目录

大宋帝国三百年1：赵匡胤时间（上）

前 言

壹 乱世

应天禅院“香孩儿”出世

大玩家奇异战事

“横冲都”闻名天下

一家三代皆功臣

李嗣源整肃内廷

因丑闻刘皇后遭诛

“法乳汤”与“同阿饼”

“定难军”暗藏隐患

平“夏州”无功而返

“西夏国”成百年大患

汴州兵变

李嗣源被迫篡逆

姚彦温悖逆而变

李存勖遭乱箭射杀

石敬瑭割让伏恶因

契丹国草原燔柴礼

述律平自断玉腕

耶律图欲尊崇儒学

“李赞华”邪痞兽行

韩延徽与胡汉分治

贰 “贤君”李嗣源

李嗣源被逼造反

元行钦闹市斩首

安重诲恃权暴虐

任圜的死敌

“没字碑”

无道邦国的悲剧

藩镇问题的“前驱”

弹劾李从珂

孔循的花招

善终的藩帅

安重诲的末日

进入“李从珂时代”

叁 李从荣 李从厚 李从珂

李嗣源的失衡

李从荣错失良机

亲兵守宫门

“朱衣才脱，白刃难逃”

李从厚的“四人帮”

李从珂的悲情表演

羽林军首领倒戈

犒众军，分光国库

遇皇辇石敬瑭围歼

宰辅之论与禽兽行

洛阳市民痛责兵痞

孟汉琼之死

李从珂放虎归山

石敬瑭韬光养晦

《遗契丹书》

李从珂错失良机

肆 晋阳大战

石敬瑭不是软柿子

“幽云十六州”

耶律德光的异梦

“围困”晋阳城

耶律德光初战告捷

石敬瑭进位

龙敏之计

赵德钧的投敌条件

桑维翰的眼泪

张敬达遭暗算

石重贵监国

石敬瑭行军洛阳

苌从简凿骨取箭

后唐末帝自焚玄武楼

伍 三镇造反

石敬瑭的命运

兵部尚书死不降契丹

范延光心生“异志”

纷繁杂乱的后晋帝国

石敬瑭的不安

杀母的逆子

安重荣百步穿杨

与石敬瑭对着干

安重荣反意已决

石敬瑭的定心丸

白承福向河东投诚

“偃月阵”兵败身亡

襄阳的反叛味道

预留宣敕诏书

奇人和凝的传奇

荆南的存亡

骁将郭金海

喜欢读书的武将

石敬瑭的“天下意识”

金瓯之缺

陆 十万横磨剑

“晋出帝”石重贵即位

石敬瑭临终传位

刘知远已动野心

称“孙”不称“臣”

贪美色柩前成婚

景延广“十万横磨剑”

“括民谷”四海遭殃

人祸猛于天灾

逢乱世道义灭裂

杨光远被逼造反

为帝业“北结强虏”

耶律德光兵败北归

后晋取胜三考

皇甫遇置死后生

五代“风月案”鉴戒

符彦伦大摆空城计

草原“铁鹞”进军晋营

名将符彦卿横击契丹

柒 帝羓

桑维翰遭疑被免

后晋帝骄奢致内乱

杜重威心怀“异志”

晋军首失战机

桑维翰的可怕预言

王清部以死报国

宋彦筠诈财取货

杜重威赭袍加身

契丹主的两件赭袍

景延广罪无可赦

翰林学士文采超然

张彦泽贪婪无情

惹众怒张彦泽遭分食

耶律德光入主中原

“打草谷”遭遇“盗贼”

契丹兵血腥屠城

妇人“白项鸦”称雄

强夺衣王晏斩蕃使

赵延寿救十万晋兵

耶律德光归心已定

染热疾一命归天

捌 赭黄袍与金银山

“炊饼”王妃的远见

不贪财货的枢机大官

两个无罪之人的死

张砺恨怒而死

“僭妄”之徒麻答

颇有胆气的两个军官

权力真空下的“民选”

白再荣的“贪昧”

契丹国内乱

赵在礼“移镇”敛财

拴马槽自绞舍命

地方官实为“土匪”

反人类的张崇

杜重威凌迟处死

杨光远“拉杀”而亡

赵德钧悔恨而终

赵延寿不知所终

富可敌国一场空

范延光“投水而死”

玖 从刘知远到郭威

深藏不露的刘知远

“羁縻”契丹

耶律德光赐书刘知远

怀大志“远猷庙算”

“天福十二年”

智者变昏人

天性邪恶“嗜血”成性

吐谷浑部落群龙无首

后汉帝国的“擎天柱”

李守贞的命定克星

太师冯道老谋深算

围河中“以逸待劳”

整军纪威震士卒

符夫人的美丽与冷艳

“贼臣”赵思绾禽兽行

“带头大哥”力平三镇

拾 后汉之亡

隐帝初期“国家粗安”

乱世中的“圣贤”

张宪死不拥新主

后汉隐帝时代

苏逢吉的第一劣行

苏逢吉的第二劣行

代价沉痛的“使酒”

“禳祈之术”

史弘肇欲斩苏逢吉

隐帝谋划诛杀杨邠

杀大臣宫廷惊变

王殷泄隐帝密诏

郭威进军汴梁

侯益战功卓著

京师汴梁在劫难逃

慕容彦超色厉内荏

“马失前蹄”南军失利

四方投诚隐帝溃逃

京师破众兵劫掠

“朝隐”高人冯道

大宋文臣逐次登场

受拥戴郭威“践祚”

北汉倾心结好契丹

大宋帝国三百年2：赵匡胤时间（中）

壹 郭威的遗产

郭威的肺腑之言

慕容彦超战略受挫

悖天命将士离心

兖州破险遭屠城

“银包铁”人心解体

“勾距之术”捉盗贼

梦祥兆城破拜圣人

最强的文官阵容

王峻的战略大局

为得宠王峻罢朝

惹帝怒郭威使辣手

开国功臣王殷被杀

王殷之死的背后

柴皇后一见倾心

一部兵书打天下

为民着想减免进贡

开言路以求郅治

短暂的帝王生涯

贰 南唐的前世今生

中原对北敌的战略

杨行密斩杀朱延寿

徐知训荒淫昏暴

除祸害自刎而死

“王国”升格“帝国”

南唐“鬼才”宋齐丘

徐温的辣手罪恶

“一言兴邦”的大计

落魄公子成江南显贵

徐知诰“传禅”遇阻

向宫女玩“咸猪手”

借兵祸图谋“篡位”

李昪救吴越国灾

爱和平，不爱用兵

让人怀念的仁厚君主

鸩杀大臣事件

叁 李璟

初用兵生擒乱贼

“巧佞”之徒薛文杰

荒诞的闽国大帝

李璟智昏南唐衰微

三战败北南唐折将

乱加赋敛百姓遭殃

拓跋恒逆帝上书

“立少废长”马楚大乱

征中原错失良机

韩熙载睥睨名流

伪君子陶谷作秀

勘破大局名士避祸

肆 高平之战

平北汉柴荣亲征

两军遭遇对峙巴公原

一战告捷大败北汉兵

大学士逃命丛林

高平之战的历史大义

“五朝十君”老宰相

“不倒翁”的菩萨行

远结契丹冯道出使

“传国宝万岁杯”

狼虎丛中立身

世宗北征无功而返

居河东北汉不血食

伍 柴荣

柴荣铁腕执政

为得安抚李彝殷“撒娇”

周世宗治盗有术

为民生世宗革弊政

“上辅之器”王朴

底定中原路线图

历史的多种可能

西征军首战失利

王景与向训的转变

败蜀军连下数州

陆 征淮南

谋中原南唐结契丹

刺杀使者彼此离间

契丹、南唐虚假同盟

周世宗出兵淮南

破滁州生擒皇甫晖

赵匡胤威名日盛

扬州城四门大开

吴国杨氏绝嗣

南唐危急孙晟议降

和谈破灭以身殉国

攻伐失利世宗返京

率水军世宗再亲征

查文徽不夺人妻

刘仁赡“投降”周师

柒 出师未捷身先死

《宋刑统》震烁古今

窦俨治国六荐

第三次御驾亲征

唐主李璟自削帝号

柴荣大帝亲征幽燕

契丹未平柴荣病逝

谶语的记录史

停兵澶州柴荣思社稷

李重进与赵匡胤

“点检作天子”

捌 天现二日陈桥驿

世宗病亡契丹入侵

陈桥兵变的“预谋”

“天现二日”催兵变

“阴谋推戴”黄袍加身

阴谋拥戴有动力

管兵士“约法三章”

“阴谋推戴”或“偶然事件”

一个“偶然”力量

“权反在下，下凌上替”

“上位”经验总结

玖 赵匡胤践祚

张永德的远见卓识

“姑息藩镇”的祸端

张永德慧眼识珠

“叛军”回京韩通失分寸

韩通遭残杀老赵震怒

老赵初登明德门

政事堂帝相对峙

行禅代礼老赵登基

天子践祚“大赦天下”

老赵好“微行”

荐人才赵普居功

皇上与大臣的“博弈”

大宋帝国三百年3：赵匡胤时间（下）

壹 偃武修文

“微行”遇冷箭

老赵的“三条宝带”

盘剥寻租的恶性

老赵登基，天下平静

“坐而论道”之礼

天子“护法”

颁诏书为民雪冤

打不死人的刑具

改试卷公平取士

韩通死于“王事”

“常胜将军”荆罕儒

贰 征潞州·平扬州

李筠的致命错误

“黑大王”李重进欲反

李筠起兵“直取大梁”

四路出兵合围泽州

潞州城破李筠赴死

平扬州预先做牌

赵普的战事宏论

无悬念的战事

下扬州李重进自焚

叁 收兵权与定祸乱

君使对话暗藏杀机

南唐后主李煜即位

猛将镇边四周惮服

边帅忠心北境大安

谋士赵普的锦绣货

君臣遇合莫逆于心

削将权老赵遇瓶颈

杯酒释兵权

消祸乱于未萌

赵普私藏任命书

“收兵权”各有玄机

武臣们“尽读书”

了不起的文官制度

“侵削藩镇”之妙

肆 荆南·武平·后蜀

高保勖的荒淫之举

张文表之死的启示

南平已平

“啖食胖子”事件

赵匡胤麾下第一名将

孟知祥的彩头

昏妄的末世君主

少主孟昶励精图治

王昭远的蜡丸密信

宋师未出，巴蜀已定

攻占利州大获粮草

水陆夹击攻克夔州

天兵突降攻破剑门

兵临蜀都孟昶请降

伍 全师雄·孟昶·花蕊夫人

吕余庆执掌成都府

全师雄被拥叛军元帅

王全斌屠杀降卒

全师雄病死金堂

征川蜀曹彬不负使命

孟昶“待罪”受礼遇

孟昶之死

正史中的“花蕊夫人”

野史中的“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之死

一首难得的“艳词”

一个惊艳的传说

陆 吾当救此一方之民

痴迷卜卦的南汉皇帝

“血溅寝门”

刘晟的荒淫无道

满朝皆宦官

南汉的极致酷毒

宋师压境势如劈竹

攻城利器“床子弩”

束手无策刘鋹投降

灭南汉剪除恶政

李煜花钱买和平

不关心政治的皇帝

君主下青楼

雪夜酣宴娥皇谱曲

女英大婚万民空巷

柒 收江南

南唐后主自削国号

离间计鸩杀林仁肇

李穆下金陵劝说后主

潘佑的四副面孔

潘佑的“谶诗”

赵匡胤的“空锦囊”

樊若水的跨江浮梁

“天下兵马大元帅”

南唐无人懂军政

老赵亲笔诏书劝降

老部下心怀异志

赵匡胤舌战才子

捌 李煜之死

历史的神秘余数

朱令赟援助金陵

赵匡胤“按剑”对徐铉

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

曹彬的治病良方

后主的亡国之痛

李煜举族北上

太祖的悲情

明德门接受“献俘礼”

老赵与曹彬

李煜死因成谜

玖 未竟之志

郭无为奇人异相

“砍柴兵”奇军突起

大宋福将党进

“常胜将军”李谦溥

围城“打援”大破契丹

久攻不下退兵为上

大水退泥墙塌

老赵存钱办大事

尚“质素”不求奢华

“封桩库”积攒军需

幽州形势图

赵普的奸邪劣迹

契丹主动来修好

拾 金匮之盟与烛影斧声

赵匡胤的“郡望”

“永昌陵”小石马陪葬

一根棍棒打天下

赵匡胤的迁都谋划

迁都的远见宏识

北汉未下太祖病逝

世外高人陈抟

“豫定”二代君王

“阴谋”和“光明”

赵匡胤的死亡谜团

“兄终弟及”

拾壹 斯人已逝，“誓碑”永恒

春季不得“采捕”

老赵的光明心态

“生长”出来的风景

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保守主义”奥妙

老赵的不正记录（一）

老赵的不正记录（二）

《太祖誓碑》

保全柴氏子孙

未尝轻杀一臣

不加农田之赋

贪赃者处极刑

太祖一朝贪赃记录

不赦犯赃之罪

附 录 参考书目

大宋帝国三百年4：文功武治宋太宗(上)

前 言

壹太宗践祚

第一份诏书也即“五条意见”

新科皇帝的名字

避讳

以火德王

五丈河畔的火轮小儿

红鸟与白兔

诏罢河东之师

马仁瑀大闹闻喜宴

置酒讲解

大宋与契丹交聘

太平兴国

灾害记录

王沔读试稿

皇上“自焚”

贰励精图治

赏罚“失宜”的政治败笔

泼皮乞丐之死

张道丰死里逃生

转运使

郭贽的“愚直”与德举

藩帅移镇

处决皇亲王继勋

惩治贪官

被“正法”恶官

李飞雄大案

画家郭忠恕

湘阴公刘赟

儒者的游戏

“出将拜相”情结

矫诏开仓

战备粮救灾

祖宗之法

正本清源与拔本塞源

安抚番族

藩镇不得领支郡

亲吏不得补镇将

石守信移镇

叁纳土归宋

封桩库

清源军

留从效一战成名

留从效“疽发背卒”

地震

一把锁头换来节度使大印

两头下注

程德玄机谋善断

陈洪进纳土归宋

减赋

乔维岳平“草寇”

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魏王李继岌

钱氏家训

“阴谋拥戴”的君主

兄弟友爱

范旻德政

官方推演“国教”

高僧德韶

唱簿鞭背

肆讨平北汉

杨村军演

冬狩之礼

决意北伐

藩镇旧习

“惟有战耳”

赵廷美不做“留守”

太原外围攻防战

石岭关大捷

骁将解晖

太原已是困兽

剑舞吓人

荆嗣生猛

宋箭宋得

洞屋

小尉迟呼延赞

劝降北汉主

刘继元投降

名将杨老令公

伍高梁河

太原城遭毁

“乘胜取燕蓟”

第一个错误

孔守正独闯岐沟关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炮具八百尊

第二个错误

得胜口契丹“诱敌”

第三个错误

“于越”耶律休哥

钱俶殿后

武功郡王赵德昭

将军之后石保兴

赵德昭自杀

“高梁河之战”的败因

平戎万全阵图

赵延进与李继隆

满城大捷

崔翰“马革裹尸”

赵延进“一言兴邦”

陆雍熙北伐

“杨无敌”雁门大捷

“明法科”

耶律休哥斩杀宋将张师

“辽主引兵还”

“不为家贫卖宝刀”

平塞寨“守卫战”

远交近攻

耶律贤之死

风流萧燕燕

丰州之战

赵炅读《老子》

贺令图主战

大师侯莫陈利用

窦仪的墓志铭

赵普折服袁廓

“荧惑圣聪”

上中下三策

太子宾客

桃花犬

宣战檄文

克复涿州

潘美连下四州

断崖争锋契丹破胆

荆嗣“以少胜多”

田重进下蔚州

田太尉候神仙夜降

柒岐沟关·君子馆

“持重缓行”

再奔涿州

米信上当

再弃涿州

新城之战

岐沟关大雨

大将李继宣

“京观”

将帅不和

嫉妒与谤书

边地大迁徙

杨业孤军奋战

“困兽斗”

治史与想象力

名将向拱

捌代州之役

“吃货”张齐贤

契丹“射鬼箭”

宋师间谍

耶律休哥计擒贺令图

伤心君子馆

马知节有备无患

厢兵“一以当百”

无耻之徒卢汉赟

时未至，势未成

唐河之战

耶律休哥大败

备边之策

临时镇守者

“黑面大王”尹继伦

子河汊大捷

折御卿之死

何承矩雄州退敌

大宋帝国三百年5：文功武治宋太宗(下)

壹 皇弟之死

“金匮之盟”的“再传”版本

《建隆遗事》中的顾命大臣

为赵炅辩诬：太宗不会谋害亲侄

“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

卖直取名

“八大王”赵元俨

“驸马升行”

荆国大长公主恪守“古礼”

赵普失宠三案

“普由是愤怒”

黎桓袭杀侯仁宝

柴禹锡告发秦王

密奏中的“权幸”

雷德骧与雷有邻父子

“金匮之盟”的悖论

金明池未遂政变

“兄终弟及”集团

几千个耳光子

贰 赵普与卢多逊

李符与赵廷美之死

陈国夫人耿氏之谜

“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

小胖孩和小瘦孩

卢多逊的大见识与小聪明

“倒卢”“倒赵”与“倒秦”

“月头银”之变

寇准簪花

禳灾祈福的赵普

半世评语

“天伦为重，大位为轻”

《宋论》中的四个观点

疯癫长子赵元佐

让国四贤人

赵元佐被废

“德不孤，必有邻”

“晋邸旧人”柴禹锡

“公当偏霸一方”

江湖险，廊庙更险

叁 文治

搜求天下书

“人之嗜好，不可不戒”

《太平御览》

太宗论刘义隆、杨素、许敬宗

“仁者之愚”

“万岁”与“眉寿”

人君当淡然无欲

“飞白”

契丹的学术成果

《淳化阁帖》尽显大宋风韵

《孝经碑》与《雍熙广韵》

“十六字教”

“家法”与“家学”

李觉讲《泰卦》

“羁縻文人论”

肆 法制

不完美的圣贤大义

刑罚“鼠弹筝”

好“言事”者王济

修《刑统》，重“听断”

击登闻鼓“民告官”

申理冤滞，感召和气

烂葱案

礼治未病，法治已病

“法当原情”

叔叔告侄内有隐情

宽大兵痞，护持工人

皇子被推问

安崇绪疑案

“采牲”杀人以死罪论

禁“生祠”

钻法律空子的“刁民”

伍 名臣.名流

大宋精英

“弭冤白谤，第一天理”

“等身书”

贤者贤，荐贤者尤贤

宇宙小，一身大

人民，本也，疆土，末也

偶像李大亮

画地十策

法贵有常，政尚清净

仍旧贯

食料羊

“居官弛慢”与“清净之理”

愿得制度狭小

广开言路与楚文王

吕蒙正与太宗的博弈

不可夺之志

吕相四故实

风浪中端坐

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

曲突徙薪，方为真智者

君臣际会的动人之处

风波之言不足虑也

奇才寇准

刚猛宰辅不敢自辩

君臣选太子

价值制衡

若水雪冤

李昉不朝宋太祖

一钱不值

善人君子，父子相继

陆 王禹、柳开、潘阆

磨面为生要致君尧舜

《端拱箴》与《御戎十策》

道安尼姑案

以夷制夷

“谶诗”与“势利”

贬谪文化

白体诗《畲田词》

馊主意

谢泌两批太宗诏书

差点挨板砖的大臣

大言柳开

柳开为官三事

亦侠亦匪

拜求徐铉“赐之一言”

卫道者与米舒卡

嘲柳开

弩下逃箭

潘阆“隐身”

手把红旗旗不湿

柒 王小波起事

焦四焦八

梅山峒蛮之变

说“陨获”

抑制兵变

恐怖大王的克星

均贫富

榷茶

茶马交易

“蜀民之病”

博买务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孟昶遗孤与灌口二郎神

“战神”王小波之死

蠲免秋税还是吃不饱

钟离委珠

宠辱不惊

捌 失踪的李顺

“大蜀国”年号“应运”

剑门固守有惊无险

张雍守梓州

父死于忠，子死于孝

与世无争崔遵度

屠杀

查道戴枷督税

王继恩谁都对不起

后宫与宦官不得干政

宣徽使与宣政使

陷名将马知节于死地

地方官与社稷臣

虎翼卒谋反

诏按其罪与封驳诏书

空白任免诏书

乖崖之名，聊以表德

秋光却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

辣手张咏

超脱于仁愚、贤不肖之上的智者

李顺死生之谜

宋太宗下《罪己诏》

改良“榷茶”制度

玖 太宗之死

向契丹“请和”

御戎三策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求才

文明竞赛

太宗之死

太宗遗制

“来和天尊”的神秘流言

吕端大事不糊涂

赵元佐不见宋真宗

王继恩遇能吏

太宗的忧心与焦劳

塞浊乱之源

夭折的封禅大典

汴水抗洪

海东青与白花鹰

破解“后宫方程”

惭德与大功

《宋史》盖棺定论

大宋帝国三百年1：赵匡胤时间（上）

孔子有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谈大义，不如春秋褒贬。如果愿意考见圣贤气象和道义担当，历史叙事比思想讨论也许更切实详尽，也更彰明昭著。

——题记

前 言

桂阳监

我不掩饰对赵匡胤的喜爱。

最初让我理解老赵，与“桂阳监”这个古代职务有关。

桂阳，今属湖南郴州，历史上是盛产金属的地方。西汉以来即在此地设采造业务，铸银、铸铜什么的，管理其事的人称“金官”。唐代以后，此地设“监”，最高管理者相当于县令。有材料说“桂阳监”冶炼的金属数量几乎占了大宋时期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三。这个数据未必可靠，但我知道另一个数据很可靠。《续资治通鉴》说：老赵曾经浏览桂阳监上报的生产数据，相当于每年进贡的白银总数。看后，老赵对宰相说：“山泽之利虽多，颇闻采纳不易。”山泽所能产出的矿产资源虽然很多，但我听说采矿这工作很不容易。然后下诏：“减旧额三分之一，以宽民力。”减掉过去定额的三分之一，以此来宽解当地的民力。

老赵那时候正在省吃俭用，建了一个专门用来应对契丹的特别仓库，一点点地储存钱帛，扬言要用这笔钱赎回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中原土地；如果赎买不成，就用这钱招募天下勇士，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

大约十几年前，我看到“桂阳监”案例时，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帝制时代可能有很多记录，是今天的人们难于理解的，或者也可以说，理解那个遥远的帝制时代，可能需要丢掉一些寻常可见的行为模式。

正在千方百计“攒钱”准备打契丹的老赵，为何会主动减免白银收入？

他这是在干吗？

怎么理解他的行为？

我钻进跟大宋有关的故纸堆里多年，开始检索与这类疑惑有关的案例。渐渐地，我理解了“赵匡胤时代”。

从老赵出生的五代中期，到老赵驾崩的大宋初期，算起来，50年。这个历史时期，我称之为“赵匡胤时代”。

现在，我试图讲述这段往事。

我自以为看清了五代乱世的因果和大宋帝国的由来，看清了赵匡胤建构并推演大宋文明的良苦用心。我把今天能够看到的有关这些往事的一个个切片，也即“故实”，连缀起来，你也许会跟我一样，看到“赵匡胤时代”这半个世纪，又如何成就了中国传统中最珍贵的东西——公道与仁德。

我的书里会说到很多很多乱世恶人。但你看到的邪痞人物、酷毒案例越多，越能明白何谓圣贤之心！

五十年的“故实”，弥漫着暴戾凶妄的血腥之气，也彰显着公道仁德的圣贤之心。很多“故实”，读来回肠荡气、天地低昂，令人感慨、唏嘘、赞叹、惊奇……

昔日大宋诗人苏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读到刺客携铁椎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的故实，不禁抚掌道：“可惜啊，没有击中！”然后满饮一大杯老酒。又读到刘邦表彰张良的故实，不禁拍案道：“君臣互为知音，难得如此啊！”再饮一大杯老酒。史称“汉书下酒”。

带着一点性情，去读我的《赵匡胤时间》，太多的“故实”，比博浪沙刺杀嬴政、汉帝国封赏张良，一点也不逊色，也足可以“下酒”。

神话

我说的是“故实”不是“故事”。

“故实”与“故事”比，意思差不多，却是比“故事”更靠谱、更有意味的历史片段，一般都记载于正史或野史之中。它就是一个个历史现场。

有些“故实”看上去像神话。

譬如，关于赵匡胤出生，体有金色，散发异香，故取乳名“香孩儿”的记录，就很像一个神话。我在有些时刻，愿意讲述这些神话。神话自有一种人类学的来源。当阅读者进行追问的时候，神话，有了寄托公众褒贬和民间期待的民俗文化意义。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为何愿意讲述赵匡胤这类神话？有道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中唐、五代乱世以来，人心思治。在自由辩论条件下的公民票决、民选共同体首脑等制度都不存在的帝制时代，吾民期待圣君出世，收拾吾土金瓯，恢复汉唐治世，解民倒悬——这种期盼向往，很普遍，也很正大。大宋兴，天命有归，吾民于百年乱世中迎来太平，于是，庶民茶余饭后，以或淳朴或恢诡之坊间想象，夸大其事；士大夫笔记写作，以或摇曳或实录之墨客文笔，推波助澜；史官作传，以或褒扬或贬抑之春秋笔法，取用旧闻，记录为“英雄传奇”，于是，历史记录文本，有了神话。

赵匡胤的“香孩儿”神话，纳入西方史家说法，就是一种“英雄传奇”。

这类源于神话故实的历史讲述模式，西史常见。

读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就会看到书中对都尔教区的主教大加赞颂，也讲述了不少“奇迹”，主教大人的“故实”有了“神话”性质，人物也因此（如俗话说的）熠熠生辉。

司马迁弄《史记》，为何那么多“神话”？

黄帝教化熊虎野兽，淳化鸟兽虫蛾啦，圣女简狄见到黑色大鸟掉下一个卵来，取而吞之，怀孕生出殷人先祖啦，另一个圣女姜原见巨人足迹，高兴去踩，怀孕生出周人先祖啦，刘邦斩蛇起义，有了大汉王朝啦……诸如此类，这类“神话”，实在是秘藏了一时的人文心理。所以司马迁不去删除它，就像西方史学家也不删除这类“神话”一样。

读历史，不要拒绝“神话”。

“神话”里藏有人文“密码”。

“神话”，是照临族群心理秘密的“神灯”，从中可以破译的信息不是一般的丰富。讥讽历史记录的“神话”为“荒诞不经”“没有价值”，如此读史，心灵就太过粗糙啦!实在说：勘透“英雄传奇”的“神话”故实，它所蕴含的人类学价值，须别具只眼。进一步说：理解历史记录者为何记录这些“神话”故实，更需要一点“历史哲学”的知识背景。

这话展开有点复杂，可以简略说说我的读史体会。

读史的三个进阶

读史，应有三个进阶：

一、知道历史故实一桩桩，哪怕知道一个又一个边角故纸中的所谓“稀见史料”，也还不过是很小很小的读史收获。这不是件太难的事，勤快一点，多读书就可以做到。

二、从史中觑见历史故实后面的民心向背、族群愿景、种种“迷信”记录的人类学意义空间，以及感同身受地理解历史人物痛苦的哭泣、欢乐的微笑、不知所措的惶惑，如此读史，或治史，会更有意味，收获也更丰富。要比“稀见史料”的炫耀有意味得多。

三、如果还能因此而窥见历史书写者（记录者）面对历史往事，“重新思想”的逻辑起点与脉络，这样读史，或治史，生命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人性、人类心灵，如果可以是所谓“科学的”，那么它也如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所说：“溶解在历史学里面”了，而这种“溶解”，事实上就是“重新思想”的结果。所以，科林伍德有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之后，意味着：阅读历史，或研究历史，其枢机，不仅仅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更多的则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记录者的思想，并开始你自己的“重新思想”。这样读史，就进入了思想史。

除此之外，我读史，还有另外的考量。

我做思想史、儒学史研究，对传统义理、圣贤气象，有“温情理解”。如何在历史故实中考见道义，是我愿意琢磨的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语录：“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谈思想，不如春秋褒贬。考见圣贤气象、道义担当，诉诸历史叙事，也许比诉诸思想探讨，更深刻详尽、更彰明昭著。

历史故实，是内在地蕴含了讲述者的价值判断的。

说史，如果离开价值判断，以所谓“价值中立”为借口，不做褒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每一个历史故实，都内在地含有一个价值判断；而肯认与否，则是读史或治史的价值判断。

延伸我这个意思，还可以说说我的另外一个观点：道德律令，作为价值观，具有千年不变的性质。同一种道德、价值观，无“进步”“落后”之分。譬如，古人的“廉介”，今人有此价值观，不会比古人更“进步”，也谈不上什么“更高境界”。“廉介”，就是一种相信个人操守可以自由选择的行为。

这里可以说一个故实。

后汉时，有一个朝廷小官，名叫赵惟则。乾祐年间，他在京师汴梁租一套房子，居住一年左右，来了个老头叩门。说是曾经做过这间宅子的传达室主任，说当初后晋末年，契丹进犯，占领京城时，这家宅子的原主人，深夜掘地，藏金银好几瓮。但兵火之后，故主去世。到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些财货藏在哪里。老头的意思是，他可以告诉赵惟则，金货在哪里，取出来以后，可以赏赐给他一点。赵惟则一向以廉介自励，闻听此言，不禁愕然。他很想责备老头，但又觉得那样未免做作。廉介，不是可以用来批评他人的外在尺度，而是自我修炼的内在道德。于是，赵惟则说：“甚善，甚善。宝物岂可容易而得，你不要多言，等我找一个吉祥日子，召你来取。”老头走后，赵惟则对家人说：“我平生不以货财自污，今日一旦做这个事，亵渎一世清名，耻辱就太大了！这个宅子不可以再居住了！”

第二天，全家搬走。

至于他走后，财货如何，这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那只有任他人去处置，我赵惟则做好自己就是。

无道之财，君子不会动心。这正是孔子儒学所讲述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圣贤本义。有谁会对无主之财不动心吗？赵惟则就不动心。这是“廉介”的一个起点，也是“廉介”的一个终点。就价值而言，“廉介”有独立方向。承认或不承认这类“廉介”是一种值得推许的价值，就进入了个人选择。

我当然知道这个故实在道义沦丧之际会被犬儒主义者怎样讲述。但这不是我愿意关心的向度。我想说的是：道德，譬如“廉介”，没有“进步”“落后”的分别。赵惟则的故实，如果发生在今天，在大不列颠，在以色列，在中国台湾，那境界，也是一种“廉介”，并不比千年前“进步”，当然，也不比千年前“落后”。它就孤独地存在着，向愿意理解它的人昭示着什么是“廉介”。

赵惟则的案例，“见之于行事”，而非“载之于空言”，所以，它是一个故实，一个涵容了意义的故实。这样的故实，本书中比比皆是。

我相信讲述它，是一种价值判断。有价值判断，尔后，有思想史。

我想说：我的书，事实上乃是一部思想史专著，尽管我在“讲故实”。

历史现场

我穿行在一个个历史现场，“重新思想”故实中人物的感觉和经验，仿佛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十年。

敲下第一行字后，我就有了“亲历者”这个历史感觉。

《赵匡胤时间》可以是一个“亲历者”在“重新思想”吗？

让我说一个故实来解释这个意思。

后周大帝柴荣在征讨契丹的路上，在秘书呈上的四方文书文件中，发现了一个“韦囊”，也就是用熟牛皮制作的口袋。这个熟皮口袋里装着一个木板，木板上写着几个汉字：“点检做天子”。那时，柴荣的大表姐夫张永德正好做着后周帝国的“殿前都点检”。柴荣怀疑张永德，改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后来的事人所熟知，赵匡胤有了大宋帝国。

这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大宋帝国，它的逻辑起点，源于公元959年这个“熟皮口袋”事件。

把这个“熟皮口袋”讲述成三百年大宋王朝的起点，想必会有人不同意。你当然可以说，后周太祖郭威的澶州兵变是陈桥兵变的预演，因此可以视为大宋王朝的隐秘起点；或者也可以说，后周柴荣的忽然早逝，这个偶然事件给了赵匡胤一个机会，使之成为大宋帝国的历史起点；甚至还可以说，是大宋第一谋臣赵普与诸军将士在陈桥的“阴谋拥戴”，才有了后来“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宋太祖，因此才算是大宋王朝的实际起点；等等。

你我落在千年时光之后，在寻找大宋王朝最初的直接机缘时，需要一个逻辑。

“赵匡胤时代”不同于“大宋帝国”。

“赵匡胤时代”也需要一个逻辑起点。

我认为这个起点可以是赵匡胤的出生之年，公元927年。

从927年之后，到960年之前，为老赵所亲历的五代中后期乱世。960年之后，大宋建立，他所亲历的乱世开始和平长入新朝，于是，有文化转型，有拨乱反正。有意味的是，老赵并没有砸烂旧世界。他甚至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兴利除弊”。五代以来的所有弊端，都是在士庶有所要求、朝廷有所感觉、老赵有所知晓的前提下，一个一个（！）而不是一批一批地做着自我更化。与一般印象不同，五代乱世沉淀下来的政制，老赵几乎全面继承下来。他不会为了“兴利除弊”而“兴利除弊”，以此换取士庶一时的快意或拥戴。他期望的天下是那种尊重传统以及依靠自发秩序的久远的安定。朝廷没有必要主导或推动天下的“发展”，只需要瞩目于当下，根据已有的国力，从容地看守圣贤大义、先人经验。至于共同体之间的各种文明展开，大宋帝国有的是时间等待，并相信时贤的推演，自有轨迹，不劳朝廷多事。

历史逻辑

南宋朱熹时，有人称颂太祖说：“汉高祖和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并以为“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所以能易乱为治”。朱熹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解释说：

“不然。太祖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会，却纤悉于细微之间，所以弊也。”（《朱子语类》）

历史上评论赵匡胤，可能有种种赞美，但我认为，朱熹这段话，是对老赵最为公允精当的赞美。他看到了老赵的根本，那就是古典保守主义精神。

当然，你也可以界定“赵匡胤时代”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二者可以重合，或者你也可以说，整个五代史，从后梁朱温建国开始，都可以算作“赵匡胤时代”，等等，但这样一来，那就是你的讲述，而不是我的讲述。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讲述，一定会有另外的逻辑或发现。千年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它已经预先埋伏了无数可能性。但现在由我讲述“赵匡胤时代”，就有了绝大的自由，来确定一个起点，作为历史逻辑的开始。

历史的解释因人而异——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已经说清了这个问题。

不存在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只存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蒙森的《罗马史》、勒费弗尔的《拿破仑时代》，以及孔夫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陆游的《南唐书》、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等等。如果不是修昔底德，而是蒙森，来写“伯罗奔尼撒史”，今天的读者看到的就会是另外的“历史现场”；如果不是徐中约，而是其他什么人，来写“中国近代史”，读者也将会获得不同的“历史感觉”。

中国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歧异”，往往需要后人反复“考异”“考辨”，那原因，也是因为出自不同人（！）的记录，而出现了历史文本的不同。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一事实涉及一门艰涩的学问——历史哲学。我想老老实实地告诉愿意读我书的朋友：这是我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显然，这不一定是他人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但是假如你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我的“赵匡胤时代”，我会很愉快。千千万万的文本作者都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寻求自己的知音。我也不例外。

历史，作为过去的事件，确实存在着“事件的外部”和“事件的内部”这样可以感觉到的经验事实。

我可以把这个看似艰涩的历史哲学问题说清楚。

譬如，凯撒大帝带着一拨人马渡过了卢比康河，或者，凯撒大帝的血在某一个时刻流在了元老院的地面上。这类可以用他们的身体和运动来加以描述的事务，就是“事件的外部”。凯撒大帝对罗马共和国法律的蔑视，或者他与谋杀者在罗马宪法政策间的理念冲突，则是“事件的内部”。而人物的“行动”则包孕了事件的内部和外部。

那个我所钦佩的历史哲学家R. G. 科林伍德先生，很早就解释了这个关系。他在名著《历史的观念》中宣称：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渡过卢比康河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和共和国的法律有关系；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流血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与一场宪法冲突有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到“行动”背后的意义。但是这样还不够，还需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意义，可以被讲述者重新赋予。

“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这句话预示了两个重要意见：做一个“亲历者”；这个“亲历者”要“重新思想”。

如果我的读者看明白了这一段话，就会懂得科林伍德的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关于历史哲学问题，我还有机会慢慢讲述，尽管也许还不过是零星的讲述，本书不是历史哲学专著，而是一篇“历史大随笔”。这个体裁限制了我，它适合于“讲故实”而不适合于“讲哲学”。

亲历者

“讲述者”冒充“亲历者”，源于根据“故实”而展开的想象。“故实”是这位“讲述者”或“亲历者”的观察对象。因此，“讲述者”或“亲历者”更合适的“职务职称”也许是“观察者”。

我似乎曾经置身于千年之前，曾经有过与那些人物的“沟通与交流”（这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我就在他们之间，踉踉跄跄地跟着他们、看着他们、品味他们、评价他们，更主要的，观察他们……

观察中，我能感觉到大将曹翰血洗江州时，空气中散发出来的血腥气；感觉到阳城大捷后，将士们抖动盔甲时，散发出来的浓重的汗臭味；江南和川蜀的深宫，随风飘过了女人们特有的脂粉香，一直飘荡到我的书案前。甚至有了幻觉：那个绝世美人小周后竟然投给我一个浅浅盈盈的微笑，而传说中的花蕊夫人则用一种哀怨憎恨的眼光狠狠地剜了我一眼……

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狂笑、后晋皇上石敬瑭的叹息、南唐先主李昪（音便）临终前的忧惧、后蜀伪帝孟昶（音厂）立于船头悲悲惨惨的涕泣、后周大帝柴荣一身戎装的英武之气、赵匡胤酒后的黑红脸膛，也都在我面前活灵活现。有一次梦里与老赵相见，他似乎戴了一个斗笠，正俯身拾起一部掉落的什么“法典”。我不知天高地厚，走过去拍他的肩膀，却发现他站起来，转头之际忽然凝固成一座石雕，变了模样，很高大，如云冈石窟的大佛，带着一种遥远的慈悲一言不发。梦中的我有点惊愕……

东京汴梁、南唐金陵、西蜀成都，远在草原帝国大大小小的聚邑，暮色中老鸹的刺耳鸣叫，以及夕阳西下之后，夜色来临，城市由嘈杂归于寂静，深邃而又苍凉的星空下，更夫的慵困、哨兵的警觉，这一切，我都“历历在目”。契丹国的那些汉子，在镇子里散落着的穹顶帐篷前，围着篝火，用刀子切割烤羊的场景，在我眼里呈现为一幕幕绚烂多彩的舞台剧，定格时，则像一幅幅浓丽的油画；那羊肉，很香，很筋道……

敲击键盘时，我观察着五代到大宋之际的一个个名将。

投降契丹的杨光远似乎很厉害（我感觉他不仅是个秃子，还是个胖子），但后晋大将李守贞比他更厉害（我感觉他似乎精瘦），后来的后汉大将郭威又比李守贞厉害（郭威似乎是个大个子）。李守贞用“长连城”（城外城）围死了杨光远；郭威依样画葫芦，也用城外筑城的法子围死了李守贞。后唐大将张敬达，却没有用“长连城”围死石敬瑭；而赵匡胤，这位千古一帝，也没有用“长连城”围死僻居河东的小小北汉太原城。在这几场城外城的围剿中，我眼中的画面就像几万人的挖河工地那么壮观……

赵匡胤部下有一位福将，他就是传说中的党进党太尉。后来的文人墨客把他糟践成一个吃货，妖魔化一如韩复榘，有些传统的相声段子也在讲“党进党太尉”的“糗事”。其实党进却是一员猛将，曾将传说中的杨老令公打得屁滚尿流。而杨老令公躲藏到太原城壕的深草丛中之后，我甚至从草隙中看到他惊恐的双眼，我还疑心他是不是崴了一只脚。写到此处，感觉杨老令公也似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这事让我想起民间传说：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写到关二爷护送皇嫂过五关斩六将，试图要歪写淫色情节时，忽然飞来一片青龙偃月刀架在他脖子上。老罗知是关二爷显灵，忙道：“关二爷刀下留情！”此时只听房间内烛光下，响起一个声音：“罗先生笔下留情！”于是，有了关二爷不进内室，秉烛读《春秋》的段子。我以后可以用其他方式说说杨老令公……

武事之外，还有文事。“赵匡胤时代”跟道义相关的故实，会在“观察者”眼里，以一种更有意思的模式展开。在这一篇前言里，我不想占据更多篇幅，读者如果愿意，会看到大约上百个文人故实，很多，都值得浮一大白。

五代之际，中国历史是一个模样，大宋之后，中国历史是另一个模样。这些，都与这类道义故实有关。

千年以来，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变化，包括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民族性格”，很多都可以溯源于“赵匡胤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巨大而又丰富的“意义空间”，是传统中国很紧要的一次“历史转型期”。

我要干的活儿，就是经由“观察”，打开这个“意义空间”，选择并说清这个“历史转型期”一个个丰富而有趣的“军政故实”。

这个“意义空间”和“历史转型期”有多重要？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有个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大宋帝国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换一句话说，对于中国政制（政制，不是政治。你要注意哦，本书中的“遣词造句”是非常考究的）制度性的架构，大宋是影响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朝代。

赵匡胤之后，中国有了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自觉。而这种自觉，与赵匡胤自出生之后即经历的乱世故实有关。

我说到了“自觉”，“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自觉”——汉唐间的君臣也有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努力，但没有大宋这般“自觉”。推演文明和天下为公的政治制度，有没有“自觉”是不一样的！

《赵匡胤时间》就是想说说我“观察”到的（像“亲历者”观察到的那样）赵匡胤推演天下为公的“自觉”，说说他为何是“自觉”的。做到这一点，需要我“重新思想”。

军政故实

五十年间，几十个皇上、成百上千的文臣、武将，以及地方军阀、契丹酋长，打打杀杀，逐鹿中原，各色人物上场、下场，留下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故实、政治故实。我就穿行在这些“军政故实”之中，下酒，并“重新思想”。

它们是我这个“讲述者”或“亲历者”或“观察者”记忆中的一部分。

我所做的，是按照我的思想，重新召回我的记忆。在这本书中，我来慢慢“回忆”这些故实……

站在时光的这一面，可以看清楚，赵匡胤一生要面对如下四大难题——

一、地缘政治方向的北境也即契丹（大辽）侵扰问题；

二、藩镇坐大，不断叛逆或叛变，朝廷与地方的管理与节制问题；

三、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民生苦难问题；

四、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道德伤痛及恢复天下道义问题。

“香孩儿”赵匡胤，就要在他的有生之年，以一种仁君气象，直面这四大问题。他将不断地看到地缘政治中的险恶、诡秘与莫测；藩镇大员面对王权与财货，那种毫不掩饰的鹰视狼顾；与死亡同在的战争，士庶的苦难，民生之艰；人性中难以捉摸的复杂与多变，以及天下道义的灭裂。

“香孩儿”赵匡胤，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具有“仁君气象”的大帝。这种格局的形成来源于历史上的圣贤教诲，来源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夫子形成的圣贤道统。老赵不同于历代君王的地方很多，坚守圣贤道统，推演文明邦国，是老赵特别明晰的“天下目标”。

“天下目标”，不是政权目标（如大唐，如大明），不是部族目标（如大元，如大清），不是寡头目标（如北朝，如东吴），不是个人目标（如嬴政，如王莽）。“天下目标”是以“民生所需”（而不是以一人贪欲）为核心考虑，以“民族共同体存在利益”（而不是以皇室眷属利益）为基本诉求，以“天下为公”（而不是以维系政权）为价值方向的政治目标。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论赵宋一朝说，“……在这三百多年里，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的机构。”所谓“带竞争性的机构”，是不确切的。春秋战国以降，诸侯间、各国间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竞争性。三国魏晋南北朝，更是典型的竞争国际。但“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此说有理。不过我更愿意将“国家目标”称为“天下目标”。换一句话说，此前的朝廷除了“统治”之外，“国家目标”即“天下目标”并不明确。有些朝代有一些目标，但也不过是“休养生息”“山河一统”之类，与我所说的“天下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大宋的“天下目标”与此不同。

大宋的“天下目标”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我倾向于认为：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推演文明天下。

大宋的文明，不是建构的，而是推演的。

建构，往往需要“历史从我开始”“万丈高楼平地起”；推演，则需要在接受旧有底盘的基础上，也即接受经验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注入文明因素和酵素。

国家要长治久安，且须在文明中推演——这就是赵匡胤实现“天下目标”的逻辑。不放弃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和目的方向，尽可能地恪守手段的光明，成为赵匡胤向“天下目标”渐进时，最内在的紧张。

以此考中国史，光武帝刘秀建构并推演的东汉帝国之外，当推太祖赵匡胤建构并推演的大宋帝国。

帝国军政，可以是道义的吗？

大宋帝国的一切“好看”与“不好看”，皆源于此。

公元927—976年军政故实，将在这种内在的紧张中展开。

我愿意将“赵匡胤时代”讲述为一代圣君率领他的文武同道，实现“天下目标”的艰难践履和心路历程。

历史记忆

我愿意负点责任地说：看懂这五十年间各色人物故实，就会看懂大宋来之不易的文化光荣，看懂老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大义，看懂吾土吾民的传统中，那些帝王将相，不仅有种种邪痞邪恶的权谋、阴毒，也有光明光荣的公道、仁德。中国，无可规避的千年命运，就藏在“赵匡胤时代”的故实中。

“赵匡胤时代”，这“转型期”五十年，是老汉我的“历史记忆”，往大了点说，也可以是现代中国的“集体记忆”。

“记忆”中的故实很多，听着，（如俗话所说）我给你“娓娓道来”。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跟我一起端起杯来，故实下酒，浮一大白。

这里说到“五代”，对这段历史，一般读者的印象是“有点乱”，其实所谓“五代”就是“梁唐晋汉周”——不过要在每一代的前面加个“后”字，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你只要记住“梁唐晋汉周”，就建构了基本的“五代谱系”。譬如，说到“后晋”，就知道：这是“梁唐晋汉周”的第三个中原政权，在它之前，有“后梁、后唐”；在它之后，有“后汉、后周”。而“后周”完了，就是“大宋”。“梁唐晋汉周”，是不是一下子就记住了？

另外还有与“五代”差不多同时，参差错落着的所谓“十国”。我把它们的国名和兴亡顺序略作调整，你也可以一下子记住它们：

南唐、南平、南楚、南汉、前蜀、后蜀、吴国、吴越、闽国、北汉

前面四国的名字头上都带“南”字；后面两个带“蜀”字、两个带“吴”字；最后两个单记。一分钟，也可以记住。这“十国”都不是正式的中原王朝，可以统称为地方政权。

我编一个顺口溜，你来记：

五代梁唐晋汉周，唐平楚汉南在头，

前后蜀国两个吴，闽国北汉十国休。

这就是“五代十国”。用心记，两分钟内可以搞定。赵匡胤时代，跨着五代和大宋，记住这些乱世中短命王朝的名称，有助于你读懂几百个“故实”。

壹 乱世

契丹南侵，中原士子有多少人投靠变节？藩镇作乱，又有多少士子走马灯般“择主而仕”？亡国有如天崩地裂，亡天下更甚于此——人心沉沦、道德颓败，猪狗禽兽般的存在，岂是吾土吾民之吉相？事实上，整个五代时期，朝廷虽在，天下已亡。

应天禅院“香孩儿”出世

公元927年三月二十一日，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的应天禅院。这是五代的第二个朝代，后唐天成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这一天，后唐禁军的中级军官赵弘殷与他的太太杜夫人，应该有一个庆贺自己儿子出生的小小仪式。

《宋史》说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这是说红光绕着屋子转，有奇异的香味弥漫了一整天（还有说法是：异香经月不散。奇异的香味弥漫了一个多月），小小赵匡胤的身上有金色，三天不变。所以得一个乳名“香孩儿”。

关于“香孩儿”的故实，翻开与宋代相关的史料，很多记载。

野史《杨文公谈苑》说赵匡胤出生的那一晚，光照一室，他的胞衣像一朵未开的荷花，夹马营前飘逸着奇异的香味，《宋史》说这香味一日不断，野史里说“三日不断”，而且那香味也有了着落，是荷花的清香。据说直到近百年后，野史作者记录这事时，当地人还称应天禅院为“香孩儿营”。

当地民间还有传说，说老赵生时，正当夜半，红光冲天，远望如火烧一般，四邻八舍连忙提了水桶脸盆赶去救火，到了才知道原来是“香孩儿”诞生。邻舍们惊叹不已，后人便将老赵出生的地方唤作“火烧街”。

十二年后，赵匡胤的兄弟赵匡义又出生，人们又把这条街改称“双龙街”。

“香孩儿”赵匡胤，千年来，一直获得官方肯认、精英赞誉、民间崇敬，这样带有“神话”色彩的“英雄传奇”人物，史上不多。

大玩家奇异战事

赵匡胤出生时，中原晦暗。

天地闭，贤人隐，刚刚出任中原皇帝的后唐明宗李嗣源，也在慨叹自己正遭遇一个乱世。

李嗣源是早已汉化了的蕃人沙陀族人，先后经历无数战阵，曾多次抗击契丹南侵。契丹主“天皇王”耶律阿保机也曾被他打得大败北窜。

他的养父李克用，在大唐帝国晚期被封为晋王，另有一位叫朱温的藩镇大帅被封为梁王。朱温后来叛变大唐建立后梁，李克用奉命征讨，成为朱温的克星。他率领的军队一律着黑色军服，行动迅速，旋风一般，如老鸹飞过，史称“李鸦儿”，俗称“鸦军”。

李克用死后，他的儿子李存勖袭封晋王，最后颠覆后梁，建立后唐。

李存勖继承了父亲用兵勇悍的传统。他的大本营在河东（今属山西，治所在太原），但他志存高远，一直想着要跨过黄河灭掉中原的后梁，这就需要一支百炼其众的精锐大军。他在李克用带兵的基础上，又给将士们规定了几条纪律：

第一，骑兵养马，为战马积蓄体力，不见敌人，不许上马；

第二，步兵、骑兵前后顺序已定，各部不许超越规定位置，逃避险情；

第三，分路并进，规定了会合时间，各路不得误期；

第四，一旦进军，大兵在路上不得声言有病退出。

违背这些军令者，杀无赦！

这样一来，三军就有了忌惮，人人害怕军法，都能戮力勇战，以一当百。所以朱温的后梁动员全国力量，试图扑灭晋王李存勖，根本不可能，并在较量的最后，终于被李存勖推翻，这跟李存勖带兵有方是有关系的。

李存勖还是个大玩家。他豢养一批优伶，也即表演艺术家，吹拉弹唱，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的一道奇异风景线。更奇异的是，他还能自己撰写曲子填词，自己表演。比这个还要奇异的是，他竟然将自己作词作曲的乐章交给军队，要求人人能唱。最奇异的是，每一次打仗，不论战胜与否，只要下令军队一撤，全军就开始扯着喉咙唱起来。史称“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所以凡遇到战斗，兵士们都忘记死亡，这也是史上用军的一大奇迹。

“横冲都”闻名天下

李嗣源可不懂这些玩意儿。

但论战斗，他比乃兄李存勖更彪悍。他过去随养父征战，已经功勋卓著。手下的骑兵像后世的坦克一般，最善于在战斗中横冲直撞，所以李克用命名他的骑兵为“横冲都”。

“都”在这里是一个军事上的编制单位，一般在几百人到一千人间，约略相当于后世的精锐独立团或加强营之类。

后梁、后唐期间，李嗣源和他的“横冲都”，天下闻名。“横冲都”几乎就是“鸦军”的“飞行前锋”——屡次作战，都是全军突出部。李嗣源甚至玩“蛙跳”，与后方脱离，孤军直入，几百骑兵直接撞进敌营，从敌营内部机动展开战术动作，往往奇迹般获胜。

有一次与后梁大军对峙，骁勇不凡的晋王李存勖看到敌方的整齐阵势都害怕了，他寄希望于干兄弟李嗣源，就拿起一只特大号的银质酒杯向他敬酒说：“你看那梁军的白马、红马，军容如此，真是吓人啊！”

李嗣源根本不在意，他说：“梁军虚张声势、徒有虚表。这些军士都会归我所有。”

史称庄宗拊髀大笑曰：“卿已气吞之矣！”庄宗李存勖拍着大腿大笑道：“爱卿未战，已经气吞梁军啦！”说罢，李嗣源接过大酒杯，一饮而尽。随即一跃上马，率一百黑色骑兵风一般刮入梁军白马阵。

我想象这一场阵战，如果空中俯瞰会格外精彩。白色的梁军阵地在黑色骑兵的冲撞下有了骚动，只见李嗣源的将士挥舞长槊在白阵中呐喊着左冲右突，可以用到那个词“锐不可当”——谁挡在前面谁没命。长槊过处，撩起的弧形血线在白阵上空飘洒如雨，一片血红。白阵中放起箭来，李嗣源并不理会，最后竟然活捉了梁军俩骑兵官，带着他们返回自家大营。李存勖和众将官看时，只见李嗣源血染征袍，甲胄缝隙和黑色披风插满了箭杆，刺猬一般。

有一年，耶律阿保机兵围北部重镇幽州城，守将周德威见形势危急，向当时的晋王李存勖求援。李嗣源这时候正在幽州附近与当时的敌军名将元行钦大战，大小八次战斗，李嗣源马上控弦，发七箭，全部射中。但元行钦也在酣战中，毫不退缩，并射来一箭，正中李嗣源大腿。李嗣源很随意地将箭拔去，继续战斗。最终李嗣源的气场压过了元行钦，史称元行钦“穷蹙”，没招了，知道打不过这个人，于是自己捆了自己，向李嗣源投降。

李嗣源此际表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风”，亲自斟酒给他喝，并“拊其背”道：“吾子，壮士也！”这位先生，您是壮士啊！反而给他更优厚的待遇。

此时，李嗣源听说幽州城危，名将周德威正在困守孤城，就主动请战，率骑兵五千为先锋，驰往解围。先锋到达易州（今河北易县）与边防军集结后，又出奇兵，坚持率大军和辎重部队走山路。所以一路上没有被敌人发现，直到距幽州六十里的地方才与契丹遭遇。草原骑兵大惊，他们没有料到来援的大军会走这么难走的山路，慌忙后退。

李嗣源走在铺满碎石的山涧谷地，契丹多骑兵，不适应山地战，就在山谷口平坦地带列阵，以逸待劳，迎击中原援军。

与契丹兵乍一相遇，李嗣源发现部下有惊恐之色，李嗣源发表了一通特别富有激情的简短讲演，他说：“为将者受命忘家，临敌忘身，以身殉国，正在今日。诸君观吾父子与敌周旋！”说罢，将养子李从珂带在身边，亲率百余精壮骑兵到部队前面，形成一个突出部稳住。只见他不慌不忙，做出很轻松的样子，慢慢摘掉头盔，解下甲胄，扬起马鞭，操练胡语，对契丹伏兵说道：“尔等无故犯我疆界，我王命我率百万大军直取你们的巢穴，灭了你们全族！”说罢，率领这百余骑三次杀入敌阵，斩杀契丹酋长一人。李嗣源部下大受鼓舞，后军齐进，契丹败退。李嗣源直杀到幽州城下，围解。

大军进入幽州，周德威来迎，握着李嗣源的手，感动得眼泪哗啦哗啦流个不止。这年，李嗣源进位检校太保。

这样的快意大战，李嗣源一生经历无数。

如此骁勇的尚武之人，却令人意想不到地善良温和。史称他有本乎天性的“纯厚仁慈”。他在部将石敬瑭的拥戴中称帝后，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演绎天下太平，但又不忍心看到中原连绵不已的战乱苦难。他解决内心纠结的办法是：在宫中每晚虔诚地烧香，仰天祷祝，盼上天早出圣人，救天下黎民。

《旧五代史》引《五代史阙文》留下了他的祷告词：

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

我，不过是个异族人（蕃人），遇到乱世，被众人拥戴为中原之主，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啊！愿上天早日降下大圣人，替我来做百姓之主。

神秘家有一说法，认为正是李嗣源的这一番真诚祷告，感动了上苍，于是就在李嗣源祷告的那一年，洛阳夹马营的杜夫人有孕；第二年降下未来的宋太祖赵匡胤。

一家三代皆功臣

李嗣源的这一番表白，让人感动。五代梁唐晋汉周，只有后唐和后周进入历史“正朔”，还算让人勉强肯认。

在这里说说“正朔”。

本来“正朔”指的是一年第一个月第一天的开始。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历来新的朝代开始，都要确定王朝开始第一天的年月日与前朝不同，史称“改正朔”，意思就是，王者得政，从这一天开始。从此，“改正”“易朔”，简称“正朔”，就演变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意思。

后唐、后晋、后汉，虽然上溯其祖为沙陀人，但因为已经融入中原，并且立朝操练的又都是唐代以来的制度，故在大唐与大宋之间，史家一般承认他们属于中原帝国。加上后梁、后周，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总五代，就成为唐宋之间的“正朔”王朝。当然，也有人不承认五代是“正朔”，譬如，船山王夫之先生，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就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微词”，来说五代的正朔问题。不过“微词”是一个方面，历史，从结构上看，还是需要一个连续性。不承认五代为正朔，三千年的朝代演替就要出现一段空白。所以中国的正史“廿五史”，在“唐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之后，“宋史”（《宋史》）之前，还要有“五代史”（《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

“廿五史”中，异族进入中原，尔后融入中原，成为“正朔”王朝，这样的例子不独五代有，考察下来，各部史书几乎都可以看到“异族”政权的影子。《魏书》《北齐书》《北史》《辽史》《金史》等，更是与中原王朝并行的分裂时代记录，彼时之北魏、北齐、大辽、金人，从不怀疑自己是“正朔”；而《元史》《清史稿》几乎就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全纪录。说蒙元、满清是中原“正朔”，容易引起争议，但“民族融合”这个主题词事实涵盖了“正朔”这个主题词，是比“正朔”还要宏大的叙事。这样思考历史问题，也许可以避免一些争议。

后唐的族群沙陀，原属于西突厥，祖上为北匈奴，后游牧于今新疆准噶尔一带。唐末时，参与大唐平叛有功，被赐姓为李，开始与中原文化融合。五代时，有许多沙陀人由异族而融入中原。后唐、后晋、后汉，这些中原帝国，其实都是沙陀人建国。但就是这个沙陀人的后唐，却自命为大唐的继承者。后梁不是灭了大唐王朝吗？好，现在我李氏家族又灭了你这个后梁，重新回归大唐正统。所以李存勖的“唐”是接着李世民的“唐”继续历史叙事的王朝。但因为它毕竟在“后梁”之后，所以史家为了区别于李世民的“大唐”，称它为“后唐”。但在李存勖等人那里是不这样看的。他们以为他们就是大唐朝廷的合法继承者，属于大唐“正朔”。我与大部分史家意见一致：后唐，虽然事实上不属于李世民的“血统”，也不属于大唐的“政统”，但就历史“正统”考察，后唐可以称为是中原帝国继大唐、后梁之后的“正朔”王朝。

有几个大臣一本正经给明宗李嗣源上表，说要“改正朔”。李嗣源犹如进入五里雾霾之中，俩眼一片模糊。就问左右啥叫“改正朔”。

左右向他启奏：“先帝姓氏‘李’，乃是大唐所赐，所以就认了唐昭宗皇帝做先祖，国号为‘唐’。现在朝廷大臣不愿意让陛下称‘唐’，因为‘唐’的国运已经衰亡，请考虑回归当初沙陀族的先祖，更改国家的名号。”

不料李嗣源听到这一番话，竟然掉下泪来。

他说：“我十三岁就跟着献祖，以后又跟从太祖和先帝，冒着兵刃礌石血战多年，为大唐王室雪冤，这才蒙受恩惠得以编入大唐宗亲属内。太祖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先帝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我兄之后，我这个兄弟来继承。至于国运的衰亡还是兴隆，我理当身受。不能改！”

献祖，就是李国昌，原名朱邪赤心，沙陀族人，辅佐大唐有功，赐姓李。太祖，就是李克用，李国昌的儿子。先帝，就是李存勖，李克用的儿子。李嗣源的意思是，他一家三代都是大唐王朝的功勋之臣，因此不能背叛大唐。

李嗣源不改国号，所以五代历史时期留下了“后唐”这个帝国名称。

李嗣源整肃内廷

李嗣源是五代时期，论个人品质、事功德业都能排在很前面的帝王，假如论“积分”，也许只有大帝柴荣高过于他。

他做了皇帝后，居然奇迹般一改武人习气，专意于文事、政事。

他不识汉字，四方的奏章都由臣下诵读，正好借机学习汉语。这样就接触了传统中原文化。他不仅要太子李从荣读儒学经典，还要求臣下也来阅读。武夫的粗暴习气渐渐得到变化，他开始锐意于国家振兴。后唐，是以继承大唐自居的五代国家。李嗣源对大唐有敬畏，所以他这样一个出自沙陀族的君王，愿意无保留地接受大唐制度。

他的生活也有节制，声色淫乐对他居然没有构成诱惑（帝王之辈做到这一点有难度，史上罕见）。他命令禁止中外藩属诸臣进献任何珍奇玩物——他不稀罕这些玩意。

李存勖之后，李嗣源一开始不想做皇上，百官就多次要求他“监国”，暂时做皇上，李嗣源答应后，进入原来李存勖的后宫，又登殿，开始接受百官按次序拜见。他下发的命令称作“教”，百官称他为“殿下”。这时庄宗的后宫尚有一千多人，负责管理宫廷事务的宣徽使，选择了几百名年轻貌美的宫女送给李嗣源。李嗣源问：“用这些人干什么？”宣徽使答：“宫中的主管不可缺。”李嗣源说：“宫中主管应熟悉往日典章制度，这些人这么年轻，哪里会知道？”于是下令，全部用老成宫人代替，让那些年轻人都出宫，回家，没有家没有亲戚的宫人，任凭她们选择去处。朝廷发给钱财。

在他放出宫禁的女官中，就有一位奇女子，后来自主婚姻，成了后周太祖郭威的夫人，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史料披露，李嗣源在位时，后宫只留了“老成宫女”一百人，各级宦官三十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教坊乐队一百人。生活如此节俭、宫中建制如此简单，历朝少见。

践祚不久，李嗣源确有整肃内廷的想法。帝制时代，皇室内廷发生“非礼”事件，往往就意味着文明沦丧、社会动乱。周秦汉魏晋隋唐以来，这类故实太多。李嗣源虽然不通历史，但他有“好人政治”的敏锐感觉。他发现了前庄宗李存勖的刘皇后有“人渣”行为，影响甚为恶劣。这对试图在乱世中建构文明风景的李嗣源来说，有点刺目。

因丑闻刘皇后遭诛

刘皇后，出身寒微。李克用攻取魏州（今河北邯郸）时，在流离的士民中，得到了她。那时刘氏只有五六岁。一个内侍见她跟一个背着药篓的黄须老人在一起很可怜，就收留了她。到了皇宫，在李克用太太的调教下，刘皇后学了不少声乐、器乐，并且出落得很漂亮。待她长大，太后就将她许给了李存勖，很得宠爱。她还生了个儿子名叫李继岌。

有一天，有个魏州人到宫中来求见，自称是刘皇后的父亲。当时那个内侍还在，一看就认识，这就是当年的黄须老人，就是刘皇后的父亲。但刘皇后正在跟李存勖的其他女人争宠，各自都夸大自家的门阀，刘氏以自己出身贫贱为耻，所以也编造了大家闺秀之类的神话，多年过去，根本就不想见昔日的老爸。现在这个背着药篓，乞丐般的老头子出现了，往日编造的神话就要破产，于是，干脆不承认这个黄须老头是她爹。她对庄宗李存勖说：“当初妾离去家乡时，妾父已经死于乱兵，那时，我还记得，我们都趴在老爸的尸体上哭过。妾已经没有父亲。现在这是哪儿来的乡巴佬玩这个诈伪的把戏？”

不认也罢，她还派人到宫门口去鞭打自己的亲爹，硬把老头儿赶走了。

李存勖好演艺，知道这桩事后，就编排脚本，宫中闲暇时，跟儿子李继岌玩“情景再现”。他自己找了个破药篓子背着，让儿子李继岌戴了个破帽子跟在后面，假扮刘皇后的父亲行医。刘皇后正在午睡，醒来看到爷俩这一身打扮进入内室，问这是咋回事，李继岌按照脚本回答：“俺乃是刘衙推，来找俺的女儿啊！”“衙推”，本来是指各节度使、团练使属下的小吏，但五代以来以此称从事医卜星相行业的人。刘皇后一听大怒，给了儿子一顿鞭子。

但是大玩家李存勖还算喜欢她，有大臣就揣摩上意，请求册立她做了皇后。

做了皇后，她不改寒贱时的作风：好兴利聚财。她有时会指使下人去做生意，买卖过柴禾、水果，甚至堂而皇之地以“皇后”的名义做生意。

人有贡奉给皇室的东西，她先占有。按规定，接受地方贡奉应该有回报，她啥都不给。没事就写个佛经之类的给尼姑、法师，其他颁赐，一概没有。

庄宗李存勖被颠覆，混乱之际，需要内府出财帛犒赏军人，要皇室奉献，刘皇后吝啬，内库使根本调不动皇室，最后刘皇后只拿出两只银盆犒军。军人得不到犒赏，也没有啥积极性，李存勖没有了最后的依托力量，导致在军人作乱中被杀。李存勖遭遇颠覆，刘皇后的“吝赏”肯定不是唯一原因，但却是原因之一。李存勖优待优伶，也是将士离心的原因。

李存勖称帝之前和之后，几乎判若两人。之前，那是能征惯战的将军；之后，那是纵情演艺事业，不懂体恤民情，管理失控的昏君。所以才会让石敬瑭觑见帝国破绽，让李嗣源得了后唐天下。

李嗣源进入京师后，令各路诸侯访求李克用诸子，也即诸王。但他并没有要杀害诸王的意思。他的手下大臣安重诲等，私下谋划道：“现在咱这个殿下，正在监国，处理先帝丧事，咱们应该早点安排诸王，以此来统一人心。但殿下性慈，咱抓了诸王，不可以告诉他。”

于是，安重诲等人抓了诸王直接就杀了。这事一直到一个多月后，李嗣源才听说。但他知道一切无可挽回，只有痛切地叱责安重诲等人一通，自己却暗暗伤惜很久，不能平静。

刘皇后在战乱中，带上价值连城的四条犀带，还有一囊黄金，找到年轻的申王李存渥，准备逃往太原。那里有当初李存勖的战将李彦超镇守。

一路上，这位刘皇后开始和李存渥乱伦，通奸，史称“同箦而寝”，在一块炕席上睡觉。

李存渥到了太原之后，李彦超已经心向李嗣源了，所以不接纳李存勖的各位皇子。结果李存渥被下人所杀。李彦超不敢杀刘皇后，但也没有安顿她，刘皇后自己在太原出家为尼。

但李嗣源已经听说了刘皇后的种种丑闻，史称“明宗闻其秽，即令自杀”，明宗李嗣源听说这个女人太肮脏了，当即令她自杀，给她留了全尸。

“法乳汤”与“同阿饼”

李嗣源也鼓励权贵们能体会民生之艰，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这个世界上喜欢过奢侈生活的人多，喜欢过简朴生活的人少。但简朴而又合理的生活才是符合天道，事实上也符合人性的。奢华，尤其是那种过度的奢华，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虚荣作怪。李嗣源没有这种虚荣心。考三千年史，帝王出于虚荣，追求奢靡生活，看来看去，处处透露着小家子气；相反，那些出于天性而不是刻意表演简朴的帝王，反而有一股直通哲学终极意义的大气。给大树都包上绸缎，给城墙都铺上锦绫，吃饭时上一百多道菜，乘个辇还用黄金装饰，诸如此类，好玩吗？反而透露着颟顸可笑的土鳖习气。简朴，在李嗣源那里，似乎就是一种天性，犹如在赵匡胤那里就是一种天性一样。世俗的奢靡，对参透人间真相、明了天道秘密的俊秀人物而言，不构成诱惑。

李嗣源在藩镇时，待客有一种东西叫“法乳汤”。他召集幕属论事，每人案前就奉上半盏（还不是一盏）“法乳汤”。这是用酒罂浸过小米然后煮熟了的饮料，略相当于米酒。

他平时爱吃的东西也简单，有一种叫“同阿饼”。

估计这玩意儿有点像京津一带的面食“懒龙”。但“懒龙”的做法是，发面，擀薄，放上肉馅，卷成长条形蒸，熟后切块。“同阿饼”的做法，则是碎肉与面掺和，团成胳膊那么粗的一溜，然后刀截成一片片二寸厚的圆饼状，蒸食。

他的大臣也大多很简朴。冯道，生活就不算奢侈。更有个宰相叫李愚，生病时，李嗣源派出近臣去探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李愚家里四壁几乎没有啥装饰，病床之上也不过就是一条破旧的毯子。这里看不到官宦之家的雕梁画栋，锦衣玉食。李嗣源听到汇报后，很感动，下诏赏赐李愚绢一百匹，钱十万，还给了他床上的铺陈之物，比较讲究点的东西共十三件。

说李愚“廉介”，而不是“廉洁”，是有原因的。“廉洁”，不过是清廉；“廉介”，则是清廉加耿介。耿介，就是正直，就是恪守君子之道。李愚，是乱世中难得的耿介清廉之人，值得在此特别表彰。

李愚在大唐末年中了进士，天下大乱时，客居西北，在地方藩帅麾下做幕僚。他看到天子蒙难，就多次给藩帅上书，要求举义兵“勤王”。信写得慷慨激昂：“我常常读书，读到史上父子君臣之间，有伤教化害礼义的故实，恨不得将这类败坏世风之人杀死并陈尸于市！……”这个意见今天来看，当然问题重重，但在乱世中，也不失为一种“耿介”。

藩帅不能用他的意见，他就坚决辞别，不干了。

后梁皇上听说了李愚的大名，知道他学问、操行都不错，就召他来担任左拾遗（谏官），并充当崇政院直学士（秘书）。当时后梁的衡王朱友谅位尊身贵，一些有权势的大人物见了他都要行跪拜礼，但李愚见朱友谅，不过行拱手礼。后梁皇帝听说后责备他：“衡王朱友谅是我哥，我见了他都要跪拜，你却行拱手礼，这样合适吗？嗯？”李愚答道：“陛下您是以本家人的礼数来见衡王，他是您长兄，您向他跪拜算是应该的。其他人都不过是陛下的家臣。而我，和衡王素无来往，没有礼节上的什么规定，不想因此而妄有所屈。”

后梁皇上看着这位“耿介”的读书人，也一时没有办法，最后就以“抗直”（固执抗命）的罪名，罢了他的左拾遗，让他到地方上去做了观察判官。

李愚是后唐最重要的大臣，在李嗣源之后，没有得到重用。

李嗣源对于敢于直言上书、讨论政事的大臣，总是给予鼓励和表彰。他不怎么喜欢听奉承话，因为他知道下属的各类阿谀奉承，实在说，没啥意思。他就主动约束自己的各类欲望，常召文武百官“极言时政得失”，要大臣们将国家优劣现状真实地反映给他，他接纳臣下忠谏，在位七年，从未杀过一个谏官。

李嗣源对民生尤其关心。他曾下令天下诸道均平民间田税，准许民间自铸农具或杂件（唐末和后梁是禁止民间铸造的），还开放酒禁，许百姓造酒。这样，就等于取消了国家对盐铁业和造酒业的专营垄断。这是汉代以来儒学倡导的一种经济模式，相当于放开了民营经济。在“崇本抑末”“与民争利”相沿成习的国家惯性中，李嗣源做了一次不俗的努力。此事在中国历来经济展开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案例，但还很少看到经济史学家瞩目于这类案例。

他到民间视察时，有一次看到田间有农民父子三人挽犁耕田，因为这一家人太贫困，没有耕牛。于是，他做出了特殊的安抚。史称“帝悯之，赐耕牛三头”。又有一次，他到龙门（今河南洛阳）视察，看民夫修伊水的石堰，很辛苦，就颁赏给了民夫酒食。几天后，有关部门上奏说：“这些民夫的服役期十五日已满，但活儿还没有干完，请延长五天。”李嗣源回答：“现在天寒，不宜延时；更不可以失信于民。”于是，宁肯留下“烂尾工程”，徭役中止。这正是孔夫子“民无信不立”的儒学思想治理模式。历朝历代能做到这一步的帝王也不多见。

但他有一个政治“败笔”，这事与后来的西夏有关。

“定难军”暗藏隐患

大宋帝国享国319年，西夏是仅次于蒙元、金人和契丹的地缘之敌。它困扰了北宋几十年，消耗了北宋大部元气。而这事的肇始，在李嗣源。

李嗣源时，定难节度使（治所在陕西靖边）党项族人李仁福去世。不久，定难军的将士拥立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为“留后”，也即在朝廷正式诏命之前，暂时代理定难军的节度使。

所谓“定难”，是唐代在西北边境设置的要塞。要塞称为“军”，定难军、天雄军、天平军等等，都是临时设置的军事要塞。大一点的军事要塞也即战区，辖境可达数十州，史称“藩镇”。镇守这些藩镇也即军事要塞的将军，一般要由朝廷授权，授予节钺，故称之为“节度使”。节度使与刺史、防御使、观察使、团练使意思相近，但只有节度使是被授予节钺的，权力或荣誉要大于刺史等。定难军很长时间里由党项人控制，但接受朝廷节制。

唐代以来的节度使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特点，唐以来的节度使，本来是军职，是藩帅，但久而久之，这些藩帅们也同时掌管了辖境内的政府事务，司法、财务、教育等，统归于藩镇大权之下。故节度使，事实上是军政两吃的地方大员。这样的节度使，全国有十几个“合法”的；不合法的就更多。他们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兼省军区司令。

第二个特点，大部分节度使，在镇守地方较长时间后，获得了“独立王国”的优势。这个优势，让他们将“节度”的战区辖境看成是自己独立管辖的“汤沐邑”，也即经济收入的领地，他人不得染指。至于是否给朝廷缴纳赋税、缴纳多少，那已经完全是个“良心活儿”了。因此，大部分节度使不愿意接受朝廷“节制”，政令由自己颁发；即使接受朝廷政令，也要看看是否损害战区辖境的根本利益；一旦违背利益，就拒绝接受。

第三个特点，节度使往往世袭；或藩帅没世之前，将这个军事要塞按照自己的心愿交给某人，事后到朝廷备案即可。继任者一般都是先自称“留后”，而后报给朝廷，朝廷一般也会下达一个诏书，正式委任这位“留后”为新一任节度使。朝廷无可奈何，只能答应。不答应，那就要出事。

唐代管理西北，将今天属于陕西绥德北部、甘肃东部、内蒙古南部等地，设置为“定难军”，五代因袭了这个称谓，也称“夏州”。这块地方，名义上一直受大唐、五代“节制”，但到了大宋真宗朝以后，渐渐独立，史上有了“西夏国”，与大宋分庭抗礼。

李嗣源刚刚任命了一位叫孟知祥的枭雄出任四川方向的节度使，并封他为蜀王。这事成为以后巴蜀割据的伏笔，一直要等到赵匡胤来收复。

同时，李嗣源接到了夏州的消息。李仁福之后的李彝超，这位“留后”，让李嗣源不安。

平“夏州”无功而返

在此之前，已经有传闻，说李仁福暗中与契丹勾结。如果李仁福与契丹联合一气，那就有可能对后唐西北边境造成无法测度的危害。河西（黄河之西）如果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关中；关中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中原……那可不能掉以轻心。

李嗣源做出了一个决定：任命李彝超为彰武（今属陕西延安）留后，调迁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军留后。这意思就是要李彝超“移镇”，离开原来的藩镇，换个地方。移镇，乃是剥夺藩镇大权的谋略，李嗣源也知道这活儿不好干，李彝超未必答应，又命令附近的静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宣化）药彦稠，带兵五万，护送安从进从延安到夏州去上任。李嗣源当时的态度相当强硬，为此，他甚至给夏州附近诸州传达了一份文告，大意说：夏州地处贫穷边远地区，李彝超还年轻，不能抵御外敌入侵，所以让他往内地里面迁移一点，去延安。如果服从，就会享用富贵，如果不服从，那就有灭族之祸。

他以为这样可震慑年轻的李彝超。

不料李彝超上表称：我是想尊奉旨意去延安，但被军士拥戴挽留，走不了啊！

李嗣源闻言后，还带着希望，派了使者去督促他赶紧离开夏州。

李彝超不仅不“奉诏”，还派遣他的哥哥屯驻夏州的南部边界，一面聚集辖境内的党项、胡人诸部，准备战斗。

药彦稠等人进驻夏州边境地区后，李彝超就派出了党项兵来抄掠官军的辎重和攻城器械。官军受挫，退守数十里。安从进知道李彝超已经不可能听从朝廷节制，如此局面，只有战争解决。于是他与药彦稠调整部署后，开始准备攻城。

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夏州城上燃起了烽火，这是召唤远处救兵的信号。四周各路胡兵看到夏州烽火后，有数千人驰奔而至。安从进令先锋大将将这一伙援兵击溃。

安从进开始攻打夏州。

但他没有料到，夏州的城垣是过去那位有名的赫连勃勃大王所修筑，坚固得铁石一般，任凭斫凿，都不能使它破毁。

赫连勃勃是四百多年前，十六国时期的胡夏国建立者。夏州曾为其属地。当初他费尽心血建筑了这座西北大城。安从进等人用种种办法试图摧毁城垣一角，都不可能。下挖地道，准备进城，但不料城垣地基也极为坚固，根本挖不动。这时候党项人的四万多骑兵又在四野流动，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专以劫掠为目的。官军试图长久扎营、屯垦、放牧，解决军粮问题，也不可能。而官军的人吃马喂，全靠关中输运，但从关中到夏州，山路艰险狭隘，关中百姓运输一斗米、一捆柴过来，要费钱数贯，就这样还很难搞到粮草，因为关中民间已经困竭，无力供应。药彦稠的五万大军，按一人一天用大米一斤计算，一天就要五万斤，仗打了三个多月，算算就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数字。旷日持久，很可怕，随时都会面临粮草不继的危局。

但夏州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困守的一百多天里，城中粮草也渐渐空虚。李彝超权衡利弊，有一天走上城楼对安从进喊话，表示：“我夏州很贫穷，没有啥财宝积蓄可以对朝廷进贡，也很难输送租赋。但是因为我的祖父、父亲世代据守此地，我李彝超还不想把它丢掉。这样一个小小的孤城，你们即使攻克它，也不足以向世人宣扬威武，何必如此麻烦国家劳师远征呢？请您上表报告朝廷，如果朝廷允许我们改过自新，那时，再派遣我们去征伐其他地方，我们愿意去打先锋。”

李嗣源得到消息，感觉到了夏州不是个善茬子，想想又奈何它不得，于是下令安从进返回原驻地。

“西夏国”成百年大患

而明宗李嗣源即位多年没有用兵，一朝用兵，又无功而返，军士中就有了流言。李嗣源害怕，他知道将士们血脉贲张的“阴谋拥戴”，知道那风景的野蛮。于是下令按等级优厚赏赐京师的禁军，以此安抚将士。但这一番赏赐没有啥正当理由，让将士们一下子就摸到了主上软弱的命脉，史称“士卒由是益骄”，将士们从此以后更加骄横。

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也要面临这个局面。

西夏的历史从大唐之初就已经现出端倪。这一支党项人，本来属于羌族，多年与吐蕃征战。唐玄宗时曾救助过他们。安史之乱后，被唐人安置在原来赫连勃勃的所在地“大夏”，又称“平夏”。唐僖宗时其首领被封为节度使，正式归大唐节制。唐末大乱时，各地胡人都有侵害中原的举动，但党项人的夏州没有动，从来没有成为大唐的边患，当然，也没有什么襄助大唐的军功。几代人之后，到了李仁福、李彝超，还可以用大唐、后梁时期的“羁縻”政策安抚夏州，但李嗣源轻率地用兵了。

后来得到消息，是李仁福害怕朝廷调动他的人马，便造谣说要联合契丹，互为支援，其实并没有与契丹订立什么同盟。虚张声势中，反而让朝廷来征剿，但征剿中，又恰恰让夏州人看到了朝廷的虚实：原来不过尔尔！从此以后，夏州对朝廷反而更加疏远，只要有人叛变中原，夏州就想法与之勾结，以此来要挟中原朝廷。中原只要听到夏州联络叛军的消息，就赶紧贿赂夏州，安抚夏州。此后，夏州用这个手段得到了中原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李彝超的弟弟李彝殷是个例外。

李嗣源征伐夏州之后，李彝超为了讨好朝廷，还专门上了一封表彰，表示谢罪，但期望朝廷能给他们一个说法，那意思就是，讨伐我夏州不对，我李彝超无罪。一边是“谢罪”，一边又要求朝廷给他平反，说他“无罪”。但还没有等到朝廷答复，他就在病重后死去，他的兄弟李彝殷被拥戴为定难节度使。

李彝殷一直忠于中原朝廷，还协助后晋打过契丹。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李彝超跟朝廷这一场攻防战，大大提高了李氏家族在党项诸部中的威望。他们在夏州，经由种种传说，成为半人半神般的人物。党项人势力大增，割据中的辖境也越来越稳固。乃至于赵匡胤践祚后，削夺藩镇兵权，但也无法撼动夏州人世袭制度，只能“许之世袭”，循此逻辑，夏州，经由几代人的时间，一直成长为大宋时期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对此评论道：银川、夏州之乱，一直到大宋末年，动用了天下之力，始终被动受困，为西北一隅所牵制，最后导致女真金王朝南下灭亡北宋。这个祸害，就是从李彝超抗拒朝廷命令开始的。

船山先生分析，为何像李彝超这样一个土地辖境不大，也没有什么战胜攻取威力的小小节度使，居然敢对抗天朝，又能自我稳固呢？

他认为这里主要的原因还是天朝作为乱世朝廷，一会儿兴一会儿废，让夏州这样的边境藩镇无所依附，而中原又不断地出现叛臣。这些叛臣也都来贿赂夏州，作为扩大自己势力的一个棋子。而夏州则正好利用这些贿赂，不用动用自家库存，就做了修缮城郭、整治甲胄、豢养士卒的事，根本用不着苦剥党项之民。天下分裂很久了，如果不是有道之邦的君主，如果德威不足以服远，想战取这样的边藩，那个难度是很大的。大宋时的名将韩琦、范仲淹，要想攻取西夏都很难；此时的李彝超敛兵聚利，谋划自固，已经很深很久，李嗣源则位置并不稳固，势力也没有壮大，不去忖度形势，就来向地位稳固的夏州挑战，不但不能取胜，反而更加巩固了它的地位，成为中原百年大患。

船山先生最后总结道，“制无赖者，非大有为之君，未易易也”，制裁无赖藩镇，如果不是大有为的邦国之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夏州，后来的西夏国，因为李嗣源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它的坐大，成为大宋帝国后来难于解决的边患，这个边患，赵匡胤也没有解决。

汴州兵变

清史学家赵翼，评价唐后期至宋建立前的政局，有十六个字：

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

王道政制不再有纲纪，军政权力反而在下面，下级多凌暴，上级被颠覆，祸乱接踵而至。

这十六个字准确地描摹了乱世朝代更替的相似性存在。“权反在下”，兵骄将悍难为用，这类局面，因循下来，成为唐末以来，终五代之世，富有特色的军政格局。

李嗣源践祚当年，就发生了一件类似于“陈桥兵变”那样的事件。

后唐的北部边境在河北北部，此地与契丹接壤。今属河北雄县的瓦桥关，自唐代以来，就要常年派人驻守。明宗李嗣源知道此地险恶，就下诏调遣汴州控鹤指挥使（相当于卫戍亲兵总司令）张谏，率禁军三千人前往戍守。

汴州，即汴梁，也称大梁，即今日河南开封。后唐时，这里是东京，但不是首都，后唐的首都在洛阳。

瓦桥关东北面还有两个关隘，名益津关、淤口关，合称北部“三关”。“三关”几万平方公里，人烟稀少。此地地势低洼，但大多是盐碱地面，很少耕种，所以很容易被骑兵占据。但也正好可以在此地设险，辽阔视野中，利于察见敌情。守卫住“三关”，就可以保证中原平安。唐末以来，设“三关”，设“河东”大藩，设“河朔三镇”，设“幽云十六州”，都是捍御北部草原铁骑的军政安排。能够戍守此地，责任重大。

但张谏不愿意去戍守。张谏在汴州生活于锦衣玉食之中，不愿意到荒凉的瓦桥关去。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军队一大清早出了汴梁城，但是还没有走到陈桥驿，大兵忽然返回城来，发动叛乱。一路上放火杀人、抢掠街市。权知州，也即代理汴梁军政事务的太守高逖，也被乱兵所杀。乱兵们像此前、此后的兵变将士一样，一定要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来做他们的“统帅”，最好是做“皇上”。这一群乱兵找到了汴梁城里的马步都指挥使、马军步军总司令，曹州刺史，曹州军政总管李彦饶。乱兵逼迫他来做统帅。乱兵想让李彦饶杀回京都洛阳去，夺了鸟位，也来做皇上。如果李彦饶做了皇上，那么这些乱兵人人都可以有赏赐，人人都可以升官，取一票富贵。

李彦饶临乱不惊，他对叛乱的士兵们说：“你们要是想让我当统帅，就当听我的命令，我的命令是：禁止焚烧抢掠。”

乱兵表示服从。

第二天早上，李彦饶在家里暗藏了亲信，一些精壮武士，准备上演活剧。

以张谏为首的几位将领进来向他表示祝贺。

李彦饶说：“前日鼓动叛乱的，只是极少数人，极少数人而已！”

屏风后转出武士，将张谏等四个带头闹事的抓了起来，当场斩杀。

但阴谋拥戴，是掉脑袋的事。事开了头，就不好变，回头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张谏的同党张审琼等人闻讯后，知道必须拼命，也许还有活路；不拼，只有等死。于是率领几百人在城中大喊大叫，意思就是要制造动乱，让李彦饶无法收拾局面，只好就范。但李彦饶不吃这一套，他当即组织起亲兵来，在城内跟乱兵展开巷战，杀死乱兵数百人。这时汴州城里才算安静下来。

当天，李彦饶将高逖之死，军变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成文书，报给城里的司法局长，局长又将此事整理为正式报告，呈给朝廷。

明宗李嗣源知道消息后，下诏，命令枢密使孔循前往掌管汴州。

孔循到达后，明察暗访，拘捕了三千家作乱的人，全部处死。

这位孔循，乃是后唐一位奸诈小人，还特别地厚黑，有辣手。当时规定民间不允许私自酿酒，但谁不想喝点小酒啊！于是民间就总有偷偷制作酒曲酿酒的人家。孔循当时做东都留守（京城洛阳的代理节度使），发现了私自造酒的人，竟将人全家诛灭。这件事实在恶劣，以至于李嗣源后来改变政策，允许民间造酒，但要在秋季税赋中，每亩增收五个钱。

这一次汴州兵变，是五代史上“权反在下”没有成功的案例；但更多的兵变，却把事做成了。兵变，拥戴，代价高，但成功率也高。这一次算例外。

李嗣源，就是被拥戴称帝的，就是被“权反在下”的乱兵推上九五之尊的。

说起李嗣源称帝，也几乎就是被一个偶然事件所促成。

李嗣源被迫篡逆

李存勖末年，后唐有一藩镇大员名赵在礼，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被忽然发生的兵变胁迫，反叛朝廷。五代十国的所有兵变，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拥立藩镇做皇上。

这一场兵变，今日来看，几乎是场闹剧。起因是一个小人物，名叫皇甫晖。他就是魏州人，在守军中当兵，戍守在河北雄县瓦桥关。戍守，是一种徭役，按规定一年后，当有新的戍卒来轮替。但是他们这一支却被截留，到贝州（属河北邢台）继续屯驻。

皇甫晖郁闷，与人夜里赌博，又总是输。于是，因为输红了眼，而成就了这位乱世枭雄。这时后唐庄宗已经失政多年，天下离心。史称皇甫晖为人“骁勇无赖”，开始与戍卒们谋乱。他们一哄而起，居然劫持了魏州部将杨仁晟。皇甫晖持刀而进，对将军说：“唐能破梁而得天下，是因为得到我们魏州而尽有河北兵。但我们魏州兵到现在，甲不去体、马不解鞍，十来年了。今天下已定，可天子却不念我魏军久戍之劳。我们离家这么近——从贝州到魏州百余里路——却无法回家！现在将士思归，情不可遏。公当与我等一块走。不幸天子对我军发怒，我等则可坐据一天下雄藩魏博，足以起事。”

杨仁晟说：“公等这个意见太过头啦！现在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锐兵，不下数十万，公等各有家属，何出此不祥之言？”

军士知大帅不可强求，但现在不反，回头就是灭族的罪过，于是杀了杨大帅。

士卒要反，总要推选一个头目，于是，又找到一个小校，要他来做反军之主，不从，又斩之。

皇甫晖就带着两个脑袋来见裨将赵在礼。

赵在礼听说有叛乱，衣带没来得及系上就翻墙跑，皇甫晖追上，拉住他的脚丫子从墙上拖下来，把两个人头给他看，赵在礼只好顺从。

叛军就奉赵在礼为统帅，焚掠了贝州，向南奔去，过临清、永济、馆陶，所经过的地方都剽掠一空。最后叛军入邺镇（今河北邯郸，史称魏博、魏州），赵在礼据宫城，署皇甫晖为马步都指挥使，马军和步军司令官，纵兵大掠。

皇甫晖一个普通士卒，而搅动天下，史称唐庄宗之祸“自（皇甫）晖始”。在后来的日子里，皇甫晖一直是后唐的刺史。直到石敬瑭灭了后唐。皇甫晖虽有劣迹，但在契丹入据中原时，没有投靠契丹，而是选择了南唐。按夷夏之辨，也算一条汉子。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幸遭遇了赵匡胤，被擒，伤重而死。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李存勖听说贝州、魏博之乱，当即命正任蕃汉总管的兄弟李嗣源前往平叛。石敬瑭作为李嗣源的女婿，又是亲兵“左射军”的统领，跟随李嗣源前行。

“左射军”是李嗣源最重要的护卫军团。这支部队的特点是能够左右手勾弦而射箭。通常的箭手都是右手勾弦，箭簇射向左前方，这样，如果右前方有敌，要射箭，就需要扭动腰部变换位置，而这样一来，动作较劲，射出的箭往往不准，尤其在马上，一边控驭战马的行进方向，一边扭动腰部，不方便。“左射军”经由训练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敌人在哪里，箭手都可以随手搭箭，准确率相当高。石敬瑭率领这支部队，有骁勇之相。

李存勖是后唐太祖李克用的亲子，李嗣源则是李克用养子，二人关系一直相当紧张。李嗣源有大功，李存勖有疑心。李存勖有一个心腹爱将名朱守殷，他就派遣朱守殷来监督李嗣源。但当时李存勖已经“失政”，失去了政治管理的合理性，天下饥馑，军士粮饷都不能满足。各地都有卖儿卖女，甚至卖老婆，以求糊口为生的事。史称“道路怨咨”，道路上到处都是牢骚埋怨詈骂之声。而这时候，李存勖还在冤杀大臣，远在四川的名将郭崇韬就被他冤杀。因此朝廷内外，大臣都有了忧虑恐惧之心。但人这个物种，最勇敢的时候，其实乃是最恐惧的时候。越是恐惧，越是让人有鱼死网破的叛逆之心。所以李存勖时代，很多叛乱。而朱守殷则在这种叛乱中看到了德业深得人心的李嗣源的未来价值。他向李嗣源投去了一份隐秘的效忠信。他对李嗣源说：“德业振主者身危，功勋盖天下者不赏，公可谓振主矣，宜自图之，无与祸会。”道德事业接近或超过君主的人，自身危险；功勋业绩天下第一的人，不会受赏。公可谓已经震动君主了，要小心谨慎地自我谋划，不要与灾祸相遇啊！

李嗣源坦坦荡荡，胸无城府，光风霁月，回答道：“吾心不负天地，祸福之来，吾无所避，付之于天，卿勿多谈也！”我这颗心对天对地，都不会惭愧。是祸是福，我没有法子规避，一切付诸天命。先生您不必多说啦！

魏州兵变后，李嗣源奉命率军到达魏州城下。

不料李嗣源部又发生兵变，拥李嗣源为主。

李嗣源要回朝请罪，石敬瑭则鼓励他夺取大位。李嗣源想想，知道部下拥戴他做皇上，如果不夺大位就是“阴谋篡逆”，回去后也是死路一条，不回去，与叛形已成的哗变将士较劲，也是死。于是被迫同意——夺位。

这事，就其形势之险恶，与后来的“陈桥兵变”实有相似之处。被部下拥戴，不从，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由此可见，“陈桥兵变”与“汴州兵变”“魏州兵变”以及后来的“×州兵变”，实有相似结构。

姚彦温悖逆而变

且说李嗣源自魏州反叛之后，兵渡黄河，向汴州（开封）而来。这时庄宗李存勖也向汴州而来，准备抵御李嗣源。汴州节度使孔循，心怀二志。他命令将士在北门迎接李嗣源，在西门迎接李存勖。准备迎接大驾的物资都已经准备好，还暗示部下说：甭管李存勖、李嗣源，谁先进城，这些东西就是谁的。事实上，他的心思已经在李嗣源这边了。

有位曹州刺史（治所在山东菏泽），名叫西方邺，曹州的大兵就屯驻在汴州，见孔循这么干，看不下去，就对他说：“当初主上扫灭后梁得到先生你，实在有不杀之恩。你怎么现在这么干，要接纳魏州李嗣源，而背叛当今天子呢？”

孔循不搭理他。西方邺知道无法说服此人，就准备自己行动。他知道石敬瑭的妻子是李嗣源的女儿，当时正在汴州，就准备杀了她，以此来坚定州内将士忠于李存勖的信心。但孔循知道后，将石敬瑭的太太藏在自己家中。西方邺没有办法，就带领五百骑兵出西门迎接庄宗。西方邺见到李存勖后，不禁呜咽泣下，李存勖也不禁嘘唏不止。

这时候，李嗣源大兵已经开始向汴州挺进，李存勖已经无法进城，只好向洛阳逃去。石敬塘派遣裨将突入封丘门，石获瑭则紧跟在后，从西门进入，占据了汴梁。西方邺在西门见到李嗣源，请求死罪。李嗣源很钦佩他的忠勇，赦免了他。石敬瑭催促李嗣源，最后全军进入汴州。

李存勖这一天跑到荥泽东，命龙骧指挥使姚彦温带三千骑为前军，去平定汴州，并对他说：“你是汴州人，我要返身回到汴州，如果派遣其他人，岂不惊扰了你在汴州的家人。”说着还厚厚地赏赐了这位家居汴州的将军。

但姚彦温带兵到了汴州之后，马上就归降了李嗣源。他对李嗣源说：“京师危迫，主上为小人迷惑，事势已经不可挽回，我已经不能继续忠于主上了。”

李嗣源听后很厌恶这个人，对他说：“是你自己没有忠心！听你说这话怎么这么悖逆呢！”

当下就派人夺了他的兵权。

姚彦温的叛变给了李存勖巨大打击！他这么信任的人都开始背叛他，不禁陷入极度绝望中。又听说李嗣源已经稳稳地占据了汴州，而汴州与洛阳又很近，当初跟着李存勖东进的扈从兵有两万五千人，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半。

李存勖遭乱箭射杀

李存勖一路奔向洛阳，见到执掌兵仗的卫士，就好言跟他们说：“现在已经有人带着西川金银五十万来投奔我了，到京之后，我会全部赏赐给你们。”

但将士们已经不买他的账了，有人甚至直接回他说：“陛下赏赐已经晚了！人也不会因此而感谢圣恩的！”

李存勖也只能流涕而已。他又向内库使索要袍带，准备赐给从官。内库使是宦官，对皇上说：“颁给已尽。所有的颁赏都已经没有了。”卫士叱责这位宦官说：“让我们君主丢失社稷，都是你们这一班阉竖吝于赏赐将士的原因！”说着就要抽刀杀他。内库使好容易逃过一命，但想想大势已去，也不能最终获免，就对其他宦官说：“刘皇后吝财，导致今天。现在这一班人将罪过归到我们身上；万一有不测之事，恐怕我们碎尸万段也有可能。我可不忍看到这一天！”

说罢，赴河自杀而死。

李存勖到达洛阳东的石桥，在石桥西开宴。他悲痛地对还跟在他身边的诸位将领说：“你们侍奉我以来，说是急难同当，富贵同享，今天我到了这步田地，你们竟没有一个人能有良策救我！”

一百多将领们，也都受到感动，当场割断头发，放在地上，宣誓效忠，誓死报答天子。说罢，一起放声大哭。当晚，李存勖进入洛城。

石敬瑭率领骁骑抢占开封后，即回军渡汜水，直取洛阳。李嗣源正在石敬瑭的鼓舞下，急如星火地随后赶来。

李存勖，这位庙号“庄宗”、谥号“光圣神闵孝皇帝”的后唐第一位君主，已经众叛亲离。

李存勖见当年“拊其背而壮之”的石敬瑭来攻打京城，就命大将朱守殷率骑兵在京师宣仁门外列阵。但另有一个名叫郭从谦的指挥使，却率兵作乱，从兴教门反来攻击京师。李存勖万万没有想到内部又出了奸细！而这位郭从谦，是他过去特别喜欢的人啊！于是急忙命令朱守殷回来拒敌。但朱守殷这时候也发现：李存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不想为国君殉葬，于是决定按兵不动，以此来向未来的皇帝李嗣源献上投名状。李存勖无奈，只好纠集手下百余人做最后的抵抗。朱守殷则移兵至京师洛阳北部的北邙山下，作壁上观。不久，他听到李存勖兵败的消息，急忙驰入京师，放纵兵士大掠，一面派人前往迎接李嗣源。

这位郭从谦将军，其实是个伶人，也即俗称的戏子。据说还是五代后唐时的一代名伶，有个艺名叫郭门高。但此人有点武功，李存勖在濮阳跟后梁作战时，曾招募勇士出阵，郭从谦应募，杀敌取胜，受到李存勖表彰，慢慢做到军中部门的司令官。军中有一人名郭崇韬，与郭从谦友善，郭从谦称他为叔父；军中又有大将李存义，也与郭从谦友善，郭从谦称他为义父。不料叔父、义父后来均被李存勖冤杀。此事令这位表演艺术家有了与李存勖不共戴天快意恩仇的谋杀想法。

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为叔父和义父报仇雪恨。直到李嗣源魏州兵变，直到石敬瑭率军过了汜水，兵锋直指洛阳城，这位名伶，当时正带兵镇守京师兴教门的指挥使，大叫一声“苍天啊！大地啊！”一把火烧了兴教门，抽出刀来，指挥将士们冲向皇宫。

李存勖，这位当年的战神，带领百十来人，登上内城。郭从谦的将士爬上城墙，被李存勖击杀数十人。

乱兵又在郭从谦的指挥下，在城楼之下，仰射李存勖，一箭射入致命处，李存勖仆倒于绛霄殿前。

郭从谦直接进入宫城，率兵围住末路帝王和仇人李存勖。

李存勖身边只有近臣几十人，其中包括后来大宋帝国的名将王全斌。王全斌做最后的拼死抵抗，在混战中不顾个人安危将天子扶到绛霄殿里，但细看时，李存勖已死，王全斌直到这时候，才大哭而去。

有一个优伶名叫善友，知道李存勖生时喜爱看戏，就拣了些丢弃在各处的乐器放在李存勖身上，点火焚尸。

大唐帝国被后梁朱温颠覆；李存勖则经由万千辛苦，艰难百战，颠覆了后梁，建构了后唐，自认为是大唐帝国的继承人。现在，这个大唐帝国的继承人被他喜爱的伶人从兴教门起兵，乱箭射杀。史称庄宗李存勖“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说他从爱好伶人开始，最后被伶人所杀，甚至被伶人的乐器焚尸，可见兴亡是有内在原因的。

庄宗李存勖之死，史称“兴教门之变”。

石敬瑭割让伏恶因

郭从谦立功，但李嗣源极为厌恶这个背叛主子的伶人，或为叔父义父报仇雪恨的义人。李嗣源玩弄了一个权谋，先一本正经封赏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治所在河北景县），尔后，却在景州安排密谋，将郭从谦灭族。

背叛李存勖的朱守殷被明宗李嗣源封赏为中书门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这几个职务职称分别相当于国务大臣、京师直辖市市长、全军总参谋长。地位相当显赫。后来又被认命为宣武军节度使。宣武军，是中原大藩，其辖境包括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四州之地。朱守殷当时在汴州。

但李嗣源对这位投降过来的藩帅有忌惮，李嗣源称帝后，听到有消息说，朱守殷可能不老实了。于是宣布要出巡汴州。

后唐的首都在洛阳，汴梁在后晋时才成为首都。

这个举动，一下子惊动了朱守殷。宣武军的判官孙晟是朱守殷提拔上来的文职官员，根据他对历史的考察，断定此事凶多吉少，因此主张朱守殷反。朱守殷当初逆袭李存勖时，已经心存悖逆，此际得到鼓励，于是就反。

他在征求下属意见时，有一位指挥使不从。朱守殷杀了他。这就给天下一个信号：藩镇宣武军节度使，反了！

但朱守殷的故实没有多少悬念。他不是李嗣源的对手。更遇上一个对手范延光。范延光正做着宣徽使，军营总管，接到李嗣源的命令，前往晓谕朱守殷，根本说不动。但范延光却看出了朱守殷的虚弱。他回来后向李嗣源建议：“汴城本来就很坚固，如不早日攻击他，他会修缮城池，那就更坚固，恐怕再想拿下汴梁，难度就大多了！要早下决断，早日发起攻击——现在就攻击！我愿带领五百精骑做前锋！”

李嗣源答应了他。

范延光当晚就出发，天亮前已经急行军二百余里，直抵汴梁城下。

朱守殷闻讯大惊！他没有料到王师如此迅速到达——昨日还来晓谕，今早就到了城下！说话间，李嗣源大军也随后赶到。当时石敬瑭是李嗣源麾下的御营使，中军司令，接到命令抄小路赶来围城。

几天之内，汴梁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并开始了四面攻城。城中百姓一看大事不妙，纷纷想尽办法往城外逃去。朱守殷本来就是德薄位尊、智小谋大、力小任重的人物，在他那个任上，尚不足以与多年征战的李嗣源对抗。最后，他还算识时务，判断形势已经没有逆转之可能，于是将自己的族人全部杀死。

最后，他选择了一种奇异的死法了断自己。他伸出脖子，给左右亲兵下达了此生最后一道命令：“把老子的项上人头砍下来！动手！”

亲兵们也许是挥洒着热泪，也许是暗怀着快意，完成了朱守殷交给他们的最后一个任务。

朱守殷头颅滚落，守军打开城门，投降。

孙晟则施展自己的智慧，向当时的吴国逃去。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孙晟不是追随朱守殷，而是追随李嗣源的儿子秦王李从荣，兵败后逃亡江南。说他逃亡到淮河渡口等待渡船时，追兵赶到，看到他一表人才，以为可能这个就是要追杀的人，孙晟也看出形势，就瞟了追兵一眼，毫不慌张地开始脱下衣服捉虱子，而且捉住后，还像庄稼汉一样咬死那虱子。追兵看着，这个人也不像个读书人啊，就没有搭理他。所以他得以渡过淮河。

当时吴国是权臣徐知诰执政。徐知诰正在延揽中原人才，他收容了孙晟，成为孙晟的异国知音。在后来的日子里，孙晟用自己的生命报答了这种知遇之恩。

徐知诰，就是后来南唐的开国之君李昪——他在吴国名相徐温麾下时改名徐知诰；有了南唐后，又改名李昪。这是一段趣味横生又充满黑色智慧的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王全斌则被李嗣源收为禁军列校（禁军中的下级军官）。直到后晋初，王全斌因为战功升为步军司令，后周时又升为右厢都指挥使（右路军总司令）、行营马步都校（前线马军副司令）等，曾跟随周世宗柴荣平定淮南，攻克瓦桥关。大宋初，太祖赵匡胤又任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都部署（讨伐后蜀的前线总指挥），讨平川蜀，为大宋帝国的稳定立下大功。这也是后话，按下不表。

像李存勖一样，李嗣源也特别欣赏石敬瑭。在反叛李存勖的战争中，石敬瑭立下头功。在后来的日子里，石敬瑭官位一路高升，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藩镇大帅的位置：做到河东（治所在太原）节度使。这是当时中原地区最大、最重要的藩镇。整个“赵匡胤时代”，河东这个藩镇，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区域力量。后面的故实，很多与河东有关。

不仅如此，石敬瑭还得到了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要塞地区的蕃汉马步军总管之职，也即胡人和汉人组成的边疆地区的马军、步军总司令，北半个中原都在他的辖区范围内。

就是他，最后颠覆了后唐，在历史程序的展开中，他成为后晋的开国君主，契丹所欣赏的“儿皇帝”——“儿皇帝”在那个时代，似乎不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称谓，甚至是契丹赏给附庸国君的荣誉称号。最重要的，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为后来一系列中原国变预伏了恶因。

翻云覆雨一藩镇

与已经完全汉化了的沙陀人比较，契丹在“赵匡胤时代”属于异族，这是不争的事实。要紧的是：由沙陀人建构的后唐灭亡、后晋灭亡，两次“亡国”，都有契丹人的介入。后唐灭亡，契丹算是间接介入；后晋亡国，则是草原帝国第一次直接灭亡中原帝国——尽管这个中原帝国是由沙陀人建构的。

“地缘政治”和“民族政治”，周秦两汉已经萌蘖，魏晋隋唐开始严峻，但作为共同体应对的问题，还不清晰。现在，直到契丹人的介入，这两大问题开始明朗化，成为中原政治家必须面对的政治焦虑和政治问题。

从此以后，北方的金王朝、元王朝、清王朝屡屡入据中原。大宋帝国的北宋时期，始终要与辽、金打交道；南宋时期，则始终要与金、元打交道。中原帝国与北方异族的军事与政治方向的“沟通与交流”，演绎为一场又一场历史悲剧。

契丹之后，中原的北方，始终是一个魔鬼巨人。

以后，太祖赵匡胤要面对这个魔鬼巨人，太宗赵光义要面对这个魔鬼巨人，真宗赵恒要面对这个魔鬼巨人……百余年来，与契丹巨人较力，耗尽了大宋帝国的元气。

石敬瑭，则是打开这个盛装魔鬼巨人瓶子的历史罪人。

在赵匡胤出生的这一年，明宗李嗣源因为石敬瑭拥戴有功，给了他破格提拔：“以陕州节度使、检校司徒石敬瑭加检校太傅兼六军诸卫副使”，并将女儿永宁公主嫁给他。

这不是一件小事。

“节度使”相当于省部军政大员；“检校司徒”是负有查核“组织机构”权力的官员，虽然不过是个荣誉职称，但“太傅”荣誉又高于“司徒”；“六军”，自唐代以来就有“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六军，皆属于彪悍的中央卫队，是待遇最好的禁军，石敬瑭就出任了这支禁军的副总司令。

石敬瑭年轻时正当后梁、后唐争雄。跟随晋王李存勖也即后来的后唐庄宗征战时，自命为战国李牧、大汉周亚夫，也有踌躇满志的模样。石敬瑭喜读兵书、不苟言笑，史称有“朴实厚重”之相，但作战勇猛。

有一次李存勖与后梁交战时被围，石敬瑭率十余骑突阵，刀光剑影中左突右据，在包围圈中荡开一个口子，居然击败围军。史书留下了描摹李存勖喜出望外，特别传神的六个字：“拊其背而壮之”，拍着他的后背而称许他的壮举。这是一个由衷亲昵的动作。从此以后，石敬瑭声威大振，名噪一时。

石敬瑭，最初效忠后唐庄宗李存勖，但是李嗣源这边一兵变，马上成为消灭李存勖的武装力量。后来李嗣源的儿子李从厚即位，李从珂谋反，石敬瑭又很快成为消灭李从厚的武装力量。到最后，李从珂猜疑石敬瑭，他又成为消灭李从珂的武装力量。翻云覆雨一藩镇，他从来没有真诚地“忠诚”于后唐，即使庄宗“拊其背而壮之”，即使明宗将女儿嫁给他，这些都没有挽留住他的“忠诚”。

石敬瑭，不仅给“赵匡胤时代”带来了地缘苦难，还带来了道义沦丧。他是“赵匡胤时代”最具恶劣影响的人物。

契丹国草原燔柴礼

“香孩儿”出生，还与草原帝国有了遥远的呼应。

漠北西楼（今属内蒙昭乌达盟），也即契丹上京，述律平太后主持了未来契丹国主的加冕典礼。

原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在征战并灭掉渤海国（遗址在今黑龙江宁安县）后，死于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县），葬事忙了几个月，述律平太后希望在这一天“选”出她中意的草原之主。

当时草原帝国的最高统帅部共有四人，耶律阿保机自称“天皇王”，太太述律平为“地皇后”，长子耶律图欲为“人皇王”，次子耶律德光有战功，则被称为“元帅太子”。

未来的契丹国主将在两个儿子耶律图欲和耶律德光之间产生。

大帐前积起一层层码放的木柴，高处放上了玉帛、奶酒等祭天贡品。被砍杀的一匹白马和一头灰牛也被供在柴堆前。地上湿漉漉、黏糊糊的，是牛马殷红的血。负责祭祀的官员点燃了柴火。述律平与诸子和四方赶来的部落酋长静静地看着一蓬烟火，人人神色凝重。述律平和主祭的重要官员则跪在地上，双手高举，仰望苍天，喃喃自语，向天上的神祈求、祷告。

这是一场祭天仪式燔柴礼。

之后，述律平太后令耶律图欲和耶律德光各自乘马立于帐前，她对酋长们说：“德光、图欲，这俩孩子我都喜欢，先帝不在了，我不知道应该立谁。现在俩人就在这里，你们可以选一个——选中谁，就过去为他牵马。”

“天皇王”耶律阿保机之后，理应长子“人皇王”耶律图欲即位，但述律平喜欢二儿“元帅太子”耶律德光。各酋长知道太后的意思，心下也确实喜欢耶律德光，就纷纷跑去抓住德光的马辔。

众酋长齐聚在耶律德光马前，欢呼雀跃道：“我们愿意侍奉元帅太子！”

述律平太后道：“各位既然有此意愿，我不敢违背。”

于是，耶律德光继耶律阿保机后，立为新任“天皇王”，史称辽太宗。

此前，述律平为了替耶律德光扫平即位障碍，曾经做过两次清洗。

第一次，耶律阿保机刚刚死去，她将几位酋长太太们召集起来说：“我现在成了寡妇啦，你们不可不效法我！”

随后，不待这些未来的寡妇们多言，就将她们的丈夫集合起来，对他们哭着说：“你们想不想念先帝啊？”

各位酋长都发自内心地说：“受先帝大恩，哪能不想！”

述律平太后道：“果然想念先帝的话，应该去见先帝！”

于是刀斧手出来，将这几位酋长杀掉，尸体排好，准备与天皇王一起下葬。

杀掉这几个可能影响耶律德光的重要酋长后，契丹仍以天显为年号。

随后，述律平太后又开始了第二轮清洗。

在木叶山（今内蒙赤峰）举行阿保机的葬礼，填埋大墓之前，述律平太后再一次将她不中意的人、她认为可能危及耶律德光前程的人召来，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先帝最亲近的人，先请你们为我到先帝那里去带个话。”

这些人被带到大墓边上杀掉，殉葬。史称“前后所杀以百数”。

为何耶律德光上位，没有人反对，酋长们反而一个个过去拉住他的马辔？书无记载，不必瞎说，但不难猜想，述律平事先的两次清洗应该有助于耶律德光，实在不是难于想象的风景。

说起这个述律平太后，也是人物。耶律阿保机在世时钦慕汉高祖刘邦，所以也自称刘姓；而述律平的先世就在辅佐耶律家族，其地位就好像刘邦大臣萧何萧相国，所以她也自称萧姓。在后来的日子里，萧姓家族女子多为太后，“萧太后”就成为契丹也即大辽国内部常见的称谓。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契丹”和“辽”的关系。

契丹，是族名，辽，是国名。

魏晋以来，异族向慕中华，多将自家政权仿照汉代制度定一“国号”，如北部拓跋族人自称“魏国”（史称“北魏”等），契丹族便自称“辽国”。但这个“辽国”的称谓在公元936年，耶律德光南下中原，灭后晋之后，才正式定下。史家称耶律阿保机时的部族政权，或为“契丹”，或为“大辽”，或为“辽国”，都不过是习称而已。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只在介绍“大辽”国号、引用其内部文件时说几句“大辽”，其余叙述，一律用“契丹”，不用“大辽”。这是因为他不承认这个“大辽”可以与“大宋”比肩，如此行文，有“春秋笔法”的意思。

契丹的来源，如同很多民族一样，也有一个神话源头。

据说早年间（一说大约相当于中原秦汉时），有一骑白马的男子和一驾灰牛的女子，相遇于辽河水畔，二人成为夫妇，生育八个男儿。这八个男儿相继成为酋长，成为契丹最早的君主。后来契丹祭祀天地，一直沿用灰牛白马。契丹得国名为“辽”，也与始祖相见于辽河有关。

述律平自断玉腕

且说耶律阿保机有一次外出征讨，留下述律平“监国”（守卫本部），结果有两大部落来袭。述律平沉着指挥，从容应战，一举破敌，从此名声大噪，国人对这位“萧皇后”无不敬畏。

有一故实可见述律平的威信之高。

说耶律阿保机之后，述律平“称制”（代理元首管理全境）。她讨厌一个老臣，将其囚禁起来，上了铁索，并对他说：“你就在牢里待着吧，等这铁索朽烂了，就放你出来。”

但是不久述律平又觉得此人可用，派人到牢里提他。

来人要将他的铁索去掉，这位老臣竟说：“铁索还没有朽烂呢，怎么可以去掉？不能去！”

这事感动了太后，便去掉了他的铁索。

可见契丹人对这位太后畏服到什么程度。

据说述律平打个喷嚏，周围的人就会自发地齐声喊道：“治夔离！”

这仨字是契丹语，翻译成汉语就是“万岁”。

所以她收拾各部酋长，为耶律德光上位而预作清场时，契丹族无人敢于反抗。但她遇到了一个汉人。

此人是投降契丹的赵思温。按照传统，他也在殉葬的名单里，应当前往耶律阿保机大墓，等待砍头，但赵思温不去。

述律平太后问：“你侍奉先帝很亲近啊，为何不去？”

赵思温在生命的危急时刻，调动起胆识，扬言道：“先帝最近亲的人莫如太后！太后去，我就跟着去！”

太后闻言，应该有过短暂的尴尬。她还从未见识过这等难于反驳的辩言。想了想之后，太后道：“我不是不愿意到地下去追随先帝，实在是因为嗣子幼弱，国家无主，没有办法去啊！”

说罢，她举起一把锋利的草原弯刀。赵思温正在惊惧，只见那弯刀在空中划过一道晶亮的弧线，述律平从腕间自断一只手下来。

如果制作影视剧，此处应有一个特写：镜头推近，对准那只手。太后这只手，在绿色的草地上，有了视觉的震撼效果。记不记得《诗经·硕人》里那个美妙的说法：“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美人白白的手像初生的茅草茎芽般白嫩细小。镜头推近：这只手离开手腕，在草地上，其中一根手指还在神经质地抽动……

有一些血。应该有大夫走过来用一种办法止住了她腕间的流血。随后，述律平太后平静地令人将那只雪白的手，放置到耶律阿保机大墓之中。

史称述律平为“断腕太后”。

她最后没有杀掉赵思温。动机无法揣测。

在《宋史·李谷传》中，我钩沉出一条史料，知道契丹有一种类似“习惯法”的草原传统规定（还不好说是“制度”）：“人未伏者不即置死。”意思就是：人若没有认罪伏罪，就不能即时处死。契丹杀“罪犯”，要杀心服口服的人。赵思温并不心服口服，碍于草原传统，因此不能“置死”。所以赵思温得以活命。

这个赵思温也是人物。在后来的日子里，石敬瑭勾结契丹，契丹得到了燕云十六州，将幽州命名为南京，当时就任用赵思温为留守。但赵思温的儿子赵延照在后晋做祁州刺史。赵思温暗中经由赵延照给石敬瑭上书，说契丹的情况早晚有变，请求幽州“内附”于后晋。这意思就等于说要将幽州脱离契丹，重归中原。

此事大有内蕴！赵思温也不是等闲之辈，尽管这个意见充满种种不确定性，但真做起来，不仅好看，还会有种种可能性。但石敬瑭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他拒绝了赵思温，当然，也没有告发赵思温。

历史，失去了一次意味深远的军政活剧。

《辽史》记载，赵思温是一个狠角色，打仗很厉害。很早的时候，他在一次战斗中，统领偏师，“流矢中目，裂裳渍血，战犹不已”，哪儿来的一支流矢射中了他的眼睛。他将衣裳撕了用来擦拭眼睛里流出的鲜血，继续战斗不止。这人的故实很像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赵弘殷也是一骁勇善战的武将，骑射本领高强。一次战事中也被流矢射中眼睛，但他反而越战越勇，最终击败来犯之敌。但这俩人的事都很像三国曹操麾下大将夏侯惇。当初夏侯惇在战事中被流矢射中眼睛，他一把拔下箭矢，用剩下的一只眼睛看到箭头上血淋淋的一个眼珠子，高叫道：“父精母血不忍遗弃！”然后一口吞下，继续战斗。赵思温、赵弘殷，似都有这个范儿，演绎开来，都是有意思的故事。

在以后的日子里，耶律德光，这位契丹族第二代君主，成为中原士庶不断讲述的人物。五代中的三代——后唐、后晋、后汉——都要和这位草原大酋长打交道。他创造了一种地缘政治模式：利用汉人、掠夺汉人，侵扰中原、入主中原。

船山《读通鉴论》有言：

当时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于契丹也。

契丹的存在，成为当时中原诸国面临的最为急迫的问题——重要而又难于破解的地缘政治大问题。赵匡胤时代，这个问题即从耶律德光开始。

船山，即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史称船山先生。船山先生是我最钦佩的大儒之一，我尤其欣赏他的史论。讨论中国历史之得失，迄今为止，（在我眼界内）似还没有谁超出船山先生的意见。他用了一种方法，在我看来就是“以史证经”，用历史故实，来考核、验证儒学大经大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我这本书，就承续了船山先生的大部意见。我自以为理解了船山先生那种勘透历史迷雾的洞察力，对此，我有一点自信。

耶律图欲尊崇儒学

赵匡胤出生，耶律德光继位。

赵匡胤的青少年时代，会不断地听到耶律德光魔鬼般的故事。

忙里偷闲，说说“人皇王”耶律图欲。

他没有成为契丹国主，但回到领地，继续做他的东丹国王。

所谓“东丹”就是“东边的契丹”，其实就是原来的渤海国。耶律阿保机灭了这个东北的小国，耶律图欲被封在这个地方，史称东丹国。

耶律德光对这位兄长不放心，在后来的日子里，施行了多种特务手段监视他。耶律图欲不免（如俗话所说的那样）郁郁不得志。此时中原地区正当后唐，刚刚做了皇上的明宗李嗣源，听说了他的遭遇，便秘遣使节渡海来东丹国，邀请他到中原做官。耶律图欲接受邀请，于是假装到海上捕鱼捞虾，在海边竖立一块木牌，题写了一首小诗，逃往后唐去了。

这首小诗很有名，只有二十个字：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诗中的“小山”借指耶律德光，“大山”就是他自己。

耶律图欲“叛逃”到后唐，受到热烈欢迎。李嗣源甚至将前任皇上庄宗李存勖的嫔妃美女夏氏嫁给耶律图欲，又以“东丹”为姓，赐名“慕华”，意思就是“仰慕中华”；后来又赐国姓“李”名“赞华”，意思就是“赞慕中华”。还拜为节度使、观察使。

耶律图欲与父亲一样，向往中原文化，尤其尊崇儒学。

耶律阿保机在世时，觉得大契丹国不能仅仅懂得打打杀杀，还应该培植族群一点信仰或敬畏。于是问左右大臣道：“受命之君，一是应该侍奉上天，敬仰神灵，二是应该敬奉立有大功、拥有崇高道德和尊荣的人物。朕想祭祀这样的神灵或人物，谁应该排在最前面？”

诸人都说应让释迦牟尼如来佛排在最先。

阿保机沉吟道：“佛教，非中国本土宗教。”

耶律图欲正陪侍在父亲身旁，就借机回应道：“孔子为万世尊崇之圣人，应该排在最先！”

这话正说到阿保机心里，大喜，立即下诏兴建孔庙，并让耶律图欲以皇太子身份，率百官在春秋两季祭奠孔子。

阿保机平定渤海国后，耶律图欲在此称王，只需要每年给契丹宗主国贡献布匹十五万端、马千匹，余下的种种税收，皆供东丹国调用。东丹国在耶律图欲治理下，完全采用汉地制度，穿戴用汉皇天子的冠冕和衮服，“年号”为甘露，设四个丞相，百官也依汉制，行使汉人法律。

耶律图欲对汉人文化、中原制度，有发自内心的向慕。

阿保机死后，述律平等于耍了一个手腕，扶植自己喜爱的耶律德光上位，耶律图欲不高兴，但他隐忍着没有发作。后来寻找机会向后唐逃跑，被巡逻兵拦住，述律平知道后，想想毕竟是亲生儿子，没有惩罚他，仍然要他回到东丹国做君王。但随后耶律德光的种种特务手段，让耶律图欲萌生了再次“叛国”的念头。所以得到李嗣源的邀请函后，从海上跑到中原来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位改名李赞华的耶律图欲王子，常常想起草原，以及生活在草原上的母亲述律平太后，对耶律德光，也没有怨恨。他经常派人向母后和皇帝问安。这些很正常，但他又自动充当了契丹派往中原的“间谍”使命，这就有点不正常。

“李赞华”邪痞兽行

李嗣源死后，正当大辽天显九年、后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这一年赵匡胤刚刚八岁），一个初夏的日子，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杀死了登基不久的唐闵帝李从厚，自立为帝，即后唐末帝。耶律图欲认为李从珂等于篡位，密报耶律德光，应起兵速来讨伐。

这事不正常。但可以解释得通。按照他的儒学思想资源，他密报耶律德光来伐后唐，并不完全是为草原帝国国家利益着想，应该有“恭行天讨”“汤武革命”的儒学思想理念。李从珂有篡逆之举，中原无力讨伐，则草原帝国不妨代行——在他心目中，契丹，也是孔子儒学化育之地。他不能忍受违背儒学纲常的悖逆之举。所以《辽史》称赏了他的这个“请讨之举”，认为这一富有卓越见识的志趣，早在他请求优先祭祀孔子时，已经奠定。

而耶律德光更在多种力量推动下，倾力援助后唐叛将石敬瑭，剿灭了李从珂，建构了五代历史的第三个帝国后晋。此事容后细表。

李从珂则在覆亡之前派人将李赞华也即耶律图欲杀害。

但在以后，耶律图欲的后代，他的嫡子嫡孙，大部分人先后做了契丹的君主。

李赞华对中原文化的向慕见证了民族融合的逻辑。

他曾购置万卷汉人典籍，他又懂中原阴阳学说，还精于音律、医药，曾翻译汉文著作为契丹文，画画也很棒。在他名下的传世绘画作品有三幅（有人认为可能不是他的真迹），一幅《骑射图》，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一幅《射鹿图》，今存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幅《番骑图》，今存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三幅作品，画的都是骑猎。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这几幅作品都有重要地位。

他对汉文化仰慕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他在中原寄居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让他钦佩不已，于是，干脆给自己起个笔名，每有文章问世，即仿照白居易的寻常署名“乡贡进士白居易，字乐天”，反一下，自署名为“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这种带有游戏笔墨的做法，体现了他对白居易的追崇，也反映了草原人自觉融入中原文化的努力。

整个辽代，与后来的耶律楚材一样，他都堪称一等一的文化学者——而耶律楚材，又是他的八世嫡孙。

但这位李赞华，也有恶习。有些恶习听来甚至邪痞到匪夷所思。

他性情阴鸷，史称“刻急好杀”。他喜欢饮用人的鲜血，常常在姬妾们的手臂上刺洞，像个吸血鬼般，俯就吸血。而下人们稍有小错，他即随心所欲地启用刑罚，火烫他们，甚至挖眼。李嗣源赠给他的女人，原李存勖的嫔妃美人夏氏，跟他在一起，天天生活在恐惧中，多次要求削发为尼，脱离这个狼窝。最后结果还不错，俩人离了婚，美人夏氏回到娘家，河阳节度使（今属河南孟州）夏鲁奇的家中，以后，不知所终。

这些记录也证明，他读圣贤书，实无“知行合一”之功夫，毕竟还是禽兽行。《辽史》说他最后没有善终，应该与性急嗜杀的天道报应有关。我宁肯相信这种“报应”。

“禽兽行”，是五代时道义沦丧的大问题，文明治理，必瞩目于此。文明邦国的执政者，没有人会忽略天下道义问题。

韩延徽与胡汉分治

在“香孩儿”赵匡胤出生的这一年，耶律德光派使者到后唐，请求“修好”。李嗣源派遣使者回报契丹，同意“修好”。

新上任的契丹主耶律德光甚至将后唐派遣过来的使者姚坤放还后唐。

后唐庄宗李存勖在战乱中死后，明宗李嗣源派遣这个正做着供奉官（属于中书、门下两部，归政事堂管辖的文职官员）的姚坤到契丹国“告哀”。这是两国间互通音讯的常例。

当时契丹“天皇王”耶律阿保机还在世，他听说这个消息后，恸哭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你们唐庄宗虽然是我的朋友，与我有旧，但却多次跟我发生战争。我跟现在的天子李嗣源则无冤仇，愿意两国修好。你们大唐如果把黄河以北给我，我就保证再不南侵。”

姚坤说：“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

耶律阿保机大怒，将姚坤囚禁起来，关押了十来天，又把他放出来，对他说：“我要黄河以北，恐怕难得，如果能得到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保定）、幽州（今京蓟），也可以。”

然后给姚坤纸笔，让他写下来。

姚坤坚决不写。

耶律阿保机要杀掉他，经契丹大臣韩延徽劝谏，这才勉强放过姚坤，暂时将他囚禁起来。

韩延徽是汉人，若干年前出使契丹，被阿保机留用。他后来成为契丹国的三朝元老，对契丹国的制度建构功勋卓著。

他是继晋末十六国时期施行“胡汉分治”民族政策以来，在契丹最早继续倡导“胡汉分治”的汉族政治家。当初中原所属的北部大藩，如幽州、涿州等地，很多汉人难于忍受本国藩帅对财富的掠夺，看到契丹地广人稀，像后世“闯关东”“走西口”一样，纷纷“闯契丹”“走大辽”去寻活路。这是一场足够规模的、自发的汉人北上移民潮。但汉人、契丹生活习俗、文化背景不同，于是韩延徽提出了分治制度：游牧系统一套，农耕系统一套，耶律阿保机接受他的意见，设置为南北两院，北面官，用契丹国制度；南面官，仿中原制度。韩延徽更招募汉人到北边来垦荒。于是更多汉人逃往契丹。到了后期，契丹事实上已经成为胡汉杂居地带，而农耕所收赋税，也增强了契丹的经济实力。南面官的推行，也渐渐让汉人的文官制度进入草原地区，所谓“民族融合”就是由这类星星点点的制度化推演，慢慢成为后来“大中华”的文化版图。

耶律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放还姚坤，有向后唐示好的一面。

耶律德光像他的父亲一样，也在觊觎黄河以北。历史上的契丹对中原的索求，第一是土地，第二是财富。但在阿保机时代，与后唐的征战中，契丹失败的多，胜利的少。后唐那些穿了黑乎乎军服的大兵，打起仗来，还是不要命的。积两代人之经验，耶律德光已经感觉到，汉人不像草原部落那样容易征服。但从不断投靠契丹的汉人身上，耶律德光也感觉到，很多汉人都不过是利禄中人，他们并不忠诚于自己的朝廷，似也不在意什么桑梓之地。契丹如果南侵，最好的时机就是等待中原内乱！

在耶律德光看来：只要中原内乱，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耶律德光放还姚坤，向后唐示好，实在是一个韬晦之计。

公元927年，这个血红的年份，耶律德光、李嗣源、石敬瑭分别扮演了历史重要角色，点染了赵匡胤的诞生。站在时光后面来看，这三个角色，就像是在给赵匡胤跑龙套——但没有这几位龙套，大戏无法开演。

在后来的日子里——

以契丹为主的草原帝国侵扰中原，让赵匡胤寝食难安。

以石敬瑭为模型的藩镇大员，居然可以一次次反叛，起兵灭亡朝廷政权，让赵匡胤芒刺在背。

契丹与藩镇，即意味着战争；战争即意味着乱世；乱世即意味着苦难；而苦难的最大受害人是中原士庶。民生多艰，让赵匡胤充满哀怜。

契丹南侵，中原士子有多少人投靠变节？藩镇作乱，又有多少士子走马灯般“择主而仕”？亡国有如天崩地裂，亡天下更甚于此——人心沉沦、道德颓败，猪狗禽兽般的存在，岂是吾土吾民之吉相？事实上，整个五代时期，朝廷虽在，天下已亡。而亡天下之后的丛林风景，让具有圣贤担当的赵匡胤忧心忡忡。

贰 “贤君”李嗣源

他在位七年间，是五代比较清明的时期。用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给他的评价，就是：“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他在位时粮谷多次丰收，兵戈战乱比较少见，跟五代时其他诸国比较衡量，李嗣源的七年可稍称“小康”。

李嗣源被逼造反

后唐明宗李嗣源应该是影响了赵匡胤军政生涯的重要人物。

与历史上六七百位皇帝们比较，李嗣源还真不算是个坏人。

他整顿吏治、改革时弊，加之李愚在后唐时做宰相，辅佐李嗣源有了几年和平生涯。应该说，他在位七年间，是五代比较清明的时期。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给他的评价，就是：“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他在位时粮谷多次丰收，兵戈战乱比较少见，跟五代时其他诸国比较衡量，李嗣源的七年可稍称“小康”。

这个评价已经相当不低——中国历史上，称得上“小康”的也不过就有限的那么几个朝代。五代乱世，李嗣源能令国家走上“小康”，够得上奇迹了，虽然还不过是“粗为小康”。

但就像历史上很多“好皇帝”一样，李嗣源也没有走出帝制时代的结构性问题。那不是他的能力和见识可以达到的。

李嗣源没有解决以安重诲为中心的朝廷内斗问题。

安重诲早年追随李嗣源，深得信任，被委以中门使，中门使是唐末五代时期出现的奇异官职，这个职务略相当于藩镇的机要秘书，总揽内外军政机要大事，又有参谋总长的性质。

魏州士卒因为轮番戍守问题，没有公正解决，引发兵变，要自立统帅。

兵变时，李嗣源奉命平叛，公元926年三月六日，到达邺镇城下，叛军统帅赵在礼登城谢罪，并且拿出牲畜粮草犒劳朝廷大军。李嗣源也说了些安慰他的话。当天驻扎在城西南。李嗣源知道赵在礼是被军士皇甫晖等人胁迫作乱，他无能主导令其归降朝廷，于是下令准备九日那天攻城。

但八日晚就出事了。

有一位下级军官名叫张破败，夜半起来，纠集几位死党，号令诸军，各自杀掉各自的都将，开始纵火焚营。一时间李嗣源行营内火光冲天，人喊马叫，乱成一团。这是李嗣源没有料到的。说话间，乱兵到了中军大帐之前，李嗣源亲兵当即组织起来，与乱兵殊死搏斗，史称“伤痍者殆半，乱兵益盛”，亲兵受伤死亡了将近一半人，但乱兵越来越多。

这时，李嗣源根本就没有叛逆之心，他出帐呵斥乱兵无礼，大声道：“自从我做了藩帅，十多年啦，我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吗？现在带你们来讨伐魏州，就要破城，不正是你们这些人立功名、取富贵之时吗？何况你们还都是天子的亲军，怎么反过来为贼人服务呢？”

张破败等人毫不畏惧，回应道：“城中之人何罪？都不过是戍卒想回家回不去而已！当今天子不肯原谅这些可怜的戍卒，反而一定要剿除。我们还听说，破城之后，要将魏州的士卒全部坑杀。我们没有叛乱之心，只不过要跟城里的士卒合兵一处，击退诸镇之兵，请天子在河南称帝，明公在河北称帝。”

李嗣源因功被封为成德节度使，治所在镇州也即河北正定。

乱兵势众，与后来李彦饶面对的几百乱兵不同。经张破败忽悠起来的乱兵有几千人，而且与魏州城里已经有了呼应。李嗣源看着大兵人人激奋，多年经验告诉他：一切已经不可避免。想想一世的英名，就要蒙上一个“叛逆”的罪名，不禁悲从中来，他哭着对乱兵说：“我明天应该回藩镇，上奏皇上，请求治罪，一切听皇上裁决。”

乱兵大呼大叫不同意。

张破败等人又说：“令公要干吗？不到河北称帝，那就会被别人称帝！如果做出失去机缘的决断，那可就有不测之事！”

这些乱兵说着说着，就抽出刀，露着半截刀刃，远远地环列在李嗣源周围。弄个“千钧一发”的模样，明晃晃的钢刀在火光下，也确实有一股阴森而又凌厉之相。场面有点吓人。

李嗣源还要辩白，这时候，安重诲、霍彦威正在旁边，就在夜色中悄悄地踩了一下李嗣源的脚。

李嗣源当即醒悟：乱军中，任何激怒血脉贲张之辈的做法都是愚蠢的。

于是，在乱兵的架弄下，在火把照耀下，李嗣源不情愿地向魏州也即邺镇城里走去，这时，邺城已经放下了吊桥，这就意味着，城内乱兵已经接受了李嗣源。李嗣源从吊桥走过城壕，赵在礼等人欢欣鼓舞，又感动异常，流泪不已——邺镇，总算没有被朝廷“剿灭”。

但鼓动赵在礼叛乱的皇甫晖却担心城外的乱兵进城后有诈，拒绝外兵进城。皇甫晖甚至率本部精兵出城，将张破败等人斩杀。

外兵见状，呼哨一声，四散而逃，丧家犬一样，没有了归宿。

赵在礼设宴犒赏跟随李嗣源进城的少数兵众，李嗣源登上城楼，看到城外大兵流散，就对赵在礼说：“要做大事，没有兵是不能成的。我还要到城外去招抚诸军，不能让将士们离散。”于是又出城，到了附近的魏县，招抚的士卒不满百人。

当时霍彦威带领的镇州兵五千人还没有乱，听到李嗣源出城了，带着将士们来护卫。

李存勖派大将元行钦率军万余人屯驻魏州城南，元行钦发现李嗣源在兵变中进城出城，琢磨不透，但他估计李嗣源可能要反，带着本部兵马回洛阳去了。

第二天天亮，李嗣源登上魏县城楼，哭着说：“国家患难，一至于此！看来我回朝是不可能啦！来日归藩，回镇州，然后上章，听主上所裁。其他事慢慢再说。”

安重诲、霍彦威等人都认为李嗣源所言不对，他们认为：“朝廷将京师之外的事托付给我们，不幸大军在逗留之际遭遇贼人兵变。那个元行钦在城南，还没有听到战鼓声，就无故而返。他见了天子，一定会添油加醋说起这场变故。如果天子信了他的话，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如果我们要是回到藩镇听命，给人的印象，正好就像占据根据地，以此来要挟君主，这也正好堕入元行钦之辈的谗佞之口，等于授人以口实嘛！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星夜返回朝廷，叩拜天子，当面说清事情原委，阻断谗佞之言。这样也许能够保全一世的功业。临难，这个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啦！”

李嗣源听从了安重诲的这个意见。

李嗣源大军本来势单力薄，到了相州（今属河南安阳）时，遇到一位马坊使，也就是负责管理马匹的后勤部长，得到了几千匹马，这才算组成像样的军队。

但事情还有变化。

元行钦闹市斩首

元行钦本来是李嗣源的手下败将，投降后，李嗣源还给了他优厚待遇，但他此时却选择忠于李存勖。他从邺镇返回，驻守在卫州，命人向朝廷报告：李嗣源已经造反，与邺镇赵在礼的贼众已经合兵一处。

李嗣源此时一边准备回到朝廷自辩，一边连续不断地给李存勖上书，说明自己不想造反，也没有造反。

李嗣源的长子李从审在朝廷为金枪指挥使，即金枪部队总指挥，李存勖对他说：“我深知你老爸为人很忠厚，你可以代替我前往宣示我的意思，不要使他有疑虑。”

但李从审走到半路到达卫州时，被元行钦拘留，准备杀掉他。李从审大呼道：“公等既不愿意给我老爸伸冤，又不要我去找我老爸，这样，还是放我回朝廷，宿卫皇上去吧！”

元行钦放回了他。

李存勖很可怜这个年轻的近卫军官的处境，给他改名为李继璟，待他像亲生儿子一样。

此后李嗣源再有投向李存勖的奏疏，都被卫州的元行钦半路截住，无法与李存勖联系。显然，元行钦此举是带有某种野心，要逼反李嗣源。李嗣源有了深深的疑惧。

本来，安重诲等人要李嗣源回朝“明辩”，事实上已经带有怂恿造反的含义，但事到如今，李嗣源的女婿，当时正任“左射军”统领的石敬瑭一番话，更给他吃了定心丸。

石敬瑭说：“哪有主将在外领兵，军队兵变，主将却安然无事的道理？犹豫不决实是兵家大忌！不如趁势迅速南下。我愿领骑兵先取下汴州，这是得天下的要害之处。得之则大事可成。”

李嗣源麾下的突骑指挥使康义诚说：“当今主上没有德政，军民们怨恨愤怒。主公您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就会活下来，如果要坚守节操就会死去！”

李嗣源对石敬瑭一向信任，康义诚一番话，虽然很糙，违背李嗣源多年信奉的价值观，但却是非常“务实”的一个经验判断。李嗣源不是“殉道”之人，最后痛下决心：反！

于是就任命石敬瑭为前军先行，命安重诲发檄文，召集部队。

李嗣源大军夺下汴梁向京师开进之际，元行钦率兵回到京师，与李存勖南下荥阳，在途中杀死了李从审。御敌李嗣源失败，二人再次返回洛阳，“兴教门之变”后，李存勖被艺人郭从谦攻击，死于乱箭之下，元行钦出逃，在一个叫平陆县的地方，被村民捉住，押送到虢州（今属河南灵宝）。虢州刺史为了讨好李嗣源，砸断了元行钦的两只脚，然后将其装入槛车押送到京师。

李嗣源见到他后，想起无辜被杀的儿子李从审，大骂道：“就算我有错，我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元行钦想想总归一死，于是怒目而视道：“先皇帝又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李嗣源下令将元行钦在洛阳闹市斩首。

据说市民对元行钦的忠义很钦佩，也很感动，行刑时，很多人为他流了泪。

安重诲恃权暴虐

魏州兵变后，安重诲有功，被破格提拔为枢密使，并任左领卫大将军，从此进入中央枢机部门，掌握了军政大权。

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安插亲信。他推荐了一个人，名张延朗，原来是镇州（今属河北正定）别驾，相当于镇州战区的办公室主任，被他推荐为枢密副使，一下子由副局级升为副部级。但张延朗曾经在后梁时做过财务官，对国家财政管理，有一套办法。后来成为后唐重要的财务官，也算安重诲荐人得当。

安重诲居功自傲，管理朝中之事，无论大小，都要由他说了算。这方面他很不像石敬瑭，懂得韬晦之术。石敬瑭也有佐命之功，但他不动声色，继续以厚重之相示人。安重诲开始走向前台。

安重诲恃权暴虐，杀人不眨眼。此前曾不经李嗣源同意，杀害了李存勖的几位皇子，李嗣源念他有辅佐之功，没有给他治罪。安重诲就以为有这把大伞罩着，杀起人来更为轻率，习以为常。李嗣源对他也不禁有几分害怕。

安重诲派自己的亲信韩玫以及副供奉官乌昭遇出访吴越国。韩玫是个十足的小人，依仗安重诲的权势，在吴越国内，多次当众凌辱乌昭遇，甚至有一次酒后用马鞭抽打他。这种毫无修养的使臣行径，让衣冠之邦的吴越国君臣都看不下去。以至于吴越国王钱镠打算将韩玫的表现写信告知后唐朝廷和安重诲。但乌昭遇表现出了士君子风度，他觉得二人代表后唐出使，现在让异国君主来为本国人论是非，此事有辱“国格”，于是执意不让钱镠插手这个事。但小人往往无自省之心。韩玫返回后唐之后，反而诬陷乌昭遇，说他见了吴越国君，太卑躬屈膝啦，还主动称臣，并将朝廷机密泄露给异邦，等等。安重诲根本不调查，轻信来自“自己人”的谗言，当即逮捕乌昭遇，最后令他屈死狱中。

任圜的死敌

后唐名相任圜，兄弟五人，史称“雍穆有裕，风采俱异”，雍容大度，神采异于常人。任圜尤其“美姿容”，有辩才，谈吐不凡。此人也有自负的一面，认为有安天下之策，看不上一般官僚。他“忧国如家”是真的，“切于功名”也是真的。这两句话连起来看就是：这是一个愿意在为国家服务之中实现个人抱负的豪杰人物。所以他推荐、选拔优秀人才时，不遗余力；待到被选拔的人才到他府上来答谢，他一概不见，有“公事公办”之风。

优秀人才被小人妒忌，是历史常态。任圜也不例外。

深深地羡慕嫉妒并恨着任圜的人就是安重诲。

一次，一位殿前的官员马延，冲撞了安重诲的仪仗，安重诲没有犹豫，就将马延斩于马前。看着一地的血迹，他像没事人似的。有个御史大夫李琪看见了此事，出于御史负责弹劾臣僚的职业精神，知道此事不能不说，但又碍于安重诲的权势地位，想了想还是先告诉了任圜，得到支持，而后在朝堂提出了弹劾。但他还是尽量做了曲笔，尽量不去直言安重诲的不是。安重诲则不以为意，对李嗣源说，应该下诏，马延这种人，侵犯、侮辱、冲撞身居要职的大臣，应该告诫全国，不要再出这种事。

李琪敢于弹劾当朝大臣，让安重诲对此人有了恶念。

这时恰好赶上朝廷需要选拔宰辅人才，各派就有了争斗。

当时任圜已经在宰辅位置上，安重诲不想让他独自为相，就鼓动朝议，再拜一人为相，以此来削弱任圜的权力。孔循推荐了一个叫郑珏的人。郑珏长期在中书做事，很谨慎，文章做得好。安重诲就奏明李嗣源任命了他，与任圜并为宰辅。但不久郑珏因为耳疾，不再担任中书事，多次上章请辞，李嗣源最后同意他的辞章，授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仆射致仕。

这时，就还需要推荐一位官员上来替代郑珏。

孔循推荐太常卿崔协做宰辅。

任圜则想起用御史大夫李琪做宰辅。

郑珏平常不喜欢李琪（朝中御史官员多刚直，一般不为人所喜欢），孔循与郑珏又是一个阵营，因此也努力阻止李琪进入中书。他知道李琪曾经弹劾过安重诲，就来对安重诲说：“李琪不是无文才，只是不够廉洁。宰相应该起用端重有器度的人，这样才可以成为百官典范。崔协可以为相。”

有一天御前会议讨论这事。安重诲就推荐了崔协。

任圜为人刚直，当即反驳说：“安重诲你不熟习朝中人员，这是被人收买啦！崔协虽然是名家，但徒有虚名，识字很少。我已经因为没有学问忝列相位，很惭愧啦，怎么可以再加一个不识字的崔协而被天下所笑呢？”

明宗李嗣源说：“宰相职位很重要。你们再商议下。我在河东时曾见书记冯道，这人多才博学，而且与世无争，可以任宰相。”

退朝时，孔循没给皇上行礼，一甩衣袖转身就走了，嘴里还嘟囔着：“天下事，一也是任圜，二也是任圜，任圜是个什么人！我还就不信啦！崔协要是突然死了也就罢了，如果不死必须让他当宰相！”

孔循为此置气，好几天称病不上朝。李嗣源派安重诲去做工作，他这才不情愿地来上朝。

安重诲对任圜有忌惮，但对李琪是说啥也不想让他当宰辅，想了想，就低一次头，去找任圜开碰头会。他说：“现在朝廷正缺人，崔协暂且做备选人，您看可以吗？”

任圜说：“您抛弃李琪而让崔协为相，这就像抛弃了苏合香丸，却去选屎壳郎推的粪球。”

苏合香，是一种非洲植物分泌的树脂。这个东西最初见于《后汉书》，称出自于“大秦国”，即罗马和中东一带。也即自汉代起，就是中国皇室贵族常用之舶来奢侈品。任圜以此来比喻李琪，以屎壳郎推的粪球比喻崔协，让安重诲很没有面子，不免嫉恨在心，尽管当场装作一笑了之。

事后，想到任圜的影响力，安重诲觉得还是争取能与任圜成为一拨的，就找理由到任圜府上去串门。赶巧任圜府上有一歌妓，能歌善舞，长得那也叫俊俏柔美。安重诲不缺女人，纯粹是出于讨好，提出要纳这个歌妓为妾。这在社会交往中，也是一种沟通策略：自己做些付出，从此感恩对方；而对方也知晓这个逻辑，顺水推舟，做成一党。不料任圜根本就没瞧得上安重诲，一口回绝。他不想跟这个没品的人结为同伙。

安重诲彻底死心，于是跟孔循结成一气，处理政事时，每天都说李琪的坏话，说崔协的好话。

李嗣源做了个决定，还是将天平向安重诲这边倾斜了点，最后是任命端明殿学士冯道和崔协一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没字碑”

崔协长得一表人才，有轩昂气象，遇到事好议论，往往语惊四座，但他所讲的道理很多不近于理，平庸得很。很像后世常见的夸夸其谈之辈。此类人物自视甚高，但因为不读书，太少思想资源，故所谈所论，不过坊间之见。崔协胸无点墨，尤其不会写文章，起草的奏章太多讹谬，经常受到责罚。所以他后来很多奏章都要请人捉刀。

长得好，没文化，时人给他起一个诨名：“没字碑”。

宋人笔记《北梦琐言》记载他一事，颇传神，似可概见此类人物本来面目。

说李嗣源有一次向宰相冯道打听司空卢质的近况，问他：“卢质最近还吃酒吗？”冯道回答道：“卢司空曾经到臣家里做客，也曾饮过几杯。臣劝他，不让他饮酒过度——国家大事也如此：过则患生。”这一番话，带着宰辅气象，明白人都能明白，言语中自有忧国心在。

崔协觉得不能不说话，就勉强发言道：“臣闻《食医心鉴》有一说法：酒可是好东西，不用添加药饵，就可以安神。”这样一番坊间式议论，在朝堂说出，且又在冯道那一番带有远猷思考的意见之后，品味和品位之差异顿时显现。史称左右见其言语肤浅，“不觉哂之”，给了他一片嘘声。但此人后来死得早，没有太多的糗事传世。

与崔协比较，李琪算是个才子。他十三岁那年，跟着父亲去拜谒地方官王铎。进献的诗词曲赋，王铎看了吃惊，但还是怀疑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这么有才，就在公署设宴，约请李琪父子，同时暗暗告诉下人，以《汉祖得三杰赋》为题，就在宴席上测试李琪。

这个赋的主题是要说汉高祖刘邦得到张良、萧何、韩信三个人才而兴天下的故实。李琪似乎对这段历史很熟悉，拿过笔来就写了篇赋文。结尾有言：

“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

得到士人就昌盛；不是贤人不共事。跟随帝王起家的辅臣很高贵，佐助高祖立业的三杰很重要。由此可见，楚霸王的失败很正常啦——他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倾心使用。

王铎看到这个赋文很惊骇，说：“这个孩子真是大器啊！将来会独步文坛！”

但李琪虽然博学有才，但为人不够持重，更不懂进退之道。他少年以文章知名，从此也以文章自负。他后来做官，算是富贵了，就刻了一块牙板，上面用金子书写“前乡贡进士李琪”，然后将这块牙板放在办公的案头座侧。别人看了这块牙板，要么对他心生崇敬，毕竟是正宗科班出身嘛；要么对他心生忌惮，毕竟对不是科班出身的人构成资格上的压力。李琪这种做法就叫“失礼”。因为“失礼”，所以在与人打交道时，就到处会遇到障碍，一般人不愿意提携他。

李琪遇到任圜，之所以得到任圜欣赏，是因为俩人有同气相求的品质，都是才高八斗、眼高于顶的人物，于是惺惺相惜。

无道邦国的悲剧

任圜可能是满朝文武唯一不怕安重诲的人物。

有一次，御前会议讨论差旅费报销的权限问题。按照过去规定，使臣外出，费用应该由户部发给，但安重诲主张由枢密院发给。任圜不同意他的意见。安重诲想起任圜对他的种种不敬，当场跟他顶撞起来。不料任圜比他更气愤，说话时声色俱厉，坚持报销制度应该由负责财务的户部掌管，而掌管兵部的枢密使不能插手此事。

退朝后，宫里人问皇上：“刚才是谁跟安重诲这么争论事情啊？”李嗣源说：“还有谁，宰相任圜!”宫人吐舌头道：“乖乖！妾在宫中，还从来没见过宰相、枢密使奏请事情这个样子呢！他们瞧不起皇上吧？”李嗣源听后更加不高兴，最后接受了安重诲的意见。

任圜性刚，见自己的意见多次不获支持，因此请求辞去宰辅之职。

李嗣源同意。安排了别人暂时代理宰辅工作。

任圜还是气鼓鼓，干脆辞职，退居老家磁州（今属河北邯郸）颐养天年。

后来朱守殷案发，安重诲借机派出亲兵，到任圜家里假传圣旨，污蔑任圜与朱守殷合谋，逼他自尽。

据说任圜死时相当镇定，将全族人聚集起来，吃酒，酣饮，然后赴死，史称“神情不挠”，神情一点都没有服气的样子。

如此剪除政敌，天下人知道的，没有不为任圜喊冤的。端明殿学士赵凤就哭着对安重诲说：“任圜是义士，怎么可能做叛逆的事！公滥用刑罚到这等地步，如何辅佐国家啊！”安重诲也觉得这事可能做得过了，有点懊悔。

任圜的个人悲剧原因之一是对“礼”的忽略。

君臣交往、臣臣交往，也需要规则，“礼”之义理甚重，按照规范交往，主体间互相保留一种应有的程序性敬意，是豁免危机的习惯法保障。违背“礼”之交往规范，对邦国、对共同体、对个人，都是不祥之兆。儒学论“礼”，很大程度是在提醒士君子，在沟通与交流中，互相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则。因此，儒学论“礼”，究其实，是内在地含有“理性之爱”的。任圜负气任情，没有按照传统之“礼”约束自己，在“节制”与“当位”的“礼”之方向上，掉以轻心。这样就让他人有所忌惮，小人安重诲一旦动了杀机，就会酿成悲剧。违背“礼”而酿成的悲剧，不仅是帝制时代的，也几乎是所有时代的产物。

任圜与安重诲的御前激辩，其实就是“廷争”。这种“廷争”，在大宋时代得到习惯法保护。大宋时代的御前会议，臣臣之争，有时会更激烈，以至于有人会当面要求帝王“斩杀”对方。很多时刻，这是一种“廷争”中表达愤怒的言辞。但大宋时代，圣贤辈出，士大夫都在孔孟之道的教化下，以圣贤气象砥砺前行，故不论多么激烈的“廷争”，很少有事后的打击报复，更少有“廷争”之后，像安重诲这样直接诉诸杀戮。这是“赵匡胤时代”以来，由太祖太宗和文武大臣们共同推演的一种“习惯法”。没有人愿意身负道义败坏的丑名。荣誉感激励着大宋时代的文化贵族。任圜如果活在大宋王朝，不会有这样的个人悲剧。

据此，又可以看出：“礼”，是有道邦国的规则。在无道邦国，是“礼崩乐坏”的。但也正因为无道邦国，“礼”的缺席，人人诉诸丛林原则，于是，有邦国悲剧，更有个人悲剧。

任圜善言谈，待人真诚，为时人所重。他算是儒生，但带兵打仗时也有凌厉的一面。早年他曾跟随李存勖与后梁军大战，获得胜利，李存勖还表扬他：“仁者之勇，何其壮也！”

任圜在李存勖麾下时，还曾带兵讨伐河北真定的成德军。成德军的守卫张处球，从他父亲那时起，就在扼守大藩，多年来抵抗王师，双方都有损失。任圜不忍看到兵锋所过血雨腥风，就多次以人生祸福之道晓谕成德守卫。张处球也知道兵败被围，早晚是死路一条。于是登上城楼呼喊任圜道：“我城中兵食俱尽，但因为长久抵抗王师，万一投降你们，恐怕没法解释。那时还得是个死。公哀怜我，给我指示一条生路吧！”

任圜很真诚地回答他：“按照你的先人反叛事考察，固然是难以宽恕，但惩罚不会到子嗣身上，按理，你，可以从轻处罚。但现在不同了，你先人之后，你也拒守多年，并且伤害我军的大将。现在你已经穷途末路，这才来跟我们谈投诚。按照你这个罪过，真话说，你很难幸免于死。但是坐而待毙，跟伏法待命比较，哪个更轻一点呢？你可以自己去想。”

张处球听到这番话，知道结局已经不可避免，就流着泪说：“公言是也！”

于是派遣他的儿子送上了投降书。时人都称赞任圜没有欺骗张处球，所言都是君子义理。成德军城破之后，张处球虽然被处死，但全镇人民得以保全，史称这是任圜的功劳。

由安重诲一手制造的任圜悲剧，让人痛惜。

藩镇问题的“前驱”

但安重诲也有凡人不到的高明之处。

李嗣源不通文墨，奏章之类都要安重诲来读给他听，后来又要安重诲给他读儒学经典和历史典籍，安重诲自己也没有多大文化，于是上奏说：“臣只知道以忠诚之心侍奉陛下，现在得以掌管朝内机密事务，有些事还粗粗知道点；至于说到过去的事，那不是我能达到的。希望陛下效仿前朝的侍讲、侍读，近代的直崇政、枢密院，选一些有墨水的大臣来处理这些事，以备应对。”他主张引进文职大臣，还特别开设端明殿，招纳了不少读书人。由此可见，他也有期待天下由藩镇跋扈走向文治的愿望。

李嗣源践祚不久，就任命安重诲“兼领”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湖北襄阳）。所谓“兼领”，就是人在朝中做官，但可以挂一个节度使的军职。安重诲则认为襄阳地方重要，为水陆要冲，应该有正式的统帅，不当兼领。所以他坚决推辞不做，将这个职务让给他人。李嗣源很欣赏他的这个意见，同意了他的请求。安重诲不谋求藩帅这个军中实权，这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品质。

安重诲杀人不眨眼，但他一旦看明白事实，也有救人一命的当下理性。

明宗李嗣源虽然待人宽厚，也温和，但也时常会动杀机。有一个马牧军使，相当于负责管理战马的后勤部长，他养的马总是很瘦弱，而且常有死亡。明宗论他的罪，认为应该处斩。安重海就劝谏他说：“陛下这样做，会让天下人认为朝廷因为马的缘故而杀人，这是‘贵畜而贱人’啊！”

明宗认为他说得有理，赦免了这位后勤部长。

明宗还曾令一个回纥人完成使命后回国。这个回纥人到达甘肃醴泉县时，因为地方很偏僻，很少有人来，平常也没有备多余的马匹，正好仅有的马匹被县令骑出去打猎了。以至于回纥人等着马回来，耽误了行程。明宗知道这个事后，大怒，要将这位县令绑到京师来问斩。安重诲认为法不当诛，极力劝谏，这个县令最终免予一死。

这些都算是安重诲的德政。

安重诲还有一个政治举动，可以见出他的格局不简单。

他想“削藩”。

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孟知祥、东川节度使的董璋，二人蓄谋已久，不服从中央调度。安重诲应该是最早看出这二位心存“异志”的人物。他趁两位川将更换戍守将士的机会，开始安插朝廷的派出干部，并逐渐缩小二人的管辖地盘。但他做得不够策略。他给孟知祥派出的监军，被孟知祥杀掉。孟知祥的理由是：天下藩镇从无监军。安重诲将东川的阆中分出来，设立军事要塞，史称保宁军，又任命亲信去充任保宁军节度使，但也被董璋杀掉。

站在历史的后面来看，安重诲的意图十分清晰，就是要解决后来赵匡胤要解决的藩镇问题。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此类历史故实，应该对赵匡胤有警觉作用。老赵最后解决藩镇问题，全然不用这个套路。老赵不去硬拼，不去死磕，他用源于个人智慧的“杯酒释兵权”策略，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安重诲是大宋解决藩镇问题的“前驱”，虽不中，当也不远。

更有意味的是，安重诲在藩镇问题上有着不凡的预知能力，或者说政治洞察力。这事跟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有关。

弹劾李从珂

李从珂这时在做着河中节度使（治所在山西永济县）。安重诲看出李从珂不是李嗣源亲生，犹如李嗣源不是李克用亲生一样，作为“养子”，手握重兵，是有危险的。为了削除国家隐患，安重诲准备不惜冒险一试。

为了解决李从珂，安重诲多次在明宗前说李从珂的坏话，但不奏效。李嗣源还是很喜欢这个养子的。

于是，安重诲走出了一招险棋。

他假造明宗圣旨，“谕令”河中衙内指挥使杨彦温驱逐藩帅李从珂。杨彦温实在是一个没有什么见识的人物。他接到来自枢密院的这份“诏书”，也有怀疑，但他不懂得如何更智慧地处理这桩大事。就在一个初夏的日子里，李从珂到附近一个叫黄龙庄的地方去阅马，他号令城里诸军占据了各个城楼城门。李从珂回来已经无法入城。

李从珂很纳闷，想想他一直待此人不错。杨彦温在后梁时期不过是一个小校，后唐庄宗时，也不过做个裨将，明宗时，不过做河中副指挥使，李从珂做河中节度使，奏请朝廷，让他做了衙内都指挥使，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好好干，还可以跟着继续提升，这是怎么啦？于是，他命人叩门，并质问杨彦温说：“我一直待你很优厚，你怎么能这样做？”

杨彦温回答：“我彦温不敢对您负恩，实在是受枢密院的宣示，请您入朝。”

李从珂当即明白这里有鬼。于是暂时驻扎在附近，赶紧派出精明使者把情况向朝廷汇报。安重诲没有截住使者，明宗知道了情况，问安重诲：“杨彦温怎么能说让李从珂入朝呢？我没有让他入朝啊？”

安重诲见势不妙，回答说：“这是恶人杨彦温胡说！应快派兵征讨他。”

明宗有了怀疑。于是想把杨彦温诱来讯问真情，便下诏，调杨彦温为绛州（今属山西）刺史。但安重诲不同意明宗这个意见，坚持要派兵攻打杨彦温。明宗这时虽然对安重诲已经有了疑心，但还是愿意以一种优待方式稳住他。于是接受他的意见，派大将索自通、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统兵讨伐。

行前，明宗指令药彦稠：“我要活着的杨彦温！我有话要问他！”

显然，明宗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这应该就是怀疑安重诲的开始。

然后，又召唤李从珂入朝。这也是一个胜负手，如果李从珂不入朝，那八成是有了反意；如果能入朝，事情当有蹊跷。李从珂已经判断出是被安重诲陷害，于是赶紧入朝进行表白。

但李从珂来到洛阳后，李嗣源责令他回自己在京师的府邸，暂时拒绝入朝请见。李嗣源似乎有意在等待杨彦温的到来，了解事情真相，暂时不理李从珂，也是做个姿态给安重诲看。

药彦稠率兵攻河中，五日攻克。但他却给明宗李嗣源送来了杨彦温的人头。李嗣源大怒，但已经没有办法。

当时就有一种议论认为：后唐明宗时，四海安静，恬然无事，兵戈已息，而河中又不是边郡，更靠近国门，一个小小的衙内指挥使，怎么敢如此狂悖，向帝国挑战？于是，舆论都认为这是安重诲弄权，因为他嫉妒李从珂的威望，所以巧做安排，但最后还是没有达到目的。至于杨彦温，不过愚蠢地被人嗾使，所以惹来杀身之祸。

此事似乎不了了之，但安重诲以此为契机，希望能够罢免李从珂的节度使。并暗示明宗，杨彦温之所以“造反”，实在是李从珂失职，应从重处置。只有这样做了，才算是拔本塞源，杜绝后患。

但明宗不同意处理李从珂。

安重诲要扳倒李从珂的意志十分坚定。他开始暗示大臣冯道、赵凤，要他们奏请李从珂失守河中，应该加罪。

李嗣源听后对这二位大臣说：“吾儿从珂被奸党栽赃，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是非曲直，公辈何为发此言论？意思是不想让我儿在人间待下去了吗？我看这不是公辈的本意啊！”

冯道、赵凤惭愧而又惶恐，匆匆退下。

但安重诲还是继续鼓动他们弹劾李从珂。赵凤已经有点相信安重诲了，也能感觉到李从珂手握重兵对社稷未来安全的影响，于是，再一次提起弹劾。

明宗看着他不说话，不回应。

第二天安重诲忍不住，自己向明宗提起弹劾李从珂的意见。

明宗很动感情地说道：“朕过去不过就是一个小校，家里很贫穷，我收养了从珂这个小儿，靠他拾马粪来养家。到今天，我当了皇上，就不能庇护他一次啊？爱卿你要怎么处理他，你才认为对你合适啊？”

安重诲说：“陛下父子之间，臣哪里敢乱说！只有听陛下自己裁断！”

李嗣源说：“让他在家里闲居就可以啦！何必多谈！不讨论这个事了！”

但安重诲还是不死心。

河中节度使的位置出现了空缺。朝廷以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安重诲又指示他搜集李从珂的“罪证”。索自通到河中后，登记军府中的甲仗兵器，数量庞大，报告给朝廷，说是李从珂私自制造。但这时候李从珂得到了李嗣源的妃子王氏的袒护，最终平安无事。

王氏此时人称“德妃”，后来又晋封为“淑妃”，史称王淑妃。

王淑妃作为李嗣源的嫔妃，没有自己的子女，是李嗣源儿子许王李从益、女儿永安公主的养母。她原来是卖饼人家的女儿，长得俊美，时人赞美她，有外号叫“花见羞”。曾做过后梁一位将军的侍儿，这位将军死后，王氏成为孀妇。当时李嗣源的夫人已经逝世，安重诲知道这个人这个事，做了月老，将王氏推荐给李嗣源，李嗣源一见甚为满意，就将她纳为夫人。

王氏本来是通过安重诲才得以进入后宫的，初期对安重诲也充满了感激之情，但宫中用度原来很简朴，后来稍稍奢侈一点，安重诲就屡屡劝谏。王氏要用外库的锦缎做地毯，安重诲极力反对，并以李存勖妃子刘皇后奢靡生活的故实来警戒王氏。王氏从此对安重诲很不满。所以当李从珂与安重诲有了矛盾时，她站在了李从珂这一边。

李从珂失势，一般朝官都不敢与他继续来往，当时只有一个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吕琦，和李从珂府邸相邻，有时就会去看他。李从珂如果有什么事要奏明圣上，也都是向吕琦咨询后才去办理。

索自通诬告李从珂私造兵器事，差点左右了李嗣源的判断。但李从珂总算有惊无险，度过一劫。但他在李嗣源死后，果然起兵，夺了天下，索自通知道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史称“忧悸难释，决意求死”，忧虑害怕无法释怀，决意一死了之。有一天，他在退朝后，走入洛水，自溺而死。

孔循的花招

安重诲有强烈的控制欲望。他在处理河中事件时，上下其手，让人感觉到了他的威慑力。甚至明宗李嗣源也往往对他有点惧怕。

夏州节度使李仁福知道李嗣源喜好鹰鹞，派人送来一只白鹰。但安重诲拒绝接受这个东西，他不能容许天子沉湎于斗鹰走狗的奢靡生活之中。但是安重诲一走开，李嗣源心里还是惦记那只白鹰，就急忙派人追回，带到宫中后苑，然后再偷偷地带出京郊去嬉戏。玩的时候，还不忘记提醒随从说：“这事儿可别叫重诲知道啊！”

但安重诲得罪人太多了，最后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李嗣源对他的信任。

枢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更是一个性情狡狯的小人。他跟安重诲一直很亲近，是多年旧交。但是涉及个人重大利益时，孔循玩了一招，骗过了安重诲。

当时李嗣源有心要为皇子李从厚娶安重诲的女儿。孔循知道后，找到安重诲，语重心长地说：“公是皇上的近臣，这么亲密，不应该再与皇子为婚。真成了婚，再说话，可就没有这么硬气啦！”

安重诲想想也是，就傻乎乎地答应了他，辞掉了这门皇亲。

事实是，孔循自己也有个女儿，正待出嫁。他暗暗地结交王德妃，请求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李从厚。王德妃做工作，李嗣源答应下来。很久以后，安重诲知道这事，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不禁大怒，但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在此之前，有人对安重诲说：“孔循善于挑拨离间，万万不可安排他在跟皇上密切的位置上。”但现在孔循有了跟皇上套近乎的机会，又有王德妃在内，地位已经固若金汤。

从此以后，皇上待安重诲的态度确实有了变化。

善终的藩帅

秦州节度使（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华温琪申请入朝。他不愿意做藩帅，要求留在朝廷。这事等于自动交出兵权。李嗣源很高兴，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任命他为左骁卫上将军，这是皇家卫队中的骑兵副司令。每月除了正常的俸禄之外，明宗还特意赏赐他很多钱谷。

一个阶段以后，明宗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一个藩镇，这人很值得信任。于是就对安重诲说：“华温琪是我旧交，应选一个重镇来安排他。”

安重诲出于对藩帅的不信任，回答说没有空缺。

又一天，明宗再来反复说起此事，安重诲不耐烦道：“我已经跟您多次上奏，说过了，没有空缺！非要空缺，只有我这个枢密使可以代替。”

这一次也惹恼了明宗李嗣源，直接回复道：“也行！”

安重诲闻言，一时不知如何答对。

华温琪听说这事后，则感到恐惧，得罪权臣，可不是好玩的。吓得他好几个月不敢出门。

华温琪年轻时曾投在黄巢造反军麾下。黄巢失败，他逃跑后，认为自己形貌魁梧，已经被很多人认出来了，估计很难逃过一劫，于是投水自杀，但没有想到河水将他漂到浅处，被行人救出。他又跑到桑树林里，找到一棵歪脖桑树上吊，没想到树枝被他坠断，还是死不了。最后他投奔了后梁的部队，有功，被封为节度使。但他在地方管理上失政，曾经劫掠他人的妻子，被女子丈夫告到后梁末帝那里。当时的后梁正在姑息藩镇，不想得罪他，但又不能不管这个事，于是后梁末帝留下了一篇特别意味深长的文件，这是写给华温琪的一封信件。信中说：“若便行峻典，谓予不念功勋；若全废旧章，谓我不安黎庶。为人君者，不亦难乎！”你犯法在先，如果朕就此施行重典处理你，可能有人说我不念功臣的往日勋业；如果朕就此全部废了传统法律章法，有人也会说我不能安顿黎民百姓。我这个做人君的，是不是太难啦！这一番话，说得华温琪惭愧不已。

插入这段“赵匡胤时代”之前的故实，是想说：姑息藩镇，由来已久；处理藩镇，帝王两难。这不是个好干的活儿。

且说李嗣源，最后还是给了华温琪一个节度使，要他去治理华州（今属陕西华县）。华温琪在任上，做了很多好事，他用自己的俸禄和赏赐，修补了当地的祠庙、廨舍，达到一千多间。还在邮亭创建了待客的器具，这样就方便了往来的客人，得到很多称赏。几年后退休在家，石敬瑭得到天下后，他病逝于家中，终年七十五岁。他是五代时期较少得到善终的藩帅之一。

安重诲的末日

华温琪事件，对刚愎自用的安重诲是一个警戒。他因此意识到，这样下去很危险，皇上不是可以终身依靠的对象。思前想后，觉得不能这样拖延下去，后面不知会有什么风险，于是，上表要求退休。

但是已经晚了。

因为他的跋扈姿态，已经失去了朝廷内外人心。李嗣源也接到了更多对他不利的消息，更有个内部的王德妃，还有个孔循。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安重诲的日子不多了。

他一要求辞职，明宗李嗣源连表面文章都不做，当即同意。安重诲回到山西老家应县，此地属于河中辖境。

他刚刚到家，当天就看到在朝中做官的两个儿子也回来了。

安重诲大吃一惊，问他们：“我又没有召你们，你们怎么会回来？”

俩儿子还没有回答，安重诲一下子就明白了：身为朝廷命臣，一旦被人污蔑，说是带着子弟家眷返回故乡，那就有了反叛的嫌疑。现在俩儿子傻乎乎地回来了，安重诲的末日也就到了。

安重诲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他试图以一种绝对的忠诚姿态自救。他对俩儿子说：“我知道了。你们回来，不是你们的意思，是被人利用了。我要以死殉国，没有什么可说的。”

于是，将两个儿子捆绑了，上表，派人押送到朝廷。

但是，朝廷已经不需要他了。

朝廷这边已经派出了李从璋为河中节度使，并派遣步军指挥使药彦稠带兵护送李从璋直奔河中。李从璋是李嗣源的养子，带兵打仗有辣手。

第二天，有朝廷的中使宦官来到安重诲府上，进门就痛哭起来。安重诲问他怎么回事，中使回答：“有人说公有‘异志’，朝廷已派遣药彦稠将军带兵到啦！”

安重诲回答：“我身受国恩，死不足报，哪里敢有异志！没有想到这件事还要麻烦国家发兵来干，让主上担忧，我的罪过更重啦！”

安重诲的两个儿子被送到朝廷后，有诏，下狱。

有个皇城使翟光邺一向厌恶安重诲，李嗣源特意令他到河中去考察安重诲，还对他说：“如果安重诲真的有‘异志’，就杀了他。”显然，李嗣源已经不想要活口了。

翟光邺到河中后，李从璋大军也到了。他应该是向李从璋讲述了明宗的意图。于是，李从璋率领甲士将安重诲的府邸围住，自己带着铁挝叩门来见安重诲。

进门来到庭院，安重诲夫妇出来迎接。李从璋见到他后，在庭下行大礼。安重诲很吃惊，已经处于这样境地了，怎么还有这么尊贵的皇子、节度使来给自己下拜，也赶紧走下台阶跪下回拜。李从璋忽然奋起，挥动铁挝砸向安重诲的脑袋。安夫人张氏大惊，赶忙来救血泊中的丈夫，也被李从璋铁挝击杀。

李嗣源接到奏报后，下诏，以安重诲离间孟知祥、董璋等与朝廷的关系为罪名，又污蔑安重诲要征讨淮南，图谋兵权。随后，又说安重诲送到朝廷的两个儿子，曾与安重诲一道返回河中谋反，判令一起处斩。

满朝文武，除了赵凤，几乎没有人为安重诲喊冤。

进入“李从珂时代”

赵凤是读儒学经典的人物，年轻时就有文才和名气。安重诲推荐他做了端明殿学士。因此，他对安重诲很是心存感激。

此人好直言，性格刚强，平时与任圜友善。任圜做宰相后，也多次推荐他，后来赵凤做到礼部侍郎的位置。安重诲杀任圜，赵凤很痛心。

赵凤相信儒学的理性，不信“怪力乱神”。有个术士叫周玄豹，懂相术，善预测，很准，迷倒了很多人。明宗李嗣源践祚之前，做内衙指挥使，安重诲那时对这类相术半信半疑，就想测试一下周玄豹。于是叫他人和李嗣源换了衣服，把李嗣源安排在不起眼的位置，让那个人坐在衙内指挥使的位置，请周玄豹来看相。周玄豹看过后说：“衙内指挥使这个位置很尊贵，但现在坐在那里的人，还不足以承担这个位置。”又指着坐在下位的李嗣源说：“这个人才当得!”然后又说了一通李嗣源将来“贵不可言”的话。李嗣源践祚后，想起周玄豹，就觉得此人太神奇，想把他召到京师供职。

赵凤知道此事后进谏说：“喜好什么、厌恶什么，作为皇上必须谨慎。如果陛下认为他相术神奇就招来做官，那么全国的人，都会去竞相奔走、追逐预测吉凶的相术。天下人互相惑乱，后果可是凶险莫测啊！”

李嗣源一想是这么个理：多少野心家，借着预测之术在谋取天下啊！还真是不能这么干。于是不再召周玄豹进京做官。

这是李嗣源与那些动辄将术士召在身边，最后遭遇祸患的颟顸之辈们不一样的地方。李嗣源有格局。赵凤则是启发了李嗣源的儒生。

李从珂从河中调回朝廷后，李嗣源解除了安重诲的朝官，让他去出任河中节度使。尽管还让安重诲带着枢密使兼中书令身份，但安重诲已经不能干预朝政。这时候，李嗣源才把李从珂从府中召来，对他哭着说：“如果按照安重诲的意思，你哪里还能见到我！”

于是任命李从珂为左卫大将军。

赵凤知道这事后，对李嗣源说：“安重诲是陛下亲近人，他的心是永远不会背叛君主的，但因为他不能周密防备，所以一定会被人进言谗毁。陛下如果不能明察他的心迹，他可就不知哪天死于非命了。”

李嗣源对安重诲已经有了疑心，认为赵凤是安重诲死党，很不愉快。

果然，就有人来“检举”安重诲了。说安重诲要从河中起兵，要自己去讨伐淮南，还召引占相者为自己算命，等等，诸如此类。

明宗于是咨询侍卫都指挥使安从进、药彦稠，二人都认为：“这是奸人离间对朝廷有功勋的旧臣。安重诲为陛下做事三十年，有幸得到富贵，何苦谋反！我们请求用自家性命担保他。”

明宗看看扳不倒安重诲，就召见安重诲安慰他。史称“君臣相泣”，君臣互相感动得相对而哭泣。

但李嗣源对安重诲还是有猜疑。

赵凤有一次在中兴殿向皇上奏事，说：“我听说有奸人诬告安重诲。”

李嗣源说：“这是件小事，我已处理了，你别问了。”

赵凤说：“我所听到的，是涉及国家根本的大事！陛下您可千万不能以此为小事啊！”于是指着大殿说，“您看这座建筑，为何这么庄严宏壮？那是因为全赖栋梁柱石扶持啊，假如砍断一根栋梁，拆掉一根柱子，大殿就会整个倒塌。大臣，就是国家的栋梁柱石！安重诲起于微贱，跟着陛下历经种种艰辛，才让我朝兴旺，您也因此而成为中兴之君。怎么可以让奸人来动摇国家栋梁呢？”

李嗣源听到这里也很感动，对他说：“你说得很对。”于是严肃地处理了告密者。但李嗣源毕竟狐疑，后来治了安重诲的罪，赵凤还是多次说安重诲无罪，是个忠臣，李嗣源就将赵凤撤职。

当初，李嗣源镇守成德军时，李从珂就曾与安重诲相识，但他俩有一次在饮酒时，高了，互相“使酒”，于是有了争吵。李从珂跳起要殴打安重诲，安重诲赶紧逃了。酒醒后，李从珂后悔，赶紧道歉，但安重诲很可能没有忘记这件事。后来大权在握，安重诲就有了重新安排朝中人事的计划。

安重诲铁定地认为李从珂早晚会反，是出于私怨，还是政治洞察力？

《五代史阙文》记录一个说法：“明宗令翟光邺、李从璋诛重诲于河中私第，从璋奋挝击重诲于地，重诲曰：‘某死无恨，但恨不与官家诛得潞王，他日必为朝廷之患！’言终而绝。”

明宗李嗣源命令翟光邺、李从璋到河中诛杀安重诲于府邸，李从璋奋起挥动铁挝击杀安重诲在地上，倒在血泊中的安重诲还在说：“臣死无恨，但恨不能与陛下一起诛杀潞王李从珂，他日此人必为朝廷之患！”说罢气绝而死。

后来的事情果然如安重诲所预料：李嗣源死后，其子李从厚继位。早就心存“异志”的潞王李从珂已经成为凤翔节度使。不久，凤翔鼙鼓动地来，李从厚被杀，后唐进入李从珂时代。

所以，安重诲跟李从珂有私怨，但执意要将李从珂问题解决于萌芽之中，很可能是由“大私”达到“大公”的一种政治逻辑。因“使酒”生怨而怀恨在心，就是“大私”；为“削藩”致治而殚精竭虑，就是“大公”。

叁 李从荣 李从厚 李从珂

环顾四周，都是敌国，江南有王法不到的藩镇，川蜀有分庭抗礼的藩镇，而河东石敬瑭徘徊于契丹与中原之间，纵横捭阖之际，李从珂失去了机会。不要说与大汉刘邦比，就是与本朝李崧、吕琦、张延朗这几个平庸之辈比，他也是一个缺乏政治驾驭能力的庸才。

李嗣源的失衡

李嗣源用人失策，在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上，他就犯了优柔寡断的错误。

他的儿子李从荣问题重重。

李从荣是李嗣源的次子，被封为秦王，领河东节度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朝中有人劝谏李嗣源及早选择接班人，定李从荣为皇子，以免他人觊觎皇位。

李嗣源拿着这位大臣的上表泪流满面。他哭着说：“群臣要求早立太子。看来我要早一点到北都去养老啦！”

河东大藩治所在今太原，后唐时相对于“南都”洛阳，被称为“北都”。

李嗣源这番话透露了他的糊涂。李从荣当时已经劣迹昭彰，不堪托付社稷。李嗣源也知道这个儿子没大出息，但又沉吟不决，不能早立他人为皇子。甚至最后为了安抚李从荣，竟又封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当然，这个“大元帅”与国防部长枢密使一样，都不是实衔，并不实际领有全国兵种。实际领兵还需要皇上临时派遣。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李从荣既是实权地方司令，又是虚衔三军司令，还坐着宰相的位阶，权力也着实不小。

赵匡胤出生的那年，也即公元927年，李嗣源又任命三儿子李从厚为同平章事（朝廷可以有多个宰相），充任河南畿辅太守（相当于京城直辖市长），判管六军禁卫军事（六军即禁卫军）。

现在可以看到，李从厚的位阶与李从荣的位阶几乎相当。这是一个事件。等于说由谁继承皇位，现在还不好说。难怪李从荣听到这个任命后很不高兴。从此兄弟俩关系也开始紧张。

李嗣源之所以有这个决定，确实有削弱李从荣权力的算计，因为李从厚确实比李从荣贤明，口碑好，也得到更多臣僚拥护。李从荣虽然在父亲督促下读圣贤书，却无圣贤行。李嗣源曾跟当朝的一位枢密使说：“朕这儿子李从荣身边有人假传旨意，让他不必接近儒生，怕儒生削弱皇儿的志气。这是什么话啊！朕因为皇儿年轻，又管理藩镇，所以给他选了名儒做老师辅导他，没想到这些奸人竟说这种话！”由此可见，李从荣身边应该有反对儒学的人物。

历朝经验是：反对儒学的臣僚，一般不会有圣贤价值观，也必定没有圣贤之行。这个李从荣就在这样一堆人的影响之下，远离了李嗣源最初想培养他成为“圣君”的设计。

没有了儒学理念的“价值制衡”，权力作恶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李嗣源的昏聩还在于，他没有彻底抑制李从荣的野心，又没有有效地早立接班人。这就引发了“觊觎皇位”的种种可能。帝制时代，这是攸关王朝气数极为重要的大问题。李嗣源不论有多少“美德”，在这个问题上，他缺乏足够的政治家格局。史上称他为“明君”，我是不认的。

李从荣错失良机

且说李从荣，他在北都留守，心高气傲，又很腐败，北都政事也不处理。李嗣源听说后，就派了一个平时和李从荣比较友好的亲信，去劝说和引导他。此人私下对李从荣说：“河南相公李从厚恭谨良善，礼贤下士，很老练。您年龄比他大，应激励自己，不要让名誉不如李从厚啊！”

这番话说得比挑拨离间更阴毒。这类话语打着“关怀”的旗号，事实上最容易挑动人内心嫉妒的恶念。有时，关怀，就是挑事。无论这位亲信有意还是无意，他离间了李从荣和李从厚，让李从荣更加不高兴，对李从厚更加嫉恨。

李从荣有时也需要入朝汇报河东藩镇的工作。到了京城，跟随他的兵勇有数百骑，个个张弓搭箭，奔驰在洛阳的通衢大道上。当时朝中的执政对他很不满意，李从荣也感觉到了执政们对他的不满，有一次私下对亲信们说：“等我有朝一日做了皇上，把这帮文武们都灭门杀光！”

这话传出来，朝中大臣人人恐惧。包括后唐一批名将都心下不安，于是多次请求“外放”，也即离开京师到藩镇去做官避害。

这些要求“外放”的朝官也包括石敬瑭。

李从荣长了一副鹰眼，常常侧眼看人，待人轻慢无礼。当时做着同平章事的石敬瑭正兼任六军诸卫副使，军事实力仅次于李从荣、李从厚。石敬瑭的妻子永宁公主与李从荣是同父异母所生，但从小就与李从荣相互憎恶。

这些因素凑在一起，李从荣还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

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李从荣后来的悲剧是典型的秀才造反类型。

李从荣自有恶习，但他也是一个好吟风弄月的小文人。当初他做河南府太守时，曾聘请一个叫高辇的人做推官（司法局长）。高辇也能写诗，史称宾主相遇甚欢。从此出入于河南府的，大多都是当朝文人名士。这些文人懂诗词歌赋，但是不懂政治军事，尤其不懂人情交往。所以跟一班武夫偶有来往时，那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以至于有的武士议论道：“秦王好文，交游的人都是骚客文人，这小子万一要是面南背北了，咱们这帮家伙可就危险了，还不都得转死到沟壑里去？不如早一点想想办法。”

这话也渐渐传到高辇的耳朵里，李从荣也听说了。

矛盾已经渐渐明朗化。怎么应对？

高辇出了个主意：“大王您啊，就假装生病了。这帮家伙会假模假式来探望您，这时，请大王埋伏了壮士，乘其不备，全部斩杀。这样，也许能够免除我们的灾祸。先下手为强啊！”

李从荣犹豫道：“至尊还在啊！咱们这么干，至尊怪罪下来，岂不危险？”

高辇说：“儿子摆弄父亲的兵，罪过当然有，但也不过是挨一顿鞭子；不这么做，那可就悔之晚矣！”

李从荣犹豫着，没有做这件事。

有一天，李嗣源大病，李从荣入宫问安，李嗣源已经抬不起头来了。有一位王淑妃对李嗣源说：“从荣在此。”李嗣源也听不到，不能应答。李从荣出来时，听到宫中很多人在哭，他以为李嗣源已经死了。于是第二天不再入宫，假称自己生病。但是他没有想到，李嗣源当晚病已见好，并没有死。这个消息，没有人传给李从荣。他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亲兵守宫门

李从荣自知朝中上下没有多少人拥护他，担心不能成为后唐继承人，于是做出了又一个愚蠢的决定：与死党预谋，带兵入宫，假称看望重病的老爸（他以为老爸已死，托名“侍疾”），以抢先攫取最高权力。但是他的“死党”并不忠诚于他，很快就有人将消息带入宫中。王淑妃及大内总管宣徽使孟汉琼知道后，惊愕之后做了准备。

这一天黎明，李从荣以为万事俱备。

他从驻地河南府出来，带领步骑千人在洛阳皇宫不远处的天津桥上列阵。他以为此行必定成功，连甲胄也没有穿，故意穿了平时的休闲服，晃晃悠悠地做出镇定的样子。他召来找得到的朝廷官员对他们说：“我今天已经决定入宫，并要住进准备嗣位的兴圣宫。各位枢要大臣都有自家宗族，做事应细细斟酌，是祸是福，可就在须臾之间了！”

说罢，他派出了府邸亲信到宫中与大臣联系，又令人率兵逼近皇宫，到了端门之外。洛阳皇宫很高大，没有内应，大门一闭，等闲是进不去的。

但是这时候，文武诸官开始犹豫了：万一李从荣要是得逞，怎么办？

大内总管孟汉琼闻听乱兵已到端门，拂衣而起道：“今日之事，已危害到皇上，诸位还犹豫观望，只顾计较个人得失吗？我是不能爱惜这一把朽骨余生的，只能带兵抗拒！”

说着，立即进入中兴殿门，宫中诸臣慌乱中也随他进入内宫。

孟汉琼见到李嗣源哭着说：“亲王李从荣造反，已经率兵攻打端门，很快就要入宫，那可要大乱啦！”

宫中女眷们闻言，已经哭声一片。

李嗣源强挣扎着，从病榻上坐起，他说：“从荣这是何苦呢！”了解了事情态势后，又对身边的大臣说：“事已至此，请你们几个大臣自去处理，只是不要惊扰百姓！”

当时宫中没有重要武官，有个控鹤指挥使名叫李重吉，算是握有一点兵权的人物。他是李从珂的儿子。所谓“控鹤”，犹如指仙人骑鹤飞天，因此常用来指称皇帝身边的亲兵。李重吉是这一支亲兵的年轻指挥官。

李嗣源对他说：“朕与你父亲曾冒着战场上种种危险，平定天下。你父亲多次将我从危难中救出。从荣这些人没有什么战功，现在被人唆使，来干这种悖逆不道的事！朕本来知道这种人不足托付天下，理当召你父亲前来，把掌兵的大权给他。现在，你替我部署各宫，做好防守！”

这一番话，鼓舞起李重吉的积极性，得令后，即刻率领控鹤府军士守卫宫门。

“朱衣才脱，白刃难逃”

宣徽使孟汉琼则临时找来盔甲，披挂上身，骑了战马，在宫中巡视。他又召来朝中的一名武官马军都指挥使（即骑兵司令）朱洪实，给他五百骑兵开城门去讨伐李从荣。

这时，李从荣正搬来一只胡床（不带靠背的马扎），端坐在桥上，等候府邸亲信来传宫中消息。等了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又派人去叩左掖门。门不开，人从门缝中看去，见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正率领骑兵从宫中北面缓缓而来（按规定，宫中马骑不能奔跑），赶紧回来告诉李从荣。李从荣闻讯大惊失色，慌乱中命人取来铁制掩心盔甲披挂起来，坐在胡床上装模作样地调拨弓矢。

一会儿工夫，左掖门开，骑兵出宫加速，五百披挂整齐的骑兵，亮晃晃、黑压压地奔驰过来。

李从荣根本没有勇气抵抗，连忙率众逃归他的京城官邸河南府署。

树倒猢狲散。他的僚属见大势已去，很快就四散逃窜，分头藏匿起来。他手下的牙兵甚至乘乱转换身份，变成土匪，抢掠了京师的嘉善坊，随后四散溃逃。

李从荣和他的妃子回到府邸躲藏到床下，战战兢兢不知所措。

但结局终于到来：他被戡乱将士搜出，不仅连审问都省了，废话甚至都没有一句，简单地砍了脑袋，将首级进献宫中。

李嗣源听说儿子秦王李从荣被杀，又吃惊又悲伤，虚弱得几乎从床榻跌落，几次昏厥。更令李嗣源悲哀的是，李从荣全家已经被杀，但还有一个儿子很幼小，正养在宫中。平乱将士要求把这个儿子也即李嗣源的孙子杀掉，斩草除根，以免后患。

李嗣源涕泣着说：“这娃娃有啥罪啊！”

但是将士们不答应，李嗣源不得已，最后只好把孩子交给众将。大限到来，皇帝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孙子。这是五代十国时期“权反在下”的真实写照。

李从荣一支，已经绝后。

李从荣那位“高参”推官高辇，闻讯逃窜，藏到百姓家里，最后感觉还是不稳妥，干脆落发为僧。等到被擒获之后，没法辨认真假，干脆脱了他的大红袈裟，给他穿上以前穿的衣服，戴上以前戴的头巾，让熟悉的人来验明正身。都捯饬妥当了，然后用刑。这位小文人被押向刑场时，神色自若，还朗声道出一个对子，概言今日之事：“朱衣才脱，白刃难逃。”

对子是个好对子，但用在生命终场，有滑稽的性质。史称“观者笑之”。

第二天，老臣冯道带群臣入朝，在雍和殿觐见明宗李嗣源，李嗣源泪下如雨，呜咽不止。他对群臣道：“不料我家的事闹到这步田地！愧见列位公卿啊！”

这时李从厚正在做天雄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邯郸）。李嗣源令宣徽使孟汉琼去征召李从厚入朝“侍疾”，并由孟汉琼留在那里暂时主持天雄镇的军政事务。这其实就是承认了李从厚作为接班人的合法地位。

不久，李嗣源死去，李从厚在柩前继位。

南宋大儒胡安国评价李嗣源，认为他的军政成就虽然还达不到汉唐那样的水平，但也应该属于“贤主”之列。他认为李嗣源有几个可以称道的地方：内不好声色，外不好游猎；不任命宦者为官（这一条不准确，孟汉琼就是宦者）；废除皇室的私家仓库；封赏廉吏；惩治赃官。并认为他焚香祝天，要上天早生圣人之言，是“发于诚心”，尔后果然赵匡胤诞生，“由是观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诬矣”——由这个案例来看，古人所谓“天人交感”的道理，不可说是没有道理了！胡安国善于做史论，他认为李嗣源可以称为“贤主”，我附议。

李从厚继位，是为后唐闵帝。

李从厚的“四人帮”

李嗣源的养子，凤翔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宝鸡）、潞王李从珂，果然如安重诲所预言的，开始拥兵自重。

历史开始重演，就像“依样画葫芦”。

犹如李存勖是后唐太祖李克用的亲子、李嗣源则是李克用的养子，二人关系紧张一样，李从厚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亲子、李从珂则是李嗣源的养子，二人关系同样紧张。

李从厚即位后，李从珂和石敬瑭都让他害怕，放心不下。他怕这二位造反。

但李从厚宅心仁厚，不愿意大动干戈。

朝中大臣却屡屡劝谏他要防患于未然。

“权反在下”的规律开始起作用，在大臣们的摆布下，李从厚做了一番愚蠢的干部调整动作。

他把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从京官调到外地做团练使，把李从珂一个女儿召进宫中，试图作为人质，当时这个女儿已经削发为尼。他以为这样可以控制李从珂。但这种做法反而打草惊蛇。

最重要的是，他做了一次“移镇”工作，也即各大军区调防，最终惹恼了潞王李从珂。

最初，后唐明宗李嗣源病重时，大臣想见李嗣源已经很困难，渐渐就有宦官和后戚执政的影子。

李从厚即位，其中有几个人的功劳比较大，一个是明宗的妃子王淑妃，一个是宦官孟汉琼，一个是枢密使冯赟，一个是同平章事朱弘昭。这四个人结成一个“四人帮”团伙儿，沆瀣一气，没有啥政治智慧，却要干泼天事业。

当时石敬瑭正在镇守河东，他们不愿意让石敬瑭在这个位置上；而孟汉琼正在代理天雄节度使，他们也想让孟汉琼回到朝廷里来做京官，于是，几个人合伙一商议，来了个四大军区调防。报告给李从厚，李从厚傻乎乎地就答应了。

闵帝李从厚即位后，宰相李愚看出了王朝的没落。当时，闵帝刚刚结束守丧礼，开始在中兴殿处理政务，就召学士们为他讲读《贞观政要》和《太宗实录》，这事大有向唐太宗学习，以达到天下大治的雄心。但他只能读书、听讲，却无法明白“求治”的根本要领在哪里。处理事情优柔寡断，软弱无力，尤其没有识人之明。李愚认为他不懂得重用包括他在内的执政，是闵帝李从厚不会用人。他私下对同僚们说：“主上召请士人，咨询天下事，却很少临到我们这些人。我们处于高位，责任重大，得不到信任，以后的事情恐怕真不好办！”这话让执政们心生恐惧，都屏住气息不敢回答。

李从厚与“四人帮”商量的移镇布局是：

李从珂由凤翔改镇河东（治所在山西太原）；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则改镇成德；原成德节度使（今河北正定）范延光则改镇天雄（今河北邯郸）；李从厚的堂兄弟洋王李从璋代理凤翔节度使，接替李从珂。孟汉琼回朝。

任命节度使，是有仪式的，一般要有皇帝下制命诏书，还要赐给节钺。汉唐以来，对地方吏治都极为重视，尤其有节度使制度以来，任命或改命，对朝廷军政而言，都是大事，但这四位，当时后唐最重要的“政治家”，却把这个事当作儿戏一般。他们不下制命，也没有诏书，更谈不上什么节钺，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枢密院的下行文书，这个文书，相当于一纸“通知”性质的“调令”。然后，就要完成“移镇”工作。

五代以来，枢密使权力很重，但这么玩，即使在五代史上，也是第一次。

这件事一开始，还真有可能不是针对潞王李从珂的，但李从珂本来已经与朝廷疏远，又有猜忌，来接替潞王的，又是洋王李从璋，而这位李从璋心狠手辣，当初去代替安重诲镇守河中，曾亲自操铁挝将其击杀。潞王听说这人来替他，更加心生厌恶。李从珂在部下的拥戴下，反了。

他向邻近各道发出反叛文书，大意说：“朱弘昭等一班小人，趁先帝患病不起之际，废长立少，独揽朝廷大权，还离间挑拨皇室骨肉，动摇各个藩镇的根基。我深恐他们的目的是要倾覆唐室的江山社稷。现在，我李从珂就要入朝‘以清君侧’！但如此大事非我一家力量所能办到，愿请邻藩各道支持，共襄义举！”

五代以来的武官在本藩做久了，自有天大利益在，一旦调动，就没有了“土皇上”的舒坦，那时，几乎无人愿意调动。李从厚刚刚即位，还根本不具备调动藩帅移镇的能力和智慧。后唐朱弘昭等“四人帮”的颟顸引燃了藩镇的反叛，不自觉地催生了五代时期新的可能性。

李从珂的悲情表演

李从珂举兵就要东进，先派人到京师和各州郡撒放了传单和策反信件。

皇上李从厚得到消息非常恐惧，就派人去召朱弘昭等人前来议事。

朱弘昭本来就没囊没气，一听，就浑身哆嗦。他知道出事了，对亲家人说：“皇上这么急着召我，是要怪罪我啊！我儿媳妇是你的女儿，你赶紧把她领回去吧，别让她也陷入到这一场灭门之祸里来。”说着大哭，就要拔剑自裁，一时被家人拦住。但后续使者又到，紧急催促他赶紧入宫。朱弘昭大叫道：“我已经穷困到这个地步啦！”说着趁人不备，自投井中溺死。

这时候，侍卫马军指挥使，即亲军的马军司令安从进，正在充任京城巡检，相当于京师公安局长，他已经得到李从珂的策反信件，知道属于他的机会来了，听说朱弘昭已经自杀，就带兵闯入枢密使冯赟的家中，将其杀害。此时冯赟的母亲刚死，灵柩还停在堂上，安从进将母子尸体都扔到大街上，还残酷地杀害了冯赟的妻子。冯赟有一个三岁的小儿子，被门生故吏张守素藏了起来，算是给冯家留下了一条性命。

安从进此举，显然，是在向李从珂递上投名状。他在乱世中，谋划未来的政治前途——此类人物，五代十国屡见不鲜，事实上，三千年历史，屡见不鲜。儒学论“公道—仁德”，就军政大事而言，就是试图尽力减少这类邪痞小人从政，从心性上培育起圣贤气象来，推演邦国文明。做官不读圣贤书，满朝尽是安从进。带着温情理解儒学，认真地读一点《尚书》《论语》，就会知道儒学用心不简单，实在是对天下人心有至为深切的道义关怀。

李从珂在后来的日子里，也确实很感谢安从进，将其封在湖北襄阳，做了山南东道节度使。

且说闵帝李从厚知道李从珂造反之后，在朝臣的怂恿下，派兵前去弹压。

后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三月（这一年赵匡胤七岁），李从厚的羽林军来到凤翔。

李从厚没有更多资历。在崇信“胜者王侯败者贼”、崇信“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乱世，李从厚势单力薄，但有一个西都留守王思同，是为数不多保留了忠诚气节的人物。

西都即长安，治所在今陕西西安。此地当凤翔（陕西宝鸡）到京师洛阳之间，潞王李从珂要想顺利拿下洛阳，就要穿过长安。所以，当初潞王未反之前，就有意结好王思同，以期打开这个东出之道。准备造反之后，李从珂派出了得力干将多人，几次到西都长安，那真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史称“说以利害，饵以美妓”，用利害关系打动他，用美貌艺伎诱惑他。那美貌的艺伎十五人，都是国色，人人都会五弦琴。在酒宴上就让艺伎们弹唱，趁着王思同高兴的时候暗示他，如果归附潞王，这样的日子长着呢。潞王还给使者下了一道密令：如果王思同不肯顺从，就“图之”，做掉他。

王思同并不愚蠢，他当即判断出当前格局，毫不犹疑地将李从珂派来的说客拘捕下狱，并向朝廷做了汇报。威武不能胁迫他，利益不能收买他，美色不能诱惑他。

他还对部下将吏们说：“我受到过明宗皇帝的大恩，如果现在与潞王一起造反，就算事情最后成功，得到他们给我的荣耀，那我也还是重要关头的叛臣！何况万一事败不成，而遭到辱骂，留下千古的丑迹呢！”

朝廷很感谢，当即任命了王思同为讨伐凤翔的统帅，加同平章事，知凤翔行府。但王思同虽然是真有忠义之志，但御军无法。史称潞王“老于行陈，将士徼幸富贵者心皆向之”，潞王对管控行军打仗之事很有经验，将士又都怀着侥幸心理，希望升迁跻身富贵，故内心都愿意归附李从珂。

最初，王思同率领诸路援军集中于凤翔城下，甚至攻克了东、西城关，造成了两翼夹击的态势，城中死人也很多。第二天又开始攻打城垣。凤翔城垣低矮，也不坚固，守备器械之类也都不足，史称“众心危急”。

李从珂登上城楼，对来攻打他的朝廷将士们哭泣着说：“我十几岁时就跟着先帝（李嗣源）东征西讨，先后经历上百次战斗，可以说是出生入死啦！我现在已经满身都是创伤。这才创建了今日的天下。你们过去也都跟着我，亲眼看到过那些事实。现在，朝廷信任坏人，猜忌自家骨肉，我，有什么罪而受到这种诛伐啊！”说罢，哭泣不止。

他这一番悲情表演，让很多人有了同情之心。

羽林军首领倒戈

一位负责攻城的指挥使叫张虔钊，此人性情偏激而又急躁。他正在主攻城西南，就用刀驱逼士兵登城。但不料士兵听到李从珂一番哭诉，转而反对张虔钊杀来。张虔钊见势不妙，急忙骑马逃跑，总算在忽然出现的士兵倒戈中免予一死。

张虔钊也是一贪人。他曾经镇守沧州，赶上天旱，辖区处于饥荒之中，他马上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这事在帝国时代就是善举，朝廷闻讯很愉快，嘉奖了他。但是等到秋收的时候，他开始加倍征收赋税，用来弥补赈灾的损失。史称“朝论鄙之”，朝中清议很鄙视他的这个做法。后来此人逃到四川在孟知祥那里做官，经常有施舍给寺庙和尚之类。但他自己也承认，就是要唯利是求，给和尚们花钱，是为了给自己求福报。于是有议论说他居然向佛祖求利，是愚蠢到家了（愚之甚也）。他在蜀中盘剥士庶，占据很多人的房产，这事让蜀中父老怨恨不已。连僧人都知道了他的贪婪。据说他问一个和尚，怎么样叫作“舍利”？和尚回答他：把你的房子捐了，去租房子住，就是“舍利”。张虔钊只是惭愧地笑笑而已。他后来在几次战役中失利，久而无功，在沮丧中死去。

且说凤翔城下，另有一位将军杨思权看到战场形势有变，当即大声喊道：“大相公潞王，是我的君主！”

说着便率领军队解去铠甲，丢掉兵器，向潞王请求投降。

潞王准许。他从西门进入，仓促间给潞王写了一张纸条说：“希望大王攻克京城的时候，派我当节度使，不要让我当防御、团练的职务。”

李从珂没有犹豫，当即在纸条上写了“杨思权可任节度使”给他。

王思同还不知道攻城的军队已经发生了临阵倒戈，仍在督促士兵登城。

又一位朝廷这边的将军叫尹晖的，大声喊道：“诸位，城西的官军已经入城接受潞王赏赐了！”

于是，率领兵众弃甲缴械投降。士兵们也不想打仗送死，高兴得欢呼起来，欢呼的声音，连大地都感到了震动。

到了中午，投降的乱兵都进了城；不想投降还在攻城的军队一看没有什么胜算了，纷纷溃散。

王思同等一共有六位节度使，见大势已去，只好逃跑。他们跑到长安，不料长安副留守刘遂雍也已经投降了李从珂，此际关上城门拒不接纳。王思同又向潼关方向跑去。

潞王李从珂大喜，便号令军中，把凤翔城里所有将吏士民的财物收集起来，用来犒劳投降的军队。东西不够分，甚至连锅釜等炊具器皿都估价后，赏赐给了军队。

潞王李从珂信心大增。开始设置了大将的旗鼓，整合兵众，浩荡东进。路过长安，刘遂雍担心大兵入城抢劫，就将府库中的钱财全部取出放在路边，军士们先到的，就得到了赏金过去。前军因为有赏赐，所以没有入城劫掠。等到潞王大军到达时，所有府库钱财都已经被前军分光，于是刘遂雍开始聚敛民间财富犒军。

潞王在东进的路上，前军捉获了王思同。

潞王说：“虽然王思同的谋划失算，但他竭尽心力为了朝廷主人，也是值得嘉许的。不要难为他。”

前军把王思同押来见李从珂。李从珂责备他。

王思同回答说：“思同我起于行伍之间，先帝提拔我，位至持节藩镇大将，经常惭愧没有功劳报答主上重用我的大恩。我并非不知道依附大王您，立马就能得到富贵，帮助朝廷是自取祸殃；只是怕身死之日没有面目在九泉之下见先帝！我已经想好：如果失败了就用我的血来祭奠战鼓，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请您让我早些就死！”

潞王听了这些话很受感动，不禁改容相敬，对他说：“您什么都别说了！”

潞王这时想的就是怎样赦免他。但尹晖、杨思权一班人却感到有这么个干净人存在，自己一身腌臜简直没法在世间待下去！何况，那个尹晖跟着潞王大兵过长安时，还掠取了王思同的全部家财和姬妾。因此，这俩家伙多次对潞王的心腹说：“如果留下王思同，恐怕要失掉将士之心！”

有一天，潞王的心腹伙同二人趁着潞王酒醉，不等向上报告，就擅自杀了王思同和他的妻子。潞王酒醒之后，很恼怒，但也无可奈何，叹息了好多天。

李从珂很快从危机中跳脱出来。

他毕竟是跟着李嗣源在战场上征战多年的名将，他争取了羽林军首领倒戈，当初向京师洛阳广撒的秘密传单和策反书信，也在起作用。

与此同时，兵锋直指陕州。不久，陕州被攻克。

陕州，在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距离洛阳只有二百多里路，犹如北京天津间的距离。

犒众军，分光国库

李从厚得到消息，知道洛阳危矣，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召集群臣说：“朕幼年嗣位，将举国大政委任于各位爱卿。我与李从珂兄弟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过节。但听从诸公大计，朕独自一人无法违背你们的意愿。结果事至于此！现在怎么消解这场灾祸呢？朕的想法是：朕不要这个皇上了，与左右自往凤翔，亲自迎接我兄李从珂来主持社稷；朕自回过去的藩邸。这样道理上似乎说得通，或许也能够免祸。”

诸位大臣一听，这哪儿成啊！

李从珂要是来做皇上，我们这些大臣还不一个个全都掉脑袋！于是齐声反对李从厚这个意见。

还有人提出亲自带兵去抵抗，扼守要道，决不让李从珂来取洛阳。

闵帝李从厚听到这里，知道没有这些臣子的支持，他是寸步难行。于是改了主意，干脆放出胜负手，召集侍卫都将以下的武官做战争动员。他说：“先皇帝驾崩，朕于兄弟之中，无心争立。是在被召来京师主丧，同时将社稷委托给我的。朕这位兄长，果然有了猜嫌。卿等过去跟从先帝千征万战，今日之事，谁不痛心！现在，朕将府库财货全部颁赐给你们，卿等勉力就是！”

当时正在为新丧的皇上修治陵寝，府库银绢已经不多，战争动员，又要“厚赐”，史称“府藏为之一空”。得到赏赐的军士们背着扛着真金白银、绫罗绸缎，走在京师大道上，得到路人艳羡的眼光。但军士们还扬言道：“这算啥！等我们打到凤翔，还会得到一份呢！”

这就是晚唐以来军士骄诞无畏的真实写照——那个时代，军士们几乎无赏不战。所以五代时期，不是士卒怕统帅，而是统帅怕士卒。

为了“激励士气”，皇上李从厚先生还亲自来到左藏库，亲眼看着给将士们颁赏金帛。

但是这样的将士哪里能够打仗！

果然，这群将士们到了前线不久，就传来了战败的消息。

闵帝李从厚知道大势已去，只好逃跑。

他想起当初服侍李嗣源的宣徽使孟汉琼，以为此人一定可靠，就令他前往魏州（今河北大名）安排。魏州，是李从厚称帝前的藩镇治所。李从厚此举是想回到“老根据地”，再作打算。但他没有料到李从珂的传单已经生效。那时节，一班文武只认长枪大戟，盂汉琼早已看出李从厚不是李从珂对手，根本就不搭理李从厚。李从厚万般无奈，夜半三更，出洛阳，向魏州逃亡。

当时跟随他的只有“百骑”。

他在洛阳出元武门时，看到控鹤指挥使慕容迁，对他说：“你还是有不少兵马的，带着控鹤禁军，跟我走！”

慕容迁一脸严肃，郑重答应道：“无论生死，臣都会跟着陛下！”

但是等到大驾刚刚出城，慕容迁迅即关闭城门，没有跟随闵帝李从厚。李从厚再想进城，也不可能了。

这个慕容迁，是李从厚至为亲信的武官，到了这个地步，却毫无救驾之心。史称“临危如是，人皆恶之”，面临皇上的危机采取这样的阴冷态度，人人都对他有了厌恶。但厌恶归厌恶，人心离散倒是真的，故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据此评论道：“史言自古以来，众叛亲离未有甚于此时。”

李从厚心里凉了半截。而那“百骑”又在路上跑了一半。

潞王继续东进，朝廷的大将药彦稠、安从进等人先后投降。安从进更作为内应，帮着潞王做了舆论宣传和清场工作。

潞王李从珂进入京师的道路已经越来越顺利了，九五之尊已经指日可待。

闵帝李从厚则在逃亡中到达卫州（今河南汲县）。

这时，他遇到了一支劲旅。

遇皇辇石敬瑭围歼

开始不辨番号，只见这支部队遇到皇上的车队居然不躲避，李从厚左右还端着朝廷的架势叱责他们冲撞皇家舆辇。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镇州节度使石敬瑭。镇州，就是石敬瑭刚刚改封的藩镇河北正定成德军。

石敬瑭听说宫中有变，正带着队伍“勤王”，半路见到皇辇，也赶快下马在路旁拜舞，行君臣大礼。

李从厚也下马拉着石敬瑭痛哭流涕。

此际，李从厚还不忘记石敬瑭的太太长公主是自己的妹妹，于是打出了亲情牌，他对石敬瑭说：“李从珂这家伙为害社稷，宫中大臣也背叛了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长公主告诉我来见你，共谋社稷大计。”

石敬瑭说：“这里是卫州地盘。我早就听说卫州的王宏贽对国家往事非常熟悉，有谋断，我就去见他，一起来商议大事。”

说罢，就快马加鞭，去寻王宏贽。

李从厚大喜，他认为这下有了救兵了！于是不打算再去魏州，而是企图依托石敬瑭干掉李从珂，东山再起。于是安静地在驿亭之内等消息。

石敬瑭见到王宏贽就说：“主上流亡至此，出于危机之中，我等都是他的亲戚下属，事已至此，何以图全？”

这一番话，道出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权贵特色——他们没有价值，只有利益。君王遇难，按照君臣大义，自有不必犹疑的安排，但石敬瑭道出的意见却是：“何以图全”，怎样能有一个保障我等不受损失的安排！这等格局，唐末以来比比皆是，可以称为“亡天下”——天下正道已经没有多少人恪守，给未来的大宋带来了难题。赵匡胤一生要解决的四大难题之一就是“天下沦丧”。

王宏贽闻听石敬瑭这一番话后，有了细密的算计。

他说：“天子躲避夷狄，古也有之。但皇室在奔迫之中，应该有文武大臣、国之重宝、天子仪仗等跟随。只有这样，我等武夫供奉君主，能够感觉到朝廷尚在，并不觉得社稷已亡。太尉你从天子身边来，看这位天子，带来了多少重臣、近臣？是否有国之重宝、天子仪仗等？”

石敬瑭老实答道，这些都没有，一共也就五六十骑。

王宏贽道：“大树将倒，一根绳子是维系不了的！现在皇上就这五六十骑奔窜而来，无将相一人拥戴跟从，气数已尽，没啥前途啦！古人所谓‘蛟龙失云雨’，说的就是这个境遇啊！我知道的是，现在六军将士都在李从珂府邸，太尉您就是国戚，也无可奈何了！”

石敬瑭想想也是，心下有了决断，于是与王宏贽一同到驿亭来谒见后唐皇上李从厚，同时派出大兵围住了驿亭。

驿亭坐定后，石敬瑭召来诸将和李从厚的随从，一起“讨论”未来安排。众人不知就里，石敬瑭就用王宏贽的一番话来问流亡朝廷诸人：“你们既然从京师来，国之重器，玉玺、仪仗，以及文武大臣在哪里？”

李从厚在旁边听着，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跟随李从厚的弓箭库使（保管弓箭器械的仓库管理员）沙守荣等人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怀着一腔忠烈之气，上前说道：“现在的主上乃是昔日明宗的爱子，太尉您也是明宗的爱婿，既然同享富贵，理应休戚与共！主上颠沛流离到此，你本应与众商讨恢复大计，不料却索要文武大臣、国宝、仪仗！你是想以此为借口，打劫天子吗？嗯？”

说着，抽出佩刀就去刺杀石敬瑭。石敬瑭手下的亲兵头领陈晖（相当于警卫团长）出剑捍卫，沙守荣与陈晖独斗几个回合，不胜，战死。

石敬瑭的牙将刘知远等人，随即将李从厚的随从五十余人全部诛杀，只留下当今天子在驿亭，派人看守。

宰辅之论与禽兽行

闵帝李从厚逃出京师后，后唐帝国的首都，一时无主。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帝国精英凭借自家识见的高低有了一次表演。

冯道、刘昫、李愚仨宰相，一早来上朝，到了端门，听说皇上已经“北走”，知道国家终于出了大事。冯道、刘昫准备打道回府。

李愚发表了一番议论：“天子出走，我们这些宰辅大臣未能参与谋划。现在，太后还在宫中！天子不在，太后当国。我们应当到中书省政事堂，派小黄门太监去听取太后意见：现在究竟怎么办、如何进止？得到太后意见后，我们再回自己的宅第，这是人臣大义啊！”

李愚的意思是：我等一班大臣不能在国家没有天子的时候，撂挑子不管事；天子虽然不在了，但太后还在，按照“习惯法”，我等应该在天子缺席时，去请示太后。这是“人臣大义”。

冯道说：“主上丢了江山社稷，已经没有君主；我们作为人臣，只能侍奉君主；没有君主，就去入宫，恐怕不合适。再说，潞王已经到处张贴榜文，大事如何，尚不可知，我等不如回去听候命令。”

冯道的意思是：我等一班大臣只认天子，但丢了江山的天子屁也不是，所以，现在没有了天子；而没有天子，我等进宫不合适——万一有事说不清。现在潞王要进京，我等就得回去等着，看看日后有啥来自天子的命令，再说。言下之意，就是承认了潞王武力篡权的合法性。

冯道说罢，不等李愚回应，便往自家府邸走去。

回家途中，路过天宫寺，这时京城巡检使、公安局局长安从进派人追来告诉他说：“潞王已经加速赶路，奔京师而来，很快就要到了。相公您应率百官到城西去迎接。”

冯道闻言，便在寺中停下来，就地召集百官。

大秘书中书舍人卢导也来到了。

冯道对他说：“我在这里等待舍人先生很久了，现在最急需办的事，是要准备一篇‘劝进’的文书。劝谏潞王尽快即位为我朝新任天子。这事你来做最合适，请马上起草。”

卢导说：“潞王入朝，百官列班迎候也就可以了；即使有废立之事，也应听太后的敕令。我等岂能仓促之间这么草率就劝进呢？”

冯道这时说了一句四字名言：“事当务实。”办事应从现实出发。

卢导不同意，反驳他说：“现在天子在外，吉凶未卜。哪有天子在外，人臣却突然劝进另一个人来进皇帝大位的事啊！你老先生也不妨想想，如果潞王来了，人家不想做天子，人家坚持脸朝北做大臣，然后用君臣大义责备我们，我等将用什么话来回应？我看您不如率百官进谒宫门，给后宫送进名帖问安，听从太后的进止意见，那样便去留两善了。”

冯道还未及回答，安从进又派人来催促，并说：“潞王已经来了。太后、太妃已派遣宫中使者去迎接慰劳了！百官怎么还不尽快列班迎候？”

冯道等人赶紧朝宫中走去。到了宫中一看，潞王还未到达。冯道、刘昫、李愚就停在上阳门外小憩。

卢导又从他们面前经过，冯道又召他来谈刚才的话题。意思还是要他草拟劝进文。卢导对答如初。

李愚同意了卢导的意见，并自责说：“舍人说的话是对的。我们这些人的罪过，太多了！已经擢发难数（就是拔下头发来数也数不尽了）！”

这一段应答特别能够见出五代时精英士人心态，读懂这三位当朝宰辅的意见，也就特别能了解那时精英人物的价值观，也因此更能理解赵匡胤收拾人心，推演“天下”文明的良苦用心。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有一议论，可见传统知识分子的意见：

有人会问：冯道、李愚、刘昫之论，在新旧君主更替之际，谁的意见比较合乎道义？我要说：都不合道义。譬如一群奴才侍奉主子，家主死了之后，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养子（如李从珂），一个是亲子（如李从厚），二子争夺家政，最后养子胜利，而亲子失败。一个奴才说：“都是主人的郎君，我等可以跟从胜利者，去辅助他就可以啦。”说这话的人就是冯道。一个奴才本来也想辅助这个胜利者，但他不敢明白表示，就说：“我认为应该听听主母的意见，主母说辅佐谁，我们就辅佐谁。”说这话的人就是李愚。那么卢导的意见又怎么样呢？我说：卢导不肯草写“劝进文”，这是对的；但他的持论，却与李愚相近，不过是从太后那里拿到肯定意见再来公开辅佐潞王而已。但是这样的时刻，对于宰辅冯道、李愚而言，他们应该怎么办才是对的呢？我说，就如汉代人所议论的那样：“主在我在，主亡我亡”。但这还不过是下下策，不能尽符合道义啊！真正符合道义，还是要回到孔夫子那句话：“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如果社稷危机不能扶持，江山倾覆不能挽救，那还用宰辅干吗！明乎这个道理，就知道，为相者，贵在持危扶颠，不是以尽忠死节为贵也！

胡三省这一番话从宰辅功能分析，认为这几位宰辅都没有尽到自己“持危扶颠”的职责，事实上就是批评他们：当江山社稷已经倾覆之后，宰辅已经没有前途可言，冯道、李愚不能以身殉国，还都不过是贪恋权禄之徒。

但我愿意在这里为李愚做一次声辩：乱世中，驽马恋栈，是常情；同样面临邦国变局，恋栈中，宰辅失职，他人全无“耻感”，只有李愚有过自责，认为失国之罪“擢发难数”。窃以为，有此一点“耻感”，与冯道那种看似全无心肝的“事当务实”姿态比较起来，还不失为一点微薄的“士风”。

大环境道义沉沦中的一点羞愧，并不轻松。

这之中，最严重的是冯道。他那四字名言，也许有完成军政“实然”条件下的平衡功能，但在此时此地的讲述，场合不对，失去了话语宣称的“妥当性”。因为，在这个君王交替的重大历史时刻，“事当务实”，按其逻辑和语用展开，已经看不到星点“士大夫”的风尚，全是驵侩交易中的利益（而非价值）计较。船山先生对此有议论，批评冯道，堪称入木三分，值得了解。我这里选一部分略作梳理，原文载《读通鉴论》中：

李从珂篡位，冯道即命快快草拟“劝进文书”，卢导要等太后命令，而冯道居然说：“事当务实。”有这样一句话，冯道一辈子为天地不容之恶全都暴露出来。所谓“实”是什么？是禽心兽行所以用来依据的东西而已！好比说好吃的东西，好看的女人，活着的人去享用，都是可以理解的“实”，但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扭着兄长的胳膊去抢食，没有老婆爱的时候，抢个年轻的少女去共寝，能美其名说：我这是“务实”，不愿意为虚名所阻碍吗？所以说，“义”，用来制约人心恶欲，就是“名义”；“节”，用来规划天理范围，就是“名节”；“教”，用来合理宣泄人性，就是“名教”。名义、名节、名教，可见“名”的用处是很大的。……贤者抛弃了“名”，只要一“务实”，就会陷入轻薄浅陋，戕害天理，灭绝圣贤之风和儒家名教。何况当此国家危急、君王困顿之际，邀买富贵贪生怕死，不体恤君王父老的死亡覆灭，却说什么“务实”——他的恶，还有个头吗？冯道这里说的“务实”，是天理所不能容的！……按照他这话的意思，天下人都应开始关心自己的锱铢小利，求得片刻的安宁，蒙面丧心，上不知道有国君，内不知道有父母，公然以贪婪猥琐无赖趋利纵欲之情，毫不害臊地堂皇告知天下，理由呢，就是欣然自得的那句话：我务实，我才不为虚名所误呢！这样，父母死亡，就往大沟里一扔，说“我本来就没有以礼葬亲的心，这是‘务实’，我不要冒那个所谓‘孝’的虚名！”盗贼挖人家的墙脚去偷邻居的粮食，说“我就是想得到那家的粮食，这是‘务实’，我不想得到那个所谓‘廉介’的虚名！”这样，岂不人人都成了禽兽！还有什么能让人有所忌讳的呢？所以要说：只“务实”而不知有“名义”“名节”“名教”之“名”的人，就像猪狗一样，有了肮脏的食品就可以吃饱肚子，就像麋鹿一样，不分辈分在一起苟合就可以生崽子。冯道的恶，超过了商纣王，他这种理念的祸害严重，超过了盗跖。

生当明末清初的船山先生，这一段话，对于提振人心、恢复道义天下，有很深切的时代关怀。值得今日关心“天下兴亡”的朋友给予注意。

但冯道不是个简单人物。因此，关于“事当务实”，还值得继续分析。

洛阳市民痛责兵痞

且说李从珂。这位凤翔镇的藩王，在众位不知廉耻的宰辅和大臣的拥戴中当了后唐的新任也是最后一任皇上，史称“末帝”。他改元当年为清泰元年，故史家也称之为“清泰帝”。

当初李从厚赏赐将士对付李从珂，李从珂也同样赏赐将士对付李从厚。

李从厚的洛阳兵没有打到凤翔，李从珂的凤翔兵却打下了洛阳。

李从珂当初就对凤翔将士们许诺：等到攻克洛阳，每人赏银一百贯。

但攻克洛阳后，却找不到这么多的钱财赏赐将士。

李从珂召来执政官，对他们说：“军不可不赏，人不可不恤，今将奈何？”军队不能不赏赐，百姓不能不体恤，这事怎么办好？

执政官无奈之下提出建议：可据房屋来筹措，不论士庶自己居住或是租赁居住，必须预先上缴五个月的租金。李从珂同意。但即使如此，财务官们也总共才收上来六万。李从珂大怒，把输送财货不得力的财政官员都关进大狱，在临时军管中，督促各级财政官员继续到民间搜敛钱财，不然，他无法完成给凤翔兵的承诺。而无法兑现承诺，凤翔兵要是闹起来，可不是耍的。这样一来，财务官和京师士庶有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上吊、投井的很多。但凤翔兵们在大街上游荡，都有一种得意之色。洛阳有胆大的市民就聚在一起，指责这些兵痞道：“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

你们这帮家伙，为皇上玩命打仗，立功也确实不容易；但你们打仗，反而让我们老百姓挨鞭子、受棍杖，还要我们出钱给你们做赏金！你们这帮家伙，还扬扬自得！上有天，下有地，难道你们就不知愧对吗？

这是整个五代史上，士庶自发地起来“维权”的一次义举。史料中没有留下兵痞们的反应，应该是没有过激行为。

我很看重此一记录简略的“维权”事件。

国库已被李从厚赏赐将士分光，李从珂有点着急，赶紧从宫禁中搜索仓库旧藏和各州道的贡献，最后，太后、太妃也都将自家的“器服簪珥”（日用器物、名贵服装、各种饰物等）贡献出来，作价后，也不过二十万贯，勉强够赏赐两千人左右。按当时最低数值，李从珂需要五十万贯。

李从珂召见当时的枢密直学士李专美，责备他道：“你是以才干闻名的人。但事到临头，却不能为我谋划做好这件事！你留着那些才干准备往哪里用？”

李专美谢罪说：“为臣很是驽劣蠢笨，陛下提拔任用我太快了，我这官做得过分。但是军赏不足，这还真不是臣的责任。此事我很认真想过。多年来，藩帅们赏赐很频繁，几乎成为流行风尚，士兵们因此而骄纵。后来随着国家用度太多，修建陵墓啊、出征打仗啊，这些都导致国家储备越来越枯竭。这样即使有无尽之财物，也不能满足骄卒之心思。所以陛下在国家危困时，才拱手而得天下。如果李从厚等人没有这样的弊政，陛下您得天下要麻烦得多。说起国家存亡，实在是不能专靠赏赐，而在于修治法度，建立纪纲。要靠制度管理。陛下如不改前朝覆亡的老路，臣担心只能困扰百姓，国家存亡可很难预料啊！现在，国家财力摆在这里，就这点东西，应据现有条件平均分给大家，不一定要履行当初许诺。”

李从珂想了想，认为他讲得对。于是下诏：禁军在凤翔归附的，将军们各赐马两匹、骆驼一匹、钱七十贯；下至军人赐钱二十贯；在京城的赐钱十贯。

诏下，军士很不满意，当时就有流言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这意思是说原来的皇上李从厚还比较宽仁软弱，像个菩萨；而眼下这位李从珂皇上，却刚强严苛，像块生铁；现在把菩萨推倒了，扶起了一块生铁。还不如以前呢！早知这样不干这趟买卖了！

李专美这个意见却是有道理的。而且从效果来看，虽然没有满足所有的将士，却免除了洛阳市民的鞭笞之苦，也算一个功德。

孟汉琼之死

李从珂宣布废黜李从厚为鄂王。又秘密派遣王宏贽的儿子，时任殿直（朝堂值班的武官散员）的王峦到卫州去杀害李从厚。

这时王宏贽已经将被废掉的皇帝转移到卫州的官廨。王峦带了药酒去见李从厚。闵帝李从厚知道有毒不肯喝，逡巡之际，王峦发个狠，就令人用布帛拧成绳子将后唐皇帝李从厚就地勒死。乱世中，庶民们往往死得潦草，如同鸡犬，但是身为帝王，死相也往往并不好看。

王峦回京复命，又到后宫杀死了李从厚的皇后和他的四个儿子。

那位宦者孟汉琼，也被李从珂杀掉。

孟汉琼，唐末时就在地方藩镇做了小宦者，明宗李嗣源镇守常山时，他得以侍奉左右。累迁至宣徽南院使。后来又侍奉李从厚。李从厚认为他是前朝元老，对他更有恩宠，短时间内，就给他加官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但李从厚在危机中要他到邺镇去打理，他拒绝了这一安排，直接导致了李从厚的败亡。史称孟汉琼“性通黠，善交构”，性情通达狡猾，善于挑事，不是善类。由于他曾经侍奉李从厚，所以，潞王造反，到达陕州时，孟汉琼觉得不妙，就将府内所有的姬妾全部召集起来与她们诀别，准备一个个先杀死，史称“欲手刃之”。这些姬妾看出了他的意思，于是纷纷逃窜藏匿起来。后来，孟汉琼想想，李嗣源时，潞王曾有一次战败，被罚，在家里闲居，那时候，王淑妃总是让孟汉琼到潞王府邸去看望、传旨；潞王对他很友善。想了想，有这一层关节，应该不至于被处理。于是，狠狠心，赌一把，单骑到渑池去谒见潞王，见面就恸哭，很想说说往事。但潞王打断了他，对他说：“诸事不言可知。”各种事不必说，明白人都明白。孟汉琼听到这话，还以为已经得到赦免，心下就将自己列入了新朝大臣的队列。但是他哪里知道，对李从厚不忠这件事，让潞王也心生厌憎，觉得这人太不靠谱了，所以当孟汉琼从潞王府邸出来，李从珂还是杀掉了他。

李从珂放虎归山

石敬瑭得到李从珂称帝的消息后，将大军留在藩镇，自己率少量兵卫，急如星火，赶赴洛阳朝见新主。

对石敬瑭来说，李嗣源的问题不存在了，李从厚的问题不存在了，现在轮到李从珂了。

李从珂即位后，以他平素的骁勇阴沉，应能从容对付石敬瑭，但他错过了一个机会。

李从珂和石敬瑭，都曾因为勇武善斗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所赏识，但二人内心实不相服，暗中有较劲。因此一向也不大和睦。现在，李从珂当了皇上，石敬瑭初期采取了迅即效忠的姿态，表示臣服。直到朝拜新主、安葬明宗之后，他也不提归还镇所的要求。当时藩镇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存在多年，一旦回到藩镇，就有了天高皇帝远的态势，石敬瑭猜，那不是李从珂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他迟迟不提归还藩镇的话头。

史称这一个阶段石敬瑭“久病羸瘠”，长久生病带出了疲弱之相。但从以后的行动逻辑考察，石敬瑭很可能是在装病，而且装得还很像，也许还在有意“减肥”。这是当初司马懿骗曹爽的伎俩，其目的就在让对手放松警惕。果然，末帝李从珂看着这位“久病羸瘠”的昔日同僚，反而生出了恻隐之心，他认为这么病弱的人物已经没有可能做那等翻江倒海的大事了。

不仅如此，石敬瑭还在上下打点，他通过自己的太太，也即李嗣源的女儿，向宫中女眷做工作，果然就有了太后和公主们在李从珂面前替他说好话的记录。这些意见都在软化李从珂的刚果杀伐之气，也在化解着他的疑心。

但跟随李从珂从凤翔而来的将佐们，也有明白人，他们多次劝谏，即使不动杀机，也要将石敬瑭羁留京师洛阳，不能给他藩镇实权，以免夜长梦多。

末帝犹疑间，石敬瑭买通的大臣进献了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意见。

当时，名将赵延寿正在镇守汴梁，朝廷如果怀疑石敬瑭，不将石敬瑭放还藩镇，赵延寿就会心惊。而汴梁与洛京逼近，一旦有事，不免天下摇动。

这一番话让末帝李从珂完全失去了判断力。他决计放还石敬瑭。

他说：“石郎不仅是皇亲，更与我从很早时就同历战场艰险。现在我做天子，不是石郎又向谁托付大事呢！”

于是决计将石敬瑭放还藩镇。但李从珂的愚蠢在于，不仅要将他放还藩镇，而且还不让他回河北正定的镇州成德军，而是放他回到原来的属地，移镇天下第一雄藩河东——再次改判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

石敬瑭几乎不敢相信。根据后来的记录，可以知道，李从珂还一定信誓旦旦地对他说过：石敬瑭镇守河东，永不移镇。

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道旨意下出现了重要变数。

乾隆皇帝读史至此也不免发一慨叹，他说：

敬瑭河东之遣，如纵虎归林，不复可制。从珂素与同列，其诈力岂不深知？况彼此久相猜忌乎？……失察若此，非惟祸至神昧，亦由天道好还。正如螳螂捕蝉，而不知黄雀之在后也！（《乾隆御批纲鉴》卷68）

遣还石敬瑭到河东，犹如放虎归山，再也不可能制约他了！李从珂一向与他同列，岂能不深知他的“诈力”，何况平时又互相猜忌？……失察到这步田地，不仅是灾祸来临让人神思昏妄，也是天道报应不爽！正如螳螂捕蝉，而不知黄雀在后啊！

后来发生的故事，一报还一报。晚唐以来的藩镇故实开始“重演”：藩镇坐大，倒逼王室，颠覆社稷，自做新主；而后，开始新一轮演义。直到赵匡胤建立大宋，才结束了近百年来的这个邪魔怪圈、国家灾难。

石敬瑭韬光养晦

且说末帝李从珂。

此人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治国实在是昏聩无能。放走石敬瑭，养虎为患不说了，朝廷内部宰相级别的官员互相内斗，他想从中选一个像样的人物来主持朝纲，但他没有识人的洞察力，居然询问左右亲信，要他们来推荐，一伙子人推上仨人来，他又不能决断，竟然夜半三更找一个琉璃瓶子，将三人的姓名写在三个小纸条上，放入瓶子里，然后，对着夜色中的苍天，焚香祷告，完事后，用筷子深入瓶口去夹纸条，夹上谁来是谁。这等儿戏治国的君主，也实在是不配有更好的前途啦。

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石敬瑭先生，返回藩镇后，却没有闲着。他开始暗中谋划既能保全自己又能壮大自己的战略。

他知道李从珂喜欢访查朝廷外的事情，常常与朝堂中的值班大臣在中兴殿谈论中外大事到深夜。当时，石敬瑭有两个儿子正出任内使，而曹太后则是太太晋国长公主的母亲，于是，石敬瑭就贿赂太后左右，让他们暗中侦记末帝的密谋，等于在皇上跟前安了“窃听器”，事情不论大小他都能知悉。与此同时，石敬瑭继续装病，常常在宾客前自称病弱不能领兵，没法当这个藩帅，以此让末帝放松对他的警惕。此时，晋国长公主还陪着母亲住在宫中，没有跟石敬瑭归藩。

这时，契丹也开始频繁地侵扰北部边界，后唐的边防军也即禁军，大多在幽州（今属北京与蓟县之地）、并州（今属太原）设防。幽州藩帅是赵德钧，并州藩帅就是石敬瑭。并州治所在太原，地当大河之东，史称河东。石敬瑭和赵德钧因为契丹的压力，都在要求朝廷增兵运粮。历来中原朝廷都很重视这两大藩镇，中原安全，实有赖于这两大北门锁钥。于是中原倾全国之力，向两地输送粮草和兵员，由内地向北边输运兵粮的车队昼夜不息，很是壮观。

石敬瑭率大军屯驻忻州（今属山西），有一次朝廷派来使臣赏赐军士夏季衣服，并传布诏书向驻守边疆的军士表示慰问。有意味的是，这些军士不是感谢朝廷，而是感谢石敬瑭。期间有些军士甚至多次呼喊“万岁”！这类故实五代常有，实是军士哗变的前奏，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拥立新主。石敬瑭觉得现在还不是造反的时机，不免害怕。他本来正在韬晦，更是担心这类“万岁”的呼喊传到李从珂那里会遭遇不测。忧虑中，他的幕僚给出了一个狠招：

杀了那些带头呼叫的，给朝廷使臣看。

石敬瑭于是命令都押衙（管理仪仗侍卫的官员，略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刘知远抓了36人，作为闹事的头头斩首示众。

使臣回去后说了这些事，但没有解除末帝对石敬瑭的猜忌。像大多数庸人一样，李从珂放还石敬瑭，而且将河东给他，为此吃足了后悔药。

《遗契丹书》

说话转眼到了一年开春，正月十三，这一天是末帝李从珂的生日，史称“千春节”。李从珂在大殿置酒，接受群臣对自己的祝贺。晋国长公主也来上寿，完事后，她借机要求辞归洛京返回河东。

李从珂喝高了，酒醉中说道：“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

干吗不留在这里，这么着急回去，是要跟石郎一块造反吗？

啧啧！千秘万秘，一句话泄露天机。这话传到石敬瑭耳中，更让他有了戒惧。人的勇气很多时刻来源于恐惧。恐惧让人有放手一搏的动力。石敬瑭就在恐惧中开始了密谋运作。而李从珂也自知语失，对河东有了更深的猜疑。

石敬瑭再次放出胜负手，将他在洛阳及诸道的财货派人全部收起，直接送回河东治所晋阳（今属太原）。他给出的借口是：以个人财产充当军费。

但没有人相信他的高尚说辞，稍有一点脑子即知他已经心怀异志，而且，羽翼已丰。反与不反，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一点，李从珂也体会到了。

有一次夜半，与值班的臣僚们说到这个事，他故意平平淡淡地问：“石郎与朕是至亲，无可猜疑；但近来总是流言不断。万一，我是说万一，失掉和好，那时怎么办？”

史称“皆不对”。众臣都不能回答。没有人猜度未来的吉凶。藩镇河东，兵强马壮，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朝廷人人惊惧。

于是，河东问题成为国家战略问题。

朝廷中的一些老成持重的大臣有了为国分忧的思考。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率先想到了这个问题。

给事中，是门下省也即宰相管理部门十分重要的职官，责任是分判本省日常事务，对国家政令、所谓“圣旨”有审议封驳的权力，也即皇帝颁下诏敕，大臣上有奏章，给事中如果不同意，有异议，可直接批改或驳还。这本来是帝制时代职官设计中的圣贤思路，但具体执行中往往因人而异。人，因制度而异；制度，亦因人而异。这是历史经验。

李崧，这位给事中，就遭遇了一次考验。

李崧是五代名臣，考其一生，此公有时愚笨，有时睿智。在乱世中，他最后不得善终，但在如何对付石敬瑭这个国家隐患问题上，他有务实的思考。

公元936年，后唐最后一个年头的正月，李崧带着自己的成算，来找同僚，也任给事中的吕琦。

他对吕琦说：“我们这些人，官做得这么大，应该算是受恩深厚了。国家有此隐忧，咱们怎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原话是：‘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都在这观望呢？各位说说，事已至此，计将安出？”

吕琦刚直而仁厚，看事有远见。李崧的问题，他也一直思考，也同样有成算。李崧来问，他就将自己筹之烂熟的一番意见娓娓道来，他说：“河东那边要是有‘异谋’，我断他必要勾结契丹以作后援！现在的态势是：契丹太后述律平，因为他的长子李赞华（也就是耶律图欲）归降中国，多次要跟咱们和亲。但条件是放还萴剌（音册拉）。这个条件咱们一直没有答应，所以和议也就一直没有成功。现在，如果咱们能把萴剌等人放还，以此跟契丹议和，每年给他们十几万缗礼物钱财，契丹必会答应。北边安定，河东再怎么蠢动也无能为力了！”

萴剌，是契丹名将，骁勇善战。但在年前骚扰中原时，被后唐边将所擒，一直押在京师。后来契丹多次向后唐求和，并索要此人，来往信使更是赔小心说话（史称“其辞甚卑恭”），但明宗李嗣源跟臣下商议此事时，名将杨光远认为：“萴剌等都是北狄善战之人，契丹失去他们犹如失去手足；况且居住洛阳京师已久，熟知中国内部事务，放归他们对中原不利！”李嗣源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虽然同意“修好”，但始终没有放还萴剌。

李崧听罢吕琦所言，欣然道：“你与我想法一致！但钱、粮都要从三司支出，这事要跟三司使张丞相商量。”

三司，一般包括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板块，总理国家财政。唐代以来是仅次于政事堂、枢密院的重要机构。

这时，担任三司使的是张延朗。此人似乎天生就是掌管财政的大佬，史称为人有心计，“以三司为己任”，整天在任上忙钱粮之事。

有一次，明宗李嗣源出游，召他来吃饭，他居然不去，让使者告诉明宗说：“三司事忙，无暇。”李嗣源也不怪罪，一直让他管理天下财源。他对石敬瑭的“异志”，也早有察觉。石敬瑭不断将四方属于他的财货调往太原，张延朗就常常打着征用的旗号，不断调用石敬瑭囤积在太原的财货，以此暗暗削弱石敬瑭的实力。这事让石敬瑭恨得半夜磨牙，所以得到天下后，先把张延朗杀掉，二话都不说。但杀掉张延朗，他才忽然发现：国家之大，竟找不出个理财能手来！

且说李崧，早就知道张延朗对石敬瑭有备，所以知道此事可以与他商议。

果然，张延朗一听此计，当即表示赞同。他那数学家的头脑略一计算，即知此事“妙”在何处。于是，对李崧大加赞誉。

他说：“这真是个好主意！按学士您的策划，不但可以从此制约河东，还可以节省往常戍边经费十分之九。真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谋略了！没说的，主上如能接纳这个意见，只要责成老夫办理就是。我可以在国库之外去征集这十几万费用，跟契丹结好，不用动用国家一分库财。”

按张延朗算计，幽州、河东两大藩镇，戍边费用每年都要一百多万，而结好契丹只需要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而这十分之一，甚至都不用动用国库，他自有办法在日常征调之外，搞到这笔经费。

李崧得到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支持，于是与吕琦商议，完善了整个规划。在一个值班的晚上，二人秘密地向李从珂进献了这个意见。

李从珂闻言大喜，不断地称道二人忠心可嘉。

随后，二人又私下草拟了《遗契丹书》——这就相当于一份同意与契丹和解的国书——只等圣旨一下，即派员出使契丹。

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只要按此办理，则一直到1005年，宋真宗时代才完成的“澶渊之盟”，早在后唐时代就完成了，可以提前七十年！而且省去多少战火！那么多悲剧也可能早早避免，甚至，连“陈桥兵变”也可能不存在，赵匡胤也不一定成为大宋帝国开国之君。但历史真是无法假设，简单说，在这个本来可以出现历史拐点的时刻，拐点却没有出现，因为，末帝李从珂遇到了一个糊涂蛋子，当朝枢密直学士薛文遇。

李从珂错失良机

枢密直学士，唐以来就与观文殿学士并掌侍从，是皇上的秘书班子、顾问团成员，地位近于翰林学士。这是个闲职，一般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担任，有荣誉性质。但正因为这种荣誉，令担任这类职务的官员多多少少都有点傲气傲骨。薛文遇就是这类人。

有一天，薛文遇值班，末帝找他聊天，顺便将李崧等人的机密意见跟他说了。薛文遇即刻表示了反对。他的理由是：“以我大唐（后唐不能自称后唐）天子的尊贵，屈身来侍奉夷狄，这不是太耻辱了吗！再说啦，如果那胡虏按照过去大汉和亲的做法谋求迎娶公主，怎么拒绝他们？”

薛大学士是反对大汉刘邦时代以来的“和亲”政策的，说着就诵读了唐人戎昱的《昭君诗》：“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这诗说的乃是汉元帝时以王昭君嫁匈奴的故实。

一番话，挑动了末帝李从珂先生的“爱国”心，原来答应李崧等人的意见顿时就变了。

他召来李崧、吕琦，声色俱厉地质问这二位道：“你们这班人，想想也都是通晓古今之变的人物，理当能够辅佐人主获致天下太平。怎么现在竟出了这么个馊主意？结好胡虏，万一胡虏要和亲，朕只有一个女儿，还乳臭未干，你们是要我把她抛弃到沙漠里去吗？况且，要将国家养兵养士的钱财输送给胡虏，这是安的什么心？”

李从珂这是受《昭君诗》启发，想到了唐太宗。唐太宗时曾以宗室女下嫁诸蕃，史称“和蕃公主”。从这一番话也可以想见李从珂先生还是很爱惜自己女儿的。所以李崧、吕琦，这二位大佬，听到皇上这一番话，忘了“给事中”的岗位责任，吓得流了一身汗，只得一个劲儿地拜谢，请求宽恕。末帝还不依不饶，继续指责，二人就只好继续拜谢求饶。

拜谢，是个体力活，要跪在地上，两臂张开，空中划弧，额头点地。皇上说一句，要拜谢一次，再说一句，又要拜谢一次。

反复下来，吕琦渐渐气力不继，叩拜中的动作就有了停顿。末帝见他“拜舞”偷工减料，气更大了，直斥道：“你个吕琦，脖子够硬啊！你还把朕看作人主吗？”

这意思就是要治个“大不敬”的罪名了。他以为吕琦会吓哆嗦，不料吕琦忽然有了梗劲儿。他干脆不拜，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喘息着说：“我俩谋事不善，愿请陛下治罪，这样拜来拜去的又有什么用！该治罪就治罪吧！”

听到这里，李从珂反而“怒稍解”，就制止了他俩的拜谢，还每人赏了一壶酒，让他们离去。从此，与契丹的和解政策，没有人再提。

这位吕琦，也不是凡人。大宋后来有个“大事不糊涂”的名相吕端，就是他儿子。他的父亲曾经做沧州节度判官，敌军攻陷沧州后，吕父被擒。敌军要杀灭他全家，当时吕琦只有15岁。就要行使杀戮时，有一个幽州的义士叫赵玉，看到这一家人就要灭族，不免动了恻隐之心。他指着吕琦，骗行刑者说：“这小子，是我的兄弟，别滥杀啊！”于是将吕琦带走。当时吕琦正患足病，不能行走，赵玉就背着他，步行数百里，变异姓名，一路讨饭，最终免予一死。

吕琦后来在石敬瑭执政时，官至兵部侍郎。他牢记赵玉的救命之恩，总想尽办法好好报答。赵玉生病以后，吕琦亲自扶持他，供给医药。等到赵玉病逝，吕琦就代为经营丧事。赵玉有一子名赵文度，成为孤儿，又很幼小，吕琦就亲自教诲他、抚养他，一直到他长大成人。最后赵文度登进士第，成为国家官员。这些都是吕琦的助力。当时人清议认为：“非玉之义不能存吕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抚赵氏之孤，惟仁义二公得之。”不是赵玉的义气，不能存续吕氏的后代；不是吕琦的仁爱，不能抚养赵氏的孤儿。仁义二字，赵吕二公已经得到了。这件事，在燕赵之间的士大夫圈子里，传为美谈。

这是道义沦丧天下的一抹亮色，值得为此浮一大白。

且说这俩给事中，本来应该抗言直辩，但他们囿于吏治多年的因循腐败，政治大环境的恶劣，士大夫尽忠国事风习的沦丧，没有敢坚持自己的意见。

回到历史和时光的后面来看，后唐如能不被激情左右，哪怕策略性地暂时结好契丹，石敬瑭也许还真就失去了外援，那样，中原王朝也便不会丢失燕云十六州的北部屏障，赵匡胤也无须为了收复这一片失地而殚精竭虑。

李崧等人并非史上大智慧人物，但结好契丹，在那个时刻，确是不二选择。大汉时，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与匈奴结好，刘邦太太吕雉甚至面对匈奴的侮辱而处之泰然。在所有的政治格局中，力量达不到期许中的目标，愤怒，只能自取其辱。战略韬晦，反能赢得时间和未来。大汉隐忍多年，终于有了“封狼居胥”“燕山勒铭”“犁庭扫穴”的光荣。反观这个后唐，环顾四周，都是敌国，江南有王法不到的藩镇，川蜀有分庭抗礼的藩镇，而河东石敬瑭徘徊于契丹与中原之间，纵横捭阖之际，李从珂失去了机会。不要说与大汉刘邦比，就是与本朝李崧、吕琦、张延朗这几个平庸之辈比，他也是一个缺乏政治驾驭能力的庸才。他不懂平衡之术。这样，后唐的亡灭也便进入了日程。

如果，如何如何，历史将会改写。

但是，这般这般，历史没有改写。

历史，并不古怪，很静谧地呈现往事。

石敬瑭，在静谧中浮出水面，走入历史前台。

肆 晋阳大战

燕云十六州不再属于中原，反成契丹南部屏藩。草原帝国雄踞此地，进可攻，退可守，而燕南之地一马平川，铁骑数日间可直抵黄河北岸。以至于赵匡胤在后来的日子里，不得不将重兵压在汴梁，拱卫京畿。所谓大宋“冗兵”之弊，因此而起。

石敬瑭不是软柿子

石敬瑭在“赵匡胤时代”，影响深巨。

此人生于892年，死于942年，他活动的时期，正是赵匡胤的少年时代。

石敬瑭不是汉人，与李嗣源一样，也是沙陀族人，他是五代第三个朝代后晋的建立者，史称后晋高祖。

后唐末帝李从珂时，他感觉到了不确定的危机。为了试探末帝，他上表陈述自己身体病重衰弱，说是可以解除兵权，或调往别的镇所（因为河东大藩，地当契丹边境，压力山大），话说得很悲惋，凄凄惨惨戚戚的样子。

李从珂得到这个信息，又惊又喜又忧，他也不能确定这个石敬瑭是不是玩真的，何况，当初还跟“石郎”有约：永不移镇。在跟臣下商议此事时，李崧、吕琦等人都劝谏他不要听信石敬瑭的请辞报告，说这很可能是在刺探主上意图。李从珂犹疑不决，还是那个书呆子薛文遇鼓舞了他的勇气。

初夏的一天夜里，薛文遇一个人值班，末帝与他讨论河东事。薛文遇激情满怀，高言道：“过去有个谚语说得好：‘当道筑室，三年不成。’这事不必跟李崧那班老家伙们商量，主上的意志可自行决断！群臣怕打仗，都在为各自的利害打算盘，不可能说实话的。以臣看来，河东这事，他是移镇也反，不移镇也反，早反晚反，早晚得反。我看是晚反不如早反，早反早解决！”

末帝听后，大喜。

此前，他不知在哪儿曾听一个术士说后唐今年应有贤人辅佐，有奇谋，定天下。听了薛文遇这一番话，末帝以为这个“贤人”就应该是他。于是对他说道：“爱卿一番话，让朕之心意豁然开朗！此事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朕决计施行！”

说罢，即刻命薛文遇起草改封石敬瑭官职的拟议，交学士院拟制任命书。制书中说：“任命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同时河东节度使一职，也做了安排。

天平，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这个藩镇远较河东逊色，就地方要塞之重要性和历来屯聚兵粮之重言，应该属于中原二等藩镇。所以这个干部任免书一出来，满朝文武听到呼叫石敬瑭的名字，不免相顾失色——略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是要出大事了——除非石敬瑭是个软柿子。

但石敬瑭不是个软柿子。

藩镇地头蛇，最怕是移镇。石敬瑭一下明白：不反即意味着完蛋，于是决计谋反。但他还要做出“哀兵”的模样，在接到朝廷要他尽快到山东上任的“制书”后，对麾下将佐们说：“当初，我第二次来河东前，主上曾当面应我终身不再派他人来替换；现忽有了此令，莫不是像年初千春节时，主上同公主讲的那样吗？我如不反，朝廷会先发制人。我怎能束手被擒，死于道路之间！现在我要上表说有病，不能赴任，就用这个来看看朝廷的意向。如对我宽大，我就继续臣事他；如对我用兵，那我就只好另作打算了！”

这一番话也有试探僚佐的意思。果然，他听到了意见不同的各种声音。有人劝他不要反朝廷，有人认为河东虽大，但以一藩之力，究竟不是后唐一国的对手，有人劝他赶紧到山东去上任，有人说不懂军政大事，不掺和意见。石敬瑭倒是宽大，对各人意见一律不与计较。

但他看出部下意见不一，应该有了“篝火狐鸣”神话自我的故技。

《玉堂闲话》这部野史记录说，石敬瑭跟宾佐聊天时，有一次讲述了一个白日梦境。说他梦中与当今天子李从珂并驾行走在京师洛阳（后唐首都洛阳，后晋首都开封）的大道上，经过李从珂的旧居府邸，天子就邀请他也进来坐坐，石敬瑭在梦中很谦逊地表示不敢叨扰，但李从珂坚持要他进来坐坐，不得已，只好骑马进入。到了厅事下马，上台阶，进入大堂，石敬瑭西向而坐。但回首看时，天子李从珂已经驾车走了。

显然，这个梦有某种不难理解的含义，所以，当他把这个梦讲给各位听时，听者有点恐惧，史称“群僚莫敢有所答”，一帮听者没有人敢分析这个梦境。

他最亲信的办公室主任都押衙刘知远看出了端倪。他对石敬瑭说：“明公您长期带兵，很能得到将士拥护。现正占据有利地势，将士和马步军队精锐强悍，雄于天下。如果起兵，发檄文宣示各道，可完成统一国家大业，怎么能为一道朝廷制令就自投虎口呢！”

他最亲信的秘书长掌书记桑维翰说：“主上刚刚即位时，明公您即入京朝贺；那主上岂能不懂‘蛟龙不可纵归深渊’的道理？但他到底还是把河东再次转给您！这实在是天意要借利器给您啊！想当初，先帝明宗，将遗爱留给了嫡子，今日主上却以‘旁支庶子’取代大位，群情是不会依附他的。您是明宗爱婿，可主上却把您当叛逆看，这已经不是低头服从他就能免除灾祸了！咱们保全自己，只能另想法子。——我知道的是：契丹同先帝明宗曾协约做兄弟之邦，现在，他们的部落就在河东之外，明公如能推心置腹地讨好他们，万一有急变之事，可以朝呼夕至。有这样强大的依托，还担心什么事不能办成吗？”

桑维翰这一席话，犹如电光一闪，照亮了石敬瑭那一颗腌臜的心。

但桑维翰这一道闪电却无比邪恶而狰狞。

“幽云十六州”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说到中原之变，认为——

石敬瑭之进犬羊，桑维翰导之也。

“犬羊”这里指契丹。这话的意思是说，石敬瑭之所以引进契丹祸害中原，源出于桑维翰的怂恿启发。

船山先生认为，为人谋划国家大事，导致国家之祸患，这就是天下的罪人。但这罪人有“差等”，罪过有大有小，有人谋划国事祸在一时，有人谋划国事祸在一代，而有人谋划国事则祸在万世。史上祸国万世者，自从中国有人以来，只有桑维翰可以当之。因为桑维翰，所以石敬瑭！因为石敬瑭，所以契丹、女真、蒙元而不断！应该说，南宋的秦桧，就是后唐的桑维翰；后唐的桑维翰，就是南宋的秦桧。这是“覆载不容之罪”，天地之间唯此罪为大。桑维翰实在是传统衣冠文人的败类。

一文一武，两人的话让石敬瑭吃了定心丸。而桑维翰一番话，几乎就像当年诸葛亮跟刘玄德的一番“隆中对”，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后来的事也确实按桑维翰的沙盘推演在行进。桑维翰的“隆中对”给中原带来人间苦难，但却给石敬瑭带来政治利益。“旁支庶子”，这个意见启发了石敬瑭。他知道这是消除李从珂执政合法性、合理性的杀手锏，有此一议，河东将师出有名！

就在这一时刻，石敬瑭，反意已决。

他干脆与朝廷公开撕破脸皮。

他上了一份奏章，内中说：“现在的皇上李从珂是明宗养子，不应承祀大位，请传位给明宗的嫡子许王李从益。”

末帝得到这份奏章，气得将它撕碎，掷到地上。

随后，起草了一份诏书回答石敬瑭道：“你跟原来的鄂王也不算疏远吧？他可算明宗的嫡子吧？但你在卫州干的那点事，天下人人皆知。现在又假装推举许王李从益，谁信？”

鄂王就是明宗李嗣源的嫡子闵帝李从厚，失位后，被李从珂封为鄂王。卫州事，就是指石敬瑭软禁李从厚的故实。但李从珂这份诏书，有将李从厚之死的责任推给石敬瑭的意思——这是说给天下人听的话头。

诏书还同时削夺了石敬瑭河东节度使的职务，另派他人领任。

紧接着就安排了末帝上任以来最强军阵：以名将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代理太原府事；名将杨光远为副部署；名将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排陈等使；一面调集大军三万人马，并各戍守之地数万人马，征讨河东。

石敬瑭的两个儿子正在朝中做官，听说老爸造反了，吓得藏到民间的水井里，但最后还是被搜了出来，杀掉，藏匿这俩兄弟的人家，被灭了族。石敬瑭的弟弟先杀掉自己的妻子、女儿，而后自己逃亡，但最后被捕，死在狱中。

历来造反，代价血腥。

石敬瑭知道寡不敌众，但他早有“庙算”：一面在朝内策反诸臣，一面由桑维翰起草奏章，向契丹求援。他给予契丹的三个优厚回报是：

一、请称臣，并父事契丹，自做“儿皇帝”；

二、每年贡献银两布帛三十万；

三、事成之后，割卢龙（今属河北，在河北东北部，延及辽宁西部）一道及雁门关（今属山西）以北总十六州奉赠契丹。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

这十六州，以幽州和云州为两大结点，史称“燕云十六州”。十六州所当地理，皆在中原之北，唐末以来，一直是捍卫中原安全的北方第一道屏障。

十六州分别是：

幽州（今属北京西南）

檀州（今属北京密云）

顺州（今属北京顺义）

儒州（今属北京延庆）

蓟州（今属天津蓟县）

瀛州（今属河北河间）

莫州（今属河北任丘）

涿州（今属河北涿县）

新州（今属河北涿鹿）

妫州（今属河北怀来）

武州（今属河北宣化）

蔚州（今属河北蔚县）

云州（今属山西大同）

应州（今属山西应县）

寰州（今属山西朔县）

朔州（今属山西朔县）

从此，燕云十六州不再属于中原，反成契丹南部屏藩。草原帝国雄踞此地，进可攻，退可守，而燕南之地一马平川，铁骑数日间可直抵黄河北岸。以至于赵匡胤在后来的日子里，不得不将重兵压在汴梁，拱卫京畿。所谓大宋“冗兵”之弊，因此而起。

耶律德光的异梦

如此“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优厚”条件，连他的亲信，都押衙刘知远也看不下去，表示反对说：“称臣也就可以了，还甘心父事契丹，实在过分。多多给他们点金帛贿赂，已经足以请援，不必许给他们燕云土田，这些土地地理位置太过重要，恐怕以后会成为中国的祸患，那时悔之无及！”

但石敬瑭不从。只要能约来援军，扶植他上位称帝，这些条件，他认为值！

刘知远乃是五代第四个王朝后汉的创始人。他此际正在韬晦中，应该对石敬瑭言听计从，但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反对意见，可以猜想，很可能此际他已经萌有“异志”。如果将十六州割给草原帝国，将来他的朝廷也困难重重。这是诛心猜测，但按照后来的逻辑前推，应该符合这位韬晦者的心路历程。不过也要公正地说一句：刘知远能有此念，道义上已经远远胜过桑维翰与石敬瑭。这是五代乱世难得一见的价值诉求。故不论刘知远的心路呈现逻辑是什么，有此一语，足以将他与石敬瑭集团区别开来。

当时太原也即晋阳之北，尚有后唐守军，石敬瑭不得不派出得力亲信，“间道”潜往契丹上京所在地西楼（今属内蒙昭乌达盟）。如果后唐守军拿获这个细作，那么万事皆休；但这个细作成功到达西楼，于是，如俗话所言：历史已不可逆转。

耶律德光得到石敬瑭来表，大喜。

据说他在这个大好事之前曾有一梦。《契丹国志》引《纪异录》记载了这个梦，后来这个梦也被写进正史《旧五代史》。说耶律德光昼寝，梦中有一美姿容的神人穿白衣，佩金带，自天而下。

神人对德光说：“石郎使人唤汝，汝须去。”

德光醒后告诉母亲述律平太后。

太后不以为然。

但后来又梦，还是那个神人，对他说：“石郎已使人来唤汝。”

德光醒后很惊讶，又告诉母亲。

母亲说：“那就卜筮一次吧。”

卜筮的结果是：“太祖（指耶律阿保机）从西楼（今内蒙昭乌达盟）来，言中国将立天王，要尔为助，尔须去。”

卜筮后不到十天，石敬瑭据河东反，派遣使者持表来，许重赂、许割地、许自称儿，以此条件求兵为援。

耶律德光因此相信此事必有神助，对人说：“我不是为石郎兴师，乃是奉天帝敕命行使天罚！”

于是契丹做出了兴兵来援石敬瑭的规划。

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

但战役的进展匪夷所思。

“围困”晋阳城

张敬达中军大营设在晋安（今属太原，在太原西南五十里），又筑起长长的围城包围了河东藩镇的治所晋阳。从晋阳城楼远远望去，只见后唐挟往日余威，旌旗连绵，军容严整，兵士们一律黑色服饰，一片片，一团团，如焦墨山石。但张敬达却不过偶尔攻一下城，更多时间则采用“围困”的持久战战略，大兵轻易不动。

石敬瑭知道他这一生最重要的大事件来临了！

他安排最能打仗的人，都押衙刘知远出任马军、步军总指挥。

刘知远此际展示了他的恢宏格局。

此人带兵“用法无私，抚之如一”，完全按军法调度，不分亲疏远近，对待士兵一律平等，史称“人无二心”。用兵到这地步，在五代乱世，很罕见。

石敬瑭亲自坐到城头，眼看着箭矢、礌石在身边飞来滚去，也不肯离去。

刘知远看出他对守城不放心，就对他说：“我观张敬达之辈，筑起这些高垒深沟，无非想做持久打算，实在说：此辈无他奇策。故明公不必担忧。明公只需要选派使者，走僻静小路，经略城外之事。守城这事，很容易，我刘知远一人就可以办到。”

石敬瑭听后很感动，像当年李存勖“拊其背而壮之”一样，他也拉着刘知远的手，拍着他的肩背赞赏了他。

刘知远的判断很准确。取晋阳，难；但一旦契丹来援，再战，更难。这就用得上“兵贵神速”一条古训，但张敬达实在是太过从容了。站在时光的后面，简直无法想象他到底怎么想——为何要做旷日持久的战略规划？我去打这场仗都不会这么玩！实在不明所以。

且说后唐末帝李从珂，也知道与石敬瑭的一场大战将决定各自的政治前途，于是特意派出端明殿学士吕琦到河东行营来犒军。

当时正任副司令的大将杨光远对吕琦说：“请先生回去附带奏知圣上，请圣上不要昼夜操劳此事。贼兵若是没有援兵，我等用不了多少天就可以平定河东；如果这姓石的要是勾结契丹来犯，就放他进来，一战就破了他！”

杨光远这一番话并非没有来源。若干年前，定州（今属河北）藩帅王都叛乱，也曾勾引契丹来援，后唐名将王晏球平叛，干脆将契丹放进来，然后一块包了饺子，抓获契丹首领剔隐以下大小酋长七百多人。定州大捷，曾让契丹一蹶不振。但此一时彼一时，耶律德光不是剔隐，石敬瑭加刘知远也不是王都，晋阳更不是定州！战役主角和场地变换，还作此想，就是成语说的“胶柱鼓瑟”。由此可见，杨光远放弃北部关隘之防，试图历史故实重演，也实在是个难以入流的将才。

但这一番豪言壮语让李从珂听了很是欣慰。不过他也同时听说石敬瑭正在勾结契丹南下，知道形势与定州大捷时不同，就屡次督促张敬达、杨光远急攻晋阳。倒霉的是，这个晋阳在刘知远的守卫下，根本就没有攻下来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张敬达自己的行营，围困晋阳的长连城多为土木结构，每次加深沟垒，都会遇到风雨天气，一场大雨，就把工事泡成了泥汤。长连城无法合拢。围兵自己也处于危险中。如果城中出动一支骁骑，后唐兵将无险可守。

但晋阳守兵也很保守，契丹未到之前，基本不做佯动，就是固守。此际，晋阳城也处于危机中。因为连日大雨也在浸泡城中的粮草，各种战略储备也多遭遇了霉变。

双方自夏季六月开始，僵持近三个月后，契丹来援，历史出现变数。

耶律德光初战告捷

契丹主耶律德光趁初秋草肥之际，亲率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从代州（今山西忻州代县）向南进发，史称“旌旗不绝五十余里”。代州、忻州，此时还都属于后唐所有，两地守军见契丹兵来，并不邀击，契丹也不攻城，双方就像有了约定：我让路，你走人。这也是五代十国时期藩镇自保的案例——那时，能效忠于中央朝廷的藩镇少之又少。假如代州、忻州的守军能与张敬达的行营取得默契，待契丹兵过，南北夹击，那很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局面。但契丹似乎咂摸透了这些藩帅的脾气，居然敢越过敌城，直接来援——他并不害怕代州、忻州二城守军背后来袭。二城固然不敢，但更真实的动机是不愿。

真心为朝廷甘效死力的将士，很少。

耶律德光到达晋阳城附近，将兵马布列在汾水之北一个叫虎北口的地方，尔后，派出精干从张敬达的围城缺口驰入城中，与石敬瑭联系说：“我今天就打算攻打贼兵，你看好不好？”

石敬瑭为求万全，赶紧派人驰奔出城告诉契丹主说：“南军力量甚为雄厚，不可轻视！且等到明日议论后，再战不迟。”

石敬瑭是太担心不能破敌的后果了。

但他派出的使者还未到达契丹行营，契丹援兵已同后唐骑将高行周、符彦卿有了接触。双方一战，即呈胶着状态。

石敬瑭见状，唯恐援军有失，急派大将刘知远率军出城，与契丹援兵两下夹击后唐骑兵。

此时后唐兵在晋阳西北角以步兵列阵，契丹派出轻骑兵三千人，一律不着铠甲，直奔后唐军阵。后唐兵看到契丹兵并无什么阵势，兵力也单薄，为了抢功，于是呐喊反扑。契丹兵旋即败退。后唐兵争相驱赶，一直到汾水之滨，契丹兵徒步涉水而去。数万后唐兵涉水向北追击。忽然，契丹伏兵起，上万装备精良、士气正旺的骑兵，自东北方向鼓噪而至，他们挥舞着草原弯刀冲击后唐追兵，混乱中，后唐兵被截为两段。跑在前面的后唐步兵大多被契丹擒杀，南面的骑兵急忙引退，一路奔逃，跑回张敬达所在的晋安大营。路上还遭遇了刘知远的袭击，被掳去一千余人。

唐兵大败，契丹兵则放开兵马乘乱屠杀方圆数十里的散兵。后唐步兵死亡近万人。张敬达等急忙收拾残兵，从四面包围中撤离，退保晋安。

契丹获胜，但知道晋安势众，一时未必攻克，于是在耶律德光率领下，返回晋阳北边的虎北口，与后唐兵暂时脱离接触。

张敬达设下的四面围城，只剩下南面一道。这天晚上，石敬瑭从容地走出北门，去拜会契丹主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握住石敬瑭的手，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石敬瑭问道：“皇帝远道而来，士马疲倦，却在急切中与南军作战而取得大胜，这是怎么回事啊？”

显然，这是石敬瑭在用特殊的方式恭维耶律德光，但他所说也确是实情。契丹主闻言特别开心，正好向这位未来的“儿皇帝”炫耀自家德能。

他回答道：“一开始，我从北边过来，以为唐兵必要切断雁门（今属山西忻州，在太原北三百六十里）间的各条通路，并埋伏精兵在险要之地，那样，哈，我就不能顺利前行啦！但我使人侦察，发现既没有断路也没有伏险！这样，我才得以长驱深入，并知道大事必成。兵马相接之后，我方气势锐盛，彼方见有援兵，内心必然沮丧，如果不能乘此急速攻击，旷日持久之后，谁胜谁负可就难料啦！这就是我速战而胜的道理——这是不能用通常的劳逸道理来衡量的。”

史称石敬瑭听后表示“叹服”。

但考察此役，耶律德光之胜，实缘于张敬达用兵之昏，整体看来并无特别出彩之处。石敬瑭之“叹服”，讨好的成分较大。

石敬瑭进位

石敬瑭拍完耶律德光马屁，随即与契丹合兵一处，南行，迅即绕过晋安大寨，在南端截住张敬达退路。围兵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围阵中设置了带铃铛的绳索，又有大批吠犬，这样张敬达的后唐兵再想南撤，那是休想啦。

就全国形势考察，石敬瑭事实上处于危机中。几个月来，借着“后唐—河东”之战，各地出现了“拥石”“倒石”和“观石”三派。其中“观石”一派以赵德钧、赵延寿父子为代表，他们正在笼络各地力量，一方面似乎还属于后唐，但根本不听节制，且屡屡向契丹暗送秋波。这意味着赵氏父子在与石敬瑭“争宠”，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讨好契丹罢了。这也就意味着石敬瑭地位并不牢固，即使战争取胜，也难卜未来命运。

耶律德光认为应该早日“册立”石敬瑭为中原之主，以此消除各方觊觎之心。中原逐鹿，是因为鹿无主人，一旦鹿主已定，天下可望稍安。

契丹主始终在惦记石敬瑭给出的那三个回报。只有在天下稍安的环境下，他才有希望得到那三个回报。

一天，在晋安南一个叫柳林的地方，契丹主约见石敬瑭并对他说：“我从三千里外来帮你解除危难，必有大功。我观察你，器宇容貌、见识气量，都是一等一的人物，真是中原国主的材料啊！我想扶立你做中原天子。”

尽管这是期望中的风景，石敬瑭还是假意推辞逊让，不做这个天子。但将吏们又反复劝他，晓以利害，必进大位，才可以天下安定。于是石敬瑭答应了出任中原皇帝的请求。柳林乃是偏僻小镇，一应准备不够使用。契丹主只做了三件事，就完成了石敬瑭进位的大事——

制作一份册封石敬瑭为中原皇帝的文书；

在柳林搭筑坛台搞个祭天的仪式；

脱下自己的衣服冠冕在坛子上亲自授给石敬瑭。

这活儿就算干完了。

这一年，是公元936年，远在洛阳夹马营的小小赵匡胤已经十岁。

石敬瑭出任中原皇帝的国号为“晋”。史称“后晋”。这是后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三年十一月的事，但石敬瑭跟李从珂翻脸，认为他属于“闰出”，不是“正朔”，故上溯李嗣源的年号长兴，认为这年应该是“长兴七年”。现在石敬瑭做了皇上，按规定应该“改正朔”，于是将“（后）唐长兴七年”改为“（后）晋天福元年”。尽管这时后唐皇帝李从珂还在位子上，但历史已经认为“清泰”是个过去时了——连《资治通鉴》记载此事，也认这年为“天福元年”。但司马光先生走得更远，改朝换代，计算“正朔”，竟恪守史上争议很多、并不“科学”的“王正月”之说，将十一个月之前的一月就开始称之为“天福元年”。这也就是说：十一个月之前，还没有“后晋”“天福”什么事呢，《资治通鉴》已经把它讲述为“天福元年”的故实了。司马光先生弄历史，秉春秋笔法，常有圣贤之论，但在这类地方，未免引发后人诟病。

就在这一天，石敬瑭做了后晋开国皇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签署文件，颁发敕文，昭告天下：从此以后，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个州，属于契丹国土。

至于自称契丹“儿皇帝”，每年运输钱帛三十万之类，按照规定去办就是。

耶律德光，得到了他想得到的。

而近在咫尺的后唐统帅张敬达，则在危局中一筹莫展。

龙敏之计

他还真叫刘知远说着了，实在没啥本事。晋安营中，尚有士卒五万，马匹万余，这应该是一支实力受损不大的部队。

给《资治通鉴》作注的史家胡三省看到这里都替张敬达捉急，不禁在字缝间下一注脚道：“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若张敬达等能于围落未合之际，勉谕将士，竭力致死决战，胜负未可知也！”此说深得我心。窃以为：两方胶着之际，胜负未卜，必须放出胜负手！如不放胜负手，只有取败一途。与五年后的“阳城大捷”比较，后唐这几位统帅，远不如后晋时的李守贞、药元福。人家就是在契丹的围困中放出胜负手，一战告捷。读史至此，真恨不能替古人去打这一仗！

张敬达在一次不算太大规模的战役之后，已被夺气，认输了。他在晋安寨中，四面“考察”，哪里也不是他的出路——北面就是晋阳城，东面是山地，西面也是山地，只要大兵一动，即会遭遇契丹与河东的截击，往南，就更甭想啦！于是，他趁围军还没有部署停当之际，不是集结敢死兵力突击决战，而是派出使者向后唐朝廷“告败”。末帝李从珂只得到这个最后的信息，从此与前线音讯两绝——张敬达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李从珂陷入一生从未有过的恐怖中。

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调动全国各藩镇大兵紧急救援晋安寨。

他甚至在万难中决计亲征——尽管他已经怕得要死。

更要命的是，诸军自凤翔起事以来，将悍兵骄，只求自保，没有几人愿意听从节制，李从珂能够调遣的后唐官军几乎如同乌合之众。率军主将害怕属下哗变闹事，居然不敢使用军法约束。李从珂被骄兵悍将起哄拥戴而得称帝，最终也被骄兵悍将不为所用而失天下。这类军政循环自中唐安史之乱开始，二百多年间屡屡上演，这是“赵匡胤时代”必须面临的历史惯性。

且说末帝李从珂到了河阳（今属河南孟州），心里害怕，不愿继续北行，最后派出枢密使（略相当于国防部长）忠武（今河南许昌）节度使赵延寿统兵两万北上救援，这时赵延寿的养父赵德钧正带着卢龙（辖地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南部）兵从北部救援晋安。

赵德钧、赵延寿父子俩也是一对野心勃勃的人物。赵德钧正做着幽州藩帅，后唐给予了他武臣最高的职称“北平王”。但他与儿子赵延寿后来都有借助契丹，从“王”上再爬一个格——称“帝”的愿望。所以这一次救援，根本就没打算出力，更不想拼命。

后唐，在飘摇中。

有人出了一招。

这人乃是史上记录甚少的吏部侍郎龙敏。

吏部侍郎略相当于负责干部工作的组织部副部长，此人应在这个位置上注意考察干部品质，确有识人之明。他在李从珂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之际提出：效法契丹拥立石敬瑭，我唐也可以拥立李赞华。李赞华就是耶律德光的哥哥，原契丹“人皇王”耶律图欲，多年前投奔后唐，现正做着节度使。若能派遣北境诸镇守军礼送李赞华出境，自幽州奔契丹首都西楼，并大张旗鼓地告知天下：“立李赞华为契丹主”，如此，耶律德光必然有内顾之忧，必然要退兵，必然要赶回西楼看守自己的“契丹主”位子，如此，我则选募精锐邀击契丹仓皇中的退兵，如此，张敬达可知我援军大计，如此，晋安之围可解。

站在时光的这一头来看龙敏之计，真真地为他拍案叫绝！这应该是挽狂澜于既倒的一个天才手笔，尽管很难保证李赞华是不是愿意这么做，更难保证述律平太后在西楼是否组织有效防御，最难保证的是北境诸镇在千里奔袭契丹过程中有无作战勇气——后唐毕竟不是大汉，没有卫青、霍去病那般人物，但依然不失为一个虽有风险但不乏创意的胜负手，在万难之际，值得一搏。

不仅我认为如此，李从珂也认为此计可行，史称“帝深以为然”，但“不以为然”的是诸位执政——后唐诸臣将各种风险估计得面面俱到，就是不敢估计可能性，史称“执政恐其无成，议竟不决”——诸位执政害怕这事不会成功，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竟做不出一个决定来。

天才设计消散于无形，历史没有出现可能很壮观的这一幕活剧。

此计不成，李从珂也被夺气。战机一日日被延误，但他就是逗留在河阳不敢继续北上，神色忧愁而又沮丧，从早到晚以酒浇愁，大放悲歌。国家高级干部们有明白事理的劝他抓紧时间北上救援，这位国家元首却说：“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堕地！”

你们啥也别说啦，这个石郎让我这心啊胆啊都掉地上啦！

赵德钧的投敌条件

张敬达统领数万大军打晋阳之后，朝廷直接控制的野战军已经没有多少。于是在负责财政的副总理张延朗谋划下，开始下诏，在全国各地征集能用的将吏、兵员、马匹。当时规定：每七户人家要出一个征夫以充当征讨河东的士卒，但这个征夫要自己准备铠甲和兵器。后唐政府颁给这类征夫一个美丽的荣誉名号：“义军”，要求在一个月内集结完毕，由当时的陈州（今属河南周口）刺史郎万金训练这批“义军”。郎万金，也是后唐一员猛将。此议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仓促间在全国征兵征粮，只能扰动民间。最后的结果是，只征集了可用的战马两千余匹，义军五千人。这个数字对河东之役而言，意义不大。张延朗这位财政专家这一招只能是添乱。

种种迹象表明，国家，已经乱了方寸。

但也有迹象表明，契丹也很恐惧。

耶律德光虽然大军屯扎张敬达晋安大寨的南部柳林，但所有辎重和老弱都留在了虎北口，而且每当到了黄昏，就令全军人人结扎停当——这是担心遭遇张敬达夜袭，届时好有逃跑准备。这行为也证明契丹此次南行，并没有必胜把握。若干年前，后唐若干名将曾经打痛过契丹，他们也有疼痛的记忆。

这时候赵德钧助了契丹一臂之力。

赵德钧此时驻扎在太原西南一个叫团柏的地方，此地距离晋安大寨只有百余里。赵德钧如果率领他的藩镇将士，与赵延寿合兵一处，从西部攻击契丹和石敬瑭的围军，战事一起，晋安大寨得知援兵已到，也许会做出破釜沉舟，里应外合的决策，那样，整个战场形势还会有新的变化，也许会朝着对后唐有利的趋势转变，但赵德钧没有这样做。

当初李嗣源、李从珂得到天下都太容易啦！将士一番拥戴，那事就成了，我赵德钧实力并不比当初李嗣源、李从珂差！这个石敬瑭羸弱成那个样子，也无非仗着河东要地，有契丹支持，所以才有了称帝的大戏。我赵德钧父子之合力想来也很了得，如何就要居人之下？现在后唐失势，后晋出世，我赵氏父子无论做后唐“忠臣”还是做后晋“功臣”，想想都不免尴尬。

最重要的：凭什么我们赵氏父子就不能取石敬瑭而代之？

取石敬瑭而代之。

这个念头主导了赵德钧后来的行动。

他开始上表，要求委任他的养子，正做着忠武节度使的赵延寿改任成德节度使。成德军治所在今属河北正定的镇州，揣摩赵德钧的意思，是想与儿子东西呼应，构成掎角之势，如此，要挟契丹将更有资本。但他向末帝李从珂陈述的理由却是：“臣现远征在外，原来的守地幽州形势孤弱，赵延寿如能戍守镇州，这样左可以支援幽州，右可以支援晋安，于形势似乎有利。”

但末帝李从珂也不算傻，他知道赵延寿正在带领许昌、开封的守军北上，当前需要的是救援晋安大营，而不是东去做什么镇州节度使！于是回答道：“延寿正在与贼兵争斗，哪有空闲往镇州！待贼兵平定后，再按你所请办理。”

但赵德钧志在必得，一次一次地信使往来，请求赵延寿改任。

最后，李从珂发怒道：“你赵氏父子坚持要得镇州，究竟啥意思啊？如能退寇，即使取代我的位子，我也甘心让你！若是玩弄寇兵用来胁迫君主，最后会很惨——只怕要落得犬兔一同毙命！”

赵德钧知道此计不成，又生一计。

他开始与契丹秘密往来。但又担心被后唐密探发现，于是，秘密制作了契丹颁赐给他的诏书，以及盔甲弓剑之类，造成与契丹往来的假象，意思是向李从珂显示：我赵德钧派遣使者给契丹写信，要求契丹与后唐结好，让契丹引兵归国，实现当初李崧、吕琦等人的战略规划。

但他实际上是以此迷惑李从珂。他给耶律德光的真实密信内容却是：我赵德钧与契丹结好，而不是后唐与契丹结好。

他在密信中向契丹许诺：“若能立我赵德钧而不是石敬瑭为帝，我赵德钧就用现有的兵马向南平定洛阳！从此与契丹约为兄弟之国；但仍允许石敬瑭常镇河东。”

赵德钧派遣到契丹的使者来到柳林，带来了丰厚的金宝财帛。车马连阵绵延不断。有人把消息很快传给了石敬瑭。

赵德钧的投敌条件最要命的是兵锋直指洛阳，而且全用本部兵马！契丹主深入中原几千里，晋安迟迟未下，而幽州兵一直就是契丹南面的劲敌，这时候，中原诸藩镇正在觊觎形势，一旦太行山以北诸州遮断草原兵的退路，那他耶律德光可就凶险莫测了。于是，他有了犹豫，很想答应赵德钧的请求。

石敬瑭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急忙派遣特使桑维翰去见耶律德光。

桑维翰的眼泪

桑维翰来到契丹主大营，看到赵德钧的特使也在帐中。桑维翰当即跪倒在帐下，含泪陈说道：“河东孤危，大国您举义兵来救援，一战而唐兵瓦解，使其退守一栅，粮草将尽，气力穷竭。这赵德钧父子不忠于唐，不信于契丹，只不过是畏惧大国之强盛，所以没有与大国交战。此父子二人素怀异志，一直按兵不动，就是窥测变化，根本不是个以死殉国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可怕的呢？皇上您怎么能相信他那些妄诞之词，贪取毫末小利，丢弃咱们就要做成的不世功业呢！我晋国如得天下，将要竭尽中国之财奉献大国，哪里是赵德钧这些小利可比呢！”

耶律德光听罢，也有羞惭之色。他说：“你看见捕鼠吧？如果不防备老鼠，还可能被咬伤了手啊！何况现在是面临大敌，我不得不防啊！”

桑维翰说：“现在大国您已经卡住了老鼠的喉咙，晋安寨中的老鼠岂能再咬人啊！”

耶律德光说：“我并非要改变以前的约定，只是现在形势凶险，考虑到用兵的权谋，不能不这样。”

桑维翰又回答道：“皇帝您以信义救人急难，四海之内所有人都看着皇上，都在注意这件大事！怎能忽而如此、忽而那般，致使大义不能贯彻始终！臣私下认为：皇帝您，不能这样做啊！”

这时，赵德钧的使者也不断地申辩。桑维翰则陈述不已，几乎泣不成声，如同当初申包胥哭于秦庭为楚国求援哭了七天七夜，桑维翰跪在帐前哭了一整天，鼻涕眼泪甩甩嗒嗒从早到晚没有断。

桑维翰的哭泣是有丰富内容的。

他除了向耶律德光传导了石敬瑭集团的真实困境之外，还暗示契丹之主：我集团只能依靠草原帝国，是草原帝国最值得放心的中原军政力量，另外，我桑维翰本人，作为石敬瑭集团的智囊人物，对契丹的倚赖犹如儿女倚赖父母。

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所以当桑维翰以“信义”工具批评耶律德光时，也有了撒娇的性质。这是枭雄耶律德光不难感觉到的。

如此说话，有史为证——石敬瑭柳林即位之后，桑维翰官拜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但耶律德光最后与石敬瑭告别时专门提到桑维翰，他说：“桑维翰对你可谓尽忠尽力，应该以他为相。”石敬瑭点头称是，不久，即任命桑维翰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仍权知枢密使事。同平章事，这在唐五代以来，就是宰相之位。这个故实表明：契丹已经有足够力量参与到后晋的干部任免枢机工作中来。把桑维翰说成契丹安插在后晋的“卧底”或未必准确，但说桑维翰是后晋干部队伍中的“契丹派”当不为过。

简短截说，最后，耶律德光权衡利弊，大约还想起了起兵之前的梦境，在给哭泣的桑维翰“相面”之后，总算依从了他。

耶律德光指着帐前的一块石头，对赵德钧的特使说：“没办法，我已经许诺了石郎，除非这石头烂了，我的许诺才能改变！”

耶律德光与石敬瑭的联盟是后唐最终覆亡的决定性力量，但除了赵德钧等人救援不力、阴蓄二志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张敬达的晋安大营不能与外界沟通音讯，他不知道外有援兵，且皇帝已经亲征到了河阳。此际，最应该做的，就是设法与晋安大营取得联系，以坚定其信心，伺机突围。但李从珂还耽在河阳（今属河南孟州），处于进退无主之中。

张敬达遭暗算

那位吏部侍郎龙敏又提出了一个建议。

他认为赵德钧不靠谱，必不能救援晋安。当下只有一个法子，在皇帝从驾的万余人中，精选骑兵一千人，由龙敏自己和名将郎万金率领，走介休山路，夜半冲破贼阵，进入晋安大营——哪怕能进去一半人，事情就好办了。张敬达只要知道援军就在附近，即使有铁屏障，也应该能够冲破，这点虏骑不算什么。

这个建议，等于组织敢死队突过敌阵，向守军报信，应该也算一个胜负手。在当时情势下，应该努力配合实施——但李从珂不敢。

他听到这个建议后，哀叹道：“龙敏之志极壮！但用之晚矣！”

这样，晋安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被围困的几个月中，后唐名将高行周、符彦卿等，曾多次率领骑兵出战，但因敌阵太厚，且寡不敌众，都没有取得战功，最后只好困守。日子一天天过去，而士兵食用的粮食和马匹需要的草料都已经用完。以至于动员士兵们削木头渣子，淘洗马粪中的草筋，掺和了来喂马。但马儿吃不饱，于是互相啖咬，咬得马尾巴和颈上鬃毛都掉秃了。有马匹死掉，就由将士分而食之。

晋安已经陷入绝境。

张敬达性情刚强，有个外号，人称“张生铁”。这时副司令杨光远等人开始劝说他向契丹投降。

张敬达说：“我受明宗和当今皇上厚恩，现在做讨贼元帅而打败仗，罪过已经很大，再投降敌人，那罪过就更大了！援兵早晚会来，可以暂且等待；如果万一不来，我等力尽势穷，就请诸军砍了我头，拿着去投降，可以保全自己而获多福——那时也还不晚。”

杨光远向同僚使眼色就要杀掉张敬达，但同僚不忍下手。

名将高行周知道杨光远已经心怀不轨，暗算张敬达，但阴谋未露，又不能说破，所以常常带领精壮骑兵尾随张敬达，等于暗中保护统帅。

张敬达感觉到高行周的尾随，却感觉不到杨光远的阴毒。他甚至对别人说：“行周这小子常常跟在我的脚后，这是啥意思啊？”

高行周闻听此言后，担心统帅疑心自己，这才不敢再尾随他。

按军中例会，诸将每天早上要集合在统帅营房中议事，这一天，高行周、符彦卿等尚未到达，杨光远等人来得早，乘张敬达没有防备，杀害了他。

随后，杨光远等人带着张敬达的头颅，率诸将出营，上表，向契丹投降。

耶律德光大喜。他很早就知道杨光远等后唐骁将的大名，于是一一加以慰劳，还赐给他们皮帽，但他内心是瞧不起这一帮投降的将军的，甚至还开玩笑对降将们说：“你们各位，真是可恨的恶汉，投降了，用不着我准备加盐的乳酪来喂你们上万匹的战马啦？”这话的意思是说，战马都不用打仗了，用不着犒劳它们了。等于拐弯羞辱投降者。杨光远等人听后大为羞惭。

但耶律德光嘉许了张敬达的忠义，并命令收尸安葬，进行祭奠。还对他的下属及晋国诸将说：“尔等做人臣的，应该学习张敬达、仿效张敬达啊！”

晋安寨中尚有马近五千匹，铠甲兵仗五万，耶律德光此际暴露了他的掠夺本质：他命令将这些东西全部取走送归本国，只给石敬瑭留下了后唐的将卒。当然，他没有忘记对降卒们说上一句：“你们，要勉力效忠你们的主上！”

有一位跟随张敬达而来的马军都指挥使（马军司令），名叫康思立，不堪忍受投降的羞辱，史称“愤惋而死”，自杀殉国了。这是晋安大寨唯一的一位“死事”（死于国事）将军。

石重贵监国

按照耶律德光与石敬瑭的谋划，晋阳之战后，后唐已经失去了重要的生力军，现在举兵洛阳，也即后唐首都，应该是最佳时机。

于是后晋本部与契丹援军，合为一处，兵锋南指。

石敬瑭觉得应该留下一个儿子“监国”戍守河东。但有意味的是，这事，他也来征求耶律德光的意见。

耶律德光也不客气，对石敬瑭说：“你把儿子们都叫出来我看看，我帮你选一个。”

于是，石氏子弟站成一排，由他来选。

石敬瑭哥哥早亡，侄子石重贵被石敬瑭收为养子，也与诸子弟站在一起。石重贵相貌很像石敬瑭，但身材短小，俩眼有神。

耶律德光指着他说：“这个大眼睛的小子可以啊！”

石敬瑭于是任命大眼睛的侄子石重贵“监国”。

这不是个小事件。

“监国”就是监管、监理、代行国事。古来制度规定：国君亲征，由太子“监国”。如果已经安排他人“监国”，太子随行，则为“抚军”。后晋仓促立国，尚未有“太子”人选，石敬瑭此举，有向契丹深度讨好之意，那意思就好比说：我不仅这一代与契丹友好，下一代人也继续与契丹保持友好，而“太子”，由您草原帝国来任命。耶律德光也是不凡不俗的政治动物，他当然明白此举意义所在，连句客气话都不说，直接就任命了后晋的隔代人选，从而一举奠定了以草原帝国的身份出任中原邦国宗主国的地位。

“儿皇帝”石敬瑭不仅在任用相国桑维翰时，听从了契丹主的意见，在选择太子也即所谓接班人时，也听从了契丹主的意见。这样，就在组织方向上，实实在在地成为契丹的附庸。

这是中国史上关于“名分”的大事。

古来有言，“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唯独名爵名分与礼物礼器，不能转由他人颁给。这是君主的职责。名爵名分，包括公侯伯子男的封赏、地方官的任命；礼物礼器，包括敕谕授权后的印玺节杖等等。这事即使在现代邦国也如此，譬如，美利坚合众国的驻外大使，不可能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女王来任命，等等。这是邦国治理的秩序原理。其政治逻辑，按照《左传》中的说法就是：君主通过封授名爵和礼器，而获得臣子（下级）对国事的忠诚和信任；有此忠信才能辅佐君主治理邦国；邦国治理有效，才能做到人人守法、守礼；如此，才可以造就道义天下；有道义天下，百姓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利益。因此，“名与器”自天子出，是为政的大事。

显然，投靠契丹的后晋高祖石敬瑭，无法理解这一番圣贤大义。当时的帝国，也没有人能参透这一层政治智慧，无人为他开蒙讲述。就中国历史长河考察，石敬瑭实在是在庸人的裹挟中，匆忙地沉浮东流，浮沤一般。他没有为吾土吾民做出帝王应有的政治增量贡献。

石敬瑭行军洛阳

且说后晋与契丹联军，裹挟着张敬达的降兵，一路南下，到达团柏。这是后唐名将赵德钧行营所在地。但赵德钧根本就没有与契丹交战的念头，他只是在不断坐大自身，试图投降契丹时能有足够资本。前不久向契丹邀功，要求扶立自己做中原之主，事未成，现在契丹大兵开到自家守地，真是战也不是，降也不是。战，无士气；降，无资本。他在不尴不尬中，方寸已乱，开始逃难。麾下将士们早已闻听张敬达晋安行营已败，于是纷纷如鸟兽散。此际，用得到“兵败如山倒”这个词。史称“士卒大溃，相腾践死者万计”。士兵大乱、溃逃，相互之间冲撞、践踏而死者，万余人。

赵德钧败兵逃到怀州（今河南沁阳），唐主李从珂这才知道张敬达被害，杨光远投降，石敬瑭“践祚”出任了“晋帝”。

张敬达完了，杨光远完了，赵德钧也完了，现在怎么办？

李崧正在与李从珂讨论去留之际，那个自负而又激情满怀的书呆子“贤人”薛文遇，不知厉害，也来见李从珂了。李从珂一见他就想起往事，反对与契丹结好的是他，主张石敬瑭移镇的是他，正是这两件事导致了今天的灾难。想着想着李从珂的脸色就变了。李崧看出端倪，赶紧假作动作，踩了薛文遇的脚。薛文遇终于醒悟，赶紧溜出。

李从珂恨恨地说：“我一见这货，浑身的肉都打颤！刚才差点抽刀宰了这个老家伙！”

李崧回答道：“文遇，一个小人罢了！他那浅薄的主意误国不假，但杀了他显得咱们没量。不必杀他。”

一番话等于救了薛文遇一命。

李崧劝导李从珂还是要回洛阳京城。这样名正言顺，可以从容召集天下勤王。

李从珂认为当初没有听从李崧的意见，导致误国；现在决计听从李崧的这个意见，以为也许李崧才是回天高手。但时过境迁，李崧的这个意见已经不能够继续挽救后唐——但认真来说，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足以挽救后唐。后唐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神鬼无术。

且说后晋与契丹联军从上党（今属山西长治）开拔时，耶律德光与石敬瑭有一顿壮行酒。

德光举杯对石敬瑭说：“我远道而来，按咱们的约定，履行大义，现在事已成。但我如再向南进，黄河那边的人必要引起大的惊骇；你应自率汉兵南下，这样，人心可不会太过恐惧。但我令人带领五千骑兵护送你到河阳桥——你想要多少人跟着你渡河由你决定。我暂留此地等你消息，有紧急情况，我即刻南下驰援。你如能把洛阳安定下来，我就返回草原去。”

石敬瑭听着这一番话，似乎动了感情，德光也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史称二人像后世的基友那般“执手相泣，久之不能别”。德光甚至还脱下自己的白貂裘皮大氅给石敬瑭穿上，又赠送好马二十匹，战马一千二百匹。

临别，德光又说：“愿你我世世代代子孙不要相忘！”还特意提及后晋开国功臣刘知远、桑维翰等人，说“他们都是创业的功臣，没有大的过失，不要抛弃他们”。石敬瑭一一答应下来。

上党地势很高，联军南行，步骑轻松。大军挟大胜之勇，一路走来，旌旗招展，意气风发，也颇有些气势。

李从珂这时在河阳。河阳今属河南焦作，是古孟州所在地，地当黄河北岸，为一渡口大镇。距洛阳二百多里路，相当于洛阳的北部屏藩。此地节度使乃是后唐名将苌从简。

苌从简凿骨取箭

苌从简此人多少有点传奇色彩。

他出身于屠户，与人斗殴可敌数人。从军后，善使长槊。在后唐庄宗李存勖时，不过是一个亲兵小校，每次遇到攻城，李存勖招募“梯头”，也即率领士卒率先登梯攻城的敢死队员，苌从简都要应募。庄宗看到此人勇武，即提拔他为帐前亲卫，兼步军都指挥使，这是警卫员兼亲军步军司令员之职，相当于皇家卫队指挥官。

史载，有次李存勖与后梁大军对阵，见敌阵有一人手执大旗耀武扬威。庄宗指着这人跟左右说：“这家伙真是个猛士啊！”苌从简在旁说：“臣为大王取之！”但庄宗看看两军阵势，估计这活儿不好干，未必奏效，没有允许。但苌从简心下不服，想了想，悄悄退下，秘密带领十数骑掠过阵前，还没有等对方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将敌方这面大旗夺到手，返身而归。当时两军阵前的将士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于是纷纷鼓噪、喝彩。史称庄宗“壮之”，赏赐甚为丰厚。

此人还有一事，不让关云长刮骨疗毒故实。说他曾经中箭，而箭簇深入骨头内部。箭镞都是倒刺，医工取之甚难。如果用刀刃凿骨头，怕苌从简疼痛难忍，所以忙活了半天，箭杆不见摇动。这个苌从简随即瞋目叫道：“干吗不往深处凿凿？”医工只好往深入凿骨，现场左右人看得怕得要死，从简先生却“颜色自若”，脸色毫无变化。

当初李从厚称帝，李从珂据凤翔造反，苌从简属于“李从厚党”，结果被俘虏。李从珂数落他说：“那么多人都归附我了，你为何弃我而去？嗯？”

苌从简回道：“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惟命！”

五代时期，能有如此“气节”者实在不多。李从珂想想此人毕竟是个将才，不仅没有杀他，还给了他一个团练使。等到石敬瑭起事，李从珂又任命他为副招讨使（讨伐河东的前线副总指挥），随驾到孟津之后，又任命他为河阳节度使。这应该是洛阳最后的屏障。将此地交给他镇守，实在是有临危授命之意。

苌从简为人忌刻多疑，又心狠手辣。史称“烦苛暴虐，为武臣之最”。他喜欢吃人肉，多年来每到一地，即搜罗当地的小孩子来吃。唐末以来似流行“人相食”，但像他这样专门吃孩子肉的恶人还不多见。

他的邪痞之处，正是乱世昏暴的写照。

苌从简还有抢夺民间财货的习惯。

他的驻扎地，有一富户家中藏有一稀见玉带，他想得到这个东西，但是没有借口，就派遣了两个精干武士，夜半出动，给出的命令是：杀活人，取玉带。这俩精干武士逾墙而入后，藏在树影中伺机动手。但他们看到富户家中老两口相敬如宾，一派和睦气象，说什么也无法下手了。二人认为，要杀这样的人，我俩不忍；不杀这样的人，苌公不容。于是二人跳出来告诉富人家事情原委，劝他们明日速速将玉带献出，免生祸端。二人则于夜半逃离了苌府，从此浪迹天涯，不知所终。《新五代史》特意记录了这一段故实，用文艺点的说法就是：为整个五代历史平添了一抹亮色。

这俩武士实是义士。他俩的事迹犹如春秋时期不杀赵盾的义士鉏麑，也如戏曲中不杀秦香莲的义士韩祺，这样的人物，是永远让人心生敬意的。

后唐末帝自焚玄武楼

且说李从珂逃归洛阳，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苌从简守河阳”这步棋上。

李从珂将大河浮桥烧断，令苌从简来守河阳的南城，也即固守黄河南岸。

但此时后唐大势已去。赵德钧、赵延寿在逃跑的路上，左思右想，最后投降了契丹。消息传来，河阳已成惊弓之鸟。苌从简举目望去，找不到任何一个协同作战的伙伴，找不到任何一个遥相呼应的藩镇，更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驰援他的武装力量。河阳，已经成为孤城。

苌从简看出人心离散，军情大坏。于是，干脆开城渡河，到黄河北岸去“迎谒”即“主动投降”石敬瑭。

后唐的最后屏障至此失去。

洛阳成为不设防的空城。

李从珂在京师巡防时，遇到几个父老，相对垂泪。父老中有人对李从珂说：“过去前唐时，帝王有难，会到蜀地去，以图进取。陛下何不效法前唐做法，也率军且入西川？”

李从珂说：“过去两川节度使，用的都是文臣，所以玄宗、僖宗都能躲避贼寇，入蜀。现在不同啦，现在两川，孟氏已经称帝，我到哪里去啊？”

说罢，他应该想起昔日镇守凤翔时的威风，不禁有了穷途末路、物换星移的感慨，心中悲酸，不禁恸哭失声。

孟知祥已经在两年前建国，自称“大蜀”，史称“后蜀”。现在孟知祥已经死去，皇帝是孟昶。

李从珂的最后时刻倒也安静，他回到宫中，开始从容地处理后事。

他先派遣宦者和皇城使，赶到原契丹“人皇王”耶律图欲也即李赞华的府邸，将其杀死。随后又派出京城剩余的最后武装，大约千余骑人，由几名将官率领到洛阳北一个叫白司马坂的地方去等待石敬瑭，与之做最后的搏斗。李从珂此举似不符合逻辑：他已经知道无力回天，但还在做困兽斗；他已经知道将士们不听调遣，还要派出人去扼守洛阳。他在干吗？史未明言。但考虑到他当初曾起兵凤翔，此举很有可能是“迟滞”石敬瑭的战略安排，而后，他可以收拾停当西逃，目的地：凤翔。看出李从珂这个意图的是多年的对手石敬瑭。当他接受苌从简投诚之后，就判断李从珂在步步设营，为西遁做准备。不然的话，他干吗要做以卵击石的蠢事？于是石敬瑭迅即指令跟随他来的契丹骑兵千余人奔赴洛阳西部渑池，截住李从珂逃遁时可能的必经之路。

李从珂最后一天应该得到两个消息：

一、他所派出到白司马坂的将士们已经纷纷向石敬瑭发去了投降书，史称“飞状迎帝”——飞奔着争着抢着早一点将投降书送达石敬瑭。

二、契丹骑兵已经奔向洛阳西二百里左右的渑池。退回凤翔已不可能。

公元936年农历十一月辛巳（二十六日），后唐末帝李从珂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李重美等人携带着传国宝玺，登上京师玄武楼空地，自焚。一蓬大火，消弭了一代人的暴戾与冤仇。

自焚之前，刘皇后指使宦官到宫中积累柴薪，准备连宫殿一起焚毁。雍王李重美劝谏道：“新的天子来到京师，肯定不会露天居住。我们烧了宫殿，他日一定会重新劳动民力修建新的宫殿；这样我们岂不是死后给他人留下遗怨！我娘不要这样做吧！”

刘皇后乃是李重美的生身母亲，史称“后以为然”，皇后认为儿子说得对，她最后听从了儿子的意见。

根据不多的史料记载可以知道，李重美有对生命的敬畏理念。当初末帝亲征赴河阳，李重美监国留守京师。按照以往战争逻辑，大兵破城，是要掳掠烧杀的。洛阳士庶这时没有信心守卫京师，纷纷逃离城市藏匿。城管部门开始禁止，不允许士庶离城。李重美知道后说：“国家多难，我等不能为民做主，现在却要禁止百姓避祸，哪有这个道理！”因此不禁，纵民出城。

这些故实都在证明，李重美和刘皇后，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一点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这是贵族风范，值得表彰。

当晚，石敬瑭进入洛阳。后唐亡。

在后来的日子里，石敬瑭的后晋迁都汴梁，洛阳成为“西京”。

伍 三镇造反

每一次新的权力上位，都艰险备尝，但英雄或枭雄，总会在这一条道路上，行走、奋起，不惜砸烂各种“坛坛罐罐”。所以，史上一切投靠异族的政治行为，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必倾覆。石敬瑭就正在遭遇着这个命运。

石敬瑭的命运

按钱穆《国史大纲》的说法，石敬瑭割赠幽、蓟十六州，至元顺帝退出中国，其间凡424年，那一带土地，可以说长受异族统治。虽然此地各个民族都曾受到汉化，但实在不能与中国本部相比。严格来说，十六州中之某几部分，自唐代安史以来，早已不能直接沾受到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之培养。如是则先后几乎将及六百年之久。

钱穆还认为，国家内乱，借援外兵，引入内地，唐代亦屡有其事。后世责石敬瑭不当借援契丹，却忘了石敬瑭自身早是一个胡人。他在耶律德光前自称“儿皇帝”，也是自安禄山以来相沿的“北人遗风”。

钱穆认为“唐代对于民族观念之不重视，流害遂至于此”。钱穆看到唐人政制，沿袭北朝周、隋。“惜当时北朝周、隋诸儒，以环境关系，未能发明民族华、夷之防，唐人遂亦模糊过去。”

这是将五代石敬瑭的乱政算到唐玄宗时代，也有道理，可以备此一说。但直接开启大宋“冗兵”负担、导致靖康之变的地缘政治恶劣生态，则不必推远到唐玄宗时代。石敬瑭就是罪魁。在大宋地缘劣势前，石敬瑭难辞其咎。

此外，也要知道，石敬瑭自称“儿皇帝”虽然属于“北人遗风”，但纳入中原文化圈考察，毕竟是一种自轻自贱的姿态，不然，为何不称契丹为“儿”，自己为“父”呢？考二人的生卒年，石敬瑭出生于892年，耶律德光出生于902年。石敬瑭四十四岁，耶律德光三十四岁，石敬瑭比耶律德光还大整整十岁，但他依然自称“儿皇帝”。虽然这类“排辈”在中原文化中也常见，某人辈分高，年纪未必大，是家族中可以观察到的风景；但作为异姓而称谓他人为“父”，自称为“儿”，这在中原文化中就构成了一种贱行或耻辱。石敬瑭之所以自称“儿皇帝”，固然有以此辨别亲疏，而不是辨别长幼的意思，但以相差十岁的年龄依旧称谓对方为“父”，个中摇尾乞怜的低姿态是不难考见的。

但石敬瑭的低姿态并没有换来属下（主要是藩镇）的普遍忠诚。

他治理中原，问题重重，不能得到藩镇的支持，后晋是不够“坚挺”的。

石敬瑭在后来的日子里，极力讨好藩镇，甚至也可能是真诚地安抚藩镇，但燕云乃至于整个后晋，各藩镇间，有人出于耻服契丹，有人出于藩镇野心，根本不听石敬瑭的政令。

全国各地，就像有一股“反石”的浪潮。石敬瑭个人气场不够，治国策略不佳，最重要的，他的战略选择，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千年中国史可以依稀看出内在的人心相背：投靠异族，对国人而言，不是值得托付的政治选择。任何时间，都会有一种可能：以驱逐异族为政治诉求，重新谋取“合理”权力的上位。尽管，每一次新的权力上位，都艰险备尝，但英雄或枭雄，总会在这一条道路上，行走、奋起，不惜砸烂各种“坛坛罐罐”。所以，史上一切投靠异族的政治行为，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必倾覆。石敬瑭就正在遭遇着这个命运。

兵部尚书死不降契丹

大同节度使（驻云中，治所即今山西大同）判官吴峦，关闭城垒，拒绝接受契丹诏命。大同属于“幽云十六州”之一，吴峦此举，等于根本不听石敬瑭的政治安排。

吴峦，史称“少好学”，但他在科举中“举明经不中”，报考“明经科”没有考中，后唐时，出任大同军节度使沙彦珣的从事，累迁判官。石敬瑭颠覆后晋之后，契丹撤军时，路过云州，沙彦珣出城迎谒，被契丹掳走。吴峦因此对城中将士们说：“我等皆属礼仪之邦的文明人，怎能向野蛮的夷狄称臣！”

将士们为他感动，就推举他为大同军主事。

这时石敬瑭虽然已将云州割让给契丹，但吴峦仍率将卒顽强拒守。契丹围攻大同七日，还没有攻克。石敬瑭知道难题来了，但他硬着头皮给耶律德光写信，让契丹撤军，说是由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契丹解围后，石敬瑭以升官为交换条件，召吴峦回京。改授他为武宁节度副使（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再迁右谏议大夫，复州防御使（治所在今湖北仙桃）。吴峦勉强答应了这个条件，回朝。

但天福七年（942），石敬瑭死后，石重贵即位，与契丹绝盟。当时后晋的边境要塞贝州永清军（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战略地位重要，后晋在此地囤积粮草，以防契丹入侵。当时永清军节度使是王令温。王令温虽然也有战功，也有与契丹大战的经历，但石重贵认为吴峦当初拒绝投降契丹，应该比王令温政治上更可靠，就让王令温回朝做官，调吴峦为永清军节度使，应对契丹。

王令温有一个牙将，心怀叵测，曾引诱契丹来袭贝州。此人有骄悍之气，难于管制。当初王令温曾经削夺了他的牙将职位。吴峦来到贝州后，爱兵如子，善待士卒，又不聚敛财富，一时颇得人心。这位牙将看到这局面，就假意钦佩吴峦，表示愿意在吴峦帐下效犬马之劳。吴峦对他也是推诚相见，让他督导将士和招募的义兵守卫贝州南门，吴峦带兵守卫东门。

开运元年（944）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率大军来攻贝州时，带来很多攻城器械，吴峦见状，开东门，放入带着攻城器械的契丹士兵，而后关闭大门，率城中兵民奋力激战，将引燃的柴薪投入夹城之中，将契丹兵和攻城的战具焚烧一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位丧心病狂的牙将，却打开了南门，契丹兵一拥而进。吴峦率众抵抗后，见城中已乱，知道大势已去，即乘马返回馆廨，整顿衣冠，投井而死。贝州失陷。

可以将吴峦将军表彰为誓死不降契丹的后晋英雄。

石敬瑭归附契丹后，应州（今山西应县）也属于割让之地。但当地的武官，指挥使郭崇威，不想接受契丹的侮辱，率众离开已经属于契丹的辖地，南归。

郭崇威，后来出任后晋武官。后晋第二代也是最后一代君主石重贵时，他曾与刘知远一起戍守太原，这期间，他与后来的后周太祖郭威相友善，一直在郭威麾下，有战功，后汉以后，他与郭威一起镇守邺镇（属天雄军，治所在今河北邯郸），后来成为后周的开国元勋之一。他的姓名因为与“郭威”的“威”重名，出于“避讳”制度，郭威称帝后，郭崇威改名郭崇。

石敬瑭时的兵部尚书王权，曾被召要出使契丹，向宗主国表示谢忱。但他拒绝出使。他认为自己累世将相，不能做这种无羞耻之事，他对人说：

“吾老矣，安能向穹庐屈膝！”我已经老了，怎么可能向草原帐篷屈膝下跪！

于是假托年老有病，不赴诏命。石敬瑭大怒，罢免了他的官职。

王权是老臣，他出生于唐懿宗咸通五年（864），从曾祖父起，世代都是大唐官僚，石敬瑭的后晋，考虑到他的官宦背景，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但王权毕竟有大唐的士风，在这样一个乱世，屈身去赴穹庐请安，这事，他做不出。这就是儒学讲述的“有所不为”。

君子“有所不为”，小人“无所不为”。之所以“有所不为”，是因为有生死以之的价值观。王权在这个问题上的姿态，凸显了一种大丈夫气概，五代乱世，难得。

石敬瑭无力控制全国局面，他最信任的武官刘知远，事实上也已经开始心怀异志，像更多的地方藩镇一样，在观望，在与石敬瑭玩推手。

……

这时节，更有三个重要人物，举兵反晋，在摇摇欲坠的后晋建立之初，像拳击手一样，又给了后晋三记勾拳，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沉重地打击了”刚刚成立的后晋政权。这三个重要人物分别是：范延光、安重荣、安从进。

范延光心生“异志”

范延光正做着天雄（今河北邯郸）节度使。他不听“儿皇帝”节制，以魏州也即天雄军为根据地、大本营，开始“造反”。

天雄，是唐以来的要塞称谓，史称天雄军。此地曾名魏州，又称魏博，后又改名大名。故唐末以来史上所谓“天雄、魏博、魏州、广晋、大名、邯郸”，辖地虽有变化，但大致所指是同一个省级军政辖区。其地大致相当于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属于史上著名的“河朔三镇”之一。另外两镇是范阳（又称幽州、卢龙，辖境在今河北北部，北京、保定及辽东等地）、成德（幽州以南河北中部，西接山西）。三镇依次为中原北部的三道屏障，范阳是第一道屏障，如今已经属于契丹；天雄为最后一道屏障，天雄破，中原就成为前线了。

此地故实甚多，当初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在这里反叛李存勖，得了天下。现在，范延光就镇守在这里。

说来这位范延光“微时”，也即没有出名之前，本来没有多大野心。但他遭遇了一个江湖术士张生的蛊惑。张生对他一番恭维，改变了他的心态。

张生说：“看您这面相、骨相，将来必定可做将相。”

不久之后，范延光做了官，算是跻身显贵行列，他想起张生的话来，觉得他的相术太准啦！于是就召他在麾下做参谋或顾问，对他极为器重信任。

有一次，范延光梦见有蛇从肚脐眼儿钻进肚子里了，就问张生这梦主何吉凶。张生一如既往地说拜年话：“蛇啊，就是龙，这是龙蛇啊！这是当帝王的兆头啊！”

范延光闻言大喜，从此有了“异志”。

这件事可以与李嗣源时那位周玄豹术士“媲美”。李嗣源也是因为周玄豹相术很准，想召他入朝做官，但是遇到大学士赵凤的劝谏，最后没有让周玄豹入朝，也因此避免了术士祸害下的灾难。但范延光不同，没有人劝谏他。因此，他只能按照有限的个人智慧来处理这件事。

五代十国，乃至于三千年历史故实，我看惯了这类术士的恭维，大致规律就是：术士吹捧主家，主家大喜过望，后来果然部分或全部实现术士的预测，于是术士被召来做官。但这之后，就是一场悲剧，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范延光也不例外。

范延光在后唐时与潞王李从珂关系亲密，潞王做了皇上也即史称末帝之后，与石敬瑭对峙，晋阳大战时，范延光曾奉命带两万精甲步骑到辽州（今山西左权），与赵德钧形成掎角之势，对付河东和契丹联军。但李从珂很快覆亡，赵德钧等人又投降了契丹，范延光即匆忙带兵返回天雄大本营，虽然表面上向石敬瑭上表愿意归附，但内心一直不安。

那时有个成德节度使董温琪，投降契丹，被契丹掳往北方草原。董温琪的部下有个叫秘琼的，自说自话做了成德军的“留后”。范延光于是暗中写信给秘琼，要求俩人勾连一气，共同对付石敬瑭。秘琼接信后应该有过恐惧，觉得天雄虽然是天下名镇，但是要推翻有契丹支持的晋帝国，似乎可能性不大。所以没有给他回信，但是也不敢回绝，干脆不回应。这就惹恼了范延光，在后来的日子里对秘琼痛下杀手，暂且按下不表。

范延光有“异志”，他在等机会。

但他勾引秘琼的事，早被石敬瑭侦知，于是有了准备。

要说范延光，当初也是一条汉子。他在跟从李嗣源时，有一次李嗣源被敌兵所围，范延光在凶险的战局中被秘密派出求援，半夜被敌兵俘虏，下狱，史称“搒掠数百，胁以白刃”，玩命拷打，以死威胁，但范延光就是没有供出李嗣源这边的信息。好歹躲过一劫，得到了李嗣源的信任。

后来，范延光又在李嗣源解决汴州朱守殷之战中，立功。这事也让范延光对自己信心倍增。他认为自己料事如神，有纵横沙场的本事，隐隐地觉得自己似有能力逐鹿中原。这种感觉跟肚脐眼儿的“龙蛇”应有关系。

但他在后唐明宗时代，应该还没有萌动造反之心。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他这里，稍有脑子的人，也不敢肆意乱动。朱守殷有异动倾向，一战而溃。范延光应该比朱守殷明智。后唐待他也算有恩。他看到朝中有乱象，知道一己之力无能改变朝廷格局，于是多次请求外放。明宗最后答应了他，外放为成德节度使（治所在河北正定）。

冬天的一个早上，李嗣源为外放的范延光饯行时说：“你现在就要离我远去，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

范延光答道：“朝廷大事，万望陛下同内外辅佐的大臣们商议决定，不要听小人的话语。”

说罢流泪，李嗣源也流下泪来。当时君臣之间确有一种相信相知的感情。范延光所以说这一番话，跟当时朝廷任用孟汉琼一班中使宦官有关。孟汉琼虽然不是史上最坏的宦官，但他确有结党营私、舞弄权柄之举。

范延光一番话，仿佛诸葛孔明《出师表》，有着对后唐王朝的关爱。

不久，范延光又做了天雄节度使。此地遂成为他的大本营。虽然他后来又做过宣武节度使，但天雄军还是他最为倚重的根据地。

他后来又与潞王李从珂很友善，李从珂称帝后，给范延光加官为枢密使，从此，范延光有了参与军机的朝中大权。李从珂还让儿子娶了范延光的女儿，俩人结成了亲家。李从珂讨伐石敬瑭时，任命张敬达为太原四面招讨使（河东前敌总指挥），范延光则为天雄四面行营招讨使（河北前敌总指挥），同时代理魏博行府事，相当于河北前敌的政务主任，同时他还兼着中书令（国务大臣）。范延光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状态。李从珂也确实非常信任他，以至于晋安大败后，一度想到天雄军去投奔范延光。

讨伐石敬瑭的晋安大战时，范延光作为招讨使之一，受诏带领部下将士两万余人屯驻辽州（今属山西左权），当时赵德钧已经心生异志，要求范延光的部众与他的卢龙兵合为一处。范延光以他的政治智慧，看出了赵德钧其心叵测，很可能是聚兵一处后，以此壮大自家声势，加重向契丹投降的砝码。于是，他出于警惕，上表称他所带领的天雄将士已经进入贼境，无法再南行数百里与赵德钧会合。于是赵德钧的这个谋略没有成功。但范延光也有自保的一面，在救助晋安大寨时，他并不积极，这也是事实。

人的复杂性在范延光这里也可以看到。他跟契丹打了多年的阵仗，所以李从珂之后，他虽然表面“臣服”石敬瑭，但骨子里还是有中原情结，想想李嗣源时代的“光荣”，他怎么也不愿意为契丹的“儿皇帝”效忠，何况，他那神秘的肚脐眼儿里还钻进过一条“龙蛇”。

范延光特别信任的一个左都押衙（略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副主任）名叫孙锐的，特别专横，他看到藩府有些准备呈给朝廷的奏章，觉得有不如意处，竟敢当着范延光的面撕碎扔地上。有一次范延光生病，这位左都押衙就纠集了几位同党聚谋，逼迫范延光造反。这又是五代时屡见不鲜的“权反在下”的“阴谋推戴”。范延光想起从肚脐里钻进来的那条“龙蛇”，觉得也许正是上天给他的难得机缘，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下来。

范延光初期无非是“聚卒缮兵，悉召巡内刺史集魏州”，将士卒聚集起来，修缮甲兵，将全部辖境的刺史级别的官员都集中到魏州大本营，史称“将作乱”。节度使管辖范围大小不一，从几个州到几十个州不等。但节度使的治所，一般也在辖区某州之内。州，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行政单位，节度使管辖，略相当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单位。节度使下属各州，一般安排刺史管理。故所谓“召巡内刺史”，略相当于省长召集全省各地级市市长。

这类举动，动静比较大。

所以范延光“将要”作乱，还没有作乱，石敬瑭就有了感觉。

纷繁杂乱的后晋帝国

石敬瑭正在谋划迁都到汴梁。谋臣桑维翰就对石敬瑭说：“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乃是水陆两道的大都会，物资和财用都很富饶。现在范延光谋反迹象已经显露，大梁距离他所在的魏州不过十个驿站那么远，他那边若有变故，朝廷大军很快就可到达，如俗话所说‘迅雷不及掩耳’一般！主上不必担忧！”

石敬瑭于是下诏，托辞说洛阳漕运不足，要东巡汴州。为了暂时稳住范延光，石敬瑭还给他加官晋爵为清郡王。

但范延光并不为此而停止运动。他很清楚“东巡”是怎么回事。当初李嗣源不就是“东巡”，灭了朱守殷吗！那活儿，还是我范延光干的呢！现在你石敬瑭又来“东巡”，谁不知道谁啊？

范延光的“反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来了，不断有人到朝廷检举揭发他的谋反行径。有人报告说范延光甚至渡过黄河，焚烧了黄河南岸的草市。石敬瑭闻讯很吃惊，但他毕竟老谋深算，暗暗布置了各路将士开始为围剿做准备。

双方都没有下战书，但就像安排好了的一样，各自都在按照战争的逻辑运行。石敬瑭布局的时候，范延光也在布局。他派出大将冯晖为前敌总司令，孙锐为兵马都监，率领步军、骑兵两万人，循河西抵达黎阳口（今属河南浚县），并越过了胡梁渡。此地已经进入河南地界，兵锋直指大梁。

石敬瑭以杨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讨伐魏博前敌总指挥，张从宾为副部署兼诸军都虞侯，昭义节度使高行周带领本部军马驻屯相州（今河南安阳），为魏府西面都部署，相当于魏博前线总预备队司令。

让石敬瑭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临时任命的前敌副总指挥张从宾，却没有听从他的号令，反而被范延光招降，与魏博合兵一处，一道来反石敬瑭。而且他一旦反起来，更加心狠手辣，很快就攻下洛阳。石敬瑭的两个儿子，一个在河阳正做着节度使，一个在洛阳正做着东都留守（因为石敬瑭东巡，洛阳需要有人留守，而当时汴梁还没有正式成为首都，所以，与长安西京对称，洛阳还被称为东都。以后汴梁成为东京之后，洛阳改称西京），都被张从宾杀害。同时，张从宾又安排他人来充当节度使和东都留守，甚至还调动洛阳内库的钱帛用来犒赏将士，当时的留守官不想给他仓库的钥匙，也被杀害。然后张从宾挥兵东进，直奔石敬瑭所在的临时都城汴梁而来。

张从宾将一场战事搅合得惊险迭出。石敬瑭匆匆忙忙地重新调度中原藩镇各路诸侯前来勤王。诏书频频颁下，当时充任奉国都指挥使的侯益，被指派为率领五千禁兵，与朝廷大臣杜重威会合去征讨张从宾；又诏宣徽使刘处让，从黎阳分兵，也去讨伐张从宾。石敬瑭要灭张从宾，志在必得，一面又要顾及魏博的范延光，以及范延光派出的冯晖和孙锐。

当时的往来军书在汴梁城中出出进进，秘书们有了从未有过的纷繁杂乱，随从石敬瑭在大梁的官员一个个都有了惊恐；后晋帝国从未有过如此的纷繁杂乱，险象环生！但这时候，老臣桑维翰不惊，只见他坐镇政事堂，从容草拟文件、批复文件，布置军事，神色自若，一副指挥若定的样子。甚至连接待、应对宾客，也不改往日的礼节规范，该戴帽子戴帽子，该换礼服换礼服，一切如常。众人见宰辅如是，略略镇定下来。

他之所以如此镇定，事实上是心中有契丹。他知道，只要契丹在，就没有事。桑维翰是铁了心“爱”着契丹的中原名相。他的智慧和定力，都由契丹而来。他自认为已经把天下大势看清楚了。

石敬瑭的不安

杨光远正在对付范延光派出的两员大将冯晖、孙锐。

在一个叫六明镇（今属河南滑县）的地方，杨光远施用了一个计谋，引诱他俩渡河。这俩将军不知就里，就渡河。杨光远趁他们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发起冲锋。河水不深，军士们涉水而战，杨光远部士气正旺，一举获胜，将魏博兵一战溺杀三千多人。冯晖等率余众退回魏博。

杜重威与侯益引兵至汜水，一战擒杀张从宾万余人。张从宾逃跑，乘马渡河时，被追兵挤到河里，溺死。抓获张从宾的党羽多人，送到大梁，斩首、灭族。

张从宾乃是历史上的“佞人”，此人有些邪痞之处。石敬瑭践祚之初，到汴梁巡视，留下张从宾负责洛阳京师的治安。在洛阳著名的天津桥上，碰到了当朝御史。张从宾带着巡警一百多人，在桥上不分路，占满了桥面直行。结果御史大夫无处可躲，生生被巡警挤下桥去淹死。等到石敬瑭回来后，他解释说，是御史酒醉失足。他就是这么“凶傲”。但这一次在汜水之上，他也被挤到水下而死。天理昭昭，故实仿佛一个首尾圆满的“现世报”。

战场形势迅速发生变化，范延光大势已去。史称“范延光知事不济”。但此人与无数的庸人一样：总是在倒霉的时候放出昏招。他的昏招就是：我投降，但我投降得有个理由，我的理由就是，当初我不想造反，是孙锐怂恿我造反的，现在我杀孙锐、灭他全族，这样可以原谅我了吧？

他将孙锐全家悉数杀灭，孙氏府邸一片血腥。

然后，他通过杨光远给石敬瑭上表，史称“待罪”，等待皇上发落。

杨光远将这个消息报告给朝廷。这时又传来了范延光辖境内多位刺史投诚或准备逃跑的消息。石敬瑭认为魏博已经树倒猢狲散，朝廷胜利在望，不接受范延光的降表，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范延光倚为心腹的大将冯晖假称要与杨光远决战，率军出城，却在阵前投降了杨光远。石敬瑭闻讯大喜，很快任命冯晖为一方节度使。杨光远告诉石敬瑭：魏博城中范延光已经粮食用尽，这位末路藩帅已经无计可施。

但就在时光一天天挨下去的日子里，石敬瑭才发现：这个魏博城，原来并不好攻克！算算时间，已经过了一年多，魏博还是没有被攻下。范延光凝聚起求生意志，殚精竭虑，还是一员像样的将军。而朝廷此时已经因为兴师过久，天下疲敝。而远在湖湘的安从进也在酝酿反叛。他如果与范延光联手，事情还真是麻烦。后晋帝国建国不久，百废待兴，一个魏博牵扯了这么久，石敬瑭渐渐有了不安。他有点后悔当初没有接受范延光的请降。

杀母的逆子

石敬瑭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派出了内廷供职的宦者朱宪，作为皇家特使进入魏博城，告谕范延光，答应调他镇守大藩，并起誓说：“如果你投降后，还杀你，大太阳在上，我石敬瑭不能享有国家！”

随后，又派宣徽南院使再次进城告谕。

此际范延光也知道，不降，都玩了命，魏博肯定没有希望，何况，早已粮草不继，又无外援。于是对部下说：“主上看重信用，说我不死，我就一定不会死！”

说罢，他也做姿态：撤销城中守备，投降。

石敬瑭果然不失信，首先颁发大赦令，然后调任他为天平（今山东东平）节度使，并赐“铁券”。这个“铁券”乃是一种契约，由后晋朝廷与范延光立约，表示此生此世后晋朝廷不杀范延光此人。

范延光的老部下也跟随他一道，获得大赦。

但魏博军中有一个行军司马（略相当于省军区参谋长）名叫李彦珣，此人获得大赦，引起了争议。

李彦珣当初在乡里时，就不愿意赡养父母。在范延光麾下，提为步军都监（相当于步军副司令）。反叛朝廷时，他曾负责城防。杨光远围城，到乡下召来李彦珣的母亲，推到城下，试图以老母要挟李彦珣投降。但这个逆子居然引弓射杀了自己的母亲。这等人物投降石敬瑭后，也被封为一个州的刺史。石敬瑭的朝廷无论怎样不正当、不合理、不合法，但就人伦大义言，还是有人不愿意看到杀母的逆子升官发财。当时有人提出李彦珣杀母“恶逆不可赦”，石敬瑭想了想，认为自己刚刚做了帝王，不能不守信用，于是说：“算啦，大赦令已经下了，不可以再改啦！”

放过了李彦珣一命。

赦令下，当然要言而有信；但当时赦令所赦乃是“政治罪”而非“人伦罪”。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臣光曰”的意见，李彦珣的“人伦罪”实在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灵”所不能容。如果石敬瑭能宣布赦免他背叛君主的“政治罪”，而惩罚他射杀亲母的“人伦罪”，这是不会有损君王信用的。这样一来，还可以彰显邦国的道之所在。一个容忍杀母的人物做官、升官，可见天下人伦已经恶劣到何种程度。儒学所谓“礼崩乐坏”指的就是这类风景。

“赵匡胤时代”之所以是一个重要历史转型期，其中之一就是拯救人伦天下。老赵于此，付出了常人难及的心血、智慧和勇气。

安重荣百步穿杨

新生的后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解决了范延光的问题，马上又遇到了另一个难缠的人物安重荣。

安重荣，小字铁胡，善骑射。后唐时曾经做过边境地区的指挥官，因为犯罪入狱，他的母亲到洛阳去求告，明宗李嗣源动了恻隐之心，下诏特赦，做了一位巡边将军。

石敬瑭起兵太原后，知道安重荣是个勇悍之人，就派安州防御使（治所在河北定州）张颖来召他，许给他高官厚禄。

这位张颖，说来也是有故实的人物，他就是后来大宋帝国著名的大将军张永德的父亲。但此人性情急躁，待人苛刻，见不得人的小过。属下有小过，就要遭遇惩罚。所以他的左右亲信都有点怨恨他。他还有一个劣迹，也说在这里。

张颖有个部下叫曹澄，曹澄有个女儿很俊，张颖知道后，就逼着这位下属，强娶了人家的女儿。曹澄爱女心切，咽不下这口腌臜之气，就伙同几个“不逞之徒”，夜半带着利刃潜入张颖府邸，直接踅进寝室，将其杀死。而后，曹澄一伙儿越过冀鲁，越过淮河，投奔了南唐，在金陵侨居。后来张永德成为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柴荣成为郭威的养子。郭威死后，柴荣成为后周世宗，南征淮南时，因为张永德的缘故，派遣使者到江南，要求遣返曹澄等人。江南中主李璟，害怕后周威严，只好捆了曹澄等交给柴荣。柴荣将这一伙人送给张永德，史称“俾甘心而戮之”，让张永德遂愿得以杀人祭父。这是五代乱世“快意恩仇”的故实，但是故实所透露的丛林式渴血精神，是不难考见的。

且说安重荣，他的母亲和兄长都认为不可以投奔石敬瑭。但安重荣已经答应了张颖，不好拒绝，而张颖现在就在府上等着回话呢。安母、安兄商议后，认为石敬瑭能否坐上天子位置不好说，不能如此冒险。何况，安母当初曾经说服后唐的明宗李嗣源，赦免了安重荣，后唐应该说对安家有恩。现在宁可杀了这个张颖，也不能背叛朝廷。

安重荣最后说：“这样吧，我们来赌一把。看看天意如何。”

于是在百步之外，地上插一根箭，说：“石公敬瑭如果能做天子，我当一箭射中。”说着张弓搭箭，一发而中。

又在百步外立一箭，说：“我安重荣如果能做节度使，就射中。”说着，又是一箭，再中。

“步”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古人所说“一步”约略相当于今人的两步，据度量衡史资料可知，“步”历代长度不一，譬如周以八尺为一步，秦以六尺为一步；但“一尺”是多少，又不一样。综合诸家资料，“一步”应在一米五左右。如此，百步之遥，当在一百五十米外。这个距离能射中那么小的标的，应该说，箭法了得。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两箭射去，让这个普通的巡边将军，命运有了变化。

他的母亲、兄长，也觉得百步射中，似有天助，难道我们安家有人啦？于是同意了他去投靠石敬瑭。

安重荣当即率一千巡边的骑兵投奔了后唐的叛逆者。

石敬瑭任命他为成德军（治所在镇州，今属河北正定）节度使，从此安重荣也跻身于“藩帅”之中。

与石敬瑭对着干

安重荣虽然是个武夫，但对于地方管理的“吏事”却无师自通。史称“其下不能欺”，下级官吏欺骗不了他。

他在成德军任上，有一对夫妇来诉讼自己的儿子不孝。安重荣拔过一把剑来给这位父亲，要他自行结果不孝之子的性命，但这位父亲哭着说：“我不忍心啊！”但这位母亲则从旁边詈骂不止，甚至夺过剑来就要杀子，吓得儿子逃跑。安重荣再问，知道这个老妪乃是继母。而后将她叱责出去，随后，拉弓如满月，箭去似流星，一箭将这个女人射杀。

故实仿佛《旧约·列王记》和《元曲·灰阑记》的版本复制，都在讲述坊间“智慧”判断疑案。这类故实当然与今日所理解的司法程序相背，且如果将此作为“案例”援引，当事人稍具头脑即可超逾这一“智慧”，而遭致误判，因此，故实并不具有“司法经典”的意义。但这里依稀可见人类的良知和对公正的诉求，就自然法而言，无论以色列所罗门，还是大宋国包待制、成德军安重荣，都有值得尊敬的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律法不外乎人情。

有意味的是，在“比较法学”中，人们将所罗门王和包拯做文化比较的很多，但是研究中，源于安重荣这个历史故实的，却很罕见。

安重荣由军卒起家，暴至富贵，不免忘乎所以。他一下子娶了俩老婆，弄得石敬瑭没有办法，只好两个老婆都封诰命。

做了节度使，安重荣认为传说中的“金鱼袋”不足贵，自己刻了鱼形的玉制件佩在身上。金鱼袋，是鲤鱼形状的金符，唐五代以来，四品以上官员可以佩金鱼袋；三品以上官员可以佩紫金鱼袋。节度使，一般在三品左右，从三品到正二品都有。安重荣认为成德军乃是天下重镇，金鱼袋算什么，要玉鱼袋。古来好玉要比黄金贵重。

他还从此变得异常横暴，以为在这个独立王国中，可以从心所欲。麾下一个指挥使名叫贾章，因为意见不合，安重荣大怒，就将此人杀死。但节度使辖区杀害官员，要上报朝廷的，他就给被害者安了个“谋反”的罪名。贾章家有一个孤女，还很小，安重荣想想，要不就放过这个女孩子吧。不料这女孩子很从容地说：“我家十三口人，都死于兵火之中，后来存在世上的，只有我爸和我。现在我爸死了，我哪里忍心一个人活着！愿意跟老爸一起去死。”安重荣也不客气，好，你要死，就成全你，于是父女俩一起死。镇上人见此情景，对贾氏女孩的刚烈无不钦敬哀恸，但由此也知道：安重荣违背人伦，必败！因此在人心离异之下，他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安重荣，是那种欲灭亡、先疯狂的人间模型。

他的疯狂还刚刚开始。

当他后来知道石敬瑭勾结契丹、做了“儿皇帝”，还割让了幽云十六州，就来了前所未有的疯狂劲头：他要与石敬瑭对着干了。

安重荣反意已决

他认为石敬瑭投靠契丹是“万世之耻”。于是上表直斥石敬瑭所作所为，表示要与契丹死磕到底。

安重荣大有“壮志饥餐胡虏肉”之志，因此常被后人赞誉。但根据留下来的记录可以知道：安重荣，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看到石敬瑭起事成功，自料并不比这位“儿皇帝”逊色，甚至觉得自己的勇悍远远超过他。当初石敬瑭安排他到成德军去代替秘琼做节度使，曾提醒他说：“如果秘琼不接受你，不同意你代替他，你不要力取！万一打起来，以后的祸患会更严重！”

安重荣认为石敬瑭胆怯。他对人说：“秘琼，匹夫耳，天子尚畏之，况我以将相之重，士马之众乎！”秘琼，不过是个匹夫小子，当今天子还这样怕他！何况我这样有将相军士，有众多兵马，有重要地位的节度使，天子岂不更害怕啦！

他这话可不是随意乱说，乃是早就心存异志。此人出于行伍，性情粗率，仗恃着勇悍而有傲慢暴虐之行。他在五代时期留下了一句名言，这句名言被后来的藩帅和史家们屡屡引用。他常对人说的这句话是：

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

现在的天子啊，谁能做到兵强马壮，谁就可以当！

这是一个事实描述，也是一个心理期待，是五代藩帅们的真实愿景。

安重荣有了成德军，自以为也是一“兵强马壮”的人物，于是有了反意。配合他这个“反意”的，是“天意”。

史称安重荣出镇，怀有不轨的念头很久了，但是没有暴露出来。但是时间不久，“天意”来了：他的马厩中居然生出了朱鬃白马，还有人报告说，看到黑老鸹生出了五色雏鸟，更有一位县令，向他贡献了一只五色水鸟，安重荣说：“这是凤凰啊！”然后将这只“凤凰”蓄养在府邸的后潭中。种种迹象，让安重荣以为都是“膺天命”的祥瑞，史称这位藩帅“乃欣然谓天命在己”，很高兴地以为天命将应在我安重荣身上。

为了更高难度地测试自己是不是“天命在己”，他决定当众表演一次，听凭“天意”裁断。

他所在的成德军府廨有一个数丈高的幡竿，竿顶有一龙头。安重荣有一次拿了弓箭对左右说：“我如能一箭射中竿上龙头，必有做天子之命！”

说罢，一发射中。

在左右欢呼声中，安重荣反意已决。

从此以后更为自负，已经不把石敬瑭放在眼里。在正式举兵之前，与朝廷的所有往来奏请，说话口气都超越了他的身份。因此很多“奏请”理所当然地被执政多次否定。在疯狂的气氛中，他开始招聚亡命之徒，购买铁甲战马，有了实质性的谋反准备，史称“有飞扬之志”。

石敬瑭有察觉，但是害怕打草惊蛇，更害怕直面这位大藩与之兵戎相见，没有更实际的动作来制止他。

安重荣于是有了足够的时间来谋划造反事业。

石敬瑭的定心丸

石敬瑭划走幽云十六州后，这些北部州郡很多都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汉人、契丹之外，还有沙陀、突厥、契苾（音气必）、党项、吐谷浑（音土欲浑）等。契丹对这些族群的盘剥、抢掠、欺凌很严重，导致很多族群不满。契丹还有一个恶政，就是胁迫各族群部落的青壮年们须自备军粮、武器，准备与契丹一起南侵中原。这些族群不愿意做这种事，于是，有些部落就举族南迁。有些族群还向后晋王朝上缴了契丹给他们的委任状。

安重荣知道这个形势，于是不断地招诱北方异族“归化”中原。这样一来，就等于从内部挖空了契丹的南线边防，耶律德光当然不干。他责令石敬瑭要将这些南迁的部落遣还契丹属地，并保证从此保护部民的安定。

石敬瑭左右为难：不敢得罪契丹，但也不敢得罪安重荣。不得已，他派出自己的朝官带兵去驱赶南迁部落返还。但各部落依然被安重荣招诱，所以在契丹、后晋之间形成拉锯风景——部落百姓们来而复去、去而复来。

有时，契丹也会有使者来到成德军，安重荣在接见他们时，就会摆出傲慢的姿势——伸开两腿，像个簸箕样子——坐在地上谩骂羞辱他们一顿。更有契丹使者经过他的辖境，被他得知消息，还会派出刺客杀掉这些契丹使者。

石敬瑭不能保障契丹使者生命安全，等于失去了治理中原的合法性。这是特别让石敬瑭忧虑的地方。契丹来责问，石敬瑭担心契丹率军南下，于是派遣安国（今河北安国）节度使杨彦询出使契丹。契丹责问他，杨彦询倒是有口才，他说：“譬如人家有恶子，父母所不能制，将如之何？”这事好比一般人家里有了悖逆不道的逆子，父母管不住他，您说那有啥办法？耶律德光想想也是，这才算消了怒气，没有派兵南下。

安重荣的造反，是以抗击契丹为旗帜的。他也确有试图洗刷国耻的念头，而且越来越强烈。他给石敬瑭上表几千言，认为包括吐谷浑在内的北部各族不堪契丹凌辱，都有归附中原之意。天道人心都在这一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起兵与契丹一决雌雄。

他还将这个意见做成传单，分发给朝中官员和各大藩镇。

石敬瑭更加忧虑，不知应该怎么办。他甚至认为安重荣所言也许不无道理，难道我这个“儿皇帝”还可以翻牌吗？

最后还是桑维翰分析形势，让石敬瑭吃了定心丸。他给石敬瑭的密疏中分析天下形势说：“大晋外结契丹，安重荣必无所为。现在安重荣不过是恃勇轻敌，而契丹士马精强，上下和睦，经济富庶，国无天灾，这是不可以与之为敌的。现在天下粗安，但留下满目疮痍，国库虚竭，百姓困弊，这形势，就是静守还恐怕难于太平，岂可妄动北伐之念！……”

桑维翰对后晋、契丹、安重荣三方力量的分析，与冯道的“事当务实”有一拼，也应该算作“务实”，但省略了“名义、名节、名教”的描述。这一番话坚定了石敬瑭投靠契丹一百年不变的决心和信心。

桑维翰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给石敬瑭吃定心丸。

恰好这时远在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安从进也已经有了反意，安重荣决计南北呼应，推翻这个后晋王朝，驱逐鞑虏，恢复，恢复什么？他也不知道，反正要先灭了石敬瑭再说。

白承福向河东投诚

安重荣让人秘密造了一个大铁鞭，假装贡献给藩帅，糊弄成德军的兵民说：“这是神鞭，只要指向谁，谁就死！”

然后，专门有人带着这个“神鞭”，跟随军队行动，只要军队前行，这个持鞭的人就走在队伍前列，还有个封号：“铁鞭郎君”。

石敬瑭决计亲征安重荣。大军从汴梁出发（史称“帝发大梁”），几天后，到达邺镇。随后，向安重荣发去了诏书。

这一份诏书写得很诚恳，内中说：“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得天下，尔因吾致富贵，吾不敢忘德，尔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不亦难乎！宜审思之，无取后悔！”

你身为我朝大臣，家中还有老母亲，但没有想到你竟在愤怒中，不想这些为人臣、为人子的处境，竟然抛弃君主与至亲！我因为契丹而得天下，你因为我而得到富贵；但我不敢忘人家的恩德，你却忘了我的恩德，你这样做事合适吗？现在，我奉天下臣属于契丹，你想用一镇之地来抗御契丹，这不也太难了吗！你应该审慎地想一想，不要招来后悔啊！

不料安重荣得到这个诏书后，更加傲慢。他认为石敬瑭不过是虚张声势。他听说南方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已经开始在四境有“异动”，就暗中派人与之联系，共谋大事，一面更与北方的吐谷浑紧密联系，约期起兵。吐谷浑如果动起来，那对石敬瑭的打击可就大了。

还在做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帮了石敬瑭一个大忙。

他派出亲将郭威带着朝廷诏命去说服正准备归附安重荣的吐谷浑。

郭威考察吐谷浑形势后，对刘知远说：“胡人只喜欢做对自己有好处的事。安重荣不过是用货财贿赂他们而已。我们要吐谷浑归附，最好的办法也是贿赂他们。”

刘知远同意这个意见，答应给吐谷浑更优厚待遇，并让使者给吐谷浑首领白承福带话说：“大晋朝廷已把你们划归契丹，你们就该安分治理自己的部落，现在南下帮安重荣谋逆，这是重罪！安重荣已被天下唾弃，早晚将要败亡。你们要早日归化大晋，不要等到大兵来了，弄得你们南不是、北不是，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一番话说得白承福心生惧怕，于是率部族兵众依附于河东，这就算是归附了后晋。

刘知远将吐谷浑部安排到太原附近几个州府，并上表请任命白承福为大同节度使。如此，吐谷浑的精锐骑兵也都在河东战区管辖之内。刘知远实力大增。

一开始，安重荣造反，四处传战斗檄文，都在说要与吐谷浑等北部各族共同起兵，但白承福向河东投诚，让他始料不及。这事等于折了安重荣一只翅膀，士气受到极大挫败，安重荣无比沮丧。

后面战事一如桑维翰所料，安重荣与石敬瑭真的打起来，不堪一击。

“偃月阵”兵败身亡

安重荣这时候得到确切消息，山南东道的安从进已经反了。他认为北部吐谷浑不可靠了，但南部安从进还是应该有力量的。于是，做出了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直接向南，下邺镇，先扫灭石敬瑭的行营，尔后进军大梁。他相信山南东道那边应该有接应，如此南北夹击，石敬瑭应该不好受。

他开始命令一位老友赵彦之，帮他招募辖境内的饥民。饥民平时没有饭吃，参军好歹有军粮，于是四方闻声，呼呼啦啦来了几万人。安重荣就带着本部兵马和这几万乌合之众，开始了南征。

这位赵彦之本来在朝中与安重荣都做过散指挥使，部门司令官，二人平时谈得来，算是相交较深的朋友。安重荣镇守成德后，赵彦之特意来投奔他。安重荣也待他不错。但赵彦之一下子招募了几万饥民，这个成果让安重荣对他有了提防。史称“心实忌之”，安重荣的内心实在是有点忌惮他的能力。等到南向用兵时，安重荣只给了赵彦之一个排陈使，负责调度将士排兵布阵的作战主任。赵彦之以为怎么也得给他个招讨使、指挥使之类，没有想到只给这么个官做，不禁对安重荣有了怨恨。安重荣的吝啬和猜忌就要付出代价。

石敬瑭听说成德军南下了，就派出天平节度使杜重威为招讨使，安国节度使马全节为副招讨使，前永清节度使王清为马步都虞候，来迎战安重荣。大军中还有部分来自契丹的援军。

安重荣南下，杜重威北上，两军相遇于今天河北邢台的宗城一带。

安重荣在赵彦之的安排下，摆下了一个“偃月阵”。

此阵有名堂。数万大军，从高处俯瞰，犹如一轮向后曲起迤逦十几里的半圆弯月，月轮正面对着敌军，安重荣、赵彦之中军大帅居于月轮正中的后面凹处。厚实的月轮以步军为主，两侧向后，为骑兵。杜重威大军在地面所看到的是一个凸显出来的圆阵，见不到骑兵，但能感觉到骑兵的存在，在哪里？不知道。

杜重威发起第一轮攻击，偃月阵内万弩齐发，阵脚不动。

杜重威本来就生性懦弱，不禁感到害怕，就想退兵。有一个指挥使名叫王重胤，他对杜帅说：“用兵最忌临阵而退！那一退，就凶险莫测啦！现在安重荣成德军的精锐都在中军，这样，您避开他的精锐，兵分两路，用带甲之士进击左右两翼，我带领契丹军为您直冲他的中军。这样，他必然狼狈不堪。”

杜重威也没有啥主意，就依从了他。

王重胤带兵来掠阵时，有一股凶恶的冲劲，偃月阵有几个组合出现了动摇，开始稍稍向后退却。这时机，按照阵法，就应该从偃月阵两侧冲出骑兵，合围朝廷兵，但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赵彦之这里有了异动。

赵彦之对安重荣不满，已经决计投降朝廷。他先安排一个天才的战阵，让朝廷知道他的厉害，而后从中军突出，往对方阵营跑去。安重荣还以为他是去扫荡敌方阵营，不料赵彦之半路打出投降的旗帜。

赵彦之很不幸，他遇到了一帮贪残之徒。他骑的战马，披挂起来的铠甲鞍勒，以及各种装饰，都是用白晃晃的银子打制，相当鲜亮。跟从他的亲兵也一律白银打扮，如此奢侈的活动目标，让石敬瑭大兵一见，不禁有了陡然而起的贪心，只见有兵痞打一声呼哨，登时就上来一群人，将赵彦之等人舂翻在地，现场就将这位排阵使和他的亲兵杀死，分抢了他的所有装束，很多白花花的银子。

安重荣这边听说赵彦之叛变，情绪大变，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袭扰了他。而偃月阵，也在敌军的冲击下丢了章法。安重荣赶紧退兵，藏在辎重队伍中，北逃。官军随后跟进，掩杀追击，斩首一万五千多。

安重荣回到大本营成德军的治所镇州，固守城池。又遇上天寒，有两万多镇州人战死或冻死。安重荣已经没有了任何前途，他疯狂完了，该灭亡了。

杜重威捡了个大便宜。他在镇州城下已经没有了恐惧。他知道城中已经不会再有像样的战斗力。但他也不攻城。从容地等了一个多月，已经是第二年的正月了，镇州成德军一个牙将背叛了安重荣，从西门引导杜重威大兵进入。

杜重威进城后做了四件事：

一、杀死守城将士两万多人；

二、抓住安重荣将其斩首；

三、将安重荣的家产和府库财货全部据为己有；

四、杀了那个牙将，然后向朝廷汇报，将入城的功绩算到自己头上。

石敬瑭则将安重荣的首级涂了漆，防止腐烂，装入匣中，派人送往契丹——那意思就是向耶律德光表示：你看，我将反对您的人杀了。

从此以后，改镇州为恒州，成德军为顺国军。一场“叛乱”就这样平息。

但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对安重荣评价不低。他说：

石敬瑭起而为天子，于是人皆可为，而人思为之。石敬瑭受契丹之册命为天子，于是人皆以天子为唯契丹之命，而求立于契丹，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皆敬瑭之教也。欲为天子，而思反敬瑭之为，拒契丹以灭石氏者，安重荣耳，虽兵败身死、蒙叛臣之号，而以视延寿辈之腥污，犹有生人之气矣。

石敬瑭以一个藩镇的力量起来做天子，于是人人都可以干这个活儿，也都想干这个活儿。石敬瑭受契丹的册命来做天子，于是人人都以为天子需要契丹来册命，从而都向契丹那里去讨册命。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都是石敬瑭教出来的学生。要做天子，但是跟石敬瑭的模式截然相反，抗拒契丹扫灭石氏的人，就是安重荣。安重荣虽然兵败身死，最后还蒙上“叛臣”的恶号，但是看看赵延寿这辈人的腥膻烂污，他毕竟还是“有生人之气”的！

这个意见也提示后人，“史论”，可以有多个视角切入。这也正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魅力所在。

襄阳的反叛味道

安重荣的败亡，让石敬瑭长舒一口气。摇摇欲坠的后晋暂时得到了喘息，但各地大藩仍然不能听从朝廷政令，难度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移镇。

五代以来的中原国家较汉唐帝国，辖土小得多，缺少足够的大机动、大迂回战略纵深，没有与外敌脱离接触的缓冲地带。冷兵器时代，对国家安全来说，缓冲地带又称为“瓯脱”地带，“瓯脱”地带越是辽阔，国家越是安全。这样就理解了大汉帝国为何要“开边”，扩大西域和漠北可控制地带。如果没有匈奴入侵，西域和漠北，是可以不必豁出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辛苦经营的。匈奴对大汉帝国构成了威胁，如果匈奴屯兵陕晋，那么铁骑一日之间就可以到达长安，直接威胁京师安全。所以必须在中原之外开辟足够的“瓯脱”地带，作为缓冲。“瓯脱”地带，可以在地理意义上起到预警的作用。汉唐都在中原四境设立了广漠的“瓯脱”地带。但五代时期没有这么幸运。西北、东北、正北，始终被契丹、西夏、女真、蒙元所侵扰，而且他们一动，就直接进入中原。在这样的地缘政治条件下，中原内部的战区调防，也即移镇，很多案例实质上是指向边防的。因此，五代时期的移镇，作为战略布局或重新布局的意义，主要是国防。

意味深长的是，布局者也即朝廷，往往借着这类战略布局，用来削夺藩镇的权力；而藩镇为了维系自家权力往往对这类战略布局毫无关切之情。这样，就造成了地方与朝廷的紧张与矛盾。

五代十国的战事，很大一部分起于地方与朝廷的冲突。

范延光如是，安重荣如是，安从进也如是。

安从进祖辈都在大唐帝国做武官，安从进年轻时有勇力，曾随后唐庄宗李存勖起兵，在讨灭后梁的战争中，有功，做到了护驾马军都指挥使，近卫军马军司令，领贵州刺史。到后唐明宗李嗣源时，已经做到了彰武军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延安），成为一位藩镇大帅。在讨伐夏州时，李嗣源有意让他来做夏州藩帅，但他不想离开彰武军，最后正好夏州李彝超被正式任命为节度使，他乐得回到彰武。闵帝李从厚时，潞王李从珂反叛，他抓住一票富贵，借着在京师出任巡检使的机会，杀害了反对潞王的枢密使冯赟，并为潞王做内应，成功地颠覆自己的君主李从厚，协助李从珂称帝有功，被封赏到南方富庶之地襄阳，做了山南东道节度使。石敬瑭时代，他又被加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国务大臣。

但石敬瑭投靠契丹而上位的模式，启发了一批人，也包括安从进。

原来藩镇也可以这样一步登天啊？

从反反复复的历史经验记录可以看到：凡是有希望做帝王的，就一定要去做帝王。——能够不被“帝王”这个九五之尊所诱惑的，太少。

石敬瑭取位不正，他自己也知道。跟藩镇们讲不出堂皇道理来，他也没有堂皇道理可讲，于是一味姑息藩镇，成为他的国策。但姑息到最后，一定要兵戎相见，也没有办法。维护权力，是帝王的恒久主题，事实上，也是所有政权的主题。

安从进萌生异志那一天，石敬瑭就嗅出了来自襄阳的反叛味道。

预留宣敕诏书

安从进所在的“山南东道”，唐代时曾称“山南道”，“山南”就是指的秦岭以南，长江以北。但此地地域辽阔，后来又分治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东道以襄阳为中心，领荆襄等地十几个州郡，地跨今湖北北部、河南西南部和重庆东部。是中原以南较大的一个节镇。

山南东道再往南，就是“羁縻”之地湖南马楚国的地盘了。

安从进据守此地，凭恃长江天险，自为一个独立王国，大有向荆南、南汉、后蜀、大闽、吴越、南唐等国看齐的意思。如是，则“五代十国”，就会称为“五代十一国”了。而这是中原帝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安从进开始招兵买马。更有意味的是，南方诸国有时要向中原宗主国进贡礼品，往往要经过荆襄古道，安从进就要从中截留，有时是部分截留，有时是全部截留。而过往的商旅，也往往被他强行抓了壮丁，脸上刺字后，充军。

石敬瑭投靠契丹，是民族大罪，但他管理帝国，也有愿意负起责任的政治家伦理。他不能容许幽云十六州之外，另外再有割据出现。他在忧虑中，向安从进展开了第一轮政治攻势。

他派出使者对安从进说：“山东青州的东平王已经迁徙到上党，这里有一空缺。朕将留着青州这个空缺来等待爱卿。爱卿如果愿意到此地镇守，朕马上就降制下诏。”

这话说得很客气，等于在跟安从进商量移镇事宜。当然，移镇的背后，是对安从进权力的削夺。

安从进的回答，则充满了火药味，他说：“陛下您把青州移到汉江、秦岭的南边来，臣就去赴任。”

石敬瑭没办法，叹息一番后，知道姑息藩镇解决不了问题，只好诉诸武力。

安从进的几位牙将，知道大帅必反，但也知道山南东道无论如何强大，也还无法抵御中原大兵。便多次跟他分析形势，劝谏大帅不要胡来。但安从进反意已决，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他令人秘密地将反对他的牙将推下悬崖摔死。

公元941年，石敬瑭率兵前往邺镇讨伐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时，以太子郑王石重贵留守汴梁。朝廷上下已经知道山南东道必反，担心天子北征时，安从进也会北上，呼应成德军，夹击朝廷军。

宰相和凝就在石敬瑭临行前问：“陛下北征，我等留守，安从进反，怎么处理？”

石敬瑭反问和凝：“你的意见是什么呢？”

和凝给出了一个优秀创意，他说：“臣听说，兵法：先人者夺人！希望陛下给郑王留下十几份宣敕诏书，颁发给谁谁谁的名字先空着，万一有急事，就让郑王以陛下的名义，填上那谁谁谁的名字，发布诏书给他，调兵，解决危机。”

如果不这样，安从进一反，留守汴梁的石重贵，派驿站向远在五百里外的邺镇石敬瑭报告，请示诏书，再转给某人带兵迎击，加上耽搁时间，往返就要七八天。那样，先机已失，凶险莫测。石敬瑭想想，认为和凝这个意见不错，就预先写好十几份诏书，下面签了自己的名字、盖上印玺，留给了郑王石重贵。

奇人和凝的传奇

和凝，是五代历史上的一个奇人，也是特别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还是中国最早的法医著作的作者。他在做礼部员外郎和刑部员外郎时，有机会接触不少案件，有些案件需要技术鉴定，这些鉴定的报告，经由他的整理，编成一部书，名为《疑狱集》。书中涉及的法医鉴定案例对后人有启发，到了大宋，宋慈编著《洗冤录》时，就参考了他的《疑狱集》。和凝是最早瞩目于冤狱处理的法学家。这是帝制时代最动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家。法医鉴定，在技术储备不够完善的时期，可能未必鉴定准确，但这种力求处理公正的司法理念，永远都是值得尊敬的。

他在后唐时期主持科举考试，也完全诉诸公正理念。他在权知贡举，也即代理科举考试主考官时，曾经有过一项改良措施。此前，一到春闱，取士放榜，往往要在考试所在地的大门外铺设荆棘，或干脆关掉大门，怕的是下第的举子们闹事。和凝不这么做，他撤掉荆棘，打开大门，但放榜之日，无人喧闹。为什么？因为公正。考试，就是通过公正的测验，得到天下优秀的人才，和凝做到了。时人称之为“得人”，也即当时抬眼到榜上看去，都是江湖传闻的一时俊杰。

有一年放榜，进士名单中，和凝还得到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范质。和凝认为他有宰相之才，将来能继承自己的德才做到宰相。后来的事实证明，范质也确实是个人才，一直到大宋帝国建立，范质还在做宰相。

和凝的诗词也写得妙。很多“艳词”在写男女偷情，现在来看，也很美。如他那五首著名的《江城子》，写一个女孩子等待情郎来会，那种焦虑、深情、懊悔，可称曲尽人情。这是传统中国最美的情诗之一。且录一首：

竹里风生月上门。理秦筝，对云屏。轻拨朱弦，恐乱马嘶声。含恨含娇独自语：今夜约，太迟生！

有风吹过庭院门前的竹林，月亮也已经照进了门庭。这女子坐在闺房，对着云母屏风，抚弄琴筝。她轻轻地拨弄琴弦，但又停下，她担心琴声扰乱马蹄声（因为情人要骑着马来跟她约会，她要细细分辨是不是有马蹄声响起）。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她带着怨恨含着娇羞，自言自语，埋怨自己：今晚的约会，时间定得太晚了（早知道跟他把时间定得早一点啦）！

和凝有情有义，对男女之情有关爱，对人间之事有疼爱，应该说，在粗糙冷硬的乱世格局中，和凝不乏旖旎情怀。仁者有爱，他关心司法公正，关心考试公正，应该与他这类有爱的情怀有关。

至于和凝在后人评说中的歧见，很正常。我看到的和凝，不是你看到的和凝，他看到的和凝，也不会是我和你看到的和凝。

和凝在处理安从进这件军政事件时，也有政治智慧。安从进造反最终被平定，和凝居功甚伟。所以《旧五代史·和凝传》有一句话评价他说：（安从进）“以至于败，由凝之力也。”安从进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和凝的作用啊！

荆南的存亡

且说安从进，一直在紧锣密鼓做起兵准备。他先派出使节到后蜀，请求后蜀出兵攻击金州和商州，这两个州一在甘南，一在陕南，相当于中原的西北地区。安从进的如意算盘是：成德军的安重荣在东、后蜀孟昶在西、我荆襄安从进在南，如此三路诸侯进击中原石敬瑭，应该有胜算。但后蜀与群臣商议后，认为金州、商州距离成都遥远，出兵少了不足以制敌；出兵多了则漕运粮草难以为继。所以，这个活儿不能干。后蜀婉拒了安从进。

安从进又向荆南求援。荆南地当山南东道南部，如果出兵，就要经由襄阳；反过来，中原要讨伐荆南，也要经由襄阳。如果荆南与襄阳合兵一处，朝廷讨襄阳也即意味着讨荆南，这样，偏安多年的荆南就要有兵燹之灾。这是当时荆南的首领高从诲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高从诲于是给安从进很认真、很诚恳地写了一封信，分析天下大势，分析可能的祸福安危，劝谏安从进不要妄动。

安从进大怒，琢磨琢磨，干脆将小人做到底，就给后晋朝廷上了一封奏章，反过来诬告高从诲，说荆南在怂恿他造反。高从诲得到消息很不安，担心朝廷兴师动众，但荆南行军司马，参谋长王保义出了个主意：将实际情况向朝廷汇报，并向朝廷请求，发兵攻击山南东道，配合朝廷清剿安从进。

荆南，又称南平、北楚，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由高季兴所建。高季兴在后梁时被封为荆南节度使，成为一代藩帅；后唐时又被封为南平王，成为一代君王。荆南只有今日荆州、秭归、宜昌三地，国土狭小，实力也弱。高季兴在后唐时，多次索要地盘，想扩大领地，惹恼后唐，发兵来剿，反而侵削了他的更多地盘，还罢黜了他的职务。高季兴于是转而投向吴国，甚至到吴国去觐见吴国国王杨溥。被吴国封为秦王。

吴国杨溥做国王，其实是徐知诰执政。高季兴投吴国时，可能是吴国正跟后唐较劲的时候。有一个记录说，后唐曾派谏议大夫薛昭文出使福州，要向吴国借道，走江西。吴国正是杨溥时，徐知诰不同意。吴国一位叫刘信的将军出城来见后唐的使者薛昭文，对他说：“亚次听说过我刘信没有？”亚次，乃是后唐皇帝李存勖的小名。薛昭文一听这货如此无礼，就回答他说：“天子才进占河南，似乎还不知道你这个人。”刘信说：“汉朝有韩信，吴国有刘信。你回去后，告诉你们亚次，应该来我吴国跟我较量一下骑射。”于是斟了一大杯酒，指着百步外的牙旗的旗头，对薛昭文说：“我一射而中，希望以此为你祝寿，否则我也自罚一杯。”说罢，一箭射去，穿过了旗头。

高季兴死后，高从诲执政。吴国又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但高从诲认为还是后唐更强大，又转投后唐，派人奉表效忠，并进贡“赎罪银”三千两。后唐明宗李嗣源接受了他的归附，几年后，后唐又封高从诲为南平王。

荆南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每年都有南部、西南部州郡或小王国，向中原政权进贡，经过荆南，高氏父子都会截留、掠夺，对方指责或发兵报复，他俩再把财物归还。一直这么干，并不觉得丢人。荆南武力也弱，打不过各国，就先后向各国称臣。因此各国都瞧他们不起，称他们为“高赖子”“高无赖”。

骁将郭金海

再说安从进，他一旦侦知石敬瑭御驾亲征，离开汴梁了，马上起兵。他先派出精骑北上进攻邓州。此地距离襄阳不足两百里。

石重贵、和凝听说安从进反了，并不惊慌，当即取出石敬瑭留下的空白诏书，填上“张从恩”“焦继勋”等人的名字，令他们率军从汴梁南下，采用大迂回战略，做出从南部包抄安从进的姿态。

安从进袭击邓州不克，转向东进，去攻湖阳，走到一个叫花山的地方，不料忽然遇到张从恩和焦继勋的朝廷大军。安从进做梦也没有想到朝廷大军会这么快就出现！仓促布阵，应战。

焦继勋麾下有一骁将名郭金海，此人过去曾经在安从进部下做骑兵头目，安从进待他也很优厚。此人是蕃将，胡人，善于用枪，而且拳脚过人，特别喜欢打仗，俗话说就是“有战斗热情”，总想立功。当时两阵相去有几里地远，安从进带领几百名骑兵向前，离晋军阵地大约百步远地方站住，高声呼叫郭金海。郭金海一个人鞭马出阵，距离几十步远站住，自报家门说：“我就是郭金海。”

安从进很诚恳地对他说：“金海安否？我过去一直待你很好啊！你居然不知道报恩，今天居然赶来跟我厮杀！嗯？”

郭金海应声答道：“朝廷一直看好大王您，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啦？大王今日造反，没办法，金海我过去在大王帐下，现在给您留一箭之地，大王回去就是。如不回去，且吃我一枪！”

安从进没有退回的意思，还想说什么，但郭金海已经提枪鞭马，迅速地向安从进奔来。张从恩大军也同时一声呐喊，如俗话所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安从进扑来，一时间呐喊之声地动山摇。安从进临场犯了大忌：他怕了。他这一怕不要紧，全军夺气，于是，两师相接，襄阳兵已经没有了精气神，史称“大为金海所破”。郭金海重创襄阳兵。

焦继勋压阵，大军兵临城下，在城外筑起城外城，一个营寨接着一个营寨，将襄阳围得水泄不通。

一个月后，晋军开始攻城，郭金海又奋勇当先，但城上“矢下如雨”，攻城不利，郭金海也被飞矢多处射伤，被人扶着回到营里。

第二天，安从进打算用计谋离间郭金海和张从恩，就从城上坠下一个筐篮，里面有金瓶，金瓶有酒；又有金盒，金盒有药。然后城上高呼郭金海。郭金海知道后，带着伤费力前往。

城上人很温柔地对他说：“我家大王知道你中箭伤势很重，心疼啊！现在赐给你金瓶酒药，你去用，好好养伤啊！”

郭金海乃是胡人，不读书，也不知啥礼仪，也没有啥心眼子，就是贪利，于是取了金瓶药酒回到营中服用。而且他觉得这事很正常，也不跟统帅张从恩等人汇报。这样一来，不得不让统帅部怀疑他通敌。

事情报到石敬瑭那里。石敬瑭念他有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给了他一个金州团练使，他的原部下将士都分配给了别人。郭金海等于被剥夺了部分权力，心情不佳，最后死在金州任上。

喜欢读书的武将

襄阳前线，到了这年年底，石敬瑭又做出战略调整，派出大将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也即讨伐山南东道前敌总指挥，并封为知襄州行府事，以张从恩为监军。同时又命荆南与南楚出兵共讨襄阳。

荆南高从诲当即派遣水军数千人前来应援。

南楚也派遣了水军战舰一百五十艘，自汉水，东下襄州，助高行周。

安从进见势不妙，急忙派遣他的兄弟安从贵率兵袭击均州（今属湖北丹江口），以此来分散朝廷兵力，同时对成德军安重荣做出支援的姿态。朝廷军大将焦继勋出兵邀击安从贵，一战将其擒获。焦继勋不动声色，派人将安从贵两只脚丫子砍断，放他回去。安从进见状大惊。

襄阳已经陷入重围。但襄阳城甚为坚固，城内也早有守备，朝廷军还是围困了半年，到公元942年八月末，城中粮草已经消耗殆尽，逾年不能下，奉国都虞候，禁军亲军步军参谋长王清对高行周说：“安从进锁闭孤城自守，没有人援助他，他的势力岂能长久！我看他气数已尽！”因求首先登城。高行周准了。王清带领精壮，率先登上城楼，终于破城。

史称安从进举族自焚，安从进的家族全部自焚而死。

山南东道已无战事，襄阳平。

这位焦继勋后来一直做到大宋王朝的太尉，是一个愿意读书的武将，史称“生平涉猎史传，颇晓治道”，平生愿意涉猎历史传记，很懂一点治理之道。他所到之地，都有善政。他的女儿嫁给了赵匡胤的儿子八贤王赵德芳。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大宋的皇亲国戚，他的后代多人都娶了皇室的女子。

石敬瑭的“天下意识”

石敬瑭平定三镇，是后晋时期著名的三场战争。这些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国力。石敬瑭也多次处于危险境地。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敢得罪诸藩，也不敢得罪契丹；但契丹和诸藩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后，到了后晋天福七年（942）六月，石敬瑭在忧惧中屈辱死去，在位不到六年，史称晋高祖。

石敬瑭并非没有“德政”。譬如，他懂得礼贤下士，懂得文明治国，甚至主动蠲免地方赋税。有一次他走到郑州荥阳县界，看见路旁有虫食及旱损桑麦的痕迹，就知道这里收成不会太好。于是委托有关部门差人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定出蠲免租税的额度。他也曾下诏，天下百姓，有年八十以上者，要免除他家一个儿子的差徭，好让这个儿子照顾这个老人。此事须一个个地方落实。他还关心“天下刑狱”，下诏要给染病的囚犯积极治疗，要派医工，由官方负责报销。

后梁、后唐以来，士民有奉使或被俘掠在契丹的人很多，石敬瑭拨出专款，派遣使节到契丹将这些人全部赎还，让他们回到中原，与家人团聚。这一政策说是“仁政”并不为过，历代圣君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也不多。

《旧五代史》还记录了石敬瑭一个德政，更有意味。说天福四年（939）六月，陈郡（今河南周口）百姓王武，在挖地时得到好几饼黄金，州官知道后，将其没收，并向朝廷称贡。

石敬瑭说：“宿藏之物，既非符宝，不合入官。”

地下旧藏之物，又不是什么祥瑞符宝，不应该属于官方。于是命令将这几饼黄金还给王武。

这不是个慷慨吝啬的问题，而是对财产来源的界定问题。在石敬瑭那里，对私有财产有尊重，对财产来源有契约性质的文明意识。古来私有土地之上之下皆属于土地所有者，这方面与现代文明很接近。石敬瑭有此意识，值得为他竖一下大拇指。

石敬瑭不贪财，也不聚敛。有了后晋这个邦国，他是用心经营的。有一次，大臣李崧奏言说：“诸州的仓粮，统计之后，发现计账以外有很多盈余。”这应该是好事吧？

但高祖石敬瑭不这样认为。他说：“法定之外向民众征税，罪过同枉法是一样的。仓库存粮多出账面的部分一定是压榨民税的结果。此事要严肃处理：仓库官吏暂免一死，但都要严惩！”

石敬瑭甚至还有一点“天下意识”。

他建构后晋，重视文化，有文治之念。他也曾开科取士，以儒学理念考核、录用知识精英，曾有人在后晋时考取进士。顺便说一下，五代十国，虽然几乎年年有战乱，各地有藩帅，但除了一些偏远地区之外，基本上各地都在沿袭大唐帝国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使某些环节有点变化，但基本制度还是唐代的，不变。和凝，就为后唐的科举取士做出了贡献。当时国内读书人为了应对考试，各地也开始有私学出现。在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就有延续多年的私学学堂，后来称之为睢阳书院。

金瓯之缺

石敬瑭也曾重视“孝义”“孝悌”理念，曾下诏旌表“孝义之乡”、诏求天下“孝悌之士”。有一士绅，名石昂，山东青州人，家有藏书数千卷，天下闻其名者都到他门下读书就学，有人一来就是几年，吃着用着都由石昂支出，史称“未尝有怠色”，不曾有过怠慢之言行。

但石昂却不求仕进。后唐时青州有个节度使曾欣赏他的品行学问，召他为临淄令。但这位节度使进京时，有位监军杨彦朗代理青州留后。有一次石昂因为有公事到府中来，按当时礼节，县令来到省军区，进入府廨须通报姓名。古人名字有“避讳”传统，杨彦朗家族中有人名中有“石”字，而“石昂”之“石”字犯讳。赞者（主持礼仪的人）竟在通报时将“石”改为“右”，明明是“临淄令石昂求见监军”，在赞者这里却成为“临淄令右昂求见监军”。有此一礼仪习俗，不论其利弊，通行几千年，所以这事在当时，要搁一般人身上并无不适。但石昂不同，他是读圣贤书的人，就要较个真。可是一旦较起真来，他也不是没理。

原来这位杨彦朗的“避讳”乃是他的族中父祖辈人物有名字带“石”字，属于私人之“避讳”。一般的“避讳”往往是地位、辈分较低者要对地位、辈分较高的人物名字做出“避讳”，不得妄称。但一个监军，不过相当于省军区政委之类，五代时的监军一职又往往由皇宫中的宦官充任，史称“内侍”，这位监军就是一位“内侍”。他所“避讳”之人，又是他的族人，石昂与之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辈分排行关系，按流俗，这类“讳”是可避可不避的。不避，也不算罪错；当然，避了，可以令关系更融洽。石昂不高兴，认为应有士子的尊严，不想向一个太监宦官讨喜，于是直趋官厅，抬着脑袋挺着胸，“仰责”这位监军道：“内侍为何以私害公！昂，姓‘石’，不姓‘右’！”

石昂这一番话，不但没有“避讳”，甚至等于直言了杨彦朗的“避讳”。

杨彦朗也不高兴，史称这位监军“拂衣起去”，一撩袖子一甩衣襟，走了，把石昂干撂在厅里。

石昂一见崩了，当时就辞了职，无官回了家。到家还对儿子说：“我本来不想在乱世做官，你看，果然被一个阉人侮辱！后世子孙要以我为戒！”

五代时期佛教盛行。石昂秉承了大唐韩愈“辟佛”的传统，身体力行，在家族中讲授儒学，不讲佛学。他的父亲死时，按流行做法要做佛事道场，但他禁止家人这么做，自己在父亲灵柩之前诵念儒学经典《尚书》，并对疑惑的人们解释说：“《尚书》是我先人愿意听到的。”

这个人物在五代时期几乎就是奇葩，但是石敬瑭喜欢，他下诏“求孝悌之士”后，朝中多人同时推荐了石昂。石敬瑭诏石昂到京师汴梁，在便殿接见了他——这对读书人而言算是一种较高规格的礼遇。石敬瑭当即就任命他为宗正丞。这个官职掌管皇亲国戚这类勋贵事务，从六品上，相当于今天的副局级；不久又提拔为宗正少卿，从四品上，已经相当于副部级。由一个读书人来管理皇室人员，可以概见石敬瑭的用心，也有推演道义风尚的念想。他不是一个颟顸之辈。

这类星星点点的“天下意识”，都是对“天下沦丧”之际的一次次提振。有此提振，令后来的大宋帝国在文化推演之际，有了一点基础性资源。譬如，后晋时开始的睢阳书院就在大宋时结出了重要的文化之果。宋初全国范围开科取士，中第者百余人，睢阳书院就贡献了一半人物。在后来的日子里，更是人才辈出，宋真宗时，范仲淹就在这里读书，后来还掌管书院，培养了一批富有道义担当的圣贤人物。到宋仁宗时，睢阳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开封的学府称之为“东京国子监”，洛阳的学府则称之为“西京国子监”，这是当时大宋帝国三座最高学府。而睢阳书院的源头，在后晋。

石敬瑭的“德政”还有很多。但这些“德政”的总和，也弥补不了燕云十六州的金瓯之缺！

事实上，他割让中原领土，也给他的家族带来巨大不幸。后晋，也只传到他的继任石重贵那里，二世而亡。石敬瑭的老婆，李嗣源的女儿，史称李皇后，石敬瑭死后，又称李太后。后晋因为大将杜重威、李守贞叛变投敌，被契丹灭后，皇帝石重贵被掳往契丹黄龙府，李太后也在北迁人员之中。她在草原帝国受尽苦难。病重无医药，仰天号泣，将食指和中指戳点着空气（这个姿势叫作“戟指”）骂杜重威、李守贞说：“我死也不放过你们！”临终前，对石重贵说：“我死后，要火化，不要土葬。将我的骨灰送到范阳（今河北涿州）佛寺，不要让我做边地的孤魂野鬼啊！”李太后病逝于建州（今黑龙江吉林一带）。而石重贵则在契丹之地度过了屈辱的一生。

《旧五代史·高祖本纪》评价石敬瑭的一段文字，可称盖棺论定之说，值得录在这里：

晋祖潜跃之前沈毅而已。及其为君也，旰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然而图事之初，强邻来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迨至嗣君，兵连祸结，卒使都城失守，举族为俘。亦由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谋之不臧，何至于是！傥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兹睿德，惠彼蒸民，虽未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

石敬瑭登基之前，很深沉果决。等到成为君主后，天不亮就起身，天黑了才进餐，礼贤下士，开怀纳谏。钦慕黄老哲学，喜欢清静无为之风。他的服装都是粗绸的，鞋子是麻线的，所以能够保住国家，得以善终。但他在开创事业之初，引强邻来援，契丹从此之后气焰嚣张，士庶由此而遭遇灾殃。等到嗣君登上皇位，那结果就是兵连祸结，最后使得都城失守，举族人都做了俘虏。这正是掘开大海引水来救火，哪里能逃得了被淹死的命运？喝下毒药来解渴，最后终于自取灭亡！当初谋划的不周善，后来竟严重到何种地步啊！石敬瑭假如不借助契丹，而是应和天命，凭着他这些德政德行，嘉惠士庶，即使不能跟历来的圣君相媲美，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仁慈恭俭的君主啦！

话说得不错，但有一点我不同意，就是，石敬瑭的巨大罪恶不是引“强邻来援”，而是割地。虽然石敬瑭之前，契丹已经参与到中原的政治中来，并且几度进兵后唐，抢掠杀戮，但那时的中原毕竟没有割地。石敬瑭割地之后，启开了契丹的贪心，给中原带来的灾祸数百年。因为有割地，所以，石敬瑭的所有“仁慈恭俭”都黯然失色，他的国祚家族也落得悲惨结局。史家所言“亦犹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实在是沉痛教训。

大儒胡安国评论石敬瑭说：

石敬瑭之罪在不帮助闵帝李从厚。即使闵帝失国，也应当尊奉许王李从益。如果能将夺国弒君之恶归于李从珂，并且举义兵而讨伐，这样就“名实皆正，则其德美矣”，名誉和实务都是正道，道德也很完美了。但他却急于近利，后来又称臣契丹，割弃国土，以父事之。他所得到国家权力两代人都没有保住（第二代石重贵被契丹俘虏），但祸患却至于无穷。所以说：“以功利谋国而不本于礼义，未有不旋中其祸也！”以功利之心而不本于礼义，来谋划建国，没有不很快就得到祸害的！

历史经验告诉后人，国家首脑可以犯各种错误，但结构性的错误一次也不能犯。割让国土，就是结构性错误。石敬瑭就是犯了结构性错误的国家首脑，他被人一直骂到今天，并不冤。

陆 十万横磨剑

景延广一言丧邦，“十万横磨剑”在契丹与后晋之间划出了深重而又不可弥补的裂痕。从此以后，晋使到契丹，都被捆了押在幽州，耶律德光再也不见晋国来使。在后来的几次战役中，契丹每一次出战，都拿景延广这一番话作为借口。

“晋出帝”石重贵即位

石敬瑭死后，他的侄子石重贵即位，史称“晋出帝”。他是后晋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石重贵即位后，将石敬瑭时的年号天福改为开运。

“晋出帝”这个“出”字是一个“谥号”，也即人死后，根据他的品行、能力、业绩用最简洁的一两个汉字给予“盖棺定论”。如刘彻的“汉武帝”、赵祯的“宋仁宗”，“武”“仁”就是谥号。帝王谥号一般要有臣下经由研究讨论后奉上。但“晋出帝”这个“出”却不是出自他的臣下，而是多年后，大宋史臣欧阳修给他的“私谥”。

欧氏《新五代史》卷九《晋本纪》，开篇就说：“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为唐庄宗骑将，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贵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贵得立。”

翻译过来，这段话的意思是：

出帝石重贵的父亲石敬儒，是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兄长，曾经做过后唐庄宗李存勖的骑将，很早就死了。石敬瑭以兄长的儿子石重贵为自己的儿子。石敬瑭有六个儿子，五个都死得很早，留下的一个石重睿则很幼小，所以石重贵得以被立为后晋皇帝。

“出帝”的原典在此。但即使是“私谥”也应该有来源，一般都要从传为周公所作的《谥法》中选字。但翻检今日流传的《谥法》不见有“出”字。所以，这个谥法，事实上是欧阳修自我作古，给出的“欧氏人物评价”。

这样说的根据是，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前，不见有人称石重贵为“出帝”。譬如《旧五代史》卷八十一《少帝纪》，开篇就说：“少帝，名重贵，高祖之从子也。……”

这里称石重贵“少帝”也不是“出帝”。

历史上有个北魏，最后一个皇帝名元修，在权力争夺中失败，弃国逃跑，国家也被分裂为东魏、西魏，故史称“出帝”。欧阳修在“私谥”石重贵为“出帝”时，可能会拿元修来比照。因为石重贵最后虽然不是弃国逃跑，但也同样丢了国家后晋，被契丹俘虏。因此，“出”应该有“出格”“出奔”“出境”的贬义含义。但后来大宋的徽钦二宗为帝也很“出格”，还没有来得及“出奔”就“出境”，被金人掳去，读史到此，往往一叹。

石敬瑭临终传位

且说石敬瑭喜欢唯一的亲生幼子石重睿，据说这个亲子长相特别像老爸，故石敬瑭临终之际，有传位给亲子而不是侄子的安排。他似乎忘记了当初耶律德光曾经挑选过石重贵“监国”的故实。现在让亲子继位，可能未必符合耶律德光的心意，但石敬瑭似乎有意要在最后的日子里“爷们”一把。

石敬瑭病重，已经不能说话，特意手书召见资深大臣冯道，让小孩子石重睿来拜见他，又让宦官抱起小石重睿给冯道。冯道抱着小石重睿时，石敬瑭脸上露出了微笑。左右虽然没有听到石敬瑭的传位诏令，但心里都明白：这是在托付冯道看顾未来的继承人。

历史记录在这里再一次出现歧义。

石敬瑭拟传位给石重睿，这是《资治通鉴》的说法。

《旧五代史》留下一个说法是：石敬瑭留有“遗制”，传位给石重贵。

《资治通鉴·考异》引用《汉高祖实录》（此处的“汉高祖”指后汉刘知远）留下了另一有意味的说法。说石敬瑭病重不起之际，召集近臣嘱咐他们说：“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窃而处之久矣。寡人既谢，当归许王，寡人之愿也。”

现在（后）晋这个天下，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天下。寡人窃取而为己有很久了。现在寡人就要死了，应该将天下送归许王李从益。这是寡人的心愿。

李从益是李嗣源之子，在石敬瑭进入洛阳之后，李从益与李嗣源的王淑妃躲过一劫。石敬瑭进入洛阳后，找到他，以郇国（今属山西临猗县）三千户封给他作为“食邑”，李从益也被改封为郇国公，和王淑妃都居住在洛阳，让他来奉养后唐的祭祀。这也是石敬瑭的一个德政：灭人之国，不灭人之后。

种种迹象表明，石敬瑭待李从益不薄。但如果说要将后晋这个“天下”奉还给他，正如司马光修史至此，谨慎给出的四字史论：“此说难信。”

现在可以选择《资治通鉴》的说法，石敬瑭要传位给亲生幼子石重睿。

但这个临终遗愿遭遇了冯道与景延广的修正。

他俩不同意传位给石重睿。理由是：“国家多难，宜立长君”。国家正在多难之秋，应该拥立一位年纪略大，有政治经验的君主。所以，他俩找到了被封为齐王的石重贵为帝。

刘知远已动野心

冯道当时已经做到宰相之职，是后晋最高行政长官。景延广官拜天平（今属山东东平县）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候（禁军精锐侍卫亲军中的骑兵、步兵高级统帅官，相当于国防军副总司令）。俩人又以景延广为实力强悍。所以这次拥立石重贵，景延广很得意，认为推举国家元首为第一功勋，就有了跋扈心态。他甚至以一个武夫的身份管辖文事：他擅自下令，禁止京师士庶聚会议论国家大事。此举可见此人确有专断习气。

石重贵、景延广、冯道，组成了后晋第二代领导班子的三驾马车。但这三驾马车得罪了两个重要人物，最后导致国家灭亡。

第一个得罪的人物是刘知远。

当初，石敬瑭病重时，曾经有旨，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朝辅政，这相当于要托孤，拜刘知远为顾命大臣。但正在做齐王的石重贵把圣旨压下不发。显然，石重贵知道刘知远的出现对他不利。这件事居然被刘知远知道，从此对石重贵心怀怨恨。石重贵后来做了皇上，刘知远内心里结的这个梁子是解不开了。

刘知远有脾气。甚至对石敬瑭有不满的时候，也要发作。

石敬瑭打下后晋天下，封官许愿，封了一批朝廷命官，光宰相就好几位，其中就有刘知远。这本来是晋爵的喜事，但刘知远却拒绝接受任命。使者几次颁诏，他都上表辞去不受。原来石敬瑭同时还封赏了自己的妹夫杜重威。刘知远认为自己有“佐命”之功，辅佐石敬瑭创业开国之功，而杜重威算什么？不就一个外戚吗？嘁！史称刘知远耻与杜重威“同制”，不想跟他接受一个制令“并加同平章事”。一直到石敬瑭派出特使连威胁带安慰，他才勉强接受了“同平章事”这个宰相官衔。

面对石敬瑭尚且如此，石重贵，刘知远又怎么会服气呢？何况当初还有那么一段过节？刘知远不服这位新任皇帝。

冯道，在石敬瑭时代，也曾出于讨好圣上的原因，一力推举籍籍无名的节度使杜重威做都指挥使，且做随驾御营使，活动在皇上身边，以此来排挤刘知远。而这个杜重威仗恃着国戚身份，到处搜刮钱财，弄得民众四散逃亡。但他出来经过街市，竟无耻地对左右说：“人们到处造谣，说我把百姓都驱赶光了。你看，为何市场上还有这么多人呢？嗯？”刘知远于是瞧不起这位尸位素餐的国戚杜重威，并因为他的作为看到了后晋的运数。他也因此对冯道没有好印象，内心也实在不服这位当朝宰相。

景延广一力推举石重贵，也让刘知远恨屋及乌。后晋建国之初，石敬瑭即任命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马军总司令），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步军总司令）。俩人官衔差不多，按军中威望，景延广远不如刘知远。但现在景延广居然借着推举之功，在朝中发号施令了！刘知远更不服这位新任的马步都虞候。

刘知远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他卑微的时候，曾是晋阳李姓人家的招赘女婿。有一次他在放牧马匹时，践踏了驻地僧人的田地，结果被僧人抓住打了板子。但刘知远后来到了晋阳之后，先把那个僧人找来，赐座，安慰并赠送东西给他。这样就争取到了晋阳乃至河东、中原的人心。这做法可能有“抄袭”韩信胯下受辱而后封赏泼皮的意思，但毕竟体现了一种不俗的格局。

现在“后石敬瑭时代”的三驾马车人人跟他有芥蒂，这事就不好玩了。刘知远乃是未来后汉的开国君主，王夫之许他为五代以来，“有志略”而近于“豪杰者”，石敬瑭辈都在刘知远的算中，何况石重贵！刘知远，是后晋得罪不起的人物。宦海本来就有风波，乱世宦海风险尤甚，刘知远一旦动了“豪杰”心机，当代天下已经没有对手。但他在推进自己的野心时，并不张扬。他守住天下第一雄藩河东，慢慢演绎自己的“天下”。这样，后面的故实就有了比小说设计都惊心动魄的“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情节。

如此，后晋实在是不得不亡。

称“孙”不称“臣”

三驾马车得罪的第二个人物是耶律德光。

史称石重贵“少而谨厚”，年轻时很谨慎厚重。但他不善读书，石敬瑭曾找到当时的博士专门教他读圣贤书《礼记》，一个阶段以后，他还是不能理解《礼记》的大义。读着读着就烦了，最后对这位博士老师说：“此非我家事也！”读儒学经典，不是我们老石家的事！那老石家的事是什么呢？骑射。史称石重贵“善骑射”。所以这位沙陀族的后裔还是沙陀人习惯，打打杀杀有一套，读书治理天下是不在行的。

当初石敬瑭叛变后唐，进军洛阳，要留人镇守太原，耶律德光选择了石重贵，石敬瑭于是拜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行太原尹、北京（后晋的北京就是晋阳，今山西太原）留守，知河东节度使。从此石重贵取得了政治资本。他似乎应该据此感谢耶律德光，但在景延广的怂恿下，他跟耶律德光翻脸了。

后晋改变了对契丹称臣的惯例。

按照石敬瑭时的约定，石重贵即位，不仅应该向契丹称臣，还要奉契丹为“祖皇帝”，因为石敬瑭称契丹为“父”，他则自然应该称契丹为“祖”，自称则是“孙”。但在向契丹“告哀”起草表章时，景延广主张不搞什么表章了，就写个信，通知一下契丹，新任皇帝即位了，并且信中称“孙”不称“臣”。

石重贵要大臣讨论。

李崧不同意，奏道：“现在我们屈身于契丹，是为了江山社稷，社稷为大，这没有什么可耻的！陛下如果一定这样做，他日必落个亲身披了甲胄去同契丹打仗的结果，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但景延广坚持己见，力争不能称“臣”。

冯道则在其间含糊不明，也不表态。

最后出帝接受了景延广意见，给契丹送去的也不是“表章”而是“通知”。契丹接到“通知”后大怒，派使者来质问到底怎么回事，并且责备道：“石重贵即位，为何不先来禀告，自己骤然称帝？”

景延广坚持对等原则，继续用不那么友好的话语回复了耶律德光。

现在想想，可以理解：称“儿”称“孙”，不过是表示一下“辈分”，可以是私人之间的长幼关系；但称“臣”可就不一样了，那是表示“臣属”，是两个主权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涉及国家尊严。石重贵、景延广显然对石敬瑭时代这个约定不满，因此决计不再“称臣”。

如此一来，政治格局开始出现变数，而且慢慢推演，不可逆转。

投降契丹的赵延寿，此时正做着卢龙节度使，他很早就想模仿石敬瑭，也来弄个中原皇帝坐坐，因此多次劝说耶律德光“击晋”，攻击后晋。史称“契丹主颇然之”。契丹皇上深以为然。耶律德光认为必须要“教训”一下后晋了！

石重贵这时不以为然，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北境的危险，他的心思现在全在叔母冯氏身上。

贪美色柩前成婚

冯氏是五代时一等一的大美人，原来是魏州副留守的女儿。石敬瑭镇守魏州时与这位副留守感情不错，就在称帝之后给自己的弟弟石重胤提了亲，两家结为亲家之后，石敬瑭还将冯氏封为吴国夫人。

说来这个石敬瑭也是个不读圣贤书的主儿，他因为疼爱这个兄弟，竟将其改名，大排行以“重”字行，成为自己的侄儿辈，表示要像爱儿侄一样爱自己的兄弟。但这位石重胤在李从珂之乱中被杀，去世太早，冯氏早早地做了寡妇。

石重贵早就贪恋叔母美色，石敬瑭一死，他得到了机会。

当时石敬瑭的灵柩还停在宫中，石重贵便把其叔母娶了过来。

群臣无耻，都来祝贺。

石重贵更无耻，对冯道等一干祝贺大臣说：“遵皇太后之命，因为丧事还没有完，这个婚事就不跟众卿举办大庆啦！”

群臣退出，出帝石重贵就开始与冯氏酣饮作乐。有时要醉醺醺地经过高祖石敬瑭的灵前，就用酒酹地，向先皇祷告说：“皇太后有命，这个婚事也不同先帝搞大庆啦！”

左右之人听到都不觉失笑。出帝自己想想也发笑，对左右的人说：“我今儿当了新女婿，怎么样？”

冯夫人和左右都附和着大笑起来。

皇太后也即石敬瑭的夫人李氏虽然恼恨，但也拿他没有办法。

这个历史细节留在记录中，再一次证明：礼，在古代就是一种源于天道的行为规范；违背了礼，也即违背了天道下的行为规范；这样的人物事实上是对传统经验系统下规则的藐视，因此是传统所批评的对象，也是正道所批评的对象。他们在游戏规则中没有敬畏，属于“搅局者”，一般而言，这样的人，大多走在人生失败的边缘。石重贵也不例外。赵匡胤时代，天下文明之沦丧，一至于斯。赵匡胤以后要一点点恢复天下文明，就要面对历史驶过的惯性，做出一点一点的努力，工作艰难……

且说石重贵的原配夫人正好也去世不久，现在既然收纳了冯氏，干脆就将她扶为皇后，即位中宫。

石重贵昼夜纵乐，冯氏得专内宠。宫女们只好纷纷讨好冯氏，只要冯氏张口，讨好者就可以封为郡夫人。冯氏更开始干预政事，在枕头风中，她的哥哥冯玉，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物，被破格提拔为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参与国家管理。冯玉做学士后，专门雇佣了文人捉刀，替他写文章。不久这位冯玉又升任为枢密使，做了国防大臣，与景延广共掌全国武装力量。

景延广“十万横磨剑”

有个投降了契丹的牙将叫乔荣，契丹任命他为“回图务”，这是相当于边境商行的机构总管，负责两国边境口岸的货物交易。乔荣干得不错，有点积蓄，还在两国友好期间，在汴梁购置了房产。

到了石重贵时代，景延广就抓了乔荣，向出帝奏道：“从此凡是辽人在晋国境界内的，一律杀之，把他们的货财没收！”

说话就要杀乔荣。众人知道这事不得了！两国好歹和平多年，不见刀光，此时杀了人家的“回图务”，等于杀人家的大臣，那样岂不就有了吉凶难测的战火？诸人好说歹说，算是留下了乔荣一命。

乔荣被放行，临别时来辞景延广。

景延广对乔荣大言道：“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先帝是你们北朝所立，所以我等称臣奉表。但我们大晋现在的皇上乃是中国所立！现在所以降志低调面对你们北朝，正因为不敢忘先帝跟你们的盟约。晋、辽为邻国，我们称‘孙’，足矣，但断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不要轻信人言，轻侮我中国。中国士马，你也看到了。北朝的老家伙要是不爽，发怒，就请来战，孙儿这里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但他日要是为孙所败，取笑天下，可不要后悔！”

横磨剑，本来是指又长又重的大剑，景延广这里借指后晋精锐士卒。

“十万横磨剑”！乔荣觉得这番话够狠，但他担心回去说，恐怕没人信，就多了个心眼，对景延广说：“公这一番话，太多了，我害怕有遗忘，请您还是给我写张纸吧。”

景延广正在爱国热情血脉贲张中，根本就不在乎后果，就命人书写了这番话签名画押让他带走。

按照两国交往规则，景延广扣押乔荣，没收人家财产这件事，从性质而言，比“称孙不称臣”“十万横磨剑”要严重得多。为《资治通鉴》做注的胡三省对此有一议论：“景延广建议称孙不称臣，犹可曰为国体也；囚其邸吏而取其财货，则误国之罪无所逃矣。”乔荣在汴梁的府邸，相当于后世的领事馆，有不可慢待的严肃性。景延广此举，等于践踏他国尊严和财产，这是任何一个邦国也不愿意接受的羞辱。

果然，乔荣回到契丹后，一五一十或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德光大怒。想起派往南唐的使者高霸在淮北之死（我将在后面讲述这个精彩的谍战故实），越发感到后晋对契丹的恶意了。于是，就在这一时刻，耶律德光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入据中原！

景延广一言丧邦。

“十万横磨剑”在契丹与后晋之间划出了深重而又不可弥补的裂痕。

从此以后，晋使到契丹，都被捆了押在幽州，耶律德光再也不见晋国来使。

在后来的几次战役中，契丹每一次出战，都拿景延广这一番话作为借口。

各地有识者皆因景延广这一番大言，意识到天下要变了。

后晋名臣桑维翰多次请“逊辞”向契丹道歉，景延广根本不听。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更凭直觉知道“十万横磨剑”必然召寇，但是他也知道多说无益，于是开始招募兵勇，奏明朝廷在河东置备十几处要塞以备契丹。史称刘知远此时已萌“异志”。他之所以建构后汉帝国，很可能就在这个时机有了更具体的蓝图想象。

当时天下藩镇，除了中原大藩之外，就属河东、河北最为强悍，其中尤以河东为盛。中唐以来，为害中原最深的也是河东。河东就是山西，因位于黄河之东，故称河东。此地唐时胡汉杂居，多产马匹，先后名藩如安禄山、朱温、李克用等，皆据河东而反。石敬瑭也是据有河东后，开始壮大实力。所谓节度使，事实上就是战区最高指挥官，因此凡有节度使的地方，基本上可以视为军管辖区。最初唐代设于边陲，总十个军政长官，受职之时，朝廷赐以节钺，所以称为“节度使”。后来内地也开始设节度使，于是，地方行政与军政混合的行政加战区的藩镇，就成为百余年的制度性存在。河东节度使驻节太原，辖区屡有变化，但基本保持晋北晋中之地。

现在的河东，在刘知远辖下。

刘知远将河东建设得比以往更为强盛，成为足以与中原抗衡的大藩。

后来让赵匡胤头痛的北汉，也基本上是河东节度所在。终赵匡胤一世，没有解决河东问题——河东问题，要等到宋太宗赵光义时代才彻底解决。

后晋的三驾马车得罪了耶律德光，招来亡国之战；得罪了刘知远，在亡国之战中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援力量；如此，亡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括民谷”四海遭殃

后晋出帝石重贵，因为国家管理的无能，已经失去了政治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更严重的，他还有一项至为邪痞的政治经济政策：“括率”。

所谓“括率”，“括”汉语中有“搜求”的含义；“率”有“征求”的含义；直译过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搜刮”。因为搜刮的主要是粮草，故又称为“括谷”，史称“括民谷”。

但要记住：括率，不是地方藩镇行为，而是国家朝廷行为，是政府派到地方去搜刮粮财的临时性加税之经济行为。派出的官员有个临时的职称，就叫“括率使”。“括率”这个词，是在大唐五代历史文献中常常出现的血腥概念。

它从唐代德宗时代就开始了，但在五代时尤盛。官方派出“括率使”，带着工作组到地方，挨家挨户去搜刮粮草钱财。搜刮的名义可以是“朝廷用度不足”，也可以是“战争储备”，诸如此类。其实就是官员巧立名目入户抢劫。而且抢劫的额度有指标，这是比江南马楚的加税更狠毒的官方掠夺（马楚的故实，我会在后面来讲）。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地方官员在“括率”中，往往自行扩大规定的指标，将扩大出来的财货中饱私囊。这类现象，后晋一朝屡屡出现。

石重贵登基后两年，“括率”至有四五次之多。看新旧《五代史》、看《资治通鉴》、看《乾隆御批纲鉴》、看野史，都会发现后晋时期“括率”的疯狂。这是官方明火执仗抢劫的记录。后晋，因为“括率”而将自身置于历史上的“非法”之境。这类对私有财产的无情侵吞，是无道邦国的标志性痼疾。

赵匡胤的大宋帝国，与历史上的邦国或有多种相似处，但在对待私有财产方面，老赵和他的帝国是做得最好的。唐五代以来的“括率”行为，大宋从未有过。老赵不仅不允许部下剽掠民间财货，甚至对大军行动之后，被刁民乘火打劫的苦主，还由国家主动给予地方补偿。

与赵匡胤比，石重贵很像一个野蛮人。

现在来看后晋的“括率”。

出帝上台，老天闹灾。这一年，春夏干旱，秋冬大水；还有更厉害的蝗灾，蝗虫东起海边空地，西到陇头山麓，南跨江淮，北至幽蓟，从原野到山谷，从城廓到庐舍，漫天是蝗虫。不要说庄稼，连竹叶、树叶都被蝗虫吃光。这境遇下，若是赵匡胤早就开仓放粮了，但石重贵却开始了更加严苛的督催地方到民间抢粮。史称“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封仓全抢），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有因为藏匿谷物而被处死的人）”。

因为，整个后晋已经感觉到契丹在异动。这意味着：大战在即。

但地方官也有有良心的，实在完不成“括谷”的指标，“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纳印自劾去”，自己宁肯丢官，也不去完成那个抢劫的指标了。

按照后来宋初全境约五百万人口计，后晋此时“民馁死者数十万口”，全国饿死近十分之一的人口；而流亡者更不可胜数。朝廷无粮，但马上就要有一场吉凶莫测的大战，这时，也看出了后晋官员的“觉悟”。史称“留守、节度使下至将军，各献马、金帛、刍粟以助国”。后晋文武官员还是表现了极大的牺牲精神，自家献出钱财来“助国”打契丹。这是很难看到的历史记录。后晋人对契丹已经有了身份识别性质的“觉悟”。这个记录比起明末崇祯朝的官员来，似乎更多亮色。官员“助国”打契丹，有“同仇敌忾”的性质。据此可知，景延广对“士气”有估计。应该说，如果战略正确，调度得宜，最终战胜契丹是存在可能性的。但后晋没有抓住机会，多次有过失误，败亡已经不可避免。

契丹即将来侵、后晋全国闹灾、官吏各地括谷、士庶惊惧悲哀。后晋弥漫在沉痛而又凄楚的悲壮气氛中。

人祸猛于天灾

随着契丹的动作越来越明确，后晋的括谷也越来越疯狂。大兵一动就要粮草。因为天灾，史称“国用愈竭”，于是更派出“括率使”三十六人到各州郡再次去“括率民财”，这一次甚至下了死命令，三十六人各人都封赐了尚方宝剑，意思就是：地方如不听命，可以先斩后奏！到了地方，使者带上如狼似虎的吏卒，拿着锁链和刑具、刀杖，直接进入民家“括谷”。这时候，百姓家里的大人孩子个个魂飞魄散，吓得是求死都不可能——想死，也得拿出粮财来！更有地方县吏“复因缘为奸”——也就是借着国家这个政策随意扩大指标，多抢多占。

景延广也参与到公开抢掠中来。

当时规定河南府要经由“括率”，出缗钱二十万，景延广擅自要求：“率三十七万”，那多出来的十七万，就是他自己要贪污的数额。

这时有位留守判官卢亿，对景延广说：“公位兼将相，富贵极矣。今国家不幸，府库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复因而求利，为子孙之累乎！”

景公您出将入相，可以说富贵到极点了。现在国家不幸，府库都倒腾空了，不得已到民间去支取，景公您何以忍心借着这个机会再去求个人私利，这岂不是为子孙带来后患吗？

史称“延广惭而止”。景延广惭愧而终止了贪渎行为。

卢亿，是五代时期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他一直到大宋初期还在，成为赵匡胤一朝的官员。他的儿子卢多逊也是大宋帝国的名臣，虽然后来遭贬。

景延广最后“惭而止”，证明了他还有最后一点羞耻心。这是与那些天良丧尽，毫无羞耻心的各类官员不同之处。

后晋“括率”除了指标规定外，另有地区差别。譬如，当时河北恒州（今正定）、定州（今正定定县）灾情最为严重，所以朝廷规定，各地“括谷”，但恒、定二州不括。当时杜重威正出任顺国节度使，治所就在恒州。他也知道辖区蝗灾成一大浩劫，但却拿出“军食不足”的理由，违背朝廷规定，继续在境内“括谷”，史称得粮百万斛。但是这种“括谷”是“助国”打契丹的，因此，必须上报，但杜重威只上报三十万，其余七十万都流入私囊。不仅如此，他还借机下令向民间“借粮”百万斛，等到来年春夏将借来的粮食高价卖出，又得钱两百万缗。由此案例可以看出“括谷”的血腥程度。

当时治定州的义武节度使马全节，他的手下看到杜重威这么干，发大财，实在红眼，也想效法恒州模式“括谷”，并“坚请行之”。但马全节表现了与杜重威不同的姿态，史称马全节“以职在养民，不许”。因为官员的职责是“养民”而非“抢民”，所以没有允许部下“括谷”。

马全节的一番原话值得记录：“边民遇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复扰之，则不堪其命矣。我为廉察，安忍效尤。”

边境之民遇到蝗灾旱灾，各家的吃用正在困境中，现在用官方行为再去骚扰他们，那百姓们可就没法活了！我身为观察使，怎么能忍心效法杜重威！

史称“百姓称其德”。百姓对马全节的德行大加赞誉。

但这个马全节先生，曾经带着一个妓女做婢女，在府邸外租了个房子给她住，有人将这事当作他的劣迹进了谗言，马全节就将这个无辜的婢女杀了。过了几年后，马全节在病中，多次见到这个婢女。有一次，家人都看见他在跟一个不存在的人说话，他说：“你来这里干吗？”又说：“我给你钱财。”还说：“我给你塑像，抄经，超度你。”似乎有苦苦哀求的意思。最后马全节对家人说：“这个婢女一定要我跟她一起走，已经请告过冥府啦！”不久，马全节病逝。

这个故实，事实上透露了至少三个消息：第一，即使在乱世，打死一个无辜的婢女也是罪过。第二，马全节为自己的罪恶，有内在的忏悔和恐惧。第三，道德，是人类独有的现象；道德力量的潜施秘运，令作恶人永远不得安宁。最后一层意思，如果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就会更深切地理解马全节的道德不安。他自己惩罚了自己。

逢乱世道义灭裂

且说“括率”。这个恶政，虽然是国家政府行为，但在地方官那里，往往要借这个政策巧立名目，不遗余力地盘剥辖区士庶，只要找到借口就上报朝廷要求“括率”，以此实现个人私欲。

镇守山东东平的杨光远，不久后投降了契丹，后晋朝廷下诏令山东兖州修筑守备设施，防御杨光远。当时的泰宁节度使安审信，就以“造城防楼堞”之名义，开始横征民财，充实自己的钱粮收藏。后晋朝廷大理寺卿张仁愿受派为“括率使”到兖州，带来的指标是：收取缗钱十万。来时，正赶上安审信不在，张仁愿以为他故意躲藏朝廷“括率”，就拘捕了泰宁的守藏吏，省军区仓库管理员，并指令他取一个库的钱。守藏吏见来人持有尚方宝剑，只好照办。这一个库的钱，就满足了十万缗的指标。而这样的库藏，安审信有不止一处。

后晋朝廷在赋税方向上是不讲理的。后唐时，规定各州府可以自卖海盐，一般每年可得十七万贯，当时不许民间卖盐，盐法严峻。石敬瑭德政之一就是开盐禁，规定：每户纳“食盐钱”自一贯到二百，分为五等，然后允许在这个范围内自贩海盐。这样就让国内的盐价下跌到每斤十到二十文。百姓曾因此蒙利。但到了石重贵即位，当年就改为重征盐商，过往贸易者收税：每斤七文；店铺坐商收税：每斤十文。盐税如此之重，令盐商在中原几乎绝迹，于是中原盐业重新收归国有，继续往朝的苛政，由官场买卖。更恶劣的是，原来百姓所缴纳的“食盐钱”本来属于“卖盐税”，现在不允许百姓买卖了，你倒是取消啊！后晋还不取消，继续收敛。这就等于双重征缴。史称“民甚苦”。

这个盐税的恶政，一直到宋代才革除。

……

越是知道五代诸国的虐政、暴政，越是理解大宋帝国的德政、仁政。

但就在这样的乱世中，在如此不堪的道义灭裂中，后晋与契丹有过三次大的决战。契丹虽然最后灭了后晋，但在三次大的决战中，后晋居然在举国“括谷”的灾难中赢得了两次胜利。了解这类中原战胜契丹，但最后又被契丹灭国的经验，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原衣冠与草原部落间充满血性与耻辱的盈虚消息；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原两大高人王朴和赵普为什么都提出“先南后北”的战略；更可以带着温情理解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政治家之责任伦理。

我先来说说两次“辉煌胜利”。

杨光远被逼造反

公元944年，时当后晋开运元年春，耶律德光下幽州，在河北、河南与后晋苦战，未能取胜。是为第一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与平卢节度使（治所在山东青州）杨光远有关。他给了契丹一个大礼包。

杨光远本来在后唐做官，跟着张敬达讨伐石敬瑭，眼瞅着失利，最后投降了石敬瑭，算是为后晋立下拥立之功。后来，在藩镇范延光“谋反”时，杨光远还镇压范延光，再立战功。两大“功勋”令杨光远声名大噪。

杨光远自恃拥有重兵，常常干预朝中之事，甚至多次抗命。史称石敬瑭“常曲意从之”，甚至将自己的女儿长安公主下嫁杨门，做杨光远的儿媳妇。

石敬瑭对杨光远的跋扈，常常给个模棱两可的姿态，让着他，但执政官桑维翰又兼任着枢密使，却不让着他，但也不欺侮他，只是按照传统法规给予裁定或批驳。附和桑维翰的，还有执政李崧。这样杨光远就无法太过分，但也很不满。后来他知道这都是执政桑维翰和李崧的意思，就有了怨恨。杨光远干脆给石敬瑭秘密上表，说执政的坏话。石敬瑭知道这份密表的厉害：完全听杨光远的，罢黜两位执政，晋国就别干活儿了；不听杨光远的，这小子要是闹起来，又是一大祸患。思前想后，石敬瑭做了一个决定：给桑维翰加一个兵部尚书的虚衔，李崧加一个工部尚书的虚衔，免去了这二人的枢密使之职务。

不仅如此，还多次要杨光远到河北一带来做“都部署”，前方总指挥，处理边境事宜。最后，干脆任命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治所在河北大名。此地辖境当河北南部，靠近幽州，属于天下重镇。

石敬瑭这一招太昏！任命完事，他就后悔了——这里距离契丹太近，万一这小子要是效仿老夫，那可不是耍的！桑维翰也有这个考虑，于是秘密请求分散天雄军的兵力，办法是：给杨光远加官为太尉（朝廷军事方面的最高荣誉职称）、改为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治所在河南孟州）。

杨光远得到消息，从此对石敬瑭和后晋有了怨恨心理，他开始暗中贿赂契丹，并多次向契丹自我表白，还私自训养了各类亲兵千余人。这时，他已经有了叛离的念头。只不过，他在等待时机。

石敬瑭也知道“移镇”对藩帅伤害太大。于是又更命杨光远镇守山东青州，加封为东平王。这样，杨光远就由“省部级”升格为“国王”啦！此举，算是略略安慰了杨光远。在帝国之中，“王国”是最高行政级别了，再往上，就是“帝国”了。杨光远开始称王，也觉得尚好。就要求带着儿子杨承祚同行，石敬瑭答应，又拜杨承祚为莱州防御使，父子俱东。

作为临别礼物，石敬瑭还送给他们官马三百匹。

但就是这三百匹马，成了杨光远日后跟后晋翻脸的台面理由。

出帝石重贵继位后，也不敢得罪杨光远，还拜他为太师，封寿王。但景延广开始生事。他认为晋国马少，不利于以后与北方的征战，于是又开始“括”天下之马用来佐军。他给杨光远发去了一个口信，说先帝给你的良马三百匹，乃是借的不是送的，要还给朝廷。

杨光远闻讯大怒：“此马乃先帝赐我，安得复取！这是怀疑我造反啊！”

于是干脆就反。

他的谋反策略与石敬瑭如出一辙：召契丹入寇。

他告诉契丹愿意合兵灭晋，还说“中原士兵大半都饿死了，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耶律德光大喜，于是率十五万铁骑南下，连下贝州（今河北邢台附近）等地。后晋北疆的几个刺史也闻风而降。

为帝业“北结强虏”

从石敬瑭开始，中原大藩起兵造反，所依靠的核心力量就是契丹。除了契丹，他们也都知道拿不出更优势的力量来做那泼天的帝王“大业”。

石敬瑭做了皇上之后，中原连续有三个藩镇不服从他的调动，最后反叛，吓得石敬瑭心惊肉跳，几乎就要逃窜。最后他问计于河东大帅刘知远，刘知远说：“自古帝王之兴，自有天命。陛下当年守晋阳，困难的时候，粮食已经不够五天所用，但最后还是成就大业。这就是天命。现在天下已定，内有劲兵，北结强虏，那些鼠辈又能干成什么大事！”这一番话，让石敬瑭放下心来。

“北结强虏”，是五代这一批要干“大业”的人最重要的依恃。所以能在乱世成事，这是不可忽略的“国际背景”。在这一层历史迷雾中，船山先生深刻地勘透了它的因果。他在《读通鉴论》中分析这个现象时说：“德不可恃，恃其功；功不可恃，恃其权；权不可恃，恃其力；俱无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谓为天子者，唯契丹之虚声以恐吓臣民而已。故三镇继起，张皇欲窜，而刘知远曰：‘外结强虏，鼠辈何能为？’则契丹以外，敬瑭无可依以立命也可知矣。”

这段话意思是：（历史来看，每一次改朝换代）如果道义道德不可依恃，那就依恃功业名望；功业名望不可依恃，那就依恃权力权谋；权力权谋不可依恃，那就依恃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石敬瑭这些都没有足够资源可以依恃，但他之所以在汴梁僭位而自认为是天子，唯有仗恃契丹的声名用来恐吓臣民而已。所以三镇一开始叛乱，他认为自己没有力量能够弹压，就想逃窜。刘知远说：“外结强虏，鼠辈何能为？”透过这句话可以知道：石敬瑭实在是除了契丹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支持他人间立命也即充当天子的资本。

杨光远要干“大业”，也要依恃契丹的力量做一次中原之主。

他在等待时机。

石敬瑭尚在时，他有过一次机缘。

三镇之一的滑州（今河南浚县东）叛乱，杨光远受石敬瑭之命前往剿抚或平叛。但他部下的大兵还没有到滑州时，士卒们听说滑州已经反了，就想推戴杨光远做皇上。士卒们认为主帅杨光远当初在晋阳投降石敬瑭，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现在推动主帅当皇上，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加官晋爵。于是大胆不逞之徒开始啸聚，阴谋胁迫杨光远起事。

但杨光远认为这个“机缘”并不成熟，理由很多，但我能猜想他的小九九，就是还没有做好勾结契丹的准备！依靠他现有的藩镇力量，要推翻上台不久的石敬瑭，似还没有胜算。于是，他严厉斥责了这伙闹事的部下，大言道：“天子岂汝辈贩弄之物！晋阳之降出于穷迫，今若改图，真反贼也。”天子这个位置，岂是你们这班家伙贩卖摆弄的玩物！本帅当初晋阳之降实在是出于形势所迫，现在要想改变图谋，那可真是反贼了！

像石敬瑭一样，何时是合适机缘，他们有动物直觉般的感应。

滑州，杨光远没有反，史称“其下乃不敢言”，他的部下听到这一番话，这才不敢多言。这是五代史上“被拥戴”不成的一个案例。当有此“被拥戴”的故实之后，石敬瑭对杨光远应有小心翼翼的提防；杨光远也应有擘画野心的推演。现在，石敬瑭已死，石重贵跟契丹闹翻，景延广来讨要“三百匹马”，杨光远的动物直觉有了反应，他认为：这一次，真的机缘来了。

所以，他开始吆喝契丹入主中原。

而契丹，也正在寻求战机。现在，不仅杨光远在招呼契丹入寇，连赵延寿也在怂恿契丹南下。听说中原又在蝗旱大灾中，契丹认为：向“十万横磨剑”雪耻的时机到了。

耶律德光制定的总体战略是：从幽燕出兵，过黄河，与山东杨光远会合，而后西进直捣汴梁。

第一次战役开始了。

耶律德光兵败北归

出帝石重贵得到契丹南下消息，河北战事失利后，开始亲征。

景延广官拜御营使随行。

他们得出一个战略判断：“契丹东过河与光远会合，则河南危！”

于是出帝大营横在耶律德光与杨光远之间，与契丹相拒于澶州（今河南濮阳）、魏州（今河北大名附近）一线。又遣名将李守贞、皇甫遇以兵万人沿河而下，伺机寻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景延广口吐大言甚壮，领兵行阵实孬。此人无见识，更无胆识，却又无端傲慢，气势凌人。两军第一次接触，契丹在河南戚城神速包围了后晋名将高行周、符彦卿等人。在这之前，景延广曾下令诸将“分地而守，无得相救”。他的意思无非要诸将尽力，不要等待援军。但契丹大军来势太猛，戚城甚小难以固守，于是高行周等人火忙告急。景延广不救。时间一天天过去，出帝担心戚城有失，只好令景延广坐镇大营，自己率军去救。契丹闻讯解围而去。被围的将军见到皇上，感动得哭诉起来：“陛下若是再晚来一天，恐怕戚城难保！”

两天后，后晋名将李守贞等人北上来到一个叫马家口（今山东聊城附近）的地方，主动寻战。契丹匆忙遣步卒万人筑起营垒，散骑兵于营垒之外，又遣余兵数万屯在河西，有船数十艘往来渡兵。契丹还没有安排妥当，李守贞大兵已到。

一战，击败契丹骑兵。

再战，拔掉契丹营垒。

三战，杀获契丹援兵。

契丹大败，乘马赴河而逃，溺死者数千人，俘虏斩杀也有数千人。契丹河西之兵看着几千草原兄弟葬身河东，恸哭而去，不敢东来。

杨光远率兵出青州，准备西会契丹军，也被晋将击退。

戚城解围后，耶律德光示弱，退兵顿丘（今河南浚县北），打算诱使晋军离城后，契丹起伏兵邀击取胜。恰巧赶上阴雨连绵十余日，晋军倒是有追击的打算，在老天干预下，闭城不出，契丹伏击计划落空。

深春三月初，契丹派遣十万草原兵再攻戚城。出帝石重贵率众出城，临阵督战。大战从中午至傍晚，胶着中互有胜负。

耶律德光看到晋军严整，说道：“杨光远那小子说晋军大半都饿死了，哪是那么回事啊！”

看着大仗互有胜负，耶律德光心下不禁有了怵意。

天黑，两军暂时休兵，晋军退入城中，耶律德光想想退也不是，扎营也不是，又鼓余勇，召集精兵在暮色中强攻戚城。但晋军有准备，黄昏下万弩齐射，契丹死伤甚众。眼看天色越来越黑，契丹军不敢在城下扎营，又害怕晋军夜袭，便趁着月光，连夜北退三十里。第二天，未见晋军来追，于是干脆沿途烧杀抢掠，撤兵北归。

杨光远的地位瞬时尴尬起来：继续追随契丹，人家已经返回草原了！继续做他的藩王，明显已经惹翻了石重贵，青州已成孤城。

他的好日子不多了。

后晋契丹反目以来的第一场战役，结束。

后晋取胜三考

此战，事后来看，后晋的总体战略不错，将大军直接挺进到冀中、冀南，与河南连为一线，横亘于杨光远和契丹之间，始终不让他们连接，相当于围棋中的“隔”，契丹与杨光远就是俩“孤子”，未能连成一片。这应该是后晋取胜最直接的军事原因。

此战还有三个信息值得注意：

一个是中原民气甚旺，在反击契丹时大有同仇敌忾的气势。甚至，远在西北宁陕一带的定难节度使李彝殷还主动率兵四万从麟州（今陕西北部神木县）过黄河，进入契丹之境，以造成南北夹击之势。李彝殷此举深得兵法之要。他的行动等于在全面战场上又开辟出北边的一环。契丹与青州，一南一北“夹击”后晋；后晋与麟州，又一南一北“夹击”契丹。战场出现了“双环结构”，不仅后晋被围，契丹也被围。所以出帝石重贵很重视定难军的这一次“围魏救赵”式的主动军援，战时，即升李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

开运元年（944）春，晋出帝在北面牵制契丹，特意封赏李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契丹西南战区总司令，防备契丹由此路南下。所以当出帝与契丹大战时，李彝殷得到消息，尽管契丹没有从他的辖区南下，他还是主动出击，侵扰契丹的西南方向，遥远地声援了后晋帝国。

有一个叫程福赟的人物，值得在这里说说。

出帝北征时，他当时正做着奉国右厢都指挥使，五代时，马军旧称“护圣”，后来改为“龙捷”；步军旧称“奉国”，后来改为“虎捷”。都是对禁军的称谓。禁军有左右两部，称为“左厢”“右厢”。程福赟的“奉国右厢都指挥使”，就是步军右厢总指挥官。

这一支步军有了“阴谋拥戴”的军变，夜间开始纵火焚烧大营。

程福赟组织灭火，自己也被烧伤。大火被扑灭，哗变者没有成功。

当时战场形势险恶，京师空虚，天子在外，而契丹即至，程福赟思前想后，认为不应该因为这一场变故而动摇人听。

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隐匿这件事，不去上报，尽可能地将消息控制在小范围内。这是“以静制动”的兵法枢机所在。

程福赟不简单。

但有个下级军将，很想肉体消灭程福赟，他好取而代之，于是诬陷说程福赟参与叛乱，与哗变者同谋——如果不是这样，他为何不上报？

出帝闻言，想想也是，哪有那样的人啊？于是抓了程福赟，程福赟也不自辩，最后被杀。史称“人皆以为冤”。

后晋帝国，无道至此，还有这样的忠义之人，实属难得。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契丹开始得到河北等地后，总是对地方有“抚慰”，地方官也往往留任拜官并有赏赐。等到戚城之败，惹恼了耶律德光，再后来，攻略所得的庶民，一律杀害；俘虏的军士，全部烧死。史称“由是晋人愤怒，戮力争奋”。中原士庶对契丹开始有仇恨积聚。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当时后晋最为强大的一支军队是驻守三晋大地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刘知远虽然也曾有过大兵异动，早期也曾抗击契丹，但在这一次决战中，却始终是佯动。出帝下诏令他率部出恒州（今山西大同）击契丹，他却兵屯乐平（今山西昔阳），逗留不前。

出帝返回汴梁后，对景延广有了不满，夺了他的大权。

景延广“郁郁不得志”就居住到洛阳。他也看出中原虽然战胜，但长久看，似不是契丹对手，于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开始大置宅第，广置伎乐，恣意放纵，聊以度日。出帝也有感觉：战役虽胜，但实不足为喜。投降的将士、背叛的刺史、不听调遣的大将，特别是刘知远的河东，正在做大做强。这些都让晋国有了隐忧。他有些后悔当初的孟浪，不该放纵景延广横挑强梁。

一代名相桑维翰，在后晋朝中遭遇一群昏人的排挤，此际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但他还是相信契丹的魔力，于是多次劝谏出帝向契丹请和，停止战争，以此来缓解大晋倾覆的结局。石重贵于是派人向契丹奉表称臣求和。

耶律德光回信说：“让桑维翰、景延广来；再把镇州、定州割给我，乃可以谈和。”

将本国大臣送给敌国，已经割让燕云十六州，还要继续割让两个大州，这条件根本就不是条件，这是明摆着不想“和”。史称“晋知其不可，乃止”。

两国的仇雠已经不可化解。

此际只有你死我活。

事实上，契丹连岁入寇，不仅中原疲于奔命、边民受尽战火之苦和“括率”之毒，契丹人和牲畜也损失惨重。契丹部落民众也普遍厌战。耶律德光的母亲述律平太后开始劝谏儿子。

她说：“让汉人来当胡人大汗行不行？”

耶律德光回答说：“不行！”

太后又说：“那你为何要当汉人的皇帝？”

德光道：“姓石那小子辜负了我对他们的恩义，不能容忍。”

太后说：“你现在即使取得汉地，也不能居留；万一有差失，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德光一向服从母亲懿旨，也准备接受母亲的意见。但一想起“十万横磨剑”就无法按下一股腌臜之气。

述律平太后又对她的下属众人说：“这些年来，汉儿哪曾睡过一晌好觉！自古以来，只听说汉来和蕃，没有听说过蕃去和汉。汉儿如果能回心转意，我们又何必吝惜与汉儿和好！”

这番话的意思是：只要汉人继续来求和，契丹还是愿意忘记“十万横磨剑”的故实，争取与汉人和好如初。但后晋一次求和不成，就没有再派人来说项。后来耶律德光进入汴梁时对大臣李崧等人说：“如果当时晋国使者再来大辽求和，我也许就答应了，那可能就没有这一次南北之战了。”

后晋没有再去求和，契丹想着“十万横磨剑”，于是，有了第二次决战。

皇甫遇置死后生

公元945年，辽、晋大战于阳城（河北安国、顺城附近），晋兵大败契丹兵，耶律德光仓皇北遁。是为第二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与幽州节度使赵延寿有关。他怂恿了耶律德光。

契丹大将赵延寿，原来是中原将领，多年前跟随老爹赵德钧投降契丹，此人有战功，契丹有“以汉制汉”的远猷，所以赵德钧死后，他一直得到重用，给了他一个幽州节度使。

幽州节度使又称卢龙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是当时河北最大的一个藩镇。

此外，契丹还赐封赵延寿为燕王。赵延寿对契丹是死心塌地、忠心不二。更妙的是，赵延寿也想效法石敬瑭。耶律德光知道他的意思后，就答应他：如果灭晋，中原之主就由他来替代石重贵。

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赵延寿使出了浑身解数要完成“灭晋”大业。于是多次怂恿耶律德光南下。

后晋开运二年（945）初，耶律德光二次入寇。

赵延寿任先锋。

石重贵闻讯还想亲征，无奈正生病在床，只好先派出诸将北上抵御。

初战，晋军不利，在退屯中乱了章法，不但委弃器甲，还焚掠所过。抵抗外敌入侵的大兵成了掠夺子民的土匪。

春，正月，出帝下诏开始部署诸军。

契丹逼近邢州，义成节度使皇甫遇领兵赴邢州。

契丹侵犯邺、邢、磁三州（今河北临漳、邢台、邯郸），抢光杀尽，入据邺镇境内。

后晋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率全部行营兵数万人，列阵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安阳河水之南。

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兵往前方打探契丹情况，以为大军相机决战提供可靠情报。

他俩孤军直入，相当于火力侦察，一直到了邺州辖境，不料与数万契丹兵遭遇，皇甫遇等边战边退，直到榆林店（今属山东）后，契丹更多人马结队而至。在这生死存亡的惊险时刻，皇甫遇与慕容彦超谋议道：“我等现在退走，将会被追兵全部杀光，不能再退！”

于是在戒备中布设军阵，从中午到下午，两个多时辰中，与敌力战百余合，相互都有杀伤。战至惨烈时，皇甫遇战马仆倒而死，舍马步战，继续格杀。仆人杜知敏把自己的战马给他，皇甫遇一跃上马，再战。敌兵少却。皇甫遇见危困稍解，寻杜知敏，知被契丹擒去。皇甫遇道：“杜知敏义士也，不能丢弃他！”

于是与慕容彦超率众跃马杀入敌阵，夺取杜知敏回来。

敌军虽众，但交战锋面，双方士兵直接面对的人数却大致相当，只是敌军锋面厚度大于晋军。契丹的做法是：将刚才战斗的将士换下，又派新的生力军列阵来战。这样，契丹每一轮交战都是生力军；皇甫遇每一轮交战都是反复厮杀的疲军。皇甫遇、慕容彦超二位将领知道这是最后时刻了，二人相互鼓舞道：“我们这些人已经不能退走，只能以死报国！”

从白天到日暮，安阳河水之南的诸将有些奇怪：怎么皇甫遇出去探听敌情，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大将安审琦道：“皇甫太师到现在没有消息，一定是被北虏所围困。”

言犹未了，有骑马来报，告知皇甫遇等被契丹数万人包围。

安审琦毫不犹豫，即上马引骑兵出营来援。行前，张从恩说：“探马所报未必可信，假如契丹真的蜂拥而至，即使我军全部派出，怕也不足以迎战，您去有何用？岂不白白送死？”

安审琦道：“成或败，是天意，万一不济事，理当与皇甫太师共承受之。但假如契丹把皇甫太师掳去，我等何面目去见天子！”

于是渡过安阳河水向北进军。契丹兵遥见南方烟尘扬起，知有援兵北上，马上解围而逃。契丹兵退时，军中自相惊扰，混乱中迅即流传开一个谣言：“晋军全部杀过来了！”当时契丹耶律德光正在邺镇（今邯郸），闻听此信，也慌忙向北逃遁，不敢过夜，一直到鼓城（今石家庄晋州）才立住脚。

安审琦此役再一次证明两件事：

第一，契丹并不可怕，中原将士完全有能力战胜他们。

第二，契丹也很怕中原。

五代“风月案”鉴戒

安审琦，五代名将，曾在后晋后汉时多次抗击契丹。后来周世宗时，因功加封太尉。镇守地方时，史称“严而不残，威而不暴”，严厉但是并不残酷，威权但是并不暴虐。民众很是怀念他的德政。

但安审琦有好色之癖，在大宋成立的前一年，时当后周显德六年正月，被他的仆隶暗害而死。原来，这个仆隶与他的爱妾私通多年，爱妾总是害怕事情败露，就与这位仆隶商议谋杀亲夫。仆隶害怕，爱妾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反告你欺凌我！”仆隶不得已，答应了她。等到当晚，安审琦大醉，在帐中睡觉，这位爱妾就取来安审琦枕下的宝剑给仆隶，要他快快动手。事到临头，仆隶还是害怕下不了手，最后召来他的同党，杀害了一代名将。接下来，这二人又杀害了将军帐下的所有妓妾，试图灭口。

出事后，一开始没有人知道这事是谁干的。安审琦的子侄辈就在灵柩前哭泣道：“大王平生器业，如此煊赫，难道就不能显露威灵，让那奸人受罚吗？”据说，当场就有一个仆隶，自己用自己的手擒捉自己的身体，仆倒在灵座之前。事情终于败露，被安审琦的儿子捉住，复了仇。当时的周世宗柴荣听闻此事，大为震惊，史称“为之辍视朝三日”，为他的死停止上朝办公三天。还下诏赠官，追封他为齐王。

记录这事的是大宋名臣丁谓，出于他的《丁晋公谈录》。他同时还记录了另一宗风月案。

说后晋时，襄阳藩帅高怀德，他的部下小校有人与爱姬私通。这位爱姬私自将大帅的锦缎棉袄送给这位小校。小校拿了锦袄到市上去卖。高怀德已经知道，没有作声。别人也知道了，就来告诉大帅，说“大王的锦袄，有人拿了在市上卖”。高怀德说：“锦袄，是皇上赏赐的，但又不是我一人得到赏赐，岂能只有我家有！你莫要乱栽赃！”这事这样过了很久，小校都不知道大帅已经早已知道此事。后来高怀德找了个另外的缘由，将这个小校“阴去之”，暗中解决掉。

丁谓说这个事，来与安审琦比较。

据说安审琦曾经有一夜，烛光下，隔着帘幕，恍惚看到有奸夫偷偷地溜出宅中。但安审琦不知此事应如何处理，声张吧，坏了自家名声；不声张吧，咽不下这口腌臜之气，只在烛光下按着自己的两个膝盖，叫着自己的名字，叹一声：“叵耐审琦！”我安审琦真是无法忍耐啊！但据说正是因为这一声叹息，让安审琦的爱妾动了杀机。

丁谓对此评价道：“居上位者，对治理小人要选择时机，不如，反而会很快受害。高怀德与安审琦这俩案子，可以作为鉴戒啦！”

五代史，风月奸杀案不多，忙里偷闲，说在这里，也可以考见当时的风俗生态。藩王藩帅，管不住姬妾和部下，也是一景。

符彦伦大摆空城计

且说皇甫遇等虎口脱险，与诸将一道返归相州（今河南安阳）。晋军听说此事，人人振奋，更是钦佩叹服皇甫遇与慕容彦超二将的神勇。

但耶律德光并不死心，并很快就知道了晋军虚实，又马上回师南下。

有一天，晋军正在议论如何固守相州时，赵延寿带领的数万契丹骑兵已经在安阳水北了。

这是一场两头害怕的决战。开始时是晋军怕，后来是契丹怕，后来又是晋军怕，后来又是契丹怕。各自都有面临敌阵虚张声势的时候，也有在恐惧中绝地求生的时候。

晋军曾留五百人守安阳桥，这是安阳河南北的通道，直接通连相州。也即是说，契丹从北而来，要克相州，要先过安阳桥。过了安阳桥，就相当于兵临城下。但当时任检校太尉统帅张从恩认为这五百步兵很难守卫一座孤桥，于是便将他们招入城内。这就等于放弃了安阳河到相州的通道。此时，契丹兵只需要缓缓渡过安阳桥，就可以顺利到达相州城下。而张从恩则带领大军南撤到黎阳（今河南浚县）。相州几乎等于空城。

相州守卫将军符彦伦并不慌乱，他命令城上挥舞旌旗鼓噪呐喊，契丹迷惑，不知城中实情，未敢过河。到了第二天天亮，赵延寿来了，他大着胆子率契丹军过桥渡水，迅即展开，组成钳形阵容，在方圆十几里的战场上，从北、东、西三面，远远地围了相州。北边一营还向南缓缓推进，逐渐逼近相州城下。赵延寿把武装起来的骑兵全部列阵于相州北门下，摆出要攻城的样子。

符彦伦鼓舞五百将士说：“这是胡虏要退走前吓唬人而已！不要怕！”

随即派出这五百全副武装的士卒，在城北列阵以待契丹。

这时，符彦伦等于与契丹在相州城北空地上处于对峙之中。但契丹兵不探虚实，终究没有敢动。与此同时，后晋末帝石重贵已经下诏要禁军精锐，右神武统军张彦泽率兵趋赴相州。赵延寿得到情报，退走。相州神奇地得到保全。

这一次战役，又有远在陕北的振武（在陕西与内蒙古之间）节度使折从阮，在契丹背后异动，他包围了胜州（今属内蒙古准格尔旗），接着又急攻朔州（今属山西）。这就给耶律德光造成了首尾不能相顾的危机。他一定以为这是后晋全部战略的一部分，是预先规划好了的行动，其实是中原将士的主动性战略配合。

折从阮，就是后来戏曲舞台常常说到的佘太君的祖父。佘，即折（音舌），有说法认为是折姓后来改为佘姓，也有说法是佘姓正宗说法当为折姓。折从阮的儿子折德扆，后来又在与中原联合中立功，此为闲话、后话，表过不提。

草原“铁鹞”进军晋营

这时，出帝石重贵病情略见好转，他说：“现在不是我睡安稳觉的时候！”开始强打精神部署诸将出征。

北面副招讨使马全节等人发来奏章告知：“据契丹降者言，虏众不多，我军宜乘其散归北方之时，大举径袭幽州！”

出帝相信这个情报的真实性。于是在全国各道（道，当时的省级行政单位）征兵，又下诏告知天下：晋帝亲征。几天后，从大梁也即汴梁出发。史上每论及帝王从汴梁出发亲征，总要用到很有气魄的四个汉字：“帝发大梁”。皇帝从大梁发兵征讨。

二月，出帝石重贵到达滑州，命安审琦屯邺镇。又到澶州，命马全节诸军按谋划好的节奏顺序依次北上。

赵延寿退兵直到山西大同，他用老弱兵赶着牛羊经过祁州（今河北安国）城下时，当地刺史沈斌上当，以为契丹兵不过尔尔，于是自领少数兵勇守孤城，派祁州主力出城攻击。赵延寿乘城里大军出去十几里地后，知道城内空虚，迅速集结早已埋伏好了的精锐骑兵夺取城门。两军在城门之下苦斗，沈斌站在城楼上指挥，赵延寿对他喊话道：“沈使君，你我是老相识了，古人说得好：‘选择祸害要选择小的’，事已至此，干吗不早早投降！”

沈斌道：“你父子因为失算陷身胡虏，投降倒也罢了，现在还忍心率犬羊摧残父母之邦！你不认惭愧和羞耻，反有骄矜之色，这是为何？我沈斌即使弓折矢尽，宁可为国捐躯，死也不可能效仿你的所作所为！”

城陷，沈斌自杀。

五代史中，少有死节之士。我行文中，凡遇此类人物，一般不惜笔墨，彰显人伦大义。

晋军攻打契丹时，连下数州，俘获赵延寿的降卒数千人。降卒中有人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晋军攻取了好几个州，契丹主知道后，正在率众南向，约八万余骑，要收复诸州。估计明晚左右就到了，应该早为防备。”

这一情报最后证明基本靠谱。这是耶律德光在倾全国精锐来与后晋争天下。一场惨烈的决战就要开始了。

后晋的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大将杜重威等人听到这个情报后，大惊失色，当天，退保泰州（今河北保定）。但契丹随后即到泰州，杜重威等不敢当，继续南撤。契丹跟进，晋军至阳城（今河北顺平县附近），契丹也随后到达。晋军将士返身与契丹决斗，一战，契丹大败，北逃十余里，蹚过白沟（海河支流）才稳住神。但在耶律德光的调度下，大兵不久重新集合，从四面包围了杜重威。史称“晋军结阵而南，胡骑四合如山”。我很欣赏这十二个汉字，几乎无法传达的现场气氛、阵势、敌我心态，那种恐惧中的勇敢，被这十二个汉字说得如此精彩！契丹与后晋都在害怕，两军的勇气几乎全部来源于恐惧。

阳城大战，就此拉开序幕。

后晋军一面竭力抵抗，一面撤退，一天后退十余里，已经人马饥乏。

晋军撤退到河北省顺平县东南的白团卫村（这里还是阳城辖区）。他们开始埋设鹿角。这是一种小型拒马，木架子交叉搭建，前端削尖，用来迟滞敌军骑兵的进攻。契丹这一次几乎全军出动，将晋军围了好几层。他们更派出精锐绕过晋军大营，切断了后晋军的粮道。晋军当天即断粮断水，派人挖井，不料当地土质沙化严重，每一次都是刚刚见到水，井壁即砉然坍塌。全军无水，将士们用布帛包起泥浆来拧了过滤，挤出泥汁，勉强饮用。

当晚，东北风起。

这个风向对晋军不利，晋军担心敌军火攻，将士一夜无眠。

第二天，是公元945年三月二十八日，东北风刮得更猛更烈，一些房屋都已经被掀翻了屋顶，大树也被吹倒。这是平原地区罕见的一场春季寒风，风中还带着冬日凛冽的肃杀之气。阳城战场的气氛开始变得越发紧张了。

耶律德光因为切断了晋军粮道，又在顺风中，他有了胜利的预感。他坐在契丹族独有的战地移动指挥“大奚车”里自信地部署草原大兵。“大奚车”应该是可以被几匹马拉的平板大车，耶律德光站在车上，应该能够环顾四周，将士们也应该能够看到他。

他站在车上开始了简短的战争动员。他说：“晋军也就这点儿人了！都给我把他们擒了！尔后南下取大梁！”

他远远地望见晋军营地到处都是鹿角，就命令草原“铁鹞”，也即铁甲骑兵全部下马，拔除鹿角。上万骑兵穿着笨重的铠甲，下马步行，清理鹿角，从四面进入晋军大营。同时，位于东北方向的草原兵们开始顺风纵火，火光中，还扬起尘土，造成了一种迷迷茫茫的战场景观。

名将符彦卿横击契丹

晋军已经远远地看到几里地外的火光了，甚至听到契丹兵的呼叫了，历史记录道：“军士皆愤怒，大呼曰：‘都招讨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后晋军士们人人激动愤怒，大叫道：元帅为何还不下令冲锋，这不是要让我们士卒白白在这里等死吗！

中原将士们不想等死，纷纷请战。

诸将也来请战。

但都招讨使，也即军中主帅杜重威道：“风太大了！等风稍缓，再看是不是可以一战。”

马步都监（骑兵步兵的总监，略相当于政委）李守贞见形势危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现在的形势是，彼众我寡，但在这漫天风沙中，双方谁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有多少人。拼死一战，或有胜算。这一场风沙，乃是天助我也！等到风沙停了，我军士兵看到敌人兵多将广，一旦夺气，我等就完蛋啦！”

说罢，他不等杜重威发令，就直喊一声：“诸路兵马，出发击贼！”

行前又对杜重威这位中军主帅说：“令公好好守住大营，守贞率中军决死矣！”

大营另一阵地，马军左厢都排陈使，也即战阵前的马军左路指挥官张彦泽召诸将问计，诸将都认为“虏得风势，我军逆风而战不利，应该等风向有变再战不迟”。张彦泽也认为有理。于是坚壁不战。

诸将退，但马军右厢副排陈使，也即战阵前的马军右路副指挥官药元福留下，对张彦泽说：“今军中饥渴已甚，如等风回，我等恐怕早已成为契丹俘虏了！现在敌人正以为我不能逆风来战，我等偏偏要逆风而战，出其不意急击之，此兵之诡道也！”

马步左右厢都排陈使，也即战阵前的马军、步军总指挥官符彦卿支持药元福的意见，他说：“与其束首就擒，何如以身殉国！”

于是，张彦泽、药元福、符彦卿并大将皇甫遇引精骑出西营门，逆风中，发起攻击。

其他大营诸将闻讯相继率军跟进。

中原将士在风沙火光中连续不断地踊跃而出，契丹兵始料不及，史称“却数百步”。正是这“数百步”的退却，为中原兵赢来了机会。

符彦卿临阵与李守贞遇合，问李守贞道：“咱是带着队伍往来厮杀，以此守卫大营，还是直前奋击，决胜今朝？”

李守贞道：“情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怎么还可以调转？不必！长驱直入，向前！向前！”

符彦卿等人听后，大吼一声，跃马前去。

此时风势更加强劲，一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战场仿佛进入黑夜。

符彦卿率万余骑横击契丹，呼喊声惊天动地。

与诸军比较，符彦卿这万余骑似乎让契丹兵更为印象深刻。这些中原将士在火光和风沙中辉映闪现，犹如天兵天将，扫掠着契丹的战阵和大营，任何抵御对他们都没有意义。偶尔组织起来的几队契丹敢死兵试图阻止他们，但是无效。你阻止他们，他们向前、向左、向右；不阻止他们，他们也向前、向左、向右。他们只知道向前、向左、向右，横冲直撞，就是不向后！他们抡着大刀，挺着长戈，向前、向左、向右，将眼前遇到的一切——无论士兵还是将军、战马还是辎重、栅栏还是营帐——统统砍倒、挑翻，而后，继续向前、向左、向右。契丹兵看到满脸黑灰的大兵鼓勇向前时，一嘴白牙格外显眼。每一个士兵都在抡动砍刀，挥动长戈。金属的碰撞声，士兵们在恐惧中互相鼓舞的呐喊声，大刀、长戈飞起时的呼啸声，在契丹大营此起彼伏。

符彦卿曾多次击败契丹，故契丹人对“符彦卿”大名一直畏惧有加。

李守贞令步兵全部出动，拔去鹿角，与骑兵一起出斗。这样，就在后晋骑兵扫掠过后，更跟上了黑压压的步兵。一时间，步骑俱进。

契丹骑兵赶紧准备上马迎战，他们这才发现犯了一个错误：铁鹞战骑上马是要解决一堆零碎的，骑兵的盔甲、武器都与战马的装备配套，史称“铁鹞既下马，苍皇不能复上”。而李守贞部则如神兵一般从风火中跃出一匹又一匹战马，在愤怒的士兵簇拥下，忽然出现。就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契丹的骑兵优势顿失，在漫山遍野的杀声中，契丹大败而逃，势如山崩。中原兵逐北二十余里，一路上收获契丹委弃战马铠仗无数。

契丹散卒在阳城东南的水边，稍稍恢复整顿军列。杜重威做出了他一生中也许是唯一有点亮色的决定，他说：“贼已破胆，不要让他们有时间重整军列！继续出击！”

他派出了精骑攻击，契丹兵全部渡水退去。

耶律德光乘“大奚车”北行十余里，速度太慢了，追兵就要到，慌忙中，逮着一匹骆驼，乘之而逃。

天色大亮，士兵找到水源，一通狂饮。诸将请急追北贼，意欲犁庭扫穴，直趋幽燕。杜重威不同意，他说：“碰到北贼，咱们幸而没被杀死，难道还要向他们要什么衣囊吗？”李守贞也同意不再追赶，他说：“两日来人马渴甚，现在有水喝了个饱，都跑不动了，不如全军而还。”于是人马退保定州。

以阳城大捷为标志的第二次战役，结束。

初夏季节，出帝石重贵从澶州还大梁。一路上，得意扬扬。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还有第三次战役在等着他。

柒 帝羓

辽国上京述律平太后已经知道耶律德光生病不起，传下令来，要见人见尸。酷暑，如何保存尸体？有人出了主意，干脆将皇帝做成腊肉。众官同意，于是将耶律德光肠胃内脏掏光，腔子里塞满盐卤，做成了不会腐烂的尸体。这个东西叫“羓”，由于是皇帝被制成了“羓”，所以史称“帝羓”。

桑维翰遭疑被免

公元946年，契丹兵大举南下。杜重威投降，晋军大败。是为第三次战役。

第三次战役，与外戚杜重威有关。他最后葬送了后晋。

这样，三大战役后，后晋已经失去了武装抵抗契丹的可能性，到了公元947年初，时当后晋开运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进军开封，石重贵降。享国十一年的后晋，亡。

原契丹幽州节度使赵延寿南下征战，有可能扫灭并替代晋出帝石重贵来做中原“儿皇帝”。这个消息刺激了后晋帝国的外戚杜重威。

“儿皇帝”模式事实上成为北方帝国凌驾并怀柔中原帝国的一种“羁縻”方式。但有意味的是，总是有人愿意甘居“儿皇帝”之列。这固然是政治军事角逐中不得已的卑微选择，也是贪恋权力、为权力所诱惑的卑贱选择。

继石敬瑭之后，杨光远曾经试图选择这个方式；赵延寿正在选择这种方式；现在，杜重威也有了“异志”，他也开始准备选择这模式了。

杜重威长期镇守恒州（今河北正定），恒州，算是后晋帝国抵御契丹南下的第一道重要军事要塞。但杜重威事实上生性怯弱，契丹兵有时只有几十骑进入恒州侦察，他知道情报，不去追捕，却紧紧地关上城门，登楼备战。更恶劣的是，有时契丹只有几个骑兵，驱逐四近掳掠的中原人成千上百地途经城下，被掳掠的中原人一齐向着恒州城楼哀哭呼告，请求救助，杜重威也看在眼里，不做任何决断，听凭中原父老被契丹掳掠而去。

久而久之，契丹人知道了杜重威这一特点，于是更加放纵，恒州要塞四近郡县，几乎被契丹扫掠一空。

杜重威看到自己的辖区日渐凋敝，而契丹又随时可能南下，于是多次上疏要求回朝，石重贵不允。

杜重威的太太是石敬瑭的妹妹、石重贵的姑姑。去年，也即公元945年阳城大战后，杜重威回到治所恒州，没住几天，居然放弃职守，在未得到朝廷命令时，自己晃晃悠悠回了汴梁。

此事让文武百官大为惊惶——恒州万一出事怎么办？

宰相桑维翰奏报道：“杜威反抗朝廷命令，擅自离开军事要塞，这个罪过实在严重！平时他依仗自己是国戚是元勋，总以为朝廷会对他姑息包容。但是看看历次战役，他从未有过守土抗战之决心！陛下应趁此机会罢免他的所有职务，废为平民，以除后患。”

桑维翰称“杜重威”为“杜威”，是因为避讳石重贵的“重”字，“杜重威”已经改名“杜威”。而桑维翰在奏对中，也应注意避讳，不得出现“石、重、贵”三个字。

但石重贵因为姑姑的原因，不高兴这么做。

桑维翰又退一步说话：“陛下如果不愿意罢黜此人，可以在京师附近寻一个州郡给他。但重要的军事要塞是不能给他了！”

石重贵说：“杜威是我姑父啊！他是绝不会背叛我的。他这次回来，主要是我姑姑想他啦，要跟他见一面罢了。你不要瞎怀疑！”

石重贵认为桑维翰这一番啰唆未免以疏间亲，虽然没有罢免桑维翰，但从此却把原来隶属于桑维翰的朝中权力也转交给了户部尚书冯玉。桑维翰因为冯玉不学无术，很是看他不起，早就得罪了他。

桑维翰又因为这一番议论，得罪了石重贵的姑姑，还得罪了杜重威。后来，桑维翰还派女仆到宫中问候李太后（就是石敬瑭的太太），顺口说了一句：“皇弟石重睿最近在读书吗？”

这话传来，也得罪了石重贵——干吗那么关心“老六”啊！难道要拥立老六做皇帝吗？桑维翰聪明一世，在太后面前忽然关心石重睿，让晋帝也动了疑心。这样，官拜枢密使、中书令的桑维翰从此再无实权。后晋帝国的行政军事大权渐渐被冯玉一派所掌握。

后晋帝骄奢致内乱

冯玉最后解除了桑维翰的枢密职务，让他去做京师汴梁的市长。

有人对冯玉说：“桑公乃是我朝元老，现在既然解除了他的中央枢机工作，就算不留他在宰辅位置上，也应该给他个大藩去做节度使，也算是优待元老；怎么让他去做市长，亲自去管理市政这些细小杂碎的事呢？”

冯玉说：“恐怕他谋反。”

人又说：“他一个儒生，怎么能反？”

冯玉说：“就算他不能自己反，也怕他教别人反。”

这话的意思就是，当初桑维翰曾经教石敬瑭反，现在也有可能教其他人反。

邪佞之人的逻辑往往有常人不到的地方。正常人无法理解他的逻辑。

桑维翰得罪了这么多人，都在不经意间。此人聪明一世，但在宦海风波中，还是“嫩”了点。他不属于老谋深算或老奸巨猾的那一拨人物。他玩不了权谋。这个敏于政务，但却不懂明哲保身的读书人，在乱世的权力挤压中，除了倒掉，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前程。

桑维翰的倒掉，对后晋影响巨大。

此人唆使石敬瑭“卖国”是一大罪恶，但他掌管国家大事，有常人不及的智慧，也是事实。很多时刻，政务繁杂，有多头事件需要紧急处理，到了桑维翰这里，几乎是随口发令，一一安排下去，有条不紊。有人就怀疑他这么轻松随意处理政务，这活儿干得是不是有点蒙人，但事后仔细推敲他的每一项决定，几乎不可以移易一字。他处理问题就是如此精当。

连续多次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桑维翰在孤独中声称有病，要求辞职。他从此不获重用。而后晋帝国也在最后一个有点能耐管理政府事务的才子倒下后，失去了平衡。

曾经因为石敬瑭的礼遇而勉强做官的宗正少卿石昂，看到晋政一天天坏下去，于是出于儒学信念而有了对朝廷的批评和谏议。他多次上疏，史称“极谏”，但出帝根本不听。按儒学理念，三谏不从，即应辞官，独善其身，不能与无道邦国玉石俱焚。石昂“称疾东归，以寿终于家”，自称有病东归青州，后来得到较长的寿命死于家中。儒学对个体生命有重视，认为“以寿终于家”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死亡方式。石昂做到了。

史称石昂离去之后，“晋室大乱”。

阳城大捷后，石重贵以为从此太平，帝国管理的正当性不断流失，国家已经没有方向，昏招迭出。他个人生活更加骄纵，全无星点自制自律。在那种骄奢淫逸中享用“无道”的快感，他已经无法听进任何忠言。于是，士庶离心，民变蜂起。就连帝国勋臣，后晋最大的食利者杜重威，这个他最信任的人，竟然也在大捷之后有了“异志”。

后晋帝国向万劫不复的灭亡黑洞趋奔，开始加快了速度。

杜重威心怀“异志”

后晋北部有个叫孙方简的人物，在装神弄鬼中成为民变的领袖。他或投靠契丹，或依附后晋，两头下注，最后开始诱惑契丹第三次南下。公元946年的夏天，契丹开始在边境部署精兵。

出帝得到消息后，也做出了相应部署。在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中，后晋挟阳城余威，取得了几次胜利。此事再一次鼓舞了石重贵，他决定对契丹发起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战略进攻。

他和冯玉、李崧两大臣商量，拟派杜重威、李守贞为正副元帅，北征契丹。这时，帝国剩下的唯一一个明白人中书令赵莹私下对冯玉、李崧说：“杜重威是皇亲国戚，又身兼将相，地位已经相当尊贵，但他仍然有不足之色，总是觉得谁都欠他的。……不可以再给他更大军权。如果北方有行动，可以单独托付给李守贞。”

但冯玉、李崧根本不听。

杜重威是他们最为信赖的国家元勋，是他们的“自己人”。

李守贞应该是后晋第一名将，杜重威对他很是“器重”。时任侍卫马步都指挥使的李守贞，在山东郓州做节度使，每次北上抵御契丹，路过杜重威的藩镇，河北大名府时，杜重威都给他最优厚殷勤的接待，赠送他的金帛军器，动辄以万计。李守贞很感谢他的慷慨，在晋京朝见出帝时，说了杜重威很多好话，并对出帝说：“陛下如果哪天决定出征，臣愿意跟杜太尉同心合力，扫灭契丹！”石重贵对杜重威于是更加信赖。杜重威，开国元勋，大晋国戚，为重臣所信，也为第一名将所钦敬，这样的人，如何可以不信赖？石重贵是铁了心地将杜重威倚为帝王腹心、国家栋梁了。

这一年的初冬，石重贵任命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又指派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都指挥使、皇甫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梁汉璋为马军都排阵使、宋彦筠为步军左厢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厢都指挥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同时下诏向天下宣告：

朝廷此番大军动员，要扫平狡猾的蛮虏。先取瀛洲、莫州，平定关南（瓦桥关以南）；再收复幽燕、扫清塞北！此役，有人擒获蛮虏首领耶律德光，升节度使，赏钱万缗、赏绢万匹、赏银万两！

出帝石重贵不明白的是：杜重威要的不是节度使，而是中原的皇帝！故这类赏赐，对杜重威已经构不成诱惑。

这一年从夏季开始就连绵阴雨，直下到冬十月，淫雨已经造成北方水患，部队行军与辎重供应都十分艰难。方圆十几万平方公里的战区，灰蒙蒙、阴惨惨。而契丹的前锋大将赵延寿、后晋的中军主帅杜重威，此时则各怀心事。

在他们眼里，双方几十万将士甚至主上，都不过是他们的“棋子”。他们各自都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杜重威与李守贞在河北广晋（大名）会师后，继续向北推进。

深入契丹境内之后，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梁汉璋临时充当先锋，在浮阳（今河北沧县）北界与契丹骑兵相遇，苦战一天，寡不敌众，为流矢所中，殁于阵。杜重威赶紧后撤。这时，束城（今河北河间）等几个州县看到王师北上，都纷纷“反正”，表示重新归附中原。但杜重威等却纵火焚烧民房、抛弃老幼，掠夺州县妇女，踉跄奔回大名。

与此同时，杜重威开始不断地要他的妻子、石重贵的姑姑、宋国长公主进宫，向朝廷要求增兵。他警告朝廷，这一次深入敌境，必须保持足够优势兵力！

石重贵倾国行动是一场豪赌，只能胜不能败，故对杜重威的请求言听计从，不断将京师禁卫军补充前线。战端还没有开，皇家禁卫军已经全部开赴边境，杜重威掌握了全国最重要的武装力量。

杜重威这一手，投降契丹的前幽州刺史赵德钧早已用过。赵德钧就是在奉后唐末帝李从珂的命令“平叛”时不断壮大自家的力量，在投靠契丹时赢得一大砝码，最后带着儿子赵延寿叛唐投敌。杜重威此举也是如此。但石重贵看不到这一层。历史经验，往往无效。

杜重威曾经向后晋朝廷献上属于自己的步兵和骑兵四千人，以及配备所用的铠甲兵仗，“括率”时，也曾献粟十万斛，刍草二十万束。但他又说这些东西都在镇守的本道，也即根本不往朝廷移送。后晋出帝把他名义上所献的骑兵隶属于扈圣军，步兵隶属于护国军。杜重威又请求把这些兵马作为自己的军队，但他们的粮秣供给则由朝廷负责。这类用尽心机自我壮大的手法，石重贵居然看不明白，爽快地答应了他。

杜重威又让他的姑姑宋国长公主向出帝表示，由他来充任天雄军（今河北大名）节度使。

以天雄军为主体的河朔三镇，天高皇帝远，作为藩镇，历史上就是独立王国性质的辖区。时刘知远正在镇守河东，杜重威选择了天雄，自有深意。此地靠近契丹，正好可以据地自重。如有“异志”，此地即可成为进退之大本营。这个要求，出帝石重贵也一概应允。

晋军首失战机

公元945年秋，耶律德光也在做全国总动员。他这一次的目标是：直指后晋首都汴梁，将中原纳入契丹大辽版图。

契丹大军从易州（今河北易县）、定州（今河北定县）出发，迫近恒州（今河北正定）。后晋彰德（今河南安阳）节度使张彦泽此时正驻防恒州，率军与杜重威会师。他在两军异动时发现了战机，于是告诉杜重威：契丹布防有漏洞，可以击破。杜重威本来在得到契丹南下消息后，正在退缩，于是又改变计划，直趋恒州，张彦泽替代梁汉璋为前锋。

杜重威到达中渡桥（今河北正定县东南，在滹沱河上）。契丹已经占据桥梁，张彦泽率骑兵夺桥。契丹不能守，焚毁桥梁，退回北岸，与晋军夹河对峙。契丹害怕晋军渡河与恒州守军呼应，想继续北撤到安全地带，再寻机决战。但他们发现晋军并不攻击，只在滹沱河南岸忙着安营扎寨，似乎有长久驻军的打算，于是也在滹沱河北岸驻扎下来。契丹这一次扎营其实相当危险，因为恒州就在他们背后，而恒州城内的守军皆为张彦泽部下，只要张彦泽一声令下，恒州守军倾城而出，杜重威大军渡河夹击，那就应该是契丹的滑铁卢。但耶律德光居然敢于背负敌城隔河扎寨，无论从哪个方向猜测，都无法理解这种自处不利地势的军事冒险。如果想想去年春天，契丹攻戚城，晚上不敢扎营，慌忙北撤的历史，就会更奇怪这一次为何契丹居然敢于在腹背皆有晋军的态势下——扎营。

史称杜重威生性怯懦，他不敢与契丹决战，但又需要挟势要价，故做出老成持重的样子，慢慢下他那一盘很大的棋。

这也许是契丹吃透了杜重威，故敢于冒险的一场心理战。但我有点怀疑杜重威也许更早向契丹表露了投降的意图。或者说，他至少用某种今天已经无法知道的方式向契丹暗示了他在下的那一盘很大的棋，据说，老谋深算的家伙们之间，做事情往往有不必言明的大前提……

时任北面转运使（北征作战后勤部长）的李谷为杜重威提供了一个重要战术建议，他说：“大军距离恒州咫尺之间，烟火可以相望，互相传递信息很容易。我们如果多用‘三股木’投入河中做桥柱，上面铺了细柴杂草，再用土填平，就是一座临时桥梁！然后跟城里守军烟火旗号约定，举火为号，招募一支敢死队，夜晚杀入敌营，我大军跟进，内外夹击，辽兵必然溃逃！”

所谓“三股木”就是三根大木头，集束，拦腰捆绑，然后上下分开，三木鼎足而立。滹沱河水并不深，水流也不急，寻找僻静处，架设这个桥梁，工程应该不难。所以李谷的意见得到诸将赞同。但没有人知道杜重威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所以杜重威反对这个意见，诸将莫名其妙。李谷被派往河南沁阳、孟县督运粮草。杜重威则在大营与诸将肆筵设席，日夜饮酒。诸将也在酒局中尽力逢迎大帅，无人讨论军情。

晋军失去了一次取胜机缘。

桑维翰的可怕预言

耶律德光又密派国舅萧翰（萧翰的妹妹嫁耶律德光）率百余骑沿西山绕出，到晋军背后，切断辎重转运路线。而晋军派出的樵采士兵都被生擒，偶尔放还几人也声称敌军人数众多、无比强悍。此类说法传开来，大营开始弥漫恐怖情绪。而萧翰所率百余骑到达栾城下，栾城守军不知契丹忽至，竟开城投降。萧翰俘虏中原士民，都在脸上刺青四个字：“奉令不杀”，然后释放他们南下。路遇北上运送粮草辎重的晋军，一个个吓得心胆俱裂，纷纷抛弃辎重，四散逃亡。

李谷负责转运粮草，闻听这些军情，亲笔写奏章说：大军情势已危，请陛下从速起驾，前往滑州，可调高行周、符彦卿扈驾，并速派他军进入澶州（今河南濮阳）、孟州，以备契丹越过黄河。他写好奏章，密派心腹将领关勋急报晋帝石重贵。李谷乃是五代、大宋时的名将，此人机谋好断，而且有责任心。他的这一番谋划等于在为帝国做着最后的战略布局。这也是拯救大晋的最后部署了。

十二月三日夜晚，关勋奏章送到。

十二月四日白天，杜重威的奏章也到了。

杜重威的奏章仍然是要求京师增兵。

石重贵尽力满足杜重威的意见。

然而京师多次增援前线，几乎已成空城。出帝派出皇宫守卫数百人前往河北前线。同时又责令黄河以北各州、山西河南诸州，紧急征调成束的草料、成石的军粮，总五十万单位（或为草料若干“束、袋”；军粮若干“斛、石”。史书常见此类数字，但无法确定其“单位”究竟为何）从速运往北面行营。诏令一下，各州辣手催迫，情急严酷，史称“所在沸腾”。这种军事管制下的科派催督就是打着“军情紧急”“报效国家”的旗号在堂皇抢劫。

十二月五日，杜重威又派侍从官张祚到京师报告军情。

但张祚返还河北前线时，被契丹俘获。从此前线大营与朝廷失去联络。

还在担任开封府尹的桑维翰看到国家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多次请求觐见出帝商讨大计，但石重贵在御花园调理猎鹰，推辞不见。

桑维翰又见执政的冯玉、李崧之辈，执政们认为这个老家伙未免危言耸听，对命悬一线的国家局势毫不关心。

桑维翰以他的洞察力对自家亲友发布了一个可怕的预言：“晋氏不血食矣！”

晋国老石家的列祖列宗，从此就要无人祭祀啦！

读史至此，往往有人认为，此际，如果石重贵接见了桑维翰，是不是就有办法不至于导致最后亡国之恨啦？南宋大儒胡安国回应了这个问题。他说：

史载维翰请见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读之者皆有遗恨。以愚度之，维翰非有他策，不过劝帝称臣谢过、割关南以增赂耳。此可以救目前之危，终不足以弥异日之祸。盖与夷狄共事，势均力敌，犹且见图，况为之下乎？

史书上说桑维翰请见君王言事，但是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读者看到这里有遗憾。以我愚见猜度，桑维翰不是有什么高妙上策，不过是劝谏出帝称臣谢过，然后再割让关南之地，以增加石敬瑭时的土地贿赂而已。这个谋划也许可以救目前之危机，但最后不足以弥补他日的祸患。历史上来看，与夷狄共事，势均力敌的时候，还往往要被他们困住，何况力量不如夷狄的时候呢。

如果胡安国的猜度是有道理的，那真应该庆幸石重贵没有接见他。如果桑维翰这个意见成功，中原又要割让关南之地——瓦桥关、益津关和淤口关，三关之南，已经到了河北中部，如此，中原将完全暴露在草原帝国之前。后来的大宋帝国将面临更为凶险的地缘险象……

王清部以死报国

石重贵还是部分接纳了李谷的意见，派归德军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都部署，符彦卿为副都部署，共守澶州。当时符彦卿虽然在临时建制上属于杜重威，但并没有跟随大军北行，所以石重贵能够将他紧急调来。同时，还派出了西京留守景延广戍守河阳。

前线正在空耗军需。奉国都指挥使王清实在看不下去，对杜重威说：“大军距离恒州不足五里地，我们却蹲守中渡桥南无所作为。这是要干吗啊？粮道不通，军粮即尽，一旦粮草不济，大军内部必危！我愿率步兵两千做前锋，夺桥开道，大帅可率诸路大军随后跟进，只要能够进城，就不会有危险！”

杜重威应允。派王清跟宋彦筠一起行动。

王清在征伐襄阳安从进时是奉国都虞候，现在官升一级，为奉国都指挥使，禁军亲军步军司令官。

王清意气风发，在中渡桥摸索着焚毁的桥柱，涉过凛冽寒冷的河水，猛攻敌营，契丹一时无法支撑，开始退却。晋军诸将看到战场形势，知道这是一个掩击的绝佳战机，请求继进，杜重威坚决不允。宋彦筠一部被契丹击败，他跳到滹沱河中，游到南岸，逃出一命。王清孤军在滹沱河北与赵延寿率领的黑压压的草原兵勇苦战，互有伤亡。王清多次派人向杜重威请援，杜重威不派一兵一卒过河。

王清在最后的时刻恍然大悟，对他的下属悲愤道：“大晋上将，手握重兵，坐观我辈困急而不救，一定是怀有异志！我等今日就是今日了，只有以死报国！”

部属听到这话，人人感奋，没有一个后退的，一直到黄昏，战不止息。而赵延寿则轮番换上生力军来战，最后王清及将士全部战死。

滹沱河这边几乎是看着王清两千弟兄一个个倒下的。慑于杜重威的军令，人不敢动，史称“由是诸君皆夺气”，从此诸路将士几乎都失去了战斗意志。

这正是杜重威要的效果。他就要诸君失去继续战斗的士气，好顺利地跟随他投降契丹，实现他来做石敬瑭第二的梦想，下完这盘很大的棋。

宋彦筠诈财取货

这里说到的宋彦筠，正史有传。此人起于行伍，善用枪。在庄宗李存勖时，立功不少。他打仗时，总是将长发从头盔两边绾上来，形成两个对称的发髻，像个牛犄角，军中给他的绰

号叫“宋牤儿”。此人作战还算勇悍，但却有个邪痞之事，要说在这里。

他曾经征讨西蜀，破城后，进入一位阵亡的蜀将府邸。看到蜀将的妻子和姬妾，更知道这家人家“窖藏”宝物不少。主人的妻子嘱咐下人们不能透露消息。宋彦筠想，要是硬讨，估计没有多大胜算，于是他欺骗主人的妻子说：“我还没有正室，想纳夫人。”这位主人的妻子答应后，他就整日跟她在一起，吃饭、睡觉，都按照夫妻之礼待她。等到离开此地，所有的“窖藏”财货，都被这个女人献出，属于了他。但他事实上很厌恶这位女人，就在回朝之前，乘醉杀了她，将人埋在了府邸的后园之中。

欺骗爱情、诈取财货、杀人害命，此事太过邪恶。估计连他自己也有了心病。当他的船返程路过三峡时，昏夜中，看见一个小舟，载着几个妇女，渐渐靠近了他的大船。他仔细看去，小舟上正是被杀的女人，蜀将之妻。只见这个女人衣着浓艳、鲜丽，一脸怒容，“戟指”骂道：“你害我全家，夺我金帛，既纳我为妻，发掘我家地下所有，一点也不剩，倒也算啦，我不曾亏负于你，你为何杀我？我已经上诉到冥间，最终要叫你来还命！”声音甚为严厉。

据说这事，一船上的人都看见，也都听见。一瞬间，小舟不见了。但从此以后，这个小舟每晚都会来责骂一番。

宋彦筠为此专门信了佛教，做了无数道场，还给这个女人在汝州建了庙。“报应”或有或无，但佛家所谓：“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这个说法应有提振人心的作用。宋彦筠奉佛，一生没有平安，他虽然没有遭遇“现世报”，但我还是宁肯相信他的一生并不轻松，更好的福报已经不属于他。闲话表过，不提。

杜重威赭袍加身

且说，四围上来的契丹兵卒，越聚越多，不断有人从远处过河，逐渐包围了晋军。而晋军大营的粮草已经就要吃完。杜重威开始与诸将谋划投降契丹。李守贞、宋彦筠等人同意投降。杜重威就派出心腹高勋前去面见耶律德光“邀求重赏”。

耶律德光闻讯大喜过望。

他终于明白杜重威这些日子的军事调动为何如此不合常理，原来早就怀有“异志”啦！耶律德光不禁对“儿皇帝”石敬瑭创造的权力来源之模式心存感激。正是汉人总有这样一批可爱的人物，才让我们这个草原帝国有了染指中原的机会。他太明白杜重威想要的“重赏”是什么啦！于是对来使说：“赵延寿威望素浅，恐怕不能在中原称帝。你如真的来降，应当立你为帝。”

这就犹如当初封赏了石敬瑭为帝后，还脚踏两只船，又虚与委蛇模棱两可准备答应赵德钧为帝一样，两头下注，其实只是在权衡哪一位“儿皇帝”更有可能效忠草原帝国。

杜重威闻信更是心头一喜：我老杜中原称帝的夙愿就要实现了吗？

第二天，也就是公元946年的十二月十日，杜重威在军帐中埋伏了甲士，邀集众将，拿出提前写好的投降书，要他们签名。史称“诸将骇愕，莫敢言者”，只有乖乖听令。当天，杜重威令全体官兵出营列阵。不知情的低级军官和兵士们都欢呼跳跃，还以为憋了好几天，就要向敌营发动攻击了呢！

杜重威带着悲情般的腔调对将士们解释说：“现在我们粮草已尽，正在穷途末路中。我带着你们找一条活路！”

说罢，命令士兵交出兵器、退掉盔甲。官兵们闻讯，哭声一片，震动四野。

杜重威、李守贞又派人在营中宣言说：“主上失德，信任奸邪，却对我们怀疑猜忌！”

士兵们对石重贵的倒行逆施早有不满，听到这里，个个咬牙切齿。想起出帝石重贵的“括率”，一部分人应该感到：投降了契丹，不再为那个混蛋皇帝卖命了，也好。杜重威成功地煽动起来这种情绪，迅速蔓延。

耶律德光派赵延寿穿着赭黄袍来到晋军大营，慰问降兵说：“南方所有的东西，都是你们的，契丹主不会抢夺属于你们的东西。”

杜重威率高官将军们亲自来到赵延寿马前迎接。

赵延寿又拿出一件赭袍来给杜重威穿上，要三军罗拜未来的中原之主。

契丹主的两件赭袍

此处的历史记录似乎出现了某种混乱。

所谓赭袍即赭黄袍，这是中原天子所穿的礼服，因颜色赭黄，故称“赭袍”或“赭黄袍”。《新唐书·车服志》有言：“至唐高祖，以赭黄袍、巾带为常服……既而天子袍衫稍用赤黄，遂禁臣民服。”

耶律德光第一件赭黄袍给了赵延寿，这是兑现入据中原之后，由他来做中原主的诺言。但在接受杜重威投降的条件时，也答应了杜重威来做中原主，所以也给了他一件赭黄袍。意味深长的是：杜重威的赭黄袍由赵延寿转赐，因为根据记载，在中渡桥匆促接受杜重威投降，耶律德光并未在场。我读史至此，不知赵、杜二人此时该作何想。按照天无二日的传统，俩人只能有一位“中原之主”。耶律德光怎么就敢安排俩人同穿赭袍在军中宣示？他就不怕引起二人猜忌自相残杀或二人同心再反契丹吗？

《资治通鉴》记录说：“契丹主遣赵延寿衣赭袍至晋营慰抚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谒于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晋军——其实皆戏之耳。”

契丹主耶律德光派遣赵延寿穿着赭袍到晋军大营慰抚士卒，转来契丹主的话说：“这些都是你们的东西。”杜重威带着众官都拜迎在赵延寿马前。赵延寿又给杜重威穿上赭袍向晋军宣示——其实这都是耶律德光在耍弄他们。

但耶律德光如此耍弄赵延寿和杜重威，二人为何不悟？

此即利禄之徒在巨大诱惑面前的昏头风景。

二人既知投靠契丹必要付出代价，眼前的屈辱也即代价之一。至于以后究竟谁来做中原之主，二人自认劳苦功高，契丹主必不负我。二人都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走到这一步，已经容不得翻覆。

耶律德光用了两件赭黄袍，就收买了两个足以克灭中原帝国的大人物。他只需要给予二人一个口头承诺，二人就乖乖地俯首听命，中渡桥畔同时出现两件赭黄袍时，还不能令二人警醒，以至于最后皆死于非命。“皇帝”这个九五之尊的诱惑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资治通鉴》的注者胡三省对此评论道：“杜威之才智未足以企延寿，其堕契丹之计，无足怪者。覆辙相寻，岂天意耶？”

胡三省的意思是说：赵德钧、赵延寿父子就因为这个赭黄袍，这个“中原之主”的巨大诱惑，而堕入耶律德光之计；杜重威的才能智慧未必能比得上赵延寿，他之所以也来堕入耶律德光之计，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中原有此一劫，令二人依次覆辙翻车，难道是天意吗？

耶律德光要二人穿了赭袍给大晋降军看，也有深谋远虑。这一层关系，胡三省也看得很清楚，他在《资治通鉴》随文注释中，忍不住议论道：“契丹主非特戏杜威、赵延寿也，亦以愚晋军。彼其心知晋军之不诚服也，驾言将以华人为中国主，是二人者必居一于此。晋人谓丧君有君，皆华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计巧矣！然契丹主巧于愚弄，而入汴之后，大不能治河东，小不能治群盗，岂非挟数用术者有时而穷乎？”

契丹主知道“投降”过来的晋军并不心服草原之主，于是让“中原之主”表演给降卒们看，并暗示降卒：这两位穿了赭黄袍的，必有一位成为你们的最高领袖。如此，降卒们可以不必心生“反契丹”之念。这是非常富有洞察力的政治谋略。在中渡桥这个地方，临时升起的气场中，士卒们一定是受到了这个暗示：“我们还是中原人，将来统治我们的还是中原人；我们现在、以后，都还不是契丹的臣民。”这样，就为契丹铁骑浩荡南下，扫掠中原、克据汴梁，腾挪出了时间和空间。但契丹主虽然愚弄之术很巧妙，但后来他进入汴梁之后，大不能制伏河东刘知远，小不能制伏天下群起之盗，这现象岂不证明耍弄计谋者也往往会有黔驴技穷的时候吗？

景延广罪无可赦

由景延广生事，横挑强梁，引动契丹不计后果地三次南下与后晋决战，导致中原大地生灵涂炭，三年三次大的决战较量，尽管耶律德光两次都失败了，有一次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但他扫荡中原的决心没有动摇。最后，他抛出了两套“赭黄袍”，艰难地取得了中原。“十万横磨剑”不敌“两件赭黄袍”。

景延广则从此成为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以一股英雄气，抗击契丹，却最后失掉国家政权，他的问题在哪里呢？

宋大儒胡安国读史至此，有一议论来说景延广，很得政治伦理之奥秘：

即事而论，景延广亡晋之罪无可赎者；即情而论，则以晋父事虏，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而不思轻背信好，自生衅端。公卿不同谋，将帅有异志，君德荒秽，民力困竭，乃与虏斗，何能善终？狭中浅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景延广知“虑善以动，动惟厥时”之义，姑守前约而内修政事，不越三四年，可以得志于北狄矣!

就事而论，因为景延广而导致后晋灭亡的罪过无可救赎；就情而论，则以堂堂后晋之国，像侍奉父亲那样侍奉契丹，朝廷内外人心都不能平。所以景延广乘此人心不平之气，慨然一洒激愤之情，但没有考虑轻易地背信和盟好，会自生争端。当时的晋国，公卿之间谋划不相近，将帅之间各自怀异志，君主之政德荒秽，民间之财力困竭，这样的国情条件，去与强虏争斗，怎么能够有好的结果？格局狭隘、谋略浅薄，仅凭一时的愤怒，而忘掉自己和君王的安危！唉！假使景延广能够知道《尚书》中所说的“虑善以动，动惟厥时”这句充满政治智慧的大义，暂时守住石敬瑭时代的约定，而内修国家政事，不超过三四年，也许就可以达到驱逐北狄的志向了吧！

“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是听上去很简单，但实行起来相当困难的儒学大智慧。它与古罗马那位在无准备之时要避免决战的费边将军意见一致，谋定而后动，需要等待时机，“勇敢”，不是政治家的图腾，那是坊间津津乐道的过于淳朴的军政格局。景延广有血性，但作为政治安排，他过于幼稚了。这种幼稚，是很多人间苦难之源。

契丹灭后晋，是五代史也是中国史上的大事件。

这一年赵匡胤刚刚20岁。在未来的岁月里，他需要直面诡计多端并越来越强盛的契丹敌国。

翰林学士文采超然

公元946年冬，杜重威投降后，契丹主耶律德光没有将“中原之主”的九五之位给他，也没有给赵延寿，他俩披挂起来的那两件赭黄袍，不过是两件临时的演出服。耶律德光准备自己做中原与大辽的“共主”。

但跟随契丹主进入中原的翰林承旨（大秘书）、吏部尚书（组织部长）张砺算是一个明白天下大势的人，他知道南北习俗不同，北人管理南人，难度太大。这方面，他与耶律阿保机时代的韩延徽有着相同的政治意见。

他上言道：“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应该用中国人担任，不应用北人及左右近习。如果用北人，万一政令乖失出问题，人心必然不服——南人会认为：因为是北人当朝，所以才出问题。这样，我们虽然得到中原，恐怕也会失去。”

他说的“北人”就是契丹人。

史称“契丹主不从”。他以为他能倾覆一个邦国就能管理一个邦国。

耶律德光开始向汴梁开进。

他先命令跟随杜重威投降过来的后晋大将皇甫遇，先期进入汴梁，皇甫遇推辞不干。他对亲近说：“吾位为将相，败不能死，忍复图其主乎！”

我位置做到将相级别，如今失败，不能以死报国，还能忍心图谋主人吗？

皇甫遇不做这种败德之事。后来，他随着杜重威的败军南下来到平棘（今河北赵县），又对从者说：“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复南行！”

我绝食已经好多天了，现在，我有何面目继续南行！

史称皇甫遇将军“扼吭而死”。

“扼吭”是常见于史书中的自杀方式，扼吭，就是自缢，用绳索勒住颈项自己绞死。皇甫遇用这种方式保留了军人的尊严和士大夫的气节。

契丹主于是改派杜重威部下大将张彦泽率两千骑取大梁。

史上人物一资比较，立见高下。张彦泽与皇甫遇不同，他痛快地答应了这个差事，甚至有些暗自庆幸也说不定。

他开始急如星火地赶回首都，去抓捕自己的国家元首。

此时守卫澶州等地的符彦卿、高行周等人，见大势已去，也投降了契丹。

张彦泽骑兵快到京师了，石重贵才知道杜重威已降，赶紧与李崧、冯玉等人商议对策——已经没有对策了。

张彦泽从封丘门斩关而入。

有人仓促中组织起五百禁兵去迎战，哪里挡得住骁将张彦泽！

石重贵这才知道末日来临，于是，怀着对杜重威无比失望的凄凉感，在宫中放起火来，自己挥剑驱赶宫人赴火，他也准备赴火自杀。有一个亲军将领薛超，阻止了他自杀。石重贵担心早晚是死，还不如自己先死，落个干净。但薛超将他抱持不放。争持中，张彦泽传来了契丹主和契丹太后的“慰问诏书”，说免石重贵等人一死。石重贵这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然后又匆匆组织人来灭火。最后坐在后花园里，与后妃们聚在一起哭哭啼啼。同时不忘记召来翰林学士范质撰写降表也即投降书——多种史料里留下了这一篇文笔简洁漂亮的投降书，这里可以截取一段，看看范质的文笔：

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今与太后及妻冯氏，举族于郊野面缚待罪次。遣男镇宁节度使延煦，威信节度使延宝，奉国宝一、金印三出迎。

孙子男臣石重贵，祸事来临之际为神鬼迷惑，导致晋国运数已尽、天命终亡。现在和太后及妻子冯氏，全族人物都在郊野，反绑了两手，排列着等待大皇帝降罪。另派遣我儿子镇宁节度使石延煦、威信节度使石延宝，奉上国宝印玺一枚、金印三枚，出城迎接大皇帝。

张彦泽贪婪无情

石敬瑭的太太，后晋太后也上表称“新妇李氏妾”。

跟随张彦泽一同进京的通事（翻译）傅住儿进宫来宣读契丹主的诏命，石重贵脱下赭黄袍，着了素衫，再拜，接受宣命。

石重贵使人召张彦泽，想跟他一起商议后事，张彦泽回道：“臣无面目见陛下。”

再召，史称“彦泽微笑不应”。

张彦泽原来也是一个抵抗契丹的将军，与契丹作战也很坚决，但一旦投降契丹，仿佛变了一个人，凶狠、无情、贪婪，对故主、故交毫不留情。后晋有个宣徽使孟承诲，张彦泽捉住他并不请示契丹，擅自把他杀掉。又纵兵大掠。京城贫民也跟着大兵一起剽掠，争着进入有钱人家，杀人取货。这样的兵匪抢劫连续两天，史称“都城为之一空”。而张彦泽劫掠的财富堆积在一起，像一座小山。军士抓到人，张彦泽根本不问所犯何罪，看着这个被抓的不顺眼，就瞪眼竖起中指，军士会意，就将犯人拉到外面砍头或腰斩。张彦泽自谓有功于契丹，昼夜饮酒作乐。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出入骑从常常是几百人，还打着一面旗帜，上面题写四个汉字：“赤心为主”。京城人看到无不耻笑。

唐末五代以来，各阶层公开无廉耻、普遍无操守之状态，直到赵匡胤时代才开始慢慢好转。乱世中，道德水平，就这样呈现为放量下跌的态势。

张彦泽令出帝石重贵从皇宫迁往开封府，命令一下，片刻不准停留。出帝想把内库的金银珠宝随身带走，张彦泽派人对他说：“契丹主来时，你拿走这些东西可无法藏匿。”出帝吓得将财宝归还内库，但也分了一部分给张彦泽。张彦泽选取奇珍异宝留下，剩下的封存起来留给契丹。

张彦泽听说楚国夫人丁氏，是石重贵养子石延煦的母亲，长得很美丽，就派人去“取来”，李太后徘徊不想给他，张彦泽兵勇一顿大骂，把美人丁氏装上车就送到张彦泽府邸。

张彦泽还在公署摆出傲慢的姿势接待后晋名相桑维翰，不久，又擅自做主将桑维翰杀掉，再用绳子套在他脖子上，告诉契丹主说是他自己上吊自杀。耶律德光听说后，大惊。他说：“我本无心杀维翰，维翰何必自戕！”于是派人到京师，检查他的尸首，看到颈上有勒痕，相信是自缢而死，将死尸交还给了桑维翰的家人。

这位引导石敬瑭勾结契丹的名相桑维翰，没有料到自己最后的死相会很惨。

桑维翰是历史上存在争议较大的人物。

此人长得很丑，身子短，脸长，他自嘲说：“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意思是脑袋好使。他很小就有“野心”。但他的“野心”不是要做帝王，而是要做帝王师，做宰辅。他参加科举考试，但主考官因为他的姓“桑”与“丧”同音，没有录取他。但他不死心，向人出示一个铁砚说：“除非这个铁砚磨穿了，否则我就要考试做官！”他还对友朋说：“我这一生自有富贵，富贵在天。但我还有‘三债’未还，上债钱货，中债妓女，下债书籍。”他的父亲是当时河南尹张全义的书吏，帮着儿子走后门，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解释“桑”姓正当性，总算得到推荐，进士及第。

石敬瑭任河阳节度使（治所今属河南孟县）时，桑维翰任掌书记，成为石敬瑭最重要的谋士。

石重贵时兵败，张彦泽初入京师，左右都劝桑维翰走开避祸，他：“吾为大臣，国家至此，哪能逃死啊！”

他坐在府中不动。张彦泽带着大兵直接进入府邸，问：“桑维翰何在？”

桑维翰厉声答道：“我乃晋国大臣，自当为国而死！你，安得无礼！”

史称张彦泽闻言，两股战栗不敢仰视。

这故实证明，桑维翰善恶邪正不论，还是一个很有气场的人物。但再有气场也不敌张彦泽的贪婪。桑维翰为相一世，在张彦泽看来，必当有不少家财，于是他还是命人杀害了一代名相，顺便将他的家财全部掳为己有。

惹众怒张彦泽遭分食

张彦泽做的坏事太多了。

但他最后得罪了一个人，导致了他死得也不体面。

他与朝廷一位高官名叫高勋的，往日结有梁子。这次他等于做了契丹派出的汴梁临时军事管制工作组组长，或临时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权力大得很，于是乘酒醉时亲自到了高勋在汴梁的府邸，杀了他的叔父和诸兄弟，尸体横陈门外。京城士民见到，人人不寒而栗。

公元947年正月，契丹主带大军进入汴梁，随契丹大军而来的高勋，一进汴梁就得到高氏家族满门被杀的消息。于是到契丹主这里来哭诉。高勋乃是杜重威的属官，当初在中渡桥，就是高勋与耶律德光秘密联络投降事宜的。最后杜重威的降表，也是由高勋送到契丹大营的，所以耶律德光对他印象深刻。耶律德光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吃惊。

这时有更多遭受张彦泽欺凌的后晋臣僚也纷纷向契丹主控告张彦泽。

契丹主做了一番调查，对张彦泽剽掠京城，累积财富，抢人妻女，杀死桑维翰，也很不满意，就将他戴上木枷向百官公示，又问百官：“此人应该死吗？”

百官几乎异口同声，皆言：“该死！”

百姓此时也来投状子争着数落张彦泽的罪状。

契丹主觉得初来京师，必须肃清军纪，于是决计杀掉张彦泽。

为了安慰高勋，契丹主还特意令他监刑。

高勋带着复仇的快意，将张彦泽拖至京城北市。此前被张彦泽迫害的官员子孙，都带上木杖前来复仇，对戴着木枷手铐的张彦泽，一边杖击，一边诟骂，一边号哭。直打得这厮半死不活。行刑官告知时辰已到，可以卸掉木手铐，重新捆绑了，斩首。高勋命令不必，直接指挥部下，将张彦泽两个手腕砍断出锁，而后剖膛取心，用来祭祀被他杀害的人。京师百姓随后一拥而上，“争破其脑取髓，脔其肉而食之”——争着砸破张彦泽的脑袋，取他的脑髓，又将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了，当场生吃。顷刻，世上已无张彦泽。

张彦泽，历史上来看，几乎是一个全无心肝的人物。他一生的作为没有章法，几乎无法判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早年，在石敬瑭时代，他做彰义节度使（治所在甘肃泾州）时，不知道为何理由，要杀自己的儿子。这种事，是属于悖逆人伦的大事，一旦发生，天下都会不安。他帐下的掌书记张式，平时应该属于张彦泽的心腹亲厚，就来极力劝阻他做这件事，虎毒不食子啊！但张彦泽不但发怒，而且发飙，要谋划着用箭射死张式。正好左右人物也都厌烦张式，就乘机起哄架秧子。张式害怕，假称有病，辞谢而去。张彦泽想想不对头，又派兵去追杀他。张式跑到了邠州（今属陕西），当地的官员向后晋朝廷作了汇报。石敬瑭因为顾及张彦泽的藩镇影响力，将张式流放到商州（今属陕西）。张彦泽不依不饶，又派部下到朝廷要人，并且说：“张彦泽如得不到张式，恐怕要引起不测之事。”这话等于威胁石敬瑭，但石敬瑭害怕藩镇造反，不得已，将张式给了他。当商州官员将张式送达泾州彰义军后，张彦泽看着手下将张式决口、剖心、剁断四肢。

耶律德光入主中原

且说契丹主耶律德光，令人给石重贵带去口信：“孙勿忧，必使汝有啖饭之所。”

我的孙儿不要担忧，我一定会让你有个吃饭的地方。

史称“帝（石重贵）心稍安，上表谢恩”。

随后，有人将景延广擒来。

契丹主质问他道：“致两主失欢，皆汝所为也。”

导致辽晋两主不和，全是你所干的事！

又问他：“十万横磨剑安在！”你当初说的“十万横磨剑”在哪儿呢？

景延广想，这事已经过去三年多了，可以不承认。他似乎也听说草原有规定：不伏罪者不杀。他想抵赖。

契丹主似早有准备，早就带来了证人乔荣。

乔荣将当初那份记录拿出来，上面有景延广的签字画押。事至此，景延广只好请求死罪。耶律德光想想，一时未动杀机，将他暂押在牢。

景延广后来自杀而死。那是后来契丹北归时，押解着景延广同行，晚上到陈桥驿夜宿，趁看押人懈怠时，景延广“扼吭”而死。

冯玉在这一场国变中，表现得也很丑陋。此人曾经做过河东节度使的推官，后晋朝廷的监察御史，累迁礼部郎中。晋出帝石重贵纳其姊冯氏为后，冯玉以“后戚”资格为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他没有文才，与才子殷鹏同为舍人，因此国家文书（制诰）常由殷鹏代作。冯玉后来更出为颍州团练使，拜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再迁枢密使、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将官位做到了极致。石重贵要多昏有多昏，邦国若干重大决策，事实上是冯皇后和冯玉二人决断。冯玉有病不能决断国家大事时，邦国任命刺史以上官员，宰相不敢署名任命，要等着冯玉病好后来定。资深宰相桑维翰瞧他不上，最终桑维翰罢相。

史称冯玉为相，四方贿赂，积赀巨万。张彦泽率兵入京，允许兵士们劫掠，兵士们第一个劫掠的就是冯玉府第。史称冯氏积蓄财货一夕而尽。

但到了第二天，他见到张彦泽，还带着谄笑说：“我手里有晋国的传国玉玺，可以献给契丹主。”他试图以此来获得契丹的恩奖。

晋出帝石重贵被掳往契丹黄龙府，冯玉跟从。契丹还封赏他为太子太保。周广顺三年，他的儿子冯杰从契丹逃归中原，冯玉害怕契丹责罚，在忧虑中死去。

且说契丹主带兵进入后宫。规定都城的几个大门以及宫禁大门，都改由契丹兵守卫。还按照契丹习俗，在大门前杀了只狗，庭院竖长竿挂羊皮。这仪式或与禳灾求福有关，也可能与诅咒魂灵有关。

公元947年正月初九这一天，耶律德光改穿中原衣冠，坐崇元殿受蕃汉官员朝贺，文武百官上朝、退朝均按旧章执行。但他下了一份诏书：改国号为“大辽国”。他任命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然后，他对群臣说：“从今后，不治兵器，不置战马，减轻赋税，少征徭役，天下太平啦！”

但天下哪里会太平！

“打草谷”遭遇“盗贼”

在汴梁期间，契丹主广受四方贡献，纵酒作乐，从京畿到边镇，士庶大失所望，天下离心。赵延寿带着的大军驻扎在京师附近，他上书请求供给这些草原兵马粮饷日用，耶律德光说：“你们中原的事，我都知道，我们契丹的事，你们不知道。我契丹没有你说的这个规定——啥供给粮饷啊！”

于是放出胡骑兵，以放马为名，四散抢掠，史称“打草谷”。

在为时多日的“打草谷”中，中原百姓很有一些年轻力壮起来保卫自家财产的，但全部死于契丹兵刀之下。一个个家庭被契丹大兵破毁，财产抢光，丁壮被杀，致使年老体弱者几乎无法生活，在随后的日子里，陆续死于饥饿，死尸填于沟壑。这样的饿殍不计其数。汴梁、洛阳辖区，直到郑、滑、曹、濮各州，方圆几百里地面，财产牲畜几乎剽掠一空，士庶死亡大半。

但耶律德光想想，又接受了赵延寿的意见，对判三司主管财政的官员说：“契丹兵三十万，既然平定晋乱，应有丰厚赏赐，要尽快操办。”

三司，是唐末以来主管盐铁（大宗国有产业）、度支（统计、支出、调动钱粮）、户部（财政），专领财赋的三个部门。三部门称为“三司”，有个总头，称“三司使”。“判三司”就是领有三司职衔的“三司使”。其地位略相当于宰相，故唐末以来，人称“三司使”为“计相”——负责财政计划的宰相。

当时后晋留下的府库已经空竭，“三司使”，这位临时任命的财务总长，不知“赏赐”从何而出，于是向都城士庶去“借”钱帛，史称自将相以下无人能免，必须要“借”钱给朝廷。不仅如此，朝廷又分派数十名使者到各州去“括借”，各州于是又向下“括借”。“括借”中，严刑威胁，人不聊生。

中原大地、吾土吾民，就这样被后晋、被契丹反复“括谷”“括借”“打草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残酷榨取和杀戮。“括借”的官员“括率使”们，所到之处，像梳子、像篦子、像剃刀，将庶民们赖以存活的粒米寸帛，搜刮一空。

但契丹主这一次“括借”而来的钱帛又不颁发给士兵，而是聚积到皇宫内库里——契丹主的意思是：北还时，装车运走。史称“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朝廷内外对契丹有了怨恨和愤怒，开始不能忍受契丹的欺凌，都有了驱逐鞑虏的念头。

中原人心不服这个所谓“大辽”。

耶律德光在进入中原之前，遭遇各种抵抗；之后，也在遭遇各种抵抗。

这时，他应该能想起翰林张砺早先的意见：草原之法无法管理中原。

“大辽国”成立之后，耶律德光分别派出使者到各大藩镇，告知消息。

各藩镇闻讯后，是有争着上表称臣的；也有被征召快马赴京的；但也有拒不受命的。当时诸镇出现了两种力量：拥护契丹的，反对契丹的。

拥护契丹的不去说了，反对契丹的，就有几个重要藩镇。

彰义（今甘肃泾州）节度使史匡威拒不接受“大辽”诏令。

雄武（今甘肃榆中）节度使何重建，杀掉传诏的契丹使者，率秦、阶、成三州（分别在今甘肃天水、陇南、成县）归附后蜀。

史书说到这里用了“投降”字样，我这里用了“归附”字样。盖国乱之际，藩镇自动选择政治身份认同，与“投降”意思大不一样。何重建据守的三州位于陕西甘肃一带，是巴蜀通往中原的北边门户，地位相当于南唐的江淮之地。后蜀得到这些地方，实力大增。直到柴荣时代，这些地区才又重新回到中原后周。

契丹主派遣右谏议大夫赵熙到晋州来“括谷”，当地士庶联合起来，互相招呼，杀死了赵熙。

后晋时曾从各乡召村民，组成所谓乡兵，号“天威军”。曾教习一年多，但村民还是不懂军旅之事，无法作为兵员使用，最后又撤销了乡兵的机构。但又令各户出钱赎买，原先的铠仗之类都归官有。这些人做了一年多“乡兵”，已经不想再去种地，于是啸聚山林，越来越多。等到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谷”时，乡民中的狡猾之辈，往往去依附契丹官员，教他们“妄作威福，掊敛（音剖脸）货财”，恣意地作威作福，玩命地压榨财富。于是，民不堪命，各地相聚为盗，多者到数万人，少者也不减千百。这些“盗贼”只要有机会，就去攻陷州城，杀掠吏民。

契丹兵血腥屠城

滏阳有一“贼帅”名梁晖，有众数百，向晋阳投诚，要求得到录用。刘知远当即允许。磁州刺史李密给刘知远写信，让梁晖袭击相州。相州积兵器，无守备。某夜，梁晖派遣壮士逾城而入，打开城门，数百“盗贼”一拥而进，杀契丹数百人，守将突围而逃。梁晖据相州自称留后。

契丹主部署攻伐相州，梁晖本来就没有什么胆识，马上请降。契丹主赦免了他，并答应他可以做防御使。但梁晖又怀疑其中有诈，等到契丹准备进城时，他又乘城拒守。夏，四月的一天，天还没有亮，契丹主命蕃、汉诸军急攻相州，梁晖毕竟没有经过训练，部下又多为乌合之众，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城破。契丹将城中男子全部杀死，掳掠所有妇女北去。在这场血腥的屠城中，契丹人更犯下了无可饶恕的罪过。史称：“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

契丹兵将相州城中的婴幼儿抛掷到半空，举刀接着这些孩子当游戏取乐。

临行，耶律德光留下高唐英守相州。高唐英带人检阅城中，一共只搜寻到遗民男女七百余人。后来又有节度使王继弘来收敛城中死尸埋葬，竟得到十余万具骷髅。这是整个五代时期，最为血腥的一次屠城。

耶律德光屠灭吾民十万之众！这是中国历史上至为残暴的反人类罪行之一！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罪恶，而是触犯天道天条自然法的大罪。军人杀军人，可称对垒；军人杀平民，就是犯罪；军人杀妇女婴儿，更是重罪；军人杀婴儿当作游戏，是人类所能想象出来的至为惨酷的无道之举，是顶级犯罪，万世不得宽恕。因为有此“相州屠城”，越可概见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周的昏妄，也越可概见刘知远保留河东一点元气，恢复中原之努力的可贵，更可以概见后来的后周大帝柴荣志在扫灭契丹的政治光荣，最重要的，是可以理解赵匡胤为了恢复幽云之地所作艰苦努力的军政价值、道义价值所在……

但这类恐怖屠杀反而激起中原人更大的反抗。

不仅中原各地反抗不绝，还有更多藩镇在观望。“大辽”颁布的“中央政令”到了“下边”根本就不好使。换一句话说：耶律德光根本就管理不了中原。这让他始料不及。他已经对占有中原不抱信心。他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

更让耶律德光心惊胆战的是：他于公元947年正月在汴梁称帝后，河东刘知远也开始准备在晋阳称帝。耶律德光对这个“操剌”的河东大王有畏惧。

妇人“白项鸦”称雄

与此同时，东方“群盗”蜂拥而起，攻陷了契丹已经占据的宋州、亳州、密州。契丹在整个中原，已经没有几个值得依托的大镇。套用一句俗语，说契丹已经陷入中原士庶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中，似不为过。

但世事诡谲，只有人想不到的，没有人做不到的。“群盗”蜂起之际，陈州（今河南周口）有一妇人，成为起事者的首领。这人绰号“白项鸦”，四十岁年纪，史称“形质粗短，发黄体黑”，应该是一位黑乎乎的女子，长了个白脖子。她来投奔耶律德光，用的是男人的名字，穿着男子的衣服，跪拜动作，都很男性化。耶律德光赐给她锦袍银带鞍马，给她的名号为“怀化将军”，让她召集收容山东诸道。当时给了她很丰厚的赏赐。

一个女子做了“贼帅”，这事在当时成为江湖传说。契丹的燕王赵延寿也觉着新鲜，就召她来了解情况。据“白项鸦”自己说，她能左右驰射，也即能达到当初石敬瑭训练的“左射军”水平，身上常背着两件弓袋（一袋箭不够她射的），一天能走二百里路。她说她舞动起长矛、宝剑来，都相当圆熟。属下纠集了几千男子，都愿意听从她的役使。赵延寿又问她是不是有自己的夫君，这女子大言道：“前后有丈夫数十人。谁跟我在一起，只要我略微不满意，即当场亲手将其斩杀。”赵延寿帐下人听到之后，无不叹息愤怒——这是什么人啊！

就这样一个女子在京师晃荡了十多天，常常乘马出入府邸，身后也总有一个男子乘马跟随。史称“此人妖也”。有评论按照传统天人感应之说，认为是北戎，也即北方的契丹乱我中夏，所以天地之气不正，于是有了“妇人称雄”之怪事。按阴阳家意见，中夏属于“阳”，北戎属于“阴”，“阴”占据了“阳”的地方，所以这是“阴盛之应”。后来名将符彦卿镇守兖州，将这个女人捉住正法。

这时西北也出了事。

强夺衣王晏斩蕃使

耶律德光派他的将领刘愿为保义节度副使，治理西北。但陕城人对他的暴虐甚为不满。此地王晏为原来的都头，赵晖、侯章为指挥使。刘愿等人到达陕城之后，侯章等人在驿站迎候。

跟随刘愿的一个契丹使者忽然看到侯章穿了一件崭新的褐色羊毛大衣，系着一条金色的铜腰带，当即心生喜欢，就不住地打量侯章，还不断地和其他胡人说话，说的什么，侯章也听不懂。刘愿跟诸人交接完毕，上马时，这位契丹使者通过翻译跟侯章说：“天朝来的使者要指挥大人您身上的这件毛衫和腰带。”

使者马上就要走，所以，要得特别急，翻译就逼着侯章赶紧脱衣服。

侯章想想此事似也躲不过去，就将衣服给了这位使者。但他自己身上可就没的穿了，一个指挥使，总要有个像样的服装在街上走啊，于是就找他人借了件衣服回府了。

但侯章咽不下这口腌臜气。于是召来王晏和赵晖在自己营内吃酒，然后说到这件事。

侯章气愤地说：“哪有身为一个堂堂的指挥使，穿一件毛衫、系一条铜带，都不能做主的事？那厮居然就在我身上把衣服带子夺了去！”

越说越气愤，赵晖也来了气。王晏不说话，倾听。

仨人吃酒到席终，就要分手了，王晏对他二人道：“现在是乱世。我辈一件衣服，一条腰带，还不过是闲事，将来我们这条命，还不知道撂在哪儿呢！”

侯章、赵晖都问他：“那该如何啊？”

王晏说：“现在胡虏乱华，乃是我辈奋发有为的年代。再说事情到了这步田地，还管他个甚！今夜，我等领二三十汉子进入驿站，砍了那蕃使的脑袋，进入衙门，杀了啥啥蕃王派来的那个鸟节度使。如果能得手，就固守陕城；不得手，就带着家属，抢他些金帛，东过河，去投河东刘大王！”

赵晖认为值得冒险。

但那位被蕃人欺侮的侯章反倒犹豫起来。

王晏又说：“河东刘公知远，德高望重、远近闻名，我们如杀刘愿，率陕城归附刘公，以此作为天下首倡，那么取富贵如反掌了！”

王晏一边说，一边盯着侯章看，看了好久才离去，史称“晏熟视侯章，久之而去”。王晏已经看出侯章情绪不对。

果然，当晚，侯章了，王晏、赵晖则率领死士数十人进入驿站，斩杀了那位蕃使，将契丹人的所有财物全数取走。又翻墙进入衙门，杀了刘愿，然后开始据守陕城。

王晏又率领甲骑数百人到侯章府邸，准备杀掉这个临阵变的软蛋，侯章还算识时务，跪在马前表示愿意起事。

王晏令他上马，于是仨人聚在一起，继续议事，公推赵晖为首，侯章、王晏为都监、巡检。派人向刘知远送上表彰，劝谏刘知远早日践祚。

刘知远得到来自陕城的劝进文书后，很高兴，他也刚好被部下拥戴为皇帝，国号“汉”，史称“后汉”。于是重重地封赏了这三个人。

赵延寿救十万晋兵

耶律德光则在四方纷乱的局面中，认识到进入中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中原人物，不好管理。他的自信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面对不断飞来的奏报，对左右说了一句心里话：

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

耶律德光认识到中原难制，已经有了北还之心。

但他对投降过来的十万晋兵不放心，很想效法战国白起，坑杀之。

当初，他派杜重威率其部卒跟随自己南下，走到黄河边时，就动了杀心。他觉得投降过来的晋兵太多，恐难约束，万一有事变，很危险，就想用骑兵将他们统统赶入黄河淹毙。

时有人劝谏道：“晋兵各地还多，如果他们听到降卒尽死，一定会抗拒到底。不如先安抚，慢慢再想办法。”

黄河边阻止契丹主杀俘的人，没有留下姓名，史称“或谏曰”，意思是“有人劝谏道”。值此写作《赵匡胤时间》之际，向千年前的这位宅心仁厚的劝谏者奉上我的敬意。

耶律德光就命杜重威带他的降兵屯驻陈桥驿。恰赶上多日雪天，官无粮饷，士兵们又冷又饿，开始怨恨杜重威，很多人相聚而泣；夜半能听到哭声一片。杜重威每次走出帐外，见到他的士兵都在暗暗骂他、咒他。

耶律德光想起陈桥十万降卒，就心下不安，屡屡在动杀机。

这个危险时刻，时任契丹燕王的赵延寿做了一件功德之举。

他对契丹主说：“皇帝您亲冒矢石以取晋国，是要自己占有还是替他人夺取呢？”

契丹主闻言变了脸色：“朕率举国南征，五年不解衣甲，才得到中原，岂能为他人！”

赵延寿说：“南唐、西蜀，常与晋为仇。晋东起沂州、密州，西至秦州、凤州，绵延广袤数千里，边境与唐、蜀相接，常须派兵镇守。南方暑热，北人不能居。他日皇帝您车驾北归，而这么大一片中原疆土无兵把守，唐、蜀必乘虚来侵。如此，您难道不是为他人夺取江山吗？”

契丹主沉吟道：“嗯！我没料到这一点。那，应该怎么办呢？”

赵延寿说：“晋国降兵，可分来把守南疆，这样唐、蜀就不为后患了。”

契丹主说：“我过去在上党，曾经失策，当断不断，把后唐兵交给晋人。没想到反来与我为仇，跟我作战多年！现在这些人有幸落在我手里，不乘时将之翦净，难道还留作后患吗？”

赵延寿说：“过去把晋兵留河南，没有将他们的妻子作为人质，故有此忧患。现在如将他们全家迁往北部各州，每年要他们轮流戍守南疆，何忧其变？这是上策啊！”

契丹主高兴道：“善！就按你这位燕王的意见办理！”

于是晋国降卒得豁免一死，拯救了十万降卒，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戮。

这些兵后来分别被遣返兵营。

赵延寿未必有仁慈隐恻之心，但也未必没有仁慈隐恻之心。判断历史事件优劣，可以据事件结果而论。赵延寿无论有何劣迹（他也确实劣迹斑斑），保全十万晋卒生命，乃是一场无量功德。

耶律德光归心已定

但赵延寿因为契丹主负约，没有让他做中原之主，不免愤懑不平，就派大臣李崧向契丹主说：“我不敢奢望为中原天子，但请求能做个皇太子。”

契丹主毫不客气：“我对燕王赵延寿，很是欣赏。即使是割我身上的肉，只要于燕王有用，也不会吝惜。但是我听说太子应是天子的儿子才能当，燕王又不是我儿，哪能做皇太子呢！”于是只给赵延寿升了个官，翰林承旨张砺奏拟燕王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照旧。契丹主取笔涂去“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后，发布此令。这样赵延寿所得官职多是虚职，他只切实地得到了那件赭黄袍。

中京，今属内蒙古赤峰市。契丹以今内蒙巴林左旗为上京，今北京为南京，赤峰为中京。

随后，耶律德光做出了安排。封后晋出帝石重贵为“负义侯”，并太后、太妃和宗亲随从，原枢密使冯玉等朝廷官员，总百余人，一律北迁。

一路上，供馈不继，出帝与太后等常常断粮，还受尽凌辱和苦楚。当石重贵走到中渡桥，见到杜重威等人留下的营寨废墟时，长叹道：“天乎！我家何负于人，为此贼所破！”

史称出帝石重贵“恸哭而去”。

而杜重威在石重贵时，为了避讳“重”字，改名“杜威”，现在又改回杜重威，明显眼里已经没有出帝石重贵。但他的下场并不好。契丹主收缴了他征调而来的全部兵器铠甲，达数百万件之多，全部贮存于恒州。又派人将晋军的马匹数万引回北部大本营。杜重威除了得到那件赭黄袍之外，连官职都没有高升。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将死于非命。

耶律德光已经知道契丹人难以治理中原人。地方治理尤其如是。于是急忙派遣随杜重威投降的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卿等归回本镇治理，还派出契丹兵护送他们到镇。杜重威和李守贞也被先后派遣回归本镇。那十万降卒大多跟随藩帅回归本藩，总算保全了性命。

耶律德光北还的决心已定。

安排完杜重威等人返回藩镇之后，耶律德光从大梁出发。后晋文武各部门有数千人跟随北迁。诸军吏卒又数千人，还有宫女、宦官数百人。又将府库搜刮所得的财货全部随车搬走，只给京师留下了一些乐器仪仗。

染热疾一命归天

一晚，宿营黄河岸边“愁死岗”，契丹主见村落皆空，命有司发榜文数百篇，意在招抚当地百姓，却不禁止胡骑一路上的剽掠。

第二天渡河时，耶律德光对宣徽使高勋说：“我过去在契丹上国，以射猎为乐，到你们中原总是令人沉闷不乐。现在能回契丹本土，死无恨矣！”

高勋偷偷地对亲信说：“契丹主此语如谶语，透着不祥，恐怕活不多久了。”

契丹主在河北缴获的武器铠甲，装了几十艘大船，计划从汴水进入黄河北上送回契丹国内，由都虞候武行德率士卒千余人护送船只。

这武行德也是一员猛将，有血性。投降契丹不是他的心愿。于是，一路上煽动对契丹的不满情绪，船到河阳（今河南孟县）时，他与将士们聚谋，说道：“我等被胡虏胁制，将远离家乡。人生都有一死，但怎能去做异乡野鬼！胡势必不能久留中原，不如一起驱逐他们，坚守河阳，等有天命所归的帝王出现，我们再做他的臣民，这岂非长远之计？”

史称“众以为然”。

于是武行德就将兵器铠甲授给诸人，杀死了随船而来的契丹的监军。此际，正赶上契丹的河阳节度使派兵送人去潞州（今山西长治），河阳兵卒甚少。武行德乘虚而入，将士们推举他为河阳都部署（河阳临时政府主任市长之类）。武行德即派人将表章做成“蜡书”从小路送往晋阳（今太原）刘知远大本营。

“蜡书”，就是将密信写在帛上，而后用蜂蜡包裹，做成丸状的东西。这东西可以在递送时，一路避免潮湿，还易于携带，有隐蔽性。

刚刚就任后汉君主的刘知远，迅即任命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

契丹主闻报“河阳之乱”，感叹道：“我有三个失误，所以理该天下人叛我啊！我允许各道州郡搜刮钱财，是第一个失误；命北国将士‘打草谷’，是第二个失误；未能及早派中原各节度使返回镇所，是第三个失误。”

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尽管已有多年融合，但毕竟还是两套系统。涉及政治管理问题时，文化传统肯定要在后面起作用。但耶律德光不懂这些，所以他的三个“失误”说，还不过是浮薄说法，远不如张砺以及耶律阿保机时代的韩延徽更明了文化的力量，以及基于文化力量设计的南北分治之政治政策。说到底，耶律德光不过是一代枭雄，距离“政治家”似乎还距离很远。

公元947年夏，耶律德光在撤离中原途中染上热疾，浑身燥热不堪，御医们给他找来冰块敷在胸腹手足间，他还要抓来冰块吞嚼下咽。走到栾城一个叫“杀胡林”的地方时，已经口吐鲜血，病重不起。他命胡人带着酒肉到他病重的地方去祈祷。两天后，史称“有大星落于穹庐之前，若迸火而散”。天上有很大的流星降落到他居住的营帐之前，落地后，像火焰迸发一样消散不见。耶律德光亲眼见到了这一景象。按照他能理解的神秘传说，目睹陨星降落门前，应该是他命亡之兆。但他竟为此而挣扎起来，冲着西方大口吐唾沫，连呼道：“刘知远灭！刘知远灭！”

他试图用这种办法将不祥之兆转移到远在河东、但正准备南下攻取汴梁的刘知远身上。

此事见载于《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证明耶律德光对刘知远极为担忧。

但一切已经无济于事。相州屠城一案，已经如天谴一般给他一个现世报。他又挨了两天，在极度烧热烦躁中，极度痛苦地死去。

辽国上京述律平太后已经知道耶律德光生病不起，传下令来，要见人见尸。酷暑，如何保存尸体？有人出了主意，干脆将皇帝做成腊肉。众官同意，于是将耶律德光肠胃内脏掏光，腔子里塞满盐卤，做成了不会腐烂的尸体。这个东西叫“羓”，由于是皇帝被制成了“羓”，所以史称“帝羓”。

捌 赭黄袍与金银山

董温琪遇到秘琼、秘琼遇到范延光、范延光遇到杨光远，各自一世经营、掠夺的财富转瞬间成为他人囊中之物。而杨光远也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后来试图谋取更大利益，勾结契丹，终于让石敬瑭下了狠心，派出大将李守贞围死了他。他们无人如愿得到并享用那件梦想中的赭黄袍，也无人平安地得到并享用一世用之不尽的金山银山。

“炊饼”王妃的远见

公元933年，李嗣源死后，李从厚继位。

公元934年，李从厚死后，李从珂即位。

公元936年，李从珂死后，后唐亡；石敬瑭建立后晋。

公元942年，石敬瑭死后，石重贵即位。

公元946年旧历十二月，后晋亡国。

公元947年旧历正月，耶律德光进入汴梁，僭位为中原和大辽的双料皇帝。

公元947年旧历三月，耶律德光北归；任命萧翰留守汴梁。

公元947年旧历五月，萧翰闻听刘知远向汴梁开进，于是遁走。

公元947年旧历六月，刘知远进入汴梁，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

萧翰遁走之后约一个月时间，汴梁出现权力真空。

萧翰，是述律平太后哥哥的儿子。耶律德光在汴梁时期，将汴梁改为宣武军，任命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

耶律德光北还后，要萧翰留守汴梁，萧翰并不情愿，也在想着尽快北归。他知道后晋宫中还有五十多个宫女，就想在北归时把她们带走。但原后晋宫中的太监张环不给他。萧翰于是派人将宫门大锁打开，夺走宫女，抓住张环，用烧铁烙他，直到把张环肚子烤烂而死。

但萧翰北走，汴梁总得有个主事的，不然，撒手北归，那局面不可设想。他担心不能从容而退，于是想到选人来“监国”。他想到的合适人选就是许王李从益和李嗣源的王淑妃。

当时李从益和王淑妃都在洛阳，萧翰命人赶紧将二人迎到汴梁，假传是耶律德光的诏令，要李从益“知南朝军国事”，代理中原方面军政大事。李从益和王淑妃早知从政风险太大，一直藏在明宗李嗣源的陵寝下宫之中，但被召后，不得已到了汴梁。

萧翰当即拜李从益为帝，还安排了几位宰相和枢密使、宣徽使，并带领着契丹各部酋长拜见这位临时君主——李从益只有十几岁，还是个孩子，王淑妃就相当于母后摄政。

文武百官来拜见时，王淑妃凭她的直觉意识到危险正在来临。

她看着这些官员们，不禁哭泣道：“我们母子二人如此孤弱，却被诸公推上帝王的位置，这是祸害我家啊！”

萧翰想想也是，如果自己带兵北退，京师治安都成问题。于是他任命了一位北来的将军做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并充作在京巡检（相当于公安局长）。偌大个京城，只给这一对孤儿寡母留下了一千多名幽州兵，让他们把守京师各个大门，同时作为宫禁的值宿警卫。

萧翰辞行之后，李从益派使者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去见高行周，到河阳（今河南孟县）去召武行德，这二位都是后晋旧臣，但二人根本不听“诏令”，都不来。

王淑妃也知道刘知远正在向汴梁开进，更加害怕，召集大臣商议道：“我母子被萧翰逼迫，当了这个傀儡，这罪过是难免一死了。但你们没有罪，应及早准备迎接新主，自求多福，不要以我们母子为念了！”

众人被她一番话感动，都不忍叛离而去。

有人提议说：“现在京师各地，认真搜罗各营兵马，集中起来，估计不少于五千。这些人与萧翰留下的一千幽州兵，如果能合力坚守一个月，契丹那边必有救兵来到。”

王淑妃看到了李存勖、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四代后唐帝王的死亡，也看到了后唐、后晋两朝的亡国，后唐以来，孔循、任圜、安重诲……什么样的大臣她都见识过了，已经对乱世军政的凶险，有了切身体会。她知道眼前这一帮亡国之臣的斤两，更知道自己的斤两。她知道，这些人根本就不是这个乱世的弄潮者。她不信这些人，更不信自己。于是，这位昔日卖饼家的美女，说出了她一生中最有见地的一番言论。

她说：“我母子本是亡国苟活之人，怎敢和他人争天下！现在已经不幸到这地步了，生死就任人裁定吧！新君如能明察，当知我们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如果现在再谋划用兵，那不仅我们会遭遇祸殃，还会殃及他人，满城都将生灵涂炭——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一些有点血性的大臣还要试图坚守城池抵抗刘知远，王淑妃不从。

这时一位三司使（主管财政的大臣）名叫刘审交的说道：“我是幽州人，说话做事能不为幽州人着想吗？如果为幽州着想，当然应该固守京师，等待契丹来援；但有些事情是无可奈何的。自从城中大乱以后，无论官家还是私人都已经穷竭到底啦，没死留下的百姓也没多少，如果再被围一个月，那就连一个能喘气的人都没有啦！恳望诸公不要再说啦，太妃言是，一切都听从太妃的处理决定。”

最后接受了王淑妃的意见，放弃抵抗，迎接刘知远。

不贪财货的枢机大官

投降刘知远，涉及一个名分问题，李从益，怎么称呼？原来萧翰安排的是“知南朝军国事”，这个“南朝”指的就是“中原”，“知”就是代理、执掌，那就等于是个“代理皇帝”的称谓，王淑妃觉得不妥，毕竟“天无二日”。臣僚中的翟光邺奏上一策：称“梁王，知军国事”，去掉了“南朝”，确定李从益是“王”不是“帝”，这样，在迎接刘知远这位“汉帝”时，似乎名正言顺。

诸臣同意。于是，起草表章，称臣迎帝，表中恳请天子早日莅临京师。

而后，王淑妃、李从益母子搬出宫禁，出居到私人府邸，将皇宫让了出来。

翟光邺，是五代时为数不多坚持读圣贤书的人物。史称此人有“器度”，做事“慎密敦厚”，而这些行为都是出于天然，并非装出来的。他不是贪吝之徒。按照儒学原理，邦无道，发财，是一种耻辱，他知道自己在乱世，于是，坚持不发财原则。所以，他虽然做官很久，而且做到中央宣徽使、枢密使这样的枢机大官，他还是不想发财。家中有老母，他相当孝顺，兄弟很多，也很和睦，翟氏家族都能恪守本分，甘于粗茶淡饭。他一直处于家无余财之中，以至于他的住房都是租赁来的，也只不过聊避风雨而已。全家人吃的也多是粗粝之食。一般人忍受不了的贫穷，在翟光邺这里却“处之晏然”，安然自若，富贵贫穷，被他看得很淡然。有朋友来，则赊酒待客，谈说终日，没有厌倦。士大夫对他这种甘于贫困，且安然处世的君子之风，很是赞赏。

他治理政事，也主张“宽静”，不多事，能容事。后来他权知京兆尹，做汴梁市长时，前任的很多烦杂苛刻之政，全部罢免。市民对他也有赞誉。

当年他在处理安重诲事件时，也很果断；现在处理李从益“知南朝军国事”问题，也表现出了识大体，免予流血的思考。应该说，翟光邺能力不大，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但他是在乱世恪守儒家伦理，坚守“贫而乐道”颜回之风的士君子。这就非常难得。他在做汴梁市长时，病甚将死，就在卧室召来亲随，告诫他们说：“我气绝之后，马上带着我的尸体回家乡洛阳，不得在京师汴梁停留，以免叨扰军政部门。”

这样的人物，居然生在乱世五代十国！

两个无罪之人的死

且说王淑妃和李从益，他们在翟光邺等人安排下，如此低调来做临时执政，从哪个方向看，都不具备对刘知远构成威胁的可能。

但他们还是低估了刘知远的狠戾与凶恶。

月内，刘知远进入汴梁后，随即安排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进入大梁宫禁之中“清宫”，擅杀的刘知远给了他一道密令：做掉李从益和王淑妃。

这位郭从义，他的父亲跟后唐庄宗李存勖有私交，很得庄宗信任。郭从义还是孩子的时候，庄宗就很喜欢他，看他跟自己的儿子年纪差不多，就常常让他进入宫中，与几个皇子们在一起玩。这之中，郭从义跟少年李嗣源最为友好，很玩得来，史称二人“情好款狎”。等到李嗣源做了皇上，郭从义也得到升迁。现在，刘知远下辣手，命他来杀李嗣源的太太和儿子，郭从义冷血，要了二人的性命。五代历史，江湖险恶、宦海险恶、人情险恶，无情无义一至于斯。

王淑妃临死前对人说：“吾儿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岁寒食，以一盂麦饭洒明宗陵乎！”

我儿子是被契丹人立为皇帝的，我们不想做啊，我们有什么罪而至死呢？为什么不能留下吾儿一个，让他每年寒食节时，能带上一碗饭洒在明宗陵墓前祭奠他呢？

这一番话说得如此悲酸，听到的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刘知远当初曾跟石敬瑭一道，在明宗李嗣源麾下做事，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丝毫不念及往日情分，杀害了两个无罪的人。这事已经证明：无论刘知远有着怎样的“雄才大略”，他也不是奄有天下的圣君。乱世太久了！怎样才能统一、安定？孟子早有言：“不嗜杀人者”方有望统一吾土，天下太平。这样的人物，还要等待十几年，直到赵匡胤建构大宋帝国。

张砺恨怒而死

耶律德光死后，中原一时无主，从京师到边境，到处一片混乱。契丹撤退回草原，要走出河南穿过河北，这一路原来乃是河朔三镇的辖境，从南到北依次为魏博、成德、范阳。耶律德光已经走过去了，现在是留守中原的契丹守将们再走。而在太行山的那一面，刘知远则在从山西往南走，向着洛阳、汴梁挺进，大将史弘肇为前锋，一路势如破竹，几乎无人阻挡。两路大兵相向而行，一在东，一在西。刘知远的南下部队，有一种满怀希望的浩荡之气，契丹北撤的部队则有一种匆匆忙忙的迫促之相。

河朔三镇，有个契丹守将名叫麻答。此人出身于契丹贵族，是契丹太祖“天皇王”耶律阿保机兄弟的儿子，自幼被收养在宫中。麻答与耶律德光感情很好。在跟从耶律德光南下中原的几次战役中，他都有不俗的表现。讨平石重贵时，他收服博州刺史，擒过德州刺史，屯兵滹沱河时，曾与耶律德光一起，逼降杜重威。

耶律德光进入汴梁，留下麻答管理河北，虽然另派他人做安国军节度使（治所在恒州，今属河北保定），但真正的实权人物则是麻答。当时河北一道，相当于河朔三镇都属于他的辖区。

这年夏季六月，萧翰北撤时，曾来到恒州。当时投降契丹的名相张砺也在这里。萧翰就与麻答会合，派出铁骑包围了张砺的府邸。张砺卧病在床，但还是抱病出来接见他们。

萧翰数落他说：“你当初是不是对先帝说我们胡人不可以做节度使？我还听说，我已经是节度使啦，而且是国舅，你竟敢在中书告我！还有，先帝留我守大梁，让我住在宫里，你却说不行，是不是？还有，还在先帝面前告我和麻答，说麻答爱抢人财物，说我爱抢人女子，是不是？今天我一定得宰了你这个混蛋！”说话就命令亲兵把他锁起来。

张砺生病，身体虚弱，还撑起一股囊气，高声说：“这些事都是有关国家大体！我确实说过这些话。要杀就杀，还锁起来干什么？不必锁！”

麻答此际表现得比萧翰理性。他认为大臣不能杀大臣，尤其不能擅杀大臣，就极力解救张砺。他知道张砺为草原帝国付出了不少智慧和才能。

萧翰这才勉强将张砺释放。

但当天夜里，史称张砺“愤恚而卒”，张砺又恨又怒而死，具体死因不明。

“僭妄”之徒麻答

麻答其实是一个相当傲慢的草原枭雄。他见到中原人士很无礼。有些中原人吓得只好对他卑躬屈膝。

恒州有个大员名叫崔廷勋，此人长得仪表堂堂，留了一副美须髯，地方官也曾做到藩帅节度使、朝中官也曾封赏侍中宰辅级，在河阳做官，也曾“得民情”，深得百姓喜爱，投降契丹后，也有战功，甚至打败过后汉名将武行德。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耶律德光死后，回到河北镇州成德军，见到麻答，居然“趋走拜，起、跪而献酒”，小步趋走，站起来盛酒，而后跪下给麻答敬酒，一副下人之相。而麻答呢，居然“踞而受之”，坐在地上，劈着俩腿，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势，坦然地接受他的献酒。

此人还特别地“贪残猾忍”，贪婪、酷毒、狡猾、残忍。他似乎就是那种以刑杀、恐怖手段统治辖境的传统恶人代表。

民间有珍货，他必劫掠；世间有美女，他必强取（不是“娶”，而是“取”。笔者行文，于此类关节，遣词造句，必试图“尽精微”。读者幸勿囫囵放过。再自我表彰一次）。因为契丹欺凌中原士庶，四境之人几乎无法正常生活，于是纷纷结伙为“盗贼”。麻答为了平息“盗贼”，就常常抓捕四境村民，诬称他们是“强盗”“贼寇”，而后，或割下这些人的脸皮，或挖出这些人的眼球，或砍断这些人的手腕，最后用火来烤这些人，慢慢将人烤死。他试图用这种办法建立自己的威风或权威。

他还常常带着惩治“盗贼”的刑具或是工具，刀子啦、钩子啦、斧子啦、火石啦，挂在车上。车子左右更悬挂着被处刑人的内脏，什么肝脏啊、胆囊啊，还有四肢，什么手掌啊、脚丫啊，等等，不一而足。府邸里也满是这些刑器，或人身上的部件。这位魔头就在这些血腥的物事之间起居，每日谈笑自如。

出入府邸时，或者穿了皇上才能穿的赭黄袍，用皇上才能用的御辇，用的东西也大多都向皇上看齐。还自己解释说：“这些玩意儿，你们汉人以为不可以用，在我们契丹国，没这些忌讳！”

他再能耐，也不过是契丹国主封赏下的一个节度使，但当时因为政事堂宰相人员不足，他就冒用皇帝的名义，给当朝几位知名宰辅下发“牒文”，命冯道兼判弘文馆，负责文秘工作；命李崧兼判史馆，负责实录工作；命和凝兼判集贤馆，负责档案工作；命刘昫兼判中书，负责政事堂工作……这就是“僭越”。因为他又没有管理天下的能力，所以又可以称之为“狂妄”。加在一起，就是“僭妄”。史上“僭妄”者，几乎没有一人有好下场，麻答也不例外。

颇有胆气的两个军官

冯道等人，此时随着萧翰的北撤，都暂时在恒州。

麻答有一个管理上的特点，他自己不遵纪守法，但对恒州城中的契丹人还能约束，只要契丹人犯法，他是毫不客气，往往就要从重从严。所以恒州街市，各个店铺没有遭受滋扰。

战后，城中人死亡、流亡很多，麻答不希望汉人继续流亡，就对把守城门的人说：“如果有汉人来偷窥城门，试图逃跑，就砍了他的脑袋来见我。”

后晋有一位将军叫薛怀让，他在做洺州团练使（今属河北永年）时，曾跟随杜重威在中渡桥投降契丹。他对投降本来就不满意，因此总是伺机反叛。耶律德光北撤时，任命他镇守成德军（今河北正定）。

这时候，麻答命令他的部下到洺州去督运粮草。薛怀让此际已经听说了刘知远在太原起兵的消息，于是杀掉了麻答派来的督运官，然后给刘知远发去一份奏章，表示愿意归附后汉。刘知远于是派遣大将郭从义带兵万余人，前来与薛怀让会合，共同攻打邢州（今河北邢台）。

邢州此时是契丹州帅刘铎在镇守，麻答即派出精兵前来增援。最后契丹军队遁去，刘铎投降后汉，但薛怀让乘其不备，夺去了邢州。刘知远当即令薛怀让遥领安国节度使，意思就是一旦赶跑麻答，镇守恒州的任务就是薛怀让的。

麻答派来的将军进攻邢州不利，就纵兵在邢州、洺州一带大肆抢掠。

麻答麾下，契丹留给他兵卒不满两千，但麻答却让有关部门给他发一万四千人的粮饷，所有多出的部分，全部收归私人所有。

镇守恒州的，还有汉兵，麻答对这些汉人有疑忌，更认为这部分人马对于镇守恒州无用，就渐渐开始废除这部分兵马，平常的粮草发给，也越来越少。汉兵有了怨言。正好又听说刘知远已经进入大梁，于是兵士们渐渐起了南归之志。

这些有“南归之志”的汉兵，出现了两个颇有胆气的勇壮军官，一个是前颍州防御使（治所在今安徽阜阳），阜阳军政主任何福进，一个是控鹤指挥使，中央亲军司令官李筠（此人原名李荣，后周时避讳柴荣的名讳，改名李筠，此处行文，为求简洁，一律称李筠）。

这俩都不是凡人，何福进出身将门，他在少年时就因为有勇气，而远近闻名。当初在“兴教门之变”中，他也是跟随唐庄宗李存勖拼到最后的人物。到了后唐明宗时，已经做到了刺史。后来驱逐契丹之后，他长期守卫河北北部，史称“数年之间，北鄙无事”，多少年来，北部边境没有战事。

李筠更厉害，乱世中，战功累累，一直到大宋建国，他还与赵匡胤有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昭义军（今属山西长治）保卫战”。

这二位壮士，早就想驱逐契丹，恢复中原，但感觉几千草原兵也不是吃干饭的，所以在密谋中，一直等待时机。

权力真空下的“民选”

后来，前磁州（今属河北邯郸）刺史李谷，也参与到密谋中来。

不久，麻答麾下的几位将军开始北撤，恒州留守者已经不足八百人，李筠等人决计开始行动。行动有个暗号：约定以恒州佛寺敲钟为号。

这一天，新任的契丹主耶律兀欲，派来骑使，到恒州约请冯道、李崧、和凝等人，到契丹陵寝之地木叶山一起参加耶律德光的安葬仪式。冯道等人还没有动身，刚刚到吃早饭时间，恒州佛寺的钟声响了。

汉兵们从四面八方行动起来，各个部门的大门口，都有契丹人守卫，这些人都被预先“徘徊”在门口的汉兵夺了武器，杀死十多人。然后，纷纷冲进府衙。

李筠带人首先占领武库，呼唤汉人士兵和市民，武装起来，于是人们纷纷前来领取铠甲和兵器，走上街头，寻找契丹兵厮杀。有人焚烧了恒州府衙，与据守在这里的契丹警卫士兵殊死搏斗。李筠一边拼杀，一边号召汉人军官们拿起武器，通力合作，驱逐麻答。当时的护圣左厢指挥使白再荣，在府邸闻乱，吃不准结局，不敢轻举妄动，藏匿到偏房的帘幕之后，被起事的官兵发现，砍掉帘幕，拉着他的胳膊，要求参与到起事中来。白再荣不得已，只好起哄般地成为造反者。

这时各路汉军从城内、城外赶来，一时间，恒州城内烟火频起，到处是呼喊声。麻答等人见城中大乱，非常惊恐，赶紧集中起日常聚敛的财富，逃往恒州北城据守。

汉兵这时出现了乱相。因为没有统一指挥，行动起来也是各自为战，无论功过，无人奖罚，于是，贪婪狡诈之徒开始趁火打劫。有些胆小怕事的则四处躲藏。这样，起事士兵们看似到处跋扈，实际并非铁血兵团。

于是，麻答略略定神，就在北城带出了一批有组织的契丹兵，于是，势头大振。这批契丹兵重新占据恒州，见到汉兵就杀，结果是几百人的契丹兵，杀灭了二千多人的汉人兵。形势险恶。

前磁州刺史李谷在这个危机时刻，可能是头脑最清醒的人。他当即去找冯道等人，请求他们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慰勉、嘉奖起事的汉兵。

冯道等人在这个时刻表现了一种担当精神，就在汉兵比较多的地方开始看望他们，鼓励他们。士兵们看到当朝大臣来了，士气复振，于是开始转向敌军杀去。史称“微李谷之谋，汉兵殆矣”，没有李谷的谋划，汉兵恐怕要完蛋啦！

城里城外，拼杀了一个整天，说话间太阳就要落山了，城外也忽然聚集了数千农民，不断地鼓噪呐喊，扬言要抢夺契丹人金银和来自草原的妇女。契丹人闻听后，十分恐惧，于是纷纷向北跑去。麻答等人一直跑到定州，与当地的契丹守军会合，这才勉强安顿下来。

恒州怎么办？

现在，原来的皇上石重贵已经被掳，生死未卜；外来的皇上耶律德光已经驾崩，而耶律兀欲，就像刘知远一样，帝王的“光辉”还没有“照耀”到此地，而此地，没有太守！

李筠和诸将士想推举冯道为节度使。

冯道说：“我不过是个书生，只能做做奏报之事，却不懂藩镇管理。还是要从各位武将里选择一位‘留后’。”

他这番话透露几个信息：

一、他不想蹚这个浑水，万一做了此地太守，将来哪位皇上怪罪下来，他当不起。但也能看出此人明哲保身的智慧。这一品性，似也无可厚非，对冯道这样的人物，当然不可以用圣贤的标准去衡量。

二、他认为无论选谁来管理恒州，也还不过是“留后”，没有节钺，因此还不能算是正式的节度使，为维护帝国的秩序原理，保留了一点理性逻辑。就像后人褒贬参半地评价李鸿章是大清帝国的“裱糊匠”一样，冯道，在很大程度上也像是五代乱世的“裱糊匠”，但他并没有李鸿章那种折冲樽俎的能力。

三、他从未有过文人治理地方的理念，还不过在“武夫治藩”的历史惯性之中。因此，他不是一个治世的能臣，当然，也不是乱世的枭雄。就政治智慧而言，他有“裱糊”意识，但没有“更化”理念。在“治藩”方向上，他甚至不如后唐初期的安重诲。治藩、削藩，对冯道而言，是梦想不及的政治安排。他，以及他的同时代人，几乎无人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体制内对藩镇问题的良性解决，也即“自我更化”智慧，要一直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才可以见到。

武夫们同意冯道的意见。于是，在中国恒州，在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灭亡、契丹北撤这个权力真空的小小时区，有了一次“民主选举”。

白再荣的“贪昧”

谁来出任恒州太守呢？

按这一次驱逐契丹的功勋看，李筠第一；但白再荣在这一群武夫中，却是当时地位最高的人，“护圣左厢指挥使”，相当于中央禁卫军中的亲军马军左路军总指挥，师长或局长级别的人物。诸位讨论后，就公推白再荣为地方大员，主持“留后”工作。随后，冯道等文职官员，将这决定写成奏章，派人上报给后汉朝廷，奏章中还请求朝廷赶紧派兵来巩固刚刚占据的恒州，安国军战区。

刘知远派出了左飞龙使李彦从到恒州来支持地方工作。左飞龙使，是朝廷中负责管理皇家马匹的后勤部主任，官职不高，但地位重要。

这位临时的恒州“留守”白再荣先生，属于又贪婪又傻帽的人物，故史称“贪昧”。此人猜忌诸将，以至于有人不愿意听他指挥，拥兵自保。

白再荣一朝权在手，就有了贪赃枉法的念头。他看到恒州将士驱逐之功，按惯例要犒赏，但恒州钱库储财不多，他更想拥为己有。想想觉得宰相李崧、和凝等人多年做大官，家中一定很富有，于是就派军士围了二人的府邸，请求发赏犒军，自己也好从中谋私。李崧、和凝忍痛将家财捐出大半分给将士。白再荣觉得这事毕竟不那么光彩，而且日后这二位大佬重新掌权，怪罪下来，吉凶难说，于是就动了恶人念头，要杀人灭口。

李谷明察秋毫，知道此事后，去见白再荣。

他指责说：“国家覆亡，君主蒙羞，你们这些将官，手握兵权不去解救，现在才驱逐了一个胡人，镇州百姓死了近三千人！这次驱逐之功，难道仅仅是你个人力量？现在此地刚刚脱离险境，你就要诛戮大臣。你可想好：万一新来的天子追究下来，给你个‘擅杀大臣’的罪名，你怎么答对？这些，你可要想好！”

李谷一番话，大有春秋士大夫的气象，有理有力有节。对白再荣的批评入木三分，但又充满实实在在的警戒。这一番话让他惧怕，终于没有敢杀害大臣。

白再荣后来又试图搜刮本地百姓的钱财犒军，又被李谷极力抗争的一番话打消了念头。李谷等于救助了一方百姓。乱世中的菩萨行，最为值得表彰。李谷的国士之风，让人钦敬。

但白再荣的“贪昧”是一辈子的事。他还是绞尽脑汁想出了榨取之术。他避开李谷给他划的“红线”，开始搞“站队”：过去谁谁谁给麻答干过事，站出来！他用了特务手段一番调查，找出了不少人。这之中各类人物都有，他把这些人拘留起来，要赎金。意思就是：你们过去作恶，现在的政策是，吃多少吐多少。

白再荣的贪，与麻答比，毫不逊色。所以恒州人给他个绰号：白麻答。

他后来的下场很惨。

后汉末年，白再荣做节度使，但家眷府邸都在京师。郭威起兵反汉，进入京城汴梁后，曾纵兵大掠。当时就有军士进入白再荣府邸，将其财物洗劫一空。这位白再荣，所到之处横征暴敛，积蓄了山一般的财富。郭威士兵很多都是他过去的部下，就是这些部下抢劫了他。

滑稽的是，劫财之后还不算完，又有士兵对他说：“我们这些人过去曾在麾下奔走，没想到今日无礼到这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再见着您哪？”于是，杀了他，史称“刎其首而去”。

财富轮流转，但流转中往往有神秘气数。白再荣的故实，再一次印证了儒学关于财富的大智慧，《礼记·大学》有言：“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财富如果是不正当手段得来，也往往会在不正当条件下失去。道正而善，可以得到财富；道邪而恶，将失去财富。世上有多少人能够参透这个智慧呢！

契丹国内乱

麻答的下场也不是他想要的。回到草原之后，耶律兀欲认为他丢了恒州是一罪，麻答则认为是冯道等人阵前动员，坏了他的事；而冯道等人则是耶律兀欲和萧翰等人从汴梁带到恒州的。耶律兀欲不听他的辩解，将其“鸩杀”，用一杯毒酒结果了这个祸害中原士庶、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耶律兀欲他爹，就是原来契丹失去皇位的“人皇王”耶律图欲，也即投降后唐、最后被李从珂杀死的李赞华。李赞华死后，耶律兀欲被接回契丹。后来，他就跟随着耶律德光多次南下中原。

当初，耶律阿保机死于外地勃海扶余城，述律平太后得以杀死酋长和将领几百人。这次契丹主耶律德光又死于外地河北杀胡林，所以草原酋长和众将们害怕述律平再来这么一手，于是策划拥戴耶律兀欲做契丹之主。

他们要求耶律兀欲尽快从中原回国。

当时耶律德光有儿子在草原，耶律兀欲承袭皇位，没有得到述律平的许可，等于是擅自即位，所以，内心也不安定。这次有草原方面的大臣拥戴，他感到是个重要机会，就令麻答留守河北，将掳掠来的后晋官员都留在恒州，以恒州为契丹中京，自己带上后晋的宫女和宦者、教坊，匆匆地向草原奔去。

契丹当时有两个人有希望，似乎也有资格继承耶律德光的皇位，一是耶律德光的弟弟李胡，另一个是耶律德光的长子耶律璟。述律平太后倾向于李胡继承皇位，所以，耶律兀欲开始有犹豫。但契丹诸酋长实在是害怕述律平，这时也正应了那句话：越是恐惧，越是大胆。他们在恐惧中拥戴耶律兀欲，并决定和这位草原老太太拼一次。

在后来的日子里，耶律兀欲与契丹国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李胡，在今属内蒙古昭乌达盟的巴林左旗，兵戎相见，李胡兵败。

但述律平太后不死心，亲自率军来与孙儿耶律兀欲大战，在今属北京的契丹南京附近，孙子打败了奶奶。这是述律平生平的第一次败绩。耶律兀欲一直追击到巴林左旗的西拉木伦河畔，此地有一渡口，祖孙二人隔河相对。

这时，契丹资格最老的贵族耶律屋质，说服了述律平太后和耶律兀欲，两方罢兵，达成和议，许立耶律兀欲为帝，是为辽世宗。史称这一事件为“横渡之约”。

但耶律兀欲最后担心述律平太后和李胡秋后算账或东山再起，将二人“流放”到今属昭乌达盟林东镇的地方，实施软禁。

随后，契丹像中原帝国一样，开始屡屡发生宫廷政变。

辽世宗耶律兀欲，在亲自领兵救援北汉刘崇时，醉酒中被大臣杀害。

耶律德光的长子耶律璟在军中被拥戴为契丹主，史称辽穆宗。在位18年后，也在醉酒中，被近侍所杀。

……

契丹，在“赵匡胤时代”先是侵扰中原帝国，后来是灭亡中原帝国，再后来是支援北汉国，继续侵扰中原帝国，直到“澶渊之盟”，但那要等到半个世纪之后，宋真宗时代。

赵在礼“移镇”敛财

契丹灭晋，中原士庶苦难深重。

包括晋出帝和太后、皇后在内的很多人都被掳往草原，更多的帝国精英人物则遭遇着来自草原胡人的欺凌或侮辱，衣冠受辱，是吾士大事。士可杀不可辱，是传统大节。契丹进入中原，对士庶凌虐甚深，很多人不愿忍受凌虐，宁可选择自杀。景延广自杀了，皇甫遇自杀了，赵在礼也自杀了。

赵在礼是五代时期个人操行很差劲的官员。

他曾经是后唐时期的大臣，李存勖时做指挥使，屯兵贝州（今属河北邢台）。在魏州兵变中“被拥戴”为“兵马留后”，步军、马军代理总指挥。后来与李嗣源合兵一处，在颠覆李存勖政权中立功，正式做了节度使。石敬瑭建立后晋，他又投降后晋，被进爵为“公”。

赵在礼是个与其他藩帅不一样的人。其他藩帅都不愿意“移镇”，他不同，他主动要求“移镇”，到处做藩帅，干吗呢？发财。他在魏博做留后时，时间一长，原来拥戴他的那些人纷纷改换门庭，投奔他处。他担心魏博军士的骄悍最终伤害到他，于是上奏请“移镇”。朝廷喜欢藩帅“移镇”，以为正好可以削夺兵权。但“移镇”后，赵在礼发现，到了新的地方，更好做生意发财。兵权没有了，政权在，有政权，就有办法发财。他历任十余个大小镇所，到处以官商面目出现，史称“善治生殖货”，善于做生意积聚财富。他积聚起来的财富，让帝王都眼馋。据说两京（洛阳、汴梁），以及他所莅临的藩镇，到处都是他名下的店铺。后晋出帝石重贵要为儿子石延煦娶媳妇，就选中了赵在礼的女儿，据说那理由就是“贪其财货”。婚礼那一天，仪式相当丰盛，京师人人艳羡。

赵在礼所有聚敛而来的财富，除了个人享用之外，基本就两个出口：侍奉权贵、施舍寺庙。

他在归德军（也称宋州，即今河南商丘）时，也做过一个奇异的大规模动员活动。当时归德军闹蝗灾，蝗虫飞得是遮天蔽日。赵在礼要求全镇民众在同一时间挨家挨户地挥动各类旗幡，敲击各类鼓盆，不能让蝗虫在本镇停留，落下来的蝗虫惊骇而起，飞着的蝗虫无法降落，就这样，将蝗虫全部赶出本镇，至于落到附近谁的镇上，他就不管了。

据说这种驱赶蝗虫的法子还挺奏效，史称“人亦服其智焉”，人也能佩服他的智慧。

拴马槽自绞舍命

契丹进入汴梁后，赵在礼在长安。当时听到一个消息，说契丹主耶律德光认为当初魏博之乱，庄宗李存勖之死，跟他有干系。于是决定去汴梁效忠，也好当面说清当初魏博之乱的来龙去脉。但他还是提心吊胆，临行前对人说：“我此行，实在是令人忧虑！”

他离开镇所，跋涉了一程又一程去朝拜契丹主。路过洛阳时，先去拜见当时占据此地的契丹侵掠者（注意：侵掠，而不是侵略），当时此地有几个契丹将军，高谟翰、述轧、拽剌等。赵在礼见到他们时，态度很恭敬，也很遵守礼法，但这几个契丹将军，一个个“踞坐”在地，劈开俩腿，傲慢地接见了他。这些来自草原的胜利者们根本不想给他星点尊重，甚至几乎就没拿他当个玩意儿。契丹武夫们直接就向他索要货财，“拿钱来，有多少拿多少吧。”他没有想到自己乃是当朝国戚，女儿都嫁给皇子啦，却遭遇了胡人羞辱。史称赵在礼“不胜其愤”，没有办法平息自己的忧愤。

从洛阳往东，赵在礼好歹走到郑州，当晚住在旅舍里，又听一个消息：同州（今属陕西渭南）的刘继勋被契丹锁了。

刘继勋当初在出帝石重贵时，跟契丹翻脸，他也参与了预谋。等到契丹打下后晋，擒了石重贵，就开始清算，一个个调查谁谁谁曾经“反契丹”。刘继勋也在黑名单中。刘继勋从通州来到汴梁，本来也有改换门庭的意思，但不料契丹当庭就质问他：“你为何当初反契丹？”刘继勋一看大殿上冯道也在，一时事急，就赶紧指着冯道说：“冯道，冯道！他是宰辅，当时就是他跟景延广，实际策划了‘反契丹’事！臣官职卑微，那时哪里轮得上说话！啥事陛下可以问他，冯道啥都知道！”耶律德光说：“冯道这个老头儿可不是多事的人。你，不要胡乱攀扯！”然后让人了解刘继勋的身体状况，有人告诉耶律德光，刘继勋患有“风痹”，也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耶律德光说：“这个病啊？北方地方凉快，居住在北方可以治愈这个病。”于是命人将刘继勋上锁，准备押送到黄龙府。

赵在礼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惊。当初石重贵“反契丹”，曾任命他为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北方前线马军、步军参谋总长，虽然抗击契丹无功，但是毕竟算是“反契丹”行为。他可比刘继勋“罪过”更大。想来想去，不想再次受辱，于是，在旅舍中转悠，在院子里的马棚处，看到一处地方似可了此残生，就用衣服带子在马槽上拴了扣，将自己绞死。这时还没有出正月，赵在礼六十六岁。

赵在礼死后，让契丹有点吃惊。想了想，汉人如果死人太多，管理中原的合法性是要受到挑战的。于是，释放了刘继勋。刘继勋在忧愤中，死在家里，还算有了个善终。

赵在礼在宋州归德军时，有个邪痞之事。

他在宋州搜刮当地钱财，士庶对他恨之入骨。但是不久忽然有了赵在礼要调走的消息，宋州士庶大喜过望，于是奔走相告：“那孙子要走了！这可真是‘眼中拔钉’，岂不乐哉！”

但没有想到的是，赵在礼又受诏继续留任，继续做归德军节度使。

赵在礼听说“眼中拔钉”的传闻后，开始在辖境内做人口普查，都调查清楚之后，开始借着石重贵的“括率”政策，扬言保家卫国，捐钱打契丹。整个搜刮钱财过程，给出的数目字是：“口率钱一千”，一口人要捐钱一千文。还说你们不是要“眼中拔钉”吗？这就是“拔钉钱”。

地方官实为“土匪”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的很多做法往往都是反人类的，“拔钉钱”就是一例。这类案例证明了藩镇有能力自省的人物很少。在丛林原则下，他们做官如匪，已经成为惯性。他们不可能自我刹闸。这种无道邦国给民生带来的苦难，用现代政治哲学考量，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无耻而又无情的践踏。几千年世界史、中国史，已经证明一条政治哲学原理：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是文明之始。

五代十国，类似赵在礼这样以土匪行径做官的案例不在少数。

宋人郑文宝《南唐近事》说一例，可以与赵在礼故实比较。

吴国杨隆演称帝，徐温执政，徐温的养子徐知诰也即后来的南唐先主李昪，辅佐执政。这时，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有个县令叫张崇。此人贪暴不法，远近闻名。庐州的士庶不服气，到金陵（今属南京）来上访，说张崇收受贿赂。徐知诰当即派侍御史知杂事杨廷式前往检查，打算以此来吓唬张崇一下。

杨廷式说：“我在御史台工作很久了，知道肃清贪渎，体制非常重要。因此，本职工作，不可不做。”

徐知诰说：“你就说怎么办吧。”

杨廷式说：“给张崇戴上枷锁看押起来，派一个官吏去金陵，反复诘责都统，把事情搞清楚。”

都统，在这里指的就是执政徐温。

徐知诰说：“现在查办的不过是庐州一个小太守，何至如此！”

杨廷式说：“县守虽然是小官，但张崇将他收取的民间财富都转献给了都统。难道可以舍去大官，只去诘责一个小官吗？”

徐知诰惭愧，道歉说：“本来我就知道：小事不足以麻烦你。”

徐知诰因此更加器重杨廷式。

当时江南吴国，是吴王杨隆演称帝，徐温为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封东海郡王。徐知诰也即后来南唐的李昪，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吴国的首都在广陵（今属江苏扬州），但徐温自任金陵市长，常年在金陵办公，遥控朝廷军政事务。徐知诰作为徐温的养子，辅佐徐温，也在金陵。在这样的格局下，远在庐州合肥的百姓来上访，杨廷式知道张崇还不过是个“苍蝇”，真正的“老虎”是徐温。他也知道徐温的养子徐知诰扳不倒徐温，但身为御史台监察官，官职仅次于御史大夫的侍御史，杨廷式负有接受处理公卿奏事，举告、弹劾非法，执行办案的公职，按照职官“岗位责任”设计，他必须给出公正意见，不能因为权贵在上，就徇私枉法，或故作睁眼瞎，甚至不能一眼睁一眼闭。说出真相，并提出根据真相而来的执法意见，是御史官员职责所在。

当然，能否执行，是另一回事。

现在知道的事实是，没有执行。不仅没有去诘责大丞相徐温，甚至对张崇也没有治罪。

反人类的张崇

张崇在庐州，将搜刮来的钱财重重地贿赂当朝权要，因此每次入朝，都能够平安地返回镇所，继续盘剥当地士庶。他甚至将官职做到了庐州观察使，庐州升格为德胜军后，他又任德胜军节度使、加安西大将军、封清河王。为患地方二十余年，史称“士庶苦之”。

他的做法一如赵在礼，甚至比赵在礼还酷毒。

有一次，他被调到首都广陵去做朝官，庐州人庆幸他改任，离开庐州了，都有了弹冠相庆的喜悦，纷纷说：“渠伊必不复来矣！”

“渠伊”就是“他”的意思，含有贬义，现代汉语可以翻译为“这小子”“这货”“这家伙”“这孙子”。

但是没有想到，这孙子还是回来了。他一回来就听说了这个事。好，马上开始征税，按照人口来征，名目就叫“渠伊钱”。

第二年，他又被朝廷调走，庐州有传言，说要罢免他的府官。但这一次人们不敢说话，也不想实指，但是心里高兴，忍不住，就不约而同地道路相见之后，互相传递眼神，做一个“捋须”的动作来互相庆祝。

这孙子回来后，听说这事，好，马上开始征税，还要按人口来征，名目嘛，就叫“捋须钱”。

张崇还好借酒疯杀人，他麾下有一秘书叫刁镕。他多次对刁镕周围人说：“我要是喝醉了，你们别叫刁镕出来见我！一定记住！”有一天他醉了，大着舌头，连续多次召唤刁镕，刁镕想想，也许没事，就来到他跟前，没想到果然被这货杀掉，砍了头。

第二天天亮，他还召唤刁镕，左右说：“您昨晚已经把他杀啦！”据说张崇非常后悔，令人将刁镕脑袋取来，对着这个脑袋作揖说：“罪过，员外！”对不起啦，刁镕员外！

他就是这样轻视人命。

但他信鬼神。杀人多了，难免有“作祟”的动静。张崇的家人也不希望他总是杀人，于是就开始做局。

当地有个“后土庙”。后土，乃是地神，民间又称“后土娘娘”，也算是传统中的“大地之母”。但民间还信奉后土娘娘也该有丈夫，这个丈夫据说叫韦安道。庐州的后土庙就给韦安道塑了座位。这天开光，有个女巫就说“上天贬谪后土娘娘到人间，与韦安道做夫妻”，某日会下凡。

到了那天，张崇就去看。

时辰一到，女巫就偷偷地放出“异香”，于是宣称后土娘娘已经到啦！当然，肉眼凡胎是看不到的。张崇觉得神奇，于是命令乐队奏乐，他则安排酒宴，对着庙中的神像酣饮，仿佛与神仙在一起度过了美好时光。

有一天晚上，张崇的家人偷了他杀人的兵器，全都放在土地庙里。

女巫假装派人来告诉张崇：“天上列仙不喜欢杀战，所以派遣六丁大神取了你的兵器，公以后不得更用这类东西伤害他人！切记！”

张崇因为这个原因，才开始改悔，不再杀人。

但他榨取民脂民膏的恶习，却终生未改。乃至于当地演出班子都看不下去，在张崇有一次观戏时，现编段子，讽刺他。舞台上一个伶人假装死去，另一伶人假扮阴府冥官，判决说：“你这厮，弄得本地焦湖百里，一任作獭。”你这家伙，管理此地，弄得本地方圆百里连水都没了，罚你再世做个水獭，也没有水用！张崇似乎看明白了，但丝毫没有羞惭之心。

杜重威凌迟处死

契丹占据中原，给中原带来苦难；契丹撤出中原，也给中原带来苦难。

石敬瑭之后，那么多人模仿石敬瑭，要过一把真龙天子的瘾，但除了石敬瑭之外，几乎无人“成功”。石敬瑭勉强算是投靠契丹唯一的“成功”者，但他的晋国也不过二世而亡，那些次一等的模仿者，则没有一人有过“二世”的纪录，基本都是“及世而亡”，自己这一代人就灭亡了。各人的死亡方式，也大多很惨。

杜重威被一刀一刀凌迟处死。

杨光远被武士秘密折磨而死。

赵德钧在屈辱中忧愁而死。

赵延寿在屈辱中不知所终。

可以说说这些人的死亡方式。

且看杜重威。

刘知远在耶律德光北撤后得到机会，进入京师汴梁。

杜重威很快投降后汉。

后汉枢密使郭威请杀杜重威的牙将百余人，并将杜重威的家财没收，用来赏赐将士。刘知远准了。但还是让杜重威做太傅兼中书令、封为楚国公。但这些都已经不过是虚职而已。杜重威已经日暮西山。所以每当他出入府邸时，街上的路人都敢于捡拾瓦砾向他投掷，同时还敢于对他开骂。

杜重威末路毫无尊严可言。

刘知远在位仅一年，便于乾祐元年（948）病逝，其子刘承祐继位，是为汉隐帝。但刘知远临终之前，认为反复无常的杜重威很可能还会反复，就对顾命大臣苏逢吉、史弘肇、郭威等人托付完刘承祐之后说了四个字：“善防重威！”

苏逢吉等人秘不发丧，假托刘知远诏书道：“杜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谤议摇众。并其子皆斩之。晋公主及内外亲族，一切不问。”

杜重威父子，因为朕有小病，就到处造谣惑众。我命令将其父子一并斩首。但杜重威家中的原晋国公主及他的内外亲族，都可以释放不必追问。

昔日后晋国戚，石重贵倚为重臣的杜重威，此时被五花大绑押往北市，行刑官将其寸寸割肉，史称“市人争啖其肉，吏不能禁，斯须而尽”。杜重威被东京汴梁的市民们争着抢着，一会工夫，生生吃掉了。

杨光远“拉杀”而亡

再看杨光远。

契丹与后晋的第一次战役结束后，石重贵闻听契丹已经撤退，立即命令李守贞率师东讨杨光远。之所以派遣李守贞，是因为二人长期不合，结有梁子，这一次石重贵等于让李守贞公仇私仇一起报，可见出帝已经恨透了杨光远。

李守贞很卖力气，确实想灭了这个二货，但却不想拼实力，他设计了“长连城”将青州城远远围住。从初夏一直围到冬天。杨光远渐渐没了主张。除了“婴城固守”，企盼契丹来援，没有别的招数。这也是一个没有道义道德，就那点有限的功业名望，更不懂权力权谋，连绝对优势武装力量也没有，只有依恃契丹成事的地方大藩。——但契丹已经退兵了。

李守贞围了他半年多，青州城中粮草殆尽，早就开始“人相食”，甚至到了“人相食”都没得可食的地步。

杨光远北望契丹，在城楼上磕头，呼叫道：“大辽皇帝误光远耶！”

他的儿子杨承勋、杨承祚劝父亲出降李守贞，杨光远说：“我在代北（今属山西）时，曾经用纸钱祭天池，纸钱投到水里就会沉没，人家告诉我这是做天子的兆头。现在应该等待天时，转机会出现的。不要轻薄地议论投降这件事！”

死到临头，这位斑秃将军还在梦想着赭黄袍。

杨承勋等人知道这老头子不是可以说服的人，也知道眼下已经没有希望“婴城固守”。于是，集合兵勇，杀了节度判官和城中亲将等，劫持了父亲，幽禁起来，给李守贞等奉上降表待罪。

李守贞倒是守规矩，向出帝汇报。

出帝念杨光远当年投降石敬瑭，也算是后晋功勋之臣，许杨光远不死，但朝中大臣不干，说此人不杀后患无穷。于是出帝思量后给李守贞的诏书是：“便宜处置。”

这意思就是说：你看着办吧。

李守贞得到诏书后，想必有了微笑。于是，又遣他的部下到杨光远家中去，给出的命令也是“便宜处置”。

杨光远正在马厩里检阅他的战马，李守贞部下得知后，又使一员都将（头目）力士进入马厩，给出的军令也是“便宜处置”。

都将进来对杨光远说：“天使在门外，我要回去向天子汇报，但没有东西奉献。”

杨光远说：“你这是啥意思啊？”

都将道：“愿得大王头尔！”

杨光远骂道：“我有何罪？过去我帮先主（指石敬瑭），以大兵投降契丹，这才让你们家世世为天子，我也不过想富贵终身而已。没想到你们如此负心！”

杨光远被杀，死法是被这员都将“拉杀”。

拉杀，来源甚古，远在春秋时就有这么一个奇异的处决方法。但具体方法不详，一说就是“杖杀”，用棍子打死；但还有一说，是由力士将人抱住挤压而死。我想象应该像巨蟒缠人一般，将人压迫挤断肋骨，口吐鲜血而死。春秋时的那位鲁侯就是被齐襄公派去的力士这般“拉杀”而死的。

后晋对外公告杨光远的死法是：病卒。

据说杨光远是个天生的斑秃，他太太是个天生的跛子。当初，地方上报来杨光远的“反状”时，朝廷内外大为震惊，百官正在朝堂，忽然有一个官员在朝中扬言道：“说杨光远要谋大事，吾不信也！光远从小就患有秃疮，他老婆又是个瘸子，自古以来，哪曾有过‘秃头天子’‘跛脚皇后’啊！”于是朝士们哈哈大笑，史称“人心顿安”。

杨光远得意的时候，也有人早就看到了他的格局，不过尔尔。譬如，郭威。

后晋初年，郭威还不过是个普通的军士，隶属于刘知远麾下，但是有一次军事行动要跟着杨光远北征，他不想去，就向刘知远表白说愿意留下来跟着刘知远。人们问他为什么，郭威说：“杨公带着奸诈之才，但无英雄之气，他得到我有什么用处？我在他那里也不会有大作为！能用我的大概是刘公啊！”

赵德钧悔恨而终

赵德钧、赵延寿死得也很屈辱。

赵氏养父子都是投降契丹的中原人物，俩人有模仿石敬瑭依样画葫芦的勃勃野心，但却没有雄才大略，与石敬瑭比起来也略逊三分。

当初赵德钧和赵延寿在石敬瑭称帝后，没有按照出帝石重贵的战略部署去邀击契丹，反而投降了契丹，他俩被押送到契丹国后去见述律平太后。赵德钧还特意准备了一份礼单送给述律平，希望能得到述律平的支持。这份礼单包括他所有随军能带的宝货，还有他在幽州没收士庶的田宅地契。但述律平太后对这个反复于后唐、后晋和契丹之间的中原武夫并没有好感。

她问赵德钧：“你最近到晋阳（太原）去干什么？”

赵德钧答：“我是奉唐主（指后唐末帝李从珂）之命而去。”

述律平冷笑，指着天质问他：“你明明到太原去向我儿请求，要当中原天子，为什么此际说瞎话？”又指指自己的胸口说，“这里，是不能欺瞒的！”

赵德钧求帝不成，懊悔不及，他也知道述律平太后并不喜欢借助契丹称帝的石敬瑭，很想将这段往事搪塞过去，做一个纯粹的投诚者，以表明自己并无野心。但此时经述律平太后点穴，不禁心慌，一时无语。

述律平太后又说：“我儿德光当初救援石敬瑭，我曾告诫他：大王您如果率军向渝关之北行进，那我们就很危险，就要赶紧带领人马回返，不必去救太原。你想做天子，为何不先把我儿击退？那时也能证明你的实力，再慢慢谋划也不晚啊！你作为唐国人臣，不去攻击敌人，既辜负了你们的君主，又想趁着危乱谋取自己利益！你干出这种事来，还有何面目生存在天地之间？”

史称赵德钧听到这一番话，“俯首不能对”。低着头答不上来。

太后将这个阶下囚羞辱了一番，又问他：“你献给我的器物玩好都在这里，我看到了；但你所献的田宅在哪里？”

赵德钧赶忙回答：“都在幽州。”

太后又问：“幽州？幽州现在属于谁的？”

赵德钧说：“属于太后。”

太后道：“那还算你‘献’地吗？嘁！”

赵德钧此时羞愧得不能抬头。

虽然述律平太后没有杀他，但赭黄袍的美梦破灭，他留在契丹郁郁寡欢，吃不下东西，一年之后，在悔恨中耻辱地死去。

赵延寿不知所终

赵延寿被封为燕王，在后来“灭晋”的战役中，他出生入死，就想博一个中原帝王干干。但契丹压根没有给他这个职称。

赵延寿未能做成预期的“中原之主”，心怀不满。耶律德光死后，他就自任“权知南朝军国事”，意译这个职称就是“暂时代理草原帝国南边的中原帝国军政国家大事之人”——实际就是“中原之主”。契丹不给，他自封。

但契丹在内部权力角逐中，已经有另一位枭雄耶律兀欲胜出，史称耶律德光为“太宗”，而耶律兀欲则为“世宗”。一直跟随耶律德光在行军队伍中的耶律兀欲，在众军推戴下抢得先机，随后率军夺取了幽州。

公元947年五月的一天，兀欲约请赵延寿及张砺、和凝、李崧、冯道等元老人物到下榻的会馆吃酒。

兀欲妻平时称赵延寿为兄，这时兀欲从容地对赵延寿说：“你妹妹从契丹来了，你不想见见她吗？”赵延寿与兀欲欣然进入后堂。

过了好久，兀欲出来，对张砺等人说：“燕王谋反，刚才已经把他锁起来了。”又说，“先帝在汴梁时，留给我一个规划：许我知南朝军国事。近日驾崩之前，并无别的遗诏。所以留给我的这个规划就是最后的遗诏。而燕王竟敢擅自知南朝军国事，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下令：“只拘押赵延寿，其余亲党，全部开释不予查问。”

隔了一天，兀欲至待贤馆接受蕃、汉官员拜贺。他还笑着对张砺等人说：“燕王如果真的在这里行此大礼，我定会以铁骑围之，真要那样，诸公恐怕也不能免予遭殃了！”

几天后，兀欲将蕃、汉大臣集中到恒州府衙，宣读契丹主的所谓遗诏，大略说：“永康王兀欲，乃是大圣皇帝（耶律阿保机）的嫡长孙，为太后所钟爱，群情所归，可在中京即皇帝位。”

耶律兀欲于中京正式称帝。原契丹中京在今内蒙赤峰，但耶律兀欲又将恒州称为契丹中京，恒州后来被刘知远收复，故赤峰恢复为中京。

赵延寿，史称“美容貌，好书史”。他很能作诗，有一首题为《塞上》的诗在契丹流传很广。诗云：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

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

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

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这是五代十国中少见的一位富有旖旎情怀的将军。

自从被耶律兀欲囚禁后，赵延寿从此不知所终。也可以说死因不详，很可能病死在契丹。赵延寿可能是勾结契丹图谋称帝中原的藩帅中，唯一有着较好结局的人物，虽然很屈辱。我宁肯相信他因为挽救了十万晋兵的生命，得到了与杜重威等人不同的果报。如果他不去梦想得到一件赭黄袍，也许结局会更好一点。

富可敌国一场空

藩帅们除了帝王梦，就是发家梦。

他们要么穷尽心思，想做真龙天子；要么用尽手段，试图富可敌国。

但就像帝王梦不成功一样，发家梦也往往不成功。

后晋“括率”，契丹“打谷草”，以官方朝廷的身份公开向民间掠夺财富，是这个时期人伦败坏的直接原因。

庶民中有人铤而走险，啸聚山林；有人谄媚官方，为契丹带路，变本加厉劫夺更弱势的百姓；官员则在掠夺中有意扩大指标，更凶狠地榨取中原人民，趁火打劫，中饱私囊……这类风景在“石重贵—耶律德光”时间中，呈现为人间至为酷毒的景观。但是，也犹如勾结契丹的藩帅们没有好下场一样，这些盘剥士庶的藩帅们也同样没有好下场。有意味的是，他们积累财富往往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风景，屡见不鲜。

一些藩帅们的财富“转移”给杜重威，而杜重威积累起来的如山财富，最后便宜了后汉刘知远和他的儿子刘承祐。

汴梁城中那么多官员的财富“转移”给张彦泽，而张彦泽积累起来的如山财富，最后便宜了契丹耶律德光和他的侄子耶律兀欲。

更有一个逻辑链条非常清晰的“现世报应”故实，可以概见乱世中积蓄财富、掠夺财富的藩帅们有多么凶妄、多么愚蠢。

这事可以从董温琪说起。

董温琪，原来是成德节度使，曾经做过后唐时期的东北面副招讨使，与当时的卢龙节度使赵德钧构成一个宽大正面，抗击契丹。但在后来的战役中，赵德钧投降契丹，董温琪也跟着一起成为俘虏，史称“没于契丹”，最后在契丹终老。

董温琪为人贪婪暴虐，在任期间积聚了令贪人眼红不已的巨额财富。当时跟着他的得力助手名叫秘琼，董温琪很欣赏秘琼，将他倚为心腹。但董温琪“没于契丹”之后，他的财富却留在了成德军的节度使府邸。秘琼甚至都没有犹豫，就将自己的贵人、恩人董温琪全家老少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而后将这一家族的人口埋葬在一个大坑里，同时将董家所有的财富据为己有。

秘琼还给已经称帝的石敬瑭上表，自称成德军“留后”，也即临时管理者。这个职称的实际含义是：现在，我就是这儿的爷！跟你朝廷打声招呼，同意这个“留后”做“节度使”，爷就可以临时效忠，不同意，爷就改换门庭——天下不是你后晋一家。他跟朝廷解释原节度使之死，说这件事是军人动乱，杀掉董温琪全家，跟我秘琼没关系。

但成德军，在河北中部，与北部的范阳也即幽州、南部的魏博也即天雄，史称“河朔三镇”，是当时仅次于河东的大藩，政治地位、地理位置均极为重要，这三地的节度使，都是中原元帅级的人物。秘琼作恶前不过是董温琪麾下的牙内都虞候，一个小小的省军区办公室主任，无资格无业绩，就来做如此大藩的节度使，嫩了点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如果他这么干，很可能导致更多人效法，也会引发莫测的权力风险。

石敬瑭权衡利弊，做出了一个折中处理：派出更凶悍的人物安重荣去做节度使，转秘琼为齐州（今山东济南）防御使，但不追究他杀害董温琪、霸占董氏财产的罪恶。秘琼本来格局就不大，接受了这个处理意见，收拾了昧心而来的财富，准备到济南上任去了。

但是秘琼遇到了范延光。

范延光时任天雄节度使，在今河北大名、邯郸一带驻防。

秘琼要到济南，就要借道此地。范延光闻听秘琼来，当即动了杀心。

二人以前曾经就有矛盾，现在秘琼将要去齐州就任，路过天雄境内，正好可以杀人灭口啦——何况，秘琼的车队该有多少董温琪家的财富啊！范延光于是派兵在半路拦截了车队，杀死秘琼，全部财产掠为己有。然后给石敬瑭上一个奏章，说在魏博境内捕捉强盗，秘琼在混乱中被士兵误杀。

石敬瑭对此不作究问——他也没法究问。整个五代时期，法治紊乱。

范延光“投水而死”

后来范延光又反石敬瑭，最后总算“和平解决”，范延光移镇天平军（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但范延光觉得出任天平节度使，虽然还有“东平郡王”之类朝官名誉，但实际上毕竟是一种明升暗降式的使用。天平军与天雄军比，其规制不在一个档次上，天平军远不及天雄军地理位置重要。对于藩帅来说，移镇就意味着不信任。当初石敬瑭镇守河东，就是因为李从珂要其移镇到天平军，这才有了后来晋阳大战。范延光年事已高，军政失势，东山再起无望，于是准备告老还乡，守着积年掠夺的不义之财度过悠悠岁月。

石敬瑭正巴不得有这样好结局，当下应允。

于是，范延光带上他的所有财货，准备向家乡河阳（今属河南孟县）开拔，史称“重载而行”。但杨光远早就觊觎他的财富，史称“利其货，且虑为子孙之患”，贪图他的财货，并且担心他以后会成为杨氏子孙的祸害，决计施出毒辣手段，杀掉范延光。

后晋首都迁移到汴梁，洛阳成为后晋西京，杨光远当时正做着西京留守，但兼领河阳军镇。于是上奏道：“范延光是个叛臣，他养老不把家放在汴梁或洛阳，而放归都城之外，恐怕他还会勾结敌国。说不定哪天就跑到敌国去了，成为我晋国之患！不如早一点除掉他！”

但石敬瑭认为既然已经赦免他的罪，且颁发了“铁券”，许他不死，如果再杀他，会失信于天下，就没有答应杨光远的奏章。杨光远不死心，又上奏要求敕令范延光留居西京洛阳，不能去河阳。石敬瑭答应了这个要求。范延光只好转赴洛阳。

杨光远派出自己的儿子带领甲士包围了范延光下榻的府邸，逼他自杀。范延光不服，质问杨子道：“天子在上，赐我铁券，许我不死！尔父子怎能如此待我？嗯？”这一番话透露了这位昔日藩帅的“不达时务”。在一个没有规则的无道邦国，试图讨论规则，实在是昏妄愚蠢至极。“铁券”背后的规则没有成为他的挡箭牌。杨子抽出白晃晃的钢刀，找个理由逼迫着他上马，向黄河渡口走去。上了浮桥以后，杨子将其连人带马挤到水里，看着这位曾经梦想得到赭黄袍的人物，一点一点地，沉了。

杨光远上奏说：“范延光自杀，投水而死。”然后堂而皇之地将范氏家财全部据为己有。石敬瑭明知个中缘由，但是惧怕杨光远的彪悍，也不敢深究诘问，只追赠了范延光一个“太子太师”的荣誉职衔，为他“辍朝”三日，三天哀悼，不上朝，完事。

很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实：董温琪遇到秘琼，秘琼遇到范延光，范延光遇到杨光远，各自一世经营、掠夺的财富转瞬间成为他人囊中之物。而杨光远也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后来试图谋取更大利益，勾结契丹，终于让石敬瑭下了狠心，派出大将李守贞围死了他。再以后，李守贞的死相也很惨。

他们无人如愿得到并享用那件梦想中的赭黄袍。

他们也无人平安地得到并享用一世用之不尽的金山银山。

玖 从刘知远到郭威

安史之后，拥戴新主案例屡见不鲜。所以，纵容士卒将帅，演成骄兵悍将之局面。郭威立威，严格执行军法军令，有刘知远的传统，但比刘知远更公正——刘知远是滥杀，郭威是按法诛杀。这是二人威权正当性的不同处。

深藏不露的刘知远

后梁已矣，后唐已矣，后晋已矣，现在轮到了后汉。

后汉的建国者刘知远，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野心勃勃又极具战略构想的人物。船山先生对他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图度深密”，“有志略而几于豪杰者”，图谋规划深藏不露，志向远大又有谋略，近似于“豪杰”的人物。“几于豪杰”，这四个字有春秋笔法，意思是说他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豪杰”，只不过在乱世之中，从朱温以来，矬子里头拔大个，刘知远算是“比较”能耐，捍御契丹，又“比较”坚定的一位近似“豪杰”的人物而已。

史称刘知远“弱不好弄，严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凛如也”。小的时候不好玩耍，庄重沉稳，少言寡语，紫色脸膛，眼白多于眼珠，望上去有威风凛凛的样子。

后唐明宗李嗣源时，他与石敬瑭在一起，算是一员偏将。有一次跟后梁的军队作战，石敬瑭战马的装束出了问题，马甲折断，后梁兵马上就要追及。危急中刘知远将自己的战马换给石敬瑭，自己骑着没有马甲的战马殿后，竟然平安返回大营。从此以后，石敬瑭开始信任刘知远，任命他为帐下押衙，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这类故实可以看出，刘知远确有大将风度，关键时刻可将生死置之度外，有春秋以来的士风，不是凡夫俗子。

他的野心应该是逐渐形成的。

随着年岁越长，乱世人物一个个看过来，心里有数了：原来不过尔尔。他也许会有想法：我可能未必天下第一，但天下确无第一之人。正所谓：朱砂没有，红土为贵；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龙也是将军。

当石重贵等人对他有所猜忌的时候，他在心理上有了独立坐大的念头。而他的资本，就是河东。这样，契丹，在刘知远那里也不过成为一粒棋子，就像石重贵也不过是一粒棋子一样。他也开始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杜重威、赵延寿、杨光远之流是以勾结并投靠契丹的方式下棋，刘知远则是以羁縻、抗击契丹的方式下棋。

当初安重荣也是以抗击契丹的方式“下一盘很大的棋”，但他与刘知远比，少了“羁縻”契丹的智慧。

“羁”是用军事和政治压力与手段，控制对方；“縻”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与诱惑，抚慰对方。这是秦始皇以来中央政权对边远地区或异族地区的一种管理模式，是以大管小。但刘知远虽然并不大于契丹，却有这种襟怀和战略，控制契丹、抚慰契丹。

“羁縻”契丹

刘知远不去招惹契丹，有时还会示好契丹，在晋阳大战中，他就奉石敬瑭之命去夹击后唐，斩获千余人。他不去与契丹打仗，但契丹一旦袭击河东，他也不客气，即刻派军出击。而在与契丹大大小小的几次战役中，他都是胜利者，但又不是“辉煌胜利”者——他会将契丹打痛，但不会打得太苦，他只要契丹懂得他不好惹，即随时收手。

后晋开运元年（944），耶律德光南下时，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相当于北方幽州一带前敌总司令）的刘知远，就在忻口大破契丹，之后又在朔州阳武谷再破契丹。一次战役，甚至将契丹来犯者斩首七千级。但他从来不去追歼穷寇，也不按照后晋的安排发起协同破袭。他既不拼命树敌，又有效保留元气。就用这种“羁縻”政策，契丹没有成为他称帝之路的障碍。

他在等待时机。

他相信这个时机，他能等到。

当初景延广吹嘘“十万横磨剑”时，刘知远即完成一个判断：此举必然招致敌寇来侵！但景延广当时正在风头上，刘知远知道劝谏无用，更知道后晋出帝石重贵对自己也并不信任，于是，干脆不以后晋社稷为社稷，只管经营河东。当然，他也知道此举风险较大，等于在契丹与后晋两重压力下玩三国杀。过去将坐骑换给石敬瑭那样“忠心救主”的一点士风，他是没有了；他有的是：韬晦、待时、他年敢笑石氏不丈夫的帝王之“远猷”。

当年石敬瑭向后唐末帝李从珂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当年赵德钧向后晋出帝石重贵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当年杜重威也向后晋出帝石重贵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刘知远也曾如法炮制：上表石重贵，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

刘知远与那几位不同的是：他不待朝廷降诏，上表后即开始在河东诸险要地区建城，设立军事要塞，一年间，这样的要塞建设了十几处，各派出大将镇守。与此同时，开始募兵。

刘知远之所以能有此举，除了他自己的智慧、能力、构想之外，还得力于他倚为心腹的大将郭威。

耶律德光赐书刘知远

契丹入侵后晋时，出帝石重贵多次命令刘知远到崤山以东与诸将会师，但是早过了约定时期，刘知远还是没有动。

崤山位于河南西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豫陕晋三省交界。占据此地，即可对晋安大寨构成呼应关系。大军迤逦北上，就相当于围棋中的“接”,晋安大寨相当于围棋中一块生死未卜之“地”，“接”过这块“地”，就活了；“接”不住，就死了。这类军事常识，打过仗的都懂。

刘知远不动，啥意思？

石重贵作为与耶律德光“下棋”的“棋手”，看到了这盘大棋“不接”的后果，因此极为失望，疑心也更重了。

他对亲近的人说：“太原根本就不帮朕，这人必有反叛图谋。嘁！如果这人有当天子的福分，干吗不早点干！”

从此以后，虽然任用刘知远为诸军都统也即总司令，但实际上没有给他施行指挥的权力。朝廷密谋军国大事，也不再让刘知远参加。刘知远也自知被朝廷疏远，隐忍不言，更加谨慎处事，自我守护。

郭威察觉到刘知远的忧虑之色，有一天对他说：“河东地方，山川险要而坚固，风俗又多崇尚勇武，况此地还多产战马，咱们无事时可致力于耕作生产，有事时积极操练军旅之事，这是成就霸业和王道的资源依凭，我们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郭威这个意见并无出奇之处，但此时此刻，刘知远需要一个“同谋”，一个“知音”，以此“心心相印”，可在日后的战略展开中，默契配合。郭威一番话，成就了他在后汉最重要的“合伙人”地位。

刘知远接受了郭威的说法，反意已决。

契丹进入汴梁之后，刘知远先是派藩将王峻带上三道表章去见耶律德光。

这三道表章的主旨分别是：

一、祝贺契丹入据中原。

二、告知耶律德光，河东之地，夷、夏杂居共处，天下有事，士卒屯聚，所以我刘知远不敢离镇前往汴梁朝贺。

三、本应献上贡品，但契丹有一支部队屯于太原附近，太原城中人心忧惧，等皇上您召还此军，道路畅通，我就派人来汴梁送贡品。

三道奏章说的道理，言不由衷之处，傻子也明白；无懈可击之处，鬼头也无奈。耶律德光知道遭遇的这个对手不是等闲之辈。

耶律德光在石敬瑭时就见识过刘知远，据《新五代史·汉高祖纪》记录说，耶律德光送石敬瑭去攻取后唐京师洛阳时，走到潞洲，有个告别仪式，他指着刘知远对石敬瑭说：“这个都军很是‘操剌’（音蜡），以后没有大的事故，不要丢弃他，要好好任用！”

“操剌”是当时流行的一个俗语，意思就是“勇猛”。

刘知远曾在契丹奔袭张敬达时有过战役配合，耶律德光应该能感觉到刘知远的分量。现在，这位“操剌”的翻着眼白的将军据守着天下第一大藩河东。耶律德光知道奈何不了他，于是干脆取怀柔政策，也即“羁縻”政策。

他“赐给”刘知远一道诏书，给予称赞和表彰。诏书由翰林们拟，待到他审批诏书时，又在刘知远姓名之上加了“儿”字，同时赐给木拐。按契丹人传统礼节，称“儿”是表示亲近；赠拐是礼遇优待。一般人得不到这个待遇。契丹主期待这样的控制与抚慰，能换来刘知远的臣服。

怀大志“远猷庙算”

刘知远得到契丹礼遇之后，觉得应该礼尚往来，有所表示，于是又派出使者，向契丹献上珍奇的丝帛、名贵的马匹，但他就是不“归朝”，就是不到汴梁来朝见新主。契丹主没有等来刘知远，不免失望。等到河东使者返回时，他让使者告诉刘知远：“你既不奉事南朝晋国，又不奉事北朝契丹，你打算等什么？”

这时郭威正做着蕃汉兵马都孔目，这是负责各族兵马日常事务的秘书总长，他听到使者回报后，对刘知远说：“胡虏对我们河东怨恨很深啦！王峻此前说过，契丹贪婪、残暴，已经失掉人心。可以预期，契丹必不能长久占据中原。我们的机会在后面。”

刘知远深以为然。

刘知远与郭威战略思路一致，配合得相当默契。

天下有识者投奔河东的人很多，每一场大战之后，都有人来投河东。在以后的日子里，刘知远已经有了五万精甲步骑。此时，他的基本战略是：首先称霸河东，以此作为“龙兴之地”，而后伺机进取中原。

站在历史的后面来看刘知远，应该说，他的谋略远在赵延寿、杜重威之上，甚至远在石敬瑭之上。他善于等待时机，更善于选择时机（我没有说“窥伺时机”），尤为重要的是，他懂得顺应人心（我没有说“利用人心”）。就事论事而言，刘知远这一番思考，在公元947年，是一个可与“隆中对”相媲美的战略规划。

一切皆在刘知远预料之中。

当时各藩镇州牧，天下精英，无人有此远猷庙算。在五代乱世“争天下”的大格局中，他在这一年的表现无人能及——连耶律德光也不及。

就在后晋亡国的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远在川陕甘交界处，有一位原属于后晋的藩帅没有为后晋复国而努力，也没有投降契丹求富贵，更没有依靠河东等时机，而是——归附了地当川巴的后蜀国。此人就是前述的雄武（今甘肃榆中）节度使何重建。

刘知远听到这个消息，感慨道：“戎狄凭陵，中原无主，今藩镇外附，吾为方伯，良可愧也！”契丹入侵吾土，蹂躏吾民，而中原没有君主，致使藩镇更向外投靠！我身为中原一方长官，实在感到太惭愧了！

这一番话透露的血性是不难窥见的，但这一番话留给将佐们的暗示也是不难窥见的——中原无主！真命天子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刘知远知道何重建“归附”给后蜀的秦、阶、成三州，地理位置太重要啦！将来入据中原，这三州就相当于中原西北屏障，现在从中原失去，再收复，那是要费气力的！如果没有中原意识，就做一方藩帅，他是不会心疼这三州的。

说这话时，恰好晋出帝石重贵被契丹掳往草原，正在向北行进。

消息传来，刘知远即刻命令大军集结，声言要出井陉设伏，截回这位被契丹废掉的皇帝。

井陉，地当河北西南部，与河东接壤。此地设伏，等于在家门口打仗。如能截回出帝，等于“国土重光”，刘知远“救驾”，应是一件泼天般的事业。

“天福十二年”

当天，刘知远派出藩将史弘肇，在太原球场集合诸君，公布出兵日期。

这一天，又一次出现了“阴谋拥戴”的风景。

军士集合后，有大胆不逞之徒煽动士卒说：“现在契丹攻陷了我大晋国京城，连天子都被抓了！天下现在已经没有君主啦！能够做天下君主的，除了咱北平王还有谁！应先确定我王皇帝名号，然后再出兵。”

士卒闻言有理，争着呼喊“万岁”不止。

刘知远闻讯后说：“胡虏兵力现在还很强，我军军威还不算振作，河东应先建功业。——这些事士兵知道个屁！”

于是命左右将佐制止了士兵的喧哗与骚动。

但是“救驾”的事也自此搁下不提。

这是“阴谋拥戴”不成的五代案例。

但将佐们还是用其他方式劝谏刘知远早即帝位，以此号令诸侯。

刘知远没有答应。

将佐们继续上表，多次劝谏。蕃汉孔目郭威和都押杨邠进入刘知远的内室来劝说道：“现在远近人心，不谋而合，这是天意呵！如不趁此际取天下，而谦让不就，人心很可能就要转移！而人心一变，大王您可就要反受其害了。”

刘知远想想，他们说的很有道理，如果能早即帝位，镇守川陕甘地区的藩帅恐怕也不会投奔后蜀伪国了。于是，听从了将佐们的劝进，称帝。

刘知远建构的王朝史称“后汉”。

他前期所用年号是“天福十二年”。

但史上并无“天福十二年”。

这个年号指的是公元947年，后晋“开运四年”。

“天福”是石敬瑭称帝时的年号，始于936年；至942年为“天福七年”，石敬瑭去世，石重贵继位，初期也沿用天福年号，到944年，“天福九年”改元为“开运元年”。也就是说，“天福”这个年号，最多就是“九年”，没有“十二年”。到“开运三年”底“开运四年”初（947年一月），契丹攻灭后晋。刘知远称帝，省略“开运”年号，直接从石敬瑭的“天福”年号开始计算：首尾虚岁已经十二年，于是自称刘氏王国为“天福十二年”。

中原王朝关于“年号”的奇葩不少，“天福十二年”乃是奇葩中的奇葩。此中玄机说来简单：刘知远不承认后晋出帝为正朔。但也唯有如此，才可以昭示天下：我刘知远不助石重贵，但没有否定后晋王朝——我，刘知远，还是后晋王朝的人，而且是当然的继承者。

这活儿干得未免自欺欺人。我猜刘知远自己也不好意思。

刘知远称帝，耶律德光闻讯大怒，但也奈何不得，只好做出姿态：削夺刘知远的官爵，河东节度使——但刘知远本来也不想要“大辽国”的官爵，更不想做这个节度使。

简短截说，刘知远如愿以偿——他在晋阳称帝，一直等到耶律德光北还，中原出现权力真空，他才开始率军向汴洛挺进。他很轻松地就进入汴梁，改国号为大汉，史称后汉，当年（948）为乾祐元年，下诏蠲免赋税，大赦天下。

到此为止，刘知远都表现了五代时期一等一的政治头脑，如此得到天下，几乎等于“探囊取物”。难道真是“天命所归”，中原就此结束战乱了吗？

唉！吾土吾民，还远没有那么幸运。

智者变昏人

阴阳密施之中，刘知远很快从一个智者转为一个昏人。称帝后的刘知远，一点一点变得弱智一般。一个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这个史称“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的后汉高祖身上看得特别清楚。这个“几于豪杰”的人物毕竟算不得“豪杰”。

他有一件德政，来源于他的太太皇后李氏的建议。他在财政紧张的时候，又想到了“括率”。但李皇后说服了他，认为此际应该收拾人心，不要盘剥士庶。他于是一改过去“括民犒军”的恶例，拿出了宫中几乎所有的财物赏赐将士。此举果然得了人心。

但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说法，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契丹留下幽州兵一千五百人戍守汴梁，刘知远在进城后，幽州兵作为俘虏，全部被驱赶到京师东南一个叫繁台的地方被杀害。

第二，杜重威被契丹轻视，曾在刘知远招降后，投降后汉，但疑虑重重，最后又出尔反尔，与契丹援兵幽州指挥使张琏固守魏州，反叛后汉。刘知远久攻不下，试图招降张琏，张琏回道：“繁台之卒，何罪而戮？”但最后魏州粮草用尽，张琏要求刘知远发誓不杀自己，就可以投降。刘知远下诏欺骗说允许张琏返归家乡，不杀。于是魏州降。刘知远进城后，违背誓言，杀了张琏等数十名契丹将校，其他人放还。

第三，反复无常的杜重威，却被刘知远任命为后汉检校太尉，未加任何惩处。

司马光评价此事道：

汉高祖（刘知远）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

繁台杀降卒，不仁；背誓杀张琏，不信；罪大赦杜贼，不刑。不仁、不信、不刑，恩威并“失”！这样的人管理邦国，有何正当性可言？

刘知远取天下，有战略构想，但在建国程序中，失此三者，已经失去天道人心。因为这三个原因，我对只有不到四年国运的后汉败亡毫不奇怪，司马光这一段精辟史论，可谓对刘知远做了盖棺论定。

但刘知远的“错误”远不止这三条，他的“擅杀”是五代时期的藩帅传统，这是后汉开国君主刘知远至为邪痞的罪恶，“赵匡胤时代”需要面对的天下沦丧大问题，“擅杀”是其一。

天性邪恶“嗜血”成性

我来翻翻刘知远“擅杀”的记录。

当年，刘知远跟着石敬瑭做牙将时，在卫州，就曾杀害过跟从闵帝李从厚流亡的五十多人，一个活口没有留下，李从厚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

牙将，就是牙军的统领。牙军，也称衙军，是亲兵总队，牙将，相当于警卫司令。刘知远杀害李从厚的皇家随从时，毫不手软。他训练的牙军也有铁血的性格。这是石敬瑭倚重他的原因之一。

当年，石敬瑭要反未反之际，遭遇士卒“阴谋拥戴”，但石敬瑭觉得时机不成熟，就让刘知远抓了带头闹事的三十六人，一个个杀掉。这些人等于热脸贴了冷屁股，但其罪未必当杀。就连酷毒邪恶如杨光远这样的人，在滑州，遭遇士卒“阴谋拥戴”时，也不过训斥一顿拉倒，并没有杀那些拥戴他的人。刘知远乃是石敬瑭的心腹，完全可以劝谏不杀，但他不劝谏。杀人，对刘知远而言，似有快感。可杀可不杀时，一律杀；有擅杀习气的将佐，刘知远也喜欢。有一部下名刘铢，与刘知远是老相识，曾任河东藩镇的左都押衙（办公室副主任）。史称刘铢“为人惨酷好杀戮”，但刘知远恰恰因为这个特点而欣赏他，史称“高祖以为勇断类己，特信用之”。高祖刘知远认为刘铢勇悍决断很像自己，特别对他给予信用。就是这人，在刘知远即位后，拜为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同平章事，又加侍中。官职做到万人之上。在更后来的日子里，他“特信用之”的刘铢先生，莫名其妙地对刘知远的儿子隐帝刘承祐放出辣手，在城楼上对走投无路的刘承祐放箭，不允许他进城……

与张敬达对峙时，刘知远与契丹兵配合，邀击了后唐的大军，俘获千余人。石敬瑭想留下这些人为己所用，但刘知远认为大战在即，吉凶未卜，说服石敬瑭，将这千余人“尽杀之”。一千人的性命，在刘知远一言之下从此消失。

刘知远曾为石敬瑭镇守京城，负责城内治安工作。他制定了种种禁犯的临时管理条令，宿卫京城的诸军无人敢犯。有个军士偷了某处“纸钱一幞”，被主人抓住，扭送官府，左右人都主张罚一下，请求放了，毕竟不是什么大的罪过。但刘知远执意要杀。他说：“吾诛其情，不计其直。”我要杀他是因为事情的性质，而不考虑他偷的东西值多少钱！最后竟杀掉了这个倒霉的军士。

“纸钱”，就是“冥币”。“一幞”，是个什么计量单位呢？“幞”就是唐以来士人戴的纱帽。“一幞”就是“一纱帽”。

这个军士偷了“一纱帽”冥币，被处决，这种嗜杀的“治安”，已经不是量刑当否的问题。

吐谷浑部落群龙无首

那吐谷浑，听信刘知远的意见，半道退出了参与安重荣共同起兵的军事计划，打乱了安重荣设计多时的战略部署，成为后晋和契丹的同盟力量，但一直在刘知远河东藩镇的管辖之下。

几年之后，石重贵时代“十万横磨剑”事件发生，后晋与契丹反目，这时候，吐谷浑的地位再一次变得尴尬起来——跟着契丹干，还是跟着后晋干？

吐谷浑举棋不定。

一开始还听从晋出帝石重贵的安排，多次与契丹交战。出帝也多次召吐谷浑酋长白承福进京入朝，给予隆重接待，有宴会，有赏赐。当时正赶上气候炎热，吐谷浑人不耐热，就将他的部落遣送回到太原，在岚州、石州（均属山西境内）放牧。这地方都在河东辖境。

白承福部落人经常犯法，刘知远执法甚严，丝毫也不放纵，该杀就杀。白承福知道后晋朝廷正在衰微，又害怕刘知远的严厉，就谋划准备跑回原来居住的地方陕甘一带，或者就干脆投降契丹。后晋大厦将倾，吐谷浑有感觉。

有个叫白可久的首领，地位仅次于白承福，他偷偷地带领自己的部族队伍最先逃跑，归降契丹。契丹很高兴，任命他为云州（今属山西大同）观察使，以此来引诱白承福投降。

刘知远眼里不容沙子，对此事不想放过，就跟郭威谋划道：“现在正是多事之秋。看来我们把吐谷浑部落安置在太原附近，很可能是心腹之患——万一他们听从契丹号令，谋反，可不是小事！不如把它除掉。”

郭威知道白承福部族多年积攒的财货不少，白承福家里更富有，据说喂马都用银食槽，于是劝说刘知远杀死他们，没收其所有财产用来养河东军队。

这个意见正中下怀。于是刘知远上密表，称“吐谷浑反复无常，白可久投降契丹，余众难保忠诚不二。可以把他们迁往内地”。出帝石重贵接受这个意见，派使者将吐谷浑部落一千九百人分别安置河北、河南各州。

刘知远又让郭威诱使白承福等部落首领们住到太原城里。一切安排妥当后，找个机会诬陷白承福等五个部族聚谋反叛，一夜之间大兵包围了他们的府邸，杀死了所有的部族首领和家眷四百多人，抄没了他们的家财。

从此，吐谷浑部落群龙无首，渐渐衰微消散。

刘知远就是这样杀人不眨眼。

有些人对他根本不构成威胁，但只要他感到威胁，还是会动杀机。他杀害皇后王淑妃、许王李从益，下手之狠毒，闻之令人咋舌。

现在，擅杀的刘知远成为驱逐契丹的英雄，在中原大地上，继“后晋”之后，建构了五代的第四个王朝——“后汉”。而他倚为心腹的大将郭威，在河北招兵买马之际，赵匡胤进入了后汉王朝。老赵与他的父亲赵弘殷同在郭威麾下。几年后，郭威被人“阴谋拥戴”，“黄袍加身”，反手灭掉“后汉”，建构了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又过了几年时间，五代进入了大帝柴荣时代，而赵匡胤已经战功赫赫，做了后周的高级将领，直做到大周帝国的殿前都点检。尔后，有“陈桥兵变”，有了大宋帝国。

后汉帝国的“擎天柱”

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一年后死去。十八岁的刘承祐即位，史称隐帝。

一场司空见惯的宫廷内斗开始。隐帝听信来源不一的小报告，在群臣中不自觉地搅动起一场互相间的咬噬。

犹如“后李嗣源王朝”不知不觉间进入李从珂时代、“后李从珂王朝”不知不觉间进入石敬瑭时代、“后石敬瑭王朝”不知不觉间进入刘知远时代一样，“后刘知远时代”也不知不觉间进入了郭威时代。

这类景观反复印证着安重荣的名言：“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

郭威，继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之后，成为又一个“兵强马壮”的人物。按照安重荣揭示的“规律”，他哪里能够不被九五之尊所诱惑，不去做“今世天子”呢！像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一样，他也禁不住诱惑。但不一样的是：郭威与李从珂比，诛伐治乱，手段凌厉；与石敬瑭比，抗击契丹，有格局有胆气；与刘知远比，他器量更恢宏，有了“治理”而不是“统治”的政治管理心态。他深刻地影响了养子柴荣。到了大帝柴荣时代来临时，天下已经初现从“霸道”走向“王道”的曙光，郭威建构的后周帝国，在“赵匡胤时代”这个大的转型期，成为夹杂着“秕政”与“仁政”的重要过渡。

公元848年秋，隐帝初年，李守贞据河中（今山西永济县）、赵思绾据永兴（今西安）、王景崇据凤翔（今属陕西宝鸡），三镇先后举兵反叛。

军情紧急，隐帝调动起全国兵力，分头征讨，命枢密使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各军都受郭威节制。这个临时职务相当于讨伐三镇的前敌总指挥，郭威一举掌握了后汉帝国的军政大权。

到公元949年夏，郭威领兵平定三镇。

这一年冬十月，契丹又来进犯河北诸镇，郭威又率兵抵御，相持一个月后，契丹遁归。

郭威于是声名卓著，赫然成为后汉擎天一柱，有了“兵强马壮”的资本。

李守贞的命定克星

平定三镇，特别是平定李守贞，是五代史上的著名事件。由这一事件可以看到五代藩镇试图走向“九五之尊”，屡仆屡起、屡起屡仆的抽风式间歇发作有多么滑稽——但在当事人那里，却是一个严肃的征略天下第一等大事。

李守贞，也是我进入五代史研究后，很关心的一位名将。他所经历的若干大战都与契丹有关。应该说他是反契丹不遗余力的威武军人。但杜重威死后，他也有了“异志”。

他自以为后晋时曾为上将，有战功，好施舍，得士卒心，也是一个“兵强马壮”的人物。后汉新造，天子年少，朝廷执政中也是年轻人多，没有几个老人，于是有了轻慢朝廷之心。史称李守贞“招纳亡命，养死士，治城堑，缮甲兵，昼夜不息”。

让我惊讶的是：这位抗击契丹的英雄李守贞，居然也多次派人“间道赍蜡丸结契丹”，派人带着蜡丸密信，从小道抄近路，去联络契丹！这意图就是继续走石敬瑭曾经走过的路，走杨光远、赵德钧、赵延寿、杜重威走了多年没有走通的路。他以为他或许能走通。李守贞的逻辑是：后汉是反契丹的；而我李守贞是可以反后汉的；我应该就是“石敬瑭第二”的最佳人选。

但让后汉幸运的是，李守贞的蜡丸密信“屡为边吏所获”，多次被边防哨所所缴获，他根本就没有送出去。

按照儒学理念，李守贞这类做法除了犯了政治上的“叛逆”之罪外，还属于伦理意义上坏了“夷夏之防”，深入一点分析，更属于哲学上的“不知天命”。

有一个河南浚仪人，名赵修己，史称此人“素善术数”，懂《周易》象术星命之道。李守贞守滑州时，赵修己做司户参军，管理户籍民政。他一直跟着李守贞到河中（今山西永济县）。此人读圣贤书，对天道、天命，有不俗的思考。他看出李守贞的勃勃野心，于是很诚恳地劝谏道：“天时、天命都不对，公不要轻举妄动！”

这是源于儒学深邃智慧的一种批评——要人臣“当位”，不要“越位”去做不可能的流血试验，由此而制止可能的灾殃。

他前后恳切劝谏多次，但李守贞听不进去。于是赵修己“称疾归乡里”。自称有病，还乡，不陪无道者继续沉沦。赵修己的举动符合儒学价值观。儒学认为，对于无道君王，可以有三次劝谏，如三谏不从，则可“卷而怀之”，隐退藏身，明哲保身，不再贡献智慧，也不再愚蠢地和无道之君玉石俱焚。赵修己虽然不一定是儒学中人，但他的这种做法是可以被儒学认同、支持、欣赏的。五代时期，具有赵修己这样明智思考的读书人，寥寥无几。

李守贞部下另有一个与赵修己全然不同的人，此人是个和尚，名总伦。史称此人“以术媚守贞”，以流行方术媚惑李守贞。他讨好李守贞的拿手好戏就是坚定地告诉李守贞——“你必为天子！”

“九五之尊”，这个巨大的诱惑又来了！

史称“守贞信之”。

为了验证“必为天子”是不是真的，李守贞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难题作测试。有一次，他与将佐聚会饮酒，然后指着墙上一幅《舐掌虎图》，画面上是一只老虎在舔舐自己的虎爪。

李守贞操起一张弯弓，箭在弦上，说：“我如果有非常之福，当中其舌。”

众人看时，但见他挽弓如满月，箭去似流星，一发射中那大虫的舌头！

在左右的祝贺声中，李守贞更加得意、自负。

另一位叛军首领赵思绾，又从长安给李守贞送来了表章和御衣，表示愿意接受他的调遣，并有劝进之意。李守贞大喜，自谓此乃“天人协契”，上天与本人协调默契，要推我为天子啦。于是先自称“秦王”——按照“帝、王、公、侯”之排序，“王”，再往前进一格，就是天子啦！于是，李守贞派遣他的骁将王继勋据守潼关，任命赵思绾为晋昌节度使，公开造反。

但是李守贞这一次遇到了他命中注定的克星郭威。

太师冯道老谋深算

郭威受隐帝命出讨叛军之前，向太师冯道问策。

冯道这时候做着闲职太师，不参与朝政，正在家里养病。郭威到他府上去拜谒。冯道一开始不愿意贡献智慧，说不敢议论国家大事。郭威很诚恳地请求他给一个意见。他知道这位老人有“事当务实”的议论，做事特别“务实”。而这一次平定三镇，不是个简单活儿，稍不留神，可能就会掉坑里。

冯道看郭威确有心求教，就对他说：“相公也知道一些赌博的道理吧？”

郭威年轻时常跟人玩赌博游戏，多次因为赌博闹事，被人抓起来。这事成为郭威“微时”的糗事。冯道这么说，他疑心是这老家伙在讥讽自己，不禁勃然变色，但又不好发作，就忍着不说话，听他下文。

冯道很从容地接着说：“侍中这一次西去，也就是一次赌博。赌博这个事，财多、气豪，就容易获胜；财少、心怯，就容易赌输。李守贞在后晋时，多年带领禁军，自以为军中人情都能归附于他，所以才敢于谋反。现在，侍中如果真能不吝惜官钱，广施恩爱，该赏就赏，该罚就罚，让军心许给国家，而不许给叛人，则李守贞那点事，就不值得忧虑了。”

冯道确实老谋深算，一番话击中了李守贞的命门。冯道的意思是：李守贞自认是老将，将士们都对他心服口服，实际上不过是轻财养士而已。郭威要在这方面胜过李守贞，让将士们感到跟着郭威比跟着李守贞更有前途，才有“赌博”取胜的希望，因为将士们想要的无非就是钱财银两。将士们受赏，李守贞的人就会归附郭威，他所仗恃的优势也就没有了。

“侍中”是一个散职，不是正式官职，一般用于荣誉性的加官。但无论文武，有了“侍中”称号往往可以直接进入禁中与皇帝对话，当面接受皇帝派遣，事实上比宰相更亲近帝王。秦汉以来，像“太尉”“太师”一样，这个职称一直被当作对一等一权势人物的尊称。

郭威听后茅塞顿开，对冯道说：“在下恭敬受教啦！”

郭威所带领的将士，很多都是李守贞过去的老部下。但他抚养士卒，与之同甘共苦，将士小有功就赏赐，略有伤就慰问。士夫无论贤良与否，只要有意见来陈述，郭威一律息心下气，温和地接受接待，即使有违忤，他也不怒，有小的过错也不指责，史称“由是将卒咸归心于威”，从此以后麾下的将士兵卒都倾心拥戴郭威大将军。

围河中“以逸待劳”

在如何平定三镇的战略规划中，郭威也虚心听从了部下的意见：不去分头征讨，而是集中优势兵力先灭李守贞，所谓擒贼擒王。既然叛军都愿意听从李守贞调度，那么就从李守贞开始。剿灭李守贞，其他诸藩，自然就会分崩离析。于是郭威与诸将弃赵思绾、王景崇于不顾，直接来攻河中李守贞。

开始，李守贞还以为郭威所部很多都是自己训练过的老部下，受过他的恩惠。这些士兵自从转为禁军之后，苦于军法的严格，又一向骄横，等到了河中，想起老首长李守贞，就会前来叩门奉迎他为新君——这些年来，迎立新君的故实太多了！若干年前，李从厚讨伐李从珂，将士们大多都是李从珂的部下，还不是到了凤翔城下，都倒戈投入了李从珂的部队？更加上射虎舌之“吉兆”、僧总伦之“吉言”、赵思绾之“吉裳”，都在鼓舞他的“异志”，所以他认为九五之尊甚至“可以坐而待之”。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士兵们在郭威那里得到厚恩，都忘了李守贞的旧恩。当郭威的大军集合于城下，挥舞军旗、擂动战鼓，踊跃呼喊，诟骂不绝时，李守贞在城上看到不禁一惊，同时感到了无比沮丧。

郭威麾下诸将都想赶快攻城。但郭威看过河中大城的形势后，做了一个出色的战役决断。

他发表了一通长篇议论：“李守贞是前朝宿将，此人勇猛善斗，慷慨好施，曾屡立战功。与他直接拼杀，损失会很大。况河中大城面临黄河，楼碟完好，墙体坚固，这可不能轻视。他是凭借高城而战，我们是仰面进攻。硬要攻城，就跟领着将士们去赴汤蹈火一样！我哪能那么干！勇气盛衰有时，进攻缓急有道，时机有可有否，办事有后有先。不如先设‘长围’守之。必要使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而我等只须洗磨兵器，牧放战马，坐享食量，温饱有余。等城中没粮了，公私钱财全都枯竭，然后我等推进云梯冲车，逼近他们，飞传羽檄，招降他们。他们的将士，脱身逃死，就是父子也难互相保护，何况在‘长围’中必成乌合之众！至于其他藩镇的叛军，赵思绾、王景崇之辈，只要分兵羁縻，牵制住他，不使来援即可。这一场大战，不值得忧虑。”

“长围”，就是长连城。这个活儿，当初张敬达围石敬瑭玩过，没有成功；李守贞围杨光远玩过，最终围死了杨光远。现在轮到郭威来围李守贞了。

郭威开始征发各州的民夫，人数多时达到二万多人。沿河中大城之外，远远地挖长沟，筑连城，列队把河中团团围住。此举，等于在河中城外，又建起一座外城。郭威的部队按照要塞驻守，分别把守各个营门，但其实都是机动部队。

郭威又对诸将说：“李守贞过去怕高祖（指刘知远），所以不敢奓刺嚣张；但他认为我等从太原崛起，事功似不显赫，心底里有轻视我等之心，所以现在趁着天子年少（指隐帝刘承祐），敢于反叛。我等正该静以制之。”

于是将军旗、战鼓收起来，只沿黄河设置相当于烽火台的“火铺”传递军情，连绵几十里；又派出步卒轮番守护；还派出水军船只停泊于岸边，敌人有偷偷往来的，都被抓获。史称“守贞如坐网中矣”。

相持一个阶段后，李守贞预感形势不妙。

他再一次派出了“蜡丸使者”前往周边邦国求援。郭威捕获的“蜡丸使者”先后多人，有派往蜀国的，也有派往南唐的，更有派往契丹的。李守贞根本出不去。但李守贞给夏州的蜡丸，李彝殷收到了。刘知远之后，李彝殷已经弄不清中原的子午卯酉，他不知道谁是真命天子。就准备支援李守贞，万一李守贞是个真命天子呢？但他派出大军到达陕北时，听说郭威围了城，知道李守贞前途已矣，于是撤退，返回了夏州。李守贞没有请来一处援兵。河中，已经成为孤军，如同围棋中的孤子，只能等待最后被剔除的命运。

郭威这一张大网密密麻麻，事后考察，此役深得兵法“以逸待劳”之神髓。若干年后，赵匡胤征北汉，围太原，也用了“长连城”的办法。

整军纪威震士卒

长话短说，由秋至冬，由冬至春，半年多过去了。河中城里粮草就要吃光了，饿殍越来越多。李守贞日日忧形于色，召来僧人总伦质问他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我“必为天子”吗？有这样当天子的吗？

总伦道：“大王当为天子，人不能夺。但大王所在之地有此一难。等到灾难消磨殆尽，哪怕只剩下大王一人一骑，那时候乃是大王鹊起之时也。”

李守贞想想，还认为他说的对。史上做天子的，哪个不先受一些磨难？

开春的时候，一天夜里，李守贞派遣部将王继勋挑选了能吃饱的精兵千余人，循黄河往南来袭击郭威大营。

找一僻静处过河后，王继勋在郭威这边的大堤上挖坑当作阶梯，攀援而上，进入了营栅，一边放起火来，并大声呼叫。郭威军营里一时有些慌乱，不知所措。但主将刘词神色自若，下命令道：“这都是小小盗贼，不值得惊慌。”

刘词从容率众反击来寇。王继勋战不利，只得退逃。死亡七百余人。王继勋受重伤，算是捡了一条命，逃回城中。

郭威来到这里巡视，刘词出迎，在马前请罪。

郭威给他重赏道：“我所担忧的就是这件事。没有兄台与河中来寇如此健斗，几乎就要被他们嗤笑。但河中寇贼的本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郭威调查此事，“长围”如此严密，为何李守贞能派人偷袭上岸？后来知道，原来是河中先派出人来到村里卖酒给郭威的巡逻兵，有的还赊欠，不要钱白给。结果大营的巡逻兵很多人喝醉，所以王继勋偷营成功。

郭威据此下令：“诸君将士不是犒赏宴饮，不准私下喝酒！”

令下，郭威的一员爱将，早上起来就喝了点酒。

郭威闻听大怒道：“你在我帐下，居然带头犯军令！”立刻将其斩首示众。

这种杀伐手段，看似简单，但在五代藩帅中是很少见的。那时的藩帅，自大唐安史乱后，固然可以挟制皇权，但藩镇麾下将士，也往往挟制藩权。藩镇坐大，反而渐成“权反在下”之局面。彼时，不是藩镇怕君王，而是君王怕藩镇；更不是将帅怕藩镇，而是藩镇怕将帅；甚至不是士卒怕将帅，而是将帅怕士卒——每次打仗，都要事先厚赐士卒，否则就不干，就哗变，就拥戴新主。安史之后，拥戴新主案例屡见不鲜。所以，纵容士卒将帅，演成骄兵悍将之局面。郭威立威，严格执行军法军令，有刘知远的传统，但比刘知远更公正——刘知远是滥杀，郭威是按法诛杀。这是二人威权正当性的不同处。

郭威善待士卒，但执法也严，如此，对骄纵懒散的士卒有震慑作用。围困河中的将士知道在郭威手下干活儿，得有点严肃劲儿，这位大帅似乎与以往的藩镇大员不一样，稀里马哈似乎是混不过去的。

《旧五代史》记录一个“神迹”可以概见郭威在将士中的威望之高。

说郭威征讨李守贞时，大军驻扎河畔，郭威担心将士不守军纪，争着渡河，就在河边向将士训话。侍卫亲军搬来马扎，郭威还没有坐下，忽然有一大群乌鸦在头顶聒噪。郭威后退十几步，拿起弓箭来就射这一群乌鸦。还没有来得及射，发生了河岸崩塌的事故，一看，崩塌的地方就在郭威刚才待的地方——如果没有群鸦乱叫，他不后退十几步，就掉河里去啦！郭威一见，把弓箭扔掉，笑指着乌鸦说：“难道是老天爷让你们来惊动我吗？哈，如此，剿灭李守贞那就太容易啦！”史称有此事件，“三军欣然，各怀斗志矣”，围城大军很高兴主帅有天助，于是人人都有了与李守贞战斗到底的决心。

符夫人的美丽与冷艳

到了农历四月，河中城粮食将要吃光，百姓饿死的有一半还多。

李守贞看看援兵不至，又不想坐以待毙，于是集中起最后能吃一顿饱饭，算是“精兵”的五千多人，带着梯子和造桥器械，分五路进攻郭威大营西北角。

郭威几乎是看着李守贞率部进入预期战场的。他从容布阵，等到西北角守军与河中兵战斗展开后，郭威即刻派出部将从斜刺里拦击。似乎没有什么悬念，战斗也并不激烈。河中兵一战而溃——但已经来到“长围”里，逃到哪里都是郭威大营，于是五千人折了一半，所有的进攻器械也都丢弃，成了郭威的战利品。

又过了几天，已是炎热的夏五月。李守贞再次突围，又被打败。郭威还擒获了李守贞的将领多人。

最后，李守贞最信赖的大将王继勋等人，也率领一千多人前来投降。王继勋投降后，降兵开始不断向“长围”走来。

郭威趁李守贞部下人心离散之际，督率各军四面八方分了一百路来进攻河中。很快将河中外城攻克。

李守贞收余众退保子城。子城是大城之内的府署所在地，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城中城。

各将领要求急攻子城。郭威笑道：“鸟要是急了还会啄人呢，何况咱面对的是一支军队！等水干了捉鱼，何必这么性急！”

整个五代时期，郭威大概是最冷静理性的一位军人。李守贞在府署里困守了一周，郭威如果发狠，一鼓可下，但郭威就是不着急。他要的是尽量少的牺牲。

李守贞的最后时刻是，放火烧府衙，率妻子等人自焚而死。

郭威不忘记征召那位有远见的赵修己，任命他为翰林。

当初后晋大将符彦卿的女儿嫁给李守贞的儿子李崇训。当时有看相者说：“此女当为天下母。”李守贞听了就高兴：“我儿媳妇都能母仪天下，况我乎！”史称“反意遂决”。等到李守贞自焚时，李崇训先杀了自己的弟弟、妹妹等人，轮到要杀符夫人时，她藏在了帐幕后面，李崇训着急忙慌的没有找到她，与父亲等人自杀而死。

后来乱兵进入李崇训府邸，新寡的年轻少妇符夫人安坐堂上，一副凛然之气，她慢慢地指点着乱兵说：“我父亲与你们郭威元帅是昆弟之交，汝曹不得无礼！”

乱兵被符夫人的美丽、冷艳和威风一下子镇住，无人敢杀害这个美人，很礼貌地将她送给郭威。郭威派遣使者将她送还老友符彦卿。等到郭威养子柴荣镇守澶州时，郭威正式下聘礼，将她娶为儿媳妇。史称符夫人免予河中之难后，丈夫没有了，她的母亲想让她出家，说是可以换来本世的福报，可以延长福寿。但符夫人是一个热爱红尘生活的人。

她回答母亲说：“死生有命。谁愿意剃光了头发，光着个脚丫子，苟活在世上啊！”母度知道不能强迫她，最终没有逼她。这才成全了这个不凡不俗的女子。再后来，柴荣继任郭威为帝，本来就知道这个女子不简单，后来又听说她没有听从母命，不以出家为念，更喜欢她了，最后将符夫人立为皇后。史称符皇后“性和惠而明决，帝甚重之”，性情温和贤惠而又聪明，富有决断力，柴荣大帝甚为尊重她。李守贞儿媳妇符夫人，成为周世宗柴荣的贤内助，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贼臣”赵思绾禽兽行

战后，郭威调阅李守贞的公文书信，得到朝中大臣及藩镇大员与李守贞来往密谋的书信，很多言语相当悖逆。郭威想将这些东西上奏朝廷，但他的秘书长王溥劝谏他道：“魑魅魍魉在夜里才争着出来，见到阳光自然就会消失。希望把这些书信全都烧掉，以此来安定反复无常之辈。”

王溥在为郭威最大限度地争取人心。郭威认为他说得有理，接受了这个意见。

赵思绾、王景崇，则在解决李守贞前后，先后得到处理。

说这个赵思绾好吃人肝，曾把人捆了，活着剖开人腹，取肝，切成细丝，当着活人的面，慢慢下酒。往往是肝都切完了，吃光了，那人还没死。史称“贼臣赵思绾自倡乱至败，凡食人肝六十六”。贼臣赵思绾从开始叛乱到最终败亡，一共吃了六十六个活人的肝脏。

这货又好用酒吞吃人胆，还对人说：“吞到一千个人胆，可以胆大无敌！”他在守长安时，城中绝粮，就吃妇女、小孩，以此充当军粮。后勤部门每天都要按一定数量供给。这样，每餐犒军，就要屠杀几百人，杀猪宰羊一般。

李守贞灭亡在即时，赵思绾也计谋用尽，想不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

赵思绾少年时，曾到已经休闲在家的左骁卫上将军李肃处为仆人。李肃观察他面相不善，不想收纳他，对太太说：“这人眼珠乱转，说话荒诞，来日定是叛臣。不可留用。”李肃太太张氏，是当时名将张全义的女儿，很有些见识，对李肃说：“如果这样，你现在拒绝他，以后会成为你的祸患！”于是送赠给他许多钱财打发他走了。

等到赵思绾占据长安，李肃恰闲居城中。赵思绾想起往事，就多次前往李肃家中探望，向李肃叩拜，如同过去的礼节。李肃不安，又对太太说：“这人老是到咱家来，这是要玷污我的清白啊！万一将来有一天，他被剿灭，我也要跟着受通敌的连累。”说着就恨不能自杀。妻子张氏说：“如此，何不劝他归附国家！”李肃一想正是。

一天，赵思绾又来，恰好向“前辈”请教能保全自己的办法。李肃就对他说：“你与朝廷本来没有什么嫌隙，只不过当初阴差阳错，怕获罪，才有这个不奉命的举动。现在朝廷三路用兵，都还没有攻克。你如果趁现在，改弦更张，幡然改途，朝廷一想，是你率先归附，一定高兴。那样，你当然不会失掉富贵！这可比坐以待毙强多了！”

赵思绾一听有道理，就派遣使者前往朝廷求降。

朝廷还真就答应了他的意见，任命他为华州（今甘肃宁县）留后，可以走近道直接前往就任。

初秋的一天，赵思绾脱下盔甲出城，接受隐帝的诏书。围城将军郭从义派兵把守南门后，又把他接回城里。赵思绾向郭从义要他的卫队和兵甲，郭从义给了他。但赵思绾一想要到很远的华州去，需要多带些钱财，就尽量拖延时间，在长安城中开始搜敛，以至于三次改变行期。郭从义对他不免有了怀疑，同时又非常不喜欢这个残忍的家伙，就密报郭威，请求上手段。郭威当即同意。

一天，郭从义和都监、南院宣徽使王峻等人骑马入城，来到府署，召赵思绾和他的同僚饯行，乘势抓捕。随后城内开始搜捕，抓了亲党三百人，推到街市全部斩首。

“带头大哥”力平三镇

王景崇这边复杂一点，因为有后蜀孟昶的援军，但最后也顺利解决。王景崇自焚而死。

三镇平。

讨伐三镇的前敌总司令郭威，一时威望大增，成了天下第一“兵强马壮”的“带头大哥”。这个“带头大哥”有多厉害？有一故实。

说郭威作为枢密使，带职出讨凤翔、永兴、河中三镇，凯旋时路过洛阳。洛阳有一留守，在朝廷也是宰辅级别的人物，此人恰好也有那么点傲气或傲骨，认为自己也是一“相”，现在郭威凯旋，理应去郊外迎接，但我王守恩并不比你郭威官职低，乘个轿子还是可以的嘛。于是乘了轿子去迎。郭威老远看见一轿子，不禁大怒。但他不动声色，略打过招呼，就进城入了公馆。王守恩只好跟着进来。郭威在馆里待了很久，才派人出来传话说，正在洗澡，暂时不能见客。王守恩还不知道郭威已怒，就坐在花厅慢慢等。

跟着郭威讨伐李守贞的河中府行营都部署，也即前敌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白文珂正在郭威身旁，郭威就对他说：“这个王守恩乘轿子迎我，实在是太没有礼啦！哪里可以长久地担任洛阳留守？你，现在就去代替他。”

白文珂已经是老臣，但还是不敢违背郭威的命令，只好前往留守办公室办理接任手续。都办妥了，就派一人到公馆告诉王守恩说：“白侍中受枢密命令，办理洛阳留守，手续完毕。”

王守恩大吃一惊！急忙骑马回府，只见家属几百口人已经被驱逐出府，晾在通衢大道上不知所措。

话说这个王守恩也不是好鸟。他性情贪鄙，手下都是一群小人，在洛阳期间干的活，主要就是“掊敛”，搜刮、聚敛。而且各种手段都用，如果立了名目敛财，不管这人是不是病痨残废，一律按照他规定的税率交钱。洛阳有两个土豪，两家人有喜庆在一起聚会，王守恩就找几个戏子，晚上到人家里去，自称“贺客”，得了人家几锭银子回来。

等到他被人驱出府邸，曾经被他无理榨取物资的人，闻风而来，当场指认：这个啥啥啥柜子是我的，那个啥啥啥香炉是我的，不一而足。王守恩失势，还想撑着，但郭威知道后，当场命他偿还。其中自然也有无赖之徒勒索，弄得王守恩家财为之一空。

洛阳留守，那是部长级干部，王守恩比部长还要高一个级别，相当于副总理级别的朝官，但郭威这位“带头大哥”一发怒，居然罢了他官。此事传到隐帝那里，也是一惊，但也没有法子可想。

有意味的是，河中战役后，为了防备契丹，郭威又被隐帝调往邺镇（今河北邯郸）兼天雄军节度使。郭威养子柴荣兼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这样一来，郭威更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这时期，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后汉郭威麾下，而赵匡胤也在最初的青年时代漫游中来到河北。郭威征讨李守贞时，赵匡胤可能已经从军，根据种种资料编年推算，赵匡胤应该就在郭威部下。郭威调往邺镇后，赵匡胤应该也在跟随郭威。那样，郭威后来的“黄袍加身”，赵匡胤应该有经历。

后汉，从刘知远到郭威，所谓的“江山社稷”开始有了沉浮动荡之相。郭威的出现，令后汉的前程，有了不确定性。

拾 后汉之亡

三藩相继平定，契丹来犯败北，京城治安良好，国家财政平稳，年纪轻轻的隐帝刘承祐以为初登大位，天命如此眷顾，乃至于天下无敌，于是放松思想改造，开始骄纵自我，与左右狎昵，没有正行。他成了一个不懂自我约束的颟顸之君。这类人物，史称昏君。

隐帝初期“国家粗安”

隐帝刘承祐时的后汉，国家政务由杨邠主持，他官拜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相当于国防部长兼任国务总理；军事工作就由郭威主持，郭威当时官拜枢密使兼侍中，枢密使可以有多个人选；史弘肇则主持京城警卫，他官拜归德（今属河南商丘）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这一连串职务分别可对应于省军区司令、卫戍军区司令和国务大臣；当时的国家财政是一个困难的差事，这事由王章主持，他官拜三司使、同平章事。

这四人都是刘知远时代留下的老臣，在中国历史上，他们都不算是有多大能耐的臣僚，品质也多有问题，但出于一种天然的责任感，应该说，在五代时期，还都算是肯于对国家事务上心的人物。愿意干事，肯于负责，乱世中，这就已经十分难得。

史称杨邠做事“颇公忠”，能够秉持公忠之心。说他每次退朝回家，门下很少有私人拜会。虽然诸道各州有人走后门给他输送馈赠，他也不拒绝，但他常常把自家用度之外的多余贿赂物资上缴国库，或转献给皇上。此人贪渎有限。

郭威则平定三镇、抗击契丹，没有二心。说郭威没有二心，是有证据的。郭威在大臣中算得上老成。后来隐帝令他镇守邺镇（今河北邯郸）时，他还兼着枢密使的职务，但大臣苏逢吉、杨邠等人都反对，可郭威在与隐帝辞行时，仍然推举了他俩。他效法诸葛亮，给了隐帝一番忠告：

“太后从先帝久，多历天下事。陛下富于春秋，有事宜于禀其教而行之。亲近忠直，放远谗邪，善恶之间，所宜明审。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皆先帝旧臣，尽忠殉国，愿陛下推心任之，必无败失……”

太后跟先帝刘知远很久，经历了很多天下大事。陛下您正年富力强，有事情应该先向太后禀告而后推行。宫中朝中，要亲近忠诚正直的大臣，放逐谗佞邪恶的小人；善恶之间，要有明智的审核。大臣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都是先帝时期的老臣，能够为国尽忠，期待陛下能够推心置腹信任并任命他们，这样，可以让国家社稷不至于有败亡之危……

郭威看到了后汉的问题，这些见解虽然并不深刻，但切中时弊，更准确地为后汉王朝做了把脉。后来的事证明，郭威很有先见之明。

史弘肇治理京师，虽然多有辣手，但居然也做到了路不拾遗，整个汴梁城，治安良好。

王章则殚精竭虑，在契丹大乱中原、平定三镇之后，国家财政无比紧张的年度，注意开源节流，集合点点滴滴的余利，充实国库，几乎没有让国家各个方面出现银根紧张或供应短缺，虽然王章征收赋税手段苛刻。譬如，以前曾有一个恶政：农家缴纳田税，每斛之外另外补交二升，叫作“雀鼠耗”，也就是将国库管理中的损耗转嫁到纳税农家身上；王章则在这个恶政之外，加重十倍，规定每斛之外，再交二斗，称之为“省耗”。二斗，就是二十升啊！他甚至制定更无耻的法令，施行公开剥削政策：以前国家钱币支出、收入，都以八十文为“陌”（一百），到了王章这里变了规矩，下令收入不变，仍以八十文为“陌”，但支出却改为七十七文为“陌”，也有个名称叫作“省陌”。但他这类无道手段并不是中饱私囊，而是勒紧农民的腰带，维系乱世王朝运转，并且与后晋石重贵时期的“括率”比较，好歹还算是有规矩、比较轻的榨取。就这样，朝廷除了皇室挥霍、颁赐文武之外，还能做到略有盈余。

因为有这些老臣的“公忠”做事，史称“国家粗安”。

乱世中的“圣贤”

三藩相继平定，契丹来犯败北，京城治安良好，国家财政平稳，年纪轻轻的隐帝刘承祐以为初登大位，天命如此眷顾，乃至于天下无敌，于是放松思想改造，开始骄纵自我，与左右狎昵，没有正行。有个茶酒使，照顾隐帝吃喝的中官郭允明，因为谄媚而得到宠幸，隐帝经常跟他说些淫词、丑词。太后为此劝谏他，他也不听。隐帝成了一个不懂自我约束的颟顸之君。

这类人物，史称昏君。

放纵“人欲”，不懂自我约束，就是“悖礼”。传统之“礼”的本质可以用两个主题词来概括：当位、节制。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负责任就是当位；每一个人不得放纵人皆有之的欲望就是节制。人欲，不可没有，也不可放纵。对帝王而言，节制“人欲”，尤其重要。但不懂节制、放纵“人欲”，实是历来帝王之惯态，也是历来社稷遭遇颠覆的逻辑源头——因为国家元首放纵，所以朝野群下效仿，从此导致政治昏昧，致使小人奸党弄权，终于民生凋敝，敌对势力或境外势力得以乘虚而入，于是，血雨腥风中，江山易主。

帝制社会中，圣贤人物至为担心的大事在此。

圣贤人物考量此类风景也有一个基本假设：国家元首的“人欲”之放纵，其原因在：不读圣贤书。于是，宫禁之中有一常设的制度性规定：经筵——聘请德高望重的儒家人物充任帝王之师，为他讲述圣贤经典，以此建构国家元首的圣贤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可以简单表述为：王道理想。传统帝制之政治制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价值制衡。君子是讲述并恪守圣贤价值观的，小人恰好相反。因此，庙堂之上，大臣劝谏帝王“亲君子、远小人”的风景屡见不鲜。它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价值规劝模式”。

五代时期尽管是乱世，尽管多由不懂圣贤价值观的帝王执掌天下权柄，但大臣之中总还是有一些未曾泯灭圣贤价值观的人物，冒着被黜落的风险劝谏帝王——他们期待这个乱世尽可能地好一点，哪怕好那么一点点。

张宪死不拥新主

劝谏隐帝刘承祐的人物，除了郭威之外，是大臣张昭远。

此人比赵匡胤大三十多岁，经历了整个五代时期。他是一个早慧的天才，通晓儒学，读过当时流行的九部儒学经典，能明了圣贤大义。他还是一个藏书家，家藏图书数万卷，据说他甚至藏有武则天的亲笔诏书九十多篇。

他年轻时遇到了一个儒将张宪。张宪在后唐时得到当时的晋王李存勖信任，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张宪做过工部侍郎、刑部侍郎，最后被任命镇守河东，在太原做了节度使，也是一方藩镇。史称张宪年少之时就喜爱儒学，精通《左传》。他家有藏书五千多卷，公事之余，常常一部部书为之校勘。这样认真的读书人，五代罕见，作为一员武官，更是难得。

张昭远决计结识这位儒将，于是带上自己写的一篇论文，史称《三代兴亡论》，去见张宪。张宪一见就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当下就给他官做，后来成为河东藩所的推官，也即河东战区的司法主任。

后唐天成元年（926）三月，赵匡胤出生的前一年，有一个叫赵在礼的藩帅，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发动兵变。张宪的亲属很多在魏州，但得到了赵在礼的“善待”，原来，赵在礼以此为手段，写信劝降张宪。张宪将魏州来使处死，根本都不打开来信，原封不动地派人送到京师洛阳，以此表明忠君大义。但不久庄宗李存勖被叛兵乱箭射杀，李嗣源入京称帝，是为后唐明宗。

张宪此时面临了人生的重大选择：是继续忠于故主李存勖，还是效忠新主李嗣源？恰好李存勖的弟弟永王李存霸，在政变中被李嗣源击败逃往太原。显然，李存霸知道皇兄李存勖最信任的人物就是张宪，所以在万难之际来依附河东。但唐末以来“权反在下”，将士们大多贪图富贵，张宪的左右带着一股乱世流行的势利眼，也不愿意与李嗣源对峙，就鼓动将士将李存霸拘押起来，之所以没有杀掉李存霸，也是在观察形势——如果李嗣源坐稳江山，就杀掉李存霸；如果坐不稳，再做处理。

在利益的角逐中，张宪这位藩帅，与此前此后的藩帅一样，已经受制于“权反在下”的将士。

张昭远看到了形势的险恶，出于对张宪的关爱，他劝谏张宪赶紧奉表拥戴李嗣源，否则将要引来杀身之祸——不知道左右部下们会做出什么来！张宪也看到了这一危局，但圣贤价值观就在此际开始起作用，他对张昭远说：“我，是一个读书人。从籍籍无名的布衣，到今天做到一方大员，都是先帝（李存勖）的恩情！我岂可因此苟且偷生而不感到惭愧呢！让我背叛先帝，我做不到啊！”

张昭远立即明白了这位节度使的忠诚价值。他知道唐末以来，这类忠诚已经越来越稀缺；更知道张宪如果不能拥戴新主可能的后果，于是边哭边说：“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您这是在效法古人的志向啊！你能这样实行，可谓死而不朽啦！

史书留下了两人这一段对话，整个五代时期，这是“忠义”价值最重要的一次叙事。《宋史·张昭远传》评论说：“时论重昭能成宪之节。”当时的清议（社会舆论）很看重张昭远这番话，认为能够成就张宪的气节。

欧阳修做《新五代史》，区别于《旧五代史》的重要义理就是“春秋笔法”，也即对历来君臣士庶做道义评判。五代之际，忠义难得，所以欧阳修专门做了两篇传记记录忠义之人，一为《死节传》，一为《死事传》，所谓“死节”，也即自觉地死于忠义；所谓“死事”，也即不自觉地死于忠义。前者记录三人，后者记录十五人，但是无论“死节”还是“死事”，都没有列入张宪。我认为这是《新五代史》的一个疏漏，张宪就是欧阳修表彰的那种“全节之士”，因此完全有资格进入《死节传》。

后汉隐帝时代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张宪和张昭远二人所料：乱兵杀死李存霸，张宪也同时遇害，河东宣布效忠李嗣源，到新主之前求富贵去了。

《宋史》认为张宪同时遇害，《资治通鉴》认为张宪“闻变，出奔忻州”，听说有兵变，逃跑到忻州（今属山西）去了。

张昭远没有“死节”也没有“死事”。但他应该能够从张宪的“死节”中看到乱世的渊源和祸患的逻辑。所以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只要有可能，就劝谏君主行正道不要走邪路。

李嗣源时，他做了史馆修撰，专门修《唐史》和《实录》，他得到一次机会，给李嗣源上书说：“臣窃见先朝时，皇弟、皇子皆喜俳优，入则饰姬妾，出则夸仆马；习尚如此，何道能贤！诸皇子宜精择师傅，令皇子屈身师事之，讲礼义之经，论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则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祸乱之源。……”

臣看到先朝（李存勖）时，皇弟、皇子都喜欢伶人戏子，进门就给姬妾捯饬打扮，出门就夸耀自己的仆人骏马。有如此习尚，怎么可能有希望成为圣贤？现在，应该为陛下的诸位皇子精心选择好的老师，令皇子们躬身拜他们为师，要恭恭敬敬地侍奉老师，培养一点敬畏之心，请老师们为他们讲习礼义和圣贤经典，论述国家安危之道。

古代人君一旦即位，就册立太子，这是为了明确嫡庶的区别，以此塞住祸乱的根源。张昭远这一番话可谓“一言兴邦”之至理。帝制时代，权力交接自有合法程序，预先立储，正是让他人免去觊觎皇位的野心。

宫廷不乱，天下不乱，士庶平安。五代乱世，张昭远有此见识，已经迥异于一般朝臣。史称“帝赏叹其言而不能用”。后唐明宗很赞赏他的说法，但不能接纳他的意见实施。而李嗣源死后的乱局，也恰恰因为没有做好权力交接所致。

到了后汉隐帝时，张昭远正做着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卿。虽然这位隐帝望之不似人君，出于对社稷安危的关注，张昭远还是上书，要隐帝亲近儒家读书人，学习儒学经典和圣贤教训，不要亲近佞臣小人。

但刘承祐对此类建议毫无兴趣。

历史经验：帝国管理中，国家元首对儒学没有兴趣，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是非观、价值观，剩下的就是权谋意识、丛林意识，或无以名之的那种疯狂的放纵、享受意识。

后汉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帝王不学无术是一方面，执政们也流于五代陋习，动辄蔑视帝王。如此一来，君臣关系紧张，就是逻辑中演绎的风景。

儒学屡屡倡导“君君臣臣”，其大义就在于：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如何像个君？如何像个臣？历代帝王自太子时代就有师傅教授，做了皇帝也有御前讲习。这些帝王之师都在按照儒学理念中的“礼制”设计教育太子或帝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大多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四维八德”等等相关。这是一些多年累积之国家治理经验和社会价值观，综合来看，这些东西可以概言为“公道”与“仁德”两大互相关联的板块。

在这些价值观指导下，君臣言行各有礼数。如《论语》所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因此，礼，不仅是上行仪式，更是下行仪式。如果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那就是邦国政治的失序。而政治的失序则造成帝国机器运转的“非正常化”——帝国一旦进入“非正常”，那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后汉隐帝时代，就在“非正常化”运作中，发生了悲剧。

这个悲剧，是由后汉隐帝和执政们共同酿就的。

苏逢吉的第一劣行

欲知后汉之悲剧，先要知道一个叫苏逢吉的人物。

刘知远时，苏逢吉跟着父亲做官，常代替父亲起草一些奏章文书什么的，刘知远召见他，觉得此人“精神爽秀”，于是做了官。

但种种迹象表明，苏逢吉不是一个好官。他在性情刚严的刘知远面前表现甚为乖巧伶俐，以至于有些奏章，大臣们不敢奏对，苏逢吉就选了一些，揣摩着刘知远心情不错的时候，适时递上，往往也就获得了批准。刘知远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玩弄，这样就在众官之中形成了“苏逢吉上头有人”的感觉，于是人人都来巴结苏逢吉。

当时后汉制度草创，很多“典章”直接出自苏逢吉之手，但此人不学无术，只是随着事件的发生临时提出意见，所以史称“汉世尤无法度”。

在五代中，后汉尤其没有制度建设。他更不施德政，综观其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令人鄙夷的故实却一桩桩一件件。

苏逢吉的第一劣行是索贿。

他的索贿，礼、义、廉、耻全不顾。

后汉初建，地方大员纷纷前来京师汴梁朝见新主刘知远。内中有一个来自凤翔的官员李永吉，苏逢吉认为此人是原来后唐的皇室，一定有皇族“奇货”，就派人暗示他，索要后唐皇上用过的玉带，说只要给我玉带，可以推荐他做一个州官。但李永吉告知他：没有这个玉带。于是苏逢吉让人到市场去购买一条玉带，价值数千贯，让李永吉代偿这笔钱。

又有一位客省使（负责外交、礼仪事宜的官员）名王筠，在后汉之前的后晋时，就到南方的楚国（当时占有湖南全境和广西部分，属于“十国”之一）公干，现在后汉建立，就回来向刘知远汇报南行结果。苏逢吉认为他肯定得到了楚国的重贿，于是派人去找他直接要东西。王筠有了“怏怏”之色，但没有办法，将带来的东西分了一半给他。

但李永吉、王筠，都没有得到州郡的官职。这事等于用了人家的钱财连事都不办。

索贿到这等境界，史上罕见。对待下级官吏不尊重，无礼；受人贿赂不去报答，无义；做官不清不白，无廉；公开指使下人讹诈，无耻。即使在五代乱世中去考察，如此邪痞的赃吏也是罕见的。

苏逢吉的第二劣行

苏逢吉的第二劣行是嗜杀。

刘知远生日的时候，嘱咐苏逢吉去“疏理”一下监狱，说是给自己“祈福”，还起了个名字叫“静狱”。没想到苏逢吉做得太利落了——他到了狱中，调阅囚犯的案卷，基本不看，不管轻罪、重罪、有罪、没罪，是不是冤案，一概不问，统统杀掉。还给刘知远报上个“疏理”结果：“狱静矣”，监狱清静啦！

当时后晋的名相李崧被契丹掳走，刘知远就将李崧的旧宅赐给了苏逢吉。但李崧在西京洛阳还有房子，苏逢吉也不通报，干脆一并改为自己的户头。

不料到了隐帝时，李崧竟然从契丹千辛万苦地跑回了中原，进京一看，两处房子都没啦！于是他将两处房产的地契找出来，“献”给苏逢吉。李崧此举大约也有不满的意思，但我宁愿猜测他是干脆讨好权臣苏逢吉，连地契都给他，让他更踏实地领有这两处大院子。

糟糕的是李崧的子弟们不服气，常常有些怨言。

苏逢吉听到这些怨言后，动了杀机。

他诱使人给李崧和李崧的兄弟诸人栽赃，要李崧的仆人诬告主人，然后将李崧等抓捕到狱中。史上没有说使用酷刑，但留下了李崧的“自诬”状：“与家僮二十人，谋因高祖山陵为乱。”这意思是说：我李崧跟家里二十口人，预谋在高祖（刘知远）下葬陵寝时作乱。

一个从契丹跑回来的前国文官，无兵权、无财权、无政权，会带着二十几个人造反作乱？显然这是拷掠后的诬服状，苏逢吉一定是动了大刑，否则，李崧怎会给自己一个必死的罪名！

但事情还远不止于此。苏逢吉得到这封“自诬”状，还不满意，亲手将“二十人”的“二”字加了一个横竖折笔画，改为“五”，变成了“五十人”。这样一来，就将李崧全家几乎灭了族。

此人甚至没有亲情。他有个“庶兄”，应该是同父异母的哥哥，从外地来投奔他，但是没有先来见他，而是先去看了他的几个儿子。苏逢吉就认为这位哥哥对他不够尊敬，竟然找了个借口诬告他，一顿乱棍打死。

苏逢吉的嗜杀，在“捕盗”名义下做得最为血腥。

隐帝时，天下多“盗贼”，苏逢吉为此专门草写了一份由皇帝签发的诏书，主要内容就是：只要是盗贼，他的家，以及互保的邻居，一律“族诛”，灭全族。这一份过于血腥的规定，让嗜血的后汉朝官也看不下去，于是，有人对他说：“杀盗贼，灭全家，已经够过分的，怎么连互保的邻居也灭族呢！”苏逢吉想想还是要杀互保的邻居，只不过将“族诛”这个规定去掉而已。

在这个血淋淋的国家政策引导下，地方官干脆放开渴血的欲望，开始了以治安为名义的大肆杀戮。

有个郓州捕贼使张令柔，尽杀了平阴县十七个村子的村民数百人。

有个卫州的刺史叶仁鲁，闻听所辖之境有盗贼，自己率兵剿寇。当时有村民十几人也不愿意忍受盗贼劫掠，就跟着一起追逐盗贼。走入山中之后，盗贼走散，叶仁鲁从后追来，没有发现盗贼，见这十几个村民，就认定他们就是盗贼，一个个抓起来，将脚后大筋砍断，扔到山脚下不管。这些人无法走路，宛转号呼，好几天后死掉。知道此事的人无不认为这是一起冤案。

但苏逢吉却认为这是能人。

史称因此天下假托为捕盗之名杀人“滋滥”，越来越多。冤杀了不知多少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得到了后汉高祖刘知远、后汉隐帝刘承祐两代人的信任。

代价沉痛的“使酒”

但在后汉隐帝时，郭威、杨邠、王章、史弘肇崛起，分割了苏逢吉的部分权力。这让苏逢吉很不爽。尤其是史弘肇，几乎处处跟他顶牛。他于是紧紧依靠隐帝刘承祐，结好李太后的兄弟李业、宦官郭允明等几个权臣，中立杨邠与王章，开始了一番宫廷密谋。

苏逢吉机关算尽，但他有个致命弱点，好耍酒疯，史书的说法是“使酒”。他这一生，有两次代价沉痛的“使酒”，最终让他失势。

第一次“使酒”，他得罪了郭威。

他过去跟着刘知远时，曾经征讨邺镇（今属河北邯郸），当时郭威也是重要将领。苏逢吉仗恃着与刘知远的亲密关系，多次在军中“使酒”侮辱郭威，郭威虽然暂时忍了，也不与他计较，但已经心生芥蒂。

隐帝时，郭威奉命镇守邺镇。因为幽云十六州已经不属于中原，故郭威镇守的邺镇冀南之地已经等于后汉的北部边境。郭威行前为枢密使，苏逢吉有意削减郭威的权力，认为前敌总司令，带着“枢密使”的头衔不合适，主张免去这一职务。

他让有个大臣叫李涛的，来干这个活儿。

李涛本来是个智者，但他也有忠义之心，凭直觉认为前线总司令带着国防部长的头衔，权力过重。按照前代多次军事哗变的经验考察，也确实不应该这样安排。就接受了苏逢吉这个意见。但没有想到御前会议讨论此事时，李太后大怒，认为李涛是“离间大臣”，罢了李涛的官。史弘肇也站在太后和郭威一边，不同意罢免郭威的枢密使之职，再一次与苏逢吉对着干。

在太后和史弘肇的内援中，郭威始终带着枢密使这个国防部长的职务镇守在邺镇。权重，开始向郭威倾斜。这话表过不提。

第二次“使酒”，他得罪了史弘肇。

“禳祈之术”

史弘肇是刘知远帐下一员战功赫赫的骁将，带兵有辣手，与刘知远很相像，但下手杀人比刘知远还要凶狠，不讲规则。

当初郭威带兵平定李守贞叛乱，长达年余。国家西部用兵，京师恐惧，有流言。史弘肇负责京师治安，史称“务行杀戮，罪无大小皆死”，务必推行国家恐怖政策，血腥杀戮，不管罪过大小，一律处死。

李崧因为奴仆诬告而死，史弘肇将李崧的幼女取来，做了自家的奴婢。

这事养成了一个风气，大家族的权贵们害怕诬告，于是纷纷讨好奴仆，而这帮被豢养的家奴们也以此要挟主人，期望从中获利。

有一个姓何的大户，家中有一玉枕，据说价值十四万贯。他令家奴将其带到淮南去换茶叶。但这位家奴见钱眼开，从中隐匿了若干钱财，何大户给了他一顿鞭子。家奴干脆就告到史弘肇的警察局来，说何大户得到的是昔日燕王赵延寿的玉枕，拿到淮南给了吴人。这样一说，事就有了私通敌国的嫌疑。史弘肇不容分说，马上捕治，将何大户杀掉，当即在帐下就分掉了何氏的家财和妻女。

但史弘肇在杀伐中建立威信，也有“为国分忧”的考虑。

当时隐帝亲近那一批小人，史弘肇和杨邠都有“裁抑”，制裁和贬损，不让小人势力过大。

李太后有故人的儿子要做军官，史弘肇根本不解释，抓来就砍了。

隐帝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当时天下大旱，又闹蝗灾，黄河决口，京师大风将树木连根拔起，厚重的城门也无故坏掉，宫中还常见怪物投掷瓦石，摇动门扉。种种异象令隐帝和太后不安。于是有了“禳灾”活动，请尼姑们入宫来做道场。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当时请来尼姑进入宫禁诵念佛书做功德，有一个尼姑上厕所，回来后，则悲泣不止，除了哭，人事不知。连续几天，醒来，问她为啥哭泣，竟啥也答不上来。她在厕中看到了什么？史无记录。

隐帝刘承祐在天灾和怪异面前也有恐惧，这是儒学历来讲述“天人感应”的历史惯性力量在起作用。它对制衡帝王的放纵不一定有决定性作用，但至少在心理暗示中有一种减缓放纵、自我警醒的功能。隐帝见“禳灾”作用不大，就来问当时一个姓赵的司天监，管理天文历象的科技部长，究竟怎样才是正确的“禳祈之术”？

赵部长回答他的话集中了科学家、道德家和儒家谏官的意见，他说：“臣之业在天文时日，禳祈非所习也。然王者欲弭灾异，莫如修德。”

臣下的业务方向在天文历象方面，说到消灾祭祀、祈祷福报之类，不是我日常修习的。但我知道的是：治理天下的王者如果要消除灾异，最好的法术也不如修行德政。

这话让隐帝琢磨了半天。一直到司天监走了，他还在琢磨，最后还派出中使去问他“怎么样才算是‘修德’？”

赵司天监回答道：“请陛下读《贞观政要》去效法唐太宗。”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的一部政论、史论。记录了唐太宗在位23年中，与大臣们讨论国家治理的言论和措施。书中讲述圣君王道，用人唯贤，重民爱民，省刑慎罚等仁政主张和思想。赵司天监有此动议，应该是对隐帝的一种警示。但隐帝似乎没有看懂《贞观政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距离唐太宗王道事业太远太远了。

这是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的时代。

史弘肇欲斩苏逢吉

李太后的弟弟李业，在刘知远时期就做大内财务总管，隐帝时很得信任。当时正好有个宣徽使职务暂缺，隐帝、太后，都暗示执政，希望这个官职能给李业来做。但史弘肇认为官员迁补，国家有制度，不能让外戚越过这个制度，最后居然没有让李业做成这个官。宦官郭允明等人也很得隐帝喜欢，但是也因为执政的意见，很久没有升官。这一群人物对执政怨气很重。

隐帝喜欢听歌，有一次教坊使（略相当于文化部艺术司）组织的演出不错，隐帝高兴，当场就每人给了赏赐。

教坊使觉着史弘肇厉害，得通报一下，就来向他表示得到赏赐很感谢什么什么的。不料史弘肇大怒，对这几位负责演出的官员说：“我大汉为国征讨的健儿，还没有过人人受赏的记录呢！你们一般戏子有什么功劳，敢当这份赏赐！”

说罢，将所有的赏赐一律没收，交还国库。

苏逢吉知道史弘肇厉害，多少让他几分。但他耍酒疯使性子，还是惹恼了史弘肇。

有一次三司使王章在家中宴请几位大佬，苏逢吉、史弘肇等人都在座。苏逢吉又开始“使酒”。

开头还算不错，各位贵客有说有笑。后来开始行酒令，史弘肇不太在行，弄不清这类酒令，总是出错、受罚。这时有位客省使名叫阎晋卿，就主动坐在史弘肇身边做参谋，告诉他怎么怎么出令。史弘肇学得快，很快就转败为胜。

苏逢吉见史弘肇面有得意之色，就讽刺说：“旁边坐着个姓阎的，当然就罚不着啦！”

这一句话刺得史弘肇不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马上用当时流行的最下流的话语大骂苏逢吉。

原来，史弘肇的太太就姓阎，但这位姓阎的太太恰又是过去酒店里的艺伎。史弘肇认为苏逢吉这是有意嘲讽太太的出身低贱。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苏逢吉是不是有意刺激史弘肇，但史弘肇的感觉就是被讥讽、被侮辱。

苏逢吉似乎知道闯祸，挨骂时不还嘴。

史弘肇站起来想给这个二货饱以老拳，但二货看事不妙，干脆溜走。史弘肇不依不饶，找到一把剑准备追上去杀了这个家伙。杨邠知道史弘肇脾气，感到都是国务大臣，这个大将杀那个宰相，在天子面前真是无法交代，一时急出泪来赶紧劝解。史弘肇说，算啦，俺也不跟那小子计较了，回家！但杨邠担心他行刺，跟他一起骑着马，送史弘肇回到府邸才罢。

隐帝知道后，曾让人调和将相关系，但不成功。

隐帝谋划诛杀杨邠

两次“使酒”之后，苏逢吉为了自保，更开始在内侍那边挑拨离间，说史弘肇和执政们的坏话。在他影响下，李业、郭允明等人对执政们也有了不满，更添油加醋在隐帝前编派史弘肇等人，于是隐帝对史弘肇有了“跋扈将军”的印象。

但杨邠也有“跋扈宰相”的风格。

杨邠做事不识大体，对邦国文明建设毫无感觉，万事凭感觉做去，常把事做歪。但他执政期间革除了苏逢吉的一些弊政，多少有些缓解帝国的矛盾和紧张。他虽然劝慰史弘肇，但骨子里却像史弘肇一样，对隐帝也没有敬重之心。

有一次，杨邠与王章一块在御前讨论要施行的国家政策。

隐帝听后，嘱咐一句：“事行之后，勿使有言也。”

你们推行的这些政策，要稳妥施行，争取施行之后，不要叫人说不是。

杨邠不假思索，紧跟上一句：“陛下但噤声，有臣在。”

陛下您只管闭口别出声，有我在。

这话说得确实“无礼”。李业等人于是又据此挑拨君臣关系。

隐帝想想，也是。当初他想立宠爱的耿夫人做皇后，杨邠认为速度太快，不同意。结果耿夫人没有得到皇后的名分就去世了，隐帝想用皇后之礼葬她，杨邠又认为不可。这种不断被大臣制约的事一桩桩一件件，苏逢吉又在一旁不断言语相激。隐帝开始不安。

李业等人认为：“杨邠、王章、史弘肇等人专横跋扈，肆无忌惮，最终会犯上作乱！”

隐帝听信这话后，甚至在夜间听到手工作坊的打铁声响，都开始怀疑有人在抓紧时间赶制兵器。以至于有一次到天亮都没入睡。

隐帝动了杀机。

于是和李业、郭允明等人开始谋划诛杀杨邠等人。

几个人商议已定，入内禀告李太后。

太后说：“这么大事怎可轻举妄动！应再同其他宰相商议商议。”

李业在旁说道：“姐姐啊，先帝曾经说过，朝廷大事不能跟书生谋划，书生胆小，会误事害人的！”

李太后还是重复刚才说过的话。

隐帝于是生气道：“国家大事，不是闺门女人能知晓的！”干脆拂袖而出，真是连老娘的话也不听了。郭威当初的担心成为事实。

李业等人觉得力量不够雄厚，就将密谋告诉了客省使阎晋卿。阎晋卿认为史弘肇有实力，恐怕事不成反而自己受害，忖量再三后，决定去史弘肇府中告密。

但事情就是这样鬼使神差：因为当初一场酒令，让史弘肇对当事人都有了隔阂，连带对帮他行酒令的阎晋卿也有了厌烦。当阎晋卿要求见时，他干脆找个借口，推辞不见。这样，史弘肇就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于是，后汉有了宫廷惊变。

杀大臣宫廷惊变

早朝时间到了。史弘肇等人毫无防备。从大殿里屏风后面转出精壮甲士数十人，并没有费力气，就将史弘肇、杨邠、王章捕杀于大殿之下。然后召集其他宰相和朝臣，到崇元殿按朝班排列，隐帝宣旨说：“杨邠等人谋划造反，已伏罪处决。现在与诸位共同庆贺！”

又召集各军将校到万岁殿，在大庭之中，隐帝亲自向将领们宣布此事说：“杨邠等人一直把朕当作孩子来看待！朕今日才得以做你们的君主。你们，从此可以免除权臣们专横之忧啦！”

随后，隐帝派出了亲信，逮捕了杨邠、王章、史弘肇的家属，全部杀死。

为了防备兵变，隐帝又紧急征调侯益、慕容彦超等几位重要的心腹藩镇入朝，拱卫京师。并准备任命苏逢吉权知枢密院事。

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宫廷政变，消息传出，史称“中外人情忧骇”，朝廷内外人都有了担忧和恐惧。

事情太大，那些藩帅会怎么想？怎么做？

史称杨邠等被杀那一天，天象有变：无云而昏，雾雨如泣。

苏逢吉虽然憎恶史弘肇，但他确实没有直接参与李业等人的预谋，听到这个事变后，也很惊愕。他私下里对人说：“这事也干得太草率啦！事发之前，如果陛下问我一句话，绝不会到这个田地！”

这是不是苏逢吉的真心话，现在已经很难测知。但事情按照逻辑推演，他是导致这一场惊变的始作俑者。因为正是他，挑唆了李业等人。

一场杀大臣的政变结束后，隐帝还想到了两个人：近在澶州（今河南濮阳）的王殷和远在邺镇（今河北邯郸）的郭威。

王殷是史弘肇死党，时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遥领夔州（今属四川奉节）节度使，为了防备契丹，正带兵屯驻澶州。郭威是史弘肇的好友，与苏逢吉有旧怨。现在史弘肇被杀，苏逢吉升官，郭威必须被杀。

隐帝服丧三年后，已经二十一岁，他不愿意忍受文武大臣的傲慢，能直觉到王殷和郭威的分量，杀大臣之后，他即刻派权知开封尹（也即开封代理市长）的刘铢将郭威留在京城的家眷全部杀死。刘铢原居平卢节度使，被罢免不久，现在被任命代理汴梁市长，对皇上、对大臣、对所有人都心怀一股怨气。他在杀戮中用了种种酷毒手法，郭威全家婴儿妇孺无一幸免。

然后，隐帝再派出密使去杀王殷和郭威。

五代，后汉，历史开始出现别样风景。

王殷泄隐帝密诏

隐帝刘承祐派出的刺杀组长是供奉官孟业。按照行动路线，孟业先到澶州，将密诏给澶州节度使李洪义，解决王殷后，再赴邺镇，将密诏给邺镇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解决郭威，以及郭威的同伙，时任宣徽使的王峻。

澶州节度使李洪义是李太后的弟弟，正与王殷合兵一处拱卫京师北大门。李洪义生性畏懦，接到孟业带来的密诏后，他有了恐惧。他知道王殷乃是一员悍将，当初跟着先帝刘知远讨伐杜重威时，曾率众力战，头上中了一支箭，后来郎中从他嘴里取出了折断的箭头。现在的宫中惊变，几天的工夫，他已经有所知晓，更担心王殷也知晓。万一王殷早做了防备，那样杀他不成，反丢了自家性命。思前想后，反而站到了王殷这一边，秘密地告诉了他隐帝的密诏内容。

王殷做出了两个决定：囚禁孟业；通知郭威。

囚禁孟业，是为了做好保密，救出自己；通知郭威，是为了联络同党，壮大声势；这些都做好，可以缓图后举——以后怎么办？斯事体大，王殷似还没有定见，他需要郭威来主导整个事件。

王殷的这两个决定，套用一句坊间俗话说就是：他改变了历史。

几天后，几百里外的郭威见到了王殷的特使。看过密诏后，也是一惊。

郭威略作沉吟，即召枢密院的秘书魏仁浦来商议。

说来魏仁浦也是“赵匡胤时代”的重要人物。他后来归附于赵匡胤，对大宋帝国的建构有贡献。

后晋时他一直在枢密院做着一般的秘书工作，出帝石重贵被契丹掳走时，他也在北行队伍中，但他依靠超人的胆识从草原逃回了中原，到了河南巩县时，投靠了刘知远。

郭威爱惜人才，曾向他问询契丹兵马粮草和草原故实，史称魏仁浦“强记精敏”，博闻强记，精明敏捷，对答如流。天才对天才，往往有感觉，郭威一见大喜，将他收入自家帐下，倚为心腹。

现在，郭威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怎么办？

魏仁浦给出了决定性的意见。他说：“公是国家大臣，功名素来为天下所知；加上多年掌握强兵，据守重镇，一旦被群小构陷，灾祸将出于不测——但这又不是言词能解决的。事已如此，不可坐而待毙。”

一番话，让郭威有了方向。

他召集诸将，告诉诸位朝中出事，杨邠、王章、史弘肇等国务大臣，如何如何冤死。

然后说道：“我与杨邠等人，披荆斩棘，多年跟随先帝，百战中夺取天下；先帝临终还接受了托孤重任。这些年来一直尽心竭力保卫国家，如今杨邠诸公已死，我还有何心思独活！诏书就在这里，各位可以执行诏书密令，取我头颅去禀报天子吧！这样也许诸位还不至于受到牵连。”

显然，这一番话不是真话。帐下诸将也都明白，得到密诏指令要杀郭威的郭崇威听到消息后，更是大吃一惊，竟然吓出泪水来。

他哭着说：“天子年少，此事必定是天子身边小人所干！要是叫这帮小人得志，国家岂不乱套了！我郭崇威愿意跟随侍中进京入朝，亲自去申诉，扫除那帮无能鼠辈，肃清朝廷污浊！切不可被一个使者糊糊涂涂所杀，蒙受千古恶名！”

郭崇威不是郭威，他后来因为郭威称帝，改名郭崇。

赵翼《廿二史札记》认为，五代时人名使用最多的字是“彦”字，彦章、彦超、彦卿、彦进等等，很多。我还发现，五代时人名用“威”字也不少，绍威、德威、崇威、重威等等，也很多，读五代史，要注意区分。闲话表过不提。

且说郭崇威这一番哭诉，有相当高的战略含金量，既向郭威表明了自己绝不做隐帝刺客的意图，瞬间将姿态厘清；同时又向天下表明，他也同时不是叛逆谋反，而是痛惜朝廷出了奸佞；并因此给郭威指出了一条进军汴梁的理由，让郭威后来的行动师出有名。郭威的行动基本遵循了这个逻辑，直到时机成熟，奄有天下。

已经跟随了郭威的翰林天文赵修己接着郭威的话头说：“公白白送死有什么好处！不如就此顺天心、应民意，率兵南行！这是老天在启发我们啦！”

于是郭威留下养子柴荣镇守邺镇，命郭崇威为清君侧之前锋先行，自率本部大军后继而来。

关于郭威起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说郭威得到要来刺杀自己的密诏后，也是率先召见了魏仁浦。魏仁浦为他贡献了一个“权谋”意见：在诏书上动手脚，栽赃称隐帝下密诏，要郭威诛杀诸位将领。于是郭威将这个“诏书”给诸将传览。诸将激怒，共推郭威起兵南下，于是郭威“顺天应人”，开始向京师挺进。

很多史书接受这一种意见。诸说各有道理，选择中，我则愿意将郭威和魏仁浦想得光明一点，不作“权谋”论。

郭威进军汴梁

郭威大军到达澶州，澶州节度使李洪义开城迎纳，王殷在迎拜时不禁痛哭，随后，率领所部跟随郭威渡过黄河南下汴梁。

这时隐帝已经派遣了宫中的杂役充为细作，暗中监视郭威，结果被郭威抓获。郭威草拟了上奏的文表，放在这个细作的衣领里，让他回去交给隐帝。

上表说：“臣昨日得到诏书，本来已经伸脖儿等死，但郭崇威等人不忍心杀我，说是陛下身边贪图权势的野心家们干的活儿。是他们向陛下进谗言构陷我。于是将士们逼着我向南行进，到宫阙请罪。我求死不得，又没办法没力量控制他们，现在，我已经到达澶州，马上到滑州，数日之内必到宫廷。陛下要是认我有罪，我是不敢逃避惩处的；如果认为确有进谗言的小人，希望能抓住他们交军前处罚，大快人心。能这样，我又岂敢不安抚晓喻各部，撤归邺镇？”

说话间，郭威大军已经西南行百余里到达滑州。此地距离汴梁只有不足二百里了。

滑州的节度使宋延渥开城出迎。

宋延渥大约是五代到大宋期间，被人们认为，除了皇室之外，地位最为尊贵的人物了。他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外孙，生母乃是后唐的义宁公主，太太是晋高祖石敬瑭的女儿永宁公主，他的长女后来又成为宋太祖赵匡胤的皇后，史称宋皇后。一家三朝国戚，史称“近代贵盛，鲜有其比”。宋延渥反水，倒向郭威一边，对诸藩影响很大。

且说郭威，此时得到消息：隐帝已经派遣大将侯益前来迎战，慕容彦超则在京师守卫。这就意味着，郭威要得京师，先要解决这两位名将。

侯益战功卓著

侯益最初跟着晋王李克用，后来跟着李存勖讨伐后梁知名于世。史称此人武技超群，攻城略地时，总是能冒着箭雨、礌石奋勇登城，以至于每次负伤，李存勖都要感动得亲自给他敷药。有一次与后梁作战，敌阵有两员年轻的小将骁勇异常，李存勖这边无人敢于挑战，侯益则挺身上马，一战，居然生擒了这两个猛人，一战成名。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侯益升为马军都指挥使。

后来李嗣源被石敬瑭拥立为帝，侯益不想背叛，就只身跑回到李存勖身边。李存勖正在孤家寡人境遇中悲叹，看到侯益归来，哭泣着抚摸了他的后背。

但他在李存勖死于乱兵、李嗣源称帝之后，自己捆绑了自己来请罪。李嗣源确实是个很大度的人物，他也为侯益忠于李存勖的举动所感动，对他说：“尔尽忠节，又何罪也！”你尽忠尽节，哪里有什么罪！反而将他任命为禁军左厢都指挥使，左路军总司令。

侯益在以后的日子里多次率军平定叛乱，为后唐立下战功。

石敬瑭建立后晋，他被封为奉国都指挥使，步兵总司令，领光州（今属河南信阳）防御使，光州地区临时军政长官。曾跟着杜重威成功地击败范延光叛乱，在汜水，将范延光的同伙张从宾麾下万余人全部歼灭或俘获后杀死，史称死尸壅塞，汜水几乎为之断流，连张从宾也落水而死。

这一仗对根基不牢的后晋太重要了。它鼓舞了石敬瑭和整个朝廷，让人们感到后晋也是有实力的，还很凶悍。所以石敬瑭重重地赏赐了他，封他为河阳节度使，从此，侯益也成为一方藩帅。战后第二年，石敬瑭继续封赏，给他更大的节度权力，去镇守更为重要的州郡凤翔。此地在后蜀与后晋之间，地位相当于契丹与中原之间的河东或河朔三镇，并任命他为西面都部署，西面军总司令，直接与后蜀对抗。不止于此，石敬瑭还让他领有相印，加为同平章事，成为出将入相的名流。石敬瑭旌表了他的出生地，乡改名为“将相乡”，村改名为“勋贤里”。侯益一生的事业达到顶峰。根据有限资料记载可知，侯益在石敬瑭时期，确有一点做好事的担当。就这一年，徐州发生大火，损失惨重，侯益拿出自己的私财来赈济灾民，为戾气深重的后晋赢得了一点祥和之气。

刘知远时，侯益在凤翔靠近后蜀，开始观望。后蜀孟昶也派人给他优厚条件招降他。刘知远知道侯益地位重要，有疑虑，派大将王景崇去凤翔“便宜行事”，根据具体情况去处理侯益。但不久刘知远病逝，隐帝刘承祐即位。侯益此时感觉特别敏锐，他知道遭遇了猜忌，凶险就在身边。而王景崇也担心隐帝不知道有先帝“便宜行事”的密旨，擅杀侯益，恐怕遭遇朝廷怀疑，犹豫间，给侯益留出了几天长考。侯益派出自己亲信去游说王景崇：“公已官至高位，应该知足。何必怀着祸害他人之心，做过分之事呢？公抬抬手，这事就过去了。何况侯益盘踞凤翔多年，亲戚故旧已成根基。万一起事端，恐怕公的祸事也就不远了。”王景崇闻言大怒，赶跑了侯益派来的亲信。侯益得到消息，做出了自我拯救的最后决定：放下全家在凤翔不顾，率几十个骑兵逃往京师汴梁。

当时杨邠等人正在执政，侯益用重金贿赂他和朝中其他官员，得到了开封尹兼中书令的高官，跻身于后汉京城市长和国务大臣之列。

隐帝派出侍臣问他为何与后蜀勾结，侯益大言不惭回说道：“臣欲诱其出关然后掩杀之耳！”臣想引诱后蜀将士出关，然后将其一举歼灭，为我大汉剪除隐患。这话说得连隐帝刘承祐都不信，史称“帝哂之”，后汉隐帝哂笑了一通。

但侯益开始在隐帝前说王景崇坏话。王景崇也后悔没有早动手杀了这个凤翔节度使。他也能感觉到侯益一旦回朝，必会编派他的坏话，如此，再效忠于后汉，结果如何，实在难测，于是联络河中李守贞、长安赵思绾，加上他权且所在的凤翔，三镇同时造反，这才有了后来郭威的平定三藩。

有一个类似于“赵氏孤儿”的故实，顺便说说。

侯益逃跑后，家眷全留在了凤翔。王景崇动了杀机，除了侯益的一个儿子，正做着天平行军司马的侯仁矩之外，家属七十余人全部被杀。

这个侯仁矩也有个儿子名叫侯延广，当时还在吃奶，留在凤翔，由乳母刘氏监护。王景崇来抄斩时，刘氏换上自己的孩子，抱着小小侯延广，一路上乞讨为生，辗转到了汴梁，将孩子归还给了侯家。

这个故实有实实在在的悲剧性质，而侯延广也在以后的日子里成为赫赫有名的将门之子，在抗击契丹、跟着赵匡胤征讨北汉、在西北镇服戎羌等历次战役中，都有不俗的表现。这个悲剧故实应该有料，很值得展开来研究其中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意义。这里表过不提。

京师汴梁在劫难逃

现在，侯益在隐帝朝中做官，郭威浩浩荡荡从邺镇而来，隐帝打算御驾亲征，侯益献计道：“王者无敌于天下，所以兵不宜轻出（看不懂这里有啥逻辑）。况且邺镇所来的士卒家属都在京城，咱们不如闭关坚守，他们远道而来，正好挫败他的兵锋。然后令各家属给郭威营中的子弟写信招人，此事可不战而定。”

但大将慕容彦超不知轻重，不同意侯益的意见，他对隐帝说：“侯益已经衰老啦，出的主意都是为懦夫谋划！”

两人比较，隐帝更信任慕容彦超，故拒绝了侯益的意见，并派遣他与慕容彦超等人一道，出守澶州（今河南濮阳）。但侯益出兵后，前方来报：郭威已经过了澶州，正在向滑州开进。于是侯益等人又退守汴梁附近小城，拱卫京师。

而郭威此时也得到了侯益、慕容彦超前来迎战的消息，还没有得到他们退回，据守京师的消息。

于是郭威召见了滑州守卫宋延渥，要取滑州仓库财货颁发给将士，宋延渥当即同意，积极配合。

郭威取出财货颁赐将士后，又对将士们说：“我听说侯令公已经督率朝廷大军从南而来。我们遇到他们，交战，就违背了我进京入朝的本意，不战，就要被他们所杀害。现在，还来得及，我想成全你们的功名，各位不如执行天子的诏书，拿了我这条命去，我死了没有遗恨！”

众将士道：“朝廷辜负了侍中，侍中没有辜负朝廷！现在我大军万众一心，奋勇争先，士气正旺，就像各报私仇一样，侯益那一伙儿人能有什么作为！”

王峻正在以宣徽使的身份做着郭威的监军，他的家属与郭威的家属一样，也被隐帝所杀。这一次密诏中，王峻也是被刺杀的人物。所以，王峻反后汉决心格外坚定。他听到郭威这一番话，知道郭威还有点担心将士们不够使劲，于是干脆对将士们宣布说：“我已经得郭公决定：攻克京城，准许你们抢劫十天！”

这些将士们最爱干的就是抢劫！一听有这等好事，史称“众皆踊跃”。

于是，京师汴梁的一场劫难已经不可避免。

王师行讨，兼行抢劫，也便不是王师而是盗贼。而五代时期，这样的抢劫比比皆是。郭威大军与前朝大军比较，在对财货的贪婪方面，差别不大。这种军匪一家的生态直到赵匡胤的大宋建构，才开始得到根治。

慕容彦超色厉内荏

且说此际，隐帝刘承祐已经得到郭威抓获的细作带来的“上表”。看后，也有了后悔、恐惧的脸色。他对左右说：“这件事办得有点草率！”

隐帝的舅舅李业也知道已经闯祸，但现在必须面对，于是像往日君主临阵磨枪一样，他也要求打开国库，犒赏将士，应对郭威。当时王章等人已经被杀，现在主管财政的宰相是苏禹珪，他认为不可以这么做。李业就当着隐帝的面给苏禹珪下跪磕头道：“请相公在这个节骨眼上为天子考虑考虑，不要吝惜库中的财物啊！”苏禹珪只好同意，于是开国库、赏将士，禁军每人二十贯，其他军队减半。还让他们给郭威军中的子弟写信，要他们不要打仗，回归朝廷。

郭威继续南下，这天已经到了开封以北的第一驿站陈桥驿，进入封丘。史称“人情惧”。

李太后听说后，哭着说：“当初没有听从李涛免去郭威枢密使的职务，真该灭亡啊！”

但慕容彦超在旁听到后，自恃骁勇，对隐帝说：“臣看从北来的这一伙子军人，不过是一队小不丁点的小虫子罢了！臣必定为陛下活捉他们的魁首！”

慕容彦超当时出任泰宁（治所在山东兖州）节度使。宫廷惊变后，隐帝迅即召他进京。据说慕容彦超在镇所刚刚开始吃饭，得到诏书后，放下碗筷当下急马入朝。隐帝见到他后，很是欣慰，将国家军事部署工作全部交给他。但这位慕容将军却是一个机诈有余、勇略不足的二杆子。事实上他也没有认真地打过几场阵仗，敢于小觑郭威，纯属幻觉想象。他把战争看得太简单了。

但他从宫中退回朝堂碰到几位执政，就询问郭威此番都带了些什么人，执政告诉他，有王殷、王峻、李筠、郭崇威、赵修己、魏仁浦、宋延渥等，慕容彦超一听也有点慌，心想这些也都是人物，可称是一时俊彦啊！不由得说道：“啊，这也是一帮强贼，不可轻视啊！”

隐帝准备亲自出面“劳军”，犒劳将士，鼓舞士气。李太后说：“郭威，不管怎么说，也是我老刘家的旧臣，这一次如果不是跟生死有关，他哪里会到这个地步！我等只要按兵不动，守在城中，飞传诏书告给他，以此观察他的志向，我想定有可以解说的道理。那时，还可以保全君臣大礼。一旦开战，君臣之间撕破脸皮，那就只有玩命啦！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轻易出去。”

这番话，隐帝不听。并派侯益驻屯汴梁北郊的赤岗，慕容彦超屯驻东北方的七里店。

“马失前蹄”南军失利

第二天，郭威大军的突出部来到赤岗和七里店北部的刘子陂，这里已经是汴梁的北郊。远远地，双方已经可以互相看到敌阵。

郭威的北军还在按照兵法严整而又从容地南进，看到朝廷的军队后，暂时停止前进。隐帝的南军看到北军时，也暂时没有动。

一直到傍晚，双方都没有动。

隐帝退回到宫中。

慕容彦超对隐帝说大话道：“陛下，若宫中无事，明日可再来到军前，看臣下如何攻破贼军。臣甚至不必同他们交战，只要呼喝几声，驱散他们，就能让他们返归营地！”

第二天，双方再次相遇。郭威训诫部众说：“这次我来诛讨的是这一群小人，不是要与天子对抗。所以，我等不能先动手！千万记住！”

北军军令严肃，无人敢动。

整个战场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空气紧张，有那种大战之前令人战栗的奇异宁静。但这一场预料之中的大战却在一个偶然事件发生后，变成了一出滑稽剧，草草收场，连一场像样的战斗都没有展开。

这个偶然事件源于慕容彦超坐骑的一次马失前蹄。

人人都料到大战不可避免，但没有人会料到有“马失前蹄”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而这个插曲结束之后，战争，也基本结束了。

这一段故实因此变得不那么（如俗话所说）波澜壮阔，多少有点让人失望。

话说两军相持一阵后，慕容彦超没有沉住气，带领轻骑兵直接前来犯阵。

见敌阵有人率众来袭，郭威即刻指挥博州刺史李筠率领骑兵抵抗，自己也率众前迎。双方就要展开一场大战时，不料慕容彦超的坐骑在冲刺中忽然摔倒，卷起一堆尘土。两军见状，都发出一声惊叫。郭威这边精甲骑兵惊叫之后，迅即冲上前来，就要拿这位跌落战马，正在尘土中跃动的敌军主帅。慕容彦超尽管穿着厚重的盔甲，还是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爬起。他赶紧拽起滚在一边的坐骑，好歹上马。但他定睛看时，北军已经黑压压地冲了上来，他身上盔甲凌乱，跟随他的骑兵们正在踟蹰不定：进攻吧，主帅狼狈；不进攻吧，北军已经上来。慕容彦超判断大势已去，干脆带着冲锋的将士返身回跑。就在这犹犹豫豫的一瞬间，战场形势发生了气场上的巨大变化，朝廷军队迅即颓败为乌合之众，狂呼乱叫中像一群黑色的豆子，四散滚开。

北军掩杀过来，先头部队就追杀了跟随慕容彦超的一百多人。

一仗失利，南军夺气。隐帝这边连朝廷都出现了沮丧的气氛。很多人开始暗暗地结好郭威，一些朝官、军人，都纷纷向郭威表示效忠，连宋延渥这样的皇室贵胄都投降了北军，我们凭啥不投降？

侯益，也在这一次阵仗之后投降了郭威。

四方投诚隐帝溃逃

郭威对宋延渥说：“四方投诚，现在天子正处于危难之中。您是天子的亲近，可带领牙帐卫兵，前去保卫天子；也请附带启奏陛下：希望早日光临臣下军营。”

宋延渥得令前行，隐帝这边正处于混乱中，他没有找到天子营帐，不敢前进，只好退回。

到了天黑，后汉的军队已经大多数投归到北面。隐帝已经成了要兵没有，要将不见的孤家寡人。

慕容彦超见势不妙，知道留在隐帝身边只有死罪受罚，于是带着手下十几亲信骑马逃跑，返回大本营兖州去了。

汴梁已是一座空城，除了刘铢的治安卫队之外，几乎没有像样的力量守卫。

这天晚上，隐帝带着苏逢吉、苏禹珪等从官数十人驻扎在慕容彦超安在七里店的营寨里。到了凌晨，起来一看，营栅中的将士们都已经溃逃不见了。

隐帝应该知道，此生休矣。

这天凌晨，郭威率军攻打慕容彦超的大营，才发现此处已经无人守卫。但他遥远地看见天子的旌旗，就在七里店的一个高坡上，于是下马，脱掉甲胄，准备去面见皇上。但他登上高坡之后，发现天子不见了。

后来知道，隐帝当天早上离开高坡，想回到宫中去。他带领几位文官，策马来到玄化门。玄化门，在汴梁城北，是北城靠东边的第一座城门。当时开封尹刘铢正在门楼上。他问隐帝左右：“你们的兵马都在哪里？”左右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刘铢即命令守卫城门的军士向隐帝左右射箭。史料记载如此，但今天已经无法解释刘铢的这个举动。他与郭威已经结下深仇大恨，就是他残酷地杀害了郭威和王峻留在京师的全家，现在他不思保卫京师，却来驱赶天子，他想干吗？他的这个行动实在无从索解。

隐帝见状，知道京城已经非他所有，急忙带着一班官员向着汴梁西北方向跑去。但是到了一个叫赵村的地方后，还没来得及下马，已经隐隐听到有追兵赶至。村子外面鸡飞狗跳，天子干脆下马，走入村民家中避难。

有一个说法，认为是茶酒使、宦官郭允明杀害了隐帝。说是郭允明见皇上已经走入末路，忖度形势，打算借官家的脑袋给郭威做个投名状、觐见礼，据说隐帝手上还拿着一串链子，有小摩尼数珠108枚，都是名贵的合浦珍珠，郭允明持刀将这串珠子劫为己有，然后刺死隐帝，准备投降邀功。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后面确有追兵，但却是皇上的亲兵卫队赶来救驾。

后汉帝国茶酒使郭允明先生为自己的判断失误，尴尬莫名，无法在皇上的亲兵前解释皇上的尸体。于是，他选择了自杀。

而就在这个时候，郭威的大军也到了。

京师破众兵劫掠

跟随隐帝的宰相官员们，包括一生嗜杀的苏逢吉，纷纷自杀。

苏逢吉一生作恶太多。他抢占前朝老臣李崧的家产，又将人全家五十口屠戮一光，到后来，他也没有好的下场。据说，他在闻听郭威起兵的当天，在宫中值班，跟他一块值班的是当时的司天夏官（管理天文历法的官员）王处讷。

他对王处讷说：“我昨晚睡觉，还没有闭眼，忽然看见李崧就在旁边。活人见鬼，肯定不是个吉祥事！”

王处讷乃是“朝隐”的高人，他没有回应苏逢吉。

《礼记·大学》有言：“礼之用，时为大。”这句话呈现的儒学智慧，深奥莫测。它可以做多方解读，在军政方向上，“时为大”尤其意义显豁。但就存在者的个人智慧而言，这也是先哲对有根器的人物的一种点拨。当时机未到时，邪与正，皆有可能蕴而不发，当此之际，如果不能改变什么，或根本不需要改变什么，各人必须承受各人的果报时，智者，不动如山。时机到时，物自呈现，智者将掀髯而笑。故西人曾经有言：希望与等待，实是存在者的两大智慧。王处讷，没有理由改变苏逢吉，他的因果程序，已经不可变更。

苏逢吉后来跟着隐帝到了七里店的营栅，看到慕容彦超大军已经败退，侯益已经投降，隐帝大势已去，知道自己的末路也到了。他没有星点资格在郭威那里拿到赎罪券，反而在隐帝这里纳入的投名状太多了。

他知道这一生已经走到了末路。

于是，夜里跟同帐中的官员“酣饮”，喝酒喝了个够，然后找刀子准备自杀，被左右劝住。跟随隐帝到了赵村后，见隐帝已经被乱兵所杀，抢过一把刀来，也自杀了。郭威寻到他的尸体后，拉回城里，将尸体枭首示众。——据说，处理苏逢吉尸体的地方，正好就是李崧当年蒙冤，一家老小被处斩的地方。

且说郭威赶到赵村，听说皇上被杀，号恸道：“这是老夫之罪啊！”

随后，郭威带大军又来到汴梁玄化门，准备进城。但后汉帝国最后一任开封尹刘铢，居然组织起弓弩手来，阻止郭威进城，箭簇如雨般射向城外。

郭威并不攻城，绕过汴梁城的东北角，改入迎春门，这是东城靠北边的第一个城门。守卫这个城门的将士，没有犹豫，将郭威大军放进城来。

这是发生在公元950年底的一件大事，后汉已经名存实亡。

按照王峻的安排，从这一晚开始，进城的兵士们开始劫掠京师，史称“诸军大掠，通夕烟火四发”。

由王峻提议、郭威同意而发生的这一场劫掠异常惨酷。无数京师士庶死于非命，无数人家财富遭遇抢夺。郭威麾下的王殷、郭崇威二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对郭威说：“如果再不停止这种剽掠，到今晚上，恐怕汴梁就只有空城啦！”郭威闻言这才命令诸将，各自号令所部禁止劫掠，不从者斩！即使这样，也直到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史称“哺时”，指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才勉强止住了这一场灾难。

在将士们劫掠城中财富的时候，第二天，郭威率百官到明德门向太后请安，并进奏说：“军政事务繁杂，请早日立继位国君。”

太后发诰令说：“郭允明弑君，大逆无道。国家不可一日无主；河东（今山西太原）节度使刘崇，忠武（今河南许昌）节度使刘信，是高祖的弟弟；武宁（今江苏徐州）节度使刘赟，前开封尹刘勋，是高祖的儿子，百官们商议选举吧。”

郭威等人在万岁宫谒见太后，请求举刘勋为帝。太后说：“刘勋虚弱患病很久了，不能起床。”郭威出宫告知诸人，于是又商议立刘赟为帝，于是上表。太后同意，诰令有关部门，择日，备天子车驾迎刘赟继位。

郭威等人又上表奏请派遣太师冯道等人到武宁军（徐州）去侍奉迎驾。

刘赟是刘崇之子，高祖刘知远很喜爱他。

郭威派出使节，到各镇发布通告。

冯道知道去迎接刘赟来做皇上这件事，很不靠谱，去一趟，也是苦差事。但他知道，这活儿还必须有人来干，哪怕演戏，也要演下去。

“朝隐”高人冯道

冯道受命后，郭威大军逮捕了权知开封府尹刘铢。

此人做事有殊不可解之处。这次战争，就算他对隐帝刘承祐不满，也不该在这个时刻拒绝他进城啊！郭威大军兵临城下，以他有限的兵力和影响力，也不可能有胜算啊！但他还是既反皇帝也反郭威，将自家生命置于一个孤零危险而又尴尬莫名的地步。当初隐帝要他杀郭威在京的亲眷，他完全可以略略高抬一点贵手，不必灭人全家啊。所以这是一个性情很乖张的人物，如果在今天，去做鉴定，估计精神有问题。

史称此人“惨酷好杀戮”。他在山东青州做平卢节度使时，用法严峻，庶民有过，先问年龄，人回答若干，就杖若干——三十岁，就杖三十下；四十岁，就杖四十下。他称这个刑罚叫“随年杖”。而杖时，又两块板子一块打，称之为“合欢杖”。更恶劣的是，他还随意增高赋税，在他的辖区，他规定：每亩地要出三十文以为“公用”。史称“民不堪之”，老百姓受不了他的压榨。

兵士们来抓他时，他的妻子正裸露在家，闻讯来不及穿衣服，用块席子将自己遮住。刘铢对她说：“我要是死了，你要给人做奴婢吗？”妻子说：“看你以往的作为，看来确实要有这个结果了。”

刘铢被捆在马上来政事堂受审。一路上遭遇军士凌辱，多次将他从马上推落，他因为被捆绑，无法保持平衡，摔下时，几乎等于自由落体，所以摔得浑身是伤，等到了政事堂，已经奄奄一息。

郭威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所有人都以为郭威一定也要灭他全家了。

但郭威遇到了王处讷。

王处讷，可能是五代时期“朝隐”的代表人物。另一个人物陈抟，乃是“豹隐”的代表人物。“朝隐”，就是勘破世间乱相，但能在朝中做官，还能恪守传统价值观的隐者；“豹隐”则是遁入深山老林的隐者。

说王处讷年少时，有一老叟到他住的地方，把洛河中的石头拿来当面煮了，让王处讷吃掉。还说：“你这人天性聪明，悟性高，今后会当老师。”据说王处讷曾经做梦有人拿一面大镜子，镜中星宿灿烂，此人剖开他的肚子把镜子装进去。醒来后汗流浃背，一个多月过去了，还仍觉得胸口痛。但从此开始留意星历、占候之学，并深究其间的道理，最后做到通晓星象。

后晋末年战乱，他到太原避难。投在刘知远的藩镇幕府。刘知远即位做了后汉皇帝，就擢升他为司天夏官正，出任一个地方县令，召为国子《尚书》博士，判司天监事。这个博士头衔证明此人对儒学重要经典《尚书》很熟悉，应该懂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个谱系的“道统”。这是中国军政治理的思想资源。后一个职衔是负责观测天文的官员，国家农业立国，需要颁布岁时历法，指导农夫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同时也为国家收取赋税提供“岁熟”的日期依据。

那时郭威正在后汉做刺史，与王处讷相处友善。

这一次郭威才入汴梁，就到处寻找王处讷，找到后，非常高兴，于是问他刘氏国运为何这么短，只传二帝，短短几年就灭亡？

王处讷的一番回答甚为有道，他说：“刘知远得位前，曾宽大行事，故得人心；得位后，即马上复仇，故人心散。后汉据中原，承正统，我用历数推算，国运应该很长。但因为高祖刘知远得位后即报私仇杀无辜，动辄灭人之族，以此结怨于天下，所以国运不长。”

郭威闻言跳着脚叹息。因为当晚他正在发兵包围后汉大臣苏逢吉、刘铢等人家，准备天亮后就要杀掉他们全家。听到王处讷此言，立即下令停止杀戮。

我倾向于认为这是王处讷便宜说法，但这说法中“国运”“历数”并非无根之谈。传统中国自《周易》以来即有“天地之大德曰好生”说。敬畏生命乃是一切正价值的逻辑起点，反之，漠视生命则是一切负价值的逻辑起点。王处讷此言实在是点拨郭威，开“好生之德”，对于持守伦理纲常功勋甚为显著。这是传统中国最具“公道—仁德”理念的故实，不可轻易放过。读史，每至此类攸关生命、推演“好生之德”的关节，我都愿意为之“浮一大白”。

王处讷结局也不错。到周世宗时，王处讷升为司天少监。因为当时的旧历不太靠谱，常有错乱，所以要王处讷来审定历书。但尚未呈入，枢密使王朴作《钦天历》已经进献。后周组织起人来考核覆按，感到《钦天历》已经相当精密，但王处讷看后，私下对王朴说：“此历暂且可用，不久当出差错。”接着指出了几个错处，王朴也深表赞同。入宋，到建隆二年，《钦天历》的不足已经明显，赵匡胤就诏令王处讷另造新历。经三年而成，共六卷，赵匡胤亲自作序，命为《应天历》。当时的计时器，漏刻，计时不准，王处讷又重新衡定，大宋初年的计时从此趋于精准。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王处讷又献新历二十卷，拜授司天监。后在任上去世。考王处讷一生，应该是五代末年、大宋初年，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高人之一，也是难得少见的几个天文学家之一。

大宋文臣逐次登场

且说郭威，闻听终止杀戮灭族的举动之后，得知消息，苏逢吉已经自杀。天亮后，他让人审问刘铢道：“我与公一同侍奉先帝，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故人之情吗？屠灭我家，虽有君命，但怎么就那么酷毒，居然让我郭氏一个不留！你怎么就那么忍心！你现在也有妻室儿女，就不为他们想想吗？”

刘铢大言道：“我为大汉诛杀叛臣尔，岂知其他！”

郭威有了王处讷的点拨，更要收买人心，于是与公卿商议道：“刘铢屠杀我全家，我再屠杀他全家，这样怨仇反复，哪有个头啊！我想奏知太后，宽待他全家，怎么样？”

史称“群臣皆以为善”。

最后只杀了刘铢一个人，他的妻子等人被赦免。其他“乱臣”也都只杀了“首恶”，家眷亲属一律赦免，没有株连。郭威做了皇上以后，还在陕州赐给刘铢妻子一座宅院。

郭威的这类做法，让年轻的赵匡胤看在眼里。

郭威谋士、枢密承旨魏仁浦当年在京师居住，有作坊使贾延徽与之为邻，此人得到隐帝信任，就多次造谣说魏仁浦的坏话，几乎要了魏仁浦的命。事实上他是看中了魏家的宅院，想将其并入贾家宅院。郭威大兵进城后，有军士擒了贾延徽给魏仁浦。魏仁浦谢绝了，他说：“因乱而报怨，吾所不为也！”

借着战乱而报私人仇怨，我不干这个事儿！

郭威听说此事，更加敬重魏仁浦，对待他也更优厚。

魏仁浦这件事，也不是小事情。它是一个儒学“教化天下”的故实。乱世中有此类仁慈案例，足以影响人心，收拾天下人心。这些都成为赵匡胤后来解决“天下沦丧”大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而魏仁浦可能有种种不是，但他宅心仁厚，由此而软化了乱世的凶妄和戾气，则是实实在在的。

史料中还记载了魏仁浦的另一件事，也足发人深省。

当初，有个刺史名叫郭元昭，他与一位负责盐业的财政官李温玉不和，俩人有过节。而李温玉则是魏仁浦的岳父，恰恰魏仁浦又做着郭威枢密使的主事。这位郭元昭就怀疑魏仁浦肯定会庇护岳丈。

那年正好遇上河中李守贞造反，而李温玉则有个儿子在河中。郭元昭认为这是个机会，就拘捕关押了李温玉，上奏朝廷报告说：李温玉和他的儿子联络李守贞，搞谋逆。这是一个太大的罪名。事情当然要牵连到魏仁浦。枢密使郭威听说后，知道这是诬告，一边围剿李守贞，一边把案子压了下来，不问，也不调查。

几年之后，郭威称帝，魏仁浦调任枢密承旨，枢密院秘书长，而郭元昭则由地方调职，入京做朝官。他知道过去诬告过魏仁浦，更知道魏仁浦有“佐命之功”，天子之下，万人之上，很害怕。于是路过洛阳时，就来央求魏仁浦的弟弟在哥哥面前说几句好话，给自己留一条活命。

魏仁浦兄弟说：“我哥哥平常从未与人结怨记仇，他又怎么会因这个私人恩怨来祸害您呢？不会的，您放心进京就是。”

郭元昭半信半疑，提心吊胆地到了京师汴梁。不几天，魏仁浦报告郭威，任命郭元昭做了庆州刺史。

魏仁浦这里，没有仇恨。五代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种种残暴狠恶之气，在魏仁浦这里化为一天祥云。有意味的是：郭威欣赏他的这个作为。

赵匡胤当时已经在朝，也将魏仁浦的这类事看在眼里。在后来的日子里，魏仁浦成为赵匡胤敬重的大臣之一。

当初郭威平定三藩时，常见朝廷发来诏书，处置军务都很精当。那时他就问来使这诏书是谁起草的，来使告诉他是翰林学士范质。

郭威说：“真是宰相人才啊！”这次进入京城，他四处寻找范质，找到后，郭威十分高兴。当时天正大雪，郭威解下自己的紫袍给范质穿上。以后郭威的政令，基本上都出自于范质之手。

赵匡胤也在这个时候，认识了范质，很欣赏范质的儒雅。

王溥此时也在郭威帐下做幕宾。郭威赖范质、王溥、魏仁浦等读书人，有了重文倾向。与五代诸国比较，他后来建构的大周帝国，最有文采。

国家在转型中，从藩镇武夫为主的武功体制开始向文治体制过度。

范质、王溥、魏仁浦，都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赵匡胤最重要的文臣。

受拥戴郭威“践祚”

隐帝他舅舅，李太后的兄弟李业，逃跑到达陕州，去投奔他的哥哥保义节度使李洪信。但李洪信不敢把他藏在家中，李业没有办法，带着金银财宝准备投奔晋阳的亲戚，到达山西绛州，路遇强贼，杀死李业取走了他一世积累的财富。

迎驾刘赟需要时日，郭威率百官上言，请太后临朝听政。

这一年底，镇州（今河北正定）、邢州（今河北邢台）来报：“契丹主将数万骑入寇，攻内丘（在河北中部），五日不克，死伤甚众。有戍兵五百叛应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饶阳（在河北东南）。”

后汉太后下令，要郭威带领大军前往澶州抵抗契丹。京城国事大权都委托给新任宰相窦贞固等人；军事权委托给王殷等人。

郭威兵发大梁。

这时刘赟在冯道陪同下正从徐州往汴梁行进，准备进京继承隐帝帝位。一路上仪仗威风，左右呼万岁，一如王者。

郭威大军走到滑州留了几天，整顿军纪、粮草，刘赟闻讯，派来使来慰劳、犒赏。诸将接受了犒赏却各自相顾而不肯下拜。

将士们互相道：“我辈屠陷京城，这个罪过可不小！如果再立个刘氏当皇上，我们还会有后人给我们烧香吗？”

郭威听说这些话，担心不测，赶紧领兵北上急趋澶州。

几天后，郭威渡河，在澶州馆驿下榻。

当晚，军中谣言四起，有的说“汉帝深负郭将军，将军何罪之有？”，有的说“将军深明大义，天子昏庸无能，理应取而代之”。

第二天，在冷风瑟瑟的清晨，大军待发时，将士数千人忽然大声喧哗起来。

郭威命令关上府邸大门。但将士们登墙翻屋而进。

为首的几个将士对郭威说：“天子必须由侍中您自己来做，我等已与刘氏结仇，不可再立刘氏为帝！”

这时有人为了做成既成事实，将撕裂的黄旗披在郭威身上，共同扶抱他上位，同时欢呼万岁。呼喊声震天动地。趁势簇拥着郭威南行向汴梁开进——不再往北抵敌契丹了。

赵匡胤应该也在郭威军中。他应该也看到了这一幕。

这是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预演。赵匡胤应该惊异于纷乱的现场，种种偶然力量积聚起来的巨大可能性。

权力，居然可以有这样的来源！

郭威于是向太后上奏，请求主持宗庙社稷，事奉太后为母。

郭威大兵到达七里店时，窦贞固率文武百官出城迎见，乘此劝郭威“践祚”。郭威应该在这里正式表明：可以即位——不即位也不可能了，已经被军士拥戴了，已经黄袍加身了，此际如果再不掌握最高权力，就是一个灭族的罪过。向前，即位，就是补天浴日之功；向后，退缩，就是十恶不赦之罪。

当天郭威在皋门村宿营。第二天天亮，郭威率众踏着寒冷的积雪顺利开进汴梁。他要暂时以“监国”而不是“天子”的身份来摄政了。

还有很多条件不具备。刘赟正在从东边赶来，还有几个可以称帝的刘氏子弟没有解决，大臣们还没有正式的劝进奏章，等等。

此时，武宁节度使刘赟已经到了宋州（今河南商丘）。郭威亲信郭崇威闻听澶州军变，那时候就主动派遣了将士到半路去迎刘赟，意在控制刘赟。刘赟在京师府外驿馆时，其心腹多人被郭崇威所杀。

不久，太后下诰：废刘赟为湘阴公。

另外一个有希望继承隐帝刘承祐君位的许州刺史刘信，在惶惑不安中自杀。

太后继续下诰，以侍中郭威为监国。但百官藩镇相继上表劝进。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郭威营中有步兵将校吃醉，扬言：“前几天澶州骑兵扶侍中立为天子；今天我们步兵也要拥立侍中为天子！”

郭威下令将这些醉汉正法。

公元951年二月十三日，这一天是春正月初五，汉太后下诰：“授监国郭威符宝，即皇帝位。”

郭威自皋门进入皇宫，在崇元殿即位。随即下诏：“朕乃周室之裔，虢叔之后，国号应该称为：周。”

朕乃是西周皇室的后裔，是当初西周辅命大臣虢叔的后裔，国号应该称为：周。史称后周。

后周改元广顺，大赦天下，文武按功行赏，各有赠官。前朝大臣有死难者，赐爵，官府为之安葬，并寻访他们的子孙依次任用。所有粮库、场院，掌管缴纳的官吏，不得盘剥士庶，更不得额外收取所谓“斗余”“称耗”。从前以赋税盈余名义进贡一事，全部取消。刑事罪犯一律按照后晋天福元年前的刑法处理；不犯谋反罪，不得株连亲族、没收家产。

郭威还做了一个决定：后唐、后晋、后汉等陵园，全部交由国家维护管理。

郭威养子柴荣出任澶州节度使，封晋王。

北汉倾心结好契丹

即使是乱世，也有恪守道义的君子。郭威得到天下，命史弘肇的亲吏李崇矩搜索史弘肇的后人。

李崇矩说：“史弘肇的弟弟史弘福如今尚在。”郭威一打听，原来史弘肇当初任命李崇矩掌管史家财产的账簿，因此后来李崇矩得到史家的全部财产，却将这份财产全都转交给了史弘福。

郭威认为李崇矩是个贤能之人，就让他在皇子柴荣手下供职。乱世中，这类故实格外动人。

赵匡胤此时补为朝廷东西班行首，值班的东西两班警卫兵值班长，又被拜为滑州（今河南滑县，属安阳）副指挥。

当时后汉的河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崇，本来也是后汉继承人人选之一，听说隐帝遇害，就起兵南下。南下途中，又听说已经迎立自己的儿子刘赟继位，于是高兴道：“我儿子当皇帝，我又有什么可求的！”

太原少尹李骧认为郭威必然称帝，就私下劝说刘崇：“郭威的心思，终究是要取帝位，公不如火速领兵翻太行，据孟津，等待徐州相公即帝位，然后再返回镇所。那时，郭威就不敢动手了。不然，恐怕将要被人出卖。”

刘崇怒道：“腐儒！你想要离间我父子关系吗！”

令人将李骧拉出斩首。

李骧叫道：“我怀经世济民之才，却在为愚人谋事！死了本该甘心，但家有老妻，愿与之同死！”

刘崇也不客气，史称“并其妻而杀之”。

而后，刘崇派出使者向朝廷奏报，表示自己没有二心。

郭威少年时代玩刺青，在脖子上刺过飞雀，世谓之“郭雀儿”。郭威见到刘崇的使者，很诚恳地说了拥立刘赟的原委，大意说“清君侧”为不得已，天下还是后汉的天下，并露出脖颈让使者看，并说：“自古以来，岂有刺青的皇上？幸诸公不要以我为疑。”

刘崇闻言，信以为然，罢兵回河东。

不久，刘崇就得到了刘赟被废黜的消息。于是又派使者请求郭威允许刘赟即使不回徐州，也可回归晋阳（河东治所，今太原）。

郭威回说：“湘阴公刘赟近在宋州。现在正在取道返归京城，必让他得其所宜，您不必为此忧虑，如能一同力辅朝廷，理当加封王爵，永镇河东。”

正月十六日，被黜为湘阴公的刘赟在宋州被杀。刘赟之死乃是刚刚任命为宋州节度使的李洪义干的活儿，是否出于郭威“密信”，史有聚讼。但我相信没有“密信”。李洪义本来是李太后的兄弟，为了讨好郭威，很有可能自说自话，出此手段。

刘崇得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一场道：“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于此！”

然后为李骧立祠，岁时祭祀。

刘崇痛恨交加，决心与后周终生对峙，于是据河东称帝，仍用后汉乾祐年号，当时有并、汾、忻、代、岚、宪、隆、蔚、沁、辽、麟、石，总十二州之地。史称北汉。

从此后周、大宋两朝都要对付这个又小又硬的邦国——北汉。

历史上的北汉视后周以及代周而兴的大宋均为世仇，不共戴天。

北汉按朝代正朔，不属于“五代”而属于“十国”。历史上的“十国”九个在南方，只有北汉在北方。北汉属于后汉的延伸，但它的疆域始终没有超越多半个山西（中部与北部）。五代梁唐晋汉周，除了梁、周，都是沙陀部落族人所建。沙陀是过去北匈奴后裔，长相都与汉人不同，典型特征是“深目多须”。

后汉、北汉，都是沙陀人政权。但这个后汉、北汉却自诩是西汉刘邦的后裔，在乱世中虽然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但也在等待时机。北汉的国策就是：北结契丹，南图后周。它总是给后周不断地制造麻烦，在郭威、柴荣两朝，曾经主动发起过十几场大小不等的战役。

北汉最经常演绎的就是“不忘后汉之耻”。史称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役繁重，民不聊生。有很多人逃入周境。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帝国，让中原帝国头痛了二十九年。

北汉倾心结好契丹，以为外援。契丹也有谋划：以北汉为中间地带，避免与中原直接对峙，退攻自由。此即“以华制华”总战略。契丹很清晰中原变故，在郭威称帝前后，就向中原发起了多起进攻，以此向北汉表示契丹的重要。

此时契丹主名耶律璟，小字述律，史称辽穆宗。他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长子，即位前封寿安王。

辽纪年天禄五年（951）九月，辽世宗耶律兀欲在军中被杀，时耶律璟随征，杀掉叛乱者，即帝位，为大辽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耶律兀欲之后的第四任皇帝。他在位十八年，正是后周郭威、柴荣与赵匡胤时代的北边大帝。一直到公元969年二月，耶律璟被近侍等人所杀。多年来，中原帝国都要与他，以及被他巧妙利用的北汉诸帝，博弈、较量。

契丹主耶律璟每夜酣饮，早上才睡，日中方起，国人给他起个外号：“睡王”。

后汉亡。

北汉兴。

大宋帝国三百年2：赵匡胤时间（中）

壹 郭威的遗产

慕容彦超、王峻、王殷，三大藩镇，经由“郭威模式”，解决了。但这种模式，作为政治遗产，它的野蛮性质和文明性质共存于一个时空中。这就为后来的大宋帝国留下了一个两难的选择：不杀藩镇，藩镇有可能作乱；杀藩镇，国家法制就会受到伤害，天下文明也遥遥无期。

郭威的肺腑之言

太祖郭威做后周大帝不过三年时间。

三年时间里，他做了三件大事：扫灭慕容彦超、罢免王峻、杀死王殷。这三件事都关系后周帝国的稳定，更关系“天下意识”的推演。三件事解决之后，柴荣大帝接手后周，已经没有了内部的反对力量，所以能够致力于解决北汉、淮南、契丹问题。

且说慕容彦超。

慕容彦超在郭威颠覆后汉的战争中败北，逃回兖州大本营，一直心惊肉跳。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这个新兴的王朝后周。他前前后后，出尔反尔，种种迹象表明，已经乱了方寸。

开始，有个反对郭威的人跑到兖州来投奔他，慕容彦超将这个人抓起来，送回了朝廷，这是在买好郭威。

随后，慕容彦超又派使者入朝进贡，再一次表示臣服，也是在讨好郭威。

郭威则担心他有疑惧，开诚布公地给他写了一份诏书，内中说：“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亿兆。”

这里的“今兄事”仨字理解不一，可以是第一人称郭威自己，意思是“现在我老哥的事”，也可以是第二人称慕容彦超，意思是“现在你老兄的事”，还可以是第三人称，指后汉，“今兄”可能是“令兄”，指刘知远，因为慕容彦超与刘知远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意思是“你哥哥刘知远开创的大汉国事”。但不论怎样，都不难体会郭威这番话的实在。现如今，我的事情已到这个地步，不想多说啦，只希望你能鼎力扶助我，共同安定亿万黎民百姓。

后来，郭威没有因为慕容彦超对隐帝的忠诚而批评他，反而拿着这个说事，表彰了他。他决定给慕容彦超加官，加为中书令，让他升格为国务大臣，依旧要他镇守兖州，做他的泰宁节度使。

诏书说，汉朝丧德，君主年少，听用谗言，所以在危急关头，召爱卿奔赴宫阙。那时节，爱卿疾驰而来接受命令，只用了两夜便赶到京城，这真是拯救国家危难而不顾惜自身啊！听到君主召唤而不等驾车，这是孔夫子的教诲，你做到了。等到上天结束汉朝国运，你的军队在京师郊外溃散，投降的将领、溃败的军队，一个个接踵而至，爱卿却掉转马头，直接返回兖州。对于国君，对于时势，你都做到了有始有终。这才是古语所谓“危乱见忠臣之节，疾风知劲草之心”啊！如果为臣者都能做到爱卿这一步，那么有国家的君主谁不想任用！……如果对汉朝三心二意，又怎么肯对周室忠信不二呢！爱卿由此而有恐惧，不也过分了吗！爱卿只管尽心竭力，安民体国。事奉朕的节操，如同事奉从前君主，这样，不但黎民获得平安，而且国家也依赖于此。朕只想肯认爱卿的表率作用，从未议论过移镇撤换。朕之由衷诚言，都在这里啦！

我认为郭威这一番话应该是肺腑之言，此中并无权谋欺诈之心；或者说，至少表现了诚意，大家如同往日平安相处，不想撕破脸皮。

而慕容彦超在犹疑中做了一个不自量力的决定：反。

慕容彦超战略受挫

徐州刘赟被杀之后，郭威平定了徐州可能的反叛，这件事让慕容彦超认为危险正在到来。于是开始积聚粮草，招纳亡命，准备起事。他还联络北汉与南唐，以此壮大实力，但他投寄给北汉的勾结文书被郭威部下截获，慕容彦超不知道，还假装派出使者到朝廷上表说自己有多么忠心耿耿，但实际上是去刺探情报。更拙劣的是，他往日与名将高行周不合，这一次又向郭威献上镇守东平（治所在郓州）的藩帅高行周写给兖州的信件，内容都是诽谤朝廷，与慕容彦超勾连的意见。郭威一眼看到，即刻判断“这是慕容彦超挑拨离间的诡计”。为了证实这个判断，郭威令人去调查，果然，高行周所在的郓州大印，有个小缺口，印文有断痕，不相连接。而慕容彦超交上的“高行周来信”用印，则完好无损。郭威一笑，将这类书信转给高行周。高行周感动得向郭威上表效忠。

慕容彦超的“反迹”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郭威就派出了朝官领兵赶赴山东地界“巡检”，以此来防备兖州可能的兵变。

慕容彦超还想继续刺探郭威，于是放出胜负手，上表要求“入朝”。这意思就是放弃兖州藩镇，等于放弃兵权。他想用这个办法看看郭威是不是同意。如果同意，就是对他不放心；如果不同意，证明也许还暂时相信他。但郭威知道慕容彦超不过是效法当年石敬瑭刺探李从珂的故技，但还是答应他，说你既然想入朝，就来吧。果然，慕容彦超不过是虚晃一枪，马上又上表说：“境内多盗，未敢离镇”，兖州境内土匪强盗很多，我得在这儿坐镇，离不开。

慕容彦超用这个小儿科的手法判定郭威已经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于是开始公开反叛。他调发乡兵进入城中，挖沟渠引泗水灌注护城河，紧锣密鼓地作战防守备。泰宁军辖境以兖州为中心，周边尚有若干州郡，也都在他军政管辖之下，为此，他将多面泰宁军旗授予各个州郡太守，让他们招募“群盗”，同时在四境剽掠，积聚军粮。

这时候传来王峻在北部边疆打败北汉和契丹联军的消息。

郭威知道后，马上下令，告知沂州、密州，这两个原本属于泰宁军的州郡现在不再隶属泰宁军。同时，开始正式讨伐慕容彦超。

讨伐大军由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禁军步军总司令）、昭武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凤县）曹英为都部署（战时总司令），齐州防御使（治所在济南）史延超为副部署，皇城使（略相当于京城警卫部长）向训为都监，陈州防御使（治所在今河南周口）药元福为行营马步都虞候（略相当于讨伐军步军马军总参谋长）。

这位药元福将军乃是五代时期一员常胜名将，几乎没有战败的记录。郭威因为他年老经验丰富，告诫曹英、向训等人，不得按照一般军礼见药元福，都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他。

这时候，南唐在发威，调出五千精兵，驻扎在下邳（今属江苏睢宁），准备与兖州形成所谓掎角之势，援助慕容彦超。但这部分援兵听说朝廷的大兵来到之后，又后退百余里，退屯沭阳。但后周大兵迅即追击，大破唐兵，杀死、淹死唐兵千余人，还抓获了南唐一位将军。

这一仗对南唐打击还不算太大，毕竟根基未动，但对兖州的打击可就太大了。原来，慕容彦超认为，后周不过刚刚成立，根基未牢，很容易被摇动。所以他北结刘崇，南诱李璟，让他俩一南一北侵犯后周边界，这样后周应接不暇，兖州就可以乘机而动。没有料到，王峻打得北汉、契丹从晋州往北奔逃几百里，而南唐兵则大败于沭阳。史称“彦超之势遂沮”，慕容彦超的战略规划受到挫败。

悖天命将士离心

曹英将兖州围住，效法当年郭威打河中李守贞，也开始建设长连城。慕容彦超知道长连城的厉害，心想早动也许还有机会，就趁长连城尚未合围之际，多次出城冲击包围圈，但每一次都遭遇了名将药元福。

药元福舞动一副长挝，无人能敌。长挝是一种混合了矛和斧的长柄兵器，头部像一个握拳伸出中指的人手，可刺、可砍。当年骁将李从璋到河中去杀安重诲，就用的是这种兵器。不过铁挝有长有短，李从璋操练的可能是短柄铁挝，药元福舞动的则是长柄铁挝。

慕容彦超和他的部下没有人能与老将药元福单挑。

集团冲锋也无效，因为长连城大营相当机动，瞭望哨一旦发现城中异动，就会将消息传到营中，大营马上做出安排，以逸待劳，等待兖州兵来犯，这边就万弩齐发。长连城的城墙不高，等于一道掩体。

慕容彦超已经无计可施。

长连城修好之后，曹英准备合围攻城。

慕容彦超的麾下，一位判官崔周度，当初知道大帅要反时，曾劝谏他说：“我们兖州这个地方，古来属于鲁国，是诗书礼乐的地方。自从西周以来，鲁国虽然不能称霸诸侯，但用礼义守护，您也知道是很长时间存在于世上的。您对国家没有私恨，干吗要疑神疑鬼？何况主上已经多次开导诫谕，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啦！假如咱们能撤去防备，归降投诚，完全可以坐享太山那样的平安。想想那些反叛者杜重威啦、李守贞啦，等等，这些人结果干成什么了吗？”

慕容彦超闻言大怒，根本就不听他的，却怀恨在心。

等到兖州被围，慕容彦超搜集而来的粮草眼瞅着坐吃山空，于是开始在城内搜刮士庶财富来供应军需。私有财产几乎等同于人命，城中人因为捍卫私有财产被借由“兖州保卫战”而处死很多。

慕容彦超勒索士庶钱财，是有前科的。当初，他在镇守郓州时，听说当地寺庙的方丈们很富有，就想着怎么榨取他们的钱财。他于是召集他们来府中吃饭，但是一天过去了，到了傍晚要走了，还是不设席，没有饭吃。方丈们饿着肚子走回去。这样过了好几天，最后一天，还是饿着这些和尚，到了晚上，设宴，内中放了肉。和尚们已经顾不得了，就大吃一顿。不料慕容彦超在食品中下了催吐药，据说是一种苍蝇卵，结果和尚们吐得满地都是，一检查，呕吐物中很多肉。和尚哪能吃肉啊，这不犯忌吗？于是慕容彦超开始展开一轮批评和自我批评。和尚们认错。怎么认错啊？受罚。于是，慕容彦超得到了一堆可观的银两。

郭威围城之际，前陕州司马（略相当于三门峡市军事参谋）阎弘鲁因为畏惧慕容彦超，怕他有残暴之举，献出了全部家产。但慕容彦超仍认为他有隐瞒，就命令崔周度去搜索阎府。

崔周度对阎弘鲁说：“先生您的死生，可就联系在你献出财产的多少上啦！此时应该无所吝惜。”

阎弘鲁闻言，流着眼泪向自己的妻妾们叩拜说：“把全部、所有、一切财物都拿出来，救我免死吧。”

妻妾们都说：“真的一点儿也没有了！”

崔周度将情况汇报给慕容彦超。慕容彦超仍不相信，就拘捕了阎弘鲁夫妻，押入兖州大牢。

这时，有个奶妈从阎府泥土中扒到一个金镯子，献给了官府。这个傻婆娘的意思是，希望能借此将主人赎出来。

不料慕容彦超一见说道：“这就是阎弘鲁干的事！他隐藏的必定还有很多！”于是下令拷打阎弘鲁夫妻，一直打到皮开肉绽而死。

慕容彦超又认为崔周度是在袒护包庇阎弘鲁，也下令将他在闹市砍头。

慕容彦超凌虐士庶，抢掠私财，草菅人命，已经没有星点继续藩帅执掌军政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他悖逆天命，不自量力，反叛朝廷，可谓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此人又特别吝啬，在他个人生命处于极度危机之中时，还在敛财，还在埋藏金银财宝，准备他日继续享用。如此一来，他连那些临阵磨枪、散财收买人心的武夫们都不如，很快招致将士离心。他麾下已经没有像样的人物。

如俗话所说：他的日子不多了。

兖州破险遭屠城

夏季来临时，郭威开始亲征。半个月之后，御驾到达兖州。

郭威给了慕容彦超最后的机会，派人招谕。但城上人口出不逊。几天后，郭威部署妥当，命令诸军合围攻城。

在此之前，有个方士曾对慕容彦超说：“根据天象来看，将军应该有福运到来。为啥呢？因为天上的土星现在已经运行到二十八宿的东方，就在角、亢二宿之上。这个角、亢二宿啊，是咱们兖州的分野。只要在土星下面就会有福运。”

所谓“分野”是星相学家们的一种传统说法，意思是：地上的某州某郡对应于天上的某星某宿。星宿有变化，对应的地方就有变化。这个地上与天上对应的部分就是“分野”。

慕容彦超一听大喜。因为兖州对应天上的土星，所以在兖州城里马上建土星祠堂，开始祈祷求福。并命令民间必须树立黄色旗幡。

但这时候兖州城里已经人无斗志，将领士卒们陆续有人偷偷打开城门出城投降。几天后，郭威大军破城，官军呐喊着涌入兖州。

慕容彦超正在土星祠里祈祷，闻讯急忙组织亲兵拼力战斗，哪里还有胜算！他见大势已去，想想这个土星他妈的也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福运啊！于是一把火烧了刚刚建起的土星祠，带着妻子儿女投井而死。他一个儿子出城逃跑，被追兵抓获，当即杀死。

后周官军开始在兖州城内大肆抢掠。城中已经被慕容彦超抢劫过一次了，这次又遭抢劫。有人为了捍卫仅有的一点生活资料，拼命抵抗，史称死者近万人。这是郭威在历史上留下的一大罪恶。

慕容彦超反叛之际，曾经招募两千多名盗贼，安置在自己手下充当侍卫，但是等到城破，这些来自山林的粗犷强悍之徒，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全部投降。

郭威杀得兴起，准备将兖州城里所有将吏全部诛杀。

他似乎忘记了王处讷的点拨和教诲。事实证明，人的根性改变起来，很难。但幸好有跟从郭威讨伐兖州的文职官员。这时，随从郭威的翰林学士窦仪知道他的屠戮念头后，就去约见当朝宰辅冯道、范质，几人商议后，认为不当如此，于是三人联袂去见郭威。向盛怒中的天子表示了他们的意见：不同意这一场屠杀。他们三人给出的意见就是：兖州将吏，都不过是“胁从”，而“胁从”无罪，无罪，则不当杀。郭威与一般昏暴之君比较，他的优秀之处在于，他能够接纳不同意见。他同意了这三位元老的意见，下了赦免令。

窦仪，还有他的兄弟窦俨、窦侃、窦偁、窦僖，就是《三字经》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中的“五子”，其中最有名气的是窦仪和窦俨。这俩儿子都很出色，在后周到大宋的文治推演中都有出色贡献。五代十国杀伐之气重，藩帅和帝王们以杀戮为日常作业，对人命没有怜惜，更无敬畏，是窦仪等人一点点地为天下推演了祥和之气。到了赵匡胤建国，这才有了对生命更理性肯认，以至于赵匡胤有了“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的王道理念，这个理念体现了“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儒学圣贤价值观。

“银包铁”人心解体

慕容彦超可能算是对后汉很忠诚的一位将军。

他是刘知远同母异父的兄弟，也是沙陀人，长了一副麻子脸，身体又黑，过去曾经冒充汉人姓“阎”，因此有个绰号叫“阎昆仑”。

“昆仑”这个词，常见于中古以来的汉语典籍中，一般泛指中印半岛南部、南洋诸岛各国，以及中东甚至非洲等地的外国人。过去有人认为“昆仑”可能不包括非洲人，但《旧唐书·南蛮传》中介绍“林邑”国，说“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林邑，据考在越南中部，但“以南”就太辽阔了。这里说的“卷发黑身”就是典型的非洲人特征。很有可能是非洲人到南亚来的侨居者，被当作了南亚人。当然，也不排除中印度人种，因为那里的人，虽然不特别的黑身，但卷发还是有的。所以慕容彦超的“阎昆仑”绰号，也意味着中国与南洋、北非、中东的文化交流的普遍性。一直到大宋时代，与外国人的交流更为频繁，海上贸易也更为常见。闲话表过不提。

且说慕容彦超被围时，曾登上城楼遥望，他见郭威居然亲临城下，冒着箭矢礌石，指挥三军，大有一种势不可当的气势。下来后，他有了忧虑，于是勉励士兵说：“你们好好为我尽力，我库中金银如山，如果能保全兖州城，我全部拿来赐给你们，你们不愁富贵。”

将士们很早就听说兖州军库货财丰厚，确实也来了积极性。

但这时候有个老兵跟大家透露了底细，他说：“我可知道侍中存在库里的银锭，我告诉你们，那些银锭都是‘银包铁’，里面是铁胎，得到又能值几个钱啊？没用的！”

于是守城军开始传扬这个秘密，人心渐渐解体，不多久，城陷。

郭威进入兖州后，也听说了“银包铁”的传闻，就派人去仓库检验，果然，其间银铁胎者占了十之七八。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慕容彦超像赵在礼一样，也是个生意将军。但赵在礼敛财是明抢，做生意却还算诚实，没有听过欺诈作假之类的传闻。慕容彦超却是作假高手，而且还是做假币的高手。

此人开过当铺，那时候叫“质库”，是唐代以来就存在的押物、放款、收息的商铺。此类商铺还有信用放款功能，是传统中国最早的信用机构之一。慕容彦超却在其间玩弄起了诈术。

最初，有市侩拿了“银包铁”的元宝来典当，换铜钱。多年后，管理“质库”的库吏，也即当铺总经理发现了这个现象，向慕容彦超汇报。慕容彦超一听，大怒，但略想想，忽然对库吏说：“这事也好办。你啊，在质库墙上掏个洞，然后将重要的金银器材之类转移到安全地方，把库里搞得乱一点，就像被盗过的样子，然后向我申报，就说质库失盗，我自有办法。但要注意保密这个事！”

库吏按他说的做好后，慕容彦超向境内下令：“我作为节度使，在此管理士庶，但是不谨慎，遭遇盗贼，偷去库银若干。我这罪过不轻。但是我担心百姓会说我隐藏库银，假称失盗。为了证明这一点，请境内士庶三天内到府库来，说明自己典押的东西，要说清东西的样子，跟质库的底单相对。符合，我自当赔偿，不这样说明的，反而是一种过错。”

士庶听说，赶紧写说明，我当初典押的啥啥啥，啥啥啥。就有过去典押了“银包铁”的市侩心想，这次又可以捞一把啦，于是来说当初的银锭形状。很简单，造假市侩入网。

有意味的是慕容彦超的处理方式。

他将这位市侩放到密室之中，派出亲信多人，去跟他学造“银包铁”之术。技术似乎也不很复杂，于是，亲信与这个市侩开始了昼夜打造。打造出来的“银包铁”元宝，用处就是“广府库”，扩大库银的存量资产。

郭威看到的造假的兖州库银，就是这一批玩意儿。这就是慕容彦超向守军许诺，守住兖州后，发给将士的玩意儿。他造了假，却将真金白银带到自家府上收藏。纸包不住火，有消息透露出来，令守卫兖州的将士知道了假币用途，于是有了鸟兽散。慕容彦超的机心，最终害了他自己。

“勾距之术”捉盗贼

所谓“机心”，按照传统儒学的说法就是“勾距之术”。章太炎先生认为，这是一种“阴鸷”心态。古人对此的解释就是：市场中，想知道马的价钱，先问狗的价格，再问羊价、牛价，最后问马价，比较一番，而后可以推知马的价格是否属实。这是一种辗转推问的功夫，为道家所擅长。典型的话语就是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想要拿那个东西，一定要先给人一点东西。

史称慕容彦超就有这类“勾距之术”。

说兖州有一盗贼，假装大官的跟班，跨着驴，在闹市买了价格昂贵的绫罗十多匹，讨价还价，定好价格后，带着物主来到一处宅门，把驴给这个人说：“这就是我主人的本宅。你先等在这里，我带上东西让主人去看，把咱说好的钱拿来。”物主答应后，等了很久不见人出来，叩门，才发现是一座空宅。于是大叫“有贼”。兖州的巡防警察来到，怀疑物主欺诈，一直带到府中。

慕容彦超听说后，对这个汉子有了怜悯之心，就对他说：“不要担忧，我来为你抓这个盗贼。”于是，留这个物主在府上，将驴交给马厩的看守，对他说：“要把这个驴高高地拴起来，不给它水草，干着它。”第二天，将这头又饿又渴的驴子派人放到通衢大道上，对亲信说：“这是盗贼的驴。一天一宿没吃没喝了，饥渴中，一定会奔跑回家，悄悄跟着就知道谁是盗贼了。”果然，这头驴走入一条小巷，转了几个胡同，忽然有几个小孩子在门侧，看到驴就高呼道：“咱家的驴回来啦！”主人听说，出门来看，被巡防警察按住，果然就是骗取绫罗的盗贼。

这类故实，可以当作饭后谈资，也可以略作破案案例来看，但儒学不认为这类“勾距之术”可以施用于军政管理。就有格局的政治军事治理而言，战略应该是光明的。作用于人心的“阴鸷”也即“勾距之术”一旦成为常态，就有了宫廷或政府内部的勾心斗角，那是人人自危也危及始作俑者的内耗局面。文明治理，如果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窃钩”之术不足以治国；如果神往于“窃钩”之术治国，往往距离“窃国”不远。

当然，对慕容彦超还不足以言此。

梦祥兆城破拜圣人

说郭威征兖州，多日不能破城，曾得一梦。他梦到一人，状貌甚为“伟异”，壮伟异常，穿着王者之服，对郭威说：“陛下明天应该破城。”等到醒来，天还没有亮，就私下对左右说：“梦中有此征兆，岂可不预作准备？”

于是万事俱备，当天凌晨即发起总攻，郭威亲自督率诸军。到了中午，城陷。郭威带着大军进入时，有关部门经过掐算后，认为应该从“生方”进入兖州，“生方”也许是“生门”的意思，总之，从这里进入后，一路上要由前导“鸣鞘”，挥动鞭子开路。显然，这个“生方”道路狭隘，转过几条街巷后，忽然看到一处门墙甚为高大，一问，原来是孔子庙。郭威对近臣说：“我昨晚的梦，那人难道就是孔夫子吗？不然，为何要选择这条路走呢？”他决定下车参拜。

一进入大堂，看到夫子像，正是他梦中所见的“伟异”之人。心下大喜，于是叩首再拜。

近臣中有人劝谏他：“孔子，不过是过去春秋时的陪臣，您是当朝的天子。天子不应拜陪臣啊！”

郭威说：“夫子，圣人也，百王取则。而又梦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赞所及耶？安得不拜！”孔夫子啊，是圣人啊，历代天子都要遵从夫子制定的规则。何况又在梦中告诉我破城之期，之所以破城，难道不是孔夫子暗中对我加持的结果吗？哪里能够不拜孔夫子！

拜后，郭威又下令孔庙周围数十户人家都为孔庙的“洒扫户”，负责孔庙的日常维护。又令孔氏后人袭“文宣王”的人作为本县县令。

郭威此梦或为一个推演文治的安排。

郭威本人尚不足以施行文治天下，但他能到孔子儒学中去寻求治理天下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在五代乱世中，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它是天下趋于文明的一缕曙光。一直到周世宗开始兴办国子监，到赵匡胤时代开始推行太学制度，结束藩镇的武夫治国模式，文教兴国，才正式开始。

最强的文官阵容

解决了慕容彦超的问题，新兴的后周朝廷，内部出事了。

这事跟王峻有关。

王峻的父亲曾经做过官乐营使，这个职务略相当于文工团长，王峻从小受老爸影响，唱歌才艺了得，曾先后被好几个藩帅欣赏，干了一阵子优伶们干的活儿。但这不是王峻的抱负所在。后来他又投靠了张延朗，就是后唐那个著名的财政大臣。但张延朗得罪了石敬瑭，后唐被后晋颠覆，张延朗被石敬瑭杀死，王峻被分配给了刘知远。

石重贵之后，契丹占据中原，王峻跟郭威说：“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国。”这个战略判断经由郭威传给刘知远，坚定了刘知远抵御契丹的决心，也使刘知远发现了王峻的不凡不俗。

刘知远称帝后，王峻成为后汉一位带兵打仗的将军。李守贞、赵思绾、王景崇三镇反汉时，郭威主力平定李守贞，王峻参与平定了赵思绾，从此升为宣徽北院使，负责传达皇上的诏命。王峻从此有了可以预期的前程。

刘知远死后，契丹侵犯河北，所过之处，杀人、抢掠，无所不为。而边境各藩帅都只顾自己固守，并不出击。当时契丹的流动骑兵甚至来到冀南大名附近。后汉朝廷有隐忧，于是派遣枢密使郭威督率众将前往邺都（今属河北邯郸），抵御来犯之敌，王峻则以宣徽使身份在郭威营中监军，相当于前敌总政委。

但隐帝昏妄中派人刺杀郭威和王峻，并在京师将郭威和王峻的家属全部杀光，这就让王峻与郭威结成了坚定的生死同盟，一起反叛了后汉。

为了鼓舞将士反叛，王峻甚至怂恿郭威做出了大兵进入汴梁，可以劫掠士庶的残暴决定，煽动了士卒渴望一战发财的野蛮心理。

邺都大军进入汴梁之后，后汉皇太后任命王峻为枢密使，和郭威共同主持朝政。后来郭威再次领兵出京，滑州兵变，不得已返回京师称帝，王峻则在京城极力配合郭威，匆忙中做出部署：派出郭崇威等人分别开赴宋州和许州，看守住隐帝的几个兄弟，以防意外，这就使郭威能够顺利地控制了局势。

王峻，对后周的建立功勋卓著。

郭威于是封赏他为枢密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即成为国防部长兼国务大臣，成为后周一等一的重臣。

当时郭威立朝，有几个很像样的大臣，比较起来，在五代十国中应该算是最强的文官阵容了。

譬如老臣冯道，此人虽然无廉耻，历任诸朝宰辅，也没有更多战略远猷，但治理邦国，他有一个长处，就是不嗜杀。他不仅自己不嗜杀，还常常劝导君王不嗜杀。这在戾气深重的五代十国中，应该是一点祥和之气。

譬如老臣范质，此人虽然并无气节可言，但他敏于政务，注重法制，处理政事，公允得当，有宰相之大体，在推动邦国正规化建设方面，也很有建树。

譬如老臣李谷，此人有士行，对传统士大夫精神有坚守。当初郭威围困河中李守贞，刘知远已经病逝，故史称郭威有“人望”，也即被士庶所拥护，此际，郭威应该已经萌生了不确定的“异志”。他知道时任转运使（后勤部长）的李谷是一个有知人之明的国士，就多次“以微言动之”，用暗示的语言试探李谷。李谷很明白，“但以人臣尽节为对”，但是李谷只对郭威谈论人臣应该有的节操。这一番对话不见史录，但可以想见当时的风景。那是当世两个高人之间的互相捉摸和探底，来来往往，像一场智力推手，在主体和主体之间有了各自恪守底线的欣赏。史称郭威因此对李谷特别钦佩，即位后，首先起用李谷为相。而李谷也确实不负所望，史称此人“沉毅有器略，在帝前议论，辞气慷慨，善譬谕以开主意”，沉静坚毅富有才器胆略，在后周太祖前议论时政，言辞慷慨有大义，并善于运用譬喻来劝谏或启发君主的意向。

此外还有王溥、魏仁浦、窦仪等人。

王峻也算是这一群文职官员之一。

王峻的战略大局

但王峻不同于诸文官的是，他还能带兵打仗。

北汉刘崇趁后周初建，以为有机可乘，于是联系契丹一起来攻击后周的北部辖地晋州（今属石家庄）。郭威即刻任命王峻为前敌总指挥，率兵救援，并下诏诸君都受王峻节制，“听以便宜从事，得自选择将吏”，王峻可以按照战场形势自己做主，不必请示朝廷；还可以自己任命文武官员。王峻出征的时候，郭威还到西城率百官为他饯行。

王峻大军到达陕州（今属河南三门峡市）没有继续开拔，逗留了十多日。郭威担心，怕晋州守不住，见王峻又不前行，就准备御驾亲征，从泽州（今属山西晋城，在晋东南与河南交界处）与王峻合兵一处，然后北上救援晋州。他派遣使者把这个意见告诉了王峻。

王峻知道后，马上给郭威回信，大意说：“晋州城池很坚固，北汉轻易无法攻破。现在刘崇的军队前锋锐气十足，暂时不可以力争。我屯兵不进，就是在等待他们士气低落罢了，不是心虚胆怯。陛下新近即位，不宜轻动。想一想，如果陛下大驾从汜水出来，那慕容彦超要是领兵进入汴京，岂不大事完啦！”

郭威听到这个意见，惊出一身汗来，不觉自己拉着自己的耳朵说：“差点坏了我的大事！”于是，取消了亲征计划。

由此可见，王峻想问题，有战略思考，不仅仅想自己这一堆这一块，还想到江山社稷国家局势。但他这类战略思考，有时也误事。

且说王峻军援晋州，在陕州停留十几日后，他发现了战机，于是火速向晋州挺进。晋州南有个地方名蒙阬，应该是晋州的南大门，形势险要。王峻担忧北汉兵马在此据守，一直盯着前方战报。当天，他听到先锋已经过了蒙阬，大喜道：“吾事济矣！”我的大事就要成功啦！

这时北汉来攻晋州，已经五十多天，一直没有攻克。此时是冬季，正赶上大雪，河北士庶互相聚集在一起，自保山寨，以至于契丹和北汉在野外几乎无法掠夺，军中乏食，人心思归。尤其契丹人，更思念草原穹庐中暖乎乎的日子。所以听说王峻大军到达蒙阬时，一把火烧了军营，连夜遁走。晋州南门一失，等于与中原连成一气，相当于围棋中的“接活”，晋州围解。

这时候，诸将发现了“犁庭扫穴”的战略机缘，要求以晋州为大本营，马上追击北汉和契丹。王峻有了犹豫，但第二天天亮，他还是派出了名将药元福等人率领骑兵追击。药元福等人从晋州一直追击到霍邑（今山西霍州），长驱八百多里，纵兵奋击中，令北汉兵死伤甚重，更多人在溃逃中坠落崖谷而死。霍邑一带道路狭隘，诸将畏懦，不再敢继续前行，药元福在军中还不过是个排阵使，也即带兵列阵的总指挥，在行营中是个副职，但他表示“刘崇带着全国兵马、裹挟着契丹而来，志在吞没晋州等地而后南下，但现在已经气衰力竭，狼狈遁逃，我等如果不能乘此一举剪灭敌军，北汉必为后患！”但诸将都不想继续前行。那个时代，似乎没有几个人愿意豁出性命为国尽忠。药元福坚持己见，但这时候，王峻的使者到了——王峻命令诸将返回，不得继续追击。

一场可能的大捷半途夭亡。

王峻可能有他的“战略思考”，譬如，劳师远征容易疲惫，万一有不测，会全军覆没；北汉和契丹也许有晋州之战后的安排，根基未动，万一与兖州和江南联手，中原难于安定，等等。

但站在时间后面来看，王峻这类“战略思考”实属多余。他失去了一次可能彪炳史册战略大决战的机会。

但王峻这次北征，还是取得了辉煌胜利，史称契丹败退到晋阳之后，检点人马，损失了将近一半。领头的将军自感无功，找了个大酋长做替罪羊，把他“钉”在集市，“钉”了十多天，然后杀了他。而北汉主刘崇则领教了后周的厉害，史称从此“息意于进取”，打消了南下图谋中原的念头。

为得宠王峻罢朝

北汉地方狭小，土地贫瘠，士庶贫困，但又要内供军国，外奉契丹，所以赋役相当繁重，可称民不聊生。晋州之战后，逃入后周境内者有很多。

王峻援晋州，还捎带着解决了永兴（治所在西安）节度使李洪信的问题。李洪信是后汉李太后的从弟，后周建国后，他很提心吊胆，不知应该怎么办，更不敢交出兵权。但他城中的守军不满千人，王峻在陕州时，打着救援晋州的名号，又从永兴军调走数百士卒。等到晋州之围解，北汉兵遁去，王峻又派遣禁兵千余人镇戍长安永兴军。李洪信忖来忖去，知道抗拒是没有希望的，于是“入朝”，正式归附了后周。

王峻不简单。史称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但他个人的性格因素让他的命运开始向着悲剧趋奔。历史上来看，个人的悲剧，除了制度的、环境的、结构的，更重要的，偶然的因素起作用之外，就是个人性格的因素在起作用。王峻的性格悲剧，与古希腊的传奇英雄很接近。那是命运中无能抗拒的东西。性格即命运，这个浸透了无数血泪的存在经验，古今一体，中外皆然。儒学对此有审视，更有独具东方色彩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渗透了圣贤智慧的“礼”。

关于“礼”，我在说到隐帝刘承祐的故实时，已经说过，传统“礼”的要义，可以用“当位”与“节制”两个主题词来概言。这里要补充的意见就是：礼，除了各类儒学讲述意见外，更要知道，它还是用来协调君王公侯乃至于士庶“主体间性”的规则。上下均能恪守这类规则，共同体之间就有良性运转的可能；否则，就是心生怨恨，演绎下去，就是血雨腥风。历史来看，一百场刀光剑影，有九十九场其源头在主体间的“悖礼”。不能“节制”各类欲望，又没有“当位”之念，试图僭越，就是“悖礼”。“悖礼”几乎是数千年间战乱之源。五代十国时期尤其如此。王峻的性格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悖礼”。

王峻性情轻浮而急躁，工于算计，贪图权力和利益，更喜欢听奉承话。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只有自己才可承担起治理天下的大任，他人无此本事，甚至连太祖郭威在内，也不及他。

他常常在御前谈论政事，郭威赞同他的意见，他就高兴；不赞同，他就心生怨恨，甚至当场就顶撞郭威，而且出言不逊。这就是“悖礼”。

但郭威比他有气量，更念他是元老旧臣，又辅佐创立了后周帝业，功勋卓著，更一向深知他的为人，所以对他有了宽容和纵容。王峻年纪比郭威大几岁，郭威做了皇上，还是称他为“兄”，公事召他，也称他的字，而不称他名。这就好比刘备称赵云，总是叫“子龙啊”如何如何，而不是“赵云啊”如何如何。在“名”与“字”并行的往古，称“字”不称“名”，是对人的尊重，也透着亲切。但王峻不因此而自我调整心态，反而更加骄横。他认为这一切不仅是应该的，说不定郭威还真的对他有畏惧呢。

不仅如此，王峻还有严重的妒忌心。他看不得他人晋升。当时的枢密副使郑仁诲、皇城使向训、恩州团练使李重进等人，都是郭威在藩镇时的心腹将佐，郭威称帝后，逐渐提拔起用了这些人物。王峻酸得像个醋坛子，开始耍赖，多次上表称说有病，请求皇上解除政务，事实上是以此来试探郭威。郭威也是明白人，比王峻大度。他不与王峻计较，多次派遣左右侍者去劝慰他，并敦促他来上朝——多少国家大事等着你来处理啊！——但王峻对使者的回答，言词、意气都异常激烈，透着顽梗和酸劲。郭威还是不跟他计较。

王峻在“病”中，又给各藩镇节度使去信，要他们保举王峻，意思是“国家不能没有王峻”之类。各藩镇觉得这也不算什么难事，就分别写来“保举证书”。郭威这才感觉到惊讶：如此下去，朝官联络地方，岂不架空皇上？

但郭威还是继续派人去劝慰他敦促他，要尽快来上朝。最后有个朝官给郭威出主意说：“陛下只须扬言：就要亲自驾临王峻府邸，王峻必定不敢不来。”郭威来了这么一招。王峻想想，也差不多啦，折腾个够，上朝了。

郭威对王峻有了不满，但也还是纵容他，不跟他闹翻。

惹帝怒郭威使辣手

当年诬告李崧的人还在，一个叫葛延遇，一个叫李澄。李崧毕竟冤死，又是一时名相，所以，到了郭威时代，就有人要给李崧复仇，其中就有当朝的翰林学士徐台符。他请求捉了这两个恶人，让那边的李崧得以瞑目。

朝议此事时有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冯道为首的“不杀”派。他们认为事情过去多年，期间，朝廷已经多次下过赦免天下的诏书，不应该再动杀机。另一种意见就是王峻为首的“必杀”派。他们认为徐台符这个奏章很义气，对于恶人就该追杀到天涯海角。

两种意见各有一端之理。这时，郭威的天平还是倾向于王峻这边的，他同意了王峻的意见，多少有向王峻讨好的动机。

不久黄河决口，王峻主动请求前往巡视。

郭威趁王峻出巡的机会，召养子柴荣入朝。

原来，王峻特别反对的一件事就是让当时镇守濮阳的镇宁节度使柴荣进京。史称王峻忌惮柴荣的“英烈”，他有点害怕柴荣的英武勇烈，所以，柴荣在镇所时，屡次要求入朝，都被王峻“驳回”。现在王峻暂时不在朝廷，柴荣就趁机来京了。

跟着柴荣进京的还有马全义。此人在河中（今山西永济县）时曾为李守贞的部将，有过几次战役，甚至局部挫败过郭威的部将，现在柴荣麾下执掌亲兵。郭威召见他后，给他补了个殿前指挥使（皇家卫队司令），还对左右说：“这个马全义啊，他很忠于他服务的主人。过去在河中，多次挫败我的军队。你们应该向他学习啊！”

王峻在黄河边，听说柴荣入朝啦，马上从河岸回来。他太担心柴荣啦！

这事让郭威越来越不高兴。

有一次，郭威对王峻说：“朕出身于贫寒之家，可以说是饱尝了人世的艰辛困苦，见多了时世的沉沦动乱，如今成为帝王，岂敢厚待自己的供养而让下民吃苦呢！”这话是自我表白，在帝王中确属难得，但也是对王峻的一个提醒。所以，后来郭威准备把苏逢吉的一处宅子赏赐给王峻时，王峻做出姿态，没有接受，他说：“苏逢吉诛灭李崧家族，就是为了这片宅子啊！”他拒绝了。

但王峻在自己供职的枢密院里修建了一所很气派很豪华很高大的公署。落成时，还请了郭威来观赏。郭威没有说什么，不久，也在宫中的内园里建了个小巧的宫殿。王峻见了，来了严肃劲儿，他批评郭威道：“皇宫宫室那么多，又建这个，有啥用啊！”郭威第一次开始讥讽他：“枢密院的房子也不少啦，你干吗还要在里面再造公署呢？”

俩人像顽童一般在置气。这样，互相离开“礼”就有了距离，君不像个君，臣也不像个臣了。

王峻已经做到了枢密使，但还是多次要求领一个藩镇干干。郭威开始不答应，最后被他磨不过，让他兼任了平卢节度使（治所在山东青州）。这是当年杨光远的镇所。

王峻晚节更加狂躁，“悖礼”之举屡屡出现。

有一位礼部侍郎名赵上交，负责当时的科举考试。考贡生的时候，为了保证考试的公正，赵上交拟定并申明了一项精密制度，其中之一就是恢复唐代以来的“糊名”制，也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之类信息用一张小的纸条在考卷上粘贴盖住，这样，批改考卷的主考官就不会知道考生，以此避免营私舞弊。大宋帝国坚持了这项制度，甚至还进一步做到将考生的卷子找人誊抄一遍，主考官只能看到誊抄的卷子，看不到考生的原来卷子。且说这个赵上交用这个办法得到了几个知名的读书人，时论认为“得士”，得到优秀人士。“得士”是考试最终的诉求。国家要“得士”，必须保证考试公正，这是帝制时代考试制度执行者的基本共识。

但王峻开始破坏这个规则。他推举一个他喜欢的童子，希望借助“走后门”方式让这位童子中举。

但赵上交乃是一位负才任气的士大夫，他不吃这一套。这人长得也一表人才，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才子气。他拒绝了当朝第一权贵王峻的“非礼”也是“非理”的要求。

王峻大怒，但又找不到理由杀害这位礼部官员，就暗中寻机会，直到第二年再次考试，赵上交有了失误，史称“选士失实”。王峻就弹劾他，将他贬为商州司马，这是一个地方小官，相当于县级市里武装部的参谋。但贬官的诏令还没有下，王峻的末路也就到了。

在干部任免这个问题上，王峻更有“逾制”之举。他甚至要直接更换当朝宰辅。国家的宰相任命，他也要说了算。按唐以来，同中书平章事、三司使、仆射、侍中，以及后来的参知政事，都属于宰辅级别的职务。一个朝堂，可以有多个宰辅，各有分工。后周也不例外。王峻看不惯宰辅范质、李谷，多次要求罢免这二人，要他喜欢的端明殿学士颜衎（音砍）、枢密直学士陈观代替二人。

郭威认为任免宰辅是大事，不可仓促而定，国家有制度，应该慢慢考虑，至少还可以“研究研究”。但王峻极力申说替换二人的理由，那架势几乎就是你郭威不答应，我就不干！而且王峻这边也是越说越激动，渐渐有了不逊的话语。从早上一直说到中午，郭威连饭都没有吃，王峻轴劲上来，不达目的不罢休，史称“争之不已”。王峻提这个建议时，正当寒食节。按那时规定，寒食节朝中先后放假五天。朝中除了几个值班的，很是冷清。郭威最后说：“现在正是寒食节，没法宣布这事，等到休假结束，就照你说的办理吧！”王峻得到这个肯定的答复，这才退下。郭威这才吃上了午饭。

但这事最后惹恼了郭威。

郭威动用武装力量，将王峻软禁起来。郭威要想捉拿王峻，不过是分分钟的事，他一直没有动，是真不想动。但王峻如此逼迫郭威，也确实让郭威感到了难堪。而后，郭威紧急召见了宰辅冯道等人。

一见大臣，郭威就流下泪来，他知道，必须动用辣手，对跟随他多年的王峻可能狠了点，但他也确实没有办法了。

他对大臣们说：“王峻欺朕太甚！他想将大臣们全部驱逐，这不等于翦除朕的左膀右臂嘛！朕只有一个养子，但这个王峻却专门设置障碍，不让他进京。朕临时让养子进京入朝，王峻得知就是满腔怨恨。他一身既然已经主持枢密院军事工作，又兼着宰相，居然还要求遥领重要藩镇。这是什么道理啊！朕观察他的志向，似乎永无满足的时候。目中无君如此，谁能忍受！”

第二天下诏，贬谪王峻为商州司马。王峻试图贬谪赵上交的惩罚自己享用了。

郭威的诏书有这样几句话：“肉视群后，孩抚朕躬”，视朝臣如案板上的鱼肉，待朕身像幼稚的孩童。

但王峻到了商州后，得了痢疾，腹泻不止。郭威很同情他，特意安排了他的妻子家人去看他。但这一场痢疾要了王峻的命，不久，王峻死于商州。

开国功臣王殷被杀

王殷与王峻都是开国功臣。郭威怕王殷听到王峻的消息有不安，就让王殷的儿子前往邺都，详细说明王峻之所以获罪的来龙去脉。王殷当时正在邺都镇守，防御契丹。

王殷是史弘肇的亲信，史弘肇跟郭威关系友善，隐帝刘承祐诛杀史弘肇，又想诛杀郭威时，也想顺带着杀了王殷。当时王殷镇守澶州，得到消息后，率先向郭威做了通报。这事等于救了郭威一命。

隐帝在京师派刘铢屠灭了郭威、王峻的所有家眷；又派李洪建去屠灭王殷的所有家眷，但李洪建枪口抬高一寸，只派出人去看守王殷府邸，没有下手杀戮，并且坚持供给王殷全家饮食。李洪建是后汉隐帝母亲李太后的弟弟，刘知远时曾遥领防御使。隐帝诛杀史弘肇等人后，李洪建权侍卫马步军都虞候，代理马军步军总参谋长。他没有奉旨屠戮王殷全家，是一件德举，值得赞赏。

但郭威得到天下后，抓获了刘铢、李洪建等人，虽然赦免了他们全家——与隐帝刘承祐比较，此举要仁慈得多——但还是杀掉了这两个前朝人物。王殷感念李洪建当初高抬贵手的义举，向郭威求情，要求放过李洪建。但郭威没有答应。刘铢、李洪建，显然不是一路人，李洪建没有罪，郭威杀他，实在是过于刚狠。站在历史的后面来看，郭威不分良莠，不做有罪无罪的区分，一律诉诸刑杀，这就是儒学反复讲述的——无道，不可原谅。

王殷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根据儒学“原心”（考察动机，推究本意）的意见，能够体察王殷知恩图报的士行。这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乱世中，集体作恶，有人能恪守一点良心，就是道义沉沦中的亮色。

王峻主张剽掠京师时，也是王殷（还有郭崇威）向郭威提出了建议：停止剽掠。这件事也不是小事。王殷一言，终止了后面可能继续的作恶，挽救了不知多少京师士庶的生命财产！有人作恶，有人要求中止作恶，这就是道义担当。中国，历史，一点点的温情与祥和，在肃杀冷硬的腥风血雨中，让人看到微弱的希望，这就是道义担当在起作用。

史称自唐末五代，每至改朝换代，攻入京师或藩镇，各军部下就开始分头剽劫，无人能够禁止，连昔日王公大臣也不能幸免遭劫。这类剽劫还被美其名曰“靖市”，意思就是“平定市场”，好像素日市场并不“平定”，有赖诸军前来“平定”，以迎接新的王朝诞生。但“靖市”说得未免堂皇，故还有另一种说法，叫“夯市”。“夯”者，打砸抢掠也。这个倒是道出了大军过后的本相。

现在可以看到，王峻就是主张“靖市”或“夯市”实即“剽掠”的乱世枭雄；而王殷，不是。是否尊重私有财产，是文明与否的一道铁门限。以此来衡王峻与王殷，二人高下立见。

郭威当朝（还没有建立后周），后汉李太后临时执政，王殷被封赏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兵的马军步军总司令。

郭威北上澶州抵御契丹来犯时，京师军事统由王殷负责。当时刘赟正在从徐州向京师赶来，准备出任后汉第三任皇帝；但郭威在滑州发生了兵变，也正在向京师赶来，准备出任后周的第一任皇帝。力量胶着的时刻，京师究竟属于谁，成为决定双方成败的一大砝码。王峻、王殷仓促中做出的决定是：派出郭崇威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去拦截刘赟，以此迎接郭威顺利进京称帝。

于是，郭威胜出。

在拥立郭威称帝的程序中，王殷与王峻一样，都立了大功。

王峻被贬商州之后，王殷得到消息，有了不安的心思。兔死狐悲的悲剧史上常见，王殷担心，很正常。

王殷对这件事的处理是：三次上表，要求放弃邺都藩帅，入朝做京官。这个姿态，就等于向郭威示好：我不要军权，我在您身边。史称郭威“疑其不诚，遣使止之”，怀疑王殷不是真心实意要这么做，派遣使者告诉他不必进京。

显然，郭威知道“入朝”等于“移镇”，也即等于解除兵权。当初石敬瑭用这招刺探过李从珂，近来，慕容彦超也用这招刺探过郭威；李从珂答应石敬瑭可以“入朝”，郭威答应过慕容彦超可以“入朝”，但这二人都反了。现在王殷也要“入朝”，答应他，是不是也要反啊？

郭威没有答应王殷“入朝”，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量。

至此，我看到的历史记录开始出现混乱。

记录中说“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专横”，所谓“专横”的案例是什么呢？说王殷在邺都，节制河北诸镇屯戍大兵时，在应该汇报朝廷，由朝廷下达正式“敕书”也即皇上的手谕文书，才能调动的军事行动时，他用“手帖”就实施了。但究竟啥事？记录中没有说。但这事意味着王殷已经在河北诸镇取得了管控边防军的能力，可能是事实。在那个不是士卒怕藩帅，而是藩帅怕士卒的“权反在下”的乱世，有效管控辖境的武装力量，并不是坏事，更不是“罪恶”。

另一件事说王殷在河北镇守期间，“多掊敛民财”，也即大量地盘剥士庶财产。这件事也没有具体记录，很模糊的一句话过去。后面只说太祖郭威听说后，不高兴，还专门给王殷写去了信件，大意说“爱卿你呀，与国家同为一体。邺都国库里已经很丰盈，你想用就用呗。害怕没有财富吗？”

没有具体的“作恶”记录，只说“专横”“掊敛”，这在史书传记中出现，不那么令人信服。王殷最后被杀，更应给出具体罪证，但没有给，这就尤其不能令人信服。所以，这类记录的混乱不是文字程序的混乱，而是义理的混乱——根据现有资料，看不出王殷获罪的直接证据。

王殷，很可能是被冤杀的。

王殷之死的背后

《旧五代史》说冯道事，有两个故实与郭威有关。这之中透露了一点信息，让我今天有理由相信王殷的所谓“专横”与“掊敛”为子虚乌有。

郭威从邺都起兵向汉隐帝发难，最后汉隐帝被杀，郭威进入京师，百官都来朝谒。冯道是百官中资格最老的大臣，郭威对他也特别尊重，所以见到冯道后，马上向冯道“设拜”，行往日见到冯道时的大礼。郭威的意思是：我推翻了汉隐帝，我就有资格做新任天子，现在我故作低姿态来拜你冯道，你就应该对我有诚惶诚恐之心，直接提出“拥戴”为君的意见。按照常人理解，似乎应该呈现这样的逻辑。但冯道却从容地接受他的拜见，而后，缓缓说道：“侍中此行不易。”

侍中您这一趟来得不容易，辛苦啦！

史称郭威“气沮”，心气受到挫折，“故禅代之谋稍缓”，所以试图直接禅代隐帝为天子的阴谋还要稍稍往后拖一拖，没有马上即位天子。

后来郭威又请冯道赴徐州去册封刘赟为后汉的嗣君，并迎接刘赟还朝来即位做天子，冯道已经看出这事可能不那么简单，就直截了当地问郭威：“侍中由衷乎？”

侍中先生，您让我去徐州干这个活儿，是出自您的真心吗？

郭威发誓说是真的，是由衷的。

冯道又说：“莫教老夫为谬语，令为谬语人。”

你可别说话不算话，我到了徐州说让刘赟来继承皇位，回头您这边变了，我冯道等于跟人说了荒谬的假话，那样一来，我可就成了假话人啦！

这两段故实，都可以让人看到冯道的器局确实不一般，更有相对坦诚的一面，并非单向度的老奸巨猾。

但是后人修史，没有收入这两段故实。因为，如果收入，就会对郭威的形象造成损失。所以《旧五代史》所引，收入这两段故实的《五代史补》，对此评论道：“周世宗朝，诏御史臣修《周祖实录》，故道之事，所宜讳矣。”周世宗一朝，下诏令史臣修《周祖实录》，所以冯道的事，应该有所避讳了。《旧五代史》依据五代各朝《实录》拼凑成书，而这些《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也多讳饰”，这几乎是治史者都知道的常识。

在这样的地方，为“周祖郭威”而删除冯道的“光辉事迹”，就有可能在那样的地方，为“周祖郭威”而增加王殷的“罪恶案例”——但王殷实在是没有“罪恶案例”，只好用一句空洞的大话“专横”“掊敛”而为王殷的所谓“罪恶”定性，以此来证明郭威诛杀王殷的正当性。

从逻辑推演，我愿意得出这个结论。

还可以继续推演：王殷为何获罪？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王殷，与王峻不同，史称王殷性格谦和谨慎，“好礼”。懂得进退之礼，也即懂得节制和当位。他不应该有“逾制”出格的事。此人对母亲还特别孝顺，每当要有与人结交的决定，都要先来禀告母亲，母亲听后觉得可以，他就与人交往，不可以，就不与人来往。因此，王殷即使在军旅之中，也没有过杂的交往。他过去在后晋石敬瑭时做刺史，总是按规矩做事。政事稍有处理不当，被母亲发现，他就自己站在庭院，将一根木杖给下人，抽打自己，以此来安慰母亲。

王殷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曾做过地方上的中级军官，有家教。这位母亲对儿子管束也严。应该能够看出，王殷一直是一个很本分的军人，也没有太大的野心。石敬瑭时，他母亲去世，他要守墓，但石敬瑭下诏，要他做官管理地方。

王殷上章说：“臣为末将，工作不工作对国家都没有太大的损益。我因为母亲的训导教育，这才成人，现在母亲逝世，我不忍这么快就离开母亲的坟墓。请允许我按规定为母亲守丧三年。”

石敬瑭很赞赏他的孝心，答应了他。

有限的记录也不难分析：王殷没有大恶，他不大可能危及郭威的后周帝国。他最后的悲剧，直接原因，很可能源于一个同僚何福进。

何福进当时是成德节度使（治所在河北正定），与王殷同在河北。史称何福进“素恶殷”，一向憎恶王殷，什么原因，没有记录。根据以上史料记录，可以约略猜测一点蛛丝马迹，很有可能王殷不愿意搭理这个何福进。王殷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

结果，“福进入朝，密以殷阴事白帝，帝由是疑之。”一向憎恶王殷的何福进，趁着入朝的机会，将王殷的“隐事”也即“隐私之事”，秘密地打了小报告，郭威这才开始怀疑王殷。

但郭威最后决计除掉王殷，很可能源于他自己的一场大病。

郭威最后的日子里，需要做一场祭祀天地的大礼——郊禋。古人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大的事一是祭祀，一是征战。祭祀尤其重要，它是王朝治理天下合法性的重要表征。郊禋，规定了日子，这时诸藩都需要进京来共同见证这一神圣的时刻。

王殷也进京，被郭威任命为京城内外巡检，京师公安局长。这是当年史弘肇做过的工作。京师大典，需要内外警戒，安全保卫工作很重要。

按照记录中的说法，王殷在京师巡检，每次出入都要带着随从几百人。但即使如此，王殷还是觉得武装力量不够，要求如数配给铠甲兵器，以备巡逻。史称后周太祖郭威对此感到为难。但我实在看不出“为难”的地方是什么。

史书记录又说，当时郭威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就要举行祭祀大典，而王殷却挟持功高震主之势，在天子左右，说“众心忌之”，诸位大臣对王殷都有嫉恨。就这样，郭威带病，勉强撑起病躯，坐进大殿，王殷按礼进入问安，于是被拘捕。记录到此，连史书都承认是对王殷的“污蔑”了，史称“下制诬殷谋以郊祀日作乱”，颁下诏书，诬称王殷密谋要在祭祀天地的大典那天发动叛乱。给出的处罚是：流放登州。

登州，在今天的山东烟台庙岛群岛中，古称沙门岛。此地等于当时中原的东端荒凉之地，是出海到辽东的必经之地。流放此地已经算是重刑。

但王殷还没有到登州，刚出汴梁城，就被杀掉了。

还不算完，又派出镇宁节度使郑仁诲到邺都去“安抚”，但这位郑先生到了邺都后，王殷的儿子在邺都任衙内指挥使，并不出来拜见这位使者。郑仁诲又贪图王殷的家财，于是“擅自”将王殷的儿子杀掉，把他的家属都迁徙到登州流放地去了。

据说王殷回朝之前，邺城寺庙的大钟，悬挂处断开，大钟掉落。又有人说邺都府邸的幡竿之上出现火光。还有说法，王殷入朝之前，邺都人为他饯行，王殷上马离开时，马镫断落，王殷也摔在地上。人们认为这都是不祥之兆。这类故实真假难辨，可以看作“命定论”的影响。但即使在这样的故实中，也仍然无法看到王殷的“罪恶”。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反复陈意，认为五代以来姑息藩镇是国家祸乱之源，因此，应该对藩镇用重典治理，乃至于杀掉几个藩镇，可以立威，也有利于国家安定，但即使如此，船山先生也认为“王殷无罪受诛”。

薛居正《旧五代史》也评论郭威诛杀王峻、王殷，不仅“不能驾驭权豪”而且未免“伤于猜忍”。这是五代时期由藩镇问题而引发的一个军政死结。依郭威的品性，他还没有能力和智慧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诛杀王峻、王殷的积极意义，如何令周世宗柴荣可以“乾纲独断”，将国家治理推向秩序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慕容彦超、王峻、王殷，三大藩镇，经由“郭威模式”，解决了。但这种模式，作为政治遗产，它的野蛮性质和文明性质共存于一个时空中。这就为后来的大宋帝国留下了一个两难的选择：不杀藩镇，藩镇有可能作乱；杀藩镇，国家法制就会受到伤害，天下文明也遥遥无期。

越是看到这类紧张，越是能够理解赵匡胤的公道之心、仁德之风，以及独具创意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赵匡胤，在两难选择中，走出了第三条道路。这是后话，容当后表。

柴皇后一见倾心

郭威称帝两年后，患有风痹，食饮不便，走路困难，而且病情越来越重。

当初在邺都时，他特别喜爱一个名叫曹翰的小吏，感到他才干不一般，就让他在柴荣手下做事。柴荣镇守澶州时，让曹翰做牙将。郭威称帝，以柴荣为晋王，几年后，以柴荣为开封尹，处理京师军政事宜。柴荣还没有召唤曹翰，不料曹翰却从澶州不请而至。柴荣很奇怪，曹翰对他说：“大王您是国家的储嗣，现在主上生病。大王应该亲自进入禁内侍奉医药，照顾主上啊！怎么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外面处理事情呢！”

柴荣是明白人，一下子就明白了曹翰这番话的玄机——

军国政令出自郭威，万一有不讳，越是靠近郭威越是占得先机。此外，能够入禁内侍奉医药的不止他一个人啊，至少还有主上的外甥李重进、主上的女婿张永德。这二人战功都比他这位主上的内侄、养子要大，军中影响也比他大，人望更比他高。万一有不讳，万事不可卜啊……

柴荣当晚就入住禁中，亲自侍奉养父。他的姑姑也即郭威的太太柴皇后也侍奉在旁。

说来这位柴皇后也是人物。

她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龙岗人，世家豪门。郭威“微时”，在洛阳就听说过这位柴女士，娶了她。但是据《东都事略》说，是柴女士首先选择了郭威。说柴女士本来是后唐庄宗的嫔妃，庄宗死后，明宗嗣位，将庄宗的后宫女子大多放回原籍。柴女士也在被遣返之中。

她从洛阳来到黄河边时，父母来接她。正赶上大风雨，只好暂时住在旅馆里。

这时，有一男子汉走过她的房门，只见这位汉子衣衫褴褛，几乎不能遮蔽自己。柴女士一见，惊问：“这是什么人啊？”

旅馆的主人说：“此人乃是马步军使郭雀儿也。”原来就是个小官，马步军中的连排长。

但柴女士对他是一见倾心，史料中的说法是“后异其人”（柴皇后对这个人很惊异），于是要嫁给他。而且马上就要嫁！她告诉了父母。

父母悲愤道：“你过去好歹也是皇帝身边的人，回家后得嫁个节度使才门当户对，奈何要嫁这个人！”

柴女士道：“这是一个贵人啊！不可失掉他啊！我囊中有宫中所得的钱财，给你们二老留一半，我要那一半。”

父母最后知道改变不了她，结果就在旅馆里成了婚。

所谓郭雀儿，即周太祖郭威也。柴女士剩下的那一半钱财也不是个小数目，用来资助郭威，郭威于是在汉高祖刘知远那里成为开国功臣。

郭威年轻时，好饮酒赌博，任侠，不拘细行，柴皇后对他规劝很多，史称郭威“每有内助之力焉”。柴荣小的时候就在姑姑身边，很聪明很忠厚也很谨慎，柴皇后特别疼爱他。

郭威对柴皇后有感恩之心，因此将柴荣收为养子，改姓为郭荣。

到了郭威病重的时候，下诏：诸司细小的事情都不必上奏，有大事，则由晋王郭荣禀告，由郭威直接宣布“可”或“否”而告示中外执行。

赵匡胤老爸赵弘殷，此时官拜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在与太祖郭威从征淮南慕容彦超时，有功。

柴荣为开封尹时，赵匡胤转开封府马直军使——首都卫戍部队骑兵指挥官，相当于今日京畿军区坦克部队总司令。

公元954年正月，后周太祖郭威死于滋德殿，二十日宣布太祖遗制，二十一日晋王郭荣即皇帝位。郭荣不久恢复原姓，更名柴荣。

郭威死时只有五十一岁。这一年，柴荣三十三岁，赵匡胤二十六岁。

一部兵书打天下

郭威生命短暂，但他在后期建构的后周帝国，确是五代时期表现相对优秀的一个帝国。他有一些德政，可以看出乱世中文明的曙光。

郭威很早就是孤儿，年轻时，有神采，大高个，做事往往与众不同，爱好兵勇之事，从来不想着老实本分种地养家。投在潞州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长治）麾下，因为好勇斗气，有一把子力气，为主帅所喜爱，因此他即使有过错，甚至犯禁，主帅也多能涵容过去。

有一次在城里逛，听说市民们很害怕一个壮健的屠夫，他就借着酒劲去找屠夫买肉，交易过程中，稍稍有点不如意，就厉声叱责这个屠夫，屠夫大怒，露出肚皮拍着说：“你敢刺我吗？”

郭威拿起一把剔骨刀，直接就捅进这厮肚子里去了。

出了人命，闹到府里。节度使大帅放个破绽，让郭威溜了。

郭威很聪明，喜欢操弄笔墨，在军旅之中，经常能够阅读一些公文，对军政事务，常常要弄明白怎么回事，一般人都佩服他的敏锐。有一个同僚叫李琼，有一次跟郭威等十个人在一起聚会饮酒，李琼认真地端详郭威，认为这位大兵不是凡人，于是跟这些人结为兄弟，他举酒，对同僚们说：“我们十个兄弟，有龙有蛇，他日富贵，谁也别忘了谁！如果违背这句话，天神会降下惩罚！”

于是，十兄弟刺臂出血，发了誓。

郭威与李琼关系尤其好。他曾到李琼的家里去看他，见李琼正襟危坐读书，一问，读的乃是《阃外春秋》，这是大唐玄宗时的一位军事家李筌的十卷本军事著作，当时流传于民间。

李琼也很自负，他说：“这书讲‘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分辨存亡治乱，记录贤愚成败，都在此书之中。”

郭威略一读，见内中一些概念术语，似懂非懂，就对李琼说：“这一部兵书，老兄要教教我。”

等到李琼给他讲内中的意思，他很快就理解了兵家的义理。从此以后，这一部《阃外春秋》，被郭威常常带在身上，遇到闲暇就读。有不懂的地方，就问李琼，甚至称李琼为老师。

李琼后来跟着石敬瑭也有战功，曾做到刺史，在石重贵时，遇盗，被杀。

郭威因为一本《阃外春秋》，自学成才，成为那个时期少见的读书人。他又能含英咀华，略经点拨即懂得兵法大要，成长为一个军事统帅。足见乱世之中，成就大事，也有门径。

意味深长的是，郭威的主要思想资源是一本兵家著作，但他在称帝之后，却在政治管理方向上，做出了迥异于五代其他帝王的努力。

他进入皇宫之后，自觉地要求过一种简朴生活（这方面与后唐明宗李嗣源很相近），他令人将内廷中的宝玉器具、金银器具，包括镶嵌有金玉等各种宝装的大床、案几、饮食器皿好几十件，拿到大殿，当着群臣的面砸碎了。还对侍臣们说：“凡是做帝王，哪里用得到这些玩意儿！”

不大懂得天下治理之道的人看到价值连城的宫中“宝物”被毁，会痛惜，但船山先生对此独具只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到郭威毁宝器事时，有一篇长篇议论，大意是说：

人的耳目口体各有所适，而人往往就要求得满足，这就是欲望。对这种欲望，君子懂得节制，庸人一味放纵。放纵而不知节制，那就不仅对自我的道德造成损害，对物质也是一个损害。但一般对物质的需求欲望还不算什么，天下的大恶是超过了耳目口体需要的所谓“宝器”。流俗最贵重的就是这玩意儿。它所造成的危害一般人未必明白。所以孟子要说：“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为什么呢？因为有此流俗，愚蠢的人会倾家荡产去购置收藏，以至于违背天伦、暴凌孤寡而不顾。富贵的人则会倒空府库、急收税赋、克扣军饷而求所谓“宝器”。流连把玩，危亡之祸已经不被他所关心。人们为了求得合浦之珠，将人杀死在深水之中；为了求得商周礼器，将人毁灭在古墓之中……多少人因此而败亡。很多人连个中的道理都不懂。所以说：郭威刚一建国，就取宫中宝器全部砸毁，倾亿万价值昂贵的宝器，敲碎它成为泥沙。不懂的人为之可惜，哪里懂得这些所谓“宝器”本来就与泥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郭威不留它们在天下，不用它们来启动天下人酷爱“宝器”的愚蠢之心，实在是件快意的事啊！

船山所论，自有思想来源，这是儒学教化天下的方法，也是道家重人轻物的理念，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有“再使风俗淳”的用心。但这类用心，对习惯于灯红酒绿的世界而言，可能太遥远了。

为民着想减免进贡

郭威还对历代的进贡制度作了更化。

此前，各藩镇，包括边远的异族，如回鹘、高丽等都有进贡“宝物”的“惯例”，到了郭威这里，全都免了。

他下了一篇专门减免进贡的诏书，内中说：

朕以很渺小的出身，现在居于各位王公之上，一直担心我的德行配不上我的地位，自我反省时，总是很惶恐。天下还没有过上好的生活，我哪里可以过分地奉养自己！更不可以在治理之道还没有实现古人的理想时，我就不知道节制地去享用。与其耗费奢靡而让人辛苦劳作，还不如我自己克制欲望而过俭约生活。从此以后，宫中日用所需，一律要有减损；四方所贡献的珍巧纤奇之物，一律都终止，不再进贡。天下州府所贡献的美食之类，都要有所减损。

郭威还不厌其烦地列出了一个各地进贡的美食名单，《旧五代史》中留下了这个名单，大略为——

两浙进贡的细酒、海味、姜瓜；

湖南进贡的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榄子；

河北镇州进贡的高公米、水梨；

易州、定州进贡的粟子；

河东进贡的白社梨、米粉、绿豆粉、玉屑籶子面；

永兴进贡的御田红粳米、新大麦面；

兴平进贡的苏粟子；

华州进贡的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硃柿、熊白；

河中进贡的树红枣、五味子、轻饧；

同州进贡的石鏊饼；

晋州、绛州进贡的葡萄、黄消梨；

陕府进贡的凤栖梨；

襄州进贡的紫姜、新笋、橘子；

安州进贡的折粳米、糟味；

青州进贡的水梨；

河阳进贡的诸杂果子；

许州进贡的御李子；

郑州进贡的新笋、鹅梨；

怀州进贡的寒食杏仁；

申州进贡的蘘荷；

亳州进贡的萆薢；

沿淮州各郡进贡的淮白鱼；

……

之所以连这些美食都禁止进贡，理由是：

此等之物，虽然都是出于土产，但也都是从百姓家里所取，未免劳烦当地之人，而且还都不便宜。再加上劳役负担，远途运输，运到京师之后，还要囤积在有关部门，甚为无用之物！

郭威从这些不算大的事件中看出其中可能调用的民力，这个就是圣贤之心，不简单。他能节制自己对美味的享用，也是一种“礼”，值得表彰。

开言路以求郅治

与历代富有文明理念的大帝一样，郭威也有开言路以求郅治的用心。

他下诏令在朝文武臣僚，各自都上书给朝廷，凡是有益国利民之事，要尽快形成提案报上来。都要直书其事，不要写得花里胡哨，不必雕琢文字。

诏书说得很谦虚：

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

郭威德政不少。

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契丹辖地瀛州、莫州、幽州涝灾，发大水，流民进入边塞，散居在河北各地，总数有数十万人，而契丹无力拯救这些受灾人，于是，各州、县也不加禁止，听凭难民南下。后周太祖郭威听到消息后，下诏：有关各州、县必须救济接待流民。

史称此前被抢掠或大逃亡，而跑到契丹去的中原士庶，回来了一大半。

这不是个小事情。安排“异国”难民，是现代文明。后周太祖郭威做到了。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南唐旱灾。灾情相当严重，以至于淮南一带，井水、泉水，都已经干涸；淮河干得露出河底，可徒步走过。饥民们渡过淮河北上，人流接连不断。但南唐的濠州（今属安徽凤阳）、寿州（今属安徽寿县）发兵阻止，不许百姓逃亡。百姓与士兵争斗后，有幸运的，就朝北奔来。这样就要消耗属于后周辖境的粮食，有人提出要阻止南唐流民北上。

郭威知道后说：“对方和我方的百姓，都是一样的人。不要阻止，可以听凭南面百姓过淮河，任他们来买粮。”

但南唐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在淮河南岸修筑仓库，装扮成百姓驾着舟船、车辆到淮北来多买粮食，以此供应军队。

几个月后，消耗了后周大量粮草。到了秋天，郭威不得已下诏说：“南边的百姓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可以准许；但用船只、车辆运载粮食，不准许。”

这个事件，不难看出，对峙着的南唐和后周，谁更文明。

但“春秋责备贤者”，船山先生对郭威的这个良苦用心还是不满意，他为此发布了一个重要意见，在《读通鉴论》中，他认为：郭威禁止船只、车辆运载粮食，只同意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这样，恩惠只能达到附近的士庶，稍远一些的士庶，力气弱无法到达淮河北岸的，就会有人继续饿死。郭威正有吞并江淮的计划，心里只想着不给敌人提供粮食，是为了困扰敌人，自以为得意，但他不知道，这种小人之智，只能白白损害仁义，而实际上也不起作用。

船山认为：不管怎么旱，也不会有饿死的大兵，所饿死的都是庶民。江淮大旱，没有兵食，大兵就会抢掠民间；如果郭威能让对方的大兵有吃的，对敌国的百姓也是一种纾解——因为大兵有了吃的就不会再去掠夺当地百姓了。况且，禁止船只、车辆，那大兵们就会与百姓争着来买米，如此则百姓死伤者就会很多。这样一来让敌方的兵、民都会不满意，“无德于民”，百姓不满意；“积怨于兵”，敌军不满意。就像过去战国时秦国、晋国，也有过类似的事，秦国灾荒，晋国不援助粮食，结果秦国人人同仇敌忾，最后大败晋国。因此，真正“大有为者”，不会与人“争一饥一饱”的利益或损失在哪里。只有深切地研究“人情物理”的机缘，而后才可以“尽智”“全仁”，表现真正智慧的大道，显现整全仁德的义理。郭威这个举动，还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这是“为德不永，而功亦不集”，布施仁德不能有始有终，所以他的功业也没有达到集大成。

船山的结论性意见是：

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区区之算奚当哉！

只有心存捍卫天下文明者，可以得天下；区区的算计哪里足以当此！

帝王，是帝制时代的最高精英代表，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天下”兴衰，关系到“天下”文明的方向。船山先生一番“责备贤者”所论，让人看到“人情物理”的深邃之处。这类意见，是邦国治理自然法原理的别样阐释，对政治家而言，就有令人敬畏的警示功能。

郭威已经很努力了，但因为他是帝国第一精英，因此后人的判官之笔有理由对他要求得更为精审。治史，很大程度上是对千人的“审判”。船山先生的意见值得更多关心政治哲学的人，慢慢想一想。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历年积累下来的土地归属问题开始呈现。

中国历来有屯田制度。一般就是招募地方农民，到无主的土地去耕种，国家收取赋税。屯田，是寓兵于农的国家战略，利国利民。汉代以来的屯田大多在边疆地区，交给戍卫的兵士耕种。唐末以来，中原开始大量驻军，尤其各大藩镇，大军所在之处都寻找无主之田地设置所谓“营田”，然后招募富裕的农户耕种，交租。地方如此，中央户部，也另外设置相关机构，总管天下“营田”。这个机构所得租税，上缴国库，不隶属于地方州县。这样一来，渐有弊端发生。如有的地方壮丁多，但是没有徭役，因为都在耕种“营田”；有的地方借着“营田”的独立性，收容或庇护奸人盗贼，地方州县也没有法子追究。

任何一个制度施行久了都会有弊端出现，而后需要修补、更化、变革、转型。美国的宪法制度人称良善，但230年来，已经有二十七项宪法修正案实施，正在审议中的还有未获通过的若干种修正案。平均不到十年就有一项修正案被提出并通过。五代以来的屯田制度，也需要修正。

当初后梁时，曾进击淮南，抢掠到数以千万计的耕牛，后梁将这些牛提供给东南各州耕种营田的农户，让他们每年交租。这是郭威接手中原之后，连营田一块接受过来的案例。

后梁到后周，几十年过去了，牛可是都死了，但按照制度规定，租子还不能免。就这一个案例，就让农民深受其苦。因为农民们弄不清这些营田的究竟归属，一般都不敢在所属营田之上投资盖房种树等。先贤云“无恒产者无恒心”，在这个历史故实中得到精准再现。

郭威知道此中弊端。这时正好有关心此事的大臣提出：各地方可以“便宜行事”，撤销营田。

但撤销营田后，已经耕种了几十年土地的农民怎么办？

郭威一道敕令，体现了了不起的民生精神。敕令说，从此以后，全部取消朝廷户部管理的营田事务，将耕种营田的农民，划归地方州、县。他们现在的田地、庐舍、耕牛、农具，同时一并赐给现在的耕种者作为永久产业！以前规定的牛租，从此以后，全部蠲免。

这一件利民的大举措，即刻让境内的农民得到（如俗话所说）生产力大解放。当年，户部就增加了三万多户人口。农民有了这些永久产业，更有了积极性在自家田地上修葺房屋、种植树木，史称农民获取地利数倍于以前。

但觊觎私有财产似乎是人类贪婪的根性。看到有农民因此而获利，朝中就有人对郭威说：“过去留下了那么多营田，其中不少是肥沃富饶的，不如收归国有，将它们卖掉。如此，可以得到至少几十万贯钱财来充实国库。”

郭威更说了一句够得上伟大的话：“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

利益在农民那里，就如同在国家一样，朕用这些卖地得来的钱干什么！

短暂的帝王生涯

广顺四年，公元954年，郭威已经病重，在气息奄奄中，多次告诫柴荣说：

“从前我在西征中，曾看到唐朝留下的十八座皇陵，竟然没有一座不被挖掘的！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多藏金银钱财、奇珍宝玉的缘故。我死后，你，一定要给我穿上纸衣，要使用黄土烧制的棺材收敛我。丧事办理要迅速，安葬要迅速，不要把我久久地留在宫中。墓穴里不要用石头，就用砖来代替。工匠役徒都要由官府出钱雇佣，不要白白给百姓添麻烦。安葬完毕，就招募靠近陵墓的百姓，三十家够了，免除他们的各种徭役，就让他们看守陵墓。不修地下宫室，不设守陵宫人，不要造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要刻一块石碑立在陵前，写上：‘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后继天子不敢违约。’这是我最后的遗嘱。你如果违背我的话，我可就不施福给你！”

郭威主张薄葬。

按儒学思想，薄葬未必有益于天下，但厚葬的弊端也可以考见。无论如何，郭威想到的是俭朴下葬，这也是有益于民生的举措。对比一下秦始皇即可知道他节约了多少民力，省却了多少民脂民膏。

有记录说：郭威病逝当夜，“东北有大星坠，其声如雷”。

《旧五代史》的主编薛居正对郭威的评价用了近两百字，文采华美，史论精当，值得录在这里：

周太祖昔在初潜，未闻多誉。洎西平蒲阪，北镇邺台，有统御之劳，显英伟之量。旋属汉道斯季，天命有归。总虎旅以荡神京，不无惭德；揽龙图而登帝位，遂阐皇风。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者也。所以鲁国凶徒，望风而散，并门遗孽，引日偷生。及鼎驾之将升，命瓦棺而薄葬，勤俭之美，终始可称。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诛，议者讥其不能驾驭权豪，伤于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周太祖郭威没有飞腾之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声誉。等到平定西部的河中李守贞，坐镇北部的邺都天雄军，开始有了统御军政的功劳，显示了英伟出众的器局。不久赶上后汉国运衰微，天命有所归属。郭威于是率领雄师扫荡京城，不能不说连他自己也会感到内心有愧；等到手握乾纲而登上帝位，就开始开创美好的风气。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清除了往朝的弊政；过了一年就使天下人心大服，怎么能做到这样改恶从善呢？应该说是郭威应变无穷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所以鲁国故地的慕容彦超，在被征讨中，望风而散；河东并州的刘氏残余，在后周压力下，只能苟延残喘。等到太祖临终时刻，又命令瓦棺薄葬，这种勤俭的美德，有始有终，值得称道。虽然他享有帝王的时间不长，但作为开创基业来说，已经做得相当充裕。然而最后处决王峻、王殷，谈论这件事的人都讥讽指责他不能驾驭权臣豪士，这种诛杀大臣的无情，亏损了他自己的德行。从因果来看，他之所以在位时间这么短，大概也许是有缘由的啊！

船山《读通鉴论》对郭威的评价也不低。他认为：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乱不可止，自康承训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讨庞勋始……朱温甫灭，沙陀旋窃，石敬瑭、刘知远皆其部落，延至于郭威，而中国始有得主之望，祸亦烈矣哉！

大唐灭亡之所以不可救、五代祸乱之所以不可止，原因从康承训上奏让朱邪赤心带领沙陀三个部落讨伐庞勋开始……大唐帝国之后，后梁的朱温也被灭掉，从此以后，中原被沙陀人窃取（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人建国），石敬瑭、刘知远等都属于沙陀的部落。这种异族占据中原的格局，直到郭威出现，才使中原有了得到自己君主的希望。引沙陀进入中原的祸患实在是太严重啦！

船山先生念念不忘的是夷夏之辨。这一层道理，在五代乱世中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引动异族入主中原，也许可以解决一时的政权危机，但长久看，为害中原、令衣冠文明沦丧的根源也往往在此。郭威以后，中原政权重新回归本土，这是一件有关族群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宏大事件，从中入手，钩沉潜隐其间的故实，也许可以演绎重要的人类文化学成果。

郭威短暂的帝王生涯结束。

后周，进入了大帝柴荣的时代。

贰 南唐的前世今生

契丹之外，体量最大的是南唐。它几乎奄有了大半个江南，还占据了江淮之地，就是这个江淮之地，让南唐有了令人羡慕的北部屏障。

乱世中，南唐何以做到这一步？

中原对北敌的战略

柴荣继位后，最想解决的是契丹问题。

契丹问题中，最急于解决的是燕云十六州问题。

但解决燕云十六州问题，几乎需要倾国之力。中央禁军几乎要全部出动，而大军北上，究竟需要多少时日，难于预期。这样，就留下了空虚的后方，而后方，其他小国不去说了，单是南唐、后蜀，两大“藩镇帝国”就对中原一直虎视眈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生的北汉。这个北汉，看上去不大，所辖之地无非就是过去的河东之地，却是过去石敬瑭、刘知远等人赖以成就后晋、后汉的根据地。况且，北汉又与后周已经结成世仇，谁又能知道在征讨契丹的时候，它会做出什么动作来呢？

柴荣，那一颗年轻的鹰隼之心，在思考。

他知道，解决契丹问题之前，先要面对北汉问题，后蜀问题，淮南问题。这之中，个头最大的是淮南问题，因为，淮南属于南唐，而南唐，不仅享有江南广袤的富庶之地，而且属于“衣冠之国”，在“五代十国”中，最具有“正朔”的性质。后周动江淮，就要直面南唐；而直面南唐，就是一场“正朔之争”，不仅可能很惨烈，而且还要付出道义风险——有什么理由跟一个安静地待在江南近二十年的大国发动战争呢？

石敬瑭以割让国土为条件，获取国家政权及天子地位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它启迪了北方与南方诸国的政治想象力：中原王朝都可以这么干，我们似乎也可以联手契丹，对付中原王朝。

基于这个想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居于北方的北汉、西夏，就与契丹有过事实上的战略联盟；居于南方的后蜀、南唐，也与契丹有过试探性的战略联盟。目的只有一个：牵制中原王朝。

这一格局，南唐与契丹的勾结最为凶险，因为它一旦勾结成功，即意味着对中原王朝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这是后晋、后汉、后周，一直到大宋王朝出现，都不愿意看到的地缘政治格局。

但南唐确实与契丹有过接触，甚至是实质性接触。

南唐联系契丹，是“赵匡胤时代”的一大关节，涉及中原诸国与北邻的地缘政治大问题。由于后周与大宋都以中原正朔自居，因此，对勾结契丹的邦国会相当敏感；而后蜀和南唐，也会尽可能地争取境外势力，牵制中原武装力量，进而对抗中原席卷天下的趋势以求自保。这样，中原南方邦国与北方草原帝国的接触，探索合作之可能，就成为“赵匡胤时代”出现的一种战略联合，在这个方向，互相间甚至不惜动用间谍手段。

问题还有另外的复杂性。如南唐，在与契丹勾结的同时，也曾拒绝了契丹试图“册封”南唐的政治模式；但也可以反过来说：南唐尽管拒绝了契丹“册封”的政治模式，但从没有忘记勾结契丹南北夹击后周或大宋。

青年柴荣看到了契丹入主中原，但也看到了后晋与契丹决战中的光荣。阳城之战，是中原险胜契丹的辉煌战例；中原将士战胜草原帝国，纳入中国史来看，这样的胜利也为数不多。用俗话说：这是彪炳史册的重要战役。其间，中原将士奋勇杀敌舍命向前的斗志，成为鼓舞后来爱国将士的故实。它预示了：石敬瑭以来，草原帝国，并非不可战胜！

但从大唐帝国晚期以来，契丹屡屡入侵中原的故实，以及契丹颠覆后晋的故实，确实给中原衣冠造成了沉重的阴影。

——草原帝国居然可以灭亡中原帝国！

它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

契丹灭晋，灭亡中原帝国。这一故实引发了更多中原俊秀、有识之士不得不长考中原对北敌的战略。这些人包括李璟、柴荣、王朴、赵普、赵匡胤……

最终一定要解决契丹问题，给我中原衣冠之邦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

但是南唐、后蜀怎么办？

北汉怎么办？

先解决哪一个？先动契丹，还是先动南唐，抑或先动北汉、后蜀？

契丹之外，体量最大的是南唐。它几乎奄有了大半个江南，还占据了江淮之地，就是这个江淮之地，让南唐有了令人羡慕的北部屏障。

乱世中，南唐何以做到这一步？

杨行密斩杀朱延寿

南唐的前世今生，与当时一个自称为吴国的藩镇有关。

吴国，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之一，第一任首领为杨行密。

大唐帝国晚期，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后来因为有功，得到提升，被大唐拜为吴王，建都广陵（也即扬州），称江都府。

传统中国职务的行政级别，“帝”，最高，全国只能有一个“帝”；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那就意味着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但是“王”不同。一个版图内可以有多个“王”。作为“王”，一般都据有领地，如果没有领地，也会有“汤沐邑”，也即圈定一块地方，将这个地方的租税收入划拨给他，等于是该“王”的固定的税收来源地。这个领地，就可以称之为“国”。“王国”在“帝国”之下，是可以和平存在的，不算是国家分裂。“王”是被“帝”“封”的，因此“王国”又称为“封国”。

“王”之下，才是“公侯伯子男”诸爵位。这类爵位一般没有领地，但可以“食邑”，也即“吃地方”，有地方贡献租谷、布帛、钱粮、草料什么，可以折合成粟米，计量单位为“石”，统计单位为“户”。所谓“万户侯”，就是“食邑万户”。如果每户缴纳租税二斗，万户就是“二千石”，就可以称“食二千石”。当然，“食”多少户，很多时候是虚数，实际得到的要少得多。

有辖地的“王”，比较威风，基本上就是一个小于帝国的独立王国。历史上的独立王国很多，有人干好事，有人干坏事，都以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地方，甚至比帝国对地方的影响还大。所以，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帝”对中国影响最大；但如果细细地做计量分析，“王”可能比“帝”对中国的影响更大。

杨行密所据有的“江都府”，可以称为一个“国”，史称“吴国”，是被大唐“帝国”封赏的一个“王国”。

“吴国”辖地包括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地，有州郡一百多，是个事实上的大“国”。

说来杨行密这个人物，够得上江南一大枭雄。他出身贫寒，但长得人高马大，有力，能举起三百斤的东西，一天可走三百里路。早年参加江淮地区的造反活动被抓，但就像郭威因为被主帅喜欢，虽然闹事，还是被有意释放一样，杨行密也遇到这样一个欣赏他的人，将他放掉。

大唐时代，他曾被招募到宁夏去戍守，一年期满，返回家乡庐州（今属合肥），但有军吏不喜欢他，欺负他，令他再戍守一年。杨行密接到通知，啥也不说，准备了行囊就出发，特意路过这个给他使坏的军吏门前。军吏假装没事人，问他：“您呐，这是要干吗去啊？”杨行密走近他，大声道：“干吗去？来取你的项上人头！”说着当即砍下军吏的脑袋，提着就出了门，开始造反，占据了庐州。这就是杨行密“起家”之始。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断扩大地盘，在江淮之间跟人打了许多次惊心动魄的战斗，最后拥有了江淮和江南的十几个州郡。

杨行密独处的时候，据说常有一个黑衣服的人侍奉在他的后面。后来他有了军队，一律弄一块黑布裹在脑袋上，史称“黑云都”。

跟随他一起起兵的人有个朱延寿，此人比杨行密手段还要辣，打仗时，多次以少击众而获胜，靠的是他说一不二的“纪律性”。据说，他安排的战事，如果不胜，所有退后的士卒一律杀之。而且他下的命令，不准许有一点折扣。有一次与后梁军队作战，他让士卒二百人带着大剑前往，但又指着其中一个士卒让他留下。这个士卒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和勇敢，就说：“我也愿意去杀敌效劳！”朱延寿当即将他斩首。这就是所谓“令必行”。士卒们怕他比怕敌人还厉害。这个人是杨行密太太的兄弟。

朱延寿在杨行密做了节度使之后，有了背叛之心，很想夺了杨行密的位置，自任藩帅。在镇守寿州（今属安徽六安）时，他就与后梁的军队有了勾结。这事让杨行密开始警觉起来。

杨行密镇守扬州，做了两件事，来解决朱延寿。

第一件事，他知道朱延寿性情忮刻，待士卒狠毒，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对将士们施行怀柔政策，尽可能地笼络人心。当时军中很多盗贼，杨行密每一次抓到盗贼之后，都将所盗之物还给盗贼，而后放回，还悄悄告诉说：“千万别让朱延寿知道啊！他知道可放不了你啦！”但事后，杨行密则用一种办法让朱延寿知道盗贼之事，盗贼于是还是被杀。

这样，军中就有了对杨行密的好感。

第二件事，他开始装瞎子。他假装说有眼病，一直装了三年，每一次接见朱延寿那边来的使者，一定要错乱一些物件，显示自己眼睛已经快瞎了的样子。在家里走动，好几次撞到柱子上，几乎撞晕，要朱夫人救治，才得好转。这个朱夫人以为自己的丈夫真的瞎了，与家中的仆人多年通奸，现在来来往往的，躲着所有的人，但就是不避杨行密。

有一天，杨行密对朱夫人说：“我这眼病啊，看来是好不了啦！我这几个儿子没有一个像样的。我想将军府中的事，交给大舅哥。你帮我召他来一次，跟他商量这个事。”

朱夫人就给自家兄弟写了一封信。

朱延寿得信不疑，很高兴地来到军府。

杨行密坐在正厅，朱延寿来见。杨行密忽然睁开眼睛说：“多年不见大舅哥啦，现在见到啦！”

朱延寿猝不及防，四廊勇士出来，当即抓住，当即杀掉。

杨行密同时休了朱夫人。

朱延寿是当时一等一的帅哥，长得相当漂亮，很得妻子喜爱。据说朱延寿在寿州，他的妻子王氏接到朱夫人的信件后，以为这是大好事，但也可能存在风险，就勉励朱延寿说：“此行如果真的得到兵权，成就你大志，甚好。寿州到扬州，不算太远，期待你每天给我来一封信通告平安，省得我惦念。”最后一天，平安消息没有到。王氏对府里人说：“事情的结果已经知道了！”于是开始指挥家仆，全都带上兵器，将府邸大门关上。不久，扬州方向的捕骑来到朱府，围得水泄不通。王氏知道不能胜，但她所爱的男人已死，她也不想苟活，于是集中了家属，将府中财富全部分了，然后放火焚烧府廨，向上苍叩拜道：“妾誓不以皎然之躯，为仇者所辱！”

我发誓不会让我这个只属于朱延寿的干干净净的身体，被仇人侮辱！

于是，自己投入火中而死。

徐知训荒淫昏暴

杨行密纵横江淮时，遇到了另一个江南枭雄，此人名钱镠（音留）。

钱镠帮助大唐王朝擒获纵横于江浙的藩帅，因功受赏，于是坐镇杭州，管辖江浙十几个州郡，成为吴国东南部的一大藩镇，史称吴越。也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与杨行密的“吴国”一样，“吴越”后来也升级为“吴越国”，钱镠称王。

开始时，杨行密多次侵凌钱镠领地，钱镠起而抗击，双方各有胜负，大有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格局。于是双方开始使用巫术，互相诅咒，杨行密命人用一种特制的绳索穿铜钱，号称“穿钱眼”。钱镠也不示弱，每年让人用大斧子砍杨柳树的树冠，号称“斫杨头”。多年来，两位藩帅兵连祸结，折腾得筋疲力尽。

最后钱镠将自己的儿子钱元璙送到广陵去见杨行密，两个任务，一是说服杨行密两家握手言和，一是要娶了杨行密的女儿回杭州。

钱元璙，是钱镠的第六子，史称“仪状瑰杰，风神俊迈”，仪表堂堂，出类拔萃，风神英俊而又豪迈，杨行密一见就心生喜欢，当即将女儿嫁给了他。

有此一桩婚姻，吴国与吴越有了多年的和平。

两国在和平环境下，又都居于江南富庶之地，很快就同时得到经济文化大发展。两国人民的“幸福指数”远远超过中原诸国。

杨行密去世后，他的儿子杨渥世袭称王。

这时大唐帝国被后梁颠覆，吴国不承认后梁，还在沿用大唐的年号。

杨渥不如他爹，比较昏，大臣们对他有不满。有个叫徐温的人发动兵变，将杨渥推翻，拥立杨隆演为王。

杨隆演时改元，这就等于不再承认大唐的正统和法统，因为大唐已经不存在了，而他又不想承认后梁、后唐等中原帝国，所以事实上是以“王国”的身份在与中原诸“帝国”相抗衡。所谓“五代十国”，就是在这类抗衡中有了故事。

吴国的政权事实上已经在徐温手里。

徐温的长子徐知训借着父亲的威风，有了骄横恣肆的习性。他不仅欺凌诸将，连国王杨隆演也欺负。杨隆演惧怕他们父子俩，不敢反抗，成为傀儡国王。

徐温对吴王杨隆演还有敬意，但徐知训则戏弄轻慢吴王，没有君臣礼节。

他曾和吴王一起装扮戏子演戏玩，他自己出演军官角色，让吴王出演僮奴角色，把头发扎成两个丫角，穿着破旧的衣裳，拿着帽子，跟在他身后。

徐知训又与吴王在河上划船，吴王站起来，徐知训就用弹弓子弹他。平时跟吴王在寺庙里赏花，喝了酒就耍酒疯，狂悖傲慢得吓哭了吴王，随从们都吓得发抖。他甚至还打死吴王的亲近官吏，将佐们没人敢说话。

徐知训很是荒淫昏暴，官职也不小，在吴国做着内外马步都军使、同平章事，还领着一个大州的节度使，等于是吴国的马军步军司令官，国务大臣，又是一方藩镇。

有一位知州，家里养着“文工团”，有几十个女艺人，徐知训见过，想要收为己用。这位知州派使者见他，很诚恳也很谦逊地对他说：“卑职家中的戏子们年龄都大了，有的都有了孩子，哪里值得侍候贵人！我当为您寻找一些年轻美丽的女子。”徐知训闻言生气，对使者说：“你信不信，以后我要杀了这个知州，连他妻子也一起要过来！”

但这些事，徐温都不知道。

除祸害自刎而死

杨隆演的宿卫将军们内心不服气，有一次，就劫持了杨隆演，不管杨隆演同意不同意，开始以国王的名义征发城内兵众讨伐徐知训。徐知训闻讯害怕，想逃跑，被部下劝住。最后吴国的大将，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即国务大臣、全国兵马副总指挥朱瑾带着本部兵马将徐知训从危机中救了出来。

这位朱瑾也是五代十国时的一位枭雄，辣手处往往出人意料。他过去在山东郓州做军校时，被兖州节度使看中，特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朱瑾应了这门亲事，到了日子，去迎亲，但迎亲的队伍却都是他的亲兵，而在迎亲器具中，马车上，礼品箱子中，都藏了兵器。夜里到了兖州，一声唿哨，迎亲队伍成了攻城队伍，老丈人节度使被赶跑，女婿朱瑾做了“留后”，大唐朝廷承认既成事实，封他为兖州节度使。

但他在与后梁作战中，有胜有败，最后一战失利，兖州失守，妻子也被人掳去，他再回到兖州时，家已经没了。随后，他南下投奔了淮南杨行密。

杨行密本来就没啥价值观，他欣赏的就是能征惯战兵强马壮之辈。他很早就听说过朱瑾的骁勇狠辣，见面时，解下自己身上的玉带赠给他。他跟着杨行密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最后也做了一方藩镇，领平卢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吴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与徐温一样，是吴国的两大台柱子。

但杨行密死后，吴国形势大变，大权转移到徐温手里。徐温和儿子徐知训对朱瑾都有提防，甚至动过念头，要除掉朱瑾。

朱瑾的做法是，不动声色，尽量讨好徐氏父子。甚至有人试图铲除徐知训时，朱瑾还带兵相救。

但这位徐知训是个色鬼，朱瑾有时会派爱妾到徐知训府上去看望徐家眷属，结果徐知训没有按捺住陡然而起的欲火，强奸了朱瑾的爱妾。爱妾回来说这个事，朱瑾终于动了杀机。

他开始多次暗示国王杨隆演诛杀徐氏父子，但杨隆演怯懦，不敢做这事。

朱瑾决计自己来做这事。

但他表面上对待徐知训更加谦恭谨慎。

不久，徐知训到泗州去筹建静淮军，由朱瑾做节度使。就要离开扬州，朱瑾想想再不报仇，以后的日子更不好安排。想想平日自己隐藏得很深，徐知训未必知道自己对他早已是满腔仇恨。于是，很热情地邀请徐知训到自家府上来吃酒，还说是请自己爱妾陪侍，并在行前拟将自己的爱马赠送徐知训作为寿礼。

徐知训高兴，来到朱府。朱瑾安排跟随徐知训前来的亲兵们在厢房用餐，先带着徐知训看了自己的爱马。朱瑾最好的马，冬天要有帷幄御寒，夏天要有伞罗遮阳。徐知训与朱瑾回到大厅后坐定，朱瑾亲自斟酒给他。这时那个爱妾又来敬酒、献歌。徐知训被恭维得迷迷糊糊。

酒过三巡，朱瑾又请他升堂，让妻子与徐知训见面。请客人到后堂见自己的妻子，这是对客人至为信任的举动。

徐知训欣然起行。

徐知训也知礼节，见到朱瑾太太，即揖鞠躬拜谢。朱瑾就趁他低头的刹那，手持象牙笏板，猛击他的后脑，将他打翻在地，与此同时，伏兵出来，割了徐知训的脑袋。

请徐知训到朱府来的时候，朱瑾担心有动静被同来的亲兵所知，故意在庭院驯马，让马儿在院中嘶鸣踢闹，遮掩杂音。

朱瑾带着徐知训到了庭院，徐知训的亲兵们一哄而散。

朱瑾于是提了这颗脑袋，骑马去见国王杨隆演。他想徐温父子一向欺侮吴主，现在他诛除了祸害之一，国王应该对他有赞赏，更应该支持他。如此，调动起朝廷大军来，一举歼灭徐温等人，应该没有问题。

他见到国王，出示徐知训的脑袋说：“臣今日为吴国除害啦！”

杨隆演推卸责任，战战兢兢地说：“这事我不敢知道，跟我没有关系。”

说罢赶紧向内室走去。

朱瑾看到这个宁肯被欺侮也不作为的君主，气得抓起徐知训的脑袋向厅堂里的柱子扔去，大骂一声：“这个国王跟个婢子似的，真是不足与成大事！”

他知道没有国王支持，这件事凶多吉少，赶紧提剑出门。府门已经关上了，他走不出去。于是翻墙，但从高大的墙头掉了下来，摔断了一只脚。徐知训死了，还有他爹徐温呢！跟随徐知训到朱瑾府上的人，早已通知了徐温。追兵就迫近了王府。朱瑾看到追兵越来越多，估计跑不掉了，大呼道：“我为了万人而除害，而以我一身做牺牲！”

说罢自刎而死。

朱瑾的府上亲兵与徐温的亲兵有了战斗，四面火起。

“王国”升格“帝国”

徐温的养子徐知诰在做金陵刺史时，将城中治理得很有兴盛之相。徐温从吴国首都扬州巡视到金陵后，很喜欢这里的繁荣，于是将润州（今属镇江）的镇海军治所迁移到金陵，调任徐知诰做润州团练使。徐知诰不高兴，觉得润州与扬州太近了，容易受牵制，就想到宣州（今属安徽）去。但徐温没有答应。徐知诰很失望，想继续往其他州镇调动。这时，他的谋士宋齐丘为他奉献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意见：“扬州的三郎徐知训很是骄纵淫暴，迟早会败亡。润州离扬州只有一水之隔，想想，这是上天授予你的啊！”

这番话用三个汉字表达就是“守润州”。明白人不用多说。徐知诰一下子就掂出了这番话的含金量，于是高兴地从金陵到润州去上任了。

从前，徐知训和他的弟弟徐知询，对徐知诰都没有礼貌，他们对这个父亲的养子有忌惮。徐知训曾召集兄弟们一起喝酒，徐知诰不到，徐知训生气地说：“上我们徐家讨饭吃的家伙，敬酒不吃吃罚酒，请他不来，难道想吃刀剑吗？”后来徐知训又曾与徐知诰一起喝酒，府里埋伏了甲兵，准备杀死徐知诰。这时徐温的另一个儿子徐知谏，一直对这位外姓的兄长很友好，就暗踩徐知诰的脚，示意他。徐知诰警觉，假装起来上厕所逃掉了。徐知训知道后，把自己使用的剑交给他的亲信，让他去追赶徐知诰杀掉他。亲信骑马追上后，只是举起剑来向徐知诰表示一下，就勒马返回了，回去后，告诉徐知训说是没有追上。

这些故实都在证明，徐知训倒行逆施，早已失去人心，而徐知诰在润州，与他隔江相望，正在等待机遇。

朱瑾事发，徐知诰在润州（今属镇江）隔江见到大火，知道国内有变，于是率兵来扬州平乱。大兵围了朱瑾府邸，按照徐温意见，就要诛杀朱瑾全家。朱瑾的妻子临刑时掉下泪来。朱瑾的爱妾对她说：“为啥要哭啊！我们这次就是要去见朱公嘛！不必哭！”朱妻听到这样说，想想也是，于是“欣然就戮”，很高兴地接受了杀戮。

杨隆演一直是“虚”着的一位“君主”。徐温一直是握有大权的执政者。但徐温年岁渐长，身体多病，长子徐知训又被朱瑾杀死，徐知诰的地位开始凸显出来。徐温于是指定徐知诰代替徐知训，总理国政。

杨隆演并不快活，因为他没有大权，大权都在徐温手里。他在放纵中匆匆地走完一生，只做了一年国王，就病逝了。

吴国最后一个君王杨溥被徐温拥立。

几年后，徐温也去世，杨溥在徐知诰等大臣的拥立中，升格，做了皇帝，将吴国的“王国”升格为“帝国”。

徐温死后，养子徐知诰继续执政，辅佐杨溥。因为国家已经升格为“帝国”，因此下面就可以有多个“王国”。徐知诰就被封为“齐王”，所辖之地即为“齐国”。但徐知诰做了“王”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规划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将帝国首都由江都扬州迁移到金陵南京；

第二件事，他改名为李昪（音便）；

第三件事，他想办法让杨溥将帝位禅让给了他，开始改“吴”为“齐”，后来改为“唐”。

为了和李世民的大唐帝国、李存勖的后唐帝国区别开来，李昪建构的这个“唐”国，史称“南唐”。史称“南唐先主李昪”，以区别于“南唐中主李璟”和“南唐后主李煜”。

“先主李昪”，有些书里也称为“烈主李昪”。在五代十国历史叙事中，“先主”“烈主”“李昪”“徐知诰”都是指同一个人。

南唐建立，是公元937年发生的事。赵匡胤这一年十岁。

南唐“鬼才”宋齐丘

徐知诰也即李昪，后来自称是大唐宪宗的儿子建王李恪之后。据说，他的祖父做过徐州判官，并死在任所。李昪曾流落江湖，岁数大点以后，曾来投靠杨行密。杨行密很喜欢他的气度，收为养子。但杨氏子弟不能容他，估计是担心来分财产之类，杨行密将他送给大将徐温为养子，更名徐知诰。

徐知诰壮年之后，是大个子，宽额头，高鼻梁，史称为人“温厚有谋”。

徐温也不是凡人，杨行密死后，很快独掌吴国大权。而徐知诰则在辅佐徐温的同时，培植起自己的党羽。

徐知诰的方法是：对杨氏旧臣施行怀柔政策，许诺给各位高位重爵；对北来的知识分子，则施行封赏政策，给予超拔奖励；无论南人北人，徐知诰一律推诚相待。很快，他身边聚集起一批名流。

正是这一批名流，帮助徐知诰得到了天下。

也正是这一批名流，有些延续到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时代，成为大帝柴荣和赵匡胤需要面对的不可忽略的力量。老赵平潞州、下扬州、征荆州、扫南平、伐南汉、定西蜀，碰到的名流不多，他几乎是在极度轻蔑中完成南征北讨的；但平定南唐时，需要面对的名流却要多方考虑——武力征服南唐没有问题，但收拾人心，却需要江南名流。得罪了这一大堆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宋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老赵正在完成一件圣贤事业，他不愿意像五代诸君那样，不择手段地追求纯粹暴力下的堂皇胜利。老赵在推演以道义为核心的天下文明，而不是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权政制。

对徐知诰助力最大的名流就是宋齐丘。

此人乃是南唐早期人物中的一个“鬼才”。他辅佐徐知诰，有如赵普辅佐大宋太祖。

据说，他曾有诗献给徐知诰，诗曰：

养花如养贤，去草如去恶。松竹无时衰，蒲柳先秋落。

诗味一般，已经带着“以理入诗”的模样，但诗旨却有嫉恶如仇的意思。史称“烈祖奇其志，待以国士”。烈祖李昪很惊异他的远大志向，以国士规格对待他。“国士”，是昔日知识分子奔走于权贵府邸，带有知音性质的待遇，宋齐丘很高兴，更为忠实地为徐知诰谋划“大事”。

宋齐丘一直在徐知诰手下做秘书，关于行典礼、敬贤能、明赏罚、宽征赋之类意见，徐知诰“多见听用”，大多采纳，可谓言听计从。俩人很多话，越说越机密，徐知诰甚至为宋齐丘专门建了座小亭子，在水池中央，有桥可渡。他亲自去看宋齐丘时，将桥撤掉，俩人坐在亭内论天下事，常到深夜。又曾经在高堂中，不设屏障，中间置一个灰炉，但不生火。俩人拥炉而谈，有些机密意见，就在灰炉中手写，写后把灰抹平。所以俩人讨论了什么内容，无人知晓。但根据后来的故实逻辑推断，俩人在一起“研究讨论”的，很可能是与“建国大纲”相关的“远猷”。宋齐丘在为徐知诰谋天下。

这位宋齐丘，性情急躁，脾气大，与烈祖有议论不合之处，常常拂衣而起，不告别直接就走，以至于要烈祖多次赔了好话挽留他，他才勉强留下。由此可见，宋齐丘在池塘亭子里，在灰炉手谈中，应该是为烈祖贡献了重大谋略，不然不可能得到烈祖如此敬重。

徐温的辣手罪恶

徐知诰镇守润州时，就有人看出徐知诰不是善茬儿，就对徐温多次进言，要他重点任用徐氏嫡亲子执掌国政，不要交给机心难测的养子徐知诰。

开始，徐温不过听听而已，因为他对养子徐知诰太信任了，此外，自从徐知训被朱瑾杀掉之后，他另外的几个儿子也实在是太不争气啦！

最后，又有人提出这个意见。徐温已经在垂暮之年，开始点头称是，准备在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中选择略略像样的，替代养子徐知诰。

徐知诰听说后，开始时不想与徐氏诸子争权，就想不在朝内主政，可以外放到地方做藩镇。宋齐丘这时又像此前要他“守润州”一样，又给了他一个富有前瞻性智慧的意见：“请徐之”。

慢慢来，别着急，少安毋躁。

几天后，徐温死。

徐温在杨行密之后，控制了吴国；徐知诰在徐温之后，控制了吴国。而后，吴国转型为南唐。阴阳秘运中，等于杨行密、徐温在为南唐的出现培植元气，千辛万苦中，一切做好，于是拱手让与徐知诰。

徐温一生恶事不少，但他也有几件善事，值得表彰。

有一次，他跟着杨行密攻打宣州，旷日持久中，宣州城内粮草已尽，开始人吃人，最后城破，各位将领开始乘机掠夺财货，只有徐温迅即占领城内粮仓，将有限的粮食拿出来，做成粥，给城内饥饿的人吃。读史至此，为徐温的善举长久地受到感动。

徐温关心民生，母亲周氏去世，将吏们前往祭奠，制做了很多木偶人，像真人一样，高数尺，都穿着用罗锦做的衣服。徐温说：“这些布帛都出于百姓之力，怎能将它在这里烧掉呢？应解下来给贫苦的人穿用。”理解徐温对民生的温情需要一点想象力，想象一下饥饿风景，想象一下人在可能的劫掠中，不去发财，却去周济最需要活下去的饥民，想象一下一个将军，将自己的权力努力用在至弱的人群方向上，想象一下，他在历史现场，望着满目疮痍的破败之城，那种源于人之为人和圣贤教诲而来的恻隐之心，就知道：徐温此举，不简单。这是传统中国，吾土吾民最可珍贵的品质之一。

史称徐温为人性情沉稳坚毅，生活简朴。他不识字，但常让人阅读诉讼案件的口供。他会根据这些口供做出判决，一般还都入情入理，而不会徇私枉法。在此之前，别人主政，案件的判决并不如此，往往都用极为残酷的刑罚。徐温对部下说：“大事已定，我们应该力行善政，让人们能够睡上安稳觉。”这也是乱世中难得的公正治理理念在起作用。

他还能知错必改。有个将军有功，但得到的奖赏却不多。过了一年多，这个将军喝酒时跟众将争论，发牢骚，说主帅徐温待自己不公。有人就将这事给汇报上去，说这位将军有怨恨，为防万一，主张将此人处理掉。徐温说：“这是我的过错。”于是，擢升这位将军为刺史。笼络那些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难，难得是笼络那些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后者，需要一点襟怀。

但是也要看到，徐温辣手处，与五代十国的其他藩镇一样，也往往具有“反人类”的性质。那是乱世中最悲惨的风景。

在一次攻打宣州城的时候，宣州守将有个儿子，在外地做着牙将。宣州守将特别钟爱这个儿子。徐温设法将这个儿子捉来，押到宣州城下。这个儿子吓得战战兢兢，哭着向城楼上的父亲求生。守将于是不忍再战，最后开城投降。但徐温斩杀了守将的全家，史称“夷其族”。徐温此举有向诸将“立威”的意图，但杀俘乃是任何文明都反对的行为，徐温于是不免，是他一生无可豁免的罪恶。

“一言兴邦”的大计

不过徐温尽管大权在握，但他始终没有试图取代杨氏而自立为帝的意图。

有一次，杨隆演需要预立太子，徐温就从金陵回到京师扬州，与大臣们商议谁当为继承王位。

这时，有人揣摩徐温的心思，对他说：“当年蜀国先主刘备曾对武侯诸葛孔明有言：‘嗣子无能，您可以自代王位。’”

徐温闻言正色道：“我如真有此心取代王位，早就有机会这么干了，哪能等到今日！即使杨氏没有儿子，哪怕有个女儿也应立她为王！再有敢胡言乱语者，斩！”

于是拥立了杨溥代政事。

且说徐温死后，吴国境内，徐知诰环顾四境，发现从此再也没有了可以超越他的势力。

现在来看，宋齐丘“请徐之”三字不过是一个建议性意见。但这类建议性意见，如同此前的建议性意见“守润州”一样，是“一言兴邦”的大计。

古来做大事的人，无人不重视这类看似简单却足以影响历史方向的建议性意见。所谓“用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人的“智慧”——而在所有的“智慧”中，具有方向性的建议，至为珍贵。方向不明时，行动成本高昂，而目标未必达成，甚至有可能倾覆败亡。诸葛孔明如果不给刘玄德“三分天下，据蜀称王”的意见，刘玄德不知道还要在中原诸郡流窜多少年。事后看“三分天下”这个意见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不就是去占据一块地方嘛！可是在现场，当事人就是想不到。“一言兴邦”的方向性建议，也需要“明主”有足够的格局，当下即能迅速明了循此方向的政治方向路线图。当年沮授先生向袁绍进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向性建议时，愚蠢的袁绍对此毫无感觉，无能建构一旦“挟天子”而后的路线图。他拒绝了这个方向性建议。另一人，曹孟德，则在大臣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方向性建议中，迅速领悟了循此而后所有政治展开的可能性。“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方向一致的建议性意见。历史上这类故实太多了，但相反的故实，也即不能接纳方向性建议最后导致历史性失败的案例，也同样太多了。读史到此，往往为古人“智慧的痛苦”掬一把同情之泪。

“守润州”“请徐之”，看上去是更简单的建议性意见。单独品味这几个汉字，似乎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意味在内。但徐知诰先生如果不是得到这几个汉字的提示，可能就会有另外的行动，而那时，历史都会改写。徐知诰像历史上的刘玄德、曹孟德一样，懂得“一言兴邦”的智慧含金量。而“守润州”“请徐之”之后的政治路线图，徐知诰已经在一瞬间建构起来。如果将“守润州”“请徐之”理解为什么都不做，就在那里慢慢地等待，这是还没有参透历史上的“黑色智慧”，更没有懂得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政治动物们可能的政治布局。徐知诰在等待中，一定是做了针脚绵密的细致活儿，不然，他不可能在朱瑾事件后，那么迅速就取得了控制局面的效果，那么容易就得到了徐温的赞赏，那么顺利就在徐知训之后成为最具实力的人物，那么不可思议地在徐温之后，将吴国升格为帝国，随后又逼退吴主杨溥，自立为帝。

徐知诰在得到南北两方士人的辅佐后，在吴天祚三年（937），废吴帝杨溥为“让王”（也称“让皇”），自行践祚，国号大齐。史称“上下顺从，人无异议”，从上到下，都很顺从，没有人有不同意见。甚至“国中夷然无易姓之戚”，国内平平安安，没有任何人有改朝换代的忧戚。

与老赵的陈桥兵变、大宋代周一样，徐知诰的得国也是一次算得上和平的权力交接，“改正朔”这么大的事，能让一国之人，无一人反对，可见徐知诰“得人”有多么深厚，但也可以知道宋齐丘的谋划有多么精湛。当然，在这一事件的背后，密布的刀光剑影不难想象。这一次“践祚”，徐知诰是有预谋的，与赵匡胤在不知情中被人拥戴是不一样的。而杨溥一家在后来的全族遇害，也与赵匡胤始终优待柴荣后人更不一样。

显然，这一预谋的实施，宋齐丘“居功甚伟”。

落魄公子成江南显贵

宋人郑文宝《江表志》记录一事，可以概见宋齐丘在“倒杨”运动中的作用。说杨溥后来全家被害，有一位布衣名叫李匡尧，多次递上名片，要见宋齐丘。宋齐丘知道这“布衣”，别看他无官无职，但有传统读书人的“抗上”派头，就多次找理由，不见他。但有一天宋齐丘自己的儿子死了，办丧事，宋齐丘心疼儿子，哭得很伤心。李匡尧就随着吊客们来吊唁。在宾客席上坐定后，他当场挥笔写了二十八个字，一首七言诗，诗曰：

安排唐祚挫强吴，

尽是先生说庙谟。

今曰丧雏犹自哭，

让王宫眷合何如？

谋划建立（后）唐国基业，终于颠覆强大的吴国；这些都在你宋齐丘先生的战略规划之中啊！现在你自己死了儿子在这儿痛哭流涕，你想想让皇杨溥那里原先的眷属又当如何呢？

宋齐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在多种史料中，可以看到奇人宋齐丘的多面性。一面可以看到宋齐丘对南唐建国的战略谋划，可以看到宋齐丘对保有南唐的功绩（史称江南有精兵三十万，其中将士十万，长江天险可当十万，宋齐丘老一人可当十万），但也看到更多资料，说这个人居功自傲，甚至居心叵测，要抢班夺权，各类说法不一而足。宋齐丘，在各种记录者的“重演”中出现了多种面目。

宋齐丘年轻时，家庭没落，生计都没有着落。他空怀一腔经邦治国的韬略，没有人赏识。当时有个叫姚洞天的人，做着骑兵将军，江湖流传此人“好士”，在宋齐丘看来，也许这人能像战国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豢养门客那样，在走投无路中，很想去“投谒”。但他囊中羞涩，连购买纸笔的钱都没有，整天就坐在旅舍的门口，无计可施。

邻居有个在江湖上耍杂技的女孩子，总是看到他，一天好奇，就问他为何好几天不出门。宋齐丘跟她说了自己的处境。

女孩子来了同情心，叹道：“唉！这是多小个事啊！秀才你说一声不就有了！”于是给了他几吊钱去买纸笔。

宋齐丘写了自己认为得意的诗词和自我介绍，投送给姚洞天。文中介绍自己时，说自己虽然一事无成，但胸怀大志，“有神出鬼没之机”云云。姚洞天不高兴，认为这人太能吹牛，不见。

宋齐丘很难堪，后来又换了帖子，继续上书，这一次说得很诚恳，言辞也老实多了，甚至说自己的日子过得太惨，“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若为鬼”。有这条命还不如没有这条命，做个人还不如做个鬼。说到为何来投奔姚将军，“只为饥寒两字”。姚洞天读到这里，才有了怜悯之心，渐渐地给他一点周济。

宋齐丘从此开始慢慢崭露头角。

徐温后来听到了宋齐丘这个人，就将他召到自己门下。不久，他又与徐知诰有了来往，终于成为江南显贵。

宋齐丘不忘那个表演杂技的风尘女子，做官后，娶了她做妻子。

这个故实说徐温主动召他在门下，但又有故实说，徐温见宋齐丘主动结交徐知诰，不禁对这位来历不明的宾客有了疑心。

徐温门客中还有一个僧人石头大师，徐温对他很信任，宋齐丘就常常住宿在他的精舍之中。有一天徐温对石头大师说：“这个宋措大，在我儿子门下，好像不是什么好鸟！我担心他学的那些玩意儿，不是以‘忠孝’为内容。师傅帮我查看一下，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历。”石头大师就开始暗暗观察他。这时候宋齐丘正在跟徐知诰“谋划天下”，所以，很警觉。石头大师一动，宋齐丘就有了察觉，于是常常早出晚归，回来必然是大醉的样子，没事还专门哼一些黄色歌曲，让石头大师知道。石头大师一看，啊，原来就是个风流狂生啊！于是告诉徐温，说此人“不足为虑”。徐温听说后，也就没有拿他当回事。

这个故实可以佐证徐知诰跟宋齐丘的密谋，可信度很高。

徐知诰“传禅”遇阻

徐知诰在长期的谋划中，很早就有了“传禅”即要吴主将帝位“禅让”给他的想法。但此时的吴主杨溥，一直恭谨守道，没有任何“失德”的记录，这样的条件搞“禅让”，他担心人心不服。因此，就有了等待“嗣君”即徐知诰继承人。这就像演义中的曹操要将天下做“熟”送给曹丕、司马昭要将天下送给司马炎一样。宋齐丘跟徐知诰在小院池塘亭子里谋划的战略，也应该是这个意思。

宋齐丘甚至在为这个长久的战略做密密麻麻的铺垫。

徐知诰的长子徐景通，也即后来的中主李璟，应该是宋齐丘与徐知诰谋划中的“嗣子”。但宋齐丘秘密地谋划由徐知诰的次子徐景迁来做“嗣子”。吴国有个老学者叫陈觉，此人在国内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宋齐丘就动员徐知诰，让陈觉来辅导徐景迁，以此抬高徐景迁的声誉。而宋齐丘则常常在一些重要场合将军政过错推到徐景通身上，有美事则推到徐景迁身上。逢人便盛推徐景迁的贤德。他的意思是：徐知诰已经年老，做不了皇上了；如果徐景通做了皇上，属于年富力强，我宋齐丘不好制约；徐景迁，当时才十几岁，只有他将来做了皇上，我才是第一功臣，也好去制约这个年轻人。

徐知诰不久就看出了宋齐丘的这个心思。他处理的办法是，将宋齐丘召到金陵，放在自己身边做个副手，不让他参与未来接班人的人选问题。

但是事情出现了新的变化。

徐知诰镇守金陵，有一天照镜子，用镊子将偶然出现的几根白胡须夹去，一边叹息道：“国家安定，但是我已经老了。你说这可怎么办？”

说这话时，大臣周宗在旁边，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当下就向徐知诰要求自己愿意到扬州跑一趟（当时吴国的首都在扬州，还没有搬到金陵），暗示吴主“传禅”的事。徐知诰觉得可行，但要他先跟宋齐丘商量。宋齐丘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惊。他不是吃惊别的，而是吃惊这个“传禅”的谋略居然要这个周宗提前提出来了，那么如果“传禅”成功，周宗将居头功，而我宋齐丘可就远远落在后面啦！于是，他不同意，马上给徐知诰上表，恳切地劝谏，说天时地利人和之类都不具备，不可盲动等等。徐知诰没有想到宋齐丘会反对，不禁愕然，感到奇怪，难道以前在一起讨论的那些密谋不可以施行了吗？所以徐知诰从此对宋齐丘有了不满。

徐知诰有了此意，臣下多人就开始劝进，要求徐知诰应该顺从民望，早一点“传禅”为帝，如此则是天地人神之福。

徐知诰则在诸位大臣的劝进中，有了突破当初与宋齐丘在池中小亭中的谋划，提前“传禅”的打算。

有一天，徐知诰在相府做了个梦，梦中走过顺天门，忽然倒在地上。醒后觉得不吉祥，对这个提前“传禅”的政治安排更有了疑虑。坐在府中一天都心情不好。夫人见状问他，徐知诰说了这个梦，认为夜梦不吉，所以忧虑。夫人说：“梦本身谈不上吉凶，关键看人怎么解释。有善于解梦的，可以去问问他们，看他们怎么说。”徐知诰一出大厅，就看到了周宗在庭下，就对他说了这个梦。周宗听后，马上下拜祝贺道：“此明公宜令人策立也！”摔倒了要人扶起来，这是明公您要别人“策立”你呀！徐知诰闻言大喜。马上邀请周宗跟他进入内室，与夫人在一起吃酒。随后又将国内最肥的一个缺“盐铁使”交给周宗来做。周宗从此等于成为江南最大的国营企业老总，史称“家遂大富，官至侍中焉”，家里从此极为富有，做官也做到了宰辅一级。

这个周宗，就是后来李煜的大小周后的父亲。

此人甚为贪财，官职做到侍中，俸禄已经相当可观，但他还是要做生意，而且做的是跨国生意。江南不产马匹，他就向中原购买，而后加价卖给江南。当时淮南有个口岸，一直到后周世宗柴荣时期，还在开放。后周知道南唐买马，就让军中精锐打扮成北边的草原人，穿上羊皮大袄，每人牵一匹马过浮桥，假装说是做生意的商旅。南唐边防有周宗的文书，合同之类，就将人马放过来。于是后周大军很容易就占据了淮河对岸，接应大军过河，最后进入临淮，夺得江淮十几个州郡。史家认为：虽然南唐国本来就对边防不太重视，但也确实是由于周宗这个人太贪婪，导致国家破亡社稷倾覆，周宗作为大臣，他的罪过也是很深的。

向宫女玩“咸猪手”

宋齐丘还有一个恶行。

南唐先主李昪，即昔日的徐知诰得到天下后，定都金陵。有一文人名汪台符，上书详细剖析民间利害关系，有十多条意见，大多以富国、富民为主旨。先主觉得这个意见不错，嘉奖了他。宋齐丘却嫉妒他的高才，屡屡在李昪前诋毁他。汪台符知道后，内心不平，就想法挖苦宋齐丘一次。

宋齐丘字超回。他这个名字含有很骄傲的自诩，意思是：跟孔丘齐名，超过颜回。孔丘、颜回，一个是传统的大圣，一个是传统的复圣。宋齐丘这个名字未免大言不惭。所以汪台符有一天给他写信说：“闻足下齐大圣以为名，超复圣以称字。”

宋齐丘闻言有了惭愧，这个事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个把柄，于是宋齐丘改了名字，不叫“超回”了，叫“子嵩”了。事情到此本来可以道声“惭愧”过去，但宋齐丘乃是当朝权臣，于是使亲信诱惑汪台符乘船游秦淮河吃酒，痛饮后，将他推到石头城一个叫“蚵蚾矶”的下面，淹死。

宋齐丘不喜欢的徐景通也即李璟后来继承了皇位，成为南唐中主；而他喜欢的那个徐景迁，却早早病逝。这样，宋齐丘就没有了“拥戴之功”。但他有了“篡位之念”，就像杨溥要“传禅”给徐知诰一样，他希望李璟能“传禅”给他宋齐丘。这件事，有多种史料记录。

事实上李璟本来是个很温和的人，他继承李昪的事业后，对臣下一直很有礼，史称李璟“天性谦谨，每接臣下，恭慎威仪，动循礼法”，李璟天性就是一个谦逊谨慎的人，每次与臣下在一起，都表现得很是恭敬谨慎，威仪也是出于自然，接待方式也都按照礼节进行，从不失礼。到了夏天，在小殿内接见臣下，如果穿礼服的话，未免太热，就想穿轻简点的休闲服来见诸臣，但每一次都要中使预先询问：天气太热了，朕这样穿行不行？头巾不用裹，就简单扎一下行不行？他也知道宋齐丘在他还做太子时，曾有意排挤他，想让兄弟徐景迁上位。但这些都没有影响李璟的“循礼”。他见到宋齐丘称他为“子嵩”，见到其他大臣也往往称官职，“侍中”“太尉”“史馆”等等。

宋齐丘仗恃着自己是前朝元老，对南唐第二代君王李璟实在是尊重不够。有一次，李璟在别殿宴请诸臣，宋齐丘等人都参加了宴会。大家喝到热闹处，李璟将宫中的“文工团”请出来，用声乐来助兴。内中自然是有靓丽的宫女，宋齐丘就乘醉“手抚内人于上前”，当着皇上的面，动手抚摸宫中的艺伎。这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严重失礼。当时诸臣看了都很害怕。但李璟并不介意，还是跟诸臣吃酒联欢，尽兴而罢。第二天，宋齐丘也有点害怕，李璟也知道他害怕，一起床，还没有离开帷幄，就派人找了些纸笔，送给宋齐丘安慰他。史称“齐丘乃自安”，宋齐丘这才把心安定下来。

宋齐丘当着皇上，向宫女玩“咸猪手”，皇上不介意，还安慰他，这类事，很像当年楚庄王“绝缨”的故实。据《韩诗外传》：楚庄王晚上宴请武将，一阵风过来，忽然吹灭了灯烛。有人就在黑暗中牵引“文工团”美女的衣服。这个美女一把将这个武官盔甲上的红缨捋下来，偷偷地送给楚庄王，说就是这人调戏了我。庄王下令，所有的武官一律将盔甲上的红缨取下来，而后再重新点上蜡烛。于是，酒会尽欢而散。

按这个故实看，李璟做得比楚庄王还要仁慈。因为宋齐丘是明着调戏，而楚国武官是暗着调戏。最后的处理也不同，楚庄王是不闻不问，李璟是明知宋齐丘不安，还去安慰他。由此可见，李璟做到了孔夫子所谓的“君使臣以礼”。宋齐丘却不能做到“臣事君以忠”。他试图“篡位”。

借兵祸图谋“篡位”

宋齐丘有几个死党，陈觉、李徵古等人都是。而陈觉等人刚刚在对南方诸国的战争中失利，周世宗柴荣的大军已经在横扫江淮。江淮不保，江南就只剩下长江一道天险，周师过江，南唐危矣。李璟与诸位大臣论及家国之事，忽然有了深切的感慨。南唐以继承大唐自诩，但经由几场战争后，李璟想起李昪临终前不要好战用兵的教诲，想起南唐这一班大臣却没有得力人物帮助他恢复大唐盛世，更想起柴荣就在江对岸……想到这一切，他流下了眼泪。

这时候，李徵古居然说：“陛下当以兵力拒敌，涕泣何为？饮酒过量耶？乳保不至耶？”陛下当以兵力抗拒敌人，哭个啥劲呢！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奶妈没过来吗？

这话说得实在无礼，李璟当时就变了脸色，左右也感到害怕。但李徵古先生神色自如。应该是在宋齐丘死党的授意下，管理天文农业的官员也乘机说：“现在天文已经有了变化，人主应该避位，祈福禳灾。”

李璟一听，这就是要我做杨溥第二啊，就不动声色，说：“好好好，这正是我的意思，但我不知道这个位子传给谁合适啊。”

陈觉、李徵古一怔，马上接话道：“天命如此，应该让宋公齐丘摄政。陛下但居深宫之中，等到国事已定，还可以再归政，也不算晚。”

李璟说：“好好好。”

马上就召中书舍人，宫廷秘书长陈乔来，草诏，传禅。

但李璟这么做，实在是出于愤怒，并非真心。

陈乔过来后，听说这事坚决不肯草诏。他上前对李璟说：“陛下一旦颁发这道诏书，一旦签了名，我这个臣子可就再也见不到陛下啦！”

李璟这才嘻嘻哈哈地嘲笑了诸臣一番，“传禅”的事才算过去。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齐丘被拘禁至死，陈觉、李徵古被赐自尽。

宋齐丘名气大，很多人都趋炎附势巴结他。名臣冯延巳，书法很棒，远远胜过宋齐丘，却恭维宋齐丘的书法有功夫，并假装拜宋齐丘为师跟他学书法。宋齐丘对此毫无自知之明，见有人来拜师，就一本正经当老师，“指点”冯延巳的书法说：“你的书法并非不善，但是不够精。很多地方往往像虞世南，这怎么能行！”

在宋齐丘眼里，大唐虞世南的书法也不咋地，因此被人讥讽为“狂瞽”，疯狂的瞎子。

但南唐衣冠之国，除了汪台符瞧不上宋齐丘之外，还有一个人也瞧不上他。此人就是著名文臣韩熙载。

因为宋齐丘有名气，所以很多人都来找他写碑文。碑文写好后要镌刻，镌刻之体最好用八分书，隶书体，这种字体，韩熙载最拿手。因此人们往往拿了宋齐丘的文，请韩熙载来书写。韩熙载看着宋齐丘的文章，就用纸团吧团吧塞到鼻孔里。人问他为何如此，韩熙载答：“其词秽且臭。”宋齐丘的文辞又脏又臭。

帮助李昪得到天下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

李昪救吴越国灾

徐知诰经由“传禅”，做了皇上。既然徐知诰先生总是自称为大唐帝国建王李恪的后裔，这时候徐温的儿子们为了讨好他，开始请求徐知诰“归姓”，也即恢复真实姓氏李氏。史称徐知诰此时特别怀念养父徐温的“鞠养之惠”，收他为养子的辛苦慈爱之恩，不忍心改回李姓。但百官坚决请求，徐知诰先生这才答应恢复李氏。

于是，史上有了南唐李氏。

南唐（937—975），历史上不算中原“正朔”王朝。在“五代十国”中，只属于“十国”之一。但考察下来，却发现，南唐的经济、文化都有中原“正朔”不及之处，不仅“五代”诸国难以企及，连历史上的正宗王朝，如秦、晋等，与南唐比，恐怕也要逊色得多。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南唐，算得一个成就斐然的文明邦国，不算坏。因此，大帝柴荣乃至于后来的赵匡胤要灭这个邦国，最为头痛的不是武力方略，而是师出何名——为何要“平江南”？

无论柴荣还是赵匡胤，就地缘政治论，北边主要是契丹问题，至于北汉，那是早晚可以解决的问题，相当于围棋中待提的死子，只是时机问题；南边其实就是南唐问题，至于西蜀、南汉、荆湖、吴越，问题都没有南唐这么重要。

南唐，长期定都金陵，从先主李昪到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有国三十九年。南唐盛时有三十五州，地跨今江西、安徽、江苏、福建、湖北、湖南诸省全境或大部，人口五百万左右，与宋初建隆年间（取荆湖蜀汉之前）的人口差不多，但富裕程度则超过了中原大宋。

李昪不喜欢用兵。

吴国杨溥时代，吴越钱氏有一次来袭毗陵（今常州无锡一带），李昪率兵与吴越大战于无锡，战争结果是：越人奔溃。

吴国本来与吴越国很少战争，这一场吴国的胜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两国开战就是仇家，李昪在四邻境内只有与吴越钱氏这一仗算是“国仇”，但他主动与钱氏和好，两国之间于是息兵。

他曾有言道：“民各生父母，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膏血涂于草野乎！”

百姓各自都有自己的父母，哪里用得到争夺城池，开扩领土，让这些同样都有父母的孩子们流血牺牲呢！

先主李昪称帝第六年，邻邦钱氏吴越国大火，都城宫室、府库全部焚毁，史称“甲兵皆尽”，连兵器盔甲之类军需物资也烧没了。

这时，李昪部下首席谋士宋齐丘主张“乘其弊攻之”。

他一番话的大意是：这是一个机会，两国边境连绵千余里，按国力，南唐盛于吴越。钱氏吴越国自前代就是杨氏吴国的对头。这对乐于开疆拓土的雄武君主来说，机会难得。现在这一把大火，证明苍天已经放弃了吴越，我部大兵早晨出发，晚上就可以扫荡吴越的宫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要让吴越成为我们后世的忧患。

但史称“李昪不许”；不仅不许，还“遣使吊问”；不仅遣使吊问，还“厚赒其乏”，给吴越钱氏送去了大量救灾物资。

这一段故实，有多种版本，各有不同，但说到李昪不忍之心则大同小异。

《钓矶立谈》（宋·佚名）说李昪听到宋齐丘这一番话，“愀然久之”，忧伤了很久，他说：两国疆域虽然有区分，但黎民的生命道理是一样的。战端一起，人各为其主，其心未离，那时必将有一番惨厉刀兵。如此横生屠戮，实非我所忍心。况且救灾睦邻，是治古之道。我发誓将后世子孙，付之于天命，不愿以我之力而经营后世！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江南野史》（宋·龙衮）言李昪“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等到他有了自己的南唐国，首先与吴越国钱氏约和，还将以前战争中抓住的吴越将士送还吴越，吴越也投桃报李，将过去抓俘的吴国将士归还南唐。史称二国“遂通好不绝”。

《南唐书》（宋·陆游）论李昪吊唁周济吴越之举是“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主之风”。确实，李昪此举很像春秋时秦国周济晋国荒年的举动，不计两国恩仇，但以天下民生为重。

爱和平，不爱用兵

李昪对宋齐丘所有的谋略都很赞同，唯独关于开疆拓土的意见，他不愿意接纳。他爱和平，不爱用兵，以至于跟随他的部下都有点瞧他不上。

那个大名鼎鼎的词人、高官冯延巳，在李昪时为秘书郎，受命与太子李璟交游。李璟登基不久任命冯延巳为翰林学士承旨，又做了宰相。

他做宰相后，常在背后诮话李昪，《江南野史》记录冯延巳的说法是：“田舍翁安能成大事！”

李昪不过是个乡巴佬，成不了什么大事。

马令《南唐书》的说法是，冯延巳常笑李昪“龌龊无大略”，说李昪过去打仗时，丧师数千人，就吃不下饭，要唉声叹气十多天。又夸奖当世的李璟说：现在的主上，数万将士在外打仗，根本不介意，“宴乐击鞠不辍”。不管外面打仗多么紧张，李璟照旧大摆筵席踢球玩乐，从不中止。他认为李璟这样不在意数万生命的主上，“则真英雄主也”。

这些故实透露出李昪、李璟的性情差异。但李璟也是初期好战，中晚年后，也是一个厌战的君主。

说到冯延巳，略说说他的姓名。“冯延巳”还是“冯延己”，史上说法不一。简言之，我赞同“冯延巳”说，理由：冯氏字正中，正中，是午时。午时，即现在标注的十一时至十三时之间。巳时则在午时之前，即九时至十一时。巳时一过就是午时。“延巳”，就是“延长巳时”，那就到了“午时”，故字“正中”。他还有一个号叫“延嗣”，也可以据此推想“延巳”“正中”与“延嗣”的关联。故，我以为，称他为冯延巳可能是符合他的名字本意的。

李昪时代，税赋很轻，徭役很少，守土之外，很少战争，与契丹、中原、海外，都有商业往来。还开办了太学、开设了科举，人称天下衣冠之盛在南唐：“儒衣书服盛于南唐。”

李昪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他晚年，与宰相冯延巳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做南唐的“隆中对”。

李昪掌有南唐之后，江淮一带也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且正好赶上丰年。江淮的丰收在传统中国经济史上一向都很重要。两湖之外，就是江淮，中国的粮仓在此。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于是，南唐朝中就有人主张举兵“广土宇”，也即开疆拓土，侵占他国领地，扩大自家版图。冯延巳更认为南唐地势不算广大，羽翼尚不丰满，故不可以远飞；国家还不够伟大，不能号令四方；财政赋税兵马粮草还不够富有，不可以兴事，因此，必须开疆拓土。他提出，如果开疆拓土，首先就要瞄准以下三个邻国：王氏闽国、钱氏吴越、马氏荆楚。他的意见是：南唐要有“兴王之功，当先事于三国”。要想振兴南唐，必先灭此三国。

李昪反对这个意见，说了一段话，可见其不乏仁人之心。他说：

吾少长军旅，见干戈之为民患甚矣！吾不忍复言兵革。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

我从军旅之中长大，看明白了战争对士庶的危害太大了！我不忍心再谈兵戈之事。让别人的士庶平安，那么我们的士庶也就平安啦！

随后，李昪历数史上开疆拓土导致社稷倾颓的故实后，又挨个分析了三国的政治形势，最后说：

如果一定要与三国开战，胜算也许有，但兵祸连结，所得未必大于所失，还同时得到穷兵黩武的恶名。孟子过去就说过，齐国夺取了燕国之后，因为恐怕四邻都来此争夺，形成兵连祸结的局面，这样，白得尺寸之地，却有了战争罪人的恶名，齐王不愿意做这种事。与其大动干戈，还不如节俭而待天命，与四邻敦睦，这样就相当于王氏、马氏、钱氏三国在为南唐守四邻，如此，则四境之外，使人自为守。等于我现在保存三国而不取，是以三国为我唐之屏障也。这样没有疆场之祸，我就可以专心于内政。我邦男不失农活，女不废机织，如此数年，国家一定会更为殷足富有。而兵旅训练，很长时间不去打仗，士气则必然倍增。如果蒙天眷顾，中原有变，朕将投袂而起，首先倡议天下，如果能平定北方非正朔的中原伪政权，恢复我大唐故都长安，然后谦逊地号令江南诸国归附，那时，就是一封诏书的事。能够如此，何必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呢！

李昪一番话说了三层意思：

一、南唐真正的大敌在北方不在南方。宋人马令《南唐书》记录李昪说法是：“今大敌在北，北方平，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何以兵为？轻举者，兵之大忌。宜蓄财养锐，以俟时焉。”这话的意思是：李昪不是简单的厌战，实是待时。他认为时机不到，宁肯不动，以免兵衅一起，胶着连年，且胜负未可知。历史证明，这是一个远见卓识。

二、南唐不能在四境开战，留有四境邻国，等于他们在代我守边。这个意见与赵普劝导太祖赵匡胤的意见一致：暂时留着北汉，等于让北汉为大宋守北边，这样与契丹就不会直接接壤为敌。而南唐在等待天命来临的时刻，可以北上扫荡中原，以成帝业。

三、生命珍贵，百姓无辜。兵戈之凶器，能不动就不要动。生灵涂炭，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苦难。这个意见正是古来儒学敬畏生命之圣贤精神所在。

关于地缘方向的军政战略，李昪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不对邻邦用兵，待中原有变，北上争天下。

不要对邻境用兵，等待中原有了变化，北上与伪政权们去争天下。

李昪对冯延巳一番话，一时说服了诸臣。当时儿子李璟也在旁边。

李昪将这个意见坚持到了晚年最后的岁月。他临终时，还对李璟说：宫里积有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吾死之后善和好邻境，以安社稷！万不可效法隋炀帝，依恃国家富有而穷兵黩武，那是自取亡覆之道。你如果能听我这话，我死后也视你为孝子，百姓也会称你为贤君！

《钓矶立谈》记录说：李昪死前，呼李璟登御榻，抓过他的手，咬他的指头到出血，戒之曰：“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以后北方有战事，你可不要忘了我跟你说的这一番话！

让人怀念的仁厚君主

先主李昪，历史上是一个被众多英雄淹没的重要人物。他对南唐未来的划策，具有了不起的前瞻性。这是比起诸葛亮《隆中对》毫不逊色的战略规划。诸葛亮辅佐的蜀国，历二帝，共有国四十三年，李昪开创的南唐，历三帝，共有国三十九年。有国时间差不多，但就文化贡献而言，南唐其时比蜀国大多了。如果玩笑扯一句“幸福指数”，南唐也比蜀国高得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昪志在中原以待天命的国策，是一种不为俗见和短见所左右的大见识。

南唐中主李璟如果真能理解老爸一番远见卓识，真能积蓄实力，等待中原的变化，很有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历史格局。

但历史留给人们的恨憾实在太多……

李昪当政有一德政，早于赵匡胤时代，值得在此说说。

五代藩镇将帅不仅主地方军政，还兼管司法。但武夫们主持司法，往往轻断生死。在李昪这里，改了规矩。他规定“决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由朝廷决断犯人生死，并要反复查验复核。这是避免冤狱的必要手段。如此司法，就有了“慎罚”的圣贤气象。

这不是个小事件——所有敬畏生命的故实，都不是小事件。这类德政，都是影响赵匡胤的传统故实。老赵在后来的日子里禁止藩镇专断司法，将死刑判定的权力收归朝廷，应该就与前辈的德政传统有心性和制度上的渊源。

李昪有光明从政的意识，践祚前，根据他的行为逻辑，可以推演，他应该有过“权谋”性质的运作，但践祚后，则较少看到“权谋”性质的运作。这在帝王之间比较罕见。

有一个人进献“毒酒方”，说可以秘密处罚那些乱臣什么的。李昪说：“谁要违犯了我唐的法律，自有正常刑律，要这个干什么？不要!”关于他的记录中，有“鸩杀”大臣周本的故实，似与他这个说法矛盾，似乎是历史记录中的歧异，但要注意到：“鸩杀”案时间，在他践祚之前。所以我要说，李昪的“光明从政意识”是在他践祚之后。

李昪生性节俭，知者不多。据陆游《南唐书》，李昪常常穿用蒲草编织的鞋子。平时用的洗手盆都是铁的。夏天，寝殿施青葛帷，这是一种很便宜的布料。左右宫婢，只有几个人，而且服饰朴陋。南唐建国之始，就以他的金陵节度治所为宫殿，这意思是说，南唐帝国的皇宫，其实就是当时吴国齐王的王宫。但是王宫与皇宫还是有区别的，李昪只要求在殿脊加上皇宫才有的鸱尾，外设一些阑槛而己，始终没有大兴土木，另建皇宫。李璟做太子时，要用杉木做板障，有司请示李昪，李昪说：“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战舰，以竹作障可也。”杉木固然有不少，但我要留着做战舰，李璟要做板障，就去用竹料吧。

看陆游的记录，可知李昪是比赵匡胤还朴素的一个人。

他晚年服金石药，有求长生的意思。但这种江湖奇药服后让人躁怒，李昪也不例外。所以，当百官奏事时，他也常常厉声呵责。但群臣似乎并不怕他，也常常“正色抗辩”，很严肃地反驳这位开国皇上。这时，李昪如果听臣下们说得事理明白，“必敛容慰勉之”，他能当场收起厉害样，立刻温和地以礼待臣，并且十天之内，必有赏赐。这样的君臣关系，让人心气平和，都很舒畅，史称“人思尽力”，人人都有将全部智慧和能力贡献出给南唐的心思。

南唐后来在与大宋的对峙中，朝纲已经多有败坏，但仍然不乏忠勇良臣，与李昪这种礼贤下士之风不无关系。

现在可以看到，赵匡胤的很多作风，与李昪相似。老赵也是一个勇于认错的圣君，并且能够当场认错，认错之后，还会给对方优厚的奖励。

近代以来盛行一种“史论”，认为“统治者”的所有“善政”“德政”都是“让步政策”，都是“虚假”的；“善政”是“虚假”的，“德政”也是“虚假”的，等等。这类“史论”属于“诛心”之论，也即“动机论”，是非常不靠谱的一种揣度，具有“栽赃”的性质。即使这类说法是真实的，也可以退一步说：不能指望政治家“真心”为你干活，假的就行，一辈子假装尊重民意，一辈子假装尊重法治，一辈子假装关注民生，一辈子假装敬畏生命……这样已经足够。不能向政治家们索取太多。所以西方有谚语说：“一辈子佯装好人，上帝也会感动。”李昪、赵匡胤，就是“一辈子佯装好人”的圣君，如果不愿意承认他们人性中的仁慈隐恻，也可以这般理解。

李昪就是这样一个南唐先主。史称他死后消息传出，“四方黔首叹息涕泣而辍其食”。他是一个让人怀念的仁厚君主。

这位死后被谥为“烈祖”的皇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雄心，史称“昪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李昪只在意守住继承吴国而来的旧地，没有继续经营扩大版图的战略。但也正是这样的国策推行，“吴人亦赖以休息”，吴人也依赖于这种守成而不是扩边的政策得到安居休息。

而吴越钱氏，据有苏浙闽全境或一部，历三代五王，近百年间，也是一个厌战的邦国。

鸩杀大臣事件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但南唐、吴越的战略是保境安民、休兵息战。在邦国建设中，农桑、水利，益民之举常有。故五代之乱，江南偏安。这一片广袤疆域为后来的大宋帝国保留了再生的元气。就历史有机性言，南唐与吴越的厌战、惧战，是利于吾土吾民之举，值得对这俩“软弱”的邦国，特别是李昪和钱镠时代，给予一点温情的理解。

但在记录中，李昪也有诛杀大臣的案例。

这是李昪还在叫徐知诰时的事。

吴国杨行密时有个武将名叫周本。此人骁勇异常，年轻时在山中徒手与猛虎格斗，居然将猛虎格杀。威名传扬，江湖皆知。后来在杨行密麾下，作战时几乎不知道生死。攻城略地，往往遍身是伤，全然不顾。等到战斗结束，他自己烧个烙铁，烫治创口，居然还谈笑自若，就像没有疼痛感觉。所以他的部下对他都很服气。杨行密称王后，周本带兵平定浙江，为吴国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在江西打仗时，他曾以七千人击破数万之众。后唐时，被封为西平王，仍然镇守在吴国，辅佐杨溥。

徐知诰要“接受”杨溥的“传禅”后，周本已经七十多岁，退休在家。忽然听到儿子跟从朝中大臣奉书劝进，坚决不同意。他不同意徐知诰代替杨溥。

徐知诰这时候还在做齐王，知道后，在便殿设席宴请诸臣，特意给周本的杯盏里下了鸩毒。周本经多见广，知道这杯酒不是好酒，就拒绝饮用。他的办法是，假装喝醉，然后将徐知诰送来的酒盏拿在手上，又另外取过一壶酒，两下里来回掺和在一起，然后又分成两盏，自己取一盏，进献给齐王徐知诰一盏。

他说：“陛下千万岁！臣敬陛下酒！陛下若不饮此酒，可不符合君臣同心同德的大义！陛下赐酒，臣不敢奉诏！”

此言一出，徐知诰马上变了脸色，很久僵着没有话说。这应该是徐知诰一生至为尴尬的时刻。饮下去，俩人都毙命，肯定不能饮；不饮，就证明了酒中有毒，那么诸位大臣知道，就会对徐知诰有了警惕。对徐知诰来说，那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信用危机。但周本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于是，僵着。

这时，一位优伶名叫申渐高，他知道这件事应该有个结局。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似乎也只有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想到了，于是决定来做这件事。

他走上前来，故意说一些诙谐幽默的话头，然后将周本手里的两杯酒自己全部喝了。喝完，装醉，将酒盏酒壶塞到自己怀里，急忙跑了出去。

徐知诰秘密地让人带着解药去救申渐高，但是，已经晚了，史称申渐高“脑溃而死”，脑袋溃烂而死。

申渐高之死，是春秋时的士人之风。此中也有大义，他期望用自己的一死劝谏徐知诰不当以此诛杀大臣。

周本知道徐知诰最后还是由杨溥“传禅”做了新君，不禁愤怒地长叹道：“岂能复事二姓乎？”我乃是吴国大臣，岂能再为二姓服务！

在极度的忧郁中，周本病逝，享年七十七岁。

他可能是唯一在李昪篡位活动中“死节”的大臣。

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故实的主角不是周本，而是徐温的次子徐知询。

徐知询很早就想取代徐知诰摄政，但他人望、能力都不足。徐温死后，他被剥夺了军政管理大权。

当徐知诰用一只金杯装了鸩酒给他喝时，跟他说：“愿弟寿千岁！”

徐知询知道有毒，就用别的酒器平均了两杯酒，跪着献给徐知诰说：“愿与兄各享五百岁！”

后来的事，有申渐高解决了。

申渐高，是吴国乐师，善于吹奏三孔笛。

李昪鸩杀大臣事件，虽然是践祚前的恶习，但也可以看作是人的复杂性所致。人，不是一个面孔；李昪，也不是一个面孔。

叁 李璟

李璟从公元943年登基，到公元947年四年间，发动了灭“妖贼”张遇贤、平建州王延政、与吴越“逐鹿闽国”三场战争，先后损兵折将近三万人。战争中占有的建州、福州，最后反而落到吴越手中。李璟实在是心有不甘，早把乃父啮指告诫放到脑后……

初用兵生擒乱贼

公元943年，李璟即位，史称“南唐中主”，改元保大。

龙衮《江南野史》记载，李昪封齐王时，接受了吴国的禅让，做了皇上之后，曾请善相的术士来给自己的儿子们看相。据说相者指着四子李景达说：“此人虽不及于公，但却是一个善持守者。”这人虽然不能达到你所有的成就，但也能够做到守成之君。李昪又令他看长子李璟，相者说：“只恐此人不了公家事。”意思就是李璟不能完成李昪的事业。但李昪没有相信术士的意见，却听从了自己的内心感觉。他喜欢李璟，李璟又是长子，最后还是立了李璟为太子。

李璟本色是词人。

按词家说法，传统中国填词者有“三李四人”，乃是唐末李太白，南唐李璟、李煜，宋之李清照也。李璟词传至今日虽然只有四首，但细细观览，可以窥见此人作词确有天分。马令《南唐书》引一个说法，说李璟少有至性，怀高世之量。曾命人在庐山瀑布前建构一个书斋，为他日终老之计。于此可见，李璟实在也是一个风流才子、性情中人。文学史论此类事甚详，这里按下不表。

且说李璟即位后，时当中原大乱，后唐、后晋、后汉打得不可开交。李璟忘记了老爸的千叮咛万嘱咐，有了染指中原的“雄心”。

李璟在位初时，赶上个“妖贼张遇贤”作乱。

这位张遇贤作乱的地点本来在南汉，南汉辖境不过在两广一带，没李璟这边什么事。但张遇贤听信妖言，往北发展，一直到虔州（今江西赣州），这里已经属于南唐地界。李璟就得管管这事了。

据说张遇贤原来不过是一个小县城的小吏，但是忽然有“神”降临县城的民家，跟人谈祸谈福，预卜吉凶，往往还很准。张遇贤也前往祷告。这位“神”说：“遇贤是罗汉，可留事我。”张遇贤是有功德的罗汉再世，可以留下来侍奉我。这时也正赶上南汉有乱，岭南有起事的“盗贼”千余人没有首领，有人就问这位“神”谁当为主。“神”言：“张遇贤。”于是，张遇贤就被众人推为大帅，号“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置官属。起事者都穿红色衣服，攻略岭外各地。当这一伙子人物没有了战略方向时，又来问“神”该往哪儿发展。“神”曰：“当过岭取虔州。”于是张遇贤就率众来袭虔州附近的南康。在一个叫白云洞的地方，张遇贤开始造宫室，此时“中天八国王”已经“有众十余万”。连续两个月时间，这位张国王居然连着攻陷了江右好几个州县。

边烽传来，李璟派出两员大将洪州营屯虞候（略相当于南昌驻军巡营宪兵司令部干事）严思、通事舍人（略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边镐，率兵平叛。唐兵虽然多年不打仗，但好歹也是经由训练的“国军”，而张大帅这里不过是些乌合之众。所以南唐兵马一动，张遇贤的末日也就到了。

据说唐军来攻虔州之后，张遇贤再向那位“神”请教该如何应对，“神不复语”。连“神”都不说话了。史称“群盗皆惧”，唐军遂生擒张遇贤到金陵正法。

这件事对李璟有了一个心理暗示：他可以武力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当后来南部有乱时，他忘记或故意忘记了李昪临终的教诲，开始用兵了。

“巧佞”之徒薛文杰

“五代十国”的“十国”有个“闽国”。唐昭宗时王审知和他的哥哥王潮在福建开始得势，王潮任威武军节度使，王潮死后，像所有藩镇一样，武威军也由自家人王审知继任。王审知不久被后梁封为闽王。这是大闽王国的开始。

王审知死后，长子王延翰继任。

不久，兄弟王延钧杀掉王延翰继任王位，开始称帝，在福州建都。

这是大闽帝国的开始。

“帝国”，比“王国”要高一个规格。从王审知的“大闽王国”到王延钧的“大闽帝国”，是一个自我膨胀中的疯狂跨越。一个邦国，疯狂以后，就有了走向覆亡的惯性力量——惯性力量，是无法终止的，就像惊马拉着失去了闸控的大车飞奔下坡，无法制止。

王延钧喜好神仙之术，追求长生不老，生活又极为奢侈。

在王延钧称帝之前，有个军官叫薛文杰，史称是一个“巧佞”之人。他看到“大闽国王”的皇帝生活糜烂，干脆投其所好，就用搜刮民财的方式来迎合。王延钧见此人敛财有道，就任命他主管国家财政。薛文杰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暗中探查哪些是有钱人，哪些有钱人有什么罪过，而后就来颁布其“罪行”，抄没他们的家财。如果富豪不承认有罪，就施用酷刑，其中一种酷刑就是：用烧红了的烙铁，在胸背同时灼烫。这样，没有谁能受得了。

建州有个大土豪叫吴光，来朝拜闽主。被薛文杰一眼看中，就多方搜集他的罪过，准备处置他。但吴光没有那么俯首帖耳，他在怨恨恼怒中，率领自己的家族、徒众，差不多有上万人，反叛大闽奔入吴国。

薛文杰的“巧佞”还很阴毒。他看到闽主好鬼神，当时的大巫师盛韬等人都很得宠，就开始设套坑害自己不喜欢的对手。

他先对王延钧说：“陛下身边有很多奸臣，但他们一个个都隐藏得很深。如果咱不问问鬼神，简直都没法判断谁是真正的奸臣！大巫师盛韬善于见鬼，可让他去注意察看。”闽主认为这个意见好，就让盛韬来干这个事。

过了一段时间，薛文杰看到枢密使吴勖总是生病请假，就来了主意。

原来，他一直厌恶吴勖，但他忍着不说，从不在脸上表露出来。枢密使的职务很高，比他这个财政部长的职务还高，轻易不能动。但这一次，让他的“奸佞”有了用武之地。

他先假装去探望吴勖，对他说：“主上因为您总是生病，有想罢免您枢密使职务的意思。我对主上说您不过患头痛，小病，已快要好了。估计主上要派人来探问，请您慎重，不要说有其他疾病。”

吴勖不察其中的诡密，也是利令智昏，答应下来。

第二天，薛文杰就来唆使大巫师盛韬，让他上奏大闽国王说：“刚才我看到先帝在阴间审讯吴勖呢，说他要谋反，正在用铜钉子钉进他的脑瓜顶，用的是金锤子。”闽主虽然信鬼，但还是有点惊讶，就把此事告诉薛文杰。

薛文杰一脸正气道：“嗯，不一定可信！最好还是派人去查问一下。”

王延钧派人去查看，吴勖果然回答说“头痛”。

闽主一看正应了大巫师白日见鬼的风景，即刻将吴勖拿下，然后又派薛文杰和狱吏用各种酷刑去撬他的口供，吴勖熬刑不过，承认了所有诬陷给他的罪恶，于是，全家问斩。

吴勖在大闽国算是口碑比较好的。此事一出，举国不宁，士庶知道是薛文杰作恶，恨不能生吃了这个“巧佞”之徒。各地开始出现零星的“造反”事件。薛文杰为了让大闽国稳如泰山，开始制作各种刑具。其中专门设计了一种押送犯人的槛车。他嫌过去的槛车里面太空荡，于是要人在里面按照人体工程学原理，安上了铁刺。人坐在木笼子里，一动不能动，一动，就有铁刺扎过来。刚刚设计好，还没有来得及用，闽国出事了。

他以前准备查账加罪的那个吴光先生，跑到吴国信州地界，拜见了信州刺史蒋延徽，诉说了大闽国的荒谬和国情，请求出兵灭了这个混蛋国家。信州在浙江境内，与福建接壤，大军出动，可以朝发夕至。蒋延徽闻听此事，觉得是个绝佳战机，不容错过，于是不向朝廷汇报，直接就带着兵马来攻打建州。这时的吴国执政是徐知诰也。

大闽国闻讯，吃一惊，赶忙向吴国的邻国吴越国求救。

但蒋延徽大兵进展神速，很快包围了大闽国的首都建州。闽主于是派出骠骑大将军带兵万人前来救援。但援军走到半路，忽然哗变，形势就跟当年唐玄宗走到马嵬坡一样。士兵扬言：“得不到薛文杰，别想让我们去讨贼！”就像当年马嵬坡的士兵扬言要得到恶人杨国忠一样。

援军首领大惊失色，赶紧将军情汇报给闽主。

闽主还想袒护薛文杰，但太后和当时的福王、太子王继鹏，都涕泣着说：“薛文杰盗弄国家权柄，随意残害无辜士民，现在举国上下对他的怨愤已经很深很久了。吴兵已经深入我境，抗敌士兵不肯前行，社稷江山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旦倾覆，留着薛文杰有什么好处！”

说这话时，薛文杰也在场，他还在很自信地为自己辩解，据说此人能掐会算，认为自己没事，死不了。

闽主无奈，看着他说：“我不想把你怎么样了，这样，你自己看着办吧。”

薛文杰很从容地走出宫殿，太子王继鹏暗中跟着他，在宫门外，用象牙制作的朝笏把他击倒，当即找来一辆刚刚设计完毕的槛车，把他装了进去。槛车里都是铁刺，薛文杰一进到里面就从昏迷中醒来了。他在自己设计的槛车里开始体验“作法自毙”的滋味。

大街上的人们看到这货出来，纷纷用瓦砾向他投掷。

薛文杰对押送他的人说：“我已算过，只要过三天，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押送他的人听到这话，啊！那哪成啊！于是脚上给力，加快赶路，结果只用了两天，就将这位“巧佞”之人送到了援军之前。士兵见这货到了，一声叫喊拥上来，愤怒地将他的肉割了吃，肉少人多，没有分到肉的，就来嚼他的骨头。

随后，闽主的赦令到了，但世上已无薛文杰。

荒诞的闽国大帝

话说蒋延徽攻建州，就要攻克，但这时候刚刚取得吴国执政权力的徐知诰听说了消息，他知道蒋延徽是吴国太祖杨行密的女婿，在吴国境内广有交往，如果他攻克建州，说不定就会恢复吴国。于是派遣使者召他停战撤退。

蒋延徽也听说闽国的援军已经在附近，而吴越国的救兵也要到了，于是，带着信州将士，撤退。

徐知诰派遣使者到闽国，求和。

有此一战，王延钧不但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连吴国都来跟我闽国求和了，一群巫师们又在架弄这位国王称帝，弄得王延钧越发自命不凡。他上表给当时的后唐朝廷说：“吴越国的钱镠要是死了，请朝廷让我做吴越王；南楚的马殷要是死了，请朝廷任我为尚书令。”后唐朝廷见他行文如此荒诞，干脆不搭理他。他一看朝廷不理，从此断绝了朝贡。

这时闽国有人来上表说：闽王未做国主之前，所住宅子里出现了龙，请求将这个宅子改名为龙跃宫。王延钧就借着这个由头称帝了。

两年后，王延钧被儿子王继鹏所杀。

王继鹏自立为帝，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王昶。

这时后晋石敬瑭朝廷，听说远在福建的这档子事，煞有介事地开始以宗主国自居，派出了以左散骑常侍卢损为册礼使的“册封团队”，向王继鹏发去了册命诏书，名号是：册命闽主王昶为闽国王。还特意给王昶带去了一套天子穿用的赭黄袍。但这位新上任的闽主听说后，派遣进奏官通过册礼使向后晋石敬瑭告白：我们大闽国皇帝已经承袭了闽国的帝号，现在要辞掉您给我们的这个王号。

更牛气的是，卢损作为后晋朝廷的册礼使，千山万水到达福州后，闽主王昶假称有病，不予接见，只让他的弟弟主持招待晋国来使。但为了不直接闹翻，还是派遣了他的礼部员外郎带着表章，跟随卢损入朝、进贡。

显然，大闽帝国在与后晋帝国抗衡，意思是：我们大闽国也是帝国，跟你的大晋国是平起平坐的。石敬瑭自己已经一屁股烂事，更加“大闽帝国”鞭长莫及，只能一笑了之。

闽主对大国无礼，对卢损不敬，有人就觉得这个小小的“大闽帝国”有点昏。有个修习礼法的士人就看不惯，曾私下对卢损说：“我的国主不侍奉他的国君，不爱护他的亲人，不体恤他的士民，不崇敬他的神祇，不敦睦他的邻邦，不礼遇他的嘉宾，这样的人，能持久吗！我准备穿着僧服，向北逃走了！以后会同您相见在中原啦！”

闽国的谏议大夫黄讽，看到闽主如此荒淫暴虐加疯狂，觉得应该尽点大臣的责任，便和妻子诀别后入朝，进谏，要求闽主停止目前这种昏乱，要做到政治清明等等。

闽主听了，要用廷杖处罚他。黄讽说：“我若是惑乱国家而不忠，即使死了也无怨言；若是因直言进谏而得到杖罚，我不能接受！”

闽主王昶大怒，干脆罢了他的官，史称“黜为民”，将一个国家干部，罢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这位新科闽主，甚至嫉妒他两个叔叔前建州刺史王延武、户部尚书王延望的才名，恰好有个跳大神的巫人跟王延武有过节，就假托鬼神的话说：“王延武、王延望将要叛变。”闽主连劾查手续都不走，直接派出精壮的亲兵进入二位叔叔的府邸，连同他们的五个儿子一齐杀掉。

几年后，王继鹏也即王昶，又被属下朱文进兵变所杀；王继鹏叔父王延曦继承帝位。朱文进等又在几年后杀掉王延曦。

朱文进未敢称帝，暂时降格，自称闽王。闽国又由“帝国”回归“王国”。

但不久王审知的另一个儿子王延政起兵，在建州（今福建南平）称帝，改国号为大殷，改元天德。大殷国土面积在五代十国中最为狭小，实际管辖领地只有三个州，其中还有一个州是由县升格而来。等到大宋最后平定江南，行政区划调整后，人们发现，原来这个大殷国，实际势力只在福建南平市附近五个县左右。大殷建立时，有一天曾设伶官作戏，有尖酸的伶官“现挂”（曲艺演出称现场编词为“现挂”）道：“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以此来嘲讽大殷国土的狭小。故坊间往往称殷国大帝王延政为“五县天子”。

随后，朱文进被部下所杀，王延政进入福州，又将大殷恢复为大闽。但国都仍在建州。闽国，实在是一个不必继续存在的地方政权了。

与南汉相仿，它的昏庸有荒诞的性质。

这里再说闽主王延曦为政时的一个故实。

王延曦也算个酒鬼，动辄长夜饮。饮酒时，有个叫李光准的宰相，也醉了，说话大约不中听了，闽主便命人把他绑到街市问斩。但下边的官吏知道闽主也醉了，不敢杀他，暂拘在狱。翌日，闽主酒醒上朝，又召李光准来恢复职位，就跟没事似的。后来，又有晚宴，翰林学士周维岳说话又得罪了王延曦，又要杀头，被暂拘下狱。属吏打扫干净狱房接待他说：“那天宰相也在这儿住过，大人不必忧虑。”果然，闽主酒醒，也把他放了。不久，再宴，陪侍大臣因醉酒散去，周维岳还在。闽主说：“周维岳身材矮小，咋能喝那么多酒？”左右有人说：“能喝酒的都多一个肠子盛酒，不一定长得高大。”王延曦听了命人拿下周维岳，要割腹看他那个多出来的酒肠子。有人又说：“陛下要是杀了学士，就没人陪您痛饮啦！”王延曦想想也对，才放了周维岳。

就是这样一个活宝般的人物，居然在做着闽国大帝。

五代十国，这类荒诞故实比比皆是。这类人物和“国家”的倒台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是，这类活宝般的人物何以会取得政权？

李璟智昏南唐衰微

且说南唐李璟得知闽国大乱，于是开始议兵。

但这个期间，南唐也开始了内部的钩心斗角。说来复杂，但也简单，其实就是古来宫廷那些闹哄哄的老套路，为了大大小小的权力而互下绊子而已。而李璟与乃父比起来，要昏得多。他任命了冯延巳为翰林学士、冯延鲁为中书舍人、陈觉为枢密使，魏岑、查文徽为副使。而这五人史称“皆以邪佞用事”，都因为邪痞奸诈而被封赏做官。故南唐有识者称他们是“五鬼”。

有一个名流，翰林学士，老臣常梦锡，出于对国家安危的担心，多次对李璟说这五人不可用，但李璟听不进去。不仅听不进去，不久后李璟还下了一道昏庸到离谱的诏令：中外军民大政，都委托齐王李景遂——李璟的兄弟——参决；平日奏事，只有陈觉、查文徽二人可以面见李璟，其他群臣，没有召见，不得入。

这就等于取消了沿袭多年的早朝制度。

李璟昏政令一出，即遭到先主老臣的反对，宋齐丘等人开始一个个上书切谏，李璟没有听。最后有个侍尉都虞候（中央警卫团纠察部主任）贾崇来宫中求见，他说道：“臣事先帝三十年，孜孜不倦地询察下情，还是担心上下壅隔。陛下刚刚即位，委托的都是什么人啊！而顿与臣下疏绝到这步田地！”

说得呜咽流涕。

还不错，史称“帝感悟，命坐赐食”，并收回了那个昏庸的诏令。

但南唐此时，各个山头已经立起，各个山头党羽已成，与李昪政令清明的时代比较，有了老大官僚的习气，故在尔虞我诈中，开始呈现出内部消耗的低效率。而这种低效率，让南唐在不死不活中，暮气沉沉，再无朝气焕发。

宋齐丘在李璟时被召为相，陈觉、魏岑等人，都被宋齐丘所引用，而二人不合，魏岑就到李璟那里去败坏陈觉，不久宋齐丘也罢相，为浙西节度使。宋齐丘不得意，求放归九华山。

闽国大乱，李璟下决心派出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查文徽、待诏（朝廷秘书）臧循发兵攻建州。到第二年开春，又增派何敬洙为福建道行营招讨（福建前线总司令），祖全恩为应援使（后勤部部长），姚凤为诸军都监（略相当于政委），与查文徽合兵进讨。半年后，在一个出现日食的日子里，唐兵攻克建州，抓住了闽国大帝王延政，一直将他押送到金陵。

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闽国亡。

这之中，有个叫李仁达的闽国将领，跟“换单位”似的反复投张三投李四，不断地改换门庭，变戏法似的夺取了福州政权。李仁达想自立又担心众人不服，于是拥立一位寺庙僧人卓俨明为帝，李仁达则负责调兵遣将，自称“威武留后”。之后，又来来回回地和南唐、吴越、后晋等国称臣通好，每一次称臣都改一次名字，跟南唐好时叫李弘义，跟吴越好时叫李达，跟后晋好时叫李弘达。南唐封他为威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当南唐要他入朝时，他又反南唐投后晋，权知闽国事。但又觉得后晋鞭长莫及，改向吴越称臣，求吴越出兵抵抗南唐。

吴越兵初到福州，李仁达又派出间谍去建州见查文徽，假传消息，告诉他说，吴越戍卒叛乱，杀了李仁达，弃城回吴越啦。

按陆游《南唐书》说法，查文徽跟傻子似的，一听即信，率剑州刺史陈诲共赴福州，陈诲率水师至福州城下，小胜，击败福州水军，并擒获吴越将军马先进等三人，送归金陵。

查文徽率步骑后至，李仁达派数百人到城外敲锣打鼓，假装欢迎，但却在西门设伏以待。查文徽不疑，还以为世上已无李仁达，传令直接进城，陷入埋伏，大败，坠马被活捉，送到吴越国都钱塘（今浙江杭州），将士死者万余人。

这是南唐立国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败仗，对南唐君臣打击甚大。一时间，南唐君臣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灭张遇贤、亡大闽国，摧枯拉朽，风扫落叶一般，怎么会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闽国”折戟沉沙？

当时李璟这边派出了枢密使陈觉为福建宣输使，要李仁达入朝，李仁达不从。陈觉见查文徽已败，未经请示李璟，竟擅自发周边四州的兵士趋福州。李璟后来知道消息，也没有办法，更需要重振南唐“国威”，于是，顺着这股急欲翻牌的形势，另增派王崇文、魏岑、冯延鲁等人与陈觉合兵一处赴福州决战。

吴越与南唐，在原闽国的地盘上，展开了争夺闽国旧地的战争。

三战败北南唐折将

吴越国这时刚刚立了一位少年君王名钱佐，年方十三。开始时，吴越诸将都有点瞧他不上，但钱佐抓住机会办了几个不法的将领，一下子让人刮目相看。

李仁达派人来吴越称臣求救时，钱佐召诸将计事，诸将多年不用兵，没有人愿意平定闽国叛乱与南唐交兵。

钱佐奋然：“你们都不去，但我做元帅，不能举兵吗？诸将历来为我钱氏畜养，竟没有人肯于先我征战吗？别的不说了，听我号令，有不从者，斩！”

于是派遣统军使张筠、赵承泰等领兵三万，誓师后，水陆并进，开赴福州。一路上，号令齐整，军威四播。

南唐陈觉等人都有争功的想法，互相之间没有配合。冯延鲁首战迎敌，既无侧翼保护，也无后续援军，更无情报分析，等于孤军直入，全无章法。结果是，一战即溃，被吴越斩获万余人。前有查文徽之败，今有冯延鲁之败，连败两场，损失数万人，这消息连在一起，就有了传染性。一时间，南唐全线溃散，吴越遂取福州，军威大振，吴越少主钱佐威望空前提高，史称“诸将皆服”。

李仁达在得到吴越支持，战败南唐后，又觉得吴越不可靠，计划杀死吴越派来的戍将鲍修让，然后再以福州作为砝码投降南唐。结果被鲍修让看出破绽，提前动手，引兵袭入李仁达府第，杀死李仁达及其全家。

闽国正式并入吴越版图。

南唐灭了闽国，但等于为吴越做了嫁衣裳，除了损兵折将，一无所获。

李昪当年的预言应验。

这两仗打痛了南唐，但南唐并没有就此收手。

不过李璟惦着查文徽，于是派遣使者归还陈诲擒获的马先进，要求交换查文徽。据说吴越王答应遣还，但在查文徽行前，为他置酒送别，酒里下了慢性毒药。查文徽回到金陵后，药毒发作。李璟派出最好的御医诊视，御医用珠子放到查文徽嘴里含着，一会儿，发现珠子变黑。御医说：“病不可治啦！但慢慢调治，可以十年不死。”查文徽从此不能发声，变了哑巴。但李璟仍然给他一个工部尚书让他退休。据说他死时年七十，距遇毒之年，正好十年。

李璟暴师闽国前后两年，损兵折将，便宜反被吴越这个蕞尔小国得去，越想越怒。想来想去是陈觉等人擅自发兵，战时争功没有互相照应所致。于是，在陈觉等人返朝之前，就派使者前往福建锁了陈觉、冯延鲁等，一路押回金陵。而这时候冯延巳正在做宰相，宋齐丘也从九华山被召回为太傅，他俩与陈觉、冯延鲁或为旧交，或为兄弟，于是赔了多少小心、说了多少好话，这才稍稍缓解了李璟的愤怒，把陈觉流放到蕲州（今湖北蕲春）、冯延鲁流放到舒州（今安徽安庆），暂时留下了二人的脑袋。

闽国之战，南唐元气大伤。有意味的是，中原正巧大乱，如果不是急于征服闽国的话，王师北上，虽然未必就能入据中原，但很可能在蝴蝶效应中，推演另外一种局面。南唐已经永久性地失去了这个机会。

李璟从公元943年登基，到公元947年四年间，发动了灭“妖贼”张遇贤、平建州王延政、与吴越“逐鹿闽国”三场战争，先后损兵折将近三万人。战争中占有的建州、福州，最后反而落到吴越手中。李璟实在是心有不甘，早把乃父啮指告诫放到脑后，到公元951年，他又开始了经营西部的战争。

乱加赋敛百姓遭殃

南唐的西部是楚国。

楚国，又称马楚、南楚。最初有位节度使马殷被大唐王朝封为武安军节度使。后梁时他主动称臣，被封为楚王。后唐时他主动称臣，再次被封楚王。马殷于是在潭州开府，史称“长沙府”，成为楚国国都。国都内修宫殿、置百官、封王后，成为“五代十国”中的一国。

马殷建国时，以儿子马希声判内外诸军事。马楚有个高人名叫高郁，是马殷的老部下。邻国荆南首领畏惧高郁，就派来间谍挑唆高郁与马殷的关系，马殷不上当。荆南又来挑唆高郁与马希声的关系，散布谣言说：“我们荆南听说楚国用高郁，大喜，将来灭亡马氏的就是高郁这个人啊！”马希声一贯愚蠢，以为然，赶紧夺了高郁的兵权。高郁大怒道：“我跟从君王很久，现在老了，赶紧到西山去营建我的退隐之地。犬子长大了，能咬人了！”马希声听到后，假传马殷的诏令，杀了高郁。马殷已经老了，不知道高郁已死。

据说，那一天潭州大雾四塞，马殷奇怪，对左右说：“我过去每次杀害无辜之人，天必大雾。难道国内有冤狱吗？”第二天，有人告诉他高郁被杀。史称马殷拍着胸脯大哭道：“吾荒耄如此，而杀吾勋旧！”我老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让人杀了我的功勋老臣！然后又对左右说：“吾亦不久于此矣！”完啦，我也会不久于世啦！

第二年，公元930年，马殷去世，其子马希声继位。

马殷有遗命：去掉建国之制，改复藩镇之旧。

这个意思是：马殷不仅不要“帝国”，连“王国”也不想要，更低一个规格，只做“省部级”的藩帅。这是因为马殷意识到后人无大能，不想再让后人称王、称帝，以免生祸。于是马希声被后唐授为武安，静江军节度使。

马希声乃是一代荒唐之主。听说后梁太祖朱温爱吃鸡，他也学着吃鸡，据说一天要吃五十只鸡，御膳房每天要把这五十只鸡做成各种花样，供他食用。甚至在马殷灵柩下葬前，他还在吃鸡。楚国大旱，庄稼无收，马希声就到各庙祈祷，但是神仙并不帮他，就是不下雨。马希声一怒，把辖内所有神庙全部封门，令神仙们不再享用人间烟火。

两年后，马希声去世，死后被谥为楚王。死后往往会升一个格，表示优惠死者。他的弟弟马希范继位。

马楚之地多产金银，各地种茶，获利颇丰，朝廷财货还算丰厚。但马希范奢欲无度，逐渐将邦国弄得财政紧张起来。

马希范的夫人彭氏，相貌一般，有点丑，但治家得法，马希范惧内，对她有敬畏。但不久这个夫人病逝，马希范从此自由自在，开始纵情声色，通宵宴饮欢乐，聚会中，男女不分。有个商人的妻子很美丽，马希范听说后，就杀了这个商人，要占有他的妻子，但这个女士很刚烈，管你什么节度使、楚国王，人家不爱，并誓死不受玷辱，威逼中，自己上吊而死。

这个无道之君喜自夸大，曾将长枪大槊的外面装饰黄金，拿着倒是好看，但并不禁用。又招募长得丰满漂亮的有钱人家子弟八千人，专设一个部门：银枪都。估计都在使唤银枪。他的宫室也极尽奢华。曾经做一个九龙殿，用沉香木雕刻为八龙，装饰黄金宝器，长十余丈，盘绕在柱子上张牙舞爪。马希范坐在柱子中间，自己也装饰为一条龙。特制的头巾长丈余，以此来象征龙的犄角。

国家被他折腾了几年，渐渐用度不足，他就开始加重赋敛。

赋敛的一个办法就是“行田”。

他常常派遣使者到各地区“行田”，就是查核田亩。人家有十亩田，就说有十一亩、十二亩、十三亩……具体有多少亩，全看“使者”的心情。这样增加田亩，就要增加赋税。史称“专以增顷亩为功”。

马楚这个无道邦国，在官方主导下“行田”，等于国家机器完整地堕落为吞血掠夺机器。史称马楚之民“不胜租赋而逃”，没法承受租税，纷纷逃离本国。但马希范听说老百姓在逃亡，居然高兴地说：“只要土地在，何愁没有粮食！”他居然命营田使去考察有多少人“逃田”，然后将空置的土地重新招募百姓来“出租”。史称“民舍故从新，仅能自存，自西徂东，各失其业”。老百姓丢掉旧的来做新的农业，仅仅能自己活着，从国境西部到东部，都失去了本业。

拓跋恒逆帝上书

但士庶的苦难还没有到头。有一年，马希范更接纳了佞臣周陟的意见：在国家颁布的正常税收之外，另外加税：大县要贡米二千斛，中县贡一千斛，小县贡七百斛；没有米的县城折算为布帛贡献。

马楚国的手法在五代时期屡见不鲜，契丹“打谷草”、后晋“括率”、西蜀“追督五年赋税”，与马楚的“行田”“加税”，都是属于官方掠夺。官方一旦进入掠夺，就同时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此中一个缘由就是：私有财产能否受到保护，实在是文明与否的铁门限。从世界史和政治哲学原理方向考察，无不如是。天下士庶在财产被官方抢劫之后，迅即跌入荒凉无助的苦难深渊。他们没有地方去上诉。因此，被掠夺者是在绝望中过滤生命的黑暗。赵匡胤时代依然有此现象，但老赵知道这类事后，当即毫不手软地杀掉此类贪官以及士庶苦难的制造者。几个回合下来，算是杜绝了这类非法加租的官方掠夺现象。无故加税，更是所有无道邦国常见的公开掠夺的野蛮政策。赵匡胤后来正是有识于此，给后代的赵家子孙留下了一条规定：不许加赋！而且是永不加赋！这是赵宋王朝所以为有道邦国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至于买官卖官，在马希范时代几乎就是例行公事。更可恶的是，他还专门搞了检举箱，让人匿名投书互相告讦。这是商鞅以来的无道恶政。商鞅时代称之为“告奸法”，也即鼓动士庶互相检举揭发。武则天时代也有类似恶政，就是在朝堂之上设一个检举箱，史称“铜匦”，又让士卒将这个东西抬到闹市，鼓励天下士庶检举揭发官员罪恶。但最后，这个东西成为挟私报复的工具，冤杀了数不清的无辜。这类检举揭发，在马楚，“至有灭族者”，有的甚至使一个族的人被无辜杀害。马楚邦国，戾气深重。

马楚的无道，事实上也易于识别，稍读圣贤书，稍具圣贤理念，即可判断“行田”“加税”的野蛮性质。马楚政权有个天策府，这是马氏小朝廷的军事机构，也是参谋机构，还养着一批文人学士，因此也算是文化机构。马希范效法唐太宗，也设置了“十八学士”。内中有一学士拓跋恒，他实在看不下去马楚的恶政种种，于是上书给马希范，大意如下：

殿下长深宫之中，借助先王已成之业，身不知稼穑之劳，耳不闻战鼓之音，却过着驰骋遨游，雕墙玉食的日子。现在府库快用光了，而各种奢靡费用越来越多；而今百姓太艰难啦，而各种无度厚敛连续不断。当今淮南常有灭我之心，南汉常怀吞噬之志，荆襄之国则日夜窥伺，溪洞之蛮则等我漏洞。谚曰：“足寒伤心，民怨伤国。”现在民怨已深！臣愿殿下罢免加税输米之令，诛杀恶人周陟以谢郡县，去掉郡县不急之务，减免各地兴作之役，不要自家不修，最后导致祸败，为四方所笑。

这一篇上书，是整个马楚国历史上罕见的文明亮色。

但野蛮的马希范见书大怒。他日，拓跋恒屡次请见，马希范都用“昼寝”为名，拒绝见他。

拓跋恒对人叹道：“楚王逞私欲而刚愎拒谏，我见他一家千口，飘零的日子快来了！”

马希范听后更加愤怒，放言终身不再见这个乌鸦嘴。

人的复杂性，在马希范这里也可以看到。他病重时，遍览朝中臣僚，忽然醒悟到只有拓跋恒才是可以依赖的忠臣，于是卑辞将他召来，视为顾命大臣，托付后事。

马楚自马殷之后，施行兄终弟及权力继承制度。马殷原意是想经过这种方法为马楚的未来赢得权力分配的和平交接。就五代十国的政治格局而言，兄终弟及继承制，有其合理的一面，也确实在他国实践中有效果。马殷之前，闽国开创者王潮临终不将大权给儿子而给了兄弟王审知，算是赢来了闽国几十年的平静；南汉刘隐病重，也将节度大任让给兄弟刘岩，那个时期的南汉也还平静。马殷于是临终遗命诸子：兄终弟及。《资治通鉴》记载这一故实说：马殷还“置剑于祠堂，曰：‘违吾命者戮之！’”这种兄终弟及的继承模式，赵匡胤也懂，赵匡胤的母亲杜夫人也懂。在后来大宋王朝的权力分配设计中，王潮、刘隐、马殷的模式影响了宋太祖、杜夫人。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立少废长”马楚大乱

且说马楚，几十年间，经过了几轮兄终弟及的权力交接，也还顺利。但是到马希广这里，出问题了。

原因固然有现代政治哲学常论常新的“专制”痼疾，但就历史现场而言，其直接原因却是因为“立少废长”。

马希范死后，最有希望称王的是他的兄弟马希萼。但楚国将领们在商议马希范继承人时，结论意见是：不立马希萼，而立马希广，因为马希萼正当壮年，诸将觉得不好控制；马希广年龄较小，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

但马希萼不愿意接受这个政制安排，不服气。像历史上所有的老段子一样，史上所称“马楚之乱”就此揭开序幕。

“立少废长”，本来是指嫡长子继承制下违背规则的现象，但在马楚这里，也出现在兄终弟及继承制下对规则的违背。由此可见，无论哪一种世袭制度，都存在违背规则的危险。君权制度下，解决权力问题，确实不是“嫡长子继承制”或“兄终弟及继承制”问题，而是规则如何不被打破的问题。或者说，只要规则的建构足以设计出无人能够破坏这一规则，这个权力分配制度就是安全的；否则，就是危险的。规则可以被打破，意味着任何一种权力再分配制度都是问题重重的。在现代政治哲学看来，无论“嫡长子继承制”或“兄终弟及继承制”，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规则不被打破”的问题，解决这道难题的方法只有自由辩论下的票决机制。自由辩论条件下的民主票决，有可能是保证权力再分配之际，规则不被打破的“最不坏”政制。

“立少废长”之后，马希萼憋了一肚子气。将马希萼这一肚子气鼓荡为叛乱之火的，却是他的兄弟马希崇。

马希崇时任天策上将府天策左司马。这批文人学士从诸将开始拥立马希广就觉得事情不对劲，直觉到马楚要乱。根据他们的历史经验，史上之“立少废长”，是要见刀光血影的！果然，这个刀光血影还就来了。

马希崇在马希广继位之后，多次向当时镇守朗州（今湖南常德）的马希萼表达自己的不满，认为这个马楚小朝廷的大王应该是马希萼而不是马希广。马希萼愿意听这类牢骚，于是有了蠢蠢欲动的念头。而马希崇则将马希广的朝堂内部举动告知马希萼，并答应如果朗州起兵，他愿为内应。这时，马希萼在朗州，马希广在潭州（今长沙），两地相距约三百里路。

马希萼认为时机成熟，决计反叛。

马希广此时还不知道他的命运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危险正在一步步向他悄然而来。

南边的南汉看到马楚有乱，也来北侵。

与此同时，马希萼叛军也从常德南下进攻长沙。

马希萼初战即败，而马希广正在应对南汉，此时却表现出了大度，不愿意追击兄长马希萼。这就为马希萼赢来了时间和转机。

翌年，马希萼与附近的所谓“溪洞蛮”部落组成联军，并一改往日马楚向中原称臣赢取天朝支持的惯例，开始向南唐称臣，并请求出兵相助。

南汉乘机北上，一举占据马楚十余州。马希广一面应对南汉北侵，一面应对叛军南下，等于正在遭遇两面夹击。这事有难度，最终失败，长沙守将投降，马希萼进占马楚国都长沙，生擒马希广，并将这位亲兄弟在郊外吊死。

马希萼一贯吝啬赏赐，干脆学契丹“打谷草”，纵兵在长沙大掠三日，算是赏赐。加上溪洞蛮兵的劫掠，长沙几乎被洗劫一空。马希萼还不待中原或南唐册封，就自封楚王，由省部级升格为“王国”级别，并自任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

马希萼“践祚”后，也像历史上所有的老段子一样，志得意满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国政全部交给马希崇。而马希崇与乃兄一样，也不理朝政，在灯红酒绿中享用糜烂。

而后，还是像历史上所有的老段子一样：部下开始造反。

王逵等人占据了马希萼的大本营朗州，拥立马殷一个嫡孙马光惠做节度使。长沙这边的将士们阴谋发动叛乱，拥立马希崇。马希崇知道这个阴谋，但没有跟马希萼说。等到有一天，马希萼邀请文武官员吃饭，马希崇知道要出事，却借故不到。不喜欢马希萼的人很多，其中几个重要将领，也不到。其中一人叫徐威，借故晚到，因为他正和大臣陆孟俊等人商量着要拥立马希崇为武安留后。马希崇得到消息，想想也好，所以假作不知，随他们去做。

这边马希萼的宴会中，徐威等人从外面先驱赶十几匹善于尥蹶子咬人的劣马进入马希萼府邸，然后带领部下，手持砍柴斧、白蜡杆，声称来绊缚劣马。趁诸人不备，突然闯席上，将赴宴的人砍倒一地。马希萼翻墙逃跑，徐威抓住并囚禁了他，又抓住忠于马希萼的大臣谢彦，从头到脚剁成碎块。

乱兵开始拥立马希崇为武安留后，马希崇放纵士兵大肆抢掠。

马希崇干脆将马希萼幽禁在衡山县。但马希萼在抵达衡山之前，就成功地说服了押送的将士，到衡山后，死里逃生，又被押送他的诸将拥为“衡山王”。

徐威等人眼看马楚大乱，又来了狠劲，想干脆杀掉马希崇。

马希崇在危局中有了大难临头的感觉，于是也开始效法乃兄，向南唐求救。

这样，南唐就同时得到了马希萼、马希崇兄弟俩的求援密信。

南唐傻乎乎地感觉：机会来了，一来马楚大乱，二来师出有名，故胜券在握。于是，南唐大将边镐再一次封印挂帅，率兵进入马楚。

大军直抵长沙，马希崇举族而降。

马楚，也即南楚，也即楚国，亡。史称马楚亡于南唐。

马楚亡后，马氏家族悉数迁往南唐。马希崇被封为永泰节度使，驻地扬州。后周柴荣时代攻南唐，占淮南，扬州也在淮南境内，马氏家族成为后周俘虏，又被迁往东京汴梁，马希崇在后周时被任为羽林统军。其后不知所终。马希萼则被南唐留在朝中，无所事事，几年后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去世，南唐还给他上了个谥号：恭孝王。

征中原错失良机

在马楚境内发生的这一场战事并没有完。

南汉名将潘崇彻北上，袭取了郴州，并战败了南唐大将边镐。

边镐御军无方，只得到潭州一地，大败而归。

次年，曾经推举马光惠为武平节度使的马楚大将王逵、周行逢等，又因为马光惠太笨，改推刘言暂代武平留后。驻地在朗州。

南唐败归后，还以为多少能够震慑马楚旧部，就堂而皇之地召刘言等人入朝。不料遭到拒绝。不久，刘言又遣王逵、周行逢等人攻取潭州，南唐守军大败，从此全军撤出湖南。原南楚的岭北故地因此略有恢复。刘言向当时的中原王朝后周称臣，被后周任命为检校太师、同平章事、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

潭州曾是武安节度使的府治以及南楚都城，但在马希萼的劫掠下，几乎成为一片废墟。于是刘言向后周请示，将武平辖下湖南的政治中心迁往朗州。此事又让任武安节度使的王逵不满。最后，王逵攻下朗州，又派遣大将潘叔嗣杀害了刘言。后周于是任命王逵为武平节度使。若干年后，王逵又被潘叔嗣战败，被杀。潘叔嗣不敢擅自坐大，又迎周行逢入朗州。周行逢又杀潘叔嗣。后周柴荣于是任命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

武平，从此成为五代十国的割据政权之一。它事实上是马楚的后身，不过马楚属于名不副实的“王国”，事实上乃是一大藩镇；武平则属于名不副实的“藩镇”，事实上乃是一独立小王国。这个独立小王国，从公元950年，刘言时代开始，历经王逵、周行逢时代，直到公元963年，周行逢的儿子周保权时代，由宋太祖赵匡胤派名将慕容延钊来剪灭。

李璟时代可能是南唐特别悲催的时代。他灭了闽国，结果闽国被吴越之国得去；这一番又灭了马楚，结果马楚被武平政权替代，还叫南汉乘机占了大便宜，得到马楚旧地十余州。他自己，不仅一无所获，还损兵折将、尽失颜面。

当初，契丹进入汴梁，南唐以为中原已经变天，异常兴奋。李璟甚至派出使者去见耶律德光，祝贺他“灭晋”。然后，又要求借道中原前往长安去修复大唐帝国的十八座陵寝——南唐始终以大唐帝国的“正朔”继承者自居。契丹接受了南唐的祝贺，但没有接受南唐借道修墓的请求。

随后，原属于后晋的密州刺史皇甫晖等不少藩镇或将校，都耻于投降契丹，纷纷归附南唐。淮北更有一些守将，拒绝接受契丹诏命，转而向南唐“请命”，意思就是寻求天子保护。

这时，南唐虞部员外郎（略相当于国家计委下属的某司）韩熙载上疏说：“陛下恢复祖业，今也其时。若虏主北归，中原有主，则未易图也。”

陛下您要恢复祖先大业，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如果迁延下去，胡虏之主北上回国，中原又有了新主，那就不好对付了。

李璟也密切注视着中原的军政变化。韩熙载的意见让他怦然心动，这正是当年老爸期待的风景啊！难道真有机缘了吗？

不久，又传来契丹主耶律德光病死、萧翰放弃汴梁北撤的消息，史称这一时期“中原无主，寇盗纵横”，李璟甚至下了一道诏书：“乃眷中原，本朝故地。”

这八个字翻译为现代汉语，充满激情（也可以说，特别煽情）：我眷恋我可爱的中原，那是本朝可爱的故土。

然后，命令左右卫圣统军、忠武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讨论经略北方大计。南唐举国一时有了“恢复”之相，民心士气都很振作。

但是拖延了几个月，忽然又传来刘知远建立后汉并进入汴梁的消息。中原逐鹿，不得到鹿是不会止息的，现在，鹿死谁手，已经尘埃落定，南唐人立刻消停下来，一腔“恢复祖业”的大计，就此放下。

刘知远进入汴梁是一个理由，但真正的理由却是南唐与大闽国、马楚国不断用兵，已经精疲力竭。

李璟事后曾经慨叹：“孤不能趁着中原危运的大好时机，命将兴师，恢复汉唐土宇，而乃劳师于海隅，与南方诸国用兵。孤实在是先代之罪人也！”

我不能趁着中原出现危险境遇的大好时机，选择将领兴起讨伐之师，以此来恢复汉唐疆域，却多年在海边劳师，跟闽国、殷国什么的用兵不已，结果消耗了国力财力人力。我真是先帝的罪人啊！

就在这一系列的失误中，他迎来后汉帝国之后，又迎来了更为强悍的后周帝国，永远失去了进据中原的机会，当年李昪咬着他的手指对他的告诫，成为他终生痛悔的记忆。

韩熙载睥睨名流

后周之后，南唐没有机会了。但还是有人不识时务，做着“恢复中原”的春秋大梦。后周太祖郭威为了稳住南唐，在建国之初，将曾经俘虏的一位南唐将军释放，让他回到南唐。这位将军，是在后周讨伐兖州慕容彦超时，南唐派出增援慕容彦超的。这件事又让南唐激动起来，于是，就有大臣打着“爱国”的旗号，开始上书讨论“恢复中原”的“大计”。这时已经做了中书舍人、朝廷大秘书的韩熙载，一反当初鼓励进军中原的建议，开始反对与后周争锋。

他说：“郭氏有国虽浅，为治已固。我兵轻动，必有害无益。”郭氏控制国家虽然时间不长，但治理根基已经很牢固。我国军队轻易出动，必将有害无益。

韩熙载这两个意见，方向相反，但今日来看，都是对局势有着深刻洞察力的战略建设性意见，不凡不俗。

韩熙载本来就是个不凡不俗的士大夫。

他是五代十国时期为数不多，有“国士”之风的读书人。在南唐、在五代，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他都是一个有着独特格局的人物。与一般的“国士”不同，他更多“佻达”脾性，在自家府上组建“文工团”，最多时，艺伎达到一百多人，而且施行性自由制度，艺伎们跟客人打情骂俏谈情说爱，他不予干涉。历经南唐先主、中主、后主，这些君主对他也都很纵容。

但南唐诸臣，是分宗派的。宋齐丘那边是一派，韩熙载这边是一派。有意味的是，宋齐丘那一派团结得很紧密，韩熙载这一派却处于分化瓦解中。内中的原因只有一个：韩熙载内心太孤傲了，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他推许的。他在南唐几十年，也曾为报答南唐对他这个来自北方的士人高看，而推荐了很多士人给朝廷录用，但究其真实想法，他还是很孤独，没有谁能走入他的内心。江南名士徐铉，在韩熙载死后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就说他：“以俊迈之气，高视名流。”以自己的出类拔萃之气概，高傲地睥睨南唐名流。

韩熙载曾在洛阳游学，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但他的父亲因为得罪被杀，他不得不逃离中原，进入吴国。他的好朋友李谷，也是一名士，知道他要南下，就在淮河边的渡口，冒着风险为他饯行。

李谷，就是当初杜重威与契丹决战时的转运使。史称李谷为人厚重刚毅，善谈论。在淮北的小酒馆里，俩人都喝了不少酒。

韩熙载对李谷说：“吴国如任用我做相，我当挥军北上平定中原！”

李谷则说：“中原的帝王如任我为相，灭吴国有如囊中取物！”

这些虽然是酒话，但也可以考见二人的风采、志向。

他俩的友谊一直保留到最后时刻。

后周柴荣、南唐李煜时代，有一个痞子文人名叫陶谷，此人被柴荣派往江南去见李煜。这是两国通使的正常来往。李谷就给韩熙载写信说：“吾之名从五柳公，骄而喜奉，宜善待之。”这话说得意味深长。李谷与韩熙载虽然家分两地，别在他国，各奉其主，但二人书信往来不绝。虽然五代十国是个乱世，但书信自由还是有的。不过那时的书信往来主要是靠有人捎带，但是也要考虑到敌国的对峙，万一书信被人告发，也不是耍的。于是二人书信多有隐语。李谷这封信就用了隐语。所谓“五柳公”指的是陶渊明，在书信中隐指陶谷。“骄而喜奉”，是说此人骄傲，喜欢奉承。“宜善待之”，就有了嘱咐朋友韩熙载要有对付此人的办法。这是李谷给老朋友的忠告。

伪君子陶谷作秀

陶谷这人，实在是史上一个无赖，从后周到大宋，几乎没有几个人喜欢他，都能勘透他的无耻和邪痞。但此人确实有才，而且不是一般的有才，做秘书，行文，头头是道，所以，一般君主也都能对他“优容”代之，优厚而又宽容。

宋人文莹《玉壶清话》记录了陶谷与韩熙载的戏剧化故实。

陶谷代表后周出使江南，以为自己来自“上国”，那时后周很强大，已经占据了江淮之地，南唐正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所以陶谷见南唐君臣时，“容色凛然，崖岸高峻”，宴会谈笑之际，他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几乎不说不笑，而且，为了显示自己出使的严肃性，带着公事公办的模样，滴酒不沾。

南唐大臣韩熙载有李谷给他的密信，知道此人毛病在哪里。他又观察了陶谷几天后，对亲近的人说：“我看此人作秀，不是他表演的端介正人。他恪守的这点架子，有办法让他败坏，诸君看我手段。”

于是找了个缘由，奉承陶谷说，你懂六朝文字，可以给我们江南留下抄录六朝文的墨宝啊！陶谷想着青史留名，当然愿意。于是就在江南多待了些日子。韩熙载派遣歌妓秦若兰假装做驿馆管理者的女儿，穿了旧衣戴着竹钗，早晚在院子里洒扫。若兰的美丽在朴素的装扮下，别有韵味。陶谷渐渐与她有了巫山云雨之行，史称陶谷“失慎独之戒”。到了陶谷将要辞行北回时，秦若兰索诗，陶谷为她写了《风光好》一阕。

南唐君臣在高雅的澄心堂为陶谷设宴送行。

南唐后主李煜命人用珍贵的玻璃巨杯满酌劝酒，陶谷还是过去的模样，端着架子，“毅然不顾”，脸上一副大国来使威风凛凛的样子。

这个时候，歌妓秦若兰出现。

她怀抱琵琶来“侑觞”（劝酒），当堂讴歌陶谷所作《风光好》，词曰：

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若是一般人，此时当惭愧难言。但陶谷惭愧归惭愧，干脆放声大笑起来，还笑得前仰后合，捧腹喷饭，连脑袋上的簪珥都快掉下来了。于是，接过大玻璃杯，一杯一杯又一杯，不断地自己给自己灌酒，史称“几类漏卮”，几乎像个漏壶，没底。他就用这种方式为自己遮羞。酒喝高了，又吐了一地，最后倒在满是呕吐物的宴席上，就这样，还不许完，还要接着喝。不要说南唐君臣，就是主持宴席的小礼官，都瞧不起他了。

等到他还朝的那天，南唐只派遣了几个小吏来送他。

回到京师之后，经韩熙载安排，一阕《风光好》，早已在汴梁市上传喧开来。

勘破大局名士避祸

韩熙载风流，却不饮酒。

南唐中主李璟时代，他得罪了政敌宋齐丘，宋齐丘污蔑他，上书说韩熙载嗜酒如命，狂妄得不着边际，被贬。但南唐主后来知道是宋齐丘诬陷，又恢复了韩熙载的职务。

不过在宋齐丘诬陷事件之后，他看出了南唐王朝的没落，几乎失去了往日的雄心。与李谷作别时的高远志向开始消沉下来。李煜时代以后，他知道他所服务的南唐已经没有大的作为，更渐渐心灰意冷起来。

想当年，韩熙载来到吴国，给刚刚做了皇帝的杨溥上了一份自荐书，那真是才气纵横、气势如虹。明明是求职文件，写得却像天下第一才子的名流画像。文中谈帝王采用贤人非常重要，说“钓巨鳌者，不投取鱼之饵；断长鲸者，非用割鸡之刀”。意思说：您要是用一般钓鱼的鱼饵，那是钓不到巨鳌的；要是用普通杀鸡的刀子，那是斩不断长鲸的。“巨鳌”“长鲸”就是南唐的对手，可以指中原诸国，也可以指东南诸藩。文中此类豪言壮语甚多，至今读来，还有回肠荡气的感觉。这是一篇可以与《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相媲美的雄文。文中也说，这样的俊才，“得之则佐时成绩，救万姓之焦熬；失之则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苍翠。”意思是：像我韩熙载这样的人，帝王得到，就可以辅佐朝廷建立功绩，足以救助天下百姓脱离水深火热；如果不用我韩熙载，那我可就要隐居起来不再求名，高卧于深山苍翠之中。这样，损失的可不是我韩熙载，而是朝廷、是帝王。

心态变了之后，韩熙载几乎将所有的钱财都用于蓄养伎乐，宴请宾朋。每个月的俸禄散发给艺伎们，有时还不够。他最尴尬的时候，竟去向自己豢养的艺伎们乞讨。乞讨的方式也绝。他把自己打扮得破衣烂衫，装成瞎子老头，手里拿着单弦，让门生敲着板子，在府院中诸位艺伎的住房前讨要钱财。

他实在没有钱了，有一回就向李煜哭穷，李煜给他写了信，挖苦他，但还是“优容”老臣，给了他府库的钱财救急。

他的这种行为，显然，任何一个稍稍明点事理的朝廷，都不会重用。据说，他的放荡不羁成了他没有成为国家宰辅的直接原因，宋齐丘等人就用他纵情声色的日常生活编派他。

所有这些故实，透露了集中在他身上的种种矛盾。

他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心灰意冷吗？

所以，史上各种猜测不少。

那幅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来历就有多种解释。

一种解释说他玩世不恭，天天跟艺伎们混，李煜不满，就让画工画了他搞party的场景，然后将画作送给他，让他惭愧。这是说李煜期待他能振作起来，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有所作为。

还有一种解释是说，李煜时代，后周、大宋都在派遣间谍进入江南，于是李煜对“北人”有怀疑，再加上韩熙载与诸位“南人”的大臣不合，因此，对他就更不放心。于是派遣了画工来偷画他的日常生活。韩熙载勘透这些东西，就故意用淫荡生活自污，让李煜放心。

但我还是相信，韩熙载是个智者，他很可能在用这个混迹于声色之中的生活避祸。但他所避的是未来的名声之祸。他不想在这个偏安的小朝廷——这个朝廷在中原王朝看来，属于“伪朝”——担当大任，以免后来被中原扫荡之后，他被人视为既无能拯救伪朝，同时又无能捍御中原正朔王朝的颟顸之辈。

陆游《南唐书》记录，说韩熙载曾经与一个叫德明的高僧谈话，德明问他为何让家中的女仆、艺伎与客人们风流往来，而不制止。韩熙载说：“吾为此行，正欲避国家入相之命。”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行径，正是为了避免朝廷让我出任宰辅的命令。德明不懂，问他什么原因让他不愿意出任宰辅。韩熙载说：“中原常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弃甲不暇。吾不能为千古笑端。”中原帝国早就对江南虎视眈眈，有朝一日，中原出来个真命天子，扫荡江南，那时候，恐怕连脱掉盔甲逃跑的时间都没有啦！我可不愿意为这个国家负主要责任，成为千古笑柄。

这种看似不负责任的意见，事实上，也是一种政治选择。气节有亏，但大义不缺，那就是顺天应人。这个道理要两分说。归化于正义力量，犹如近代以来脱离极权阵营，轴心国人投奔盟军，就要视为个人选择的正当与合理。吴越钱俶最后归化大宋，无论千年之前还是千年之后，人都应该看到他为江浙一带保留了一份元气，没有将这块富庶之地葬入兵燹。这类选择，自有其合法性。韩熙载用自己的方式，事实上是肯认了中原后周、大宋的正朔性质。这与他初来江南之时的态度不一样。当他鼓励李璟趁契丹灭晋而北上，与草原帝国逐鹿中原时，他对继承大唐而来的南唐是有期待的。但是随着南唐对闽国、马楚的用兵，随着南唐内部的钩心斗角和政治管理的失效，以及李璟、李煜二位君主的弱点呈现，韩熙载看到：南唐，不是一个足以恢复大唐荣光的政治力量。李璟与柴荣比，李煜与赵匡胤比，那几乎就不在一个格局平台上。他见过柴荣，也见过老赵，凭他的识人之明，他懂得，中国的转型，必将来临。说到底，韩熙载有撇脱不开的“中原情结”。他是传统衣冠文明培育起来的一代名士。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的一个初冬，韩熙载曾奉命出使中原，参加宋朝皇太后杜夫人的葬礼。这是他与赵匡胤的第二次见面。

韩熙载第一次见到赵匡胤，还是在后周晚期，那时赵匡胤已经做了后周殿前都点检，中央禁卫军总司令，据宋陆游《南唐书》说，韩熙载曾出使后周，遍观周廷文武大臣。等他回到南唐之后，李璟很认真地“历问周之将相”，一个一个地问后周的将相都是什么人。韩熙载说：“有一个赵点检顾视非常，殆难测也。”有一个姓赵的殿前都点检，看人的姿态不是等闲之人，恐怕这人很难测度。等到这位赵点检受禅代周，做了大宋皇上，消息传到南唐，史称“人服其识”，南唐人都服气韩熙载的先见之明。

韩熙载第二次见到赵匡胤后，老赵爱才，留在朝中不放他走。

韩熙载在招待所的墙壁上题诗道：

我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还至江北时，举目无相识。

清风吹我寒，明月为谁白。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

诗写得浅白易懂，却很准确地讲述了自己的心情：尽管我曾经是江北人，但我的亲人都在江南。我不想留在江北，我怀念江南的亲人。

赵匡胤闻听此诗，将他放回南唐。

这个故实证明，韩熙载晚年已经认识到“真龙天子”在哪里。他不愿意为李煜这个小朝廷葬送自己的名声，但也不愿意背叛南唐，留在大宋。他应该是在极度郁闷中，在担心后世的令名中，死去的。

公元970年，大宋开宝三年，在太祖赵匡胤平定南唐之前四年，韩熙载病死，享年六十九岁。死后被李煜赠为左仆射、同平章事，这个职称已经是宰辅之位。韩熙载死后做了宰辅。

韩熙载当年劝导李璟不要继续在东南沿海用兵，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李璟向“休兵”方向转化。史称李璟在福州、湖南兵败后，知攻取之难，开始接受韩熙载的意见，更开始奉行先主李昪当年咬着他手指头的临终遗言，开始与诸臣讨论“弭兵务农”大计，而不再讨论“恢复中原”大计。

有人对他说：“愿陛下十数年勿复用兵。”期望陛下十几年不要再用兵啦！

李璟痛定思痛，回答道：“兵可终身不用，何十数年之有！”战争可以终我一世不再发动，何止十几年不用兵啊！

但李璟没有想到的是，后周大帝柴荣，却在他已经不准备用兵的时候，准备用兵了。

肆 高平之战

高平之战是后周与北汉—契丹联军的一次决战，也是赵匡胤的福缘之战。它让周世宗柴荣重新认识了赵匡胤。高平之战后，基本奠定了中原王朝的稳定性。赖此一战，中原王朝成为当时亚洲地区的一大强国，也为后来大宋王朝的建构预先铺演了地缘环境。

平北汉柴荣亲征

后周大帝柴荣即位伊始，即准备在南唐用兵，目的为取江淮之地，免除后顾之忧，同时又借助江淮粮仓，为大兵提供粮秣，好用于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兵发江南时，却得到了北汉来袭的消息。

仇国后周，太祖郭威病逝，让北汉主刘崇大喜过望！他当即谋划趁后周国丧期间大举入寇。于是派遣使者到契丹请兵。

公元954年农历二月，契丹派遣武定节度使（治所在陕西洋县）、政事令（国务大臣）杨衮率领万余骑到达晋阳（今太原）。另有一种说法是，契丹派遣的援兵除了杨衮万余骑之外，尚有其他部落步骑五六万人，号称十万，来助刘崇。

刘崇称帝之始就有了与契丹的勾结。当时的契丹主还是耶律兀欲。兀欲曾令部下给刘崇的儿子，时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刘承钧写信，表示通好的愿望。北汉本来承续后汉而来，刘崇又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兄弟，而刘知远一直抗击契丹，不与契丹通好。契丹不知道现在北汉的姿态，所以，首先派人与刘承钧联系，大有投石问路之意。

刘崇知道消息后，大喜，即令刘承钧回信，称：“本朝已经沦亡，我来绍继其位，很想遵循晋朝先例，向北朝（契丹）求援。”

这话给契丹传递了三个信息：

一、我刘崇想坐稳这个帝位。

二、我北汉与契丹“通好”的模式，不必效法刘知远的后汉，可以效法石敬瑭的后晋。石敬瑭那时怎样与契丹“通好”，我就怎样与契丹“通好”。

三、期待契丹支持后汉。

耶律兀欲得到消息后更加高兴。这是继石敬瑭、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李守贞之后，契丹经略中原的又一颗棋子！

而这时后周也派遣了使者来与契丹联系——当时的中原诸国还没有人有覆灭契丹的梦想，所有的中原帝国，最大志向就是守住燕云旧地，与契丹划定合理疆界，和平共处。后周也没有“扫灭契丹”的梦想，只是想最大程度地收复石敬瑭时期的失地。派遣使者出使契丹也是这个用意。

耶律兀欲等人研究中原形势后，给了刘崇一个答复，送来了三个信息：

一、后周也在与我们契丹联络。

二、但我们契丹愿意与北汉刘崇友好。

三、每年，北汉要给契丹输钱十万缗。

刘崇研究这些信息后，非常害怕。他担心后周与契丹“通好”，于是很快答应契丹的条件。不但答应岁币十万，还上书自称“侄皇帝致书于叔天授皇帝”，请契丹天授皇帝给北汉皇帝施“行册礼”，也即由契丹册封，以此取得刘崇出任北汉皇帝的合法性。

不久，耶律兀欲在内斗中死亡，但继任者耶律璟却将这一份政治遗产继承过来，继续保持着与北汉的宗主国关系。所以，当北汉求援时，耶律璟保持了契丹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派出大将杨衮来为刘崇一壮声势。

北汉主刘崇则自率精兵三万，任命义成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与契丹军在团柏（今山西汾西县）会师，南下赴潞州（今山西长治）。

义成军要塞，今属河南滑县，北汉在山西中部和北部，并不实际占有滑县，因此，白从晖的节度使，是“遥领”不是“实领”，是一个虚衔。武宁军要塞，在今江苏徐州，张元徽的节度使，也是“遥领”。

北汉军屯驻梁侯驿（今山西沁县附近），后周的昭义（治所即潞州）节度使，大将李筠派遣将军穆令均率步骑兵二千人迎战，李筠自率领大军在太平驿（潞州附近）安营。北汉第一名将张元徽与穆令均交战后，佯败，穆令均得胜追击，张元徽伏兵起，穆令均阵亡，潞州兵被斩杀千余人。李筠初战不利，退归潞州，据城坚守待援。潞州在开封和太原之间，各距二百公里左右。

周世宗柴荣得到了北汉南侵的消息，准备御驾亲征。

但群臣并不信柴荣有战场经验。这个新任的后周皇帝，此前几乎没有战功可言，万一带兵败衄，对立国不久的后周来说，不是耍的。

老臣冯道说：“刘崇自逃归晋阳后，国势蹙，士气丧，必不敢自来。先主晏驾不久，陛下新近即位，人心易动，故陛下不可轻易北征。应遣一员上将去抵御。”

柴荣道：“刘崇庆幸朕有国丧，又看我年轻新立，很有吞并大周、席卷天下之心。朕不可不往。”

冯道坚持争辩。

柴荣道：“过去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去亲征，朕何敢偷安！”

冯道说：“不知道陛下能做唐太宗否？”

柴荣说：“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

冯道说：“不知道陛下能为‘山’否？”

周世宗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估计没有人听了这话会高兴。冯道自以为是四朝元老（加上契丹，是五朝元老），此番话说出，大有倚老卖老的意思。

但大臣王溥极力鼓励柴荣亲征。

柴荣不听诸位意见，独纳王溥之说，亲征。

两军遭遇对峙巴公原

北汉张元徽前锋正在乘胜扫荡晋中南，进逼潞州。

柴荣下诏，令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引兵自磁州固镇出北汉军后，镇宁节度使郭崇威副之；又诏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引兵自晋州东北邀击北汉，以保义节度使韩通副之；又命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徽，义成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将兵先趋泽州（在山西东南部），宣徽使向训监军。

显德元年（954）三月十一日，柴荣从大梁出发。随柴荣亲征的有大将张永德、李重进、樊爱能、何徽等人——还有赵匡胤。另遣慕容延钊出军北汉身后，刘词调遣兵员随后跟进。

柴荣志在必得，这阵营，几乎是倾全国之精兵而动。但柴荣等于自己做了先锋官，真正的大兵还在后面，他不管更多，带着不足一万人的先锋部队，只管前进！

五天后，柴荣到达怀州（今河南沁阳）。

控鹤都指挥使（皇家卫队指挥官）赵晁私下对通事舍人（传令官）郑好谦说：“贼势方盛，我军应该持重缓进，挫其锐气。”郑好谦将这番话的意思告诉柴荣。

柴荣正要疾进以占其先机，听到此言，大怒道：“你哪能说出这等话来，一定是有人指使你这样说。说出这个人，就让你活，说不出，就让你死！”郑好谦只好实话实说。柴荣将这俩人都上了枷锁关在怀州的监里。

然后继续前进，当晚，过了泽州，在城东北野营。

北汉主刘崇以为年纪轻轻的柴荣必不敢亲征，他见潞州城坚固，难以攻取，决计越过潞州不动，直取大梁。

不久，北汉兵前锋与后周军前锋在高平以南相遇，一战而退。柴荣担心北汉兵全部撤回晋阳，那样就要攻城，而攻城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平原野战。于是加紧前进。刘崇接到退回的前锋兵将后，在巴公原布阵准备决战。

史上著名的高平之战开始了。由于战场在高平巴公原，所以高平之战又称巴公原之战。高平之战是后周与北汉—契丹联军的一次决战，也是赵匡胤的福缘之战。它让周世宗柴荣重新认识了赵匡胤。高平之战后，基本奠定了中原王朝的稳定性。赖此一战，中原王朝成为当时亚洲地区的一大强国，也为后来大宋王朝的建构预先铺演了地缘环境。

北汉处于山西这个狭窄的地方，地缘上属于河东（大河之东）。五代期间连年征战，国力至刘崇时，已经很微弱。北汉，盛唐时有户二十七万九千一百多家。到北汉末年户口仅余三万五千二百余，约当盛唐时的八分之一不足。刘崇强征十七岁以上男子当兵，总兵力三万多，几乎动员了全国五分之一人口参战。于此可以概见刘崇押注之大。

后周大军日夜兼程，直抵高平南郊。军队在晋城境内安排了供给府库即后勤管理机构，当时叫管理院，前后迤逦有几个村子。周世宗进入晋城地界，受到将士们欢迎，他乘坐的车辇被围住，士兵要一睹皇帝风采，柴荣从车辇走下，与士兵见面步行一段路，然后上车，至今晋城还有下辇村、上辇村。柴荣还做了充分的战前动员。他知道此战意义重大。

柴荣在追击北汉前锋部队时，刘词后续大军还没有跟上，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北汉赢得了先期优势。

巴公原决战就要开始了。

后周左翼为李重进、白重赞；右翼为樊爱能、何徽；张永德领御林军跟随柴荣，居于中军，算是中军之内的总指挥部。左、右、中军，加指挥部，四个方阵，总兵力不到一万人。赵匡胤在张永德麾下。

北汉—契丹联军布局是：刘崇居中军，张元徽领左军，契丹杨衮领右军。总兵力四万余人。

北汉兵在北。

后周兵在南。

这时候在刮东北风。

东北风从正面、侧面扫掠着后周兵。

除了风声和偶尔的马嘶声，两军应该在方圆几十里的紧张对峙中有了大战前的寂静。

一战告捷大败北汉兵

北汉主刘崇遥见周兵不多，有点后悔向契丹借兵。他认为不用契丹兵也可击败后周军队。刘崇对诸将说：“我自用汉军就可破周军，何必一定要用契丹！今日不只要克周军，也要使契丹对我心服。”轻敌情绪溢于言表。

杨衮策马前来觇望周军，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这是一支经由郭威训练出来的大军，不可小觑。他退回去对北汉主说：“这是劲敌啊！未可轻进！”

北汉主有一种临战前的兴奋，他激动地说：“时不可失，请公勿言，试观我战！”

杨衮听后默然不悦。

忽然，东北风开始转向，居然变成了南风！

每一个北汉兵都感到了迎面来风的冲击。

契丹大将杨衮预感到不祥，他所在的位置让他看到了周兵的左翼和中军。

风向的转变，让北汉一位文官枢密直学士王得中看出了危险。他劝刘崇，风向突变，吉凶未卜，或有不利，不宜出击。刘崇此时已经听不进劝告。杨衮再次向刘崇进言，劝他小心为上。刘崇骑在马上，细细的胡须迎风飘动，有了舍我其谁的慷慨。他很不礼貌地向杨衮挥挥手，说：“时不可失，请公勿言！”

杨衮闻言愤愤然而去。

待双方布阵完毕，刘崇觉得主动出击的时机到了，于是命正当后周右军的张元徽率左军首先进攻。

张元徽催动万余人马向后周右军杀去。

后周右翼不足三千人，指挥樊爱能、何徽应该听说不久前张元徽伏杀李筠部将穆令均的战事，两军刚刚遇合，还没有交手呢，已经没有了勇气，居然不战而逃，三千人的队伍一时溃散，没有跟随樊爱能的，约近千人脱下盔甲放下武器跪倒双膝，投降北汉。

后周右翼阵脚大乱——很快，右翼已经不复存在。这样，后周的中军和御林军拱卫的指挥部右侧已经完全暴露。

周世宗柴荣观察战场形势后，深知局势瞬息万变，有此一败，后周士气正在丢失，也许只需要一个呼哨，就有可能全军溃逃。但就是这样的时刻，柴荣显示了一个统帅的天才。他看到左翼李重进那里碑碣一般镇静，李重进与白重赞似乎正在等待战机。于是，大帝柴荣不但毫无惧色，反而更加冷静。冒着北汉射来的箭簇，他调动起亲兵来——督战。

内殿直马仁瑀对众将士说：“让陛下的乘舆受敌，还用我辈干什么！”跃马引弓大呼，连续射杀数十人，后周士气益振。

殿前右番行首马全义对大帝柴荣说：“贼势到头了，也就这样了，不会有大的动作了，很快就会被我所擒了。愿陛下按辔勿动，慢慢看诸将破敌就是。”说罢，也带领数百骑兵冲入敌阵。

当后周兵万分危急之际，赵匡胤的天才也同时显现出来。他对身边将士说：“主上如此危险，我等怎能不拼性命！”

张永德没有得到命令，在他的职业习惯中，此时只应护卫皇帝柴荣，其他，不遑多想。老赵看到傻乎乎镇定着的上级张永德，忽然建议道：“太尉，贼寇表面气焰嚣张，但我等力战决计可以打败他！您手下有众多能左手射箭的士兵，请领兵登高，射箭出击为左翼，我领兵为右翼攻击。国家安危存亡，在此一举！”

张永德一怔，但多年征战的经验让他立即就明白了，老赵的建议在此时乃是一个胜负手，存在着转败为胜的战机。于是并不计较上下级的格局，就按照下级老赵的临时动议行动起来。他与老赵各率二千人开始了布阵与冲锋。

他俩等于机动替补了樊爱能右军的全部空当，从后周禁军中调出四千人扑向了张元徽。

我猜想张永德的二千箭手应该分成几个横列，譬如四个横列，每个横列五百人，展开，应有几华里的锋面。他们顺风放箭。他们次第搭弦、射出、后退；后一列队伍向前，继续搭箭、射出、后退；第三列队伍再向前，搭箭、射出、后退……如此循环不断，每一次都有五百枚钢铁箭簇射入北汉军中，连绵不绝，在顺风躺倒的北汉兵尸体横阻中，张元徽感到战场已经不那么流畅了。

如此，虽然后周没有了右翼，但总算稳住了中军和御林军的阵脚。

老赵这边则身先士卒，率军从右翼远远地包抄过来。老赵快马首先冲向北汉前锋，麾下士兵平时受老赵训导，此际拼死，无不以一当百。当我展开想象试图复原这一场战役时，最初想到的是楚霸王的巨鹿之战。二者规模或不相当，但老赵麾下的士气能在大军溃倒之际不但不丧失战斗力，而且越发激起拼死一决的勇气，恐怕是楚霸王也难于达到的军神气场。很快，形势渐渐发生逆转，北汉军队开始心生怯意，向北退却。南风扫掠中，木叶齐飞、血雨迸溅。后周兵的呼喊声追着张元徽的左军，一直透入到北汉的中军、右军。

而李重进和白重赞的左翼，也忽然如山崩一般发出呼啸，向北汉右翼杀去。那一种气势同样不可阻挡。

柴荣站到高地，亲眼看到了老赵的不凡。老赵调遣同列驰马冲锋，汉兵大溃。老赵甚至已经杀到河东城下，组织起兵勇来，抱了柴薪堆到城门下，燃起大火。这时，一支流矢过来，射中老赵左臂。但老赵带伤决战，血染征袍。柴荣看到后，担心老赵流血过多，令传令兵追到老赵，要他退出战场。

随后，柴荣领兵亲自冲击北汉，刘崇远远看到，急调心爱战将张元徽御战。这样，刘崇就犯了两个错误：左翼在胶着中失去主将，而张元徽也将因为战场换位心绪不宁。果然，正在督战的张元徽听令后，无暇顾及已经转强为弱的左翼，匆匆向中军跑去护驾。也许正是因为临时换位的慌张，张元徽在操控战马时有了失误，导致马失前蹄。后周兵不容分说，一涌而上，刀戈并舂，像捣石臼一样，舂死了张元徽。一代名将就此凋零。

北汉大将阵亡，士气瞬间垮塌，数万北汉兵被南风吹散，平野、沟壑、丘陵、树林、水畔，到处留下尸体。

樊爱能、何徽带着几千逃兵南奔，一路上张弓搭箭，刀剑出鞘，干吗呢？剽掠辎重。让运送军用物资的役夫惊慌奔逃，丧亡很多。柴荣派遣近臣及亲军去追樊爱能等人制止他们，但没有人愿意奉诏。有些派出的近臣甚至被逃兵所杀。逃兵们还一路狂呼：“契丹大至，官军败绩，其他的将士都已经投降啦！”逃跑途中，路遇后续部队刘词，樊爱能等阻止刘词不要再去送死，刘词不听，更加着急地引兵北上。在黄昏时，追上了后周大军。

当时北汉主尚有余众万余人，与后周隔着山涧仓皇列阵。但刘词到了以后，事情就简单了。刘词指挥起生力军来，与诸军兵合，跨涧与北汉兵再斗。北汉兵大败，尸体满山谷，丢弃御用物资和辎重、器械、杂畜不可胜计。

当晚，柴荣在高平野外宿营。樊爱能等人听说周军大捷，多少有点纳罕，但还是与逃跑的将士们慢慢返回，有些跑得快的跑得远的，直到天亮还没有赶到柴荣大营。柴荣捉到一部分临阵脱逃的周兵，就在营外正法。他还接受了大将张永德的意见，斩杀了樊爱能等逃跑的将军数十人。从此以后，周兵的军纪成为真正能约束将士的制度。

柴荣与刘崇相拒于高平时，曾命泽州刺史李彦崇带兵守江猪岭（属于潞州），遏北汉主遁归之路。大战一起，就有樊爱能等南遁的消息传来，李彦崇便以为这一仗完了，北汉胜了，没有必要再设伏江猪岭了，北汉主战胜，会走大路的，于是引兵而退。没想到柴荣这一仗算无遗策，北汉主最后果然从这一条小路遁去。在后来的日子里，柴荣得到消息，将这位刺史连贬三级，只让他做了率府副率，掌管农业水产物资的副官，相当于从“正厅”降到“副处”。

但是从北汉投降过来的士兵数千人，却一个没有杀，选了一部分老弱病残，给予他们路费干粮服装之后，遣返北汉，另挑选几千强壮者组成新军，令前武胜（治所在河南邓州）行军司马唐景思率领，去戍守淮上——柴荣始终想着中主李璟的江南。

大学士逃命丛林

北汉主逃到高平，然后换上农家服装，史称“被褐戴笠”，又乘上契丹所赠的黄骝马，率百余骑由秘道雕窠岭逃出追兵。半夜迷路，抓住村民做向导，不料向导“误导”刘崇奔了晋州（今属河北石家庄），极度疲惫中，多走了一百多里路，才发觉不对，杀了向导，又折回，昼夜北走。到一个地方说歇歇脚，备了饭还来不及吃，听到传言说“周兵至”，就仓皇而去。刘崇已经年老力衰，趴在马背上日夜驰骤，几乎虚脱，勉勉强强回了晋阳（今太原）。刘崇很感谢这只黄骝马，回去后，给它盖了一间专用马厩，很多地方装饰上金银，每天给它吃精美的“三品料”，还赐它一个封号：“自在将军”。

刘崇稍稍定神，就开始厉兵秣马，收散卒、缮甲兵、完城堑，以备周兵来袭。

杨衮带着他完整的一万骑兵北屯代州（今属山西）。

刘崇遣宠臣枢密直学士王得中礼送杨衮，并同时向契丹求救。

有意思的是，名相李谷在大战中走散，结果被乱兵逼迫，做了俘虏，又从俘虏营中逃出，避乱山间，几天后才找到大本营。

李谷是五代时期为数不多的名士，后周的王朴与李谷曾经被士林共同赞誉，当时流传一句话：“朴能荐士，谷能知人。”

后晋灭国，晋主北迁时，无人敢招待落魄的出帝石重贵，只有李谷，拜迎于磁州（今河北邯郸）路旁，史称“君臣相对泣下”。李谷对石重贵说：“臣无状，负陛下。”将全部私财都送给出帝。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对此评论道：“天下之士，苟有所负者，其所为必有异于人。”天下的士大夫，万一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他的所作所为一定有异于常人的地方。李谷身为后晋臣属，未能保全首领，自认为有负于社稷君王，所以有愧怍之心，在这个地方就有了“耻感”的天然流露。儒学论“礼义廉耻”是字字有实处的。李谷是五代十国时期，比较有“士行”（士大夫之德行实践）的官员。这类官员，乱世，极少。

耶律德光发使至磁州，李谷将来使斩首，秘密地汇报给河东刘知远，还派遣河朔的绿林好汉梁晖入据安阳。史称“契丹主患之，即议北旋”。如是，则耶律德光放弃在中原称帝，退回草原，李谷有一功。他后来也曾被契丹俘虏，但以智慧和勇气与契丹周旋，没有屈服。后周初年，李谷任中书侍郎、平章事。此前，朝廷需要牛皮制作甲胄，故牛相当于战略物资，官府因此禁止民间私用牛皮，宰牛后，所有的牛皮一律送到官府。唐明宗李嗣源时，官府接到牛皮，还给庶民盐巴作为补偿，到了后晋石重贵时，连盐巴都不给。后汉刘知远时规定：私自动用一寸牛皮即处死。但民间岂能不用牛皮！故往往有铤而走险者，为一张牛皮丢了性命。李谷以宰相的身份调查此事，并计算出国家每年所用皮革数量，而后重新规定：每十顷田、每年向官府交革一张，其他多余的牛皮，允许士庶留用，只是不允许卖于敌国。这是郭威时李谷的德政之一。世宗柴荣征刘崇时，他已经加封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一个宰相、大学士在丛林中逃命好几天，这事在今天，该是一个不小的新闻。

柴荣在潞州城里赏高平之功。以李重进兼忠武节度使，向训兼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兼武信节度使，史彦超为镇国节度使。张永德又盛称赵匡胤之智勇，柴荣提拔老赵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因为高平一战，赵匡胤进入后周高级军官行列。此役，赵匡胤还不过是一个宿卫将军，是张永德的麾下，危局中居然敢作敢当，现场指令顶头上司排兵布阵，张永德对老赵不得不刮目相看。

老赵的福缘不仅在此，也正是在这一场大战中，他赢得了张永德的钦敬。而张永德对老赵的心悦诚服，则成为历史通往陈桥驿的另一个隐秘的逻辑起点。

高平之战的历史大义

高平之战，另有历史大义。

按照船山《读通鉴论》的意见，高平之战，不仅仅关乎北汉、后周之兴亡，更关乎天下“治乱之枢机”。从历史时光的后面来看，一家一姓之兴亡确实并不重要，譬如，后周，不过是郭氏夺了人家刘氏的社稷，丢了后周，这个后周本来就不应该是郭氏所应有；北汉，兴起的是复仇之师，灭了后周，也不算不义。但说它关乎“治乱之枢机”则另有道理。

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后梁朱友贞，后唐李存勖、李从珂，后晋石重贵，后汉刘承祐，这些邦国帝君的覆亡，都不能算直接亡于外寇，而是亡于大藩的骄帅。这些藩镇刺史，带着并不忠贞之心，觊觎高位、贪婪荣华，因此对故主兴亡并不介意，反而会利用故国之亡成其不轨之志。故在历次大战中，大帅们关心的往往是自家实力之扩张，而不是同仇敌忾扫荡仇雠。所以大战中并不鼓勇向前，反而一败而溃的战例比比皆是，犹疑观望的大藩在在皆有。甚至在溃败中，反而反戈内向，挟持故主而迎奉国仇，并因此而居功邀赏。平时拥兵自重，据土自强，做着国家的将相，却尸位素餐，只想着如何在自家地盘上成就非分的想法。这就是五代藩镇的真实面目。所以船山先生断言：樊爱能等人在高平之战中，所以未战即溃，当时就是存了这类念头。

四朝老臣冯道，也怀有此心。

勾结契丹，以成就升迁，不仅在藩帅们那里如此，在下级军官中，也有人愿意这么做。如广顺三年，郭威的时代，就有齐州（今山东济南）戍卫部队右保宁都头刘汉章杀死都监杜延熙，准备策划接应契丹军队的事件。事情虽然没有成，但这是一个恶例。证明借助契丹图谋不轨者，即使在下级军官中也时有人在。

当时的柴荣，并非郭威之血亲后裔，也未有大功于邦国，郭威时代就有朝中元老对这个没有军功的皇上养子有过莫名的嫉恨。柴荣那时镇守澶州，但知道朝中有乱象，多次要求入朝做官，辅助养父一整朝纲，但大臣王峻等人一力排挤，不让他入朝。王峻此时虽然已经死去，但朝中王峻第二、第三之类人物还是不少。假使高平一役，柴荣不是御驾亲征，而是坐镇京师，派出诸君去平定刘崇，万一小战不胜，大军奔溃，那非常有可能重现藩帅回师，假敌手之力反灭故主的历史场景。樊爱能辈未战即溃，这个可能性太大了。当初郭从谦、朱守殷就是这么对付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康义诚就是这么对付李从厚的，赵德钧就是这么对付李从珂的，杜重威、张彦泽就是这么对付石重贵的，侯益、刘铢就是这么对付刘承祐的。这些人的规律性做法就是：“秉钺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带着皇上封赏的节钺出军，却背信弃义倒戈而回，敌寇还没有进入本国，而孤立无助的国君已经被逆臣杀害。周世宗柴荣，如果不是坚持北上亲征，也很有可能会有此结局。

这说法并不是为历史做假设，而是五代藩镇逻辑的经验性呈现，是一种屡见不鲜的风景。

如果出现这类风景，那将不仅仅助长当朝逆臣之恶，让中原从此继续习惯于乱世而无底定，更让刘崇之辈挟契丹而入据中原，那时，不知又要有多少场“打草谷”，而黎民之苦更无尽头了！当初耶律德光都赖在中原不想走，耶律璟如果过来，怎么肯走？那样，就等于是一场靖康之祸！

冯道所熟悉所盘算的，就是这类风景。他正等着“袖劝进之表以迎新君”呢。

但大帝柴荣决志亲征，高平对垒之际，右翼已经溃败，但这一队人马，还不足以摇动众志；樊爱能的溃掠逃兵，也不能够回奔京师劫掠宫阙；柴荣及诸君将士身立血战之功，而樊爱能等人伏法，没有人敢为之说情请命。“于是主乃成乎其为主，臣乃成乎其为臣，契丹不战而奔，中国乃成乎其为中国。”船山先生认为：“周主之为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为生民请命而得焉者也！”周主柴荣之所以能够稳稳地做他的天子，不是郭威授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以死生为赌注，为生民请命而得到的。船山先生将高平之战看成是“为生民请命”，从大历史视角看问题，就应有此见识。最后，船山先生认为：周世宗是有资格成为唐太宗那样人物的，这不是“冯道之老奸所可测”的大义所在。

他认为周主没有当时斩了冯道是因为“惮于其虚名”，忌讳冯道的虚名。

王夫之痛恨冯道，就差骂一句“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了。

“五朝十君”老宰相

冯道这个人，史上即存在争议。

《旧五代史》对他评价不低，《新五代史》则把他骂得体无完肤。近世以来，更有文化本位主义者，对他有了新的肯定性评价，但民族主义者，则往往对他有了更深入的否定性评价。

冯道在“赵匡胤时代”是一个奇异存在。

事实上，他已经在不顾旧君、迎立新君，并以“事当务实”的姿态，回应了整个乱世，这样，对他褒贬不一的评论中，就有一个问题：“事当务实”，不应该吗？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问：“事当务实”就是应该的吗？

如果不应“事当务实”，士君子们在乱世中该如何处世？

如果应该“事当务实”，圣贤价值在乱世又当如何评价？

这可不是小问题。毋宁说，这是中国文化安身立命的大问题。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是有着富有道德张力的大问题。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已经将冯道钉在了耻辱柱上；如前所述，王夫之的严厉批评更再次将冯道钉在了耻辱柱上。

但回首纷乱的往事，重行思想冯道的思想时，也可以发现另外的可能性。

应该从冯道的一个个故实，展开对他的分析。发生于冯道身上的故实，是不可移易的铁案——至于对这些铁案的理解或讲述，当然因人而异。我要说的，是我对冯道的理解和讲述；也即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这样说话，是想避免一种争论或指责。当你认为我所言“错误”时，我也可以指责你的所言“错误”，有意味的是：你我之间，可能不存在仲裁。

我还知道一种智慧不那么高妙的独断论者有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当他看到“无仲裁”这类判断时，率先想到的是：“怎么能没有仲裁？什么什么思想，谁谁谁的意见，难道不是仲裁吗？你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我很熟悉这类批评。我愿意耐心而又温和地预先回应在这里：您所谓的什么什么思想，或谁谁谁的意见，对我（而不是对你）而言，不是图腾。这类什么什么思想，或谁谁谁的意见，对我的重新思想历史人物，不构成尺度。我的尺度，价值尺度，在您知性可以感觉的苑囿之外。您所陌生的领域，恰恰是我所熟悉的。而我，愿意在我熟悉的苑囿，愉快地游戏。所以，我尽可能地谦逊一点，不去指责你的“错误”——我知道，那是你心目中的冯道，不是我心目中的冯道，当然，反之亦然。

我想象中，或经由我重行思想而“建构”的冯道形象，来源于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记录，也即俗称的所谓史料。我选择几个记录，大约可以呈现冯道比较丰富（而不是单向度的）的人性。

冯道自号长乐老。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五朝十君，做了二十多年宰相，人称官场“不倒翁”。

“不倒翁”的菩萨行

在这么多年的宰辅生涯中，他的个人操守有他人不及处。

乱世战争中，美女是战利品，每一次都有人取（不是娶）了美女送他。他的反应是，能推拒就推拒，不能推拒，就为美女安置别室，然后，设法找到这个女子的亲人，送她回去。乱世中取来的美人，大多是贵戚，一般也都有不俗的品质。但冯道不动心。这样的柳下惠品质，节制自己的欲望，在三千年文明史中，能够做到的，有多少人？唐太宗李世民对节制一向做得相当不错，但唯独在性的欲望方向上，他无法节制自己。冯道，在很容易得到性的满足的机缘之下，却像处理日常“义利之辨”一样，不动心，臻于化境一般，恪守圣贤之道，与他为人诟病的“事当务实”有了道德方向的紧张。

人性的复杂，即使在道德评判中，也往往充满可能的坎陷。一字褒贬之下，距离三维世界可能很遥远，也许还不过是一个二维的平面价值表格，甚至也许不过是一维线性世界的简单数据，无法整全性质地描摹三维世界中人的丰富。

褒贬，需要重新思想之后的推演。如果不考虑人性的复杂，就一时一事而论定史上人物的褒贬，很可能是言不及义的，也很可能是问题重重的。

冯道在听到父亲丧事的消息后，当天夜里就徒步出发，要赶几百里路，回去奔丧。他的家人在后面追上他，将路上需要的行囊给他。为父亲服丧期间，遇到饥荒，他就倾尽所有，救济乡里，甚至还在夜里，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去帮着没有能力种田的人家去种田。说他有民生理念，是有道理的。

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时，认为四方无事，冯道就在皇上比较得意的时候，对他说：“我常常记起过去任掌书记时，奉先帝之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险要地方，我常担忧马失足，非常小心，谨慎地抓住缰绳，幸好没有失误。但是等到了平坦大路，放开缰绳让马奔跑时，却不小心摔倒了。治理天下的道理也是这样啦！”这一番话感动了李嗣源。

李嗣源又问：“今年丰收了，百姓们的赡养是否该充足啦？”冯道说：“农民们遇上灾年就饿殍满地，遇上丰年又为粮价便宜发愁。无论是丰年、灾年，都有困苦。这是只有庄稼人才有的处境啊！我曾记得以前有个进士聂夷中的诗写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语虽粗俗，但说出了庄稼人的甘苦。农民是士、农、工、商中最勤苦的，陛下不可不了解这些情况啊！”李嗣源听了很高兴，让人将聂夷中的这首诗录下来，经常诵读。

耶律德光进入汴梁时，冯道正在邓州做官。他赶回京城来向草原帝国的君主效忠，这事成为他一生中的耻辱，但他在跟耶律德光对话时，仍然不忘记民生。耶律德光也知道天下疲敝，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说：“此时佛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

这时候，就是佛祖出世也救不了百姓啦，但皇帝您能救！

耶律德光没有更大程度地凌暴中原士庶，应该与冯道这一句话有关。这就是“一言兴邦”的最好注释。乃至于大宋名相王安石认为冯道此际是“屈身以安人”，所安者，百姓也。这种行为就是“诸佛菩萨行”，对冯道此语评价极高。有意味的是，将冯道骂得一钱不值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行文至此，也愿意说一句公道话：“人皆以谓契丹人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冯）道一言之善也！”

冯道的民生理念，感动了王安石，也感动了反对他的欧阳修。

这样的历史记录，在记录者那里，是经由思想之后的再讲述，其间的褒贬清晰可辨。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历史地位，已经出现了丰富性。

他对美色的超人自控能力，体现了他的道德操守；他对民生的关注，体现了他对传统圣贤精神的肯认。但他真正的复杂性，更体现在他对军政事务的处理方向上。这方面，他有“典型案例”。

远结契丹冯道出使

石敬瑭时，举国投靠契丹。契丹帮助石敬瑭有了天下，曾派人出使后晋，后晋需要派出大员去回应契丹的来使。一次朝会，石敬瑭说：“咱们应该派遣一位宰辅做大使，到契丹走一趟。”

这时候，朝中的大臣，宰辅一级的官员有好几个，都不敢搭腔，因为他们知道，到了契丹，生活苦不说，能不能回来不是个可以肯定的事。过去很多出使契丹的人，都被留下没有回来，韩延徽、赵德钧、张砺等，都没有回来。他们不愿意离开桑梓之地。此外，虽然已经与契丹通好，但是反覆难测，万一有变，性命休矣。于是，没有人愿意去。

冯道正与诸公在政事堂刚刚吃完饭，知道这事后，就对厅堂的管理主任说：“我冯道可以走一遭。”管理主任听后，手都发颤。冯道很从容地要来一张纸，写了两个字：“道去。”冯道出使契丹。当即就替石敬瑭拟定了一份敕令：着冯道出使。写完这道敕令，管理主任都流下泪来。冯道却找一个人交代他回冯府向妻子告别，自己连家也不回，当晚就住在驿馆中，准备出使的细节。

石敬瑭很感动，为他饯行，他说了很多推心置腹的话头，说到为了家国，不得不劳烦国家大臣出使远方，石敬瑭甚至很动情地向他敬酒。

契丹因为冯道名气大，所以对他也是极尽礼数，招待他的规格与招待本国国相的规格一致。赐给的物品也一样。平时赐给契丹宰辅象牙笏，也赐给冯道象牙笏；腊月赐给契丹宰辅大牛头，也赐给冯道大牛头。冯道还写诗记录此事：“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契丹看到诗很高兴，就暗示要把冯道留在草原。冯道回答：“两朝皆臣，岂有分别？”我冯道在后晋、契丹两朝都是臣子，留这里在那里，有什么区别。

契丹赐给他的财货，冯道全部用来购买薪炭。人问他，他就说：“北方地方寒冷，我老了，不堪忍受寒冷，要多买些取暖。”

他这个举动对契丹人有了感化作用。契丹人最后决定还是放他回中原去吧，尽管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人才！但契丹放他走时，冯道又三次上表愿意留下。契丹知道这是礼数，还是出于对他身体的考虑，让他南下。等到确定可以走了，冯道又拖拖拉拉了一个多月。等到出发了，又在各个驿站住上好几天，这样在契丹境内走了两个月。等到一出契丹国境，冯道马上命令快快回京！他早就归心似箭啦。人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冯道答：“契丹多诈谋。我如急着回国，他们要是看出什么端倪来，按照他们的骑兵那脚力，想追上我们，就是一个晚上的事，咱怎么走得脱？我不急，慢慢走，他们就无法测度了。”

后晋与契丹联盟，这事，不是冯道做的，却是冯道遭遇的。这话的意思是说，中原帝国勾结草原帝国形成一种屈辱的联盟，是冯道见证的“实然”世界。他只能在这个“实然”世界中做事。他可以不到契丹去，但必须有人到契丹去。在这个“实然”世界中，如果打破平衡，也即与契丹诉诸战争，按照中原当时所有的国力准备，有否胜算不论，兵戎相见中，民生的苦难就会以“浩劫”的局面而出现。契丹的“打谷草”，后晋的“括率”，已经有例在先。

“传国宝万岁杯”

“实然”的军政格局条件下，冯道选择的是平衡。

若干年后，到了后晋出帝石重贵时，冯道位居宰辅，但遇到决策，他往往“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办事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模棱两可，不拿大主意。于是有人对石重贵说：“冯道这人，可以是和平时期的好宰辅，现在正是国家艰难时期，他当宰相，就好比让参禅的和尚去飞鹰抓兔子，那可不是他擅长的。”石重贵认为是这么回事，就让冯道去做节度使，兼侍中，等于不再让冯道做朝官。

在此之前若干年，冯道在晋王李存勖时代，做秘书。李存勖刚刚拥有了河北三镇，麾下有一位中门使认为平时陪着晋王吃吃喝喝的人太多，这几乎就等于腐败，于是请求减少一些陪吃人数。李存勖大怒，他说：“我这是为勇士们准备的饭菜，他们都是保卫国家而不怕牺牲的人。这事我也不能做主？那就让军中另外选择河北的藩帅，我自己回太原去！”于是马上召见冯道，让他起草文书诏告诸军。冯道拿起笔，但就是不下笔，做出迟疑徘徊的姿态，一个字不写。李存勖催他，他就说：“大王您刚刚平定河南河北，算是安定了天下，中门使所请求的也不是多大的过错啦！大王您不听也就算了，何必这样惊动远近呢！如果让敌人知道这事，就会说大王君臣不和，这可不利于提高威望啊！”

在后来，柴荣时代，冯道又曾严厉劝谏柴荣不能亲征河东。

诸如此类，可以看出，冯道不是“依违两可，无所操决”的人物。

那为何面对后晋太祖石敬瑭，他会主动承担责任；面对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周世宗柴荣，他会恳切劝谏；而面对后晋出帝石重贵，则做不负责任的姿态呢？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呢？

此即儒学所称道的“权变”。根据不同的情势做出不同的决断。石重贵时代已经将一个邦国做到了“无道”之境，在那个时候，任何正确的谏言都不会被采纳。景延广和冯玉等人的专权，甚至连老臣桑维翰都被排挤在外，冯道于是只好尽量将自己蜷缩起来，不再挥发能量。他能做的只有明哲保身——无道邦国中的明哲保身，是儒学肯认的重要价值观。

石重贵王朝付出的代价已经知道了：景延广大言“十万横磨剑”，导致石重贵对契丹宣战，最后国破家亡。

当然，按照儒学正道，他应该向石重贵提出至少三次谏议，不被采纳，可以辞职。这是“贞道”所在，“明哲保身”，按照程序，应该有这样一个环节。冯道欠缺的是这一步程序中的环节。

后唐明宗李嗣源得到一只玉杯，上镌刻文字“传国宝万岁杯”。明宗不认识汉字，问冯道这是怎么回事。冯道说：“仁义者，帝王之宝也。故曰：‘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这一番话，李嗣源不懂，等冯道走了之后，他又问左右侍臣，侍臣为他讲述其中的含义：仁义，是帝王真正的宝物。所以儒学有话说，“皇上的位子是大宝，如何守住这个位子要靠仁义。”

这个故实证明：冯道在辅佐帝王生涯中，推崇的是儒学之道：《大学》论“止于至善”，说帝王之“至善”“止于仁”。

当冯道以儒学最高价值理念“仁义”来教诲皇上时，他有了“帝王之师”的身份。他正在以传统儒学的圣贤理念一点一滴地影响着这位沙陀人。传统中国，就这样在血雨腥风中，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民族融合”。

狼虎丛中立身

冯道最大的功绩是在乱世中积数十年之功，与名相李愚一起，主持校定了儒家“九经”文字，并雕版印书，史称“五代监本”。这是与后蜀刻经几乎同时的中国最早的刻印书籍，对传播儒学价值，有功。这件事在儒学史上是一件大事（在出版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它预示着即使在乱世，也有特立独行之人为传播儒学做功德。而且越是乱世，越是道义沦丧之际，传播儒学的价值也就越为显豁。就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可以将冯道视为五代十国那个乱世弘道第一人。

当他积数十年之功，在做这同一件事时，必有起心发愿的逻辑起点。如果将“乱世”“儒学”“刻经”“弘道”这几个主题词推演开来，得出的结论性意见几乎有可能是震撼性的，也许会对冯道有一种颠覆性的评价。

“乱世”之中，冯道如何发心？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干吗？

“儒学”在乱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是“儒学”而不是“法家”“墨家”“道家”？乱世中的选择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刻经”工程浩大，几代人时间滔滔不绝，这样的发心且从不中辍，改朝换代也不移易最初的发心，这一切，究竟指向何方？

“弘道”是期望中的愿景吗？他以一种近乎隐秘的方式在乱世中传播圣贤价值观，这是留给谁的思想资源？

当我把这些主题词连缀起来，统合考察时，我倾向于认为：冯道很可能在为中原文明的未来播下一枚道种，在乱世中埋下善因。

如果熟悉《周易》中的“明夷”之卦，也许会惊异于冯道的努力。

“明夷”在《周易》中，指称的是智慧的痛苦，也指智者于患难之际的处境。但正是这样的处境，所有的沉潜就有了蓄势的含义，它等义于“希望”。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者要有“明夷待访”之说：在智慧坎陷之际等待海岳明主来访。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这样具有了“希望”与“等待”的含义。冯道，也在“希望”与“等待”中，沉潜于地狱之中，在道德沉沦的世界里，不放弃道德，做着属于自我的拯救。

“事当务实”一句话，确如船山王夫之先生所论，给天下无数准备道义沦丧的小人带来借口。世道人心之渐坏，确实与省略了圣贤之心，一味“务实”，关联甚大。后世的道义沦丧虽然不是冯道一句话可以决定的，但这个理念所导致的人间道德水平——政治道德、伦理道德——放量下跌也是事实。

但是假如愿意考察发生在冯道身上的那些故实，就会发现，即使承认“事当务实”的卑劣或邪痞，纳入人性中，再审视，也是矛盾重重的。

他以一个男人罕见的定力，不去占有可以轻松占有的美女；他将家财散发给贫苦乡邻、劝谏皇上爱惜民力、鼓励契丹救助天下百姓；别人都不愿意出使契丹，而他不顾年老体衰，冒着天寒地冻，主动要求出使，以求天下平安；他以帝王之师的身份教诲当代帝王行“仁义”之道；他穷数十年之力，完成一部“九经”的刻板……这样的“务实”，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

我愿意在历史的后面为冯道说一句自以为算是公道的褒贬：

冯道所谓的“事当务实”之“务实”，乃是历史现场已经给定条件下的“务实”，当历史现场已经演绎为“实然”状态时，他需要为此做出一个判断，而后做出一个决断。而这个历史现场给定的条件，往往是无道邦国的惯性条件。冯道环顾四周，都是虎狼一般的“兵强马壮者”。冯道，不值得在“明主”来临之前为“虎狼”效忠。当此之际，特别需要的是管好自己的方寸之地。在“明夷”之境中，期待未来。于是，他在工作，而他的工作实质是指向未来的。

他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名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他就是“虎狼丛中”立身的儒家人物。

所谓“九经”，指的是“十三经”之前的九部儒学经典，它们是《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冯道在“虎狼丛中”刻罢“九经”，为“赵匡胤时代”留下了传播儒学价值的广阔性。在未来的日子里，赵匡胤奄有天下，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在“九经”的基础上，推演出来一个灿烂的文明天下，冯道“明夷”之境中的努力，有了回报。我相信，这是冯道期望中的愿景，尽管，他在世时，可能很孤独。

世宗北征无功而返

柴荣在潞州休整后，又开始了北上晋阳（今太原）之举。

史称世宗柴荣“遣符彦卿等北征，但欲耀兵于晋阳城下，未议攻取”。柴荣初期并没有一定要攻下晋阳的决心。此次御驾亲征，有高平大捷，已经足以教训北汉。他知道晋阳城乃是天下最难攻取的大城，历史上似乎就没有被外敌攻陷过。但高平战后，他在往北推进时，多处州郡传来归附后周的消息，更遇到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动人场面。各地士庶纷纷遮在军前自愿充当向导，并反复向周师讲述北汉的盘剥之重、残虐之深。柴荣陶醉在“汤武革命”般的自豪中，觉得既然如此得民心，也许我大周义师可以攻克那个晋阳大城。至于粮草问题嘛，也许可以“因粮于敌”，在敌人这方面搞到后勤补给。种种迹象表明，似乎可以打一场“计划外”的战争。

这年三月底，柴荣以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即郭崇威，郭威称帝后，因为郭威的名讳，他改名郭崇）副之，向训为都监，李重进为马步都虞候，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将步骑二万发潞州；仍诏王彦超、韩通自阴地关（山西灵石县西南）入，与符彦卿合军而进，又以刘词为随驾部署，保大（今陕西富县）节度使白重赞副之。调兵遣将，做出了攻克晋阳的态势。不几日，数万大军包围了晋阳。

与此同时，原属北汉的更多州郡开始请降。

宪州（今山西静乐）主动降！

岚州（今山西岚县）主动降！

石州（今山西离石）主动降！

辽州（今山西左权）被周师克降！

沁州（今山西沁县）被周师克降！

……

契丹主耶律璟得到刘崇派来王得中的求援信，当即回复：近期即发兵来救晋阳。

但王得中一来一回要走多日，等到他回来时，并没有进入晋阳——晋阳已经被世宗柴荣包围了，他只好进入代州暂时安身。

柴荣的大军在晋阳城下环绕为近四十里的大营。

一时间，后周大军出现了粮草不继的困难。数万大军有了五代时期的劣习：剽掠。大兵们开始四出抢劫粮草。晋中大地的士庶们，一开始还以为来了“王师”，可以“救民于水火”，不料“王师”反将当地置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士庶，成为啸聚山林打劫散兵游勇和周师辎重的盗贼。柴荣知道这个局面后，果断下诏禁绝军士剽掠，同时开始安抚地方，规定只收今年租税，还鼓励地方纳粮，有纳粮，就有官做。但仍然无法征集到足够的粮草，当地已经被刘崇搜刮过了，柴荣已经无法继续搜求。

“因粮于敌”的想法落空，“敌方”地盘无粮！这个严峻事实，让大帝柴荣紧急调动曾经做过转运使的李谷来处理。

李谷当时已经在汴梁做三司使负责国家财政工作了，此际，又被火急调到晋阳来做大军的后勤部长。李谷巧妙盘算、认真规划，终于为大军凑齐了足以支撑下去的军需。

月底，周世宗柴荣从潞州赴晋阳督战。

北汉忻州（今属山西）监军，杀了刺史及契丹所遣戍守将军，投降周师。

北汉代州防御使郑处谦杀掉契丹监军，举城来降周师。世宗将代州置为静塞军，以郑处谦为节度使。

这时刘崇派往契丹请援回来的王得中正在代州城里。郑处谦的部下，代州将桑珪等人很诡异地杀了郑处谦，向世宗柴荣诬奏他“潜通契丹”。这应该是在柴荣前争功的一个血案。

随后，桑珪等人将王得中送往周师。

柴荣很喜欢这个读书人。当初在高平大战，看到风向不对，他劝谏刘崇小心，刘崇不听，结果大败。证明这个读书人很有点头脑。就给他松绑，还赐给他玉带、马匹等。然后问他：“你到契丹去请援，你可知道契丹军什么时候会到晋阳？”

王得中说：“我只受命去送杨衮，没有别的使命。”

有人对王得中说：“契丹可是答应你发兵来了！你不说实情，万一契丹军很快到达，你可就危在旦夕啦！”

王得中的回答是一篇大实话，他说：“吾食刘氏俸禄，又有老母在围城中，若以实情告之，周人必发兵据险以拒契丹。如此，家国两亡，吾独生何益！不如杀身以全家国，所得多矣！”

契丹骑兵数千人，很快出现在忻州、代州之间，作为北汉遥远的声援。

柴荣发现无法收买王得中，最后还是杀了他。

战场形势渐渐有了变化，开始向不利于周师的态势转移。

河东行营都部署符彦卿奏请增加兵力，柴荣派遣李筠、张永德将兵三千增援。契丹的散兵游骑不时出现在忻州城下，符彦卿与诸将列阵以待。大将史彦超带二十骑为前锋，遇到契丹，当即驰入阵内血战。李筠引兵跟进，一战，杀契丹二千人。史彦超恃勇轻进，穷追败寇，渐渐离开大军，契丹援军赶来，众寡不敌，为契丹所杀，李筠仅仅幸免于死。在契丹的反击中，周兵死伤甚众。符彦卿退保忻州，后来又引兵退还晋阳城外中军大营。

符彦卿一路等于败归。

大兵久围晋阳。多次从国内征调军卒民夫，东自怀州（今河南沁阳）、孟州（今河南孟县），西及蒲（今山西永济）、陕（今河南三门峡），来攻晋阳，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攻克。又有连绵不断的淫雨，征调而来的士兵大多生病，似有疫情蔓延。史彦超战死，符彦卿又退兵。

这一局面很像当年张敬达征讨石敬瑭。

大帝柴荣感到胜算不大，经过几个昼夜的思考，决计退兵。

公元954年六月，世宗拔营。

老将药元福对世宗说：“进军易，退军难啊！”

世宗道：“朕将这个断后的事全部交给你！”

药元福于是整顿将士排成谨严的战术队形，殿后，缓缓而退。北汉果然出兵追踪。药元福将其击退，保护了中军安全撤退。

但是大军回还还是太仓促，李谷千辛万苦征集而来的数十万（石、束）刍粮在城下，无法携带，全部焚弃。而军中有流言四起，相互惊扰，甚至有相互剽掠的事出现。军需辎重损失无法计算。最后所得到的北汉州郡刺史也都弃城逃跑。代州桑珪等人想跟从周师南退，又担心诬杀郑处谦事受军法处分；但已经背叛北汉，又不能再次投降北汉，于是据城自守。最后被北汉攻克。

经过小半年的战争，又回到了半年前的地缘态势。

居河东北汉不血食

周师虽退，声威大震，此外在撤退中，还将北汉臣民十余万人迁往河南，削弱了北汉政权的兵源和赋税来源，使它的战争动员能力大大下降。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征北汉，也学习柴荣的做法，迁徙北汉太原附近诸州郡十来万人到南部诸州，再一次削弱了北汉的赋税来源，等于从经济上打击了北汉，这才为宋太宗赵光义最终平定北汉预先做了铺垫。历史上来看，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两次迁徙北汉居民，都是在为赵光义“打工”。

北汉主刘崇因此而忧愤成疾，将军国大事都委托给儿子、侍卫都指挥使刘承钧。又挨了小半年，到了冬底下，刘崇病重，不久去世。刘承钧代理国政。

刘承钧派出使者向契丹报丧。契丹派人来“册立”刘承钧为皇帝。刘承钧每次向契丹主上表，都自称“男”。契丹回他的诏书，称他“儿皇帝”。

赵匡胤建构大宋后，曾经派遣使者对刘承钧说：“君家与周氏世仇，应该不屈。但我大宋与你并无世仇啊！为何困扰河东一方之民？你要小心：契丹很多诈谋，最终是不可以依靠的。君若有志于中国，可以下太行来一决胜负。”

北汉主刘承钧也派遣了使者回复道：“为我谢赵君。我刘家本来不是‘叛人’，现在之所以区区守此河东一方之地，实在是因为惧怕我汉氏祖宗不血食也。河东土地兵甲，不足当中国之十分之一，哪里敢深入中原作战？君如果真的愿意决胜负，当过团柏谷（今属山西太古）来，我愿背城与您一战。”

书信往来有玄机。刘承钧不称老赵“陛下”“宋主”，而称“赵君”，就是不承认大宋为“正朔”。但赵匡胤闻听此言，却心生同情。北汉从后汉而来，而后汉据守北境，捍御契丹，于中国有大功；最后被郭威所灭，虽然有不得已之处，但道理上，灭人家后汉之国，那是说不过去的。郭威更不该答应迎立刘崇的儿子刘赟，而后又杀了刘赟。这让刘崇如何忍得了杀子之痛？故刘崇起兵太原，延后汉一线血脉，有其正当性。

老赵对后汉、北汉的来龙去脉，有感触，史称“上哀其言”，皇上对刘承钧的回复很同情。

老赵对使者说：“为我告诉刘承钧，本朝开尔一路以为生。”

老赵称刘承钧之姓名，连“君”（先生）这样的客气词也不用；更称“北汉”为“路”，也有深意，他不承认刘氏所据太原诸州为“国”，只能是一“路”。“路”是个行政单位，在宋代相当于今天一个“省”。这封回信也算是对刘承钧称老赵为“赵君”的一个“回敬”。

老赵说话算话，终刘承钧一世，没有大规模地向北汉用兵。却也正好借此机会平定了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以及荆湖巴蜀诸地。直到开宝元年（968），刘承钧死，老赵才对北汉有过一次足够规模的攻伐。

后汉被后周荡灭，但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兄弟刘崇观察天下形势后，据河东十二州称王，仍称国号为“汉”，仍用后汉乾祐年号，以示“大汉统绪”。北汉僻居河东一隅，地瘠民贫，约略只有二十万人口不到，但刘崇结辽为援，每有战事，即联合辽兵行动，虽然屡次失败，但屡仆屡起，甚至还两次主动进攻后周，郭威没有扫平它，柴荣没有铲除它，赵匡胤也没有攻灭它，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采用围汉打援战略，先击溃辽军援兵，而后下太原，灭北汉。

北汉如此羸弱，却存续时间如此之长，如此难于弭定，成为“五代十国”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有心人开始探讨这一历史案例。

薛居正《旧五代史》将刘崇列入《僭伪列传》，记录刘崇死后，用语相当刻薄，他说：“刘崇以亡国之余，窃伪王之号，多见其不知量也。今元恶虽毙，遗孽尚存，势蹙民残，不亡何待！”刘崇占据着后汉亡国之后的河东之地，窃用伪王国之称号，太能看出他的不自量力了。现在刘崇这个首恶已经死了，遗留的孽种刘承钧等人还在，但已经势力狭小、民力凋残，不亡国还等什么！

刘崇死于954年，《旧五代史》成书于974年，赵匡胤逝于976年，北汉亡于979年。《旧五代史》成书时，赵匡胤、北汉都还在。但北汉这时候，正成为大宋帝国的“敌国”，薛居正此言显然带有“敌我情绪”。

二百多年后，大宋帝国的朱熹先生对刘崇做出了不同类型的评价。

《朱子语类》记载，有弟子问朱熹：“太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东刘氏独独难取，这是为啥啊？如果说北汉兵强吧，根本不是，看它的政事所为，也多有败亡之势，但就是拿它不下！不知何故如此？”

朱熹回答：“北汉，本来就是他家的社稷江山。郭威乘其君主幼弱而夺之，灭了人家隐帝刘承祐；刘崇于是据有河东。所以后来郭氏、柴氏得到天下，成立后周，刘氏必然不服。所以宋太祖给北汉书信，婉言相劝，告诉他们大宋与北汉并无雠隙；但刘氏答信说：‘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这就是他们刘氏坚守北汉的理由，可谓理直气壮，道理被理顺了，所以难取。”

“血食”，指宰杀牲畜祭祀先祖，祖先得以“血食”，证明有后人祭祀，于国而言，就是社稷尚在。祭祀先祖，在古代为一绝大事业。“不血食”，就是无人祭祀祖先，意谓国破家亡。

朱熹这个意见，解释了北汉之所以长久存在，除了“结辽”战略外的另一个理由。“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有此一语，北汉，就王国（北汉不是帝国）社稷言，有其正当性。这也是它能够动员起全国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人力资源来对抗南来威胁的“气势”所在。

“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就是不忍心看着刘氏之社稷江山被人霸道强取，因此可以有足以动员士庶“捍卫社稷”的精神资源。它易于在军民之中推演所谓“慷慨”之气。对于战争能力而言，这是一个向度。

我赞同朱熹这个视角。“捍卫社稷”是人伦大义，是正价值，具有独立方向，不得以“割据”之意浅视北汉。

伍 柴荣

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后，励精图治，他以惊人的效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他开始改善漕运制度；他以政治家的胆略处理了夏州李彝殷与折德扆的藩镇纠纷问题；他开始精简士卒，训练禁军；他诏令地方平定盗贼；他限定僧侣寺庙规模；他派出得力干将修筑葫芦河，阻挡契丹南下……

柴荣铁腕执政

柴荣因为违背朝臣众议坚持亲征，最终击败北汉契丹联军，又以凌厉手段将战场败退的将军正法，威信大为提升。文武大臣无人再敢小觑这位大周新君。

从此以后，朝廷政事无论大小，都要柴荣来亲自决定，百官都不过从皇上那里直接接受成命而已。

有一位河南府的法官名叫高锡，他觉得皇上总揽朝纲等于皇上在干朝臣干的活儿，根据历来“君相共治”的传统，他认为皇上与宰辅应该有分工，于是徒步走进皇城，在朝堂上设置的“招谏匦”也即意见箱里投入了自己给世宗的建议书。建议书说：

四海之广，万机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亲之，天下不谓陛下聪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举不信群臣也！不若选能知人公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扰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屈贵位而亲贱事，无乃失为政之本乎！

四海之广大，军政日常事务之繁多，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君，也不可能独自治理，一定要选择贤人任用他们。现在陛下虽然一人亲自处理军政事务，但天下人并不认为陛下聪明智慧到可以兼负百官之重任，却都说陛下狭隘偏颇多疑，对朝廷群臣没有一个信任的！与其如此，还不如选择能够知人善任、公正无私者为宰辅；能爱护百姓、善于处理民事纠纷者为州郡守令；能增加财富、丰衣足食者，让他掌管国家财政；能推究实情、遵守法纪的人掌管刑法监狱；如此，陛下只须垂衣拱手在朝堂，根据他们的功过而行赏罚之事，天下何愁不能治理！何必降低君主的尊严而代替臣子职务，枉屈高贵地位亲理低贱事务，这不是丢失为政的根本了吗！

这位高锡法官所论，确得传统圣贤治理之要。历史上君权、相权存在或明或隐的“博弈”，但在圣贤治理法则中，一般将行政权付诸宰辅，君主可以有否决。但君主的诏令，政事堂有“封驳”权。这类“博弈”构成了帝制时代有限的权力制衡模式。邦国正常状态下，高锡的意见是对政治文明的有意义推演。但后周柴荣时代不是邦国的正常状态。这个时期，“权反在下”的现象，虽然经由后汉隐帝对大臣史弘肇、杨邠、王章的诛戮，郭威对王峻、王殷的诛戮，柴荣对何徽、樊爱能的诛戮，得到程度不等的改观，但是天下依旧藩镇林立。而自大唐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坐大、视君主如傀儡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变化。按照政治家的责任伦理，此际，就应该在军政权力方向上，暂行铁腕，以期矫枉。柴荣不是仰慕虚荣的人物，他看到五代以来问题所在，因此，宁肯承当骂名，也不愿意因为对责任的放弃，而失去可能的治理机缘。

权力，在柴荣这里具有公器的性质。在这个历史转型期，他选择了责任，而放弃了虚荣。对高锡的意见，他没有接纳。史称“帝不从”。

这位高锡是个言行不一的人物。

一直到大宋帝国时期，他还在做官，而且官职做到左拾遗、知制诰，这是朝廷重要的谏官和秘书官。他在太祖赵匡胤时代，还专门上言，说廷臣中有人因为行赂而获得举荐做官，请以后允许近亲、奴婢、邻里对这类事检举揭发，给以重赏。他自己却因为行贿、受贿而最后丢官。

大宋乾德初，赵匡胤的兄弟赵光义做京兆尹，有名臣石熙载在幕府中。高锡的兄弟高铣，应进士举，高锡就找石熙载行贿，要为兄弟高铣谋个出身。但高铣文辞很浅薄，石熙载没有答应。高锡为此很是嫉恨。于是就找机会多次在赵匡胤跟前说石熙载的坏话。老赵听来听去，觉得自家兄弟府中有这么个坏人不好，于是就跟赵光义说这个事，并对兄弟说：“既然这位石熙载不咋地，应该为你另外找个合适的人代替他。”赵光义一听，觉得不对，因为根据他的判断，石熙载为人纯正无他，直言处世，不是那种邪人。于是就对老赵说：“熙载一直很勤于职守。我听说高锡曾经召他为兄弟高铣谋求举荐，熙载拒绝了他。此事，我有点担心是不是高锡在构陷石熙载。”赵匡胤一听就明白了。但还没有来得及处理他，他自己就犯事了。

高锡在出使青州时，接受了当地藩镇大帅的重金贿赂。有僧人想穿紫色袈裟，贿赂他，他就给僧人所在地的刺史写信，要求给他置办。唐代以来，高僧往往得到朝廷额外恩赐，颁给紫色袈裟，显德尊贵。一直到大宋年间，成为沙门流风。运动官方给一个和尚颁赏，这也属于行贿受贿行为。

大宋对贪渎之事，太祖太宗两朝都极为憎恶。高锡的行为被检举后，下御史府劾查，属实，结果被贬到一个小地方做了司马。

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后，励精图治，他以惊人的效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他开始改善漕运制度；他以政治家的胆略处理了夏州李彝殷与折德扆的藩镇纠纷问题；他开始精简士卒，训练禁军；他诏令地方平定盗贼；他限定僧侣寺庙规模；他派出得力干将修筑葫芦河，阻挡契丹南下；他广开言路，引出王朴高论；他还抓住战机，平定秦州、凤州的叛乱……

为得安抚李彝殷“撒娇”

东京汴梁的漕运，地理优势优于洛阳，所以后晋以来，因为漕运的方便，京都从洛阳迁徙到汴梁。汴梁自后晋以来人口大增，对漕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漕运涉及国家战备安全问题，所以管理手段历来都很严厉。粮草是消耗品，从甲地到乙地，由仓库到船舶，经船舶到码头，由码头到户部分派的各个需求部门，沿途搬运有折损。但从后晋、后汉以来，折损部分没有制度安排，更没有量化指标，折损的部分，称为“斗耗”。这样漕运离岸的计量数据，与到岸后、转入终端的计量数据，往往就有差额。这部分差额也即“斗耗”，就要由掌管转运环节的官吏负责。说不清，就会被治罪，罪名就是“亏欠”。以至于往往有转运官因此而被判处死刑。

柴荣下诏：从此以后，每斛给耗一斗。一斛等于十斗。这个政策即相当于允许从甲地到乙地存在十分之一的折损“斗耗”。

这个政策有两方面的意义值得注意。

一个是因为允许“斗耗”出现，转运官的转运积极性会得到提高。

另外一个方面要注意的是：后周没有将“斗耗”折损转嫁到纳税人方向。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将“斗耗”计算在农户方向的恶政是屡见不鲜的。要农户缴纳一斛完租，另外还要再交一斗，以弥补可能的折损。但柴荣没有这么做。

不加赋，是帝制时代的文明气象。

解决了漕运问题之后，不久，传来夏州方向的消息。

定难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史称夏州）李彝殷，因为折德扆跟他一样，也被后周授予节度，职务与之相同，感到这事羞耻。李彝殷几代人驻守夏州，夏州又是大藩；而折德扆镇守的府州（今属陕北府谷县），在后汉时才开始置节度使，所以李彝殷感到羞于同列。他对后周不满，就阻塞两地的交通，意在向后周施加压力，期待后周向夏州给予更优厚的政策倾斜。

柴荣跟大臣们商议此事。有人说：“夏州是边关重镇，中原朝廷历来都对它格外优待，府州地方褊狭，利害得失，没有那么严重。不妨暂且安抚李彝殷，可保大局。”

柴荣不同意。他说：“折德扆多年来，尽忠报国，努力作战，一直主动抵御北汉刘氏，怎么能一下子抛弃他呢！夏州不过出产羊马，但交易其他物资，全部仰仗中原。跟他断绝关系，他还能有何作为？”

折德扆，是折从阮的儿子。折从阮以来，历经后晋、后汉，父子俩独据府州，控扼西北。到了后周时代，又多次协助中原牵制北汉。折德扆曾率师攻下属于河东刘崇的一个城镇，斩河东士卒数百人。他的弟弟也曾主动出击北汉，屡有斩获，甚至擒杀了河东的两员将领。他还屡次请求“入朝”，也即放弃兵权。但周世宗没有答应他。折德扆的女儿嫁给了杨业，就是传说中的佘太君。佘、折，可能是同源姓氏。

周世宗大义凛然，不愿意放弃老朋友，于是派遣供奉官带着诏书，到夏州去责问李彝殷，李彝殷在义正词严的供奉官面前，有了惊惶，连忙认罪道歉。一场风波化为乌有。

李彝殷就是夏州定难节度使李彝超的弟弟。

李彝超死后，李彝殷做了定难节度使。

其实在夏州各位节度使中，李彝殷是对中原朝廷很友好忠诚的一位党项族首领。后晋石重贵时，抗击契丹，他还主动出击，从战略上牵制了契丹的力量。一直到大宋建立，他也是长期接受中原节制的边帅。后唐、后晋、后周、大宋，也都待他不薄。晋出帝石重贵时，还给他加官检校太师。有一年秋天，他的兄弟，绥州刺史（治所在今陕西绥德）李彝敏，纠集党羽作乱，被李彝殷击败。李彝敏逃往延州（今陕西延安）。李彝殷捉住了他，按照朝廷规定，处理刺史大臣应该由朝廷决断，他就将这位作乱的兄弟送到了京师汴梁。但出帝为了讨好边帅李彝殷，又将这个倒霉的刺史兄弟送到了夏州。李彝殷这才将他处斩。

北宋建隆元年（960）春，太祖赵匡胤下制，加李彝殷守太尉，为避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名讳，李彝殷还改名李彝兴。北汉刘承钧联合代北诸部进攻麟州时，李彝殷还派遣部将会同诸镇，起兵抵御，击败北汉军。之后，又向大宋朝廷献马三百匹。太祖知道这些事情后，大喜。当即将正在给自己定做的一条玉带赐给李彝殷，并且问献马的府州使者：“你们家大帅腹围是多少啊？”来使回答：“府帅腰腹甚大。”太祖笑说：“你们元帅真是有福人啊！”就制作了玉带，让使者带给李彝殷了。

乾德五年（967）秋，李彝殷病故，老赵还为他“废朝三日”，并赠他为太师，追封夏王。

李彝殷始终没有反叛朝廷的意思。这一次风波，很像是一次“撒娇”。

周世宗治盗有术

解决了李彝殷问题，周世宗又开始瞩目于禁军质量建设。

梁唐晋汉以来，禁军士兵，待遇较一般军士优厚，故多有凭借种种人情进来充数的，历届禁军司令官，都不认真简选，只为了息事宁人，担心伤害人情。因此军中瘦弱年老的很多。这些老兵又很骄横，往往不听命令，几乎无法使用。每遇大敌，非逃即降，各朝所以社稷沦亡，这也是一个原因。

周世宗柴荣经由高平一战，切实摸到了此一弊端。

某日，他对侍从大臣说：“军队，只求精而不求多，如今一百个农夫也未必能养得起一名甲士。怎么能榨取百姓的膏血去养活这些没用的东西呢！况且勇健、懦弱不加区分，还怎么去激励将士？”

于是下令，各军兵种大规模地检选兵员，精锐的提升到上军，瘦弱的不再登用。又因为骁勇之士大多被各地藩镇所收养，于是下诏征募天下壮士，全部送到京城，令赵匡胤再于其中挑选更优秀的，组成殿前诸班。其余骑兵、步兵各军，由将帅分别挑选士卒。

从此以后，大周帝国兵勇之强悍，为五代以来所未见。后来柴荣征伐四方，所到之处往往捷报频传，与这类简选士兵关系甚大。

赵匡胤则在这样的训练中更为通晓强兵之道，为以后大宋王朝的军制改革积累了经验。

平定四方盗贼，柴荣也出手不凡。

郭威时，刘崇曾来攻晋州。

建雄（今山西代县）节度使王晏奉命守卫。他闭关不出，也不伏弩反击，却在城上设下埋伏，精锐尽藏在城楼垛子后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士卒露脸晃荡。刘崇大军以为一个小小的代县被吓坏了，是城中人怯阵。于是放松戒备，争先恐后地攀登城墙。王晏见北汉兵爬到城堞旁了，于是出动伏兵，刀砍枪挑，推倒云梯，北汉军霎时死伤一片。

王晏又安排在北汉兵慌忙撤退时，追击数十里，斩敌百余人。

郭威因为他有战功，特意封赏他在故乡滕县所在的徐州做节度使。

王晏年轻时曾经做过强盗，到任后，就将青年时一同玩耍做过强盗的乡人召来，赠给他们金钱绢帛、鞍辔马匹，然后说：“我们家乡素来以多盗出名。过去我和你们也都干过这事。料想后来的强盗没有谁能胜过诸位。请你们替我告诉其他强盗，以后不要做这事了！再做强盗，我抓住就灭他全族！”

从此，全境强盗绝迹。

到了周世宗北征回来，徐州人上表，请求为王晏立衣锦碑。世宗准了。

王晏能在家乡平息盗贼这件事，让柴荣大为开悟。他对侍臣说：“诸道都有很多盗贼，朝廷多次搜捕，到现在还是不能绝迹。这是由于各地盗贼，历朝都另外派出使臣前往巡查，致使各藩袖手，不再努力讨平。从今以后，所有派出的巡使，一律召回，专门委托各藩自行安排州县责令解决。朝廷不再参与地方盗贼清剿。”

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世宗此举甚为赞赏，他认为这是“治盗之要术”。因为盗贼一定有居所，并不是官家想象的那样，打一面破旗啸聚山林，倏聚倏散。既然有居所，就一定与乡里之人相往来。而且一般的强盗，也并非打着“盗贼”的旗号生存，一般也必有一个营生或行当“托以自名”，一定会依附于农工商贾技术之流。而这些营生在乡里，乡里人都知道他就是盗贼，郡邑的地方小吏，一般也都知道盗贼在哪里。只有朝廷不知道。朝廷带着大兵在茫茫原野之中，攘攘闹市之间，拿出全部的智慧和威风，最后也只能抓些“疑似之民”，无法知道真正的盗贼在哪里。过去秦始皇、汉武帝何等威风，大索天下，最后一个人也捉不到，就是这个原因。盗，是藏在民间的。只有地方责成乡里，才有可能解决这些所谓“盗贼”问题。

周世宗此举为得法。

后来的赵匡胤也学会了这个法子，他几乎从不派兵去“剿匪”，一般都是责成地方自行解决。加上大宋宽政，赵匡胤时代已经很少“盗匪”。

为民生世宗革弊政

周世宗柴荣禁佛之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案例。

五代乱世，各地寺庙越来越多。

寺庙多，僧侣多，这些人几乎不从事生产，在农耕时代，等于空耗谷米。这样就在国计民生方向上出现紧张。

柴荣试图改变这种局面。

他敕命天下寺院：朝廷未曾敕赐匾额者，一律废除。并禁止私下剃发出家，凡要出家，必须得到亲族长辈同意。全国受戒的佛坛，也只保留了几个通都大邑，如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大名府、京兆府（长安）、青州等。禁僧侣舍身、断手足、燃指、裸挂点灯、身带铁钳之类幻惑流俗行为。命令东京、西京及各州每年要对僧侣造册，有死亡、返俗者，都要随时注销。据统计，这一年，天下（后周境内）寺院存有2694座，废除的有30336座，现有和尚42444人，尼姑18756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后周百分之一的人口。

又因为官方长久没有铸造铜钱，民间却有很多人将铜钱销毁做成器皿及佛像，故市上流通的铜钱越来越少。这年九月，世宗敕令开设机构采铜铸币，除了朝廷的法物礼器、军械兵器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镲、铃铎等准许保留外，其余民间的铜器、佛像，五十天内全部上缴，由官府给付等值的钱；超过期限隐藏不交，重量五斤以上，判死罪，不足五斤的，量刑判处不同的罪。

世宗对侍从大臣说：“你们不要为我毁佛而有疑虑。佛以善道教化士庶，假如志于行善，就是信奉佛陀。那些铜像哪是什么佛呢！况且我听说佛义在于利人，即使是脑袋、眼睛都可布施给需要的人，倘若朕的身子可用来普济百姓，我也不会有所吝惜的！”

司马光编书到此，忍不住有议论道：“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像周世宗这样的君王，可以用“仁”来评价了！因为他不爱自己的身体而爱士民。像周世宗这样的君王，可以用“明”来评价了！因为他不用无益于民的东西而废掉有益于民的东西。

我不怀疑柴荣的真诚。有一次，柴荣与诸位将军丞相在万岁殿聚餐，时任殿前都虞候的赵匡胤也在座。

吃饭时柴荣发感慨：“这两天天气大寒，朕在宫中吃美味佳肴，对士庶无功而坐享上天赐予的禄位，很是惭愧。朕既然不能自己种地而吃饭，只有亲身去冒飞矢流石的危险去为民除害！如此，还略略可以自我安慰。”

我非常欣赏柴荣的自我表白是：“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我一定不会因为发怒而惩罚人，也不会因为喜爱而奖赏人！

他担心天下有冤案，有时会亲自去复核大案。历史记录，这年六月，他曾亲自在内苑查阅囚犯卷宗。案子里有个汝州百姓马遇，他的父亲和弟弟被官吏冤枉致死，马遇就多次来上访要求昭雪。但官司屡经覆按，没有结果。柴荣亲自来问这个案子，最后得到了实情，史称“人以为神”。从此以后，各部门负责司法的官员都来亲自审查刑事诉讼案件，以免大意出错。弭冤白谤，第一天理；司法不公，至为无道。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对刑狱案件格外重视，对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深恶痛绝，应该是受到柴荣影响。

世宗的后周天下是一个不断走向文明的天下。这是世宗柴荣留给赵匡胤最珍贵的遗产。

柴荣还主持边防，修筑了葫芦河堤岸。

葫芦河，即今天的漳水，史上又称衡漳水。衡就是横，古来大河也即黄河自南而北流经今冀州即今河北之地，而漳水则自西而东流去，横亘数百里，故称衡漳。这一条东西向的衡漳水，成为契丹骑兵的天然屏障，对保障一马平川的冀南、河南等地关系重大。周世宗看到了这个地缘军事特点，他认为漳水的南部堤堰太过低矮，这样，契丹如果渡河，会很容易越过大堤，进入冀中平原。他希望有一溜高大陡峭的几百里堤岸，借以阻挡或迟滞善于骑射的草原骑兵过河，以赢得捍御的准备时间。

这个工作，他交给了大将韩通与王彦超。

这活儿的凶险之处在于：这是在契丹眼皮底下给他们戴眼罩。

契丹当然不干。于是有交战。

韩通是边打边干，兵卒即是丁夫，战斗加上浚治，居然完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功绩在任何时代看来，都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此外，韩通还沿葫芦河流域，在重要隘口修筑了城堡。

葫芦河堤岸和城堡的修建，成为北御契丹的天险，又是河北间通漕的水道，还是冀中溉田的水源，一举三得。史称“自此契丹不敢涉葫芦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大帝柴荣有见，韩通、彦超功高。

但柴荣最重要的工作是广开言路，求臣下之智，建设国家。

公元955年二月，世宗下了一道诏书，史称《求言诏》，令群臣不必有任何顾虑，畅快地分析大周的过去和未来，讲述得失之道。

诏书大略说：

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上圣之君，文武成康这样的至明之主，还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药，况后人之不及哉？朕对国家卿大夫，不能尽知每个人的才能，不能尽识每个人的面孔；如果不采集其言论而观察其行为，审明其意见而考察其忠诚，那将怎样来知道各人见识器略之浅深，知道朕任用各位之当否呢？如果各位进言，我拒听，罪责在我；如果朕躬求言，各位不言，那罪责是谁的呢？

《求言诏》写得真切诚恳，又带着严肃的质问。诸臣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求言诏》下后，刑部所属的比部郎中王朴献上一篇《平边策》。

“上辅之器”王朴

王朴与李谷、宋齐丘、韩熙载等人一样，乃是五代时期不多见的高人之一。史称此人少时“警慧”，机警聪慧，文章写得好。后汉时曾中进士，做了校书郎，在枢密使杨邡门下。当时汉室正乱，大臣交恶。王朴观察后，知道国必危、人必凶，不想在此恋栈，赔上自家性命。于是辞职，回家种田去了。果然，没有多久，后汉隐帝刘承祐大开杀戒，杨邡等人被灭族，凡在他门下的，也多罹祸，而王朴独免。这就是儒学主张“明哲保身”的智慧。在有道邦国，正义可以推演，儒学主张行道、担道，生死以之。即使在严峻时刻，也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在无道邦国，正义无法推演，儒学即主张“卷而怀之”“独善其身”。王朴此举，有儒学大义。

柴荣镇守澶州时，王朴被招募为记室，一个秘书官。柴荣为开封尹时，升为右拾遗，一个谏官；并充开封府推官，一个法官。柴荣践祚后，授比部郎中，相当于刑部的司局长，朝官。

王朴性敏锐，但特别严肃，史称“伤于太刚”。在稠人广坐中，他也不苟言笑，正色高谈，与座者没有人敢于跟他开玩笑。赵匡胤也对他畏惧三分。

《五代史阙文》记载：周显德中，王朴与魏仁浦都做到枢密使。当时赵匡胤开始掌禁兵，已经做到殿前都虞候。一日，朝廷的殿直，即禁卫军某番号指挥，乘马时没有注意，冲撞了老赵的导从仪仗队伍。老赵依法办事，就到枢密院来告状，说这位殿直无礼。魏仁浦就要下令宣徽院调查此事，但王朴阻止了魏仁浦，并对赵匡胤说：“太尉您名位虽然很高，但并没有加使相（意思就是还没有文官之职）。殿直，乃是廷臣也。太尉与殿直比肩侍奉陛下，不宜如此。”

这番话的意思事实上带有息事宁人的姿态，也等于是对老赵气量不够宽宏的一次批评。王朴比老赵大二十岁，有资格教育年轻人。

史称老赵“唯唯而出”。

老赵应该在王朴的耳提面命中，有了感悟。多大点事啊，还要诉诸公断。路上不知偶尔相撞，互相一笑，事情也就过去了。人生的成长，往往就在这类“教训”中获得机缘——当然，是不是当作机缘，那是要看各人根器而定了。老赵后来的宽宏大度，我以为与王朴的“正色”批评有关联。

老赵一生敬畏王朴。

史料记载：周世宗在禁中做功臣阁，图画当时有功大臣若干人。制作为屏风，立于阁内。若干年后，赵匡胤即位，有一天走过功臣阁，有风吹开半扇门，正好露出王朴的画像，赵匡胤骤然望见，马上站住，面色很庄重地整理御袍襟带，向画像弯腰鞠躬。

左右道：“陛下贵为天子，他不过是前朝之臣，您这大礼是不是太过啦？”

老赵以手指御袍道：“此人在，朕着不得此袍啊！”

史称“其敬畏如此”，老赵对王朴的敬畏，就是这样的。

也正因为王朴太严厉，故后周人物虽然心服他的机变、见识，却没有人愿意人前人后夸奖他。他得罪人太多啦。没有几个人愿意像老赵那样，在王朴的批评中学习成长。

柴荣征淮南时，每次都要王朴留守东京。

当时东京城里街巷狭隘，按规划要拆迁扩展，王朴主其事。他对有个乡校的消极怠工很不满意，就当街鞭挞了他几十鞭子。

这人愤然叹息道：“我已经得到任命，就要补乡虞候了，王朴不敢处决我！”

帝制时代，官员不能直接杀戮官员，这个乡校要做乡虞候，也是一种晋升，可以看作是地方乡一级外派司法小官。

不料王朴知道后，命左右将其抓来，当即在马前杀了他。

周世宗听说这事，笑着对近臣说：“这家伙是个大傻子，居然到王朴前去吹嘘要补什么‘乡虞候’！真是该死！”

这事对“乡虞候”未免不公，五代草菅人命遗风如此。但由此事可以窥见王朴的凌厉风格，以及柴荣对王朴的纵容。

赵匡胤和他的兄弟赵光义与众人不同，很早就赞誉王朴为“上辅之器”，辅佐国家的高级人才。王朴知天文，通声律，有《大周钦天历》和《律准》并行于世。按今日说法，王朴应该是一个通才，一个复合型人才。晚唐迄五代十国近百年，论识见、论才学，王朴都是一等一的人物。

王朴《平边策》，是五代末年，赵匡胤时代为数不多的“雄文”之一。了解彼时天下形势，了解彼时人物智慧，《平边策》可读。

《平边策》文气略作疏通，大意为——

中原之所以失去吴越、巴蜀、幽燕、并州，都是由于失道所致。大唐失道而失吴、蜀之地，后晋失道而失幽、并之土。如今须考察所以失地之根源，然后能知所以收取失地之方法。

开始失土时，莫不因君主昏庸、臣子奸邪、兵骄民困。奸党在内飞扬跋扈，武夫在外横行霸道，恶习由小到大，积微成著。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吴蜀乘乱而窃国号，幽并乘间而据其土。

故如今收失地、平天下之说，莫若反唐、晋之失而行。

进用贤人斥退不肖，这是收罗人才之法；

布施恩泽恪守诚信，这是结固人心之法；

奖赏有功惩罚有罪，这是激励人心之法；

革除奢侈风习倡导节用习惯，这是增加财富之法；

用民以时轻徭薄税，这是富足百姓之法。

如此，等到群贤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足，士庶既附，然后起兵而使用他们，功业没有不成功的！四境之人看到我有必胜形势，那么知道其国内情状者，就会愿意来为我做间谍；熟悉山川形势者，就会愿意来为我做向导。

民心既归，天意必从。

说到攻取天下的方法，必先其易者！

南唐与我相接国境近二千里，这地势很容易让我们骚扰对方。骚扰当以其没有防备的地方开始，他防备东面，我们就骚扰西面；他防备西面，我们就骚扰东面。对方必定东奔西走去救援。而就在这东奔西走之间，我们可以探明对方的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不须大举进攻，暂且只用轻兵骚扰。南人懦弱胆怯，闻听有小警，必出动全军去救援。军队频繁出动，则民疲而财竭；如不出全军救援，我们就可乘虚夺取土地。

如此，江淮之间将逐渐全为我所有。既得江淮，就用那里的百姓，扬我大周的兵勇，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

得到江南，那么桂州（后楚）、广州（南汉），皆为“内臣”，巴蜀诸国，可以传檄而定。如不至，我已得四方之地，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

吴、蜀平，幽州（等十六州故土）亦望风而至。

只有河东，并州北汉，是必要拼死一战的敌寇，不可以恩惠信义诱导，必当用强兵制之。但自从高平战后，他们已国力虚、士气丧，必不能再主动兴兵，故此地当无太大边患，我们应暂放以后图取。待天下已平，看好时机，可一举擒获。

如今士卒精炼，甲兵有备，部下懂得畏服军法，诸将愿意效力疆场。再有一年时间就可以出师了。现在，应该从夏秋开始，积蓄粮草充实边境。

史称世宗柴荣看完这一篇《平边策》，“欣然纳之”。

柴荣时代群臣多因循守常，苟且偷安，很少有人考虑天下问题。故柴荣《求言诏》下后，群臣所上言，很少有可取者。只有王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规画，皆称上意”，神采俊朗、气度劲迈，有谋略，能决断，所有的战略规划，都能让世宗满意。从此以后，柴荣格外赏识王朴，很快将其提拔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以后又进入枢密院。

底定中原路线图

今日读《平边策》仿佛再见“隆中对”。那一种规划分明、指挥若定的气概，五代雄文，似无出其右。所以后来周世宗、宋太祖，基本上是按照《平边策》战略构想行动，虽然次序有不同，但思路是一致的。在五代末年大棋局中，这是一篇名垂青史的“底定中原路线图”。

但这个“路线图”也有两个地方，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准确。

一是“吴、蜀平，幽州亦望风而至”。这句话说得未免过满，后来的事实证明，幽燕十六州并没有“望风而至”，虽然世宗柴荣征讨契丹时，幽州以南确实是“望风而至”。历史无法假设，但终宋太祖、宋太宗两代人，没有解决契丹问题，终北宋九朝百余年，也没有解决契丹问题。显然，“幽州亦望风而至”不现实。小觑契丹，是不明智的。

二是关于路线问题，按王朴设计，平天下的程序是：

先下江淮；

次下江南；

再下荆湖、南汉；

再下巴蜀；

尔后北向幽燕（契丹）；

最后下河东刘氏。

世宗柴荣按照王朴的意见，果然平定了江淮，但没有去下江南，兵锋转向契丹，兵不血刃征服燕南等地，惜英年早逝，壮志未酬。

宋太祖继承后周事业，已经得到江淮之后，首先征服了与北汉勾结的潞州李筠，而后平定了扬州李重进。接下来，没有动江南，而是从江南西侧的南平、武平、南汉开始用兵。等于在南唐和后蜀之间的湖北、湖南、两广等地撬开一个巨大的裂痕。而后还是没有动江南，而是转向巴蜀。一直到巴蜀灭后，才将兵锋指向江南。南唐下，宋太祖没有按照王朴的意见先去解决幽燕问题，而是转向了河东之地，结果没有达到目的，顿兵而归。

周世宗在征讨幽燕时，遗恨而终。

宋太祖在征讨北汉时，遗恨而终。

而幽燕、北汉，事实上都是契丹的势力范围。

故柴荣虽然接纳了王朴的意见，但又做了战略调整，按照柴荣后来实施的“路线图”计划，大略程序应该是：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幽燕（与王朴异）；

再下江南（与王朴异）；

再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尔后下巴蜀（与王朴异）；

最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同）。

按照赵匡胤的“路线图”意见，大略程序应该是：

江淮已下（与王朴同）；

次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再下巴蜀（与王朴异）；

再后下江南（与王朴异）；

尔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异）；

最后下幽燕（与王朴异）。

但老赵的这个“路线图”被赵普所修订，赵普坚决不同意下幽燕，甚至不同意下河东。所以最后老赵实施的“路线图”是对赵普“路线图”的折中：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再下巴蜀（与王朴异）；

再后下江南（与王朴异）；

尔后下河东（与王朴赵普异）；

最后下幽燕（与王朴赵普异）。

关于“平边路线图”，王夫之《读通鉴论》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大略是：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幽燕（与王朴异，与柴荣同）；

再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同）；

再下巴蜀（与王朴同，与柴荣异）；

尔后下江南（与王朴异，与赵匡胤同）；

最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同）。

王朴、柴荣、老赵、赵普、船山五人意见用图表展示，如下：

人 物

顺 序

王朴

柴荣

赵匡胤

赵普

船山

一

江淮

江淮

江淮

江淮

江淮

二

江南

幽燕

荆湖、南汉

荆湖、南汉

幽燕

三

荆湖、南汉

江南

巴蜀

巴蜀

荆湖、南汉

四

巴蜀

荆湖、南汉

江南

江南

巴蜀

五

幽燕

巴蜀

河东

不下河东

江南

六

河东

河东

幽燕

不下幽燕

河东

我赞同船山意见。

船山王夫之认为柴荣下江淮后，即转向幽燕，作为大棋局的第二步落子，非常正确。而这一个意见，不仅王朴没有认识到、赵普没有认识到，连赵匡胤也没有认识到。船山先生盛赞此举。他说道：

周主南伐江南，劳师三载，躬亲三驾，履行阵，冒矢石，数十战以极兵力，必得江北（即指江淮之地）而后止。江北既献，无难席卷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馈盐还俘（南唐主向柴荣要求得到海陵之地，以供给国内用盐。柴荣不给地，但每年给南唐三十万斛盐；战争中俘虏的江南兵，也陆陆续续放还），置之若忘。呜呼！此其所以明于定纷乱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

盖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

当时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于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为主于塞内，南向而俯临中夏，有建瓴之势焉。叛臣降将，导以窃中国之政令，而民且奉之为主。德光死，兀欲、述律（契丹内乱）交相戕贼，至是而其势亦衰矣，是可乘之机也。然其控弦驰马犷悍之力（指契丹在燕云十六州的兵力），犹未易折棰以驱之出塞。且自朱温以来，所号为中国主者，仅横亘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是说“雍、豫、兖、青”之北已经属于契丹），地狭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国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边境与敌国直接接壤，地缘形势无安全感），以保其内而应乎外。则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成其中国。守不固，兵不强，食不裕，强起而问燕云之故壤，石重贵之覆轨（后晋末没有收复江淮就向燕云用兵，导致亡国大败），念之而寒心矣。

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归，天下终不可得而宁。而欲勤外略，必靖内讧。乃孟氏之在蜀，刘氏之在粤，淫虐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张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国也固矣，杨（行密）、徐（知诰）、李（李昪）阅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谋不改。李璟（李昪之子）虽庸，人心尚固，求以胜之也较难。唯其难也，是以胜其兵（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兵）而足以取威，得其众（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众）而足以效用，有其土（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土）而足以阜财，受其降（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俘）而足以息乱。且使兵习于战，以屡胜而张其势；将试于敌（指契丹），以功罪而择其才（在攻打契丹时发现并挑选日后用于讨伐江南的将才）。割地画江，无南顾之忧，粤人（南平国等）且遥为效顺。

于是逾年而（周世宗）自将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于天下。而中国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指柴荣早逝），天也，其略则实足以天下而绍汉、唐者也。王朴先蜀、粤而后幽、燕之策非也，屡试而骄以疲矣。

现在来看船山先生主张江淮一定，即将兵锋指向石敬瑭割地的意见，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道理如此，更因为柴荣有此一役，已经尽得关南之地，再努力，就足以克服幽云。可惜英年早逝。

赵匡胤后来没有按照柴荣的战略展开，结果幽云始终在草原帝国手中，为北宋带来一百余年的压力。

历史的多种可能

江淮、北汉、契丹不论，关于南方诸国，先下荆湖巴蜀，还是先下江南南唐？王夫之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这方面，他赞同太祖赵匡胤的战略，认为老赵此举优于王朴《平边策》。他说：

以势言之，先江南而后蜀，非策也。江南虽下，巫峡、夔门之险，水陆两困，仰而攻之，虽克而兵之死伤也必甚。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埽叶得势故也。

以道言之，江南虽云割据，而自杨氏、徐氏以来，以休兵息民保其国土，不随群雄力竞以争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无殃兆民、绝彝伦、淫虐之巨慝（意思是说李璟李煜没有大恶）；严可求、李建勋皆贤者也，先后辅相之；冯延巳辈虽佞，而恶不大播于百姓；生聚完，文教兴，犹然彼都人士之余风也。

孟知祥（后蜀第一代君主）据土以叛君，阻兵而无保民之志，至于昶，骄淫侈肆，纵嬖幸以虐民也，殆无人理。则兴问罪之师以拯民于水火，固不容旦夕缓也（意即后蜀比南唐恶，理应先讨平之）。

岭南刘氏积恶三世，民怨已盈，殆倍于孟昶；而悬隔岭峤，江南未平，姑俟诸其后，则势之弗容迫图者耳。

先吴后蜀，理势之两诎者也（如果先下江南再下巴蜀，从道理和形势看，两方面都不利）。此宋之用兵，贤于王朴之策也。

但王夫之也从“道理”和“形势”两方面立论，分析了平定河东或幽燕的利弊。这方面，他赞同王朴的意见。船山说：

刘知远之自立也，在契丹横行之日，中土无君而为之主，以拒悍夷，于华夏不为无功（是说后汉第一代君主刘知远有捍御契丹之功）。刘崇父子（刘崇、刘承钧）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可矜；郭氏既夺其国，而又欲殄灭其宗祀，则天理之绝已尽（说郭威灭汉隐帝，又杀刘赟，违背天理）；抚心自问，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因为理不直）。虽在宋世，犹有可悯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阑入塞内，据十六州以灭裂我冠裳，天下之大防，义之所不容隳者（中华道义不能沦丧），莫此为甚，驱之以复吾禹甸（大禹所奠定之九州岛之吾土），乃可以为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缓河东，必矣（因为幽燕是吾华之故土，不应在契丹境内，故应先下幽燕）。

即以势言，契丹之据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庐帐为便安，视幽、燕为赘土，未尝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说契丹对幽燕之地无恩可言）。而唐之遗民犹有存者，思华风，厌膻俗，如吴峦、王权之不忍陷身污秽者，固吞声翘首以望王师，则取之也易（说幽燕之地有人在盼望王师来讨）。迟之又久，而契丹已恋为膏腴，据为世守，故老已亡，人习于夷，且不知身为谁氏之余民，画地以为契丹效死，是急攻则易而缓图则难也。幽、燕举，则河东失左臂之援，入飞狐（今河北涞源）、天井（今山西襄垣）而夹攻之，师无俟于再举，又势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谋，理势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

当初赵匡胤曾有先下幽燕之志，惜没有实施；反而先去下河东，结果没有成功。直到太宗赵光义时代，还是坚持先下河东后下幽燕，等于还在犯战略错误。其实，不能先下河东，这个见识不仅王朴有，赵普也有，柴荣也有，张永德也有。据《东都事略》，太祖受禅之初，曾经向永德问“并汾之策”（并州、汾水，都在河东）。永德说：“刘氏虽然兵少但是很强悍，再加上契丹的援助，未可遽然而下。可以用间谍来离间他们君臣之心，设游兵以扰乱他们农耕之事，待等到它疲敝不堪时，才可以图谋。”这个意见事实上是深化了王朴的意见。老赵初期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继承了王朴、柴荣、张永德和王夫之的意见，对太祖、太宗的这一战略失误，有一段深刻的论述，他说：

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蓟；其不能取燕蓟，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与周世宗谋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后乃及太原。盖燕定则太原罝中兔耳（幽燕平定，河东太原就像笼中的兔子），将安往哉！太宗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汉，尽锐坚城（指太原）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打河东之后，兵已疲敝，再打契丹以致失败）。

王朴《平边策》虽然是一个可以调整的战略规划，但大辂椎轮，结构架子是出色的。他提出来的平天下次第，至少启发了柴荣、老赵，从地缘、形势、天理各方面来评估用兵先后，决定路线逻辑。王朴所谓“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取江南先取江淮以获得战略先手主动权的思路，都是攻战战略中值得称许的大见识。不同的只是：“后北”的“北”有两个方向：河东与幽燕。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赵匡胤犯了错误，赵光义也犯了错误。没有犯错误的是柴荣，但他可惜死得太早了，以至于王夫之要慨叹：

威方张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后周征伐江南，其兵威刚刚开始震慑天下，还没有衰竭，周主柴荣如能赶紧乘其兵威而用之于幽燕，天假之年，中原就可以在后周时代底定了吧！

在老赵那里，持“先南后北”战略最坚定的人物是赵普。

但钱穆认为“宋则以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已疲，而贻艰钜于后人，则太祖之失也”。钱穆认为这个“先南后北”战略是错误的，正因为一开始就在南方用兵，结果“兵力已疲”，再向北方用兵时，力量开始削弱，等于给后人（赵光义等）造成了难度。这也是一个意见。历史已矣，无法复盘，可留给人的是思想的无限推演。推演中，各有家法。钱穆意见，也是一家之言。

西征军首战失利

周世宗柴荣常常因为自唐僖宗时中原日益缩小而愤慨。自从高平一战奏捷，慨然而生削平诸国、一统天下的志向。正好后周西边的秦州，有人到汴梁献策，请求恢复旧日大唐疆域，柴荣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当初后晋末年，契丹入主中原，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杀死传诏的契丹使者，率秦（今甘肃天水）、阶（今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三州，归附后蜀。现在，后蜀听说后周有异动，就派出客省使赵季札来到这三州巡视东北边备。

赵季札与史上纸上谈兵的赵括有一拼，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但他又没有赵括的勇气，只会吹牛。所以他巡视了一圈之后，对后蜀主孟昶说：“雄武（今甘肃榆中）节度使、凤州（今陕西凤县）刺史等人，都不是将帅之才，不足以御大敌。”蜀主问：“那谁可镇守那里啊？”赵季札说自己行。蜀主就任命他为雄武监军使，并将宿卫精兵千人作为他的亲兵部队。

蜀主又命知枢密院王昭远巡查北部城寨武备情况。

柴荣知道秦、凤二州扼周蜀之间，为大周西北门户，相当于周唐之间的江淮、周辽之间的幽燕，都是战略先手之地。欲击契丹，必先取幽燕；欲破南唐，必先取江淮；欲平后蜀，必先取秦凤。按王朴意见，当先下江南再下楚汉、后蜀，但现在有战机，也不妨西北用兵，热身。但是谁可以带兵去秦凤呢？礼部尚书、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王溥推荐了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

公元955年，显德二年五月，周世宗派遣王景兼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向训兼行营兵马都监，从“川陕咽喉”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南郊）趋秦州、凤州，向后蜀开战。

周师在蜀境连克八个军事要塞，赵季札闻听大惊，连忙将辎重和带出的妓妾遣回成都，自己则上书请求解除守边任务，回京汇报边警。然后，留下大军，自己单骑驰入成都。蜀民更为惊骇，还以为主帅打了败仗逃跑。秦凤二州，很快传开流言，以为蜀军已溃。赵季札回京后，蜀主孟昶问他军情，什么都答不上来。孟昶大怒，将他关押在御史台，几天后，越想越失望，这个赵季札不是拿着军情当儿戏吗！终于将他在崇礼门斩首。随后，蜀主派出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李廷珪为北路行营都统，迎击周师。

周师西征军与李廷珪等在威武城东战，第一次失利，排阵使濮州刺史胡立等人被后蜀擒获。

后蜀主又派出密使抄小道前往北汉和南唐，联络他们共同出兵遏制后周，北汉主刘承钧、南唐主李璟都答应下来。

后周眼里几乎不算个事的西北门户，形势开始有了紧张感。

两个月过去了，后周朝廷对西征军的失利有了批评，当时已经是秋季，大军粮草供应也有困难，于是有人请求撤兵。

柴荣不死心。但他对王溥推荐向训有了怀疑：向训，真的可以在西北用事吗？任何一个时代，选任独当一面的人才，都是大智慧。历史上来看，那些辉煌，往往都是选任正确的结果；而那些惨败，往往也都是选任错误的结果。五代十国，也不例外。后蜀屡屡失败，原因多多，但选任不得人，是重要原因。老赵后来南征北讨，无往而不胜，原因多多，但选任得人，是重要原因。现在，柴荣对向训有了疑虑，于是，派遣赵匡胤前往秦州查看形势。

王景与向训的转变

老赵回来后，向世宗汇报秦凤可取的种种可能，王景、向训配合得不错，小战失利，不代表大战失利。老赵果断建议：不撤兵。

王溥推荐将军向训，老赵建议绝不撤兵，二人等于在为秦凤之战打保票。万一战事失利，二人都有重大责任。因此在这类决策性时刻，需要的是前瞻性和判断力，以及责任感。老赵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最后，周世宗听从了赵匡胤的意见。

王景、向训，应是五代后周时期的名将。王景年轻时也曾与邻里恶少为盗，晋阳大战后，从后唐投奔石敬瑭，屡有战功。当初，他投石敬瑭时，家中妻子被后唐杀戮。有战功后，石敬瑭给他不少金钱封赏，又问他有何愿望。他回答说：“臣自归附国家，受恩隆重而深厚，实在不敢有其他愿望了。”石敬瑭还是坚持要他说一个愿望。王景下拜道：“臣过去还是个卒子的时候，曾经背着马扎跟队长出入，做警卫。那时候，多次进入一个官妓侯小师家，特别爱慕她。现在我妻子被杀了，如果能得到侯小师做妻子，就实在心满意足啦！”石敬瑭听罢大笑，然后就让人取来侯小师赐给王景。王景非常宠爱这个官妓。因为他有功，这个官妓也在后晋被封为楚国夫人。但侯小师也是个情种，有自己的旧好。现在跟了王景，竟偷了他金银几百两送给旧日相好。有意味的是，王景知道这个事，但并不责怪她。这也算得五代时的一桩风月故实。

出帝石重贵时，王景也曾与契丹大战。后汉乾祐初年，进入中央做朝官，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并镇守沧州。这年契丹闹灾，幽州流入沧州的难民五千多人，王景善待他们，为之赈济。朝廷也同意他的意见，下诏给这些难民分派农田，让他们在中原久居。

他在后汉时与郭威友善，郭威称帝后，王景加兼侍中。他本来没有什么智略，但在临政处理问题时，尽量宽大。士民有案子，他一定要当面询问，不被府中的官吏左右，如果两者间没有大恶，他都会劝导一番，让他们回去，尽量调解民事纠纷，很得沧州人爱戴。以至于他要入朝做官时，人们拦住他的马车不让走。他后来一直到大宋王朝还在做官，对待朝廷命官越来越有礼节，史称“性谦退，折节下士”，性情谦和懂得退让之礼，能够降低自己的身份对待士大夫。这样一个年轻时曾经做过强盗的人，到了大宋王朝，几乎变了一个人。

向训也是个人物。他后来因为后周恭帝柴宗训的名讳，改名为向拱。

此人年轻时一表人才，有倜傥之气。他听说后汉刘知远在太原招兵，就骑了一头驴子，前往投效。走到半路，被强盗盯上。强盗们看他状貌雄伟，以为他应该是个富二代，囊中应该有银子，就一路跟着他，找机会下手。向训看出这个意思，到了一个略大点的村子，就让这几个人把自己乘坐的驴子杀了，说是要跟几位豪杰吃顿酒。酒中，跟这几个人说了自己投军的志向，强盗们一听，说这一路上都是盗贼，干脆就护送着他到了太原。

向训有战略头脑，将自己的想法向刘知远做了报告，但刘知远没有瞧得上他，他就转投在郭威的门下。郭威领节镇之后，让他主管自己的办公室工作。

在后来的日子里，向训战功卓著，为后周的建国立下功劳。

但他到了大宋王朝后，有了变化。

太祖赵匡胤令他做河南尹，他的时间大多用来修建自家园林庭院，广纳声伎、纵酒为乐，以至于政事都被荒废，以至于河南府出现了群盗白日抢劫的现象。赵匡胤大怒，给他换了个小地方做官，算是惩罚。

王景、向训的案例证明：不同的政治生态之下，人之表现会有不同；但同样的政治生态之下，人之表现也有不同。制度，不是决定性的“迁善”力量。人之向善迁移，有多种因素，个人志趣，在有些时刻比制度可能更重要。

败蜀军连下数州

且说柴荣接纳老赵意见之后，继续支持王景、向训在秦州的用兵。后来战场形势出现变化，周师在一次战役中击败蜀军，俘获三百余人。

蜀主闻讯急忙派遣朝中官员赴前线慰抚，并督战。

蜀军北路行营都统李廷珪派遣先锋进据马岭寨，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涧，又分兵出凤州北的唐仓镇和黄花谷，以此断绝周师粮道。

周师派兵趋黄花谷，又遣一千人赴唐仓镇，扼守蜀军归路。

这样，就等于险中弄险，很像围棋中，你围我，我也围你的战局。此际，棋手间最重要的战术优势是“比气”。谁的气口长，谁占优。这一轮手筋中，周师渐渐取得优势。

蜀军部署本来符合兵法，但偷安已久，战无能。蜀兵出唐仓，与周师战于黄花，蜀兵败，奔回唐仓；路上再遇周兵，又败。周师俘虏其将士三千人。随后，蜀军马岭、白涧兵皆溃，李廷珪等退保青泥岭。镇守秦州的后蜀节度使放弃秦州，逃回成都。蜀军刚刚到达的斜谷增援部队也一溃而散。

成州、阶州二州闻风而降。

后蜀迭接败报，震惊恐慌。

向训等围凤州，柴荣又派出韩通分兵修筑固镇（今属陕西），以此绝蜀军援兵。不久，克凤州，擒蜀威武节度使王环及都监赵崇溥等五千人。在押往京师的路上，赵崇溥绝食而死。柴荣任命王环为右骁卫大将军，以此来奖赏他守凤州不投降的气节。

后周得到捷报，文武百官入朝祝贺，世宗举杯向王溥敬酒道：“这一番边功，实是爱卿择帅得当之力啊！”

世宗下诏说，秦州、凤州、阶州、成州境内实行特赦，所有俘获蜀军将士，愿留者给予优厚俸赐，愿去者给予盘缠上路。诏书还说，要慰抚民众情绪，不要违背万物本性。这四州的百姓，除了夏税、秋税的征收之外，凡是蜀人所设各种赋税徭役，全部取消。

蜀主孟昶以为柴荣接着会大军南下攻取三川，吓得给柴荣写信求和，但书信中自称“大蜀皇帝”，柴荣认为他这是“抗礼”，没有回信。

蜀主更加恐慌，在通往成都的咽喉要道剑门、白帝等处聚集粮草，以备周师。但招募兵士越来越多，国防用度也就越来越紧张。于是开始铸造铁钱，对境内铁器施行专卖。史称“民甚苦之”。

周师连下后蜀北边秦凤诸州，已经达成阶段性战略目标，决计暂停攻伐，按最初的战略设想，转战江淮，实现王朴《平边策》提出的次第战略和先手战略第一步。于是，有世宗征淮南。

陆 征淮南

南唐与契丹勾结时，当时的中原也都清楚个中底细，但朝代更替间，军政事务太繁太乱，中原诸朝没有时间来经营江淮之事，这样就让南唐偷安了多年，但后周建国后，南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后周倾斜。

谋中原南唐结契丹

后周征淮南，借口之一是：南唐勾结契丹。

事实上，围绕着契丹问题，中原与南唐都曾做过细密的间谍活动。后周郭威时，正在兖州征讨慕容彦超，他得到了一个消息。

原来，太子宾客李涛的兄弟李浣，在契丹做官多年，是契丹勤政殿大学士，他与当时契丹的幽州太守，也即节度使萧海真很友善。萧海真是契丹主耶律兀欲妻子的兄弟。李浣劝导他“内附”中原，也即带着幽州归附后周。

萧海真虽然是契丹人，但是一直仰慕中华，欣然答应了此事，并自称归附中原之志，“心如铁石”。

李浣就利用中原帝国安插在定州的职业间谍田重霸，将事情原委写在绢上，报告给郭威。

李浣还给哥哥李涛写了一封信，大意说：“现在的契丹主，很幼稚很愚昧，每日只知道闲逛游戏，毫无志向可言，没法同前任相比。此际，朝廷若能用兵，必定取胜。即使不用兵，与契丹讲和，也是比较好的时机。无论战、和，都应尽快进行。但可以肯定的是：契丹这边的情况形势，将来不会有能力帮助河东的北汉。”

不久，间谍田重霸到达大梁,来斡旋这件事。结果遇上国内事情繁杂，又是王峻案，又是王殷案，郭威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糕，结果，这个事情居然不了了之。李浣辛苦经营的一场间谍活动，消弭于无形。

读史至此，可以知道：这是中原失去的一次重大机会。

定州田重霸事件证明：中原一直在注意搜集契丹的情报。

南唐却一直在试图“勾结”契丹。

南唐与契丹的联络，从第一代君王先主李昪时代就开始了，但在第二代君王中主李璟时代，双方联系最为频繁。

李璟好脾气，史称“性和柔”，是才子，写得好文章，填得好词。但他特别喜欢听奉承话。这样就失去了辨人识物的能力，因此，那些善于谄谀的佞臣大多得到晋升，政事日坏。

李璟即位以来，未曾亲祭天地宗庙，礼官请求他参加一次大典。李璟说：“待天下成为一家，然后告谢天地祖宗。”

“天下一家”的理念，在南唐，最初是李昪的基本国策。

李昪这个理念的战略核心是：“不对邻邦用兵，待中原有变，北上争天下。”

李昪当年曾咬着儿子李璟的手指头告诫他不要轻易在吴越、荆湖、闽国大动干戈，但李璟没有守住这个战略理念，刚刚做了南唐国主，就多次在境外用兵，一举夺取南楚之地时，他就认为其他各国也可指麾而定。以至于佞臣魏岑陪从他消磨闲暇时说：“我年轻时游历过河北元城，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待陛下平定中原，我请求当个魏博（今河北大名）节度使。”这是很巧妙的恭维术，没有明言的台词是：吾主早晚会平定中原！所以李璟听了很高兴，当即答应了他的请求。魏岑就赶忙快步走到堂下稽颡再拜。史称“其主骄臣佞如此”。

南唐在李璟时代曾经攻灭楚国、闽国、殷国，虽然没有得到战争红利，反而损失巨大，但在虚骄中也有“吞天下之志”。

石敬瑭时，中原名将如皇甫晖等人不愿意臣服契丹，于是来投南唐，更多士子也厌倦中原战乱，纷纷来南唐安身立命，这就更让李璟有了“吞天下”的幻觉。

李璟开始勾结契丹与北汉，多次派遣使者从海道出发，或从静海（今江苏泰州东南），或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出东海北上到契丹镇东关（今辽宁大连），由此走北路，蜿蜿蜒蜒进入契丹幽燕之地；如果联系北汉，就从契丹再翻太行，到河东。这一条海道，从契丹天显十二年（937）李昪第一次与契丹来往，到应历七年（957），李璟最后一次与契丹来往，两国断断续续走了二十年。最初两国试探着以大宗贸易为主，后来则是商讨“密事”，互相勾连，主旨则是：共同谋取中原。

《辽史》中留下了南唐与契丹来往的记录。耶律德光时期，契丹共出使南唐四次，南唐则出使契丹十一次。在南唐出使的十一次中，有五次携带“蜡丸”也即密信。其中有一条记录道：辽太宗三年“十一月己巳，南唐遣使奉蜡丸书言晋密事”。这是明确说南唐在与契丹秘密谋划中原晋国，而且是南唐李璟的主动动作。后来南唐大臣宋齐丘谋杀契丹使者燕人高霸，嫁祸后晋，也应该就是这类动作的策略组合。

所以，我相信契丹与后晋石重贵交恶，其原因，除了“十万横磨剑”事件之外，“高霸事件”也不可忽略。

刺杀使者彼此离间

“高霸事件”是“赵匡胤时代”精彩的谍情故实。

在南唐，最能体会先主李昪战略思想的是谋士宋齐丘，可惜此人在中主李璟时代没有得到重用。尽管史上对宋齐丘的说法毁誉参半，且有若干细细密密的故实难于厘清也难于坐实，但宋齐丘对南唐的重要，是那个时代的人物大多明白的。陆游《南唐书》甚至引用一个说法：“世言江南精兵十万，而长江天堑，可当十万，国老宋齐丘，机变如神，可当十万。”

契丹长期与南国有联络，南国也对契丹有寄托。当五代之际，这种隔着中原，南北联络的做法，可以看作是一种“远交近攻”战略。但宋齐丘在这个战略中又套进了一个迷局，为南唐赢来了多年的平安。

说契丹主耶律德光派遣使者与南唐做生意。他们带着羊、马，一部分“入贡”，但更多的——有一次带了三万只羊、二百匹马——是到南唐来卖，用卖得的钱购买布帛药品。南唐大臣们虚骄地将这种商业往来视为“四夷来服”，是“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吉兆，于是公卿大臣们，都来朝堂称贺，认为这是自有南唐以来，“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

来而不往非礼，南唐就派出了使者借道后晋去见契丹，但后晋不允。南唐只好走海道。

后晋对南唐不友好，契丹与南唐两家交往多了，宋齐丘就动了心计。

有一次，契丹派遣燕人高霸来南唐，秘密交好。契丹慑于大唐昔日的威名，一直在主动讨好南唐——南唐自认为是大唐的继承者。中原挤在北边的契丹和南边的南唐、吴越、荆南、西蜀之间，常有南征北战开疆拓土的异动。而中原后晋石敬瑭时代正在与辽国友好中，这样就让南国感到了恐惧。长江以北的江淮之地，乃是南唐最重要的北部屏障，事实上也是中原王朝的南部屏障。南国得到江淮之地，进据中原就有了主动权；中原得到江淮之地，扫荡南国就有了主动权。历来中原王朝都对这一片膏腴之地虎视眈眈。南唐要想平安，也必须保住江淮之地。而眼下，江淮之地在南唐手中，正在觊觎江淮之地的就是后晋。

于是，宋齐丘在耶律德光来使后，决计离间契丹与后晋的关系——契丹与后晋乱起来，江淮会更安全。

高霸来了以后，“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坦诚交换了意见”。南唐对高霸照顾得无微不至，临走时，还给了一个大红包，赏赐极为丰厚。高霸北还时，宋齐丘派遣了武功高强的刺客秘密跟踪。一直到淮北，后晋与南唐交界地时，刺客杀死了高霸。高霸的儿子高乾是同行者，他看到或知晓了刺客的身份。据可靠逻辑，能够猜想到刺客杀死高霸之后，南唐故意给高乾留下了“后晋来人”的身份秘密。陆游《南唐书》记录了这个事件。称高乾藏匿于濠州（今安徽凤阳）。当他逃归契丹后，契丹相信了这是后晋人干的活儿，并不怀疑南唐，反而与南唐继续保持着秘密来往。

宋齐丘的反间大获成功。不久，辽、晋反目成仇，中原大乱。

假如中原大乱是南唐期待中的风景，也可以说是宋齐丘在一力推动实现这个风景。虽然辽晋之争未必是刺杀高霸的直接结果（辽晋之争直接原因是“十万横磨剑”），但高霸被刺引发了契丹对后晋的疑忌可能是一个不难推断的事实。高霸事件不久，辽、晋就开始生变，多年的交好出现了巨大的裂痕。于是有契丹灭晋的三次战役。

有意思的是，南唐玩弄间谍手法离间契丹与中原关系的谋略，也被后周借过来玩了一把，离间了契丹与南唐的关系。

玩弄这个谋略的不是文人，而是武夫，他叫荆罕儒。

荆罕儒，少时就是一个无赖，做过强盗，但“君子豹变”，从军以后，因为作战勇猛，官一直做到藩镇中的行军司马（相当于现在省军区的参谋长或副司令）。但他为官不贪，以至于“贫不能振”。周世宗柴荣有鉴于战场上怯懦之辈统兵，须提升士气，就下诏在境内招聘“骁勇士”。有人就推荐了荆罕儒。世宗当即召赴行在，直接任命他为战前的一位指挥官。

征太原时，荆罕儒率步卒三千先入敌境。荆罕儒令人背负柴草直趋太原城，把太原城的东门一把大火烧了个透，若不是城中套城的复杂结构，也许周师早就进入太原了。后来世宗征淮南，荆罕儒领泰州（今属江苏）刺史，为下蔡（今安徽凤台）守御都指挥使兼舒（今安徽安庆）、蕲（今湖北蕲春）二州招安巡检使。时泰州尚在南唐版图内，因此“泰州刺史”还是一个虚职，但以后打下泰州，世宗柴荣让他做了实领泰州刺史。

荆罕儒已经知道南唐与契丹的联系，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此前，荆罕儒一直在盘算找个江湖高手，仿佛传说中的虬髯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也像当初南唐宋齐丘雇佣刺杀高霸的刺客一样，杀人后留下假名，遁身而去。

他想有这样一个鬼影子般的快手刺杀契丹遣唐使，离间两国关系。

领泰州刺史期间，他得到消息：契丹主耶律璟（此时耶律德光已死）派他的舅舅来到了南唐，就在泰州清风驿。于是，他下了一道密令：如果有谁能将我荆罕儒睡觉的枕头偷走，赏钱三百贯。

不久，有一个江湖剑客田英，得到了他的枕头。荆罕儒说话算话，如约给赏。然后屏去他人，悄悄对他说：“番使已在清风驿，你能取番使之头，我赏你三千贯。”

当夜，番使与南唐官员夜饮，起来更衣（上厕所）后，忽然倒在地上，人来看时，脑袋已经没了。

番使死于与南唐使者的酒宴上。契丹相信这是南唐人干的活儿。

南唐发出优厚悬赏令捉拿刺客，那人却无影无踪。但契丹已经不再信任南唐。这一次被杀的番使，是契丹主的舅舅，级别太高了。

从此以后，契丹再也没有派使节过来。史称“自是唐与契丹遂绝”。

这一段传奇般的故实，见于陆游《南唐书》卷18《浮屠契丹高丽列传》，这也是《资治通鉴》殿后的一段故实，但情节不及《南唐书》丰富、神奇。《资治通鉴》没有留下刺客的姓名，也没有荆罕儒悬赏剑客的铺垫。

契丹、南唐虚假同盟

公正地说，契丹与南唐虽有“交通”，但两家实际并不互相了解，在很多常识性问题上，互相都很陌生。因为两家从未有过现实性的联合。他们不是同盟关系，契丹甚至也在防着南唐，当初耶律德光扑灭后晋时，曾要杀后晋十万降卒，有人说服他不杀的理由就是：由这些降卒来防备南唐。后晋灭后，南唐李璟曾向耶律德光要求假道到长安去大唐李氏陵墓祭奠，耶律德光没有允许。所以契丹事实上一方面因为“唐之威灵”而“兄事南唐”，称与南唐是“兄弟之国”，而不敢称之为“儿孙之国”，一方面也不希望南唐坐大，真的称霸中原。即使南唐要进中原，也希望能遵循石敬瑭模式，由契丹来“册封”，控制中原。而南唐，从李昪开始，也不过将契丹做棋子用，在澄清寰宇、恢复汉唐旧疆的理念中，燕云，乃至代北、辽东，都是南唐梦想中的故土。

因此，南唐不会接受石敬瑭模式。

所以陆游评论道：其实契丹相结约定骚扰中原，“皆虚辞，非能为南唐助也。”都是便宜便宜嘴，互相满足一下“远交近攻”的心理，契丹并没有真的成为南唐的助力。

龙衮《江南野史》记载一桩故实，更可见南唐、契丹互相之间的陌生——

耶律德光攻陷汴梁后，派遣两个使者到南唐来通告。

李璟问来自契丹的翻译：“契丹怎么治理邦国？”

翻译回答道：“蕃不治汉，汉不治蕃。蕃汉不同治，自古而然。”

李璟又问：“汉人怎么朝见契丹？”

翻译道：“契丹下诏就呼‘汉儿’。”

李璟：“蕃家没有文字笔墨文件，怎么征赋税？”

翻译：“蕃地不产谷物，所以没有赋税。但我臣事于契丹单于（国王）已经好几年了，也未曾看到虏廷之政事管理。但我听说如果征兵，就用传箭为号，每一部落传箭一支。”（按此说不确。契丹施行胡汉分治后，汉人在边塞是要缴纳赋税的。）

李璟：“那么他们怎么来规定时日？”

翻译：“以皮为约。”

李璟：“何谓皮约？”

翻译：“修筑一条窄小的胡同，地上铺了皮子，让骑兵践踏，以皮子被踏坏为度。如果征得多，就用骆驼皮，这样踏坏的时间就会长一些；时间短就用羊皮、兔皮等等。”（这是规定缴纳赋税时间的长短。）

李璟最后问：“你家主人要怎么待我？”

翻译回答道：“现在晋石重贵逆命背约，所以被派遣到契丹国内去了（这里是说后晋被契丹所灭，最后一个皇帝石重贵被掳往契丹北境）。契丹主想与您继承先君之好——将册封您为中原之主！”

李璟最后回答：“孤守江南社稷，一直与中原阻隔，不曾修好。若契丹不忘先君之好，能够惠锡行人（使者），孤受赐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意思就是不可能接受契丹“册封”。）

蕃使听到这番话，只好失望而归。

契丹灭晋之际，史称“中原无主，寇盗纵横”。南唐名臣韩熙载就在这个时刻，向李璟提出：“如果要恢复中原，这是最好的时机！”

但南唐当时正在南楚、闽国用兵，还因此和吴越交手，弄得国疲民穷，已经永远失去机会了。

南唐虽然不愿意接受契丹“册封”，但与契丹（以及北汉）“交好”却是多年来的事实。赵匡胤建构大宋后，收江南，江南还在试图与契丹联盟，梦想契丹能伸出援手……

后晋之后，是后汉。后汉之后，是后周。后汉亡国后，又有北汉。这个北汉，与契丹一样，也是南唐“远交近攻”的“远交”之邦。南唐与契丹、北汉的“勾结”让后周不能放心。到了后周柴荣时代，要想解决北边问题，就一定要先解决南边问题。这就是王朴“先易后难”的逻辑来源。

柴荣要暂缓扫荡西蜀、北汉和幽燕，先来解决江淮问题。

以前，每到冬天，淮河水浅，甚至干涸，淮北大军如果愿意，是可以涉河南下的。于是，南唐就需要在冬季增发兵卒守卫淮河，史称“把浅”，大约是“把守浅涸河床”的意思。“把浅”之处，东起霍邱（今安徽六安），西至光州（今河南潢川），绵亘二百多里。当时的寿州（今属六安）监军吴廷绍认为淮境无事，守卒于此，空耗军饷，撤回了沿线“把浅”将士。清淮（今江苏淮安）节度使刘仁赡上表反复争辩“把浅”对南唐国防安全的重要性，没人听他的意见。

可以注意这个刘仁赡。这是我最钦佩的五代南唐名将。我在后面会说到关于他的故实。

南唐与契丹勾结时，当时的中原也都清楚个中底细，但朝代更替间，军政事务太繁太乱，中原诸朝没有时间来经营江淮之事，这样就让南唐偷安了多年，但后周建国后，南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后周倾斜。

周世宗出兵淮南

周世宗兵出淮南时，下诏宣布南唐之罪，就说到与契丹“勾结”一事：

蠢尔淮甸，敢拒大邦，跋扈飞扬，垂六十载，幸累朝多事，与北虏交通，厚起戎心，诱为边患……

你这个傻货南唐竟敢据有江淮一带抗拒我大国！飞扬跋扈了将近六十年。我中原历朝以来处于多事之秋，你们就与契丹和北汉勾结来往！让北方的胡虏兴起南侵的战争之心，这就等于是你们诱发了中原的边患……

显德二年（955）十一月，这是一个枯水的冬季。周世宗任命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兼知庐州（今属安徽合肥）、寿州（今属安徽六安）等行府事务，忠武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淮阳）王彦超为行营副都部署，督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名将领、精甲数万人来伐南唐，兵锋直指寿州。

南唐人听说后都心存恐惧，但镇守寿州的江南名将刘仁赡神态自若，部署军队沿城守御，从容之态与平日没有两样，将士们这才情绪稍趋安稳。

南唐主李璟任命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领兵两万赴寿州增援，又命奉化节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晖为应援使，常州团练使姚凤为应援都监，二人领兵三万屯定远（在安徽东部）。征召镇南节度使宋齐丘返回金陵，谋商如何应对国难。

李谷建造浮桥，从正阳（今属河南驻马店）渡过淮河——此地在寿州西南几十里。尔后，急趋寿州城下，斩杀唐兵两千余人。

正赶上吴越王钱弘俶派遣“元帅府判官”来朝，周世宗诏谕吴越出兵攻击南唐的常州。当时朝廷封吴越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所以，钱氏置“元帅府”。

显德三年（956）正月，世宗下诏亲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向训权东京留守，端明殿学士王朴副之；彰信节度使（治所在山东菏泽）韩通权点检侍卫司及在京内外都巡检。命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治所在河南商丘）李重进带兵先赴正阳，河阳节度使（治所在河南孟州）白重赞将亲兵三千屯颍上——此地在安徽西北，与寿州交界。

正月初八，史称“帝发大梁”，皇帝从汴梁出发。

李谷攻寿州，很久不能破城，唐刘彦贞引兵来救，到来远镇——此地距寿州两百里，又派出战舰数百艘顺流下正阳，做出攻取李谷浮桥的态势。李谷已经过河，如果正阳浮桥断，则等于孤军在南唐境内作战，形势甚危。于是召集诸将从寿州退守正阳浮桥，等待御驾来临。此时柴荣已经到达圉镇（今河南杞县），听到李谷的谋划，急忙派遣中使乘驿告知他不要退，但是中使到时，李谷已经将辎重焚毁，退保正阳了。柴荣意在速战，到了陈州（今河南周口），急忙遣李重进引兵到淮上（今属安徽蚌埠）。

刘彦贞等听说李谷退兵，大喜，引兵直抵正阳，旌旗辎重断续连亘数百里。刘仁赡及池州刺史张全约感觉到此役不是这种打法，试图阻止刘彦贞轻进。刘仁赡派人对刘彦贞说：“公军未至而敌人先遁，是畏公之威声也，安用速战！万一失利，则大事去矣！”但刘彦贞不听。大军启行后，刘仁赡凭直觉知道不妙，对人说：“如遇周师，彦贞必败。”于是，更加小心谨慎地完善寿州城备。

后周大将李重进渡淮，与刘彦贞相遇，大战于正阳东，一战破之，斩杀刘彦贞，生擒将帅多人，史称斩首万余级，伏尸三十里，收军资器械三十余万。当时江、淮多年没有打仗，士民们对战争早已不习惯。一次战败这么惨，主帅都被杀掉，震动了整个南唐。池州张全约收集余众奔寿州，刘仁赡上表推荐张全约为马步左厢都指挥使。

滁州刺史听说周兵到了，弃城而逃。

皇甫晖、姚凤从定远退保滁州附近的清流关。

几天后，周世宗到达永宁镇（今安徽阜阳），对侍臣说：“听说寿州围困解除时，农民大都回归村落；现在听说大军到，一定会再进入寿州。我怜悯他们都聚到城里，如果长久围困，他们就会成为饿殍，应该先派遣使者去安抚他们，让农民各自安心务农，大军必不骚扰。”

随后，御驾到达正阳。柴荣不满意李谷退兵，于是以李重进代李谷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以李谷判寿州行府事。现在来看，李谷当初退保正阳，也不一定是个错误，胡三省就认为李谷此举乃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先想到不可胜的最坏结局，以此来寻求等待可以胜敌的战机），但柴荣不想丧失士气，故对李谷退兵很不满意，就将他前线总指挥的职务免去，给了李重进，并将李谷降二级临时使用——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李谷由原先的节度州使，改为刺史州使。当时有规定：同品为“知”，隔品为“判”。

破滁州生擒皇甫晖

两天后，柴荣到寿州城下，当晚在淝水北岸扎营，命诸军围寿州，将正阳的浮桥移到下蔡（今安徽凤台）。第二天征集宋、亳、陈、颍、徐、宿、许、蔡等州丁夫数十万人来寿州攻城，日夜不息。

三月的一天，世宗巡视寿州城外水寨，到达淝桥。他看到炮阵兵将一块块石头用抛石机抛入寿州城内，而周遭石块都被抛光，于是亲自捡取一块石头，骑在马上抱着送到营寨，供抛石机使用。在周世宗带领下，所有过桥的官员，都自觉地带上一块石头，送到大营。赵匡胤看到此情此景，深受触动，若干年后，他在讨伐潞州时，道路崎岖，山路难行，他也亲自抱着石块开路，感染了随军将士，很快开出路来。

赵匡胤带上牙将张琼，乘坐一只牛皮船进入寿州护城河指挥部下攻城。刘仁赡指挥的城楼将士看到牛皮船上是个人物，就用连弩瞄准射击，弩杆甚粗，射程甚远，杀伤力甚大。张琼见势不妙，急用自己身体挡住老赵，有箭射中他的大腿，张琼昏死而后复苏。箭簇中骨拔不出来。张琼饮酒一大碗，命人破骨取出，流血数升，但他神色自若，史称“太祖壮之”。

唐兵有万余人乘船停泊于淮河之畔，在涂山（在安徽省蚌埠西郊）之下扎营，声援寿州。柴荣令赵匡胤去打援。赵匡胤考察涂山大营，知道强攻不利，于是派出百余骑进逼唐营，一战，伪遁，唐兵追击，老赵伏兵起，腰断唐兵，在涡口（今安徽怀远）大败唐兵，斩杀了他们的都监何延锡等，夺得战舰五十余艘。

各地都有捷报传来。

但皇甫晖因为滁州太守临阵脱逃，自己率兵进入滁州镇守，周师与皇甫晖大军交战正酣。滁州、寿州互为掎角，清流关地当二州之间，为滁州西部门户，史称易守难攻。柴荣想打破这种格局，令赵匡胤兼程前往袭击清流关。

清流关之战，也称滁州之战，是继高平之战后，赵匡胤的又一次福缘之战。

赵匡胤抵清流关时，皇甫晖等已经列阵于山下，赵匡胤先派出前锋与皇甫晖大军鏖战，自己率余众绕出山后，做出一个迂回动作，从斜刺里攻击皇甫晖阵战。对自家部队而言，这就相当于半路忽然出现一支援军；对敌军而言，这就像猝然出现一股战斗力威猛难当的生力军。赵匡胤分拆军阵一分为二，结果赢得了超出预期的生猛效果。大军出现的突然性，让久经战阵的皇甫晖也大吃一惊。他吃不准这支部队从何而来，在他事先考察战场态势时，没有看到这样一支部队的存在。他没有想到是同一支部队的分拆。于是，率众逃回滁州，准备断桥自守。但老赵的马步军已经到了城壕的边上，麾军跃马而进，直抵城下。

皇甫晖站在城楼对老赵说：“人各为其主，希望你能让我列阵来战。”

史称老赵“笑而许之”。

皇甫晖整众而出。

赵匡胤待皇甫晖刚一出城，就抱着战马的脖子，突破敌阵直入中军，大呼一声道：“吾只取皇甫晖，他人非吾敌也！”手持长剑刺击，击中皇甫晖的脑袋，亲兵一拥而上，将皇甫晖生擒。

唐兵大败，皇甫晖的监军姚凤也被周兵捉住。

滁州克。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周师马军副都指挥使赵弘殷，引兵来到滁州城下。

赵弘殷以为自己是赵匡胤老爸，就派军士在城下叩关，要求进城。

赵匡胤闻讯告知亲兵转话：“父子虽至亲，城门王事也，不敢奉命。”

城门开启有时间规定，夜半不得开门。所以老爸叫城时，儿子拒绝了老爸。赵弘殷想想也是，只好在城外扎营，直到天亮才得进城。

周世宗诏令他人主持滁州政务，并派遣翰林学士窦仪前来滁州清点登记库存物资。赵匡胤派心腹官吏来提取库藏绢帛。

窦仪说：“将军在攻克州城之初时，即使将库中物资取光，也无关大碍。如今已经登录为官方物资，没有诏令，是不能动的。”

赵匡胤听到这些话后从此开始器重窦仪。

老赵还在滁州城里认识了一位高人，赵普。

当初，赵普在永兴（今陕西西安）节度使刘词麾下，刘词在高平之战后不久病逝，逝前上表，推荐其幕僚赵普有才可用。这次老赵平滁州，宰相范质推荐赵普为滁州军事判官。赵匡胤与他相见后，有过一次晤谈，很愉快。

滁州城破时，有刁民乘机作乱抢掠市场，当时即抓获“盗贼”百余人，按律应该全部正法。但赵普认为其中难免会有冤情，就请求先审案，再处决。一番审问调查后，发现大部分人不是“盗贼”，乃是误抓，于是释放，史称“所活十七八”，救活的人占有十分之七八。老赵一下子感到这个人不凡不俗，认定他是个稀世人才。

这时赵弘殷在滁州病倒，赵普前来探视，史称“朝夕奉药饵”，每天早晚都来伺候汤药，赵弘殷很感谢，于是以同是“赵”姓，且都居住在河北——赵弘殷在河北涿郡，赵普在河北蓟县，便以“宗分”亲情来对待赵普。赵匡胤从此与之定交，成就二十年君臣大义。

赵匡胤威名日盛

赵匡胤将皇甫晖等人解往世宗寿州城下大营。

皇甫晖的伤情甚重，被人抬着见了柴荣。他躺在担架上，对柴荣说：“臣下不是不想忠于所事奉的君主，只是士兵有勇猛胆怯的不同，才导致胜负不同。臣下往日曾多次与契丹交战，但还是从未见过像您这样精锐的军队。”

他身为赵匡胤的败军之将，却由衷地夸赞了赵匡胤。

柴荣看到皇甫晖的伤势，很是同情，对这位当年抵抗契丹的老将晚年处境感到悲哀，赐给他金带、鞍马，释放了他。

几天后，皇甫晖还是伤重而亡。这位当年在魏博煽动赵在礼叛乱的兵痞，成长为一位耻于事奉契丹的将军。他瞧不上石敬瑭而归附南唐，让人感到了他的“生人气”。这一位骁勇彪悍的武夫，死于赵匡胤的剑下，也不算丢人了。

宋人笔记《国老谈苑》说一个意见，认为周世宗征淮南，老赵掌管部分军权。但是赵弘殷对皇甫晖有点惧怕，皇甫晖魏博兵变，江湖传闻已久。滁州一仗，赵匡胤正面对敌皇甫晖，赵弘殷就密告儿子赵匡胤“移军”，也即躲开皇甫晖，不要正面作战。赵匡胤告诉父亲，这是大帝柴荣的命令，赵弘殷只好作罢。按照军中规定，他人有对柴荣军事部署的异议，需要直接向柴荣汇报。第二天，赵匡胤感到父亲这番话实在灭自家威风，未免“夺志”。于是，挺身死战，以图报效君王，以至于流血都湿了袖子。直到擒了皇甫晖，淮南平定，赵匡胤功居第一。

史称大宋“王业肇于是矣”。

这话的意思就是：由于淮南之战，老赵立功，为后来提升为“殿前都点检”做了职场铺垫，这才有了后来的陈桥兵变。如果当初老赵听父亲的意见，存一份私心，转移军阵，按周世宗的规矩，则非常有可能发生一场祸事。如果那样，岂能建立“不拔之基，以延祀于万世”呢？

老赵临阵，不动摇，即使面对传说中的骁勇大将，连老爸都被夺气的狠人，也不为之稍稍动摇，且越是激发起必胜之心，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名将风采。

在后来的日子里，世宗继续得到来自老赵的捷报：

攻克天长（今安徽天长市），制置使耿谦投降，缴获粮草二十多万。

就像高平之战，赵匡胤名声鹊起一样，江淮之战，赵匡胤更是威名日盛。年轻的赵匡胤，更别出心裁，每临阵战斗，一定要用精美的装饰捯饬战马，所披铠仗晶亮鲜明。

有人说：“这样，很容易被敌人认出来啊！”

赵匡胤答：“我就是要让敌人认识我！”

此时的赵匡胤已经成为公认的一代名将。

扬州城四门大开

周师进入江淮，布下了不少情报人员。包围寿州的同时，柴荣得到消息：扬州没有设防。这一利好消息几乎无法令人相信！在时光的后面，回顾历史，觉得此事几乎不可思议。李璟一班人物是怎么想的？扬州号称南唐的东都，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江淮战起，居然不设防？我行文至此，觉得几乎是一个难解之谜。我无法解释：寿州城下战火纷飞，扬州城里四门大开。士庶闲杂进进出出，犹如进入自由贸易区。这是“战时”应有的态势吗？

话说周世宗柴荣，得到情报，并不怀疑，当即令大将韩令坤连夜袭扬州。

行前，柴荣告诫韩令坤，不得残害士庶；扬州城外，李氏陵墓寝庙，要派周师与李氏族人共同守卫，以免痞子们毁陵盗墓。柴荣一番安排，已经胜券在握，似乎根本就没有考虑如何去“攻城”。

战争史上的奇迹出现了。

韩令坤大兵奄至扬州，天已经大亮。他先派遣将军白延遇率数百骑奔驰入城。白延遇的骑兵来到城下时，发现：城门内外人来人往，居然没有觉察。一声命令，几百骑兵就进了扬州。

韩令坤大军随后跟进。

敌军进城了，守卫南唐的东都营屯使贾崇等人，这才得到消息。匆忙中，这位太守要做的事，不是组织抵抗，而是焚毁官邸，还焚毁百姓房屋，弃城南逃。守卫扬州的市长，成了破毁扬州的匪寇。

扬州副市长、工部侍郎冯延鲁先生，一看跑不掉，灵机一动，临时削发，披上僧服，躲进佛寺。周师进入扬州，占据各个要紧处，一面灭火，一面捉拿守城官员。不久，冯延鲁被认识他的人告发，做了俘虏。

这位冯延鲁，乃是大词人冯延巳的异母同父兄弟，在江南也是一才子。他削发后本来准备寻找机会南逃的，没有想到被韩令坤押送到了柴荣面前。

当时寿州战起，南唐多次兵败，害怕亡国，派出了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钟谟，以及文理院学士、工部侍郎李德明，到寿州城下来见柴荣，奉表称臣，要求停战。二人带来了皇帝的御服、江南产名贵汤药，还有金器一千两、银器五千两，缯锦两千匹，犒军牛五百头，酒两千斛。

钟谟、李德明都是很自负的人物，史称“辩口”了得，能说会道。柴荣琢磨这两人来，肯定要有一番游说，于是“盛陈甲兵而见之”，大帐外兵器阵仗，铠甲鲜明，刀枪林立，柴荣自己也是一身戎装，英武之相，自有气场。等二人入帐后，不待他们说话，柴荣劈头就是一顿呵斥：“尔主自谓唐室苗裔，宜知礼义，异于他国。与朕止隔一水，未尝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舍华事夷，礼义安在？且汝欲说我令罢兵邪？我非六国愚主，岂汝口舌所能移邪！可归语汝主：亟来见朕，再拜谢过，则无事矣。不然，朕欲观金陵城，借府库以劳军，汝君臣得无悔乎！”

你们君主还自称是大唐皇室的后裔，那就应该懂得中国礼义与别的国家不一样！尔等与朕只有一水之隔，这些年来，却未曾派遣过一位使者来与我修好，建立友好关系，反而漂洋过海去勾结契丹！舍弃华夏而臣事蛮夷，礼义安在！这次你俩来，是想游说我，准备让我罢兵休战，是不是？哈，我可不是战国时六国那样的愚蠢君主，岂是尔等口舌所能改变主意的人！尔等可回去告诉你家君主：马上来见朕，下跪、再拜，认罪、谢过。那就没事啦！不然的话，朕打算亲自到金陵城逛逛，要借用金陵国库来犒劳我的军队。想好：尔等君臣不要后悔！

柴荣出生于河北邢台，我想象他这一番话，如果操邢台老家的口音说出来，会格外有味道。

当下钟谟、李德明二人被吓得发抖不敢说话。

这时节，冯延鲁也被押到了。

人们看到曾经在南唐威风凛凛的学士也是将军，如今一副倒霉相，冯延鲁这位昔日被人目为奸佞的“五鬼”之一，还一身和尚服打扮，不禁嘲弄他们说：“昔日旌旗，拥出坐筹之将；今朝毛发，化为行脚之僧。”过去在旌旗之下，曾经被人拥戴着的坐筹帷幄之将，现在头上的毛发不知哪儿去了，居然变了一路化缘的行脚和尚。

周世宗柴荣听到这话，觉得好玩，很高兴，想想这个冯延鲁，也没有什么大罪，就放他回去了。

吴国杨氏绝嗣

冯延鲁似乎命运不济。他之前扬州留守是周宗，就是李煜时代绝色女子大小周后的父亲。周宗在南唐做官，享尽荣华富贵。周宗后来又从扬州到金陵，后来赵匡胤兵下江南，围城前，周宗病逝。时人都认为周宗太有福气，在扬州，扬州平安，离开扬州，扬州失陷；在金陵，金陵平安，病逝金陵，金陵失陷。南唐第一名相宋齐丘甚至在给周宗吊丧时，抚着周宗的棺材哭道：“君大黠，来亦得时，去亦得时。”

先生太诡异啦，生也是时候，死也是时候。

李璟听了这话很是不高兴。

冯延鲁回到金陵后，李璟也没有难为他，继续做官，后来还与赵匡胤打过交道，而且有功于南唐，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韩令坤下扬州，发出告示，慰问安抚扬州百姓，于是一城士庶，都在兵火之余，安顿下来，没有大乱。

随后，韩令坤奉旨开始向泰州用兵。

这时候，泰州发生了一件惨案。

南唐主李璟知道泰州难保，急令园苑使尹延范到泰州，将原来的吴国让皇帝家族迁徙到镇江。所谓让皇帝，就是将皇位禅让给南唐开国君主李昪的吴国末帝杨溥。按照一种记录的说法，李昪、李璟，都待杨溥不错（另一种说法则与之相反，暂不论）。杨溥死后，其家族继续享有优厚待遇。现在周师临近，他们不想使让皇帝的后人落在后周手里，于是，在忙乱中不忘记迁徙这一支族人。

当初，杨溥在镇江病逝或遇害（史上两说并存，容当后表），他的家族眷属都还居住在泰州廨舍。先主李昪受禅之后，事务繁多，没有来得及关注杨溥后人，等到听说杨溥病逝，这才对儿子李璟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邦国，本来是人家杨氏的；国君也是人家杨氏的；但天地天命有变，偶尔转移到我身上而已，看来顺逆的形势，无常。但越是这样，越要注意怜悯杨氏孤儿孤女。他们侨居于泰州，以后要迁徙他们到镇江。要注意赡养、抚育，不要让他们流离失所。男女婚嫁，要由官方负责补给所需。”

但这事也一直耽搁着没有动。现在战事起，李璟想起李昪的嘱托。

杨氏是个大家族，尹延范认为战乱期间，道路艰难，担心杨氏叛乱，于是擅自做出决定：“尽杀其男子六十人”，只将杨氏女眷送过江来。

李璟闻听大怒，将尹延范腰斩。

吴国杨氏从此绝嗣。

李璟腰斩尹延范，也有苦衷。他曾对左右哭着说：“尹延范其实也是为了我唐国的安全。他很像当年三国的曹魏武将成济啊！我不是不知道尹延范的忠诚，实在是不得已啊！”

成济是三国时被司马昭心腹贾充指使，刺死了魏主曹髦的人物，当时司马昭为息众怒，不得不将成济杀死。李璟杀尹延范，也有效法司马昭的意思。

当初让皇杨溥有一个儿子名杨琏，很得杨溥喜爱。为这个孩子，杨溥还对李昪说：“吾让国后，没有其他事情请求，但请能选一个有年德的儒师，让他来教育我儿子，让我这个儿子懂得人伦孝让之道。他日继承我的爵位，能主持我的祭祀，让我在九泉之下，得以血食。如此，吾志足矣！”李昪闻言，即选派了南唐当代最好的儒者来教育杨琏，还将自己的四女嫁给他。

杨琏与李昪四姑娘感情甚好。李昪践祚后，授杨琏中书令，并拜池州刺史。但杨琏在赴任的途中，饮食吃凉了，不幸死在船山。

四姑娘是一个贤明温淑的女子，长得也漂亮，史称“容范绝世”，容貌和道德都是一等一的极品女子，被封为永兴公主。她受过传统教育，知书达理，似乎不愿意父亲在“传禅”中称帝，听到有人称她“公主”，就感到自己是“叛臣”之后，往往就会呜咽流涕，推辞，不愿意让人称她“公主”。据说宫中人都为她而感到“惨戚”。杨琏死后，四姑娘终身穿着都是“缟素”，去掉一切容饰，不吃荤腥，只诵佛书。对人即自称“未亡人”。她早晚一炉香，祷告词是：“愿儿生生世世，莫为有情之物！”

她居住在镇江的延和宫里，年二十四时，无疾坐亡。

据说她死后，连续五个晚上，从她的口中有光如白练而出，长丈余。为她收敛时，肢体温软如生。

李昪那时为这个女儿，痛苦痛哭，几乎不能自已。

这是五代十国记录中，罕见的一段儿女情缘，也是所谓“时代的悲剧”。

南唐危急孙晟议降

且说韩令坤等攻克泰州后，泰州刺史逃奔金陵。

南唐主得知扬州失守、泰州失守，钟谟、李德明游说无成，大为震恐。于是再派泗州牙将王知朗带着亲笔书信送给周世宗柴荣，信中称：

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请息兵修好，愿以兄事帝，岁输货财以助军费。

李璟的意思是，可以效法石敬瑭当年事奉契丹那样，来事奉后周。

但天无二日，柴荣看到李璟信中自称“唐皇帝”，干脆不搭理。

中主李璟看看南唐形势危急，再次派人带蜡丸密信求救于契丹。当时泰州已失去，出海口已经不通，间谍只好走陆路。结果，这位交结契丹的南唐使者在河北深州被后周静安军刺史何继筠捕获，千里迢迢押回柴荣淮北大营。

契丹，联系不上；北汉，按兵不动；后蜀，自顾不暇；荆楚南汉，已是仇家；唯一的友好邻邦吴越，正在做着后周的“兵马大元帅”，成为后周的一部分。李璟举目望去，南唐已经外无援兵。

这是南唐最危急的时刻了。如果寿州被攻克，南唐的北部屏障就被撕开一个巨大的裂隙，周师过淮河、过长江，都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李璟万般无奈，派出宰相右仆射孙晟为司空，与礼部尚书王崇质，向后周奉表称臣，求和。表称：

自从唐朝天佑以来，海内分崩，或跨据一方，或改朝换代，臣继承祖先事业，奄有江表之地。但当时看那群乌鸦落足未定，臣欲归附凤凰哪里去找？而今不同，天命已有所归，大周声教泽被远近。我唐愿比两浙吴越、湖南武平，仰奉正朔，谨守土疆。恳求周师收敛征伐之威，赦我后服之罪，从我这个下国开始，做大周的外臣，如此，安抚边远的德政，谁还会不服呢！

这番话的重点是：不再称帝，转而效法已经称臣的吴越国、武平军，奉后周为正朔。

随行使者又带上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罗绮两千匹。

孙晟知道此行外交任务太艰难，行前几天对左相冯延巳说：“此行应由您左相担纲。但我孙晟如果辞让不去，则有负于先帝。”

临行当天，孙晟知道事已不能免，夜半叹息后对同行者王崇质说：

君家百口，宜自为谋。吾思之熟矣，终不负永陵一抔土，余无所知！

先生您家里有百口人之多，应该好好自己谋划一下。我，早就想通了：最后绝不辜负先主（李昪）的那座陵寝！其他，不是我所知道的。

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以死来报答先主李昪当年的知遇之恩。当年，孙晟在魏博之乱中，做着宣武军朱守殷的判官，起兵反李嗣源，兵败，逃亡吴国后，得到当时徐知诰也即李昪的优待，多年过去了，他至今没有忘记。这位江北的读书人，士大夫，临行前，鼓涌浩然之气，有了悲壮的神态。

孙晟等人到达世宗柴荣大营所在地后，有令，派人带孙晟到寿州城下，让他招安南唐守将。刘仁赡在城楼见宰辅孙晟来到，身穿戎装甲胄行拜见礼。

孙晟对刘仁赡说：“君受国厚恩，不可开门纳寇！”

刘仁赡一笑报之。

柴荣见到孙晟后，听说他如此“招谕”寿州将士，大怒。

孙晟从容道：“臣为宰相，岂可教节度使外叛邪！”

世宗柴荣也是一代明君。他知道军事冲突与价值冲突是两回事。而孙晟一番话，与他所信奉的价值立场，无冲突。因此，无话可说，没有继续追究。

孙晟与此前来上表的南唐官员李德明等人会合后，当众传达了中主李璟的意见给周世宗——

南唐请求去掉帝号，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每年输送金帛百万给后周，以此条件，要求罢兵。

连寿州都可以割让了。但周世宗认为目前淮南之地已半为后周所有，诸将每天都能传来捷报，所以就想实现王朴《平边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尽有江淮之地。因此对南唐提出的这个条件还是不答应，但也不回应。

李德明看明白了周世宗的意思，又见周兵每日都有进展，知道事情最后恐怕还是不可避免，于是向世宗奏称：“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愿陛下宽限臣五天时间不作讨伐之举。我回去告诉唐主，尽献江北之地。”

周世宗一听，这才是我想要的。于是答应了他，给他五天时间。

和谈破灭以身殉国

孙晟心头一动，马上奏请：让王崇质与李德明一块回去——此际，孙晟已抱定必死之心，不想让同僚跟着自己一道殉国。

周世宗同意。另派遣供奉官送李德明等人回金陵，并给李璟写去了第一封信，信中说：

只管保存唐国帝号，不失松柏岁寒之心！如有坚决事奉大国之义，我也不会将人逼入险境。……等到江北诸郡全部献来，我大周之军就会立即罢兵。言尽于此，不再赘述。如果最后结果不是这样，请从此两绝。

这封信透露的主要信息就是：我要江淮，其他可以无所谓。

同时，柴荣又给南唐将相发去诏书，让他们讨论成熟以后，来归附大周。

李德明回到南唐首都金陵之后，盛赞后周世宗的威德与甲兵之盛，规劝唐主割让淮南江北之地。

南唐主不高兴。宋齐丘也认为割让土地无益。

李德明平时为人轻佻，常常言过其实，国人也不大相信他的话。枢密使陈觉、副使李徵古一直憎恶李德明和孙晟，就收买王崇质，让他说得跟李德明有差异，以此来迷惑李璟。李璟听了果然疑惑，陈觉等人就趁势说李德明的坏话，并用“大义”批评道：“李德明卖国求利！”南唐主李璟果然大怒，不容分说，在街市将李德明斩首。

这是孙晟估计到的风景。他更知道自己独立留在后周，已经来日无多。

柴荣事实上很敬佩孙晟的操守气节，一直待他很优厚。朝会时，让他列在中书省官员之后，还经常召见他，有酒有肉。但是柴荣向他打听后唐军政事务时，孙晟只有一句话：“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无二心。”

就是不向柴荣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

柴荣也不与计较。

但是不久南唐勾结李重进和契丹的蜡书密信被柴荣知道后，大怒。于是召来孙晟，责问他所谓“事陛下无二心”所言不实，并开始用审讯犯人的“勾距之术”向孙晟套话，试图了解南唐的兵力部署。

孙晟大义凛然，正色说道：“臣为陪臣，代吾主来觐见天王，是认为天王也是明君，怎么反而用这种套路来欺臣，要臣卖主？臣岂是肯于背心卖国以苟且偷安求取富贵之人！事到如今，不必多说，臣只有一死来敬谢陛下。”

柴荣再问他南唐虚实，意思就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但孙晟沉默着扼守尊严，一言不发。

柴荣无计可施，于是命监察长官都承旨曹翰去见孙晟，再去问他南唐虚实。

曹翰跟他吃酒，酒过三巡之后，曹翰很从容地问他南唐兵力部署问题。

孙晟还是不回答。

曹翰最后说：“有敕令，赐相公死。”

孙晟神色怡然，找到鞋子穿上，整衣冠，南向拜，说道：“臣，谨以死报国！”

于是就刑。

但是事后柴荣又很感动于他的忠诚节义，很后悔杀掉他。

孙晟，又名孙忌，他从小孤贫，但是很好学。辅佐先主李昪时，遭遇多人嫉恨。他本来口吃，与人初次接触，往往都不能寒暄，但是坐定后，谈论起来，词辩锋起，甚为犀利。李昪践祚后，拜为学士，中书舍人。

宋齐丘排挤他，出为舒州（今属安徽安庆）团练使。此地当时多盗贼，很多人被刺了字。他在此地管理这些人物，偶尔有不够令人满意的地方，就有两个士卒大白天带着刀进入府中行刺。

当时刺客从西门进来，孙晟恰好在东门看到，就让左右暂时回避，然后对刺客扬起袖子，高声喊道：“我在这里！”刺客一听，不免惊愕。孙晟又说：“尔辈要想杀我，现在还不晚，大丈夫视死如归，本来没有什么，但我想的是你们这些人！我要是死了，你们肯定免不了干系，那时无名而死，岂不可惜！况且，难道你们就不略微想想你们的亲人也要受连累，他们又有何罪，被你们这几个人株连而遭遇灾祸呢？”说到这里，已经打动了几个刺客，于是一腔怒火暂且压下，变得可怜巴巴地听孙晟继续给他们讲道。孙晟说了一番祸福相倚的道理后，跟他们约定：“现在，我解下我的金带给你们救急。带着我的金带，你们呢，赶紧跑。我绝不派人追你们，可以天地神明为证。”几个刺客听到这里，已经被他感化，没有要那个金带，逃跑了。

孙晟在南唐做官二十多年，由一名不文而富贵，像韩熙载一样，家中蓄养了很多姬妾。平时吃饭时，不设几案，让众姬妾每人端着一个食器，环列四周，好为“肉台”。他就在这“肉台”中取食。这做法甚至成为南唐的流行时尚，富贵人家往往效法。

他是那种富贵日子富贵过，大义来时不苟且的风流君子。这类人物史上不少，南宋著名大臣文天祥也是这样的人物。

后来孙晟又回到朝中做官，一身正气，与冯延巳同为宰辅。但冯延巳很不能忍受他的正派，跟他在一起，几乎如芒刺在背。史称“延巳丑其正”，冯延巳认为孙晟的正派很丑陋。他甚至对人说：“可惜金盏玉杯盛狗屎。”意思是：朝廷这个宰辅的职务居然给了那个狗屎般的人物。他将孙晟视为“狗屎”。

但陆游著《南唐书》对孙晟评价不低。他认为孙晟与刘仁赡一个死于“奉使”，一个死于“封疆”，都是“天下伟丈夫事”，这两个人物，即使是敌国如后周，也不敢轻易贬抑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先主李昪、中主李璟能够礼贤下士，所以得到士大夫以死相报。陆游认为，这正是儒家“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的礼治风景。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则对孙晟给予了更高评价，认为他的“坚贞之操”“从容之度”，是可以与颜真卿、文天祥“雁行”（并列）而无愧的人物。

这种评价，是小文人冯延巳不懂得的。

攻伐失利世宗返京

唐主李璟杀掉李德明，断绝了与后周求和的机会，百般无奈，只好倾全国之力，继续部署，与周师展开以寿州为中心的南唐保卫战。

他命令诸道兵马元帅亲王李景达将兵拒周，以陈觉为监军使，前武安节度使边镐为应援都军使。中书舍人韩熙载上书说：“信莫信于亲王，重莫重于元帅，安用监军使为！”韩熙载的意思事实上是不相信陈觉。他认为陈觉监军，只会掣肘、坏事。但唐主不从，又遣鸿胪卿潘承佑到福建泉州、建州去招募骁勇，潘承佑又推荐前永安节度使许文稹，静江指挥使陈德诚，建州人郑彦华、林仁肇来带兵。唐主任命文稹为西面行营应援使，彦华、仁肇皆为将。

林仁肇，是原来闽国大将林仁翰的兄弟。潘承佑是闽国名相。李璟攻灭闽国后，起用了一批闽国不得志的人才。

周世宗柴荣也开始继续部署，这年夏天四月，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李重进为庐、寿等州招讨使，以武宁节度使武行德为濠州（属安徽凤阳）城下都部署。

双方重新部署后，南唐右卫将军陆孟俊从常州领兵万人赶赴失陷的泰州，后周军队战不利，逃去。陆孟俊收复泰州，遣将驻守，而后又转攻扬州，屯驻在扬州西北的蜀冈。

韩令坤在扬州来不及部署，开始逃跑。周世宗遣张永德领兵救援扬州，韩令坤再入扬州。世宗又遣赵匡胤领兵屯驻六合（今属南京）遥为掎角之势增援扬州。此地距离扬州一百多里，赵匡胤知道韩令坤有撤退打算后，下令说：“扬州兵敢有过六合者，断其足！”

这一道命令就相当于给韩令坤做了督战队。

消息传到扬州，韩令坤没有退路，只好固守。

韩令坤鼓勇，在扬州城东击败了南唐军队，当即擒获陆孟俊。

陆孟俊乃是当年马楚国的牙内侍卫指挥使，在废黜马希萼拥立马希崇的叛乱中，曾经诛灭原舒州（今安徽安庆）刺史杨昭恽全家两百口人，并掠取了杨家的所有财产，并将杨家的漂亮女儿送给了马希崇。马希崇在后来的兵败中举族投降南唐，被封为永泰节度使，驻地就在扬州，但已经没有实权。韩令坤平定扬州后，马希崇把杨氏送给韩令坤，韩令坤很宠爱这个女孩子。此时，已经抓获陆孟俊，给他戴上刑具准备押送到世宗大营所在地，不料被杨氏女站在帘下认出，于是捶胸痛哭。韩令坤惊问何事，杨氏女道：“这个人叫陆孟俊！过去在潭州（长沙），就是他杀死了我全家两百口人啊！今日见到，请将军为我伸冤！”

韩令坤杀了陆孟俊。

这是乱世中无数悲情故实之一。

杨昭恽实在也不是善类，曾经做过衡州太守，他以为他是皇亲国戚，就仗势欺人，敛财无度。马楚国的士庶没有人不憎恶他。所以陆孟俊趁着长沙之乱，对公众说：“杨家以权谋私，灭绝公义，国人怀恨已久！”杨氏于是遭遇血腥屠杀。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生命历程仿佛“三言二拍”中的果报故事，他也在最后的时刻遭遇了仇家的指认和覆灭。

这一种戏剧性的果报逻辑，确有令人生畏的一面。乱世中，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无人有安全感，随时都在杀戮或被杀戮的威胁之中。

世宗柴荣大驾到寿州（今安徽寿县）已经三个多月，寿州城久攻不下。又赶上春季大雨，营中积水深数尺，很多攻伐的器械都漂浮到南岸，被刘仁赡派人焚毁。将士伤亡也多，粮运不济。刘仁赡甚至还发动了一次反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彰信节度使李继勋，在寿州南门下营，刘仁赡侦知李继勋怠于守御，防备松懈，在一个夜晚，趁东、西、北三门暂停攻城之际，大开南门出兵袭击，杀死李继勋士兵数百人，焚毁攻城器具无数。此战鼓舞了寿州守军，却令围城周师“军无固志”。于是，军中开始议论“旋师”——“凯旋回师”。但很多人不同意。于是，采取了折中方案：世宗东巡濠州（今安徽凤阳），声称寿州已破，留下的将士继续围攻。兵不厌诈，柴荣接受了这个方案。一周后，柴荣到达濠州。

后唐齐王李景达，率兵两万自瓜步（今江苏六和县南）过江，距六合二十余里，设置营栅屯驻不进。

赵匡胤时在滁州，后周众将领很想出击，老赵说：“他们兵多将广，却在六和设栅栏固守，这是明显不知我们底细怕我们啊。如今我部不满两千，若前往攻击，就会被他们看出我们人数的多少了；不如等他们来了再出击，必可打败他们。”

几天后，南唐出兵赴六合，赵匡胤率众奋勇出击，大败唐兵，杀死抓获近五千人，余部万余人，逃奔渡江，争船淹死很多。史称此役“唐之精卒尽矣”。

这一次战役中，赵匡胤在后督战，看到有士卒不尽力，就在他们戴的皮笠之上用剑砍个印记。第二天，查看皮笠有剑痕者数十人，皆斩之，由是部下之兵无人敢不尽死力而战。

公元956年五月七日，周世宗柴荣留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等，继续围攻寿州，大驾则从涡口（今安徽怀远）北归。一周后，抵达京师大梁。

世宗第一次亲征，没有实现攻克寿州的战役目标。返京后，下诏赦免江淮诸州关押的囚犯，废除南唐不合理的赋税徭役，诸事有对百姓不利的，委托州县官吏向朝廷奏报，以期寻求改良途径。

南唐则紧锣密鼓地研究防御战略，准备跟后周死磕。

一个掌管车马厩房的官员，驾部员外郎朱元，利用奏事机会论述了用兵方略，李璟认为他说的不错，是个将才，就命他带兵收复江北诸州。

朱元首战即胜，收复了舒州（今安徽潜山），不久，又收复了和州（今安徽和县）。朱元得胜，在收拾民心。当初，南唐实行茶、盐配给制度，却是强行配给，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配给之后，要农民按值交粮食布帛，其名目为“博征”。这类官方掠夺在江淮间很让士庶愤慨。南唐又在淮南兴造营田。所谓“营田”就是官田。淮南乃是富庶之地，私家良田甚多。官令一下，就要侵占士庶私田。故史称“民甚苦之”。所以等到后周大军一到，士庶争奉牛酒来慰劳军队。但周师将帅多有五代藩镇习气，不懂恤民之道，反而大事掳掠，视民如粪土草芥。江淮之民大为失望。相互聚集于山林湖泽，建立城堡固守家园，操持农具抗击暴力，拼积纸片作为铠甲，时人称之为“白甲军”。周师讨伐他们，多被打败，先前所得到南唐各州，在朱元反攻时，大多又为南唐所有。

南唐援兵在紫金山（今安徽寿县八公山）扎营，与寿州城中烽火相应。

后周的淮南节度使向训当时正在镇守扬州，他观察战场形势后，提出一个重要意见：以扬州之兵合力来攻寿州，等到寿州城下，再考虑其他。

柴荣同意了他这个意见。

于是向训将扬州府库封存交给守将，并命扬州牙将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史称扬州民“感悦”。军队返还时，甚至有人背着秋粮来犒军。

滁州守将也得到命令，弃城来攻寿州。

齐王李景达又率军队到达濠州（今安徽凤阳），远远地声援寿州。但大军命令皆出于监军使陈觉之手，李景达只在文书末尾署名而已。陈觉不想决战，因此拥有五万军队的唐兵，却没有解决寿州之围的实际行动，南唐将吏害怕陈觉，无人敢说一句话。

但南唐大将林仁肇不受陈觉节度，故率兵来救寿州。

林仁肇了解形势后，准备焚毁下蔡浮桥，断后周退路。后周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名将张永德，屯兵下蔡，遇林仁肇，与他展开大战。

林仁肇用船舰装满干草木柴，选择了一个顺风的天气，纵起火来。但没有想到的是风向忽然回转，烧向林仁肇大军。唐兵一战不利，开始败退。

林仁肇乘船断后，张永德来追。

张永德“猿臂善射，发无不毙”，史称“人皆神之”。他在岸上向林仁肇射箭时，亲兵都看得亲切，一齐喝道：“箭要射中那汉子的嘴了！”但是箭到面前时，林仁肇一个从容的动作，随手一挥，即将箭杆格去。张永德看得也发懵：“不知这是哪里的良将啊，不好对付！”于是退兵不追。

另一种记录者的说法是：林仁肇每一次将射到眼前的箭杆格去。张永德惊叫道：“这是真正的壮士，不可过分相逼！”于是放掉林仁肇，不再穷追。

无论哪一种记录，都可以看到，林仁肇退兵殿后，手格来箭，是名将神采；张永德调度得法，英雄相惜，是性情中人。二人际会，颇有春秋士人之风。

张永德担心林仁肇再来，就备好粗大的铁链，在距离浮桥十几步（一步约五尺）的地方，拉起，横亘河上。铁链又拴上巨大的木头，这样唐军的舰船就无法接近，保证了浮桥的安全。

林仁肇并不死心，又派遣水军来攻击张永德。张永德从军中千挑万选，拣出善于游泳的军士，让他们潜入林仁肇舰船停泊之处，用铁索将几艘战船联系在一起。然后纵兵击之，林仁肇船不得进退，一时溺死者甚众，败归。

张永德解下自己佩戴的金带赏给善于游泳的军士。

就在这一年底，周世宗任命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中央禁卫军总司令。

率水军世宗再亲征

赵匡胤因功提升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又上表推荐渭州军事判官赵普为节度推官。从此赵普跟定赵匡胤。

周师围寿州，连年未下。说话已经到了第二年的开春。

寿州城中粮食已经耗尽。南唐齐王李景达，从濠州派遣应援使永安节度使许文稹、都军使边镐、北面招讨使朱元率兵数万，逆淮河而上，来救寿州。

诸路大军屯于紫金山，列十余寨如连珠一般，与寿州城中早晚用烽火联系呼应，李景达又筑甬道直抵寿春，准备运粮支援城里。甬道绵亘数十里。但是快修到寿州时，后周大将李重进从甬道中部突击，大破之，南唐兵死者五千人。李重进夺去了南唐二寨。

李重进向世宗做了战场形势汇报，世宗诏告：下个月亲自来淮上。

刘仁赡看到援军不利，向李景达汇报，要边镐来守城，自己率众与周师决战。李景达不许。刘仁赡愤怒而又郁闷，从此病倒。

他的小儿子刘崇谏，认为大势已去，夜半偷渡，准备投降周师，被南唐小校捉住。刘仁赡下令按军法将儿子腰斩。左右无人敢救。监军使周廷构在刘仁赡府邸大哭，请饶刘崇谏一死，刘仁赡不许。周廷构又派人向刘仁赡夫人求救。

刘夫人悲怆万分，但是她说：“妾于崇谏，非不爱也，然军法不可私，名节不可亏！若贷之，则刘氏为不忠之门，妾与公何面目见将士乎！”

我对于儿子崇谏，不是不爱啊！但军法不可成为私器，名节不可丝毫亏缺。如果这一次饶了他，则我们刘氏就是一门不忠。那时，我与先生们有何面目见浴血守城的将士们呢！

时辰一到，赶紧命令执行军法。

斩后，再为儿子办丧礼。

寿州城里全军将士皆因此而感动哭泣。

寿州一年多没有攻下来，南唐兵又收复了若干州郡，后周就有议事的人认为南唐援兵很强大，很多人请求周师罢兵。世宗也有了动摇。这时李谷正生病在家，世宗认为李谷做事稳重，且有判断力，就派宰相范质、王溥到李谷府上与他商议是否罢兵。李谷支撑病体，上疏道：“寿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銮驾亲征，则将士争奋，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

寿州城已经陷于危险困难中，城破就是一早一晚的事。此际，如果能御驾亲征，那么，将士们一定会被激奋起来，而南唐的援兵则陷于震惊恐怖中。城中知道自己要灭亡，就会有变化，一定可以攻破！

世宗柴荣看到这份上疏甚为高兴，于是再次御驾亲征的决心已定。

公元957年，显德四年二月，以王朴权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以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巡检，以侍卫都虞候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京都诸事安排妥当后，周世宗柴荣再次亲征淮南。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世宗带上了水军一同前往。原来，周师与唐兵战时，唐人水军精锐敏捷，周师不及，世宗以此为憾。去年五月，世宗返回汴梁后，就在西城汴水之畔打造战船，而后命俘虏的南唐水兵训练北人。数月之后，纵横出没，其技能甚至超过南唐水军。这次南征，就命右骁卫大将军王环带领水军数千，从闵河（流经今河南新郑）沿颍水（流经河南）进入淮河，唐人一见北人居然来了舰队，大吃一惊。

三月，世宗扎营下蔡后，在一个夜晚，带领部分将士渡过淮河，直抵寿州城下。到了早晨，人们看到周世宗柴荣的时候，他已经“躬擐甲胄”，一身戎装出现于敌我阵营之间。周师见后士气高涨，唐兵见后惊惧不安。

柴荣旋又移向紫金山（今安徽寿县八公山）南，命赵匡胤首先率军攻击唐先锋寨及山北一寨。老赵不负众望，两寨皆被攻破，斩获三千余级，并将紫金山与寿州间的运粮甬道整个截断。从此唐兵首尾不能相救。

寿州已经成为孤城。

当晚，世宗命各部分兵守寨，带领亲兵返回下蔡。

此时，唐兵内部的耗斗则愈演愈烈。

查文徽不夺人妻

朱元因为有功，来了傲慢情绪，不很服从李景达调度。而监军陈觉则与朱元多年有矛盾，于是上表说朱元这人反复无常，不可带兵。唐主李璟就以武昌节度使杨守忠来代替朱元。杨守忠来到濠州，陈觉以齐王李景达的名义召朱元到濠州计事，其实是想借此夺取朱元的兵权。都是过来人，谁都明白怎么回事，朱元听后，异常愤怒，就想自杀。他的门下宾客拦住他说：“大丈夫何往不富贵，何必为妻儿去死呢！”

朱元的妻子是南唐大臣查文徽的女儿，俩人恩爱，故宾客有此言。

第二天夜晚，朱元与先锋壕寨使朱仁裕等举寨万余人，来投降周师，裨将时厚卿不从，朱元将他杀掉。

消息传到金陵，李璟大怒，决计要杀朱元妻子。

查文徽心疼女儿，屡次上表为女儿陈冤。查文徽在过去与吴越作战时被俘，后来被放回，但已经被吴越放了慢性药，哑了嗓子。他手书上表，言辞间流露着对女儿的万般疼爱。但李璟要惩戒降将，决心已下，就在查文徽的上表空白处批示道：“只斩朱元妻，不杀查家女。”

事已至此，查文徽无话可说，只好含泪为女儿收尸。

查文徽也算是南唐一大臣，曾经征服闽国，有战功。有一位闽将名叫余洪，他的妻子郑氏很漂亮。查文徽攻克建州，部下裨将王建封得到了郑氏，想拥为己有，但郑氏坚拒不从。王建封被这个女人的凛然之气所震慑，始终不敢侵犯，又不忍杀，于是献给上司查文徽。查文徽一见，正是心目中想要的那种女人，当下即爱，要收纳她。但郑氏依然不为所动，冰霜一般冷静，并且直斥这位胜利者的统帅道：“王师吊伐，当褒录节义，以表励风节，你的裨将王建封，出身行伍，尚知心存畏惧，君，元帅也，难道想做欺霸节妇的祸首吗？”

王者之师前来讨伐，应该褒奖存录忠孝节义，以砥砺表彰社会优良风气。你的裨将王建封，出身行伍，对大义，还都知道心存敬畏；君，元帅也，难道竟想做一个欺侮霸占节妇的祸首吗？

陆游《南唐书》记录此事，称：“文徽大惭，亟访其夫归之。”查文徽大为惭愧，赶紧访问郑氏的丈夫送还了人家的妻子。

查文徽有此一“惭”，不失为士子之“耻”，战乱之中，心存一丝节义廉耻，为妇人呵责而知改悔，不是简单的士行。查文徽此举可予表彰。

据史上记录者留下的文字，知道查文徽自幼好学，曾手写经史书一百卷。长大之后，任侠，有英雄气，听到有人困乏，就算不认识，也愿意周济。他的家里本来很富有，但因为常常周济他人，最后渐渐穷困，但是并不因此而后悔。

有熟悉他的人，知道情况后，赠送金帛给他，他也不怎么上心。一天晚上，金帛被人偷走。査文徽也不跟人说这个事，照样读书，这事连邻居都不知道。过了很久，有人捉住了这个盗贼，通过他的供词，人们才知道还有这事。于是人们都认为查文徽是一个有器量的人。

他在浙西做判官时，有人向太守敬献一只珍贵的玉杯，太守大喜，给了对方一百万钱。然后就为这只玉杯开宴。玉杯装了美酒，宾客们传看。到查文徽这里时，不注意，掉地下摔碎，一坐皆惊，但查文徽恬然不以为意。一只玉杯，对查文徽而言，不算什么，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他脑子里除了读书，圣贤价值观，似乎就没有什么值不值钱之类的概念。

查氏后来成为海陵望族，名人辈出。

刘仁赡“投降”周师

周世宗以朱元带来的降兵，另外建构一座大营，册封朱元为蔡州刺史。

朱元之降，一下子让唐兵心理防线迅速崩溃。随后，世宗指挥周师攻击南唐紫金山营寨，大败唐军，斩获万余人，活捉许文稹、边镐、杨守忠。唐兵余部沿淮水东逃，世宗令骑兵沿北岸追赶，南岸诸将又率步骑兵沿南岸追赶，水军则从淮水中流而下，唐军战死、淹死和投降近四万人，缴获船舰粮食兵器不计其数。刘仁赡听说援兵溃败，病情加重，气噎喉咙，叹息不止。

唐帅齐王李景达及监军陈觉从濠州奔归金陵，全军溃散。他的部下，只有静江指挥使陈德诚全军而还。

世宗又以淮南节度使向训为武宁节度使、淮南道行营都监，带兵戍守镇淮（今安徽蚌埠）军。

世宗从镇淮军再次移驻下蔡。

第二天给刘仁赡发去一封诏书，要他“自择祸福”。

刘仁赡明知大势已去，但不为所动。

在南唐最危急的时刻，李璟忽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社稷情怀”，他准备也学周世宗御驾亲征。中书舍人乔匡舜上疏切谏，以为不可。李璟认为他这是动摇军心，将其流放抚州。李璟又问神卫统军也即卫戍军区高级将领朱匡业、刘存忠等守御方略。这二人到这步田地，已经没有“方略”可言，只好胡诌。朱匡业诵罗隐诗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刘存忠认为朱匡业的话说得对。唐主李璟大怒，贬朱匡业为抚州副使，刘存忠则流放饶州。但李璟自己想想，越想越害怕，最后还是没有敢亲征。

已经是春天了，周世宗在寿州城北阅兵，向刘仁赡炫耀周师的强大。检阅之后，随即开始攻城。

这一天，南唐清淮节度使兼侍中刘仁赡，已经病重，他强打精神登上城楼，看到了周师在耀武扬威，但他仍然从容指挥将士开始积极防御。

刘仁赡在城楼上甚至向周世宗大营，瞄准柴荣，亲自射了两箭，终因气力不济，没有射中。也许是他射箭用尽了力气，回府后，病倒，不省人事。

两天后，寿州监军使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等人，以刘仁赡的名义起草表书，遣使者前往周营投降。

周世宗赐刘仁赡诏书，遣门使张保续入城宣示安抚，刘仁赡的儿子刘崇让又出城告罪。

三月二十一日，世宗大陈军旅，在寿州城北接受投降，周廷构等抬着刘仁赡出城，刘仁赡躺着起不来，世宗慰劳赏赐一番，又让他进城养病。刘仁瞻已经没法说话，只能“以手指口”。但无人能明白刘仁赡什么意思。周世宗专门下了一份诏书，任命刘仁赡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诏书评价刘仁赡道：

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堪比！朕之伐叛，得尔为多。

向自己事奉的社稷国家而尽忠，坚守臣子节操没有亏负，这样的操守，前代名臣，有几个人能比！朕之讨伐江淮，得到将军这样的人是最大收获！

但刘仁赡接到诏书后，已经无力表态，一代名将，“以手指口而卒”。刘将军病逝，世宗闻讯，又将清淮军改为忠正军，以表彰刘仁赡的节操。

据说刘仁赡死的这一天，天气阴晦、落下了细细密密的黄沙。城中士卒闻之，人人哭泣。更有人说：“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用生为！”老天爷不仁义，而让我的父亲这样死去，我还活着干吗！当场就有几十人自杀而死，甘心为刘将军陪葬。事见宋人龙衮《江南野史》。刘仁赡得人心就到这个程度。

史称刘仁赡轻财重士，法令严肃，故能以一城之众连年据守。更令人震惊的是：等到刘仁赡不得已“投降”周师时，刘部将士“无敢窃议者”！战即战，降即降，一切皆听将令。治军如此严整，这才是真正的军人风采。那种主将投降，部下不服，到处揭竿或打冷枪的行径，其实不是军人所当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话分量极重。刘仁赡做到了，五代之际，一人而已。

世宗又下一系列诏书，将寿州府治移往下蔡，故城寿州改为寿春县；赦免州境死罪以下全部囚犯；州中百姓因为受到南唐刑罚而啸聚山林的，一并召回重操旧业，既往不咎；有曾经被伤害的，不得复仇；昔日政令有不方便士庶的，可以写成文书奏报。

南唐主李璟听到刘仁赡病逝，也痛哭一场，追赠他为太师。

世宗下诏开寿州粮仓赈济饥民，而后，返回东京汴梁。

寿州平。

柒 出师未捷身先死

回到京师，大帝柴荣就带着病躯下诏，宣布了他那个艰难的决定：免去张永德的官职，赵匡胤则由原先的义成军（今河南滑县）节度使改为忠武军节度使，由检校太保改为检校太傅，由殿前都指挥使改为殿前都点检。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出现了拐点。

《宋刑统》震烁古今

公元957年夏到公元959年冬，两年多的时间里，周世宗柴荣做了三件大事：

一、完善帝国管理制度；

二、平定江北淮南全境；

三、恢复燕云关南之地。

三件大事做完，大帝柴荣还有更多大事要做，但是上苍没有给他更多时间。

柴荣下诏修缮永福殿，命宦官孙延希监督工程。但是当柴荣到修缮场所，看到农民工们在使用木片削成的勺子吃饭，而饭菜都盛在瓦片中时，大怒，当即将孙延希推往街市正法。从此改善了农民工的待遇。

帝国管理制度中，柴荣首先想到的是“法制”。

但他用法严峻。

早年，柴荣在后汉时，做一个禁卫军的将军，曾经到一个县城去玩，当地的县令正在聚众赌博，没有接见柴荣。柴荣从此心里有了怨恨。等到柴荣践祚，这个县令跟部下某人犯了聚敛罪，以权谋私，在民间搜刮了几百匹布帛。宰相范质主持审理后，将这事草拟了一个处理意见上奏。

柴荣一见，是这个混蛋，就动了气，对范质说：“亲民之官，赃状狼藉，法当处死。”

管理地方的县令父母官，贪赃之状如此恶劣，按法当处死。

范质回奏道：“做官搜刮聚敛，有罪；但是仅仅是搜敛，虽然数量不少，但按律法，还没有到死罪那一条。”

柴荣大怒，厉声道：“法者，自古以来为帝王所创制，其根本，就是用来防备奸邪。朕立法杀这两个赃吏，算不上酷刑！”

范质又回道：“陛下真要杀他，就杀。但是如果将二人案移送政事部门，我这个宰相是不签署的。”

柴荣气稍平，最后还是饶了这个县令一条命。但柴荣从此知道法令中仅仅搜敛还够不上死罪，不免心有不甘。于是下令：“今后再有犯搜刮聚敛之罪的人，加一条‘枉法’，以‘枉法’论！”

范质于是奉诏，在后来主持《刑统》工作时，补充了一条“强率敛入，己并同枉法者”，做官以权力搜刮聚敛，中饱私囊，按“枉法”处理。

范质曾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大宋六朝，除了后梁之外，五朝为官，其中后周、大宋两朝为相。

范质幼时聪明好学，据说九岁能诗文，十三岁读《诗经》，十四岁即招生收徒。五代后唐长兴四年考中进士，开始出仕。后周太祖自邺起兵，进取京城时，范质避乱，藏匿民间。时当酷暑，范质一日坐于封丘巷茶肆之中，摇扇吃茶。手中的扇子有两行字：“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

正摇着扇子，忽然有一人走上前来，范质看时，只觉得这人貌甚怪陋，他对范质作揖说：“世之酷吏冤狱，何止大暑？相公他日当深究此弊。”

世上的酷吏冤狱，大暑如何能比？相公他日应深研这类案例。

说罢，还把范质的扇子带走了。

范质怅惘很久，不懂啥意思。后来他来到火神庙后门，见一土木短鬼泥塑，很像茶肆所见怪陋之人，有趣的是，那把扇子也在这个土偶手中。范质不免惊异。但此事之后，范质从此关心刑法。到他在后周做官时，就与名相窦仪等人一起，参与主持制定了大名鼎鼎的《刑统》。显德四年，公元967年，柴荣又下诏，认为范质、窦仪主持制定的《刑统》初稿，集中了五代以来的律令，文辞古奥，难于知晓，格式、敕令等，又繁杂不一，于是又命御史知杂事（略相当于御史府中的轮值主席）张湜等人，对律法诸条做出注释。范质等人又对此做了评定。后来通行的《刑统》，就是范质、窦仪、张湜等人斟酌修订的文本。

此事不可小瞧。《刑统》即《大周刑统》，直接承接《唐律疏议》以来诉诸公正主题的司法精神，是中国文明史至为重要的一部文献。范质历五代终始，知道天下最后一定有一个归宿，他当初选择后周时期来主持《刑统》，其深意在于寄希望于邦国政治之展开，应由法制推演。这相当于“制礼作乐”之后的文明深化。范质期待中的圣贤愿景是礼乐与刑法的合流。

958年秋天，《大周刑统》定稿，下诏颁行。

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宋帝国接纳了这个思想，增删损益之后，有了震烁古今的《宋刑统》。

范质等参与制定《大周刑统》的重要性在于：从此以后，即使是出于帝王意愿的判案处理意见，也要遵循律法，不得逾越过当或随意赦免。

过去做官，有“当赎之法”，意思是做官的犯了法，依据他的品级可以赎罪豁免或从轻处理。但是哪一品级的官员可以有此待遇，历来不统一，因此就有了“临事议制”，等于还是帝王或法官的“自由心裁”。这个制度，在石敬瑭时代开始有制度性规定，譬如，有品级的官员按品级“当赎”；无品级散官，或有功的将校，按九品制度“当赎”；但只是“徒罪”以上可以考虑“当赎”，“杖罪”以下，依照罚例，不适用“当赎”法，等。到柴荣时代，《刑统》明确规定：

今后官员定罪，有品级的按照品级适用“当赎”法；其他，诸道行军司马、节度副使、副留守，尚未确定品级的，准从五品官例适用“当赎”法；

诸道判官、防御、团练副使，准从六品官例；

节度使掌书记、团练判官、两蕃营田使、判官，准从七品官例；

诸道推巡及军事判官，准从八品官例；

诸军将校内诸司使、使副、供奉、殿直，临时奏听敕旨。

这个意见就法律的整合系统而言，不是公平的，因为它没有体现“法律平等”理念，不仅官员与士庶不平等，即使在官员内部也是不平等的。如有的官员，“诸军将校内诸司使”等，无品阶官员，就不能享用“当赎”之法，而要“临时奏听敕旨”，临时接受皇上或政事堂的处理意见。但它的意义在于：程序的公正。举例来说，诸道的一个团练副使，如果犯罪，就必须按照“从六品官例”来适用“当赎”法。皇上如果心血来潮，说不按照“从六品官例”而按照“从五品官例”或“从七品官例”等等适用“当赎”法，就不可以。

史称《刑统》颁布之后，“由是内外品官当赎之法，始有定制焉”，从此以后，朝廷内外诸品阶的官员适用“当赎”之法，开始有了明确的法律制度规定。

范质“守正不回”，遵守法令，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为大周帝国的司法公正奠定了一点基础。

翰林学士窦仪，曾有过错，惹恼了世宗柴荣，要将其斩首。范质知道后，多次苦谏，说窦仪罪不该死，柴荣最终赦免了窦仪。

窦俨治国六荐

柴荣虽然有独断裁判的帝王之恶，但他世天下之志甚为宏阔，也关心帝国的制度建设。

他曾夜里读书，见唐代元稹的《均田图》，慨然叹道：“这真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啊！王者之政应自此开始。”

于是下诏颁其图法，使吏民都能习知，准备一年后，大均天下之田。

说到“均田”，一般以为是“平均田地”，其实不是。

均田，作为一项农业政策，从北魏到唐中期，都有实行。它的原则是：“计口授田”。也即将无主的土地按人口多寡分给农民耕作。这些土地为“国有制”，但其中又有“桑田”（也称“永业田”）和“露田”（也称“口分田”）之分。“桑田”可由耕种者继承，事实上已经转化为私田；但“露田”则在耕种者年老或死亡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

北魏以后，人口变迁很大，流离失所者甚众，无主土地很多荒芜。国家将这些土地重新登记，分配给无土地者重新耕种，这应该算是一种德政。“均田制”下，所有人都有权利获得重新分配的土地，但所有人都有据得到的土地纳租税、服徭役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这又是庶民与国家互相得利的政制。

“计口授田”，按家庭人口数量分配新的土地，唐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丁男、中男（不包括老人），每人可获“露田”八十亩，“桑田”二十亩。“露田”也即“口分田”不可买卖，“桑田”也即“永业田”则规定，迁徙及贫无以葬者，可以出卖。贵族官员所获“永业田”可以买卖。

“均田制”值得重视的是：所有有主的田地，不得剥夺，也不得“均田”。这样，传统的土地私有制度，并没有遭遇破坏。而重新分配的“永业田”也在一定条件下属于私人所有，所以，“均田制”，事实上是土地公有和私有并存的一种土地政策。在帝制时代，甚至在民主时代，这样的“均田制”，也有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有道邦国的土地文明制度。

这种制度，在中唐以后，遭遇破坏。所以周世宗看到元稹的《均田图》决计要恢复，实现他的王道理想。

周世宗留意农事、关心农业，后来还诏令左散骑常侍艾颍等三十四人分别视察各州，按土地多少均衡确定田租。他曾经要人用木头刻成耕田的农夫、养蚕的农妇，安置在宫殿庭院中，提醒自己不忘“治本于农，务兹稼穑”。

在完善帝国管理方向上，窦仪的兄弟、中书舍人窦俨上疏，提出六条政制意见，应该是大周帝国比较重要的制度和理念的建构，柴荣全部接纳。

窦俨的六条意见是——

一、请令有司讨论古今礼仪，作《大周通礼》。

二、考正钟律，作《大周正乐》。

正朔帝国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制礼作乐”而完成。以上两条，犹如后世现代国家制定国歌、国旗、国徽，确定干部品级制度和责任、权利规定。

三、职官绩效考核的国家政制建设。

包括官员级别与俸禄的挂钩，犹如后世不同干部享用不同级别工资和待遇一样。除此之外，窦俨在此还提出了用人和举荐的制度建构思想。这一番职官考核制度，为后来大宋王朝所沿用。窦俨说：

为政之本，莫大于择人；择人之重，莫先于宰相。自从唐末年以来，轻易赐爵封官，初任辅弼，即兼三公、仆射之官。故很多人在未得职位时，就将心思放在追逐官位之上，得到职位后，就以沉默自保为事，只想着怎么解脱机要费力之政务，守住位高权重之官职，逍遥于林亭之中，保全宗族的平安。臣请求即日令宰相至尚书省三品以下，中书省及门下省给事中、中书舍人以上，各自荐举所知人材——若陛下素知其人贤能，自可提拔任用；若不清楚，暂以原来官位主持政事。一年之间，考察其业绩，若真能胜任，原来的官位已经很高，就正式授予平章事；若原来官位不高，就再加提升，代理主持政事照旧。若不称职，就罢免处理政事的资格，追究荐举者责任。此外，朝官班次行列之中，有名额无职责者占了大半，请衡量他们的才器，授官外任，在地方政务中试用，回京后按原职登录叙用，考察政绩，提拔能者，贬黜无能者。

这个意见极为重要，它直接与国家的组织路线相关联。后来大宋帝国的“冗官”现象，就是职官绩效考核制度疏略的结果。

四、弭盗与地方自治。

让盗贼自己相互举告，将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赏给告发者；或有亲戚替他自首，就判处其党徒同伙而赦免自首者。这样，盗贼就不能聚集了。另外，新郑乡村自组织为“义营”，分设将佐，一户为盗，连累一村，一户遇盗，罪其一将。每有盗贼发生，就击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盗贼便没有能漏网的。如此邻县盗贼充斥而新郑全境独清。请求下令其他州县都仿效新郑，这也是阻止盗贼的一个办法。

此法虽然严苛，但在盗贼蜂起之际，也不失为一个地方靖安的策略。更重要的是，这个办法是新郑乡民在“乡约”条件下的地方自治自保，“义营”而得到官方首肯和推广，应该是传统中国“治安”史上的重要经验。

五、劝农与藏富于民。

历朝以来，多次下诏，说听凭农民在私田以外多种广耕，只纳旧税。但等到农民已经种上新田，有关部门就丈量实有田亩而增税。所以农民都因疑惧而不再开辟新田，这样就让更多无主田地成为荒地。臣以为实行政令之先决条件，没有比诚实信用更重要的，如果信用显着，田地会不断扩大，粮食就不断增多，粮食增多藏在农民那里就如同藏在官府一样啊。

这一番话，要义是“劝农”，核心是“诚信”，措施是“藏富于民”。民无信不立，正是儒学最重要的“平天下”价值观之一。窦俨有此议论，世宗“览而善之”，证明后周时代已经具备有道邦国的大义。这些，正是赵匡胤需要学习的地方——而老赵在后来的日子里，做得比柴荣更出色。

六、关于平淮南。

世宗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攻陷了寿州等江淮之地，但还没有取得淮南全境，因此，动兵还在酝酿中。窦俨有识于此，在这一篇上书中，还专门谈到了以后江淮用兵的一个基本意见：“行之贵速”。他说：

陛下南征江淮，一举而得八州，再驾而平寿春，威灵所加，前无强敌。今以众击寡，以治伐乱，势无不克，但行之贵速，则唐民可免更多俘获流血之灾，周民可免更多转运输送之苦矣。

行动上要快，不要顿，不要拖，这样，于南唐、大周之士庶都可以免去更多苦难。战争虽必不可免，但集中力量尽快解决，不要像两年前下寿州那样，旷日持久，给人民带来长久痛苦。他想到的是战争中的国计民生、黎庶苦难。

窦俨的所有这些意见，涉及传统治国平天下的“礼、乐、政、刑、劝农、经武”六大方向。其中“礼、乐”，是传统有道邦国不断讲述的儒学理念。展开来讲述“礼乐”，会非常“枯燥”，但这两个东西的大义其实就是四个字：“节制、当位”，而且主要针对君王公侯和读书人而言。传统儒学之诉诸“节制”与“当位”的“中道”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修身治国的方法论，也是修身治国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由儒学来讲述，意在令君王公侯，以及读书人，在秩序规则下，认清自己的“角色化”存在，不要逾越“角色规定”——是君王，不要做臣下的事；反之亦然；是父亲，不要做儿女的事，反之亦然。而逾越了“角色化”存在，就背离了以“节制”与“当位”为主诉求的“礼乐”大防。对君王公侯，以及读书人，看好自己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就是传统中的种种“礼乐”讲述。

“窦六条”，含有传统中国尧舜以来的道义与法统，是中原政制的价值推演。它也成为以后大宋帝国的政制制度和理念的来源之一。

在五代乱世，有此正见，且为世宗所接纳，已经预示了天下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大趋势。这些正见，仿佛在为大宋王朝的出现预作铺垫。

公元957年冬十月，后周开始设立“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诸科，以此荐举人才。《资治通鉴》胡三省解释说：这就是所谓“制举”，也即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当时下诏告知天下应试者，不限以前资格、现任职官，道士僧徒、庶民百姓，都可以应诏。考生所在州府，要依每年贡举人式例，有合格者，送往尚书吏部。考题为策论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当日取文理俱优者，如人物聪明俊秀，就可解送吏部，来年十月集京师。即使已经做了朝官的，也可以上表自我推荐。

此事可以考见大周对人才的渴求。

这些事前后准备了不到一年时间，文治初见成效。

周世宗也曾于戎马倥偬国家建设之余，弄弄诗词歌赋之类，有时也颇得意，就拿了自己写的诗歌向学士窦俨显摆，并问：“朕这诗，可向外宣布否？”窦俨看后说：“诗，是专门之学。如果下决心精心学习，那就妨碍国家机务；如果不能精心切磋，恐怕又不能尽善。”一番话，说动柴荣，史称“世宗解其意，遂不作诗”，世宗明白了窦俨的意思（那诗写得还不够好，没有天分），从此以后，不再作诗。

第三次御驾亲征

寿州虽然攻克，但淮南全境还没有平定，而契丹阴影还在。

后周朝廷得到一个好一点的消息：北汉麟州刺史杨重训率城投降。世宗马上任命他为麟州防御使，以示鼓励。但一年来，北边不断有契丹与北汉异动的消息，虽然没有大的边警，但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而要解决契丹问题，必先解决江淮问题。“先南后北”，这是王朴《平边策》的基本意见，周世宗柴荣认同这个意见。于是，淮南必在平定规划之中。

京师百万人众，粮草需要漕运解决。趁着枯水期，世宗下诏疏通汴水，使之流入五丈河，从此齐、鲁漕运船可以直达汴梁。

京师的问题解决了。世宗又任命枢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为检校太保，代理枢密使。同时任命赵匡胤为义成（今河南滑县）节度使。随后，又以王朴为东京留守，准许他据实际情况便宜从事；以三司使张美代理大内都点检，管理宫禁诸事。一切安排妥当，柴荣开始了第三次御驾亲征，兵锋直指淮南。

公元957年冬十一月，又是一个淮河的枯水季节，柴荣大军到达治所在涡口的镇淮军（今安徽怀远），第二天五更时，渡过淮河，随后，抵达南唐辖区濠州（今安徽凤阳）城西。

濠州东北十八里有一开阔的河滩，唐军在河滩上设置栅栏，四周环水据以固守，认为周师不可能从此地过河。

世宗见状，亲自指挥，命甲士数百人，乘骆驼涉水，赵匡胤则率骑兵跟进，短兵相接，很快拔取河滩营栅。

李重进则率军破濠州南关城。

次日，柴荣亲自率军来攻濠州。

大将王审琦轻取南唐水寨。

唐军在城北面屯战船数百艘，又在淮水中竖立巨大的木头迟滞周师。世宗命水军进攻，拔掉巨木，焚战船七十余艘，斩首两千多级。濠州的附属堡垒羊马城，一面靠水，三面筑墙，也被周师攻破。

濠州城内人心震恐。

夜晚，南唐濠州团练使郭廷谓给周世宗上表说：“臣家在江南，今若马上投降，恐被唐人诛灭全族，请求先遣使者到金陵请命，然后出城投降。”

世宗答应了他。几天后，世宗听说南唐有数百艘战船来到涣水（淮河支流）东面，准备救援濠州，便夜晚派出周师，亲自率领水陆进攻。在洞口（今安徽五河县东，涣水入口）大败唐军，斩首五千余级，俘获两千余人。周师乘胜击鼓东行，所到之处皆被攻克。

两天后，到达泗州（今江苏盱眙，淮河北岸）城下。

赵匡胤先攻城南，烧城门，破水寨。城外的月城（与主城连在一起，半月形）也被攻破。

柴荣戎装登上月城门楼，亲督将士攻取内城。

这期间，北汉有事。北汉主刘承钧自从即位以来，忙于安定境内，没有对外攻略。当月，契丹闻听柴荣南下，即派遣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领兵来会北汉军队，拟共同入侵后周。刘承钧派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领兵与契丹会合，南下犯潞州。但到达城下后，见周师李筠防固甚严，不战而回。北汉主知道契丹并不死拼，实在靠不住，但不敢立即与之断交，便赠送给崔勋丰厚礼物遣还。

契丹与北汉联军返回的消息传到周师大营时，唐泗州守将范再遇举城投降。世宗以范再遇为宿州团练使。这时，泗州城外的农民都已经进入城中，世宗就戒令军中出外砍柴的人不要践踏民田，城中的农民听后非常感动、高兴，争着来献粮草。泗州降后，周师无一士卒敢擅入城内。五代以来，破城之后，动辄剽掠的积习，在柴荣这里得到遏制。

又有情报：唐军战船几百艘，从洞口退往清口（今江苏淮阴市西南）。

世宗置身后的濠州于不顾，令全军东进。他亲率步骑从淮水北岸挺进，赵匡胤则率步骑兵从淮水南岸挺进，其余众将率水军从淮水中流挺进，三军共同追击唐军。我能想象，汗水在冬季寒冷空气的蒸腾中，合着飞扬的尘土，在将士们的脸上，凝结为鬼脸般的图案。

当时淮水之滨久无行人，芦苇茂密如织，到处都是泥淖沟堑，但周师士气正盛，在冰冷的泥水中跋涉前行，都很乐观，似乎忘却了疲劳。

两天后，周师追上唐军，且战且行，金鼓之声传闻数十里。

又过了一天，到达楚州西北，再败唐军。

唐军有沿淮水向东而下的，世宗率兵亲自追赶，赵匡胤担任前锋，行军六十里，擒获南唐保义节度使（保义军在陕北，此为虚职）、濠、泗、楚、海四州都应援使陈承昭，这才返回楚州城下。所获战船除去烧毁沉没的不算，共得三百余艘，俘获降卒七千余人，斩杀淹死者不计其数。南唐淮上水军至此全部被歼。

郭廷谓派遣的使者从金陵回来了，告知南唐李璟不能来救援濠州。郭廷谓更知濠州不能守，于是命录事参军鄱阳人李延邹起草降表。李延邹认为应该有忠义之气，不可投降。

郭廷谓用刀剑相逼。李延邹将笔掷于地下，凛然道：“大丈夫终不负国为叛臣作降表！”

郭廷谓将其斩首，举濠州投降。周师得到兵员万人，粮数万斛。世宗嘉勉郭廷谓，为濠州防御使。

唐主李璟知道消息后，赏赐了李延邹的儿子。

周世宗从淮北过河，到楚州（今江苏淮安）城西北扎营。

各地捷报传来，南唐守军纷纷投降。

周师也攻克了楚州的月城。但在攻楚州大城时，遇到了坚决的抵抗，形势很像当年打寿州。

几天后，世宗在行营接见了南唐降将郭廷谓，对他说：“朕自南征以来，江南诸将败亡相继。去年五月，只有卿能断涡口浮桥，破我定远大寨（今属安徽，在滁州西），已经足以报国了。濠州小城，即使让李璟亲自来守，他能守得住吗？你来归附大周，免去多少流血！”

于是命令郭廷谓带领濠州兵攻天长（在安徽）。

事实上，这位郭廷谓将军在守卫濠州时，已经连续多次“重创”周师。周师曾在涡口建造浮桥，郭廷谓知道这是重要的战略据点，于是乘轻舟，将士衔枚而进，烧毁了浮桥，周师死伤甚众。此举严重迟滞了周师的进军速度。他还派遣唐兵装扮成商人去侦察定远大寨的虚实，招募乡兵大破周师。守卫濠州时，也多次在重围中派出精锐袭击周师，先后杀伤不计其数。他已经尽力。柴荣能放他一马，也有惜才的意思在。

此前的寿州之战，周师撤退后，扬州曾经又被唐军占据。这一次世宗又派遣骑兵数百趋扬州。到达高邮时，扬州守军将城里官府民居全部焚毁，驱赶扬州士庶渡江南去。几天后，周师进入扬州，城中只剩下十几个残疾人而已。

泰州曾经被后周攻克，后来又被南唐夺去。现在有情报来说泰州没有防务，世宗派出步骑袭击，几天后，拔泰州。

南唐派往契丹的使者陈处尧，并没有请来契丹兵对南唐的支援。他又请求到北汉太原城去游玩，刘承钧招待了他。但他在北还到契丹后不久，死于契丹。自从清风驿事件之后，契丹对南唐有了更深的戒备。

唐主李璟自削帝号

显德五年，公元958年的正月。南唐改元中兴。

周世宗再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权扬州军府事。

周世宗想率战舰从淮河进入长江。淮河与长江间有条运河名邗沟，邗沟与淮河衔接处有水闸名北神堰，此地多年被南唐弃之，不令江、淮相通，已经淤泥壅塞，船不得进入邗沟。于是有人提议可以开挖楚州西北的鹳水来连接淮河与邗沟。柴荣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前去勘探。得到的消息是：这里地形不便，匡算下来，费工费时，活儿不好干。柴荣亲自去看，然后提出规划，如此这般，并发当地民夫前来疏通河道，十天就完工了，没有花费多少工时。巨舰数百艘皆由此通达到长江。唐人见到邗沟来船，大吃一惊，史称“以为神”。

泰州附近的静海军，也被周师攻克，从此，后周与吴越开始边境相接。此前，周世宗曾遣左谏议大夫尹日就等出使吴越，临行时对他们说：“卿等这次赴吴越，走海路，但是等你们回来时，淮南已平，就可以走陆路啦！”现在，这个预言实现。这是多少年来，中原地区与吴越第一次陆路相连。

周师攻楚州，已经超过四十天。南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像刘仁赡一样，钉子一般固守不动。

柴荣想起窦俨“兵贵神速”的意见，于是做了战争动员令，正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柴荣监督诸将攻城，当晚就屯驻城下。

楚州守军只有千余人，毕竟寡不敌众，两天后，周师入城。

张彦卿与都监郑昭业，仍率众拒战，由城门、城楼战斗到街巷、官衙；由街巷、官衙战斗到府邸、厅堂。张彦卿所率亲兵，刀剑卷刃、枪戟尽失、箭矢全光，张彦卿等人便将厅房中折叠的绳床拿起来，劈开床腿，继续战斗。

张彦卿所部千余人，全部战死，无一人降。

柴荣盛怒之下，下了屠城令。这是柴荣生平最大的一桩罪恶。

南唐更多的州府纷纷向周师投降。

三月，南唐大赦，又改元交泰。

周世宗前往迎銮镇（今江苏仪征），屡次到达长江渡口，遣水军攻击南唐军队。泰州东南的江中沙洲，屯有南唐数百艘战舰，将要赶赴入海口，从海上扼守通往苏州、杭州的水路，世宗便派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带领步兵、骑兵，右神武统军宋延渥带领水军，沿江而下，与南唐长江水军决战。几天后，世宗得到慕容延钊奏报：大败南唐军。

随后，世宗再派李重进率军赴庐州（今安徽合肥）。

周世宗到达长江的消息，让李璟感到了切实的危机。他担心周师南下围攻金陵，但又耻于贬降帝号称臣，于是遣兵部侍郎陈觉奉持表章，请求传位给太子李弘冀，由他来听从后周的安排。时淮南只有庐州、舒州、蕲州、黄州还在南唐控制之下。陈觉到达迎銮镇，看到周师之盛，知道江淮间大势已去，于是向世宗禀报，请求派人渡江拿取表章，进献周师尚未攻克的四州土地，愿意从此划江为界，以此请求休战，辞旨甚为凄凉悲哀。

世宗对他说：“朕兴师只取江北之地。你的君主如能率国归附，朕复何求！”

陈觉叩谢，请求派他的属官刘承遇前往金陵。

世宗同意，并请他转给南唐主李璟书信一封，内中说：“皇帝恭问江南国主”，这是表示“慰纳”。

唐主李璟得报后，再遣刘承遇奉表，自削帝号，称“唐国主”，并请献江北四州，愿岁输贡物十万。后来，南唐主又为了避后周太祖郭威的高祖父郭璟的名讳，将“李璟”改名为“李景”。并正式下令取消帝号，只称国主，原有的天子仪仗规制等，都降格贬损，取消交泰年号，改用后周显德年号，并用后周历法，这些，都向太庙做了报告。

当初，冯延巳屡屡用夺取中原的大言怂恿李璟，他曾经嘲笑南唐烈祖李昪不敢用兵是“龌龊”，是“田舍翁”，而李璟敢于用兵，才是“英主”。现在说起后周来，则一口一个“大朝”。

早年，南唐大臣常梦锡曾经批评冯延巳等人浮诞、不可信，李璟不听。常梦锡就说：“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国必亡矣！”等到南唐臣服于后周，常梦锡再听到冯延巳等人“大朝”的言论，不禁嘲笑他们说：“诸公常说要致君尧舜，没想到今天称人家‘大朝’，自己是‘小朝’吗？”

冯延巳等人默然无语。

常梦锡是南唐非常刚直的一位大臣。他年轻时，第一次进入朝廷，应该是带着理想和志向而来的，但他没有想到，与“五鬼”同朝，听到的朝议都是“谬悠尝试”之说，那么虚空悠远、荒唐无稽，而且说话的人自己都没有准谱。当时大吃一惊！这跟他读圣贤书理解的“大臣”差距太大啦！朝中的风景也远不是想象的那样。史称“因发狂归”，因此几乎发狂一般地回了家。但他调整心态后，觉得应该接受这个生态，不过还是不能与朝中不通大义的元老们沆瀣一气。所以，他不站队，不附从于任何一派力量，每天只管严肃地处理自己责任范围的事务。有人认为他活得无趣，就问他：“先生您公事完了之后，回家私下里，怎么消遣为乐？”常梦锡回答：“垂帏痛饮，面壁而已。”放下帘子，痛快吃酒，面壁打坐，而已。常梦锡一生不得志，郁郁而终。

且说陈觉，辞别周世宗回到金陵，给李璟带来书信，信中说：不必传位给儿子，同意接受江淮全境，退兵。

于是江北全部平定，后周尽得江淮富庶之地十四州、六十县。

公元958年夏四月，柴荣返回汴梁。

柴荣大帝亲征幽燕

周世宗南征之际，契丹、北汉屡屡有异动，并多次派人南下骚扰。柴荣回到京师后，命张永德领兵到北部边界御敌。

成德（今河北正定）节度使郭崇（郭崇威）进攻并攻克了属于契丹的束城（今河北河间），以此来“回报”契丹的入寇。

夏六月，昭义节度使李筠击北汉，拔其六寨。

同月，都监李谦溥击北汉，破一城。

公元959年，从一月到六月，这是大帝柴荣在世的最后半年。

这半年中，他致力于天下一统，继续推行他的王道理想。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收复燕云十六州。

枢密使王朴在帮助帝国制定了礼乐制度之后，有一天到好友李谷家里去聊天，吃酒（他似乎只有这一个能够谈得来的好友），忽然仆倒在地，应该是脑溢血或心肌梗死，卒。柴荣听到消息，手持玉钺击地，多次恸哭，不能自止。柴荣太痛惜这个人了。王朴生性刚强而敏锐，智谋韬略常人无可比拟。他对后周的忠诚，让所有试图蠢蠢欲动的武夫们不敢心存异志。这是赵匡胤在后周一朝最为钦敬并生畏的人物。王朴死时，只有四十五岁。

办理完王朴的丧事之后，柴荣下令亲征幽燕，战略目标是：收复被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

大军先到沧州。诏命义武节度使孙行友捍卫西山路（河北定州西部），以宣徽南院使吴廷祚权东京留守、判开封府事，三司使张美代理大内都部署。又命韩通等带领水陆大军为先锋。

公元959年三月二十九日，柴荣从大梁开拔北上，史称“帝发大梁”。

初夏，四月的一天，韩通自沧州来报：已经从沧州修治水道，进入契丹境内，在河北青县南部，修补了损坏的堤防，开挖了三十六个泄洪口，水道已经直接通往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鄚州）。

四月十六日，柴荣到沧州，派遣大将马步军都虞候韩通为陆军司令（陆路都部署），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为水军司令（水路都部署），精甲数万人浩浩荡荡杀往燕云十六州。

老赵水路甚是威风，大帝柴荣乘龙舟，沿流北进，舳舻相连数十里。

这一场试图底定中原的大战顺利得超乎预期和想象。

大军军纪严明，无人敢“剽掠”民众，除了大驾所过之地，其余地方几乎都不知道有大军入境。柴荣从水路刚一到达乾宁军，契丹的刺史就举城投降了。契丹设宁州，州下设乾宁军，俱属于今河北青县，是契丹占据的中原旧地、东南边境的门户。此门一开，滹沱河南岸尽在周师眼前。

四月二十四日，柴荣大军到达独流河口（今天津静海县北），溯流而西。二十六日至益津关（今河北霸州），契丹守将未作抵抗，献城而降。

从益津关往西，水路渐渐狭隘，大船不能过，柴荣于是舍船登陆，步骑并进。到了黄昏，柴荣御驾在野外宿营，而侍卫亲兵不到一旅五百人。跟从的官员都有惊恐之色。契丹骑兵正在四野成群结队地出没，他们侦知周师也在附近，所以没有敢于靠近柴荣御驾。事实上，赵匡胤的主力部队，在柴荣御驾几十里外，如果契丹迅速集结来侵，柴荣危矣——但他们没有来！

柴荣的胆识固然令人不得不服，但也实属冒险。

四月二十八日，赵匡胤率众先到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契丹守将早已闻听赵匡胤大名，没敢抵抗，献城来降。

柴荣进入瓦桥关，随后，他得到了那个熟皮口袋，熟皮口袋内有一块木板，上面有“点检作天子”五个汉字。此事是“赵匡胤时代”第一疑案，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事容当后表，且说“柴荣征契丹”。

不久，周师孙行友来奏，已经攻克易州（今河北易县），已经擒了契丹刺史，送到柴荣大营。柴荣将其在军市斩首，做出姿态：投降者，一律不杀，胆敢抵抗，格杀勿论。柴荣以此姿态来震慑契丹。

益津关、瓦桥关，已经在莫州、瀛洲之北，而周师大兵正在分头来伐，等于对莫、瀛二州形成了夹击之势。而易州在诸州之西，本来是遥为声援的军事要塞，现在也失去了依托，二州已成瓮中之物。到了五月初，契丹莫州刺史献城来降，瀛州刺史献城来降。于是关南之地全部平定。

此一役等于将原来的葫芦河防线向北推进到滹沱河、涞水一线。而柴荣舍莫州、瀛洲于不顾，分兵北上，给二州造成了巨大军事压力，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契丹未平柴荣病逝

周世宗在瓦桥关行营宴请将士，同时商议更向北挺近，夺取幽州。

不料众将认为：“陛下离开京师四十二天，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是为罕见功绩。但契丹骑兵俱集结于幽州之北，故不宜继续深入。”

大帝柴荣听说此言很不高兴，于是，不顾众议，当天即令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首先出发，占据固安（在河北境）；世宗自率军到达安阳河水岸边（水经霸州境北，今已湮没），随即命令架桥，准备渡河取涿州、良乡，直逼桑干河，跨河而取幽州。

计划如是，当天天色已晚，传说柴荣到了一个地方，看到契丹连夜遁去，非常高兴，就登上一个高处，检阅军队。当地父老听说，都带了牛酒来犒军。柴荣问父老：“此地叫什么名字？”父老回道：“此地世代相传，叫作‘病龙台’。”闻听此名，柴荣心下不愉快，匆匆返回瓦桥关住宿。

当天夜里，柴荣感到身体不适。

契丹主闻讯周师北上，派遣使者日行七百里赶往晋阳（今山西太原），令北汉主快快发兵骚扰后周边境，一面赶紧在幽州布置防务。

世宗柴荣将瓦桥关改为雄州军，割容城、归义二县隶属雄州；又以益津关为霸州，割文安、大城二县隶属霸州。同时征调附近诸州丁夫数千人加固霸州城防，大将韩通负责此事。随后，即以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成节度留后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各带部兵戍守。

北汉异动，柴荣又命李重进从土门（今河北鹿泉）西出，邀击北汉，不久，李重进来报：击败北汉军，斩首两千余级。

五月八日，大帝柴荣带着病体，从雄州南还。五月三十日，抵达汴梁。

六月一日，昭义（今山西潞州）节度使李筠来奏：击败北汉，攻克辽州（今山西左权），擒获其刺史张丕。

这年夏季，黄河在郑州附近溃堤，柴荣令宣徽南院使吴廷祚征发两万多民夫堵塞决口。

南唐主李璟派大臣钟谟与公子李从善到汴梁朝贡。

柴荣在病榻上问他们：“江南也在治兵，修守备吗？”

二人回答：“我唐既然已经臣事大国，不敢再做此事。”

柴荣回答：“不然。昔日是仇敌，今日为一家，吾与汝国，大义已定，可保证没有其他变故；但人生难料，至于后世，则事不可知。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可趁我尚在时，完城郭，缮甲兵，据要害，为子孙计。”

周世宗所以有这样一番议论，实是意在契丹，故取江淮之后，需要与南唐建构睦邻关系，以保证江淮无战事，专力讨伐北境。此举深得王夫之等人赞誉。

钟谟等回来告诉李璟，江南这才敢于完善金陵，诸州城有不坚固的，及时得到修治，戍守的将士也开始略略增加。

建雄节度使杨廷璋来报，攻击北汉，收复其堡寨二十三座。

世宗太太符皇后去年病逝，皇后的位置一直空着，柴荣在病中，立符皇后的妹妹为皇后。符皇后则被谥封为宣懿皇后。

同时，立皇子柴宗训为梁王，领左卫上将军，柴宗让为燕公，领左骁卫上将军。但这两个儿子都很年幼，柴宗训只有七岁。

病榻上，柴荣拟立枢密使魏仁浦为宰相，参与商议的人认为魏仁浦不是科举及第，非科班出身，似不可为相。

柴荣道：“自古用文武才略者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自古以来，用有文武才略的人为帝王辅佐，哪里都是经由科举而来的啊！

最终以魏仁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如故。又加王溥为门下侍郎，与范质同参枢密院事。这就是后周末年著名的三大名相，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三人同归赵匡胤，成为宋初最重要的三个文职官员。

柴荣又以宣徽南院使吴廷祚为左骁卫上将军，充枢密使。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镇宁节度使、原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并同平章事；仍以韩通充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赵匡胤在这一次朝官安排中，得膺殿前都点检。

此前，柴荣曾以翰林学士王著是幕府旧僚，多次要提拔他为宰相，但因为他嗜酒无度而作罢。

六月十九日，柴荣病重，召范质等人入受顾命。柴荣再一次提到了王著，对诸人说：“王著是朕当初澶州藩邸的老朋友，朕若不起，应当起用他为相。”

范质等人出来后，相顾道：“王著终日悠游醉乡，哪里能当宰相！诸位不要将皇上这番话泄露出去。”

这一天，柴荣病逝。

第二天，宣布遗诏，命梁王柴宗训即皇帝位。

史称柴荣志在四方，但是对自己究竟能在帝王的位置上坐多少年，心中没数。他知道王朴很神，对术数有研究，就向他请教。

王朴回答：“陛下用心，以苍生为念。有此善根，天会听、天会看，自然就会有福报。但是臣在这方面很浅陋，以我所学到的术数推究，三十年后不是我能知道的。”

柴荣听到能有三十年时间，大喜。他回应道：“如果真的如爱卿所言，寡人当以十年时间开拓天下，十年时间休养百姓，十年时间文治，达到天下太平，时间足够了！”

但计算下来，他在位不过五年六个月。

据说这是王朴早就“掐算”出来了，“五”“六”就是“三十”。这是王朴的“婉而言之”——他不能说柴荣只有五年六个月的帝王时间啊。

柴荣很多做法从养父郭威处学来，但在“驾驭群雄”方面，与郭威有不同。

柴荣生前说郭威，因为姑息、纵容，而养成了王峻、王殷之恶；因有此恶，故导致君臣情分有始无终。所以，他吸取教训，百官群臣只要有过失，他就当面对质斥责，只要认罪，就赦免；有功，就重赏；是人才，就任用；令各人自主地去发挥潜能、才能。如此，朝廷内外，对他都有敬畏之感，同时又感谢他的恩惠。所以人人对他都能很忠诚。

史称五代以来“姑息藩镇”的习气，在柴荣时有了很大改观。

谶语的记录史

现在来说“点检作天子”故实。

周世宗认为天下秩序要由中原帝国而不是草原帝国来安排，所以有率军亲征契丹之举。就在瓦桥关，正是柴荣踌躇满志的时刻，那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小小物什，那个“熟皮口袋”不可思议地出现了。

柴荣是一个有英雄气又满怀王道理想的君王。他勤于政务，南征北讨中，常常在路上阅览四方文书。瓦桥关，秘书送来的文书中，夹入了这只熟皮口袋。诡异的是，这个熟皮口袋里有块木板，上面题写着五个汉字，《宋史·太祖本纪》记录这五个字是：

点检作天子。

《旧五代史·周世宗纪》的说法则是三个字：

点检做。

在这一个环节中，我选择《宋史》来完成讲述。

史称这块木板为“三尺”，但我怀疑记录的真实性，文书中夹带一块这么大的木板不合常情，何况只有五个字。我认为如果是“尺三”也即“一尺三”或许比较合理。历史记录中最让我头痛的就是关于物什规格或规模的数字描述。不仅仅是度量衡方向的历代差异需要换算，主要是：那个数字不合理。在这样的时刻，我倾向于寻找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最简洁的解决方案就是：质疑历史记录，善意地理解记录者可能的“笔误”或“传写失误”，而后寻找自以为合理的数字。在这一个回合中，“尺三”而不是“三尺”是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数字。

这五个字相当于一句预言，如果应验，就叫谶语。

柴荣之前，宫廷里、江湖上，流传了太多太多的谶语，那就是一个个应验了的预言。

据说远古的唐尧在他一百岁那年得到一个封装很严的《河图》，内中就有八个字的预言：“帝当枢百，则禅于虞。”尧帝正在枢机管理百神，但是要传禅给虞舜。不久，他就把帝位禅让给了虞舜。

此后各类谶语的记录史不绝书。

顺便说几句，我不认为这类谶语可以在“迷信”判词的轻佻包装之后，弃之如敝屣。浩瀚杳冥中，不可知的世界远远大于已知世界。按照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的意见：人类从错误的前提出发，经常可以获得正确的结论，愚昧往往会不可思议地转变为明智。而各种“迷信”都有人类学的来源，不可小觑。我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不喜欢“迷信”这个词儿。

我想象中的柴荣，这会儿坐在行辇之上，有机会回忆，自有文字记录以来遥远的谶语故实。

秦始皇时流传着谶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可不，起兵灭亡嬴秦的就是陈胜的“大楚”、项羽的“西楚”嘛！

汉末流传着谶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可不，“火生土”，自居于“火德”的“苍天”大汉从此之后再无重振之机，而为“土德”的“黄天”曹魏政权所替代。

南朝宋时流传着谶语“湘中出天子”——可不，南朝湘东王刘彧杀掉废帝刘子业，做了南朝宋的皇帝。

……

距离柴荣比较近的一个谶语故实是关于石敬瑭的。说后梁开平年间，潞州（今山西长治）行营官员上奏：县里有乡民伐树，树倒后，自分为二，中有六字：“天十四载石进”。梁帝将奏章并送来的树干藏于武库，时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到石敬瑭做了皇上，有识者就说：取“四”字外面两画放到“天”字两傍，就是“丙”字；“四”字去掉中间两画加“十”字，就是“申”字。石敬瑭即位之年，就是“丙申”之年。“进”就是“晋”，“石”乃是敬瑭之姓。还有一种解释：“天十四载石进”，意思是说“天佑灭后十四载石氏兴于晋”。果然，天佑二十年时唐庄宗建号，改同光元年，至清泰三年，石敬瑭即位；从后唐庄宗建号到石敬瑭称帝，凡十四载。（见《旧五代史》引《五代史阙文》）

这类故实很像“拆字”游戏。不过这个游戏正在纠缠着大帝柴荣。

距离更近也更诡异的谶语是养父郭威告诉他的。

大约十年前，郭威已经预知了将有“赵氏”当为天子的谶语，并辣手处理了一起事件。这个谶语故实，《旧五代史》有完整记录。

在郭威大军反叛后汉隐帝刘承祐，进军京师后，按照王峻的意见，有了一场劫掠。但在劫掠时，发生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事件，这是历来劫掠中不曾有过的一次反抗事件。反抗者是后汉的一位中级军官防御使赵童子。

史称这位赵童子“知书善射”，知书达理而且善于骑射。他在城中看到郭威兵士如此纷扰京师，大为不平，于是在市民中大呼：“枢密郭太尉，志在清君侧，安邦定国，所谓‘兵以义举’。大军当然是义军。现在一帮鼠辈竟敢如此剽掠，这是强盗，不是义军，也定不是太尉的本意！有来犯者一律格杀勿论！”

赵童子于是带领几个乡邻，在小巷口，搬个马扎坐下，张弓搭箭，凡是看到有军人来抢劫，一律射杀。居然在大乱中保全了这一片社区几千家人没有遭到生命财产损失。这期间，也有乡邻们感谢他的保护，专门给他送来金帛表示慰问或回报。一时间，赵童子坐着的马扎旁，堆垒起来各种财货像小山一样。

赵童子看到后笑着说：“请各位别侮辱我，我岂是求利的昏人啊！”说着将这些财货尽归其主。

郭威听说这个事件后，感到惊异。他暗暗地对养子柴荣说：“我曾经听到一个人间谶语，说：‘赵氏合当为天子。’我观察，这位赵童子，才略、度量，不是一般人物，很可能应在这个谶语上。不早除去此人，我与你能保证咱们的位子吗？”

于是，郭威动了辣手，按《旧五代史》的说法就是：“使人诬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诛之”，让人诬告赵童子，收付给司法部门，审判后杀了他。

《旧五代史》据此评论道：自从郭威病死不到十年，而皇宋有了天下。看来这个关于“赵氏”的谶语还是应验了。于此可以知道“王者不死”这真是很真实的故实啊！

停兵澶州柴荣思社稷

现在，柴荣似乎没有将“赵氏合当为天子”与“点检作天子”联系起来思考。也许，这压根就是一个传说。但“点检作天子”，分明就是说有个“殿前都点检”要做我大周的天子嘛！

我得解释一下“殿前都点检”。

五代时，各朝都会选一些骁勇的士兵充任殿前诸班，为中央禁卫军。与一般人理解的禁卫军或御林军不同，事实上这是一支常备野战军，虽然有部分士兵也充作京畿卫戍军人，也有部分充作亲兵，但大部属于国家正规军。后周太祖郭威时代，中央禁卫军只有侍卫亲军司。郭威在澶州称帝，也是侍卫亲军司出头出力。但郭威对此有足够敏感和警觉，他觉得应该分权制衡，于是另建殿前都指挥使司，分掌禁军，二司互不统领。在殿前司都指挥使之上，又设都点检，这是实际上的禁军最高司令官，在柴荣时代，这个最高司令是郭威的女婿张永德。

“点检作天子”，这五个符咒般凶险的汉字，显然指向了张永德。

韦囊事件不久，柴荣正在行军路上与将士们讨论怎么拿下幽州（今属北京），忽然生了重病，不得不班师回朝。

据宋人徐度《却扫编》记载，柴荣退兵时，路过澶州（今属河南濮阳），忽然不再走，百官都无法见到他。

他自己待在行宫多日。

他在干吗？

我猜想他就是在这个病重的日子里孤独地打量那只熟皮口袋。

他应该有过决断的艰难。是否撤换张永德，成了一道政治难题。

刚刚上任几年的大帝柴荣顿在澶州不动，有多少眼睛在觊觎东京汴梁的空虚？这个事件对行营中的文武官员构成了政治焦虑。但他们无人敢私自进入柴荣的行宫军帐。

正当内外惶恐之际，殿前都点检、澶州节度使张永德先生坦荡地走进大帐来见柴荣。他是柴荣的大舅哥，有这层亲戚关系，所以卫兵放行。

张永德带来了群臣的疑问。他说：“天下远未安定，京师空虚，四方诸侯正等着京师有变呢！现在澶州、汴梁相去甚远，陛下不马上回京安定人情，万一‘有不可讳，奈宗庙何？’”

柴荣在病榻上看着他，然后问道：“谁让你来说这样一番话的？”

张永德实言相告：“群臣之意皆愿如此——请陛下尽快返回京城。”

柴荣静静地看着他，史称“熟视久之”，最后叹一口气说：“我就知道你这话一定是别人教你来说的，难道你就不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我看你小子这个‘穷薄’相，哪里当得此事！”

这番话并不费解，它透露了对张永德的失望。

柴荣这时候不过三十七岁，张永德居然背着他跟臣下谈论“有不可讳！”简直跟咒他去死一般。这是没经过大脑，还是故意咒我？真的暗藏了什么机心吗？大帝柴荣对张永德有了厌恶。柴荣在行宫正在权衡利弊。他需要一个人慢慢想想“点检作天子”这五个汉字的魔法，也许并不一定“拿掉张永德”，也许觉得即使张永德万一做了天子是不是也可以？——但这个张永德闯了进来，说了这么一番不伦不类的话。所谓“穷薄”说，已经预示了张永德不仅没有福分承继大统，甚至没有可能继续担任殿前都点检了！

从澶州到汴梁，周世宗在车辚辚马萧萧的行军路上，应该更深入地想过了这个问题。

有多少藩镇大员在将士的“拥戴”下做了皇上？

他能够想到，本来没有机心要做皇上的太祖郭威，被士兵拥戴时，有人将一面军中黄色的战旗拼剪成“黄袍”给他披上后，郭威做了皇上。

要是将士们也撕裂一面黄旗给你张永德披上，你是不是也要干那个活儿啊？

他一定会想到，二十三年前，那是后唐废帝清泰三年（936），还是后唐驸马的石敬瑭就篡夺了大位，做了后晋的皇上，而张永德是郭威的驸马……

谁来替代张永德呢？

他想到了两个人选：李重进、赵匡胤。

李重进与赵匡胤

李重进，时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相当于禁军马步军总司令。

赵匡胤，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相当于禁军诸班总指挥。

张永德在未出任殿前都点检前，曾任殿前都指挥使，与时任侍卫司司令的李重进因为“互不统领”，但又时时争功，所以已经积有多年矛盾。

周世宗显德三年时，以李重进、张永德、赵匡胤为将军，讨伐江南。李重进颇有战功，令南唐人十分恐惧。因为他面色黑黝，南唐人称他为“黑大王”。但张永德不服气，每次宴请将吏，都要谈论李重进的短处，后来竟乘着酒醉，编排故事说李重进“有奸谋”，帐下将吏听后人人惊骇。张永德还不罢休，秘密派遣亲信通过驿传向柴荣汇报，胡说李重进的奸谋之情。周世宗不信，也不介意。二将当时俱握重兵，一旦火并，那可不是耍的！两军之间，因为将帅不合，人心不安，总担心会出事。但柴荣心安，似乎早已知道会有一个解决方案，断然不会出事。事实证明，柴荣实在是看明白了李重进。

果然，李重进做出了一个君子加男人的姿态，他从驻地单骑几十里直入永德帐中，招呼着硬要喝一杯，并亲自给永德斟酒，而后从容言道：“吾与公皆国家肺腑，相与戮力，同奖王室，公何疑我之深也！”

我与你都是国家心腹，自己人，正应同心同力扶助王室，你干吗跟我有这么深的疑忌，过不去？

李重进此举很像春秋或战国时期的“士行”，很像一代名相蔺相如，临难不苟，磊落、光明，以公室为重。张永德也应该有名将廉颇的古风，一时为李重进的“士行”所感动。史称张永德“意解”，于是“二军皆安”。

此事很快有了江湖传闻。

后唐主李璟知道此事后，还以为可以借机收买将才，秘密让人带了“蜡书”给李重进，许以高官厚禄，邀请他背后周之主，求南唐之荣。

李璟此举并非发昏。他知道郭威没有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在内乱中全部被汉隐帝杀死，所以郭威之后，郭威的姐姐福庆长公主的儿子，郭威的外甥李重进，郭威的女儿寿安公主的丈夫，郭威的驸马女婿张永德，郭威的太太柴皇后兄弟的儿子，郭威的内侄柴荣，都是有资格入继大统的人物。现在柴荣称帝，那俩人能服气吗？所以，李璟来拉拢李重进了。

但李重进毫不动心，马上将此事上表告诉周世宗。

柴荣也应该能够想起五年前的高平之战。

初战时，后周左翼大将樊爱能、何徽率众逃遁，左翼溃散。此际，前军、中军、右翼，军心摇动与否，正在一瞬间。而李重进的右翼勒兵不动，静如林立。当李重进觉得时机成熟，呼啸一声，率部下冲锋时，整个右翼，动如山倒，瞬间形成一个无可抵御的铁血锋面。随后，周世宗亲自率卫兵合势，大将向训和慕容延钊，都听柴荣调度直击而进。一时周师复振，这才打败北汉刘崇。

李重进在大军左翼溃逃之际的镇定，在当时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势下居功甚伟，它以一种泰然之姿稳定了军心。就是从那时以后，李重进得到重用，以功领忠武军（今河南许昌）节度，后来又改归德军（今河南商丘）节度兼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周世宗应该能看懂李重进的士行与忠诚。

赵匡胤，则在高平之战中，当机立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更置上下名分于不顾，居然直接指挥上级张永德，排兵布阵，挽狂澜于既倒，令溃散中的周军左翼重新结阵，拯救了大周的战场命运。

柴荣像所有的明君一样，对属下的士行和忠诚极为看重。他认为李重进和赵匡胤都不乏士行和忠诚。

而老赵与周太祖无亲无故……

柴荣也许会思考：这个皮囊自京师而来，应该是受人指使，显然在中伤张永德。如果此事是人为，谁最有可能？

会不会是李重进？

“点检作天子”

想当初，郭威病重传位之际，这三人都有资格和机会“入继大统”，郭威因与柴皇后情深义重，将皇位传给了柴荣。并特意召李重进受顾命，令他当场下拜柴荣。这就等于做了一个仪式：以此而定君臣之分。

按照“阴谋论”的逻辑，这个凶悍的黑大个子李重进很可能对柴荣构成一种莫名的压力。如果柴荣有疑心，应该能怀疑到李重进。按照利益最大原则，李重进是最有可能在熟皮口袋上动此手脚的人物……

但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到，柴荣没有动李重进。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个熟皮口袋的来历。

也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柴荣看到这个熟皮口袋之后的追问。

现在能知道的是：柴荣决计要与命运做一次豪赌。当柴荣试图进入博弈状态时，我能体会到柴荣感到了破译命运符码的恐惧与快感。

柴荣应该有过不眠之夜。但他也应该在病中，在一个清醒的时刻做出了决断：

撤掉张永德，免去他殿前都点检之职！

但是谁来替补这个空缺呢？李重进还是赵匡胤？

他艰难地选择了赵匡胤。

养父郭威告诉他的“赵氏合当为天子”的谶语，在此际没有警醒柴荣，虽然柴荣应该知道这件事。

但他还是免去了张永德“殿前都点检”而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些记录都是真实的，柴荣的这个决定就是不可理解的，除非他心甘情愿要将后周社稷拱手让给老赵。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如果郭威讲述的那个谶语是真实的，那么此时柴荣所做的这个决定就是昏聩的；如果柴荣这个决定是深思熟虑的，那当初郭威讲述的谶语就是不真实的，《旧五代史》记录了一个虚假事件。

为何选择赵匡胤？今天已经没有铁板钉钉的理由。也许柴荣确实对李重进有了猜疑？也许是因为那一场高平之战中老赵的出色表现？也许是因为老赵与后周没有亲戚关系，让柴荣更放心？也许是因为他更多地感到了老赵的德才兼备？也许仅仅因为——史家所乐于讲述的——天命所归？

历史在此出现了纵横交错的逻辑，各种逻辑……但是我知道一个有趣的说法：某事发生之前，会有数不清的可能性，总有一种会成为事实。一旦有了某种事实，其他的可能性全都走向了虚无，不存在了。

回到京师，大帝柴荣就带着病躯下诏，宣布了他那个艰难的决定：免去张永德的官职，赵匡胤则由原先的义成军（今河南滑县）节度使改为忠武军节度使，由检校太保改为检校太傅，由殿前都指挥使改为殿前都点检。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出现了拐点。纷乱复杂的五代十国行将结束，一个空前繁荣的大宋帝国开始浮出历史地平线。而这个机遇，始于那个奇异的“韦囊”，那个“熟皮口袋”。

它从哪里来呢？是谁制造了它呢？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还是后人虚构的呢？检索历史记录，似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倾向于认为：这个小小的熟皮口袋，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小事件之一。现在，我所见到的宋史研究者，还没有人来研究这个熟皮口袋。但我知道，它应该被研究。从物质的形态进入历史，已经早有先例，何况，它改变了历史。

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谶语都在“应验”，即使知道这个谶语对自己不利，事先做了防备，它还是要应验。数不清的历史记录，都在呈现着这个多少有点惊悚的故实，真假莫辨。

《宋史·太祖本纪》记录了这个韦囊：

世宗在道，阅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异之。时张永德为点检。世宗不豫，还京师，拜太祖（赵匡胤）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以代永德。

周世宗在行军路上，阅览四方传来的文书，得到一个熟皮口袋，内中有一块三尺多长的木板，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五个字。世宗很奇怪。当时张永德正在做殿前都点检。到了世宗病重，回到京师开封以后，就拜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用来代替张永德。

“点检作天子”，这个神秘的谶语成为老赵的“龙兴之兆”。

捌 天现二日陈桥驿

苗训经由楚昭辅，将这个天象传导给了北征大军，至少传导给了大军中的将校中坚。“天现二日”，很快成为兵变的催化剂。北征大军开始有了躁动。它直接催生了大宋王朝的诞生。

世宗病亡契丹入侵

后周显德六年（959）夏六月十九日，在位不足六年的柴荣病死，史称周世宗。七岁的恭帝继位，符太后主政。半年后，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忽然传来北汉联合契丹入侵后周的紧急军情。

后来的历史讲述中，有很多人认为此事子虚乌有，说是老赵制造了假情报欺骗朝廷，以便乘乱取天下，云云。

这又是一个常见的“阴谋论”说法。

我翻阅史籍多种，没有看到老赵作假的直接证据，却发现了此事为真的证据。

《东都事略》卷123《附录》：

（显德）七年，与河东连兵寇镇、定，恭帝命我太祖北征。俄闻太祖即位，惊曰：“中国有英主矣。”于是遁去。

这段话，补足逻辑关系，大意是说：显德七年，契丹与北汉联军侵扰河北镇州（石家庄附近）、定州（保定附近）。得到消息后，后周恭帝命时任殿前都点检的禁军最高司令赵匡胤率军北征。不久陈桥兵变，赵匡胤称帝，契丹和北汉听到这个消息，惊道：“中原有英明君主啦！”于是从河北遁去。

正史的记载是：

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告知：契丹入寇，北汉兵自土门（古井陉关，今河北鹿泉市）东下，与契丹合。

这段话，是说契丹首先“入寇”，而北汉兵配合，从“土门”东下后，与契丹兵会合一处。也就是《东都事略》里说到的“连兵”（联合两国之兵力）。

据此，可知北汉契丹确实来侵，不过兵锋才到镇、定二州，即听说赵匡胤即位——而不是幼主执政。出于对当年大帝柴荣亲征北汉与契丹的惧怕，他们退兵了，而已。所以，我不相信阴谋论者认为此事为假的说法，宁肯相信此事为真。老赵没有在这个重大事件上玩阴谋。

严肃地来说这件事，是因为涉及赵匡胤陈桥兵变的正当性问题。如果契丹来侵，是老赵作假，则兵变也可以是老赵作假；如果没有契丹来侵，不是老赵作假，则兵变，至少前提为真。

近人评论此事，多从阴谋论出发，给出的论据出于“诛心”猜测的，不去说了，比较“有力”的证据来源于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考异》一书。

毕沅这书给出了两个否定性意见：

一、所谓显德七年正月，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边事，正当《辽史·穆宗纪》中的应历十年正月，而《辽史》中这一段的记录没有记载用兵的事。

二、《辽史·萧思温传》曾记录，柴荣率周师北征，连克数州，以至于契丹南境，人人震骇，纷纷逃往契丹内地。一直到听说世宗柴荣病死，幽燕之地的民众才开始略略安定下来。毕沅认为：根据这种事实来分析，辽人正在大败之余，群情震恐，“断不能甫逾月即举兵南下也”，断然不可能刚刚才过一个月就举兵南下。毕沅的结论意见是：“《辽史》不载其事，得其实矣。”《辽史》没有记录契丹、北汉合兵南下的事，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综合两个意见，可以推知：契丹、北汉没有来侵扰大宋。

但这两个意见，都不足为据。

第一，《辽史》没有记载的事情太多了！史称《辽史》简略，漏载大事不胜枚举。很多大事，都应是修史中不可少的内容，《辽史》也漏载。

1. 契丹几次改变国号，“契丹”“大辽”“大契丹”等等，这类变化，应是《辽史》中的重大内容，居然不载。

2.《辽史》对官职和官制机构的漏载更多，有些人的官职语焉不详，如《辽史·刘六符传》只说他官至“三司使”，但他实际上做过契丹的宰辅，“守太尉、兼侍中”。传记一般对人物的讲述，介绍官职几乎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辽史》不载，这都证明《辽史》“漏载”大事，是可能的。

3. 其他应该记载而没有记载的地方更多了。如契丹与诸国的交往，一般史传都要特意标注，但契丹与高丽、回鹘等地的使节来往，《辽史》却多处没有记载。契丹的很多州郡，在地理介绍中也有遗漏。甚至皇家世系的人名也有遗漏。更多记载舛误还不算。

史称《辽史》为诸史之中缺漏最多的正史，乃至于为《辽史》补漏、纠正记录的错误，成为清代以来考据学的一个专门领域。毕沅此证说服力不足。

第二，说契丹刚刚被打败“甫逾月”，也即刚刚过去一个月，契丹害怕，不敢来侵，这个意见有三处不合理的地方。

1. 这个事实就是错误的。事实是，契丹被打败，从显德六年四月，柴荣征契丹返回汴梁，到显德七年正月，契丹、北汉“来侵”，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不是才过去一个月。

2. 当年郭威称帝，到显德元年正月，郭威病死，北汉的刘崇当月即有异动，到三月，就与契丹兵合为一处，发生了高平之战。这是说，趁着国内大丧来侵扰敌国，是可能的。郭威死，契丹、北汉能合兵来侵；柴荣死，契丹、北汉也能合兵来侵。

3. 说契丹害怕，是事实；但害怕之后，举兵报复也是事实。当年就在柴荣北征契丹时，契丹就已经开始联络北汉做反击准备了，何况柴荣已死？再说，契丹的反击，主要靠的是草原纵深处的兵力，柴荣虽然攻克“关南之地”，但还远远没有伤及契丹根本，连“燕云十六州”旧地都没有完全拿下。契丹没有受到重创，北汉也没有受到重创，怎么就会因为“害怕”而不敢出兵呢？可见，毕沅这一条证据，也是说服力不足。

综上所述，契丹、北汉趁后周国丧来侵，应为事实。

所以，当后周新寡的太后和一干文臣听说此事后，有了恐惧。

后周国丧，周边不宁，中原汹涌，人心摇动；又赶上北部强敌来侵，如何是好？符太后急召宰相范质等人来商对方案。

他们的意见是：只有赵匡胤挂帅迎敌，才可能化险为夷。

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老赵稳如泰山，没有任何异动。但一旦得到国家委派，立即派出殿前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率前锋北上。慕容延钊的治所，即今河南濮阳所在，距离开封约三百里路，是开封的北大门。

慕容延钊得令后即由濮阳整军北上，而赵匡胤则自统中央禁军出东京城（开封汴梁），傍晚，行至陈桥驿宿营。

随后，就有了著名的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的“预谋”

阴谋论认为：老赵是整个陈桥兵变中的主谋。

我认为不是。

老赵在陈桥兵变中，全不知情。

有几个故实可以支持我的意见。

第一个故实：

赵匡胤刚刚离开东京汴梁，城里就有了流言：

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

将要以赵匡胤出军那天，策立殿前都点检做皇帝！

这流言，似乎是对“点检作天子”五个汉字的遥远回应。就像无人知道那五个汉字始于何处一样，迄今为止，也无人知道这句流言始于何处。

它预示着一场兵变即将开场，于是城里有了种种恐慌。基于对以往兵变的记忆，大兵总要掳掠京师，劫夺钱财，不少人出于对私有财产的珍惜，准备逃离东京，带着全家老小开始了“避难”，汴梁城里，一时人心惶惶。

很多人将这类流言看作老赵的“舆论宣传战”，但我恰恰认为正是这类流言，预表了老赵的无辜——他如果真的要篡位，干吗要在事情未成之际大张旗鼓？岂不是给对手从容应付的准备时间？所以，我倾向于认为此事如果不是民心所向的真实谶语，就是子虚乌有，后人造伪，未必就有此事。

退一万步讲，如果确有此事，也定非老赵预谋。当我在重新思想此事，并重新推演此事时，我知道：即使是我要做这样一番大事，也不会在事先张扬得满城皆知。大事未做，即满世界宣扬，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而我知道的事实是：老赵不是傻子。

这个故事逻辑很清晰：老赵没有参与陈桥兵变预谋。

第二个故实：

据说京师流布“点检为天子”喧言之际，全城皆知，独宫内不知。赵匡胤听到后，有了恐惧。他惊慌回家，不知所措，悄悄与家人商议说：“外间汹汹若此，将如何？”

外面动荡骚乱到这地步，这可怎么办啊？

据说赵匡胤的妹妹看到老赵的慌乱后，面如铁色。这时候她正在厨房擀面条，于是一面操起擀面杖来追打老赵，一面说：“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乃来家内恐怖妇女何为耶！”

老爷们大丈夫遇到大事，做还是不做，怎么做，应该自己决定，你回家来吓唬我们这些女人，这算哪一档子事啊！

老赵一想也是，于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史称“默然出”。

此事记录有异文。见于宋人司马光《涑水纪闻》者，操练擀面杖的妹妹，被说成是老赵的姐姐。另有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也记录这事，但是认为操练擀面杖的变成了老赵的姑姑，不是姐姐。老赵倒是有个姐姐，但“未笄而夭”，还没成年就死了，故不应是姐姐。但姑姑似也不大可能。姑姑应另有家室，住在老赵家里似不通。我以为这个人很可能是老赵的妹妹。

这位赵妹妹，据《宋史》，知道她曾经嫁人，不料夫君早亡。直到大宋建国后，赵妹妹被封为“秦国大长公主”再嫁给忠武军节度使大将高怀德。这一番京师流言之际，秦国大长公主应该尚未再嫁，守寡在家，所以操擀面杖的人，只有赵妹妹最合适。赵妹妹事迹不多，“操练擀面杖”和“再嫁高怀德”大约是她留下的仅有的两个故实。

这个故实可以证明：如果京师有谣言，而老赵不知，吓得回家找姐姐、妹妹或姑姑，证明：老赵确实没有参与陈桥兵变之预谋。

第三个故实：

老赵在陈桥驿被三军拥戴做了皇上后，带兵返回汴梁。这时候母亲杜太后正带着眷属在定力院寺庙做佛事。于是，忠于大周帝国的“有关部门”（史称“有司”）得到密报，就带着兵警包围了寺院。定力院主僧要杜夫人携眷登入秘阁藏身，并将门锁死。“有关部门”来人问杜夫人何在，主僧曰：“都跑散了，不知道哪里去了。”兵警甲士入寺升梯，来到秘阁，敲碎门锁，发现里面密布蛛网，尘埃凝积，似多年不曾有人来过。兵警道：“这哪是有人待的僧房啊！”于是纷纷离去。几个小时之后，老赵登基。

此事最早记录见于老赵同时代人陶谷所撰《清异录》。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记录得也有趣。朱弁虽生当南宋，但对北宋朝野遗事非常熟悉。后来能够知道，《曲洧旧闻》是值得信任的一部大宋记录。杜夫人这个故实，神奇而又惊险，却不失为一个实录。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也记录了这件事，大同小异，大意说搜捕杜夫人的人是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但这个记录就不靠谱，因为韩通在老赵入城的当天正在上朝，直到大军进城，他才知道发生了兵变。而且兵变之后，在奔回韩府时被杀。故他不可能参与搜捕杜夫人的行动。

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记录这同一件事，却赋予了杜夫人不同的面目。

太祖之自陈桥还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设斋于定力院。闻变，王夫人惧，杜太夫人曰：“吾儿平生奇异，人皆言极富贵，何忧也？”

太祖赵匡胤从陈桥回军汴梁城的时候，太夫人杜氏和夫人王氏，正在定力院设斋做佛事，听到兵变消息后，王氏有了恐惧，但杜夫人却说：“我儿平生有奇异之行，人都说我儿将来富贵至极。这事有什么可忧虑的！”

认为老赵预谋兵变者往往以这一条记录为据，说杜夫人临危不惧，必有安排云云。但细味此文，当知杜夫人等一干家眷也不知此事，不过是事件来临，杜夫人安慰王夫人而已。不过有这个段子，也确实透露了杜夫人的襟怀气象，我甚至宁愿相信司马光的笔下是实录。

正史记载此事的说法是：老赵信任的部下亲将有名楚昭辅者，史称此人“事太祖，隶麾下，以才干称，甚信任之。陈桥师还，昭宪太后（杜夫人死后谥昭宪）在城中，太祖忧之，遣昭辅问起居，昭辅具言士众推戴之状，太后乃安”。

楚昭辅久在赵匡胤麾下，有才干，很得老赵信任。陈桥还军时，杜夫人在城中，老赵担心母亲害怕，就派遣楚昭辅快马先回，去问起居、报平安。楚昭辅详细向杜夫人汇报了将士拥戴老赵的过程，杜夫人听后才放下心来。

这一记载也证实了昭宪太后杜夫人压根不知道有个谋划中的“陈桥兵变”。如果杜夫人知道“陈桥兵变”，何劳楚昭辅去“问起居”？

这个故实更可以证明：老赵实实没有参与陈桥兵变的预谋。

历史在若干拐弯的地方，记录歧义，是寻常可见的现象。我说过，讲述历史，处理此类文件，可以有两个办法：

第一是在N种记录中选择其一，因为你不可能更改记录。

第二个办法是，斟酌史料，从N种记录中梳理出一个“新的意见”来。但这第二个办法在史料长期的流传中，已经有前人梳理过多次，你已经不大可能梳理出超越前人意见的“新的意见”，除非有新的史料出现。故，面对歧义，最好的办法仍然是选择。

在这类选择中，没有理由指责谁“对”谁“错”。无论如何选择，其实都是前人已经给出的答案。你只需要根据你的义理和逻辑，选择其一。

我选择：老赵没有参与陈桥兵变的预谋。

“天现二日”催兵变

老赵由一个“殿前都点检”一夜之间腾达为大宋帝国开国皇帝，这之中的秘密在哪里？

且看陈桥驿的“历史现场”。

陈桥驿在后周首都开封东北约四十里（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时燕赵以北为契丹所有，中原劲旅皆在开封屯守，而陈桥驿则为开封通往燕赵东西两路的交会之处。从开封到燕赵，无论东路、西路，皆要经过陈桥驿夜宿，而后北上。当时南北间政令传达、军情汇聚、官员往来，也都需要经过此地。陈桥驿实为距离东京汴梁最近的一处北门锁钥。

当天，黄昏时节，六军扎营陈桥驿，营中开始流传一个天命谣言。

史称这个谣言的造作者是跟从老赵北征的一位散指挥使苗训。所谓“散指挥使”是禁中没有固定执事的“散员”，职位并不高，但还是朝官。

苗训“善天文占候之术”，属于神秘家一类人物，据称他能视天象变化附会人事，以此预卜吉凶。

在陈桥驿，他仰观天象，发现“日上复有一日，久相摩荡”。太阳上边还有一个太阳，久久地互相叠加摇荡。

这一事件成为阴谋论者反复咀嚼陈说的“舆论宣传战”。

我也来说说这个事。

苗训曾向五代时期的高人王处讷学过星象。

前已介绍，王处讷，是乱世之中最富有前瞻性思考的高人之一。

苗训从老赵北征时，王处讷对他发布预言说：“到了那个日子啊，天象会有变化，太阳行经的轨道上，会有一只怪兽，其兽乃龙，恐与太阳并驾。若果然，则圣人利见之期也。”

这个说法见于宋人文莹的《玉壶清话》。

如此，则“天现二日”的诡异传闻实则源于王处讷。

我无法推知传说中的“天现二日”究为何象，但苗训知道。不过我猜想这一奇异天象应该有它的模糊性和足以自由解释的浪漫空间。也即是说，这类天象非经“高人”指点，一般人看不懂。所以，苗训须将这一天象指示给人看，并加以解释，人们才能约略明白出现了什么新的天命预兆。

苗训首先指给赵匡胤的亲将楚昭辅看。

楚昭辅按照苗训的指点似乎看懂了“天现二日”的时候，应该发出了惊叹。但是苗训和楚昭辅指示给更多人看时，很多“天眼未开”的将士们还是看不懂。而且俩眼久视明晃晃的太阳，也未免头晕目眩，但苗训和楚昭辅早就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拿来了一个装满食物油的盆子，寻找角度和位置，将太阳投影在盆中，众人无须“仰观”太阳，只须“俯窥”油盆，据说果然就看到了“两日相摩荡”的奇观。油盆中的两个太阳，被更多人看到了。

苗训不失时机地说了四个字：“此天命也！”

古来改朝换代，往往诉诸“天命”。天下仍旧，便称“天命未改”；天下纷纭，可称“天命有变”；天下已变，即称“天命已定”。这是因为君权神授，帝王受命于天，所以称之为“天命”。

此际“天现二日”明白就是“天命有变”，预示了后周天下即将为新的“应天命”者所替代。与正月初一的边警谣言、正月初二的鼎革谣言，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现在这个天命谣言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鼓动力量。

我站在时光的这一面，打量陈桥往事时，看懂了偶然力量中个人的巨大作用。整个陈桥事变，苗训是第一个扇动起蝴蝶翅膀的人。按照“混沌学”的说法，南美亚马逊河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然扇动几下翅膀，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飓风。据说那原因就是翅膀的小小运动，使蝴蝶身边的空气系统有了微弱的气流变化，接下来又会引起周边空气等系统发生连锁变化，最终导致共在系统的大变。苗训当“主少国疑”之际，鼓吹“天有二日”，瞬间激发了中唐以来，两百年间军士哗变的渴血僭乱传统。

于是，人心思变，大胆不逞之徒开始酝酿事端。

这事与大泽乡的好汉设计鱼肚中的帛书“陈胜王”、夜色篝火中的狐鸣“大楚兴”，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天命也”，谁能抗拒“天命”？

“天命”来临之际，谁能占得先机？

不用怀疑，有过百余年走马灯拥立经验的铁血将士善于豪赌……

事实很可能是，苗训经由楚昭辅，将这个天象传导给了北征大军，至少传导给了大军中的将校中坚。“天现二日”，很快成为兵变的催化剂。北征大军开始有了躁动。它直接催生了大宋王朝的诞生。

史称在陈桥驿，“太祖为六师推戴，训皆预白其事。”太祖赵匡胤被六军拥戴称帝，苗训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鼓吹赵匡胤应该——顺应天命。

“阴谋推戴”黄袍加身

就在这一天晚上，“权反在下”的北征大军将士们有了暗中的“阴谋推戴”。

“阴谋推戴”的主题是拥戴赵匡胤为帝；拥戴的逻辑是：当今皇上还是个小孩子，不能御驾亲征。现在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有谁能知道？不如先立带我们破贼的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才是正路！

这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惊天阴谋，却是五代十国以来屡见不鲜的军政风景。

北征大军，将期望中的愿景，首先点染为公开而直接的喧噪、哗变。

我相信，拥戴赵匡胤的消息，就在这一个晚上迅速传遍了全军。

赵匡胤此际正在醉卧中，而我也不认为老赵在“装睡”——如前所述，他对此事应该一无所知。

官拜都押衙（军中行营行政总管）的李处耘得知了将士的“聚谋”，于是来见赵匡胤的兄弟，时任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宫中闲散官职）的赵匡义。二人商议后，决计来找归德军节度掌书记（归德军治所在今河南商丘，节度掌书记，就是秘书长）赵普。一幕兵变大剧开始上演。

李处耘、赵匡义、赵普三人商议此事。

事大骇人，三人应该有过动摇，有过退缩，但是将士们已经等不及了。史称三人“语未竟，诸将突入”，来说聚谋中的意见。称说纷纭之际，赵普及匡义“各以事理逆顺”，也就是兵变的利弊得失、应做与否，来劝慰诸将放弃兵变之念。毕竟“造反”风险太大。二人甚至对将士明白讲道：“如果尔等一意孤行，太尉也绝不会赦免你们的叛乱之罪！”

太尉，就是老赵，殿前都点检，是当时国家最高军事主管机构，习惯上誉称都点检为太尉。

这一番话对诸将很有震慑力。史称“诸将相顾，亦有稍稍引去者”。有些将士因为害怕“造反”而悄悄溜走。

事情似乎就要结束了。什么“天现二日”，什么“策点检为天子”，都不过是谣诼罢了。但退去的将士们再次聚谋时，发现拉弓没有回头箭，事实上不存在退路！将士们舍命一拼的强悍野性令他们不容退缩。于是，点检还是要来做天子，否则我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将士们再次聚集到掌书记赵普帐下，纷纷拔出刀剑，露出明晃晃的钢刃，高声鼓噪道：“军中的规矩历来是：偶尔说到造反，发现就要灭门！今天我们已经定议拥戴太尉做皇上，这事太大，我等已经没有退路！太尉要是不从，我辈亦绝不肯退而受祸！”

赵普发现军人汹汹气势，势不可遏，与匡义同声叱责道：“策立皇上，这是天大的事！尔等何得如此放肆狂悖！”

赵普一霎间鼓起生平的第一次智慧和威风，令诸将各就坐听命。

待诸将坐下，赵普又说：“眼下外寇压境，军机万变，形势紧张。我意见：先攘却外寇，回军再议此事。诸将以为如何？”

诸将嘁嘁喳喳一阵后，不同意赵普意见，诸将说：“方今政出多门，若等到击败外寇还师，这事还不定有什么变化呢！那时，我等吉凶难测！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师京城，策立太尉，尔后从容率军北征。有我等将帅在，破贼不难。现在的情况是：太尉如不接受六军策立，六军也决难向前！”

赵普对匡义说：“事既如此，已无可奈何！这样，只好与各位早早约束。”又对诸将说，“兴王易姓，虽然说是天命所归，但也实在系于人心。‘应天’也须‘顺人’！慕容延钊前军昨天已经过河，各路节度使又各据地方。京师若乱，不仅外寇侵凌更深，天下四方也将转生变故。诸位若能严饬军士，大军进入京师，勿令剽劫，如此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能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否则必将天下大乱。诸将以为如何？”

史称诸将“皆许诺”，都答应了。

于是赵普与诸将共商细节，做了秘密部署。

谋划初定，即于夜半派遣心腹武官赶回京师，面告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

石守信、王审琦，都是老赵昔日的老友，史称“皆素归心太祖者也”，都是平常早就内心向着老赵的人。

稍后，赵普、匡义又派出了楚昭辅到京城专程去见杜夫人，提前告知，要她放心。随后，开始安排将士戒严“环列侍旦”，围成一圈，等待天亮。

这也是赵匡胤没有提前预知陈桥兵变，甚至赵普、赵匡义等人也没有提前预知陈桥兵变的一个根据：如果他们都提前知道，都安排好了，干吗还要夜半三更派人回京城告知石守信、王审琦啊？

陈桥兵变，只能是事发突然的偶然事件。

老赵还在醉卧中，直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声振原野”。赵普与匡义这才入见老赵，告知原委。

跟随而至的诸将则“擐甲执兵，直扣寝门”，穿着盔甲提着兵器，直接来敲帐门。大兵对老赵呼喝道：“诸将无主，所以来拥戴太尉为天子！”

老赵惊起，披上衣服，还没有来得及与诸位酬应，已经被诸将拥持，扶到厅事坐定。有人献出了一件黄袍，披到老赵身上，众人开始罗拜庭下，口称万岁。

阴谋拥戴有动力

关于这件黄袍，“阴谋论者”往往以为：仓促之间何来黄袍？必是早已有所准备，所以需要的时候，才能适时出现。

我以为不然。

大军之行，辎重供奉所在皆有，甲仗服饰也有供给，求一夜间得黄帛黄袍不是难事。此外，军中黄旗也是制作黄袍的布料。

且看《旧五代史·周祖本纪》：

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

军士们翻过墙壁进入郭威住的房子，请他来做天子。当时乱军像山一样占据了驻地，纷纷登上台阶，郭威被人扶着抱着，拥护着逼迫着，有人撕裂黄色的军旗披挂到他身上，来代替帝王的赭黄袍。一时山呼万岁，大地都在震动。

这就是五代史上的第三次军人拥戴帝王践祚的故实，这个被拥戴者就是后周太祖郭威，军士们给他的黄袍就来自于黄旗。

所以，赵匡胤的践祚，得到黄袍实非难事。以此作为兵变早有预谋之论据，还嫌不足。

种种迹象表明：老赵绝不知情。据正史记录，老赵已经黄袍加身了，但仍然不同意来做皇帝，史称“太祖固拒之”。但众情难遏，诸将扶持老赵上马，“拥逼南行”，拥戴着老赵，逼着他往南走。到了这个时刻，这个皇上，老赵已经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道理无他：不做即死。莫说以赭黄袍加身，按律即为谋叛，就是说一说、议一议，要做个皇上，也是个死。赵匡胤在既成事实面前，仿佛做了过河卒子，只有向前一途，后退已绝无可能——除非甘愿受缚，让人灭了赵氏全家。此际不做皇上，回去便是大逆之罪。

大军回师之前，赵匡义还立于马前，要求老赵申明军纪，号令军士不得在京城剽劫。

匡义有此言，实在是看透了晚唐迄五代以来，藩镇禅代的真实风景。

“靖市”或“夯市”也即剽掠，是诸军拥戴新主的动力之一。

郭威从邺都（今属河北邯郸）向开封发兵时，拟灭后汉，王峻为了鼓励手下，就宣布：攻克京城，许抢劫十天。原话是：“俟克京城，听旬日剽掠。”大军进城后，“诸军大掠，通夕烟火四起”。这是军人转化为强盗之后，与民争财的惨烈景象。

“靖市”或“夯市”，有大胆不逞之徒，更是专门找有钱有势人家来抢劫。

有一位吏部侍郎张允，此人家赀以万计，但是生性吝啬，总是把家里的钥匙挂在衣服底下，即使是妻子也不能拿这钥匙。走起路来钥匙相撞叮当作响，仿佛佩带玉环。这晚，郭威大兵“夯市”，他躲在佛堂顶棚上，但上来剽掠的人越来越多，把顶棚板子都踩坏了，坠落下来。军士最后甚至抢走了他身上穿的衣服。正值寒冬腊月，这位张允大人竟因此冻死。

这类剽掠，五代十国时期，屡见不鲜。

管兵士“约法三章”

赵匡义自知兴王者师不当如此，故首先提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方案。

此举结束了数十年藩镇代兴的乱世局面，国家从无道转型为有道。

宋人张舜民笔记《画墁录》、司马光《涑水纪闻》等野史皆记录了这一史实。《画墁录》有言：“太祖陈桥之变，与众誓约不得惊动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灵长之祚，良以此乎？”

宋太祖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与将士约法不得惊动京师众人。到了入城那一天，汴梁城里一切生意如常。宋代国运之所以有三百年之长，实在是因为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啊！

但赵匡胤比他的兄弟想的更多。

老赵揽辔与诸将道：“尔等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但是，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是绝不做你们君主的！”

众将闻言，皆下马曰：“唯命是听！”我等只听您的命令！

老赵略一思忖，说出了一番议论：“少主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无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无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

这番话说了三个约定：

一、不得杀害后周少主与太后；

二、不得凌暴后周公卿与臣僚；

三、不得劫掠京师市肆与民居。

这与当初刘邦进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性质大同。

邦国大军赖此价值观，瞬间从“兵匪”转换为“义师”。

众将为老赵正道能量所慑服，尽皆表示拜从。

于是，大军启行。

清晨，乃整军自汴梁城仁和门入，史称“秋毫无所犯”。

陈桥，始建于五代后晋时，其时有村。一桥失修，当时有一陈姓乡绅自动捐资修复，故名此地为陈桥。后周时即在此地设有驿站，故又名陈桥驿。它不过就是古代的一个驿站，但它也成为赵匡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驿站。在这个驿站，老赵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改朝换代。

传统中国，权力重新分配，只有新莽覆亡西汉、民国推翻大清算是不流血的过程，但新莽亡汉，迅即遭到反对，而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流血；民国倒清，则在前期有过多次起义，曾有包括黄花岗这样的流血事件。只有大宋王朝，一次性解决了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除了几个特别案例外，基本上没有大规模地杀人，此前此后，都没有。征战南北扫灭藩镇则是取得政权之后的军事行动，与政权的取得不构成直接逻辑。

大宋之建构，是中国历史上，生命代价最低的王朝更替。

赵匡胤平稳地走过了这个驿站。

这一年，赵匡胤虚龄三十四岁。

未来的宋太宗赵光义（赵匡义）更年轻，只有二十二岁。他在马前劝谏老赵的几句话成为“太宗圣德”之兆。但据散佚而依稀存在片段的《太祖实录》的“旧录”考察，太宗赵光义，当时并没有在陈桥兵变现场，他当时在东京汴梁和母亲杜夫人在一起。此事或有玄机，但我已经无能破解此中秘密。

“阴谋推戴”或“偶然事件”

陈桥兵变前后一共出现了三个谣言：

一、边警谣言：“契丹北汉来寇”。

二、鼎革谣言：“策点检作天子”。

三、天命谣言：“日上有日摩荡”。

这三个谣言最后搅动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成就了大宋王朝。

“谣言”事实上没有贬义，甚至没有寻常人理解的那样，以为“谣言”即是“谎言”。不是的。“谣言”，在古汉语中，意指流行歌谣或谚语，《后汉书·杜诗传赞》言：“诗守南楚，民作谣言。”东汉杜诗这个官员在南楚（南阳）做太守时，爱民如子，仿佛西汉时期的召信臣一样。于是当地有“谣言”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这个“谣言”的意思是，前有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召信臣，后有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杜诗。这类“谣言”谈不上真假，它就是一种民间情绪宣泄。

在现代语境中，“谣言”也不一定是谎言。它是未经证实，但公众深感兴趣的事件在传播渠道中的流行。它就是一种真假难辨的信息。

西方有人专门研究“谣言”，认为“谣言”是社会失序的结果之一。它是社会态度和动机的投射。人们的仇视性和分裂性冲动，由于很难通过其他方式发泄，故选择了“谣言”。

决定谣言的公式是：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事件越是重要而且越是模糊，谣言所能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现在可以看到：与陈桥兵变相关的三个谣言，符合这个定义：它们都太重要了！也都太模糊了！在口口相传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千年之前，这三个谣言所能生成的能量，可能是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人们难于想象的。

陈桥兵变之历史讲述，我看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阴谋推戴”。

这里的“阴谋”，与“谣言”一样，在较早的汉语语境中，并无贬义，其基本语义不过是说“暗中聚谋”而已。

“阴谋”被赋予贬义，是汉语流变的结果。

近代以来，“阴谋论”史学见解中，往往乐于将帝王践祚视为诡计上位，似乎“阴谋论”者人人皆知帝王一伙儿耍尽心机，愚弄下民；只有当时的士庶不知。我看多了这类见解，不免生疑。我不认为现代人会比古代人更聪明。古代人看不明白帝王诡计上位，现代人就看明白了？

近世以来，书写历史，揣度古人“肮脏心理”成风，似乎古来君臣将相个个都是“阴谋家”，个个都有“黑色智慧”，个个都是“权谋”中人，诸如此类。我看不得这类无中生有的毁谤。除非有证据，除非有可靠的逻辑，否则不要“编故事”，那是“诬古”、是“谤贤”！窃以为，那种动不动就讲“阴谋论”的手法没啥思想含金量，也没有啥趣味，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一点翻来覆去嚼蜡一般讲述“人性恶”“帝王专制”的套路话语，都是老掉牙的玩意儿。这类玩意儿，不仅不益于世道人心，也未必就是“历史真实”，不过是自家晦暗，悬想古人也晦暗的一种“投射”。

我实不屑于揣摩测度这类俗不可耐的“故事”（不是“故实”）。我有更重要的活儿要干。

我现在的意见是：所谓“阴谋推戴”，上位的帝王往往并不知情，多是军人哗变、自发演绎的风景。其中，可能有“主谋”，但更多时刻，是将士“聚谋”，一趁而起。从大历史视角看，此类兵变自有脉络可寻，但就历史现场，当时当下而言，实在是一个偶然事件。

本书前面讲述的大大小小十几场“阴谋拥戴”可以为证。

熟悉近代史黎元洪被士兵“强迫”拥戴为湖北总督的故实，就会理解中唐以来诸帝王被拥戴的偶然力量。

被严复评价为：道德“天下可信”的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今天的上校旅团级）黎元洪，是不赞同武昌起义的，兵火中，他藏身友人家中。据朱树烈《回忆辛亥首义》记载，革命党人蔡济民等人武昌起事后，要找一个头头来率领他们。一伙人想到了黎元洪。但此时黎元洪怕事，早已藏起来了。他们费尽力气找到黎元洪藏身处，但老黎仍拒绝出见。

蔡于是向黎所在房间严肃说道：“黎老师在此，我等侦察确实，毋庸讳言，我等皆公之学生，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我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不要畏惧，不必怀疑。”

黎元洪不得已出来后，革命党人拽过一匹棕色马，不等黎元洪答话，“即拥黎上马”。一路上黎元洪看到乱象，连说“汝辈事太闹大了！”但大众根本不听他说，一直“拥黎至阅马场咨议局”。

回忆录中还留下了黎元洪当时的妆束肖像：“黎身穿灰色长夹袍，黄皮马靴，赤面黑须，神色庄严。”但直到他被推举为“都督”后，仍在犹豫，甚至主张“都督”一职应由刚刚出狱的革命党人某某某来担任，直到一次会议上，有革命党人朱树烈举起刀来告诉黎元洪，如果你再不答应做都督，我宁肯自杀！有此相逼，黎元洪不得已，才算郑重答应下来。

黎元洪事迹自有各类文章介绍，寻常可见，我无须啰唆；但简单叙述此事，是想做一类比。革命党人多为黎元洪的“学生”（部下），却多次“拥逼”黎元洪就位，正是“权反在下”的近代写照。

一个“偶然”力量

“拥逼”黎元洪，与千年之前，皇甫晖“拥逼”赵在礼，何其相似乃尔！

中晚唐以来一直迄于陈桥兵变，此类事屡见不鲜。

我想说的是，就像黎元洪“被”拥戴一样，赵匡胤也是“被”拥戴的。

老赵没有事先的谋划，更没有诡计权谋，犹如黎元洪没有事先的谋划，更没有诡计权谋一样。

黎元洪有多么无辜，赵匡胤就有多么无辜。

中晚唐以来“被”拥戴的首领同样无辜。

由兵变而拥戴，史不绝书。积蓄了多少“因”，此刻有了一个“偶然的力量”，于是，历史开始——拐弯。

一般来说，被拥戴者也很难事先谋划。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推着走。当然，我知道：在那个偶然力量积聚的时刻，他们，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是最合适的被拥戴人选；也有可能存在隐隐的践祚期待，或某种暗示。但如此泼天大事一桩桩，史料中很难找到事先谋划的记录。“阴谋论”认为是被拥戴者“阴谋”策划的结果，大不可信。

我愿意把话说得“武断”一点：“偶然力量”是“阴谋推戴”的主要力量。

说到“偶然力量”，我愿意说说我的历史观。

我相信“耦合”（coupling）力量决定文明之展开。

所谓“耦合”，是借用物理学中的一个名词，简言之，耦合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譬如，一个电路部分到另一个电路部分的能量传递，就是一种耦合。有多种耦合方式，各有不同。但大致是说一种“合力”导致某种结果。开灯，灯亮了，看上去是按下开关的结果，但事实上经由了无数“合力”才导致灯亮，如果线路没有参与“按下开关”的动作，灯就不会亮；如果发电机没有工作，开关按下，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变压器没有转换电压，灯也不会亮起来；等等。循此思路，可以找到一万种以上的“耦合”事件在参与“灯亮”的结果。

学界中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制度决定论”。我对这个说法持有不确定的怀疑。在我的阅读史和我的理性结构中，我知道：“耦合”的力量是一种整全性质的力量。进入历史哲学演绎、进入历史经验归纳，就可以得出一个虽然粗糙但足以自洽的结论性意见：“决定文明展开”的是各种力量的耦合。

耦合的种种变量难于预测。“制度”实在不过是各种变量力量之一，它远远不能“决定”文明之展开，也远远不能决定历史之方向。

我愿意重复说：历史之展开，不存在单一推动力。“制度”不能“独自决定”历史之展开，“文化”也不能，“经济”也不能，“圣贤”也不能……推动历史展开的恒是它们“耦合”的“合力”。历史哲学之讲述，心下宜先存此念，方有望免予胶柱鼓瑟。理性有限，不宜于夸大某类单一力量。

各种单一的力量（制度、文化、经济、圣贤、偶然力量等）不过是耦合中无数“电路组件”之一，或种种“输入”“输出”的作用力之一。取消其他“电路组件”，或其他作用力，单一的“电路组件”无能达致能量量度，灯不会亮。

文明的展开，亦然。

但在诸合力之耦合中，如果一定要肯定某一种力的比较优势力量，则“偶然力量”为最。埃及艳后的鼻子如果“偶然”短一点，整个世界史都会改写；费迪南德大公不在萨拉热窝事件中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就会改写；罗马尼亚共和国广场上如果没有人发出“梯米苏拉”和“呸呸”“嘘嘘”声，东欧的历史也会不同。耦合力量难于设计，偶然力量也同样难于设计。埃及艳后的鼻子不是罗马帝国设计的结果；费迪南德大公遇刺不是大战策划者设计的结果；罗马尼亚广场的嘘声甚至不是齐奥塞斯库政敌设计的结果。

这些偶然力量，成为“耦合”力量中最重要的力量。

思想者可以也应该就己所长的方向独立讲述，譬如，可独立讲述制度的重要或经济、文化、军事、圣贤、偶然力量之重要，等等；但是应该明了：你不能逾越理性有限性，将你的独立方向讲述为“唯一”的“决定力量”。“唯一力量”“决定”历史进程或文明展开的说法，是问题重重的。

这就是我的基本历史观。

基于这个历史观，陈桥兵变中的“阴谋推戴”，在我看来，就是整个“耦合”“合力”中“偶然力量”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历史事件。

“权反在下，下凌上替”

“偶然力量”，与“权反在下”有关。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有言：唐代后期至大宋建立约二百年间，华夏政局局面是：

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

王室政权失去责任大纲，造成权力反而在下不在上的局面，于是，以下犯上，上位变迁，国家祸乱接踵而至。五代以来，不仅藩镇大员看不起朝廷，就是普通军士也往往凭武力胁迫主帅。从古以来，僭伪祸乱最疯狂的，没有超过五代的。

我极赞赏这一史见。“权反在下，下凌上替”乃是唐五代间种种“阴谋推戴”的真实写照。从公元756年开始，到公元960年为止，两百年间，中原地区上演了N多次这类“阴谋推戴”的故事。

我来择要陈列一下这类故实——

公元756年，著名的“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叛军破潼关，唐玄宗西逃至马嵬驿。李亨被玄宗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领朔方、河东，平卢节度使，总理平叛大计。李亨为将士百姓所留，不与玄宗西逃，而是取道北上。就在这年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被拥戴”即位，史称肃宗。唐玄宗则被遥尊为“太上皇”。

公元783年，泾原（今甘肃泾川北）节度使奉命带领将士五千人，赴关东与反抗朝廷的节度使作战。士兵冒雨路过京城长安，希望得到皇上赏赐。但那时朝廷正在过“苦日子”，长安城里米珠薪桂，斗米钱五百。唐德宗未给将士星点赏赐。京兆尹在城外犒军，也不过是一顿素菜糙饭，不见荤腥。泾原士兵光火。认为拼死作战受这待遇，一口腌臜气不吐不快，于是抢了长安城，吓跑了唐德宗。叛军索性迎同平章事、太尉朱泚为主，史称“泾卒之变”。朱泚在胆战心惊中“被拥戴”，做了短命的大秦皇帝，改元应天。次年又改国号为汉，改元天皇。

本书中记录的“权反在下”事件，已经看到的就有：

公元926年，后唐无赖军士皇甫晖劫持军将、小校不成，最后又劫持赵在礼。赵在礼“被拥戴”中，成为后唐叛帅。

公元926年，后唐李嗣源“被拥戴”为帝。

公元934年，后唐李从珂“被拥戴”为帝。

公元951年，后周郭威“被拥戴”为帝。

公元960年，赵匡胤“被拥戴”为帝。

我不厌其烦列出这些“阴谋拥戴”的故实，就是想考出“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之僭乱现象，正是“权反在下”的结果。事发偶然，事实上不存在首领的“预谋”。我知道熟练操习“辩证法”的朋友会来说：“偶然”的背后存在着“必然”！我认为这类说法没有思想含金量——“被拥戴”的历史现场由“偶然”的力量忽然介入而起，是最直截的逻辑起点，继续往前推，连“必然”都不足以说明问题，连“必然”都一定有一个起因，那样，就要最后推到创世纪或宇宙大爆炸。这类文字游戏，对我，没有吸引力。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对我，是一种忌讳。

此话表过，再看军士们为何乐于“阴谋拥戴”。

还是赵翼说得好：

……乃其所以好为拥立者，亦自有故。拥立藩镇，则主帅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骄子，虽有犯法，亦不敢问。……拥立天子，则将校皆得超迁，军士又得赏赐剽掠……此将校之所以利于拥立也。

将士们为何愿意冒着风险玩阴谋拥戴这个活儿呢？自有它的缘故。因为拥立藩镇大将，则被拥立者心存感激，但又心存畏惧。只好隔三差五十天半个月的不断地大兴犒赏。被拥戴者视这些将士如“骄子”，即使“骄子”触犯法规，也不敢过问。如果拥立新的天子，那就获利更大，将校能得到升迁，军士也能得到赏赐，还能恣意剽掠抢劫。

所以拥立新主成为最合适的“买卖”，红利极高。失去了礼义廉耻的现场，将士们在跟主人玩这类游戏时，无所忌惮，几乎就想起一出是一出。假如他们聚谋道：“今天要主子给我们点赏赐，有啥招数啊？”有人可能会临时起意，想起一个法子，而后，将士们觉着有意味，就会闹起来。

这样的故实很多，本书也已经说过若干。

如当年凤翔的藩镇李从珂，在赶跑了后唐闵帝李从厚，进入京师，也要发赏。因为凑不齐赏金，甚至不惜搜刮士庶，就是怕“权反在下”的士卒造反。

后周显德元年（954），郭威时，还有过一个故实。

太祖郭威病重，到郊外祈祷上苍，祈福，史称郊祀。军中将士们忽然有流言说，这次搞郊祀，赏赐没有后唐明宗时多！于是军中汹汹，不满情绪开始流布。郭威听说后，召集众将到寝殿，责备他们说：“朕自即位以来，节衣缩食，专门把保证军需一事放在心上。府库蓄积，四方贡献，除去军用供应，很少剩余。你们难道不知晓？如今却纵容痞子恶人乱说，全然不顾君主的勤俭，不体察国家的贫匮！又不想想自己有何功劳而受赏，只知抱怨，你们心下能安吗！”

众将素知郭威并不奢靡，节俭程度为历来君王少有，想想也是，就都惶恐告罪，退下。然后郭威搜索军中不逞之徒立即正法，流言平息，由此中止了一场可能的兵变。假如不是辣手处理此事，军中“聚谋”，遇到不可测的偶然力量推演，很可能又有某人“被拥戴”，郭威危矣。

若干年后，赵匡胤在一次郊祀之后，也遇到了类似事件。

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说，老赵平蜀后，曾在蜀卒中选择亲兵骁勇者百余人，补内殿直，别立班院，号“川殿直”。这是禁中值班亲兵的一种建制，一般都待遇优厚。

有一次南郊祭祀，循例要有赏给。但对这一支新成立的“川殿直”，本次“赏给”比照本班减少了五千钱。这帮蜀卒不干了，于是相率来到宫前击登闻鼓上诉其事，一时闹得纷纷扬扬。

老赵闻言大怒道：“朝廷给赐，自我而出，哪有什么不变的规定！”

于是将联名上状者四十余人，全部抓捕，斩于市。其余没有联名的，也都悉数配隶下军，从此撤销了“川殿直”这个建制。

这一次正法量刑过重，但实有必要。将士所以愿意玩“阴谋拥戴”，实在是利益驱动使然。必须防患于未然。此事若不能平，可能就会有川人“被拥戴”，如是，则一场更大规模的流血不可避免。

郭威、老赵此事处理得果断。这是杜绝他人“被拥戴”，扑灭部下侥幸之心的铁腕手段，有其可以理解的政治合理性。

“上位”经验总结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五代藩镇以来“权反在下”之后，没有更好的政体可以演绎时，“中央集权”就是一种可选择模式。这也是对天下负责的姿态。

《续资治通鉴》记录老赵一个故实。说老赵宫中的内臣有一个人曾经在后唐时做过事，老赵就问他：“你们唐庄宗李存勖那么英武，底定中原，但是没有几年，就被颠覆了，这是什么原因？”

这位内臣说：“庄宗好打猎，总是姑息将士。每次近郊打猎时，总有禁卫兵卒控制住庄宗的马辔，跟庄宗说：我们儿郎都很饥寒，请皇上接济我们。庄宗一般都会随其所欲颁赏给他们。实在是威令不能行，赏赐没有制度啊！”

老赵听后，拍着大腿说：“后唐与后梁隔着黄河大战二十多年，最后才得到天下！因为不能用军法约束这些人，放纵他们没有满足的请求，用这种办法来管理部下，实在是儿戏一般！朕，今天抚养士卒，不会吝惜爵位和赏赐，但是如果犯我大宋法度，只有刀剑说话！”

老赵一番话，是对李存勖“失位”的经验总结，也是对自己“上位”的经验总结。老赵就是在混乱不堪的二百年惯性中，被将士们拥戴为帝的。

老赵对“阴谋拥戴”的将士言：“尔等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实是真实写照、真实心语。

到陈桥驿时，老赵自殿前都虞候再迁殿前都点检，掌军政已六年。六年间多次跟从大帝柴荣征伐，屡立大功，“士卒服其恩威”，“人望固已归之”。而当时后周的形势已经有多部史书用到四字概言：“主少国疑”。五代以来，几乎无圣贤道义观，无社稷正统观，有的就是长枪大戟打天下观，兵强马壮得天下观。

陈桥兵变的特殊性，就是一场“主少国疑”条件下的拥立。

与以往各类兵变相似，老赵也是“被拥戴”的；但老赵的杰出之处在于：同样是兵变，他的“约法三章”却直指了人类了不起的三大价值：

一、不得杀害后周少主与太后，是为古来“兴灭国、继绝世”之传统价值观，它与“敬畏生命”有关。

二、不得凌暴后周公卿大臣，是为古来“克己复礼”之传统价值观，它与“责任权利”有关。

三、不得纵兵劫掠京师市肆，是为古来“藏富于民”之传统价值观，它与“私有财产权”有关。

考三大正价值，总起来言，是一种“规则原理”。老赵在游戏中不背离人伦规则、价值原理，这就是道义担当。此三大正价值，于兵变之始，出自老赵之口，可见老赵气象上通古来圣贤，下接现代文明。莫怪王夫之要慨叹，中国历史能与老赵媲美者，唯有汉光武帝刘秀一人而已。

史有一个说法：“逆取顺守”——逆夺政权，奄有天下，却遵循常理，治理邦国。

大宋王朝就是由“逆取”后周而来，但从一开始就是“顺守”道义而行。说大宋不同于以往之改朝换代，大义在此。

这是传统中国革故鼎新之后难得的富有“天下目标”而不是“政权目标”“部落目标”“寡头目标”“个人目标”的气象所在。汉光武帝刘秀试图建构并推演一个文明邦国，赵匡胤亦然。故东汉、大宋，是中华历史两大文明高峰。

陈桥兵变中，有几个重要人物，值得注意。

苗训，不过是一个散指挥使，无甚实权，但他凭借一番舆论准备，成功地鼓动起“权反在下”的北征将士“阴谋拥戴”思潮，推倒了第一枚多米诺骨牌，演绎了陈桥兵变。他应该是最先洞烛先机的人物。没有苗训，很可能就没有陈桥兵变，也没有大宋帝国。故苗训先生在大宋受禅之后，被擢为翰林天文，不久又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

楚昭辅，是老赵在归德军时的老相识，史称“事太祖，隶麾下，以才干称，甚信任之”。陈桥驿大军，回师汴梁之前，老赵担心母亲杜太后，专门派遣他回城预先告知，昭辅具言士众推戴之状，太后乃安。楚昭辅为大宋栋梁之一。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享尽荣华富贵。

李处耘，都押衙，是五代时期开始有的军中衙门总管，其功能大约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居于军中机要地位，李处耘当此，率先参与了将士聚谋。其功甚大，故多年来一直得到老赵重视。

赵普，身为掌书记，秘书官，也颇机要，赵普当此，临机决断，将一场惊心动魄的兵变处理得有条不紊，线条无比流畅。故终赵普一世，为太祖、太宗两朝元老，除了几个特别的时期，他一直得到两位帝王的信任。

赵匡义即赵光义，当时所居官职为门下省文官的清要闲职，但可能负有后勤供给之实，以被拥戴者的兄弟身份，镇定指挥，推波助澜，并在马前率先献上保护私财的道义意见，堪称“策功茂实”。

陈桥兵变，一场将士临时起意，“阴谋拥戴”老赵践祚的偶然事件，主角就是苗训、楚昭辅、李处耘、赵普、赵匡义五人，也许还有王处讷。

值得注意的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时任镇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张永德，他的藩镇就在今河南濮阳，距离汴梁很近，又做着国务大臣，但他静谧如山，没有任何消息。他动也不动。如果他动一动，陈桥事究竟如何，还很难说。

玖 赵匡胤践祚

老赵的目光如果越过整个汴梁，往北，就是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再往北，就是被那个“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那是汉唐故地、虞夏旧封。那里尽是吾土吾民……他能够想起去年跟从大帝柴荣北征契丹的一幕幕……

张永德的远见卓识

名将张永德在后周，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永德成为后周太祖郭威的乘龙快婿事，宋人苏辙《龙川别志》所言甚详。

书中说，若干年前，正当后汉之际，官拜枢密使（略相当于三军总司令）的郭威带兵过宋州（今河南商丘）时，市人听说来了大人物，纷纷围观。围观群众中有一女子见到郭威竟然大喊：“这是我老爹啊！”市人以为她是个疯子，纷纷嘲笑驱赶。不料郭威听到，立即驻马询问——果然是自己女儿。原来在兵荒马乱中，父女曾天各一方，女子流落宋州。

妙的是，张永德也恰流落在此，二人在市面上混一口饭吃，当地父老同情他俩，使他们配为夫妇。

现在，女儿与做了总司令的老爸见面，不禁相持而泣。老爸要带女儿走，知道她已经嫁人，于是见张永德，一见之下大喜，认为“有贵人相”，便一起带往军中，并奏明后汉朝廷，为张永德补了供奉官。

张永德作为郭威的女婿，与周世宗柴荣有了襟带关联，并因为郭威而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张永德不是凡人。有几件事可以窥见他的过人之处。

后汉隐帝刘承祐眼见郭威势力扩张，不禁有了如坐针毡的感觉。在内侍的怂恿下，隐帝做出了昏聩的决定：诛杀郭威，以除后患。同时杀掉了郭威在京城的所有亲属。如前所述，郭威已经羽翼丰满，镇守澶州的王殷给他做了通报。

时张永德正在押送朝廷生辰纲，在节度使常遇营中。

常遇也接到了隐帝刘承祐的密令，要他杀掉张永德。犹豫间，张永德猜测到了隐帝密令，他临危不乱，面见常遇。

张永德第一句话就说：“将军是不是要杀我啊？”不待常遇说话，他又接着说道，“永德即死无怨，但恐连累君侯全家耳。”

常遇愕然：“您这是哪儿的话啊？”

永德说：“奸邪蠹政，我丈人郭公誓清君侧。这是一个事实，想必君侯已经知道。咱们这样：您先把我关起来，暂时不要杀我；万一我丈人事不成，再杀永德，那时我死也不算晚。万一我丈人事要成了呢？哈……”

常遇看到这么坦荡的解释，也不好说什么，于是做出了两头下注的决定。他命令壮士对张永德严加看卫，一面又好酒好菜好招待。俩人还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常遇问他：“你看你老丈人郭威这事能做成吗？”

永德曰：“最后必成！”

结果，后汉亡，后周立，常遇接到了消息，于是来见张永德称贺，惭愧道：

“老夫几误大事！”老汉我几乎误了大事！

张永德凭过人胆识，逃过一劫。

时周氏亲戚被后汉隐帝刘承祐诛杀殆尽，张永德的妻子也就是郭威的女儿侥幸逃过一劫，成为仅余的郭氏血脉。于是被封为晋国公主。而张永德则被提拔为驸马都尉领左卫将军。广顺二年，又提拔张永德为殿前都虞候，领恩州团练使。不久又升为殿前都指挥使，泗州防御使。第三年郭威死，郭荣改回原名柴荣，入继后周大统，史称周世宗。柴荣也是一位相信“长枪大剑戟”的人物，开疆拓土不遗余力。张永德在柴荣鞍前马后屡立战功。甚至在柴荣征伐江南时，张永德还献出家财制作了战船数十艘，运粮数万斛，自顺阳（今属河南淅川）沿汉水而下，支援大周。于是柴荣设“殿前都点检”一职，位在都指挥使之上，成为禁军最高司令长官，张永德荣膺此职。这一年，张永德二十八岁。赵匡胤二十九岁。

高平战后，如何处置樊爱能等人，周世宗有点犹豫。乱世中正当用人之际，樊爱能好歹也是一员战将……这个地方，张永德又表现了决断能力。

史载柴荣昼卧行宫帐中，张永德在侧，柴荣向他讨主意。张永德说：“樊爱能等素无大功，当这一方将帅，就跟白薯似的！未交阵而先逃，死了都不能抵过抵罪。况陛下正欲效法大唐平定四海，统一天下，军法如不严整，即使有勇武士，百万军，又如何能为陛下所用！”

周世宗听到这里，将枕头掷到地上，高声称好。即刻拘捕樊爱能等人所部军使以上军官七十多人。

世宗亲自审问，叱责他们说：“尔等皆历朝老将，不是不能打仗；高平一仗，还没有交手，尔等竟望风而逃。这事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想把朕当作‘奇货’，准备卖给刘崇罢了！”

柴荣这话大有道理。远的不说，杜重威就是将石重贵当作“奇货”卖给了耶律德光，卖主求荣，正是樊爱能等人临战时的心思所在。

世宗下令，将以樊爱能为首的左翼将领们全部斩首。何徽等先前守卫晋州有功，世宗一开始打算赦免他，但又认为军法不可废弃，于是一并诛杀。但赐给他们棺材，着人送归老家安葬。从此，后周军士风气为之一变。史称“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

“姑息藩镇”的祸端

事实上，“姑息之政”由来已久。唐末以来，藩镇坐大，百年来飞扬跋扈，君王难于制衡藩镇，不但演绎了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的政制格局，令邦国管理效率下降，更有藩镇因为握有兵权，觊觎君王之位，往往在“时机”成熟之际，启动叛逆之心。于是有权力重新分配之争斗，而争斗中，血流成河。“国计”因此失序，令契丹总是能得到机缘插手中原事变；“民生”因此艰困，让天下士庶在乱世中一次次地品尝改朝换代的兴亡之苦。

按清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的说法，“五代姑息藩镇”，是五代之乱的直接原因。他说：“唐自失河北后，河朔三镇，朝命不行，已同化外。羁縻至末季，天子益弱，诸侯益强，朝廷尤以姑息为事，卒至尾大不掉，区宇分裂，鼎祚遽移。”大唐王朝自从失掉河北之后，河朔三镇，朝廷的命令得不到执行，已经形同化外野蛮之地。施行胡萝卜加大棒的笼络控制办法以来，直到唐末，天子更加软弱，藩镇更加强大。但朝廷还是以姑息为主要办法。最后终于导致尾大不掉，国家政区分裂，江山变色。

整个“五代乱史”，几乎可以看作一部“姑息藩镇”史。

后梁末年，朝廷不能节制藩镇，有个大藩帅镇守河北，朝廷有隐忧而不敢过问。听说这个大帅死了，只能在宫中私自庆贺。有个节度使，夺人之妻，人家丈夫告到京师，梁帝为难，只好“曲事调停”，和稀泥，史称“略无威断”。

唐明宗时，诸藩叛乱，多次征讨，都半路班师。有个叫孟知祥的据蜀为藩，唐帝派遣官员前往“监军”，被孟知祥斩杀。唐帝还得下诏“抚之”。

后晋时，有大将杨光远总是对抗朝廷诏令，晋帝也没有办法。更有一个叫张彦泽的节度使，常干违法事，从事张式劝谏他，不听，张式出奔。张彦泽让人向晋帝面奏：“张彦泽如果得不到张式，恐致不测。”晋帝不得已，将张式交给了张彦泽。朝廷之尊，反为臣下所胁制。

……

凡此种种，还是小事，更有藩镇直接反叛朝廷的大事。

后晋大将，镇守镇州的安重荣，要与契丹决战，石敬瑭好言谕止，安重荣根本不听，认为晋帝拿他没办法，接下来就联合襄州的安从进，准备造反。

另一位藩帅安从进，在襄州，晋帝想把他迁徙到青州去做大藩，他竟说：“好啊！等把青州移到汉江南边的襄州来，我就去赴任。”晋帝闻言，也不敢惹他，史称“亦优容之”，还是得好言好语宽待他。

这种“姑息之政”，直到郭威时代还存在，成为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处理军政要务的前代经验教训。

郭威诛杀王峻、王殷，可能是最终结束“姑息藩镇”的人物。他是在“姑息藩镇”尝到苦果后，果断处置，结果导致“君臣不终”（这一点让郭威的继任者柴荣常常说到）。但也正是因为有了郭威对藩镇的痛下狠手，这才有了柴荣后来“节制”武行德、李继勋的故实。

武行德是周世宗时的功臣，世宗在征淮南时，以武行德为濠州（今属安徽凤阳）行营都部署，曾在郡境破淮军两千余人。但不久率师屯定远时为江南军所败，武行德勉强逃出重围。周世宗没有姑息，而是果断将他贬官，左授右卫上将军。

李继勋是所谓宿将，在攻打南唐寿州（今安徽凤台）战役中，守御无方，导致南唐军出城来攻，并“破栅而入”，后周军的攻城器械都被焚毁。此举让周军士气受阻，史称当时是“军无固志，诸将议欲退军”。周世宗也没有姑息他，将其免去中央军职，出为河阳三城（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使，次年又免去其节度使而责为右武卫大将军。

了解五代以来“姑息藩镇”的故实，就知道张永德鼓励周世宗处置何徽、樊爱能，实是英明之举。此事也成为柴荣一生最具杀伐手段的案例。此前二百年“姑息藩镇”的局面，开始改观。

张永德慧眼识珠

王夫之《读通鉴论》论及樊爱能、何徽被正法事议论道：

殷、峻诛，而后樊爱能、何徽可伏法于牙门，武行德、李继勋可就贬于国法；乃以施于有宋，而石守信、高怀德之流，敛手以就臣服。天诛也，王章也，国之所以立、民之所藉以生也。故曰不可以葅醢韩、彭之罪罪之也。百年以来，飞扬跋扈之气习为之渐息，一人死，则万人得以保其生。

船山意见译成现代语大意如下：

因为有王殷、王峻之诛杀，所以后来的樊爱能、何徽才有可能伏法于军帐之前，武行德、李继勋才可以国法贬官；这个传统到了大宋时代，老赵施“杯酒释兵权”，石守信、高怀德这类旧日藩镇，才不得不敛手臣服。正义的诛杀，也是王法所在，更是国家之所以建立、士庶之所以为生的保障啊！所以说，郭威诛杀王殷、柴荣诛杀樊爱能等，不可以用汉高祖刘邦诛杀韩信、彭越的不当来批评。唐末以来百年间，藩镇的飞扬跋扈之气习从此渐渐平息，诛杀一人，而万人得以平安，这样做，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事实上王峻不算被诛杀，是病死；王殷则死得冤，这一点，船山先生也同意，认为“王殷无罪受诛”。但先生行文至此，不加解释，有了文义矛盾。）

古语有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诛杀樊爱能这样的大决断，在“姑息藩镇”积习之下，是需要大智慧和大勇气的。而提出这个“一言兴邦”谏言的，正是张永德。张永德一番话语，对整肃后周士气深为有功。大约也正是这些地方，让周世宗柴荣感到了张永德的水浅水深……

理解“姑息藩镇”的历史，理解解决“姑息藩镇”的“张永德模式”，对赵匡胤后来的“收兵权”故实，会有更多同情理解。这是后话，且伏一笔在此，容当后表。

有一个传说（但也备不住就是史实），似能考见张永德缘何成了老赵家的死党。这个传说见于丁谓的《丁晋公谈录》，又见于苏辙的《龙川别志》。两书作者都是大名鼎鼎的北宋人，所记应该有根有据。

说张永德好方术，因此家里门客多道士。其中一个举子一病多年，张永德待之甚厚。此人会炼金术，能把水银变黄金，临行前表演给永德看。永德惊异，打算学这门技艺。举子说：“君自有三十年富贵，此术不足学也。”永德问他，举子卖关子不说，但他提示永德：“后当见吾于淮上。”说罢离去。

后来周世宗用兵寿春，永德从之。永德善射，往往到郊野设靶，观者如堵。有一次，他发现围观人群中有一和尚，原来就是那位举子。于是携手同归，宿帐中。夜半，张永德屏去仆人，问当年举子所言“三十年富贵”在哪里。

举子给他贡献了一个神秘意见：“若见二属猪人，善事之，则富贵可保也。”

举子离去后，张永德有了猜度。“二属猪人”何在？他开始暗中打探。

高平之战后，张永德高看赵匡胤一眼，老赵也就有了经常向老上级“讨教”的机会。当他俩能够聊天的时候，张永德想起了道士举子的预言。老赵告诉他自己的出生日，居然是丁亥年！丁亥之猪！

赵匡胤天姿英特，是一个生相出众的人物。经由高平之役，张永德更发现此人不俗不凡，现在又得知是一个“属猪”的，于是倾身事之。

赵匡胤虽然功名日盛，但家世并不显赫，他又生性廉洁，既不鱼肉百姓，又不贪污腐败，所以生活用度往往有拮据之时。张永德乃是贵戚之家，于是慷慨大度，不断地以家资奉给老赵。

更有意思的是，赵匡义生于己亥，小老赵一轮十二岁，也是属猪的！赵匡义姿表尤异，一望而知不是俗人。

这俩“属猪的”弟兄令张永德异常惊喜！

后来张永德有了好东西，甚至先要老赵挑拣，剩下的才自己享用。老赵深深地感谢永德，永德不说破，老赵也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倾力结交咱老赵。

显德五年（958）老赵拟娶名臣王饶的女儿为妻，张永德“出缗钱金帛数千助之”。后来赵匡义又娶魏王符彦卿的女儿，周世宗皇后的妹妹符氏，因为银子不多，来找哥哥赵匡胤商量说：“符氏，大家闺秀，吾正穷着呢，没有合适的聘资，你看如何是好？”老赵干脆给张永德写了封求助信，要弟弟赵匡义去找他。张永德甚至把这个看作是对自己的荣宠，倾家助之。

两个高攀的姻缘，极大地改善了老赵的社会地位，周世宗所以高看老赵，与这两场婚姻也有关系。

不仅如此，有了贵戚家的资助，老赵还得以结交天下豪杰。没有张永德对老赵的经济援助，老赵家与后周各路英雄的来往就会捉襟见肘。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张永德居然在政治上对赵匡胤也是倾心支持，没有二话。

张永德任殿前都检点，这个职位相当于国防部长、三军总司令。他居然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为赵匡胤坐大秘密地做了筹备工作。当然，张永德不一定就是秘密推戴老赵做皇上，但至少是推戴老赵做“老大”。但又有史料说：“忠武节度使、兼侍中阳曲张永德，徙武胜节度使。初，显德末，有江湖方士私谓永德言上（赵匡胤）受命之符者，永德在军中潜意推奉。”这里说的“潜意推奉”几个字，几乎就是直言张永德在帮助赵匡胤“谋反”！我对此类说法不大相信，因为：张永德深受柴荣信任，而柴荣当时还很年轻，正在壮年，除非谋杀柴荣，否则如何替代？但这类故实可以佐证的是：张永德对老赵心服口服。

显德二年后，张永德即开始倾心拥戴赵匡胤，为何？这是赵匡胤时代的又一个谜团。没有人知道张永德内心真实的想法。因此，我倾向于提出三个理由来解释这个谜团。

第一个理由：老赵人格魅力不一般。他仗义，有豪侠气，且为人正派，在五代乱世中，他的特立独行具有道德感召力。

第二个理由：高平之战，老赵“指挥”张永德的那一个瞬间，让他有了“听令”的谦卑。撇开职务官位不论，老赵比他更有气场。他服气老赵。我会在后面详叙“高平之战”。

第三个理由：如果张永德真的“潜心拥戴”老赵，“两个属猪人”等说法也许影响了张永德。不同史书记载的道士举子、江湖方士、睢阳书生，很可能是一个人。他们是不是老赵派往张永德身边的“卧底”或“说客”？史无明书，不好臆断，这类事如果做“故实”看，几乎就是在为陈桥驿事件做舆论准备；如果做“故事”看，也许不过是事后好事者的演绎。但即使是演绎，此中也有人心相背。这才是问题的要紧处：老赵得人心，连柴荣的姐夫张永德都已经心在赵匡胤这边了。王夫之《宋论》多次论及大宋得天下的因果，认为是“天命所归”。

现在知道的事实是：周世宗刚一逝世，赵匡胤做皇帝就已经是“天下归心”。这之中，张永德的潜在正反作用，不可小觑。他如果振臂一呼，反对老赵登基，估计又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战。

公元927年丁亥，属猪的宋太祖赵匡胤出生。公元939年己亥，属猪的宋太宗赵光义出生。公元928年戊子，属鼠的张永德出生。这个属鼠的，成了两个属猪的人物的贵人。

而老赵也待老张不薄，有天下后，将邓州赐给老张，并“许之终身”，也即终老张一世，邓州节钺都是老张的，从未有过褫夺。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一故实可以概见赵匡胤对老张的信任。

张永德在邓州，州里豪门有一人名高进，一族人都很凶暴，前后州郡太守都治不了他。张永德镇邓州，“发其奸，置于法”，按律处理了这个大家族。

但高进不服气，偷偷地跑到朝廷，诬告张永德在州里据险安排了十余砦军事要塞，将图不轨。

赵匡胤派使臣问高进：那“十余砦”在哪里？一个个报上来！

高进辞穷，只好说：“张侍中杀了我家族很多人，我实在是想中伤他报私怨，实际并没有什么要塞这回事。”

使者还报老赵。老赵说：“我就知道张道人不是个反叛者嘛！”说罢，给这个告密者高进戴上枷锁，直接送到邓州由张永德处置。

老张也是解人，更有海量，他对这个告密者说：“你小子竟敢告我谋反，胆子也忒大了吧！”

说罢，打开枷锁，给了告密者一顿棍子，放了。

赵匡胤听说后，很愉快。一直到太宗赵光义嗣位，仍然对老张待遇优厚。

张永德与道士、方士之类人物来往，资助这些人物时，出手阔绰，史称“家赀为之罄乏”，所以老赵戏谑称他是“张道人”。

张永德最后在邓州任上终老。

“叛军”回京韩通失分寸

陈桥之夜，赵普等人派出心腹进入汴梁，与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联络，这二位赵匡胤的昔日老友听到兵变消息，没有犹豫，就做好了内应，留守禁卫军迅速布置开来，占据京师要津，准备迎接老赵入城。

史称老赵陈桥兵变之后，兵不血刃。但是后周九年祚运，也颇培养起几个忠义之士，老赵践祚，并不顺利。

在汴梁南门，老赵的“叛军”遭遇了一次悲剧性的抵抗。

这一天应该是正月初四。

老赵的禁卫军主力从陈桥还军，来到汴梁南门。

南门不开。

守卫南门的将士不少，其中有一支常备治安武装，不足百人的“祗候班”。这是后周时期据守城内各地具有治安性质的准军事部队。大宋沿袭这一制度，至南宋时有二十四班，各班有名号，总二千二百五十二人，立为定额。（见《文献通考》卷155）诸班皆隶属于殿司管辖，以中军统制兼教练。此际，守卫汴梁南门为首的二位“卒长”，一个姓陆，一个姓乔。石守信、王审琦应该是他们的最高领导。他俩很可能已经得到了石守信或王审琦的通知，要求届时开门放入老赵的“班师大军”。但他们综合各种情报，得出了所谓“班师大军”其实是预谋推翻后周王朝的“叛军”。于是，一股“忠义之气”左右了他们的决定：不能开门，否则即等于纳降！至于成败利钝，早已置诸脑后。

老赵叫门不开，也没有强行攻城，而是转道北门进入汴梁。

陆、乔二位卒长早知大势已去，一开始就没有抱定必能拒“叛军”于城外的胜算。所以当威名赫赫的殿前都点检从北门进入京师之后，二人拒绝投靠新政，仿佛“义不帝秦”宁肯蹈海而死一般，他们慷慨自缢。老赵亲自来到“祗候班”值班室，看到了两具年轻人的尸体。

这一刻，老赵应该受到震撼。

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一刻，老赵的政治智慧和天良心性开始发挥作用。

众目睽睽之下，老赵带着激动的感情叹息道：“真忠义孩儿也！”真是讲究忠义的好孩子！

随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为两个“忠义孩儿”建庙纪念，赐名就叫“忠义庙”。并决定将“祗候班”易名为“孩儿班”。这个值班小分队队员的打扮也作了特殊设计：每人的帽子后垂头巾两条，粉青者一条，代表为周世宗服丧，绯红者一条，代表祝贺宋太祖登极。值班室的正门，周围还装饰黄罗缎，另外傍穿一小门，供日常出入。这一切，史称“旌忠”。直到三百年后，一个叫陈世崇的人著作《随隐漫录》记载这件事时，“孩儿班”的治安军士们还是这个打扮、值班房还是这个形制。

大军入城，先头部队由散员都指挥使王彦升率领。

直到这个时刻，后周朝廷才得到确切情报：老赵反了！

此刻早朝未散，后周大将韩通闻言大惊。

韩通当时的官职是：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同时还兼任着在京巡检——最后这个职务相当于京师公安局长。

他开始“自内廷惶遽奔归，将率众备御”，从朝堂惊恐地匆忙往府邸跑去，准备组织府中家丁抵御叛军。

韩通最初的想法和谋略，今天已经不可知。复盘当初的现场，韩通最初是向家中跑去。俗云“府罗将相”，也许他的亲信都在府上。在没有无线联络的紧急时刻，举目望去没有亲信可以派遣，似乎只有独立支撑。也许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慨，韩通确实是以一己之力扛起了后周的危局。

但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他这一边，他扛不起这个危局。

史称韩通为人“性刚而寡谋，言多忤物，肆威虐”，性情刚烈而缺乏谋略，说话经常与人顶撞，放肆自己的威风和酷虐。他没有好人缘，见人好瞪眼，有绰号“韩瞠眼”。他的儿子大约患有小儿麻痹症，自幼驼背，也有绰号人称“橐驼儿”，体形像刘罗锅儿，却是一个“颇有智略”的天才。后周时代，这个残疾天才就已经看出了赵匡胤的不凡和人脉，故常常劝父亲“早为之所”，也即早做打算：要么跟老赵早早对着干，要么结好老赵搭伙做一捻子。但韩通“刚而寡谋”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接受这个意见。

严重时刻来临，仓促间，韩通失了分寸。

就个人经历言，韩通与老赵确有一拼，俩人同时在周太祖郭威帐下，各有战功。战斗中，韩通曾经为郭威前驱，“身被六创”越战越勇；郭威称帝，韩通也有推戴之功；周世宗时打太原，韩通甚至玩过“地道战”，将地道修到太原城下；高平之战中，韩通也曾独当一面，大败北汉契丹联军。这些战功，都不在老赵之下。此外，他在西北边防、京师改造、疏浚汴渠、北击契丹多个方面都是功勋卓著的人物。“后周史”上，韩通有章有节。

老赵的功勋与韩通比较，伯仲间耳。但老赵后来的地位，论武职，为殿前都点检，在韩通的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之上；论文职，韩通的同平章事，却在老赵之上。在认长枪大戟的五代乱世，老赵的影响力超过韩通。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老赵地位在韩通之上，虽然只不过高那么一点点，但韩通长时期来不与老赵通好，必有不相能处的地方。从人物分析看，他俩应该存在着小说家言的“性格冲突”——虽然各自都还不过隐忍未发。

这位“韩瞠眼”没有朋友，他没有更多的情报来源。直到老赵大军已经进城了，“闻有变，惶遽而归”。从早朝的后周大殿到韩府应该有一段距离。这一段距离成为他的不归之路。

韩通遭残杀老赵震怒

韩通碰上了一个克星。这个克星是王彦升。

史称王彦升“性残忍多力”。此公善击剑，有绰号“王剑儿”。后唐、后晋、后周，他都有战功。后周时，曾在阵前斩杀地方大将，因功而升为龙捷右第九军都虞候，累转铁骑右第二军都校、领合州（今安徽合肥）刺史。周世宗时，征淮南，破敌军水砦，擒获甚众。大宋建国后，他曾在西北任原州（今宁夏固原）防御使。当时西人有犯汉法者，王彦升不加刑，却召来僚属饮宴，将犯法者带至厅堂，“以手捽断其耳，大嚼，卮酒下之。”他撕断犯人的耳朵当下酒菜！“其人流血被体，股栗不敢动。前后啖者数人。”他用这种方法慑服西人，史称“西人畏之，不敢犯塞”。

韩通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野蛮人！

王彦升应该是率军往宫中进发，韩通则是自宫中奔回，于是狭路相逢。

王彦升遇到神色惊慌的韩通，应该有过短暂的警惕和对话，但韩通一定是直言叱责了王彦升，随后，绕过王彦升，向韩府奔去。这个举动让王彦升明白了韩通的目的，于是尾追至韩府，将韩通杀掉。

历史记录这一段惊心动魄的追杀只有几十个字：

策马逐之，通驰入其第，未及阖门，为彦升所害，妻子皆死。

王彦升鞭马追逐，韩通跑回府邸，还没有来得及关上大门，就被王彦升赶到杀死，府中妻子、儿子也被杀死。

韩通是大宋代周之际唯一遭遇杀害的大臣。

郭威被迫起兵灭汉，在澶州被拥立为帝，韩通在其间是最具兵权的大将之一，应该有大功。但也正是这个经历，让他明白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与郭威“黄袍加身”乃是依样画葫芦。他应该熟悉这个“流程”。但他选择了与老赵对抗，最后死于非命。这是周、宋易代之际的一个悲剧。

韩通不仅能打仗，更懂水利城镇建设，周广顺年间到显德年间，他有很多业绩都在治河、城建方面。

周太祖征兖州慕容彦超时，韩通在京为右厢都巡检。逢黄河泛滥，淹河阴（今河南荥阳北）。韩通率千余名兵卒疏通汴河口，主持修筑了河阴城。因功升为保义军节度。

显德二年（955）夏，柴荣遣兵伐后蜀，韩通为西南行营马步都虞候。他率部进入大散关，围凤州（今陕西凤县东）时，分兵修筑了固镇城堡，这是为战事胜利作出的前瞻性工程，果然，固镇像钉子一样钉在蜀军背后，致使后蜀粮道中断，后周赢得战役胜利。

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权点检侍卫司时，周世宗感到汴梁城越来越繁荣，却越来越狭隘，于是下诏增广街巷，扩建京城。这个大工程韩通总领其役。按照原来规划，要三年完工，但韩通调度有方，半年就完成了任务。

显德六年（959）春，韩通奉命巡视黄河堤防，曾领诸州民工疏浚汴渠达数百里。

著名的葫芦河北部边防，就是韩通在柴荣时代修建的。

元人胡炳文《纯正蒙求》说大宋两人“济人爱物”的德举。其文说：“周韩通，少应募，以勇力闻。显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后，遗骸满野，通悉收，瘗为万家冢。宋刘温叟中丞，尝令其子市药，药有天灵盖，温叟问此何从而产，对以人骨，即命瘗于郊外。”后周时代的韩通，年轻时应募入军，以勇力而闻名于军中。显德二年，河北战役过后，到处都是遗骸，韩通全部收起，埋掉，筑为“万家坟”。宋代的刘温叟中丞，曾经让儿子去买药，药方中有一味“天灵盖”，刘温叟问这药是什么东西，回答说是人的骨头。刘温叟就命令儿子将这味药拿到郊外，埋葬了。故史称“韩通收骸，温叟瘗骨”。

韩通，是个有仁爱之心的人物，并被后人所赞誉。

王彦升在韩府杀掉韩通并其家人，成为陈桥兵变一大耻辱。这一事件违背了老赵班师前的约法三章，所以当老赵得到消息时，极为震怒，因为是开国之初，暂且隐忍，没有加罪王彦升。但史称老赵“以其夺杀韩通，终身不授节钺”。因为他杀了韩通，终其一生，没有给予王彦升“节钺”，也即没有给他重镇方面的大权。等于对他是终身废之不予大用。

王彦升后来在担任铁骑左厢都指挥使时，曾经夜半到宰相王溥的府邸“访问”。夜半来人，王溥惊悸而出。坐后，王彦升说：“我不过是巡警京师，又累又困，走到这里，想跟先生一醉。”王溥是后周旧臣，彦升是新朝功臣，他贸然进入王溥家中，有讹诈索贿的意味。但王溥佯装不懂，置酒，对他虚与委蛇，喝了几杯酒，打发走人。第二天，王溥将这个事秘密地奏报给老赵。老赵知道后，更加讨厌这个恶人，某日，寻个机会，将王彦升外调为唐州团练使。从此，唐州也成为团练使的镇守所在，不再设刺史，更不设节度使，等于地方降格。

老赵初登明德门

赵匡胤大军已经班师进城。

王彦升已经除掉唯一的抵抗者韩通。

杜夫人及老赵全家已经得到妥善安排。

石守信、王审琦已经安排好城内一切接应。

诸将簇拥老赵登上明德门。

明德门，又名朱雀门，是东京汴梁内城的正南门。城门楼子很宏敞，可以南北眺望。

向北望，可以俯瞰整个内城；而内城人等也可以约略看到登楼之人。故，老赵此举，实有“宣示”之意。门楼之下将士们的一片欢呼，“万岁”之声应该此起彼伏。老赵的目光如果越过整个汴梁，往北，就是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再往北，就是被那个“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那是汉唐故地、虞夏旧封。那里尽是吾土吾民……他能够想起去年跟从大帝柴荣北征契丹的一幕幕……

向南往，老赵的目光越过南熏门外的玉津园，就是豫中。过了淮河，就是富饶的江淮平原，再往南，就是李昪、李璟、李煜三代人经营的南唐大藩，那里现在是衣冠之邦，自命承续着大唐祚运……他能够想起前年跟从大帝柴荣南征江淮的一幕幕……

都在卧榻之侧啊……

登楼后，老赵下了第一道命令：将士们各自回营，等待消息。

随后，老赵脱掉甲胄和赭黄袍。

这一刻，老赵的去向，记录中就有了三个说法：

一说他“回府第”也即回家了；

一说他“归公署”也即回到殿前都点检的办公室；

一说他“诣政事堂”也即到宰相范质等人的办公处。

兵变成功，直接回家，未免儿戏；回自己公署，置身事外，似乎作态；只有径趋政事堂，约见或求见或召见各位宰执，商议兵变善后事宜，才是正途。在府第、在公署，也可以召见范质等人，但那未免有点“托大”，似还不是老赵性格。故，按照我理解的逻辑，我倾向于老赵“诣政事堂”说。

此际，大臣们正在殿中早朝未散。

老赵的部下客省使潘美，先赴朝堂面见执政范质等人，告知兵变事宜。客省使，是负责迎来送往的公关部主任之职。这是潘美第一次在革故鼎新之际承担大任。潘美径赴朝堂，向早朝未散的文武官员宣布了改朝换代的到来。后周第一名相范质，这时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当初派出老赵“抵御北汉契丹来犯”铸下大错。他下殿抓住另一宰执王溥的手腕战战兢兢地说道：“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着急忙慌地派出大将，这是我辈的罪过啊！

据说范质的指甲掐着王溥，几乎掐出血来。而王溥则“噤不能对”，也紧张得一句话说不出。

改朝换代，事大骇人，社稷未来、国君处置、自家命运，一切未知。贵如宰执，不得不惊。

范质大名已经流传江湖与庙堂甚久，后周郭威才一践祚，就四处查访其人，据说半年后，在一个隆冬季节，找到了这个传说中的人物。说二人见面时，大雪纷飞，周太祖郭威脱下自己的袍子给范质披上。范质在郭威的知遇下，官职一路飙升，最后做到中书侍郎，兼集贤殿大学士，后兼枢密院事，进右仆射，兼修国史，可称位极人臣。

周世宗六年夏北征，范质因病留京师，世宗赐钱百万，要他延请医师、购置良药。世宗师还，以枢密使魏仁浦为相，命范质与王溥并参知枢密院事。世宗临终，入受顾命，辅佐恭帝。

周恭帝嗣位，范质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萧国公。

显然，范质在后周实在是三朝元老，恩遇甚深。他应该是后周一等一的大人物。老赵兵变，首先要面对范质；而范质，在兵变之后，也必须面对老赵。他俩需要共同解决新朝旧朝之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问题。

政事堂帝相对峙

兵变后，关于范质与老赵的第一次会晤，史料中可以见到不下十几种说法。有些说法大同小异。“大同”可以勿论，“小异”处则各有玄机。综合诸说，我愿意如此复原现场——

老赵脱掉甲胄黄袍后“诣政事堂”。他在范质的公署而不是殿前都点检公署，静静地等待范质的到来，身边只带了军校罗彦瓌。

武夫罗彦瓌，曾在十三年前，契丹灭后晋时，被契丹派了个差事往南京（今北京）送马千匹。这都是契丹缴获的中原战马。那时的战马就跟热兵器时代的坦克般贵重。罗彦瓌押着马匹走到河北元氏这个地方时，听说刘知远成立了后汉，就将马匹送给了后汉，因功出任护圣指挥使。大宋建立后，他也多次在边地击败契丹，乾德二年（964）春，北汉与契丹攻宋，罗彦瓌与李继勋等击败联军于辽州（今山西左权）。乾德四年二月，又与田钦祚等人击败北汉军于乐平（今山西昔阳）东静阳砦。这是五代十国以来抵御过契丹和契丹附庸国北汉的人物，颇有“民族英雄”的色彩。他现在的角色是老赵的保镖。

范质率王溥、魏仁浦等诸位宰执和后周元老一起来见老赵。范质应该是主动来见老赵，而非由士兵“拥至”。我相信经历丰富的老范知道怎样做。况且，他不过是循例早朝之后回公署而已，不同的是，公署里来了不速之客。

见到老赵后，应该有短暂的对视或寒暄，但范质首先开腔，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老赵的谴责。史称“颇诮让”，很有点讥讽指责。他按往常官阶，仍称老赵为“太尉”而不称他为“陛下”，这就等于预先定了调子——他需要在大义面前有所坚守。

他说：“先帝养太尉如子，现在先帝身尚未冷，你怎么能做这事？”

闻听范质此言，老赵痛哭流涕。很多文献记录了老赵的哭泣：《龙川别志》说“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东都事略》说“太祖性仁厚，呜咽流涕”。《宋史》《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涑水纪闻》等，无一例外地记录了这一场痛哭。

老赵的痛哭，我不怀疑他的真诚。

如果相信老赵被“阴谋拥戴”是不得已的，是如以往曾经发生过的若干“拥戴”一样，是被强迫的，就可以理解老赵痛哭的真诚。老赵是读过圣贤书的人物，是宅心仁厚的人物，我不相信他会趁人孤弱而预为谋划。有一个最有力的理由：周世宗病逝时只有三十八岁。谁也不会想象他会英年早逝，留下孤儿寡母。说世宗在世之际，老赵就开始阴结死党，预谋取代，实在不切实际，想法未免狂妄。面对圣君赵匡胤，不宜做张做势硬充大明白，好像古来君王个个皆是阴谋家。这类想象近代以来几乎成为思维定式，我不信这类思维定式是理性的。

老赵的痛哭应该是一种无限委屈中的天良发现。但他已经无力拒绝命运。

面对后周老臣范质，老赵已经泣不成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

我受到世宗深厚的恩典，却被六军逼迫，一朝到了这个地步，惭愧面对天地！我将怎么办呢？

老赵没有在大军进城之际，威风凛凛地踏入金銮宝殿，而是自己来到宰执公署政事堂，“将若之何”一语，也确实是他此时此地的心境写照。那么多事情要处理，我赵匡胤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倾向于认为，这是老赵在向老范求救——老范啊，请给我一个说法……

范质等人面对这个场面，也一定在忖量进退。

军校罗彦瓌此时充当了拥戴者的全权代表。史称此人“按剑厉声向（范）质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

老赵叱责罗彦瓌，但罗彦瓌不退。

范质在与罗彦瓌僵持中，并没有惧怕。按照我的想象，范质甚至没有睁眼看一眼这个粗鲁的军校。但以往的历史经验也告诉他：事情已经不可逆转。于是，这位后周第一名相缓缓说道：“事已如此，也不必太仓猝。自古以来，帝王有禅位之礼，今可行也。”

赵匡胤问其详细，范质将受禅程序有详有略地讲述一遍。然后又说：“太尉既以礼受禅，则视太后如母，养少主如子，无负先帝旧恩。”

范质的话语依然充满“诮让”之讥。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范质意想不到的事：

王溥下跪了。史称“（王）溥降阶先拜”。

王溥在后周参知枢密院事，官至右仆射，是诸相之一。周世宗柴荣死后，赵匡胤势力开始坐大，史称“王溥亦阴效诚款”，也即秘密结好老赵，他甚至向老赵献奉宅园一座。他应该是“有远见”的人物。当初他在郭威帐下为从事，郭威平定河中李守贞，缴获朝中官员与叛将往来交通的文书，郭威要揪出这类两头下注的人物。就是王溥劝郭威息事宁人，争取人心。周世宗时，高平之战，举朝反对御驾亲征，只有王溥赞同，后来果然战胜。周世宗西北用兵，王溥推荐向训任主帅，又胜。种种记录表明，王溥为君王计、为社稷计、为明哲保身计，都不乏远见。他能在历史转捩点抓住稍纵即逝的机缘做出准确的决策决定。

当范质对老赵“颇诮让”之际，王溥已经暗中做出了决定：率先匍匐。这就意味着：旧朝肯认老赵为正当的第一人，不是你范质，而是我王溥。他省略了忠于前朝的价值观，却奉呈了忠于新朝的投名状。王溥一跪，在政事堂内，是有震撼力和传染性的。敢于对老赵“颇诮让”的老范一直是“且不肯拜”的，但随着王溥的一跪，就在此一时刻，范质想必也感到了危机的真切逼近。

史称在王溥之后，“质不得已，从之，遂称万岁”。范质不得已，跟从着王溥，就开始称赵匡胤“万岁”了。

事儿，就这样成了。

行禅代礼老赵登基

以后的事就是程序中的套子活儿了。

应该是在当天上午，老赵被范质等人引导到崇元殿，开始行禅代礼。因为改朝，所以有些人的“班位”有所变更，这就需要一一指画讨论，论功大小论官高低，需要重新排列，史称这个工作“至晡班定”——直到下午三点多以后才排好班位秩序。这个程序用去了五六个小时的时间。

宋人周密《癸亥杂识》“汴京宫殿”条，说到禁中有“锦庄”，前有“射垛”。说“太祖始受禅，即暂坐于此”。此地花木不修，任其自然生长，是个宫内有野趣的地方，所谓“有茅茨不剪之风”。据此记载，老赵应该在各位排列班次的闲暇到禁中花园里走过。

百官就列后，符太后带着小皇帝柴宗训登上大殿，拟“宣召”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领旨”听禅位诏书——直到这个时候，才发现：没有禅位诏书！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禅位诏书。赵普没有想到，范质没有想到，王溥也没有想到，老赵，也没有想到。正在尴尬中，文官班中闪出一人曰：“禅位诏书已经备好。”

众人定睛看时，却是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他应该是在“列班”排座次之际，匆匆草拟了这份“划时代”的文书。

只见他从袖中从容掏出一卷笔墨尚新的圣旨，仓促中甚至来不及审阅，符太后略一看过，即宣读了这个禅位诏书。

《全唐文》收录了这份《禅位诏》，全文如下：

天生蒸民，树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禅位，三王乘时以革命，其极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国命有归。咨尔归德军节度使前都点检赵匡胤，禀上圣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纳麓，东征西怨，厥绩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讴谣狱讼，附于至仁。应天顺民，法尧禅舜，如释得负，予其作宾。呜呼钦哉，祗畏天命。

天生众民，为之派出管理者，在这些管理者中，尧舜二帝为公天下而禅让，夏商周三王遵循时机而革命，这之中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我（柴宗训）一个小小人物，遭遇家国正当性流失，人心已经离散，国家命运有了新的归宿。唉，你这个归德军节度使、前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禀赋中有上圣的资格，有神武的韬略，曾经辅佐我高祖（郭威），感通上帝；到了侍奉世宗（柴荣），功存枢机；征东则西方埋怨（怎么还不来征讨我们），这个功绩实在是太大了！天地鬼神，都能够享有你的大德；举世舆论，都在称颂你的仁义。现在，我将应天之意，顺民之情，效法尧帝传禅舜帝之举，如释重负。从此，我将成为新君的宾客。啊，这真是一件大事啊，应该敬畏天命。

这时，老赵作为“殿前都点检”，在宣徽使引导下，跪在大殿外面红色的台阶平台上（这个地方文绉绉的说法是：龙墀，也称丹墀），听旨。这是后周王朝的最后一道圣旨。随着这份圣旨宣读完毕，世上已无周王朝。

符太后和周恭帝走下大殿，一分钟前，还是“社稷之主”，一分钟后，班在“人臣之列”。

静候中，范质、王溥等人扶着老赵升阶纳陛，越过门槛进入崇元殿内，到东序，换上刚刚准备好的衮冕皇袍，再回到大殿，升殿，即位。

当老赵坐在昔日周太祖、周世宗、周恭帝坐过的位子上时，宣徽使引导百官和符太后、周恭帝，开始向老赵拜贺。此际，大殿内响起预期中的“万岁”声声。

随后，宣徽使宣布，奉周恭帝为郑王，奉符太后迁居西宫。

郑王柴宗训后来被安置在房州（今湖北房县）。老赵幼时，曾跟从一个叫辛文悦的儒者修习“五经”。周世宗时，老赵梦到辛老师来谒见，而辛文悦也梦见老赵在邀他。后来老赵找老师，老师找老赵，二人终于见面。老赵登基后，任命老师为太子中允（管理太子宫的高级官员）。几年后，老赵又任命辛文悦为房州州长。老赵知道辛文悦是忠厚长者，所以有此任命。这也是为少年柴宗训派出了最好的老师。大宋建国后十三年，柴宗训病死。坊间因此有一些猜测，认为他是被老赵家所害，但此类说法从无实据，不可信，至少，我不信。郑王死后，史称“上素服发哀，辍视朝十日，命还葬庆陵之侧，曰顺陵，谥曰恭帝”。老赵穿了素服为郑王治丧，停止上朝十天，又命令将郑王灵柩葬在周世宗墓地旁，史称顺陵，谥号为恭帝。

赵匡胤践祚，这一天是正月初六，老赵改元建隆。祭祀天地。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使遍告郡国、藩镇，加官晋爵有差。因老赵即位前任归德军节度使，镇府治宋州，所以诏定国号为宋。

赵匡胤从此成为大宋开国之君，庙号太祖。

这一天，是个好日子，老赵心情不错，但陶谷遽尔掏出禅位诏书的举动，让他既惊异又恶心。由于陶谷事先拟定诏书效忠新朝而邀功的行迹太过明显，史称“太祖由是薄其为人”，太祖赵匡胤因此而很鄙薄他的为人。

老赵之所以鄙薄陶谷，是因为他仓促中取出禅位诏书，写得又那么漂亮、得体，就给人一种早有准备“诈取天下”的印象。这事看上去符合程序，陶谷为程序的合理性做了预先谋划，但正因为这个举动，让事起非常的改朝换代之举有了黑色智慧的性质。现在想想，实在还不如没有这份“退位诏”，就在毫无准备的程序中，临时安排口头宣敕，或在百官等待中，临时草拟，这样，陈桥兵变的“偶然性”才有了逻辑上的一贯性。陶谷实在是自作聪明，反而坏了老赵的名声，甚至，坏了大宋的名声，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有人拿着陶谷预先拟定“退位诏”来说事，认为陈桥兵变是细密谋划的结果。

陶谷的自作聪明也有记录。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袁文《瓮牖闲评》都说一故实：说契丹、北汉合兵来袭时，老赵率兵北征，按礼，大臣们都在城门之外的芳林园为老赵饯行。就在这个地方，老赵需要接受节钺，也即得到授权。之后，这位翰林承旨陶谷先生，就抓着老赵的衣袖，做出留恋的状态，坚持要“致拜”。老赵多次避让，陶谷一定要拜，并且说：“且先受取两拜，回来难为揖酌也。”太尉先受我两拜，等你回来，再像这样行宾主之间的作揖礼拜吃酒的礼节，恐怕很难了。过去同僚之间敬酒，也需要礼拜，不过不同于君臣之间的礼拜。按记录中的说法，陶谷是在“最后一次”行同僚之间的礼节。好像他已经预先知道了大军返回之后，只能做“君臣”，再做“同僚”已无可能。

这类记录，我不信其为真。如果老赵真有造反之心和具体安排，陶谷这么做，岂不是预先泄露了“谋反、叛逆”的惊天预谋？太祖践祚，岂不成了一场事先张扬的造反大案？谁敢这么做事？所以，只须付诸常识，即可以看穿作伪。

那么，这类“作伪”为何会出现？

我倾向于认为，正因为陶谷有袖中摸出“退位诏”这类自作聪明的举动，于是有了记录中的“附会”。在为老赵饯行的历史现场，陶谷可能向老赵敬酒，于是在后来的传播中，他被好事者“塑造”为“预先知道图谋的人”。但也正是这种“预知”行为，在重行思想、推断往事时，可以看到：故实未必真实，但用来界定陶谷“自作聪明”的人物性格，确是异常准确的。

天子践祚“大赦天下”

天子践祚，几日之内，依礼应有“大赦天下”之举。

老赵践祚第二日，驾临东京汴梁明德门，首先宣布大赦。明德门下，是一个城内的广场。此前一日，有司设立文武百官、皇亲及蕃国诸州朝贡使、僧道耆老等，位于明德门外，作为大赦现场的嘉宾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主持礼仪的太常官准备了各种大赦礼所需的乐器，包括钲鼓等。这天，刑部从御史台、开封府那里得到京城系囚的名单，记录后，准备文件，等待。太祖车驾来到明德门后，进入帐幄，改穿常服。

群臣就位后，皇帝登楼，即御坐。

枢密使、宣徽使分班侍立，仗卫如仪。

通事舍人引群臣从御座前迤逦行过，再拜完毕，各归各位，就坐。

侍臣宣布：“承旨。”

主管礼仪的通事舍人到楼前，侍臣传导皇帝敕令：

“树金鸡！”

通事舍人退，回到自己所在的位置，宣付下一程序给有司，“树金鸡”，完事后，太常击鼓，囚犯们开始集中。少府监指挥人在楼东南隅树立鸡竿。

“金鸡”是一支高竿，高达七丈，金鸡高四尺，在高竿顶端。黄金装饰鸡首，鸡口衔绛色布幡长七尺，有彩盘承接。高竿自顶而下，四周有绳索向四面拉去，到地下，分四面用木钉钉住。这四根绳索有稳定高竿的作用，令高竿在任何方向都不至于倒掉。这时，有专门的“竿木伎人”，沿着四根绳索攀援，争着爬上高竿顶部，要从鸡口中取下所衔绛幡。首先争得的伎人，手举绛幡向众人展示后，高呼万岁。

明德楼上，则以红色的绳子贯穿木鹤，有人装扮成仙人乘坐，捧着皇帝的制书，循绳而下。到地面，有一个巨大的画台承接木鹤。有司取过他“降下”的制书，放置到预先准备好的案子上。

这个制书，就是《赦书》。这时，有官员承旨，手捧《赦书》，宣告要将这份《赦书》给付中书门下也即国家政事部门，再由中书门下转授通事舍人。

通事舍人手持《赦书》高声宣布：

“有制！”

群官闻言，马上离开座位，再拜。

通事舍人开始宣读《赦书》。

完毕，将《赦书》还授中书门下，转付刑部侍郎，承制释囚。

群官称贺。

礼官进来到楼前，承旨宣达皇帝口令，完毕，百官又拜，行大礼蹈舞而退。

赦文无非说皇上受命于天，应有仁慈之念。之所以成就天下，不仅有武略，还有文治，现在应该顺从天道的精神、黎民的愿望，大赦天下。

以后还有大典，祭祀天地神祇的郊祀礼，也要大赦，一般也遵用这种仪式。

“树金鸡”是大赦天下的天子仪仗。是属于“帝”这个规格的礼制。南唐从后周时代由“帝”降格为“国主”也即“王”位，不能继续使用“树金鸡”的礼制。但后主李煜登基后，有一次大赦，在金陵（今属南京）登楼，将囚犯召集到临时设置的“金鸡”形状高竿之下，而后宣布国家赦免诏书。百官、父老齐集，有司击鼓千声。大赦令下，囚徒感激涕零。南唐后来讨好大宋时，更直接用大宋年号，但在大赦礼中，还是用了“树金鸡”的仪式。

名分所在，这事让太祖赵匡胤老大不高兴。

有一次南唐派来使者陆昭符恳求大宋不要攻打南唐。老赵厉声斥责南唐的“金鸡”之事。陆昭符是个口才相当了得的人物，听到老赵责怪此事，就故意轻描淡写，并带着开玩笑的语气说：“那哪里是什么‘金鸡’啊！那是‘怪鸟’！”

老赵听后大笑，也就不再继续追问了。史称“昭符之对，虽涉滑稽，而能取悦上情，免其君负僭上之责，亦其忠也”。陆昭符的应对，虽然涉及滑稽取笑不那么庄重，但能取悦大宋皇帝的心情，免除了南唐后主李煜要承担“僭伪”的责任，也算是一种忠诚。

赵匡胤践祚，赵普居功甚伟。

此人称得上是“赵匡胤时代”第一名相。

他是大宋太祖太宗两朝大臣。

史称此人“半部《论语》治天下”，一生没有把《论语》读完。他是真的不怎么读书的人物。宋人文莹《玉壶清话》说，老赵都看不得他不读书的样子，但是他确实是做事有判断力，帮着老赵拿了很多大主意，当然也有馊主意。但朝中官员读书人越来越多，衬托得赵普跟个乡巴佬似的。有一个大臣卢多逊，一直与赵普不和。乾德初年，赵普做枢密使，卢多逊为翰林学士时，一日同来奏事。老赵刚刚改元乾德，很高兴。他很喜欢这两个字，认为这个年号从古未有，就向臣下们讲述这个年号多么多么好。赵普跟着在旁边称美。卢多逊缓缓道：“此伪蜀时号也。”这是伪蜀（前蜀）时的年号啊。老赵大惊，赶紧令人检史查对，果然，是四川蜀国曾用过的年号。有气没地方撒，就拿着毛笔跟赵普说：“你过来，你过来!”赵普过来，老赵笔蘸浓墨，在赵普脸上抹花脸，一面抹一面道：“你怎么能学学，跟人家卢相一个样！”赵普尴尬地挨了一脸墨汁，一个晚上没敢洗，第二天来“奉对”，还带着花脸。太祖看着好笑，让他洗了。赵普与卢相本来就有芥蒂，此事之后，过节更深。

但老赵对赵普还是有关爱，他对赵普说：“爱卿就是苦于不读书！你看现在朝廷，都是有学问的大臣，一个个互相竞争着自立，一个个学问越来越大，爱卿你就没有一点惭愧吗？”

据说从此以后赵普就有了“手不释卷”的习惯。但后来家人检点他的“书箧”，也只有一部《论语》而已。

赵普的故事绵延宋初几乎半个世纪，他的一生与太祖太宗相终始。在太祖太宗时代，他的位置相当于汉刘邦手下张良、萧何与陈平三人的合体。他兼具了陈平的诡道和张良的权谋，以及萧何治理天下的能力，是一个深深介入内幕，又以能臣姿态协助帝王的两朝元老。

他做过枢密使。唐代以来，枢密使往往以中官（宦官）出任，属于“内贵”之职，未必直接管辖军队。后唐时枢密使有人带相印，可以管带军队，但很短暂。一般而言，枢密使负责军队工作，但需要朝廷派遣，才能掌管实权。所以枢密使一般不算正官，算虚职。到宋初，赵普出任枢密使后，这个职务成为正官实职。但调动兵权，还要另外指派授权。大宋之后，枢密使、政事堂（中书门下）参知政事、三司使，都成为“执政”。所以史称枢密使作为“正官”是从赵普开始的。可见老赵对他的信任。

老赵好“微行”

老赵因为“乾德案”给他抹大花脸，事后想想，有一种“自己人”的亲近感。另外的一面，则是对赵普的超逾性信任。

史称太祖亲信赵普如左右手。有一个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赵普强买民宅，聚敛钱财，贪污受贿。闹上朝堂，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老赵对贪赃枉法一贯厌恶，但事到赵普这里，就有了性格的拐弯。他听后大怒——不是怒赵普腐败，而是怒雷德骧不懂事。他斥责这位御史中丞说：“像鼎铛这样的器物，还有俩耳朵呢！你连耳朵都没有！你没听说过赵普是我的社稷大臣吗，嗯？”

于是命左右将雷德骧按倒在地，拖着他在庭院里绕了几圈。完事后，才让他戴好帽子，召到殿上，对他说：“今后不要再胡说啦，这次姑且饶了你！——但今天这事不要让外人知道！”

赵普与老赵说话，也与众人不同，常常能直言，而老赵也不恼。

有一次老赵与赵普讨论朝廷内外的事情，出现意见分歧，老赵说：“我上哪儿能找石敬瑭的宰相桑维翰那样的人，谋划天下啊！”

赵普回答：“就是桑维翰今儿在这，陛下也不会用！因为桑维翰爱钱。”

老赵说：“如果能用他的长处，也应该能回护他的短处。一个读了点书的读书人有多大眼光？给他十万贯，他的屋子都能塞破了！嘁！”

这段故实让人看到，二人虽然斗嘴，但实在是“君臣无猜”。互相间没有猜忌、疑虑。

在有些时刻，赵普也能像个历史上的贤臣一样，因势利导，劝谏老赵。

有一次，野外大宴，雨骤至，很久不止。老赵有点焦躁，左右都有点害怕。赵普过来说：“外间百姓正在望雨。大雨对大宴有何不利呢？不过沾湿供帐、淋湿乐工的衣服罢了，百姓却得到想要的雨。现在，皇家、百姓各欢喜作乐，适当其时。就令乐官雨中奏技岂不两全？”

一番话，说得老赵很高兴，结果在雨中终宴。

据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说，老赵即位之初，多次“微行”，以此“侦伺人情”。有时会“微行”到功臣之家，但何时造访，功臣们都无法测知。

赵普每次退朝，不敢脱掉衣冠，就怕老赵来访。

古人待客有礼，一般须“冠带”后而待客，戴上帽子、系上礼服的带子，才可以接待宾客。不仅下级接待上级要“冠带”，上级接待下级也需要“冠带”，否则就是“失礼”。哪怕因为“冠带”需要耽误工夫，也需要继续“冠带”。

有一次，老赵宣召，召翰林学士窦仪到宫禁来撰写诏令。窦仪闻讯来到老赵所在的内殿，宫前苑门，他看到老赵“岸帻跣足而坐”，帻，就是头巾，一般用来盖住额头，帻之外，再戴冠。岸帻，就是连帻都不戴，或是把帻推开，这样，头上就很凌乱。跣足，就是光脚。这是一种很随意率性的打扮，今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但在古人那里，就是“失礼”。所以窦仪看到老赵这个扮相后，不肯往里走。老赵发现，马上正帻巾，戴头冠，系腰带、穿鞋子，一切打扮停当，而后召窦仪进。窦仪趁此诚恳劝谏道：“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恐豪杰闻而解体也！”

陛下您刚刚创业，要建设政统，应该以礼昭示天下。否则，臣担心天下豪杰听说您不懂礼，而分崩离析啊。

史称老赵听到这番劝谏“敛容谢之”，收敛起随意的笑容，严肃地向他称谢。并从此以后，接待近臣，从未有过失礼“不冠带”的时候。

所以赵普知道老赵好“微行”，担心临时“冠带”来不及，就不怎么敢在家里解除冠带，闲服休息。

荐人才赵普居功

若干年后，老赵平定了后蜀，有一天晚上，大雪，赵普估计老赵不会再来了。正打算“岸帻跣足”，在家里轻松点，不料听到了叩门声。赵普出来一看，老赵正在风雪里站着呢。慌忙迎拜。

老赵说：“已经约好了晋王，他一会儿就到。”

晋王，就是老赵的兄弟赵光义，此时已经封为晋王。

不一会儿，赵光义也来了。

赵普在大堂上设了几重茵荐，免得坐在地上太凉。然后开始烧炭烤肉。

赵普太太出来为各位斟酒。老赵称赵普太太为“嫂子”。

赵普从容地问老赵：“晚上这么晚，天这么冷，陛下出来干吗啊？”

老赵说：“我睡不着啊！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所以来见卿。”

赵普说：“现在南征北伐，正是时候啊！很想听听陛下的成算、方向。”

老赵说：“我想下太原。”

太原，属并州，乃是当时北汉京师所在。

赵普沉默一会儿说道：“下太原，非臣所知也。”

老赵问为何，赵普说：“太原当西、北二边，假使一举而下，则西边、北边两个方向的草原帝国，都要由我大宋独挡。何不暂留太原——它就像个等待替掉的被围黑子，跑不了。等削平诸国，再来解决这个弹丸之地呢？”

老赵笑道：“吾意正是如此。特意来试试卿的眼光啊！”

于是在赵普家中开始讨论平定江南的规划。

老赵说：“王全斌是我大将，但这次平蜀，杀人太多，到今天我想起来，还耿耿于怀，不能原谅他。下江南，王全斌不可用。”

赵普向老赵推荐了曹彬和潘美，以曹彬为主，潘美副之。老赵觉得这个人选不错，记在心里。

赵普为人寡语，性情沉着，有严肃刚正的一面。一般认为他对人阴刻，有嫉妒心，但“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大节。

有个循例该提升的臣子，老赵不提升，据说是因为老赵“素恶其人”，所以不给他提升。赵普第二天接着上奏，还是这个人这件事。老赵还是不用。第三天，赵普再来，还是此人此事。老赵大怒，把他的奏章撕碎扔在地上。赵普脸色不变，把地上撕碎的奏章拾起来回家，修了补了，重新粘贴在一块，再来上奏。赵普坚持要让此人提升。

老赵耍赖，像孩子一般发怒道：“嗨嗨！朕就是不给他升迁！你怎么办吧？”

赵普这时候说出了一句名言：“刑赏，天下之刑赏，陛下岂得以喜怒专之？”

刑罚和赏赐，是天下国家朝廷社稷的刑罚和赏赐，陛下岂能以您个人的喜怒而专断呢？

据说老赵闻听此言“怒甚”，干脆站起来，走人。但赵普还是跟着他。老赵进入内宫了，赵普就立在宫门口，很久不走。最后，老赵服软，答应了他。

但事后考察，证明赵普推荐的这个人还真是很合适。

所以，老赵对赵普推荐的人才都会相当重视。

赵普的神秘性让人望而生畏。满朝大臣对他都有畏惧之心。但他有一个极大长处，即识人，而且不遗余力地为朝廷推荐人才。

宋真宗、宋仁宗两朝时，有个大官名叫冯拯，他幼小时跟父亲在一起，他的父亲在赵普家中做管家。赵普此时官位已经做到了侍中。有一天，赵普在室内下了帘子，独坐养神。十几岁的小冯拯就拿了弹弓子，在门帘前打麻雀，被赵普看到，就认真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于是开帘招呼小冯拯进屋来坐。冯拯的父亲见状，认为小孩子打扰了侍中大人，赶紧过来，惶恐谢过，要带孩子离开。赵普对冯拯父亲说：“我看你这个儿子啊，乃是一个贵人。”又指着自己的座位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做到我这个位置。”后来冯拯做宰辅，果然做到了侍中。

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相吕端，年轻时，被赵普收入府中做事，有时就到朝中去面见圣上奏事。赵普就观察他，后来跟人说：“我看吕公奏事，得到圣上嘉勉，未曾有喜色；得到圣上挫抑，未曾有惧色；无论喜怒，都不从言语上表现出来，真是宰辅的器量啊！”这就是他观察士大夫的道术，所谓“观其气度宽厚”可以大略知人。

赵普向老赵推荐曹彬、潘美，更是识人的巨大“红利”。

老赵知道，曹彬的从母是后周太祖郭威的贵妃，为人很严肃，不好与人宴饮，也不与人交结。老赵即位时，他是晋州都监，入朝来见老赵。

老赵问他：“过去我一直很亲近你，你却不怎么搭理我，这是怎么回事？”

曹彬说：“臣乃周室近亲，在禁庭宿卫，哪里敢结交尊贵！”

老赵听后很满意。

当初老赵在澶州周世宗麾下时，曹彬为世宗掌茶酒。老赵乃是一酒徒，就向他求“官酒”。曹彬说：“这官酒可不敢给您！”然后，自己买了酒送给老赵。老赵即位后，说起周世宗过去的官吏，还表彰了他：“不敢负其主者，独曹彬耳！”

老赵还知道曹彬有传统儒家“好生之德”。曹彬自己就说过：“吾为将杀人多矣，然未尝以私喜怒戮一人。”他居住的房屋坏了，子弟们要请人修葺。曹彬说：“这时候正是大冬天，墙壁，乃是百虫蛰伏之地，不可伤其生。”

这些事，都让老赵对他又敬又爱。

潘美也有“好生之德”。当初，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第一次进入后宫，看见一个宫嫔抱一小儿，问之，这个小儿乃是柴荣的儿子。当时老赵身边有范质、赵普、潘美等人。

老赵回头看着赵普问：“你看这事怎么办？”

出于改朝换代须斩草除根的惯性理念，赵普一时没有犹豫，说了两个字：“去之！”

潘美在后，不语。

老赵又召问潘美，潘美直言道：“臣不敢说！”

老赵道：“你认为不可以吗？”

潘美道：“臣岂敢以为不可，但于理未安。”

老赵道：“我已有言，不得杀柴氏后人。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也。”

潘美说：“臣与陛下北面事周世宗，如果劝陛下杀这个孩子，实在有负于世宗；如果劝陛下不杀，则陛下恐怕要怀疑我是否有异心。故臣实不敢言。”

老赵沉吟道：“这个孩子给你抚养。但世宗之子不可以做你的儿子，你就当作侄子抚养吧！”

潘美就带回了这个孩子。后来老赵也不问，潘美亦不再说这个事。这个孩子后来长大做官，做到刺史。

老赵决计以后平江南时，不能滥杀一人！如此，曹彬、潘美，就是很合适的人选。赵普荐人有功，老赵很高兴。而后来曹彬、潘美收复江南的过程，简直就是一场圣君之战，古今中外史上罕见，成就了大宋的光荣，赵普居功甚伟。

皇上与大臣的“博弈”

大宋代周，太祖受禅，除了韩通之死，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史称后周王朝顺天应人，故欧阳修记五代史，书梁、书汉，皆曰“亡”，书晋曰“灭”，至周则大书之曰：“逊于位，宋兴。”故讲述历史上的后周之“亡”，就应该是“逊位”。“逊位”与“覆亡”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避免了生灵涂炭。《续资治通鉴长编》引苏轼意见曰：“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

“不嗜杀人”是儒学讨论政治问题之重要正价值，甚至是一切正价值的逻辑起点，它与“敬畏生命”有关。《周易·大传》中已经有“天地之大德曰好生”的说法，孟子见梁惠王时，更有一番对话，是对“好生之德”的政制阐释：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渤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这是中国价值观的重要记录，也是赵匡胤价值观的重要来源，还是我撰写《赵匡胤时间》最为看重的道义尺度。公元927年到公元976年，这就是“赵匡胤时间”，这个时代，杀人如麻。能在这样的乱世，面对血腥风景，化解狠戾，培育起一点祥和之气，是吾土吾民最为急迫的福音。有了这样一个起点，价值的讲述就有了着落，为何要一统中原？为何要捍御契丹？为何要推演道义？为何要解除藩镇兵权？皆因生命珍贵，民生维艰！举义师、行仁政，就是要解民倒悬！

就“民生”而言，只有“不嗜杀人者”方有望设计“逊位”模式。“逊位”应该是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最佳模式之一。在传统政治生态中，“逊位”，甚至是最优选择，值得赞美。

后周在推演祥和之气；老赵在推演祥和之气；赵普也在推演祥和之气。赵普的知人善任，推荐曹彬、潘美，等于是菩萨之行，这一言之后，就救出了不知多少生命！读史至此，往往就会击节赞赏，足以“下酒”。

赵匡胤知道赵普的能量，践祚后不久，就拜赵普为相，史称“上视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皇上视赵普如左右手，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向他咨询而后决定。这种信任，连外邦都感觉到了。开宝六年，太祖车驾到他的府邸去慰问，给了他很多赏赐。当时吴越国的国王钱俶刚刚派来使者见赵匡胤，而后，又去见了赵普，并给了赵普十瓶海鲜，都放在廊庑之下。太祖车驾到了，家人来不及将吴越国所赠的东西搬走，太祖进来看到，问是什么东西，赵普实话实说。太祖说：“海鲜啊，味道一定不错，打开看看吧。”打开一看，哪是什么海鲜，全是瓜子金，小金豆子。赵普一见，大吃一惊，赶紧辩解：“臣还没有打开吴越来的书信，实在是不知道里面有啥玩意！”太祖笑叹道：“没有关系啦，爱卿只管接收，无妨。吴越，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这些书生做主呢！哈！”

但这个事让老赵多了份疑心。过去雷德骧状告赵普贪赃，老赵没有治罪，不久又有人状告赵普，购置了秦陇等地的木材到京师，自己的府邸私用。但也有说法是，官吏贪赃，以赵普名义购置木材到京师倒卖。有人检举，就有人查核，最后证明是赵普在做投机倒把生意。这一次惹恼了老赵，要下诏驱逐赵普，免职。但王溥为赵普说了好话，勉强放过。

后来赵普又有不少糗事，其中比较严重的是包庇贪赃官员。于是，老赵作出一个决定，另选他人进入中书，分解赵普的权力，最后，干脆让赵普走出朝堂，到河阳去做节度使，做了地方官。

皇上与大臣，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历来存在着权力方向的“博弈”，这种“博弈”不一定是斗争，但事情涉及管理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因此，不是小事。臣下权力过大，帝国容易呈现尾大不掉“权反在下”之格局；皇上权力过大，帝国容易呈现乾纲独断“权尽在上”之格局。二者都不是帝国的福音。因此，最好的模式就是“君相分权”，君主做君主的事，臣下做臣下的事，此即传统儒学期望中的愿景：君君臣臣——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在这方面，帝国自汉代以来就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博弈”。

赵普，在帝国之初，主张中央集权，收回藩镇兵权，是一大见识；但他事实上还有一大见识，往往被人忽略：主张中央分权，推演君相分工。

在老赵考虑给赵普“分权”之前，赵普已经考虑给老赵“分权”了。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同日辞职。老赵随即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书时碰上一个程序问题：现在，没有宰相了，哪个宰相来“副署”签名？按照习惯法，诏书没有宰相副署，是不合法的。老赵要提拔赵普，很想将这个程序模糊过去，就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我来为任命你的诏书签个名，可以吗？

赵普回答：“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

这是政事堂有关部门的职掌所在，不是帝王的事，不成。

最后，他们又找了其他人商量，在没有宰相的时候，谁，有资格在干部任命诏书上签署，使其法律生效？有人提出，现在的开封尹赵光义，领有头衔“同平章事”，这个就相当于宰辅职衔，可以签署，于是，赵光义署名，赵普为相。

在以后的日子里，太祖、太宗遵守古制，严格按照这个程序颁发诏书，终大宋319年，历北南两宋十八帝，没有一个帝王敢于逾越这个制度。在众多的“祖宗成法”中，限制君权，是其一。

这是大宋的光荣，而赵普，在帝国之初，识大体，坚守了这一古来的秩序原理，成为“君相博弈”中的大宋奠基人，与“收复兵权”同样重要。大宋的格局，由此展开为一种政治文明。

假如他当初略一动摇，随意将此事模糊过去，则因为有太祖签署的逻辑起点，则以后的逻辑链条将很难走出宿命性质的所谓“路径依赖”。大宋，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面目。

宋神宗朝时，有一次因为西北用兵失利，神宗大怒之下，在臣下奏上的文件中批示，要斩一名转运不利的后勤官员。

第二天，宰相蔡确奏事，神宗问他：“昨天朕批示斩那个后勤主任，这事办了吗？”

蔡确说：“臣正要上奏说这个事呢！皇上要杀此人，臣以为不妥。”

神宗说：“杀这个运输不利的人，有何疑虑吗？”

蔡确说：“太祖太宗以来，不曾杀一个士大夫。臣等不想让陛下开始破这个例。”祖宗成法，宋真宗以后历届帝王无人敢于违背。

神宗于是沉吟半晌，说道：“他也确实有罪，那就将他刺面，配送远处一个恶劣的地方吧！”

这时，有个门下侍郎（略相当于国务部长）章惇在旁值班，听到后说：“如此，还不如杀了他呢！”

神宗问：“你这话啥意思？”

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脸上刺字，对士大夫是一个侮辱！”

神宗气坏了，声色俱厉地说：“哼！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章惇也不客气回敬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蔡确、章惇之所以敢于与神宗“较劲”，事实上就是在“君相博弈”中，寻求帝国政治秩序的平衡。大宋帝国，宰辅直接拒绝帝王不合理意见的故实比比皆是。应该说，整个大宋时代，君相之间的平衡关系可能是历朝历代比较合理的，君权不能独大，相权也不能独大。而北宋晚期、南宋晚期，之所以遭遇社稷颠覆江山变色，除了地缘环境的恶劣，遭遇了两个强劲的草原邻邦之外，相权过重，不能合理决策，也是原因之一。

大宋帝国的君相平衡，源于太祖赵匡胤时代，而赵匡胤时代，赵普于此奠基之功很大，值得表彰。

大宋帝国三百年3：赵匡胤时间（下）

壹 偃武修文

大宋立国伊始，老赵从地方收回司法权，制定《宋刑统》，提出著名的刑律方针：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除文明立法之外，他还巡视国子监，重视儒学，师法古圣，身体力行，教化天下，并对科举进行了政策性调整，确保公平取士。国家的文治格局慢慢走上正轨。

“微行”遇冷箭

陈桥事件后，慕容延钊抵御北汉契丹来侵，前锋已经驻屯真定（今河北正定）。太祖受禅后，当即派遣使者给慕容将军带去诏书，许以“便宜从事”，允许他根据前方形势自行裁断。慕容延钊于是巡视河北边境，严加防范。北汉、契丹逡巡归逡巡，觊觎归觊觎，但闻听慕容延钊大军在前，未敢轻举妄动。

不久，老赵等到了慕容延钊方面的来报，史称来报的内容是：

“契丹与北汉兵皆遁去。”

他们闻听老赵登基，已经不是后周幼主的天下，入侵中原之意顿消，再南下，已经没有胜算，所以只好撤兵——或遁去。

大宋新政初建，赖慕容将军而安定了北境。慕容延钊被宋太祖授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

公元960年2月，农历正月，初春的日子，赵匡胤住进了原后周的禁宫。

老赵几乎来不及享用种种“帝王之乐”。他依旧过着那种简易的日子。心里想的却是天下大事。

老赵喜欢“微行”，以便于“阴察群情向背”。他大约想起了古来帝王“微服私访”的故事，于是也常常“微行”。但这类行动给保卫工作带来难度，于是有人劝谏他注意安全，帝王嘛，深居简出为要。但老赵听后大笑说：

“帝王之兴，自有天命！过去周世宗见诸将长得方面大耳，有帝王之相者就借故杀之，我老赵终日侍奉在世宗左右，他也不能害我啦！没关系，谁有这个帝王命格，任他自为就是，我老赵不禁！”

从此“微行”更加频繁。

但是“微行”虽然没有遇到麻烦，第一次公开出行却遭遇了袭击。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说太祖即位后，车驾初出，过一桥，忽然有飞矢来射黄伞。禁卫一时惊骇，老赵却干脆敞开袍子，笑着说：

“教他射！教他射！”

回到宫内后，左右力请捕贼，老赵不允，久之，亦无事。

老赵此举，很像大帝柴荣。当年，老赵跟从柴荣征淮南，克寿州城时，曾经亲眼看到柴荣的镇定。

时寿州守将刘仁赡猿臂善射，发无不中。周世宗坐帐幄中观战士攻城，刘仁瞻觑见黄罗伞盖旁的帐内有人，忖度就是柴荣，于是，从城上搭弓射之。说那箭镞在御座前数尺就会降落。左右惊愕，都来谏请世宗避一避。柴荣说：

“要是一箭就射杀一个天子，天下还有天子吗？嘁！”

柴荣不但不避，还命左右将御座抬到刚才箭落处，等着继续来箭。

刘仁赡的箭又到了，结果又在几步远之外落地。这箭，伤不到周世宗。

刘仁瞻知道后，将弓箭放下不再狙击。他对左右说：

“这是天意啊！不是我不能射中他！但吾世受国恩，兄弟之中行伍多人，如果不能治危捍敌，宁静边境，给君父带来忧患，吾甚耻之！现在虽病但犹能奋力执戈，与诸君背城血战，死于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终不以大丈夫之节屈身以事二姓！”

这一段记载见于宋人龙衮《江南野史》。龙衮评论此事道：“以周世宗之神武确断，当矢石而不惧。予观自古帝王之达者一人而已。”这个评论不确，因为赵匡胤也是这样的人。

老赵是真的相信天命在兹。

他遇到敌对势力放冷箭，却没有追缉刺客，确实了不起。想想如秦始皇博浪沙遭遇刺客，没有搜索到刺客，竟然扫灭周围多少平方公里的人烟，就知道老赵与嬴政不是一类人。所以我有一个说法：

同为皇权制度下的帝王，与同为民主制度下的总统一样，良莠不齐；说帝王皆是混蛋，就跟说总统都是圣人一样糊涂。人的丰富性决定了人的多样性。以职业之不同而界定人性之不同，必生谬见。

老赵不追究暗杀团伙，不问何故何因，此即静穆简易。船山《宋论》，最为欣赏的就是老赵的行事简易之风。盖天下初定，特别需要休养生息，而“民之恃上以休养者，慈也、俭也、简也；三者于道贵矣，而刻意以为之者，其美不终”。为君王能坚持“慈、俭、简”三字，实为天下福音，但又不必刻意为之。在船山先生看来，汉代文景之治，两代君王称得起“慈、俭、简”三字，但行事未免刻意，赵匡胤则全出于自心。船山先生认为宋太祖赵匡胤完全当得孔夫子“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之境。我赞同此议。

老赵有时会在后苑弹雀。有一次，臣下称有急事请见。老赵赶紧扔下弹弓子来见臣下，但一看这位所奏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小事。于是大为光火，厉声质问。这位失名的臣下（行事风格很像赵普）对曰：

“臣以为所奏之事再不急，也比在后花园弹雀子急！”

老赵闻言更来火儿了，举起身边的斧钺就撞击臣下的嘴巴，结果撞下俩门牙来。这位臣下慢慢蹲下，将牙齿拾起来放入怀内。老赵气未消，骂道：

“你这家伙藏那俩牙，是准备起诉我做呈堂证据吗？嗯？”

臣下对曰：“臣不能起诉陛下，但是自当有史官书之。”

老赵听到这话，居然一下子就——觉悟了，连忙赐给他金帛慰劳。事实上，他是惧怕历史。中国史，具有“类宗教”性质，让人在作恶之前对身后之名有所忌惮。越是位尊德高之人越是惧怕历史。位高而无德之辈，不信头顶三尺有神明之辈，不怕历史——他们什么也不怕。这个“弹雀”的故实，是可以考见赵匡胤内心“敬畏”的有趣案例。他不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他内心有神明，可以从他每年都要做郊祀、祭太庙，敬告天地祖宗的事实得到证明；他终生敬天道，可以从他的自信坦荡以及戒惧惕励而行事的风格得到证明；他信奉儒学之春秋笔法，对历史书写有虔诚的敬畏，可以从“弹雀”故实得到证明。

一般来说，人在宇宙中的处境，省略了神恩、天道以及历史感之后，就会成为一个彻底的无所畏惧者。但这种“无所畏惧”恰恰又是最为孤寂恐惧的。因为他的精神世界将为绝对的无助所支配，他的经验想象世界彻底无援——神恩不来眷顾、天道不来垂注、历史也与他绝缘，他将在“死了拉倒”的酸心硬语中孤零地走入虚无。虚无，给他隐秘、深邃的颤栗与恐惧。这是俗世的疯狂、冷漠与麻木最实在的哲学背景。而内心有所敬畏的人，不会体验虚无，因此他的精神世界丰富而又实在，在无限的想象中体验绝对的超自然力量，不会颤栗、不会恐惧，因为他知道：他与神恩、与天道、与青史，同在。顺便说一句：儒学，在引导帝王建构价值观的方向上，很大程度是在培育他们内心——有所敬畏。

老赵有孩子气，有军阀气，更有圣贤气。

知错即改，看似容易，却难于做到；特别是当场认错。有错不算错，不改才是错。所以《论语》中，孔子要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宋代大儒要说：“知过而能改，闻善而能用，克己以从义，其刚明者乎？”（《二程粹言》）这种坦荡，就是一种“刚”且“明”的圣贤气象。只有内心保有敬畏的人，才可能自我培育起这种道德成果。我以此衡老赵，老赵当得。

老赵的“三条宝带”

建国伊始，老赵率先做了三件事：从漕运和赈灾开始解决民生问题；从政策改进开始解决偃武修文问题；从礼葬韩通开始解决士大夫道义问题。

东京汴梁是当时一大消费城市。帝室、百官、士庶、军马所需，大多仰仗于漕运。四方流往汴梁的各类物资，匡算下来，仅仅几十万士卒，每天就需要几十万斤口粮。史称“岁漕百余万石”，假定是一百六十万石，就有近十万吨的规模，每天必须有两百吨粮食从外地运来。这还不算近百万市民所需。而这些南方的粮食北上，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水运。所以河渠通畅，多年来都是执政至为关心的问题。老赵上台伊始，往汴梁的几条河道，因为战争，已经连年淤积，更需要浚治。就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老赵提出了漕运问题的解决方案。

老赵之前，历朝历代，调集丁夫开挖河道，所有糗粮皆由河工自备。老赵认为此类历史性盘剥过于苛刻。于是下诏，从此河工食用“悉从官给”，都由官方供应，且“著为令”，并且从此以后，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

帝国的文明之象开始了点点滴滴的推演。

当时的漕运，有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黄河四水，史称“漕运四河”。但黄河治理是另外的故事，实际上历代所着力的是其他三条河。

汴河，也称“通济渠”。隋炀帝时已经开挖，属于大运河的一段，自洛阳西苑引两条天然河水入黄河，再入汴水。然后循春秋时吴国开挖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到淮水。主干在汴水，人工开挖，故也称汴渠。

惠民河，在开封西南，大宋开挖的运河。

广济河，是接收山东潍坊一带收取租赋的漕运河道。先经由清河（也称济水）起运，跨黄河，过几个州郡，进入广济河，由广济到达汴梁。这河，后周时已经开始治理，大宋继续，先后引汴水、金水注入广济，与黄河勾连。河在开封城东，西流，经过今天的河南兰考，到山东，注入梁山泊，下接济水。因为河道拓宽至五丈，故又称“五丈河”。工程不小，后周、大宋两代人的时间都在“五丈河”上付出了汗水。

诸河都有淤浅的时候，尤以五丈河最为严重。于是老赵借春初的农闲季节，调集河工，大兴力役，史称开浚之后，“始得舟楫通利，无所壅遏”——才开始舟船通行便利，没有了阻塞拥挤的现象。为了修治五丈河，老赵还常常要到治河现场去“督课”，亲临现场监督考核。最初，这些河工们是没有口粮的，老赵看着一个个黑红的脊梁在河道上起伏挖掘、穿梭来往，有了恻隐之心（史称“上恻其劳苦”），特别下诏：每人每天给米二升，并命令天下各地的役夫，都要照此办理。这个办法一直贯彻大宋帝国始末。史称“遂为永式”，于是成为永远的规则制度。

修浚河道，解决了大汴梁城的日常用度问题，老赵也有得意的时刻。有一次，吴越国的国王钱俶入朝，向老赵进贡了一条“宝犀带”，也许是由犀牛皮制作，嵌满了珠宝的腰带，老赵看过后，回过头来对钱俶说：“我有三条宝带，与你给我的这个不一样。”钱俶很自信，认为“宝犀带”乃是吴越国良工精心打造，世间罕有，于是请求老赵拿出那“三条宝带”来开开眼。老赵笑道：

“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

钱俶听后，顿时明白了帝王之道在民生不在享用的大道理，不禁大为愧服。由此可见宋太祖赵匡胤的格局，远不是钱俶这样的国君可以达到的。

老赵践祚的前一年，河北谷物丰收，导致谷贱伤农；老赵登基伊始，即下令“高其价以籴之”，高价收买农民手中的粮食，以此保障农民利益。

但中原诸道，有地方丰收，有地方绝收。老赵知道后，又派出使者到各地分赈闹粮荒的州郡。

这是由政府介入而解决民用、战备粮的储备问题，是传统中国的荒政（荒年政制）、良政之一。战国时代的魏国、汉代初年，皆有此类设计，古称“常平仓”。方法是：某地粮价低时，由政府适当提价收购；某地粮价高时，由政府适当降价出售。这类“金融政策”，既避免了谷贱伤农，也避免了谷贵伤农，应该是调节粮价、平抑市场、储粮备荒以供官需民食的一项优良国策。

但这类工作操作起来有难度，故历史上考察，并不经常施行。大宋帝国在太宗赵光义时代，完善了这个“常平仓”制度。大宋帝国的文明力量就在于：只要是利国利民之举，几代人都会为之努力，万难不避。

元代佚名撰《宋史全文》引吕中议论老赵开仓放粮事，大意说：

太祖甲辰即位，第二天乙卯日，即遣使往诸州赈贷。岂有得天下之初，要用这个来沽名钓誉的事吗？上天惠民，应该遵从天命。当时之民，苦于干戈、赋敛、刑役很久了。为人父母，见子弟之饥寒，则万难不避也要救助。太祖赵匡胤此举，与周武王下车之后，就散财发粟给饥民，那种圣贤的仁爱之心，是一样的。

我认为这不是溢美之词。

老赵赈灾是常事。

翻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就会发现，触目皆是“赈灾”“免租”的故实。我据该书统计，太祖一朝十七年，“赈”字出现二十四次，“蠲”字出现三十二次。“赈”是国家放粮给百姓；“蠲”是国家免收百姓租赋。这样放粮、免收，国家自然就会减少收入，但这样自动减少收入，实实在在给百姓利益的国家调控，每年要做三次以上。我在阅读历史记录中，还没有发现哪个朝代曾经有过这样令人感动的民生政策。

乾德二年，更有一道诏书给地方长吏言：

如果地方有灾情，“即蠲其租，勿俟报”。

如果遇到灾害，正赶上收租，就要马上蠲免，不必等到上报后批准。

这一德业，三皇五帝以来，不曾见有。尤为令人钦敬的是，这类德业，只在历史记录中夹带提过，不仅帝王不再自我吹嘘，大臣文人们也不做恭维逢迎之语，似乎：这事就应该这样做！

大宋帝国“做好事”一向如此——从不做自我旌表。

盘剥寻租的恶性

官方的制造业场所称为“场院”，地方的“场院”，除了由所在地直接调用租赋维持“场院”工作外，还由朝廷拨给粮草支持“场院”工作。等于“国税”“地税”都有一部分流入“场院”。“场院”工人多为军人，属于半军方机构。但朝廷负责盐铁、户部、度支的财务官三司使，下达的文件中又有规定：拨出的经费如果有“羡入”（盈余），可以上报朝廷，朝廷将据此而给“场务”官提成。这个法子五代以来一直如此施行。

宋初，有个地方官名叫张全操，他反对这个做法。他认为这样将会助长“场务”官从中渔利。乾德四年，他给皇上上书说这个事。赵匡胤马上下诏：

孔子有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如果在规定之外还有盈余，这一定是对下属的克扣所致。张全操上言：“三司令诸处场院主吏，有羡余粟及万石、刍五万束以上者，上其名，请行赏典”，这么多盈余，如果不是多倍收纳民租，私减军食，如何可以得到？要追问此事，不要颁行三司的做法。以后，除了官方规定的消耗数额之外，一切严加禁止！

“羡余”也即“盈余”，这个事，值得一说。

这是历来对地方官考核的指标之一。官方要组织国家力量经营各类制作，就要有预算。一般的预算都会做得比较公允，年底核算，一般都差不多用光。但场务官有时在组织地方租赋时，往往会“超指标”榨取，这样就有了所谓的“羡余”。而朝廷鼓励“羡余”并愿意从“羡余”中拿出一部分奖励场务官时，场务官榨取百姓租赋就有了“动力”。朝廷如果不知道这个局面，那就是无能；如果知道，不来终止，那就是无道。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明知此事也睁一眼闭一眼。无论无能抑或无道，纳税人都要承担这个被剥削的恶果。

史上对唐德宗时的“羡余”恶政记录颇详。大意说：

德宗时国用不足，因此有专门聚敛的心思。地方藩镇知道德宗的心思，就向朝廷进奉“税外方圆”“用度羡余”来买好。其实，这个“税外”的“方圆”（就是孔方兄啦），以及“用度”的“羡余”，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扣留“常赋”，假设：朝廷拨给一万，他留三千；地方收取一万，他报七千。这样里外里，就有了六千的“方圆”或“羡余”。第二个部分是“增敛”，这一块主要在“地税”，假设：按规定要敛税一万，他敛一万三千；如此，又有了三千的收入。总合起来，他额外寻租九千。这还不包括他可能克扣的工人报酬。但这九千，他并不完整上报为“方圆”或“羡余”，他报二千（史称“所进才什一二”，进奉给朝廷的不过是扣留“常赋”和“增赋”的十分之一二）；朝廷再返还给他一千作为奖励；这样，一年下来，他可以净得八千。

这里的数字都是设想的，但路数就是这个路数。

也有一类“忠诚”于朝廷的地方官，“竭府库以进奉”，竭尽地方府库向朝廷进奉贡物。但这种做法对地方百姓和场务工人的盘剥更为凶狠。但往往就是这类“竭府库以进奉”的地方官，得到皇上青睐，很快就会因功而提升。如唐德宗时的宣歙道（宣州、歙州为一道节镇），一位留守的判官就在干这个活儿，德宗大喜，召他为朝官，做了刑部员外郎。因此，在无道政权之下，盘剥百姓，进奉“羡余”是升官的终南捷径。

这不是孤例。

唐宪宗时，一位以户部侍郎名义主持财政工作的度支官，知道皇上骄侈奢靡，于是多次进奉国家“羡余”，供其挥霍，从此“有宠”，不久升官，加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继续主持财政工作。这是直接做了国务大臣的财政部长。当时国人知道这个组织决定后，朝野哗然，以至于市井的小贩们都知道此事，不禁对朝廷这个昏妄举动嗤之以鼻。

唐穆宗时，有一位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临时负责修建先帝陵寝，但他的部吏盗取陵寝的建设物资，又不给建筑工人应得的报酬，这样聚敛了十五万贯财富，进奉给朝廷。穆宗很高兴，但怨声载道。不得已，罢了官，但还是到地方做了省部级大员。

唐敬宗时，有个盐铁使（负责国营盐铁专营的部长），克扣榨取盐铁业的租赋特别狠戾，但他上报的专卖收入往往不足，却将各类办公经费“省下”了“绢百万匹”献给朝廷，而且还源源不断。

……

这类故实证明了盘剥寻租的历史惯性，五代十国时期，各地皆然，而且愈演愈烈。但在南唐李璟时代、后周郭威时代，这个恶政也曾得到过短暂遏制。

公元940年，一个管理仓库的官员，岁末时向南唐朝廷献上了“羡余”的赋税租米万余石，想以此博得南唐中主李璟的赏识。但李璟说：

“国库的支出和收入都有一定的数额，你如果不是聚敛百姓、克扣军粮，哪里来的盈余呀！”

李璟是个明白人，并不想在无道之路上走下去。

公元951年，郭威刚刚建立了后周帝国，当天就下诏：凡仓场、库务的掌纳官吏，不许收受“斗余、称耗”（在规定的名目外另立名目巧取民脂民膏）；以前规定的进贡“羡余”制度，全部作废。

李璟、郭威的德政应该影响了老赵。但老赵诏书中一句话，引用孔子名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证明了老赵治理天下的自觉性。老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这个事件上升到文明建设工作中来认识。传统儒学，孔子学说，就是老赵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有没有这个思想资源，处理政事，那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天下意识”的自觉性。

“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有司”是有关部门的意思。在《论语》中，孔子将它看成邦国治理的“四恶”之一。

孔子的弟子子张问：“何谓四恶？”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意译这段话就是：平时不加教化（老百姓不知道犯法而犯法），就要逮捕杀掉，叫作酷虐。百姓还没有准备好，官方就要看成果，以至于（百姓没有完成工作而获罪）叫作暴戾。政令迟缓不下，却突然限期要百姓完成工作，叫作害人。还有，应该赏赐人的时候却出手吝啬，有关部门干的这个活儿就叫作算计。

“四恶”为孔子所痛恨。因此圣贤人物在推进文明建设时，往往要到孔子这里去寻求思想资源。“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在后来的种种诠释中，有一个基本共识：应该颁发给人的财物（报酬、薪水、奖励等），却吝啬而不肯出手，有司这么干，实在非人君之道。圣贤话语中，破毁规则，是一种败德。

“增羡入之数，收倍出之赋”，表面上是“吃盈余”，而且奉献给国家，为国家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应该称之为“爱国”之举吧，但在实际上成为“害民”之举：加倍收租又克扣颁给。老赵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不允许“爱国”而“害民”。他一旦知道邦国治理中存在恶政、秕政、暴政，就立即做出政策调整。他不做秦孝公、始皇帝那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式改革，只求点点滴滴的改进。这是思想家王夫之最为欣赏老赵的地方，也是我最为欣赏老赵的地方。老赵对国家政策的星星点点的调整，深得现代政治哲学“社会零星改造工程”文明之相，又具有悠远历史且雄深厚重的保守主义之神。故，在赵匡胤时代，自从大宋之后，百余年来，社会动荡较少、士庶幸福指数较高。北宋百年，其繁荣与文明，超过了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所谓的康乾盛世，这方面，与老赵的稳步改进、自我更化有直接关联。这是儒学“仍旧贯”（坚守旧有的习惯法）与“日日新”（每天都做一点努力更新）的巧妙平衡，是一般人难能企及的“中庸之道”奥秘所在。现代英美的“民生”治理，基本就在“仍旧贯”与“日日新”之间做策略组合式平衡。

老赵瞩目于“民生”的功夫，就这样在千年之前获得了现代性。

说到赵匡胤的“民生”，不能忘记大帝柴荣。他在柴荣这里获益良多。

柴荣征淮南之后，知道国家财用并不富有，而后马上又有了征契丹之战。但是这时候，有人来报淮南饥馑。柴荣正在征调粮草北征，但他还是要求地方将粮草借贷给当地士庶，以度荒年。

有人对他说：“百姓穷，恐怕不能偿还。”

柴荣说：“百姓，是我的子女啊！哪有子女遭受倒悬之苦，而父亲不为他解脱的道理！我不要百姓必定偿还！”

在战争准备期间，柴荣也没有忘记百姓苦难，这方面与那些动辄以战争来要挟百姓，四处搜刮军粮的无道之君有了鲜明差异。

赵匡胤继承了大帝柴荣的“民生”理念、王道理想，终其一世，没有向百姓搜刮过一粒粮食，还在著名的遗言“誓碑”中，规定了“不许加赋”的制度。老赵是中国优良政制的继承者和创制人——地方有灾，“即蠲其租，勿俟报”，就是一项优良创举。这样的创制还有很多。他在进入汴梁之前，曾约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不许剽掠京师士庶。老赵要做到“秋毫无犯”；但在实际上，老赵做得比“秋毫无所犯”还要仁义。

大军入城，东京汴梁“市不易肆”（店铺正常开业）。但总有刁民以为机会来临，趁着大军入城之际，借机打劫。此事在五代十国时期，屡见不鲜。

老赵的“天下目标”容不得这种刁顽败类，于是辣手惩处。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上之入也，闾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夺，于是索得数辈斩于市，被掠者官偿其赀。”

大军入城，首重治安，不仅保护私有财产，甚至当私有财产因为强盗败类“乘便攘夺”而遭遇损失时，竟由官方来赔偿补还，弥补其损失。这样的义师，我在三皇五帝以来到大宋，大宋以后到公元21世纪，多种史料中，尚未发现有第二例。尊重私有财产，实为政治文明之第一门槛。老赵因为有此义举，从此进入政治文明，开辟传统正道。

以我对政治哲学之理解，老赵“官偿其赀”之举，实在是预表了传统文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之价值观，意义重大，论中国圣贤理念，此事乃一大案例，不可等闲放过。这事在历史记录中不过是寥寥几十字，却是老赵一生德政中的华彩乐章，是传统中国的亮色高光。

老赵登基，天下平静

建隆元年，大宋第一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遣放一批江南降将，这些人都是在后周时代被世宗捉获的战俘。

命原后周的宗正少卿祭祀周氏庙宇和陵寝，并制定了法令，以时朝拜。

开始铸币，史称“通元宝钱”。

诏有司按前代旧式斟酌损益，制定新的权、衡标准化，颁行天下。

册立了夫人王氏为皇后。

做人口普查。据各州道报上来的版籍统计，共有九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三户人家。史称这就是“国初版籍之数也”。按户有五至六人匡算，老赵的天下初初不足六百万人口。这个数字没有包括契丹、北汉、燕云十六州、南唐、吴越、荆湖、南汉、吐蕃、大理，以及西域诸地。

当然，老赵没有忘记陈桥兵变以来的文武官员。于是论翊戴之功，提升并赏赐了一批人。老赵的第一参谋赵普，也被提升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皇弟赵匡义加睦州防御使，为殿前司都虞候，赐名光义。

赵光义原来官职为内殿祇侯、供奉官都知，大约相当于中直机关的后勤处长，官不大，但禁军殿前司都虞候，则相当于中央军的司法局长，官职升得较快。史上已有记录说陈桥兵变，赵光义其实是不在场的。直到老赵率六军进入东京汴梁，他才带着后勤处和家中的人出迎。此事自从北宋王禹偁《建隆遗事》、赵普《飞龙记》记录以来，被各类史书反复征引，更被人反复辩难。故赵光义究竟在不在陈桥现场，其实至今依然是一个聚讼中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在这类问题上，除非有更有力的逻辑和证据，否则，只有选择。我选择赵光义在陈桥现场的说法，因为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兄弟在场，“阴谋拥戴”的逻辑才更清晰，整个程序似乎更为流畅。一个掌书记赵普，在那个时候，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石守信、高怀德等人，也都有了晋升。

又封赏吴越国王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老赵，并没有像近代以来坊间想象的那样“大刀阔斧”做些什么“兴利除弊”的“大事”。相反，老赵登基，天下平静。后周的中央地方各级官员，基本悉数留用；国家政策法规，基本不做修订；各类文化设施也一仍其旧。前已说过，这正是儒学“仍旧贯”也即尊重传统经验的基本思路。

但在这一年，老赵并非万事“仍旧贯”，他还是做了若干“改进”（不是“改革”）。其中有四项改进有点意味。一个是军队改进，一个是朝会改进，一个是法治改进，一个是科举改进。这四个“改进”体现了“日日新”的帝国机制，但又安全地守望住了往日的经验世界。

四个“改进”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偃武修文。

他在这一年下诏：要殿前、侍卫二司各自检阅所掌军士，从中简选骁勇者升为上军。又命各州长吏选所部兵送到首都，以此来补禁旅的缺额。还特意选出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各州按样召募教习。等到诸道各州训练精壮后，即将这些经过训练的士卒送至京都阙下。从此犷悍之士皆隶属于禁军军籍。此举对地方的彪悍之气是一种收敛，却同时提高了禁军的战斗力。

国家的武装力量开始出现“可控”的格局，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可控”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记载，老赵选出的“兵样”规定是：不看身高（当然高个子更好），要选“琵琶腿”，大腿、小腿有肌肉；“车轴身”，虎背熊腰；“取多力”，身腰腿脚有力。唐代以来招募精锐军人，有“翘关”，抬举城门之力；“负石”，负重行远之力。老赵选“兵样”，除此之外，还有射箭能将弓把拽断，能将弓弦拉折，使用劲弓要能射倒箭垛，等等规定。

此外，老赵还吸取唐以来藩镇之弊，改立“更戍法”，即将训练有素的士卒轮流分遣，大藩由禁军戍守。这样，就让戍卒往来道路，以此练习勤苦、均分劳逸。这个方法有了期望中的结果：领军的将军，其手下士兵常得轮换，史称“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一次性地结束了中唐以来两百年间的“藩镇之祸”。据说，这些都是赵普所上的谋略。纳入五代十国的历史来看，就会发现“更戍法”的创造性不简单。增强军力，又天下太平，这是两百年间多少帝王藩帅梦想不及的。

老赵的另一个改进，与范质有关。

老赵之前，君臣议论重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完事后，常从容赐茶，宰臣乃退。古称“坐而论道”，非“立而论道”。唐及五代，还在遵守这项制度。

范质等人是后周旧臣，老赵留用为相。但范质等人自知原是周室人物，故内心常常不安，“又惮帝英睿，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由是坐论之礼遂废”。在范质之前，君臣议论军政大事，以口头议论为主；有些重要的号令、官员升迁、刑赏废置之类，只需要将写好的文书当廷呈上，君王画个符号，即可颁发施行。到了范质这个时代，他开始将所有议论之事均草成“札子”进呈，退下来时，就研究札子所得圣旨批语，中书同列在文件上签署姓名作为标记。范质以为如此做事有凭有据，可以免去种种失误。他曾对太祖说：“这样做，可以尽禀承之方，免妄误之失。”由于呈札子，不需要即刻等待批复，故不必坐；而札子越积越多，有些札子要等到翌日或多日后批复，所以赐茶之礼也废。

野史中对此有些不同说法。《邵氏闻见录》说：太祖即位后一天，宰执范质等犹坐，太祖曰：“我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范质等人起来呈送札子，太祖看时，范质等欲复位，但太祖“已密令去其坐矣”，于是，坐礼废。这个意见是说老赵玩阴谋，我不信此说。老赵如果有意废除此礼，只需要知会宣徽使一声，宣布为一种规则即可，哪里用得到如此心计？这是矮看了老赵。

“坐而论道”之礼

废除“坐而论道”之礼，自建隆元年始，造成这个礼废的是范质。

范质在相位，所下制敕，中规中矩，凡遇有官员除为刺史、县令之类，他尤其关心户口版籍。有使者要下去按查民田及狱讼，范质都要亲自召见，为之讲述天子忧勤之意，而后再派遣外放。

范质忧心天下，有汉萧何之风，故时号“贤相”。据说他生病之后，老赵多次想到范府看望他；又怕自己亲自造访，给老范添麻烦，就派了宫中女眷到范府问询。但范质家里迎奉贵宾的器皿都凑不齐，宫中女眷向老赵汇报，老赵就命翰林司赐给他果床、酒器之类。

后来再派人到范府，对范质说：“卿为宰相，何自苦如此？”

范质回答道：“臣过去在中书省，从无私交请托，所与饮酌来往的，都是贫贱时的亲戚故旧，用不到那些器皿，所以因循下来，一直没有添置——不是我买不起啦！”

范质病逝后，老赵曾对左右说：“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植资产，真宰相也！”

后来的宋太宗亦看重范质，曾对近臣称累朝宰相，循规矩、重名器、持廉节，没有人能与范质比。但太宗也有一句批评意见：“范质所不足者，但欠周世宗一死耳！”

这个说法，在砥砺名节的大宋时代，是意味深长的。

太祖太宗两代人表彰文臣，有引领天下向着文治方向迈进的大战略意图。老赵表彰文臣，又能控制文臣，这样就演绎了帝国的政治平衡。

这兄弟俩都重视文臣。现在看，也许这不是个什么大事，但在宋初，此举就有“拨乱反正”的功能。按照船山先生的观察，整个五代时期，从后梁开始，朝代更迭，天下混战，血流成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央政权动辄被武夫夺走，而武夫之所以能够夺得兵权，此仆而彼兴，“无他，唯无相而已”，没有其他理由，唯因没有宰辅而已。说“无相”，不是说没有这个充任宰辅的人，而是说国家权柄皆操在武夫之手，宰辅文臣不能执掌国政而已。甚至，即使君主想把政权交到宰辅文臣的手中，也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建国”之际，根本就没有文臣什么事，都是长枪大戟打下来的天下，派出一个两个文臣，要他们在功高天下的武夫之上，就跟个摆设一样，谁也不服。甚至像李存勖这样的能耐人物，很早就想称帝，对国家也有规划，甚至延聘了像冯道这样有点影响的文人来做官，但举目望去，最后推他上位的还是武夫，冯道，只能做点笔墨工作，根本没有参与到社稷兴衰方向上来。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宰相无能，如冯道，不能谋划天下；一方面是君主无意，如庄宗，不能推演文治。船山先生说道汉高祖刘邦，当初封赏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而以萧何为功最高，史称“天下第一侯”。当时就有武夫不服气，但高祖就是有格局，当下即叱责武夫们不过为“功狗”：就像打猎一样，追杀兽兔者，狗也；但控制并指挥猎狗到那里去追杀兽兔，却是猎人的活儿。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功狗而已；发现踪迹指挥猎狗，才是功人。一番话出口之后，武夫不怒，实在是让他们听了心服口服而已。

天下如“无相”，实际上也往往就“无君”。因为既然比的是肌肉，那我也有可能肌肉不差。这样，就有了李存勖对朱温的轻蔑，李嗣源对李存勖的轻蔑，李从珂对李从厚的轻蔑，石敬瑭对李从珂的轻蔑，安重荣对石敬瑭的轻蔑，郭威对刘承祐的轻蔑……都是长枪大戟，谁怕谁啊？于是，价值观被省略，人臣大义被省略，剩下的就是肌肉。这就是五代十国“丛林”风景的由来。所以史家有一个定见：“人主之职，在论相而已”，君主的主要职掌，在选择宰辅。能够得到推演文治、价值观、天下意识的宰相，得一二人，不仅是天下黎民之福，也是君主子嗣之福。这个道理，五代乱世之中，藩镇，以及由藩镇而翻牌为帝王的武夫们，不懂。

但赵匡胤懂，赵光义懂，于是，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世，演绎了三百年大宋王朝的文明。

天子“护法”

我想象中的范质，似乎是个胖子。

偃武修文，离不开法制环节。这一点老赵和赵普也想到了。

五代乱世的司法权基本都在藩镇手里，史称“刑典弛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自古以来的刑罚法典都被废黜了，各个州郡掌管监狱的官吏，大多不懂法律，藩镇大帅多为武夫，大都率意行事，随意解释司法，全凭自己的意愿断案。这就意味着，生杀予夺，都由藩帅们一句话。故枉法杀人，所在皆有，朝廷一直无能干预。

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专章说“五代滥刑”。五代乱世，本来就没有什么成文法，视人命如草芥，动不动就“族诛”，灭人全家。

从后梁开始就干这个活。梁祖朱全忠因为“旧怨”，在夺得天下后，派遣人到洛阳族灭河阳节度使王师范全家。王师范闻讯，设席与宗族宴饮，对使者说：“死，这个事，人所不免。但我担心少长失序，下愧先人。所以要按次序去死。”酒半，命宗族两百余口按照少长次序先后就戮。

后唐庄宗灭了后梁，将后梁大臣赵岩等人“族于市”。又派大将李绍奇去诛杀朱友谦全族。朱友谦的妻子张氏率家人两百余口见李绍奇说：“我们朱氏宗族当死，愿不要滥杀平民。”于是将其婢仆百人挑选出来，放走，以其族人百口就刑。张氏又取过“丹书铁券”向李绍奇出示说：“这是皇帝去年赐给我们家族的，我是妇人，不识字，不知道这上面写的什么。”李绍奇看后很惭愧，但还是杀了朱氏全家。朱友谦旧将七人，时为刺史，也连坐“族诛”。

也是后唐时期，有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谋叛，被杀后，又搜集他的同伙共三千人“并族之”，还杀掉了与之有关联的军士数百人，“夷其族”。

后汉时，三司使王章被杀，他有个女儿已经嫁给他人，而且病了多少年，但还是带着病被人架到刑场“就戮”。故相李崧之弟李屿，有个仆人名葛延遇，他贪污李屿的货财，李屿责怪他，他就到朝廷去告李屿，说他谋反。于是李屿并李崧等被“族诛”。

……

赵翼评论道：“族诛之法，凡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孙并女之出嫁者，无一得免，非法之刑，于兹极矣！……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即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军吏因之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数。”

这种由朝廷和藩镇实施的族诛滥刑，可称“毒痛四海，殃及万方”。就军政混乱、刑罚深重而言，较嬴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人们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大宋之初，滥刑之诛，还时有所闻。

史载一案例，影响了大宋刑罚制定。

说金州府有一庶民马从玘，他的儿子马汉惠是个邪僻无赖，曾经害其从弟。此人又好抢夺他人财物，乡里乡亲对他恨得要命，但又没有办法。马从玘与妻子和次子三人商议，无奈之下杀死了马汉惠，算是“为民除害”。但此事传到当地官府，有防御使名仇超、判官名左扶，二人竟审得案子来龙去脉后，将马从玘夫妇和他们的次子一并诛杀。

这一大案传到汴梁，赵匡胤认为仇超等人故意将马从玘等判为死罪，实在过分，并果断下令给宰臣道：

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闻奏案，付刑部详覆之。

事实上，从藩镇手中收回司法权，在南唐先主李昪那里，就已经开始施行。李昪曾有“决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即地方藩镇必须将死刑上奏朝廷，由朝廷反复查验复核，而后决断犯人生死。如此方有望减少或避免冤狱发生。先贤有道，老赵应有借鉴。

马从玘案是大宋有司详细核查的第一案例。核查的结果是：将仇超等除名，并流于海岛。史称自此以后，“人知奉法矣”。

但不久后，又有一案例，可见推动法制之艰。

河南府有一个尼姑名法迁，她私自使用师傅的财物，被告官。但按照“挪用他人财产”例，罪不当死；可是赶上了一个用法严峻的河南府判官卢文翼和法曹参军桑植。这俩人给尼姑罗织了一个“盗”的罪名，竟“置于极典”，将尼姑“正法”。事报到朝廷，因为河南府没有将死刑案上报刑部复核，老赵干脆将卢文翼“除名”，桑植则被“夺两任官”。

老赵“护法”之严，于此可略见一斑。

颁诏书为民雪冤

大宋制定《宋刑统》时，老赵曾提出了著名的刑律方针：

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

禁止士民做坏事，所以要设定法令；但司法条文应该简要，其核心精神必须要有怜悯同情之心。

这是文明立法的经典思想。

但经由这两个案例，也可以看到赵匡胤主导帝国“自我更化”的努力。所谓“自我更化”也就是圣贤所言之“知过必改”。帝国司法有错，有错就改。

这个精神不是从赵匡胤开始的，后唐李嗣源时就有这种精神。天成三年（928）正月，赵匡胤出生的第二年，李嗣源刚做了后唐皇帝，正在办理一件大臣死后的丧事，误听京城公安局长的口头报告，说是“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当下大怒，就派大臣石敬瑭到下面执法，杀了两名村童。后来安重诲调查事件，了解到原来是俩儿童，未成年人，戏耍而已。当他审明真相后，“方觉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方才知道自己错误地使用了刑律，反复推演琢磨多次，惭愧敬畏之心不是一点，于是，“令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命令削减十天的常用餐饮，以此来求得冤魂的原谅。此外，还罚了石敬瑭一月俸银，将那位口头奏报不实的人撤职，打了二十军棍，配流登州。并对冤死者做了政府补偿：“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从此以后，还颁布法令：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用到极刑，必须仔细裁判发遣，不得按以往那样随意模糊，因循过去。

司法中最值得钦敬的是雪冤。值得注意的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对冤假错案格外注意，这方面，他有不俗的理念，纳入现代司法制度考察，也是闪光之处。他多次颁布诏书，要求解决冤案问题。

公元928年十月，他说：

为政之要，切在无私；听讼之方，惟期不滥。天下诸州府官员，如有善推疑狱及曾雪冤滥兼有异政者，当具姓名闻奏，别加甄奖。

国家政制的要点，理应开始于公正无私；治理诉讼的大法，只有期望于公正不滥。天下诸州郡府官员，如果有善于推断疑案，以及曾有过为人雪冤，免予滥刑，这样有优异政制的人，应该把他们的姓名报到朝廷，朝廷要另外给予嘉奖。

公元930年二月，他说：

欲通和气，必在伸冤；将设公方，实资奖善。州县官僚能雪冤狱活人生命者，许非时选，仍加阶超资注官，与转服色，已著绯者与转兼官。

要想达到天下祥和之气，一定先要为人伸冤。以后将在这方面设立公开的制度，实现奖励为人雪冤的善举。各州县官僚，如能有为人昭雪冤狱，活人性命者，可以不必按照日常规定选举，直接报到朝廷，为之加官晋爵增加俸禄，并转赠上一级官服。如果已经是穿了绯色官服了，就再转加一级加官。

所有这些，很可惜，只在明宗李嗣源时有过短暂的施行，在随后的乱世乱局中，法律还是回到了藩镇暴戾恣睢的随意性中，一直到了大宋帝国，赵匡胤将这些富有圣贤精神的法制思想继承下来，而且有了新的创造性。

打不死人的刑具

太祖一朝，为了解决量刑的随意性，还对刑具做了标准化处理。

这是接受了当时吏部尚书张昭上书的意见。规定徒、流、笞、杖等刑名应据法之轻重而标准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司法官吏有所依凭，不至于随心所欲。

这个标准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量刑后的标准化，如流放的刑罚（简称“流刑”），如果流三千里，就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就杖十八，配役一年，等等。更有一个是刑具的标准化，如“杖”这种刑具，在现在一般人心目中，应该是打板子，但在太祖一朝却非如此。这种“杖”有明确规定：史称“定折杖格”为：常行官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过九分。小杖不过四尺五寸，大头径六分，小头径五分（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史载宋“营造尺”为31.20厘米。但苏州博物馆藏有1973年10月在苏州市西郊横塘公社出土的宋尺实物，经测量，长31.7厘米。如是，宋“常行官杖”长度当在109.2—110.95厘米之间，大头宽不过7厘米不足，小头宽与全杖厚度不过3厘米左右。而宋“小杖”长度当在140.4—142.65厘米之间，大头直径不过2厘米不足，小头直径不过1.5厘米左右。

这样的刑具是打不死人的。

这种标准化也体现了古典“明德慎罚”的精神。惩罚，不是大宋的主诉求；推演祥和之气，化成天下文明，才是大宋的“天下目标”。

但为何要使用这么轻飘飘的刑具呢？羞辱，以使受刑人知耻而后改过。有个文人才子，叫周翰，他在大宋帝国的国营纺织厂做监工，这是一个织造绫锦的场院，织锦工犯了什么管理条例，他施行杖责，打棍子，但是超过了条例规定，处罚得重了点。织锦工不干了，告到赵匡胤这里。史称“帝怒甚”，于是召来周翰，也要如数给他一顿棍子。

周翰说：“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

老赵大概被他逗笑了，居然放过。

赵匡胤“性宽仁多恕”，有一次，御膳房供膳，送到禁内，老赵左右接过，放到案上时，忽然发现食器旁有个虱子，这应该是厨师头发上掉下来的，很恶心。但老赵急忙对左右说：“勿令掌膳者知！”因为此事只要让掌管膳食的人知道了，做饭的厨师就要获罪。正因为老赵有这样一份“宽仁多恕”的宅心，所以他对刑罚之举措格外关注。

史称老赵曾经读《尧典》，叹气道：“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耶？”

大舜还在做尧帝的臣下时，曾经摄政，当时有四个叛逆的罪人，大舜将他们流放到荒凉的四个边境，去抵御边境之外的敌人。史称“流放四凶”。叛逆的罪人，在秦以后，不仅要遭遇诛杀，甚至要灭族。赵匡胤看不惯这类酷毒的刑罚，所以要慨叹尧舜的宽刑。史称老赵“有意于措刑也”。自开宝以来，凡有犯大辟死刑的，如果不是情理深害的，老赵就不去划那个红钩，史称“多贷其死”，大多都得到免死的处理。

老赵之后，种种司法不公有所改观，在法制完善方向上，大宋做出了五代十国梦想不到的成就。终大宋三百一十九年历史，滥杀无辜、冤假错案，出现的概率远远低于历朝历代。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在太祖生命的最后一年，九月，“开封府言：京城诸官司狱皆空，无系囚。”近百万人的大都市，没有一个囚犯！监狱为之一空。这是世界范围内、数千年历史中，一个文明邦国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司法结果，是孔子所梦想的“无讼”境界。老赵，在他的任内，做到了。尽管按照人的复杂性考察，“无讼”并非最佳政制生态（最佳政制生态应该是：司法公正），但在赵匡胤时代，在战乱频仍之后难得的政治清明时期，在多次大赦之后，没有重大政治、刑事案件，一般的案件因为不得淹留，又多次给人自新的机会，于是，虽有“狡害之民”，但社会上无作案条件，“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心存不轨之念的恶人没有办法掩饰他的诈谋，因此，暴乱的奸谋往往就因此而消失于无形之中。社会终归于安居乐业。

这就是汉代贾谊《过秦论》提出的“约法省刑”之功。

开宝元年（968）夏五月，因为时当盛暑，老赵下诏各地“恤刑”，也即要体恤狱中犯人，慎用刑罚。有一天，他还对侍御史冯炳说：“朕每读《汉书》，看到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史称天下无冤民——这正是我所期望于你们的！”

说赵匡胤时代的大宋是一个敬畏生命、政治清明的王朝，或不为过。

改试卷公平取士

建国初，老赵最重要的改进工作是对科举的政策性调整。

这个工作更与大宋“崇文抑武”或“偃武修文”有关。

建隆元年，太祖即位之月，就到当时的“国学”（国子监性质的儒学场所）巡视，第二个月又来巡视。当初汉高祖曾到鲁国去祭祀孔子，唐太宗也曾到国子监祭祀孔子，后周太祖郭威也曾到曲阜祭奠孔子。但刘邦是在“高祖十二年”、李世民是在“武德七年”才来祭祀孔子，郭威则是在扫灭慕容彦超后，顺便来“看望”孔子。赵匡胤则在践祚的第一年、第一个月就主动来到国学院表彰儒学，史称此举为“隆儒师古，躬化天下”，重视儒学，师法古圣，身体力行，教化天下。大宋之所以文质彬彬，“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开启并护佑后人，奠立太平的基业，与老赵崇尚邦国文治，收敛天下杀气关系密切。

后周世宗时，曾在汴梁营建国子监，置学舍。太祖受禅，即诏有司增葺国子监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老赵亲自撰写了国子监中对孔子、颜回的赞词；其余配享孔庙的圣贤人物赞词，由宰臣以下分别撰写。

从此以后，车驾一再巡视国子监。并诏令左谏议大夫崔颂判监事，开始聚生徒讲书。开学之后，史称“上闻而嘉之”，特意要中使也即亲近帝王的主事宦官，给师生们送去了御酒，以示鼓励。

这个事件看上去似乎不大，但在五代乱世之后，具有象征意义。就像刘邦当初路过鲁地，礼拜孔子庙一样，都含有邦国由军事管理向文官管理的过渡意义。这是文明展开的标志性事件。

乾德元年后，老赵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图书。

国家的文治格局慢慢走上正轨。

科举，自隋唐以来，遭逢乱世，也基本没有停顿。但唐时开始有“公荐”，就是不全靠考试，还要靠以往在社会上的资望，由台阁近臣推荐“抱才艺者”，这样，考试不过是“加分”。这种制度也不能说不好，如果科举到了“八股”程度，“公荐”也不失为一种调整。但五代以来，贿赂成风，因此“公荐”这个政策下，“去取不能无所私”，要谁不要谁不能没有徇私的弊端。老赵于是下诏：“朝臣无得公荐贡举人”，朝中臣僚不许公开推荐贡生、举人。

与“公荐”相关的还有一个“公卷”政策。所谓“公卷”，也叫“行卷”，其来由也很早，汉唐时都有盛行。当时社会风气是重视“誉望”，也即考前的知名度，考官取士，对考生的试卷也只不过是一个参考。所以一般有点名望的考生都在考前到京师走后门打通关节，找高官大佬，将自己平时的作品呈上。如果得到大佬青睐，就会为考生在各种场合“延誉”，也即公开表彰、推许这个考生。如此，即使考试时没有考出好的成绩，也有可能被录用。考生就会视推举他的人为“恩师”，自称“门生”。这就是所谓“公卷”。不过这种政策也不适合于宋初。在道义普遍缺失的时期，“公卷”的“走后门”现象无法杜绝。老赵于建隆三年（962）九月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将这一个唐五代以来流行的政策也革除了。

这种改进，不一定是最优的，但它使试卷成了录用与否的唯一标准，就尺度言，增加了公正性。更有意味的是：此举，让没有任何背景的贫寒之士中试的机会开始增大。以后的事实证明，大宋，确实为寒门开一进身之阶，越来越多的穷人子弟开始向学，靠读书、中考，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不仅可能，而且正当。

宋初，有不少“食禄之家”在“公荐”或“公卷”政策下进士及第，老赵对此有不确定的怀疑，他担心考试不公，冷了天下士子的心，于是出台了“复试”的政策。开宝元年（968）三月，考官选定了十个进士，其中有翰林学士陶谷的儿子陶邴，名列第六。

老赵很早就听说陶谷有才但不能训子，有一年，朝廷设试，专门考官员子弟。陶谷贿赂主考官让他儿子陶戬过关。这位陶戬公子诵书不通，但主考官碍于翰林承旨陶谷的面子，居然以合格通过，补了个殿中的官职。

但纸里包不住火，不久为人告发。老赵毫不客气，按律下御史府调查。结果主考官降职，陶谷罚了两个月的俸禄。

现在又来了个陶邴，也是陶谷的儿子！老赵从陶谷当年暗中制作禅位诏书一事，就很轻鄙这个人，又加上陶戬的事，所以连带着对陶邴也不相信。他担心这是个普遍现象，于是下令复试。

但陶邴还不错，复试也过了，算是为老爸争了一口气。但老赵仍有担心，为此专门下诏，令以后“举人凡关食禄之家”，举人如果是出身于拿取国家俸禄的官员之家，一律上报，并专门安排“复试”。这个诏书一下，等于为“食禄之家”特设“复试”成为定制。这是比寒门子弟还要严格的录取制度。

大宋，文人地位越来越高，文化也越来越发达。后人读史，读的越多，就会对大宋越是向往。我个人的读史经验是：中国最好的时期，秦以后，民国前，只有东汉、大宋两个朝代最有意味；尤其以大宋为最优，那是一个足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时代。真想在这里说一句话：“郁郁乎文哉，吾从宋。”

韩通死于“王事”

韩通死，老赵下了一道诏书。这是老赵践祚后最初的几通诏书之一。诏书真实流露了老赵痛惜人才的心情，对韩通的表彰出人意外。诏书对韩通服务于前朝的业绩做了肯定和赞誉，认为他的死是“临难不苟，人臣所以全节”，遇到灾难并不苟且，这正是人臣所以保全气节的地方。还将他的死定性为“遇害”。处理决定是：赠官为中书令；以国礼收尸下葬。

诏书中还说，我老赵过去与韩通在一起时，“情好尤笃”，只有这一句话可能是不真实的。检点史料，没有发现老赵与韩通交好的信息，尽管俩人曾经“并肩作战”，如曾经在北伐契丹中，老赵任水路都督，韩通任陆路都督，俩人分别连下数城；曾经在高平之战中，老赵在中军与张永德向右路冲锋陷阵，韩通则在左路与王彦超出晋州道邀击北汉，等等；但他们始终没有私下往来。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有一个奇异的《周三臣列传》，分别记录了不属于宋朝的三个人物：韩通、李筠、李重进。这个传有《序》，《序》有言，大意说在新朝为“顽民”，未必在旧朝就不是“忠臣”；但这三个人又分别曾经在后唐、后晋、后汉都曾像今人“换单位”似的做官，因此说他们为后周而死，似不通；但又表示说，这仨人很可能就是“智氏之豫让”那样的人吧！

豫让是春秋名士。曾在范氏、中行氏等人那里当过臣下，但未受重用。后来又投智氏门下，受到尊重。智氏被赵襄子所灭，豫让为智氏报仇，多次刺杀赵襄子，没有成功，最后被杀。

《宋史》这个《序》将这“周三臣”评价为“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一样的人物，似乎有理。

韩通死于“王事”而不是死于“气节”。虽然同属于“忠义”之士，但“死于王事”和“死于气节”，在圣贤大义中，还是显有差异。欧阳修做《新五代史》特意标出了“死节”与“死事”的不同，并各为列传，名曰：《死节传》《死事传》。《宋史》又有《忠义列传》十卷，前有《序》，也大致说了“忠义”的“等差”。这个序的大致意见是说：

为气节而死、为国事而死，应有区别。

抗击社稷之敌，勇往直前，或奉命赴边，或授官守卫本土，或托官闲居，因激愤而赴义，虽然所处位置不同，但论起为国捐躯殉节，至死无二心者，皆可称之为“忠义之上者也”。

由于胜负不常，陷身俘获，或慷慨就死，或为了道义自杀，“斯为次矣”。

仓皇遇难，在乱兵中丢命之人，其志气也足以让人崇尚。

由于世事变化而沦于苦难之小吏，隐姓埋名，不与新朝合作，磨炼操守恪守初心，“抑又其次欤”。

至于普通人发布爱国救国之危言高论，以及那些乡里英雄、世外豪杰，为道义而战，他们的死也是很重的。

但王夫之的《宋论》另有评价，认为他们是“有恒”之人。

《宋论》专门说到韩通：韩通不是史上弭定叛乱的忠臣，也不是试图与老赵逐鹿的乱臣，韩通之所以冒死以相争，实在是因为与老赵往日同朝，而老赵忽然秘密相背；往日同事，而老赵忽然兵临城下；他对老赵这种“怀非常之情而不相告，处不相下之势而遽视之若无”，没有把他看在眼里的格局，实在是“有心者不能不愤，有气者不能不盈”。于是，死就死吧，韩通实在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局面：过去还几乎平起平坐，北面事周，现在却抛弃后周孤儿寡母而北面事奉豪强！这怎么可能？这口气咽不下啊！

但王夫之也认为，像韩通这样的人物，“犹有生人之气存焉”，虽然不必称之为周之“忠臣”，但可谓“有恒”之人！

韩通之死，或不属于“赴义”者，但依然可以列在“忠义”行列之中。王夫之所谓“有恒”者，也即有操守而不轻易变易者。“有恒”也即有恒常操守，至死不变。这类人物，在儒学系统中，已经属于贤人。韩通足以当之。

老赵褒奖忠义，贬黜变节，这在政治文明中，是一种源于天下意识和天下目标的正价值。文明邦国无不褒奖忠义，即使褒奖的对象是敌对势力。非文明邦国则乐于褒奖朝三暮四变节之徒，重用敌方“叛徒”，以“事功”为目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考察历史大义，是为一大关节。

老赵“逆取”后周，是时势使然。时势未萌之际，往往有人洞烛先机。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一个叫郑起的人物，就有这个大见识。

显德末年，郑起做殿中侍御史，他看到赵匡胤握禁兵，有人望，就给当朝宰相范质写信，说赵匡胤此人叵测难料，史称“极言其事”，把老赵可能的“谋逆”说得神乎其神。但范质不听这类没有根据仅凭直觉的判断。据说郑起先生曾在路上遇到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居然不下轿，“横绝前导而过”，连招呼也不打。此公大约觉得老赵早晚要反，心目中早将老赵视为“叛党”了。

但老赵气量大得很。对此事根本就不上心，无所谓。到了大宋代周，还拜郑起出掌泗州的经济工作。一直到有人举报郑起“嗜酒废职”，这才依照习惯法给他降了一级，也并没有打击报复。

另有一个右拾遗杨徽之，也曾对周世宗说过：赵匡胤“有人望”，不适合典禁兵，以免历史故事重演。赵匡胤即位后，对这个人有些讨厌，很想找个机会办了他。但赵光义喜欢杨徽之，对赵匡胤说：“此人是周室忠臣，不宜深罪。”老赵想想也是，于是不办，还给了他一个天兴令的官做。史称杨徽之“为人纯厚清介，守规矩，尚名教，尤恶非道以干进者”。这是一个循规蹈矩、重视名节的人物，崇尚儒学教诲，尤其厌恶以歪门邪道寻求前程的人。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与文臣李昉等人共同编辑了大书《文苑英华》，成为中国传世经典之一。

老赵对待忠义之人如是。

理解老赵“天下目标”，理解老赵试图解决五代以来的道义难题，需要注意他的这类举措，更要注意这类举措背后的文化意义。

司马光在记录太祖践祚事有言：

自韩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除了韩通之外，没有杀一个无辜，而得到天下。

此语甚健，我甚欣赏。

“常胜将军”荆罕儒

建隆元年，是大宋帝国的第一个年头。但各地仍处于藩镇割据局面。

老赵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是：

北方有契丹族所建日渐强大起来的辽政权；据有河东（约当今山西大部）十二州的北汉政权。南方则有占据江南十九州的南唐政权；占据江汉三州的南平政权；占据湖南十四州的武平政权；占据岭南四十八州的南汉政权；占据两浙十三州的吴越政权；占据两川汉中四十五州的后蜀政权。

除此之外，还有后周时期的藩镇刺史封疆大吏，也不平静。

“卧榻之侧，皆他人家”。中国不统一则罢，欲统一，上述种种，实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年，北汉以北部守军侵掠黄河以西的大宋辖区，赵匡胤下诏北部诸州出兵防御，定难（今陕西靖边）节度使李彝殷遣部下进援麟州（今陕西榆林），北汉退兵。

这一年，契丹入侵棣州（今山东滨州），棣州刺史何继筠追破其众于固安（今河北境），获马四百匹。

这一年，荆罕儒在与北汉一次战役中战死。

荆罕儒乃是五代大宋年间罕见的名将，战死之前，几乎没有打败仗的记录，称得上是个常胜将军。他在后周时用反间计，成功地离间了契丹与南唐的关系，被周世宗命为泰州团练使。太祖受禅后，以荆罕儒为郑州防御使。因为他有与契丹、北汉的战争经验，又改为晋州（今属石家庄）兵马钤辖，赴北方边境，与慈州（今河北磁县）团练使王继勋共御北敌。

史称荆罕儒“常欲削平太原”，故常常恃勇轻敌，多次率骑深入北汉辖区，守军多深沟壁垒不敢出动。荆部野外虏获甚众。这年冬天，他再次领千余骑抵达汾州（属山西）城下，焚毁北汉守军的草市，按兵缓缓而退。当晚扎营在附近的京土原。北汉遣大将郝贵超领万余众来袭，黎明时迫近荆部大营。荆罕儒根本就没有把十倍于己的敌军看在眼里，派出都监、负责军需的毡毯副使阎彦进分兵去抵御，自己着盔甲，罩了锦袍坐在胡床上与将士宴饮。他割了烤羊腿，正在吃，军校来报，说阎彦进战不利，开始后撤。荆罕儒随即出帐上马，麾兵直击来寇。战斗中，荆罕儒亲兵未能及时跟进，郝贵超军忽然涌出一队士兵靠近形单影只的荆罕儒，长戈齐举，刺落马下，随即几十条长戈像舂米似的戳来，荆罕儒身负重伤呼啸站起，继续格斗，手杀十数人，最后遇害。

北汉主很早就听说过荆罕儒之勇，总想生擒他，为北汉所用。听说被杀，气得难受，竟将杀死荆罕儒的人一个个处死。

赵匡胤闻言，更是痛惜不已，提拔他的儿子荆守勋为西京武德副使，更调查京土原之战未能效命的将士，将慈州（今河北磁县）团练使王继勋黜为率府率（负责水泽土产赋税的官员），监军阎彦进黜为殿直（武职，朝中散官，无实权），另斩其部下龙捷指挥使石进德等二十九人。

赵匡胤登基的第一年，还发生两场重要战事，一场与李筠有关，一场与李重进有关，这“二李”与韩通一样，都是《宋史·周三臣列传》中的人物。与李筠有关的那场战事史称“征潞州”；与李重进有关的那场战事史称“平扬州”。

贰 征潞州·平扬州

征战杀伐之事，在赵匡胤常是不得已而为之。怀柔不力，为免遗患天下，则刀兵取之。而具体到征潞州、平扬州两件事上，又有精妙的战略铺陈与战术交锋。从赵匡胤与叛将李筠、李重进的无悬念的战事较量中，不难看出，五代已没，大宋帝国混一寰宇才是天下归心。

李筠的致命错误

赵匡胤与李筠都是后周柴荣的部下。老赵受禅代周之后，即派出得力大员前往潞州（今山西长治），好言告知禅代之事，并加李筠兼中书令。

但李筠不买账。

李筠，活到建隆元年也即公元960年的时候，已经是后周元老级人物，周世宗在位时，他都有点瞧柴荣不上，周恭帝在他眼里更是孙子辈人物了，但他忠于后周，原因是：他曾得到后周太祖郭威的知遇。

想当初，他凭一把无人拉起的百斤硬弓，纵横于后唐后晋后汉，却始终没有得到他期望中的赏识，直到郭威出现。

后汉时，已经做到枢密使的郭威出镇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实即邺都、魏博，在今邯郸一带），他保举李筠为先锋指挥使，后又荐为北面缘边巡检，边防司令。李筠第一次得到重用，对郭威心存感激，在郭威麾下，屡立战功。郭威与后汉争天下时，李筠于留子陂击败后汉大将慕容彦超。此人乃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兄弟，李筠将其击败，为郭威立下大功。郭威称帝论开国功勋，李筠居上功。迁为昭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昭义军治所在潞州，节度使是实权所在，李筠从一个不知名的武夫，赖此成为一方藩镇。检校太傅则相当于传统职官之三公位置，为正一品，属于最高荣誉职衔之一，李筠赖此成为后周开国大公。同平章事则相当于宰相，李筠赖此进入中央，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大事。这一切荣华富贵，在李筠看来，得自于太祖郭威。这个时期，赵匡胤刚刚投在郭威帐下，做一个很小的武官。

李筠使人摹画了郭威像，带到潞州驻地，逢重要场合或时节即郑重挂起，馨香祷告，真诚敬拜。

柴荣时代，李筠的“昭义军”是横亘于北汉与后周之间的大藩。昭义军成为天下重要的军事要塞之一。赖昭义军，契丹不敢南窥、北汉不敢南下，而后周则随时可以昭义军为依托北击。故柴荣屡次与刘崇构兵时，李筠即以潞州一部，以奇兵击破来援北汉的辽军。为此柴荣再给李筠加一荣誉职衔：侍中。

后来李筠又多次与北汉独立作战，先后攻克辽州（在今山西境内）等地，还俘获了北汉的刺史、将军数百人。李筠因功荣进太尉，成为柴荣之下，后周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

李筠有“时代性格”，身上有很强的藩镇习气。他居功恃傲，桀骜不驯。在潞州，他擅用征赋，招揽天下亡命之徒，甚至因为私愤将监军投入大牢。监军，等于柴荣耳目，但柴荣，这位五代时期最为强悍、驾驭藩镇最为得法的君主，闻讯之后，咽不下这口气，但也不能把这个李筠怎么着，勉强写了份诏书骂他一顿完事。史称“世宗心不能堪，但诏责而已”。

赵匡胤派出的使者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前朝大佬。

李筠曾经辉煌。但藩镇就是藩镇，他毕竟不是政治家。从藩镇时代过渡到天下一统时代，他的政治觉悟和智慧，还都停留在藩镇阶段，这样，他连续犯下致命错误，最终导致了他的倾覆。

第一个错误：应对老赵使者失策。

老赵遣来使者，无非怀柔。此际李筠若知天命，就当归顺大宋；若守忠勇，就当为周兴兵。但他既不归顺也不兴兵，徘徊于愤怒、惧怕、忠勇、试探之间，所有举动进退失据，都与果敢和智慧无关，就像当初慕容彦超面对郭威，成为一个贻笑于天下的小丑。

当大宋使者向李筠出示诏书的时候，李筠暴怒，拒绝接受。但他的谋士们却已经懂得：天命所在，不可变更。于是纷纷劝慰老帅，“为陈历数”，为他陈说天变的天道原因。李筠在众人的晓譬中大约也感受到了新朝的气象。他也应该知道今日之老赵，已经不是昔日之老赵。于是不得已，俯伏下拜，接受诏书，但史称“貌犹不恭”。他不情不愿地接受了大宋代周的事实，可是在按礼节为使者排宴时，一面置酒张乐，一面却大哭起来。众人惊愕中，他令人在壁间挂上了后周太祖郭威的肖像，对着这幅肖像涕泣不已。

我毫不怀疑李筠这个山西大汉对郭威的感恩和忠诚，我甚至能够猜想他内心的种种纠结、惶惑与亡国之痛，我还愿意赞赏他的忠义不二。我知道这类人伦大义出于良知时，有它的正心诚意感人之处。但我知道的是，李筠此刻面临的是政治选择。政治选择需要性情、责任之外的正确性。就政治选择而言，他的前倨后恭，张挂前朝君主肖像并为之痛哭流涕，是——不正确的。忠诚，不是哭泣可以界定的价值，它需要智慧、勇气和一点机缘。这些东西，李筠都没有。李筠面对政治，太淳朴啦！于是，他的痛哭，透露了他的格局，而赵匡胤敏锐地——掌握了他！我相信老赵正是在得到这个消息时，做出了“征潞州”的决定。

李筠的悲恸与哭泣，鼓动了建隆元年的烽火。时光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可逆转。趋势已经明了，他的前途已定，不可变更。

第二个错误：应对后汉刘承钧失策。

老赵的使者走后，李筠恸哭，已经成为一个事件，潞州人人皆知，北汉也人人皆知。此时北汉的国君是刘承钧，他是刘崇之子，高平之战后，刘崇死，刘承钧即位。当他知道李筠恸哭事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邀请李筠加盟北汉，共同对付未来可能的大宋威胁。他给李筠发出了友好的信息，派人送去了一封用蜡丸伪装的秘密函件。

这个事实让李筠再次处于进退失据中。

是否联合北汉反大宋？如果反，有无必胜把握？东京汴梁的禁卫军与潞州边关将士孰为更强？如果不反，如何处理这封密信？……

诸如此类，他在各种利害关系中开始了比较和忖度。

我能够猜想他的犹豫不决，甚至好像看到了他如困兽般在藩府来回踱步的身影。很奇怪，我在读《宋史·周三臣列传》时，总是想起流行于欧洲几百年的一个熟典。这个熟典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布里丹所创造，史称“布里丹的驴子”。话说布里丹的驴子饥饿与口渴同样强烈，当驴子处于一池清水和一捆青草之间时，由于缺乏自由意志，无法做出选择，它不知道应该先去饮水还是先去吃草，于是在池水和青草之间往复选择不已，最后饥渴而死。李筠先生此际的境遇与这头布里丹的驴子，实在是有的一拼。

无数的政治性选择失误，往往源于人性的弱点。

李筠的弱点在政治词典面前暴露无遗。往日的辉煌以及天时地利人和都救不了他——他失败于他自己，失败于他的性格。

他做出了一个奇异的决定。

他将刘承钧送来的密信又秘密地送给了赵匡胤。

这个动作也像极了慕容彦超：当有反对郭威的人投奔他时，他将投奔者送给了郭威。

我已经无法理解李筠将军的动机，就像当初无法理解慕容彦超的动机，只好猜测：他也许是试图以此来向老赵表示臣服，以此拖延时间，厉兵秣马……

北汉也是一个朝廷，刘承钧无论多么羸弱，待李筠也是君臣关系。所以李筠如果与北汉联盟，即等于背宋投汉。但是他在与刘承钧的谈判中，太少折冲樽俎的智慧。刘承钧屈身来潞州与李筠谈判，李筠居然对着刘承钧大谈他深受周太祖郭威大恩所以不能臣宋的理由。估计他还会在接待刘承钧时再一次张挂郭威的肖像。他忘记了一个重要故实：周太祖郭威正是荡灭后汉的主角！刘承钧听了他这些话很不是滋味，史称刘承钧“默然，遂疑之，命其宣徽使卢赞监筠军”。刘承钧沉默不语，开始对他有了怀疑，命北汉宣徽使卢赞做李筠的监军。

但李筠对卢赞也不服气，后来刘承钧又专门派出平章事卫融来为李筠与卢赞和稀泥。

李筠的这个失策导致了刘承钧对他的疑虑，削弱了与大宋对峙的力量。

老赵接到这个蜡丸之后，尽管心知李筠已蓄异谋，但还是亲自给他写了封信，说了很多安慰李筠的话头，史称“太祖手诏慰抚之”。

李筠有个儿子名守节，此人与乃父比较，多了一点洞察力。他看出李筠必反，也知道李筠不是老赵的对手，于是多次哭着劝谏李筠不要反，但李筠根本不听。不但不听，还派儿子到汴梁去，名义上是谢恩，实际上是打探虚实。

李守节战战兢兢地到了大宋京师，老赵听说他来了，就在崇元殿接见了他。老赵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居然是：

“太子，你这是为何而来啊？”

这话说得李守节魂飞魄散，“太子”？俺爹可不敢做皇上啊！李守节哆哆嗦嗦地一个劲挥泪自陈绝无反意。

老赵看着这个李筠派来的特殊“密探”，决计摊牌。他对李守节说：

“我已经听说你多次劝谏李筠不要反，但那老家伙不听。我现在要是杀了你没啥意思，还不如让你回去传个话。你去传我旨意，说我还没有做天子时，任你李筠自为之；我现在做了天子，你李筠臣周臣汉，难道就独独不能臣我吗？”

《宋史·周三臣列传》记录老赵的说法是：“我未为天子时，任自为之，既为天子，独不能臣我耶？”但《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的说法则是：“我未为天子时，任汝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小让我耶？”两说各有不同味道，慢慢参酌，可以复原历史现场的有趣。但无论怎样说，都是明摆着已经不信任李筠，与此前收到蜡丸“手诏慰抚之”显然不是一个态度。

我倾向于认为，老赵说这番话是对李筠的逼反！

李守节回去对李筠实话实话，果然导致李筠“谋愈甚，遂起兵”，谋划得就更多，最后终于起兵反叛。

他最后还是站到了北汉一边。他确实反了。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载一事，说李筠造反之前的一个故实。

李筠反时，潞州有僧人素为善男信女所崇拜，李筠召见他，秘密地对他说：

“吾军，府用不足，欲借师傅大名来凑足粮草。吾为师傅作道场，募集钱粮各三十万，先寄存到我仓库中，等事情办完，我与你中分。”

僧人许诺。于是谋划了一个“道场”。在一个空旷之地，积起柴薪，僧人坐在上面，提前多少天告知州境，某日某时自焚。李筠在积薪之下洞穿一个地道，从地道走下，可以直达藩帅府中。俩人约定：到了那天，大火一起，僧人就进入地道，烟火之中，无人可辨。而后，就可以“走归府中”了。柴薪积好之后，李筠与夫人都到现场查看，并宣布“倾家财尽施之”。

远近四方只知道有自焚，不知道有地道，听说整个异事，纷纷“以钱粮馈之”，“四方辐辏，仓库不能容”。仅仅十天的工夫，六十万已经募集齐全。

到了日子，李筠见僧人已经坐到柴禾上，等待“坐化”，就令人在里面将地道口秘密塞住。僧人不知，大火起时，怎么也打不开地道口，一蓬大火中，无处逃遁，很快被烧死。

于是，六十万钱粮，尽为李筠所取。

他以为这些钱粮足可以支持军需所用，“遂反”。

老赵为何逼反李筠？原来老赵得到了一个绝密情报：加检校太尉、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也要反！

“黑大王”李重进欲反

李重进、李筠都在后周朝立下战功。禅代之后，李重进比李筠还有危机感，因为他是郭威的外甥。他担心老赵不能容他。此外，他还长期与老赵同在禁军，多年感知老赵气场强大，史称“重进与太祖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惮太祖”，他对老赵有点打怵。故大宋禅代之后，越发不安。

像对待李筠一样，老赵登基伊始，派官员给李重进发去了诏书，并将加官晋爵的命令颁发给他。因为李重进镇守扬州，老赵命韩令坤代李重进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但给他加了一个中书令。李重进也试探性地请求“入朝”。赵匡胤推心置腹，觉得此时与他见面似不合时宜，因为如果他要“入朝”就召他“入朝”，等于一下子就剥夺了他的藩镇大权，是对他不信任的表现。当初石敬瑭试探性地要求“移镇”，后唐朝廷喜不自胜，立即同意他“移镇”，结果逼反了石敬瑭。老赵不想这样做。另外，也不知道李重进是否能够忠于新朝，因此，如何拒绝他来朝，需要道理上的一番斟酌，于是，他找当朝的翰林学士李昉，对他说：

“你草拟一个诏书，善为我辞以拒之。”你给我起草一份诏书，要想好词，婉转地拒绝李重进入朝。

于是李昉草诏云：

国君是为元首，大臣作为股肱，虽然在远方，还是同一体。保君臣之分，方能达到永远规划；修朝觐之仪，何须简单定在此日。

史称“重进得诏，愈不自安”。这类加官和巧妙说辞并没有稳住李重进。他还是从字里行间嗅出了老赵的“雄猜”。他为此狐疑不已。他不能相信老赵会真的如此敬重他。于是，暗地里招集亡命，增高扬州城，疏浚护城河，史称“阴为叛背之计”，暗地里做背叛的计划。

老赵有感觉，又专门派出特使陈思诲带着给他的终身安全保证书——丹书铁券，前往抚慰，以安其心。

丹书铁券形制不一，但多为金属制作，或用朱砂写字或用刻铸嵌字。文字内容最初是褒奖功臣字样，后来演变为皇室恩许的种种特权，包括免罪免死。战国时即有这类东西，汉唐时也常见，直至明代也可见到。此物初为圆筒状，纵剖为二，皇室藏一份，受赐者藏一份；后来成为单一文件，只给受赐者，皇室不再收藏。这东西似乎介于勋章、盟约、凭证、保证书之间，或也可以是这些东西的杂糅，是对立有不世功勋人物的一种恩赏。

老赵给李重进丹书铁券，等于给他一个安全保障。史称重进见到“铁券”后，就有打点行囊，跟随陈思诲入朝的念头，但“为左右所惑”，一时犹豫起来，最后，在左右的架弄下，他终于反了，丹书铁券也没有打动他。

随后，李重进同时做了几件事。

他干脆将老赵的特使陈思诲拘禁起来，这就等于向中外宣布并坐实了反意。我猜想他如此行事，也有暗示自己痛下决心、一不做二不休的意思。

他继续治理扬州城的工事，修建城墙，完善防卫措施，整顿兵甲，很是轰轰烈烈。

他还向南唐中主李璟求援，期待与南唐联手，成掎角之势，以抗宋军。

李璟，这位哼过“小楼吹彻玉笙寒”的词人兼国君已经被北军吓破了胆。多年以来，他被周世宗打得屁滚尿流，甚至为避后周郭威的高祖父郭璟的名讳而改名李景。他还在国祚最危险的时候，向柴荣称臣，削去帝号，自称唐国主，连年号都使用后周的。

但在柴荣打他的时候，李重进乃是柴荣麾下大将，也是曾经打疼了李璟的人物。当初，柴荣派大将李谷征伐南唐，李璟派出上将刘彦贞等人抄袭李谷背后，李谷退屯正阳，李重进急趋正阳，支援李谷。刘彦贞等闻听李谷退军，以为周兵已怯，急追之。等到了正阳，未及整军小憩吃饭，李重进已经好整以暇，等在那里了。刘彦贞吓一跳，于是采守势，急忙布阵。随军带来的铁蒺藜从皮囊里倒出来，铺在阵前；拒马，一种前端削尖的圆木交叉固定的架子，也在铁蒺藜之后一字排列开来。这是军事上常备的障碍器材，但一般用于营地之前。现在刘彦贞将其匆匆布置在两军阵前，明摆着只想取守势，不想决战。这一招被李重进带出来的老兵油子们一眼看穿，史称“周兵见而知其怯”。唐兵又将刻成兽状的木头牌子列出来，以示警吓，周兵更是笑指不已。盖两军阵前决战，一凭实力，二凭士气，唐兵此举即可暴露出来一则实力不足，二则士气全失。故李重进立于阵前，发起冲锋令时，周兵持盾者先行，挡住唐兵的箭镞，后面工兵拥上，将铁蒺藜归堆收起，近阵的敢死之士掀翻拒马，留出通道，主力兵团就呼啸着冲了上来。唐兵还没有吃饭，饿了一天肚皮，遇到此等战事，先行夺气，很快溃散。史称此一役“一鼓败之”。

周兵追击几十里，刘彦贞阵亡，伏尸无算。

从此整个南唐人皆畏服李重进的沉着凶悍，称他为“黑大王”。

时移势迁，李重进以为南唐主应该畏服他往日威风，与他联合应该顺理成章。何况，此前，他在跟随周世宗柴荣征淮南时，李璟曾经许以高官厚禄，邀请他归附南唐。不料，这一次遭到李璟拒绝。

其实李重进没有弄明白，原来李璟更怕的不是他，而是赵匡胤。

赵匡胤代周就是又一个后周，何况这个老赵而今更是兵精将广，威名素著，在跟随周世宗平定淮南时，斩大将皇甫晖、都监何延锡，擒团练使姚凤、制置使耿谦，破清流关、滁州城，克紫金山、连珠寨，攻寿春、下六合、取涡口、降天长……这一系列战功，早已让南唐士庶记住了“赵匡胤”的大名。周世宗柴荣已经打得李璟割地称臣，对这位“顾视非常”的大宋皇帝，李璟更是心畏惮服。

南唐，两代人雄踞江淮，曾经有与后晋后汉后周王朝争夺天下之想。但与周世宗较量后，尽失淮南十四州，从此以后，雄心尽消，国势日蹙，只想苟延残喘，不思进取中原。现在又遇上个曾经打痛南唐的昔日殿前都点检、今日新科宋皇帝，李璟如何不怕？

李璟没有犹豫，将李重进拟联合南唐共抗大宋的消息立刻转给了老赵。

李重进还同时开始联络李筠。

他的谋略是：李筠南下，他北上，夹击老赵。如此，新生的大宋帝国就有可能夭折。至于夹击以后，谁来做中原之主嘛，再说。与李筠一样，李重进也是一个将才帅才，但他们都不是帝王之才。他们缺少一种至为重要的东西：天下意识。这个不提，且说李重进派出联络李筠的密使名叫翟守珣，他需要跨过一千八百里路，从扬州到潞州。这中间的各种城门、关隘、卡子口多不胜数，有一个失误就会前功尽弃。但翟守珣压根就没有打算赴潞州，他秘密地走进了东京汴梁。

史称翟守珣“素识太祖”，也即俩人原来是老相识！这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五代十国战乱太久，人心思治，翟守珣也是一个有大见识的人物，他实在是厌恶了无休止的征战。他知道如果李重进阴结李筠成功，那将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野战，天下再无宁日。于是，他带着一种悲壮的使命感，奔赴京师，偷偷地先去见另一个老相识枢密承旨，枢密院的秘书李处耘，要求秘密觐见太祖。

老赵闻听昔日老友翟守珣自扬州来见，应该有重要时刻来临的感觉，仿佛演义中的曹操见许攸。

他很快接见了翟守珣。

于是，李重进的“反状”已明。

老赵问他：“我已赐他丹书铁券，他还不能信我吗？”

翟守珣说：“重进终无归顺之志。”

明白人岂用多言！老赵厚赐翟守珣，并许以爵位，但给他一个任务：回扬州，设法劝说李重进“缓其谋”，也即要李重进暂缓反宋，不要让南北二李同时行动，以分我大宋兵势。

这个任务的意思很清楚：老赵需要时间，也需要集中优势兵力，逐个解决。老赵不想南北两线作战，那样将胜负难料……

李筠的“反状”明了时，老赵没有多大震动；李重进“反状”明了时，老赵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就在翟守珣走后，李筠的儿子李守节走进了崇元殿。

所以，老赵决计逼反李筠、解决李筠，而后移师南下。

老赵自有政治家的责任。他不是那种只有妇人之仁贻天下笑的俗人。不能养痈为患！——我猜老赵决计北征李筠、南讨李重进时，心下应有如此一念。

翟守珣回到扬州后，告知李重进，潞州李筠不可靠，未可联手南北夹击新朝。翟守珣又劝重进“养威持重，未可轻发”，史称“重进甚信之”。估计此际李璟不拟与扬州合兵抗宋的意见也给了李重进很大打击。如果李筠不能北边牵制大宋，李璟不能南边给予支撑，扬州就成了孤岛。这是李重进不得不长考的战略。长考中，赵匡胤赢得了时间。

李筠起兵“直取大梁”

李筠起兵的标志性事件是：“令幕府为檄书，辞多不逊”。这有点像骆宾王《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所谓“辞多不逊”，不难想象幕府草拟的檄文说些什么内容，无非是说老赵如何犯上作乱，阴谋推翻合法王朝后周，如何对不住先帝，如何欺凌恭帝、太后，如何鼓动军事拥戴，等等。后世批评老赵的那些字样，估计在这个檄文里都可约略看到。

这类东西张贴出去以后，李筠已经没有退路。

昭义军反状传到东京，枢密吴廷祚对老赵说：“潞州岩险，贼若固守，一年半年的都很难攻破。但李筠平素骄傲，勇而无谋，宜速引兵击之。他必恃勇出斗。只要他离开巢穴潞州，就能捉住他！”

老赵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开始安排将帅北征。

前已说过，李筠总是在犯致命错误，应对大宋使者失策、应对北汉刘承钧失策，在决计造反之后，又犯了军事战略上的错误。

潞州幕府有一位谋士，此人名叫闾丘仲卿。

他向李筠献策道：“公以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然依仗河东（北汉）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东京汴梁）兵甲精锐，难与争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今河南沁阳）、孟（今河南孟州），塞虎牢（今河南荥阳），据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向而争天下，计之上也。”

闾丘仲卿的思考是：李筠藩部下太行，沿西麓南行，过黄河，占据洛阳，而后与东面的京师对峙，待机而取天下。这个意见就是将一场被动的据守变为主动的进攻，逐鹿于中原，而非僻居太行一偏，等待来袭。而且占据洛阳后，会获得更大主动：进可攻开封，退可守太行。

撇开政治大义、天下情怀不谈（这方面，高人闾丘也是矮子），就战略主动言，此议有价值，至少比据守潞州灵活得多。而且一旦南下占据洛阳，潞州大军在河南诸州纵横，继续在中原与老赵争锋中，就有希望卷动起其他更多未知力量的参与——中原又重新处于“逐鹿”之中，有野心的人物就会有动作。

但李筠不纳。他竟然准备直捣东京汴梁。他还说：“我是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昆弟，现在那拨禁卫军首领都是我的老相识。如果他们跟着赵匡胤到我的地盘，知道我亲自来与赵某争锋，必倒戈归我。何况，我有儋珪枪、拨汗马，何忧天下哉？”儋珪，李筠爱将，善用枪；拨汗，李筠骏马，极骏健。李筠一向倚为骄傲资本，所以有此自夸。

李筠这个思路，与当年李守贞、慕容彦超一个样：以为部卒虽然在敌方，但因为有过去的老部下，只要打起来，一声招呼，敌方部卒们就会倒戈。这个思路在任何时候看，都是一种军事幼稚，也是一种政治幼稚，更是一种不谙人情世故的江湖幼稚。他不懂人性的复杂，更不懂“乌合之众”的价值观。带着这种侥幸心理，天下无不败之理。

朝廷曾为他委派监军，就像后世的军队政委，名叫周光逊。李筠将他捆绑起来，派遣刘继冲赴北汉大本营晋阳，以此作为归附北汉的投名状，请北汉主刘承钧举军南下，自己为前导，南下袭击汴梁。

刘承钧想与契丹谋划，请草原兵来壮声势。刘继冲告诉刘承钧，说李筠的意见是：绝不用契丹兵！刘承钧想想也好，即日大阅，自带大军数千人，出团柏谷，群臣为之饯行于汾水之畔。

北汉左仆射赵华说：“李筠举事轻易，事必无成，陛下扫境内而赴之，臣未见其可也。”刘承钧瞪着眼珠子对赵华说：“朕志已决，你怎么能知道他必无成呢？嘁！你有长策，说说，应该怎么办？嗯？”

赵华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刘承钧已经拂衣上马。

李筠又派出大将杀掉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张福，派兵据守其城。

泽州位于晋东南，太行山南端，为三晋通往中原之要冲，史称“河东屏翰，冀南雄镇”。李筠取此城，构想不错。再往南，过黄河，就离洛阳不远了。但他似乎没有继续南下的准备，或者也许在长考闾丘仲卿的意见。李筠的行动出现了混乱，无法猜度他的战略意图——或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略意图”……

刘承钧亲自率兵，至太平驿（今山西襄垣县），来见李筠。

李筠初以臣礼迎谒。但他忽然发现刘承钧的兵卫又少又弱，不禁心生悔意。但事已至此，又不好令其北退，只好接纳。

刘承钧以北汉皇帝的身份，封李筠为西平王，并赐马三百匹。李筠还有马三千匹，专门将原来蹴鞠的球场开辟为演习场，日夜练兵。扬言要“直取大梁”。北汉派来的监军卢赞闻言，拟找李筠谋划“直取大梁”之计。李筠不见，给话说：“大梁兵皆我昔时部下，见到我就会投降啦！没啥好商议的。”卢赞郁闷。

李筠觉得一切都有把握后，要儿子留守潞州，自己开始引众南向，似乎是要到汴梁与大宋决战。

他的这个南下动作与闾丘仲卿的南下意见不一样，可称根本不是一个套路。闾丘的意见是南下据洛阳，而后东向争天下；李筠的路数是直接南下汴梁，不做迂回之想。

四路出兵合围泽州

老赵知道泽州失守的消息后，感到有点恐慌。此地毕竟太过险要！他立即遣石守信、高怀德将兵讨李筠，下令说：“勿纵李筠下太行，急进师扼其关隘，破之必矣！”

不要放李筠下太行山，赶紧进军扼守几个关隘，这样，肯定能击破李筠！

高怀德，是赵匡胤老朋友。五代名将高行周之子。史称高怀德“忠厚倜傥，有武勇”。晋石重贵时，契丹侵边，高行周为北面前军都部署，怀德年方弱冠，跟父亲出征。在戚城遇契丹大兵，被围数重。时援兵不至，形势危急。高怀德骑马左右射，纵横驰突，史称“众皆披靡”，保护父亲破围而出。周世宗时，从征淮南，在庐州城下，斩首七百余级。南唐置连珠寨，世宗命怀德率帐下亲信数十骑侦察南唐营垒。怀德夜涉淮河，天明，南唐军发现，率众来战。怀德以少击众，擒其裨将，尽知敌寨虚实强弱。赵匡胤即位，拜殿前副都点检，移镇滑州，充关南副都部署。高怀德乃将门之后，一生习戎事，不喜读书。史称“性简率，不拘小节”。但他通音律，自谱曲作歌，节奏旋律极为精妙。好射猎，常在野外露宿，获狐兔数百只。有时家里来客，他忽然想去打猎，竟不揖而起，不告而别，偷偷从旁门带领数十骑到郊外，把客人晾在厅里。

这是一个有性情而又很率性的武夫。

这时河北慕容延钊、王全斌已经奉命由东路与石守信会合，与监军李崇矩共破李筠的兵众于长平，斩首级三千。又攻破潞州要塞大会砦。

老赵再迁洺州（今河北永年县）团练使郭进为防御使，充西山（今太原西北）巡检。郭进在征泽潞之战中，屡立战功。

老赵从前方得到消息，知道北汉援兵也在南下。

老赵经由长考，决计御驾亲征。据宋人王君玉笔记《国老谈苑》，太祖征潞州前，下诏要赵光义和赵普等人留后于京师。赵普私自来到赵光义府邸说：“我赵普托迹诸侯之间十五年，现在潞州贼众势力正盛，君主有事，是臣子效命之日，期待您能帮我启奏陛下，臣愿意军前效力。”

赵光义就来见老赵，请赵普与老赵一起出征。

老赵听说赵普要来军前效力，笑道：“赵普那小身子骨，穿得了甲胄吗？”但他还是带上了赵普。并因此对赵光义说：“是行也，朕胜则不言，万一不利，我将使赵普分兵守河阳，别作一家计度。”

我这次出行，胜利了，就不说了；万一有不利，我会带着赵普分兵河阳，到那时，再做计较。你要有准备。

战前跟自家兄弟说这个话，证明老赵对取胜李筠，并无十分把握。由此也可以见此役充满变数。

老赵集结起大宋最为精锐的禁军，开始北征。

几天后，李筠也得到消息：大宋名将石守信与高怀德自西南一偏进军，现任大宋最高司令长官殿前都点检的慕容延钊，以及彰德军留后王全斌自东北一偏进军，当今新科皇帝赵匡胤自西南一偏进军，据说陕西藩镇也有集结，正待东进支援老赵。四个方向来敌都是当今大宋一等一的军事武装力量。

李筠大约没有料到老赵几乎会倾全国之兵来征讨他这一个僻处山西的昭义军潞州城！心下不禁有了恐慌。但他很快恢复镇定。他开始收缩兵力，退居太行山内地的泽州城。

老赵闻讯也稍稍心安。他不希望在中原地区与李筠决战，那样风险太大，而且叛军一旦出现在京师附近，太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大宋正在叛军的征讨中求生。那是老赵不愿意看到的。就这个格局看，闾丘仲卿的意见确有价值。李筠大军如果一旦出现于洛阳，摇动天下人心是非常可能的。那时节，后周柴荣过去的宿将将会如何响应李筠，都是未知数。现在，李筠偏居于泽潞，就是已知数了。天下不会因此而动摇。

御驾很快到达荥阳。

在这里，老赵召来西京留守向训聊天。向训劝皇上急过黄河、逾太行，乘李筠未集而击之。要是在此地稽留过久，则李筠兵锋会愈加炽盛。

恰好争取到随军的枢密直学士赵普也说：“潞州贼还以为咱们大宋，国家新造，肯定不能出征。咱们若是倍道兼行，掩其不备，可一战而克。”

向训乃是后周时的一代名将，老赵对他的意见很敬重；赵普乃是跟随多年的掌书记，有远谋，老赵对他的意见也很看重。史称“上纳其言”。

于是，老赵迅即拔营，渡过黄河，进入晋南太行山区。

山路难行，险峻多石。老赵身先士卒，在马上负石，扔到大路一侧。将士们受到激励，纷纷负石开路，数万将士们背负石头扔到路旁清道，一日间平出大道一条。《宋史》的说法是：“山路险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于马上负数石，群臣六军皆负之，即日平为大道。”

老赵急行军，直趋泽州。

随后，赵匡胤出现在泽州之南。

石守信、高怀德也几乎同期到达。

昭义军的将士没有想到，当今天子居然一夜之间出现在泽州，不禁士气大跌！而宋军士气正旺。

李筠却负气恃勇，出城来战。

泽南，一场近于遭遇的决战，击溃了李筠数万之众，俘获三千余人。北汉援军大部战死，包括监军卢赞。老赵还擒获了河阳节度使范守图。

李筠跑回泽州城内固守。

老赵列栅围城。

潞州城破李筠赴死

宋师四面合围，李筠大势已去，他的部下自三晋各地来降老赵，李筠已经成为孤家寡人，举目望去，再无外部支持力量。战役比老赵想象的要顺利得多。

但李筠困兽犹斗，亲自指挥小城三军全部走上城堞守卫，数日，老赵未能攻下这个小城。而眼下，京师空竭，南方的李重进正在跃跃欲试中。

李筠寄希望于劳师远征的宋兵疲沓生变，更寄希望于天下藩镇知有此役，能人存幸心，起兵反宋。各地烽烟一起，老赵必定相持不下。一俟宋兵退去，重新打理三晋大地，还有东山再起之机。

老赵心焦，三军鼓噪攻城之际，召心腹马全义至御榻前赐食问计。

马全义，曾在后周时代屡立战功，禅代后，任内殿直都知、控鹤左厢都校，领果州团练使。这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老赵当年训练殿前诸班军士，他是最早的亲信之一。面对老赵的焦虑，马全义明白攻城受挫，实在是源于将士敢死精神不足。而老赵问计于他，也实在是希望他能有所作为。

他对老赵说：“李筠困守孤城，我军如果合力急攻，可以立刻将他歼灭；若果兵势一缓，正好投合了敌人的奸谋。所以，要速战！”

老赵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于是马全义组织敢死战士数十人，口衔短刀，攀爬云梯，冒矢乘城，越堞而上。城门楼子上有了短兵相接。

有人爬上城楼了，守城的形势就有了变化：泽州危急。

老赵这边亲自督战，麾兵急击。更多宋兵攀上城堞。

李筠有一爱妾刘氏，跟随李筠到泽州。她已经知道小城危急，对李筠说：“城中还有多少健马？”

李筠问：“你干吗要问这个？”

刘氏说：“孤城危险啦，马上就要破城啦，现在如果能得到健马数百匹，与我们的亲军心腹们溃围而出，北归，回保潞州，求援河东，可比在这里坐等城破要好！”

李筠认为爱妾意见可行。急忙召集左右，一问，良马居然还有不下千匹。于是准备晚上即从北门破围而出。但他也听到了另一种反对意见：

“现在帐前计议破围，听上去好像都是一心一意，但是城门一开，可就不好说了。万一有哪个心怀叵测之辈，在门开之际，劫持大帅投降宋兵，岂不悔之晚矣！”

这个意见让李筠犹豫不决。

在时光的这一头来看往事，刘氏的意见，正是宋兵北征前，枢密吴廷祚所担心的格局。潞州城险，比泽州大而且固，易守难攻。这个刘氏不简单。但李筠在犹豫中，失去了机会。

于是，他又犯了最后一个错误。

这天，马全义登城，胳膊为飞矢贯透，流了满身鲜血。他拔出箭镞，亲临兵刃，毫不退却，敢死战士更为感奋，愈战愈勇。后续部队纷纷登城，泽州下。

宋兵涌入泽州城时，我想象中的李筠不应该慌张，他似乎镇定地在府衙点起一蓬大火，而后向府衙里面走去。刘氏抓住李筠衣带与之同行。李筠回头看到刘氏已有身孕，对她说：“你不必从我。万一能生下一儿，也算是一功德！”

刘氏于是忍泣看着夫君走入府衙。那火烧得正旺。

《宋史纪事本末》《皇宋通鉴纪事本末》等，均认为李筠“赴火死”，但《宋史》等认为李筠“赴水死”。水、火字近易淆。考泽州，城内无河湖，或有池塘水榭，赴水而被人救起，将面临受辱。我猜度李筠有必死之心，不大可能选择赴水。故此处不从《宋史》而从两《本末》。但李筠赴火之际，是否能想起那个“坐化”而被烧死的和尚，已经无从知晓。

老赵在泽州捉住北汉大臣卫融，刘承钧早已跑回河东。

老赵继续北进，伐上党。李筠儿子李守节不战而降。老赵没有治他的罪，释放了他，并给他赏赐。当天宴请从官，还叫李守节参加。当宴封赏了一批潞州地方官。李守节被封为单州（今山东单县）团练使。并且下诏免掉了当年的泽州、潞州租赋，与民休息。

如此举措，史称“德音”，于是，三晋速平，民心向宋。

李守节知道李筠爱妾尚在，于是设法“购得之”，后来刘氏果然生下一个儿子。李守节后来又出知辽州，开宝三年，改和州（今河南马鞍山）团练使。四年，卒，年三十三。李守节无后，刘氏所生之子成为李筠的后代。

史称李筠“性虽暴，事母甚孝，每怒将杀人，母屏风后呼筠，筠趋至，母曰：‘闻将杀人，可免乎？为吾曹增福尔。’筠遽释之”。

李筠性情虽然残暴，但对待母亲很孝顺。每一次发怒要杀人，母亲知道，都会从屏风后面呼叫李筠，李筠到了，母亲就问他：“听说你要杀人，可以免了他吗？要为你们修福报啊！”李筠往往也就释放了那个要杀的人。

刘氏不死，留下一子，承续李氏香火，似冥冥中有不可知者。

此役，老赵对马全义甚为钦赏。后来马全义官做到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江州防御使、镇国节度使。马全义病重时，赵匡胤每天都要派御医诊视，还派中使往返劳问不停。并且给他一个密旨说：“等你病稍好，就授给你河阳节钺！”这意思就是要授给他做一方藩镇。但马全义没有等到这一天，不久死去。赵匡胤闻讯，为之流涕。

马全义有一个七岁的儿子，赵匡胤将其召入禁中，赐名知节，补西头供奉官，优恤其家。后来马知节也成为一个将军，在抗御北辽、西夏时屡立战功。

平扬州预先做牌

北征回来，太祖赵匡胤御崇元殿，继续行赏罚事。有功的封赏不必提了，有几个该罚的却没有罚。

第一个该罚不罚的是卫融。

卫融在五代乱世中，是少数几个愿意读圣贤书的人物，曾经在后晋天福初年考中进土，做过忠武军掌书记，这个职务与赵普有一拼。但他“站错了队”，在老赵践祚之后，他居然还在跟从北汉刘承钧与大宋作对。

李筠起兵反宋求援北汉后，与北汉派来的监军卢赞不合，北汉主刘承钧就派遣卫融去调解二人的关系，无非是要二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宋。

后来卫融被老赵擒获，老赵叱责卫融：“你为何投靠刘承钧，帮助李筠造反？”

卫融了无惧色：“我全家四十口人受到刘氏优待，不忍心背叛他。陛下你今天纵使不杀我，我也不会为你效劳的！我最后还是要回北汉！”

老赵大怒，令人操铁挝击其头，又喝令拖出斩首。

卫融大呼：“大丈夫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今日之死，死得其所！”

老赵见状，受到震动，立即下令释放。并召来太医用最好的药为他疗伤，并赐给衣服、金带、鞍马。

老赵也不难为卫融，你既然要回北汉，可以做个交换。他就要卫融写信给刘承钧，可以用李筠曾经捆送刘承钧那里的监军周光逊等人来换回卫融。但刘承钧久未回音，赵匡胤就商议要授给卫融太府卿，赐给房舍。卫融经过一个阶段的观察，发现太祖也确实是个人物，这才投降了大宋。

第二个该罚的人乃是后周老将李谷。此人曾跟着柴荣南征北讨，也颇立下若干战功，与李筠也是老相识。当初在恒州驱逐契丹节度使麻答，李谷就和李筠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老赵征潞州之前，李筠派人给他送来了五十万贯富贵，李谷居然接受了，一不上缴二不告发。按照律法，这就几乎等于“通敌”，如何得了！但老赵得报，居然一笑了之。

但这个李谷自己心下不安，史称“谷忧恚发病，乙卯，卒”。他自己被自己吓死了。老赵闻讯，还是给了他很大的优待，为了这位前朝元老“废朝二日”，两天不办公，表示哀悼。另外还赠给李谷“侍中”的头衔。这等宽大，让中外感佩，世人皆知老赵襟怀阔达，不是凡人。

第三个该罚的人是中书舍人赵行逢。中书舍人，是一个负责起草诏令，参与机密的禁中官员。这位中书舍人跟着老赵讨伐泽潞，进入太行山，清理路面时，觉着辛苦，假装从马上掉下来摔伤，留在怀州养病。老赵想想并没有罚他。但老赵回到崇元殿封赏时，需要起草各类诏书，这位赵行逢先生本来在值班，应该迅即起草，但他又申请回家以后再撰写诏书。这事搁哪个老板也受不了！老赵一怒，将赵行逢贬出东京。官给他照做，也不算太过的惩罚啦。

另有一个成德节度使郭崇（即跟随郭威反叛后汉的郭崇威）。他听说太祖受禅，没事就总是哭泣（和李筠有点像）。监军密奏其状，奏言中还说：成德军在河北常山，靠近契丹，郭崇心怀怨望，“宜早为之所”，应该早一点做个了断。老赵回密信说：“我素知郭崇是一个笃于恩义之人。想念周世宗，不过是心存旧恩，由感动而激发罢了。不足虑。”

但话是如此说，老赵还是派出了特使前往成德军“侦之”。

郭崇听说老赵有使臣到了，有点慌，对左右说：“万一使命不测，将奈何？”万一朝廷来的使命是要我的老命，那时候怎么办？

左右没法回答他这话。有个观察判官名叫辛仲甫，说了一番话，救了郭崇。他说：“禅代之后，公首先表示愿意归附大宋，而且在成德军，所有的军民处置，都遵循常度，至今没有任何过错。朝廷即使要加罪，以什么为辞呢？公不必惧怕，使者若至，但率官吏郊迎，尽礼致恭。留下使者慢慢观察，都会辨别明白！”

郭崇按照他的意见做，每天与僚佐饮酒玩耍，使者观察后认为郭崇无反意，回奏朝廷，老赵大喜道：“我就知道郭崇不会反叛嘛！”

不久，郭崇请入朝。

一场危机化为乌有。

辛仲甫，是人物。他一直跟着郭崇，曾经做过掌书记。在郭崇那里的地位，犹如赵普在赵匡胤那里的地位。后周时，郭崇在澶渊做官，手下一个亲信时任厢虞候，劫杀了部民二人，苦主上诉到澶渊地方，并告诉地方官：他们看到了杀人者的模样，能够辨识。但地方官因为罪犯是郭崇的亲信，不敢深度诘问。辛仲甫认为人命关天，必须侦缉明白，捉拿犯人归案。当时办案的卷宗皆在，案由始末一清二楚，但办案官吏还是想拖延，甚至动员苦主要他们改变本案性质，意在为罪犯开脱。辛仲甫于是向郭崇抗白此事，坚称必须依照法律事实惩罚罪犯。

他说：“民被寇害，又使自诬，重伤甚矣，焉用僚佐！请易其狱吏，以雪冤愤！”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庶民被罪犯所害，现在又让人家来自诬说是没这事，这对苦主是一个双重的伤害！如果这样，还用什么狱吏！这个狱吏司法根本不合格，请换个狱吏，以雪庶民冤愤！”

史称郭崇闻言“大感悟”，立即换人移案审讯，最后得以“正其罪，置于法”，正确地定罪，由法律处置了此事。

五代乱世，有司法如辛仲甫、郭崇者，足令人发一浩叹！

还有一位坐镇西北的保义节度使袁彦，此人甚为凶残。听说禅代事后，史称“日夜缮甲治兵”。按其行径，也是一个需要惩罚的人物。老赵在决计兴兵平定李重进之前，派出了亲信潘美往保义军监军，并给出密令：“下诏派遣袁彦移镇，如果不从，可以图之。”老赵要袁彦移镇就相当于出示一个胜负手。如果移镇，就证明没有二心，可留；如果不移镇，就证明心怀叵测，不可留。潘美单骑入城，谕令袁彦，须赴东京朝觐，接受移镇交接事宜。随后，二人当有一番密谈。史称袁彦“即治装上道”，直接回朝廷报到来了。

这事也让老赵高兴，对左右说：“潘美不杀袁彦，成我志矣！”

此事非小。盖袁彦可以移镇，李重进也可以移镇。潘美为老赵平扬州预先做成一张好牌。不久，调任袁彦为彰信（今山东菏泽）节度使。

赵普的战事宏论

李重进与李筠一样，是逼也反，不逼也反的人物。老赵北征灭掉李筠后，决计一不做二不休，逼反李重进。你李重进不是拘捕了特使陈思诲吗，咱们干脆将格局明朗化。

老赵的谋略是，像对付袁彦一样，要李重进移镇：徙原中书令、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为平卢节度使，移镇青州（今属山东），克日即行。

尽管这也不过是一个胜负手，但老赵断李重进必不肯移镇青州。

果然，诏书一下，李重进拒不听令。

如此，只剩下武力解决之路。

李筠已灭，李璟旁观。李重进只剩下自己的扬州、淮南道。

大战之前的气氛异常紧张。李重进在前所未有的压力下几近于精神崩溃。他开始变得急躁、疯狂、猜疑，一反往日镇定之态。

有一位都监，时任右屯卫将军名安友规，他看到李重进已反，知道他必败，于是夜半逾城来投奔大宋。

此事愈令李重进疑心生暗鬼。他甚至怀疑自己身边的将校，认为他们“皆不附己”。一日，竟然囚禁了数十名军校，准备杀掉。被囚军校呼叫道：“吾辈为周室屯戍淮南，公如奉周室为正朔，为何不使吾辈效命啊！”

这些话李重进也听不进去。最后将这些可能的叛变者或可能的忠诚者，全部肃清，一个活口没留。

李重进也属于五代藩镇习气颇深的武夫，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人物。扬州城里有个新科状元及第，做了他的掌书记，他也喜欢这个状元，知道状元好酒，就对酒库的管理员说：“状元有客人，要吃酒，不管要多少，都给他。”不久这个酒库管理员来了抠门，状元吃酒有了难度，就在大厅里写一副字道：“金殿试回新折桂，将军留辟向江城。思量一醉犹难得，辜负扬州管记名。”不久被李重进看到，琢磨琢磨，这四句诗是说酒库吝啬，不给状元痛快吃酒，当时就命令将管理员斩杀。状元知道这事后，很不是滋味，过了几个月，为自己题写一诗，抒发因自己诗而要了一命的过失难过，史称“悔而成疾”，因后悔而得了一场大病。

李重进疑心重，就在大战前，在城里继续血腥的肃清内奸活动。整个扬州城，从此开始弥漫一股杀气、戾气……

李重进紧锣密鼓准备厮杀的时候，赵匡胤也没有闲着。他综合了各方情报，已经掂量出了李重进的斤两。时机事实上已经成熟。安友规的到来，更让他对扬州城防、民心所向了如指掌。于是，老赵开始研究南讨李重进的作战方针，他想到了赵普，于是二人有一番谈话。

又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时任枢密副使的赵普对即将到来的扬州战事发布了一番宏论，赵普说：

李重进守薛公之下策，昧武侯之远图，凭恃长淮，缮修孤垒。无诸葛诞之恩信，士卒离心；有袁本初之强梁，计谋不用。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

赵普这一番话甚为典雅，内中藏有若干典故，简言之，赵普的意思是说：

李重进既然要反，就该取上策，但他目前所取的乃是下策，犹如当年刘邦问薛公，说英布要是反汉，如何处置。薛公言：英布有上中下三策，若取上策，刘邦危；若取下策，英布亡。而英布恰恰取的是下策：固守长沙。如此，则大汉无忧。上策呢，就应该像诸葛亮那样，外线作战，屡出祁山。李重进的上策就是：北联李筠、南结李璟，逐鹿中原，但这个上策李重进已经永远失去机会了。诸葛诞则是三国时依违于魏吴之间的将军，他待士卒甚厚。也曾守扬州，但他手下数千数百死士愿意为诸葛诞效命。而李重进则没有诸葛诞的恩信，驱赶安友规、杀戮将卒，导致士卒离心。李重进就仿佛当初的袁绍袁本初，有高人也不会用。观察眼下这格局，他所凭恃的长淮天险、缮修的扬州孤城，已经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所以，对李重进，可以放一百个心：急攻也取之，缓攻也取之；但话虽如此说，兵贵神速，还是速取为上。

赵普这话等于给老赵一个安心丸。老赵安，六军安。故老赵非常看重赵普。赵普跟随老赵，献策甚多，除了议取幽燕等几个战略失误外，几乎无不言中。这是“一言以兴邦”，协助老赵下最后决心的智者，老赵慧眼独具，对赵普高度信任，甚至很多地方有点纵容，原因就在这里。

无悬念的战事

李重进反叛时，有两个儿子正在朝中做宿卫。老赵夜里召他俩说：“你们这个老爹何苦要造反呢？江淮兵又弱，又没有良将，谁能跟他一块干事啊？你速速回去告诉他我这个意思，吾不杀汝也。”

俩人吓得趴在地上哭得直打哆嗦，浑身冒汗。

老赵还是要他们快走，快去向李重进报信。

俩儿子到扬州后，李重进正在辕门跟诸将议论守卫扬州事，二子进来把老赵一番话说了一遍，并劝谏李重进不要反。包括李重进在内这些将士皆面面相觑，心中大骇，士卒听说后，也都惊疑不测，大多有了二心。老赵一番话，等于瓦解了扬州兵必死之心。

一切都在算中，只待探囊取物。

南讨扬州，可要比北征潞州，胜算多多了！看太祖时代编年史种种，会发现，老赵所有的北征，征潞州、打北汉、战契丹、谋划恢复燕云十六州，他都忧心忡忡，心存惧怕；但所有的南讨，讨扬州、平江南、收荆襄、下巴蜀、羁縻吴越钱塘，他都胜券在握，处之从容。北部边敌，自有寻常意见无法解释的强悍，大宋终其一朝，除了太宗时代扫灭北汉，另有几场零星的胜辽记录外，基本都在战战兢兢地面对北部强敌。但是只要南下，就顺利，以至于跟南唐那样的大藩打仗，有说法竟是“收江南”。“收”字，真是传神！这一次平定扬州，也几乎就是一场“收”扬州。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太祖下诏亲征，点将宣德门，南讨扬州平淮南。

出征前，有个亲军小校向老赵贡献一个手挝，类似于拐杖的玩意儿。

老赵不解：“这玩意儿跟一般的手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小校神神秘秘地说：“陛下试试这个挝首，这儿有个机关，一按，可以抻出来，这个挝首就是剑柄，剑刃就藏在这里。平常可以当作手杖用，万一有个缓急，可以防身，以备不测。”

老赵大笑，将这个手挝扔到地上说：“等到需要我亲自使用这个玩意儿，那得是什么现场啊？真到了要使用它的时候，这个玩意儿还可以依靠吗？嘁！”

老赵平淮南的部署是：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前线总司令），兼知扬州行府事，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副部署（前线副总司令），宣徽北院使李处耘为都监（前线总政治部主任），保信节度使宋延渥为都排阵使（前线作战处处长），四人组成扬州前线司令部，率训练有素的中央禁兵南下。安友规被任命为滁州刺史，令其监护前军一同进讨。

尽管扬州已经是囊中之物，但老赵还是杀鸡用了牛刀。

石守信成为这一战役的主角。

他是赵匡胤在后周时期团结的一批武将之一。那时老赵组成一个小团体，史称“太祖义社十兄弟”，有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李继勋等。石守信在柴荣时代曾从征淮南，有功，升铁骑、控鹤四厢都指挥使，长期在赵匡胤手下做副手，成为后周主要将领之一。在后来讨平潞州、扬州的两大战役中，他都居功甚伟。

此人“专务聚敛，积财巨万”，还特别信奉佛教，在西京洛阳建崇德寺时，招募民工运送砖瓦木料，驱迫甚急，但给人的工钱又特别少，史称“人多苦之”。故史上对他有“贪财、佞佛、欺民”的评价。但坊间另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他“自污避祸”，就是故意抹黑自己，显示自己没有狼子野心，好让君王放心云云。我不信此说。赵匡胤是何等人物，哪里需要这样做来获取安全？相反，老赵十分憎恶贪赃枉法之徒，遇有此等人物，一般都是处以极刑。所以“自污避祸”说实是不了解老赵的坊间想象，不足信。

老赵随大军后行——他似乎要看一看末路英雄李重进最后挣扎的身影。除此之外，这一番行动，实在看不出有御驾亲征的必要。

京师的安排则是：以皇弟赵光义为大内都部署，吴廷祚权东京留守。

这一切，看上去轰轰烈烈，但很像是轻松地走走程序，顺便到江南逛一逛。此役必胜，已无悬念。六军无人怀疑，朝廷无人怀疑，天下无人怀疑，估计李重进也不怀疑了——他已经悲壮地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下扬州李重进自焚

老赵行前，还做了一番“动员”，话说得古风盎然，仿佛春秋战国时诸侯交战的外交辞令。他说：

朕于周室旧臣无所猜间，重进不体朕心，自怀反侧，今六师在野，当暂往慰抚之尔。

朕对于周室的旧臣，从来没有过猜忌，但这个李重进不体谅朕的诚信，自己怀了反叛之心。现在六军都在大野之中，朕当暂时前去慰问安抚一趟。

这话其实并不假，所有不想反抗新朝的周室旧臣，老赵一律不捕不杀；即使心怀异志，反象不明，老赵也不捕不杀。新朝建构，需要政治秩序，对此类努力，史论正见皆可理解。有趣的是“慰抚之尔”——我老赵到扬州，率六军，平淮南，不过是到那里去“慰抚”而已。他避免使用杀戮字样。

老赵可能是最少“杀气”的帝君。有一个故实似可证明这一点。

两年半前，是为后周显德五年，老赵跟着柴荣率大军进攻南唐的门户楚州，遇到守将张彦卿誓死抵抗。城破后，唐人还在街巷之内结阵与周兵搏杀。张彦卿一直退到署衙，继续搏斗。最后南唐将士全部战死，无一人生还投降。这一仗，也许是五代史上最为惨烈的战斗。时周兵从未遇到过如此血腥的伤亡，大帝柴荣终于有了屠城令。

陆游《南唐书》记载：“周兵死伤亦甚众，世宗怒，尽屠城中居民，焚其室庐。”《旧五代史》记载：“六军大掠，城内军民死者万余人，庐舍焚之殆尽。”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也载此事，谓：“既克，世宗命屠其城。”看来屠城是事实。但朱弁书中还载一事，可以考见老赵仁慈隐恻之心。

说周兵屠城之际，老赵来到一条小巷，“适见一妇人断首在道卧，而身下儿犹持其乳吮之。”刚好看见一个妇女脑袋没有了横在道边，她身下还有个小儿子含着妇人的奶子在吃奶。这个现场让老赵心下为之恻然不安。急忙向周世宗请求，收留战事中的孤儿，为他们聘请保姆养护长大。世宗同意此议。

朱弁的说法是：“太祖恻然为返，命收其儿，置乳媪鞠养巷中。巷中居人因此获免，乃号‘因子巷’。”老赵带着怜悯之心往回返，命人将这个小儿收留起来，为他在巷子里请了奶妈，抚养。巷子中人因此而免予被杀戮，后来就叫这条巷子是“因子巷”。

老赵从开封出发，百司六军一起乘舟沿汴河东下。

几日后到达龙兴之地宋州。宋州，隋唐时即有此镇。在今天的商丘南，又称睢阳，即今日之河南商丘。北宋后，宋州为应天府，后升为南京，为北宋陪都。时城中有庶民在扬州当兵，父母妻子都很害怕。老赵知道后，分别命令中使安抚他们，告诉他们大宋帝国不会株连，请放心。

到了安徽泗州后，随行皆舍舟登陆，老赵命诸将敲锣打鼓前行。

在一个午后，老赵到达大义驿（今江苏仪征），此地距扬州只有四十里路。

老赵略有些疲惫，拟在此宿营。这时候，他得到前军石守信的驰奏。

奏表中言：“扬州即破，请上亟临视。”

于是，老赵停止宿营，急趋扬州，就驻扎在扬州城下。

宋军得知圣驾已到，士气更高。此际，夜色即将来临，但士兵们在圣驾鼓舞下，史称“登时攻拔之”。

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事就这样结束了。

李重进在最后的时刻，做出了一个义举。当晚，扬州城将陷时，他的亲军左右劝他杀掉陈思诲，因为正是这个人给他带来了丹书铁券，劝他归顺大宋，此时正在城中狱里关押。

李重进道：“吾今举族将赴火死，杀此何益！”我现在全部家族人员都要赴火而死，杀他又有什么用呢？

他命令不要杀陈思诲。

与李筠一样，他也在城破之前，在府衙烧起了一蓬大火。他的家人佣人全部在内。他在等待最后的时刻。

大火起时，夜色已经降临。四城之内，几个角楼和城堞上，犹有零星的抵抗，但是已经起起伏伏地慢慢平静下来。随后，一声冲天的呼啸随着钝钝的城门开启，忽然透进城来。石守信大军破城了。李重进听到了他熟悉的大地颤抖声。那是他曾经攻陷每一个城市后都会响起的渴血声响。征服者的铁蹄啊……李重进听着最后的金戈铁马之声，听着胜利者血脉贲张的呼喊，拄剑立于大火之前，一身戎装。他的黑色脸庞在火光映衬下有了雕塑感。这个往日令南唐将士闻而生畏的“黑大王”，现在身边的亲信已经所剩无几。府衙之上冒起的浓烟夹杂着时或飞腾而起的火星，飘过铁黑色的内城，绛红色的城楼，靛蓝色的长江，在晦暝中向着南唐方向迤逦而去。浩渺的江水静静地涌荡，向着大荒深处，不舍昼夜。远处，有几颗大星垂于平野。江中映出了一轮古老的月亮。附近，看不到的地方，还有扬州兵在抵抗，于是，有了刀枪突出的金属碰撞声，在远处胜利者的呼叫背景下，显得那么清晰而又孤零、奇异，世界变得仿佛不那么真实。

李重进也许需要留下一个动作，也许需要留下一句话，但我没有找到记录。也许赦免陈思诲是他最后的话语。然后，我（而不是史书记录者），让他反过身去，留下一个将军的背影，这个背影穿过府衙大门，向大厅走去。一根粗大的横梁带着大火倒下来，封住了府衙大门。

我想象中的李重进这样结局。将军是没有理由慌乱的。

平扬州，没有费多少力气。史称“重进性鄙吝，未尝有觞酒豆肉及其士卒，下多怨者”。这或许是理由之一，但肯定不是全部理由所在。

太祖进城后，急寻陈思诲时，发现他已经死在狱中。史称“思诲亦为（李重进）其党所害”。又急寻翟守珣，找到后，给他多有封赏。

李重进的哥哥是深州刺史李重兴，初闻李重进叛，即自杀而死。弟弟解州刺史李重赟，子李延福，均被石守信大军捉住杀死。

不久，老赵做出一个决定：诏李重进家属和部下，全部释罪；逃亡者听其自首；有尸骼暴露者，请有司收棺掩埋；征调的役夫死于城下者，人赐绢三匹，三年内免其赋税。又开仓赈粮，给扬州城中民大米，每人一斛，十岁以下给其半。被李重进“裹挟”从军者，赐衣履放还。

太祖北归前，命宣徽北院使李处耘权知扬州。

当时扬州城里城外，处于兵火之余，全境凋敝。李处耘勤于政事，施行抚绥政策，轻徭薄赋，并召集属县父老，访得民间疾苦，就去安排解决。史称“扬州遂安”。

叁 收兵权与定祸乱

杯酒释兵权，武臣尽读书。文治格局之下，大宋帝国在老赵手里并没有出现兵马不力的状况。太祖一朝，猛将镇边四周惮服，边帅忠心北境大安。意味深长的是，这样的格局在五代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赵匡胤的驭边之策，使大宋在虎狼般的草原铁骑觊觎下，先后成就百年和平。

君使对话暗藏杀机

太祖赵匡胤在扬州待了一阵时间，准备离开前，偕诸将登上了扬州南门楼子。这里可以俯瞰长江。回首扬州城里，虽经李处耘一番整治，但还是呈现为一片凋敝之象。几个地方还在冒烟，空气中夹杂着烟气、水气。

老赵手扶城堞，瞭望江南。

扬州水军就在城下江水之中。这是当初柴荣留下的家当，李重进负责代管。柴荣跨江之志从未泯灭，惜英年早逝，壮志未酬。

中国一统，遐迩一体，这是所有大中华政治家的梦想。赵匡胤也不例外。他能想起李重进抗命时，曾试图联络南唐，虽然李璟卑辞来报，但证明了南唐与扬州有一个秘密联络通道。南唐如果足够强大，也许两方还就联成一体了。那时可就麻烦大了。幸亏柴荣时代已经彻底打服了南唐，收回了淮南等地，削弱了南唐国力……

当年曹孟德击水中流，横槊赋诗之际，也很有那么点壮烈啊，但他终于折戟于赤壁。大帝苻坚也没有过得去这道江水……

过江，是一个梦啊！

但是南唐近在咫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我猜太祖赵匡胤应该在登上扬州南门城楼时有了这个决断。

破扬州之后的日子里，老赵做出乘兵锋之勇而南渡的意思。一时间，战船分列，舰阵分明，江岸横亘数十里，但见旌旗戈甲漫布江津，水兵轻舸穿游苇丛，耀武扬威，声势甚壮。这一架势跟当年大帝柴荣平淮南后，江干耀兵、宣威南唐是一个战略目的。

唐主李璟遥见这一阵势，忙遣左仆射严续来犒师，名目是祝贺大宋讨平扬州。

之后，李璟又派他的第八子李从镒、户部尚书冯延鲁来“买宴”。

“买宴”就是“买单”。大宋克扬，应有一场大宴，鼓瑟吹笙中的弦歌酒宴可以想象，这个场面，由南唐买单。后周时已经有过这类“买宴”，但那是由本邦臣下来孝敬。周太祖郭威时代，曾经两次拒绝臣下贡献金帛“买宴”。郭威甚至说：“诸侯入觐，天子应该有宴犒，哪里用得到诸侯臣下来买单啊！从今以后，有如此来买宴的，一概不接受！”此事成为后周的美谈。

但南唐来买宴，赵匡胤并没有拒绝。同时，他与南唐使者冯延鲁有过一场暗藏杀机的对话。

冯延鲁口才了得。南唐折冲樽俎之间，向来不乏人才，如冯延鲁，如韩熙载，如徐鼎臣……老赵事实上也是一谈辩甚健的人物。这一次两人相遇可称棋逢对手。

老赵试图给冯延鲁一个下马威，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厉色诘问：“尔国何为敢通吾叛臣！”

你们这个南唐国为何竟敢与我的叛臣李重进秘密联络！

冯延鲁似乎早有准备（南唐来使个个都是有备而来），但见他神色不变，缓缓说道：“陛下只知道我唐国与李重进‘通谋’，但是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当初重进的特使，就住在臣的家里。我国主令臣对这位特使说：‘大丈夫意气不平而反，世间常有，但你们李重进这次造反，时机不对啊！当初大宋刚刚受禅时，人心未定，李筠作乱，宋师北征，君迁延不决，不趁此机会造反；现在内外无事，乃欲以数千乌合之众，抗天下精兵，哪里还有胜算？我岂能在这个时候助你呢！我如助你，岂不自取灭亡！’”

这是一番大实话。考老赵始末，也是一个处处讲大实话的人。他愿意讲大实话，也愿意听大实话。冯延鲁一番大实话，让老赵有点意外——他还以为这位文人会像李守节那样，吓得屁滚尿流呢！

老赵高兴，但还是想吓唬吓唬他，因此接着问道：“我大宋诸将力请渡江。卿以为何如？”

冯延鲁还是神情自若，似早就打好腹稿，他不紧不慢地说道：“李重进自谓天下雄杰，无与敌者，陛下神武一临，破扬州、平淮南！何况我们江南这个小国，哪能抵抗大宋天威呢！但是想想陛下，似也有令人忧虑之处。本国侍卫数万，皆先主亲兵，誓同死生，固然绝无投降之理，大国欲下本国，恐怕也须做好损兵数万人准备乃可；何况大江天堑，风涛无常，若攻城未下，粮饷不继，那么，这事儿是否一定能成？还真不好说！”

又是一番大实话。赵匡胤大笑曰：“朕本来跟你说笑啦！你还真把自己当说客啦，哈！”

说归说，做归做，老赵下江南混一寰宇之志从未放弃。在他离开扬州之前，总是乘坐大船多次观看水军演戏。这就等于在南唐最后的屏障前做姿态。老赵没有一鼓作气下江南，实在是有顾虑。江南虽然已经国力日蹙，但根基未动；虽然君臣猜疑，但俊逸尚在。他想到了江南的几个人才，知道那都是人中龙象，当世豪杰，是绝不可小觑的人物。他想起当年与周世宗柴荣攻取寿州、楚州的那几场艰难的战役……

而冯延鲁这一番话，也让老赵明白，方圆数千里的南唐国土上，刘仁赡、张彦卿这样的忠义勇武之士还不在少数。更重要的是，李筠不在了，李重进不在了，但是还有川蜀，还有吴越，还有南汉，此外，朝中还有那么多大将军，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符彦卿、慕容延钊……哪个不是战功赫赫？这些人，哪个比黄袍加身的郭威差呢？现在取江南，似凶多吉少……

江南，今未易下！

老赵告诉自己。

但是老赵在江北日夜操练水军的消息传到江南，却吓坏了几个人。

南唐后主李煜即位

唐主李璟身边的一个小臣杜著，此人也是一个有点辞辩的人物，假扮商人，渡江来投奔大宋。

还有一位彭泽令薛良，因为受到李璟批评，亦挺身来奔，且献《平南策》。

唐主听说这类事，更加疑惧。

赵匡胤为了安抚江南，下令将杜著正法；彭良免去县令之职，配隶庐州牙校。

李璟听到这个消息，知道大宋暂时不会南下，心下略安。

冯延鲁在扬州馆驿期间，有“止杀”的善举，也与“好生之德”有关。

话说石守信在扬州，每天都在抓获隐匿躲藏的“叛军”，每天都会抓获数十人，每天都要杀掉数十人。

冯延鲁有机会和老赵说话时，进言道：“反叛大宋的，是李重进一个人，还是众人？如果说是众人都反叛大宋，那就证明陛下之得位不是应天顺人。世上恐无此理。应该是李重进一人反叛而已。如此，胁从者何罪？”

一番话说得老赵大为感悟，马上通知石守信，从此以后，再抓住“叛军”，一律宽恕，不再诛杀。

老赵也很感谢冯延鲁“爱人以德”，等到他回江南时，给了他一笔厚厚的赏赐，并明确表示：此番暂不下江南。史称“南渡之师，由是亦辍”，要渡江作战的宋师，因此也暂时中止了南下计划。

虽然老赵暂时不准备南渡，但江南国主李璟还是因为淮南已失，扬州又破，等于与这个新起的强大宋国已经没有了中间地带。他感到“国境蹙弱”，决定听从诸臣建议，从金陵迁都南昌——此前，他是一直不愿意迁都的。

宋建隆二年（961），李璟迁都南昌，并立李煜为太子，留在金陵监国。同年二月十三日，李璟还派遣了使节到汴京来庆贺赵匡胤的生日。两天后，礼尚往来，老赵又派出通事舍人（皇宫办公室干事）王守贞出使南唐，来庆贺南唐迁都。

但是李璟到达南昌后，发现南昌城市规模狭小，皇宫规模有限，跟金陵皇宫根本没有法子比，又不好改造，迁来的官员也牢骚满腹，弄得李璟心情非常郁闷，甚至准备杀掉最初提出迁都主意的人。挨到六月，后唐中主李璟病死，李煜在金陵登基即位，史称南唐后主。

后主嗣位，南唐似乎暂时没有大宋威胁，史称冯延鲁“颇自伐奉使之功”，他对一番舌战，阻止赵匡胤南下有居功得意之情。曾经在内殿赏宴之时，后主李煜亲自给他倒酒，但他居然不干杯；李煜派人诵诗、弹琴，鼓励他干杯，他还是不干，李煜一笑，宽待为怀，不去责备。

有一次早朝，冯延鲁与众官集合在待漏舍等待早朝，忽然又想起舌战太祖赵匡胤事，于是高言道：“当初唐玄宗赐给贺知章三百里镜湖，这事我不敢想；但是今上如果能赐我个玄武湖，也算是遂了老夫的平生之志。”

但是这一次，他遭遇了另一个好口才的人物，徐铉徐鼎臣。这位大概听冯延鲁自夸自雄的话头太多了，决计刺他一下，于是笑笑说：“今上对待近臣，岂惜一玄武湖？遗憾的是，当代没有贺知章啊！”

镜湖，在今绍兴境内，唐名臣贺知章的家乡所在。唐玄宗曾赠予贺氏“镜湖一曲”（镜湖的一隅）建构庄园。徐铉这话的意思是：冯延鲁才能德行不可与贺知章比。冯延鲁想想，与贺知章比，自家还真是没有多大资本，只好尴尬一笑罢了，史称“延鲁不能对”。

在以后的日子里，徐铉需要替代冯延鲁来与赵匡胤打交道，那时节，他应当知道：这不是个好干的差事。

后来又派冯延鲁来汴梁公干，但他忽然生病，不能上朝，赵匡胤闻知，更加厚待他，专门派遣太医护视，并下诏放他回金陵。最后，冯延鲁死在金陵家中。他的一个儿子，在后唐考试科举时，复试没有过关。南唐被大宋灭后，这个落第的儿子带着诸位兄弟，在大宋继续考取功名，先后及第，在南唐公卿之家中，成为特别显赫的家族。

与冯延鲁一样，他的后人也是“锐于仕进”的人物。愿意出山做官，为天下做事，这类品行应该是一种正取向，无可非也。但冯延鲁为当年舌辩阻止太祖南下，得意不已，也是襟怀不够豁达的表现。此事表过不提。

猛将镇边四周惮服

且说太祖赵匡胤在扬州城南门楼子上，思前想后，认为现在下江南至少有三个隐患需要考虑——

一、士兵水战训练演习不足，不可玩忽。

二、江南名宿人才所在皆是，不可小觑。

三、大宋内部藩镇习气仍在，不可轻心。

至于大江之波涛，气象之万变，可付诸天命不必计较。

此外还有个北汉，蕞尔小邦，却迟迟难下；更有一个石敬瑭留下的燕云十六州，眼下在契丹管辖之下，对我大宋构成持久压力。

想到这里，老赵率众走下城来，传令翌日班师回朝。

我想象老赵这一路上心事重重。

如果平江南，那么，河东、河北两大雄藩必要有人守卫，免我后顾之忧。一路上，他想到了十几员猛将。

李汉超屯关南之地，可以捍御幽燕一面。此地为后周显德六年（959），世宗柴荣从契丹守境收复而来，约当今河北白洋淀东大清河流域，是我大宋北边屏障。

马仁瑀守瀛州（今河北河间），可为关南之地的南部要塞，足为李汉超后援。关南有事，李、马二人可为平之。

韩令坤可镇常山（今河北曲阳），此地位于北汉、幽燕之间，为北边藩帅应援，令人心安。

贺惟忠守易州（今河北易县），与韩令坤可为掎角。

何继筠镇棣州（今山东滨州），以拒北契丹。

郭进控西山（今太原西北），可以看住北汉。

武守琪戍晋州（今属石家庄），一日内可以驰援河北诸藩。

李谦溥守隰州（今山西隰县），与郭进同为看住北汉的两个钉子。

李继勋镇昭义（今山西潞州），就在此地直接防御北汉南下。

赵赞屯延州（今陕西延安东），可与秦州、凤州自成三角，赖此而安西北羌戎，也可遥观西南后蜀，令彼不可觊觎天朝，不得东出。

姚内斌守庆州（今甘肃东部庆阳市），西戎不能东进。

董遵诲屯环州（今甘肃东部环县），与姚内斌互为声援。

王彦升守原州（今宁夏固原），西北重镇在此，当为羌戎不可逾越之地。

冯继业镇灵武（今属宁夏），与王彦升互为掎角，以备西戎。

这都是日后南方用兵时，必须在北方预作的重大安排。

在以后的日子里，老赵待边关将士，别有心法。

名将李汉超，镇守关南十几年。此地近邻契丹地界，但契丹因为惮服李汉超大名，多年不敢来犯。可有一年，当地有百姓到汴梁上访，告李汉超“强娶己女为妾”，“借了老百姓的钱不还”。

老赵召来上访者，问他：“你家丫头可以嫁给什么人啊？”

上访者答：“可以嫁给农家的。”

又问：“李汉超没到关南时，契丹何如？”

对曰：“每年都被契丹侵暴得很苦。”

又问：“现在怎么样啦？”

对曰：“现在契丹不敢来了。”

老赵说：“你看看。汉超，是朕的贵臣，你的女儿给他做妾，不比做个农妇生活好吗？况且，汉超要是不在关南，你家还能保有财富吗？”

说罢，把这个上访者嗔责一顿，遣送回关南了。

老赵却秘密派人晓谕李汉超说：“你赶紧把人家的女儿还了！赶紧把欠人家的钱也还了！朕这一次暂且饶你，以后再也不许有这类事！再有这类事，决不饶你！再说了，你钱不够花的，干吗不跟朕说啊？”

李汉超得到这个处理结果，感动得哭了。

从此以后，李汉超更加注意政理之事，在职期间，可称政治清明。当地很多冤案得到平反。他后来与当地的庶民关系处理得也好。以至于到后期，当地人对他的德政很感动，史称“吏民爱之”，纷纷上书给朝廷，要求为李汉超树碑立传。太祖闻讯很高兴，就令当时的率更令，从南唐过来的大才子徐铉撰文刻碑，礼送关南士庶。这个碑文全文都在今存徐铉《徐文公集》中，名曰《李公德政碑》。李汉超病逝时，很多将士边民为之落泪。

按这一段事，《宋史》《东都事略》都据《归田录》系于李汉超名下；但《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据《涑水纪闻》将此事系于张美名下。这应该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传闻异辞”。了解一下这类“传闻异辞”，可以感受一点历史记录的复杂性。《续资治通鉴》的记录是：

（乾德五年）三月，戊戌，以前安国节度使张美为横海节度使。美至沧州，久之，有告其强取民女为妾，又略民钱四千馀缗者，帝召告者，诘之曰：“张美未至，沧州安否？”对曰：“不安。”“既至，何如？”曰：“无复兵寇。”帝曰：“然则美之有造于沧州大矣。朕不难黜美，但念汝沧州百姓耳。”因命官为给直，还其女。复赐美母钱万缗，使谓美曰：“乏钱，当从朕求，勿取于民也！”美惶恐，折节为廉谨，未几，以政绩闻。

事情经过大同小异。

还有一位镇守西北环州（今甘肃环县）的将军董遵诲，老赵待他也很优厚。

想当初，老赵“微时”，曾投奔董遵诲的父亲随州刺史董宗本，遵诲仗着父亲的势力，很是轻视老赵，史称“常侮之”。

据说遵诲曾对老赵说：“我常见城上紫云如盖，又梦登高台，遇黑蛇约长百尺余，俄化龙飞腾东北去，雷电随之，是何祥也？”老赵没有回应他的问题。有一次纵论战事，遵诲理多屈，拂衣而起。老赵想了想，也辞别董宗本而去。据说从此天上的紫云渐散。

等到赵匡胤即位，一日，在便殿召董遵诲，遵诲想起往事，伏地请死，老赵令左右扶起他来，对他说：“卿尚记往日紫云及龙化之梦乎？”遵诲再拜呼万岁。

不久他的部下有军卒击登闻鼓，起诉董遵诲不法之事十几桩。老赵也略过不问。董遵诲知道此事，更加惶愧。老赵于是召见他，对他说：“朕方赦过赏功，怎么会念旧恶呢！你放心，不必担心自扰，我将重用你。”

遵诲感动得哭着再拜不已。

老赵又问他：“母安在？”

遵诲奏道：“母氏在幽州契丹那里，经战乱，两地暌隔难见。”

老赵即命人厚赂边民，偷偷地将董遵诲的母亲从契丹地迎接出来，送到遵诲家里。遵诲派他的外弟刘综向老赵贡献马匹回谢。老赵当场解下自己穿的真珠盘龙衣，让刘综转赠董遵诲。刘综说：“遵诲乃是人臣，如何敢穿陛下衣服！”老赵道：“我正将边防大任交给他，告诉他不要避嫌，一件衣服，穿就是。”

老赵授董遵诲通远军使，让他到西北去打理边防。遵诲既至，召边地诸族酋长，谕以朝廷威德，杀羊酾酒，宴犒诸酋长。史称“众皆悦服”。后数月，边敌又来扰边，遵诲率兵深入其境，击退边敌，俘斩甚众，获羊马数万，史称“夷落以定”。太祖嘉赏他的功劳，就拜为罗州刺史，继续留在西北。

董遵诲是一个从五代乱世走来的武夫，不知书，但为人豁达，无崖岸，多方略。能挽强弓，武艺高强。他镇守通远军凡十四年，安抚西北，史称“夏人悦服”。有记录说，灵武镇进奉使曾经遭遇夏人剽掠，抢走了鞍马、兵器等。董遵诲即部署帐下，准备讨伐夏人，夏人闻讯甚为惊惧，将所掠走的东西全部归还，并来拜伏请罪。董遵诲认为夏人能悔过就好，于是慰抚之，放还。从此以后，夏人于边关行事格外谨慎，秋毫不敢来犯。

西北平安，赖董遵诲。

边帅忠心北境大安

在军事方面，前已说过，由各州郡选送骁勇进京充任禁卫军，又选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由地方召募教习，等到练成精兵，就送到京师。还有“更戍法”，也如前述。这类制度规定的结果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应该说，中央管理地方的权知制度，革除了地方的世袭习惯；中央的财力、兵力管理也由此得到强化，地方藩镇再想依靠“兵强马壮”而叛乱的可能性已经冰消。

名将郭进，年轻时就是个任气豪侠，他比老赵还大五岁，老家就在河北深州，对河东、河北很熟悉。“微时”在河北巨鹿富家做佣保。结交健儿，嗜酒好赌。富家的少年对他有点恐惧，想杀害他。富家的竺氏知道了少年的阴谋，就告诉郭进，郭进于是逃到晋阳投靠刘知远。后晋开运末，契丹犯边境，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后进入汴梁。郭进请以奇兵间道先趋洺州，因此平定河北诸郡。发迹后，使人访竺氏，竺时已死，家甚贫困。郭进访得其女，把她当自己的女儿抚养成人。女儿长大后，要将她嫁给大校为妻，女儿说家世一辈子都在种地，不想改换门庭。郭进于是为她选了民家子出资嫁出。

后周广顺年间，郭进管理淄州（今属山东），迁登州（今属山东）刺史。当时群盗劫掠士庶，郭进率藩镇兵平之，境内清肃平安。那时就有民吏千余人到宫中来请为郭进立“屏盗碑”，后周太祖郭威同意了。后来四境又有盗贼，依山带河，潜出剽掠，官吏抓捕，盗贼遁去，故多年不能平定这些打游击的盗贼。郭进派出细作，周访士庶，备知其情状，于是设计捕获，几个月内，将四境盗贼剪灭。郡民又到宫中来请立碑记事。

郭进在做洺州团练使时，有善政。他还令人在城东四面都种上柳树，城壕里则种植荷芰蒲苇。多年后，郭进不在世了，但洺州一地却绿影婆娑，植被繁茂。州人见之，有人会怀念他流下泪来说：“这些树木，都是郭公所种也！”

进入大宋后，郭进奉命守西山。他有才干，轻财好施，但性喜杀人，士卒小有违令，必置于死地。当时老赵已经实行了“更戍法”，就是戍守边地的士卒由中央禁军训练后派遣。每次往西山派遣戍卒时，老赵都会对戍卒训话，对他们说：“汝辈要恭谨守法！在我这里，可以原谅你们，到了郭进那里，犯了法可就没命了！”郭进御下之严毅，就是这样有名气。但他也懂得“权道任人”，就是任人有方，并非一味杀戮。

曾有一个军校，从西山跑到宫中来诬告郭进。老赵亲自调查，经诘问，知道这个军校是怀了私怨来中伤郭进，便对左右说：“这小子因为有过错，害怕郭进罚他，所以到京城来诬告。”

于是，特意派遣了使者将这个军校送还郭进，让郭进自行处理。

使者到时，正赶上北汉入寇。郭进对这位军校说：“你小子敢到宫阙去编派我，也算是有胆气。现在我姑且放过你的诬告罪，能掩杀太原的敌寇，我不但不惩罚你，还会向朝廷推荐你；如果败了，你可自己去投太原，别回来了！”

史称这个军校“踊跃听命”。果然打了一个胜仗，诱降了北汉一座城。

郭进将这个军校送到朝廷，推荐他做官。

老赵说：“你诬告本部大帅，现在立功只不过抵偿死罪而已，不能封官。”命人将他再送给郭进。郭进再次请求说：“陛下如此处理，使我失信，以后就不能再用人了！”

老赵最终同意了郭进的意见，给军校加官。

开宝年间，老赵因为郭进有功，令有司造宅赐郭进。所用建筑材料包括筒瓦。有司认为不妥，对老赵说：“旧制，非亲王公主之府邸不可用筒瓦。”老赵生气地说：“郭进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我无北顾之忧！我视郭进岂能比儿女还差吗？赶紧去督役完工，不要胡言乱语啦！”

太祖赵匡胤，任命边帅一般都是多年不换人，史称“久任”（这方面与后任的大宋帝王有不同）。“久任”边帅，多年不换，这是后来的宋帝达不到的战略安排。边帅就相当于五代以来的藩镇。而藩镇作乱百年来连绵不断。老赵为了长治久安，需要对这个百年老问题做出“收兵权”性质的调整，但边帅似乎是个例外，不仅军权未动，财权也未动，甚至还给他们更大财务支配的权限。意味深长的是，这样的格局，放在五代，估计个个都得是石敬瑭，人人都做了刘知远，但在赵匡胤时代，这些边帅人无异心，为大宋的北边安全，尽心尽责，流血流汗，在虎狼般的草原铁骑觊觎下，先后成就为百年和平。

《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明人陈邦瞻对此有议论道：

宋祖君臣惩五季尾大之祸，尽收节帅兵柄，然后征伐自天子出，可谓识时势、善断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观其任将如此，此岂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后世子孙不甚推此意，徒以杯酒释兵权为美谈。至南渡后，奸臣犹托前议，罢三大帅兵以与雠敌连和，岂太祖、赵普之谋误之耶！然当时务强主势，矫枉过直，兵材尽聚京师，藩篱日削，故主势强而国势反弱矣，亦不可谓非其遗孽也。

陈邦瞻这一番话的意思是说：

太祖与赵普偃武修文的国家战略自有成就，但后世子孙错误理解祖宗大义，更有奸臣之辈，借杯酒释兵权为借口，一味对敌退让，只知道削兵权，以至于南渡之后，还削三大元帅的兵权，与仇敌连和。导致国势反弱，这笔账难道可以算到太祖和赵普的头上吗？

观陈氏口吻，可以看出他的矛盾，一面肯定收藩镇兵权为“识时势、善断割”，为“英主之雄略”；一面又认为后来导致“国势反弱”，虽然不能算在老赵头上，但是当初的收兵权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云云。

关于这个问题，千年来，诸说不一，迄今犹有各种不同意见。南宋人陈亮在《龙川集》中的说法，我认为公允而又有见地。有鉴于五代之乱，故收兵权“以定祸乱”；后世不懂“以定祸乱”为收兵权之战略诉求，而一味诉诸收兵权、收兵权、收兵权！这才导致了“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若太祖太宗在，必以“定祸乱”为目标，而不会以“收兵权”为目标。这就是太祖太宗与后世“弱宋”管理者有异的家法认同。

陈亮原文是：

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太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用儒学“体用”说就是：“收兵权”是用，“定祸乱”是体。如果还有一个“法”的话，那就是“久任”。定祸乱为体，收兵权为用，久任则为法。大宋三百年，明此理者，太祖之外，寥寥。

老赵统御边帅，如臂使指，得心应手，这与老赵的制度性安排和推诚相见关联甚大。就驾驭边帅而言，两汉、隋唐，以迄于明清，无人可与老赵媲美。宋初的边境管理，是中国军政管理的极致。边境安宁，然后有安全大后方，然后老赵才可以腾出空间和时间，经营江南、荆湖、后蜀、岭南。史上对老赵这一军政管理艺术，评价甚高。

谋士赵普的锦绣货

征潞州、平扬州，两大战绩，并没有给赵匡胤带来愉快心情。扬州回来后不久，杜太后病逝，这事也让老赵黯然神伤。

他在扬州城头瞭望江南时，忽然萌生了种种不安。回到东京汴梁，他偶尔做错一点什么事，就想起母亲杜太后在他登基初始时，当着众大臣嘱咐他的那句话，“为君难”。

古来圣贤教诲在赵匡胤这里是一种精神实存。

这是赵匡胤区别于一般君王的特别闪光之处。

他也没有渴血意识，生性中总可以跟着天良决断政治疑难。

老赵宅心仁厚，禅代之初，他提出“不得伤害后周少主与太后”的约法，后来，他更将这个约法扩大到“不得伤害柴氏后人”，并且秘密立碑警示大宋历届帝王。

赵匡胤待武将也优厚，卓有战功的武将，他总是呵护有加，除非犯有贪赃枉法大罪，一般不过分处置。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动念。但他也知道，五代以来的藩镇们，反反复复，搅动起多少苦难波澜！他想改变这个格局。

建隆二年的春天，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策：免去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之职，改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从此以后，“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再不任人担任。大宋帝国再无“殿前都点检”。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帝国还是风险重重。五代十国，几十年间，那么多朝代变更，那么多黄袍加身，那么多军人哗变，以至于生灵涂炭，必须要有根本性的改变……

老赵召来他最为倚重、信任的谋士赵普，开始讨论他郁结已久的心事。我想象这一番简易而又深邃的对话，是在东京汴梁宫禁便殿之中展开，应该是一个夏季的晚上。

他问赵普：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天下自从唐代末年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八次，战争不断，生灵涂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平息天下的兵乱，为国家长治久安找到办法，天下太平之道应该是怎样的？

赵普一闻此言甚为兴奋，此事他已经筹之烂熟，早已成竹在胸，只等太祖一问。这个赵普，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常有主动献策时，也常有不扣不鸣时。一肚皮锦绣货于帝王家，需要待机而言。时不至，宁肯不言。这一次，他终于等到时机来临了，于是说出了一番在“赵匡胤时间”里最为重要的意见：

陛下今天说到这个问题，真是天地人神之福啊！说起来，天下鱼烂而大乱，也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就是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求天下大治，也没有什么其他权谋权术，只要稍稍侵削各藩镇的军权，控制他们的财权，将其精兵控制在中央禁军之中，则天下自安矣……

话还没有说完，赵匡胤已经心领神会，他说：“爱卿不必复言，我已经明白！”

所以不要赵普“复言”，是因为周围有人在记录，为以后的《太祖实录》收集材料。过去帝王一言一动皆有记录，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但这类书写很难保证绝不外泄。太祖、赵普所言，事涉绝对机密，所以，各自晓谕，不必再言。

但此事还有一个原因。削弱藩镇之举，一般以为是赵普发其端，其实早在赵普之前二十多年，后蜀孟昶已经干过这个活儿。孟昶称帝后，在四川境内已经开始命文官出任地方节度。这是五代以来“削藩”的开始。赵普应有所知，故其说法并非天才创意；老赵也应有所知，故赵普才一开说，老赵即心领神会，蓝图已成。所以，各自俱明，无须啰唆。

但是也要明白一个交流原理：即使都已经看到问题，但是将问题作为“问题方向”提炼出来，还是需要智慧的介入。就像人人都已经看到蒸汽的推动作用，但是从“蒸汽”到“蒸汽机”，还是需要经由思想而转化的能力来介入。这是一种“变形能力”，它与人类的创造性才能相关联，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由A而A，不是变形；由A而B、而C、而D……才是变形。所以，当老赵问“其故何也”时，尽管已经接近了试图经由思想而转化的边缘，但还是没有进入转化，问题，没有变形。因此，老赵这类提问，还是在智慧的外沿打转。我相信，五代十国以来，已经有人像老赵这样思考过或至少是观察过天下的问题在哪里。但他们没有控制住问题的方向，更没有经由思想的转化，也即没有将问题转化为战略。赵普直指“侵削藩镇”，一下子就把握了问题的方向，进入了智慧介入阶段，于是，“问题”开始以“问题方向”即“战略”呈现出来，循此方向，解决方案也即策略组合，随即呈现。由“藩镇”变形为“侵削藩镇”，无论其转化或变形的程序多么简单，但它们是不同智慧量级的问题存在。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这样的时刻，是生命中罕见的巅峰时刻、醍醐灌顶时刻。孔子为何肯认“一言兴邦”？晏子为何肯认“君子赠言”？皆因为这类话语都是在进入问题论域后，催动或点化问题变形的思想转化智慧。人生的丰富和成长，很大程度上源于“与君一席话”。赵普与老赵的这一番对话，其智慧含金量，不亚于“隆中对”。大宋三百年基业，就此展开；一次性地终结了“五代十国”的乱世。

君臣遇合莫逆于心

自秦郡县制以来，地方一直施行中央派出文官管理。汉代以后，开始有割据者，渐形成藩镇模样。地方州牧掌管军政大权，中央往往奈何不得。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恢复郡县文官制度，但末年再次回到藩镇独霸格局，终于酿成魏晋之乱。到唐代好转，但中晚唐后，由安禄山之乱开始，再次形成藩镇叛离中央的军政乱象，一直到五代。五代，五个朝廷，其实就是五个大的藩镇在“打天下”。宋初，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也是试图以一藩镇之力与中央抗衡。南唐、吴越、荆湖、南汉、西蜀，也是事实上的藩镇，但他们都自称“国”，甚至自以为是中国正朔。这在中央王朝看来，就是“僭伪”。

远的不说，五代以来的藩镇，除了有个四朝元老冯道，曾经暂时代理镇守同州（今陕西渭南）、后晋桑维翰暂时代理镇守相州（今河南安阳）、泰宁（今山东兖州），算是文职官员外，其他藩镇，几乎全是武夫。这些武夫自己制定地方法规，法由心出，自我裁量。要命的是，他们大多因为有武功，骄恣之际，无人制衡，史称“酷刑暴敛，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

有些不隶属于藩镇的州郡，除了朝廷任命刺史之外，也多是武人“管理”。欧阳修《新五代史》有言：“刺史皆以军功拜。论者谓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时，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纵下，为害不细。”但这种武夫管理地方的局面，百余年来，朝廷根本无能改变。

但老赵要改变！

大宋初期，大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都是老赵旧交，各人不仅有刺史头衔，还在中央典禁卫，握有举国军权。说得刻薄些：这些人，都有割据一方、自为州牧，成一大藩镇的潜能。

防微杜渐乃是人类大智慧，在军政领域，尤其如是。就像识英雄于微时一样，料结局于事先，也是一种大智慧。老赵、赵普，都有天才的前瞻眼光或预见能力，有消祸乱于未萌之际的洞察力。大见识对避免祸乱的言行格外看重，忠言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为受言者提供免祸的可能，“曲突徙薪”就说这个道理。

“曲突徙薪”故实见于《汉书·霍光传》。

说某甲造访主人，发现主人家中厨房烟道笔直，附近堆积柴草，某甲就指出这样容易失火，建议将烟道改弯（曲突），将柴草搬走（徙薪）。主人不听，果真失火，四邻来救，房屋被焚。主人备宴席招待四邻，救火中烧得焦头烂额的人成为上宾，但没有请某甲。有人说：“当初如果听某甲的话，根本就用不到今天破费了来设酒席，因为不会有火灾的祸患。”主人于是醒悟，邀请了某甲。

能事先看懂就要“失火”祸患的某甲，是大见识；懂得某甲忠言价值的，更是大见识。

老赵、赵普于“曲突徙薪”之道有默契，此即古来反复被人赞誉的“君臣遇合”，“莫逆于心”。这个看似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风云际会”，即使在人类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人们太容易忽略简易的东西，看不到它的思想或智慧含金量。无数的悲剧起源于对“曲突徙薪”意见的忽略。

但在“侵削藩镇”的问题方向上，赵普要比赵匡胤更坚决，也更有想象力。老赵在很多时刻，陷于“仁者之愚”（船山评老赵语，是一种肯定性评价），往往会忘记“侵削藩镇”的策略组合，他还需要赵普以“帝王之师”的姿态继续催动或点化。

削将权老赵遇瓶颈

那一次“君臣遇合”之后，赵普多次请老赵给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人改授别的职位，意思是“侵削”其兵权。老赵暂时没有答应。此际，老赵头脑中的“藩镇”还仅限于“外人”，对自己的亲信，他是从不怀疑的。石守信等人，都是多年老友，老赵对他们深信不疑。赵普看到了老赵这个特点。于是找了个机会，再来说这个事。他进言的大意是说：要提防这些手握重兵的将军们可能的叛乱。

老赵道：“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一定不会背叛我。你担心什么啊？”

赵普道：“臣亦不担心他们背叛啊！但是我熟观这几个人，都不是统御之才。这就决定了他们难于制伏部下。如果不能制伏部下，那么，陛下想想：如果军中万一有作孽者，这几个人恐怕临时临事亦不得自由啦！”

赵普这一番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唐末泾卒之变中，太尉朱泚“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唐李嗣源，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汉郭威，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周恭帝时，老赵，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赵普在这个事件上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洞悉人心的光明，但更洞悉人心的黑暗。他不相信人会感恩图报。他相信大权在握的人物，只要有可能反叛，就会反叛。因此，不能寄希望于人心的光明，必须从人心的黑暗之处找到制衡的法则。我在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圭恰迪尼那里找到了足以支持赵普的智慧。《圭恰迪尼格言集》记录了一段话：

对于那些你心存疑虑的人，最佳也是最为保险的防范措施就是安排妥当，使他们想害你的时候无能为力。把安全寄托在别人的好心和明事理之上，丝毫不值得称道。人性没有那么美好和忠诚。

马基雅维利主义无可厚非。这个思想与《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著名的“十六字教”，有相近之处。“十六字教”，是传统中国最为接近政治现实品格的政治智慧。它承认人性之恶，恶不可测；但符合天道的解决方案又很深奥微妙；如何能够寻找精准的唯一之道？这就需要叩其两端而问之，以求达到“中”而不是“过”与“不及”的境界。中道，也即中庸之道，是传统中国之大智慧。我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讲述中庸之道，但可以说明的是，中庸，不是中间，而是平衡，是一种问题解决的平衡态。在政治领域，尤其需要平衡态。

考察下来，权力受到威胁之际，存在四种解决模式。

第一种是民主票决模式，由此而完成权力的重新分配。这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和中华民国经常出现的模式。

第二种是传统禅代模式，无论是否可以诉诸武力，都放弃武力，而以和平禅代的方式来重新分配权力。这是尧舜禹汤及逊周、逊清看到的模式。

第三种是暴力解决模式。大国间，以暴力打天下；内部，以肃反清洗为手段。楚汉倒秦以至于后来的改朝换代，都是这种模式。内部剿灭可能的叛乱更是屡见不鲜，如汉高祖、明太祖诛杀功臣之类。

第四种是推位让国模式。主动放弃权力，如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之类。如孙文出让大总统之类。

赵匡胤在得天下时采用了禅代模式；在解决内部权力分配时，遇到了瓶颈。他可以诛杀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一干开国功臣——但这不是宅心仁厚的老赵愿意做的事，他宁肯相信他们。在这一个优柔时刻，老赵有一种“政治庸人”的习气。是这位世事洞明的赵普给了老赵一个棒喝，让老赵从“政治庸人”的颟顸中倏然觉醒。他知道此际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人心惟危”是一个事实，“道心惟微”也是一个事实。如何在恪守“道心”仁政之际，达致政治治理的平衡？老赵想到了赎买。他在内部管理中，率先寻求到了一次性解决兵权过重问题的方法。他不需要杀戮功臣；也不需要在不可预知的某个时日，拱手让出君权。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大权问题，就在赵普的棒喝中，推上了解决日程。史称“上悟”。

杯酒释兵权

老赵在赵普的催动和点化下，有了与昔日众弟兄、今日诸将军的一次酒宴。

酒酣之际，老赵屏去左右，对石守信等人说道：“我没有你们几个的力量，得不到今天；平常念你们的大德，没有穷尽之时。但是你们不知道啊，做个‘天子’也太艰难，真是不如做个节度使更快乐。我真是一天到晚，不敢安枕而卧啊！”

石守信等人不解，忙问：“陛下，这是何故？”

老赵说：“这也不难知道啊！你们想想，我这个位子，谁不想得到啊？”

石守信等人虽然是武夫粗人，但对历史上那些“兔死狗烹”的故事还是知道不少的。老赵这一番话出来，他们有了恐惧。于是，石守信等人都避席顿首道：“陛下何为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啊！”

老赵不慌不忙：“不然。你们想想啊！你们是没有这个‘异心’啦，但是怎么能知道你们的部下，那些梦想富贵的将校士卒，一旦有一天，要把黄袍给你们披上，你们就是不想干，还有可能吗？”

石守信等人闻言大惧，他们不禁怀疑这是不是最后的晚宴。史称“皆顿首涕泣”。石守信说：“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可怜我们，给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老赵这时不失时机地说出了一番道理：“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就是多积些金钱，好好的自己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你们，何不释去中央兵权，出守大的藩镇，选些好的田宅，为子孙立永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如果这样，我愿意与你们互相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众人皆拜谢道：“陛下照顾臣等如此周到，真是让我们白骨生肉，死而复生啊！”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上表请罢禁军之职。

老赵很高兴，给了他们很多赏赐。

然后，免去石守信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出为天平节度使；免去高怀德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出为归德节度使；免去王审琦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改为忠正节度使；免去张令铎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改为镇宁节度使；等等。这些人的中央禁军之职，一时全部罢免。

在这一轮收取兵权中，有四个要点值得注意。

一、“杯酒释兵权”只收回了将军们的中央军权，并没有收回藩镇兵权。此前，从收回慕容延钊之殿前都点检这个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职权开始，诸将之中央兵权再一次被收回。五代以来，中央禁军就是王朝的野战军。典禁军，即意味着掌管了全国最精锐的武装力量，而一旦掌握了这支精锐武装，就有了“黄袍加身”的可能性。远的不说，郭威当年就是以中央军权职务职称“枢密使”身份，率领这支禁军“班师回朝”，有了后周天下的；老赵当年就是以中央军权职务职称“殿前都点检”身份，率领这支禁军“班师回朝”，有了大宋天下的。所以，老赵“收兵权”，首自中央禁军之兵权开始。从此，中央禁军已经不再由藩镇大员兼任。至于诸将作为藩镇，其兵权之收回，要在以后的文官派遣，也即“知州”制度中慢慢解决。老赵后面还有安排。可见，“收兵权”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活儿。这里不过是一个开始。

二、各藩镇节度使，得到一次“移镇”。这就相当于大军区司令的调防，为后来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做出了制度性安排。这个安排，也在事实上限制了藩镇的“坐大地方”的可能性。

三、诸将在遭遇“收兵权”和“移镇”这两大布置时，无人反抗，甚至无人有反抗的念头。应该说，“移镇”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举动，汉、唐、五代以来，“移镇”凶多吉少。但老赵“移镇”顺利得有如神话。除了老赵赫赫武功的威慑力和人格力量之强大气场震慑之外，他的推诚布公也感动了诸位藩帅。老赵没有权谋意识，他做事襟怀坦荡，出口就见诚意。

四、老赵答应与诸将“约为婚姻”，有“政治联姻”的意图，在大宋初造之际，将这些勋臣纳入“帝室”也确实不失为一种策略组合。据《宋会要辑稿·帝系》，老赵的三个女儿，两个嫁给了武将之子，一个嫁给了文臣之子。太祖开宝三年六月五日，以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审琦之子，内殿供奉官都知王承衍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昭庆公主。开宝五年闰二月四日，以故镇安军节度使、中书令石守信之子，郓州牙内指挥使石保吉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延庆公主，赐袭衣、玉带、涂金鞍勒马。从此以后，凡是尚公主者有所赐给，就按这个规格对待。后又加赐绒毛暖座。另外，尚书右仆射魏仁浦之子，东头供奉官、右卫将军魏咸信也做了驸马都尉，选尚承庆公主。

消祸乱于未萌

王审琦，是赵匡胤老友，“义社十兄弟”之一。

他为人纯谨，有方略，善骑射。跟柴荣征淮南时，舒州（今安徽潜山）坚壁难下，诏郭令图领刺史，王审琦等以精骑攻其城，史称“一夕拔之”，擒舒州刺史、获铠仗军储数十万计。郭令图入城，王审琦等去救黄州，没几天，郭令图被舒州人逐逃。王审琦又选轻骑衔枚夜进，一晚至城下，大败舒州叛军，郭令图得以回到治所。攻伐楚州时，王审琦为南面巡检。楚州城将陷，王审琦估计楚州守军一定会从南门逃遁，于是以逸待劳，设伏等楚人入套。果然，城中兵凿南门而溃，王审琦伏兵四起，斩获近万人。

进入大宋后，王审琦出为忠正军节度。史称“在镇八年，为政宽简”。有一件事可以知道他的“宽简”。辖区有县令，县令属下有录事（秘书）小吏，犯法，县令将其罢黜。有幕僚向王审琦告密说：“这个县令太专断，罢免下级竟然不先来州府报告，请办县令专断之罪。”王审琦说：“五代以来，诸侯强横，县令不得专管县事，事无巨细，都要藩镇做主。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节度，而部下县宰能主动斥去黠吏，实在值得嘉勉，何罪之有？”王审琦这一段话很重要。他是最早懂得结束五代乱世军政习气的武夫。所以，他这一番议论，史称“闻者叹服”。他在镇守寿春时，根据每年所得的赋税租课，量入为出，从来不过多诛求。王审琦之“宽简”如是。

“宽简”是传统优秀地方官的基本品质，王审琦当得。

据说王审琦不能饮酒，但有一天与老赵等人宴会，酒酣之际，老赵装神弄鬼开玩笑，举酒仰望苍天，祝祷说：“酒，天之美禄；审琦，朕布衣交也。大宋方兴，正要与老朋友共享富贵，天为何这么吝啬不让我这老朋友饮用美酒啊！”

祝祷完毕，看着王审琦说：“老天爷肯定会赐你酒量，你试着饮饮看，不要怕！”王审琦受诏，居然连饮十杯，没事。从此后，与老赵在一起就能畅饮，但回家还是不能饮，强饮就生病。此事《宋史·王审琦传》载之甚详，事有不可解者如是。

乾隆《御批纲鉴》对“杯酒释兵权”事评论道：“艺祖平时常言帝王自有天命，且笑周世宗杀方面大耳之非，居然豁达大度者，乃芥蒂未忘，疑黄袍之复加，恐巨镇之难制。且不以正道消祸于未然，徒以杯酒诡辞释兵权，罢藩镇，岂笃于信天而明于为政者邪？”

乾隆不理解这正是老赵的人情味所在。人情与法度并行不悖的完美境界，老赵达到了。乾隆似乎还没有资格来批评老赵。就圣贤气象言，乾隆距离老赵太远，隔膜太深。

船山《读通鉴论》说到汉高帝刘邦时，提及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刘邦在刚刚大败项羽之后，立即到韩信军中夺其兵权，与老赵收诸将兵权类似而不同。说韩信，不是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可以比拟的；韩信割地而王，据屡胜之兵，又不同于陈桥拥戴之主。船山认为：“宋祖惩羹吹齑而自弱，汉高拔本塞源以已乱”，二人行迹相似，但关键之处不同。“拔本塞源”，是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夺韩信兵权，“以敛天地之杀机，而持征伐之权于一王，乃以顺天休命，而人得以生”。刘邦此举，确实当得此境。“惩羹吹齑”，是说因为羹汤烫嘴，所以遇到冷菜也要吹一吹。移来说老赵，就是：五代藩镇很危险，所以对石守信等将军也要提防。刘邦是“已乱”，终止祸乱；老赵是“自弱”，自我卑弱。

船山很多意见都很精彩，只有这个意见，对老赵不免看矮。

刘邦之后，封了很多王，但他死后不久，就有吴楚之乱，仍然是藩镇起事，如此“已乱”并不彻底。老赵之后，三百年间，大宋王朝无一例藩镇起事，应该说是中国自西汉以来，解决地方藩镇问题最漂亮最优异的王朝。就这个案例言，刘邦远远不如老赵。老赵的“自弱”，是因为他有“仁者之愚”，“圣贤气象”。石守信等固然都是陈桥拥戴之主，但未必没有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割据之念。消祸乱于未萌，正是大见识者的作为。就这个意义说，老赵才是“敛天地之杀机，而持征伐之权于一王，乃以顺天休命，而人得以生”的圣君。

赵普私藏任命书

“收兵权”过程，也有反复。

在后来的日子里，老赵思量中央禁卫军还是需要一个懂得文韬武略的人物来带领，于是想到了老将符彦卿。

符彦卿是后周老臣，战功赫赫的人物，多次击败契丹北辽，北人对他甚为畏服。《宋史》对他的评价是：“累朝袭宠，有谋善战，声振殊俗，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历朝承袭帝王宠爱，有谋略善于打仗，名声各界皆知，懂得进退之道，应该算是名将中的贤者吧！此人还有三个女儿，都做了皇后。第一个女儿嫁给周世宗柴荣，立为皇后。不久病死，被谥为宣懿符皇后。第二个女儿又嫁给柴荣，柴荣逝世后，她辅佐周恭帝，临朝听政，人称符太后。宋周禅代后，符太后还西宫，人称周太后。柴宗训死后，她出家修道，号玉清仙师，死后被谥为宣慈皇后。第三个女儿在后周时就嫁给了赵匡义（也即赵光义），于开宝八年病逝。赵匡义后来做了宋太宗，追册她为懿德皇后。老赵对这个两朝勋戚，一直礼遇有加。到了大宋开国之初，符彦卿更成为诸位藩帅中的带头大哥人物。

符彦卿这时正做着天雄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邯郸），来朝，老赵在广政殿接待他，赏赐甚厚。这时节，老赵忽然动念，要拜符彦卿为禁军统领。

已经出任枢密使的赵普认为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再委以兵柄。屡次劝谏，太祖不听，下达了任命书。但当时的制度规定是，皇上有委任武官命令，须经枢密院签署。赵普时在枢密院，拿到了这份任命书，放在怀里来见太祖。

赵普出示这份任命书，告诉老赵，不可任命符彦卿为禁军统领。老赵没有犹豫就否定了他。

第二天，赵普又来求见。老赵迎着他说：“是不是为符彦卿的事啊？”

赵普说：“不是，是别的事。”因此就奏对了一个别的什么事。等到这个“别的事”奏完了，赵普又拿出这份任命书给皇上。

老赵说；“你小子，果然是为符彦卿事来！这份诏书怎么在你手里？嗯？”

赵普说：“臣认为这件事处理得有不妥当的地方，所以又留下了，没有发出去。臣只希望陛下深思利害关系，千万不要到时候后悔！”

老赵说：“你干吗非要跟符彦卿过不去！你这是为啥啊！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耶？”

赵普再一次点化了赵匡胤：“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

在陈桥兵变中，你老赵那时也没有想过要“负”周世宗啊？结果呢，还不是被“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叛乱士卒“黄袍加身”，不得不反吗？最后还不是“负”了周世宗，欺侮了人家周世宗留下的孤儿寡母？

史称“上默然，事遂中止”，太祖赵匡胤沉默了，委任符彦卿为禁军统帅的事也同时搁下了。

藩镇大帅典中央禁军，危险甚重。前鉴不远，老赵懂。

顺便说，细考这类故实的内在逻辑，就会清楚：老赵没有参与陈桥兵变的预谋。那种动辄说老赵与亲信等人长久铺垫，预谋夺取后周天下的说法，大多属于民间想象，不足信。

“收兵权”各有玄机

在赵普的催动和点化中，赵匡胤继续推行“侵削藩镇”的战略。

他在罢免了一批中央禁军军事首领之后，接下来，又罢免了一批藩镇首领。

有一天，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等藩镇将军们来朝，老赵在后苑宴请他们。酒酣（又是酒酣），老赵从容地对这几位将军说：“卿等都是国家的元老，但是长久在外掌兵，事情那么多、那么繁忙，这不是朕所以优待贤良的意思啊！”

王彦超已经听说了石守信等人被罢免中央禁军军权的事，他有预感，现在轮到罢免藩镇兵权了，于是很聪明地前奏道：“臣本无什么勋劳，一直以来冒领荣宠。今已衰朽，如能退休，让这把骸骨回归丘园，这是臣的愿望啊！”

但是另一些藩镇大员不太明白，前安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前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前定国节度使白重赞、前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等人，开始纷纷自我表白过去攻城略地的资历，以及南征北战的艰苦。

太祖略听他们说过，也不客气，淡然道：“此都不过是上一代的事了，何足论也！”

很快，下诏，以郭从义为左金吾卫上将军、武行德为太子太傅、王彦超为右金吾卫上将军、白重赞为左千牛卫上将军、杨廷璋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第一次“杯酒释兵权”，是解除了藩镇大员的中央典兵之权，而给他们各人做了一次调防，但没有“侵削”他们的藩镇之权；这一次“杯酒释兵权”，是解除了藩镇大员地方之权，而给他们各人一个调动，到朝廷里来做官——所有的官职都是闲职。

同样是“收兵权”，石守信等人是罢京官改为地方藩镇；郭从义等人是罢地方藩镇改为京官。研究“收兵权”的过程，这一层关节较少为人注意。事实上，这是一个巧妙而又合理的安排。

对石守信等人而言，从京官到地方，是消除了他们总揽天下兵权“黄袍加身”的可能性，要大宋不再出现郭威第二、赵匡胤第二；对郭从义等人而言，从地方到京官，是消除了他们坐大州牧“藩镇割据”的可能性，要大宋不再出现杨光远第二、李守贞第二。

所以，这两次“收兵权”各有玄机。

郭从义，先世也是沙陀部人。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郭从义还是五代时的抗辽将军，曾跟从符彦卿在忻口大破契丹，如俗话所说：大长了中原人民志气。后汉时曾剿灭吃人魔头赵思绾，如俗话所说：为西北人民除了一害。但他也有一个恶事，令人难以原谅。赵思绾据守长安叛乱时，有一个巡检使乔守温逃跑，他所宠爱的姬妾被赵思绾占有。郭从义灭赵思绾后，又将这些姬妾据为己有。不久乔守温回来，向郭从义讨要原来属于自己的爱妾。郭从义没理由拒绝，但心里又恨又痒，于是追究他逃跑的罪过，密告当时的前敌总指挥郭威，将他杀掉。这类行径太恶劣，要在我的书里给他记上一笔。

此人还善于打马球，进入大宋后，老赵就让他表演一次，显显身手。他很兴奋，换了衣服，跨一头驴，在庭院中驰骤，史称“周旋击拂，曲尽其妙”，来回转悠击打马球，显示了球技多方面的妙处。完事后，太祖赐坐，对他说：“卿技固精矣，然非将相所为。”爱卿的球技确实很精妙啦，但这可不是将相应该干的活儿。史称郭从义大惭。

又有记录说，此人还善于书法，尤其善于写“飞白”字体，写出来的字，笔迹带着或长或短的枯丝，其势，就像要飞举，得到了当时人的好评。

应该说这是一个多才多艺但又心狠手辣的藩帅。这样的人物，在五代十国得到“拥戴”，能够做出什么事，是可以想见的风景。

南宋著名的易学大家胡一桂对老赵杯酒而释兵权一事评价道：

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来，生民涂炭，知所以处藩镇收兵权之道。既以从容杯酒之间，解石守信等兵权，复以后苑之宴，罢王彦超等节镇。于是宿卫、藩镇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宋史纪事本末》引）

不仅如此。中央禁卫罢为藩镇，藩镇罢为中央官职，这之中还有奥妙。

藩镇不能没有，朝官也不能没有，要紧的是如何控制武夫的兵权，不使他们有那种被“阴谋推戴”的可能性。藩镇一旦被拥戴，往往就是一场厮杀，天下就要回归于乱世，这是赵匡胤不愿意看到的。

武臣们“尽读书”

有一天，老赵对左右侍臣说：“我欲使武臣尽读书，使知为治之道。”

我想要让武臣们都来读书，使他们都能懂得文治之道。

史称“左右不知所对”，太祖左右的臣僚不知应该怎样回答。

“左右”皆从五代十国乱世而来，人人熟知一句名言：“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话虽然出自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之口，但也是五代各藩帅们的普遍认识。从中唐以来，谁“兵强马壮”谁就有机会出任皇上，唐肃宗李亨如是，后梁太祖朱温如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如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如是，后汉高祖刘知远如是，后周太祖郭威如是，而现今的宋太祖赵匡胤事实上也是。这类武力上位的规律性存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怀疑。

只有打天下，哪里有什么治天下？

读书，而知“为治之道”，对于习惯于“兵强马壮者为之”的藩帅和文臣而言，不啻如天方夜谭。老赵要武臣们“尽读书”，要让他们知道天下的“为治之道”，这类经验对“左右”而言，太陌生太遥远啦！

于是，老赵感到了孤独。

他知道他所追慕的昔日盛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大汉盛唐，那种郁郁文采的郅治之世，作为一个政治目标，还不被更多人所理解。

这不是个小事情。

《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史臣李沆的话论太祖此论：

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意于治矣。近臣不能引以为对，识者非之。

过去汉光武帝中兴，不去督责功臣们做政制之事，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多次带领公卿将军们讨论儒家经义，一直到夜晚才罢。这是因为创业而至天下太平，自有程序。现在宋太祖要让武官们读书，可以看出是有意于天下太平了。但近臣们不能引此来思考回应，知道道理的人认为这帮近臣太差劲啦！

盖文明立国，一般不讨论功利问题，因为功利问题无须讨论，士庶已经懂得如何去做；官方也来论功利，则天下皆成功利世界，如此，则距离淳穆祥和之郅治越来越远。宋人曾论即使为天下敛财，也是“教猱升木”——教猴子爬树，无此必要。盖猴子本来就会爬树，不必特别教导。老赵要演绎一个“王道”天下，必先结束五代的“霸道”世界。

就中唐迄于五代十国之权力分配言，可以约略看到，百年间的州郡大员，几乎就是世袭小皇帝。各位藩帅临终前总要把藩帅的位子交给儿子或嫡系，然后再“上报”朝廷，由朝廷“任命”。这种尾大不掉的行政格局，让霸道天下一直处于板荡中，民生凋敝、战乱频仍。

宋人笔记《国老谈苑》记载：

太祖尝语赵普曰：“唐室祸源在诸侯难制，何术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替，则无虞。”因从之。

老赵问赵普，唐以来祸源在“诸侯难制”，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个格局吗？赵普回答说：地方各州郡，不可世袭，要由派出的京官“权知”，而且每三年就要替换，不可“权知”过久。如此，则地方势力自然消减，可以免除战乱祸源。老赵接纳了这个意见。

这是赵普为大宋帝国贡献的又一个智慧含金量极高的战略性意见。

“权知”，是理解大宋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概念。

简言之，“权”，是临时的意思，“知”，是执掌的意思；“权知”，就是临时执掌。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史，涉及职官升迁内调外放之类，常常会看到这个词。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无论地方抑或朝堂，所有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命，而不是地方自行推举。权知制度，是解决藩镇独立的制度性规划，在中国职官史上是一个创造。虽然自秦汉以来施行郡县制，已经开始由中央任命官员，但在经由百年乱世后，大宋帝国再建此一职官制度（西蜀孟昶比老赵要早若干年施行权知制度，但影响不及大宋），有了很大程度的创造性。权知制度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文官治理模式，一次性革除了“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武夫治理模式。

郡县治，天下治。老赵以武夫出身却一力推行文官制度，为中原王朝奠定了一种地方管理的千年文明。

建隆元年七月，北征李筠之后，老赵即任命京官宣徽南院使昝居润“权知”镇州（今河北正定）。这是大宋第一次由京官出任地方，也是第一次任命文官。以此为标志，文官管理大宋的序幕逐渐拉开。

要知道，五代时，藩镇强悍，朝廷几乎无法左右州郡，每当确实需要“移镇受代”，也即以州郡为单位的防务调动，都要先派出近臣到地方好言相劝，同时还要发兵备之。即使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调动，还是有藩帅们不愿意奉诏。纳入到这种历史惯性中来考察“权知”制度之建构，就知道此中圣贤立意的艰难和创造性。权知，确是中国军政史上的大事。

了不起的文官制度

昝居润，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文官材料。此人善于做文章，又懂财会，为人明白事理而且聪明，有操守，史称“笃于行义”，乐意真诚地做仁义之事。而且乐于推荐人才。虽然历仕四朝，但从未有不良记录。大宋帝国的“权知”制度从他开始，可谓“得人”。

赵匡胤时代初期，天下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现在，用赵普谋，使昝居润一类的京官、文官出任地方，等于向天下发出了一个信号。

以后，由朝廷派出官员到地方执掌州县，成为常例。

乾德五年，过去郭崇的部下辛仲甫，入朝拜为右补阙，出知光州（今属河南）。

补阙，是一个七品上的谏官，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也兼负着举荐人才的任务。像左右拾遗一样，补阙也分左右，但比拾遗略高一级。辛仲甫由朝官去“知”县城，品秩不变。在光州期间，赶上一次涝灾，有一条大河决堤，水漫州城，辛仲甫就集中了舟船数百艘，展开救援，当时州府的军用物资和百姓储备，都用这些船运载到高地，得到保存。一州人赖此而度过了荒年。

他还发现此地有水无树，人们行走在官道上、田野间，夏天都没有个凉快地方，于是就发动地方种树，很快，一些柳树就成长起来，州人很感谢他的德政，称这些柳树为“补阙柳”。

后来他移镇彭州（今属四川成都），成功地平定了一起预谋中的暴乱。当时有贼寇准备趁节日官民宴集期间作乱，当时已经是春天，辛仲甫看到城濠两岸的冬草甚高，觉得这个地方适合贼人隐蔽，就令人将濠草一烧而光。贼寇见这情况，以为阴谋泄露，就有人来主动自首，辛仲甫顺藤摸瓜，抓了首乱者百人正法。一场可能的暴乱平息了。

四川孟昶的后蜀平定后，需要有人治理西川。那地方需要有武官镇守，但老赵还是想找一个文官，但最好是文武双全的人才，就问赵普有没有这样的人。赵普推荐了辛仲甫。

五代以来，诸州马步军院都虞候，马军、步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大多由藩镇安排自己的衙门将校担任，太祖知道这是个弊端，因为办公室都是他自己的人员，秉公处理军政事务的可能性太小，容易让藩帅在其间“上下其手”，于是，加进了一个官职司寇参军，进入马步军院，这个人选，往往以科举考试中的“九经及第”的进士充任。宋初著名文人柳开，就是第一个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出任司寇参军的文职官员。后来司寇参军又改名为司理参军。大宋流传着很多“马步院”的故实，其实应该叫“司理院”。

几年时间里，老赵完成了国家由军事管理向文官管理的转型，成功地实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

对此，老赵也很得意，他像个孩子似的对赵普说：“五代藩镇太残虐，老百姓受害不小。朕今天就用儒臣干过去藩镇们干的事！要派下一百多人去治理大藩！就算这一百多文人个个都贪、都脏，也赶不上武夫的十分之一呢！”

老赵对州郡地方，一方面派出知县，“渐削其权”，一方面则根据具体情况，如藩帅病逝、藩帅迁徙、藩帅升迁、藩帅遥领他职，慢慢使原来的武夫藩帅也退出州郡管理，而代之以文官。十几年间，终于造就了大宋帝国了不起的文官制度。在这个文官制度下，道州郡县，三百年间，先后出现了无数圣贤人物，为大宋赢来前所未有的圣贤气象。后来坊间流传、小说讲述、戏剧演出的很多“知县”“县令”“太守”故实，大多出自于大宋，源头在此。

这是圣贤制定制度，制度反过来造就圣贤的良性运作。

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逐步削夺节度使镇将之权的方式是，强化县一级的权力，虚化州一级的权力。按照赵普的意见，太祖在颁给中书门下的诏书中有一道命令，大意说：

以后各县都要置县尉一员，其地位在县秘书主簿之下，俸禄与主簿同。以后凡是遇有盗贼斗讼之类地方事件，各州刺史要将这类事件转给县令及县尉处理。州郡不得越俎代庖，不得代替各县处理案件。

为了加强各县武装力量，还允许根据各县规模，各置不同数额的弓手。

此外，还有一项制度规定：各节镇辖下支郡，皆直隶京师，这些支郡“得自奏事，不属诸藩”，可以自行向朝廷奏事，不再属于诸藩。这就等于将各州郡的二级管辖地权力收归朝廷，诸藩，由原来的“省部级”成为与“地市级”并行的行政单位。这样，五代以来的由节度使擅自处理县级事务的藩镇权力得到控制。从此以后，公事又回到县一级管理，而藩镇诸将所能主管的，不过是所在城内公事而已，其权力都达不到乡村——乡村一级皆由“权知”的县令管辖。史称“于是节度使之权始轻”。

“侵削藩镇”之妙

但老赵“侵削藩镇”之妙，还不止于此。

更出色的是，诸州一级的权力，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制衡。

老赵的方法是，为各州太守或藩帅设副官通判。

通判管理州郡地方事务，“凡诸民之政皆统治之”，而且，可以直接与朝廷对话，不必请示州郡长官。史称通判“事得专达，与长官均礼”。这样的通判，大的州郡甚至可以有两个名额。通判，相当于军队中的监军，是由朝廷直接派出的监察性质的官员。这类官员由于名义上不是二把手，又不是长吏的属官，等于单线与朝廷联系，所以到了后来比当地太守长吏还威风。有一个杭州人，特爱吃螃蟹，在朝廷做官，他想补一个外郡，人问他，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啊？他回答：“别管是哪儿，只要那个地方有螃蟹，无通判，就行！”这话很长时间里成为人们挖苦通判的口实。乾德四年，甚至还发生了通判与长吏纷争的事。通判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是：“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我是监州啊，是朝廷让我到地方来看着你的！于是太守长吏的举动不得自专，多为通判所制衡。藩镇的权力是得到制衡了，但内部斗争，也造成了效率低下和无谓的消耗。显然很过分。老赵知道这个弊端后，特意下诏贬损通判一点权力，诏曰：“诸州通判无得怙权徇私，须与长吏联署文移，方许行下。”

意思是说，各州的通判不得仗恃朝廷给的权力而行私怨。以后有事行文，要和长吏一起联署签名，这样的文书才算有效。这样“联署”，等于通判与太守达到了权力平衡，基本解决了地方权力问题。

从此，通判与州官联署，成为大宋文官制度的一大特色。权力制衡做到这个份上，古今罕见。

在财务方向上，遏制藩镇的管理方式是：特设诸路转运使。

唐代天宝年间以来，各藩镇屯重兵，地方租税所入，都被留下自用，交给中央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不过带有象征性而已。五代藩镇时期，有各种“场务”，这是属于盐铁酒等特殊消费品的专卖管理机构。一般以生产、专卖盐铁的机构为场，税务税收机构为务。这类场务，基本都被地方藩镇垄断。而且没有个准谱，各藩镇一般都会派自己的亲信管理场务，随意规定缴奉数额。这类无法测度的盘剥聚敛，是地方士庶最大痛苦之一。赵匡胤从地方过来，深知此类事弊端所在。他于是与赵普共同设计了“转运使”。

转运使一职唐代就有，但直到宋初，才固定下来为地方财务总管，负责征收财税，管理地方财政。凡一路之财，转运使掌之。节度、防御、团练、观察诸使及刺史，都没有权力干预。史称“于是财利尽归上矣”。不仅如此，宋初的转运使，还负责有“监察”任务，权力甚重。而转运使直接隶属中央，其负责监察的并非一州一郡，而是一路。路，在宋代是一个行政机构，天下只有十几路，最多时达二十六路。宋代施行的是路、府（州、郡）、县三级制。各路转运使的一把手称为“都转运使”，这是临时性的州府以上的行政长官。

从大宋整体组织架构观察，施行的是“五权分立”制度：

皇帝掌全国军政决定权；

中书省掌行政权；

枢密院掌军事权；

三司掌财政权；

御史台和谏院掌监察权。

皇帝以外，其他四权分别向皇帝负责，而皇帝下达命令，属于行政方向的，则由中书省签署，不同意，可以驳回；属于军事方向的，则由枢密院签署，不同意，也可以驳回；三司也可以直接提出建议性意见；而御史台则监察百官，谏院则盯着皇上，百官有错，御史台弹劾不已，皇帝有错，谏院必须谏诤，不诤则属于失职，为天下笑。

官员的任期也渐渐有了规定，几年，就要轮换。军队，枢密院虽然有权谋划战事，但无权调度军队。而文官和将军外派称之为“差遣”，这是实权所在；平时虽有官位，但无职权。这就是“职务”和“职位”的分离。这种结构，各自的权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但内部“叛乱”的风景，却得到了根本性遏制。总体来看，利大于弊。但积弊所在，也渐渐演成痼疾，这是后话。

《宋史纪事本末》引用了宋人吕中的一段话，来说大宋帝国的偃武修文，说得非常准确，吕中说：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专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者，方镇之所以专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镇之专杀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太祖与赵普长虑却顾，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是因为藩镇专断霸占其地；天下之所以战争不息，是因为藩镇专断统领兵将；士庶之所以苦于赋役劳重，是因为藩镇专断享有税收；士庶之所以苦于刑罚严峻，是因为藩镇专断主导杀戮；朝廷命令之所以没有办法行之于天下，是因为藩镇专断安排世袭。太祖赵匡胤与赵普为了长治久安，经过长久考虑，知道天下的弊端在此，于是以文臣执掌州府，以朝官执掌郡县，又以京官监临地方财政，为之安排转运使、通判，都是为了渐渐地侵削藩镇军政财权。从此，朝廷以一纸命令下到郡县，就像身子使唤胳膊、胳膊使唤手指那么自由，没有什么难处，而天下大势，从此分久而合了。

元佚名《宋史全文》也引吕中的话评价太祖“侵削藩镇”事，说：

以酷吏主财，则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则用法必严，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财、士人典狱也，知所以培国脉而重民命欤!

用酷吏执掌财政，那么榨取士庶一定很严厉；用武夫执政刑罚，那么适用法条一定惨烈；这就是太祖为什么要任命儒臣来主管财政、任命士人来执掌刑狱——太祖真是很懂得“培国脉而重民命”啊！

“培国脉而重民命”，培植国家的命脉而重视庶民的生命，这是圣贤人物永恒的军政目标，也是大宋帝国太祖赵匡胤终生的天下目标。他一生的军政诉求在此、用意在此。

但需要重复的是，老赵对边防将军的“久任”之道。

宋初边防任务极重，老赵一方面将各个藩镇的财政收归朝廷管理，一方面又给予边关将帅较大自主权，表现了政治家出色的灵活性。

首先，他量才起用，边关守将各得其人，令其才有所用。

其次，他对守将在京眷属抚之甚厚，令其个个心存感激，无后顾之忧。边将每次来朝，太祖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颁赏之丰厚异于常人。

再次，凡军中事，政策放宽，许从便宜。

最后，在财务政策上，也尽量向边关倾斜，边镇方面的盐铁酒这类专卖，虽然由转运使管理，但所获之利润，朝廷不回收，一律赠予边将。边关贸易之类，免所过征税，所得利润也赠予边将，鼓励守帅将这笔收入用于边防，令其招募骁勇以为爪牙。

这方面，赵匡胤是有自觉意识的。边关税收归边关，朝廷收入就会减少，但他宁肯俭约度日，也不肯废掉这一政策。他曾经对近臣说：

“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边关镇守如能懂我的意思，我必优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赠他们公钱及所属州郡的税利。以此要他们招募骁勇，以为爪牙。这是需要银子的。钱财丰盈，必能做成这一件大事！如此，朕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也。”

这样一来，边臣大都富于财货，得以重金养募死士，使之为间谍。于是洞悉藩情。每当边敌入寇，必能先知其来，可以预为防备，设伏掩击，往往能够获胜。史称“自此累年无西北之虞”。如此，大宋得以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尽力于东南。为日后取荆、湖、川、广、吴、楚之地，预先做好了政治军事和财政准备。

肆 荆南·武平·后蜀

大宋国祚初定，有地方政权荆南、武平、后蜀苟延残喘、祸害一方。荆南高保勖恣意荒淫，武平张文表谋逆作乱，后蜀孟昶弃善背德置民于倒悬。为解决这些问题，老赵一度御驾亲征，宋师行处，还各方百姓以安宁。

高保勖的荒淫之举

大宋之南，约略在今湖北、湖南二地有两个地方政权。一个是“荆南”，一个是“武平”。

“荆南”，又称南平、北楚，都江陵（今湖北荆州）。属于“五代十国”中“十国”之一。所辖三州均在今湖北秭归、宜昌一带，国土狭小，实力孱弱。其国，北、南、西、东分别为后周、南楚、前蜀后蜀、南唐诸国环绕。

“武平”，又称“武平军”或“周行逢政权”，历史上不属于“五代十国”，它是“十国”之一“南楚”的后身。“南楚”的创立者是一个叫马殷的藩镇军阀，被后梁封为楚王，都潭州（今长沙）。末年被南唐攻灭。但楚将刘言又起兵击败南唐军，继续据南楚原地成一独立王国。再后来，刘言被部下杀死，周行逢执政，故又称“周行逢政权”。治所在朗州（今湖南常德），所在地史称“武平军”。“武平军”一般被列入割据政权，不仅不算“正朔”，连“闰出”也不算，就是个临时的节度使独立王国。“武平”所辖地，基本在今湖湘一带。

“荆南”与“武平”，史上合称“荆湖”。

五代十国之外，像武平军这样的割据政权先后有十几个。

赵匡胤立国后，即有混一寰宇之志。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征潞州、平扬州之后，扫平“荆湖”的机缘终于来了。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病逝。像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权力再分配一样，高保融临终将荆南政事交给弟弟高保勖，并草成文书向大宋请命，也就是要求大宋承认高保勖为新任荆南节度使。老赵本来已经开始施行文官治理地方的政策，但是此际，出于“羁縻”策略，还是答应了高保融的保奏。史称“以荆南行军司马、宁江节度使高保勖为荆南节度使”。几个月以后，这位节度使又暴病而死，他哥哥、高保融的儿子高继冲执掌荆南政事。

高保勖虽然在位只有二年多，却出奇地荒淫，把荆南搞得乌烟瘴气。

此人估计患有精神分裂症或颞叶癫痫，是一位性倒错患者，史称“性淫恣”。他经常从市上召来娼妓，选健壮士卒，在府署做性交表演，他则与姬妾们在帷帘后面共观笑谑。在宫廷里公开杂交宣淫，史上记录除了南朝就是五代。南朝有宋废帝刘子业，五代有南汉两位土皇上和这位荆南节度使高保勖。食色固然是人之天性，但不加节制即背离天道；君王公侯，有此“淫恣”，尤为大恶之一。因为身居君位，特别容易“引领时代潮流”。高保勖这么折腾，上行下效，举国效法衣冠禽兽，于是成“亡天下”之势。此人又好营造台榭，极尽土木工巧，弄得荆南军民人人都有怨言。高保勖的记室孙光宪劝谏他说：“宋有天下，四方诸侯都已经心服口服；你看人家下来的诏书，都符合仁义之道，这是汤、武一般的君主啊！公应该克勤克俭，勿奢勿僭，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若纵佚乐，这可不是福音啊！”高保勖不听。他的短寿死去仿佛遭遇天谴。

张文表之死的启示

再说武平军。

武平节度使周行逢死，由他的儿子周保权权领“留务”，也就是还没有正式拜这个节度使，“权领”，就是“暂时代领”的意思。这时的周保权只有十一岁。周行逢病重时，曾召集将校，将儿子拜托给诸位。根据乱世经验，这位周行逢已经意识到他死后的格局不妙。

他说：“诸位，我武平军部内那些凶狠的将帅，被我杀得差不多了，但现在还有一个张文表。我要是死了，张文表必定造乱！请诸君善佐吾儿，不要丢失咱们的地盘。如果实在不得已，就率领全族人，归顺大宋朝廷，不要陷入张文表的虎口。”

据说周行逢崇信佛教，曾经广度僧尼，吃斋礼忏不辍。每见到僧人，无论老少，都俯身下拜，屈身服侍僧人。还对左右说：“我杀人太多啦，不借助佛力，何以解其冤乎！”

周行逢是出生于平常农家的孩子，在南楚时代从军，与张文表等十人结为兄弟。周行逢积累军功成为军校。后周时，以周行逢为武清军节度使，权知潭州事。不久，周行逢用种种杀伐手段控制了整个湖南。

周行逢治湖南期间，也颇有政绩。他曾废除马楚政权中很多繁苛的法令，对官吏管理很严，发现违法乱纪，严惩不贷。益阳有一位土皇上名何景山，强占民妇，为人所告。周行逢亲自审问。何景山居然说，之所以占有民妇，是“存恤孤寡”，同情寡妇孤儿，包养他们娘几个。周行逢大怒。说这种败类，只配去辅佐龙王。于是将何景山投入江水。他任用官吏，史称“皆取廉介之士”。女婿向他要官，他说：“你哪里有做官的才能！”于是送他一堆农具，叫他回家去种田。周行逢自己生活也很俭朴。他还禁止淫祀，不准胡乱祭祀不相干乱神，关心民生，安抚境内其他土著，挑选土著中的干练者出任地方官吏。史称周行逢时“奄有湖湘，兵强谷阜”，占有整个湖南湖北，兵马强壮粮草丰裕。

周行逢有点先见之明。他死后，周保权嗣位，果然惹恼了张文表。

张文表对部下说：“我与行逢俱起微贱，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儿乎？”

这位张文表，是被周行逢表奏为衡州刺史的，二人又是当初的拜把子兄弟，但其实是互相都有点心忌。按张文表心事，周行逢死后，应该由他来做武平军节度使，现在要他来听一个十一岁小孩子节制，实在心有未甘。

他在等待机会。而这个机会也就来了。

但机会来了，他的末日也就来了。

这时的武平军境内的永州戍卒需要轮替，周保权就派出了军校赴永州，路过衡阳张文表辖地，张文表驱散这些戍卒，假令全军“缟素”，为周行逢穿丧服，说是到朗州奔丧，但先来奔袭潭州。当时的潭州留守是行军司马廖简，此人也是一个牛人，史称“素轻文表，不为之备”。他瞧不上张文表，所以，平常根本不为防备。这一次张文表来袭，他正在宴饮。外报张文表大兵到了，廖简还是不以为意，对四座说：“这张文表，一个黄口小儿而已。他来了，就捆了他，何足患也？”吃喝谈笑一如往常。张文表也不废话，率众直接进入府中，廖简已经吃醉，众人大多跑散，匆促中，他还要张弓搭箭，但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于是摆出傲慢的姿势，“箕踞”以坐，按着俩膝盖怒叱张文表。张文表更不答话，将廖简一座十余人全部砍杀。

张文表的如意算盘是：据守潭州，与衡州为掎角，接下来攻取朗州，而后据有湖湘全境，自为武平军节度。

周保权在朗州闻讯，心急如焚，急忙遣武平军大将杨师璠率全部守备武装抵御张文表，另外又派人上表大宋求援。

周保权哭着对杨师璠的讨逆军说：“先君可谓知人矣。现在坟土还没有干，张文表就构逆背叛！军府安危，在此一举，诸公勉之！”

一个只有十一岁的小孩子，能说出如此一番话来，也确实感动了讨逆军。杨师璠本来就与周行逢有旧，听到小保权一番话，也不禁落泪。他对部下说：“你们看看，你们见过这样的郎君吗？还没有成年，却如此贤明！”史称“众皆感愤”“军士奋然，皆思自效”，众人都受到感动，被激奋起来，都想要忠诚地为周保权效劳。

赵匡胤得到周保权上表，派大军来援之前，先派了使节赵璲招降张文表。

张文表向赵璲申述：“我来朗州奔丧，被廖简鄙视，杀他实在是因私而斗，绝无反叛朝廷的意思。”

赵璲的任务不是奉诏灭谁（灭谁的任务由后面的大军来做），只是奉诏招降张文表，他认为张文表既然归顺，就没有必要再动干戈，于是准备进入潭州。

但杨师璠部已经与张文表开始交战，初时，杨部前锋失利；后来两军对垒，张文表出城挑战，终被击败，杨师璠顺势占据潭州，擒获张文表。

杨师璠部攻入潭州后，正在大肆剽掠，赵璲稍后也进了城。

在城中，赵璲宴请杨部将领。席上，杨部指挥官高超对自己的部众说：“我看天朝来使的意思，是不想杀这个张文表。如果张文表到了朝廷，得到任命，再回来陷害朗州的话，咱这帮人可就谁也甭想活了。”于是暗中将张文表绑赴街市斩首，并与众人将其一百多斤人肉“脔而食之”，一刀一刀割着吃了。到了这边宴饮结束时，赵璲说要召见张文表，高超说：“张文表谋逆，已将他斩首。”

据说这个张文表起事之初，攻打长沙之前，也曾有过犹豫未决的时刻。但他有个亲信小校做梦，说梦见有龙从张文表的衣领里出来。张文表听说后很高兴，说：“这是天命啊！”史上此类梦龙而自诩膺天命的故事似不少见。每当看到这类故事，我都会想起东汉王符的名言：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

此论实是经验之谈，惜当局者往往不悟，于是，总有这类故实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世界之丰富，蠢人有责。

世上已无张文表，且说太祖赵匡胤。

南平已平

此前，老赵曾派使节卢怀忠到过荆南，行前，对他说：“江陵一带的人情人心，山川向背，我都想知道。”

卢怀忠回朝后说：“高继冲的甲兵虽然还算整齐，但全军不过三万人；每年虽然都丰收，但百姓被暴敛而疲困。荆南之地，南近长沙，东拒金陵，西迫巴蜀，北奉朝廷，整个形势很脆弱，要想占据此地，很容易。”

武平军周保权求援的特使来后，赵匡胤对宰相范质等人说：“荆南是一个四分五裂之国。现在，大宋出师武平，可假道荆南，一举而平之。这是万全之策也。”

荆南在武平之北。老赵的意思是：假途灭虢。

但为了稳住周保权，他先派出了赵璲去责备张文表。与此同时，安排了援军南下，武力支持周保权。

乾德元年（963）春正月庚申，太祖乃命慕容延钊为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十州兵马，向荆南高继冲借道，说要讨伐武平张文表。但这时候慕容延钊已经生病，太祖想想，此役须少不得慕容大将军，于是诏令他可以乘“肩舆”（轿子）指挥湖湘战事。

大军未到，杨师璠已破文表于境内。

前锋李处耘闻讯之后，按理说，可以班师回朝了，但他知道此行，灭张文表不过是个由头，太祖本意是要讨平荆湖。于是，并不回师，派遣部下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向高继冲宣读太祖旨意，并申明假道前往湖南武平军的大军行动，请江陵为大军提供“薪水”，还特意声明：大宋讨逆军将从城外经过。

高继冲与僚佐谋划，最后以“民庶恐惧”作为托辞，不许宋军走江陵城外，但愿意供给兵马食用于百里之外。

李处耘不准，又遣使往说必经城外之意。

荆南节度副使、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试御史中丞孙光宪对高继冲说：“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规模宏远，我们不如早以疆土归宋，一可免祸，而公亦不失富贵矣。”

孙光宪是五代时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之一，著作多种，其中传世的就有《北梦琐言》。我观此人奉行之“投降主义”，在历史大局中看，其实是“知天命”之举。南平绝非大宋对手，死磕，就是鱼死网破，必致湖湘生灵涂炭。乱世中，大宋建立，天命已归，此际之无谓抵抗就是玩火。孙光宪之“投降主义”此际实可视为“民生主义”。

但南平大将李景威不同意，他已经看出大宋此举就是假道灭虢，必须提防。他说：“兵法崇尚诡谲，所以城外之约，直接威胁城内，不可信也。应该严兵以待之！”又为高继冲献策说，“景威愿效犬马之力，请假兵三千，于荆门中道险隘处设伏，候宋兵夜行，发伏攻其上将，王师必自退却。尔后回军收张文表以献于朝廷，则公之功业大矣！不如此，恐怕会有摇尾求食之祸！”

高继冲说：“我家连年供奉朝廷，从无叛意。王师此来，必无此事，尔无过虑——况且真打起来，你又哪里是慕容延钊的对手呢！”

景威又道：“旧传咱们江陵诸处有九十九洲，说是若满百洲，则主我南平有王者兴。几年前，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岛，已经满了‘百数’的瑞兆。但昨日闻听此洲漂没不存，这也是一件令人忧虑的怪事……”

李景威讲述这个神奇故事，意思大约是要南平主坚定信心。好像只要信心坚定，则第一百个洲岛就会出现。如此，则南平大业可成。云云。

李景威此言实在让孙光宪小觑。于是孙光宪呵叱他说：“你不过是峡江一民，如何知道成与败！且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圣宋受命，真主已经出来呢！王师岂是那么容易抵挡的！”

又对高继冲说：“圣宋受命以来，凡是军政处置，与后周比较，规模更加宏远。今伐张文表，如以山压卵尔。湖湘既平，岂有再借道而去的道理！不若我等早一点以疆土归朝廷，去掉各地哨兵，封存府库，以待王师。”

高继冲以为然，但还是心存侥幸，希望不至于“亡国”。

李景威长叹而出，自言道：“吾言不用，大事去矣！这样活着还有什么作为！”自缢而死。李景威也是一个血性汉子。五代乱世，有此类汉子死节，也是晦暗历史时段的一抹悲壮亮色。

于是高继冲派他的叔父高保寅奉牛酒在荆门之外犒军，一面借机观察宋师的强弱。

李处耘按照礼节接待了高保寅。

高继冲听说后，以为南平无虞。

当晚，慕容延钊大军也到，于是召高保寅，在帐中宴饮。而李处耘则趁慕容延钊宴请高保寅的时候，秘密带领轻骑数千从小道奔进，至江陵。

高继冲正在等待高保寅回来，忽然听说王师奄至，赶紧穿戴礼服，出北门惶恐迎接。在江陵北十五里处遇到了李处耘。

李处耘在马上与高继冲作揖，说宋军主帅很快就到，要他在此等待慕容延钊，自己则率亲军径入江陵城。高继冲等慕容延钊大军到，随之一同回到江陵城时，李处耘大军已经在城内分据要冲，严阵以待。高继冲看到城内四处都是威风凛凛的王师，旌旗甲马，布列衢巷，大惧，即时到慕容延钊府衙缴纳牌印，尽籍境内三州十七县。慕容延钊将高继冲派人奉表送到汴梁。

赵匡胤接受了高继冲的归附，策命王仁赡为荆南都巡检使，给高继冲下了一道表彰性质的诏书，任命他继续做荆南节度使。高氏亲属及僚佐各人按照品阶拜官，以孙光宪为黄州刺史。

太祖听到李景威当初为南平的谋划，说道：“这是忠臣！”命王仁赡给他的家里优厚的抚恤。

南平已平。

“啖食胖子”事件

慕容延钊大军过南平后，继续南下。

不久，克潭州。

随后，整军向朗州，这是武平军治所所在。

周保权开始害怕，急忙召观察判官李观象谋划对策。

李观象主张投降。他说：“咱们之所以请援于宋朝，是为了诛张文表。今文表已诛，而王师不还，那意思必将是尽取湖湘之地。平时武平军所依恃，北有荆州，以为唇齿。现在高氏束手听命，武平势不独全，不如归降天朝，还可以不失富贵。”

周保权想想也是，准备听从这个意见，但指挥使张从富等人不同意。他们见张文表作乱已平，而宋师继进不止，知来者不善，害怕为宋军袭击，于是相与据守。将境内桥梁全部拆毁，沉掉江中战船，伐木塞住通往诸要塞大路，以此迟滞宋师。慕容延钊至，一时没有攻克守城。

赵匡胤闻讯，使人告知周保权及诸将校说：

尔本请师救援，故发大军以拯尔难。现在妖氛已经殄灭，王师有大造于汝辈也！何为反拒王师，自取涂炭，重扰生聚！

这道诏谕很有味道，“有大造于汝辈”，意思是，你们如果归顺，不但不会失去富贵，还会给你们加官晋爵。

但周保权为左右所制，已没办法自主。这里也是个“权反在下”的大藩。

于是，王师决计继续拼力进讨。

慕容延钊分兵赴岳州，大破敌军于三江口，获船七百余艘，斩首四千余级，遂取岳州。又与武平守军大战于澧江，击败张从富等人。

李处耘此时做了一个凶妄的邪痞之事：他从俘虏中选择了几十个胖子，“令左右皆啖之”，让左右都来吃这些胖子，又给几个年轻健壮的俘虏脸上刺了字，放他们回去。

“啖食胖子”事件大恶！平荆湖，李处耘行事专断，延钊不快。军中有小校借酒逞凶，李处耘召来呵责。小校不满，到慕容延钊处编派李处耘坏话。又一天，李处耘在城中遥见有军士进入民舍，民舍中人大呼求救，显然，是军士在欺凌庶民。李处耘遣人抓捕军士，一问，原来是延钊部下掌管马厩的小官。李处耘对他处以鞭刑。延钊知道后，干脆将厩官斩首。按军人纪律，此人可斩可不斩。延钊斩之，就是向李处耘做姿态。从此，二人矛盾更深。于是，各自到老赵那里论奏。老赵“偏袒”，不问延钊，独贬李处耘为淄州刺史。李处耘心下不爽，又不敢多言，几年后忧郁而死。他大约不知道，因为“啖食胖子”，所以老赵对他这位陈桥功臣也有了厌恶。

这些被刺字的俘虏回去后，就开始传扬宋师如何“生吃胖子”俘虏之事，听到这个消息，武平人心恐惧，史称“闻者皆恐，遂溃”，听到的人都很恐惧，于是人心溃散。

慕容延钊乘胜鼓勇，长驱而进，攻克朗州，杀掉张从富。

朗州大将汪端，劫持周保权及家属，逃亡到长江南岸，在一处僧庙中惶恐不可终日。李处耘率师渡江，擒获周保权，将其押赴汴梁。

太祖释放周保权，不问他的罪过，并封他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汪端此际还在拥众寇掠，慕容延钊用了一段时间，率宋师将其击杀。

初平湖湘时，太祖让薛居正来知朗州。当时正赶上汪端的逃亡之卒数千人啸聚山林大泽之间。慕容延钊大军有位监军使怀疑朗州城里一千多和尚都是贼寇的党羽，讨论对策中，准备将这些和尚全捉了，杀了。薛居正认为未必是事实，于是暂缓其事，并率众与慕容大军一道，剪灭群寇，抓获贼帅汪端后，审问得知：没有城内和尚们什么事。于是全城的和尚被薛居正救下。

赵匡胤麾下第一名将

薛居正，就是《旧五代史》的主编，我这部《赵匡胤时间》的重要参考书就是《旧五代史》。后汉乾祐初年，史弘肇领侍卫亲军，做事残忍，执法狠戾，没有人敢于触怒他。薛居正正做着刑部侍郎，对他的做法有不满。有一次，史弘肇的部下有人来告，说有百姓犯了盐禁，按法当死。判决就要定案了，薛居正看卷宗，怀疑此事未必属实，就召来当事人亲自审问。一问，知道事情原委了，原来是史弘肇部下的小吏与这个当事人有私人过节，所以借史弘肇的严刑峻法，想置人于死地。薛居正不客气，直接召来这个小吏审问。史弘肇虽然“怒甚”，也没有让薛居正屈服，坚持要执法公正。两堂对证，小吏承认了自己的诬告。薛居正救了一个冤民。

这些事证明了薛居正先生确有“弭冤白谤”的圣贤之心。在五代十国时期，在大宋剿匪初期，他不畏权贵，坚守法度，我甚为赞赏。此事足可浮一大白。

史称薛居正“气貌瑰伟”，相貌气质，俊朗伟岸，能吃酒，可以饮至数斗而不乱。品性也不错，有孝行，居家时很是俭约，为相十八年，以“宽简”得人称道。但史上对他有微词，说他胆小有畏忌，但我以为此评不确。薛居正是守身正派，不多事，史称“不好苛察”，不习惯苛刻地盯着谁谁谁的毛病，懂进退之礼。这样的人物，最适合出任宰辅。他应该是乱世结束后，为大宋带来祥和之气的最早的国家高级干部。

慕容延钊，则是赵匡胤麾下第一名将。

后汉初，他与赵匡胤差不多同时期从军。周恭帝即位后，任殿前副都点检，赵匡胤入都点检，是老赵的副手。赵匡胤称帝后，加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他与老赵是多年旧友，感情深厚。延钊病重时，老赵亲自选了良药封好送他。讨伐荆湖不久，慕容延钊病逝，老赵哭得甚为哀恸。

连负责礼仪的官员都觉得这个老赵太过了，就说：“为近臣发哀，哭声应按礼仪规定，不要过哀。”

老赵说：“我不知道哀恸从哪里来，我就是哀恸啊！”

慕容延钊与赵匡胤惺惺相惜，是那种英雄间意气相投的友谊。延钊大老赵十四岁，老赵称延钊为“兄”。史称太祖“常兄事延钊”。直到太祖即位，派遣使慰劳时，还以兄呼之。

我相信老赵和慕容将军的这份情谊很真诚，超越于君臣品阶之上。

慕容将军平定荆湖之后，剩有湖南辰州（今湖南怀化）一地未能攻下。

此地有锦、溪、巫、叙四郡，唐末时，为“蛮酋”割据，各自凭险自固，并不时出兵寇抄四邻郡县。

宋师既平湖南，赵匡胤认为辰州应该另有平定之法。于是秘使人寻找了解南人情性、通晓当地形势、沉勇智谋之土著，准备由其自治管理。

不久，地方推举了一个“辰州猺人”秦再雄，称此人“武健有奇略，蛮党畏服”。赵匡胤召他来京师，亲自与他谈话，觉得此人可任，于是提拔他为刺史，要他自己搭班子，所在租赋由其自行处理。秦再雄十分感恩，誓以死报。到得辰州之日，训练精锐士兵，得三千人。据称这些士兵“皆能披甲渡水，历山飞堑如猿猱”，都能披着盔甲过河，过山峰、越沟堑，轻捷得如同猿猴。他又亲自挑选了心腹亲兵二十人，让他们分头到境内诸蛮之地，传达朝廷怀柔之意。这些地方势力“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全部归附了朝廷。

太祖大喜，召秦再雄到京师，在大殿当面给他奖励。秦再雄感动得伏地流涕，呜咽不止。太祖又改封他为辰州团练使。后来又以他的门客王允成为本州推官。这些，都让秦再雄无限感恩。史称秦再雄一生尽忠尽瘁，辰州以南，并诸州延袤千里，终太祖之世，无蛮陌之患，不增一兵，不费军帑，而边境妥安。“自是荆、湘无复边患”，从此以后，荆襄之地没有边患。这事不得不推功于老赵起用“蛮人”自治“蛮地”的政策英明。

湖南悉平，得十四州，一监郡六十六县。太祖以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大将潘美为潭州防御使。

武平军，平。

孟知祥的彩头

赵匡胤在地图前，按着荆南、武平诸州郡，想起当年王朴《平边策》中“先南后北”的战略意见。王朴认为“先南”之“南”为“南唐”，得南唐“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则可飞书而至。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广西、广东都将成为内臣，巴蜀则可以一纸文书而令其归附朝廷。如果不来，则四面并进，可像卷席一收复两川……但在老赵的直觉中，“先南”之“南”，却是“荆南”“武平”，次第到“巴蜀”“南汉”，最后才是“南唐”。在老赵眼里，南唐，比较起来，块头还是大了点。而今“荆南”“武平”已平，他的眼睛已经瞄向了西部又一块广袤而又富饶的土地——巴蜀。

大唐帝国灭亡之后，中原先后立国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但“五代”到了大宋时代已经终结。

中原之外又有四川的前蜀、后蜀，江南的南唐、南汉、吴越、吴、闽、南平、楚，山西的北汉，共十个国家形态的政权，史称“十国”。现在这“十国”中，吴国已经由南唐取代，不存在了；闽、楚被南唐灭了，不存在了；南平，已被慕容延钊所灭，不存在了；但南唐、南汉、吴越、北汉尚在。

五代十国之外，另有各类割据政权十几个，如赵国、北平、晋国、岐国、定难、卢龙、殷国、武平、清源、朔方、静海、归义、河西等。这类政权，武平，已被慕容延钊所灭，不存在了；其余诸政权，除了清源军还在据守泉州、漳州之地外，其他政权也都在军阀混战中灭亡了，不存在了。

这些大小国家政权之外，又有北部契丹，西北部回鹘、正在崛起的夏，西南部吐蕃、大理，东北部女真等部落政权。

这就是大宋立国之初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

后蜀，即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

公元925年，后唐灭前蜀，以大将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次年，知祥入川。公元932年，知祥杀东川节度使董璋，被后唐封为蜀王。公元934年，孟知祥称帝，年号明德，史称后蜀。同年，知祥死，谥为高祖。子孟昶即位，是为后主。这一年，赵匡胤八岁。他应该在少年时代听到过孟知祥和孟昶父子两人的故事。后蜀次年改元广政，传两代，总三十一年。

关于孟知祥，有两个传说，一个是“好一点的”，一个是“坏一点的”。

先说这个“坏一点的”传说。

说孟知祥入蜀之初，见川中险固，暗有割据之志。到达成都后的某个晚上，走到郊外小憩。看到有推小车的路过，车上的东西都装在袋子里。“袋”与“代”音同，孟知祥忽然有讨彩之念，因此问车夫：“你这车子能装多少袋啊？”

车夫答：“用了吃奶的力气，也不过就两袋。”

史称“知祥恶之”。其后果然两代而国灭。

再说这个“好一点的”传说。

当时川中分东川、西川两部分。董璋在东川，本来是要与孟知祥合兵一处抵御后唐的，但最后被孟知祥吞并。据说，董璋勇悍，自认为天下无敌。孟知祥对他有忌惮，当他来攻打董璋时，董璋认为他这是来送死。

但到了阵前，孟知祥想故意做出轻松的样子，让诸将放心，坚定信心。想了想，就说：“我写个字给董璋吧。”拿起笔就写，本来想写个“董”字的，没想到写了个“重”字。他心里不太高兴，别扭了好久。

跟随他的判官知道了，马上带着诸将从马上下来拜贺。孟知祥迷惑，说：“我写了个‘重’，这事可不好推测了。你为何要拜贺啊？”

判官说：“主公写的这个‘重’字，是‘董’字无头啊！‘董’已无头，此必胜之兆也！”

孟知祥一听大喜。三军也欢呼起来，士气大增。于是一战而灭董璋。

神秘家因此认为有些事是不可测知的。

昏妄的末世君主

说来孟知祥当初据蜀而反，与安重诲有关。

当初孟知祥的家眷都在内地，孟知祥要反，心疼这些家眷，如果不接到巴蜀，他一反，估计家眷们就危险了。于是上表给后唐朝廷，请求将家属搬到川中来。安重诲正在主持枢密院事，一开始没有答应。孟知祥对人说：“我知道了。”于是秘密地让人带上黄金百两去贿赂安重诲。安重诲见钱眼开，当时就面奏明宗李嗣源，让孟知祥将家属接走。

等到家属到达川中后，孟知祥对后唐这个朝廷立即有了鄙夷。他笑着对人说：“天下人听到枢密院，嚯，好家伙，以为这是天地间没有的大家伙。嘁！谁能知道它也就消受百金而已啊！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啦！”

于是据守巴蜀险要，称帝，反。

但他称帝当年就病逝了。儿子孟昶即位。

这位孟昶也是一有章有节的人物。他不像后来若干文献中说的那样不堪，他有不少德政，说起来甚至很感人。但在他执政二十年后，却有一项恶政开始让后蜀渐渐走向衰微直至灭亡。

大宋建隆三年，当后蜀广政二十五年，孟昶感到周围“国际环境”的压力，又跟周世宗打了几仗，损兵失地不说，财政也开始紧张。他又想扩充军备，往日朝廷财税有限，于是下令要有关部门考核境内诸州的业绩，实际上就是“查账”。果然，“查账”后，说这些州镇有多年拖欠的赋税，需要“别行追督”，也就是除了按正常程序缴纳外，现在还要开始补交，而且一次就要补交五年的赋税。这是明摆着的聚敛之术。朝廷“追督”地方，地方就要“追督”士庶，因此，聚敛的终端就是国民。此类做法与后晋石重贵的“括率”、契丹耶律德光的“打谷草”性质一样，都是掠夺。邦国政府一旦开始掠夺国民，它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顿失。后蜀无论有多少德政，从掠夺国民开始，已经置民于倒悬，而推翻这个后蜀朝廷，就有了解民倒悬的汤武大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宋颠覆后蜀，实是一场王道革命。

北宋僧人文莹《玉壶清话》载一事：

有间者（老赵派往蜀国的间谍）自蜀还，上问曰：“剑外（剑门关外，指巴蜀）有何事？”间者曰：“但闻成都满城诵朱长山苦热诗曰：‘烦暑郁蒸无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上曰：“此蜀民思吾之来伐也。”

“烦暑”，就是“烦蜀”；“无处避”，就是“无处逃避恶政”；“凉风”，就是盼望“救民于火热”的义师。老赵对自己伐蜀的正义，毫不怀疑。

后蜀有一个县官名叫田淳，他是成都人。朝廷“别行追督”令到了他的管辖地方时，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一项“犯天意”而“损君道”的恶政，若不加改变，后蜀必亡。出于那种桑梓之情、忠义之理，他给后蜀朝廷上疏劝谏，大略说了两条“犯天意”、两条“损君道”：

现在正当阴阳变动，天运人事，应有改更。陛下如采厚敛之末议，必乱经国之大伦，此犯天意者一也。

天象已经呈现为灾福变易之兆，顺天者应早有所谋划。如果更倍赋加租，将有不测之祸，此犯天意者二也。

四海财货，尽属至尊，散在民间，积为赀产，或有强逼勒索，谁敢抵拒？陛下何不舍其小畜以成大有乎？此损君道者一也。

夫百姓，六军之主也，百姓足则军莫不足，百姓不足，军孰与足？务夺百姓，专赡六军，此其损君道者二也。

田淳此议实是圣贤思想所在，都是正道正理；但蜀主不能用。

田淳于是大失所望，他知道他正在辅佐的乃是一个昏妄的末世君主，于是对亲近们抖落孟昶的僭妄之处说：

我看这蜀主，改厅堂为宫殿，改紫绶为黄服，改前驱为警跸，改僚佐为卿相，改妻妾为妃后……这都是“僭伪”的称谓啊！他还真不如常称“成都尹”（成都市长），省得以后遭遇灭族之祸！

听田淳这一番话的人，无不为之恐惧。但田淳论议自如，恬不为意。

有人对田淳说：“如君之才干，固然能当大任，但如果稍稍低调一点，也许就能做到庙堂高官了！”

田淳不屑道：“吾安能摧眉折腰附和狗鼠哉！”

史称田淳所谓的“狗鼠”，是实指后蜀当朝权臣枢密使王昭远之辈。

如果推究起让后蜀灭亡的原因，可以说一堆，但若推究最直接的人物，这个王昭远先生，难辞其咎。

少主孟昶励精图治

王昭远，成都人。少年时曾服侍一位禅师。孟知祥在府中请禅师吃饭，少年王昭远执巾履跟从禅师。知祥一见，就喜爱这个佛门童子。加之这个少年又“慧黠”聪明，知祥越发喜欢。当时孟昶也在少年，知祥就令他与儿子陪读，给事左右。两少年也是一见就互相喜欢，甚为亲狎。孟昶称帝后，以昭远为卷帘使。当时的枢密院权重难制，孟昶就以王昭远为通奏使知枢密使事，朝中事无大小，都交由昭远办理，府库金帛也随便昭远取用，概所不问。

孟昶母亲李太后觉得昭远不可用，告诫孟昶，不要委大权于这个庸人。孟昶不听。他与昭远似有男人间令人感动的友善。

王昭远好读兵书，常年手持一柄铁如意，自比诸葛孔明。

孟昶在位三十年间，中原正是多事之秋。后蜀却据险一方，基本平安，除了跟周世宗的一场战争，丢了秦州、凤州之外，似乎始终置身中原争斗之外。大本营几十年没有遭遇战争烽火。于是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史称孟昶所使用的尿壶，都用七宝装饰，可称极尽奢华。

据说这个用“七宝”装饰的尿壶，最后进入大宋后宫。老赵初时不知，当得知这个装饰得花里胡哨的东西是个尿壶时，下令将其击碎，并且对孟昶说：‘你拿这个东西做溺器，又拿什么东西盛食物呢？奢靡如此，不亡国还等什么！”所谓“七宝”，诸说不同。唐时“七宝”为：黄金、白银、琉璃、水精、美玉、赤珠、琥珀。这都是用来供奉佛祖的贵重装饰用品。孟昶此举，不仅奢侈，更有轻佻渎神倾向。

孟昶继位时不过十六岁，人称“少主”。但少主却年少老成，有一种刚毅果敢之姿。孟知祥留下的老臣倚老卖老，并不曾高看这位少主。其中几个老臣残害百姓，恶名昭著。孟昶年纪轻轻使起杀伐手段，解决了几个老臣，很快树立起个人威望。以至于有个老臣李肇，平时见孟昶总是拄着拐杖，一次自藩镇来朝，像平时一样，杖而入见，自称有病在身，不能跪拜。等到听说孟昶居然干掉了几个老臣，吓得赶忙丢掉拐杖下拜。

孟昶将先帝故旧收拾殆尽，开始亲问政事。

执政之初，孟昶有鼓励言论自由的肚量。他好打球、好走马，又好房中术，还多次从民间采良家女子以充后宫。宋无名氏《五国故事》记载，孟昶曾在民间海选“有殊色”的女子充实后宫。民间害怕，纷纷寻找媒人快速结婚，史称“惊婚”。当时有个枢密副使名韩保贞，见民间“惊婚”怨声载道，于是恳切劝谏。孟昶听后大悟，当天就把良家女子放出宫去，还厚赐韩保贞。有人上书，说台省官应该选择有名望的士林清流充任。孟昶慨叹道：“光说意见，干吗不说具体要什么人来出任台省啊！”左右请以此来质问这个上书的人。孟昶道：“我见唐太宗初即位，臣下上书言事，皆见嘉纳，你们奈何劝我拒谏呀！”

他还特意在朝堂门外置放了铜匦（音轨），史称“以通下情”，也即用这个东西来与朝堂之外的士庶交流。

所谓铜匦，就是铜箱子。当初发明这个东西的是大唐武周时期的鱼保家。鱼保家投武则天所好，制作了一个铜箱子，分为东西南北四格，各格有口，信函投入，即无法拿出。四格分别命名为“延恩”“伸冤”“招谏”“通玄”；是将投信分作四类分别投入，“延恩”就是赞美朝廷，“伸冤”是诉说冤情，“招谏”是议论朝政，“通玄”是报告机密。考武则天当初也有“以通下情”的初衷，但这个东西久之就成了打击政敌的工具。它成了名副其实的“检举箱”。孟昶用了这个东西，并没有看到有效的政绩。显然，铜匦作用有限。

但孟昶所作的《令箴》是至今读来震撼人心的好东西。《令箴》共二十四句，宋人笔记《蜀梼杌》《容斋续笔》中都有记录。史称《御制戒石铭》。到了宋太宗时代，将这二十四句删繁就简，缩为四句十六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十六字，今人已经耳熟能详。宋书法家黄庭坚书写这十六字后，被人刻碑，又简称为《戒石铭》，复制到全国各地，千年来，长久地影响了帝国的各级官员。

于此可见孟昶也确有励精图治之念。

孟昶还令人在成都翻刻石经，又刻木版，批量印刷古籍。九部儒学经典也即“九经”就在乱世中得到了流传。今日为人所重之“宋版书”，很大程度上以“蜀本”为佳。主持西蜀“九经”工作的是毋昭裔。

此人少年博学，有见识，后蜀高祖孟知祥，曾在后唐做太原市长也即北京留守（后唐以太原为北京，首都为洛阳），镇守今山西地区，这时毋昭裔效力于孟知祥麾下为秘书长。后唐大军攻灭前蜀，随即以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使，毋昭裔也随之前往，任掌书记之职。李嗣源时，孟知祥阴有割据称帝之志，引起后唐注意。为了防止孟知祥割据，后唐枢密使安重诲特派李严为监军，督察孟知祥行动。消息传入蜀中，毋昭裔与诸将吏请不要接纳李严。但孟知祥另有所想，准李严入境后，威风凛凛地将他杀死。不过毋昭裔劝拒李严入蜀，迎合了孟知祥的野心雄心，从此得到重用。称帝后，以毋昭裔为御史中丞。

孟昶时，毋昭裔做到宰辅之职。

王昭远的蜡丸密信

中原后汉建立时，汉将赵思绾、王景崇据守西北反叛，都有礼物送给孟昶求援。孟昶贪利，拟出兵接应。毋昭裔反对，为他陈说利弊，但孟昶不听，结果赵思绾、王景崇都被后汉所灭，蜀军也大败而归。

“九经”，在五代时期，有两处翻刻，一处在中原，由冯道主持，一处在后蜀，有毋昭裔主持。蜀本刻经告竣时间大约在公元953年，与冯道先后差不多。据记录者言，毋昭裔少时家贫，曾向人借《文选》《初学记》等书，那人面有难色。此事给多才敏感的毋昭裔刺激不小。他叹道：

“遗恨我家太穷不能靠我的力量得到这些书。他日我只要稍稍发达，就刻板因帅，争取给天下学子们阅读。”

此即传统所谓“圣贤发心”。

当他做到宰相时，就开始践履早年的誓言。他用自己的私财百万经营学馆，请人将儒学九部经典刻石，立于成都学宫，又奏请将《九经》刻板印刷。书成后，海内得之，无人不珍爱。五代时，南北两部“九经”的出版印刷，是罕见的文明亮色。

除了“九经”之外，他还令门人刻成《文选》《初学记》等，完成了少时的一个夙愿。

毋昭裔开中国私人出版图书之始，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读史至此，值得浮一大白。

后蜀宰相李昊已经看出了天下大势正在走向分久必合。于是对孟昶说：

“臣观宋氏启运，与大汉、西周不异。老天厌乱很久啦！一统海内，恐怕应该就是这个时期！我蜀若与大宋通好，进贡，也是保安三蜀之长策啊！”

孟昶也知道战端一起，恐非大宋对手，于是同意李昊意见，准备发使，通好大宋。这时候，枢密使王昭远出来，坚决不同意李昊意见。

王昭远正在读兵书，知道了很多兵家见解。这个没有经历过战阵的枢密使大员，以为万一蜀宋开战，巴蜀凭借天险地利，足以当百万雄兵。

他说服了孟昶同志。

孟昶将国防任务交给他全权处理。王昭远于是以景处瑭等人率兵屯峡路，又派遣使者往涪（今四川涪陵）、泸（今四川泸州）、戎（今四川宜宾）等州检阅水手，增置水军。

在他排兵布阵之际，有个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来向他献计：

“王公您一向没有勋业，现在担当枢密使这个要职，必先建大功以塞众人之口。观天下形式，我蜀地当西南，汉主地当东北，如果能约定北汉与我们一起出兵，夹击宋国，则中原表里受敌，我蜀即可出黄花（今陕西凤县）、子午谷（今西安南），一举恢复关右旧地。以此进击中原，则退攻都可获得主动。”

王昭远听罢大喜，一听说“出子午谷”，他就来劲了。这正是当年孔明几次“北伐”的要津，但诸葛胆小，居然不敢出子午谷！我王昭远建不世之功，就要出一次子午谷玩玩。

《乾隆御批纲鉴》说到此节，有眉批道：“以诸葛亮之用兵，尚不敢听魏延之说，出子午谷以侥幸成功，昭远何人，乃欲从廷伟轻举？是徒启宋兵端以速蜀之亡耳！”就是诸葛孔明那样的人用兵，当初都不敢听魏延的意见，出子午谷以图侥幸成功。王昭远算什么人，竟要听什么张廷伟的轻率意见？这是白白地开启大宋兴兵的理由，加速蜀国的灭亡啊！

王昭远决计听张廷伟之计，告知孟昶后，派了三个使臣带着蜡丸密信去联络北汉。

但三使臣有一人名叫赵彦韬，行至汴梁时，带着蜡丸偷偷交给了赵匡胤。

宋师未出，巴蜀已定

老赵正在与诸臣研究川陕地形，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开战的借口。

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那个蜡丸，让后来的乾隆帝说着了，果然，老赵大笑：“吾西讨有名矣！”我讨伐西边的后蜀，师出有名啦！

老赵已经奄有荆襄，此地当后蜀之东，水路可抵蜀地。拜柴荣所赐，老赵还同时拥有秦凤，此地当后蜀之北，陆路可抵蜀地。赵彦韬等指陈后蜀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里远近，将这些关隘要塞画成地图。老赵命诸州造轻车，供山地输送之用，以备陆路攻蜀。一面又在开封城南朱明门外凿池引蔡水，造起楼船上百艘，训练水军，号“水虎捷”，以备水路溯江入蜀。又设西南面转运使，调度调运攻战物资。

乾德二年，公元962年十一月，宋太祖点将，兵分两路：

第一路，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副之，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

第二路，命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

后勤部队则由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均州刺史曹翰为西南面转运使。

并转运使麾下后勤兵马，总合步、骑六万，择日分路进讨。

出兵之前，王全斌等赴阙来辞，赵匡胤在崇德殿开宴，赐给金玉带、衣帛、鞍马、兵器不一。

老赵又拿出西川画图来授给王全斌等，并因此问他们：“这一趟，西川可取否？”

王全斌等人答对道：“臣等仗天威，遵妙算，克日可定也！”

有一位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史延德前奏道：“西川若在天上，那可拿不到，只要在地上，臣等到时即平。”

老赵听后很高兴，史称“上嘉其果敢，慰勉之”。又特意嘱咐王全斌说：“凡克城寨，只需要登记器甲、刍粮；有钱帛之类，全部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老赵最后叮咛王全斌说：“西川将校北人不少，多是投奔过去的中原人物。可以诏谕他们，令其转祸为福，有能为大军向导、供给粮草、率众归顺、举城来降者，朕当议给优赏！全斌你行营所至，务必告令军士：不得焚荡庐舍，不得殴掠吏民，不得开发邱坟，不得剪伐桑柘，违者当以军法从事！切记！”

老赵的战略安排是：王全斌、崔彦进率所部主力三万多步骑出凤州（今陕西凤县），拟南下后入蜀，为北路。刘光义、曹彬率所部两万多步骑出归州（今湖北秭归），拟溯江入蜀，为东路。二路分进合击，拟会于成都。

宋师两路出汴梁南门后分道，一奔北，一奔南。一时间，大梁城外浩浩荡荡，尘埃蔽日。

蜀主听说北师已动，就正式拜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左右卫圣马步军都指挥使赵崇韬为都监，山南节度使韩保正为招讨使，洋州节度使李进为副招讨使，率兵拒战。并告知皇太子孟玄喆也做好准备，必要时出师抵抗宋师。

行前，蜀主对王昭远说：“今日之师，爱卿所召也。你可要勉力为朕立功啊！”

昭远读兵书正在劲头上，领兵之际认为建功机缘已到，下令全军士兵都打了黑乎乎的花脸，以壮声威。

蜀军始发成都，孟昶命宰相李昊等在城外为之饯行。

王昭远手执铁如意，以为自家有兵法方略，大有睥睨天下之志，一时不免顾盼自雄。酒酣，攘臂，对李昊说：“吾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小儿，取中原如反掌耳！”

“攘臂”，古汉语说某人激奋冲动，常见“攘臂”一词。“攘臂”者，捋胳膊挽袖子也。

宋师将要“征服”的，就是这样一群活宝。

宋人陶谷《清异录》，说孟蜀遭遇宋师，派兵捍御，大军首领乃是皇太子孟玄喆、平章事王昭远。史称“玄喆乳臭子，昭远仆厕材”——孟玄喆实在是乳臭未干之小儿，王昭远不过是充当下人之才具。太祖听说后蜀以如此干部队伍对付久经训练的大宋雄师，笑叹道：“孟昶都无股肱爪牙，其亡不晩矣！”

孟昶全都算上没有个像样的得力人物。他的灭亡不远了！

此际，老赵做得最牛的一件事是：大兵西行之时，同时下令在汴梁右掖门，南临汴水处，为蜀主孟昶修建宅邸，凡五百余间，供帐什物，一应生活用品俱全。以此待孟昶归降。这事有点像当年英美联军攻打伊拉克，战端未开，诸军就已经在开始研究战后安排问题，萨达姆的命运已经事先确定。老赵也事先确定了孟昶的命运。平蜀，在赵匡胤这里没有悬念。他心情出奇平静，甚至安排宋师出征后，偷闲到近郊玩了一次狩猎活动，借以消遣寂寞。

攻占利州大获粮草

乾德二年十二月，北路王全斌等攻拔后蜀多处关隘、要塞，将蜀兵盘踞在陕北的据点兴州（陕西略阳）攻克。击溃蜀兵，获军粮四十余万石，后蜀刺史蓝思绾退保西县（陕西勉西）。全斌又攻破川北二十余寨。蜀招讨使韩保正听说兴州已破，就放弃了山南，与蓝思绾合兵一处，退保西县，依山背城，结阵自固。

宋师先锋都指挥使、凤州团练使张晖，督兵开辟川陕咽喉大散关一路，他亲身劳作，慰劳士卒，史称“且役且战，人忘其劳”，一边与蜀兵打仗，一边建设沿途要塞。到青泥岭，劳累过度，病死。赵匡胤下诏“优恤其家”。平蜀战役中，宋军士气之高，前所未有。较之征潞州、平扬州、扫荡湖湘，士卒似乎更愿意效命疆场。大宋带出了一支具有空前战斗力的部队。

宋马军都指挥使史延德率先锋进攻西县，韩保正望见宋师军旗严整，将士威风，吓得不敢迎战，一味坚守。但不久被史延德击破，韩保正被擒。宋师获军粮三十余万斛。

崔彦进、史延德等率部南下，越过三泉（陕西勉西南），直抵嘉川（今属四川广元），俘虏、杀伤甚众。

蜀军韩保正余部为阻宋军南进，烧绝栈道，退保葭萌（今属四川广元）。

王昭远、赵崇韬率军屯驻利州（治所在广元）及利州北部的大、小漫天寨。此地当嘉陵江东岸，乃北边入蜀之咽喉要道，群山险峻，宜守不宜攻。又因烧断栈道，宋军一时被阻。

王全斌乃命崔彦进率一部兵力紧急抢修栈道。

《续资治通鉴长编》引《九国志》《十国纪年》《蜀梼杌》等记载，言“蜀人虽烧栈道，而江水浅涸，岸路平阔，王师皆徒步而进”。但《长编》认为此说与国史记载不同，又认为“事恐不然”，没有采取这个说法。我恰恰以为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时当冬令，万木枯槁，江水或有浅涸之处。若河床收缩，自能露出两岸平畴，大军踩着江床鹅卵细石而过，是可能的。

此时，崔彦进已经攻克小漫天寨。王全斌自率主力从嘉川（四川广元东）东南的罗川小道迂回前进，与崔彦进约期会师深渡（小漫天寨南嘉陵江渡口）。不数日，攻占几处要隘、桥梁，王昭远集合蜀军精锐作困兽斗，但被宋军夺气，三战皆败，最终放弃大漫天寨。宋军又连拔多处要塞，俘义州刺史王审超等多人。

利州，几乎没有惨烈的攻城之战，宋军在城外已经击溃蜀军精锐，十二月三十日，顺利进占利州。获粮草八十万斛。此役之后，宋军粮草已经无须远途转运，兵法谓之“因粮于敌”。朝廷派出的随军转运使给事中沈义伦、西南面转运使均州刺史曹翰，估计很长一段时间不必担心粮草问题了。

水陆夹击攻克夔州

沈义伦为人“清介醇谨”，清廉耿介而又淳朴谨慎，老赵对他很信任。老赵车驾外出亲征或巡视，几次都令他留守京师。沈氏拜佛教，信因果。曾经盛夏时坐在室内，任凭蚊蚋叮咬，孩子们拿来扇子替他赶蚊子，还要遭到他的叱责。在相位时，正赶上荒年，乡人向他陆续借粮达到千斛（一斛十斗），到了年末，他将乡人借粮的借据全都烧了。建隆三年正月，任户部郎中，从吴越出使回来，看到江淮之地闹粮荒，有人饿死，就向老赵上疏道：“扬州、泗州很多饥民饿死，但郡中有战备粮百余万，可以贷给饥民，等到了秋天收上新粮再补充军粮。”朝廷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说：“如果连岁粮荒，秋后收不上粮来，谁能承担这个责任？”沈义伦回答：“国家正在施行仁政，自应感召天地和气，如此可有望得到丰年。难道还担心水旱吗？”老赵爱听这话，于是下诏：“淮南道官吏发仓廪以赈饥民。”

沈义伦有民生倾向，饥年当活人不少！赞一个！

利州一下，后蜀北部大门洞开。

王昭远应该第一次体会到了“仓皇”的感觉，于是持铁如意，伏鞍南奔百余里，退保剑门（四川剑阁）。逃跑时，他倒是没有忘记焚毁浮梁（浮桥）。

宋师东路水军更顺利得一塌糊涂。

时归州路副都部署刘光义，都监、枢密承旨曹彬所率两万步骑已入三峡，连破松木、三会、巫山等寨，杀其将南光海等，死者五千余人，生擒战棹都指挥使袁德弘等一千二百人，夺战舰二百余艘，又斩获水军六千余众。于是乘胜向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东白帝）推进。

夔州为巴东咽喉，其地位相当于川北的利州。夔州一下，后蜀的东大门就打开了。蜀军也知利害所在，于是在夔州城东架设起粗大笨重的铁链，布置起连绵两岸的锁江浮桥，浮桥上又设“敌棚”三重，夹江也即在江水两岸排列炮具。

所谓“敌棚”，也称“敌楼”，本来是用于城墙上的防御建构，现在后蜀在拦江浮桥上搭起“敌棚”，而且高达三重，上有穹庐状顶棚。三重楼屋，既可瞭望，又可发弩。这就有了居高临下的主动防御态势。想象中敌棚内如设伏弩，又可射出硫黄火箭的话，对于水上进攻者，应该是一个极大威胁。盖江水自西向东而流，宋师自东向西溯流而上，速度会受影响。宋师舟舰，对蜀军言，几乎相当于静态的战术打击目标。弓力强劲的伏弩，宋人已经有射程达千米以上的记录。蜀军之强弩，未见记录，折中猜度，五百米射程应该可有。夔州一役，若蜀军取仰角射击，带着硫黄火的箭镞从高空自然落下，则宋军舟船被引燃的可能极大。此时又是冬季，如果遇到不大不小的西风或西北风，宋师休矣！

夔州，成了蜀军最后的安全防线，于是不惜血本，严防死守。

但太祖赵匡胤从投诚过来的蜀人那里早已知道夔州要塞的防卫部署。多年征战经验告诉他，此一防线没有正面攻取的可能性。当初刘光义临行前，老赵曾召他商议东路攻取韬略。在地图前，指着夔州形势对他说：“你溯江至此，切勿以舟师争胜！可先派步骑潜入岸上击之。等到蜀军稍有退却，再以战棹前行，水陆夹攻，可必取也！”

刘光义听从了老赵的意见。

来到夔州境内，距离蜀军拦江设施三十里许，分兵舍舟上岸，沿两岸河床西进，出其不意出现在蜀军之前，于是上岸，借助地形地物，躲过伏弩，一举夺下拦江浮梁。随后引舟而上，于是兵迫夔州白帝庙西。

蜀军开始困守夔州。

蜀宁江节度使太原人高彦俦对副使赵崇济、监军武守谦说：“北军涉险远来，利在速战，我辈当坚壁待之。”

武守谦不同意高彦俦的意见，他说：“现在敌寇就在我们城下，不去攻击他，又何待也？”

于是，武守谦独领麾下千余人出城击宋军。

宋师刘光义遣马军都指挥使张廷翰等引兵与武守谦战于夔州猪头铺。一战，守谦败走。张廷翰乘胜袭取猪头铺，并在追击中，随武守谦败军进入夔州城。

蜀将高彦俦见武守谦败回，于是整众打算出城与宋军决斗。还没有出城，这才发现宋军已经入城了。于是结阵巷战，但力战不胜，史称高彦俦“身被十余创，左右皆散去”。高彦俦匆忙奔回府第。他的判官罗济劝他单骑归蜀，回成都，高彦俦说：“我昔日与周师战，已经失去秦川，今复不能守此，纵人主不杀我，我何面目见蜀人乎？”

罗济又劝他归降宋军。高彦俦道：“我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身偷生，岂不殃及高氏家族！今日之事，只有死耳！”

他解下随身佩戴的符印交给罗济说：“君自为计！”你自己去想办法逃生吧！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高彦俦之死只有十九个汉字：

乃反拒其户，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楼，纵火自焚。

于是反关大门，整理衣冠，望西北方向再拜，登上府邸阁楼，纵火，自焚而死。

另一种记录见于北宋人撰《九国志》，其说云：“王师坏门而入，彦俦挺剑拒之，杀十余人，乃登楼，纵火自焚而死。”《续资治通鉴长编》不取此说，我也不取。盖一死之际，从容为壮。高彦俦攻守无计，但死志不俗。“整衣冠”而死，实有大贤气象，可为后蜀没落王朝平添一点血红亮色。

后数日，刘光义等得高彦俦尸骨于火后灰烬中，“以礼葬之”。

天兵突降攻破剑门

北大门利州、东大门夔州俱破，后蜀大势已去。

后蜀境内各州郡纷纷降宋。

蜀主听说王昭远等已败阵，甚为恐惧，于是拿出更多金帛，招募更多将士增援。

说话已经到了转年正月。孟昶来不及过年，命太子孟玄喆为元帅，武信节度使兼侍中李廷珪、同平章事张惠安副之，带甲万余人，驰援剑门。剑门乃是成都北部最后屏障，故蜀军必须守住剑门，才可拱卫成都安全。

孟公子所有的旗帜都有细致的文绣，旗杆也都用锦绸包裹，但大军将行之际，忽然有雨，孟公子担心锦绸被雨水泡湿，命令去掉锦绸。忽然雨又停了，又命令全都重新裹上。但慌乱中，旗帜往往弄反。孟玄喆军中还带着爱姬，爱姬们一律乘坐豪华的辇乘，昔日宴乐的乐器也全部带上，更有演戏的优伶数十人跟从，远远看去，这支部队的中军，就像一个庞大的戏班子。史称“蜀人见者皆窃笑”。“窃笑”用语甚妙。蜀中父老如果在意这个蜀国，应该“见者皆忧虑”，但蜀人不忧反笑，于此可以约略看到宋师征蜀时的天心民意。“窃笑”，再进一步，就应该是“带路党”啦！

这时王全斌克利州后，正在向剑门推进。到了城下，发现此地依仗天险，城门城墙峻极高大，若强攻，必有损伤。

于是王全斌召开了一次军情会议。他说：“剑门天险，古称一夫荷戈，万夫莫当。诸位都说说你们的进取之策。”

侍卫军头向韬说：“从得到的降卒那里知道，此地到嘉陵江东，越过几重山，有一条小路，名叫来苏。蜀人在嘉陵江的西边置办了很多营栅，但是没有多少防备，对岸可渡。渡江后，南行二十里，至青疆店与官道会合。此即剑门之南。大军行此路，等于天降剑南，剑门之险不足恃也。”

王全斌闻言，就要率全军奔赴剑南。西川兵马都监康延泽说：“蜀人数战数败，胆气夺矣。大军不可离开，可急攻而下也。且来苏是个小径，主帅不宜自行，只需派遣一员偏将前往即可。若抵青疆，北与大军夹击剑门，一定能捉住王昭远等人啦！”

王全斌同意这个意见。

于是史延德分兵趋来苏小径，跨江建浮桥，很快到了嘉陵江西侧。

嘉陵江西侧蜀军见宋兵忽至，以为天兵，纷纷弃寨而遁。

史延德趋至青疆，来到剑门之南。

剑门已在宋师钳形夹击态势之中。

蜀将王昭远手持铁如意，登城楼查看形势，知道军情不利，于是令偏将守剑门，自率部分大军退守汉源坡（今四川剑阁东）。

这又是“后蜀诸葛”的一招臭棋。分兵的结果是：城内力量削弱；士兵气馁。故王全斌调动精锐，几天工夫，攻破剑门。

王全斌都来不及休整军队，剑门一下，即刻派兵急趋汉源坡。

蜀将赵崇韬布阵，策马来战。王昭远则躺在胡床，吓得已经不能起身。赵崇韬战败，下马，短兵相接，手斩宋兵数人，最后被擒。

王昭远见状，脱下甲胄化装后投窜东川，藏匿到百姓家的仓房屋子里，悲叹流涕，俩眼哭肿。他开始整日背诵罗隐诗句：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讨东征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惟馀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诗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在他口中更是念念不忘，直到被大宋追骑所获时，还在念叨“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位“后蜀诸葛”始终认为自己是个“英雄”。

我想象擒获王昭远，很像一幕蒙太奇：追骑将他提去之后，地上应该留下那个铁如意，在凌乱的仓房地下，谷草堆中，铁如意可以被推成一个特写镜头。

兵临蜀都孟昶请降

王全斌破剑门、下汉源，杀戮蜀兵万余人。

这时后蜀太子孟玄喆的援军才到绵州（今四川绵阳），太子元帅此时与李廷珪等日夜嬉游，根本就不管军政。直到听说剑门已破，想去退保东川，又听说东川也被宋军控制，乃于第二日弃军西还成都，一路上还烧毁了无数的庐舍仓廪，败军自毁财富物资，名义是不给敌军留下值钱的东西，其实受害者乃是本国子民。所以，孟玄喆此举构成了犯罪——即使在大宋时代，这也是一种罪行。

这个正月，京师汴梁大雪，老赵设毡帷于讲武殿，穿紫貂裘帽办理公事。他忽然想起西征将士，于是对左右道：“我穿得这么厚实，还是觉得寒冷。念西征将帅露营露宿，冲犯霜霰，何以堪处！”

说罢，当即解下裘帽，派遣中黄门从驿站接力送到成都城下，赐给王全斌。并晓谕诸将：裘帽只有一件，不能遍及西征将士。

虽然赐裘帽不过是个象征动作，但老赵体贴前线将士的心思，却传导出来了。史称王全斌“拜赐感泣”。

此时，王全斌同时得到了太祖颁来的两份诏书。

第一份诏书说：“西川行营所克复州县，伪署将士有窜匿者，限一月于所在地自首，不要治罪。”

第二份诏书说：“蜀方将卒死于锋刃者，所在地官方要代为收敛尸骸；行营战士受伤者，主帅要给以缯帛。”

两份诏书一下，当得千军万马，三蜀全境又收服降军无数，行营大军在天寒地冻中人人感奋，士气倍增。

赵匡胤还同时给巴蜀各州下了一份诏书：“大宋行营所经之处，各州府长吏要以牛酒犒师。”这意思就是要各州不战而降。

正月初七，大宋北路军直奔成都，在城外结寨连营，连绵数十里，旌旗一片。城外到处响起军械相碰、马铃撞击的金属声，战马嘶叫声，将士呼喊声，在料峭春寒中透着冰冷而又自信的杀气。

孟昶知道剑门已破，见太子奔回，又听说宋军已经兵临蜀都，于是登城，遥见宋师阵营齐整，旗帜鲜明，人强马壮。于是知道：大势已去。

史称蜀主“惶骇不知所为”，问左右：“计将安出？”

有老将道：“东兵远来，势不能久，请聚兵坚守以敝之。”

蜀主叹道：“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现在要闭关鏖战，还有愿意效死力战的人吗？”

司空、兼武信节度使、平章事李昊劝蜀主封府库请降。

蜀主接受了李昊的意见，命李昊草写降表。

然后又派遣通奏使、宣徽北院使伊审征奉降表到王全斌军前，投降。

此前，前蜀之亡，降表也是李昊草写；现在又来草写后蜀降表。据称蜀人有恶作剧者，夜半到李昊府前，在大门上写了几个字：“世修降表李家”。一时蜀中传以为笑。

但这个李昊有一事值得表扬。广政十四年，李昊修孟昶《实录》已到四十卷，孟昶要看看李昊都写了些什么。《实录》为记录帝王言行之流水账，但是源于《春秋》大义，对帝王隐秘制衡的政制措施，历代帝王因为有“实录”的存在，作恶时往往心存畏惧。这一传统有非明文规定：帝王不得亲看记录自己“事迹”的当代“实录”。孟昶要看，是违背这一游戏规则的。故李昊正言道：“帝王不阅史，不敢奉诏！”有规定，帝王不能翻阅自己的实录史，臣不敢接受皇上您的命令。拒绝了孟昶的要求。此事可入圣贤故实。我不忍因人废言，故在此特意插入一笔，概见李昊捍卫传统规则之勇气。

王全斌等驻扎魏城（四川绵阳附近）。后蜀伊审征奉蜀主降表来到。王全斌以礼受之，并派遣先锋都监、通事舍人田钦祚乘驿奏入汴梁。又派遣康延泽领百骑趋成都，见蜀主孟昶，晓谕宋太祖恩信，慰抚军民，并讨论受降仪式。

康延泽在成都留三日，返回。

大宋东路统帅刘光义、曹彬等发夔州西进时，沿途各州皆开门迎降，进入遂州后，刘光义尽以府库钱帛给军士。但诸将所过，都想屠城抢掠，曹彬极力禁之。故东路兵秋毫不犯。赵匡胤听说此事后，对曹彬刮目相看，高兴地说：“吾任得其人矣！”我这次伐蜀得到将才啦！

于是下诏褒奖曹彬。

几天后，王全斌从魏城来到成都北十里的升仙桥，蜀主备亡国之礼，北行十里，来到王全斌军门，正式投降。

王全斌按行前规定的程序，当场释放。等于蜀主完成一个投降仪式后，没事了。蜀主又为他的家族、老母以及先人坟墓等奉表求哀，史称赵匡胤“优诏答之，并谕西川将吏、百姓等使皆安堵如故”。以优厚待遇的诏书回答了孟昶，并同时晓谕西川的将吏和百姓，要像平时一样生活、劳作。老赵又下诏，蠲免蜀境去年的租税，以及今年的夏税之半。又诏：凡无名科役及增加的赋调，令诸州成文上报，经核实，应当除掉的，一律除掉。据说，当时成都人吃盐，一斤为钱一百六十，诏减六十；诸州盐价减三之一。民有穷苦乏食者，由地方开仓放赈。伪蜀文武将校奉孟昶来降者，由王全斌登记奏名，朝廷一体优待。各地亡命群盗，给一个月时间自首。有怀才而坚持操守，耻仕伪蜀朝廷者，要在各地搜访，妥为安置。所有后蜀的先贤坟墓所在地，禁止樵采。前代所有祠庙一律由官方加以修葺管理。

王全斌平蜀后，欲乘势取云南。云南之地自从唐代天宝末年被“南诏”割据后，到五代时又称国号为“大理”。宋太祖看着王全斌献来的地图，他知道当初大唐王朝为了“南诏”曾经有过兵火，于是手持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画了一条线，指着大渡河以西说：“此外非吾有也。”所以，史称终大宋一世，“云南不与中国通”。但终大宋一世，云南也没有与大宋有过战端。

西川行营大军入蜀，最初的日子里，一切如常。

自王全斌等发京师，到孟昶出降，六十六天。凡得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零二十九。

后蜀平。

伍 全师雄·孟昶·花蕊夫人

全师雄自号“兴蜀大王”，“复燃”一时，终于病死金堂，巴蜀再无割据之可能；降将孟昶“待罪”受老赵礼遇，非但罪得赦免，还大获封赏，可惜孟昶薄命，受封秦国公六天后即卒；而传说中才情风流的“花蕊夫人”，则也许只是一个惊艳的传说，她很可能并不存在。

吕余庆执掌成都府

平蜀大军北路王全斌等进入成都，后数日刘光义东路也到了成都。孟昶对东路军也奉呈了降国犒师之礼，待遇一如王全斌。不久赵匡胤诏书到，对北路、东路大军颁发了规格一样的赏赐。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两路将士开始不平，自以为本路功劳较大，争功中，互相有了矛盾。

王全斌及崔彦进、王仁赡等北路将帅，平蜀后，竟在川中日夜饮宴，不理军务。还放纵部下掠人子女，夺人财货，史称“蜀人苦之”。

这期间，又发生了很多不公不平的事件。

孟昶需要赴阙请罪。王全斌派右神武大将军王继涛与供奉官王守讷率部与孟昶归京，他则继续留在川中。而这个王继涛行前向孟昶勒索宫人、金帛，王守讷向王全斌告发。于是，王继涛未能成行。

当初孟玄喆与李廷珪自绵阳撤退回成都时，一路上曾烧毁庐舍仓廪。大宋凤州路（北路）行营前军都监王仁赡查案后蜀所有军用物资，不见“绵阳—成都”一线要塞数据，于是责问李廷珪，要治他一个“焚荡军资”之罪。

李廷珪吓得不知所措，于是来问计于大宋西川兵马都监康延泽。

康延泽道：“王仁赡志在声色，如果你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可能会放你一马。”

但这个李廷珪，是后蜀中少数几个比较俭约的官员，平时并不曾养有娼女艺伎；于是只好在自家姻戚中，勉强找到四个少女，另外搭上数百万金帛贿赂王仁赡，这才免去一场牢狱或是血光之灾。

这位王仁赡，似有一套理财本事。他早年在周世宗朝时，就被赵匡胤所知，因此从周世宗那里将他挖来，隶于帐下。从此，他跟着老赵，除了贪财贪色，倒也忠心耿耿。但这次平蜀，他作为行营都监，这个类似“前线政委”的职务，却受贿数百万，还受人女色，公事私了。勒索李廷珪之外，还曾开后蜀丰德库，私吞金贝等物资不少。

赵匡胤派出了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成都府，枢密直学士冯瓒权知梓州。

参知政事，在很长时间里，被人视为副总理级别的宰辅下一等。这个说法来自大宋翰林陶谷。

当初赵匡胤要用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共同执政，但又不愿意让他们跟赵普相齐，找不到合适的职务职称，就问陶谷。陶谷说：“唐代时有‘参知政事’，管理枢机职务，是宰相下面一等。”然后老赵就任命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宰辅一般要在朝会时领班，带头招呼大家列班奏事等等，史称“押班”。但老赵规定，参知政事不参与“押班”，也就是“宰相下面一等”的意思。此外，参知政事也不执掌相印，也是“宰相下面一等”的意思。老赵倚重赵普。

但参知政事在唐代实际权力要比中书门下、平章事重要。大宋的参知政事到北宋中期官职改革时，有过变化，权重增加。王安石就是参知政事，主导了神宗时的改革运动。

且说吕余庆带着参知政事朝官身份，来成都做太守，当地开始传闻一件异事。

说有一个名叫辛寅逊的人，正在做着后蜀的学士。就在宋师讨伐后蜀之前，除夕来临之前，孟昶要辛寅逊做两句诗，写在桃符上，作为正月年节的贺词。学士献上的两句诗是：

新年纳余庆，佳节契长春。

宋师是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月，平定四川；当月吕余庆来成都；长春节，是赵匡胤的诞辰纪念日，农历二月二十六日。整个两句诗就在说：“新年时间就会迎纳（吕）余庆到成都，这个佳节后面就是长春节”。两句诗就这样嵌入了“余庆”和“长春”两个意象，而且从语句逻辑上恰好构成对应关系。

后人有将这两句谶语诗当作中国传统春联的鼻祖。多种记录文字略异。

全师雄被拥叛军元帅

吕余庆执掌成都，遇到了军乱。

王全斌等人处理战后事宜，有种种不公，巴蜀人士已经有了怨气，一些地方，开始有人啸聚山林，渐渐盗民四起。

但王全斌和他的将士们还在恃功而傲，骄纵不法。五代时期的武夫习气，在平蜀胜利后，死灰复燃。而这位忠武节度使、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平蜀总司令王全斌先生已经无能制止将帅们的疯狂。

一日，成都有药市，集上，即有大宋军校仗着酒劲持刀入市，抢夺药商的财物。此事很快被管理街道的小吏驰报成都府。吕余庆并不犹疑，立命擒捕，当众斩首，宣示城内外。史称“军中畏伏，民乃宁居”。

冯瓒到梓州，才办公几天，就遭遇了一场叛乱危机。

原后蜀不满于大宋的人中，有个军校名上官进，啸聚亡命之徒三千余众，劫持村民数万人，夜攻梓州城。梓州城中只有骑兵三百人。

冯瓒登楼观看后说：“贼众乘夜奄至，此乌合之众也！你看他们手持棍棒农具来攻城，一定没有必胜之志。我等可持重以镇之，等到天亮，他们自会溃散。”

于是令三百骑兵分守诸门。冯瓒坐在城楼上，又密令值更者将夜半梆子敲得密集一点。这样，不到夜半，城楼更鼓就敲起了五鼓。上官进等人大惊，还以为天就要亮了，匆匆逃遁。冯瓒见时机已到，命打开城门鼓噪追击，一战，擒上官进，斩于市。招降千余人，令他们回家好好种地，这一叛乱之罪，不复追问。史称“州境遂安”。

蜀地虽经吕余庆、冯瓒等治理，初现太平景象，但在三军躁动的背后，毕竟还隐伏着一场危机。这是局中人很难看到的。

太祖下诏，诏伪蜀文武官员都到京师，史称“赴阙”，并给各位官员赏赐有差；特意嘱咐：伪蜀官员治理地方，行为清白，而又为众所知者，所在州府要将这样的循吏清官报到朝廷。

不久，孟昶的亲兄弟带着降表提前到了京师，所上表有“自量过咎，尚切忧疑”等语，表示了孟昶投降后的担心。太祖回复他的诏书说：“既自求于多福，当尽涤于前非。朕不食言，尔无过虑。”

你既然能够自求于多福，那就已经荡尽了过去的不是。朕说话算话，决不食言，你不要过多忧虑。

诏书中还特意问好孟昶的母亲，且称孟母为“国母”。

为了照顾孟昶等人来朝，太祖又下诏自沿江诸州分置驿船，赒给路上饮食行李等。蜀之降卒被安排到川陕荆襄各要塞之地，一部分精选的蜀兵则需要跟孟昶等一同来朝，充禁军。

仲春，天气略暖，孟昶与其官属，都带着家眷入朝，还有部分归降的士卒，舰船前后几百艘，随后，自峡江而下。

有一种记录说，曹彬担心这几万降卒出事，就给赵匡胤发去了密奏，说“孟昶在蜀地称王三十年，而蜀道千里，臣请擒孟氏之后，杀其大臣以防止兵变”。老赵在他的密奏后批示道：“汝好雀儿肠肚！”你这肚量真不小，跟个麻雀似的。老赵就用这种亲密的姿态挖苦了一代名将。老赵不愿行杀戮之事。

但曹彬的预感是对的，就在这时候，出事了。

起初，太祖下诏，精选的蜀兵赴阙时，每人要给“装钱”，就是置办行装的费用，一般都在十几贯到几十贯。但王全斌等人居然敢于“擅减其数”，克扣这部分赏钱不算，还放纵部下侵夺骚扰蜀兵。于是，蜀兵“愤怨思乱”。路上就有了很多逃亡。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人并不派遣本部兵士护送蜀卒，只委托沿途诸州牙校护送。这部分蜀兵又是挑选出来的精壮悍卒，各有血性，实在忍不得宋师老兵油子的讹诈盘剥。待到出了成都，北行到绵州城下以后，就有人开始聚谋叛乱了。

后蜀悍卒中有一个原来的文州刺史名全师雄，他也带着家族眷属赴京。此人在后蜀将军中，较有威望，过绵州时，他看到人心汹汹，很是担心被“权反在下”的叛族“阴谋推戴”，万一被蜀卒勒兵威胁来做主帅，那个罪名可就大了。所以当他看到一点苗头的时候，就丢弃了家人，躲藏起来。不料被叛兵在江畔民居中搜着，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就像泾卒推戴朱泚、唐卒推戴李嗣源、汉卒推戴郭威、周卒推戴赵匡胤、清卒推戴黎元洪一样，后蜀降卒兼大宋叛军一致推戴全师雄。也如朱泚、李嗣源、郭威、赵匡胤、黎元洪，此际反也是反，不反也是反了。全师雄百般无奈，在犹豫中做了叛军元帅，但在做了叛军元帅后还在犹豫，尽管他有众十余万，号“兴国军”。

王全斌屠杀降卒

十万反叛大军开始据守各个州郡，但绵州还在宋师控制之下。

王全斌闻讯，当即派遣马军都监朱光绪带领七百骑往绵州招抚。这时全师雄在城外，家眷在城中。朱光绪带着那种历来从不鲜见的忠诚的愚蠢或愚蠢的忠诚，杀害了全师雄的全部家眷，没收了他的全部资财，但留下了他的爱女。于是，全师雄在城外听到消息，悲愤莫名，史称“不复有归志”，不再有归附的意志。

全师雄的遭遇，常常让我想起北美草创初期的印第安人首领洛根。洛根慷慨好客，当年的殖民者踏上印第安人的土地时，在洛根家里受到了热情款待。洛根在白人需要的时候，把肉和衣服无偿地送给他们，即使在白人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战斗的时候，洛根首领也仍以“白人的朋友”自居，并没有杀戮白人的念头。但一个名叫克雷萨普的白人上校，像这个马军都监朱光绪一样，有一天洗劫了洛根首领的家，杀害了包括洛根的妻子在内的所有的人，只有洛根活了下来。于是，洛根开始带领印第安人发动了一场反对白人定居的战争。

但就像洛根无法打败白人一样，全师雄也无法打败王全斌。

全师雄开始向绵州挺进。

这时绵州的朝廷守兵只有百余人，但是还好周围各州郡县，都有人来救援，击溃全师雄，斩首万余级，叛军在奔逃中落入江水，被溺死者也有万余人。

全师雄首战不利，引众撤退，转攻绵阳西百余里的彭州。刺史王继涛、都监李德荣奋力抵抗。一战，李德荣战死，王继涛身被八创，单骑走成都。

于是，全师雄部入据彭州。

周围各州县，听说全师雄反，原来属于川中的士卒，纷纷起来响应。成都周边十县，全部起兵。全师雄又自号“兴蜀大王”，在彭州开府，置僚属，封给节度使官职者二十余人，令这些节度使们分据灌口、导江、郫、新繁、青城等县，俨然已经是国王模样。

大宋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西川行营凤州路副都部署崔彦进，急忙派遣高彦晖与田钦祚来彭州讨伐全师雄。在导江与叛军遭遇。

全师雄利用狭隘路况，在竹林中设伏，宋师前进不利。

高彦晖对田钦祚说：“贼势张大，天要黑了。请收兵，明朝再战。”

这位田钦祚也曾是一员骁将，但在初春的竹林中，忽然心生惧意。他早就想逃遁了，但是又怕叛军袭击他的后军，于是，假意道：“公食朝廷厚禄，遇贼畏缩，这是为什么？”

高彦晖乃是征战沙场的老将，闻言后，抖擞精神，麾兵前进。

但田钦祚则与前军渐渐脱离，最后偷偷遁去。

高彦晖在密密麻麻遍地新生的笋竹中，再一次遇到伏兵，身边只有十余骑力战，全部阵亡。高彦晖时年已七十余。

史称“钦祚性阴狡”，田钦祚性情狡诈，此事可见一斑。田钦祚“阴狡”，是大宋太祖太宗两代帝王没有看透的人物。

后汉时，他跟着做了团练使的父亲田令方在虢州（今属河南灵宝）。但这个老爸却是个以权谋私、欺凌部属的老色鬼，看见帐下文工团演员靖边庭的妻子很美丽，就利用威权让少妇就范，靖边庭几乎无法忍受这种侮辱。等待机会中，有了陕西三镇的叛乱。男人靖边庭就率领亲密好友多人，夜半用绳子垂下田府，杀了田令方。快意之后，掠夺本郡士民投奔了叛军赵思绾。兵败后，朝廷认为团练使田令方被叛军所害，应享受烈士待遇，得到优厚抚恤，让田钦祚做了朝廷的散官，算是以“父荫”得到富贵。

但田钦祚在后来的日子里，打仗有战功，征北汉、平江南、打契丹，他都有不俗的战绩。到了太宗赵光义的时代，他甚至还击败过北汉名将，即传说中的杨老令公，在山西洪洞县斩杀杨老令公部下千余人。

他的“阴狡”总是用在内部。他利用高彦晖在前抵挡后蜀叛军的机会，自己成功逃脱；他更会刚狠负气，挤对上司，让上司无可奈何。大宋名将郭进，曾经做他的上司，守卫晋陕。郭进忠厚，不懂人间智斗，被他欺凌得无计可施，想想实在是奈何他不得，那时候，田钦祚在太宗赵光义眼里已经是一个元勋级别的人物了，但在郭进麾下，总是干一些不法之事，郭进没有办法禁止他，最后，这个老实疙瘩郭进大将军，自杀而死。

全师雄部斩杀了大宋归州路先锋都指挥使高彦晖，士气大振。

王全斌又派遣马军都指挥使张廷翰、步军都监张煦来彭州与叛军战，又一次失利，只好退还。

全师雄于是分兵于绵州、汉州间，同时断剑门，沿江布置营栅，放出声来，要攻成都。

此风一传，四川全境，忽然有邛、蜀、眉、陵、简、雅、嘉、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东川共十七州响应全师雄为乱。

成都城内，虽然还算安静，但有外敌，难免就会有内应，这是王全斌等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他们现在已经知道：形势开始变得严峻。

当时有后蜀降卒近三万人屯于城南教场。假如这部分蜀兵蜂起呼应全师雄，成都危矣！像所有残暴的权力曾经做过的那样：在最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有了办法。王全斌想出了一个灭绝人伦的一次性解决方案：

将这些蜀兵骗入夹城内，尽数射杀。

康延泽不同意，他的意见是：

一、释放老弱病残的蜀兵七千人；

二、另外两万余人以宋兵武装护送，沿江而下，跟随此前的蜀卒同回汴梁；

三、如果路上遇到全师雄来劫夺，再杀不迟。

史称“全斌等不从”。这里有必要记上一笔：主张杀蜀卒的，不止王全斌一人，应该还有崔彦进或王仁赡。

夹城，平时可以是城内一个通道，两边都是高墙。前后门一封，夹城内人再无逃脱之理。

初夏的一个日子里，近三万蜀兵被诱入夹城。

随后，就是一场血腥杀戮。这一场渴血与流血事件，成为继白起屠杀赵国降卒、项羽屠杀嬴秦降卒、曹操屠杀袁绍降卒、拓跋珪屠杀燕国降卒、薛仁贵屠杀铁勒降卒之后，中国战争史上，又一宗令人发指的杀俘记录。

成都，一时间天昏地暗……

而远在京师的太祖对此毫无所知，还念春季偶有风寒，给西川行营的将士们送来了姜茶。

全师雄病死金堂

全师雄军真的进攻成都了。

大军前锋开到了成都北郊新繁镇。

但在这里，他遭遇了大宋名将，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二人领兵与全师雄对阵，一战破之，生擒蜀卒万余人。

全师雄西退，屯于成都西北郊的郫县，王全斌、王仁赡又率兵破之。

全师雄负伤，激战不利，无奈，走都江堰灌口寨。

这时他听到了一个消息：他刚刚封赏的一位刺史，原陵州指挥使袁廷裕，被刘仁赡擒获，在成都市被磔杀（相当于凌迟处死），袁部万余人也被俘获。连战不利，全师雄部士气大为沮丧，丢魂落魄，前途一片茫然，史称“贼锋稍衄”，叛军的锋芒得到抑制。这事对全师雄有打击。从此以后，似乎已经没有了“昂扬斗志”。各路部下也分散开来，据州县自保，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位嘉州（今四川乐山）虎捷指挥使吕翰，本来已经归属大宋了，可是他的顶头上司知州客省使武怀节、战棹都监刘汉卿对他颇有轻蔑之意，惹怒了这位将军，于是率部下反叛。横冲指挥使吴瓌、虎捷水军校孙进等都来响应他，几天后，与全师雄所任命的将军刘泽合势，叛军人数达到五万。他们击溃普州（今安岳附近）刺史刘楚信，杀掉普州通判刘沂。果州（今四川南充西）军校宋德威、虎捷指挥使冯绍文等，也在全师雄最为低谷之际起兵相助。他们杀掉知州王永图、通判刘涣、都监郑元弼，据地为乱，与全师雄部遥相呼应。另有一遂州（今四川遂宁）牙将王可僚又劫持了本州岛士庶起兵，也成为全师雄乱军的支持力量。这样，全师雄在就要失去希望的时刻，重新燃起希望。

一时间，全师雄部有了复振之象，史称“贼所在鸾起”，叛军四处遥远地呼应着，像受惊的大鸟忽然而起。当时响应全师雄的蜀兵不在少数，《续资治通鉴长编》特意说，以上这些“鸾起”事件，“此但其姓名可纪者耳”，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鸾起”事件，应该更多。

但大宋行营这番平蜀的将军确实不是吃素的。前面说的那位叛军首领嘉州虎捷指挥使吕翰，就遇到了大宋均州刺史、西南面水陆转运使曹翰。

吕翰可不是曹翰的对手。

曹翰率兵与王仁赡会合后，在嘉州将吕翰围住，城破，吕翰弃城走。曹翰等接着进入嘉州据守。当晚，吕翰不死心，率众偷偷地回来围城，互相约定“以三鼓进攻”。曹翰早已撒出间谍，闻听此讯，告诉城中管理水漏的官员，夜半更鼓，到二鼓为止，不击三鼓。结果吕翰部听不到三鼓，没有集结。到天亮时，感觉已经失去攻城时机，于是纷纷逃遁。

曹翰看得明白，开城追袭，大破之，杀戮数万人。

吕翰引余众走保雅州（今四川雅安）。

这时，酷热的夏季已经来临。全师雄奔投郫县时，身上已经多处受创，又退至灌口寨，金创发炎。夏季的川中燠热潮湿，刀伤箭伤得不到药物处理，危在旦夕。这时，王全斌攻破了灌口寨，擒获师雄党羽两千人。

不屈服的全师雄，率领最后的抵抗者沿沱江东行，伤口感染严重，病死金堂（今四川金堂西）。他应该是破伤风导致神经系统中毒而死。

被拥戴的主帅已死，诸州叛军随后渐渐平定。

征川蜀曹彬不负使命

当初，赵匡胤派出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成都时，等于已经解除了王全斌在后蜀旧地的临时政务管理大权，他只能负责在蜀之军旅事务。此事让王全斌有了紧张感。他对亲信说：“我听说古来将帅大多不能保全功名。我今在蜀地不安，应该称病东归，以免将来后悔。”

亲信有人说：“大帅虽然不管政务，但巴蜀而今寇盗纵横，我军一退，后果不堪。所以，要回师，一定要等诏旨，不可自做决定轻易东归。”

王全斌接受了这个意见，继续留在蜀地。

不久，蜀地臣民无法忍受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的种种暴行，于是，千里迢迢来到东京汴梁上访，告御状。二王和崔彦进在破蜀之后，如何豪夺人家子女、如何剽掠士庶玉帛、如何擅自开发府库、如何隐没各地货财、如何收受官员贿赂……恶行种种，赵匡胤已经全都了然。这样的恶人如何可以继续留在蜀中？于是，老赵一纸诏书，将在蜀将帅全部召回。

枢密副使、西川行营都监王仁赡是第一个被老赵召见的将军。他还以为很多事情老赵未必知道，就在老赵诘问他的时候，将在蜀诸将的恶劣行径一个个抖落出来。王仁赡的意思是：大伙儿都有罪，我王仁赡不是罪过最重的。他隐瞒了自己最重要的几桩恶行。

老赵等他说完，很从容地问他：“你说这么多，好像都是王全斌的错。我来问你：收纳李廷珪的妓女，私开丰德库取金宝，这也是全斌他们干的吗？嗯？”

王仁赡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在处理王全斌、王仁赡和崔彦进等人案子时，老赵颇费思量。诸将大恶，但毕竟平定了后蜀，这一份大功为开国后所未有。最后，老赵的决定是：不将他们送交狱吏，但要转送中书门下，请来蜀地的诉讼者与这一帮蜀地的征服者对质。中书，又称中书省，是全国的政务中枢，政事堂就是中书的议事机构。王全斌、王仁赡就在这里被政务官员审理罪案。这就相当于组成了一个专案组，不由司法而有专案人员处理大案。

蜀中苦主开始与王全斌对质。

对质中，应该有种种唇枪舌剑，往来博弈，但诉讼者人证物证俱在，征服者终于理屈词穷，史称诸将“具伏”，都认罪了。

几天后，老赵召百官集议，给平蜀将军们定案。

中书上表道：“全斌等法当死。”按照律法，王全斌等人应该判处死刑。

但老赵思前想后，给了他们一个特赦。他的处理结果是：

置崇义军于随州（在湖北），以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崇义留后；

置昭化军于金州（在陕西），以武信节度使崔彦进为昭化留后；

枢密副使、左卫大将军王仁赡罢为右卫大将军。

平蜀犯罪诸将全部降职。

除了王全斌等主要将领外，随同出征的低级军官和士卒也有违法犯纪的人员，一律得到惩处。西川行营有一个大校，曾经在蜀地进入民家，将民妻的乳房割掉后再杀人。赵匡胤闻听此事，让人马上将这个大校带到殿中，做出决定，在汴梁闹市正法。当时有一些近臣与这个大校有私交，就使劲地设法营救。最后，老赵流着眼泪鼻涕说道：“兴师吊伐，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

兴师征讨川蜀，但一个妇人有什么罪过啊，而那个校官竟残忍到这个地步！应当赶快按照律法处理，来为那个妇人报冤！

王仁赡后来掌管国家经济管理（计司）近十年，因为是皇上旧人，还参加过陈桥兵变，属于开国老臣，于是有“恃恩擅权”的习惯。这一次受处分之后，他还多次“纵吏为奸”，放纵部下做奸坏之事。一直到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时代，终于被一位不畏强梁的“属吏”陈恕告发。当庭诘问时，王仁赡无从答对，从此被太宗赵光义怒而鄙视之，史称“遂失宠”。没有了帝王的呵护，他几乎无法平静生活，几个月后，怏怏成疾，不久死去。

王仁赡揭发诸将罪恶时，只称赏了一个人，就是曹彬。他说：“这一次西征，要说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命的人，只有曹彬一人。”

赵匡胤也从他人口中得知曹彬善于其职，于是在惩罚诸将后，独赏曹彬最优：以为宣徽南院使，领义成节度、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曹彬入朝后推辞道：“诸将都获罪，臣独受赏，如此，臣何以自安？不敢奉诏！”

老赵说：“爱卿有功无过，又这么低调，不自夸不自诩。如果你有一点一滴的错误，王仁赡岂能为你隐恶啊？赏罚，乃是国之常典，不可辞也。”还是坚持封赏了他。

曹彬，实是大宋王朝富有人道精神的一位将军，这样的将军史上罕见。他后来曾权知徐州，有个小吏犯罪，当时就立了案，但是一直过了多年之后，他才把小吏召来，数说往年的罪过，按律给了他一顿棍子。当时人都不知道为何这么做。曹彬解释说：“当年，我听说此人刚刚娶了媳妇。那时我如果就判刑给他一顿棍子，他家的亲戚们一定会认为新媳妇是个不吉祥的女人，那就会将怨气发到这个新媳妇身上，还不得天天闹矛盾？闹严重了，新媳妇估计都不好在这家里待下去了。所以要‘缓刑’，但罪过是不能赦免的。”

曹彬就是这样宅心仁厚的一个人。他这个“缓刑”的案例，乃是中华法系最为动人的精神体现：律法不外乎人情。

孟昶“待罪”受礼遇

孟昶等浮江东下到江陵后，上岸。太祖派人在此设御府的供帐，并拨出官署府邸，供蜀人居用。又派遣特使到江陵，分给他一行人鞍马车乘。孟昶到汴梁南郊时，皇弟开封尹赵光义在玉津园设宴迎接。

玉津园，是大梁的皇家园林。此地是皇家游乐、宴会、劝农、阅兵、祭祀之地，外国来使，一般也都在此地接见。大宋时有“四大名园”：琼林苑、金明池、宜春园、玉津园，以玉津园最为著名。这是五代时留下的一座园林。园中有一半土地是麦田，皇上每年夏天要在这里“观刈麦”。有时还会在这里练习骑射。但玉津园里最常见的活动是大宴群臣。老赵曾经在此地有过一次醉酒，以至于举止失去了庄重，有了轻浮失礼的狎习动作。翌日酒醒，很后悔，对侍臣说：“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而吃醉，每一次醒了之后，都很后悔。”

孟昶受到礼遇，心下稍安。

大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五月，孟昶进入京师南门。

从宫阙到南城门两边是整整齐齐又威风凛凛的大宋禁卫军和仪仗队，人人面色严峻。孟昶心头一凛，赶紧下轿，在两列明晃晃的刀枪拱卫下，强作镇定，缓缓步行。走到明德门外，孟昶与太太、弟弟、儿子以及昔日蜀国诸官员三十三人，一律换上素服，匍匐于门前，史称“待罪”。

不久，诏书下来，史称“释罪”，并赐给孟昶等人“袭衣、冠带”，这意思就是允许他们换上礼服，从此免去了罪犯的身份。

随后，太祖在崇元殿，按照宾主之礼接见了他。

礼毕，太祖又登上明德门，看着充作仪仗队伍的诸军按部还营。

接下来，大宴孟昶等人于大明殿，弦歌酒宴，接杯举觞之中，又不断颁发诏书，分别赏赐有功人员。

因为平定西蜀，太祖又下诏赦天下死罪；而流放、徒刑，则各降一等刑罚，徒刑以下释放；有在两刑之间不得已增配其他刑罚的，免除服劳役一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是：“赦天下死罪，降徒流，流以下释之，配役者免居作。”

这里的“居作”就是“配役”的一种，属于戴枷“服劳役”。之所以有“配役”，是因为两刑间刑差较大，司法者以为不足以罚之，故另加若干刑法在内。如流刑，上一等即为死刑，若犯人判流刑，则轻，判死刑，则重；于是，在流刑之外，又外加服劳役、刺字、鞭笞等刑。故《长编》此处所谓“降徒流”，误，应为“降流徒”；“流以下释之”实为“徒以下释之”。因为唐宋以来的刑罚次第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降流徒”就是“流刑、徒刑各降一等为徒刑、杖刑”；而“徒以下释之”就是“原来判定的徒刑、杖刑、笞刑一律释罪不问”。但由“流刑”降为“徒刑”的则不在赦免之内。

了解这一关节，可以衡量史料中各类司法判决的量刑轻重，以此洞察大宋司法制度的政策性倾斜。譬如，翻阅《宋史》，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贪赃官吏，无论数额多少，大多在“死刑”和“流刑”两个重刑中判决。大宋判刑最重的，除了谋逆罪外，就是贪赃罪。

孟昶之死

老赵还改革了一项蜀国时期的经济政策。

大宋接受后蜀政权后，派遣常参官在蜀地接受民租，发现原蜀国官仓“受纳”与“出给”用斗有二等，“受纳”斗盛十升，“出给”斗盛八升七合。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斗进小斗出”，史上盘剥农民莫此为甚。从这个劣政考察，大宋建国后，视后蜀为“伪蜀”实不为过。我有一个不变的看法：凡欺凌掠夺本国士庶私有财产的邦国，其合法性正当性即天然流失。用《论语》中的话说就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政治家管理邦国，如果导致四海困穷，那么上天所赐予的权力一次性地永远终结了。后蜀，与大宋比较，之所以称之为“伪蜀”，就因为它不合法、不正当、不合理。各种史书谈及建隆元年以后的后蜀，也往往使用“伪蜀”称谓，自有“正朔”“闰出”的道理，但在我看来，之所以如是，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本国士庶私有财产的盘剥。针对伪蜀此项弊政、秕政、劣政、恶政，老赵下诏：自今以后，“出给”与“受纳”并用十升斗。

此诏一下，蜀民顿有复苏之感。

老赵确实优待了孟昶。五月丙戌宴赏之后，过了半个多月，又在六月甲辰这一天，诏以孟昶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

其他眷属子弟也多有封赏。

至六月庚戌，史称“孟昶卒”。

自甲辰日封秦国公，至庚戌日卒，不过六日。故史上有各种“阴谋论”者以为是太祖谋杀了孟昶。但这类说法无一例外皆属于演义或猜测，没有任何史证支持。如果演义或猜测可以还原历史逻辑的话，那么将会有无限可能性。譬如，也可以演义或猜测是孟昶昔日的仇家夜半翻墙杀害了他，如吕四娘与雍正帝故事；也可以演义或猜测是孟昶的宫人难于忍受他的凌虐闷杀了他，如杨金英与嘉靖帝故事；还可以设计各种体面或不体面的死亡方式，等等。治史，是往事的重演（参科林伍德意见），但重演须在会通知识背景下复盘。无复盘能力，无重演之机。治史之复盘与物理之还原不同，治史之复盘，本身已经蕴含了思想的介入，因此，复盘即重演。准确说：复盘，乃是知识会通背景下，思想者据种种往事记录而做出的实践推断结果。当我对孟昶之死“复盘”现场，试图“会通”所占有的各类历史知识时，感到“阴谋论”无法成立。按我对历史哲学的“思想”模式，无法“重演”孟昶被“谋杀”的“复盘”。在这一个回合中，像我在陈桥兵变的回合中一样，我相信正史的记录。如果谈理由，我以为：赵匡胤杀孟昶，毫无必要。相反，当时南唐未平，南汉未定，吴越未归，即使从策略方向考察，孟昶活着也比死了更能“昭示”南唐李煜、南汉刘鋹、吴越钱俶。天下未定者尚有，赵匡胤没有必要谋杀一个刚刚臣服过来的君主，从而导致天下尚未臣服者死心抗宋。故，这个时候，赵匡胤应该更不希望孟昶死去。至于“阴谋论”者认为孟昶活着可能东山再起，以至于巴蜀不安这类说法，尤其没有根据。按大宋当时的邦国治理“手段”，巴蜀已经没有了割据的可能，冷灰不可复燃。全师雄曾经“复燃”而灭，任何人试图再次“复燃”都是徒劳。

《旧五代史》讲述孟昶事，有个结论意见：“昔张孟阳为《剑阁铭》云：‘惟蜀之门，作固作镇，世浊则逆，道清斯顺。’是知自古坤维之地，遇乱代则闭之而不通，逢兴运则取之如俯拾。”

过去有个叫张孟阳的人有一篇《剑阁铭》，铭文说：“蜀国的大门剑阁，异常坚固而镇守巴蜀。世道浊乱，剑门就叛逆；世道清明，剑门就归顺。”由此可见，自古以来西南之地，遇到战乱之世就会关闭而不与中原交通；遇到兴运之世则收复巴蜀就像俯身拾取东西一样方便。

大宋已定，藩镇已矣！巴蜀没有可能继续托起孟知祥之梦。

没有史料支撑的演义不是历史；没有史料支撑的猜测也不是历史。所以，孟昶之死，在历史史料面前，与赵匡胤无关。没有历史逻辑，或历史逻辑混乱的猜测，也不是历史。所以，孟昶之死，在历史逻辑面前，也与赵匡胤无关。

史称赵匡胤闻听孟昶死“为辍五日朝，赠尚书令，追封楚王，谥恭孝，赙布帛千疋，葬事官给”。我相信老赵的真诚。

宋贾似道《悦生随抄》，记录了孟昶母亲李氏的故实：

李氏随儿子孟昶同到京师。

老赵多次温颜告知李氏可以乘肩舆也即轿子入宫，并呼她为“国母”。有一次还对李氏说：“国母好好保重，不要总是怀念乡土，哪天您愿意，送您回故土去养老。”李氏问：“陛下要往哪儿安顿我啊？”太祖说：“可以回蜀地啊！”李氏道：“妾家本来在太原。如果能回到太原，是妾之愿也。”

当时老赵已经有了征伐北汉的意思，听到李氏如此说，大喜：“等朕平了刘承钧，即如母所愿！”

还因此给了李氏很多赏赐。

孟昶死后，李氏没有哭。她举酒酹地，尔后道：“你不能跟着社稷灭亡一块去死，贪生到今天！我之所以忍着不死，是因为你还在啊！现在你既然死了，我哪里用得到偷生！”

于是，开始绝食。数日，死。

李氏本来是后唐庄宗的嫔妃，庄宗将她赐给孟知祥。在太原，李氏生了孟昶。后来知祥镇西川，来不及带着家族前往，故李氏等留在太原。到后唐明宗时，孟知祥动用一百两黄金，贿赂安重诲，才得以派遣衙校将李氏和家人迎到西川。

李氏也是一个有见地的人物。当初孟昶用王昭远、韩保正等分掌机要，总内外兵柄时，李氏就对孟昶说：“吾曾见唐庄宗跨河与后梁军战，又见你爸在并州（太原）与契丹周旋，后来入蜀定两川，当时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所有士卒都很敬畏服气。你现在任命的这些人，如王昭远之辈，出于微贱并无战功，不过跟从你在一起读书，给事左右而已；韩保正等，虽是世禄之子，但素不知兵，一旦有战乱，他们有何智略捍御来敌？”

但这些话孟昶都没有听进去。

李氏又说：“高彦俦是尔父故人，秉心忠实，多所历练。此人可委以重任。”

孟昶也没有听。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昭远、韩保正等，都是纸上谈兵的人物；而高彦俦则是少数死难的后蜀忠臣。

孟知祥太太李氏不简单。

正史中的“花蕊夫人”

有一种流传较广的民间想象认为：赵匡胤之所以“谋害”孟昶，是因为看中了孟昶的太太花蕊夫人。

但我倾向于认为：史上不存在一个叫“花蕊夫人”的美人。

花蕊夫人，《旧五代史》不载，《新五代史》不载，《宋史》不载，《资治通鉴》不载，《续资治通鉴》不载，《续资治通鉴长编》不载。也即是说：正史中没有关于花蕊夫人的记录。

最早记录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初陶谷《清异录》：

孟昶夏月水调龙脑末涂白扇上，用以挥风。一夜，与花蕊夫人登楼望月，误堕其扇，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孟昶夏天的时候，用水调和龙脑香的香末，涂抹在白色的扇子上，用来挥动凉风。一天夜里，与花蕊夫人在园中登楼望月，不注意将扇子掉到园子外面，被外人拾走。以后，外界就有人效法这种做法，名“雪香扇”。

第二个记录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徐匡璋纳女于昶，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翻轻也。又升号慧妃，以号如其性也。王师下蜀，太祖闻其名，命别护送，途中作词自解曰：“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徐匡璋的女人被孟昶娶走，拜为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思是花朵都不足以比拟她的轻盈，应该像花蕊那般轻盈。又升格号为“慧妃”，因为她性情慧黠符合这个号。宋师攻下蜀国，太祖赵匡胤听说她的芳名，命人特别护送到京。途中，花蕊夫人还作词自况道，云云。

以后讲述花蕊夫人故事的野史、笔记、小说，就越来越多了。综合各种史料可知：“史上”共有三位花蕊夫人。

第一位：前蜀主王建的妃子，徐姓，史称“小徐妃”，也号“慧妃”。

第二位：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费姓，或徐姓，也有人称之为“慧妃”。

第三位：南唐主李煜的妃子，姓氏不详。

李煜的妃子名花蕊，传播较少，传播最多的是王建妃子和孟昶妃子。这类故事，大多遵循同一个传播模型：将王建妃误为孟昶妃。

譬如，关于花蕊夫人的姓氏，诸说不一，但一般以为她姓“费”或姓“徐”；而王建妃子花蕊夫人正好姓徐。说到著名的百首《花蕊夫人宫词》也是诸说不一，有人认为是前蜀主王建妃所作；有人认为是后蜀主孟昶妃“仿王建妃所作”；这里还是将王建妃与孟昶妃搅合到了一块。

诸如此类，就在这种种传说中，已经发现：很多野史记录，都把王建妃子的故实附会到了孟昶妃子身上，于是，有了“孟昶妃子是花蕊夫人”的传说。

陶谷算是孟昶的同时代人，但巴蜀与中原暌隔半个多世纪，前蜀、后蜀已经有了“传闻异辞”。陶谷关于花蕊夫人的来源，没有说，无法确定他说的为真，当然，也无法确定他说的为假。陶谷《清异录》更是一部“当代传闻”之记录，而非“实录文本”之摘抄，内中可见有价值的“故实”，也可见想象奇特的“传说”。我倾向于认为：陶谷所说的花蕊夫人，很可能也是王建的妃子，而不是孟昶的妃子。

陶谷在太祖禅代之际，预先写好禅代诏书，本来是想邀功，但没有想到的是老赵反而因此对他非常轻蔑。

陶谷本来姓唐，避讳石敬瑭的名讳，连自家姓名都改了，姓陶。后来在大宋时，看见魏仁浦居于中书为宰辅，就讨好魏仁浦，说自己的家族实在是出于魏氏，于是将魏仁浦当作“舅氏”族人恭维，史称“每见，辄望尘下拜”，每一次见到都要当街下拜。

宋人魏泰《东轩笔录》称，陶谷，自五代至大宋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人，“倾险狠媚……缙绅莫不畏而忌之”。老赵虽然不喜欢他的为人，但是因为他的词章足用，所以还是留他在翰苑。但是陶谷自以为有功，期待能够被太祖大用。但太祖初期就是不用他。以后的日子，很多名气远不如他的人物得到擢升，他还是耽在翰苑没有升迁。陶谷心不能平，多次唆使他的党羽，因事向老赵荐引，说他久在祠禁，宣力实多，以此来窥伺上旨。

老赵知后笑道：“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

老赵直接否定了没有啥创造性可言的秘书工作。

陶谷听说后，干脆作诗一首，书于公署墙上。诗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史称老赵知道这事后，更加鄙薄他的为人。

陶谷后来出使吴越国，国王钱俶宴请他，请他吃螃蟹，从大如巴掌的梭子蟹到小如指甲的蟛蜞蟹，摆了一案十多种。陶谷讽刺吴越国的衰落，就说：“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吴越王于是让人再进葫芦羹，对陶谷说：“此先王时有此品味，庖人依样造者。”陶谷当初“年年依样画葫芦”的故实，早已传遍大江南北了。这算是吴越王对陶谷的一个“雅戏”。事见《十国春秋》。《国老谈苑》也记此事，文字略异。陶谷被人奚落，对老赵有一肚子气，可以想见。

陶谷的两个儿子考试，一个因为贿赂主考官，被人发现告到老赵那里，气得老赵罚了他俩月俸禄，还将儿子撤官。另一个儿子正儿八经考中了，老赵不信，又发明了“复试”，还好儿子复试也过了，但从此朝廷留下一个“复试”的政策，等于长久地羞辱了陶谷。

陶谷非常自负，曾经对人自吹道：“吾头骨法相非常，当戴貂蝉冠耳！”貂蝉冠，是装饰豪华的大礼冠冕，有爵位的官员，如公、侯、伯，及驸马等穿朝服、祭服时佩戴。陶谷想说他也可以佩戴，意思是早晚能够得到大用。此论一出，人多笑之。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录一事，颇刻薄，但可以考见陶谷为人的失败。据邵氏记载，陶谷坟墓在京师东门外觉昭寺，人见时，墓已洞开，空无一物。问之，寺僧说：“屡掩屡坏，不晓其故。”多次掩埋，多次毁坏，不知道什么原因。著名文豪、画家张舜民看到破败的陶谷墓说：“陶为人轻险，尝自指其头，谓必戴貂蝉，今髑髅亦无矣。”陶谷为人轻薄而居心险恶，曾经指着自己的脑袋，认为一定可以戴上宰辅的貂蝉冠，但现在，连骷髅都没有了。可见时论对陶谷有多么轻鄙。

此人无处不有机心。赵匡胤说他长了“一双鬼眼”（见宋张舜民《画墁录》）。大宋初，比他名气更大更正的人物是窦仪。但窦仪与陶谷在前朝后周时就有矛盾，陶谷就秘密地在公卿间设计陷害排挤窦仪，结果窦仪就一直没有坐上宰相位置。船山先生就认为：大宋初，窦仪是最有资格来做宰相的人物之一。

陶谷的“轻险”“狡狯”在他做官之初就有表现。很早以前，他碌碌无名，投靠后晋宰相李崧，李崧见他文章写得好，就推荐他做了著作佐郎、集贤校理，又改监察御史，分司西京洛阳，再迁虞部员外郎、知制诰。这种进身之路，皆由李崧之力。但后晋被契丹颠覆，后汉驱逐了契丹，李崧势力下降，他的族子李昉，当时是后汉的秘书郎，来看望他。李崧问他：“近来朝廷对我有何议论？”李昉说：“也没有什么事，就是陶谷常常在稠人广众中玩命地诋毁叔父。”李崧叹道：“陶谷当初不过一个地方州郡的判官，吾取他为集贤校理，不数年提拔他掌诰命，吾何负于陶氏子哉？”最后李崧被后汉所杀。陶谷还在做他的大官。李昉因为公事来见陶谷，陶谷竟然问李昉：“你认识侍中李崧先生吗？”李昉郑重回答：“侍中是我的远房叔父。”陶谷大言不惭道：“李氏被杀，有我陶谷的一份力。”李昉听到这里，吓得汗都出来了。

李崧也不是贤才，后晋覆亡，他有责任，但他毕竟是陶谷的恩师。陶谷如此陷害李崧，知道的人没有不厌恶他的。

野史中的“花蕊夫人”

由于“传说”比“故实”更有趣，所以坊间的传播规律就是：“传说”与“故实”比较，“传说”优先。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孟昶妃子“花蕊夫人”的故事，正史不载，野史纷纭。

在种种传播中，“传说”被一本正经且反反复复征引的例子也不少见。譬如，元明之际陶宗仪《辍耕录》说：“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以其色。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陶氏这个说法，就来自于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而吴曾，已经是南宋人物，距离孟昶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间，关于花蕊夫人的“传说”已经有了传播中的流变，他的“笔记小说”《能改斋漫录》与陶谷的《清异录》一样，都是传闻记录，不同的是，陶谷的记录来自于当代，吴曾的记录来自于百年传闻之流变，或就来自于《清异录》的改编，都属于“传说”范畴，而不属于“历史”范畴。——神话、传说、历史，各有苑囿。

有意思的是，近代以来，讨论花蕊夫人的“学术文章”，被广泛引用的居然不是陶谷不是吴曾，而是陶宗仪。陶谷《清异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前蜀王建徐妃故事改编的“笔记”，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流变中的“传说”或《清异录》而摘抄的“笔记”，陶宗仪《辍耕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吴氏“笔记”再作之“笔记”。陶氏并没有交代来源，不明就里者，还以为陶氏自我作古，其实，这正是“传说优先”的野史路数。读古人“笔记”越多，就越会发现这个规律：辗转相传的，多是——传说，而非故实。

陶谷不仅为人“轻险”，还特别“狡狯”（狡猾而诡计多端）。宋人王君玉《国老谈苑》载一事，说陶谷到吴越国出差，生病，吴越国王派人问候，他索要了十个金钟，事后写诗道谢。但他是中原名流，“金钟诗”一下子就在吴越国内流传开来。他觉得此事不光彩，回国时，在边境邮亭又写了“驿站诗”让人去传诵。此举目的就是试图以此诗“掩前诗之失”。

陶谷讲述的故事蕴藉而香艳，但其事不足信；吴曾讲述的故事悱恻而又悲情，但其事不足信；陶宗仪讲述的故事似一本正经的“考证”，但更不足信。

孟昶妃花蕊夫人最有名的故事，是那首坊间流传甚广的《国亡诗》（又称《述亡国诗》）。孟昶之后近百年的宋人陈师道，在他的《后山诗话》中记录了这个故事：“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于是花蕊夫人吟出了那篇传诵千古的《国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据《后山诗话》说，老赵听说这诗之后，很高兴，原因是：平定后蜀的周师只有几万人，而后蜀则有兵十四万。花蕊夫人如此作诗，等于讨好老赵。

《国亡诗》是真不错，但现代人读起来可能感觉韵脚别扭，要知道此诗押的是宋代“平水韵”，属于“上平声”的“四支”部。“知”读如“机”；“儿”读如“泥”。如此，则朗朗上口。

但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这首诗乃是沿袭前人之作。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前蜀后主王衍投降后唐，承旨作诗云：

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就是花蕊夫人《国亡诗》的真实出处。

我很怀疑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沿袭”前人之作是后人伪托。在各种正史中，均没有发现赵匡胤当庭召花蕊夫人作诗的记录。此事若为真，《宋史·太祖本纪》不当不载，若说为“太祖讳”，须知道，《宋史》乃是元人编纂——元人干吗要为“太祖讳”啊？没有这个道理啊！《续资治通鉴长编》史料繁复，号称“宁滥勿缺”，有闻必录，更当记录此事，但没有记录。故《国亡诗》很可能是好事者移花接木，将王衍故实安到花蕊夫人头上。

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记载花蕊夫人一事，也顺便说在这里：

说花蕊夫人才调冠于一时，在被俘押解的途中，曾即兴而作《采桑子》，就在驿站墙壁上题写道：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为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这是半阙，据说还没有来得及写出下半阙，就被匆匆押解而去。

此事，几乎八百年间没有记录，到了晚清，被况周颐记录下来——谁信？

再说，孟昶在投往汴梁的一路上是得到优厚待遇的，各路驿站都在奉命远接高迎，没人敢怠慢他。故，这个故事只能是——民间想象。

花蕊夫人之死

关于花蕊夫人，附会到她身上的民间想象太多了，被好事文人记录到笔记小说中，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孟昶之后七百年的清人吴任臣撰《十国春秋》记载：花蕊夫人是蜀中青城人，徐氏。后来国亡，进入宋宫。但徐氏不能忘蜀，孟昶死后，她亲手画了孟昶肖像挂在宫里。有人问她此人是谁，答道：这是蜀中“宜子神”。

更有带着同情花蕊夫人的后学以此证明她对孟昶的忠贞，说她内心如何丰富，痛悼自己的丈夫云云。此事一望即知其假：宫中挂孟昶像，赵匡胤会认不出？民间想象的特点就是不能自圆其说。用学界的话说就是“逻辑不自洽”。

《国亡诗》写得是真美，但不足信；“宜子神”故事是真感人，但不足信。

关于花蕊夫人之死，也有一种荒诞的记录。

据孟昶之后百年的宋人王巩《闻见近录》记载：赵匡胤和兄弟赵匡义在后苑宴射，老赵举起“巨觥”让光义喝酒，光义不喝，老赵还是要他喝。光义四顾庭下说：“要金城夫人亲自折一枝花来，我就喝。”于是老赵命金城夫人去折花。赵光义借机“引弓”将金城夫人射杀。尔后，“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据说赵匡胤“饮射如故”。

金城夫人据说就是花蕊夫人。之所以要射杀花蕊夫人，按另一个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的说法是：花蕊夫人归宋后，赵匡胤“惑之”，也即被花蕊美色所迷，而赵光义多次劝谏，赵匡胤不听。所以将其射杀。

这故实有三处破绽：

一、不符合赵匡胤“敬畏生命”的性格逻辑。老赵一生不妄杀一人，怎么会在心爱的美人被人射杀后“饮射如故”？

二、赵光义虽然是老赵亲兄弟，而且二人感情很深，但他怎么就敢“引弓”射杀皇妃？“金城夫人”，那是有“名分”的人物啊！

三、这么大一场变故，而且又是“宋太宗”所为，在后来的《太祖实录》中为何不见记载？就说太宗“篡改”《实录》，最不应“篡改”的就是这事啊！

至于各种史料“失记”，就更是解释不清的事了。

我以为此事子虚乌有。

更有一奇书《烬余录》。此书据称在南宋时已有，但七百年间不见著录，最后到大清光绪年间，世人才第一次目睹它的出版。此书记载，说宋太宗盛称花蕊夫人之美。孟昶死，花蕊夫人进入赵匡胤后宫，“有盛宠”。等到太祖病重时，太宗呼之，太祖不应。于是太宗“乘间挑费氏”，乘太祖不注意时，挑逗费氏。传说中的花蕊夫人，或姓徐，或姓费，《烬余录》选择了“费氏”。太宗调戏费氏时，太祖醒觉，然后气得起来抓起玉斧斫地。据说，“皇后、太子至”而太祖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又说“太宗惶遽归邸。翌夕，太祖崩”。太宗赵光义吓得慌忙赶快回到自己府邸。第二天晚上，太祖病逝。

这个记载不但人物对不上号（太子根本就不在皇宫），事件也不对（皇后来时，太宗从府邸赶来皇宫）。最重要的：没有任何记录说赵匡胤册立了花蕊夫人。如有册立，必有记录——而记录为零。

顺便说几句，在历代王朝中，赵匡胤的后宫可能是人数最少的。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帝治出宫人”条记载，开宝五年五月十六日，因为久雨，太祖对宰相说：“霖雨成灾，是不是政制有缺失导致上天示警呢？哪里有缺失呢？朕恐宫掖中女子有所幽闭。”他认为宫中女子太多，得不到婚嫁，有人因怀春而郁闷。如此，就是政制的缺失。“天人感应”学说，可能有“怪力乱神”的倾向，不一定是孔子儒学的方向展开，但它具有“天道制衡权力”的意味，是历代君王不敢无视的现象，也是历代贤相用来批评、监督、纠正君王的思想工具。老赵对天道有敬畏。于是让人“遍籍后宫”，对后宫做一次彻底的人口普查。总数是二百八十余人。然后，老赵下诏：愿意出宫归家者可以说真话。当时统计，有五十多人，愿意出宫。老赵赐给她们白金、帷帐，遣还其家。赵普等人知道后，“咸称万岁”，认为老赵做得对。

信天道、畏天命的老赵，收纳花蕊夫人？我不信。

赵光义射杀花蕊夫人，仿佛警惕“红颜祸水”，大义凛然，但事不足信；赵光义调戏花蕊夫人，很像是一代情种的风流记录，但事也不足信。

一首难得的“艳词”

孟昶有才，曾有一首跟花蕊夫人相关的词，江湖流传甚广，但与上述种种相类，也是问题重重。

据说孟昶怕热，每遇炎暑便要哮喘。于是在宫中摩河池上建水晶宫殿避暑。大殿很少砖石，多用楠木沉香，珊瑚窗，碧玉门，琉璃墙。殿内高挂明月珠，池畔花木葱茏。盛夏夜，水晶宫里设鲛绡帐、青玉枕，又有冰簟、罗衾，诸如此类。孟昶就在这里与花蕊夫人夜夜逍遥。

有一次花蕊夫人要孟昶填词，说是愿意按照曲谱吟咏。孟昶遂作《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一作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词很美，但作者不是孟昶而是大宋才子苏轼。

近人唐圭璋《宋词纪事》引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此事，略如下：

东坡作长短句《洞仙歌》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时见一老尼，年九十余，能言孟蜀主时事，云：蜀主尝与花蕊夫人夜起，纳凉于摩诃池上，作《洞仙歌令》。老尼能歌之。予今但记其首两句，乃为足之。”……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全载孟蜀主一诗：‘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云东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櫽括稍协律以赠之也。予以谓此说近之。”据此乃诗耳，而东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盖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未之有也。

弄懂这段话，有几个要点。

一、《洞仙歌》是“近世”所见。《墨庄漫录》作者张邦基是靖康年间人物，他所谓“近世”已经距离孟昶至少一百年过去了。苏轼的活动时期，距离五代、宋初也有近百年时间，故，《洞仙歌》不大可能是孟昶所作。

二、孟昶原诗可能只有“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两句，也可能是一首七言古体（不是近体，即不是七言律）诗。但这些诗是写给花蕊夫人的，还是写给别人的，很难说。

三、《洞仙歌》乃是苏轼的“櫽括体”。所谓“櫽栝”，乃是流行于宋代以后的一种概括并改写的文学体裁，一般用诗词、散曲，概括、改写前人的诗文。事实上就是原作的艺术翻版、再创作。《洞仙歌》就是对孟昶诗作的“櫽栝”。

四、苏轼之所以“櫽栝”孟诗，其实是借以“自晦”，也即自我隐藏并有所寄托。真相很可能是：苏轼少年时与某美人相爱，当时场景与孟昶诗中描摹很相近，于是“櫽栝”之，诗赠美人。但才子风流，在大宋并不受人多少诟病，苏轼不肯明言，其间难言的隐情也可以约略考见。

五、至于“老尼”，不过是苏轼虚构的一个人物而已。

《洞仙歌》越读越有味道，纳入中国诗歌史中，也是一首难得的“艳词”，但不足信。老尼传花蕊夫人故事，真有沧桑感，让人听后对人世浮沉的变异感慨良多，但故事不足信。

与花蕊夫人相关的“传说”讲述，那一篇篇故事，花间波澜，令人惊艳。故事中寄托的那种家国之恨、男女离愁，文笔间那种旖旎缠绵、万千风情，都是文学史中注定传诵久远的经典。那些讲述者，虽然不必是史家之良才，但却是文人之能手。“传说”的创作、传闻和流变，自有其别样价值。

一个惊艳的传说

文学，不是历史。

此事之真相，我猜测就是陶谷“记录”之后的“传奇流变”。陶谷第一个讲述“花蕊夫人是孟昶妃”，启开后来者一拨又一拨的讲述。现在看得到：这类讲述都在无意或有意地“黑”赵匡胤。如果讲述“阴谋论”，我甚至怀疑，很可能是陶谷布下了这个“阴谋”。他有意将王建妃的故事讲述为孟昶妃的故事，将这个故事夹杂在《清异录》的种种传闻故事中（内中甚至还有表彰老赵的段子），用来启发后人的想象。史称陶谷“狡狯”，他一生怨恨赵匡胤，是很有可能在私家著述中暗藏了这类“狡狯”，编派老赵的。在他的编派之后，于是，有了民俗学性质的想象：孟昶投降了，花蕊夫人呢？后来的故事呢？于是，民俗学的传播逻辑开始呈现，一个口口相传的链条出现了——

孟昶投降；

花蕊夫人与孟昶一起到汴梁；

从成都到开封，路上插入了驿站题诗的段子；

到了大殿，插入了《国亡诗》的段子；

花蕊夫人被充入后宫，插入了“宜子神”的段子；

最后要“安排”红颜薄命的故事，插入赵光义与花蕊夫人的风流段子或一箭毙命的段子；

甚至插入烛影斧声的段子；

……

于是，在这类奇异想象中，赵匡胤成了纳娶战败国君王妃子的好色之徒。

我愿意在这里趁机说说我的史学观。

讲述历史，固然不妨引用“传说”（我的《赵匡胤时间》就引用了很多与“传说”相关的“故实”），但除了瞩目于其人类学意义之外，还须别有寄托。赵匡胤时代的神话与传说比比皆是，其中一些故事明显带有（有意无意）“阴毒”老赵的企图。我辛辛苦苦又乐此不疲写作《赵匡胤时间》时，很在意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告诫：

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历史学的目的，不是重建或还原历史现场（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或给出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事实（也同样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按照科氏意见，“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而这种“自我认识”需要“现在的”（当下的）历史学家的自我介入。

修昔底德、蒙森、奥佩曼都曾在他们的“现在”时态写过凯撒，但他们笔下的凯撒不是同一个面目，元脱脱、蔡东藩、李逸侯都曾在他们的“现在”时态写过赵匡胤，但他们笔下的赵匡胤也不是同一个面目。那种讲述谋杀孟昶是要得到花蕊夫人的赵匡胤，与我笔下的赵匡胤，也不是同一个面目，甚至，是不同的人物。当我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时，我发现了赵匡胤的磊落。

科林伍德还引用席勒的名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以此来告诫历史学家要介入历史“重行思想”，在自我的思想中重新审判过去。这类“批判性思维”的法官只能是讲述者自己。

当然，就像科林伍德说过的那样：

历史学家们都会同意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

我的读者都会看到：我正在“解释证据”，并在“解释证据”之后，给出了不同的结论性意见——

花蕊夫人，一个惊艳的传说。她很可能并不存在。

陆 吾当救此一方之民

割据在中华国境之南的“南汉”政权，视生民如草芥，残暴酷毒超乎想象。刘岩、刘玢、刘晟、刘鋹无一不是无能奢侈、残暴荒淫的精神病，其行迹荒诞诡异，匪夷所思。南汉甚至一度出现“欲从政，先自宫”满朝皆宦官的病态景观。老赵看不下去了。他决定扫平南汉，救此方哀民于水火。

痴迷卜卦的南汉皇帝

赵匡胤已经准备向南唐用兵了。

但在南唐用兵之前，按照当初与赵普等人设计的意见，应该先平南汉。

刘氏建立的所谓南汉，位于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是史上最为残暴的政权之一。欧阳修《新五代史》说刘氏南汉是“牢牲视人”，拿人当牺牲，当牛肉、猪肉、羊肉般看待。

唐代有个人物叫刘安仁，曾经出任潮州长史。他的儿子叫刘谦，曾为广州牙将，邀击黄巢有功，任封州（今广东新兴县）刺史。当时此人有兵万余人，战舰百余艘，从此刘氏据有两广，成为藩镇大员。此即南汉开国的最初本钱。

刘安仁，史称原籍河南上蔡。《旧五代史》说刘安仁出任潮州长史后，迁居岭南。《新五代史》称刘安仁迁居福建。有史料说他曾到南海做生意，他的孙子刘岩称帝后追尊刘安仁为文帝，庙号太祖。陈寅恪和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人，都说过刘安仁很可能是“大食商人”，也即阿拉伯商人，从西亚来到泉州，假称为河南上蔡籍贯。据说唐宋蕃客中刘姓多为伊斯兰教徒。此说颇有争议，有人不认同。聊备一说。

像所有的藩镇故事一样，刘谦死后，由他的儿子刘隐继续拥有两广。刘隐趁中原大乱之际，广招北方而来的三种人物：逃难的士人、名臣后裔、不得北返的两广地方官员。与此同时，还不断派出将士侵掠周边各类割据势力。五代后梁时，刘隐先后被封为彭郡王、南海王、加检校太尉、兼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兼侍中，等等。刘氏开始势力坐大。

刘隐死后，由兄弟刘岩继位。此人，精通占卜之术。南汉“称帝”就始自此人。他定都番禺（今广州），先自号为“大越”，后又表示自己是汉朝刘邦的后裔，改国号为“大汉”，史称“南汉”。

南汉隔着湖南的马楚、湖北的南平，与中原很少来往，称帝后也不联系。一直到后唐颠覆后梁，刘岩听说后唐的兵士身穿黑色兵服，人称“鸦军”，很能打仗，心下有点不放心，就派使者到中原去探听底细，还给唐庄宗李存勖写了封信，称唐主为“大唐皇帝”，自己没敢称“大汉皇帝”，只称“大汉国主”，并在书信中报告说正在准备大批贡品，秋天时估计可以运抵洛阳。但使者回来后就告诉刘岩：中原大乱，石敬瑭正在拥兵自重，后唐覆亡在即，不可能对我南汉构成威胁，云云。刘岩听后大喜，已经准备送给后唐的贡品也取消了。从此，他瞧不上后唐，跟一些亲信、使节谈到后唐皇帝时，说他们是“洛州刺史”。当北方来人时，他总要向人表白，说他刘氏不是本地人，而是咸阳人。那意思就是：他是大汉刘氏的正宗传人，而不是区区两广“蛮夷”之人。

刘岩常用《周易》卜卦。他曾经改名“刘龚”，但遇到个僧人，说有谶书讲到：叫“龚”的人会葬送南汉。他就查《周易》，找到“飞龙在天”，自己造了个字，龙在上，天在下：“䶮”，定发音为岩。这是武则天给自己名字造字“曌”，定发音为照之后，又一个给自己名字造字的皇帝。

他曾与接壤的马楚国打仗，开始打了败仗，他就用《周易》卜卦，得“大有”二字，于是改年号为“大有”，随即再派人去增援南汉军，居然大败马楚国。刘岩抚摸着《周易》，对自己精妙的卜卦能力更不怀疑。

但刘岩在位期间，丢了越南。

“血溅寝门”

大有十年，公元937年，是中原后晋天福二年，这一年，契丹改元会同，正式定国号为大辽，公卿职官仿中国，并在中枢参用中原人物，原燕京刺史赵延寿成为大辽枢密使，兼政事令。赵匡胤十岁。而刘岩辖区交州（今越南北部和中国广西一部）则在三月发生了兵变。

此前，刘岩曾派人攻交州，擒静海（今越南北部）节度使曲承美。但曲氏部将杨廷艺驱逐南汉军，自称静海节度使，已经割据多年。现在，交州牙将皎公羡杀死了杨廷艺，占据交州。次年十月，杨廷艺的故将吴权不服皎公羡，率兵来攻交州，皎公羡见吴权来势颇汹，自知不敌，向南汉求援。刘岩欲乘乱取安南，派出大将梁克贞、万王刘洪操统战舰来援。刘岩率大兵屯海门（今广西省博白县），为援军后应。

南汉崇文使萧益认为正当安南雨季，道路难行，劝谏刘岩缓兵，如果进兵，也尽量多用向导。

刘岩不听。

刘洪操于是率水军从海口进入白藤江。

此时，皎公羡已经战败被杀，吴权知道南汉兵来后，令军士砍伐树木做成巨大的木桩，顶端包上锋利的铁皮，然后趁退潮时，寻险要处埋入白藤江入海口，并在江岸一带设下伏兵。涨潮以后，木桩全部没入水底。吴权乘轻舟率水军来战，佯败而退，刘洪操乘大船轻进，进入吴兵埋伏处，吴权返回，与南汉水师死战。不久，落潮，水底木桩露出，南汉大船纷纷搁浅，或被木桩刺翻，相继沉没，兵士落水，吴军轻舟伏兵四起，无数轻舟游走于溺水的南汉水兵之间，南汉水师大败，刘洪操阵亡。

刘洪操是刘岩的第九个儿子，刘岩闻听儿子战死，恸哭后，率部回国。

两年后，吴权称王，建立吴朝。以后又经历丁朝、前黎朝等，渐成为独立王朝。但这个独立王朝，最初是从南汉分离出去的；而导致这种分离的是南汉刘岩。

刘岩的无能、奢侈不去说了，他的残忍、苛酷，也是史上有名的。

此人或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看到杀人就高兴，宋佚名《五国故事》记载，说他常在殿上观看行刑。有司将罪人带到殿下，设置种种刑具“屠脍”罪人。“屠脍”，就是屠杀加宰割。人，已经不是人，而是牲口。除了水煮活人之外，还有锤子砸、锯子断之类，说那殿里“锤锯互作，血肉交飞，腥秽之气、冤痛之声，充沸庭庑”。刘岩则看着这类场面，口中流涎直到下颔，使劲嗅闻血腥之气，很久之后，才能恢复正常人状态。行刑人要看到他恢复常人样子后，才将屠杀后的罪人带走。有时又将罪人放到太阳下面暴晒，更给这个罪人饮下盐醋，连晒多日不给水喝，直到此人肌体腐烂还能行立，要多日后才能死去。刘岩看着这个就高兴。史称刘岩是“妖蜃毒龙之类，非可待以人伦也”。

刘岩死之前，对自己的儿子们不满意，认为没有一个成器的。他看到以后的南汉在这帮儿子管理下，就像耗子进了牛角，没有前程可言。

刘岩死后，刚刚二十出头的儿子刘玢继位。此人更为荒淫，置东西两教坊，有伶官千余人，昼夜出入宫中。还常常令男女全裸，宫中追逐为戏。夜里还会与妓女“微行”，跑到民居中宣淫，无论何人，稍稍对他有不满，即刻处死。从刘玢开始，史称“岭海多盗贼”，民众不满开始啸聚山林。刘玢凭直觉，知道弟兄众多，人人觊觎皇位，担心被谋杀，就在宴集时，令内官看大门，所有赴宴的官员，一律裸体搜身，不许携带刀剑。

他的兄弟刘晟阴怀异志，干脆将伶官声伎们都打扮得更漂亮，常常举办盛大演出，史称“以成其恶”。他见刘玢很警觉，但是又知道刘玢喜爱观看伶官们“角抵”、“手搏”（摔跤、搏击），就训练一帮懂得技击的死党，排练出精彩节目来“献给”刘玢。有一次夜宴，刘玢大醉，刘晟马上命令伶官死党扶着刘玢回寝宫，借机动手将刘玢杀死，刘玢的左右也同时被杀，史称“血溅寝门”。

刘晟的荒淫无道

刘晟在公元943年至958年间称帝，他在位时，有意为南汉开疆拓土，试图攻取马楚国的南部州郡。

刘晟派出了工部郎中、知制诰钟允章到马楚求婚。这时马楚国主马希广正在权力危机中挣扎，他的兄弟马希萼正在调兵遣将攻打他。马希广对付马希萼应接不暇，没有答应南汉这门婚事。

钟允章回去后，刘晟问他：“马公还有本事经略南土吗？”

钟允章详细向他汇报了马楚的乱象，并说这是一个可以乘乱取之的大好时机。刘晟于是以马楚拒婚为由，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派遣了巨象指挥使吴恂、随西北面招讨使吴怀恩率军攻楚。

一战，下贺州（今属广西）。

楚王马希广派遣决胜指挥使徐知新率五千兵急趋贺州救援。

吴恂赶在楚军来前，在城外墙下凿大阱，阱口做出伪装，阱下设机关，自城墙下穿入城内。待徐知新援军至，南汉兵诱其攻城，楚兵跌落阱内，阱内机关发动，阱下一片鬼哭狼嚎，几乎无人逃生。马楚兵大惊，南汉兵又开城反攻，楚兵死者数以千计。

南汉军乘胜攻陷附近的昭州（今广西平乐县）。

略事休整后，北上征讨，连克宜州（今广西宜山）、柳州（今广西柳州）、严州（今广西来宾）、龚州（今广西平南）、蒙州（今广西蒙山）、富州（今广西昭平）、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今广西桂林）、象州（今广西象州）、连州（今广东连县）等十余州地。

到了这年冬天，南汉又派出了大将内侍潘崇彻攻马楚的郴州（今属湖南）。恰好南唐李璟正派大将边镐援助马楚，潘崇彻与边镐激战中，分出两翼包抄南唐军，边镐大败而逃，遂取郴州。

马楚大将王逵闻听潘崇彻已取郴州，于是率五万溪洞蛮兵攻郴州，潘崇彻随即来迎。遥见王逵兵众远道而来，疲沓的样子几乎不能成阵，笑道：“军懈如此，可一鼓擒也！”军人懈怠成这个样子，可以一鼓作气擒杀他们！

于是挥兵纵击，斩首万余级，伏尸八十里。

南汉此番几乎无敌，大大地震慑了湖南兵和南唐兵。

潘崇彻一战成名，中原将士也都知道南汉有个名将潘崇彻。

刘晟开疆拓土，似对南汉有功，但他的荒暴比乃父乃兄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从杀了哥哥，他开始怀疑所有的兄弟，数年间，将自己的亲兄弟们一个个屠戮殆尽。

兄弟刘洪杲，时为副元帅，刘晟不满他的谏言，盛怒中遣使者夜半召他到殿。刘洪杲知道这一死必不可免，就留使者少待，自己进入后堂沐浴。而后到佛堂前祷告说：“洪杲投生时定是有了错念，误生王宫。现在我就要被杀了，求佛祖佑我来世生庶民之家，以免屠害！”

随后，涕泣与家人诀别，赴召。一到大殿，就被杀掉了。

《五国故事》说刘晟“每诛其亲族，其子皆鸩死，女有色，遂置嫔御之列”，这种毒杀乱伦之事，在刘晟这里就是家常便饭。史称刘晟所为“虽蛮夷不足以论理，而人伦之内实所不忍闻焉”，即使在蛮夷之中，他的所作所为都没有法子说出道理，而在中原文明衣冠之内讲述他的事，实在都不忍听闻。五代十国之中，最为昏暴酷毒、伤天害理的政权就是南汉。

刘晟也如前任一样，设置了种种刑具，以此恐怖手段驾驭群臣。史称“以刑威御下”。在乃父刑具的基础上，又置办了水煮、开膛、刮皮等刑罚，人到刑室恨不速死。他还给这样的刑室起了个名字叫“生地狱”。

有一次，刘晟大醉，让一个名叫尚玉楼的伶官躺下，手抱一个大瓜放在脖子上，说要试试新得的宝剑是否锋利，一剑下去，大瓜两半，人首分离。第二天，又使人召他来演戏，这才知道世上已无尚玉楼。

他在与南唐交战中，俘虏过来的兵士，一律砍掉一个手臂，不为别的，就为了看着败卒疼痛喊叫。

他还是大玩家。跟马楚动兵取胜之后，他更为得志，在境内诸州郡作离宫一千多间。这些离宫的主要功能是游猎时休息所用。酒宴时，要人将猛兽放在笼子里抬到宫中，然后打开笼子，放猛兽出笼。两旁有卫士持戈戟警戒，刘晟持弓矢下阶，迎着猛兽放箭，卫士们同时戈戟齐上，兽毙。他就用这个玩法取乐。

南汉近海，常有远途商旅来广州易货，他的部下往往派出将士到海上去剽掠商人金帛，形同海盗。史称“中外骚然”。

刘晟晚年，知道大帝柴荣在江淮用兵，感到来日无多，更加恣意取乐，他留下了一句名言，与西人那句“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有异曲同工之恶，刘晟的名言是：“吾身得免，幸矣！何暇虑后世哉！”

只要我这一生能够免予遭遇亡国之祸，就是幸运！哪里有时间考虑后世如何如何啊！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死后被儿子刘鋹谥曰“文武光圣明孝皇帝”，庙号中宗。

满朝皆宦官

刘鋹继位时十七岁，因为刘晟将诸兄弟几乎全部歼尽，所以他才能顺利“践祚”，改元“大宝”。但这位刘鋹很像一个“活宝”。他的所作所为，与南汉前辈比较，更加令人匪夷所思。

刘晟给刘鋹留下了几个亡国的宦官和宫媪。这些人在刘鋹即位后首先教会了他两件事：

第一，要学先帝，杀自己的兄弟，不然帝位不稳。

第二，群臣皆有家室，都在为自己的子孙着想，不能尽忠，因此群臣要想得到任用，必须先割去睾丸而后起用。

从此以后，他开始杀戮亲兄弟。

从此以后，他开始割大臣的睾丸。

但是奇异的是，更有人愿意自我阉割。

当时群臣有才能及进士及第，甚至僧道之辈有点才干、可与谈话者，都先下蚕室，割了那话儿，然后能够进入宫中。其他人看到阉割后才能做官，以为只要阉割就能做官，于是，朝野上下，一片阉割风景。很多没有办法求取富贵的人，也开始请人“劁”了自己，而后，投奔朝廷或官府。一时间，“劁”，成为南汉的年度汉字，第一时尚，男儿求富贵，劁了进后宫。史称南汉有“宦者近两万人”，国内贵显用事之人，大多都是宦者。

这两政策实行起来雷厉风行，不久，南汉宗亲屠戮殆尽，朝中官僚尽成阉宦。

宦官林延遇等人，引荐女巫樊胡子进入宫中。

樊胡子自言玉皇附体，刘鋹深信不疑，在内殿设帐幄，陈宝贝，樊胡子则头戴远游冠，身着紫霞裾，坐帐中宣讲国事人事之祸福。她称刘鋹为“太子皇帝”。宫中一干掌权人物如龚澄枢、卢琼仙之辈都来巴结樊胡子，这位女巫就对刘鋹说：“龚澄枢等人都是上天使来辅佐太子皇帝的，有罪不可问！”刘鋹一一听命。从此南汉政权皆在宦官党林延遇、龚澄枢、陈延寿，和宫媪党樊胡子、卢琼仙等人手中。国事处置，都由他们几个人来做决定。

这几个人视百官为“门外人”。

公元10世纪，中国南方，两广地带，就存在着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政权。

南汉老臣尚书左丞钟允章参政事，知道国之大势已矣，但他究竟还是一个“衣冠”人物，对此类乌烟瘴气的权力风景实在看不下去，多次请求刘鋹诛杀宦官，让国家正常起来。刘鋹不听，宦官侧目，钟允章杀身之祸就在眼前了。

刘鋹即位的第二年，到南郊祭天。此前三天，需要查勘地点、安排细节。钟允章与司礼官来到现场，登坛后，四顾指挥，有宦官党许彦真望见后说：“这几个人是要谋反啊！”就拔剑升坛。钟允章迎上来呵斥他，许彦真当时心虚，逃走，进入宫中，上告钟允章谋反。

刘鋹下诏将钟允章投入大狱，遣礼部尚书薛用丕审理此案。钟允章与薛用丕是老交情，薛用丕告诉他此狱有旨，钟允章只能“自诬”，没有其他商量。

钟允章对他哭着说：“吾今无罪，自诬以死也没啥遗憾的，但我两个儿子还小，他们不知道父亲的冤枉。等他们长大后，公可告之。”

薛用丕闻言心下恐惧，告诉了宦官党。

许彦真听说后，骂道：“反贼还想叫儿子给他报仇啊！”就添油加醋地向刘鋹做了汇报，于是，将钟允章的两个儿子也逮捕入狱，最后诛杀了钟氏全家。

孔子儒学一再告诫从政的士大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国有道，可以做官；邦国无道，则隐退藏身。钟允章在一个无道邦国直道而行，可称“刚直”，但距离“圣贤”的要求还是太远了。就这个意义说，在无道邦国做官，是不符合圣贤理念的。之所以有此理念，其逻辑如下：在无道邦国做官，如果行正道，邦国接纳，则延缓了无道邦国的“祚运”，不仁；邦国不接纳，等于做无用功，白白享用邦国俸禄，不义；如果不仅不接纳，还伤及自身，则属于不智。但如果行邪道，则等于与无道邦国沆瀣一气，已经不是君子所为，不在论列之内。为无道邦国效忠，就是愚忠。

南汉内部也开始了种种内耗。

刘鋹又以宦官党李托的养女为贵妃，专宠后宫。因此以李托为内太师，居中专政。许彦真杀了钟允章，又嫌恶龚澄枢等人居己之上，预谋杀龚澄枢等人，结果反被龚澄枢安了“谋反”的罪名，灭了全族。

南汉西北面招讨使吴怀恩受命在桂州做战舰，常常亲自到现场视察。史称此人“临事精至，每舟成，必自临视”，监督做事很精细苛察，每一次大船要做成，必定要来视察。他来视察时，特别认真，材料用得不合格，技术指标未达到，他都会鞭打槌挞服役的工人。因此场务上一片怨声，没有人不恨他。他的暴力终于惹恼了一个血性汉子区彦希。这是一个工匠复仇的故实。

有一次，吴怀恩来到一艘龙舟视察。这是专为刘鋹打造的主力战舰。他用棉布将自己的手包上，一个个关节来摸索，把船上的铁钩、栏杆摸了遍，不是说这里不合格就是那里不合格。区彦希趁吴怀恩俯首船舱看时，举起斧子砍掉了他的脑袋。吴怀恩乃是南汉名将，治军严整，曾经在与马楚的战争中率兵连克六座州郡，有大功于南汉。吴怀恩之死，让南汉举国震动。

代替吴怀恩来监工的是南汉另一名将潘崇彻。但是不久，潘崇彻遇到了朝廷的谗言，刘鋹就派遣宫媪梁鸾真的儿子郭崇岳来侦察潘崇彻，行前对他说：“潘崇彻如果有异志，你就给我杀了他。”

郭崇岳到桂州后，潘崇彻已秘知来意，大摆军阵，在刀枪剑戟的森严警卫中接见他。郭崇岳没敢胡来，回到番禺后，对刘鋹说：“潘崇彻一天到晚带着伶官一百多人，衣锦绣，吹玉笛，为长夜之饮，不恤军政，但似乎并没有反叛的预谋。”潘崇彻后来单骑而归，南汉主看他确无反意，释放不问，但夺去了他的兵权。潘崇彻从此在家养病。

据说那几年南汉怪异丛生，说芝菌在宫中长出，野兽夜半来触寝门，苑囿中的羊吐出了珠子，井旁的石头自己站立，还走了一百多步而后仆倒，南海有庶民妻子生儿有俩脑袋四个胳膊。从刘鋹所在的兴王府曾见众星皆向北方流动。说有大兵看见有一个猎人牵着黄狗追逐一只鹿，大兵也跟着刺鹿，结果人与狗与鹿都化为石头立在路边……

刘鋹问樊胡子这都是怎么回事，樊胡子说是“符瑞”，而后示意群臣入贺。

刘鋹闻言大喜，日夜在宫中取乐，不理朝政，自称“萧闲大夫”。

南汉的极致酷毒

刘鋹还在南海来的侨民中，得到一个年轻的波斯女，此人长得又黑又胖，但又聪慧又美丽，而且“善淫”，史称此女床上运动“曲尽其妙”。刘鋹被她魅惑不能自已。特赐一个美号名“媚猪”。为了让媚猪高兴，只有二十来岁的刘鋹到处去求壮阳药。媚猪与刘鋹还喜欢看人性交，就特意选了恶少，配上年轻而又妖俊美健的宫女，全裸了在宫中配对宣淫。刘鋹则扶着媚猪在这一伙集体淫乱的队伍中巡视。他们称这种活动为“大体双”。尤为怪异的是，他俩还专门选了能干的恶少，直接与媚猪交勾，刘鋹在旁观看。据说在殿廷苑囿中，“大体双”做得多了，鸟兽看了都受刺激，也来“作合”。

南汉宫中的秽乱一言难尽。

刘鋹的将军邵廷琄再一次步钟允章后尘，他向刘鋹进献忠言道：“我大汉乘唐代之乱，居岭南五十年，幸中原有故，没有对我们大动干戈。但今天我大汉更因为境内无事而自大，可现在将士不识旗鼓，人主不知存亡。天下大乱久矣，乱久而治，自然之势也。我听说中原已经有了真主，将来一定会尽有海内，其势非统一天下不能终止。我大汉应勤修兵备，以防御中原。如果不能，就倾境内珍宝侍奉中原，遣使通好。”

刘鋹懵然，以为中原不足虑，并厌恶邵廷琄的直言，内心甚为不满。

清人吴兰修《南汉纪》引《九国志》说，邵廷琄少年时就做了黄门，也就是很小就进入宦官行列，给事禁中。但他言论峭直，“与群阉异”。成年后，有文武才干，博览书史，尤善骑射。总宿卫兵时，军务严整，应该是治军之将才。他对儒士也很尊重。对刘鋹一直很忠诚。刘鋹在城东南六十里建一宫殿，此地山水奇绝，刘鋹常到此地避暑。邵廷琄也很喜欢这个地方，就在带兵时，要求解除兵权来做宫使。刘鋹答应了他，但并没有解除他的兵权。他还很有精巧的构思，据说南汉的弓弩不能射远，他亲自制作草图，督工制作了射程较远的弓弩。刘鋹喜欢在荔枝熟了的时候，带上宫中女在荔枝树下大排“红云宴”。邵廷琄认为人主应该知道稼穑之事，就劝谏刘鋹“宗社安危，系于陛下，愿加检慎，不可荒于游宴”，国家宗社的安危，跟陛下关系甚大，愿陛下勤加检点，慎重做事，不可以因为游玩宴聚而荒废国政。这话，刘鋹听来如天外人语。邵廷琄所言，实在是“失言”，有如对牛弹琴。

刘鋹不仅不听，还无能约束守军。南汉北边的藩帅就时常侵扰大宋南边州郡，因为南平、马楚诸国已经平定，南汉已经直接与大宋接壤。

到了乾德二年（964）九月，大宋帝国的南面兵马都监、引进使丁德裕与潭州防御使潘美、朗州团练使尹崇珂、衡州刺史张勋，开始率兵收复南汉占据的郴州，克之。郴州的守兵都跑到韶州去了。

到了这时，刘鋹才想起邵廷琄那一番话来，于是赶紧任命他为招讨使，领舟师屯洸口（在今广东英德市）。

宋师那时正在准备对西蜀用兵，暂时放过南汉，潘美等人守郴州不再南下。

邵廷琄抓住机会，赶紧招亡叛，训士卒，修战备，史称南汉朝廷“赖以少安”。

但有人投匿名书信给南汉朝廷，说邵廷琄“将图不轨”。南汉主刘鋹相信了这个匿名信。于是下诏，遣使赐邵廷琄死。

士卒们听说有此诏书，纷纷来到军门见使者，齐言邵廷琄无反状，请加详细考察、验证。使者不许，邵廷琄自尽。军士们为之立祠纪念。

这封匿名信是一个无头无尾的悬案。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说是“忌功者诬其谋反”，邵廷琄戆直无畏，应该有得罪人处，按照小人出牌原理，此境不难推想。但也有可能是为宋师离间所害。汉、宋已经接壤，潘美等人守大宋南疆，应对南汉有情报工作。邵廷琄的边防守备中规中矩，让人一望而知是行家干活，但此类事，对敌手而言，就是障碍。兵不厌诈，反间计屡见不鲜，即使宋师有此举，也可以理解。世上已无邵廷琄，大宋将来对南汉用兵，少了一个重要障碍。

当初，宋师克郴州，擒获南汉官员十余人，其中一人名余延业，被送到汴梁后，赵匡胤召见了他，问他南汉国内军政事，余延业很详细地说了累朝南汉君王的奢侈残酷之状。他告诉赵匡胤，刘鋹曾经制作烧烤、水煮、剥皮、剔肉、上刀山、爬剑树之刑，或者让罪人跟虎、象搏斗致死。赋敛繁重，只要有人进城，就得先交一个大钱。有的地方，比如琼州，一斗米要交税五个钱。还招募了两千人下海采珍珠，每人都有指标，为了完成指标，下水的人都在脚上系了石头，拴了绳子，直下五百尺，很多人因此而溺死。刘鋹还有一个奇异的规定：番禺（今广州）城内通行铅钱，城外通行铜钱，犯禁者罪至死。这样规定的意思是，凡百官俸禄如果给铜钱，就一定是来自“上恩”。垄断货币规格，此事古今中外仅此一例。刘鋹还经常率众“游幸”，一出门就是十天半个月。这期间，就要境内有钱人家提供朝廷宴犒之费，动辄供千人吃喝。

凡此种种，全境之民，其苦犹如倒悬。

赵匡胤听后，大吃一惊。老赵也是经过见过的人物了，但是南汉之酷毒，还是出乎他的经验想象之外。

太祖赵匡胤此时不经意说出了一句圣君名言：

吾当救此一方之民！

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王继勋也来上书，说刘鋹肆为昏暴、民被其害的事实，又说南汉边境不安，多次骚扰宋境，因此就便请王师南伐。

赵匡胤虽然欲救民于倒悬，但还是在考虑和平解决方案。虽然，他一面以右补阙王明为荆南转运使，为将来用兵岭南做粮草兵器准备，一面给南唐主李煜写信，要他跟南汉主联系，先让南汉将往年攻取的湖南诸州返还中原。以此来免除对南汉动武。

李煜给刘鋹写信，详细陈述原委和祸福。

刘鋹不从。

一年后，南唐李煜再次令知制诰潘佑作书数千言，晓谕南汉主刘鋹归降中国。李煜还专门派遣给事中龚慎仪出使南汉。这一篇书信写得洋洋洒洒，史称“文甚辨丽”，详细分析了南汉与大宋对峙的不可取，以及祸福所在。

刘鋹得书大怒，囚禁了龚慎仪，派驿书答唐主李煜，言辞甚为倨傲不逊。

李煜将刘鋹书信呈递大宋朝廷，赵匡胤终于发怒，决意放弃和平手段，兴兵讨伐南汉。

宋师压境势如劈竹

大宋开宝三年九月，公元970年十一月，以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宋史》作贵州道，《宋史纪事本末》作桂州道，《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贺州道，从《长编》）行营兵马都部署，朗州团练使邺人尹崇珂副之，道州刺史王继勋为行营马军都监，同时遣使发诸州兵赴贺州境内。

刘鋹的日子不多了。

初战大捷，潘美等大败南汉万余众，克富州（今广西昭平）。

刘鋹朝廷这才意识到，真的老虎来了。

此时，南汉旧将大多因为奸党谗言构陷而死，刘氏宗室也差不多剪灭殆尽，国内掌兵的也就是几个宦官党人了。境内诸城，城墙濠隍也都装饰为宫馆池沼，大多失去了战时功能。一些楼舰器甲，也多腐败不治。等到宋师迫近南汉境内，贺州刺史陈守忠遣使告急，南汉朝廷一时内外震恐。

刘鋹先派出宦党头目龚澄枢驰驿往贺州宣慰。

当时贺州士卒长久戍边，没有军饷，贫乏已久，听说龚澄枢这么大的官来了，以为一定有赏赐，都很高兴。但是接到的是龚澄枢出示的一纸空诏，口头抚谕而已。史称将士闻言“众皆解体”，人心全都离散。

而这时又有消息传来，贺州附近的几座城池已经被王师攻破，前锋已经距离贺州不远。

龚澄枢惶惧中，不知该如何处理，连忙乘轻舸遁归番禺（今广州）。

宋师很快包围了贺州。

刘鋹召集大臣计议，众人都认为应该请前朝老将潘崇彻将兵以拒王师。刘鋹无奈只好同意。但潘崇彻推辞说眼睛有疾，无法带兵。

刘鋹发怒道：“何须崇彻！伍彦柔独无方略耶？”

于是就命伍彦柔将兵来援贺州。

潘美听说伍彦柔来了，即退兵二十里，但潜伏了精兵在南乡岸边。

伍彦柔夜泊南乡，天快亮时，登岸，坐在胡床上指挥前行。

潘美伏兵起，伍彦柔兵众大乱，死者十七八。潘美生擒伍彦柔，兵士斩其首，挑杆示城中。贺州城中人心下恐惧，但犹自坚守。

宋师随军转运使王明对潘美说：“现在应该赶快攻城，万一援兵再至，我等被城里城外夹击，师老，未可料也！”

但攻城事死伤必多，潘美和诸将都有点犹豫。

史称王明穿了甲胄，率所部护送辎重的兵士百余人、丁夫数千人，“畚锸皆作”，簸箕、木锨一块挥动，运土石将城濠填平，直达城门。城中人见此大惧，于是开门以纳王师。贺州下。“畚锸皆作”四个汉字实在传神，读史至此，当年现场，如在目前。

潘美等人检阅战舰，声言将督师顺流而下直趋广州。

刘鋹忧心忡忡，束手无策。最后只好再去求潘崇彻，给他加官为内太师、马步军都统，领众三万屯贺江。但刘鋹不知道，潘崇彻忠而被谤，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忠诚和斗志。

王师转向西部，克昭州（今广西平乐）、桂州（今广西桂林），又向东，克连州（今广东连县），暂时没有向贺江，下广州，避开了潘崇彻。

潘美对曾经大破马楚和南唐的老将潘崇彻心存一点敬畏。但他还不了解，潘崇彻此刻只想拥众自保，根本没有与宋师决战的念头。此外，潘美还不想直捣广州，因为他发现，广州的东西北三面都还有南汉的守军，如果宋师直接进入广州，被三面敌军包围的话，形势会很糟。他还是需要机动作战，伺机歼敌。当他试图诱使潘崇彻来袭尔后歼之时，他发现贺江的潘崇彻不动，既不异动也不佯动。潘美不知道，潘崇彻已经决计不再为南汉王朝贡献智慧和力量，他正在精密地计划未来可能属于他的时机……

龚澄枢的宦官党们也开始酝酿投降，几天后，已经有六个宦官党投降了宋师。

刘鋹在兴王府里听说潘美连克数州，忽然高兴地说：“这几个地方原本就是湖南武平军的地盘，现在他们拿去了。该知足啦吧！我估计他们不会继续南下了，咱们没事了吧？”

读史至此，令人啼笑皆非。是人都没法知道刘鋹此说依于何种逻辑——或者此人压根就没有逻辑。

由秋至冬，潘美转战于两广大地。这一天东进来到韶州。此地在广州北二百多公里，可以沿溱水顺流而至。韶州实是广州之北大门。

宋师逼近韶州，这事给南汉朝廷带了巨大震动。

南汉，这个偏居一隅的政权已经开始分崩离析，如果有一个过程的话，这个过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刘鋹还以为宋军要旋师北还了呢，不料来到了北大门。于是选了一个名叫李承渥的人物为韶州都统，调动起全境的兵士约十万人来韶州抵御王师。

南汉多产大象。李承渥曾经训练大象为阵。一头大象配十几个人，各人执兵刃坐在象背上。战时，大象带头冲锋。在与马楚战斗时，也曾有过不俗的战绩。但这一次他们遭遇的是大宋名将潘美。

潘美早已探得韶州有“象阵”，特地调来宋师之劲弩列阵。

攻城利器“床子弩”

弩与弓不同。按宋应星《天工开物》里的说法是：“弓箭强者行贰百余步，弩箭最强者五十步而止，即过咫尺，不能穿鲁缟矣。然其行疾则十倍于弓，而入物之深亦倍之。”

这段话大意是说：弓箭可射两百多步远；弩箭最多射五十步远，超过五十步，哪怕只有一尺，也成强弩之末，无法穿透一层薄薄的鲁缟。但弩箭速度却超过弓箭十倍，穿透物体的深度也是弓箭的两倍。

《天工开物》里记录拉开弩箭最强是二石五斗，弓最强是一石八斗。显然，拉开弩箭的力度要比弓箭强很多。

但《宋史·兵志》中开弩的记录是三石八斗、四石二斗。一石约合今一百二十斤。如是，四石二斗就有五百斤的力量。

拉开弩弓是需要大力气的。一般开弩是脚与手配合，有些强弩甚至需几个人配合拉开。上弦后，可以暂时挂住不动，不像拉弓，如果不射一直用力拉住弓弦，人会吃不消。弩箭较弓箭为短，且为平射（弓箭可以仰射）。有一种弩还可以排射，同时射出多支弩箭。

宋人还有更厉害的“床子弩”。

床子弩要用两张弓或三张弓，多弓合力射出弩箭。这个东西个人无法拉开，因此要用绞车。宋人撰《武经总要》载有床弩多种，其中“八牛弩”，需百余人拉动绞车。这样的强弩射出的“木杆铁翎”箭像后世的标枪（但比标枪要短），可以直直地钉入城墙上，攻城兵可以踩着这些箭杆儿攀缘登城。

《宋史·魏丕传》载，作坊使魏丕负责军机器械的备采修缮工作多年，讨泽潞、伐维扬、下荆广、收川峡、征河东、平江南，一系列战役，太祖赵匡胤都要提前告诉他，让他准备大军所需器械，史称“无不精办”。

更有一个说法让人惊叹：旧时的床子弩射程是七百步，太祖“令丕增造至千步”。弓弩能够射出到“千步”之远，这是一个世界性纪录。古来之“步”作为一个常见的计量单位，究竟有多长，诸说不一。一般以为“一步五尺”。这就意味着“床子弩”的射程在千米以上。

史书说魏丕参与了宋初的各场战役，其中包括“下荆广”，也就是包括攻下荆湖和两广的战役，两广，就是南平。故可以据此推断，潘美以弓弩射击象阵，应该就有魏丕改良后的“床子弩”。所以我猜测，潘美行营，必有“床子弩”和“床子弩手”。这种战弩，弓弦当用上好牛皮制作，挂上钩楯之后，那种扳机，不必担心“走火”，因为扣动它，要用斧头才能敲开。故“床子弩手”都是一些身强体壮的人来担任，属于大宋精兵队伍。

束手无策刘鋹投降

当着两军遥相窥见，缓缓推进时，潘美或魏丕应该在计算“床子弩”的射程。一旦南汉军“象阵”进入“床子弩”射程之内，一声令下，弩箭就会依次飞出。我想象宋师的弩阵也应该是若干横列的梯队，第一列射出弩箭之后，迅速低腰后撤，第二列就会补充上来，然后是第三列第四列第五列……等到第一列后退的弩手重新装好弓弩时，第二轮循环又重新开始。然后还有第三轮第四轮第五轮……弩箭断续而有力，在集中起来的时间段内，箭镞如雨，连绵不止。锋利的箭镞可以钉入城墙，也应该可以射透大象厚厚的皮肤。我想象这些弩箭有的会射中大象的嘴，有的会射中大象的耳轮，有的会射中大象的眼睛……大象在疼痛中开始返身奔逃，有一些会在深深的箭镞刺透后跌倒。乘坐大象的士兵纷纷坠落。南汉士兵在大象的踩踏中宛转呻吟、失声尖叫。就这样，李承渥的象阵会反过来向他冲击、碾压。疼痛的大象，冲荡中有了癫狂的风景，像后世的坦克一样，带着低沉的哀嚎，隆隆滚过。南汉兵已经全阵大乱，人人只顾慌乱逃命。兵败如山倒，伏尸几十里，十万南汉兵狼藉一片，活下来的皆作鸟兽散。

史称韶州都统李承渥“仅以身免”，跑回广州。

潘美进入韶州。南汉韶州刺史辛延渥看到宋师之盛，知道南汉不敌。于是在潘美授意下，写信规劝刘鋹投降。

刘鋹心动。但南汉阉党们却煞有介事地分析或战或降，最后结论是：辛延渥所论是一派胡言。于是，刘鋹下令开挖广州东面的战壕作最后的困斗。

但这时候南汉朝堂内，一个像样的将帅也派遣不出来了。宫媪梁鸾真以为可以轻取富贵，再次推荐了自己的儿子郭崇岳，她认为自己的宝贝儿子有“将才”。刘鋹也确实找不到更多人来带兵了。一面派人监视潘崇彻，一面又令郭崇岳为招讨使，与另一位宫人植廷晓统众六万人屯于广州东面的马迳，环列栅栏，以拒王师，此地距离广州百余里。

转眼过了腊月到正月，已经是开宝四年春正月，公元971年2月。就在这时，潘崇彻向宋师送来了降表。

潘美大喜，知道南汉已经再无像样的人才值得忧虑。他即着人带潘崇彻回汴梁向朝廷奉告。

赵匡胤得到潘崇彻也很高兴，他能理解此人的投降与忠诚和背叛无关，潘崇彻是“忠而被谤”的人物。他抛弃的是一个不值得为之效忠的伪政权。他的投诚犹如殷商的微子抛弃纣王投向周武王。这是知天命、顺天命的明智之举。

潘美加快了平定南汉的速度。

当月，大兵向广州挺近。克英州、雄州的多处州郡，广州已经成为孤城。

刘鋹知道大势已去，派来了请和的使者，说条件好说，但暂请宋兵缓师。

潘美根本不和他讨论缓兵问题。

他看到从韶州向广州一带的路上山高险峻，怀疑刘鋹有埋伏，就干脆带着这个请和的使者迅速通过了一路险要关隘。到了栅口，又逼近马迳，马迳附近有山，从这里可以直瞰郭崇岳大营。潘美见南汉营中队伍不整，旌旗散乱，知南汉气数已尽。

但潘美生性谨慎，还是不想硬攻南汉大营。他采取了老办法，试图与郭崇岳野战。于是，多次令游骑挑战，郭崇岳坚壁不出。

郭崇岳并非以守为攻，他只是胆怯，不敢应战。

此人从小就是个阉人，被养母带入宫中，根本不懂战阵。他带领的又都是诸州败兵，六万将卒，无人有斗志。他除了求告鬼神保佑，已没有任何胆气与韬略面对宋师。

植廷晓对郭崇岳说：“北军乘席卷之势，其锋不可当，吾士旅虽众，但都是战阵败卒，现在不驱策而前，等于坐而待毙。”于是，植廷晓领前锋据水而阵，令郭崇岳殿后。但潘美大军迅即渡水，与植廷晓力战，大败南汉军，植廷晓战死，郭崇岳奔还。

消息传到兴王府，刘鋹第一次开始用自己的脑袋考虑后路。

他勉强搜罗了大船十余艘，载满宫中宝物、嫔妃，准备浮海逃难。他也许有一个如意算盘：可以到海外任何一个小岛上去度过不失富贵的后半生。但是他还没有上船，船却不见了。再探，得到的消息是：有一个平素为刘鋹所信任的宦官，自己带着亲信和十余艘大船南下逃亡了。

刘鋹大惧！到了二月，他百般无奈，派遣亲信奉表乞降。

但潘美根本没有回复刘鋹，直接将南汉使者派人送到东京汴梁去了。

潘美观察到南汉兵所结营栅都是木竹，因此一边筑垒休息，一边与转运使王明以及诸将商议道：“他们编竹木为栅，我军若以火攻，他们必然溃乱。当其混乱之际，我以锐师击之，万全之策也！”于是分遣丁夫数千人，每人持两把火炬，从间道直至敌营。

到了夜晚，丁夫燃起火来，一时万炬俱发。正好有东北风刮来，火借风势，连营几十里，一片火海。

南汉兵在惊扰中组织起敢死队来冲击宋师。潘美挥兵急击，史称“鋹众大败，斩数万计”。广州东大门已开，潘美遂率大军向南汉首府开进。

龚澄枢、李托与内侍多人商议道：“北军之来，不过是贪图我国的珍宝罢了。现在咱一把火把它们全烧了，让番禺（广州）成为一座空城。北师要是看到没啥好贪图的了，占了空城，必不能久驻，到时候就会自己北还了！”计议停当，于是纵火焚府库、宫殿，史称“一夕皆尽”。

几天后，宋师到达白田（今广东从化附近），刘鋹在束手无策、百计莫施的绝路中，嘴里叼着玉璧，身着素服，开了城门，投降。

灭南汉剪除恶政

潘美按照太祖的制令，接受了他的投降。

大军进入广州兴王府。

这时刘鋹后宫的阉宦有百余人盛服来见潘美，意思是要讨个前程。

潘美冷笑道：“祸乱南汉的，正是这些阉人！扫灭此等人物！”下令全部斩首。

随后，潘美以露布告捷。

露布，是一种不加缄封的公开文书。有些捷报甚至就写在旗帜上，由驿传使者一路张扬，要各地皆知。

几天后，南汉大捷的消息传到汴梁。凡得州六十，县二百一十四，户十七万零二百六十三。

太祖赵匡胤据潘美文书，连续下诏，首先下大赦令：平常大赦时也不赦免的罪人，这一次也都赦免了。又下诏告诉潘美：原南汉一些不合理的租税全部蠲除；欠租全免；亡命山林者释罪；民饥者发廪赈济；停止买卖良家人口；原南汉政权所有为害士庶的恶政要除掉。

史称“岭表遂安”。

刘鋹体型高大微胖，眉目稀疏，有口才，心灵手巧。龚澄枢等人烧毁府库后，还在灰烬中留下最美的珍珠四十六瓮。到汴京后，他用这些珍珠穿成链儿，亲手结成鞍勒献给老赵，结构精密无双。

老赵将这个东西传示给各位宫官看，史称诸官对手艺的精巧“皆骇伏”。老赵也很喜欢这个玩意，给了他一百五十万钱作为酬报。同时也对左右说：“刘鋹好工巧，遂习以成性。倘能将这个心思移到治国方面，岂至灭亡哉！”

刘鋹在南汉时，常置鸩酒毒杀臣下。到汴梁后，有一天老赵到讲武池宴会诸臣，从官都还没有到，刘鋹先到。老赵就命左右先赐他美酒。刘鋹一见大惊失色，捧着杯子眼泪掉得哗哗的。他对老赵说：“臣承继祖业，抗拒朝廷，以至于要王师征讨，罪实在是当死。陛下不杀臣，在这个太平时代，臣做一个大梁庶民心愿就足了。愿能让我活下去，以此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不敢饮这杯酒啊！”

老赵听后大笑道：“朕推心置腹待人，哪有此事！”

当即命人将酒取来自饮，另外给刘鋹换酒。

刘鋹大惭，顿首谢过。

老赵最后封赏刘鋹为恩赦侯、左监门卫上将军。后来又封为彭城郡公，去掉恩赦侯之号。此人一直活到宋太宗时代。

《宋史全文》引吕中评论说：

以汴梁之地，视江南为近，视岭南为远，何先远而后近耶？盖闻刘鋹奢侈，则曰“吾当救此一方之民！”则先取南汉，所以拯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侧，岂容鼾睡”，则后收江南，所以一天下。

按照地缘关联看，大宋混一天下之程序，确实应该是先下江南，后下南汉，但因为刘鋹酷毒过甚，于是太祖有“吾当救此一方之民”的汤武之举。也许这是个借口，但这个借口合理合法而且正当，无可非议。

南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诞的朝廷之一。但就是在这个小朝廷里，也有明经达理的人物。我在整理南汉史时，看到清吴兰修撰《南汉纪》引《嘉靖广东通志》记录了南汉一个叫胡宾王的人物，就很感动。

我以为这才是我要在乱世寻找的圣贤人物。

胡宾王，少年好学，学问渊博。南汉时中进士，对经史都有独特理解。累官做到中书舍人、知制诰。刘鋹淫虐，胡宾王辞官归家。开始撰写南汉国史。他从刘谦开始，到刘鋹做《五主传》，又选《纯臣传》《具臣传》《乱臣传》《宦官传》《女谒传》等，凡十二卷。刘鋹亡国，胡宾王将书定名为《刘氏兴亡录》献给大宋。后来大宋开科考试，他又登进士，做了大宋的翰林学士。

这人是在无道邦国独善其身的人物，按儒学标准，他所行的是最合适的中庸之道——士大夫处世，面临无道邦国，不合作行恶，也不抗命招祸，更不自弃浮尘，而是隐退在家，为时代做一记录。黄宗羲所谓“明夷待访”说的就是这样的立身行事。关于南汉史料，说胡宾王事迹的不多，特意在此补上一笔，以示我对圣贤人物的敬意。

李煜花钱买和平

宋太祖赵匡胤受禅代周的当月，给南唐李璟发去了一封书信，讲述了自己历仕大周太祖、世宗、少帝三朝，是一个“三事之臣”，但被士卒“推戴”，不得已做了中原之主，“勉从禅让，若坠冰渊”，勉强接受禅让，但战战兢兢如坠深渊。又称颂李璟有“雄才”“武略”，“备观兴替，深识变通”，观察到历代兴亡，深深地懂得变异通达之道。希望两国间能“共保欢盟，永安疲瘵”，共同保证友好盟邦关系，永远安定疲惫病重的黎庶百姓。这封书信见于明代刻版的南京地方志。从这信看，老赵很希望能得到南唐与后周时代的“欢盟”，让天下疲惫士庶得到五代战乱以来难得的安宁。这个时期，因为契丹和北汉的威胁，内部藩镇的控制系统尚未理顺，中原战乱之后的疲敝亟需休养生息，故老赵暂时没有平定南唐的计划。他做了两件事，让李璟甚为心安。第一件事，将后周显德中擒获的江南降将三十四人放归南唐；第二件事，平定李重进的扬州叛党后，南唐有大臣杜著、薛良，背叛南唐投靠大宋，并且献上《平南策》，老赵将杜著斩首，将薛良发配。

这格局，很有划江为界，推演南北朝第二的态势。

李璟很感动，在接到老赵第一封信后，就派出了使节到汴梁来庆贺老赵登基。半年后，又派出使节向老赵进贡乘舆服御。从此以后，南唐将进贡视为一项制度规定。南唐自淮上用兵，割江北，臣事于周后，每年都要有贡献，当时李昪留下来的府藏都已经空竭，但李璟仍然不敢懈怠，将原来给后周的进贡接续下来，转给大宋。南唐的铸钱越来越少，物价腾贵。于是专门铸造当十的大钱和当二的小钱，以此来应对战后的经济危机。

李璟不希望再开边衅，宁肯花钱买和平。而老赵也同时回报给李璟更多的友善。李璟从金陵（今南京）迁都洪州（今南昌）后，老赵派遣通事舍人专程到洪州来劳问。不久，李璟病死，后主李煜即位。当时李璟因为与后周开战，自贬帝号，称“南唐国主”，李煜出于孝心，想为乃父追复帝号，但又不敢自作主张，于是向老赵请示。如果承认李璟是“皇帝”，则等于“天有二日”。但老赵不计较这些，答应了李煜，还派人到江南来吊丧。于是李煜追谥父亲李璟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庙号元宗。

传说李璟病重时，食不下东西，只能闻闻荷花的香味，偶尔喝一点甘蔗汁，这病很像是胃溃疡或胃癌。他亲自写了遗令，说就留葬西山，累土数尺为坟，不要起陵墓，并且说：“违吾言，非忠臣孝子！”但后主李煜不忍听从这个过于简朴的葬礼，还是将遗体迎回了金陵。据说李璟在迁都途中曾遇一个李昪时代的高人名叫史虚白。李璟问他：“处士隐居，必有所得乎？”史虚白回答：“近得渔父一联：风雨揭却屋，浑家醉不知。”这意思是说：南唐正在面临毁坏祖宗基业的巨大政治风暴，但房屋的主人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史称“李璟闻之，为之变色”，但还是赐他粟帛让他走了。

不关心政治的皇帝

李煜，史称南唐后主。他是李璟的第六子。

当初李璟有意将王位传给兄弟李景遂，也做“兄终弟及”的打算。但长子李弘冀谋杀了叔叔李景遂，李璟最后废黜了李弘冀，不久，李弘冀死，李璟最后将王位传给了李煜。

史称李煜“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朝中为权力而争斗时，李煜“独以典籍自娱，未尝干预时政”。他天性似乎就不关心政治。

据说李煜长俩瞳仁，史称“重瞳”。据说历史上只有圣人才可能有“重瞳”，如仓颉、虞舜，就是俩瞳仁。但后来医学认为这是一种眼疾，属于瞳孔发生粘连，因此有了畸变。又说李煜还长了两排牙，史称“骈齿”。据说也是圣人之相，如帝喾、周王，就是两排牙。但后来医学认为这就是所谓的龅牙。李煜神骨秀异，笃信佛教，曾经自叹道：“天下无周公、仲尼，君道不可行。”于是自己专门写了一部《杂说》，有百篇文章，记录了他志向。证明他有儒学思想背景。但因为“佞佛”，观其一生，这些儒学思想背景没有成为他的主要的思想资源。

但他有好生之德。

有一次，到山中去打猎，看到一只母猴撞上了铺设的猎网。李煜到了现场，这个母猴居然流下了眼泪，还懂得磕头，多次用手指点自己的腹部。李煜很惊奇，就命令人看守。当晚，这个猴子生下了两只小猴子。

李煜很受感动。回到朝廷后，就到大理寺去看犯人，亲自审理案件，很多案子都得到了从轻处理。有一个应该被判处死刑的妇人，因为怀孕，所以当初定的处理意见是：生下孩子后，再处决。不久这个犯案的女人生下两个儿子。李煜感到与山中的事情有感应，于是没有判处这个女子死刑，只把她流放到远处。但这件事被人非议，认为没有遵从法律条文。

他对案子不愿意用重刑，这样就让国家没法按法办事，于是有司多次跟他争论，这才勉强得到一点用刑的可能，就是这样，李煜还是有恻隐之心，多次都是“垂泣而后许之”，流着眼泪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办案人意见。当时韩熙载正做着中书侍郎，看到李煜这位新科皇帝这么柔弱，就上书讽刺挖苦连带劝谏说：“狱讼这是有关部门的事，监狱里更不是皇上车驾应该到的地方。今上到狱中等于违背前朝规定，请罚内库钱三百万以资国用。”李煜虽然不愿意接受韩熙载的意见，但也不发怒。

不过李璟迁都南昌，李煜在金陵监国时，史称他处理国中大事很是“明允”，清晰允当，所以时论对李煜多有赞美。

赵匡胤在他登基后，也专门下诏褒扬李煜。

李煜继承了乃父晚年制定的和平政策，继续与大宋和好。李昪曾经对吴越有过一次主动用兵；李璟曾经对湖南、福建有过两次主动用兵；李煜终其一世，没有对外主动用兵。李璟时已经在用后周年号“宣德”，现在则改用大宋年号。大宋用“建隆”，他也用“建隆”；大宋用“乾德”，他也用“乾德”；大宋用“开宝”，他也用“开宝”。每当听说大宋有战事，出师克捷，或有喜事，庆典，或逢节日，李煜也一定会遣使修贡；遇到大庆，更以“贡宴”为名，另外贡献珍玩宝物。李煜对大宋，比他的父亲李璟还要“恭顺”。

老赵也常常派遣使节到江南颁赏或是庆贺节日。

自大宋建国，到开宝年间，两国通好，十余年平安无事。这期间，赵匡胤共发动了六场主要战争：

平定晋南李筠的泽潞之战；

平定淮南李重进的扬州之战；

平定荆南高继冲的南平之战；

平定湖南周保权的武平之战；

平定四川孟昶的后蜀之战；

平定岭南刘鋹的南汉之战。

期间还与北汉、契丹发生了大小七八场战役。

完成这一系列战争后，老赵瞄向了契丹和北汉。但他知道王朴的“先南后北”战略是有价值的，股肱大臣赵普与王朴一样，也持“先南后北”战略，大将张永德也认为北汉可以缓图。所以蜀汉荆湖之后，必下江南。

李煜也有这个感觉。这些战争，南唐都看在眼里，它知道北方这个大家伙确有混一天下之志。宋田况《儒林公议》说老赵长得天表神伟，须发黑紫，下巴阔大，很是威风凛凛，见者不敢正视。说李煜据有江南之后，曾派人图画老赵容貌，李煜见到老赵画像，一天比一天还忧惧，他认为这是“真人”在管理中夏，不仅对中原正朔心生畏惧，对老赵的模样也有恐惧感。故李煜一朝对待大宋，始终是卑辞说话、恭顺做事，一时间，老赵还真是师出无名。

君主下青楼

南唐内部管理问题重重。除了靠老成的大臣们自我约束之外，境内处处都是制度的漏洞。

南唐德昌宫，这是李昪的义父徐温在当初的吴国（也就是南唐的前身）做宰相时，留下的仓库，李昪时代作为储藏“内帑”的“外府”。李昪一生节俭，一金不妄用，故德昌宫内，货财积累如山。但这么重要的军需物资所在地，宫中数百间房屋，除了杂役，只有一个叫刘承勋的人在管理。宫中簿籍互相混淆，散乱不堪，登记的物品根本无法查考。刘承勋借机盗用物品不可统计。陆游《南唐书》说此人“善心计”，在李昪时代做粮料判官，迁德昌宫使。靠盗用德昌宫蓄积而发财，家中畜妓乐数十百人，每买一个乐伎要花数十万钱，教给他们乐艺，又要费数十万，而服饰、珠犀、金翠之类也大约要这个数。此人同时又将盗用的布帛金钱贿赂当朝权要，故终其一生，没有人检举揭发他的罪恶。以至于李璟的皇后病逝，办丧事，召他要布帛治丧服，竟然没有。而李煜不查，只好发钱去购买。事实上，刘承勋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布帛。后来德昌宫年久失修，有几间房屋坍坏，有司派人来修，发现光是储藏布帛的房屋就有四十间。所藏布帛近千万匹。这都是徐温、李昪时代储存下来的战略物资。

李煜时代政制管理之混乱，此事可以略见一斑。

刘承勋，其实就是南唐的蠹虫。赵匡胤平定荆湖之后，曾经下诏要江南备舟具，运送粮食到汴梁。南唐将任务交给刘承勋。但他很狡黠，算计下来，知道后主李煜最终要失掉南唐，于是准备先结好中朝，为以后做一次铺垫。

刘承勋开始采办粮食，自督巨舰，从长沙到迎銮（今江苏仪征），史称“千柁相衔”，近千艘船舰相连。

但这事他做得太过了，赵匡胤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机心，非常不爽。等到后来南唐亡，刘承勋归京师，在大殿上首先自陈向大宋运送军粮的事，以为有功。

老赵道：“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劳！”这是你家主人在勤王，你怎么有功劳！然后将其叱出，特下诏告知各部不得叙用此人。

刘承勋最后久客京师，没有钱，衣服都买不起，半裸着乞食，不胜冻馁而死。

李煜笃信佛教。他甚至拿出禁中的金钱来招募境内人做和尚，很快金陵一地就有僧人上万。这些人的吃喝用度全部由官方供给。

中书舍人张洎，每次见李煜就谈佛法，从此得到重用。

李煜还在京师宫苑造寺，有僧尼百人。李昪、李璟时代的宫女嫔妃，都剃发为尼。李煜每次退朝后，都穿上僧服诵经，佛前拜跪。以至于手足都在长久的跪拜中磨出了老茧。

境内和尚或者有人犯奸，有司准备法办，李煜就说：“如果按常刑处理，完事之后，他们还会如此，等于放纵了他们。让他们礼佛三百拜，赦其罪。”

宋马令《南唐书》载，李煜曾经为僧徒亲自削制“厕简”。他担心“厕简”有毛刺，削好后，都要拿到自己脸上刮刮试试，如果有芒刺，就继续刮磨。这事简直就是千古奇闻。“厕简”是什么东西？就是古人出恭后擦腚的竹木条。这个东西又称“厕筹”，民间的称呼就是“搅屎棍”。唐以来有习惯法：不得使用文字故纸。凡有字的纸张，都应该集中起来焚掉。僧徒中更有这个规定，僧人出恭须“常具厕筹，不得失阙（缺）”，更规定：“不得用文字故纸”。李煜此举，有礼佛的虔诚，也有“敬惜字纸”的意味。但以君王身份，亲手制作“厕简”，还是令人匪夷所思。

在李煜影响下，南唐大臣也多吃素持戒奉佛，做居士。只有中书舍人徐铉跟诸臣不一样，徐铉虽然不信佛，却好谈鬼神之说。

李煜自己的生活，也颇“糜烂”。他一面信奉佛教，吃斋礼忏，一面又大展教坊，广开第宅，终日游乐宴饮。

他甚至有微服游逛妓院的违背礼制之举。

有一次他到一家妓院，遇到一个和尚，李煜反成了不速之客。他乘醉在墙壁上写道：“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据说这个花和尚善酒令，讴吟吹弹，也是高手，他见李煜长得“明俊酝藉”，漂亮还有气质，一表人才，也很欣赏，史称二人“契合相爱重”。等到花和尚拥妓转入屏帷，李煜则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这人是干吗的。后来李煜私下跟大臣徐铉和亲信们说这事，才被人记录下来。

僧人嫖娼妓、君主下青楼，这等事在江南竟成为寻常风流谈资，由此也可以概见南唐浮华之风。此事见宋陶谷《清异录》和陆游《避暑漫抄》。

历史上做了君王还要嫖娼的君王大约李煜是第一个，后来又有宋徽宗赵佶、清穆宗载淳，不去说了。

雪夜酣宴娥皇谱曲

大小周后的故实为历代文人所乐于传诵。

大小周后都是司徒周宗的女儿。大周后史称昭惠国后，小名娥皇，十九岁时嫁给了李煜。这个女孩通书史，善歌舞，琴棋书画，都有曼妙天分。李煜继位后，就将娥皇立为皇后，宠嬖专房，史称“大周后”。她在宫中创造了一种高髻发型，头上乌环翘立，鬓边云朵飘颤，又专门穿了细绸云裳，自有一股难以言传的女性之美。一时间，宫中女眷都来效仿。

她与李煜曾经在一个雪夜酣宴，举杯请李煜起舞，李煜说：“你能创造一个新的曲子，我就跳舞。”

大周后就让人拿来笺纸，一边哼唱一边记录曲调，史称“喉无滞音，笔无停思”，一会儿工夫，谱成一曲新声，名为《邀醉舞破》，她后来还制作了《恨来迟破》等新声，南唐宫中传唱很久。

大唐时期盛行的《霓裳羽衣》，是一个大曲，但经安史、黄巢、五代乱离之后，曲调几乎失传。大周后得到一个残谱，就用琵琶反复按寻，居然能够恢复这一沉寂多年的曲谱。史称开元天宝遗音，复传于世。但她恢复的这个曲子，在结尾部分做了一点改造，旋律更趋疾速，与传说中的旋律有差异。

当时的内史舍人徐铉，从国工曹生那里知道此事后，问曹生：“按旧法相传，此声终曲时应该趋于缓调，周后所传却是急调，这是怎么回事？”

曹生、徐铉都是精通音律的人物，曹生说：“旧谱终曲确实是缓调，宫中有人做了调换，似乎不是吉兆啊！”

礼乐是国制中的大事，礼、乐各有政制功能，“乐殊贵贱，礼别尊卑”，这是传统的说法之一。但“礼”更多是调整等级秩序间的“当位”，即不能“逾制越权”；“乐”更多是调整等级秩序间的“节制”，即不能“淫佚放纵”。因此，礼乐制度的思想核心其实是“节制”与“当位”。这是一种秩序诉求，任何负责任的文明邦国无人愿意在非秩序状态下推行政治治理。因此，宫中的音乐，如何做到和融，做到以祥和之音影响天下，就成为历朝文职大臣所关心的大事。

大周后恢复制作《霓裳羽衣》，终曲趋疾，在受过“礼乐”文化教育的徐铉和曹生看来，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李煜因为过于耽嗜音律，以至于坐废政事。时有专门负责监督国事的监察御史张宪，就真诚地向后主李煜劝谏，要求他不要耽于声色，要勤于政事。李煜的做法是：赐帛三十匹，以此来表彰他的“敢言”，但事后依然我行我素，并不为张宪的劝谏有任何改变。李煜即位，立妃周氏为后。有一个句容（今江苏镇江）的尉官张佖上书，谈治国为理之要，用词甚为激切。后主李煜没有生气，还下手诏慰勉，并提拔他做了朝官监察御使。两说不同，或为张宪，或为张佖，都是关心南唐命运的贤人，一并记在这里。

在诸种乐器中，娥皇尤工琵琶。若干年前，父亲周宗曾带她在李璟面前弹过琵琶，很为李璟所喜欢。于是将南唐第一名琴，宫中至为珍贵的“烧槽琵琶”赠给她。大周后特别珍爱这柄琵琶。她与李煜生有一子，但在四岁的时候，不幸病死。一个月后，大周后哀伤不能自已，也病死。她在卧病不起时，还挣扎着亲自取来“烧槽琵琶”和李煜赠予她的爱情信物“约臂玉环”，与后主诀别。据说她沐浴妆束后，自己将“含玉”放入口中——这个东西本来应该由他人放入死者口中——安祥地逝于瑶光殿，年二十九岁。

大周后病重时，李煜朝夕临视，据说“药非亲尝不进”，甚至在伺候大周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衣不解带”。等到大周后病死，李煜恸哭不已，以至于悲哀过度，瘦得皮包骨头，浑身无力，需要扶着拐杖才能站立。他还亲自制作诔词悼念她。又作书信与她诀别，自称“鳏夫煜”，史称“其辞数千言，皆极酸楚”。最后，李煜将娥皇喜爱的“烧槽琵琶”和“约臂玉环”与她一同下葬。

烧槽琵琶，太容易让人和史上的“焦尾琴”产生联想。《后汉书·蔡邕传》，说吴国有人烧桐木做饭，蔡邕恰好走过，听到火烈之声，凭着对良琴材质的敏感，感到这是一段绝佳木料，立即从火中抢救出来，请良工制作了一把古琴。但琴尾还是保留了一段烧焦的痕迹，故时人名曰“焦尾琴”或“焦桐”。东汉时已经有琵琶流行，元曲《琵琶记》也在说蔡邕的故事。“焦尾琴”应是“古琴”而非“琵琶”；但万一南唐宫中的这个“烧槽琵琶”就是东汉遗物“烧焦琵琶”，这之中的故事可就太丰富了。

女英大婚万民空巷

这个时候，小周后女英也进入宫中了。大周后卒于964年农历十一月初，就在这个月，李煜就将小周后纳为继室。宋陆游《南唐书》不确定地记载，说娥皇病重时，小周后在宫中，娥皇偶尔掀开床幔看到她，很吃惊，问她：“汝何日来此？”小周后年纪尚幼，不知应该避嫌疑，回答道：“我来了好几天了！”大周后就明白李煜已经不老实了，史称娥皇“恚怒”，一直到死，都面向床里，不再看外面。所以后主李煜“过哀以掩其迹”，表演了过分的哀恸来掩盖他与小周后偷情的事。此事两说俱在，究如何，需要读者根据自家心性来做判断。我倾向于认为：李煜与小周后偷情事为真；但对大周后之情也不为假。就人性之复杂而言，小周后也确实喜欢这个姐夫，何况这位姐夫还是个君王加才子，长得又“明俊蕴藉”，小周后有理由喜爱他。俩人应该有风流事。久为人所艳羡的《菩萨蛮》就是李煜亲自写下的偷情记录。词曰：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词是“实录”，可见小周后也是可人，对姐夫一往情深，投怀送抱是实。史称小周后“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静”。李煜对她的爱，一点也不逊色于大周后。他举办了一场南唐史无前例的盛大婚礼。为这个婚礼，南唐请出国内最有名的几位大臣来研究礼数。到了婚礼那一天，整个金陵万民空巷，人人都争着来一睹君王皇后风采，有些人登上屋脊去观看，以至于有些人被挤得从房顶掉下来摔死（见宋马令《南唐书》）。

群臣认为国主因偷情而成婚，此事不合适，很多人写了诗讽刺李煜。韩熙载、徐铉都写了诗。李煜看到，并不谴责怪罪。

李煜与小周后的后宫生活奢靡香艳而又雅趣横生。

俩人好写字，所用笔墨不去说了，单说一砚。宋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后主曾经置办一个“砚山”，不大，直径一尺有余，前面有三十六座山峰，左右有两个缓坡，中间凿为砚海。

这个东西成为后来二百年间的稀罕物。江南国破时，“砚山”流转数十人家，最后被书法家米芾所得，后来又入藏苏轼，不久进入大宋皇宫。蒙元之后，不知所终。此物如果不遭兵火，今日应该还在，那将是一件有故事的文物。

宋佚名《五国故事》说，后主尚奢侈，曾在宫中以销金红罗遮盖墙壁，用什么将这块销金红罗钉在墙上呢？用白银钉，穿过玳瑁，钉在墙上。宫中的窗户眼都用绿钿装饰，周围用红罗包装。又在窗外种梅花，花间设彩画。宫苑有小木亭，很小，只能容两个座位，李煜就与小周后在这个亭子里对酌。而这样的小亭子有多处。到了七夕节日，就用红罗、白罗一百匹装饰为月宫、天河的形状，一个晚上后，这一百匹罗就没用了，随便赏给宫人。

后主还曾作红罗亭，四面栽红梅花，自作艳曲歌咏其事。韩熙载有和词道：“桃李不须夸烂漫，已输了春风一半。”这是在提醒李煜不要耽于游乐，要想想江淮十四州已经割让给后周，而现在是大宋在占据这块战略要地。但李煜脑筋似乎不在这里。

此人倒是有一个长处值得表彰：他听到臣下批评，一般不打击报复。凭着这种对臣下的礼遇，南唐文武，先后还是有一大批忠臣良将，在维系南唐不倒。

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太原，回还时，曾驻跸滑州。李煜遣其弟吉王李从谦来献贡，南唐水部员外郎查元方随行负责掌管李从谦此行的文书奏章。老赵命大臣知制诰卢多逊在馆驿宴请李从谦等人，卢多逊也是人物，宴饮后，他一边与查元方下棋，一边对他说：“你们江南打算怎么做啊？”意思就是问南唐的战守规划。查元方很严肃地整好衣服回答道：

“江南事大朝十余年，极尽君臣之礼，不知其他。”

这话继续了李璟、李煜两朝以来对中原的卑辞恭顺，但又巧妙避开了南唐与大宋的战守，应该说，是非常得体的应对。史称卢多逊愧谢道：“孰谓江南无人！”谁说江南没有贤人！

小周后的生活也讲究。

过去宫中少不了用香，一般都由专工自制。宋洪刍《香谱》记录后蜀孟昶时有“熏御衣”香，要用到丁香、馢香（也称笺香、栈香，一种香木）、沉香、檀香、麝香各一两，甲香三两，捣为末，用白沙蜜轻炼，合和均匀后用。书中也记录了李煜时的“帐中香”制作法：“沈香一两，细锉，加以鹅梨十枚，研取汁于银器内盛却，蒸三次，梨汁干即用之。”陶谷《清异录》说小周后“居柔仪殿，有主香宫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莲，三云凤，折腰狮子，小三神，卍字金，凤口罂，玉太古，容华鼎’……凡数十种。金玉为之”。这类宫中生活细节，可以见出那种对品位追求的考究。

宋王铚《默记》载一事，可以概见李煜后宫的“品位”。说一个伐江南的大将，战后曾获后主李煜的宠姬。说这个宠姬每到夜间看到油灯就要痛苦地闭上眼睛，问她，说是“烟气太重”。大将给她换个蜡灯，她也闭目，说“烟气更大了”。将军问：“你们那时候在宫中，晚上，难道不点灯吗？”宠姬答道：“宫中，我住的那个阁子，每到夜晚就高悬一个大宝珠，光照一室，像白天一样。”史称“观此则李氏豪侈可知也”。

大宋帝国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南部邻邦。

老赵虽然暂时没有动南唐，但也没有闲着。他知道李煜特别信奉佛教，干脆从中原地区选了年少有口才的佛门子弟，南渡去见李煜，大谈佛教性命之说。李煜对这些说法深信不疑，对这些佛门弟子更是格外信重，称他们是“一佛出世”。史称“由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

柒 收江南

轮到南唐了。尽管后主李煜对赵匡胤极尽讨好，不想武力对抗，但忠诚的南唐守将们心里都清楚，如果不能寻求有效手段捍御家园，这个占据富庶江南、向以繁华著称的诗礼之邦可以在预期的日子里灰飞烟灭。太祖收江南，一个“收”字，王气侧漏！

南唐后主自削国号

李煜虽然对老赵极尽讨好，不想武力对抗，但忠诚的南唐守将却在寻求积极防御战略，他们对李昪以来三代人经营江南三十年的繁华南唐，有道义和心性上的社稷情怀、桑梓之念。他们敏感地看到危机像一个巨大的海上怪兽，正在一点点地趋近，如果不能寻求有效手段捍御家国，衣冠南唐将在可以预期的日子里灰飞烟灭。

南都（今南昌）留守林仁肇给后主李煜发来一封密表，内中说：

淮南诸州戍兵，各不过千人。宋朝前年灭蜀，今又取岭表，往还数千里，师旅疲敝。愿假臣兵数万，自寿春（在安徽境）北渡淮，径据正阳（属寿春），因思旧之民，可复江北旧境。彼纵来援，臣据淮对垒以御之，势不能敌。兵起之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于宋朝，事成，国家飨其利；败则族灭臣家，明陛下无二心。

这一段话说了他的战略部署：从寿春过淮河，而后利用江淮旧地士庶怀念故国的人情，恢复当年被周世宗柴荣侵夺的十四州之地。为了打消李煜的惧怕心理，林仁肇还特意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兵起之日，让李煜向大宋通报，说林仁肇“外叛”，而不是李煜“反叛”。如果谋划成功，南唐得利；如果谋划失败，就将罪过推到林仁肇身上，诛灭林氏全家，这样，大宋也不会怪罪李煜。

这个计划处处为南唐江山设想，可谓煞费苦心。史上如此为君主社稷谋划，将家族全部抵押出去的做法，还很罕见。

但唐主害怕密事泄露，大功不成，反而遭致社稷“速败”，没有答应林仁肇的请求。

另有一位名叫卢绛的将军，时任南唐枢密院承旨、沿边巡检，略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边防司令。这是一位习于水战的大将。他看到的问题比林仁肇更有深度。他认为位于东南方向的吴越之国，是南唐未来的巨大隐患。他也给李煜上密表道：

吴越，仇雠也，他日必为北朝向导，掎角攻我。当先灭之！

吴越与南唐是世仇，而南唐与大宋必有一战。战衅一开，吴越必为大宋向导，与大宋成掎角之势攻取南唐。为了未来的国家安全，必须先灭吴越。

后来的战事完全符合卢绛的猜测。

但李煜还是害怕。他说：“吴越是大朝的附庸国，跟吴越开战，大朝岂能坐视？”

卢绛道：“我可以据守宣州、歙州，假装背叛江南，陛下可以声言讨伐，同时向吴越请援。吴越一定会来援。那时，陛下再狙击之，我从吴越背后攻之。如此，其国必亡。吴越亡，我则拥有江南全境，彼时，大朝也无可如何矣。”

卢绛的意见是：先做成不可变更的事实，而后以此壮大实力，自保。这个意见与林仁肇的意见一样，都属于战略性的积极防御。

但南唐后主李煜还是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老赵灭南汉、平荆湖之后，南唐已经失去了西部、南部屏障，老赵在汉阳公开屯兵后，在荆南秘密造船。到开宝四年冬十月，荆南已经造战舰千余艘。有南唐商人亲眼看到，秘密来向唐主汇报，主张派遣特工秘密前往焚烧，史称“国主惧，不敢从”。

从此以后，南唐已经完全居于消极防御，在胆战心惊的守势中，再也没有了战略主动。李煜甚至采取了更为谦卑的低姿态。开宝四年冬，李煜派他的弟弟吉王李从谦到大宋朝贡，告诉老赵：以后不再有“唐国”，将国号“唐”也去掉了，对内对外的印文都是“江南国印”，并要求老赵以后可以直接称“李煜”的名字，不必称“国主”。这年十二月，占城（今属越南）、阇婆（其地不可考，或属今马来半岛）、大食国（今属阿拉伯地区）都派来使者向南唐贡献地方特产，南唐国主也不敢接受，转使大宋。但老赵下诏告诉李煜不必如此。

李从谦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兄弟。封吉王，入宋降封鄂国公。此人善书法，学晋时二王楷书，书风“劲妙”。史称此人“风采峭整，动有规诲”，是一个守规矩、讲礼法的严正君子。喜欢做律诗，据说李煜与侍臣下棋，请当时只有十来岁的李从谦作《观棋》诗，李从谦有诗道：“竹林二君子，尽日竟沉吟。相对虽无语，争先各有心。恃强知易失，守分固难侵。若算机筹处，沧沧海未深。”

离间计鸩杀林仁肇

老赵平定了荆湖两广之后，决计“经理江南”。正好李煜又派郑王李从善为“江南进奉使”到中朝入贡，老赵就将他留了下来，不再南遣。李煜大为恐惧，当月，又开始自损制度，下令改“中书门下”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修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过去的三品、四品办事机构和人员，各降一品。派去的郑王李从善，也降为“南楚国公”；宫殿上皇宫标识的“鸱吻”也一律去掉。

这一切，都是绝对臣服的表示。

南唐素知赵普是大宋第一谋臣，对他也非常畏惧。所以李煜向大朝示好时，总是不忘了“贿赂”赵普。史称李煜曾“以银五万遗赵普”。赵普得到这笔银子后，马上向太祖汇报，并将银两充公。

老赵说：“这银子不可不受。卿但以书答对，多少贿赂来使一点即可。”

赵普还是不敢接受。太祖说：“大国之礼，不可自为削弱，当使江南无法测度！”这时正好李从善来朝，太祖给他除了正常的赏赐之外，还有秘密的一份恩赏，几大箱子白银，正好五万两。李从善开箱看后，告知李煜，史称南唐“君臣皆震骇”，深服老赵不可测的“伟度”。

但也正是在这时候，李煜开始清醒：要么真的臣服，要么准备打仗。

他的战略是：既表示臣服，也准备打仗。史称“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阴为战守计”。

但老赵更清楚，这些都是李煜争取和平，不予人口实的举动；事实上，李煜并不想纳土称臣。而天下一统已经进入惯性轨道，闸是刹不住了。于是老赵施出了最后的手段：一面封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赐第京师，一面使李从善致书给李煜，劝他“入朝”，也即放弃江南的行政管理权，到大宋来做官。

李煜不从，但表示可以每年增加岁贡。

老赵知道和平解决江南问题已经没有希望，更开始了积极备战。

南唐大将，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素有威名，当初柴荣征江淮时，林仁肇曾多次主动攻击后周大军，后周大将张永德就对林仁肇深深敬服。此际，中朝欲平江南，林仁肇将是不可小觑的一个存在。

于是，大宋派出了特工，秘密贿赂林仁肇的侍者，偷偷地画了他的肖像，挂在大宋新建府邸的一间密室。而后，又派接待方引导江南使者李从善来看新馆。指着画像故意问他：“您看，您知道这是谁吗？”

李从善答：“此人乃是林仁肇也。”

接待人说：“仁肇就要来归附大宋了，先拿这个肖像来作为信物。”然后，指着空荡荡的府邸说，“准备就将这套府邸赐给林仁肇。”

据说李从善将这个消息经由千辛万苦传到李煜那里。当时林仁肇正在做着洪州节度使（治所在南昌），洪州一位将军名皇甫继勋，与林仁肇不和。就向李煜构陷说：林仁肇打算向大宋求援，想自立为江西王。李煜不知这是一个反间计，鸩杀了林仁肇。没有史料记载谁施用了这个反间计，我猜测应该是赵普。南唐有个略略明白事理的人物叫陈乔，他听到林仁肇的死讯后说：“事势如此，而杀忠臣，吾不知其死所矣！”

开宝六年四月，老赵又派遣卢多逊为使节，赴江南庆祝李煜诞辰。

卢多逊到江南后，很得其臣主欢心。回来时，将船停在渡口，使人对国主李煜说：“朝廷重修天下舆地图经，我史馆独缺江东诸州地图。愿各州求一本回去，请国主玉成此事。”

国主李煜马上令人缮写各州地图，还命中书舍人徐锴等人通夕校对，务求准确无误。然后将定本送给卢多逊。卢多逊这才离开南唐。从此江南十九州的山川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已经尽在大宋掌握之中。

史称江南国主“天性友爱”，兄弟李从善在大宋被留，他很悲哀，因为这件事，他的很多岁时节庆宴会都停止了。据说他常常登高北望而泣下沾襟，还亲自写了《却登高文》来纾解内心的忧伤。李从善的王妃也多次到后主这里找他要丈夫，来了就号哭。以至于后主听到她来了，就赶紧藏起来。李从善的妃子忧郁而卒。李煜万般无奈，派遣常州刺史陆昭符入贡，亲自写了手疏求老赵放兄弟李从善归国。

老赵不许，但将李煜亲笔写的手疏给李从善看，算是作为一种慰抚。

李穆下金陵劝说后主

陆昭符在江南时，与大臣张洎有矛盾，老赵已经知道这个关节，就在一次聊天时，从容地对陆昭符说：“你们邦国那个弄权的小儿张洎为何不来入使？你要是回去，可以传朕诏谕，令他来一趟，朕想看看这是个什么人物。”

陆昭符听说这话，吓得不敢回去，怕得罪张洎惹祸。从此没有回江南。

不久，老赵又封赏了李从善的掌书记江直木为司门员外郎，通判兖州，其他僚佐也都有封赏。

卢多逊要求图画江南诸州地图后，李煜渐渐明白大宋南伐的意图，于是遣使中朝愿意接受大宋封册。这意思就是想要南唐正式成为大宋的附庸。但是老赵想的是天下一统，是要推行汉唐以来的郡县政制，故没有答应李煜所请。同时还派出了阁门使梁迥出使南唐，对李煜说：“大宋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礼，国主何不前来助祭？”

柴燎之礼，就是祭天的仪式大典。

史称李煜“唯唯不答”。

梁迥回朝，老赵最终下了决心：讨伐南唐，统一中国。

当初有个名叫樊若水的人，南唐举进士不第，上书言时事不报，于是心存怨恨，打算投奔中朝。他先在采石矶（今属安徽马鞍山）附近假装钓鱼，以小船载丝绳，先在南岸系到桩子上，然后驶船到北岸，据此而度量长江的宽度。这样做过几十次往返，得到了险要处的水面宽窄数据。然后来到汴梁，自称有奇策可取江南。老赵很高兴，又派学士院来试他的学问，赐及第，授官舒州团练推官，召为赞善大夫，派他到荆湖。荆湖守军按照他的方策，造大舰及黄色、黑色龙船数千艘，准备以此排阵为浮桥。

吴越王钱俶正好派遣元帅府判官黄夷简入贡，赵匡胤对他说：“你回去以后告诉你家元帅，要训练甲兵。江南倔强不朝，我将发师讨之，元帅当助我。这期间，不要被他人谣言所迷惑。”

老赵还在开封城内最好的地方，熏风门外，建筑最好的府邸，史称“连亘数坊，栋宇宏丽”，这些府邸都是精装修，里面的生活用品一应具备。建成后，他召吴越来使参观，对他们说：“朕数年前就开始仿照南方风格建造这些府邸，今赐名‘礼贤宅’，专门用来安置李煜，还有你家主人。谁先来朝就赐给他。”

这一番话对吴越也是一个震慑。

等到黄夷简辞归时，老赵给了他和钱俶重重的赏赐，并告诉他准备出师的时间，如果李煜不来朝，吴越就要配合中朝一起动手。

当年九月，赵匡胤又命颍州团练使曹翰领兵先赴荆南，复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卫马军都虞候李汉琼、判四方馆事田钦祚也准备择日领兵跟进。

大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分派好诸将，但还没有找到一个出师之名，就打算再次派人到江南请李煜“入朝”。

卢多逊推荐右拾遗李穆过江。他说李穆操行端正，临事不以死生而变节，这次出使江南有“宣战”的意味，凶多吉少，李穆前行比较合适。

老赵即派李穆前去。

李穆到金陵后，几乎已经说动了李煜，但南唐光政使、门下侍郎陈乔说：“臣与陛下俱受先帝顾命，今往中朝，一定被扣留。那时，如何面对社稷？臣虽死，无以见先帝于地下了！”

清辉殿学士、右内史舍人张洎也劝国主李煜不要入朝。

当时国政就掌握在陈乔与张洎手中，国主对这二人深信不疑。于是按照二人意见，“称疾固谢辞”，说自己有病坚决地辞谢了赴朝的意见，并且说：“谨事大国者，盖望全济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我将谨慎恭顺地事奉大国，期望能有保全我江南的大恩。现在要我入朝，只有死路一条。

李穆很诚恳地对李煜说道：“入朝与否，国主自处之。然朝廷兵甲精锐，物力雄富，恐不易当其锋也。宜孰计虑，无自贻后悔。”入朝还是不入朝，请国主自己忖量。但是朝廷兵甲甚为精锐，物力甚为雄厚，恐怕江南不那么容易当得了朝廷的锋芒。应该认真谋划，不要到时候，自己做事自己后悔。

出使回来，李穆将具体过程向太祖做了汇报，太祖认为他所传达的旨意很准确，江南也认为李穆说的是真话，没有欺骗南唐。

潘佑的四副面孔

在此期间，李煜朝中有个大臣潘佑自杀死。

潘佑，官拜内史舍人，他与户部侍郎李平很友善。潘佑好论神仙怪诞事，李平懂点导引养生术。二人共同爱好很接近。李平常谈妖妄之事，人不信，但潘佑信。李平自说他与仙人可以“通接”，曾经仙人告知，说潘佑的父亲现在已经做了“仙官”，很高贵。说李平和潘佑也已经名在“仙官”的记录中。二人都在自己家中置一净室，请人画了神怪，而后在此披发裸体，祭祀神怪，一般人看不到他们祭祀的是什么。

李平还对潘佑说：“六朝以来的大臣坟墓中，很多宝剑及宝镜，如果得到这些东西，佩戴在身上，可以辟鬼、登仙。”

潘佑闻听，急切想求墓中宝剑和宝镜，一时得不到。

正好大臣张洎也喜好方士之说，于是仨人共买鸡笼山前古冢地数十顷，建造别墅。等到休沐假日，就相互骑了马，驾着车，率领仆夫，带着畚锸，前往掘坟。破一个古墓，得到一个古器，就互相传玩，“吟啸自若”，并互相说：“不知道这一辈子能挖几座古墓？”

几个大臣的怪诞就是这个样子。潘佑在这里的面目就像一个江湖术士。

但史上同时又有记载，潘佑似乎变了另外一种面目。

他曾对国主李煜说：“富国之本，在厚农桑。”于是请求在南唐恢复西周时的“井田之法”，并抑制土地兼并，有人如果买了贫者之田，一律要他归还贫者。又依周礼开始统计士庶户口，还给牛也造了户口。要民间尽量开辟荒地种植桑树。潘佑推荐李平判司农寺督导这一场“土地改革”。当时有南唐朝廷推行诏令后，急于星火，史称“百姓大扰”。今日来看，潘佑此举，与王莽改制有一拼，都是省略了儒学保守主义之后的激进运动。它给南唐带来的破毁性灾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此事也可以看出，潘佑有变革意识，有复古情怀，甚至，不乏儒学道义担当，与江湖术士不是一个性格。

此事之外，潘佑在史上还有第三副面孔。

国主李煜看到“井田之法”不利于国，也不利于民，于是全面终止。潘佑以为是各位执政在背后下绊子，但又不知道是谁在破坏这件事，于是将文武大臣一个个诋毁个够。他甚至说：朝中文臣与武官“两两为朋”，早晚会谋划窃国之举。国将亡，非由我潘佑为相不可救。当时江南的政事，大多在尚书省，潘佑因此推荐李平可管理尚书省，司天监杨熙澄可出任枢密使，军校侯英可典禁卫。这个意见等于重新安排南唐权力格局，李煜再傻也觉着此事不妥，因此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潘佑更加恼怒，上疏要求诛杀宰相汤悦等数十人。李煜看他越闹越不像话了，就亲自写了书信教诫他。潘佑干脆罢工，不上朝了。显然，潘佑这个表现既不像江湖术士，又不像儒家人物。

随后，史上记录中的潘佑又有了第四副面孔。

他泡在家中，给李煜上表说：“陛下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万帮助大朝收复河东，并因此率百官到汴梁朝觐。这也算是保国的良策了。”

据称，看了这封奏表，李煜才开始嫉恨这个人，不搭理他了。

潘佑看国主不理他，又上表，请提前退休，说要“入山避难”。

国主认为这人疯了，但将他的上表放置一旁，还是不搭理他。

潘佑不服气，又上了第七份奏表，说：“臣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臣近来连上封章，指陈奸宄，表明其罪，已经有数万言。我自认为说得清楚明白，词尽理当，忠邪洞分。但陛下庇护奸人，受贼臣之佞媚，保贼臣如骨肉。国家这样黑暗，如日将暮。不顾亿兆之患，不忧宗社之覆，以古观之，则陛下之为君，无道深矣。古有桀、纣、孙皓，破国亡家；今陛下效法奸人，败乱国家，是陛下为君，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终不能与奸臣杂处，而事亡国之主，使一旦为天下笑。陛下若以臣为罪，愿赐诛戮，以谢中外！”

这一番话，让任何人听来也不会舒服。国主想来想去，潘佑这么狂悖谤讪，都是因为李平。于是先将李平收入大理狱，然后来收潘佑。潘佑闻讯后马上自杀。李平随后也在狱中自尽。潘佑的家人也被流放。

但这一场大狱过去不久，李煜又很后悔，对左右说：“吾诛杀潘佑，想了十多天不能决定，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第二年，李煜赦免了潘佑的家人，还补发了生活用品。

潘佑的“谶诗”

潘佑之死，可能与张洎有关。史称二人初为忘形之交，后来都做到中书舍人，开始有了对立。潘佑曾给张洎写信，内中有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这本来是《论语》中的话头，但潘佑移用在这里，等于讥诮张洎“不仁”。张洎当时出任清辉殿学士，参与机密，最得李煜恩宠。所以后人疑心张洎鼓动李煜杀了潘佑。

宋佚名《历代名贤确论》引王安石的意见，有一个高见：

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国君无道，不杀忠臣虽不至于治，亦不至于亡。

譬如商纣王至暴之君，在他没有杀忠臣时，武王都不敢用兵；等到听说纣王杀了忠臣王子比干，然后知其将亡，一举而胜。王安石认为南唐之所以亡，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杀忠臣”潘佑。王安石从小就听说过很多关于潘佑的传说，也看过潘佑写给李煜的书信，认为潘佑就是个忠臣。但为何史上关于潘佑的记录如此混乱呢？王安石认为此事与徐铉有关。据说潘佑之事，是由徐铉记录下来的，而徐铉与潘佑都是南唐才子，二人“争名”十余年。当南唐危急时，潘佑能切谏，而徐铉没有一句劝谏；潘佑被杀，徐铉又不力保；最后让君王蒙受“杀忠臣”之恶名，导致亡国之大祸，徐铉难辞其咎。徐铉又担心潘佑独享善名，所以隐匿潘佑之“忠”不论，而污蔑潘佑种种罪名和荒诞。王安石认为污名化潘佑是因为徐铉的嫉妒，而嫉妒是因为他无法胜过潘佑的“忠”和“才”。

王安石的意见可备一说。但宋王铚《默记》中又记录说：宋太宗时派南唐降臣徐铉去探视软禁中的李煜，李煜大哭，又长叹道：“真是后悔当初杀了潘佑、李平两人啊！”由此可见，李煜也是承认潘佑为“忠臣”的。陆游《南唐书》也记载，潘佑自杀后，有人写诗悼念，竟至于“国中人人传诵，为泣下”。陆游还说，潘佑的儿子名潘华，仕宋时官至屯田员外郎，因病提前退休，宋真宗当时很同情潘佑的忠诚，在潘华生病时，没有免去他的官职。

潘佑死后，老赵也得到了消息，于是下诏征南唐时，李煜杀忠臣，也是一条罪过。这是老赵效法武王翦商，吊民伐罪的一个重要“借口”。

王安石所说，靠谱。

要李煜来朝，李煜不来；还杀了忠臣潘佑；天下一统，到了这个关节，这就是“借口”。

史称潘佑有文采但是面貌很丑陋，他的妻子是右仆射严续之女，有绝色美态。一天早晨起来化妆，潘佑藏在梳妆台附近偷偷来看，没想到他的面影落在铜镜里面，被妻子忽然看到。说镜中之人实在太丑，乍现，妻子吓了一大跳，乃至于惊倒在地。潘佑对她如此讨厌自己，很恼怒，于是休了她。

又有传说，潘佑年轻时，有才，还没有入学呢，就能写文章。曾经在墙壁上题诗说：“朝游苍海东，暮归何太速。只因骑折玉龙腰，谪向人间三十六。”据说这就是“谶诗”，到了他三十六岁时，果然遇害。

赵匡胤的“空锦囊”

老赵又下诏，部署诸将，准备择日启程，兵锋直指南唐。

李煜闻讯，惊惧不安。他还在“臣服”与“打仗”间徘徊。他遣江国公李从镒到东京入贡，贡品为：帛二十万疋、白金二十万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入贡“买宴”钱五百万、帛万疋。太祖将这些人全部留下，也不给李煜回信。与此同时，李煜又“筑城聚粮，大为守备”。

十月甲申这一天，太祖到汴河畔的皇家园林迎春苑，登上汴河大堤，在此地发战舰，迤逦东下。已经被任命为升州（今江苏南京）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大将曹彬，率诸将向太祖告辞，太祖对曹彬说：

“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

这话的意思是：平定江南之事，一切由你曹彬说了算，但在征讨过程中，不许向庶民施暴，主要是让江南知道王师的威信，尽量争取让他们来归顺，不必急攻城池，以免双方死伤惨重。

宋朱弁《曲洧旧闻》记载，说太祖皇帝天性不好杀，故践祚之后，取江南时，多次告诫曹彬、潘美：“江南本无罪，但以朕欲大一统，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杀人！”

江南实在是没有罪过，但因为朕知道中国一统之要，所以才容不得他。爱卿等到了江南，一定要谨慎不要嗜杀！

赵匡胤还专门将一匣剑当众授予曹彬，对他说：“副将以下，有不听你命令的，可奉我此剑斩之！”

史称潘美等人见此“皆失色，不敢仰视”。

朱熹《宋名臣言行录》记载这个故实更细致。书中说：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曹彬谦逊，自称才力不足，请皇上另选能臣。潘美闻言高声说道“江南可取！”太祖听了不爽。此役，如果派遣王全斌，估计会更快打下江南，但王全斌在蜀地屠杀狠戾，遭贬，是决计不能用的；而潘美虽有明锐之能，但远不及曹彬厚重。破江南，必待曹彬。为了给曹彬树立威信，老赵待潘美大言之后，对曹彬说：“所谓大将者，能斩出位犯分之副将，则不难矣！”所谓大将，就是能有辣手斩杀不本分而越位做事的副将，做到这一步，就不难了！这话对着曹彬说，但是说给潘美听的。潘美当时就吓出一身汗来。

另有一个故实也说此事，但显然是“传闻异辞”。故实大略说：

太祖命曹彬、潘美、曹翰等收江南，临行赴小殿赐宴，酒半，老赵拿出一个封缄甚严的“黄帕文字”，对曹彬说：“你实在是个儒将，潘美、曹翰等人都桀骜不驯，朕恐怕到时候你制服不了他们。到时候，有不听你命令的，你就对着朕所在方向，焚香后打开这个黄帕，这里自有处置。”

此事等于老赵给了曹彬一个“特敕”，好比“锦囊”，跟“尚方宝剑”一个功能。史称潘美等人“惶恐汗下”。等到打仗时，沿路有人想剽掠；江南破，有人想捆缚李煜，曹彬都不同意，争论起来，曹彬就要打开老赵所授“锦囊”宣读，吓得诸将只好听令，据说“如此者数四”。

等到功成还朝，曹彬面奏将佐皆一心用命，现在请交还所降“特敕”。老赵有旨，召诸将赴后苑吃酒。又到酒半，老赵命潘美启封，曹翰执读，诸位同席者环立。等到展开一看，原来里面就是一张白纸，啥字也没有。原来老赵并不想要曹彬临阵诛杀大将，吓唬吓唬而已。

于是，老赵与诸将大笑，再命饮，极欢而退。

此事最早记录出自于《建隆遗事》，各种记录有不同。宋李心传《旧闻证误》认为此事“可疑”。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故实”确实可当“故事”看。但透过这个故事也确实可以看到老赵的用心良苦：收江南势在必行；但必须慎勿杀人；曹彬厚重，是足可信任人选；但诸将万一不用命，就会有杀戮；必须预先制止可能的杀戮；但又不能让曹彬阵前真的诛杀大将……于是，有“空锦囊”。

当晚，赵匡胤还将曹彬召入禁中，亲自酌酒给他，谈江南战事。曹彬不胜酒力，喝醉了迷糊，宫中人用冷水给他擦脸，这才醒过来。老赵看他醒了，就抚着他的后背送他回府歇息，一面说：“会取、会取，他本无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

一定会取下江南的，一定会取下江南的！江南李煜本来无罪，只是天下一统，咱家不能要南唐存在，所以才不得已而用兵！

这番话，还是叮咛要以“恩德”让李煜归附。

史称江南之役，“以曹彬之厚重、潘美之明锐，更相为助，令行禁止，未尝妄戮一人，而江南平。”

收江南的战役，就在这样的政治文明态势下，开始了。

樊若水的跨江浮梁

曹彬等从荆南发师后，以吴越王钱俶为升州（今南京）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策应宋师东进。曹彬等自蕲阳（今湖北蕲春）过江，破峡口寨，杀守卒八百人，擒二百七十人。不久，传来诏书，任命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

公元974年，大宋开宝七年闰十月。宋师初战，拔池州（今安徽境内，长江南岸）。王师趋池州时，南唐缘江屯戍部队，还以为是大宋每年例行派遣的巡逻兵，只需要闭城自守，遣使奉牛酒犒师即可。这一次发觉动静不比往常，池州守将吓得弃城而逃。曹彬等人入据池州。

此前，樊若水所献江上浮梁攻策后，有人怀疑，长江水面开阔，常有风涛，史称天堑，从未有过任何桥梁。但老赵相信此事可行。就派工程兵和征调的丁夫，在南平旧地石牌镇（今属湖北钟祥市）先做跨江实验。成功以后，即用竹竿拧制成巨大的绳缆，从荆南常德由大船满载直下采石矶。此前所造的黄龙、黑龙平板浮船也同时到达，按樊若水设计的规格，两岸系上竹制巨缆，浮船则一字排开，三天完工，尺寸准确不差。于是，长江有了史上第一条跨江浮梁。桥成后，即命专人驻兵看守。江北陆路将士由此过江，如履平地。

曹彬与江南兵战于铜陵（今属安徽），击败之，获战船百余艘，擒八百余人。随后，大军至当涂（今属安徽芜湖）。南唐雄远（镇所即当涂）军判官魏羽献城而降。王师拔铜陵、取芜湖、克当涂，大军遂屯采石矶。

当初在石牌镇做浮梁时，消息传到金陵，李煜听说后，问清辉殿学士张洎，此事之战役价值该如何评价。张洎回答：“从有历史记载以来，长江从无浮梁之说。此事必不成！”

李煜想想也是，笑道：“我看这也是个儿戏!”

听到采石矶建成浮梁，李煜大惊。于是派遣水、步军两万余人与王师抢夺浮梁。被曹彬战败，俘千余人，擒马步军副都部署、兵马都监等多人，又获战马三百余匹。江南本来不产马骡，一看这些马，屁股上都烫着印记，原来都是过去大宋赐给江南的。

十二月，金陵开始戒严。李煜下了一个最大决心：去掉大宋“开宝”纪年，等于与大宋决裂，但又不敢用旧有的南唐年号，故公私文书记录年代时间，但称“甲戌岁”。

当初，曹彬等人还没有出师时，老赵命韶州刺史王明为黄州（在湖北东部，武汉北岸）刺史，并面授方略。王明到黄州后，急令修葺城垒，训练士卒，众人不解其意。等到曹彬出师，老赵即以王明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检战棹都部署，相当于沿江战舰安全保卫局局长。

南唐开始招募民兵，庶民有以钱财及粮草贡献者，给官爵表彰。

但从这一年底到第二年初，南唐败报不断——

大宋汉阳兵马监押宁光祚击败江南鄂州水军三千余人。

曹彬等破江南兵于新林港口，斩首二千级，焚战舰六百余艘。

吴越王钱俶率兵围常州，俘其军士二百余人、马八十匹。

吴越王又拔南唐常州附近几个军事要塞，破其军三千余众，擒六百余人。

吴越王再破江南兵万余众于常州北境。

吴越王兵围常州，常州刺史禹万成拒守，大将金成礼劫了禹万成，投降吴越。

……

吴越最初发兵时，丞相沈虎子劝谏说：“江南，是吴越国的屏蔽，咱们奈何自撤屏障呢？”吴越王铁心归附大宋，根本不听沈虎子意见，反而将他罢免，命通儒学士崔仁冀替代了他。

“天下兵马大元帅”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创建人为钱镠，经历三代人，共五个王。从公元887年钱镠出任杭州刺史，到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吴越割据江浙闽一带达九十年之久。

钱镠，少时无赖，曾经做过贩盐生意，后应募当兵，有功，渐渐坐大，公元902年，被封为吴越王。钱镠奉行的是效忠中原的基本战略，他的这一战略得到了三代五王的承袭。所以，中原为大唐帝国时，吴越忠于大唐帝国；中原是后梁帝国时，吴越忠于后梁帝国；中原是后唐帝国时，吴越忠于后唐帝国；中原是后晋帝国时，吴越忠于后晋帝国；中原是后汉帝国时，吴越忠于后汉帝国；中原是后周帝国时，吴越忠于后周帝国；中原是大宋帝国时，吴越忠于大宋帝国。这样，吴越就一直得到中原帝国的嘉奖，自后唐开始，吴越就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凭借这种铁心依托中原的姿态，吴越也得到了两大实惠：一个是面对周边小国，吴越有了天然的政治优势；一是因为忠于中原帝国，所以没有得到中原帝国的征讨，保持了近百年的和平，成为中国乱世之中的一块休养生息之地。

江南民间传说，钱镠小的时候，曾到镇上看军人跑马射箭，很快掌握了一些军事上的要领，回到村里，就组织小儿游戏，也像模像样地操练演习。他坐在树下一块大石头上指挥一群小儿往东往西往前往后，号令这一支队伍，很得兵法要领。而且一群孩子们对他还很害怕，愿意服从他的调遣。

钱镠居住在浙江钱塘，县里有位录事（略相当于秘书），有几个儿子，都跟着钱镠玩，这位录事不喜欢钱镠，怕带坏了自己的孩子，多次禁止，但钱镠似乎比录事老爸的意见更有说服力，儿子们还是愿意跟着钱镠玩。有一个远在南昌的相士望见天上牛斗之间有“王气”，而牛斗星宿在地上的分野就是钱塘，于是来游钱塘。那时的隐士很多，类型也很多，这位相士就以相术隐在市间。录事渐渐跟他熟悉，相士就跟他说：“我占卜下来，钱塘当有贵人，但在市间很久了一直没有看到。看上去，你似乎有贵气，但还不足以当之。”录事就让他为自己的儿子相、为县里诸位豪杰相，都没有令相士满意。有一次相士过录事家门，看到钱镠，钱镠见到相士后，转身回走，相士望见后，大吃一惊说：“这个可是真的贵人啊！”录事笑道：“这是我家邻居一个姓钱的小儿。”相士就对钱镠说：“小先生你骨法非常，异于常人，愿你能自爱！”说罢与录事告别，说：“我来到钱塘寻求这个贵人，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欲望，就是想由此来证实一下我的相术准不准。”说罢回了南昌。从此以后，这位录事对钱镠多有周济。

欧阳修《新五代史》论及“吴越世家”说钱氏兼有两浙近百年，也有鱼肉百姓的时候，不算是“有德泽施其一方”的政权。至于相士之言，欧阳修的意见是：“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而已。钱氏后人不喜欢欧阳修，认为欧阳修利用史书“痛毁吴越”，这是另一段公案，表过不提。

钱镠后来成为一方藩镇，又做吴越王后，固然有“虐用其人”“不胜其暴”的地方，但也确曾造福地方。他有民生理念，不是简单地维护两浙安宁，而是想方设法做一些有利于当地士庶的基本建设，争取长治久安。他曾修筑钱塘江大海堤，以及沿江水闸，有效防止了海水回灌，船只往来也方便多了。被人赞美为“海龙王”。

经过钱元瓘、钱弘佐、钱弘倧时代，大宋建国时，主持吴越国政的是钱弘俶。

钱弘俶对大宋王朝更为忠诚，宁肯失去国土的屏障，也要帮助大宋攻打南唐。他担心会有战俘的命运，在一次入朝与赵匡胤吃酒时，表达了他的担忧。老赵站起来，“拊其背”说：“誓不杀钱王。”我发誓不会杀钱王您！请放心！钱俶又对老赵表示，愿意“奉藩”，也就是缴纳藩镇的大印，归朝做官。赵匡胤又对他说：“尽我一世，尽你一世。”只要我在世上，吴越国就会在世上！绝不收吴越军政大权。

老赵给了钱俶最高规格的藩王待遇，允许他“剑履上殿，诏书不名”，带着剑穿着鞋上殿，下诏时，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号。甚至封赏钱俶的太太孙氏为吴越国王妃。有宰辅说异姓诸侯王妻，没有封妃的典故，老赵说：“这个案例可从我朝开始，表示异于其他的恩典。”当即将这份诏书赐给钱俶的儿子钱惟溍，让他带回吴越去宣读。几次跟钱俶在皇苑中宴射，钱俶要下拜，都被内侍扶起来，不许拜。还特意让钱俶与皇子等人叙兄弟之礼，钱俶不敢接受。老赵要到洛阳去“西幸”，钱俶要跟从，老赵说：“南北风土不一样，渐渐暑天就要到了，趁着现在还算风凉，爱卿可以早一点回去啦。”临行时，老赵给他一个大黄包袱，捆扎得很严实，对他说：“这个给你，路上没事时，可以看看。”等到钱俶走在路上打开看时，都是群臣上表，内容都是要求皇上留下钱俶不能放回，以钱俶做人质，而取吴越之地。这事让钱俶感动而又恐惧。

但老赵说到做到，直到公元976年，老赵逝世，吴越国还是吴越国，并没有收归大宋。两年后，宋太宗赵光义时，钱俶知道已经到了必须“纳土归宋”的时候，不能再拖延了，于是带着吴越国的国印、地图、版籍，正式归附大宋，吴越成为大宋的行政单位，不再是一个独立王国或藩镇。

那是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的一月，钱俶吴越国太庙祭别列祖列宗，失声痛哭，他说：“孙儿不孝，无能祭祀先祖，又无能为社稷而死！”在吴越国的太庙里，有了历史上内涵最丰富的一次哭泣。

钱俶做着地方藩王，与乱世其他藩王比较，算是很有仁慈之心的一人。他的几个舅舅，都在做着藩帅，有了叛逆的异图，被人告发。钱俶派遣亲兵围了舅舅的府邸，收了舅舅吴延福等五人。另有一个舅舅吴延遇在外地做着刺史，闻讯后自杀。被捉的这几个舅舅怎么办？当时就有人说叛逆之罪必须诛杀，钱俶流泪道：“都是先夫人的同气兄弟，我哪里忍得让他们接受极刑啊！”于是将诸位藩帅舅舅除名，开除公职，安置到其他州郡去了。终于将母亲一族的全家保全下来。

南唐无人懂军政

且说宋师，此际战果累累。不断又有捷报传来。

大宋权知池州樊若水败江南兵四千人于州界。

大宋黄州刺史王明派遣兵马都监武守谦等人领兵渡江，败江南兵万余人于武昌，杀七百人，拔樊山寨。

大宋行营左厢战棹都监田钦祚败江南兵万余人于溧水，斩其都统使李雄。

曹彬等进攻金陵，行营马军都指挥使李汉琼率所部渡秦淮，南取巨舰，上面装了干燥的芦苇，顺风纵火，攻拔南唐水寨，斩首千余。

宋师屯秦淮时，江南水兵数十万背城而阵。当时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我潘美提骁勇数万人，战必胜，攻必取，岂能因为一条河流的限制而不渡水！杀过去！”于是率所部蹚过河水先渡，王师随即而进，江南大败。

江南来夺采石矶浮梁，被潘美击破，并擒其神卫都军头郑宾等七人。

大宋权知潭州朱洞遣兵马钤辖石曦领众兵，败江南兵二千余人。

曹彬等又败江南兵万余众于白鹭洲，斩首五千余级，擒百余人，获战舰五十艘。在江中水战中，曹彬更等败江南兵三千余众，擒五百人。

大宋知庐州邢琪领兵渡江，至宣州（今安徽宣城）界，攻拔义安寨。

曹彬、潘美大军已经渐渐迫近金陵。

……

但就在这年的二月，江南照例举行科举考试，当时选进士三十人。史称“王师已至城下而贡举犹不废，可见李煜诚不知务者”。

更奇异的是，这些败报，李煜居然并不知晓！

史称南唐总领军国大事的陈乔、张洎，为李煜谋划的战略对策是：各州郡坚壁不战，以此疲敝王师。王师不得入城，自会北遁。所以，当王师进入江南后，李煜并没有太多在意，他以为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危险。更不知道金陵已经处在包围圈中，他甚至还在后苑，每天率领僧道诵佛经、讲《周易》，高谈纵论，不恤政事。而各地的十万火急的军情报告，都由朝廷权臣接受，李煜根本看不到。王师围金陵一个多月了，李煜还什么都不知道。

种种迹象表明，南唐的军政管理，一塌糊涂。我甚至怀疑，陈乔、张洎等人也并不懂形势的危急，至少，他们不知道形势有多么严峻。张洎此人有奸慝之隐情，容后再论，只说这个陈乔，乃是南唐一等一的人物，是李璟时代的托孤大臣之一。说李璟临终时，曾对皇后和诸子评价陈乔道：“这是我朝忠臣，他日国家有急难，汝母子可以托付之，我死无恨矣！”南唐亡国后，陈乔也是宁死而不投降的义人。所以，我不相信，陈乔有意颠覆南唐社稷，他只是不懂军政这个大系统，以及系统间的信息和信息控制。大系统可以瞩目的关节很多，但重要关节只有几处。譬如：敌情状态包括敌方战略目标以及该战略目标的实施程序与部署；我方的应对方案以及预备方案；紧急状态下的人力调运与物资调运等等，就军政管理而言，特别需要对这几处当急的重要关节给予足够关注，但陈乔不懂。此人总理南唐军政，实在是李煜用非其人。

事后检点江南保卫战，可以看到，南唐无人懂军政！

老赵亲笔诏书劝降

此际，南唐已经没有像样的大将。有一个神卫统军都指挥使名叫皇甫继勋，他是当初从后晋投诚过来的皇甫晖之子，年尚少，但被李煜委以兵权。皇甫继勋平素很是骄贵，从一开始就没有效死之心，只希望李煜能快一点投降，但又不敢直说。每当与众人议论攻守形势时，就说“北军强劲，无人能敌”这类话头。他听到南唐兵败，就有喜色，并且说：“我就知道咱打不过人家嘛！”

构陷林仁肇致死的就是此人。

皇甫继勋的从子皇甫绍杰，因为皇甫继勋的缘故，为巡检使。

皇甫继勋曾经要他向后主李煜密陈归附中原之计，但李煜不从。

皇甫继勋麾下偏裨将士，有人招募敢死之士，打算夜半出城邀击王师，继勋知道就给他来一顿鞭子，将其拘囚起来。因为这些缘故，他的部下很是愤怒。他又屡屡假托军中事务太多，很少朝会；甚至后主召他，他也很少面见。

这年夏月，李煜自己出宫到城楼巡视，才看到王师已经在城外陈列营栅，举目望去，皆是大宋旌旗，迤逦连绵，望不到边。他这才知道王师已经兵临城下。想想来龙去脉，也觉悟到被左右所蒙蔽，这才开始感到了真实的惊惧。当他知道皇甫继勋惑乱军心的恶劣行径时，大怒，于是将其逮捕入狱，罪名就是“流言惑众”及“不思效命”，连皇甫绍杰一道处死。从此以后，军权也都回到朝廷，但朝廷大权则在澄心堂，而澄心堂人物，主要就是张洎等人。这个张洎，偏偏也是个不懂军政的大人物。

澄心堂，是南唐先主李昪节度金陵时在府第所建，平时在此宴居、读书、办公。到李煜时应该有所改建，在宫中苑内，也成为李煜主要的生活工作之地。终李煜一代，南唐的政令、军令多从这里发出。此地又藏有传说中的名纸，李煜赞为“纸中之王”。后来又设制作局令承御监制作此纸，命为“澄心堂纸”。纸有传世，但罕见。随着南唐的覆灭，制作技术失传。书法家蔡襄曾试图复原，未能成功。据说清乾隆时有复原成功者。闲话表过不提。

且说李煜与张洎商议，决计令人召神卫军都虞候朱令赟以上江兵入援金陵。

朱令赟长期屯兵湖口（鄱阳湖畔），有十万劲卒。诸将闻后主之召，都请朱令赟乘着江水上涨，迅速浮江东下。朱令赟道：“我今进前，敌人必反据我后。战而捷可也；不捷，粮道都会断绝，为害更深。”

他的担心有道理，赵匡胤的大军已经在长江沿线展开，他只要离开鄱阳湖，宋师必定会袭击其后。于是写书信召南都（今南昌）留守柴克贞，要他来代镇湖口，而后浮江东下。但柴克贞托病迁延不行，朱令赟负有守土之责，也不敢进，所以李煜屡次召他勤王，他都不敢动，实在是认为与其丢湖口，还不如镇湖口，以此为南唐遥做掎角之势，分宋师之兵，朱令赟并非贪生怕死。

盛夏时节，金陵城中曾有大队人马出来寻机作战，以求破围，被曹彬等在城下斩获两万余众，夺得战舰数千艘。

这时，江南的使者，李煜的兄弟李从镒和起居舍人潘慎修等人正在汴梁。城中不时有捷报传来。他们下榻的地方官吏认为南唐使者既然已经表示臣服大宋，大宋有捷报，他们应该有所表示。李从镒不知如何处理，潘慎修认为本国为人征讨将亡，应该“待罪”，不应该“入贺”。从此以后，只要江南捷报传来，群臣纷纷庆贺，使者则奉表请罪。赵匡胤觉得这几个使者做法得体，派出中使前来慰抚，供给他们的衣食用具都很优厚。

但宋师出征已经半年有余，赵匡胤渐渐有了厌战情绪。他实在是不愿意看到惨厉的杀伤。到了开宝八年（975）七月，老赵特意将李从镒和潘慎修遣回金陵，要他们给李煜带去了亲手写的诏书，敦促来降。同时令曹彬等人缓攻金陵，等待李煜的回音。

老部下心怀异志

老赵知道南方地势低洼，潮气重，军中已经有了疫情，于是想想就要退兵。他给曹彬等人的诏令是：要他们退屯二百里外的广陵（今扬州），在此地休兵，同时厉兵秣马，以为后图。老赵此意是不想两军你死我活血流成河，他宅心仁厚可以理解，但就战略家之责任伦理言，实为失策。金陵不是不可下，已经出师，再撤兵，以后再兴兵，军事成本会无形加大，更重要的是兵锋一顿师已老，往日威风不可得。故他的这个谋划遭到了卢多逊等人的反对。卢多逊多次劝谏老赵，打消这个念头。老赵固执地认为南唐人心稳固，兵多将广，短期内很难攻下，与其城下受挫，还不如主动退兵，两军都可避免过多杀伤。

这时候，扬州的太守侯陟因为收受贿赂被人检举，正在召赴京师。侯陟与卢多逊有私交，就派人到他这里来求情。侯陟知道金陵的攻守形势对南唐不利，卢多逊就教他来说江南事，争取让老赵改变主意，一旦攻克金陵，则侯陟坚定老赵信心也是一功。功过相抵，可以免死。果然，老赵召他，问他扬州不法事，但侯陟瞅准一个机会，即大言道：“江南平在旦夕，陛下奈何欲罢兵？愿急取之！臣若误陛下，可杀我三族。”

老赵听他话里有话，想想他又是来自扬州，应该熟知金陵形势，就屏去左右，召他升殿慢慢来说。侯陟将南唐目前的不利局面，从战略到策略，从大势到前景，分析一遍。老赵听了有理，竟将以前准备休兵的念头丢开，重新振作起来，决计继续攻取。而侯陟的罪过，也得到赦免。

大宋与南唐的心理较量正在令人晕眩的风景中展开。

老赵一直在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李煜则在考虑如何占据道义平台阻止老赵吞吐乾坤。紧张较量中，大宋、吴越联军在润州（今属镇江）与南唐一战，给了李煜刺激不小。

润州为古渡口，史称京口，地势险要，为金陵屏障之一。

王师南下时，江南认为此地应有良将把守，于是想到了侍卫都虞候刘澄。刘澄乃是多年跟随李煜的人物，李煜登基之前，就在藩邸左右，得到特别信任。李煜将其提拔为润州留后。

临行，李煜对他说：“卿本来不应该离开我，我也很不愿意离开你。但此事非卿不能符合我的心思。”据说刘澄闻听此言流下泪来。他奉命辞别回家后，将家中金银玉帛全部带上，运抵润州。有人疑惑，他解释说：“这些东西都是吾主前后所赐，现在国家有难，我当散此以图勋业。”

国主李煜闻听后，非常欣慰。等他到了任所，不久就赶上吴越兵来。部下向他汇报说：吴越兵初至，营垒未成，此际正好可以出兵掩杀。但谁也没料到的是，就是这个南唐后主李煜的老部下，已经心怀异志。他对部下说：“如果出兵，兵胜则可，不胜则马上被掳掠大败。救兵到而后图，战未晚也。”

这时，李煜又命凌波都虞候卢绛从金陵千辛万苦地突围而来增援润州，卢绛将士舟师八千人到京口，舍舟登岸，独自与吴越兵战。吴越兵稍稍后退，卢绛得以进城。

吴越兵重新来围。宋师丁德裕与吴越兵已经合为一处。

卢绛与刘澄固守一个多月，互相就有了猜忌。刘澄此时已经向联军暗通了投降的约定，但他担心被卢绛谋害，于是找个机会对卢绛说：“有细作来报，说金陵受围日急。如果我们的都城都守不住，我们守润州又有什么意义？”

卢绛也知道都城早晚也会陷落，对刘澄说：“君为守将，不可弃城而去；可以赴难者，我卢绛耳。”

刘澄假装做出为难的样子，过了一会又说：“君言是也。”

卢绛狠狠心，遂率众溃围而出。

卢绛已经离开孤城，刘澄遍召诸将士，对他们说：“我刘澄守润州这么久了，决心不负国家社稷。但事势危迫如此，应该考虑生计，诸君以为何如？”

将卒闻言，皆发声大哭。

刘澄见诸将如此忠心，担心有变局，也假装哭泣道：“我刘澄受国恩比各位还要深啊！况且我还有父母在都城，难道不知道‘忠孝’二字吗？只是力小不能捍御大朝耳！诸君难道没有听说过当初楚州之战吗？”当初，周世宗柴荣围楚州，久不下，等到城破，曾有血腥的屠城之举。此事在南唐人人皆知，刘澄以此来威吓诸将士。

在刘澄的胁迫下，润州降。

赵匡胤舌战才子

卢绛听说金陵危急，乃率众奔宣州（今属安徽），日夕酣饮为乐。有人劝他赶紧去救金陵，他不回应。他知道援救金陵与送死无异，但又绝不想投降。在矛盾纠结中，借酒浇愁。

李煜听到刘澄背叛的消息，应该有了绝望感。多年信任的一个人，居然心怀险恶——想想他守润州时将家财全部带出，那时就已经有了叛国的念头。李煜真是寒心。而卢绛不来援救的消息，也令他不安。卢绛，这是南唐名将凋零之后，少数几个可以托付的大将，他曾任枢密院承旨、授沿江巡检、拜上柱国，宋师来伐，又拜卢绛为凌波都虞候、沿江都郡署，出援润州，授昭武军节度留后。现在又赐宣州节度使。他不来援，金陵危矣！

李煜了解到近一年来的败报，知道无法抵御王师。所有的侥幸心都在动摇。而李从镒也从汴梁回来了。他给李煜带来了宋太祖赵匡胤的亲笔诏书。这么多败报传来，刘澄、卢绛的不可靠，让他感到了绝望。

李煜捧着老赵的诏书，有了归降的打算。

但陈乔、张洎一个劲论“符命”所在，天不亡唐。况金陵古城有金汤之固，北兵不是那么容易攻取的，他们早晚会退兵。李煜对这俩人一向信任，这才中止了归降的打算。但是需要有人到汴梁去通使入贡，请求“缓兵”。李煜自信没有得罪大朝的地方，多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如能说动老赵，可以效法吴越那样，为祖宗“血食”留江南一隅。南唐有个“高士”道人名周惟简，曾经穿着道服在宫中开经筵讲《周易》，官做到虞部郎中时退休。张洎推荐了他。说他“有远略，可以谈笑弭兵”。李煜于是再次召他为给事中，与修文馆学士承旨徐铉一同出使京师。

冬十月的一天，金陵城中通报宋师，说要派遣徐铉等人出使大朝，请开围放行。曹彬派遣了兵卫护送徐铉和周惟简赴阙。

徐铉乃是江南才子、一代名臣，有口才。当年的冯延鲁等人都对他的口才心存敬畏。这一次，徐铉也有抱负。想当年，冯延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太祖赵匡胤没有在平定扬州李重进后直接南下江陵；这一次，他也希望能说动老赵解围北还。如此，就是大功一件。何况，江南乃是徐铉桑梓之地，李璟李煜两朝待他不薄，知恩图报，他也有真诚效力的准备。甚至，对可能的不测，他也早就置之度外。史称徐铉“将以口舌驰说存其国，其日夜计谋思虑，言语应对之际详矣”。他准备了大段说辞，对这一趟艰难的苦差很自信。

汴梁这边也早就知道徐铉才气，于是有大臣很担心，预先对老赵说徐铉如何了得，如何博学，如何有才辩，应该有所准备。

老赵听后笑道：“你们不必多想了。这些事不是你们能知道的。”

等徐铉来到宫前，立于庭上，果然就仰着脑袋宣言道：“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

老赵很从容地召他升殿，让他把话说完。

徐铉道：“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盖地，父乃能庇子。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

大意如此，说了一堆。

老赵待他说完，问道：“你既然说是父子，父子为两家人，两处吃饭，可以吗？嗯？”

徐铉没有料到会有此问，一时语塞，不能答对。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论及太祖此语，甚为欣赏。他说：

呜呼，大哉，何其言之简也！盖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其可来者来之，不可者伐之；僭伪假窃，期于扫荡一平而后已。予读周世宗《征淮南诏》，怪其区区攈摭前事，务较曲直以为辞，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岂为其辞者之过欤？

我赞同欧阳修这个意见。“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乃是吾土“分久必合”的大势。可以将这个意见视为“历史有机性”。老赵平生不喜欢作伪，一言既出，已经判定“江南无罪”。但“无罪”在“一统”之前，必须让位，此中大义，与最大可能争取族群之生存空间有关，故权力之合法性来源之一就是武力征服。当年柴荣讨伐南唐，下《征淮南诏》，数落南唐种种“罪恶”，包括招降纳叛、勾结契丹等等，看上去义正词严，但还是不及老赵更为恢廓真诚。当着族群命运有可能趋向“一统”之际，割据，就是“有罪”。但老赵无暇多论，但以“一家人不吃两家饭”俗俚之语解之，反而收到“棒喝”之功。这也是化解夹缠不清之大匠法门，允为老赵一赞。

欧阳修语译成白话，韵味会消减，大略为：

呜呼，说得真是大气啊！他的话说得多么简练！王者的兴起，天下是一定要归于一统的。可以招徕归附的，就招徕他们；不能招徕归附的，就讨伐他们；僭位窃取帝王称号的，定当扫荡一平而后作罢。我读周世宗的《征淮南诏》，怪他区区计较南唐以前的事，务要比较是非曲直作为托辞借口，气量多么狭小！但周世宗的英武有足可值得人赞赏的地方，也许是替他写诏书人的过错吧？

传说徐铉不死心，向老赵开讲李煜的才艺，说李煜的《秋月》诗如何如何美妙（可惜此诗今已不传）。老赵听后大笑道：“这个《秋月》不过是寒士诗，我是不作这种诗的。”徐铉不服气。说你不作这种诗，有能耐也作一首跟月亮有关的诗试试，看看可比俺家主人更棒。老赵笑笑道：

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

徐铉听罢大惊。他从这两句诗里听出了“一代英主”的襟怀，不得不拜服。老赵解释说，这不过是年轻时在各地流浪，醉卧田间，偶然所作。

宋陈岩肖《庚溪诗话》评这两句诗说：“大哉言乎，拨乱反正之心见于此诗矣！”但明胡应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两句诗实是“俚语偶中律耳，弹压徐鼎臣（铉），自是贵势，非以诗也”。（《诗薮》）二人所见不同，我是欣赏这两句诗的，感到就纯粹审美而言，也很壮丽，应该属于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评论的“雄浑”风格——“雄浑”在司空图那里居诗品第一。

又据《庚溪诗话》说，老赵微时，曾有客作《咏初日》诗，“语虽工而意浅陋”，老赵不喜欢，客人就请老赵来作。老赵应声曰：

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

按《庚溪诗话》的说法，宋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极，僭窃之国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于言，规模宏远矣”。

老赵虽然没有答应“缓兵”，但是对待徐铉等人与没有发兵之前一样，礼数周到，温文尔雅，很友好地将他们送回金陵。

这一年，大宋攻取润州，更名为镇江军。这应该是江苏镇江得名的由来。

捌 李煜之死

老赵一句“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令多少史家学者为之赞叹！他还曾屡次下诏给大将曹彬，即使不得已巷战，也不能伤害李煜一家。但天命在兹，历史的神秘余数引导着大宋的将军与士兵，南唐的终结已是冥冥注定。后主的亡国之痛，也因他富有才情的词句而凝结为凄美的永恒。

历史的神秘余数

赵匡胤送走了徐铉等人，金陵之围又开始了攻城的准备。

李煜知道徐铉等人请“缓兵”无效，只好继续招募民兵，同时下令南都太守柴克贞速去接管湖州，又邀朱令赟宁肯弃湖口，也要速来救援。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民兵。

南唐的“民兵制度”别有特色。

当初，先主李昪时，曾经有过“量田”，就是农田户口的调查，以此来规定庶民的赋税和杂役。当初规定：缴纳赋税达到两缗以上者，家出一卒，这些民兵组织起来有个番号，就叫“义师”。此规定意味着缴纳赋税达不到两缗者，不用服兵役。故能够服兵役的，应该是境况较优的人家。如果两缗以上人家又有分家，分出的家庭又达到两缗，则再出一卒，番号为“新生拟军”。民间有新置物产者也出一卒，番号为“新拟军”。又有三丁抽一卒的民兵，番号为“国军”，后改为“扳山军”。地方杂牌军，统由“物力户”也即有钱的大户人家为“将校”，负责日常管理。

中主李璟时代，曾鼓励郡民端午节划舟竞渡，官方给竞赛奖金，让各郡两两比赛，最后决出冠军和最后一名。优胜者加以银碗，谓之“打标”，这些人全部登记其名。到了后主李煜时代，这些“打标”的人物，全部调来成为民兵，番号为“凌波军”。

后主李煜时，又搜罗民间底层人物，如佣奴、赘婿之类，也组织起来，番号为“义勇军”。同时再告知有钱人家，让他们自备日用和军服、兵器，让他们招集无赖亡命之辈，番号为“自在军”。凡此种种，史称“民应之者益多”。到金陵被围后，李煜要张洎写了诏书，用蜡丸送往契丹求援。又写了好几篇战争动员令，送往境内各地，广招百姓，老弱不算，凡是能拿得起兵器的就来参军保家卫国，番号为“排门军”。

这类名号总有十三等，都派遣到边境各个要塞登城把守。直到一年后，金陵城破，这些杂牌军人才得以回家务农。

南唐士庶对捍御王朝有自觉性和积极性。说到底，南唐不是一个无道邦国。

但赵宋要比李唐强大得多；曹彬要比唐将强大得多；中原气势要比江南气势强大得多。李唐虽然兵多将广，人心无二，但气数已尽。“气数”，这个东西不是“因果”，不是“规律”。它由无数的偶然性组合而成，各种偶然性聚变为一种奇异莫测的气场，昭示了某种进入惯性轨道的趋势，不可变更。

一般以为“气数”“天命”这类传统史学观念是一种“落后”的“巫术”思想，但是考察现代历史哲学，就会发现，自新康德主义以来，没有什么人愿意讲述“客观”的“规律”史学，相反，人多信任神创论或偶然力量。

符号学家、史学家罗兰·巴特在他的《结构主义选读》讨论“历史的话语”时，就明确说：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始，历史，是史学家个性化表达的结果。希罗多德的叙事结构就表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倡举由人、处置由神”（可以想一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中国式说法，二者何其相近）。而在评价大史学家米歇莱时，巴特说：他在严密组织起来的概念和形态的对比中，“其结果意味着摩尼教的生死观”。

另一个历史学家雷蒙·阿隆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讨论“历史规律”时，更认为往事构成的历史，不存在所谓“规律”，因为历史“不可逆”，更“不可再现”。他提出了“神秘的余数”这个概念。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更高级力量的支配”，可能存在着“来自最高权力的命令”，而所谓“规律”“因果”这类讲述往事的概念，经由分析“所显示出来的神秘余数，也就全然不同”。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规律”；而“因果”也各有各的不同。因为往事不可逆，故任何分析都不可能穷尽一切，一定在所有的分析完了之后，会发现不同类型的无法解释的剩余部分，这就是“神秘的余数”。

气数、天命、天道等等，就是历史的神秘余数，不可穷尽。李煜的南唐富庶程度不亚于中原大宋，文明程度不让于中原大宋，将士兵卒不少于中原大宋，但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与大宋抗衡的气势。这不是“历史规律”和“历史因果”可以解释得了的问题。无论诉诸何种解释或分析，总有解释不清、分析不清的存在。历史规律或因果，在分析中，不可整除；一定会有余数。这些余数就像π一样无限不循环，没有规律。历史是一个无理数。

更神秘的是，如果有老天爷，老天爷也不在南唐这一边。

朱令赟援助金陵

陆游《南唐书》载：“王师采石矶，作浮桥成，长驱渡江，遂至金陵。每岁，大江春夏暴涨，谓之‘黄花水’，及宋师至，而水皆缩小，国人异之。”此事仿佛“天助”。

朱令赟来援金陵也同样神奇得很。

大将朱令赟几乎带着悲壮的使命感，从湖口（今属江西九江）率大军赴金陵，号称十五万众（这个数字显然夸张）。他需要沿江东浮八百多里，经皖口、池州、铜陵、芜湖，而后到采石矶。过了采石矶，才有希望到达金陵城下。而这一路上，宋师早已安排好了“打援”的部队。朱令赟大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慷慨。他把巨大的木材捆绑在一起建造水筏，长百余丈；他乘坐的主力战舰能够容纳千人。他已经做好战役准备，浮江而下直趋采石矶，焚浮桥，将宋师一分为二。这样就可以分别击破曹彬、潘美。此前一直在涨潮，等到他准备东下时，江水开始下降，大型战舰一时不能通过。

宋将王明军屯独树口（今属安徽安庆），闻听朱令赟整军而来，多少有些心慌，急忙派遣他的儿子乘快马将情报送到汴梁，并请求朝廷赶紧增造大船三百，来袭击朱令赟。赵匡胤复诏道：“你这个主意不是应急之策。朱令赟早晚到了金陵，宋师之围就完了！”于是给他密令，要他在江渚洲岛之间，多多竖立一些高大的木头，排列起来就像帆樯的样子。这样，朱令赟看到，就会怀疑有伏兵，可以迟滞他的行动。

果然，朱令赟远远看到“帆樯林立”时，就开始逗遛，他需要细作前去侦察。恰好江水浅涸，不利旗舰之行。他这一缓，就给宋师留出了时间。等他摸清情况，再度东下时，宋师已经做好了准备。

朱令赟待潮水上涨，乘巨舰高十余重，上建大将旗幡，浩荡而来。

到达皖口（今属安徽安庆）时，宋师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刘遇，开始聚兵打援。他的任务就是截断西面援军，要曹彬放心围城。刘遇乃是后周郭威时期善战的老将。他与朱部一时遇合，难分胜负。朱令赟早有准备，看好风向，令士卒放起火来，直烧刘遇大军。刘遇不敌，正打算退守，不料忽然变了风向，南风转北风，大火反而向朱师烧去。朱师不战自溃。朱令赟全然没有料到风向会变！除了天意，他无法解释。这一场败仗意味着南唐期盼的援军再也不可能到达金陵城下。朱令赟一时陷入绝望，不禁万念皆灰。当大火烧到旗舰时，他在惶恐中镇定地走向了船头大火。刘遇反败为胜，生擒湖口战将多人，斩杀无数，缴获兵仗数以万计。史称“金陵独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刘遇，性格淳朴、谨慎，待士有礼，善骑射，宋太宗赵光义时，镇守滑州。有一天早上起来，正对客人说话，忽然感到脚下的旧疮疼痛。门下医生对他说：“这是有火毒。火毒不去，故痛不止。”刘遇当即解衣、取刀，割疮至骨，曰：“火毒去矣。”谈笑如常时，过了十多天，脚疮痊愈。也是奇人一个。

赵匡胤“按剑”对徐铉

徐铉等人回到金陵后，李煜想想不成，再一次派遣他们出使汴梁，务乞宋兵“缓师”。按规定，南唐来使，大宋要有人去接待，迎接、陪伴、送客。但宋廷皆知徐铉口才了得，没有人愿意接待他，以免遭到羞辱。有人告诉宰相，宰相也找不到合适人才，就来请示老赵。老赵让人将宦官中不识字的十个人报上来，然后用笔点了其中一人说：“此人可。”

廷臣都很惊愕，负责接待的侍者都不知道老赵啥意思。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派这个不识字的宦官前往接待。

一路上，宴请、陪坐、同行，徐铉是词锋如云，高谈阔论，旁观者听了都“骇愕”，就等着这个不识字的宦官答对。不料，这位宦官啥也答不上，史称“徒唯唯”而已，就是哼啊哈的，答应着而已。徐铉也不测此人深浅，跟此人聊了几天，没有任何回应，最后的结果是“倦而默矣”，累坏了，懒得说话了。

公元975年的冬天，距离上一次徐铉出使之后一个多月，徐铉再一次与太祖赵匡胤在便殿对话。

徐铉几乎是在哀求老赵说：“李煜事大之礼一直非常恭敬；但现在是真的身体有病，不能前来汴梁，并非拒诏。请求大朝缓兵，以此成全一方之命。”说话的言辞甚为恳切。

老赵开始与他谈论天命、一统。但徐铉越说越严肃起来，他带着书生之见，以为李煜没有得罪大朝之处，老赵没理，应该“缓师”。最后惹恼了老赵。史称赵匡胤“按剑”对徐铉道：

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徐铉这才明白：现在不是在“讲道理”而是在“论武力”。当他忽然懂得这个道理时，所有的口才、智能，都已经不敷使用。于是惶恐而退。

老赵又来诘责高人周惟简。周惟简看这阵势，就更害怕了，名士之风顿失。他对赵匡胤道：“臣本居山野，没有仕进之意，是李煜强遣臣来此地。臣素闻终南山多产灵药，他日愿意到终南山栖隐。”

赵匡胤听他这样说，也很感动，史称“怜而许之”。最后还是给了他们厚厚的赏赐，放还金陵。

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

宋师对金陵的包围，按照部署，潘美独当北面。围城部署完成后，曹彬按军规派使者将围城图呈给汴梁。赵匡胤对使者指着图上的潘美大寨说：“这里应深挖壕堑，警戒江南军来夜袭。你马上告诉曹彬，要快！”

为了节约时间，老赵马上安排使者吃饭，同时要枢密使楚昭辅迅速起草诏书。诏书写好，使者饭也吃过，立即回返复命。

曹彬接到诏书，亲自监督丁夫在潘美大营周遭深挖战壕，加固工事。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南唐出动了五千将士来袭击潘美营栅，每人都拿着一柄火炬，接近后，炬火点燃，鼓声大噪，但在深沟壕堑前被迟滞。曹彬、潘美以逸待劳，趁势反击，全歼来犯之敌，生擒将校十余人。

金陵被围已经将近一年。曹彬记着太祖的嘱托，没有纵兵杀掠，用兵不狠，故久久未能破城。城中已经用光了柴薪储存，粮食也开始紧张，城外援兵相继被宋师击破，守城物资出现匮乏。曹彬等人一面加大了攻城力度，一面期盼着李煜早日投降。曹彬还给李煜多次写信，对他说：“城是一定会被攻破的！应该早一点考虑后路！”后来李煜复信，答应让自己的儿子清源郡公李仲寓“入朝”，也就是去做人质。这样，也是一个姿态，如果有这个姿态，曹彬也可以“缓师”。但李煜答应的这件事，却迟迟不来兑现。曹彬每天都派人去督促李煜，并复信说：“郎君仲寓不必远行到汴梁，只要先到我的大营，我们就全面停止攻城。”但李煜被身边的人所左右，无法做主，无法决定投降归附大计，给曹彬回信说“仲寓还没有准备好行李”，以此来推脱。

曹彬、潘美等人虽然焦躁，但老赵有死命令：不准滥杀无辜。所以二人攻城始终不敢使用毒辣手段。期间，老赵还多次发来诏书，反复晓谕曹、潘二人：“勿伤城中人！江南将士若犹困斗，李煜一门，切勿加害！”

二人思量来思量去，攻城如果不杀人，无法威慑金陵，于是给老赵发去了一封奏章，内中称：

兵久无功，不杀，无以立威！

史称太祖览之赫然震怒，在这份奏章后面批示了十二个字，字曰：

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

记录的这句话见于宋人朱弁《曲洧旧闻》。

朱弁对此评论道：“大哉，仁乎！自古应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尝有是言也！”真了不起啊！仁义！自古以来顺应天命、统一四海的君王，从未有过这类话语！

儒学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说法，与老赵此语同为“敬畏生命”的圣贤理念，值得为之浮一大白！

曹彬知道，自从断了城中樵采之路，整个金陵都已经陷在炊烟难举的苦境，继续拖延下去，大批老弱将会冻饿而死。于是，决计加快攻城步伐。他确定了破城的日期：十一月二十七日。

宋师人人皆知：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

曹彬的治病良方

自五代以来，破城之后即“纵掠”的积习，开始在围城达一年之久的将士中蠢蠢欲动。很多老兵、宿将，都曾在过去的岁月里有过“靖市”或“夯市”的历史，他们知道，那是一生中最“爽快”的日子。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剑锋刀刃下哀告求生，看着一个个体面的官绅颤抖着贡献出多年积蓄的黄白之物，看着一个个年轻的女人含羞忍垢听凭暴力欺凌侮辱……他们有一种渎神或败德的满足感。一种潜藏于灵魂黑暗之处的破坏欲望，让他们感到黑色的力量居然也那么迷人。他们愿意“享受”这个感觉，在恣意的毁坏中也同时自我毁灭。欲望，破坏的欲望，是给他们最切实的补偿。那是无数个刀头舔血日子的红利。破坏的欲望，如大海般汹涌，他们愿意在这一片汪洋大海中载沉载浮……

但是老赵不允许。

曹彬越来越感到执行老赵“慎勿杀人”的诏令难度太大了。

尽管他已经知道李煜被左右架空，难于决断，他还是连续不断地给他发去了传告。他告诉李煜破城的日期，并告诉他“大军决取”金陵，是没有疑义的！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日期，不可变更！请李煜“早为之图”。从仲冬下旬以来，曹彬每天都给李煜发一份简报，告诉他大军准备攻城的消息，敦促他尽快决断，甚至，可以将早先说好的，将李仲寓送往我曹彬大营之后，一切好说。但直到日期临近，李煜还在拖延。

陈乔、张洎等人对李煜说：“金陵古城，固若金汤，天象也没有变化，意味着天命未必变更，哪有计日而破城的道理？这是敌人诈取之言，不可信。”

李煜于是回信，告诉曹彬：“仲寓还是没有准备好行李等等，宫中还需要宴饯送行，准备就在二十七日出城。”

这个意思其实是不相信曹彬会在这一天破城。如果这一天城不破，即等于屡屡告知的当日破城为假，如此，我送儿子到营，也可以不真。

但曹彬回信很肯定，也很诚恳：“即使提前一天，李仲寓到二十六日出城，都来不及了！”

李煜还是不信。

这期间，赵匡胤的诏书也不断传来，主旨就是不允许杀害无辜。如果不得已巷战，也不能伤害李煜一家。

曹彬规定了日期，做了细密的技术准备后，各种攻城器械都已经准备完毕，床子弩、抛石机、攻城塔、冲撞车、头车、飞桥、望楼车……都已经各就各位；神臂射手也已经处置到位。

“床子弩”，那一天，会取仰射角度精准地射向城堞女儿墙的空隙。只要那里有守军，粗大的箭杆就会将他的脑袋射飞。

经过计算，专门砸向城堞后面的大型“抛石机”，被安排在几个大门楼子前。巨大的石块早已备好，这些石块将从抛石机上远远抛出，会精确地落下，砸死或砸伤守城士兵。

与此同时，工兵和丁夫们会运来一袋又一袋的泥沙、一捆又一捆的柴草、一根又一根的原木，用以填平几处壕堑。而后，就有带滑轮的“飞桥”被迅速推来，由绳索控制，搭载在壕堑之上。

然后，高大的“攻城塔”在厚厚的木墙掩护下，直抵城楼。从塔上伸出的横梯会直接搭在城堞上，精选出来的敢死士，就会踏着横梯，快速地登城。只要有一个缺口，后面的敢死士就会陆续跟上。

那时，城楼守军会有一段时间无法应对城下，更多的“城梯”就在难得的短暂安全当口，迅速地靠在墙上，将士们会攀援而上，支援从攻城塔横梯进入城楼的将士。

这时，由厚重木料制作的笨重而又灵活的巨型“冲撞车”就会驶向城门。车中铁链悬挂的巨大“冲撞椎”，会远远地悠动起来，而后带着加速度向城门撞去，每一击都会带出“嗵”的一声钝响，一击，一击，又一击……没有多少城门会禁得住这种冲撞车百次以内的撞击。

组合攻城器械“头车”则选择城墙朽烂处，在自身所带的“屏风牌”掩护下，靠近墙根，挖掘地道。这种车设有防护措施，车顶和车身都是木制，外敷一尺多厚的瓤囊，再蒙上生牛皮，牛皮外更涂有泥巴。车后又有“绪棚”，内置绞车，工兵挖出的泥土砖瓦就由绞车运出，直接倾倒于壕堑之内。这样的“头车”，城上所有的炮石、灰土、燃油都不能伤害它。每一组“头车”有工兵三十人。

远处的神臂射手，会在大盾牌的掩护下，跟着攻城将士尽量近地靠近城楼，瞄准从城堞空隙露出的每一个脑袋射击，以此掩护盘梯的攻城部队以及“头车”的挖城部队。

高达近十丈的“望楼车”，则在远距离观察城中动静。这种车顶端有个小小的木板间，四面有窗，内有两人，使用白旗，打出旗语，向攻城将士提供敌情信号：旗如卷起，表示无敌人；旗展开，表示敌来；旗竿平伸，表示敌人很近；旗竿垂直，表示敌到；缓缓举旗，则表示敌人退却；敌已退走，则又将旗卷起，等等。望楼车下有木轮可以推动，或远或近，进退自如。

……

一切安排停当。

曹彬却在攻城之前的一天声称自己病倒了。

攻城将士们大惊！临阵，一切都安排妥了，主帅却病倒了！如果二十七日不能攻城，岂不失信于敌我？诸将于是纷纷走来看望德高望重的老帅。

曹彬看看大家都到齐了，开腔道：“我的病不是药物能治的，皇上早有‘慎勿杀人’的命令，各位也都知道了。李煜无罪，江南无罪，我等如果屠城，将背负不忠不义的骂名！如果各位发誓破金陵后，不滥杀无辜，不剽掠士庶，我的病立刻就会好！”

将领们年来已经多次聆听诏书，于是纷纷承诺。曹彬更要各位焚香发誓，向神鬼保证：绝不滥杀无辜！绝不纵掠士庶！

将士们纷纷听令。曹彬当即宣布痊愈。

公元975年，开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拂晓，大宋帝国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傅、升州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大将曹彬宣布攻城令。

南唐王国首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在最后的抵抗中，不敌。

第二日凌晨，城陷。

后主的亡国之痛

南唐的忠勇将军呙彦、马诚信、马承俊率忠勇兵卒与宋师在巷战中战死。

南唐勤政殿学士，豫章（江西南昌）人钟蒨，闻城破，整衣冠，穿着正式官服端坐在家中厅前。钟蒨在宋师入城，城中喧噪呼号之际，留下了《别诸同志》五律一首：

随阳来万里，点点度遥空。影落长江水，声悲半夜风。

残秋辞绝漠，无定似惊蓬。我有离群恨，飘飘类此鸿。

这诗借说离群孤雁自明悲情，足见南唐死节之士有衣冠人物。钟蒨镇定而死，在我想象中仿佛一尊威严的雕像。

我甚为欣赏史录中士大夫在不可避免的死亡来临之际，“整衣冠”或“朝服”而死的姿态。史录至此，杂然流形中，忽生一股天地正气，慷慨悲歌中遥见吾民视死如归之壮。当初大宋征后蜀，后蜀高彦俦“整衣冠”而死；南唐孙晟出使后周时，“整衣冠”而死；后来又有龚慎仪死前“整衣冠”，今又见南唐勤政殿学士钟蒨死前“整衣冠”死节。史家叙事汉语之美，往往就在这类不经意的细节之中，令人叹赏……

钟蒨“整衣冠”后，带着全家族人，端坐厅堂。史称“乱兵至，举族就死不去”，乱兵来到后，钟氏整个家族的人就在等待死亡，无人逃走。但此处所言“乱兵”应该不是宋师，很可能是趁乱而起的“猾民”，或吴越兵。因为金陵城破，曹彬未尝滥杀一人，这是有记录的。

城破时，李煜正在填词《临江仙》，刚刚做成上半阙，其中有句“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词寄国亡之痛。古礼有仲夏月，天子以初熟的樱桃先祭祀寝庙的规定。李煜作词时，正当冬日，樱桃早已落尽，无法祭祀宗庙，而宗庙日后如何，凶险莫测。“春归去”而又“落尽”，马上就要到了夏季，那时，已经很难再有樱桃来寝庙祭祀啦！亡国之痛做得如此典雅。

当初陈乔、张洎曾一同约定：万一国破，即相约殉国。现在京师陷落，陈乔来见李煜道：“臣有负于陛下，望陛下能公开处我死刑。如果宋朝责怪陛下，请把罪过推在我身上。”

李煜说：“我们气数已尽，你死了不值得。不必死。”

陈乔说：“即使陛下不杀我，我有何脸面见人！”

陈乔回到政事堂，召来两个亲吏，解下自己常服的金带给他们，对二人说：“善藏吾骨。”遂自缢而死。

张洎本来就没打算死，现在国破，他对李煜说：“我和陈乔一道掌管军政枢要，国亡应该一起自杀殉国。可是又想到陛下就要前往宋都，那时节谁为陛下辩白实情？臣之所以不死，是等那个时节。”

说话间，潘美、曹彬等已经向宫城走来。

李煜准备了降表，与诸大臣站在宫门前迎接胜利者。

潘美先到，李煜晋见潘美，行礼。潘美下马回礼。

曹彬后到，李煜再见曹彬，行礼。曹彬坐在马上不动，派人对李煜说：“我介胄在身，暂不便于回礼。”

史称与潘美比较，曹彬此举为得体。

曹彬当场选精锐士兵千人守在宫门，下令说：“凡是不奉命而打算进宫的，一概拒之！”

曹彬、潘美随后到江边上船，然后召李煜来吃茶。船前设有一独木跳板，李煜独自登舟，害怕跌下水去，徘徊不能进前。曹彬命在李煜左右再搭两块木板，由两边两人扶着他上了船。只喝了一壶茶，曹彬就催促他回宫，对他说：“你回到汴梁后，朝廷会按规定发给你生活费用，但毕竟有限。你现在可以回宫去多准备一些行李装备。一旦你宫中财物被有关部门查收登记，你就什么东西都拿不走了！——准备好行装后，明天一早，跟我们乘这个船回东京。”

于是李煜回宫，去选自己的财物准备带走。

曹彬又派出士卒百人去帮着李煜搬运行李。

潘美等人很担心李煜回宫后，万一自杀，回去不好交代，主张不要放他回去。诸将知道：李煜曾在皇宫堆积了不少柴草，此前与家人有约定，准备在城陷时投火自尽。曹彬说：“诸位不见——李煜上那个独木板还怕得不敢走，他是很怕死的。我等既然许诺他回中朝，他哪能取死！”诸将还是有所不安。

第二天，李煜果然带着数不清的宫中宝藏来到了江边。诸将这才对曹彬的识量心服口服。

李煜举族北上

当初李煜听到过一种流言，说北朝来使，返回时，会趁李煜送别时，劫持他上船载之北渡回汴梁。从那以后，李煜害怕，饯行时不再登使者的大船。老赵多次下诏要李煜“入朝”，李煜不听，还对人说：“他日王师来讨伐，孤当躬擐戎服，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如其不获，乃聚宝自焚，终不作他国之鬼！”他日如果王师来讨伐，我会亲自穿了甲胄，监督士卒，背城一战，以此来保存江山社稷。如果万一不能保存江山社稷，我就与宫中聚齐的宝藏在一起，自焚。我绝不做他乡的鬼魂。这话传到老赵耳内，老赵笑着对左右说：“这不过是措大说的话罢了，徒有其口，必无其志。他要是能这么做，当初守江南的吴国孙皓、陈国叔宝，也就不做降虏了！”老赵的判断和曹彬的判断一样：李煜不会自杀。

李煜此际正在为国亡而悔恨，虽然臣下为他准备了很多财物，但他此时对这些东西没有感觉，还不断地将身边可见的黄金赏赐给左右。

曹彬进入金陵后，不断申明军纪，保护了很多士大夫。即使这样，曹彬还是不放心，下令在军中大规模搜查，严禁士兵掠夺金陵士庶妻子儿女。南唐仓库，全部委托给转运使处理，曹彬一概不问。回到京师后，曹彬所携带的只有地图书籍、衣服而已。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正月，曹彬派遣翰林副使郭守文奉露布，一路传扬到京师，告知朝廷：俘江南国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属等四十五人献于朝廷。

李璟、李煜，都写得一手好字，史称“妙于笔札”，而且好多方寻求古迹。宫中藏有图籍万卷，其中古人手迹很多，城将陷时，李煜对他所宠幸的嫔妃保仪黄氏说：“这都是先帝特别喜爱的东西，也是我特别喜爱的东西，有一天金陵城若是失守，你可以将这些东西全都烧了，不要让它们散逸人间。”城陷时，这个傻娘们果然把宫中所藏文化典籍、古人手迹一把火烧了。此事，实为文化浩劫之一，李煜难辞其咎，黄氏难辞其咎。

保仪，是南唐宫中嫔妃名号。保仪黄氏，她的父亲在湖南马氏为偏将，南唐大将边镐进入长沙后，得到黄氏，送入后宫，被李煜相中，选为保仪。这个女孩工于书札，于是让她专管宫中书籍。她卑辞侍奉大小周后，那时争宠的美女大多遇害，黄氏不争，得以保全。金陵城陷，黄氏也跟着李煜北迁，死于汴梁。

李煜举族北上时，那一天有雨。

家族、官属，人群浩荡，冒雨乘舟，将要开船时，船上北行人，船下送行人，号泣之声溢于水陆。

大船驶入雨中时，船上文武视江心，李煜遥望金陵城，想想昔日繁华，有如梦境，凄凉之感袭来，不禁泪流满面，一时哽咽，泣不成声。于是自赋诗云：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这诗被后人题为《渡中江望石城泣下》。

关于这首诗，有不同说法。

宋人马令《南唐书》认为是南唐后主李煜所作。

宋人郑文宝《江表志》认为是吴让皇杨溥所作。

马令是宜兴人，他的祖上马元康世家金陵（今江苏南京），对南唐故实很熟悉，曾经广收旧史遗文、故老传说，及各类见闻、诗话小说，马令将这些材料整理为《南唐书》一种。应该可信。

但郑文宝则亲自侍奉南唐后主李煜，他所见所闻多有亲历，如此，关于这首诗，郑文宝的意见似乎就更可信。史上关于南唐记录，一般也都认为郑书可以订正马书之讹误。

又有《五国故事》一书，也是北宋人所作，该书也认为这一首诗应该是杨溥所作。内中说：

徐氏将移杨氏之祚，称杨氏欲入道。乃营室于茆山，迁溥居之。册白受禅，老臣知诰上尊号曰：高尚思元崇古让皇帝。溥既渡江，赋诗，略曰：“烟凝楚岫愁千点，雨滴吴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细思量。”及将遇弑，方诵佛书于楼上。使者前趋，溥以香炉掷之。俄而见害。

徐知诰即李昪，要颠覆杨行密以来的吴国祚运，对外称杨氏末帝杨溥要到山中学道，就在镇江山上为杨溥建造了道观宫室丹阳宫，迁徙杨溥到那里去居住。然后下传禅书册，由老臣徐知诰为杨溥上尊号为：高尚思元崇古让皇帝。杨溥退位，渡江上山，赋诗，大略说：“烟凝楚岫愁千点，雨滴吴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细思量。”等到将要遇害时，正在楼上诵读佛书。来杀他的使者逼上前来，杨溥拿起香炉向使者掷去。很快遇害而死。

这一段记录讲述了吴国最后一任君主的死亡，这应该是场悲剧。史称杨溥在丹阳宫“幽禁”而死。当初李昪逼退杨溥后，杨溥迁居丹阳宫后，很多年的记录是空白。后来柴荣平定江淮，李璟派大将尹延范去迁徙杨溥家族的后人，但尹延范擅做决定，杀了杨氏男子六十人，吴国杨氏从此“不血食”，后人绝嗣。这在“继绝世”的传统文化下，无罪而灭人之后，是一大罪恶。

更有宋人佚名著作《江南馀载》记录：

让皇在泰州数年，每有嗣息及五岁，必有中使至，赐品官章服，然即日告卒。

让皇帝杨溥在泰州那几年，每当有后代出生，到了五岁时，就一定会有南唐的中使来，赐给孩子品官和礼服。但是，当天这孩子就会（奇异）死亡。

宋人刘恕《十国纪年》甚至记录说：

唐人迁让皇之族于泰州，号永宁宫，守卫甚严，不敢与国人通婚，久而男女自为匹偶。

南唐人迁徙让皇帝杨溥家族到泰州，号永宁宫，守卫得甚为严密，以至于杨氏族人无法与外人通婚，久而久之，杨氏族人就在宫内男女乱伦，自选配偶。

这两条记录很难考证真假。

至此，记录中故实，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性凶妄。李昪、李璟残杀杨氏幼儿、逼迫杨氏乱伦，如此酷虐狠戾、冷漠无情，是真实的吗？由尹延范杀戮杨氏后人的真实记录来看，即使李氏没有像记录中说的那样凶妄，但杨氏也一定遭遇了种种不幸。

杨氏的遭遇，李煜应该有耳闻。

如此，我就能够解释，《渡中江望石城泣下》一诗的来龙去脉。

李煜在大船离开江陵之际，亲身感受了江山社稷沦亡、家族男女被俘的家国之恨；但他也同时知道，这也是当初南唐传禅时，杨溥所遭遇的。历史，在这里，等待了近四十年，从公元937年李昪“得国”，到公元976年李煜“失国”，场景重现：杨溥当年也是乘船离开金陵，他当年是不是也曾遇雨？是不是也曾在江中遥望石城？是不是也曾流下悲痛的泪水？李煜如今也是乘船离开金陵，我今天正在告别时遇雨！我今天也正好在遥望石城！我已经流下了悲痛的泪水！他们同样沉浸于亡国之恨中。南唐当年怎样欺凌了人家吴国，如今，由我李煜在承受这个报应。于是，杨溥当年一阕《渡中江望石城泣下》，成了李煜寄托当下情怀最合适的诗篇。“当年”与“当下”成为一种共时性的存在，历史与现场开始“互摄”，有了往复的悲怆与迷离。犹如行者在异国他乡蓦然撞见“床前明月光”，会情不自禁吟诵李白《静夜思》一样；李煜在告别金陵之际蓦然撞见“江南江北”从此两分的情境，也开始情不自禁地吟诵杨溥的《渡中江望石城泣下》。

李煜用这种方式，代替李昪、李璟，向遥远的杨溥献上一份迟到的忏悔，向自己的遭遇献上一份无奈的哭诉。与命运比较，杨溥，我，都太渺小啦！

如果你足够性情，千年之后，你还是有办法听到李煜，这个温柔、善良，一生不懂军政大事的多情男人，这个做了十四年南唐君主的国王，他立于北上大船的船尾，那一声声凄美的吟诵——

……江南啊，江北啊，那里都曾经是我过去的家乡；三十年匆匆逝去，就像大梦一场。当年的吴国，唐国，那宫苑宫闱，从我离去之后，现在已经冷清了吧？我想那广陵的亭台殿堂也已经开始变得荒凉。我看到远处天边的云啊，正笼罩着岫洞山岩，就像我的愁云片片；雨水敲打着归去天朝的大船，就像我的泪水，千行万行。我们兄弟四个家族三百口人，此时没有闲心休憩；都在细细思量我们的往事、命运，而船已到了江中，渐行渐远的石头城啊，烟雨迷茫……

船到汴水渡口，李煜要下船到当地普光寺礼佛，左右谏止，李煜忽然发怒大骂道：“吾自少被汝辈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国俱亡，尚如此耶？”我从小就被你们这一班人管着，制止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点都不自由！现在家国都已经完了，还想这样管着我啊！礼佛后，李煜又慨叹很久，在寺庙散施衣物钱财后离去。

太祖的悲情

据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大宋开宝八年，江南平时，为了方便李煜来朝，曾经疏浚汴水。当时舟行于盛寒之际，江南冬雨，汴河冰封，水流浅而干涸，诏当地官员专门设灞闸存水准备过舟。史称“官吏击冻”，官民齐来破冰，时间紧、任务重，监工发现谁干活稍有偷懒迟缓，就遭遇“荷校”——脖子上戴枷。严重的甚至被法办，按罪名大小被罚。史称“州县降黜而杖之者十余人”。

捷报传到汴梁说：俘李煜，得地十九个州、三个军、一百零八个县，户口六十五万五千零六十五。江南平。

在朝大臣纷纷向太祖赵匡胤表示庆贺，谁也没有料到，老赵却忽然哭了。众人惊愕之际，老赵说：“宇县分割，民受其祸，思布声教以抚养之。攻城之际，必有横罹锋刃者，此实可哀也！”

天下割据，庶民经受战乱的祸害，我很想用圣贤文明来教化抚养天下庶民。攻城的时候，一定有人会遭遇锋刃之害，这实在是太令人悲哀了！

当即下诏出米十万石赈济城中饥民。

元佚名《宋史全文》说到此事，引大宋名相富弼的议论说：

太祖之爱民深矣！王师平一方而不为喜，盖念民无定主，当乱世，则为强者所胁。及中国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横遭锋刃者，遂至于感泣也。推是仁心而临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

太祖皇上爱民很深啊！王师平定一方之后，并不为之喜悦，这是因为他在思念多年来，黎民百姓没有个像样的君主，又当乱世，所以为兵强马壮的武夫们所胁迫。等到中原强大，反而用大兵来征服，这一定会导致士庶有人遭遇兵戈之害，所以感奋而至于哭泣啊！推演这种仁爱之心来管理天下，所以有理由很快得到天下太平啊！

考老赵一生，极少作伪。我相信他此际哭泣的真诚。

杀戮之事，攸关那么多同根同脉的生命，这种感觉来临，往往会忽然触到人性柔软之处，哭泣就是常态。我感兴趣的是，老赵在战胜之后，并没有庆典喜乐之心，这就是圣贤气象。

《论语·子张》有言：“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大意说，司法者若能审得罪犯实情，需要正法时，应怀哀怜之心，不要自鸣得意。“哀矜”就是“哀怜”“同情”。人间不幸种种，遭遇各有不同，护持这一点点感同身受的体恤之情，就是孟子说的“恻隐之心”。这是人之为人的经验感觉。

公元927年，赵匡胤出生之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荆南、马楚、后蜀、南汉，那么多的邦国相继败亡，其间又有多少血海中的呻吟、黑夜中的哀叹！他曾经亲眼见过亲耳听过无数生命在兵锋刀刃下宛转呼号。人之狠戾在渴血冲动中可以做到什么样子，老赵心知肚明。

那么一大片江南富庶之地，那么多从汉唐以来断续培养的衣冠文明，在一场“收江南”的战事中会有什么样的破毁？

他应该能够想起曾经说过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一统天下”，仿佛进入轨道的星宿，其路径程序不可变更，但士庶何辜？

中国第一部军政文本《尚书》即有此“哀矜”传统，儒学推演价值观，推演人性文明，其正价值皆源于“敬畏生命”之逻辑起点。《尚书·吕刑》言：“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晋傅玄《傅子·法刑》言：“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哀矜之心至也。”赵匡胤闻江南已平，他能感觉到血气浮荡之际，种种疼痛和绝望，所以有“感泣”。这就是“哀矜而勿喜”。

老赵的悲情，在整个大宋帝国，具有孤独的性质……

明德门接受“献俘礼”

老赵在明德门接受了“献俘礼”，李煜等人素服待罪，老赵下诏释放他们，并赐冠带、币器、鞍勒马不等。有关部门开始准备待李煜如待刘鋹，献俘礼也应一个规格。老赵不同意，他认为李煜曾经奉行大宋正朔年号，与刘鋹不一样。老赵还指示，从此周知各地平江南事，不准露布传宣。

徐铉跟李煜到京师，老赵召见，责备他何以不早劝李煜归朝，声色甚厉。

徐铉回答：“臣为江南大臣而国灭亡，罪固当死，不当问其它！”

老赵本来也没有想把他怎么样，就趁势说：“你真是忠臣啊！以后事我如事李氏！”然后赐给他座位，好言安抚。

老赵又教人拿出张洎当年请各州勤王，以及勾结契丹请援的蜡丸帛书，斥责张洎道：“当初你们口口声声说是称藩侍奉大国，为何如此反复无常？汝教李煜不降，所以才有今日！你说，谁来负这个责任？”

张洎顿首请死道：“这确实是臣所为。但陛下拿出的不过是其中之一，我还起草了更多请援的制书。今天得死，臣之分也！”说话时神色镇定，并不慌张。

老赵是听到过此人劣迹的，一开始真有意不留此人，但看他竟如此从容，忽然心生喜爱，就说：“卿大有胆，朕不罪卿。今事我，不要改变昔日之忠！”你真有胆子，朕不给你治罪啦！从今以后事奉我，不要改变这种昔日的忠诚！

这个张洎在宋太宗赵光义时代做到参知政事，但他总是迎合旨意，甚至结好宦官，以为自固，终被宋太宗赵光义看出破绽，罢了他的参知政事之职。此际他对赵匡胤的一番对答，看上去似乎大义凛然，但史上总有明白人足以勘透他的隐衷。八百年后，乾隆皇帝读史至此，曾有“御批”道：

张洎教李煜不降，义本近正。既乃觍颜受职而不辞，则其当宋主面责时，抗词以得死为幸者，正借以侥幸免死耳。洎后谄附中涓（皇帝亲近之人，指宦官），揣摩干进，直是憸巧之流！宋祖尔时盖为其所愚，而不觉矣。

张洎过去教李煜不要投降，这个大义本来够得上正见。但到了宋廷之后，就厚着脸皮接受太祖给他的职务而不推辞，那么就可以推想，当他面对太祖指责，做出不服气的样子，说什么不怕死的话头，正是想借此打动太祖，试图以此侥幸免死罢了。张洎后来结好宦官，揣摩上意，真是奸佞狡诈之流！宋太祖那时正被他所愚弄，而不知道被小人愚弄啊！

我赞同乾隆定义张洎“憸巧”的意见，但说老赵被张洎所愚弄，则未必。老赵天性仁厚，即使看到张洎可能在“装”，但没有证据足以肯定他的“憸巧”时，老赵不愿意“诛心”。读一部《宋史》可以看到，老赵从动机判断人恶，也即“诛心”的段子，绝少。故张洎究竟是否善类，要在以后的日子里去慢慢参验。当其善时就赏，当其恶时就罚。就这个意义说，老赵厚道，将人之祸福委于天命；乾隆忮刻，总想猜度他人腹中机关。老赵往好处想人，乾隆往恶处猜人。就品质言，乾隆如何可与太祖比较！

随后，对归附大朝的南唐君臣各自做了封赏。李煜赐右千牛卫上将军，封违命侯，其子弟皆授诸卫大将军。不久，又改李煜为司空。原左内史侍郎徐铉为太子率更令，右内史舍人张洎为太子中允。

老赵与曹彬

平定江南，大功已成，也要论功行赏。

第一次封赏，以宣徽南院使、义成节度使曹彬领忠武节度使。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为宣徽北院使。其余功臣各有不同封赏。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言，当初曹彬伐江南时，太祖曾对他说：“等到平定李煜，当以卿为使相。”“使相”，是唐末之后的一种荣誉职衔，一般多赐予藩镇大帅，同平章事、中书令、左仆射、侍中等，都属于宰相级别，但并不行使宰相权力，不参与朝政，官员任命时，可以与政事堂宰相一道署名，称为“副署”。五代至宋，往往有加侍中、中书令的赏赐，与同平章事一样，都称为“使相”。作为人臣，这是极高的恩赏。

因为太祖曾有封赏曹彬“使相”的说法，等到平定南唐，潘美就到曹彬这里来庆贺，说他就要荣膺“使相”啦！

曹彬说：“不一定啊！这次江南之战，仗天威，遵庙谟，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是官赏极品乎？”

潘美道：“当初陛下不是说了吗？”

曹彬道：“太原还没有平定呢！”

等到当廷封赏后，老赵对曹彬说：“朕本来要授卿使相，但太原刘继恩还没有平定，卿再等等，以后再说。”

潘美听到后，就对曹彬微笑示意。

老赵看在眼里，就问这二人干吗挤眉弄眼。

潘美就将俩人一番对话告诉了老赵。老赵听后，自我解嘲，大笑起来。同时赐给曹彬钱五十万。曹彬退下后，对左右说：“人生何必要那个‘使相’，做好官无过得钱耳！”过了几天，老赵拜曹彬为枢密使。曹彬虽然没有得到文官中的最高荣誉，其实还是得到了武官中的最高职衔。

赵匡胤的人生格局，宏大而深邃。他在封赏曹彬这件事上，可以看到收纵自如的那种豁达。

这件事，如果放在李存勖身上，会怎样？

当初，后梁与后唐征战，李存勖建立后唐，多次被后梁打击，是李嗣源带着骁勇的“横冲都”和众多“鸦军”，辅佐李存勖，争得了天下。当年李嗣源大军率先进入后梁都城开封，安抚城内军民时，李存勖得以顺利进城。后梁的百官开始跪拜李存勖，李嗣源也出来迎接，并祝贺唐帝灭梁。史称“帝喜不自胜，手引嗣源衣，以头触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与尔共之”。后唐帝李存勖喜不自胜，用手拉着李嗣源的战袍，用头撞了一下李嗣源之后说：“我有天下，是你们父子二人的功劳啊！我要和你们共同享有天下！”

李嗣源灭后梁，进入开封城。曹彬灭南唐，进入石头城。功勋相近，但李存勖“喜不自胜”，扬言要跟功臣“共享天下”；而赵匡胤初则想着士庶罹祸，感泣流泪，接着是收回当初要封赏曹彬“使相”的承诺，并没有“喜不自胜”的心态。想起生命受难而感同身受、转念爵位收放而气定神闲，这之中，自有他人不及处，这就是格局。

首先慧眼勘透个中隐秘的，是王夫之。

《读通鉴论》有一段精彩议论，是智者真知，值得品鉴：

船山王夫之认为，大人物做事，做成了能够持守而不败，做败了能够坚守而不亡，这之中，最大的可能是“存乎其量之所持而已”，存在于他的“量”所能够持守的东西而已。这里说的“量”，在我看来，就是格局。这类格局，与“智谋”之类无关。用船山先生意见，智谋，不过是“心之用”，而“心之用”最终要用到“体”。体用关系中，体是根本。“量”或“格局”就是“体”。这是人的根本。有这个根本，成事可受，败事不亡。因为格局在那里。无此格局，则虽成必败，败则必亡。船山以李存勖、楚霸王、汉高帝、宋太祖四人故实来说这个道理。

李存勖、楚霸王都是战而必胜的人物。但李存勖胜利之后，喜不自胜，楚霸王失败之后，一蹶不振。李存勖此前多次失败不怕；楚霸王此前多次胜利不骄。这俩一个能忍受失败，一个能忍受胜利。但一个是赢不起，一个是输不起。李存勖赢一次就要跟人“共享天下”，楚霸王输一次就要宣告“放弃天下”。这都是“量”不足也即“格局”不大的缘故。

汉高祖则多次失败，而神色不怵；宋太祖则多次胜利，而不沾沾自喜。反之亦然。胜与败，在刘邦和老赵那里都是程序中的章节，那都是理当翻阅的前篇，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他们惊慌失措或进退失据。所谓生死成败，都流转于“时势”之中，有格局者自可坦然承受，“其不动也如山，其决机也如水”，这就是所谓“守气”。能够“守气”而不为成败所动，即使只有百里之地，也可以“观诸侯、有天下，传世长久而不危”。这是那种仅凭匹夫之勇，无能接受胜败的人不能理解的。王夫之认为：“豪杰之与凡民，其大辨也在此夫！”豪杰人物与凡庸之人，其间的最大差异，就在这里啊！

王夫之看出了李存勖与李嗣源“共享天下”的“量”之狭隘，也即“格局”规模之小，但他没有说，之所以有此格局，是因为“私天下”之故。

李存勖将天下视为“私有”，得之而与人“共享”。而赵匡胤则将天下视为“大公”，因此得之，而论功行赏，没有那种坊间常见的“有福同享”之江湖习气。以此来考五代十国，各藩镇之“犒军”“赏赐”，正是视天下为“私有”的积习。老赵有国之后，认“天下为公”之理，故心态大变。所有封赏不仅以功勋而定，更据时势而行。这就是他暂时不想封赏曹彬“使相”的深刻原因。曹彬，还需要继续为国家（而不是为老赵）建立功勋。

在老赵心目中，诸位，你们都是在为天下干活儿，不是为我老赵干活儿！我老赵不过是代为管理这个国家的最高首领而已。老赵的“格局”已经远在五代乱世诸君之上了。这也是他能够得到文武推崇，而心无二志的原因。他的格局让人信服而心服。

曹彬也不是凡人。

他从江南回来时，按规定要到官署报到，他递上的名片写着：“奉敕差往江南勾当公事回。”

这话用白话说就是：“奉皇上诏令，到江南出公差干了一趟活儿回来了。”字里行间看不到有那种可立了大功的感觉。他不自我表彰。史称“时人嘉其不伐”，时人对他不自吹自擂很是钦佩。此案可见，曹彬确有名士之风。这类人物，永远很少、很少。

老赵与曹彬，正是传统所谓“君臣际会”的人物。难得。

李煜死因成谜

李煜后来之事，也是坊间乐于谈论的话题。

一般认为，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李煜被宋太宗下“牵机药”毒害，终年四十二岁。

但此事正史不载，我也不认为此事为真。

所谓“牵机药”，据说与中药马钱子有关。据说主要成分是番木鳖碱和马钱子碱。说当初流行有“鹤顶红”“钩吻”和“牵机药”等几种著名的毒药。说“牵机药”服后，“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就是两手两脚，一会儿张开，一会儿抓起，头部和足部相就，如弯弓状。不断做这个动作，如仰卧起坐。这就是现代医术描述的“抽搐”“强直性惊厥”之类。是中毒的症状。

据说皇宫内设有毒药库。据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宋徽宗践祚时，曾骑着马巡视大内诸司务，在曲里拐弯的一个地方，对着后苑东门，有一库无名号，但谓之“苑东门库”。一问，才知道是贮藏毒药之所。有外官一员与大内官员共同监管。毒药都是从两广、川蜀进贡而来。说每三年一贡。药有七等，“野葛”、“胡蔓”都在其间，传说中的“鸩”，按其毒性，才排在第三位。毒性最大的据说“鼻嗅之立死”。宋徽宗于是亲笔写了诏书说：

取会（核实）到本库称：自建隆以来（毒药）不曾有支遣（取用）。此皆前代杀不庭之臣（所用）。藉使臣果有不赦之罪，当明正典刑，岂宜用此？可罢其贡，废其库，将见在（现有的）毒药焚弃，瘗于远郊，仍表识之（要在焚烧的地方竖立标识），毋令牛畜犯焉。

核实到本库报告：自从建隆年间以来，毒药不曾有过取用。这都是大宋建国的前代朝廷专门用来杀犯有罪恶的大臣所用。但即使大臣真的有不赦之罪，也应该明正典刑，岂应该用到这种东西？可以终止这种进贡，废掉这个仓库。将现在所有的毒药焚毁丢弃，但要在远郊去烧埋，还要在焚毁之地竖立标识，不要叫牛马畜生等沾上毒药。

这事证明：宫中确有毒药，但自从大宋开国建隆以来，就不曾用过。

据宋王铚《默记》记载，说徐铉归附大宋后，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赵光义有一天问他是否见到李煜，徐铉说：“臣安敢私见之？”太宗说：“卿但去见，没关系。就告诉他是朕让你见他好了。”

徐铉于是就到李煜居所去见故主。

见一老卒守门，徐铉说：“愿见太尉。”他称李煜为太尉，是因为李煜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算作一种誉称。

老卒说：“有旨，不得与人接，岂可见也。”

徐铉说：“臣奉旨来见。”老卒进门去汇报。

徐铉立在庭下很久，然后看到李煜“整衣冠”后，穿着纱帽、道服出来了。

徐铉赶紧在阶下跪拜，李煜过来拉着他的手坐到宾客席位。

徐铉不敢，继续行君臣之礼。

李煜说：“今日岂有此礼！”

徐铉只好将椅子挪动偏一点，这才敢坐下。

李煜与他谈论间，不禁大哭，徐铉默不作声。

李煜忽然长吁叹道：“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

徐铉离去后，太宗有旨召对，问他后主李煜说了啥话。

徐铉不敢隐瞒。据说正是因为李煜这句话，惹恼了太宗，遂被“赐牵机药”。

又说后主李煜在府邸第七个晚上，命故妓作乐，闻声于外，太宗闻之大怒。

又传李煜“小楼昨夜又东风”、“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也让太宗不爽，等等，因此被“赐死”。

更有传说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循例随命妇入宫。每次进入宫中就要好几天才能出来，每次出来，必大哭大骂李煜，声闻于外，后主多宛转避之。还说李煜给金陵旧宫人写信，其中有“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字样。

更神奇的是江湖还流传有宋太宗强奸小周后的画图，还有各类题诗，如“北征他日记匆匆，无复珠翘鬓朵工；一自宫门随例入，为渠宛转避房栊。”如“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仿佛亲见一般。但一考察诗画来源，原来都是元人干的活。这就更不可信了。

太宗赵光义，也是一了不起人物。他不像坊间流传的那样好色。所谓调戏花蕊夫人、强幸小周后，都是子虚乌有的段子。《宋会要辑稿》“崇儒”篇记载：太宗淳化四年七月二十四日，雍邱（今河南杞县）县尉武程根据自己想象，皇宫中不定多么豪奢呢！就上了一道疏，说要请皇上减少后宫的嫔嫱。

太宗看后，对宰相说：“这位武程，一个疏远的小臣，对宫中事一无所知。现在内庭给使不过三百人，一个萝卜一个坑，都有自己的活儿要干，再也不能减少了。朕视妻妾就跟鞋子似的，就恨不能离世绝俗，追踪佛门或去学仙啦！朕岂能学秦皇、汉武，作离宫别馆，取良家子女以充其中，留下万代的嘲笑讥议？外间不知，卿等实在应该知道这些事。”

李昉等奏对道：“臣等家人朔日、望日，都朝集到禁中，很清楚地知道宫闱中的简易、俭朴之事。这个武程，官职很小，却敢如此妄言！应该加以贬黜！”

太宗道：“朕岂能憎恶他的言论？但念其不知尔！”我岂能憎恶他的言论，跟你说这个事，不过是因为他不知道宫中事罢了。

《续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件事，太宗回答李昉的说法是：“朕曷尝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耳。”朕什么时候因为他人言论而加罪于人？我只是想到武程不知道内情罢了！

武程终于没有被处罚。

李煜死后葬在北邙，小周后死后，与李煜合葬。

玖 未竟之志

契丹不可灭，但燕云必在得。“封桩库”理应散财而谋幽燕。然而老赵被赵普一番邪论蛊惑，由“契丹之祸”转至“藩镇之祸”，终于被未可知的形势夺气，元首气馁，将士寒心。大宋没能在它武力最为强盛的时代迈出捍御北境番邦至为关键的一步。

郭无为奇人异相

北汉是大宋的心病。

无论“先南后北”还是“先北后南”，北汉都是“卧榻”之侧最顽梗的“他人”。北汉与契丹的联盟，令大宋投鼠忌器。第一代君王刘崇死于公元954年，第二代君王刘承钧继位。公元960年大宋建国，到公元968年，刘承钧病死，这八年间，北汉主动发起侵扰大宋的战役就有十几起；而大宋除了建国初荆罕儒主动攻伐北汉汾州、王全斌等主动攻伐北汉乐平（今山西昔阳）之外，就没有过大型战役。赵匡胤曾经答应刘承钧，尽他一世，不与北汉开战。老赵说话算话，直到刘承钧之后，才继续对北汉用兵。

刘承钧之后，他的养子太原尹刘继恩即位。

此人上身长下身短，史称“乘马即魁梧，徒步即侏儒”，长得有点怪，没有什么韬略，治国外行，更不懂政治之凶险，连自我保护都不懂。他办公住宿都在勤政阁，而左右亲信都留在太原府廨。有人告诉他，应该请过去这些亲兵入宫来警卫，刘继恩不听。有一天，宫中置酒宴请诸大臣及宗子，饮罢醉卧。供奉官侯霸荣率十余人挺刃进入阁中，反锁阁门。刘继恩醉中惊起，绕书堂屏风转圈跑，哪里还跑得掉。被侯霸荣捉住机会，一刀刺去，破胸而死。宰相郭无为知道后，立刻派兵登梯子进屋，杀了侯霸荣和他的同党，迎立刘继恩的兄弟太原尹刘继元为帝。刘继恩立不过六十天。

侯霸荣，与原来那个闽国将领李仁达有一拼，都是小说中吕布吕奉先式的人物，个个反复无常。此人多力善射，跑起来能追上奔马，曾经在并州一带为盗，北汉刘崇时被起用为散指挥使，驻守乐平。王全斌攻乐平，侯霸荣率所部投降，赵匡胤将其补为内殿直。不久，他又跑回北汉去做了供奉官。现在又谋杀国主，准备提着刘继恩的脑袋再来投降大宋。不料被郭无为所杀。《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或谓（郭）无为实使（侯）霸荣作乱，亟诛霸荣以灭口，故人无知者。”此议可备一说。但侯霸荣确非善类，他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为老赵深恶痛绝，以至于当他发现南唐过来的降将卢绛状貌类似侯霸荣时，下狠心杀了卢绛。

刘继元，也是刘承钧的养子。他刚刚即位，赵匡胤就开始了征北汉的军事行动。大军一动，北汉已经侦知。刘继元急遣使上表契丹，一面请求契丹正式册立自己为君，一面请兵为援。又派遣侍卫都虞候刘继业等人领军扼团柏谷，任命将作监（掌管公室建筑、器用制造、朝服刺绣等）马峰为枢密使，监其军。马峰是太原人，刘继元的妻子就是马峰的女儿。

刘继业，就是传说中的名将杨老令公杨继业，本姓杨，幼时在刘崇麾下，赐姓刘，宋太宗时归降大宋，又复姓杨，单名一个业字，此是后话。

马峰至铜锅河（史上地名往往据音而记，此地又有记为铜温河、铜涡河、洞过河等种种不同，源出山西平定县，流经太原入汾水），与宋师李继勋先锋何继筠相遇，大败，被斩首两千余级，弃马匹五百余，还失去两员大将。何继筠夺取汾河桥，薄太原城下，焚外城延夏门。刘继元遣殿直都知（禁军中的武官）郭守斌领城中内直兵（相当于负责警卫的宫廷卫队）出战，又败。郭守斌中流矢，退入城中。北汉佐胜军使李琼也投降了宋师。

这是开宝元年（968）的初冬，赵匡胤闻报，当即派遣使节带着诏书到太原，晓谕北汉主刘继元归降，许他为平卢节度使，又别赐郭无为、马峰等人诏书四十余道，各有归降后的封赏，许授郭无为安国节度使，马峰而下，都做藩镇大员。这一批诏书到了太原，都要先经过宰相郭无为之手。史称郭无为“得诏色动”，有了投降的意念。他只出示了招降刘继元的一副诏书，其他的全都藏匿起来。揣摩他的意图，是不想让他人先降。史称郭无为“自是始有二志”。

判断郭无为“有二志”，除了他藏匿诏书之外，还跟一个叫惠璘的大宋特务有关。当初，有司派遣惠璘“投降”北汉去卧底，假装说自己是大宋殿前散指挥使，郭无为命他为北汉供奉官。期间，惠璘应该向宋师传递了不少情报，等到宋师进入汉境，惠璘觉得卧底工作已经完成，就准备“返回母亲的怀抱”。他逃到边境时，被守边官吏捉住，上了枷锁送回太原。郭无为知道这是一个大宋间谍，故意将其略略审过，按照惠璘编造的口供，释其无罪。当时有一个军官，似乎知道一点惠璘充当细作的蛛丝马迹，就去告诉马峰，请以惠璘交给负责刑狱的官吏严加勘问。郭无为知道后，大怒，将这个军官斩首，灭口。

郭无为开始劝谏刘继元纳款称降，但刘氏不从。

郭威还在做后汉枢密使时，在河中（今山西永济县）讨李守贞，郭无为曾到军门来求见。郭威向他询问当世之务，他回答得很漂亮。史称郭威“甚奇之”。但有人担心郭威握重兵在外，又延揽天下奇士，容易引起后汉隐帝的疑心，不是防微虑远之道。郭威认为有理，就没有收纳郭无为。郭无为于是隐居山里，自号“抱腹山人”。若干年后，北汉的枢密使段恒知道他有道行，就向刘崇推荐。刘崇正在招募天下士，与郭无为一聊，大悦，当即封官为谏议大夫，参议中书事，与段恒一起同平章事。

郭无为也是一怪相，据说长得四方额头，尖嘴，所谓“奇人异相”，也许说的就是这类人。史称郭无为“好学多闻，善谈辩”。乱世中，他也应该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才。

“砍柴兵”奇军突起

宋师这一次讨伐北汉，没有提防契丹。

果然，契丹来援。

李继勋等人没有必胜把握，引兵而还。

北汉乘机入侵，大掠晋州、绛州之境。

当时，南汉、南唐都还没有平定，赵匡胤觉得这个北汉实在是让人讨厌，攻之不克，弃之不爽，又奈何不了它。想想不管什么“先南后北”战略了，给它一个教训再说。

这时，一向铁板一块的北汉，内部也出了问题。

刘继元的妻子段氏，曾经因为小的过错被刘承钧的太太郭氏所责备，不久病死。刘继元就怀疑是郭氏干的活儿。当时郭氏正穿着丧服在刘承钧的灵柩前哭泣，刘继元就派遣嬖臣用绳子勒死了郭氏，并且将宫中与郭氏来往的嫔妃拷打侮辱，连男女之嫌都不避讳。刘崇的十个儿子都被刘继元幽囚起来，不到一年，全都死了，只有刘铣假装疯傻活了下来。北汉，正在从内部掏空自己。

早在收江南之前，老赵违背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攻打过一次北汉。

大宋开宝二年（969）正月，赵匡胤派遣殿中侍御史等十八人分往诸州，调发军储运赴太原。又遣使四十九人到各地征发兵卒，屯于潞州、晋州、磁州等地。随后，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党进等，各领兵赴并州。一切准备就绪，老赵下令亲征太原：以皇弟开封尹赵光义为东京留守，枢密副使沈义伦为大内部署；昭义节度使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建雄节度使赵赞为马步军都虞候，向并州开发。几天后，车驾发京师。诏各路在太原城下会合。

车驾行至安阳附近，彰德（今河南安阳）节度使韩重赟来朝见。老赵对他说：“契丹知我此行，必率众来援。他们会以为镇州、定州无备，将会由此路进入太行。卿可为朕领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

于是以韩重赟为北面都部署，领命前行。

几天后，老赵到达晋中边城潞州，本来还想继续北上，但遇到了初春的霖雨，暂时在此驻跸。

当时从诸州调运的粮草器械，都集中在潞州城内，车乘往来无章法，各种车挤在一起，塞满城中道路，难以行走。老赵认为军需物品如此稽留，实在没有道理，属于调度无能，就想加罪转运使。跟随老赵前来的宰相赵普道：

“六师刚到此地，而转运使获罪，敌人听到，会认为我们储备不足，指挥无方，这不是威慑远敌的办法——敌人知道，会小看我们。此事只需要选择一个善于治理繁重复杂事务的官员来此州管理即可。”

老赵即命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祜速来权知潞州。王祜来后，当即制定规则，组织精干，发遣车乘，行路无阻。老赵想想，随军也需要粮草调度，就命枢密直学士赵逢为随驾转运使，铸了印鉴赐给他。

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说，“太祖圣性至仁，虽用兵，亦戒杀戮”。这一次亲征太原，道经潞州的麻衣和尚院，老赵就曾躬祷于佛前曰：

此行止以吊伐为意，誓不杀一人！

这一次北征只有讨伐为主，发誓绝不杀一个无辜者！

所谓“不杀一人”，不是一个人不杀，而是一个无辜不杀。

北汉主刘继元派遣侍卫都虞候、侍卫亲军及宫廷卫队的高级指挥官刘继业等人屯兵团柏谷。

北汉宫廷卫队指挥使陈廷山领数百骑在团柏口侦逻，正赶上宋师李继勋前军来到，陈廷山当即率所部投降。刘继业等见宋师正盛，知众寡不敌，领兵奔还晋阳（今太原）。刘继元大怒，罢刘继业等人兵权。

李继勋等大军到达太原城下。

当时契丹使者内侍韩知璠来晋阳册命刘继元为帝，晋阳于是夜开北门放韩知璠进城。第二日，置宴，群臣都来参加。宰相郭无为忽然在庭中大哭，并拔出佩刀来自刺。刘继元降尊纡贵，亲自快步走下台阶，拉着他的手让他入座。郭无为道：“奈何以孤城抵抗百万之师啊！”事后猜想，郭无为此举大概是想以此来动摇国人之心，为将来归附大宋累积资本。

赵匡胤驻跸潞州第十八天，捉住一个北汉特务，老赵亲自问他城中状况。这个特务很会说话，他说：“城中士庶遭受刘氏荼毒很久了，日夜盼望车驾，只恨来晚！”老赵听后大笑，给他衣服放他走了。

正月的一天，车驾进驻太原城下。两天后，开始在太原南筑长连城，工程浩大，又遣使发太原诸县民工数万人赴城下。这一招，老赵应该是在郭威那里学来。郭威当年讨李守贞，就用了城外筑城的方法，将李守贞生生困死。那时，年轻的赵匡胤刚刚从军，正在郭威部下。

不久，闻听大宋皇帝亲征太原，北汉不少官员开始来降，老赵一律好言慰抚，有赏赐。同时，又分派李建勋军于城南，赵赞军于城西，曹彬军于城北，党进军于城东，总为四寨围逼敌城。

一天黄昏，北汉兵突出城门，偷偷来犯西寨。赵赞率众与战，有飞来弩矢穿透了赵赞的一只脚。赵赞力战，北汉兵不退。形势似乎不妙。当时党进正派东寨都监李谦溥在西山伐木用来做军需，李谦溥远远地听到战鼓声，知道有战事。虽然此地不是他的营栅所在，虽然他也没有得到上级党进的命令，但他还是率领砍柴的部下兵士前来参战。此役，在李谦溥乃是偶然参战，但在战场上，对敌方、我方而言，这就是一支“奇兵”。奇兵突起，对两阵中敌方，就是一种震撼，对我方，则是一种激励。宋师见有援兵，士气大振；北汉兵见赵赞“有备”，随即仓皇退去。

老赵听说西线有战事，急忙率众来援，到了战场，敌兵已退。听说有“援兵”，就来检阅，但一看这些“援兵”，并非“精甲”，都是穿着很随便的士卒，一问，才知道是李谦溥的“砍柴兵”。老赵非常高兴。

大宋福将党进

当天，北汉名将刘继业又率突骑数百人来犯东寨。

这就犯到了党进驻守的地盘。

党进跃马挺身来斗刘继业，刘继业不敌，败退，党进紧追，麾下数人跟随。刘继业跑到壕沟深草中藏匿，北汉兵从城楼上望见，不敢开城门，从城上射箭救援。又从城楼垂下一根绳子，刘继业抓住这根绳子爬上城去，这才得以逃脱。

党进乃是大宋一员福将，此人可能有契丹血统，但后晋时期就已经活跃于中原，后周时为铁骑都虞候。他虽然没有显赫的战功，但他参与的所有战阵都是赢家，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宋人文莹《玉壶清话》说起居舍人辛仲甫出使契丹，契丹主问他：“你们中朝那个叫党进的家伙，真是一员骁将啊！请问，你们那里像党进这样的人物有多少？”契丹主的意思是，党进之所以厉害，是因为他属于我们契丹族群，而中国没有这样的人物。辛仲甫回答道：“像党进这样的人物，鹰犬驽材而已，我朝行伍中，像他这样的人物不可胜数。”辛仲甫巧对，算是折冲樽俎间的一次小小“外交胜利”，史称“虏主”多少有点沮丧。但说党进这样人物“不可胜数”却不真实。事实是，党进这样的人物很少见。他在太原城下将名将刘继业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就不简单。

此人很有一点传奇色彩，史称党进形貌魁岸，平常待着时很安静，每当打仗，穿上甲胄，就兴奋得毛发皆竖，目光如电，史称“望之如神人”。

有一次党进看到有人在街市上演戏，就问演戏的人，说的什么台词。演戏人说：“正在说韩信。”党进大怒，说：“你对我说韩信，见到韩信就要说我！这是三头两面之人！”将那无辜的人打了一顿棍子。

又有故实说，天寒地冻的一个雪夜，党进在烤炉前酌酒自饮，吃得醉饱，满身是汗。他在厅前“扪腹徐行”，感到燥热，于是自言自语说：“天气不正。”恰好被门外站岗冻得瑟瑟发抖的卫兵听到，就回应说：“小人这里，天气却很正。”卫兵敢这样说话，似乎也没有受到惩罚。

有故实还说党进颇有孝心，但也有“变诈”。说他曾受诏巡视京师，只要听到里巷间有畜养鹰鹞的市民，一定要取来放走，还一边骂道：“买肉不拿来供养父母，反来饲养禽兽吗？”但有一天，晋王赵光义的一个随从臂上架着雏鹰来到市上，被党进看到，就呵斥他放鹰。随从说：“这是晋王的鹰啊！”党进马上就变了态度，对他说：“你可要小心养视，别叫猫狗什么的伤了它！”还掏出银子来给他去买肉。此事在民间传以为笑。

明冯梦龙纂辑《广笑府》，也编派党进一个笑话，说党太尉很蠢。一次，有人来信说：“偶有他往，借骏足一行。”偶尔有外出之事，要借您的“骏足”走一趟。党进很吃惊：“我只有两只脚，若借给他，我如何行走？”下属告诉他：“信上说的啊，是向你借马，‘骏足’只是对马的一种尊称。”党进笑道：“如今世道真是不同，原来这种畜生，竟也有个道号。”

过去军中将校，自都虞候以上，入朝时，都要将自己所掌管的士兵数额记到手持的木棍上，像朝官所带的笏板，以备皇上所问。有一天赵匡胤问道党进掌多少士卒。党进文盲，不识字也不识数，就将手中木棍举一举说：“都在这上面了。”老赵大笑，认为此人朴直，待他更为优厚。

北边草原兵常常趁着秋高马肥侵凌中原，中原因此就要有“防秋”之举。越是到了秋天，越要防备北方。党进就曾被派往北边“防秋”。但在走之前，要来“辞阙”，到宫中来向皇帝告辞。一般都要在宫殿侧门内拜别。老赵知道党进没啥文化，就派个小吏对他说，你是个边臣，可以免了这个礼节。但党进非要来“辞阙”。领班的大臣也知道他文化水平太低，就替他在笏板上写了很简单的词，教他背下来。等到轮到他的时候，最后要说几句辞别的话了，他却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了。就抱着笏板跪在地上，半天，仰起头来看着老赵说：“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

我听说上古之风很朴素简略，愿皇上您好好休息。

这两句话根本就不挨着，这样的告辞，也不符合当时的礼法。满大殿人听了都忍不住笑。老赵也是一笑放过。

后来人问他为何要说得这么文绉绉。党进说：“那帮酸文人动不动就拽文，我也拽一句。让官家知道我也读书啦！”

党进虽然是粗人，但却懂个“义”字。当初他在后晋叛臣杜重威手下做侍从，等到杜重威死后，无人愿意照料杜氏后人，只有党进，对杜重威贫困的子孙按月将自己的俸禄分一部分周济他们。史称“士大夫或有愧焉”。

据说党进镇守许州时，有天自外归来，忽然看到一条大蛇盘踞在自己的卧榻上睡觉，大怒，把这条蛇炖吧炖吧吃了。不久，就生了病，死在许州。

“常胜将军”李谦溥

李谦溥也是人物。后周时，他曾为晋州（今山西临汾）兵马都监。周世宗亲征淮南时，隰州（今山西隰县）刺史去世，李谦溥对建雄军（今山西代县）节度使杨廷璋说：“隰州乃咽喉要地，不可缺守。现在皇上车驾在淮南，我们如果赴淮南向皇上请示，时间来不及，等到得了皇上任命诏书，孤城恐怕已被河东所破。”杨廷璋也知道太原刘氏对此地觊觎很久，眼下一城无主，军情紧迫，于是签署书牒，令李谦溥代理隰州刺史。果然，李谦溥赶赴隰州，正在“浚城隍”“严兵备”，疏浚城濠，严查守备，完善隰州城防时，太原侵略者到了。建雄军守卫们要杨廷璋派兵去救援，杨廷璋说：“隰州城池坚固，守将出色，北汉不易攻克。”北汉军攻城不下。杨廷璋估计敌兵已经疲惫懈怠，没有防备，于是暗中与李谦溥约定，各募敢死士兵百余人夜袭敌营。李谦溥在一个夜晚，令敢死士一律短兵坚甲，夜半衔枚，从城上悬绳而下，与奔袭而来的杨廷璋部合势夹攻，掩其不备，大败北汉兵，斩首一千多级。

李谦溥还招募到一个降将名叫刘进。刘进有勇力，常人不及。李谦溥厚爱此人，刘进于是尽死力往来境上，常常以少击众，多有斩获。北汉人很怕他，就用蜡丸书离间刘进，故意将蜡丸丢弃道中，被大宋人得到，告诉了赵匡胤。赵匡胤来诏令说：将刘进捆送至阙下。李谦溥追问事情原委，知道刘进被人阴毒，于是对刘进说：“我以举家四十口保汝矣！”然后上言说刘进为太原刘氏所恶，此事定属反间。赵匡胤接到奏报，大悟，即令释刘进，并赐以禁军都校戎帐服具。

李谦溥，在山西二十余年，大小百余战，从未有过失败，连小的失败也没有过。边民对他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任感，每次出来巡边，父老们看到他都会很尊敬地下拜。

他为人还特别廉介。晚年在京师建了一所房子，在道德坊中。院子里弄了个小花圃，建了两个亭子，种植一些花木竹石，开始跟朝士们有了交游。后来，他从弟的女儿嫁给了皇子，史称李谦溥和他的从弟二人“贫无以资用”，拿不出钱来做陪嫁。嫁给皇子啊，那得有点排场啊，这哥俩做不到。李谦溥就将这所宅院抵押给当时的京城首富宋延渥，这才办了一场体面点的婚事。但这所房子就一直没有赎回来。太宗赵光义时，以为是李谦溥的后人没有尽力，就问做着通事舍人的李谦溥儿子说：“你老爸在边陲那么多年，只有这么一座宅邸，你们还忍心让它归于他人？”这位通事舍人就将家中贫困之事说了。赵光义闻言，很感动，就派中使取内府钱付给宋延渥，把房子赎了回来。

此事成为一时美谈，宰相毕世安以下，当时的名公多人，都为此而赋诗记事。著名文人王禹偁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并为园子里两个亭子分别起名为“克家”“肯堂”，都是比喻后代应有出息，光大家门，继承父业的意思。这一事件，也被人称之为“赐钱赎第”，李谦溥得到了后人的尊重。

史称李谦溥“性慷慨，重然诺”，石敬瑭父事契丹时，他是开封府推官，曾经出使过契丹，回来后说：“屈节外国，非久长策。”这话让石敬瑭听了不舒服，贬官。足见李谦溥是五代末、大宋初难得有见识的儒将，史载李谦溥“少通《左氏春秋》”，那就是一个读过儒学经典的人物。

围城“打援”大破契丹

且说太原战事。

太原城下，久围不下，有人建议增兵，择日攻城。左神武统军陈承昭进言道：“陛下自有数千万兵在左右，为啥不用呢？”

老赵不明白，陈承昭用马鞭指汾水，老赵大笑。于是就让陈承昭主持此役，筑堤壅塞汾水，令其改道灌太原。为了方便水中攻城，还特意下诏在汾水上造船。夏四月，老赵两次到城东来看筑堤工程。

水灌太原，也许是破城代价最小的办法。跟随老赵征讨北汉的谋士们似无人反对这个部署。

陈承昭是江南人，对水利工程很有一套。他还懂得核查工作量，做工程预算。最初老赵准备疏浚惠民河、五丈河时，陈承昭就是工程总指挥。他先来计量河势的长短狭窄，然后再量掘土工具铁锸的宽窄大小，用这个铁锸积累为尺，以尺积累为仗，因此定出了一个丁夫从早到晚，一天应该挖掘多少锸，计算出这些挖土的土方量，总起来是多少工程量，应该用多少丁夫，等等。制定成表格奏报给赵匡胤。老赵看后，很惊异，吓唬他说：“要是不像你说的这样，我可处理你！”陈承昭是很自信的，认为没有问题。等到工程完工，只多了九个人工。老赵大大地嘉奖了他。

北汉与宋师在城下胶着时，契丹已经分道来援。

但在赵匡胤指挥下，赢得了两场“打援”之战。

此役，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屯于阳曲（今属太原）。老赵听说契丹有一路将自石岭关来援，就传驿召何继筠来行在大营，当面授以方略，史未载是何“方略”，但老赵相当自信，给他精骑数千，对他说：“明天中午，我等你的捷报。”

当时已经是盛暑，老赵命负责御用生活的太官制作了“麻浆粉”赐给何继筠，何继筠痛痛快快地吃过，辞去。史不载“麻浆粉”为何物，或是由面粉淘洗而成的淀粉，煮熟凉拌，淋以麻油，类今日之凉粉。宋陆游有《清暑》诗：“厨人具浆粉，童子鬻山茗。”老赵暑日所赐，可能就是这个东西。

何继筠率众赴阳曲县北，按老赵部署，大败契丹，一举擒其武州刺史王彦符，斩首千余级，生擒百余人，得马七百余匹，铠甲甚众。第二天中午之前，何继筠派遣他的儿子来献捷。赵匡胤登上北边的高台瞭望，遥见一骑飞奔而来，就知道是捷报到了，使人去问，果然。

当时北汉因为有契丹做靠山，城中不惧，所以固守不下。老赵于是将石岭关大捷所获的契丹铠甲和首级向城中宣示，史称“城中人夺气”，周围诸州郡听说契丹战败，有人恐惧，来降。

当初征太原之始，老赵即判定契丹将有一路从河北来援，此时，果然，契丹兵进入定州界。老赵预先派出的大将韩重赟在附近山间列阵，以逸待劳。契丹兵近前看到旗帜，大惊。他们没有想到此地会有宋师驻守，准备遁去。韩重赟得到消息，率精骑急击，大破其众，获马数百匹。

久攻不下退兵为上

四月，陈承昭用粗布制成囊，装了泥土，将这些泥囊投入汾水上游，这样就省却了“版筑”之劳。所谓“版筑”，就是用夹板夯制土墙。这个技术在河水中难度太大，而泥囊则简单得多。当时投入的土囊只用了一半，上游的水就已经开始高出下游，随后，就越过了大堤，开始向太原城里灌去。

汾水有新堤筑成，赵匡胤来到太原城北，亲自来看灌城。

水到城下后，渐渐向城中灌去。

几天后，老赵令水军乘舟船，载强弩，开始水中攻城。

内外马步军都军头、横州团练使王廷乂亲自击鼓，后脱掉甲胄，率先登上城楼，但不幸的是，有流矢忽然射中他的脑袋，跌落城下阵亡。

殿前指挥使都虞候、袁州刺史石汉卿亦中流矢，溺死于汾水。

赵匡胤折两员大将，宋师士气受到影响。

这时正是酷暑天气。老赵在阵前却忽然想到牢狱中人，史称“上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絷之苦”，太祖因为暑气正盛，深深地惦记牢狱中被捆缚戴枷的犯人之苦，于是下诏西京洛阳等州郡，派出忠厚的长吏督察掌狱掾，每五天要检视一遍，须洒扫牢房，洗涤杻械，贫困不能自存的罪犯，要由官方给予饮食，病者给药。如果罪过比较轻，可以尽快判决，不要在狱中淹滞过久。从此以后，每到仲夏，朝廷一定再次申明这道诏书，告诫典狱官员。

宋师围太原，北汉宰相郭无为认为城破后归降大宋，功浅，不如趁未破归附。于是向北汉主刘继元请求自己带兵夜击宋师——他想乘与宋师遇合时投降。北汉主相信他，选精甲千余人，又命刘继业、郭守斌为副帅，一道来夜袭宋师。刘继元还亲自登上延夏门目送他们前往，并在城楼上等待他们回返。

当晚，天甚晴，但不久忽然变天，风雨交加，天色晦冥。郭无为行至北桥，停下来招呼诸将，而刘继业所乘战马足部受伤，于是收拾所部回城；郭守斌则迷失道路，呼叫不到。郭无为只有不多人马，如果独自投降，无功。他需要出卖刘继业、郭守斌，加大投降砝码。至此，感到希望不大，于是与麾下数十人也回到城里，准备再作打算。

这时已经进入夏季闰五月，汾水自延夏门瓮城进入太原，穿外城两重，注入城中。城中为此大为惊扰。赵匡胤走上长堤观看水淹效果。水抵城下后，越来越宽阔，水位也越来越高。北汉人在城内设障，宋师从大堤上发强弩射击，让城中人堵水无法施工。忽然城内有积草漂出，直抵入水口止住。宋师强弩无法穿透，北汉人在积草后面垒起了泥袋石头柴草，总算堵住了入城的汾水。

郭无为再次劝谏北汉主出降，北汉主不听。这时有个阉宦名叫卫德贵，他搜集了郭无为很多证据，告诉刘继元这人是北汉内奸，反状明白，不可赦。刘继元调查清楚，于是将郭无为正法，告知全城。城中守志更为坚定，无人敢有二心。守城将士甚至派出数万大兵，夜半出西城门，袭击宋师筑起的长连城。战术目的是焚烧宋师的攻城器械。当时长连城壁外有人传呼说：“北汉主来降！”赵匡胤听说后，令卫士警戒，准备开壁门放喧呼者进来。随军八作使赵璲道：“受降如受敌，岂可夜半轻信许诺乎！”

老赵让人去侦察，果然是北汉特务在使诈。老赵于是部署大军掩击太原兵，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八作使，是宫中的闲职。

天亮之后，老赵又来到城南，命水军乘轻舟焚烧城门。

此时，老赵得到一个消息，随军的右仆射魏仁浦卒。

魏仁浦乃是后周时的名相，一直是老赵的朋友，陈桥兵变后，魏仁浦与范质、王溥是率先表示拥戴的后周老臣。征太原前，老赵宴请诸臣，魏仁浦在。老赵笑着对他说：“何不过来劝我一杯？”魏仁浦于是离席前来敬酒，老赵趁机对他悄悄说：“朕欲亲征太原，如何？”魏仁浦回答：“欲速则不达，惟陛下审思。”老赵认为他说得对，宴罢，到他的府邸，亲自赐上尊酒十石、御膳羊百口。但老赵还是没有按捺住北征太原的意图，等于没有接纳他的意见，并且带着他一道来征北汉。估计魏仁浦一路上并不愉快。猜测老赵带着魏仁浦北征的意思，大约有向老魏炫耀的孩子气：你不是说“欲速则不达”吗？我打下太原给你看看。

但太原就是打不下。

前面已经折损两员大将，魏仁浦死后，东西班都指挥使李怀忠率众攻城，战不利，中流矢，差点死去。

眼瞅着战事是越来越惨烈，老赵身边殿前指挥使都虞候赵廷翰率诸班卫士来见老赵，见面就叩头，说愿意“先登急击，以尽死力”。

这是老赵最精锐的一支亲兵，都经老赵一手调教，战斗力非常强。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说一故实。说老赵“善御豪杰，得人之死力”。他常常到讲武池，临水检阅水战演习。有一次，老赵发议论对左右说：“人们都说‘忘身为国’，但死者，人之所难。说得容易罢了。”这时殿前禁卫诸班的指挥官都在旁边，有一个“天武厢主”（诸班之一）李进卿上前对老赵说：“如臣者，如有令死，臣即死。”说罢跃入池中。他的意思是，老赵要是不让他上来，他就自己淹死。老赵大惊，赶紧招呼十几个水工将他救上来。

老赵左右内侍数十人，皆善武艺，身体矫健，一人可敌数人。骑马上下山，如飞一般。老赵对这些亲兵慰抚养育，待遇非常优厚。有一次泗洲（今属河南南阳）有人捉住一只老虎，装在笼子里运到京师。赵匡胤命人用一整个的羊腿给它。虎得肉后，决裂而食，气甚猛悍。等到再看时，只见老虎张口不能合嘴，细看，原来有骨头横在老虎喉咙中。老赵看看左右，有一内侍亲兵李承训，当即将手臂伸入虎口，将骨头取出，自己也没有受伤。

老赵还曾到禁中五凤楼，只见有一个风筝落在东南角楼的鸱尾上。老赵对左右说：“有人能取下它来吗？”一内侍亲兵，将衣服掖好，卷起袖子，攀登殿屋栋梁，经历几次危险，爬到殿脊，取下献给太祖。旁边看的人都眼晕，史称“观者胆落”。老赵培养的一队殿直侍卫就都是这样的矫捷勇猛。

但此时的老赵已经无心与太原“死磕”。他越来越觉得当年王朴“先南后北”的战略是对的，越来越觉得赵普说“暂留太原不下，要太原独挡西北两面”的意见是对的，而当年张永德也是这个意见，魏仁浦也是如此。这么多人都觉得暂时不动太原，一定有大道理在。当今江南李煜未平，却来负气北征，很可能是个战略错误。于是，就在赵廷翰请战时，老赵忽然就下了“撤兵”的决心。他说：“汝曹皆我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我宁不得太原，岂忍驱汝曹冒锋刃，蹈必死之地乎！”

一番话说得诸班亲兵感动得哭起来。

当时大军暴师在外，顿于甘草地（太原附近地名）中，又赶上暑雨，兵士们很多人在闹痢疾，疫情正在扩散。而契丹又派来更多援兵。随军的太常博士李光赞感到此一番劳师远征不利，于是上言请求退兵。

这也恰好是老赵的意思，于是就来问赵普。赵普也以为退兵为上。

大水退泥墙塌

几天后，老赵到城东，准备商议班师事宜。诸臣策划：可以效法后周柴荣当年的做法，迁徙太原周遭士庶万余家于山东、河南，迁徙者给粟。于是，分命使者十七人，到诸州郡移民，并发禁军护送到目的地。第一拨移民都屯扎在河北镇州、山西潞州等地。所以有这个举动，是为了削弱北汉的根本。北汉有两大力量来源，一是契丹，另一就是境内人户赋税。这些赋税为北汉打仗提供了足够的粮草，现在将这些庶民移往宋境，将会减少北汉收入。

若干年后，宋太宗赵光义终于打下北汉，只得到“户三万五千贰百二十”。这就意味着赵匡胤的移民政策彻底削弱了北汉的经济实力，赵光义所以能得到北汉，与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两次移民不无关联。

车驾离开太原时，为了安全，丢弃了大部分军需物资，史称北汉主统计宋师遗弃的军储，得粟三十万，茶、绢各数万。北汉战争中丧败物资无数，几乎已经用尽了城中积蓄，因为有这些宋师辎重，多少有点缓解。

当初水灌太原时，正当酷暑，老赵露臂跣足，蓬松着头发，冠带全免，手持指挥刀坐在黄罗伞盖下，督促兵吏运土筑堤堰塞汾河。城上望见，不断有箭矢射来，更用抛石机抛来大块石头，但老赵想起当年大帝柴荣征寿州，在箭矢袭来中端坐不动，老赵与柴荣比，镇定之外，还多了一份不拘小节的潇洒。

当时水浸城墙，只剩下几块砖的高度，就要没城而入。宋师乘舟船，距离城楼也很近。还有船载了火油干柴来烧城门楼子……几乎就要破城，但老赵决心不足，更不忍过多杀伤，最后撤军。留在城中的契丹册封使韩知璠，等到宋师退后，看到北汉兵在疏导积水时，很多建筑倒塌，连外城墙都一片一片坍塌。当时他就看明白了，原来，大水泡松了泥墙，有大水在，城墙尚能支撑，水一退，泥墙就稀里哗啦纷纷倒下了。此人叹道：“宋师引水灌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先泡城，后退水，城墙必倒。如是，太原恐怕没有活口了！”

宋师退后，契丹援兵也来到了太原城下。

刘继业看到契丹骄横跋扈的样子，向北汉主刘继元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臣愿袭取之！一仗可获马数万，借此并我河东之地一道，归附中国，如此可使晋人免于涂炭，陛下也可长享富贵，不亦可乎？”

刘继业此言可谓吉光一现。站在历史的后面来看，这还真是个好主意。如果北汉能行此议，大宋幸甚，中国幸甚！

惜北汉主不从。

宋太祖赵匡胤北征，几乎无功而返。从种种记录来看，老赵用兵不狠，是未能下太原的主要原因。宋魏泰《东轩笔录》披露，若干年后，宋真宗曾经对宰臣们说到北征太原事：

以河东之役，兵力十倍，当一举克捷。良由上党发愿之时，左右有闻之者。贼闻此语，知神兵有戢（有戢，有所不为），故坚守不下，至烦再举（以至于要宋太宗再次兴兵讨伐）也。

宋真宗的意见不一定是合理借口，但赵匡胤宅心仁厚是事实，这个活儿要是由王全斌、曹翰来干，估计早就平定刘汉了。在老赵这里，伦理的价值往往重于政治的价值。对生命的敬畏，让他“有戢”，不敢以杀戮无辜为代价获取政治的功业。他在潞州（上党）麻衣和尚院，恭恭敬敬向佛前祈祷的誓言，用一句俗话、套话说，是赵匡胤所在时代的“最强音”——

“此行只以吊伐为意，誓不杀一人！”

老赵存钱办大事

老赵虽然没有完胜北汉，但先后积有小胜，也震慑了刘继元；更有意味的是，何继筠、韩重赟从两路“打援”，也成功击败了契丹来犯。这是中原与契丹较量，大宋取胜的经典战例。后晋以来，契丹多次侵入、侵扰中原，几十年间，中原畏辽如虎，除了后晋阳城大捷，周世宗晚年平定关南的战绩，似乎还没有给过契丹重创。有此两战，足以奠定大宋信心：破契丹，后晋可以，后周可以，我大宋也可以。契丹，是可以战胜的魔鬼。

老赵击败契丹，令契丹南疆守备大为恐慌，不断地有人前来归降。甚至属于契丹内部族群的部落也有人来举族归附。太原之战后，契丹的舍利、于鲁等十六个部落前来归附，老赵命其大首领罗美等四人为怀德将军，八人为怀化郎将；次首领诺尔沁旺布十五人为归德司戈（从八品下的武官）。

开宝二年（969）六月，老赵从太原撤兵后，次年深秋，契丹以六万铁骑再次来侵，兵出河北定州。赵匡胤闻讯，命令判四方馆事田钦祚领兵三千防御。这是一次众寡悬殊的对阵，但老赵自信，田钦祚也自信。行前，老赵对田钦祚说：“彼众我寡，卿但背城列阵以待之，敌至即战，勿与追逐。”

田钦祚领命后，与来寇在满城（今属河北保定）相遇，一战，敌骑未敢掩杀，稍稍退却。田钦祚没有听老赵话，还是忍不住争功前进，乘胜进据遂城（今河北徐水）。战马忽然中流矢跌倒，危机当头，骑士王超以自己的战马授田钦祚，田部军复振。从早晨战到午后，杀伤甚众。天色黑前，田部退保遂城。

契丹围城数日，田钦祚看到城中粮少，守城不利，于是整兵开南门，从数万骑兵中选择一个薄弱之处，突围而出，直趋定州保塞，史称“军中不亡一矢”。这一仗，虽然没有剪灭契丹，但以少胜多，整旅而还，几乎就是奇迹。于是契丹那边有了传言：“三千打六万。”

老赵接到田钦祚奏报后，很高兴，对左右说：“契丹多次侵入我边境，其精兵不过十万。我如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首级，只不过费我二百万匹，如此，则契丹尽矣！”

从此以后，老赵更注意修整边备。讨平诸国之后，老赵收其府中所藏，储存于一个专门的仓库，曰“封桩库”。以后每年国家用度有盈余，也都放入这个仓库。他对近臣说：“晋石敬瑭割让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同情诸州之民久陷夷虏，等我所蓄满三百万缗（或有记录为五百万缗），当遣使送给北虏契丹，赎回山后诸郡。如不从我，即散此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

这一段记录在多种宋人笔记中都有记载，文字大同小异，应该是事实。

宋李攸《宋朝事实》记载，太祖赵匡胤痛恨后晋末帝石重贵被契丹所灭的开运年间的国家祸事，那一场祸事，导致华人百万都没于契丹。所以从即位以来，专务节俭，乘舆、服用等，一律简洁朴素，另外将供应皇室节约下来的剩余物资专门贮藏一个仓库，对左右曰：‘等我凑够三百万贯，当给契丹写信，用这个钱来赎买石重贵时陷没契丹的百姓。由此可见，太祖要大一统而收复幽燕，意思在赎回百姓而不在赎回土地啊！

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论及此事，有更详尽的说法。说老赵设“封桩库”时说：“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而厚敛于民。”军旅和饥馑，这两件事，要预先做好战略准备，不能有事了临时去百姓那里聚敛。

吕中认为“封桩库”，就相当于西周的“内库”，西汉的“少府”，东汉的“别监”，唐代的“大盈”。这类库藏一直归太宰管理，属于外朝，不属于禁中，设置它的意图是出于公义。但东汉至唐以后，多以阉宦管理，于是这类库藏成为禁中皇室私用。从赵匡胤的这段话看，“封桩库”的设置是为将来可能的“军旅饥馑”做准备，不能事到临头，去搜刮士庶——后晋、契丹、荆南等五代乱邦，常常在战前借机向民间赋敛，甚至抢夺，这个活儿，老赵从来不干。考老赵建国后，大小战事十余场，从来没有以战争为借口而搜刮民间的行径。史称置“封桩库”是“为民所虑”，是实在评论，并未夸张。

吕中也提及老赵“蓄满五百万缗，以赎山后诸郡”的话头，承认这是太祖“为国所虑”。足见“封桩库”与东汉以来的赋敛不同。可以判断，“封桩库”是公立仓库，置此内库，既是“为民所虑”也是“为国所虑”，“欲民与国俱利”。

但老赵置“封桩库”，有一种说法是赎回被掳掠的中原百姓，一说是为了赎回被契丹占有的幽云十六州。可以当作传闻异辞来看，不必深究。总之，“封桩库”是为解决契丹占取中原百姓和土地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军旅和饥馑问题。“封桩库”内财货，非老赵私财，是可以肯定的。这与疯狂敛财满足皇室私欲的做法有天壤之别。有若干故实可以证明这个判断。

尚“质素”不求奢华

老赵的女儿，故魏国长公主在太祖朝时，曾经穿了贴绣铺翠的裙服进入宫中，太祖看见后，对她说：“你这衣服得没收！而且你从此以后也不许穿这么豪华的衣服。”

公主笑道：“我这衣服才用几根翠羽啊？这么抠门！”

老赵道：“不然。咱们主家穿这个，宫闱、亲戚、里巷就会都来效法。京城孔雀、翠鸟的羽毛价格很高，小民有利可图，就会辗转贩易，造成的‘伤生’罪孽，都是由你而起。你生长于富贵，应当懂得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

公主听后很惭愧。但她跟皇后坐在一起，又对老赵说：“官家做天子这么久了，难道不能用黄金装饰肩舆，乘坐出入吗？你看你现在这套‘御辇’，太破旧啦！”

老赵笑道：“我以四海之富，不要说一套肩舆，就是所居宫殿全部用金银装饰，也有力量办到。但念我为天下守财，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如果公帑财富用来自我奉养，天下人还有什么可以倚靠呢？这类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老赵的简朴，是历来帝王中很有名的。他在常例中常有减损，日常穿的衣服都是反复洗过的；乘舆礼服，也尚“质素”，不求奢华；寝殿帷幕用青布包边的芦苇帘子，宫中的帷幕，没有文采装饰。他曾经将一件麻屦布裳赐给左右说：“这是我穿过的旧衣服。”

老赵的俭朴，甚至连赵光义都看不下去。有一次禁中宴饮，赵光义找个机会从容地对老赵说：“陛下穿的衣服、用的器具，太——草率。”史称“帝正色曰：尔不记得咱们居住在夹马营时的生活啊？”

有些大臣们不知道，还以为后宫不定多么奢华呢。有一次老赵高兴，光着一个膀子走进宫内的翰林院，当时是学士卢多逊值班，老赵跟他聊天，也许是听出他话里对皇上私密生活的好奇，就带他进入寝殿，此处有缣丝帐、紫绫褥，一般乡绅都可以有的东西而已。老赵对卢多逊说：“尔在外以为朕的日子多么丰侈吗？朕用这些东西还常常觉着惭愧呢！”

飨庙郊天，也即太庙祭祀和天地祭祀，都是国家大事。郊祀就是要祭祀天地，要升坛，有司拟准备黄褥铺道。老赵说：“朕洁诚侍奉上天，不必如此。”命撤掉黄褥。还宫时，要驾豪华帝车金辂，老赵又对左右曰：“古来典故，祭祀完毕后可以乘辇吗？”左右认为乘辇无害。于是弃辂乘辇。

排场对老赵构不成诱惑。

元佚名《宋史全文》引吕中意见说：

创业之君，后世所奉以为轨范也。宫闱之地，四方所视以为仪刑也。一人之奢俭者虽微，而关于千万世者为甚大；致谨于服色者虽小，而失于千万里者为甚远，可不谨哉！

创业的君王，是后世用来奉为规则样板的人物。宫闱之地，那是四方当作天下仪表行范的地方。一人的奢侈还是简朴虽然很小，但关系于千万世的影响却很大；致力于服饰的事虽然很小，但失之于千万里的地方却很远。为人君者能不谨慎吗？

置“封桩库”储财，实质是：在国家正常税收中，积累财富，作为战略储备。因此，这是一桩军政措施。这一措施的主要方向，是解决契丹问题。

“封桩库”积攒军需

老赵在下泽潞、平扬州、收荆湖、定西蜀之后，知道“僭伪可平”，有一次对晋王赵光义说：

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止在契丹，自开运（契丹年号）已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

中原从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国库空虚。我们一定要先取西川，按次序再收复荆南、广汉、江南，这样，国用就会富饶起来。现在我们的劲敌，只在契丹。自石重贵开运年间之后，契丹更加轻视中原。河东扼守两蕃（契丹和正在壮大的西夏），如果我们马上就去取河东，就与两蕃直接接壤，那时就要直面境外之敌。不如暂时存着刘继元，让他来做我大宋的北部屏障。等我完整充实之后，再取河东也不算晚。

这一段话见于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明显可以看出，这是王朴、赵普、魏仁浦的战略思想；但“国用富饶”“俟我完实”则是与“封桩库”一脉相承的军政思想。老赵留下的《太祖誓碑》，其中一条就是：“不加农田之赋”。此事事关民生，是老赵也是大宋的德政、仁政，“不加农田之赋”，官方用度、皇室供给，就要受到限制。这一条誓言具有从财政方向上约束、制衡权力的性质。捍御契丹、收复幽云、讨平河东，是太祖赵匡胤混一天下的北方战略方向。民族利益、历史趋势、天下目标，都在推动老赵往这个方向运动。大义所在，责任所在，无可规避。但这类宏大叙事，与“民生”比较起来，还在其次。国家“大义”与士庶“民生”的矛盾，自古如此。老赵在千难万难的无比纠结中，落定“民生”义重，终其一生，没有更动；终大宋一朝，没有更动；除了佞臣奸相的贪腐之外，大宋在政策上从未有过搜刮士庶的敕书出台。这就是制度性文明。

“封桩库”，在千辛万苦的积攒中，就是要为中原解决契丹问题。

但船山先生不同意这个意见。他在《宋论》中对老赵的这个举措批评得相当严厉，大有“春秋责备贤者”的况味。

船山认为：军旅之事，确实需要储备，但又不能过分依赖储备。从历史来看，老赵储备如许之多，最后并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反而启动了宋真宗的骄侈之心，甚至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箕敛天下”，导致“召怨以致败亡”，都是因为“财之累也”。他认为战争中的“士”（包括将军士兵士大夫），不是靠余财养起来的，过去东晋的谢玄、唐代的郭子仪等人打胜仗，并没有什么积蓄。徒手号召，也可“百战而得天下”，因为兵者，“用其一旦之气也”。如果一味蓄财而战，则在上者，奋怒之情会因为时间长了，不相为继；在下者，偷安之情会因为时间长了，更为因循。这类蓄积，容易为奸人所乘，窃归私室（南唐李昪的“德昌宫”，相当于老赵的“封桩库”，就被奸人刘承勋私自盗取）。由于这类积蓄已经成为私人财产，故当国家变乱猝生之际，奸人还会死护货财，不愿意散财救难（后唐李存勖的刘皇后，就不愿意散财）。等到国亡，历年积累的财货，都会一揽子送给寇仇。

船山为此慨叹道：“财之累，于斯酷矣！”他认为天下之财，自足以应天下之用，缓时不见其有余，急时，不见其不足。如果当初太祖能乘立国之初，委腹心于虎臣，以致死于契丹，则燕、云可图也。船山甚至认为老赵此举，是“翁妪之智，畜金帛以与子，而使讼于邻，为达者笑”。像乡村老汉老妇的智慧，积攒财富准备留给子孙，最后导致子孙生成诉讼，为达观者耻笑。

船山先生所论大有道理，但如“原心”，推原赵匡胤的初衷和当时形势，似未必。后来的太宗赵光义，对老赵的“封桩库”就不太欣赏。他倒是“委腹心于虎臣，以致死于契丹”，但是并没有达成收复燕云的目标，几乎是全败而归。

今天来看，对“封桩库”历史故实，要着眼两个方面来评价。

一是老赵初衷，就是为国为民做好战略储备，一旦国家有事，不去搜刮民间。故老赵此举有仁厚宅心在，从民生大义考虑，从圣贤气象理解，“封桩库”就是德政、仁政。

二是要真实地理解大宋所处的地缘政治条件。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中有言：吉凶的消长，是上帝的事，但一静一动的得失，却是人的事。人要等待天时，天会回应人和。物升到极点会消减，人静到审慎则可动。所以，天道有或消或长的时机，以此来削平天下的险阻，但总是苦于激进的人们不愿意耐心等待。智者会根据老天的意志，看天下消长的形势而动，却总是苦于激进的人们不能领会其中所要持守的天命。这段话充满政治智慧，对“有神论”者而言，这是很好理解的一段话，“无神论”者理解这段话，可能有点难度。这样来看赵匡胤的“封桩库”就能理解，他并非像守财奴那样“蓄金帛”给子孙，而是借此姿态等待天时。老赵从后汉、后周而来，审时度势，他知道契丹是不可能犁庭扫穴，一举克灭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还不是最好时机。契丹，或扩大一点说，中原的北境问题，终大宋一朝没有解决，后来的蒙元、满清不论，大明王朝事实上也没有根本解决（大明甚至没有彻底“灭元”。“北元”就是蒙元的延伸，在后来的土木之变中，“北元”的余孽瓦剌甚至俘虏了大明最高首脑朱祁镇）。中国的北境问题，直至中华民国，在“五族共和”的大义之下，才算基本底定。因此，解决北境问题，不是“堂皇情绪”能够解决的，当然，也不是“封桩库”能够解决的。中华运命之元亨利贞，需要等待天时，封桩库，就是等待天时的一种努力。赵匡胤此举，不可以寻常“聚财”视之。

幽州形势图

有一天，赵匡胤召来赵普，取出一卷地图，打开一看，原来是《幽州形势图》。

老赵似乎有点得意，对赵普说：“卿可猜猜，此图，孰能为者？”

赵普仔细观看后，叹口气说：“他人不能为，惟曹翰能为之。”

老赵问他何以知之。赵普回答：“方今将帅，论才谋，无人胜过曹翰。陛下如令曹翰干这个活儿，他一定能得到幽州。”

老赵很高兴，就有任命曹翰为幽州招讨使的意思。

赵普说：“曹翰取之，谁能守之？”

老赵说：“就让曹翰守之。”

赵普说：“曹翰死，谁守之？”

老赵词穷，史称“帝默然”。

而幽州之进讨的战略也被搁置起来。

太祖一朝没有动幽燕，与君臣间的这一番对话密切相关。

当年大帝柴荣已经平定关南之地，已经逼近幽州，惜英年早逝，没有继续北上。当今太祖与柴荣比较，实力更为雄厚，且用兵谋略更胜一筹，帐下名将云集，应该是大宋武力最为强盛的时代。曹翰屠江州城，是一大罪恶，但用此人征幽州，应该有胜算。他主动谋划幽州，绘制幽州形势图，就证明此人对燕云态势已经筹之烂熟。但不世之功被赵普所沮。

船山先生的《宋论》，对赵普此议甚为不满，甚至有了超逾寻常的批评。

如果说幽州不好守，幽州以南就更不好守，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幽州南，一马平川，契丹铁骑几日间可以到大河，过河就是汴梁。而幽州，则“负西山，带卢沟，沓嶂重崖以东迤于海”，形势险峻，比关南之地更容易据守。如果说曹翰之后不能守幽州，他人之后何以守关南？当年吕后问临终前的刘邦：萧相国之后，谁可代之？刘邦说曹参可代之。吕后又问曹参之后谁可代之？刘邦说王陵、陈平等。吕后再问其次，刘邦说：“此后亦非尔所知也。”后来之事，人难料。有道邦国，只需要“育材有素，抡选有方，委任以诚，驾驭以礼”，如此，百年之后，国之长城干将就不会少。赵普逆料曹翰之后无人，等于不相信大宋有未来。所以船山先生认为赵普此说为诡辩邪说，要想识别这个邪说很容易。但老赵为何被这个诡辩所“蒙蔽”呢？其实不是被“蒙蔽”，而是赵普此论道出了老赵心中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藩镇之祸。

赵普的潜台词是：曹翰可疑吗？老赵的意见：曹翰不可疑。赵普下面的潜台词就是：“曹翰之外谁可不疑？”

幽燕之地，是藩镇叛乱的渊薮，汉代以来就有卢绾之乱，唐代天宝以来，安禄山叛乱，而后是五代镇守此地的若干藩帅先后叛乱。原因就是一个：镇守的藩帅太强大了。强大到足以俯瞰中原。即便南下中原不能得逞，据守幽燕河北之地，也足可以拥兵自保。如果曹翰之后有此类人物，赵宋危矣！

这就是赵普的“不言之隐”，也是老赵退缩而不敢坚守前见的真实原因。

赵普这个心理擘画直击老赵命门。

船山对此给予犀利批评：“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北宋之所以被金兵所扑灭，地缘政治的原因肇始于此。南宋之所以被蒙元兵所扑灭，地缘政治的原因也肇始于此。王夫之这里说“六百年衣冠之祸”，事实上除了大宋三百年外，还包括了蒙元近百年、大明二百年。中国北境，地缘压力沉重。

按王夫之意见，这是老赵的一个巨大失误。

契丹不可灭，但燕云必在得。“封桩库”理应散财而谋幽燕。老赵被赵普一番邪论蛊惑，由“契丹之祸”转至“藩镇之祸”，终于被未可知的形势夺气。元首气馁，将士寒心。终大宋三百二十年，除了太宗赵光义主动与契丹寻战真宗赵恒硬头皮御驾亲征，元首中无人有直面北境（契丹、女真、蒙元）的勇气。每当需要面对时，就会有赵普式的文臣出来谈“藩镇”。

藩镇、藩镇！大宋内部的力量消耗于弭定藩镇叛乱多（这方面的确相当成功），消耗于捍御北境番邦侵扰少。

藩镇，是震慑大宋元首的第一幽灵。

赵匡胤时代的问题事实上可以概言为四个方向——

一、在契丹铁骑的威胁中如何实现南北和平共处问题。

二、在藩镇坐大致中国动荡中如何解决文官制度问题；

三、在契丹与藩镇双重压力下如何解决民生苦难问题；

四、在五代十国的文明沉沦中如何恢复天下道义问题。

这四大问题，也是本书开篇所言的四大难题。它们困扰老赵一生。甚至可以说，老赵这一生，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倾注了全部智慧与勇气。四大问题中，最急迫的是契丹问题，但最令老赵，也令后来的大宋元首忧虑的，却不是契丹问题，而是藩镇问题。“今之勍敌”固然“止在契丹”，但“今日‘内敌’”却“实在藩镇”啊！

安禄山以来的藩镇大员们，给中原造成的破坏，那种烈度和反复出现的频率，事实上也确实远远超过异族的南侵。

赵普的奸邪劣迹

赵普一生为大宋谋划，收藩帅兵权，制定南北政策、优秀的战略设想都应该是大宋第一人，但在船山先生看来，赵普阻止曹翰经略幽燕，却是一大奸邪劣迹。为何这样说？船山先生给出了答案：

赵普“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奄处其上”，以幕僚中的佼佼者，得到国家将他视为开国元勋的宠爱，因此瞧不上将士，俨然以为自己在所有武夫之上。但将士们并不服气赵普。陈桥之功，石守信等镇守京师，其功甚巨；下江南，收西川，平两粤，曹彬、潘美等人任之；当时武功平定天下之功臣，都对赵普之倾轧有不满。所以赵普与将军“有不与并立之势”，于是日夜思虑如何“深结主知”以便使太祖“倚为社稷臣”。只有折抑武臣，使武臣不得立不世之功，这样，武臣就不能分享太祖的眷爱，而赵普就可以社稷臣身份安享荣华了。赵普所以抑制武夫，其用心在此。

船山这个意见，看似“诛心”，大有以动机窥视人心的嫌疑，但进入历史还原，将自我代入历史现场，用证据来考察来龙去脉时，能够感觉到船山的洞识。他以一个思想者的目光，穿透了数百年迷雾，直窥人心，让后来人读史至此，惊出一身冷汗。

吴越王钱俶派使者给赵普送来书信和“海物”十瓶故实，也被船山先生分析出了太祖的心思。老赵说：“他们还以为国家事，都由你们‘书生’决定呢。”船山认为“太祖亦窥见其情，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说太祖早就看破赵普疑忌武臣的隐情，不过当时因为武臣确实有五代积习，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测力量，需要赵普这样的人物来制衡罢了。

但是尽管如此，老赵待赵普还是太过分了。史称“不仁者，不可与托国”，老赵等于将大宋帝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托付于赵普的智慧和性情中，故大宋之得失都与赵普有关。在以后的日子里，赵普出于“固宠”的目的，在太宗面前戕害赵匡胤的子弟，就是信任“不仁”之臣的结果。

按船山的说法，老赵实在应该效法光武帝刘秀，简拔敦朴纯雅之士，以化解强悍桀骜之风，这样的人在朝总揽枢机，既可以平服藩镇之祸，也可以公忠体国，不至于以私心排挤武臣。如此，则燕云之地，很可能是另外一种面貌。《宋论》中，船山先生最后说：

险诐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纲维。呜呼！是可为天下万世痛哭无已者也！

阴险之人，居于国家腹心之地，一言不当，就会导致百代根本的裂痕。唉！这真是可以为天下万世痛哭不止的悲剧大事啊！

有意思的是，船山先生不仅在《宋论》中对赵普阻止曹翰的事痛骂不已，在《读通鉴论》中，甚至说赵普是奸细：

宋祖有志焉，而不能追惟王朴之伟论，遂绌曹翰之成谋，以力敝于河东，置幽、燕于漠外，则赵普之邪说蛊之也。普，蓟人也，有乡人为之居闲，以受契丹之饵，而偷为其姻亚乡邻免兵戈之警，席犬豕以齁睡，奸谋进而贻祸无穷。惜哉！其不遇周主，使不得试樊爱能之欧刀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老赵有志于幽燕，但最后，不能追怀王朴《平边策》中的战略规划，竟罢黜曹翰筹之烂熟的谋略，将力量消耗于河东，置幽燕于于沙漠之地，这一切，都是赵普邪说蛊惑的结果。赵普，是蓟州人啊！那里就在幽燕之地，有受契丹收买的当地同乡在居间传话，赵普就是不想让兵火烧到他的家乡！跟猪狗之辈在一起酣睡，于是有奸谋进而贻祸无穷。可惜啊！没有让赵普遇到周主柴荣，不然，也让他像樊爱能那样被锄奸！

船山站在民族大义一边，对当时未能实现王朴、曹翰的谋略深感痛心，但将赵普说成奸细，可能还需要一点实证。

契丹主动来修好

曹翰，杀人不眨眼，但还是个诗人。宋太宗能背诵他写过的一首诗，其中有句：“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摩峭壁，定应先勒大名曹。”据说太宗赵光义很喜欢这首诗。曹翰有志于幽燕，看来是事实。没有让他经略幽燕，很可能是大宋地缘政治方向上的一个巨大失误。

话说老赵，当赵普等人主张不动幽燕之地时，也想到了“羁縻”政策。如果暂时不能动，那么安排大宋与契丹边境的长久和平，也许不失为一个次优战略。

老赵得国之后的第二年，专门下诏停止了一项“骚扰”契丹多年的边民习俗。

原来，五代时，各中原国，大多招募边民出塞去盗取契丹等部落人的马匹，然后，由官方给盗马者酬金。

《宋会要辑稿·蕃夷》说：“太祖建隆二年十月，诏北面诸州禁边民无得出塞盗马。”

元代佚名《宋史全文》也说此事：五代以来就鼓励边民盗马以补战马之缺。但老赵“欲敦信保境，戊戌，敕沿边诸州，禁民无得出塞侵盗，前所盗马，尽令还之。”

据说，此举令“夷狄畏慕，不敢内侮”。

盗马，可能给契丹造成麻烦，但不会对契丹伤筋动骨，这事对于两国间的来往也是一个疙瘩。最重要的，老赵自始至终就有一个明确的“天下目标”（如前所述，不是“政权目标”“部落目标”“寡头目标”或“个人目标”）：培养大宋王朝的道义天下。他不愿意看到廉耻的沦丧。鼓励民间“盗马”，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爱大宋”的举动，但在人性的道德方向上出了问题，这就是利用了人的“侥幸心”而默认了盗匪勾当。道义天下，不欣赏这类行径。

老赵用培固道德元气的方法，渐渐化育出一个文明邦国。大宋，在契丹那里赢得了尊重。

开宝七年（974）十一月，契丹国的涿州刺史耶律琮，给大宋知雄州孙全兴写了一封很诚恳的信件，信中大意：

我耶律琮受大辽君恩，充当边任，但没有境外交往的权力，说得未必合适。但觉得只要事情有利于家国，可以来做，所以来写这封信。我私下以为：南北两地，古今所同，为何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友好来往呢？过去后晋石重贵时，因为政出多门，被他们国内的强臣蛊惑，忘我契丹大义，于是有干戈之用，生灵于是罹灾。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能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以此来休息疲敝之民，重修旧好，长为盟国，不是很美好的事吗？我耶律琮微不足道，但敢与参与大义，希望能觉悟，恳请洞察详鉴。

耶律琮这番话显然是契丹来投石问路。

孙全兴将此信转给太祖，太祖不以朝廷名义，但命孙全兴回信答复。

第二年三月，契丹派来了使者，带着国书来交聘。

国书中自称“契丹国”。太祖命负责人到边境迎接契丹使者，在都亭驿休息。到京师后，太祖召见，赐给袭衣、金带、销金皂罗帽、乌皮靴、器币、银鞍勒马等。随后，又在内殿设宴，召使者就坐，观看老赵亲手培养的殿前诸班骁勇士在后苑骑射，还令契丹的一个使者与老赵的卫士做竞技比赛，驰射马球、马上截柳枝等等。等到使者回契丹，老赵仍然赐给他很多器币衣服。

契丹能主动来修好，如果从此不生边衅，即使暂时不能恢复汉唐旧地，生民也可从此免予兵锋。在“时运”不到的时刻，也许就是一个比较中可以接受的地缘格局。太祖赵匡胤也许正在等待契丹主动来修好。契丹使者走后，诸臣对这个局面很兴奋。他们认为北境过去一直视中原为“儿皇帝”“孙皇帝”，现今能以平等姿态与大宋交往，实在是五代以来所未见。于是齐声恭维太祖赵匡胤。

老赵对宰相们说：“自五代以来北敌强盛，盖由中原衰弱，以至晋帝蒙尘，亦否之极也。今慕化而至，乃期运使然，非凉德能致。”

左右皆称万岁。

老赵这段话对理解大宋此前此后的北境政策很重要。他这段话译成现代语就是：“自从五代以来，北敌一直很强盛，主要是因为中原衰弱，这才导致了晋帝石重贵被俘受辱。但这也是衰运的极点。否极泰来，现在我大宋强盛了，契丹歆慕我中原文明愿意来结盟好，这是‘期运’的结果，不是我这个德薄之人能做到的。”老赵这话至少可以品味出三层意思：

一、大宋与契丹的和好，乃至于结盟，是可以接受的格局。

二、大宋不能主动结好契丹，但契丹主动结好大宋，则应抓住难得的“期运”，积极应对，促成和好。

三、要想让契丹“慕化”，大宋必须强盛。

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赵光义初期没有接受赵匡胤的这个基本思路，在平定北汉之后，不惜与契丹一战，结果大败；宋徽宗时执行“联金灭辽”国策，不惜毁坏“澶渊之盟”，结果引狼入室，被金兵灭亡北宋。这之中自有各种道理可说，但如果无法达致“最优”也即“期运”不来时，“次优”选择就是“最优”选择。老赵不得已结好契丹，就是一项不失尊严的“次优”选择。这个“次优”选择，最要紧的主题词是：“期运”。对这个“期运”的理解就是：大宋自身要慢慢强盛，而契丹能主动来“慕化”，这两个条件什么时候能够达致，“期运”什么时候才能来临。一定要等待契丹来主动结盟，否则事不成。

看明白这一层关节的人，当属吕中。吕中字时可，南宋时曾中进士，官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其史论著作《大事记讲义》评论北宋事多有卓见，元佚名《宋史全文》几乎引用了他的全部议论。他对“契丹和战”问题有一个看法，就深中历史不传之秘。他说：

和，非中国得已之计也。然和出于彼则和可坚，和出于我则和易败。太祖当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复与太原相援，以汉高帝处此，必有平城之忧（刘邦曾在平城被匈奴围困）；唐太宗处此，必有借助之举（李世民曾借助西域之兵）。惟太祖专任边将，来则拒之，去则御之。且未尝遣一骑以出境，亦未尝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边臣贻书而后命边臣以答之（为前述契丹国涿州刺史耶律琮与大宋知雄州孙全兴书信往来事），必待其来聘有礼而后遣通和之使以报之，其得中国之体矣。景德之和（谓真宗时的澶渊之盟）所以久而宣和之和（为徽宗时的种种求和）所以败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

太祖一朝，虽然未曾与契丹“结盟”，但实现了“和好”。这是后唐李嗣源、后晋石重贵之后，契丹重新与中原的“交聘”。

开宝八年（975）八月，契丹还派来使者向太祖赵匡胤奉献御衣、玉带、名马。太祖“皆厚赐之”。有意味的是，老赵还带着契丹使者到近郊打猎。老赵亲自箭射走兽，“矢无虚发”，史称“使者俯伏呼万岁”，并私下里对翻译说：“皇帝神武无敌，射必命中，所未尝见也！”

等到老赵平定江南，契丹知道太祖皇帝“善射”，又来贡献弓矢名马。

开宝九年（976）长春节，契丹又派遣使者来贡献御衣、玉带、银鞍勒马。

长春节，是大宋“圣节”，也就是老赵的诞辰日，即农历二月十六日。五代以前的惯例，帝王诞辰，地方和各类官员都有“进奉”。建隆元年，礼部依群臣所请，设长春节后，太祖下诏：“今后长春节及诸庆节，常参官、致仕官、僧道、百姓等毋得进奉。”这样，节照过，但“进奉”免了，应该说，减轻了士庶的不小负担。但契丹来“进奉”，老赵照纳。

开宝九年，是太祖赵匡胤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已经完成了他想完成的部分事功。这一年正月，群臣拟议中给他上尊号曰“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老赵说：“今汾、晋未平，燕、蓟未复，谓之‘一统’可乎？”拒不接受。于此可见，河东、幽燕，对老赵来说多么重要。它们成了老赵最重要的未竟事业。

老赵逝世以后，契丹得到消息，更派出了使团前来“修赙礼”，出资为老赵办丧事。

拾 金匮之盟与烛影斧声

开宝九年（976）冬十月癸丑，正当征伐北汉的前线不断传来捷报之际，赵匡胤病逝。按照“金匮之盟”，也即杜太后遗命，兄终弟及，赵光义即位。关于赵匡胤之死，史上不乏包括“斧声烛影”式的各类传说。老赵带着他宏伟的迁都计划退出历史舞台。

赵匡胤的“郡望”

大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这是赵匡胤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春末，老赵西幸。

他要在有生之年，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洛阳去看看。赵匡胤的青少年时代也即“微时”，主要在河南一带度过。父亲赵弘殷和母亲杜夫人也都葬在河南洛阳。老赵这次“西幸”，除了祭奠父母外，还有一个从未讲述过的心愿：迁都。他要将大宋都城从开封迁往洛阳。

赵匡胤是洛阳人吗？

事情涉及所谓“郡望”。

赵匡胤的“郡望”，史有三说：河北涿州说、河南洛阳说、甘肃天水说。

“郡望”，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舆地区划，“望”是名门望族所在，“郡望”即示人以某地望族。后人出息，往往要提及先祖所在，不忘所由来，这是荣誉与感恩的结合。赵云自称“常山赵子龙”，张飞自称“燕人张翼德”，范文正公自称“高平范仲淹”，欧阳文忠公自称“庐陵欧阳修”，是皆有感怀祖德又自感光大祖德的意思在。

赵匡胤若被人问起：您是哪里人氏啊？他将如何回答？我为这个问题检索了几十部文献，没有得到答案。“涿郡赵匡胤也”？“洛阳赵匡胤也”？“天水赵匡胤也”？这事还得略说一说。

一、河北涿郡说。

此说见于正史。《宋史》开篇即谓：“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也。高祖朓，是为僖祖，仕唐历永清、文安、幽都令。朓生珽，是为顺祖，历藩镇从事，累官兼御史中丞。珽生敬，是为翼祖，历营、蓟、涿三州刺史。”

这是说，从赵匡胤高祖赵朓开始，就出生在涿郡，并在河北涿郡一代任官，到了祖父赵敬时，已经做到营州、蓟州、涿州三州刺史。

古人称谓有避讳，对先人不能直呼其名。据《邵氏闻见录》记载，说“今章奏不当名赵广汉，按国史，本朝广汉后也”。这是说：赵匡胤家族是认西汉名臣赵广汉为先祖的。赵广汉，是传统中国“十大清官”之一。最后因为得罪当朝权臣而遭腰斩。赵氏家族愿意认这样的清官做先祖，也预示了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涿郡人。

二、河南洛阳说。

《宋史》言：“太祖，宣祖（赵弘殷）仲子也，母杜氏。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

老赵行二，他还有个大哥叫赵光济（原名赵匡济），死得比较早，没有看到大宋建国。赵匡胤母亲杜氏，史称杜太后。老赵十九岁结婚，太太姓贺，史称贺皇后。有四子六女。但他后来没有把皇帝的宝座给儿子，而是让给了兄弟赵光义。

赵匡胤父亲赵弘殷，在后周时已经成为显贵。

说到赵弘殷的名字，还有个故事。

据《梁书》记载，梁开平年间，黄河忽然无故翻滚，激浪从河底卷起一块匾状古铜牌，铜牌上刻着字：

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左右边，子子孙孙万万年。

这是一个字谜、谶语，据说与传说中的《推背图》有关。

“开口张弓左右边”像“弘”字。这意思是说：冀州也即河北，有个名字中带“弘”字的人士将是真人转世，他的子孙就是真命天子。这时天下大乱，人心思治，当此中原逐鹿之际，有一绺子人马的都希望这个吉兆应在自己身上。于是江南南唐主、吴越主给自己儿子起名都带一个“弘”字，用来回应这个吉兆，想应验，做“万万年”的帝王基业。而赵匡胤的父亲名字“赵弘殷”，也有一个“弘”字，于是人们就将这个传说附会到他身上。以此说明赵匡胤和大宋王朝正应天意，是真正的神权天授。

关于《推背图》，清人潘永因编《宋稗类钞》有一说法，说唐代李淳风作《推背图》后，到五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关于谶语的学问越来越热门。“开口张弓”之谶出来后，很多地方都用“弘”字给子女命名。等到赵匡胤即位，开始禁谶书，主要是担心士庶受蛊惑犯罪用刑。但《推背图》已经流传几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可禁绝。有关部门很头痛。有一天赵普对太祖说：因《推背图》造作妖言者太多，要是用刑，会杀很多人。老赵说：“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于是命人找来旧本，将已经应验的部分保留，没有应验的部分，搞乱次序杂书其间，这样做了几百本，让这些“伪书”与旧本并行于世。于是传习《推背图》的人，对先后次序渐渐开始发懵，不知道为何有伪讹。偶尔有存着的，但几年下来，并不应验，于是渐渐都不信，也不收藏了。此系清代人说法，未必是事实，可以聊备一说。

到后周世宗时，赵弘殷已经官拜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这已经相当于军团司令的位置。此人勇略之外，还有善根。有一年，他督军平扬州，与周世宗会兵寿春。大兵所到，需要吃饭，估计当时是购买而不是征调，周世宗的中央军看中了一家卖饼的。但寿春饼家的饼又薄又小，等于缺斤短两，世宗怒，抓了跟这卖饼有关的十多人，几乎就要杀人。赵弘殷反复劝谏后，放了人。这是赵匡胤父亲的一个功德。

传统中国从《周易》开始，就有“敬畏生命”的大德。赵弘殷有此一个善举，被人记录下来写入史书，这就是传统史学的“劝惩”——用史书文本鼓励和惩罚——功能。我看重历史上所有“敬畏生命”也即“好生之德”的故事。

却说这位赵弘殷，还有一件轶事。据《东斋记事》记载，说他曾从河朔南来，到河南洛阳夹马营，在杜家庄园，当时大雪，他避于门下。一个看庄院的门人悄悄地给他送饭，一连几天。据说这位杜家门人见赵弘殷“状貌奇伟”，还很“勤谨”，就告诉了主人。主人一见也很喜欢他，就留他在庄院过了好几个月。

赵弘殷所以到夹马营，是因为他的父亲赵敬在后梁任职，后唐灭梁，曾在后梁做官的人物就有了危险。赵弘殷担心受到牵连，于是避祸，逃难到此。

杜家庄园人都很喜欢赵弘殷，主人杜爽尤其喜欢他，还把家中四姑娘许给了他，从此在此定居。

这位四姑娘就是后来的杜太后。

赵弘殷在后唐功勋卓著，曾助后唐推翻后梁。后唐建国，他统领禁兵，驻守洛阳，于是迁往洛阳夹马营定居。

三、甘肃天水说。

近世学界“拽文”往往多称宋朝为“天水一朝”。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一文，内中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

陈寅恪《赠蒋秉南序》也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此处“天水一朝”即“宋朝”之借代修辞。

王国维、陈寅恪“天水一朝”说，来源于《宋史·五行志》：“天水，国之姓望也。”此即言“天水”乃是赵宋王朝之“郡望”。

历史上赵姓最大聚居地即为甘肃天水。秦灭六国后，赵国代王赵嘉的公子赵公辅率领族人进居天水，所在有政声。后来的赵氏族人即称自家郡望为天水。

赵弘殷在周世宗时代因此还被封为“天水县男”。

金灭北宋，掳走徽钦二帝，封徽宗为“天水郡王”、钦宗为“天水郡公”，这里的根据也是赵氏的天水郡望。

大约可以这么说：就赵氏远祖言，其郡望当为“甘肃天水”；就有记载的赵匡胤的高祖赵朓言，其郡望当为“河北涿郡”；就赵匡胤的出生地和他的父亲赵弘殷言，其郡望当为“河南洛阳”。故三说皆通，各有所本。

“永昌陵”小石马陪葬

老赵安排好开封留守诸事后，几天后到达洛阳附近的巩县。

他先去安陵祭奠，这里是他的父亲宣祖昭武皇帝赵弘殷、母亲昭宪皇太后杜夫人的陵寝所在，在今天的河南巩县邓封乡。老赵在祭奠时，想起父母的恩典，不禁悲从中来，号恸道：“儿此生不得再朝于此也！”左右闻言，也受到感动，都跟着流下泪来。

赵弘殷、赵匡胤父子，都在郭威帐下从军，在柴荣时代还各自立有战功。父子在战场上公忠体国，出生入死，应该有不同于一般父子的感情。

老赵在祭奠完父母之后，登上了陵寝所在的一座阙台。这是陵墓前、行道两旁的石筑阙门的高台。他向西北方向发射了一支鸣镝，尔后，指着箭落之地对左右说：“朕以后要葬在这里。”同时下诏，免除河南府今年的一半田租；对看护安陵的人家免除一年的田租。

几天后，车驾到洛阳。

洛阳，后唐的首都，虽然遭到战火破毁，但架子还在，那种“背邙面洛”的格局，“楼观飞惊”的气势，都是汴梁比不上的。史称“上至西京，见洛阳宫室壮丽，甚悦”。

按照规划，老赵与诸臣在选定的日子里，准备在洛阳南郊合祭天地。但此前大雨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月没有停止，老赵有点不耐烦，于是派出中使带着“三木”与嵩山神立约：如果到了祭祀前的宿斋日，雨还不停止，就给岳神上刑具。“三木”就是枷在犯人颈、手、足三处的重刑刑具。又使人向无畏三藏塔祷告：如果宿斋日，雨还不停，就将此塔毁掉。到了规定的那一天，人们惊奇地发现：雨停了。这样，就在晴朗的天气里，完成了祭祀大典。

洛阳市民年岁大的人看到皇家仪仗和汉家衣冠后，都互相说：“我辈少经乱离，不图今日复观太平天子仪卫！”

有人甚至为祭祀大典再现汉唐气象而落泪。

在洛阳，老赵还特意来看他“微时”的旧居，出生地洛阳夹马营。他手持马鞭，指着一个小巷子说：“朕回忆幼时，曾经得到一个小石马，伙伴们游戏，总来偷我的小石马。后来我埋在这个巷口。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左右找了畚锸来掘土，果然有石马在此。

老赵让左右将这个小石马埋到鸣镝所落处，说：“就让这个小石马给朕陪葬。朕自为陵名‘永昌’。”

故赵匡胤的陵墓史称“永昌陵”。

古人称大人物尚未成为大人物的时候，也即出道之前为“微时”。古人修史，喜欢将名人“微时”的故事、传说，搜集来印证“早有预兆”，证明大人物天生异禀。这类叙事已经构成了撰写名人传记的传统，古今中外，似概莫能外。西方人写名人传记，也往往钩沉一些名人“微时”的故事作为花絮，以证名人“不凡”——平凡了就不是名人了！

赵匡胤“微时”的段子亦然。

像所有史书记载帝王故事一样，赵匡胤“微时”的奇异传闻或不可信，但它传导的是一种非常之人有非常故事的民俗心理。透过这种心理，可以约略考察民心民情，因此，也往往具有人类学、民俗学价值。

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载一故实，说太祖微时，曾于酒后入南京（应天府，今商丘）供奉远古高辛帝的庙宇，见香案上有竹制杯筊，就取来占卜。

杯筊一般用铜来打制，竹制应该是一种简陋形制。杯筊形状像两扇蛤蜊片子。占卜方法是：心中暗许某个愿望，两片一块掷下，连掷三次，须三次都是一正一反，等于神应；否则就等于不应，需要再许愿，再掷。

根据这个传闻，老赵“微时”，开始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志向，占卜时，就琢磨着做个“小校”，也即相当于军中连排长的干干也就满足。不料杯筊不应，也即神不答应。老赵暗想：这是最小的官了，做不成，难道要做大官？于是一节节往上升，占卜到节度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了，神还是不应。老赵郁闷，难道只能做“小校”下面的步卒或平头百姓？想想又心不甘，心一横，有了包天胆，大叫一声：“节度使再往上，难不成教我做皇上吗？嗯？”这个竹杯筊掷下，连续三次，都是一正一反。神应了。

猜：老赵从此应该有了自我暗示的能量：我老赵可不是一般人啦——我是要做天子的人啦！这种暗示让老赵从此有了“远大志向”。

一根棍棒打天下

老赵姿貌不俗，《宋史》说他“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应该是有气场的人物。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说一故实：五代末时，有僧人在路边修一草庵，种菜化缘为生。某日，僧人梦一金色黄龙，正在他的菜园里吃莴苣。当下惊醒，看到草庵外菜地里，一“伟丈夫”正在梦中之地，取莴苣吃。僧人看到他的相貌有凛然之气，又想到梦中所见“金色黄龙”，揣度此人不凡，于是很恭敬地让他来到草庵，送上饮食。这位“金色黄龙”吃罢，抹抹嘴就要告别离去。僧人对他说：“富贵勿相忘！”“金色黄龙”不免纳罕，僧人于是告诉他适才所梦云云。又说：“公他日得志，请您别忘了为老僧建一大寺。”

这位“金色黄龙”就是赵匡胤。他答应了僧人的请求。

等到他有了大宋天下，并没有忘记这个僧人，派人去寻找，僧人还在。于是为他建寺，并赐名“普安”，时人称为“道者院”。

老赵“微时”，还有“大难不死”的传说。

他学老爸赵弘殷，爱拳脚骑射。尤其是骑射，功夫了得，一般人根本和他没法比。他少时曾经骑一恶马，不施衔勒，结果恶马没法控驭，跑上城中斜道，老赵脑门撞到门楣上，从马上坠地。惊马狂奔，门楣挡住脑门摔下，观者以为这位“香孩儿”脑袋肯定碎了！不料，小“香孩儿”慢慢爬起来，追着马腾身而上，一无所伤。香孩儿骑烈马倒地未伤，事件传闻开来，成为他的“异禀”材料。据说这是受到了神灵保佑。但老赵曾练就一身骑射本领是实。太祖即位后的建隆四年春，原后周名将符彦卿来朝，老赵给了他不少赏赐，又在金凤园“宴射”。老赵骑马射靶，连发七箭皆中。观者惊异。符彦卿由衷叹服，进贡名马称贺。

江湖上流传老赵的武功故实很多，有些是有来源的。譬如最为人乐道的“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就见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书中的《拳经捷要篇》将此拳列为“古今拳家”第一大家。明人程子颐《武备要略》说到《长拳法》时，又说“拳中二十四势，出自宋太祖短拳”。明何良臣《阵纪》还说宋太祖赵匡胤有“腾蛇棍”流传。

关于老赵的拳术、棍术，最早的记录者还有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徽宗政和年间，效法汉武帝扈从侍卫的故事，令出侍左右的宦者一定要带两种东西，以备不测。一个是“玉拳”，一个是“铁棒”。玉拳是新疆于阗玉制作，比真人的拳头要大，用红锦装饰。铁棒，乃是赵匡胤“微时”以至于“受命”后，亲手所持铁杆棒。据说这根老赵多年用过的纯铁棒，因为几十年的使用，已经“爪痕宛然”，也即留下了几十年的抓痕。坊间流传宋太祖一根棍棒打天下，在《铁围山丛谈》中的说法就是：“恭惟神武，（天下）得之艰难，一至斯乎？”

我想象老赵年轻时投奔后汉枢密使（后来的后周太祖）郭威，手中应该持有一根铁棒，很可能就是宋徽宗时说到的这根“纯铁棒”。

另一件事情似乎也有神灵的影子。

说他年少时，与一个叫韩令坤的孩子跑到一所无人的土房子里玩赌博游戏，无非是些石头剪子布下棋弹球之类。不料正玩得热闹，忽然听到门外一群麻雀在急躁地叫唤，那声音想必引起了他俩的注意，赶出来看，想趁机捉住几只麻雀烤了吃。但一出门，那土房子就塌了。——这不是神灵保佑吗？

这个韩令坤，就是后来屡立战功的大宋名将。

后汉初年，二十岁出头的赵匡胤离开杜家庄各地漫游，一无所遇。有一次住在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见他相貌堂堂，有英雄气，就对他说：“我给你一笔盘缠，你往北走，就会有机会。”当时后汉枢密使郭威正在征讨叛臣李守贞，四处招兵买马。赵匡胤应募居于郭威帐下。这是赵匡胤从军的开始。郭威建立后周王朝后，赵匡胤又做了滑州副指挥。直到后周柴荣时代，他又做开封府马直军使，柴荣正式即位后，赵匡胤开始典禁兵。

赵匡胤在往北寻求立身机会时，路上碰到一个人，这人是王彦超。

王彦超，字德升，五代及北宋初年的名将。战功显赫。官至右金吾卫上将军，封邠国公。“杯酒释兵权”第一个领会赵匡胤深意的就是此人。

有意思的是，同样在凤翔，这段子却有两个不同版本。

一个版本说，王彦超与赵弘殷有旧交，于是赵匡胤便来到陕西凤翔找时任后汉节度使的王彦超。不想王彦超不留，太祖转赴洛阳。疲惫之极，便枕在长寿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础上昼寝。有藏经院的主僧看见一条赤蛇从太祖鼻子里出入，很惊异，知道这位不是凡人。太祖醒了以后，这位主僧问他要到哪里去。太祖说：“我要到澶州去见郭太尉，没有盘缠。”这里说的“郭太尉”，就是后周的郭威，此时，郭威还没有做皇帝。僧人说：“我有一头驴子，你可以乘它去。”还给了赵匡胤一些银两。这样，赵匡胤才有了进身的机会。

另一个版本说“太祖微时”，往凤翔见节度使王彦超，“得钱数千”。这一次赵匡胤到了原州，“卧于日间，而树阴覆之不移”。据说这种树到多年后还存在。人称“龙泉木”。

两个版本记录不同，虽然记录者都是宋代人。

第一个故事见于《邵氏闻见前录》。这书是北宋中期邵伯温所撰。伯温是邵雍之子，少时曾与司马光等交游。伯温之子邵博又有《邵氏闻见后录》。显然，这里的记录与正史记录很相似。

第二个故事见于《鸡肋编》。这书是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庄绰所著。庄绰之父与黄庭坚、苏轼、米芾等人交情不错，有来往。

赵匡胤做了皇帝后，有一次与王彦超设宴围猎，酒酣时道：“朕昔日来投你，你因何不接纳我？”

王彦超听了立即降阶顿首道：“我那一点小水洼子，怎么可以安顿神龙？万一那时候要是留止了陛下，岂有今日之事？”

宋太祖听完一笑，并没有为难王彦超。此事可以考见王彦超的机敏，也可以考见赵匡胤的襟怀。

据《曲洧旧闻》载：五代十国，军阀割据，兵戈不已，人心思治。有一老和尚佯狂，为人算卦，预言多有应验。他对人说：“你们盼望太平日子太急了点，太平日子，要等‘定光佛’出世！”谁也不知道这个“定光佛”是哪路神仙。百年战乱，那个时代不难想象士庶渴望太平的心态。等到赵匡胤统一天下，人们都认为老赵就是定光佛，要不就是定光佛的后身！

赵匡胤的迁都谋划

赵匡胤生于洛阳，对此地风土很有感情，很早就有迁都洛阳的意思。这一次，趁着西幸，将迁都之事提上了议事日程，要有司做迁都准备。

但他的迁都意见，几乎遭遇了所有人的反对。

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郎李符上书，陈说迁都有“八难”。他说：“京邑凋敝，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

老赵认为“京邑凋敝”，迁都之后，正好带动繁荣，不难。“宫阙不完”，可以慢慢修建，不难。“郊庙未修”，修起来就是，不难。“百官不备”，朝廷在此，就会详备，不难。“畿内民困”，不加赋税，就会富裕起来，不难。“军食不充”，依洛邑天险，可以减少兵员，不难。“壁垒未设”，在必要的关隘之处，有所设置即可，不难。“千乘万骑”可以不必“盛暑从行”，择日可也，不难。故没有接纳李符的意见。

合祭天地之后，老赵甚至有了久居洛阳的打算。群臣看到老赵这么坚定，都不敢再劝。这时，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找到一个方便的时间，对老赵说：“东京有汴渠漕运之便，每年可以从江、淮运来米粮数百万斛。汴梁有兵数十万人，都靠这个漕运供给。陛下如果居住洛阳，大兵也要转移至此，米粮从何而来？况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军政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如匆促迁都于此，臣实未见其便。”老赵还是不接受。他似乎打定了主意要迁都了。

这时，晋王赵光义又找机会对哥哥赵匡胤说：“迁都未便。”

老赵说：“迁洛阳还不算完，以后还要迁都长安。”

赵光义叩头切谏不可。

老赵叹气道：“吾将西迁者无他，就是想据此地山河之胜而去冗兵，遵循周朝、汉代经验，以安天下啊！”

然后，老赵应该向兄弟讲述了洛阳、长安的形势远胜开封的理由。这洛邑北有邙山，南有伊阙，西接秦岭，东望嵩岳，四面险阻，可以当得多少兵卒？长安关中之地被山带河，险阻之胜，更逾洛阳。据有关中，万一天下猝然有变，函谷关闭，中枢可以无虞。且长安背靠巴蜀，百万之众不难召集。关中之形胜在于：西、北、南三面无须设防，只要在东方一面控制天下，进出函谷在我。若关外藩镇有变，沿黄河、渭水，顺流而下，一举可靖山东。有此险阻，冗兵之费可省，天下赋税必轻。历史经验也证明：西周、大汉、大唐都长安，得数百年不拔之基；东周、东汉、魏晋都洛阳，也曾各领中原风骚。故洛阳、长安凭据天险，实在是吾土可以“安天下”的两个最佳京畿之地。

晋王赵光义言：“安天下，在德不在险。”

“在德不在险”的话头，来自遥远的战国时代，是魏国的西河郡守吴起的名言。魏武侯与吴起一起泛舟沿黄河顺流而下，魏侯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啊！这是魏国的宝啊！”吴起回答说：“国家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从前三苗氏左临洞庭湖，右濒彭蠡泽，因为德行不修，没有信义，所以被夏禹所灭。夏桀时的国土，左临黄河与济水，右靠泰山与华山，伊阙大山在南边，羊肠坂道在北面。但他不施仁政，所以商汤放逐了他。殷纣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他无道，武王杀了他。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到，国家的稳固在于施德于百姓，不在于形势之险要。如果您不施恩德，即便同乘一船之人也会成您的仇敌啊！”

战国魏国的首都就是开封。

赵光义此言一出，老赵有了动摇。他忽然意识到：这位老弟正在做着开封尹，他的根本在开封，所以他实在不想迁都，未来的皇位又是由这位兄弟来做，想想也不愿意拂逆兄弟的本意，就对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晋王之言说得不错，现在就暂时听他的意见。但是，我料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就会因为冗兵而用尽了！

后来的事实果然被老赵说中。

迁都的远见宏识

到了王安石时代，已经开始深切地感觉到了“冗兵”的沉重负担。老赵也许确有神秘的预见性。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说，太祖太宗开国所用将相，都是北方人，说太祖为此还刻石立在禁中，石上有铭文言：“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不许用南方人做将相，不许用宦官执掌兵权。后来用了“南人”王安石、章惇等人，国势渐衰，就现象言，是事实。以至于邵氏慨叹道：“呜呼！以艺祖之明，其前知也！汉高祖谓吴王濞曰：‘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无反。’已而果然，艺祖亦云。”是说当年汉高祖在吴王刘濞很小时，就看出他五十年后有可能东南作乱。果然，景帝时有了吴楚之乱。艺祖赵匡胤的预见与刘邦似有一拼。

赵匡胤拟迁都，是宋史中的一大命题。此事关系对大宋王朝政制设计的解析，甚至含有对大宋帝国命运的解码性质，故历史上很多人对此有过议论。

简言之，开封无屏障，建都不利于捍御北境南侵。历史上来看，就地缘安全而言，京师应该有足够险要的“畿辅”，也即京师周边形势必须在外敌来侵时，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和时间。开封的“畿辅”就是河南，它唯一的险阻是黄河，但黄河在开封一带水势平缓，一般的小船即可渡过。而黄河以北，则无险可守。更现实的是：河北作为河南的“屏蔽”并不稳定（后来的金王朝已经奄有河北，就是实证），燕赵之地带给汴都的祸害不是一次两次了。草原铁骑从河北到黄河边，只需要几天时间。无论就回旋空间还是时间考察，开封都不具备作为理想京师的条件。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开篇《序》即言：

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周之东也，以河南而衰；汉之东也，以河南而弱；拓跋魏之南也，以河南而丧乱。朱温篡窃于汴梁，延及五季皆以河南为归重之地。以宋太祖之雄略而不能改其辙也，从而都汴。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识者早已忧之矣。

河南，自古以来就被人称为“四战之地”，也即四面都要有所防卫的战争频发之地。只要想取天下，河南就是必争之地。等到天下安定但是守在河南，则有了岌岌可危的走向败亡的趋势。历史来看，西周东迁，到了河南而衰亡；西汉东迁，到了河南而疲弱；拓跋氏的北魏南下，到了河南而丧乱。朱温篡窃大唐后，在汴梁称帝，勉强延续了五个帝王而败亡，也是因为将河南而不是陕西视为大本营的缘故。到了宋太祖这里，以他那么出色的雄略，也不能改变这个历史惯性，只好在汴梁建都。建都在汴梁，犹如位于人的肩背那样的忧虑就在河北！有见识的人，早就对此有过深深的忧虑了。

这是冷兵器条件下，对周秦以来河南形势的最出色分析，是被反复验证了的中国舆地大势。河南作为京师畿辅，自古以来，祸事连连，而祸事之起，源于关中、河北者，十分占有九分。

开封如此不安全，为何还要都开封？

后来的大宋宰相张方平曾论此事，他的意见是：现在的京师汴梁，是天下“四冲八达之地”，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于汴梁，到石晋割幽蓟之地给予契丹，河南，汴梁，开始与四周强敌共有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其患在于汴梁畿辅没有屏蔽之险，是京师本根没有庇护之地。太祖太宗立国之初，不是不讲求规模，之所以没有遵循周汉之旧，建都洛阳或长安，实在是“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来说，原因在于：汴梁有利于漕运而供给军旅，可依赖重兵而捍卫中原也。所以，造就几代人建都汴梁根本原因是：“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

汉代兵甲在外，京师只有南北军，加上御林军等，不过是用来做天子扈从，相当于卫戍军，几万人而已。唐于京师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四万人，也相当于卫戍军。五代以后，京师甲卒动辄十万二十万，大宋禁军人数最多时，达到一百万，《水浒》中说豹子头林冲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这个数字不是虚言。这种集重兵于京师，与古来重兵分驻四境不同，又是因为藩镇！唐以来的藩镇造反太过频繁，尤其以河北、河东的大藩叛乱最多，灾祸也最为严重。故历来中原王朝对此不得不防。

将重兵集于肘腋之下，京师之内，“势有所不获已者”在此。

赵匡胤要改变的，就是“国依兵而立”这个因循而来的基本结构。他等于在给一个重病患者动一个大手术。危险，但确有必要。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迁都洛阳或长安，是正确的战略决策。大宋王朝，建议迁都洛阳的人物，除了赵匡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仁宗朝的范仲淹。范仲淹力主于洛阳广储蓄，缮宫室，最后准备迁都，与赵匡胤可谓隔代知己。但赵匡胤时，因为诸臣“畏难因循”；范仲淹时，因为大臣“偷安苟且”，终于“一误再误，而宋事终不可为矣”。（钱穆《国史大纲》语）

都汴梁，由于畿辅之地过于开阔，在战马相当于坦克的冷兵器时代，西北、东北之铁骑占有绝大优势。北攻南，取俯势；南攻北，取仰势。二者难易可知。顾祖禹知道这个道理，他说：“然则河南固不可守乎？”难道河南就不能守卫了吗？他的回答是：“守关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要想守河南，就要守陕甘、守河北。守住关中、守住河北，就是守住河南。这就是北宋不得已都汴梁后，又不得不拼全国之力经营西夏、北辽的原因所在。

但“仰势”北征，难度太大，故终大宋三百二十年，北征成就不大，反而被南征的女真、蒙元两次亡国。这两次亡国，“都汴梁”，实是一大不可规避的战略选择错误所致。就这个意义说，太祖赵匡胤、文正公范仲淹是大宋最具远猷的地缘政治战略家、军事思想家，而太宗赵光义不及二人远甚。

北汉未下太祖病逝

契丹与大宋“通好”，最难受的是北汉。

《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宋人刘恕《十国纪年》说：契丹与老赵多次往来后，对大宋的实力有了清醒认识，甚至派人给北汉发去书信，告知刘继元：“强弱势异，无妄侵伐。”意思是，你北汉太弱小，人家老赵很强大，不要愚妄地去侵扰大宋，以免自取其辱。北汉主刘继元听到这个消息后，恸哭不已，甚至谋划出兵攻打契丹，当时朝中官员反复劝谏，才打消了他这个同样愚妄的念头。

北汉与契丹出现了微妙的政治裂痕。

老赵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派出了得力将领再次打击北汉，相机平定北境。

开宝九年（975）春，老赵任命魏丕为代州刺史。

魏丕一直出任大宋作坊副使，负责军械制造与管理。他在任八年才迁为正使。这一次任命领代州，其实是个虚衔，因为代州还在北汉管辖范围内。但这类“遥领”某职也是一种荣誉，并且按照惯例，一旦收复代州，就可以给“遥领”者实受其职。魏丕“遥领”代州，是一个信号，很明确地传达一个信息：代州，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时态，属于大宋。

魏丕升职后仍然“典作坊”，军械器具仍由他来负责。显然，这是老赵为平定北汉所作的一种有意味的人事安排。

京师有作坊，诸州有作院，都有日常规定。譬如，作坊所造兵器，每十天就要奉进一批到禁中，由老赵亲自查验，然后列入五库贮存，以备战时需要。所谓“五库”，一般指车库、兵库、乐库、祭器库、宴器库。魏丕所造军器，包括运送辎重的特制车辆，故应该列入车库和兵库。大宋后来又将作坊分为南北两处，另外设置一个弓弩院。弩，在冷兵器时代，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具有杀伤力和威慑力的远距离兵器；而魏丕更设计射程在“千步”之遥的“床子弩”。赵匡胤时代，“床子弩”应该是世界范围内的顶级大杀器。老赵已经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好了技术准备。

到了秋天，老赵从洛阳“西幸”回来，开始下诏北伐。当时的部署是：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为都监，虎捷右厢都指挥使杨光义为都虞候，镇州西山巡检、洺州防御使郭进为河东道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阵营与上一次御驾亲征比较不相上下。

到了九月、十月，已经不断地有捷报传来——

党进率兵抵北汉城下，列寨于河汾之南，败北汉军数千人于太原之北，获马千余匹及兵仗数百副。

郭进则领兵出忻、代路，俘北汉山后诸州民三万七千余口，这几乎相当于北汉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

另有兵马监押马继恩，领兵出辽州路，焚北汉四十余寨，获牛羊人口数千。

其他各地也有大小不等的捷报飞往汴梁。

北汉失去了契丹的有力支持，似乎旦夕可下。

这一年的冬天来临时，征伐北汉的前线不断传来更多捷报，党进、郭进、潘美等边帅已经打得北汉毫无招架之力。大兵扫清太原外围，已经列寨围城。更多攻城器械，也经由魏丕这里转运到城下。寒冷的北方天气中，太原城下到处是大宋士气高昂的将卒，雪亮的刀剑在冰凉的太阳下闪着刺眼的光芒。

这时候，他们听到了太祖赵匡胤病逝的消息，征伐北汉的战役中止了。

老赵病逝于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公元976年11月14日。

这一年，赵匡胤五十岁。

这一天，京师大雪。

世外高人陈抟

按照“金匮之盟”，也即杜太后遗命，赵匡胤的兄弟赵光义即位，史称宋太宗。赵光义，即赵匡义。赵匡胤即位后，避“匡”字讳，改名赵光义。

杜太后，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国母，她死后谥“昭宪”。按传统《谥法》：“昭”是“容仪恭美、昭德有劳、圣闻周达”的意思；“宪”是“博闻多能”的意思。这里给杜夫人上的谥号听上去似有溢美，但大致符合事实。

谥法，至少从西周以来，就成为具有盖棺论定性质的褒贬。在朝为官者死后，子孙或同僚往往要为之“请谥”，这种珍惜并重视死后名声的做法，其实质是对荣誉的向往，其功能则是对后人的垂法示范。谥法制度，倡导公正，批评邪僻，鼓励君王公侯作善不作恶，因此是一种道义制衡的规则。一般的谥法有“从宽”的倾向，但基本上靠谱。

史称杜夫人“治家严毅有礼法”。她先后生了光济、匡胤、光义、廷美、光赞，五个儿子，燕国、陈国二位长公主。这之中，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两个皇帝都是她一人所生，是为史上很罕见现象。

《古谣谚》引《神仙传》说一事：当初兵荒马乱，赵匡胤还只有十几岁，赵光义才只有几岁，杜夫人将二人挑在筐里躲避战祸。据说路上遇到高人陈抟。他看到一个少妇挑着俩未来的皇上，当即吟道：“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杜夫人一身生俩皇帝，据说早有预兆。原来这杜家庄园家门前有一块洼地，早名“双龙潭”。人以为这是天意先兆。怀疑者一般会认为：有了太祖太宗之后，人们就把这块洼地命名为“双龙潭”。

野史说到陈抟老祖，他当时远在东京汴梁以西千里之外的华山。当他听说太祖受禅，大宋代周之后，击掌赞道：“天下自此定矣！”

陈抟，实有其人，但又是一个“箭垛式人物”，很多神奇故事都附会到他身上。此人据说活了一百一十八岁。

据说他幼时，在河边戏耍，有穿黑衣的女子喂他奶吃，从此日益聪悟。年轻时，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而且不会遗忘。后唐时举进士不第，从此不求出仕，徜徉于山水之间自乐。曾在武当山等地隐居，服气辟谷二十余年。

陈抟好读《周易》，常手不释卷，自号“扶摇子”。着有《指玄篇》八十一章，说导养及还丹之事。宰相王溥亦着八十一章为之做笺注。

史称陈抟“能逆知人意”，就是能预先猜中人的意图。说他的斋中壁上挂着一个大葫芦瓢，有一道士名贾休复很想得到它。陈抟已经知道他的意思，就在他来访时说：“先生此来没有别的事，就是惦记我这个大葫芦瓢而已。”然后就召侍者取下给他。贾休复大惊，以为神。

宋文莹《湘山野录》也说一事：宋太祖、太宗“微时”，与赵普等游长安市，当时陈抟乘一驴遇到这仨人，下驴大笑，笑得头巾簪子都快掉下来了。他左手握着赵匡胤，右手挽着赵匡义，说：“咱能在一起喝一杯吗？”

二人道：“我们跟赵学究一块来游，可以一道吃酒。”

陈抟睥睨赵普，上下打量，慢慢说道：“也得，也得！没有他也不可成此一席。”进入酒舍之后，赵普走得脚瘸，偶尔坐到上位座席，陈抟嗔道：“紫微帝垣星座的一个小星星，就来据上座，岂可！”然后让赵普坐到右席。

陈抟曾见过周世宗。据说周世宗曾好习过“飞升、黄白之术”，也就是成仙术和炼金术。他听说隐居华山的陈抟是这方面的高人，于显德三年，命华州官员将陈抟送至阙下。专门留他在禁中一个多月，方便的时候，就向他打探“飞升、黄白之术”。陈抟对答道：“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哪里用得着这些玩意呢！”周世宗听后觉得有理，并不责怪他。命他为谏议大夫，陈抟固辞不受。后来周世宗发现，这位陈抟先生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本领，就将他放还华山，诏本州岛长吏年节岁时，经常去慰问他。显德五年，成州（今甘肃成县）刺史朱宪陛辞赴任，世宗还让他带上帛五十匹、茶三十斤顺道赐给陈抟。

周世宗问陈抟，犹如宋太祖问苏澄隐。苏澄隐也是陈抟的朋友。

说宋太祖赵匡胤晚年征太原，回还时，来到河北真定隆兴观。有道士苏澄隐来迎銮驾。道士年九十许，史称“气貌翘竦”，是一个精神健旺、相貌不俗的人物。契丹主占据真定时，对僧道高人都加以爵位名号，当时不接受契丹封赏的，只有苏澄隐。赵匡胤很欣赏他，聊了很久。

道士说：“最近与亳州道士丁少微、华山道士陈抟结游于长安、洛阳等地，曾经遇到道教高人孙君房、獐皮处士。”

老赵问：“先生跟他们学到了什么法术？”

道士说：“臣得长啸之法。”

长啸，是魏晋以来的名士常玩的游戏，可以撮口发声，一气不断。道士开始长啸，史称“其声清入杳冥，移时不绝”。老赵默默地听着，低头闭眼，像睡着了一样，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老赵听到他的长啸还没有中断，很是惊异。

老赵因此又顺便问他“引导之法，养生之要”，也就是周世宗问陈抟的“飞升之术”。苏澄隐说：“王者养生跟我们不一样。老子有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当初黄帝、唐尧所以长久享有国运，主要是得此清净之道。”

老赵听了很高兴，赐他为“颐素先生”。

五代末年到大宋初年，陈抟、苏澄隐等人，都应该算是世外高人。

“豫定”二代君王

闲话表过不提，且说杜夫人。《宋史》赞誉她说：“杜后……内助之贤，母范之正，盖有以开宋世之基业者焉。观其训太祖以《无逸》治天下，至于豫定太宗神器之传，为宗社虑，盖益远矣。”杜太后……她作为赵弘殷内助的贤惠、作为赵匡胤赵光义母范的正直，是开辟了大宋基业的原因之一啊。看到杜太后以《尚书·无逸》训谕赵匡胤，以至于要预先谋定赵光义继承宗庙祭祀，这种为大宋社稷的考虑，真是太深远啦！这段话说了两个故实，一个与“周公《无逸》”有关，一个与“豫定太宗”有关。都是宋初大事。

周公乃是“制礼作乐”的重要人物。周武王死后，成王即位，周公摄政；若干年后，周公还政，成王亲政。周公特意做了《无逸》一篇文章给成王，对邦国治理之道提出了重要意见，以此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无逸》的主旨就是讲述“为君之难”。文章收入《尚书》中，成为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献之一。孔子很多关于邦国治理的意见就来自于《尚书》，其中包括《无逸》篇。《论语》中就记载，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这话吗？”孔子回答：“虽然不一定可以这样理解，但也差不多。譬如有人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果知道做君难了，不几乎就是一言而兴邦乎？”

“为君难”是《无逸》讲述的国家元首之责任伦理，在孔子那里得到更多阐发，后来的贤哲更不断讲述过这个意见。欧阳修还写过“为君难”的专论文章。总之，“为君难”就是要君王恪守邦国礼法，谦卑谨慎地治理天下，不得掉以轻心，胡作非为。

历代走正道的帝王，都要在《无逸》中寻求治道的思想资源。大帝柴荣就曾在“求言诏”中要臣下献《为君难为臣不易论》。

赵匡胤从陈桥发兵回到京师做皇帝时，父亲赵弘殷已死，杜夫人做了皇太后，照例要有贺典。老赵就带领文武百官拜太后于堂上，众人一片恭贺之声，但太后愀然不乐。左右有人开导太后说：“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

臣听说“母以子贵”，现在您的儿子做了天子，您为啥不高兴啊？

太后这时候说出了那句名言：

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

我听说“为君难”！天子自身位列亿兆庶民之上，如果治理得道，则这个九五之尊可在；如果万一失去驾驭，即使再想做个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啊！这就是我所以为之忧虑的地方。

在一片喜庆欢乐声中，杜太后有深重的忧虑，于是现场说法，给老赵一个终生难忘的警示。这一段话深刻地影响了老赵，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敢稍有懈怠。在后来的日子里，老赵时常想起杜太后这一番话，这让他处事简易而又谨慎，从来不敢高言宏论，莽撞行事。万一做错了什么，就立刻反省自责。史称赵匡胤现场听到母亲教诲，“再拜曰：‘谨受教！’”

一句“为君难”，启开了北南两宋三百二十年煌煌基业。

一句“谨受教”，让老赵十六年间小心翼翼地建构起了文治武功的椎轮大辂。

杜夫人“豫定太宗”的故实，更是大宋权力分配的第一等大事。

大宋建国后的第二年，杜太后已经六十岁，开始身体不适，老赵亲自侍奉汤药不离左右。杜太后病危时，召昔日的掌书记赵普进宫，与老赵一同接受遗命。赵普在滁州城里曾经伺候过病重的赵弘殷，赵弘殷以“宗分”亲情来对待赵普。杜夫人对赵普也格外信任，称呼赵普为“书记”，常抚赵普说：“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这一番遗命太过重要，所以老妇人特意叫上赵普。

病榻前，杜太后问太祖道：“你知道你为何能得到天下吗？”

老赵呜咽流涕不能回答。杜太后执意问他道：“我正在跟你说大事，你就知道哭啊？”

老赵说：“儿所以得到天下，都是仰赖祖宗和太后您积累的德性啊！”

杜太后说：“不然。实是因为周世宗让幼小的儿子执掌了天下啊！假如大周有个年长的君王，天下还会为你所有吗？所以，你死后要把皇位传给你的弟弟光义。四海广大，万事众多，能够立年长的人做君王是社稷的福气啊！”

史称老赵闻言“顿首泣曰：‘敢不如教！’”磕头哭着说：我岂敢不听教诲！

随即，太后又对赵普说：“你跟皇上一块记住我的话，不可违背！”

太后即命令赵普在床前为此事立约写下誓书。赵普还在誓书的末尾签署了“臣普书”三字。

太后、老赵、赵普，三人完成了“豫定”大宋二代君王的大事，将这份杜太后遗嘱也即“誓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管，史称“金匮遗诏”，又称“金匮之盟”。掌管这份“誓书”的“谨密宫人”，很可能就是大宦官王继恩。

“阴谋”和“光明”

元佚名《宋史全文》引后人评论“誓书”，认为这是“社稷之至计”“慈闱一语，金匮预盟十七载。倦勤之后，举神器之大，挈而授之龙行虎步之天子。尧舜授受，曾不是过”。这是为社稷谋划的最重要的战略。杜太后一句话，藏于金匮预先十七年做了规划。太祖之后，将大宋社稷，授予龙行虎步的赵光义。过去尧帝授天下给舜，也不过如此。“三代而下，汉唐不能仿佛其万一。”这种权力交接模式，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大汉、大唐都不能得到万分之一的相似。

“金匮之盟”与“烛影斧声”一样，是赵匡胤时代的两大疑案，历来聚讼，但基本上是两派：A派和B派。有意思的是：A派相信“烛影斧声”为太宗篡位说，不相信“金匮之盟”的真实性；B派则不相信“烛影斧声”说，认为事出子虚乌有，但相信“金匮之盟”的真实性。为了叙述的方便，可以将A派命名为“阴谋派”，将B派命名为“光明派”。千年来，讨论这类问题的文本密密麻麻，但基本上是“阴谋”和“光明”两派意见。

我已说过，当历史故实呈现为矛盾存在并聚讼不已时，后人讲述这个历史故实，除非有新的史料发现，或新的方法推演，一般，只能选择。在史上聚讼意见面前，说“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所有的“认为”，前人已经说过。你不是重复“阴谋派”意见，就是重复“光明派”意见。

我选择相信“光明派”意见。也即认为：太宗没有篡位，金匮之盟值得相信。

现在知道的事实是：“阴谋派”一般有两大理由：

一、宋代史料中从来没有这份盟约的原文。

二、由于有“烛影斧声”太宗弑君的故事，所以，太宗与赵普合谋编造了“金匮之盟”来为太宗上台提供合法性权威依据。

但这两条理由是靠不住的。

一、宋代史料中没有见过原文记录的事实太多了，岂可以此为据而轻易怀疑史言？“金匮之盟”故实就记录在《宋史》二四二卷中，记录者岂可无据？

二、如太宗与赵普“君臣合谋”是实，干吗不造一个“原文”？明摆着是原文已佚，人所熟知，无须造假。此外，说“金匮之盟”为假者，更无据说“君臣合谋”为真——连记录都没有，纯属演绎或演义，尤不可信。

我愿意在此回到我的治史立场：在N种记录中选择其一。这个事实太重大，值得重复说一句：我选择相信“金匮之盟”为真。

赵匡胤与赵匡义二人手足情深。

老赵对小他一轮的同样属猪的兄弟更是呵护有加。金匮之盟后，老赵已经决计传位于封为晋王的兄弟赵匡义，十六年间，没有过动摇。

赵光义在大宋初期被封为晋王。

史称晋王“性仁孝”，老赵对他很是钟爱。晋王做开封尹多年，有很多政绩。老赵多次到晋王府邸来聊天，“恩礼甚厚”。开宝九年的夏天，老赵看到兄弟家所处地势较高，无法将流水引入园子，就来亲自查看地势，然后派遣水工制作一个巨大的水轮，利用流水力量，将金水河的水注入晋王府邸，为此还几次亲自来视察，促成这个工役。

晋王有一次重病，大约是发烧谵妄，几乎不能认识来人。老赵去看望他，遵医嘱为他“灼艾”，就是用艾叶制成艾卷，熏烤身上的穴位。晋王觉得痛，开始呻吟，老赵就用这个艾卷在自己身上试验，找到那个可以忍受的烧痛程度，继续为兄弟“灼艾”。从辰时至酉时，十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在照顾兄弟。直到晋王出汗苏息，老赵才回宫禁。

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还说，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后，知道天下人心未定，因为赵匡义多次经历艰危，“有英睿之断，可以主天下”，所以常常以赵光义可以主持社稷祭祀而推许他，也就是希望他以后能继承自己的帝位。晋王生病，太祖为他“灼艾”，待他醒来时，还指着自己穿的赭黄袍对兄弟说：“此当付谁耶？”

到了太祖晚年，兄弟俩“友爱弥笃”，太祖“终以大宝授之”。田况为此评论道：“太宗纂嗣（继位），下河东，海内生灵浸安（平静安定），不知有他姓矣。大哉，圣人之烈也！舍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追惟尧、虞之心，岂远是道哉！”他说：太宗赵光义继承哥哥的帝位后，攻灭河东刘氏，海内士庶渐渐安定，人心已经倾向于“赵宋”，而不知道还有其他姓氏的天下了。伟大啊，圣人的光烈啊！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这种天下为公的做法，追怀过去唐尧虞舜禅让之心，也不过如是而已！

按田况的意见，是老赵主动将帝位让给了兄弟赵光义。

很多故实可以证实老赵“道心”的确如是。

有一次在宫中宴饮，晋王醉，不能乘马，老赵亲自扶着他到大殿台阶上。晋王帐下的侍卫高琼右手搀着晋王，左手打着灯笼离去。老赵看到，就赐给高琼等人控鹤官衣带及器帛，勉励他们尽心侍奉晋王。

老赵还在闲暇时对左右近臣说：“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这话说得几乎就等于为赵匡义未来继承皇位做舆论准备。

宋人蔡惇《夔州直笔》记录一故实：太祖有一次对晋王说：“很久不见你乘马了，可牵来一观。”然后就传呼到大殿下的御马台，令晋王上马。按规定，是不能对着皇帝上马的，所以晋王不免惶恐辞谢。老赵悄悄对他说：“他日汝自应常在此处上下马，不要推辞！”

晋王还是害怕，不敢造次，流着汗要“趋出”。老赵命近侍挽留，要将他送上马。晋王无奈，再拜，而后乘马驰走，在殿庭回旋而出。

蔡惇认为这是“太祖示继及之意也”，是太祖向左右表示由晋王将来即位的意思。有人认为这个故实不实，因为“继及之意”早已在杜夫人病榻前定下来了，不必在此用这个方法再表示。但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事实。老赵一直没有“立储”，金匮之盟时，晋王不在身边，老赵需要用一种方式“示意”，以杜绝他人觊觎之心。更重要的是，当时参与金匮之盟的赵普，曾经向老赵示好，表示可以不必执行金匮之盟，而将帝位传于太祖之子。但老赵没有给赵普任何答复，默默地将改变金匮之盟约定的事件消弭于无形中。

赵匡胤的死亡谜团

围绕赵匡胤之死，后来生出了很多谜团，至今难于解释。关于赵匡胤的死亡现场记录，就有多达五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可以命名为“宫闱之乱”。见于佚名《烬余录》。书中认为，后蜀孟昶归附大宋，死后，赵匡胤将他的妃子花蕊夫人纳入后宫。病重时，赵匡义来调戏花蕊，被老赵发现，大怒，第二天，“太祖崩”。

此说不可信，因为史上很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叫“花蕊夫人”的人，且据事件过程看，矛盾处太多，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逻辑。稍通宋史，即知其妄。

第二种说法，可以命名为“传位之争”。见于宋王禹偁《建隆遗事》。说太祖生病，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在晏驾前一天，遣中使急召宰相赵普、卢多逊入宫，在寝阁相见。

老赵说：“吾知此疾必不起，要见卿等，无他，为有几件事没有时间施行。卿等拿笔砚来，依吾言写下，我身后一定要践行之！如此，吾瞑目无恨也！”

赵普等人取过笔墨，开始记录老赵的“临终遗言”。

据说老赵说了几件事，都与济世安民之道有关。

说完，赵普等呜咽流涕而言：“臣等一定会依圣训而行，但还有一件大事，未见陛下交代啊！”

老赵问：“何事也？”

赵普等人道：“储嗣未定。陛下倘有不讳，诸王中当立何人？”

老赵道：“可立晋王。”

赵普又说：“陛下艰难创业，最后得到今天的升平之世，自应有圣子受命，未可议及昆弟啊！臣等恐大事一去，最后不可再立诸子。陛下宜熟计之。”

老赵道：“吾上不忍违太后慈训，下为海内方小康，思得长君以抚之，吾意已决矣，愿公等善为我辅晋王。”

然后，老赵拿出御府中的珠玉金器等赐给赵普、卢多逊等人，让他们回府。第二天，“上崩于长庆殿”。正因为赵普有“立诸子”而不“立晋王”的说法，让晋王赵光义对赵普有了不满。

这一说法，似有合理处。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光义也确实对赵普有了看法，我的看法是：赵普可能有改变“金匮之盟”的意见，但未必是说在太祖临终之际。太祖死于猝然，其时赵普也已经罢相，并不在京师。故这个现场复盘不准确。

第三种说法，即“烛影斧声”。最初见于宋代僧人文莹《湘山野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更引多家野史的神秘故事，将“烛影斧声”说得绘声绘色。此类说法最为坊间津津乐道。综合其说，大略如下——

据说，有神降临在盩厔县民张守真家中，自称“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张守真每次斋戒祈请，神必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一般人听不懂神说啥，只有张守真能听懂，而且神说的祸福之类大多都应验。张守真从此成为道士。老赵病重时，驿召张守真来到禁中。随后，即命内侍王继恩在建隆观设黄箓醮，应该有为老赵祈福的意思。

据说老赵令张守真降神，神降临后说：“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说完后，就不再降临。

老赵听到这话，知道自己大限已至，当晚就召晋王赵光义，嘱以后事。

左右都不知道二人在说什么，只在老远看着，“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只看见烛影之下晋王赵光义时而会离开席位，好像在谦逊地躲避什么。过了一会儿，只见太祖赵匡胤拿过玉钺戳着地下，大声对晋王赵光义说：“好好做！”

另说老赵“微时”曾与一道士有来往，道士自名“混沌”。多年后，老赵践祚，有一次见到他，很高兴地将他带到宫里对他说：“我很早就想见你，有一事，想请你告诉我：我寿命还有多久？”道士说：“如果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则可延一纪十年，如果不晴，就需要赶快准备后事。”

等到了这一天，晚上，老赵到太清阁“望气”，看到满天星斗，是个大晴天，老赵很高兴。忽然，阴霾四起，天地陡变，雪雹骤降。

老赵急传宫钥开门，召晋王来到寝殿，兄弟俩酌酒对饮。宦官宫妾都被二人挥退，“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数寸。太祖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寂无所闻，太祖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只远远地看见，烛影之下，赵光义时而离开席位，好像有不能忍受的什么事。兄弟俩吃酒完事，宫禁中已经敲了三更的漏鼓，当时殿下大雪已经积累了有三寸厚，太祖拿过玉钺戳着地下的雪，回头对太宗说：“好好做！好好做！”说罢，解开衣带就寝，鼾声如雷。当晚，太宗留宿在宫中，快到五更的时候，值班的守护一点鼾声也听不到了，应该是太祖已经驾崩。太宗接受遗诏，在灵柩前继位为帝。

这两段故事大同小异。都说因神秘事件，老赵已经预知生死，主动召晋王来商议后事。所谓“烛影斧声”之说，即来自于此。

前已说过，我不信此说。

第四种说法，可以命名为“太祖遗诏”。此事见于《宋史·方伎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该传为多人合传，其中说到一个叫马韶的高人，此人对天文有研究，而当时朝廷严禁私人修习天文之术。马韶与晋王的亲吏程德玄友善，德玄担心受牵连，多次告诉他不要来访。说这年十月十九日当晚，马韶忽然来造访程德玄。德玄很害怕，马韶说：“明日，乃是晋王利见之辰也。”这话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意。是说有圣德之人将要居于王位。此言一出，等于陷晋王于大逆不道。程德玄听后更为惶骇，因此将马韶引入一个房间，马上来告诉晋王。晋王命程德玄派人将马韶软禁防守，不得令他出门。然后，就准备将这个消息告诉太祖赵匡胤。等到天亮，晋王来谒见太祖，“果受遗践祚”，果然得到遗诏要太宗即位。这才赦免了马韶。

这个故实透露的消息是：赵匡胤有“遗诏”，由晋王“践祚”。

宋人王称《东都事略》也认为赵匡胤有“遗诏”。

今传宋本《宋大诏令集》和《宋会要辑稿》中，都收录了一份题为《开宝遗制》的文献，按文字内容，显然就是宋太祖的“遗诏”。这一份“遗诏”不常见，我为之重新标点，收在这里：《开宝遗制》开宝九年十一月甲寅：

修短有定期，死生有冥数。圣人达理，古无所逃。朕生长军戎，勤劳邦国，艰难险阻，实备尝之。定天下妖尘，成域中大业，而焦劳成疾，弥留不瘳。言念亲贤，可付后事。皇弟晋王某，天钟睿哲，神授英奇；自列王蕃，愈彰厚德。授以神器，时惟长君，可于柩前即皇帝位。丧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知州等，并不得辄离任赴阙。闻哀之日，所在军府三日出临释服。其余并委嗣君处分。更赖将相协力，中外同心，共辅乃君，永光丕祚。

这里提到传统丧礼的的几个固有名词。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以日易月”。按古礼，太子应为帝王服丧三年，也即三十六个月。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这就是用“日”来代替“月”。因为国家枢务事重，继任者服丧太久，于国事不利，故有此变通。而所谓“小祥”，指父母丧后一周年，即第十三个月举行的祭礼；“大祥”则是两周年，即第二十五个月举行的丧礼。这里说“十三日小祥”，也是“以日易月”的结果。但“大祥”，按照“以日易月”当为“二十五日大祥”，这里却是“二十七日大祥”，也有缘由。原来《周礼》曾有“三年之丧”而不是“二年之丧”的规定，但“三年之丧”又规定为“二十七个月”，故这份遗诏按照这一规定“以日易月”，做了“二十七日大祥”的规定。古代丧礼自汉文帝后，有所变通，曾经遭到后儒的很多批评，暂不讨论。

且说“遗诏”，这里就明确提到向“皇弟晋王”“授以神器”。

但有人不信“遗诏”为真。清毕沅在《续资治通鉴》记录太祖之死时，专门说到“遗诏”问题。他认为：

太祖平日友爱，又受命于太后，其传位于晋王之意固已素定，然未尝明降诏旨，故晋王闻召尚有迟疑。《东都事略·太宗纪》云：“癸丑，太祖崩，奉遗诏即皇帝位。”此不过仍史家纪事之旧例而书之，太祖非实有遗诏也。

“遗诏”是否为真？此事又出现了矛盾的意见。

我倾向于毕沅的意见，也即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遗诏”，这里所谓的“遗诏”很可能是后人补制。

第五种说法，可以命名为“正史说法”。最初来自于宋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后被正史所采纳。李焘《长编》更将与此相近的一些记录集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个丰富而又矛盾的“传奇”。太祖之死，最大的谜团是：死因不明。司马光没有说清楚，李焘也没有说清楚，《宋史》的主编元人脱脱也没有说清楚。据我对宋史的理解，似乎不会再有人能说清这个问题了。太祖之死，将会成为一个恒久之谜，即使是正史，也充满了矛盾。历史文本，太多谜团，试图搞清所有谜团，让历史干干净净地呈现出来，这个愿望，太过奢侈。

根据司马光和李焘的记录，太祖之死的现场大约是这样的——

夜半，谯楼更夫已经敲响了四鼓，不久，太祖驾崩。当晚，宋皇后守在老赵身边。太祖一死，皇后急忙派大宦官王继恩去传四子贵州防御使赵德芳。

这位宋皇后出生于贵族之家，父亲是忠武军节度使宋延渥，母亲是后汉太祖刘知远的女儿，宋延渥又是后唐庄宗的外孙，他的生母则是后唐义宁公主。宋皇后等于三代人家都在皇室，《宋史》说到宋氏家族用了“近代贵盛，鲜有其比”八个字。宋皇后母仪天下，见多识广，做事非常有分寸。她比老赵小二十五岁，甚至比老赵次子赵德昭还小一岁。老赵生有四个儿子，长子、三子都早亡，故眼下只有次子赵德昭和四子赵德芳。宋皇后不去召赵德昭，而去召赵德芳，也是一个不解的谜团。有说法认为德昭与宋皇后年岁相仿，皇后有避嫌的想法；而德芳要比宋皇后小七八岁，嫌疑要小得多。但是召德芳，就是要立德芳为君吗？这也是后人无法解释的问题。以宋皇后之明智，她会不懂召晋王进宫吗？

她没有召晋王，但宦官王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这句话证明了他很可能也是“金匮之盟”现场的人物之一），干脆背叛了宋皇后懿旨，不去见赵德芳，而直接来到了开封府召晋王。

王继恩夜半进入王府，发现左押衙程德玄先生正在等着王府开门。程德玄是晋王的心腹，善医术。王继恩问他为何在此。程德玄说：“我今晚在信陵坊相国寺睡，夜里听到有人疾呼‘晋王召’。出来看时，却没有人。这样好几次，我担心晋王有疾，所以过来了。”王继恩听说后，很奇异。于是告诉他太祖驾崩之事。二人叩门一起来见晋王赵光义。

赵光义闻言，大惊。史称“犹豫不行”。窃以为“犹豫”这两个字在此时此地格外传神。往日虽有太祖传位于晋王的“意思”，但从未有明文法典白纸黑字，老赵也正当壮年，五十岁的年龄一般也不会有人想到他会“英年早逝”。忽然一个晚间过来，老赵不在了！这个事实着实令人心生疑窦。如果赵光义是谋害哥哥的人物，此际不当“犹豫”。这两个字可以为晋王洗却千年冤枉。我读史至此，越发相信晋王无辜。

据《长编》，晋王听到哥哥猝死的消息，“犹豫”后，对王继恩说：

“吾当与家人议之。”

然后进入后堂，久久没有出来。

王继恩催促他道：“事久，将为他人有矣！”

于是，三人在大雪中步行到皇宫。

到了日常值班之处，王继恩要晋王止步，说：

“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他要进宫禀告宋皇后。

程德玄听到后说：

“现在就应该直接进去，何待之有！”

于是与晋王一起进入太祖寝殿。

宋皇后听说王继恩到了，就问他：“德芳来了吗？”

王继恩说：“晋王到了。”

史称皇后见到晋王，“愕然”，但她很快就反应过来，知道了怎么回事，马上称呼晋王为“官家”——这是对皇上的敬称，并且说：

“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

晋王闻言流泪道：“共保富贵，勿忧也！”

这就是今天可以约略复盘的赵匡胤的死亡现场。

“兄终弟及”

种种记录证明：金匮之盟规定的“兄终弟及”之权力继承模式，虽然还有若干谜团无法解释，但在各种复盘中，却是比较值得相信的。应该说，老赵是认同并真诚执行了金匮之盟的。杜夫人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慰。在这个问题上，与阴谋论相关的各种“生动”的故事，也即讲述赵光义谋害赵匡胤的离奇说法，我，不相信。还有讲述赵匡胤提防赵光义的说法（譬如，迁都洛阳，就是太祖要削弱赵匡义的力量，等等），我，也不相信。因此，我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烛影斧声”。赵氏兄弟，没有那么阴毒，皇位继承，也没有那么惨烈。老赵从没有给予两个儿子赵德昭、赵德芳更高的权力，却不断给予赵光义仅次于皇位的最高权力——开封尹、晋王、同平章事。如果老赵提防赵光义，只需要给两个儿子更高权力就是了，但他没有。故，“烛影斧声”之类的故事，很可能是小文人的想象。如果确实存在着“烛影斧声”的事实，赵德昭、赵德芳这么刚烈的皇室帝胄，会对“篡逆”的叔叔不做“异动”？元人编纂前朝历史会不将这类故实列入？这都说明“烛影斧声”故事创作的不合理之处。

读史至此，我，还是相信第五种“正史说法”为佳，不做猎奇想。

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史以纪实，不可深文周内，亦无庸过为前人掩护，读正史者宜得其定论矣。”读史书要知道纪实之义，不必从中寻求可以罗织的蛛丝马迹，一定要将人看成必有阴谋，也不必为前人掩蔽什么过错。如此读史，就应该能够得到正确的定论了。我赞同毕沅先生这个意见。

老赵按照“金匮之盟”的约定，传位于赵光义，让大宋帝国顺利通过了可能的“瓶颈”时段，跃上了更辉煌的军政平台。

“金匮之盟”“烛影斧声”，被人们讲述了一千年，今天已经没有更多新的故事可以挖掘。至于故事中的衍生故事，如杜太后言太祖传太宗，太宗再传太祖之子，诸如此类说法，略通逻辑，即知道故事的“坊间色彩”，不再赘述。关于历史上连篇累牍的评论意见，也大略不过说“阴谋设计”或“社稷为重”，也几乎没有更多新意可以让人耳目一新。

赵匡胤传位于赵光义，就是一个“兄终弟及”的故实。

关于这个故实，可以听听船山先生的意见。

船山先生的《宋论》，是史学评论中最为精彩的大贤意见，要理解老赵，理解大宋，理解儒学的公道仁德正见，理解《大禹谟》以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教”，船山先生的这一段议论不啻于一把思想的秘钥，值得反复品味。

船山《宋论》曰：

……尤有其立本者存焉。忍者薄于所厚，则慈亦非慈；侈者必夺于人，则俭亦非俭。文帝之忮淮南，景帝之削吴、楚，太宗之手刃兄弟也；本已削，而枝叶之荣皆浮荣矣。宋祖受太后之命，知其弟不容其子，而赵普密谮之言，且不忍着闻，而亟灭其迹。是不以天位之去留、子孙之祸福，斫其恻怛之心；而不为之制，廓然委之于天人，以顺母而爱弟，蹈仁者之愚而固不悔。汉、唐之主所安忍怀惭而不能自戢者，太祖以一心涵之，而坦遂以无忧。惟其然也，不忍之心所以句萌甲坼，而枝叶向荣矣。不忍于人之死，则慈；不忍于物之殄，则俭；不忍于吏民之劳，则简。斯其慈俭以简也，皆惟心之所不容已。虽粗而不精，略而不详，要与操术而诡于道、务名而远于诚者，所繇来远矣。仁民者，亲之推也；爱物者，民之推也。君子善推以广其德，善人不待推而自生于心。一人之泽，施及百年，弗待后嗣之相踵以为百年也。故曰：光武以后，太祖其迥出矣。

……立国大道，更有人伦根本所在。狠心的人对厚待自己的人寡恩，这样的“慈”也不是真的“慈”；豪奢的人从他人那里掠夺，这样做，“俭”也不是真的“俭”。汉文帝之忌刻淮南王族亲，汉景帝对吴国、楚国的宗室削藩，唐太宗杀死自己的兄弟；这类做法，已经削弱了人伦根本，而一时呈现的枝叶繁荣，都不过是浮华而已。宋太祖受太后之命，知道兄弟赵光义以后很可能不能容自己的两个儿子，而赵普猜测到这一点，就秘密要求改变金匮之盟的意见，但太祖还是不忍心听闻，并且迅速地将这一番行迹消除。这是不以皇位的去留、子孙的祸福，来戕害人之为人的恻隐之心。并不为此做出什么制度安排，豁达大度地将不可知的未来委托给天命，并因此做到顺从母亲、呵护弟弟，即使陷入“仁者之愚”也不后悔。汉文景、唐太宗那种安于狠戾，宁肯愧疚，而不能停止的隐忍之心，太祖赵匡胤以一人之心全部涵容之，于是进入一种坦荡无忧的境界。正因为如此，不忍之心纷纷离去，根本一固，人伦之枝叶向荣而盛。不忍于人之死亡，则“慈”；不忍于物之奢费，则“俭”；不忍于吏民之劳，则“简”。这就是太祖的“慈”和“俭”出于“简”，都是因为他的心里容不下那些复杂的勾当。虽然太祖做事有“粗而不精、略而不详”的不足，但是那些操弄权术而从事诡道，追求名誉而超过真诚的人，与太祖比起来，那距离就太远了！古来“仁民”的理念和行为，是由“亲亲”的理念和行为而推出来的（爱自己的父母，而后爱邻居、爱天下人）；“爱物”的理念和行为，也是由“仁民”的理念和行为而推出来的。君子善于推演内心而扩大德行；善人不用等待推演而“亲亲”“仁民”“爱物”自生于心。一人的恩泽可以施及百年，不用等到后嗣接续就奠定百年道义天下，所以我要说：汉光武帝刘秀之后，宋太祖赵匡胤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圣君。

拾壹 斯人已逝，“誓碑”永恒

赵匡胤生前殚精竭虑，为大宋帝国略定了根本性格局。他省略了革命性的激进与激荡，在邦国治理方向上，开辟了许多后人不及的德政、仁政。他恪守“天下目标”，保持光明心态，以“简、俭、慈”的胸怀与操守推演天下文明，及殁，有《太祖誓碑》传世，为中华政治文明开创了亘古未有的“文明时势”，立德、立功、立言，足可不朽。

春季不得“采捕”

赵匡胤，史称“太祖”，这是他的庙号。史上对他还有一个称号“艺祖”。但为何又称“艺祖”？考据大家顾炎武《日知录》专章说到“艺祖”时，已经认为“不详其义”。但顾炎武也说明：“艺祖”，历代多有此类称谓，不独赵匡胤一人，大略意思应该是“大祖之通称”。我认为“艺”有“开辟”“草创”“树立”“文明”之义，当与“始祖”意思相近。《尚书正义·舜典》谓尧帝祖先为“艺祖”，后人解释“艺祖”之“艺”有“文”的意思。“艺祖”，就是“文祖”，“文祖”就是“最初的祖先”。故称谓赵匡胤为“艺祖”，等于说老赵是大宋始祖、开国之君。

他所开创的大宋帝国，在省略了革命性的激进激荡之后，在邦国治理方向上，开辟了许多后人不及的德政、仁政。在传统中国的帝王“圣君”谱系中，他受到的赞誉和价值影响力，可能确如船山先生所论，仅次于汉光武帝刘秀。

与光武帝刘秀一样，如前所述，赵匡胤也是一个恪守“天下目标”而不是“政权目标”“部落目标”“寡头目标”或“个人目标”的人物。

老赵的“天下目标”甚至涉及生态思想。

《宋会要辑稿·刑法》有一条“禁采捕”，说太祖建隆二年二月十五日，曾经下诏，要求春季不得“采捕”，诏书说：“鸟兽虫鱼，宜各安于物性；置罘罗网，当不出于国门。庶无胎卵之伤，用助阴阳之气。其禁民无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仍为定式。”

这里说的“国门”就是古人说的“九门”。传统儒学经典中就有关于“时禁”的政策规定。《礼记·月令》就说过季春之月，捕猎的用具之类，“毋出九门”。九门，不仅包括都城的大门，也包括“近郊门”“远郊门”以及各类关隘之门。相当于国家各个重要的通行卡子口。“置罘罗网”，都是捕猎工具。在季春时节，这些东西不能在以上卡子口通过。这就是“时禁”。

为何要有“时禁”？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一般人都看到了“生态保护”的生态伦理意义，但更深一层的意思其实是“民生”方向的。因为有“时禁”，所以可以不必竭泽而渔，这样，黎庶所需就总有“余食”。因此，“时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为了黎庶俗世利益而设计的“民生”政策。

但还有比这层意思更深邃的思考，那是伦理哲学方向的设计。

在传统儒学理念中，有一种“敬畏生命”的思想，这是直接源自于《周易》中关于“生生不息”理念的思想。在这类思想的照临下，儒学认为“仁”，可普及万物。仁是天地之生气。万物各有其存在之理由，且各有不同之“物性”，或者胎生，或者卵生，等等，在这种差异性存在中，天地间“阴阳之气”各得其所。因此儒学主张“各正性命”，“无相夺伦”。

帝制时代，文明时期往往要在春季下诏，颁布“时禁”。赵匡胤显然继承了这一儒学传统。这类“时禁”对于养成祥和天下，是有功能意义的。

赵匡胤时代，民间已经有火葬。但老赵认为火葬不佳。为此也下一份诏书道：“王者设棺帜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

古来王道制度设计棺椁和墓葬标识等物品，建立封丘坟垄制度，是为了醇厚人伦统一风化。近代以来，很多火葬，对古礼很多违背。自今以后应该禁止。

老赵不同意火葬。火葬看上去节约土地，其实一样占地，而尸体火化并不比土葬更“低碳”。当然老赵所谓古制，在今天已经有所更化。但老赵当初在葬式问题上的意见是出于“厚人伦而一风化”的，这种圣贤发心，值得今日回味。

老赵的光明心态

大宋对宗亲的抑制，可能是历朝罕见的。太祖太宗之时，宗室近亲受官，亲王之外，一般都到殿直、侍禁、供奉官这类散官为止，出了五服的宗亲，更是有所裁损。这类制度一直延续到大宋末年，所以终大宋一世，没有戚党之患。

皇族中有人犯法，除了少数例外，一般也不姑息。乾德二年，有一宗正少卿赵砺，因为犯了赃罪，就给予了决杖若干、除籍为民两个惩罚。

老赵对自己的光明心态很自信。

他憎恶种种卑鄙行径。

汴梁皇宫最初是后梁太祖根据自己的府第修建的，名为建昌宫。到后晋时改名为太宁宫，周世宗居此做了修缮，但与长安洛阳等地的皇宫比较，还是“未尽如王者之制”。于是老赵要求改建，仿照洛阳宫殿的规模。宫殿严格按照中轴线布局。殿成后，老赵坐在正殿，令人打开面前所有的门，可以一直看到宫外。

然后，他对左右说：“这些门也像我的心，哪怕有一点点邪曲之念，人们都能看到。”

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老赵这种心态的光明与他近于多元价值观的现代意识相关。他知道物之不齐乃是常态，不会为了求得表面的“统一”而削斫物之本性。

宋朱弁《曲洧旧闻》记录一个故实，说大宋建国初，有个管理竹木场务的监官，看到堆积的竹木长短不一，上章要求将场中的竹木一律截削整齐，如此摆放起来岂不更是好看！老赵是又好气又好笑，在他的章奏后批示道：“汝手足指宁无长短乎？胡不截之使齐？长者任其自长，短者任其自短。”你手脚上的指头脚趾难道没有长短吗？何不截了它们让它们一般齐？长的就任它长，短的就任它短！

据记录者朱弁说，老赵这份“御批”，到北宋末年宣和年间，他还在亲戚家看到过。

老赵知道身居九五之尊，纵情快意无人可以制衡；但他更知道，在无理性的恣意之后，很可能正在犯一个错误。世界很大，不是为我赵匡胤一个人的存在而存在。故老赵有了儒学所倡导的“三省”（多次反省）精神，总是在快意之后，自我反省。

有一天罢朝，老赵坐在便殿，很长时间快乐不起来。左右看到他情绪低落，就来问是何缘故。老赵说：“你们以为做了‘天子’是个容易事啊？刚才就为了图一时快意，指挥一事，但现在想来是个失误。所以乐不起来啊！”

还有一次，他去打猎，忽然从马上坠落，大怒，拔出佩刀来将马刺死。但是很快就后悔了，叹息道：“我耽于逸乐，打猎找快活，干的都是危险的活儿。是我自己跌落马下，马有什么罪？”

从此以后不再打猎。

他甚至还因为喝酒过量可能的失态而自省，他对左右说：“朕每因宴会，乘欢至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

这样，他对臣下可能不同于他的价值观，也有了宽容。

“生长”出来的风景

老赵喜欢便宴，常常很随意地宴请宗亲大臣、读书人或外国使节。有一次宴请很多读书人，翰林学士王著乘着酒醉喧哗不已。老赵认为他是柴荣时代的大臣，对他很客气，见他已醉，就让人把他扶出去。但王著不肯走，反而靠近屏风，掩袂痛哭。左右等于把他拽了出去。第二天有人来上奏，说王著逼近宫门大恸，是思念周世宗。

老赵说：“这家伙是个酒徒。在世宗幕府时，我就知道他。没关系。一个书生哭哭世宗，又能做些什么呢？没关系。”

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录了老赵很多这类故实。书中说，“太祖豁达”，得到天下后，有些在老赵“微时”待老赵不很友善的人物，也在朝中做官，赵普就多次说到这些人，准备暗中加害他们，老赵看出赵普的意思，就说：“不可！若在红尘中，人们就能识别谁是未来的天子、宰相，人人都去找天子找宰相去了！世上哪有这类事！”

赵普因此看出了自己的卑污，从此以后不再说这类事。

老赵的宽容，不仅在“爱育黎首”（爱护百姓）方向，还在“臣服戎羌”（以德服人，招徕远方之人）方向。陕西为古秦州，那里有个夕阳镇，生产大型木材，有森林绵亘，看不到边。但这些木材只对当地的“戎羌”部落有利。大宋建国后，有很多营造（建筑）的工程，需要大量木材。尚书高防知秦州，辟地数百里，在当地建筑堡垒要塞，招募兵卒千余人为“采造务”，同时对当地的“戎羌”部落约定：“渭水之北，归戎羌所有；渭水之南，归秦州所有。”这样一来，果然就获得了上好木材数万本，制作了连排木筏从渭水运往京师。后来“戎羌”部落率领帐下部族，从渭水中拦截木筏，杀掉运输的兵卒。高防与“戎羌”大战，史称“剪戮甚众”，还活捉了几十人，捆缚到狱中，上报给朝廷。

但太祖闻讯，并不高兴，反而非常同情秦州的“戎羌”部落。他说：“夺其地之货产，能没有争战吗？这样只会增加边州的困扰！不如罢之。”

于是下诏，慰抚当地的酋长，厚厚赏赐他们，抓起来的“戎羌”，都赐给袍带，遣还原来的部落。此举感动了当地“戎羌”好几个部落，都哭着表示感谢。后来更上表，愿意献出当地盛产美材的林场五十里。

大宋王朝的历代君王都从老赵这里继承了天然的宽容精神，就宽容而言，赵宋王朝超过了历代王朝，有资格获“宽容”主题的“集体荣誉奖”。我说“天然的宽容精神”，是说，“宽容”，在老赵这里不是沽名钓誉“做作”出来的风景，而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风景。

理解老赵的“宽容”，可以看看船山先生的评价。

船山在《宋论》中评价老赵，用了“简、俭、慈”三个字。

简，就是简洁，不生事。俭，就是俭朴，不奢华。慈，就是仁慈，不酷虐。这之中，首要在“简”。按政治哲学考察，这个“简”字实在是攸关保守主义精神的一个绝大命题。

船山先生的意见是，“求之己者，其道恒简；求之人者，其道恒烦”。由于“烦”，军政反而紊乱，刑罚反而复杂。后世儒者经常“挟此以为治术”，认为要有建树，要建不世之功，要推动历史进步……但正是这类堂皇情绪，反而背离了儒学正见。老赵不如此，行政简、军政简，一切从简，有所不足，自我反省。他不去外求，不去要求他人如何如何，订立什么责人之章程，而是自我做起。要天下俭而不奢，自我先做到俭而不奢；要天下做到仁慈隐恻，自我先做到仁慈隐恻；要天下行事由简，自我先做到行事由简。

太祖做事一向就是崇尚简易。五代时公文处理有“文牍主义”特点，很烦琐。按朱熹的话说就是“须要三省下吏部，吏部下太常，太常拟差申部，部申省，动是月十日不能得了”。赵匡胤办理公文与此不同。

《朱子语类》记录一段故事。说当时蜀中一州军变，这应该是极重要的大事。有人来报要求差人管摄军马。当时朝廷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差使使臣公干，拟文上报太祖，内一人姓樊，注云：“此人清廉可使。”太祖就此人姓上点一点，就下批四字云：“只教他去。”公文后面又有附录说明：“杂随四人，某甲某乙。”太祖又批其下云：“只带两人去。”又有附录说明：“某童某童，大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小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太祖又批其下云：“不须带紫骝马，只骑骝马去。”带个普通马去就可以了。然后即刻通知有关部门作速差遣该州知州，后面有铨曹（主管选拔官员的部门，相当于今日之组织部门）拟写的任命书。大约只隔一二日，到任的文书就到了。枢密院派来的兵马监押才到，那位知州也到了。赵匡胤行文派遣就是如此简洁利落。

老赵要拣选一批京官监督管理在京的各类仓库。这类工作偏重事务性，比较缠人，一般比较爱端着点的官员或小文人不屑于去做，称之为“浊务”。但帝国要运转，就少不了这类事务性工作。事实上，孔夫子早年也曾有过“浊务”工作经历，大宋帝国，有出息的大臣，也往往不惮于做这类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帝国秩序与结构，有此分工。有一位工部侍郎本来也在拣选名单中，但他认为自己有“清望”，有美好的令名，不愿意沾这类“浊务”，就推辞不干。对这类官员，老赵的方法很简单，回答他说：“惟致仕乃可免耳。”只有退休才可以不去做。如果不退休，就要服从朝廷安排，去做。这个处理方法，省略了很多麻烦，也不必过多解释理应如何。这位工部侍郎为了维持“清望”，选择了退休。

大宋的“天下目标”不是“发展”而是“太平”。一般来说，由官方主导的“发展”程序会出现种种政策倾斜。即使制定政策者皆为圣贤都难免出错，官方的圣贤与民间的圣贤一样，都是理性有限的物种，在“发展”的政策倾斜中，如果杂入“寻租”活动（一般来说，是一定会杂入的），“发展”就成为官方的牟利借口。按自发秩序原理，发展与否，是民间根据“看不见的手”自我推演的程序。官方无须倡导。因为官方不一定知道哪些该发展哪些不该发展，老赵也不例外。他即使身为“圣君”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可以按照他的意图愿景渐次展开。传统儒学基本上不讨论“发展”问题，道理在此。

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老赵不致力于“发展”，将天下目标简洁地锁定为“太平”，一切皆由民间自发地去推演。

乾德二年（964）春正月丁未，老赵下了一道诏书，规定：

县令、县簿、县尉，非公事不得到村落。

这是传统“皇权不下县”的“旧贯”。民间如何“发展”，由民间自行演绎。这种源于保守主义精神、源于儒学“仍旧贯”的智慧，成就了大宋的繁荣。

大宋经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代百年，基本上奉行一个“简”字，君王们看到天下有不足，自省中反求诸己，故天下安定。到了仁宗朝庆历年间“议论始兴”，延续到神宗熙宁年间，“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从这以后，太祖赵匡胤以“简”为核心的“德意”渐渐泯灭。

船山称：“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生死之机，风俗淳浇之原，至简也。知其简，可以为天下王。”军政得失的枢机、国家治乱的枢纽、万民生死的钥匙、风俗好坏的本源，其道，都是至为简洁的。知道这种简洁，可以使天下达致王道。而那些不懂“简”，总试图有所兴作，并打着儒者的旗帜，其实是泛滥于申不害、韩非子之间的法家做法，距离儒学远甚。

“反求诸己”也是儒学的智慧。

《论语》孔子有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孟子》更反复陈说此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后一个比喻很精彩。说“反求诸己”就像几个人竞赛射箭一样。射箭者要“正己而后发”，如果射箭不中，没有理由埋怨竞赛对手，应该反过来想想自己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因为自己射箭不中，要求他人射中，是没有意义的。

之所以能够“反求诸己”，是因为心下先存一份戒惧，知道人的理性有限，不可能在暴戾恣睢中达成正当愿望。故君子有所不为，而鄙夫则无所不为。

元佚名《宋史全文》说一事。有个高人名叫王昭素，说此人少年时就读圣贤书，有志行。据说他有一次装修房屋，房间里堆了些木料，有个小偷穿墙而来，因为有木料靠墙，他进不来。王昭素察觉后，就将室内所有的东西扔到房外，对小偷说：“你快拿着东西跑吧，再不跑会有人来抓你啦！”小偷很惭愧，丢弃了东西不拿，逃了。王昭素还著有《易论》三十三篇，很多人跟着他学《周易》。

开宝三年三月，老赵听到了他的大名，就在便殿召见他。当时王昭素已经七十多岁了。老赵问他：“你为何不出仕啊？以至于我这么晚才见到你。”王昭素愧谢说不会做官。老赵知道他对《周易》有研究，就让他讲《周易·乾卦》。

讲到《乾卦》中的爻辞，说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王昭素敛容道：“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

于是引援证据，话语中对老赵多有劝谏性质的“微旨”。

《乾卦》是《周易》第一卦，爻辞中论“潜龙”为“不及”，因此“勿用”，因此要“跃”；论“亢龙”为“过”，因此“有悔”，因此又可以回归“潜龙”状态。过、不及，都不是“中庸”状态，也即不是最佳平衡点。但“飞龙在天”则不同，它在诸卦中居于“九五”之位，是一个最佳平衡点，也即得到“中庸”的状态。王昭素用这个来说老赵的现场。但《周易》之妙不在简单的现场描述，而是对现场之前之后的展开状态的推演。按照《周易》，“飞龙在天”之前，是“潜龙勿用”，之后是“亢龙有悔”。因此，在天的飞龙，是可以随时转化的。这之中，就需要一种文明邦国元首的大智慧：戒惧。

物有不及，韬晦而勿动；物有盛极，日中而西斜。这类比喻都是要元首保持戒惧心态下的中庸之道。具体而言，就是传统礼制讲述的“当位”与“节制”。君王临天下以仁，就是“当位”，不仁，就是“错位”，不仁而残虐，就要“易位”。君王知道有所不为，就是“节制”，无所不为，就是“放纵”，无所不为到无法制衡，就会走向“天禄永终”，那时，就是“汤武革命”之时。《周易》的政治学讲述，大的逻辑就是这样。

老赵听到王昭素的“讽谏”，很高兴，又向他咨询“民事”。史称“昭素所言诚实无隐”，老赵听到了更多民间真相，更高兴，很愉快地表扬了他。最后，又向他询问“治世养身之术”，王昭素在这个时刻表现了儒学大家的姿态，他说出了一句流传久远的名言：

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

史称老赵很喜爱这两句话，“常书屏几间”，经常写在屏风、案几之间，当作了“座右铭”来随时提示自己。

《宋史全文》引吕中意见说：“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保守主义”奥妙

士庶之所以得以休养生息，依赖于“慈也、俭也、简也”。这三者对于治道而言，太珍贵了。但又不能刻意。刻意，不但不美，还往往难于达到初衷愿景，也即很难有真实的预期效果。船山认为汉代文、景二帝就是修炼这三个主题词的圣君，但他们与老赵比，多了一些刻意，所谓刻意，就是：对于“慈”而言，不过是心中存有“刑杀”之心，但姑且忍着；对于“俭”而言，不过是意中存有“厚实”之念，但勤奋用之；对于“简”而言，不过是眼中看着天下之动，而将权谋施之于后而已。这是道家的法术。赵匡胤与此不同。他不懂儒学，但各类“异学”（法家、道家之术）却能不乱其心。他看到天命不恒定，有感于民生的艰难到了极点，非常想推演一个祥和天下。他看到了夷狄盗贼“毒民侮士”的习气，心有不安，所以厚待逊位的柴氏、收服的降王，让天下能暂缓喘息。

老赵是传统中国深得“保守主义”奥妙的政治家。

现代社会，受激进思潮影响，人们对这类“保守主义”多不理解，以为“改天换日”之类才是“英雄手段”。这是造就世相浮躁最重要的动因之一。经验传统，是人类积年沉淀的习惯与智慧。尊重经验，就是尊重先人，事实上也即等义于尊重自我——因为自我也会成为未来的经验传统。那种动辄“历史从我开始”的狂妄，给共同体演绎的苦难已经太多了。

宋太祖反求诸己，以静制动，在渐进过程中，不断化解五代以来的社会戾气，慢慢做成一个有道世界，但他又不去顶着“自尧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责于人”。考察他的言论，他不像唐太宗那样，喋喋不休地讨论“仁义”。他不说沽名钓誉的话，言出于内心之诚。考察他的事迹，他也不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他不用忍，也不须容，那些该“忍”的事，他能泰然处置；那些该“容”的事，他能豁达面对；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太祖赵匡胤的“宽容”并非有意“宽容”，而是本色存在。天下的纷乱之气，因为“我”之镇定而就绪为一种安静的秩序；天下的瓦解之势，因为“我”的真诚而变化为一种渐次的安定。这一切是怎么成就的？船山说：“无他，心之所居者本无纷歧，而行之自简也。简以行慈，则慈不为沽恩之惠；简以行俭，则俭不为贪吝之媒。”因为老赵没有可以求教的老师，就是有些小毛病，也不损伤他的大德；因为老赵没有可以仿效的对象，所以他能够达致圣人之情不必有文牍文本的复杂。五代以来的种种杀伐之气，残虐之道，在简洁、朴素、仁慈的善政中，渐损渐除，终于在近百年的乱世中慢慢推演为一个升平之世。

由乱世，到升平之世，再到太平盛世，是传统圣贤期望中的风景。

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这话与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说，都预表了由“敬畏生命”为逻辑起点的政治伦理正价值。儒学对这类价值有连续性的推崇和不衰的敬意。

船山说，“胜残去杀”，这话有人认为汉文帝汉景帝可以当之，其实不是的。文、景所为，是老庄道家的支流，还不是孔子所论的境界，如果要说有谁能当得这个境界，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太祖其庶几矣”！

老赵的不正记录（一）

像所有的人一样，赵匡胤的复杂性也不例外。他身为帝王，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考察，他当得起中国史上的伟大人物。但他也有过失，有些过失还很严重。按照“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的意见，今天来审视赵匡胤，他的一些“过失”，甚至就是罪恶。“春秋责备贤者”，对老赵的这类“过失”不可不论。除了书中已经论及的，这里再做一次梳理，看看老赵还有哪些不正的记录。

一、拆散一对好姻缘

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说忠正军（治所在安徽寿州）节度使王审琦与老赵是老朋友，做殿前都指挥使时，宫禁中大火，王审琦不待皇帝诏书，直接领兵进入宫中救火。事情过去后，御史台谏官认为这是一个罪过，必须严肃处理。于是老赵将他“罢归寿州本镇”，就是不能再做京官了。

辞别时，老赵对他说：“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臣有言，不可不行，法也。汝但回寿州，吾当以女儿嫁汝子。”你没有得到诏令就带兵入宫护卫圣驾，这是忠诚；但是御史那边有弹劾，不可不考虑，因为这是法律问题。你只需要回寿州去做太守，我当以女儿嫁给你的儿子。

然后召来王审琦的儿子王承衍。不料王承衍不是陈世美，坦诚自己已经有了太太乐氏，史称王承衍“辞”，也就是不要这门驸马婚姻（读史至此，也要为王承衍的夫妇情深，浮一大白）。

太祖对他说：“汝为吾婿，吾将更嫁乐氏。”

然后就派遣给皇帝值班的亲兵四个人带着御马载王承衍回家，不久就让他娶了太祖的女儿秦国大长公主。

而王承衍的原配乐氏，则由帝王出具一笔“厚资”嫁给了别人。

太祖还对王承衍说：“汝父可以安矣。”审琦归镇七年后，率先响应老赵号召，纳节，交出兵权，完成了老赵对藩镇的改革治理。邵伯温行文至此，感慨道：“呜呼，太祖驾御英雄，听纳言谏，圣矣哉！”

但是拆散人家原来一对夫妻，此事实不光彩。

二、宣判死刑过于重

宫内酒坊失火，酒坊与管理国家财政的三司办公处相接。大火发起的当晚，一些不法工徒趁机突入三司省署。恰好被老赵登楼望见，即将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以“纵其下为盗”的罪名弃市。酒工五十人，也在几个城门处斩首。当时的宰臣知道这个量刑过重，极力劝谏，太祖赵匡胤稍稍怒解，赶紧命令人缓刑，但已经有很多人被斩首了，只留下十二个人，侥幸免死。

这个案件，老赵下手狠辣，处罚实在过重。

三、以义为名蔽天良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说陈桥兵变时，老赵大兵要进陈桥门，但陈桥守门者居然“不纳”！老赵只好去扣封丘门。而封丘门的守关者则“望风启钥”，很快交出了城门锁钥。等到“太祖受禅”，做了皇帝，立即斩了封丘门守者，却给陈桥门守者加官一等。史称“以旌其忠于所事”，用来表彰陈桥门吏对他守门事业的忠诚。

这固然是老赵在效法汉高祖的故事，赞美反抗自己的人、褒奖死且不从的人，是对“忠诚”的肯定、对“叛变”的鄙弃。在整个五代时期翻云覆雨卖主求荣苟且偷生无廉耻无气节之浇漓风尚中，这一决定有砥砺气节的功能，但此案例也在另外一个方向斫丧了伦理大义，那就是“天良”。

当年刘邦被项羽部将丁公追击，刘邦见逃不脱，便回头对丁公说：“你我都是好汉，难道俩好汉要相互死磕吗？”丁公想想也是，于是放过刘邦。等到项羽被灭，丁公来谒见刘邦。刘邦令人将丁公拉到军营斩首示众，理由是：“丁公身为项王之臣，却不忠于项王，所以使项王失去天下。”刘邦更对左右说：“杀丁公，让后世为人臣不要效法丁公！”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中评论这个案例说：以“大义”服天下，要出于“诚意”，不能出于“权术”。如果出于“权术”而打着“大义”的旗号，这个“大义”也会遭到戕害。“大义”，是源于内心的东西，不是糊弄天下的名义。刘邦危迫之际，遭遇丁公放还，难道后来丁公是一定有应该被杀的罪名吗？当刘邦决计杀丁公时，难道能忘了丁公放掉自己一条性命不是一件德行吗？刘邦这是要惩罚人臣之背叛其主，却先背叛了丁公之放生大恩。杀了救命恩人，还嚣然曰是天下之公义！这就是“借义以为利”，而人心之恻隐也就丢失了。义，有天下之大义，有吾心之精义。精义，是纯用天良之喜怒恩怨以为德威刑赏，而不杂以利益考虑。让天下知“为臣不忠者”一定要被诛杀的“大义”，但违背了仁慈的精义。这等于矫情，用义来收利。这样的“义”成为戕害“仁”而获利的斧头。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像丁公这样的人，“废而勿用”就可以了；斩之，则导天下人学会“忘恩”了！呜呼！三代以下，以义为名而获利，实在是有悖于“天良”的大奸慝啊！

这一番话移用到太祖杀封丘守，也很适用。

四、逼死张琼实不当

张琼过去曾经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老赵的生命安全。老赵即位后，提拔功臣张琼典禁军。老赵说：“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琼不能统制。”殿前的禁卫士兵如狼似虎的剽悍之人不止万人，非张琼不能统领管制。

张琼性情暴躁，没有机心，对部下多有欺凌。当时石汉卿等人正得到老赵信任，张琼却常轻浮地侮辱他们几个人，史称“目为巫媪”，也即将他们看作“跳大神的娘们儿”。他们对张琼恨之入骨。于是连真带假将张琼告到老赵那里，说他私蓄亲兵百余人，恣作威福什么的。老赵召讯张琼与石汉卿等对质。张琼不服，老赵怒，令击之。石汉卿即举起殿上的铁挝乱下，几乎将张琼打死。老赵令人将他曳出，下御史调查。张琼知道一死不免，走到明德门，将身上所佩戴的带子解下来着人带给母亲，自杀。

太祖后来听说张琼“家无余财，止有仆三人”，甚为后悔，因此斥责石汉卿说：“你说张琼有亲兵百人，今何在？”石汉卿说：“张琼所养者，一敌百耳。”老赵然后优恤张琼全家，因为他的儿子太小，就提拔了他的哥哥。

此案，老赵失察，错怪张将军。

乾隆《御批纲鉴》评论道：“淝桥之役，琼身冒矢石以蔽宋主，濒于九死而不顾，忠壮炳然，岂有宠秩即膺，忽萌异志之理？乃谗人交构，死非其辜。琼因轻率招尤，宋主亦不免失之凉德。”在淝桥战役中（柴荣时代攻取寿州的战役），张琼冒着飞箭礌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老赵，多次处于死亡边缘而不顾。他的忠诚大义很明显。岂有得到信用之后，反而忽然萌生异志的道理？这事乃是小人恶人构陷，张琼死得无罪。当然，张琼因为轻率而得到人的阴毒，但太祖也不免失之于惭愧。

乾隆此议在理。但老赵知错即改，厚待张琼家人，令人欣慰。奇怪的是老赵居然没有制裁石汉卿。石汉卿后来随老赵征北汉时，战死在太原城上，算是“一死报君恩”。

老赵的不正记录（二）

五、名将有罪不惩罚

收江南之役，南唐后主李煜降后，曹彬令他写招降书，晓谕其他江南诸城的太守，放下武器，归附天朝。各州郡接受李煜诏书，相继归顺，只有江州（今江西九江）军校胡则与牙将宋德明杀刺史，据城不降。老赵下诏，令都指挥使曹翰为招安巡检使，率兵讨江州。江州城险固，曹翰久攻未下，从冬天到来年夏天，死伤者甚众。一直到夏四月，胡则在城中因故要杀一个厨子，厨子的妻子鼎力相救，才免予一死。夜半，这个厨子从城中顺着绳子下来，投到曹翰营中，详细报告了城中虚实，曹翰这才破城。城下后，江州兵仍然不屈，有了惨烈的巷斗。当时胡则正在生病，卧床上被擒。曹翰叱责他抗拒王命。胡则道：“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曹翰将其腰斩，同时杀了宋德明。

此役之前，赵匡胤任命右补阙张霁知江州，江州下，与曹翰一道入城。

曹翰兵剽掠民家，民家到张霁这里来诉冤，张霁按律将士卒正法。曹翰不爽，又因为江州民曾抗拒大军数月，现在“曹家兵”又遭遇诛杀，越想越不忿，于是“发怒屠城”。史称“死者数万人”，将死尸投入井中，井都被填满；井里填不下了，就都抛入大江。还上奏栽赃张霁，将其徙知饶州（在今江西）。江州士庶家货赀财巨万，都被曹翰掠走。

当初，赵匡胤听说江州城就要攻破，特意派遣了使者持诏来，要曹翰“禁止杀戮”。但使者到独树浦（今安徽安庆）时，正赶上大风，没有及时渡江。延搁一日后到江州，城已被屠。

曹翰回京师时，还用大船载庐山东林寺五百铁罗汉像，到颍州新造佛舍。颍州，在今安徽阜阳，是曹翰做节度使的地方。当时调发巨舰十余艘，尽载金帛，铁像也在船上。当时有“押纲罗汉”的称谓。

收江南，战役之前，老赵反复叮咛；战役之中，老赵多次下诏，主旨就是“慎勿杀人”。曹彬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但曹翰没有。不但背命杀人，还纵兵劫掠，最后还破毁当地佛门文物，用来充实自己治所的寺院。凡此种种，皆属于“五代劣习”。此际距离老赵收藩镇兵权也已过去多年，曹翰仍积习未改，可见五代时期的将帅余风还在影响大宋，而老赵试图节制将帅的工作有多么艰难。

此役，曹翰有罪、曹彬有过，赵匡胤节制不当，事后又没有惩罚曹翰，反以颍州团练使曹翰为桂州观察使，仍判颍州，是为江南之役一大败笔，也是赵匡胤不能根本节制藩帅的政治失误。

据说胡则守江州，曹翰攻之危急之际，忽有旋风吹来有文字的一页纸，其词道：“由来秉节世无双，独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机早回顾，免教流血满长江。”这类文字应该多属于事后追述，好事者所作。当更有好事者编派了因果报应故实说曹翰“世世为猪”。说后世有个苏州先生名刘锡玄，到滇中时，在一个邮亭泊舟，小憩，得梦。梦中曹翰来告知说：“过去因为屠城，之后便世世为猪，受人屠戮，现在刘公您停泊舟船之处，就是我这一次轮回为猪的死所。一会儿，第一个接受屠宰的那头猪，就是我曹翰。有缘跟您相遇，请您哀怜，救我。”刘锡玄梦醒后，赶紧起来，招呼仆人来看。果然，停船的地方正对着一个屠门。不一会，门开了，里面抬出一头猪来，嚎叫之声动地。刘锡玄就用相等的银子把这头猪买了下来，带回了家乡苏州，放在阊门西园内。只要招呼这头猪“曹翰过来”，猪就过来。

这类故实，很简捷地证明一个朴素道理：屠城，不得人心。

六、丹书铁券不当诛

南唐大将卢绛，南唐亡国后，准备割据岭表。

南奔福建时，途经歙州，守卫龚慎仪闭门不纳。卢绛大怒，率兵攻陷歙州。龚慎仪知道不可免，整衣冠，身穿庄重的朝服出府邸见卢绛，被杀。

赵匡胤命卢绛的弟弟去招降卢绛。卢绛弟弟对他说：“兄今不顺诏命，乃独善一身，其如老母一族三百口何？”正好曹翰也派人来见卢绛，并带来了丹书铁券，这是保证不杀卢绛的皇朝证书。卢绛降。

曹翰将其送往京师，赵匡胤当面问他：“卿何不早归朝廷，劳朕诏命？”

卢绛说：“臣受李煜厚禄，只知事李煜，未知事陛下。”

赵匡胤说：“李煜已臣事于朕，卿于草野还在等什么？”

卢绛说：“臣闻李煜归命，但未受王爵，故臣未能归附天朝。”

据说这一番话也曾打动了赵匡胤，认为他“颇忠赤”，很有一颗赤诚的忠心，赦免了他。

但在歙州被杀的龚慎仪有个侄子在政事堂见到卢绛，就用手板击打他，并入殿上奏说：“臣叔被卢绛冤杀！”赵匡胤闻听大怒，就来质问卢绛为何要杀龚慎仪。这时正好曹翰破宣、歙二郡时，卢绛没有金帛贿赂，曹翰也顺势入奏说：“卢绛乃一奸贼，陛下存之，为国家日后之患矣！”

于是赵匡胤命人斩杀卢绛。

卢绛呼叫道：“陛下以铁券诏臣，恕之以不死。今以微罪一旦见杀，千古之下且彰陛下之无信！”

赵匡胤说：“朕为龚慎仪杀贼而已，何负于卿！”

按《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枢密使曹彬曾上言极力保奏卢绛，说此人骁勇，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可以赦免他不死。但是赵匡胤说：“卢绛状貌酷类侯霸荣，安可留也！”

两种说法有异。但前说有“丹书铁券”，自不当杀；后说就因为长得像投降大宋又背叛大宋的北汉将军侯霸荣，就杀人，更属不当。卢绛冤。

七、庇护亲族法不公

赵匡胤的太太孝明王皇后，有个胞弟名王继勋。最初为内殿供奉官，后来做到虎捷左右厢都虞候，领彭州防御使。王皇后是个深明大义的女子，但这个兄弟是一个带有精神病性质的恶人。他在西京（洛阳）做官时，曾强行购买民家子女做奴仆。这倒也罢了，更可恶的是，这些女仆稍稍有点让他不满意，就被杀掉。杀掉也罢了，尤为可恶的是，被他杀掉的人，还会被他吃掉！吃人，也罢了，还要“脔割”了吃，也就是一块一块割下肉来吃！吃人后，他倒是吐骨头，然后用小棺材装上死人骸骨，抛在野外。被他买来的女仆实在是比屠宰场的牛羊下场还要糟。史称这样的女仆，被他杀了一百多人，以至于到他门下来买卖女仆的中间人和棺材铺的老板，要频繁出入于他的府邸。他住在深宅大院之内，外人不晓他的酷虐残忍。直到有一天，他府邸的围墙坍塌，侥幸没有死的奴婢纷纷逃出，跑到宫中来告状，赵匡胤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罪恶滔天的小舅子。

赵匡胤很爱他的王夫人，但这一年王夫人年纪轻轻就病死了。小舅子又惹了这么大的祸事。老赵对他的处罚是：削夺官爵，勒归私第，令甲士看守软禁。不久，又下诏将其流放登州。但是还没等他到达登州，又下诏赦免，改右监门率府副率。右监门是宫禁亲兵十二卫之一，率府率是侍卫军中负责山泽土产的官员。王继勋那么大的罪恶，不但没有正法，还给官做，虽然降级使用，但那一百多冤魂如何安息？

这个王继勋又被分到西京做官，而且再次犯法，史称太祖还是因为王皇后的缘故，只是对他给予了“薄责”。

王继勋故实，是圣君管理下的经典案例。这个案例证明了：无论多么优秀的圣君，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和公正，都将无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圣明如赵匡胤，也不例外。赞美圣君，必须看到圣君治理的有限性。

这个叫王继勋的凶妄罪犯，直到太宗赵光义时代才被正法。赵光义将王继勋捉来，同时还逮捕了从事女仆买卖的中间人，甚至还有一个跟王继勋来往，也曾吃过人肉的和尚。

王继勋仗着与皇后的戚族关系，还经常挟势凌蔑将帅。一般人都躲开他，不与他争。但有个大将马仁瑀不吃他这一套。逢到他倨傲待人时，就与他奋争对抗，甚至急眼了还捋胳膊挽袖子要揍他。王继勋因为害怕他的勇猛，只好略微屈让，但是过节越来越深。有一次，老赵要到郊外“讲武”（军事演习），两人都受诏到郊外。他们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各自命令自己的部下，到时候借机灭了对方。俩人还做了准备，到市上私自买了白蜡杆，准备械斗。老赵得到这个情报，下诏“讲武”取消，还将马仁瑀出放为外官，对王继勋则不做任何处理。

马仁瑀做瀛州防御使时，他的侄子因为醉酒而误杀平民，按律当死。但是苦主爱戴马将军，也知道此案是醉酒误杀，于是来为马仁瑀侄子求情，说是“误杀”可以“过失伤人”论罪即可。马仁瑀说：“我为长吏而侄子杀人，这是他恃势恣横，不是什么过失。我岂敢以己之亲而乱国法哉！”于是令有司“论如律”，按照律法处理。对被杀的民家，还给以布帛，由他出资为之棺敛。

在处理王继勋的公正方面，赵匡胤做得还不如马仁瑀。

《太祖誓碑》

老赵有千错万错，却有一项亘古未见之德政，令大宋在本质上脱略了五代乃至历史上的种种野蛮军政，进入了文明世界，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了不起的政治和思想的增量贡献，给大宋带来了恒久的光荣。这就是《太祖誓碑》。

按宋陆游《避暑漫抄》，关于“誓碑”的来龙去脉大略是：

赵匡胤践祚第三年，秘密镌刻了一个石碑，立在太庙寝殿的夹壁室内，谓之“誓碑”。“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夹壁室门钥封闭甚严。并诏敕有司：从此以后，天子岁时祭祀，及新天子即位，到太庙礼毕后，要由有司奏请恭读“誓碑”上的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小黄门侍者跟从，其余的侍从一律站在远处，不得窥见。这时，皇上要到“誓碑”前，拜跪、瞻仰、默诵，完毕，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皇上在此有何誓言。从此以后，历代帝王都要按此行事。

一百多年，没有人知道“誓碑”的内容。直到靖康之变，兵乱中，太庙各门皆洞开，才有人得以窥见“誓碑”。

据说，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南宋高宗赵构因为起于仓促，没有见过这个“誓碑”。《宋史·曹勋传》说，靖康末（1126）金灭北宋，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徽宗还嘱托曹勋，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可转告高宗：“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说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王明清《挥麈后录》也说“太祖誓言，得之曹勋”。曹勋终于有机会从金国回来，他见到赵构，带来了徽宗的帛书和寄语，告诉赵构关于“誓碑”的内容。所以，自赵构开始的南宋，也继续了太庙的盟誓。大宋十八帝，都受到了“誓碑”的绝对制衡。

但这三条内容，有不同说法，清王夫之《宋论》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

一、保全柴氏子孙；

二、不杀士大夫；

三、不加农田之赋。

大宋立国，非贵族上位（这方面与大汉很像，刘邦也不是贵族），但它依然造就了前所未见的政治文明。我倾向于认为：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也造时势。大宋的“文明时势”，即由赵匡胤“英雄人物”所造就，其中至大之功，是“誓碑”。没有“誓碑”，就没有大宋三百二十年的“文明时势”；就像没有杰斐逊，没有《独立宣言》，就没有美国的大格局，没有孙中山，没有《建国大纲》，就没有中国的新格局一样，没有赵匡胤，没有“誓碑”，就没有大宋的“文明时势”。制度之建构，源于种种合力，在很多历史时刻，是圣人、大贤、智者、英雄个人的作为，推动了制度的建构。

保全柴氏子孙

为何“保全柴氏子孙”？

因为柴氏“无罪”，老赵得到的大宋乃是由“逊周”而来。但历史上那么多杀戮前朝元首，以便斩草除根的故事，老赵为何不去做？此即去往代戾气，养天下和气。老赵有“天下目标”。他听闻、看到、亲历的梁唐晋汉周，戾气太深重了。培育国脉，养成一点祥和之气，“胜残去杀”，须有“英雄手段”。这是真的“强者”的“宽容”。

而历届宋帝也确实待周氏后人不薄。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条专说“宋待周后之厚”。

宋太祖迁周恭帝及符太后到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太后曰周太后。但同时为后周在洛阳建六庙，派出官员迁移神主牌位，命后周过去的宗正（管理皇室和太庙事宜的官员）按时祭享。又派遣工部侍郎按礼数到后周太祖和世宗的陵墓拜谒。开宝六年，郑王柴宗训病逝，老赵穿了素服为之治丧，辍朝十日，谥号曰恭帝，将陵墓放在世宗的陵墓之旁。

宋仁宗嘉祐四年，下诏取《柴氏谱系》，在柴氏诸房中推年纪最长一人，要他按岁时奉祭周祀。还录用周世宗的从孙柴元亨在宫中供职。又下诏：以后每次郊祀，都要录取周世宗后裔子孙一人为官。至和四年，封柴氏后人柴咏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祭祀，并给西京洛阳的周庙祭享器服。

神宗时，录取周世宗的从曾孙柴思恭等人给予公职。熙宁四年，崇义公柴咏致仕，子柴若讷袭封。

徽宗时，再一次给后周恭帝的后人赐官，为宣教郎，监周陵庙，并规定世世代代“为三恪”。所谓“三恪”，就是本朝奉前代三朝的子孙为王侯，表示他们是本朝的客人，不是臣子，“恪”，有“敬”的意思。这是古来“兴灭国，继绝世”的礼制规定。三千年前的西周王朝成立后，以周之前的舜后陈国、夏后杞国、殷后宋国为“三恪”；后周则以后唐、后晋、后汉的后人为“三恪”；大宋曾封隋、唐、五代后裔，并吴越、荆南、蜀汉等国后裔为官，主宗庙祭祀，也是“三恪”的礼制延续。这类做法体现本朝“宽容”之义，同时显现视前朝为正朔，从而本朝也为正朔的意思。宋徽宗的做法，就是承认后周为正朔，这对在世的柴氏后人是极大安慰。从历史文化有机性考察，这也是将本朝纳入历史长河的一种法统安排，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一种历史连续性。历朝历代，无论优劣，皆在这种连续性中。是光荣是丑陋，都在时间的流动中，不可分割，不必截断。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因此，不必“历史从我开始”。就这个意义言，“三恪”之礼，意义重大。

大宋南渡后，高宗也不忘柴氏后人，还特意选柴家的长者袭封崇义公。

南宋理宗时，又诏周世宗八世孙、承务郎柴彦颖袭封崇义公。

赵翼对此评论道：“此皆见于《本纪》及《续通鉴长编》者。盖柴氏之赏延直与宋相终始，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这些都是见诸《宋史》中的《本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于此可见，对柴氏的恩赏一直与大宋帝国相终始，大宋对待亡国者的后人，可以说是很优厚了。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五代以来的诸帝亡国之后，几乎都没有后代；只有大帝柴荣的后代，历宋三百余年，世袭不断，与五代诸帝比较，应该是最幸运的，因为，逊帝柴宗训，遇到了千古一帝赵匡胤。

不仅如此。赵匡胤还由柴氏后人，推及其他亡国者的后人，也给予了很优厚的待遇。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说大宋与诸国“角力而灭其国”，从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这是大宋独有的特色。

湖南周保权投降，授千牛卫上将军；

荆南高继冲纳土，仍令镇守其地；

南汉刘鋹被擒，仍封恩赦侯；

孟昶既降，赐第京师，封秦国公；

南唐李煜城破始降，封违命侯；

……

赵翼对此评论道：

统计诸降王及诸降臣，无一不保全者！此等僭伪窃据之徒，归降本非素志，况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国势易摇，岂能一无顾虑？乃其主皆赐第京师，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职州郡，掌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不闻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无反侧不靖之意。于此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诈力从事者所可及也。后之论者往往谓宋开国之初，即失于弱。岂知不恃诈力以为强者，其强更甚也哉！

统计下来发现，各位投降的亡国之君，没有一个没有得到保全！像此等僭伪窃据的伪国国君，归降大宋，本来不是他们所愿意的，何况新造的大宋帝国，民心未定，国家的形势容易摇动，太祖赵匡胤就没有一点顾虑吗？乃至于竟为这些伪主赐给京师的宅邸，居住在天子肘腋之下，他们的子弟臣僚又都到各个州郡去做官，掌管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并没有听到有急切、猜忌、督防之术，而到大宋做官的人，也都老老实实地各尽职责，没有反侧不定的异志。于此可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的大度，镇服一世的神威，这可不是靠着诈力做事能得到的效果。后世论大宋，往往要说开国之初就失之于软弱，岂知不依靠诈力做到强大的君王，比那些依靠诈力而成为强大君主的人更强大啊！

这是说，老赵不仅对柴氏优待，对归附的诸国国君也优待，原因是自身的强大。

未尝轻杀一臣

赵匡胤，不靠“诈力”而强大，是强中之强。

这一切，源于老赵内心的强大。

他对自己所秉持的圣贤道义，有天然的自信。他做应该做的事时，没有犹疑，毫不勉强。待己之“俭”，待人之“慈”，待天下之“简”，全出自然之天性。“俭、慈、简”是最接近于“仁”的品性。儒学论“止于至善”，“至善”事实上是一个最佳平衡点。按照角色化原理，每一个人都在共同体中扮演一个角色。每个角色都在“表演”中。但角色可能会有变化，譬如，对儿女而言，是父亲，对太太而言是丈夫，对“君王”（上级）而言是“臣下”（下级），对“臣下”而言是“君王”，对国人言，是广义的“朋友”。传统对“止于至善”有个说法：为人君者，其“至善”之境就是“仁”；为人臣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敬”；为人子者，其“至善”之境就是“孝”；为人父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慈”；与国人交，其“至善”之境就是“信”。这类“至善”境界，都是躬己自求的结果，外力是不可能强加于角色的。现在可以看到，赵匡胤在反求诸己的程序中，对“仁”这个境界有感觉。由于赵匡胤“君王角色”的自在呈现而不是表演，以“仁”为背景色，大宋天下，慢慢演绎为一个“和解”主题的共同体。

老赵试图与各类“敌人”和解。他在通往“仁”的至高境界中，踏实地迈出一步一步又一步。

为何“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

老赵应该记得周世宗柴荣曾经下过《求言诏》。正是因为这一篇《求言诏》，引来了名臣王朴的《平边策》。昔日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上圣之君”，文武成康这样的“至明之主”，都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药，何况不及他们的人呢？士大夫，是国之精英，是读书的做官人，或做官的读书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大宋“天下为公”的基本职官结构。大宋不是为了独夫利益治国，不是为了部落利益治国，不是为了政权利益治国，而是为了全面共同体而治国。这样就需要士大夫也即邦国精英的深度介入。

《续资治通鉴》记录：太祖在长春殿，对宰相薛居正说：“古之为君者，鲜能无过，朕常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庶几以德化人之义。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若不为之，而使天下无间言哉！为臣者或不终名节，陷于不义，盖忠信之薄而获福亦鲜，斯可戒矣。”古来为君主的人，很少有没有过失的人。朕常常整夜想这个事，有畏惧感。如果能时时想到防止为非作恶、节制个人欲望，也许可以做到“以德化人”的大义。譬如唐太宗，他接受臣下的谏诤上疏，臣下对他的批评直接责备他的过失，他也不觉得惭愧。这样，不如不做有错误的事，让天下没有不满的言论，不是更好？古来为臣的人，有些人到最后没有保持住名节，终于陷自己于不义。这是因为忠信之心太薄，所以获得的福祉也少。君臣如此，可以自我戒惧啊！

但正如《续资治通鉴·考异》的一番议论所言，这段话本来是“君臣交儆之语”，君臣互相戒惧的话语，但在《宋史·太祖纪》中，同样记录这件事，却删去了这段话的前面一部分，成为专门责备臣下的太祖语录。

细细玩味这一段话，可以理解古来“君臣交儆”的圣贤大义。而尤有意味的是，这一段话出自于帝王之口。也即有帝王自省中得出“君臣交儆”的一番宏论。这就为帝制时代提供了最好的言论自由空间，为“君相博弈”的军政活动预先假设了两道并行的逻辑：

一、君王必须自省，在羞耻心的作用下，尽力做到“防非窒欲”。

二、臣下则应该培育忠信之正，不能不忠不信。

这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前提——“君臣交儆”。有此“君臣交儆”，而后可以“君臣共治”。

“共治”之际，士大夫在“忠信醇厚”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军政智慧；帝王在“防非窒欲”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决断方向。但如果不能做到“君臣交儆”，士大夫则无能做到“忠信”，也就不大可能提供有益于邦国的军政智慧；帝王如果无能做到虚怀纳言，也就不大可能为国家运转提供正确的决断方向。士大夫的军政智慧，则主要由“上言”而体现。士大夫的“上言”是帝王战略决断的重要依据。阻断了士大夫“上言”，帝王的决断也就成了独断。

《太祖誓碑》在大宋具有大法、大宪章性质，虽然不是成文法，是“秘法”，但此事够得上伟大。它推动的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方有望贡献智慧，方有望为共同体带来福音。这是经由历史经验证明了的百试不爽的铁律。所有对言论的限制，一定是出于独夫、部落或政权利益而不是出于共同体利益。老赵立国伊始即诉诸“天下为公”理念，奠定当时世界范围内罕见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格局，是大宋帝国也是中国传统的极大光荣。后来的大宋名臣范仲淹有言：“祖宗（太祖太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今天来看，“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一条，也有宪法政制之影。这是吾土由官方最高首脑讲述的“言论自由”，从此为“清议”也即“异见”也即“物议”也即“理性批判”也即“批评政府的权利”，开一生路，从此成为政府内部“君相博弈”的安全保障。“言事人”于千年之前就实现了“免予恐惧的权利”。千年之前，由一个中国帝王，以这种方式推演言论自由，几乎具有神秘的性质。

不加农田之赋

考两宋三百二十年，杀过两个读书人：陈东、欧阳澈。都在宋高宗时。是太学生“示威游行”，“上书言事”，要求恢复李纲官位，主持汴京防务，极力与当时的权臣对着干；大宋南渡后，又极力主张迎回徽钦二帝，被有司抓了，杀掉。此外再无杀过一个读书人。

夏商周三代，被儒学讲述为中国历史上最圣明美好的时代，汉唐宋，又被元代儒学讲述为“后三代”比较圣明美好的时代。大宋成为“后三代”中的佼佼者，为何如此？大儒程颐有一个意见，他认为自从“上三代”夏商周以来，大宋有五件事属于创造性的军政管理增量贡献（程颐的说法是“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按“超越”实属于创造，前所未有之意）：

一、百年之内，国无内乱。这是历朝所未能达到的“郅治”功效。

二、四圣治理达到百年之久，皇室平安。

三、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也即陈桥兵变之际，东京城里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市场照样营业。

四、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五、至诚以待夷狄。用至诚之心对待异族，包括澶渊之盟。

之所以做到这一步，程颐认为，是因为“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以忠厚廉耻作为军政管理的大义统领，所以能够如此。

出使到大宋的异族使者也赞美大宋说：“外戚不与政，宦官不典兵，而不杀大臣，此又汉唐之所不敢望，与三代可以比隆者也”，外戚不参与军政管理，宦官不带兵，不杀大臣，这又是汉唐都不能做到的，真可以与三代相比达到同等高度的郅治之世。

为何“不加农田之赋”？

此事关系民生。

老赵宁肯宫禁生活节俭，也不苛求民间财富，“以天下奉一人”，这个活，老赵不干。他的节俭深得中庸之道，他不刻意节俭以邀名，他非常喜欢宫中宴饮，经常与臣下、亲族、异邦使者觥筹交错，但他不会奢侈无度，就是因为他知道民生多艰。

大宋王朝三百年，无论遇到怎样的家国困难，也不向农民“加赋”。后晋石重贵时可以打着“抗击契丹”的旗号，在士庶之间“括率”，也即搜刮财货，马楚、南汉也会这么做，就是南唐也曾有过此类举动，但老赵不能这么做。他不会在崇高的国家目标旗帜下搜敛民财。

传统儒者在推演政治、伦理价值观时，必是“民生主义”者。反暴敛、惜民力，主张轻徭薄赋，是传统儒者恒定的主题。此义近于捍卫私有财产权利。中国传统圣贤人物，也无一例外，都是注重民生的人物。孙文曾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见《孙中山选集》）由此也可以概见：那些以国家“大义”为诉求，借机搜刮士庶，背离士庶“民生”的权力，都是非文明政治生态的无道行径。有道邦国、无道邦国，是否尊重“民生”，是否在“大义”旗帜下背弃“民生”，分野在此。

不仅“不加赋”，赵匡胤做得漂亮的，更多是不与民争利。除了几个较大企业收归国有算作央企之外，一般都让与民间自营，连“赋税”都不收。有一位知舒州（今属安徽安庆）、左谏议大夫叫冯瓒的上言说：“本州界内有菰蒲鱼鳖之利，居民经常捕捞了自给。但前防御使为增收，搞了个市征（纳税），这样苛细的税法，弄得当地人很困苦。期望能免掉这个赋税。”老赵听后，当即答应蠲免其赋，史称“从其请”，听从他的请求。

宋代赋税沿唐中期以来两税制，即夏、秋二税。赵匡胤时代，令州县各置义仓，官方所收二税，每一石粮，另外留出一斗贮存在这个义仓里，史称“以备凶俭”。等于国家收税，另外返还百分之十留在地方，以备凶年荒年赈济百姓。这类德政，甚至超越了“不加赋”。

老赵晚年，特别在意地方治理，有一次，他任命官员钱文敏知泸州，召见他，对他说：“泸州那个地方接近蛮獠，但越是这样，越要加以抚爱。我听说原来的知州郭思齐、监军郭重进，擅自搜敛做不法事，爱卿你此去为我调查审问一下这个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在此之前多年，太祖也说过类似的话。

乾德四年八月，太祖召宰相以下群官多人，在紫云楼下宴饮，顺便说到“民事”。太祖对赵普等人说：“下愚之民，虽不分菽麦，如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刻，朕断不容之。”

居于弱势的庶民，即使愚蠢到不分菽麦，但如果藩镇的侯爷们不好好抚养，只知道苛刻盘剥，朕断不容这样事！

赵普回答说：“陛下爱民如此，乃尧、舜之用心也。”

地方官盘剥百姓，在老赵那里是大恶。

在老赵的感召下，很多官员都有了爱民、重民倾向。譬如乾德五年四月，史上记录中说，四川的陵州有陵井，后蜀时曾置盐监，每年可以炼盐八十万斤，供给当地食用，很方便。后来井口坍塌，有毒气上升像烟雾，炼匠进入就会死掉。这样，盐井就很久没有再用。当地无盐，日子艰难。这时大宋刚刚平定后蜀，老赵派去的通判贾琏，开始建议开浚盐井，但是刺史认为开浚会犯“井龙”，所以役夫都不肯入井。贾琏于是亲自执锸，开始浚井。第二年疏理到泉脉，最后达到日产盐三千六百斤。

这样关心民生的官员，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多。

贪赃者处极刑

历史上注重民生的帝王不只是赵匡胤，三代不论，汉代以来，帝王对民生的关切是一种传统。期间除了某类聚敛成性的暴君之外，一般还都能在民生方向上有所戒惧。

民生问题，除了“不加赋”之外，当然还有敬授农时、兴修水利、荒年赈济等具体德政措施，但打击盘剥式贪腐，则是对民生的重要救助。

这方面，历代都有“重典”。

譬如后唐明宗李嗣源，他就不能容忍道义的败坏，尤其不能容忍贪污受贿，对贪赃者往往就要处以极刑。

明宗任上，留下了很多治贪记录。

邓州（今属河南南阳）节度使留后，被人告发“税外科配”。这个“税外科配”是历史上赃吏的惯用手法，简单说就是在官府摊派正项赋税之外，另立名目，临时加税。近代以来的“寻租”手法甚多，其中之一也是“税外科配”。这是历史上以官府名义巧取豪夺的惯技。这位代理节度使的“留后”于是从省部大员的地位被贬到小地方去做司马，连降多级。鼓动“留后”贪赃犯罪的掌书记，则被削夺了历来封任的职务职称，削职为民，发配远方。

亳州（今属安徽）有个剌史，因为贪赃，秽不可闻，李嗣源令他自尽。

汴州（今河南开封）有个仓库的管理主任，是国家功勋上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的亲戚，带头犯罪，形成了一个“仓鼠”团伙。大臣琢磨此人颇有地位，上奏请免一死。李嗣源说：“王法无私，岂可徇亲！”王法不能偏私，岂可因为亲近而废！于是所有人都被正法。

有一个朝廷供奉官，在皇上身边，史称此人“性贪狡”，性情贪婪狡猾。他奉诏监管仓库粮仓之类。监管，本来就是要他注意下属不要以权谋私，但他竟从中受贿，最后被人告发，犯赃下狱。此人跟权贵们来往较多，很多权贵为他说情。但明宗根本不为所动，坚决要求依法处理。最后有一位大臣名叫张从宾，借着禀奏别的事，假装不经意地说到这位供奉官，曲折地为他求情。

张从宾领忠正节度使（治所在寿州，今属安徽六安），此时正加官做着检校太保、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是个虚衔，但是朝廷最高荣誉官衔之一，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相当于禁军中的步军总司令。这位大员地位重隆，巧舌如簧，但被明宗看穿，回应他说：“非但尔言，苏秦说予，亦不得也！”

今天别说你来替那厮说情，就是苏秦来说我，也不可能！

苏秦，乃是战国时挂六国相印的纵横家，史上著名雄辩人物。明宗引用苏秦典故说话，意思就是：这位供奉官贪赃枉法，只能严惩，谁来说情也没用。最后这位供奉官还是被正法。

大书《册府元龟》记载明宗李嗣源一事，颇有“天下意识”。

说后唐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有个县令李商，被百姓告发“不公”。当时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最后的判决结果是：令李商“赎铜”，缴纳赎金赎罪。案子到了李嗣源这里，他不同意，下了一份诏书。大意说：

李商赃罪的判决，是依据了历史上的法律条款，但这律条处罚过轻，讲起来，道理有未尽之处。“古人立法，意在惜人”，何况圣君相承，国家无事，人人都知道奉公守法，所以司法判决都很轻。但自从唐末“丧乱以来，廉耻者少”，我践祚以来，“惟期不滥，皆守无私”，就期待着官员们不滥用权力，都能够公正无私。这位李商，不去“养民”反而专门“润己”，掠夺人家私有的庄田，还鞭打本户主人；国家给州县印玺，只为了行遣公文，他却带着印玺下乡，直接以官府的名义从人家中“取物”。根据这类案情看，他当什么官？大理寺这个判决不对，改判：“夺历任官，杖杀。”削夺历来的职务（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正法，处以杖刑。

大儒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提到此故实，夸赞李嗣源说：“读此敕文，明宗可谓得轻重之权者矣。”读这一篇诏书，明宗李嗣源可以说是得到处理政务轻重平衡的中庸之道了。

太祖一朝贪赃记录

中庸之道，长期以来得到误解，中庸，不是中间之路（尽管它包含着中间之路，也即中道的含义）而是“中”（音众）于“日用伦常”（“庸”之本义）的平衡之道。中庸之道的主题词是“平衡”而不是“中间”。儒学论“权道”，很大程度上就是接近“中庸之道”的理念。所谓“权道”就是不离大经大法的应对变化之道。唐以前，用法较轻；但唐末之后，官员之中“廉耻者少”，这就需要对刑法量刑的轻重有新的应对变化。这就是“权”。如此，才能达到邦国管理的平衡，也即实现中庸之道。

顾炎武的十五字点评，是思想含金量极高的大智慧说法，用来评价李嗣源，允公允能；用来理解“权道”和“中庸之道”，言简意赅。

大宋帝国，自赵匡胤始，就继承了李嗣源这种治贪政策。

宋初，郡县的官吏承接五代的恶习，贪赃枉法，欺诈良民，让赵匡胤痛下辣手，严惩贪墨之罪。宋开宝三年，有一位地方官员，受赃七十万，按传统律法不当死；当时老赵刚刚平定南汉，闻听此事，拨乱反正，特意下诏将其正法。后来在南郊祭祀天地神祇，按礼制，要颁发特赦令。老赵规定：大赦天下，但十恶罪、劫杀罪、官吏受赃罪，不赦。

左赞善大夫申文纬奉诏到商河县查验田亩，田亩多少直接关系到租税多少，但一村一乡田亩总数不差。有刁民就故意少报田亩，以备日后少交租税，但有少报就有多报，因此不公。商河县令李瑶收受贿赂，申文纬没有调查到这个事实，结果被人起诉告发。老赵知道后下令：杖杀李瑶，申文纬除籍为民。维护士庶利益时，老赵不手软。

给事中常准，在大名府为括田使，丈量田亩检查漏赋时，有诈取不公行为，地方农民上访，直到宫阙，老赵大怒，直接罢免了常准的两个官职，原来授他为兵部郎中，也免了。本县令程迪，则决杖流放到海岛。并诏令他县，官员括田按视，必须实事求是，不得虚报以加重百姓租税。

有一兵部郎中监秦州税务官名曹匪躬，还有一海陵、盐城两监屯田副使名张蔼，这俩货属于军队建制下的官员，居然命人带了紧俏商品往江南去做生意，谋取私利。赵匡胤知道了，曹匪躬杀头，张霭除籍为民。军人还想做生意？在赵匡胤时代，是绝不允许的。

薛勋，是国家粮库总管，掌管常盈仓（周转漕运粮食的仓库），漕运来粮，他盘剥最为严重。史称“受民租，概量重”，接受百姓的租税（粮食），使用大斗盘剥。此事惹恼赵匡胤，下诏免除了他的职务，发配到远方做苦力，跟他一块使用大斗进的仓吏杀头。官吏欺侮剥削老百姓，只要叫老赵捉住，基本就是剥夺政治权利，流放或杀头。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本纪》统计（这应该是一个不完全统计），两宋三百一十九年总约一百四十宗贪污案，其中大部分贪赃者被正法或流放。

这里是太祖赵匡胤一朝的贪赃记录，总二十二桩：

商河县令李瑶坐赃杖死。

大名府永济主簿郭顗坐赃弃市。

知制诰高锡言，诸行赂获荐者许告讦，奴婢邻亲能告者赏。知制诰高锡坐受藩镇赂，贬莱州司马。

宗正卿赵砺坐赃杖、除籍。

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

殿直成德钧坐赃弃市。

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

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

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檝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会赦，流沙门岛，逢恩不还。

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

右赞善大夫王昭坐监大盈仓，其子与仓吏为奸赃，夺两任、配隶汝州。

右领军卫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

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坐赃弃市。

太子洗马王元吉坐赃弃市。

殿中侍御史张穆坐赃弃市。

右拾遗张恂坐赃弃市。

左拾遗秦亶、太子中允吕鹄并坐赃，宥死，杖、除名。

左拾遗刘祺坐受赂，黥面、杖配沙门岛。

宋州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休并坐赃弃市。

吴越王奏内客省使丁德裕贪狠，贬房州刺史。

太子中允郭思齐坐赃弃市。

王全斌入蜀，贪恣杀降，虽有大功，即加贬绌。

不赦犯赃之罪

大宋帝国渐渐抛弃了五代恶习，国家建设走向正规，各地出现很多“循吏”，也即奉公守法的模范人物。“循吏”的出现，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郡县治，天下治。在乱世之中，“循吏”的出现难度极大，完全依赖于圣贤书教诲下的个人觉悟，因为得不到鼓励。但在治世之中，“循吏”有了受到朝廷鼓励的可能，更有制度性监督，故圣贤教诲就会在这样的气氛条件下得到更多的辗转张扬。所以，“循吏”多起来，才有希望推演天下太平的盛世。

史称宋代之所以得到“循吏”，有三个原因：

第一，太祖赵匡胤之世，地方官出任，老赵都要亲自接见，考察、询问政事，觉得合格，然后派遣。这是精炼的“简择之道”。

第二，然后又设各级监司，察访各州郡太守，太守又察县令，都需要按时向朝廷汇报察访结果，此事有专门的朝臣督治。这是缜密的“考课之方”。

第三，官员犯他罪可以从轻，但一旦犯有贪赃罪，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赦。这是严肃的“防闲之令”。

三个原因，其中之一是“除贪”。

顾炎武又评价大宋这种“除贪”制度说：不赦犯赃之罪，是大宋得到循吏的重要原因，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以后，士大夫都开始知道廉耻，互相砥砺，应该与赵匡胤这种对赃渎的惩治、对廉介的鼓励有关。

船山先生在《宋论》中评价“誓碑”道：

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诸己而已。

呜呼！论到“誓碑”中的这三条，不说这是政制之盛德是不可以的！之所以说它是“盛德”，是因为这都是反求诸己的结果啊！

“誓碑”是老赵“立德立功立言”之举。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从此以后，“三不朽”成为中国人臧否人物的重要尺度。

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三不朽”做了深刻界定，至今不可移易：

“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

“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

“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以此来衡量《太祖誓碑》，正是老赵一生“立德、立功、立言”的精彩写照。即使赵匡胤什么贡献也没有，仅凭“誓碑”一项，已经“立德、立功、立言”，足可不朽。

附 录 参考书目

一、经学类

《论语》

《孟子》

《周易》

《尚书》

《左传》

二、正史

《宋史》，元·脱脱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清·毕沅

《宋史纪事本末》，明·陈邦瞻

《皇宋通鉴纪事本末》，宋·杨仲良

《宋史全文》，元·佚名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新唐书》，宋·宋祁等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

《宋会要辑稿》，清·徐松

《宋大诏令集》，宋·佚名

《汉书》，东汉·班固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

《梁书》，隋·姚思廉

《辽史》，元·脱脱

《乾隆御批纲鉴》，清·傅恒等

三、野史

《南唐书》，宋·陆游

《江南野史》，宋·龙衮

《五国故事》，宋·佚名

《五代史阙文》，宋·王禹偁

《五代史补》，宋·陶岳

《蜀梼杌》，宋·唐英

《九国志》，宋·路振

《十国纪年》，宋·刘恕

《十国春秋》，清·吴任臣

《默记》，宋·王铚

《南汉书》，清·梁廷楠

《南汉纪》，清·吴兰修

《南唐书》，宋·马令

《南部新书》，宋·钱易

《江南别录》，宋·陈彭年

《清异录》，宋·陶谷

《杨文公谈苑》，宋·杨亿

《却扫编》，宋·徐度

《东都事略》，宋·王称

《涑水纪闻》，宋·司马光

《邵氏闻见录》，宋·邵伯温

《曲洧旧闻》，宋·朱弁

《挥麈后录》，宋·王明清

《玉壶清话》，宋·文莹

《宋朝事实类苑》，宋·江少虞

《画墁录》，宋·张舜民

《龙川别志》，宋·苏辙

《丁晋公谈录》，宋·丁谓

《随隐漫录》，宋·陈世崇

《纯正蒙求》，元·胡炳文

《癸亥杂识》，宋·周密

《宋朝事实》，宋·李攸

《湘山野录》，宋·文莹

《国老谈苑》，宋·王君玉

《建隆遗事》，宋·王禹偁

《飞龙记》，宋·赵普

《东轩笔录》，宋·魏泰

《龙川集》，宋·陈亮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

《容斋随笔》，宋·洪迈

《容斋续笔》，宋·洪迈

《后山谈丛》，宋·陈师道

《悦生随抄》，宋·贾似道

《能改斋漫录》，宋·吴曾

《辍耕录》，元·陶宗仪

《蕙风词话》，清·况周颐

《闻见近录》，宋·王巩

《铁围山丛谈》，宋·蔡绦

《烬余录》，宋·佚名

《墨庄漫录》，宋·张邦基

《历史的观念》，[英]科林伍德

《钓矶立谈》，宋·佚名

《儒林公议》，宋·田况

《避暑漫抄》，宋·陆游

《江邻几杂志》，宋·江休复

《香谱》，宋·洪刍

《宋名臣言行录》，宋·朱熹

《旧闻证误》，宋·李心传

《庚溪诗话》，宋·陈岩肖

《春明退朝录》，宋·宋敏求

《宋稗类钞》，清·潘永因

《东斋记事》，宋·范镇

《石林燕语》，宋·叶梦得

《清波杂志》，宋·周辉

《邵氏闻见后录》，宋·邵博

《鸡肋编》，宋·庄绰

《夔州直笔》，宋·蔡惇

《玉照新志》，宋·王明清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李心传

《宋人轶事汇编》，近人·丁传靖

四、史论

《二程粹言》，宋·杨时

《朱子语类》，宋·黎靖德

《宋大事记讲义》，宋·吕中

《历代名贤确论》，宋·佚名

《文献通考》，宋·马端临

《读通鉴论》，清·王夫之

《宋论》，清·王夫之

《日知录》，清·顾炎武

《廿二史札记》，清·赵翼

《傅子》，晋·傅玄

《王国维集》，现当代·王国维

《寒柳堂集》，现当代·陈寅恪

《国史大纲》，现当代·钱穆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现当代·黄仁宇

《法兰克人史》，中世纪·[法兰克]格雷戈里

《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英]

J.G.弗雷泽

《圭恰迪尼格言集》，[意]圭恰迪尼

《结构主义选读》，[法]罗兰·巴特

《历史哲学导读》，[法]雷蒙·阿隆

五、其他

《全唐文》，清·董诰

《宋刑统》，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法制

局整理本

《契丹国志》，宋·叶隆礼

《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

《宋词纪事》，现当代·唐圭璋

《诗薮》，明·胡应麟

《古谣谚》，清·杜文澜

《二十四诗品》，唐·司空图

《后山诗话》，宋·陈师道

《纪效新书》，明·戚继光

《武备要略》，明·程子颐

《武经总要》，宋·曾公亮等

《天工开物》，明·宋应星

大宋帝国三百年4：文功武治宋太宗(上)

大宋名相张齐贤，倡“法贵有常”“政尚清净”；太宗赵炅，倡“法当原情”“以民为心”。我欣赏这些意见。帝国精英与他们的领袖，讲理，他们尽力了。

——题记

前 言

虚爵

宋太宗赵炅，不喜欢饮酒，不像他二哥太祖赵匡胤。但他偶尔饮酒，也往往尽兴。史上记录他三场酒事，颇见真性情。

雍熙元年（984）正月，元宵节。首都汴梁，人们在大街小巷，各色灯火之下游逛。丝绢或彩纸扎制的灯笼，争奇斗艳。叫卖声此起彼伏，很热闹。太宗登上宫城南门丹凤楼赏灯，站在这里几乎可以看到半个东京城。几年没有打仗了，看着这般和平景象，太宗来了情致，对随从的宰辅们说：

“国家承续五代十国多年战乱之后，现在终于海宇平安，京师繁盛。真值得欣慰。朕平时很少饮酒，今晚与爱卿们同乐，应一醉方休。”

说罢，一杯一杯又一杯，每一杯饮完，便“虚爵以示群臣”。“虚爵”就是“空杯”；“以示群臣”就是将空杯展示给群臣看。

这个动作与今天北方人的豪饮没有两样。熟悉北方饮酒习俗的都知道，某人饮干之后，往往将空杯倒过来给人看，并不忘加上一句：“我干啦！”天津人饮酒干杯，往往还要说：“我先干了，先干为敬（净）。”感到这个时刻的太宗赵炅，有一种河南人特有的豁达和亲近。我仿佛听到他操着洛阳口音对宰辅们说：“俺这个酒干 ，恁那个酒咋不见动 ？”

“朕亦大醉，漫不复省”

太宗朝有一个猛将，名孔守正，战功不俗，所以太宗很喜欢他。

有一次，孔守正在北苑陪同太宗吃酒。此时他已经做到了殿前都虞候，这是负责警备监察的武职。同座也很多武将，渐渐就喝高了，于是开始在御座前各自争功，互不服气，一时间脸红脖子粗。史称“忿争失仪”，愤怒地争吵失去了端敬的礼仪。那时“礼仪”乃是天下大事，朝廷官员，皇上又在跟前，岂可如此无礼！有侍臣看不下去了，于是主张将这几位争论者请到有关部门去推问，治罪。酒局中，我想象太宗该挥挥手，带着醉态，没有答应。

第二天，孔守正和武将们酒都醒了，知道昨晚犯了纪律，于是来到殿廷请罪。太宗很随意地说道：“朕亦大醉，漫不复省。”昨晚那事儿？我也喝高了，啥都不记得了！于是这事就过去了。

君臣一醉

太宗晚年，与名相寇准商议，定下襄王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太子，并做了一场太子就职仪式。这对帝国权力变更是一个重要安排，在选举制度尚未到来之前，帝国的太子制度就是一种规则。晚唐以后，已经罕见预立太子的秩序规定，皇权大位成为人人都想追逐的肥鹿，因此，邦国不宁，杀机四伏。太宗此际立太子，是恢复古制，百余年来的第一次。

士庶知道此事，等到太子出门，人人都争着来看，纷纷夸赞赵元侃。这事传到太宗耳朵里，他忽然有了“老小孩”般的撒娇，很不高兴。召寇准说：“人心都向着太子了，这要把朕放在哪里啊？”

寇准却再拜称贺道：“这是社稷之福啊！”

寇准一向不特别会说话，说话就冲人，但关于立太子这事，他每次答对，都非常得体，且有效。士庶称赏太子，他不说是太宗之福，也不说是太子之福，而说是“社稷之福”，这就是“价值制衡”，让正道行在权力分配中。太宗听后也觉得有理，于是高兴起来。进入后宫，宫中人也都来庆贺。

太宗想想也是，大宋有了合适人选，大好事。就出来再次约见寇准，俩人对饮，史称“极醉而罢”，俩人都喝高了。

太宗赵炅，有“孩子气”，三场酒事可以略见一斑。

孩子气

太宗喜欢读书，儒家经典外，他也喜欢“读老”。

有一次，他读了《老子》，很有感慨，就对近臣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言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者其术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

伯阳，是老子的字。太宗引用的一段话，见于《老子·四十九章》，原文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这话大意说：圣人常常不会起刻意为善为恶之心，而以士庶之心为心。但还不止于此。士庶善，我也善；士庶不善，我也善，这样就能做到为善之德。士庶诚信，我也诚信；士庶不诚信，我也诚信，这样就能做到诚信之德。圣人执掌天下，要收敛自己的欲望，以浑朴之姿对待天下之自然运转。士庶一般都专注于耳目聪明，物欲追求，但圣人则一任浑朴纯真之婴孩状态。

“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是这段话的主题词。

“圣人常无心”，“圣人皆孩之”，类似意见，在儒学中也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论个人修养，可以回归“真人”境界的描述；论政治治理，就是对恪守“无为而治”也即“自发秩序原理”境界的描述。有必要做个注：“无为而治”是儒学话语，四字就在《论语》中。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中描述了人的精神的三种状态：负重的骆驼、沙漠的雄主、无怀的赤子。一般人们都注意于“沙漠的雄主”这一阶段，以为这类“超人”的境界乃是尼采讲述的主题。但这是一种激进时代需要的“误读”。“超人”也即“沙漠的雄主”，作为人类文明推进的一个阶段，并不是尼采所标榜的最高境界，在尼采看来，最高的境界是“无怀的赤子”，也即纯任自然的婴孩。这才是尼采欣赏并理解的人类愿景。

《老子》在尼采之先，已经多次言说了这个境界。《老子》中至少五次论及这个主题：“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我独泊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

李贽“童心”说，与老子和尼采的论说也颇接近。

在俄罗斯一些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在称赞一个作家或思想家的时候，往往把他比之于“孩子”，如托尔斯泰就被人说很像一个孩子。

孩子的状态，是一种无心为善、无心为恶的状态。

以这种心态、境界主持天下，则：无论士庶善与不善，我要善；无论士庶信与不信，我要信。儒学主张邦国领袖与政府，必须行仁政、有诚信。这两大指标，不得借口士庶“素质”太差而移易。士庶“素质”差不差不可知，领袖“素质”差不差则一望而知。且士庶大众，良莠不齐，有善有不善，有信有不信；试图一揽子解决士庶全部向善、全部守信，这个念头本身就是狂妄的，因此是“不善”的，也是做不到的，因此是“不信”的。士庶善，我才善；士庶信，我才信。这是驵侩交易——你给我半斤，我给你八两（老秤），而不是人君治理——恪守圣贤价值理念，不摇摆、不飘移，更不因外界“不善”“不信”，“皆注其耳目”而变更。

当年丘吉尔为大不列颠立下泼天大功，英国士庶“不善”“不信”，而且“皆注其耳目”——就想追求更美好生活——全然不顾这位大英雄的昔日荣耀，但丘吉尔并不因此而改变致力于英国自由事业的初心。

太宗赵炅，以他“读老”、读佛、读圣贤书，且日读三卷《太平御览》的知识积累和思想资源，觉悟到这个“君道”，与丘吉尔有逻辑上的相通处。这不是寻常君主可以达致的境界。

寇准“令帝复坐”

名相寇准，是一个“刚猛威断”的人物。“澶渊之盟”，几乎就是他逼着真宗赵恒御驾亲征的结果。他对太宗也有“刚猛威断”的记录。一次奏事，说来说去，太宗不听他的，越说意见越不合，太宗一怒站起，拂袖要走。寇准一把拉住太宗衣服，史称“令帝复坐”，让皇帝再坐下来。一直到这件事满足了寇准的要求，寇准才退出。

但太宗还就是喜欢他这个样子，留下一句话，被史官记录在册：

“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文皇，就是唐太宗。

太宗对文武大臣，往往就是这种姿态，豁达，大度，亲切，不端着，不做作。本色，是他一大特色。用太宗自己话说，就是“贵其自然”，儒学的意见就是“诚”，真实而又诚恳。

宋太宗批评唐太宗

淳化五年（994）夏四月的一天，宋太宗有一次批评唐太宗。他对左右说：

“大凡帝王举动，贵其自然。朕览唐史，见太宗所为，盖好虚名者也。每为一事，必预张声势，然后行之，贵传简策，此岂自然乎！”

帝王的举动，贵在自然。朕曾经浏览唐代历史，看到太宗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应是一个好虚名、好虚荣的人。你看他每做一件好事，一定要预先做张做势，然后去做，传之简册之事，这样自然吗？

太宗赵炅看不惯那种为了流传青史而矫揉造作去做“好事”的行为。

开宝寺灵感塔与田锡的讥评

不仅“本色自然”，他还“克己复礼”。

太宗信佛教，又有克制，信佛而不佞佛。

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宋人有新译的佛经五卷，太宗看后，觉得不错，就对臣下说：“凡为君臣者，治人利物，即是修行。梁武舍身为寺家奴，此真大惑！方外之说，亦有可观，卿等试读之。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作为君臣，能够治理天下，有利于天下，就是修行。过去梁武帝动不动就舍身，到佛寺去做僧奴，这真是太愚蠢啦！但佛经之说，也有很可观的地方，爱卿等可以试着读一点。我的想法是：要让世间有佛教存在，但不能沉溺于佛教中不理政事。

这是接近“政教分离”的大智慧，很得圣贤之“中道”精神。

但太宗也曾大兴土木，建造佛寺。城内兴国寺，有两个楼阁，用来安放高大的佛像，远在都城数十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塔阁。两个阁楼之间有飞楼联结为御道。我想象那规模仿佛应县木塔或蓟县独乐寺，甚至还要宏阔高大。要登上六七层楼，才能见到佛的腰腹。光是佛的指头，就有一人合抱那么粗。史称“观者无不骇愕”，参观的人没有不心生恐怖和惊愕的。

他更建构一座十一层高的开宝寺灵感塔，从杭州迎释迦佛舍利进入京师，用这来宝藏佛舍利。到了安放舍利仪式那一天，太宗甚至为之流泪。这塔高360尺，史载宋“营造尺”为31.20厘米，如是，则高达112米以上，费用亿万计，前后用了八年时间。竣工后，史称“备极巧丽”。太宗似乎为此很得意。但知制诰，负责起草文书的政事堂秘书田锡上疏说：

“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

众人都认为这塔金碧辉煌，但臣认为那是涂抹的民脂民膏、百姓鲜血。

这话说得如此之狠，太宗什么表示？史称“帝亦不怒”。

像人性有的弱点一样，太宗也爱听奉承话。大宋承五代乱世而来，而五代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终于在后来的日子里被太宗克服，从此中原一统。太宗高兴，考进士时，就用《六合为家》作为试题。“六合”指东西南北加上下，总六个方向，代指天下或宇宙。这题一出，有个进士王世则很快就写好了，内中有句：“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这词不太难懂，翻译为白话，毫无意味，就这样读下去，读几遍，那个“气魄”就读出来了。大意是说六合之内都是皇天后土，日月所照都是宫禁金銮，领土、领海、领空，不光“普天之下”，连“普天之上”，都是皇上的。史称“帝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皇上一看大为高兴，将王世则擢升为进士第一人。

这么爱听好话的人，听了田锡的一番讥评，却“不怒”。

这是饶有意味的一个姿态。

如果接受田锡的批评，就要下罪己诏，就要改变信仰，就要拆除灵感塔，这是信佛的太宗赵炅做不到的。

如果不接受田锡的批评，就要贬黜田锡，至少要斥责一番，但对于一向鼓励官员直言的帝王，这么做，就等于食言，这也不是太宗愿意接受的格局。

当然，也可以假惺惺地表示认错，坚决不改。但这样就是“不诚”，而“不诚”乃是“修身”大忌。太宗一世“修身”不已，这更不是太宗能做的事。

还可以与田锡讨论，慢慢说说为何要造塔，意义何在，有何功用，等等。但想到国计民生，花上亿经费，做这么个东西，与他那“治人利物，即是修行”说法，相距太远。太宗理亏。理亏而强辩，就是“文过饰非”。而圣贤规则有一款：“小人之过也,必文！”（见于《论语·子张》子夏语录）小人有了过错，一定会掩饰。太宗不是小人，无法掩饰。大宋一朝的帝王有个天大的长处：讲理。蛮横的事，他们很少做；无赖的事，几乎不做。于是，“不怒”之外，大宋帝王只能听着，不做表态。

这故实让我想起“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孟子》记录。宋太宗仿佛齐宣王，田锡仿佛孟子，孟子对齐宣王一番讥评之后，齐宣王开始掩盖自己的尴尬，故意对左右扯别的话头，宋太宗则干脆啥也不说，不解释，也不遮掩。这种“纯任自然”的姿态，是“克己”之后的一种豁达。

帝王是人类特殊的职业，但并非在人类之外，因此，人类所有的弱点，帝王也有。因为所在九五之尊过于隆崇，言动之间，即影响朝廷内外。因此，“克己”成为帝王的优秀品质。太宗不是那种“深居简出，示人莫测”如秦始皇、雍正帝般的人物；也不是动辄“龙颜大怒，阴沉雄猜”如汉武帝、永乐帝般的人物；更不是“性情乖戾，暴戾恣睢”如文宣帝、隋炀帝般的人物。他总是试图克制自己的情绪，按理性规则出牌。在帝国领袖这个位置上，他“克己复礼”的功夫做得很足，有圣贤气象，算得上孔子及格的学生。

日僧奝然

日本国有个僧人名叫奝然（音雕然），搭乘大宋商人的海船，越过千里风波，到汴梁来见宋太宗。

日本与大宋早有来往，吴越国时更与日本有过密切交流，国王钱俶还曾赠送日本很多小型宝塔。

奝然来宋时间，可能是雍熙元年之前，但到达汴梁时间是公元984年，雍熙元年三月。与他同来的有五六人，献上了铜器十余尊，还有本国的《职员令》《王年代纪》各一卷。还有《孝经》两种，一种是《孝经郑玄注》，一种是《孝经新义》。《孝经郑玄注》是汉代大儒郑玄做的注解。《孝经新义》是大唐越王李贞题签，记室参军任希古撰写的注解。这两部《孝经》都有“金缕红罗标，水晶为轴”，显然是布帛状，不是书籍状，但是装帧相当豪华，看出日本对古来《孝经》的珍重。

奝然穿了一身绿色的服饰，他善于书写隶书，可惜不通汉语。太宗问他日本风土，他就写在纸上回答，说：

“我日本国中有儒学经典‘五经’，也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还有佛经多种；《白居易集》七十卷，这些都是往昔从中国得来。日本土地适合种植五谷，但小麦较少。市场交易用铜钱，铜钱文字是‘乾文大宝’。牲畜有水牛、驴、羊，多产犀牛、大象。也产丝蚕，大多织绢，薄致可爱。乐器有中国、高丽两种。四时寒暑，与中国相类。日本国之东境接近一海岛，乃是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东奥州产黄金，西别岛出白银，以此作为对日本国的贡赋。国王以王为姓，传袭至今六十四世，文武僚吏都世系为官。”

太宗给了奝然很优厚的待遇，赐给他紫色的衣服，在“官服”中，由绿色升格为紫色是一种擢升。奝然下榻于太平兴国寺。而后又要求去五台山朝拜，太宗答应了他，并诏令所路过的地方都要做好招待。奝然临别时，又想要《大藏经》，太宗也下诏给他一部。随后，他跟随台州宁海县的商人郑仁德的商船回日本去了。

到了端拱元年（988），太宗又收到了奝然的感谢信和一批贵重礼品。这是由另一拨日僧，奝然的弟子带来的。感谢信写得非常典雅，内中有言：

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里之山岳易过。妄以下根之卑，适诣中华之盛。于是宣旨频降，恣许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协，粗观宇内之瑰奇。……奝然空辞凤凰之窟，更还蝼蚁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伸纸摇魂，不胜慕恩之至……

当初我来的时候，看着落日而西行，只感觉时光太慢了，怎么也走不完这十万里波涛；等我根据信风而回去时，又感觉这时光太快了，几千里山河很快就看不到了。我这个狂妄的下根之人，却有幸看到了中华之繁盛。皇上您还不断下旨，允许我到远地去跋涉；我这心总算得到满足，粗粗地见识了天下的瑰丽奇异。……奝然我辞去凤凰所驻之仙洞，回到蝼蚁所栖之封土。无论在天朝还是在此地，我只仰望皇德之盛大；虽然翻越了高山大海，哪里敢忘记怀念皇帝的深情。纵使我粉碎了这个百年的肉体，那也无法报答皇上您一日的恩典。拿起笔来写信，不断有泪水流下。展开纸张说话，无法表达我对皇恩的仰慕……

《孝经》

我关心的是奝然带来的礼物，其中一种是《孝经》。

近人著书说，在日本曾发现“古文”《孝经》残本，也即汉儒孔安国的注本残本。奝然带到中国来的《孝经新义》不详，但《孝经郑玄注》却属于“今文”《孝经》。两种版本文字略异。

《孝经》一般认为是孔子弟子所著，全书不计标点，只有一千八百字。《孝经》本来有三种版本，今文本为郑玄注，古文本为孔安国注，大唐帝王玄宗曾亲自作注一种。玄宗注本颁行后，郑、孔两注都渐渐失传，虽然有清人辑本，但并非全貌。奝然带来郑玄注的《孝经》今文全本，应该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事件。

日本国对《孝经》极为重视。

日本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曾对我说：日本名人吉田松阴早年曾经为“通宇内形势”,“探知其实情”，借美国人佩里再到日本之机，与门生偷渡到美国船上请求出洋，遭拒绝后自首。陶教授考证出，吉田偷渡时随身带了四本书：《孝经》《唐诗选掌故》《兰学》《和兰词典》。吉田是伊藤博文的老师，也是富有野心的人物，曾有“并吞五大洲”的梦想。

《孝经》在日本，自八世纪开始，就得到重视。曾经得到鉴真和尚授戒的日本孝谦女皇，大约是日本史上最为娇媚而有作为的巾帼女杰。她终生未婚，虽然不少风流韵事，但对传统儒学却礼敬有加。她曾经下令全日本“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备加教授”。

德川时期的日本大儒，阳明学派的创始人中江藤树曾著有《孝经启蒙》一书，内中有言：“吾与父母本一体而无间隔，故吾立身行道，则父母鬼神著而享之，吾名传播，则父母之名亦因以光显也。”他认为这是“孝行成功尽头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举国倡导“文明开化”，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却加入不少忠孝文字与内容，“持孝行乃人伦之最大义”是日本国民精神文明之一。日本人的“克忠克孝”已经成为“日本性格”。

宋太宗也同样重视《孝经》。

有一次，太宗得到《千字文》，就拿到秘阁赐给名臣李至。李至将它做了刻石立碑的处理。太宗再来，看到《千字文碑》，就说：“《千字文》乃是梁武帝得到残碑钟繇的书法，而后命周兴嗣次韵而成。义理方向上没有什么更多可取的，如果论有助于天下之教化，莫过于《孝经》啊。”说着还亲自书写了《孝经》全文，赐给李至。此事成为“《孝经》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

《孝经》，可能是近代激进思潮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儒学经典。

世间不少“耳食者”，也即靠道听途说而自命得到“宇宙真理”之辈，不断咀嚼近代反传统者反复咀嚼过的馍，认为《孝经》是“封建专制传统”之产物。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展开来评论《孝经》不是我此书的目的，但我愿意，借奝然和日本重视《孝经》的故实，略说一说《孝经》的大义。

简言之，《孝经》的本质，是对生命的感恩。它是规范君王公侯以至于庶民百姓的政治与伦理之理性规则。《孝经》总根于爱——理性之爱。

《孝经》第一章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此说有五大要点：

一、尊重生命，爱惜生命；

二、感恩父母，孝敬父母；

三、立身扬名，光耀祖宗；

四、忠孝两全，恪尽职守；

五、完善自我，成就自我。

这五大要点，都是政治伦理之大道，在日本、在欧美、在古代中国，在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都是常识，都是正价值。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反对这五大价值。故《孝经》乃是讲述文明常识与存在价值的典籍，所言义理，与现代价值自有吻合之处。当然，《孝经》不等同于坊间流传的《廿四孝》。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本，二者不具有精神上“通约”的性质。以《廿四孝》而掊击《孝经》，非好学深思者说话，是言不及义的，不足论。

顺便说几句：所谓“封建专制传统”这类说法，不属于吾土圣贤话语，孔孟、老庄、孙逸仙无此话语；不属于西方政治哲学话语，洛克、柏克、哈耶克无此话语；也不属于基督教神学话语，加尔文、阿奎那、奥古斯丁无此话语。就史学逻辑而言，它不属于真判断。我做此书，犹如一场“汉语纯洁化个人运动”，自誓力不吐此六字。

理解《孝经》，不仅需要一种对古人的“温情”，一种肯认文化保守主义精神的姿态，更需要一种方法，也即从经典中寻求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方法。隔断中国与世界的价值联系，犹如隔断中国古代与近代的联系，都是同样问题重重。我与接受激进主义思潮的朋友一样，若干年前，曾有“反传统”暨“反《孝经》”之言说，所以我熟知这类模式背后的东西是什么货色，至今后悔觉悟太晚。

奝然所言让太宗有了感慨，史称“帝叹息曰”：

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

这是岛夷之国啊，居然世祚如此久远，他们的大臣也能世系不绝，这是古来之道啊！想我中国，自唐末海内分裂，五代之国帝王世数尤其短促，大臣子孙，都很少有继承父祖之业的人物。朕虽然德能不如往圣，但常常心怀敬畏，励精图治，从来不敢放纵自我而求安闲娱乐。期待能够建构无穷之基业，立下久长之规则。既为赵氏子孙所想，也使大臣们能世代守住禄位。这是朕的愿景啊！

这一故实信息密集，“解构”它，可以做一篇绝大文章，但太宗这一番话，核心是：期待长治久安。

中国帝制为何没有“万世一系”

日本国虽然有战乱、有割据，也有天灾，但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国体不变，世系不变，这样就有了基本秩序。时论常有批评中国“封建社会”（且不论“封建社会”四字的定义之荒谬）的生态为“超稳定系统”，并以此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日本“系统”比中国“超稳定”得多。显然，“超稳定”，与“落后”不构成“充分必要”之逻辑链条。各种“反传统”迄今没有见到思想含金量，原因种种，其中之一是：许多“大言”，不是“真判断”，其漏洞往往不在思想方向上，而在逻辑方向上。大多数“反传统”言说，禁不住至为简单的逻辑归纳法推敲。

太宗了解到日本国这种政治生态，很羡慕。大宋三百一十九年，历十三世十八帝，在中国帝系中，也算比较久长的了，但与日本天皇世系比较还是很短促。

是何原因？

大宋的国内治理，其文明程度并不比日本差。在奝然来中国的这一年，日本京都附近正在抓捕私带武器的人，大宋则正在滑州（今属河南）治理黄河泛滥。太宗爱惜民力，不愿意动用民工，而调拨五万禁军来堵塞决口，次年还废弃了岭南采珠场，原因是：海下采珠艰苦，往往有人溺水而死。此前几百年，日本国最常发生的故实就是天皇“让位”。“让位”背后的力量较量，熟悉人性弱点，就不会陌生。

与日本比较，中国是一个“四战之国”，东西南北都有“异族”觊觎。上溯上去，可以看到，“四战”之中，最凶恶的“异族”来自北方：大明遭遇满清，南宋遭遇蒙元，北宋遭遇契丹与金国，都有了被“异族”亡国的经历。五代后晋也被契丹所亡。大唐帝国也屡屡遭遇来自北方的多种“异族”之害。南北朝时代，东西晋时代，也曾被“异族”颠覆半个中原。大汉帝国，北有匈奴，匈奴最强盛时期，汉高祖曾被冒顿单于包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秦时如此强盛，也依然有匈奴之害，不得不派出大将蒙恬常年镇守关外。战国时的北部，赵国也曾遭遇匈奴侵扰，名将李牧镇守雁门关，这才抵挡住来自北方的战争危险。但日本没有“异族”之患。日本“万世一系”，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条件。

这也是为何太祖赵匡胤像个“守财奴庄稼汉”一样，辛苦聚财、守财，充实“封桩库”，准备或赎买“燕云十六州”，或招募勇士拟与契丹武力相对，夺回被石敬瑭割让失地。也是为何太宗像个“愤怒的青年”一样，对契丹放狠话：“惟有战耳”，“乘胜取幽蓟”，“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中原历代王朝，无不期待“万世一系”。除了那些无道邦国自内部而旋起反对力量，遭遇颠覆以外，大宋、大明，并无大恶，而且在内部生长中，都有了“近代性”酵素，但是金元终止了大宋的文明展开，满清终止了大明的文明展开。直到民国，还在遭遇异族侵扰。中国，地缘环境太过于恶劣。

大宋未能如日本那样做到“万世一系”，固然也应该是“众缘和合”的“耦合”力量作用之结果，不存在单一向度的原因，但也应该看到，在诸“耦合”力量中，偶然性的力量往往更为凸显。按照帕斯卡尔的意见，罗马历史，与埃及艳后的鼻子有关：如果她的鼻子短或长一厘米，世界史都会从头改写。而现在，她的鼻子“偶然”刚刚好，于是，有了历史的逻辑起点。大宋，恶劣的地缘“偶然”如此存在着，于是，有了历史的逻辑起点。这并不是游戏说法，而是历史经验判断。当然，谁都知道，罗马史，除了埃及艳后的鼻子刚刚好，还有更多“偶然性”在参与。大宋帝国没有成为日本国那种“万世一系”，除了地缘政治环境之外，也同样还有更多“偶然性”在参与。这是无须深入解释的事实。

在如此地缘环境之下，自古以来，中原文明之邦，都注意“修德以来远人”，通过修德，而让边缘的“异族”向化，以此来规避可能的“民族战争”。

奝然对日本国的介绍，让太宗感慨万分。他所感慨的“孜孜求理”之“理”，是“治理”之“理”的意思。《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宗践祚之后“励精求理”，也就是“励精求治”的意思。翻阅宋史各类史料，会发现，宋帝几乎人人“求理”。作为十世纪、十一世纪的中国合法领袖，他们尽到了个人的最大努力，与历代帝王比较，大宋帝王群体，最为仁慈而又尽责。他们怀有天下目标，但却因为“异族”入侵而两次中断“世系”。

日本君主国的“世系”经验证明：国体，不影响文明之展开。据此，我也愿意逻辑地推断：大宋帝国的“世系”如果也能持续，同样不会影响文明之展开。中国圣贤，并不比日本圣贤笨。

考与太祖、太宗大略同时在位的日本君主有村上天皇、冷泉天皇、圆融天皇、花山天皇、一条天皇五人。

村上帝，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但始终未能自主掌握权力，一直被藤原家族控制，国内又有多场叛乱，造成财政紧张。

冷泉帝，几乎是在宫廷政变中被迫让位，他也懒得执政。藤原家族的“独裁”让国家备受苦难。

圆融帝，不过是个孩子，藤原家族在摄政中，又开始家族内部的“绞肉”斗争。日本，家国不宁。

花山帝，诗人，才子，“和歌”写得不错。但他“践祚”当天，看中一个侍奉他的宫女，居然当着众大臣的面在御座上与宫女做爱，于是诸臣纷纷向他进献美女。以后的岁月，他的荒淫，难言。最后他被藤原家族连哄带骗，稀里糊涂地让位、出家。

一条帝，好学，人品也不错，写《源氏物语》的紫式部就是那时人。但一条帝几乎无权，国家权力都在道隆、道长兄弟与藤原家族手中。

但就是这类帝系人物下的日本邦国，千年之后，有能力，并有运气，演绎为福泽渝吉“脱亚入欧”之变革思想。经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几代人的时间，成长为现代邦国。比较来看，以大宋帝国太祖、太宗的仁慈睿智，好学深思，开放襟怀，其帝王谱系下的邦国，至少也应有不下于日本帝国的更好前途。我知道历史不可以假设。我想说的是，那种动辄将中国“落后”推诿于“帝制皇权”或“封建专制传统”的说法，不是真判断。

帝国，需要在演绎中生长新的可能性，但需要一粒“道种”，那就是“天下为公”。“道种”在，吾土文明就不会省略“元亨利贞”之吉相。自尧舜以来，这一粒“道种”，往往“或跃在渊”，但“无咎”。它的生命机缘，不是被决定的，而是按照“存在”的方向自我呈现的。天心如何“呈现”，那是神的事。人要做的只是小心翼翼地护持这一粒“道种”，带着希望，等待，并劳作。

宋太宗赵炅，倡“法当原情”“以民为心”；名相张齐贤，认为“法贵有常”“政尚清净”。我欣赏这些意见。它们是“天下为公”的法治之花、民生之花。越是理解法理精神，理解作为政治哲学的保守主义，就越能理解大宋帝国的领袖、精英，他们的近代性甚至现代性。

宋太宗赵炅，他的时代，留下了无数故实。了解这些故实，可以知道十世纪的帝国领袖和士大夫精英团队，在中国文明的展开中，事实上，也在世界文明的展开中，尽力了。

壹太宗践祚

赵光义践祚的第二日，就行使君王权力，颁下了第一份诏书，讲述了新任皇帝的“五条意见”。没有一条新东西，也不见新格局、新气象，豪言壮语之类，但让中原士庶明白了一件要紧的大事——天子换了，天下没变。

第一份诏书也即“五条意见”

公元976年，农历冬十月癸丑日，宋太祖赵匡胤，崩。

灵柩停在万岁殿东楹。

一夜大雪，白了京师，全城缟素。

第二天，甲寅日，早上，太宗赵光义在太祖灵柩前即位。

群臣祭奠太祖、拜贺太宗。

赵光义很悲痛，号啕痛哭，几乎昏过去，史称“帝号恸殒绝”。

当天一大早，汴梁城中士庶看到官员们腰里系了灰白色的麻绳子，铁黑着脸，踏着深深的积雪匆匆进宫，不难猜得出：皇上殁了！

一些老人们回忆起近世以来，死了皇上，后面就是一场又新又旧的大位争夺与加冕。那时节，往往就有了刀光剑影。当初后汉高祖刘知远死，枢密使郭威起兵，推翻后汉，乱兵劫掠市肆那一场，老人们记忆犹新。往日的恐怖被召回，流言开始按照流言的模式悄悄传布，城里有了隐隐的骚动。人们不知道新任皇帝会有怎样的动作，更不知道哪个地方、什么时候，会窜出一股子乱兵来，拥戴什么，或劫掠什么……

京师，人心不定。

但是，很快，冬十月乙卯日，赵光义践祚的第二日，就行使君王权力，颁下了第一份诏书，讲述了新任皇帝的“五条意见”——

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平常大赦时，犯有大恶的罪犯往往不在赦免范围之内，这一次也给予了赦免。

二、禁生边衅。“令缘边禁戢（音及，收敛、停止的意思）戍卒，毋得侵扰外境”。命令边境将官，要约束属下士兵，不得侵扰境外契丹之地。

三、广开言路。“群臣有所论列，并许实封表疏以闻，必须面奏者，阁门使实时引对”。群臣如有批评或建议意见，可以直接上疏；如果要面奏，皇帝办公室人员必须及时引见。

四、提倡孝悌。“风化之本，孝弟为先，或不顺父兄，异居别籍者，御史台及所在纠察之”。天下文明，有赖于家族和睦。子不孝、弟不顺，冒犯父兄，或不到分家时而离家别居者，要由有关部门督察举发。

五、率由旧章。“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踰越”。太祖赵匡胤创业多年，很多大事，往往防患未然，谨慎小心地订立各种制度，大的规则已定。天下自有常规，各级官员当恪守奉行，不能违背。

诏书后还有两句话：“咨尔臣庶，宜体朕心。”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这些大臣和天下士庶，期待你们能理解我的想法。

“五条意见”，没有一条新东西，也不见新格局、新气象，豪言壮语之类，但让中原士庶明白了一件要紧的大事——

天子换了，天下没变。

于是，京城很快安静下来，人们有时间慢慢回忆太祖赵匡胤一生的业绩，并对新科皇帝赵光义寄予了很大期望，同时，人们也有时间开始慢慢规划自家新的一年和未来——怎么能过得更舒坦一点。譬如，我能想象，一些得到大赦的囚犯们，在免于牢狱之苦后，喜极而泣，会在亲友们的簇拥下，围炉夜谈，慢慢诉说一个个小小的愿望：等到国丧过去，就买上几斤肥肉，扯上几尺粗布，打上几斤老酒，准备过年；再置办几把趁手的锄头，开了春，好好种地……

人们对大宋帝国第二任皇帝的期待似乎超过了对第一任皇帝的期待。

新科皇帝的名字

据说像哥哥赵匡胤一样，赵光义出生时也颇有异兆。说他们的母亲，史称“昭宪皇后”的杜夫人，曾经梦到一个“神人”手捧太阳给她，这之后，有了身孕，妊娠期满，就在丈夫赵弘殷供职的官舍生下了这位未来的宋太宗。据说，太宗出生时的当天夜里，官舍上空有“赤光”而且“上腾如火”，街坊邻居们提了水桶脸盆来“救火”时，还闻到了“异香”。

宋太宗出生的这一天，是后晋天福四年十月七日，公元939年11月20日。他比赵匡胤小十二岁，同属猪。

赵光义少年时代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性格。游戏时，小伙伴们对他都很“畏服”。等到他长大成年，不怒自威，应该是个气场强大的人物。据说看到他的人，都知道此人不是池中之物。

赵光义排行老三，赵匡胤排行老二，老大早夭，他们还有个四弟赵廷美。

这位老三年轻时就很“嗜学”，以至于他的父亲赵弘殷先生也看出了苗头，于是，更多地鼓励老二习武、老三习文。说赵弘殷在跟随后周大帝柴荣讨伐南唐淮南之地时，凡是攻破州县城池，什么财货也不要，只去搜罗各类古书，而后转送老三，并时常勉励、告诫他学古学文。于是，赵光义年轻时就在老爸栽培下，有了学者风范，文业不凡，艺能不俗。

当赵光义最后以“晋王”身份践祚为大宋皇帝后，这些关于他的种种神异传说开始流布，预示了天下士庶对他的肯认。

赵光义做皇上之前，已经有过十几年的历练。

后周时，他曾经做供奉官。官职不大，不过是执掌一点后勤工作的武官侍卫之类，但他在陈桥兵变中，与谋臣赵普一起，拥戴赵匡胤做了皇上，成就了泼天大功一件。不难想象，陈桥驿现场，乱兵蜂起中，赵光义镇定自若，经由天才擘画，将充满种种不确定性的“叛乱”，顺势引向了王朝更替，成为乱世的胜利者。这类胆识和能力，让那个渴血而又悲情世界中的文武叹服，士庶敬畏。

赵匡胤称帝后，赵光义被提拔为殿前都虞候，这是禁军中侍卫亲军负责执法的武官。赵光义首次进入中央高级将领行列。由此，他得以结识朝中文武大臣。不久，又“领”睦州（今属杭州）防御使。所谓防御使，与团练使、观察使相近，都属于地方军政长官，宋代的防御使有一些往往不过是武官的“寄禄官”，也即表示薪金级别，划定叙迁之阶，并无地方实权的官职。要得到实权，还要皇帝另外“差遣”。“领”有“遥领”之意，“领”防御使，就更不是实缺。赵光义得到这个官职，虽然不需要跑到睦州去做地方官，却带有荣誉性质。

最让天下士庶领教赵光义权威地位的是，赵匡胤北征时，他以“大内都点检”的官职身份留守京师，总揽首都军政。留守，有时也称监国，一般由太子来干这个活儿。赵匡胤不派儿子们做留守，又不给诸子“太子”的名分（他也从未册立过“太子”），现在让三弟赵光义来做这个工作，天下人应该有感觉，乃至于有市民惊呼：

“点检作天子，更为一天子地耶！”过去，皇上从点检做了天子，现在又要有一个新的点检做天子的事出现了吗？

没有任何记载说正做着皇上的赵匡胤对这类传闻生出反感（这一点与赵光义不同，书后会讲到），他甚至在北征李筠之后，让三弟来“领”泰宁节度使。节度使是比防御使权力更大的地方军政长官。泰宁在福建，那时福建未平，显然也是个虚衔。但这个虚衔意味着三弟赵光义从防御使更升一步，有了“藩镇大员”的荣誉。

后来赵匡胤南征扬州李重进，又以三弟为大内都部署，也即朝廷总管；并加同平章事，这是宰相之职；还行开封尹，也即京师市长；再加兼中书令，这也是宰相级别的职务。宋代一个人可以带几个宰辅职务，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仆射、中书令、参知政事等，都属于宰辅级别的职务职称。到了太祖征讨太原北汉政权时，又改三弟为东都（即汴梁）留守，另外赐给门戟，封晋王，官员立朝排序，晋王在宰相之上。

门戟，是一种木制仪仗礼器。赵光义得到晋王的仪仗礼器，按照等级划分，与皇帝这个最高职务职称，只差一步之遥了。

我相信这是赵匡胤对三弟的有意栽培。

有一次，赵匡胤对左右夸赞三弟说：

“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我所及也！”你们看这位晋王，走路有龙虎之态，何况他出生时就有异兆，将来一定是一位太平天子。他的福德可比我强，不是我能达到的啊！

赵光义三十七岁登基，此前十几年的历练让他有了朝中人脉，更有二哥的护佑、加持，让他在做大宋皇帝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往届王朝往往在第二任帝王之际出现权力争夺，成为规律性的“政治瓶颈”，但在大宋王朝，赵光义顺利得很。他登基后颁发的“五条意见”，也预示着天下安宁。宋太祖赵匡胤的时代，说过去就过去了；他的兄弟赵光义的时代，说来就来了。天下除了为故去的先帝穿素服，除了忙着避讳“光、义”这两个汉字，人们照旧生活，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大宋老人们的忧虑，多余啦。五代乱世，一去不复返啦。

甚至，正当人们忙着避讳“光、义”这两个汉字时，忽然又得到朝廷告示：现在还没有来得及“避讳”这俩字的，不必“避讳”啦，皇上改名字了。

大宋新科皇帝赵光义，改名赵炅。

避讳

宋太宗本名也不叫赵光义，叫赵匡义，但他哥哥太祖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按习俗、按礼法，天下应有“避讳”，人名不得使用“匡、胤”两个汉字，于是赵匡义改名叫赵光义。现在赵光义当了皇上，如此，按习俗、按礼法，天下又当避讳“光、义”二字。但“光、义”二字，朝野使用频率太高，“放光明”“存仁义”之类名词，文件常见；“光大乡”“仁义里”之类地名，州县常见；“张小光”“马大义”之类人名，士庶常见。所以认真“避讳”起来，礼部官吏们审定存世文件、地方太守们更动所在地名、官民男女们修订户籍档案，诸如此类，实在是太麻烦啦。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天下也确实在紧锣密鼓地为“避讳”这两个汉字而忙碌，到处都在改名。

“避讳”礼俗已流行千年，皇上也无能改变。

赵光义了解到这个“避讳”现象后，为方便天下，再次改名，单名一个“炅”字。与“光义”比较起来，“炅”字稀见，偏僻得很，天下“避讳”这个“炅”字，工作量就会小得多。赵炅之后，大宋历代帝王多有改名，都在选择偏僻汉字，以此减少民间和官方的工作强度。赵炅带了个头。

“避讳”这事，由来已久，世界皆然。史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无非是制定一种礼俗，不去直呼其名，借此表达对尊者、亲者、贤者的一种敬意。古代，《旧约》时代，上帝也即“耶和华”，这几个字，书写时就由不发音的希伯来字母组成，意思是不能妄称上帝之名。后来演进中，总要有称呼，于是被翻译为类似汉语文字“耶和华”的读音。传统中国之“避讳”也在演进中，到现在，尽管还不适宜当面口头上直呼“尊者”“亲者”之名，但书写已经无妨。是否直呼“贤者”之名，历史上其实也不过是一种个人选择。你可以直呼，也可以不直呼。宋人有一个士子，很是仰慕唐代诗人孟浩然。他经过一个叫“浩然亭”的地方时，不禁感慨：怎么能直呼贤者之名呢？于是将“浩然亭”改为“孟亭”。有人直呼“浩然”，这位士子就不乐意；但是尽管他不乐意，还是有人愿意直呼。这是士子的个人行为，并非官方制度性规定。到今天，风雅点的人士还是愿意称“康南海”“南海先生”，而不愿意直呼“康有为”；愿意称“蒋中正”“中正先生”，而不愿意直呼“蒋介石”，等等。“避讳”也在流变中。

赵光义改名赵炅，是既尊重传统，又有所变易的中道行为。如果恪守传统，不做变易，天下为实现“避讳”这一礼俗，就会折腾出数不清的行政事件、文化事件、社会事件；如此，天下将会出现“失衡”状态。如果干脆废掉“避讳”礼俗，在那个时代，也将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类型的“失衡”状态。

赵炅，经由一个小小的变易，走向了“中道”。这个“中道”，就其政治智慧和伦理智慧而言，就是“中庸之道”。

赵炅，是中国帝王中，比较能理解儒学“中庸之道”精髓的人物。

这事不简单，容我以后来表。

简单说，宋太宗改名事小，平衡事大；平衡“避讳”事小，治理邦国，有此平衡理念事大。有这个诉诸价值“应然”的平衡理念，也即中庸理念，与没有这个理念，政治治理，是不一样的。历史上来看，这也是区别“圣君”“贤君”与“暴君”“昏君”的尺度之一。

以火德王

说到“炅”字，也有讲究。

“炅”字有“火光、明亮、炎热”的意思。这是因为，大宋认为本朝是“以火德王”，故推崇“火运”。

“以火德王”，是汉代以来五行哲学的一种说法，正式的名称是“五德终始说”。注意，是“五德终始”，而不是“五德始终”。意思是“五德在循环中，一个终结后，另一个开始”。但“五行”的思想，可能在殷周之际就出现了，一般认为托名殷商亡国之臣箕子与周武王的对话文献《洪范》，为“五行”的最早记录，但一直到汉代，才成为逻辑链条比较清晰的哲学。“五行”说，在讨论中国政治问题时，倡导一种循环论理念，大意就是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在循环运行中，有衍生或克灭的关系。所以历来朝代更替，都要确定前朝属于“五行”中的哪一“行”，而后便知道本朝替代前朝又属于哪一“行”。知道了前朝之“德”，就可以推断本朝之“德”。此事攸关本朝正朔，是天命所在，非同小可。换一句话说，本朝立国，是否合理、正当、合法，一句话，是否符合天命，必须先来界定五行属性。五行属性明了，而后才可以有资格号令天下。

秦汉以来，历朝都在严肃地玩着这个有趣的政治游戏，乐此不疲。

为此，历代史学家在撰写正史时，往往要编写一部《五行志》，以此推衍朝代更替前后的天命。直至民国卿士撰写《清史稿》，都昭示着，不懂“五行”，是没有能力完成正史的。

后周确定自己是“木德”，木生火，故大宋接续为“火德”。大宋自建国之初，就已经推断并确定了本朝属于“火德”，故史称“炎宋”。

五丈河畔的火轮小儿

“木周”让位给“炎宋”，宋人王 的《默记》还有一个恐怖的宿命故实。

说谋士王朴在后周任枢密使，帮助周世宗柴荣打天下，所向成功。因为经常要与世宗讨论用兵事宜，所以王朴常常住宿在宫中。

有一天他谒见世宗时，很悲痛地说道：“大祸不久就要来了！”世宗问什么祸。他说：“臣观看天象大异于平时，所以不敢不说啊！这件祸事就在我大周社稷，陛下也不能免，但我要首先承当这个祸事。今晚请陛下跟我一块来看，就知道了。”当晚，王朴与世宗悄悄出城，到了郊野，在五丈河旁停住。中夜后，王朴指着说：“陛下看到河对岸像渔灯一样的东西了吗？”世宗看到了一盏灯闪出荧荧的火光，渐渐走近，到了隔岸之地，大得像一个火轮。火轮之下有一个小儿，也就三五岁的样子，在比比画画。

等到火轮到了近岸处，王朴说：“请陛下赶快下拜。”世宗当即下拜。拜后，看到那个火轮与小儿渐渐消失。

王朴哭泣着说：“陛下既然见到了，臣没有什么更多话说了。”

此事过去没有几天，王朴就在与名臣李谷吃酒时，在座位上忽然无疾而终。而世宗北伐，下关南等地，没有来得及收复幽燕，路上生病，回到京师汴梁，崩。半年后，“天授我宋矣”，天命归于我大宋了。

作者王铚解释这个故实说：“火轮小儿，盖圣朝火德之盛兆，岂偶然哉！”

但大宋确实应该自命“火德”吗？这事也有争议。

太宗雍熙年间有个“布衣”，就是没有做官的庶民，叫赵垂庆，他给朝廷上疏，大意说，大宋不应该继承五代的后周自称“火德”，而应该跨越五代，直接承接“土德”的大唐，因此应自称“金德”。在他看来，乱哄哄的五代，没有资格称天命，也即没有资格进入“五德终始”的圣统。

斯事体大，太宗拿到尚书省，要百官讨论。

最后给出结论性意见的是名臣徐铉。他的说法是：

五运相互承续循环，是国家大事，历来载籍，都有明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续，但有不同。后梁自命承续大唐“土德”而为“金德”，但后唐却不承认后梁，而自认后唐就是对大唐的恢复，所以后唐与大唐是一个圣统，依然属于“土德”。在后唐看来，“五德终始”的天命关系中，没有后梁什么事。后梁不过像夏王朝中间出来个后羿、寒浞，汉王朝中间出来个新莽一样，都属于篡代，非正统。后唐中兴大唐，理应是正统。

在此之后，后唐“土生金”，代替了后唐的后晋就是“金德”；后晋“金生水”，代替了后晋的后汉就是“水德”；后汉“水生木”，代替了后汉的后周就是“木德”；后周“木生火”，故代替了后周的大宋就是“火德”。

从国初到现在，二十五年，已经有过多次祭祀大典，而且天下承平，显然这是上天降佑，祖宗显灵，“火德”这一圣统是符合天心的。因此，不要听信布衣赵垂庆的这类意见，“伏乞圣宋永为火德”，我匍匐而请求：我神圣大宋，永远属于火德。

史称太宗“从之”，接受了徐铉的意见，“火德”没有改。

可以推知，赵光义之所以改名赵炅，自有附会“火德”，应天顺人之意。

有一故实，可以约略看看赵光义对“火德”的自信。

红鸟与白兔

公元995年，是至道元年。这一年，纳土归宋的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俶，他的从子钱昭序，正在执掌通利军（属河南开封），辖境内发现了一只红色的鸟，一只白色的兔子。红鸟、白兔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俩同时出现，被人同时捉住。

按照传统神秘家言，红鸟代表太阳，白兔代表月亮。这俩一个属于“阳精”，一个属于“阴瑞”，同时出现，就有阴阳和谐的意味，而“阳精”则恰好属于“火德”。这就等于大宋到了太宗一朝，有了“火德”的“祥瑞”。而“火德”昌盛，更意味着其他“德”应该“服膺火德”，譬如位于大宋西部的西夏，就属“金”。现在有红鸟、白兔这样的“祥瑞”，这是“示金方驯服之征”。表示西夏就要有驯服大宋的征兆。

钱昭序将这俩东西带到朝堂，上表，说了这一番道理，认为这俩东西属于“希世之珍，罕有同时而见”，希望能将此事通告史馆，也即国家历史档案馆，记录下来。太宗看到了红鸟和白兔，答应了钱昭序的请求，并且对近臣说：“乌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你看那红鸟，颜色红得像红百合，可以相信国家“火德”的征兆了。

赵炅，相信天命，但并不特别相信“祥瑞”。各地经常有人“献瑞”，他都做了很低调的处理，只有这个与“火德”有关的“祥瑞”，他给了肯定性的意见。按照天下治理原则，“炎宋”的“火德”，预示了王朝正朔，是天命条件下的德能彰显。在契丹、西夏、吐蕃等诸邦觊觎之下，王朝应有“顺应天命”的表征，以此宣示内外。后来的真宗皇帝策划天书符瑞，荧惑朝野，泰山封禅，兴师动众，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理解。

改名赵炅的宋太宗，初期还没有“金方”西夏的问题，按照方位，最大的地缘问题来自北方，那里有个强悍的恶邻：契丹。正是因为契丹，才使得北汉至今顽梗地存在着。但赵炅认为可以用一代人时间造就太平天下，他也有能力成为一代“太平天子”。但“太平”的条件是河山一统，是为中原治理争取更多合理的地缘生存空间。

大宋帝国，当人们期待以后不再打仗，期待天下太平时，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新科皇帝赵炅，久久萦回不去的第一个念头是：

平定北汉，收复河东。

但他将这个念头雪藏起来，不说，不动，一直在隐忍。

诏罢河东之师

河东，黄河之东，在今天的山西中部和北部，中唐五代以来，为天下第一藩镇所在，现在，北汉在那里。

就像当初赵匡胤面对南唐，忍不住要咆哮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一样，赵炅先生面对蜷缩于河东的蕞尔小国北汉，也恨不能如此这般咆哮一句！当初周世宗柴荣费九牛二虎之力，没有拿下北汉；赵匡胤也曾经顿兵于太原城下，功亏一篑。北汉，如此顽固！

最近一次，赵匡胤出兵平北汉，已经两个多月，虽然北汉还在那里，不倒，但它已经摇摇欲坠。京师汴梁，不断地接到来自前线的捷报。现在，哥哥赵匡胤不在了，他派出去征讨北汉的军队还在那里，怎么办？

继续征讨，还是调回？

太宗赵炅思前想后，最后，拿定主意，在国丧期间颁诏，调回了前线的征讨大军。史称“诏罢河东之师”。

他为何要召回看上去胜利在望的北伐军？

北汉政权一直得到契丹的支持。但宋太祖时，大宋已经与契丹“通好”，契丹对赵匡胤、对大宋有敬意，对困守河东的北汉则更多了约束，要求他们不要撩拨大宋。

北汉主刘继元感觉到契丹与大宋的“通好”，不免忧惧丛生，甚至想过破罐子破摔，干脆南距大宋、北战契丹，与两个大国决一死战，最后经臣下劝谏才放弃了这个昏妄的念头。

赵匡胤在世的最后一年，感觉到了河东与契丹之间微妙的政治裂痕，于是抓住难得的战机，开始收复河东。当时派出两大指挥官：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禁军马军总司令）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河东前线马军、步军总司令），宣徽北院使（略相当于中直机关副总管）潘美为都监（河东前线总监）。这两位前线指挥官干得不错，开宝九年冬十月之前的几个月，不断传来捷报，宋师已经包围了太原，大有指日可下之势。契丹接到北汉泣血请援，一直拖了很久，才派出援军缓缓前来，在石岭关与宋师发生一场战事，败归。但并没有提出终止与太祖的“和约”。失去了契丹有力支援的河东，似乎就要覆亡了。但是，现在，前线将士们得到太祖赵匡胤病逝的消息后，同时得到了新任皇上班师回朝的命令。史称党进、潘美等人，“皆自行营归阙”，都从前线军营回到朝堂。

这是太宗践祚之后，做出的一个有意味的重要决定。

党进、潘美等人，乃是太祖时名将，现在太祖驾崩，前线将军有理由回朝参加葬礼。而命令他们回朝的乃是新任大帝宋太宗。他们接受了调遣，也即意味着军权在中枢。中央集权，对于藩镇割据而言，具有秩序价值。党进、潘美之流，如果在前线“辉煌”，承五代流风，不幸被“权反在下”的将士们“阴谋拥戴”，乘国丧期间杀回京师，是可能的——晚唐、五代以来，这样的“阴谋拥戴”，反复上演。更吊诡的是，往往不是主帅造反，而是被部下“拥戴”，不得不反。所谓“部下”，基数庞大，良莠不齐，怀有造反发家念头的不逞之徒，二百年来，并不罕见。假使部下已反，主帅不反，那就有两个结局：主帅回到朝廷，是死罪（事实上也回不去）；不回朝廷，是死事（将士们会杀掉主帅，另外“拥戴”他人）。故主帅一旦被将士“拥戴”，只有造反一途。二百年来，中原大地，多少次上演这类充满血腥汗臭的故实。太宗不想出现这类格局，于是抓住时机，行使帝王权力，彰显最高权威。此举自有遏制藩镇流风，捍卫大宋秩序，将可能的悲剧消弭于无形的良苦用心。

说宋初直至太宗时代，武将们多少还遗留着五代藩镇习气，不是虚言。

与太祖时一样，太宗也不主动侵扰契丹。他在践祚的第二天就下诏颁下“五条意见”，其中第二条意见就是命令边境将官，要约束属下士兵，不得侵扰境外契丹之地。

但这个诏令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马仁瑀大闹闻喜宴

当时的边将，瀛州（今属河北省河间）防御使马仁瑀，负责管理霸州军（今属河北），另一位边将李汉超，正做着齐州（今属山东济南）防御使，但被扩大管辖范围，来做云州观察使，同时继续管理齐州军政。李汉超的职责是监管关南屯兵。云州，在今河北北部张家口一带，地理位置已经与契丹犬牙交错。所谓“关南”，乃是当初后周世宗柴荣时，从契丹手里收复的瓦桥、益津、淤口三关（其实还包括瀛州、莫州等地），中原人于是习称这三关以南之地为“关南”。其地略相当于今天河北省西北迤逦东南一带。周世宗打下的关南之地，被大宋所继承，这是自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中原军民“恢复中原”最好的战略成果。

且说马仁瑀。

这位大将军幼时不好好上学，总是逃课。他爹把他弄到乡校去读《孝经》，学了十多天，一个汉字没认识。老师用木板打手心、打屁股，弄得小小马仁瑀怒自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夜半三更，一把火烧了学堂，老师梦中惊醒，在好大一蓬烟火中，跌跌撞撞逃了出来。

据说马仁瑀少时与乡里孩子玩游戏，总是做出排兵布阵的模样，自任“将军”。每次与孩子约定时间，有来晚的，就抽人鞭子。孩子们都怕他。但他又常常买了果子分给伙伴们吃，总是分配很公平。孩子们又都服气他。

青年时期，马仁瑀几乎无师自通，射箭有一套，能挽二百斤强弓。后汉时，投奔到邺镇（今属河北邯郸）郭威麾下。他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赵匡胤，因为据资料推断，赵匡胤从军，也在郭威镇守邺镇时。周世宗时，高平一战，他与赵匡胤同时立功。

周世宗征淮南，攻打楚州水寨时，见水寨中间建有一座飞楼，高达百余尺，相距二百步。飞楼上有南唐瞭望士卒，以为周师奈何不得他，就高声谩骂。周世宗大怒，命令左右向那厮射箭，但是距离太远，射不到。马仁瑀不声不响，扯过弓来，拉满弦，只见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嗖的一声，那厮“应弦而颠”，跟着弦声响过，一头栽倒。

随后，他在跟随周世宗南征北讨时，屡立战功。后周末年，已经做到龙捷左厢都指挥使，禁军左路军的总司令。

大宋建国后，他跟随太祖赵匡胤，平定泽潞（今属山西）时，率师巡边。大军曾到幽州境内，契丹早就听过他的大名，蜷缩着不敢出来。马仁瑀就放纵士兵四野略夺，劫了成千上万的牛马羊。后来又奉命随军征讨川蜀，所在有功。在山东做密州防御使时，群盗在兖州一带活动，首领有一人状貌奇伟，大高个子，身手敏捷，江湖人称“长脚龙”，很为盗贼畏服。当地监军多次征讨，不利。马仁瑀知悉后，率帐下十几人进入泰山，擒了“长脚龙”,平定了齐鲁匪患。

从小胆大妄为的一条好汉，眼里揉不得沙子。

当时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常常对将帅们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子来，诸将因为他是皇后的兄弟，不免礼让三分。只有马仁瑀不买他的账，曾经有几次要撸胳膊挽袖子揍这位皇戚。俩人甚至暗暗约定，要在太祖郊区讲武时，私下械斗。老赵得到消息后，谁也不得罪，干脆取消了这次讲武活动。

名相薛居正主持科举，马仁瑀请托照顾某某人。但是到了放榜时一看，某某人名在孙山之外。举子们及第，要吃“闻喜宴”，马仁瑀在自家府邸喝高了酒，带着某某人，大闹“闻喜宴”，当着诸考生狠狠地呵责薛相一番。相国岂可随便凌辱？此事闹大，被专门负责纠弹百官的御史中丞告到朝廷，太祖赵匡胤也不过轻描淡写处理一番完事。赵匡胤知道，马仁瑀还有另外一面：执法公正。他一恶侄杀人，苦主被恶侄派人游说，放弃了司法追究，但马仁瑀还是坚持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了杀人犯，并给苦主一家安排后事，做了经济补偿。

马仁瑀，就是这样一个人。老赵了解他，对他很优容。

到了太宗朝，刚刚上台的赵炅刚刚出台了不得侵扰边境的诏令，马仁瑀就给新科皇帝来了个难堪。

他居然置大宋诏令于不顾，擅自发动麾下兵马，进入李汉超与契丹胶着的边境地带“略夺”，扩大地盘。

李汉超也是生猛将军，镇守关南，契丹多年不敢觊觎。

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说一事。说李汉超带精兵五千，常驻高阳关，此地在今天的河北高阳县境，是契丹南侵的必经之路。李汉超总是担心兵少，就派遣他的儿子带着奏章到朝廷来请求增兵。太祖赵匡胤迎着他说：“是不是你老爸让你来请求增兵啊？”于是让他吃饭，并对他说：“你爸要是不能办我的事，那就等着契丹斩了你爸的脑袋，我再用能办我事的去守边关。兵，我是不能增加的。”然后又解下宝带，让他带给李汉超，还给了优厚的赏赐。从此李汉超能够奋励守边，终其一世，契丹没有能够入寇。

但马仁瑀从关南“略夺”，就涉及李汉超防地的安全问题。于是两大边将从此“交恶”，有了冲突。如此，北境会发生什么事？略知“五代史”，就可以大致推知：格局莫测。

置酒讲解

太宗承继了太祖家法，对这两员悍将也不想“严肃处理”，但边衅一开，如果契丹介入，譬如，像当初契丹收买石敬瑭、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一样，收买李汉超或马仁瑀成功，那就又是一个乱哄哄的“五代十国”！

隐患凶险，不得不防。可能的祸患，连萌芽都不让它出现，所谓防患未然，是政治家至为高妙的管理智慧。

自从五代藩镇割据以来，抑制武夫们可能的祸乱，让邦国实现文官治理，是太祖赵匡胤以及大宋历代君王的第一选择——无论发生什么事，可能导致什么结果，大宋再也不允许出现藩镇割据！要理解从“杯酒释兵权”到“冤杀岳鹏举”到“蒙元亡大宋”这条逻辑链上的军政大事件，藩镇割据问题，是大宋历代君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事实上，从东汉末年“诸侯兼并”以来——直到民国初期，藩镇割据，确实是祸害中原的恶性政治肿瘤。德能兼备的政治家，必须有抑制这个肿瘤生长、割除这个肿瘤存在的英雄手段。大宋历代君王，在这个政治格局中，与汉魏晋隋唐乃至于元明清民国比较，是做得最出色的。终大宋帝国三百年，无藩镇割据事件出现。

但造化潜施，阴阳秘运。大宋在警惕这个“肿瘤”时，却遭遇了史上最糟糕的地缘政治格局。后来的日子里，强悍的女真、蒙元与大宋同在，让中原大宋在闪展腾挪中，由于不存在藩镇力量，也同时失去了地方武装的加持。此事说来话长，容我以后慢表。

且说两将“交恶”，已经构成了可与藩镇割据之乱世产生联想的重大事件，作为邦国领袖人物，必须要处理，抑制可能的“肿瘤”生长！

赵炅选择了一个很有效益的政治平衡点：

“遣使赍金帛赐汉超及仁瑀，令置酒讲解”，派遣使者带着金钱布帛，赏赐给李汉超和马仁瑀，让他们二人置办酒席好话好说，彼此和解。

这路数很像江湖黑道手段，体现了新任帝王的宽厚，但“令置酒讲解”的“令”字，却透露着“老大”的身份地位，五代时期过来、浑身带着江湖气的两位边帅能够感觉到：老大就是老大，毕竟身份不同。昔年赵匡胤都与武夫大佬们结成过“十兄弟”，宋初的武夫们熟悉这种路数。所谓“杯酒释兵权”，很大程度上，也是老赵操练江湖路数解决了藩镇割据隐患。与乃兄比，太宗是个读书人，也不得不对江湖“规则”高看一眼。太宗一纸诏书，“令”二位边帅“置酒讲解”，让二位边帅瞬间感受到新科皇帝的强大气场，于是二人握手言欢。

赵氏兄弟懂江湖路数，但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并不依靠江湖路数，而是依靠儒学经典以及《誓碑》《宋刑统》所揭橥的政治正义。这一点很像孙文先生。孙先生当年曾与洪门力量来往，很懂江湖路数，但民国治理，并不依靠洪门，而是依靠《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以及“六法全书”所阐述的政治正义。大宋政权之取得，从合法政府后周朝廷“禅让”而来，但后来不仅成全了柴氏后人，更推演“天下为公”之政治正义，乱世以来的风气为之一变。史称“逆取顺守”，也即悖逆而得天下，循理而治天下。赵氏兄弟有时不得不借助江湖路数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似也可从“逆取顺守”的格局中，揣度一点政治伦理的复杂性。

所以从史上逻辑来看，“诏罢河东之师”，是太宗调整内部关系的一个战略性决定——大宋要长治久安，必须控驭武夫。

但也不得不说，前线形势非常乐观之际，借国丧而撤军，实在是失去了收复河东、统一中原的一次大好机缘。

事后沙盘推演，太宗当时如果不撤军，而是点齐御林军，亲征北汉，也许可以更快解决问题。

不过，且慢！太宗另有打算。

太宗本质上乃是一介文人，但他却对自己的军事才能相当自信。他认为他有能力拿下河东。哥哥的未竟事业，需要兄弟我来完成！如此，作为帝王的“武功”才有着落。新科皇帝，应有超迈周世宗、宋太祖的“武功”资本。

但是，有必要在践祚之初，先解决本土内部问题。

开拔出去的大宋禁军主力，是否可以流畅调动？

这是内部问题的“重中之重”。

宋太宗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棋，他成功了。前线将帅听命“归阙”，预示着大宋帝国的内部管理有效。

草原帝国不知道，大宋臣民不知道，宋太宗赵炅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盘棋，比起乃兄赵匡胤来，要凌厉得多。“诏罢河东之师”，不过是这盘大棋中的一次小小布局……

大宋与契丹交聘

赵炅现在还不想惊动北汉和契丹。

契丹与大宋“通好”，是北方帝国第一次以平等姿态对待中原帝国，也是中原帝国第一次以平等姿态对待北方帝国。其性质可以表述为：中国土地上，南北两大政权在互相警惕中得到肯认。

这种肯认，是契丹首先采取主动。

太祖时代，契丹确实有讨好大宋的意图。赵匡胤征讨河东，契丹虽然勉强来援，也被太祖打败，但自始至终没有提出“和约”终止，好像那一场战事不过是一件偶然事件。

太祖时，契丹国的涿州（今属河北省）刺史耶律琮，第一次给大宋知雄州（今属河北省）孙全兴写了信件，权衡利弊，诚恳求和。信件转到太祖手上，太祖答应了契丹的请求。

随后，契丹派出使节来访，国书自称“契丹国”。太祖并不介意，接见并宴请了“契丹国”来使。

几个月后，第一批大宋使团出访契丹，团长是阁门使郝崇信，副团长是太常寺丞吕端。事在开宝八年七月，公元975年8月。阁门使是礼仪官，略相当于中央办公厅负责礼宾的官员；太常寺丞也是礼仪官，但主管宗庙事宜。老赵派出这样的使团，有礼有节，可称处置得法。

史称契丹“自是始与中国交聘”，从此开始有了与中原政权的对等交往。“交聘”是外交的专有名词，一般指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契丹不仅讨好太祖，也讨好太宗。

太祖给了契丹友好的回应，太宗初期也有友好回应。

太祖逝世的消息传到契丹之后，契丹派出了使者前来吊唁，并修“赙礼”。“赙礼”就是“赙仪”，是带着钱财来参加丧事。太宗派出使者在城外宴请了这个使团。使团北还时，太宗还按照礼节给了他们赏赐。

与此同时，契丹也派出了更盛大的使团来祝贺太宗登极。

几个月后，等到太祖赵匡胤下葬时，契丹又派鸿胪少卿等人前来“助葬”。鸿胪，是中原职官，主管礼仪外交；少卿，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契丹已经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汉地职官制度，到了后期，契丹，也即大辽，基本汉化。这是后话，表过不提。这位少卿带来的“助葬”礼品有：山陵马三十匹、御衣三袭、金带两条、御马三匹（并配有黄金鞍勒）、金饰戎具一副。

随后，契丹使节不断前来朝聘。

太宗召回征伐河东的将士，也给了契丹一个感觉，似乎大宋可以与北朝不必发生战争。和平，是可能的。

太宗即位之初，两国友好，互赠礼品，互贺节日，互相往来，历史记录中，不下十几次。

当初在太祖朝时，虽然国境上也有贸易，但都属于民间行为。到了太平兴国二年春，赵炅践祚才几个月时间，百废待兴，但还是在边境几个大的州郡，安排了“榷务”，也即国企性质的贸易公司或贸易管理局，将中原或南国出产的物资，如香药、茶叶之类，带到边境，与契丹“互市”，互相买卖交换。

看上去，两大帝国似乎正在呈现和平前景。

天下天平了吗？

太平兴国

“天下太平”，是传统中国历代圣贤的政治梦想。这个梦想，似乎就要在太宗一朝实现啦。于是，太宗登极伊始，不待转年，就开始“改元”。他特意选择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年号：太平兴国。

赵炅先生还是个多产的帝王诗人，现在能看到他留存下来的诗歌达到五百六十多首。他似乎特别愿意追求美感。昔人笔记中记太宗一事，说他酷爱一种艺术名叫“宫词”，这东西有十个小调子，略相当于词牌，可以演唱。十个小调中有两个名为《不博金》《不换玉》。赵炅认为这俩小调子名太俗，根据内容意境，亲自改名，分别为《楚泽涵秋》《塞门积雪》。赵炅乃是文武全才，他甚至觉得禁军各部的名号不雅，于是“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下诏用美丽的名字替换原来禁军各部名号：“铁骑”改为“日骑”，“控鹤”改为“天武”，“龙骑”改为“龙卫”，“虎捷”改为“神卫”。

所以他制定年号也多有诗情。

他在位二十一年，使用了五个年号。

第一个就是“太平兴国”，意思就是“天下太平，大宋国兴”。

第二个年号是“雍熙”，有“雍容和煦”之意。“雍容”是形容人的仪态最具褒扬的词汇，大意是温雅、华贵、舒缓、大方。“和煦”则指气候温暖，可以转义理解为用温和手段治理天下。显然，赵炅先生像历史上有道之君一样，有致力民生改善之倾向。

第三个年号是“端拱”。这年号与雍熙三年间的北伐失利有关。大臣屡屡劝谏宋太宗应该“无为而治”，他虚心纳谏，用了这两个汉字。所谓“端拱”，按语词本义，是俩手揣在袖子里，正身，或立或坐的样子。后来指心存敬畏，庄严临朝，端坐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帝王之相。这个年号事实上是“太平兴国”的逻辑延伸。

第四个年号是“淳化”。用淳朴之政，感化天下。使用这个年号时，西夏那边正在捣乱，弄得太宗一朝几乎束手无策。赵炅用了这个年号，可以推知他试图“以德服人”的解决之道。

第五个年号是“至道”。淳化年间，各地有叛乱，太宗希望“与民更始”，与天下万民共同改良大宋，达到符合天道的最优模式。

现在，太宗改元“太平兴国”。

改元日选在即位两个月后。

太宗登极在丙子年冬十月甲寅日，干支纪年，以六十为一个轮回单元。两个月后，是十二月的又一个甲寅日。这时距离明年的丁丑年正月壬戌日，只有九天时间。太祖时代的“开宝九年”如果挨到这一天，那就太圆满了。但太宗已经等不及了，“太平兴国元年”，就这样，就在这一天，匆匆到来。

于是，农历丙子这一年，有了两个年号：“开宝九年”和“太平兴国元年”。

史称此类现象为“一年两元”。

但问题来了：赵匡胤逝世那一年，公元976年前十二个月零二十一天，也即丙子年的一月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历史文件怎么记录？属于“开宝九年”还是“太平兴国元年”？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就选择后一种做法。

公元220年冬十月之前，还属于汉献帝的东汉“延康”年号，这年十月行禅让，曹丕称帝，改元“黄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将这一年的正月也称为“黄初”。公元265年冬十一月之前，还属于曹魏“咸熙”年间事，被司马光记录为后来改朝西晋“泰始”年间事。公元936年冬十一月，后晋石敬瑭替代后唐李从珂，司马光就将当年正月至当年十一月，这十一个月内，还属于后唐“长兴七年”发生的故实，都记录为后晋“天福元年”发生的故实。

清史学家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在“考异”中，嘲笑司马光说：

“温公书年号皆以后改者为定，虽易姓之际，亦用此例……颇为后儒所讥……”

存在“一年两元”现象时，司马温公（司马光的爵位封号是“温国公”，故史称“温公”。“温公”不是司马光的谥号，司马光谥号是“文正”）都以后来者的年号记录当年事件，即使是改朝换代之际，也用这个体例……这种纪年方法很为后来的儒者所讥讽……

古人言：春秋责备贤者。毕沅如是说，实是如实说。我读史至此，也不免“责备贤者”：司马光，这类纪年法，不得法。

盖如此纪年，源于孔子作《春秋》之纪年。《春秋》有“王正月”说，也就是由周天子颁布何时为“正月”，并将当年正月作为纪年之始。

难道“正月”还需要颁布吗？

原来，夏商周三代时，各自的“正月”是不一样的。

周时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殷商以十二月为“正”，今天使用的农历源自夏朝，以每年的农历一月为“正”。

故“王正月”，是说周历十一月也即正月，为一年之始。

所以孔子的纪年与“改元”和“年号”无关，就是指新任周天子践祚，正月开始纪年。司马光将“与年号无关的纪年”转义为“改元之后的年号纪年”，以为如此可以体现“春秋大义”，事实上是将经学义理推演为史学方法，犯了逻辑错误。于是有了解释的混乱。

这种混乱在大儒朱熹那里也存在。

朱熹对司马光这类纪年方法不满意，在编辑《资治通鉴纲目》时，一反司马光的做法，干脆将年中的改元年号一律放在第二年。这样一来，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公元976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月底，这九天时间，已经改元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发生的故实，也都算作宋太祖“开宝九年”的故实了。

反反，并不总是得正。

所以毕沅对此仍不满意。

他讥评这二位大学问家说：

“宋太宗嗣位，未逾年而改元，若依温公例，于丙子岁春即书‘太平兴国’，则太祖嫌于不终。若以《纲目》例，须于丁丑春始书‘太平兴国二年’，则太宗嫌于无始。”宋太宗即位之后，如果依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纪年体例，公元976年之春，就应该书写为“太平兴国元年”，但这样一来，太祖的纪年，就等于没有了逻辑自洽的最后一年。如果依照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体例，就应该在公元977年才开始书写为“太平兴国元年”，但这样一来，太宗的纪年，就等于没有了逻辑自洽的最初一年。

所以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没有采用司马光和朱熹的体例，而参酌了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宋人李焘的体例：该是谁的纪年就是谁的纪年，哪怕将一年之中割裂为“两元”。如此，十二月甲寅日前，仍称“开宝九年”，属于宋太祖纪年；十二月甲寅日开始，始称“太平兴国元年”，属于太宗纪年。

此事今天看来已经很简单，也很清晰，但在司马光、朱熹二人看来，《春秋》体例自有“经学大义”，轻易不敢背离。但如前所论，经学作为一种儒学思想，在史学书写中，自有重要义理功能，但不能替代叙事逻辑。史上无数胶柱鼓瑟故实，大儒不能免，今儒也当警醒。

历史记录者有问题，宋太宗赵炅，作为历史亲历者，也有问题。

又不是异姓之间的改朝换代，都是大宋王朝，又是兄弟俩，哥哥的“开宝”还在当年，弟弟就改元“太平兴国”，这事就叫“失礼”（毕沅语）。后来，朱熹在评价这个“失礼”行为时，不乏幽默地说：“开国之初，一时人才粗疏，理会不得。”他的意思是太宗登基时，朝廷没有大儒，所以乱改元。

这些都是闲话，表过不提。

太宗改元“太平兴国”，确实预示了一代贤君致力于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

但太宗初年，天下并不太平。

除了北汉还在割据，吴越也并没有成为大宋本部，还有南方的清源军，也还不属于大宋本部；远在北境的契丹，前景如何，更是吉凶未卜；这些都不说，就是大宋辖境内的广袤土地，也时时出现自然灾害、政治叛逆，每天都有好消息，每天也都有坏消息。

大宋，中原，并不平安。

如果要平定北汉，赵炅希望能效法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御驾亲征。那样，就要有一个可靠的后方。他期待中原地区能够风调雨顺，士庶能够安居乐业，而后，他才有足够“放下”心态，致力于恢复汉唐疆界的伟大梦想……

灾害记录

太平兴国年间的自然灾害很严重。

《宋史·五行志》将自然现象，包括水旱蝗虫、灾害变异、吉祥预兆等，分为水、火、金、木、土五个大类，十几万字记录。

梳理这些文字，可以看到，太平兴国八个年头（由于太平兴国元年只有九天，不计入），仅仅与五行之“水”有关的灾害（不算“灾异”和“祯祥”）就有数十起，足见“太平兴国”不太平。

太平兴国二年（977）：

六月，孟州河溢，坏温县堤七十余步（一步，略相当于今天一米五），郑州坏荥泽县宁王村堤三十余步，又涨于澶州，坏英公村堤三十步。开封府汴水溢，坏大宁堤，浸害民田。忠州江涨二十五丈（这个数字可能有误）。兴州江涨，毁栈道四百余间。管城县焦肇水暴涨，逾京水。濮州大水，害民田凡五千七百四十三顷。颍州颍水涨，坏城门、军营、民舍。景城县雨雹。

七月，复州蜀、汉江涨，坏城及民田、庐舍。集州江涨，泛嘉川县。永定县大风雹害稼。景城县（天雷）震死牛商冯异。

这一年闰七月，卫州蝻虫生。

太平兴国三年（978）：

五月，怀州河决，河水北流。又汴水决宋州宁陵县境。

六月，泗州淮水涨入南城，汴水又涨一丈，塞州北门（抗灾，将北门堵塞，防水入城）。

十月，滑州灵河已塞复决（灵河决口，已经堵塞，再次决口）。

太平兴国四年（979）：

三月，河南府洛水涨七尺，坏民舍。泰州雨水害稼。宋州河决宋城县。卫州河决汲县，坏新场堤。

八月，梓州江涨，坏阁道、营舍。

九月，澶州河涨。郓州清、汶二水涨，坏东阿县民田。复州沔阳县湖水上涨，坏民舍、田稼。

太平兴国五年（980）：

四月，冠氏、安丰二县风雹。五月，颍州颍水溢，坏堤及民舍。徐州白沟河溢入州城。

七月，复州江水涨，毁民舍，堤塘皆坏。

太平兴国六年（981）：

七月，河南府、宋州蝗。

（未记月份）河中府河涨，陷连堤，溢入城，坏军营七所、民舍百余区。鄜、延、宁州并三河水涨，溢入州城：鄜州坏军营，建武指挥使李海及老幼六十三人溺死；延州坏仓库、军民庐舍千六百区；宁州坏州城五百余步，诸军营、军民舍五百二十区。

太平兴国七年（982）：

三月，京兆府渭水涨，坏浮梁，溺死五十四人。宣州霜雪害桑稼。

四月，耀、密、博、卫、常、润诸州水害稼。北阳县蝻虫生，有飞鸟食之尽。滑州蝻虫生。是月，大名府、陕州、陈州蝗。

五月，芜湖县雨雹伤稼。

六月，均州涢水、均水、汉江并涨，坏民舍，人畜死者甚众。又河决临邑县，汉阳军江水涨五丈。

七月，大名府御河涨，坏范济口。南剑州江水涨，坏居民舍一百四十余区。京兆府咸阳渭水涨，坏浮梁，工人溺死五十四人。阳谷县蝻虫生。

九月，梧州江水涨三丈，入城，坏仓库及民舍。

十月，河决怀州武陟县，害民田。

太平兴国八年（983）：

五月，河大决滑州房村，径澶、濮、曹、济诸州，浸民田，坏居民庐舍，东南流入淮。相州风雹害民田。

六月，陕州河涨，坏浮梁；又永定涧水涨，坏民舍、军营千余区。河南府澍雨（暴雨），洛水涨五丈余，坏巩县官署、军营、民舍殆尽。谷、洛、伊、瀍四水暴涨，坏京城官署、军营、寺观、祠庙、民舍万余区，溺死者以万计。又坏河清县丰饶务仓库、军营、民舍百余区。雄州易水涨，坏民庐舍。鄜州河水涨，溢入城，坏官寺、民舍四百余区。荆门军长林县山水暴涨，坏民舍五十一区，溺死五十六人。

八月，徐州清河涨丈七尺，溢出，塞州三面门以御之。

九月，宿州睢水涨，泛民舍六十里。

是夏及秋，开封、浚仪、酸枣、阳武、封丘、长垣、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县河水害民田。

九年（984）七月，嘉州江水暴涨，坏官署、民舍，溺者千余人。

八月，延州南北两河涨，溢入东西两城，坏官寺、民舍。淄州霖雨，孝妇河涨溢，坏官寺、民田。孟州河涨，坏浮梁，损民田。雅州江水涨九丈，坏民庐舍。新州江涨，入南砦，坏军营。

除此之外，《五行志》记录与“火、金、木、土”有关的灾害也不少，如“金”之灾害（天旱属于“金”）：

二年正月，京师旱。

三年春夏，京师旱。

四年冬，京师旱。

五年夏，京师旱；秋又旱。

六年春夏，京师旱。

七年春，京师旱。孟、虢、绛、密、瀛、卫、曹、淄州旱。

九年夏，京师旱。秋，江南大旱。

与“土”有关的灾害（大风属于“土”）：

二年六月，曹州大风，坏济阴县廨及军营。

四年八月，泗州大风，浮梁竹笮、铁索断，华表石柱折。

六年九月，高州大风雨，坏廨宇及民舍五百区。

七年八月，琼州飓风，坏城门、州署、民舍殆尽。

八年九月，天平军飓风拔木，坏廨宇、民舍千八十七区。十月，雷州飓风坏禀库、民舍七百区。

九年八月，白州飓风，坏廨宇、民舍。

……

史上这些灾害记录，来源于当朝者“史馆”也即“国家档案馆”的记录。

当朝者为何关心这些灾害？

因为它们不仅与皇权的合法性相关，更与“民生”问题相关。

大宋不厌其烦地记录这类灾害以及面对灾害的回应，证明了合法政权对“民生”的实在关注。

按照现代政治哲学原理，国家，乃是人民对个人部分权力和权利让渡的产物。国家，理应在获取权力之后，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其中就包括安全保障的权利。所以，合法政权，一定是承担灾害责任，关注民生的政权。至于国体、政体都不是紧要处。大宋帝国，自赵匡胤第一个年号“建隆元年”开始，邦国治理，就对民生问题投入了极大关注，多方动员国家力量解决民生问题。大宋的“幸福指数”之高，历朝历代比较下来，大胆一点评价，可能仅次于民国。

之所以有此优良治理结果，与大宋关注“民生”的强度有直接关系。

而关注“民生”的强度越大，也就越需要“公正”理念的介入。

大宋不厌其烦地记录这类灾害，以及面对灾害的回应，证明了合法政权对“公正”的实在关注。

按照现代政治哲学原理，合法政权在推行“公正”问题时，容不得各种“折扣”。与“公正”最为相关的政治概念是“公平”和“正义”。这是一个比“民生”问题复杂得多（但未必重要得多）的政治学概念，譬如，组织内的公平正义，是一回事；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公平正义，又是一回事，等等。这里展开来谈是不可能的。但借助传统思想史意见可以约略知道：公正，与“义”有关；义者宜也。政治问题之处理，以“合宜”为佳。达致这个“合宜”状态，就是达致“平衡”状态；反之，就是“失宜”也即“失衡”，也即不合适，不妥当，不应该。“失宜”或“失衡”，是政治败笔。

大宋帝国，自赵匡胤时代起，就对“合宜”问题有关注。预防或治理灾害，需要国帑支出；对寡头政权而言，这类支出因为影响到团伙利益，他们是吝于出手的。但对天下为公的大宋政权而言，这就是必要的支出。大宋多次动用国库财政解决灾害损失，并从不将此视为德政，从不做自我旌表，就是认为救灾是合宜的，否则就是不合宜的。

这方面，太宗赵炅有一种文化自觉。考察中国荒政（荒年政治治理），大宋做得相当出色。具体故实容当后表。

王沔读试稿

宋代史料，记录了很多关于灾异的有趣故实。

大宋淳化二年（991），因为天旱闹蝗灾，宋太宗忧心忡忡，于是召问近臣时政得失，大臣寇准回答说：

“《洪范》讲述天人之际的关系，灵验如影随形。之所以有天下大旱，那是因为刑罚有不公平之处。不久前，祖吉和王淮两个人都同样贪赃数万，但祖吉被正法，家资被抄没；王淮却因为他的哥哥王沔正做着参知政事（略相当于副丞相），算是朝中有人，只受了杖刑，还能继续做官。这样用法，轻重不一，执法不公，天下大旱，实在是上天有意示警啊！”

王沔，史称此人“聪察敏辨，有适时之用”，聪明，有洞察力，敏捷，有辨析力，适时需要，能献上中允意见。他在太宗前讲话，很从容，逻辑性强。过去殿试，往往由有关官员念诵给皇上听。王沔可以做到像播音员那般念诵殿试考卷，声腔抑扬顿挫，吐音明丽流畅，经他读过的试稿，往往都能高中。但此人“性苛刻，少诚信”。掌管政事堂国务时，凡是有人来拜见他，他都跟人说好话，但最后答应人家的事，并不办理，所以一般人都怨恨他。他与朝中大臣也有过节，名相张齐贤、陈恕、寇准等人，也都不喜欢他。他的兄弟王淮因为贪赃，按大宋律法，应该正法，但因为他的缘故，得到了从轻处罚。所以寇准在太宗讨论时政得失时，拈出此事，等于借天灾力量推动司法公正。

太宗往日也曾听到人们议论王沔的不是，但还是为王沔回护，毕竟是国务大臣，太宗有优容之处。这一次，经寇准一番议论，史称“帝大悟”，太宗大为醒悟，知道以前确实司法不公，而王沔则太多机巧，好使诈术，“非廊庙器”，做不得朝廷大臣。第二天，召见王沔，“切责之”，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通。随后，寻了个机会，罢免了他的参知政事。据说王沔得到诏令，来见太宗，哭着不愿意离开，甚至不久之后还为被罢免之事愁得须发皆白。

皇上“自焚”

大宋如此，是有“宗教信仰”为底色的。

古代祭祀，往往要有“祝版”，是将写好的祝词张贴在一块板子上。纸张因祭祀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美工装饰，有的要用白纸，有的要用红纸、青纸，有的还要配黄边，等等。祝词要预先写好，如果是国祭，就要皇帝在祝词后署名。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仲春，命宰相和群官祷雨，又派出中使，也即宫中宦官，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分头去祭祀五岳神山。按过去惯例，皇上要“御署”，也即预先在祝词上署名“大宋赵炅御笔”之类字样，然后再派遣。

翰林学士王禹偁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说：“准礼，五岳视三公，今虽加王爵，犹人臣尔。天子称名，恐非古制。请自今更不御署。”按照礼制，五岳的神职相当于朝廷的三公，现在虽然给五岳神加上了王爵，但“王”还是比“帝”低一格，相当于人臣。天子在祝版上署名，恐怕不是古来的制度。请从此不要“御署”。

太宗在王禹偁奏章的后面批示道：“朕为万民祈福，桑林之祷犹无惮，至于亲署，又何损乎！”朕为万民祈福，即使是洗澡沐浴，像汤王在桑林祈祷下雨，准备自焚，我都不怕，至于亲自署名这事，又有什么损失呢！

赵匡胤以来的宋帝，人人虔诚“敬天”，谁也不敢违逆天命、天道。面对各类“天谴”，所有的宋帝都会反躬自省。夏商周三代以来的“罪己”传统，在宋帝这里得到很真诚的承续。

太宗说“自焚”事，并非虚伪的大言。

早在王沔事件后的蝗旱灾年，太宗就有了准备“自焚”的敬天举动。

宋人吕中《大事记讲义》，论及这一“灾异”时说：

“淳化二年（991）二月，诏以旱蝗，欲自焚，明日雨。”

宋太宗淳化二年二月，下诏，认为蝗灾旱灾之重是因为帝王之德薄所致，准备自焚以谢天。第二天下雨。

明人孙承恩有《鉴古韵语》一书，对历代帝王都有一段“韵语”（相当于打油诗），内中说到宋太宗，有言：

罪己消天变，仁民隐至情。

厚伦施义粟，勤学购遗经。

节为山林重，功于宦寺轻。

不惭称令主，恭俭更仁明。

这里五言八句，每一句都与太宗的故实有关。我这书里会慢慢说到，此处且不啰唆。“韵语”中说“罪己消天变”，指的就是太宗因蝗旱之灾要自焚的故实。孙承恩认为这是太宗“敬天”而得到的天下福报：“太宗之为君，其敬天也。因旱蝗欲自焚，而致霖雨……”

《续资治通鉴》记录此事在淳化二年三月，而非二月。原文道：

帝以岁旱蝗，诏吕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大谴如是，盖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当于文德殿前筑一台，朕将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谴。”蒙正等惶恐谢罪，匿诏书。翼日而雨，蝗尽死。

太宗皇帝因为年岁中多有蝗旱之灾，下诏给宰相吕蒙正等人说：“黎民百姓有什么罪，而老天给的惩罚这么重，实在是我的无德（应该包括王淮贪赃案处理不公）所导致的天谴示警。爱卿等人，应该在文德殿前面搭筑一个台子，我将面对苍天待在那台子上。三天不下雨，爱卿等一块把我烧了，以此来回应天谴！”吕蒙正等人惶恐不安，向太宗谢罪，藏起诏书没有颁发给政事堂。不料第二天就下了大雨，蝗虫几乎全部死掉，解除了蝗旱之灾。

皇上要自焚！

这是什么节奏？

原来这是一个来源甚古的吾土传统。

夏商周，史称三代。一般认为这是传统中国“天下为公”的时代。三代之前，皆有巫师。巫师负有与天帝交流沟通，为民祈福的责任。这是从更早的部落时代即形成的一种分工。如果天下灾害过重，巫师祈福无效，就要“升天”去面见天帝，当面陈述，继续为万民祈福。三代之际，君王即“天子”，天帝之子，成为比巫师更重要的万民领袖，或者说，是集中了天子、巫师与领袖为一体的邦国首领（而不是部落首领。按国家起源原理，先有部落，后有部落联盟，而后有部落大联盟，国家出现），天下有灾，君王有责，成为三代以来的“罪己”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近代，大清王朝的帝王也常常会颁发“罪己”性质的诏书，以此来忏悔罪恶，昭告士庶，祈请天帝。历来《罪己诏》的关键词是“万方多难，罪在朕躬”八个汉字。有些时候，帝王不愿意“罪己”，明白大义的臣子就会劝谏帝王“罪己”，大唐王朝的名臣陆贽就曾劝谏德宗下《罪己诏》。苏轼评论此事有言：“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所以天下灾害严重，替代了巫师职责的帝王，有了向天帝吁请的责任。

三代时的殷商第一任首领汤王，执政时天下大旱，多年祈雨而不得。最后，汤王决定自己“升天”去找天帝，当面祈求降雨，救助万民。

但“升天”是有仪式的。汤王“升天”的仪式在一个叫桑林的地方。现场搭好了一座由柴薪堆起的燔祭高台，汤王理了发、剪了指甲，而后，沐浴更衣，端端正正地坐在高台上，向天帝祷告说：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天下大旱，是因为）我一人有罪，天帝您不要连累万民；即使万民有罪，那也是因为我一人治理天下不当而造成的，那就由我来承担罪责。恳请天帝，不要因为我一人的无能，连累到万民的性命！

故实的展开非常富有戏剧性，就在汤王祈祷之后不久，也许就在点火焚祭之际，天帝降下雨来。

《吕氏春秋》《墨子》等先秦典籍，都记载了这个故实。

宋太宗赵炅继承的，就是源于远古，主要是源于汤王的传统。

“五行”，不仅是“五行终始”，不仅与王朝更替的合法性相关，还与汉代以来“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理念相关。对应于“五行”的各种自然现象，如对应于“水”的沟渠、水患、祈雨等，都有了灾异示警的功能。所谓“天人合一”，在推演君王领袖对政制事件负起第一责任的道义担当方向上，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而历代君王视“天谴”等义于“示警”，而且坚持认为主要是向君王、宰辅，而不是向普通臣僚和士庶“示警”。这方面，历代君王认识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那些死不认错的昏暴之君例外。

所以历代正史《五行志》事实上是历代灾异的记录。浏览历代《五行志》，可以感受到历代君王在自然灾异面前的悚惧恐惶，以及频繁颁下“罪己诏”的谦卑自责，从中感受到先哲政治设计或文化演绎的独特魅力。《清史稿》就干脆将“五行志”改为了“灾异志”。

在不信天不信神的人看来，往往以为殷商汤王、太宗赵炅这类“欲自焚”的举动是一种虚假的阴谋，认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被自焚”，所以故作大言，以欺哄天下，云云。读近代以来的各类文史书，往往会看到这类说法。大意就是：帝王玩权术，欺骗天下。

我不信这类意见，并认为这类意见多属于无甚思想含金量的“阴谋论”。

天下何其广大！一个帝王的权术就“欺骗”了亿兆士庶，独独“欺骗”不了“阴谋论”者？这个“阴谋论”者的“智慧”岂不近于神？

一般来讲，这类“阴谋论”者的意见，多流行于坊间；制作这类“阴谋论”的人物也未必真的相信“阴谋论”。此类“阴谋论”，无非是想证明“封建社会”（大宋事实上已经不属于“封建社会”，但囿于近代传统，受教科书影响的人们还是愿意习称二千多年施行郡县制度的帝制时代为“封建时代”）制度不合理，因此连带着说“封建时代”的人也不合理，帝王作为尤其不合理而已。这个话题展开来说需要篇幅，而且无聊，此处还不是我来讲述这个问题的苑囿，且略过不提。但我知道的是，这个命题下的明白人，会越来越多。

简言之，我相信历代“贤君”面对五行变异时的真诚和敬畏。宋太宗赵炅“欲自焚”，与汤王的“欲自焚”一样，都是真诚敬天、为万民祈福的仁爱举动。说是“感天动地”，不算过。

贰励精图治

宋太宗践祚后，振奋精神，发愤致力天下大治，史称“励精求理”。理者，治理也。但在太平兴国最初几个年头，他的邦国治理曾有“失衡”“失宜”倾向。孔子论及中庸智慧时有名言：“过犹不及”。宋太宗在几件事情的处理上不免“过”了。

赏罚“失宜”的政治败笔

宋太宗赵炅践祚后，振奋精神，发愤致力于天下大治，史称“励精求理”。理者，治理也。但在太平兴国最初几个年头，他的邦国治理曾有“失衡”“失宜”倾向。孔子论及中庸智慧时有名言：“过犹不及”。赵炅在几件事情的处理上不免“过”了。

有一个叫孟蛮的官员，朝廷拟定他到窦州去做录事参军。窦州在今天的广东广西交界处，汉代以来算是蛮荒之地。录事参军是地方监察官，负责管理地方官吏档案，同时负责察举他们的善恶，有向朝廷汇报的责任。这个职官对于制度性管理地方有重要作用。但孟蛮先生嫌窦州这个地方太偏远，不去上任，反而“诣匦自陈”。“匦”是一种四面有口的小匣子，一般放在朝堂附近，臣民有意见，可以投书其内，有内侍会定时取走给皇帝看。孟蛮估计是到了该上任的时间没有走，写了封信投在“匦”内，自我辩解。赵炅看到这个投书，大怒，给了他一顿棍子，史称“决杖”，流放到更僻远的海岛上去了。

有一个叫綦廷珪的朝官，请了病假。病好后，按程序，他需要先到主管部门销假，然后“朝参”，要向朝廷表明病假结束了。这些他都没做，直接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上班了。赵炅不高兴，处罚了他，还连带着处罚了他的上级——好几个人都做了降级处理，潘美、王仁赡二人也是他的上级，没降级，但都罚了三个月的俸禄。

有一个叫刘珝的殿中丞，也即掌管禁中日常生活的朝官，外放到剑州（今属四川剑阁县）做州官。那里发生了偷盗官物事件，刘珝就招募人告密，抓获了盗贼，并上疏要求朝廷赏赐这个告密者。赵炅也不高兴，认为刘珝不用心去抓捕贼盗，擅自赏赐招募告密者，干脆罢了他的官，还发出诏令“永不录用”。

赵炅给这几个人的处罚，今天来看，都不轻。

孟蛮不愿到边远地区上任，罢职也就是了；打棍子、流放，罚过重。

綦廷珪不按规章制度办事，警告批评也就是了；连上级一块惩治，罚不公。

刘珝招募知情人检举揭发，也是一法；罢官，还“永不录用”，罚失正。

这种过重、不公、失正的惩罚，赵匡胤时代也可以见到。但是与历朝历代比较，赵家兄弟的帝国，这类错判可能是最少的。他们对惩治贪官很凌厉，但对一般官员的过失，往往比较优容，这也是敛天地杀气、养人间和气之道。但赵家兄弟不时可以见到的这类偏狭、躁急，以个人喜怒情绪影响决策，赏罚“失宜”的做法，毕竟属于政治败笔。

泼皮乞丐之死

赵匡胤的这类“失宜”与个人天性有关；赵炅的这类“失宜”则更复杂一些。他践祚之初，没有赵匡胤那般武功，因此当朝立威，需要一点辣手。当着强枝弱本的藩镇习气还在浮漾的时代，出于对政治秩序的追求，建构并推演领袖权威，有其正当性理由。他要“杀伐立威”。这样，赵炅的赏罚“失宜”与赵匡胤的赏罚“失宜”，就动机而言，就有了性质的不同。

宋人蔡绦笔记《铁围山丛谈》说一太宗故实，荒诞中可以见出士庶意见。

故实说宋太宗赵炅刚刚做了皇帝，很想让朝廷内外对他的治国能力和公道仁德心服气服，于是，有了一桩奇案。

说东京汴梁有一泼皮乞丐，要饭时稍不如意，就要倚门大骂，主人被骂苦，出来道歉，半天也打发不走他。东京城的土豪雅豪都惹不起他。某日，这泼皮又来一户人家大骂，主人出来赔上小心，说了无数好话，他还是不依不饶，什么难听骂什么。周遭围观者越来越多。忽然，人群中跳出一持刀汉子，刀光闪出，泼皮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刺客留下了作案工具，从容离去。

官府追拿凶手不得，第二天报到朝廷。太宗大怒，颁下口谕，大意说：朕现在正要“太平兴国”，不料还有这等白昼杀人的五代恶习！此事绝不轻饶！于是下令从严从快，限期捉拿罪犯。

眼瞅着限期就到，东京城官府恐惧无法交差，最后根据这个事件另外的逻辑，推断乃是主人被泼皮骂怒，“不胜其忿”，无法忍受，亲手或雇人杀了这厮。然后就以此逻辑定案。案件整理为卷宗，上报。

太宗对司法者也即东京市长说：“你们能这么用心，很好。但还是要重新核对一番，不要弄成冤案。另外，把那把杀人刀拿来我看。”

又过了几天，东京市长登朝，坚持此前的定案意见，并将卷宗和杀人刀一起呈上。太宗问道：“你确定就是主人不胜其忿而杀了乞丐吗？”市长说：“肯定是。已经反复审核过了。”太宗闻言冷笑一声，回头对小内侍说：“把我的刀鞘拿过来！”小内侍当场取过刀鞘，将那把杀人刀放入，严丝合缝。

原来，乃是太宗派人杀了乞丐，东京市长显然判了一个冤案。

真相大白，太宗留下一句话：

“如此办案，怎么能不妄杀人呢！”

说罢拂袖而去。

根据这个故实，似乎可以见出宋太宗为了收拾人心，有意制造无头案，要东京市长去想法子。但破案难度太大，市长怕得罪朝廷，只好制造嫁祸于人的冤案，试图好歹了事，最后太宗又解密事实真相。

故实似乎想告诉世人：太宗以此警戒地方官，不要制造冤假错案！

太宗这一招确有惊悚效果——站在时光的这一面，甚至不难想象那位东京市长面对谜底目瞪口呆的样子。估计这位市长一辈子不敢再制造这类冤案。

此事或许对天下“依法治国”有利，但却不符合儒家伦理与道义，也不符合法理公正。

因为那个乞丐法不当诛。

史称“庚申，以皇弟永兴节度使（治所在今西安）兼侍中廷美为开封尹（略相当于东京市长）兼中书令，封齐王”，赵匡胤驾崩的第七天，庚申日，赵光义就封赏正做着永兴节度使的皇弟赵廷美为东京市长兼中书令（宰相之职），又封为齐王。这样看，《铁围山丛谈》中说到的这个制造冤案的东京市长就应该是赵廷美。个中又有玄机。

蔡绦笔记《铁围山丛谈》写太宗赵炅，往往明褒暗贬，看上去是褒扬赵炅，但细味之，几乎等于在黑赵炅。如那个讲述“射杀花蕊夫人”的故实：说花蕊夫人归宋后，赵匡胤“惑之”，也即被花蕊美色所迷，赵光义也即赵炅多次劝谏，赵匡胤不听。赵炅干脆将其射杀。这个故实表面上说赵炅有江山社稷情怀，用特殊手段打破“红颜祸水”的咒语，事实上却可定案为冤杀无辜、草菅人命——假如花蕊夫人确有其人，假如因此而死，太宗赵炅岂不过于心狠手辣？这哪里是一代“贤君”气象？

《铁围山丛谈》记录赵炅这两件事，情节荒诞——太宗要“立威”，自有丈夫手段，不必设局冤杀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乞丐；太宗爱大宋，自有英雄气象，不必悲情冤杀一个美丽的柔弱女子，何况，这个柔弱女子并不存在。

说史上并无花蕊夫人，《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三本第五章《全师雄·孟昶·花蕊夫人》已经说过。我的结论性意见就是：这俩故实很可能都属于瓜棚豆下的扪虱闲话、茅檐日下的野叟曝言，茶余饭后的坊间奇说，不可信。

张道丰死里逃生

太宗对冤案极为重视。有一故实可以做证。

说有一个循吏，名叫邵晔。这是一个自幼嗜血的人，太平兴国八年（983）中进士，做了蓬州（今四川营山县）录事参军，负有监督和管理官员档案的职责。知州名叫杨全，此人性情粗率而又蒙昧。州境内有庶民张道丰等三人，被人诬告为劫匪强盗，都要判处死刑，判词已定，卷宗也整理完毕。但邵晔察觉到此案有冤情，就不在文件上签字，并告知知州杨全，要重新审核。杨全不听，派人带着张道丰等人去“抵法”，也即要正刑伏法。张道丰等不服，临刑前号呼“冤枉”。按大宋法条，正法之前喊冤，要带回重审。邵晔就开始了重新复核。不久捉到了真正的匪盗，张道丰等人获释。杨全被削籍为民。

邵晔在任职期满，到朝廷述职时，太宗对他说：

“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你能平反冤案，让我的子民能够活下来，太值得嘉奖啦！于是赐钱五万，并下诏“以全事戒谕天下”，以杨全制造冤假错案的事告诫全国各级官员。邵晔因此而授予光禄寺丞，让他出使广南采访刑狱。

这样的宋太宗，可能去为了解决冤狱问题，再去制造另一场冤狱吗？

孟蛮、刘珝、綦廷珪事件，均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书为记录大宋帝国的重要史料，是正史《宋史》的主要资料性来源，也应该属于正史之列。蔡绦《铁围山丛谈》则是典型野史。今天对比来看二者记录的这几条故实，会有新的况味。简言之，太宗杀乞丐，此事很可能子虚乌有。但为何会有这类故实呢？因为太宗赏罚，有时往往“失宜”，因“失宜”而“失衡”。

赏与罚，权柄极重。无论传统政治治理抑或现代政治治理，公正赏罚是题中应有之义。政治与伦理最后的不可化约的核心、应然价值“公道-仁德”，很大程度体现于“赏罚系统”。宋太宗赵炅对官员惩罚过重、不公、失正，就是政治“失衡”。是对应然价值的义理背离，因此属于“失宜”。这类历史故实与《铁围山丛谈》的野史记录，就有了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链条的一致性——他要“杀伐立威”。海客、野老们聊天，就有了添油加醋、向壁虚造的印象来源，于是有了人类学上母题的衍伸。因为有孟蛮、刘珝、綦廷珪的“故实”，所以有了杀乞丐、杀花蕊的“故事”。“故事”在“合理想象”中，包装为“故实”，进入野史出笼了——这类故事是安不到赵匡胤头上的，也安不到宋真宗、宋仁宗……头上的。宋太宗赵炅先生是虚构故事最合适的主角，谁让他在处理孟蛮、刘珝、綦廷珪案例时过重、不公、失正呢？

转运使

赵炅“励精求理”故实甚多，“不合宜”也即“不合义理”之处不少，但“合宜”也即“合于义理”者更多。

他善于学习。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的作为并不比乃兄差，甚至有些地方，就政治家责任伦理而言，他的道义担当与政治智慧，还超过了赵匡胤。

自赵匡胤时代起，大宋对五代十国道义沦丧的格局就有拨乱反正的自觉意识，成就君子，而不是纵性做小人，渐渐开始蔚成风气。但事情往往也容易走向另外一极，官员们开始出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颓势。这不是“励精求理”的宋太宗愿意看到的局面。契丹在草原虎视眈眈，北汉在河东伺机骚扰，吴越在江南占据一隅，清源在三闽尚未归顺，藩镇余风尚未涤荡一清，大宋刑统尚未深入人心，民生弊端还有待改善，道义天下还有待推衍……大宋正是需要人才之际，面对温温吞吞、无所事事的官员，赵炅似有一种无力感。

郡县治、天下治。他决计从地方开始，改变这种局面。

为了督成地方治理，从太平兴国初年开始，大宋就派出了中央巡视组到地方访查。最初，这类巡视组由转运使兼职领衔，诸州诸县，各级官员，工作优劣，都要做出考核判断。转运使，是负责财赋，主要是负责军需物资的职官，略相当于后勤部长。赵炅对此一职官很看重，赋予了转运使更大权力，包括维持地方治安、清点地方刑狱、推荐地方贤良等，现在，又有了考察地方官吏的职能。这些活儿，原本都属于节度使的。但节度使自唐末以来渐渐演绎成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尾大不掉，于是有了五代十国的乱世。现在赵炅派出官员“暂行”巡视工作，就有了集权的效果。说“暂行”，是因为转运使一职，无论职权多么重要，都是临时差遣。“勾当”已毕，工作完成，归阙，回到朝廷，这个职位就撤销了。“勾当”是宋人常用口语，作及物动词用时，有“处理”的意思。大将曹彬平定南唐回来，交差，就有“奉勑江南勾当公事回”字样，意思是：奉朝廷差遣到江南处理公事回来了。从太祖“收兵权”开始，到太宗一代完善临时差遣机制，一点点地化解了可能的藩镇割据威胁。

转运使在地方系统内，知州、通判、监官、京朝官等，都是察举对象。评定这些官员，政绩优异者为上，恪守本职工作者为次，部内粗有治理效果者为中，而处理事情怠惰，没有治理成绩者为下。转运使要将地方的吏治情报和判定意见在年终汇报到朝廷，以备朝廷大行诛赏。

宋代历史评论家吕中曾有评论说：“转运置于乾德，本以总利权耳，而兼纠察官吏自此始。厥后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点刑狱，皆所以纠察官吏，此汉部刺史职也。本朝之监司，以台、省、寺、监为之，虽宰臣、侍中为帅，亦许弹劾。此我宋三百余年无藩镇之患者，盖以此也。”转运使一职，始于太祖乾德年间，本着总揽地方财经大权，并兼有纠察官吏的目的。后来又有判官、副使，又有提点刑狱，都是以此来纠察官吏的。这原来就是汉代刺史的职务。本朝的监司，以御史台、中书省、大理寺、监察院来负责，即使是宰辅、侍中做了地方大帅，允许弹劾。我大宋之所以三百余年没有藩镇之祸患，原因在这里。

大宋的监察制度是历来政制设计中，做得最好的。

转运使将地方治理情报，呈给朝廷。出于谨慎，朝廷往往还要再派出专使按转运使提供的信息，进一步廉察复核。这样，就以文职方式将地方控制在中央。有此过程，地方官吏的优良中差，中央一目了然，而藩镇割据的可能也就越来越渺茫。因此，转运使一职的设置，是藩镇割据的克星。

但问题也有另外的一面。地方官往往乐于居于“次”一等，只要恪守职责，不出事，就等于“无功亦无过”，转运使的察访不会给更低的评价。如此，保住官位的成本最低。而转运使自身也有因循怠惰之辈。

于是，出于“励精图理”的强势政制，太平兴国年间，赵炅对“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的“老好人”官员做了“免官”处罚。譬如，掌管诉讼定刑判案的河南府法曹参军高丕、负责秘书工作的伊阙县主簿翟嶙、执掌全县行政的郑州荥泽县令申廷温等人，就因为这个原因被“免官”。

有一位荆湖南路转运使崔宪，副使许奇，在处理某一事件时“稽留不决”，拖延着不做决定，这也属于“疲软不胜任”。调查属实之后，崔宪被降职，许奇被组织部开除，削去所有官职，史称“除籍为民”，并追回过去赏赐的五十万铜钱。大宋有一个不成文的制度规定：如有犯罪，可以追回往日恩典。

郭贽的“愚直”与德举

太平兴国八年（983），赵炅还免去了一位参知政事，副总理级别的高官郭贽。

据说这位郭贽曾经因为某事上奏，奏折中有言：

“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报”，意思是：臣因为得到皇上非同寻常的破格提拔，发誓用我的愚笨耿直来回报陛下。

话中“愚直”二字，也许不过是客套，但赵炅不爱听，召他说：“‘愚直’何益于事！”你这个“愚直”对政事又有啥补益！郭贽回答道：“虽然，犹胜奸邪！”虽然没啥补益，但总比奸邪之辈强哩！赵炅当然不希望属下都是“奸邪之辈”，但他也同样不希望属下都是“愚直之人”。郭贽答对后，赵炅忍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召他入宫讨论政事，没想到郭贽来前饮酒过量，答对之际“宿酲未解”，昨晚的醉酒还没有醒过来，糊里糊涂地说了些酒话。史称“帝怒”，罢了他的参知政事，连降三级为祕书少监，去做图书管理工作了，不久，又调他到荆南（湖南）去做了州官。

太宗还在做晋王时，郭贽就出入于府邸。此人有文采，晋王就令他掌管类似朝廷“知制诰”般的职务，负责府中一应秘书工作。但文采不是思想，郭贽草就的文件，往往有见识浮薄之处，所以常常被人“哂之”。太宗对制定朝廷内外诏令、制度文件的文臣，一直很重视，要任命谁，就一定会事先向宰辅咨询、访问，务必求得“才实兼美”者。初定人选后，太宗再将人召来跟他聊天，史称“观其器识”，然后才将任命书下达。为此，太宗还对左右说：

“朕早就听人说过，朝廷任命一个知制诰，亲族们都来庆贺，认为这是‘一佛出世’，真是太不容易啦！郭贽，过去是我的门人，但是一直缺乏时论名望。但我因为喜欢他文笔，就命他掌管秘书工作起草文件。听说他文件往往有不合道理处，很被人嘲笑，朕也为之羞愧。所以始终不能让他进入翰林之地。”

在赵炅那里，“愚直”与“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之类半斤八两。

今日来看，郭贽或许有“愚直”的一面。他到了宋真宗时代还在，真宗就称赞他是“纯厚长者”，这个评价虽然并不就是“愚直”，但却与郭贽自诩的“愚直”颇为神似。

郭贽也曾有过几件德举。

大将曹彬曾经被人诬告，郭贽极力为曹彬辩解，最终救助了曹彬。

郭贽后来做官为盐铁使，当时各路（路，宋代略相当于省级行政单位）都在抓捕犯人，即使是多年前的罪犯，也不放过，甚至罪犯已死，各地还在抓捕罪犯的子孙。郭贽知道此事后，认为此举不当，于是草成奏疏，认真来说这个事。太宗赵炅知道后，当即赦免了很多人。

他还能够发现人才、举荐人才。史称郭贽“性温和，颇能延誉时隽”，性情温和，很能为贤人传扬美名。后来与名相李昉等人共同编辑《文苑英华》的大宋文豪宋白，就是郭贽引荐给朝廷，后来成就一番事业的。名臣赵昌言很小的时候，郭贽看到他，“一见器之”，第一次见面就非常器重他。等到郭贽掌管科举，特意在奏名的时候，将赵昌言排在第一个。以后，赵昌言果然做出一番有声有色的事业。延誉时隽，举荐人才，是传统人格中的道义所在。郭贽有道。

但史书给郭贽的评价一般，特别是他的晚年，总想着做生意，又吝啬，在国家大事方向上，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史称“晚节不事事”，晚年几乎不做政事，舆论因此对他有讥评。“不事事”，正是“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的“老好人”官员写照。这类性格做国家副总理，估计没有什么戏看。这样来看，赵炅讽刺他的“愚直”，是看透了他的为人，当初罢免他的参知政事，合宜。

藩帅移镇

“政治英雄”，无人能省略杀伐手段。

严复评价黎元洪有言：“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国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意思是说黎元洪因为“柔暗”，还不足以救国图存。读中国史可以看到，过于“良善暗懦”之人，甚至很危险，做家长，无能庇护其家；做国君，不可保护其国。

这段话讲述了政治家的责任伦理：道德完美，不是政治家的图腾，如果这个政治家缺乏足够的洞察力（无洞察力即暗）、决断力（无决断力即柔），决断，就要用到杀伐手段。此类道理展开来说，需要相当篇幅，简言之，政治性杀伐手段与人类的复杂性有关，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故历代合法政府，有限暴力的参与是结构性存在，必不可少。推演天下秩序，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政府能够省略暴力，尤其是有限暴力。

有意味的是，太祖太宗虽然不可能放弃有限暴力，但他们在一些具有转型意义的大事件上，还是尽可能地减少暴力烈度，将国家暴力控制在尽可能道义正当的范围内。宋太祖在攻伐南唐时，曾说宁肯不要江南，也不许胡乱杀人。宋太宗在攻伐北汉时，担心攻城正酣的将士入城后屠城，竟然在就要破城时，下令暂停攻城。这种敬畏生命的政治家，在道义与功绩之间，将权重压向了道义一边，是永远值得后人敬重的。吾土至为深沉义重的道德传统，在这里，值得恒久性地予以历史表彰。

但政治家不可能省略杀伐手段。太宗赵炅的杀伐，像赵匡胤一样，像一切富有道义感的政治家一样，恒指向罪恶与邪僻。

当初马仁瑀与李汉超闹矛盾，赵炅“令”二人“置酒讲解”之后，还是不放心。出于防患未然的考虑，他又对马仁瑀做了调动，要他从防地霸州换防到辽州（今山西左权）。边帅换防，相当于过去的藩帅移镇，都是将手握重权的武夫从一个“熟地”调往“生地”。过去的藩镇最怕移镇。马仁瑀的换防，对新科皇帝赵炅来说也是一招带有“胜负手”的策略安排。但赵炅为了安抚马仁瑀，还另外做了一件大事：处理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

处决皇亲王继勋

王继勋是马仁瑀的死对头，又是太祖王皇后的亲兄弟。此人在洛阳期间，买卖奴婢，虐待奴婢，凌迟奴婢，还将奴婢们当作牛羊猪肉，煎炒烹炸了吃掉。这样吃了一百多人。这个恶人的故实，已经见于《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赵匡胤时间》。太宗当朝，按照大宋《刑统》，将这个皇亲正法。此事一举三得：伸张了正义，震慑了恶人，安抚了马仁瑀。天下士庶看到：即使是皇亲国戚，触犯大宋法律，也必将依法得到惩处。

处决王继勋，应该是太平兴国初年的一件大事。

顺便说，太祖时，碍于皇后身份，只给了王继勋降职罚俸的处分。但这很可能是故意留下一个破绽，要三兄弟赵光义也即赵炅来收拾。赵匡胤栽培赵光义处甚多，生时不立太子，是给三弟预留了前途；生时不取才子张齐贤，是给三弟预留一个“天子门生”；生时不动“封桩库”钱帛，是给三弟预留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财政支持；生时不处理王继勋，也有可能是预留一个政治大案给三弟，以此为三弟“立威”……将这类故事连缀起来看，线索分明。

闲话表过不提。且说赵炅，他期待五代以来的藩镇习气能够得到彻底抑制，解决还占据于一隅的吴越国问题、清源军问题，更要解决顽固地据守于山西的北汉国问题、横蛮霸占于燕云十六州的草原帝国问题！他梦想从此有一个富饶而又强大，足可媲美汉唐的大宋帝国。

如此，国家治理必须惩治贪腐与恶官。道义之邦，不能容纳蠹虫害民。史称“上注意治本，深惩赃吏”，太宗注意治国之本，对赃吏惩治很严厉。他曾下诏说：自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以后，京官、幕职、州县官，凡属于国家官员者，只要犯有贪污罪名，发配边远诸州者，即使遇到国家大赦，赃官们所在的州县，也不得放还他们，以前逢赦已经放还的赃官，各地有关部门不得录用。

处罚王继勋之后，大宋王朝人人皆知国家有法。

惩治贪官

太宗举起了正义之剑。王继勋大案之后，赵炅借势放出凌厉手段，三年时间，惩治了十几个贪官、恶官。

太平兴国初年，有“均输制”，即由各地州郡向京师派送战略物资，也即“官物”，由地方官护送进献。但京师负责接收官物的国库守藏吏多有不法，史称“硾钩为奸”，也即敲诈勒索作恶。譬如按规定进贡一百斤大米，守藏吏就说分量不足，只有八十斤。地方官就只好另外购买二十斤补齐。这补齐的二十斤，就落入守藏吏私囊。这类“硾钩”若是二十斤大米也就罢了，若是二十匹绢帛、二十两黄金、二十斛珍珠……那事就大了。但守藏吏照样“硾钩”不已，以至于来押送官物的地方小官“或至破产不能偿”，有些人甚至到了家庭私财破产都不能补齐差额。此事展开的恶相，几乎就是地狱风景。

太宗闻听此事，大怒道：

“此岂为天下守财之道耶！”

这哪里是为天下百姓看守钱财的法子啊！

于是下诏规定：

以后国库或粮库等接收地方官物，要由朝廷派出监临官，认真地看好主秤，不许欺瞒榨取！有违犯者，主秤官及守藏吏皆斩，监临官也从重治罪。

规定下达之后不久，就遇到一个粮库受贿案。

原来，自从平定南唐之后，每年都要从江南漕运粮米数百万石到京师，以此来增广国家粮库的战备储存。接收南粮者，除了守藏吏外，又由朝廷命官来掌管出纳，内侍为出纳副官。这样三重监督之下，太宗赵炅还是不放心，就秘密地派遣皇城卒也即京师公安巡警，穿了便衣到粮库去侦察。

结果查访到以太仓粮库永丰仓的计量官张遇等八个人，在称量南粮时，大斗小斗间不清不白，有受贿为奸、重入民租的情节。事实清楚后，这八个人全部正法；掌管粮仓的官员负有连带责任，被免官；派出监仓的朝廷命官右监门卫将军（掌宫殿门禁和守卫，略相当于卫戍军区警卫师副师长）范从简等四人也被罢官；同监的副官内侍宦官被“决杖”，处以杖刑，挨了一顿板子或棍子。

有一个西京洛阳的右军巡使、光禄寺丞李之才，因为与一市井哥们儿带着酒到宫殿中“聚饮”，被同事上告，赵炅调查后属实，罢了李之才的官。

外省泗州，有一个地方监察官，录事参军徐壁，同时又掌管本州部分租税。此人与属下一个名叫高贵的武官，收受租民的贿赂，而免除租民的税赋，给租民开具一张虚假的收据。奸赃事发，二人被正法，参与此事的支党都受了“杖脊”，而后发配到遥远的荒凉之地。

被“正法”恶官

有一个刺史赵彦韬，在澧州（今属湖南常德）为官，地方有一小民，说家中财产被盗匪劫夺，赵彦韬调查后得知，没这回事，纯属顽民诬告。他一怒之下亲手杀了这个顽民，开膛破肚，还用手抓取人的心肝。顽民家属认为这个刺史手段太过残忍，于是到朝廷上访，诉告。赵炅弄清事实后，将这个刺史“杖脊”，发配到淮西，禁锢不用。

大宋杖刑五等，“杖脊”最重。比“杖脊”更重的刑罚就是“杖杀”了。

有一个掌管传宣诏令的中书令史李知古，接受罪犯的钱财，私自修改刑部所规定的法条，从轻处理了犯人，被有关部门起诉。赵炅派人调查属实，“杖杀之”，用杖刑，直到打死。同案犯，负责刑房的官吏孙甫因此而被罢官。

另一个中书令史习元吉，盗取皇上近臣的印玺，伪造征调信函，从两浙人家骗取绢彩一百七十匹，也被“杖杀”。

记录中还有一个掌管宫中事务的詹事府丞徐选，外放督办漕运军粮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被濮州驿站招待所官员告发。赵炅调查属实，也被“杖杀”。

“杖杀”属于“正法”，“正法”也有种种，“杖杀”算留全尸，更厉害的刑罚，就是“斩首”。

有一个御史赵承嗣，监管郑州市场赋税时，与地方官吏狼狈为奸，“隐没”也即吞没收缴上来的官钱好几万，被人告发。赵炅下令刑侦，调查结果属实。有关部门认为这人可以“绞杀”，赵炅特命“斩杀”，并将与他共同作案的官吏七个人，一道在街市斩首。然后诏令诸道转运使，在各州县布告此案，将案由和判决结果制作为传单，张贴在各地官舍的墙壁上。

朝廷当时规定，不允许各地私自讲述天文历法、推测灾异。于是就有几个属于禁军精锐的“骁捷卒”，上疏说他们的指挥使戎希萼，私自在弄天文灾异之类的玩意儿。调查后，属于诬告。赵炅于是下令将这三个诬告的“骁捷卒”斩杀。另外又赏赐给戎希萼紫袍、银带、金帛等，安慰这位被诬告者。

有一个管酒库的低级京官王守忠，被人告发，说他偷盗了三百瓶官酒，事实清楚后，监守自盗者被“弃市”。

有一个著作佐郎卢佩，在南京监造酒业，转运使樊若冰发现了他收受贿赂，有“寻租”行为，当即汇报到朝廷。下狱审讯，卢佩服罪，承认前后所受赃款一百九十贯。也被“弃市”。

还有一个县尉周楚，因为贪污（数额不详），被“弃市”。

所谓“弃市”，就是绞刑或斩刑后，暴尸街头。

还有比“弃市”更重的刑罚：斩杀之前，先受刖刑。

有一个殿前的武官吴舜卿奉命到山东区招募兵勇，在泗水的驿站，酒喝高了，亲手杀了八个平民。当地州官告到朝廷，赵炅让人将他“械系送阙下”，戴上刑具送到京师，先命人斩断他的两足，然后正法。

比这个加刑更重的就是腰斩了。

有一个殿前的武官霍琼，也奉命到山东招兵，在郓州，伙同招募的兵勇劫掠邑中市民刘凝的家财，也被州里告到朝廷。赵炅令当地用槛车将他押到京师，讯问得实，在都市腰斩。

掠夺小民私有财产，在大宋帝国，是极重的犯罪，惩罚酷烈。

李飞雄大案

太平兴国年间，曾有“族诛”行为。这是宋太宗还未能脱略法家“株连”法制的一个恶果。

秦州（今甘肃天水）节度判官李若愚，他有个儿子名李飞雄。节度使，是各州郡的军政总指挥官；判官，是佐理，但由朝廷派出的京官担任，遇有大事，要与节度使一道签署文件，略相当于副省长，地位仅次于节度副使。这也是权力很重的地方官。李飞雄仗恃着“官二代”的派头，常有背离道义之举，史称“凶险无行”，凶虐险恶，不守规矩，没有道德约束。李若愚一家几乎无法容他。于是他就常常离开天水，到京师、河北一带游荡，所到之处与无赖恶少纵酒赌博，做了不少坏事。

因为他的老爸李若愚在秦州做判官，所以李飞雄对秦州的府库仓廪战略物资，以及当地地形之险要，要塞如何布局，各路兵马多少等机密信息，都了如指掌。这样，就令他产生了幻觉，以为可以据此做一番大事。五代以来的藩镇造反最终演绎为改朝换代的故实，他应该听过不少，于是这个德薄、智浅、力小的野心家有了谋夺天下的凶妄之念。

他岳父在凤翔（今属陕西宝鸡）盩厔（音粥志，今陕西周至县）做县尉，管理着地方有限的几个兵马。李飞雄从京师跑到盩厔，偷了岳父的马，假称朝廷使者，半夜又来到盩厔的马厩，招呼管理马匹的小卒，讨要马匹，说是公干。小卒举着火把出来看，李飞雄将黑市上买来的马缨在他眼前晃晃，意思这就是县尉调动马匹的证据。由马缨调马，仿佛过去的“虎符”，算是令牌性质的东西。小卒无法分辨马缨的真假，就给他配了一匹马。然后李飞雄就让一个小卒做他的“前导”，开始堂而皇之地“巡边”，并称这是奉了朝廷的差遣。

当时的“巡边”大臣要由皇上委派，有诛杀地方官的大权。此前，有个知封州（今属广东肇庆）的地方官李鹤，不遵守朝廷法度。朝廷派出的岭南使者向皇上汇报此事，很有可能诬奏了李鹤，说李鹤部下军吏试图“谋反”。这又是一个“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故事。太宗赵炅给出的指示是：“诛之不问状”，当即正法不必调查缘由。此案一出，地方官对巡边使者无不心怀恐惧。

李飞雄此际干的就是当初岭南巡边使者干的活儿。按照事后的结局推断，他是试图用这种办法，裹胁几位地方官，占据一座城池，而后举兵，造反。很有可能还有李逵式的那种雄心壮志：“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也弄个皇上玩玩。不然，就不能理解他的一系列失心疯般的行为。

他以“巡边”为名，先是劫掠了一位巡驿殿直（朝廷派出的巡查驿站的散官）姚承遂。然后带着他到了陇州（今属陕西宝鸡），又劫掠了当地的监军供奉官（朝廷派出的监察地方武装的散官）王守定，到了吴山县（今属宝鸡）又劫掠了县尉卢赞。李飞雄命令他们都跟着他往前走。干吗去？谁也不知道。

说话就到了他老爸所在的秦州。

这时的秦州形势不稳。当地一些“戎人”本来已经“内属”也即依附于大宋，但时常“为寇”，掳掠地方。于是朝廷派出了周承瑨、田仁朗、刘文裕、王侁、梁崇赞、韦韬、马知节等多人为巡检使，受诏屯兵于秦州附近的清水县。

初夏的一天，李飞雄来到清水县，假称受朝廷诏书，将这几位巡检使全都绑了。这一班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武官，朝廷派遣的命官，没有一人敢于反抗。周承瑨经多见广，但看到姚承遂等人也被绑缚，以为很可能是真有诏书，所以不觉得这事有诈，根本不敢反抗。一行人中，只有马知节看出了蹊跷，但他也不敢妄动，在等待机会。田仁朗虽然觉得不对劲，但也不敢反抗，只能哭泣着要李飞雄出示诏书。李飞雄发怒斥责他说：

“我受皇上密诏，因为你们这一伙子人在抵御秦州戎寇时不尽力。诏书让我诛杀你们这一伙儿！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岭南封州李鹤的故实吗？诏书？哪是给你们看的！”

一番话吓得田仁朗都不敢再说话。

田仁朗也是一资深武官，史称此人“性沉厚，有谋略”。他的父亲曾任后晋节度使，袭父荫，他做了西头供奉官。赵匡胤时代，他曾跟着御驾征讨扬州李重进，攻城有功。讨伐后蜀，他又是凤州路濠寨都监，负责监管军营设备。那时宋师入蜀，道路艰辛，他带兵伐木开道，大军得以顺利进川。

太祖晚年讨伐北汉，田仁朗也曾立功。他官职做到大宋重要国库左藏库使时，得罪中使宦官，被进谗言，说他贪赃枉法。太祖赵匡胤大怒，立即命令将他从职场召来殿下亲自讯问。他在进入殿门之前时，太祖下令将他冠带免去，这就等于褫夺了他的官职。但田仁朗神色不变，并不屈服，他很从容地对皇上说：“臣曾经跟着大军破蜀，那时候要贪赃，有的是机会，但臣秋毫无犯——这事皇上您知道。现在让我典守国家仓库，我岂能做这种奸利之事玷污了一世令名！”一番话说得太祖不得不信，稍稍平息了愤怒，最后只暂时停止了他的职务。

开宝年间，田仁朗被再次起用，出知庆州。庆州在今天的甘肃庆阳，北宋时是西北边防重镇，这里常有异族入侵。田仁朗刚到任所，就有了边警。他没有犹豫，就率兵迎敌。两军阵营短兵相接，前锋不免胆怯，开始动摇，有了退却的阵势。田仁朗当机立断，立斩两个前锋指挥官，军中见状，有了震恐，于是人人奋力向前，效命疆场。一战，大破戎寇。此役以后，戎寇酋长好几拨人，先后前来请和。田仁朗烹牛置酒，跟他们立下盟约，互不侵犯。史称“边境乃宁”。太祖闻讯大喜，亲自写了书信，盖上玺印，褒美田仁朗。

就是这样一位阅历丰富的武官，面对太宗赵炅诏书，也不敢轻易动疑，只能束手就擒。

李飞雄带着这一班人马，往秦州开进。按他意图，准备到秦州后，将这几位命官“正法”，以此抢得他们的兵权，可以调动守兵，以秦州为大本营、根据地，开始打天下的泼天事业。

路上，李飞雄跟这些待死的囚犯吹牛，说当朝皇上做晋王时，自己过去曾在晋王府中做事，乃是晋王的亲吏。听到这话，被劫掠的刘文裕有了怀疑。他也曾在晋王府中做过事，却怎么也记不起来有个李飞雄的人物！路上，马知节瞅个空当，已经偷偷地向刘文裕表示了自己的疑心。这样一来，刘文裕疑心就更重了。于是开始和李飞雄攀拉关系。他哀告说：

“我过去也曾在晋王府中做事，咱应该都是一个战壕里的人物啦！现在，您作为巡边使者，难道忍心不来营救老关系吗？”

李飞雄也需要有个称意的帮手，感到这位也许能对自己的“大事”有助益，于是偷偷地跟他说：

“你能跟我同享富贵吗？嗯？”

这一句话，透露了底细，刘文裕当即判断：这位“巡边使者”乃是一个冒牌货！但是一行人都被绑了两手，一时间也无计可施。刘文裕就假作欢喜状，答应了他“同享富贵”。李飞雄很得意，就给他松了绑。

刘文裕于是在行进中靠近田仁朗，找个机会对他耳语，点破了此事之诈。田仁朗于是假装摔下马来，做出一命将绝的样子。李飞雄就跟那个前导的卒子前来观看，但见田仁朗已经气息奄奄，于是给他也松了绑。田仁朗瞅准一个时机，一跃而起，与李飞雄搏击，刘文裕从旁相助，共同擒住这个野心家。

李飞雄被擒还不死心，大呼“田仁朗谋反，要杀朝廷使者！”意思是要同行者来帮忙。但田仁朗、刘文裕凭借往日权威，早已控制了局面。于是将李飞雄带往秦州，越过他老爸李若愚，直接交给了秦州节度使，下狱，审讯，得到了有效口供，上报朝廷。

太宗赵炅下诏：

一、夷灭李飞雄三族；

二、给李飞雄马匹的那个马倌被灭族；

三、最初被李飞雄劫掠的姚承遂等人，在秦州街市被腰斩；

四、抓捕此前与李飞雄有来往的同伙若干人，全部斩杀。

同时，又将李飞雄案向全国通报，并告诫朝廷和地方官员以及士庶，家中子弟如果心怀凶险，有悖于国家法令，屡教不改者，应由家族中的尊者、长者向州县告发，由州县将人上了刑具送到京师。审明原委后，当配送流放地。如果容隐不闻，近亲家属都要连坐。

为了避免今后再出现假冒钦差，所有外派巡检都要手持朝廷颁发的银牌，无银牌者即为诈伪。

李飞雄属于谋逆，按律确当严惩；太宗立朝也需要“立威”，但“灭族”一事，实是赵炅磨灭不了的污点。

古罗马也有族诛的株连刑罚，也可以称之为“奴隶连坐法”，公元10年，罗马元老院就讨论通过了这一项法令：如果主人在住处被谋杀，这一住处的所有奴隶无一例外将被处死，妇女儿童也无能幸免。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编年史》曾经记录过四百名奴隶被“连坐”，判处死刑的故实。

说古罗马的故实并非要为大宋开脱，而是要说，人类的残忍源于恐惧的本能——罗马贵族恐惧自己被奴隶谋杀，太宗赵炅恐惧帝国被谋逆颠覆，以及渴血的冲动。从野蛮步入文明，需要一个演进和反省的自觉过程。

大宋法制的局限所在不少，宋仁宗时恢复“磔刑”，宋太宗此际的“族诛”，是灿烂大宋的丑陋、罪恶之一面。

画家郭忠恕

太宗赵炅还惩办了一个名满天下的文人，他就是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画家郭忠恕。他遗留至今的绘画作品都是稀世之珍。

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画家，还是书法家、文字学家、文化学者。《宋史·艺文志》记录他的学术著作就有《佩觿》三卷、《汗简集》七卷、《辨字图》四卷、《归字图》一卷、《正字赋》一卷等五种，都属于文字学专著。《宋史》本传还记录，当时大宋通行的《古今尚书》及有关《释文》，也是他整理编撰的。

《佩觿》的“觿”字，音西，是古人一种实用的玉石佩饰，状如弯月，可用来解开绳结。郭忠恕这部书论汉字形声讹变的缘由，分析字画疑似的脉络，虽然有不少舛误，但用《四库总目提要》的说法就是：郭忠恕“洞解六书，故所言具中条理”，因此自有不俗的学术成就。书名《佩觿》，意思就是可以解开汉字疑惑之死结，故可以猜测成书之际，郭忠恕相当自信。

《汗简集》也名《汗简》。是对秦以后的篆字、隶字的总结研究。这书完成于五代后期，当时即在文字学界有广泛影响。蜀地文字学家李建中，从后蜀进入大宋时，曾经亲手抄录《汗简》进献给大宋。大宋名臣夏竦，带兵打仗糊涂无能，对西夏用兵时多次败绩，被西夏首领李元昊所轻鄙（《大宋帝国三百年》第四部将写到这个人物），但却是一个很优秀的文字学家，他在专著《古文四声韵序》中就说明是郭忠恕“首编”《汗简》。

郭忠恕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通晓史书和“九经”，并对汉语言文字有不凡的颖悟力。传统中国承认人之差异，少年亦然。国家和地方，常将荣誉、尊崇向“幼敏”少年倾斜。那些有特殊禀赋、超越于其他少年的天才，往往被人称为“神童”。郭忠恕七岁那年就被地方举为“童子”，名气很大。

顺便说，大宋似乎是历朝神童最多的朝代。杨亿、苏轼、王禹偁、黄庭坚、叶梦得、孔文仲……可以罗列一个长长的名单。

郭忠恕留在史上的记录，除了艺术、学术之外，就是特立独行的性格。

湘阴公刘赟

后汉开国君主刘知远传位于儿子刘承祐，刘承祐在郭威的兵变中被杀，刘知远的侄子徐州节度使刘赟，被朝廷推举为帝。后汉还派出名相冯道去迎接新君。刘赟闻讯大喜，即刻从徐州西行，打算尽快赶到京师践祚。但他走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时，冯道也到了宋州。这时，传来郭威已经进入京师“监国”，并以太后的名义下诏，废黜刘赟的消息。诏书中，将准备称帝的刘赟降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上柱国、湘阴公”，这都是名誉性质的职位爵位。然后刘赟在宋州被囚禁，随后，宋州节度使李洪义又出于讨好郭威的心思，毒杀了刘赟。郭威称帝，建国后周。

历史记录在这里出现歧义。

《宋史》说郭忠恕“弱冠，汉湘阴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辞去。周广顺中,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改《周易》博士”。这是说，郭忠恕根本瞧不上后汉湘阴公刘赟，到了郭威的后周初年，反而做了官。

《五代史补》则记录了郭忠恕的另一种面目。说郭忠恕年方弱冠，被徐州节度使刘赟辟为从事（相当于办公室干事、科员）。到了刘赟西进京师准备称帝，在宋州被拦截后，郭忠恕知道大势已去，于是正色责备冯道说：“令公乃是累朝大臣，诚信之名为天下所知，四方士大夫谈论起先生来，都认为您是个道义长者。现在忽然做了‘脱空汉’，让你前面的信誉功业一下丢空。请问令公：您这心下可安？”

“脱空汉”的意思是“言行诈伪之人”。古人的解释就是：凡事据实而言，才涉诈伪，后来忘了前话，便是脱空。

郭忠恕这一番话，让前来“迎帝”的冯道无言以对。

郭忠恕向湘阴公刘赟建议：杀掉冯道，投奔河东大本营。当时刘赟的父亲刘崇正在河东做着节度使。后来，正是这位刘崇，听说儿子被杀，在河东称帝，史称北汉。

刘赟听到郭忠恕之言，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没有杀冯道。结果刘赟遇害。

《五代史补》说郭忠恕在刘赟死后“窜迹久之”，隐姓埋名，亡命避难很久。并没有在后周做官的记录。

这两种歧义的记录都可以见出郭忠恕的传奇性格。郭忠恕生当五代末年，少年得志，且满腹锦绣，又看遍了帝王将相的丑态，于是天下名流在他眼里，都不过尔尔，当代文武将相概不入其法眼。按《宋史》意见，郭忠恕对徐州节度使很是藐视；按《五代史补》意见，郭忠恕对后汉当朝宰相冯道，以及兵变大帅郭威，很是藐视。

进入大宋之后，郭忠恕应该是带着后周时的官衔“宗正丞”（掌管皇亲宗族事务）。他同时还是“《周易》博士”。太祖建隆初年，他在上朝前饮酒，借着酒劲跟一位监察御史争吵，事后被御史弹劾。郭忠恕当堂叱责御史，并夺过他的奏本，直接撕毁。这事未免有失体统，被贬为地方官，到乾州（今陕西乾县）做了司户参军，户籍科科长。在地方，他又借着酒劲，殴打一位办公室科员。并且不顾职官律令，自由散漫，擅自离开职所，到各地行走。结果被太祖赵匡胤除去公职，做了自由民。

从此之后，他流落于民间，不再求取功名，游走于陕豫之间。平日纵酒，不修边幅。碰到好山好水，就待上十天半个月。

这之后，就有了种种传闻，据说他可以超过一个月不进食。大夏天的，可以在日头下坐卧，连汗都不出；隆冬季节则可以凿开河上的冰冻，跳下去洗澡，他身体周围的冰凌像遇到热汤般，渐渐融化。

他的书画早已名动天下，尤其善于做“界画”，也即以各类建筑为主题的山水画。史称“所图屋室重复之状，颇极精妙”。他也常常在王侯公卿之家游走。官员们都想得到他的画，往往要用美酒伺候，预先在墙壁上陈设“纨素”，也即白绢，郭忠恕如果想画画，就乘兴画之；如果不想画，官员们还执意请他画，他“必怒而去”。所以世间以得到他的画当作珍宝收藏。

说他在陕西时候，有个富人很喜欢他的画，每天好酒好菜伺候他，很久之后，才说想求他一幅墨宝，并给他一匹珍贵的白绢。郭忠恕将这匹白绢展开，看有数丈之长。略一思忖，就在白绢的下角画了一个放风筝的小童子，上角，对角画了一只风筝。中间隔着的数丈空白，被他袅袅地画一根细线连起来。一幅“后现代”作品诞生了。史称这位“富人子大怒，与郭遂绝”。

显然，这位“富人子”还是不解这幅作品的创意韵味。

另有一位镇守陕西的节度使郭从义，就比“富人子”有情趣得多。这位郭帅也喜欢郭忠恕的画，更知道这位艺术家乃是当代一高阳酒徒，就专门为他设计了一个适合吃酒挥毫的环境，白绢、笔墨都是现成的，天天请他喝酒。几个月后，郭忠恕先生忽然来了灵感，就张开白绢，但他只在一个角落画了几个远山的山峰而已。但郭帅“亦宝之”，还是拿它当宝贝。

太宗赵炅即位后，久闻郭忠恕大名，就召他“赴阙”，到朝廷来，继续做官，给他的官职是国子监主簿，太学的一等秘书。并给了他很多赏赐，让他住在太学里，主要工作则是让他“刊定历代字书”，整理历代关于文字方面的典籍。

儒者的游戏

在太学，郭忠恕总是伺机奚落嘲弄他人，不管对方是谁。

太宗召他时，他住在内侍省宦官窦神兴的官邸。窦神兴，乃是另一个“武宦”窦神宝的哥哥。窦神宝带兵打击契丹抗击西夏，都有战功。窦神兴也是宦官中的首领，权势很大。郭忠恕本来长了一副美髯，看到宦官窦神兴没有胡须，肉肉的脸蛋，就来了情致。有一天，他将所有的胡须都拔掉了，窦神兴一见，大为吃惊，问他为何放着现成的美髯公不做，郭忠恕说：“聊以效颦。”老夫暂以这个法子向您老学习。窦神兴闻言大怒，所以不断地向太宗说他的坏话。后来郭忠恕倒霉，大约跟这个玩笑有关。

他这一生奚落别人，很少遇到对手。只有一次折在儒生聂崇义手下。

聂崇义乃是五代末到宋初的大儒，尤其精于礼学。后周时，曾摹画多种礼器图形，并解释其用途。到了宋初太祖建隆年间，完成《三礼图表》。这书对于国家礼制的推演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千年礼制，此书实为一大重镇。聂崇义身为学官，日常生活极为低调，但学识渊博。郭忠恕有一次拿他的姓氏“聂”字开玩笑，嘲弄他说：

“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

你看你这个“聂”字，都是“耳”。要是“贵”字贴近“耳”，就是个“聩”，失聪。要是“耳”字攀上“龙”，就是个“聋”，也失聪。所以，“聂”字虽然有三个“耳”，奈何也成不了“聪”。

听觉灵敏为“聪”。郭忠恕这个嘲弄，就文字游戏言，确有才。

但他遇到的聂崇义，是更有才的人。

聂崇义说：“仆不能为诗，聊以一联奉答。”我不能作诗，姑且用一个对联来回应您。当即说道：

“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

您不要笑“聂”这一个字有“三耳”，整体来看，全都胜过“忠、恕”这俩字藏着“二心”。

“二心”等于说士大夫不忠不信，那个时代，是骂人的狠话。但聂崇义用一种典雅手法拈出，又是对嘲弄的合理回应，所以，郭忠恕招辱，第一次被嘲弄，羞愧得没有话说。

旁边人听到，都很推许聂崇义“机捷而不失正”，机敏捷智而保持言说之雅正，史称“真儒者之戏云”，聂崇义的应对，真是儒者才有的游戏啊！

大宋这类“雅谑”很多，这个“聂三耳”和“郭二心”的故实，与后来的“假蝗虫”“芦多损”故实有一拼。

说大宋名相卢多逊恃才而傲，有时也喜欢拿人姓名开玩笑。当时贾黄中做宰相，卢多逊做参知政事，有人来报说京畿附近有蝗虫。

卢多逊就笑着说：“某闻所有乃是假蝗虫。”这个“假蝗虫”与“贾黄中”音近，他就如此来奚落老贾。

但老贾也是才子，就回复他道：“亦不闻伤稼，但芦多损耳。”还可能真是假的蝗虫，所以老夫也没有听说伤害庄稼，但是“芦多损”，损失了很多芦苇。以“芦多损”谐音“卢多逊”，弄得对方无话可说。

“出将拜相”情结

郭忠恕在太宗朝仍然放纵自己，史称“忠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不懂克制约束自己，多次败坏国家法度。但是太宗爱才，每次都原谅他，史称“上怜其才，每优容之”。不料这位郭先生，更加酗酒，并放言诽谤朝廷、诽谤时政，这些也都罢了，太宗也不与计较，才子嘛！

最后，郭忠恕犯了罪——经常将官府中的东西拿去倒卖，得到的钱财都自己留下花了。

这事严重。读书人贪赃，那是知法犯法，按律当斩。但太宗特意下诏：免死，决杖流放登州。

这是太平兴国二年（977）的事。登州今属山东，一般流放登州是到沙门岛，此地在今山东长岛县西北，格局仿佛拿破仑流放的那个孤岛，四面环海。五代时期，这里就是重犯流放地。进岛容易出岛难，似乎还没有几个流放沙门岛的罪犯能活着出来。有时，遇到大赦，沙门岛的罪犯也往往不赦。郭忠恕大约估摸到了生命的结局，于是自己设计了一个末路行为。走在半路，大约到了今属济南的地界，他对押送警官说：“我今逝矣！”我现在就在这里升天了。于是开始在地下挖坑，大约挖了篮球那么大的一个小穴，他估计可以容得下自己的脸面了，就趴下来“俯窥”，随即死去。被葬在道路旁边。过了几个月，有老朋友来，准备给他改葬，抬着他的棺椁，感觉里面很轻，“空空然若蝉蜕焉”，空空的，就像蜕皮的蝉那般。打开看时，只有衣冠，史称“尸解”，也即本真遁化，空留遗物而去。

郭忠恕为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宋初王禹偁曾有诗咏叹郭忠恕，内中有两句，可以点破个中隐秘：“忽以伎术召，此意殊郁郁。”

郭忠恕经多见广，当初斥责冯道，又鼓励刘赟杀冯道而投河东，刘赟不听，导致身死败亡。刘赟如果投奔河东，后来时局的演变还会有另外的可能性，至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曾经有过的这类决断，让他有了幻觉。他自以为应该属于“致君尧舜上”的政治人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朝野都拿他当学者、画家看待。他认为世人包括帝王在内，都看轻了自己。就这个意义分析，郭忠恕也不能免俗。他还不懂得《佩觿》《汗简》才是万世事业，书法、丹青才是人间寄托。比较起来，乱世当权，或治世职官，都还不过是过眼烟云。但他属于那个时代的“官本位”思考者。从西汉班超视“笔砚”为小道，立志“封侯”，到东汉扬雄视“诗赋”为小道，“壮夫不为”，传统文人多有“出将拜相”之情结。太宗给他这个当年主张诛杀冯道的政治家一个“国子监主簿”，这类“伎术”职务，他是不满意的。所以有了“郁郁”不得志的表现。

大唐初期，那个画过《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和《步辇图》的阎立本，官拜主爵郎中、将作大匠、刑部侍郎，与郭忠恕一样，他也认为自己是个当朝命官，社稷重臣，大唐栋梁，画儿，只是个零头！但没有料到的却是一生被人称为“画师”。乃至于唐太宗李世民在太液池荡舟，看到水鸟在画舫前飞舞，就命人传“画师阎立本”来“写真”。阎立本遭此召唤，深感耻辱，当晚，回到家中，把儿子们叫来，很认真地说道：

“……今天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我自幼读书，文章比当朝哪个公卿也不差；官做到刑部侍郎，品阶比谁也不低；不料现在独以画画见名当世，皇上、差官传呼起我来，就像传呼厮役皂隶一样，这可真是天大的耻辱啊！记住：汝辈之中，不得有人再习水墨丹青！你们要把这个当作一条戒律！”（据唐·刘肃《大唐新语》。）

郭忠恕应该知道阎立本的故实。他对新朝应该有期待。期待落空，于是走向放浪形骸一途。这也正是传统中国文人所谓“不得志”之后慨叹“不遇”的行为之缘。

矫诏开仓

宋太宗赵炅用法严酷，这与他立朝之初，急切于推演帝王威权有关联，更与他心系北汉、志在幽云有关联。但他操练帝国法条也有一个铁门限：如果有益于庶民，即使犯法也不治罪。

就在秦州，因为当地“岁饥乏食”，这年歉收闹饥荒，百姓没有粮吃，朝廷下诏，由附近延州（今陕西延安）开仓，拿出战备粮粟米二万斛，借贷给贫民。但后来朝廷又派出使者刘文保，带着皇上的诏书，匆匆赶到秦州，下令收回开仓放粮的前令。知秦州的张炳与刘文保现场看到，不断有百姓饿死在道路沟壑之中，于是假传圣旨，开仓，史称“民饥益甚……矫诏开仓，救百姓倒垂之急”。这两个大宋文官，一个是地方州官，一个是朝廷京官，在这一个历史性的“严重时刻”，选择了对庶民负责的姿态，居然置圣旨诏令于不顾，毅然救民。这故实很少被人讲述，但在我看来，这就是传统儒学表彰的“爱民”精神，也是孙文先生揭橥的“民生”精神，很了不起——能够做到敬畏生命在先、服从命令在后的善良而又正直的官员太罕见了。

这二人也知道如此抗命，自有大宋法条伺候，于是上疏，承认罪责所在，表示愿意“属吏”，交由司法官员按律处理。赵炅知道情况后，特意颁下指令，免除了这两位“违诏”的刑罚惩处，史称“诏释其罪”。

秦州“民饥”灾荒发生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四月，到六月二位官员上疏，赵炅不过践祚半年多，正是“杀伐立威”的时段，这一次赈灾令，以及收回赈灾令，都是赵炅初为帝王之后的第一次。如果诏令无效，帝王之威风何在？但他居然放过了二位官员。这一事件证明了赵炅杀伐之外另有道义。由他出任帝国领袖，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合理、合法、正当的。

战备粮救灾

太宗一面以杀伐立威，一面又将国家政策不断向“民生”倾斜。大略考察，太宗在位二十一年，几乎年年动用战备粮赈灾。

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同州（今陕西渭南）地方官告知当地饥荒，国家发仓粟四万石（一说四十万石）赈之。

雍熙二年（985）四月，因为江南数州去年秋天略有旱情，百姓口粮紧张，赵炅不放心，随即派遣多位朝官到江南几个州，与地方长吏做细密调查，看到有缺粮户，马上发粮赈贷。同时，还开放地方的“常平仓”，将国库中的粮米减价出售，以平抑粮价。借这个机会，又命令下放的朝官访察地方吏治，官员为政的善恶，以及民间利病，做成报告交到朝廷。

雍熙三年（986）八月，剑州地方官报告“谷贵”，赵炅下诏开放地方粮库，赈济饥民。

端拱二年（989）八月，乾宁军（今河北青县）报告“民饥”，赵炅下诏以官粟二万石赈之。

淳化元年（990）二月九日，京东转运使何士宗报告：“登州（今属山东）岁饥，文登、牟平两县民四百一十九人饿死。”赵炅当即下诏，并派遣使者，开仓赈灾。死者，由官方代为葬埋，并发给死者家属抚恤金，“以钱五百千分给之”，用了五十万钱分给家属。由于地方官没有及时报告灾情，导致地方饿死人事件发生，赈灾之后，开始追究责任，“仍劾罪以闻”，推定官员渎职罪责的惩罚办法，上报朝廷。

至道年间，契丹的威胁愈益严重。但京畿及河南百姓遇到了灾年，乃至于春播的种子出现紧张。一场雨后，赵炅当即下诏，以官仓粮豆数十万石贷给庶民做种子。有关部门考虑到战马需要养护，请求留出一部分给马匹食用。赵炅说：“但竭廪以给之，国马食以刍藁可矣。”春雨及时，正是播种时机。百姓没有粮种不能尽地利，只管倾尽粮库给农民，相信到了秋天会有百倍收获。至于“国马”，就用干草做饲料可以啦！……

太宗“国马论”，很接近孔夫子在马厩失火后的发问：“伤人乎？”不问马。赵炅赈灾从未有过犹豫。民生，在赵炅这里具有不容动摇的重要性。

祖宗之法

大宋帝国流行一个说法，就是“祖宗之法”，说的就是太祖、太宗为大宋帝国的“立法”。宋人称太祖、太宗做皇帝的那一段时间为“祖宗时”。当说到“祖宗之法”或“祖宗时”这几个汉字时，往往含有“我大宋那时定的规矩”之含义，并以此来告诫、规劝、讽喻当朝皇帝“不要坏了规矩”。故“祖宗时”订立的“祖宗之法”，实有大宋最高法条的性质，可约略称为宋代三百年的“大宪章”。

赵匡胤病逝后第二天，赵炅颁布“五条意见”，就申明对太祖时已经定下的“纪律”也即制度，要严格遵奉执行。又过了两天，宰相薛居正等人来见太宗，要求太宗“听政”。太宗答应后，移居太祖过去办公的地方长春殿来处理政务，并对薛居正等人说：

“边防事大，万机至重，当悉依先帝旧规，无得改易。”

遵照太祖遗制处理国家大事，边防大事，也要全部依照太祖旧日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变。

太祖晚年曾经征伐北汉。太宗当然有理由“依先帝旧规”，征伐北汉。“祖宗之法”中，包含了混一环宇、河山一统的政治梦想。

但是太宗立国之初，各类灾害不断，各级官员也不老实。人性中的贪婪，借着五代以来的乱世风习，即使在“太平兴国”年间，也还是不断爆出腐败、邪僻等种种恶果。

太宗要恢复汉唐旧疆，更要推演“天下太平”。他需要在江山一统之后，实现“天下太平”。太宗之梦与太祖之梦一样：实现道义天下，恢复汉唐旧疆。

阻碍这个梦想实现的外部威胁是草原帝国，内部威胁是藩镇割据。

比较起来，内部问题更为直接。

为了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中央集权是一个现实选择。

但在“价值应然”前提下，也即道义前提下实现中央集权，需要“平衡术”。如何既不灭裂天下道义，又能有效驾驭群雄，保持邦国秩序？太祖太宗一生就在这个场域中寻求政治弹性。

太祖已经部分完成了藩镇割据问题，但凭借对人性和政治的理解，太宗知道：只要时机成熟，“阴谋拥戴”就会死灰复燃，试图与朝廷对抗的新的藩镇就可能出现。

谁能知道，一个无德无能的藩将赵在礼，会在“被拥戴”中，成为后唐叛帅？

谁能知道，一个性情宽厚的藩将李嗣源，会在“被拥戴”中，灭了后唐开国之君，自立为帝？

谁能知道，一个远在西北的藩将李从珂，会在“被拥戴”中，夺了合法君主的位置称帝？

谁能知道，一个做着枢密使的藩将郭威，会在“被拥戴”中，推翻后汉，做了后周的皇上？

谁能知道，睡梦中的殿前都点检，哥哥赵匡胤，会在“被拥戴”中，返回京师，建立大宋帝国？

……

站在历史的后面，还可以补充一个近代故实：谁能知道，道德“天下可信”的大清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今天的上校旅长或团长）黎元洪先生，会在“被拥戴”中，反清，出任湖北都督，成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标志性人物？

“被拥戴”，是传统制度条件下，权力重新分配的一种可能性。

当可能性展开成为一种现实性时，变局就会出现。

随着“被拥戴”的变局出现，便是生民苦难。

正本清源与拔本塞源

太祖太宗的优异之处甚多，“拔本塞源”是其一。“拔本”，也即拔除树根；“塞源”，也即塞住水源。意思就是从根本上做到防患除害。

它与“正本清源”不同。“正本清源”指的是树木已经歪斜，需要从根矫正，源头已经混浊，需要从头清理。这是对“已然”祸患的整顿。“拔本塞源”是在变局尚未萌蘖之际，即将“可能性”消弭于虚无之中。

消弭者洞烛先机，世界，将因此省略一出惨剧。

但是被省略的惨剧不曾上演，庸人便以为世界当然如此，本来就没有这样一出惨剧，所以，算不得英雄手段。

殊不知，“拔本塞源”与“正本清源”比较起来，尤见英雄气象；省略“被拥戴”之“拔本塞源”，更是大英雄气象。

与“拔本塞源”相近的汉语词语有“防微杜渐、杜渐防萌、曲突徙薪、未雨绸缪”等，用在遏制藩镇之乱这个政治现象时，都可以看成大英雄在军政戾气形聚之前，觑破人性之恶，收敛天地之杀机的极高智慧。

这个智慧可以名曰“见大”。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曾感慨世间智愚不齐，做《智囊》一书，将智慧分类，第一等智慧就是“见大”。他解释“见大”说：“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每一次操纵大事，往往出乎旁人预料之外。庸人遇事，惊诧莫名、束手无策之际，政治英雄却以前瞻性智慧，将格局控制在平衡点上。

安抚番族

当初，有位比部郎中（属于刑部官员）张全操，史称“慷慨敢言外事”，慷慨激昂，敢于大胆言说边境攻防大事。太祖对他很信任，将西北要地灵州（今属宁夏吴忠市）委托给他镇守。到了太宗朝，他循例要在西北番族中购置马匹，护送到京畿，以充禁军军用。但他依仗地方大员的权势，在交易中给番族的物资大多“粗恶”，都是劣等品，等于以次充好。番族为此而心生恚怒，拒绝交换。张全操动用武装力量，抓捕了十八个首领人物，将人家的兵仗、羊马全部没收。此事导致边境骚乱，史称“戎人大扰”，西北番族开始与灵州守备对抗，大有狼烟四起的态势。朝廷知道详情后，派出特命全权大使，带着金帛去安抚番族，申明朝廷制度，并与番族立盟，这才勉强安定了西北可能的大乱。

怎么处理张全操这个藩镇大员？

宋太宗赵炅没有手软，将他果断召回，下狱，审讯。最后的判决是：“决杖，留海岛。”按律杖刑，流放海岛。

张全操事件后，赵炅还了解到帝国的另一个隐患。

原来，从五代时期开始，藩镇们大多会派遣自己的亲信，借着公事出差，往边境或各州郡做生意，路过辖境关口，都实行免税政策。这样就积蓄了很多钱财。藩镇们有了钱，就开始作，史称“务为奢僭”，一定要挥霍，生活奢侈糜烂而又僭越礼制。有些藩镇自家府上养马多至千余匹，童仆也多达千余人。皇上也没到这个份上啊。大宋之初，有功臣数十人，还承袭了这种“奢僭”习气。太祖赵匡胤对此很是忧虑，但也不能彻底根绝。

太宗时代，功臣们虽然没有了相当于“领地”的藩镇，但在地方上还是遗留着呼风唤雨的能量。赵炅于是有针对性地下了一份诏书，规定：

内地或边塞臣僚，从今往后，不得借公事出差做生意。那种假公济私，挟带紧俏商品，牟取暴利的商务往来，都属于“与民争利”，从此禁绝。有不奉诏命者，州县长吏必须上奏报告朝廷。

诏书下达，地方大员经商牟利的行为有所收敛。

藩镇不得领支郡

当时有个掌管礼器制作的少府监，名高保寅，他是五代十国的南平国最后一代君王高继冲的叔父。南平国被赵匡胤收复后，高氏家族多在大宋做官。太宗任命这位高保寅知怀州（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当时隶属河阳（治所在今河南孟县），等于是河阳的一个支郡。而河阳节度使乃是当朝名相赵普所兼。但这位高保寅与赵普有过节，现在在赵普手下做事，不免感到别扭，有些事就像被赵普故意抑制，很不自在。史称高保寅“心不能平”，对受赵普节制不服气，寻思着这事得有个解决办法。高保寅对政治气候有判断，他看出当朝两代帝王都在千方百计削弱藩镇军政大权，于是有了釜底抽薪的谋划。

他给太宗赵炅上疏，主题就是：请求罢免节镇领支郡的旧制。

这一封奏疏正是太宗所需要的，于是当即同意，首先下诏，要高保寅执掌的怀州，不再隶属于赵普执掌的河阳，直接隶属京师，怀州的长吏有事可以直接上奏朝廷，不必再经由河阳中转。

与高保寅同时，还有一位虢州（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刺史许昌裔，上了一纸诉状，说他的上级，保平节度使杜审进的“阙失事”，做得不够合格的政事。其中就包括杜审进作为一方节镇，所领地方支郡，多由亲吏执掌关市。保义军，避赵光义的“义”字讳，改为保平军，治所在河南陕州，今属三门峡市。

杜审进何许人？乃是已故昭宪太后的兄弟，太祖、太宗的亲舅伯。杜审进做官一向谨慎，镇守保平军二十余年，鼓励农业生产，奖励仁义根本，士庶安居乐业。他官做得大，但懂得节制，从无骄矜傲慢之色，士庶认为他有儒者之风，是一个醇厚长者。由亲吏执掌地方税收，也是五代习气而来，并非有心作恶。

许昌裔则名不见经传，但却敢于弹劾当朝皇上的舅伯，也是看准了当朝收敛藩镇军政大权的基本趋势。

所以，太宗赵炅得到这封奏疏，并没有不快，当即派出一位朝官李瀚到虢州、陕州去调研。李瀚位居右拾遗，乃是朝中言官，有责任对政事做出独立讽谏，纠弹朝中过失。李瀚到了地方后，发现了问题所在。他上言道：

“节镇领支郡，多俾亲吏掌其关市，颇不便于商贾，滞天下之货。望不令有所统摄，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干弱枝之术也。”

藩镇管辖下属州郡，大多派遣亲吏执掌关市税收。此事很不便利商贾，让天下的货物有所滞留，不能顺利流通。期望不要让藩镇统摄管辖地方州郡，以此来分流藩镇的军政大权，树立王室权威，这也是“强干弱枝”的方法啊。

所谓“强干弱枝”，就是太祖、赵普以来，试图解决藩镇过强的集权之梦。儒学论“强干弱枝”的说法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重要的军政大权由朝廷、天子颁布，邦国就走向了秩序；反之，军政大权由地方、藩镇颁布，在邦国这个更大的组织系统内就会出现多头政令现象，朝廷奈何不得，于是就有地方割据。在没有联邦或邦联理念之前，地方割据，是国家灾难。世界史上，美利坚合众国之前，还没有联邦或邦联理念，更没有联邦或邦联实践（顺便说，“联邦”与“邦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初年，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各国间战争不断；拜占庭帝国各地也战火连绵；丹麦甚至在入侵英格兰……“欧盟”这个近似于“邦联”的设计，连梦想都还没有，何况“联邦”！政治文明是人类自我管理的政治智慧不断展开的过程。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是当然之理。当着“集权”成为历史现场最优选择的时候，讨论大宋君臣为何没有实现“联邦制”，为何没有实现“宪政管理”，是言不及义的。因此，千年之前，“强干弱枝”就是一种可以期待的政治价值。

事实上，赵匡胤已经在做“强干弱枝”的工作，而且卓有成效。

从唐代以来，直到五代，各个藩镇都领有支郡。赵匡胤平定湖南马楚之后，就将原来的若干支郡从藩镇剥离出来，直接隶属京师。后来在比较大的州县屯兵，也多直属朝廷。

但到了太宗时期，藩镇领支郡还没有经由制度化改变。现在，李瀚将这个问题揭橥出来，史称“上纳瀚言”，皇上接纳了李瀚的意见。并下诏，明确天下数十个支郡，不再隶属地方藩镇，而是直接隶属京师。史称“天下节镇无复领支郡者矣”。大宋帝国所有的藩镇，都不再有管辖下一级州郡的现象了。

亲吏不得补镇将

但赵炅还知道，太祖晚年已经开始禁绝藩镇提拔自己的“亲吏”做“镇将”，也即下一级地方军政长官，这正是“藩镇领支郡”的弊端，现在，明确支郡直属京师，太宗还是担心五代余风流衍，藩镇们会不会变格，继续提拔“亲吏”做“镇将”呢？倘如此，就与“祖宗之法”的“偃武修文”原则冲突太大了。藩镇自命下属为“镇将”，等于地方干部任免权不在中央。此类流风正是汉末以来节度使自成一独立王国的源头所在。

于是，赵炅再次重申太祖时的禁令：藩镇不得补亲吏为镇将。

太宗做足了“拔本塞源”的功夫。

不仅如此，太宗还对现任的节度使老将做了调动安排。

赵炅即位之初，安远（治所在今湖北安陆）节度使向拱、武胜（今属河南邓州）节度使张永德、横海（今属河北沧州）节度使张美、镇宁（今属河南濮阳）节度使刘廷让等人，都来朝会。这四大节度使，都是赵匡胤时代元帅级别的大将军，各领一方，辖境州郡星罗，纵横千里；元帅们又多有战功，威望甚高，权力极重。尽管赵匡胤时代已经安排了节度判官，收回了藩帅们的部分财权，也安排了县一级的官员由朝廷派遣，但他们凭借资历和能量，仍然是最有可能演绎为一方藩镇的大人物。二百年来，此类演绎屡见不鲜。赵炅预为筹谋，罢免了他们的节度一职，转为朝官：向拱、张永德并为左卫上将军；张美为左骁卫上将军；刘廷让为右骁卫上将军。

为调动老帅颁下的诏令制辞中有一句话：

“不敢以藩领之任重烦旧德也！”不敢用藩镇这样繁杂沉重的工作来麻烦老功臣们！

石守信移镇

还有一位资历更老的大将军石守信，也在太宗践祚后不久被罢免了节度使之职。这不是个简单事。

石守信，是赵匡胤在后周时期的“义社十兄弟”之一，是赵匡胤团结在身边的最早的一批武将之一。石守信在柴荣时代就曾立有赫赫战功。陈桥兵变，他也是最重要的拥戴者之一。当初赵普和赵光义谋划初定，即于夜半派遣心腹武官赶回京师，面告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石守信等人，要他们做好赵匡胤返回京师的接应工作。赵匡胤从陈桥回师，顺利进入汴梁，石守信功不可没。后来赵匡胤讨平潞州，石守信再立战功；讨平扬州，石守信为行营都部署也即前线总司令。怎么看，石守信都是先帝留下的一位资深元老。太宗赵炅时，石守信的职务是：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这个人物也动得吗？

天平军，驻山东东平郡，治所在郓州。五代以来，军事地位虽然不如河东大藩，但也是一个重要节镇。石敬瑭、范延光、杜重威、韩通等人都曾做过天平节度使。此地相当于帝国境内东部第一大军区。

公元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太宗赵炅忽然下诏，罢免石守信天平军节度使，保留中书令也即政事堂文职，并出为西京也即洛阳留守。

石守信官职得到提升，但军权没有了。

同时，将天平军降格，其辖境仅在郓州一地。原来隶属天平军的“支郡”都直接隶属中央。后来的节度使，皆由文官出任，又多有安抚使、转运使、提刑使，以及通判等来“分权”。这样一来，朝廷、藩镇、支郡（州郡，包括县）三级垂直管理，变为朝廷和州县的二级垂直管理。虽然有些地方、有些时刻，还有省级管理安排，但那也都属于临时性的差遣。大宋等于事实上弱化了省级机构，藩镇属州的权力得到有效侵削。西汉晁错没有完成的行政变革，在大宋赵炅这里得到一次“更化”。过去石敬瑭、范延光、杜重威之流，做大做强藩镇与中央对抗的可能性，在无形中消散。

太宗赵炅继承了乃兄赵匡胤的政治智慧，首先注重抑制藩镇，在行政区域的人事变更和区域性质的转型中推演秦汉以来的郡县结构，以此消除可能的割据力量，这样就为大宋帝国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制度性的安排。

赵炅不凡。

叁纳土归宋

平海军，这个远在漳州、泉州的僻远之地，继续保持割据状态吗？旁边那个吴越国国王钱俶，早已称臣纳贡，就差纳土归附了。这时，陈洪进的同乡幕僚刘昌言向主人上了一“计”：纳土归宋。

封桩库

解决北汉问题之前，宋太宗赵炅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漳泉、吴越问题。

哥哥赵匡胤似乎有意留下这两块地方给兄弟，让他去收复，做成统一大业。从此，帝国版图扩张到东南沿海。这两块膏腴之地为大宋帝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税赋，让大宋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在后来的日子里，太宗甚至发现，哥哥费尽心机贮存财帛，用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封桩库”都已经多余了。

“封桩库”是太祖时备下的一座财富仓库。每年有盈余，就将盈余的财帛存入这个仓库。那时就想用这个仓库的所有，向契丹赎买幽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答应，就用这个仓库所有招募勇士，攻取之。太宗时的仓库最大的是左藏库。南唐、南汉、荆湖、后蜀等国的仓库财货，大多积蓄于此。太宗有一次来库里巡查，一看这里堆积的金钱、布帛及各种财货多到不可计量，就对陪同的宰相说：

“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这里金帛像山一样这么多，怎么能用尽！先帝时总是以经费为念，每日操心焦劳，太过担心啦！

假如漳泉、吴越再来归附，大宋岂不更加富有？那时节，解决北汉问题、契丹问题，也就更无后顾之忧了……

清源军

漳泉，也即今日的漳州、泉州二地。五代、大宋时期，称清源军。

此地地缘先后有变化。

大唐帝国时代，公元699年，在现在福建莆田的西部设县，名清源，此地部分隶属今日的泉州，这就是后来改为“清源军”的地理来源。

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占据此地及周边地区。

公元945年，南唐发狠，与闽国开战，吴越国来援闽。最后结局是，闽国被灭，但闽地三分：南唐拿去汀州等地；吴越拿去福州等地；而泉州、漳州则两边不靠，为当地人留从效占据。

留从效势力坐大，自称“留后”，也即暂时留在此地，等待宗主国正式任命。他愿意接受南唐册封，南唐中主李璟也奈何他不得，就将留从效“留后”辖境升格为清源军，留从效则成为清源军第一任节度使，做了藩镇大员。这就是“清源军”的军政来源。

留从效，这位中国南方的藩帅，后来又先后被南唐和中原帝国封赏为泉南等州观察使，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这是宰相级别的荣誉职称；更授中书令，也是宰相；又封鄂国公、晋江王，留从效政治生涯达到巅峰状态。

说起来，留从效也是乱世一枭雄。他就出生在泉州，年轻时在泉州当兵，闽国王氏当政时，他曾经做到散指挥使，这是一个实权不大的武官职务。

闽国频发国变，到了王延曦时，出了一个叛逆者朱文进，他杀了王延曦，自己做了闽国君主——但他不敢称帝，降一格，称王。闽王“首都”在长乐，即今天的福州，他派出了自己人黄绍颇到泉州做刺史。

这时候，泉州人留从效的机会来了。

他跟铁哥们董思安等几位商量好，在一个冬夜，各自带着军中亲信到自己家中吃酒。酒酣，留从效说：

“朱文进杀王氏，又派出亲信分头据守各地。咱们一直受到王氏恩遇，现在却事奉这个叛逆贼人。要是有一天富沙王攻克福州，咱们这班人可就死了都惭愧啦！”富沙，属今天的闽北建瓯县。建瓯，史称建州，王延曦的兄弟王延政被封在那里称王，故称“富沙王”。“王”是比“帝”低一格的君主。王延曦是闽帝，让兄弟王延政称王，有效法“封建”（封土地、建诸侯）制度，由宗亲拱卫京畿之意。但兄弟王延政自立为帝，成立了什么大殷国，与哥哥王延曦多年打仗，互不心服。

留从效看到这哥俩的矛盾，知道虽然朱文进杀王延曦，但王延政是不会容他称帝的。所以留从效预先纠结支援力量，准备向未来的君主王延政做投名状。

亲信们虽然认为留从效说得有理，但还是不免害怕。

留从效骗他们说：“富沙王已从建瓯发兵，平定了福州，并给我密旨，令我讨伐泉州黄绍颇。再说，我观诸君状貌，都不是久处贫贱之辈。听我话，富贵可图；不然，祸且至矣！”

这一番话说得众人在恐惧中勇气倍增，决计起事，做一番功业。座中一个叫陈洪进的，尤其彪悍，当即率众踊跃而起，一时间找不到更多兵器，各人都顺手操起训练用的兵器白蜡杆，跳入府厅，擒住黄绍颇，根本就不容他说话，当即就寻了大砍刀，斩了他头颅，装入一个木匣之中。

随后，就像晚唐以来屡见不鲜的故实一样，留从效也搞起了“阴谋拥戴”。他在泉州找到王延政一个侄子王继勋，请他出面主持泉州军政大事；留从效、董思安等人则自命为“平贼统军使”。

陈洪进受“平贼统军使”的命令，提着黄绍颇的首级到建瓯去见王延政，并表示愿意拥戴王延政为闽国大帝。

陈洪进走到半路，碰到朱文进的福州戍守兵士数千人，这些人挡住道路，也是在提防泉州、漳州的“叛逆”。陈洪进见势不妙，就骗这些士卒说：

“我起义的大军已经诛杀了朱文进。我正从小道去迎接真正的君王继承者。你们这帮傻子还守在这里干啥啊？”

说着，将黄绍颇的首级假作朱文进的首级，向士卒展示。士卒一见，血肉模糊的一个人头，哪里分辨得清，于是认为国家元首已经不在了，一哄而散。其中有几个将军还跟着陈洪进一块去见王延政。王延政大喜过望，当即封官许愿，以王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留从效等人则升为都指挥使，方面军总司令。

留从效一战成名

刚刚做了闽国王的朱文进听说泉州兵变，最亲信的黄绍颇被杀，很恐惧，重赏之下招募了两万兵马，派出几位将军前往征讨。两万人的队伍，从福州出发，前后分队而行，史称“钲鼓相闻五百里”，声势也颇浩大。

殷主王延政闻讯，唯恐泉州有失，也派遣大军两万来援。

福州兵先到。留从效不犹豫，直接打开城门，列阵与福州兵战，大破之，斩一将，擒一将。

王延政又派遣水军帅战舰千艘攻打福州。

福州兵败泉州城，又来劲敌围城，朱文进万般无奈，派遣子弟作为人质到吴越国求救。

后面的事就是南唐与吴越在三闽大地争夺势力范围的故实了。我在《大宋帝国三百年》前几册中有详叙。

且说朱文进被部下所杀，王延政投降南唐，泉州还在王继勋管辖之下。但“泉州保卫战”中，留从效一战成名，威望大增，取得实权，王继勋已被架空。

南唐将福建设威武军，泉州、漳州、福州等地皆在管辖范围之内。但这样一来，在试图有效管理泉漳之地时，遇到了困难。

王继勋本来想对南唐派出的威武节度使李弘义修好，但书信中却用了平行格式。李弘义认为泉州隶属威武军，王继勋来信，应用上行格式。被征服之地如此“抗礼”，李弘义咽不下这口气，就派他的兄弟李弘通率兵一万来讨伐泉州。

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的机会再一次来临。

他声言王继勋不能统御士卒，因为赏罚不公，所以无人愿意效命。然后直接找到王继勋对他说：“福州李弘通兵势甚盛，这事对我泉州生死攸关。士卒因为使君您赏罚不当，谁都不肯效力死战。如此，泉州危矣！使君应该避位，自省！”于是将王继勋废黜，勒命回到他的私人宅邸，留从效则开始代领军府事。

泉州兵因为留从效曾夜袭黄绍颇、遥尊王延政、击败朱文进，都是大事决断，故对这位“都指挥使”有畏服之心，于是与李弘通大战时，多肯卖命。一战，将李弘通击败。

但留从效并不想得罪南唐，随即向李璟上表报告泉州之变。李璟像五代时期所有的君王一样，对藩帅自署“留后”不敢兴师问罪，也采取了所谓“羁縻政策”，干脆承认其地方割据现实，将“留后”转正。李璟将王继勋召往金陵，正式任命留从效为泉州刺史，董思安为漳州刺史，另外派遣南唐将领来领任威武节度使。刺史，比节度使地位要低。到这个时候，泉州还没有真正独立。

随后，留从效还跟着南唐将领征讨过福州朱文进。但是平定朱文进之后，留从效带兵回到泉州，发现了南唐派遣来的戍守将军不是对手，于是，他的机会再一次来临。

留从效对南唐将军说：

“泉州与福州世为仇敌，此地南接岭南大海，是瘴气疠病蔓延之乡，地势险要，但土壤贫瘠。更由于连年战火不断，农业桑园大多废弃。每年的冬夏两季税赋，仅仅够自己养活自己。哪里还敢有劳大军长久在此地驻扎呢？”

说罢，更不做商议，即摆酒宴，为南唐将士送行。南唐将军看来看去，但见留从效的亲信们一个个按着刀剑把手，虎视眈眈，知道这个地头蛇已经坐大，且早有准备，似乎也没有别的更好选择，只好率兵回国。

南唐主继续采取“羁縻政策”，同意留从效管辖此地，还加封他为检校太傅。

留从效并不满足。

几年之后，已经是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董思安被留从效的哥哥毒杀，这样，留从效就拥有了泉州、漳州二地。李璟见状，只好将泉州升格为清源军，任命他为“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从此名正言顺地做了藩镇大帅。

留从效的野心到此为止。追溯他一生的经历，可以知道，他从未有过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野心。他很满足于做一方藩镇。

留从效“疽发背卒”

漳州、泉州，隔着南唐与中原相望。历史上来看，五代时期，无论周边诸国如何强盛，最强盛的还是中原帝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折腾下来，还是比南唐、后蜀、吴越几个割据邦国要强大。清源军靠近南唐，南唐比清源军个头大得多，但是与后周比，还是呈现为弱相、疲相。中国一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华夏这块土地上，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物，无人能摆脱这种理念惯性。如果说“中国特色”，历史上来看，“大一统”应是其一。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开始，中国就在缔造政治影响所及地区的文化共同体。没有人能长久地安于一隅。留从效骨血中也有此本能记忆。

他知道中原帝国必将一统华夏，清源军，还不过是华夏被割据的一块土地，迟早要归附中原，如果不能自家统一中原的话——而留从效知道，他无能统一中原；他连南唐也“统一”不来。

但中原有可能统一南唐，南唐有可能统一清源军。

这是清源军面对的天下大势。

在这种大势推动下，他从未有过“北伐”之念，甚至没有继续扩张地盘的念头。他安于清源军，也安于“节度使”这个职务职称。若果说有一点野心的话，他期待能像晚唐以来的节度使们做过的那样，也能让自己的后代们继承节度使的职务职称……

他做出的第一个战略决定是：就像南唐“羁縻”清源军一样，清源军也要“羁縻”南唐。

南唐，是隔离开中原的巨大存在。常识也告诉他：只要南唐国存在，清源军被中原收复的可能就很小。因此，他希望南唐长久存在，以此来庇护清源军，不被收复。所以，当南唐与后周开战时，留从效多次给李璟上表，谈天下利害，谈用兵之道。周世宗柴荣御驾亲征，正在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地强势横击之际，李璟倾全国之力，部署南唐兵十万，出师紫金山（今安徽寿县），力保淮上。按李璟战略：江淮乃是南唐北部屏障，犹如燕云十六州是中原北部屏障一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丢失江淮之间的要塞，南唐就只有长江一条横线，再也没有陆地缓冲。周师过江，即意味着南唐转入内线作战，凶多吉少。故江淮志在必守。但李璟不明白的是：江淮，柴荣则志在必得。各自有志，这个时刻，志向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运气。李璟的实力无法与柴荣比，运气也差得多。但他似乎看不到这一点，留从效却看到了。

紫金山一役，他给李璟连续上表，提出忠告。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分析，留从效的上表很可能包括如下要点：不可与周师开战；如开战，不可如此派兵布阵；万一机动不利，甚至宁可让出江淮，保存实力，退守长江。留从效的上表认为，南唐大军在紫金山一线“顿兵老师，形势非便”，大军困守此地，士气已经衰惫；战略形势非常不利于我。李璟没有接纳他的意见，史称“既而果败，江北之地尽入于中朝”。不久果然大败，江北之地全都被中原后周侵占。

留从效眼见自己如此卓绝的战略意见不被南唐采纳，于是开始秘密讨好后周。

他派出自己的亲信牙将，换穿了商人的服装，避开南唐的关卡，渡过长江的风涛，从偏僻小道，千辛万苦地跑到汴梁，来见周世宗柴荣。然后，这位牙将从皮带中挖出了一幅隐藏的绢表，那就是留从效向后周称臣的文书。

随后，留从效又派遣使团，向后周进贡，并请求在京师开办一所“清源军进奏院”，略相当于后世的驻京办事处，以此将清源军直接隶属中朝。

但柴荣征讨江淮，攻克全境之后，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规划，开始第二阶段战略规划的实施：挥师北上，拟收复燕云十六州。柴荣因此特别需要一个可靠的大后方，因此与南唐正在睦邻和好中。依柴荣的英雄性格，不大可能首鼠两端，一面与南唐修好，一面又挖南唐的墙脚。于是，柴荣婉言拒绝了留从效的建议，并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件，信中说：

“江南近服，方务绥怀，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图。若置邸上都，与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卿远修职贡，足表忠勤，勉事旧君，且宜如故。如此，则于卿笃始终之义，于朕尽柔远之宜，惟乃通方，谅达予意。”

江南新近已经归服中原，我大周正在设法绥靖安抚。爱卿你过去一直长久地侍奉金陵南唐，现在不可改变主意。假如像你说的那样，在京师设置进奏院官邸，那你岂不等于同金陵抗衡？朕如果接受你而拥有了你的清源军，那么，与南唐断交的罪过就在朕身上啦。爱卿远道来我大周进奉贡品，已经足以表示忠诚勤勉，可以继续努力事奉你旧日的君主，一切如故。这样的话，对爱卿来说可加深有始有终的君臣情义，对朕来说可尽到安抚四方的义务。深望爱卿通情达理，体谅明白朕之本意。

柴荣一番话，讲述了政治纷争不得影响伦理道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诉求，而不是利益诉求，对五代乱世间的天下意识，有拨乱反正之功能。一番话等于一次棒喝。在留从效的生命背景中，大约从无这种价值考量。柴荣的道义，对他，是全然陌生化的。

但留从效应该从此知道，中原大朝自有格局，不是藩邦小国所可梦想。也是出于对清源军前途的考虑，从此以后，结好中原成为他的既定政策。

太祖赵匡胤践祚后，留从效立即上表称藩，表示清源军乃是大宋一个藩镇，不敢独立于大国之外。并对大宋贡奉不绝。这时也正赶上南唐中主李璟害怕大宋，要从金陵（今南京）迁都到洪州（今南昌）。洪州与清源军属地相连，留从效怀疑李璟是准备南征，试图屯兵清源军，非常害怕。留从效没有儿子，就派遣他的侄子留绍錤带着厚重礼品向李璟进献；同时又派出使节借道吴越，向大宋进贡。这个时期，留从效极为忧惧。赵匡胤也知道这位清源军节度使的难处，就派出特命全权大使给他“厚赐”，并发诏安慰他。这位大使走在半路上，留从效就在忧惧中生病，病重时，部下乘机发动叛乱，劫持了他，另立新主。留从效忧虑、恐惧，又加上愤怒，最后结局是：“疽发背卒”。

像“扼吭而死”一样，“疽发背卒”也是史书记录中常见的死亡方式。“扼吭”就是用绳索勒住咽喉，自缢；“疽发”就是背痈，西医说法是背部皮下蜂窝组织急性弥漫性化脓感染。

留从效已矣。

他出自寒微，但与其他藩镇比较，算是少数知晓人间疾苦的地方长官。史上说他“在郡专以勤俭养民为务”，在清源诸州，生活节俭，注意养民。他不嗜奢华，平常穿的衣服都是素布，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公服比较讲究，但他却将它放在府厅中门的侧面，出门办公时才穿上。他常说的话是：“我素贫贱，不可忘本。”我一直很贫穷，出身卑微，不可忘本。

他在漳泉地区实行开科取士制度，名曰“秋堂”，每年都有“进士、明经”得到提拔。这是在乱世中施行文官制度的尝试，很了不起。

留从效对泉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展开，也是有功之人。

他曾对泉州城重新修缮、增广增高。据记录中的说法，泉州城高近六米，周长二十里，比闽国前身威武军，当时的第一任节度使王潮建设的泉州城扩大了七倍。城内面积增大，于是可以“开通衢，构云屋”，还蠲免了多项遗留的苛捐杂税，清源军的士庶可以自由贸易，以此招徕外国商人。他还在环城种植刺桐，史称“刺桐城”。后来，大宋时期，泉州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第一大港，史称“刺桐港”，这个中国南方大港，其规模和繁华程度，那时几乎可以与埃及亚历山大港有一拼。多年经营的留从效确是桑梓功臣。

他还有一个德政，很少被人提及。闽国君王有两个女儿嫁给他管辖地区的人为妻，留从效很恭敬地对待她们，常常会给她们丰厚的赠予。虽然王氏闽国不是他颠覆的，但作为臣子，在闽国被南唐消灭之后，他仍然向南唐称臣，就是不忠。他用厚待王氏后人这种方式抚慰自己内心的不安。可以看出此人心灵的隐秘处仍然存有一点柔软的东西，乱世中，心灵的柔软是一剂能够略略化解邪僻酷毒、凶妄戾气、冷漠无情的解毒剂。留从效愧怍中不忘故主的人伦道义，一如赵匡胤厚待柴氏后人一般，是人类政治行为中的伦理之善，值得表彰。

乱世中，留从效实际管理漳泉诸州十七年，州郡之内，很得百姓爱戴，史称“部内安治”，辖境之内，平安有序。

地震

留从效没有儿子，就将哥哥留从愿的两个孩子留绍錤、留绍鎡过继过来。他病重时，留从愿在守漳州，留绍錤在金陵，而留绍鎡尚幼。这时，清源军的实力人物张汉思、陈洪进二人发动兵变，张汉思自称“留后”，以陈洪进为节度副使。也有一种说法是：留从效死后，留绍鎡主持“留后”军府事，一个多月后，陈洪进污蔑留绍鎡，说他想召唤吴越人反叛南唐。于是，将留绍鎡抓起来，送到南唐，并且推举当时的节度副使张汉思为留后，自己做节度副使。

陈洪进，乃是留从效老乡，也是泉州人士。史称此人“幼有壮节”，少年时期很有壮士风范，也曾读书，修习兵法。年轻时，人们都认为这是个人才，有勇略。在闽国时曾参与过几次战役，有功，升为泉州副兵马使。

他跟着留从效杀黄绍颇时，众人议论要将黄绍颇首级送建州王延政，以此请他出兵为援。但是由谁去送这个首级，当初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来，没有人敢出这趟差，因为道路险阻，福州朱文进到处设卡，此行恐怕凶多吉少。只有陈洪进担心事情久了再生变故，那样，这一场“泉州兵变”就不知道会有什么结局。于是，“独请往”，独自请求来做这个事。他成功了。

现在，留从效没有了，兵强马壮的陈洪进就动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他也确实找到了机会。

就资历言，他不如张汉思；就实力言，他远超张汉思。但他并没有贸然行动，甚至还在推举张汉思，做出“节制”而又“当位”的姿态。

张汉思则属于比较谨慎的人物，年纪又大了，治理军府事，往往力不从心。于是，清源军大小事务都由陈洪进来决定。久而久之，陈洪进有了专断的倾向。这事让张汉思做着牙将的儿子们看了不爽，胆子大一点的，就有了图谋陈洪进的念头。张汉思也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感到了陈洪进这个人物确有不同于凡俗的地方，对他有了戒心。

延宕着到了夏天四月，张汉思做出了一个决定：除掉这位可能的祸患。

他找了个名头，搞了一场超级酒席，大宴将吏。泉州的方方面面都请到了，府厅大院都是人物。隐秘处埋伏下了刀斧手，只等一声令下，就会擒了陈洪进，然后给个罪名，当众一宣布，这事就算搞成了。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酒过了几巡，眼瞅着就要令下，看上去，陈洪进一条性命已经没有别的机会了。张汉思做事谨小慎微，几步棋算计得几乎相当艺术，没有任何人透露消息。就在这个紧急当口，意外发生了。

地震。忽然地震了。

往事，按部就班地运行时，忽然出现转捩点。就在这个“偶然性”的地震事件中，历史出现了另外的可能性。犹如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一生在为私生子儿子恺撒·博尔吉亚执掌最高权柄，做好各种铺垫，眼看就要成就大事之际，父子俩人都没有料到的是：教皇忽然中毒而死。于是，所有的权谋铺垫都变成了没有结局的故实，悬想中的“可能性”像一炷香燃后的烟缕，在空气中消失了，不见了，没有了，踪影皆无。“偶然性”在众缘和合的“耦合”力量中，显现了近于决定性的影响力。

这一场地震，让清源节度使张汉思的府厅栋宇摇晃、梁柱作响，大厦将倾，所有的坐立者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

惊慌中，张汉思的同谋认为这可能是老天有意惩戒谋杀者——陈洪进很可能是膺有天命的大人物。于是，同谋者在那一个瞬间转换为背叛者，他将节度使的阴谋告诉了节度副使。陈洪进闻言，迅即离去。众人惊悸而散。

从此以后，张汉思更加担心陈洪进，经常配备戒严般的警卫保护自己，史称“严兵为备”。

一把锁头换来节度使大印

陈洪进两个儿子都是泉州指挥使，多次要带领部下直接攻击张汉思，陈洪进没有允许。他知道，张汉思也有儿子，那样一来，拼的就是血肉，胜负难料，且不雅，传扬出去，就是武夫火拼，诸侯间会轻看了我。

一直到有一天，他经由长考，觉得已有胜算，就在袖子里携了一把大锁头，带着两个儿子，几个随从，穿了平常的休闲装，很安详的样子，踱步到节度使府中。当时有值班的卫兵几百人，散在各处，陈洪进就以节度副使的名义给他们下了命令，要他们散去。

陈洪进随即走入内宅小院，将房门在外面锁上。然后又让随从叩门，张汉思来见，一看，已经走不出大门。

疑惑间，他听见随从对他说：

“郡中军吏都拥戴陈将军做咱们清源军‘留守’。众情不可违啊。请大人将节度使大印拿来。”

张汉思再不明白，也知道五代乱世的“规矩”。他知道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惊慌恐惧中，从门间将大印送出。受电视剧影响，一般人以为这个官印会很大，至少像半个鞋盒子那么大；事实上，节度使印玺不大，一般只有六七厘米的边长。门从外锁，门向里开，两门缝隙间距不小，足可容得节度使大印递出。

陈洪进用一把锁头换来了节度使大印，迅速召集将校官吏，告诉他们说：

“汉思昏庸、老糊涂，不能治理军府大事，现在已经主动将节度使大印授予我，从此以后，请我来管理清源军事。”

诸将吏平素也知道陈洪进的彪悍和胆略，事已如此，顺水推舟，史称“将吏皆贺”。

当天，就把张汉思转移到别的住所，又加严兵看护。

随后，陈洪进草拟了表章，给南唐朝廷——这时，南唐中主李璟已经病逝，后主李煜继任。李煜按照历史惯性，继续执行“羁縻政策”，任命“留后”陈洪进为清源军节度使，并郑重地授给他节度使的权杖“节钺”。

两头下注

这个期间，太祖赵匡胤已经平泽、潞（均在山西），下扬州，取荆湖，兵锋指处，所向披靡。后蜀、南唐都在风雨飘摇中，陈洪进极为恐惧。他一面维系与南唐的附庸国关系，一面又极力讨好新兴的大宋帝国。他派遣亲信牙将魏仁济走小路到达汴梁，送上归附的表章，自称“清源军节度副使、权知泉南等州军府事”，表章中说到了张汉思“老耄不能御众”，太老了不能统御清源军士庶，现在我陈洪进暂时领任州郡军政事，“恭听朝旨”发落。表章中，他不敢自称“节度使”，只说自己原来的正式职务“节度副使”，等于向大宋讨好，不承认南唐给他“节钺”的合法性，期待着大宋对他重新任命。

赵匡胤派遣朝官给陈洪进颁下诏书，安慰了陈洪进。此时，南唐也在极力讨好大宋，两国划江而治，正在“友好和睦”中。所以赵匡胤同时又给李煜颁诏解释清源军事，诏书说：

“泉州陈洪进遣使奉表言，为众所推，因而总领州事，以诚控告，听命于朝。观其倾输，尤足嘉尚。但闻泉州昔尝附丽，尤荷抚绥。然变诈多端，屡移主帅，恐其地里辽远，制御有所未遑。朕以书轨大同，恩威远被，嘉其款附，己降诏书。盖矜其远俗便安，不必以彼此为意，想惟明哲，当体朕怀。”

泉州的陈洪进派遣使者奏上表章说，他被众人拥戴，所以总揽州郡军府事，现诚心实意来告知，愿意听命大朝发落。看他的奏章，应该是倾心输诚，很值得嘉赏。但听说泉州过去一直附属于南唐，更得到你们的安抚。不过清源军变诈常有，多次换主帅，朕担心他那里地理遥远，管理起来可能有不能尽意之处。朕因为正在做着统一大业，恩威已经到达遥远的地方，所以表扬了他的归附诚意，已经给他降下诏书。朕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边远地方随俗而安，谁来任命他为节度使这事，你不必挂在心上。想来你也是个明白人，可以理解朕的本意。

这一番话是说继续维系大宋与南唐的友好关系，但又棱角四见，大有敲山震虎的意思。

李煜看到陈洪进两头下注，大为不满，但如何回复大宋，也是难题。李煜朝中也有人，就起草了回复表章说：

“洪进多诈，首鼠两端，诚不足听。”

陈洪进这人多诈术，做事首鼠两端，实在不值得相信他。

这个表章向赵匡胤表达了南唐的不满，又从道义上打击了陈洪进，暗示了如果有一天讨伐清源军，也是事出有因。更深一层意思就是提醒赵匡胤不希望大宋与清源军走得太近。

陈洪进给大宋上表章在乾德元年，公元963年，这个时候，赵匡胤正在计划攻取南汉。南汉在今天广东一带，清源在今天福建一带，南唐在今天江西、安徽、湖北一带。如果南汉被攻取，往东一拐就是清源军。现在，南唐西面的荆湖之地已经被大宋收复，东面的吴越早已跟大宋保持政治一致；如果南汉、清源再被大宋收复，南唐就要四面受敌。这是南唐非常恐惧的地缘政治变异。李煜给赵匡胤的回复，事实上透露了这种担心，他正在以微弱之国的最后一点政治勇气向大宋帝国表达国家独立的意思。南唐实在不希望清源军与大宋走得过近。

赵匡胤理解南唐的忧惧，但帝国一统在所必得，所以又给李煜下诏，重申前议，告知他不必担心。李煜于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听凭清源军周旋于两国之间，不做应对。

陈洪进从此开始公开向大宋朝贡。三年后，建隆四年，清源军向大宋进贡白金万两、乳香茶药万斤。

李煜得到消息后，感到来自南北方向的威胁，借着与大宋睦邻友好的政治时机，再次向赵匡胤上言，请求取消对陈洪进的节度使任命。

赵匡胤再次回复李煜，表达了三层意思：一、对清源军的任命不能取消；二、南唐不必担心，大宋目前没有攻取南唐的意图；三、南唐应该理解帝国一统的趋势。李煜收到来自帝国的消息，知道无法变更这一趋势，不免更加忧惧。

又过了几年，太祖赵匡胤改清源军为平海军，更授陈洪进节度使节钺，并任命他为泉州、漳州观察使、检校太傅，还赐给他一个荣誉称号：“推诚顺化功臣”，为此特意铸印给他。陈洪进的两个儿子也分别被封赏为平海军节度副使和漳州刺史。陈洪进对大宋帝国更为恭顺，更多的进贡物品源源而来。

程德玄机谋善断

陈洪进在大宋与南唐之间周旋了十几年。

但他每年给这两个宗主国进贡，这就需要厚敛于民。他为了更多地榨取民间财赋，开始卖官，而且是强卖。他规定，凡是家财在百万以上者，必须按照规定阶梯性缴纳财帛，藩府则给一个荣誉职称，一个清闲的府官，可以免除劳役。他治理下的州郡与留从效比，幸福指数下降。

等到江南平定，李煜归降，远在浙江的吴越王也开始向大宋表示愿意效忠，开始频繁地往帝国朝觐。这时候除了山西的北汉，尚未纳入大宋版图的割据势力只剩下吴越国和平海军（即原来的清源军）。

这让陈洪进更不自安。他想，他得比吴越国表现得更忠诚、更恭顺一些，就派出了自己的儿子陈文颢前来朝见宋太祖赵匡胤，并带来名贵乳香万斤、象牙三千斤、龙脑香五斤。

太祖很愉快，下诏，召他“入觐”。这是进一步确定陈洪进“归顺”的仪式。陈洪进可能有过犹豫，但他最后选择了听话，开始收拾行囊，准备贡品，前往东京汴梁。但他刚翻过武夷山，走到南剑州（今福建三明市）时，得到了太祖驾崩的消息。他当即决定，返回藩镇，举办丧礼。

太宗即位后，给陈洪进加官检校太师。

第二年四月，陈洪进继续太祖朝故事，亲自到东京汴梁来朝见太宗。太宗也很愉快，派出特使，翰林程德玄，南下六百里，到安徽宿州去迎接这位南部藩镇大员。程德玄，是大宋历史上神秘人物之一。赵炅未称帝时，他就在王府做干事。当初太祖逝世，太宗入宫，他就有赞助之功。这次迎接陈洪进，准备乘船渡过淮河时，遇到暴风，淮河上浪涛骤起。众人皆惊恐失色，请求暂停南下。程德玄说：“我带着君王之命，须按期到达宿州，岂能逃避风险延误日期！”于是做了一场祝酒仪式，据说风浪很快就停息了。此人机谋善断，这次太宗派出他来迎迓陈洪进，六百里返程路途，俩人当有机锋游说。程德玄可能是影响陈洪进最终纳土归宋的人物之一。

来到汴梁之后，太宗给了他丰厚的奖赏，赐钱千万、白金万两、绢万匹，又增加他的“食邑”，也即扩大他所享有的封地、增加他所享有的赋税。还封赏了他的两个儿子做官，一个做了团练使，一个做了刺史。

陈洪进纳土归宋

太宗对他的礼遇规格如此之高，陈洪进在想：下一步怎么走？平海军，这个远在漳州、泉州的僻远之地，继续保持割据状态吗？旁边那个吴越国国王钱俶，早已在称臣纳贡，就差纳土归附了。

这时，陈洪进的同乡幕僚刘昌言向主人上了一“计”：纳土归宋。将漳州、泉州等平海军所辖之境，归入大宋版图，终止藩镇世袭制度，接受大宋帝国管理。

陈洪进应该感觉到了宋太宗的强大气场，更感觉到了中国一统的大趋势。在宿州与程德玄一见后，北行途中，二人应该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不纳土、不归宋，是否有前途？大宋统一战争如果有一天轮到平海军，依目前实力态势，平海军能坚持多久？陈洪进认识到刘昌言的意见，事实上为平海军设计了一个免于杀戮流血的最优前景。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也是一个唯一正确的选择。陈洪进接受了刘昌言的谋划。

随后，他上了一封言辞恳切、文字优美的表章，向太宗表示了“纳土”的愿望。表章中有言：

……臣所领两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归，金陵偏霸，臣以崎岖千里之地，疲散万余之兵，望云就日以虽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从间道，远贡赤诚，愿倾事大之心，庶齿附庸之末。……臣不胜大愿，愿以所管漳、泉两郡献于有司，使区区负海之邦，遂为内地；蚩蚩生齿之类，得见太平。伏望圣慈，授臣近地别镇。……

……臣，陈洪进所管辖的两个州郡，在中国偏僻之一隅。那时浙江吴越国还没有归顺，江南南唐还在割据，臣在距离天朝千里之外，路途崎岖，无法归顺；还有万余疲惫散漫的将士，虽然一心想着天朝，像大旱之望云霓，像众星期待捧日，但实在是畏首畏尾，因为路途遥远，没有做到。但那时，臣已经从小道联系天朝，多次真诚地进贡朝觐。一直有倾心事奉大国之心，或许可以忝居附庸之小国的末列……现在，臣有一个很大的心愿：愿意以臣所管辖的漳州、泉州两郡献给天朝有关部门，使这个小小的临海之邦，成为大宋辖境之地。愿漳泉未曾开化的所有人，从此得见天下太平。恳切期望圣君慈爱，择近授给我别的藩镇管辖……

这一番话，“授臣近地别镇”是关键词。此语一出，意味着陈洪进愿意接受大宋“移镇”调遣，从此由“熟地”改任“生地”。这正是太祖赵匡胤和谋臣赵普时代以来“抑制藩镇”的基本政策。结束五代乱世，省部大员，必须由朝廷任命，不可自称“留后”再由朝廷补任。这是大宋帝国不可动摇的国策，319年，从未有过动摇。

宋太宗很愉快，当即下诏“嘉纳”，嘉奖采纳陈洪进的意见，改授陈洪进为武宁军（今属徐州）节度使，又加同平章事，这是宰相正职，留京师奉朝请，留在京师做朝官，不到徐州赴任。陈洪进诸子，也都给予了州郡，赐白金万两，令陈氏家人在京师购置院宅府邸。

减赋

陈洪进在泉州，因为需要进贡大宋和南唐，不得不搜刮民间财帛，除此之外，还有军政府各类开支，漳泉地小人少，士庶承担了很大的赋税义务。宋太宗曾经阅览福建户口册，对宰相说：“陈洪进仅仅以漳州泉州两个地方十几万户的人口，却要养几万将士官员。各种无名的赋税，此地人们已经很难忍受。等到朝廷全部蠲免、消除这些赋税，民皆感恩，朕亦不觉自喜。”

借着陈洪进赋敛过重事，太宗又对谋臣赵普说：“前代乱多治少，皆系帝王所为。朕抚御万方，固不能家至户到，但持其纲领，行其正道，以齐一之。乡者偏霸掊克凡数百种，朕悉令除去矣。更俟五、七年，当尽减民租税。卿记朕此言，非虚发也。”前几代国家治理，一直乱多治少，究其原因，都属于帝王责任。朕现在管理天下，固然不能细致到每一家每一户，但总持仁政纲领，施行仁政大道，以此来达到仁民之效。过去地方藩镇盘剥压榨士庶，为各类赋税巧立名目达几百种，朕已经全部除去。再过五年、七年，当全部减免士庶租税。爱卿你记住朕这番话，这可不是凭空发出的虚言。

这一番话，说得赵普也激动起来，他回应道：“陛下爱民之意，发于天心，惟始终力行之，天下幸甚。”陛下您爱民之心意，这是从天心而来啊。但愿能有始有终地身体力行，如此，则天下就太幸运啦！

除了赋税过重之外，陈洪进并无更多邪恶。而且就五代十国整体考察，漳泉二州的赋税远不是最重的，盘剥也不是最酷的。与后晋、马楚、南汉、吴越比较，他的赋税总还算有名目。就军政政策考察，他也比南唐、南汉、后蜀诸国更优异，他没有为了捍卫权势私欲，为了长久割据漳泉二州，而与大宋一战。他放弃了独立王国性质的地方政权，也放弃了种种虚假令名，主动选择了免于干戈的和平方式，解决权力重新分配问题。在宋太宗赵炅和大宋帝国朝廷看来，这就是天大的功勋，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宋帝国对陈洪进一家一直很优厚。

陈洪进似也颇有善根，据说，在纳土归宋之前，有一天，他在府厅闲坐，忽然苍鹤数只飞翔而至，一直到他内斋之前，冲着他引吭高叫。陈洪进认真一看，其中一只鹤张着嘴，有一条鱼横梗在喉间。于是就用手将这条鱼取了出来，鱼还活着。苍鹤得救，在斋中来来往往好几天，而后飞走不见。

陈洪进纳土后，太宗赵炅任命他的儿子陈文显“知泉州”。宋代以来，结束藩镇自我任命和世袭任命的恶习，有了“权知”这个制度性规定。所谓“权知”，就是“权且代理主持”的意思，“权知”某某州郡，又可简称为“知”某某州郡。这是自从秦代施行郡县制以来的主要程序。井田、封建、列国、诸侯，那个名副其实的“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郡县制下，各地方官员由中央任免，这就是权力分配的大法秩序。破毁这个秩序，就有不利于生民的流血事件发生。汉代藩镇、魏晋藩镇、唐末藩镇、五代藩镇，都已经规律性地呈现了破毁这个秩序的灾难性后果。太宗将陈洪进改封徐州，又任命陈文显权知泉州，这就是在恢复郡县制，恢复郡县制的程序，恢复郡县制下的权力分配秩序。

太宗做到了。

乔维岳平“草寇”

漳泉一带时时传来动荡的消息。当地民众对大宋似有不满情绪。于是，太宗又请群臣推荐“能臣”到漳泉地区去辅助陈文显执掌军政事。当时有一位殿中丞，负责朝廷日常事务的五品官员，名叫乔维岳，他在后周时期就中了进士，做过县令，也做过通判，还做过转运使，资历不浅，阅历丰富。朝官们认为他出任福建新辟之地，管理潜伏着危机的漳泉二州，比较合适。

当时乔维岳正居父丧，太宗特意下诏令他结束守墓，出任泉州通判。

通判也是对地方官的一种分权设计，相当于地方政府的第二、第三把手。有节度副使，通判就是三把手；没有节度副使，通判就是二把手。州郡大事，出文件，需要签署，仅仅节度使签字是不可行的，必须有通判副署。

乔维岳刚刚到泉州，就有周边几个州郡的“草寇”，乘着“后陈洪进”时期的威权统治不再，开始谋划绿林故事。史称“啸聚十余万”。这批未经训练的起事者，浩浩荡荡地向泉州开来。

这也许是太宗朝的第一起“民变”。

占据泉州，号令三闽，东征西讨，挺进中原，夺了皇位，称霸天下，也许是“草寇”们的宏大战略——当初，陈胜、吴广就是这么干的，张梁、张角就是这么干的，黄巢就是这么干的……

城中兵只有三千不到。形势一下子变得极为危急。与陈文显一起赴任的监军何承矩、王文宝，认为三千对十万，毫无胜算。于是，打算乘人心慌乱之际，“屠城”，焚烧府库，然后，逃跑，给“草寇”们留一座空城。

乔维岳抗议这个做法。他在府厅紧急会议上慷慨陈词，他说：

“朝廷任命我们这班官员到这个偏远地方来，主要目的就是要安抚边民。现在，对漳泉边民还没有星点恩惠，一见盗贼，就要杀人放火，还逃跑，这哪里是皇上诏令的本意？”

何承矩也是一代名将，他老爸何继筠曾在太祖麾下屡立战功，父子俩都有战败契丹的辉煌战绩，要说面对“草寇”，何承矩不该如此胆怯，灭自家威风。现在被乔维岳一番话说得羞愧莫名，更被乔维岳的凛然正气所慑服，最终改变主意，决定坚守泉州。

当时有两浙西南路转运使杨克让恰好在福州，他闻讯后，当即率领福州的地方兵前来救援。“草寇”闻听有外援到来，士气大为沮丧，趁夜晚开始逃遁。泉州城里见原来密密匝匝的围敌开始退兵，当即就派出监军军器库副使王继升，率精兵两百骑，星夜追击。王继升乃是太宗在做晋王时的旧人，史称此人“性纯质谨愿”，性情纯朴真挚谨慎，但他在敌我实力悬殊时，毫无畏惧，且有胆有识。他居然在十万大军中，将所有的“魁首”擒住，戴上刑具送到东京汴梁。

此役，史称“草寇悉平”，平定了所有起事民众。乔维岳、王继升有功。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夏四月，陈洪进归附，大宋帝国兵不血刃，得到漳、泉二州，计十四个县，十五万余户，士卒一万八千余人。

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太平兴国二年（977）九月，陈洪进纳土归宋之前半年，宋太宗兴土木，建崇圣殿。国有大事，吴越王钱俶决计到京师汴梁朝觐。他先派出自己的儿子，当时正任镇海、镇东（辖境在今江苏南、浙江北）节度使的钱惟浚来朝贡，并告知到达汴梁的日期。太宗当即根据钱俶行程，派出户部郎中南下八百里到江苏泗州去迎接。到了转年三月，太宗因为钱俶就要到达，又派出四方馆使到淮西去“迎劳”，迎接、犒劳。

太宗派“四方馆使”迎劳，也有讲究。这个职位类似于“外交部副部长”，大宋时属于鸿胪寺，主要功能是接见异族和外国使者朝觐，掌管外事礼仪等工作。如此对待钱俶，是一种“贵客”礼遇，意思是不拿吴越国国王当作大宋属下行政单位对待。太宗赵炅给足了钱俶面子。

几天后，又派钱惟浚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去“迎省”，迎接、问候。

钱俶到达汴梁之前，先遣吴越国平江（今属苏州）节度使孙承祐入奏，讨论钱俶到达后的程序事，太宗也给了他很高的礼遇。钱俶到达时，太宗即命孙承祐监护朝廷各个部门供给保障物资，然后到近郊去迎劳。接到钱俶后，太宗又命自己兄弟，齐王赵廷美在汴梁城外的迎春苑设宴招待。

钱俶进入京城之后，太宗在大殿接见了他，给了他丰厚的赏赐。当天就在长春殿设宴，钱俶的僚佐崔仁冀、黄夷简等人都是座上宾。

钱俶入朝时，将吴越国库中的珍宝几乎全部装车，同期运送到汴梁。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尽可能让大宋满意，取悦太宗，争取能在朝觐之后，让太宗放他回到吴越钱塘。他不想失去这个割据近百年的邦国，祖宗基业，他不想丢。在钱塘做独立王国的首脑，那种日子，他也不想丢。

但是很快，他就听说了福建大藩陈洪进纳土归宋的消息。

这事给了他不小的刺激。现在，还没有纳入大宋版图的中原地区，除了河东北汉，就是他的两浙吴越了。

但他还是抱有一点希望，希望能在恭顺地事奉大朝时，太宗能对他网开一面。他能回忆起，从太祖朝时起，他就以近于谄媚的恭顺与忠诚讨好大宋，而太祖也确实待他不薄。

那时，太祖攻取金陵，约请吴越国从东面策应大宋，钱俶一口答应。随后，吴越国趁大宋南下时，派出精锐包围了南唐东面的要地常州，俘获南唐兵马数百。更在常州之北，击破南唐大军万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大宋金陵之役。

李煜知道，这个恶邻吴越国与大宋国同时对南唐用兵，在这个一北一东，梦魇般的钳形攻势下，南唐邦国覆亡只是时间问题。但李煜在朝臣的怂恿下，还想继续坚持一下，于是给钱俶写信，讲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内中有言：

“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今天如果没有了我南唐，明日岂有你吴越！当今天子赵匡胤有一天换个地方答谢你的功劳，你也不过就是东京汴梁的一个庶民而已。

钱俶在派遣使者向太祖朝贡时，还特意将李煜来信原封转上。太祖很高兴，通过吴越国的进奏使，也即联络官，向钱俶表示了召他入觐的意见，但话语说得相当委婉：“元帅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暂来与朕相见，以慰延想之意，即当复还，不久留也。朕三执圭币以见上帝，岂食言乎！”天下兵马大元帅，您攻克常州有大功。等我平定江南，您可抽时间来京师与我相见，以此来抚慰我想念大元帅的情谊。您来了之后，我肯定会让您回钱塘，绝不久留。朕曾经多次手持礼器以诚信祷告于天帝，岂能是食言之人！您放心！

这一番话说出来，让钱俶也有犹豫，但他的谋臣崔仁冀对他说：“主上很明智英武，统一天下，所向无敌。现在天下大势已经很容易知道了，我们保全宗族和庶民，应该是最佳选择。”

钱俶也懂，知道必须朝觐。于是选择了长春节，来到大宋首都汴梁。

大宋皇上的生日就是节日，太祖赵匡胤出生于二月十六日，这一天就被设为“长春节”。

赵匡胤很高兴钱俶的到来，下诏，命吴越王可以“剑履上殿，诏书不名”，经太祖特许，钱俶可以带着剑、穿着鞋上朝；朝廷下诏称谓钱俶时，不称“俶”这个名，而称“文德”这个字。这是帝王待臣下最高礼遇了。

太祖还多次召钱俶和他的儿子在苑囿中宴射。当时在座的有赵匡胤的兄弟晋王赵光义、京兆尹赵廷美。钱俶一见，就要下拜，被赵匡胤命令内侍夹着他胳膊扶起来，不准拜。不仅如此，还要赵光义、赵廷美跟钱俶“叙兄弟之礼”，论年龄大小，彼此做一个结拜兄弟的大礼。钱俶不敢这么干，一个劲儿叩头，坚决推辞，这才终止与帝王称兄道弟的礼仪。

钱俶的夫人孙氏又被太祖封为吴越国王妃。当时就有宰相认为异姓诸侯王的妻子，向来没有封妃之典，太祖说：“行自我朝，表异恩也。”从我大宋朝开这个例，以表示特殊的恩典。

太祖赵匡胤要到西京洛阳去巡视，钱俶要求“扈从”，也就是跟着一起去。赵匡胤不允许，命令留下他的儿子钱惟浚跟着参加祭祀活动，要钱俶归国，回到钱塘去。在给钱俶送行的酒宴上，赵匡胤说：“南北风土不一样，马上天气就要热了，爱卿可以早一点回去。”钱俶感动到流泪，表示愿意三年来朝觐一次。赵匡胤也不同意，说：“钱塘、汴梁路途遥远，还是等这边有要求，诏下再来吧，不必定三年一次。”

钱俶临行，赵匡胤还特意给他一个封裹严实的黄包袱，对他说：“路上没事时可以看看。”等到钱俶在路上打开看时，都是群臣给太祖的上表，内容无一例外，都是要求留下钱俶不放，以此取吴越之地。

此事让钱俶大为吃惊，史称“俶益感惧”，钱俶更加感动、害怕。所以等他回到钱塘之后，每当与诸臣论事（相当于吴越国的“上朝”），都要坐到偏东位置上去，而不是坐北朝南。人问何故，钱俶说：“西北，那是‘神京’帝都所在，天威在那个方向，我钱俶岂敢居此！”

从此以后，钱俶增大了向天朝贡献的力度，每次进贡之前，必将贡品列在王府大厅之中，焚香祷告，而后派人押纲送走。他所进贡的“乘舆服玩”，各种车驾、华服、古玩，皆为吴越珍品，制作极为精巧。

史上有一个故实，说太祖看到这些贡品之后，对来使说：“此吾帑中物，无用献为！”这些早晚都是我天朝国库中的东西，不用贡献。

这个说法不确。

魏王李继岌

当时太祖对待钱俶是真诚友好，按太祖智商、品格、智慧，一定不会说这种话，所以，已经有史家为这一段言论考证，认为这是张冠李戴，应该出于“魏王继岌破蜀时”，被传闻者错误截取，记录往事时，安错了地方。

“魏王继岌”即李继岌，乃是后唐庄宗之子，封为魏王。曾为西南行营都统，与大将都招讨使郭崇韬扫灭前蜀。前蜀的叛臣王宗弼，曾让他的儿子带着前蜀国国主王衍的宫中珍宝和美女姬妾贿赂李继岌、郭崇韬。李继岌不屑一顾，说道：“此皆我家物，奚以献为！”这都是我们（后唐）老李家的东西，哪里用得到你来“献”。他将东西留下，把人送走了。

太祖赵匡胤待钱俶一向信任。当初要他派吴越兵策应宋师，很早就将大宋出兵江南的日期告诉他，并不疑心。后来朝廷派出内客省使丁德裕监吴越兵，参与平江南战争，丁德裕仗恃着自己来自赵匡胤身边，又是“监军”，所以做事很有仗势欺人的霸道作风，对待士卒手段也辣，毫无体恤之心。更重要的，他有贪渎行为。钱俶很犹豫，但最后还是将他的事汇报给了赵匡胤。相信监军，还是相信钱俶？老赵选择了后者，将丁德裕降职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刺史。

到了太宗朝，赵炅待钱俶一如既往优厚。

这样，就让钱俶多少生出一点幻觉：也许大宋未必一定要我投诚献地！如此，似乎可以保住祖宗基业……

但是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不解的难题。

陈洪进纳土后，钱俶在恐惧中试图表现得更恭顺，于是上表，将吴越国全国的甲兵配置图册上交，并要求解除他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停止过去“书诏不名”之制，最后的要求是：放我钱俶回钱塘。他已经把吴越诸州郡的武装力量的布局交给大宋了，难道还不能赢得赵炅的信任，放他回国吗？没有想到的是：不能。太宗的答复是：不许。——不许回国。史称“俶不知所为”，钱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跟随钱俶一起来朝的谋臣崔仁冀早就看出了天下大势，此际，更看明白了大宋一统的意图。在吴越国中，他很早就是一个“统一派”。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攻取金陵，要吴越国出兵策应，吴越国丞相沈虎子反对说：“李煜的江南，乃是我吴越国的藩蔽屏障，现在大王亲自撤掉这个屏蔽，那还怎么捍卫吴越社稷？”崔仁冀意见则与沈虎子相反。钱俶于是罢免了沈虎子的政事，命通儒院学士崔仁冀做了宰相，总揽吴越军政大事。

太祖朝时，钱俶在恐惧中，崔仁冀主张听从太祖召唤，到东京去朝觐。现在，钱俶再一次感到恐惧时，崔仁冀进言道：

“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朝廷的意思很清楚了，大王如果不尽快像陈洪进那样，纳土归宋，祸事就要来了！

钱俶左右闻言，不想就这样投降，争着辩论说吴越社稷不可轻易让人，云云。崔仁冀厉声道：“今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飞去耳！”现在大王和我等，都在人家的手掌一伸一握之中，此地离开国土千里之遥，怎么回去？除非有一对翅膀才能飞走！

钱俶闻言，当即决策：纳土归宋。

钱氏家训

吴越国，从第一任国王钱镠开始，就奉行“善事中国”“保境安民”两大国策。传为钱镠制定的《钱氏家训》十条，前三条是：

第一，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

第二，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

第三，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如违吾语，立见消亡。依我训言，世代可受光荣。

假如这个《家训》是真实的，则钱俶归宋，事实上就是忠实执行了钱镠的遗嘱，崔仁冀所推动的，也不过就是落实这个遗嘱。

于是上表，献出吴越国辖境十三州、一军。手续交接完毕，跟随钱俶来的更多官员才知道：从此以后，世上已无吴越国。很多人恸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我家大王回不去啦！”

大宋帝国在太宗赵炅一朝，兵不血刃，又得到吴越国属地，总86个县，550608户，兵115036人。

钱俶被封为淮海国王。他的儿子钱惟浚原为镇海、镇东节度使，改为淮南节度使。原浙江西道盐铁副使崔仁冀改为淮南节度副使。其余亲旧也都有封赏。与此同时，太宗又派出多位朝官，到钱塘去“权知”，一次性地将吴越国的地方藩镇性质，变革为中央郡县行政性质，主持地方事务的官员不再世袭，改为派出。这之中，成就最突出的是负责吏部官员业绩考核工作的考功郎中范旻，太宗派他前往钱塘，权知两浙诸州事。

“阴谋拥戴”的君主

钱俶，说起来，也是五代乱世中被“阴谋拥戴”的君主。

吴越国总三代人五个国君。第一代第一任钱镠，第二代第二任是钱镠之子钱元瓘，第三代三个君主，全是钱元瓘的儿子，第三任是六子钱佐，第四任是七子钱倧，第五任就是钱俶，钱元瓘的第九子。

钱倧是在乱局中出任吴越国君的。他与兄弟钱俶很友爱，践祚之后，就把钱俶从台州刺史的位置上召回，同参相府事。这时是中原后汉时代。

有一位内牙统军使，吴越国的王宫办公室主任兼武装力量总指挥，老臣胡进思。此人此时已经九十多岁，过去在钱镠时就立有大功，算是三朝元老。但在钱倧时代，开始有了跋扈倾向，钱倧不喜欢他，想让他去管理一个州，离朝廷远一点。但胡进思不愿意。钱倧就开始折辱他。

有一次，庶民有人违背政令，杀牛。官吏查访，拿来他人买的牛肉近千斤。钱倧问胡进思：“个头比较大的耕牛，宰了，能出多少肉？”胡进思答：“不过三百斤而已。”钱倧说：“那么这事就未必属实啦，一个人杀牛哪有那么多肉？”说罢，还顺便问一句：“您老怎么知道得这样详细？”胡进思只好答道：“臣过去，年轻时，从军前，也干这事……”胡进思乃是湖州人氏，屠户出身。他现在已经俨然吴越贵族，国君翻出往年贱业说事，在他看来，有侮辱的意味。于是回到寓所，设了前任国君的牌位痛哭，但从此对这位国君有了怨怒。

又一次，钱倧举行阅兵式。在西湖碧波亭前搬出库藏，重赏将士。胡进思认为赐赏过丰，上前规劝。钱倧正在批奏赏赐诏令，闻言大怒，将朱笔掷于地下，呵斥道：“我愿意将财帛赐赏将士，又非私占，有何不可！我有什么错！”胡进思看到大王发怒，一时惊惧而退。

这事过去不久，有画工进献给钱倧一张《钟馗击鬼图》。画图主题本来也没有什么重大寓意，无非是民俗中的祈福、惩恶，保佑平安意思，但钱倧在上面题诗一首，说了一番要像钟馗除鬼那样除掉吴越之鬼。图画挂在内廷，胡进思偶然看到，大吃一惊。从此知道国君已经与自己水火不容。

有个过去闽国投降过来的将军李达，此人改了七八个名字，今日投南唐，明日投吴越，后日又独立，独立后再投降、再叛逆、再归顺，比吕布还吕布，堪称翻云覆雨史上第一人。他这次又投降吴越，并到吴越来上朝，但不久又担心被害，用了金笋二十株，以及各类宝货贿赂胡进思，要他帮忙，放他回福州。胡进思于是到钱倧那里说情。钱倧答应了。没有想到的是，李达回到福州，忽然密谋杀掉吴越国在福州的监军鲍修让，准备再次投降南唐。但鲍修让不是等闲之辈，对这个折腾惯犯早有提防。发觉后，轻松擒住李达，割了首级送到钱塘杭州。钱倧责备胡进思：你看看你保举的这个人，干了什么好事！

老头子胡进思更为忧惧。像大多数为恐惧俘虏的野心人物一样，老头子胡进思也有了动作。与此同时，吴越国内，也有人看到了苗头。

内衙指挥使何承训也是一个投机人物，他看到了吴越危机，就率先向钱倧建议：诛杀胡进思。钱倧，史称“刚毅”，但在诛杀老臣这个问题上，有了犹豫。就政治谋略（而不是政治义理）而言，越是机密事，越是需要独断。钱倧开始与内都监使，也是一位老臣水丘昭券商议，想“驱逐”胡进思。水丘，乃是复姓。水丘家族是吴越大户，与钱镠有亲家关系。但水丘昭券认为胡进思“党盛难制，不如容之”，他说胡进思党羽众多，很难制服，不如优容对待，有问题以后再说。这就让钱倧更加犹豫不决。何承训看到事情没有向着自己推演的方向展开，也有了恐惧。他怕事情泄露后，“党盛难制”的胡进思会将自己列入反扑的对象。于是，他转过身来投入胡党，向胡进思告密，说大王如何如何、水丘如何如何。这就彻底逼反了胡进思。

残冬的一天晚上，钱倧正在宴客，胡进思迅速组织起内衙士兵一百多人，闯进宴客大厅。钱倧看到老家伙一身戎装，就问他有何事。胡进思说：“老臣并没有什么罪，大王何故要加害于我？”钱倧还端着君王的威权呵斥他退下，但他不退。钱倧想想似乎无话可说，自己跑到旁边的院子里，关了院门。胡进思干脆在外面将院门锁了，杀死水丘昭券，随后宣布大王“突患风疾”，忽然得了中风的疾病。又假托钱倧的命令说：

“大王下旨，传位于王弟钱俶。”

然后，派出人去迎钱俶入宫，再将钱倧迁往东府软禁。

事出突然，钱俶毫无准备，在被拥戴中，推辞再三。胡进思坚决要求他出任国君。推辞不掉，钱俶要求必须要有太妃马氏懿旨。但事情太仓促，一时也弄不到太妃懿旨。僚属们开始极力劝进。钱俶不得已，说道：

“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当避贤路。”能保全我哥哥钱倧的性命，我才可以受命。不然，我会避开君位，给其他人让路。

胡进思等人急切中，同意了他的意见。钱俶这才莅临“天下兵马大元帅”府办公。升堂时，老丞相元德昭到达，担心吴越国祚转移权臣，站立在帘外暂不拜，声称：“等待谒见新君。”胡进思闻讯，急忙出去掀开门帘，元德昭看到堂上坐的是钱俶，这才下拜。元德昭此举很像后来的大宋名相吕端。吕端也是要看帘子后面的人是不是真的宋真宗。

钱俶就这样被“拥戴”为王。

兄弟友爱

但钱俶宅心仁厚。正月时，胡进思要钱倧迁居到越州（今属浙江绍兴）。

钱倧临别，钱俶亲自为哥哥置酒饯行，资给甚为丰厚。

胡进思认为钱倧留下，早晚是个祸患，密请钱俶将前任君王除掉。钱俶坚决不允。胡进思不断请求，钱俶不禁涕泣道：

“如果一定要杀我哥哥，将来我有何面目见先君于地下？你如果一定要做这件事，我就一定退位避开贤路！”

胡进思一时也感到羞惭，退下。

钱俶却担心胡进思害兄之心不死，于是派出吴越国的亲军都头、勇武过人的心腹将校薛温，前往越州护卫钱倧。行前对他说：“是行也，委尔保全废王；若有非常处分，皆非吾意，当以死捍之。”这次要你去的主要任务，是委托你保全废王。如果接到他人的非常指令意见，注意，都不是我的意思，你当用生命来捍卫我哥哥。

果然，胡进思就派出使者，假传钱俶命令，要薛温加害钱倧。

薛温拒绝说：“仆受命之日，不闻此言，决不敢妄发也。”我接受大王命令之时，没有听说这样的指令，现在绝不敢做这件事。

胡进思就再派他的党羽二人做刺客，夜闯钱倧府邸。二人跳入院中后，钱倧听到响动，急忙进入堂屋关门呼救，薛温当即率众进入，杀掉刺客，救出钱倧。薛温告知朝廷，钱俶尽管有准备，还是大吃一惊。事后推究整个事情的蛛丝马迹，知道刺客乃是胡进思所派出，但一时也奈何不得这位四朝元老。胡进思毕竟年纪大了，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也有担心，就在忧惧中“疽发于背”，不久死去。

从此薛温得到重用，累官至镇国都指挥使、睦州刺史等。太祖赵匡胤时代，他还在做官。此人信奉佛教，乾德元年（963），曾将自家住宅捐出，建报国罗汉院，后来又舍地建设佛寺。

胡进思死后，还有人建议钱俶“诛”废王钱倧，以绝后患。钱俶坚决不肯。钱倧于是得到保全，居住越州二十多年，宋太祖开宝年间病逝，善终。史上废王与新任王在世互不加害，有始有终者，似乎仅见于钱倧、钱俶兄弟俩。

范旻德政

权知两浙诸州事的范旻乃是前朝名臣范质的儿子。

他属于天才人物，十岁时能写出像样的文章，因为父亲的身份，很早就做了官。他在太祖时出任淮南诸州转运公事时，每年能够运送米粮百余万石到京师。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唐代太宗年代。太祖驾崩后，范旻在淮南任上回到朝廷，太宗称赏他道：“江、淮之间，陆路、水路运输粮草，充实我朝仓廪，爱卿之功劳啊！”范旻也颇得意，对宋太宗说：“唐代贞元年间，淮南每年漕运输送米粮到汴梁，不过十万石。现在每年运到汴梁的是那时的多少倍！”太宗一笑，对他说：“知道你的功绩啊！”

君臣二人的对话就有留任范旻在京师做朝官的意思。但这时大臣卢多逊认为：吴越初平，朝中派出官吏管理地方，非范旻不可！

太宗想想也是，兴利除弊，范旻是一把好手。

当初，太宗在做开封市长时，范旻知开封县，俩人在一个系统，市长多次找县长谈话，听他讨论天下军政大事，常有见解，很是器重他。

太祖平定岭南时，范旻迁知邕州兼水陆转运使。邕州民俗祭祀泛滥，民间有病，轻视医药，反去求神拜鬼，庶民很多人往往因此染病不治而亡。范旻下令禁止这类淫祀。但当地民众贫困者多，买不起药，范旻就将自己的俸禄拿出来买药给有病的人，史称“愈者千计”，治愈了上千人。他还将常用的药方验方刻石，放在府厅、墙壁之上，让人取方抓药。范旻等于做了移风易俗的工作。邕州民众渐渐被感化，开始相信医药。

在邕州时，范旻还赶上了一次战役。

原南汉国的旧官员邓存忠反宋，劫掠当地土人两万多，试图攻取邕州。在无外援的情况下，范旻坚守州城七十余日，并多次亲自列兵出城斗战。有一次，胸部中了很多箭，他还在激励将士与敌人做殊死战，直到敌人稍稍后退，范旻整军入城。病创很严重，但他仍然组织有效的坚壁固守，并派出十五组小分队到两广各地求援。广州救兵到，围解。太祖赐玺书奖励他。箭创甚重，太祖下诏，令有司以“肩舆”，也即轿子，将他载归京师。

如今，吴越之地，由范旻“权知”，合适。

于是，太宗就对范旻说：

“爱卿且为朕辛苦一趟，就去杭州，不久，朕当召回你。”

名相卢多逊推荐的范旻确实称职，他到任后，很快发现了钱俶治理吴越的弊端，与陈洪进一样，此地徭赋繁重而又苛杂。

官方推演“国教”

钱氏据有两浙以来，国库支出，除了日常行政管理费用、王宫日常用度、战争经费之外，另外还有两笔费用也很浩大。

与陈洪进一样，吴越也需要对外“贡献”。陈洪进要向南唐、中原两大政权“贡献”，钱氏只需要向中原“贡献”，但只此一家的“贡献”额度却远远超过陈洪进。这从钱俶历年贡献给大宋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出。

另一笔费用是崇佛支出。他喜欢佛法，甚至奉养法师为国师，自己也受菩萨戒，还有个法号名“慈化定慧禅师”。早年间，他很仰慕阿育王造塔故实，就建造八万四千小宝塔，塔面涂金，塔内放置宝箧，箧中放置雕版印刷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史称“钱俶塔”，又称“金涂塔”“宝箧印塔”。塔不大，每一座小塔高六寸三分，重三十六两，四面，每面刻佛经故事。其中五百座小塔，遣使颁送给日本。这种小型塔可在佛殿供桌或香案上陈列，大一点的也可在地上建造，成为佛寺一景。制作材料也多样，土木砖玉金银铜铁五色水晶都有。

高僧德韶

钱俶在台州时，经常延请天台高僧德韶到官府说禅。

德韶乃是五代末年、大宋初年，出入于禅宗和天台宗的大宗师，他有名言：“天不能盖，地不能载。”意思是人若具备佛性，则可以达致无边无际，无外无内之境，以至于弥漫于天地之外。也有偈子示众：“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意思就是如果参禅能够达到巅峰状态，那里境界自然与凡间不同；由于心外无法，所以看青山只是青山。

钱倧践祚后，请台州刺史钱俶到王府参加相府工作，钱俶还有犹豫，德韶似乎能掐会算，对钱俶说：“此地非君为治之所，当速归，不然不利。”台州这个地方不是您治理的所在，应该尽速回到钱塘，不然不利于您。钱俶听他话，九月中离开台州，十月到京城。十二月底，就有了胡进思之变，钱俶践祚成为吴越国末代君王。

钱俶即位后，马上向当时的中原帝国后汉汇报，被后汉授予东南面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吴越国王等一串职务职称，赐给了他金印、玉册。所以他非常相信“佛法无边”，迎立德韶为国师，对他行弟子礼。

德韶在弘法时，总是祈愿“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无诸患难”。他认为四句话是“佛语”，古今不易。

德韶对活跃于南北朝陈国和隋朝时的天台宗开山宗师智顗很是钦佩。史上有一个“会昌法难”，就是唐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事件，这一事件之后，天台宗的佛学典籍，包括智顗的疏论，都已经被毁。德韶就请求钱俶派使者到朝鲜去誊抄这些经籍，而后带回国内。后来天台宗的再次兴起，就与德韶的这个文化恢复工作有关，钱俶也是功不可没。

据说杭州有一次火灾，府邸都被烧为灰烬。大火旺时，似乎就要绵延到国家粮库，钱俶在这紧急当口，开始举酒祷告说：“食为民天，若尽焚之，民命安仰！”粮食为万民仰靠，如果全部焚毁，万民靠什么为生？据说，祷告过后，大火就渐渐熄灭。此事连远在汴梁的周世宗也知道了，派来使者慰问。

神异的事情多了，钱俶对佛教更是笃信不疑。

他于是更在弘扬佛法中做工，杭州灵隐寺、西湖雷峰塔都是钱俶建设的，流传至今有名的国宝建筑。他还多次延请高僧大德讲法，多次派遣使者到日本、高丽求取佛经。一时间，吴越国成为中国佛教非常兴盛的地区。

钱俶几乎将佛教推演为国教。但由官方推演“国教”，那种宏大排场和精美制作都需要更多赋税支出。虽然具体数字难于统计，但五代后周时期基于民生考虑，多次抑制佛教超大规模的发展，可以作为一个佐证：佛教的展开的确占用了数量可观的民生资源。

佛教“出世间法”信仰，其正信、智信，有其规模闳敞的心灵教化之功、自我养成之效，对人间和气也有推演展开之利。钱俶受佛教影响甚深。

他算意外中被人拥戴为君，但他坚决不做“斩草除根”的恶行，保护废王哥哥钱倧，一辈子没有被人加害。即位后，也有励精图治的一面，他将国内庶民历年欠税一笔勾销，还鼓励农民耕垦荒地，“不加赋”。境内大旱时，民间有卖儿女的，钱俶就下令由官府支出粟帛，将卖出的儿女赎回，归还父母，同时开仓放粮，救济灾民。有意味的是，他还组织起“营田卒”，也即“军垦兵团”，几千人，在海边江畔开垦无主野田。史称“境内无弃田，粮食丰稔”。

钱俶“做好事”，有向佛祖祈福的意念。

唱簿鞭背

根据史料记录，也看到了钱俶时代吴越国的赋敛之重。

史称钱氏“外厚贡献，内事奢僭，地狭民众，赋敛苛暴”，对外要向中原帝国尽可能进献丰厚的贡品，对内因为笃信佛教，故礼佛多有奢靡，私人生活也有僭越。土地少、民众多，赋敛时很苛杂，手段狠毒。

升斗小民卖个鸡、卖个蛋、卖个鱼、卖个菜，很小很小的一次贩卖，都要收取管理费用。百姓如果欠了一升一斗的租税，就要“鞭背”。每次鞭打时，都要由不同的小吏拿着有记录的不同的征税簿籍，排列在受刑处。根据逃税人的数量来决定鞭笞的数量。一个小贩有可能同时欠了卖鸡、卖蛋、卖鱼、卖菜的管理费，就按顺序鞭笞。掌管鸡税的唱簿完了，掌管蛋税的接着唱。史称“次吏复唱而笞之，尽诸簿乃止”，下一个小吏接着唱名唱数额，直到把所有的账簿都唱完为止。这种“唱簿鞭背”，少的可能要挨数十鞭，多的就要达到五百多鞭。这种苛政，直到吴越国最后一年为止，都在进行中，史称“民苦其政”，百姓对经历这种苛政感到很是痛苦。

范旻来到后，将这些事一条条地上奏给太宗赵炅，请求蠲免，史称“诏从其请”，下诏同意范旻的请求。

钱俶本人日常生活不算奢靡，《钱俶墓志铭》说到他的生活，有言：“靡尚豫游，颇遵俭素”，不崇尚冶游放荡之乐，很遵奉节俭素朴之道。更多的史料，也确看不到钱俶“内事奢僭”的记录。关于吴越国，有道无道，存在着两种歧异性质的说法，此事，略通历史、略通传播规律即可知晓其中规律。

一种说法就是：吴越大地，经由范旻治理，出现了祥和富庶之相。

一种说法就是：吴越大地，在钱镠以来的钱氏治理下，本来就很祥和富庶。

吴越大地，是中国经历战乱最少的地区之一。钱氏纳土归宋之后，太宗赵炅又降“德音”，诏书善言：“赦两浙管内诸州，给复一年。”赦免原吴越境内诸州士庶，免除赋税一年。

这样，吴越，这一块膏腴之地，在钱氏或范旻治理下，在大宋的优惠政策下，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鱼米之乡。它为百年后的南宋在此建立临时首都，预先做了丰盈的准备和铺垫。历史的“有机性”在此得到神秘呈现。这是后话，略过不提。

肆讨平北汉

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太宗在长春殿宴请北伐将帅，亲自向潘美等人授以战争方略，告知潘美等先行出发，御驾将随后亲征。宴后，潘美率久经演练的宋师，在初春的寒气中，浩浩荡荡开出东京汴梁，北上，兵马雄壮。大宋伐北汉的统一战争开始了。

杨村军演

漳泉、吴越之后，大宋开始盘算攻取北汉。

太宗赵炅即位之初，就对四弟齐王赵廷美说：

“太原，我必取之！”

赵炅将很大精力集中在军事方向上。经常在早朝之后，就到便殿或后苑去检阅禁兵，从中挑选健壮的充任亲军，疲软老迈体弱的，都罢去充任外州地方部队。他的这一做法，延续了赵匡胤以来的禁军制度，也即正规野战部队集中于京师，禁军即相当于野战军。采用这个办法之后，史称“自是藩卫之士益以精强”，从此京师禁军的士兵更加精壮强大。

赵炅还在东京城西的杨村筑起一个讲武台，有时，就带着文武大臣到这个台上去观看大宋野战部队的军事演习。

最初，演习部队由殿前都指挥使、野战军司令杨信，调度、指挥。

杨信将大宋野战军在训练场上训练为一支服从号令听指挥的部队。演习的规则大部由他制定。

杨信在太祖时是一员低级军官，有功，不断晋升。太祖亲郊，也即到城外举办祭祀仪式时，杨信出任仪仗都部署，仪仗队总领队。开宝年间曾奉旨捉拿谋反武将，部署缜密，一举擒获，有功，做到了殿前都指挥使，领建武军（今广西南宁）节度使。领，是遥领，虚衔，不赴任。太祖曾经在宫禁外的后池训练水军，大兵乘军舰往来，不免击鼓呐喊，声震半个东京城。当时杨信在玄武门外居住，此地乃是汴梁内城的北门，距离后池不远。杨信不知道是在演练，听到声音疑心有外敌入侵，来不及换衣服，穿了一身家居皂绨袍，匆匆闯入后池来“护驾”。太祖对他说：“我正在教习禁军水战，不是有非常之事。”

杨信退出。太祖目送他离去，对左右说：“这人真是一个忠臣！”

太宗践祚，强化军事演习，继续由杨信部署。

杨信患有哑疾，发音困难。但就是这样，仍然可以指挥士卒。他调教出的将士，纪律严明，如臂使指。他帐下常有一个童仆名叫田玉，这个少年特别能揣度他的意思。所以杨信在皇上面前奏事、与宾客谈论，乃至于指挥部下，常常将田玉带在身边，想说话时，就回顾田玉，偶尔在手掌上写几个字，田玉马上就能领会他的意思，代替他说出来，几乎不会失去他的本意。

杨村军事演习，田玉也是他必不可少的小跟班。

有一天，杨信生病，忽然能说话了！太宗闻言大吃一惊，知道“回光返照”的故事，马上到杨府来看望这位将军。杨信自言受到两朝恩宠，很是感慨，一时涕泗横流。太宗安慰他一番后，赏赐丰厚。第二天，杨信病逝。

杨信病重时，杨村演习照常举行，太宗命令天武左厢都指挥使崔翰代替杨信指挥。崔瀚部署演习，加进了一些表演的内容。历史记录中的说法是：“分布士伍，南北绵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号令，将卒望其所举为进退之节，每按旗指踪，则千乘万骑，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无比。”崔翰分布演习将士，南北绵连近二十里。指挥官手持五色旗作为号令，将士们都要看着不同颜色的旗帜，根据旗帜的偃仰前后方向，作为进退的节制。常常是按照旗帜的指向，千乘万骑，进退周旋犹如一个整体。甲兵的强盛，近代以来无人可比。

太宗看着这样号令严整的战斗部队，非常高兴。他派出近臣秘密地送给崔翰一条金带，转他的话说：“这条带子，是朕在藩邸时用过的。”藩邸，就是赵炅践祚之前的晋王府邸。将一条旧物赠送将士，有体己、亲切的意味。太宗对崔翰的才干非常赏识，对左右说：“像崔翰这样的武将，一定是不会在晋朝出仕的！”意思是：崔翰这么有才干，但后晋时军政如此昏乱，用人不得法，有出息的人是不会为它卖力的。

赵炅也知道当初周世宗、宋太祖多次对北汉用兵，契丹往往来援。于是开始制定中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围城打援”战役：包围太原城，阻击契丹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先在太原周遭布局，并尽力在太原附近州郡解决攻城器械和战备粮草问题——这些笨重物资全部由东京汴梁或其他州郡转运，成本过高。于是下令，晋（今山西临汾）、潞（今山西长治）、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镇（今河北正定）、冀（今河北冀县）等距离太原较近的州郡，都要按规定备好制造兵器和攻城战具，没有，就要制造，需要的时候，随时听候调遣。此外，这些州郡，必须储备未来大军北上的足够粮草。攻城、打援，几十万人，大部分物资要从这些州郡调运。当然，不足部分也开始从外部漕运辇送，一时间，河北、山西两道，车船不断。

这类战略准备工作从太宗践祚之初就开始了。

冬狩之礼

北汉也不是颟顸之辈，很快就知悉了来自南国的动作。按照北汉君臣的理解，在如此近距离地区准备大战物资，只能是针对北汉的。史称“北汉主甚恐”，于是在转年开春，北汉主刘继元将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押在契丹，又送去“重币”，也即厚重的礼物，向草原帝国求援。但是契丹首领景宗耶律贤认为，从宋太祖以来，两国一直在友好睦邻，不应该有战事，因此没有特别上心。

到了太平兴国三年（978）的冬天，大宋已经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时候，契丹国的一位使者耶律呼图从大宋返回，见到耶律贤说：“宋必取河东，当先为之备。”耶律贤此时只有三十岁，身体状况不佳，一直由皇后萧绰执掌朝纲。耶律贤和萧绰闻言，来问大臣韩匡嗣。韩匡嗣问耶律呼图：“你怎么知道宋国要北上？”呼图说：“这事不难知道啊。你想想，大宋四方僭越之国，一个个都被吞并了，现在只有河东还没有被他们收复。宋朝皇上又总是讲武习战，这是干吗？必定是针对河东嘛！”韩匡嗣听后根本不信，认为呼图所言无非瞎猜，没有任何根据，对他说：“宁有是邪！”会有这事吗？嘁！萧绰虽然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大宋帝国最难对付的女人，但此时还是相信了韩匡嗣，“卒不设备”，最后没有对大宋可能的北上做任何准备。

韩匡嗣，乃是一个精通医术的汉人，他父亲被契丹掳往草原，最后居然成为契丹第一代君主耶律阿保机的佐命功臣，所以他也得到契丹的信任。据说阿保机的太太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耶律贤没有践祚之前，与他也是好友；践祚后，即提拔他做了大官，此时的韩匡嗣，乃是契丹国的南京（今北京）留守，封燕王，也是萧绰和耶律贤非常信任的人物。

后来韩匡嗣做了枢密使，南京留守就由他的儿子韩德让代领。父子二人都做契丹南部大都的留守，很为时人羡慕。

北汉多山，太宗开始组建自带机弩重兵器的山地部队，史称“飞山军”。他在讲武台就多次观看“飞山军”发机石射连弩。史称“上将伐北汉，先习武事也”，皇上要伐北汉，先训练军伍之事。

赵炅甚至还在太平兴国三年（978）腊月做过一次“冬狩之礼”，冬天打猎的君王之礼。过去，按礼法，古代帝王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礼制，四季出城到郊外打猎，是“示武于天下”。但随着文明的推演，这类田猎活动毕竟劳民伤财，渐渐被有些君王废弃。这一次，有关部门向太宗汇报，认为应该有“冬狩”活动，太宗没有拒绝。他对左右说：“《老子》有言，田猎让人心发狂；《尚书》有言，田猎让国政荒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为人君者不得不戒。历观前代往事，很多君王迷惑于田猎的快乐，往往导致国家败亡。这是事实。但朕今天所以狩猎，是因为要‘顺时搜狩，为民除害’，不是要自己杀生取乐啊！”显然，“顺时搜狩，为民除害”八字所指，就是要顺天应人，剪灭北汉，以此造福大宋士庶的意思。太宗一直在准备打仗。

就在这年冬天，按例诸州贡举人应该集会于京师，但太宗正在准备亲征河东，下诏暂停贡举。从此以后，这个贡举活动改为间隔一年或两年才正式举办。

也在这年冬天，契丹派遣使者提前来到京师，准备等到来年正月初一，庆贺正旦。契丹没有料到大宋会北伐。

决意北伐

兵机贵密，不可先传。故兵书有言：兵以静胜。宋太宗隐忍三年，除了跟自家兄弟赵廷美说过要征讨河东的话头之外，几乎不提北伐之事。他注意到军事信息要保密、要安全，就不可过于声张，以至于瞒过了契丹主管军事的枢密使韩匡嗣。除此之外，宋师三年静默，除了演习之外，几乎不对外用兵，赵炅也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一鼓作气，收复河东。

现在，藩镇惯性基本得到遏制；南部两个大藩，漳泉与吴越，也纳入大宋版图；剪除贪腐官员，国家秩序有了改善；大宋二十年的积蓄已经足以支撑一场大战；赵炅“三年不鸣”，似乎可以“一鸣惊人”了。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开春，赵炅召来大宋第一名将曹彬，问他：

“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而不能克，岂城壁坚完，不可近乎？”周世宗柴荣、我大宋太祖，都多次亲征太原，没有攻克。难道是他们的城墙太坚固太完善，拿不下来吗？

曹彬似乎胸有成算，他回答道：

“周世宗攻取太原时，主要因为大将史彦超在石岭关一役兵败被杀，周师人情震恐，不得已，还师。太祖时，因为阴雨连绵，大兵困在甘草地，军人染上腹疾，因此只好退师。现在看，都不是因为太原城垒坚固啊！”

史彦超乃是攻取太原时的先锋都指挥使，柴荣麾下一员猛将，当时带着二十骑为前锋，探路时，遇到契丹大军，激战中，大将李筠又带兵来援，杀契丹两千人。史彦超有了轻敌之意，史称“恃勇轻进”，独自带着几个骑士追击败寇，渐渐离开大军更远，最后在契丹的回身反战中，众寡不敌，为契丹所杀。

石岭关，则是晋北一处要隘，位于阳曲县北，东、西有山，谷底开阔，地势险峻，是太原往北，通往代县、大同等地的交通要冲。北汉与契丹联系，必走此地。周世宗、宋太祖，要收复河东，一定要在此地隔断太原与契丹的联系。史彦超在此战败，导致战局一变。

太祖时曾派出大将何继筠为石岭关都部署，成功地阻击了契丹援军。

太宗心里有数，又问曹彬：“我今举兵，卿以为何如？”

曹彬回答：“我大宋邦国兵甲精锐，人心都拥戴皇朝，如果此时施行吊民伐罪之举，如摧枯拉朽耳！”

曹彬的意见很重要，对赵炅有一种“定心丸”的功能。君臣一番对话后，史称“帝意遂决”，皇上赵炅北伐的决心最终定了下来。

但宰相薛居正反对。他对皇上说：

“过去周世宗举兵北伐，太原倚靠契丹的军援，坚壁不战，结果导致周师疲惫，退兵。到太祖时，在雁门关南之地，击破契丹，将河东人民迁徙到黄河、洛水之间。现在，河东巢穴虽然还在，但危困已甚。我们大宋得到它，开辟这点贫穷之地，都算不上开疆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请陛下深思熟虑。”

薛居正乃是一代名相，但这番话说得实在欠水平，逻辑都不通。北汉，作为多年敌国，“危困已甚”，正是大宋用兵良机。且燕云十六州乃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治理华夏，必在完我金瓯。北汉与契丹沆瀣一气，直接影响到中原失地之收复，如何说“舍之不足以为患”？

但薛相意见可取之处在于：此时，平北汉，时机、程序或有问题。

在周世宗、王朴时代，在“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中，北汉，都是应该最后平定的割据势力。按照后周战略，必先取幽燕，而后北汉失去外援，那就是囊中之物，几乎可以传檄而定，仗都不必打。北汉必当取，但必当乘兵锋之锐，直取幽燕，而后取北汉。太宗等人先取北汉，后取幽燕，违背当年柴荣、王朴的成熟画策，所以最后有“高梁河之战”的失利。太宗此际决计平北汉失误在此。这是一番大议论，其中自有直达兵机隐微之道的远猷宏谟，容后慢表。

且说太宗赵炅听了薛相“歪论”，也不爽，反驳他说：

“今者事同而势异，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为今日事也，朕计决矣！”现在北伐，虽然与世宗、太祖的北伐事情一样，但形势已经大有不同。况且，先帝当初破契丹后，迁徙北汉人民到内地，虚空那一片土地，正是为了今天的北伐。朕北伐之意已经定了，不可变更。

随后，赵炅派出了大臣出使高丽，告诉东北边部这个邦国大宋北伐。按太宗的意思，是期待高丽能够牵制一下契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高丽没有动。五代以来，高丽始终依违于中原帝国和草原帝国之间，就像后来的西夏，始终依违于契丹和大宋之间一样。小国要生存，在两大国夹缝中闪展腾挪，可以理解。春秋时郑国就在晋、楚两大国的压力下，不断变换身姿，两头下注。正常。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赵炅又派出朝廷官员到各个州郡去督运军储物资，限期赶赴太原城下。

一切安排妥当，开始组建北伐指挥机关。

藩镇旧习

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北伐总司令。宣徽院，掌管并总领宫禁之内诸司及殿直工作，举凡官员核定、祭祀大典、日常朝会、宴享仪式、内外供奉等，都在其管辖范围内，略似组织部副部长、办公厅副主任、礼宾司司长职务之和，但职责范围似乎还要更广。古代职官分工不如今日之细，往往一个官员“岗位”相当于今日多个官员。潘美，乃是北宋仅次于曹彬的名将，曾经在江南、南汉用兵时，功勋卓著。

太原，城广高大，易守难攻，需四面战取。于是分派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四员大将分头攻取太原城四门。

但在分派这个任务时，遇到了一点麻烦。

太原城内，西面，是北汉主的宫苑，按照军事常识，这是最难攻取的地方，因为城内必定要在此地布设最强城防力量。刘遇，当时的官职是节度使；曹翰，是观察使，较刘遇级别略低。按照职官轻重排列，刘遇应攻取太原城西，曹翰攻取城东。但刘遇知道城西凶险，不易立功，有忧虑，就提出与曹翰换地方。曹翰说：“我是观察使，班次在您之下，应当在东北。”刘遇坚决要与他调换，俩人争执几天，也没有决定下来。

太宗赵炅担心将帅不和，就对曹翰说道：“卿智勇无双，城西面非卿不能当也。”曹翰这才决定奉诏。

关于刘遇与曹翰交换阵地之事，《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不同说法，前者记录说“（刘）遇欲与（曹）翰易地”，后者记录说“（曹）翰欲与（刘）遇易地”。按行文逻辑，《续资治通鉴》为当。但无论哪一种记录，都记录了二将不想攻击太原城的西面。

总之，这是个事件。这个事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于此可以看到北宋将帅沿袭五代以来藩镇习气有多么严重。怕吃苦、怕流血，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战争以“士气”为重，丢了“士气”，军人质量是有问题的。一代雄主赵炅对此也只能优容，足见汉唐“尚武”精神，经由五代乱世，斫丧之深。这是后来的大宋君臣，除了少数例外，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内部问题。军令之严，五代以来，仅见于周世宗柴荣一人而已。史上“弱宋”之论，主要是指军人之“弱”，而军人之“弱”，又往往与领袖对将帅的这类优容有关。

北伐，攻取太原，四面城要有联络部署，要有人巡视四面城壕，随时通达信息，也要有人观察攻城器械损失状况，以便随时补充。赵炅也做了安排。

粮草准备，早已通知地方，并已经安排督运，现在，又派出河北转运使与陕西北路转运使分掌东、西两路转运使事。山西，居于河北、陕西之间，这样部署，考虑到运输线路最短，可以快捷调运。太宗对粮草有足够重视。他在后来御驾亲征时，在河北邢州（今河北邢台市），认命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团练使曹光实到陕西去转运当地粮草。曹光实想到疆场效命，对太宗说：“臣愿提一旅之众，奋锐先登太原城。”太宗说：“军用资粮事大，足够你展示自己本事了！”

更重要的是，太原与草原之间，石岭关一带，必须派出得力将军，阻断可能的契丹来援。赵炅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云州（今山西大同）观察使郭进。

太宗赵炅从公元976年执政，到997年病逝，二十一年间，总与契丹发生战事数十场，互相间各有杀伤，按战例统计，宋师赢得多，输得少，但“高梁河之战”和“岐沟关之战”两场战役宋师吃亏较大，让大宋君臣意识到问题的严峻。这数十场战役，是中国史上意义重大的“澶渊之盟”实现之前必要的前奏。之所以有“澶渊之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双方都深入骨髓且不无悲哀地认识到，谁也无法吃掉谁。在这个基本“共识”面前，双方有了向着“和平”趋近的主动性。各自都有了“求和”的真诚意愿。宋太宗与契丹多年征战，等于在为后来签署“澶渊之盟”的宋真宗“做工”。

但在“共识”来临之前，战争无法避免。

“惟有战耳”

就要到来的“石岭关之战”，是太宗朝与契丹之间的第一场战争。

这是大宋平北汉战争的组成部分。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大宋名将郭进大败契丹。

郭进是北宋名将，参与多次战役，几乎无败绩。他是少数御下严厉，而又懂得节制、有名士风范的将军。当初，他镇守边防，赵匡胤给他派遣士卒时，对士卒训话就说：“你们到了郭帅那里，可要恭谨守法啊！我这里，可以原谅你们，到了郭帅那里，犯了法可就没命了！”五代以来，郭进是少数最富荣誉感、责任心，并带兵有方的优秀军人。

话说契丹，闻听大宋在部署北伐，耶律贤不禁长叹道：

“耶律呼图真能料事！朕与韩匡嗣虑不及此啊！”

在耶律贤看来，伐北汉，即等于伐契丹，也就等于撕毁了契丹与大宋多年以来心照不宣的“和约”。于是，他派出了使者到东京汴梁，来质问太宗：

“何名而伐汉也？”你们以什么名义讨伐北汉啊？

太宗赵炅这时不失时机地说出了一句铿锵名言：

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故；不然，惟有战耳！

河东悖逆天命，理当问罪。如果你们北朝不来援助河东，大宋与契丹的和约一如往日；如果你们援助北汉，没有办法，那就只有一战！

太宗这句话，与当初后晋景延广“十万横磨剑”论一样，都彻底激怒了对方。从此，终太宗一朝，没有与契丹恢复和约；乃至于到了太宗晚年，感到不仅战胜契丹无望，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无望，开始主动向契丹求和时，契丹也没有答应。契丹与大宋的“睦邻友好”，要一直到宋真宗时代，“澶渊之盟”才开始。

与景延广不同的是，景延广是一时大言，事实上并无底气自信；太宗伐北汉，则准备了三年时间，有非同寻常的自信。

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太宗在长春殿宴请北伐将帅，亲自向潘美等人授以战争方略，告知潘美等先行出发，御驾将随后亲征。当时，太祖时擒住的南汉国末帝刘 、太宗时归顺的漳泉藩帅陈洪进、吴越国王钱俶，都在座。刘 嘻嘻哈哈地说：“朝廷威灵波及远方。四方僭窃的割据之主，今天都在座中；等到早晚平定了太原，刘继元也到了。臣刘 乃是座中最早来朝的人物，到了那一天，愿意拿着木棍作为‘权杖’，充当各位‘降王’之长。”一番话说得太宗赵炅大笑起来，给了他不少赏赐。

宴后，潘美率久经演练的宋师，在初春的寒气中，浩浩荡荡开出东京汴梁，北上，兵马雄壮。

大宋伐北汉的统一战争开始了。

赵廷美不做“留守”

宋师正月北伐，二月，北汉又到契丹请援。此时，契丹已经得到太宗“惟有战耳”的刺激，也正在做着援汉的准备。

契丹国内一直施行“一国两制”制度，南部由南院也称南府管理，多施行中原汉人制度；北部由北院也称北府管理，多施行草原契丹制度。接到北汉请援报告后，耶律贤即组建了以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也即总司令的援军队伍。同时，又派出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带领所部，为后续部队。契丹的队伍声势不小。

太宗赵炅在潘美之后，率部亲征。

皇上出行打仗，首都要有太子或最亲信的人物“留守”也即“监国”。当时按照“金匮之盟”的逻辑，太宗之后，应该是太宗的兄弟赵廷美做国君，于是，太宗就指定赵廷美执掌京师“留务”。赵廷美当时的职务职称是开封府尹，东京市长，封秦王。府中就有一位判官名叫吕端，闻听消息后，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赵廷美说：“主上栉风沐雨，吊民伐罪；秦王您处于亲族贤人之位，应当做出表率：扈从主上亲征。如果留下来掌管监国之任，不符合大义。”赵廷美认为吕端说得对，就主动上表请求跟随大军北行。

赵炅答应了兄弟赵廷美的请求，改派宰相沈伦为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宣徽北院使王仁赡为大内都部署。

吕端这一建议得到了赵炅的赏识，在后来的日子里，吕端成为太宗一朝的名相。提升他的时候，有人认为“吕端糊涂”，太宗说出了那句名言：“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考吕端生平，他确实做了几件“大事”，对安邦定国发挥了了不起的作用——尽管，这几件“大事”看上去不那么起眼。这是后话，书中自会讲到，这里表过不提。

太原外围攻防战

太宗车驾离开汴梁，五天后，到达黄河口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

此地，有个地方小县城的文书小官在道路旁向太宗献书。太宗见他署名“宋捷”，不禁心头一喜，感觉讨了个吉利彩头：宋捷、宋捷，宋师大捷嘛！于是提拔他做了将作监丞，这是朝廷负责建筑和各类宫廷艺术品用度的官员。宋捷先生很有可能借自家姓名来撞运气，史称“以姓名盗爵禄者也”，用姓名来盗取官爵俸禄的人啊。大战在即，“宋捷”算是好兆头，太宗喜欢。

到了三月初，潘美大军在部署包围太原城时，太宗大驾到达了河北境界。潘美施行了“蛙跳”战术，越过北汉南部若干据点于不顾，直接进驻太原城下。太宗则替潘美做扫清太原周边的工作，组织了一场场小型战役。

在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驻跸时，太宗派出大将去攻取隆州（今属山西祁县）。此地在太原南一百五十里，地势险峻，是北汉抗拒大宋的南大门。隆州破，太原南部无险可守。北汉仗恃着隆州要塞，试图遏制南师北进。但潘美大军径直绕过此地，直扑太原时，此地守军未敢出城拦阻。太宗到达河北后，即传令大将将此地包围，等于在太原之外，另辟战场。这一支围军的主要任务就是看住城中北汉兵，免除潘美后顾之忧。

但隆州南一百六十里还有一个沁州（今属山西沁县），也是北汉安插在河东的一处战略要塞。此地虽然不大，但一旦动起来，也有摇撼大宋围军的可能。太宗也没有给北汉这个机会，同时派出将军远远地将沁州围了，不得令其出城。

不久，又派出河北大将分兵进攻盂县（今属山西阳泉）。此地在太原东偏北约一百五十里，是北汉重要的东大门。

太宗从汴梁北上，在河北镇州，与太原东西相望，遥控全局，战略部署非常完美。围攻隆州，等于给了太原一个直击态势；围攻盂县，则等于给了太原一个右手勾拳的态势；围攻沁州，则相当于补充力量，连环直击，让北汉这些零星的防地成为待剔的死子。整体上，太宗摆出的是一个钳形攻势，逼迫太原龟缩城内，不敢略动——无论实动、佯动，太原都没有机会了。

但石岭关那边出现了状况。

原来，太宗担心郭进独立支撑打援任务，有凶险成分，就再责成时任汾州防御使的田钦祚支援郭进，也屯兵于石岭关附近做郭进的护军。但是此人与郭帅不睦，当敌人来时，他竟闭关自守；敌人撤退时，他又不追；还积蓄军用物资，大有谋利的倾向。郭进几乎无法与他配合。田钦祚的部下向太宗打了小报告。太宗下诏组成前线军事法庭审查此事。田钦祚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太宗还是采用了优容政策，没有动用杀罚手段，只将他斥责一顿，改领睦州（今属浙江淳安）防御使，尤为失策的是，居然要他继续护军，与郭进同守石岭关。

石岭关大捷

幸亏郭进有江海气象，更有战神风采，静如林立，动如山倒，敌兵不接触，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一旦接触，郭进出手极快。在通往石岭关的路上，一个叫西龙门寨的地方，郭帅重创了北汉守军，擒获千余人，并将这些俘虏送到太宗所在的行营镇州。

这时候，契丹加大了支援力度。耶律贤一面派出北院大王等人增兵戍守南京（今北京），一面动员了山西北部，也即当年石敬瑭出让的大同一线武装力量，增援北汉。而先头部队，由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的契丹劲旅，已经到达石岭关附近，在一个叫白马岭的地方，遇到了一条山涧。

郭进大兵也已经到达此地。

涧水不深，耶律沙与郭进隔涧相望，互相看得见各自的旗帜。虽然各自都有心理准备，知道此地将有战事，但两彪军马蓦然撞见，还是有了大战前的紧张。耶律沙乃是契丹总领南院事的大臣，做事稳重，他见郭进旗帜严整，兵马雄壮，而且漫山遍野，随着草原骑兵的两侧展开，郭进骑兵也在两侧迅即展开。耶律沙担心不能迅即取胜，想与后面即将到来的耶律斜轸会合后再战。但跟从他一起来的枢密副使穆济、冀王塔尔等人，求功心切，认为“急击之”比较好。耶律沙犹豫，又没有理由否定他们的意见，于是同意。

塔尔等人于是率领先锋部队开始渡涧。

骑兵在涧前空地迤逦伸展，而后响起了呜呜的号令，牛角声壮。骑兵开始冲锋，马蹄溅起的水花在初春的空气中飞舞。弯刀在半空中挥动。骑兵后面是呐喊着的步兵，长枪大戟，金属相撞，石岭关山鸣谷应。

令耶律沙惊异的是，郭进大军如数万尊石雕，冷冷地，一动不动。他稍稍勒住马缰，滞后观察。

这时候，契丹数万铁骑已经冲锋到了涧水之半。郭进发出了迎击的命令。只见大宋这边石雕般的兵马忽然发出震天撼地的吼声，迎着半渡的草原兵，山一般碾压过来。郭进率先刺入敌阵。

后面的事就简单了。契丹猝不及防，所见到的宋师瞬间爆发出来的士气，不可阻遏，于是在稍稍出现的一点犹疑惊恐中，士气顿衰。当草原兵返身逃跑时，宋师有了切瓜削菜般的快意恩仇。

契丹兵一时大败。冀王塔尔战殁，大将图敏战殁，将军唐古战殁，塔尔之子华格战殁、耶律沙之子德琳战殁……

耶律沙急忙组织督阵，但郭进大兵已经推进到涧边，甚至几次将耶律沙围住。紧急时刻，契丹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后续部队到达，迅即组织弓箭向胶着中的宋师射击。郭进一面组织反射，一面指挥部队撤离，退回到涧水之南。回顾涧水，已被血液染成红色，到处是契丹兵尸体。史称耶律沙、穆济等“仅以身免”，勉强活着逃出了战场。

这时巡逻兵来报，捉了北汉派出的细作。郭进将搜出蜡丸打开看时，原来是北汉送给契丹，告知“守城待援”的紧急请求。

郭进一面向太宗赵炅汇报石岭关捷报，一面将北汉细作派人押赴潘美围城部队。在城下，宋师向城头呼喊，在北汉守军的眼皮底下，将细作斩首示众。史称“城中气始夺矣”，太原城中见援军迟迟不到，派出去的细作也被擒杀，“誓死守卫”首都的士气因此开始衰落了。

与此同时，太原周遭也不断有州郡被宋师攻克，没有攻克的，也被看住，无法出城“勤王”。

太原大城被潘美十几万大兵围得密密匝匝，契丹援军被郭进布防得法的骁勇阻遏得寸步难行，诸州郡被太宗派出的宋师看守得水泄不通，眼瞅着北汉已经岌岌可危。这时北汉主刘继元的驸马都尉卢俊，在三百里外的晋北代州，获悉太原城危，于是主动派人驰往契丹告急。但史称“辽人败衄之馀，不能再发兵救”，契丹石岭关以及诸州不断遭遇败绩，暂时没有能力再派兵救援。

太宗在河北镇州，了解到战役形势后，开始向太原这座困守中的孤城进发。

镇州到太原，要翻越太行，近五百里山路，从四月壬戌日到庚午日，太宗一行走了八天。一路上，不断有捷报传来。

北汉有“鹰扬军”，被宋师击破。

骁将解晖

一向与中原来往不多的夏州（今属陕西靖边县）节度使，党项人首领李继筠，派遣两位刺史，带领蕃、汉大兵，列阵渡黄河，攻略河东辖境，以此策应大宋讨伐北汉，史称“以张宋朝军势”，以此来扩大宋朝讨伐军的势力。

太原西北四百里的军事要塞，北汉固守多年的岢岚军（今属山西忻州），被折御卿攻克，擒获守军大员。随后又南下，攻克太原西北二百多里的岚州（今属山西吕梁县），在此地擒杀北汉一位刺史，活捉一位节度使。

折御卿乃是府州（今陕西府谷县）观察使、永安军（治所在府州）节度使。折家世族，为后周时晋北大户。折、佘音近，后世小说家言称为佘氏，为佘太君家族原型。折家在太祖时归附大宋，镇守北疆，多次击溃契丹，乃是宋初名将。

包围多日的隆州，也被攻克。

破隆州的宋师司令是骁将解晖。

征北汉之前，太宗令他在太原南部泽潞地区筑城，作为看守北汉的军事要塞，城成，取名“威胜军”，就以解晖为威胜军节度使。史称此人“鸷猛木强”，像鹰隼一般猛烈，像木石一般刚强。每次受诏征伐，解晖都战斗在最前列。一般人看着害怕、忧虑的战局，在他看来很简单、很容易。他浑身都是创伤，从太祖时起就屡立战功。

解晖的父亲就是军人，后唐时西征蜀国阵亡，当时解晖年纪尚幼，但那时即立志：成人后要做军人，为父报仇。后晋时，解晖投军，跟着石敬瑭攻击叛臣安重荣，曾领精兵百余人，夜袭屯驻数万大兵的敌军营栅，在敌军看来，夜色中来袭的这一伙骑兵，犹如从天而降。解晖在敌营中左右冲突，居然斩获甚重，凯旋。那一仗让他成名，天下皆知有解晖者“鸷猛”如此。后周时，北汉刘崇与契丹联军入侵晋南，解晖与枢密使王峻前往迎击。夜半，他再一次发挥“鸷猛”性格，率三千人奔袭契丹军营，契丹兵大乱，如沸腾四溢的粥锅一般，四散而逃。后来又跟随周世宗南征淮南，生擒南唐一位刺史。

进入大宋，为太祖麾下一位步军司令。太祖在北征泽潞李筠时，解晖也立战功，一次战斗中，眼睛被箭矢射中，但仍然如夏侯惇般力战不已。太祖派将南征荆楚，解晖所部水军生擒岳州守军头领以及高级将领十四人，俘虏斩杀数千人。太祖征太原时，在北汉辖境击破敌军，斩首千余人。因功改为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刺史。

这一次太宗北征，派他带领所部围攻隆州要塞，他的部下西头供奉官，负责武装制度的朝廷内部官员袁继忠，武骑军校、军中骑兵队长许均，二人率先登上城楼。

许均身上有八处受伤，但仍在汗血淋漓中，咻咻气喘中，勇战不退，带领部下从城楼杀到城内，擒杀守军三百余人，活捉北汉派遣到隆州前线来的招讨使，也即司令官李珣等六人。

太原已是困兽

袁继忠在解晖麾下，也是一人物。

他在后周时就是一个有战功的将军。入宋，太祖时，参加了多次讨伐战役，所在有功。这一次征讨北汉，他进入敌区，连破三座要塞，擒得敌军将校多人，更俘获敌兵、牛马、铠甲、器械数以万计。但有意思的是，他的同列多人在敌区搜掠，却没有更多收获。这些人担心，对比之下，你那么多战功，我们咋办？于是，就很实在地跟袁继忠说了这个忧虑，史称“乃以诚告”。袁继忠不认为这帮人没出息，也不认为这帮人在挤对自己，就很慷慨地将自己的俘获分给众人，让他们“列表”，算作他们的战功，上报。此举很像东汉名将大树将军冯异，从来不居功。后来的日子，他在代州，击破入侵的契丹兵，在长城口，又一次击破契丹兵，与主帅一道，杀获数万敌众。但很多战功与主帅和战将捆绑在一起，有些就不好算在袁继忠头上，有人看到他功勋卓著，就劝他上表自论其功，史称“继忠不答”，袁继忠根本就不回应这个问题。

强将手下无弱兵。解晖的部下，就有这样的将士。

此一役，太宗知人有道，用人得法。

太宗一路收获着好消息，这一天，来到太原城下。

望着周世宗、宋太祖两代人没有攻克的大城，太宗赵炅有了一点隐隐的期待。他开始暗暗地谋划北汉之后的地缘战略。他应该有远迈前人的武功。他认为他能做得到。恢复汉唐旧疆，可能不是梦。

正在这时，来了一个坏消息——镇守石岭关的大将郭进，薨。

跟郭进在一起的田钦祚，多次放纵做奸利不法事，郭进曾多次向太宗汇报。田钦祚知道郭进是个没有什么心机的人物，而且性情木讷刚烈，就在二人接触时，多次以语言凌侮郭帅。郭帅也拿他没有办法，打不得骂不得，抗争不得，辩别不得，一怒之下，气昏了头，自缢而死。但田钦祚向太宗汇报时，却说郭帅是“中风眩”。太宗悼惜很久，缓不过神来。

史称“钦祚性阴狡”，田钦祚性情狡诈。他的劣迹不少（《大宋帝国三百年》前几册中说到他的故实），奇怪的是，历经太祖、太宗两朝，他居然没有被赵家兄弟看透，也没有受到朝官弹劾。想来他的“阴险、狡诈”骗不过史家，却骗了时人，奸人自有奸道，可能是局中人无法勘透的。不过他的战功不低，最煊赫的是，太祖开宝年间，他曾以三千人的宋师与六万人的契丹兵周旋，剪灭不少敌兵。最后退守小城，在敌人包围中，还能整军而开门，突围而去，居然三千士兵“不亡一矢”，连一根箭矢都没有丢失。此事近似于神话，据说在草原那边都在传扬“三千打六万”的故实。也许正因为此人还有骁勇的一面，所以太祖、太宗对他有了睁一眼闭一眼的姿态。

太宗赵炅在行营揣摩良久，最后派出了冀州刺史牛思进替代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石岭关必须由猛将据守。牛思进也是奇人。据说他有一对铁耳朵，将强劲的弓弦挂在耳朵上，一只手扯弓背，居然可以将弓扯满！还有本事，可以背靠墙站住，随你找两个力气大的将卒，拽着他的胸部，想从墙下拉动他，门儿也没有。他就好像长在了墙上，巍然不动。史称“军中咸异之”，军中将士对他这个本事都很惊异。围城打援，在打援部署中，牛思进与郭进都很称职。俩人先后钉在石岭关，终河东之役，契丹没有越过关口一步。

太原周边，北汉所有的军事要塞都被拔掉了。太原犹斗，但早已是困兽。

剑舞吓人

宋军围城也很出色。

太宗赵炅来到城下，宋师士气大增。

御驾驻跸在汾水之东。汾水在太原之西，太宗就在汾水与太原城之间，城墙里面，就是北汉宫城，守军在此部署了最重要的城防力量。太宗来看望大将曹翰的攻城队伍，巡视了宋师大营，了解了部分营垒攻具，如俗话所说，亲切慰问了前线将士。然后，他在行营中亲手写了一份劝降诏书，派人送达城下，要守卫城门楼子的河东兵将诏书转给北汉主刘继元。但守卫城楼的“指战员”们不敢接，太宗劝降的意见到达不了北汉最高层。

郭进俘虏的北汉细作在城下被斩，已经让城中人丧气；太宗更发明一种游戏，吓唬太原守军。

此前，太宗曾在诸军选择身手灵便敏捷的士兵，专门要他们练习剑舞。这种剑舞很像现在的杂技演出，几百人列阵，手持利剑，耍巴一阵后，会将利剑掷入空中，而后士卒们跳跃起来，或左或右，或前或后，摆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姿势，或如“野猪进林”，或如“钟离挥扇”，或如“张飞片马”，或如“举火烧天”，或如“结跏趺坐”，或如“凤凰展翅”，或如“苍龙摆尾”……闪转腾挪间，士卒们纷纷接住空中掉落的利剑。剑光闪处，惊险万分。城上守军看得呆了，看到的人都感到很恐惧。

在汴梁时，有契丹使者来访，太宗曾要这批训练有素的士卒在大殿汇舞。契丹使者看到数百人光着膀子，鼓噪而进，挥剑而舞，跳起来、掷起来，不免摄心动魄，史称“（契丹）使者不敢正视”。等到这次巡视攻城，太宗再令这支传奇队伍做环城表演，作为御驾前导。据说“城上人望之破胆”。

荆嗣生猛

转天夜半，太宗看看刘汉没有降意，开始在城西大营观看宋师攻城。

攻城将士见皇上在身边，勇气大增。

这时，一位校官来到太宗面前，要求自己带领一支敢死队先攻。太宗看时，原来是太祖时名将荆罕儒的从孙荆嗣。当初荆罕儒曾经打得北汉屁滚尿流，但在他未加提防时，不幸被北汉名将郝贵超杀害。现在荆嗣来请战，也有为祖上“雪耻”的意思在。太宗理会他的意思，就让他攻取城西的一个门楼。荆嗣领命，带着百十个身手不凡的健卒，开始借助于云梯，登城。主帅赶紧又安排其他门楼的登城勇士同时行动，以分解荆嗣这边的压力。

荆嗣不负太宗厚望，率先登上城楼，太原西城矮墙之内有了殊死搏斗。

只见校官荆嗣满口流血，呼喊时，嘴里喷出血雾，那是他的牙齿被敌人的刀剑刺落；他挥舞起来的胳膊，一只手已经血肉模糊，那是炮石击碎了它；他飞起来的一只脚，带着两支雕翎箭，那是被守军飞羽所伤。月光之下，城楼之上，本来应该是非常富有诗意的地方，唐人就有诗歌咏叹此类良辰美景道：“片月低城堞，稀星转角楼”，在高城墙垛之上看月亮都显得那么低矮，城门角楼看到的星星都在缓缓移动。但在此刻，夜半，大山、汾水、孤城之上，骨肉生灵，却在血拼。太宗看得很感动，见荆嗣受伤不轻，赶紧派人召他回来，当即给了他慰勉和赏赐。荆嗣回营养伤。

月光之下，第一轮攻击暂停。远山有烽烟，城楼有悲笳。四野的炊火，照亮了堆放在营帐内外的羽箭，军营内像燕尾一样两角叉开的军旗，在星月之下有一种浮缓着的悲怆意味。在唐代，这类旗帜可以称为“蝥弧”。几处营帐，将校们兴致不低，在星垂平野的汾水之滨，夜宴吃酒，互相讲述攻城时出生入死的瞬间，有几个将军甚至不卸掉沉重的盔甲，就在篝火之旁举着酒器——或酒坛，或陶碗，或锡壶，或觚，或盅，或盏——跳起舞来，军士们助兴，有人会擂起喜庆的鼓声。夜色深时，司务挥舞起一面旗帜，一波一波，渐次传递到绵延几十里的大营，此起彼伏地传来一声声呼喊，这是夜寝的口令。这一幕，令人遥想起唐人《塞下曲》的意境：“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鹫翎金仆姑，燕尾绣蝥弧。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

宋箭宋得

太宗每次观战，都要穿上甲胄，距离城墙很近，守军的箭矢、滚木、擂石、灰土等，往往都要落在他身边。左右有人劝谏太宗离战场远一点。太宗说：“将士争效命于锋镝之下，朕岂忍坐观！”我大宋将士们都争着在敌人箭雨之下效命，朕岂忍心作壁上观！太宗这句话，很快就传遍全军。诸营将士闻言，史称“人百其勇”，每人都比此前勇敢百倍。人人都愿意“冒死先登”。

大宋攻城，有掩护部队，就是弓弩手，史称“控弦之士”。登城部队在前，掩护部队在后，射出的箭雨密集程度为有史以来罕见。有史料称太宗赵炅攻取太原，这样的掩护部队有“数十万人”。我不信这个数据。整个攻取太原的部队，没有详细资料记录，但是根据各方力量之估计，包括辎重转运、战事民工、其他州郡的遥远策应（如折御卿在西北攻击北汉辖境等），宋师应在三十万人内。直接攻取太原城的部队不会超过二十万。此时，太原城内武装力量大约两万人（北汉军人总三万人）。但宋师“控弦之士”为历来最多，可能是一事实。箭手们在太宗乘舆之前列阵，一排排，成行成列，进退有法，交替前行，专门瞄准城楼、城垛间露出的人影。但城堞一般都有半人多高，且有可观的厚度，这样，城下箭镞射往城上时，就有了一个仰角，一般就会飞上城楼斗拱之间，或落入城内，成为流矢。还有些强弓，包括威力强大的床子弩，箭杆较短，但弓力强大，可以直接射入城墙之内，这样，就像外梯一样，利于攻城士兵攀爬。当敌楼发现险情，试图布置檑木滚石时，城下“控弦之士”又开始新一轮掩护，更密集的箭雨射向墙头。就在这样的争夺博弈中，宋师射出的羽箭是传说中“草船借箭”的数倍。整个太原城，城楼上、城墙上、马道上、府衙间，到处落满羽箭，如刺猬一般。以至于大宋捉到的“生口”，活着的北汉兵民，向宋师坦白道：北汉主城内储藏羽箭有限，因此动员市民搜集落到城内的羽箭，一支箭可以换十文钱，这样购买，“凡得百馀万”，得到了百多万支，都被北汉主聚集起来，储存到兵器库里了。太宗闻听，大笑道：“此箭为我蓄也！”北汉主这么干，这是在为我大宋储存武器啊。等到后来太原城被平定，楚弓楚得，宋箭宋得。

宋师有掩护部队，北汉也有忠于汉朝的弓弩手。城久不下，北汉有人。城上也不断地有箭雨俯射。北汉组织起反攻来，往往也很奏效。

洞屋

太宗从西城巡视到南城，大宋名将，彰德军（今属河南安阳市）节度使李汉琼，此地担任攻城都部署，也即南城攻城司令官。他率领将士，安排好城下掩护部队，开始亲自登城。他以司令官的身份带头行动，感动了部下，于是跟着他冒矢而上。李汉琼借助机器传送的移动云梯率先登上了城垛，但守军箭矢射中了他，其中有箭射中头部，一根手指也被守军大刀砍断。血染红了他的全身。太宗在城下看到，急忙命人死力营救。控弦之士的箭雨更密集地向城上射出，有士兵千难万难中救出了主帅，从云梯放下。

太宗赵炅亲自检查了他的伤势，为他敷药。然后表示，要到前线去，离将士们更近一些。甚至，他还要到“洞屋”去，亲自参与指挥攻城。

“洞屋”，又称“洞子”，是古来重要的攻城器械。形状很像一间长筒状小屋，可大可小，用木柱撑持，外包牛皮或铁皮，有的还要包上泥瓦，用来防止城上的箭雨、擂石、开水、石灰等。“洞屋”一般安装有车轮若干，可以由里面的士卒推着前行。一般攻城，都会事先填平城壕，或在城壕上搭建活动桥梁，供士兵靠近城根。故“洞屋”，可以直接推到城下。“洞屋”战时主要任务除了攀爬登城之外，还挖墙脚，穿洞。城内反“洞屋”，除了从城堞之上往下俯攻之外，有时还要在城内挖壕，注水或置放尖锐战具，阻遏穿洞者顺利入城，而后守军可以以逸待劳，洞口狭窄，不可能“一拥而入”，只能次第“鱼贯而入”。这样，洞中人入城，进来一个就会被杀掉一个。所以“洞屋”穿城而入的战例很是罕见。“洞屋”的功能，除了贴近城墙攀爬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战。

还有一种“洞屋”，与云梯结合，轮子安在云梯下面，“洞屋”在云梯上面，略呈Z字形，状如鹅，故又称“鹅车”。这样的“洞屋”可以直达城堞之上，如果顺利送达，“洞屋”里的将士可以直接跳入城垛之内。但守军也有办法，就是抛出钩锁，在“洞屋”还没有到达城垛之际，将其拽翻，然后泼出火油、火把，将整个“鹅车”烧毁。这类攻防除了技术上的熟练高妙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有运气。一般来说，被动的防守者反而更显主动，主动的攻击者反而略显被动。

《宋史》中说李汉琼也是一个“木强”之人，与前面说的那个解晖一样，也是一个木石一般刚强鸷猛的骁将。此人好“使酒”，也即借酒劲耍性子，但对大宋的统一战争确是战功赫赫的人物，而且忠诚。当他听说皇上要到那么凶险的前线去督战时，不禁心下一惊，马上对太宗说：“守军在洞屋那里，矢石如雨！陛下奈何以万乘之尊要到那么险恶的地方去啊！不要去啊！如果您不听臣下劝谏，是臣子失职，臣请先死！”太宗想想，接受了他的意见。

李汉琼此语有大义。三军攻城，帝王亲临，如有闪失，必酿大祸。因此，臣下如工蜂护卫蜂王，是自然法之正价值所在。忠诚，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独立方向的肯定价值。李汉琼一番话，按照现代交往理论评判，可谓“真诚宣称”，在这个语境之下，至为“妥当”。

李汉琼因此不惟得到庙堂肯认，也同时得到江湖肯认。名气虽然不如杨老令公、呼延赞等人，但也有声有色。后世流传杨家将故事（不是故实）有《李汉琼智胜番将，杨令公大破辽兵》的段子。说大辽将军韩匡嗣与宋师李汉琼部遭遇，惊慌害怕，在逃跑中被李汉琼追及。看看危急之中，大辽猛将刘雄挺身来斗。李汉琼更不搭话，与刘雄战不几合，一刀将其劈落马下。

小尉迟呼延赞

名动天下的呼延赞也参与了这一次平定北汉的战争。他当时任铁骑军指挥使，马军铁骑部的司令官，跟随太宗来太原。他见攻城久久不下，于是也像李汉琼一样，率部亲自登城。当云梯把他送入城堞上时，他竟连续四次站立不稳，跌落下来。史上没有说他跌落到哪里，是跌落到城墙里面，还是外面。如果是前者，那就已经进城了，况且城堞到城内城道只有半人多高，摔不坏，足可翻身起来与守军格斗。但如果是跌落到城外，那城墙高达十来米，三四层楼高，四次摔下，不可思议。根据推断，他应该是摔落城外。太宗见状，亲自赏赐了他。

呼延赞后周时入伍，入宋后曾在先锋队伍中，跟随王全斌讨伐后蜀，有功。这次征伐北汉之后，他又跟随崔翰戍守定州，作战勇敢。后来也曾向太宗献阵图，以及打仗时的要领、建构军营的方法等意见书，想以此求取边关将帅之职。太宗让他显示自己的武艺，呼延赞就打扮起来，全副武装，带着四个儿子，在宫苑中骑马盘旋好几圈，手中的铁鞭挥舞起来，很有声势；还能使枣木长槊，也颇虎虎生威。太宗很高兴，给了他们父子五人几百两白金。不久，太宗任命他为保州刺史，治所在今天的保定。那时候，这里已经是大宋边疆。但史称此人“无统御才”，没有驾驭部下的才能，太宗给他换了个地方，出任辽州刺史，治所在今天的山西左权县。史称“又不能治民”，又不能治理当地政事，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做职业军人，当了个“都军头”，某军某部的军事长官。但是因为有资历，还是给他“遥领”了一个刺史，但不管具体军政事务，也不须赴任。

史称呼延赞“有胆勇，鸷悍轻率”，有胆量有勇气，鹰隼一般猛悍，常置生死于度外。坐骑乌骓马，战时像日本人那样在额头上来一道红色巾帛，史称“绯抹额”或“绛帕首”。这东西额头一亮，军中望去煞是鲜艳。故《宋史》说他“服饰诡异”。不仅如此，他的兵器也很“诡异”。他制作多种古怪兵器，其中有“破阵刀”“降魔杵”等，还有一种类似于三尖两刃刀之类的东西，每一种都重达十数斤。他一生仰慕大唐太宗时名将尉迟恭，自称“小尉迟”。

他常对人说，愿意效死沙场。又说“受国恩深，誓不与契丹同生”，于是开始遍体刺字，自己全身刺满了“赤心杀贼”四个字，全都用墨将字染黑，嘴唇里面也刺字，也弄黑。又给几个儿子在耳朵后面刺字“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他所使用的马鞍子以及兵器战具，也都刻了字。最后又召来会刺字的兵卒，让他给自己的妻子也刺这几个字，理由是“受重禄无补”，接受国家这么重的俸禄，却没有办法报答国家，所以应该脸上刺字“以表感恩之意”，如果不听话，不刺字，当场就要斩首。此举一出，全家号啕。因为女人家家脸上刺字，从古不见这类“感恩”法子，以后还怎么见人？所以全家哀求他说“妇人黥面非宜，愿刺臂”，妇女人家脸上刺字不合适，愿意刺臂来代替。呼延赞想了想，同意了刺臂。于是妻妾仆人都被胳膊上刺了四个字：“赤心杀贼”。

史称呼延赞其人“性复鄙诞不近理”，性格鄙陋荒诞，有时不近情理。譬如，他会在盛冬季节，用冷水给孩子来个兜头一盆，希望能借此法，让孩子长大后不怕寒冷，身体健壮。他有个小儿子，才刚过“百天”，还在襁褓中呢，被他提到城楼，扔到城楼之下，孩子居然不死，人问他何以这么干，他回答说：“用这个办法来试试孩子的命大不大。”也许呼延家确有异禀，他自己就在太原城上摔下四次，毫发未伤。但他也很疼爱儿子，有个儿子生病，他居然相信江湖术士意见，割了自己腿上的肉做羹汤给孩子治病。

呼延将军不识字，有时在宫中值班，内侍宦官们喜欢他，就往往围着他侃大山。呼延赞有时心血来潮，就召来跟着值班的仆从研磨，然后取出佩刀，刺自己的胸部，出血，流到砚台里，跟墨汁混了，写奏章。主题就是：希望能调自己到边疆“捍边杀虏”，捍卫边疆、痛杀契丹。宦官们恶作剧，开玩笑说：“您这可是够忠心的，但要是把心脏掏出来，割了，流血，写奏章，那就更能明白您的忠心了！”呼延赞说：“我不是爱生不爱死，但契丹未灭，现在死了，白白丢一个躯壳而已。”

但此人不争功。真宗时，他跟着皇上到河北巡幸。真宗皇帝在此地与诸将聊天，要将帅们各自说说自己的功劳。于是将帅们来了情绪，都在争着叙说自己如何出生入死，如何斩获敌方将帅，如何攻取战略要地，等等。争到最后，已经喧哗一片。只有呼延赞不争。真宗问他，他说：

“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无以报国，不敢更求迁擢，将恐福过灾生。”臣每月有俸禄十万钱，连一半都用不完，已经感到给我的太多了。自己想来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国家的，更不敢请求升迁。也主要是害怕福气太大了要生灾害。

说罢，再拜而退。

众人听他一席话，感到他“知分”，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实际，但他这种不争的姿态，还是得到了众人的赞誉。

他的忠诚也有特殊的方式。

大宋建隆年间，也即太祖时代，曾经在郑州为大唐名将李靖建庙。真宗时也对李靖多次褒奖，以至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真宗在郑州为大唐名将李靖立了一块御制碑，史称《灵显王庙之赞》。碑文称赞了李靖，认为他“功存于国，惠浃于民”，功勋永存于国家，恩惠长利于人民。（顺便说，事实上此地原有庙，是纪念另一李姓历史名人北魏大臣李冲的。此碑今尚在，就在郑州市内一条街道边上，已经开始风化剥落。）

呼延赞虽然没有赶上真宗立碑故实，但他知道两代君王都对李靖敬慕有加。正好他的母亲也姓李，于是他就专程跑到郑州设有李靖泥塑像的殿里去拜，称李靖为“舅舅”，自己是李靖的“外甥”。

呼延赞，是一个有点心机的莽撞人。

劝降北汉主

且说太宗督阵攻取太原城。

说话间到了五月，又是一个夜晚，太宗再一次动员诸将发起急攻。天麻麻亮时，已经攻陷了太原的羊马城。羊马城乃是史上若干著名大城的城外城，相当于主城垣的第一道近身防线。它位于四面壕沟之内，离开主城有十步之遥，大约十五米到二十米之间。羊马城破，主城就没有了最后的屏障。

北汉开始出现恐慌情绪。

这一天，北汉大臣宣徽使范超认为大势已去，于是乘羊马城陷，混乱之际，出城，准备投降。但宋师一见，以为不早不晚，这个时候出城，说是“归降”，谁信啊？于是认定他是“突围”，就将其生擒，而后不容分说，拉到大旗之下，斩了。而北汉那边，因为他未经许可就出城，认定他是“投降”，于是，也不容分说，将他的妻子儿女也绑了，割下首级，扔到城外。宋师这才知道：原来这小子是真投降啊！

战乱中，个人的悲剧各式各样。范超究竟是“归降”还是“突围”，也许现在已经不好判断。

北汉代州刺史刘继文，以及北汉主的女婿卢俊，远在几百里外，就放弃了守城，投奔了契丹。

北汉马步军都指挥使，也即骑兵、步兵总司令郭万超，做出妥当姿态，卸掉盔甲，归降了大宋。

太宗心情振奋，来到城南，对诸将说：

“明天中午，咱们应当到城里去吃饭。”

说罢，又起草了一份诏书给北汉主刘继元。

这一天夜里，城上现异象，据说有苍云很像人状，在月光下看得很清楚。

攻城队伍轮流上阵，昼夜不息。宋师战士在太宗督促下，人皆准备奋力一搏。史称“士奋怒，争乘城，不可遏”，这是振奋而激怒，争着登城，几乎无法控制、遏阻。但是太宗赵炅看到将士如此奋勇，反而生出恐惧之心。他知道刚刚处理的北汉宣徽使范超，就是一个战例。这位北汉正部级大员，已经在战士的捆绑中不断告知是来“归附”大宋的，但战士根本不听，还是将他杀了。这样愤懑的情绪带到破城之际，一旦失去约束，岂不就要屠城？

大宋“祖宗之际”，也即太祖、太宗时代，最动人的责任伦理开始发挥作用。这二位读圣贤书的政治领袖，即使在政治条件最为险恶的时刻，也不忘记圣贤教诲，或者说，往日的圣贤教诲，如“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已经内化为他们的政治性格和道德自律。颠沛造次之际，唯有“公道、仁德”不可丢弃。这类简单但博大深邃的儒学原理，让这两个帝王，成为圣君、贤君。纳入世界范围来看，太祖太宗与那位谦和、宽容的罗马皇帝奥勒留比较，并无逊色。

赵匡胤当初征服南唐时，要统帅曹彬不得枉杀一人，甚至在将帅们表示不杀人无法攻城略地时，赵匡胤斩钉截铁地回应道：

“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

现在，太宗面临了同样的局面。

这些将士乘勇下城，可能就在弹指间，但就在这弹指间，他似乎预见了屠城的可能，于是，史称“帝恐屠其城，因麾众少退”。太宗担心将士屠城，因此指挥将士稍稍退却。他要将士们冷静下来，听从朝廷节制。

宋人杨仲良撰《皇宋通鉴纪事本末长编》记录这段故实的文字是：“帝复诏谕继元速降，当保终始富贵。诏虽入城，而诸将锐攻不可遏。帝犹虑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太宗再次下诏给北汉主刘继元，让他马上投降，可以保全他的富贵终身。但是诏书虽然进入城内了，这边宋师诸将急切猛攻的阵势几乎不可遏制。太宗还是担心城破之际节制不住会伤害良民，于是指挥将士们稍稍退却。

由这段记录可以得知，太宗之所以劝降北汉主，实在是担心“城陷害良民”。

刘继元投降

城中人还想固守太原。这时，北汉老臣，退休在家的宰相，左仆射马峰，带着病躯，要人抬着他来到宫中见北汉主。他流着眼泪，向刘继元陈述了天下兴亡的大义，更讲述了大宋天命所归的大义。刘继元天性中的一点理性开始发挥作用，北汉士民蒙福不浅——他听懂了马峰的一番道理，并接纳了马峰的意见：归降大宋。就在这天的夜里，天快亮时，刘继元准备好了降表，派遣大臣李勋带着降表来到太宗赵炅的行营。

太宗大喜，当即命负责礼仪的通事舍人薛文宝带着诏书，跟李勋入城，抚谕太原军民。

当时，“夜漏未尽”，也即凌晨时刻，太宗来到城北，就在城台上宴请从臣，同时接受北汉末代君主刘继元的投降仪式。之所以来到城北，是要完成一个“坐北朝南”的礼制规定。刘继元率领他的大臣都褪去王袍官服，穿了素服纱帽，在台下待罪。太宗下诏，免去他们的“罪恶”，然后将他们召到台上，慰劳了他们。刘继元见到这位御驾亲征的帝王，匍匐下来，叩头道：

“臣自闻车驾亲临，即欲束身归命，盖亡命者惧死，劫臣不得降耳。”臣子自从听说大驾来临，当时就要捆绑了自己归附天朝。但是有好几个从天朝投降到我这里来的亡命之徒，他们害怕回到天朝，于是多次劫了臣子，让我没有办法投降啊！

赵炅想想也是，过去有多少投奔北汉和契丹的宋人，可恶至极。于是让刘继元交出这部分人的名单，派出卫士，将这批逆臣拿了，全部正法。

就在这个太原城北的台子上，赵炅瞥见了纳土归宋的吴越国王钱俶。原来他一直在扈从太宗北征。想起钱俶的大功，对比北汉的逆命，赵炅有了感慨，于是很真诚地对钱俶说：

“卿能保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爱卿你能保留一方土地归于我大宋，以至于没有血刃相加，真是太值得嘉赏啦！

随后封赏刘继元为大宋右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公。又以其臣李恽为殿中监，马峰为少府监，郭万超为磁州团练使，李勋为右卫将军。

太宗派出性格纯谨的转运使刘保勋知并州。河东，史称并州，太原是其治所。刘保勋待人和气，但又精于吏事，军政事务很繁杂，但他处理起来往往有条有理。此人也廉洁。曾对人说：“吾受君命未尝辞避，接同僚未尝失意，居家积赀未尝至千钱。”我接受君王的差遣任命从未有过推辞逃避，结交同僚与之来往从未有过争执不和，居家过日子储蓄金钱从未超过一千钱。

刘继元是一个性情残忍的人。在太原，只要臣下有人稍稍违逆他的意愿，他就会动用“灭族”的手段。但太宗还是在他投降后，保全了他。

他曾对他人说：“晋司马昭回应刘禅‘此地乐，不思蜀’，调戏他说：‘你这话说得很像法正之言啊。’这件事，很是不仁。亡国之君都是因为昏妄不明、懦弱不正所致。如果他们有远识，哪里会亡国呢！这都是很可怜悯的人，干吗还要戏弄侮辱他啊？刘继元是朕的俘虏，但我待他如宾客，还担心不能安慰他，实在不忍再去像司马昭那样，戏弄侮辱他。”

名将杨老令公

北汉有个刘继业。

此人就是传说中的杨老令公杨业。

宋师攻取太原城时，刘继业也即杨业在守城。

他现在在哪里？

史上记录于此出现了歧异。

《宋史》的说法是：太宗征太原前，很早就听说过刘继业也即杨业的大名，曾经花重金招降他，没有达到目的。太原快要被攻破时，刘继业也即杨业曾经劝谏北汉主投降，以此保护士庶免遭屠戮。北汉主于是投降，太宗乃使人去召刘继业，一见之下大喜，封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北伐军回到京师后，又授给他郑州刺史。更因为他“老于边事”，洞悉北边军政大事，再升迁他兼任代州兼三交（地名，在晋北）驻泊兵马都部署，成为山西北部边帅。

按这个说法，是刘继业也即杨业劝谏北汉主归降了大宋。

《续资治通鉴》的说法是：北汉将刘继业，向来骁勇，等到北汉主投降了，刘继业也即杨业还在“据城苦战”，盘踞在所守卫的城楼上，与宋师苦战不已。但是太宗想活捉这人，不想在战斗中伤害到他，于是就让北汉主去劝降刘继业也即杨业。等到刘继业也即杨业得到北汉主的劝降书，就冲着北面再拜，大恸，涕泣一场，脱下盔甲来见太宗。太宗大喜，抚慰后，赏赐很多，又令他恢复原来姓氏。并授领军卫大将军。不久任命他为郑州防御使。

按这个说法，不是刘继业劝降北汉主，乃是北汉主劝降刘继业。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与《续资治通鉴》相同，文字略异。但在行文中，又引用五代史资料《九国志》等，推断说：流泪劝谏北汉主投降的人是马峰，因为如果是杨业劝降，那么应该跟着北汉主一道来见宋太宗，哪里还用得着再派人去召他？不过《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这一番推断也不自信，甚至还留下了太宗封赏杨业的一篇“制词”，略云：“百战尽力，一心无渝，疾风靡摇，迅雷罔变。知金汤之不保，虑玉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质请命，忠于所事，善自为谋。”意思是：杨业将军身经百战，每次大战都能尽力向前，一心一意，从未有过不忠，即使是动荡变乱之际，也不动摇，惊险危急之时，也不变节。但将军知道河东城池难于自保，忧虑战火中玉石俱焚，于是制定战略，请求归附，谦恭卑辞向大宋请命。可谓忠诚于事奉的君国，善于规划自身。

按这个说法，刘继业有劝降北汉主的可能。

歧说俱在，这事今天已经很难“真实复原”。

但不要紧，要紧的是：如果刘继业也即杨业劝谏北汉主归附大宋，是个人污点吗？如果君主已降，臣子不降，是个人荣誉吗？现在看，都不是。我想把这个问题用最简洁的话语说清楚，当我说完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我能“重行推断”出史上这个记录之所以“歧说”并存的原因何在，逻辑在哪里。

先说第一个问题：刘继业也即杨业为何劝降北汉主？

北汉，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最后一个被收复的割据政权。它必须被收复。理由之一就是“大一统”。

“大一统”，是三千年中国之规律性存在。“大”在这里是动词，有“尊崇”“重视”之意。中国幅员辽阔，需要一种足够规模的国家疆域以完成有效治理。历来圣贤所以尊崇河山一统，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族群生存的政治哲学所在。按照东周以来的经验事实可知，那种割裂华夏的地方政权，是从负面影响共同体生存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权力形态。“民生”凋敝，在割据政权下是至为常见的共同体生态。所以孙文先生认为真正的政治核心是民生。

按照“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讲述，之所以有“大一统”国家理论，是因为农耕时代灌溉系统的需要。中国之黄河、长江、淮河，不能想象如多瑙河一般，可以由割据政权分段管理。于是，统一，成为规律性的政治诉求大义。

就这个意义上说，大宋是当之无愧的统一力量，因此也是健康力量。北汉在天命所归之际，犹自顽梗，就是逆天而动，所以，大宋称其为“逆命”自有道理。当此之际，杨业劝降，就是“知命”。他所挽救的是更多士庶生命，使之不再继续无谓的流血。北汉抗命，不是正义事业。就像当年轴心国士子多投奔盟国一样，杨业拟投奔大宋，也是正义选择。

杨业劝谏君主投降，符合邦国演绎趋势，政治正确；符合士庶民生要求，伦理正确。

但太原城已下，杨业犹自苦斗，这第二道理怎么算？

说起来，两个方向可以解释清楚。

第一，刘继业乃是军人，军人就有军人之职业道德。守城，敌我力量悬殊之际，更是彰显军人荣誉之时；敌军破城之际，尤其是军人本色呈现之时。老将军到了这个时刻，已经不再是为北汉而战，是在为自己而战。这是五代十国那些“跳槽”“换单位”般的武夫难以望其项背的道义精神。当着大宋雄师鼓噪入城，城内烽火四起，故国大势已去的凶险局面终于来临时，将军背靠老城，据守街巷，利用地形地物，镇静地等待最后时刻，冷静地指挥亲信辗转于刀头剑锋时，那一时，天地为之低昂，风云为之变色。那是末路尊崇的高大群雕。老将军完成的是历史性悲剧，一种由人间生发，但气冲斗牛的艺术。他在自我形塑，成为五代十国迥然不同于杜重威、杨光远、符彦卿等“名将”的“异类”。他在刀光血影中扼守孤独。

第二，他不知道北汉主投降的信息。将军期待更多沙场立功机会，更明了天下大势，因此，他向往大宋。期待在大宋王朝更有作为，所谓“策功茂实，勒碑刻铭”，跟着宋太宗与契丹征战，“宣威沙漠，驰誉丹青”，如此戎马一生就太完美了。所以他要向北汉主劝降。但现在，他在没有得到北汉主投降的命令之前，他就是军人，是将军。他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投降。很可能，宋师已经告诉他北汉主已经归附啦，但他没有得到北汉主的“诏令”时，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宋师的通知，兵不厌诈，这个将军懂。

现在可以做一个“复原历史现场”的推断了——

刘继业也即杨业，确实曾经向北汉主劝降；当时北汉主没有降；城破之后，乱阵中，老将军没有得到北汉主已经投降的消息，所以，他要“据城苦斗”。宋太宗于是让北汉主亲自去劝降老将军，因为他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说动这个职业军人。作为军人，死亡威胁不能让他匍匐，但是君主命令必须遵守。

史上有一种记录也常见，说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平北汉，八月才招降刘继业，我唯独不信这个记录。逻辑不合。

赢得起，也输得起。尊崇荣誉，不怕死；服从命令，不求名。这就是军魂。这才是军人。

杨业，就是太原人氏。他的父亲曾经做过刺史。少时，杨业就有“倜傥任侠”，风流仗义的性情。他善于骑射，经常去打猎。跟着他人一起打猎时，他的收获总是多于他人数倍。为此，将军也很得意，他对从者说：“有一天，我要是能够带兵打仗，也就像现在这样，用鹰犬追逐禽鸟野兔一般。”

年轻时，他投奔到北汉第一任君主刘崇麾下，作战骁勇，有战功，一些战役中，都是胜仗。国人给他外号“杨无敌”。但杨业本名杨崇贵，为了避讳北汉主刘崇的名字，改名为重贵；后来刘崇又将其收留为“义孙”也即刘钧的“义子”，改名刘继业。与北汉最后一个君主刘继元是“义兄义弟”。所以他必须忠于刘氏北汉。

杨业降。北汉平。

大宋得到10个州，1个军，41个县，35220户人家，士卒3万。这个数据可以概见北汉支撑国力的艰难，几乎是每户要出一个士兵。不算女子、儿童、老人，北汉几乎就是“全民皆兵”。但它能支撑到五代十国最后一个亡国，也算是奇迹了。

从此，西北、西南的“羁縻之地”不算，大宋帝国已经得到了唐代末年，中原王朝所拥有的基本版图，除了燕云十六州——但太宗赵炅，在行营大帐中，在北汉宫禁中，暇时浏览天下形势图时，眼光已经瞄向了这一片绵亘数百里的“汉唐旧疆”。

伍高梁河

当太宗发动“取燕蓟”战争时，契丹尽管处于守势，尽管也有人曾提出放弃燕蓟，但最后的决策还是，不仅要“山后”，也要“山前”。战争打到后来，契丹胃口更大，连周世宗攻克的关南之地也想要，耶律休哥甚至想要黄河以北。宋辽之争因此成为一场纯粹实力的比拼。

太原城遭毁

平定太原后，太宗赵炅开始暗自谋划攻取“燕云十六州”。

在太宗的心事里，十六州之中，主要是契丹的南京，也即幽州，今日之北京。其他州郡有的被周世宗夺回，已经固守在关南；另外一些州郡在晋北，距离中原较远。幽州则志在必得。而且攻克幽州，相信其他州郡可以指麾而定。

这事像往年试图攻取北汉一样，他将谋划藏在肚子里，暂时不透露口风。谁也不知道他会连着发动第二场战事，将士们本来还以为可以得胜还朝，马上就要得到封赏了呢！封赏大事，赵炅连想都没有想。

在大军兵锋东指之前，太宗做了五件事：

第一，派人告慰宗庙。

他命令随军而来的著作佐郎、直史馆文臣石熙古返回京师，将平定三晋之地的大喜事，告知宗庙，要列祖列宗高兴。当时的将帅们估计也有纳罕：告慰宗庙，班师回朝再行大礼也不晚啊，怎么就差那么几天，还要派人回去干这个活儿？他们不知道太宗的心事……

第二，给原北汉地政策性优惠。

赦免河东境内各类罪犯，“常赦所不原者并释之”，往常大赦有规定，某类罪恶深重的罪犯遇赦不赦，这一次也赦免了；人户两税（夏税与秋税），两年之内蠲免；士庶有多年拖欠官方的租税也都免除了债务。更规定：正常的赋税之外，如果原来地方还有“无名配率”，也即巧立名目的榨取盘剥，诸州都要一条条列出来，报告给朝廷。

第三，祭奠战死将士。

这是春秋之义。祭祀国殇，仪式隆重。烈士的后人子孙，都要受到朝廷恩惠，可给予一个官职，享有国家俸禄。

第四，毁掉太原城。

太原乃是河东治所所在，历史上多少藩镇盘踞在此，让中原王朝头痛不已！远的不说，李存勖占据河东时，后梁奈何不得他；石敬瑭占据河东时，后唐奈何不得他；刘知远占据河东时，后晋奈何不得他；刘崇占据河东时，后周奈何不得他；刘承钧占据河东时，大宋奈何不得他！现在，此地被平定，谁知道以后会由谁来盘踞此地？太宗跟他的大臣们想了想，议了议，决计铲除它。于是，做出一个部署：将太原城拆毁，此地改为平晋县；另以附近的榆次县为并州治所。太原附近的僧人、道士，以及富有的大户人家，都迁往洛阳居住。一年以后，甚至还下诏壅塞汾河的晋祠之水，而后灌太原，将老城堕毁淹塌。这就从行政降级、文化南迁和经济削弱三大政策上，狠狠降低了太原的历史地位，让后世据守河东称藩称王，没有了可能性。大宋三百年，没有再出现“河东藩镇”，应该与此有关，当然，更与邦国抑制藩镇的一贯性政策有关。

但这件事成了大宋太宗赵炅的一个政治污点。

所以这样说，理由有二：

（一）伤人甚众。

毁掉太原，另立新城，需要迁徙市民。诸史都记录了这个事件。这是太原历史上不幸的时刻。《宋史·太宗本纪》中记录的说法是：“尽徙余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将太原城中所有还没有搬离的“余民”都迁徙到新城榆次去，为此还专门派遣使者督促。等到人都离开房舍了，当即命令纵火焚城。但《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字略异，大略说：“遣使分部徙居民于新并州，尽焚其庐舍，民老幼趋城门不及，死者甚众。”派遣使者分头安排居民到新的并州治所居住，然后将太原城内所有房舍焚烧。当时居民中的老人孩子有来不及到城门的，死了很多人。

《宋史》中没有“死者甚众”这四个字，而且还有“既出”才纵火的说法，好像已经安排了太原市民的妥当去处，没有遭遇反抗。但考虑到人性，考虑到人性中对私有财产必有捍卫之心的倾向，《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应该是可信的。当时必有抗命者，遇到暴力强拆，定会以死抗争，不然如何会死人？此事不容回护。赵炅毁太原，自有政治家的责任担当，是抑制藩镇的战略总规划之一部分。但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此举实是侵害私有财产权、剥夺庶民生命权的一大罪恶。

乾隆皇帝曾有《御批纲鉴》一书传世。书中对历史故实的评点良莠不齐，对大宋君臣也多有嘲弄，但他在论“毁太原”一节中所论，我同意。他说：

“仁者之师，应该救民于水火之中。现在宋师却纵火害民，这是什么居心？这事跟太宗行事也太矛盾啦，当初围城没有攻陷时，还能顾虑城破之际屠城会杀伤很多人，因此颁下大义谕旨，劝降河东主。现在这些‘趋门不及者’，难道独独不是当初所不忍心加害的良民吗？”

“仁者之师”的说法出自孟子。乾隆以亚圣的意见批评赵炅，立意甚高，值得嘉许。

（二）因噎废食。

太原被毁，确实抑制了藩镇的生长可能性，但同时减弱了中原北部一座规模闳敞的军事要塞的守卫功能。后来的太原城市规模与老太原已经不可比。所以一百四十六年后，金兵来侵，志在太原，太原守将王禀守卫二百五十多日后，还是被金兵攻占。王禀的故实气壮山河，极为精彩，我将在后面的书中说到。现在可作一遐想：假如北汉都城老太原，原来规模不变，势必将大大增加金兵攻占的难度。故今日太宗这一决策，堪称史上政治败笔之一。就政治荣辱而言，是太宗之耻，一个抹不去的政治污点。

事实上，可以不必毁城。太祖时代已经实现文官权知制度，太宗事实上也在推行这个制度。如此推演的结果已经足可消弭藩镇大帅们的割据之念，并从制度保障上杜绝了割据之可能。太宗这种出于政治恐惧，而不惜支付过高成本的预防之举，像所有政治家的此类荒谬一样，套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都是一种“政治不成熟”。帝王时代的非理性结构，不适合做现代性诊断，但也不妨说，即使就普遍性之“政治智慧”而言，赵炅此举，也“过”了，而“过犹不及”。这与他一生在政治平衡中奉行中庸大智慧的故实比较，显得很刺目。

第五，安排文职官员。

刘保勋知并州外，太宗还安排其他文人出任原北汉州郡各级地方官。

太宗坚持乃兄太祖的职官政策：文官权知，武职带兵，一律由朝廷任免。文官执掌政务，安排判官副署；如果带兵在外，就安排监军副署。看上去如此简单的制度性设计，如果了解唐末以来，五代乱世的藩镇世袭，权反在下的军政故实，就知道，这类安排几乎是革命性的。神奇的是，大宋在实现这类革命性转型时，几乎没有遭遇流血。

所谓“副署”，就是主管一把手签署文件，要有二把手或三把手同签才有效。知州签署，通判副署；主帅签署，监军副署，这样，就等于给主管做了分权处理，也是克制专断的必要手段。

但在太原这次人事安排之后不久，出了状况。

有八个朝廷官员分赴诸州，其中，右赞善大夫臧丙知辽州（今属山西左权县），秘书丞马汝士知石州（今属山西吕梁市）。因为这些地方都在边境，属于军事要塞，因此给他们各自都配备了军队，并派出了监军。

不料马汝士与监军不和，一天晚上，腹部被一柄利刃穿入，流血而死。地方报上的审验结果是：自杀。

但远在四百多里地外的臧丙知道此事后，迅即上疏，认为马汝士绝非“自杀”，愿意来调查此事。

这时，太宗已经与契丹在幽燕之下完成了一次较量，失败而归（故实容当后表），闻言大惊！才派出去的知州能被人所杀？于是当即派出使者去弄清事情原委。然后，又将臧丙召到京师问询他为何关心这件事。

臧丙说：“马汝士在石州担任牧守之责，没有听说他有什么大的罪过，何至于自杀？故臣判断此事必有冤情。如果冤死不明，警卫者又不被处分，那么从此之后，书生权知地方，谁还敢来？谁还能踏实地治理边郡？”

太宗闻听此言很愉快。事件与监军有关，得到公正处理。

“乘胜取燕蓟”

平定太原一个月之后，在三军将士焦急地等待赏赐的日子里，太宗按照出发时的路线回到了河北镇州。将士们也有点纳罕：如果回京师，可以直接走晋中、晋南，过黄河，进入汴梁啊，干吗绕远五百里走镇州啊？

车驾到镇州后，太宗召集诸将说了自己思考“成熟”的想法：

“乘胜取燕蓟。”趁热打铁，乘着扫灭北汉的余威，收复幽州、蓟州（今属北京、天津）。

消息出来，三军失望。他们不想再打仗，只想得赏。

中唐、五代以来，战必有赏，而且一把一结，当场兑现，甚至期盼预先颁赐的余风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但是战后颁赏，不独是五代惯性，也是历史惯性。主战者吝于赏赐，经战者人心不平，是平情经验。太宗并非吝啬，而是企图两场战争之后一并颁赐。可是将士们无此“觉悟”，更不这样思考。这就误解了事件的逻辑。有意味的是，经由太祖时期的慢慢改造，将士们对恢复汉唐旧疆的价值诉求也有了感觉。所以在反对东征时，诸将不大好意思说“不赏不战”，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师疲饷匮”，军队已经疲惫，粮饷已经不足。史上的说法就是：尽管“人人有希赏意”，人人都有期盼赏赐的意思，“然无敢言者”，但是没有敢说求赏的人。太宗看出诸将“皆不愿行”，但他想想石岭关一役，郭进将军剪灭契丹万余人，就觉得战胜契丹不是太难的事。况且“惟有战耳”一句话，让现在两家已经闹翻，听说契丹正在异动。与其等待来而战之，何如往而战之！更重要的，太宗人格特质中，有好大喜功之倾向，这一倾向，直到很后来才有所收敛。此时的太宗，似乎只有向前、向前、向前一条思路。

他的目光在巡视诸将时，应该有过期待。他需要他们懂他。

但是懂他的人，寥寥。

时任铁骑军指挥使的呼延赞也不赞成到燕蓟之地去打契丹，但他满脸密密麻麻刺了“赤心杀贼”的黑字，看不出他的表情。

随军的参知政事，文人赵昌言觉得大宋与契丹早晚应该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于是率先站在了太宗一边，回应道：

“自此取幽州，犹热鏊翻饼耳！”从镇州这里收复幽州，就像在热鏊子上烙大饼翻个似的，容易得很！

呼延赞对这位轻敌的宰相嗤之以鼻，他嘲笑道：

“书生之言不足尽信，此饼难翻。”皇上您别信这个书生说的话啊，书生之言，不可以全信——契丹这个大饼不好翻！

这故实为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学者王得臣《麈史》所记录。书中说是王得臣同时代大臣富弼亲口讲述。富弼还说，最后太宗兵败而归，证明了呼延赞的预见性，于是对王得臣再三喟叹说：“武臣中盖亦有人矣！”大宋武臣之中也有明白人啊！但据考证，赵昌言参政在后来，时当太平兴国年间，他还没有出任国务总理。总之王得臣记录可能有误，但《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引用《麈史》这一故实，评论说：“或呼延赞实有此言，亦不可知。”也许呼延赞真的有这样一番话，也说不定。

上百将帅，支持太宗意见的没有几个人。殿前都虞候，大将崔翰，就是当年在东京西郊讲武台训练数十万禁军的演习总教官，他对指挥禁军有心得，认为破北汉易，破契丹也不难。于是在建功立业的军人荣誉和个人雄心的加持下，也站在太宗一边，提出了鼓舞人心的意见：

“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讨伐契丹这件事，不能再次举兵！举兵一次要费多少周折！我们大宋精锐已经悉数在此，又当破河东的余威，正好乘此破竹之势，取燕蓟，很容易。古语云：时不可失也！

“时不可失”，四字深深地契合太宗之意。史称“上悦”，皇上很高兴。于是“喜而兴师”之意已决，如此，历史预定轨道已经铺设完毕，格局已定，不可变更。

太宗不明白的是，这一个时刻，他已经开始违背军事规律，他正在犯兵家之大忌。《孙子》有言：“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战胜攻取之后，要“修其功”。何谓“修其功”？适时赏赐就是其道。太宗于战胜攻取之后，不赏，是犯兵家大忌之一。这个赏赐，他拖了半年之久。那时的颁奖已经没有了激励效果。兵法不可“怒而兴师”“愠而攻战”，已经是军事常识；还可以补充一句：也不可以“喜而兴师”“乐而攻战”。喜、怒，都是战时的非理性状态。太宗在兴头上，还写了《平晋诗》，刻在寺院里，要诸臣唱和，全军一派喜气洋洋。这时候进入战争决策，依然属于“政治不成熟”。故太宗再犯兵家大忌之二。如此，如何安定邦国、保全军队呢？

从“乘胜取燕蓟”豪言一出，到“时不可失”壮语一激，再到太宗欣然一“悦”，这一场战役的结局已定。剩下的事情，成为太宗一行趋奔结局的悲剧历程。

第一个错误

太宗从镇州向京东、河北诸州发出了调动军用物资的命令，要他们限期转运到北面行营。他知道“师疲饷匮”是牢骚，也是事实。

随后，车驾从镇州向定州出发。镇州即正定，在今天的石家庄北，定州在今保定南，相距百里路程，一个驿站。此地已经贴近幽州的南部了。

扈从部队要按期限到镇州集合，但是到了日子，居然有几个番号没有到达！史称“上怒，欲置于法”，太宗大怒，要将延误军期的首领法办。那就是要杀人祭旗了！

时任马步军都军头的一位军官名叫赵延溥，赶紧来到太宗营帐，劝谏道：

“陛下巡行边陲，本以外寇为患，今敌未殄灭而诛谴将士，若图后举，谁为陛下戮力乎？”陛下到边疆来巡视，本来是以契丹外寇为我军大患的。现在外寇未加剪灭而诛杀自家将士，如果这样来图谋后面的大事，谁还为陛下效命沙场啊？这一番话居然打动了太宗，接受意见，还好言表扬称赞了他。

现在可以看到，决策“取燕蓟”之后，这是太宗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军中无戏言。军人不按规定日期集合，就是违反军令。这等严肃的大事，太宗优容对待，所以养成了大宋将军往往不在意延误军机之过。后来，杨老令公就因为潘美、王诜延误集合日期，成为孤军，被契丹擒杀。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车驾到达定州之后，太宗又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派遣使者到北岳恒山去祷告、祭祀、许愿。这是祈求天神地祇保佑平安顺利的意思。

第二件事是再作一首诗，主题是悲悯沦陷区中原士庶，以此激励契丹辖境原属中原地区的人民，起来反抗异族。众多大臣也跟着唱和。一时间，这些诗就传入了契丹南部。

随后，太宗继续北上，来到今天的保定市，那时一个叫金台顿的地方。此地过去是战国燕国故地，燕昭王曾筑黄金台招贤纳士，所以名叫“金台”，“顿”就是馆舍的意思。这里是一个驿站，有时属于契丹，有时属于大宋。现在属于契丹，太宗进入敌境，意味着大战已经一触即发。

宋师没有人熟悉这里的地形。太宗下令在此地招募向导一百人，寻求到达幽州的最佳山地路线。向导的报酬也定好了：每人两千钱。

战役初期，契丹还没有反应过来，宋师进展顺利。

孔守正独闯岐沟关

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东西班指挥使，也即殿前卫戍兵司令官孔守正被派往岐沟关相机行动。

岐沟关，契丹又称东易州，此地距离幽州不足百里，在金台顿偏东北方向，也有百里之遥。历史上乃是兵家必争之地。孔守正带着禁卫军迫近岐沟关。夜半，他只身翻越矮墙，穿过鹿角阵（守营迟滞敌人来犯的障碍物），来到壕沟前的断桥，与契丹关使刘禹对话，告诉他“大军且至”，根本不可阻挡，你刘禹应该开门投降。刘禹被说动，放下吊桥，邀请孔守正和宋师进城，“听命”，接受孔守正的指挥和调遣。孔守正很高兴，代表宋师安慰了岐沟关守军和司令，等于兵不血刃，将此地收复。然后，留下千人守卫，自己先回到太宗行营禀报。

太宗很高兴，又从金台顿向涿州进发。孔守正与另一位殿前卫戍兵司令官傅潜护驾到达。在沙河遇到契丹增援北汉的援军——到目前为止，契丹还没有增援幽州的计划，他们不知道宋师要打幽州——首领是契丹北院大王耶律希达、统军使萧托古、伊实王萨哈。宋师孔、傅二位司令官率领所部，分为两个阵地将敌人包抄起来。宋师骑兵甚为雄壮，在二位司令官的率领下，“驰击之”，奔驰起来追击契丹，将敌人赶出二十里地外，生擒契丹羽林兵五百余人。随后，孔守正又与宋师其他部队合兵一处，追击契丹直到桑干河。

这一场规模不大的“沙河之战”，是一场遭遇战，没有全歼敌军，只能算击溃战，但已足够鼓舞人心。

孔守正，作战骁勇，几乎没有败绩。

他在后唐时从军，曾在后汉、后周做过武官。宋初，参与平蜀战役。太祖开宝年间征太原，孔守正隶属大将何继筠麾下。正赶上契丹来援，孔守正在石岭关与之大战，也曾大败契丹，斩首万级，还擒获了契丹的排阵使王破得。但当时宋师也有被契丹俘虏裹挟的士兵几百人，孔守正不犹豫，带着骑兵“驰击之”，闯阵，将陷入敌阵的宋兵夺了回来。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且说“乘胜取燕蓟”。进展中，很顺利，到处都是好消息。

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宋师到达涿州附近时，涿州契丹兵不战而退，原涿州判官刘原德投降，将城池交给了大宋。太宗命令供奉官张怀训暂领涿州守军。

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太宗大驾来到幽州城下。

一路上很流畅，太宗本来在城南宝光寺驻跸，但听说有契丹兵万余人屯驻在城北，当即率宋师前往。赵炅全身披挂，盔甲精良，在日光下放出耀眼的光芒。麾下雄师，皆汴梁西郊训练有素的角色，燕尾旗下，一收一纵，或左或右，十几万人忽然一声吼，风云变色。那种威风，让契丹见了一时胆寒。城北一战，斩首千余级，史称契丹“余党遁去”。

现在看到的资料还有说法“契丹闻王师至，皆不敢居城中”，说契丹听说宋师到了，都不敢居留在幽州城里，害怕城破被剪灭。但这个说法不确，如果真的都不敢居住在城中，哪里还有后来的围城不下？所以，可能是：城中契丹守军不敢出城。而城北契丹守军，乃是当初增援北汉的草原兵，现在赶来增援幽州，屯驻城北，尚未进城。宋人或元人所著《契丹国志》的说法是：“辽兵先守幽州者，皆脆兵弱卒，见宋师之盛，望风而遁，又为宋师所遏，进退无计，反为坚守。”按这说法，城北这万余人，也有可能是试图逃逸的幽州守城部队，宋师将其包围，不得已，一部分退入城中，一部分向北奔窜，逃回大漠。

太宗令潘美率名将宋偓、刘遇、崔彦进、孟玄喆四大节度使，开始部署四面攻取幽州。另一位大将曹翰，作为预备队屯驻城东南。

慑于天威，契丹人开始恐惧，这时，好消息就联翩传来了：

幽州神武厅亲兵，以及地方兵四百多人来降。

契丹建雄节度使刘延素带着官属十四人来降。

契丹知蓟州刘守思带着官属十七人来降。

幽州山后八军瓷窑务官三人，带着契丹授给他们的牌印来献。

山后，五代初期大将刘仁恭据守幽燕之地，在太行山北端西侧建设八个军事要塞，以此抵御契丹，史称“山后八军”。此地在石敬瑭时属于“幽云十六州”，因此一并割让出去。现在“山后八军”都在人心动摇，这个消息比契丹几个节度使来降，更让太宗高兴，从此“犁庭扫穴”之信心更为坚定。

还有更好的消息：远在契丹东北面的渤海国首领大鸾河，听说宋师要灭契丹，也率领亲军校尉十六人、部族三百骑，以及范阳（今属河北涿州，地接幽州）军民两百余人来见太宗，表示归附。远人来，历史上乃是盛德之兆，太宗高兴，召见，赏赐，以大鸾河为渤海都指挥使。

渤海国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小国，主体是来源甚古的靺鞨族人。契丹灭渤海国后，靺鞨族人有一部分先后融入了汉族、契丹和高句丽。大鸾河应该是进入契丹的一支。他能率众归附大宋，让太宗特别有成就感，以至于事情过去五年之后，他想起此事，还要嘉奖一番。太平兴国九年（984）的一个春天，在大殿开宴，太宗又召大鸾河入席，并慰抚很久。还对殿前值班的武官说：“鸾河，是渤海的豪帅，他能恭顺归我，如此忠顺，很值得表彰。我知道渤海人的风俗，往往以骑马驰骋为乐。记住我话：当秋天来临时，可给大鸾河骏马数十匹，让他出郊游猎，以此顺应他们的天性。”同时还赐给他十万缗钱与美酒。

最好的消息是：契丹辖境内的士庶有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景象。这是太宗最需要的政治利好，也是历来王师最期待看到的军政风景。大军进入原来的敌占区，而敌占区的百姓受够了苦难，见王师来到，纷纷拿了竹筒盛饭、瓦罐盛汤，敬献亲爱的军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证明吊民伐罪的正当性呢？当初太宗创作诗歌，悲悯沦陷区士庶，就已经有此用意。

幽州诸县的契丹知州和佐官，及乡民一百五十人来降。

蓟县民百余人，敲锣打鼓，奉上牛酒来迎犒王师。

……

太宗在往幽州而来的行进路上，在一个叫盐沟顿的地方，人民自动起来抢劫了契丹的马匹，献给宋师。

在幽州城下，附近村民夺得契丹马两百余匹献给宋师。

沦陷区士庶自发起来反抗抵御异族入侵，在大宋名流王禹偁笔下，有生动实录。他有一篇流传甚广的笔记《唐河店妪传》写道：

唐河店南距常山郡七里，因河为名。平时虏至店饮食游息，不以为怪。兵兴以来，始防捍之，然亦未甚惧。端拱中，有妪独止店上。会一虏至，系马于门，持弓矢坐定，呵妪汲水。妪持绠缶趋井，悬而复止，因胡语呼虏为王，且告虏曰：“绠短，不能及也。妪老力惫，王可自取之。”虏因系绠弓杪，俯而汲焉。妪自后推虏堕井，跨马诣郡。马之介甲具焉，鞍之后复悬一彘首。常山民吏观而壮之。

唐河店距离南边的常山郡有七里远，以河名为地名。平时契丹的兵士到店里吃喝游逛休息，这里人没有什么好奇。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唐河店人才开始有所防御，但也没有太害怕。端拱年间，有个老妇人一人在店里，正赶上一契丹兵来。这兵把马系在门前，手持弓箭坐住，招呼老妇人汲水。老妇人拿着井绳瓦罐到井边，井绳悬在井中停住了。她就操着胡语称契丹兵为“王”，并对他说：“井绳短啦，瓦罐放不到底啦，我老啦，又累啦，王您自己来打水吧。”契丹兵就将井绳一端系在弓尾上，俯身到井口里去汲水。老妇人从后面将这位“王”推到井里去后，跨马往郡中而去。马身上的铠甲都还在，马鞍后还悬着一个猪头。常山郡的吏民看到后，都称赞她勇壮。

得人心者莫过于此。

太宗对沦陷区的人们支持北伐，很愉快，赏赐了各地士庶，并派出官员到归附者的州县晓谕王室躬行天讨之意，更大限度地争取人心支持。

炮具八百尊

太宗就留在城北亲自督战。契丹如果来援，城北首当其冲。太宗自居危地，也有激励士气之意。

幽州城高，太宗下诏，要有关部门提供炮具八百尊，命令在半个月内完成。

接到命令的是右龙武将军赵延进。这人乃是皇亲，做事有章法，知道攻取幽州宜速不宜缓，缓则生变。太宗“乘胜取燕蓟”没有安排“打援”，万一北部契丹大军南下，宋师则将腹背受敌，于是倾力督工打造，炮具八百尊，工期提前，八日而成。太宗很惊奇，亲自来试验，一看果然不错，大喜。

炮具，文献中的“炮”写作“礮”，事实上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做成的抛石机，不是发射火药弹的近代大炮。所以我猜“礮”与“抛”当有汉文字之渊源。这个不提。且说这个“礮”，它的形制在宋代兵书《武经总要》中有详细记载，大略如下：整个礮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杠杆机构，大型原木为一根立柱（也可以是四柱），基本就是一棵大树，去了枝梢和根部。底端为一个固定架，有的在这个固定架下安车轮，可以移动；有的则将固定架埋入地下固定不动。总之固定架，就是固定立柱，越是稳定效率越高。支柱高达数米，越高越有威力，但越高制作和操作的难度也就越大，顶端有横架，横架可固定，也可以转动，看需要。横架上有长杆称为“梢”。这是抛掷石头的主要构件，越长，抛掷的石头越远。“梢”可以是一根，也可以是多根合并为一排。多根的目的是抛掷得更远，也可以抛掷更大或更多的石块。横架连接“梢”的接合部往往有金属件。“梢”在横架上架起，一端较长，一端较短。较短的一端，往往还要安装横架（也可以不安），用于缠绕长绳，称为“礮索”。礮索长短根据立柱的长短而定。礮索可以是一根，也可以是多根，根据要抛掷的石块多少和重量而定。一般礮索会长达数丈，由多人拽动。“梢”的较长一端，下垂至地，梢头安有专门置放石块的构件称为“皮窝”。皮窝中的石块就是“礮石”。发射时，由经验丰富的老兵测距瞄准，发出口令，然后拽拉礮索的士兵同时（必须同时）发力，将长梢飞速吊起，皮窝中的石块就沿着惯性抛物线飞出，命中敌方目标——城堞后的守军、指挥官，或是城中府衙，等等。

礮，古来即有，外国也常见。在火炮之前，就是远距离攻战武器，与“床子弩”一样，属于“重兵器”。春秋、汉代、魏晋南北朝，常见它的身影。曹操打袁绍，称之为“霹雳车”。唐代平定安史之乱，李光弼将军令人制造了两百人拽拉礮索的巨型炮具，据说一发出去，可以令数十人丧失战事能力。大型战争中，炮具的数量也很惊人，靖康年间，金兵围汴梁，四围炮具达到五千余座。金元之战中，蒙古人又来围汴梁，数百尊炮具专门攻击皇宫，昼夜不停地发射巨型石块，据说落下的石弹厚达数米，几乎将宫城埋没。

这样的炮具很有震撼效果。史称“礮石雷骇”，礮石像炸雷一般吓人。

部署炮具的时候，太宗又不失时机地在幽燕、太原之间的几个州郡，安排了知州，管理地方事务。这些州郡如涿州、东易州（也即岐沟关）等地，原属契丹。太宗收复一地即命官一方，如此“蚕食”，步步推进，力求在一代人时间内，恢复中原失地。面对草原帝国，太宗比太祖有魄力，也比以后的历代宋帝有魄力。可惜的是这个草原帝国非颟顸之辈把持国纲，他们自有章法，治理大辽、统御将帅、管制辖境，在此时的萧绰也即后来的萧太后时代，井井有条，让大宋奈何不得。就整体战绩言，太宗赵炅勉强与契丹打了个平手；就战略目标言，太宗没有赢，契丹没有输——太宗没有实现收复燕蓟乃至于山前山后“幽燕十六州”的目的，契丹基本没有丢失这些地方。双方在河北山西一线，犬牙交错中，互有渗透。所以，说太宗全盘皆输、契丹大获全胜的评价是不准确的。这些，容当后表。“乘胜取燕蓟”的战役很快就要开始，很快就会结束。

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这是酷暑季节。太宗赵炅近距离来到幽州城下，亲自部署、督促诸将攻城。

半个月过去了，没有迹象可以表明能够顺利“取燕蓟”。

就在这个时候，赵炅应该发现诸将并不那么卖力气。他并没有想到，也许是没有及时颁赏的原因。于是，史上有了赵炅多次转换场地督战的记录：

癸酉，移幸城北，督诸将攻城。

丁丑，上乘步辇至城下，督诸将攻城。

辛巳，上复至城下，督诸将攻城。

癸未，幸城西北隅，督诸将攻城。

这些记录可以证明他内心深处忽然生出的焦躁、恐惧。

幽州久攻不下，如果外援再到，危矣！

此次战役，根本就没有安排“打援”！

第二个错误

那位在太祖时代曾经擘画攻取幽州，并绘制过《幽州形势图》的大将曹翰，这一次攻取幽州却相当不满意。也许在他心目中，攻取幽州的统帅应该是他，不是潘美。当初他给太祖上《幽州形势图》，就是想在太祖时代立功“取燕蓟”，因为那个河北人赵普的妒忌、阻挠，没有成功。轮到太宗打幽州了，却让潘美统率，而且攻取四门的四大主力也不是我曹翰，只让我屯驻幽州东南一角，算作预备队，“以备非常”，有了非常状况，我再出动。这算什么啊！是不是太小瞧我曹翰啦！太宗一向没有给他太多礼遇，这次平北汉又没有颁赏，他的部下牢骚满腹，曹翰真是老大不高兴。

有一天，军士们挖土，忽然得到一个螃蟹。陆地水边有蟹，不过是寻常小事，但这个军士却少见多怪，拿着这只蟹“献”给统帅。曹翰接过后，左看看，右看看，似也有新鲜感。他发表了一通预言家高论：

“蟹，水物而陆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敌救将至之象。又蟹者，解也，其班师乎！”螃蟹，本来是水生的玩意儿，现在却在陆地发现，这意思是失掉了它本来应在的处所。这东西爪子忒多，这是敌人救兵要到来的征兆吧。另外，“蟹”，就是“解”，“解”就是解开，解开束缚，就是将原来捆着的东西放开。这意思是说，宋师难道应该班师回朝了吗？

曹翰这种临阵之间，扰乱军心的做法，太宗也许有耳闻，但没有法办他。不惩罚这位散布谣言、涣散军心的将军，是太宗“乘胜取燕蓟”犯下的第二个错误。这个错误的实质还在于，曹翰使用不当。

事实上，完全可以安排曹翰这支预备队“打援”，应该安排他屯守城北清沙河，如此即可阻断耶律沙的来援，并从正面打击后来耶律休哥的正式援军。浏览这一场大战，感觉没有用好曹翰，没有让他屯驻北城，而仅仅安排他在幽州城外东南角“以备非常”，实在是一着太过闲置的无用棋子。由始至终，这个对攻取幽燕有独立思考的大将，没有派上用场。

可组织“打援”而没有“打援”，是幽州之战的最大军事败笔。

得胜口契丹“诱敌”

“高梁河之战”是太宗遭遇的第一场滑铁卢。

高梁河就在今天的北京西直门一带，但整个战役战线却很长。

按照史上记录，可以约略画出一条东西向的战线图。应该从雁门关算起。此地在今天的山西代县，由此向南向东，到今天的山西灵丘，翻越太行到达今河北涞源。此地以北就是史上著名的“飞狐”地区。再向东，沿拒马河流域与今天的河北定兴、霸州连为一线。继续向东，直到今属天津大沽口的海边，那时称作泥姑口。线段上的几个节点都有战事发生，都应该属于“高梁河之战”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样一条线，将那时的契丹与大宋势力范围划分开来。大宋有意要越过这条线，继续北推。而北部，就是被石敬瑭割让的“幽云十六州”。现在据这一条线段可以看到：宋师已经进入涿州、逼近幽州。

当初周世宗北征，曾经部分恢复失地，史称关南三州，即瓦桥关（今属河北雄县）、益津关（关在河北霸州市），后来又在附近设军事要塞淤口关（关在霸州东）。三关以南三个州包括瀛洲（今属河北河间）、莫州（今属河北任丘），还有一个州，史上记载不详，或为宁州（今属河北青县，宋时称为乾宁军）。但“燕云十六州”并不包括宁州。此地当为契丹于“十六州”之外另行侵占。

三关三州是周世宗为北宋留下的重要地理遗产，是大宋最重要的北部屏障。此地常遭契丹骚扰，北宋为固守关南之地，可谓殚精竭虑，穷尽了当年的大宋智慧和武功，直到宋真宗时代，这块地方才算勉强安定下来，成为大宋最北面的边境之地。

所谓“幽云十六州”也即“燕云十六州”，幽、燕都是指今天的北京，契丹的南京而言；云，即云州，治所在今天的山西大同。十六州又将太行山北端东南的檀、顺、蓟、幽、涿、莫、瀛七州称为“山前”，太行山西北的儒、妫、武、新、云、朔、寰、应、代九州称为“山后”。

了解这一事实，可以知道大宋的势力范围始终没有越过太行，进入西北。即使是“山前”，也只得到有限的几个州。涿州，最后是得而复失。

无论“山前”“山后”，契丹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大宋。

当太宗发动“取燕蓟”战争时，契丹尽管处于守势，尽管也有人曾提出放弃燕蓟，但最后的决策还是，不仅要“山后”，也要“山前”。战争打到后来，契丹胃口更大，连周世宗攻克的关南之地也想要，耶律休哥甚至想要黄河以北。

宋辽之争因此成为一场纯粹实力的比拼。

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孔守正在沙河击败契丹之后，契丹原来增援北汉的部队开始组织反击，增援幽州。

契丹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知道宋师正在锐气盛时，而且北院大王耶律希达刚刚失败，正被宋师轻视，于是让耶律希达将军旗给他，南院大王军士假作北院大王军士，在一个叫得胜口的地方“诱敌”。太宗闻讯，果然上当，亲自率军前往奔袭。史称“士皆鼓勇”，将士们都能鼓足勇气打击敌人，甚至也有了胜利的征兆：斩首千余级。但这时候，耶律斜轸在宋师部队的后方出现了。

第三个错误

现在看宋辽之战，取胜者往往都是“夹击”之后的“包抄”。战事进行中，最可怕的莫过于后方出现敌情。所以当耶律斜轸在太宗背后出现时，战事起了变化，史称“宋师始却”，宋师才开始后退。事实上就是打了败仗。

还好这一战失败不严重，太宗有余力继续部署攻取幽州，幽州若下，战局必变。太宗寄希望于尽快拿下幽州。

这时，太宗犯下了第三个错误。既然契丹援兵已到，且已有过一次小败，又当炎热夏季，“疲兵”之相已现，现在就应该迅速脱离接触，整军而还，再做打算。他没有退兵，这就失去了从容撤退的机会。

期间又有一个利好消息：渤海国继大鸾河之后，又有一位将军名叫达兰罕，也率部族前来投降。太宗任命他为渤海国都指挥使。

耶律斜轸小胜后，在距离幽州二十里的清沙河（今属北京昌平）屯军，以此遥作声援。

这时候固守幽州的是契丹名将韩德让，他在暂时代理父亲韩匡嗣的工作。

他是河北玉田人，但从祖辈开始就在契丹。他与后来大权在握的萧太后关系非同一般，俩人亲密友好，共同执掌大政多年，曾主张在契丹上京临潢府，南京幽都府，东京辽阳府，三京治狱官员，不得非法拷打，免除酷刑。国家政务主张任贤去奸。这些都是对中原文明的复制。他还参与了后来的澶渊之盟。萧太后欣赏他，令他改姓，史称耶律隆运，从此进入契丹皇族。

韩德让是影响契丹深巨的汉人。

契丹在幽州屯驻有精锐骑兵，但面对宋师还是有惧怕心理。知道耶律斜轸小胜，并驻屯清沙河后，才略略心安。

但太宗督战，潘美组织四大节度使四面攻城力度加强。八百尊炮具也不是吃素的，礮弹倾泻如雨，令幽州守敌惶恐终日。韩德让与主管财务的官员刘弘，登上城楼，日夜守御，不敢掉以轻心。太宗边攻城边攻心，不断招降幽州守军将士。十几万大宋精兵，屯驻城外，夏日的阳光下，在城楼远观，自有一种难于言喻的威武阵势。史称城内已经“人怀二心”，很多人都已经有了二心，准备投降。城中一位武官，铁林都指挥使名叫李扎勒灿，已经带领部下亲兵一百二十五人出降，史称“城中益惧”，幽州守军更加恐惧。

“于越”耶律休哥

契丹一位远道而来增援北汉的将军耶律学古，带领小股部队，试图进入城中，增加守卫，以此鼓舞守军信心，但根本无法进入——宋师密密匝匝，各营之间照应紧密，根本无法突破。但这个时刻只要有一部援军进入城中，就能极大坚定守城信心。于是耶律学古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土木工程：数里地之外“穴城而进”，挖地道而进入城内。

太宗犯下的第四个错误，就是没有阻止耶律学古入城。耶律学古能想到的，宋师也应该能想到。“穴城而进”是古来战法，并不新鲜。太宗也曾派人“穴城而进”，但是被耶律学古识破，阻遏在外。

韩德让得知耶律学古进入城内，大喜。而耶律学古也是人物，进入城中之后，帮助守军“整器械，安反侧，随宜备御，志不少懈”，整理防守器械，平定有二心的叛徒，随时按照需要提出防御方案，守城之志，一丝一毫也不懈怠。一天，宋师三百余人乘着夜色登上城楼，耶律学古亲自参与战斗，将费尽千辛万苦上城的宋军击退。从此以后，更加注重守备，等待援军。宋师也开始挖隧道准备进城，但耶律学古以自己的经验，成功地阻止了宋师“穴城而进”的战术。幽州城，耶律学古“穴城”进得去，宋师“穴城”进不去。

到此为止，除了幽州守军之外，宋师始终在与增援北汉的契丹兵打仗，还没有接触过正式救援幽州的草原兵。

契丹主耶律贤一直在外打猎，后来才知道南京（即幽州）被围。当时他进入行营牙帐，召诸臣议论此事时，有了不同意见。

当时就有人主张丢弃燕蓟，收缩兵力，守晋北要塞。这时候，契丹掌管皇族政教的宗正官（契丹语“惕隐”，又译“特里衮”）耶律休哥表现了契丹的贵族精神。他反对丢弃燕蓟，主张南向用兵，并主动承担增援任务。耶律贤决计任命耶律休哥代替北院大王耶律希达，率五院军南下。

五院军，乃是契丹最精锐的部队。由契丹第一代君王耶律阿保机创立。这是将各部落精兵集中起来的作战部队，兵甲犀利，训练有素。很像大宋禁军制度，但不同的是，禁军集中于京师，五院军则散在各部落，待遇优良，超过其他兵种。君主可以直接指挥这部分军人，一旦有军警，各州提辖司可以传檄通知，不用州县调发，这部分精锐就能够迅速集合，史称“十万骑军已立具矣”，十万骑兵可以很快调集完毕。耶律休哥率领的就是这样一支部队。

而耶律休哥，几乎就是契丹的国宝战神。此人有庙算，称得上宏谋远略。但他又很有古来名将之风，为人谦逊，打仗胜利，总是推功给其他将士，更不滥杀无辜，但却让人对他生出莫名的恐惧。他的名字就是一个符号，让人提起就有一种敬畏之心。他在契丹帝国中，功勋卓著，被封为“于越”。于越，乃是契丹最高封赏。他在后来镇守契丹南部边境时，尽力减少当地赋税，周济辖境孤寡老人，鼓励番汉人民种植农桑，严整武备，合理分配戍守士兵的役期，有非常好的威望和口碑。乃至于界河以南的大宋百姓，要让儿童止住啼哭，往往会说：“别哭了，别哭了，再哭，于越来了！”

但宋师这一次动静确实很大。契丹诸州在闻听宋师雄威后，还是有人在恐惧中不断向大宋投降。这事也鼓舞了太宗赵炅，他认为燕蓟可下。

契丹南府宰相耶律沙这一支增援北汉的部队得到消息，归耶律休哥节制，大军也开始向幽州开来。一路上，他与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已经互通情报，商议了作战部署。他们也应该与城内守军韩德让、耶律学古取得了联系。我猜测，他们很可能是通过耶律学古“穴城而进”的秘密通道开始联络的。不然，实在无法理解城里被宋师围得那么紧，是如何得知增援消息与部署的。

大宋的悲剧开始了。

钱俶殿后

太平兴国四年（979）七月，耶律沙大兵到达高梁河，今天的北京西直门外。

太宗闻讯，以为这是一支孤军。当初在石岭关，耶律沙也曾败于大将郭进，耶律沙的儿子也在那一战中阵亡。太宗没有瞧得上他，派出一员大将前往迎敌。奇异的是，耶律沙一战即败，宋师紧追不舍。

眼瞅着天色黑了下来，耶律休哥带领突击队，让过耶律沙，在宋师偏南一条小路上突然出现。契丹兵每人手持两把火炬，宋师远远看到，不知道有多少人。沙场瞬息之间的变化，最易影响军心。宋师在黄昏中，见高高低低远远近近密密麻麻到处是火炬，有了恐惧。更远一点的地方，宋师偏北方向，原来驻守清沙河的耶律斜轸也率军出现了。而耶律沙开始短暂整顿后，回师迎击。

宋师在京西辽阔的平原、树丛、溪流间，听到了兵戈密集相撞的金属声。

迎面是耶律沙，右翼是耶律休哥，左翼是耶律斜轸，宋师正要前军变后军，后军变前军，整军而退，忽然背后传来震撼大地的鼓声，原来，幽州城打开西门，耶律学古率城中守军，呐喊着向宋师扑来。

宋师四面受敌，在恐惧中奋力搏杀，耶律休哥身上三处受伤，但仍然在城内守军杀出时，从容调度指挥。

此际，宋师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四大节度使之一的北面攻城队伍，可以在混乱中“反包围”契丹。当时宋师的部署是：北面攻城由河阳节度使崔彦进负责。现在契丹合围的应该是西面攻城队伍定武节度使孟玄喆。太宗赵炅很可能就在城北。假如现场是这样的，太宗又犯了第五个错误：他没有临机应变，迅即组织起“反包围”。

耶律休哥的契丹队伍突然出现在西北方向，这样就给城北、城西的宋师带来极大震撼。而契丹的突击部队已经四面掩杀过来，四处放箭。

太宗根据现场和刚刚得到的情报推知：大势已去。

于是他安排扈从北征的原吴越王钱俶殿后，大驾开始绕过城西，向南仓皇撤退。而城西，已经是一片犬牙交错，互相胶着的战场。太宗在撤退中，阵营混乱，在契丹和宋师的弓弩交射中，互有杀伤。天黑以后，宋师各自失去统领，太宗于匆忙中甚至找不到马匹骑乘，慌乱中有流矢射来，正中太宗大腿。

左右找来一辆驴车，太宗带伤慌慌奔逃。

钱俶此际有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风范，他了解到战势已变，但并不跟着太宗南逃，而是在极度凶险中，以一种闲暇的姿态按兵不动。皇帝行营起驾，就有人飞马来向钱俶报告，意思是快点跟着跑。钱俶为了封锁信息，一共斩了六个报信的人。一直到他估计大驾已经进入安全距离，这才带着殿后部队缓缓南行。假如不是如此，前军、后军会合奔跑，动静一大，就会引起契丹警觉，飞马劫驾的危险就会出现。史称因为钱俶的安排，“故銮驾得脱”，所以皇上大驾才得以逃脱一劫。

另有一种说法，说太宗之所以能够逃脱，与耶律休哥的创伤有关。当有人向他报告宋师大营已经南撤，劝他乘乱袭击时，耶律休哥实在创痛难忍，就回答说：“我的任务是来救援燕蓟。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不必再追。”史称“休哥以创不能穷追，宋盖有天幸焉！”耶律休哥因为创伤太重而不能穷追太宗，此事看来是大宋有天在保佑啊！但这个说法可能不确切。因为耶律休哥事实上在宋师南逃时，一直追击到涿州。他没有法子骑马，就乘坐轻车一路指挥。

宋师东面围军、南面围军闻听太宗南撤，也纷纷撤退。

在契丹的追击中，宋师所有的辎重都留下了。史称契丹“获兵仗、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宋师死亡近万人。

太宗一路南逃到涿州，不进城，又绕到金台顿，稍稍休息，治疗腿上的箭伤。探马来报：宋师一路溃逃，已不成军。

太宗忍着箭伤召见前来护驾的殿前都虞候、大将崔翰，要他带领千余卫兵前往制止溃散。崔翰这一番表现不错，单骑前往，会见慌乱中的诸将，研讨下一步方略，贡献了自己的战略意见，诸将听着有理，于是溃兵方才止住，得以组织起来。他回来向太宗复命，告知没有杀一个人，太宗很高兴，表扬了他。于是一起研究兵败后的韬略。

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宗和他的臣下们，不简单。战争中，胜利时可以看出人的格局，失败时更容易看出。太宗除了因为箭伤，忍痛时不免龇牙咧嘴，倒吸凉气，整体看，他遭遇这么严重的失败，心理并没有跌倒。他在勉力扶持败局，并在败局已定中，不仅安排防御，更在从容寻求翻盘的机会。

武功郡王赵德昭

正当君臣几人在昏暗的灯光下研究新的部署时，传来一个消息。说在涿州的一个夜晚，将士们一时无主，不知道太宗赵炅在哪里，纷纷要拥立武功郡王赵德昭为帝。闹腾了一阵之后，人们又听说皇上刚刚从涿州绕道去金台顿了，这个风潮才算止息。

这个消息让赵炅不爽。“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历史还没有结束吗？

赵德昭乃是太祖赵匡胤之子。赵匡胤有四个儿子，两个夭折，只有赵德昭、赵德芳留下。太祖在世时，从未将儿子封王，虽然做过市长、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但多为虚职，遥领，更多是荣誉职称。太宗时，叔叔赵炅封他为武功郡王，并改任他为京兆尹，兼任侍中。朝参中，太宗诏令让他与齐王赵廷美一起，位在宰相之上。这一次跟着太宗北征，赵德昭刚刚三十岁出头。被军中人“拥戴”，赵德昭实不知情。但太宗不爽。

且说太宗与诸将商议后，做出了部署。主题：防备契丹“乘胜取中原”。具体安排如下：崔翰与定武节度使孟玄喆屯兵定州，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兵镇州，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屯兵关南，得以便宜行事。

在定州，太宗向诸将出示了一幅阵图，并命名这幅图为“平戎万全阵图”，指示诸将必须按图布阵，并说：“契丹必来侵边，当会兵设伏夹击之，可大捷也。”契丹一定会来侵入我边境，应该会合诸军设伏、夹击，可以获得大捷！

随后，宋人编辑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留下了太宗一路南下的记录：

是日，车驾发定州。

辛卯，次镇州。

丙申，次邢州。

戊戌，次洺州。

庚子，次大名府。

辛丑，次德清军。

壬寅，次澶州。

乙巳，车驾至自范阳。

用了两周的时间，太宗从范阳（即幽州）回到了京师汴梁。

这个记录很像一个表格，可以约略感觉得到太宗一路南行的呻吟和喘息。大宋这个皇帝做得不轻松。

将军之后石保兴

老将石守信“从征失律”，跟从大军征讨，违背了军纪。史上没有记录他“失律”的具体事实，很有可能是太宗颁赏不及时，让他有了不快。史称此人“专事聚敛，积财巨万”，尤其到了暮年，更是对钱财上心。石守信应该是太祖麾下仅次于慕容延钊的功勋将军，也是太祖的结义兄弟。从五代过来，又有江湖习气，战后颁赏，他有期待。平北汉，不赏，他就有了不配合不尽力的表现。“取燕蓟”一役，应该到位的时候，他没有到位，这就直接影响了战役的结果。宋师兵败回朝后，他受到了太宗的惩罚。惩戒前朝老将，太宗继续立威。

宕开一笔，略说石守信的儿子石保兴。

石守信受到惩戒，这是石氏家族不曾料到的。这么资深的开国元勋，会在第二代皇帝手上跌跟头，一家人没有思想准备。但石保兴不简单，他很像当初鲧的儿子禹。鲧被尧帝惩戒之后，是禹用自己的努力保住了家族的连续性。石保兴也在经由自己的努力，力图让石氏家族重振昔日荣耀。

石守信遭贬后三年，病殁，石保兴守父丧不久，被太宗起用。契丹侵扰边境时，他与诸将前往汴梁北大门澶州屯兵，为保卫京师谋划颇多。当时西北方向的夏人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多次犯边，且与契丹勾勾搭搭，石保兴奉命前往巡检。在一个叫黑水河的地方，石保兴率不满两千人的队伍进入谷地，夏人侦察得知，飘风一般聚集起数千骑兵，在谷底险要处忽然出现，然后渡河求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夏人，石保兴当即分布精悍小分队，在河边，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起来，等到夏人徒步涉水到一半时，伏兵箭弩齐发，而后发起冲锋。机动速度之快，令李继迁部来不及反应，溃逃中，被斩首百余级，追杀了数十里。

直到真宗时代，石保兴也是西北抗击侵略者的知名将领。在一次五路讨贼的战役中，石保兴曾选敢死队数百人，夜半衔枚，出其不意出现在入侵者面前，剪灭敌军，余众溃散，乃至于因此而有两个部族向大宋投降。

在一次战斗中，蛮族为方阵抗拒王师，石保兴麾众突入敌方阵中，但乘马被流矢射中仆倒，石保兴张弓搭箭，步行自卫，而后换一匹战马，在敌阵中继续指挥战斗。三天，用这种方法跟敌人搏杀四十二战，史称“贼遂引去”，敌寇料不能胜，带着残兵撤退了。

但石保兴知道太宗平北汉不颁赏自有弊端。他在战役之后，必要颁赏；有时，形势严峻时，甚至要战前颁赏。他在知威虏军（今属河北徐水县）时，夏人曾来抄略，事发突然，威虏边防军人数不多。石保兴当即决定，用官方仓库中贮存的财货数万缗分给将士。主管财务的官员认为这事不可以，即使一定要分官财，也要告知朝廷，批复后才可以动。这样讨论了几个回合，石保兴说：“城危如此，安暇中覆，事定，覆而不允，愿以家财偿之。”威虏军要塞已经如此危险了，哪里有时间去请示朝廷等待批复？不必。等击退敌人，再后报，如果朝廷不允许这样做，我愿意用家财来补偿官帑！

等到击退夏人，经由驿站将消息告知朝廷，宋真宗没有怪罪他。

石保兴算是将门之后，抗击夏人，恢复家族荣誉，有功。但他在执掌地方时，也有一劣迹，此公太爱用刑，而且用起刑来，定数不可变，但他会将定数延宕起来，慢慢拷问。譬如，打三十棍，按往日，噼里啪啦，一分钟搞定，他要行刑者一棍是一棍地夯，史称“移晷方毕”，要等日影过了一个刻度才算完事。就这样延长受刑人的恐怖和痛苦。

赵德昭自杀

话说因为高梁河之败，又因为老将石守信不遵守军中纪律，涿州时，还有个夜半惊扰，要拥立太祖之子赵德昭做天子，腿上又中了箭伤，总是隐隐作痛，种种事，让太宗气恼。所以平北汉的赏赐久久不愿意施行。此事攸关国体，更与文武大臣全体将士利益关联密切，弄得臣僚们都心怀不满。

赵德昭了解到这个情况，觉得不可不赏，就找了个机会劝谏皇叔，应该尽快颁赏，不然人心不稳，于大宋不利。

太宗正在烦躁，闻听皇侄一番话，倏然想起涿州那个夜晚，想起“金匮之盟”的规则：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廷美，廷美传德昭，不禁越发烦躁起来。于是，脱口说出一句狠话：

“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等你自己当了皇上，再赏也不算晚呢！

德昭闻言，大吃一惊。

这个年轻人也是饱读经史的人物，史上由君王“雄猜”引发的悲剧太多了。但他怕的不是这个，而是：如何自明？

不自明，认皇叔这个猜度，还是不认？

这个清白不洗刷，以后如何面对朝野？继续口无遮拦？从此俯首帖耳？似乎都不是太祖之子的风格。

太祖之子！对，我是太祖之子！

处于这个位置，必须洗刷清白！

当晚，德昭回到自己宫府，问左右：“你们带刀了吗？”

左右回应：“在王府值班，岂敢带刀！”

德昭想了想，慢慢走入府中茶酒阁，从里面把门关上，找到一把切水果的小刀子，割了脖子。

太宗闻讯，也大吃一惊！这是他不曾料到的结局，史称“惊悔”，又惊又悔，亲自跑到武功郡王府邸，抱着侄子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念叨：“痴儿，何至此邪！”傻儿子啊，哪里会到这地步啊！

关于德昭之死，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德昭爱吃肥猪肉，“因而遇疾不起”。吃了肥猪肉，遇到了什么疾病，会忽然死去？高血压？脑血管破裂？似难信。《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德昭自杀，符合人物性格，也符合历史背景，可信，当采用此说。

德昭之死，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赵廷美大案。这且按下不表，且说契丹获胜，也在商讨下一步战略。大宋与契丹已经成为敌国，战也得战，不战也得战了。

“高梁河之战”的败因

就军政效益看，太宗灭北汉，似一大战功；就战略程序看，实为一大败笔。此举违背了周世宗以来“先南后北”的总体规划。自从周世宗谋臣王朴提出这个“平边策”以来，“最后取河东”成为后周共识。王夫之《读通鉴论》认真分析后，认为这是五代以来，中原帝国一统天下最值得实施的路线图，他尤其赞同周世宗柴荣，第一取江淮，第二，不待巴蜀、江南平定，即刻取幽燕，最为妥当。河东北汉蕞尔小国，不足为帝国之患，暂时留着，如赵普所论，可以由这个小国独挡西北两面的草原之敌。而取幽燕，必当兵锋盛时大举而入，柴荣就是这么干的。幽燕下，天下几乎可以传檄而定。可惜的是柴荣遽然病逝，没有将这个路线图贯彻始终。而赵家兄弟太祖太宗，都没有深刻领会王朴和柴荣的这个深谋远虑，居然在幽燕未下之时，先下河东。

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论及太宗赵炅此事，就持这个意见。

王夫之的评论更进一层。他认为“高梁河之战”，失败原因在于用人不当。但更大的悲剧在于，太宗也没有更优秀的人才可以选择，只好选用“醇谨自持之曹彬”“朒缩不前之潘美”，而已。但即使这样的将军，太宗也并不完全信任，所谓“其于人也不欲任”。比这个还要悲催的是，曹彬、潘美也知道太祖太宗以来，至为警惕的就是“权反在下”的藩镇，也害怕忽然被麾下“阴谋拥戴”，于是“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曹彬之所以能谦恭谨慎，从不居功自傲，是为了躲避权力过大，遭遇太宗疑忌；潘美之所以在杨业被围，而不设法营救，是为了躲避战功过高，遭遇太宗猜度。这样，将军躲避权力而与士卒没有亲和力，躲避战功即使战败也可以不受责备，胜利了反而处境危险。出卖将士的生命而自我保全，这种思维下，没有不打败仗的了。

王夫之意见，其深刻性在于，他指出了大宋君臣都明白的一个道理。

唐末五代以来，各藩镇“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是一个规律性存在；而这种局面是导致中原帝国衰微乃至于亡国的第一因。

君主以最高智慧在防备“阴谋拥戴”，将帅以最高智慧在躲避“阴谋拥戴”。假如曹彬在太祖太宗两朝破西蜀、收江南、平北汉之后，挟大宋第一名将余威，再取燕蓟，那种武功，天下已经无人能及。如是，假如遇到试图做一番泼天事业的将士，真的动起来，国家最高权力，就会遇到又一次“再分配”。即使曹彬如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并不曾想过“篡逆”，但黄袍骤然加身之际，那就是又一个继“澶州兵变”“陈桥兵变”之后的“幽州兵变”。这是太宗赵炅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名将曹彬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君臣有了默契：将不争功，虽败不罚；将若争功，虽胜而凶。二百年来，士卒骄悍，将帅无奈；将帅骄悍，君主无奈。“权反在下”的“阴谋拥戴”，话剧一般一出又一出在中原大地上演，这种藩镇割据而后上位的梦魇，俘虏了大宋太宗以后的君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于是“收兵权”成为大宋三百年不变的基本国策。太祖时代，“收兵权”是为了“制藩镇”；太宗之后，“收兵权”渐演成一味“收兵权”。“弱宋”之因，在此。

当然，必须公正说，尽管如此，大宋三百年再无藩镇割据之害！与五十几年可以五次改朝换代，给民生带来的苦难比，大宋的“收兵权”（以及将帅们主动自我抑制权力膨胀），不是“最优”军政选择，但却是“次优”军政选择。

陈邦瞻意见也自有道理，但他认为太宗赵炅“一败而没世不振”，却不是真判断。“高梁河之战”后，紧跟在后，就有一个“满城之战”，大宋反败为胜，战果辉煌。

平戎万全阵图

说话间到了九月。河北大地已经见出秋天的凉意。但这也正是秋高马肥的时候，特别有利于契丹作战——他们的战马可以轻松地解决饲料问题。

确如太宗与诸将所料，契丹有了动静。

契丹幽州留守燕王韩匡嗣回到幽州，代替韩德让，并开始南伐，战役动员口号就是：“以报围燕之役”，以此来报复宋朝包围燕京也即幽州的战役。契丹的阵容是：韩匡嗣为统帅，耶律沙、耶律休哥为副统帅。

契丹兵到达徐河（今河北徐水南）时，遭遇了宋师。

宋镇州（今河北正定）都钤辖，也即朝廷委派的军事统领，云州观察使，也即军政统领（但这是个虚衔，是日后升迁的一个阶梯官衔，并不到云州去履职）刘廷翰将军，率领麾下在徐河与契丹遥相对阵。大将崔彦进将士衔枚，静静地、偷偷地绕出徐河之阵，在敌方身后一个叫黑芦堤北的地方，沿长城口，布好军阵，战略意图是伺机从敌方背后发起攻击，并阻断其退路。李汉琼及崔翰等人也领兵相继而至，在徐河不远一个叫满城（今属河北保定）的地方，崔翰也已经到达。故此一战役史称“满城之战”。

当初用了八天时间打造八百座炮具的赵延进将军，在崔翰麾下。他登高遥望，只见韩匡嗣大军东西绵延，两边望不到尽头，一总三个巨大的方阵，那应该是倾巢而来的幽州兵，又加上了耶律沙当初增援北汉、耶律休哥增援幽州的两部援军。算下来，这一支混合大军，都是“高梁河之战”的胜利者，骑兵为主，看上去兵锋甚锐，气势正盛，随时可能驰突而来发起攻击。

这时候，总司令崔翰正在按照太宗给出的“平戎万全阵图”指画布阵。

“平戎万全阵”乃是太宗的军事创意。他所以将这个阵命名为“平戎万全”，应能体会得出他的自信。也可能在此前、此后，诸将曾经使用过这个阵法，宋代编撰的《武经总要》评价说：“太宗因为河朔（华北北部）地区，远近都是平原，草原胡人跟我打仗时，仗恃着骑兵，常搞奔驰冲荡战术。所以总结各家阵法，增广其形式，用来挫抑敌方骑兵驰骋奔突的锐气，明了我方大军坚定持重的威风。按照战场实际，使用起来，可以知道此阵‘神谋’。”

“平戎万全阵”全阵有前锋、有殿后，主力是中军。中军分为三个超级方阵，每一方阵方5里，周20里。三阵之间有一里地左右空当。这样，排列在敌方面前的大阵锋面可以达到17里地。方阵内部还有规定：每500步设战车一乘，皆列于阵之四面。车中贮存糗粮和各种军用物资。我猜想这个战车，实质上就是运输车。但除了运输、军库这些功用之外，必要时还能充当掩体用来防御，甚至可以运动起来冲撞敌阵。如此，每一阵分为1440“地分”（即阵中阵，小区块），有战车1440辆，每一战车又配备“地分兵”22人；加上每一阵另配“无地分兵”5000人，三大方阵共配备战车4320乘，士卒11万余人。各方阵更配备弓箭、步弩、床子弩等远距离射杀武器，也有阵前的防御设备拒马（木制，原木一端削尖，几支交叉搭成可移动的架子），阵中士卒或持盾牌，或持刀剑，或持长枪，全部一级战备，所有兵器“皆持满外向”，都做好向外放射或砍刺准备。阵中央有瞭望车多辆，观察敌方变化。整个大阵之外，还有左翼、右翼，各一万骑兵，列阵也有章法：各两列，前列125队，每队50骑；后列也是125队，但每队30骑。左右翼还有探马40骑，往来报告敌情。“平戎万全阵”总兵力14万人，计有前锋一、殿后一、中军阵三、左翼列二、右翼列二，总“九围”。每一个方阵由一员大将统领。

看得出这个大阵，以中军步兵为主。大宋马匹不多，因此战役思路往往就是“步兵打骑兵”，千变万化，大都围绕这个主题创意、策划。

假如从空中俯瞰，会发现“平戎万全阵”的步兵、骑兵、运输兵、瞭望楼等，在静止状态下，呈现出一种人类事务的认真与壮观，而大宋的焦虑也在这个大阵将士凝重的神色中袒露无遗。大宋要“平戎”，但试图能“万全”。这种紧张，终大宋三百年没有变。

但这个“平戎阵”不是“万全阵”。其最大的弱点有三：设阵繁难，耗时太久，易失战机；地形复杂，临时变通，难于划一；战车笨重，周旋呆板，进退不灵。主帅指挥起来，虽然有探马、有望楼，各方阵也可以便宜行事，但很容易信息传达不畅。战场形势往往瞬息万变，布阵带兵最需要的是“如水随形”，这方面大宋帝国做得最好的是岳飞。而“如水随形”也恰恰是契丹一贯的战法。太宗此阵机动性不强，面对异常动作，很容易应对失措。

不过，也愿意多说一句：此阵也并非全不可用。

当初太宗创意，主要原因是鉴于大宋马匹奇缺，与草原骑兵对阵，必须选择“以步兵打骑兵”的总体战略。此外，大宋与契丹的战役，多在河北平原展开，没有更有效的地形地物可以依托，在开阔地，防止敌方骑兵冲荡，战车的“车阵”还真就具有临时防御功能，略相当于“拒马”，又近似于“连城”，几千辆辎重车列为方阵，阻遏骑兵，应该有效，更利于安定将士恐惧心理，在结阵中互相依托。敌人来犯，不进入车阵，就可以弓弩、长枪伺候；进入车阵，马匹驰骋不开，将士们可以将战车当作利于格斗的地形地物，砍伤敌人马匹。“平戎万全阵”就是这个战略思考下的产物。那种动辄说太宗以此来控制将帅、束缚武官手脚，免得他们拉杆子造反的意见，依然是很少思想含金量的“阴谋论”思维。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即可：如果武将们要造反，是一纸《平戎万全阵图》能够控制住的吗？所以，这个阵图，与太宗控驭武夫无关，甚至与抑制藩镇无关，它就是一种纯粹军事方向的技术战略。评价“平戎万全阵”，不必附会更多不存在的“意义”，诛心的“阴谋论”尤不可取。

道理如是，但需灵活处理。

赵延进与李继隆

大将崔翰，对太宗无比忠诚。他手持阵图，正在契丹出现之际，匆忙布阵。他似乎不想有一点变通，整个阵势，“九围”人数，都要按照阵图安排。

宋师来自关南诸州，在徐水、满城之间，星罗棋布。崔翰要求各军按照“平戎万全阵”要求，变换功能，在十几里地的锋面上，或做“左翼”第一列，或做“左翼”第二列；某某部又要迅速列为第一方阵，将辎重车转换为战车，列于方阵之外缘，弓弩手数量要足够，有多余，要调到第二方阵；某某部要迅速成为“前锋”，准备伺机冲锋，或阻挡住契丹第一波冲荡，等等。

赵延进将军发现不对头。

兵法，战胜之道有五，其中之一是：“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带兵打仗的将军有本领，国君不去干预，这样的部队能胜利。考太祖一朝，一般不干预前方将军如何打仗。

太宗此举，等于“以不变应万变”，这在战事中实在是一大忌讳——敌阵、统领、气势、地形、装备、气候……都在变，应对岂可不变？

赵延进发现，如果按这个图布阵，则在宽大正面形成了很多空隙，宋师本来就由各州而来，分布在各个营栅，现在勉强调度，结果还是一个空当多多的零散阵营。更重要的是，赵延进还发现，布防的将士因为不够密集，一个个阵中阵，相去很远，人人就有了疑惧之心，斗志有了问题。如果契丹横线变纵线，忽然奔袭，直插“平戎阵”空当，从内部搅乱大阵，士气将有可能瞬间崩溃。赵将军越想越可怕。宋师危矣，我岂可坐视！

于是，赵延进驰马来见崔翰，劝谏道：

“主上委吾等边事，盖期于克敌耳。今敌骑若此，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彼若乘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主上委托我等戍守边防大事，主要是期待我们能克敌制胜。现在敌人骑兵已经来到，但我们还这样按照主上的阵图去星星散散地布防，这个势力太悬绝啦！契丹一旦看清我们散线布阵，乘虚而来，我们怎么办？现在，当务之急，不如诸州之军合为一处，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可以决胜。就算你违背军令没有布阵，那不也比丧师辱国要好吗？

崔翰有一问：

“万一不捷，则若之何？”不按阵法打仗，万一不能胜利，最后失败，那时候怎么办？如何解释？

赵延进慷慨道：

“倘有丧败，延进独当其责！”如果万一有丧败，我赵延进可以独自承担责任，与你崔翰无关。

但崔翰还是担心“擅改诏旨”，会让太宗怀疑他的用心。

这时，镇州监军、六宅使，河北镇州守卫的监军、王府内侍管家李继隆将军也在旁边，他赞同赵延进意见，直言道：“兵贵适变，安可预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兵如水，贵在适应变化，哪里可以预先规定！必须合一处，集中优势，冲击敌阵。如果有违诏之罪名，我李继隆可以独自当之！

诸州之兵合为一处，集中优势力量“刺”入敌阵，是这个战役中，李继隆与赵延进的共同感觉。事实上也是总司令崔翰的战场感觉，他内心也不满意太宗的“阵图”，有了二位大将托底，他这才决定随机应变。一旦意念变更，崔翰的天才就表现出来了。他将各路大军改为两个大阵，一前一后。第一阵取突击式，弓弩手与骑兵全额配备。第二阵取追击势，轻装，待第一阵进攻后，第二阵伺机跟进，增援前阵，扫掠敌阵。两阵全取攻势，不再取“平戎阵”规定的守势。

刘廷翰、李汉琼在前，诸将在后。

崔翰似乎隐隐感到还有一股生力军，现在没有任何消息，那就是崔彦进。根据对部下的理解，他相信崔彦进一定会在适当时机出现。

如此安排，宋师士气大增。

满城大捷

为了稳住契丹，崔翰又派出人去与韩匡嗣接触，大意说契丹太猛了，居然打败了我们皇上，简直不可战胜！我们这些先锋兵准备投降，请准备接纳。这么简单的诈降计，韩匡嗣居然相信，认为宋师是真的怂了，借大战之际设法投降，太正确啦！于是，契丹防备有了松懈，不再认为宋师是对手，而后从一级战备降到二级三级战备。这样延宕开来，半天的时间过去了，契丹在宋师积极备战之际，却疲疲沓沓地松懈下来。

但耶律休哥知道后，对韩匡嗣说：“彼众整而锐，必不肯屈。此诱我耳，宜严兵以待！”你观察一下看：宋师大军很整齐，也有锐气，他们一定不肯屈服于我们。这是诈降，是诱惑我们放松警惕。我们应该严阵以待！

史称“匡嗣不听”。

“匡嗣不听”，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宋师集中兵力后，在崔翰调度下，主动出击。第一阵以骑兵为主，在一片鼓噪声中，韩匡嗣看到的是“尘起涨天”，烟尘飞起直冲云霄。仓促中，韩匡嗣再试图升级战备警讯，已经来不及了。宋师雄赳赳地跨过了一片开阔地带，而契丹试图急急忙忙地“布阵”，但又没有时间，韩匡嗣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主帅动摇之间，将士已被夺气。宋师带着为高梁河之役“雪耻”的必胜之志，与契丹兵短兵相接。胶着中，宋师第二阵如巨浪一般扑来。

契丹人人心惊胆寒。

于是开始了局部溃败。战场形势就是这样，一处溃，处处溃。韩匡嗣终于发现大势已去，于是开始逃跑。他一路仓皇，正奔跑间，忽听一声炮响，原来是宋师崔彦进伏兵在此等候多时。

韩匡嗣大惊，从北折西，翻越太行，直接往西山（此地在太原西北）而去。不料秋季多雨，山路泥滑，契丹士卒掉落太行山坑谷之中甚多。

宋师从满城一直追击到遂城（两地俱属于今天河北保定辖境），斩敌首万余级，获战马千余匹，生擒契丹将领三人，俘获老幼不杀者三万户，至于兵甲军帐器械，那就不计其数了。

韩匡嗣麾下一部跑回幽州，一部散众跑往易州。

耶律休哥则“整兵而战”，调度有法，极力应对，与宋师且战且退，在没有遭遇损失的情况下，紧张又从容地撤出战场，史称“徐引还”。

契丹的大同军（即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节度使耶律善补，在满城之战中为契丹右翼，远在几百里外，遥远地牵制宋师。但他所率领的西路军在南下途中，被大宋戍守代州（今山西代县）的将军折彦赟一战击败。

耶律善补收缩兵力后，试图重整旗鼓，再次奔袭晋北地区，如果可能则翻越太行东进，直接支援韩匡嗣部。但他听到主力已经败于满城后，也只好北归。一路上还别出心裁，在雁门各地建造营垒，军事要塞，留兵驻守。

折彦赟闻讯，与代州的都监、巡检等边帅，即起追击。击溃大同军，缴获鞍马器仗甚众，耶律善补修建的据点也都为大宋所有。

折彦赟名气不大，一生事迹以这一场隶属“满城之战”的“代州阻击战”最为有名。古来名将，往往一战成名。

“满城之战”，宋师大胜。其胜利成果超过了“高梁河之战”中契丹的胜利成果。说宋师一战“雪耻”不为过。

宋师捷报传到京师，太宗没有追究将士不按图作战之责。

崔翰“马革裹尸”

“满城之战”，对恢复大宋战胜契丹的信心，遏制契丹的侵略野心，至关重要。此役，崔翰、赵延进、李继隆、崔彦进居功甚伟。

崔翰试图“忠实履行”太宗指画时，赵延进等提出反对意见。军政生涯中，“进言”之重，不得小觑。如同日常生涯、企业生涯，以及各类机构生涯一样，凡属社会学意义上的“组织系统”，在制度之外，重视“进言”者，胜算较多；轻鄙“进言”者，胜算较少。就这个意义上说，崔翰不简单。他最终接纳了改变“平戎万全阵”的意见。作为统帅，他负责决策，应居头功。

崔翰，少年时期就“有大志”，而且是个难得的帅哥，史称“风姿伟秀”，有一种伟岸而又秀美的风姿。他曾从周世宗征淮南，在平定寿春、收复关南战役中，都有战功。那时太祖赵匡胤也在周世宗麾下，一见崔翰就心生喜欢，认为此人不俗，因此转隶太祖帐下，在帮助太祖拣选、训练骁勇士卒方面，有功。太宗时，曾在京师西郊代替名将杨信指挥演练禁军，将卒听令，带出来一支近代罕见的能战之旅。平北汉时，他曾率先攻城，流矢射中他的脸颊，他居然神色不变，继续督战。太原平定后，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太宗令崔翰前往抚慰。当时占领军已经有人开始“俘略”财货，在崔翰督查之下，没有人敢挟带抢夺货物出城。但秦王赵廷美部下数十骑，想要冒着违禁风险，将“俘略”之物带出城去。崔翰发现后，果断制止，并呵斥了这几十个王府亲兵。太宗拟“乘胜取燕蓟”时，他人贪赏、畏难，不愿意走这一遭，崔翰又以一种无畏的勇气支持了北伐。

崔翰功勋不比曹彬，但二人都有不嗜杀的品格。“高梁河之战”后，宋师溃败，他率卫兵千人奉命阻止，可杀逃兵，但他不杀，单骑而往，晓谕诸位将士军中纪律，也安定了众人，没有杀一个人。若干年后，他又出任感德军（今属陕西铜川）节度使，此地，正当盗贼猖獗。他设法诱导盗贼的首领，用人生祸福来警戒他们，于是“群盗感悟，散归农亩”，史称“境内肃然”，辖境之内治安很好，没有了盗贼踪影。

崔翰似乎天生就是职业军人。直到他六十三岁那年，他还专门给太宗上疏说：“臣既以身许国，不愿死于家，得以马革裹尸足矣。”太宗为他的豪言而感动，于是继续让他在边境镇守。但一个多月之后，崔翰死在任上，实现了“马革裹尸”的壮志。

他一生骁勇多谋，立功很多，但又一生轻财好施，视钱财如粪土，史称“死之日家无余赀”，去世那天，家中没有多余的财货。这是大宋太宗朝值得表彰的一位将军。“满城之战”应有他的纪念碑。

赵延进“一言兴邦”

赵延进则在“满城之战”的关键时刻，以社稷为重，而不是以帝王为重，当机立断，率先提出反对意见，为大战之胜利，立下不朽功绩。他的“进言”，符合儒学所谓“一言兴邦”之大义。有赵延进一言，“满城之战”得以不败而胜；大宋得以一雪“高梁河”之羞；更为后来的契丹不至于小觑大宋，从而推演为“澶渊之盟”，铺设了可能性。

赵延进也是一个颇有“异禀”的人物。他从小就爱读书，少时，曾跟着军人抢掠民家，一般人都抢财货，他独独抢人家的藏书，以至于同辈都嘲笑他。他不以为然。后来也曾跟着父亲从军，为军中的先锋时，只有十八岁。父子同阵，为人所称道。周世宗时，曾想任命他为禁军大校，赵延进竟对世宗柴荣说自己愿意读书，不愿意做武官。但周世宗还是任命他做了武官。与崔翰相仿佛，赵延进也是一位美男子，史称“延进姿状秀整”，姿态秀美严整。他一生涉猎经史，偶尔写点诗歌，因此也被士大夫所称许。赵延进的妻子就是淑德皇后的妹妹。淑德皇后乃是宋太宗的原配妻子。

李继隆乃是大宋名将之一。南宋理宗时，效法大唐“凌烟阁”（凌烟阁则效法西汉麒麟阁、东汉云台阁），作“昭勋阁”，图画大宋二十四功臣，其中只有六位武职，分别为曹彬、潘美、李继隆、曹玮、张浚、韩世忠（没有岳飞，是一缺憾）。这也意味着大宋六大名将，其中就有李继隆。他曾经两次战败契丹名将耶律休哥，也曾两次违背宋太宗旨意。

李继隆，原来是太祖佐命功臣李处耘的长子，此人善骑射，晓音律，好读《春秋左氏传》，以礼待儒士，史称“多智谋”。他直到真宗时代还立有战功。关于他的事迹，容后续表。且说这一次“满城之战”，他继赵延进之后，急切要求崔翰更改原计划，要求他按照战场形势重新排兵布阵，并与赵延进一起，承担了以后可能的“违旨”责任。他是最后促使崔翰下决心的高级将领。

也要说一句：赵延进的太太是赵炅太太的妹妹，李继隆的妹妹则是赵炅后来的太太。二人都是皇亲，敢于临时变更太宗赵炅的《平戎万全阵图》，这一层关系也是值得考量的因素。

崔彦进则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战功从五代末就已经赫赫有名。但此人“好聚财货”，善于聚敛财货，当有贪渎嫌疑，史称“所至无善政”，所到的地方没有好的治理名声。他死后，诸子争家财，被有司提来审判。太宗知道后，亲自召见当事人一行，并为他们提出解决方案。太宗对左右说：“一个家务案件，是很小的事，我没有理由来亲自过问此事。但实在是因为崔彦进曾经出任节度使，有战功，我不想让他的儿子们辱没了父亲的一世英名。”在崔彦进一生中，“满城之战”是他最为辉煌的战事。当时他奉太宗令，在关南屯兵。当韩匡嗣率幽州兵南下满城时，他主动绕到侵略者背后，遥远地配合了崔翰。当时崔翰大胜，他正好阻拦败敌；如果万一不幸，崔翰失败，他则是最后挽救战局的生力军。战役配合中，这种默契、智慧、勇气和决断力，至为重要。此役，崔彦进干得漂亮。

“满城之战”后，契丹主耶律贤大怒，以五大罪状数落韩匡嗣：第一你违背众人意志，深入宋军阵地；第二你行军队伍不整齐，失了契丹威风；第三你兵败后不组织反击，只顾抱头鼠窜；第四战时你没有做好侦察，失去了重要时机；第五你逃跑时居然捐弃了我契丹的军旗战鼓！说着就要行使杀伐令。被萧皇后救下。但从此剥夺了这个笨伯的军事指挥权，他的南面权力全部交给了契丹的“战神”耶律休哥。这样一来，大宋更要开始面对一个出色的敌人。

耶律休哥，经由一番整顿后，开始了谨慎用兵。

太平兴国，不太平。

陆雍熙北伐

太宗腿上的箭伤虽然没有完全痊愈，还经常性地隐隐作痛，但疮疤已好。大宋的帝国精神更时时在催动太宗及时立功，而不是及时行乐。所以他在经历多次战阵，身负重伤之后，仍然不忘“恢复”汉唐旧疆。

“杨无敌”雁门大捷

“满城之战”后，大宋与契丹又有多次局部战争，都以大宋胜利而结束。

太宗在河北和关南地区，安排转运使，负责筹划兵马粮草，开始更积极地准备打仗。整个北部防线都知道与契丹殊死搏斗的年头来临了，边帅们都有了“积极防御”的意识。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底，边境开始不断有捷报传来。

岚州（今属山西吕梁）言：在三交口（在晋北）破契丹千余众。

忻州（今属山西）言：在本州破契丹数千众，斩首四十五级，获鞍马、铠甲；并生擒六十人，献往朝廷。

这两地都在晋北“杨老令公”杨业驻泊之地，战役指挥应与杨业有关。

关南也有一场大战，捷报说：破契丹数万众，斩首万余级，获骆驼五十三头。太宗下诏，将骆驼分给有功军校。

更鼓舞人心的是，平定北汉之后，大宋在河东一带得到了42000多匹优良战马。大宋曾在中原南方圈养马匹，但品种不佳，不适合战阵使用。这一次得到的战马都是汾晋燕蓟之种，高大、耐寒、善于奔跑。太宗很高兴，特意在京师景阳门外设“天驷监”，门左门右各有两座马厩，分别以禁军校官左右飞龙使为左、右天厩使，闲厩使为崇仪使。后来战马繁殖越来越多，又将战马分到附近诸州牧养，这是后话。

长期以来，购买马匹，是大宋不小的财政支出。当初太宗曾委派中使赵守伦主持此事，有政策性优惠，高价收购优良战马，在京师和诸州经营多年，到了太平兴国四年（979）时，国家已经得到173000多匹良马，合太原良马总计21万余匹。大宋赖此组织起战力不俗的精甲骑兵。

“满城之战”后，“蛮夷”也有了“畏服”。西南夷有乱事，已平定；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遣使来贡方物；拓拔（西北族群）首领派所部酋长等人来朝贡。大宋威风在。

天平兴国五年（980）三月，归降大宋的“杨老令公”杨业在雁北又打了一个出色的歼灭战。

太宗赵炅得到杨业之后，知道他“老于边事”，对北边边防大事很在行，就任命他做了一员边将，在三交口都部署潘美麾下，主持晋北地区防御契丹的工作。杨业从太原往忻州去的时候，太宗还给了他一份“密封囊装”，包裹甚为严密的行李，里面都是丰厚的赏赐。杨业很早就倾心大朝，又有太宗厚待，知恩图报；更对契丹侵占幽云十六州耿耿于怀，于是，尽心于国防。

“满城之战”后，第二年初，时当太平兴国五年三月，公元980年，契丹制定了新的南侵战略：在山西北部组织西路军、河北北部组织东路军，分头南下。西路军十万先行，杨业首当其冲。

杨业据守雁门关。契丹大兵已经到达雁门北关。杨业的确“老于边事”，他熟悉此地地形。雁门关高耸于山上，俯临关北，易守难攻。杨业留下将帅主力守卫雄关，自己带领数千精骑，从雁门关西口，也即代县西北的西陉口，远远地迂回到契丹背后。

几天之内，完成部署。杨业奉行的战术是：发现即意味着打击。当契丹发现宋师时，宋师的打击已经开始。

契丹慌乱中，指挥十万大军准备调整战术，但雁门关北门已经打开，守军呼啸而出。没有什么军队经得起南北夹击。“雁门之战”，杨业斩杀契丹驸马侍中也即契丹主的女婿宰相萧多啰，擒获契丹都指挥使也即总司令李重诲。辽师大败而归。

杨业一战成名，从此以后，“杨无敌”大名响彻汾晋燕蓟，契丹人人知道有此一人，对杨业颇有敬畏，边军望见杨业的军旗就要退走，不敢轻易接战。

太宗闻讯甚为高兴。

“明法科”

契丹西路军失败后，又于半年后组织东路军围攻瓦桥关，试图“收复”当初被周世宗收复的关南之地。在契丹看来，石敬瑭既然已经割让了幽云十六州，关南三州也在内，那就应该是契丹的固有领土。而大宋则认定，不仅关南是汉唐旧疆，燕蓟也是，山后诸州也是，志在必得。

这一仗打得艰难。

打仗之前，大宋还在推进文明建设。

第一就是礼制建设。鉴于五代乱世，礼崩乐坏之惯性局面，鉴于太祖曾经使用过“江湖手段”收兵权，以至于朝纲不整，太宗下诏：以后凡是遇到朝会，都要以恭谨虔诚之心对待；都要严肃礼敬进出宫门，雍容端正两班就列；如果不能端谨，喧哗失礼，有关部门应该提起弹劾。

随后，还有科举制度的改进。原来有个“明法科”，但举子们选考这个科目的不多，因为诸书中，关于法律经典，缺少传承，世代承习者不多，于是，废除了这个科目，改在其他科目中兼考“明法”。又因为原来有个“通《三经》”的科目，但“三经”卷帙不轻，估计举子们难于全部精通，于是分为三科；但诸科之中，仍然需要补考法令。进士、举子，到了应试日，要由主考官引用历史上的法律疏证文字（譬如《唐律疏议》的解释文字、《宋刑统》的解释文字等），考问法令律条的大义。此举意在争取录用更多明德、明法的考生。将来这些学生都要到地方任职，而地方官，除了收取赋税之外，就是处理法律纠纷，地方官需要懂法。大宋是从干部考核即开始推进法制建设，用意深，程序正，效果佳。

大宋还在司法实务上做了部分改进，起用了一批懂法的官员。

太祖时曾有一项法令：禁止民间倒卖假茶。当时规定：倒卖一斤假茶，打一百棍；二十斤以上正法。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日常消费品，但不法商贾往往造假牟利。太宗在战前重申了太祖时的法令，但补充一条：“滥，论罪。”如果滥用这条律法，用法不当，也是犯罪，要追究刑事责任。

史馆还纂修完成《太祖实录》五十卷。

耶律休哥斩杀宋将张师

契丹方面，则命令祭司祈祷天神、地神和兵神。

起兵之前几天，契丹主耶律贤还率文武祭祀了军旗、军鼓。

随后，耶律贤亲自赶到幽州，车驾驻扎在城内，指挥督阵。

几天之后，耶律贤又继续南行，到达固安，亲自指挥攻城。于是，“瓦桥关之战”开始了。

大战之前，两相比较，大宋更从容一些，也更自信一些，但准备得也确实疏略了一些。太宗并没有宣布“战时条令”，国内一切按部就班，也没有安排瓦桥关的纵深防御。只是当他得知耶律贤到达固安后，才有了北上御驾亲征的意见，太宗下诏道：“自京师至雄州，发民除道修顿。”从汴梁到雄州，征发民工修整大道，以利于车驾和大军顺利通行。

太宗这边准备北上时，战役已经打响。

为了解决宋师的被动局面，大宋镇州、定州、关南等地的边防军，在一个新月初生的夜晚，主动出击，派出了一股精干部队，袭击契丹大营。战略意图是：敌众我寡，乘敌人不备，先行骚扰，灭了敌人锐气，以待后战。

但契丹节度使萧干、大将耶律赫德早有防备，宋师夜袭不成，退还本营。

一个更糟糕的消息是：刚刚就任契丹北院大王的耶律休哥也来到了瓦桥关，驻扎在关口的东边。萧干等率领的契丹兵在瓦桥关的北面、西面。瓦桥关事实上已经被围。宋师守将张师见状不妙，于是开始突围。他率领兵勇，已经进入契丹阵中了，但在耶律贤亲自督导下，契丹大阵不乱。耶律休哥更跃马入阵，直接来战张师。张师不敌，被耶律休哥杀死。张师部下害怕，只好退回城中。

几天之后，大宋关南边防军在易水南岸列阵，与契丹夹河而望。但宋师并不准备马上发起攻击，正在持重守卫，一方面声援瓦桥关守军，一方面等待京师援军——太宗已经走在路上了。

耶律休哥知道必须首先发起攻击。他陈说了急击的重要性，契丹主认为有理，支持他的意见。耶律休哥坐骑为一匹金黄色的战马，契丹主耶律贤担心被宋师识别出来，箭弩定点集中发射，主帅危险，于是让他换上黑甲白马。

耶律休哥开始率领草原最精锐的骑兵渡河进击。

宋师没有挡住他的攻势，大败。

耶律休哥乘势一直追击到百里之外的莫州（今属河北任丘），俘获宋师将军数名，斩杀甚众。

凯旋后，契丹主赐给耶律休哥御马、金盏，赞美他说：“爱卿勇猛超过了你的名气。如果我大辽人人都像爱卿这样，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攻克南朝？”

但关南边防军也不是吃素的，在大将崔彦进率领下，成功地举行了一场反击战。太宗安排好京师留后，北征，到达长垣县（位于河南东北部）时，接到了崔彦进的捷报：大破契丹万余众，斩首三千余级。

太宗高兴，当即任命崔彦进为关南兵马都部署，关南战区兵马总司令。

“辽主引兵还”

太宗再次动了“乘胜取燕蓟”的念头，想再次攻伐幽燕，甚至安排好了北伐阵容，但遭到了诸臣劝谏。太宗于是问当时的一等一大学问家，翰林学士李昉。李昉认为时机不到，现在应该“养骁雄，广积储”，培养骁勇雄才，增广积累军备，利用一年左右时间，那时“用师未晚”。史称“帝深纳其说”，太宗深深地赞同李昉的意见，接纳了他的劝谏。恰好契丹被崔彦进打痛，而大宋皇帝正带着京师禁军准备北上抗辽的消息让耶律贤心里没了底，史称“辽主引兵还”，契丹主带着草原兵回去了。太宗很高兴，认为耶律贤败退，乃是对宋师的畏惧，于是，在河北短暂逗留后，回到汴梁。太宗赵炅还为此写了一首诗，全诗今已不存，但内中两个句子却留了下来：

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

这诗浅显易懂，气魄非凡，但也隐含了虚骄之气。一战下来，太宗还以为“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不以为意。他认为还有机会……

但太宗回转之前，起用了名将曹翰。给他的任务是：修缮雄州、霸州，以及附近各个军事要塞的城防设施，并且开辟一条南河，要从雄州一直到莫州，以此来通漕运，将来有战事，可以转运粮草——水运一般要比陆运省时省力，远距离转运尤其如此。还要修造大堤，以备滹沱河流域的水涝灾害，东西向的大堤也有益于迟滞契丹骑兵。

曹翰于是调集数万民工，开始干活。他相当于临时充任了边境工程兵总司令的角色。他干得不错。

这个工程过于浩大，需要大批木料。曹翰鬼才，不想从内地转运，决计从契丹辖境山林间伐木。他派遣了一个小分队，名为“五骏骑”，五个人骑着五匹马，每人手执一面小旗。遇到前面有林木，就举青旗；遇到有烟火，就举红旗；遇到有敌寇，就举白旗；遇到有池塘，就举黑旗；遇到有丘陵，就举黄旗。如此，则视力所及范围内，地形地貌、契丹动静，可一望而知。

当初，每遇到契丹南侵，大宋这边就会升起狼烟，以示边警，然后宋师就会大规模集结。曹翰就让人在边境各处举烟，但见狼烟四起，边境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契丹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一时以为有伏兵，因此蜷缩在附近城中不敢靠近边塞。曹翰当即指挥工人跟着“五骏骑”，入山伐木，得到巨大的建筑木材数万株，车载肩扛，从容地回到要塞。

曹翰督工，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完成了太宗交给的任务。

“不为家贫卖宝刀”

曹翰嗜杀。在周世宗时，曾经做枢密承旨。一次世宗征淮南，留下一千多副铠甲在正阳（在今河南驻马店东南），随后又得到南唐的降卒八百人，派人往京师递送。曹翰正在从京师往淮南去见周世宗，过了正阳十几里地后遇见了这一批降卒。他担心降卒们待会儿走到正阳，知道有现成的铠甲，会劫了兵器作乱，就假传周世宗的旨意，将八百人全部杀死。等到他见了周世宗说此事，周世宗不高兴。曹翰说：“南贼是因为走投无路才归了我们，并不是心服。征淮南得到的器甲，都在正阳，万一被他们夺了，那是又出来一个等着征服的淮南啊！”尽管杀俘不祥，但周世宗想想，算啦，没有给他定罪。

周世宗临终时，召大臣范质等参与顾命，曾要范质以王著为相、曹翰为宣徽使。但范质考虑的是，王著太爱吃酒，曹翰则“饰诈而专”，好装点自己的诈术，行为专断，于是没有执行世宗的临终遗言，只让曹翰做了德州刺史。

太祖时，收江南，曹翰独当一面，克复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但因为南唐兵将据城据命，顽强抵抗，城破后，他有了屠城之举。这是大宋对内对外战争史上的一笔罪恶，由曹翰书写。

曹翰虽然平江南有功，但是杀人屠城事，性质太恶劣，一直到太宗时，多年在“环卫”，没有升官。所谓“环卫”就是禁卫军官，有多种称号，但属于散职，史称“皆空官无实”，一般用来措置闲散武臣。这种官职俸禄也不高。一天太宗安排内部宴会，侍臣都要赋诗。曹翰因为是武官，没有邀请他参与。他于是自我推荐说：“臣少年时也曾学诗，请求也参加宴会。”太宗笑着答应了他。宴会时，太宗又对他说：“卿是武人，请以‘刀’字为韵，上一首诗吧。”曹翰拿过笔，很快写好：

“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

这诗写得酸不溜丢，大意说，我曹翰乃是一军事家，过去有功，现在还能拉起强弓，但看着过去旧战袍，又不能有作为，很是惭愧。关键词是“不为家贫卖宝刀”。意思是我现在生活很困难，陛下您看着办。

太宗看了也很难过，想想这也是一个战功卓著的将军，现在居然到了要“卖刀”的地步，就从“环卫”一下子给他升了好几级。

曹翰与崔翰齐名，作战骁勇有谋，立功也不少，而且有慷慨散财之举，乃至于他死后，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宋师》本传对他的评论是：

“至于好谋善战，轻财好施，所至立功，则未有优于曹翰、崔翰者也。然不可与古之良将同日而语者，崔之论奏平燕，未免出于率尔；而曹之杀降卒，屠江州，则又过于忍者也。君子谓功莫优于二子，而过亦莫先于二子，信矣。”至于有谋略善于打仗，不重钱财乐于施舍，到哪里都能立功，则几乎没有比曹翰、崔翰更优秀的了。但二人还是不能与古之良将同日而语，原因就在于：崔翰当初论讨伐幽燕，出语未免太轻浮草率，结果导致大败；而曹翰则杀已经投降的俘虏，还在江州屠城，则是太过于残忍的人。君子认为：功劳没有几人比二曹优异，罪过也没有几人比二曹严重。

我认为这是公允精当的评价。

太宗从河北回到汴梁之后，文武大臣中的一些人提出应该再次“速取幽蓟”，尽快收复契丹所占山前之地。“幽蓟”，也称“燕蓟”，即幽州与蓟州，今属北京、天津，宋初属于“山前”之地，也即太行山以东之地，为幽云十六州的组成部分。以“幽蓟”代言十六州，主要代言“山前”之地，是大宋君臣口头禅。

但也有人反对这个意见。

太宗时代，如何对待草原帝国，大宋内部开始出现类似后来南宋的“主战”“主和”两大派系。

这两大派系，一直延续近三百年，与大宋帝国相终始。细考诸说，会发现，基本上属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中反对讨伐燕蓟的大臣主要有赵普、田锡、王禹偁、张齐贤等。但太宗时代的“主和”派与南宋“主和”派不同之处在于：太宗时的“主和”派，大多认为战争时机不到，如果时机到，可以与草原一战。所以太宗时代的“主和派”实质是“缓战派”，并非一味主和。

平塞寨“守卫战”

“高梁河之战”后，大宋与契丹的战事还在进行中。

太平兴国六年（981），初春，距“瓦桥关之战”后不到两个月，契丹再次南侵，在河北易县平塞寨，数千草原兵被知州白继赟击退，斩首三百级，获战马五百匹，器甲以千计。易县不是一个容易守卫的地方，白继赟乃是一介书生，权知边塞州郡，居然做到令契丹不可南下，有功。他后来又在平定巴蜀王小波、李顺之乱中，立功。后话表过不提。

平塞寨在白继赟守卫战之后，升格为平塞军。到了这年夏，契丹又来入侵，显然是对前战失败后的报复。这一次契丹来了七千人。但被白继赟再次击败，杀获甚众。太宗下诏褒奖了守军。

不久，契丹又增兵到万人来侵，试图扳回败局。但还是被守军击破。

这年冬天，契丹第四次来战，白继赟“逆击之”，迎头痛击之，在平塞军北边，打败契丹，斩首两千级，所获铠甲战马甚众。

此地连续四次击退入侵者，够得上“英雄城”了。白继赟这个书生不简单。

潘美驻守的三交口，西北三百里有地名固军。潘美组织了特遣队，侦缉敌情后，大军出其不意出现在固军要塞之前。契丹守军看到潘美漫山遍野的军旗，吓得慌忙逃出城去北窜，但守卫固军的军使安庆没有跑，他的家族都在此地，已经来不及逃跑，于是率领族人向潘美投降。

潘美得到固军之后，在此地积累军需物资，精心营造为一处西北要塞。晋北的边境安全赖此役，得到很大改善。从此以后，契丹不敢再靠近此地，史称“边民以安”，边境士庶因此得到安居。

太平兴国六年秋，岚州附近，有原属于契丹的边民五十三户，总三百六十三口人要求“内附”，也即不再隶属契丹，归附中原大宋。于是岚州边防军就派出戍卒去接应这些“内附”的义民。路上遭遇契丹骑兵的邀击，岚州守军发起反击，击溃契丹兵，斩首十七级。

这是一个小型战役，算是一个遭遇战，但契丹辖境有民众愿意归附大宋，证明宋辽相距之间，大宋争取人心是可能的。沦陷区人民还有“返回祖国怀抱”的意愿。故这类边民实是“义民”。

随后又有“雁门保卫战”。

这是契丹“三路攻宋之战”的组成部分。

太平兴国七年（982），春末夏初的四月间，契丹发动三路大军共三万铁骑，分道攻击大宋。辽景宗也即契丹主耶律贤再次随军南下。

而这时太宗正在为“赵廷美大案”头痛不已。这是大宋史上一件扑朔迷离的事件。我将专章来说这个事。且说太宗闻听耶律贤三路而来，虽然国内事有点乱，但他并不慌忙，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妥善安排。

远交近攻

事实上，太宗在去年，太平兴国六年（981）初秋，就得知契丹有异动，很想先发制人，再次亲征幽燕，甚至还派出了使节到契丹背后的原渤海国，去见原渤海国王，让他发兵响应大宋北伐。使者带去的诏书写得很有气势，原文略云：

闻尔国本为大藩，近年颇为契丹所制，尔迫于兵势，屈膝事之，谗慝滋多，诛求无已，虽欲报怨，力且不能。所宜尽出族帐，助予攻取，俟其翦灭，当行封赏。幽蓟土宇，复归中朝，沙漠之外，悉以相与。

听说你们邦国本来是一个很大的藩国，但近代以来被契丹所制约，你们被契丹的强大兵势所迫，只好屈膝事奉他们。但人家并不信你们，不利于你们的奸言越来越多，而契丹对你们的盘剥也没有个止境。你们虽然想报仇，但力量达不到。现在机会来临，你们应该集合全国各个部落的兵马，帮助我攻取契丹。等到剪灭他们，当有重要封赏。大宋的意见是：幽蓟土地，回归中原，沙漠之外，都送给你们。

显然，这是后来北宋末年“约金灭辽”、南宋末年“约蒙灭金”的预演。

站在历史后面来看，大宋这类战略，看似像“远交近攻”，符合兵法原则，但由于“远交”者并非善意盟友，事实上乃是野心更大的侵略者，如此一来，等于启动了侵略者入主中原的侥幸心。当侵略者感到时机合适时，中原有了更为惨重的失败。太宗此举，我不以为明智。当然，渤海国事实上经由契丹第一代君主耶律阿保机的打击，已经没有力量扩张，所以，他们没有回应太宗的意见。

但太宗对契丹这三路来攻，早有预案，约请渤海国参战，不过是各种预案之一。渤海国不来援宋，宋师自有安排。

“雁门关之战”的宋师统帅就是潘美。

潘美在此前已经夺得固军要塞，契丹已经没有了可靠依托，一战，被潘美击破，斩首三千级，追逐契丹一直到契丹境内，并将契丹辖境内的三十六个军事要塞摧毁，俘虏老幼万余口，牛马五万余。全部移送进入宋境。宋师胜。

耶律贤之死

“府州之战”也是契丹“三路攻宋之战”的组成部分。

府州在今天的陕西府谷县，镇守此地的是老将折御卿。在府州附近一个叫新泽寨的要塞争夺战中，折御卿将契丹击溃，斩首七百级，擒获其酋长百余人，缴获兵器羊马上万。契丹出征，要驱赶牛羊作为辎重、口粮。夺得契丹的牛羊，就等于缴获他们的粮草。宋师胜。

契丹“三路攻宋之战”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唐兴口之战”。

唐兴口在今天的河北安新县东南，崔彦进在此。

契丹被斩杀两千余人，宋师获兵器羊马数万。此役最大战果是射杀了契丹大将太尉奚瓦里。宋师胜。

如此，契丹三路来犯皆败，总损失近六千人，羊马牛近十万，兵器甲帐无数。契丹大败而归。

契丹主耶律贤随军南下后，一直在云州（今属山西大同）附近山上打猎，不断接到南下大军失利的消息。最后得到“三路攻宋之战”全部败归的消息，不禁为契丹的前途有了深深的忧虑。他病倒了。

挨到这年的九月，耶律贤已经大病不起。

契丹南院枢密使韩德让，听说消息后，不等国主诏书，即率领亲属亲兵直接奔赴行帐。他见到弥留中的国主之后，对皇后萧绰提出了“易置大臣”的意见。年纪还不到三十岁的萧皇后，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成为萧太后，而这位四十三岁的韩德让，乃是她旧日情人，她正喜欢得紧，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趁契丹主耶律贤不省事的时候，在契丹内部做了组织调整。不久，耶律贤还没有回到上京，就死在路上，年三十五岁，庙号景宗。

风流萧燕燕

耶律贤可能患有抑郁症。史称此人性格“仁懦”，有仁爱之心，无刚猛之气。他喜欢医术，乃至于国内懂得医学的人，很多得到他的提拔。但他自己却自幼体质衰弱，多年生病。又喜欢游猎，可是体质弱到连上马都很困难。每次契丹重要节日，甚至一般朝会，他都郁郁寡欢，有时就干脆不上朝。爱酒爱色，一直到死不变。所以国家大事，都由萧燕燕皇后主持。萧皇后也有办法，遇到大事，就召集蕃汉大臣集众共议，然后她来裁决。决定大事后，只不过要象征性地向耶律贤知会一声即可。

韩德让与耶律斜轸按照“遗诏”意见，以耶律贤长子，时封梁王的耶律隆绪嗣位，他才刚刚十二岁。于是，萧太后更名正言顺地“称制决国政”，契丹国法令制度政策概由萧太后总揽。契丹总九位国主，耶律隆绪是第五位，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九年，以后的宋真宗、宋仁宗，都要和他打交道。但他的前半生，几乎就是萧太后做主。

这位名叫萧绰，小名燕燕的萧太后，在先皇灵柩前哭泣道：“母寡子幼，族属雄壮，边防未靖，奈何？”我这个做母亲的成了寡妇，做皇上的儿子又幼小；咱们这边各个部族又那么威武雄壮；国家边防还没有安定；你们说我怎么办啊？韩德让与耶律斜轸进言道：“太后只管信任臣等，哪里会有什么忧虑！放心！”从此，韩德让总揽宿卫宫禁之事，太后对他更加宠任。

萧太后，与契丹史上的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德光一样，都是影响深远重大的政治家，作为女性，她的影响力超过了“断腕太后”述律平。在后来的日子里，她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澶渊之盟”，为大宋与契丹赢来了百年和平。从此将契丹的国运推演到巅峰状态。她与韩德让的爱情故事，也有“希腊悲剧”般的色彩。我将在下一部书中详述始末，此处不再赘述。

萧太后执政后，封赏了几位功臣，其中之一就是耶律休哥。此际，耶律休哥因为战功，已经成为契丹的北院大王，封“于越”（又作“裕悦”）。“于越”是契丹的荣誉职官名称，其地位在百官之上，是契丹国主对功劳最大文武的最高奖授。契丹二百一十年，只有十人被封为“于越”。现在，鉴于契丹与大宋近年对阵总是败绩的严峻局面，更任命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总揽中原战事部署。契丹期待在耶律休哥统率下，扭转中原战局。

不久，又有“丰州之战”。

丰州之战

丰州，旧址本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后来逐渐南迁。此地最主要的是藏才族人。后梁时，此地称为天德军，治所在河套地区的呼和浩特、准格尔旗附近。太祖时期，藏才族内附于大宋，渐移至山西武乡县附近，建筑城寨之后，成为刺史级别的要塞，后来又升格为团练使、防御使，虽然始终没有达到节度使级别，但却行使节度使职能。行政级别上属于河东路管辖。宋人称丰州、府州（今属陕西府谷县）、麟州（今属陕西神木县）为“河外三州”。三州品字分布，是大宋北边第一道门户。此地后来成为与西夏争夺的主要区域，这是后话。

此时，驻守丰州的是藏才族人王承美。

王承美的父亲时代，曾经属于契丹，但在开宝年间归附大宋。王承美就在父亲帐下做衙内指挥使。父亲死后，王承美做了天德军番汉都指挥使，并知州事，又移为丰州刺史。

现在，王承美凭仗着大宋帝国多次战胜契丹的余威，以及自己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成功地说服附近契丹辖境十一个部族，七万余帐内附于大宋。

契丹“一帐”，略相当于中原所谓“一户”。那个时代，人口是最重要的军政资源。人心所向，也证明了邦国源于恩威的吸纳力量。王承美做成此事，意义重大。大宋欢喜契丹愁。契丹在此地也有部署，也叫天德军，是节度使级别的大藩。所以契丹知道消息后，当即由天德军组织武装力量试图抢夺这批移民。于是，有“丰州之战”。

太平兴国七年（982）闰十二月，王承美在护送十一个部族内徙时，契丹天德军节度使韦太率草原兵赶来了。

王承美很干净地击破来犯之敌万余众，斩首两千级，缴获羊马兵器甲帐数万，但最大战果是：擒获了这位契丹天德军节度使韦太（韦太，一作萧太）。

太宗得到消息，很高兴。不久，王承美又派他的弟弟王承义来“献俘”。太宗接见了他，赐给王承义锦袍、金带，以及绢百匹。

王承美不简单。第二年，契丹来丰州报复，被他再一次击败万余众，并一直追击到青冢，今天的呼和浩特附近，斩获更多。

到了真宗时代，王承美还向朝廷请求，要在丰州建设孔子庙。史称“诏可之”，皇上下诏同意。这应该是大宋帝国文明推进的一大成果。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区域性的文化认同。

此事在“中国文化史”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

更有意味的是太宗赵炅。

赵炅读《老子》

他在大宋多次战胜之际，与当初豪迈宣称“太原我必取之”“惟有战耳”“乘胜取燕蓟”不同，忽然有了厌战情绪。他亲自下诏，重申过去的一个意见，要边境军民，不得随意出入边关，更不得到边外生事略夺。有违背这一禁令者，论罪。如果北边有羊马牲口进入宋境，要还给契丹。

赵炅还在读《老子》，有一次就跟左右谈读老心得——

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世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朕常常读《老子》，看到“好战，是不吉祥的东西，圣人不得已才用到”这句话，总是多次体会以此作为规诫。王道之事，虽然需要武功来克敌底定，但最后还是要用文德来达到天下大治。朕每次退朝之后，都要看看书，就是要斟酌前世的成败之理而推行，方法就是吸纳好的成功的意见和案例，减损坏的失败的意见和案例。

这是太平兴国七年（982）十月的事。

耶律贤病逝于太平兴国七年九月。

王承美丰州大捷在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

太宗应该是得到耶律贤病逝的消息之后，发布这个意见的。他不想乘契丹国主病逝，新主年幼之际发动战争。这一条历史记录，表明了他这个心迹。但是王承美说服契丹十一家部落，并护送边民内附，显然与赵炅不得侵扰略夺契丹的诏令不合。王承美战胜契丹之后，赵炅依然很高兴。

看得出，大宋皇帝太宗赵炅并没有坚持阅读《老子》的心得意见。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幽云十六州！于是有“雍熙北伐”……

太宗决计北伐的时间是雍熙三年正月，公元986年的春天，史称“雍熙北伐”。

“高梁河之战”已经过去七年，太宗腿上的箭伤虽然没有完全痊愈，还经常性地隐隐作痛，但疮疤已好。大宋的帝国精神更时时在催动太宗及时立功，而不是及时行乐。太宗几乎很少“行乐”。他不像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还够不上“圣君”，但却是名副其实的“贤君”。他对个人修为，有追求传说中的尧舜倾向。对帝王之业，有罕见的雄心。所以他在经历多次战阵，身负重伤之后，仍然不忘“恢复”汉唐旧疆。

再次讨伐契丹，他需要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贺令图给了他。

贺令图主战

贺令图当时知雄州（今属河北保定），他是太祖贺皇后的侄子。他的父亲贺怀浦是贺皇后的哥哥，曾任岳州刺史，此时在潘美麾下，兵驻三交口。父子二人因为皇亲的关系，又常在北部边地屯驻，自以为熟悉契丹态势，成为大宋早期著名的“主战”派。他们常常给太宗上疏，讨论“恢复大计”。契丹主耶律贤死后，他二人给太宗上疏说：“契丹国主年少，只有十二岁。现在他们是母后专政，宠幸韩德让等人在主事，国人很嫉恨他们。这是个机会，可以乘此，以取幽蓟。”这番话，这个情报，太宗早就知道，但经由这二人说出来，应该是拨动了太宗潜伏着雄心的那根弦。史称“帝始有意北伐”。

而另外一批“主战”派，也借机造势，要求太宗北伐。

掌管内廷制造的文思使薛继昭、掌管军需物资的军器库使刘文裕、散官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人都是“主战”派。与贺令图同时，这些人给太宗上了奏章，要求利用这个机会，北伐。

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雍熙北伐”，应该知道：燕蓟不是不可以讨伐，但此刻，大宋没有准备好。主要是，统御三军的将才人才没有准备好。此时，大宋还没有足以与耶律休哥对垒的人才。而太宗控驭武夫的一贯之道，并没有改变。这样一场超级战争，北上，等于取仰攻之势。激情、义愤、失地之痛、立功之心，不是取胜的法宝。

雍熙三年（986）之春，给太宗上疏的这几个“主战”派，除了刘文裕，可算“庸中佼佼”外，其余无一人有大见识，更不是智者。他们提出的北伐意见，更多是一种“热爱大宋，仇恨契丹”的情绪性表现，胸中并无成算。

贺令图，皇家戚党，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是个老实孩子，史称“少谨愿”，少年时很谨慎，诚实，厚道，有操守。常出入于太宗做晋王时的府邸，得到太宗喜爱。他应该是看明白了太宗的“收复燕蓟之志”，又在边地守卫十多年，自以为燕蓟可取，必取，能取。但史称此人“轻而无谋”，做事轻率而无远谋。作为一般军人指挥一两场无须智慧介入的战斗也就罢了，“雍熙北伐”，这是泼天般的大事，“轻而无谋”岂有前途可论？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特点。

贺令图，被耶律休哥活捉；贺怀浦，在“雍熙北伐”中，跟随杨业出征，死于阵。贺氏父子，都是大宋壮士，抗击契丹，血气甚壮；但战争，须有智慧衡度。父子二人无此智慧，史上种种“智浅而谋大，力小而任重”的悲剧，乃是这父子二人的生命逻辑。很可惜。

薛继昭几乎没有经历过战阵。北伐，大宋对契丹，奔袭几百里，纵横近千里，天时、地利、人和、综合国力、统帅任命、虚实阴阳、指挥艺术、策略组合、赏罚、考绩、谋略、攻城、涉水、翻山、步骑、排阵、辎重、谍报、用间、反间、信息传递……如此大型战争，其结构之复杂，诸元之繁复，不是“轻而无谋”者可以涉猎的领域。与贺氏父子一样，薛继昭论“雍熙北伐”，摆错了自己的位置，属于“界限不清”。按儒学理论就是：无礼。因为“礼”的要义可以解释得很多，但“当位”“节制”是其荦荦大者。薛继昭徒逞口辩，既不“节制”又不“当位”。简言之，“雍熙北伐”，薛继昭没有资格谏言，理由一条：他不懂战争。而后来战争如他所愿爆发后，他也参战，在曹彬麾下，但表现极为恶劣，临阵时，还没有开战，他就想好了怎么逃跑，影响了士气。

刘文裕是这些“主战”派中唯一略有资历的将军。他在开宝年间跟随太祖讨伐江南时，曾经做骑兵校官的辅佐，被箭矢所中，但神色不变，为人所称赏。太宗做晋王时，他曾出入于府邸，所以在李飞雄大案中，他能识别诈术，并最终擒获李飞雄。但是讨论“雍熙北伐”，他的智慧还是不敷使用。后来在北伐的组成部分，潘美一部的抗击契丹战役中，他与王侁一道，都有失约的责任，导致杨业自杀。他也不是讨论“雍熙北伐”的合适人选。

这些人中，最奇异的是侯莫陈利用。

大师侯莫陈利用

此人姓“侯莫陈”，三字姓，名“利用”。他是汉化后的鲜卑族人，早年居住在巴蜀，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幻术。太平兴国初年，在京师卖药，经常玩弄“黄白事”迷惑世人。所谓“黄白事”，按照《抱朴子》的意见，就是变化黄金白银的炼丹术。据说用铁器将铅熔化，投入一种只有炼丹者能搞到的神药，铅就化成了白银。再将这个白银熔化，继续投药，就化成了黄金。据说这种“神仙黄白之方”有一千多种。史上有人信，有人不信。

太宗在做晋王时，府邸有个能人叫陈从信。此人对经济管理很在行，一直得到太宗信任。他推荐了江湖大师侯莫陈利用。太宗召见，当场试验幻术，似乎很神奇。于是大师被封了官，经常伴在太宗左右。

大师促成了雍熙北伐之后，也跟着大军出征，在潘美、王侁一部，杨业失利，他也随着潘部而退。史上未见此人有何战功。后来太宗给了他一个郑州团练使，像所有的小人得志一样，大师也开始不知道天高地厚，利用职权荐引同党，有了种种不法行为。

老臣赵普是坚定的“主和”派，他不主张北伐。当他再次拜相后，知道北伐一事，很大程度由这个江湖大师促成，于是对他有了厌恶；后来更知道此人种种不法，于是决计除掉此人。他向太宗提出了请求，要求法办侯莫陈利用。

太宗不想法办大师。

赵普坚持法办大师。

太宗说不过赵普，于是下诏，将大师除名，抄了家，落籍为民，发配到商州禁锢。

太宗辩才不及赵普。不仅太宗不及，太祖也不及。赵普往往不说话就罢，说了话，即使太祖太宗反对，他也有办法让二位皇上改变主意。赵普是总能一言击中太祖太宗软肋的辩才。

太祖时，常派遣特务到军中去伺查，看看有没有阴谋拥戴的蛛丝马迹。赵普知道后，极言劝谏说不可这么做，免得生事。太祖说：“周世宗时就这么干。”赵普道：“世宗虽如此，岂能察陛下耶？”世宗虽然这么干，但是伺查出陛下了吗？史称“上默然，遂止”，太祖沉默不语，于是终止了特务活动。

太宗也曾指责赵普，说他从来不举荐将帅。赵普说：“昔明宗举石晋，晋选张彦泽；刘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岂敢轻举耶？”过去，后唐明宗曾举荐石敬瑭，石敬瑭推翻后唐，建立了后晋；过去后晋曾举荐张彦泽，张彦泽投降了契丹，灭了后晋；过去后汉皇上刘知远提拔了郭威，郭威成了推翻后汉的后周太祖；过去周世宗推荐了咱们太祖，太祖有了大宋。如此看，举荐武将有风险，臣岂敢轻易举荐武将！逻辑在这儿摆着呢，太宗也没有话说。

话说太宗贬了侯莫陈利用大师，但不久，还是想这个人，又用了变通的办法，将大师重新召回。

赵普担心此人再次被起用，就将一位郑州税务官召到中书，向他了解到侯莫陈利用更严重的罪行：大师居然敢于僭越皇室用度，每次在府中接见京官，都要坐北朝南，居住之地所用之物，都是皇上规格。他身上常佩一条犀玉带子就用红黄罗袋装饰。澶州地区黄河曾经由浑浊变为清澈，按照传统说法“圣人出，黄河清”。大师就利用这个事件，在郑州的科举中以“黄河清”为题考举子，等于自比于“圣人”。他在书写判词时，文字有很多不敬，等等。赵普于是要这位税务官上疏告发侯莫陈利用。

正好又赶上不久前抄家时，在大师府邸搜出几页文字，都是大不敬之语。赵普得知，也让他上疏告发。

种种黑材料凑在一起，有了聚变效应。

但太宗不想让大师死。

但赵普坚持让大师死。

赵普劝太宗说：“侯莫陈利用这人，罪过太大，如果惩罚太轻，不能满足天下人的愿望。再说，留着这个人又有什么用？”

太宗祭出最后一招，道：“难道朕作为万乘之主，还不能庇护一个人吗？”

赵普不为所动，抗言道：“这个国家巨蠹犯有死罪十几条！陛下不杀此人，是乱天下之法。法，值得珍惜！此一竖子，有什么可值得珍惜的！”

这话顶得太宗没了道理，史称“上不得已，命赐死于商州”，太宗没有办法，只好命人将侯莫陈利用在商州“赐死”。

“命赐死于商州”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续资治通鉴》中的说法是“命戮于商州”；《宋史》侯莫陈利用的本传记录说“太宗怒，令中使脔杀之”，但《宋史》中的太宗本纪却说“郑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坐不法，配商州禁锢，寻赐死”。诸说不同，但“死”是要“死”的。

得到执行死刑的命令，中使驰马奔往商州。

太宗这个时刻又一次后悔了。他还是不想杀掉大师，于是派出第二位使者去商州，试图追回前命，赦免大师一死。不料后面这个使者走在路上陷入泥泞之中，好不容易从烂泥潭中脱身，想办法换了马再去追赶，已经迟了。等他追上前面使者，大师已经被行刑完毕，使用的是“磔刑”，也即被“脔杀”。

“赐死”“戮”“脔杀”，是不同的死法。

“赐死”是君主诏令身份地位较高、功劳较大的臣下自杀而死，这种制度由来已久。“赐死”，可不至于让受死者在街头众目睽睽下受辱，也不至于让受死者身首分离，可保留全尸，也不必受酷刑折磨，算是一种“优礼”。具体死法，一般是赐毒酒，饮而死；赐剑，刎而死；赐绫、赐绳，绞而死（一般对女子赐绫赐帛，对男子赐绳）。

“戮”，虽然就是“杀”，但“戮”还有警戒侮辱的意思。又分“生戮”和“死戮”两种。前者是先示众，后杀死；后者是先杀死，后示众，也即陈尸街头。总之，“戮”必要示众。这就与“赐死”有了不同。

“脔杀”则是“磔刑”，也即凌迟之法，活剐处死，是死刑中最重的一种刑罚。凌迟可能开始很早，五代十国乱世中较多出现，但即使在这个乱世也有人反对磔刑。譬如后晋石重贵时，大臣窦俨就认为死刑只能保存斩、绞两种，而“脔杀”应该禁止，石重贵同意了。太祖赵匡胤时代，制定《宋刑统》源于《大周刑统》，《大周刑统》则源于梁唐晋汉以来的各类“刑统”，而后者更源于《唐律》，《唐律》最重的刑罚就是“斩”。这些刑罚都没有将“脔杀”列入其中。《宋史·慕容延钊传》记录：“贼将汪端与众数千扰朗州，延钊擒之，磔于市。”这个汪端，是被慕容延钊在朗州（今湖南常德）“脔杀”的，而非太祖本意。

侯莫陈利用，有罪，但是否被太宗下诏“脔杀”，诸说不一，据我对太宗赵炅的理解，以及这一事件的逻辑推演，我倾向于认为，太宗没有“脔杀”侯莫陈利用。

诸史有“赐死”“戮”“脔杀”三种记录，我选择“赐死”说。

太宗喜欢大师，第一次发配大师到商州后，还下诏“召回”；第二次“赐死”后，还下诏“贷死”，免于死罪。太宗不至于仇恨大师到必欲“脔杀”的地步，他不想听赵普的。

但诸史都记录了大师最后还是被“脔杀”的结果，这有可能是执行官讨好赵普，或自作主张的结果。

窦仪的墓志铭

赵普，在太祖太宗时代，是个只要了解他，就会让人惧怕的人物。有个故实可以概见赵普如何令人生畏。

太祖时，对赵普的“专政”，专断执政，已经心怀不满，就很想有人能说说赵普的坏话，好就此免了他的相权。有一次太祖召来甚有清望的名臣窦仪，暗示他赵普很多“不法”之事，并流露了自己的不满。但窦仪却一个劲夸赞赵普是开国元勋，以天下为己任，忠心耿耿，为人真诚正直，等等。太祖听后很不高兴。窦仪回到家里，对几位弟弟说：“我得罪了皇上，肯定不能做宰相了，但也不至于被流放发配，我们窦家，一门可保没有灾难了！”

窦仪，就是《三字经》里“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五子”之一。曾于宋初主持制定《宋刑统》，为大宋立法，做出卓越贡献；又主持礼仪礼法的制定，为大宋礼制，做出卓越贡献。这是宋初文明的最初推手，被人誉为“天瑞”“国宝”。他死后，墓志铭由太宗朝的名士扈蒙撰稿，写得神采飞扬，其文曰：“天之瑞曰庆云，曰甘露，余以为非天瑞也；国之宝曰河图，曰汾鼎，余以为非国宝也。若有人负拔俗之才，蕴超世之量，祥麟威凤比其德，舜韶汤护齐其声，孝以肥于家，文以华于国，优游清贯，终始令名，斯可谓之天瑞矣，斯可谓之国宝矣。”大意说：一般人都认为五色的祥云、甘美的露水是天瑞，但我认为这不是天瑞。一般人认为黄河里龙马身上的图案、汾阴县后土营旁的铜鼎是国宝，我也不认为这是国宝。如果有人负有超越凡庸的天才，蕴有远过世人的气量，其德能，可以媲美吉祥的麒麟、庄严的凤凰；其美声，可以媲美虞舜时的《韶乐》、商汤时的《护乐》；此人又因为孝道而滋润其家族，因为文采而崇美其邦国；自己又能从容清介，明哲保身，始终保持令名；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天瑞”，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国宝”。墓志铭一般都有“谀墓”倾向，但这一篇文字“谀”则“谀”，但妙实在是妙。拈出“天瑞”“国宝”来评价窦仪，倒是名至实归，窦仪当得。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天瑞”“国宝”，对赵普，也还是畏惧十分。在很多大臣那里，赵普甚至比太祖、太宗要可怕，得罪了太祖太宗，也不过贬官流放，得罪了赵普，结局莫测。于是，他们宁肯得罪太祖太宗，也不愿意得罪赵普。“天瑞”“国宝”也不例外。赵普如果没有过人的“阴毒”，何至于让大臣对他如此惧怕？

就连当初的吴越国王钱俶，都知道赵普此人非同等闲，特意贿赂他，给赵普送来瓜子金十瓶。

后来的名相卢多逊，已经是一个博学多谋的人物，但他不服气赵普，多次与赵普作对，卢多逊的父亲卢亿在太祖朝时做官，一见赵普即心生恐惧。他退休后，听说儿子跟赵普不睦，长叹道：“这个儿子将来是免不了有一场祸事啦！还好我已经不久于世，不会亲历此难了，也算万幸。”卢多逊后来果然被贬。

史称赵普“强直疾恶”，刚强正直疾恶如仇。也有一种说法，说赵普在中书省政事堂，接见群官，一定会拐弯抹角从对话中找到某人某人的短长之初，等到人走了，就让秘书追录某人某事，以后如果某人因某事而被追究，赵普就会找到这些记录，当作证据，于是“群官悚息，无敢言者”，所有知道被记录的官员都很惊恐，没有人敢多说话。

有一故实可以做证此说为真。

赵普折服袁廓

一个大臣名叫袁廓，管理财务有功，但是“性夸诞，敢大言，好诋讦”，性情很怪异，言辞夸大虚妄，好说大话，攻击他人。太祖时认为这是个“奇士”，待他很是优容。太宗时，袁廓更是常与人争论，甚至在朝廷上也为公事私事跟大臣争，而且声气俱厉，太宗还是原谅他。他管理财政事务，小事也很精密，乃至于很多事，需要反复核对，这就延误了地方州郡按时了断业务的进程。地方不满，就来上诉。御史开始过问这事，袁廓不服气，就找三次入相的赵普来论理。这时候，赵普刚处理完侯莫陈利用大师的案子，知道袁廓跟大师有过书信往来，就对他说：“你说的这个事，都属于职司间的工作纠纷，不算个什么事。但是您与侯莫陈利用交结得那么密切，这在道理上说得通吗？嗯？”此一问，扪着了袁廓的软肋，袁廓一下子知道：此事可大可小，生死就在瞬间。这位相爷果然如江湖传说，不可触碰。史称袁廓“惊惭泣下”，惊恐、惭怍，鼻涕眼泪都出来了。他一生强项好争，此时竟无言以对。

赵普的故实一箩筐，一下子难于说清，《大宋帝国三百年》将分头缕述，慢慢“推断”这个历史人物的甲乙丙丁。

“荧惑圣聪”

现在“重行推断”这些不利于侯莫陈利用大师的黑材料，大略可以看到此人不过是江湖走得久了，浸染更多黑道习气，就像近世江湖大师的作为一样，出于自我推销的目的，必有夸大自我神奇能量之处。这样，就可能自比君王、自比先圣、自比神仙，于是有了“言甚不逊”的狂躁。这样的人留在江湖也就罢了，进入官场，历史上来看，大多会形成一片巫师般的党羽，对清明政治而言，确是一个祸患，汉代以来，这类以巫术控驭政治的案例很多，最后造成的恶政也常见。赵普决计除此人，有其正当性。

但不正当的是太宗赵炅。

他为何要听取这类人物大言，在时机未必成熟之际，做一场工程浩大的“雍熙北伐”？

这就说到传统史书上常见的一个现象：“荧惑圣聪”。

“荧惑”本义是指天上的一颗星宿，火星，引申为一种凶神，再引申为一种迷惑、炫惑。“圣聪”是说帝王明察。联系起来就是：帝王本来很圣明，明察秋毫，但被恶人、邪佞所蒙蔽，炫惑中，所以断事不明。

若干年后，名臣谢泌劝谏真宗要坚守“用贤致治之道”时，还提到此事。他认为“先朝（也即太宗朝）有侯莫陈利用……之徒，喋喋利口，赖先帝（指太宗）圣聪，寻剪除之，然为患已深矣”。这是千年以来，“亲贤人、远小人”的帝制治理经验。即使在制度化管理时代，也应该属于优良治理的模式，不同的是：如何选任贤人、退黜小人而已。

但传统此说将帝王过错全部推给奸佞，不是公断；帝王之所以听信奸佞之言，必是“圣聪”不够。故即使是接受这类传统批评意见，也该各打二十大板。简言之，“雍熙北伐”导致大宋败绩，太宗赵炅有责，他应该负有第一责任。

上中下三策

当着有人“荧惑圣聪”之际，也有更多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太宗没有听取。刚刚出任参知政事的大臣李至的劝谏更为得法，他提出上中下三策，要太宗选择上策或中策，就是不能选择下策。他的上疏是一篇美文，值得欣赏：

幽州，契丹之右臂，王师往击，彼必拒张。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广，势须广备餱粮。假令一日克平，当为十旬准计，未知边庾可充此乎？又，范阳之旁，坦无陵阜，去山既远，取石尤难。金汤之坚，非石莫碎。臣愚以为京师天下根本，陛下不离辇毂，恭守宗庙，示敌人以闲暇，慰亿兆之仰望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冲卫，或暂驻銮辂，扬言自将，以壮军威者，策之中也。若乃远提师旅，亲抵边陲，北有敌兵可虞，南有中原为虑，则曳裾之恳切，断鞅之狂愚，臣虽不肖，耻在二贤后也。

幽州城，是契丹的右臂，我大宋雄师前往征讨，他们一定会拼死抵抗。那时，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用就多，所以一定要广备军粮。应该假定攻克幽州的日期之前，要准备一百天的军粮。现在不知道边境要塞是否有这么多的储备？另外，幽州大城之外，平坦而无丘陵山脉。离开山丘这么远，取石头是很困难的。但敌人固守城池，没有更多石弹，不利用炮具，是很难攻克的。臣愚钝，但还是认为，开封京师乃是天下根本，陛下不必离开汴梁，恭敬地守住宗庙，给敌人一种闲暇镇定的感觉，以此可以抚慰天下敬仰皇上的士庶。这是上策。河北邯郸一带，是通往河东朔漠的重要门户之地。陛下如果一定要亲征，不妨就在大名邯郸驻跸，可以放出风来，要御驾亲征，以此来壮军威。这是中策。如果陛下一定要亲提大军，到达边陲，那样，北边有契丹冲犯的忌讳，南边有中原空虚的担忧。如此，三国时辛毗拉着魏文帝的袖子不让他迁徙民众，这种恳切；春秋时齐太子砍断马鞅绳阻止齐侯逃跑，这种狂愚，都是我钦佩的。臣虽然很不肖，但也耻于在辛毗和齐太子二位贤达的后面——臣是一定要效法这二位的。

细考李至上疏，其实是在“上策”之前，还讲述了攻取幽州的困难，主要是粮草储备与炮具石弹获取的困难。他认为这一项军备不预先做好，攻取幽州胜算不大。这是在委婉地劝谏太宗，时机未到，可以暂时不动。至于“上策”，也可以概见，李至已经预见了败局，他期待太宗不要亲征，再次品尝这个苦果。李至的拳拳之心于此可以略见一斑。

太子宾客

李至是大宋名相之一，“雍熙北伐”前，他已经做到了参知政事，又加给事中。他议论北伐事后，认为太宗没有全盘接受他的意见，做这个机要政事工作没有什么大意思，就多次说自己有“目疾”，要求解除副总理职务。太宗答应了他，给了他一个礼部侍郎职务。打仗是打仗，太宗从未停止过文化建设，这时候正好建秘阁，相当于文化部，就让他做了秘书监。然后又从三馆，也即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中拣选部分图书充实其中。这个活儿总由李至来做。

太宗还命他和李沆都来兼做太子宾客，下诏要太子，也即后来的真宗，“事以师傅礼”，以师傅的礼节对待李至李沆。二李上表，谦逊表示，不敢当此大礼。太宗下诏回答：“朕博览典籍，考证古训，创建承华殿，辅导太子，一定要选用贤良。因为卿等德高望重，所以将太子委托给你们辅佐调教，就是要太子懂得谦和虚心，因此才在礼节上有异于平常。你们理应当仁不让，这才符合我敬重你们的心意。”一番话说得感人，李至等又上表感谢知遇之恩。

太宗又对他们说：“太子贤良明智仁义孝顺，国家的根本就坚固了。爱卿等可以尽心规劝教诲太子。如果太子做到‘动皆有礼’，一动一言都符合礼义，就要表扬赞赏他。如果太子做事言论有不当礼义之处，必须极力劝谏。至于《礼》《乐》《诗》《书》这些经典义理，凡有可助益的地方，都是爱卿素来熟悉的，不用我来多说啦！”

李至在真宗朝还有一次关于西夏用兵的谏书，要求优待西夏辖境和周边的番族，孤立西夏。这个意见与后来张齐贤的意见出奇一致，但他要求放弃被西夏侵占的灵武（今属宁夏银川），与张齐贤不同。张齐贤认为经由他的策划，可以保住灵武。李至有一种直觉：灵武，依大宋当时的武力，守不住。为此，他提出后来“主和”派的先声意见：“圣人之道，务屈己含垢以安亿民，盖所损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为念，不以巨憝介意。”圣人之道，务必要自我谦卑含垢忍辱，以此来安定亿万士庶的民生。因为这样邦国损失小（只有帝王一人的损失），获益大（全国士庶都免于战争祸患）。期望陛下以天下黎民百姓为念，不必介意西夏那个罪恶的大头领。

但真宗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最后灵武还是失守。此是后话，容后再表。李至没有治兵经验，但也曾短期出任节度使职务，没有更多贡献。但两次谏书，一次谏伐契丹，一次谏伐西夏，都是大宋“主和”的滥觞，值得注意。“屈己含垢以安亿民”，甚至成为大宋“主和派”的口头禅。此中义理可思考者很多。要之：国家荣誉与民生利益是否冲突？假如冲突，义理何在？假如不冲突，大宋应该怎么做？

李至饱学，《宋史》记录他有著作《皇亲故事》一卷、《正辞录》三卷、《李至集》三十卷，还有与名相李昉的合集《二李唱和诗》一卷。他应该是太宗、真宗两朝的大文人。

但他有两件事，颇遭后人诟病。

桃花犬

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历届美国总统一样，大宋总统赵炅也是一个喜爱宠物狗的性情中人。据说太宗的狗狗非常可爱，常常跟在太宗左右，就像小布什出外乘飞机也要带上狗狗一样，太宗乘舆时，往往也要带上狗狗。这狗狗是合州（今属重庆）贡献的“桃花犬”，史称“甚小而性急”，常常在太宗御床附近转悠。每当太宗坐朝时，它总是先叫唤，大臣们才肃静下来。太宗死后，狗狗终日呜号，不吃东西，瘦得皮包骨。真宗下诏，让狗狗去守太宗陵寝，这狗狗才摇尾，饮食如常。后来造了一个大铁笼，里面铺上素净的垫子，跟着给太宗送葬的卤簿仪仗队伍，被送到太宗的陵寝。行路者看到后，都忍不住流泪。

这种超越物种的情感也感动了李至，他为此写了诗，歌咏这件事。他还认为狗狗都对人这么深情、忠诚，而俗世间的人类往往薄情，我想李至这诗写得应该有益于“戒浮俗”。李至诗最后一句就是“愿君书此惩浮俗”，愿钱若水君将此写入《实录》来惩戒浮薄的世俗习俗。

当时名臣钱若水正在主持修撰《太宗实录》，李至就要求他将此事还有他的诗写进去。

但钱若水拒绝了他。

作诗歌咏人狗情未了，未为不当；但将此事此诗写入《太宗实录》，还须商量。在《实录》中讴歌一只狗狗，等于在骂士庶中有人不忠无情。士庶中，定有无情之人，不忠之辈，但以一只狗狗来比况，此事未免陷入平庸的深刻。狗狗对人情深志忠，是一个人人皆知的道理，以此说话，且由大臣说话，且写诗说话，且要将这寻常伤感与一本正经的“歌咏”记录，写入《太宗实录》，格局太小，有失大臣体；题旨浅薄，有失言说体；入史不雅，有失《实录》体。整体看来，就是于礼未当。

李至曾经在南唐归附过来的名臣徐铉门下执弟子礼。他做得不错，恭恭敬敬抄写了老师和老师弟弟徐锴的文集，放在自己书房案头。但他却生性吝啬，幼年时父亲早亡，被一个叫李知审的武官收养，但他富贵之后，却设法赶走了李知审的养子，为的就是占有养父的家财，虽然他后来也推荐李知审做了比较大的官，但却“逐其养子以利其资”，史官记录此事，这八个汉字，李至蒙羞、士林蒙羞。后来的读书人不可不知。

孔子有言：“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李至这两件事，都算“失礼”。

但谏止北伐事，李至上疏却“有礼”。北伐中，北伐后，宋廷都有大臣提出等待时机的意见。老臣赵普、名相宋琪、文人李昉等，都有长篇大论，陈述北伐利害关系。主旨都是：内修道义，远人自来；因此不必在时机不成熟时兴师动众。李至所言提出上中下三策，前文的文字铺垫部分更指明百日粮草不备因此不便北伐的根本，如此委婉而中肯的劝谏，在同侪中显出了他的文字功底和言说智慧。史称他的文章“辞华典赡”，文辞华美流丽，用典周备丰富。说他的母亲张氏，曾梦见八个仙人从天而降，拿了一幅“字图”让她吞下，等到她醒了，还觉得胸内有东西在。不久，生了李至。

但太宗赵炅，这个对恢复汉唐旧疆，抱有巨大期待的十世纪中国领袖，他的北伐意志，已经不可变更。“荧惑圣聪”在神秘应验。

宣战檄文

雍熙三年（986）正月到二月，宋师做出了部署：拟分三路向燕蓟挺进。

东路，以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崔彦进为副都部署。这一路又有米信一部。米信被任命为西北道都部署，杜彦圭为副都部署。两路同属于东路，受曹彬节制，率宋师出雄州，兵锋直指幽州。

中路，以田重进为定州路（治所在今河北定县）都部署，出飞狐（今属河北涞源），也向幽州开进。

西路，以潘美为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县）等州都部署，杨业为副都部署，率部出雁门。按战略意图，此一路，有大纵深自北向南包抄幽州的动向。

宋师雄壮，三路大军总兵力在二十万以上，各种攻城器械都已经准备妥当，大军比太宗第一次“乘胜取燕蓟”还要威武。

宋太宗在雍熙二年（985）十二月，车驾至大名（今属河北邯郸）。转年，雍熙三年（986）正月，为太宗一朝规模最大的战事“雍熙北伐”，还给幽州北境吏民，下了一份诏谕，几乎就相当于一篇宣战檄文，文辞之犀利，不减《骆宾王讨武曌檄》。《宋会要辑稿》收录了这一篇诏谕：

朕祗膺景命，光宅中区。右蜀全吴，尽在提封之内；东渐西被，咸归覆育之中。常令万物以由庚，每耻一夫之不获。睠此北燕之地，本为中国之民，晋汉以来，戎夷窃据，迨今不复，垂五十年。国家化被华夷，恩覃动植，岂可使幽燕奥壤，犹为被发之乡，冠带遗民，尚杂茹毛之俗！爰兴师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从于民望；执讯获丑，即震于皇威。凡尔众多，宜体此意。今遣行营前军都总管曹彬、副总管崔彦进等，推锋直进，振旅长驱。朕当续御戎车，亲临寇境，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灌爝火之微，宁劳巨浸；折春螽之股，岂待隆车。应大军入界，百姓倍加安抚，不得误有伤杀及发掘坟墓、焚烧庐舍、斩伐桑枣、虏掠人畜，犯者并当处斩。应收复城邑文武官吏，皆依旧任，候平幽州日，别加擢用。若有识机知变、因事建功，以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州降者，即以本任授之，仍加优赏。军镇、城邑亦如之。乡县户民候平定日，除二税外，无名科率，并当除放。凡在众庶，当体朕怀。

朕顺应天命，而光复中原。原来的蜀国、吴越，而今都在大宋疆域之内；东渐于海，西至于山，都归皇风覆载化育之中。大宋常常令万物得由其道，往往以一人没有获得恩典而耻辱。眷念北燕之地，本为中原之民，只不过在后晋后汉之际，被戎夷窃据，到今天没有收复，已近五十年。但大宋国家教化及于中原与夷族，恩典及于动物植物，岂可以让幽燕之地，还作为不开化的土地，让原来中原的文明遗民，还在忍受茹毛饮血的习俗？于是大宋兴师，让封疆之内都享受风习之正。拯救水火，顺从民望；抓捕丑类，振奋皇威。你们这些吏民，要体会朕的本意。现在朕派遣曹彬、崔彦进等，推进兵锋，长驱直入；朕也会驾驭兵车，后续抵达敌寇之境，直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宫廷。浇灭微小的火苗，其实都用不到劳烦巨量的流水，折断春虫的腿爪，也用不到使用巨大的战车。宋师大军入境，会对百姓倍加安抚，不得误有杀伤，也不许发掘坟墓、焚烧房屋、斩伐树木、掳掠人畜。凡有犯此者，并当处斩。所有收复的城邑，其中的文武官吏，一仍其旧；等到平定幽州之后，还要另外提拔任用。如果有人能认识到机会，知道有所权变，并做到某类益于宋师之事而建功，譬如，以节度、防御、团练、刺史之州而归附投诚者，当即以本州授官，并加优赏。其他军镇、城邑也是如此。乡县之民，等到平定之日，除了正常的夏秋二税之外，所有的无名之税，一律蠲免。朕这一番话，所有的吏民，都要体会，知道我的心思。

“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是比“惟有战耳”“乘胜取幽蓟”还要狠的一句话。“西楼”是契丹首都，“老上”是过去匈奴的一个可汗，汉文帝时曾经入侵中原，兵锋一度到达甘南陕北。诏谕将契丹比作匈奴，大有“犁庭扫穴”之壮。这是大宋非常“豪迈”的一次舒张。

但对手似乎从未有过被吓倒的案例，相反，越是在恐惧中，越是动用智慧与能量自我保全，并伺机反扑。

克复涿州

契丹在宋师攻势方向明朗之后，做出了相应部署：

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当曹彬东路之师。

以耶律斜轸为都统，分兵当潘美、田重进等。

辽圣宗耶律隆绪与太后萧绰，驻军于驼罗口（今北京昌平西北），督诸军为应援。

萧绰，萧燕燕，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寡妇，亲自指挥契丹全军。她思虑缜密，甚至派出了将军勤德到渤海之滨去守卫海岸，她担心宋师可能会由泥姑口（今属天津塘沽）北进。

这时候从西北夏州传来不好的消息。夏州人李继迁投降契丹，契丹以其头领为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此事让大宋分心。

但很快就有了好消息，而且在“岐沟关之战”前，宋师一路是好消息。被石敬瑭当年割去的“幽云十六州”，已经有六个州被收复。形势一片大好。

曹彬一路在河北固安之南与契丹大战。李继隆为先锋将军，大败契丹，攻克固安。

“固安之战”后，东路军有了行进中的根据地，分兵驻守固安之后，曹彬继续挺进。在涿州东，曹彬再败辽师，并乘胜攻涿州北门。大将李继隆、范廷召等人，都在攻城之际身中流矢，但督战更急，宋师士气大增，契丹终于不敌，宋师入城，克复涿州。

涿州，是“十六州”之一。此地是幽州西大门。“涿州之战”，收复失地后，可以遥窥燕蓟，北伐之战，获得先手主动权。

进入涿州后，曹彬派遣部将李继宣率领轻骑兵渡过涿河，去城南观察敌情敌势。这时，契丹的一个部落，奚人，在此盘踞，两军骤然遭遇，在涿州城南展开激战。李继宣将奚人击破，斩首千级，并俘获了奚人宰相贺斯。

奚人是鲜卑的一支，也有说法，契丹是奚人的一支。唐代时，奚人内附，唐太宗在奚人所在地，今内蒙古西拉沐沦河一带，设立州郡。唐玄宗、唐中宗对奚人都有和亲的敦睦举动，将自己宗族的女孩子嫁给奚人的首领。但安禄山之乱时，奚人有跟着安禄山叛乱的部落。契丹建国后，奚人被征服，成为契丹一部。

奚人善于造车，契丹所用各种车辆，多为奚人所造。史称“奚车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奚人造车，载重不是优势，但轻巧，可以作为宿营车，适合在山地行走。所以对契丹行走山路助益很大。曹彬部剪灭这一支部族兵，对契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潘美连下四州

西路好消息也到了：潘美在从忻州西陉关出关，与契丹战，斩首五百级。逐北至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再斩首五百级。战斗中，宋师神卫右第二军都指挥使薛超，被契丹弯刀砍伤、流矢射伤，身体好几个地方流血不止，鲜血从金盔铁甲中渗流出来，但指挥将士，神色自若。契丹寰州刺史赵彦辛被夺气，激战几天之后，举寰州降。消息报告给太宗后，赵彦辛被大宋任命为本州团练使。寰州，也是“十六州”之一，且属于“山后”，“寰州之战”，是大宋第一次收复“山后”之地，意义重大。

西陉关即雁门关，与附近的宁武关、偏关合称“三关”，均在今山西代县北境，此地峰峦叠嶂，峡谷幽深，山壑之间，阴气甚重。唐代以来，即在此地设关口多处，抵抗突厥，尤以雁门关为雄壮。关隘随着山势蜿蜒，绝顶之上，可以俯瞰草原。如此雄固关山，如此险峻地势，历史上就有连绵不断的长城，将塞外隔开，雁门关上，烽火台墩、边墙雉堞、深沟高垒，组合为中原北部第一雄关。此地原来应该属于北汉，为北汉与契丹的分界处；太宗收复北汉后，雁门关为大宋所有，潘美、杨业等人即常年镇守此处。“雍熙北伐”，此地有战事。

潘美乘胜再围朔州，契丹守将赵希赞举城降。

潘美派遣使者将应州、朔州的将吏、耆老等送到朝廷，太宗很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老人们说了一句很得体的话，让太宗高兴了好久。老人们说：

“久陷边陲，有粟不得食，有子不得存养，不意余年重睹日月。”我们这些边境士庶，长久地沦陷，有米也不能吃，儿子也不能好好抚养——所有收获都被契丹掳掠一空啊——没有想到到了晚年还能重新见到日月，沐浴大宋之光。

太宗给了他们一份意义深长的礼物：中原礼服，都是深衣冠带之类，这就等于为边地沦陷区人恢复了大汉衣冠。

西路军转攻应州（今山西应县），契丹的应州节度使艾正举城降。诏令艾正即为应州观察使，原观察判官宋雄同知应州。

西路军再攻云州（今山西大同），激战后攻克，斩首千级。

如此，潘美率领西路军连下寰、朔、应、云四州。这都属于原来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朔州之战”“应州之战”“云州之战”，是为汉土重光，战果骄人。

断崖争锋契丹破胆

中路田重进也报来好消息：在飞狐之北，大破契丹。

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冀州防御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赟、马军指挥使何万通率众来支援飞狐。这几人都是契丹戍守河北、山西的名将。

田重进感到了契丹的实力，麾下大将袁继忠对统帅说：

“敌人很多骑兵，利于平地作战。我等不如乘此地多山的险要局势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宋师另一员大将谭延美也认为：

“敌人仗恃着兵多将广，所以没有看得上我们，所以才敢大大咧咧地前来。我军若能出其不意，可以战败他们！”

田重进同意。于是将军阵压在偏东方向，敌军在北。多次主动出击，胜败没有分出，等于两军处于胶着中。天快黑的时候，田重进天才地发现了一个机会。他发现契丹一部有数千人，在一处断崖之上列阵，似乎要有动作。他当即给了麾下大将荆嗣一个任务：在山崖险要处，与契丹争锋。

田重进一直没有让荆嗣出战，荆嗣早已跃跃欲试，此刻得令，即率本部冲入敌阵，与草原来寇短兵相接。

荆嗣不愧是昔日名将荆罕儒的从孙，他一生征战，独自历百余场阵仗，从无败绩。当初攻取太原，他受了重伤，半只手都已经被炮石击碎，但依旧勇不可当。田重进也素知荆嗣乃是一代猛士，故在此一役“飞狐之战”中，像押宝一样，留着他做预备队，黄昏时，放出这一支生力军，果然收到奇效。荆嗣只有五百骑兵，但却如出山猛虎，呼啸冲锋中，瞬间蒸腾出震撼敌阵的强大气场，令人胆寒。稍一接战，契丹即开始败退。断崖之旁，契丹兵很多人宁肯投崖摔死，也不敢与荆嗣接战。宋师在如入无人之境的利好局势下，快意恩仇，荆嗣一个人就亲手斩杀百余人。史称“敌势挫衄”，敌人的兵势得到挫抑败伤。视野所及，离散的契丹兵，断崖旁有千余人，跳崖不敢，接战不敢，战战兢兢中，荆嗣几声大喝，要他们放下武器，全部投降了宋师。

这一部的余众，屯守在附近土岭。

荆嗣派出裨将黄明，攻击土岭，黄明战不利，退回。荆嗣对他说：

“你就在这里不动，算作为我声援，我来夺取土岭！”

说罢，带领五百精骑，一战而胜，夺取土岭。契丹败北，荆嗣追击穷寇五十余里，到一个叫苍头的地方，这才停止。他这一路上，还顺便攻取了直谷、小冶两个军事要塞。当晚，就据有了契丹的毡帐、行李，屯驻在直谷要塞中。

几天后，荆嗣留下守兵，率众回到大本营。

契丹集合两万铁骑来与田重进争夺附近要塞，先锋部队已经包围了直谷寨。

田重进大部队已经分据各个要地，中军无人，就要荆嗣前往救援。荆嗣了解到敌兵态势后，对田重进说：

“我部下只有五百人，敌众两万余，力量达不到啊！”

田重进很是忧虑，就问荆嗣可有良策，荆嗣说：“大将谭延美正屯驻在小冶，有两千精甲。那里距离直谷很近，我愿意抄小路去找他，邀请他来策应。”田重进同意他的意见，就派他前往。

谭延美知道情况后，问荆嗣：“敌人势力如此之盛，怎么对付他？”

荆嗣说：“但愿谭将军用你的全部两千兵在附近列队，竖立旗帜；另外再派遣二三百人带着大军战旗在道路两侧。我荆嗣带本部五百男儿尽快前往，与敌寇力战。契丹看到咱们的旗帜那么多，一定会怀疑大军继后而到。这样，就会气馁，敌人虽然多，没有用，我定可破之。”

荆嗣“以少胜多”

谭延美江湖上混过黑道，曾在慕容延钊老将军麾下屡立战功，作战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战役，很大程度上，将军的直觉很重要。他信任荆嗣，知道这是一个常胜将军。此外，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案例，他也熟悉。就人间斗战言，一人打两个人、三个人，取胜概率不大；但一百个人打一千个人，就不好说了；一千个人打一万个人，决胜的砝码已经不是人的多少问题了。盖人越多，占地（分地）越多，契丹两万人，分布在几里扎营，荆嗣几百人，直接冲击的，不是两万人，而是在机动中，犹如狭路相逢，只与劈面相撞的几百人斗战。只要有几百人被击溃，“全军已败”的消息，就会在整座大营像瘟疫一般传染开来。如此，即可赢得战役胜利。当年楚霸王项羽痛击秦王名将章邯、王离的“巨鹿之战”，光武帝刘秀痛击王莽大将王邑、王寻的“昆阳之战”，都是“以少胜多”的经典。当其时，兵多将广的一方视兵微将寡的一方为案板上的肉，以为随时可以切割；但真的斗战开始，谁是案板上的肉还真不好说。当章邯、王离视项羽为案板上的肉时，项羽正视章邯、王离为案板上的肉；王邑、王寻视刘秀为案板上的肉时，刘秀正视王邑、王寻为案板上的肉。此际，契丹名将大鹏翼很可能视荆嗣五百人不过是案板上的肉，但谭延美答应荆嗣，决计策应他，助他成就大名时，荆嗣应当有微微一笑，这一笑，大鹏翼等人已经上了案板。

第二天，谭延美布置妥当，荆嗣带着五百敢死之士，向两万人的契丹大营冲去。契丹组织了反抗，在当锋的几个大营中，荆嗣冲突起来无可阻挡。斗战间隙，荆嗣不忘记歇息，每一次都是在契丹围合过来时，发起冲锋，一天斗战了五六个回合。但契丹无法斗胜这五百人，并且渐渐看到遥远的树林里、大路旁，已经出现了宋师的军旗，连绵不断，契丹认为这是宋师主力部队来了，不免有了慌乱。荆嗣观察战场形势，从蛛丝马迹判断：敌人要撤退了。于是，赶紧派出亲随去向谭延美汇报，要他组织掩击。田重进也在派人观战，也正在飞狐附近调集部队，直觉战机来了，于是迅即组织了大部队向契丹冲锋。契丹阵营开始崩溃，除了奔逃，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追击中，荆嗣和宋师一道，擒获了这几个契丹名将，冀州的防御总司令大鹏翼、康州的司令官马赟，以及马军司令官何万通，俘获参战的渤海兵、契丹兵千余人，斩首数千级，俘虏老幼七百人，马畜、盔甲等上万计——契丹这两万将士所有的辎重几乎都成了“飞狐之战”的战利品。

大鹏翼，则是契丹名将，此人形貌壮伟而勇健，在整个边塞，名气很大。此役将他俘获，史称“戎夺气”，契丹被夺气，很沮丧。

田重进开始乘胜围飞狐。

他将大鹏翼推到城下，要他开示守城者投降。根据后来的封赏，可以约略知道：大鹏翼很听话，他应该是说了一通宋师不可战胜之类的劝降意见。但守城的契丹马步军都指挥使吕行德还想坚守。田重进于是组织炮具，猛轰猛砸飞狐城。飞狐，即今天河北涞源县。此地有峪口名飞狐峪，乃是草原铁蹄南下的冀北之关要，收复飞狐，可在河北一线控扼契丹南下，故宋师所在必得。吕行德在宋师生猛顽强的意志下胆怯了。大鹏翼的一番游说也在起作用，于是，他率领属下开城投降。太宗得到快报，诏令将飞狐县升格为飞狐军，以吕行德为左骁卫将军，其余投诚者也都有封赏。

大鹏翼被田重进派遣牙校送到汴梁，太宗在朝廷上斥责了他，而后赦免了他，封他为右千牛卫将军，领了一个刺史。

田重进下蔚州

田重进继续扩大战果，不久又包围了灵丘，守将投降。

飞狐北，又来契丹援军，田重进再次击溃敌军，斩首千级，俘虏四百余人。敌众不甘心，再来，又被田重进击溃，杀死契丹酋长两人，斩首千级，获马三百匹。

不久，田重进更来到蔚州（今河北蔚县）。此地也是“燕云十六州”之一，宋师恢复失地的意志不可阻挡。契丹守卫蔚州的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许彦钦等，见大事不妙，就抓住时机，杀死蔚州酋长萧啜理及其守卒千人，并捆绑了另一位守将耿绍忠，举城降。

这事要为李存璋说几句公道话，并非他执意要背叛主人，而是主人有邪念在先。当初王师进入北境，所向披靡，当锋州郡都被攻克，所以蔚州的酋长萧啜理和监军、同州节度使耿绍忠，有了一个野蛮的想法：将蔚州城中的将吏全部杀光，然后带着自己的亲信豪杰奔回草原。李存璋得到消息后，知道自己也在被屠之列，于是先下手为强，所以做了这样一档大事。

田重进对李存璋的投降开始还有不确定的怀疑，但又不想放弃机会，就先命令荆嗣率猛士数十人攀援绳索入城，了解到李存璋确实杀了酋长，捆了监军，于是接受了他的投降书。

正好田重进的大军粮草将尽，荆嗣就将城中的粮草运输出城，接济田司令。

李存璋被大宋任命为团练使，与许彦钦等人同知蔚州。然后，田重进大军即将开拔。但李存璋认为田重进要是走了，剩下一座孤城，契丹若是来讨伐，他是守不住的，于是带领蔚州全部官吏、士庶，投奔田重进。田重进也体谅他的苦处，安慰了他。说话间契丹就来了大军，要争夺蔚州。这时荆嗣部下副都指挥使江谦，不知斤两地开始发布恐怖信息，大有动摇军心的可能。荆嗣再一次展现了名将风采：当即将其斩首。如此稍稍稳定了军心。然后，荆嗣动员其余部，将蔚州城中的所有辎重，全部收取，押运到田重进大营。一切经营妥帖，荆嗣开始与来援的契丹斗战。荆嗣麾下有五个校官，四个在战斗中阵亡，但荆嗣一直与敌人力斗不止。战斗转辗到了一个叫大岭的地方，契丹才开始退却。

蔚州，此时成了一座空城。

这一仗，又是荆嗣“以少胜多”的英雄战例。但之所以取胜，也有当地士庶支持的原因。就在这一场战役中，边民中有些勇敢的，就自发组织起来，结为武装力量，夜半袭击契丹营垒，斩取首级后，向田重进部进献。

太宗听说后，很高兴，他说：“这些生长在边陲地区的人民，对斗战很熟悉。我们如果能够订立赏赐的规定，一定会有更多人应募。”于是下诏，规定：招募民间有能集合民兵应援王师的人，一律资助粮草、赠送兵甲；如果有人能擒获敌人的首领人物，随着擒获的首领职位高下而封赏补官。抓获一个生口赏钱五千；得到首级赏钱三千；得到战马，上等马赏钱十千，中等马赏钱七千，下等马赏钱五千。平定幽州之后，如果有人愿意留在军中，将给予优厚待遇，如果愿意解甲归田，可以免除租税三年。

这个诏书一下，从此应募抗击契丹的人更多了。

此役，田重进功劳不小，甚至就整个“雍熙北伐”来看，田重进的中路一部，是唯一全胜后，整军而还的师旅。

田太尉候神仙夜降

田重进不凡。史称此人“形质奇伟，有武力”。他曾参与过陈桥兵变，率军打仗，没有败绩。是统帅级别人物中，罕见的常胜将军。他没有学问，也不爱学习，似乎很像近世人们习见的那种“大老粗”，但他没有近世“大老粗”那种粗野，是一个生性很醇谨的将军，从不主动结交权贵。太宗还在做晋王时，很喜欢他的“忠勇”，就派使者送给他美酒烤肉，他居然不接受。使者说：“这可是晋王给您的啊，为何不接受？”田重进回答：“请你为我谢谢晋王。我只知道有天子。”最后还是不接受。

晋王知道他的忠厚朴实，践祚后，始终委任他以重任。

有意思的是名相张齐贤著《洛阳缙绅旧闻记》，有一段故实，名曰《田太尉候神仙夜降》，很可以见出田重进的性情，也可以见出宋初民间欺诈之习，人性的邪僻。

说田重进，晚年好道，酷信炼金术。有一个脖子上刺青、绰号张花项的军人，很有江湖范，经常穿了道士服装，自吹可以炼黄金。田重进很相信他。

张花项又引荐一位同志，搭了炼丹炉，开始玩。二人跟田重进一起吃饭，前后诈取钱帛很多，要就给，田重进不吝啬。但很久也没有炼成，张花项就骗他说：“泾州城有一军人，乃是我二人的师傅。太尉您要是能把他召来，那事立马就成。”田重进就发了公函，要调泾州军人。但泾州不归田重进管，那边认为调动军人，事大，没有朝廷文件，不敢干。重进就让泾州方面说这个军人有病，不可治愈了。然后田重进再到朝廷去运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这军人居然脱离了军籍，弄到他当时所在的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来了。

花脖子张军人说了：“此人来了，我们一起去采点必需的药品，今年八月应该成功。”当时已经是六月了。这一帮骗子担心花了将军那么多银子，啥事没弄成，将来怪罪起来，不是耍的。于是又设一计。

这个张花项平常不吃酒，这天，他吃了酒，直到天黑才来到府衙。田重进很惊讶，看到他喝得说话都不利索了，就要辞退他。第二天当面责备他说：“尊师您可是对我说过从来不吃酒的，但昨晚大醉。”

张花项微笑，慢慢回答说：“某确实从来不饮酒，但昨日在街市，偶见仙人。”说着，还向西部空中作揖一拜。田重进问：“仙人是谁？现在哪里？”张花项严肃低声说道：“就是吕洞宾啊！”吕洞宾乃是唐宋时坊间流传名气甚大的神仙。田重进闻言大为羡慕，就问：“你们见面说了啥？”张花项说：“吕洞宾召我到街市吃酒，我说不胜酒量，神仙说：‘你就喝，我保你不醉。’然后就吃二十多杯。后来神仙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太尉您这里。神仙说：‘我听说太尉很久了。太尉是武人，此人还有阳寿，但现在正有一点小病，我当去看他，给他点药，治好这小病。’”当时田重进正好有腰痛，一听这话大喜，就说：“我重进乃是粗人，何劳神仙下降！”又问：“那神仙什么时候到啊？”张花项说：“本月十五日，夜三更，必到。但神仙可不想多见人，太尉您要在东位，就是你平时射弓的地方，在那里排好帐幕，用新好细竹席，在静室烧香点烛，备鲜果好酒，然后要斋戒，换新衣，穿靴带笏，像朝见天子那样恭敬。深夜，就在室内等候，不要出来，神仙一定会来！”

长话短说，到了那天，田重进开始等神仙。他腰痛，又感染风疾，很难弯腰拜神仙，这天晚上天气还特别热，他要不断地给神仙叩拜，直折腾得大将军喘息不止、流汗不止，穿着笨重的朝服，全被汗溻透了。

神仙三更没有来，四更没有来，到了五更，田大将军开始怀疑，想把这几个人召来问问怎么不灵。这时候亲信们来告诉将军：“尊师住处，门打开，向来带的行李箱箧，已经搬走了。”原来这几个江湖大师，稳住田将军，却偷偷开了东便门，逃跑了。

田重进于是打了个响指，“啪”的一声，对着左右说：“无良汉！无良汉！无良汉！”连说三遍。从此以后，田重进再也不信这类道术了。

当时还有人匿名写了诗，放到田府大厅中，嘲笑田将军。据张齐贤记录，这诗当时的永兴军士庶，差不多都能背诵，成了一个新闻事件。张齐贤后来授右仆射判永兴军，所以对此事知道得很详细。

匿名诗两首，张齐贤在书中记录了一首，诗云：铅作黄金汞作银，爇梁奸幸转灾新。一朝诳惑田重进，半夜攀迎吕洞宾。呆汉出门时引领，黠儿得路已潜身。惟称三个无良汉，笑杀长安万万人。

铅汞之类，都是炼金术必要的材料。“爇梁奸幸转灾新”应是说江湖骗子利用人有贪心，也即愿意做黄粱美梦的弱点，不禁花样翻新骗人的意思。其他句子都好懂。古今一贯，可以一笑，可以一叹。

柒岐沟关·君子馆

大将李继宣组织起所部精锐，在“山倒”中，与耶律休哥的契丹精锐斗战，且毫无惧色，且越战越勇，且击退敌阵，且还能取胜，且发起追击。考人类战争史，能做到这一步的，实属罕见。

“持重缓行”

“雍熙北伐”之前，曹彬率诸将到宫阙辞行，太宗与将军们珍重道别，而后对曹彬指画了此役的战略安排，太宗的意思是：

曹彬这一路十万人马，只需要“持重缓行”，路上不要急，不要贪利贪功与契丹寻战，只需声言要取幽州。这样，契丹就会屯兵在幽州附近集中主力部队对付曹彬。如此，敌人就不会分兵到山后对付潘美等部。如此，潘美等部的晋北大军就会轻松取得云州、应州等地。如此，宋师有了可靠后方，诸军就可以放心完成合围：潘美下太行，田重进出飞狐，米信自新城、曹彬自涿州东进，四路大军合为一处，同取幽州。如此，契丹将无能阻遏宋师，获胜是一定的。

曹彬未能体会太宗战略意图，在整体作战中，未能完全遵循这个程序行动。这是“雍熙北伐”失败很重要的原因。

当潘美果然克复寰州、朔州、云州、应州，田重进果然克复飞狐、灵丘、蔚州之际，曹彬麾下米信也克复了新城，曹彬本部也克复了固安、涿州，曹彬这一路“兵势大振”。

太宗闻讯，认为曹彬取涿州时机不对，太早，不能算作“持重缓行”。因为这样一来，契丹有可能认为全面战争已经在各线爆发，很可能分兵据守各地，那样就会增加潘美西线、田重进中线的进攻难度。如此，四路合围的计划就有可能难于如期实现。而炎热的夏季正在到来，天气太热，对于攻城部队来说，是一个太苦的差事，比守城难度要大得多。

所以，当曹彬每一次捷报到后，太宗都很不安，史称“上颇疑彬进军之速，且忧敌断粮道”。太宗很怀疑曹彬进军速度太快，更担忧被敌军断了粮道。

曹彬的十万之众，粮草乃是大事。各路转运紧张得要命，但也未能及时送达阵前。当曹彬不能经营一个可靠的后方时，人吃马喂，就成了天大的问题。想想李至在“雍熙北伐”之前给太宗的上疏，内中有一句话：“……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广，势须广备餱粮。假令一日克平，当为十旬准计，未知边庾可充此乎？”不能小瞧这句话。李至认为前线边境，应有百日军粮！而到雍熙三年正月，李至上疏时，大宋并没有准备好。可以约略匡算一下，宋师全军攻取幽燕，至少二十万众，按每人每天一斤干粮计算，每天需要二十万斤，百日需要两千万斤；按一般养马常识，每匹马每日需要精料五斤左右，宋师骑兵多少不知，但至少应有两万精骑，这样，每日就需要精料十万斤，百日需要一千万斤；人马所需粮豆总需三千万斤。而战马每日食草至少十斤，这样每日就需要二十万斤，百日需要两千万斤。综合起来，应有五千万斤的储备。从河北、河南转运这批物资，按一辆小推车载重五百斤计算，应该需要十万辆次小推车。李至应该是看到了问题，大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运五千万斤粮草。

一定要准备百日粮草吗？曹彬的战役记录证明了李至的正确。

曹彬攻克涿州之后，在城内留守十天，史称“食尽”。

为何会“食尽”？

因为有个耶律休哥。

耶律休哥断宋师粮道

曹彬兵锋正盛，耶律休哥基本不冒险，这时契丹大军还没有部署完毕，草原纵深的援军还没有到，所以耶律休哥采取的战术是骚扰、断粮道。他在夜间不断派出小股部队骚扰宋师，由南向北转运的粮道也多次被劫掠，弄得东路军粮草不继。白天，耶律休哥则摆出精甲铁骑，在初夏的阳光下耀武扬威，以壮声势。曹彬未必怕耶律休哥，但他在这一仗的决策过于平庸。就军事智慧言，曹彬不敌耶律休哥。

他的十万大军，十天用尽了至少一百万斤粮食，马料还不算。“食尽”怎么办？曹彬开始“退师”。退到哪里去？退到出发地雄州。到雄州干吗？“以援供馈”，在此地来保护粮道，保证大军需要的粮草按时到达。这就等于要从攻克之地返回始点，等于啥事没干。而且问题的严重还不止于此。太宗赵炅都比他明白。太宗听说这个消息后，“大骇”，吓了一大跳，他说：“哪里有敌人就在眼前，居然退却去找粮草的儿戏？曹彬怎么会失策到这个地步？”太宗马上派遣使者赶往涿州，让曹彬停止撤退，不得到雄州。那么怎么办？太宗让曹彬循着白沟河去新城，与米信大军会合，在那里养兵蓄锐，用来为西线潘美一部、中路田重进一部壮大声威——回到雄州就等于回家啦，就等于没有了前线声援之威啦！——等到潘美已经将山后诸州全部收复，再令田重进急赴幽州，与曹彬、米信会合，“以全师制敌，必胜之道也”，用全部宋师来制服敌人，这是可行的取胜之道。太宗这个战略构想，始终没有变。

太宗指画“平戎万全阵图”，有胶柱鼓瑟之嫌，但就“雍熙北伐”这一场大战指画而言，确实符合兵家心法。山后九州乃是中原北部第一重要的安全屏障。得到这九州，正北可以看住契丹，西北可以看出西夏。加上山前七州，大宋，中原就可以睡踏实觉了。就“雍熙北伐”而言，得到山后，宋师就等于在自家门口与契丹争天下，推进一步是一步，退后一步，大门一关，中原平安。如此，这个仗就怎么打怎么有理。所以，太宗要取幽州，却将大宋、契丹两国地缘关系考虑进来，反而要诱使契丹重兵屯幽州，以此减轻山后潘美压力，拿下山后，再诸军会同，决战幽州，这是出色的战略安排。

但太宗不出色的是这一次安排曹彬做统帅，用人不当。

曹彬有两大失误：

第一，没有听从太宗安排，试图与西路潘美、中路田重进争功。

第二，未能成功节制主帅，导致军事章法混乱，给契丹造成可乘之机。

当时潘美、田重进克复六个州郡，而东路曹彬连同米信部，只克复一个涿州和固安、新城两个县级小城。而涿州，因为日前“食尽”，也已经放弃，大军正在奔往雄州。涿州，目前已经被契丹重新占领。

再奔涿州

我们跟人家往哪儿比啊？

东路军开始眼红，人家能够“累战获利”，多次大战，缴获众多，将来封赏也会丰厚，但我们东路兵力比人家那两路都要强盛，却不能有所攻取，这太不合适了。于是东路军内部“谋画蜂起，更相矛盾”，各种攻取规划开始纷纷出笼，各个规划之间往往有冲突。现在“重行推断”往事，不难猜想，东路军的将军们，有人认为应该迅速包围幽州，克复之；有人认为应该扫清幽州周边州郡，将幽州搞成一座孤城；有人主张“蛙跳”，直接越过幽州，先取蓟州，而后挥师西进，与潘美一道克复幽州；有人主张先取驼罗口，直接袭取契丹主和萧太后……种种说法，今人能想到的，那时的热血将军们也能想到。

要命的是，诸将一路上如此“规划”，“彬不能制”，曹彬不能节制——我认为，也不是完全不能节制，而是曹彬自己也没有庙算。他不知道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打。

而契丹战神耶律休哥正在寻机决战。

曹彬应该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太宗的命令，要他与米信一部会合。

在诸将怂恿下，曹彬觉得即使与米信会合，也要重新夺回涿州。于是，大军与米信一部会合后，在周边各地筹措了五十天的干粮，开始回返，再去攻打涿州。米信留下守卫新城的军队后，也随曹彬前往涿州。但耶律休哥这个时刻已经开始正面出现，他的前锋部队与曹彬十万大军有了接触，不断阻遏宋师东进。有一种记录说，曹彬此时开始“持重缓行”，与契丹“且行且战，去城才百里，历二十日始至”，一边行走一边打仗，离开涿州不过百里，但却经历了二十天才到，平均一天行不到五里。《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这个说法。但《续资治通鉴》则采用《辽史》记录说用了四天。事实是，曹彬二次攻取涿州，并非直接从雄州到涿州，而是转道易州再赴涿州。《辽史》《耶律休哥传》和《耶律斜轸传》都有“曹彬、米信出雄、易”的记录。很有可能是：《辽史》记录曹彬东进从易州开始，直进，在契丹阻遏中，只用了四天；而《宋史》记录则从雄州开始，曹彬有到易州休整的时间，用了二十天。

但即使是四天，也是艰难的。耶律休哥因为援军尚未到达，所以不敢与曹彬直接对阵，但他派出的轻兵总是趁宋师正在吃饭的时候，发起小规模的袭扰，并设法捉住离群单独活动的宋卒。于是曹彬或战或进，或战或退，不断要在小股契丹袭扰中自救。大军结成沉重的方阵，还要不断地在方阵两侧挖一条沟堑，阻止契丹骑兵奔突。从易州到涿州约百里，这条沟就要挖百里，相当于挖了一条运河。大军饥渴，就现场挖井，泥水浑浊，就用粗布过滤后，人畜饮用。

不久前，契丹耶律斜轸曾经讨伐东北方向的女真部，俘获战马二十万匹。本来他们就有一个“群牧使司”，多年养马，繁殖不少，现在得到女真部马，史称“势益强”，势力更强大了。

在与大宋的战争中，他们以骑兵为主，可以千里奔袭，万骑成阵，飘忽而来，倏忽而去。就骑兵装备而言，战场主动权始终在契丹一方。

耶律休哥虽然匆促来援幽州，兵力不多，但却尽显轻骑兵来去自如的优势。他总是不断部署轻兵袭扰宋师。宋师不胜其扰，就在这个夏季有了疲沓之相。

对宋师最为不利的态势出现了——契丹主耶律隆绪已经率领本部骑兵精锐，到达战场附近，就驻扎在涿州以东五十里处。

米信上当

米信将军，现在看，除了“新城之战”有不凡表现外，其余战例不过平平。

据《宋史·柳开传》记录，“雍熙北伐”时，文人柳开在做河南上蔡县令，此时负责向战场转运军粮，运输兵正好到了米信大营。米信一部在涿州附近，准备攻城器械时，与耶律休哥对峙。契丹一酋长率上万铁骑与米信对垒，当时相持不下。酋长忽然派人来向米信求降，米信疑惑，很想相信这是真事。

但柳开恰是他的座上宾，就对他分析形势说：“兵法有言：‘无约而请和，谋也。’没有约定，就来请和请降，那就是谋略。契丹一定会有不足之处，用这个阴谋拖延而已。不要信，现在应该急攻，一定会胜！”

但米信不信，柳开不过是一介文士，骚人墨客而已，他哪里懂什么兵法！所以米信虽然不相信契丹请降是真，也不认为契丹有什么谋略。就这样“持重”着，两军对峙了两天，无战事。

第三天，契丹又引兵前来挑战。后来米信派人出去侦察，才知道，三天前之所以“请降”，是因为契丹已经用光了箭矢，正在派人到幽州去搬运。现在，箭矢已经从幽州转运而至。

米信，就这样失去了一次战机。就战场直觉而言，他还不如文人柳开。

后面的故实，历史记录中出现了似乎难于理解的矛盾。

再弃涿州

熟门熟路，最后曹彬还是再次攻取了涿州，但他虽然再次得到涿州，却因为当时酷暑季节已至，军事疲乏，他所带的粮草又不足，耶律休哥不断袭扰粮道，最后，居然“乃复弃之”，再一次放弃！放弃之后干吗呢？“还师境上”，带领军队回到大宋国境。

这是“雍熙北伐”战役中，最难令人理解的军事行动。甚至，已经不像是一场军事行动，仿佛在搞减肥夏令营。《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到这段故实时，引用《太宗实录》认为，之所以再次放弃涿州，原因还是那个原因，士卒疲乏，军粮不够，但命令却是太宗下的：“上忧之，令还师境上”，太宗忧虑涿州难守，命令曹彬“还师境上”。但《长编》作者又据《契丹国志》和《宋史·曹彬传》，认为曹彬“还师境上”没有得到太宗诏旨，是曹彬自己的决定。

“还师境上”，到底是曹彬自己决定，还是太宗诏令？

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主编的意见不同，我在《宋史·卢斌传》中，得到了支持《太宗实录》的说法。

说曹彬放弃涿州时，一开始还想让部将卢斌戍守，并给他调拨士卒万人。卢斌认为涿州不可守，很诚恳地对曹彬说：“涿州深在北境，外无援兵，内无资粮，丁籍残失，守之无利。今若还师，必须结阵而去，以一阵之役，比于固守，其利百矣。”他的意思是涿州这个要塞，深入在北部边境之外，宋师守在这里，如果没有克复幽州，则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况且此地户口散乱，人丁杂处，守在这里，难有租税收入，没有什么利益。现在如果还师，敌阵当前，必须结阵而行，也即组成战时模型，防备敌人偷袭。我军以一场战役之胜，与固守这个无用的老城，比较起来，利益大多了！曹彬接受了他这个意见。但卢斌还是担心契丹乘大军退却时前来剽掠袭击，应该有更谨慎的准备。曹彬也同意了。卢斌于是带着城中的老幼，随军向南而行。

随后就有了史上著名的“岐沟关之战”，宋师大败。

后来诸将往往因为“失律”而被贬斥，卢斌也因此而被送到枢密院审问。但太宗“闻其尝建议弃涿州，遂释不问”，太宗听说他当初曾建议曹彬放弃涿州，于是释放了他不问罪，还让他做了霸州破虏军的缘边巡检，霸州的边防司令官。显然，卢斌建议“放弃涿州”，符合太宗的意图，也即曹彬第二次弃守涿州，是太宗的意见。

卢斌，是开封人，当年曾因为笔杆子不错，在太宗还在做晋王时的府邸工作。太宗即位后，补了一个殿直官。雍熙北伐前，曾领兵屯霸州。曹彬大举北伐时，他曾带领五千骑兵，在岐沟关一带屯驻。契丹也曾领兵在此，并占据了关前的涿水。这一条小河，是两军的饮水之源。契丹占据，令宋师不得取水。形势不妙，卢斌请求带一千张大弩去“斫砦”，也即袭击敌营。千弩齐发，威力不小，契丹拔营遁去，解决了宋师的用水问题。后来在平定巴蜀王小波李顺之乱中，卢斌也曾立功。

但现在放弃涿州，是什么意思？

而且是太宗要求曹彬主动放弃涿州？

而且是两次袭取涿州成功之后？

“雍熙北伐”之后，大宋朝廷开始反省：为何会失败？

太宗给赵普的一封信里陈述了一个理由。他说：大战之前，我只要求曹彬、米信一部在雄州、霸州屯兵，做出取幽州的声势即可。等到一两个月间，山后诸州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人会合东进，直抵幽州，驱逐契丹，让他们远远地逃亡沙漠，然后宋师“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但是诸将不遵守我的成熟想法，各逞自己所见，领十万甲兵出境远斗，不能持重缓行，反而速取附近州郡，结果粮草不济，再还师督运辎重，往复劳动，疲敝不堪，最终被契丹袭击而败。“此责在主将也”，这个责任在曹彬这个主将身上。

据此可知，太宗由始至终在坚持最初的战略构想：曹彬一路只作势、不实战，只负责黏住契丹大军，要他们固守幽州，以此来减缓西路军和中路军的压力，等潘美、田重进实现第一步战略构想，四路大军就可以合并一处，驱逐契丹，恢复中原。——太宗之志在此。

新城之战

东路还有米信一部。

在潘美的西路军攻取云州时，米信也取得了一场胜仗，史称“新城之战”。

新城在雄州北、幽州南，也是一处战略要地。

当米信作为东路军一支，随曹彬东路军主力到达雄州之后，曹彬取涿州，米信去新城，两部分离。“新城之战”规模不大，却打得异常艰苦。最初，米信攻破了这座小城，斩首三百级。但不久敌众再次包围了新城。米信大军屯驻城里城外，漫山遍野的契丹精甲铁骑以一股撼人的气势向宋师迫来时，宋师有了退却。但米信独自率麾下龙卫将士三百人，死死地咬住来寇，坚决地定住，不退。契丹将三百人包围了一重又一重，四面射来的箭镞下雨一般。米信也张弓搭箭射杀临近的几个契丹兵。但他麾下的军士很多都已经战死。天色渐渐黑上来时，米信在连绵数里的契丹大营中，选中一个薄弱环节，手持一杆大刀，率领剩余的百余骑，大声呼叫着开始突围。一战，杀死敌人数十人。这时，曹彬已经闻讯，特意派来大将李继宣增援。接战后，在新城东北方向，将敌人击溃，斩首千级，俘获战马百匹。米信遂固守新城。

米信，也是奚人。年轻时就很勇猛强悍，江湖上都知道他箭术高明。当初曾跟随周世宗柴荣，作为亲兵征战。曾参与过著名的高平之战，因为有功升为龙捷散都头，这是禁军中的一部校官。太祖赵匡胤统领后周禁军时，就将他收在麾下，是太祖非常信任的心腹，一直充任武职，做到团练使级别的高官。太祖征讨扬州时，米信手持弓箭侍卫在太祖身边。一天看到有一来历不明的游骑迫近了乘舆，米信更不答话，弯弓射之，一发毙命。太宗征北汉时，他也有功，再升为节度使级别高官。

此人不识字，作风横暴，很多吏卒往往无罪被他鞭打。还贪财，他太太死后，要买地下葬，他竟随意挖掉他人的坟墓，占据地块为己所有。太宗淳化三年（992），有个家奴名叫陈赞，被他鞭打致死。陈赞可能犯有过失，但罪不当死。大宋有个突出的优良治理不成文法：遇到冤假错案，有说理的地方。陈赞的家属就气愤难平，于是上诉。朝廷的公正也在这里：不管告状者地位高下，有案子就调查。太宗从内心是喜欢米信的，在“雍熙北伐”中，他犯有“失律”之罪，是导致大军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太宗也只是给他一个短期降职的处分，不久又再恢复、升职。但是欺凌无辜不成。米信的案子交给了御史，一番审讯，米信供认。御史于是整理卷宗，还没有来得及上报朝廷，米信在忧惧中病逝。

不过米信忠于大宋，是真诚的。他在做马军都虞候时，他的奚族亲属大多在塞外。当时他哥哥的儿子米金从契丹辖境朔州来投奔叔叔，太宗知道米氏一家多在契丹，很感动，然后派遣米金乘坐驿站马车到代州，让他就在代州想办法迎回亲人，并调拨当地劲卒护送他们。但是敌人的边境守卫很严，寻常人物进出根本不可能。米金留在代州多年，也没有能够迎回亲眷。米信得知后，对米金很慷慨地说道：“我听说过一句话：‘忠孝不能两全。’我受国恩如此深重，正在思念如何杀身以报国，哪里还能再顾及亲戚啊！”说罢，冲着北方大哭一场，表示与北境诀别。并告诉这位侄子，以后不要再向有关部门提及此事。

岐沟关大雨

屯驻在幽州以北驼罗口（今属北京昌平）的萧太后，与耶律隆绪一起，集结了契丹主力，正在与涿州附近的耶律休哥会合。曹彬得报，决计尽快退回宋境，保全整军实力，等候太宗指令，再做安排。

契丹萧太后与耶律休哥会合后，赐给耶律休哥战鼓、军旗以及官印，让他督促诸将追击曹彬，自己带着草原主力一部收复已经成为空城的涿州。根据这个记录，甚至都不排除曹彬之所以弃守涿州，是为了避免萧太后的攻击。《辽史·耶律休哥》说，曹彬“凡四日始达于涿。闻太后军至，彬等冒雨而遁”。曹彬用了四天才到达涿州，但听说萧太后的主力到达，冒雨而撤退。

萧太后得到涿州后，即与耶律休哥对曹彬大军形成钳形攻势，意欲在夹攻中，一举击溃宋师。

五月初，曹彬东路军退却，抵达岐沟关。

此地在涿州西南三十里，当拒马河东岸，另有一条易水与之交汇。

宋师是退却中仓促迎敌，契丹是一直等待援军，打一场章法严明的有准备之仗。萧太后年轻，但器识不凡；耶律休哥沉稳，但直觉敏锐。这俩契丹人此际已经吃透了曹彬、米信。包抄中，战云密布，有一场大雨，曹彬感到了形势危急，于是采用了太宗“平戎万全阵图”的一个做法，将所有的辎重车、运辆车排列为方阵，以此遏制契丹骑兵的冲荡。

大雨，布阵匆促，将士们在慌乱中，也能感觉到主帅的慌乱。

耶律休哥在车阵之外另外布阵，对宋师的包围越来越紧。

夜半，雨停。曹彬、米信开始突围，组织起来的精甲骑兵荡开耶律休哥外阵的一个缺口，开始了悲壮而又仓皇的——退却。在退却中，十万宋军开始溃败，跟着主帅奔逃。

耶律休哥继续追击。

濒临拒马河上游的沙河，曹彬在此地集合了残兵，还有几万人，于是略略喘息，开始埋灶做饭。耶律休哥似乎特别善于在宋师用餐时发动袭击。他闻讯后，督促草原骑兵赶快展开攻击。宋师看到远处尘头已起，不敢交战，丢下饭碗，涉水而逃。一时间从河岸堕落水中的人畜互相践踏蹂躏，死者过半。以至于河水都是尸体，“沙河为之不流”。

显然，曹彬在这里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至少在过河之后稍事休憩，那样就会赢得一点逃跑或退却中的主动，不至于追兵赶到再仓促过河，导致上万人的死亡。

宋师中的知幽州行府事、右谏议大夫刘保勋，他的战马陷在河岸泥淖中，无法出逃。他本来是准备接替幽州行政管理的，一旦幽州城被攻破，他就要进入府邸开始掌管幽州一应大小政务。他的儿子刘利涉，正在做开封兵曹，此役中负责督运随军粮草。父子常在一起。儿子发现后，尽力帮助父亲脱离泥浆，但越是拖拽，人马越是往下沉陷，最后，父子二人都陷入泥潭而死。

刘保勋是一个生性纯谨、熟悉吏事的老好人、读书人。他曾经跟人说：“我接受朝廷任命时，从未有过推辞；接待同僚时，从未有过失宜；居家过日子，积累钱财，从未超过千钱。”应该是个很温和很廉洁的省部级官员。他死后，听到的人都很痛惜。

随军的殿中丞孔宜也在拒马河上溺死。

但在这个危急关头，出现了战争史的奇迹。

大将李继宣

大将李继宣，一个并不为更多人所熟知的大宋将军，组织起所部精锐，与耶律休哥夹河而战，从河水西岸战斗到河水东岸。他的部队等于是逆向宋师而进。现在可以想象，当他在指挥部队“向前！向前！”时，两旁曹彬主力部队，都在“向后！向后！”——原来，他是在掩护主帅曹彬撤退。

史上没有记录他为何逆击契丹，但今天来分析，就应该是“掩护主力撤退”这个军事行动目的。瞬息万变的沙场形势，掩护主力是难度最大的军事动作；在主力溃散之际，逆向而上掩护主力，难度尤其大，但了不起的李继宣居然做到了；而且居然打退了耶律休哥，于是宋师得以突围而去。

李继宣，到目前为止，很像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法联军后卫部队的哈罗德·欧文·安德鲁上尉。德军地面部队试图攻击敦刻尔克时，安德鲁上尉居然在十个小时的炮击之后，依然顶住并打退了疯狂德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他们的阵地钉在那里，德军无法通过，保卫了联军的撤退安全。甚至，侧翼友邻出现防卫漏洞时，他居然还抽调出三十六名英雄补充了这个可怕的漏洞，至少一个营以上的德军居然未能从此通过。联军退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时间。安德鲁上尉为联军赢得了无比珍贵的时间。就在这一天之内，他掩护近七万联军士兵经由海峡撤回英国。

李继宣甚至比安德鲁上尉做得还要传奇。他在宋师败退中，独自率众顶住并打退耶律休哥一部之后，又发起近百里的战术追击，直至孤山（又作狐山，在今天的北京房山之南）。此一役，成为“岐沟关之战”中的奇异景观。兵败如山倒。但大将李继宣却组织起所部精锐，在“山倒”中，与耶律休哥的契丹精锐斗战，且毫无惧色，且越战越勇，且击退敌阵，且还能取胜，且发起追击。考人类战争史，能做到这一步的，实属罕见。

安德鲁上尉获得了极为珍贵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堪称允公允能。李继宣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除了被太宗破格提拔为崇仪使，又由贝州（今河北邢台）监军，升为易州（今河北易县）驻泊都监，赐钱五十万、白金五百两之外，最重要的是史上记录的这几十个汉字：

彬等收馀军，宵涉巨马河，营于易水之南，李继宣力战巨马河上，辽兵始退，追奔至孤山。

曹彬等收拾剩余的军队，晚上渡过拒马河，在易水南岸扎营。契丹来攻，李继宣在拒马河两岸与契丹奋战，敌兵开始退却，李继宣发起追击直到孤山。

这就是“青史留名”。

李继宣足以不朽。

大宋，不乏“常胜将军”，但都不是统帅级别的人物。药元福是第一个，可惜在宋初就病逝，党进、郭进也总是在战胜，史料中看不到战败的记录。太宗朝的荆嗣也是不败的猛将。李继隆也很出色，甚至独立击败过耶律休哥，但有一个记录，说他有一次畏葸不前，导致袍泽失利，所以不在“常胜将军”的名单里。也有些将军虽然多次失败，但最终反败为胜，也是一大特色。南宋张荣，曾从梁山泊退守到江苏泰州，在多次败退后，最终剪灭金兵上万人，为南宋的安全立下大功。这些都是坊间鲜为人知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李继宣就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常胜将军”，事迹比荆嗣还出色。他参与大小阵战数十场，从无有过败绩。拒马河上，反败为胜，是“雍熙北伐”中难得的一点亮色，足见这个将军不是凡人。据说他年轻时跟随太祖，曾被补为禁军中的右班殿直，那时只有十七岁。陕州（今属三门峡市）人来报，说当地老虎众多，常常伤人。太祖就命他往陕州捕虎，他居然杀死二十多只老虎，还活捉了两只老虎、一只豹子，献给朝廷。

顺便说，宋太宗真宗时，中原虎害猖獗，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果、阆、蓬、集诸州虎为害，派遣殿直张延钧抓捕，居然抓了“百兽”。不久七盘县又有虎伤人的报道，张延钧又杀七只虎上报。太平兴国七年（982），有虎入萧山县，庶民赵驯家被老虎伤害八口人。淳化元年（990）十月，桂州虎伤人，下诏遣使抓捕。至道元年（995）六月，梁泉县虎伤人。次年九月，苏州虎夜入福山砦，“食卒四人”，吃了四个士卒。真宗咸平二年（999）十二月，黄州长析村二虎夜斗，其中一只被另一只吃了一半。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杭州浙江岸，白天有虎进入税场，巡检俞仁祐挥戈杀之。

所以李继宣杀死二十只虎，是可能的。

“京观”

曹彬第一次“还师境上”，大军回到雄州护粮道、取军需，然后又返回涿州时，在新城遇到契丹。李继宣不犹豫，当即与契丹展开遭遇战，一直到天黑，双发罢兵。回到营垒检查，他身上中了十处刀箭之伤，敌人的长剑甚至砍到了他的头盔。第二天接着昨天的战事继续斗战。当时的名将李继隆被契丹邀击，形势险恶，李继宣带领部下冲击敌阵，将李继隆救出。一路上，且战且行，最后夺取涿河，一直到涿州。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太宗、真宗两朝的名将，战功不俗。

“岐沟关之战”后，另有李继隆所率一部，没有溃散，整军而还。这在全军大败中，镇定部署，有效节制，独保一部，其风采，古来名将不过如此。非常可惜，李继隆如果在稍后发生的“君子馆之战”中，没有污点（容后表），他的武功就太完美了。

宋师余众奔向百余里外的高阳关（今属河北保定），丢弃的戈甲辎重不计其数。契丹将这些战利品堆积起来，像丘陵一般。

耶律休哥收拾宋师尸体，堆成山一样的模样。此举有说法，史称“休哥收宋尸以为‘京观’”。“京观”，是古来战事之后，胜利者炫耀武功的一种模式。一般将敌人尸体堆积，覆盖黄土，夯实，筑成塔状。有时，这些塔状“京观”就堆在道路两旁。由此可见，耶律休哥对大宋有骨子里的傲慢和藐视。战后，萧太后主持契丹封赏，他被封为“宋国王”。封赏之后，耶律休哥更提出一个大胆意见：乘胜侵略中原之地，直到以黄河为界。萧太后否定了他这个意见。

不久，太宗派出监军的宫苑使王继恩从易州奔回汴梁，太宗这才知道宋师东路已败。于是下诏，命田重进率领全军屯驻定州，潘美率所部返回代州，再命宿将张永德知沧州，宋偓知霸州，刘廷让知雄州，赵延溥知贝州。李继隆因为所部整齐未乱，转知定州。而曹彬、米信、崔彦进，入朝听命。

王继恩，是内侍行首，也就是宦官中的一把手。当初就是他在太祖病逝后，出宫来见还在做晋王的赵光义，拥立他做了皇上。所以太宗一朝对他很是信任，甚至还命他带兵打仗。用宦官执掌兵权，王继恩是宋初第一人。

田重进一部已经取得蔚州，接到太宗命令后，弃城，大将袁继忠殿后，整军而还。士卒中有在战斗中投降契丹的，这时闻讯，也纷纷逃回定州，田重进认为这些人回来晚了，要斩杀，袁继忠认为“杀降不祥”，田重进接受了他的意见。史称“幽州之役，唯重进之师不败”，三路大军中，只有田重进没有败绩。后来太宗任命他为马步军都虞候，禁军马军步军的总参谋长。这个职务过去由宿将张令铎担任，自从太祖“收兵权”后，至今已经二十五年，没有安排他人，田重进是第一次被授予此官。

将帅不和

要说说崔彦进。

“雍熙北伐”，此公乃是副帅，地位仅次于曹彬。他不像曹彬，有着克平南唐那样的骄人战绩，但他资历不浅。后周时，就立有战功，跟随周世宗柴荣平定瓦桥关，是最早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名将之一。太祖赵匡胤时，平定泽潞、收复淮南，崔彦进都是干将。到了太祖收兵权，将第一代老帅如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的兵权收走之后，崔彦进等人进入大宋武装力量统领中枢，那时，曹彬还名不见经传。“高梁河之战”后，崔彦进出任关南都部署，从此以后，屡立战功。“满城之战”，他率所部悄悄绕出契丹背后，协助崔翰大败敌寇；“唐兴口之战”，他射杀了契丹太尉奚瓦里；而曹彬则一直赋闲在家，几乎多年没有参与战事。就像太宗第一次“乘胜取燕蓟”，没有合理安排大将曹翰，导致曹翰不满一样，这一次“雍熙北伐”，实在也是没有合理安排崔彦进，他也不满。主帅、副帅战略意见不合，崔彦进不服曹彬调遣。

说崔彦进“不满”，可有证据？

第一条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多种史料）记载：“彬所部诸将，闻美及重进累战获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议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粮，再往攻涿州。”曹彬部下诸将，听说潘美和田重进屡立战功，而我部手握重兵却不能有所攻取，于是诸将谋划议论各种建议出笼，有些议论都互相矛盾。曹彬不得已，再次带上干粮二次攻伐涿州。

这里说的“诸将”就应该包括崔彦进。理由，见第二条。

第二条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雍熙北伐”失败后，曹彬等人回到汴梁，朝廷组织专案组，设立临时军事法庭，审查战败责任。专案组组长乃是翰林学士贾黄中，曹彬等人都到尚书省，一个个等待审讯调查。一个多月后，调查结果出来，贾黄中提供的报告说：

“曹彬、郭守文、傅潜具伏违诏失律，士多死亡；米信、崔彦进违部署节制，別道回軍，为敌所败；杜彦圭不容士晡食，设阵不整，军多散失；蔡玉遇敌畏懦不击，易服潜遁；陈廷山涿州会战失期；薛继昭临阵先谋引退，军情挠惑：法皆当斩。”

这里说曹彬“违诏失律”，就是他没有按照太宗“持重缓行”，策应山后的战略。将士牺牲太多，这是第一条重罪。

米信、崔彦进“违背统帅部署和节制，在回军时，居然不与大军在一起，另外选择一条道路走回”，这一条，是“为敌所败”的原因之一。

杜彦圭，此一役中担任幽州西北道行营副都部署，受米信节制。杜彦圭的父亲杜审琼，是昭宪太后也即太祖太宗的母亲的哥哥，此人有战功，但贪财，曾经假传圣旨购买竹木材料，免除税金，被贬官。所谓“不容军士晡食”，就是不让军士吃晚餐，联系他的“竹木案”，此举很有克扣军粮的嫌疑。而战时“设阵不整”，正是“军多散失”或“以致亡失”（《宋史·杜彦圭传》）的原因。

蔡玉显然是一个平庸之辈，遇到敌人就心生畏惧，不敢进击，还换了服装偷偷逃跑。这样的人在军中居于指挥地位，实在令人心寒。

陈廷山也是一个指挥官，但在涿州会战中，没有按期到达。

薛继昭就是战前极力怂恿太宗“雍熙北伐”的那位掌管宫廷器具的文思使。当初言辞何其壮：“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等到真的“取幽蓟”了，这位大言者却“临阵先谋引退”，到了阵前先琢磨怎么逃跑，这种畏战情绪影响了很多人，属于扰乱军心。

贾黄中缕述诸将罪行后，按照军法规定，给出的最后的意见是：“法皆当斩。”按照军法规定，这些人都该正法——斩首。

太宗将临时军事法庭给出的结论意见交由百官讨论。百官意见一如贾黄中意见：“法皆当斩。”

贾黄中主持审理的“雍熙北伐”案，公正严明，案由清晰，判决合法，曹彬也服气。曹彬自己也知道，兵败岐沟关，这事太大、罪过太深，于是穿了素服，深刻地自责，不推诿，不辩解，接受贾黄中的判决意见，等待朝廷发落。

但是太宗还是网开一面，基本上赦宥了这一批败军之将，大多给出了降职的处分，个别人除名，罢官为民。

“崔彦进违部署节制，別道回軍”，这是对主帅曹彬的极大轻蔑。这一事实证明：北伐军中，将帅不和。

除了前线粮草准备不足，未能如李至所言准备下“百日之粮”；除了战场指挥局部失误等原因之外，将帅不和，也是北伐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甚至，在西路，潘美、杨业那里，也出现了“将帅不和”现象，也成为西路军后来失利的重要原因。

现在往事复盘，不禁为太宗一叹。

第一次北伐“取燕蓟”，如果任用曹翰为统帅，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局面。

第二次北伐“取燕蓟”，如果任用崔彦进为统帅，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

而西路军，如果杨业不受潘美、王侁节制，独当一面，对付耶律斜轸，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

嫉妒与谤书

现在要说到“雍熙北伐”的西路军，潘美、王侁、杨业。

杨业，在太宗时代官职升得很快。他在北汉刚刚归附大宋，就被任命为右领军卫大将军，这虽然是一个荣誉军衔，但等于是朝廷命官，地位不低。随后不久，太宗又任命他为郑州刺史，年内，又改任他为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赏赐还非常丰厚。到此时为止，杨业还未有尺寸之功。

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契丹十万众寇雁门，杨业绕出契丹背后，将其击破，这第一份战功，也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份业绩，于是，他任刺史不变，又被提升为云州观察使。这个职务与节度使相仿佛，只是没有接受节钺。换言之，由观察使开始，杨业已经有了边帅大员的地位。

一年多的时间，杨业以一个“降将”身份，几乎做到藩镇般的方面大将军，这让不少人心里不服气。何况，杨业在北汉时，曾经与大宋有过交战，两次都败北，一次被党进打得逃入城壕，靠着城里下垂绳筐才把他救回去；一次被田钦祚打得奔逃而回，部下被斩一千多人。所以，潘美并不像太宗那样敬重他；王侁几乎轻蔑他，不以为这个老将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因此，西路军作为“雍熙北伐”的一部，杨业被任命为副都部署，做潘美的副手，就像崔彦进做曹彬的副手一样，潜含着“将帅不和”的危机。

但杨业雁门一战，影响太大了。大宋武官们，特别是屯边的将帅们有了嫉妒。于是有的人就开始给太宗上“谤书”，诋毁污蔑老将军，“斥言其短”，“斥言”者，明言指责也。这些边将不隐瞒自己的想法，直接向皇上斥责杨业的短处。但杨业有什么短处呢？史无明文。如果肯于“重行推断”这些“谤书”，我能猜想武官们无非在说杨业原本属于北汉，现在拥兵自重，更为士卒所爱戴，难免有陈桥之厄，云云。这些投寄“谤书”的将军，史不具名，但据后来逻辑推断，潘美、王侁，可能还有刘文裕，贺怀浦，都是嫌疑人。编派杨业之“短”，也不一定就是“作恶事”，也有可能是诸将明了五代十国以来阴谋拥戴的故实，故提醒太宗防患于未然。就像赵普屡屡提醒太祖“收兵权”一样。但这一次太宗没有“雄猜”，他自以为看人不会错，对杨业寄予了非常的信任。他不仅不信诸将的“谤书”，甚至还封了起来，转寄给杨业。这就像太祖将大臣们编派钱俶的奏章封存转给钱俶一样，是一种君臣相知的举动。钱俶当年受到感动，杨业也同样受到感动。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何后来不幸被俘，誓死不降的原因，但也解释了为何晋北诸将更加嫉恨杨业的原因。

太宗封还谤书给杨业，很像战国时魏国故实。

那时，魏将乐羊征伐中山国，很多人怀疑乐羊，因为乐羊的儿子在中山。但魏国国君信任乐羊，将诸臣写给魏君的谤书封存起来，等到战争胜利，送给乐羊。乐羊看到这些谤书，才知道取胜敌国不算太难，难的是在一片猜疑声中，依然得到国君信任。

到了大宋仁宗朝，名臣富弼对此杨业得到太宗信任事还有评论，他说：

昔魏将乐羊征中山，平之。及还，见其君所收谤书三箧，方知将帅立功不难，但人君信任为难尔。将帅专阃外权。擅行威福，人岂无嫉之者?嫉之则谤自生。既有谤言闻之于君，惑之则疑其将，将被疑，未有立功者，此乐羊所以感叹其事。自后帝王，非聪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谤言者，其明不能及魏国之君也。杨业本河东降将，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纳谤书，一一付业，使边将安心以立事，其过魏国之君矣。

这一番话说尽人性毁谤源于嫉妒之因，更说尽不信毁谤之难，尤其说尽君臣相知境界之不易。人类弱点之一是嫉妒。史上多少悲剧，因嫉妒而演绎。跳出嫉妒之外思考问题，就有了非同凡响远离平庸之境界，此境，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人之爱憎不同，慧根不齐，运程不一，面对嫉妒，有道者自有灵机。这是世间所有“教程”无法洞悉并传导的存在经验。一般来说，跳出嫉妒外，不在毁谤中，唯有爱深与智深。爱之深，没有嫉妒，不信毁谤；智之深亦然。太宗可谓智深。“神闲、气静、智深、勇沉”，古来成大事者，不离此四境八字。这是圣贤气象，也是大丈夫气象。

边地大迁徙

闲话表过，且说“雍熙北伐”东路军失利后，契丹开始向西部用兵。

太宗了解到西路态势后，派出朝官枢密都承旨，也即国防总参谋部的一等秘书杨首一，到并州、代州，传令潘美等人迁徙并护送已经克复的山后诸州之民，到内地河南府以及附近诸州安置。当时统计，云、应、寰、朔诸州要迁徙的士庶总8236户，78262人，另有牛羊驼马40余万头。这个数据很珍贵，可以据此分析出山后的生活形态。譬如，辽阔的山后四州之地，只有7万多居民，这些人都属于沦陷区民众；每户约9人，可见与今日“三口之家”不同；每户约有牲畜5头，应该是畜牧为主。迁徙这些人到内地，一是为沦陷区民众提供一次“返回家园”的机会，另外也是“空其地”，掏光契丹此地租税来源的战略安排。8000户人家，7万多人，每人生产500斤粮食，方可满足基本生活资料和一般税贡需要，这样就有3500万斤的收获。赋税取中，按“什三”比例，契丹每年当从中获取千万斤以上粮食收入，牛羊驼马还不算，服役劳动还不算。故，大宋每有此类征战，占领原沦陷区，一般都要“空其地”。

说话间到了农历八月，北地已经有了凉意，而契丹十万精甲铁骑，已经在萧太后和耶律斜轸等契丹名将的率领下，迫近了山后。

萧太后动作之快，仿佛空降，让正在忙于迁徙民众的潘美、杨业来不及更多部署，前线已经传来消息：契丹行至山前时，知雄州贺令图遇敌，一战，败绩，南奔，耶律斜轸一直追击到五台地区，贺令图再战，再败，死者数万人。随后，蔚州空城也被攻下。贺令图与潘美一部试图救回蔚州，与耶律斜轸在飞狐大战，宋师再败。耶律斜轸乘胜进入寰州，于是，山后已被契丹占据大半。

杨业正在安排部下将士护送边地民众内徙，闻听前线不利消息后，以副都部署身份向潘美建议道：

“今寇锋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三千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

现在敌寇兵锋越来越盛，我军不可与他们仓促对阵。朝廷给我们的命令是带领几个州郡的民众内迁，我们只要领兵护送民众走大石路（又称大石口，在山西大同附近，可通往代州），同时马上派人去秘密告知云州、朔州守将，等到我主力部队离开代州时，让云州的民众先走，我部屯扎应州。这样，契丹一定会调集全部人马来拦截。然后，命令朔州官民全部出城，直接进入石碣谷（又称石佛古，在代州），派遣强弩三千人陈列于谷口，以骑兵在中路增援，如此，则三州的民众，进入内地，可保万全。

现在“重行推断”往事时，可以知道，杨业这个谋划，可能是紧急状态下完成“徙民”战略的较好方案。如果实现，可令山后一空，也可以令宋师整军而还，不至大败。

但人性或智慧的差异在此时此地有了活剧演绎。

杨业孤军奋战

西路军第三把手，时任监军的王侁，不同意杨业的谋划，并语带讥讽地说道：“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马邑。”你杨业带领数万精兵，居然恐惧懦弱到这个地步！不必，我军只要大大方方地去雁门北川，然后光明正大地敲锣打鼓直奔马邑。

马邑，在今天的朔县，宋时的朔州东北。王侁的意思是：大军没有必要怕契丹，直接到朔州去接应民众南徙，我大宋不可丢了威风。

时任军器库使的刘文裕也赞成王侁意见。

杨业争辩说：“不可，必败之势也！”不行啊，你这方案看起来，那是必败的趋势啊！

王侁应有冷笑，他回应杨业道：“君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您素号“杨无敌”，那应该是很能打仗的啊！现在看到敌人，却逗留不前，又试图阻挠我等不前——莫不是您有别的志向了吧？

大将潘美听着二位争议，不做判断，也不做仲裁。他听着，看着，不语。

诸将也无人为杨业辩护。

也许在窃窃私语中，有人在说杨业“怕死”之类的话头。

孤零中的杨业应该一瞬间明了了眼下格局的凶险。战未起，败局已定，而我杨业乃是西路军中一个“外人”而已。

杨业很平静地说道：“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死耳。”我杨业并非逃避战死，实在是因为时机不利，如出战，白白死伤士卒，还不能立功。现在各位既然责备我害怕一死，我来做一个先死者好啦！

杨业并没有接过王侁“得非有他志”这般狠话解释。

于是，按照王侁意见，带领本部兵马从石峡路（今属山西代州）趋赴朔州。

但如何在未来的败局中拯救于万一？出发前，杨业应该有了短暂的思考。在诸将送行中，杨业看着主帅潘美，一股冰冷的寒意袭来，不禁有了英雄泪。他哭泣着对潘美说：

“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这次出行一定不利！我杨业乃是太原过来的降将，按应当应分的规则，我应该被处死，但皇上不杀我，还让我做了边帅，授给我兵权。这次我提出避敌锋芒的意见，不是放纵敌人不去打击，实在是因为想寻找战机，来立一点小功以报国家给我的恩典。现在诸位责备我临敌而逃避，我杨业只好先于诸公战死。

说罢，杨业指着附近一个叫陈家谷口的地方对送行的将军们说：

“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者，无遗类矣。”各位，拜托，请在这个地方安排步兵和强弩，作为我的左右翼来支援我。等我转战到这里时，请就以步兵夹击敌寇。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这部下所有将士一个活着的都不会有啦！

潘美认为杨业这个意见有理，就与王侁领麾下将士在陈家谷口列阵设伏。

杨业拜泣，悲壮而去。

王侁让人在附近一个叫托罗台的高地张望，观察杨业的归路。此地地势甚高，可以看出十几里地开外。瞭望哨观察了几个小时，传来一个消息，说一直没有看到敌人。王侁琢磨了一阵，以为杨业正在遥远地追击敌人，那么就是敌人败走了。想想击败契丹的机会也许来了，立功也许就在此刻。于是率领自己麾下将士离开谷口，准备追击。史称“美不能制”，潘美不能制止王侁这个举动。王侁带兵沿着一条河流行走二十里地，听到前方报到“杨业已经败了”，于是赶紧带着兵马退却——实际就是逃跑了。

而杨业已经陷在预料中的包围圈，正在与契丹苦斗。

原来，耶律斜轸侦察到杨业率军已出石峡路，当即派遣副部署萧挞凛率精锐安排伏兵，耶律斜轸自率部分老弱做迎战态势。

这位萧挞凛，乃是契丹名将。《辽史》对他的评价是“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少年时代有敦厚气象，才气胆略不俗，而且还通晓天文气象。他是大宋天敌。其威名似乎仅次于耶律休哥。他不仅擒获大宋名将杨业，还曾在以后的战役中擒获大宋遂城守将王先知、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在真宗一朝，是宋师最为恐惧的契丹名将。也是他，曾经征服高丽，令高丽在很长时间里对契丹俯首称臣。但这个世界上有不怕他的人，那就是大宋名相寇准，若干年后，这位令人谈虎色变的契丹第二战神，在寇准的部署下被大宋强弩射中，一命呜呼。他的死，直接促成了澶渊之盟。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杨业，一见耶律斜轸安排的阵势，即知道敌寇在诱敌，但势已至此，是毒酒毒药也得吞了，于是鼓足勇气向敌阵掩杀过去。耶律斜珍果然佯败而退，杨业追击中，萧挞凛伏兵四起；耶律斜轸再率诸军回击，杨业不敌，领兵且战且退，到了一个叫狼牙村的地方暂时获得歇息。稍事休整后，继续斗战，从日中直到日暮，在千难万难中，有意识地将契丹引入陈家谷口。

这个时候，如果有潘美或王侁一部伏兵在，整个西路军的败局还可以挽回。但是没有，一个大宋士兵也没有。王侁跑了，潘美也不见了。

杨业四处寻找当初说好了的大宋援兵，没有看到，于是知道最后的结局不可避免，于是有了末路英雄的捶胸痛哭。但英雄就是英雄，他擦干眼泪，聚合起跟随他多年的将士，做最后的抵抗。

杨业身中数十处创伤，帐下将士几乎伤亡殆尽，但老将军仍然斗阵不止，就像当年太宗围太原，北汉主已经投降了，他还在据守城池一角，战斗不止。杨业负伤之后，还亲手格杀数十百人。战马已经受伤，不能继续骑战，杨业骑着瘸马暂时藏匿在一片树林中。

杨业为人忠烈武勇，有智谋。平常练习攻战时，常与士卒共甘苦。晋北之地很是寒冷，一般人都要身披毛毡毛毯，但杨业却穿着单薄，露天而坐，治理军事，旁边连个火炉都没有。服侍他的人往往都冻得受不了，但他却面色怡然，好像没有感到寒冷的样子。他为政简易，被部下吏民所爱戴，管理士卒也有恩典，所以得到士卒的死力，人人愿意被他所用。杨业最后的时刻，还是不忘记士卒的前途。退守树林后，杨业身边还有百余人，杨业对他们说：

“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

你们各有父母妻子，跟着我一块死，没有什么益处。可以趁敌阵空阔之地奔回，向天子去报告怎么回事。

但是士卒人人感动而哭泣，却谁也不肯逃跑。于是这些英雄全部战死，无一人生还。

“困兽斗”

杨老令公，史称“不知书”，并不读书，但他深明大义，内心自有“华夷之辨”。《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祖赵匡胤时代，讨伐太原，契丹派遣南大王来援助北汉，屯兵于太原城下，当时还叫刘继业的杨业，对北汉主说：“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数万，因籍太原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于涂炭，陛下长享贵宠，不亦可乎？”契丹人贪利而无信，以后一定会袭取我国。现在来的这些救兵骄傲而没有防备，我愿意去袭取他们，一战而胜，可以收获战马数万匹，将这些战利品，并我太原之地，归附中原大朝，这样能使我们三晋人民免于战火，陛下也可以长享富贵，不是很好的事吗？

北汉主当初没有答应他的这个意见。

但契丹应该知道杨业有此心，故对他有一种天然的仇恨。

藏在树林中的杨业被契丹名将耶律希达发现了战袍的影子，一箭射来，将马射翻，契丹兵围过来，杨业身边只有儿子杨延玉、岳州刺史王贵二人。他俩在杨业身边，奋起保护杨业，做绝望中的困斗。

萧挞凛应该对杨业心生敬意，他扬言不得杀害杨业，传言军中一定要“生擒”。

杨延玉在斗战中被杀。

王贵失去兵器，在地上捡拾羽箭，张弓射杀了几十契丹兵。史称“矢尽，张空拳，击杀数十人”，羽箭全部射光了，张开两只空拳，与近身的契丹兵近距离搏斗，这样，又击杀了数十人，最后遇害。

萧挞凛最后走近杨业。

我想象中，杨老令公已经无法动弹，被抬上担架。

杨业被俘。

耶律斜轸来见担架上的杨业。

我猜想两人应该有过短暂的互相打量。

杨业在打量这位契丹新任命的“山西路兵马都统”，耶律斜轸在打量这位号称“杨无敌”的大宋“西路军副都部署”。耶律斜轸应该想起了杨业当初鼓动北汉主袭取契丹援兵，而后夺取战马，投降宋太祖的故实，于是责备杨业道：

“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何面目相见？”你跟我国角斗胜败算起来有三十年了吧？现在有何面目相见？

史称杨业“但称‘死罪’而已”。

杨业自称“死罪”，可以理解，这是设为敌寇之言，在契丹一方看来，杨业自然就是“死罪”。这也是军人的一种风度。与宿敌无法沟通，不必沟通，沙场被俘，一死而已。

耶律斜轸很有俘获杨业转为契丹所用的意图。但杨业不这样想。他随后叹息道：“上遇我厚，期捍边破贼以报，而反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于异地！”天朝皇上待我甚为优厚。我也期待着能够捍卫边境、击破贼寇，来报效国家，没有想到被奸臣王侁之辈所嫉妒，逼着我来赴死，最后导致王师败绩。如此，我有何面目在异地求活？

耶律斜轸不想让杨业死，但杨业求死，于是绝食绝水，三天后，死去。

太宗赵炅听说了杨业的死讯，甚为痛惜。当他了解到战役经过，了解到陈家谷口伏兵无故撤离的事实后，下令连削主帅潘美三级官职，王侁除名，落籍为民，刘文裕发配登州。——后来这些处罚又有从轻发落的改变。

杨业则赐太尉、大同节度使，抚恤其家，赠布帛千匹、粟米千石。还安排了杨业的儿子杨延朗提升官职。

英雄王贵，他的两个儿子也做了安排。

治史与想象力

有一个问题：跟随杨业到最后阶段的百余人，“无一人生还”，杨业的最后时刻是怎么被记录下来的？死亡现场那些细节，譬如，杨业对诸人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譬如，王贵“矢尽，张空拳，击杀数十人”。诸如此类，在没有录音录像设备的千年之前，是如何被复原为史诗般的画面的？

理解这类问题，需要理解往事记者的“想象力”。

史学，需要想象力吗？

德国人狄奥多·蒙森，那个撰写了五卷本《罗马史》（其中第四卷未完成）、十六卷本《拉丁铭文集成》的史学家，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奥·威尔森颁奖词评价蒙森，一再强调他的想象力：

“蒙森融丰富的资料与精确的判断以及严格的方法与年轻的活力于一体，以艺术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这一方式正是唯一能使描述具有生命感与具体感的方式。”“他那直觉想象力及将研究资料活灵活现表现出来的力量，都令人敬佩。他的想象能力与创造能力填平了史学家与诗人之间的鸿沟。蒙森在《罗马史》第五卷中曾说，想象力不仅是诗歌之母，也是史学之母，可见他已感觉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真实地说，两者确实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

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牌，雕刻着一位青年在聆听缪斯神的启示。威尔森据此论道：“当我们披读《罗马史》时，更加懂得克利欧乃是缪斯之一。”克利欧是希腊九位缪斯女神之一，她的固定标志是一卷莎草纸或羊皮纸。希腊古典时期，她被认为是司历史的女神。

治史者的“想象力”，在现代历史哲学中的表述就是“重行推断”。往事，只有一种真实；而记录则可以因人而异，但也并非“虚假”的；而是被记录者思想之后，“重行推断”的。

读史，治史，都需要一点想象力。

名将向拱

就在“雍熙北伐”这一年，宿将向拱病逝。

向拱在后周时就有战功，征河东北汉刘氏、征兖州慕容彦超、征后蜀秦凤诸州、征淮南扬州寿州，所在有功。宋初，太祖征泽潞李筠，向拱料敌势，主张急攻，太祖接受他的意见，“卷甲倍道趋之”，“卷甲”就是“卷起盔甲”，意谓轻装前进；“倍道”就是“成倍赶路”，意谓一天走两天的路，尽快前行。果然，这一场急行军为战胜李筠，赢得了时间。

但他在洛阳为官十余年，专门修建园林第舍，又好声妓，每日纵酒为乐，以至于军政管理都被废弛，闹得地方群盗出没，甚至白天都发生盗劫事件。太祖知道后，很是愤怒，将其移镇，另命左武卫上将军焦继勋代替他，并嘱咐焦继勋说：“洛久不治，选卿代之，无复效拱为也。”洛阳很久没有得到治理了，百官中选你去，可不要仿效向拱那厮的作为啊。

向拱也知趣，到了他晚年，太平兴国八年（983），朝觐太宗时，上表说是献出自己昔日在洛阳的一处大宅子，长夏门附近的北园。意思就是将私产贡献给国家，充作公用。洛阳号称西京，与东京汴梁一样，都是寸土寸金的地方，朝廷在这两个城市征地一直很困难。现在向拱献地，太宗很高兴。但太宗是有格局的人物，对他人私产一般都有尊重，于是下诏给他五千两白银作为补偿。

大宋名相张齐贤著有《洛阳缙绅旧闻录》一书，至今流传，我写《大宋帝国三百年》，此书也是参考书之一。张齐贤书中有一故实，说向拱轶事。于中可以概见大宋初期的社会风习、人情世故，还可以见出记录者张齐贤的心思，似乎也颇“励志”，可以说说。

说向拱这个人很是倜傥风流，又很懂得变诈，做事勇敢刚断，二十多岁时，胆气不群，重然诺，轻财慕义，好任侠，与市面上一些亡命之徒结交为好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

在潞州时，与当地一个有夫之妇私通，半年后，他发现很久没有见到这个妇人的丈夫，就问她的丈夫哪儿去了。这个奸妇笑着说：“因为我跟你有私情啦，丈夫就常常磨刀子说要杀了我。但是因为害怕你啦，一直没有得到机会。正好你好久没有来我家，我就跟邻居男商量，许给他几万钱，召人杀了我那丈夫。邻居男问我：‘我要杀了他，你肯嫁给我吗？’我想想丈夫常常要杀我，很恐惧没有地方跑，就答应了他。等我丈夫一天在城外喝酒醉了，邻居男就偷偷杀了他、埋了他。但邻居男又害怕被人查出来，也偷偷跑了，藏起来了。”

向拱感到这个妇人太毒，不禁顿起杀机。他不动声色，就问：“那个邻居男现在哪里？”

妇人告诉他那个男人的藏身地方。向拱就秘密地找到他，并杀了这个邻居男，回来对妇人说：“你与我有私情，又与那邻人有私情，而谋害亲夫，这是‘不义’。你的丈夫死了，却因为我，我无法忍受这个事。”说罢，杀了这个妇人。完事后，还提着这个妇人的首级走到街市扔下，并自言自语道：“此妇人乃是我向拱所杀。”然后一甩胳膊慢慢走去。大街上的巡警了解事情经过后，认为向拱“有义”，并且害怕他的勇武，不敢追捕。向拱于是亡命天涯。

这事应该发生在后唐末帝李从珂时，潞州当时属于河东道，应该是节度使石敬瑭的辖地。而石敬瑭当时正在勾结契丹，准备出卖燕云十六州，以此作为条件争取契丹援兵，与李从珂一战，逐鹿中原。所以河东治安之混乱可见一斑。

后来石敬瑭登上帝位，“大赦天下”，所以向拱又安全地回到了潞州，有司也不再追究他的刑事犯罪。

但他的父亲很忧惧。老父亲乃是一个敦厚长者，有儿如此，如何是好？老父亲就找到他的老朋友滕公来商议此事，说：“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儿子学好，免得把这个家给破了呢？”滕公也是读书人，也早就知道向拱的杀人恶行，认为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问题青年，他说：“现在管教他，那不等于拽老虎须子，更快地惹祸上身吗？”老父亲说：“向拱这小子，倒是还有尊敬儒生的一面，我看你也许能跟他讲讲道理。”滕公答应下来，说愿意教育教育这小子。

向老爷子回家，对儿子说：“咱们本郡有个滕秀才，实是一代名士，全州郡的人都很尊重他。我看你做的这些事，真替你担心将来陷入法网。你何不去拜访一下这个名流，看看他是不是有办法点拨你，帮你取个好点的前程？”

向拱不识几个字，但对读书人也确有一点礼敬之念。于是来不及等到天亮，夜半就来滕公家敲门。滕公跟他一番对答，发现年轻的向拱所言所语“皆有理”，心下就许他为“落落一奇士”，磊落豁达的一个罕见之士，认为这是一个可造之材，很为他被凶暴之党所污染败坏而可惜。滕公于是鼓励他说：

“我没见你时，听到潞州各地都在议论你，就一个意见，说你乃是古来‘盗跖’一般的人物。现在见到你，看你的才貌，贵人啊！期望你能自爱，不要与那般恶少们一同游玩相处。”

然后又跟他讲了一番道理，说古人也有向拱这样的人物，做贼做盗，但是一旦改变志向，学习古来圣贤，就千古不朽。譬如周处周三畏故实。

向拱听后，顿觉前非，心下大悟，对滕公说：“从此以后，我愿意侍奉秀才您做我的叔叔。从前我的所作所为，都改了。”

回到家后，向拱向父亲下拜，说：“儿虽然是父母所生，但今天听滕秀才教我，是滕秀才让我能好好活命啊！”

从此之后，向拱一改以往，昔日的豪侠亡命之辈，都谢绝了来往，出入穿衣都是儒服，容止也为之一变，有了“闲雅”之相。听说哪里有那种有德有品有道之人，就去倾心交结。潞州人有认识他的，都说：“这是向氏家族的千里驹啊！”对他的看法也有了转变。

向拱父亲死后，他有了“四方之志”，就到处去谒见侯伯和地方州郡官员，但发现这些人稀松平常，不值得交往，于是短期停留后，就走，继续寻找他欣赏的人物。他甚至到过侯益府上，与之交谈，觉得此人全无气象，生命格局也不过尔尔。侯益乃是石敬瑭朝廷时的潞州节度使，曾率五千精兵在虎牢关大战，破藩镇范延光、张从宾于汜水，敌人尸体塞满河水，一度使水不流。这是一个名动天下的人物，但向拱看不上他。他又听说刘知远在太原开府，是个人物，就转去投刘知远。不想，这北投的路上也有故实。

要路过一个叫石会关的地方，关市头目名郭贽，也是一人物，向拱在此流连一个多月。郭贽看出向拱不俗，就告诫他：“前方盗贼满路，再等十天半个月，凑够了伴侣三二十人，我也可以召集镇上的壮丁，再送君出关。”向拱等不及，径自而行。行不到三十里，果然遇到盗贼数十人，正在路边射箭玩。向拱直接走向这伙盗贼，做了个罗圈揖，对他们说：“我乃怀州（今属河南沁阳）向拱是也。曾经在军中做过将军，主将没有了，无所寄托，乃往河东去谋事。我所带的一个童仆两头驴，随身的衣着，一两贯盘缠外，没有多余的财货。我向拱也听说这路上有人遭到劫夺，有劳诸君帮我周旋，派几个人送我走前程。”内中有一个人大脑袋长胡子，状貌甚为魁伟，对同伙们笑着说：“你们看这位啊，竟要我等去送他。”又转对向拱说：“我们为啥要送你啊？”同伙一人说：“你看他还带着弓箭呢，就请他来射箭，试试本事，如何？”大胡子就对他说：“我们弟兄们正在比赛射箭，打赌。你既做过将军，也射两下我们看看。”向拱假装谦逊，于是瞄准两块靶子射出两支箭。人生就在这个当儿有了戏剧性的命运活剧，向拱乃是箭术高手，两箭射出后，皆中。喽啰们去看，见蒙了牛皮的木靶皆被射穿，箭头伸出靶心半寸多。群盗惊叹，这得多大弓力啊！假如向拱素日没有习练箭术的准备，今天的他就是另外一种命运。

且说诸盗，一下子就对向拱有了钦佩之心，于是留了他好几天，最后，在一片墓地的林子里，杀牛备酒，宴请向拱。酒酣，一喽啰拿来银子一挺（一挺，就是一锭），还牵来一匹骏马，鞍勒俱全。盗魁对向拱说：“仆射您没有马，这个给您代步。那点银子到河东，充作茶汤的费用。”“仆射”乃是朝廷命官中级别很高的职务，相当于宰相，盗贼这样称呼他，是对他的尊重。向拱受了。盗魁又命喽啰十余人护送他直到晋阳（即今之太原）。

向拱投在郭威门下。

郭威在刘知远麾下。

像石敬瑭乃是后唐第一“兵强马壮者”一样，刘知远乃是后晋第一“兵强马壮者”。契丹颠覆后晋之后，刘知远乘耶律德光北上病死之机，南下取天下，而那天下，鹿正肥。天下于是有后汉。

随后，郭威任枢密使。刘知远死后，郭威又成为后汉第一“兵强马壮者”。于是，天下有后周。

向拱就在郭威、柴荣的麾下，有了实现“四方之志”的人生历程。他做过几任节度使，是后周时的藩镇大帅，又充西南面水陆发运招讨使，恭帝即位后，加检校太师、河南尹、西京留守。向拱也成为一个“兵强马壮者”，但他遇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中原逐鹿的梦想。

不过赵匡胤也礼敬他，保留了他后周时的职务，还加封谯国公。太宗时，又进封秦国公，授左卫上将军。张齐贤书中说向拱“好贤重士，待人豁然，无疑忌心。不枉刑，不扰民，有大功于世，终身未尝自伐（自伐，自夸），皆古之侯王所难之事”。评价他“归全手足于京师第，令名终始，勋业显赫，近朝侯王，一人而已”。“归全手足”，乃是传统孝道中立身处世的基础性功德，士大夫一定要努力做到这一步。“令名”也即美名，“勋业”也即“三不朽”之“立功”，向拱都做到了。所以张齐贤这段话事实上在表彰圣贤理念。对比《孝经》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张齐贤的义理寄托。《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借孔子口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所以张齐贤的《洛阳缙绅旧闻录》是有春秋义理的一部书。

向拱得到这些人生成就，晚年时有过反省，他认为，如果没有滕公，他这一生恐怕就要在草莽中成为一个不知进退羞耻的人，很有可能还因为触犯法纪而死。今日之立身荣贵，都是因为滕公之力啊！于是，从郭威称帝开始，他就多次推荐滕公，滕公也因此做到朝廷命官。

张齐贤还是布衣时，就受到滕公的知遇之恩，那时滕公正在做洛阳府判官。因此他对滕公的事迹、向拱的经历知道得很详细，所以记录在这本书中。

捌代州之役

张方平说：“陛下知道我大宋与契丹有过多少战事？胜负几何？”二府官员都不知道，神宗问张方平。张方平说：“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尔，陛下视和与战孰便？”史称“上善之”，神宗皇上认为他说得有道理。

“吃货”张齐贤

有意思的是，向拱遇盗一事，张齐贤也有类似经历。也许正因为有此类似经历，所以他才对向拱的故实有了兴趣，不厌其烦地将其记录下来。

说张齐贤还是“布衣”庶民时，虽然很落魄，但很是倜傥潇洒。他长得高大肥胖，饭量大。这天，他待的地方来了一伙强盗，是劫掠之后，到一家酒店聚饮，当地居民们吓得到处躲藏。张齐贤却大摇大摆地独自去见他们。诸盗也有知道他的，是个读书人，但有点纳罕：人都跑了，这个胖大汉子为何不跑？

张齐贤张口就说：“贱子贫困，欲就一饱。”我这个贫贱的人一直吃不饱，听说你们在此聚饮，想来就乎你们吃顿饱饭。

一个强盗说：“秀才肯自屈也？”你这个读书人肯跟我们在一起，不怕丢了身份？

张齐贤说：“盗者非龌龊儿所为，皆世之英雄耳。”强盗也不是什么腌臜龌龊之辈所能充当的，也都是世上的英雄一路啊！

于是，不再客气，直接取大杯，自斟自满，大口喝酒，又取案上猪肩猪肘子之类，分了好几段，抓在手中，吃相“势若狼虎”。

群盗看着他吃，不免惊叹。一个说：“真宰相也。他日宰天下，当念吾曹。”你看他那样子，“宰”起肉来，真像个“宰相”，他日“宰”天下，别忘了我们这些人啊！

说罢，还一个个争着巴结他，把自己分得的那份劫掠之财送给他。张齐贤一个也没有客气。史称“重负而返”，带着很沉重的赠品回家了。

记载这件事的是司马光，见他的《涑水记闻》。

这一个回合，来说张齐贤。

杨业战殁，代州换将。张齐贤要求前往守边。

太宗很高兴，就给他加官给事中、命知代州，与都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

“岐沟关之战”后，收复的山前山后州郡全部丢失，大宋防线南撤。当时的态势是：李继隆为沧州都部署，杨重进为高阳关部署，刘廷让为瀛州兵马都部署，田重进为定州都部署，潘美为晋北行营都部署。潘美虽然被削职，但边帅位置未变。张齐贤知代州，分出一部分兵力来扼守边郡要地。

张齐贤开始拣选厢兵。

所谓厢兵，也称厢军，是大宋禁军之外的地方兵种，一般没有军事训练，因为打仗不是厢军的主要职责。厢军的主要职责是供地方役使。有些厢兵也有屯垦的功能。

宋代有“职田”，就是官方的土地，但土地收入归地方官所有。这些“职田”偶尔也有厢军经营。一般厢军还有月俸几百钱。厢军中的勇壮者往往要送往京师充任禁军。张齐贤训练厢军，自有用意。

契丹“射鬼箭”

说话到了雍熙三年（986）的年底，因为这年北伐失利，大宋损失了上万优秀儿女，天气似也显得格外寒冷。

北伐后，半年多，太宗没有吃酒。十二月乙未这一天，忽降瑞雪，太宗有了情致，就召唤近臣到玉华殿宴饮，对他们说：“春夏以来，朕一直没有饮酒，现在上天赐给中原这么好的一场大雪，明年应该有个好收成啦！这对我长久压抑的内心是个安慰。很想跟你们醉一场。”

但是当他宿醉未醒之际，战争又一次开始了。

早在几个月前，契丹刚刚取胜，就开始酝酿南下。

契丹主耶律隆绪刚刚册立了皇后几天，就南下到儒州（今北京延庆），就在这里督促盔甲兵器制造，进入备战状态。一个月后，契丹又向拒马河以南几个州郡的士庶制造战争恐怖气氛，说即将有大战开始。十一月初，契丹国主与萧太后来到幽州。契丹主在此地对岐沟关战役中的将军们做了封赏，亲自检阅了辎重兵甲，然后，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都统，准备南征。

然后，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做了战前最重要的祭祀活动，用青牛白马祭祀天地，祈福于列祖列宗，还做了一个“射鬼箭”仪式。这个仪式有辟邪的意味，史称“以祓不祥”，消除不吉祥的可能。方法是：以一个死囚犯，在一根立柱上，捆绑结实，让这人站在出征的方向，而后众将士向他射箭，史称“矢集如猬”，这人身上中箭，像刺猬一样。“射鬼箭”，按规定，出征时选死囚，还师则选敌方细作，也即敌方间谍。凡是契丹主亲征，都要有这个仪式。但这一次契丹“射鬼箭”却选了“所获宋卒”。自从太宗赵炅“惟有战耳”一句话之后，契丹对宋师似乎特别仇恨。而“雍熙北伐”之前，太宗发给幽蓟之地的“诏谕”用词：“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兵锋所指就是契丹首都西楼，到那里要将“老上单于”的宫廷焚烧殆尽，更是狠狠刺痛了契丹首领们。他们对大宋的仇恨已经远远超过大宋对契丹的仇恨。

契丹南征，凡经过宋境，都要将桑林、果园之类摧毁殆尽，他们怕有伏兵，更期待能有利于草原骑兵驰骋，还能从根本上伤夺大宋经济元气——农耕时代，桑田乃是经济收获的基本来源。“雍熙北伐”之后，契丹如此破毁，也带有对太宗那类狠话的报复性质。

现在，契丹前锋到达了唐兴县。

太平兴国七年（982），大宋名将崔彦进曾在此地大败契丹，射杀了契丹的太尉奚瓦里。这里也是“满城之战”的组成部分，大宋也曾在此役中大败契丹。现在，雍熙三年（986）十二月，时隔四年之后，敌人又来了。

宋师间谍

一个叫卢补古的契丹节度使和监军耶律盼，在滹沱河桥上与宋师展开激战。契丹小有进展，渡过滹沱河，还俘获了两个宋师派来的侦察间谍。契丹要去攻占泰州也即满城（今属河北保定），契丹主当场就给这两个侦察间谍衣物，好言语好招待，让他俩回去晓谕守军，献城。但这两个大宋男儿“不从”。历史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也没有交代他俩的结局。这是千年之前，大宋帝国最让人感动的优秀军士。我能感觉到他俩在契丹行营中，悲壮、决绝、忧戚，但不失为镇定的神情。

卢补古等开始率契丹兵攻满城，宋师反攻，卢部大败。卢补古甚至“临阵遁逃”。契丹主听说后，当即免了卢补古节度使的官职，下属判官、都监等，都挨了杖刑。

随后，契丹又与宋师战于望都（今属河北保定），俘获了宋卒九个人，精甲战骑十一匹。契丹主当即给作战指挥封赏，有酒，有银器。

契丹主试图用这种现场赏罚的方式激励将士。

耶律休哥带领本部，在望都与宋师一战，打败了宋师，将俘虏献给行营中的契丹主耶律隆绪。满城沦陷。

这期间，大宋还不清楚契丹的动作意图是什么，是大举南下，还是边境骚扰？定州的田重进在宋太宗部署下，有了火力侦察的动作。他在当年十二月初，率领数万人马再次进入岐沟关，一天，即攻克，杀守城契丹士卒千余人，牛马粮草全部缴获。随即又收复易州。

当他寻求契丹主力决战时，才知道契丹大军不在这儿，而在东面，并且即将南下瀛洲。田重进退回定州。

契丹不宣而战，取得了战果。

耶律休哥“望都之战”取胜后，宋师一面向朝廷报警，一面严阵以待。这时，面对耶律休哥的是北宋宿将刘廷让。

刘廷让乃是太祖在后周时结交的“义社十兄弟”之一，与大将石守信、王审琦、李继勋等人都是并肩公侯。他原名刘光义，跟太宗同名，改名刘廷让。乾德年间，太祖伐蜀，水路并进，刘廷让是水路司令，一路战绩极为流畅。攻占后蜀江防重镇夔州，更是经典战例，一战，令川东失去防御功能，各类要塞形同虚设，后蜀大门洞开。为取得灭蜀战争完成了一个奠基礼。更重要的是，刘廷让的伐蜀大军，纪律严明，与王全斌陆路一部完全不同。王全斌的官军，几乎就是匪军，而刘廷让的官军才是义军。

在后来平定蜀人全师雄的叛乱中，刘廷让也立功。

太祖“收兵权”，刘廷让也在其中。因此长时间赋闲在家。太宗岐沟关失利，重新起用宿将，所以任命他为瀛州（今属河北河间）都部署，成为边帅。

刘廷让动作很大。他不仅仅将此役看作一场独立战争，而是在中原河北一带做大迂回、大包抄。他甚至从海边，幽州之南开始用兵，声言——不是抵抗契丹来袭，而是“取燕”，攻取幽燕。现在看，刘廷让此举，战略主题其实是分解瀛洲压力。他知道契丹主和萧太后亲征，那一定是倾国而来。此役必是一场恶战，有必要做出战略佯动，暂作缓解，而后伺机攻取。

此举果然让耶律休哥生疑。史称“休哥闻之，先以兵扼其要地，（再）进逼瀛洲”。契丹大军在通往幽州的各个战略要地都分派了精兵扼守，而后才敢攻取瀛洲。这时，萧太后率领的大军也已经到达，与耶律休哥前后呼应，于是，耶律休哥决计在瀛洲与宋师决战。

耶律休哥计擒贺令图

战前，耶律休哥知道宋师中有个人物叫贺令图，乃是大宋皇戚，就早早地做了铺垫。他让谍报人员给贺令图捎信，说：

“我耶律休哥在本国获罪，期待能够投奔南朝，但苦于没有门路，不知道怎样投诚。期望军侯能留意这个事，一俟时机成熟，当有动作。”云云。

贺令图贪功心切，不以为这是诈术，于是不跟其他人通风报信，试图有机会时独自收服这位契丹战神，为大宋立不世之功。于是，他私自赠送给耶律休哥贵重礼物“重锦十两”，表示愿意接纳他早日迷途知返。“重锦”是最好的精美丝织布帛，“十两”是二十匹。

等到耶律休哥迫近瀛洲，战争起时，贺令图和耶律休哥都以为：机会来了。

贺令图乃是瀛洲守军中大将，刘廷让派他做先锋。耶律休哥得到消息后，让军中人给他传话：“愿得见雄州贺使君。”贺令图闻言大喜，以为这个可能就是要与我面谈归附的条件，心里想着大事就要成功，于是带领数十骑来到契丹营帐。距离中军大帐还有十来米的地方，他看到了契丹战神，我猜想贺令图脸上应该带着傲慢与得意的表情开始向战神走去。

但战神忽然坐在“胡床”上开骂了：

“汝常好经度边事，乃今送死来邪！”你经常喜好经营猜度边境之事，现在是来送死吗？

原来，耶律休哥也知道年初促成“雍熙北伐”的人物，贺令图乃是其一。

只见耶律休哥一挥手，左右已经将随从贺令图而来的数十骑全部杀死，将贺令图反绑了，押走。

身为先锋官，战场不辨敌我，轻率相信敌方主帅的诈术，离开大军前往敌营，这得是什么样的智商才能干的事？我至为惊讶的不是他的智商，而是：为何太宗能够在那么重要的战争决策中，听取拥有这样智商人物的进言？我也惊讶耶律休哥根据什么就能判断出贺令图会上当？

贺令图被掳，并没有动摇边帅刘廷让的必胜信心。他至少相信有两大法宝在。第一，他有强弩，那都是射程数百米的大弩，当初在南征北战中曾多次使用，强弩射出，无人可以抵挡。第二，他的身后是大宋战神，沧州都部署李继隆。沧州，距离瀛洲不足百里，李继隆在战斗中来援，宋师必胜。

刘廷让还另外做了部署，将自己麾下精甲骑兵分出一万给李继隆指挥，并约定：战役发起时，李继隆一部以援兵方式来接战。

这是刘廷让积多年沙场征战经验做出的正确决定——大战一起，双方胶着之际，我方忽来一股援军，正足以震慑敌方，是双方角力时，最容易让对方“夺气”的一种战术。在没有可能“夹击”敌阵时，出其不意的“援军”到来，是取胜的法宝之一。

伤心君子馆

在瀛洲西北，一个叫君子馆的地方，一个天寒地冻的早晨，战役打响了，史称“君子馆之战”。

刘廷让应该有布阵，但不大可能是“平戎万全阵”，因为“平戎万全阵”所说的战车也即辎重车，是重要布阵军需，那是远征军的装备。此地乃是刘廷让的防区，他等于短距离率众出城迎击，如有不利，可以退还瀛洲，因此无须更多车辆转运物资。但也许正因为没有更多车辆，将士们缺少了阵型依托，在契丹铁骑的冲击下，很难固守。

刘廷让的第一个法宝强弩呢，这个东西如果布阵得法，在大军外缘形成箭矢之环阵，敌人还真是难以靠近。但这时是冬季，控弩士兵手指几乎冻僵，很多人无法挽弓拉弩。箭阵稀疏，契丹兵很快迫近了宋师。于是步军对骑兵的劣势顿显。在没有有效杀伤骑兵时，骑兵已经开始在宋师阵营中呼啸冲荡。宋师开始动摇，但仍然在异常不利条件下，苦战，撑持。

刘廷让寄希望于第二个法宝，沧州来援。只要李继隆部队一出现，刘廷让就有办法让宋师重新鼓舞勇气，向耶律休哥大本营冲击。但李继隆没有出现。不仅没有出现，李继隆甚至还从沧州往西南方向撤退一百多里，到了乐寿（今河北献县），彻底抛弃了友军。

刘廷让这边援军始终不到，耶律休哥那边却不时传来契丹援兵到来的消息。原来，萧太后早与耶律休哥有默契，战事一起，援兵并不一次到达，而是不断地分批到达，即使到达，也在阵外观敌，一旦看到兵机，即刻宣布援军到达，战斗在君子馆的契丹兵就会不时地发出欢呼。刘廷让懂得这一仗对大宋帝国的意义。经过多年训练和积累，大宋最精锐的禁军，很大一部分在河北前线。河北输不起。但是，当耶律休哥按照部署，让两军不断发现契丹援兵出现，让契丹战斗部队不断发出欢呼时，宋师终于有了深深的恐惧。最后，契丹将士欢呼“太后驾到”时，宋师开始了崩溃过程。

契丹骑兵开始分割宋师步兵，大阵内逐渐形成一个个局部包围圈，而包围圈也越缩越小。宋师中军不得已开始奔跑着撤退——那就是败退。大宋御前忠佐神勇指挥使桑赞，带着所部兵力战，自辰时到申时，连续斗阵八个多小时。但敌人援兵总是不断地“复至”，桑赞再也顶不住了，“引众先遁”，于是宋师全线开始溃败。

契丹惯用“波次战术”。即使没有外援，作战时也往往分作若干队，轮流上阵，这样就总有“生力军”出现。这是契丹的一个作战优势。

刘廷让在数重包围圈中，战马倒毙，换了一匹战马，在千难万难的军中空隙间，跑了出来，史称“仅以身免”，仅仅够得上只身逃出险阵。而宋师，“全军皆没，死者数万人”。

宋将李敬源（此人始终未详何官何职）、高阳关部署杨重进在力战中阵亡，骁将张思钧被俘。

契丹将大宋将士阵亡者的尸体收集起来，筑成“京观”，炫耀他们的兵威、武功、战绩。

君子馆，大宋永远的伤心之地！

朝廷后来处理此事，知道瀛洲之败，李继隆没有按约定发出援兵是原因之一，因此并没有处罚刘廷让，对李继隆的处罚也不重。转年，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初，还重新任命刘廷让为雄州知州兼兵马部署。太宗起用败军之将，也有古风，他在效法春秋时的秦穆公。秦穆公曾派大将孟明视与晋国开战，两次大败，秦穆公没有责怪他，继续任用他为主帅。第三次打晋国，孟明视终于赢得胜利。但刘廷让不是孟明视，他对朝廷没有严惩李继隆心头不满，自己身体又不好，到了秋天，患病，太宗派御医赶赴雄州为他调护医治。但刘廷让上表要求回京，太宗准请的批示还没有到，刘廷让就离开治所回到汴梁。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严重了，擅离职守，契丹来了怎么办？于是被御史弹劾，按问。刘廷让痛快认罪。朝廷将他削官，发配西北商州（今陕西商洛市）。但刘廷让行至华州（今陕西华县）时，绝食而死，终年五十九岁。我认为他是负气而死。太宗想想，觉得刘廷让无辜，一世英名在“君子馆之战”中付诸东流，而主要责任并不在他。于是有了感念之心，赠他一个太师之官，算是对死者和死者家属的安慰。

马知节有备无患

宋师败后，整个河北防线都丧失了斗志。各个要塞都没有多少禁军，守城者多为厢军，没有防备，根本守不住，契丹在河北境内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连克多个州郡，纵兵大掠。河北人民陷入苦难之中。在文安县，契丹主试图招降守军，没有得逞，于是攻城，到了来年正月初，城破，契丹将城中壮男全部杀死，俘虏老幼妇女，而后班师。

只在一个地方遭遇了顽强抵抗，并且没有攻克城池。那是博州。此地在今天的山东聊城，但宋时归河北管辖，地当河北山东交界处。守将乃是马知节。他是太祖时名将马全义之子。太宗践祚后，以父荫补供奉官。十八岁那年，做彭州（今属四川）监军。一般人没有瞧得上这个娃娃，但这娃娃治理军队却严格有法，军中怕他像怕老将。后来又到潭州（治所在湖南长沙）监军，当时太守为何承矩，治理地方有办法，还很文雅，马知节很钦慕，从此一改志向，认真读书。这次契丹“君子馆之战”获胜，马知节闻讯后，马上组织兵民完善城垒，修整兵器，积蓄粮草，核定军士，登记壮丁，严整有序地准备了十五天。当时的吏民都认为他“生事”，不料十五天后，契丹大兵到了。但是看到城垒完好，城中部署得当，知道攻克此城难度太大，一旦顿兵于此，大宋援军到后，没有胜算，于是转悠几圈，最后撤退了。博州吏民这才赞叹马知节的眼光。

契丹进入边塞，一般没有更多粮草供给，基本靠抢掠满足需要，史称“利夫虏获”，靠劫掠来获利。大宋于是有了“清野坚壁”的策略，以此来挫抑契丹的“虏获”。但是契丹一旦越过边境要塞，河北平原几乎没有驰骋障碍，于是草原大兵散处于原野之间，成为一股一股的小部队，直接从庄稼地里抢获中原收成。太宗为此特意颁下一道策略，史称“圣谋”：选骁勇骑士，并招募禁卫军中有胆略的士卒，让他们带领小分队，在契丹活动地区，分成数十队，乃至上百队，埋伏在边境稍内要害之地，等到敌人来侵略，就与宋师一表一里，抓住战机剪灭契丹的一个个小股部队。这应该是大宋最有意味的“游击”作战。“游击”战士们，白天到处虚张旗帜，依托平原地区有限的林木，作为掩体，让契丹不知宋师虚实，恐惧生疑；晚上则潜伏于郊野，擂动战鼓，让契丹心惊，仿佛感受到腹背受敌，不敢轻出妄动。而宋师则互相知道底细，可以相互增援——东边袭击，契丹奔赴东边迎敌，但西边的战鼓响了，如此往复不已，则让契丹疲于奔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河北农民的财产利益。

马知节赞同太宗这个“圣谋”，更补充一个意见：“北面边境之地，看似横亘几百里，好像很长，但要害之地就几处，最重要的是从冀北通往西山的一路。宋师可在此地列阵，各设奇兵为应援，使契丹长久不能进入。等到敌人疲惫之际，就用偏师轻骑去迫近它，袭扰它。如果契丹来犯我境，我军可以深入到敌后力战，他们将颠簸奔波，自顾不暇了。”

太宗可能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西北夏州首领李继迁，一直在大宋和契丹之间走钢丝。现在看到契丹大胜，马上一边倒，向契丹表示：愿意跟契丹联姻，如此，我西夏将永远做契丹的藩辅之邦。萧太后当即懂得这之中的政治分量，然后以契丹主名义下诏：皇族中的一位节度使的女儿封为义成公主，下嫁西夏李继迁，并赐马三千匹。

大宋西北又多了一个劲敌。

契丹河北得手后，开始放心大胆地在晋北用兵。

张齐贤那里顿时紧张起来。

厢兵“一以当百”

契丹大军出现在代州城下时，守城司令马正打开南门，率本部出城列阵迎敌，敌众我寡，战斗进行中，有了渐渐不支的倾向。而副司令卢汉赟却组织守军加固城防，不敢出城。这样下去就等于将马正一部葬送敌阵。书生张齐贤见势不妙，当即将早有准备的两千厢军组织起来，“誓众感慨”，一番誓师动员，慷慨激昂，厢军都被鼓舞起来。于是再开城门，张齐贤亲率这一批从未经历战阵的代州儿郎，从马正阵营的右面绕过，直击敌阵。援兵突现的战争威力再一次呈现出来，马正一部顿时振作，契丹敌寇当即惊慌。张齐贤这位书生，初临战阵，有忘死舍生的功能场。据说张齐贤长得“体质丰大”，身材胖大，骑在马上，驰骋冲突起来，也很有重量感。他训练的这一支队伍，史上给了四字评语：“一以当百”。契丹在忽然出现两千人惊天的呼喊中，胆怯了。于是“却走”。这两个字有意思，战场之“却”，就是“退却”；“走”，在古汉语中，往往就是“跑”，所以“却走”的准确意思就是“跑着退却”，也即“在退却中奔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逃跑”。张齐贤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取得了代州保卫战的胜利。

这一战的意义主要在厢军——如果训练得法，厢军可以一战。

史上的厢军往往不能战。“君子馆之战”后，契丹掳掠河北，历史记录中有言：“时沿边疮痍之卒不满万，计料乡民为兵，皆白徒，未尝习战，故辽师所至长驱……”当时沿边诸州郡经历战乱创伤之后的守兵不满万人，于是合计乡民为厢军，但这些人都是未经训练的士兵，所以契丹得以在各地长驱直入……

张齐贤开了个头。这对大宋兵制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挑战。大宋“强干弱枝”，只需要中央禁军作战，不要地方武装强大的国策，三百年没有变。违背这个国策，即有坐大藩镇的可能，那是经历过五代割据之苦的大宋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朝廷必有抑制地方的对策出现……

“代州之战”还没有完。契丹还在集结兵力，准备再来。

当初，张齐贤曾经派间谍给潘美送信，如果代州开战，请潘美率并州三交口主力以援军姿态来参与会战。但是不幸，这个间谍在返回路途中被契丹俘获。张齐贤知道这个消息后，很是忧虑，他担心潘美援军路上遭遇契丹“打援”——而从三交口到代州城下，路程虽然不远，但地势复杂，很容易设伏。他正在开始想对策时，潘美间谍送来消息，潘美一部来援代州，已经行进四十里，但是“君子馆之战”失利后，太宗发来密诏：并州所部不得出战，因此援军撤回。

张齐贤得信，一喜一忧。喜的是潘美援军不至于遭遇契丹“打援”了；忧的是，如何对付正在向着代州异动的契丹？

兵法有言：“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天地间沙场上，阴阳协调，有无相生，变化中自有机运。机运不是人力可以刻意设计的，刻意设计则很难成功。现在，机运来了——“敌知美来，不知美退”，敌人知道潘美要来，但不知道潘美已退！

瞬间，张齐贤那个熟读圣贤书的脑瓜里，一个优秀创意出现了。

此际，契丹大军在代州附近的山川之中，到处都是。而且行动迅速。张齐贤看着潘美派来的这个使者，担心他如果回去，路上被俘，契丹会得知潘美不来代州的消息，那样，契丹就会重新部署战役作战方案，而无法实现我张齐贤的创意。于是，出于信息保密的原则，他将这位使者暂时关在一间密室中锁了。

当天夜里，他派出精干军士两百人，每人带一面旗帜、一把柴禾，到距离州城西南三十里的地方，散开，排列旗帜，燃烧柴薪。

契丹行动很快，张齐贤很快判断出契丹的战略意图是：趁潘美未到之前，攻克代州。

张齐贤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计划实施。

于是，契丹远远地看到了火光，又见那燕尾军旗在火光中时隐时现。根据此前得到的情报，契丹判断，潘美大军已经到了。虽然契丹主帅有准备，但士兵没有准备，再说，两百面旗帜断断续续地展开，迤逦几里路长，这是先锋部队的架势，主力部队有多少还难说呢。而此前，潘美连下“山后”数个州郡，也是赫赫战功。于是敌方有了恐惧，史称“骇而北走”，惶惧害怕向北逃走。

但张齐贤早已另外安排了伏兵两千人，在一个叫土嶝寨的地方等候着了。

看到“却走”中队伍不整的契丹兵，一声炮响，“掩击”，冲杀袭击过来。斗阵中，契丹无法辨别这股生猛力量有多少人。刚刚看到的那两百面燕尾旗，还在眼前虚幻地晃动。于是，契丹全面溃败。宋师擒获契丹北大王的儿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帐前舍利，又作帐前锡里，是掌管皇族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斩首两千余级，俘五百余人，获马千余匹，车帐、牛羊、器甲甚众。

此一役，大胜。

宋人陈师道有《后山谈丛》，内中一条说到神宗时名臣张方平。当时已经与契丹有和约，停战多年，但每年还是要“赐”给契丹金银财货。按照惯例，每次给契丹财货，都要堆积在殿下，请二府也即枢密院与政事堂官员来观看。有人看了后说：“天子修贡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战胜也！”张方平说：“陛下知道我大宋与契丹有过多少战事？胜负几何？”二府官员都不知道，神宗问张方平。张方平说：“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尔，陛下视和与战孰便？”史称“上善之”，神宗皇上认为他说得有道理。

张方平乃是大宋一等一的人物之一。不过他说大宋与契丹八十一战，只有张齐贤代州一役为胜仗，却不是事实。事实是，大宋与契丹“战役”而不是“战术”“战争”性质的战事，在太祖一朝没有发生，在太宗、真宗两朝总约四十场，其中大宋胜仗为多。但事情过去几十年，张齐贤的一场“代州之战”还是被人记住，可见影响之大。

无耻之徒卢汉赟

整个“土嶝寨战役”，不见卢汉赟等代州守军的出击或配合，这就是张齐贤自己训练出来的厢军的一次独立战绩。但张齐贤出于“和为贵”的圣贤思路，要城防司令自己报功，卢汉赟很无耻，就上了一道报捷的奏章，把一场军功揽到自己头上。太宗“优诏褒答”，用褒美的文字颁下嘉奖诏书。但事后，知道这位卢汉赟先生并未与契丹接战，给了他降级处理。大宋仁宗朝编撰的《武经总要·后集》卷二，有《明赏罚》章，其中一条为“将帅不和必败”。这一条举出了几个战例，其中之一是唐代讨伐突厥故实。淮阳王李道玄率军到河北驱逐突厥，要副将史万宝继进。但二人不和，史万宝等到李道玄深入敌阵后，借故不进，结果李道玄兵败失利。

张齐贤熟悉大宋将帅心态，他已经看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定北汉之战，郭进与田钦祚不和；随后“乘胜取燕蓟”战争中，潘美与曹翰不和；雍熙三年（986）第二次北伐幽燕，曹彬与崔彦进不和；雁北战役中，王侁与杨业不和；这一次代州保卫战，很明显，潘美不给力，而卢汉赟并不配合张齐贤。

“将帅不和必败”。大宋在仁宗朝，已经总结出这个带着历史无数鲜血的战场规律。而在张齐贤时代，他还在孤独地承受着这个规律性后果。所以他要将代州保卫战的荣誉推给卢汉赟，期待能在以后的战争中获得他的一点点支援，为大宋社稷，为大宋子民，做一点好事。

几年之后，端拱元年（988）的一个冬天，张齐贤升职，拜为工部侍郎，仍旧知代州。这时，契丹又来南侵，一路走大石路。张齐贤预先检阅了自己训练的厢兵千人，分为二部，屯扎在繁畤、崞县（均属山西，在晋北）二地。并下令说：

“代西有寇，则崞县之师应之；代东有寇，则繁畤之师应之。比接战，则郡兵集矣。”

如果代州西部有贼寇来袭，则崞县一部应援；代州东部有贼寇，则繁畤一部应援。等到接战时，代州大军就会和你们会合在一起了。

厢兵虽然人数不多，但按照这个安排，则属于奇兵。代州主力与契丹大战之际，忽听一声炮响，斜刺里杀出一支不曾提防的生力军来，即可沙场夺气。这是屡试不爽的战术规律。张齐贤排兵布阵，深得兵法之要。史书记载，果然，到了打仗那一天，敌寇从东部而来，繁畤援军呼啸而出，契丹大败。

时未至，势未成

为了解决边塞地区转输粮草的难题，张齐贤还在端拱二年，在代州置屯田，为边塞后勤保障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当初第一次北伐时，张齐贤就持反对意见，曾经触忤太宗，不料一次、二次北伐全都失败，太宗意识到张齐贤所言有理，于是多次自我检讨，承担起“雍熙北伐”战败的主要责任。所以，当“老于边事”的杨老令公也没有了时，晋北防御问题就凸显出来。

晋北怎么办？

大宋怎么办？

太宗想起太祖赵匡胤当初对张齐贤的推荐，于是，老老实实地向张齐贤请教“御戎计策”，抵御契丹的战略规划。

但张齐贤已经没有什么“计策”。这不是他无此智慧，恰恰相反，他正陷入在“智慧的痛苦”中。举朝没有足以对付萧太后、耶律休哥的人物，这个总体态势，张齐贤有感觉，除了张洎、田锡等少数人外，举朝很少有人能懂。大宋在太宗一朝，在“收兵权”的逻辑转换为“抑制武将”之后，将帅们已经很难自由地呈现军事天才。何况，隐秘状态下的“将帅不和”，已经成为大宋武略的痼疾，这是人性的弱点，圣贤再生也无奈。而且不便于说破，说破，于己无益，于事无益。于是，当太宗这个自负深通兵法、演绎“平戎万全阵图”的帝王，在深自愧悔中，“不耻下问”时，张齐贤有了难堪——他不能将自己的感觉说出来，但也确实拿不出更智慧的“计策”来实现大宋志在恢复汉唐旧疆的梦想。

邦国未来之军政，他唯有求助于“乘势”“乘时”，以自我安慰。而现在，“时未至，势未成”。于是，时任左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张齐贤先生，在太宗向他请教边事时，反过来向太宗请求驻守边关，愿意权知代州，顶替杨业的位置。于是，有了这一役“代州保卫战”。

唐河之战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北伐遭遇岐沟关大败之后，宋与契丹并未停止战争。到至道三年（997）太宗驾崩之前，近十年间，够得上规模的大战，可以约略统计为“契丹攻宋束城之战”“契丹攻宋唐河之战”“契丹攻宋易州之战”“宋攻契丹徐河之战”“契丹攻宋子河汊之战”“契丹攻宋雄州之战”“契丹攻宋永安之战”等。期间，太宗还要对付四川的“王小波李顺起事”“焦四起事”“宋斌起事”，以及令人头痛的西夏反复无常的犯边。但这期间，契丹日子也不好过，除了对付大宋的七场战事之外，还要另外经历着“契丹与高丽之战”“契丹与党项之战”，以及更多的对付内部叛乱的一场场小规模战事。十年十几场战事，两国间的这类紧张与痛苦，渐渐令双方的政治家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战争，是必需的吗？

大宋在地缘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恢复汉唐旧疆”，次一级的理想是收复石敬瑭的割地“燕云十六州”；契丹地缘政治的最高理想是“占据黄河以北”，次一级的理想是收复周世宗夺去的“关南之地”。目前，各自暂时为了达到次一级的地缘目的而战。

到了宋真宗时期，契丹萧太后，大宋真宗帝，各自想明白了：各自的最高理想根本不可能达到；各自的次一级理想也不可能达到。如果都不可能达到，那么，就可以不要战争，于是有“澶渊之盟”。

但在各自还没有想明白之前，拉锯战式的战争，或战争冒险，就成为一种自以为是的政治选择，于是，紧张与痛苦，不可避免。

“契丹攻宋束城之战”，发生在雍熙四年（987）春正月。这是“岐沟关之战”后，大宋与契丹的第一场战事，契丹国主耶律隆绪率主力主动来攻宋境，带有明显报复性质。

束城，在今天的河北河间东北方向，守卫不利，被契丹攻破，纵兵大掠。随后，大兵又来到文安，派人招降，文安不从，又被契丹击破，将城中丁壮全部杀光，俘虏老幼而去。文安一战，几乎成为空城。

耶律隆绪回到幽州，也即他们的南京，在元和殿，大赏将士。

到了春天，耶律隆绪还到长春宫去赏花钓鱼，以牡丹花遍赐近臣，欢宴了好几天。契丹上下，一派好心情。

大败大宋，让契丹振奋。耶律隆绪感到萧太后功高无比，于是在南京也即幽州，率百官给萧太后上了个尊号：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群臣又恭维耶律隆绪也不简单，也上一个尊号：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

与此同时，契丹开始有了乘胜攻宋的谋划。

大宋，则经历了悲情时刻。

宋太宗下诏，赦免雍熙北伐中战败的将士之罪，掩埋暴露的尸骸，死于阵战的士卒，都给予了抚恤金；文官武官的烈士子孙都被录用为官，享受国家补贴。另外还蠲免了战火为害最重的河北农民所应交的租税，具体安排是：被契丹蹂躏的地区，三年免租税；宋师所过地区，二年免；其余地区，免一年。

正做着汉南国王的钱俶，在岐沟关护驾有功，为武胜军节度使，徙封为南阳国王；不久，又改封为许王。

大宋已经开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契丹则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于是，半年多之后，契丹自以为准备妥当，在耶律隆绪的率领下，开始了“契丹攻宋唐河之战”。

这时是大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秋天，草肥马壮的季节，天时利于契丹。

契丹骑兵在南下中，首战涿州。宋师守军异常顽强，在孤立无援的条件下，固守。但契丹这一次来的是草原主力，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人都在。涿州没有援军，打败了契丹多次进攻，最后城破，契丹太师萧挞凛和驸马萧勤德都在入城时中箭。萧勤德伤势尤重，契丹国主耶律隆绪派出御车将他送回国内就医。

攻破涿州后，契丹又连下河北霸县附近的沙堆驿、益津关，来到了徐水附近的长城口。大宋定州守将李兴率部下与契丹苦斗，不利，大败。契丹大兵攻入长城，宋军在突围中，被契丹兵斩杀大半。

于是契丹乘胜攻下了战略要地满城。

太宗派出了当年“岐沟关之战”中，畏缩不前的大将李继隆为河北定州都部署，抵御契丹。

李继隆增援满城，初战，没有胜，契丹耶律休哥带领八万铁骑与宋师寻机决战。李继隆迎战，有了斩获。但这时候接到太宗诏书，诏书主题词是：固守。于是李继隆退保唐河，一面向镇州都部署郭守文请求增援。

定州、镇州，本来就呈掎角之势，相互增援，乃是战争必然态势。

随后，契丹又下祁州（今河北无极）、新乐，来到唐河（大清河的支流，干流在河北西部），屯扎、休整。

李继隆在唐河北岸设伏兵，准备在耶律休哥过河时，发起背后袭击。但耶律休哥似乎有天然的战争感觉，他感觉到背后的凶险，于是，先打大宋伏兵。李继隆看到计划没法实施，就派出猛将荆嗣跨河救援这股伏兵。荆嗣不凡，将伏兵带领到河边后，合兵一处，列为三阵，做背水之战。

背水，是胜负手，或胜或负，其中天机无人知晓。史上韩信有背水之胜，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背水列阵就可以胜利。耶律休哥见状，率领主力冲荡这支背水阵。荆嗣与契丹大战几个回合，来来回回，最后还是支撑不住，退回河水之南。

耶律休哥大败

冬天来临之际，契丹准备越过唐河南下。大宋诸将得到消息，准备按照诏书主题词“固守”要塞，坚壁清野，不与契丹接触。这时，定州监军袁继忠发表了一个男人将军的意见：

“契丹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灭，令长驱深入，侵略它郡，谋自安之计可也，岂折冲御侮之用乎！我将身先士卒，死于敌矣！”

定州大军数万人，契丹攻取定州有困难，但大有绕过定州，继续南下的计划。这样，就等于将定州抛在身后，历史上，契丹常常这么打仗，而且不担心宋师会袭击他的身后。这类“蛙跳”式战术，让袁继忠感到了耻辱。他说这番话时，史称“辞气慷慨，众皆伏”，他用自己的廉耻感，感召了众将。但太宗派来的中黄门林延寿等五人，还是拿着诏书，要求诸将不要轻举妄动。这时，都部署李继隆，这位负责下最后决心的统帅说：

“阃外之事，将帅得专焉。往年河间不即死者，固将有以报国家耳！”朝廷之外的沙场战事，将帅可以专断处理。往年我李继隆没有在河间战役中战死，就是要留着有一天会报效国家，现在，报效国家的时刻到了！

说罢，就与袁继忠准备出战迎敌。

李继隆部下有一支静塞军，骑兵。

静塞军，诸说不一，有说为今属河北张家口地区，有说为今属山西代县地区，应该是河北北部与山西北部交界处一带。这里曾有兵民自发组织的骑兵，作战骁勇，后来各部将军都愿意收编静塞军骑兵，导致静塞空虚，不能守卫，落入契丹境内。有一支静塞军骑兵被李继隆收编，待遇优厚，所以骑兵们对李继隆言听计从，愿效死命。

现在，李继隆以这支骁勇的静塞军骑兵为先锋，几千精锐呈扇状，向耶律休哥发起了攻击。当耶律休哥试图组织起反击时，为时已晚。静塞军进入契丹阵营，没有可以阻挡他们的力量。当契丹阵营指挥失灵时，李继隆发现了扩大胜利的战机，于是，挥动战旗，麾下万余精骑跟进，契丹八万精骑，就在一瞬间没有了气场。战神一般的耶律休哥，尝到了失败的苦果。契丹兵在散发着汗臭味的静塞军攻击下感到了大宋吓人的“蛮力”。于是，阵型有序的结构散了，在溃败中，被宋师追逐砍杀。镇州都部署的郭守文大军也已经到了。耶律休哥败局已定，无力回天，遁回幽州。满城再次被宋师夺回。

此一役，宋师击溃契丹八万人，斩首一万五千级，获战马万匹。

契丹并未因为唐河之战失利而收兵，随后又有了“契丹攻宋易州之战”。

几个月之后，已经是大宋端拱二年（989），春天，契丹主耶律隆绪率军来攻取河北易州。契丹大兵向易州开进时，刚刚被宋师收复的满城守军出师增援易州，但被契丹铁林军击退，宋师五名指挥使被俘。铁林军，是契丹最精锐的铁甲骑兵，与大宋静塞军骑兵有一拼。契丹打援成功后，即组织主力攻城，易州破，刺史刘墀投降，守城将士南逃，契丹邀击，几乎没有多少人逃跑成功。随后，契丹安排自己人守易州，耶律隆绪登上易州五花楼，“抚谕”易州军民一番后，将原易州军民全部迁往幽州城。

备边之策

端拱二年（989）正月，太宗召集群臣各自陈说“备边之策”。

右正言温仲舒、户部郎中张洎、直史馆王禹偁、知制诰田锡，宰辅李昉、宋琪等人都献上了长篇议论，但意见大同小异，我替他们合并同类项，综合起来，大略有七条建议：

一、朝廷应该“修德”，罢天下不急之务，做好自己家的事，让天下都知道大宋是一块王道乐土，这样，契丹将不战而降。

二、选择将才，信任将才。赏罚严明，否则兵多无用。

三、在河北边境，建立三座重兵要塞，各领10万精兵，互为犄角，常年驻扎，可以免去河南和中原各道的粮草转运之苦。

四、多设间谍，细作，了解契丹内部状况。并设法分化瓦解契丹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争取以夷攻夷。

五、攻取幽州，不应从南往北仰攻，而应从北、从西，俯攻。

六、以后有战争动员，应该跟宰辅商议，皇上不得自己做主。雍熙北伐，就是因为没有跟宰辅商议，导致大败。

七、皇帝应该放下尊严，屈己求和，结束兵火连年的战争状态。

每一条意见都够重要，其中第一条“修德”，几乎每个谏臣都会提及，就像他们事先早已商量好了，统一口径一般。这一个回合中，时任右拾遗、直史馆的王禹偁，他的意见堪称代表。他引用《庄子·逍遥游》中“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说法，将儒学和道家意见融汇为一体，说出了一番以后的“主和派”们都会论及的一个意见：修德以来远人。

他的意见史称“御戎十策”，皇皇数千言，分为“内五条”“外五条”，“修德”的意见出自“内五条”之四，他说：

“不贵虚名，戒无益也。且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迹用不彰，品物自化；道德既丧，功名始生。五帝犹能不伐，三代多或自矜。讨蛮夷则重困生灵，得土地则空标史策，祸败之本，何莫由斯。今万国骏奔，四民康乐，惟兹北狄，未服中原。以臣思之，恐宗庙之灵，天地之意，虑陛下骄於大宝，怠於万机，用广圣谟，以为儆戒。诚宜作备边之计，示忧民之心，不必轻用雄帅，深入敌境，竭苍生之众力，务青史之虚名。如此，则天道顺，人心悦，年岁之间，可缓图也。”

不以虚名为贵，是为了警戒无益之事。况且圣人不求名、神人不求功。所有的行迹大用都不彰显，而万物自然演化；到了道德沦丧，人间才有了功名之心。五帝时代还能做到不自我表扬，但三代时就有了自满得意之情。讨伐蛮夷就会给国计民生带来困境，得到土地，不过是无所用地标榜于史册而已。国家祸败的根本，没有不从这里开始的。现而今，天下各地都在前进，四方士庶都很康乐，只有北方这个契丹，还没有归附中原。以我的思考，这恐怕是宗庙天地有意味的安排，神灵们担心陛下获得帝位而骄矜，怕陛下在万机之中有所懈怠，留着北狄，可以扩展帝王之宏猷，以此作为警戒。当然应该做好备边的大计，明白展示忧民之心；但不必轻于选用精兵雄师，深入敌境，以战争来竭尽苍生之民力，务求青史之虚名。如此，则天道顺畅，人心愉悦。年来岁往，可以慢慢图谋。

这些谏臣们的意见，谈得比较实在的是第二、第三条，但恰恰是这两条，大宋操作起来，难度最大。

因为五代以来的藩镇，就是这样演成的。一旦边帅坐大，且拥有十万之众，上下号令一致，这就是一支“兵强马壮”的武装力量。五代以来，只要武夫拥有了这样的武装力量，他自己不想反，但部下邀赏，要建不世之功，造反，这一场“买卖”就是最便捷的。几十年间，十几场兵变，如出一辙。太祖时代，尚有“驾驭群雄”的宏猷手段，太宗已经相形见绌。他不敢为三镇将帅常年各予十万精兵。那样，太危险。太宗以后，如何令边帅有效抑制北部侵略者，同时又必须保证不出现“黄袍加身”的藩镇兵变，是十几位皇帝共同的内部紧张。所有明白此理的大臣，都会被给予厚望，都会心照不宣地推演“偃武兴文”的国家政策，“抑制兵权”的统御手段，没有一次、没有一人，例外。

临时镇守者

理解大宋之“弱”，这是一把密钥。

所以，大宋所有的边帅，都是“临时”镇守者，都是朝廷、皇帝临时临事派出的“差遣”。“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是所有带兵统帅与打仗士兵的基本态势。这样的武装力量抵御外侵，需要高超的管理技巧。

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可笑的职官制度。在这种制度推行条件下，虽然抵御契丹、金兵、蒙元，有得有失，更在最后决战中，社稷倾覆，但一个重要成果则是：大宋三百年，没有出现藩镇之乱。如果熟悉五代藩镇割据中的士庶苦难，应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藩镇问题，东周列国，就是“封建”外表下的“藩镇”之实；秦代没有解决，六国后裔以及郡县治下的团块割据，已经是藩镇模型。汉代没有解决，东汉藩镇，愈演愈烈。魏晋没有解决，一些大战，其实就是在藩镇与藩镇之间的战争。大唐没有解决，从安禄山开始，“权反在下”的藩镇实质，已经开始不断上演。五代尤其没有解决，所有的战事，几乎就是藩镇之争。大明事实上也没有解决——燕王朱棣就是一大藩镇，宁王朱宸濠就是一大藩镇，晚明更有各路藩王。大清事实上也没有彻底解决——清末“东南互保”以及更多军阀自立，都是藩镇传统。民国事实上也没有根本解决，熟悉近代史的都知晓民国乱象的根本。如此看，近三千年历史中，彻底解决藩镇问题的只有大宋帝国三百年。中国，只有三百年时间，是持续性不存在藩镇之害的时期。

当联邦或邦联，作为一种政体模型还远不为人所知，且没有规则可以恪守的条件下，统一，就是秩序原理下的较优政治选择。

端拱二年，中国的知识精英，他们的这些上言，张洎、田锡、张齐贤有相似感觉：大宋，现在还没有可以底定天下、犁庭扫穴的“虎臣”人物。“乘胜取幽蓟”，兵锋“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还不过是一个辉煌梦想。这是一种深刻的悲剧感：大宋无可遣之将，因此，现在，太宗一朝，还远不是可以“恢复汉唐旧疆”的时期。

张洎甚至不为悲哀地说：“倘或争锋燕蓟之郊，委众凡庸之手，徒淹岁月，莫计否臧，臣恐上帝不降灵，中原不解甲，方从兹始。”如果现在就是在幽蓟土地上与契丹争锋，却把这种严肃沉重的争锋任务交给“凡庸”之辈的手上，白白耽误岁月工夫，也不去计较正确与否，臣恐怕上帝不会福佑我大宋、中原兵连祸结不会解甲的苦日子，就要从现在开始了。

田锡在上疏中甚至直言：“昔吴起为将，为士卒吮痈。霍去病为将，汉帝欲为治第，去病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未喻陛下以今之将帅有如吴起、霍去病否？若以臣见，即将帅必无其人。何以知之，将帅肯与士卒吮痈乎？若赐第宅，其肯辞乎？将帅非才，即无威名，何以使匈奴望风而惧！”过去吴起做魏国统帅时，士卒身上长疮，他曾经为士卒吸脓；霍去病在大汉为将时，汉帝要为他置办府邸，霍去病说：“匈奴还没有扫灭呢，怎么可以顾到家！”臣不知道陛下您看看，今天的这些将帅有没有如吴起、霍去病这样的人物？如果由我看，大宋将帅中，一定没有这样的人。怎么知道呢？现在的将帅有能给士卒吸脓的吗？有那种赐给他宅子，他推辞不要的吗？将帅不是这种材料，就不会有威名，没有威名，如何可以使契丹闻而生畏呢？

为何没有这样的“虎臣”？

原因种种，天缘、时运等，都是，但大宋出于抑制藩镇，防患于未然的心理底线、政治底线、策略底线是一大关节。没有办法，大宋国运如斯。五代乱世的记忆，过于残酷了，没有人愿意重温藩镇之苦，回到中原战火之中去——而宁肯冒险在抵御外敌之中，心存侥幸。

大宋的地缘环境太恶劣了。大宋的深刻悲剧在此。

“黑面大王”尹继伦

诸臣上疏，对宋太宗有触动。他的战略防御思想开始慢慢成型，对契丹求和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不久又发生了“宋攻契丹徐河之战”，大宋胜利，在胜利中，太宗没有得意，而是更冷静地开始思索大宋未来的命运。

“徐河之战”是一场有着传奇性的战役。

威虏军，在河北徐水县西部约二十里，古称遂县。此地与易州、涿州接壤，易州、涿州失守后，威虏军成为边境要塞。这里设施简陋，近来粮草也有问题，太宗得到消息后，让远在定州的李继隆派镇州、定州的大军，护送转运粮草到威虏军。定州在威虏军西南方向约一百五十里，护送几千车军粮，大军要走两天多。耶律休哥就在附近，随时会以骑兵“邀击”，李继隆不敢大意，派出定州路副都部署范廷召带领大军小心翼翼地往东北方向行进。而耶律休哥果然得到消息，果然前来“邀击”。他组织起数万骑兵来，从幽州方向往西往南，准备路上劫持。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位黑脸大宋军官。

此人乃是尹继伦，大宋崇义使、北面缘边都巡检，正在负责边境线上的治安巡逻工作。此时，跟着他的只有步骑千余人。

耶律休哥远远地发现了他，但他仅仅打量了一番尹继伦这支宪兵队伍，就果断决定：不搭理他。

一千多人，在辽阔的平原上，十几里距离望去，一条线段而已。契丹几万铁骑，有更重要的活儿要干——他想要那几千车粮草。

于是，耶律休哥几乎头也不回，继续西行。

尹继伦一开始也很恐惧，但发现契丹对他视若无睹。他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这几万铁骑，轰隆轰隆地从远处不停留地奔驰而去。这边大地都能感觉到铁蹄下的震动。

尹继伦一下子就明白了形势利弊，当即做出一个凡庸之辈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以我千余步骑，从背后袭击契丹几万精骑。他对麾下诸人说：

“寇蔑视我尔。彼南出而捷，还则乘胜驱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于我，将无遗类矣。为今日计，但当卷甲衔枚以蹑之。彼锐气前趣，不虞我之至，力战而胜，足以自树。纵死犹不失为忠义，岂可泯然而死，为胡地鬼乎！”

敌寇太蔑视我们啦！看这形势，他们如果南下取得大捷，回来时，就会乘胜驱逐我们，之后，北去；如果不能大捷，必将拿我等泄愤，那时，面对面决战，我们一个活口也留不下。为今日这事合计，咱们最好就是把叮了当啷响的盔甲之类暂时收了，人人衔枚而行，悄悄地跟上他们。他们正在想着往前赶任务，不会想着我们到了。这时候，乘敌不备，奋力作战，如果能胜，足以自树大功；就是不胜，纵然战死，也不失为国家忠义之士！我等男儿，岂可不明不白没有作为地死掉，做胡虏之地的野鬼呢！

“纵死犹不失为忠义”，极大激励了众人，史称“众皆愤激从命”。

尹继伦敢于如此“冒险”，也有底牌，他知道耶律休哥的几万铁骑是奔着李继隆去的，李继隆自应有部署。

尹继伦命令军中将马匹喂饱，等到夜半之后，人人带上短兵器，夜色保护下，行走数十里之后，悄悄接近了契丹铁骑。

这里在唐河、徐河之间。天还没有亮，李继隆已经得知有敌兵来抄掠辎重，已经布好战阵，以逸待劳，等敌人前来。这时契丹开始吃早饭，准备早饭后发起冲击。尹继伦再一次判断形势后，不失时机地从敌后开始了凌厉攻势。

上千人的呼喊，在河北平原的熹微黎明中，也有一种震撼力。当金属的刀剑碰撞中的清脆响声传来时，契丹骑兵再次上马都来不及了。契丹骑兵是重装备，上马下马要整理很多零碎，都要时间，尹继伦则是短衣襟、小打扮，上千人出现时，仿佛一群来历不明的剑侠，加上几百骑兵的冲撞，契丹已经大乱。尹继伦当场杀死了契丹一名“皮室”，也就是他们的相官。敌营见“皮室”已死，大惊之下，溃散。耶律休哥也在营中，闻听动静，吓得筷子都掉落地上，这时短兵已经到了他的跟前，一刀砍中他的肩膀，伤很重，于是来不及组织反击，乘上一匹最好的马，抢先逃遁。

两军相交，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兵败如山倒。契丹于是开始了百里长逃，而尹继伦与范廷召合兵一处，自后追击不舍；定州又有副都部署孔守正，借着敌人逃兵，在曹河附近大战，砍掉了敌人的帅官三十多人，过河时，契丹自相践踏而死者无数。从此以后，敌人不敢大规模入寇。因为尹继伦脸色发黑，所以契丹互相提醒戒备说：“当避黑面大王！”

“徐河之战”对契丹影响很大。淳化年间，有一个被契丹俘虏的著作佐郎孙崇谏从草原逃回来，太宗向他询问边境事宜，他还说到“徐河之战”契丹被夺气，常常是一说起尹继伦的大名，契丹就不知所措。有契丹“战神”之称的耶律休哥居然被名不见经传的尹继伦打败，而且身负重伤，而且尹继伦只有千余人，一半多还都是步兵。这事怎么想都不可思议。契丹服了。

太宗很高兴，提拔了尹继伦，做深州团练使，并领本部兵马做本州驻泊兵马部署，成为前线总司令。至道二年（996），太宗派兵西征，讨伐西夏李继迁，当时由大将李继隆从灵环路（灵州、环州路，均在西北）前往，但李继隆发兵迟缓，太宗发怒，急忙召尹继伦入京，以河西兵马都监身份再拜为灵州、庆州兵马副都部署，要以此来“夹辅”李继隆。但这时尹继伦已经生病，勉强起来受诏。太宗听说他嗜酒，就在他上任前，将最好的御酒赐给他，让他带上。但他到了庆州，就病故了，年龄只有五十岁。

尹继伦也是一奇人，天假其年，应该有更不俗的成就。

“徐河之战”，大宋虽然取得胜利，但从此却再也没有主动向契丹发起过攻击，战略防御国策，开始落实。

从今天山西昔阳县的甘陶河到今天天津的塘沽海口，利用原来已有的河流沟渠，蓄水筑堤，将它们沟通联络为一条贯通的水道，东西屈曲900里许，南北参差60里许，成为失去“燕云十六州”之后的大宋“天设险固”。这一条水道湿地，被真宗朝的知雄州何承矩赞誉为“真地利也”。太宗在这900里连绵河道的边境上，建起要塞28个，联络点125个，并任命朝官11人，戍卒3000人，巡逻舟100艘，往来巡警，屏蔽奸细和军事欺诈。这一战略防御设施，到了真宗咸平年间，有所放松，真宗甚至下诏，允许边境线上南北之地自由展开公私贸易，人马在河水两旁来往，南边的宋人往往要越过拒马河到北境去购买马匹。当时还没有签署“澶渊之盟”，何承矩认为这样很危险，就讲述了太宗时代的这种设施，“缓急之备，大为要害”，边境上有了紧急情况，日常警惕是很重要的。真宗接受了这个意见，追回了前面的诏书。

此后，这900里水道，成为大宋与契丹的“国境线”。

子河汊大捷

大宋不去招惹契丹，但契丹却屡屡来撩拨大宋。于是又有“契丹攻宋子河汊之战”。这时已经是大宋淳化五年（994）末、至道元年（995）初，距离“徐河之战”已经过去近六年。这六年间，大宋还经历了与西夏的两场战事，平定了内部的两场民乱；而契丹，也曾有过一场与高丽之间的战事。

双方都已经感到了疲惫。但疲惫之际以为对方会更疲惫，往往就会有心怀侥幸的军事冒险。太宗赵炅“惟有战耳”一句狠话，“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一篇檄文，让契丹怎么也无法忘记。

事实上，早在淳化元年（990）秋七月，契丹就有过南下的准备。他们曾经派遣特使到北岳庙去占卜，看看神是不是答应他们南下。占卜的结果是：“神不许”。史称“辽人怒”。神不允许草原大兵南下侵宋，契丹人居然大怒，然后放了一把火，将北岳庙烧毁，愤愤地回去了。

此时，契丹大将韩德威，正做着西南面招讨使，契丹西南方向的前线剿抚总司令。他是燕王韩匡嗣之子，北府宰相兼枢密使韩德让之弟。他现在已经成功地收服了陕甘宁一带的党项部族、勒浪部族，于是带领这些部族士兵，并自提万余名本部骑兵，从内蒙古南部、陕西绥德地区，往西南方向而来。

此地正当大宋北部名将折御卿的辖境。

子河汊，在内蒙古东胜县南部到陕西府谷县之间。

此前一年，宋师在讨伐西夏李继捧的战役中，折御卿以府州观察使身份增援宋师，并在此后的地方管理中，恩威并施，令银州和夏州的八千多帐吐蕃部族归附，有功，被太宗加封为永安节度使。永安军，后来改称靖康军，治所在今天的陕北府谷县，与内蒙古接壤。折御卿常年镇守此地，一直平安，并在大宋讨伐契丹时，多次出兵相助。所以契丹对折御卿又恨又怕。

韩德威向折御卿寻衅，有为契丹“雪耻”的动机。但他此次南下，似乎有意绕开折御卿的主要防御地点，也许他想在背后发起攻击。但这种大迂回式行军，不可能瞒过折御卿。

在一个叫子河汊的地方，韩德威与折御卿相遇了。

子河汊是一条山间小道，有悬崖，有溪涧。此时正是陕北的初春季节，枯寂疏野的风景中，自有一番静谧之美。埋伏在这里的府谷精兵静如林立，他们几乎是看着韩德威的万余骑兵在崎岖小路上行伍不整地走过。折御卿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在敌人的后方，发出了冲锋的命令。

任何一支部队，都无法承受突然袭击，尤其是从后面发起袭击。韩德威也不例外。契丹兵在猝然来临的攻击中，只有逃跑。但小路上回师是很困难的，很多草原兵坠落山崖。而在韩德威威逼利诱下勉强归附的勒浪部族，看到形势已变，于是反戈，率领本部，从后面截击契丹，杀掉契丹将领突厥合利等人，韩德威只身逃脱。

此一役，折御卿斩杀契丹二十多名随军的突厥太尉、司徒等高级将领，活捉吐蕃首领一人，歼灭五千多人，获马一千匹。

太宗认为这一战似有出彩之处，就派出使者去问折御卿：“西北要害之地，都屯驻劲兵，契丹是怎么进入府谷辖境的？”折御卿回答道：“敌人沿着山间峡谷小路进入，谋划从我侧后发起剽掠。但臣已经得到谍报，于是放他进来，邀击他的‘归路’，在他后部发起攻击，所以击败了他。这都是圣灵所及，不是臣之功啊！”

太宗很高兴地对左右说：“契丹小丑，轻进易退。朕常诫边将勿与争锋，待其深入，则分奇兵以断其归路，从而击之，必无遗类也，今果如吾言。”契丹小丑，往往飘忽而来飘忽而退。朕常常告诫边将，不要与他正面争锋，等到敌人深入内地，我师则分出奇兵断他的后路，两面夹击，一定会全部消灭他们。现在子河汊这一战，果然就像我说的！

左右皆呼万岁。太宗高兴，赐给折御卿大旗三十杆，以壮军威。

折御卿之死

折御卿对边关之事很上心，他应该是积劳成疾，到了冬天，病倒。韩德威得到消息，再次来犯，以报子河汊之仇。

折御卿打起精神，披挂了铠甲，出城列阵，抱病迎敌，就住宿在行营中。

韩德威得知折御卿临战，不敢前进，只在远处扎营，待机。

折御卿的母亲派人来秘密地让他回去治病，折御卿已经知道自己病重，来日无多，也挂念母亲，就流泪对来人说：

“世受国恩，边寇未灭，御卿罪也。今临敌弃士卒自便，不可。死于军中乃其分也，为白太夫人，无念我，忠孝岂两全！”

我世受国家恩泽，但边寇还没有剿灭，这是我折御卿失职之罪！现在大敌就在眼前，我丢弃士卒去自顾自，不可以。死在军中，乃是职分所在。请回去告诉太夫人，不要惦念我，忠孝无法两全啊！

第二天，折御卿就死在军中，年仅三十八岁。

韩德威不明就里，最后退军。

当初，子河汊战役前，并州代州都部署，宿将张永德听说契丹入寇，就用一种神秘预测术“太白万胜诀”占卜，对僚佐说：“贼寇虽然按照年月便利，乘着‘金’运而来，适合动刀兵；但是正好赶上‘岁星对逆’，此乃兵家大忌。他一定会失败，此役，不足以忧虑，宋师必胜。”僚佐们听后，对这位主帅如此轻忽对敌，又是失望又是怅惘又是惊愕。但是不久，传来韩德威大败的消息，又不禁对张永德表示叹服。

张永德对神秘巫术一向笃信不疑。如此判断战事，也是大宋一景。

至道元年（995），契丹还在河北雄州发起过一次侵袭。

何承矩雄州退敌

知雄州乃是名将何承矩。他带兵有方，肯与士卒同甘共苦，所以士卒乐于为他所用。有边民来告知机密之事，他就会屏退左右，与来人推诚相见；左右担心来人是刺客，但何承矩仍然与来人单独会见。所以，契丹方面的动静，他都能提前知道。“子河汊战役”后，何承矩很为折御卿自豪，认为边将如此，必能捍御契丹。他还将这一场战役的胜利果实，一条条列出来，在雄州内外张贴告示，告诉民众，契丹没有什么，我大宋可以随时灭他。契丹很为此而羞愧，于是派出数千精骑来进袭雄州。契丹兵敲着锣鼓，在城下纵火，火苗子甚至蹿到了城堞之上。何承矩号令严明，整备武装，夜半率兵出城列阵。到了天亮，开始与契丹短兵相接，斩杀甚众，还擒获了契丹一员高官，所谓“铁林相公”。

契丹遁去。

但太宗认为何承矩张榜羞辱契丹，属于“轻率致寇”，太轻率，导致敌寇来侵。于是命令他与沧州太守安守忠对调。

大宋著名的法学专家魏廷式，奉命出使河北，调查“契丹攻雄州之战”的来龙去脉，知道雄州有功，于是坚决为何承矩请功。太宗又派出内侍多人来核实，这才对何承矩及麾下有功者做了颁赏。

同年冬，雄州大捷、折御卿死后，太宗又斩杀了一个马步军都军头、澄州刺史孙赞。理由是：他擅自率兵进入敌境失利。太宗解释说：

“军旅情况，朕都知道，信赏必罚，人们就会知道自我砥砺。孙赞，他一直想到河西边境去立功，朝廷就令他去监护河西石堡地方的戍卒。但与番贼接战之后，他却违背主帅号令，径自出击，结果陷没百余人。朕已经派遣使臣前往将他就地正法。这样的将领只要稍有违背军令，就不宽待，那么那些偏裨小校之类，哪里还敢不听从将帅命令呢！”

何承矩有功，久久不赏；孙赞主动出击契丹，遭遇正法。太宗这是有意不想再与契丹生出“边衅”，不想再与契丹有大规模战事。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雄州之战”后，太宗一朝余下的几年中，再也没有与契丹发生战事。

大宋帝国三百年5：文功武治宋太宗(下)

壹 皇弟之死

宋太祖围困金陵旷日持久，还是不愿意无辜杀人；宋太宗攻取太原，契丹随时可能来援，看到将士争奋登城，他还是担心城破之后，控制不住而屠城，竟下令攻城稍缓。富有如此这般圣贤气象的人物，会谋于密室，暗中策划，杀害自家骨肉？

“金匮之盟”的“再传”版本

太宗赵炅，一生吞咽了三大苦果：高梁河之败，岐沟关之败，皇弟赵廷美之死。这最后一个苦果，让恪守“兄友弟恭”伦理大义的士大夫侧目，有一种诛心的说法甚至认为是他暗算了兄弟赵廷美。

赵弘殷和杜太后生有五个儿子。赵匡胤是家中老二，老大早夭；赵炅是老三，赵廷美是老四，还有一个老五，也早夭。按照以杜太后为主角的“金匮之盟”说法，赵匡胤之后，帝位传兄弟赵光义，而不传儿子赵德昭。这样，执掌乾纲者在二代之后，还是成年君主，不至于出现后周柴荣之后，孤儿寡母无法控制最高权力那种弱势格局，大宋似可因此避免因权力失衡导致的国家动乱。

太宗之后呢？于是，“金匮之盟”的故实中，又有了另外一个“再传”版本。也即由太祖传太宗，太宗再传兄弟赵廷美，赵廷美再传太祖之子赵德昭，由此大宋帝王重新回到太祖谱系。

这个说法来自于时人王禹偁。

王禹偁是太宗、真宗两朝的文人，有一部传为他所著的《建隆遗事》，“再传”说，就是由此书发端。

书中讲述了一个近于传奇的故实。

说赵匡胤对杜太后非常孝顺，对兄弟非常友爱，这种孝顺和友爱，几乎“旷古未有”。

有一次，赵匡胤在“万机之暇”，抽空召来晋王赵光义、秦王赵廷美，皇子南阳王赵德昭、东平王赵德芳，以及皇侄、公主等，到杜太后的房阁饮宴。书中有解释说，秦王赵廷美，乃是宣祖赵弘殷的第三子，也是杜太后亲生。有传言认为赵廷美是太祖的乳母所生，从王禹偁的说法来看，显然不是。

一家人聚会非常和睦。“酒酣”，太祖对杜太后说：

“我百年之后要传位给晋王，让晋王百年后再传位给秦王。”

杜太后闻言大喜，说：“我久有此意，但不愿意说出来。我要万世之下，人们会传颂一个妇人生了三个天子！你这番话真是大孝，‘成吾之志’！”说罢，让晋王、秦王赶紧离席，拜谢大哥。太后又对太祖两个兄弟说：“今天的皇上，过去以布衣身份侍奉周室，曾经多次力战争取功名，那真是‘万死而遇一生’，这才做到节度使。等得到天命，做了皇上，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征讨，没有一个月不在打仗，真可以说是‘历尽艰危，方成帝业’。你们俩没有功劳却安享尊荣，成就大的爵赏，应该知道幸运。以后，各自都不得有负于陛下！”然后，对秦王赵廷美说：“我不知道秦王百年后，又将基业托付何人？”

秦王当即回答：“愿立南阳王赵德昭。”

杜太后闻言又是一喜，道：“是了！是了！”又说：“传位事，陛下能有此意，我能料到，但这也是天意！他日，你们各自都要按照今天说的这个约定做，不得逾越——逾越这个约定，‘罪同大逆，天必殛之’！”

赵匡胤听到这里，马上要儿子赵德昭来拜谢杜太后。

在一场家宴中，“再传”模式被建构起来后，杜太后还不放心，又对赵匡胤说：“可以替我将赵普呼来，令他以今天的约定写一篇《誓书》，与你们兄弟依次传而收藏。还要选择一个吉日，将这个约定上告天地、宗庙。陛下认为是否可行？”

赵匡胤答应下来，当即召赵普入宫，让他来草拟这篇《誓书》。但赵普推辞说自己不善于作文，于是又召翰林承旨陶谷前来拟文。

王禹偁书中说，这篇《誓书》交给晋王赵光义也即太宗赵炅收藏；等到赵匡胤驾崩，赵炅又将《誓书》交付秦王赵廷美收藏。但后来赵廷美“谋不轨”，“幽死”（幽囚或幽愤而死），《誓书》藏于禁中，最后不知道下落。太祖之子南阳王赵德昭也因为犯事，被“逼令自杀”，于是“传袭之约绝矣”。

这个传奇故实，讲述的“赵匡胤—赵光义—赵廷美—赵德昭”再传模式，有很多漏洞，与后来发生的“史实”，有难于理清逻辑的地方。譬如，让陶谷来草拟《誓书》，天下几乎无人相信。陶谷有躁进之习，品德不佳，乃是太祖太宗都不喜欢的人物，怎么会召他来做如此机密大事？此外，赵普也并非不能拟文，他有若干上疏，文辞典雅丰赡，也是一才子，如有这大功勋，他更不当推让。此外，陶谷若做此事，他留下的各类传世文件中，当有透露，但迄今找不到星点蛛丝马迹。故陶谷拟文事，必假。

传奇故实中还说秦王赵廷美先“幽死”，南阳王赵德昭后“自杀”，这个时间就不对，因为赵德昭自杀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八月；赵廷美出事被罢官是在赵德昭自杀三年后的三月。《建隆遗事》记录的这个故实，在时间、人物、身份说明上，都有令人生疑的地方，所以此事历来被人打量，不敢肯认。《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就在引用这个故实后说，书中语言很多鄙陋之处，不像王禹偁的风格，因此“不可据信”。但李焘也同时认为：史上记录太宗之事，赵廷美做开封尹、赵德昭领贵州防御使，正与太祖传太宗之前，让太宗先领睦州防御使，后又做开封尹的行迹一样。先领一个防御使，而后再做开封尹，这样经由历练，就可以顺利接近帝位。因此李焘说：“恐昭宪及太祖意或如此，故司马《记闻》亦云太后欲传位二弟。盖当时多有是说也。”恐怕昭宪太后也即杜太后和太祖当时的本意确实如此，所以连司马光《涑水记闻》也说太后要传位给太祖的两个弟弟，那是因为当时很多人有这样的传说。

李焘的结论性意见是：虽然这个传奇故实不可据为信史，但也“不可全弃”。他给出的方法就是“两存其说”，并且相信太祖太宗的盛德，自能在后世为人明了，哪里是诬言，应该有人知道。

我的结论性意见是：“金匮之盟”可信。杜太后确有赵匡胤之后传赵光义之提议；而赵光义传赵廷美，再传赵德昭，这个约定则未必为真；但一定是有一种宫内说法，涉及这个模式。而赵廷美、赵德昭也应该知道有此一说。比较有意味的是：赵廷美可能在认真期待此说的现实实现，在后来的记录中，他甚至也有推演此说成真的努力。这样，就有了觊觎皇位的权力再分配心思和动作。按照后来的逻辑倒推，赵廷美可能做事不谨慎，且有被他人“阴谋拥戴”的绝大可能性。但故实逻辑开始有了起点的时候，那就只能走向一个个节点，最后走向终点。逻辑起点，是“业”是“因”，节点与终点，是“果”，一个个“果”。在地球上，在金星与火星之间的这个星球上，无人能逃避因果。因果是宇宙绝对规律。赵廷美“觊觎”是“造因”之始，“幽死”是“结果”之终。

而赵普与卢多逊，这两位大宋名相，则是赵廷美“幽死”的大力推手。

《建隆遗事》中的顾命大臣

还是要说到王禹偁和传为他著的《建隆遗事》。

他的书中，赵普和卢多逊几乎相当于赵匡胤的“顾命大臣”。那又是一个近于传奇的故实。

说赵匡胤似乎知道自己就要“晏驾”，此前一天，就派中使宦官“急召”两位名相入宫。在皇上寝阁，二位到了皇上病榻前。赵匡胤说：“我知道我这病肯定是不能医治了。我要见二位爱卿没有别的，因为有几件事还没有来得及施行，你们拿笔墨来，记录我的话，我死后一定要尽力施行，如此，我‘瞑目无恨’了。”赵普等记录的几件事，都关系“济世安民之道”，赵普、卢多逊二人看后，不禁呜咽流涕说：“这些事，我们都会依照圣君您的宏谟来执行，但有一件大事，还没有看到陛下指示。”老赵问何事，赵普等回道：“大宋还没有立太子，陛下如果有万一，诸王之中应该立谁啊？”赵匡胤说：“可立晋王。”赵普二人说：“陛下艰难创业，最后国家有了升平气象；如此，自应由圣子受命为帝，不可从诸兄弟间论此事啊！臣等担心一旦如陛下决定，大事一去，那可就不好回环啦。请陛下考虑成熟。”赵匡胤说：“我不忍违背太后的‘慈训’。太后的意思是海内已经小康，但更应选一位‘长君’而不是‘幼君’来管理天下。我意已决，请诸公好好为我辅佐晋王。”说罢，令人取出御府的珠玉金器等赐给赵普、卢多逊，让他们回到自己府邸去了。第二天，太祖崩。

此后，太宗知道赵普等人有这样一番不利于自己践祚的议论，对这二人就有了不满。等到正式继位后，就因为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谋逆”事有牵连，将他贬死在岭表之地；赵普则因为有宫中妇人的暗中相助，免予一死。

大意如是。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不信这个说法，认为这个“顾命”说法与前面的“再传”说法，文字间相矛盾，好像赵普不知道有个“再传”的说法似的。另外，太祖驾崩时，赵普已经罢相，正在外地做节度使，不可能与卢多逊同时为相。

李焘的结论性意见是：这一段故实，大有“污蔑君父”之恶，很有可能是卢多逊亲党干的活儿。因为赵普得罪人多，更与卢多逊不和，故“卢党”大肆诋毁赵普，托名王禹偁，将这些事窜入到《建隆遗事》中。王禹偁乃是直言人物，多次遭遇太宗贬黜，所以“卢党”群小借机来做此事，扩大影响，耸动视听，嫁祸赵普。

我的结论性意见是：确如李焘所论，但赵普劝谏太祖不要传弟而传子，也即改变“兄终弟及”模式，回复“父死子继”模式，应确有此事；卢多逊在心理天平上倒向赵廷美，并与之密切来往，商讨大计，也应属实；赵普与卢多逊关系恶化，更是实有其事。不同的是：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已难考证，但根据后来史实倒推，则不难看到，这一段“顾命”故实，有与史实呼应的情节关系，就事件逻辑而不是具体细节而言，并非向壁虚造。

为赵炅辩诬：太宗不会谋害亲侄

赵匡胤的两个儿子都不幸早死。

赵德昭，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乘胜取幽蓟”不利，不予颁赏，他劝谏叔父要及时颁赏，遭遇太宗冷嘲训斥，自杀，年三十二岁。南宋时，他的九世孙是宋理宗，十世孙是宋度宗，十一世孙是宋末三个幼主。

赵德芳，太平兴国六年（981）病逝，年二十二岁。南宋时，他的六世孙是宋孝宗、七世孙是宋光宗、八世孙是宋宁宗。坊间往往称赵德芳为“八贤王”，事实上不确。他死得确实太早了。

南宋，从孝宗开始，帝王谱系回归到太祖一支。这是后话不提。

但是因为太祖这俩儿子都在青年时期死去，于是，赵廷美有了不安。

按照古来帝王辣手传统，父子相残、兄弟互害的故实太多了。唐太宗一手导演的“玄武门之变”，更是人所熟知，赵廷美也应该不陌生。他在不安中有些不知所措，一些动作也往往令人生疑。

赵廷美不安，可以理解。但将赵匡胤两个儿子之死理解为太宗所害，此事在大宋朝很难定谳——没有真实证据，不合推演逻辑。

我不信太宗谋害侄子说，认为这类说法还在“阴谋论”窠臼中打转。“阴谋论”中，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赵德昭、赵德芳，如果不是被谋害，怎么会那么年轻就死掉？

读五代史、读宋史，会发现，那个时代，早夭的人物太多了。就这个问题，我愿意为赵炅辩诬。看看赵炅他自己的儿子，就知道，宋初，早夭几乎是一个常见的生命现象。

太宗有九个儿子，长子元佐，次元僖，次即真宗皇帝，次元份，次元杰，次元偓，次元偁，次元俨，次崇王元亿。

长子赵元佐疯癫半世，却获长寿，到仁宗天圣五年（1027）去世，年六十二岁。

太宗二子赵元僖，是太宗非常喜爱的一个儿子，年纪轻轻时，就被任命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广平郡王，后又进封陈王，改名赵元佑。赵元佐疯癫后，太宗已经有意要他来继承皇位。雍熙二年（985），以赵元僖为开封尹兼侍中，进封许王，加中书令。这是立为太子的节奏。淳化三年（992）的一个冬天早晨，元僖早入朝，正坐在大殿旁的一个庐幕中等待上朝，忽然觉得身体不适，就直接回府邸了。太宗知道消息后，赶紧起驾去看望儿子，但元僖病已重。太宗呼叫他，还能勉强应答，一会儿工夫，薨，年二十七岁。

史称“上哭之恸，废朝五日”，太宗哭泣得十分悲痛，五天没有上朝。

元僖“姿貌雄毅，沈静寡言”，他做京兆尹五年，“政事无失”。他死了以后，太宗一直追念不已，常常“悲泣达旦不寐”，成宿地痛哭，以至于不能入睡。甚至，还专门写了《思亡子诗》给近臣们看。

元僖之死，还有另一种说法。

说元僖尹开封府时，太宗选了一批名士如吕端、张去华等人辅佐他，又为他娶了功臣李谦溥的女儿为妻。但元僖不喜欢李氏，却迷恋侍妾张氏。张氏绰号“张梳头”，应该是一个讲究发型的美女。但这个女子心肠狠毒，智商不高，很想谋害李氏，自己来做夫人。淳化三年太宗生日前，家人要做寿礼。张氏预先花了万金请人制作了一个带有机关的黄金酒壶，一部分装美酒，一部分装毒酒。到了早上入朝见太宗时，元僖夫妇要率先上寿，张氏就为二人斟酒，先给元僖倒了美酒，又给李氏倒了毒酒。但没有料到的是，夫妇二人无意中临场互相调换了杯中酒。张氏躲在屏风后观看，急得揪耳朵跺脚丫，但已经无济于事。元僖饮酒后，到庐幕中，就觉得不适，已经昏愦不省人事，来不及正式贺寿，就被人扶上马往府中走去，走在东华门外，还从马上掉落下来，被人扶着勉强回到家中。回去后，就死了。太宗知道后，当即命人调查，很快破案。当事人都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张氏和制作酒壶的匠人等，在冬至日被“脔钉”于东华门外，元僖府中的辅佐们都被贬官。

记录这件事的是南宋文人王铚，在《默记》一书中。书中言，张去华的孙子张景山曾经说过这件事，张去华也因此事而贬官，所以张景山知道得很详细。王铚看到的北宋国史记录，说到此事，认为多有“微辞”，也即隐晦之词。他认为张景山说的可能更真实。

史上记录，往往有采自“坊间想象”者。关于赵元僖，就有另外一个记录。

说寇准通判郓州时，被太宗召见。太宗对他说：“知道爱卿深谋远虑，你试着来为朕决断一事——但这事不要惊动朝廷内外。此事，我已经与大臣议论很久了。”寇准问什么事，太宗说：“东宫赵元僖经常做不法之事，他日一定会有桀、纣般的恶行。打算废了他，但东宫也有兵甲，我又担心因此而招来祸患。”寇准说：“可以选一个日子，要东宫到某处去主持行礼大典，其左右侍卫都要跟着他去。陛下可以派人搜查东宫，如果真有不法之事，等他回来给他出示，隔开左右不要让他人进来，这时，就是一个宦官的力量也可以做得。”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就按这法子，在赵元僖的王宫搜查出了很多滥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舌等刑具。赵元僖伏罪，这才选了后来的真宗皇帝为太子。

据说，这是宋人张唐英所著《仁宗政要.寇准传》中的文字。

但这个记录，与其他史实记录差异太大，内中漏洞太多，很少有人相信。

太宗三子，就是宋真宗，平安一生，享年五十五岁。

太宗四子赵元份，死时年三十七岁。

他的儿子赵允让，后来封为濮安懿王，其子就是后来即位的宋英宗。大宋曾有一场著名的“礼仪之争”，史称“濮议”。这一场争论旷日持久，成为耸动朝野的文化大事件，过程复杂而又生动，简言之，就是宋仁宗无子，而以濮安懿王之子赵曙为子并即位，那么，应该以濮王为皇考，还是以仁宗为皇考？卷入这一场争论的有当时的著名大臣韩琦、吕诲、欧阳修、范纯仁等，朝中分为两派，各执一词，各自有理。在礼制和礼治天下的文明邦国，这类出于孝道的争论，就是天大的事件。这是后话，容当后表。

元份这个人很宽厚，守礼，气度不凡，有一种典雅昂然之姿。但他娶了个厉害夫人李氏。史称李氏“悍妒惨酷”，骄悍、妒恨、残忍、酷毒，宫中女婢有人小不如她心意，不是鞭打就是杖打，有时甚至将人活活打死。太宗赏赐礼物，给诸子时，往往告诉要“均给”，也即府邸中人都有份，但李氏常常都收归己有，不给他人。她对元份似也无情。元份生病卧床时，太宗亲自来看，发现左右居然没有人侍奉汤药。元份死的时候，李氏一点忧戚之容都看不出。大宋皇室，男儿往往心地柔软，身居帝王、亲王、皇胄之贵，却鲜有暴戾恣睢之人。

“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

太宗五子赵元杰，真宗咸平六年（1003）的一个夏天，“暴薨”，忽然死亡，年三十二岁。死因不明。

这是太宗的一个才子，至道二年（996），授扬州大都督、淮南忠正军节度使，封吴王；真宗时又授徐州大都督、武宁泰宁等军节度使，改封衮王，大多为武职，但他骨子里却是个文人。史称元杰“颖悟好学”，他有诗词天赋，还有书法天赋，草书、隶书、飞白书法都有不俗的成就。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在自家府邸建楼，藏书两万卷。又建造大园子，内有亭台楼阁，且安放了很多假山，作为游乐休憩的所在。大园子建好后，他很得意，置办大型酒会，约请僚属参观、助兴。

有一位府中的翊善名叫姚坦，在一片叫好声中，独自低头不看那些假山。元杰就强令他看看，发表点意见。

姚坦说：“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我只看到血山，哪里有什么假山。

元杰惊问何故，姚坦回答：“在乡下田舍时，看见州县衙役们来催缴赋税，有人暂时凑不齐斤两，就抓人家父子兄弟，送到县里鞭笞，只见流血遍体。这些假山都是小民租税所为，不是血山是什么？”

元杰闻言，很是不快，但也拿他没有办法。

当时太宗也正在苑囿之内做假山，听到这事后，赶忙叫人停工，将假山全部毁掉，不敢再建。

翊善，词义是辅佐人善言善行，唐代开始为太子设赞善大夫，宋改为翊善。主要职责是侍从讲授。相当于太子老师，是个很有尊荣的职务。

姚坦初入赵元杰府邸时，太宗就曾召见他和其他翊善们，很诚恳地说：

“我这些儿子生长在深宫，不懂世务，所以一定要选择优秀的士大夫作为辅佐导师，要让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忠孝之道。你们这些翊善，都是朕千挑万选出来的，各自要勉力做好这件事。”

姚坦的故实，是思想史一大关节，理清个中委曲，对理解中国传统文人“以讦为直”的特点是一把秘钥，值得说说。

史称姚坦性情“木强固滞”，像木石一样坚硬，固执，不太懂圆通。但这是史上评价，太宗对他的评价却经历了一个过程。看清这个过程，可以了解宋代文人性格的复杂与丰富。

赵元杰虽然堆垒假山，不免靡费，但是并不一味搜刮民脂民膏，也并不过分放纵，但是只要稍稍有点“佚豫”，悠闲安乐，姚坦就要“丑诋”，用一些过分的难听的话矫正他，而且还常常“暴扬其事”，到处传播赵元杰的“佚豫”。元杰不喜欢这个“老师”，认为他太过分。太宗也渐渐了解到姚坦的“直言”有很大程度的攻讦成分，就劝导姚坦说：

“元杰啊，也算是知书好学的人啦，也差不多算一个贤良的亲王啦。即使他有不合于礼法之处，您也应该婉辞规劝开导；何况他并没有大的过错，您这么诋毁他攻讦他，这难道是辅佐赞助之道吗？”

赵元杰的左右也不喜欢姚坦，就教元杰装病不上朝。太宗每天让人来看望他，过了一个多月，“病”还没有好，太宗很是忧虑，于是召来乳母问元杰的病情。这个乳母正是教他装病的人，就对太宗说：“王爷本来没有病，但是这个姚坦总是挑刺，弄得王爷日常活动也不自由，不爽，所以生了病。”太宗一听这话来了气，他不是气姚坦，而是气儿子和儿子的左右。太宗说：“我好不容易选了端正之士，辅佐儿子为善，儿子不能用师傅的劝谏，现在又装病！这是要让我剔除端正之士，你们好放纵自便！做不到！况且我儿年少，一定是你们这些老家伙出的馊主意！”于是让人将乳母带到后苑，打了一顿板杖。随后，又召来姚坦，安慰他说：“爱卿居住在王宫里，能以正派被群小嫉恨，实在不易。爱卿就这样，不要担心别人进谗言，朕必不听！”

太宗此举，就叫明察，看上去很简单的事，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仁宗朝有个名相吕夷简评论此事说：

爱憎之不察，为害深矣。妺喜恶鄂侯，谗于桀而脯之。妲己恶比干，谗于纣而剖之。骊姬恶申生，谗于献公而杀之。靳尚恶屈原，谗于楚而逐之。绛、灌恶贾谊，谗于文帝而疏之。甚者李林甫谗杀太子，二王及其朝臣韦坚、李邕辈，又逐太子妃韦氏、良娣杜氏。呜呼!爱憎之不察，为害如此。且小人之心险如山川，毒如豺虎，微失其意，则无所不至。人君不能明之，则谗人得行，善人罹患，可为痛惜者也。太宗明宫人之诈计，知姚坦之见憎，虽尧舜之聪明，殆不过是。

如果不能明察人之爱憎，作为君王，为害就太深了。夏王朝的妺喜憎恶鄂侯，就向君王桀进谗言，结果将鄂侯做成了肉酱。殷王朝的妲己憎恶比干，就向君王纣进谗言，结果将比干剖了心。晋国的骊姬憎恶申生，就向献公进谗言，结果将申生逼得自杀。楚国靳尚憎恶屈原，向楚王进谗言，结果将屈原驱逐流放。汉代的周勃、灌婴憎恶贾谊，就向文帝进谗言，结果将贾谊外放疏远了他。更有甚者，唐代的李林甫还进谗言杀害太子、二位亲王以及朝臣韦坚、李邕，驱逐太子的妃子韦氏和良娣杜氏。唉！爱憎不能明察，为害就是这样！况且小人之心倾险起伏如山川，毒辣狠心如豺虎，稍微有一点让他失意，他报复起来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人君如果不能明察这一点，则谗言就会生效，导致善人遭殃，真是可为痛惜的啊。太宗能明白洞察赵元僖东宫之人的诈计，知道姚坦被他们憎恶，即使是尧舜那样的视听聪明，也不过如此。

太宗对善于进谗言的小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识别能力。

淳化年间，中书政事堂有一个大臣王沔，因为过错而被罢政，回到家中。正好有个小吏因为过去的罪过被人举发，小吏的事也牵连到中书人员。于是有小人就窥伺到这类机会，兴致勃勃地开始诋毁王沔。其目的一来是讨好君王——他认为王沔既然罢免，君王一定对王沔不满，正好借此迎合君王；二来是以此获得晋身的资格。太宗一眼看出这位小人乃是落井下石之辈，于是不动声色地对他说：“吕蒙正有大臣之体，王沔甚为明敏。”这话将吕蒙正也拖进来，做个掩护，像是在历数大臣功过，给这个小人也留了脸面。史称“毁者惭而退”，进谗言的小人惭愧而退下。

帝制时代——事实上，任何时代——领袖人物的“明察”，是一种珍贵品格。

卖直取名

几年后，赵元杰薨，改姚坦为卫尉少卿，判吏部南曹，这是吏部下的一个中级职官。太宗因为与他是过去老相识，有一天召到殿中聊天。姚坦说到过去在王府中的事，说话间就流露了对诸王各种短处的批评，并自诩乃是一个“敢言”的耿直人物。姚坦退下后，太宗对左右说：“姚坦在王宫府邸，不能用正确的义理委婉劝导，诸王有点小的过失，他就批评矫正还到处传播。这种行为叫‘卖直取名’，不好。”

“卖直取名”，就是拿着忠直当作奇货，博取“直”的名声。这是古来读书人未能做到平衡之道，也即未能理会中庸精神的一种失礼行为。与此相近的一个说法就是“讦以为直”，攻击别人的短处或揭发他人的隐私，来炫耀自家的直率。《论语.阳货》中，大贤子贡明确表态：“恶讦以为直者”，厌恶用“讦”当作“直”的行为。“称人之恶”“居下流而讪上”“勇而无礼”“果敢而窒”“徼以为智”“不逊而以为勇”（传扬他人的坏事、居下位因嫉妒而谤讪上位、胆大而没有礼、果敢而不通情理、剽窃而自以为聪明、不谦逊而自以为勇敢），都与“讦以为直”一样，是君子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君子所需要警惕的人类弱点。按现代交往理论，这类行为都属于“不妥当”。这并不是小事情。西方论人格成就，传统中国论修身，都需要在一种规则下行动。违背规则，就容易引发纠纷、矛盾、仇恨。所以儒学出于对天下文明的思考，有了对士大夫（而不是庶民）“以修身为本”的连绵不断的君子教诲。

王夫之有一篇著名的论文《俟解》，内中说道：“唯‘直’之一字最易蒙昧，不察则引人入禽兽。故直情径行，礼之所斥也。证父攘羊，欲‘直’而不知‘直’，堕此者多矣。”世人以讦为直，以为自己“直爽”“耿直”，却不讲“礼”之所在，此为儒学所不取。所谓“大义灭亲”，指证父亲“攘羊”，就是背礼之行。“直”，在孔子儒学那里，并不具有绝对价值。

太祖太宗之时，儒家人物往往“大醇小疵”，都有一些浮躁性质的弱点，距离圣贤人物的“恭而安”境界还有距离。

姚坦“卖直”，显然是缺乏修养的表现。太祖太宗，意欲养成文明天下，对这类不完善，负有“大祭司”式的道义担当，所以他们瞩目于此，在做着点滴努力，推进着天下的文明展开。太宗看到姚坦的“卖直”，就去教导他改善方法；但是看到王府人试图除掉翊善师傅时，又惩罚了王府人；当姚坦沾沾自喜于自家的直率时，太宗有了私下的评价。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道德天下小心翼翼的呵护。文明之邦，自有如此一大关节。这是孔子以来，传统圣贤很注重的价值方向。美国汉学家芬格莱特在他的《孔子：即凡而圣》一书中有言：“无庸置疑，孔子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以一种在中国前无古人的方式发现并教导我们：人的存在有一种精神—道德的维度。”承认人的存在的“精神—道德的维度”，就会理解历史圣贤的用心与大义。

犬儒主义者是不可能理解这一番道理的。

“八大王”赵元俨

太宗六子赵元偓，在一场大火后，受了惊吓，暴病中风，薨，年四十二岁。

太宗七子赵元侢，体质瘦弱多病，中年而亡，年三十四岁。

太宗八子赵元俨，在太宗诸子中享年较长，他病逝时，年六十岁。

元俨，也是太宗很喜爱的一个儿子。一般儿子都早早出宫，封官，但太宗不愿意要他早出宫，一直到二十岁，才给了他一个封号。宫中因此称他为“二十八太保”，因为他行八。史上又往往称他为“八大王”。戏曲中往往称太祖儿子赵德芳为“八大王”“八贤王”，其实真正的原型应该是赵元俨。

元俨长得很有威严，大脑门，方腮，这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之相。神态中更有一种凛然不可犯的宁毅之气。史称“天下崇惮之”，天下都对他有一种崇拜和敬畏，甚至“名闻外夷”，连契丹、西夏等都知道他。契丹燕冀之地，有小儿夜啼，家里人就吓唬小孩子说：“别哭啦，别哭啦，再哭，八大王来啦！”

元俨也是一个才子，平生“寡嗜欲”，没有太高的生活欲望，就是喜欢藏书，好文词，绘画有造诣，书法学王羲之王献之，工飞白——这是一种笔画中流露毛丝现象的书法艺术。太宗和五子赵元杰也善于这种书法。

他年龄大，仁宗即位时，元俨应该是赵氏家族中最为德高望重的宗亲。他担心太后猜忌，于是自我韬晦，关门在家，谢绝人事交往，甚至假装神经病，不再上朝。一直到太后病逝，他才恢复正常。当时陕西正在用兵对付西夏，他每年有一笔“公用钱”。这笔钱略似民国“特支费”，属于政策性公款，可以归主官自由支配。“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就与“公用钱”开支有关。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容后慢表。但元俨体谅国家艰难，就主动上缴五十万，用来资助西北战事。仁宗不想拒绝他，但又不想让他生活拮据，就收了他一半。

元俨有一次曾经问他的翊善师傅：“元昊平未？”西夏的那个李元昊被平定了吗？翊善师傅说：“还没有。”元俨道：“如此，安用宰相为！”这样，哪里还用得着那些宰相！此言一出，给当时朝中的参知政事、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们，甚至枢密院枢密使、副使们带来极大压力，史称“闻者畏其言”。

庆历三年（1043）冬，中原降雪，冰冻厉害，占卜者说：“恐怕对大臣不利。”结果赵元俨就病倒了，病情凶险。仁宗很尊重也很敬爱自己的叔叔，不免忧形于色，亲自到他的卧室内，调药给他。赵元俨于是屏退左右，跟皇侄说了很多体己的话，都是一些忠言。仁宗要赐给他白金五千两，赵元俨坚决不肯接受，对仁宗说：“臣病重就要死了，哪里还要让国家如此破费！”仁宗闻言不禁流下泪来。转年正月，元俨薨。

太宗九子赵元亿，很早就夭亡了。

“驸马升行”

可以略说说太宗的七个女儿。

太宗女儿史上记载，多没有出生时日，此处年龄据一般成婚在十八岁内推算。

长女，长滕国公主，早亡。

二女，徐国大长公主，太平兴国九年（984）下嫁，淳化元年（990）薨。死时应该二十四岁。

三女，邠国大长公主，太平兴国七年（982）为尼，号员明大师。八年（983）卒。她应该比徐国大长公主小，死时二十岁不到。

四女，扬国大长公主，至道三年（997）封宣慈长公主。咸平五年（1002）出嫁，明道二年（1033）薨，无子。死时应五十岁左右。

五女，雍国大长公主，咸平六年（1003）出嫁，景德元年（1004）薨。死时估计不到二十岁。

六女，卫国大长公主，至道三年（997）封寿昌长公主，天圣二年（1024）薨，未婚，或不到三十岁。

七女，荆国大长公主。这是太宗很喜爱的一个公主，年龄最小，但享年最长，皇祐三年（1051）薨，年六十四岁。

这个公主从小就是个很严肃的女孩子，太宗曾经将各种宝藏陈列出来，让各位公主挑选，想从中观察一下女儿们的志向，这位荆国大长公主一无所取。史上讲述这个故实，是要证明：荆公主不贪。

不仅不贪，她还很贤惠，懂礼法。

按照“旧制”，公主下嫁后，驸马辈分要升格，升到与叔父一行；或者也可以说，驸马的父辈要降格，降到与驸马一行。譬如，名流柴禹锡的孙子柴宗庆“选尚”公主之后，成为柴禹锡的儿子辈，与自己的父亲平辈。譬如，太师王溥的儿子王贻永，“选尚”公主之后，成为王溥的平辈。平辈的标志是改名。柴宗庆的父亲叫柴宗亮，所以他的名字也要成“宗”字行；王贻永的父亲叫王贻正，所以他的名字也要成“贻”字行。柴宗庆、王贻永，都是“选尚”公主后改的名字。这是令今人几乎无法理解的一个“规则”。

为何施行这种“驸马升行”制度？据说是为了体现皇女的尊严——为了让皇帝的女儿到了驸马家，不至于向舅姑也即公婆行跪拜礼。因为舅姑属于“臣下”，皇女代表皇室，向舅姑下拜，于礼法不通。所以，“废公主事舅姑之礼”是“驸马升行”制度的原因。但是考察下来，会发现四个疑点：

一、所谓“驸马升行”，并没有诏令、敕书等官方文献颁布。这证明这不是正式的国家制度。

二、整个大宋王朝，明白记录“升行”的驸马只有少数几例。证明这不是一个普遍施行的国家制度，甚至不具有统计意义。

三、现在看到的实在案例，都发生在真宗一朝；而真宗又并不真心赞同这种制度，甚至鼓励公主们打破这种制度，老老实实地向舅姑行礼。这证明是否施行这种制度，公主可以自由选择。

四、神宗时，明确废除了这个旧制。这证明这种“旧制”不过是礼制演化史上的阶段性现象，影响不大。

基于以上疑点，我不得不怀疑，这种“旧制”，它的真实起源，很可能不过是由柴禹锡开其端的独立案例，被后来的驸马之家效法。

《宋史.柴禹锡传》有记录说：“景德初，子宗庆选尚，召禹锡归阙，令公主就第谒见，行舅姑礼，固辞不许。”真宗景德初年，柴禹锡的孙子“升行”为儿子，改名柴宗庆后，“选尚”公主，皇上召柴禹锡从贝州（今河北邢台）节度使驻地回到朝廷，真宗令公主到柴禹锡府上去行女儿见公婆之礼，柴禹锡坚决推辞，不允许。这个故实证明，柴宗庆已经从孙子“升”为儿子了，再由儿媳妇去见原祖父、现公公，柴禹锡都不敢接受。囿于难解的礼法关系，却将驸马的戚党关系搞得如此复杂，柴禹锡可能是始作俑者。从此以后，他人“选尚”公主，不敢不援以为例，以示对皇族的尊敬。就像很多“敬上”的规矩（不是规则）往往由下位者发端一样，“驸马升行”之“旧制”，很可能也不过是由驸马之家而不是公主之家所推行（而不是制定）。第一家推行之后，第二家跟进，于是，成为“旧制”。

荆国大长公主恪守“古礼”

荆国大长公主赶上了这个“旧制”时代，但她主动选择了不认同这个“旧制”，而是恪守比这个“旧制”更“旧”的“制度”——古礼：儿媳妇就要拜公婆。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冬，已故名将李崇矩的孙子李遵勖，“选尚”荆国大长公主——真宗改为万寿长公主，李遵勖“驸马升行”，以祖为父，李崇矩由“亡祖”成为“亡父”，如王贻永案例。但李遵勖的生父李继昌还健在，正好有个祝寿活动，公主准备，见到他时坚持行“见舅姑礼”，也即按照千年礼法，叩拜真实的公婆。她没有那种来自于皇族的傲慢。在荒谬的“驸马升行”“旧制”中，她扼守了一点人间温情。她将这个决定告诉了真宗皇帝。

有意味的是，真宗皇帝听说自己的妹妹能行“古礼”而不行“旧制”，很高兴，当即秘密地赠送了她一批古来为舅姑祝寿的重礼，史称“助其为寿”。

公主的贤惠还体现在一些细节方面。她与李遵勖的感情看来不错，李遵勖的宾客都是当时的贤良人物，常有饮宴。每当这时，公主就要亲自下厨，检查饭菜质量。她在李府，并不颐指气使，养尊处优。

公主还很宽大。曾经有盗贼进入公主府第，真宗知道后，命令有关部门抓人审讯，必须破案。公主就要求将那些被抓来的嫌疑人全部放掉，而后用自己的私房钱悬赏，最后得到了真正的盗贼。按法此人当死，但公主知道后，“复请贳之”，又请求赦免原谅了他。

驸马李遵勖出守许州（今河南许昌），忽然得了急病。公主闻讯，当即就起身，要去看望、照料丈夫。左右说：“公主动身，按规定要报告朝廷才可以行动。”公主不听，带了五六个随从就离开汴梁，匆匆赶往许州。一百多里路，一个富贵人家的女眷，遇到盗贼不是耍的。真宗听说后，马上派出内侍乘快马督告路上诸县，要有巡逻兵护卫公主车驾。

不幸驸马病逝，公主为之按古礼居丧，规定的时期内，丧服没有离身。丧期满，从此不再身着华丽服饰。

有一次，到宫中与亲人宴饮，真宗亲自为妹妹簪花，公主推辞说：“我已经发誓不做这种打扮很久了。”

公主也善良。有一次她在洗浴中摔倒，右臂摔伤。真宗跟妹妹一直关系很好，心疼妹妹，就要责罚服侍的婢女。公主说：“我身体衰弱，走路困难，不是左右的过错。”于是左右没有受到责罚。

公主也有才，喜欢绘画、历史，能唱歌、作诗，尤其善于女工之事。

她恪守传统礼教，经常教育几个儿子说：“你们要坚持忠义，以此自守；不要仗恃着你们的母亲是皇家公主就为所欲为，那样可就召来祸患，悔之晚矣。”

公主晚年患了眼疾，双目失明。真宗和后妃、亲族们都来看望她，真宗甚至还亲自舔舐了妹妹的眼睛，左右看到，都感动得流下泪来。真宗很悲恸地说：“先帝留下我的伯仲姐妹们十四人，现在只剩下大公主了，怎么会得这种病！”然后，又问公主，子孙们有什么要求。公主说：“岂可因为母亲生病而邀请国家的赏赐啊？”真宗不听，还是准备送给妹妹家白金三千两，但公主根本不接受。真宗对左右说：“大公主的这个病，要是能转移到我的身上，我也不推辞！”

公主虽然失明，但平时起居，姿态很是平和冲淡，不以为意。

她给儿子们留下的遗言是：“汝父遗令：柩中无藏金玉，时衣数袭而已。吾殁后当亦如是。”你们的父亲临终前曾有遗令：棺柩中不得放置金银宝玉，就放几件时令的衣服。我死以后，也要这样。

统计下来，太宗八子七女十五人，元佐六十二岁，元僖二十七岁，真宗五十五岁，元份三十七岁，元杰三十二岁，元偓四十二岁，元侢三十四岁，元俨六十岁，其中一人死时二十多岁，三人死时三十多岁。显然，这类死亡与“谋害”无关。如果加上太宗的女儿，七个女儿，三人死于二十岁前，更与“谋害”无关。宋代皇族长寿者少，此事当与遗传基因有关。将唐代“玄武门之变”那种骨肉残杀的故实转移到宋代太宗与赵德芳、赵德昭，甚至赵廷美身上，可能投影错位。

我不信太宗赵炅为了巩固皇位，有意逼死赵德昭、有意害死赵德芳、有意贬死赵廷美。赵德昭之死，乃是自杀——太宗一句话，没有欲令其死的“犯罪主观动机”。赵德芳之死，乃是病逝——史上记录中，看不到太宗谋害的任何记录。赵廷美之死，要复杂一些，部分是他咎由自取，部分是形势所迫，太宗不得不做出严肃处理，但也不是太宗赵炅必令其死——太宗没有必要留下史上骂名，他的襟怀，比起史上诸帝来，要阔达得多。轻易不动杀念、不起杀机，是大宋帝王历来让人称奇的一个特点。宋太祖围困金陵旷日持久，但还是不愿意无辜杀人；宋太宗攻取太原，契丹随时可能来援，但看到将士争奋登城，他还是担心城破之后，控制不住而屠城，竟下令攻城稍缓。富有如此这般圣贤气象的人物，会谋于密室，暗中策划，杀害自家骨肉？我无法相信。

了解赵廷美之死，可以看懂大宋皇室大半。

赵普失宠三案

太宗“乘胜取幽蓟”失利后很长时间，开始封赏。赵廷美因为跟从征讨太原，也是有功之人，晋封秦王。此前，赵廷美已经有了一大串官职：嘉州防御使、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太保、侍中、京兆尹、永兴军节度使、中书令、开封尹、检校太师、封齐王等。

名相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关系良好，二人经常有来往。

太平兴国年间，卢多逊正在执掌朝政。他应该是“权臣”般的人物，史称“卢多逊专大政”，有关部门接受了群臣的奏章，如果不事先禀报卢多逊一声，都不敢直接递送太宗。

昔日名相赵普曾在太祖晚年出镇河阳（今河南孟县）三城为节度使。等到太祖驾崩，赵普来朝，被授太子少保，留在京师，但已经没有了参与军政的实际权力。

卢多逊与赵普关系一直紧张。卢多逊压制赵普，乃至于赵普多年“奉朝请”，就是上朝点卯，已经没有实权，赵普对卢多逊也有忌惮。也许卢多逊是赵普一生中，唯一有所顾忌的人物。他一直在避让。但卢多逊一步紧似一步，给赵普下绊子。赵普于是“郁郁不得志”多年。

赵普当年劝导太祖不要执行“金匮之盟”，为江山社稷计，要走回权力分配的正常模式：嫡长子继承制。这个意见，被太祖按捺住，让一场可能的权力争夺消弭于无形之中。但从此赵普的此一行迹成为太宗的心病。如果王禹偁《建隆遗事》记录的故实是真实的，卢多逊会知道得更多，很可能已经在太宗面前设法洗清了自己，将赵普打扮为一个阻止太祖施行“金匮之盟”的人；如果《建隆遗事》记录不是真实的，卢多逊也应该知道一点赵普劝导太祖“传子不传弟”的蛛丝马迹，很可能放大了事实，导致赵普在太宗面前失去了话语权。简言之：卢多逊与赵普的权力争夺一直存在；而这一场争夺的砝码与“金匮之盟”有关；争夺中，前半场赵普失利。

赵普得罪太宗，除了“兄终弟及”与“嫡子继承”之争外，还有三件事值得注意：符彦卿案、姚恕案、冯瓒案。

当初赵普辅佐太祖“削兵权”，但太祖想让宿将符彦卿来做三军副总司令，赵普多次劝谏，认为符彦卿盛名已经到达顶点，不可再委以重权。太祖不从，宣令已经写好，下发政事堂，到了赵普这里。赵普怀里揣着这份宣令，来找太祖。太祖迎着他说：“是不是为符彦卿的事来的啊？”赵普说“不是”。于是来奏其他事。其他事奏罢，还是说到了符彦卿，赵普从怀里掏出宣令给太祖，要求收回成命。太祖说：“这份宣令怎么还在你这里？”赵普说：“臣忝居中书，处分这类任命，担心有意外。请陛下深思，不要将来后悔。”太祖说：“爱卿何苦这么怀疑符彦卿？你这是为什么啊？朕待符彦卿甚为优厚，符彦卿岂能辜负朕啊？”赵普这时候说出一句狠话，直击太祖软肋。他说：

“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过去周世宗待陛下也很优厚，但陛下何以能辜负周世宗呢？

赵普的意思就是：辜负不辜负，不是符彦卿说了算的，一旦有“权反在下”士兵“阴谋拥戴”，将黄袍给符彦卿披上，那时候，不辜负你赵匡胤也得辜负了！就像当初在陈桥，辜负不辜负，也不是你赵匡胤说了算的，被人黄袍加身，你那时候，不辜负周世宗也得辜负周世宗了。

史称“太祖默然”，于是没有任命符彦卿为禁军司令。

但符彦卿的一个女儿早在后周显德年间就嫁给了赵光义，开宝八年（975）逝世，赵光义践祚后，追册她为皇后，谥“懿德”，故史称“懿德符皇后”。赵普反对赵光义的岳父符彦卿出任典军时，符皇后还在世。

此事，赵光义会怎么想？

太祖开宝四年（971）冬，黄河在澶州决口。澶州通判姚恕正负责管理地方政事，因渎职罪被正法。

当初，姚恕任开封府判官，在赵光义门下。他曾有一次来谒见赵普，正赶上赵普宴请客人，门卫不给通报，姚恕大怒而去。赵普知道后，赶紧派人去向姚恕道歉，并挽留他不要走。但姚恕还是“不顾”，不搭理赵普，绝袖而去。赵普于是知道这个人已经跟他结了梁子。等到太祖要为澶州选择一个副手，赵普就推荐了姚恕。姚恕曾经是赵光义府邸上的旧人，等到“渎职”获罪，赵普也不相救，任姚恕被杀，尸体扔到河里。

此事，赵光义会怎么想？

有一位枢密直学士冯瓒，在太祖乾德年间曾经知梓州（今属四川三台）。当时刚刚平定后蜀，川中还不平静。冯瓒也曾制止了多起兵变，很为太祖所欣赏，却遭到赵普的猜忌。于是，他开始调查冯瓒，果然发现了他的“奸事”，于是太祖紧急调冯瓒回朝，亲自审问，冯瓒认罪。

与此同时，赵普又派出亲信，到由蜀地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潼关，去清查冯瓒回朝带来的行囊，发现里面有很多从蜀地搞来的“逾制”之物，如黄金腰带等，还有很多珍玩。史称皆“封题将以赂刘嶅”，冯瓒都已经封存好，准备送给时任开封尹赵光义的幕僚刘嶅。赵普将赃物带回来讯问，冯瓒也认罪。

于是，赵普坚决主张处死冯瓒。

但太祖免其罪，流放海岛。原来规定十年不能回朝，但后来赶上大赦，还是回来了。

太宗即位，重新任命了他，还跟随太宗平定北汉，被授为大理卿，兼判秘书省。他病逝于太平兴国年间。

太宗还在做晋王、做开封府尹时，冯瓒试图经由晋王幕僚刘嶅，来讨好晋王，而刘嶅正以工部郎中身份出任开封府判官，结果冯瓒被法办，刘嶅也遭到免官处理。赵普以法制裁来自晋王府的人，还隐约将贪渎之事引向了赵光义。

此事，赵光义会怎么想？

“普由是愤怒”

赵普的辣手，他人不及。

所以当卢多逊逼迫赵普，赵普一旦反击，卢多逊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赵普绝地反击的决心，是看清了形势：我赵普的退让，在卢多逊那里赢不来丝毫善意理解，事情只能越来越糟。

后来又经历了两件事，赵普忍无可忍了。

第一件事。

赵普的妹夫，太常博士、西京洛阳的太守侯仁宝，因为他的父亲是侯益，大家族，在洛阳有豪宅，有良田，因此决意优游自适，不想再参与军政事务，落得做个散仙。但卢多逊却向皇上推荐，让侯仁宝到南边邕州去做知州，一去九年。那时的邕州，就是今天的广西南宁，对大宋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岭外苦地。那应该是太祖年间的事了，但直到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也没有派人来替代他。

千年之前，外放官员，特别盼望的就是“回家”。“回家”是唐诗宋词的重要主题。端拱元年（988），有一位外放官员名李巨源，原来在朝中任右谏议大夫，太宗令他知朗州。朗州在哪儿？就在今天的湖南常德。今天由常德到台北，包括转机，飞机几个小时的工夫；到开封，火车也不过十几个小时；但在宋代，那就太遥远啦。这位李巨源因为与太宗有“旧恩”，从早到晚都盼着能够被召回。他对僚佐说：“陛下一定会想着我，我哪能在此久居呢？”过了几年，驿站传来了“堂帖”，也即由宰辅从政事堂发出的文件（区别与禁中发出的诏令、敕令），要他乘驿站车马回朝廷。李巨源启封，看到这个消息，大笑而死，史称“喜极气绝而卒”。

侯仁宝与李巨源怀有同样的心思，日夜盼望回京。

他是富贵子弟，很担心这样因循下去死在岭外。

说话正赶上交州国乱，侯仁宝想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回去一趟，就上疏说：“交州主帅被害，国家大乱，宋师可以偏师取之。我愿意乘驿车到朝廷来面奏交州形势，希望朝廷能因此得到详情。”

太宗闻言大喜。原来交州也称交趾，曾经管辖今天的广西、广东和越南北部、中部。后来在南汉管辖时，丢失了越南部分。现在如果能收回，大好。于是就下诏同意他的意见，急调侯仁宝进京。

但按照规定，诏书要先到政事堂，卢多逊看到，就按下不发，然后对太宗禀奏道：“交趾有内忧，这是天要灭亡它的意思啦！朝廷出其不意，起兵袭击，乃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也。现在要是先召侯仁宝，必定会泄露我们的谋略，蛮寇知晓，就会阻山拦海，预为准备，那时，可就不容易攻取了。不如直接授侯仁宝‘飞挽之任’，直接就让他来做转运勾当，经略此事。然后，我们再发荆湖士卒几万人，长驱而往。这样，势必万全，犹如摧枯拉朽也。”“飞挽”，是“飞刍挽粟”的略写，意思是飞快地调集粮草，用于战争后勤供给，事实上就是任命侯仁宝为转运使。太宗那时正在信任卢多逊，当即同意。

太宗了解到交趾丁朝内讧事：血腥的政变后，丁朝的六岁小皇上丁璇即位，太后杨云娥掌权。她似乎看到宋师的异动，就命令权臣和情人黎桓整备兵马以应对宋师。但黎桓兵权在手，成为交州“兵强马壮者”，于是，在太后兼情人杨云娥的怂恿下，在部下的“阴谋拥戴”中，黎桓成为皇帝，建立了前黎朝。丁璇被废，从皇帝降格为王，而杨云娥则与黎桓结为夫妇，并被黎桓立为“大胜明皇后”，而杨云娥的前夫丁先皇的称号本来就是“大胜明皇帝”。黎桓为情妇如此加封，史上认为是对杨云娥“永远的嘲笑”，但性爱心理或可以解释：男性占有欲望作祟时，荒淫也可以包装为一种庄严。

于是宋太宗以扶立丁璇复位为“出师之名”，讨伐黎桓篡位。侯仁宝被任命为交州路水陆转运使。兰州团练使孙全兴等人被任命为邕州路兵马都部署，宁州刺史刘澄等人被任命为廉州路（治所在今广西合浦县）兵马都部署，水陆并进讨伐交州。宋师同时向黎桓发出国书，指责其篡位之罪。黎桓派出牙将假扮丁璇的使者，到汴梁来，要求加封黎桓为节度行军司马。这意思就相当于中原藩镇的“留后”，上书后，等待朝廷批准，赐节钺，而后即可称霸一方。但这也不过是黎桓的缓兵之计，宋师是不是批准他做藩帅，他根本不在乎。太宗也看出黎桓这步棋，于是并不停止进军，但派出使者到黎桓之处，要他交出丁璇母子，入朝受封。黎桓果然不敢来朝。于是，战争继续。

黎桓袭杀侯仁宝

这时，宋师刚刚经历了“高梁河之战”一年，但这一次，初期宋师表现不错，战争持续了半年之久，到了天平兴国六年（981）三月，交州行营在白藤江口，一战获胜，斩首千余级，击溃一万五千余人，缴获战舰两百艘，甲铠上万。

侯仁宝率军继续挺进，已经过了今天越南的谅山。但孙全兴一部却停留在一个叫花步的地区，名义是等候刘澄的水军。刘澄这时正在越过北部湾，进入交州北部地区，孙全兴在此等候了七十多天，但已经失去了战机。黎桓已经部署妥当。刘澄与孙全兴会合后，由水路而前，黎桓退入支棱江，然后派遣使者向侯仁宝投降。侯仁宝信以为真，未做防备，黎桓夜袭侯营，宋师败绩，侯仁宝战死。

宋师闻听侯帅已死，率军撤退。

这时已经进入炎暑，宋师不适应这种酷热天气，战场形势也在变化，黎桓已经做好各种战略防御，宋师已经没有胜算。转运使许仲宣经略局部战役后，向太宗上奏，告知侯仁宝阵亡，要求撤回宋师。还没有等到太宗答复，他就开始分布大军分屯诸州，保境安民，并开库颁赏，救治伤病。他对人说：“如果等到朝廷答复，这几万人恐怕都要成为尸体，陈列在广野了。”于是又上章自我请罪。但太宗了解实情，下诏表彰了许仲宣。

孙全兴顿兵七十多天，严重贻误战机，被送到京师正法。其他将帅分别有赏有罚。侯仁宝被追赠为工部侍郎。

黎桓试图与宋朝修好，遣还俘虏，多次向大宋朝贡，要求承认他在越南的政治地位。到了雍熙三年（986）“岐沟关之战”后，太宗赵炅承认了黎桓，任命他为静海节度使。

侯仁宝知邕州时，有一项德政。邕州辖境的右江江畔，长有一种毒药树，当地人经常采摘了出售。侯仁宝认为此事不妥，上奏朝廷，诏令将这类树砍光了。现在考察，这类树可能属于桑科乔木，有毒，但也可以入药。树种至今还有。但侯仁宝此举应该出于仁心，值得表彰。

侯仁宝之死，让赵普的妹妹做了寡妇，于是赵普对卢多逊开始警惕：原来卢多逊不是简单的与我赵普政见不合，原来他是处处给我下绊子……

第二件事。

赵普的儿子赵承宗，与高怀德和燕国长公主的女儿订婚。当时赵承宗正在权知潭州，得到诏令，回汴梁成婚。但是还没有超过一个月，卢多逊就向太宗请奏，要求赵承宗“归任”，回到潭州任所。

这一场“新婚别”，让赵普难安。史称“普由是愤怒”，赵普从此有了愤怒。

赵普愤怒了，卢多逊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柴禹锡告发秦王

此时就要说到柴禹锡。

此人就是那个可能率先推演“驸马升行”的人物。

他在太宗还在做晋王时，就在府中供职。这是一个善于应对，很机敏的人物。太宗践祚，他也跟着做了官。到了太平兴国三年（978），他已经做到供奉官、翰林副使，又升为如京使，并掌翰林司。如京使，是古来即有的官职，但不是一个实权职务，属于闲职，但与一般闲职不同的是，它有备选的功能，也即如果朝廷有需要补官，可以从如京使中选任。此职略似“候补委员”。太祖时，曾任命如京使去从事经济类工作。柴禹锡是让太宗比较信任的“旧人”。到了晚上，柴禹锡在殿里值班，太宗有时就会召他来问询宫外之事。

有一次，柴禹锡等人在太宗问询时，“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秘密报告说秦王赵廷美骄悍自大、暴戾恣睢，可能会有阴谋，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作乱。

这是赵廷美大案第一次浮出水面的历史记录。

但究竟是什么阴谋？柴禹锡发现了什么？证据在哪里？

都没有。没有任何记录。在那个“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的“实录”时代，如果柴禹锡有言，说及赵廷美的“阴谋”，应该留下哪怕片言只语。现在没有，可以同情地理解为：柴禹锡等人所说的是“密言”，言说之际，很可能“屏退了左右”，连充当录音功能的史官也屏退了。

但根据后来的故实“重行推断”，这个“阴谋”是可能存在的。

此事让太宗不安。

他想起昔日好友，大宋第一谋臣、机谋善断的赵普来了。赵普一生贡献的智慧，按数量考察，并不多，但都是解决帝国一等一的重要大事，其直面问题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规划，都是极具“智谋”含金量的。赵廷美案，对太宗乃至于大宋帝国的国运，具有不可预测的挑战性。太宗在困惑中，要向他请教了。于是，“上诏问普”，太宗下密诏，问赵普此事该当如何应对。

赵普回答：“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

臣愿意在中央任职，来密查可能的奸佞之变。

赵普的机谋往往就在简短的言论之中。

他这句话九个汉字，却表达了至少四层或隐或显的意思，深深打动了赵炅。

第一层意思是：这是个事，我愿意来做，而我只要做，就会有结果。

第二层意思是：什么结果呢？“奸变”。

第三层意思是：我要在朝廷重要位置上，才有可能查出结果。这就等于向太宗求官，要求“复相”，再一次做宰相。我愿意为帝国效犬马之劳，但帝国也要对我有足够的信任。

第四层意思是：因为事情可能是一场“奸变”，问题很严重，如果不查清楚，会危及皇权，危及帝国。

密奏中的“权幸”

太宗在犹豫。因为他隐隐约约从几个渠道听说过赵普反对“金匮之盟”，反对“兄终弟及”……

就在太宗犹犹豫豫的几天中，赵普也感觉到了太宗为何在犹豫。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又上了一道密奏。

这一道密奏也同样或隐或显地表达了四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我赵普乃是“开国旧臣”，做到宰相很正常，但是现在国家不正常，因此我没有继续在“枢轴”工作，是因为被“权幸所沮”，被权臣奸佞所坏事——而当时的“权幸”，就是卢多逊。

赵普剑锋所指，毫不客气。就像为赵廷美事先定性为“奸变”一样，这里又为卢多逊定性为“权幸”。结合后来的逻辑考察，就会知道，他先定性“权幸”之举，是打击政敌卢多逊至为锋利的一刀。赵廷美的“阴谋”与卢多逊有关，赵普有能力“察”此“奸变”，而且，最后的结局果然就是这样的“奸变”。如此，卢多逊哪里还有前途？

第二层意思是：我赵普是清白的，义理在我这一边。

说清这一层意思，要略略复杂些。

赵普在密奏中为自己辩诬，说到了“昭宪顾命及先朝自愬之事”，杜太后的“金匮之盟”和他当初向太祖的辩解。

赵普得罪人多。当初赵普反对太祖立太宗为帝，后来就有人向太祖汇报说赵普非议皇弟赵光义。

当时赵光义已经有了仅次于太祖的威望。赵普觉察到，如果赵光义将来称帝，对自己那是相当的不利。何况，即使在太祖朝，赵匡胤晚年也对赵普有了不信任，将他由朝官外放到河阳去做节度使了。于是，就在有人挑唆赵普与赵光义的关系时，赵普远在河阳，也赶紧再上一表，向太祖表明他对赵光义的崇敬之情。

表中说：“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预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外间有人说臣轻浮地议论皇弟开封尹赵光义。皇弟是忠孝全德的人物，臣哪里敢那般挑拨离间地议论。何况昭宪皇太后临终之际，臣确实参与了顾命活动。知道臣一片忠心的是皇上您啊！愿您能明鉴（不要受他人挑唆）。

史称太祖赵匡胤得到这封表章后，与当初杜太后的顾命“慈训”一起藏在宫中，很可能一起放在了那个“金匮”之中。

现在，时机成熟，赵普将这事的来龙去脉说给太宗听了。

太宗于是让人到宫中去找那个“金匮”，果然发现了两份文件，一份就是“慈训”，也即杜太后的临终遗言，这份遗言的关键词就是“兄终弟及”，赵匡胤之后，帝位传给赵光义。另一份就是赵普盛赞太宗，写给太祖的表章。史称太宗因此而“感悟”，知道赵普没有错——那么，错的就是卢多逊了。

太宗于是在“感悟”之后向赵普道歉，他对赵普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

第三层意思是：太宗您要尽快恢复我的相位。

因为有了第一层意思和第二层意思的铺垫，让太宗“感悟”，所以，复相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几天后，太宗“以普为司徒兼侍中”，“司徒”是国家“三公”之一，只有宰相级别的官员才可以就任；“侍中”一直是宰相级别的官员敬称。有此二职，赵普已经重回相府，再执政柄。

第四层意思是：我赵普的儿子赵承宗，还在新婚之际，暂且不要放回潭州啦！太宗于是将赵承宗留在了京师。

这样一来，熟悉赵普的人们有了不安。

雷德骧与雷有邻父子

赵普轻易不动，动就是狠招，一击致命。朝臣都知道他的厉害，甚至，如前所述，因为赵普反对北伐，而侯莫陈主张北伐，跟赵普唱对台戏，最后让赵普抓到把柄，将他“正法”；名相窦俨，在太祖晚年已经开始怀疑赵普的时候，也不敢讲述赵普一句坏话，宁肯失去太祖对他的信任，也不敢得罪赵普。现在，赵普再次执掌朝政，更吓坏了一个人，就是雷德骧。

雷德骧在太祖时出任御史中丞，史称“久居谏诤之任，有直名”，长久做言官，有直率的名气。他曾经依法弹劾过赵普，认为赵普容许部下官吏收受贿赂等等。不料那时赵普正在陈桥立功之后，又献策收兵权、随大军平定泽路李筠、扬州李重进，更为太祖谋划定边策，太祖正在倚赖赵普，所以反而被太祖训斥一顿，让人在院子里拖着拽了好几圈，还被贬官，到地方去做小官。后来雷德骧渐渐领教了赵普阴狠的一面，不免为当初的举动后怕。但当初赵匡胤如此做，也是给赵普看，兼有保护雷德骧的意思，意思是：我已经给你赵普出气了，这事就算过去了。这也是免得以后赵普搞暗算。

但雷德骧倔强，他有个儿子雷有邻更倔强。看到父亲蒙羞，也知道赵普作为陈桥兵变的第一勋臣，功高难于撼动，何况正在被太祖宠任期间，不过雷有邻不怕。为了父亲，他开始秘密调查赵普的部下官吏受贿事，调查工作很艰苦，秘密进行了一年多，最后，被他找到了证据。

于是，他使用了大宋士庶皆有的政治权利：“挝登闻鼓诉冤”，敲击登闻鼓，直接向皇上上访。“登闻鼓”，设在“登闻鼓院”，此院也叫“检院”，乃是来自于唐代的官署名。唐时，在朝堂设一种叫作“匦”的东西，四面有门，可以投书其内。后来就叫放置“匦”的地方为“匦院”，宋代改称“登闻院”，后又改为“登闻检院”，简称“检院”，隶属于谏议大夫管辖。此地可以接受全国士庶投书，凡有冤屈、意见，在正常投书渠道被阻塞之后，可以到此投书。有关部门必须接纳。当然，投书不实，故意诬告，也要受罚。这是朝廷联系“下情”的重要渠道，形式上，略相当于信访局。登闻鼓一响，皇上必得认真对待了，太祖就派人按雷有邻提供的线索去调查。一查，雷德骧、雷有邻的弹劾与控诉，属实。所有被审问的人都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或罪行。

赵普的堂吏上蔡主簿刘伟，伪造代理官职的公文，属实，被正法；胡赞、李可度等受贿作弊，属实，挨板杖，除名，没收非法所得；其他人也多被关押、发配。赵普确有包庇事，被下放到河阳做知州兼节度使。召雷德骧官复旧职，提拔雷有邻为校书郎。

令人望而生畏胆战心惊的赵普，被雷德骧的儿子雷有邻扳倒了！

但几年之后，现在，赵普复相，又回来了。

雷德骧怎么想？

第一天上朝，赵炅宣布任命决定，雷德骧立朝，吓得手上拿着的笏板都掉落地上。然后，二话不说，马上上疏要求退休。太宗不允，他又请求太宗接见，告诉太宗，当年曾与赵普对着干，知道自己不是对手，请太宗批准退休。太宗安慰他半天，最后跟他说：“卿不必多虑，朕一定会保全卿！”雷德骧连皇上的保票都不敢相信，坚决要求退休。太宗不得已，罢了他的实权，给他个虚衔，奉朝请，到朝廷上朝，不主事，并特意赐给他白金三千两，史称“以慰其心”，用来安慰他那一颗受伤而惊悸的心。

史称雷有邻“性亦刚鲠，有父风”，太宗喜欢他，曾问他：“朕欲用汝父为相，何如？”雷有邻回道：“臣父有才略而无度量，非宰相器。”于是太宗没有提拔雷德骧为宰相。

这件事证明，雷有邻并非只懂为父伸冤，他还有国家本位的大格局，识大体，应该是忠孝两全的优秀官员。

“金匮之盟”的悖论

赵普复相后，太宗还在“兄终弟及”的阴影中，没有走出来。

这里有一个悖论。

如果承认“金匮之盟”的关键词“兄终弟及”，那么太宗继承哥哥太祖的大宋，就有合法性；但同时，太宗之后，也要“兄终弟及”，那么就要传帝位于赵廷美，方才合法。但如果传赵廷美，现在由赵普来调查未来皇帝的“阴谋”，调查工作本身就成了“阴谋”。这一行动，以后如何昭告天下？

如果不承认“金匮之盟”的关键词“兄终弟及”，固然可以不必考虑再传赵廷美，但太宗自己的权力来源就有了问题——太祖凭什么不把帝位传给嫡子，而传给兄弟啊？历史，将如何讲述大宋第二代权力的合法来源？

面对这个悖论，假如是无良二世嬴胡亥、权力至上晋八王、雄猜大帝唐太宗、狠戾酷毒永乐帝，都不会有问题，他们无人会斟酌、在意“天心民意”，先把九五之尊弄过来再说；假如是轻忽价值方向的犬儒主义者，也不会成为问题，好名声，算个屁啊！做了皇上就是我说了算！

但赵炅读圣贤书，需要大宋皇室的荣誉，注重个人节操和道义，更在意历史铁笔定讞。这样，就有了焦躁，痛苦，不安。

他于是在赵普秘密调查赵廷美案件时，嗫嚅着说出了自己的隐衷。

赵普早有准备，一句话点醒迷乱中的大帝。他说：

“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

太宗当下大悟。

他知道局势已经到了这一步，只有一条路可走：终止“兄终弟及”的权力分配游戏；重回“嫡子继承”古制——当初，太祖没有选择古制，这是一种政治失误；我，不能再失误。

“赵廷美专案组”由此有了背后法理的支持，可以继续调查下去了。

史称“于是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遂得罪，普之为也”，在这种背景下，赵廷美于是有了罪名。赵廷美之所以获罪，都是赵普“调查”的结果。

史上如此记录，就有了问题：赵廷美究竟有没有“阴谋”“奸变”而犯罪？如果有，为何这笔账要算到赵普身上？如果没有，是赵普在罗织罪名，阴毒、陷害秦王赵廷美吗？

当我这样思考并提出问题时，我意识到：我已经陷入非黑即白的坊间演义模式。显然，人性的复杂以及故实完成的耦合力量，极为丰富。非黑即白，是不足以解释历史故实，也不足以解释人性丰富的。人，如车轴，自行运转；故实，如车毂，围绕车轴运转；原因，如很多辐条，射向车毂而运转。以人为中心的故实，在诸多原因的辐辏中成为完整一轮。所以我愿意说一个自造的名词“辐辏之因”。“赵廷美案”可以解释的“辐辏之因”很多，赵普一人的推演，还不足以定讞；赵廷美自演的“阴谋”与“奸变”，也不足以锻炼为大案。

以那些野史、正史为文献资源，从中寻觅有意味的故实模块；以传统史论和圣贤意见为思想资源，从中考索落在时光那一面的人物，从中寻觅“微言大义”；以现代历史哲学为方法资源，介入思想，“重行推断”这一场“赵廷美案”，会有新的历史收获。

金明池未遂政变

赵普复相，儿子没有回潭州，又秘密调查这个“奸变”大案，种种迹象让赵廷美有了感觉。

赵廷美做出一个试探性的动作：请求立朝时，列班位置在赵普之下。按照往日规定，王，应在相之上，但他主动要求在相之下，太宗的反应是“从之”，马上答应了赵廷美的请求。

这是太平兴国六年（981）秋天的事。

在后来的一个冬季里，赵廷美应该有过思考。

太宗践祚之初，即令赵廷美尹开封，赵德昭、赵德芳，并称“皇子”，因此，外间有了“赵匡胤—赵光义—赵廷美—赵德昭”依次传位的说法。王禹偁《建隆遗事》的记录，就因此而来。但是不久赵德昭自杀、赵德芳夭折，史称赵廷美“始不自安”，开始不能自安。他感觉到太祖的两个儿子没有了，孙子还很幼小，将来帝位回归太祖一系的希望已经很渺茫。而赵普复相，已经有了不利的传言。我要求“班在赵普之下”，太宗爽快答应，这之中的逻辑是什么？

赵廷美有理由怀疑太宗将背离“金匮之盟”的“慈训”，太宗很可能要结束“兄终弟及”模式。而这是赵廷美不愿意看到的权力再分配走向。

到了太平兴国七年（981）的春天，京师汴梁郊外的金明池建成了水心殿。

金明池乃是大宋最负盛名的皇家园林（但也定期开放，每年三月到四月，大宋士庶可以自由游览）。此地规模浩大，周长达到九里开外，可以训练水军。我曾在天津原艺术博物馆看到传为张择端绘制的《金明池争标图》。图不大，一尺见方，却画有密密麻麻的人物难以计数，正是水军演练的场景。水心殿位于浩渺的水面中央，有巨大的拱桥相连。此地景色秀丽，建筑宏伟，应该是汴梁宫殿之外最重要的建筑之一。竣工后，太宗要来泛舟，参观。

这时，太宗得到了一个消息，史称“或告秦王廷美谋欲以此时窃发”，有人秘密告诉太宗，秦王赵廷美阴谋要在太宗泛舟时秘密发动政变。

这个消息，很可能就是赵普秘密调查的结果之一。

赵廷美有可能在金明池发动政变吗？

从诛心也即猜疑动机角度考虑，赵廷美假如要搞政变，此际，应该是最佳时机。因为太宗“泛舟”，有可能离开扈从，假如赵廷美确有“死士”肯于卖命，几个人劫持太宗，逼其“禅让”，是有可能性的。

从金明池地理位置和建筑格局考虑，赵廷美如果要搞政变，此地，也应该是最佳地点。因为太宗如果登上三面环水的“水心殿”，离开扈从，假如赵廷美确有“死士”肯于卖命，一部人守住拱桥，一部人劫持太宗，也是有可能性的。

这两个假设，之所以“有可能性”，是因为赵廷美此时的职务是：开封府尹，首都市长。他只要愿意做，且敢于做，并忍心做，就“有可能性”。

据史上记录说，如果金明池政变不能得手，“则诈称病于府第，候车驾临省，因作乱”，那就假装生病，等到太宗车驾到赵廷美府邸看望，就在“病榻”前派“死士”劫持太宗。

假如这一切都是赵廷美的“阴谋”，太宗给予他的惩罚就是合理的。在任何一个时代，“谋逆”都会被在位者视为泼天罪恶。

但太宗对此事的处理，过程上让人生疑。

按记录中的说法，太宗知道此事后，“不忍暴其事”，不忍心暴露宣扬赵廷美的这件“谋逆”罪恶，给他的处罚只是：罢免了他的开封府尹，转授西京洛阳留守。

而赵廷美被罢开封尹，到西京赴任之前，就跟没事人一样。

太宗还在赵廷美赴西京之前，赐给他袭衣、通犀带（成套的礼服，带有犀牛角的名贵腰带）、十万钱、绢彩各万疋、银万两，还将西京一座豪宅赠送给他。甚至，跟随赵廷美赴任的留守判官、河南判官都赐钱百万。到了四月，春末夏初季节，赵廷美要赴任了，太宗还特意派出枢密使曹彬在琼林苑大摆筵席，为赵廷美饯行。

这种待遇，一点也不像“惩戒”一个“谋逆”的罪人。

但太宗赏赐了柴禹锡、杨守一等人，因为“秦王廷美阴谋事”就是他们告发的，也许就是他们伙同赵普，一起“告发”了“金明池政变”事。

太宗还同时惩罚了枢密承旨陈从信、皇城使刘知信、弓箭库使惠延真、禁军列校皇甫继明等人，都是因为这些人“交通秦王廷美及受其私犒”，与秦王赵廷美有密切来往，并接受他的私人馈赠。这个记录，没有说他们参与了“金明池政变”阴谋。而这些官员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降级，连罢官都没有。只有一个叫王荣的刺史，也是赵廷美亲信，被降职后放出狂言：“我不久当得节帅。”别看我现在降职，但不久以后，我会做到节度使。意思是赵廷美即使做了西京留守，也是有能力提拔我的。此人善射，曾经挽强弓射梁木，一箭射入硬木好几寸深，人称“王硬弓”。他在抵御契丹时有功。但这番大话一出，太宗就将他“削籍流海岛”，开除出职官队伍，流放到登州沙门岛去了。但是过了几年，赵廷美大案过去后，太宗还是恢复了他的官职，此人又立了不少功。

“兄终弟及”集团

赵普复相，卢多逊也有不利的感觉。史称“卢多逊益不自安”，卢多逊更加不能心里平静。这种心理也简单，他过去变着法修理赵普，现在赵普不但没有倒，反而再次入相。这意味着什么？他明白。

赵普大权在握，开始与卢多逊较量。但他知道卢多逊也不是善茬，且党羽众多，真拼起来，伤敌一万自损八千，是可能的。于是，赵普选择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他多次暗示卢多逊：你要引退！赵普的意思是，如果你从权力中枢退下，我赵普可以既往不咎，从此，两清、两安。但史称卢多逊“贪权固位，不能自决”，因此，赵普多次讽喻后，卢多逊没有动作。这样，赵普就有了新发现——

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还在“交通”来往。

太宗闻讯，有了愤怒。于是将卢多逊这位国家级领导人降职为部级领导人，同时，“下御史狱”。

赵普做得更多，还调查清楚了卢多逊的党羽在做什么、说什么。如果将这一面大网收拢来看，就会看到“赵廷美—卢多逊”乃是一个铁杆“兄终弟及”集团。他们在做一件事：拥戴赵廷美做大宋天子。如果“兄终弟及”模式无法实现，权力不能和平交接，就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于是，大狱炼成。

抓捕了中书守当官赵白、秦府孔目官阎密、小吏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等。太宗当即下诏，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杂事滕中正等人，组成专案组，开始进一步调查取证，审理这一起大案。“赵廷美—卢多逊”，就这样成为一个案子的两个主角。

审理的结果出来，卢多逊供言如下：“我曾多次派遣赵白，到秦王府，告诉赵廷美我所掌握的中书省的机密。去年九月，还令赵白对赵廷美说：‘愿宫车晏驾，尽力事大王’，但愿当今天子早一点驾崩，我等愿意尽力侍奉秦王您。赵廷美听到我这话后，派遣樊德明回报我说：‘卢承旨您这番话正合我意。我也愿意当今皇上早点驾崩（那就省事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这一场大案的同案犯，他们的罪名如下：

赵廷美多次赠送给卢多逊弓箭等，卢多逊也都接受了。

阎密，当初在赵廷美左右，太宗践祚后，补殿直，但仍隶属秦王府，此人“恣横不法，言多指斥”，暴戾恣睢，长做不法之事，很多言论直接指斥今上。

王继勋，是赵廷美尤为信任的亲信。赵廷美曾让他代为寻找声妓。王继勋仗势而横行，占取他人财货，贪污腐败得一塌糊涂。

樊德明与赵白在一起交游相处，卢多逊就因为他们二人得以结交赵廷美。

赵廷美又多次派遣赵怀禄私召同母弟、军器库副使赵廷俊，在一起议论。

阎怀忠，曾经为赵廷美到淮海王钱俶那里去寻求犀玉带、金酒器，还借机接受了钱俶私自赠送的白金百两，以及金器、绢扇等。

赵廷美又曾经要阎怀忠带着从钱俶那里寻来的银碗、锦采、羊酒等，到他的岳父、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潘璘的军营，去宴请军校，以此收买军中人心。

这就是赵廷美的“奸变”行为。

几千个耳光子

调查之后，这些当事人全都承认了罪行。

下一步，就是定罪了。

就这些罪，怎么定？

太宗召集满朝文官、武官，在朝堂“集议”，会商。

大臣王溥等七十四人研究后，得出了共同的处理意见：卢多逊及赵廷美有所冀望，乃多有诅咒，属于大逆不道，应该行使诛杀灭族之法；赵白等人斩首。王溥的女儿嫁给了赵德昭，封韩国夫人。此时，王溥正做着帝国的太子太傅，是前朝老臣，百官中德高望重。由他来领衔上奏，有权威性。

太宗赵炅在群臣议定的奏章后，做出最后处罚决定：

赵廷美，下令回归私人府邸。

卢多逊，下诏剥夺官爵，并家属流放海南崖州。

赵白、阎密、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在都门之外斩首，没收家庭财产。

赵廷美的儿女都不再称爵位，可以直呼其名；但赵廷美的长子贵州防御使赵德恭仍然为皇侄。赵廷美的女儿，还是皇侄女，但去掉“云阳公主”的称号，所嫁的右监门将军韩崇业降职为右千牛卫率府率，分司西京，去掉“驸马”的称号，就到西京，跟赵廷美住在一起。

此外还有几个人，如中书舍人李穆曾与卢多逊很亲善，而赵廷美在西京留守时，很多朝奏文本都是李穆草拟。著作佐郎刘锡知粮料院，居然擅自借给赵廷美几十斛大米。这俩人都被人弹劾，降职处分。

《皇宋通鉴长编记事本末》记录刘锡的事，令人奇异。说刘锡在太宗召来询问与赵廷美的关系时，刘锡顿首称“死罪”，太宗越想越来气，就命令左右扇他的耳光子，殿上应该响起了连续不断的“啪啪”声音，史称“命左右批数千，委顿而止”，一直到把人扇得“委顿”，衰弱不堪，支撑不住，这才罢休。这个刑法显然不属于正刑，但对人的肉体和精神摧残几乎不亚于一顿杖刑，而且几千个耳光子，那是需要时间的。太宗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听凭“啪啪”之声滔滔不绝，他为何会有此几近变态的处理？

我认为这是他在寻求一种心理替补。

这一场大案，对人性是一个考验。在主张“兄友弟悌”伦理大义的时代，兄弟相残，是无可规避的道德伤痛。当赵炅赢得这一场大狱的胜利，并暗自庆幸由“兄终弟及”平安过渡到“嫡子继承”制度之后，他也感受到了来自于骨肉同胞的仇恨式打量。这种仇恨，犹如一只令人眼晕，悬空而又不停旋转、颠簸、起伏着的巨大车轮。很慢，但在转。他没有能力置身于这一爿仇恨巨轮之外。他就在这爿巨轮之上，在旋转中，踉跄着，不断与母亲杜太后、哥哥赵匡胤、侄子赵德昭他们死后的眼光相遇。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一个个镜头缓缓转过，反复转过。他在跟着他们的旋转中，会发现，他们的目光里，没有仇恨。这时，他试图在旋转中看看赵廷美。忽然，他发现四弟赵廷美的眼光里，有一丝动人的微笑；四弟的微笑一如幼时他感受过的，那么真诚，友善，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几乎可以化解一切狠戾的温暖。他感到了弟弟的爱。四弟赵廷美，放弃了一切足以毁弃大宋荣誉、家族尊严的努力，他默默地接受了三哥我的意志，在微笑中给我的意志一种世上无人能晓的祝福。赵炅能想起幼时，四弟对自己的无数次的呼唤：“三哥！”……天平兴国初，太宗刚刚践祚时，弟兄俩应该有过长谈。廷美担心北汉与契丹的勾结，太宗对弟弟说：“太原，我必取之！”太宗现在应该能够记起，四弟当时看着他，那种崇拜、信任的目光。

而现在，边境已经报来：契丹正在三路南下，侵扰中原。

弟弟把一切都扛起来了，他正在用一生的所有，加持三哥驱逐契丹、恢复汉唐旧疆的努力……

于是，赵炅对自己有了痛恨。

当左右以上千个耳光子，在静谧的大殿扇动起来时，赵炅正在心底流泪。他感到那些耳光子一个个都扇在自己脸上。

“啪啪”，大殿的耳光声连绵不绝……

贰 赵普与卢多逊

被王夫之先生骂为“鄙夫”的赵普，晚年是否有愧对秦王赵廷美的隐秘自责？赵普不一定属于铁石心肠的残忍之徒。在他内心深处，应该对人性还保有一种发自天然的信任。他应该知道，如果没有他的推演，赵廷美不会获致“奸变”这一吓人的定谳。

李符与赵廷美之死

“赵廷美—卢多逊”大案已经审理、处理完毕，但后来又陆续发现赵廷美的“党羽”，赵普怂恿太宗，试图让大案继续下去。于是，西京留守判官阎矩、前开封府推官孙屿等人也被贬官，理由是：作为秦王官属，“辅导无状”，没有尽到官员下属谏诤讽喻秦王，阻止秦王做“阴谋”活动的责任。而著作佐郎赵和、光禄寺丞赵知微，因为都是赵白的哥哥，所以连这二人的家属都发配到沙门岛禁锢起来。

赵普更认为这么大的案子，仅仅判处秦王赵廷美谪居西京洛阳府邸，太轻了。而且对以后处理可能的“奸变”不方便，于是暗示或命令开封府的李符上言说：“廷美对他的过去不悔过，还心存怨恨，请将他迁徙到遥远的州郡，以防他变。”太宗也许犹豫了两天，最后下诏，将赵廷美由“王”降格为“公”，涪陵县公，到房州安置。

房州，在今天的湖北，偏僻，但山水映带，景色优美，乃是历来王公贵族、功勋大臣犯罪后的流放地。流放房州，实际上等于网开一面的软禁。历史上有十几位皇帝失掉政权后被流放此地，皇亲国戚就更多了。大宋以来，流放房州的贵族也历历可数。太祖太宗时，就有四人被流放房州。当初太祖征泽潞，大臣中书舍人，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秘书长的赵行逢怕苦装病，被贬房州；后周柴宗训，从“帝”降格为“王”，因为毕竟属于前朝君主，被贬房州；三司副使，略相当于主管财务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范旻，因为假传圣旨倒卖军用物资，被贬房州；现在则是秦王赵廷美。

几年后，到了雍熙元年（984），在房州的涪陵县公赵廷美“颇自咎责”，很是内疚、自责，终于在忧虑畏惧中因病而卒。

房州将这个消息报到朝廷时，史称“上呜咽流涕”，太宗哭着对宰臣李昉等人说：“廷美从小就刚愎自用，长大后更是凶顽。朕因为跟他是同气至亲，不忍将他正法，使他暂居房州，希望他能慢慢思过。但我心中惦念他，从未忘记。最近，正要推恩，想找个办法让他恢复旧职，不想他竟忽然殒逝！这事太让我心痛啦！你们说这可怎么是好！”说着就悲泣不已。史称“感动左右”。

于是，太宗下诏：追封赵廷美为涪王，赐谥号曰“悼”，并为赵廷美按照国礼发丧。

不久，又任命赵廷美的儿子赵德恭为峰州（今属浙江绍兴）刺史，赵德隆为瀼州（今属广西上思县）刺史，并令有关部门给予他们优厚的供应，不要有所缺失。到了雍熙二年（985）正月，又以峰州刺史赵德恭为左武卫大将军、判济州，封安定侯；瀼州刺史赵德隆为右武卫大将军、判沂州，封长宁侯；家人都随着他俩到治所安置。除了往常应有的俸禄之外，还每年给他俩三百万钱，“以充公费”，这笔钱就相当于“特支费”，可以自由取用。除此之外，还命起居舍人韩检、右补阙刘蒙叟，分别担任这两个州的通判。送别两个通判时，太宗对他们说：“德恭、德隆，都没有州郡管理经验，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俩、襄赞他俩。如果他俩有缺失，你们不去帮他俩纠正，只判定你俩的罪！”

名臣宋琪看到太宗这类举措，说：“悖逆子孙，前代罕有存者。陛下睦亲推慈，舍罪恤孤，足以感动天地矣！”

到了真宗践祚，两个月后，又追认恢复皇叔涪王赵廷美为西京留守兼中书令、秦王。又过了几年，真宗还在河南汝州、邓州之间找到风水宝地，将赵廷美灵柩从房州迎回，改葬，称秦悼王。到了宋仁宗即位时，又赠赵廷美太师、尚书令职衔。宋徽宗即位，改封魏王。

陈国夫人耿氏之谜

赵廷美得罪后，陈国夫人耿氏病逝。她是太宗的乳母。

有一次，太宗仿佛说闲话般，跟大臣李昉等人说：

“廷美的母亲，是陈国夫人耿氏，耿氏最初乃是朕的乳母。她后来出嫁给赵氏，还生了赵廷俊。朕因为赵廷美兄弟的缘故，也让赵廷俊跟随在我左右。但廷俊总是将宫禁中的事泄露给廷美。前不久金明池那个事被揭发出来，如果朕要命令有关部门穷究不舍，赵廷美就会罪不容诛。所以朕按下了很多细节不再穷究。并且只让廷美谪居西京。但没有想到廷美并不悔过，更加有怨词，说了很多不逊的话。这才命令将他迁谪房州，也没有更加严厉地用法，就为了让廷美能够保全，再找机会赦免他。至于赵廷俊，朕也没有深罪他，就给了个贬黜而已。朕对于廷美，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了。”

这一番话第一次透露出一个与史上记录全然不同的故实：赵廷美不是昭宪太后杜夫人亲生。耿氏，似乎是与赵弘殷有了赵廷美，而后又改嫁另外一个姓赵的人，生了赵廷俊。——但史上似没有更多人支持这一说法。如是，这一条记录就有了两种可能性：要么太宗赵炅编造了这个故实，其目的乃是暗中将赵廷美从“兄终弟及”的谱系中排除出去；要么史官编造了这个故实，其用意又可以有两个方向的解释：或为太宗抹粉；或为太宗抹黑。

抹粉，好理解，就是说赵廷美非皇室正宗，因此不能进入“兄终弟及”的行列；抹黑，就复杂些。如果史官知道杜夫人生有赵廷美，并早已记录在案，谁敢这么编造？赵匡胤开国，家族谱系早已被礼官梳理清晰，宗政工作，属于“礼制”极为重要一环，帝系中的人员族谱有严格的档案，任何人不敢马虎从事。有时，为了一个族系中的人员谥号、死后身份地位、职务职称，都要交给百官议论，如历史上最著名的“濮议”，就是要厘定皇上生父与养父的身份问题。赵廷美在太宗践祚后，出任开封尹，这是明摆着的皇位继承人的一步进阶。朝廷礼官应该有数，族属谱系，很难编造。

太宗是明白人，又格外鼓励大臣直言。他如果有这么明显试图欺惑天下的编造，臣僚们即使不去当面质问、调查，也会在后来的日子里将此事形诸笔墨，记录在案。所以，我估计太宗不至于如此颟顸。那么就是史官编造，而且是“抹黑”式编造——因为记录者也知道这个说法不会有人相信，但还是要“嫁祸”于太宗赵炅，让他去背这个“编造”的黑锅。

据说，太宗讲述完这个故实后，“为之恻然”，很为这事难受，有不忍之意。而听故实的大臣李昉则说：

“涪陵悖逆，天下共闻。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涪陵公赵廷美悖逆之罪，天下都知道。但金明池和禁中家族谱系事，如果不是陛下您这么细致地讲述，臣等上哪里去知道这些事啊！

李昉这一番话，更透露了史官试图“嫁祸”太宗的意图。同样是赵廷美的“罪恶”，一面说“天下共闻”，一面说“何由知之”，意思就是：没有你太宗赵炅，我们都无法知道赵廷美具体的罪恶是什么，更不知道赵廷美原来从根本上，就不属于“兄终弟及”谱系中人。如此，外界流言所谓铲除赵廷美是为了结束“金匮之盟”太后“慈训”“兄终弟及”就落了空。看上去这话是为太宗“抹粉”，但因为给赵廷美治罪，已经召集群臣集议，各人罪行已经公之于众，现在又说那些罪行都不知道！而赵廷美乃是赵家老四，此事早已“天下共闻”，现在又说原来老四不是杜太后所生！所以这种“抹粉”实质上乃是“抹黑”，那个成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欲盖弥彰。

“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

赵廷美案，是大宋皇室内部的一场权力分配活剧。与历史上的其他骨肉相残的活剧比较，这应该是最温和的一次。

秦嬴政死后，胡亥和哥哥扶苏争天下，扶苏死；西晋时，以诸位兄弟为主，争夺天下的“八王之乱”，更将中原大地搅动得天昏地暗，血雨腥风；大唐帝国的“玄武门之变”，乃是一场兄弟直面相残的伦理惊变；五代十国期间，兄弟间在流血中争夺帝位，很不鲜见。

宋太宗赵炅，在俗称“瓶颈”的宋初第二代政权期间，好歹算是平稳度过，最大的利好是：此案没有惊动民间士庶，没有影响文官制度的改良，没有减弱对契丹的抵抗力度，没有放松对藩镇习气的持续性弭平，如果说有什么负面问题留下，那可能就是对天下道义精神的戕害——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所谓“至善”，不是“终极之善”的意思，而是“角色化原理下应有之善”。人，无往不在角色中。太祖在后周时代，是“臣”；践祚之后，在朝堂上，就是“君”；回到家里，见到杜太后，就是“子”；等等。为人君者，其“至善”的伦理尺度是“仁”，为人臣者，其“至善”的伦理尺度是“忠”，为人子者，其“至善”的伦理尺度是“孝”。现代的总统，在总统府里办公时，是“总统”；乘坐地铁时，就是“乘客”；面对自己的太太，就是“丈夫”；面对自己的女儿就是“父亲”；等等，诸如此类。宋太宗赵炅，在“赵廷美案”中，可能收获了“嫡子继承”的权力分配古制大法，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成果，但因为对手是自家兄弟，这种争夺，就意味着对“九族和睦”关系的破毁，也是对“兄友弟悌”模式的破毁，用《大学》“修齐治平”的尺度来衡量，太宗，作为哥哥的角色，与他的哥哥赵匡胤比较，未能达致“至善”境界，有惭德。

此外，就赵廷美言，他果然是在推演一场“奸变”的“阴谋”吗？事态果然有那么严重吗？

可以看看太宗的孙子，宋仁宗，他有一个处理此类案例的故实。

说有一个举子，给权知成都府的官员献诗，内中有句云：“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补足意思，翻译成白话就是：知府您啊，只要派出精兵，把守住川蜀东大门剑门，然后烧毁中原进入四川的栈道，这样，我们西部四川就是另外一个邦国。

很明显，这个举子在自命诸葛孔明，试图与大宋二分天下。这类小文人造反，固然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呆气”，但毕竟算是一种“奸变”“阴谋”，比起赵廷美来，罪行要实在得多，也严重得多。

所以成都府尹心怀恐惧，甚至都不敢自己处理这个案子，就将这个举子上了枷锁，然后给宋仁宗上了一道表章说这个事，无非也是要求“诛灭逆贼”之类。不料仁宗看后，甚至带着一点轻蔑回复道：

“此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处于远小郡。”这是一个没有功名的老秀才着急做官干的活儿，不足以治罪啦！可以授给他一个小官，司户参军。看看川蜀哪一个边远点的小郡有缺，补一个给他。

然后这个老秀才就到任去做官了。但老秀才为帝国的宽宏大量所震慑，越想越是惭愧，周遭估计也没有什么人瞧得上他，他活得没有啥尊严。史称“不一年，惭恧而死”，不到一年，羞惭而死。

所以，假如太宗赵炅有孙子仁宗赵祯的宏达，将赵廷美负气而言的“愿宫车早日晏驾”，视为一种牢骚，至多视为一种狂妄，一笑了之，也许未必能如现在这样锻炼为一桩大狱。那样，太宗兄弟间，也许还有另外的解决方案，一旦寻求到这个方案，太宗一朝也许就会更为祥和，更少戾气，或者也更接近“承平之世”的美好人间。

在文明邦国看来，道义价值与伦理美德，是美好人间的重要尺度。

小胖孩和小瘦孩

也许正因为一场大狱，让尖酸忌刻的小文人“创作”的近于神话故实，讥讽诅咒了他。在所有这类故实中，有一个“创作”说，宋太祖赵匡胤变身金太祖的二太子斡离不，攻陷开封汴梁后，将宋太宗赵炅的子孙杀戮一空。据说宋臣有到斡离不大营见过这位金兵统帅的，说“其貌绝类艺祖”，他的长相特别像太祖赵匡胤。

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法，据说有人从金国做使者回来，说金太宗完颜晟（而不是斡离不）长得极似宋太祖，还说就是这位金太宗乃是太祖转世而来，要打回中原，来夺取自己曾经的皇位。

原来从太宗传位儿子赵恒开始，大宋帝位一直在太宗一系。到了南宋，高宗因为受了惊吓，失去生育能力，无子，而太宗一系的皇族，死的死，亡的亡，没有死的，大多被掳往金国，中原地区已经很难见到太宗一系的皇族。宋高宗就有了传给太祖一系的想法。当他听到这个金太宗完颜晟的传说之后，就对大臣们说：“太祖公而忘私，有自己的儿子，却将皇位传给兄弟；现在，我准备将皇位传给太祖一系的人物。”于是在各地寻找太祖后人。找来一胖一瘦两个男孩，高宗让他俩在宫中站着不动，观察他俩。开始高宗中意小胖孩，但这时，来了一只猫，小瘦孩没有动，小胖孩却去踢那只猫。高宗于是觉得小瘦孩不错，将二人都留下后，就暗暗地做了传位给小瘦孩的准备。这个小瘦孩就是宋孝宗赵伯琮，后改名赵昚（音肾），他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他那种不凡不俗的励精图治，直接推演了南宋“乾淳之治”。他还为岳飞平反了冤狱，更有恢复中原之志，很多作为确像太祖赵匡胤，他是太祖七世孙。

“因果”是一种无人能破解的宇宙规律，但创作这个故实的人，将因果律运用于人事方向上，除了劝惩功能外，也有了借机“植入”自家文化观念的意味。譬如，创作者认为太宗“谋害”太祖兄弟和儿子，所以他的后代遭遇变身金人的太祖屠戮，并颠覆了太宗一系的北宋；而太祖因为乘柴氏主幼，夺取了后周天下，所以周世宗柴荣变身蒙古统帅伯颜，攻陷临安，将皇室男女全部掳走，颠覆了太祖一系执掌的南宋江山。

这类坊间故实，是茶余饭后、瓜棚豆架下有趣的谈资，也可以从中读出“因果”规律下的道德伤痛，如果不是特别执着于“报应”的“单向度”逻辑，也有发人深省、足资回味的“历史意义”。

卢多逊的大见识与小聪明

据说卢多逊的祖坟在河内（今河南沁阳）。他与赵廷美的“阴谋”还没有败露的前一天晚上，有震雷，将卢氏祖坟上的林木全部焚毁。传闻此事的人，都感到很异常。这事为《宋史.卢多逊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书明白记录。考卢多逊下狱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四月丙寅日，《宋史.五行志》对旱涝雨雪有闻必录，但这一年的四月，并无雷雨记录。沁阳附近，只有卫州有洪涝之灾。卫州在沁阳东两百里左右。且有涝灾并不一定就有雷雨。故实的荒谬一望而知，但记录者或创作者，在讲述这个故实时，似乎意在指斥卢多逊大恶，连老天也在震怒，并殃及他的祖上。

不过细考史上关于卢多逊的各类记录，此人也确似不得人心。

说卢多逊因为赵廷美案被贬崖州时，到了附近地方，暂住道旁旅舍，见一个老太太，说话间，发现她居然知道很多京城汴梁之事，因此就与她闲话家常，话也越来越多。

卢多逊就问她：“老婆婆您从哪里来啊？怎么住在这个偏僻的地方？”

老太太眉头皱在一起，很不情愿地说：“我，本来是中原士大夫之家人。有一个儿子在朝中做官，当时卢多逊做宰相，命令我儿子‘枉道’，违背道义，去做邪僻之事。我儿子不愿意做，卢某人就恨上我儿，最后找了茬子，给我儿安上严重的罪名，全家都被发配到这个南部荒凉之地来了。不到一年，全家骨肉相继沦没，死在这里，只剩下老身一人，流落在山谷之间。现在我寄居在道旁，不是没有意思的。我想那卢相，蠹害贤良，仗势威权，恣行不法，无所避忌，这是一定要倒霉的节奏——他终将‘南窜’，也被发配到南边来。如果上天可怜见，老身不死，也许能看到这一幕！”

老太太并不知道他就是卢多逊。

卢多逊闻言后，沉默不语，赶紧离开了此地。

卢多逊到了崖州之后，经历很惨。当时崖州归琼州管辖，琼州主管就派自己的牙将去管理崖州，这位牙将大约是贪恋中原人家的女士，看中了昔日卢相的黄花闺女，就向卢多逊求这一门婚事，卢多逊不允，牙将就处处给他穿小鞋，还没事就凌辱一番，甚至有了加害的动作。卢多逊无奈，允许了这门不般配的婚事。

但细细来看卢多逊的政治履历，并无大恶。

他在后周显德年间中进士，“释褐”即为朝官秘书郎、集贤校理、集贤殿修撰，是带有朝廷秘书性质的荣耀职务。太祖时，以本官职知制诰，这是重要的秘书职务。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始终是大宋的一支笔。薛居正主持修《五代史》，卢多逊也是编撰者之一。开宝六年（973），他出使南唐，曾经挟大宋威风，向南唐主索要江东诸州地图。那个时代，地图乃是重要的战略机密，但他对南唐主说：“朝廷要重修天下的地图经典，史馆中独独缺少江东诸州的原本，请各带一本回去。”南唐主不敢得罪大宋，于是赶紧让人图画一个副本，给他带上。于是，江南十九个州的地理形势、屯兵戍守远近位置、户口多寡，卢多逊全都掌握了。回来后，就将他所看到的李氏王朝的弊端和衰弱告诉太祖，意思是，可以收复这个割据政权。他的一番意见，坚定了太祖“收江南”的决心。金陵平定后，他因为谋划有功，加吏部侍郎。

太宗时，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从征太原之后，又加兵部尚书。从此进入宰辅行列，并参与军机大事，成为朝廷重臣。

此人机敏，有大见识，也有不少小聪明。

当初太宗要人献“备边之策”，他曾提出“移都”的建议，而且要“移都”到边境城市镇州去，等扫清契丹后，再“移都”回汴梁。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但在与契丹胶着的紧张时刻，这个意见不失为一种大见识，与寇准后来敦促真宗过河到澶州北城有一拼，如果有奸佞中伤，这个迁都的意见也会被人说成是以君王为赌注。

他读书多，博涉经史，史称“聪明强力，文辞敏给，好任数，有谋略，发多奇中”。所谓“任数”，就是好习权谋诈术，有心计。太祖赵匡胤好读书，经常到史馆去取书观览，卢多逊就预先让史馆的小吏跟他通风报信，告诉他太祖取了什么书。知道后，卢多逊一定千方百计找来这本书，而后会通宵达旦阅读、研究。等到太祖与诸臣在一起聊天，说起这书，问到书中某事某人时，卢多逊会做到“应答无滞”，回应，答对，毫无窒碍，非常流畅。这得多大阅读量才能做到？同列臣僚们一般做不到，所以对卢多逊的“博学”心服口服。

卢多逊当年骗取南唐后主图写江南十九州郡形势图，虽然不是南唐覆亡的主要原因，但当是原因之一。野史说，卢多逊与李穆友善，李穆也因为赵廷美案被贬黜。二人已经多年没有了来往。朝廷有规定，记录国家大事时政的“邸报”，不得流入海外，因此，卢多逊在崖州，没有任何朝中消息可以知道。一天，来了份赦书，文件中也包括赦免“参知政事李”。卢多逊很高兴，就对左右说：“这个赦免的参知政事，必定就是李穆。他如果能进入政府工作，我一定会北上！”说着，就催促舍人准备北上的行装。不久，果然得到朝廷对他赦免后做容州（今广西容县）团练副使的通知。他正在准备渡海向容州进发，忽然看到江南后主李煜，衣冠一如生时。李煜问他：“相公何以到崖州来啦？”卢多逊说：“屈！”李煜说：“汝屈何如我屈！”卢多逊这才意识到见鬼了，史称“由是感疾殂”，因为这个原因，感染疾病，很快死了。

此故实见宋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此书记录鬼怪事甚多，且这个故实中讲述的赦免一事也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卢多逊死后，家人被赦免，先到容州，后到荆南。但这类记载可以约略看出时人的一点价值评判。卢多逊“骗图案”，可能有功于大宋，但冒取他人信任，倾覆其国，这是伦理上的污点。因此，这类故实并不完全属于妖魔化笔法。卢多逊无大恶，但行事有惭德，是事实。

卢多逊为人所不喜，主要是他秉政期间过于专断。

当时有个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祐，判门下省，但他与吏部流内铨（掌管官员考核等事宜，略相当于组织部秘书长）侯陟不和，侯陟做出的官员处理意见，王祐常常给予驳正。这个侯陟乃是卢多逊的亲信，就来向他诉苦。卢多逊初时也想收纳王祐成为自己的人，一起来阴谋打击赵普，所以就多次暗示他要站队，要助我卢多逊一臂之力。但王祐不听，不接受这份收买。于是卢多逊就找个由头将王祐贬黜为地方的小官。

群臣有表章，一般都要先通过卢多逊，否则有司就不敢上奏。他还规定了谏官上章，必须要有规定格式，还要加上一句话：“不敢妄陈利便，希望恩荣”，不敢随意狂妄地陈述利国便民之策，以此来求陛下赏赐的恩典和荣耀。这种八股式做法，让很多大臣不习惯，谏官，左拾遗、直史馆田锡就不欣赏，于是多次给卢多逊写信，要求他免除这类形式。卢多逊也不高兴，就找由头将他外放为河北南路转运使，离开了京师朝廷。

卢多逊流放崖州后，又通过押送他的人回京复命，还专门上表称谢。两年后，赵廷美死于房州；又过了两年，卢多逊死于崖州。

太宗开恩，下诏，将他在崖州的家人迁徙到内地，到荆南居住；不久还录用了卢多逊的儿子卢雍为官。卢雍死后，真宗时，又录用卢雍的兄弟卢宽为官。卢宽的兄弟卢察景德年间中进士，做官后，卢察亲自到海南崖州，将父亲卢多逊的灵柩迎回内地，在襄阳归葬。真宗知道后，诏襄阳当地官员赐卢察钱三十万助葬，还录用了卢多逊的孙子为襄阳的地方官员。

大宋帝王，即使对“叛逆者”也较少狠戾之气。

“倒卢”“倒赵”与“倒秦”

赵普，算得上大宋帝国三百年间的第一谋士。此人做事有辣手，但也有人性复杂的一面。

“赵廷美—卢多逊”大案，他要推演的，表面看，是“倒卢多逊”而非“倒赵廷美”，但是要想“倒卢”，最有力的砝码是“倒赵”。此案中，一般史论认为背后的推手是太宗赵炅，但就智慧而论，在这一个回合中，我宁肯相信是赵普直接促成了这件大案。他要三次入相，就必须“倒卢”，他做到了。如果要对此事做一句话评判，那就是：赵普为了达到“倒卢”而发动了“倒赵”运动。或者也可以说：赵普发动“倒赵”运动，而达到了“倒卢”目的。

历史上的张良，作为韩国贵族后裔，不能容忍嬴秦的存在。士大夫的尊严在此。嬴秦存在一天，韩国灭亡的国仇家恨就不能化解。于是有倾尽家财招募勇士的博浪沙一击，却未能如愿，于是投项羽、投刘邦，最终演成“倒秦”大业，随后即退隐，并不恋恋于什么万户侯。所以史上有一个动人的说法：“人道汉高用子房，谁道张良用刘邦”！就像张良终生的目标是“倒秦”一样，赵普此时的目标是“倒卢”，张良做到了“倒秦”，赵普做到了“倒卢”，二人借助的都是帝王的力量，帝王，不过是“倒秦”或“倒卢”的工具。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谋士赵普，是“赵廷美—卢多逊”大案的第一推手。

但在“倒卢”之后，赵普应该有天良发现。

此人“辣手”也有限度。他似乎没有那种“仇恨万丈”的怒火。当他达到预期目的时，也有适可而止的君子风度。

对卢多逊，当他知道自己已经胜券在握时，甚至多次暗示卢多逊，可以提前退休，从此既往不咎。卢多逊就在这一个紧要关头，有了“驽马恋栈豆”的愚蠢，就像笨拙的马儿，走在凶险莫测的华山栈道上，看到悬在空中的栈道缝隙间的一粒豆子，也要停步去舔食，全然不知此境有多么危险。

最后，卢多逊在赵普的罗织下，被发配崖州，这时，赵普的亲信李符有了落井下石的主张。他对赵普说：

“崖州虽然在遥远的海中，但那里水土还很不错。我知道有个地方春州，虽然很近，但此地瘴气很毒，到了那里必定一死。不如让卢多逊到春州去。”

春州，在今天的广州阳春市，是传说中的瘴疠之地。李符此言，显然有讨好赵普的意思。史称“普不答”，赵普没有回答。

赵普为何不回答？我认为赵普在这个“严重的时刻”忽然有了警觉。也许就在这一时刻，他能想起并明白“君子不为已甚”的古训，读过“半部《论语》”的他，也应能想起夫子的严厉批评：

“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庸恶陋劣之徒可以共事服务于邦国吗？这种人他没得到职官或富贵时，怕得不到；得到后，怕失去。一旦害怕失去，那他就什么坏事都敢做了。

孔子这话可以称作识别局中人的铁律，是使人获取政治洞察力的著名原典。理解这句话，可以帮助认识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这话也为后来的批评者多次引用，王夫之、乾隆皇帝都曾引用夫子这段话来批评赵普，认为赵普正是这样患得患失的“鄙夫”，认为正因为赵普是个“鄙夫”，所以，挑唆兄弟反目，锻炼赵廷美大狱，陷太宗于不仁不义，这类事他才干得出来。

孔子所谓“鄙夫”，主要是指君王以下的公侯大夫。这个阶层之间的权力争夺是残酷的。圣人用心良苦，但效果有限。不过也可以反过来说：虽然效果有限，但圣人并不停止言说。如果没有德治教化这类言说，官场就会呈现出纯粹的丛林法则。孔子儒学多少限制了君王公侯们直截了当作恶的可能性，从法上之法，也即纯粹伦理方向，给执政指出了一条道德修炼的路径，成为垂训俗世的法则。朱熹为《论语》做“集注”，论及本章主旨，语气极为峻烈，大有“痛诋”的风格。朱熹说：鄙夫之流，“小则吮痈舐痔，大则弒父与君，皆生于患失而已。”又引北宋大儒胡安国的老师靳裁之的意见说：“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而已者，则亦无所不至矣。”朱熹总结说：“志于富贵，即孔子所谓鄙夫也。”如此理解“鄙夫”，可以看到儒学对于此类人物的厌憎。

当赵普忽然明了这一层意思时，他应该有了对自己的厌憎。所以，面对讨好自己，“志于富贵”的“鄙夫”李符，这一番省略了圣贤精神和传统价值观的“无所不至”言论时，他能反省：我赵普是不是也是这类“鄙夫”？

“月头银”之变

李符建言不久，有个妄人叫弭德超，诬陷检校太师、侍中、枢密使曹彬。

朝廷因为戍边士兵辛苦，每月月初有白金赏赐，军中称之为“月头银”。驻守镇州的司令弭德超，就借这个事乘驿站车回到京师，给太宗上了份“急变”报告。他说：

“曹彬秉政久，得士众心。臣适从塞上来，戍卒皆言：‘月头银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辈当馁死矣。’”曹彬在中央执政太久了，很得士众之心。臣刚刚从边塞上来，戍卒都说：“月头银，乃是曹公给咱们争取的。没有曹公，我辈都会冻饿而死啦！

这一番话对熟悉五代藩镇往事的帝王来说，很有震撼效果。然后，弭德超又巧妙地造谣诽谤了一堆乱事。

太宗不禁动了疑心，将曹彬罢为天平军节度使，提升弭德超做了枢密副使。

但弭德超本意是想取代曹彬来做枢密使，不料只做了个副使，而且副使的班序还在文人柴禹锡之下，很是失望。

一天，他骂同僚及柴禹锡说：

“我上言国家大事，有安社稷之功，但只得到线头般大的小官，你们这几个是什么人，反而比我官还大！皇上真是没有定力，被你们这帮人迷惑。”

柴禹锡等人将此事告知太宗。正好有几位大臣来为曹彬说话，说曹彬冤枉。赵普也为曹彬开脱。太宗这才缓过味来，知道弭德超“急变”所奏，其实乃是构陷手段。大怒，命人来审讯弭德超。事情清楚后，将弭德超除名，不再隶属于官籍，流放到琼州。

这时，知开封府的李符正是当初弭德超的举荐人，按律也该惩戒。开始，太宗给他的处罚是贬往宣州去做司马，但是弭德超的事太恶劣，太宗想给一个更重的处罚。赵普此时已经从心里放弃了李符，于是，就将李符不久前建议将卢多逊贬往春州的意见说了出来。太宗趁着一股气，干脆就将他贬往春州。李符最后就死在那里。

战国时商鞅曾有“作法自毙”的故实；唐代的周兴发明炭烤大瓮的酷刑，最后有了“请君入瓮”的故实；五代时也有个闽国的薛文杰制作内设刀锋的槛车，最后是他“自食其果”首先坐了进去的故实；李符此举，也当在这类谱系中。恶人自有恶人磨，但上述诸君都是自家磨自家。存在，是一场清晰的迷局。考察近世因果，往往更有令人惊异的活剧上演。故儒学有金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明此理者，不仅害人，也往往害己。这个浅显到白水一样的道德律令，却可能是人类道德极为重要的界域。

被王夫之先生骂为“鄙夫”的赵普，晚年是否有愧对秦王赵廷美的隐秘自责？赵普不一定属于铁石心肠的残忍之徒。在他内心深处，应该对人性还保有一种发自天然的信任。他应该知道，如果没有他的推演，赵廷美不会获致“奸变”这一吓人的定谳。

我落在时光的后面，但如果可以假设，假设面对太宗的疑虑，面对柴禹锡上奏说秦王廷美有“阴谋”时，赵普能够如后来真宗朝的王旦那样，也许就不至于锻炼为一场大狱。

寇准簪花

太宗的儿子真宗皇帝时，名臣寇准名满天下，晚年知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到了他的诞辰日，庆典生日的那种排场，好像在过“圣节礼”，规模规格仿佛皇上在过生日。寇准还穿了黄色的道士服，“簪花”骑马。

“簪花”，是大宋习俗。宋人不分男女，都愿意在头上戴一朵鲜花，皇上遇有庆典，自己也要戴一朵鲜花。寇准生日，也戴花，还穿黄色的道袍，这就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啦。这种行为，认真追究起来，很是一个说不清的“大案”。而且果然就有人向宋真宗打小报告，说“寇准有叛心”。

真宗得到报告，开始也是一惊，就拿出西安快递过来的小报告给当朝大臣王旦看，并问道：“寇准真的要反了吗？”名相王旦很认真地看过小报告后，微微一笑，道：“寇准这老头儿，这么大年纪啦，还这么——呆！臣马上写个劄子，让他知道。”王旦就这样谈笑间，将一场可能的“阴谋”“奸变”消弭于无形，而真宗也从此放过，不问，史称“上意亦解”。事儿，就这样，结了。

这就是传统史论中最为称赏的“大臣”风范。古训有言：“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一个事件，在未萌无形中，即可洞见其可能的危祸，并努力将其“可能性”扑灭，这是存在者的极高智慧。

寇准“反”还是“没有反”，可以一言而定。假令王旦如赵普般推波助澜，则大宋帝国将会又多一个大案。“大臣”王旦事先洞见了这个大案的“祸危”，扑灭了沿此生长的“可能性”；而“鄙夫”赵普则未必见识“赵廷美大案”动摇大宋道义、陷太宗于不义的这类“祸危”之“可能性”。假如他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而仍要一意孤行，问题的性质就会更严重，那已经不是“鄙夫”而是以“邪僻”“阴毒”“奸佞”都难于界定的人物了。赵普，还没有那么恶。他始终认为“倒卢”连带“倒赵”不过是偶然关系，甚至因为开始的“倒赵”，所以才在调查中发现了连带“倒卢”的可能性。对赵普而言，有意味的是：他正要“倒卢”，却发现，原来“倒赵”正是“倒卢”的最佳路线，几乎就是一条直线，直达线路。

“倒卢”是必需的，因为必须结束卢多逊对我赵普的一步步欺凌或藐视：我的女儿女婿已经付出了代价，卢多逊也必须付出代价。

“倒赵”是必需的，因为必须终结“兄终弟及”模式，恢复“嫡子继承”模式。这个政治安排，没有商量。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赵普有可能觉得愧对卢多逊，但绝没有愧对赵廷美的心思起念。他认为他做得对。

禳灾祈福的赵普

宋人笔记说赵普一故实。

说赵普晚年病重，夜里做梦很不吉祥，然后就拜托道教人物为他祛灾祈福。但是需要有章表上达天庭。道士就向他请教章表的主旨——向天庭祈祷，要有明白诉求。但是赵普很难对道士说这个事。于是就拿来笔墨，自己写就了一篇祈祷文。文中有文字道：

情关母子，弟及自出于人谋；计协臣民，子贤难违乎天意。乃凭幽祟，遽逞强梁，瞰臣血气之衰，肆彼魇呵之厉。信周祝霾魂于鸠愬，何晋巫雪魄于雉经。倘合帝心，诛既不诬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谢朱均。

这文字佶屈聱牙，梳理一下关系，大意如下：

我这个事情啊，关系到昭宪太后和赵家几个儿子。兄终弟及的施行，实在是出于太后的谋划。但考虑到利国利民的大事，太宗的儿子很贤良，“嫡子继承”，不能违背天意民心，所以不再施行“兄终弟及”模式。没想到，赵廷美却凭借着幽冥作祟，一逞鬼魂之强梁，看到我年老血气已经衰弱，就肆意地在我梦里做厉鬼恫吓我。我很冤啊，就像过去西周时那个巫祝为宣王谋划，却遭遇女鸠毁谤而死；过去晋国那个巫师，为国家谋划，但太子申生却自杀而死，这事并不能让巫师负责啊！如果我为大宋帝国做的谋划符合天帝之意，那么贬谪赵廷美，最后导致他死去，就跟当初周公诛杀周王的兄弟管叔蔡叔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如果天帝能理解我免我不死，那么我将永远感谢并愧对赵德昭、赵德芳这俩公子——尽管他俩也许很像尧和舜的不肖子丹朱与商均。

文章写罢，就秘密封起来，对着空中焚烧后，一掷。此时恰好来了一阵怪风，将火吹熄，文章飘入空中，最后掉在闹市朱雀门，被人捡取，于是，传诵于京师，成为一件记录中的公案。

大致这样一篇东西，委婉曲折，总之是赵普在陈述终结“兄终弟及”模式，恢复“嫡子继承”模式的政治正当性诉求，在陈述自己的无辜。这样看，赵普即使到了晚年，还是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所以，他之所以“倒赵”，尽管是出于“倒卢”的目的，又不仅仅是为了“倒卢”，而是为了将帝位传承程序恢复到正当合理合法轨道，以期求得帝国的长治久安。

另外一个记录者，说到了相近的一个故实，也可以约略见到赵普的自信。

说赵普生病很久，很严重，就将自己最珍贵喜爱的双鱼犀带解下来，交给亲吏甄潜，请他到上清太平宫去禳灾祈福。道士姜道元为他叩拜冥界大神。对大神说：“赵某，乃是开国功勋之臣，为何有这么深的冤魂牵累而不可避解？这个冤魂是谁呢？”大神在一个巨大的牌子上，用淡墨书写了一通。浓烟在巨牌之上缭绕，字迹难辨，但看清了牌子后面一个“火”字。

姜道元就将这个结果告诉了甄潜。

赵普听说后，说：“我知道是谁了，必定是秦王赵廷美。当时是他与卢多逊派遣堂吏跟赵白等人阴谋交结，败露后导致一场大祸。我有什么错！”

半世评语

赵普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复相，不久扳倒卢多逊，贬谪赵廷美，正在雄心勃勃要做一番更大事业时，第二年，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借着赵普谦逊，表示要退休的意见，太宗再次将他下放外地，到武胜军（今属四川广安）去做节度使。两个月后，赵普启程，太宗在大殿宴请他，并写了一首诗相赠。说是诗，其实真不是诗，七言四句，几乎都是说“理”，这也是宋人诗歌的一个特点，太宗这一篇更过一点。不过算是给赵普的一个半世评语，也算精当。诗云：

忠勤王室展宏谟，政事朝堂赖秉扶。

解职暂酬卿所志，休教一念远皇都。

赵普已经六十多岁，到地方做节度使，明显已经不能再备“枢轴”。他在自愿进入“枢轴”位置后，帮助太宗完成了“嫡子继承”的制度化设计，而后，不再属于“枢轴”人物了。这事多少让他有点意外，失落感是应该有的。他没有张良那种急流勇退的隐士情怀，他一直属于廊庙之才。不能在中央工作，他无法猜度原因何在。往日的荣光，谋士的尊严，都让他感到了一种失败。

当太宗将这首诗赠给他时，他甚至有了不真实的感觉，那种迷离惝恍，与他往日的精明强梁判若两人。无数往事开始涌来，他对太祖讲述不要传位晋王赵光义的冒险，他阻止太祖任命符彦卿的苦衷，他将太宗门人姚恕无意中除去的蹊跷，他从冯瓒行囊中搜出贿赂晋王府邸幕僚的赃物……这些，都是当初太宗对他失去信任的原因。现在，太宗完成了大宋权力再分配的蓝图，我，赵普，没用了！失落中，赵普恰如其分地哭泣了。他捧着太宗的诗，哽咽道：

“陛下赐臣诗，臣当刻石，让它随着臣，与朽骨同葬九泉之下。”

一番话，太宗也动容。

第二天，太宗觉得应该解释一下这个事，就对左右说：“赵普对国家有大功勋，朕在布衣时我们就曾经在一起游历各地。现在他已经很老了，朕不想再用这么劳累的机务麻烦他，所以给他选了个好地方，让他能够‘卧治’。所以写了诗来宣导我的意思。赵普很感动很激动，朕也跟着流了眼泪。”

名相宋琪对太宗说：“赵普昨天也到了我们中书省，拿着陛下的诗，哭泣着跟我说：‘此生余年，已经没有继续报答陛下的机会了，希望能有来世，能够再效犬马之劳。’臣已然听到赵普这一番话，现在又听到陛下这一番讲述君臣际遇的缘分，君臣始终之分，可谓两全了！”

后来赵普又做西京留守，到了淳化年间，赵普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就多次上表请求退休。太宗给了他更优厚的待遇和职称：太师、魏国公，享受宰相级别的俸禄。

淳化元年（990）七月乙巳（十四日），赵普卒。

第二天，太宗得到讣闻，很悲痛，对近臣说：

“普事先帝与朕，最为故旧，能断大事。向与朕尝不足，众人所知。朕君临以来，每待以殊礼，普亦倾竭自效，尽忠国家，真社稷臣也。闻其丧逝，凄怆之怀，不能自已。”

赵普侍奉先帝和朕，是我们故交中资格最老的人物。赵普对大事有判断，能决断。但他以前有跟朕不对付的地方，这些众人皆知。但朕君临天下以来，经常以特殊的优厚之礼节对待他，赵普也能倾尽忠节为国家效力，真是“社稷臣”啊！听说他病逝，我感到太难受，太凄怆啦，几乎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

说着就流下泪来。左右都受到感动。

赵普这一生有很多故实，在史馆流传，在廊庙流传，在江湖流传。

《邵氏闻见录》记载一事，则可以看作赵普的另一面。说赵普年轻时游历长安，听说唐太宗李世民的墓被盗，骨骸流入民间。他于是花重金购置这些灵骨，葬在昭陵下。曾经有一个当地富豪，藏有李世民的脑骨，要价很高，赵普很艰难地得到了，一同收葬。赵普此举不同寻常，不必诛心地分析他为何如此做善事，能够收留亡人骨骸，重新下葬，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值得表扬。

“天伦为重，大位为轻”

卢多逊当朝时，为政专断，赵普当朝时，事实上比卢多逊还要专断。当时太宗已经放开言论，而且多次下诏，求言。但赵普要求臣僚们上殿，如有奏章，都要先给他看，奏章中必须删除“诋斥时政”的文字内容，才允许登对。又是那个田锡，正在做谏官，曾经议论此事，但赵普比卢多逊好一点的是，没有责怪田锡，史称“后乃少息”，以后这类事做得少了点。

但他对卢多逊就没有那么宽容。说起他与卢多逊的分歧，很可能源自一个小小的糗事。据说赵普做枢密使时，卢多逊为翰林学士。有一天二人共同奏事，当时太祖刚刚改元名“乾德”，因此对二人说：“这个年号自古以来没有过。”似乎很得意。赵普就从旁边跟着赞美，说“乾德”二字怎么怎么好。但卢多逊说话了：“这个乃是伪蜀时用过的年号。”太祖大吃一惊，赶紧令人检查历史记录，果然，前蜀后主王衍曾经用过这个年号。太祖不免生气，于是拿起毛笔来，在赵普脸上画花脸，一边说：“你怎么才能像人家卢多逊，那么有才！”弄得赵普一个晚上没敢洗脸，第二天见了太祖，太祖命他洗去，他才洗去。

赵普本来对卢多逊就有不满，这事之后，就更结了个梁子，心中藏了近二十年，最后有了“倒卢”活动。

据说陈桥兵变，太祖第一次进入后周宫殿，看见宫中嫔妃抱着一个小男孩，就问这是谁。原来是周世宗柴荣的儿子。文武多人在太祖身旁。太祖问如何对待这个男孩。赵普说：“去之。”最后太祖没有“去之”，而是将他送给了潘美，由潘美养大成人。

事见宋人王巩的《随手杂录》。赵普后来扩大了赵廷美与太宗间的猜忌，直接推动了赵廷美案，对伦理主题，赵普并没有足够敬畏，因此，我相信这个记录是真实的。用小说评论的话说，就是：符合人物性格。

赵普始终没有明白：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他在伦理上的胜利。王夫之批评他，更多也是伦理方向的批评。在传统理念中，伦理，大于政治。用王夫之先生的话说就是：“天伦为重，大位为轻。”

这是赵普一生没有参透的义理。事实上，也是近世以来，很多政治家思想家没有参透的义理，或者说，故意不想参透、不愿接受的义理。

《宋论》中的四个观点

《宋论》中，王夫之先生对“赵廷美—卢多逊”大案，给出了几千字的评论，堪称字字珠玑。读懂这一篇史论，对理解传统圣贤理念，理解政治与伦理的关系，甚至，识别“仁人”与“鄙夫”，看清近世身边的大事与小事，从此获得洞察世界的思想穿透力，都是一种虽然未必令人赞同，但足够意味深长的思想启发。从头梳理这一篇史论，于本书似无必要，只略说一说文中的四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辨识仁与不仁之人，有一个铁门限，就是在父子、兄弟、夫妇这类人伦关系中。即使这个人从中挑唆，制造亲情流血罹难之案，而结果大有利于“我”；即使与这个人谋划大事时，他可天才决断；与他讨论机密，他能守口如瓶；与他处于危疑之际，他也绝不动摇，但这仍然是一个不仁之人。而不仁之人，不可以将国家命运托付于他。在王夫之看来，像张子房这样的人，投项羽、投刘邦，用“忠谨”来评价，似乎不够资格，但是当他面对刘邦父子之间的关系时，就好像自己的痛楚，委曲地为刘邦讲解譬喻，深深地护持父子之情，“以全其天性之恩”，这样的人才是仁人，而赵普不是。

第二个观点：赵普很有可能怀有篡权夺位的野心。赵普的隐情，就像当年杨素面对杨广、徐世@面对武氏的隐情。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反大隋，其实正是杨素平时的志向，假如杨素不死，大隋的隋炀帝杨广，不过是乱隋而后可被剿灭的中原肥鹿，杨素很有可能取而代之。徐世@的孙子徐敬业反大唐，其实正是徐世@平时的志向，假如徐世@不死，大唐的武则天皇后，也不过是乱唐而后可被剿灭的中原肥鹿，徐世@很可能取而代之。所以杨素拥立杨广，徐世@拥立武后，都有取而代之的野心。赵普之所以在赵德昭赵德芳死后，决计拥立太宗，就是要借“兄终弟及”而乱大宋，如果太宗不保，或太宗身后，大宋又是一孤儿寡母天下，彼时，赵普操纵宋室会更自由，那又是中原鹿肥之际。之所以如此猜测赵普，并不难知，看看赵普在太祖时，所有的谋划几乎全部指向宋初的故旧元勋，兵权固然收掉，但赵普却获得了大权。唐代灭亡之后，“鄙夫”比比皆是，脏污了天下，而无法洗濯干净，赵普以一个优异的“幕僚”身份，沉溺于权谋中，与那个知名的“鄙夫”冯道是一样的人。

第三个观点：赵普诱导人主戕杀其天伦情感，犹如当年要对周世宗的后人斩草除根“去之”一样，几乎没有忌惮之心，这等不仁不忍，“太宗觉之矣”。所以，给赵普的酬赏虽然很隆重，但在大案结束，还是将托国大事寄托于后来崛起的李昉、吕端等人，而赵普则再次罢相，老死于家中，所以，大宋宗社才算平安。宋琪所谓“君臣两全”的说法，事实上也暗含了赵普的危机——太宗没有将赵普置之于法，是赵普的幸运。

第四个观点：卢多逊试图看守住伦理大义，而不计个人荣辱。当初赵普在太祖面前说太宗的坏话，一如后来在太宗面前说赵廷美的坏话。这些，卢多逊都有感觉，所以在太祖时，卢多逊就与赵普不和，试图保全太宗；等到了太宗时，卢多逊又想保全廷美。杜太后的遗命虽然不符合“嫡子继承”的古制，不合法，不正当，但是如果违背这个遗命，猜疑一起，则兵火就会跟着而起。但“天伦为重，大位为轻”，所以卢多逊与赵普比较起来，“立心远矣”。

疯癫长子赵元佐

“赵廷美大案”中，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在历史的幽微深处，孤独地闪耀出传统圣贤肯认的高贵之光，他就是楚王赵元佐，太宗的长子。

史上记录的是，他几乎在癫狂状态中，度过了一生。

太宗赵炅有过三个皇后：尹氏、符氏、李氏。

尹氏，太宗发妻，滁州刺史尹廷勋女，早薨。太宗践祚，追封为淑德皇后。

符氏，魏王符彦卿第六女，后周时嫁给赵光义，太祖开宝八年（975）薨。太宗践祚，追封为懿德皇后。

李氏，名将李处耘之女，太祖介绍给太宗为妻。太宗践祚后，于雍熙元年（984）立为皇后，史称明德皇后。

太宗另有贤妃、德妃、贵妃、淑仪多人。

内中一个李贤妃，乃是防御使李英的女儿，贤德有名，太祖听说后，为太宗延聘。太宗践祚，封为夫人。她生了赵元佐、赵元侃。赵元侃后来更名赵恒，就是大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但李夫人死得太早，太宗践祚的第二年，她就病逝了，还来不及封妃封后。真宗时，先追封母亲为贤妃，又进上尊号为皇太后，有司继上谥号元德，故史称元德李皇后。

赵元佐是太宗长子，真宗的大哥。赵元佐出生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真宗出生于乾德六年，公元968年；元佐大元侃三岁。宋太宗出生于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大元佐二十六岁。

元佐是太宗的第一个儿子，长得酷似老爸，又禀性聪明机警，所以宋太宗非常喜欢他。据说他十三岁时，曾跟从太宗在近郊田猎，当时还有契丹的使者来，也在一起。太宗看到一只兔子在御辇前出没奔跑，就让元佐射箭，元佐张弓，一发而中。众人叫好，连契丹使者也感到惊异。

元佐可能确有异禀，他一直喜欢独居，不愿意见客人；太宗驾崩后，更是如此，但常常能预知要发生什么事。真宗时，看到元佐疯疯癫癫，就派了著名的术士管归真到元佐府邸，去为他祭祀祈祷，消灾求福。左右还不知道这个事，元佐就说：“管归真来了。”真宗听说后，也很诧异说：“难道真的有什么神异的东西依附在他身上了吗？”

元佐是因为四叔赵廷美案而疯掉的。

在此之前，他还跟从父亲平定太原、征讨幽蓟，很正常的一个人。从皇子宫邸出来后，为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卫王。初期在中书省工作，后来又迁居东宫，加检校太尉，进封为楚王。这是太宗一心要培养他做“嫡子继承”的节奏。

但赵廷美的案子出来了。

群臣正在议论纷纷，在研究如何定罪。老太傅王溥正在紧锣密鼓地联络诸臣“联署”，已经有七十多人签了名。我推想王溥也一定找过赵元佐，因为元佐当时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宰辅级别的高官，理应“联署”。但我也不难推想，元佐一定是拒绝在这份奏章中签名。

赵元佐认为四叔没有错，弄出来的那些事，不算个事。四叔几乎不带兵，几乎没有强有力的党羽，有个卢多逊，也不过是寻常来往，说了一些讨好的话，负气的话，而已。就像王旦看“逾制”的老臣寇准，仁宗看“谋逆”的成都秀才一样，四叔这点事，在元佐眼里，不是事。于是，他拒绝签名，并开始试图搭救四叔，尽力不要酿成一场大狱。

整个皇族中，只有楚王元佐一个人，在救助赵廷美。

但“宋太宗—赵普—王溥—柴禹锡”，这一方的力量太强大了——

太宗主意已定，必要恢复“嫡子继承”制；

赵普主意已定，必要在“倒赵”过程中“倒卢”；

王溥主意已定，必要支持大宋结束“兄终弟及”的格局，从此走上权力分配的古制；

柴禹锡主意已定，必要以当初晋王官邸旧人的身份，帮助太宗，甚至也帮助元佐，完成大宋社稷继承人要保持在太宗一系的制度性设计。

所以，元佐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救助四叔。太宗也不听。

有一部野史《龙川别志》记录说，太宗要立元佐为太子，元佐坚决推辞，说要立也得立太祖之子。因为这个原因，元佐作为太子的资格被废掉。但这个说法不确，因为元佐“出阁”，也即接受藩封，做官，在太平兴国七年（982）七月，当时太祖两个儿子德昭、德芳已经死了。所以，他不大可能要求立“太祖之子”。但这个故实的意义在于：赵元佐，这位最有希望继承大宋社稷江山的人物，并不看重这份君权。这是进入元佐内心世界的一把秘钥。

让国四贤人

历史上，出让君权给更合适的人选，有几个被儒家反复赞誉的人物。

有一人名泰伯，是殷商晚期周族的太王之子。太王有三子，长子就是泰伯，次子是仲雍，三子是季历。季历最为贤能，且生有一子，就是姬昌，未来的周文王。太王看到姬昌，就认定周族的希望在他身上，就有意要将王位传给季历，再由季历传给姬昌。泰伯看到三弟季历和大侄子姬昌确实贤能，而父亲太王又有此意，就有了不露痕迹的三次推让天下。第一次，太王生病，他去采药，故意没有回来；第二次，太王病死，他又故意不去奔丧；第三次，断发文身，故意不穿用周族服装，表示不可能继承王位，最后跟着二弟仲雍一起跑到今天的“吴越之地”，远离了陕西的周族之地。这样就造成一种不露痕迹的“让国”。

“三让”天下的“三让”也有不同说法，如让季历、让姬昌、让姬昌的儿子姬发也即周武王，就是一说。这个不论，“三让”已成为传统政治人物“至德”的故实。孔子就盛赞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的“至德”，以至于天下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表彰这个事件。

这又是一个伦理重于政治的案例。

在儒学价值系统中，“外王”，其分量是远逊于“内圣”的。

达到“外王”，可以作为一个可能的目标；但达到“内圣”，却是必须追寻的目标。所以“让国”这类“政治上不负责任”的“开小差”行为，在儒学这里可以被当作“至德”来表彰。而政治人物之所以被表彰，是因为他们在“伦理”意义上富有圣贤气象。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都不能连累他们的内心，所以有“让国”；无论多么高尚的名声，都不是他们愿意计较的对象，所以士庶不知道怎样称赞他们。这就是“至德”所在。

“让国”的还有两位，一个是老大伯夷，一个是老二叔齐，俩人都是殷商末年孤竹国的王子。孤竹君喜欢老二，就要传位给叔齐，但叔齐认为自己不是嫡子，不能继承王位，就让给哥哥伯夷。伯夷又认为父命不可违，坚持不做这个国君。最后二人都逃跑，到了周国，看到周武王伐纣，认为这种战争属于“以暴易暴”，不是臣下应该干的事，就拦住马车谏阻。武王不听，终于灭掉殷商。伯夷叔齐二人“耻食周粟”，认为再吃周王朝天下的粮食是个耻辱，就到首阳山，采集野草而食用，最后饿死。这二人也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是传统中国抱节守志的典范。

这二人的意义在于：做事求诸己。求诸己，就是守住内心的仁德之念，自然而然地做道义肯认的事，无论所得结果如何，不抱怨。按照圣贤的意见，这种发自于内心的恪守廉耻，是大丈夫之事。伯夷叔齐简称“夷齐”，是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影响深巨的历史人物。唐代韩愈曾做《伯夷颂》，宋代范仲淹曾书写《伯夷颂》多篇送给亲朋。近人张君劢先生则引述韩愈的意见，也对夷齐之行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

韩氏《伯夷颂》一篇，尤为有关气节之文。韩氏于举世宗周之际，讶然于伯夷、叔齐之饿死首阳山，乃释其所以然之故曰：“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又曰：“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意谓君臣上下，乃社会维系之大防，即令周室为人民所拥戴，然不可不有耻食周粟之夷齐。且称夷齐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可见政治上一个朝代即令成功，而一个个人仍有其是非褒贬之特权。此其言将一人人格，一人信心，一人之殉道精神，推而至于至高至远，无以复加者矣。方今国中充斥朝秦暮楚之辈，读韩氏此文者，其亦有冷水浇背之感欤。

（《中华民族精神——气节》，香港《再生》，1951年10月，第301期）

近代以来，理解伯夷叔齐的，张君劢可能是第一人。

还有一位名叫季札。他是泰伯的后裔。泰伯在东海之滨建立吴国后，经过了多少代，到了一个叫寿梦的人继承王位。寿梦有四个儿子，季札是老四，最有德能，所以寿梦就想将王位传给他。季札的几个哥哥也愿意让季札来做君王。但季札不肯接受，最后季札退隐于田野，以耕种明志。

季札思虑很深。他不继承王位，既有谦逊的一面，也有远祸的一面。他知道当时春秋之际，天下征战很频繁，而吴国也有了政治上的困境。明哲保身，也是一种“德”，所以他不愿意从政。但还有更深的思考，也即邦国最高执政，理应坚守“嫡子继承”制度。无论天下怎样乱，这个天大的礼法不能变。他等于在用自己的行为，为周族天下以来的“立嫡”制度做出了实际维护。即使天大的利益就摆在眼前，也不变更这一种坚守。这也是一种“至德”。

赵元佐被废

楚王元佐救助四叔，没有结果，赵廷美终于被贬谪。史称“廷美之贬，元佐请其罪”，元佐更向父亲质问：四叔究竟有何罪？太宗不喜欢这样的问题，“由是失爱”，就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了父亲的宠爱。

赵廷美再次被贬到房州后，元佐“遂感心疾”，于是得了疯病。

他经常会好久不上朝。大宋的法度他也开始不放在眼里，左右稍微有点微小的过错，他如果犯病，就会用刀伤人。仆人和小吏从堂前走过，他有时会张弓搭箭去射人。

太宗听说后，开始很严厉地批评他，要他改过，但他根本不改。到了夏秋之际，更严重了。太宗为此格外忧虑。但只要听到他略略好了一点，太宗又很高兴。甚至为了他能病情好转，还大赦天下一次。太宗是太期待这个宝贝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了。

说话到了重阳节，太宗召集诸位皇子在园囿中宴射。但是因为元佐疯病刚刚有一点好，这么热闹的场合，叫他来可能不方便，因此，太宗没有召唤他来参加宴射。到了晚上，宴射结束，太宗的次子赵元佑来看望哥哥赵元佐。

赵元佑原名赵元僖，太宗认为长子为“佐”，次子可以为“佑”，于是改名为赵元佑。在后来的日子里，太宗也确实因为元佐疯癫，有改立元佑为太子的心思，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赵元佑被自己的侍妾张氏误毒而死。

他现在到元佐府邸来干吗？史无记载。有记载的是，元佐知道重阳节园囿宴射聚会，没有邀请他。于是他对元佑说：“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是为君父所弃也。”你们这些皇子们跟着至尊皇帝宴射，而不叫上我这个老大，这明显是我被君父抛弃了。

他的病情本来似乎已经好转，但就在这天夜里，忽然又一次发作了。到了夜半，他躲开妻妾，放火将自家府邸点着了。这一蓬大火，一直烧到天亮，火焰也没有停止。

消息报来，太宗认为这一定是元佐干的活儿，就派遣御史前往拿问。元佐承认了是自己所为。

太宗得到结果，痛定思痛，又派出大内总管去见他，传达太宗的话说：

“汝为亲王，富贵极矣，何凶悖如是！国家典宪，我不敢私，父子之情，于此绝矣。”

你作为亲王，富贵到极点了，为何凶恶悖逆到这步田地！国家有典则有宪章，我不能私自回护你。父子之情，从此以后两绝！

说着就要按国家章法给元佐治罪。

赵元佐没有话说。

蹊跷的是赵元僖，也即后来的赵元佑，为何在宴射之后到元佐府邸？为何他去了之后，元佐就放火？按照政治事件“谁最获利”的原则推断，元佐疯癫，最有希望获利的就是赵元佑。如果元佐疯癫转好，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储、太子。作为老二，可能的替补机会，就是老大失去作为皇储的资格。太宗也确实在后来将赵元佑晋封为王……但这还不过是推断。赵元佑究竟跟大哥元佐说了什么，现在已经不得而知。赵元佑未必在元佐病情稍好时，去挑唆什么，重新加深加重他的病情。很有可能是元佐自己“选择”了这一时机，彻底疯掉。

太宗处理意见出来后，陈王赵元佑以下，包括宰相、近臣都来哭着营救元佐，要求赦免。

太宗痛哭流涕，对诸位说：

“朕每读书，见前代帝王子孙不率教者，未尝不扼腕愤恨。岂知我家亦有此事！朕为宗社计，断不舍之。”

朕经常读书，看到前代帝王子孙有那等率意而不奉守礼法制度的人，没有一次不是扼腕愤恨。岂能料到我家也有此类事！朕为宗社谋划，绝对不能赦免这等罪恶。

于是下诏，将楚王赵元佐废为庶人，送到均州（今属湖北丹江口）安置。

元佐无语南下。

“德不孤，必有邻”

太宗对宰相宋琪等人说：“近来内外稍稍安定一点，我正想自己适意一些，而元佐居然纵火！实在是坏了我的情怀。”

宋琪等人奏道：“尧那么圣明，还有个不肖子丹朱；舜那么圣明，还有个不肖子商均。这些都不足以连累陛下的圣明之德。元佐也不是故意的，如果不是患有心疾，也断不会干这种事。请陛下开怀。”

然后，宋琪等人又率百官上表，要求将元佐留在京师。太宗下诏不允许。百官又上表，连上三次。最后，太宗答应了。元佐已经走到黄山时，赶上了朝廷发来的召还诏书。

元佐回到京师，等于被软禁，不许与外界通联。

原楚王府的咨议、翊善等都来向太宗谢罪，说自己辅导楚王不合格，所以导致楚王做混事。太宗说：“我教训他多次，他都不听，哪里是你们这些人能够赞襄引导的！”于是没有计较他们的罪过。

王夫之《宋论》对楚王元佐的评价极高，将他放到有“三让”至德的泰伯行列来赞叹。他说：

“三代而下，遂其至性，贞其大节，过而不失其中，幽光内韫，垂五百余年，人无得而称者，其楚王元佐乎？”

夏商周以来，一个人能够顺遂自己的至性，大节贞正而不移，有过失但不失为中庸之道，内涵微弱的圣贤光芒，到今天五百余年，而人们没有办法称赏他，这样的人，就是楚王元佐啊！

王夫之先生认为，如果遂了太宗的愿，天下就不会是赵廷美的，也不会是赵匡胤子孙的，而一定是赵元佐的。但赵元佐则有发自天性的恻隐之心，以此来对质鬼神，对质天下，一定要委曲地保全叔父，以免君父陷于不仁——而君父“不仁”，就没有“至善”，就不是圣明之君。但君父不听，元佐于是“激烈佯狂，纵火焚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向天下昭示：我，赵元佐，不可以君临天下。即使因此而得罪，不幸而死，也会甘之如饴。所以太宗将元佐废为庶人，这恰恰是元佐“得其心者”的结果，所谓“得其心”，就是求仁得仁的“得其仁”。当年伯夷叔齐和泰伯之所以抛弃人间最高爵位，安然处于天道格局，就是在小心翼翼地护佑这颗心，以期达到“克己复礼”的境界。

王夫之先生列举了史上一些类似故实，认为都不可能与赵元佐相提并论。更认为大宋“无人”，没有像样的圣贤人物。为何？因为赵德昭之死、赵廷美之贬，这些都是大乱之道，是由太宗为最大的推手造成的。当时，在朝堂之上，以“刚直”被人称许的窦偁、姚坦，以“昌言”被人称许的田锡、张齐贤，以“方正”被人称许的李昉、吕端，等等，都是所谓的“贤臣”。但在这么大的国事面前，俯首结舌，任太宗忍心害性而行其私念，没有一个人敢于念想一下开国的先皇太祖赵匡胤。仅有一个卢多逊，保护太宗在前，护佑秦王在后，不忘“金匮之盟”。但因为赵普的邪说一铺演，结果有此大狱。宋自元佐之后，表彰了很多人，包括推荐太子的寇准、拥戴太子的吕端等等，但是廷臣国史一班文人，却无人表彰赵元佐！他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伯夷虽贤，得孔子而名益著。”在昏霾遮蔽日月之光时，只有楚王元佐那里微露一线孤光。但有心者自然能够懂得选择。不一定要等到孔子来表彰，而后可以让元佐为人所知，只要他的这点孤光存乎于人心，就足可不朽。

现在，赵元佐得王夫之推举，应该有更多人知道他了吧？

明代有个思想家叫张燧，他有一部史论性奇书，名《千百年眼》，此书曾得到王夫之赞赏，书中评论历史故实，往往独具只眼，不凡不俗。说到赵元佐，书中有言：

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废。呜呼，泰伯之“让”，其迹隐，季札之“让”，其虑深，元佐此举，可谓追迹千古，岂真狂也！太宗之残忍刻薄，到此宁不可为之警省耶！

楚王赵元佐，是太宗的长子，赵廷美死，赵元佐也跟着就因为狂疾而被废。唉！过去泰伯之让国，行迹很隐秘；季札之让国，思虑很深远；元佐这种佯狂举动，可谓一直追溯到泰伯、季札这样的古人，哪里是真的有狂疾啊！太宗这样残忍刻薄，看到儿子如此，难道不能有所警醒吗？

张燧、王夫之，是最能理解赵元佐的人。孔子云：“德不孤，必有邻。”

“晋邸旧人”柴禹锡

柴禹锡，是理解“赵廷美大案”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他第一个告密，说赵廷美可能有“阴谋”，于是，“倒赵”大狱开始了倒计时。

这是何方人士，敢于在诸事并不明朗之际，直接挑唆皇上和四弟的关系，而且还因此加官？

柴禹锡很可能是柴荣的堂侄。虽然他的传记中并没有出现与柴氏的宗谱关系，但从他种种关系推测，应该大致不差。他比柴荣小二十一岁，他的儿子名柴宗庆、柴宗亮，柴荣的儿子名柴宗训、柴宗诲，都是“宗”字辈。他们的出生地都在河北，柴荣出生在邢州（今河北邢台)，柴禹锡出生在大名（今河北邯郸），二地相距百余里，在藩镇后汉时代，一度都属于枢密使兼任藩帅郭威的辖境。故柴禹锡的祖父一辈，应与柴荣有着或远或近的族属关系。

在那个人人重视郡望也即籍贯显贵，族谱也即祖系来源的时代，柴禹锡从来不提他与柴氏关系，当有避嫌远祸的考量。所以《宋史.柴禹锡传》说到此人时，开篇即道：“柴禹锡，字玄圭，大名人。”这种省略了祖上名人的传记，很少见。史官如此记录，应该来源于柴禹锡的自传。

他少年时代，带着富贵气象，有人就对他说：“子质不凡，若辅以经术，必致将相。”你气质不凡，如果能用历史经典来辅助，一定能做到将相这个位置。柴禹锡从此留心问学，有了长进。等到太宗做晋王，开府时，他投到府上，因为善于应对，得到晋王赏识。太宗践祚，从供奉官慢慢做到翰林副使、如京使，一直到掌管翰林部门、又迁宣徽北院使。还在寸土寸金的汴梁城里，在宝积坊给了他一座大宅子。这是一个很得太宗信任的“晋邸旧人”。

太平兴国六年（981）秋末冬初，柴禹锡“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逾年，转南院使”，向太宗告密，说秦王赵廷美有“阴谋”，因此而得到擢升，为枢密副使；第二年又转为宣徽南院使。

宣徽院，是唐代后期设置的官署，负责管理大内各个部门，以及朝廷诸班内侍的人事档案，更负责皇家祭祀、朝会，大型宴飨所需物资调配，一切内外供奉，名物检视等等。宋时一般用朝廷资深命官兼任，可领节度使。宣徽院分南北二院，南院比北院资望更高，处理公文时，南北两院共同掌管，但“宣徽院”大印由南院钤印。这个职务略相当于今日的中央办公厅，或中直机关工作委员会，权力很大。柴禹锡由北院调入南院，看似平级转移，其实是领了更大实权。

史称“服劳既久，益加勤敏”，在大宋服务劳作越是时间久，也就越加勤快敏捷。他应该为大内流畅运转，做了不少辛苦活儿。太宗欣赏他。

但到了雍熙年间，朝廷议论要扩大宫城建设，于是做了四至的标识，柴禹锡的宅邸恰好在四至之内，一旦动工，需要拆迁。柴禹锡担心补偿款不够，“请以易官邸”，要求要调换一下，要住进公有住房。这就暴露了此人贪财的一面，史称“上因是薄之”，皇上因此而鄙薄他的为人。

他还有“结党”的不良习气。

“公当偏霸一方”

“倒卢”后，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人，名王延范，长得形貌奇伟，家庭富有，仗义，任侠，好术数。早年在荆南做官，进入大宋后，在太平兴国九年（984），为广南转运使。此前就有以旁门左道迷惑士庶的术士投其所好，对他说：“你只要有意愿，去做事，我可以暗地里给你加持力量，让你把事做成。”所以王延范就敢于恣横做事。这时他又遇到一个相师，传闻他的相术很灵验，这人对他说：“公当偏霸一方。”这意思就是说他会做一地方藩镇大帅。又有一个懂“九宫算法”的方士，为他推算命运流程，推算一个卦象后，惊讶得站了起来，说：“君侯大贵不可言，当如江南李氏国主！”这意思还是说他将要有割据称雄的藩镇之命。不久，又遇到一个县城的小秘书官，此人据说会相面，说他有“坐天王形、频伽眼、仙人鼻、雌龙耳、虎望”的模样，这些都是“大威德，猛烈富贵之相”。说到了富贵那一天，也能坐上“四门辇”。这些术语听上去都神秘兮兮，富有蛊惑力。王延范的父亲王保义就曾经做过荆南高氏政权下的行军司马，兼领武泰军（在川东）留后，也是一个藩镇人物。藩镇的跋扈自在，有无数故实在江湖、在廊庙流传，一个颇有一点“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王延范，受不了这种诱惑，于是心中渐有“异志”。

有一天，一头豹子忽然闯入转运使办公大院，咬伤了几个官吏，左右都吓得两股战战，不敢对付。王延范知道后，一个人拿起一只铁戟，将豹子刺杀。完事后，他提着血淋淋的家伙，不免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从此更加自负。

一个地方官来访，晚宿在一起，几个人走下殿堂，在庭外夜观天象。这人指着西方一个大星星说：“此所谓‘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但是这时有另一个门客引证《星经》说，这不是火星，乃是太白星在经过南斗。但王延范已经听不进这个，他正在选择性地接受他想接受的信息。

于是，他与铁哥们，在广州掌管中外商船来往贸易的“市舶”官陆坦，讨论如何发兵割据岭南，再造昔日一个南汉的大事。但不久就赶上陆坦任期已满，要回到朝廷复命，他就托陆坦给朝廷里的左拾遗韦务升一封信，信中很多隐语，大意是要韦务升侦知朝廷机密要事，以备将来所用，等等。

这就是在阴谋分裂大宋啦。

这个王延范对待下属很傲慢，像奴隶一样，刑法太严厉，导致属下不满。有个小将叫张霸，可能有了过错，王延范就给他一顿板杖。张霸一口气咽不下，但自己人小力微，于是要“借力”，就想到了广州知府徐休复。他知道这二人一向不和。于是将王延范要谋反的种种劣迹和证据，按照他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徐休复马上派遣亲吏乘驿传火速报往京师。

太宗当即下令：朝廷派出资深内侍阎承翰，乘驿传赶往广州，会同转运副使李琯，以及徐休复等人一起，来审理这一起转运使犯罪大案。

阎承翰，在后周时就任内侍，入宋后，服侍过太祖、太宗，后来又服侍真宗。这是一个做事谨慎但性情刚强，心思谨密，善于审查隐微的人物。他主导的案子，当事人很难做手脚。案情很快出来，史称这一干人“具伏”，都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事情得到处理。但《宋史.宦者列传》说到阎承翰审讯王延范的故实时，有九个值得注意的汉字：“考掠过苦，延范遂坐诛”。转运使，相当于省部级大员，审理这一起大案，阎承翰动了大刑。如此，所有关于王延范的“罪恶”，可能就有了疑点。

所以此事也有另外说法。

据说这位徐休复与王延范“不协”，不和谐，关系紧张，所以奏告王延范种种不法。王延范被正法后，他得到升迁。因为他的父母都在他富贵之前葬在山东青州，所以他上表要求到青州去做知州，意思是可以顺便给父母改葬，营建坟墓。这是朝廷愿意鼓励的行为，就准了他的意见，但他到了青州多年，根本就没有改葬父母这件事。以后，又被朝廷改知潞州。到了潞州几个月，他的脑后生了一个大疮，最后病重时，好像见到王延范，史称徐休复“但号呼称死罪”，一个劲号哭呻吟，口称“死罪”。这是见鬼的节奏。不几天，卒。

史官给他的评价是“无他能，掌诰命甚不称职，履行不见称于搢绅云”，徐休复没有更多德能，掌管诰命文字工作时，不称职；操行也不被士大夫所称赏。这是一个德能都有残缺的人物。

徐休复派人来朝廷告密，并特意说王延范之所以敢于不轨，是因为在朝廷有依托大臣，没有人敢动这位转运使。太宗就来问询宋琪和柴禹锡：“王延范这人怎么样？”

王延范与宋琪有不远不近的亲属关联，所以宋琪就说了很多好话，忠诚啊，勤勉啊，等等。柴禹锡也在一旁附会，赞赏。太宗起了疑心：王延范跟宋琪是亲戚；宋琪跟柴禹锡是哥们儿；这俩人一唱一和，定有朋党勾结。所以太宗很不高兴。最后找了个借口，说宋琪身为大臣，太“诙谐”，不适合做宰辅，罢相。这样做，是不愿意捅破二人勾连的这层窗户纸。史称“不欲显言之也”，不想把话说得太明显。而后，同时下诏，“切责”柴禹锡。给他的处理意见是：以骁卫大将军出知沧州。

江湖险，廊庙更险

《宋史》中，柴禹锡与张逊、杨守一、赵镕、周莹、王显、王继英七人合传。传后有“论”，相当于传统史家的“盖棺定论”。“论”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者凡七人。”说这七个人，都是因为曾经在晋王府邸供事，攀附晋王，后来得到富贵。但各人都有能力也有惭德。如张逊，虽然理财是一把好手，但有嫉贤妒能的恶习；周莹，虽然对军旅之事很在行，但治理卒伍却有残酷滥刑的一面；王显，虽然为人谨慎有操守，但没有学识没有见识；柴禹锡，虽然被人称赏勤快敏捷，却涉于结党朋比，未免格局不大。所以这些人都“莫逃于龊龊之讥”，没有人能免予“龊龊”这个带有讥讽的评价。“龊龊”，是指非圣、非贤、非大人之相，庸中佼佼者常有的拘束、谨小慎微的样子。柴禹锡“攀附”晋王，入朝后又攀附宰相，总有结交同党、推演山头的举动。《宋史》这个评价有理，柴禹锡似距离“鄙夫”很近。

柴禹锡被贬，做了几个地方的地方官，有政绩。真宗时，还曾经移知贝州，契丹大军兵临城下时，柴禹锡已经做了严密部署，城防防御，一切有备。契丹逡巡于城下，知道无法攻克，撤退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什么更大功勋，也没有什么更大劣迹。但告发赵廷美“阴谋”，却是由他首发。此事功过是非不论，联系他与后周柴荣的族属背景，联系他是晋王府邸“故旧”的心腹背景，联系他后来主动主导“驸马升行”取悦皇室公主的品质背景，似能给人一种感觉：江湖险，廊庙更险。

叁 文治

太宗一朝，纂修“文事”，完成那么多重要文献整理，如果不比大明纂修《永乐大典》、大清纂修《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还要重要，至少一点也不次于它们。如果没有大宋太宗一朝纂修的文化典籍，中国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搜求天下书

太宗“武功”有得有失，得之大，在平定北汉，以赫赫威名，让吴越国与清源大藩“纳土归宋”，和平统一中原；失之大，在与契丹的战争中，虽然也有“石岭关之战”“满城之战”的多场胜利，但“高梁河之战”与“岐沟关之战”两场失利，影响太大，综合来看，太宗一朝在与契丹的较量中，算是打了个平手。双方谁也没有实现战略目标。

但在“文治”方向上，太宗一朝可称成就显著。论起来，这才是久远事业，超过“武功”之成就不可以道里计。

太宗一朝的“文治”，影响中国深巨。

他做了很多事，其中之一是“搜求天下书”。

太平兴国年间，太宗视察“三馆”，也即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去看这三馆的藏书。唐代曾建有崇文馆，开始是属于太子学馆，有学士等官，掌管经籍图书，方便太子学习，但后来也在此地教授诸生。后梁时沿袭了唐制，没有大的变动。大宋沿袭后梁的三馆建筑，做国家图书馆。但太宗发现馆内破旧潮湿，这里的馆员们也没有多大积极性。于是下诏，在京师另选一块好地，重建三馆。

第二年三馆建成，赐名“崇文院”。

这个图书馆可比以前宽绰多了。东边厢一排建筑为“昭文书库”，南边厢一排建筑为“集贤书库”，西边厢则分藏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总六库。原来旧馆的图书也全部迁过来，这样六库藏书达到八万卷。

又在崇文院内建“秘阁”，将重要典籍、珍藏善本，移入其中，仍属于崇文院。大臣李至总理此事。

雍熙元年（984）正月，太宗对侍臣说：“夫教化之原，治乱之本，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聚，遗逸尚多。”文明教化的源流，治理动乱的根本，如果没有书籍，到哪里去向前人取法？现在三馆所聚集的书籍，遗漏的还很多。

于是，下诏向全国求书，诏曰：

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开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秩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书，借其本写还之。

现在三馆已经以大唐《开元四库书目》为索引，正式开馆了，但是对照目录，缺失的还很多，可以开列所缺的书目，向中原内外募集。有人献书，到达三百卷，应该讨论甄别录入，并给予报酬奖励。其他要根据所献书的卷帙多少，制定等级优厚赏赐。如果不愿意献书，可以借给朝廷，抄写完毕后还给人家。

此诏一下，史称“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从此四方各地各种图书，开始陆续出现了。

大宋藏书从此越来越丰富，国家藏书又有了各种专门的建筑，如“太清楼”“玉宸殿”等。

崇文院的建成，一扫过去馆员的暮气。从此这里成为大宋帝国最让文人士大夫向往的地方，在这里工作，几乎是当时的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职官荣誉。那时候，谁要是能入三馆任何一馆，带职做个普通科员，就会受到他人羡慕的眼光，太宗朝，名臣李至首先来做这个秘书监，很有“文坛祭酒”的光荣。李至本来就是个“书虫”，读书乐此不疲。他曾经因“目疾”而请假，要求换工作，但是要他到这里工作时，“目疾”似乎也不碍事了。太宗优容，也不说破。反而在他跟名臣李昉、王化基等人到秘阁中观书干活时，一定要“赐宴”，比工作餐要丰富得多，连带着三馆的图书管理员们也都一块参与。

李至也不负太宗文治天下的厚望，多次推荐人才来充任校理，又请求购置“亡书”，也即五代以来离乱，天下丢失的古籍。这样，就不断地有新发现的“亡书”出现，每一次有发现，李至就向太宗汇报，太宗就让他将“亡书”送来“御览”，在很休闲的便殿，便座召见，对李至“恩礼甚厚”。

“人之嗜好，不可不戒”

李至后来又兼判国子监，到太学去做总管。他发现当时虽然已经流行《诗经》《尚书》《仪礼》《周易》和《春秋左氏传》这“五经”，但儒学其他重要典籍《春秋@梁传》《春秋公羊传》《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尔雅》这七部经典的注疏还没有刻版，就推荐当时的饱学之士杜镐、孙奭、崔颐正等人整理这些典籍，准备刊刻出版。太宗同意他的意见，就让他和名臣李沆一起来裁断总揽此事。这事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事，“十三经”就差《孟子》了。《孟子》在五代后蜀时，孟昶曾经刊刻，到了南宋，朱熹将其列入“四书”之一，正式成为“经书”。李至要求刊刻十二部“经书”，前人已经做过部分，但如此大规模系统整理（校勘、注疏），史上还是第一次。

不久，秘书监李至进献新近校订的图书三百八十卷，太宗从容地对他说：

“人之嗜好，不可不戒。不必远取前古，只如近世，符彦卿以射猎驰逐为乐，于是近习窥测其意，争献鹰犬，彦卿悦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横侵扰，故知人君当澹然无所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佞无自入焉。朕年长，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

人有嗜好，不可以不戒惕。这个道理，不用说远古的什么案例，只说近来的事吧，你看那老将符彦卿，那还是我岳父呢，他就喜欢射猎驰逐，以此为乐。结果呢，近侍们都知道他的意思，就争着向他进献猎鹰猎犬，符彦卿呢，也很高兴就接受了。这样一来，下人们就开始为了获得鹰犬，有了对百姓的恣意蛮横侵扰。所以知道人君应当淡然，不要放纵，更不要使嗜欲见形于外。这样，奸邪就没有办法进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嗜好是什么。朕越来越年长，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就是喜欢读书，在书中看到了古今成败，好的经验我就学着，不好的经验，我就提醒自己要改正，不过如此而已。

李至听了这番话，感到这个君主不简单，就向太宗“拜舞称贺”。

《太平御览》

太宗一朝，为中国文明文化做了不少好事，流传至今的标志性的工作很多，其中最为人称赏的大宋“四大名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除了《册府元龟》为真宗朝编辑外，其余三部都在太宗一朝完成。

《册府元龟》是军政事迹的百科全书，四部书中，它的规模最大，有一千卷，分为三十一部，一千一百多门。了解远古至五代，也即大宋之前的中国军政，这是最重要的一部资料汇编。

《太平广记》是宋代之前，中国笔记小说的一次集大成。全书五百卷，太多有趣的故事。这书是最值得花费闲暇时光，慢慢浏览的大书。从中看到的，是中国人在宋代之前的艺术想象力，以及民俗民风。大宋之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什么样？去看《太平广记》。

《文苑英华》是大宋之前，中国文人的总集，是《昭明文选》后的诗文词赋之集大成。但此书所收文人文章从萧梁时代开始，萧梁也即梁武帝时代之前的文章没有收录，而唐代文章又收得最多，占全书十分之九，几乎等于一部唐代文集汇编。

四部大书，最为我所赞赏的是《太平御览》。

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类书。类书，是一种资料性工具书，它集合、辑录各种书的图文材料，按门类、字韵编排，便于循类查阅。

《太平御览》原名《太平总类》，太宗读过后，改名为《太平御览》。在宋代“四大名著”中最早修成。领衔主编者为著名文臣李昉，还有李穆、徐铉等十四人，其中吴淑、吕文仲、汤悦、王克贞四人在具体编撰方面，用力最深。这些人物都是一时才俊。这书从太宗践祚三个月后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初，开始立意、选题策划，完稿于太平兴国八年（983）深秋，用了六年时间，集合了北宋一流才情与头脑，编为一千卷的大书。此书将大宋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文字内容分门别类，按类集合，一类一个主题，总五十五个大类，五百五十个子类。

对世界总和性的门类划分，是人类追求逻辑秩序的智慧，它需要对世界总体把握的能力。因此，这类划分，代表了太宗一朝智识者对世界的理解。换言之，浏览《太平御览》，可以约略感知宋初读书人、士大夫，中国的文化贵族对天、地、人、事、物的关心方向。这种方向一旦以文本的形式界定下来，在后世的推演中，就成为传统。《太平御览》就是源自于大宋太宗朝千年传统的文献和逻辑起点。大宋，赖此，奠定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文明文化，是在文化存量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做出的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增量贡献。

今人要感谢《太平御览》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是：全书引用古籍千余种，全部为太宗朝以前的文献资料。但这些引用的典籍，到今天，检点起来，竟有十之七八已经亡佚，因为有《太平御览》，这些亡佚的典籍得以部分地保存下来。对一个流传有序的文明而言，这是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近世各类考古发现，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孤本”文字的发现。每一次发现，都给人类回顾往事带来一种惊喜。《太平御览》在呵护传统文化存量方向上，也是功勋卓著的。

人这种星球上唯一的“历史动物”，需要了解由无数故实组成的往事，那就是历史。讨论历史和历史学的哲学意义，会有很多话题，譬如，历史，对个体而言，如果不懂得也不愿意懂得自己的出生前故实，那就永远是个孩子；对群体而言，不愿意思考，或隔断、割断共同体的历史，将会失去未来；而对历史缺乏一种尊重、敬畏，那就注定要犯“历史性错误”。所以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历史是彷徨者的向导。”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死者的生活。”

但我事实上还关心传统史学的意义，如《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赞誉《春秋》这部永恒的经典所言：“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事实上，这也是西方传统史学的主旨，如塔西佗就说过类似的话：“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堙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孙文先生一番话，看似浅显，却提炼了“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就是思想史”的价值方向，孙文说：“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弊，始知补偏救弊之方。”

《太平御览》将太宗朝之前的中国文献资料分类整理，内中所含蕴的道德训诫，比比皆是。在百年激进思潮影响下，以“反传统”为“天然正确”的各类喧嚣，对传统圣贤人物的“道德训诫”嗤之以鼻，是为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文明坎陷。道德，是文明人类的必修课；道德垂训，是人类文明的嫡长子。人类的优雅与美，生成于洪深莫测的道德渊海。无道德，无美，无优雅。推演这个简易道理，方有文明可言。反传统，并不光荣。

《太平总类》于太平兴国八年（983）编成。成书以后，宋太宗对宰相说：“史馆所修的《太平总类》，从今日起每日进三卷给朕，朕当亲览。”宰相宋琪说：“陛下好古不倦，以读书为乐，这自然是好事。但是一天看三卷书，恐怕太伤神了。”宋太宗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则以为鉴戒，此书不过千卷，朕准备每天读三卷，一年读完。这样想来，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大凡读书要自己性有所好，若不好读书的人，要他读书也读不进。”

此后，宋太宗果然每日读《太平总类》三卷，从不间断。如有哪一天事情太多而未能读满三卷，则一定在以后有空时补上。宋太宗果然一年读完了《太平总类》，便赐此书改名为《太平御览》。宋太宗从《太平御览》中读了大量史实，经常和群臣讨论历史上的帝王得失。大臣苏易简说：“皇上批阅旧史，安危治乱，尽在皇上考虑之中。此乃社稷无穷之福。”

著名成语“开卷有益”，就从这个故实中来。

一个月后，太宗在禁中读书，巳时开始阅读，发现有一只苍鹤飞到对面殿脊的兽头装饰“鸱吻”上，太宗没有理它，一直读书到申时，五六个小时过去了，一伸懒腰，发现那只大鸟还在，见太宗“掩卷”，这才拍拍翅膀飞走了。

太宗觉得神奇，说给近臣听。近臣回答说：

“这是上天被陛下好学而感动，所以要用大鸟来示相啊！过去大汉杨震读书，有鹳雀叼着鱣鱼坠落在杨震先生的讲堂下，就是这类故实啊！”

据称，全书五百万字读罢，再和群臣讨论历代得失，太宗就有了“历史经验”。

太宗论刘义隆、杨素、许敬宗

有一次，太宗对侍臣说：“朕于万机之暇，不愿意荒废读书之事。读书，这才知道历代帝王的行为方式。一个经验：如果不能有独立意见，万事全凭他人，那自己最后的位置可能都不知道在哪里了。”说着，就讲述了南朝宋文帝的故实：他虽然很恭俭，但是元凶们一旦悖逆，皇上就完了。

这个南朝宋文帝名刘义隆，是南朝刘宋的第三个皇帝。他一生“恭俭”，在位三十年，减免百姓赋税，做了很多好事。但他的两个儿子刘劭、刘濬，因为做错事，遭到宋帝刘义隆的责骂。刘劭就让女巫刻了一个父亲的玉石雕像埋在宫殿前，日日诅咒父亲早日晏驾，这类“巫蛊”之事，被刘义隆知道后，就要废掉刘劭的太子位，并将此事告诉了潘淑妃。不料潘淑妃却将此事告诉儿子刘濬，又不料刘濬很快就转给了太子刘劭。刘劭于是与大将萧斌在一个夜里，带领东宫卫队，假装说受诏入卫皇宫，进宫后，刘义隆正在烛光下与臣下讨论废太子之事，见太子持刀进入，急忙举起凳子自卫，被儿子砍掉手指，啪啦啦掉了一地。最终，父皇被杀。

显然，在赵廷美大案之后，这类骨肉相残的故实，很让太宗痛心。侍臣们听了也都为之动容，不免一个个心头一凛。

太宗还讲到隋朝杨素的“邪佞”。

隋文帝病重时，很想将帝位传给原来被废掉的皇子杨勇，但杨广与杨素勾结为同党后，杨素也假传圣旨，派杨广的东宫士兵进入宫禁守卫，更派出亲信“守候”病榻上的隋文帝杨坚。但就在当天晚上，隋文帝崩。

杨素之所以拥戴杨广称帝，很大程度上有曹孟德、司马懿之志。他几乎倾注全力“成全”即位的隋炀帝杨广之恶，试图让杨广众叛亲离。但杨素死得早了些，而儿子杨玄感也不争气，造反后，无德无能，被诛杀。

史上对杨素的评价极低。此人帮助隋文帝开国，立功极高，但在晚年所作所为，无一不是邪佞之举。史称杨素“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只要国家有倒霉事，他就感到对自己有利。

王夫之《读通鉴论》分析杨素，认为：“隋之诸臣，唯素之不可托也为最。”隋朝各位大臣，唯有杨素是最不可托付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从古到今，天下各地，杨素是最为“不仁”的人。而“不仁者不可以托国”，是王夫之的重要史学意见。

杨素的“不仁”，特点就是“杀人立威”。几百人的将士跟敌人大军相遇，不胜，回来后，全部杀掉。这种行为，只有战国时的尉缭说过，而做过的，只有杨素。按王夫之意见：杨素本来也“无他智略，唯忍于自杀其人而已矣”，这人并没有什么智慧和韬略，就是忍心杀自己的人而已。他建造一所宫殿，速度很快，但导致“丁夫死者万计”，这些“功绩”，其实都是“以杀人而速奏其成”，用杀人来尽快完成任务而已。王夫之没有见过近代杀人纪录，所以他说：“旷古以来，唯以杀人为事者更无其匹。”这种人在帝王时代，只能是祸乱江山，涉及“邪佞”，是不可以托国的。

太宗还讲述了与杨素相类另一个故实：许敬宗推举武后。

大唐高宗时，因为宠爱武则天武昭仪，要废掉名正言顺的王皇后。这在传统礼制中，是不允许的。但武昭仪枕头风厉害，高宗很想满足她这个愿望，但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一片反对之声。许敬宗看看久拖不决，就对高宗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立一后，何预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乡下老农民要是多收了几百斤麦子，还想着要换个老婆呢！何况贵为天子，要立一个皇后？这事跟别人有什么关系，跟着瞎掺和！有了这番言论，高宗得意，换了皇后。

许敬宗的这类言论，固然有省略价值观，悖逆人伦义理的昏妄，更有他难于言传的心事。按照后人诛心的说法，他大有葬送唐代江山，从中渔利的隐秘心事。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大员，往往就乐于看着帝国不断犯错误，而后，取而代之。帝国，在他们那里不是效忠的对象，而是等待追逐的中原肥鹿。

太宗读书后，讲述这类故实，自有深邃的远虑。

大臣苏易简听罢太宗论刘义隆、论杨素、论许敬宗的话题后，回答说：

“陛下阅览往日历史，安危治乱之道，都在心怀之中。这实在是社稷无穷之福啊！”

“仁者之愚”

太宗的好学是出名的。

太宗读书之多，后世帝王罕有企及。读各类书，往往都有自家心得，有时就跟诸臣讨论，成为君臣之间思想、学问进阶的一个常态。但讨论中，太宗也有“偏蔽”之见，可以看出他的“仁愚”——顺便说，大宋帝王十几个君主，几乎个个都有“仁愚”之病。“仁者之愚”是王夫之先生对太祖赵匡胤的一个评价。大意说，太祖知道“兄终弟及”之后，自己的儿子德昭、德芳，还有兄弟廷美，可能吉凶莫测，但不能因为这种还没有实然出现的可能，就将兄弟赵光义事先“解决”掉。天伦为重，大位为轻，人伦大于社稷，伦理重于政治。所以不会以“天位之去留、子孙之祸福”，而斫丧自己的恻隐之心——去制止兄弟赵光义的自发生长。“廓然委之于天人”，豁达地将以后的事委托给天命、人心。西人的说法就是：至于以后的事，上帝知道。这种“仁”就是“愚”；但反过来也成立：这种“愚”就是“仁”。太宗攻取太原时，看到将士争奋，担心屠城，就在城池即将攻破时，下令稍缓，就是“仁愚”。他读书时，偶尔也可以看到他的“仁愚”心声之吐露。

有一次他读《兵法阴符经》，叹息道：

“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

兵家诡道不能导人向善，言之有理；但战争谋略与行政管理，是两个不同向度的问题。慈者掌兵，铁戈撞响之际，如何奋勇？两军相对，很多时刻更不是勇气、血气之争，而是智者之争。这一层道理，太宗自然懂得，但他不以此为意，更不屑于将这类兵家的诡谋移用于政治管理。从大的战略而言，为正。人类真正的大型战争，整体上，事实上是综合国力之较量，不是计谋小道之较量。但就局部战争而言，如何可以省略“伐谋”？

太宗的“仁者之愚”，细考下来，事实上也许有防备“奸雄之志”的用意。他不期望帝国被“权谋”人物所毁。传统典籍读得越多，就越能理解“权谋”这种黑色智慧瓦解文明、稀释道义的破坏性力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元明清，都比大宋更愿意操练“权谋”。大宋，是历来王朝在政治管理方向上，最少“权谋”的帝国。大宋诸帝，总是试图沐浴在圣贤光芒之下，在“奇正相守”中，恪守“正”的一面。

“万岁”与“眉寿”

大宋士庶，在民间有一种自发的习俗，往往会每天燃一炷香，祷告天地，祈求天地保佑，让当世天子“万岁”，让大臣“眉寿”——“眉寿”就是“长寿”，眉毛长称为“豪眉”，“豪眉”者，长寿。故称之为“眉寿”。

太宗知道这个习俗，有一次读书，小憩，回顾宰相宋琪、李昉等人，说了一番读书体会：

“朕因思闾里间，每日焚香，祝天子万岁，次大臣眉寿。朕与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符亿兆人之祷？”朕因为常常想到胡同弄堂里的士庶小民，每天都焚香，祝愿天子“万岁”，祝愿大臣“眉寿”，想想这个，朕与爱卿等，哪能不天天想着做些善事，以不辜负天下亿万人民的祷告呢？

宋琪说：“臣等蒙陛下不次擢用，又承戒谕，岂敢为不善之事以负宸恩！惟思公勤，庶补万一。”臣等承蒙陛下不依照寻常秩序，拔用了我们，又承受了陛下的训诫谕旨，岂敢做不善的事情辜负皇恩！只有想着公道仁德，勤快机敏，以此来弥补不足。

太宗读书，始终是关心民生的。

有意味的是，太宗在读书中，还无意间接近了今日流行的“轻饥饿”养生法。

说有一天，太宗对宰相说：

“朕每日所为自有常节，晨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尽日亦未尝寝。乃至饮食，亦不过度。行之已久，甚觉得力。凡人食饱无不昏浊，傥四肢无所运用便就枕，血脉凝滞，诸病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系人之调适。卿等亦当留意，无自轻于摄养也。”朕每天的生活工作都很有规律：早间公事朝仪完成，就开始看书。夜深就寝，五鼓起床。盛夏时一个整天也不昼寝。至于饮食，也不过度。这样时间久了之后，感觉很是得力。我觉着，人只要吃太饱，没有不身体昏沉头脑浊乱的。如果四肢还没有运动就入睡，那就会血脉凝滞，估计就有各种病症找来了。这样，想求神清气爽，那哪可能啊！老子有话说：“我命在我，不在天”，人之身体，全靠自己调适。爱卿等人也要留意，不要轻视了养生之道。

人君当淡然无欲

王夫之先生对太宗的读书姿态评价极高。

太宗曾对李至说：“人君当淡然无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王夫之非常欣赏这个意见，给予了长篇评论，以发掘此中的意义系统。

王夫之认为，嗜好，往往因为生活习惯所致，事实上是一种赶时髦心理在蛊惑嗜好者。“群然取一物而贵之，则贵矣；群然取一物而安之，则安矣”，人人都认为“爱疯6”很珍贵，我有了“爱疯6”就自以为珍贵了；人人都购置了“爱疯6”而后心安，我也购置了“爱疯6”，也就心安了。君王若存此心态，是很可笑的。譬如过去那个卫懿公像今人喜欢“爱疯6”一样喜欢仙鹤，唐玄宗像今人喜欢“爱疯6”一样喜欢羯鼓，宋徽宗像今人喜欢“爱疯6”一样喜欢花石，但这类嗜好的对象，在“达者”看来，都跟凡虫、瓦缶、土块之类，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嗜好，不过是因为这类对象的名气而已。当君王这类嗜好被天下所知以后，就会起而效仿，于是，成为一种流行时尚，于是就有了劳形劳神追求时尚的现象，于是有了“殃民”“殄物”等种种不良后果。所以君子所为“无欲”，不是灭绝欲望，而是不悖于理，将欲望控制在“分”上，不让人感到有特殊的嗜好。这样，各类诱导欲望的人言，各种稗官撰写的诱惑性文字，各种谄媚者试图引发嗜好的妾妇之道，各种兜售奇技淫巧方士的蛊惑，都不可能变易我的合理欲望。但人人有欲望，且一旦欲望来临时，往往心旌飘摇，人不能免。这时怎么办？唯有“镇之”。太宗有言：“朕无他好，惟喜读书。”这就是“镇之”之道。如此“镇之”，外界种种诱惑，不能动我之心，如此，“道存”。

王夫之还进一步分析道：尽管如此，只说“读书”，还是会有弊端。如果以流俗之心读书，书也会为流俗所用。历史上这类读书人，即使在帝王中也不少，最后是消磨于读书之中，日月流失，废事丧德。王夫之认为读书之“淫”，也即“过分”，有三种表现。第一是那种寻章摘句，搜求险僻的典故，用来炫耀自己的博学，这是读书之“色淫”。第二是那种过分注重师承，处处中规中矩，弄一个音韵，互相标榜，顾盼自雄，以为得意，这是读书之“声淫”。第三是那种随着书中意见而喜怒，喜时像醉酒，怒时要操戈，跟着书中人事而情绪起伏，这是读书之“志淫”。

这“三淫”，乃是流俗读书法，所以真读书，一定要“远流俗，审是非”，自家以宁静而“镇”“三淫”，不要被书中的文字所诱惑，演化为“嗜好”，这样，《诗经》中那些兼有的淫乱记载，《春秋》中那些兼有的逆乱故实，各地流行的方言土语，里巷传播的谣谚闲话，都可以令人获益。这样才接近于读书之道。如果不是这样，则书中记载的种种文字，就有可能将人往欲望一途导引而去。所以说，以读书为嗜好，也是嗜好，也是容易将人导向欲望的路径。王夫之最后说：这样来看，“惟无欲而后可以读书”，太宗关于读书的言论，实在是“知道者”的言论。值得嘉赏。

“飞白”

太宗赵炅诗一般，但书法不错。而且乐于在笔墨之间花时间，下功夫。史称太宗善于写“飞白”书法。雍熙三年（986）初秋的一天，太宗拿出自己写的“飞白”字赐给宰相李昉，并对他说：

“朕退朝，未尝虚度光阴。读书外，尝留意于真、草，今又学飞白。此虽非帝王事业，然不犹愈于畋游声色乎？”朕每次退朝，从来没有过虚度光阴。读书之外，就是书法了，我比较留意真书、草书，现在又学“飞白”体。书法，虽然不是帝王事业，但把时间用在这里，不比用在田猎、游幸、声色上好多了？

太宗似乎特别喜欢写了“飞白”大字送人。这也是联络君臣感情的一种方法。大臣们也都乐于得到太宗“赐字”，估计“求墨宝”的人不少。

有一次，他一气写了二十幅“飞白”书轴，遣中使拿着去送给宰相吕端等人，一人五轴。大宋诸帝身后各有私人图书馆，用来收藏帝王个人的文字文具用具等。太宗似乎有意丰富自己未来的图书馆，淳化元年（990）七月，他就特意将御制诗文四十二卷交藏于秘阁。他对自己的“飞白”作品似乎也很自信，这次还专门写了四十轴，存到秘府。“飞白”字，每一个都有一尺的直径。吕端等人得到赏赐后，到殿上来称谢，太宗对他们说：“我这‘飞白’，是依照小篆字体来写，与隶书不同。朕君临天下，干吗还要在笔砚之间花时间呢？实在是天生喜欢这个，不忍心轻易放弃。岁月久了，慢慢也就得到了‘飞白’的写法。”

有一年，太宗给近臣每人写了一幅“飞白”作品，特别赐给参知政事寇准十八轴。这是因为上一次赏赐大臣时，寇准出使在外，没有得到。这次一块给了他。赏赐之后，太宗又对宰臣吕蒙正等人说：“书札，过去算作‘六艺’之一，不一定是帝王的看家本领，朕不过是听政闲暇时，没事用这个自娱自乐而已。”

真宗、仁宗也善于写“飞白”。写好这种字，有难度。据说是当初东汉蔡邕所发明。他看到修理宫阙的工匠用笤帚蘸了白粉写字，受启发，写了“飞白书”。据说这种字，要在中锋行笔时，见出平行的墨丝，墨丝之间有空白，所以称为“白”，字要写得灵动若飞，所以称为“飞”。这种字类似于“榜书”，字体很大，适合做匾额，古人敬惜字纸，每天练习这么大的字，纸墨伺候不起，所以有“可爱而不可学”的说法。后来学习者成功者也确实很少。但太宗用点纸墨还是小问题，所以他乐此不疲，且成就不俗。这是他长期沉浸砚边，点滴收获而后达致的成就，但更与一个叫王著的书法家有关。

王著，此人习练王羲之书法，得其神髓，在太宗朝做翰林。太宗听政之余，读书之外，就留心书法。有写得稍稍得意点的，就让内侍拿了去给王著看，史称“著每以为未善”，王著往往评价说“未尽善也”，还不够好。太宗听后，于是就更加刻苦临帖写字。觉得有点进步了，有写得更好点的字了，再拿给王著看，王著仍如以前一般回答。有人就问王著，为何要这样回答？王著说：“其实皇上的字已经写得不错了。但好固然是好，如果告诉他写得不错，恐怕皇上从此不再用意去练，那就没有更大进步了。”时间长了之后，太宗又写了比较满意的字让王著看，这一次王著感到字确实好，夸赞道：“功至矣，非臣所能及！”功夫到了，这种成就，不是臣所能够达到的。太宗就这样在王著的鞭策下，越写越好，史称“帝笔法精绝，超越前古，世以为由著之规益也”，太宗笔法精妙绝伦，超越前面的古人，世人都认为这是由于王著的巧妙规劝而获益的。多少年之后，真宗还对宰相说到这个事，并且嘉奖王著“善规益”，认为他在侍书、待诏这个职务上，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史上叫“王著”的人很多，五代宋以来，就有几个“王著”。有个五代后周时期差点做了宰相的高阳酒徒王著，在太祖朝还常常酗酒。他曾是后蜀的一位县主簿，宋太祖时，继续做他的县主簿。

契丹的学术成果

太宗看到汉字在使用中常有舛误，很想动用国家力量，做一场汉字纯洁化运动，便于中原子弟们能有学习汉语文化的基础依据。

此时，契丹燕京崇仁寺有个和尚释希麟，看到唐代和尚释慧琳编纂的《一切经音义》有不足，于是续写为《续一切经音义》。此书选取佛经词语，先注音，再释词，并引用传统各种字书、韵书和多种文献。注音则用反切和直音。书十卷，到大宋太宗雍熙四年，辽圣宗统和五年，公元987年写成。契丹对自家文化很看重，名流写书，只言片语不准出境，故中原地区始终未见流传。但此书曾流传到高丽，由高丽传入日本，清光绪年间，此书从高丽和日本再传回中国。不过这类大书，起心动念，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集成，须动用多种文化资源和力量，因此，中原虽然未见此书，但应该对此书的起念、流布会有感觉。文化的整合，会规模性忽然勃兴，如“轴心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展开就是。但也会在某个具体方向上忽然勃兴，如汉代的注经，宋代的疑经，清代乾嘉时期的整理国故，都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形成为学术共相。宋代太宗、真宗时期，中原、契丹都有了对文字音韵方向上的学术展开。

契丹在做《续一切经音义》的同时，大宋正在做《雍熙广韵》。

太平兴国七年（982），刚刚结束了“赵廷美大案”，这年的五月，契丹三万骑，分三路来侵略大宋，雁门关潘美、府州折御卿、高阳关崔彦进正在抵抗中；陕州也正在闹蝗灾，其他州郡也有人报来河水决口、冰雹灾害等消息，但太宗仍然好整以暇，组织各地通晓汉语文字的专业人才进京，“详定音韵”。王著，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成都府调入京师的。

太宗提拔王著为著作佐郎、翰林侍书与侍读。

《淳化阁帖》尽显大宋风韵

王著，乃是王羲之的后裔，晋代名相王导、大唐名相王方庆，都是他的先人，是门阀大户，有家学渊源，他的书法为时人所称赏。后来他还主持编辑了著名的书法集大成著作《淳化阁帖》，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工程。

《淳化阁帖》，是将先秦至五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墨迹，经过双钩方法描摹下来，而后刻版，再拓印，成为书法之帖。此书共十卷，收录一百零三人的四百二十篇墨宝，这就是中国“法帖之冠”“丛帖之祖”。还有记录说太宗曾将内府所藏历代墨迹，由王著编辑、摹写，而后刻石，称《淳化阁帖》。这类石刻后来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残碑散见于各地。我曾在西安见到《淳化阁帖》的一块残碑，字极小，然刻工精良，不免驻足良久，让人想见大宋风韵。

作为书法家也是文字学家的王著，与另一个同行句中正，都是原来后蜀时的文人。句中正也精于字学，对古文、篆书、隶书、行书、草书，都有研究，太平兴国二年（977），他进献“八体书”。太宗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召入京师，授著作佐郎、直史馆，与诸文臣详定各类文字学专著。

当时的名臣张洎也有文采、有学问，曾与徐铉重新校订《说文解字》，刻版颁行。太宗看后很高兴，就问句中正：“汉语中有声无字的，有多少？”句中正答应回去检点，不久，整理为一卷献上。太宗看后说：“朕也得到二十一个字，可以一块录下来。”

《孝经碑》与《雍熙广韵》

句中正曾经用大篆、小篆、八分体三种字体书写《孝经》，刻石，到了真宗时进献给国家。真宗在便殿召见他，问他这块《孝经碑》写了多久。句中正回答：“臣写此书，十五年方成。”真宗嘉叹很久，赏赐甚厚。命人将《孝经碑》藏在秘阁——此地太宗时就有意要刻《孝经碑》，而且自己书写了《孝经》给当时的大臣李至，也曾刻碑。句中正的则是三体碑。

当时乾州（今属陕西咸阳)献古铜鼎，四方形，有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没有人能解读。句中正与另一位文字学家杜镐，详细查验，引用典籍一个个解读了字义，有根有据，为人所信服。

句中正、王著，还有著作佐郎吴铉、大理寺丞杨文举等人，共同开始撰定《雍熙广韵》。句中正第一步先分出了字韵的门类，等于完成了结构性工作。太宗给了他很优厚的赏赐。《雍熙广韵》书成，凡一百卷。

这是一部韵书。韵书是将汉字中相同音韵的字编排在一起的字典。韵书需要注音，“反切”法为韵书所常用。传统文化中，字书、字典，是基础性建设，但需要极高文化素养才有能力修撰。字书字典，属于“小学”一类，筚路蓝缕的工作，从最早的《尔雅》开始，到《说文解字》，是一个高峰；到了《雍熙广韵》是又一个高峰。这是中国文化中至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很多学问，如历史、文学、经学乃至于诸子学，都需要有“小学”的功底，才有可能升堂入室。王著、句中正、徐铉、张洎等人，以及更多的学问家，在太宗朝，一直延伸到真宗朝，所做的工作，都可以被称之为“中原文化重建”。五代乱世之后，有了这样一批人，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不坠。他们生平事迹都很简单，除了学问，似乎没有更多业绩可以谈。“杜门守道，以文翰为乐”，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他们是承续传统文化，使“中国所以成为中国”的文化守望者。

顺便说，《雍熙广韵》是对隋唐之际陆法言的《切韵》的一个补充、修订；也是真宗朝定名为《大宋重修广韵》的前期形态。或者也应该说，《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是太宗、真宗两朝的修订成果。

《广韵》为何重要？

它第一次将26194个汉字整理分属于206个韵部。而这些韵部，又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布。每个韵部都有一个代表字作为名目，史称“韵目”，这就成为韵部的排列顺序。而这个顺序，如“一东、二冬”之类，就成为记忆汉字，进入韵书的钥匙。之后，到了金朝、南宋，又有了著名的《平水韵》。《平水韵》将《广韵》一书中允许互通使用的韵部合并，另外合并了不能互通使用的几个韵部，成为106韵。于是，此书成为世人写作近体诗不可离手的工具书。它基本反映了中原诗人从隋唐以来作诗的音韵规则。因此，宋人乃至于今人创作近体诗，要有赖于《平水韵》，理解唐诗，也离不开《平水韵》。由这部韵书，可以上溯中原唐音，复盘千年前中国人发声用语的语音形态。而由此为依据，可以考据、解决的学术问题多不胜数。没有《广韵》可能就没有《平水韵》，那就像今人理解《诗经》一样，困难重重。

《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之外，太宗朝主持修订的《广韵》，以及《说文解字》《淳化阁帖》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这是比“平北汉”以及和平收复吴越国与清源军，更久远也更深沉的“文治”功勋。

“十六字教”

国子监总管李至推荐了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孙奭、崔颐正等人之后，这些大儒都对帝国的文明推演贡献了学问、智慧和道义方向。太宗录用这批人物，一直嘉惠后人，若干年后，有一天，真宗皇帝对李至说：“朕宫中无事，乐闻讲诵。”我在宫中没有事的时候，愿意听听学者们讲诵经典。于是召崔颐正到后苑，讲《尚书.大禹谟》。

《尚书.大禹谟》，在学界被一部分人认定是“伪书”，但即使是“伪书”，从“制造”这部“伪书”的东晋梅赜算起，也在中国流行了一千六百年以上。其中很多思想已经进入传统，传播有效，成为中国记忆的一部分。《大禹谟》中最重要的意见是被人称为“十六字教”的四句话：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我在本书第一部《赵匡胤时间》中简略介绍了“十六字教”。现在重复来说它，实在是因为它太重要了。“十六字教”直指传统政治管理，它直接叩问：政治，如何才是合理的、合法的、正当的？人性恶，不可测，意味着政治充满风险。而如何治理，其道隐而不彰，并不是那么明白显示，让人轻松掌握。但一定存在一种唯一的精准之路可走，这条路是什么，也不知道，但“中道”也即“中庸之道”是必须考量的总体战略。“中庸”，不是“中间”；“中道”，也不是“中间”；不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而是“平衡”。政治治理的“平衡”状态，是一种从“实然”起步，走入“应然”的过程。而“应然”，是一种价值诉求。文明邦国，必须以价值诉求为导向，而不是以利益诉求为导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人性恶的普遍环境中，在士庶对利益的普遍追求中，如何推演价值文明？这之中的“平衡”之路，就是优秀政治家的从政之路。一味顺从人性恶，引导本来就是“经济动物”的人类去瞩目于经济方向运转，等于“教猱升木”，教本来就会爬树的猴子去爬树，等于省略了价值诉求，天下攘攘，乃成一无义动物世界——文明规则的破毁，丛林法则的流行，原因在此。一味演唱灭绝私欲，推演纯洁利他世界，等于背离人情，天下嚣嚣，乃成一虚假天使世界——在虚假圣洁中自我高潮，在自我旌表中廉耻流失，最后演绎为一个犬儒主义天下，原因在此。

背离“允执厥中”的圣贤意见，不祥。

太祖、太宗明白这个道理，真宗也明白这个道理。在他们无数的治理经验中，这个理念指导下的政治经验，至为珍贵。

太祖“允执厥中”，以一种赎买而不是预先杀戮功臣，或无所作为的方式，解决了可能的“阴谋拥戴”问题。

太宗“允执厥中”，以一种政策性向“文治”倾斜的姿态，省略了多种“以暴易暴”的模式，尽量减少对武臣的各类制裁或轻蔑，引导大宋慢慢消弭五代以来，甚至秦汉以来的藩镇尚武的骄悍之气，收敛天地之间的杀气、戾气，以一代人的时间，推演了一个强盛的文明之邦。

真宗“允执厥中”，以一种“商谈”而不是“硬拼”的模式，与契丹平等对话，解决了多年对峙、流血的连绵战争问题，为大宋赢来了百年和平。

到了宋仁宗时代，晚期，开始渐渐偏离“允执厥中”的平衡路线，国家开始在祥和气象中隐约潜伏了不祥之兆。三百年帝国，有了危机。

“家法”与“家学”

宋代史论家吕中有专著《宋大事记讲义》，内中说大宋“家法”，有言道：“宋朝以家学为家法，故子孙之守家法自家学始，此范祖禹《帝学》一书极言宋朝承平百三十年，异于汉、唐，由祖宗无不好学也。然人君之学，尤在于所共学之人，故在太祖时则有若王昭素，在太宗时则有若孙奭、邢昺，在真宗时则有若崔颐正、冯元辈，皆极一时之选也。”这意思是说，为人所称赏的大宋“家法”，其实是来源于“家学”的！后代帝王之所以“守家法”，其实是从“家学”开始的。而这种“家学”，在于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共学”之师，这些人物都是当时顶尖级的儒学大家。

宋代的“家法”是一个绝大话题，千年以来，议论不休，近人也有专著、专文反复讨论。理解大宋“家法”可以有几个方向，吕中先生这一番话让我思考这个问题，有了几个节点——

第一，大宋“家法”，与“家学”有关，并来源于“家学”；而“家学”乃是以圣贤说法、儒家义理为核心的经典传承过程。

第二，并不存在“成文”“家法”，所有“家法”皆以“家学”为思想资源，因此，“家学”有多么复杂，“家法”就有多么复杂；但一以贯之的大道是“公道”与“仁德”——因为这是儒学价值的核心。

第三，“家法”事实上乃是一种诉诸“价值应然系统”的政治伦理规则。这种“规则”，由太祖、太宗开始，包括真宗的言行，成为后代帝王效法、援引的前代经验，但这种经验，具有“习惯法”而不是“成文法”的性质。

理解这三个节点，可以理解“大宋家法”大意。

太祖、太宗、真宗，作为十世纪后期、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领袖，合格。

崔颐正的《大禹谟》讲述甚为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真宗不断召他来禁中讲《尚书》，一直讲到十卷之多。因为他讲得好，赐给他五品服。

太宗一朝听儒士说圣贤义理，成为一种传统。后来演化为“经筵”。

所谓“经筵”，就是延聘时贤，为帝王讲授儒学经典，令帝王接受儒学教育的小课堂。“经筵”制度化，是要帝王接受教育有连续性，不但这一代帝王日常要连续学习，以后一代代都要连续学习。这种教育的持续，成就为一种宫廷文明，在规则化的管理下，推演为有效引进圣贤理念的政治机制。是否接受圣贤理念，成为君主光荣与耻辱的尺度。在荣誉感召之下，君主的尊严也有了理性方向。因此，“经筵”之实质，是对君主行为奇妙的“价值制衡”。

李觉讲《泰卦》

端拱元年（988）的一个夏天，太宗车驾到国子监礼敬孔子。礼毕，升辇，准备回驾，临出西门时，看见一间经堂内正有讲座。

左右告知：“博士李觉正在聚众讲学。”

太宗知道此人。

太平兴国五年（980）时，因为通“九经”，李觉起家成为将作监丞，后来到建州（今属广东罗定市）做通判，任期将满时，当地人舍不得他走，一力挽留。郡县治，天下治。太宗喜欢治理地方有德有能的“循吏”，就下诏褒奖他，迁为左赞善大夫，知泗州（今江苏盱眙县），转秘书丞。后来又刊定唐代大儒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被同僚举荐，做了《礼记》博士。

雍熙三年（986）时，李觉与右补阙李若拙出使交州。交州此前有乱象，侯仁宝征讨当地叛乱者黎桓，失利；黎桓坐大，建立黎朝，正在与大宋欲战不敢，欲降不甘中，多次遣使修贡，但又多次背命。李觉二人到达交州后，李若拙就对左右说：“虽然黎桓称帝，但我们不能跟他称臣！”太宗曾封黎桓为节度使，见面后，黎桓还算尽礼，但没有下拜，说是患有脚疾，不方便。欢迎宴会时，黎桓在大厅里摆满了南方所产奇货异物，很有眩人耳目的意思，但大宋使臣一眼也不看。黎桓试图送给各位礼物，也被拒绝，只要求黎桓将此前失陷于交州的一个使臣带回汴梁。黎桓答应了，然后又安排休息，对二人说：“我们这里风土如此险峻，你们中朝之人乍来此地，能不疲倦吗？”这话显然有刺，意思是交州不容易攻取，如果攻取，会很“疲倦”。李觉回答道：“国家提封万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险固，此一方何足云也。”咱们国家版图总共不下万里，排列州郡四百多。各地有开阔平原一马平川，也有险固山岭重岩叠嶂，这一块地方何足道哉。据说黎桓闻听此言“默然色沮”，无话可答，神色沮丧。

现在听说李觉在这里讲学，太宗忽然来了兴致，就让人召李觉御前讲学。李觉来到车驾前，看到坐在御辇上的君王，未免不爽，就对皇上说：

“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坐？”陛下您乘坐六匹马拉的御辇，臣子怎么敢就来升座讲学？

太宗惭愧，于是从六匹马拉的御辇上下来，命有关部门另外张架帘幕，为李觉另设一座，开讲。从臣都有座位，列席听讲，赵普也在座。

讲什么呢？陛下您出题。太宗于是让李觉讲《周易》的《泰卦》。

泰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属于第十一卦。卦象是坤卦居于上，乾卦居于下。按照寻常理解，乾在上，坤在下，但这一卦恰恰相反。但李觉很高兴，就顺势讲述了“天地感通，君臣相应”的道理。他这个讲述，取法于《周易》的《彖辞》，而《彖辞》是讲述六十四卦主旨的文字。乾坤倒置，等于天地相交，是吉相。“小往大来”“其志同”“内阳外阴”“内健外顺”“内君子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等等，都是泰卦的主题词。循此类主题词展开，是一篇大文章。熟悉《周易》的人，会约略理解李觉讲了什么道理，大意是天道与人道的对应关系，君臣相会相交，“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道理。古来大儒，往往不失时机地“点化”君主，在“帝王之师”的荣誉下乐此不疲，且往往收获政治效益，是事实。

传统士大夫，就这样用圣贤精神、儒学义理作为思想资源，一点一滴地矫正着帝王的致思方向，在不自觉地作着隐秘的“价值制衡”。

太宗听他一番讲座很高兴，特赐帛百匹，第二天还在跟赵普的一次谈话中说这个事：“昨日听李觉讲‘泰卦’，文义深奥，但足以作为帝王鉴戒，朕当与爱卿等共遵守这个卦中所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羁縻文人论”

有一种说法，意思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大宋建国已经二十年，原来的割据政权首领们，如李煜、孟昶之流，一个个都已经死了，但还有些旧臣，往往会对新朝有不满，太宗“疑其怀故国、蓄异志”，于是有了高招，将这些人全部“收用”，安排到各个馆阁之中，让他们去修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之类，而且要尽可能地做到卷帙浩瀚，然后给这些人比较优厚的待遇，“姑以是縻之，录其长，柔其志”，姑且以此来“羁縻”这些文人，用他们的长处，消磨他们恢复故国的意志，役使他们可能不安分的心。如此一来，这些人就老死于文字之间，不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了，云云。

可以将这种“政治深刻”的讲述概言为“羁縻文人论”。

率先讲述这种论调的，是南宋诗人朱希真，南宋学者王明清《挥麈后录》则记载了这个说法。

此类“政治深刻”从古至今并不鲜见，基本上可以归类到“阴谋论”大范畴。“阴谋论”除了奉旨操作之外，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二三流文人对自家“政治深刻”的一种炫耀。但这种“政治深刻”古今套路一致，模式统一，只要熟悉这种套路和模式，可以很轻松炮制无数“阴谋论”。这个套路或模式就是：

以诛心也即猜测动机为手段，视权威人物光明正大的安排或讲述，为障眼法，在障眼法背后，是权威人物的根本利益。

如此，“封建统治阶级”为小民伸张冤情、赈灾、恤老、轻傜薄赋等一切符合庶民利益光明正大的安排，不过是一种“让步”，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长治久安，云云。这是“阴谋论”中的“封建统治阶级让步论”。

如此，“资产阶级”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施行民主宪政等一切符合庶民利益的光明正大的安排，其实都是“虚假”的，是为了“资产阶级”更根本的利益，云云。这是“阴谋论”中的“资产阶级虚伪论”。

如此，儒学光明正大讲述“仁、义、礼、智、信”，讲述“温、良、恭、俭、让”，讲述“四维八德”等圣贤理念，事实是为了“维护或迎合统治阶级等级制度”，是为了“自己有一天也能爬到统治阶级位置上去”，云云。这是“阴谋论”中的“儒学专制论”。

诸如此类。因此，古今“阴谋论”一般没有思想含金量。不仅仅因为它太简单、太粗糙、太过于程式化，属于“精致的坊间思维”，基本上不提供证据链，更重要的是：它所有的讲述，罕有真实判断。但最主要的是：几乎所有的“阴谋论”，都是对人类正价值的一种攻讦。“阴谋论”不仅仅是“反智”的，也是“反道德”的。从现在可以看到的“阴谋论”考察，几乎没有例外。

王夫之《宋论》专章说到大宋太平兴国年间的“羁縻文人论”。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这种说法：“忮人之善而为之辞以擿之，以细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奚足信哉？”忌恨他人的善行，而编造诛心的言辞，去批判人家的言行，这种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阴谋论”，哪里值得相信！

按王夫之先生意见，大宋一朝因为五代藩镇造成乱世，所以对武将比较提防，“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但尽管这样，太原降将杨业，父子握兵，麾下都是“死士”，为杨氏父子所用，而且威震于契丹。这样的人，比那些文人，对大宋的“威胁”大多了，但太宗仍然对他不猜不忌。而那些偶尔会发牢骚的文人，如张洎、徐铉、句中正等人，不过是“浮华一夫”，虽然他们自诩“不为之用”，也即没有得到“大用”，但这些人根本用不着担心，“已灰之烬，不可复炊”。张洎算是这些文人中智慧比较“敏给”的，太宗也用了他，正经政治活动，国家大事，他都参与，太宗并没有提防他。其他的人，就可以推知了。过去连李煜那样的人，俘虏之后，连曹彬都知道，不必再提防，几个弄笔杆子的文人，实在不值得为之重重防御。

王夫之的深刻还不仅在这里。他看到了太宗更深远的用心。

为什么要授给这些“降臣”做纂修大书的事呢？

从唐末以来，后梁篡夺大位，也需要文人装点门面，但他那种凶戾，那种对文人的无情杀伐，让富有唐代遗风的文人战战兢兢。大诗人杜荀鹤，被后梁聘任，几乎要吓死。所以“文藻风流”成为文人的大忌，谁也不想因此而受到“重用”。到了后唐、后晋、后汉，这些篡位的武夫执掌国柄，那种“犷悍”一代又一代，互相之间比的是弓箭刀枪。所以文人被武夫瞧不起，也根本谈不上文明之治。等到契丹进入中原，蹂躏得中原大地“千里为墟”，人与人之间，“救死”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沉吟于文藻？谁还有心思整理中国典章？到了周世宗时代，很想有所作为，但中原故老大多已经凋零，年轻的读书人还没有被起用。有几个文人，如王朴、窦仪，都从北方燕赵之地起身，都有“简质”，也即简易质朴的特点，与古来涵咏于典章的文人还有距离。几十年、百余年来，中原文明就这样在战乱中呈现为凋敝之相。

但在江东、西蜀，则因为画疆自守，较少战乱，保存了汉唐以来的文化文明。那里的文人得以在相对和平中，“以其从容之岁月，咀文苑之英华”，这样，就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一批读书种子。大宋统一中原，要想求得“博雅之儒”，在各种文明推演中，能够有成果，除了后蜀、南唐保存下来的人物，没有其他人。太宗可以说是“善取材矣”。

光武帝中兴大汉，要复兴中原道德文艺，雅乐礼仪，是从偏安巴蜀已久的公孙述那里得到人才。“四战之地，不足以留文治”，那么偏处于边鄙之地才可能会保留中原文明。士大夫生于礼崩乐坏之世，如果处于偏僻之乡，珍重古来遗文，必有承传，如果承平之世来得早，他可以自身重振文明；如果来得太晚，他的弟子必能重振。考乱世到承平的古来历史，几乎没有例外，都是这种规律。

在太宗一朝修书，那可不是简单的悠悠岁月，人才羁縻！那是士大夫“得道”。“道胜者，道行而志已得；文成者，文著而心以亨”，以“道”而人生胜出者，道能行，而志向已经实现；以“文”而成就人生者，书已著，而内心已经通达。这样对文人而言，做官与否，封侯与否，都不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荣誉在“立言”不朽。现在想想汉代复兴，很多功臣都已经隐没不彰，但过去儒学的托命之人申培、伏胜等，他们整理古籍的“遗泽”却至今被人享用。

太宗一朝，纂修“文事”，完成那么多重要文献整理，如果不比大明纂修《永乐大典》、大清纂修《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还要重要，至少一点也不次于它们。如果没有大宋太宗一朝纂修的文化典籍，中国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就如此意义上说，大宋馆阁中的这些文人，是可以恒久享有中国文化光荣的文化英雄。而太宗赵炅，是他们的领袖。

肆 法制

文明立国，必有法制。而法制之有效推演，在人。太宗赵炅深明此理。赵廷美大案后，他观察到士庶守法易，勋贵守法难。于是在推行国家法制时，格外注意“择人”。

不完美的圣贤大义

大宋法制，是大宋“文治”中的重要一环。

说大宋法制，千头万绪，先从“大赦”说起。

赵普多谋善断，口才厉害。很多时候，他所提出的意见，也往往符合正道。这也是为何太祖太宗两朝都很敬重他。

当初，太宗曾有一次要搞大型祭祀活动，按常规，要施行大赦。有一个人上书说，希望不要大赦，理由，则援引诸葛亮治理蜀地时，几十年不赦的故实。太宗听上去，觉得有理，但又感到差在哪个地方，就问赵普。赵普回答说：“凡是祭祀大典，圣朝都有原典，一定要赦免，表示‘其仁如天’。像刘备、孔明之类，只不过治理区区一个地方，臣不信这个，也不会援引这个做例证。”太宗很高兴，就将大赦事定了下来。

大赦这件事，有两面理。

司马光曾有名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以致治。”如果杀人者不能绳之以法，即使是尧舜时代也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大赦，其弊端在此。明人张燧《千百年眼》就曾批评“大赦”，书中认为，自春秋时代以来，后世屡有大赦之法，但是这种不问情深情浅，罪轻罪重，凡遇大赦，杀人者可以不死，伤人者可以不刑，盗贼及作奸犯科者可以不问，这种做法，只能有助于“长奸”，让奸邪生长。

大宋自太祖太宗以来，三年之中，遇到郊祀就大赦天下，成为一种制度。但到了仁宗时代，有言官认为“三岁一赦，于古未有”，这是唐代兴兵之后开始有的做法。但这种大赦，“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有罪的人得到宽谅未必能够自新，被害的苦主得不到正义伸张岂能没有怨恨。不能自新，作恶人就会继续作恶；心中有怨恨，就会后悔做善事。这样一个大赦，结果却让士庶后悔为善、滋长恶行，实在是政教的很大祸患。

仁宗对这个道理很重视，但还是坚持大赦，只不过批复道：“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犯罪的人情节过于严重，不得统一按照大赦法免罪。

到了北宋末年，大赦开始变样。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天下二十六次；“曲赦”，也即不大赦天下，只赦免一个或几个地方，十四次；“德音”三十七次。所谓“德音”，也是一种赦免令，唐代开始有，大宋最流行。它与大赦不同处在于：大赦是罪无轻重都赦，德音则是将量刑减重就轻，譬如大宋有“德音”：“死罪、流罪各降一等”，就是将“死罪”降格为“流罪”，“流罪”降格为“徒罪”，而徒罪、杖罪、笞罪则全部释免，所以还是一种“大赦”。这样计算，宋徽宗时总有“赦令”七十七次，祖宗时代的“三年一次”，到了他这里几乎变成了“一年三次”。这种“滥赦”，在南宋，到了光宗时代竟然达到一年四次正式的大赦。史称“刑政紊而恩益滥矣”，国家的刑法之制已经乱套了，朝廷的德政恩赏已经太滥了。这样的大赦，不仅政乱，对苦主而言，也是一种不公。譬如某甲杀害某乙，某乙家属千辛万苦将某甲搞倒，某甲判为死罪；结果遇赦，免了。这就是对某乙和某乙家属的不公。

所以太祖时代，格外注重大赦的范围，遇到特别需要大赦的年份，总要有诏令，告知天下，有些罪恶是不能赦免的。如改元开宝，这是一件大事，开始大赦天下，但诏令规定：“十恶、杀人、官吏受赃者不原”，犯有十恶罪、杀人罪、官吏（而不是士庶）受贿罪，这三种罪犯，不在赦免范围内。开宝四年（971）冬，南郊祭天，也是大事，开始大赦天下，但诏令也规定：“十恶、故劫杀、官吏受赃者不原”，犯有十恶罪、故意劫掠杀人罪、官吏受贿罪，不在赦免范围内。太宗时代也有这类规定，雍熙末年，以襄王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开封尹，改封寿王，这是立太子的节奏，大事，大赦。但诏令也规定：“十恶、故谋劫斗杀、官吏犯正赃”者是不能赦免的。但太宗即位的当年，“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是全面赦免，平常赦免令下，有规定不可以赦免的，如“十恶”“杀人”“官吏受赃”等，这一次也赦免了。这种赦免，看似宽大，其实是对十恶罪、杀人罪的受害者的不公，是对官吏受赃罪的“纳税人”的不公。

总之，大赦，是一个有弊端的法制。

大宋帝王也深知这个制度性规定的弊端所在。但为何还是要施行大赦呢？

因为要收敛天下刀兵之刑，推演祥和之气；也因为天下被量刑的“罪囚”之中，很可能有冤案。后者让大宋帝王寝食不安，让大宋贤臣无比焦虑。

中国圣贤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展开“疑罪从无”法理思想的人物。《尚书.大禹谟》留下了名言：“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如果有疑狱，罪犯判罪要轻；如果有疑功，功臣受赏要重。与其可能杀掉一个无罪的人，宁肯不杀，哪怕失去正常的经义。后人解释这句话说：“人命至重，治狱宜慎，宁失不常之过，不滥杀无罪之人，所以崇宽恕也。”

周代时处理案件，对很多疑犯都实行了赦免。唐代还有规定，疑犯可以用财货自我赎免。现代西方对疑案也是从轻从无处理，怕的就是万一出现冤狱，有伤天地和气。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就是一个著名案例。辛普森杀妻证据很多，但在审理中，控方要求辛普森戴上现场发现的血手套时，结果发现手套小，戴不上。就是这样一条漏洞，让辛普森的辩护律师得到了机会，要求陪审团宣判辛普森无罪。这一案件的意义就是，再一次以西方的经验，肯定了传统中国圣贤“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合理性。

大赦，当然存在缺陷。但内中很可能存在“不辜”，在无法证明囚犯有罪或无罪的情况下，首先选择推定无罪。南宋朱熹的弟子蔡沈在他的《书集传》中，也解释《大禹谟》的这句名言说：“辜，罪。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害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辜，就是罪；经，就是常。《大禹谟》的意思是：执法，可以杀，也可以不杀。不知道人是否有罪，杀了，就恐怕陷于杀害无辜；不杀，就恐怕失之于轻易放纵了罪犯。这二者，都不是圣人“至公至平”之义理。但比较起来，杀害不辜，尤其是圣人不能忍心的。所以与其杀了这人害了他的生命，不如让他活下去，而宁肯自受量刑不当的“失刑”之责任。

所以赵普鼓励太宗大赦，符合古来圣贤大义，虽然大赦并不完美。

刑罚“鼠弹筝”

文明立国，必有法制。而法制之有效推演，在人。太宗赵炅深明此理。赵廷美大案后，他观察到士庶守法易，勋贵守法难。于是在推行国家法制时，格外注意“择人”。

雍熙元年（984），开封有一个刑事案。

有个寡妇刘氏，让她的婢女到开封府，起诉她亡夫前妻的儿子王元吉多次毒害她，差点毒死。

当时开封府沿袭后周以来制度，设左右巡军院，执掌缉捕刑讯，略相当于今天的东城、西城区法院兼检察院。刘氏案初到右军巡院，经过推问，王元吉死不承认，执法官觉得事实也不像这个寡妇所说的那样，于是转移到左军巡院。到了这里碰到了一个酷吏，将王元吉上了酷刑。这个酷刑被他冠了一个名称：“鼠弹筝”，在手指上用刑，十指连心，受刑人受刑过程中，会不断痉挛般抖动十指，极为残酷。王元吉熬不住，只好承认，于是炼成“毒杀继母”一案。

忽然案子出现了转机：刘氏寡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死了。

王元吉也有了翻供的意见，这时开封府也愿意认真对待囚犯，重新审理时，得到了一些刑讯逼供的细节，但是案子还在拖，几个月没有宣判。开封府觉得这个案子不好断，就上报给朝廷。

太宗认为没有明显证据可以证明王元吉下毒，但毕竟有个继母的状词在，就给出个意见：免死，徒刑（服劳役）。

王元吉的妻子看到这个宣判结果，不接受，于是击登闻鼓，称冤。

太宗亲自“听断”，召问王妻，知道了事情原委，确是冤案，于是派遣中使拘捕原来左右军巡院的执法官，审问。

案情大白。原来是刘氏寡妇有通奸之事，又惭愧又恐惧，更怕前夫的儿子王元吉知道，就设法做局冤枉他，要置他于死地，借官府之力杀人灭口。而这个寡妇的兄弟早就在欺骗隐瞒王元吉父亲的财产，并用了一部分给军巡院推官行贿；还有个医官，也被收买，说寡妇确有“中毒”的征兆等等。

太宗将此案所有的推官和左右军巡院的主管全部降职，下调俸禄；做假证的医官流放海岛。而那位发明“鼠弹筝”刑罚的左巡军院执法者，被太宗调来，以“请君入瓮”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场“鼠弹筝”，史称此人“宛转号叫求速死”。太宗对他说：“你看看，你也不能接受这种疼痛之苦吧？谁能接受得了呢？”于是放了他，令人解开捆缚他的绳索，只见此人两手很久很久不能动弹。太宗对观看的宰辅大臣们说：“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京城之内，居然还有这样的冤滥酷毒之案，何况天下四方偏远之地呢？开封府的几位重要官员也得到了惩罚，当时知开封府刘保勋、判官李继凝都罚了一个季度的俸禄。

所以，太宗对地方上主持法律工作的官吏格外重视。

好“言事”者王济

淳化元年（990）冬，朝廷要派遣专使提辖总管诸道的茶税、盐税、酒税。除了夏秋二税之外，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在此。太宗还考虑到，既然派遣专使下去，就责成他一并查访民间利病，以及地方上吏治的善恶。这个人物最好能有刑部工作的经验。于是就问左右：“刑部中，谁最喜欢‘言事’？”好“言事”者，就是那种看到问题愿意提出建议性意见的人物。左右说有个大理寺丞王济，是刑部的官员，他多次给刑部、给中书、给朝廷上奏。太宗知道此人，是烈士子弟，有才，有性格。于是任命了他去管辖各道的国家税务。

他在福建时，发现当时朝廷曾要此地输运仙鹤羽毛作为制作雕翎箭之用。当时这东西属于战略物资，地方必须按朝廷要求备齐输运到京师。哪里会有那么多仙鹤？所以，地方为了凑齐鹤羽，费劲了千辛万苦，史称“民甚苦之”。王济认为这事不行，不能这么干。他上书要求除了部分鹤羽之外，可以用鹅毛来代替，太宗觉得意见不错，就如他奏请，改了。

太宗很高兴，知道这个人有能力，于是改命通判镇州。

镇州，治所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辖今天的河北石家庄附近七八个县市，是唐五代以来天下雄藩之一，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此地地当边境，紧要性仅次于河东。所以太祖太宗以至于后来的大宋帝王，都要派出重臣把守。久之，驻守此地的文武职官就有了骄悍之气。王济来此做通判，宦海风波甚险。

但王济不怕。他本来就是河北人，出生在深州（今河北饶阳）。他的父亲王恕，在太祖开宝年间曾经知秀洲（今属浙江嘉兴），但是赶上了当地的盗匪之乱，盗匪进入秀洲，王恕被杀。家人收尸后，王济趴在灵柩上悲痛号啕。盗匪又来，要杀王济。王济看着这一伙盗贼说：“我父亲已经死了，我哪里还想活着！只恨我没有力量杀掉你们，为我父亲复仇！”史称“贼义之”，盗贼认为他有父子大义，放掉他没有杀。王济在兵乱之中，带着父亲的骨殖逃匿在山中。不久官军来剿匪，王济找到官军首领，陈说了盗贼情形，提出了破贼的建议。盗匪平定后，他的母亲也病死，于是他护送父母的灵柩回到深州。深州的主将向朝廷汇报了他的情况，太祖还召见了他。

王济经常涉猎经史，好读《左氏春秋》。太宗雍熙年间，他给朝廷上书，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在学士院考试中中第，被补为县主簿，后来做到刑部官员。

改判镇州之后，王济面对此地藩帅太守们，有理有据地开始了法制推演。牧守们大多都是功勋之臣，大多都有捍御契丹的武功，所以多少都有点倨傲，待下人不免刻薄寡恩。王济新到，不过是第三把手，所以他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但王济从不向知州藩帅们挑战，也不向他们屈服，就是四个字：“秉公执法”。州官们也无可奈何。

戍守此地的悍卒往往恣意侵暴庶民，做不法之事。有人竟在夜里焚烧民居，乘乱盗取民财。王济知道后，就在各个兵营附近放出耳目，有一天报道某地有火，王济就安排数十壮士潜伏观察，果然在火光中看到几个兵匪带着盗窃物资往外跑。捉住后，不上报，现场平盗，当即正法。然后再“驰奏其事”，向朝廷快马报告盗贼正法之事。太宗闻讯很高兴。

有一个都校，街市上吃酒，撒酒疯，耍无赖，打落人牙齿。王济行使判官权力，不等上奏，直接给予杖刑，而后捆了这无赖，送到汴梁。

地方得到治理，史称“军城畏肃”，军事要塞镇州人知畏法，境内肃然，平安。太宗听说镇州吏治业绩，“大悦”，连下三道诏书褒奖慰劳镇州，更拜王济为监察御史，这是大宋除帝王裁断权、丞相行政权之外的第三种权力，监察权。御史属于察院，品级很低，但权限甚重，内外官吏均要受到察院监督，“御史”，为百官所忌惮。王济在御史任上更关心国家大事，上书讨论“统天下之术”，管理中国的政策策略，核心意见是“节民物之道”，包括慎重选择近臣，注意区别贤愚，理正国家名器，削减靡费用度等等，都很切合时弊。

一直到真宗朝，他在做地方官，兼任江南路安抚使时，看到大旱民饥，就亲身督促官吏熬粥，舍粥，并每天都要亲自尝一尝这粥熬得合格不合格。还录取了很多饥民作为州郡的厢兵，救活了很多人。

他在临终之际，给真宗上遗书，要皇上“进贤退谀”，并罢免不是很紧要的土木工程。他已经看出了真宗朝比太祖太宗两朝更多了谄谀之辈，也更多了奢靡之风。他不希望大宋帝国出问题。

王济的意义在于：他的执法断案，未必尽合法条，但在勋贵盘踞之地，在犯罪性质过于恶劣之际，需要“止乱”，因此就有非常法之制裁。但这之中的分寸把握很重要。如前述焚烧民居，乘乱盗窃的兵匪，王济的处置是，捉住之后，当即斩首，这是执行军法，因此是合适的。

法制需要能吏推演。

修《刑统》，重“听断”

大宋法条相当严密。

宋法制因袭唐代律令、格式，而随时有所损益。这个“损益”的文本成果就是《编敕》，类似于“宪法修正案”，是对前面唐律、《宋刑统》的修正补充。当时，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太祖建隆初年，即下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人，修订《编敕》4卷，凡106条，然后与新编订的《宋刑统》30卷，一道颁发天下。这些《编敕》在“损益”传统法条时，参酌轻重很详细，“世称平允”，人们认为很公允公正。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又增加《编敕》到15卷，淳化中增加到30卷，真宗咸平中增至18550条之多，太多了，不好操作，于是又下诏，由给事中多人重新修订，合并同类，删除重复，最后定为《编敕》286条。这些都预示了大宋向着法制化管理天下的努力。

《宋刑统》从《唐律疏议》而来，各类刑断都有明文规定，但如何执行？执行还是不执行？这之中就有了“空间”。地方，并不是人人都有执法能力，或按照法条执法的积极愿望。于是，太宗下诏：

自今京朝、幕职、州县官，并须习读《律令格式》。秩满至京者，当试问，若全不通晓，则量加殿罚。

从今开始，在京的朝官、幕府职员、地方州县官员，都要学习《律令格式》。任期满后，都要到京考核，面试。如果全不通晓，即根据情况给予惩罚。

但是如果有哪位官员熟悉律令格式，可以上书自荐，试问通过，可以补官到刑部、大理寺任职，三年之后，可以升迁。太宗还给近臣每人颁发了一部《宋刑统》，申命百官除了日常公职之外，要看看《律令格式》之类文章，用来作为大宋法学资源，并自我检点，据此决断狱事。

太宗对武官们带兵打仗，一般可以听其自专，但对官员们判案却始终不放心。如果有冤案，那是太宗最为心痛的大事。太宗至为焦虑之事在此，于是有了“录囚”，“听断”。

“录囚”，就是帝王或官员亲自到狱中去巡视审理案件，这是传统司法不废的常典。“听断”，就是听取当事人或法官陈述案由，而后提出决断意见。也称“听讼”或“断狱”。荀子认为政令合法，举措适时，听断公明，是衡量邦国文明与否的三条标准。听断，国之大事。它的要义在于：减少误判，洗雪冤情，尽力避免司法不公。“听断不明”是很大过失。“听断不明”，必有冤情，国有冤情，必有戾气，而戾气不祥。所以大儒韩愈认为，帝王能够“躬亲听断”，是“旋转乾坤”的大事——对于罹冤的士庶而言，雪冤就是一场“旋转乾坤”的生命事件。所以“弭冤白谤”是“第一天理”。历代文明邦国之最高管理者，心底略存一点善根，略有一点天良，无不瞩目于此，大宋帝王对此事更是极为重视，所以，太宗“听断”不断，史称“太宗在御，常躬听断”，太宗在统御天下时，常常抽出时间来，亲自去审理案件，尤其是“疑狱”。

京师有“疑狱”，大理寺难于判断，太宗往往会到现场，亲临审理、判决，人称“每能烛见隐微”，往往能窥见案件隐微之处，得以公正处理。

击登闻鼓“民告官”

大宋的“登闻鼓”制度，可能是历朝历代以来实施最好的。下面有冤情，有话说，地方处理不当，都可以直接到“登闻鼓院”，敲击“登闻鼓”，直接跟皇上对话，谁也不敢拦着。

雍熙年间，大宋正在跟契丹打仗，有个开封女子李氏来击登闻鼓，案由呢，是说自己没有儿女，而且有病，一旦死去，家业没有托付。

太宗据此下诏：开封府要根据这个李氏女子的意愿裁断、处置。也即，她名下的财产，要根据她的意愿处理。

开封府在处理过程中，发现这个李氏女子的父亲还在，就囚禁了这位父亲。根据案件的逻辑分析，很可能是：李氏女子与父亲是一体的，要自行处置私有财产，但遭遇他人觊觎。于是，在他人的推动下，开封府逮捕了李氏女子的父亲。李氏女子不甘心，又击登闻鼓，搞“行政诉讼”，将官府告到朝廷。

知道来龙去脉后，史称“帝骇”，太宗大吃一惊。他说：“此事岂当禁系，辇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广，安得无枉滥乎？朕恨不能亲决四方之狱，固不辞劳尔！”这种事也要拘禁人家的父亲吗？天子脚下，还出这种事！天下这么大，哪能没有枉法滥刑下的冤案呢？朕恨不能亲自去审理天下四方的案件，真要能做到，朕是不辞辛劳的！

于是，李氏女子案处理完毕后，当即派出朝廷能臣十四人，分头到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等地，审理刑狱。规定三条：

一、地方官吏在司法及军政处理方面有不作为，或渎职懈怠者，要劾罪上报；

二、如有临事精明允当，勤勉机敏，刑狱公正没有延滞者，要论功上报；

三、各州郡都要做到十天过问一次刑狱之事，不得拖拉。

淳化四年（993）冬，更发生了一件“奇案”。说这个案子“奇”，是因为它太小了：京畿有个小民牟晖丢了一只小公猪。更“奇”的是，这位小民牟晖居然为此而击登闻鼓。尤其“奇”的是，登闻鼓院和太宗都受理了这个“私有财产丢失案”。最“奇”的是，处理办法是：由国家拨款千钱“偿其值”，按价赔偿。

国家赔偿私人财产损失，太祖时代就有案例。当初大兵进入汴梁，有士庶遭遇痞子劫掠，太祖抓住痞子，并拨款赔偿了士庶损失。太宗此举亦然。

当时应有官员对此事提出质疑。太宗对宰相说：“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像这等小事也到朕这里来起诉，朕还为之听决，确实太可笑了。但推演这种听断的耐心公心，用以君临天下，可以做个表率，都这样做，世上就不会有冤民了。

申理冤滞，感召和气

太宗担心的是“冤民”。

他自己也说：“朕于狱犴之寄，夙夜焦劳，虑有冤滞耳。”我的心思常在刑狱诉讼这件事上，日夜焦劳，怕的就是有冤狱，久拖不决的案子。

所以，他不断地派出使臣到各道去巡视，他自己更在京师多次“听断”。有一年冬天，他亲自过问京师狱中的囚犯，一个个审理，一直到很晚。近臣都劝谏他不要劳苦过甚。太宗说：

“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桡，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

如果我这么做，能够有利于上告无门的人，让案件公平允当，不至于枉法，我会非常适意高兴，哪里有什么劳苦。

为此，他特意在宰相面前发布了一通议论：

“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惠养黎庶，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上达矣。”

朝廷和地方的官员，如果都能留心政务，天下哪里有治理不好的道理！……有恩惠给百姓，审理冤案滞案，岂能不感召天地和气呢？朕常常要自己勤勉不要懈怠，这个意志是绝不会改易的。有人说，主管官员的小事，帝王不应该亲自决断，朕的意思于此不同。如果以尊贵自处，那就无法做到下情上达了。

由于相信“天人感应”学说，遇到严寒酷暑，或雨雪反常的日子，太宗就亲自来复审狱中囚犯，大部分都给予了宽大处理。淳化元年（990）四月，因为天气大旱，太宗就亲自到京师狱中“录囚”“听断”，史称“多所原减”，很多都得到了宽大处理。这一天，太宗还专门令尚食御膳房进素膳，派遣常参官分别到各道决狱，还派出中使到五岳去祈雨。

地方诸道则继续派遣朝廷能吏前往听断，诸州有大狱，更随时组成专案组，官员由太宗亲自选定，要他们乘驿站车马前往审理。临行前，太宗会有嘱托，审理完毕后，一定会详细了解审理经过。渐渐已经成为常例，后代也都遵守这个常例，这在大宋各个帝王本纪中都可以看到。

到了端拱年间，各地方的州郡负责司法的官员司理参军，也都由太宗亲自拣选。地方上士庶有到京师来喊冤的，太宗也会派出御史官员乘坐驿站车马前往地方会审。史称“数年之间，刑罚清省矣”，几年的工夫，天下的刑罚之事越来越少，显示了“无讼”“狱空”的太平景象。

“狱空”，就是监狱里没有人，这就预示着无人犯罪，是传统至为赞叹的治理成果。而大宋也确实经常性地出现“狱空”。太祖太宗时代，凡是地方州郡有“狱空”现象，一般都会降诏褒奖。如果州司、司理院“狱空”达到三日以上，就可以随处建立一个道场，供奉神灵，表示感恩。道场所用的供奉之物，如酒肉水果香料布幔之类，都由官钱支付，州府节镇给五贯钱，州郡给三贯。而且道场建立，不许扰民，也不许扰吏。

但是由此也出现制造“假狱空”的现象。当时一个州府有司理院、有州司，还有靠近州郡的县城，都是系捕囚犯的地方，有时地方就会将囚犯从司理院移往州司，这样就腾空一处，可以报“狱空”。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有人建议允许本州官吏互相监督，如有虚奏“狱空”，就要受罚。另外规定，司理院、州司等都要没有禁囚，才可以上报“狱空”。

由此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制度性规定，即使在大宋，即使都是读圣贤书的人物，即使有严刑峻法，也还总是有人钻空子，弄虚作假。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性弱点问题。

烂葱案

太宗亲自“录囚”“听断”这个做法，曾经有不少人反对。但太宗虽然褒奖他们的建议，却并不接受他们的意见，继续“录囚”“听断”。

有一个归德（今属河南商丘）节度使的推官，名叫李承信，他购买大葱时，发现里面有烂的，于是就鞭笞了这位卖葱的菜园农民。卖葱，以次充好，也是一过，但不至于遭遇鞭笞。更麻烦的是：这位农户被鞭打后，伤口感染发炎，几天后，死了。农户家人不干，告到朝廷。太宗“听断”后，认为这位推官是滥用职权，等于私设公堂，故意伤人致死，被正法。“私设公堂”，在太祖时称为“擅掠囚者”，擅自以酷刑对待囚犯，是一大罪恶。

太宗对“狱囚”的同情几乎是一种天性的善良。当时有规定，死刑大案，必须由朝廷覆按审核。但这样一来，有些未必够得上死刑案的案子，也要大理寺审阅。这样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以上。太宗在“听断”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对宰相说：

“每阅大理奏案，或节目小有未备，必移文按覆。封疆遥远，动涉数千里外，禁系淹久，甚可怜也。自今卿等详酌，如其非人命所系，即与量罪区分，勿须再鞫。”

朕每次阅览大理寺的案卷，看到有些案例，有的是有些文案方面的小的环节没有完备，这就要下文重新审核。大宋封疆很远，动辄就是千里之外，这样，狱囚在里面待得太久，实在是可怜。从今天开始，卿等要详细斟酌这些案卷，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案，就尽快量罪，做出处分，不要来回来去地审核了。

太宗对“录囚”“听断”的躬亲，源于对天道的敬畏。在儒学设计中，“天道制衡君权”，是一种不宣之秘。圣贤深通“不语怪力乱神”之基本语境，但全面接受了“天人感应”学说，这之中，就有“制衡君权”的大义。君主非神，与士庶一样，乃是介于神与兽之间的存在。在没有宪政制衡的条件下，天道制衡，就是选择之一。且传统圣贤对此几乎众口一词，形成了强力传统，无人可以挑战这个传统。在文明推演中，“天道制衡”，成为君主的自觉选择，成为一种值得自豪的荣誉。

礼治未病，法治已病

传统中，“礼”与“法”有着密切联系。一般来讲，“礼”更重，“法”不过是“礼”的补充。假如将邦国视为一个有机体，则“礼”是用来做预防的，是“治未病”的；“法”则是用来临床治疗手术的，是“治已病”。“守礼”者，不罹于法；“守法”者，可近于礼。传统认为：只要天下守礼，法可搁置勿用。这样的世道被称之为“太平盛世”。

大宋帝王们一生一世追求的就是太平盛世。

但“礼”的推行，帝王要做表率。

端拱元年（988），太宗到东郊以“太牢”大礼祭祀先农神之后，开始“耕籍田”。

传统有“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向先祖或天地神祇祈福称之为吉礼；丧葬哀吊之事为凶礼；朝见、聘问、会盟为宾礼；与战事、田猎、筑城等相关事为军礼；婚庆宴飨之类为嘉礼。籍田，属于吉礼。一般在年初正月，春天来临之际，由天子率官员或诸侯亲自耕田。这种耕田，是向天下示以农时，告知天下耕种季节的开始。天子带头耕种，是“祈年”的礼仪。“年”是五谷丰熟的意思。“籍田”，是传统中国自周代开始就施行的礼仪。

“籍田”，一般规定，天子有千亩，诸侯百亩，这都属于天子或诸侯私人所有。“籍”的意思是“借”，也即天子先自己耕种，而后“借”民力继续耕种。所以，天子“籍田”，只是象征性的耕种，开个头。

太宗下到田里，亲自执犁翻地，按礼制，他应该往前推三条垄，返回来再推三条垄，史称“三推三反”。王公诸侯们要“五推七反”，公卿大夫们“七推七反”，一般士大夫“九推九反”。太宗“三推三反”后，有司高唱：“礼毕。”但太宗说：“朕志在劝农，恨不能终于千亩，岂止以三推为限！”朕来做这个“籍田礼”，志在鼓励天下务农，更恨不能亲自将我这千亩良田都耕一遍，岂止以“三推”作为限度。于是，继续翻耕，旁边的侍臣一个劲要他停止，太宗这才放下犁头，回宫。

为此，太宗还做了诗，说东郊籍田事，并将诗赐给诸臣。他说：

“国之上瑞，惟丰年尔。自累岁登稔，人无疾疫，朕求治虽切，而德化未洽，天贶若是，能无惧乎？”

国家最高的祥瑞，是丰年啊！自从这些年连着丰收，世人也没有大的流行疫病；朕虽然求治心切，但自认为道德教化还不够好，没有料到的是上天给我们这么大的恩赐。想到这里，能不心存敬畏吗？

于是，又下诏：诸道百姓有生活艰困的，要在当地发放粮库的粮食接济他们。他对宰相们说：“累年以来，百物丰阜，自京师达于四方，并无灾沴，五谷顺成。若非上穹降福，何以及此！今郡县至广，生齿甚众，每闻一方小有凶歉，即命赈给，虽不能遍，亦表朕勤恤之意也。”

多年以来，国家越来越富有，从京师到地方，也没有太大的灾害，五谷丰收。如果不是上天降福，哪里会有这么好的景象！现在郡县这么广大，百姓甚多，朕每次听到有一个地方小有凶灾、歉收，就命令地方赈济，虽然也许不能周遍，但也以此来表示朕勤于政务，存恤四方的一点意思啊。

赵普在旁，鼓励这位君王道：“文王葬枯骨，天下称仁。夫民犹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若帝王用心行道，上合天意，民自悦服。臣等每闻陛下发言必思为苍生建长利，宁忧和气之不降也？”

过去文王收葬野外的枯骨，天下认为他行仁道。民很像草，草上有风一定随风俯仰。君王就像风一样。如果帝王用心行仁道，上合天心天意，下民自然高兴而钦服。臣等常常听到陛下发言，一定是在为苍生推演长久之利，这样，哪里还用得着担忧上天不降和气呢？

心里总是存有苍生之“长利”，就不会以任何“宏大”借口，掠夺侵凌苍生的私有财产；敬畏、感恩于上天所降之福祉，就会远离种种血脉贲张的激进情绪，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邦国管理中，星星点点地改善民生。爱民、敬天，有此政制之主要诉求，于是可以在“礼”与“法”的规定情境中，推演并建构帝国的秩序。如此，就是有道邦国。

“法当原情”

太宗执法，有一个基本思想：“法当原情”。

这个思想事实上来源于“春秋决狱”，而“春秋决狱”又来源于孔子“亲亲相隐”的法学大义。说清这个问题需要相当篇幅，但也可以用有限的文字勾勒这一公案的义理。

父亲偷了羊，儿子要不要举报？在文明邦国看来，可以不举报，因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一种源于亲情的当然之理，是“法上之法”，符合自然法原理。西方现代法律也承认，当事人有犯罪嫌疑，亲属没有举报的责任，应回避。但在激进思潮主导下的国家主义“法律”中，规定必须举报，否则就是藏匿罪犯，属于犯罪。显然，“亲亲相隐”奠定了中华法系的文明道种。

在此基础上，汉代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这个意见的框架是：以《春秋》大义为司法裁判的思想资源，同时援引儒学各类经典，作为审判依据。凡是法律无条文规定的案例，法官即可援引儒学经义定谳。在具体判案中，第一考量案件事实，第二考量犯罪动机。如某甲之父与人斗殴，某甲持棍帮助父亲，但不小心将父亲打死。由于某甲动机并非打死父亲，所以，按“春秋决狱”，某甲无罪。这类动机性考察，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甚重，因此，确有利弊参半的结果，但是，即使现代司法，全重证据，细细考察，也是利弊参半的。人类问题，没有一揽子彻底解决之道。试图一揽子彻底解决人类问题的政治诉求，是一种辉煌梦想，梦很美，但不具有现实品格。就这个意义说，“春秋决狱”自有其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它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春秋决狱”，有“原心”也即考察动机之必要条件。如果动机善，有罪也可减免；如果动机恶，无罪也可加刑。

宋太宗赵炅在此基础上提出“法当原情”，“原”是考察案件的缘由，“情”即天理人情。判决结果，要将天理人情考虑进来，这样，就让司法有了更趋于公正的可能性。

西北泾州（今甘肃泾川）安定县，有一个庶民的妻子，对庶民前妻的儿媳妇很是痛恨，将其断喉杀死。此事成为一个大案。按一般法条，这是“婆婆杀儿媳”，而“婆婆”属于父母一辈，“儿媳”属于儿女一辈，这样就可以界定为亲族之内因纠纷而起的杀人案，且因被杀者为子女辈，或有“忤逆”情节，故“婆婆”杀儿媳，似可减免一等罪过。

卷宗到了太宗那里，看过后，给出的意见是：

法当原情。此必由继嫡之际爱憎殊别，固当以凡人论也。

司法应该考察天理人情。这个案子，一定是嫡子继承，继母心不能平，因此有绝然不同的爱憎喜恶所导致。可以不必考虑宗族内部关系，就当是普通士庶杀人论罪。

撇开“婆媳关系”，按法律事实定罪，这个“庶民之妻”就是一个“杀人犯”，“婆婆”的身份并不能让她享受豁免权。这是从“杀人”的动机给予定罪的大宋案例，具有“同态复仇”的自然法精神，也符合“春秋决狱”的“原心”大法。太宗还因此下诏，对《宋刑统》做了补充意见：“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其妇，并以杀伤凡人论。”从此以后，凡是继母杀伤丈夫前妻的儿子及儿媳妇，都要以普通人杀伤论罪。

与此连带的还有继母改嫁问题。

继母的丈夫死了，家中的财产归谁所有？继母还是前夫的子女？太宗给出的意见是：继母改嫁自由，但不得占有已死丈夫的财产，应当全部给丈夫的子孙。丈夫的子孙如果年纪幼小，要有官方为之检查，封存财务，待幼子长成后，交给他。如果继母将财产带走，以盗窃论处。

这个处理看似对继母不公，但丈夫与前妻留有子女，如果继母将财产带走，则子女不免处于啼饥号寒之中；而继母改嫁，后夫应该能满足她的生存所需。如此处理，也是对丈夫和前妻以及他们的子女权益的一种保护，值得肯定。

叔叔告侄内有隐情

宋时，有“场务”，经营各类物资，包括粮食、木材等，也有制造业，造船、造酒等。“场务”属于官办企业，由朝廷派出官员监管。一般由官方额定经营指标，指标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钱帛。完成指标之后，还有盈余，这个就叫“羡余”，也称“羡利”。有些比较贪的监官，往往就将这部分盈余收归己有。但难免被人告发。一旦败露，按当时大宋法条，属于“监守自盗”，应“弃市”，也即街头正法。太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认为量刑过重，不符合法典精神。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凡是贪用“羡余”的，只算“偷盗”，不算“监守自盗”，刑罚只能判处“流”罪以下。

传统判罪，由轻到重，有“笞、杖、徒、流、死”之五刑。“流”刑就是发配流放，下“死”刑一等。大宋太祖太宗，对于贪污罪犯，极为厌恶，一般都有“从重”判决的倾向，但就贪污“羡余”的这个案例看，太宗也有尽力“原情”，从天理人情考虑，此类案自有“罪不至死”可能性。于是，减免一等，由“死”降为“流”。从现代司法量刑标准看，太宗此举，可称公允。

有一个著作佐郎龙士元，在老家单州（今山东单县），告他的侄子龙小喜，说这个侄子“无赖”，好赌博，屡教不改，因此想不承认这个侄子，断绝叔侄关系。单县知州刘察、通判田贽就将这事弄成一个案件报到朝廷。定谳之前，太宗看到了这份卷宗，他怀疑这个案子有假，龙小喜可能被诬告。于是交付御史台重新审理。真相原来是，龙士元看上了亡兄龙士安的财产。龙兄死后十余年，龙小喜子承父业，龙士元就要夺取这份产业，于是诬告龙小喜。而知州和通判，就在龙士元家一场酒宴上，定计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炼成一场冤案。

处理结果是：龙士元决杖，发配商州衙前禁锢，列入另册，终生不得做官。知州刘察、通判田贽同时免官，废为庶人，家财没收。

太宗为此特意下诏：“方今抚育黎元，钦恤刑宪，岂容照临之下，尚有冤枉之人!黩乱政经，损伤和气，望其安治，其可得乎!应两京及诸道州府，凡有鞫狱，宜令尽心，无致枉挠。”现在大宋正在抚育黎民百姓，推演法制宪章，岂能容忍法律照临之下，还有冤枉之人！那种贪渎乱法，破坏政制，损伤天地和气的行径在，怎么能期望得到太平治理？以后，两京及诸道州府，凡是有案件审理，应该尽心查验，不要违法断案，导致正理不能伸张。

宽大兵痞，护持工人

有一年冬天，有人报告，有盗匪群伙夜半进入人家劫取财物，经过很长时间侦查，没有结果。但此事恶劣，太宗一定要得到结果，就让人发出高额悬赏告示，果然，就有人来检举揭发了。原来是军人士兵，几个人结伙干的事。再查，“尽获其党”，把所有的同伙都抓来了。太宗没有客气，全部正法。但这事还没有完，太宗认为军人干这种事，大有五代恶习，唐末五代以来多次“阴谋拥戴”的兵变，大多由这类兵痞推演而成。于是开始在军中整肃，调查那些积年有罪罚，受过处理的凶恶无赖之辈，得到数百人。但是看着这些兵士的时候，太宗又动了恻隐之心，想想罪恶归罪恶，但是按法，似不当死，于是就给他们上了铁钳颈圈，留在军中察看。过了一个阶段，又将这些人都召到崇政殿，训斥一番，每人赐钱三十文，将他们都放了，算是宽大处理了这些兵痞。

但太宗亲自“听断”，有时也会放出辣手。

有个管理皇宫花圃的小官高进，曾诬告役夫也即园艺工人朱希，说他有种种恶迹，但太宗召问，原来是这位高进曾经向朱希索要贿赂，朱希不给，于是遭遇诬告。太宗发脾气，将高进“杖脊”，打板子，流放海岛。

这事给太宗一点阴影，他感到工人很容易被人欺凌，天平就开始向工人倾斜。

太平兴国七年（982），有个西窑务，就是管理东西窑务的一个官职，负责烧制瓷器，供宫中用度。此地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打架斗殴案，说是西窑务的一位役夫，也即雇佣的烧窑工人，名叫夏遇，他喝醉酒，殴伤了队长杨彦进。太宗审理卷宗，“听断”，弄清了原委，原来这位夏遇，很有一点“群众领袖”的派头，西窑务有一位指挥使牛鹗，不免对这位“带头大哥”有点嫉妒，就安排队长杨彦进设计做局，试图陷人以法。太宗大怒，将杨彦进正法，牛鹗流放海岛。而夏遇则被提拔为管理人员，还赐给他布帛银带。

宰相们看到太宗总是亲自“听断”决狱，并能察见隐微，于是互相联翩来向太宗庆贺，并要求将太宗听断的故实记录下来，交付史官，将来修《太宗实录》用，太宗答应了。

皇子被推问

端拱元年（988）初，太宗非常喜爱儿子赵元僖，在赵元佐疯癫之后，很想将他立为太子，于是任命他为开封尹，封许王。但是他惹了麻烦，什么麻烦不知道，反正被御史中丞弹劾，而且找去“谈话”，史称“被鞫”。“鞫”就是审理，究查，但不判案。两宋“鞫”是“鞫”，“谳”是“谳”，后者才负责判案。在“鞫”与“谳”之间，还有个过程，就是由专业司法文官，根据“被鞫”之后报上来的案情，援引法条，即告知负责“定谳”的主官，此案适合使用什么什么法条，法条的引用，皆源自《宋刑统》和后来的《编敕》。主官根据案情和适用法条，给出判决意见，称为“定谳”。如果是大案，还要上报，县报到州郡，州郡报到朝廷，朝廷有司会审，最后报到皇帝。现在大宋首都汴梁市长、许王赵元僖“被鞫”，他这个习惯享受尊崇的人物，受不了这个待遇，于是向君王诉苦，说：

“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

臣好歹是天子的儿子啊，因为犯在御史中丞手里，所以“被鞫”。请求父皇开恩，宽大处理我啊！

太宗说：

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

这是朝廷的仪轨制度，谁敢违背？即使朕有过错，臣下还不忘了纠察指摘呢！你作为开封尹，能不奉法吗？

史称“论罚如式”，赵元僖被处罚，一如国家法式。

《续资治通鉴》等书中记录了这个事件，这种法律精神，是传统中国永远的光荣；也是太宗赵炅的光荣。值得为之浮一大白。

太宗担心子弟不能“克己”，于是在这一年的春天，对诸王有过一次训诫。

当时皇子封王，授以节度。陈王元僖进封许王，韩王元侃为荆南、湖南节度使，进封襄王，冀王元份为威武、建宁节度使，进封越王，益王元杰为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太宗亲自写了诏书给元僖等人，说：

朕周显德中，年十六，时江、淮未宾，从昭武皇帝南征，屯于扬、泰等州。朕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太祖驻兵六合，闻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从周世宗、太祖，下瓦桥关、瀛、莫等州，亦在行阵。洎太祖即位，亲讨李筠、李重进，朕留守帝京，镇抚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权，岁余授开封尹，历十六七年，民间稼穑，君子小人真伪，无不更谙。即位以来，十三年矣。朕持俭素，外绝畋游之乐，内却声色之娱，真实之言，故无虚饰。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民庶艰难，人之善恶，必恐未晓，略说其本，岂尽余怀。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励精，听卑纳谏。每着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礼接群臣，无非求于启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守富贵而保终吉。先贤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此不可以不察也。

朕在后周显德年间，十六岁时，那是江淮之地还没有平定，跟随昭武皇帝（太宗父亲赵弘殷死后谥号“昭武”）南征，屯兵于扬州、泰州等地。朕少年时就练习弓马，多次与敌寇交锋，敌寇应弦而倒者很多人。太祖当时驻扎在六合（今属南京），听到我的事，拍着大腿叫好。朕十八岁时，跟从周世宗、太祖，曾经攻取瓦桥关、瀛洲、莫州等地，也常常在行军阵营中。自从太祖践祚，亲自讨伐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朕留守在京师，镇抚首都，公平执政，上下一律。就在这一年，接受了兵权，一年后，又授我开封尹，经历十六七年，对于民间农事的辛苦、君子小人的真伪，没有我看不懂的。自从继位以来，十三年啦，朕一直坚持简朴生活，对外，谢绝田猎游赏之乐，对内，推拒乐舞色情之娱，这是真实之言，没有虚假的粉饰。你们都生于富贵，长在深宫，对于民间的艰难，人心的善恶，恐怕未必全都知晓。我这里略说说根本大事，并不是我全部的心思。帝王之子，作为亲王，首先必须做到的是克己，砥砺意志，励精图治；要做到谦卑地纳谏。每穿一件衣服，就要心存对蚕妇的怜悯；每吃一顿饭，就要心念对耕夫的同情。至于司法“听断”之间，一定不要没有问案由之前，上来就以自己的喜怒对待。朕每次亲临军政实务，岂敢怕苦怕累；每次以礼接待文武百官，无非是想求得臣子的竭诚意见。你们千万不要鄙视他人之短，不要仗恃自己之长，这样才可以永远守住富贵，保持始终的吉相。记住先贤的一句话：“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这是不可以不认真考察的啊！

太宗这一番话，啰唆，语言并不凝练，应该属于史官未修改的实录原稿，可以见出作为父皇的真实心意，堪称“语重心长”。

安崇绪疑案

太宗时代的执法，除了太宗亲自“听断”“录囚”之外，遇到“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也即寻常所说的疑难案件，也会集合廷臣讨论解决。这方面，没有常法，也即没有制度规定，有了疑难案件，就会临时临事召集群臣，听取各方意见，而后决断。

端拱初年，广安军（今属四川广安市）有一个庶民名叫安崇绪，他的亡父安知逸先后有五个女人，其中三个已经不在。生母蒲氏之外，尚有继母冯氏。他要上诉继母，案由是：继母冯氏曾与安父离婚，现在要将资产全部给她自己的儿子。朝廷大理寺审理后，发现继母与安知逸并没有离婚情节，那么这个儿子起诉继母，估计是有隐情，于是按“礼法”判决：安崇绪诉讼母亲，栽赃，罪当死。

报到太宗这里，太宗生疑，反复询问细节，执行这个案子的判大理寺张佖坚持自己的判决是正确的。于是太宗将此案下到台省讨论。台省，乃是中书门下所在，于是一班文职官员都参与了讨论。

大文豪徐铉发言认为：“现在只要知道，这个冯氏如果真的离婚了，那就可以判决她‘归宗’，回到安家，财产不能带走；如果没有离婚，那就是安崇绪做假证，陷害继母，依法当死。现在详细考察卷宗，发现案子没有冯氏与安知逸离婚的情节，一共有四个证据。况且‘不孝’的刑法，是有利于教化天下的大事，不能变，应该依照刑部、大理寺的一审判决，安崇绪当死。”

议论中，很多人赞同徐铉意见。如此判决，很有“政治正确”的意味。

但名相李昉等四十三人提出了不同于徐铉等人的意见。

李昉等人的意见是：

“法寺，也即刑部大理寺，判决为不当。理由如下：如果认为五个母亲都有同样的继承权利，那么蒲氏虽然不是原配正房，却是安崇绪的生母。安崇绪之所以告状，是因为田业被冯氏继母强占。这样，亲母蒲氏就会没有了经济来源，衣食不给，陷于饥寒交迫之中，所以来起诉。如果按照法寺意见，安崇绪当死，那么安知逸有什么罪，导致绝后？而蒲氏又将托身于谁度过晚年？臣等结论性意见如下：田产都归安崇绪；冯氏既然没有离异，可与蒲氏同居一堂；安崇绪需要对二位老人供养终生。如此，儿子有父业可以守成，冯氏则终生不至于缺乏赡养。至于安崇绪做假证、冯氏强占安家田产，可以同时赦免。”

这种“法当原情”的集体讨论结果，千年之后，感动了我。

大宋，有地方讲理。

对于大宋管辖之地，偏远地方，往往历史上承袭着“化外”习俗，太宗一般不予“更化”，但是事情涉及民生利害，往往就以疏导方式，慢慢涵养变化。譬如，今天的两广一带，有些偏远的山区，往往有杀人祭鬼、病不求医、和尚娶妻等伤风败俗之习。太宗给出的意见就是：委托本郡熟悉中原衣冠文明的长吏，“多方化导，渐以治之”。他期待能有文明官员用一种温和的方式，逐渐改变这种习俗，不要采用严刑峻法，强力改变。

东汉光武帝时，今属越南的九真郡，曾是“蛮荒之地”，那里的婚丧嫁娶，饮食男女，都与中原礼法距离甚大。光武帝派出一个叫任延的学者去做九真太守。任延看到当地除了射猎之外，不知道牛可以耕田，就教民做农具，垦田。几年后，当地就变得富有起来。又教化当地人婚嫁可以年龄相配，不至于乱婚。于是当地人生了孩子起名，都愿意带个“任”字。任延，成为教化一方的古人。太宗希望的就是大宋能有任延这样的人。

但对于化外之地出现过于血腥的习俗，太宗也出辣手更化其俗。

“采牲”杀人以死罪论

淳化元年（990）秋，峡州（今属湖北宜昌）长杨县，有庶民向祚、向收哥俩，收受了富人的钱财十贯，去“采牲”。原来，巴峡一带有一种风俗，杀人做“牺牲”用来祭祀鬼神。谁也不愿意被杀，于是有钱人就花钱招募人杀人，谓之“采牲”。向祚、向收这哥俩就谋杀了县民李祈的女儿，将割下的耳朵、鼻子、截断的四肢，拿来送给富人。结果此事被乡民告到县里。正好赶上著作郎罗处约奉使出使在巴峡，看到了此事，于是上疏。太宗闻言很是吃惊，下诏：“剑南东西川峡路、荆湖、岭南等处管内州县，遇到此类事，要告诫属下官吏，要小心侦查逮捕这类富人和杀手，以死罪论。有举报者，即以富人家财转赠。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上报，加罪惩罚。”

太宗对这类邪恶，不手软。

罗处约是一个有气场的人物，史称“形神丰硕，见者加重”，形象神态都有丰满高达气象，看到他的人都会敬重他。他文笔漂亮，也有思想，曾有论文《黄老先六经论》，大意说老子学说与孔子学说相近，没有冲突或矛盾。史称“人多重之”，人们都很看重这篇文字。他也有关于削减冗官的上疏，认为“三司”也即负责经济工作的独立部门可以重新划归尚书省各司，这样可以减少朝廷机构。上疏写得文采飞扬，时有佳句，如：“人者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法天地简易之化，建《洪范》大中之道，可以亿万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等等。

他应该是大宋较早提及“冗官”利弊的人物。此人还有诗才，与名流王禹偁、苏易简相唱和。但他在做荆湖路巡抚时，人称“欲以苛察立名，而急于进用”，想用苛刻的察举奠定名声，而又急着被朝廷大用，所以就在巡抚工作中，奏劾了很多官员，乃至于他一路下来，不少地方官被朝廷罢免了。史称“士论薄之”，士大夫的议论有点轻视他。

他死得早了点，淳化三年（992）卒，时年三十三岁。此人若有寿，应是一个用法严酷，汉代张汤式的人物。有记录说他是唐代酷吏罗希奭的裔孙。罗希奭在大唐天宝年间曾被宰臣李林甫推荐，与一个叫吉温的酷吏共同执掌刑狱。二人很快就弄出罪名，将一批大臣投入监狱，当时有个说法，叫“罗钳吉网”，罗希奭像钳子，吉温像罗网，这是厌恶这二人的罗织锻炼，致人于死罪。大宋酷吏较少，不喜欢用“重典”，但罗处约颇有乃祖遗风，他的存在是一个异数。

禁“生祠”

大宋法制，也比较注意着眼于“风化”。有那种于士庶风化不利的行径，朝廷会有人提出，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禁止。

有朝廷命官出使川蜀，发现剑南之地，有富人之家，多愿意招上门女婿，上门女婿与富人之子序齿，做兄弟行。等到富人死了，就一起分配富人的财富。于是，当地很多贫民人家就有男儿舍弃父母，出赘到富人家，成为当地一种流行风习。使者认为这种现象不好，“甚伤风化”，而且容易引起争讼，希望朝廷能下文禁止。史称“诏从其请”，下诏同意他的请求。

剑南这个地方，又有地方骄悍的庶民，为州郡县官有功德者建立“生祠”，为活人建祭祀性质的祠堂庙宇，还要刻碑歌颂。官吏有善政，管辖地区的人就愿意干这个事。但建“生祠”要集资，这笔钱就要在乡村市肆募集，于是有“掊敛”，聚敛、搜刮行径。史称“小民患之”，普通百姓深以为祸患。太宗于是下诏：州郡为州县长吏建生祠，禁之。

两浙各州，往往有人穿了奇装异服，拿着刀，吹着角，自称可以治病。这类人行走在乡间市肆，往往有人相信，事实上这是一批走江湖的骗子巫师。有人举报此事，于是朝廷也下文禁止，犯者以“造谣惑众”论处。

帝国法制有时会以“诏令”形式下达，如果照章执行，久之，就成为“祖宗法”，具有了稳定的“法令”性质。法令性质的诏令，大多涉及民生内容。

帝国有武备，制造弓弩就是一项。弓弩最重要的材料是牛筋，但牛筋事实上产量很低，一头牛只有很少很少的几根筋，而最好的牛筋则在牛脊椎骨两旁，产量更低。而牛是帝国农业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各地督敛牛筋，逼得紧了，就要杀耕牛。这在帝国是一种悲剧。于是太宗下诏，制造弓弩要节约牛筋，只在“纵理”，也即竖纹方向上使用牛筋，其他臂弓上的横纹等处，可以改用羊马筋替代。史称这道诏令一下，每年可以省下牛筋千万。

钻法律空子的“刁民”

“人心惟危”，大宋“刁民”是很会钻法律空子的。

有盗手持凶器，进入人家，事后破案，按法以“强盗”论处。但太宗朝时，有人知道大宋法律重证据，认为时过境迁，那凶器已经没法考证就在现场，于是自诉凶器在进入人家之前，放弃在户外，是空手进入人家的。

有司认为此事难于核定，就上报朝廷。

太宗“原情”，认为凶器是否带入，很难核实，但还是要以“强盗”论处。因为不如此处理，容易启发他人的“奸心”，也来效法。无论是否携带凶器，既然进入人家，非偷即盗，太宗此举，也公允。

在民事纠纷中，庶民争田产，也往往钻法律空子，譬如，有些“刁民”，就让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出头，到官府起诉。意思是由这个年龄的老人做“当事人”，不会遭遇拘禁，官司打起来，又不妨碍农活，而大宋还规定：老人不受杖责，即使官司打输了，也不至于挨板子。这样官府调查起来，会有很多麻烦，此举等于搅乱了公法。

太祖时，有个宋州（今属河南商丘）观察判官何宝枢，发现了这种现象，于是上疏，要求制度性处理：从今之后，七十岁以上不得参与刑事案件，有案情，要令家人代为起诉——但家中确实没有男丁，而处于孤老境界的老人不在此例。太祖接受了这个意见，从此制定为法律。

到了太祖乾德四年（966）六月，又下诏，规定：七十岁以上争田产，要令家人陈述案由，如果家人共犯，一家之中的尊者受过；但这位尊者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属于不被判罪者，则移罪于家人中的第二尊者。所谓法律规定不被判罪者，指的是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重病在身的人。

太宗时代，重申了这项法令。并有另外规定：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重病在身，这三种情况，如果有人告他们谋反叛逆、子孙不孝、同居之内被人侵犯，这三种罪名，可以受理；除了这三种罪名，其他罪名一概不受理。

雍熙四年（987），太宗针对老少“犯罪”问题下诏道：老人和孩子，不加刑罚，这是“圣人养老念幼之旨”。但是争讼之际，也不可不注意省察，因为奸险的诈术，也有多种途径。仗恃高年，就是其中一端。另外有一种犯人，知道大宋有案件审核制度，而且知道一审核，就可以拖，万一拖到“大赦”，案件就可以不了了之，于是，就不断“翻供”。这是更令大宋头疼的现象。

淳化四年（993），这种“翻供”现象，被提上议事日程。

有一位知制诰柴成务上言此事，大意说：

官员调查刑事案件，案成之后，要派遣差官审核录问，涉及执行大辟罪也即死刑罪前，更要派遣朝廷职员来监督判决、执行。这时候，往往有罪犯翻供，称冤。于是，又另外派遣官员重审。这固然是国家极为重视死刑的制度规定，但经过考察，发现这事也有弊端。有些罪犯犯罪至重当死，但因为多次翻供，赶上三年一次的大赦，就成全了他的奸计。即使不遇到大赦，反正是一死，闹腾一阵是一阵，也无所谓。蓬州（今四川营山）有一犯人贾克明，因为杀人案，前后被拘禁一年半，有过七次勘问审理，每次都认罪，但一经正法前的录问，他就翻供。但陛下英明，对此案做出“经赦不放”的决定，后来经过转运副使蒋坚白、提点使臣董循再次会同审理，才得到最终的处断。但在处理这个案子时，七次都要牵连证人，逮捕嫌疑人，有关的各州县都要追查前因，这些受连累的人太无辜了。期望今后朝廷、转运司、州府差官，审理案件，如果伏罪事实清晰，但到了录问时罪犯翻供，轻者，委派本州另外审理，重者由转运司在邻近州郡派遣官员审理。如果三次推问审理如初，当依法断案。

太宗将这个意见拿到大理寺详细讨论，要意见。

大理寺给出了法理依据：

根据《刑统》记录，唐代长庆元年（821）十一月五日有“敕”，也即唐律的补充法条，罪犯称冤，如果已经三度断结，不再属于重新推定的范围。以后就按这个法子，只要有过三次推问，就不再受理第四次。但如果罪犯告发本推官收受贿赂，推问不公平而称冤，则可以继续受理。如果翻供者所言不属实，除了本犯死刑判定之外，还要加罪一等。如果官员受贿属实，则官员在本罪外另加一等。如果囚徒称冤不虚，则第三度推官要在本法判定之外，加等贬责；第二度、第一度推问则按照降等次序处理。

这样，就将重罪案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处理公正。

大宋的文明，有司法成本。

太宗明白民间疾苦，也明白世风浇漓。因此，动用法律手段，保障民生之外，也注重风习的文明更化，是他继太祖之后，推演道义天下的方向之一。

《宋史.刑法志》有一段话评价大宋法制，立论公允。大意说：

宋朝兴立，承接的是五代乱世。所以太祖太宗时代很用了一些“重典”，用来惩治奸恶邪僻的罪犯。但是每年都亲自审理案件，甄别案情，务求谨慎明断，整体上以忠厚为本。中原统一之后，礼乐教化越来越兴盛，士人在开始做官时，都要熟悉法律法令。君王一心以宽大仁政来治理天下，所以尽管立法条文很严，但实际用法却很宽恕。案件只要有一点疑问，在审核时往往都会得到减免。观察几代人下来，在这样连续的和平昌盛之际，天下士庶都乐于安生，难于犯法，而天下大治的规模很有传说中夏商周三代的样子。但是到了神宗元丰年间以来，刑书越来越繁杂，不久奸邪之人又得到了重用，于是，国家刑法政令就有了紊乱。朝廷南渡之后，大权旁落，州郡的小官员也可以专断刑法，而刑罚的宽大或严厉都在这些人身上。但是尽管如此，南宋的几代君王都知道“以爱民为心”，虽然不免失之于太过于仁慈软弱，但是太祖太宗遗留下来的遗训还没有泯灭。

太祖太宗力求司法公正，“疑罪从无”“法当原情”“法贵有常”的思想，总根于“以爱民为心”。

伍 名臣.名流

薛居正、贾黄中、张齐贤、李昉、沈伦、宋琪、吕蒙正、吕端、寇准、钱若水、王禹偁等人，皆为一时才俊。他们的故实不仅有趣，还往往构成理解传统中国，理解大宋帝国，理解太宗一朝，理解士庶生活的意义系统。

大宋精英

大宋，名流最多的时期是仁宗一朝，晏殊、韩琦、范仲淹、富弼、包拯、欧阳修、狄青、曾巩、司马光、苏轼、苏辙、苏老泉、宋祁、宋庠、宋敏求、程颐、程颢、程天球、刘恕、王素、曾公亮、孙复、石介、邵康节、柳永、张先、梅尧臣、王曾、穆修、滕子京、尹洙、庞籍、张尧佐、夏竦、余靖、王德用、毕升、胡瑗、文彦博、赵忭、范祥、苏舜钦、李覯、蔡襄、吕夷简、张载、文同、周敦颐、苏颂、王珪、吕公著……仿佛春秋战国、清末民初时期人才辈出，这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灿烂、精英频现的一个历史时段。

考太宗一朝，已经开始有了文化积累。浏览大宋各类编年史，可以发现，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几乎每年都有人才脱颖而出。虽然不如仁宗朝那么星河灿烂，但也足够称得上文采炳蔚。

徐铉，从南唐归附大宋的著名文臣，与兄弟徐锴齐名。《说文解字》在他手上得到一次成果卓著的整理。还曾续编宋代重要大书《文苑英华》。

刘翰，大宋名医，曾与马志等人详定《唐本草》。

潘慎修，亦官亦隐，善于弈棋，曾与太宗多次对弈，并做《棋说》讽喻治道，标举风尚，为士林称赏。

释赞宁，曾修《高僧传》等，有著作多部。

乐史，著作家，有《太平寰宇记》，名动天下。

邢昺，著名经学家，所著《论语正义》《孝经正义》《尔雅义疏》，都已经收入今本《十三经注疏》。

王延德，应该算是旅行家，曾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两年后，带着回鹘等边族官员上百人回到大宋汴梁。著有《西州程记》。

周克明，天文学家，太宗朝的历法，多由其监定。

苗守信，也是天文学家，太平兴国中主持造新历，太宗命为《乾元历》。

陶裔，画家，与黄荃齐名，史称“西蜀黄荃、东京陶裔”。

许道宁，民间画家，曾在城门外卖药，买药者赠画，一时名公交口赞誉。

易元吉，画家，中国绘画史上的知名大家。

吴淑，著作家，学者，曾与李昉等人编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通字学，有《说文字义》等著作多种。

李淑，著作家，学者，著有《国朝会要》《阁门仪制》《三朝训鉴图》等，另有别集百余卷。

林逋，著名隐士。

潘阆，词人。

柳开，诗人。

……

除此之外，太宗一朝的名臣名相也很多，除了本书前面介绍过的赵普、卢多逊之外，更有薛居正、贾黄中、张齐贤、李昉、沈伦、宋琪、吕蒙正、吕端、寇准、钱若水、王禹偁等人，皆为一时才俊。他们的故实不仅有趣，还往往构成理解传统中国，理解大宋帝国，理解太宗一朝，理解士庶生活的意义系统。

中国，十世纪的精英，在此。

“弭冤白谤，第一天理”

薛居正，五代后晋时曾举进士不第，写了一篇《遣愁文》自我排遣，读过他这文章的人，有识者看出此人不凡，倜傥豁达中，另有“公辅之量”，古人称“三公、四辅”，都是帝王的佐臣，这意思就是称赏薛居正有宰相之才。

但在后晋、后汉时代，薛居正一直在下僚之间浮沉。他并不介意。这是一个知道自己荣誉方向的人物。乱世中，他即使在做小官，也有一项了不起的坚守：遇到可能的冤情冤案，必要为之弭冤白谤，还苦主一个清白。我曾不止一次引用过明代大臣吕坤的一句名言：“弭冤白谤，第一天理”。君臣文武，只要心存一点不滥狱、不枉人的念头，就是善根。薛居正在后汉时，不畏惧权臣史弘肇的威权，必要为无权无势的庶民代理官司，平反冤狱；在宋初时，不畏惧名将慕容延钊的威权，必要为一群和尚们代理官司，刀下留人。这些故实，本书第一部《赵匡胤时间》已经说到。

太宗时，薛居正做到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北汉平定后，更进位司空。这是人臣所能达到的最高职务了。在帝国的日常管理中，薛居正“燮理阴阳”，付出了宰辅大臣的智慧。帝国的运转，期间有无数的细节需要处理，薛居正在政事堂、中书省从容调度，帝国十几年的流畅，薛居正有功。

他应该是经由个人努力，在乱世中，俟命待时，不浮躁，不自弃，守正循理的一介名相。

但他的最大功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大成就，不是拜相，而是立言。

他有一部《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是今天能够看到的“二十五史”之一。书原名《五代史》，欧阳修又以《春秋大义》出《新五代史》，故薛相此书，被称《旧五代史》。又因为记录的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的历史，史上也称《梁唐晋汉周书》。这书底本有三大来源，一是五代各国的“实录”，二是范质的《五代通录》，三是各位史臣各自掌握的去古未远的各类史料。

参与此书编纂的都是宋初名流，薛居正是监修。

这书的价值、意义，说来宏大，但大略可归结为如下意见：

第一，跻身“二十五史”，为中国连绵不断的历史记录提供了一个完整文献。迄今为止，人们认识“五代史”，此书也是最重要的文本。

第二，创造了一种编排方法，以中原五个朝代的延续变更为主线，故称“五代”；这是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条件下，勉强撑起“中原正朔”的旗帜，为华夏政治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一种解读模式。而更多的割据政权，如南汉、北汉、前蜀、后蜀、南唐、南平、吴、楚、吴越、闽，则被称为“十国”；而“十国”中，又有《世袭列传》《僭伪列传》的区别。其余如契丹、吐蕃等，则被称之为“外国”，进入《外国列传》。要解释的是，所谓“外国”，并非等同于今天意义的“外国”，乃是指“中原以外的地区”。在“帝国”版图内，“外国”属于“羁縻”地区，也即虽然军队不能到达，但按照华夏传承历史，也属于“天下”范畴，“四海一家”范畴，是更大范围的“共同体”。这种编排方法，就赋予了数十年乱世一种结构或线索，中国，在摇摇欲坠中，循此结构或线索，依然有“典章”可寻。赖此“典章”，中国，虽然陷入了混乱状态，但并没有陷入丛林形态；虽然“野蛮”，但并不“蒙昧”。

第三，这种“典章”，就五代十国的政治生态而言，至少凸显两大价值：一是对“秩序”的追求；一是对“民生”的重视。按现代“国家原理”考察，只要还有这两大价值，士庶让渡部分权利（不是权力）组建起来的“国家”，就还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剩下的事情，是如何“更化”推演。《旧五代史》在编辑撰写各类人物与故实时，对这两种价值给予了足够倾斜。欧阳修《新五代史》与之不同的是，更注入了批判意识，但不能因为欧阳修的批判，就认为《旧五代史》没有思想。事实上，薛史恪守了儒学价值观，所有的讲述，并不背离圣贤理念。至于对某类人物如冯道的评价，那应该视为儒学内部的分歧。事实上，直到今天，如何评价冯道，仍然是一个不可能划一的聚讼故实。儒学并不试图统一天下意志，儒学承认“道并行而不相悖”。

薛相官拜宰辅，更监修《五代史》，堪称“立功”“立言”，足可不朽。但在“立德”方向上，他有两事为人诟病。

第一件事，他信服道教，最后服用丹砂中毒。

那是太平兴国六年（981）六月的一天，他已经服用了丹砂，在朝中奏事，忽然觉得不对劲，赶紧辞别，走出大殿，在外，来不及回家，口渴，喝了一升多水。等到堂吏将他扶回中书时，已经不能说话。但他一定是口渴难忍，只用手指堂庑间的储水器。左右赶紧取水来给他，他已经喝不下去了。他躺在办公室的阁屋之中，估计是丹砂在胃里发热，史称“吐气如烟焰”，被人抬着送归家里。到家就死了。这一年他七十岁。

大儒，是不服用丹砂的。

并非不相信那东西，而是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日常生活自有“居易俟命”之姿态，在“恭而安”境界中，完成儒学的体验、传播或践履。大儒，没有时间去“研究”或“服用”丹砂。

第二件事，他治家无方，儿子薛惟吉乃是一个街头恶少。

薛惟吉养在读书人家，却不像一个读书人家子弟。男子汉大丈夫，往往也有妻不贤子不孝之糗事，但名气这么大的薛相，儿子却是一个恶少，这事在士林被人叹惋不止。这儿子并非薛相亲生。薛相妻子“妒悍”，不允许他纳妾，因此，薛相无子，收留了薛惟吉。薛相很爱这个儿子，不免有溺宠之事，这儿子也利用了这一点，外面做事都瞒着薛相，所以薛相对儿子所为一点不知。薛惟吉有勇力，长得也魁梧高大，就在京城与恶少们一起追逐打闹，踢球纵酒，还喜欢音乐，与伶人们在一起吹拉弹唱，就是不读书。

跟薛居正一起拜相的沈伦、卢多逊，他们的儿子，都以“父荫”得以为“尚书郎”，做了朝廷的文职官员；但薛惟吉只好做个“右千牛卫将军”，小武官。太宗知道薛相家事，等到薛相病逝时，太宗来到灵柩前吊唁。薛相的妻子来拜见。太宗安慰了薛妻好久，而后厉声道：

“不肖子安在！”

薛惟吉正在灵柩一侧，听到皇上如此称呼他，又羞愧又害怕，不敢答应。

太宗又道：

“这小子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啊？如果改不了，恐怕不能继承先人的志业，那怎么办？”

薛惟吉从此以后，像是变了一个人，史称“尽革故态”，将过去的生活方式全部变了。他开始谢绝那些街头恶少，整个居丧期间，按照礼节应酬往来宾客。后来又常与贤良的士大夫来往，更涉猎一些书史，慢慢有了气质上的变化。史称“时论翕然称之”，时论都众口一词地称赏他。

太宗知道他的行为改变后，就让他知澶州，又改知扬州。后来，薛惟吉做到河南知府、凤翔知府。

改变一个“不肖子”，让他走正路，这是太宗给予薛相最大的恩典。

但这位薛惟吉，虽然改过，却与养父薛居正一样，也是治家无方。他死前娶了后妻柴氏。他死后，柴氏要改嫁，但前妻的儿子不干，将继母告到法院，结果带出来一桩大宋奇案，这一个寡妇居然与张齐贤、向敏中两大名相有了牵连！张齐贤在向柴氏求婚；柴氏要嫁张齐贤；薛惟吉的儿子不同意；向敏中要购置原薛居正大宅子……案子错综复杂，糗事闹大，以至于皇上都要出面来听断、审案。但这已经是真宗时代的故实了。

“等身书”

贾黄中，就是“雍熙北伐”之后，处理曹彬专案的那位大臣。

他的名字就怪，“黄中”，“黄帝之中夏”也；字“娲民”，“女娲之士民”也。由其名字可知，此人乃是一有着“中原情结”的士子。“中原情结”，用今天话语表述就是“爱国主义者”。大宋与以往诸朝有种种不同，其中之一是，有着“中原情结”的武士、文士很多。“驱逐契丹”“驱逐西夏”“驱逐金人”“驱逐蒙元”成为大宋士人的政治正确和伦理正确。这是历朝历代所罕见的文化政治现象。大宋地缘环境恶劣，逐渐培育起中原士子呵护并捍卫中原文明的自觉性，这是中国（不是“中原”，重申：我行文用词往往有细微差异，个中隐衷，知亦可，不知亦可）文化展开中的一道特异风景。

他的四世祖贾耽，乃是唐代一位名臣，在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做了十三年宰相。贾耽先生还是史上有名的地理学家，曾经绘制《海内华夷图》，这图已佚，但据后人推断，俨然就是一幅亚洲小地图。贾耽先生恭行温厚，那时人都称赞他为淳德君子。贾黄中身上继承了乃祖的风范。

贾黄中的父亲贾玭，是进士出身，宋初做官，历任刑部郎中等职，最后做到水部员外郎、知浚仪县。贾玭老先生，生性“严毅”，史称“善于教子”，一般有士大夫子弟来拜见他，贾玭先生一定会谆谆教诲他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教育儿子有两个案例值得现在父母思考。

第一个案例。

因为小黄中从小就聪明，颖悟力强，五岁的时候，贾老先生就在每天清晨，要他立正站好，展开书卷阅读。贾先生称此举为“等身书”。揣度其意，就是要贾黄中小朋友要读完或写完相当于身高一般厚度的书。

我做过一个未必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计算。我见过影印宋版书沈约编辑的《宋书》，此书每行18字，页9行，162字，《宋书》约2千页，总32万多字。厚度达4厘米。于是可以计算，每厘米约8万字。按普通人身高170米计算，如此“等身书”，则为1360万字。

这种游戏式的计算，也有意味。我观察古今中外成就“立言”不朽功业的，当然不在于字数多少，譬如孔子，只有不足几万字的言说，西哲维特根斯坦留下的文字也不多，但不影响其地位之“不朽”。但就更多人言，俗世的“不朽”，确需要文字的堆垒。一生之中，完成上千万字的大家，比比皆是。贾黄中在父亲的提携督促下，也留下了近千万字的著述。

现在已知的贾黄中著述，至少有五种，全部计算起来，当在千万字以上。

《宋史.礼志.吉礼》记载，贾黄中曾与宋初几位文臣，包括御史中丞刘温叟、中书舍人李昉、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卢多逊、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太子詹事杨昭俭、司勋员外郎和岘、太子中舍陈鄂等人，撰写《开宝通礼》两百卷。这时贾黄中官职是左补阙。《开宝通礼》是根据大唐《开元礼》损益而成。

不久，又参与制定了《通礼义纂》一百卷。

这书，今天看来，似乎距离俗世政治、伦理生活很远，但在当时，却有着划时代意义。五代以来之所以战乱频仍，简言之就是“礼崩乐坏”，君臣士庶朝廷地方没有了规矩。礼，是秩序原理的哲学伦理表述，无礼，不能期待秩序之恢复。宋太祖“受周禅，收揽权纲，一以法度振起故弊”，接受后周禅让，收揽天下最高权力，完全靠法度重振，消弭五代以来的弊端。礼制，就是郡县帝制时代的“法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太祖赵匡胤与周公姬旦一样，都是“立法者”，而贾黄中等人，则是最初起草“立法”的元勋。制礼作乐，非大德不能。参与制礼作乐，在帝制时代，乃是最高殊荣。

《宋史.艺文志》还记载，贾黄中在后周时曾参与编撰过《显德日历》一卷。这应该是记录周世宗柴荣的《实录》的前身。

太平兴国初，太宗赵炅下诏，令贾黄中主持并收集、编辑《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光目录就达到十卷。

至道二年（996），贾黄中病逝，死前，他还在《神医普救方》基础上，另编辑精简本七十四卷。

史称，他还有《贾黄中集》三十卷。文集内容我未见，但见过他的几首诗，写得蕴藉典雅，有唐诗风骨。

另外，大宋名臣、从后唐投诚过来的张洎，还编辑了《贾黄中谈录》一卷。

这类“立言”之成就，应该与他从小受过“等身书”的教育有关。

第二个案例。

贾黄中五岁读“等身书”，六岁就举童子科，七岁时已经能够写文章，遇到有感触的物事就可以赋诗歌咏。父亲看到孩子有出息，就让他经常性地吃素食。小孩子要吃肉，不免嘴馋，父亲就对他说：“俟业成，乃得食肉。”等你功业有成就了，才可以吃肉。

小黄中不得了，自家立志，十五岁考中进士，并被太祖授予校书郎、集贤校理，迁著作佐郎、直史馆，进入朝廷，成为国家干部。

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算一个奇才神童了。

后来，他在太常礼院工作，因为他对历代典故很熟悉，同行不懂，就要问他，他在详细勘定国家礼仪时，“损益得中”，根据时代变化，有增有减，很得中庸平衡之道，“号为称职”。

贤者贤，荐贤者尤贤

太祖平定江南之后，贾黄中被选知宣州。不料正赶上此地饥荒，很多人开始落草为寇。贾黄中就拿出自己的俸禄来制作“糜粥”施舍，史称“赖全活者以千数”，因为他的糜粥，而能活下来的饥民上千人。然后，他设法平息盗寇，盗寇们被他感动，纷纷改邪归正，继续做良民。

太宗时，贾黄中升迁，做了礼部员外郎，又知升州。升州就是南唐的金陵，今天的南京。他为政“简易”。所谓“简易”，可以有多种解释，理解这个概念，也可以简化一下：无官僚气，即可视之为“简易”。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官员不易但又应该达致的境界。升州在他的管理下，得到有效治理，秩序良好。

有一天，他在府署中巡视，发现一个偏僻的房间，大门锁得很严实。他就命人将房门打开，发现里面存放着“金宝数十匮”，几十箱金宝，价值约数百万。原来，这是李煜时期，宫廷中的遗留物品，当初曹彬下金陵，没有清点过这批物资，时间久了，也就被人忘记。

这事，贾黄中不说，完全可以据为己有。但他当即上表，详细说清这批物资的来龙去脉、现存数量等等。太宗看到表章后，对左右说：

“非黄中廉恪，则亡国之宝，将污法而害人矣。”如果不是贾黄中这么廉洁，有操守，这些亡国之宝，就会玷污法度而害人啦！

于是赏赐给贾黄中金钱三十万。

贾黄中最优秀的事迹是奖掖后进，举荐人才。

雍熙二年（985），他知贡举，掌吏部人选。端拱初年，又加中书舍人，后来再典贡部。这期间，他从“寒俊”也即贫寒而优秀的士子中，选拔了不少人才。当他举荐这些人才，安排官职之后，回过头来再看他当初的推荐辞，确实精当。他看人准确，举荐妥当，这是对帝国最大的贡献。譬如，后来著名的大臣谢泌，是一个少年时期就好学，有志操的人物。贾黄中知宣州时，“一见奇之”，一见之下就暗自称奇。谢泌后来的成功，与贾黄中的推举延誉有关。另一个名相吕端，未出名时，就被贾黄中所欣赏、尊重。皇上要让吕端出镇襄阳时，贾黄中不同意，努力推荐他做朝官，于是吕端进入中枢，先成为枢密直学士，最后做到了参知政事，副总理。

古人有句：“不露文章世已惊”，谢泌、吕端，自是人中龙凤，有不凡不俗气质，但贾黄中先生的荐举为他们的龙门一跳创造了极大机缘。故古人有言：“贤者贤，荐贤者尤贤”。贾先生当得。

他举荐人才之后，从不自我表功，当世很多人都因为他的举荐而登上名位，但很少有人知道是他推荐的结果，史称“当世文行之士，多黄中所荐引，而未尝言，人莫之知也”。

贾黄中也有一个弱点：有时缺少一点决断精神。对有些决定，他畏慎得有点过头，做参知政事时，有些文件留在中书，迟迟不能决断。这就等于没有建树，还耽误事，因此，时论对他不很欣赏。

史称贾黄中“端谨，能守家法，廉白无私”，为人端正谨慎，能守住祖宗家法，也即朝廷制度，清廉无私。在翰林时，太宗召见他，问他时政得失，贾黄中只说：“臣职典书诏，思不出位，军国政事，非臣所知。”臣的工作主要是执掌秘书，草拟制书诏令，所有思虑不出所在位置。因此，军国政治大事，不是臣应该知道的。这种态度，也是臣子一格，因此太宗更加懂他，也更加重视他，认为此人确实“谨厚”。但另一方面，太宗也希望大臣能有更大作为。

贾黄中出知澶州时，已经患病很严重。太宗关心他，就让他回到汴梁到朝廷上班。当初，他到澶州之前，循例来宫中向太宗辞行，太宗像朋友一样提醒他：“夫小心翼翼，君臣皆当然；若太过，则失大臣之体。”做事谨慎，小心翼翼，为君、为臣，都该如此；但是太过，作为臣子来说，就失去了“大臣”之体。显然，这话是说给他听的，也是说给其他大臣听的。

“大臣”，不是官儿做得大就叫“大臣”，在传统语境中，“大臣”是指那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甘以天下为己任，有担当有决断的官员士大夫。春秋时期的人认为：“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国家所谓“大臣”，因为国家信任、俸禄很高，所以很有荣誉，同时能够担任国家大事。历来明君明臣都认为“得大臣体”是一种至高褒扬。太宗对“大臣”有期待，不希望有作为的臣子不去作为。

宇宙小，一身大

与太宗赵炅一样，贾黄中也有“悯农”情怀。

淳化四年（993），秋，连续几个月阴雨连绵，很多房屋都被雨水泡坏。太宗认为这事阴阳不调。而宰辅之职，哲学一点的说法就是“燮理阴阳”。这个说法意味着：天灾与人祸相连，如果治理人间无祸乱，天象也祥和，不会有灾异；反之，天降灾异，必因人间灾祸而起。太宗在大雨中，已经了解到各地有“饿殍”出现，于是责备宰辅李昉与副宰相贾黄中、李沆说：

“你们接受那么多俸禄，可知野有饿殍吗？”

李昉等人羞惭而又恐惧。出来后，贾黄中对人说：

“当时但觉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

大宋君臣，对民生苦难，有担当。这种羞耻心是最接近圣贤气象的地方。

贾黄中从澶州回来后，太宗已经开始建立储宫，也即为太子建府邸。这样就需要选择“大臣”中有德有望的人物来做太子宾友，贾黄中本来也在这个名单中，但因为他病情较重，改为李至、李沆。但太宗知道他的为人，就改任贾黄中为礼部侍郎，兼任秘书监。后者是秘书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可以接触到很多宫中典藏图文书籍。这正是贾黄中喜爱的——他一生喜爱读书，史称“素嗜文籍”，所以进入内阁，他很欣慰。

淳化年间，贾黄中曾拜相，出任给事中、参知政事。太宗还召见了他的母亲王氏，赐座后，对老人家说：“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你能教育出这个优秀的儿子，真有昔孟母的风采啊！说罢，还作诗送给王氏，另外赏赐也很丰厚。但太宗事后对侍臣说：“朕尝念其母有贤德，七十余年未觉老，每与之语，甚明敏。黄中终日忧畏，必先其母老矣。”朕看着贾黄中的母亲一直有贤德，身体还很好，七十多岁了，不显老。我每次跟贾母说话，都觉得她很明白很敏锐。但贾黄中则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弄不好他要走在贾母的前面。

结果，第二年，贾黄中就病逝了，而贾母“尚无恙”，还没有任何疾病。太宗很忧伤，知道贾黄中一向清廉，家中并不富有，于是赠礼部尚书之外，另赐钱三十万。等到葬事完毕，又召见他的母亲王氏，再赐白金三百两。还对王氏说：“勿以诸孙为念，朕当不忘也。”不要为你的孙儿们担忧，朕不会忘记他们。

《宋史》中，贾黄中与名臣李昉、吕蒙正、张齐贤同《传》，史称“四臣”。李昉为人毁谤时并不与之计较；吕蒙正被人污蔑时并不辩论；张齐贤被同列牵连并不解释；这些，与贾黄中多次荐引他人而不自居其功，是同样的品德。《宋史》中盛赞了“四臣”的这种君子人格，认为有圣明的君主才有贤明的臣子；正因为有了贤明的臣子才足以辅佐圣明的君主。这样的明臣顺应时代，道德高尚，与太宗一起，由修身明德而造就“承平之治”，“可谓君臣各尽其道”。这是传统军政治理中，很动人的风景。

人民，本也，疆土，末也

张齐贤，可能是大宋历史上最难于理解也是性格最丰富的一个人物。

说清张齐贤，要先看看他给太宗的“主和”上疏。

太平兴国五年（980），太宗“高梁河之战”失败后，朝臣中很多人还想“速取幽蓟”，张齐贤反对，他说：

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赵也。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则边鄙宁，辇运减，河北之民获休息矣。然后务农积谷以实边用。敌人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在乎安民而利之尔。民既安利，内安本固，则远人敛衽而至。陛下爱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尧、舜也。臣虑群臣多以纤微之利，克下之术，侵苦穷民，以为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见之如不见，闻之如不闻，敛怨速尤，无大于此。伏望审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伪命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赋税课利通济，可经久而行，为圣朝定法，除去旧弊；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长吏闻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以德怀远，以惠利民，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也！

这一段文字说尽后来“主和”意见的义理。各种史料记载原文略有不同，我略为之整理补纳，疏通其大意是：

圣人做大事，不动则已，动就要考虑周全。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自古以来，不得已诉诸疆场的种种灾难，不一定都是由异族导致，很多也是驻守边疆的官吏自生边衅所致。如果沿边要塞的将军任命得人，只需要修缮城防，高墙深沟，积蓄力量，养育锐气，以逸待劳，从容自处，不去侵扰敌人，宁肯敌人来侵扰我——这就是战国李牧之所以在赵国大破匈奴的功用。这就是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这样，则边境安宁，转运减省，河北一带的士庶能够休养生息了。然后，积极务农，储存粮谷，以此可以充实守边之用。敌人的心也是人心，他们也会趋利避害，哪里肯心甘情愿趋赴死地来做寇盗呢？我听说统御宇宙者，以天下为心，岂肯争夺尺寸之地，角力强弱之势呢？所以说圣人做事首先务本，而后关注枝节，这就是先安定内部，以此来教化夷狄。人民，就是根本；疆土，就是枝节。从五帝三王以来，没有不先注重根本的。尧舜之道没有别的，主要在于安民、利民而已。人民安利，内部之本就坚固，夷狄就定会恭敬前来朝贡。陛下爱民人、利天下之心，真是尧舜在世。但臣担心群臣会为了微小的个人利益，施行苛刻下民的盘剥之术，以侵犯穷苦百姓为功为能。以至于民生疾苦，看到了就像没有看到，听到了就像没有听到。招惹怨恨、导致过错，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恳望陛下审慎地选择有通识的大儒，分路采访过去吴越盘踞的两浙、李唐盘踞的江南、武平盘踞的荆湖、孟昶盘踞的西川、刘@盘踞的岭南、北汉盘踞的河东，看看他们过去都有哪些赋敛苛刻沉重的制度规定，以圣贤之意为根本，将其改正过来，并因此而行利民之道，使国家赋税有定额，可融通调剂四方之用，可经久而行，这是为圣明的天朝立法，除去旧日的弊端。而各州郡有哪些不便于民生的旧式章程，可以委托有道义的地方官员直接向朝廷汇报，也要将其改正过来。这样，天下都知道陛下仁爱之心，普受陛下仁德之惠。用仁德来怀柔远方，用利益来惠泽人民，大宋能做到这个分儿上，吞灭契丹、收复燕蓟，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了。

不仅如此，张齐贤这一番话事实上还另有深意。

原来，张齐贤在“高梁河之战”后似乎是“主和”派，但在后来的“岐沟关之战”前，他又是“主战”派。结果他“主战”的“岐沟关之战”大败，太宗很羞愧，对张齐贤说：“你看着，你看我以后还干这种事吗！”张齐贤更羞愧，几乎无地自容。

这个令人不解的矛盾，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张齐贤，在我看来几乎称得上是太宗朝绝顶聪明的智者、志士。他为何会有此前后不一的陈言？这不是“反复”小人的做派吗？

王夫之先生看出了个中门道。

概括王夫之《宋论》中的意见就是：

张齐贤事实上是“主战”派，这就是他在后来的岐沟关之战中赞同北伐的原因。但他看到太宗时代实在是无像样的将帅，如此，出征必败，所以主张暂缓征伐。但契丹得到燕云十六州，时间越长对大宋越是不利，因为契丹得其地，更知道大宋有收复之意，所以非常警觉，日夜修缮城防，边地日益巩固；契丹得其人，时间越久，当地士庶回归中原的意识也就越是淡漠。到岐沟关之战时，其地其人已经沦陷近五十年，故老还在的，不足百分之一，更多人则食用契丹之俸禄、耕种熟悉之土地，渐渐为契丹同化。当地人已经开始视中原为“绝域”，太过于遥远的隔绝之地；视衣冠为“桎梏”，不愿意承受束缚之礼。这样，沦陷区士庶之心已经渐渐开始忠诚于契丹而不再忠诚于大宋。如此，则山前山后，永无可以收复之期了。所以，有志之士，急切地争取早一点恢复汉唐旧疆，还在担心已经迟暮，哪里还忍心继续等待呢？太宗使用的曹彬、潘美将帅，也都不是张齐贤心目中的名将，与战国李牧比，他们还差得太远。但现状如此，张齐贤也只好姑且听之，长久蕴蓄在内心的收复之志，不得不“降志”，降低自己的期待和意志，姑且顺从这个安排吧！张齐贤为何在瓦桥关战役后反对太宗北伐？为何又在岐沟关战役前赞同北伐？这种前后矛盾并非是张齐贤主张的摇摆，更不是反复多变，实在是因为他知道无可以统帅之将，但又不能一时一刻忘掉幽燕之耻啊！但有志于恢复汉唐旧疆的名士，胜利不足以得意，失败也不足以沮丧，这就是为什么岐沟关战败之后，张齐贤独守代州而有捷报。与那些怯懦的臣子们在一起，张齐贤实在无能改变他们，只好孤独地出头，独当一面，“少寄其磊砢之壮志而已”，稍稍以此一战之捷寄托其磊落不平的壮志。据此可以知道，张齐贤始终以收复为心，而不是游移多变、没有定力的人物。太宗也深深地知道他有忧国之诚，但也实在是因为藩镇割据以来“阴谋拥戴”的祸患太重太深，不得不疑忌将帅，不能消除这种私念，所以在控驭武将时，不期望他们坐大；武将们也深知太宗之情，故一力躲避大的战功、推卸大的军权。由张齐贤的前后矛盾之言，察看言论背后深不可测的隐情，君子实在认为张齐贤这种作为，是一大悲剧啊！

《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到张齐贤这个上疏，有评论道：

齐贤之论，其知本矣。然齐贤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岂惟齐贤不之知，虽赵普、田锡、王禹偁亦不之知也。

张齐贤的议论，可以说是“知本”之论了。但张齐贤也仅仅知道契丹不可以讨伐，却不知道燕蓟必须要收复。太宗时，又岂止张齐贤不知道此理，就是赵普、田锡、王禹偁等人也不知道啊！

按这评论的意见，张齐贤不过是为“主和”而“主和”。显然，此论并非知人论世，还远没有洞悉张齐贤内心的隐衷和苦衷，更无法理解张齐贤“智慧的痛苦”。与王夫之的精彩评论比，二者见识，高低顿现。理解人物很难；理解智者更难；理解大贤尤难。看懂史上智者、大贤，须别具只眼。

偶像李大亮

张齐贤几乎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

他是跟着哥哥学习儒学经典的，后来的滕公，也即向拱的老师，滕秀才，也对他有提携之功。他在贫困中长成后，逐渐有了四方之志，与友朋们论及时事，往往慷慨激昂，陈述意见，很有远略。史称“孤贫力学，有远志”，“议论慷慨，有大略”。

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他少时也有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是唐代的李大亮。

李大亮乃是大唐一等一的开国功臣。他的文武才略在很年轻时就已经显露出来，而且气场强大，在一堆人中，他最显眼。当初他曾与瓦岗军作战被捕，瓦岗军有一大将张弼，一见之下“异之”，当即认为此人不简单，于是杀了跟他一起被俘的一百来人，独独留下了他。俩人一番长谈之后，成为莫逆之交，成为一生的朋友。以至于后来李大亮富贵了，还在到处找张弼。但张弼也是人物，不想麻烦人，就总是躲着李大亮。过了很久，李大亮在街上认出了他，抓住他胳膊就大哭起来，说要将自己的财产全部赠送给他。张弼不受，李大亮就奏明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己之所以能为大唐立功，主要就是因为张弼当年有过不杀之恩，表示要把自己的官爵俸禄全都转赠给他。唐太宗就封赏了张弼。

李大亮还对民生问题很关注，对战后逃荒的难民，他都有周到安排，官财不够用时，他就卖掉自己的坐骑，资助百姓。

抗击突厥时，他更是屡立战功。有一次，他驻守一个小县城，突厥来犯。他看到形势不妙，众寡不敌，于是单骑到突厥营垒，与豪帅谈判，聊了一通祸福之理。史称“群胡感悟，相率请降”。李大亮又将自己的坐骑当场杀掉，与突厥宴饮，随后徒步而归。如此，突厥先后投降的有一千多人。

后来，他在大唐名将李靖麾下做凉州都督时，在青海大败吐谷浑，俘获其名王二十人，斩首数千级，缴获羊马牛畜二十万。他还曾经打疼了北方一个著名的异族薛延陀。

在平定国内叛乱时，李大亮曾连下十余城。

李大亮还有“中原本位”思想，在唐宋以来的“主战”“主和”争论中，他这个意见显得与众不同。当时境外突厥以及诸夷，有的归附大唐了，有的还没有归附。唐太宗李世民感到境外的番落部族在天寒地冻中，很苦，于是派人将粮食运输到边境，让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赠送各部落，以示天朝皇恩浩荡。李大亮反对。他认为中原士庶也并不富有，将“本根”需要的生活资料这么大方地赠予外邦，是对本邦的扰烦。于是，给太宗上疏，留下了一段著名的奏章。他说：“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我听说要安抚境外远方的部落，一定要先安定最近的人。中原百姓，乃是天下根本；四夷之人，好比枝叶。扰烦自己的根本，用来厚待枝叶，以此来求长久安定，是从未有过的。自古以来的明王圣君，教化中原靠的是诚信，驾驭夷狄靠的是权变。所以《春秋》有句话说得好：“戎狄部落像豺狼一样，很难满足他们；华夏诸民像亲人一样，不可以放弃。”

李大亮“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说，深得儒学精髓，也符合现代社会学对“组织”系统的分析。国家，也是组织。按社会学理论，组织系统内部，与组织与组织之间，其公平诉求和程度是不一样的。组织内部，作为本体，就是“本根”。那种薄待组织系统内部，厚待组织系统外部的行为，在文明组织之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大学》有言：“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就这个意义而言，李大亮实乃大唐儒将。

画地十策

张齐贤为何欣赏李大亮？

他在给太宗赵炅的上疏中，恳切讨论“本末”问题，说“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似可看到与李大亮的脉络相近之处。圣贤人物，往往心意相通，在各类政策性决策矛盾时，圣贤人物的第一选择是民生，而不是君王、社稷、江山，或其他“大词”。

大唐名相房玄龄曾对唐太宗夸赞李大亮，“每称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可以当大位”，经常表章李大亮有大汉顾命大臣王陵、周勃的节操，可以将大事托付给他。《旧唐书》认为房玄龄对他的评价公允，“名下无虚士”，是一个名实相副的大唐名士。

此中所论李大亮种种，也正是张齐贤后来所追求的，有些故实几乎就是对李大亮的模仿。张齐贤这一生就在做大宋名士。他也确实成就了自己的名士风范。顺便说，向拱也是这样的人。张齐贤为向拱作传，也有自家寄托。

张齐贤“画地十策”的故实，正史、野史都有记录。这故实很方便让人看到大宋初年的文人做派、帝王做派。

说张齐贤年轻时，什么功名还没有的时候，赶上太祖赵匡胤巡幸西京洛阳，张齐贤就自我推荐，拦住太祖御驾，说有平定天下的“十策”，史称“布衣献策”。古人做官要有官服、朝服，未做官时，年纪又轻，只能穿“布衣”。但这个“布衣”其实是麻衣。棉花用来织布并普及是很后来的事，而丝绸绫罗要老年人才可以穿。所以没有功名的人一般都穿麻布、葛布、兽毛衣服，而且多是短衣。“布衣”又称“褐”，所以古人又称做了官、中进士为“释褐”，就是脱去布衣的意思。这时，太祖就召这位“布衣”到行帐里，在便座前让他面陈。

张齐贤举止大方，在帝王之前毫无扭捏惭怍之相，他开始侃侃而谈。没有带“十策”的文字材料，就随手在地上比画。他献上的“十策”题目是：

一、下并汾。攻取河东北汉伪政权的方略，内中当涉及“选将”重要意见。

二、富民。此策乃是文明邦国题中应有之义。由张齐贤提出，带有“天下为公”的自觉意识。自觉“富民”，乃是推演国家目标、天下目标的制度性努力。民生问题，在张齐贤这里居于重要位置。

三、封建。主张起用宗室作为大宋屏藩。根据后来的军政演绎观察，虽然恢复西周封建制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强化一下宗室分封于地方的力量，也许在靖康年间、祥兴年间，抵抗北方铁骑，会有另外可能性。《宋史.宗室传》，史官就认为：宋代宗室，虽然有分封，但名实不符，最后世代一远，宗室中人已经与士庶之家没有什么区别。到了靖康之乱，遭遇金人之虐，一个原因就是“无封建之实”，所以没有得到“封建之国”的助力。就这个意义来看，张齐贤有在大宋帝国恢复东周制度的美妙设想。

四、敦孝。孝道，是生命对生命的感恩文化。有此感恩，方有敬畏；有敬畏，方能对道德律令有坚守，方能有望演绎道义天下。因此传统中国秩序良好的时期都是主张并推行孝道的时期；反之，乱世，一般都是反孝道的。近代以来亦然。

五、举贤。邦国治理，举贤为重。古人成就自我，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他人举荐，也包括自荐。制度设计为人才脱颖留出口，一般就会形成公序良俗；反之，遏制人才脱颖，就容易形成士庶戾气，久之，即形成社会危机。

六、大学。即太学。自西周以来即为传统培育高端人才的教育机构，但太学又不仅为培育人才而设计。更重要的功能，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论“学校”，有言：“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这就是在“学校”也即“太学”中演绎“天下为公”的舆论场，仿佛战国时齐国的“稷下论坛”。读书人可以在此评论时政和天下大事。这就是西哲所谓的“言论自由”。

七、籍田。核定土地，公平收税。国家财政主要来源在此，但必须透明公正。

八、选良吏。国家官员，从朝官到地方官，都有一套考核指标，德、能，是重要的两个尺度。

九、惩奸。贪赃枉法者、奸邪酷毒者、里通外国者，各类邪僻，在礼制和礼治无效时，即诉诸王法法条。

十、恤刑。疑罪从无，是古来圣贤至为切要的治狱、审案精神。“明德慎罚”，不以惩罚为主，而以明德为尚，对罪犯给予尽可能的文明待遇，是收敛天地不祥之气的必要法门。滥逞酷刑，非圣贤之道。

“画地十策”不俗。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一个无官位、无职称、无声望的人物，会做这类思考？不说犬儒主义理解不了这种情怀，一般士大夫也总是先有著作，而后攀援名流，干谒豪门，等待荐引提携，而后成就一生，也很难理解这种情怀。人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格局的差异。“布衣”张齐贤，出手就是宰辅气象，这就是凡人与天才的差异。但有意味的是：赵匡胤理解他，而且深深地理解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

于是，赵匡胤认真思考了他的“十策”，认为其中四策很合理，可以施行。

不料张齐贤不干，坚持说其他那六策“皆善”，都好，都可以施行。

俩人在御驾行进的路边争执起来。这位“布衣”操着鲁西南口音，梗梗着山东人的倔脾气，一个劲儿地说这“十策”多么多么重要。皇上则操着豫中口音，梗梗着河南人的倔脾气，一个劲儿地说只有“四策”可行。我仿佛听到俩人像庄稼汉一样在比画，在争论——

赵匡胤：“噫！恁说的那个不中，为啥@？我告诉你@……”

张齐贤：“啥不中？俺说的那些个没有一个不中，俺要讲那个道理啊，老鼻子去了。你听我慢慢儿跟你说……”

赵匡胤：“恁还说啥@？就有四条中，剩下的全不中！”

张齐贤：“中！我说中就中！”

赵匡胤：“不中！”

张齐贤：“中！就中！”

史称“太祖怒”，赵匡胤发火了，令武士将张齐贤拽出行帐，扔道边上去。

但在起驾回东京的路上，他越想越认为“十策”确实“皆善”，虽然未必一定要挨个施行。在东京，赵匡胤对兄弟赵光义说：

“我巡幸西京洛阳，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一个张齐贤。我不想给他爵位，给他官位，以后，你可以将他收在朝廷，让他辅佐你做宰相。”

这是老赵对兄弟的爱，也是对张齐贤的爱。对兄弟，他决计死后传位，且为大宋第二任帝王预备人才、延揽人才。此外，让张齐贤在太宗一朝最终成就宰辅事业，也是对他二人的一个期待。张齐贤后来在真宗一朝时说过：“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为报。”这是古来士子的一种普遍心态，也是儒学“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基本模型。孟子更将这一层意思发挥尽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赵匡胤要张齐贤去受太宗的“非常恩”，去做“非常报”。这种对大宋未来结构的安排，只有政治家赵匡胤做得出。

对张齐贤，太祖所做是部分肯定，然后挫抑他的傲气，让他明白世界是有规则的，多一点谦逊敬畏之心，会成就更大。史上如此培育人才的案例不少，老赵这里是一个。

法贵有常，政尚清净

另有一个记录说是赵普向太宗推荐了张齐贤。张齐贤还在“布衣”时，多有士大夫行为，也即“士行”，赵普很欣赏。张齐贤出生于后晋石敬瑭时代，父亲去世早，他三岁时跟着母亲到洛阳。父亲死的时候，家中几乎没有钱来办丧事，河南的一个县吏为他们操持了这个事。张齐贤一辈子没有忘记这个人，以“兄礼”来对待他，直到他富贵之后，这个“兄礼”也没有变化。有个太子少师名叫李肃，张齐贤年轻时也曾寄托在他那里。李肃待他不薄。张齐贤做官后，李肃病逝，张齐贤一力操持办理了他的丧事。据说赵普一开始推荐时，太宗没有用。赵普于是将张齐贤这些事讲给太宗听，并说：“陛下如果能进用张齐贤，张齐贤感恩，他日给陛下的回报会比这个还多还大。”于是太宗起用了他。

是天才就不会受挫后一蹶不振。受挫感太强，一般离天才较远。天才的自信不是外力可以击垮的。“画地十策”之后，张齐贤在超级自信中，继续磨炼，动心忍性。他在修炼中等待。

一年后，太祖崩，太宗践祚。张齐贤来考进士。太宗想起哥哥的推荐，放榜时，很想将张齐贤拔为高等，但主持考试的官员将他置于第三甲之末。太宗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考分”，但他也有变通的办法。等到这一榜进士要任命官职时，太宗将所有进士全部放为京官，再到地方通判州郡。张齐贤这一榜“释褐”就做了将作监丞的京官。将作监，为掌管宫室建筑和用器的官署，丞为将作监的监事。一说张齐贤“释褐”为大理评事，大理即大理寺，略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评事，大理寺属下官员，掌推按，参决疑狱。然后以这个京官身份到衢州去做通判，正六品，比七品知县职位还高。

张齐贤在官期间，做了不少利民利国事，除了抗击契丹，所有政绩都与“民生”主题相关，以至于他离开地方时，地方士庶都很怀念他。这里不做介绍了，说几个张齐贤跟“法”有关的故实，看看这些故实是大事还是小事。

他刚到衢州，就赶上一个大案，当地抓获了一起劫盗犯罪分子。地方论及这个案子，要将所有人全部正法。但张齐贤不愿意这样简单执法，他从中很细心地甄别出五个人，属于“失入者”，非主观作恶，不小心掉入“劫盗”之案的人。这就等于救了五个人。

这是小事还是大事？

就帝国而言，甚至就地方而言，这确实不是大事；但就这五个人中的每一个人而言，就是大事，天大的事。事实上，就张齐贤而言，也是大事。儒家伦理，自孟子以来，就有这样一个铁逻辑：“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传统中国法系，自从汉代以来，就有儒学儒家的介入，因此，经由儒学儒家推演的法理，成为“法上之法”，它具有西方所谓“自然法”的性质。这个“法上之法”的核心是“救人”而不是“杀人”。中国史上，凡读圣贤书者，皆知此理。

以前，诸州郡有罪人，大多要解送京师，由朝廷审问。地方这么做的原因与“抑制藩镇”有关。自太祖时代起，对地方大员，“收兵权”，也收“财权”和“法权”，这是为了从源头上解决藩镇作恶的问题。就“法权”而言，五代以来的地方藩镇独立处理法案，杀剐随意，草菅人命，没有任何制度性的制衡。这种司法不公，造成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于是太祖时代将终审权收归朝廷，死刑更必须由朝廷复核，而后才可以执行。那种地方随意“以法治之”的现象，渐渐转换为“依法治之”。但这样一来，又新生一个弊端。地方上干脆将疑难案例上交，不再承担责任。随后就出现了更糟糕的事：各地往京师递解“嫌疑犯”，越来越多，朝廷等于在为地方干活。这种越俎代庖的事，事实上在瓦解着帝国的司法管理正当性——你还有没有能力管理邦国的执法？不仅如此，“嫌疑犯”们在往京师押送时，从江南到京师，从河北到京师，从甘肃到京师……路途遥远，五冬六夏，气候无常，又因为没有法律法规保障，吃喝都没有人愿意无偿供给。所以这样的“嫌疑犯”，一路上比林冲发配沧州还惨。史称“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路死者十常五六”，路上要死一半人以上。这个现象应该从太祖时代就出现了，但是没有人看到，或没有人愿意为这个事情在“吏治”方向上想对策。张齐贤，这个读圣贤书的书生，在后来做江南西路转运使时，路上一次次碰到由江南诸州送往汴梁的一队队“嫌疑人”，他都要向解送的官吏要犯人的案卷查看。从中，他发现了很多判决被正法的犯人不是首犯，于是，就一个个为他们伸冤。并因此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后，凡是往京师递送囚犯，未送之前，要有地方委托精明有能力的官员反复审问，落实，再递解；如果审问不实，则从事审问的官员算犯罪。

这个意见得到了太宗的认可、接纳。地方官员开始认真办理案件，谁也不敢玩忽职守。从此，江南送往京师的罪囚减少了一大半。

这就是从制度性源头解决问题的“社会零星改造工程”，也即不做“彻底”“坚决”“一揽子”改变社会的梦想，而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弊端开始，改造。西哲波普尔认为这是自由邦国应该有的决策模式，有意味的是，吾土大贤王夫之先生也持这样的意见。而张齐贤，以及大宋帝国的圣贤们，往往就是这样一点点地在改造着中国。

显然，这不是小事情。甚至，比起他的“画地十策”来，更重要。按照王夫之先生的意见，甚至范仲淹，动辄“一揽子”解决帝国问题的“策划案”，那种“亟议更张”，着急要讨论大的变革，也是导致后来王安石变法种种问题的“先声”。于是“百年安静之天下”开始有了纷扰。如此，则张齐贤的“画地十策”与范仲淹的“条陈十事”，就有了逻辑上的同构关系。从政治“安静”这个秩序原理来看，太祖赵匡胤只肯认“十策”中的“四策”是有道理的。这个话题较大，留待以后慢慢展开。事实上，张齐贤后来再也没有重新提起过“画地十策”的实施，即使他多次出入相府，也没有再继续推行的念头了。这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法贵有常，政尚清净”，实在是天下福音。

这八个字就是张齐贤的语录。

他说这句话，也是他在做转运使时对民间疾苦的一次考察。

南唐李氏朝廷，对民间多有搜刮。一些小民居住在“国有土地”上，就要缴纳“地房钱”，这也罢了，但有的地方小民居住在江边，江水已经淹没了租住地，也要收“地房钱”；更有甚者，有人租不起地，就编排了大木筏，浮在水上居住，也要榨几个散碎银子出来，巧立名目曰“水场钱”。这些前代的弊政、恶法，到了张齐贤这里，全部割除，免掉。

他还看到一个现象。李氏据有江南时，有一个规定：稍稍有钱的人家，纳税超过三千钱以上的人家，每户都要出一个壮丁，还要在脸上刺字，并要这户人家自备军服盔甲和兵器，然后送到官府代为保管。遇到战事起，就将这些军服盔甲兵器交给壮丁，每天给米两升，组成武装力量，名“义军”。南唐归附大宋后，这些人都被太祖放归，重新务农了。但是到了太宗朝，有人认为这些壮丁过去曾经算行伍之人，恐其不乐于耕种，可以派遣使者挑选一些人重新入伍，并其家属一块都送到京师来。张齐贤反对这个意见。他上言道：

“江南义军，例皆良民，横遭黥配，无所逃避。克复之后，便放归农，久被皇风，并皆乐业。若逐户搜索，不无惊扰。法贵有常，政尚清净，前敕既放营农，不若且仍旧贯。”

江南过去的“义军”，一个个都是良民，不幸横遭刺字，配隶行伍，没有办法逃避。大宋克复江南之后，都放归务农了。多年来已经在皇风之下，安居乐业。如果像这位说的，挨家挨户搜索，去找够得上条件送往京师的壮丁，那是免不了要惊扰地方的。法律，最珍贵的是稳定不变；政制，最崇尚的是清净无为。太祖时既然已经下诏要他们回家务农了，不如不变，“仍旧贯”。

“法贵有常，政尚清净”，这是受过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训练的思想者都能理解的正价值。文明邦国的政治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以及这个道理的重要性。尤有意味的是“仍旧贯”三个字，这是孔夫子非常赞同的一个意见，是孔子的弟子闵子骞语录。此事重大，值得略略展开。

仍旧贯

《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鲁国要重建国库。闵子骞说：“仍用旧库的老样子，怎么样？何必一定要改建？”孔子说：“此人很少说话，但一说话就在点子上。”

改作，就要大兴土木，就要劳民伤财。所以不如因袭旧事不动为好。朱熹为《论语》做《集注》说：“言不妄发，发必当理，惟有德者能之。”因袭旧事，是一种“有德者”的保守姿态。动辄求新“改作”，其实是不自爱不自信之表现。从思想背景考察，“改作”往往与激进或激进主义有关。府库翻新，若无必要，即属多事。这类求新在现代市政建设中往往可以概见。一些城市的老建筑，承载着历史的文化信息，凝固为城市的古典音符。古建筑的存在，因为时间参与，具有了四维的性质。它们在寂静中给人的沧桑感，透逸出的古雅之美，是不可再生，不可再创造的。每一栋古建筑，都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公开破毁这类古建，就是在公开破毁艺术品，与公开焚烧一幅名画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比焚琴煮鹤还要煞风景的蠢行。但一栋栋古老的艺术建筑，在“求新”的建设心态（以及利益的追逐）下，已经（并正在，且还将）频频遭遇破毁。这类“改作”行径所透露的就是激进思想。而激进，是与保守完全不同的一种思想理路。

在文明的推演中，保守或保守主义，是比激进或激进主义，更值得推许的思想价值。原因就在于，保守主义尊重人类往昔的创造，注重经验的累积，不相信世有“能人”可以快速地推进历史进程。这样，在保守主义的文化保守过程中，共同体间的传统得以保存，道德的架构得以保存，文明得以保存。而激进主义不这样。激进主义专以破毁为要务。有意味的是，一些破毁，却是打着建构的旗帜出现的。为了建构一个新世界，必须破毁一个旧世界，就是激进主义的常见模式之一。而破毁的结果是：共同体间的传统也遭遇荼毒，道德架构开始崩塌，文明罹难。文化的浩劫，往往起源于激进或激进主义。激进或激进主义，往往远离文明，这是今天的人们应该反思的精神事件。

孔子和闵子此处讨论的，可能有节俭的观念，但更重要的还是保守精神。这是圣贤的光荣，很珍贵，值得今人记取。

张齐贤对南唐壮丁案，坚持“仍旧贯”思想，已经与“画地十策”时的慷慨激昂，有了距离。

此外，“政尚清净”也是政治治理中的一大关节。

淳化四年（993），太宗赵炅已经接受张齐贤的意见，有此思想。他对宰辅吕蒙正、吕端等人说：

“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阳，宓子贱弹琴治单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

以清静无为而达到天下大治，这是黄帝、老子非常深奥的道理。天下万物大都从“有为”而走向“无为”。无为之道，朕应当努力施行。从古人经验来看，汉代的汲黯，清静不多事，卧在床上就治理了淮阳；春秋时的宓子贱，清静不多事，每天弹着琴就治理了单父县；这都是在行黄帝、老子的清静之道啊。

参知政事吕端回答说：“国家若行黄、老之道，用这种办法来达致升平之世，效果很快。”宰臣吕蒙正说：“老子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那鱼不要一个劲地去翻动搅扰。锅里的鱼来回翻动搅扰就烂了；邦国之民来回翻动搅扰就乱了。现在大臣中，上封事议论制度变更的人很多，陛下可渐行黄老清静之化，来镇定这些议论。”

太宗回应说：“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贤者择之，古之道也。”朕不想堵塞人的言路。狂人有话让人家说就是，贤者自有选择，这是古来之道。

这一段对话意味深长。

它至少表明了如下几层意思：

一、张齐贤“政尚清净”说，在太宗这里得到肯认。

二、此说来源甚古，与“黄老哲学”相关。而这种不扰民，也即“无为而治”的思想，其实也是儒学的。“无为而治”就是《论语》而不是《老子》中的话头。而这个思想最为接近现代政治哲学哈耶克“自发秩序原理”。

三、大臣们在淳化年间已经有了“上封事”议论更化的意见。这些意见，有的属于折腾。所以吕蒙正主张“镇之”，也即中止他们的进言。

四、太宗认为“人言”不可“塞”。即使是折腾言论，也让他人去说，说话在人，选择在我，是“古之道”。

史称张齐贤做转运使时，周行若干州郡，“勤究民弊，务行宽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勤于研究调查民间之弊政，务必行使宽大政策，江南士庶都很思念他，无法忘记。

食料羊

张齐贤，是最优秀的帝国官员之一。

他有很多轶事。据说他长得很美，“姿仪丰硕”，姿态仪表很丰满高大，其实就应该是个大胖子。

据说他在河南尹张全义的门下时，有好几个人的饭量，自己常常说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遇到村子里有人做祭祀做法事之类，他跟着参与，才能吃个饱饭。有一次到人家做法事，看到人家宰牛后有一张牛皮，他取来煮熟，全部吃掉。甚至还传说，他在“画地十策”时，太祖召他进入行宫，赐给他卫士们吃的工作餐“廊餐”，一份不够他吃的，就在大盘子里，也即公用盘子里，直接用手抓食。太祖好笑，就用柱斧点他的脑袋，让他说那“十策”。他就一边吃一边说，根本不害怕，据说太祖还给了他一束帛。这个记录出自大宋哲学家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见于《邵氏闻见录》。但此说与“令武士拽出”说不同。变通一下，当时的历史场景可能是：人是拽出去的，但拽出去之后，又给了一束帛。

另一个野史，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还记录了张齐贤的一个梦，说他“布衣”时，在嵩山游历，醉了卧在一块大石头上，梦到有人驱赶一群羊到他跟前说：“此张相公食料羊也。”这是张相公您这一生要吃的食料羊啊。等到他富贵之后，每一顿饭都要吃好几斤羊肉，还往往不够饱。史称“健啖世无与比”，他的能吃，世上几乎无人能比。

看来张齐贤乃是大宋第一吃货，天下头牌饕客，应该没有问题。说张齐贤曾经知安陆州。安陆在今天的湖北，此地比较偏僻，一般人没有见过大官，张齐贤带着京官的身份下放地方，人们听到、知道他的能吃以后，感到此公不类常人，史称“举郡惊骇”，整个州郡都很惊奇咋舌。结果就有一个好事者——在一次与宾客的会宴中，厨房的一个小吏就准备了一个金漆大木桶，放在大厅旁边，偷偷地盯着张公吃什么，只要张公吃一样东西，他就将同样类型同样分量的东西投入大木桶内。等到晚上，又喝酒，就连酒也倒进去，最后连酒水带食品，将整个木桶都装满了。史称“郡人嗟愕”，州郡之人都很感叹吃惊，认为“享富贵者必有异于人”之处。记录这事的乃是欧阳修，就在他的笔记《归田录》里。

张齐贤因功得到提升，到了淳化二年（991）的夏天，他已经做到了参知政事，这是正式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职务，不久，又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宰相正职。此时，他已经富贵。太宗知道他少年时代家庭贫寒，由母亲带大，这样的母亲带出这样的儿子，应该不是简单人物，就同时封赏了他的八十岁母亲孙氏为晋国夫人。按例，命官夫人可以到宫中来与皇后聚会，这类活动略相当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贵族沙龙。孙氏年老但身体康强，有时就到宫中来。太宗每次见到这个老太太，都要慨叹她有福、有寿、有令子。经常亲笔写诗、写诏书慰问老人家，另给赏赐，待她犹如家人。就像欧洲贵族得到国王恩赏，视为荣耀一样，大宋当时的“缙绅”也都认为这是个很大的光荣。

记录这事的大宋“缙绅”名流叶梦得，曾与张齐贤后人有来往，他在张府亲眼见到太宗写给孙氏的诗和诏书。诗云：“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手诏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乃是）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太宗诗文都有“简质”的特点，叶梦得认为“简质”，也即简易、质朴，也是太祖太宗历来待臣之道。故实见叶梦得《石林燕语》。

张齐贤嫉恶如仇，但对仆役下人又有优容的一面。

他在做江南转运使时，一日家宴，有一个仆人某甲偷偷地窃取了几只银器，放到怀里。恰好被张齐贤在帘子后面看到。他盯着他看，但一句话也不说。当时不说，三十年也不说，跟任何人都不说。后来他三次出任宰相之职，门下的仆役们也都有提升，而某甲的位置却一直没有动。一日，某甲瞅了个机会，对张齐贤说：“某服侍相公您时间最久，但是比我后来到府上的，都得到了一个官职，相公您独独把我遗落，这是怎么回事啊？”说着眼泪都下来了。张齐贤说：“我本来不想说，你却来埋怨我。你还记得在江南时，某日，你偷盗我银器那事吗？我带着这个往事三十年，不告诉任何人。我现在做国家宰相，推荐百官，哪里敢以盗贼来蒙羞受辱？这样，念你服侍我多年，我给你三十万钱，你离开我门下，另外去选择一个安身之地吧。我现在揭发了你过去的糗事，你应该有愧，此地不可再留你啦！”某甲闻言，又震惊又害怕，哭着离开了张府。

君子、小人，永远会有。世界没有希望成为君子国，因此，这类故实就总有警世、醒世、喻世的意味。懂此理者，小人可以戒惕，君子可以守恒。

张齐贤读圣贤书，但他不是循循儒者，不是那种可以唾面自干的人物。

大宋言论自由，但很多人不大珍惜这种格局，借着可以自由说话的机会，多行诽谤之事。

“居官弛慢”与“清净之理”

张齐贤曾经以吏部尚书的朝官身份知青州，长达六年。治理地方很是“安静”，这是儒学和现代政治哲学肯认的较好治理模式，既不轰轰烈烈做泼天的政绩，也不绞尽脑汁做搜刮的恶事，地方诉诸民间自治，在“自发秩序原理”下，推演“无为而治”。但好大喜功之徒不喜欢这种“安静”模式，总要折腾点“动静”出来，于是与张齐贤有龃龉。有人就诽谤他“居官弛慢”，做官很懈怠，啥事也不管；很傲慢，啥话也不听。朝廷听说后，就将他从青州召回，免了知州之职。张齐贤对人发牢骚：“向作宰相，幸无大过。今典一郡，乃招物议。正是监御厨三十年，临老反煮粥不了！”过去做宰相，还好没有大的过错；现在执掌一个州郡，却遭到非议。这真是管理御厨三十年，到老了，反而不会煮粥了。张齐贤这话肯定是正话反说，他对“弛慢”说并不买账。

懂得“清净之理”，懂得“无为而治”的士大夫们听说这话后，对“弛慢”之说也甚为不满，认为持此说的人纯粹是对张相公的诋毁，史称“士大夫闻之，深罪谤者”。

张齐贤一生富贵，虽有起落，但不碍平安。晚年退休，不想再参与政事，做一个江湖散人。他在洛阳购得大唐中兴之臣裴度留下的午桥庄，一大片园林。这里曾经是裴度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名流宴饮盘桓的居所。张齐贤得到后，很愉快，经常在院子里与老朋友乘坐一小车，带着酒具，游玩，垂钓。他还另外造一卧辇，可以坐在上面，让人抬着，一边吃酒，一边看园子里庄稼的长势，醉了，就栖息在树荫下。他还写了一首诗给人看，诗云：

午桥今得晋公庐，花竹烟云兴有余，师亮白头心已足，四登两府九尚书。

裴度曾被大唐封赏为晋公；师亮，是张齐贤的名字。《续资治通鉴》说他“四践两府”，四次到两府，也即枢密院、中书省工作，一个是武职，一个是文职；“九居八座”，九次兼任八个要职，也即仆射、枢密使、六部尚书。

他对自己俗世的一生似乎很满意，但仍有内心的孤独。他似乎很明白当朝显宦们没有补天浴日的大手笔，甚至连寇准这样一等一的人物，他也不愿意再多来往。真宗朝大搞“封禅”“天书”，虽然有试图以此震慑蛮夷的隐衷，但读圣贤书的张齐贤视此为“怪力乱神”，不认为是治国正途。他给真宗上疏，没有得到肯认，于是有了退隐之念。所以午桥庄大门上题写着他的一个榜文：

老夫已毁裂轩冕，或公绶垂访，不敢拜见。

老汉我已经毁弃了官服官乘，如果有当朝名公来访，老汉实在不敢相见。

他内心孤独，可能一生没有知音。

愿得制度狭小

沈伦，原名沈义伦，因为名字中的“义”与“赵光义”重合，避讳，所以改名为沈伦。

他在太祖时奉使到吴越，路过扬州、泗州时，因为“民饥”，饿死很多。沈伦回到朝廷，就说服太祖将当地的军粮储备拿出来赈济饥民。王师伐蜀，他做转运使，王全斌等将领竞相搜取民间财货子女，沈伦独居与佛寺“饭疏食”，吃粗粮素食。转运使，也是一方大员，有人就拿了搜取而来的珍异奇巧献给他，沈伦一概拒绝。东归汴梁时，他的囊中，只有图书数卷而已。

沈伦信佛。他的居处很卑陋，但他“处之晏如”，很泰然，无所谓。当时权要们都在设法冒着朝廷禁令，到陕西甘肃去购置大型木料，用来营造私宅。等到事情败露了，只好向太宗检讨。沈伦也曾为母亲购买西部的木料营建佛舍，于是也来检讨自首。太祖看见他一笑，说：“你不是破坏纪律的人。”太祖更知道他私宅还从未修过，就派遣中使带了图纸，为他营建。沈伦私下告诉使者说：“愿得制度狭小”，希望房屋构造不要太大，小一点。使者告诉太祖，太祖同意，史称“不违其志”，不违背他廉节之志。

太宗时，编《太祖实录》，沈伦为监修，李昉、扈蒙等人修撰。

他与卢多逊私交不错，卢多逊事情败露之前，沈伦已经上表请求退休；等到卢多逊事情败露，因为沈伦与卢多逊为“同列”而不能察觉其“阴谋”，太宗狠狠地斥责了他。

沈伦一直很清介，醇朴、谨慎。因为信佛，相信因果，曾经在盛夏之时坐在室中，任凭蚊虫叮咬。有照顾他的童仆拿着扇子来赶蚊子，他就将童仆斥退。沈伦期望用这种行为祈福。他在相位时，也曾赶上“岁饥”，闹饥荒，乡里人有向他借粮的，他都给予，最后的数目达到“千斛”。“斛”乃是容量单位，以前一斛十斗，约合今一百二十斤；宋时改为五斗，约合今六十斤。“千斛”，就是六万斤。这在宋代不是个小数目，对任何人家而言，都是一笔“财产”，但沈伦将粮食借出后，到了年底，把所有的借据都烧掉了。

但沈伦道义上有一事不免有“惭德”。

他还在不知名时，曾娶阎氏，无子。后又纳田氏生儿子沈继宗。等到他富贵时，原配阎氏觉得自己无子，有愧，就多次将朝廷封赏给她的封邑让给田氏。沈伦的做法是：答应了，并开始为田氏营建府邸，于是正式由田氏做了正室。

这件事，“搢绅非之”，当时的士大夫都认为沈伦不对。

我也认为沈伦不对，待阎氏不公。

广开言路与楚文王

宋琪则是另一类型的宰辅。

他本来是幽州蓟人，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后，此地属于契丹。契丹也开科举，宋琪举进士及第，曾经做契丹王子的侍读。契丹侵略中原，灭后晋，宋琪跟着，并留在了中原。后汉、后周，他都在做官，曾有辨别冤狱的记录。于是太祖时，提拔他为开封府推官，负责京师刑狱工作。当时太宗赵光义为开封尹。但太宗看到他与赵普等人过从甚密，那是结党营私的节奏，因此不喜欢他，就跟太祖说，将他从开封调走，到外地做官。一直到太宗践祚，还是不喜欢他，史称“抑琪久不得调”，压抑宋琪好久不得升调。

太平兴国三年（978），授宋琪为太子洗马，这是皇子的侍从文官。但太宗在给他职官之前，召见他，为他此前与人勾结朋党之事，批评了他。宋琪拜谢，愿意悔过自新。正在他一步步升迁时，又遭到卢多逊的抑制。卢多逊败，宋琪才得到机会。后来做到尚书，成为宰辅大臣。但太宗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就特意对他说：

“世之治乱，在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即无不治；谓为饰喜怒之具，即无不乱，卿等慎之。”世上的治理乱世乱局，在于赏罚分明，赏就应符合他的功，罚就应符合他的罪。这样，就没有不能大治的。假如将刑赏当作发泄自己喜怒的工具，那就没有不乱的。爱卿等人要慎之又慎。

但宋琪并不谨慎，他在“晋邸”时，就曾经因为“结党”，被当时的晋王赵光义鄙视，但还是不能改掉这类习惯。有一次，太宗很诚恳地对宋琪等人说：

“过去，帝王们大多因为居于九五之尊，颜色态度很严厉，弄得左右没有人敢说真话。朕与爱卿等在一起，一直很平易，尽量和缓颜色，商榷时事，就为能通达上下之情，不要有拥塞窒碍。爱卿等尽管直道而行，不要有所顾忌避讳。”太宗这一番话，事实上是期待言论自由之下的太平治世。

广开言路，这个国策，太宗一朝堪称一以贯之。

雍熙元年（984）九月，太宗对宋琪等人说：

“今岁西成，四方大稔，人民亦无疾疫，皆上天垂佑所致，当与卿等力行好事，以答天意。”

今年秋熟，四方都有丰收，人民也没有什么疾患疫情，这都是上天垂佑我们大宋所致。朕当与爱卿等做更多好事，来报答上天恩典。

然后说：“昔楚文王得茹黄之狗，苑路之矰，畋于云梦，三月不返。保申谏之，王引席伏地，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者再，申趋出请死，王召而谢之，杀狗折矰，务治国事，并国三十九。朕观书至此，未尝不嗟赏数四，自古君臣，非道合何以及此。若君不信用，虽有直臣，亦无以行其道。”

太宗这话是一则比较偏僻的典故，补足前后语意和来龙去脉，大意如下：

过去，楚文王得到茹黄那地方的猎狗、苑路那地方的好箭，就到云梦去打猎，三个月都不回来。得到丹那个地方的美女，就沉湎在淫欲中，一年不理朝政。大臣保申劝谏他，说：“先王让我做太保，按规定，您这样表现应该受到鞭打。”楚王说：“我从小生在富贵中，请改变刑罚，不要鞭打我。”保申说：“我承受先王之命，不能废弃这个规定。”楚文王只好接受，趴在席子上，保申拿了五十支一束的箭（一说荆条），跪着放到楚王的后背上，几次这样。就算象征性的鞭打了。楚王说：“反正我也有了受鞭刑的名，还是真实地打我一顿吧。”保申说：“对君子，要使他内心感到羞耻，如果羞耻都不能改变，皮肉受苦又有何用？”说罢，匆匆离开王宫，自己流放到沼泽之地，并请求给他死罪。楚王说：“这是我的过错，保申有什么罪？”于是，楚王召回保申，杀了茹黄的猎狗，折断苑路的名箭，放走丹地的美女，改正了以前的过错。后来楚国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变得强大。这是保申极言劝谏才有的结果。朕读书至此，往往要叹息不已。自古君臣，如果不是以道相合，怎么能做到这样。如果君不能守信用，即使有直言之臣，也没有办法通行正道啊！

宋琪听后，为太宗的博学感到很惊讶，就说：

“这事，百年来，人君很少有知道的。如果不是陛下博览群书，哪能得到这种鉴戒。但是臣听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愿陛下勉励啊！”

这是宋琪最大胆的一次言说。

太宗认为他说得对。

但宋琪，偶然会有的那种鄙陋，暴露了他们庸人的一面，不仅与“敢以天下为己任”的赵普不同，即使与“清介醇谨”的薛相、李昉比较也有距离，甚至与沈伦比较，似也缺少一点信仰中的坚守。他看中了卢多逊的大宅子，就与同列柴禹锡串通，由柴禹锡向皇上吹风，要将卢宅转移给宋琪。广州那边转运使王延范试图“偏霸一方”的大案中，柴禹锡与宋琪也在为之辩护，让太宗不得不猜忌他们的“结党”行为。如果他们的“结党”如仁宗时的范仲淹为天下计，那将是另外一种性质。现在，为了一个远房的亲戚王延范，为了得到卢多逊的大宅子，就这样叽叽喳喳，确实有失大臣风范。

宋琪本来是燕人，对契丹形势很熟悉，他曾经给太宗上表，长篇大论讨论攻取契丹的谋略，有大而无当之处，也有切合实际之处，太宗曾有选择地采纳过他的意见。后来在攻取西夏时，他也有可取的意见贡献。

与薛相、李昉比较，沈伦、宋琪这两个宰辅少一点“大人”气象。

吕蒙正与太宗的博弈

吕蒙正，在宰辅中比较特殊。

他是正式科班出身，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朝头一场科举，他获进士第一，“释褐”授绶将作监丞，通判升州（今江苏南京）。

吕蒙正很顺利做到参知政事。最初，他的父亲好“内宠”，与妻子刘氏不睦，于是休了妻子，吕蒙正跟着母亲一块被扫地出门，生活很窘迫。但他像后来的范仲淹一样，越是困窘越是努力，终于一举中第，朝廷赐给府邸一座，于是接父亲母亲来住，但刘氏仍不与前夫来往，二人同堂异室，吕蒙正仍然恭谨伺候父母，没有怨言，直到吕蒙正父亲去世。

吕蒙正气量很大。参知政事是国务工作最有实权的宰辅职务，他第一次进入朝堂时，被朝士轻视，其中一人指着他说：“这小子也参政啊？”吕蒙正假装没听到走过去。同列人不能替他咽这口气，回头就问是谁这么大胆口吐狂言。吕蒙正急忙阻止他说：“不必不必。若果一旦知道此人姓名，恐怕终生不能忘。不如不知道为好。”此事传出，时人都很佩服他的气量。

太宗对这位新科状元有期待，对他说：

“凡士未达，见当世之务戾于理者，则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献可替否，当尽其所蕴，虽言未必尽中，亦当佥议而更之，俾协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一般士大夫还没有发达时，往往看到当世政务有悖于义理的地方，就内心不快；现在你已经位列朝臣，有机会可以批评时政哪些有益哪些有害，贡献有益于政制的意见，要尽所能有的智慧。即使某一个意见未必精当，也应当群策之际有所变更，使适用的意见有益于正道。朕是不会自恃地位崇高而让人不敢说话的。

不久，李昉罢相，吕蒙正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这就从副总理往国务总理又迈进一步。在宰辅期间，吕蒙正为政重内涵，不重形式，务行宽大，有简易之风。这是宰辅的正经品质。因此不久就获得士林“重望”。吕蒙正也更以正道自持。他记住了太宗的一番嘱咐，遇事敢言，每一次议论时政，有不精允的地方，他一定要争论，要求趋于精允。太宗很欣赏他这种“无隐”的工作风格。赵普也欣赏他。

吕相的敢言，是薛相、李昉、沈伦、宋琪做不到的。

淳化年间，太宗检讨此前的历代征伐，有一番自我辩解的话头。他说：

“朕以前征讨北汉、契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民除暴。如果我要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天下恐怕早就被战火烧光了。”

这番话说的是实情。如果战争一味求胜，不计一切代价，也许会有另外的战绩，但那样一来，天下恐怕就会出现杜甫《兵车行》中的场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如此“武功”，是太宗，乃至于大宋王朝十八帝都不愿意看到的风景。惜民力、重民生，是大宋与其他王朝比较，很突出的“特色”。

但吕蒙正还不满意，他进一步敲打皇上说：

“隋唐数十年间，四次征伐辽东，那时人没有法子承受王朝命令。隋炀帝乃至于全军覆没，唐太宗则自己都运送土木去攻城，最后还是没有法子成功。说起来，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做到这一点，则远人自会来归，国家也可以因此自然导致安静。”

显然，“修德以来远人”，也是吕蒙正的关键词。就此也可以判断，他是一个“主和派”。

有一次晚上张灯设宴，乘舆之外，士庶云集，都在看皇上。吕相与太宗在一起。太宗再一次对自己的文治武功有了飘飘然的自诩。他对吕相说：

“五代之际，生灵凋敝，丧亡太多。周太祖郭威，从河北南归，士庶都担心大军剽掠。那时候，下面是火灾，头顶则是彗星，看到的人都很恐怖。朕当时亲历那个乱世，以为不会有太平日子了。但现在朕亲揽庶政，到今天，已经做到万事粗粗理顺。朕就经常想，感恩上天的赐予，让我大宋如此繁盛。于是朕知道：治理乱世，在人。”

吕蒙正避席，一本正经回答：

“陛下现在看到的灯火辉煌，是因为陛下的车驾所在，士庶都聚集来看，所以繁盛如此。臣曾经在京师城外不几里地的地方，看到很多因为饥寒而死的百姓。所以‘繁盛’不一定都是这样。期望陛下能够看到近处也看到远处，这是苍生的幸运啊！”

太宗听到这一番话，变了脸色，什么话也不说。

吕相不慌不忙，泰然回到自己座位。

史称“同列多其直谅”，同列僚属们事后都称赞他的正直、诚信。

这一个故实，有意味的是“同列多其直谅”。大宋正在太宗一朝形成精英敢于同君权博弈，推演文明价值的倾向。乃至于这种倾向到了仁宗一朝，有了精英们越是被贬黜，越是光荣的风尚。大宋“敢言”，不仅仅是“胆儿大”的问题，而是价值认同的问题。精英们有了这种“民生为重”的理念，君王必得向此倾斜，否则就是“无道”，就要遭遇士大夫的“清议”批评。久之，以道义价值制衡君王权力的力量产生了。除非遇到“混不吝”式的痞子皇帝，否则但凡有一星一点价值敬畏之心，就不得不严肃对待这种来自于王朝精英的“道义价值制衡”。一般来讲，没有哪一个帝王敢于向“道义价值”挑战。这是传统中国，秩序治理方向上的一大隐秘力量。在现代政治哲学中，还没有足够的讲述理清这一隐秘力量。它在何时，以何方式，由什么人主持，推演这种隐秘力量？帝王为何在道义价值制衡模式下老老实实，不敢挑战？个中更隐秘的力量是什么？都需要更大篇幅来条分缕析。这是一篇思想史大论文。

吕相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会一直坚持，在跟太宗的“博弈”中，不胜出不罢休。这个特点很像赵普对太祖。

不可夺之志

有一次，太宗要派遣人出使朔方，下旨告诉中书选人，要选那种可以负责做事的人。吕相提出了一个人选。太宗不许。第二天，太宗又问，吕相还是提这个人选。三问，吕相人选不变。太宗恼火，将他的奏章扔到地上，道：“一定要换人，你怎么这么执拗？”吕相答：“不是臣执拗，是陛下还不了解这个人。”然后又固执地推荐此人道：“这个人可以出使，其他人都不及他。臣不愿意用‘媚道’来随意地顺从君主之意，怕害了国家大事。”说罢，将举着的笏板错开，让出脸来，俯首，将奏章拾起，纳入怀中，徐徐而退。同列都屏住呼吸，替他害怕。太宗退朝后对左右说：“这老家伙的气量，我不如。”后来就用了吕相推荐的这个人，果然很称职。太宗对他这种“不可夺之志”很赞赏。

吕相也确有知人之明，为朝廷推举贤人不遗余力。

他有一次问自己的儿子：“我做了宰辅之后，外间对我有何议论？”儿子实话实说：“大人您做丞相，四方无事，蛮夷都向化本朝，很棒。但也有人说：吕相无能做事，朝中权力都被同僚们争去了。”吕相说：“我确无能，但有一能，善于用人而已。这才是真宰相应该做的事。”

吕相有个“夹袋”，就是一个小布囊，里面有一小册子，常常随身带着。遇到新结识的某某人，或遇到官员之间的替代，也即交接任免，他都要与人交谈，了解对方有何特殊才干，以及对方所在之地有何特殊人才。客人走后，他就马上记录在小册子上，人才在这个小册子上都有分类。等到朝廷有这类型人才需要，他就随时找出向皇上或百官推荐。

真宗朝时，他年老要求回到洛阳居住后，真宗曾两次到洛阳去看他。有一次还问他：“爱卿诸子哪个可以大用？”吕相回答：“诸子皆不可用。但有一个侄子吕夷简，正在出任颍州推官，这是一个宰相之才。”从此吕夷简浮出水面，在后来的日子里，吕夷简成为仁宗一朝重要的栋梁人才。

还有一个人，叫富言，是吕蒙正的门客。一天，富言对吕蒙正说：“有个小儿子十来岁，想让他进入书院，可以干个小活。”蒙正答应。等到见到这个孩子时，大吃一惊，道：“这个小家伙，他日名位跟我差不多，但是功勋会比我还大！”于是让富言的儿子跟着自己的几个儿子一块学习，供给很丰厚。富言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大宋名相富弼。

吕蒙正就是这样富有鉴别人才的能力。

吕相也有后来的名臣王安石的风采，对各类误解，基本不辩解。

吕相四故实

吕蒙正刚做宰相时，有个金部员外郎张绅，知蔡州，因为贪污事被免职。有不满意吕相的人就说：“张绅乃是西京洛阳的豪富，哪里肯接受赃物？那是吕蒙正还没有中进士时，曾经向张绅求资助，未能如意，所以现在因此而锻炼成一场冤狱。”太宗听说，就恢复了张绅的官职。但吕蒙正并不解释，任人去东说西说。不久他还因为这个原因而罢相，他也不申辩。正好赶上考课院这个审查部门得到了张绅过去事的实情，此人确有贪赃事，于是罢黜了他。而蒙正也再次复相。太宗对他说：“张绅果然是真的犯有贪赃事。”吕蒙正听了，给个耳朵而已，也不谢。

吕相故实多。

他还很清廉。过去，大臣入相，子弟可以“袭父荫”博得一个清要之职，就像皇上的子弟出生不久就可以封王，享受“食邑”一样，大臣的儿子也可以在出生之后即享受俸禄。这算是一种皇朝特权，与现代君主国，袭用祖辈爵位意思相仿佛。但这种“特权”只在物质俸禄和荣誉尊严方面，并没有政治上的参政议政权力。卢多逊做宰相时，循例为儿子卢雍授官，起家即为水部员外郎。这是属于工部的一个司下面的干事，当为八品，后来就援例成为制度。现在吕蒙正儿子也要“袭父荫”，就上奏说：“臣忝居甲科及第，释褐只得授将作监丞，九品京官。天下才俊，很多人没有机会，最后老于岩穴，默默无名，不沾寸禄者，太多了。今臣之子刚刚离开襁褓，就获这个荣誉职务，臣担心受到阴间谴责。请求以臣释褐时的九品小官补给他吧。”太宗答应他的请求，从此成为定制。

吕相应该属于“不语怪力乱神”“不贵难得之物”的人物。有一个朝士家里藏有一个古镜，自言这面古镜“能照二百里”，打算献给吕相，意思就是要与吕相结交。吕相一笑道：“我一张脸横竖不过碟子大，哪里用得到去照二百里。”听到的人很叹服他的机智。

吕相没有做官时，因为母亲被休，生活很贫困。等到富贵以后，特别爱吃一种“鸡舌汤”，每天都要吃一碗。有一天他在自己家花园游逛，老远看见墙角有一座土山，就问这是谁干的，干吗用的。左右回答：“这就是相公您吃鸡杀的鸡毛啊。”吕蒙正很惊讶：“我能吃多少鸡啊？能有这么大一座土山？”左右回答他：“鸡，一个舌头才多大点？相公您一碗汤要用多少鸡舌头？您吃鸡舌汤多久了？”吕蒙正这才恍然大悟。于是默然反省，从此绝不再食。

太宗驾崩后，营葬时，吕蒙正感到自己这一生主要业绩在太宗一朝，很感谢太宗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他不弄虚假的“感恩”，直接拿出家财三百多万，来资助修建陵寝。下葬日，他哭得特别悲哀。人以为“得大臣体”。

吕蒙正死后的谥号是“文穆”。

风浪中端坐

吕端，是那种轻易“不动心”的人物，看事、做事，有定力，外界纷扰，不影响他的判断力。

太宗朝，他做朝官考功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前者略相当于负责考核官员政绩的组织部干事，后者则属于监察院和最高法院的副官。在这个职务上，他有一次漂洋过海出使高丽，回程时，大船遇到风浪，船上桅樯被大风折断，船上人没有不恐惧的，但吕端就是不恐惧，端坐读书，一如在自家斋阁之内。跟他同行的另一位官员，将船上所有比较沉重的东西，包括高丽国的赠送物品，都扔到海里，这才勉强回到中原。

此事一如后来的王阳明，在千军万马箭矢飞射中，可以端坐不动，在死亡来临之前，可以微微一笑，道一声“此心光明，亦复何求”，而后长眠。这种修养，史称“功夫”。获致这种“功夫”，必有此前多年历练而后可以功成。

“功夫”，来源于孔子。孔子可以在恶人桓魋的围困中，道一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还可以在颠沛流离中“弦歌不辍”。而在日常的姿态，则是“恭而安”，心存对天道的恭敬，而安于种种际遇。

这种“功夫”的思想源头则来源于《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就是知道自己的存在目标。对一个心存高远的人来说，他的目标即是使命，那是必须要达至的此岸存在。当这种目标已经内化为生命运动惯性时，轨道是不可能变更的。如是，外界种种纷扰，不可能让他“动心”。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安。

吕端是知道自己方向目标的人物——读圣贤书、致君尧舜时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此生不朽。当着樯倾楫摧之时，死亡来临之际，慌乱，是无意义且有失圣贤气象的。夫子有言：“死生有命”，无须为猝临之灾难手忙脚乱。

看懂吕端这个故实，可以理解为何太宗要评价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凡是与“知止”无关的事，在他看来都是“小事”，可以“糊涂”处理；凡是与“知止”有关的事，都是“大事”，必须勇决判断。

我猜想，就是在高丽回国的大船上，吕端被人讥笑为“糊涂”的。

但吕端在大事上，确实“不糊涂”。

吕端曾在秦王赵廷美府邸公干，赵廷美做开封尹时，他就在府中做判官。当赵廷美被贬黜后，秦王府中一干署吏也都因为“经济案”遭到了“清算”，纷纷被贬。吕端被贬到商州为司户参军，从副部级贬到副科级。但他从容上道，不辩解，不忧虑。后来又被移往汝州，再被召回京师，做朝官，又出知蔡州。在蔡州时，有善政，当地吏民签名上表挽留。但还是被改为祠部员外郎，知开封县，迁为考功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然后出使高丽，回来后，一直做到右谏议大夫。

吕端也曾在许王赵元僖任开封府尹时，再做判官。但没有想到的是，元僖，这位太宗很期待的太子，居然暴病而死。有人就认为吕端“裨赞无状”，作为王府判官，对王子没有有益的帮助。于是，御史武元颖、内侍王继恩就来到王府找吕端“谈话”，史称“推问”。

吕端正在堂上办公，看到人来，慢慢站起。二位使者很客气地说：“有诏推君。”有皇上诏令，要来推问先生。

吕端神色自若，对侍从说：“过来取走我的帽子。”

二位使者说：“哪里到那个地步？”

吕端说：“天子有诏令来问，那就是犯罪嫌疑人；既然是犯罪嫌疑人，哪里可以在堂上对待制使。”

于是，下堂，面对制使，随问而答。

吕端由始至终，讲礼，守礼。

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

赵元僖之死，是个大事件，吕端作为副职有轻微的连带责任。事件要处理，最后贬一级，由开封尹判官贬为卫尉少卿，俸禄掉了不少。这时又赶上“考课”也就是述职审查。群官之中有受到迁谪成为闲职的，那样，就没有了正职的重要俸禄，收入少一大截。到了跟皇帝“引对”，也即回答皇帝询问时，很多人在哭诉削官之后，家中不免饥寒。轮到吕端“引对”时，吕端说：“臣以前辅佐秦王，因为没有尽职，所以贬谪商州，但陛下还是擢拔了我，继续委任要职。现在许王暴薨，更是臣辅佐不像个样子。陛下又没有重重惩罚我，还是让我列于朝官。臣真是罪过太大，幸运太大了。现在有关部门又来考核，决定我们的进退。如果能得到一个颍州副使，这是臣的愿望。”

太宗对他说了四个字：“朕自知卿。”考课之后不久，吕端又恢复旧职，还被提升为枢密直学士，这是参与军机的文官之职。

升迁谪降过程中，吕端始终雍容大度，从容闲暇，不忧不喜。当时赵普在中书，观察到吕端气量洪深，就对太宗说：“吾观吕公奏事，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亦不形于言，真台辅之器也。”我看吕先生奏事，得到陛下嘉赏，他也不喜形于色，遇到陛下挫抑，他也不忧惧生色，也不解释缘由。这人，真是台辅宰臣的大器啊！

赵普“倒卢”，反对“取幽燕”，有“鄙夫”的一面，但他那种“敢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人格局，让他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天然直觉感知能力。他推荐的人物，太祖太宗都很重视。于是，不久，吕端又被拜为参知政事。

事实上，不待赵普推荐，太宗就一直很重视他，很想让他来做宰辅，转了一圈，等于在给他一个历练的机会。太宗不说，吕端东转西转，心里明白。他知道自己能断大事，知道如果做到宰辅的位置，自有“燮理阴阳”之功。但万事需要水到渠成，这不是个焦躁的事。所以他在连续的转换工作中，很踏实。这是对自己人生大事的一种决断姿态。他不忙。

终于，太宗将吕端提拔到与吕蒙正相近的职位上来，官拜参知政事。这是副相，却是主管中书实际事务的副总理。

据说，雍熙初年，太宗在后苑赏花钓鱼，有时就与群臣赋诗唱和，史称“曲宴赋诗”。有一天，吕端在后苑与太宗在一起，太宗有诗两句“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这意思是：我很想获得更大成绩，但是力量有限，水太深，我做不到；因此需要问一问在磻溪钓鱼的那位姜太公。这里的姜太公，太宗暗指就是吕端。吕端也和诗两句道：“愚臣钩直难堪用，宜问濠梁结网人。”这是吕端谦虚的说法。但此时的吕端，也确实没有更多功绩，太宗怎么就会将他视为姜太公，西周第一名相呢？应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四弟赵廷美很可能向太宗推荐和讲述过秦王府中的人才。赵廷美应该对吕端很尊重。

第二个原因，当初太宗征讨北汉，本来要赵廷美做京师留守，但吕端说服赵廷美不要留守，而是跟着哥哥去平北汉。这事让太宗很惊讶。吕端这个意见，是深通人情世故，明了君臣奥秘，看透委曲心思，至为练达的一种决断。吕端很可能懂得未来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如果赵廷美接受留守京师的委托，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可能的合法继承人之位；那就很容易先期引发兄弟之间的隐微打量。现在吕端请秦王跟随君王北征，等于“忽略”了京师留守这个相当于“监国”的继承人位置，如果此事是为秦王想，等于加持秦王平安过渡；如果是为太宗想，则等于暗中提醒太宗：秦王是不是可以做继承人。无论吕端在为谁想，他都已经介入到一场天大的格局中来。这不是小机者可以纵横捭阖的场域。但吕端很从容、镇定地在这之中游走，让人不可小觑。

第三件事，就是出使高丽遭遇风浪的故实。那不是常人有的定力。这等人物，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机关幽显断得透，栋梁，栋梁，不就是这等人物吗？

至道元年（995）四月，原吏部尚书、平章事吕蒙正被罢为右仆射。右仆射，也是丞相级别，但不在中书办公，更多属于荣誉职称。随后，提拔吕端为户部侍郎、平章事。到了平章事，就是名副其实的实相宰辅了。

为了安慰吕蒙正，太宗特意跟吕相解释：“仆射，是百官师长。朕认为中书事情太多太麻烦，让吕端上来，跟你平均一下劳逸。”

又对吕端说：“庙堂之上，做宰辅，没有虚的；只要能进荐贤人，斥退不肖，就是称职。卿可要自勉啊！”

吕端这时已经六十岁出头了，做了近四十年官，这才做到宰相位置。太宗常常埋怨自己用吕端太晚了。但吕端在相位上，并不“作为”，史称“以清净简易为务”。有人在朝廷奏事，往往有很多“异议”，但是吕端几乎没有什么建议性意见。有一种记录甚至说吕端“端笏却立俟顾问”，端着、捧着笏板等着皇上发问。不问不答，不扣不鸣。甚至皇上有时问大臣一些事，吕端也听着其他人回应，自己也不说话。太宗也渐渐发现中书报来的“异议”，很多不过是显示自家见解高出一筹，但事实上施行起来，未必有什么利好。于是太宗发布一道手札，戒谕中书诸官：

“从次以后，中书这边有事，必须经过吕端详细斟酌，再来上奏。”

曲突徙薪，方为真智者

至道二年（996）五月，西北那边西夏有事，大宋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战和，西夏始终反复。而灵州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宁夏吴忠市，那时是大宋的北境。此地守卫，难度很大；但放弃守卫，西夏就会侵占。太宗有点犹豫，一时间，更倾向于放弃，以节省民力。于是下诏要诸臣讨论。讨论前，太宗还略略说了下自己的担忧：灵州孤绝于西北，万一有事，救援恐难及时。然后还特意点名宰相吕端、知枢密院事赵镕等人各自说说守卫还是放弃的利害关系。吕端主张守卫，但没有说，只说要和赵镕讨论后，做一道劄子上奏。

这时，从南唐归附过来的文臣张洎超越班次上奏弹劾吕端说：

“吕端等人作为宰辅，皇上有问询，居然沉默不语，不符合为国家规划大事的体统。”

吕端反驳说：“张洎有所言，不过揣摩陛下意见而已。”

太宗看着二人，一时心有所动，但什么话也没有说。

不久，张洎上了一道奏疏，主题是请求放弃灵州。

当初太宗有这个意思，也想放弃，但现在已经后悔了，思考后，觉得放弃灵州可能是个错误。而这时恰好接到张洎的劄子，很不高兴，就回给张洎说：

“卿所陈言，朕一句也没看明白。”

张洎闻言知道押宝错误，流汗而退。

太宗召来同知枢密院事向敏中，对他说：

“张洎的上言，果然被吕端料中。”

社稷臣的特点，就是：决断大事，不以帝王之意为意，而以天下、以苍生之意为意；以事件之自身逻辑方向为方向，而不是以帝王喜怒偏好方向为方向。张洎才情不俗，但他揣摩“上意”，判断“上意”是放弃灵州，于是，就做一篇放弃灵州的奏章；如果“上意”是固守灵州呢？他也会作一篇固守灵州的奏章。这类鄙夫做法，就距离“社稷臣”荣誉差得太远了。

吕端的做派，其实正是古来持重者的风格。

只要中书流畅运转，宰辅不必生事。

坊间一般乐于称赏“惊天动地”的大事，以此来评价宰辅功过。事实上，越是维持中书波澜不惊，越是证明宰辅“燮理阴阳”功大。那种无端生出乱事，再去平定乱事的宰辅，反而更被坊间“叫好”，是因为不通一个基本道理：“曲突徙薪”比“焦头烂额”更富智慧含金量。

人间的悲剧也往往在此：看重“曲突徙薪”者，寥寥。

吕端在中书，贡献更多的就是防患于未然的“曲突徙薪”之议，这些议论一定很多，他阻止的动议也一定很多，“以清净简易为务”，一定也有不“以清净简易为务”的动议。吕端一定是否定了若干动议，但被记录下的很少，即使是史官，也未必认为“曲突徙薪”有多么高明，所以懒得去记录。

譬如，假定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企业家要投资一笔较大资金，总经理否决了这个意见。事后可以分析得出，如果投资，蚀本的可能极大。但这个总经理的意见，会在事后被董事会赞许为一个业绩吗？一般很难。否定性意见，往往难于进入“业绩”。但圣明的人物懂。他知道“远见”的价值；尤其知道否定性“远见”的价值。假如这个否定性意见告诉他，要将“突”（烟囱）弄成“曲”（弯曲）状，以避免失火，假如这间房屋价值十块钱，这个意见就等于为他保留了十块钱；假如是一个亿，一万个亿呢？假如是一座江山呢？

圣明的人，就会这样思考问题，于是，成为智者的知音。如果在朝廷，这种现象就叫“君臣际会”。

君臣际会的动人之处

吕端在做参知政事也即副总理时，一代名相寇准也在做参知政事。寇准也是一位能断大事的人物，但他比吕端要“癫”，更为刚猛，气量却不如吕端。而吕端为社稷计，知道大宋需要这个人，所以对寇准很尊重。吕端首先拜相，做平章事，而寇准没有。吕端担心寇准内心“不平”——如果是张洎，那他内心爱平不平，吕端才不去管——就给皇上上书说：“臣兄余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他的哥哥吕余庆曾经在太祖朝出任过参知政事，执政权力范围与宰相是一样的，他愿意恢复到吕余庆时代，意思就是让参知政事寇准先生能有与平章事同等执政权力。太祖时代，赵普一人为相，特意为他设置“参知政事”作为宰臣的辅佐，后来一个阶段赵普受到冷落，开始由参知政事与宰臣分权。太宗知道这个过程，寇准、吕端，在他内心也实在半斤八两。于是同意吕端意见，下诏：从此以后，参知政事与宰臣轮流掌管中书大印，轮流“押班”。唐代时，上朝也即朝会，大臣奏事，由监察御史领班跟进；宋代开始由宰臣领班跟进，叫作“押班”。日常工作，另有官员朝会之后赴中书政事堂议事。“押班”，成为宋代领衔大臣的日常工作。

这样安排，实有安慰寇准的意图在内。寇准，也确实值得安慰。这是大宋三百年间一等一的功勋大臣，中国在十一世纪之后的百年和平，几乎可以说是由此人一手推演而成。真宗之所以能够平安成为皇储，寇准有功；真宗之所以能够平安继承皇位，吕端有功。吕端、寇准，是太宗晚年择选的最重要的两个人。邦国兴，在人。大宋得人，这是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之交，最值得庆幸的大事。吕端深知寇准，寇准也深知吕端；太宗深知寇准、吕端，寇准、吕端也深知太宗；更有意味的是：吕端深知太宗知道他深知寇准，而太宗也深知吕端知道他深知寇准。尤有意味的是，吕端与太宗之间，都深知对方的深知。所以吕端有请，太宗立即心领神会，当即应允，并不解释。这种“君臣际会”，在帝制时代不是寻常可见，总有动人的一面。

吕端对太宗有感情。至道元年（995）五月，开封尹寿王元侃，即后来的真宗赵恒，奏言太康县昭庆乡华阳村的村民，捉获了一只黑色的兔子贡献给朝廷。

太宗听说后，对大臣们说：“玄兔之来，国家之庆也。”黑色的兔子能到中原，这是大宋国家的喜庆之事。

吕端等人回答：“玄色，是北方之色；兔子属于阴类，因此代表了夷狄之相。华，就是中华，中国，属于阳。这个瑞兆，意味着夷狄将要入朝，接受中原冠带。这很可能预示着国家和民生的喜庆，推动国家进入‘太康’之世。”

太宗一向不很相信“祥瑞”，但这一次谈“祥瑞”，事实上大有内心委曲。他与契丹和战十几年，最后的感悟是：虽然输不了江山，但也打不赢契丹；因此，只有“和”一条路可走。但是当他主动向契丹求和时，契丹还记着他十几年前“惟有战耳”一句狠话，“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一篇檄文，所以不肯和。而西北西夏正在日益坐大，西蜀西川刚刚平定了李顺王小波之乱；而中原承平已久，虽然有效抑制了藩镇割据之祸，但“冗兵冗官”也开始成为一种渐起的负担。国家在繁盛的背后，已经有了疲惫之相，这让太宗不免忧惧丛生。

吕端“深知”太宗内心之苦，于是，顺势论“祥瑞”，安慰一下这个知音大老板。但太宗还是在不久之后驾崩，我认为太宗在高梁河之战中腿上的箭伤发作自是一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已经心力交瘁。

风波之言不足虑也

吕端捍卫太子赵恒顺利即位，是他决断的重要大事，也且按下不表。且说西夏李继迁。这位李继迁的哥哥李继捧曾经归附大宋，献出了所属的几个州郡；但李继迁不服气，就另立一个山头，且投靠契丹，做大河西之地。太宗时，多次与大宋战了和，和了战。有一次保安军（今属陕西志丹县）边帅在和李继迁的战事中，俘虏了他的母亲。消息传到汴梁，太宗有了诛杀这个老妇，向西夏示以朝廷威断的意思，但并未最后决定。当时寇准在枢密做副使。枢密负责军机大事，于是就招来寇准商议此事。寇准觉得此事两可，诛杀老妇，一利一弊；不诛杀老妇，一利一弊。最后准备草拟一篇东西给保安军，可杀。

寇准从宫中回来，路过相府，吕端看到，怀疑有大事，就邀请寇准过来一聊，并对他说：“陛下是不是告诫你不要对吕端说什么事啊？”

寇准说：“没有这事。”

吕端又说：“边境寻常之事，属于枢密使管辖，我吕端可以不必知晓，如果是军国大事，吕端我备位宰辅，不可不知。”

寇准就将此事告诉了吕端。

吕端问：“怎么处理这个老妇人啊？”

寇准说：“准备将她在保安军北门外正法，以此来告诫凶逆，对抗大宋，就这下场。”

吕端说：“一定要这样处理，不是有益的策略。请您慢慢起草文书，吕端先去见皇上，再论此事。”

吕端进入宫中，对太宗说：“过去项羽得到刘邦的父亲，说要烹了老爷子。高祖刘邦说：‘如果要烹老爷子，请分给我一杯羹汤。’古训有言：‘举大事者不顾其亲。’何况李继迁这种悖逆之人，他就更不会顾忌亲人被杀了。陛下今天杀了李继迁的母亲，明天能擒住李继迁吗？如果不能，反而白白结下一个怨仇，这就更坚定了李继迁背叛大宋的决心。”

太宗认为他说的对。但是怎么处理呢？

吕端说：“以臣之愚见，不如将老妇安置在延州（今属陕西延安），使人伺候她，善待她，以此招徕李继迁。即使他不来，不降，也可以由此而系住他的心。他知道他的母亲生命就在大宋手中，不至于太过分。”

太宗听他一番话，不禁拍着大腿说：

“没有爱卿你这番话，几乎就误了我的大事！”

随后，太宗采用了吕端的这个决断意见。

后来，李继迁的母亲病死在延州，李继迁不久也死去。他的儿子李德明改变了李继迁的政策，同时与契丹和大宋“和好”，这样就等于不再与大宋为敌，短时间，也曾迎来西部的和平，这种局面的获得，史称“端之力也”，是得益于吕端的建议。由于这个建议的价值很高，太宗晋封吕端为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吕端虽然居于相府，但已经可以参与军机大事。

吕端像张齐贤，也是个大胖子，也很能吃，他在被贬为地方小官司户参军时，还专门置办外厨，延揽宾客。他身材魁梧，又姿容瑰秀，还善于谈谑，遇到贬谪，意态“豁如”，旷达而自然。被贬往商州时，太宗还给他一个惩罚：不准骑马。官属中有人就安慰他：“您忍一忍吧，可以消灾。”吕端晃晃胖大的身躯，一笑道：“不是某消灾，现在是长耳朵的马消灾啦！”

寇准多次向太宗推荐吕端，说：“吕端不是寻常人，要早一点起用他。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渐渐老了！”太宗还在为秦王赵廷美的案子生闷气，就说了一句气头上的话：“朕知道此人，是一个好人家子弟。但是很能吃大酒肉，其他有何本事？”但是不久以后，还是起用了吕端，显然，这话不过是一时之言，不是太宗心里话。

吕端多次升迁贬谪，都随天意，“无可无不可”。他待人厚道，善与人交往，也轻财好施，又多宽恕。有一个叫李惟清的，从原来知枢密使改为御史中丞，降级了。他怀疑是吕端在挤对他。等到吕端被贬谪，李惟清就开始从外围网罗证据，打算构陷吕端。有人提醒吕端要小心。吕端说：

“吾直道而行，无所愧畏，风波之言不足虑也。”

当初，吕端的祖父因为宦海风波，被举族杀害。吕端的父亲吕琦，那时还是个小孩子，被一个同郡的老乡叫赵玉的救了出来。后来，赵玉的孙子赵绍宗被吕端视如己子。后周时的名相冯道，因为与吕端的父祖有世交，冯道家世败落后，吕端将自己的俸禄分出一部分来救济冯道的后人。

吕端的名气连草原契丹都知道。他曾两次出使沙漠绝域，敌国对他很是尊重，后来又有使者到，契丹就问使者：吕端还在做宰相吗？

奇才寇准

寇准，是太宗朝提拔上来的名相之一。

他出生于961年，是大宋建国的第二年。父亲曾在后晋时做过官，也算世家子弟。寇准少年时就有“英迈”之气，通晓《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梁传》。十九岁时，中进士。太宗殿上取人，很重视老成人物，看到年纪太轻，往往不取。有人知道太宗习惯，就劝寇准虚报年龄，增加岁数。寇准答：“我寇准正在进取，可以做欺君之事吗？”于是不改。但还是中第，受大理评事，知归州的巴东、大名府的成安县。他在治理地方小县城中开始显露治世之才。县里，每当有按期与会、缴纳赋税、参与徭役之事，他都不必专门下发通知，只将官府具体事宜写一张纸，标明何人何时到何地做何事，张贴在县衙大门旁，事就办成了，史称“百姓莫敢后期”，士庶百姓没有人敢晚到不来。这事证明了他令行禁止的能力不是一般。

太宗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刚猛威断，认定他是个奇才，就将他调入京师，做朝官，做到尚书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又到吏部负责官员审核工作。

寇准执政，对内格外注重刑法公正。太宗也重视公正问题。淳化二年（991）的春天，中原大旱，按照“天人感应”的传统义理，天灾乃是上天对人祸的示警。太宗一朝的知识精英，与殷商以来的知识精英一样，都会借着天灾讨论人祸。于是，在久旱无雨之际，心焦如焚的太宗召来群臣，问时政得失。一般大臣知道太宗近年对大宋的“文治武功”有得意之色，于是，大多用“天数”来应对太宗，无非说天意如此，我等谨慎修德即好。他们不想直接指陈时政。

寇准就借着这个事说《洪范》，说人祸，说刑法不公。太宗听后果然不愉快，拂袖，起来回到禁中，这一次寇准没有来得及拉住他的衣服。但过了一会儿，有内侍来传寇准。寇准入见后，太宗问他哪里有什么“刑法不公”。寇准回答：“请您将二府的官员都召来，我就说。”太宗答应，就诏召二府官员。二府，乃是中书和枢密两府。都来了之后，寇准就说了祖吉、王淮同是贪赃，却得到不同处理的案子，那原因，就因为王淮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兄弟，得到庇护。

太宗处理了这个案子，更知道寇准是一个可以大用的人物。当天即拜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但寇准有一个天生的弱点，他不太会委婉说话。这在日常交流中，要么他听对方的，要么对方听他的，都做不到，那就只好争吵。但他一般也不愿意争吵，那样似乎有失体统。所以往往在对方的“攻击”下，自己无话可说。

刚猛宰辅不敢自辩

寇准在后来做宰相时，一如既往地“守正嫉恶”，恪守正道，痛恨恶行。这样就得罪了很多人，往往被小人倾轧。有一次，有一个布衣，肯定是受到谁谁谁的指使，就来朝廷告发寇准，说他跟王子赵元杰有勾结。寇准毫无准备，他也确实跟赵元杰有来往，但事出突然，怎么才能说清楚呢？史称“准皇恐，莫知所自明”，寇准惶恐不安，不知道怎样说清楚这个事。幸亏有另一位名臣毕士安在，极力为寇准辩白，然后将这个布衣交给审讯机构，一审，原来是诬告。

至道年间，翰林学士张洎执掌考功，负责考核官员政绩，但寇准负责吏部选事，有推荐官员任命某某职务的权力。张洎年纪比寇准大，却知道寇准正是现管，于是一力讨好寇准。而寇准也正好年少气盛，也想着有个老儒能支持自己才好，而张洎从南唐过来，有老儒之名，就很注意这个人。张洎常常观察寇准，总是冠带整齐等着寇准出入，就为了一个“揖而退”，作揖后，恭敬退下，但一句话也不说。他这就是做姿态，所以博得了寇准的好感，因此就召他来聊天。张洎乃是一个铁嘴，能说，敏捷，善于持论，所言很多都能被寇准信服。于是寇准拿他当兄长，反来尊敬他，并多次向皇上推荐张洎的能干。等到张洎与寇准一块在中书执政后，张洎对寇准态度更是恭谨。

但寇准的宦海沉浮，几上几下。太宗渐渐有点无法忍受这位老朋友的聒噪，恰恰被张洎看出。而张洎因为附和太宗打算放弃灵州的念头，议事不称旨，很担心自己的前途，就想办法巩固自己的权位。他更担心自己与寇准友好来往，将来有一天寇准被罢黜，自己也受牵连，于是，有一天奏事，堂而皇之地开始弹劾寇准，说寇准退朝之后，有很多“谤言”。这很正常，寇准因为一个阶段以来认同了张洎，“兄事之”，肯定是无话不谈，没有任何戒备。张洎就将这种不设防语境下的言论，拿来弹劾寇准。史称“准色变，不敢自辩”，寇准脸色都变了，不敢自己为自己辩解。结果，寇准又一次被罢相。

这类故实都透露出，这位刚猛的宰辅，其实不太会为自己说话，不太懂自我保护。人一诬告他与王子勾结，他就没有话说；人一弹劾他下班后胡说，他也没有话说。这在当时，都是不小的罪名，但他不懂自我保护。与吕端不同的是，吕端在张洎试图“倒吕”时，轻轻一句话，就奠定了张洎未来的败局；而寇准做不到，与小人打交道，他不在行，他的智慧不在这里。

太宗罢免寇准后，又不免想念这位聒噪者。

有一次，将寇准罢黜到青州去做官后，太宗问左右：“寇准在青州很快乐吗？”左右回答：“寇准得到一个不错的州郡，应该不算苦。”几天后，太宗又问。左右揣摩太宗可能是想重新召回寇准，但一想这个执拗的相爷太招人烦，就回答说：“陛下思念寇准，总也忘不了他。但我们听说寇准天天纵酒取乐，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思念陛下呢！”太宗听后，默然不语。但是过了半年多，还是召回了寇准，拜为参知政事。太宗知道寇准的价值。

在对待契丹、西夏方面，寇准不是坚定的“主战派”，但也不是坚定的“主和派”，他应该是坚定的“积极防御派”。真宗时的“澶渊之盟”，是寇准一手推演而成，那就既不是主和也不是主战，而是毫不犹豫地坚决拒敌于国门之外；但也毫不犹豫地坚决不做收复燕云十六州之想。严格说，这是“务实派”。

寇准为相后，西边有麻烦。

从唐末以来，番族部落，有一部分居住在渭水之南。当时有名臣温仲舒知秦州，将这些部落驱赶到渭水北岸，而且设立军事要塞，设卡子口，不允许番族南来。太宗看到这个简报后，很不愉快。他对寇准说：

“古羌戎尚杂处伊、洛，彼蕃夷易动难安，一有调发，将重困吾关中矣！”古代的羌族戎人，不只在渭水一带，甚至在河南的伊水、洛水，都与中原人杂居，这个很正常嘛！西北那边的番族部落喜欢动，不喜欢静，很难让他们定居。万一边警一起，那就会让我关中地区陷入困境啦！

寇准回答：

“唐宋璟不赏边功，卒致开元太平。疆场之臣邀功以稔祸，深可戒也。”

宋璟乃是唐初名臣，时突厥在边境时有骚乱，边将曾擒杀突厥首领，但宋璟担心边将一心立功，自夸威武，容易“为国生事”，于是抑制边功，一年后才颁发赏赐。大唐之所以有开元盛世，与宋璟以静制动的治国风格有关联。

寇准也担心边将乘机“邀功”，那样就容易启动“边衅”，所以不赞同驱赶番族。

太宗认为寇准有理，就派他出使渭北，去见番族首领，安抚了地方。温仲舒则被徙往其他州郡。

太宗朝，寇准最大的决断是帮助大宋帝国选择了第三任君主宋真宗。

君臣选太子

至道元年（995），寇准加给事中。这时已经是太宗在位二十年，快六十岁的人了。大臣冯拯上疏要求立储。太宗大怒，将冯拯贬往岭南。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敢说这件事。当时寇准从青州刚刚被召回来，按礼要来入见。太宗正在处理“高梁河之战”受到的箭创——这个旧伤近来似乎越来越严重，总是“旧创复发”。

看到寇准进来，太宗就撩起衣服来给寇准看箭伤。一面问：“卿何来缓耶？”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寇准回道：“臣非召不得至京师。”我没有皇上的命令是不敢到京师的。

太宗直接问他：“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我的儿子谁可以做继承人？

寇准回答：“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陛下为天下选择后继君主，如果向后宫、宦官谋划，是不可以的；向近臣谋划，也不可以的。唯有陛下自己选择，看看谁符合天下人的愿望。

寇准这话答得很是机智。一方面将选择大权给太宗，一方面又提出“副天下望者”。当时太宗的长子赵元佐已经疯癫，被废；次子赵元僖已经暴薨；“副天下望者”只有三子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所以，寇准表面上给太宗一道选择题，其实是让太宗自己说出寇准也想拥立的太子。

但太宗还是很认真地想了又想。史称“俯首久之”。

太宗“俯首”之际，寇准就待在那里，等待结果。他看了太宗大腿上的箭伤，很严重。他知道结果是什么。

果然，太宗将左右屏退，悄声问寇准：

“襄王可以吗？”

襄王，就是赵元侃。

寇准马上回答：“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最知道儿子的就是父亲。圣上的考虑既然认为可以，请立即决定下来。

于是，定了下来：襄王赵元侃为太子。

这事还有另外的版本，说立赵元侃，就是寇准直接提名。说太宗将寇准从青州召回，就是想“问后事”，所以才给他看大腿上的箭伤。但寇准回答：“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知也。”太宗不满意，坚决要寇准提名。寇准再拜后说：“臣观诸皇子，惟寿王得人心。”寿王，就是赵元侃，此时封襄王，正式立太子后，改封寿王。史官记录，往往以后封者为准。

史称“上大悦，遂定策”，太宗非常高兴，就定下国策，“以寿王为皇太子。”

《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有记录说：“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用寇准之言也。”虽然这条记录的时间不准确，但太宗立太子，寇准居第一功，是没有疑问的。

立太子，那是要有一番大礼的，很盛大。这种册立太子的“嫡子继承”皇位制度，从唐代中期以来，已经荒废很久了。现在，到了太宗时代，得到恢复。当太子从太庙回来，车驾走在街上，京师之人都聚拢来看，一个个都很喜悦，有人看到太子的丰仪，就说：“少年天子啊！”

后人有议论：“由此可见，真宗之立，不仅是太宗本意，也出于大臣之议论，庶民之推戴，而非出于太宗之私心也明矣。”

但寇准“刚猛威断”得罪人太多，后来遭遇诋毁，再一次让太宗不满意，二次罢官，去做邓州的知州了。这样，太宗病逝时，吕端独自承担起拥立太子的职责。这是后话，容当慢表。

太宗晚年，将吕端和寇准提拔为宰辅，实有作为顾命大臣的意图在。他这个决定，让大宋和平进入第三代，且持续性地步入太平盛世。

价值制衡

钱若水，是完全不同于所有名流的一位大臣。

他在宋初的“君臣博弈”中，以臣子的清望和独立，展现为前所未有的模型。他脱略了五代以来的积习，直接回到春秋战国，以一种孤傲清隽的人格力量，让君王不敢小觑。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在钱若水这里得到一次意味深长的铺垫。

至道三年（997）的一个夏天，太宗对钱若水说：

“士之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纡朱拖紫，跃马食肉，前呼后拥，延赏宗族，此足以为荣矣，岂得不竭诚报国乎？”士大夫学古人经典，考举入官，遇到天时得到官位，穿戴官服，骑马吃肉，前呼后拥，朝廷荣赏连及宗族亲属，这风景，也足够得上荣耀啦。这样的士大夫，能不竭诚回报国家吗？

钱若水没有料到堂堂大宋帝王，会说出如此一番没有格调的意见。于是，他给出了一番格调高远的回应：

高尚之士，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荣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

高尚的士大夫，没有人会拿名位当作荣宠荣耀；忠正的士大夫，亦不会因为穷困或腾达而变异志向操守。陛下说的这些，因为有爵位、俸禄、皇上的恩宠，这才效忠于社稷、朝廷、皇上，这是中等以下的所谓士大夫才有的现象。

太宗羞愧，“然其言”，认为他说得对。

这是“价值制衡”的又一个有趣例证。

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士大夫所有者，价值，是一绝大权重。在任何一个有道邦国中，价值制衡，都是有效的。在价值沦丧、人性泯灭的无道邦国，价值制衡，不过是一个稀薄的梦想。而在价值被嘲笑，犬儒主义盛行的末世邦国，所有的试图诉诸价值制衡的士大夫，都是不明智的。所以孔夫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逊）。”对于士大夫而言，在有道邦国，要有批评的勇气也即“危言”，要有正直的行为，也即“危行”；在无道邦国，要有正直的行为，但言语要小心谨慎，也即“言孙”。孔夫子甚至主张，“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国有道可以做官；邦国无道就藏身退隐。钱若水认为他所在的大宋邦国是有道邦国，故可以“危言”而且“危行”。而太宗也确实是一个有道君王，对他的“危言”，理解，认同。

但不久，正做着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的钱若水被罢为集贤院学士、判院事。这等于从一个军政职务改为文职官员。虽然文职很荣耀，但实际的军政权力没有了。这事也许与钱若水的一番孤傲直言有关。依钱若水的敏感，他不能不多想一点。

后来有个叫刘昌言的给事中被罢官，太宗对赵镕等人说：“看到刘昌言了吗？”赵镕回答：“经常能看到他。”太宗问：“他涕泣了吗？”赵镕答：“跟我们说话时，常常流泪涕泣。”太宗说：“一般都这样——当被晋用的时候，不能悉心做好在职之事，一旦被贬，又涕泣哀叹。”钱若水在旁，不喜欢帝王对士大夫的这种奚落，就说：“昌言实未尝涕泗，盖镕等迎合上意耳。”刘昌言其实没有涕泣，这是赵镕等人在迎合陛下而已。

刘昌言，并非士大夫中的佼佼者，此人毛病不少；但涕泣与否，在钱若水这里却是个大问题。它与士大夫的风骨有关。假如一个士大夫对于升迁贬谪十分在意，对那一份俸禄十分在意，就会因为贬官，收入减少而哀叹。而这并不是传统圣贤所期待的风景。

我相信当太宗对刘昌言如此轻蔑时，钱若水有一种刺痛感。

不久，又有吕蒙正被罢免宰辅，去做仆射一事，太宗又对钱若水说：“人臣当竭节以保富贵。蒙正前日布衣，朕擢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复位矣。”人臣应该竭尽忠诚和节操，以此来保住自己的富贵。吕蒙正以前是一个布衣，被朕擢拔为宰相，现在又退列在下僚班列，估计他望眼欲穿在盼着复相呢。

钱若水继续讽喻太宗道：

“蒙正虽登显贵，然其夙望，亦不为忝冒。仆射师长百僚，资品崇重，又非寂寞之地。且蒙正固未尝以退罢郁悒。当今岩穴高士，不求荣爵者甚多，如臣等辈，苟贪官禄，诚不足以自重。”

吕蒙正虽然曾经登上显贵之位，但考察他的生平声望，也不算忝冒，他很合格，当得这个尊荣。他现在做的这个“仆射”也是百僚之长，资格品位都很崇高重要，那也不是什么寂寞之地。况且，我知道吕蒙正也从未有过因为不做宰辅就忧虑郁闷。当今很多岩穴高士，不愿意求取荣华富贵高官厚禄。像臣这样的人，如果就想着贪图官位俸禄，那就确实不足以自重，毫无尊严可言了。

太宗无话可说。

钱若水这种“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士大夫孤高之气，在真宗朝也有记录，但这种记录与前述记录有“重合”，因此可能有的地方“失真”。

说钱若水在做枢密副使时，吕端曾经罢相，真宗第二天对辅臣说：

“闻吕端命下，哭泣不已。”我听说罢免吕端的敕命一下，吕端一个劲哭泣。

史称“钱公厉声曰：安有此！”钱若水严厉说道：“哪有这种事！”

钱若水很气愤，退朝后，还对诸公说：“我辈眷恋爵禄，为上见薄如此！”我们这一班人，太眷恋爵位俸禄了，以至于让皇上如此轻薄瞧不起！

于是，钱若水开始要求辞职，不要这份爵禄。

还有一位名相，王曾。真宗有一次对臣僚说：“王曾已经罢相辞退了，但他却‘逡巡却立’，转悠来转悠去，不走，这是希望能再次起用他啊？”众人听了这话，都唯唯诺诺称是，钱若水“挺身”而对答道：

“王曾以道去国，未见有持禄意。陛下料人何薄耶？臣等弃此如土芥耳！”

王曾因为守道而离开朝廷，没有看到他有保住那份俸禄的意思。陛下评价人物怎么这么轻薄啊？臣等抛弃这份爵禄，像抛弃一份土坷垃一样，不会留恋的。

说罢，“愤而出”，愤怒地离开了朝廷。当天就将表示身份的礼服毁裂，穿上道士服，“佯狂归嵩山”，装疯，回到嵩山。记录者说，真宗“大骇”，多次召他，也不回来，最后在嵩山终老。

这事记录未必真，但钱若水从太宗轻视朝臣开始，就有了退隐的念头是真。

《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几部野史，如宋人魏了翁的《鹤山笔录》、元人张光祖的《言行龟鉴》，都记录了钱若水的一番“心理活动”，这在史书记录中，是比较罕见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是：

若水因自念：人主待辅臣如此，盖未尝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故也，将俟满岁即移疾。

钱若水因此开始自己琢磨：君主如此对待辅臣，这是因为他还没有看到，朝廷里也确实没有那种秉持高尚情操，不贪名位与权势，能够保全自己的“进退之道”，也即“达可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物，所以无法让君王为此而感动。现在君王所见者，多为利禄之徒而已。我钱若水，应该等到这个文职任期一满，立即要求告退。

但是这一年正赶上春旱，太宗为此而“焦劳甚”，焦虑辛劳很是忧惧。钱若水看到国家有事，没有提出辞呈。不久又有西北用兵的事，到了第二年，太宗驾崩，他试图辞职的报告始终没有递上去。

但是到了真宗继位，他看到国家一时还算清平，就提出辞职，理由是母亲太老了，需要照顾。连续上了两道奏章，真宗这才勉强准了。但在退休前，真宗还召他到便殿、后苑，多次聊朝廷大事。最后，真宗问他：臣僚中谁是可以“大用”的栋梁之才？钱若水说：“有个中书舍人叫王旦，此人有德望，足可托付国家大事。”真宗很高兴，对他说：“这人也正是朕心里所期待的一个人才。”史称“若水好汲引后进，推贤重士，胸中豁如也”，钱若水好接引晚辈后学的人才，推举贤良，重视士大夫，但并不居功，胸中很敞亮豁达。

但真宗并没有让他“全退”，还是让他以工部侍郎身份，在集贤院做事。钱若水曾参与修撰《太祖实录》，真宗又让他主持修撰《太宗实录》。他引进了几个当世名流，一同修撰，成书八十卷。内中记载太宗故实甚多，真宗浏览自己父亲的往事，不禁流下泪来。

钱若水，是第一个在帝王面前推动士大夫气节的宋代大臣，值得注意。

若水雪冤

钱若水为官一方，“弭冤白谤”的作为，也了不起。

他在同州做推官，负责地方各类案件审理工作。但知州却是个性格褊急的人物，多次任性处事，钱若水跟他争，他也不听。最后钱若水发布一个“预言”：“你这么干下去，有一天朝廷会罚你，让你赎铜。”

“赎铜”是唐代开始对某类人实行某类赎免政策的刑法。有时是刑法之上再加“赎铜”。就是要犯罪人向国家缴纳铜金属，一般从一斤到百斤以上不等。犯罪越大，“赎铜”越多。

这位知州还真叫钱若水说中了，果然有一事处理不当，被朝廷驳回，并处赎罪论。知州很惭愧，向钱若水道谢，但改不了，很快故态复萌。

同州有一个富民家的小女仆逃亡了，怎么也找不到。小女仆的父母就告到官府，知州就命令府衙的录事参军来审理此案。

这位参军过去曾经向富民家借贷，富民家没有答应，他早就怀恨在心，于是借这个案子开始制造冤狱。参军看小女仆找不到了，干脆就锻炼成小女仆被富民家父子数人合谋杀了，尸体丢到水里找不到了。总之大狱炼成，富民一家数口都是死罪。不服，就上刑。最后富民一家忍受不住酷刑，只好承认。州官也反复审验，认为没有问题。

但钱若水怀疑此案，留这个卷宗在推官办公室好几天，没有提出判决意见。录事参军就找到他，倒打一耙，问道：“你是不是接受了富民家的钱财，要替他脱罪啊？”

钱若水笑着对他说：“现在这好几口人，都要被判死刑正法了，岂可不多留几天，我认真看看这些判词状子？”

一直留了十来天，知州多次催促他赶快给意见，但钱若水就是不副署个人意见，同州上下都很奇怪，不知他要干什么。

有一天，钱若水找到知州，屏退从人后，对他说：

“我钱若水之所以留着这个案子不动，是因为秘密地让人在找这个小女仆。现在，找到了。”

知州惊问：“小女仆没有死？现在哪里？”

钱若水就叫人将小女仆带到知州，也将她的父母带来。然后隔着帘子问小女仆的父母：“你们要是见到自己的女儿会认识吗？”

小女仆父母答：“哪里有不认识的道理啊！”

于是，将小女仆推出来见。

父母一见之下认出，于是抱头痛哭。

知州升堂，将富民一家从狱中提出，打破枷锁，放他们走。

但富民一家不走，对知州说：“没有您，我们一家都被灭族啦！”

知州说：“这是钱推官的功劳啊，不是我的功劳。”

富民一家又去见推官钱若水。钱若水不见，说：“这是知州自求得到的结果，跟我没有关系。”

知州因为钱若水为人雪冤，救活好几个人，要为他奏论请功。但钱若水看得很清楚，对知州说：“我钱若水只求狱事正，人不冤死，至于论功，不是我的本心。况且，如果论功，那录事参军会怎么办？”知州对他这种姿态很是叹服。录事参军则到钱若水办公室，“叩头愧谢”。钱若水不说这事，但知州和录事参军在说，于是远近都知道了这件事。

这件事，就记载在司马光的笔记《涑水记闻》中。

钱若水也有捍御契丹、平定西夏的谋略，曾上书朝廷谈自己的战略意见，得到嘉赏。太宗一朝，钱若水得大臣体，有名士范，为后来的大宋名流，形塑为一种特殊的人格模型。

李昉不朝宋太祖

李昉是太宗一朝最有影响力的文人之一。

他在后周时代就享有大名。周世宗曾读过他的诗，对人说：“吾久知有此人矣。”于是，将李昉提拔为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后来又加史馆修撰、判馆事。李昉成为后周的一等一笔杆子，文名之大，仅次于范质。后周恭帝嗣位，“赐金紫”。所谓“金紫”，指“金印紫绶”，“金印”可以是印玺，也可以是金鱼袋，这是一种表明职务职称的饰品；紫绶，则是紫色的官服，都是高官显贵可以享有的身份标识。这时，他可能正在担任汴梁市长的职务。

但有意味的是，陈桥兵变之后，李昉，这么重要的文臣，却没有得到太祖重用。从建隆元年（960）开始，史上看不到李昉的记录，直到乾德元年（963），才知道李昉“为给事中”“权知衡州”，此前有三年时间，没有他的身影。

李昉，是一个在士林中享有盛誉的人物，他死后，光环不减，著名收藏家、文臣宋绶，曾经为孀居的李昉夫人上寿。宋绶带着二十多人到李府，李夫人在帘后答礼。宋绶在堂下拜祝道：“太夫人您不能饮酒，我请以茶代酒为您祝寿。”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壶茶来，斟满了，献给李夫人。再拜而去。

李昉死后，在士林中，仍然享有如此人望。

李昉是一个自尊心很重的文人，这方面，他可能仅次于钱若水。

太祖自陈桥进入汴梁，后周三大名相范质、王溥、魏仁溥都已经称臣；另一个文人陶谷，更在实行禅让大典时，将预先准备好的“禅位诏书”，在众人仓促无备中，拿出来邀宠。而李昉，则在这一最重要的现场，失踪了，不见了。他一定是没有出席典礼。

野史，宋人陈师道《后山谈丛》记录一故实，可以从中看出端倪。

“李相昉在周朝知开封府，人望已归太祖，而昉独不附。王师入京，昉又独不朝。”宰辅李昉在后周时，知开封府，当时太祖赵匡胤已经有了很大威信，很多人都在攀附这位殿前都点检，只有李昉不去巴结。等到陈桥大兵进入京师，李昉又独自不去朝见。

这样，李昉就成为大宋建国的一个异数。

所以，初期，赵匡胤将他贬为道州司马。道州，在今天的湖南南部，与广东接壤。从汴梁到道州，有两千多里路。李昉上路后，步行，每天走十几里。同行有监护，问他，他说：“不急，等着，后面还会有诏命。”太祖知道后，下诏要他骑马去上任。他不去买马，去买了头驴，慢慢骑着去上任了。

后来又调到延州做别驾。延州，即今天的延安，那时属于边境地区。别驾，相当于通判，是州郡的第二或第三把手。按规定边境州官有三年期限，但到了期限，李昉不愿意往内地迁徙。后来朝中宰相向太祖推荐了李昉，说“可大用”。于是召他到兵部。李昉辞别了五次，不准，于是进京。但路上走到长安时，称病两个月，朝廷派来的中使催促他尽快回朝复命，到了洛阳，又称病一个月，而后才走。好不容易这才到了汴梁。见到太祖后，他在等待一个结局。没有料到的是，“上劳之”，皇上很是慰劳了他一番。李昉这才受到感动。仿佛卧龙先生被刘玄德“三顾茅庐”感动一样，于是，说了一句让太祖感动的话：

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

臣此前只知为后周服务而已。现在愿以为后周服务的忠心为陛下服务。

史称“上大喜”，皇上大喜，说：“宰相不谬荐人！”宰相真没有胡乱举荐人。能得到李昉，太祖真心高兴。

李昉就用这种方法，“前倨后恭”，完成乱世之后，读书人的一点孤傲式自尊。看起来很可笑。与誓死不背叛后周的韩通将军比，他屈服了；但是与范质等人比，他扼守了一点士大夫的荣誉；与陶谷比，他坚守了不主动阿附的门限。值得庆幸并值得原谅的是，大宋乃是一个有道邦国，李昉此举，气节有亏，但不是附逆。文明展开，需要更多模型，李昉的模型，意味深长。

《后山谈丛》记载的李昉故实，与国史记录或有抵牾，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进入传统且有效传播的故实而言，文本可以独立获得独立的意义系统。至于如何鉴别“真伪”，需要思想史和辨伪学的双重介入。

与薛相一样，李昉并没有多少传奇故实，但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的一种倾向：明哲保身，立言自重。

太祖晚期，对赵普的“专断”有所警惕，当赵普被雷德骧、雷有邻父子弹劾时，他有了罢黜赵普宰辅的意思，更由于卢多逊与赵普不和，太祖也听到了更多赵普的坏话，因此，特别想听听后周宿臣李昉的意见。但李昉的回答很让太祖不满，李昉说：“臣职司书诏，普之所为，非臣所知。”臣的职责所在，主要是负责草拟书诏，至于赵普的所作所为，不是我能知道的。

太祖时，李昉没有做到宰辅。到了太宗朝，因为赵普、宋琪做宰相很久了，朝廷也希望能有后继者，但宰辅需要资历，在老臣中，没有人比李昉资历更老，于是李昉开始参知政事。赵普出镇河阳后，李昉又拜平章事，正式成为国家丞相。太宗一朝的“文治”，因为有李昉这样的文人参与，越来越有文明气象，距离五代乱世，已经越来越远。

李昉为相，在处理大宋与契丹的关系上，是“主和派”。他的名言就是：“屈己修好，弭兵息民”，皇上要委屈自己，努力与契丹修好；尽量停止战争，让百姓休息。

这一条原则，后来成为大宋诸臣中“主和派”劝谏君主的关键词，也成为君主自我标榜的关键词。

为了做到“弭兵息民”，李昉几乎不讨论北向用兵之事。几次应诏上书，也都是主张不用兵。对边备也不上心，更多的日常生活，都在“赋诗宴乐”。这样的姿态，连“布衣”人物都看出来了。于是有个“布衣”名叫翟马周的，就击响了“登闻鼓”，诉讼李昉这些事，认为他不适合做宰相。太宗听后，也适当地给了李昉一点“薄惩”。

一钱不值

李昉人很厚道，待人有“恕道”，史称与人打交道“不念旧恶”。乱世中，他看到了太多的睚眦必报，因此，在朝臣的位置上，他总是小心谨慎，“无赫赫称”，没有那种盛大显著的样子，很低调。但即使这样，还是被人嫉妒。陶谷嫉妒他，卢多逊嫉妒他，张洎也嫉妒他，尽管他对陶谷一让再让，对卢多逊从无一句恶语，对张洎更主动交好，但嫉妒，该来，还是来。

李昉与卢多逊平时很友好，但卢多逊多次在太宗面前说李昉坏话。有人甚至透露过卢多逊的背后毁谤之言，但李昉不信。直到李昉做了宰辅，太宗跟他说卢多逊事，李昉还在为卢多逊辩护。太宗忍不住说：“多逊居常毁卿一钱不直。”卢多逊平常把你糟践得一钱不值。“一钱不值”成语在此。

李昉这才知道他交了个什么朋友。

但李昉做事也有原则，他守住读书人那一点清高，从不请托，也不倚老。他在中书做宰辅时，总有人来求他，请他在皇上前美言，以求晋用。李昉若明知此人可以拔用，但还是“正色”拒绝，却在背后推荐此人。如果明知此人不可大用，反而会和颜悦色对待他。李昉的子弟们就问他为何如此。李昉回答：

“用贤良人才，是君王之事。如果接受人才的请托，那就是买卖私人的恩典，所以遇到可用之人，一定要严肃拒绝，这样就能将恩典归于君上，我不必居功。如果遇到不可用的人，让他失望，又没有好话给他，那是容易收获怨恨的，所以要和颜悦色对待。”

李昉患有心悸病，几年发作一次，一次发作，就要一年才能恢复。据说这是他执掌诰命三十多年，因为劳役思虑所致。等到他做了宰辅，更加忧虑畏惧。至道二年（996），李昉陪同太宗到南郊参加祭天大典，烦琐的礼仪完毕后，诸臣入贺。李昉“拜舞”中，忽然仆地，应该是心肌梗死，被台吏扶出回家，几天后，薨，年七十二岁，谥号：文正。

“文正”，是大宋朝，乃至于延续到大清朝，传统文人死后能够享有的最高荣誉。历朝不多见，大宋能够荣膺这个谥号的，李昉是第一个，随后三百年间，只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马光等不足十人。

善人君子，父子相继

此前一年，正月，太宗在乾元楼观灯，召李昉坐在旁边，并亲自给他斟了御酒，取了案上水果小吃之类给他。楼上大臣不少，太宗就指着灯火中一派繁华的京师街道，对诸臣说，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什么“坊”，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什么“巷”，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什么官衙、官署，但现在这些都不见了，因为城市改造，街道拓宽为通衢大道了。说着，又发表一通议论：“过去，后晋、后汉，君臣那么昏暗，互相猜忌，枉陷贤良，当时人，民不聊生。就算他们想营建修缮京师，都没有工夫啊！”李昉回答：“后晋、后汉，臣都经历了，哪里可以与今天的圣朝同日而语啊！像今天这样四海清平，州郡平安，民物阜康，都是陛下恭谨勤政的结果啊！”这一番话似不免“面谀”，但也是实情。太宗像所有愿意听奉承话的人一样，听后也高兴，因此回顾诸臣，给了李昉一个评价：

“李昉事朕，两入中书，未尝有伤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谓善人君子矣。”李昉服务于朕，两次进入中书。但我知道的是，他从未做过伤人害物的事，善有善报，所以他有今天这样的尊享。真可谓“善人君子”啊！

李昉，就是大宋太宗朝的“善人君子”。

薛相身后荣誉在《旧五代史》，而此书，李昉也是编撰者之一。李昉身后荣誉更在《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三部大书。这是奠定他“文正”公地位的名山不朽事业，与薛相比并不逊色。更有意味的是，他教子有方，他的儿子李宗谔，也是文职起家。李昉曾经做到“三馆两制”，崇文院“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三馆；做翰林为皇上起草诏令，为“内制”；加知制诰，为中书门下拟定诏令，为“外制”。而李宗谔在此之后不几年，也做到了“三馆两制”，时人很认为这是一种父子相继的荣耀。李相比薛相更具士君子风采。

陆 王禹、柳开、潘阆

王禹偁乃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一个人物，又总想着“致君尧舜”，于是，开始了“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的司法历程。他坚决不同意太宗的“勿治”主张，坚决要为徐铉雪冤，坚决要求治道安的诬告罪。终于有了结果……

磨面为生要致君尧舜

王禹偁，就是《建隆遗事》传说中的作者，如此，他似乎是一个史学家。但《建隆遗事》伪书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不足以评价他的“文人成就”，他主要的成就在政治和文学。

政治上，他提出了一些建议性意见；文学上，他是宋代著名散文家、诗人，他的诗自成一派，史称“白体诗人”，白居易风格的诗人。这些，都是推演大宋“文治”的个人成果，但更有意味的是他的行为方式。

宋太祖出生于927年，宋太宗出生于939年，王禹偁出生于954年。他是在太祖太宗之后出生的人。他出生六年后，大宋建国，他是生在大宋前，长在大宋后，耳闻目睹的都是大宋气象。

他出身贫寒，世代都是种田人，据说他家“以磨面为生”，可能有个小磨坊。但他很聪明，九岁时，居然能写文章。太平兴国八年（983），他在而立之年，登进士第，“释褐”即被授予成武县（在山东）主簿，县秘书，后来又迁大理评事，大理寺的干事，参与司法审讯。第二年就正式做了长洲（今江苏苏州）的知县。这对正处于青壮年，又是苦出身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激励。他于是对仕途有了自期于圣贤的志向。

杜甫曾有诗“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做官就要“致君尧舜”，要辅佐君王，让他成为可以与历史上的尧舜相媲美的圣君，让天下风俗回归三代时期的淳朴样子，男耕女织，各自当位；老有所养，幼有所爱，鳏寡孤独都有邦国照应，残疾人能有合理安排，等等，这种境界，就是“天下大同”，致力于这种事业，就是“天下为公”。史称“以道事君”的大义在此。杜甫的这几句诗，很精确地概括了古来士大夫出仕的目的性和价值观。

年轻的王禹偁，熟读唐诗，也读圣贤书，有了与杜甫同样的志向。

他写诗道：“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我出生在了一个好时候，我的志向并不卑下，我要做到辅佐君王成为尧舜那样的人，我的学业，之所以辅佐君王的思想资源，根基在孔子和周公。周公名姬旦。

他志向“不卑”，因此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担当。于是在做朝官之后，敢于在陈述意见时直言，讽谏很大胆。他知道自己的直言富有道义价值，甚至在诗中自诩“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我还要磨一把斩断奸佞的宝剑，打算自我开始树立一面直言的旗帜。为此，他甚至多次得罪太宗。

《端拱箴》与《御戎十策》

端拱元年（988），王禹偁被提拔为右拾遗，并直史馆。拾遗，还是谏官，太宗内心其实还是想听到他的直言。史馆是文职的荣誉所在，文臣在史馆工作，都有一种自豪感。王禹偁还是坚持初衷，不改直言之习。恢复朝官不久，他就写了《端拱箴》，文中很多犀利言辞，继续批评朝廷，批评太宗。他说：

天生蒸民，树之司牧。开物成务，膺图授籙。爲君实难，惟辟作福。在以欲而从人，不以人而从欲。位既尊大，时惟开泰。渐忘焦劳，或生懈怠。乃有谏诤，乃陈箴诫，箴诫惟艰，斥君之过；谏诤惟艰，救君之祸……

天生黎民这么多人，要为之树立一个管理者。通晓各种事物者可以接受天命，成为君王。为君不容易，因为只有君王才能作威作福。所以君王要以自己的欲望服从他人，而不能以他人的欲望服从自己。但是在君王这个位置上久了，年景也好了，君王就会渐渐忘了过去的焦劳，有时就会生出懈怠之心来。于是，有我们这些谏官的谏诤，陈述古往今来的道义；谏诤的艰难在于指斥君王的过错，谏诤的艰难也在于救护君王的灾祸……

他的意思是君王生活过于奢靡，其实这个指斥并不真实。宋太宗在历代君王中，生活可能是相当平衡的。他不奢侈，也不作态故求简朴。后宫连粗人宦官都算在内，不过三百人。但太宗对这类批评，心里有数，所以一般也不苛求。收到他的《端拱箴》之后，还给他加官，做左司谏，知制诰。

王禹偁过了一段风光的日子，还给皇上献了《御戎十策》，讨论边庭战略。大意说“外任人，内修德”，边防线上要多布置间谍，离间西北外患之敌。

又赶上一个灾年，冬旱，王禹偁上疏，认为这种天象意味着“君臣之间，政教有缺”，他要求，对外，停止每年要购买物资，对内，则停止工巧之技。近来城外掘土，往往破毁人家的坟墓，要重新礼葬填埋。外州有些发配的罪犯，如果不是贪赃之罪，可以释放。他还要皇上下诏，从皇上开始，下至百官，再到不担任宿卫的军士，边庭将帅，都要减少俸禄，以此来上答“天谴”，下服“人心”，每个月递减，一直到雨足而后停止。还说他自己在朝臣中，虽然家最贫，俸禄也最薄，但愿意带头减少俸禄。他认为用这个办法，“但感人心，必召和气”，那样就会解除冬季干旱问题。

带头减少薪俸，这个新鲜。但太宗并未采纳。

道安尼姑案

几年之后，庐州有个尼姑叫道安，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府，状告一个人：她的弟媳妇。具体案由，今天已经很难复原，但知道的结果是：所告不实。也即诬告。恰好这个道安的弟媳妇是名流徐铉的妻子的外甥女。当时徐铉知道此事后，可能给开封府判官张去华递了条子，于是张去华没有判道安弟媳妇的罪，反而把道安从开封府“械送本州”，作为诬告犯罪分子，戴了刑具，遣返回庐州了。道安不服判决，又再次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府，击登闻鼓，状告“徐铉以尺牍求情，去华故不为之”，徐铉给开封府写信为他太太的外甥女求情，所以开封府判官张去华故意不治理此案。

这事惹恼了太宗。他痛恨冤案。于是交大理寺“推问”。王禹偁恰好刚刚提升为这里的主管。但王禹偁审理的结果是：维持原判，此案就是道安这个尼姑诬告，没有影子的事；徐铉、张去华是干净的。太宗不放心，又经过刑部宋湜等人复审，结果是继续维持原判。递上来的结果是：张去华审判正确。

很奇怪，太宗不想给道安治“诬告”罪，猜想他的心思可能是：这一伙子人，徐铉、宋湜、王禹偁、张去华，难免不勾结一气，欺负人家一个女尼。于是“有诏勿治”。别人听了这个结果也倒罢了，但王禹偁乃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一个人物，又总想着“致君尧舜”，于是，开始了“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的司法历程。他坚决不同意太宗的“勿治”主张，坚决要为徐铉雪冤，坚决要求治道安的诬告罪。终于有了结果：他再次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而且连宋湜、徐铉、张去华一道贬。徐铉已经很老了，遭贬不久病死。

太宗对王禹偁是又烦又爱。他知道这个文人性格刚正不容他物，就告诉宰相要告诫他。然后重新提拔他做了朝官，并直弘文馆。

但王禹偁做官久了，俸禄确实不高，感到了生活的压力，于是要求补一个郡官，多一点收入，以便于奉养老人。于是皇上又命他知单州，并赐钱三十万。他到单州才十五天，又被召回为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

但王禹偁“直言”的性情一直不改。

太祖夫人皇后病故，葬礼不够规格，群臣的丧服不像给一位皇后下葬，怠慢了这个开国皇帝的皇后。王禹偁认为不公，于是与宾友说：“皇后曾经母仪天下，应该用旧礼，隆重下葬。”这不算“劝谏”，应该是背后的牢骚话，但有人将这话汇报给太宗时，他不想收回，也不“悔改”，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这位做着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的朝官，拜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太宗给他的罪名是“轻肆”，轻薄、放肆。

为了证明罢黜王禹偁的正当性，太宗还对宰相解释：“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尝戒勖禹偁，令自修饬。近观举措，终焉不改，禁署之地，岂可复处乎。”人的性格真是不可移易。朕曾经告诫过王禹偁，让他自我修饬，不要太过轻肆。但看他近来的行为举措，始终没有改变。宫禁翰林之中，这么重要的地方，哪里还能让他继续待下去呢。

太宗也确实曾经当面告诫过他，对他说：“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爱卿你的文章成就，如果在大唐，不会在韩愈、柳宗元之下。但你这个人太刚硬，不能包容其他人。这样就容易让人阻碍你，如此一来，朕也无法庇护你。

这一番话说得很知心，史称“禹偁泣拜”，王禹偁哭着拜谢了太宗。

以夷制夷

王禹偁在朝廷期间曾经为对付西夏李继迁，贡献过一个战略意见。他认为朝廷多次讨伐李继迁，而李继迁依旧今天投契丹，明天归大宋，摇摆不定，此人可以不必劳动大宋力量去征讨他，只需要公开声明并列举他的罪状，晓谕边庭番汉各部，设立赏赐，给予高官，只要这样做，用不了多久，李继迁不是被擒获，就是被枭首，边庭诸部落人自会立功。这也是“以夷制夷”的一种韬略。对付李继迁，似乎也只有这一招最好使。而后来的结果也确实如王禹偁所料：李继迁在内部被人所杀，西夏曾经一度归附大宋。

到了真宗朝，王禹偁成为宿臣，得到真宗的敬重。

咸平四年（1001），王禹偁知黄州（今湖北黄冈），在任期间，州境之内有两只老虎搏斗，其中一只死，被吃掉一半。这一期间，还有群鸡夜鸣，一个多月了都不停止。冬天时，天上打雷。这类现象，弄得朝野不安。王禹偁上疏，引用传统经典《洪范》关于天人感应的说法，自己检讨，认为此事当应在我王禹偁身上。真宗当时正有泰山封禅的大典安排，他在百忙中赶紧派遣使者乘坐驿马到黄州去安慰他，并为他做法事消灾。法事期间，使者问道教主持人，主持人说：这事应在守土者。真宗惜才，听说后，觉得不能让王禹偁“当其咎”，就给他转移州郡，让他到蕲州去做知州，这样也许就能偏离开所谓的天上惩罚。王禹偁很感动，给真宗上了一份感谢信，内中有“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后”这样的字样。这都是不吉祥的文字。“宣室”，是汉代未央宫的宣室殿，汉孝文帝曾在这里向贾谊请教鬼神之事；“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寝，汉武帝曾有封禅大典的故实。王禹偁的意思是：有天人感应这类鬼神之事，我并不奢望还能活着；至于陛下您一直要效法汉武帝，准备泰山封禅的大事，我只期待能在我身后施行。这些话说得就像“谶语”一般，史称“上异之”，真宗很惊异。果然，王禹偁到了蕲州，不出一个月就死了，只有四十八岁。

“谶诗”与“势利”

王禹偁故实多。

《宋史》对他的评价是“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写诗填词有功夫，很机敏，很丰富。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敢于言说，喜欢评价人物，直身行道是他的基本品质。他常常跟人说一句话：“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群间，斯无愧矣。”元和，是唐宪宗时期的年号，宪宗时，大唐出现短时间的兴旺发达局面，史称“元和中兴”，而李绛、崔群，则是元和年间敢于直言的大臣。王禹偁这个说法，大有“恨古人不见我”的自诩。

他小的时候，当时已经是名流的毕士安，正在他所在济州做事，听说这个小孩子有才，就去看他。王禹偁正在推碾子磨面，毕士安就让他以《磨面》为题，作一首诗。王禹偁当即对道：“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著力，便是转身时。”毕士安一听，很惊奇，就将他留在子弟间读书。有一天聚会，济州太守出了一个诗句：“鹦鹉能言争似凤。”坐客一时对答不上。毕士安就将这个诗句写在屏风上。王禹偁见了，写了一句在下面：“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一见，叹息道：“经纶之才也！”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啊！于是给他穿上士大夫的衣冠，呼他为“小友”。等到毕士安做宰辅时，王禹偁也开始入朝掌制诰。

古来大见识有二，一为识英雄于微时，一为料结局于事先。毕士安有慧眼，王禹偁有天才。此事，成为一段文坛佳话。

史上记录的“谶诗”“谶语”很多，王禹偁这里就有几个案例。他有《病鹤》诗，内中两句道：“埋瘗肯同鹦鹉冢，飞鸣不到凤凰池。”大意说仙鹤即使死了，也不会跟鹦鹉在一起同葬；尽管仙鹤飞鸣高蹈不会到凤凰池。凤凰池是朝廷政事堂、中书省的譬喻。这诗一语成谶，王禹偁这么高的才华，这么高的志向，最后却没有做到宰辅，谶语成真。

淳化年间，他做梦写诗，梦里念给太宗听，还记得其中一句是：“九日山间见菊花。”醒来不知道啥意思，第二天，就被贬，到商州去做团练副使。到了官邸之后，满眼都是菊花。

即幻见真。这类“谶诗”故实，可以看作人们对他诗才的肯定。

犹如所有人的丰富性一样，王禹偁也有“势利”的一面。

太宗想周知天下事，因此有规定，即使是很疏远的小臣，有意见，也可以到朝廷来面见直言答对。王禹偁反对这个制度，认为不可。他上疏，奏章中有一句话：“至如三班奉职，其卑贱可知。”三班，是低级武官，当时设东﹑西﹑横三班。做武官入仕，先做“三班借职”，转“三班奉职”，然后，一级级升迁，最后可以做到节度使。“三班借职”是没有品级的。王禹偁这话一出，得罪不少人，而且流传开来，史称天下“盛传其语”。到了他自己被贬商州，有一天是“国忌”之日，他跟着太守到寺庙进香，天还没有亮，朦朦胧胧，也看不清什么。佛殿之前，有一个人仿佛穿着紫袍，端着笏板，王禹偁认为这人可能官阶不低，就想跟他聊聊天。这个人将笏板收起，对他说：“某即‘可知’也。”王禹偁听不懂，这个人解释说：“公曾经上疏言‘三班奉职，卑贱可知’。某今即官为‘三班借职’，是即‘可知’也。”史称王禹偁听后“怃然自失”，很惊讶，若有所失，怅惘了半天。

王禹偁瞧不起“三班”应该是一低级错误。他忘记了他原来也曾在家里“磨面”，连“三班”也不是。各类人皆有时运不济之时，落魄不是本质，何况初入仕途，“三班”不过是一个初阶，前途如何全在未知之间。所以这个故实看似嘲弄王禹偁，实则是对世相的一个讽喻。人性中的“势利”，古今一致，大宋也不例外，王禹偁一代名流，也未能免俗。

贬谪文化

王禹偁曾经谪守齐安郡（今属湖北麻城），此地荒凉，各类供给都很困难。但在聚会时，也有营妓作陪。不过此地的营妓模样不佳，王禹偁就写诗说事：“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也喜欢。”回忆过去我在西京洛阳看“牡丹”（暗指洛阳营妓）时，稍稍颜色差一点，就提不起兴趣。到而今，来到这个寂寞的山城里，看到野草一般的鼓子花（暗指此地营妓）也心生喜欢。

营妓，是大宋的一个制度性规定。也称官妓，在各州郡多有，用来“给事”不带家眷的官属。官妓有身价，高低不等，一般都来自“勾栏”，也即风月场所。宋代“勾栏”很“发达”。南宋试图革除这类规定，但还是有零星存在。事实上，营妓，也即随军妓女，是一个世界性现象。

他在替徐铉“雪冤”一案中，被贬商州，为此还写了《三黜赋》，内中有句云：“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这几句话好懂，意思就是虽然连续遭遇贬黜，但我还是要走正道。“正直”与“仁义”，是他一生所要坚持的内核。凭着这一篇东西，他成为“贬谪文化”的中坚。中国历来不乏因贬谪而知名的文人，此前，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故实广为人知。此后，范仲淹连续三次被贬，第一次，有送行的人说：“此行极光！”第二次被贬，送行的人说：“此行愈光！”第三次被贬，送行的人说：“此行尤光！”故史称范仲淹“三黜三光”。王禹偁在真宗朝曾有变法主张，可以称得上是范仲淹“庆历变法”的先声。

被贬黜，一是官职下降，一是俸禄降低。因此，按世俗的眼光看问题，会认为这类人“吃亏”。但正是这类“吃亏”，有了道德预设：被贬黜的官员，都是敢于直言，有正义感，有道义担当，敢以天下为己任，为百姓仗义执言的人物。士风以为被贬光荣，被贬者也认为被贬光荣，于是，凡“以道事君”而不是“为稻粱谋”而“事君”的，有荣誉感的士大夫，就有了不怕贬谪而坚守圣贤立场的故实。有意味的是：朝廷与君王也容许大臣们以被贬而自豪。在这类奇妙的“默契”中，推演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贬谪”文化现象。

王禹偁在为太祖皇后“仗义执言”被贬后，好友苏易简中进士第一的那一榜，有何进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这些人都很钦佩王禹偁，于是由苏易简带头，联名给太宗上奏，请求给王禹偁送行。太宗答应。到了那一天，三百多人浩浩荡荡将贬官送到西短亭，诸生在官桥之下向王禹偁拜别。王禹偁很感动，写诗给苏易简留念。但送行者还是有些害怕，不大敢过于亲密。只有一个叫窦元宾的书生拉着王禹偁的手流泪说：“天啊，这难道就是命运安排吗？”王禹偁记住了他，后来有诗给他，内中两句道：“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

白体诗《畲田词》

王禹偁是宋初著名文学家，成就是多方面的。宋初有三家主要诗派：“白体”“西昆体”“晚唐体”。王禹偁在“白体”阵营中成就最高。他有一首《畲田词》，颇为时论所赞赏：“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这诗写的是部落族人刀耕火种的景象，很像古诗《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种风景，看似对“尧舜”有“不敬”，事实却是传统政治哲学原理，也是现代政治哲学原理对“尧舜”的最高褒奖。其大义就是：无为而治。君王朝廷国家政府不对士庶指手画脚，士庶在自发秩序环境下，在充分自主的自由选择中，安居，乐业。现代充分市场条件，从根本上推演的也不过就是这种境界。“安居乐业”是《击壤歌》也是《畲田词》的主题，更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落实于民间的至美风景。人类，还远远没有实现“安居乐业”。

他的词也写得好，可惜传世的只有一首《点绛唇》。词曰：“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阑意。”这词好在哪里？实在不是“赏析”类文字可以说清。读下去，反复读，吟诵，就会慢慢发现词的美。王禹偁仅凭这一首词，足可以进入宋词大家行列。

他的诗晚年开始学习杜甫，曾经偶尔写诗，与杜甫暗合，就记录此事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本来想做白乐天白居易的后进学生，但也敢于期许我的前身也许是杜甫杜子美先生。

他散文成就也是宋初翘楚。他的政论散文《待漏院记》有言：“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这在“君相博弈”的政治大环境中，将“相权”提到了一个重要高度。他是最早认识到“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人物之一。

馊主意

王禹偁做左司谏时，曾经给朝廷出过一个建议：

“请自今群官诣宰相及枢密院使，并须朝罢于都堂请见，不得于本厅延接宾客，以防请托。”请从现在开始，大小官员要见宰相或枢密使，都要在退朝以后，到都堂去求见，宰相和枢密使，不能在东府或西府之本部大厅接见宾客。——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搞私人请托。

司谏，是言官，主要负责考察朝廷缺失，一旦发现，就要直言论奏；如果事情较大，还要敢于当廷谏诤。王禹偁在朝堂日日观察得失，发现有人不尴不尬走后门，办私事，于是，想出这么个办法试图杜绝私人走门路、通关节，立意也是为公。但这却是一个馊主意。

此事涉及太宗朝的“广开言路”政策，也与一个叫王沔的人有关。

王沔是一个颇有机心的人物。

当初，他曾经与张齐贤一同执掌枢密（略相当于国防部或参谋联席会议）工作。等到张齐贤外放，出守山西代州时，王沔有机会升职为枢密副使，并参知政事。五代以来，文官兼任枢密武职很常见。枢密院称“西府”、政事堂称“东府”，二者同在一个大院，人称“二府”。“二府”之间是都堂，应为二府合议或接见宾客之地，是总的办公地点。陈恕当时主管央企盐铁工作，也来到东府。但陈恕生性“苛察”，王沔在中书政事堂做过一些不漂亮的事，很担心同僚有人跟陈恕说旧事，于是很不自在。

这时候，左司谏王禹偁上书，提出那个建议。

王沔觉得这个主意正好可以分离政事堂人跟陈恕等人说他的往事，就上书力挺王禹偁，认为此事可行。

太宗一时昏聩，觉得既然能施行，也好。就令御史台宣布这一决定，施行之。

这不是个小事。

王禹偁的这个主意等于鼓励皇上猜防大臣，离间君臣关系。按儒学意见，这不是“诚之道”。

谢泌两批太宗诏书

太宗朝虽然还在开国之初，“人才粗疏”，但就中也有明白人。反对王禹偁这个意见的明白人是左正言谢泌。

“左正言”，在唐代就叫“左拾遗”（杜甫就曾做过“左拾遗”），与王禹偁的“左司谏”都属于谏官，地位略低于“左司谏”，负责观察并提出各类批评性或建议性意见，也称言官。

谢泌是太宗朝推动言论自由的重要人物。

在王禹偁提案之前，太宗一直提倡士庶上言，但到了端拱初年，读书人见到上书言事往往可以封官获赏，于是言事者越来越多。之中所言事，良莠不齐。于是太宗下诏给阁门，也即接受士庶上言的办公室，只接受那些不怀有“侥望”之心的上言。所谓“侥望”，也即“倖心”，意思指试图借助上言而得利的心思。这样一来，面对种种上言，阁门就要完成一个判断：这位是不是怀有“侥望”之心啊？如此一来，从阁门这里接受上言时，事先就有了盘问。阁门官员自然也是良莠不齐，在盘问中就有了对上言者不够尊重的动机性诘问。这样，一方面是从阁门开始，就按下了很多上言；另一方面，上言者也往往有性情清高的人物，不愿意接受这类问诘，更不想得到“侥望”的讥评，干脆放弃了上言。史称“由是言路少壅”，从此士庶上言的通道略略有了壅塞，不够流畅。

显然，对于广开言路而言，这不是吉相。

谢泌于是“抗疏”，直言诏令之非。他针对太宗的诏书批评说：

边鄙有事，民政未乂，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苟诘而拒之，四聪之明，将有所蔽。愿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颙颙之情，得以上达。

国家边境还没有安宁，国内政事也还没有太平。这时候，即使是狂夫之言，圣人也应该能够从中择选。假如像现在这样，盘问上言人是不是怀有“侥望”之心，那么四方聪慧明智的意见，就会遭遇壅蔽。希望能够采用可行的意见，拒绝那些不可行的意见，就可以了。不必设置什么上言的条件。这样，所有上言人就都能将自己心里的期盼意见说出来，上达朝廷了。

太宗见自己发布的“指示”遭遇如此犀利批评，没脾气，收回成命而已。

现在，谢泌又遇到左司谏王禹偁所谓“杜绝请托”的谏言，忍不住又上了一本，批评王禹偁，也连带着批评宋太宗。他说：

伏睹明诏，不许两府接见宾客，是疑大臣以私也。天下至广，万机至繁，陛下以聪明寄于辅臣，苟非接见群官，何以悉知外事！古人有言曰：“疑则勿用，用则勿疑。”若国祚衰季，强臣擅权，当此之时，可以为虑。今陛下鞭挞宇宙，总揽豪杰，朝廷无巧言之士，方面无姑息之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奈何疑执政大臣，为衰世之事乎？使非其人，当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设若杜公堂请谒之礼，岂无私室乎？塞相府请求之门，岂无它径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体以报陛下之道也。王禹偁昧于大体，妄率胸臆，以蔽聪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

这段话大意是说：我谢泌看到了关于不许两府接见宾客的诏书，窃以为这是猜疑大臣有私情的诏书。天下那么大，陛下那么忙，所以才将个人的聪明才智寄托于辅臣。如果不是接见群官，怎么知道朝廷以外的事情！古人有言道：“疑人勿用，用人勿疑。”如果是国运衰末，强臣专权，那个时候，怀疑大臣还说得过去；现在陛下已经收拾天下，总揽了四方豪杰，朝廷并无巧言令色之徒，地方并无姑息放纵之将，礼乐征伐各种重大命令都从天子发出，为何要怀疑执政大臣，做这种衰乱之世的事儿呢？假使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就应当斥退；既然用的乃是合适之人，放权给他，又干吗要怀疑他呢？就算杜绝公堂私人请托之事，难道两府大臣就没有自己更隐秘的私室了吗？杜绝相府请求这个门径，真想请托的人，难道找不到其他门径去请托吗？这个诏令可不是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令诸大臣舒展四体报答陛下之道啊！左司谏王禹偁对国家大体太糊涂，昏头妄语，以此遮蔽了陛下的聪明，概属于狂躁之言，不可推行使用啊！

史称“帝览奏嘉叹，即命追还前诏，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馆”。皇上看罢谢泌的奏章很是嘉赏赞叹，当即命令追还前面一份诏书，并将谢泌所上的奏章交送史馆存档。

谢泌，是东晋太傅谢安的二十七世孙，有文采，著述多种。多次给太宗、真宗进言，他的意见一般都能得到采纳。作为言官，谢泌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他看到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整理混乱，就提出要按照唐代“经史子集”分作四库的做法管理大宋的藏书。太宗觉得有理，就按他意见做，并让他出任四库“集库”的主管。

当时升殿奏事的人，得到皇上认可后，就带着奏章到有关部门去“传达”，这个过程难免有“巧妄”之举，也即投机取巧，妄言夸大的举动。谢泌就上言，要求从今往后，凡有上言，属于政事的，要送中书，属于军机的，要送枢密院，属于经济的，要送三司，都要经过复核，而后执行。这样，就避免了执行“准奏”时的人为走样。谢泌的这个意见，被采纳后，成为大宋“定制”。

差点挨板砖的大臣

谢泌，是赵炅很喜欢的一个大臣。

有一次，谢泌在史馆负责安排落榜的举子，当时落榜者不少，有些谣言在流播，以至于有些举子“怀甓以伺其出”，“甓”就是砖瓦，落榜的举子们不服气，以为谢泌不公，怀里揣了“板砖”准备给他一下子。谢泌听说后，从其他小路踅进史馆，躲起来，多日不出门。

太宗听说后，大笑，对左右说：

“谢泌职责是考试审校，哪里敢营私舞弊！这是落榜小人不自己掂量分量，反过来埋怨主考官。但这事也不得不防。”

于是问左右：“做什么官，前后的引导、警卫比较雄伟，以至于城里人都得回避一下？”

左右奏道：“只有台省知杂，比较威风，很多警卫，闲杂难于靠近。”

台省，指的是尚书省、中书省，也包括御史台，知杂，是御史副职，负责纠弹百官，大约得罪人较多，故出入府院，保卫工作做得比较认真。

太宗听后，就任命谢泌做了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以此来避免遭遇“板砖”之祸。

谢泌生性朴素简易，对道家方式有个性化理解。据说他临终时，沐浴更衣，穿了道家服装，焚香端坐而死。

谢泌多次议论时政得失，所论一般都能切合时弊，多次令太宗收回已经发出的诏书。太宗为此很高兴，更多次嘉奖他的忠诚。有一次，在便殿公干，太宗当面表扬了他。谢泌回答说：

“陛下从谏如流，故臣得以竭诚。昔唐末有孟昭图者，朝上谏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乱！”

大唐僖宗时，宦官田令孜专权，当时也是出任左拾遗的言官孟昭图求见不得，就给唐僖宗上书，直言田令孜之罪，被田令孜按下奏章不报，同时还假传圣旨贬孟昭图外放，路上又派刺客将孟昭图冤沉水底。

谢泌就是这样抓住一个个机会，规劝太宗赵炅做好事别做坏事。

史称太宗听了谢泌这一番话“动容久之”，很长时间情绪激动难平，他太需要这样直言上书的忠臣了！

有意味的是，太宗赵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虚怀纳谏的君王。这方面，他比乃兄赵匡胤做得还要出色，甚至比宋仁宗也要出色。他是真诚喜欢直言的性情中人。宋仁宗虽然也鼓励直言，但真的面对直言，他也往往气得鼓鼓的，不过是碍于经筵教导（少年时代受过的儒学教育）、祖宗家法、成人理性，“忍”着不发作而已。忍着忍着，忍到后宫，还是忍不住要背后发牢骚。太宗不必。太宗听到直言，如果感觉有道理，马上接纳，会很自然地改正错误；如果感觉没有理，他就沉默，即使被臣下误解，他也不做解释。这方面的坦荡与气度，超过了赵匡胤，也超过了宋仁宗。赵匡胤有时还会为大臣的直言气恼，要不就抓过铁斧子把人家的门牙敲掉，要不就拿一支墨笔在人家脸上画花脸。

太宗赵炅，确有异禀。

王禹偁要求“杜绝请托”，却导致“言路壅塞”的公言上疏，是文人从政的一个教训。假如没有足够的政治洞察力，仅仅凭借情绪化冲动，在自以为“政治正确”的动作中，很有可能走向了“政治错误”。政治，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形式，它的内部展开，很复杂。自以为“正义在胸”，但没有足够的世事洞察力和思想穿透力，并不能保证言说的正义。

大言柳开

宋初文人，还有个柳开。

他比王禹偁略长几岁，是一个言说中笃信孔孟之道的人物。他自诩：“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种论点，后来有很多评说，大意是认为这是视文学为道统的附庸，因而不可取。但事实上这是个难度很大的工程，不是不可取，而是做不到。柳开如此自我期许，除了一点比喻的意义之外，实为大言。后人之“道”，追踪孔孟尚不能及，径直说自己的“道”就是孔孟之“道”，言过其实。至于说柳开我之“文”就是孔孟彼之“文”，那距离更大，他无能达致这个圣贤高度，因为他不是圣贤。

柳开充其量属于“狂狷”者。

柳开有粗野狂妄的作风，他的名字都带着自命不凡的意味。他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所以名“肩愈”，是比肩韩愈的意思；又字“绍元”，是接续柳宗元的意思。后来对韩柳有了意见，又改名“开”，字“仲涂”，号“补亡先生”，意思是由他来开出大道，补缀前贤之不足。

他在太祖开宝六年（973）中进士，做过宋州（今河南商丘）的司寇参军，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曾知常州、润州，做过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雍熙年间，做监军，因用兵问题，与主帅有冲突，被贬。后又复官。真宗时代，加如京使，知代州、忻州，咸平四年（1001）卒，年五十四岁。

柳开算是唐宋古文运动在宋代的先驱人物，算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先声。在倡导质朴文风，反对浮靡文风方面，他成就斐然，令唐末五代以来的文章风气有所变化。

但他自己文章写得一般，没有多大影响力，还没有他的轶事影响力大。

据说他年幼时颇有异于常人之处，胆子大。后周显德年间，他跟父亲在一起，晚上与家人站在庭院里聊天，有强盗入室抢劫，众人都不敢动，柳开当时只有十三岁，急忙操起一把剑来，与贼搏斗。强盗居然被夺气，吓得翻墙逃走，柳开挥剑，斩断盗贼的两个脚趾。

就学之后，喜欢讨论经义问题，与当时的一般名流，如范杲、杨昭俭、卢多逊等人，都有交往。

雍熙北伐时，柳开向前线运送军粮，快到涿州时，赶上契丹酋长与大将米信交战，当时相持不下。但契丹来人表示愿意投降，米信有点信，柳开想得开。柳开认为兵法有言：“无约而请和，谋也。”敌人一定是有什么麻烦了，急攻，可以取胜。米信犹豫，结果几天后，契丹果然来继续挑战。后来知道，契丹之所以表示愿意投降，乃是缓兵之计，因为箭矢用光了，正在从幽州往前线运输中。有此经历，柳开对自己有了新的期许，他认为他可以带兵打仗。于是要求上前线，给太宗上疏写得很自信，说是“今契丹未灭，愿陛下赐臣步骑数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为陛下复幽、蓟，虽身没战场，臣之愿也”。他认为给他几千兵马，他几乎可以收复幽燕十六州。太宗也正好要用文臣带兵，就让他以崇义使身份知宁边军（今属河北省蠡县）。

雍熙北伐后，宋师岐沟关失利，不久，边境雄州、霸州等地相继传来“谍报”，说契丹将要入边，于是，各地开始备战。柳开所在的宁边军也得到情报，而且一天连续接到八十多份情报，都说契丹要来。所有人没有不信的，只有柳开不信。他给边将郭守文写信，陈述了五个理由，说契丹一定不会来。不久，果然传来切实消息，是谍报人员得到了假情报，警戒解除。当时谍报频来之际，汴梁也得到消息，太宗甚至想再一次御驾亲征，后来知道契丹不至，这才作罢。

这些事，都证明，柳开虽然不过一介文人，但对付契丹，似乎有特殊的直觉。

柳开为官三事

有个契丹“贵将”名白万德，是河北真定人，此地距离柳开所在的宁边军不远。宁边有豪杰，是白万德的姻族，有亲戚关系，因此常常出境去走亲戚。柳开与豪杰素有来往，知道此事后，就劝说豪杰，要白万德为内应，带着整个幽州，归附王师。事有成，当“裂地封侯”，也即给他个节度使。柳开等于在“代表”太宗行使“恩赏”大权。这事诱惑相当大。无论契丹还是大宋，武人能做到节度使，那就是过去藩镇，是国家的方面大臣。白万德还真就答应下来，并派遣使者过来“请师期”，问宋师伐幽燕的时间。这个使者还在宁边军没有回去，柳开却接到了调动报告，要他到全州去做知州，策反大事，就这样没有做成。

但这事也有另外的可能：白万德诈降。他来询问“师期”，就不得不防。事情没有成，各种可能都不存在了。

柳开移知南方，到全州（今属广西桂林），“收复幽、蓟”，从此无缘。

但他到全州，干了个漂亮事。

当地有个部族，称“西溪洞有粟氏”，有五百余人，经常抄截地方的庶民粮食牲口，柳开准备了衣带巾帽，算作礼品，又在衙吏中选了有勇气、口才棒的三个人，要他们进入这个部族的内部，劝诱部族归附，大意说：如果能归附我全州府，我柳开有重赏，给你们田地房屋定居；不然，发大兵深入，将你们一族全部灭掉。这一套恩威并施的办法，生效了。史称“粟氏惧”，于是留下两个衙吏作为人质，部族首领率四个酋长和一个衙吏一起到了全州，表示愿意归附。柳开很热闹地犒赏了他们，全州吏民也很高兴，都愿意友好地与他们吃酒交朋友。一直流连了好几天，放他们回去了。不久，部族按照约定的日期全部来到全州。柳开当即安排他们安居。这个多年的麻烦解决了。

柳开也很得意，写了《时鉴》一篇说这个过程，还为此刻了石，很隆重地纪念此事。然后，又让酋长到京师，入朝，太宗也高兴，授这位首领为全州上佐，赐给柳开钱三十万。

全州有个士卒，不知为何对柳开不满，直接在全州府诉讼柳开，柳开坐堂，见此人讼自己，一怒之下，给他一个徒刑，杖背、黥面，送到京师。“徒刑”是传统“五刑”之一，第三等重。再严重就是“流刑”戴枷发配远方，更严重就是“死刑”，正法了。但朝廷有关部门认为这个士卒“罪不及徒”，罪行还不至于到“徒刑”一级，柳开量刑过重。于是，将柳开削去两个官职，贬黜为一个团练副使。后来又复官、移官，最后知邠州（今陕西彬县）。

邠州此地正在征调粮储，运往与西夏接境的环州、庆州。但这一次，转运使催督甚急，百姓不堪，几千人到州府来哭诉。柳开就给转运使写信，大意说：

“我最近从环州那边过来，知道那边的情况，现在即使刍粮不再继续征调，大兵也可以支用四年左右。方今蚕农正在农忙时节，多次调运，已经是老幼疲敝，牲畜困竭，怎么没完了，还在转运？请罢征调。如果不罢，我柳开就派出驿乘，告到朝廷，去跟皇上说去。”

转运使闻言，罢免了当地的转运。

柳开此举有“为生民立命”的道义担当，值得表彰。

真宗朝时，柳开知代州，这是张齐贤曾经立功的地方。

但是代州这个地方也奇怪，总是将帅不和。柳开一来就看到这个问题。甚至包括如何修缮城池，如何准备战具等问题，主将意见也不一致。柳开对跟随他来的儿子说：“我夜观天象，星斗间有云从北边来，犯我边境，这是预示着契丹就要来了。我听说大军能胜，主要在将帅要和。现在诸将不和，都对我有怨言，一旦敌寇来了，肯定会危及我。”于是上疏，要求调换州郡，真宗答应他，移往忻州，做刺史。

就这个故实考察，柳开不及张齐贤甚远。

但柳开有文人的那种侠义。

亦侠亦匪

在河北老家大名，柳氏乃一大户人家，史称“家雄于财”，家中财富雄甲一方。他又好结交、好施舍。但家中财富都在叔叔手中掌管，很吝啬，往往不能满足他。当时恰好有一个名士赵昌言在河朔一带游历，这日在大名谒见柳开，聊得投机。柳开就多次找叔叔要钱，要资助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叔叔才不管啥名流，家财来之不易，是祖宗基业，说啥也不给。柳开一怒，夜半开始放火，烧了一间房舍。叔叔吓坏了，赶紧拿出三十万钱送给赵昌言。柳开就用这种“要挟”手段，获得了部分财富支配权，这位叔叔从此“恣其所施，不复吝”，随便他去施舍，不敢再抠门。

也是在大名时，柳开路过一个酒肆，饮酒时，看到旁边一个士人，言辞气度与当地人有不同，就与他聊天。原来这个人从京师而来，因为家贫不能礼葬其亲人，听说这里有个人叫王祐，很仗义，因此想找他借钱葬亲。柳开问他大约需要多少钱，士人说：“二十万足矣。”柳开倾尽所有，得白金百余两，又凑几万钱送给了他。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义举。

柳开还是一个善于做“行为”的人物。史上说他“少好任气，大言凌物”，少年时好任性，使气，说话口气很大，往往轻蔑他人。

柳开从家乡大名往东京汴梁去应试，晚上住宿在驿站，听到有妇女哭，声音委屈、悲哀。到了早上，就去询问。

原来她是临淮（今属安徽凤阳）县令的女儿，算是柳开同乡。但这位临淮令很是暴横，有不少贪污行为，还把很多坏事都委托一个仆人来主持。等到县令任职期满，要暂回家乡时，仆人动了歹念，就要挟县令，逼他把女儿嫁给自己，不答应，就告发县令的种种不法。县令看看事情无法避免，只好答应。女儿一向不喜欢这个恶仆，所以夜半想起，哭了起来。

史称柳开“素负节义”，素来负有节义的气度和名声，于是来了一股侠义之气。当即就去见县令，县令没法隐讳，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柳开。这事对县令来说，乃是人生的一大困境、绝境，自己作恶，反被恶人所磨。不是当事人，恐怕很难体会他的痛悔。柳开把事情问清楚了，对县令说：“我愿意借你这个地方，见一下这个仆人，为先生你除害。”县令召仆人时，柳开让县令准备酒果盐梅各类烹调的调料，自己装在袋子里带回房间。仆人来见过柳开，二人算是认识了。到了夜半，柳开招呼这个仆人进入自己房间，问他：“胁迫主人，要将他的女儿做夫人，这活儿就是你干的？”说着，即掏出刀子刺死了他。当晚，将仆人大卸八块，把那些酒果盐梅当作料，一锅炖了。第二天，招呼县令一家和驿站的人们一块吃肉吃酒。完事后，柳开急急忙忙就赴京赶考去了。县令追上他来感谢，说一个晚上到早上一直没有看到仆人，哪儿去了？柳开答道：“适共食者乃其肉也。”刚才咱们一帮人，一块吃的，就是那小子的肉。

这类行为可以分三段说。开始，柳开志在惩罚恶仆，救助女孩，算是行侠仗义。尔后，杀掉仆人，虽然算是私刑，虽然算是“以黑治黑”，但还不失为“原始正义”，于法不当，于情可原。后来吃人肉，而且欺骗他人一同吃人肉，此即为恶、为罪。

柳开见了漂亮女孩，做派虽然不像那个恶仆，但也相距不远。

有一个记录说，柳开在润州做知州时，遇到一个姓钱的供奉官，乃是原吴越国王钱俶的近属族人。供奉官的父亲刚刚到汴梁“奉朝请”，就是没有实职实权的官员循例见君主。柳开以一个知州的身份来见地方名流，钱父没在家，就与供奉官在书房里逛，看到墙壁上有一个妇人的画图，很美。就问这个女人是谁？供奉官说：“某之女弟也。”画中人乃是我的小妹妹。柳开喜笑颜开，说：“我柳开已经丧偶很久，想娶你这个妹妹来做继室。”供奉官说：“等家君回来，禀告后，再来议论这桩婚事。”柳开大言不惭道：“以我柳开的才学，也不算辱没你们钱氏大家族啦！”于是连哄带吓，强迫供奉官将妹妹嫁给他，不到十天，婚礼完成了。钱供奉官不敢得罪柳开这位太守，跑到京师去见父亲诉说此事。老父亲就上殿告柳开，说他“劫臣女”，劫持臣的女儿。当时真宗当朝，却尽力想着息事宁人，偏袒柳开说话，问这位钱老：“你认识柳开吗？告诉你啊，那可真是一个豪杰之士啊！你们家可以说得到佳婿啦！这样，我来为你们做媒可以吗？”钱父听到这里，哪里还有什么话说，拜谢而退，成就了柳开。

过去，柳开到了京师，应选举试时，将自己写的文章准备了几千轴，一轴一卷，用个独轮车载着而来。

大宋选举制度，有个规定，士大夫应试，要有联保，联保者要证明应试者没有大逆不道不孝不悌等行为，称之为“引试”，知举官向联保询问清楚，而后才可以就试。到了“引试”那天，柳开穿了件白细布制作的圆领大袖，下摆有一横襕，这是士大夫很时髦的“襕衫”，自己推着车子，上千轴著作也颇壮观。史称柳开“欲以此骇众取名”，想用这种办法炒作自己吓唬众人，取得名声。但跟他同考的有一人名叫张景，很能写文章，只带了一轴作品在有司帘子前献上。结果主司对张景大为称赏，擢为优等。柳开居于张景之下。时人传开了一句口头禅：“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

拜求徐铉“赐之一言”

《湘山续录》记载柳开一故实，很是令人惊恐、恶心。

书中说，柳开性情极为凶恶。他举进士后，官做到侍御史，后又授崇义使，知全州。他嗜食人肝。每次擒获溪峒蛮人，一定会召集僚佐宴饮，在自己案子上放一盘盐料。然后，命从卒将俘虏押来，剥光，从后背取人肝，放到柳开案子上。他自抽佩刀，割了，蘸着盐料啖食。一座皆惊。他在知荆州时，还常常让人盯着邻郡，如果有诛杀之事，马上派从卒“健步”去取人肝，用来充作食用。

柳开知邠州时，太宗知道了柳开生食人肝的恶行，史称“怒甚”，就命令一位叫郑文宝的大臣做陕路转运使，顺便调查此事，如果属实，就用这事给柳开治罪。柳开闻言很害怕。

此前，文臣徐铉因为得罪，被贬邠州。徐铉是江东名士，有文化贵族习气。无论天气多么寒冷，他也不穿毛衫，他认为那是“戎服”，是五胡乱华之后才有的习俗，蛮族人穿的衣服，他不穿。他一生穿的都是宽袍大袖，大汉服饰，从来不穿短衣襟、窄衣服。

在汴梁，上朝往往要到待漏院会齐，等待押班带领入朝。待漏院，百官所在，因此吸引很多生意人来做早餐，卖白面馒头的，卖羊肉烩面的，卖肝夹粉粥的，热气腾腾，叫卖不断。黎明中，黑影晃来晃去。徐铉看不惯，说：“简直就像蛮夷所在的寨下一般。”

他参加人家的吊唁，往往要带上治丧的礼服，到了人家后，在客位静静地换上，然后入吊；完事后，再穿上日常深衣，缓缓退去。

这样一个人物，不为柳开所喜。柳开是那种豪横之人，对士大夫没有礼敬。所以徐铉在邠州多日，柳开不怎么搭理他。

但郑文宝要来了，而且他有可能栽在郑文宝手上。但郑文宝却曾经师事徐铉，是徐铉的学生。等到郑文宝就要到邠州的时候，柳开临时抱佛脚，来求徐铉帮着通融。徐铉说：“文宝昔日是我弟子，但是时过境迁，哪里知道他现在怎么想。”徐铉在太宗一朝，已经是大师一级的学者。他与句中正等人共同校对《说文解字》，并写了至今流传的《序》，还参与编纂了《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多部大书，自己有《文集》三十卷，著作多部，天下追随他的人很多。徐铉读圣贤书，对柳开生食人肝非常恶心，不想管他这个事。

柳开看出他的意思，就再拜，求他，说：“先生但赐之一言足矣。”先生您到时候，给郑文宝一句话就足够啦！

柳开知道徐铉弟子对老师的崇敬。

徐铉答应了，届时“赐之一言”。

不久郑文宝带着刑具，到邠州来了。他下车不去见知州柳开，却曲里拐弯来到小巷，拜见老师徐铉。徐铉出来，郑文宝行大礼，然后避开正面的台阶，从西边的台阶上来，在廊下跟老师“通温情”，然后走下台阶再拜。徐铉于是要郑文宝上来。二人在廊下站着说话，叙旧。然后告诫郑文宝“持节”，恪守大节，士大夫要珍重这个操守。又告诉他：我徐铉已经被朝廷贬黜，形同废人，以后你不要再来。徐铉这是避嫌，关爱弟子，所以他不让弟子升堂入室，就在廊下“立谈”。郑文宝非要问老师“所欲”，有什么要弟子去办的事。徐铉说了一句话：“柳开甚相畏尔。”郑文宝听后，“默然”。

最终，郑文宝没有锻炼周纳，网罗更多罪名，算是放过了柳开一马。

徐铉在邠州，已经七十岁了，他手写许慎《说文》一部，史称“谨细无误”。由于他不穿毛衫，北方不比江南，过于寒冷，徐铉也许受风寒转大病，结果病倒。一天，他洗漱完毕，梳了头发，命人找来一张大纸，写了六个大字：“道者天地之母”，放下笔后，死去。

柳开则死在真宗朝咸平三年（1000）。

卫道者与米舒卡

我不喜欢柳开这个文人。由这类文人“弘扬”圣贤之道，恰恰是对圣贤之道的玷污。有一个故实可以佐证我的意见。

说柳开做润州太守时，僚属有个才子名叫胡旦，二人常有唱和来往，但都是那种喜欢扬名立万的人物。柳开写诗弄文，已经有名于天下，胡旦名气也不小。这一天，胡旦将自己默默写作多年的一部书《汉春秋编年》定稿，拿出来给柳开看。润州有金山，风景秀丽，胡旦从驻地乘船来这里，就柳开的方便，设了一个酒局，柳开来了之后，拂案，开编，还没有展卷，看到编首竖写一行题目：“汉春秋编年”，不禁大怒，斥责道：

“小子乱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尔何辈，辄敢窃圣经之名，冠于编首！今日聊赠一剑，以为后世狂斐之戒。”

你这小子竟敢淆乱纲常，乃是名教罪人一个！自有生民以来，从未有人像孔夫子那样神圣，你是什么人，竟敢窃取圣人经典《春秋》的名号，还恬不知耻地冠于编首！今天先吃我一剑，以此来作后世狂妄之徒的鉴戒！

说着，拔出剑来就砍。胡旦跑，柳开追。胡旦大步跑，礼服长袍迈不开腿，只好两手提起下摆，急忙奔回来时所乘的大船。柳开一直追到码头，剑锋几乎就要刺到胡旦，在舟人的护拥下，勉强登船。船急离岸，柳开还在船帮上砍了几剑，算是泄愤。

护道、卫道，到了这种地步，就是戕道、害道。《克雷洛夫寓言》说一个故事（不是故实），很近于此。大意说：一个主人带着米舒卡（狗熊）走在田野上，夏日的阳光很舒坦，主人要在树荫下午睡，叮嘱米舒卡，不要任何人来打扰。一只苍蝇落在主人脑门上，米舒卡搬起石头来砸向苍蝇。柳开此举，就很像这个忠实的米舒卡。

嘲柳开

柳开走在哪里跋扈在哪里，以一种“文人怪癖”不断博取名声。但他遇到了一个对手，潘阆。

潘阆也是江湖奇人，与柳开是同乡，也是河北大名（今属邯郸）人。二人多有交往，也有诗唱和。但潘阆不喜欢官场生涯，就想着读书、写诗，在隐居中自在度过一生，对柳开的出仕和得意常常给以嘲讽。

太平兴国四年（979），柳开跟随太宗平北汉，潘阆听说后，就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云：“从来长见说兵机，今日君恩志岂违。骢马不骑骑铁马，绣衣休挂挂戎衣。雄师已听心皆伏，劲敌将闻魄尽飞。应笑苦吟头白者，二南章句转衰微。”大意说：一直听你说兵家之事，现在跟着皇上总算实现你的愿望啦。有文人所骑的骢马你不骑，现在却去骑武夫要骑的铁马；有文人常服的绣衣你不穿，又披挂起来了军服。大宋雄师知道你来了，估计会很服气你吧？契丹敌寇听说你来了，估计魂魄都会吓飞了吧？我真应该笑你这位曾经立誓皓首穷经的大文人，你不弄经典了，《诗经》等等儒家文献的整理可就衰微啦！

一首诗，通篇都是讽刺，辛辣得很。

但这还不算什么。

柳开在知全州时，路过维扬（今属江苏扬州），潘阆正在这里，旧友重逢，二人就到休息的传舍。到了一个大厅，看到一间屋子锁得很严密，一打听，原来这是一间凶宅，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有不祥的事情发生，于是，十多年没有人住了。柳开那种任侠使气的派头来了，很不屑地说道：

“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詟夷夏，何畏哉？”我柳开文章足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让国人惊恐，有什么怕的？

于是，就将这间屋子扫除了，住在其间。

潘阆秘密对驿站中的小吏说：“柳公，乃是我的老朋友，但他常常大言自我炫耀。现在我做个小局，吓一吓他，你们不要惊讶。”

到了天黑，潘阆化了妆，来了。他把露肉的地方都染黑了，穿上豹纹兜裆裤，吐着野兽的牙齿，披发，手执大锤子，从外面的围墙翻入。然后爬上房，正儿八经地坐在大厅对面的房屋屋脊上，从这里可以俯视大厅。这个晚上月光也好，天气晴朗，视线清晰。柳开正带着剑从厅里走下院子，散步。

潘阆换了一种嗓音呵斥他。柳开举目，看到了屋脊上的妖怪，眼神不免迷离。潘阆继续呵斥他，柳开有了惶惧，赶紧说：

“某借道赴任，暂时栖息在这座馆舍，不是有意要打扰您，请您多宽恕啊！”

潘阆于是一件一件数说柳开的恶事、不法之事，然后又厉声说道：

“阴府因为你积累戾气太重，坏事太多，使我带着符箓追你到此。今天，现在，你就要跟我赶紧去见阎王！”

柳开茫然，已经全无主意，于是下拜道：

“您说的那些事，我确实做过。但是我现在做官的位置还没有达到，家中还有很多事没有处理。如果能蒙恩宽恕，庇护，我柳开一定会有厚报！”

说完再拜，甚至哭泣起来。

潘阆坐在屋脊上，感到目的达到，也不想太过，就对他说：

“你认识我是何人吗？”

柳开匍匐中回道：“某乃尘土中的下士，实在不认识圣者您。”

潘阆道：“我便是潘阆也。”

柳开这才回过味来，连声叫着“潘阆！潘阆！你下来！你下来！”说不出更多话来。

潘阆知道柳开这人性情躁暴，难免会有什么举动，当晚就逃了。

柳开惭愧莫名，第二天一早就乘舟离开了维扬。

弩下逃箭

潘阆，又名潘逍遥，是宋初带有传奇色彩的文人。

他主要活动于江湖，但偶尔进入庙堂，却参与了大宋最重要的两大案件：“赵廷美谋逆案”和“宋太宗立储案”。两场大案，他都反对宋太宗。在“赵廷美谋逆案”中，他与卢多逊在一道，多方奔走，试图拥戴赵廷美为帝。在“宋太宗立储案”中，他与宦官王继恩在一道，多方奔走，试图拥戴赵元佐而不是后来的宋真宗为帝。他似乎是“金匮之盟”的忠实捍卫者。

据说在卢多逊为赵廷美奔走时，潘阆预先就参与了这个“阴谋”，而后，他混迹于京师一个叫讲堂寺的地方，开了个药铺，装饰得古意盎然，连药童的打扮也都是唐巾韦带，气貌爽秀。这里成了拥戴赵廷美的一个民间据点。

不久卢多逊事情败露，大兵已经围了卢宅，就要来抓捕潘阆。潘阆有感觉，他知道跑是跑不掉了，必须要暂时隐藏，隐藏到哪里去呢？他想到了邻居，于是到邻居家发表了一通议论，道：

“我，谋逆的事，已经暴露了。抓住我正法，只不过就是我一个人，现在，我到你们这儿来了，你们也都知道我谋逆的事了。要是朝廷严肃起来，抓捕诸邻等人，那时正法的可能不下数十人。现在我在你这里藏身，你不说，我不说，那就等于让你家数十口人躲过了灾祸。你也不必担心大兵会来你这里搜索，常言说：‘弩下逃箭’，弓弩射远，不可能射近。我现在要是出门就会被抓，你这儿就是罪犯的同谋。你们想想，这事该怎么办？”

邻居听了无可奈何，只好将他藏在家中隐秘处。不一会儿，果然来了捕快，闯入潘阆药铺，四处搜索，没有人。然后，朝廷画影图形，下发到诸路继续缉捕，哪里找得到。

不久，卢多逊被判刑流放崖州，渐渐市上议论少了些。潘阆就剃发，僧服，五更天，拿着个磬缓缓敲打着，摇摇晃晃出了汴梁城。

潘阆“隐身”

他先来到山西南部的中条山。

这里居住着很多隐士。

潘阆曾经有诗名，但为人狂放不羁，他与当时有名的诗人钱易、许洞为友，曾写诗，有句道：“散拽醉僧来蹴踘，乱拖游女上秋千。”据说这是他曾经有过的行为自叙。潘阆“文人怪癖”颇多，他还曾倒骑驴，像传说中的张果老，从华山东来，对人说：“我喜欢华山，不喜欢京师。”当他来到中条山时，许洞恰好在此，闻听老友来了，就写了诗赠送潘阆。诗云：“潘逍遥，平生志气如天高。倚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尔口呶呶。罚教临老头，补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神镇常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怪。”写这诗等于做姿态，跟潘阆划清界限，相当于向朝廷交上一份免责说明书。

潘阆待了一阵，觉得还不是个办法，就继续西行。

他来到陕西甘肃一带，在一个叫秦亭的地方，弄了一副担子再次化妆，扮作箍桶匠。此地有他一个故交阮思道，也是一个名流，诗人，做过知州和兵部员外郎，这时候正做着秦州的司法官。潘阆叫卖箍桶，阮思道听见、看见，假装不认识，就说要箍桶，放他进入府邸。阮思道提了“三锾”钱，明着向潘阆示意，很潇洒地扔到案子上，乘马出门而去。潘阆领会了他的意思，是让他假作拿钱走人。“三锾”钱的“锾”，是表示重量的单位，也有说就是六两或六两半银子；但也有说“锾”就是“环”，也许一“锾”就是一吊铜钱。总之钱不会太多。但这个场面也不能留下太多。潘阆拿了钱，直接进了里面房间藏了起来。阮思道回来，问守门的：“我放在案子上那三锾钱哪去了？那个箍桶匠哪儿去了？”守门者没法回答，阮思道就痛揍了守门人一番，然后让他去搜捕。守门人恨死了这个箍桶匠，就到大街小巷到处去找，踪影皆无。

潘阆就这样在阮思道府上待了下来。

大将曹彬此时恰好做着秦州的藩帅，阮思道有机会与曹彬接触时，慢慢谈论赵廷美案，说到各地正在拘捕的名流，提及潘阆。阮思道说：“朝廷抓捕潘阆急如星火，我听说潘阆也是一豪迈之士。窜伏这么久了，他应该想办法逃离死罪。曹公您是大臣啊，如果能奏闻朝廷网开一面，或者给他一个小官，召他出来，这也是羁縻的一个办法。”曹彬觉得他说的有理，就在回京奏事时，跟太宗说了这个事。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曹彬从未做过“秦帅”，举荐潘阆的是宦官王继恩。还有一种说法，没有指具体何人，但说此人劝谏太宗，说潘阆乃是一人才，现在到处躲藏，最后的归路，如果潘阆不南下广粤交州，必定会北走胡人之地。那就等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一个人才推送给了敌对势力。总之太宗答应赦免。潘阆闻言，结束了流亡生涯。

这时，潘阆与宦官王继恩有了联系。王继恩很欣赏他的才气，多次向太宗推举潘阆。太宗就给了潘阆一个“四门助教”的小官。当时国立学校称为“四门馆”，明堂有四门，在此地协助国子祭酒或博士教授生徒为“助教”。

但事后不久，太宗又听说潘阆有种种狂妄行为，并对王继恩这位宦官参政有了警惕，于是，派人追回前诏。这也是做给王继恩看的一种姿态。

潘阆正在郁闷，不料太宗驾崩。潘阆于是与王继恩等人开始拥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或太祖的孙子赵惟吉，就是不想拥立太宗生前与寇准册立的太子赵元侃。但此时吕端“大事不糊涂”，以一种社稷之臣的胆略和器识，稳定了局面，顺利拥戴赵元侃也即真宗皇帝践祚成功。潘阆又开始了第二次逃亡。

宋刘攽《中山诗话》记载，说潘阆的逃亡另有原因。

书中说：“太宗晚年，烧炼丹药，潘阆尝献方书。及帝升遐，惧诛，匿舒州潜山寺为行者。”太宗晚年，喜欢烧炼丹药，潘阆知道后，曾经向太宗贡献炼丹术的书籍。但太宗可能服用丹药，不久病逝，潘阆害怕受牵连被杀，就藏到舒州（今安徽安庆）的潜山寺做行者。

这事如果属实，则是宋史一大关节。太宗之死似与服用丹药有关。宋人服用丹药也是一种风尚，名相薛居正就是因此而死。此事大可存疑，但也不得不引人生出联想。

且说潘阆，他在潜山寺中隐藏，因为逃亡成功，心情不错，还在钟楼上题了一首诗，第一句说：“绕寺千千万万峰”，第二句，今已不传；末二句说：“顽童趋暖贪春睡，忘却登楼打晓钟。”有一位熟悉潘阆诗歌风格的州郡官员叫孙仅，见到这诗后说：“此必潘逍遥也。”这一定是潘阆的诗。于是让寺僧请诗人出来见面聊天，但机警的潘阆又一次消失了。

随后，他觉得似乎局势稍稳，再次进入京师，继续开药铺。他以为此地是“灯下黑”，是“弩下逃箭”，结果大意失荆州，被人认出捉住，收到监狱。

真宗开始“听断”，亲自“录囚”，赦免了他，并任命他为滁州参军。

赴滁州上任的途中，他有一首诗，记录自己的心情：“微躯不杀谢天恩，容养疏慵世未闻。昔日已为闲助教，今朝又作散参军。高吟瘦马冲残雪，远看孤鸿入断云。到任也应无别事，愿将清俸买香焚。”最后两句，是一种自我标榜：对于宦游生涯，我潘阆无兴趣，也不会有更多上心的事，就想着有了干干净净的俸禄，拿来买香烧。烧香，静心，宋代有“心字香”，在熏炉里面烧。

他的晚年在钱塘一带度过。

手把红旗旗不湿

文坛上，潘阆以诗名。《中山诗话》评价他的诗有唐人风格，举例是一首五律，诗题《岁暮自桐庐归钱塘》，诗云：“久客见华发，孤棹桐庐归。新月无朗照，落日有余晖。鱼浦风水急，龙山烟火微。时闻沙上雁，一一皆南飞。”《中山诗话》作者刘攽，认为这诗韵味“不减刘长卿”，不比唐诗人刘长卿差，而刘长卿写得最好的就是五言诗，自称“五言长城”。刘攽如此推许潘阆，自有道理。

但潘阆最负盛名的是他的词。

他以《酒泉子》为词牌的十几首词，名气很大。其中一首，“长忆西湖”，慢慢吟诵，会感觉到宋词文化那种意味隽永的美：“长忆西湖，尽日凭阑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这词别有版本，字句略异，不录。但名气更大的是“长忆观潮”一首，词云：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这首词“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将钱塘观潮风景凸显出来，让人读过难忘。且这两句词，已经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它自己生长为一个毛茸茸的意义团块，可以随读者自己的阅历经历赋予它不同的内涵。犹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犹如“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犹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两句诗脱离开全诗，自己获得了生命力。

潘阆，有才。这样一个诗人，两次参与“叛逆”活动，居然平安无事过一生，真宗时代甚至给他官做。大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

柒 王小波起事

血性男儿遭遇不公，是一定要讨个说法的。如果大宋帝国不给王小波一个说法，王小波就要给大宋帝国一个说法。所以，王小波、李顺，是一代雄杰、壮士，甚至是具有“斯巴达风采”的勇士，但他们不是政治家。

焦四焦八

大宋三百年间，各地时有零星造反活动，大小民变、兵变数十起。巴蜀李顺、洞庭杨幺、梁山宋江、浙西方腊，是最为著名的四场民变，其中以太宗朝“李顺之变”影响为最大。

太宗一朝，“李顺之变”外，尚有“焦四之变”“梅山峒蛮之变”“刘渥兵变”“宋斌兵变”等。

淳化五年（994），“李顺之变”正在“轰轰烈烈”之际，今天的西安一带，有强悍的民变首领，史称“剧贼”，名焦四、焦八，开始变乱。从汉武帝时开始，长安，也即今西安地区，称为京兆，另有附近两块区域称为左冯翊、右扶风，其辖境略当今陕西中部地区，史称“三辅”。这是周秦汉唐以来，经济最富裕、文化最发达的行政区域。焦四、焦八在此地攻取、劫夺当地居民，极大影响了大宋对西北的秩序治理。

但太宗对这一股“常啸聚数百人”的“剧贼”，给予了安抚政策。朝廷悬赏招募焦四等人，“待以不死”，放下武器，大宋就会行使赦免权，不会惩戒，还有优厚赏赐。

焦四、焦八选择了投诚，史称“请罪自归”。

三辅地区的士庶得到消息，到处都是欢庆相聚的风景，很多人开始供佛、施舍，感谢佛陀保佑人们终于免予祸患。

太宗言而有信，召见了焦四等人，赐给他们锦袍、银带、衣服、缗钱等等，并擢升焦四为龙猛军使。龙猛军，是殿前诸班禁兵之一。这是太宗时期新设立的一支部队，一般都是由“群盗不可制者充之”，这支部队平时纪律性差，彪悍善斗，但作战并无战斗力。在四川就有巡检所率领的龙猛军作战时失利，“溃为群盗”，溃败后散入绿林成为盗贼。太宗的做法则是，盗贼转化为军人，且任命焦四为“指挥使”，令其洗心革面。焦四这支队伍没有下文，这也正常，大宋养兵，是一个长期国策。只要焦四之类不再变乱，国家花钱养一支“冗兵”，大宋朝野认为应该。但“冗兵”渐渐成为国家负担时，就有了裁减的动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梅山峒蛮之变

还有一个“梅山峒蛮”发动的民变。

梅山，在今天的湖南中部，位于长沙和邵阳之间。过去，因为交通闭塞，这里很少与中原来往。一支部落居住其间，就是“梅山峒蛮”。

湖南州县多邻溪峒，溪，是溪涧流水，峒，是山间洞穴。有部落靠山靠水居住，靠水的一般称“溪蛮”，靠山的一般称“峒蛮”，但二者并无明显分界，也即“溪蛮”也有洞穴，“峒蛮”也有溪流。此地蛮族颇多，唐五代以来，常有变乱。而“梅山峒蛮”为害地方尤烈。

早在开宝八年（975），太祖正在江南用兵之时，梅山峒蛮就有了趁火打劫的行动。当时的长沙附近七个县都遭到了梅山峒蛮的侵扰、攻略。太祖赵匡胤下诏，给这七个县被蛮贼劫掠的庶民蠲免去年的欠租，另外免除当年的租税，等于免了两年赋税。不久，又得到消息，邵阳附近也有七个县被劫掠，于是又如长沙七县诏令，也减免了租税。地方遭难，国家赔偿，是太祖太宗的“祖宗家法”。随后，太祖又派出名将李处耘的儿子，时任供奉官的李继隆带领禁军雄武军三百人到邵州戍守，为了避免过度杀伤，只允许他们带上刀盾，没有发给他们弓弩等重兵器。但是李继隆到达长沙西南、邵阳东北时，遭遇了峒蛮数千人的拦截。李继隆没有弓弩，只好以刀盾与他们短兵相接。李继隆指挥得法，力战后，峒蛮遁去。但李继隆被峒蛮毒箭射中手足，宋师伤者百余人。

到了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梅山峒蛮更壮大，发展为两部，“左甲首领”为苞汉阳，“右甲首领”为顿汉凌。二人的民间传说故实颇多，一种说法是：苞汉阳，即扶汉阳。这非常可能。古来“伏羲”，往往写作“庖牺”“包牺”“伏戏”，故，“包、苞”，与“伏”音相通或相近，是可能的。而关于扶汉阳，更有说法是后周时的一位忠臣之化名，不服大宋，故后周灭后，跑到深山老林继续与大宋对抗。显然，这是一个可以生发传奇情节的故实种子。

且说这二位峒蛮首领，经常在当地附近州郡充当贼寇，抄掠地方，劫持商人，俨然就是一方绿林。于是荆湖之地商旅不行，民居不安，人心惶惶。太宗多次派遣使者前往梅山，试图“招安”，但峒蛮不听。于是，太宗下令，要客省使翟守素，征发潭州（今湖南长沙）守军，前往“讨平之”。

翟守素到梅山后，重申朝廷“招安”的诏令，但峒蛮“拒命”，拒绝朝廷诏命。于是，在一个初秋的日子里，翟守素开始了围剿。

当时秋雨连绵十几天，宋师带上的弓弩都被雨水淋湿，牛筋弓弦都被泡软，开始松懈，无法使用。当年李继隆就因为没有弓弩，所以无法实施远距离打击，遭遇伤亡百余人。而据情报，第二天，峒蛮就要倾巢出动，大战在即。翟守素命令军士“一夕令削木为弩”，一个晚上重新制作弓弩，以弩为主，以弓为辅。

弩弓本来需要选上好木料，两根一组，两头用绳系牢，中间一点点楔入塞子，在晾晒中，随木性慢慢弯曲，才可以成弓。这是需要长时间制作才可以完成的任务。翟守素已经没有时间等待。现在可以猜测，他一定是采取了简易办法，临时选用韧性较好的木材，直接弯曲作为弩弓材料。白蜡杆也许就是不错的选择。这个木种坚固但不硬，柔韧而不折，一根木料可以弯成180度而不断。这种自然拉力比较强的植物，湖南丛林中不难寻觅。虽然射程不会太远，但在短距离一次性接触中，已经足够使用。尤其重要的是，弩弦可以用青麻绳制作，而不必选用牛筋。而且青麻绳不怕水浸，甚至越浸越紧，拉力越强，射程也就越远。所以据“一夕令削木为弩”这七字史料记载，“重行推断”历史现场，白蜡杆、青麻绳，可能是翟守素制作木弩的最好选择。

战斗过程就比较简单了，梅山峒蛮不敌王师。当峒蛮呼啸而至，全力掩杀过来时，宋师张两翼，以新制的木弩交互射击，这样，在两翼射程之内，就形成了一片死亡地带。峒蛮一战败北，宋师乘胜逐北，史称“尽平其巢穴”，将峒蛮大本营全部捣毁。

不仅如此，翟守素还干了一个漂亮活。此前，峒蛮苞汉阳势力盛时，附近几个郡县的大吏、富人，很多人都在与苞汉阳书信来往，这在大宋法条中，相当于“通贼”。翟守素得到了这些书信。他可以将这些书信上交朝廷，以此邀功；也可以通知这些“通贼”人物，以此挟持、敲诈他们，从中得利；但他不这样做，他将全部信件烧毁，不留痕迹。于是史称“反侧以定”，那些担心朝廷问罪，可能要造反的官员、富豪闻讯，这才安定下来。

翟守素解决了帝国的后顾之忧。

但峒蛮在后来数十年的日子里，并没有消停，还是有小股蛮人寇掠地方，不过已经不足为患。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峒蛮才算最后归附大宋，不再为乱。

说“陨获”

翟守素是大宋能臣循吏，当年他在跟随大将郭进讨伐河东，进入敌境时，大兵曾在行军中践踏当地庄稼地，翟守素抓获很多这类不守军纪的士卒。钱俶纳土归宋后，翟守素为两浙诸州兵马都监，后又知杭州。他在安抚诸郡时，史称“人心甚悦”。赵廷美案后，翟守素又为西京洛阳巡检使，权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此前洛阳地区闹旱灾，百姓“艰食”，吃不饱，因此很多人做了强盗。太宗很忧虑，等到翟守素镇守此地，匪患渐渐宁息。岐沟关、君子馆之战后，河北北部的州城防御工事大多遭遇破坏，翟守素又与朝臣多人分路按行，征发诸州士兵修缮增筑，成果显著。西北李继迁扰乱边境时，翟守素又帅兵屯驻夏州。不久，病卒，年七十一岁。

宋史对他的评价是：翟守素历仕后汉、后周、太祖、太宗四朝，连绵做官五十余年。性情谨慎、宽仁，豁达而容人。他所到之地都有不俗的政绩。凡是遇到断狱，即使罪状已经很明白了，他还是要再听听僚佐们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判决可行，而后决断。下属官吏有过错，他尽量不去当面折辱，一定会在公宴时，援引相类的故实批评，以此作为小小的警告。他推举的后生，很多人都做了节度使一级的将帅，他却久久没有获得升迁，却“殊无陨获意”。时论因此而对他有很高的评价。

“陨获”的意思是因为生计贫贱而失去原有的志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圣贤人物，这是儒家的本色行当。《礼记.儒行》就讲述了能够称得上“儒者”的十几种人格。“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不因贫贱而困窘失志；不因富贵而得意忘形；不辱没君王；不连累长上；不麻烦有司——是儒者之一。翟守素当得。

抑制兵变

北宋的民变中，有相当一批是兵变，是底层士兵的变乱。他们大多由五代兵骄习气浸染而来，是那种“兵痞”性质的作乱。

骄卒悍将居然常常决定权力再分配，国家领袖居然由骄卒悍将在心血来潮时胡乱推举，这在中唐李隆基之后，直至陈桥兵变，屡见不鲜。太祖之后，才得到抑制，终结了种种兵变的可能性。《宋史.兵志》有议论，言简意赅：

……因循姑息，至于藩镇盛而唐以亡。更历五代，乱亡相踵，未有不由于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番屯戍，以捍边圉。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恣肆，而无所施于其间。凡其制，为什长之法，阶级之辨，使之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虽以矫累朝藩镇之弊，而其所惩者深矣。

……（唐以来，施行募兵制，但）沿袭迁就，最后导致藩镇兴盛，唐朝灭亡。再经历五代乱世，国家兴亡一个接一个，没有不是因为兵变而引发的。太祖行伍出身，有天下后，收拢四方的劲兵，在京畿地区布置军营，用来配备宫禁警卫力量，并分批轮流到边境去屯扎驻守，用来捍卫国土。当时充任边帅的大臣要常常进京朝拜谒见，粗悍蛮横的庶民被收编在军籍中，即使有人桀骜不驯恣意放肆，但在军中也没有施展的余地。太祖的制度设计是：十人设一个组长，官阶要有品级的区别，内外互相维系，上下互相制约，各自的位置很清晰，不可触犯。这做法虽然是用来纠正历朝历代藩镇兴盛的弊端，但它所用于安定军人秩序从而安定国家秩序的用意却是很深远的。

百多年的藩镇祸乱，以及藩镇祸乱的起因，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了。历朝以来的“国家之制失在兵骄”，是太祖太宗以及宋人的一个共识。因此，从太祖开始，对“骄兵”必出辣手。太祖自己表示过类似意见：“二十年战争，取得天下，如果不能用军法约束此军，放纵他们没有满足的要求，这样带兵，简直就跟儿戏一般。朕今天抚养士卒，是不会吝惜赏赐的，但如果犯我军法，‘惟有剑耳’!”整饬军纪，与唐末五代比较，大宋法令严格多了。

但太祖太宗虽然极力遏制“权反在下”的底层士兵的“阴谋拥戴”，但略作梳理，就会发现，兵变之苗头还是屡屡出现。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太祖亲自选出的万余精兵，给他们钱让他们娶妻子，但军中的兵痞还是保留五代习气，在京城“白日掠人妻女”，城中巡逻的“街使”都没有能力禁止他们。太祖大怒，擒斩百余人，才算平定下来。

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四川刚刚平定，“禁军校吕翰聚众构乱，军多亡命在其党中”。但吕翰最后兵败，被部下所杀。

开宝二年，公元969年，散指挥都知杜延进，伙同乱党十九人谋作乱。被太祖发觉，一举抓获，全部正法。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从后蜀归附过来的士卒中，部分宿卫禁军内殿直四十人，认为赏赐不公，要求增加赏赐额度。全部被正法。

同年底，黎州（今属四川汉源）兵士作乱，被平定。

太宗时代亦然。

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有一股军士趁着冬夜寒冷，街上人少，进入民家劫掠。被太宗悬赏侦查逮捕，全部正法。并下诏调查军中有犯罪记录、有凶恶狡猾的无赖兵痞，得到百余人，给他们上了铁钳惩罚。

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四川夔州兵卒谢荣变乱，被正法。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贝州（今属河北邢台）骁捷卒劫持军库兵器作乱，并推举都虞候赵咸雍为元帅，被转运使王嗣宗率领屯扎的士兵击败，擒获赵咸雍，全部正法。

这类兵变一直伴随大宋始末，没有彻底杜绝。但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现象：所有的兵变，规模都很小，往往只有几个人，几十人，多则百余人，像唐末五代以来动辄上千人上万人几万人的兵变，始终没有出现。因此，这类不自量力的兵变事实上是不会撼动大宋根本的。

恐怖大王的克星

太宗朝最大的一场兵变发生在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兵变的主人名刘渥。他的身份是“叛卒”，背叛大宋的士卒。他啸聚山林，纠结了亡命之徒数百人。这是大宋兵变中人数较多的一次。带着这些兵匪，他开始了造反生涯。陕北京兆附近的耀州富平县，首先被他劫掠。所过之处，“杀居民，夺财物”，完事之后，再放一把火，随即遁走。但他势力最盛之时，甚至打算攻略京兆长安。史称“关右骚然”，整个函谷关以西都民心不安，有了骚动。

这时，知制诰范杲正在权知京兆府。他是大宋名相范质的养子，此人治理地方毫无章法，应该算是书呆子类型。他在京兆一年多了，史称“境内不治”，辖境之内没有得到良善治理。当刘渥等贼寇剽掠周围州县时，他害怕，束手无策；当刘渥消息传来，京兆吏卒吓得四散藏匿时，他害怕，最后被吓出病来，史称“遂惊悸成疾”。可以见出这个刘渥一度成为陕中“恐怖大王”，但他遇到了一个克星，侯延广。

侯延广，乃是五代乱臣侯益的孙子，大宋名将侯仁矩的儿子。他身世复杂，故实曲折。侯益在凤翔与军阀王景崇斗智时，除了正做着天平军司马的侯仁矩，王景崇杀光了侯益的家属七十余人。侯延广当时正在凤翔，还在吃奶，由乳母刘氏监护，也在被杀之列，在搜查中，刘氏献出了自己的儿子，演了一出“赵氏孤儿”的悲剧，保护了侯延广，并将他辗转带到汴梁，交给了侯益。

侯延广渐渐长大，在父亲侯仁矩的麾下做事。太祖时，侯仁矩知雄州，有一次正在饮宴，契丹贼寇数十骑白昼进入州城，居民大为惊扰。侯延广闻讯，带领亲信数骑，飞快地驰出衙门，张弓，射杀其酋长一人，斩首数级，并将余党全部擒获。侯延广带着契丹首级来见老爸，侯仁矩大喜，“拊其背”，说道：“兴吾门者必汝也！”雄州监军李汉超将这个事汇报给朝廷，太祖也高兴，赐给诏书褒奖赞美了侯延广，并赐给他锦袍银带。

太平兴国年间，边境之上，屡有战功。史称“戎人畏服……闻延广之至，不敢复为寇乱”，敌人对他很畏服……每当听到侯延广来了，就不敢再兴兵寇边。

面对这样的人物，乱卒刘渥是没有前途的。他也听说过侯延广的大名，一向对他很惧怕。当他在京兆附近抢劫时，侯延广已经奉旨在追击他了。

这时，刘渥士卒已经“壮大”到千余人，而侯延广只带了几百人，从小道抄近，在富平县西十五里处，两人相遇。刘渥也是一个被人称为“骁勇无敌”的亡命徒，但在与侯延广的对峙中，他软了。于是让人传话给侯延广说：“我刘渥不过是‘草间求活’，在草莽中马虎地活着，侯公您家世富贵，奈何不想着保持自己的富贵，而要与我这个亡卒，在锋镝之下，争这个不可测的一旦之命呢？”刘渥应该不会说话，他以为他在求侯延广放他一马，但这话在侯延广听来却是一场侮辱，于是大怒，挺身与刘渥在一棵大树下展开决斗。侯延广持刀砍断了刘渥的右臂，刘渥负伤忍痛，拍马逃脱。宋师于是乘势追击，击溃了这股叛军。刘渥伤重，隐藏在山谷间，几天后，被追兵擒获。

群盗丧气，余党渐平，关右以定。

但《宋史》又有记录说：刘渥乃是被大将卢斌所破。传闻异词寻常见，《宋史》记录繁杂，往往有抵牾处。

至道年间，还有一场许州群盗之乱，这股乱匪甚至斗杀了地方巡检一人。后来被都巡检使王正击溃，擒获其贼首宋斌多人，全部正法。

均贫富

大宋与契丹、西夏拉锯、胶着十几年，四川有了民变，史称“李顺之变”。事实上这是王小波、李顺二人共同发起的一场蜀民造反运动，但王小波死得较早，较长时间领导民变的首领为李顺，故史称“李顺之变”，也称“李顺之乱”。我这里采用中性一点的语词，称“变”不称“乱”。南宋洞庭湖的钟相、杨幺之变，也是因为钟相死得较早，故主要首领为杨幺，史称“杨幺之乱”，我也称之为“杨幺之变”。

“李顺之变”为何影响大？主要原因是，王小波以十世纪末私营茶商的政治洞察力，天才地提出了“均贫富”的政治主诉求，犹如现代广告语作用于消费者购买欲望的“金句”，一下子击中了巴蜀庶民，乃至于人类潜隐着的欲望：“我，也要富有。”

百多年后的洞庭湖民变首领钟相，也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政治主张。

就“天道”，而非“人道”而言，这是再正当不过的欲望诉求：富有，是正当的；均贫富，也是正当的；《老子》论“天道”“人道”，有名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按照“天道”，没有人理应在贫困中生活；也没有人理应在剥夺贫困者以后在富有中生活。但解决这个生命难题的全部秘钥都在于：如何富有？经由何种手段达致富有？国家是否提供了正当富有的规则？如果国家暴力剥夺了我可能富有的机会，让我富有无望，我应该怎么办？假如我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如何在政治治理条件下“均”天下之“贫富”？更重要的：让天下人人均有、均富，是可能的吗？

王小波与钟相，用他们的行动给予了回答：

如何富有？抢劫。抢劫的对象就是官府与富人，将其财产收归我有。

经由何种手段？战争。只有战争胜利，才能成功抢劫。

国家是否提供了正当富有的规则？没有。因为我走向富有的“谋生—竞争”活动没有政策法律的保障。

如果国家暴力剥夺了我可能富有的机会，让我富有无望，我应该怎么办？造反。只有造反才有可能让我富有。

假如我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如何在政治治理条件下“均”天下之“贫富”？不知道。

让天下人人均有、均富，是可能的吗？不知道。

这样，就与帝国诉诸秩序的政治管理发生了冲突。

王小波为何发动变乱？按近代流行意见，一般以为是中央财政对川蜀地区剥削过重。但事实恰好相反，《续资治通鉴》明白记录：川中“赋税轻”。这是因为太祖收复川中后，对孟昶的后蜀经济政策多有调整，很多捐税都免了。川中，就像一个享有多种优惠政策的“特区”。几十年下来，与中原地区比较，赋税轻得连朝廷的财政大臣们都看不下去了，要求增加赋税。

《续资治通鉴》记录说：

三司尝建议剑外赋税轻，诏监察御史张观乘传按行诸州，因令稍增之。观上疏言：“远民易动难安，专意抚之，犹虑其失所，况增赋以扰之乎？”帝深然其言，因留不遣。

大宋财政部曾经建议：剑外也即川蜀赋税很轻，应有调整。于是太宗下诏令监察御史张观乘驿站车马前往，巡查川蜀诸州，并视情况做些增税的调整。张观上疏说：“远处的庶民容易动，不容易安；即使是专门去抚慰，还要担心哪里做错了，会得不偿失，何况增加赋税去扰民呢？”太宗认为他这一番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留下张观，不再派他下去。

所以，“剥削地方”似不是王小波起事的充分必要理由。

还有着一种很具体的说法。在“剥削地方”中，主要是在茶叶方向上的盘剥。是川蜀茶叶市场被国家垄断，导致茶农王小波等谋生困难，于是起事。

这个说法源自苏轼的兄弟苏辙《论蜀茶五害状》。苏辙说：“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其后淳化之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劫，凶焰一扇，两蜀之民，肝脑涂地，久而后定。自后朝廷始因民间贩卖，量行收税，所取虽不甚多，而商贾流行，为利自广。”

这一段话，研究“李顺之变”的朋友耳熟能详，大意说：川蜀之地的“榷茶”从五代后蜀孟昶时开始；到宋太祖时罢免，民间可自由买卖茶叶；到太宗淳化年间，大臣有了牟利的建议，于是又有了“榷茶”规定。这就导致了王小波、李顺等人，因为失去了贩卖茶叶的工作，生活穷迫，于是开始了剽掠抢劫。川蜀之民，有了水深火热的日子，很久才平定。从此以后，朝廷才规定民间可以贩卖茶叶，只根据卖出多少缴税，税不高，而商业流通，国家民间都有不小利益。

苏辙认为“榷茶”是导致王小波起事的原因。

但“榷茶”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

榷茶

中国“榷茶”始自于唐代中期。宋太祖时也并非“茶遂无禁”，相反，对茶叶的税收，各地都有推行的规定。史上记录就有：建隆三年（962），以监察御史刘湛为膳部郎中，刘湛奉诏在蕲春（今湖北黄冈）“榷茶”，“岁入增倍”。乾德元年（963），慕容延钊收复荆南后，“赐湖南民今年茶税”，这也就意味着“明年”以后，茶税是不能免的。乾德二年（964），初令京师、建州、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又在各地置场十四个，岁入百余万缗。开宝四年（971），殿中丞桑埙被降职，原因是他在做沿江巡检时，私自取消了“榷茶”。开宝八年（975），对茶叶的税收或经营额度有了具体数字规定。

太祖驾崩，太宗践祚，还没有改元，就知道民间有一项弊端：“榷茶”“榷盐”等课，额度较少的地方，一般都招募“豪民”来主持，官府省事，坐收息钱而已。但“豪民”大多在官府规定的额度之外“增额求利”。这样，当某年有所荒歉的时候，就会导致“商旅不行”，以至于官府也收不上应有的税额，于是往往就要没收“豪民”的资产来充当茶、盐税收。于是，太宗下诏：“以开宝八年额为定，勿辄增其额。”以前朝开宝八年（975）的“榷茶”“榷盐”额度为定制，不许随便增加“榷”的额度。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榷茶”？额度是多少？

“榷茶”包含了两个向度：茶叶收税和茶叶专卖。

考宋史，会发现“榷茶”有时指茶叶税收，有时指茶叶专卖。但税收和专卖是两个不同向度的问题。

我这里不展开讨论，给一个简单结论意见：

茶叶税收，可以是茶农自由买卖，但地方代表国家向茶农收取部分税额。税额缴足，可自由买卖。具体税收额度，唐初立税法，天下茶为“十取其一”，后来又改为茶叶专卖税，由百文更加五十文，也即一百五十文。这应该是一次性收取的营业税。开宝八年（975）的“额度”应该与此相近。

茶叶专卖，就是由朝廷下属的地方“场务”指定专人买卖茶叶，茶农不得自由买卖。最初，由官府“场务”直接买卖，形同央企。但这样就有交易成本出现，官府很像一个大公司，麻烦，也不雅，于是转而委托“茶商”经营。具体“额度”历来多变，可以略说。譬如，根据大宋时安徽岳西罗源场的“场务规定”，可以知道：茶叶市场价格为56文一斤，收购价格为25文一斤，“茶商”就要向“场务”缴纳31文“息钱”，“场务”就给“茶商”一个规定买卖数额的专卖证书。“茶商”即可以此向“茶农”收购25文的茶叶。这25文，由“场务”支付，而“茶农”还要另外支付“茶商”10文左右的经营运输费用。如此，每一斤茶叶，“茶农”得15文产品收入，“茶商”得35文毛利收入，“场务”得6文税收收入。减去“茶农”的生产成本，“茶商”的经营成本，“场务”的管理成本，各自的收入就有了差异。

显然，“茶农”是最辛苦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不良“场务”和“茶商”的勾结——根据对近代史的考察，在法制不公的地方，官商勾结实在是常态——随意压低收购价，以加大“场务”税收和“茶商”利润，那么“茶农”的实际收入就会更低。

以上数据很不准确，因为各类因素综合起来，变数太多。譬如，茶叶价格，各地区不一样，更有时间差异，今年价格往往与去年价格不一，等等。但“茶业”一行中的“不公”是明显的。

但还要说的是，如果王小波仅仅经历这类“榷茶”和“不公”，应该还不至于起事，因为每一斤茶叶即使只有15文收入，或每一斤茶被抽取10%的税收，他还是有收入，不至于冒那么大风险豁出性命一拼。

淳化三年（992）时，有一位盐铁使名叫魏羽，他上疏说诸州茶盐主吏，很多都没有完成“榷茶”“榷盐”的额度指标任务，请求对这些官员进行处罚。太宗说：“应该考察一下实际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因为水旱灾害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导致他们没有完成指标，就不可以加刑。帝王者，是为天下主管财务的，卿等作为财务官员，应该‘以公正为心’，不要过于苛刻狠戾，不要让场务官们赋敛过甚‘害民而伤和气’啊！”

顺便说，“以公正为心”这句话，乃是宋太宗赵炅语录，见于《续资治通鉴》卷第十六，事在淳化三年二月。

由此可见，“榷茶”按规则额度做事不算不公；即使遇到人力不可抗因素，朝廷知情，也往往会法开一面，不至于割削过分。

茶马交易

官方搞茶叶专卖或茶叶税收，一般有专项用度，其中之一是用来在西北贸易中购置马匹。已经有人估计北宋茶叶产量在5000万斤以上，半数要用来边境贸易，而边境贸易中的大宗是茶马交易。比价最高时，一驮茶约一百斤，可易马一匹。马匹对大宋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假定2000万斤茶叶全部用于交换马匹（当然不可能），可换20万匹。但大宋每年需要购置马匹在2万匹以内，所以茶叶外销的10%即可解决大宋马匹需要。但是比价较低时，就需要更多茶叶交换，而更多时候，马匹在升值，因此就需要更多茶叶输送到边境。由于有利润在，官方和商界甚至普通庶民都在设法从边境获得马匹。

而官方在与西北茶马贸易时，是有超额利润可以赚取的。

史称“官买蜀茶，增价鬻于羌人”，官方向川蜀购买茶叶，然后增价转卖给羌人。卖给羌人的茶，有些就用来充抵购买良马的价格。马匹，对大宋而言，是军政政治问题。有一份材料介绍说：徽茶在宋代时，曾卖过15文一斤，浙茶曾卖到185文一斤，产于江苏的海州茶可达850文一斤，等等，这类数据不好比较，苏辙《论蜀茶五害状》有言：“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如是，则为20文一斤，这应该是压低收购价后的数字，前述罗源场的收购价是25文一斤，而卖价是56文一斤。如此，百斤茶叶的价格为5600文，可以换马一匹。而马的价格，北宋初年为8000文到35000文之间，取均价，约21500文。这样换算的结果是：大宋以最高5600文的价格，换回了价值21500文的西北马。当然，边境贸易部门会加价报价。

因此，大宋天下对茶叶的需求量，从未有过“疲软”，蜀茶，是大宋重要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但这种“加价”并不影响茶农的利益，事实上是中原地方名优土特产茶叶的资源优势在边境贸易方向上的体现。西北卖马给中原，也必有加价，也即，他们卖给中原和卖给本土的马价也是不一样的，否则，本地马匹消费供需紧张，就没有必要再卖给中原。因此，他们也是马匹加价之后卖给中原的。茶马贸易中的中间价格，是市场价格，很正常。换一句话说，茶马贸易中的茶叶加价，不影响中原茶农的收入。

因此，茶叶的边境贸易，官方“榷茶”，商旅贸易，都不是王小波起事的原因。那么原因在哪里？

苏辙认为王小波起事的原因，在“牟利之臣”的“掊取”，搜刮、虐敛，因此“贩茶失职”，贩卖茶叶的生路被阻断。苏辙没有看到的是，茶叶与盐、铁、酒一样，都是国计民生之必需，因为利润太大，除了官府往往会在合理收税以外“掊取”，商人也往往“加价牟利”。太宗初即位，就有“豪民”在干这个活儿。官与商，对茶农的双重“割削”，造成了利益方向分配的不均，也即不公平。这是王小波起事的原因。

太平兴国二年（977），江南诸州官方“场务”专卖茶叶80%，另外20%由“场务”发给凭证，收取10%税收后，由“茶农”自由买卖。但“茶商”往往从中作奸，紊乱国法，导致茶叶市场混乱。后来按照大臣樊若冰的意见，官方收购茶叶加价，让奸商无利可图，才算改变了乱象。有法不依，在不读圣贤书的官员中，寻常可见。在非收购环节给茶叶加价，最终受害的是中间商和消费者。而干这个活儿的官员时常可见。太平兴国六年（981），有个太子中允名叫潘昭纬，他在知天长军（今安徽天长市）时，就敢擅自增价倒卖官茶，被人投诉。这位太守被除籍为民。

而“茶商”不仅有勾结官府克扣“茶农”的劣习，甚至还有制作“假茶”出售的现象。这在太祖时就有苗头，开宝年间，就有规定：民间卖“假茶”，卖一斤，杖一百，卖二十斤以上，正法。显然这是“乱世用重典”的治理模式。太宗在太平兴国四年（979）时，对这个带有严厉惩戒的刑法做了调整，要求“准律以行”，按照律法执行，不必过重过轻。如果有“滥”用刑法者，也治罪。但这事也证明，“假茶”是“茶商”中的奸商常见行为。

茶叶，乃是清净之物。制作茶叶，特别恶心的是夹杂了头发杂物。所以过去有规定，制作茶叶的“丁夫”必须“剃去须发”。但这个规定对惯于头戴发髻的庶民而言，不免带有侮辱的性质，因此遭遇不少抵制。于是，到了太宗至道二年（996）九月，对官营茶场就颁发了新的规定：须发可以不剃，“自今但幅巾，先涤手爪，给新净衣”，从今开始，制茶必须戴上幅巾，先要将手和指甲洗净，每人要发给新的干净衣服。并严敕“吏敢违者论其罪”，官吏敢违反这个规定的，要论罪。在这项规定的推行中，也不难想象，官商勾结从中渔利的可能性，否则，太宗也不会放出“吏敢违者论其罪”这么狠的话来。

“蜀民之病”

有些与官府勾结的奸商比官府本身还凶恶。近代常见的那种黑社会性质的官商，太宗朝也曾出现。

雍熙四年（987），秦州（今属甘肃天水市）一个县城，有个酒场官李益。宋代场务官，大多招募地方土豪担任。李益也应该属于土豪之类，家中富饶，常有僮仆数百人，私人关节可以直接通达朝廷官员。对地方官吏，他采用恩威并施的手段，专门捉人的短长之处，给予要挟。郡守以下的官吏都很怕他。他还放贷，或利用酒场专卖，设法盘剥地方，这样，庶民就有人拖欠他的利息钱。李益就动员官方力量代替他催债、征督，那种狠戾比官方正式的租调还急。

当时县里有个观察推官名叫冯伉，地方官中，只有他不被李益所屈服。

有一天，冯伉骑马出来，李益派遣他的喽啰将冯伉从马上拽下，诋毁侮辱一通。冯伉将李益勾结地方的不法之事两次上章奏报，都被秦州驻京办事处的官员也即邸吏扣住，不往朝廷传达。秦州距离京师很远，消息如何传达？冯伉于是想了个办法。朝廷往往要通过秦州向塞外买马，买马就要与各个番族打交道，这样就要有翻译人员。冯伉认识了一译员，就把他的奏章附在译员发往朝廷的报告后面，这样，太宗才看到了冯伉的检举材料。

秦州居然有这样的黑社会！史称“帝大怒”，于是下诏逮捕李益。但是诏书还没有到达秦州，已经有朝中权贵向李益做了通报，结果李益提前逃跑了。

史称“帝益怒”，于是，侦缉抓捕李益就更急了。几个月后，在河内富人郝氏家中，将李益抓获，捆绑了送到御史台，一审，全都招了。正法。

秦州士庶听到这个消息，“皆醵钱饮酒以相庆”，都凑钱饮酒来庆祝。

淳化四年（993）时，河北大名府有土豪储存干草，以此牟取厚利。当地河堤决口，就要用干草编织草袋子装泥土，堵塞决口。这位土豪居然丧心病狂让人偷偷地破坏河堤，发难民财，所以河水每年都要决口。

后来来了个知府赵昌言，他知道这个缘故，但是抓不到把柄。一天，巡河的堤吏来汇报，说大河决口，很危急。赵昌言直接命令军民到土豪家里去取囤积的干草，救急。从此没有人敢再这么干。

太宗朝，距离五代不远，道义天下远没有建立起来；奸商在川中茶叶的经营中与官方勾结，是非常有可能的。

直到南宋乾道年间，还有四川制置使胡元质上疏说：“为蜀民之病者，惟茶、盐、酒三事为最；酒课之弊，近已损减。蜀茶，祖宗时并许通商，熙宁以后，始从官榷，当时课息，岁过四十万。”胡元质认为太祖太宗时允许茶“通商”，从熙宁年间之后，才开始“榷茶”，这个说法不确。但认为是“蜀民之病”，确有道理，与苏辙意见一致。不过应该知道的是：“蜀民之病”不在法律规定额度下的“榷茶”，而在于地方场务官员在“榷茶”之外对茶农的违法掊取，以及茶叶商人对茶农的违法榨取。官商勾结才是“蜀民之病”。

博买务

更重要的，是“博买务”的设置。

宋师覆灭后蜀之后，孟昶宫中府库所藏财货，经过前蜀、后蜀两代集聚，数量相当可观。宋师将其大部辇运到汴梁。

一般以为这是一种对地方的剥夺，甚至将它讲述为王小波起事的主因。

其实不是。

财货原属后蜀皇室，与地方关联不大，更与民众关联不大。而且大宋施行的是中央禁军制度，也即国家野战军主要集中于京师，所有军需费用都要由中央财政支出。而地方上的军政大事，也由中央财政支出。这是当初太祖与赵普等人制定的基本国策，其目的主要是防备地方的财政权力过大，导致藩镇崛起。后蜀没有了，不必在川中维持原来后蜀的国家军队；而川蜀现在所有的军政开支，都由朝廷支付。原来后蜀庞大的国库积存，理应转为国家所有。所以，事实上后蜀这些财货收归朝廷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

《续资治通鉴》有记载，王小波起事的当月，有关部门向朝廷汇报，说国库中储备的“油衣帟（音易）幕”，油布雨衣、帐篷帷幕，大约数万段，已经破损，准备毁弃。太宗不允，下令，将这些东西煮洗干净，染上各种颜色，制作几千面旗帜。如此勤俭，令《续资治通鉴》的作者也忍不住要发议论：

朝廷自克平诸国，财力雄富。然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费用浸多。帝孜孜庶务，动以爱民惜费为本。

自从朝廷收复中原诸国之后，财力更加雄富。但是因为在京师聚集中央禁军，用度较大，因此外州一般不留多余财富。天下各地所有支出，也都由中央财政支出，所以朝廷这边划拨的费用也越来越多。太宗勤勉专心于天下事物，总是以“爱民惜费”，关注民生节约支出，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

理解“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即懂得辇运后蜀财富于汴梁的正当性。

但辇运，就要关联到人力。士兵转运，四十卒为“一纲”，号为“日进”。这批货物“日进”运输了几年的时间。这是造成庶民牢骚的原因之一。

蜀都库藏空虚后，有“牟利官”开始动脑筋，要继续向蜀民聚敛，于是川蜀之地，除了正常赋税之外，另外设置了一个机构，名“博买务”。各个州郡规定的织作布帛等等，都不许私下买卖。而“日进”上供，又常常加倍加大工作量。负责督责地方辇运和“博买务”的官员，对小民又锱铢必较，差一点也不成。茶叶，也应该在“博买务”的范围之内。

“博买务”不仅仅是专卖机构，它更是宋代在蜀地突然降生的国营垄断机构。这种垄断带有突然性。此前不垄断，忽然来垄断，原来那些以被垄断行业为生的小民就断了生路。

当茶叶也被垄断时，“茶农”王小波的生计有了问题。

总结一下：川中赋税，榷茶，辇运后蜀府库之类，都不是王小波起事的原因；官商勾结，以及“博买务”设立过程中，官方垄断茶叶经营后的种种不公，才是王小波起事的原因。不公，而不是贫穷，才是王小波起事的主要原因。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王小波，又称王小皤，四川青城（今都江堰市）人，一般认为他是茶贩出身，实际上，如前所书，茶贩乃是商人，属于茶商，而固着于土地的茶叶种植者、生产者，则属于茶农。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王小波是茶农而非茶商。青城一带正是巴蜀最重要的产茶区。据元人陈元靓笔记《岁时广记》载：唐代就有都江堰一带的贡茶名“乌嘴”“六出花”，“尤为皇室珍爱”。宋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九，有记载：“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乱，自言‘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这是说王小波初时并没有“霸一方”的念头，而“土锅村民”，意思是“整天摆弄土锅的乡下人”。土锅，就是制茶“蒸青”或“炒青”必需的生产用具。土锅村，也是地名，但何以有此地名，也不难揣测它与“蒸青”或“炒青”的关联。

王小波在产茶区，种植、生产、制作蜀茶，原来可以自由售卖给茶商，价格可以商量；但场务来了，价格只能由场务规定。不难想象，由于这个规定，王小波只能卖低价，在低价盘剥茶农之后，场务与茶商才有可能获致较高利润。“博买务”本来就是冲着“聚敛”目标而来，这个机构推行“博买”的过程，稍具近代史常识的人都不难推想官商勾结的可能性。

王小波感到了不公。

他很可能试图回归到土地上去，不种茶，种庄稼。但巴蜀地区“地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因为这个原因，小民贫困；而土地兼并者也开始出现，这些大户人家往往“籴贱贩贵”，贱买贵卖，从中获利。

王小波种地也在遭遇不公。

于是，不做假茶、不置土地，试图安分守己摆弄“土锅”，备不住就在操作“蒸青”或“炒青”，其中就有“乌嘴”“六出花”之类过去给唐代皇室进贡的名茶，现在不需要进贡给大宋皇室了，可以自由买卖了，却忽然不自由了！种地也看不到出路了！

巴蜀好汉王小波受够了，不想再忍受了，于是，反。

于是，“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众起而为乱”。

他应该是一个颇有地方影响，又颇有政治头脑和江湖经验的雄杰。当他与同样遭受不公的茶农夜半牢骚时，他发现了人人都对“贫富不均”表现了极大的憎恶心理。于是，人们开始对他有了“拥戴”，犹如后世那个给成都府太守献诗，要割据巴蜀的举子所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些拥戴者们大有怂恿王小波割据川蜀、偏霸西南的“凌云壮志”。任何一场造反或谋逆活动，都少不了这类“阴谋拥戴”者，他们比被拥戴者还要积极。社会溃败之际，“做大事”，领袖、流民与自命为“智囊”的秀才都是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存在。但拥趸们看到的是王小波的犹豫。

王小波说：“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我能猜想他说这话时，那逡巡的目光，应该有期待，也有定力。

当众人向他表示愿意“指哪儿打哪儿”的时候，这位巴蜀雄杰王小波抖擞精神，不失时机地说出了那句名言：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我痛恨这个世上的贫富不均，现在，由我，来为你们均贫富！

听到这句“小波名言”的茶农应该有一片叫好的声音。

王小波早已筹划烂熟，依仗自己在青城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首先动员起了身边的茶农，这应该是第一批“巴蜀茶党”。随后，他应该有一篇油灯下的演讲。演讲中，包括了对他的妻弟、小舅子李顺的任命。李顺被任命为“巴蜀茶党副总书记”，或“一字并肩王”。

孟昶遗孤与灌口二郎神

在我想象中，王小波演讲时，李顺应该是偎在油灯旁，做深沉状。

李顺，可能是王小波敢于起事的一张王牌。

他应该在起事之前，就向众人讲述了李顺的神奇身世。

据说，李顺乃是后蜀末帝孟昶的遗孤。说后蜀被宋师灭亡时，有人一早路过后蜀宫殿的摩诃池，看到有一个锦箱锦衾包裹着一个婴儿，内中有一片纸，上面写着：“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于是，此人知道孩子出自于宫中，收养下来。这个孩子就是李顺。孟昶在蜀几十年，虽然有盘剥行为，但比起中原五代与其他周边割据政权来，还算文明，后蜀不应该算作暴政政权，故蜀民多年之后，对孟氏后蜀还有感情。李顺作为孟昶之后，让蜀人有了敬畏。

不仅如此。王小波在决计起事之后，一定在多种场合讲述过李顺与“灌口二郎神”的关联。原来，土锅村附近就是灌口，这里乃是“灌口二郎神”的策源地。孟昶曾经加封这位神祇为“护国灵应王”。二郎神的人类学来源比较复杂，不去说，但在民间传说中，治理蜀地建造都江堰的李冰曾与二郎神合二为一。后蜀败亡，民间更有将孟昶与二郎神合二为一的倾向。由此李顺与李冰也有了关联。在逻辑混乱、云里雾里、神乎其神的讲述中，李顺保持了沉默。

而王小波任命李顺为副手时，拥戴者们有了充满想象力的鼓动性传播。传播的过程，加进了传播者自己的理解和个性化的煽动功能。于是“贫民多来附者”，穷苦的人家很多来投奔他。几天的工夫，他的核心团队有了近百人。

王小波力挺小舅子，将小舅子讲述为半人半神，有两大利好功能：第一可以让所有的拥戴者知道，“巴蜀茶党”，有人！第二，可以树立领袖威信：连孟昶或李冰的后人，都服从我王小波；连二郎神的人间代言人都在我的麾下，其他人应该更没话说。这对于凝聚十世纪末的中国巴蜀之人心人气，是一种宗教性仪式。按天才王小波和李顺的智慧，他们在冒天下之险，举兵造反，诉诸大众动员的手段，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巴蜀茶党”起事，不像“波士顿茶党”起事。

后者在公元1773年，英国政府支持的东印度公司运销茶叶到北美，施行茶叶垄断性质专卖时，对大英帝国同样不满，他们将东印度公司运来的茶叶倾入大海。两年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渐渐推演出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王小波同样经历了大宋王朝对川蜀的茶叶专卖，但最后的反抗却与陈胜吴广、绿林、赤眉、黄巾军、瓦岗寨、黄巢等人没有两样。这种类型的权力更迭，没有前途。中国人的“起事”必须转化为“起义”，而且是拥有“天下为公”理念的“反暴政起义”才有前途。“起义”而不是“起事”运动，要有洞达天理人心的高贵与革命性纲领，如孙文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有可能呈现值得肯定的前途，并最终建构带有历史终结性质的文明邦国。

对王小波李顺之流而言，他们还面临着更糟糕的格局：大宋帝国虽然未必就如大英帝国，但它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方兴未艾。宋“势”未衰，蜀“势”不成。这样一个庞大体量的帝国，当其正在书写“天下为公”的历史日志时，试图撼动它，是不自量力的。

但血性男儿遭遇不公，是一定要讨个说法的。如果大宋帝国不给王小波一个说法，王小波就要给大宋帝国一个说法。所以，王小波、李顺，是一代雄杰、壮士，甚至是具有“斯巴达风采”的勇士，但他们不是政治家。

“战神”王小波之死

王小波率领几百人，开始了攻城略地的军事行动。

他们先从最近的县城开始动手，县城无备，王小波很顺利，连克蜀州、邛州二县。攻陷蜀州时，杀掉了州城的监军王亮及官吏十余人；攻陷邛州时，杀掉了知州桑保仲、通判王从式以及众多的僚属。邛州的都巡检使郭允能率领麾下士兵与王小波大战于新津江口，不敌，兵败，被王小波所杀。另一位巡检毛俨勉强活着逃了出来。

王小波仿佛“战神”，所到必克，极大地创立了威信。他们来到彭山县时，县令齐元振也没有准备，变民顺利袭入城中。

齐元振是非常“贪暴”的一个地方官。他贪，贪得的财货往往寄托在信得过的庶民家中，以此来逃避朝廷的审核；他暴，暴虐得只知道刑杀。朝廷派来一位秘书丞张枢出使巴蜀，巡视地方，回到朝廷后，上奏不法官吏百余人，大多被朝廷黜免；但张枢独独称赏了齐元振，认为他“清白强干”，朝廷还给齐元振下发了褒奖诏书。张枢没有看到他贪污的财货，只看到了他的强横，就以为他是一个能吏清官。齐元振得到朝廷嘉奖之后，更加恣意妄为，史称“与民为仇”。他得到更多受贿赃物继续寄存在庶民家中。王小波已经知道此人贪暴与奸诈，麾下也多知此人上欺君王下虐百姓，队伍中早已弥漫了一股怒潮。

彭山县被攻克后，王小波将府库财帛散给变民和地方庶民，然后在大街广众之下将齐元振开膛破肚，把搜罗来的一堆金属刀币塞了进去，意思是：你不是爱钱吗？给你！给你！都给你！

这一渴血事件，很快传播开来。更多的人加入了变民队伍。史称“贼党由是愈炽矣”。

但王小波在淳化四年（993）起兵后，随后的行动在史上记录中出现了长达近十个月的空白，一直到这一年的年底，他才再一次出现在记录中。原来，朝廷已经派来了官员施行“剿匪”，但朝官没有把王小波放到眼里，来到成都后，就是吃喝玩乐，久久不动。王小波闻听大军已到，就暂时退居深山峡谷，待了近一年，看看没有动静，这才再次出山。说话时，已经到了江原。

江原乃是成都西大门。变民已经做出了直取成都的态势。江原守将，西川都巡检使张玘已经做好准备，当变民来到城下时，他率众出城，与王小波斗战。他箭法不错，一箭射中王小波额头，但王小波并无惧色，额头上带着箭杆，拍马向前。张玘在惊愕中被王小波杀死。

这一箭是致命伤，箭镞直入颅内。王小波在江原城内不治而亡。

于是，众人推举李顺为帅。

李顺比王小波更富有组织能力，他很快将队伍从几百人壮大到几万人。

宋将张玘死后，麾下有兵四百余人跑回成都，但西川转运使樊知古担心有诈，不接纳，放纵他们，让他们自去寻生路。

李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当即向变民们做了通告。变民更认为大宋不过尔尔，取成都，占益州，等闲事耳！史称“贼势由是日盛”，变民的势力从此更加强盛，人数达到数万人。李顺带领这支队伍，又先后攻陷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及双流、新津、温江、郫县（均为成都附近州郡），所到之处，一律“纵火大掠”，放火而后抢掠。各地都留下党羽看守城池，大兵数万之众开赴成都。

蠲免秋税还是吃不饱

从太宗淳化四年（993）二月，到当年十二月，变民已经进逼成都了，大宋朝廷还在按部就班地做着日常工作，似乎没有这样一场战事。这是大宋的一个军政特色，在国家危机关头，与契丹、与西夏、与变民大战之际，几万人、十几万人的禁军出动，胜利或败亡，都不去惊动民间。似乎除了极少例外，如金兵、蒙元南下之前的“勤王令”等，大宋几乎从来不做全民动员或全国动员。后晋时可以打着战争的旗帜，向民间“括率”也即超越常规赋税之外的财货强征，大宋从无此类案例。

但淳化年间，有很多麻烦事。王小波起事的淳化四年，各类麻烦事弄得太宗有点头昏。

左司谏张观，在与太宗答对时，谈及“扬州民多阙食”，扬州一带的“贫下民”很多人缺粮，吃不饱。张观就请求减免尚未缴纳的赋税，以宽解民力。

太宗听了心下一惊。原来，最近刚刚下达了一道诏令，要各地蠲免“贫下民”的秋税。这是传统“两税”之一。蠲免此税后，“贫下民”相当于增加了一半的收入。太宗不明白，为何还有“阙食”之人。

张观说出一番道理：

“细民奸猾，多以佃户托名贫下，侥幸蠲减，惟实贫下者尚有残欠。”平民中不乏奸诈狡猾之辈，这些人往往假作无土地的佃户，托名说自己属于“贫下民”之列，结果侥幸获得蠲免。但是真实的“贫下民”还是有人没能获得蠲免。

太宗“再三叹息”道：“两税蠲减，朕无所惜，若实惠及贫民，虽每年放却，亦不恨也。今城郭兼并之家，朘削贫民，豪猾之徒，隐漏租赋，此甚弊事，安得良吏规制称朕之意乎！”夏秋两税都蠲免了，朕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如果能让“贫下民”得到实惠，就是每年都免，我也不会遗憾。现在城里城外那些兼并土地的人，动不动就盘剥“贫下民”；那些豪富狡猾之人，动不动就隐漏租赋，这是很大一个弊端。唉，到哪里能找到优良的官吏，让他们好好规划，制定出让我满意的制度来呢？

这事确实麻烦。朝廷对“贫下民”有优惠政策，但是富人要钻空子，享受“贫下民”的实惠，结果导致真正的“贫下民”无法享受这个优惠。军政治理，唯此为难。乃至于太宗感到大臣们很多没有尽到心力。有一天，太宗对宰辅李昉等人说：“朕观在位之人，未进用时，皆以管、乐自许；既得位，乃竞为循默，曾不为朕言事。朕日夕焦劳，略无宁暇。臣主之道，当如是邪？”我看那些在位的要员，还没有进用做官时，一个个都以管仲、乐毅自诩，等得到了官位，却一个个都比着循规蹈矩沉默不言，甚至不为朕说说天下政事之得失。朕日夜焦劳，几乎没有安暇之时。君臣之道，能是这样的？

王小波之乱，可能触动了太宗的隐秘心事。他也是一个读书人，读书自有乐趣在，但他还是要“日理万机”，似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他往前走，他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但他实在是太想过一种学者的生活了。有一天，大臣张洎要到翰林去工作了，太宗对他说：“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它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翰林学士这个职务，很清高，又很重要，不是一般职务可以比拟的。朕恨不得就做个翰林学士！

官员们在对外奉行公事时，又往往自称“奉圣旨”，其实“圣旨”根本不可能天天颁发，但只要声称“有旨”，听话人就再也无话可说，只得奉行。熟悉《卖炭翁》中“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的背景，就知道，“口称敕”也即“自称奉旨”而对外“公干”，乃是一股传统邪恶势力行为，唐代没有根绝，大宋也没有根绝。

太宗知道这个麻烦事后，在淳化四年初夏四月，王小波正在起事之际，下命：“诸司奉行公事，不得辄称圣旨”，各个部门，对外奉行公事，不得动不动“口称敕”，动不动“有旨”。皇上没有下旨时，不得称旨。

钟离委珠

王小波起事后，太宗提拔、任命了两个人，向敏中与张咏。

他似乎是忽然想起这两个人来。向敏中当时正做广南转运使，急急忙忙地召他回到京师。而后，太宗用他那常见的“飞白体”书法，很认真地书写了这两个人的名字，交给政事堂宰辅，说：“此二人，名臣也，朕将用之。”左右也都称赞了这俩人的才干。

说起向敏中，这是太宗、真宗两朝的宰辅大臣。他做事也确实很得“大臣体”，有常人不及处。

有一位监察御史名叫祖吉，他在知晋州时，贪赃被正法。搜出来的钱财不少，太宗不想要这笔钱，决计将它分给诸位大臣。

但向敏中拒不接受，并向太宗讲述了后汉“钟离委珠”的故实。

原来，东汉显宗刘庄时，有个交趾太守名叫张恢，贪污获罪，其家产分给诸臣。大臣钟离意得到几串珠玑，但他当着君臣的面，将珠玑全部扔到地上，而且并不拜赐。显宗刘庄奇怪他的举动。钟离意回答道：“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闾，恶其名也。此臧秽之宝，诚不敢拜。”我听说孔子来到名为“盗泉之水”的地方，忍着渴也不饮此地之水；曾参看到“胜母之闾”的地名，宁肯不前也要回车。这是因为他们厌恶“盗泉”“胜母”这样的名字。陛下现在给我的这些珠玑，都是贪赃而来的污秽之“宝”，臣不敢受，也不敢拜。显宗闻言慨叹道：“清介啊，尚书您的一番言论！”于是从府库中另取三十万钱赐给钟离意。这故实后来演化为一句成语“钟离委珠”。

向敏中还曾出知广州，兼任本州的“市舶”，也即负责管理与国外的各种贸易。这是一个“美差”，但也是一个最容易滑倒的“油洞”。此前几任知州，都有不良记录，最次也是遭遇士君子的清议批评。向敏中赴任前，路过荆南地区，预先买了常用的药物带上，到了地方，没有任何额外需要了，史称“以清廉闻”。

太宗闻言，也很欣赏，就想赋予向敏中更高的职务。也许是向敏中太清介，并拒绝接受赃钱的缘故，他遭遇了当道者的嫉妒。

有人向太宗告密，说向敏中在权判大理寺，主持政法工作期间，有个监军叫皇甫侃，此人倒卖军用物资，因为受贿收贿而败露，皇甫侃害怕，于是给朝中权贵写密信求救，当初向敏中也曾经接到过这样的信。

这事有点大。太宗就派御史来调查此事。向敏中承认接到过皇甫侃的信件，但实际根本就没有启封，直接退回去了。这事谁信？于是又派人到皇甫侃府上调查往来书信。一个童子说：书信都在一个筒子里，埋在临江的寓所附近了。于是派遣驿站传信，到现场去挖掘，果然得到。而皇甫侃写给向敏中的书信，果然没有开封，史称“封题如故”。这事不简单，能做到这一步，且事先事后都不与他人张扬，需要定力。太宗都“大惊异”，我朝还有这样圣贤般人物！于是召见，慰勉赏赐了他，并决心大用此人。

不久，就提拔他做了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而向敏中也确实不负所望，在任上成绩斐然，到了至道初年，又迁为给事中。

宠辱不惊

真宗朝时，向敏中更有一件常人难以做到的“行为”，为帝王、史家所赞叹。

向敏中被加官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监修国史。这个职务就相当于宰辅。尤其是以“右仆射”而出任宰辅，更历来被人视为职官之荣。

封官当天，有翰林学士李宗谔在旁，真宗皇帝对他说：“朕自即位以来，还没有封过仆射这个官职，现在给向敏中，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命，他一定很喜欢。”又说：“敏中家中今天的贺客一定特别多，爱卿你前去一趟，看看，不要说是我的意思。”

李宗谔就到了向敏中府邸，一看，向府并没有宴请的意思，史称“门阑寂然”，大门口冷冷清清。李宗谔带着亲随进入，从容道贺说：“今天听说天降吉祥啊，士大夫人人都很欢慰相庆。”向敏中“但唯唯”，不过随意答应而已。李宗谔又说了些皇恩浩荡的话头，向敏中还是“但唯唯”，没有一句得意忘形的话回答他。退下来，又让人去问向府的后厨：“今天有没有亲朋来宴饮的准备啊？”后厨也冷清，告诉来者，无一人宴饮。

真宗皇帝听了李宗谔的汇报，慨叹道：“向敏中大耐官职！”向敏中这个人真是能耐得住做大官。

官职升迁与否，对向敏中而言，不是荣辱所在。此即宠辱不惊。

所以《宋史.向敏中传》给他的评价是：“向敏中耻受赃物之赐以远其污，预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坚拒皇甫侃之书以免其累，拜罢之际，喜愠不形，亦可谓有宰相之风焉。”向敏中耻于接受赃物的赏赐，以此来远离污秽之源；预先买药上任，避免广州市舶的贪渎嫌疑，以此来成全修养的廉节；坚决拒绝皇甫侃请托的书信，以此来免予遭遇不测的连累；升官罢官之际，喜怒不形于色；凡此种种，可以说是很有宰相之风尚了。

但向敏中也有一事颇为他人诟病：与名臣张齐贤争夺薛居正孀居的儿媳妇。人的复杂性往往不是“单向度”评价可以概言的。这一故实说来话长，留待日后慢表。

太宗这一次人事任免很关键。向敏中在维持帝国流畅运转中做出了卓越的但不起眼的贡献；而张咏，则成为后来平定“李顺之变”收拾残局的重要人物。

到了淳化四年十一月间，李顺变乱还没有平息，长江两岸却又闹起了有组织的“盗贼”。太宗下诏，以内殿的高官杨允恭督江南水运，并开始抓捕寇党。这时候，朝廷刚刚将今天江西樟树市附近的几个县置为临江军，而长江这股“盗贼”就到此周边开始为害地方。

杨允恭到临江军，选择骁勇的士卒，乘上轻便的小舟，侦察到他们晚上休息的地方，夜半从城中出发，三鼓时，遇到了百余人的“寇盗”。斗战中，将敌人歼灭。

平罢“江盗”之后，杨允恭又千里迢迢来到通州境上（应属江苏南通）追踪“海贼”。“海贼”将若干舟船联络一处，仿佛“连环船”，船之周围张挂起高大的帷幕，人躲在帷幕后面，向外发射劲弩、短炮，而杨允恭这边发射过去的箭镞都被帷幕遮住。杨允恭自己也受了伤，左肩上流血一直到袖口，但他不为所动，史称“容色弥壮”，气态更加勇壮。杨允恭很从容地派遣善于游泳的士卒，泅水靠近敌船，用绳子连着铁钩，散乱地扔出去，将敌船的帷幕撕扯凌乱，而后士卒大进，“海贼”不敢相接，赴水而死者大半，擒获百余人。

从此以后，长江之上，从东到西，没有了盗贼剽掠的祸患。

捌 失踪的李顺

这么大的一场民变，擒获其党酋，押送到凤翔，而不押送到京师正法，这个可能吗？城破之际，确实抓获李顺了吗？如果没有抓获李顺，他是如何逃脱的？谁在广州抓获了他？李顺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大蜀国”年号“应运”

李顺这边，却越做越大。

李顺仗恃着“孟昶遗孤”或“李冰神子”或“灌口二郎神巴蜀代言人”等多重混乱而又神秘的身份，成功地鸠集起越来越多的蜀民，其中不少人是“旁户”，也即被豪民所役使的各类无土地寄身的佃户。

李顺很可能在王小波死后，组织了一场祭奠仪式，祭奠中，应该有对“灌口二郎神”或“李冰之位”或“孟昶之位”的喃喃自语，其中祭奠“灌口二郎神”的可能性非常大。一百多年后，宋徽宗时的江少虞有《皇朝事实类苑》一书，记录了宋仁宗时期的官员程琳知益州的故实，说蜀州有大胆不逞之徒，聚集恶少百余人，立“灌口二郎神”像，自己私立官号，恶少则穿上士卒服装，吹拉弹唱，每天就是杀牛宰羊聚会。程琳知道后，将这批人抓住正法，并且说：“李顺由此而起，今锄其根本，且使蜀中数十年无恙。”在这类地方神崇拜中，李顺获得先手。他可能借此打出了恢复后蜀孟昶世家的旗号。据说他甚至恢复原来的姓氏“孟”，而不再姓“李”。

当初，有个右谏议大夫名叫许骧，王小波变乱之前，他曾经知成都府。等到任期满回朝复命，他专门跟太宗说：“蜀土久安，那里的住民容易流窜滋扰。希望朝廷能选择忠厚者为地方长吏，这样才可能镇抚地方。”当时代替许骧的是吴元载，但此人特别喜欢苛察，民间如果有流犯，哪怕是细小的罪过也不放过，甚至禁止民间游乐宴饮，所以当地人都有了怨声。王小波就在这个背景下起事了。而吴元载解决不了王小波的问题，于是朝廷又派东上阁门使郭载来知成都。

郭载来到四川梓州的时候，李顺已经开始往成都挺进。有相师看到郭载后，对他说：“成都必陷！公前往，必定受祸。如果能在梓州少住几天，这祸可免。”不料郭载闻言大怒，答道：

“天子诏我领方面，阽危之际，岂敢迁延？”天子下诏让我管理一个大州，现在正是生死存亡之际，我岂敢逗留不前！

于是急往成都而行。

李顺带着“灌口二郎神”的信服者，浩浩荡荡数万之众，攻打成都几天，将西城门都烧了，但还是没有得手，又去攻打附近的汉州等地，连着攻克两座州城。郭载进入成都后，李顺又率众回马再攻，攻势更急。不久，城陷。

郭载与转运使樊知古带领余众，斩关而出，退保梓州。

李顺入据成都，当天建立“大蜀国”，自称“大蜀王”，年号“应运”。同时派出兵马四处侵掠地盘，北面一直到剑门关，南面一直到巫峡，所有的郡邑县城都被劫掠，受害。李顺“建国”成功。

剑门固守有惊无险

淳化五年（994）二月，太宗听到成都沦陷的消息，很是不安。他召集宰相说：“岂料贼寇的势力如此猖獗！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我不能忍受巴蜀之臣民陷于涂炭之中。朕当部署兵马，早晚讨平它！”于是，安排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兵前往戡乱。给他的权力范围很大，管内诸州的囚犯，除了十恶及贪赃罪，都可以“便宜处置”；军事上的事情，王继恩自作决定，不必上奏等待回复。少府少监雷有终、监察御史裴庄等并为峡路（治所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辖境为川北诸州郡）随军转运使；工部郎中刘锡、职方员外郎周渭为陕府至西川随军转运使；马步军都军头、勤州刺史张杲等率兵直赴剑门；崇义使尹元，由峡路进兵；所有诸部，都受王继恩节制。

这阵势，俨然是一场大战的规模。太宗已经不敢掉以轻心。

李顺取剑门，战略对头，但可惜动手晚了些。剑门乃是中原通往巴蜀的陆路要道，剑门一开，成都就失去了陆路天险；守住剑门，则与中原阻隔。李顺要做“大蜀王”，自应先断剑门，阻遏中原进军围剿；但他着急先下成都，再取剑门，时间的转换中，失了先机。

李顺派遣变民数千人，北上仰攻剑门。但剑门的疲兵不过百来人，太宗自以为太平天下，地方不宜驻守太多武装力量，所以，各州郡没有多少战斗兵员。守在剑门的是都监上官正。他激励士卒，要与乱民死战。他知道这百来号人登上城楼也没有可能固守，干脆打开城门列阵迎敌。这几乎就是送死的节奏，但巧的是，被李顺攻破成都后的大宋败军，有一部分在成都监军供奉官宿翰带领下，奔剑门来了。于是上官正与宿翰合兵一处，共同迎敌。一战，大破李顺兵，几乎斩杀干净，只剩下三百来人，跑回了成都。

此一役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朝廷正在担心栈道危险，剑门固守，连通栈道，中原入蜀有路，于是王师长驱而至。太宗闻信，很高兴，当即提拔上官正为剑门兵马部署，剑门关司令；宿翰则拜为昭州刺史。昭州在广西，这是“遥领”，不是实封，但可以享受刺史待遇。而李顺则因为剑门一败，露出了小家子气象。跑回成都的三百败兵，让“大蜀国”的将士有了惊慌，李顺认为这些人“惊众”，将他们全部斩杀于成都东门外。这就让人们对这位渴血的“大蜀王”有了寒心，部下不免人人胆寒。

王继恩还在路上，但宋师前军已经陆续进入川东。王继恩发出告示：大兵所到之处，遇到贼党敢于抗拒，即当诛杀；如果不是同恶犯，是偶尔胁从，又能归顺者，可以释放。

王继恩从栈道进入剑州后，从外围几个要塞扫清了李顺的据点，斩首五百级。又在南下追逐中，破敌于柳池驿，斩首一千六百级。

峡路也传来战报，击溃李顺变民三千人，斩首三百级。

到了五月夏季，王继恩已经连克绵州、阆州、巴州，斩杀万余人。随即包围了成都。李顺正在城里征兵，按计划，所有征调上来的“大蜀国”士兵，一律“黥面”，也即脸上赐字作为标记。但还没有来得及干这个活儿，成都已经被攻破，十几万变民没有抵挡住宋师攻势，被斩杀三万余众，缴获无数。王继恩给朝廷的报表有言：“斩获贼首李顺首级。”按此说法，李顺被杀。

“李顺之变”中，诸州被攻破不少，但梓州是一个例外。

知梓州的张雍功劳不小。

张雍守梓州

梓州距离青城三百多里，王小波作乱之初，张雍得到消息，有了准备。他在梓州开始训练士卒，得到城中兵三千人，又招募千人，用来守城。又派出推官盛梁到朝廷去搬援兵，将附近辖境绵州的金帛转运到梓州，充实库存。安排推官陈世卿治理作战工具，掌书记施谓、榷盐院判官谢涛砍伐山上树木做箭杆，熔化铜钟为箭镞，撕扭布帛为绳索，备好各类守御器械。

张雍战备中，已经听说变民攻克了附近的永康军和数个州郡，不久成都也被李顺所围。川中十二州都巡检使卢斌率六百人抵达成都救援，斗战一个来月，杀数万人，但到了第二年，成都没有保住，卢斌退回梓州，又集合十州之兵来攻取成都，没有成功。张雍就委任他为本州监军。当时正赶上江水泛滥，将梓州外围的子城堕毁。卢斌动员鼓舞州民，第二天，“畚锸大集”，簸箕、铁锨来了很多，从城西大壕沟开始深挖城堑，达数丈深。然后又开决西河的水，注入城壕，成为环城的深沟。

很快，李顺派出一位大将相里贵率众十数万来围梓州。

张雍与监军卢斌登上城堞俯瞰，但见变民来的兵众，呈现出老弱疲惫之态，连个铠甲都没有。卢斌笑着请求开北门“击之”。张雍说：“不可。贼人说不准是在故意示弱，设计窥伺我等。现在城中吏民人心未定，万一我们出城，被城内奸细所乘，那就堕入他的奸计啦！现在出击，不是良策。”话音未落，城楼上果然就有士卒据守在城门楼子间“呼啸”，与相里贵里应外合，似乎要引敌入城。张雍急忙派出骁勇将内奸砍杀肃清。

相里贵推出了高大的攻城战车，上设天梯、塔楼，又有火具。十万变民在城外昼夜鼓噪，攻城形势越来越猛。城中有了恐慌。张雍制作了抛石机，从城内向外连续发炮，大石数枚砸中敌人攻城战车。又命善射者向敌众发射带火的箭镞，在敌阵中造成了一片混乱，敌众稍退。

变民又在城西部署攻城战具。张雍假作不在意，对士兵高喊：“将士们都将装备置齐，我将开东门与敌人决一死战！”说着，还开始安排步骑五百人，向东门开拔。相里贵有瞭望哨在附近牛头山，可以看到城内动静，就以为张雍果然要出东门，于是迅疾调拨城西兵众往城东。张雍看看敌众西城守备空虚，就派出敢死之士百余人，带上硫黄火油，从城中顺着绳子爬下，将敌人的攻城战具全部焚烧。从中午到黄昏，燃烧了两个多时辰（四个多小时）。

变民几次攻城，都被击退。忽然有一天，北风起，一时间天昏地暗。相里贵认为时机已到，于是顺风纵火，急攻北门。张雍与卢斌领兵据守，站立在矢石之间，固守不动，敌人无法进入。城上也以箭矢回应。史称“贼为之少却”，敌人因此而稍稍退却。

推官陈世卿射箭很棒，被张雍安排独当一面。他像个狙击手一样，一个个，点对点，亲手射杀敌众数百人。敌人攻城很急的时候，他的幕僚都开始图谋如何自保。陈世卿慷慨陈词：“食君禄，当身死报国，奈何欲避难他图耶？”随后他对张雍说：“这样一群胆小怯懦之辈，留在城里，只能妖言惑众，动摇人心。不如将他们都派出城去，让他们去请求救援。”张雍答应了。

就这样，张雍、卢斌、陈世卿等人，随机设备，守城八十余日。

王继恩攻占成都后，派遣大将来支援梓州，相里贵溃散而去。

日前，宋师雷有终一部由峡路入蜀，调兵遣将，筹集粮草，规划战事，井井有条。宋师行进在峡路山中时，遇盗，格斗而进。山中无水，遇雨，将士将头盔取下，接水而饮。一路行进一路战斗。

到达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屯扎时，一面临江，三面树立栅栏。正赶上当晚有雨，李顺部下来袭，鼓噪举火，宋师有了恐慌，但雷有终已经部署停当，安坐帐中，随从给他梳理头发，“气貌自若”，气态、形貌很自然、安定。等到敌众合围之后，雷有终引一队精兵从间道出现在敌后，与营中将士合击之。变民大为惊扰，投入水中、火中而死者，不计其数。

有诏拜为右谏议大夫，知益州。雷有终上任时，成都已破，但流寇还在。他路过简州，寓居在佛寺中，但看形势，估计贼人必然到来，就命令左右将大门关上，召当院人严加警备。天才黑，他与随从悄悄走出，从间道走脱。果然，变民黑压压一片，将寺庙围了好几重，等到破门而入，只有一个打更的老人在。

雷有终机敏善断，大宋人物！

父死于忠，子死于孝

王继恩虽然占据了成都，但是城外十几里，还有“贼党”占据。“大蜀国”的元帅张馀，成为继王小波、李顺之后的变民领袖。他啸聚万余众，连着攻克川中八个州郡。

攻取开州（今重庆开县）时，监军秦传序与敌战不胜，投火而死。张馀初到时，秦传序督促士卒与敌斗战，寡不敌众，很多长吏都投奔了张馀。有人也劝他赶紧投降，以免遭遇不测。秦传序对士卒说：“尽死节以守郡城，吾之职也，安可苟免乎！”尽忠臣死节来守卫郡城，这是我的军人职责，哪里可以期求侥幸免祸呢！城中用度不足，粮食很少，秦传序就将自己上任来开州随身带的行囊，以及行囊中的服饰文玩，拿出来买酒买肉，犒赏士卒并鼓励他们。众人都感动得哭了，于是奋力抵抗张馀。但张馀的势力太大，眼看城破，秦传序制作了蜡丸帛书，派人间道送往京师，帛书有言：“臣尽死力战，誓不降贼。”城破，秦传序赴火而死。

秦传序家在荆湖，儿子秦奭闻讯后，逆流而上，寻找父亲的尸体，那哪里找得到。最后在水中溺死。人们对父子之死甚为哀悯，认为“父死于忠，子死于孝”。太宗抚恤秦传序一家很优厚。

与世无争崔遵度

张馀攻忠州（今四川忠县），知州崔遵度乃是一介文弱书生，大宋著名的古琴家。他带领全城甲士百余人，背城而战。张馀部众顺利翻过城堞。崔遵度一跃冲入江中，拟自杀。但被州兵救起。

史称崔遵度是一个“淳澹清素，于势利泊如也”的人，性情淳和、淡泊、清介、朴素，对权势和利益看得很轻，很不在意。他曾经作为太宗的“右史”，记录太宗之言。十余年间，他总是静静地躲在大殿楹柱的后面，自我屏蔽，不要太宗看到他。史称“恬晦”，恬淡而又自我韬晦。他与世无争，口不言是非，寓所很狭小，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在有限的居住之地开辟一个小阁院，种上几株绿竹。退朝后，就默默地坐在绿竹之下，鼓琴，独酌，在俗世难于理解的静谧中，享受琴趣。这境界，在崔遵度那里，即使是给他个“南面王”，也不会换。他似乎很少与人交游，落落寡合。他的兴趣鼓琴之外就是读《易》。他曾有言：“意有疑，则弹琴辨其数，筮《易》观其象，无不究也。”这意思是，如果与人交往有不明之处，就回到小阁弹琴，来分辨其中的阴阳运数，或用《周易》来卜筮所成之象。显然，这是求得理解世界的一种神秘办法。

这样一个与世无争，在自家世界中徜徉终生的人物，不是张馀的对手。

张馀得到大宋投降的士卒，又攻陷了几座州郡，更为自信，势力也更为强盛，于是率众十万，乘胜攻夔州，应有“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的壮观。张馀在李顺败后，实力不减。

夔州在瞿塘峡口，地势雄峻，形势险要，堪称川东第一军事重镇。扼守夔州，即可在水路西控巴蜀，东瞰中原。渝、川、陕、鄂，欲有军政作为，此地实乃兵家必争之地。而张馀，恰恰就是欲有军政作为的一代雄杰。

故夔州在所必争。

夔州危急！

屠杀

此前，太宗赵炅了解到川中形势后，派出了大将白继赟为峡路都大巡检，总巡视官，统领精兵数千人，昼夜兼行，赶往成都。作战任务是，协助王继恩平定川蜀之乱。巧的是，增援队伍到达夔州时，正赶上张馀来袭。于是白继赟与夔州巡检使解守颐有了默契，二人城里城外同时发动总攻，夹击张馀。

张馀的雄心在此地第一次受挫。腹背受敌中，他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大败，被斩首两万级。史称“流骸塞川而下，水为之赤”，尸体漂浮顺流而下，江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这是一场屠杀。

站在时光的后面，我看到两万殇魂在宽阔的长江之上，遥远地浮荡，有了书生气十足的伤感。我甚至胡思乱想，假如我是赵炅，假如我是张馀，假如我是白继赟，是不是可以免去这一场屠杀？我没有找出可以免去屠杀的可能。大宋太宗赵炅先生，必定要维护大宋帝国；大蜀元帅张馀先生，必定要破毁大宋帝国；而白继赟必定要放出辣手，杀戮破毁者。当夔州危急时，各自都已经没有选择。吾土吾民，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就在致力于“公道—仁德”理念的推演。圣贤之完整气象在此。而这种理念、这种气象，必定是以天地之大德为形而上背景的。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间最大的道德是——敬畏生命。所以《周易》要说：“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生生之谓易。”所以《尚书》要说：“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所以《论语》要说：“焉用杀！”所以《孟子》要说：“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当吾土吾民种种杀戮连绵不绝时，我与时下“制度论”者的不同思考是：是什么样的邪僻力量在阻遏“公道—仁德”理念的推演，在妖魔化传统圣贤？优良“制度”并不能免去杀戮，就像传统“圣贤”也不能免去杀戮一样。但优良“制度”从不演绎杀戮，就像传统“圣贤”从不演绎杀戮一样。因此，“制度”与“圣贤”都不是杀戮之因。那种将历史上的杀戮推给“制度”或“圣贤”的意见，逻辑上都是荒谬而又浑浊的。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与罗马制度或奥斯曼制度无关，他们的制度并没有规定要杀灭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也与西方历史上的圣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无关，西贤也从未有过要杀灭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的理性推演。吾土吾民历史上的杀戮，也与“制度”或“圣贤”无关。杀戮，犹如历史若干重大事件一样，它的呈现，是“偶然”的，是此前多种力量“耦合”的结果。预见杀戮，并同时推演杀戮，太过于邪恶。白继赟、赵炅与张馀，都没有事先即可预知“杀戮两万人”，并推动“杀戮两万人”的理性动因。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可以在已经预知杀戮人数时，启动杀戮机器，那就是纳粹以及其他极权主义魔鬼。

蜀民两万，殇魂飘散，走入虚空，白继赟立功。

当他将杀戮报告，包括“夺得舟千余艘，甲铠数万计”，汇报给朝廷时，他得到了嘉奖。

但太宗网开一面，下诏言“两川军民被李顺胁众诖误者一切不问”，整个巴蜀，在“李顺之变”中，被李顺借着神秘力量欺骗而趁起的军民，一概不追究、不拿问。当“群盗”溃散，纷纷走入山泽自保时，太宗又下诏，要各州“招诱”，并“倍加安抚”。太宗，为这一场共同体之间的杀戮注入了一丝温情亮色。

查道戴枷督税

太宗一直坚持“招抚”政策。

巴蜀乱后，太宗曾派出使者，访问川、峡诸州的治理地方合格优秀的人物，当时就有知夔州袁逢吉、知忠州邵烨、知云安军薛颜、知遂州李虚己、通判查道等七人以“称职”上报朝廷，太宗都分别给了他们诏书奖谕。

内中一个通判查道，是过去南唐名臣查文徽的孙子。他做了太宗朝进士，在一个县城做尉官时，收入低，但性情廉介，与妻子甘苦与共，采集野菜与杂米煮粥“疗饥”而已。当地要办理地方租税，几个县吏不得力，被州官招到州郡，上了木枷，让他们回去。其他的县官在回去后，将木枷脱掉，只有他还戴着，而且还戴木枷下乡督税。乡里富民试图贿赂他，以酒肉招待，他不吃，还杖责富民。于是其他民众看到，就很惊讶，于是将拖欠的租税缴足。

转运使樊宗古知道他的节操德行，就打算向朝廷推荐。查道推辞，要求举荐主簿叶齐。樊宗古说：“我也不认识叶齐啊！”查道就说：“公如果不推荐叶齐，我查道也不愿意被公所推荐。”樊宗古不得已，同时推荐了两个人。查道被改为光禄寺丞、直史馆。

不久，查道从遂州调动到果州（今属四川南充）做知州，正赶上蜀中民变基本平定后的零星反抗。有个变民首领何彦忠集结了二百余众，在果州一个叫大木槽的地方，打家劫舍。诏书招抚没有成功，于是地方都请求发兵平定。查道说：“彼惧罪，欲延数刻命耳，其党岂无诖误邪？”他们不过是害怕治罪，打算延缓几天的活命罢了。其中能没有被欺误、胁迫的人吗？于是，他换了普通衣服，一匹马，几个仆人，不带兵器，直接到了变民的驻地，将太宗的诏令陈说一遍，并耐心讲解了大宋的宽大政策。有人认识他，就说：“这是咱们的郡守啊，他可不是害我们的人啊！”于是纷纷放下兵器，跪在地上请罪。查道给他们每人都发了赦免的证书，让他们回家去种地。

查道将此事通过驿站报到朝廷。太宗很高兴，史称“赐诏书奖谕”，颁赐诏书，奖励慰勉了查道。

张馀逃脱，拒绝大宋“招诱”，继续组织力量与大宋对抗。

李顺其余各部也大多拒绝了大宋的“招诱”，两川多个州郡，还在战火中。

变民余部数千人来攻取施州。在知州李鹏的指挥下，施州指挥使黄希逊的儿子黄文卓、黄文范、黄文战，以及兵马使黄延霸，率领城中丁男只有百余人，大多手持木棍，打开城门与敌众搏击，居然擒获百余人，余众大多被赶往江水之中溺死。

又一队变民约数万人来袭取广安军，被峡路雷有终行营击破，斩首五千级，生擒三十人。接着，雷有终又派出主力，在嘉陵江口杀获两万余众。再回师，在合州与宋师友邻会合，破敌万余人，斩首五十级。几天后，雷有终进入成都。这期间，各州郡小股敌军时聚时散，但大多被宋师平定。

王继恩谁都对不起

平蜀，王继恩立功。

王继恩是四朝宦官，服务于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他还有一位张姓的养父。但这五个人，他谁都对不起。

后周时，他以张姓之子张德钧的身份，阉割后进入后宫，服侍大帝柴荣。赵匡胤践祚后，他又成为赵氏宫禁的宦官。江山易色，他没有任何表示，直接投靠新主，对不起故主周世宗。

太祖时，他成为宦官班首，第一大太监。但在太祖死后，皇后要他去找皇子，他却去找皇弟。于是，太宗即位。他让太祖一系在整个北宋期间，与帝位无缘，对不起故主赵匡胤。

太宗时，他升官发财，带兵打仗，获得生命中最高荣誉和成就。但太宗已经定下传位于赵元侃也即宋真宗，他却试图改变这个格局，密谋拥立已经“疯癫”的赵元佐（一说要拥立太祖的孙子赵惟吉），对不起故主赵炅也即赵光义。

真宗时，知道他试图变更继承人，开始并没有给他治罪，但他不思悔改，继续与同伙结党营私，露泄宫中隐秘之事。真宗这才将他发配外地。他也对不起宽宏大量的新主宋真宗。

养父张氏好歹将他抚养成人，到了太祖时代，他做了“内侍行首”，也即大内总管，要求回复本宗，不再姓张，改姓王，对不起养父。

王小波李顺之变，他带领大军入蜀，平定乱局，有功。

太宗之所以肯于让一个宦官带兵，还是对他有信任。他拥立太宗即位，这是一件泼天大事，也证明此人确有某种决断能力，为太宗所赞赏。此前，王继恩也曾在太祖麾下平定江南等战事中表现不俗，所以，太宗继续起用他参与军事行动。王继恩也渐渐开始“恃宠”而“生骄”。

后宫与宦官不得干政

从汉代以来，中国帝制政制就有一条经验教训：后宫及宦官不得干政。这类人最接近君主，一旦干政，往往可以左右政局。又因为这类人所有的政制干预，并没有经由宰辅廷臣的议事，甚至故意绕开宰辅廷臣，这就往往要诉诸非光明手段，构成一种与“天下为公”政治根本总诉求完全背离的程序不公——而程序不公，往往即导致事实不公。政局由不公而生紊乱，由紊乱而生变乱，由变乱而生权力非正常更迭，于是，皇室内部杀戮，以及由外部权臣以平定皇室杀戮而展开的杀戮，屡见不鲜。而杀戮中改朝换代的所谓“兴亡”，没有例外地将殃及民生。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原因种种，其中直接原因，往往多因后宫与宦官干政而起。不讨论后宫与宦官干政的政治发生原理，从已经看到的历史演绎而言，这是一个经验事实。

所以，历来比较明智的君王与大臣，往往都要为之设防。

王继恩曾推荐文人潘阆做官。太宗开始答应了他。但潘阆得官后，很快流露了他的“倾险”，也即用心“险恶”的特点。他曾多次劝王继恩要太宗“立储”，册立太子。那时候，太宗还没有正式册立儿子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太子，但赵元侃名望已经很高。潘阆对王继恩说：“南衙自谓当立，立之将不德我。即议所立，宜立诸王之不当立者。”南衙，指的就是赵元侃。潘阆的意思是：如果赵元侃当了皇上，因为没有“我们”的拥立之功，所以不会感谢“我们”。要想让未来的皇上感谢“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要在诸王之中拥立一个没有希望当皇上的人，如此，则“我们”才有拥立之功。这一番话，说得王继恩迷迷糊糊，认为大有道理。然后他弄明白了这个“买卖”的意思，开始有了册立东宫的进言。史称“继恩入其说，颇惑太宗”，王继恩讲述了一番拥立某位亲王的道理，弄得太宗很有点迷惑。

太宗也许约略听到了潘阆的狂悖，也许没有听到；但就在他答应王继恩给潘阆官做的时刻，应该是想起了“后宫及宦官不得干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他没有贬黜王继恩，但将任命潘阆的诏书追了回来。这就等于做了一个姿态给王继恩看：你，不得干政。

宣徽使与宣政使

平定“李顺之变”后，王继恩作为招安使，前线总司令，当时朝廷讨论封赏时，中书宰辅和诸臣，都认为他有功，议论给他一个宣徽使来做。宣徽使，是宣徽院的主任；宣徽院掌管内侍户籍，略相当于中央机关人事局长；又掌管祭祀大典，略相当于文化部长；还掌朝廷会议、宴会等，略相当于中直机关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由来已久，唐、五代就有设置，一般还就由宦官充任。但太宗觉得王继恩做这个不合适，他说：

“朕读前代史书，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

他认为这个职务很容易走上“执政”，所以不同意。但可以给他一个别的官职来做。

但宰辅认为王继恩平蜀功高，不这样封赏，不符合封赏的规章制度。太宗发火，深深地责备了一通大臣。然后命学士张洎、钱若水议论如何处理。最后议定专门设立一个“宣政使”给王继恩；与此同时还设立了“昭宣使”，都是宦官中的高级品阶，正六品，但“宣政使”班序在“昭宣使”之上。另外给王继恩一个“遥领”防御使。

至道二年（996）春，又有布衣韩拱辰到朝廷上言，认为“继恩有平贼大功，当秉机务，今止得防御使，赏甚薄，无以慰中外之望”。“秉机务”，就是要执政。太宗闻言大怒，认为这位韩拱辰先生“惑众”，将他“杖脊黥面配崖州”。

大臣和庶民要求封赏王继恩，都有“上怒”，太宗大怒的记载。浏览太宗一朝，看他回应言事臣庶，很少发怒的记载。这事发怒，有意味。

太宗一如既往地保留了“曲突徙薪”的智慧，这就消弭了“焦头烂额”的可能。宋人吕中评论王继恩平蜀事，颇精彩：

莫难于除盗，尤莫难于盗已去之后。故既命继恩以讨之，复命张咏以抚之，始威终惠，两得之矣。抑继恩宦者，使之掌兵，得无陷李唐之弊政耶？然继恩虽有功而不敢骄，虽不与宣徽而不敢怨，太宗盖有以处之也。其与童贯握重兵在外而朝廷无以制之之道异矣。使当时不知所以制之，愚恐无夷狄之骄，亦必有宦官之祸矣。

平蜀之事，没有比扫除盗匪更难的了；但是更难的是扫除盗匪之后。所以太宗开始命王继恩征讨盗匪，后又命张咏抚慰川中，开始于凌厉之兵威，终结于和惠之仁政，两个方面都有成果。但王继恩是个宦者，要他掌兵，难道不会陷入唐代那样的宦者掌兵左右天下局势的弊端吗？但是考察下来，王继恩虽然有功，但不敢如唐代那些宦官似的，对上傲慢；虽然不给他“宣徽使”的职官，但他不敢发牢骚。太宗一定是有办法处理这事的，太宗的办法与后来徽宗时，童贯手握重兵在外，而朝廷没有办法驾驭他，完全不同。假使太宗当时不知道如何统御王继恩这样的宦官，恐怕即使没有夷狄的骄狂扰华，也必有宦官的骄狂祸华了。

追回任命潘阆的诏书，就是制御宦官干政的办法。后来又派出另外一个大内宦官卫绍钦前往川中与王继恩“共同带兵”，等于在分权。更在川中大致平定后，立即任命张咏治蜀，而不任命王继恩治蜀。川中撤兵前，又派出张鉴、冯守规带着空白诏书，分掌原属于王继恩的临时任命权。有功之后，不授他执政之始的宣徽使，而另外特设一个“宣政使”职官；“防御使”的军职也只是遥领，而非实际差遣，凡此种种，都是太宗“曲突徙薪”，有意处置之道。王继恩之所以没有成为童贯，原因在此。

有人认为“宣徽使”“宣政使”不过一字之差，太宗在此玩弄了一个文字游戏，实质差不多。这个意见没有弄懂太宗此举事实上含有控驭之道。“宣徽使”由来已久，职权相应，其权，联系宫禁与中书最为便捷；而“宣政使”则是临时设置，有职无权，若无具体“差遣”，等于无事可干，很大程度上属于荣誉职称。看上去与“宣徽使”是一字之差，但就是这一字之差，其“名”不同，其“器”也不同。“宣政使”不见于宋之前，玩笑一点说，犹如“弼马温”不见于各类职官表，因此这属于不承认宦官进入大宋传统职务的一种权宜性设计。

王继恩在蜀，手握重兵，到处摆威风。宴饮取乐之外，每次出行，前呼后拥倒也罢了，还要奏乐。他爱下棋，还备有专人负责带着棋盘棋子。所以上行下效，侍从们也一个个威风凛凛，恣意作恶。平叛的官军，成为害民的兵匪。

所以王继恩平蜀，有功，也有罪。

陷名将马知节于死地

王继恩在川中，还有一大劣迹，挤对名将马知节。

马知节有父风，他的父亲马全义在太祖一朝作战勇猛，马知节更有全局观念。有一年，他知定远军（今属河北东光县），当时有议论，定远军储粮多有霉变，因此要调发河南十三个州的民夫转运粮饷，河北转运使樊知古负责此事。当二人商讨此事时，马知节提出：

“定远军兵士不多，但粮食还不少，将腐烂变质的部分簸筛干净后，估计还能得到十之六七。”

樊知古接纳了他的意见，果然获得可食用的粮粟五十万斛，于是分发给各个要塞，省去了河南十三州的一场转运。

马知节执法也严。

当时有辖境庶民，多走入要塞，躲避契丹入寇。但他的部下有人偷盗妇女首饰，被军中护军也即指挥官发现，鞭笞一顿。马知节知道后，认为此刑过轻。他说：“民避外患而来，反罹内寇，此而可恕，何以肃下？”庶民躲避外患而来，不想到却遭遇内部盗匪！如果这个可以宽恕，那怎么让下属严肃军纪？当即命令执行军法，斩首。

在川中平叛时，王继恩很是傲慢、托大，喜欢要人逢迎他。但马知节不买账，不愿意讨好他。王继恩于是就有了故意陷害的举动。

他命令马知节去守彭州，只给他老弱兵卒三百人，原来属于马知节调遣的精兵都调回成都。马知节知道彭州是李顺党羽一定要攻取的要害之地，多次请求增兵，王继恩根本不听。结果变民来了十万人攻取彭州。马知节带着羸弱之兵与敌人奋力拼战，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士卒很多人都已经战死。马知节长叹道：“死在贼人之手，不是壮士啊！”于是“横槊溃围出”，挥舞着长槊冲破重围出来。直到第二天，才引来援兵，再次呐喊着冲入敌阵，敌人败退而去。

太宗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叹息道：“贼众我寡，知节不易当也！”敌人多而我兵少，马知节这仗打得不容易！

地方官与社稷臣

蜀地变乱基本平定后，小股乱民还在四处流窜。王继恩不能服众，如何“治蜀”，对太宗构成挑战。

参知政事苏易简曾经推荐张咏，认为他可以管理四川。

这时张咏已被太宗留意，准备大用。

到了淳化五年（994）九月，时任枢密院直学士、虞部郎中的张咏，受命知益州。益州，就是指川蜀全境，其治所在成都。临行前，太宗嘱咐他说：

“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

要求他主要关注民生，这方面，可以自由裁量，随机决断。这是给他相当大的地方治理权限。

他来到地方，很快展现了不仅仅是“地方官”，而是“社稷臣”的军政治理洞察力。

他在路上看到从陕西发往四川的民夫运粮队伍络绎不绝，这正是峡路转运使要干的活儿。他也知道入蜀的道路有多么艰难。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问粮草。他得到的数据是：城中屯兵三万余人，而粮草不足半个月支用。于是他开始访问民间，知道当地盐价腾贵，而蜀中士庶特别希望能得到廉价盐。恰好府中还有不少历年集聚的食盐，于是他做出一个决定：

降低盐价，但士庶要用粮食作价兑换。

士民大为高兴，于是家家都肩挑人扛，牛拖车运，拿米来换盐。不到一个月，得到粮米数十万斛。军士也高兴，喜欢地说道：“以前吃的大米，大多杂有糠土，很难下咽；现在每一顿饭食都很精美。这个老家伙真是善于干国家大事的人！”张咏闻言，也高兴，说道：“从此以后，我的命令可以在益州执行啦！”

当时成都四邻还有很多变民的营垒，王继恩要求成都白天也要关闭城门，以防奸细进入。但城门关闭之后，内外交通也断绝，外面的物资很难自由进入，城里的物资也很难自由外出。成都，在这一个阶段，就相当于一座孤岛，吏民都感到不便利。

王继恩没有心思“讨贼”，只想乐和一天是一天。张咏虽然不受他调遣，但王继恩也不受张咏调遣，所以张咏一时拿他没有办法。思前想后，张咏采用了特殊斗法。

当时王继恩麾下人吃马嚼，每天都需要大量粮草，马匹需要量尤其大。于是，当他军中的司务长来讨要粮草时，张咏只给他人吃的粮食，马吃的粮草则一律折算成银两支付，至于黑豆杂粮干刍草，一粒一支也没有。王继恩发火，找他说：“国家打仗用的战马，难道能吃铜钱吗？”张咏道：“城中的草料场已经被贼寇焚烧而尽，马料就应该到民间去取。公现在闭城高会，马料从哪儿进出？如果开门讨贼，还愁马儿吃不到粮草吗？——我张咏已经将这个事写好了奏章，准备上奏朝廷了。”

王继恩一听，碰到了厉害家伙，不敢再多说话。

正好赶上另一位大宦官卫绍钦带着诏书来催促，要王继恩继续“讨贼”，平定巴蜀。王继恩这才开始分兵四出。

卫绍钦也是一个狠家伙，在扫荡变民中，辣手迭出，但对迅速平定李顺余党“功勋”不小。

且说王继恩，出兵之后，捉到三十多个“盗贼”，按律，请知州兴狱处理。但张咏与“盗贼”聊天后，要他们回家务农，全部无罪释放。

王继恩大怒。张咏回应他说：“以前，是李顺胁迫民众做贼，今日，我张咏与公一道，化贼为民，哪有什么不可以的啊？”王继恩听了倒也无话可说。

王继恩这位剑南、两川招安使，帐下的亲卒有了劫掠民财的兵匪行为，有人来向知州张咏投诉。张咏得知这些兵匪有人劫掠财富后夜半从城楼垂绳而逃。张咏就派出精明吏卒前往擒拿，并嘱咐吏卒说：“捉到这几个兵匪，就把他们捆了，扔井里，不要带回来。”他不愿意公开此事，与王继恩闹翻。吏卒将这件事情办了，王继恩感到没有丢失面子，所以也没有更多怨恨，而他帐下的亲卒，闻听此事，却吓得咋舌，从此不敢再干抢夺私有财产的勾当。

王继恩分兵“讨贼”之后，张咏计算城中“以盐易粮”，所有积蓄可以支用两年，就上奏请求罢免陕西粮草转运。

如此一来，陕西民力得到宽解。这是太宗非常在意的大事，对诸臣高兴地说：“过去益州每天都请求转发粮草！转发粮草！张咏到了没有几天，就有了两年的储备！这样看，此人什么事办不成？朕从此没有忧虑了！”

虎翼卒谋反

王继恩麾下也有一位宦官高品，名叫王文寿。所谓“高品”就是宦官中有高级职称的人物。此人性急，带着两千禁军中的一支“虎翼卒”到遂州“讨贼”时，督促部下甚为严厉，这就惹恼了“虎翼卒”中的士兵，指挥使张璘察觉到士卒怨气不小，于是有了“做大事”的谋划。当时“大蜀国”元帅张馀还有部众十万左右，势力不算小。张璘认为如果能与张馀合兵一处，灭王继恩，应该不算难，而后就可以占据成都，分兵取益州各个州郡。如此，把断剑门、扼守夔州，川中就别是一个独立邦国。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取这一票富贵，也不枉世上走了一遭。一天晚上，高品王文寿正在高卧，于是，张璘派遣了几位勇悍卒子，“排闼径入”，撞开门，直接进入，就在榻上取了这位高品的首级，送给张璘。当时天色昏黑，张璘还担心这是不是王文寿的脑袋，燃起火炬来辨认。然后说：“是也。”这才放心，于是放心投敌。

张馀此时在嘉州（今属四川乐山），而张璘在遂州（今属四川遂宁），两地相距约五百里。遂州在成都东南一偏，嘉州在成都西南一偏，二地与成都形成一个三角地带。张璘以王文寿头颅做投名状，率麾下五百人投靠张馀，试图借助变民势力再打回遂州，复取成都，慢慢逐鹿巴蜀。王继恩，在他眼里不算什么。

二人合兵后，史称“贼势甚盛”。消息报到朝廷，太宗大怒。下令将五百士卒的妻子儿女全抓起来，甚至动了“诛之”的念头。近臣有人出主意，把军营中这些士卒写往家中的书信全都找出来，让家属写回信给他们，然后派遣使者前往嘉州招抚。士卒们知道家眷平安，一定会重新归附朝廷，并可因此而破贼。于是，照此做去。果然，嘉州士卒中有了动摇，不久，就有骁悍的勇士砍了张璘的脑袋，装在盒子里，送给了王继恩。

王继恩就让这批曾经走过嘉州的“虎翼卒”为向导，从遂宁向嘉州挺进。一路流畅，所过州郡全部平定，前后招降变民近三万人。

其他州郡也在一个个平定中。

在眉州，还擒杀了“大蜀国”的“中书令”吴蕴。

王继恩部下的大将杨琼、宿翰等人，攻城拔寨，战功越来越高。但没有多少人瞧得上西南招安总司令王继恩。他统御军队没有更多方略，因此，下属往往“恃功暴横”，仗恃着有功而暴戾强横。

张咏担心有一天大军还师，万一有士卒弄“阴谋拥戴”那种意外之变，风景不免恐怖。于是给太宗上了一封密奏，请朝廷尽快派心腹近臣“可以弹压王师”的人物，来川中分别屯扎师旅。

张咏的优秀往往体现在这些地方。他思考问题不仅仅是“知益州”职责范围，而是帝国职责范围。他总是在替帝国思考问题。

诏按其罪与封驳诏书

淳化四年（993）九月，王小波已经起事，张咏与向敏中已经被朝廷重用。张咏进为给事中，是秦汉时的职官，历代沿续，但功能略有变化，要旨是“封驳”。五代宋以来，不仅有“给事宫禁，以备顾问”的意思，更隶属于门下省，也即宰辅管理部门，其责任是分判本省日常事务，对国家政令、所谓“圣旨”有审议封驳的权力，也即皇帝颁下诏敕，大臣上有奏章，给事中如果不同意，有异议，可直接批改或驳还。这是帝制时代职官设计中的圣贤思路，但具体执行中往往因人而异。人，因制度而异；制度，亦因人而异；这是历史经验。太宗要张咏做给事中，所有诏令、敕令，都要他与向敏中预先审定，而后颁行。

当月，就有一事要张咏审定。

雍熙北伐失利之后，太宗任命了一批元老做节度使，其中之一是宿将张永德。他在代州做都部署，也即北边前线总司令。这时，有个小校官犯法，张永德鞭笞他，最后导致小校死亡。太宗知道后，“诏按其罪”，下诏，按律法给张永德定罪。但这份诏书到了张咏这里被按下，理由是：“永德方任边寄，若以一小校故摧辱主帅，臣恐下有轻上之心。”他担心的是因此会养成士卒更为骄悍的习气。五代以来，不是士卒怕藩镇，而是藩镇怕士卒。谁也无法预知哪里会冒出一个不怕死的士卒，为了一票富贵，铤而走险，杀死主帅，或是拥戴主帅。张咏担心的是这个方向。五代乱世，藩镇割据，种种野蛮风景，长久地让关心帝国前途的人忧心忡忡。太宗总结太祖防患未然的智慧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里说的“事”，主要就是藩镇割据之“事”；这里说的“防”，也主要就是裁制藩镇割据之“防”。大宋帝国三百年，历代帝王都懂这个，成为“赵宋祖宗家法”。而历代“社稷臣”也懂这个，成为“曲突徙薪”的大智者。

从现代法理学考察，太宗“诏按其罪”是符合法制严肃性的；而张咏的意见施行，虽然破坏了法制的严肃性，却赢得了代州边境的平安，也很可能消弭了难言的不测。有意味的是，太宗接纳了他意见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士卒胁迫军侯的事件。这证明张咏的预见是准确的。

如何令军侯守法，又不至于士卒骄悍，这是一种军政紧张。处理这类事，并不容易。各类死守法条，不通权变，而又振振有词的“小清新”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并不适合于责任伦理背景下的军政管理——既不适合古典军政，也不适合现代军政。

空白任免诏书

张咏省略陕西粮草转运，是为帝国减轻国力负担；预防意外之变，是为帝国防患未然。他少时经历过后晋、后汉、后周，对藩镇割据有感觉，读史，更让他懂得藩镇之所以割据的起因。陈桥兵变事后，他更懂得“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种种可能性。不久前，一个职官不大的指挥使张璘，还有逐鹿巴蜀的念头，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军们又当如何？且，巴蜀史上就是一个“天府之国”，一旦割据，剑门、夔州，天险所在，地利所在，进可攻，退可守，比昔日南唐、吴越、北汉更有独立资质。张咏在替帝国谋划长治久安，所谓“社稷臣”，与寻常“循吏”“能吏”的区别在此。

太宗赞同张咏意见。于是命枢密直学士张鉴、西京作坊副使冯守规一道，前往川中。临行前，召二人到后苑，面授方略，大意要他们安排军队调动，不要让骄兵悍将擅自做主。

张鉴知道此行是个苦差，就对太宗说：“益州刚刚收复，军旅之中往往不和。如果忽然听说朝廷使者到了，又替换他们的部队，臣担心他们会有猜疑恐惧。那样将变生不测。请给我们‘安抚’的名义。”

太宗答应了他，甚至还给他们一个特权：可以随时调遣将领，重新任命。

为此，太宗给了他们空白任免诏书，让他们可以根据实际局势，填写被任免人姓名，随机颁布。

张鉴等人到成都后，王继恩不以为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傲慢。他以为朝廷不一定知道他在川中的肆意放纵。他当初拥立太宗，自以为有泼天大功一件，一般人不放在眼里；但他忘记一个人情事实：这个世界，不存在任何值得傲慢的理由，除非面对傲慢。当他傲慢时，他已经被人所轻鄙。

张鉴不动声色，与张咏一道，研究填写空白诏书的任免者名单，根本不向王继恩打招呼。二张一时间成为川中军政主要负责人，所有戍守、作战的派出将军名单，都出自二人之手。而王继恩麾下的使臣，也大多被遣返回京。同时还以太宗诏书的名义，督促王继恩继续“讨贼”。

王继恩这才知道大权已经旁落。

二张更从容施行安抚政策，招诱变民，安定反侧，防患未然，蜀民燥火之气渐消，脑袋可以安稳地靠在枕头上，睡个踏实觉了，史称“蜀民始奠枕矣”。“奠枕”者，安枕也。君王“奠枕”，是忠臣愿景；而庶民“奠枕”，是君王、宰臣的共同愿景。

朝廷做法开始越来越得人心。

大将宿翰从眉州引军向嘉州而来，未战，“大蜀国”嘉州知州王文操献城投降。宿翰入城，晓谕士庶。张馀出城，投奔邛州。

但在邛州，张馀势力已成强弩之末，一战，败北。张馀无所归附，辗转于邛州、嘉州之间，至道元年（995）二月，宿翰擒获张馀，将其正法，首级放入木盒中，送到成都大本营。史称“余党悉平”——但这话并不准确，直到半年多以后，还有变民藏匿山谷之中，据险顽抗，并四处剽掠。

这时已经是至道二年（996）的十一月。太宗令峰州团练使上官正、右谏议大夫雷有终，并为西川招安使，替代王继恩，要王继恩回汴梁。

平定川中，张咏功绩为最高。他主张派遣能臣入川，预防可能的兵变，更属于“拔本塞源”“防微杜渐”“未雨绸缪”“曲突徙薪”“防患于未然”的智者意见。这个意见很可能省略了一场“陈桥兵变”。

乖崖之名，聊以表德

如张齐贤一样，张咏也是一个很有故实的人物。看看他的故实，有助于理解大宋廊庙与江湖的种种生态。

张咏自号“乖崖”，为何起这么个名号？他自己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乖”与“和”为反义，意思就是“不和”，所以有“乖离”“乖戾”之语词。“崖”，本指山崖、悬崖，引申为“傲慢而孤高”之义，汉语语词是“崖岸”。说一个人与他人交往，自以为正确，他人不正确，界限分明，标识高悬，可称“崖岸甚深”。张咏以此为号，就是看到这两种不正常的人性弱点，用以自警。但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还有一种“我就乖！我就崖！”的意思在内。这也是古来富有独立品格的士人自我标榜或自我嘲讽的一种模式，如唐代僧人陈宝通自号“大颠和尚”，明末画家朱耷号“驴屋驴”等。

不过他性情中也确有“乖”“崖”的一面。

他本来就是急性子，脑袋后面还生了个大疮，病重时，常常疼痛难忍，一吃饭，更疼痛加剧。这个病也让他有了“性情乖张”“自立崖岸”的一面。

他知益州时，盛暑吃馄饨，头顶发髻，发髻有发巾，发巾有一带子，从头顶到耳边到下颔处打结系住。打结后，带子两端往往垂下。吃馄饨俯就间，这带子就总是掉到碗里捣乱。张咏不断地用一只手往外捞这带子，烦透了。于是大怒，将发巾一把抓下，直接摁到馄饨碗里，一面说：“但请吃！”

他因为有脑后大疮，自己不愿意跪拜，也不愿意别人给他跪拜。每次有宾客来，典客也即司仪都要预先告诫，不要跪拜。但宾客中有人过于重视这个礼节，以为不可省略。张咏遇到这种情况，要不就跟着对方连拜不已，要不就粗野地劈着两腿大骂不止。

知崇阳县时，他看到农民有到城里买菜的，就将人召来训斥道：“城里居住的人，没有地种菜，买菜倒也罢了；你这个村民都有自己的土田，为何不自己种菜而要费钱来买菜？嗯？”于是上“笞刑”，用竹板子拍打了人一顿后背，放了。这农民也是，从此以后自己种菜吃。据说直到沈括写《梦溪笔谈》时代，当地还把菜园子种的芦菔也即萝卜称为“张知县菜”。

但张咏在“乖崖”之外，也有格外动人的通情达理。

秋光却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

他在知益州时，在成都府开府办公，按规定，各级地方官都要“庭参”，也即按礼拜见知州。拜见时，自己要宣唱自家官名姓名。即使是带着京官身份，但只要在州府差遣，就要“庭参”。有一个书生，是京中官署的干事，在成都府任录事参军，负有监督和官员档案管理的职责。他就不“庭参”，有司就责备他，他坚决说不。张咏知道后，也发火，叫人传话给他：“唯致仕，乃可免。”这是规定，除非你提前退休，可以免掉“庭参”，否则不能免。书生当即写了辞职报告，请求“致仕”，退休。报告后面还赋诗一首，末两句是：“秋光却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这个秋天不咋地，秋味淡淡的，像官场人情一般又寡又薄；满眼的山色也淡淡的，远远不如我回家的兴味浓厚。张咏也是有诗情的才子，一见之下，大为称赏，自己走下台阶来拉着这位倔强书生的手说：“部内有诗人如此而不知，咏之罪也！”咱这系统内有这么棒的诗人，而竟没有人知道，这是我张咏的过错啊！说罢，将辞职报告还给他，从此待他为上客。

还有一事。说张咏公事处理完毕后，退下，看到有个小吏在堂边昏睡，不禁心下一动，就叫醒他问：“你们家里有什么事了吗？”小吏很惶恐，答道：“我母亲病了很久了，我哥哥在外地做客不知，很久没有回来。”张咏派人去调查，小吏所言属实。第二天就派一个场务工人给他，帮他料理家务。张咏对人解释说：“我办公的地方，有人敢睡觉，一定是有隐情，忧闷，困极了才这样的。”

此事证明张咏对人情人心不乏感同身受的洞察力和同情心。

张咏是今属山东的濮州鄄城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在濮州被举为进士，当时州郡议论应该首推张咏，但张咏知道本郡有老儒名张覃，始终未能中举，就向州郡举荐了张覃，认为他应该首推。这是张咏能“让老”，年轻时，就有“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修养。

但他放出辣手来，也不含糊。这方面，他做得太过，有失正道。

辣手张咏

张咏年轻时学过击剑，为人慷慨，好出大言，乐为奇节。

有一年他到长安，在旅馆里，听到邻居一家夜半聚在一起哭泣，声音很悲酸，就去问怎么回事。主人忍不住告诉他：“我做官不自谨慎，常私用官钱。结果被家仆所挟持，想娶我家女儿。拒绝他吧，我们害怕惹祸上身；服从他吧，则女儿就要失身。日期就在近期，所以全家很悲哀，不知该怎么办。”张咏第二天到门边上等着，看到这个仆人出来，就对他说：“我跟你家主人说了，要借你到一亲旧家做点事。”仆人不很情愿，张咏用一种办法强迫他上路。到了城外一个悬崖边，下马，张咏数落他一番罪过，仆人还来不及答对，张咏挥剑将其砍落崖下。回来后，告诉邻居说：“你家那个仆人不会再来了，赶紧回家吧你们。以后要谨慎做事啊！”

这事与柳开在驿站中杀恶仆的事类似。

有可能是一件事分别安在俩人头上，也有可能当时恶仆较多，各有各的段子。此事考查起来，恶仆实恶，用这类黑色手段处理，虽然于法不合，但好歹也算是“原始正义”一把，故对张咏可以不必过多指责；但后面几件事，则透露了张咏“草菅人命”的一面，实难为他回护。

他知益州时，成都忽然有了民间流言，说有个东西叫“白头翁”，是兽是鸟，是人是怪，全不知；知道的是这个东西到了午后，就要吃人家的儿女。流言一起，州郡不安，甚至到了晚上，街上都没人敢再走路。有人主张请道士方士之类来作法“压胜”。但张咏不同意。他设法捉住了这个流言的制造者，当即将其正法，一城皆安。他对人说：“之所以有‘妖讹’兴起，是因为有灾害不祥之气作怪。妖有形，讹有声，流言就是讹言。终止讹言的办法，在于能够识别、判断它，而不在于所谓‘压胜’之类巫术。”

但这个“讹言”制造者，按法当诛吗？

史称张咏“刚方自任”，以严正、刚猛自诩自任。治理僚属往往威断。

他在做崇阳县令时，有一个小吏从仓库出来，鬓角边的头巾下有一个小钱露出。问他这钱哪儿来的。小吏瞒不过，告诉他是“库钱”。张咏命令给以杖刑。小吏倔强，回复道：“一钱何足道，即能杖我，宁能斩我耶？”张咏当即拿出笔来，写了一个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于是就给了这个小吏一个立即执行的死刑，而且是自己拿着剑，在台阶下将小吏杀掉。完事后，上表申述，自己作检讨。

知益州时，又有一小吏，因为某事触怒了他，一怒之下，他给这位小吏戴上了枷锁。小吏心不服，又发牢骚，顶撞这位“益州”的“省长”说：“哼，给我上枷容易，拿下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你不拿我的脑袋，我还就不脱这个枷锁了！”张咏对他的“悖逆”很恼火，当即说一句：“脱亦何难！”脱掉这个枷锁，又有什么难处！当即将他戴枷斩首，枷锁拿下来了。

凭好恶喜怒发落部下，且杀人，实属大恶。两个小吏都罪不当死。

他最令人发指的辣手，是一桩灭门案。

他还没有“释褐”时，曾经在汤阴一带游历。县令喜欢他，赠给他一束帛，一万钱。他就让驴子驮着，带着一个小僮回山东老家。有人跟他说：“从这里往北，有丘陵湖泽，人烟稀少，可以等有了同行的伴侣再走不迟。”张咏说：“天气凉了，家中有老亲，还没有给他们准备过冬的衣服，哪里敢再停留！”于是临时打制了一柄利剑上路了。

行走约三十里，天色已晚，在一个孤零零的小店投宿。店中只有一个老翁和俩儿子，看到他来，露出很高兴的样子。张咏生疑，后来就听到仨人悄声密语：“今夜有好买卖啦！”张咏当即心动，陡然而生一股恶念。于是睡觉前打了一捆柳枝有一抱粗，放在房间内。小店老翁来问：“弄这么个作甚？”张咏答：“明天天没有亮就要走，用它来举火照明。”张咏的意思是：你们这帮恶人，要动手，就早一点，别让我睡过头了！果然，午夜才过，老翁就让他的大儿子来叫：“鸡都叫了，秀才可以走啦！”张咏听到，装睡，不答腔。这大儿子就来推门。张咏预先用房间内家具顶住了左边那扇门，大儿子就推右边这扇。张咏先顶着右扇门，然后一松手，退立一旁，大儿子即踉跄而入。张咏抓着他的头发，将其刺死。随后将尸体拽进屋里。一会儿，小儿子又来，像刚才一样，也被张咏杀掉。等到他提着剑去找老翁，发现老翁正在烧火做饭挠痒痒。当下就将其斩杀。

然后，叫上小僮，牵驴，出门，纵火，北去。

走出二十里路，天才开始亮起来。渐渐有后来者说起：“前边有一个小店失火，全家都被烧死了。”

此事实难评说。但能下得如此辣手，也是朗朗乾坤下的一个忍人。

后来张咏也知道自己有这个恶习，于是对人说：

“张咏幸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人邪？”我张咏幸亏出生在大宋这个文明时代，可以读圣贤经典，用以自律；如果不是这样，我要是生活在五代那样的乱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从这话可以看到，他对大宋有一种由衷的敬意、温情。所以他也曾对友人讲：“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为君王服务，廉节而不能说自己贫穷；勤敏而不能说自己劳苦；忠诚而不能说自己效力；公正而不能说自己能干；做到这样，就可以为君王社稷服务了。

这话说得不错，但他诛杀讹言制造者和倔强的小吏，将野店一家灭门，不能算“公”。

超脱于仁愚、贤不肖之上的智者

张咏治蜀有办法。治蜀，就离不了审案。审案，他有一句名言：

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党询之，则无不审矣。

要想了解君子的作为，就找他周围的君子来调查；要想知道小人的作为，就找他周围的小人来调查。各就其友朋党羽来调查，没有弄不清楚的案件。

他审理的案件中，有一个特别富有“春秋决狱”的性质。

说有一个民家子与姐夫有家财分配的纠纷。姐夫辩解说：“我岳父临终时，我这小舅子才三岁，所以由我来掌管岳父家的财产。岳父还留有遗书，说他日小舅子长大，要以十分之三给他，而我留十分之七。”

张咏看罢遗书后，长叹不已，还找来一壶酒向地上浇酹，然后对他说：

“你岳父真是一个智者啊！因为他的儿子太小，只有三岁，所以不得不托付给你。如果遗书中说十分之七不是给你，而是给儿子，这个儿子会早早死在你手里啦！”

于是判决：十分之七给民家子，十分之三给这位姐夫。

士庶闻听如此判案，都服气张咏判断明白。

理解这个故实，须勘透人性之“恶”；尤须勘透人性之“善”。按“春秋决狱”考量本案，岳丈有遗书，即为立约，修辞立其诚，各方当守信不移；但财产本来是岳丈家的，理应传子，即使按今天的法理考量，儿子也应该是第一继承人，故儿子应该至少得十分之七；女婿当初接受这个本末倒置的遗书，就是人性之贪，也违背了法理逻辑。本案张咏如此判决，事实上是回归了事件本身的逻辑。在善恶之外，张咏明智。

此类事，古今一体，大宋距今不远。

张咏，是那种超脱于仁愚、贤不肖之上的智者类型。宋人张舜民撰写的笔记小说《画墁录》说：“张乖崖浴为猿。”张咏洗澡的时候现原形，是一只猿。这故实说他原来是猴子变的。此说背后也含有世人对他不乏机智这一特点的调侃。

治蜀时，兵火之余，人情不安，各种“反侧”不断。宋师有不少人投降了“大蜀国”，投敌是死，造反也是死，难保没有人动这脑筋。这是特别容易出现“阴谋拥戴”的多事之秋。

有一天阅兵，军队刚刚出城，张咏从军队东北方向骑马走过。军人们忽然冲着他高喊“万岁”。张咏毫不犹豫，当即跳下马来，也冲着东北方向，三呼“万岁”。完事后，上马，揽辔继续缓缓而行。众人也不敢喧哗。这事就过去了。如果他问：“你们喊谁‘万岁’呢？”这事就大了。如果他逮捕带头喊“万岁”的，后面会有很多事说不清。任何一种处理方法都不如他这种“假痴不癫”，这一招几乎就是《三十六计》中“浑水摸鱼”“金蝉脱壳”“李代桃僵”“隔岸观火”“暗度陈仓”“釜底抽薪”“反客为主”“偷梁换柱”“无中生有”“声东击西”，最后“瞒天过海”的天才杂糅。

大宋名相寇准跟张咏是一生的朋友，寇准也曾遭遇过类似经历，他处理得就远不如张咏漂亮。说寇准跟一个朝官张逊有矛盾。有一次寇准与宰辅温仲舒一块在街上骑马走路，路上遇到一狂人，迎着马儿高呼“万岁”。寇准没有反应。不久张逊就指使一个叫王宾的朝官参了寇准一本，无非是说有人喊他“万岁”，定是寇准唆使，乃是有叛逆之心之类。寇准感到这个事太大，赶紧引温仲舒来做证，意思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事发偶然等等。解释得要多笨有多笨。说来说去，张逊也参与进来，与寇准在堂上有了口角，互相指斥短处，形同街头吵架，全没有了那种持重得体的尊严。太宗大怒，将二人同时贬黜。

不仅寇准处理不当，事情过去多少年后，张咏的孙婿赵济，说给名相韩琦听时，韩琦也感叹：“当是时某亦不敢措置！”就是我韩琦赶上那个时候那个事，也不敢这么处理！韩琦乃是仁宗时有担当、断大事，最负盛名的“社稷臣”，连他也自认这事难于措置。

张咏治蜀，从大处着眼。何为大？在张咏那里，是“文治”。这就再一次与帝国力图恢复道义天下的努力不谋而合。

从太祖时代开始，大宋就有四大主题，也是四大难题：契丹问题、藩镇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民生问题、道义问题。太祖太宗瞩目于此，致力于此。张咏知道自从汉代文翁开始，治蜀就开始兴办教育。于是，他也在此下了功夫。他看到蜀人虽然愿意读书、向学，但不乐于科举、出仕。他认为这事需要一种激励机制，于是考察下来，发现几个为乡里称赏的读书人，就勉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后来这几个人都登科，做了地方官。蜀民从此知道自我努力。这就为帝国输送文职人才，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为圣贤理念所熏陶的读书种子。

这是继文翁之后，又一次为蜀地文明展开做出的官方推演。

秦李冰、汉文翁、蜀孔明、宋张咏，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巴蜀文化英雄”。

李顺死生之谜

李顺守成都，城破，很有可能没有死，跑出城去了。

《宋史》《续资治通鉴》都记录说：淳化五年五月，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众，斩首三万级，收复成都，获贼李顺。……丙子，将李顺同党八人，在凤翔处死。

但这么大的一场民变，擒获其党酋，押送到凤翔，而不押送到京师正法，这个可能吗？城破之际，确实抓获李顺了吗？如果没有抓获李顺，他是如何逃脱的？谁在广州抓获了他？李顺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沈存中《梦溪笔谈》、陆游《老学庵笔记》，以及传为明人杨慎所著《全蜀艺文志》等记载李顺逃脱事，很详细。综合诸书，可以约略复原几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时人怀疑李顺未死。

平定李顺之变后，当月，就有一个官员名叫张舜卿，他奏事说：“臣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臣听说李顺已经逃跑，诸将所谓抓获并正法的那个人不是李顺。太宗闻言道：“平贼才数日，汝何从知之？徒欲害人功尔！”平定蜀贼这才几天啊，你是从哪里知道的？你只不过想害人立功罢了！

太宗不信，或故意不信这个传闻。他甚至想当场将造谣惑众的张舜卿推出去斩了，但是看在他父亲曾经做过节度使，有功于宋的分儿上，没有动真格的。

这事证明，李顺是否被抓获被正法，时人是有议论的。

第二个细节：李顺可能“失踪”。

“失踪”，可以有多种猜测，其中之一是：死于乱兵。那个曾经被太宗让人扇了几千个耳光子的刘锡，在平蜀战争中，以工部侍郎身份做西川随军转运使。他应该是亲临成都的官员。事后，他曾经写过一篇《至道圣德颂》，歌颂太宗和太宗时代。内中说到宋师平蜀，有言：“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既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袅首。”说李顺战斗到最后，支撑不住，藏在变民中，被乱兵所害，到处都是尸体已经无法辨认谁是李顺。这样，他既免予被抓获后囚车押送，也避免了最后被砍头的结局。

如果这个记录是可能的，那么被王继恩在凤翔正法的那八个人里，就不应该有李顺。

第三个细节：李顺乔装僧人出城。

说李顺在城破之前，忽然召集城中数千僧人施舍斋饭，说是祈福。而后又剃度童子数千人为僧，都在府中削发，穿僧衣。午后让这些僧人从东西两个城门全部走出。李顺也不知哪里去了，很有可能也剃了头发逃遁。

第四个细节：抓获者，不是李顺。

说王师入城后，听说李顺是一大胡子，就抓了一个大胡子，状貌很像，于是被杀，但很可能不是李顺。张舜卿所奏事，有根据。

第五个细节：真李顺在南方被抓。

说真宗天禧年间，一说景祐年间，在岭南或广州被抓。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当初张舜卿所奏事，是真的，不是造谣。于是有人主张典明正身，在闹市正法，名臣吕夷简认为不可，就在狱中杀死。

当时抓获李顺真身的是原漳泉节度使陈洪进的儿子陈琏。陈琏时任广州巡检使。据说那时李顺已经七十余岁，推验明白，此人就是李顺。又用槛车送到京师，覆按明白，确是李顺。但朝廷认为平蜀将士功赏已经颁行，这时如果说过去正法的是假李顺，会有很多人不自在。于是就直接秘密斩杀李顺，再赏陈琏。

据说陈琏家有《李顺案款》文件，叙说本末很详细。

按《李顺案款》说法：李顺本来是蜀江王小波之妻弟，当王小波反于蜀中时，不能有效统御徒众，于是众人推举李顺为主。李顺召集乡里富人大姓人家，命令他们申报财产，然后根据家中人口，留下足用之外，一切都调发给大军和贫民。起事后，又能录用才能，存恤良善，号令严明，有秋毫无犯的军纪。当时川中大饥，十天之间，归附李顺的贫民有数万人。所到州县，都开门迎纳。传檄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完整的城垒，全被攻破。到他失败时，人们常常怀念他，所以李顺得以顺利逃走。直到三十多年后，才被俘就刑。

民变领袖，往往有“不死”的传闻。

黄巢，这位唐末民变领袖，据说直到后梁后唐时，还有人在洛阳看到过他。还有人说黄巢留下一首传颂甚广的诗：“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天津桥，乃是洛阳著名的一座桥梁。

五代时，有一“巨寇”明马儿，后周时不知所去。汴梁有封禅寺，陈桥兵变时，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曾在此处藏身，得到一个主僧的照顾。说太祖践祚后，对这个主僧给予优厚待遇。主僧八十多岁时，临终对弟子们说：“吾即泽州明马儿也。”

明末李自成，也有脱身为僧的传说。

这类故实，或真或假，但就人间的黑色智慧而言，我宁肯相信它们都是真实的。大盗之狡黠，容或有常人不及处。

无论这些大盗在起事后，有多少劣迹——根据对人性的考察，他们是一定会有劣迹的，但他们最重要的功绩在于：用一种暴烈手段，向执政者的欺凌与不公说不。传统圣贤有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安抚我们，就是我们的领袖；虐待我们，就是我们的寇仇。这是天地不易之理。

当着两川“博买务”在“榷茶”时剥夺了茶农生存的权利，茶农们是有理由要一个说法的。

宋太宗下《罪己诏》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李顺之变”后，大宋王朝给出了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宋太宗下《罪己诏》。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罪己诏》颁发在张咏知益州之前。

《罪己诏》由翰林学士钱若水起草，太宗看后，亲自改动，内容多为引咎自责，语气深切。很多材料保留了这份《罪己诏》。文字大略为：

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而更张，永鉴前弊，而今而后，庶或警予！

朕任命巴蜀的地方官不合格，是因为自己看人不明，结果导致本来应该是“亲民”的官吏，反而不能行惠政、施和气；而那些税务官员们，只知道刻薄侵削百姓，以此作为政绩，结果是损害了百姓利益，让庶民成为叛逆。想想这种“失德”，原因都在朕一个人身上。我要改过，重新做起，并永远记着这个沉痛的前车之鉴！而今而后，希望能以此自我警戒！

文中最大的亮色有两个：一个说巴蜀民变，原因是地方官的作恶；而地方官的作恶，是由于我赵炅用人不明；另一个说我赵炅“失德”，但我会改，并以此为深刻教训。

这类《罪己诏》，是帝国秩序与圣贤教诲的双重产物。它对认识大宋政治秩序以及帝国治理的文明运作，不失为一个经典案例。无论帝国还是酋长国，共和国还是民主国，都会犯错误，但犯错误肯认罪、认错，这个罪错就可以得到天道人心的原谅；如果不能认罪认错，那就恒定的是一种罪恶或错误。圣贤有言：“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又言：“知耻近乎勇。”又言：“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张咏记住了太宗的《罪己诏》，在治蜀时，成就卓著。

也可以把这份《罪己诏》看作是王小波、李顺用自己的方式，逼迫大宋帝国做出的“说法”。

改良“榷茶”制度

第二个说法，大宋帝国开始改良“榷茶”制度。

当时，名臣陈恕负责三司工作，这是帝国最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国家盐铁税收，主要由三司负责。这个工作也有内在的紧张，合理又合情，个中自有平衡之道，做好这个平衡，就是称职，否则就是不称职。陈恕称职。太宗曾表彰他，亲自在殿中柱子上题写“真盐铁陈恕”五个大字。

两川因“榷茶”而有民变之后，陈恕开始着手处理茶法。

他不是坐在“计省”也即三司办公室闭门设计，而是采用了非常现代的做法，搞“听证会”。他召来茶商数十人，让他们各自陈说茶法的利弊所在，一条条说，他一条条记。然后商讨一个合理的“茶法”。根据茶商的意见，整理为“上中下三等办法”。他详细推演了“三等”的规则，最后，他对三司僚属说：

“吾观下等固灭裂无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

我看这上中下三等办法，“下等”实在无利可言，朝廷一旦实行，等于瞎忙；“上等”办法则取利太多，这样的赚钱，商人可以干，但朝廷不能干；只有“中等”之法，可以做到公私兼顾，我再做一做裁损，让它更趋于合理，这样也许可以长久推行。

于是，开始推行新的茶法，史称“货财流通”。

新的茶法对于巴蜀茶民当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也可以把“新茶法”看作是王小波、李顺用暴烈的方法逼迫大宋帝国做出的“自我更化”也即“改良”。

大宋的优秀在于：认错；讲理。

玖 太宗之死

太宗赵炅，在大唐帝制继承制度紊乱之后，在经历了五代乱世之后，与寇准协议定立太子，为大宋第三代帝王的顺利交接做出了基础性安排，最后在大臣吕端的决断之下，保证了这个安排的顺利施行。于是，大宋没有乱，没有回到乱唐，更没有回到五代。

向契丹“请和”

契丹问题，让太宗与臣辅头痛。大宋满朝精英已经知道：契丹，也即大辽，是一个有力量的存在。它的力量不比大宋弱。“岐沟关之战”后，大宋停止了对契丹的战略进攻。公元989年，端拱二年以后，大宋更没有主动向契丹发起过攻击。契丹也渐渐有了收敛。淳化年间五个年头没有大的战事。想起太祖时代与契丹的和约，太宗认为，如果可能，就与契丹再次签订和约，而后，修德，未来的事，交给神。

于是，淳化五年九月，大宋开始主动请和。史上明白记录：

帝再遣使如辽约和，弗许。

太宗再一次派遣使者到契丹去请求恢复太祖时的和约，契丹不答应。

太宗当初“惟有战耳”“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这样的狠话放出，已经成为契丹的“民族创伤”，契丹不能忘。“乘胜取幽蓟”也是一句狠话，在占领敌方土地的战事中，“克”是指费力拿下；“取”是指不费力拿下。传统“春秋笔法”有此一说。欧阳修做《新五代史》就特别注意此类“笔法”。当大宋放出话来，要“取”幽蓟，几乎等于是对契丹的一场羞辱。所以，终太宗一世，契丹没有原谅他。

南宋史论家吕中有一段话，说大宋与契丹的和战，颇有见地：

和非中国得已之计也。然和出于彼则和可坚，和出于我则和易败。太祖当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复与太原相援，以汉高帝处此，必有平城之忧；唐太宗处此，必有借助之举。惟太祖专任边将，来则拒之，去则御之。且未尝遣一骑以出境，亦未尝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边臣贻书而后命边臣以答之，必待其来聘有礼而后遣通和之使以报之，其得中国之体矣。景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败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

与契丹和好，是中原不得已的办法。但即使如此，如果和好的要求出于契丹方面，则和约可以巩固；出于我这一方，则和约难成而败。太祖时，正当南征北战之际，而契丹与河东的北汉互相有军事同盟，即使以汉高帝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也会有被匈奴在平城包围的忧虑；唐太宗处此，也会有不得不借助突厥的举动。只有太祖专任边将，契丹来，就抗拒之；契丹走，就防御之。而且不派遣一个骑兵出境骚扰契丹，也不派遣一个使臣与契丹通和。一直到契丹的边臣有了向大宋求和的书信，而后命令边臣回答他们；必要等待契丹来使行聘礼，而后派遣使者到契丹去回报。这种做法，很得中原大国之体。真宗景德年间的和约之所以长久，而徽宗宣和年间的和约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景德之和，是契丹提出来的；而宣和之和，是大宋提出来的。

太祖时，契丹涿州的刺史耶律琮曾经致书大宋雄州知州孙全兴，认为二国可以不必打仗，长久为邻国。孙全兴请示太祖，太祖命孙全兴给耶律琮写信，认为可以。于是，与契丹有了“修好”的来往。太祖一朝，除了石岭关一战，何继筠打退契丹来援一战外，和约之后，没有战事。

契丹来“求和”事在大宋开宝七年（974）十一月。但《续资治通鉴》又记录说，早在此前半年，也即开宝七年三月，太祖曾经“遣使如辽，辽使涿州刺史耶律昌珠加侍中来聘，议和”。这样，似乎是大宋首先与契丹议和，而不是契丹首先与大宋议和。

此事不确。因为如果这一条记录是真实的，那么十一月间耶律琮与孙全兴的书信来往就没有了着落，而且以此为契机，后面的一系列展开，也都没有了着落。所以，宋人吕中的议论有根据，而“太祖于开宝七年三月‘遣使如辽’”说，是一种传闻异词，不足凭信。

御戎三策

且说太宗，见契丹没有和意，就再一次动了战争的念头，“于是募人泛海，赂女真及乌实等部叛之，二部不从”，招募精干人士，从海上到契丹后方，贿赂女真部落及乌实部落，让他们背叛契丹。但是这两个部落也不听从。

此前三年，女真一直在与中原通好，甚至向大宋“朝贡”。他们朝贡的路线是跨越渤海到泥姑口（今属天津塘沽）以南，或跨越黄海到山东登州上岸。但契丹对此很不爽，于是在距离海岸四百里处下寨，增设军事堡垒三处，每一处有三千兵守卫，隔绝女真与中原的联系。于是女真再次艰难渡海，与大宋研究军事同盟，至少先把契丹三处堡垒铲除，女真愿意集合全国三十首领来做这一场战事。如果大宋确定日期，女真将首先集合兵众在北部等待。

这是一个机会，但大宋经历了“岐沟关之战”，已经没有必胜信念。史称“帝但降诏抚谕，不为出师”，太宗只降下诏书，安慰女真一番，不同意出师。从此以后，女真只好死心塌地归附了契丹。

此时，再去约会契丹起兵，为时已晚。

就在淳化五年（994）五月，在大宋向契丹请和四个月前，高丽也曾无法忍受契丹的欺凌，试图与大宋恢复和好，要求大宋出师，与高丽夹击契丹，太宗也没有允许。从此以后，高丽也死心塌地归附了契丹。

契丹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几乎可以全力对付大宋，而大宋还要对付西夏，此际，川蜀也乱起来。

在如此严峻的战争环境下，太宗一朝，赵普、宋琪、张洎、田锡、李昉、薛居正、王禹偁、张齐贤等大臣无人认为可以“取幽蓟”，更不做“犁庭扫穴”之想。以张洎的说法为代表，御戎之道有三策：

下策是：“练兵选将，长驱深入，拥戈@而肆战，决胜负于一时”，训练士卒，拣选将帅，长驱直入，带上各种武器快意一战，与契丹决胜负于一场战事。

中策是：“偃革櫜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以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戍”，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谦卑言辞，准备厚礼，以和亲政策与其通好，输送国货与其结好，虽然陛下身份有所屈辱，但却可以停息边境战争之劳。

上策是：“缮修城堡，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整制修缮沿边城堡，依靠凭借天然险阻，训练武备，广积粮草，分兵屯聚边塞，契丹来就防御，契丹退也不追。

朝廷大臣，十世纪的中国精英，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上策”。太宗赵炅也选择了“上策”。

于是，“缮修城堡，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成为大宋帝国淳化年间之后的基本战略防御政策。

但契丹在大宋主动求和之后，另外就部署了三场局部战争，侵扰大宋。

第一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子河汊之战”，大宋胜。

第二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雄州之战”，大宋胜。

第三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永安军之战”，大宋胜。

三场战事，都发生在至道元年（995），而且都在边境发生，而且有两场都在府州也即折御卿镇守的陕北北部发生，而且大宋都取得了胜利。这样，太宗在群臣推演下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奏效：只要不主动攻取契丹守地，契丹奈何不了大宋。虽然想起“燕云十六州”来，就心痛心酸，但力量达不到，这个事实是必须在屈辱中承认的。

太宗晚年已经知道：必须“屈己”，“黩武”不是时机。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太宗最后一个年号是“至道”，自正月改元，到“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驾崩，只有两年三个月时间。这也意味着，在太宗晚年，赢得了三场抗击契丹的保卫战胜利，但攻取契丹，已经不做梦想。

就在淳化五年九月，当月与契丹主动请和不成，太宗立赵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这是册立太子的节奏。太宗对寿王说了一番话，特别能见出他苍凉的心境，但也是成熟的心思：

政教之设，在乎得人心而不扰之；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诚信，不扰之无如镇之以清静。推是而行，虽虎兕亦当驯狎，况于人乎！书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信哉斯言也，尔宜戒之！

政治教化之设计，核心是得人心而不是扰人心。得人心最好的做法是诚信；不扰人心最好的做法是以“清静”而镇守内心。将这个法则推演开去，即使是凶恶的猛兽也会驯良，何况人呢！《尚书》有言：抚育我就是我的领袖，虐待我就是我的寇仇。这话说得很是精允。你要时刻警戒自己啊！

也在这个月，太宗为巴蜀之乱下了《罪己诏》。

到了十月，又将青州的“平卢军”改为“镇海军”，而杭州的“镇海军”则改为“宁海军”。由“平定”之义改为“镇守”之义，由“镇守”之义改为“宁静”之义，都在一步步收敛杀气。

十一月，太宗到国子监，看到大儒孙奭，就让他讲《尚书.说命》。

《说命》总三篇，也是“梅赜伪书”，但也流行了一千六百年之久，至少，太宗时期相信它的真实性。这一篇《尚书》文献，讲述了殷商第二十二代君王武丁时的大臣傅说（二字读音“副越”，不是“传说”）的思想。太宗天性中似乎存有愿意效法古人的倾向，更对殷商历代明君有向往。《说命》中有言：

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

这是傅说的名言，大意是：做事不效法古典经验，而能够长久立世，还没有听说过。

儒者孙奭讲《尚书》，就重点讲述了这句话。

赵炅听后，甚为激赏，赞叹道：

“此至言也！羡慕殷商的君王武丁能得到这么优秀的贤相！”说罢，叹赏了好久。还有一种记录说：太宗有意要激励臣辅，于是对跟从他的辅臣们说：“天以良弼赉商，朕独不得邪！”上天以优秀的宰辅佐治殷商，朕怎么就独独得不到这样的人呢！

效法古人，在政治论域内，以儒学为思想资源的说法就是“法先王”。这是传统中国政制治理的非常重要的政治价值观。

“先王”，狭义指尧舜，广义指尧舜以来的所有圣王，包括本朝逝去的圣王。在后世看来，殷商的汤王就是三代时期的圣王之一。赵炅曾经祈雨，甚至“欲自焚”，就是一种自觉的“法先王”行为。

“法先王”，与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保守主义理念相近，都是承认人类政治经验具有积累的价值，值得回顾。在中国，这类经验曾长久地得到朝野肯认，直到近代以来流行种种激进思潮，才对“法先王”说法有了敌意十足的痛贬。

太宗在国子监，听孙奭讲解武丁和傅说的故实，意味深长，具有“大宋家法”的性质，所以真宗要仿效，仁宗要仿效，后代帝王纷纷仿效，都要听取“师傅”的儒学义理讲述，于是形成了制度化的“经筵”。

但不止于此。细细阅读这一段记录，也可以约略考见太宗当下心境的苍凉，他也意识到大宋此际，不仅没有可以辅佐他“达致三代之治”的人才，似乎也没有可以辅佐他“恢复汉唐疆域”的人才。他对大臣们有点失望……

求才

就在这个月，天降大雪，似有瑞雪丰年之兆，近臣开始向太宗称贺。但他似乎一点也不高兴。他想的还是人才。他说：“多士盈朝，求一材堪转运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这么多士大夫在朝廷，朕想求一个胜任转运使、三司判官的人才，居然都得不到！于是，下诏，要宰辅吕蒙正以下直到知制诰，都要举荐可以任事的人才，每人要举荐一个人。

太宗晚年，求才若渴。

吕蒙正上奏说：“臣备位宰相，以进退百官；今独举一二人，恐示天下不广也。”臣，作为宰相，主要是在百官中建议推荐和建议罢免，现在只推举一二人，恐怕在向天下显示宰辅之量不够广大。

吕蒙正的意思是：举荐一二人，这活不是宰相干的。

吕相一生做事，此事最无格局。略通逻辑，即可明了他这种塞责之语，连自圆其说都没有可能。春秋责备贤者，吕蒙正此际大约昏了头，往日的明断一丝不见，仿佛说此话的几乎就不是那个随身带着“夹袋”，准备推荐人才的吕蒙正。史上这类记录，往往令人慨叹：人的复杂性远不是标签可以界定的。

太宗很温和地说：“前代亦合有宰相举官故事，可令史馆检讨之。”前代各朝，也应该有宰相推举官员的案例，可让史馆官员到史册中去找一找。

于是史馆将历代宰相推举官员的案例拿来给太宗。

太宗再次召吕蒙正等人说：“虞丘子举孙叔敖，崔祐甫举吏八百，狄仁杰自举其子光嗣，何谓无也？”昔日楚国宰臣虞丘子推举了孙叔敖，大唐宰臣崔祐甫推举了各级官吏近八百人，另一个宰辅狄仁杰还推举了自己的儿子狄光嗣，等等，很多宰辅推举人才的故实，怎么能说没有呢？

然后，太宗还书写了一幅文字给吕蒙正等人。文字内容是当年楚国清官孙叔敖死后，儿子清贫，表扬艺术家优孟扮演孙叔敖，感动楚王，赏赐孙叔敖后人的故实。

于是吕蒙正等人开始各自举荐人才给朝廷。

举荐人才，在《宋史》中，凡有必书。这个故实也可以看出，不是人人都愿意，并有能力举荐人才的。这事一方面源于举荐者确实没有发现的眼光，另一方面，大宋有制度性规定：被举荐的人才如果一旦有罪，举荐者要有连带责任，有时处罚还很严重。这就使举荐者心怀畏惧，多一事实在不如少一事。大宋，以及历朝历代，持此姿态者，太多。

太宗晚年，对此有感觉。但如何解决，终大宋一朝，没有有效措施。不能，或不愿意举荐人才，是传统中至为沉闷、平庸之流弊。但惟其如此，对比中，更可以见出能够并愿意举荐人才，不计个人得失，敢以天下为己任者的圣贤气象。

到了转年，至道元年（995）八月，太宗更以开封尹寿王赵元侃为皇太子，改名赵恒，大赦天下。大宋如何对付契丹这个北方的强敌？使命已经开始向继任者真宗大帝转移。

文明竞赛

至道元年初，与契丹的三场战事之后，太宗一朝与契丹再无战事。相互之间好像已经不再比武力，而在比文明。

契丹的文明，与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时代比较，有了长足进步。现在的萧太后与耶律隆绪受中原文明浸染，很多地方与大宋比较，似并不逊色。将这两年大宋契丹的“文治”作一比较，似不难看出二者的“文化竞赛”意味。

至道元年八月，大宋册立太子，大赦天下。

契丹命人修山泽的祠宇、先哲的神庙，准备祭祀——这样，契丹国境内，诸州的孔子庙、黄帝祠、大舜祠，都得到修缮。契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承认黄帝谱系的，接受尧舜传统的。所以，以今日文化整合大系统考察，契丹，是“我国”在公元十世纪前后的北方政权，而不是“外国”政权。

这个月，大宋，以尚书右丞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并兼太子宾客，要太子见二人如见师傅之仪，太子见，必先拜。李至等上表恳让，太宗下诏不许。太宗对李至、李沆说：“太子仁孝贤明，正仰赖爱卿等以正道辅佐。太子如果做事有不当之处，你们一定要尽力给他指出，不要顺从他啊！”

到了九月，契丹认为南京也即燕京太学生员越来越多，特意赐给水硙庄一区，供太学生居住使用。契丹也是有太学的。

冬十月，契丹还下诏，令诸道要设置“义仓”，每年的秋天，按照各地收获多少，拿出一部分来充实“义仓”。有关部门要监察、检查。到了年岁不佳时，就用“义仓”放粮赈济灾民。契丹也是有“荒政”的，荒年救济灾民之政制，契丹显然是从大宋“常平仓”得到启发。

十二月，大宋群臣奉表要给太宗加上尊号曰“法天崇道上圣至仁皇帝”，连上五次，太宗不允许。这一年，大宋制作了铜金属的天文气象仪器：浑仪、候仪。制造者是秋官正韩显符。太宗下诏，在司天监建筑一个高台置放，以此展开天文气象观测活动。

此前，高丽连续多年向契丹朝贡，契丹派遣翰林学士张幹等人，册封高丽王治为高丽国王。王治派遣童子十人，到契丹留学，学习契丹语。契丹所属的铁骊部落，向契丹进贡猎鹰、战马。

至道二年（996），高丽国王王治向契丹请求联姻，契丹以东京（今属辽宁辽阳）留守萧恒德女与高丽订婚，高丽为此向契丹送去了彩礼。但不久高丽王治死了，契丹将彩礼奉还。这一年，契丹还安置了朔州的流民。

大宋则在夏天五月时，令开封府判官杨徽之等按行考察管内诸州的民田，遇到旱情严重的地方，要蠲免当年租税。

这时四川又发生民变，继李顺之变后，有乱党首领名王鸬鹚再次聚集变民四处剽掠，自称“邛南王”。西川都提举、大臣石普上奏说：“蜀之乱，由赋敛急迫，使农民失业，不能自存，并入于贼。望一切蠲其租赋，令自为生，则不讨自平矣。”蜀民之乱，是因为赋敛太急，迫使农民失业，不能继续生存，所以有人就进入到盗贼之中。期望朝廷能蠲免当年一切租税，让农民能够各自为生。如此，不必讨伐，民变自会平息。太宗答应了。石普到四川将朝廷意旨传达给变民，史称“蜀民无不感悦”，整个巴蜀安定下来。

大宋这边有人认为凤州（今陕西凤县）出产铜矿，定州（今属河北）出产银矿，准备收归国有，派遣官员执掌开矿事宜。太宗说：“大地并不爱惜宝藏，肯于出土；朝廷应该与众庶共享。”不允许官营。

这一年契丹则认为南京（燕京）一道新订的税法太重，做了减免处理。

太宗之死

到了至道三年（997），太宗在世的最后一年，只有三个月时间了，太宗还在部署边帅防御反复无常的西夏，而契丹在河西，也有党项人开始背叛契丹，契丹安排边将讨伐党项。

太宗已经病重，还下诏免除京畿死罪的囚犯，流罪以下全部赦免。

与此同时，契丹下诏给南京（燕京）要解决常年不决的“滞囚”问题。还蠲免了多项税收，如四方的流民免租税；募民耕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南京一道的欠租，全免等等。还命诸道抓住春天的时机，鼓励民众种树；并禁止诸军官在违背农时的季节田猎。

大帝太宗赵炅，临终前听到的来自契丹的消息是：西夏李继迁再一次背叛大宋，投靠契丹，被契丹封为西平王；契丹大将韩德威击破党项，党项请求归附契丹；于是，契丹向西开拓疆域更为辽远。

至道三年三月壬辰，史称“帝不视朝”，太宗病重，已经不能在朝堂会见诸臣。第二天，癸巳，帝崩于万岁殿。

这一天是公元997年5月8日。

太宗遗制

太宗赵炅，在大唐帝制继承制度紊乱之后，在经历了五代乱世之后，与寇准协议定立太子，为大宋第三代帝王的顺利交接做出了基础性安排，最后在大臣吕端的决断之下，保证了这个安排的顺利施行。于是，大宋没有乱，没有回到乱唐，更没有回到五代。

但这件大事，险些坏在宦官王继恩手上。

王继恩即使有多少恣横之过，如果不是最后试图改变太宗册立太子之事，也许他这一生会有另外的功过评价。

太宗由“金匮之盟”的“兄终弟及”模式，回归于“宗法大礼”的“嫡子继承”制度，为帝制时代的权力再分配，承担了巨大的道德风险。当这种遗制作为天下已知的规则已经出台，再试图破毁这种规则，就要承担更大的道德风险。事后看，王继恩试图改变太宗遗制，拥立宋真宗赵元侃以外的亲王入继大统，那是绝大的政治冒险，同时也是对天下、对士庶、对社稷、对皇室、对赵元侃与赵元佐，都缺乏责任担当的悖逆之举。

此案，王继恩很愚蠢。

他以为当初可以决定由谁出任第二代帝王，也就能够决定由谁来出任第三代帝王。他不明白的是：第三代帝王已经由宋太宗赵炅、社稷臣寇准，君臣商议决出，已经昭告天下，已经行使了册立太子的大典，已经经由程序规则告知天地宗庙神灵士庶，形势与当初太祖留下权力空白全然不同。势变，而伎俩不变，利欲熏心下的程序变更，必是祸及自身的愚蠢。

赵元侃被册立太子之前，还在做襄王时，已经有不低的“人望”。像太祖太宗践祚前后，坊间开始流布神奇传说一样，赵元侃也有自己的传说。

“来和天尊”的神秘流言

有一位屯田员外郎名叫杨砺，几十年前，曾梦见一位“来和天尊”。端拱元年（988）二月，杨砺又为库部员外郎，并到襄王府做记室参军。他初到襄王府吃了一惊，原来他看到的襄王赵元侃很像几十年前他梦中所见的那位“来和天尊”。

杨砺乃是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大宋建国第一年的第一个状元。由此人来推演宋真宗的“神迹”，在士庶中，影响颇大。

此人很像太祖时“善天文占候之术”的神秘家苗训。陈桥兵变前的黄昏，苗训仰观天象，发现“日上复有一日，久相摩荡”。太阳上边还有一个太阳，久久地互相叠加摇荡。军中“权反在下”的“阴谋拥戴”开始时，“天有二日”成为一种蛊惑力量。

杨砺关于“来和天尊”的神秘流言，在真宗皇帝做襄王时就有了江湖传闻，杨砺是始作俑者。这类说法固然有“创作”的可能，但也预表了士庶对真宗的期待和拥戴。所以，真宗一朝待杨砺很优厚，犹如太祖一朝待苗训很优厚一样。

但真宗皇帝并不了解杨砺的履历，他做了皇帝后，有一次问杨砺：“爱卿你是哪年及第的啊？”杨砺“唯唯”不回答。后来知道他是大宋帝国开国以来的第一名状元，真宗不免有点“自悔”，认为不应有此一问。但对杨砺不愿意自吹自擂也甚为钦佩，所以，对他更为敬重。

杨砺年六十九岁时，病逝，真宗甚为哀痛，他对群臣说：“杨砺耿直廉介而又清苦，朕正要大用，不料忽然谢世。”于是冒雨前往杨砺家中吊唁。到了他家住的小胡同，车驾没法进入，真宗就下车，踩着泥泞小道，曲里拐弯地进入杨砺家中，叹息哀悼了很久。

太宗要册立太子，也是经由了反复斟酌。但是有人提议早立太子时，他又发怒。很多人以为他留恋皇权，不愿让渡。但事实是，斯事体大，他在从诸王中慎重选择，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淳化二年（991），他曾与近臣说：“总是有人上疏讨论建立皇储之事。朕还是很读了一些书的，又亲眼见到前代的治乱兴衰，怎么会不将这么重要的大事放在心上呢？不过是因为近世以来，世风浇漓，人心难测，如果建立太子，那必须要让百官认同，太子从东宫到践祚，要有程序，就像百官升迁。现在诸子年轻，还没有成人的性情。所以我给他们各自安排了良善之士作为辅佐，乃至于他们的僚属，我都要亲自拣选，目的就是不让奸巧险佞之辈在皇子左右。他们的读书、听讲，都有课程安排。等到他们成长起来，朕自有裁制。为何讨论这个事的人就不懂我这番心思呢？”

三年后，有一位崇仪副使名王得一，他是一位道士，常到禁中与太宗讨论国事，往往就到夜半。他敢说话，说到外面的舆情，有一次就赞誉襄王有“人望”，请太宗立他为太子。太宗心动，不久，又与寇准一番话，定下太子。于是以襄王赵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这就是帝制时代，大宋由皇子升迁为帝王的一道程序：改封王，做京师令尹，以此历练从政经验。

到了至道元年（995）八月，正式册封赵元侃为皇太子，改名赵恒。

从唐代天祐年间以来，中原多故，乱世中，没有来得及施行册立皇储，于是这个大礼停废几乎有一百年了。太子礼施行隆重而又简捷。太子赵恒处处守礼，甚至在做了太子后，还上书要求一如既往地与诸兄弟一起朝见父皇。诸臣参贺时，赵恒也总是走下台阶答礼。温文尔雅，谦逊冲和，他的做派为人所赞赏，史称“中外胥悦”，朝廷内外都很欣慰。

王继恩试图改变“人望”如此之高的皇位继承人，等于在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实属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

吕端大事不糊涂

至道三年（997）二月，太宗病重，文武百官都到崇政殿问候起居，从皇太子、亲王，到诸臣，都到佛寺去修斋，为太宗祈福。

就在这个期间，宣政使王继恩决计谋立太宗长子赵元佐。他实在担心现任皇太子赵恒的“英明”。于是找到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来商议“大事”。几个人就经常说一些太子的坏话。恰巧太宗的李皇后也不怎么喜欢太子，而喜欢赵元佐。赵元佐和太子赵恒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是李贤妃的亲生儿子，李贤妃已经死去，李皇后大约是看到赵元佐的疯癫，动了女人家家的恻隐之心，所以心理天平总是倾向于赵元佐。这个微妙的情感被王继恩捕捉到，他以为这也许就是一个机会。于是在太宗病重期间，与李皇后故意不安排赵恒在太宗身边。

但这个微妙的安排，却被“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到禁中问安时看在眼里。他承认并赞赏寇准推动赵恒为太子的宏猷。现在太宗病重，太子却不在身边，此事蹊跷，于是就在笏板上写了两个字“大渐”，令亲吏送给赵恒。“大渐”的意思是“病重病危”。吕端传导的信息是：父皇弥留之际，太子务必前来问安侍奉。但这位太子还是有了疏忽。

太宗在亲王诸臣的祈祷中没有痊愈，反而病情加重，无法推测太宗患有何病，他的直接死因，一般认为是昔日箭疮发作。

太宗死时，赵恒不在身边。

王继恩跟李太后商议后，决计到中书去召宰辅来议论继承人问题。这本来不是个问题，但现在李皇后和王继恩要将问题提出来，是期待侥幸获得宰辅支持。而当时最富名望的宰辅就是吕端。他们要议论继承人问题，吕端是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必须重视。于是，王继恩硬着头皮来找吕端，说是要“议所立”，讨论一下立什么人做皇帝。

根本无须“议”的事，王继恩要“议”！吕端顿时感到“严重的时刻”来临了。他也顿时明了了眼下的格局。于是将王继恩带到书房，说是让他看看太宗以前赐给他的种种“墨诏”，亲笔诏书。而后，将他锁在书房中，派人看住不得外出。自己匆匆赶入宫中。

李皇后见宰辅来到，对他说：

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

皇上驾崩啦。按照宗法规定：长子应该有第一继承权，这是合乎礼范礼法顺理成章的事。现在，您看怎么办？

李皇后这十四个汉字，分量不轻。她试图按照个人喜好，在王继恩的推动下，“立长”，也即拥立太宗长子赵元佐。从宗法继承视角看问题，不为无理。但赵元侃也即赵恒已经成为制度规定的继承人；赵元佐则已经疯癫，或假作疯癫，常年没有军政作为；更重要的是：赵元佐并不希望践祚——他对四叔赵廷美之死一直耿耿于怀；更对父亲所作所为而导致的大伯赵匡胤后裔无缘于帝位心怀不满。在这样背景下，拥立赵元佐，实属多事。

但吕端的回应分量更重，他说：

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论！

先帝太宗之所以生前册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这个入继大统问题。哪里还容得下有其他不同的册立意见！

李皇后闻言，知道宰辅这一关过不去，那就没有了希望。于是，默然不语。

当天，赵恒在灵柩前即位。

但灵柩停在大殿上，皇后与皇帝一起临朝接受诸臣拜贺，前面置放了一道门帘。吕端在阶下肃立不拜，请求将帘子卷起来，让百官看到赵恒。他担心王继恩等人会将生米做成熟饭，万一帘后不是赵恒而是其他人，诸官拜贺后，再试图改变格局，又是一番凶险难测的麻烦。李皇后答应了吕端，卷帘。吕端走上台阶辨认，确认帘后的继承人就是赵恒，这才走下台阶，率领群臣“拜呼万岁”。

于是，大宋有真宗皇帝。

赵元佐不见宋真宗

有意味的是赵元佐。

真宗很敬重这个大哥。几个月后，以赵元佐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再次被复封为楚王，并允许他在家养病，可以不上朝。但真宗要去赵元佐府上看望他时，赵元佐说自己有病，坚决推辞不见，并说：“虽来，不敢见也。”即使是皇帝你真的要来，我也不敢见你的！从此以后，兄弟二人终生没有再见。

赵元佐如此反对太宗、反对真宗，都是涉及皇位的大事，但是太宗也不过将他贬黜、真宗则不但不贬，更多次存问。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中，赵元佐一直活到仁宗时代，一直很安全。卷入权力问题，平安生存，这在历朝历代中，是很罕见的。大宋帝国三百年，皇室、大臣、士大夫、庶民，是仇恨较少、戾气较少的时代，各类人等，生存在这个时代，很有免予恐惧的自由。

王继恩自知阴谋不成，局面危险，于是又秘密委托一个大臣胡旦，在朝廷上为自己开脱，并做了一番褒扬之词，还组织了文人给他写“颂诗”。但真宗与吕端等人已经知道了他们往日的阴谋，这事不能装糊涂，于是组织了“王继恩专案组”，调查他的劣迹种种。

王继恩遇能吏

王继恩遇到了一个能吏，名叫魏廷式。

此人自年少时就对“法学”深有体会，太平兴国五年（980）中第后，“释褐”为地方的司法官员“法曹掾”。太宗晚年，他被召入判大理寺，成为国家最高法院的院长。真宗初立，即命他为吏部员外郎，后改为刑部。王继恩的案子就由他来审讯。魏廷式有“严明”的口碑，他刚果敢言，但性情也有“倾险”的一面，喜欢中伤诽谤。所以士君子都怕他的利口而鄙视他的行为。由此人来审讯，王继恩想推脱，难度太大。所以审讯很顺利，史称“逾宿而狱具”，一个晚上审理结果就出来了。王继恩的罪责当然就有“谋逆”一项。

这罪过，要是在秦汉隋唐元明清，王继恩之流就是一个大罪，必遭“族诛”，但真宗皇帝只给予贬官、贬黜的惩罚。王继恩降职，责授右监门卫将军，逐出京城，到均州安置，而“中外臣僚曾与继恩交结及通书疏者，一切不问”，朝廷内外的大臣僚属，曾经与王继恩有交结、密通书信者，一律不调查不审问。这事可以做成一场大狱，但在真宗时代，啥事没有，就这么过去了。

帝国有惊无险。

王继恩被贬后，家产被没收。清理他的财产时，发现了很多从巴蜀带回来的“僭拟之物”，也即不应该属于他使用的皇室器具。

王继恩第二年死在均州。

真宗派遣使者，将其家属接回京师，借给他们官舍居住。又过了二年，允许家属将王继恩灵柩按照他们的意愿归葬。又过了十来年，到了大中祥符三年（1010），真宗还特意下诏，追复了王继恩原来的官职，并给他的家属后人白金千两。王继恩的养子王怀珪，这一年也转入内高班，成为有高级职称的宦官。

有一部书名《挥麈录》，总四部，其中一部称《挥麈余话》，记载了王继恩试图拥立的不是赵元佐，而是赵匡胤的孙子、赵德昭的儿子赵惟吉。

说太宗时，司天监苗昌裔奉命前往洛阳之郊，为太祖赵匡胤的陵寝选择风水宝地。等到安葬太祖完毕，苗昌裔带着陵寝的总管王继恩登上山巅，指画周边风水形势，并对王继恩说：“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意思就是，别看现在太宗在位，但以后皇位还会回到太祖一系。王继恩记住了这句话。等到太宗“大渐”之后，他就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使赵@、知制诰胡旦、布衣潘阆谋立太祖之孙赵惟吉。后来事发，诸人遭遇贬黜。

据说到了神宗时代，李昌龄的孙子李逢知道苗昌裔的预言，还在煽动赵匡胤的后裔赵世居谋反。那是一场大狱，容当后表。甚至到了靖康年间，赵德昭的五世孙赵子崧还在“剽窃”这个说法，与门人歃血同盟，准备恢复太祖一系的帝位。后来知道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入继大统，这才不情愿地罢休。宋高宗不忍心暴露这种事，找了个别的借口，将他贬黜。

太宗的忧心与焦劳

太宗在位二十一年，民生问题，是他最重要的关注方向，甚至，抑制藩镇问题、抵御契丹问题、推演道义天下问题，也都是以关注民生为目标的。

我有一个意见：史上所有关注民生的君臣士大夫，都有资格进入圣贤行列。在权力巅峰和掌握更多话语权力的读书人，理应向民生倾斜。共同体文明吉相在此。一切“反民生”，也即以加重赋敛、寻租贪赃、掠夺私有财产为手段的“君臣士大夫”，是文明之敌。

文明之展开，是“众缘和合”的“耦合”力量之结果。但在军政事业中，“众缘”之中，“民生”是核心之“缘”。宋太宗一生在为民生问题“焦劳”。读太宗一朝史料，看到很多为民生而忧心、焦劳的记录。

太宗自己说：“每着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每次穿一件衣服，就怜悯养蚕妇女的辛苦；每次吃一顿饭，则念想耕地农民的劳累。

他亲自审判刑事案件，更是“夙夜焦劳”，日夜焦虑劳作，不敢“惮于焦劳”，不敢因为焦虑劳作而有所烦畏。

蝗虫从天上飞过，太宗看到，就对宰辅说：“朕素不识此虫，群飞而过，其势甚盛，必恐害及田稼，朕忧心如捣。”朕一向不认识这种飞虫，但看到它群飞过去，遮天蔽日的样子很盛大，一定会祸害庄稼。朕这忧愁之心，像有东西在捶打。又说：“朕孜孜听政，所望日致和平……日夕焦劳，略无宁暇。”朕专心处理政事，从不敢懈怠，就是期待有一天能达致天下太平……日夜焦虑劳作，没有一点闲暇之时。

看到京师连月下雨，物价上涨，路有饿殍，太宗一面设法救助，一面忍不住对大臣说：“百姓嗷嗷然。朕为其父母，居亿兆之上，位尊责重，莫遑宁处。每日与卿等相见，虽不形于颜色，然而中心忧念，无须臾之安！……米盐细事，朕亦不惮劳苦，并躬亲裁断。”百姓处于苦难中，如嗷嗷待哺的婴儿，朕作为他们的父母，居于万民之上，位置尊贵，责任重大，没有一刻安宁之时。每天与爱卿等见面，虽然不形于色，但我心中的忧虑挂念，没有须臾之间的安宁！……米面食盐这样的细致之事，朕也不怕劳作之苦，也要亲自去裁断，求得解决。

开封尹赵元僖说：“陛下君临万宇，焦劳庶政，宵衣旰食，以民为心。”陛下君临天下，为政事而焦虑劳作，天不亮就起床穿衣，天很晚才想起用餐吃饭，真是“以民为心”。

大臣也说：“去年寇敌侵边，生灵受弊。万乘轸焦劳之虑。”去年契丹侵扰边境，圣灵受难，皇上您同情百姓，焦虑劳作不已。

因为干旱无雨，大臣们都看到了“圣虑焦劳”。太宗亲自去祈雨，几乎各个寺庙“祠祷皆遍”，所有的神庙都祷告遍了，“有以见仁主忧民之旨，圣人恤物之心”，可以看到仁慈的君主忧民的心思，英明的圣人爱惜民力的心意。“近霖霪百余日，陛下焦劳惕厉，忧形于色”，近来阴雨连绵达到一百多天，陛下焦虑劳作，自我警戒，已经忧形于色啦。“臣伏见陛下忧民太过，视事太勤”，臣等看到陛下忧虑民事太过啦，管理具体事务太多啦。“臣伏闻去岁或霖潦作沴，或疠疫为灾，陛下忧劳太切”，臣听说去年连绵淫雨为害，又有疫情为灾，陛下忧思劳作太辛苦啦。为了祈雨，太宗甚至要用“自焚”的方式去回应“天谴”。

史官也记录：“会春旱，太宗焦劳甚”，正赶上春旱，太宗非常焦虑劳作。“岁旱艰食，民多为盗，上忧之”，年岁干旱，庶民吃不饱，很多人做了盗匪，皇上很忧虑。“时多阴雨，上以河决未塞，深忧之”，当时很长时间有雨，太宗认为大河决口没有堵塞，深深地感到忧虑。“上以久愆时雨，忧形于色”，太宗因为长久过时而没有落雨，不免忧形于色。

……

1924年，孙文先生做了题为《民生主义》的系列演讲，内中说到：

“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又说：“……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

如果熟悉宋太宗赵炅的言行，就会理解，作为十世纪的中国领袖，他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虽然不像孙文先生那样做出“民生主义”的思想阐释，却尽其足够多的智慧和精力，对民生问题给出了一个个解决方案。

官员贪腐，祸及民生，大宋不能允。

太祖太宗乃至于两宋诸帝，对官员贪腐几乎采取了“零容忍”的姿态。各类惩治贪腐故实，正史、野史，比比皆是。

塞浊乱之源

贪腐，在大宋君臣看来，是五代乱世的根源之一，必须有一套消弭机制，那就是重典。《宋史.太祖本纪》记载赵匡胤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将贪官污吏用重法惩治，目的就是堵塞五代以来的浊世变乱之源。清代史论家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专条《宋初严惩赃吏》，也说：“宋以忠厚开国，一般的犯罪尽量从轻或减免，但独独治理赃官罪很严厉。这是因为太祖亲自看到五代时贪吏的恣横，导致民不聊生。所以践祚之后，用重法惩治赃官。这样做，就是为了塞浊乱之源。”

“塞浊乱之源”，成为大宋的基本国策。

这个基本国策，用太宗评价太祖的话说，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太平兴国六年（981）十一月，有个监察御史张白，在知蔡州（今属河南）时，“假官钱籴粜”，借用官方钱财批量买入粮食而后加价批量卖出。这是挪用公款玩期货或炒股的节奏，被“弃市”，在街头被正法。

有一次太宗与名臣赵普在一起讨论“纳谏”事说：“朕每读书，见古帝王多自尊大，深居简出，严肃得一脸风霜，这样谁还敢犯颜言事？帝王如果不能降情接纳，乃是自蔽聪明。或喜赏怒刑，岂能归天下之心哉！”赵普回应：“帝王若赏罚无私，内外无间，上求天理，下竭诚意，达到天下太平，不为难事。”

太宗高兴，就接着讨论民生问题。太宗问赵普“治民之道复有何术？”治理天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赵普说：“陛下恤念生民，每闻利病，无不即日施行。古圣人爱民之心，止于此矣。”陛下体恤生民之艰，每当听到有利于改善生民之苦的措施，当日就施行，不拖延，尧舜以来的古人“爱民之心”，也不过就是如此。

夭折的封禅大典

雍熙元年（984）夏四月，泰山父老千余人络绎不绝地来到朝廷，多次要求太宗举行封禅大典。群臣也高兴，多次上表要求封禅，并表述愿意带领泰山父老修筑东京汴梁到泰山的道路。太宗下诏，决定用半年时间准备，到十一月可以“有事于泰山”，也即到泰山封禅。

封禅，是天命改变也即改朝换代之后，天子践祚答谢天地神恩的祭祀天地仪式。泰山，在古人看来是一座神山，因此要到泰山封禅。秦始皇、汉武帝都有封禅的记录。泰山之民和大臣们认为太祖太宗功德很高，可以上告天神地祇。这是士庶对君王诚心拥戴的一种表示。

太宗答应了，下诏让大臣扈蒙、贾黄中、徐铉等共同议定封禅大典的仪式。随后，又派出了朝廷官员组织力量修建京师到泰山的道路，不惊动泰山父老来修路。还任命了宰相宋琪为“封禅大礼使”，全面负责此事；翰林学士宋白为“卤簿使”，负责封禅典章的制定和实施；大臣贾黄中为“仪仗使”，负责所有封禅的仪仗队伍指挥和器械准备。这些工作要按期汇报，有一次太宗看到宋琪等人上报的仪仗导驾等，规模过于宏大，就说：

“朕此行盖为苍生祈福，过自严饬，非朕意也。”

于是，又下诏：只在“告庙”也即祭告祖庙以及到达泰山之后用仪仗，一路上不需要仪仗等陈设。

到了五月，麦熟季节，按礼，太宗到城南“观刈麦”，观看农人割麦，还赐给了割麦人一些钱帛。回来时，到玉津园皇家园林观鱼、射箭、宴饮。然后，发表了一通意见：“朕观五代以来，帝王开始还能勤俭，后来就忘掉了得国的艰难，结果很快就覆亡了。这都是自己造孽的结果。在人上者，当以为戒！”这番话表明，他对封禅大典，有了反思。

不久，宫中两座大殿乾元殿、文明殿遭遇了火灾。

火灾事不久，太宗又下诏“求直言”。几天后，再次下诏：“天下各地方的幕职、州、县官员，上书言事，凡是有关于民俗利害，政令善恶，都可以在本州将意见文书交由驿站车马，传到京师给朝廷。”这是因为过去只有转运使及知州、通判可以上书，而州县的地方小官则很难经驿传上书。太宗担心“下情壅塞”，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所以特意再次降诏“求直言”。

随后，又有了让各路转运使监察各地方的刑狱，避免冤滥。为解决地方刑狱责任问题，下诏令诸州必须十天检查一次。

这些事，渐渐让太宗意识到：中原还有很多问题，民生依旧艰苦。于是，决定停止封禅大典。他对宰辅说：

“封禅之废已久，今时和年丰，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灾，遂举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炽，深虑劳人。”

古来的封禅大典已经废除很久了。现在天时好，年头也好，施行封禅也应该是合适的时机。但是宫中两座大殿被火烧毁，如果就这样举办封禅这么大的事，恐怕不符合天意。况且天气这么炎热，我很担心人们的劳苦。

史称“乃诏停封禅”，于是正式下诏，终止封禅大典。到了冬天，需要向天神地祇祷告时，只做了“郊祀”，也即到南郊举办了一场活动。

封禅，是一场浩大工程，出于“民生”考虑，太宗不办了。就这件事看，太宗比真宗更体恤民情。宋真宗后来的一场封禅大典，被人们讥评了一千年。

汴水抗洪

淳化二年（991）六月，汴水在浚仪县决口，冲毁了堤坝，洪水泛滥到民田。

浚仪县就在开封辖境之内，距离京师很近。太宗很是忧虑，一大早就乘坐步辇出了乾元门来察看险情。宰辅、枢密使都在路上迎着谒见，说水势太大，劝太宗“回銮”。

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京师汴梁供养甲兵数十万人，居民有上百万家，转运漕运，都要仰仗汴水这一条大河！朕怎么能不管不顾！

说着，车驾进入泥泞之中，太宗干脆下来步行，走了一百多步，跟从的大臣人人震惊畏惧，害怕出事。殿前都指挥使戴兴亲手将步辇从泥淖中捧出来。步辇，是一种担架形制的代步工具。担架是抬躺着的人，步辇是抬坐着的人，故步辇比担架要宽大。太宗在泥水中下诏：督促步卒数千人堵塞汴水决口。太宗在现场，士卒奋勇，百官砥砺，天还没有黑，堤岸就已经筑好了，大水回到河床，水势平定。

这时候，君臣才开始按礼讲究次序，官员们开始进膳。大家互相打量时，发现人人都一身泥水。浚仪县的知县宋炎，感到地方出事，皇上亲自来抗险救灾，吓得不敢出来。有人建议给宋炎治罪，太宗特意下诏赦免他的渎职罪。

海东青与白花鹰

帝王之节俭，关系“民生”，在帝制时代也是一件大事。

身居权力巅峰，真实的节俭，也即非表演式的节俭，就是一种“克己”行为。不仅减少宫禁开支，减轻庶民税负，更因此而影响近臣、朝臣以及地方官吏，形成一个以“天下为公”为帝国总诉求的道义邦国暨廉节政府。如果不是这样，帝王的穷奢极欲，必将加大宫禁开支，并“带动”一批贪腐官员，形成一个掠夺性团伙，沆瀣一气，加重赋敛，剖克民众。这样，帝国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就开始流失，于是，流血中的“君主易位”“社稷倾覆”“改朝换代”就成为一幕惨厉活剧。任何一个有道邦国，君臣士庶，都不愿意看到这类风景。

太宗像太祖一样，个人生活厉行节俭。

各州郡都有向京师“进贡”的行为。太宗在端拱元年（988）二月九日下诏，令诸道、州、军，诸色人等，正常“进贡”之外，“不得以珍禽异兽来充贡奉”。“珍禽异兽”之类，非帝国急需，且远距离运输，劳民伤财。

夏州赵保忠向太宗贡献一种鹰隼，号“海东青”，太宗说：“朕久罢游畋，无事此也。保忠时出捕猎，今当还赐之。”朕已经放弃游猎很久了，已经不用猎鹰这类东西了。赵保忠在西北时常外出捕猎，现在还是退还赐给他吧。

不久府州观察使折御卿又来贡献白花鹰，太宗命令当着折御卿的来使，将名贵的猎鹰放掉，并再一次诏令不要再来贡献珍禽异兽。

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的一天，太宗在长春殿为名相赵普饯行，枢密使王显等人在，宴饮时，忍不住多次看太宗穿的“袴”，就是像裤子但分裆的御寒“腿衣”。太宗很奇怪，就问：“你们看啥啊？”王显等人说：“陛下穿的衣袴，那上面刺绣的纹缕都倒了。”太宗笑着说：“朕很少穿新衣服。这可能是洗的次数太多了的缘故。”又说：“这衣服虽然破旧得很，但想起织妇们机杼之劳苦，就想展示敦朴的本色，为天下带个头。”

史称“上性节俭”，太宗有节俭之德，上朝要穿礼服，但退朝后，常常戴一“华阳巾”，这是普通布料制作的道士帽子，帽底是圆形，帽顶前后有两个坡状，像一座房屋那样。内衣多为“@绢”，也即稍次的丝织品，而且都是旧的，多次洗濯过的。外出乘舆，给用之物，就按常规安排，从来没有增益。有时要吃药，按药方“服用方法”，一般有规定，可以温酒或淡盐水“送服”，太宗往往要选择淡盐水。

淳化元年（990）八月的一天，太宗下令：要将国库中所藏的金银器皿之类，全部毁掉。这意思就是要用金银充作国用。“有司”也即有关部门汇报说：“金银器皿中有不少制作很精巧，希望能留下，作为御用之物。”太宗说：“哪里用得到这些玩意！你们以奇巧为贵，朕以慈俭为宝。”最后还是将这些五代诸国遗留下来的金银工艺品全部毁掉了。大臣谢泌祝贺说：“圣意如此，天下幸甚！”

“慈俭”，确是太宗本色。

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太宗刚刚践祚，很想增加收入，于是，有个香药库的管理员给太宗上书建议：设置一个“榷场局”，也即国营专卖公司，将仓库中外国进贡的各类香药、宝货，略增一点价格，允许商人以金帛来买。估计一年可以得到三十万贯，以此来周济国家用度，也可以“使外国物有所泄”，让外国货物有所流通。这就相当于皇室放弃外国奢侈品用度，在京师汴梁开辟了一家“洋货市场”。太宗答应了这个请求，后来果然得到三十万贯国用钱。

吴越国王钱俶死后，他的夫人向帝国进贡珍稀犀牛角、通犀带、赭玉带水精佛像、黄金白银等，太宗碍于往日对吴越国的“羁縻政策”，接受了这些礼物；但对钱俶夫人进贡来的“女乐十人”，“帝不纳”，太宗没有接受，并赐给这些“女乐”每人三十段锦彩，遣送回了吴越。太宗并不好色，这在帝王中比较少见。

说到太宗“不好色”，必有一干朋友要论太宗“调戏花蕊夫人”“强奸小周后”两个段子说事。但这两个段子都属于齐东野语，不可信。我在《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赵匡胤时间》中已经做了澄清，此处不再赘述。

帝王后宫中的宦官、宫女人数，历代不一样。大宋，除了宋徽宗赵佶一朝，一般都控制在几百人之间。

雍熙元年（984）正月一天，太宗对侍臣说：“朕读《晋史》，见武帝司马炎平定吴国之后，沉溺于内宠后宫，宫女达到数千人，这实在是太过烦费，太有失帝王之道啦！朕常以此深深戒惕。现在宫中，各种职掌，以至于所有干粗活的，宦官宫女都算上，不过四百人。但这样，朕还是认为太多了。”

到了淳化四年，经多次外放宫人，宫中人数减少到不足三百人。

破解“后宫方程”

按我对时下读书人的认知，我有理由判断：当我以一种“温情理解”姿态，讲述大宋后宫问题时，有可能遭遇各种类型的“讥评”。

后宫，其存在，按今日之道德哲学衡定，自有其丑陋与罪恶之处。但就广义“历史主义”视角思考问题，可以将帝制时代以君主、宦官、嫔妃、宫女为主体的问题概言为“后宫方程”，纳入政治论域，它需要一个解决方案。展开来讲述这个方案的解决历程，也即预先回应读书人可能的“讥评”，是不可能的。但我愿意用最简洁的一点文字，略说此事。

我愿意相信，人类的命运按照有趣而又合乎逻辑的设计，应该或最好有一个神秘推手，我以为这可能是往事也即“历史”真相，也是人类的“实在”真相。但我知道命运那种模糊不清的“历史”或“实在”面目，不是迄今为止的人类自己可以清晰勾画的。换一句话说：人类理应谦卑一点，如何认识自我，还有太过漫长的“认识论”需要解决。在这方面，我宁肯相信荷马而不相信费尔巴哈，宁肯相信波普尔而不相信黑格尔。《圣经》要比柏拉图谱系的哲学家们更让我信服。相信“天命”的王夫之先生也比苏联历届意识形态主管官员更让我信服。

我愿意相信的波普尔哲学，反对为存在的权力权威提供道德合理解释的“道德实证主义”。如此，“后宫”就是不道德的。但波普尔也反对“道德保守主义”和“道德未来主义”，也即过去之传统、未来之实在，二者的道德预设也不是合理的。因为，道德，如历史一样，不可被决定。决定历史走向与预设道德存在，是神干的活儿，不是人干的活儿。中性一点说：它是自然的产物。按照哈耶克的意见，在人类的命运中，存在着一种“自发秩序”。这种秩序的变更（儒学的意见是“更化”），需要知识的积累。在没有原子裂变知识之前，即使是孙武子、诸葛亮或克劳塞维茨、里根，也不可能设计“核平衡”或“核讹诈”战略；在没有比特信息知识之前，即使是沈括、张衡或伽利略、乔布斯也不可能设计“鼠标”或“苹果”之类。

道德知识亦然。

没有人能决定道德走向，就像没有人能决定历史走向一样。

但吾土圣贤与西土圣哲，不停止道德伦理的讲述，其至为深沉的功能，就是为后人点点滴滴累积道德知识（由此也可以看到：所谓“反传统”，其实质是“反知识积累”，因此是“反智”的）。更化，就在这样的知识积累中，开始推进。康德相信普世的历史，那也是因为人类运用独有的理性，而实现“注定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人经由设计而“决定”的，而是理性演绎也即知识积累的结果。康德认为这个“注定的目的”是公民社会，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事实上就是换一种说法的“注定目的”论。也可以换另外一种说法，譬如：吾土圣贤关于历史之“注定目的”或“终结”，就是“天下为公”。这是比“公民社会”更具抽象解释力量的说法。

“后宫方程”，抛开道德知识积累，直接批评它的“不道德”，是一种思想的偷懒或幼稚，太简单了。

惭德与大功

太宗赵炅一生，有“惭德”四：

太祖开宝年号当年未尽，着急改元，是一；

赵廷美大案无可奈何中的处理，是二；

由“雄猜”之言，不慎逼死赵德昭，是三；

没有为太祖皇后送葬成礼，是四。

但他又有“大功”四：

抑制藩镇种种苗头或可能性，没有让立国几十年的大宋帝国回到乱世，确定太子，回到古制，完成权力和平交接，是第一大功。

平定北汉，收复清源、吴越，获取中原尽可能辽阔的活动空间，是第二大功。

至于与契丹和战二十年，有胜有负，算不得大败。高梁河、岐沟关两场战役失利，最后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但总算守住关南之地。从战略意图而言，双方算打一个平手。但在战争中，开始令帝国精英有了“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这样，就让中国（大宋与契丹）在纯粹的丛林角力状态，有了理性展开。从人类战争史考察，太宗朝与契丹的和战，为地缘政治提供了至为珍贵的人类智慧，那是通往“澶渊之盟”的沉重而又必要的铺垫。中国人在政治实践中的理性一旦得到意味深长的展开，和平，是可能的。而和平，对人类福祉而言，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故与契丹战和功过相抵。

第三大功是文治。

太宗一朝推演科举、编修大书、奖掖人才，在“偃武修文”方向上成就更为卓著。这是万世不朽之文化基业。

太宗本色是文人。

在所有这一切之上，太宗对中国文明最了不起的贡献是他恪守了太祖订立的种种制度，坚守“仍旧贯”之保守主义理念，以《誓碑》为“祖宗家法”大宪章，延续了大宋帝国的光荣。越是理解中唐以迄于五代的乱世，越是理解太祖、太宗的光荣。他们在军政方向上，为中原在地缘管辖方向上的统一，以及在圣贤理念照临下的治理，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贡献。

这应该算作太宗的第四大功。

与太祖一样，太宗也是大宋帝国三百年的“立法者”；但太宗的“立法”，更多是承认太祖赵匡胤的《誓碑》，并将其接续下来，成为帝国最为重要的一种政治程序。如萧规曹随一般，赵炅的率由旧章，事实上成就了赵匡胤《誓碑》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太宗践祚第二天，诏书说到“五条意见”的最后一条：“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这里的“纪律”，就意味着他对《誓碑》的肯认。我甚至有理由猜测：公元976年，农历冬十月癸丑，那一个大雪的深夜，赵家老二、老三，这两个皇上在宫中密谈的内容，很可能包括了《誓碑》。这是理解“金匮之盟”暨“兄终弟及”之后，大宋政策连续性的线索之一。

太祖一朝，没有一个因为“上书言事”而被杀的士大夫。

太宗一朝呢？有一个近似的案例，鲜少为人提及。

太平兴国末年，孟州有一人名张两光，考进士殿试不合格，落第，于是“纵酒大骂”，热闹的街衢中，围观者很多。他越骂越不像话，逐渐开始“言涉指斥”，也即直呼皇上名字而加以责骂。被巡官发现，抓捕，汇报到朝廷。史称“上怒”，结果张两光被杀。

《誓碑》规定的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个张两光如此开骂，已经不是“士大夫”，而是“癫狂文人”“犯法文人”。这样的“文人”与“士大夫”不是一个概念。《誓碑》从法制上保障言论自由，并没有包括犯法自由。张两光不是“上书言事”，而是“犯法”。至于他所犯之法，是否当斩，是另外一个问题，与《誓碑》无关，因为他不是“士大夫”。

太宗求才心切。雍熙二年（985），科举考试，已经录取进士一百七十九人。有人说：“下第中甚有可取者。”没有录取的下第之士也有很多是可取的人。太宗求才心切，于是下令复试，又得到七十六人，其中一个叫洪湛的人，史称“文采遒力”，文章写得漂亮、遒劲，特升为正榜第三。端拱元年（988），礼部录取二十八人，有一进士叶齐打鼓，认为不公，于是再试，又得到三十一人。诸科因此而得到官职的人达到七百人。史称“一时待士可谓至矣”，一时间对待士大夫可谓很优厚了。

但太宗求人才是德才兼备之人。因为人才早晚要做官，如果德行有缺，做地方官就会为害地方，做朝官就会为害社稷。这是太宗赵炅不愿意看到的。张两光没有被录取，就大骂，违背了公序良俗，已经有失士子体统，又“言涉指斥”，更是违反当时的刑律规定。此人如何可以做官？此事应该令太宗失望。一时施出辣手。张两光罪不当诛，是事实。

因此，这件事还不足以证明太宗违反《誓碑》的约定。

由于太宗恪守了《誓碑》的大宪章精神，所以他在位二十一年，成为有道义有格局的一代贤君。

《宋史》盖棺定论

太祖《誓碑》有两个版本，都值得重温：

第一个版本：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第二个版本：

一、保全柴氏子孙；

二、不杀士大夫；

三、不加农田之赋。

太宗一朝，不仅周世宗的后人得到保全，其他降王，如刘继元、陈洪进、钱俶等，也得到了很好安排。

而士大夫一如既往地畅言国策，不必担心因言获罪。

国计民生始终在太宗及臣辅的关注之下，逢灾必救，有饥必赈，赋重必减，税滥必除。

《誓碑》规定的圣贤理念，大宋帝国“至仁应道神功圣德睿烈大明广孝”太宗皇帝赵炅先生，做到了。

“贤君”太宗赵炅，虽然整体成就还无法达致“圣君”太祖赵匡胤的成就，但就其恪守《誓碑》规定，成就大宋光荣而言，他与赵匡胤并列而称为“太祖太宗”，其所发布的大诏令，以及《太宗实录》所载太宗语录，已经与赵匡胤所发布的大诏令，以及《太祖实录》所载太祖语录，一起成为大宋帝国三百年间的“祖宗家法”，他们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那种瞩目于“天下为公”的努力，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宋史》讲述帝王事迹，最后都有一篇盖棺论定的文字《赞》。我就以《宋史》中的《太祖本纪》和《太宗本纪》两篇《赞》来结束《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二部。这两篇《赞》，以今日的眼光看，或有不同于时论之处，但就太祖、太宗，二人功过比较，套用一句话“虽不中，当也不远”。

《宋史.太祖本纪.赞》：

昔者尧、舜以禅代，汤、武以征伐，皆南面而有天下。四圣人者往，世道升降，否泰推移。当斯民涂炭之秋，皇天眷求民主，亦惟责其济斯世而已。使其必得四圣人之才，而后以其行事畀之，则生民平治之期，殆无日也。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甚相绝哉！及其发号施令，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乌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

过去，尧舜用禅让之法完成权力交接，汤武用征战之法诛除暴戾，都坐北朝南有了天下。四位圣人以来，世道有盛有衰，治乱推移。当生灵涂炭之年，皇天殷切寻求天下共主，也是给他拯救世人的使命和责任。四位圣人这样的人不常有。如果一定要得到四圣这样的人物，而后才让他施行救世，那么士庶期待太平治世，恐怕遥遥无期了。五代已经乱到极点，宋太祖起于军旅，登上皇位，探究他得到邦国的原因，与后晋、后汉、后周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等到他一发号施令，各大藩镇将帅，都能俯首听命；四方诸国，挨个收复。这不是人力容易达到的成就。宋初建隆以来，解除藩镇的兵权，重法纠治赃官，以此来堵塞浊乱之源。州郡的官员，下至县令录事、幕府职员，赴任前，他都亲自询问对答。务农兴学，谨慎刑罚，减免赋税，让人民休养生息，终于达致太平。治理之功成就之后，又制礼作乐。在位十七年，有了三百年大宋基业，传给子孙，世世代代有宪章法则。这样来考察从三代以来，论声教文明，礼乐制度之治理，论公道仁德之风尚，大宋与汉、唐比较，毫不逊色。呜呼，开创帝业留传代代的君主，规模做到这样，可以说是远大了。

《宋史.太宗本纪.赞》：

赞曰：帝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土。未几，取太原，伐契丹，继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灾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乱。其故何也？帝以慈俭为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恻怛，勤以自励，日晏忘食。至于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齐耆耋之叟，愿率子弟治道请登禅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帝之谓乎？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

太宗沉着善谋，英明而有决断力，慷慨而有平定天下之志。践祚后，陈洪进、钱俶等先后纳土归宋。不久，又取太原、伐契丹，随后还有交州、西夏之役。战争不能停息，天灾也在流行，俘虏每天都有，但人民却几乎不知道有战事。水旱虫灾，几乎遍天下，人民却不想着借机作乱。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太宗以仁慈节俭为国家之宝，穿着不断浣洗的旧衣服，毁坏奇巧豪华的奢侈品，退却各地美女乐伎的贡献，抑制符命祥瑞，同情农民生活，考核治理功效，又讲究学问学术以增加知识，对狂悖之人上言也不治罪，就为了鼓励进谏。哀怜民间的不幸，怀有恻隐之心，用勤劳来自我惕励，以至于常常因为读书或工作到了黄昏都忘记进食。甚至要自焚来回应上天流行灾情的惩罚。最后做到停止战争，庄稼丰收。因此青州、齐州的老人们相继来到朝廷，表示愿意率领子弟修路，请皇上到泰山封禅。君子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说的就是太宗吧。所以太宗的功德，在史册中光彩焕发，史称“贤君”。至于太祖去世不过年就改元太平兴国，涪陵公赵廷美被贬而死，武功王赵德昭自杀，宋皇后葬礼不够隆重，这些事，是后人不能没有议论的。

2005年12月初稿于京师安贞桥

2011年10月二稿于津门体院北

2014年11月三稿于海盐江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