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的日本财阀/陈霞著.—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2

ISBN 978-7-5502-0813-1

Ⅰ.①复…Ⅱ.①陈…Ⅲ.①财团－经济史－研究－日本Ⅳ.①F279.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3927号

复活的日本财阀

作者：陈　霞

总发行：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10-83670231

责任编辑：徐秀琴

封面设计：郑力珲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100088）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20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7.5印张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5502-0813-1

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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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小”日本何以“大”

对于近邻日本，中国人普遍怀有一种特殊的、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感。

不仅仅是仇恨。

也不仅仅是嫉妒。

我想，更多的人首先会感到困惑。

这个国土面积还比不上中国云南一个省的“小”国家，何以在近代历史上让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屡屡受伤，而且伤痕深重？

在迈向近代化的进程中，日本并不比中国有任何的先发优势——同样闭关锁国，同样被西方列强轰开国门，同样签下了诸多不平等条约——可日本却能在眨眼之间，从受害国变成施害国，一转身就把大炮和枪口对准了中国。

后发也能制人。

短短几十年，日本迅速崛起，堪与西方列强比肩叫板。

是什么让日本这个“落后生”摇身一变，成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优等生”？

如今，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可一旦品“质”不论“量”，用国民生产总值（GNP）和人均GDP来衡量，中国却仍远落后于日本。“日本在2010年的人均GDP为4.2431万美元，中国是4412美元。中国的人均收入落后日本10倍，还停留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水准。”面对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的事实，《日本经济新闻》这句底气十足的评论，值得我们深思。

平心而论，日本的强大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个事实，直到今天，依然有效。

我们不禁会问，“小”日本何以“大”？

对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找到不同的答案。本书想给出的答案只集中于一个：财阀。

财阀是日本的“特产”。

通常来说，资本垄断的形式主要有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其中，康采恩式的财阀垄断在日本最为典型。这种由母公司衍生出子公司，子公司又衍生出孙公司，子生孙，孙又生子，如此不断繁衍而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型产业资本架构，正是日本在近代赖以崛起的经济基础。

财阀从早期的家族式经营发展而来。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民间商业资本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资本大多以家族的姓氏来命名，例如三井、鸿池、加岛、住友等等。在明治维新时期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政策时，这批民间商业资本被维新政府重新洗牌，同时政府又扶植了一批新兴的家族资本，例如三菱、安田、大仓、涩泽等等。在维新政府的强势介入下，日本的民间商业资本很快发展成规模化的民族资本，并最终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财阀垄断形式。

政治权力助推了财阀资本，同样，财阀资本也巩固了政治权力。维新派如果没有财阀资本的资助，根本就上不了台，明治政府如果没有财阀资本的合作，也早就破了产。在日本进行大规模对外扩张时，财阀资本又始终如影随形，相互借力。

可见，在日本近代崛起的过程中，财阀资本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力。

道理很清楚，但讲起来难免枯燥。

必须要说明的是，对私人产权、产业资本、垄断架构、国家力量等等的界定和其互动性的分析，并不是本书想要直接阐述的对象。本书要做的只是一个基础性的叙述，即用讲故事的方式，厘清日本财阀资本发展、崛起、变迁的脉络。

与直接给出结论相比，叙述的力量更值得重视。所以本书不想讲理论，只想讲故事。讲故事的人有意，读故事的人有心，各种结论便不言自明。

既然是讲故事，那就必须选定故事的主角。三井财阀，是本书所要细述的对象。

为什么选三井？

因为三井财阀不仅是公认的日本第一大财阀，而且历史很长，早在1673年德川幕府统制下的江户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商业活动。在长达近350年的历史舞台上，多少家族资本红极一时，却又黯然退场。只有三井，始终屹立于舞台前沿，见证了日本在近代的蜕变崛起，也成就了自身作为日本财阀No.1的辉煌。

三井财阀的成功，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那就是依附权力。在幕府统治下的江户时代，三井是德川幕府的御用商人，在吴服和钱庄经营方面享有特权。在政权更迭时期，三井家族审时度势，暗中资助维新派搞革命，从而又得以在明治维新期间成为日本最大的政商。在维新政府的扶植下，三井家族的产业迅速繁衍，形成了一个覆盖金融、商业和近代工业等诸多领域的经济帝国。在日本进行大规模对外扩张时，三井的触角也开始伸向海外，并最终形成了康采恩式的金字塔型资本垄断。伴随着日本帝国扩张的脚步，三井财阀也宣告诞生。

到二战结束之前，三井财阀几乎控制了日本十分之一的财富。这个由11个成员构成的财阀大家族，完全称得上“富可敌国”。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如果没有三井财阀的财力支持，根本难以想象。

正因为如此，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海军和财阀被美国占领当局视作是军国主义的日本身上必须铲除的“两大毒瘤”。日本第一大财阀的身份，让三井在战后遭到了最严厉的审判——企业被肢解、资产被没收，尤其是三井家族被迫全面退出了对企业的管控——延续了近三个世纪的三井基业近乎覆灭。直到冷战全面爆发、朝鲜战争打响，三井系的众多企业才得以从禁锢中解放出来，踏上重新集结并再度崛起的道路。

如今，从三井财阀脱胎而来的三井系企业，继续活跃在日本乃至世界的经济舞台上。也许有人会对“三井”感到些许陌生，但不会没听说过丰田、东芝，它们正是三井系的核心企业，索尼也与三井系密切相关。只是其组织形态不再叫作“财阀”，而是有了一个日本特色的新名称——“企业集团”（Group）。

消失的是名称，不死的是灵魂。对三井财阀如是，对其它日本财阀亦如是。

翻开三井的历史画卷可以看到，这个家族的兴衰沉浮，与日本在近代历史上的荣辱成败高度合拍。可以说，整个三井财阀史近乎就是一部日本近代史。正因为如此，从三井财阀的故事中，或许可以窥知日本近代崛起的部分答案。

倘若本书的讲述，能够让您对日本更增一分认识，更多一分思考，那么我付诸文字的努力和您为这本书而打开的钱包，就都是值得的。

作者

2013年4月28日于上海

- 引子 一处宅地的前世今生

- 第一章 豪赌明治天皇

- 天皇的使者紧急叩门

- 一张天价罚单泄露的玄机

- 让外姓人掌权

- 一盘很大的棋

- 开牌：一大批豪商被历史抹去

- 第二章 特权商人

- 朝中有个大靠山

- 一切都过于顺利了

- 史上第一家银行诞生记

- 突如其来的大洗牌

- 银行开张，功臣倒下

- 第三章 第一家综合商社的原始积累

- 公务员下海

- 收编来的贸易公司

- 疯狂的敛财

- 伸向中国的手

- 海运争霸，气死了岩崎弥太郎

- 第四章 国退民进，财阀的春天

- 政府给民间资本“送礼”

- 一个人的暗战

- 让煤矿物有所值的天才

- 芝麻，开门

- 第五章 危机中的救赎

- 日本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

- 福泽谕吉的外甥来了

- “休克式疗法”

- 三井系的“黄埔军校”

- 那个时代的“最佳雇主”

- 第六章 财阀巨无霸初现

- 豪夺东芝

- 智取王子制纸

- 财阀帝国的版图

- 益田孝的反击

- 第七章 穿着西装的军队

- 特殊商人：军方的间谍

- 撒网中国，丰田汽车起步

- 甲午战争后，日货决堤涌入中国

- 金元渗透，财阀军执行军阀意志

- 台湾成了日本财阀的后花园

- 第八章 罗斯柴尔德的门徒

- 国有国宪，家亦有家宪

- “最高统帅部”的成立

- 康采恩大财阀

- 新统帅的“二人转”组合

- 第九章 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

- 真正的大佬

- 深度介入满洲

- 炸死张作霖的背后

- 疯狂的关东军

- 第十章 1932，右翼恐怖组织在行动

- 冷血的财阀成为众矢之的

- 李顿调查团来到日本

- 总部门前的枪声

- 藏在幕后的凶手

- 第十一章 大炮一开，黄金万两

- 法西斯教主的坐上宾

- 以慈善之名为军部埋单

- 战时状态下的机构重组

- 开足马力做军需

- 第十二章 那些年，财阀在中国做了什么

- 投身满洲的“五年开发计划”

- 蚕食中国的民族资本

- “三光政策”的背后

- 鸦片的阴谋

- 劳工的血泪

- 所谓的“山西事件”

- 第十三章 美国人来了：财阀的东京审判

- 是结束，不是开始

- 最后的挣扎

- 呼喇喇似大厦倾

- 失落的家族

- 第十四章 朝鲜战争，命运的大逆转

- “上帝的礼物”

- 隐蔽的司令部——“二木会”

- 第一商社的复活

- 分分合合的三井银行

- 财阀家族的命运

- 第十五章 消失的财阀，不灭的灵魂

- 隐形的商业帝国

- 神秘的午餐会

- 父亲一般的银行

- 重振昔日雄风

- 王牌企业大阅兵

- 财阀的近况

- 第十六章 这些年，三井在中国

- “潜伏”核电市场

- 宝钢的另一个身份

- “从田头到餐桌”一路撒网

- 掘金鄂尔多斯

- 结语 观滴水，知沧海

- 附录 三井财阀前传：一个从逃亡开始的财富传奇

引子 一处宅地的前世今生

东京，港区，六本木。

搭乘东京地铁南北线，从一丁目车站3号口出来，穿过横跨六本木大道的人行天桥，往西直走，在第一个路口右拐，很快便来到一处与繁华喧闹的六本木风格迥异的地方。这里人车稀少，四周静谧，只见一块块巨石垒砌起2米多高的石墙，绵延望不到头。石墙上叠着1米多高的土堆，土堆上还架着一人多高的铁丝隔离网，间或种着一些苍天大树。从石墙外向内张望，只能看见一排灰白色的、毫不起眼的楼房。

庭院深深，大门紧闭，没有明显的门牌提示。唯有两名警卫似在提醒，此处非一般之地。

这里在地图上的坐标是：东京都港区六本木二丁目。绕着石墙走一圈才发现，这处被圈围起来的宅地，几乎占去了整片二丁目街区。

在东京坐拥这样一大块地的主人，想必不简单吧。是的，此处秘而不宣的名称是：“美国大使馆宿舍”。这片低调而神秘的宅院里的主人，是美国人。

只是，很少还会有人记得这里曾经的主人。不仅仅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许那是刻意的回避。因为这片宅地上新旧主人的交替，更像是一道难以抚平的历史伤痕。

从明治到大正，再到昭和年间，这里的主人一直都是日本第一大财阀——三井财阀的总领家，即位居三井十一家之首的北家[1]，世袭号称“八郎右卫门”。直到二战结束，这里曾住过两代总领家，分别是三井第十代总领家三井八郎右卫门高栋和第十一代总领家三井八郎右卫门高公。

这里曾经有一座十分显赫的大宅子，仅是修建便花了整整4年时间。1906年，这里正式成为三井总领家的私邸。因为当时的地名叫今井町，所以三井家的人把这里称作“今井町邸”。整座宅院的占地面积约4.5万平方米，与中国“四大园林”之一的苏州拙政园规模相当。宅院内建有80多间房间，庭院、水池、宴会场、网球场一应俱全，其中尤以能舞台，即戏园子最为出名。

今井町邸的戏园子究竟有多豪华？现在只能从设计图纸和一些资料照片中去揣测了。不过在当时，今井町邸可是连日本皇室都十分心仪的地方。1922年，英国王储爱德华访问日本，当时的皇太子，也就是现在的明仁天皇便是借三井家的这方宝地招待了皇室贵宾。皇家借用民间私邸宴客，还兴致勃勃地领着贵宾参观主人的家藏珍品、游园看戏……此等待遇，在当时恐怕无出其右。

可以说，今井町邸承载着三井家族如蒙受天皇行幸般的荣耀，铭刻着三井财阀巅峰时期的辉煌印记。

只是，宅邸的命运与主人的命运息息相连。不一样的宅邸，不一般的主人，其命运又与一个国家的兴衰沉浮息息相关。

从1944年底开始，美军发起了对东京持续不断的空袭。在1945年5月25日的那场大规模空袭中，B-29轰炸机投下的燃烧弹落在了三井八郎右卫门的今井町邸，整座宅院顿时陷入一片火海。熊熊大火不仅吞噬了三井八郎右卫门的家藏，甚至连房子也几乎烧得一干二净。

在见证了三井财阀最辉煌的39个年头后，今井町邸尽毁于美军轰炸。曾经的一切奢华和荣耀，就这样，随火而逝。

二战结束后，第十一代总领家三井高公曾一度试图在废墟上重建宅邸，但随即由盟总[2]颁布的一道“财阀解散令”，等于宣告了对三井财阀的死刑判决。开除公职、没收股份、定额发放生活费、定量发放生活物资……一项项严厉的惩罚措施让三井高公意识到，重建今井町邸是决计不可能的事了。

特别识时务，善于应势而变，是三井财阀得以延续三百多年，始终长盛不衰的生存之道。到第十一代总领家这里，也同样如此。战后不久，三井高公忍痛割爱，把今井町的宅地半卖半送地让渡给了美国人，一家人搬到别处建宅居住。

从此，世上再无今井町邸。今井町邸的消失，宣告了三井财阀的谢幕。那个发端于1673年江户时代的财阀王朝，就这样随着日本的战败戛然而止。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

今天，这里的新地名是“六本木二丁目”。建在这处宅地上的，是“美国大使馆宿舍”。

……

离开二丁目，折回喧闹的六本木。东京的街头，熙来攘往，光怪陆离。

一切都是新秩序。

在今天的日本经济世界里，再也找不到“财阀”二字，但财阀的影子却无处不在。三井物产、三井不动产、三井住友银行……革去财阀性质的“三井”金字招牌依旧大行其道。丰田、东芝、三越百货、富士胶片……这些企业巨擘们依旧在三井的大佬俱乐部“二木会”中寻找着归属感。索尼、东京电力、野村证券、伊藤洋华堂……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也与三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财阀不再，三井依旧。

如今，人们称其为“三井企业集团”（Mistui Group）。

正如宅地易主一样，如今的三井企业集团也已脱离了三井家族的控制。但是三井家族的影响，却如同意识形态一样，深深融进了三井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和关联企业。

再回头想想美国大使馆宿舍的外墙风格，让人不禁感慨，任世事沧桑变幻，财阀的基因，三井DNA，终究还是抹不去的。

[1] 三井是一个家族集团，由11户家庭构成。这一家族结构设计源于创始人三井高利。他打破传统的长子继承制，让6个成年的儿子分别独立成为户主，构成6个本家，再加上女性家庭构成的5个连家，形成三井家族11户的继承结构。所有家庭的名称均来自居所地的地名。江户时代，三井十一家分别是：本家中的北家、伊皿子家、新町家、室町家、南家、小石川家，连家中的松坂家、永坂町家、小野田家、长井家、家原家。明治时代，连家中的小野田家、长井家和家原家断了后，其家族资格被五丁目家、一本松町家和本村町家替代。三井家族对于同族的认定，仅以三井十一家为准，这也是家族财产继承的依据。三井十一家的族长，即通常所称的“总领家”，是三井十一家中排位居首的北家。北家的世袭号称“八郎右卫门”，这是三井家族权力和地位的符号象征。

[2] 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的简称。

第一章 豪赌明治天皇

天皇的使者紧急叩门

1867年4月27日。紧挨着京都二条城的油小路。9名武士面色冷峻，行色匆匆。

暮色中的二条城格外静谧。那里是幕府将军设在京都的行宫，德川家的人每到京城来觐见天皇，都在此下榻。

虽说京都是名义上的京城，实际的国政大权却掌握在江户[1]的幕府将军手里。京都的达官贵人们当然懂得近水楼台的道理，纷纷把宅邸建在二条城附近。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幕府的御用商人三井。

三井十一家的族长，总领家北家的大宅邸[2]就在二条城的东边，之间仅仅只隔了一条街的距离。因为是幕府的御用商人，德川将军的随从们与三井家的人非常熟稔，每次德川将军住进二条城时，一些随从便习惯到三井家去投宿。

通向三井总领家宅邸的油小路上走着的这9个人，并没有引起路人特别的注意。三井家的门前总是人来人往，贵客不断，这样的光景再平常不过。

不过，只要稍微留意，还是能发现这9个人的异样来。他们低头赶路，行色匆匆，与平日里拜访三井家的人不同，他们似乎很怕被人认出来。

这也难怪。

这9个人中领头的那位浓眉男子名叫小松带刀[3]。是萨摩藩的家老，即家臣中地位最高的人。萨摩藩和长州藩是主张武力讨伐德川幕府的两大势力，属于德川将军眼中的“造反派”。这个小松带刀，就是萨摩藩意图推翻幕府统治的得力干将。

这一行人中，还有一个身材偏胖的中年武士，他叫西乡隆盛[4]，是一个激进的武力倒幕者。此人与同为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以及长州藩的木户孝允一道，并称为“维新三杰”，在明治维新初年表现活跃。

这9个人的目的地，便是那座紧挨着二条城的三井总领家宅邸。他们要拜访的人，正是三井的第八代总领家高福。

只是，这位幕府将军家的御用商人，向幕府特供吴服[5]，并承揽钱庄业务的大红人，会在幕府家丁的眼皮底下，冒险接待这些身份敏感的不速之客吗？

对这层顾虑，素以交际才能著称的小松带刀自然是替三井高福想到了。所以当他带了8名同僚声势浩大地登门求见时，提出的拜会理由是为了鉴赏三井家的书画藏品。这个从1673年就已创业起步的家族，在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也搜集了不少珍贵的字画文物。其中最为出名的，是一幅中国南宋时期的文天祥书法真迹。当时前去三井家鉴宝的达官贵人不在少数，小松带刀的这个拜会理由，属于再自然不过。

醉翁之意不在酒。这群人当然不是奔着三井家的名贵字画而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现钱。

萨摩藩主张武力推翻幕府统治。但打仗需要经费，这帮讨幕的革命志士有抱负、有激情、有流血牺牲的觉悟，唯独没有钱。没钱打仗，倒幕运动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在此之前的半个月，小松带刀刚刚与长州藩达成了讨幕密约。萨摩藩和长州藩结成联盟，打算向德川庆喜发起挑战。

在心不在焉的鉴宝会后，小松带刀向三井高福及其接班人高朗出示了长萨联盟的这份讨幕密约，彻底亮明了推翻幕府统治的决心，同时也明确向高福高朗父子提出了资金援助的要求。

倒幕派动用如此高规格的阵仗来上门要钱，不啻是对三井家的一种政治施压。三井家若是不答应，府上来了这么多倒幕派的核心人物，在德川将军那边必定难以自证清白。若是答应了，万一最终没能把德川庆喜赶下台，那么三井家近200年苦心经营，靠着依附幕府才得以壮大的家业必将毁于一旦。

这群不速之客，给三井家送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高福高朗父子二人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既没有被来人的慷慨陈词所煽动，也没有冷眼旁观地泼冷水。年近六旬、留着银丝般花白胡子的三井高福冷静地表达了愿意暗中提供资助的意思。

小松带刀一行满意地离去。

没有比暗中许诺更好的结果了。毕竟，从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开始，到眼前的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三井家族已经为德川幕府服务了整整180年[6]。不能奢求三井作更积极的表态了。

可就是这个老资格的幕府御用商，享受着德川政权赋予的特权，竟然在私底下对所效忠的主子起了异心，竟然愿意为倒幕派提供资金支持，虽然这一切得秘而不宣地低调进行。

倒幕派为什么会选中三井作为筹资的对象？三井又为什么会答应暗助长萨联盟造反？

这一切，与三井在此前一年所经历的一场破产危机有关。

一张天价罚单泄露的玄机

三井的祖上原本是以近江国[7]为领地的佐佐木一族的家臣，官名“越后守”，并不经商。16世纪中后期，被称为“战国三杰”之一的织田信长[8]开启日本统一大业，率军武力征伐，一举灭掉了佐佐木氏。越后守携家眷奔逃到靠海的伊势一带[9]，作为败将没了主子，当然无力东山再起。

在1600年前后，三井的祖上移居到伊势南面的松坂，开始经商谋生，从一家名叫“越后殿的酒屋”的店铺起步。直到1673年，被尊为三井“始祖”的高利走出松坂，在江户和京都同时开出以“越后屋”为招牌的吴服店，属于三井财阀的纪元才算真正开启。

在苦心经营了14年后，三井高利经人牵线搭桥，成为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的御用吴服商，领受了幕府将军赏赐的店面，稳稳坐上了“天下第一吴服商”的交椅，从此开始发迹。

幕府的御用商人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能够获得俸禄，允许有自己的姓氏，允许佩刀。在“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序列中，农、工、商等级的庶民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姓氏，只有贵族和武士这样的特权阶级才能享有姓氏权利。[10]佩刀也是武士的特权，是特殊社会地位的象征。三井家原本属于社会底层的商人，能够享有称姓佩刀的权利，等于社会地位来了个“三级跳”。由此可见，三井家在德川幕府政权下的日子是非常好过的。

就拿替幕府收缴贡奉一事来说。原本各地上缴幕府的真金白银都必须千里迢迢运到江户，且不论交通不便、盗匪出没，单是那些金子银子的重量，就足够押运的人吃尽苦头了。所以常常一笔年贡金收进幕府的钱库，光路上就得花掉好几个月时间。随着民间钱庄的出现，汇票业务逐渐流行开来。

三井在京都和江户都有兑钱店，因而被幕府指定为御用钱庄，负责收缴大阪地区[11]的贡奉。其基本流程是：三井在大阪的钱庄负责收钱，然后以汇票的形式发到三井在江户的钱庄，再由江户的钱庄把汇票兑成金银交给幕府。整个过程不收任何手续费。

三井赚钱的秘密在于，幕府允许御用汇兑商在一段被允许的时间段内挪用公款。因为过去收缴贡奉，往往路上就要花掉数月时间，而且还会有盗抢、丢失一类的折损，风险高，周期长，于是幕府把这段时间差让出来，一开始是60天，后来延长到90天到150天不等。在这段时间内，御用汇兑商可以随意支配收来的贡奉金，只要到时候幕府能够全额收回钱就行了。

这等于是赋予了三井一笔笔稳定的无息政府贷款。三井家拿着这些公款去放贷，或者用作进货资金，不断扩张家业，几乎是空手套白狼，狠狠地发了大财。

三井这种顺风顺水的日子整整过了百余年。随着幕府政权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临近末世，三井家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

到19世纪初期，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幕府财政大幅亏空，特权阶级奢靡成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偏偏这时候又天灾不断，连着几年农作物绝收，还接连发生了三次大饥荒。光是1836年的全国性大饥荒就一下子饿死了十多万人。为了赈灾，幕府开始向富甲商人课征御用金。一开始还打借条，后来干脆明着要钱。

1843年，幕府对500户商人开出了一张总额高达249.8万两金的巨额请款单，三井家被课征5万两金。第二年，幕府将军的城堡江户城遭了火灾，三井家又被收了3000两修缮金。到后来，幕府的军费也要商人们出，什么海防费、长州征伐费，名目繁多。

当时的一两金相当于现在五六万日元的样子，如此算来，每次被迫进贡的金额，起步就是上亿日元。再加上各地灾民暴乱不断，富商就成了民众的泄愤对象。在1837年爆发的“大盐平八郎之乱”中，三井家在大阪的吴服店被全部烧毁。

就在三井苦不堪言之时，美国人佩里率领的舰队叩开了日本的国门[12]，幕府被迫结束锁国政策，开放横滨、长崎、神户等地为通商口岸，与美、英、法、荷、俄五国开展贸易通商。

既通商，便会有金钱上的往来，就需要钱庄。幕府指定了几家开展对外业务的钱庄，三井家的钱庄被指定用来存管横滨港的关税收入。这与当初三井家替幕府收缴大阪一地的贡奉性质差不多，于是三井家就想当然地拿着这笔钱去放贷。

但是时代不同了，以前幕府是允许御用汇兑商在短期内支配公款的，但此时的幕府已经差不多想钱想疯了，怎么还能容忍别人动自己的奶酪呢？更何况在乱世中贷出去的钱款要按期如数收回，可谓难之又难。但是，三井家不得不冒险一搏，实在是因为一方面经营越来越困难，一方面幕府又不断狮子大开口要钱。向来不差钱的三井，此时已经变得很缺钱了。

据说从三井家的横滨钱庄过账的御用金高达200多万两，三井家暗中抽个十万八万两拿出去放贷，也不会有人察觉。这种暗度陈仓的日子，三井偷偷享受了六七年。

直到幕府新任命了一位年轻的“勘定奉行”，也就是财政部长，三井动用横滨关税的事才捅出了大娄子。

这位幕府的末代财长名叫小栗上野介，40岁不到，谙熟财政金融政策，是末代幕府中少有的实干型少壮派。此人对幕府将军非常死忠，一上任便发誓要重建幕府财政。他的计划是以横滨港的关税收入为基金，提供有货物担保的贷款，以此来鼓励商品生产。所以横滨港的关税收入就成了他整个计划的中心。

横滨港的关税收入如此重要，自然而然地，新任财政部长的小栗就要来核账。在这位技术型官员面前，三井家挪用关税收入私自放贷牟利的事情一下就露馅了。经过一番彻查，三井家确实存在放贷牟利的事实，前后动过的钱大概不下10万两。但是因为三井家的人一向行事谨慎，幕府的御用公积金并没有发生亏损，好歹是逃过了死罪。

但是新官上任的小栗并不打算轻饶了三井家。就算没有发生实际损害，但三井家的行为已构成了对幕府利益的潜在威胁，如不惩治，就会有其他御用商人效仿，后患无穷，况且现在国家正是财政虚空。小栗财长于是大笔一挥，开出了一张100万两的巨额罚单。

100万两是一个什么概念？这相当于从三井钱庄过账的横滨关税收入的一半。1710年时，三井成立了一个叫做“大元方”的领导机构，专门管理各个分号的经营，类似于现在的合资总公司，其成立之初的总资本金不过才15万两。时值乱世，三井的经营业绩不断下滑，100万两的这笔巨款，三井无论如何都是凑不出的。

这一年是1866年，离德川幕府倒台还有不到2年时间。而对三井家来说，这份天价罚单，却足以让他们在幕府倒台之前就先破产了。

三井遭罚是当时的大新闻，倒幕派不可能不知道。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既然曾经炙手可热的御用商人三井与幕府之间产生了间隙，那么三井自然也就成了倒幕派争取的对象。

让外姓人掌权

依靠着历代幕府将军所赋予的商业特权才一步步发展成一代豪商的三井[13]，却面临着因官方惩罚而濒临破产的危机。成于斯而毁于斯，这对三井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更为尴尬的是，三井内部居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化解这场危机。三井各家的户主们和各个分号的掌柜们彻夜开会，商议对策。大家一致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托人去说情。把罚单免掉是不可能的，但是好歹把数额降下来一点。

可是，谁能去为三井家说情呢？

小栗上野介是幕府里出了名的强硬派，一向比较难说话，况且这次的罚金已经明说了，要用作征伐长州藩的军费。小栗对于维新派是坚决主张武力镇压的，如果三井家的人再跑去说情，说不定还会被扣上一个不积极为征伐叛异出力的帽子。经济问题若是再扯上政治问题，那三井家恐怕就再也翻不了身了。

一筹莫展之际，三井家职位最高的外姓人雇员齐藤专藏推荐了一个人——纪国屋家的美野川利八。此人身材高大，体型瘦削，长得一副苦行僧模样。他不但是个文盲，而且还曾经是个浪人，居无定所。但是齐藤专藏偏偏认定此人堪当大任，理由绝非此人曾在小栗府上做过事，与小栗上野介私交甚好那么简单。

此人本姓木村，父亲是出羽庄内藩[14]的一个下级武士。在江户时代后期，下级武士的日子很不好过，缺乏稳定的生计来源。在他7岁那年，父亲成了一个浪人，他也就跟着父亲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

父子二人从北向南一路流浪，到过大阪，还到过九州。13岁那年，父亲在大饥荒中饿死，他被一户姓美野川的人家收养，从此改姓美野川。18岁时来到江户谋生，先是在一家鱼干店里打杂，因为聪明，脑子特别好使，不久就被人推荐到小栗府上做了住家的杂役。

美野川利八比后来当上“勘定奉行”即财政部长的小栗上野介大六岁。这位主家的公子很喜欢听美野川讲他到处游历中的所见所闻，美野川也因此成了小栗上野介的少年伙伴，两人的关系很是要好。后来，美野川被经常在小栗府前卖油和砂糖的生意人纪国屋相中，25岁时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这就是齐藤专藏在推荐美野川利八时，说他是“纪国屋家的美野川利八”的原因。

美野川当然不仅仅是小栗的少年伙伴那样简单。此人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后，很快就继承了纪国屋的家业，也因此仍然有机会出入小栗府中，做点油和糖之类的买卖。

有一天，美野川在小栗府上听到了关于货币改革的消息。日本对外开港之后，由于国内的金价比国外便宜1/3，导致日本的黄金货币大量外流。为了拦住这股泄财洪水，幕府内部考虑把新发行的金币每一枚的分量改为原先的1/3，这样一来外国人就在汇兑上无利可图了。

这个消息被美野川听到了。他脑筋快速地一转，很快就意识到这是老天给他的一个发大财的机会。新发行的金币叫“万延小判”，仍在流通中的金币叫“天保小判”，两者同等使用。这样一来，老版的金币就值钱了，因为论分量，其价值是新版金币的三倍。

美野川迅速开了一家小的兑钱店，大量收购“天保小判”，甚至把所有的家底儿都押上了。这样还不够。他把收进的旧版金币拿到三井家的兑钱店去作抵押，贷出银两再到市面上去兑收更多的“天保小判”。这等金融思路，美野川完全无师自通，全凭敏锐的嗅觉和机敏的头脑果断行事，却着实发了大财。

因为不断地办抵押、办贷款、还钱、存钱，美野川到三井钱庄的次数越来越多，渐渐地就引起了钱庄掌柜齐藤专藏的注意。

齐藤开始很有心地观察这个人，并且暗中打探他的来历。他发现，这个人的家世虽然一穷二白，也没受到什么良好的教养，资质天赋却比一般人高出很多，口齿伶俐，长袖善舞，尤其商业嗅觉异常敏锐，出手往往坚决果断。齐藤还注意到，这个人每次到店里来从不寒暄啰唆，总是直截了当说明意图，而且说话时一直站着，似乎无暇坐下，事情一办完就走，从不拖泥带水。

在齐藤的力荐下，美野川利八被火速招进三井，相当于请了个“临时工”全权代表三井家去小栗府上说情。

能够为富甲一方的三井效劳，美野川当然是一百个愿意。若是这个忙帮成了，日后丈人家的生意和自己的兑钱小店，日子就会好过很多。美野川预期的这个报酬，与他日后得到的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美野川以三井家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小栗府上，开门见山亮明来意：“我是为三井家的事来的。”

小栗见是老朋友来访，本来挺高兴，一听这话脸色微变。

美野川习惯站着说话。他躬着身，十分诚恳地说道：“100万两御用金远远超过了三井家的能力。这个数字别说是三井家，就算是天下第一的富商鸿池家，也是万万拿不出来的。”

小栗闻言沉默不语。

美野川把腰弯得更低，继续说道：“三井家自五代将军纲吉时起，就一直是幕府的御用商人，如今算来，也有一百七八十年了。三井家的人一向行事规矩，百八十年间未曾听得有什么不轨之事。此次横滨分号私下放贷的事情，三井的总领家事先毫不知情，对此也是极为震怒，横滨分号的掌柜已被革职。恳请小栗先生看在三井家一直为幕府效劳的份儿上，给他们一次改过的机会。”

实际上，小栗也知道100万两御用金的轻重，这样的处罚的确有些过头。美野川的一番话，也让他念起了三井家对历代幕府政权的贡献来。

“这样吧，这100万两的罚金就减免到50万两吧。”小栗开口让步，总算是非常给这位一起长大的伙伴面子了。

但是美野川并没有就此谢过告退，依旧站在那里，欲言又止。

“怎么？还有什么事么？”小栗有些不悦。御用罚金减半，三井家的人一定高兴还来不及。

“100万两金可以让三井家死两回，50万两金则足够死一回。死两回是死，死一回也还是死。”这个美野川利八，虽然说的话不大登得上台面，却是直击要害。

美野川非常清楚小栗最反感的事情就是徇私情，接着正色道：“这件事情若是罚重了，恐怕终究会对幕府将军不利。”

“哦？”这位小栗对幕府将军极为忠心，此次重罚三井，也是出于维护幕府经济利益的考虑。更何况征伐长州藩正缺军饷，让三井家填了这个缺空，难道不是一举两得的上策吗？

“眼下维新派正四处起事，美英荷诸国又来势汹汹，幕府将军要稳住眼前局势，非常需要商人，尤其是像三井家这样的豪商出钱出力，争取他们的支持。大家本在一条船上，倘若早早地把豪商赶下船，将军的这条船还能行得远吗？重罚三井，无异杀鸡取卵。故凡事还得从长计议。”

经美野川这么一点醒，小栗立即意识到的确对三井家逼得太紧了。御用商人三井若真的破了产，那对幕府来说也绝不是什么好事。

沉默半晌，小栗财长终于吐出了一个方案：“对三井家征收罚金18万两，允许分期缴纳，其他金额予以免除。”

御用罚金从100万两减到50万两，最后定为18万两，还允许分期缴纳，这实在是此前谁也不敢预期的一个结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盲男，居然就这样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解下了悬在三井头上的那把致命利剑。

美野川利八为三井家立了一大功。对素来求贤若渴的三井家来说，这样的人才决不能白白放走，更何况此人跟小栗财长有这么深的渊源，日后必有大用。

三井家给美野川特设了一个职位叫做“三井御用所勤务”，这个职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府公关。按照常规，三井家的雇员有非常严格的等级晋升制度，每个人都必须从最底层做起，就连族内的子弟也必须先从店内的帮工学徒做起，直到30岁后方可独当一面。从外面招进一个人，一上来就坐上掌握实权的位子，这在三井家族的经营史上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为了感谢三井家的知遇之恩，美野川利八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三野村利左卫门。“三野村”是姓，其中的“三”是三井的三，“野”取自当年养活他的美野川家的姓，“村”则代表他的本姓木村。在这个自创的组合姓中，三井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上。

在正式的三井御用金减免文书上，作为总领家三井八郎右卫门的代签字人，署上的姓名正是：“三野村利左卫门”。在如此重要的政府文书上，行使签字权利的竟然不是三井家的族长，而是一个外姓人。这样一个不经意的细节，暗示了三井家族发展轨迹的某种转变。

时代在变，经营理念也要变。

正是从三野村开始，三井开始了由外姓人掌权的时代。从此，三井的符号不再仅仅只属于三井的十一户家族，而是同时属于很多人，属于很多有着商业大志向的人。在充满变数的政权更迭期，在关乎生死存亡的历史抉择前，这些外姓人挺身而出，为三井力挽狂澜，并一步步将三井推向巅峰。

一盘很大的棋

一场生死危机，让三井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幕府政权的颓势。为了填补财政亏空，这个政权的统治者已经不按常理出牌了。

作为御用商人，依附权力是基本的生存之道。但是，三井还不是德川幕府时代最最顶尖的御用商人，实力较之鸿池和加岛还差了一截。也正因为如此，三井家从19世纪初开始就已渐渐感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就为三井萌生异心埋下了伏笔，天价罚单事件不过是个导火索罢了。

在日本的国门被迫打开之初，仁人志士们喊出的口号是“尊王攘夷”。但随着局势的变化，这一口号逐渐变成了“尊王倒幕”。幕府和朝廷之间成了相互对立的政治权力，几百年来“幕府强、朝廷弱”的政治格局似有颠覆之势。不过，主张武力倒幕的长州藩和萨摩藩究竟会把时局引向何处还很难说。

三井家在京都、大阪、江户三地都开有多家分号。其中，京都和大阪是朝廷的地盘，江户是幕府的地盘。倘若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贸然表明政治立场，则很有可能伤及某一地的分号。三井家并不打算对幕府死忠到底，但是究竟要不要支持倒幕派，此时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在当时的富商中，有直接投身倒幕运动的，也有提供资金援助的，但绝大部分富商都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尤其是御用商人，因为没有人会愿意主动放弃特权。

跟所有富商的立场不同的是，三井采取了一条“两线作战”的策略。即明里还是幕府的御用商人，上缴御用金、为幕府做事一个不落，暗地里同时与倒幕派保持接洽，采取必要的合作态度。在谁都不知道局势会倒向哪一方的时候，最稳妥的策略就是“脚踏两只船”。所以，当萨摩藩的家老小松带刀带着一帮人登门求援时，三井高福来了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当然，这一策略不是什么人都能玩得转的，若是一招不慎露了馅儿，结果可能就是两头落空。为此，三井家精心铺设了一张巨大的情报网。

三井高福、高朗父子坐镇京都大本营，负责打探勤王倒幕一方的动向。他们充分利用商人的身份，广泛结交各类朋友。尤其是刚过而立之年的少主高朗，在人际交往方面可谓八面玲珑，尤其善结一些才华横溢的人士，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陆奥宗光[15]（15）。在陆奥宗光还是一介落魄书生的时候，高朗曾出资相助，甚至还一度偷偷留他住在府上。利用和陆奥宗光的这层关系，长州藩的很多事情也就大致逃不出高朗的耳目范围了。

巨额罚单事件之后不久，小栗上野介被相继任命为海军奉行和陆军奉行[16]，集幕府军事和财政大权于一身。而三野村与小栗私交甚笃，利用这层关系，三井获得幕府一方的情报自然也不在话下。

对于所要扮演的无间道角色，三野村没有丝毫犹豫。尽管小栗上野介跟他是挚交，对他十分信任，但是对少年多难的三野村而言，让自己先活下来才是第一要义。现实主义比情义要实用得多。

为此，已是三井一员的三野村更加频频地造访小栗府上，打探一些在公开场合无法获取的信息。从小栗上野介的日记看，三野村差不多每个月就登门一次，有时候即便本人不去，也会遣女儿代劳。

除此之外，三井的十一户家族都是这张情报网的基站。他们利用各自的人脉关系打探风声，暗中安插耳目。这样一来，无论是幕府一方的动静还是倒幕派一方的动静，三井家总能在第一时间擒获。

与那些试图以不变应万变的富商相比，三井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已暗中做好了充分准备。

不过在表面上，三井家依然继续享受着特权商人的好处，甚至还因祸得福。当初小栗财长设想的以横滨港关税收入为基金，为商品生产提供贷款的经济振兴计划总要实施，总要有一家金融机构来担起这件事。这时候三野村主动请缨：“这事就包在三井身上吧。我们愿意拿出10万两作为贷款基金。”

确实没有比三井更合适的了，更何况三井还愿意拿出钱来作基金，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刚刚被小栗财长惩罚过的三井，很快就摇身一变，成了小栗财长实施经济新政的旗手。

实际上，三井并不需要真的掏出10万两真金白银出来。因为没过多久，三野村就跑去跟小栗财长说，一下子拿出10万两现金实在有困难，为了尽快让这个贷款基金运作起来，请求允许暂时动用由三井托管的关税收入，倘若有风险，三井负责全额补偿，确保御用金不发生亏空。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三井要把原先违规暗中放贷的做法摆到台面上来做。没有得到官方允许所做的事情就是违法，要受到责罚，但是得到官方允许再做同样的事情，结果就两样了。三野村当然不会空手而归，小栗同意了三井动用关税收入的请求。

有幕府这个后台老板撑腰，三井承办的贷款实际就成了政府贷款，这样一来，就不怕借钱的商家赖账不还，再加上贷款需要以最终的商品作抵押，造成呆坏账的风险几乎微乎其微。所以对三井来说，这一回是既赚取了为幕府经济新政出力的政治分，又名正言顺地赚取了放贷收益，可谓一举两得。

好事还在后头。

1867年8月，小栗财长推出了最重要的一项经济新政——发行纸币。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纸币。第一批发行的纸币只在江户和横滨流通，因为是以“银座”的名义发行，所以这种纸币又叫做“江户银座钞”。

这次为幕府承办钱币兑换纸钞业务的，又是三井。原因很简单，小栗非常信任三野村，这两人一合作，也就成了幕府和三井的合作。

两个月后，小栗财长又推行了第二波纸币发行，此次的流通范围为关八州国[17]（17），即德川幕府的核心势力范围。承办这次兑换业务的，还是三井。

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有中央银行。在三野村利左卫门的牵线搭桥下，三井家的钱庄俨然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日本央行。

三井一方面在与幕府加深合作，似乎关系越走越近，可另一方面，却早已在这一年的4月底，暗中允诺了小松带刀的军费求援。

如此两头下注，显然，三井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开牌：一大批豪商被历史抹去

勤王还是佐幕，这是一道关乎家族命运的选择题，三井方面并不急于给出答案。

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幕府发行第二波纸币的当月，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做出了“大政奉还”的决定，把权力奉还给天皇。1867年10月14日，已经265年的德川政权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放弃了绝对权力。

紧接着12月9日，刚满15岁的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令，一个以朝廷为中心的新政府成立了。与此同时，一直主张武力讨幕的萨长二藩决定乘勇追穷寇，进一步逼迫德川庆喜辞官纳地，防其以退为进，谋取日后东山再起。

既要打仗，那就需要军费。新政府要运作，也需要经费。粗略一估算，至少需要320万两的复兴资金。这样一笔巨款从何而来？

当时新政府方面负责财政的三冈八郎提出了以发行代金券来筹集资金的方案，这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国债，政府以地租收入作担保，数年后对这些代金券予以回购。在德川幕府后期，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已经变得非常虚弱，如今的新政府羽翼未丰，能够存续多久还不知道，却一上台就开出如此巨额的账单，难免让人疑惑。三冈八郎向天下豪商发出英雄帖，号召他们为新政府出钱出力。

政府的这一招，三井家接还是不接？

对绝大多数豪商来说，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军事上尚未被打败，只是在政治上暂时采取守势的幕府。新政府里有什么？有来自萨摩藩和长州藩的热血青年，有一位少年天皇，兵不多，钱更少。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说不定哪天德川庆喜又突然变卦，把大政收了回去也未可知。

但是三井的判断不一样。来自各方的情报表明，德川幕府气数已尽。其中，来自三野村利左卫门的情报最为关键。

在私下的场合，幕府政权的死忠小栗上野介曾多次感叹，这个幕府早晚是要倒掉的。在创办日本的第一家造船厂“横须贺制铁所”的时候，小栗曾多次向身边人流露出“办这个厂即使不为幕府，也是为了日本”的悲壮态度。

对这位幕府强硬派人物私底下的悲观情绪和言论，经常去小栗府上报到的三野村不会不知道，甚至还可能知道得更多。

于是三野村果断向在京都大本营的三井高福建议：“速为勤王事业效力”。

到了表明立场的时候了。

12月23日，即新政府向豪商们发出英雄帖的两周之后，三井站了出来，而且是第一个站了出来。同时，还主动奉上了1000两金的“见面礼”，公开亮明了对勤王的态度。

紧随三井之后的，只有小野和岛田两家。其余豪商竟然对明治新政府的吁请集体装聋作哑。

新政府对前幕府御用商人三井的率先表态十分感激。在政府的这道集资令眼看着就要变成一个笑话的时候，是三井出来揭了榜，新政府的这个草台班子才得以继续唱下去。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三井来说，这只是做了一个顺应大势的选择，但因为与其他豪商的反差太过明显，反倒成了一个异类。

三井的选择立刻收到了回报。

新政府宣布三井、小野、岛田三家为御用商，并试图以此来刺激那些尚未表态的豪商。不过这个新政府御用商的含金量实在不高，因为新政府根本还未开展任何实质性的业务，不过是个虚名罢了。对那些长期享受幕府恩泽的豪商们来说，简直没有一丝吸引力可言。

只获得三家豪商的财力支持当然不够。又等了好几天都不见有新动静，新政府的财长三冈八郎急了。12月29日，他点了10家豪商的名，召集他们的当家人一起开会，意欲敦促他们早日行动。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当时天下数一数二的大豪商鸿池和加岛。

没想到的是，这10家豪商竟然以各种借口集体缺席！或许他们顾念着对旧主幕府的情义，或许认为眼下胜负尚未真正分出，总之全然不给明治新政府一丁点儿面子。

越是这样，三井家对勤王行动的价值就越发显现。不过这时候，最终的底牌尚未揭晓，谁也不知道三井的这一政治赌注究竟押得对不对。

忐忑不安之中，迎来了日本历史的新纪元——1868年。

1月3日新年伊始，伏见、鸟羽之战就迫不及待地打响了。在倒幕派的一再挑衅下，幕府军和萨长藩联军在京都郊外正面开战。结果幕府军大败，将军庆喜连夜逃回江户。德川幕府大势已去。

这下，那些没有表态的豪商，尤其是被点了名还给新政府冷脸看的豪商们肠子都悔青了。

亡羊补牢，为时已晚。5天前的那个会，不会再有了。

一切尘埃落定。

果然，在随即实施的明治新政中，政府一刀切地废止了以银计价的商品价格体系。而此前，江户主要以金计价，京都、大阪主要以银计价，所以受这一政令冲击最大的就是京都和大阪地区的豪商。他们在天皇的眼皮底下，却不以行动支持皇权，在明治新政中当然也就不可能指望得到政府的庇护。

这些豪商们一个个破产，他们的名字被集体从日本商业史中抹掉。政治上押错了赌注，让他们瞬间输得一干二净。

与他们相比，三井赢得既惊险又漂亮。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此一边倒的胜局来自三井家对幕府的背叛，来自三野村利左卫门对小栗上野介的背叛。关键时刻的抉择，情义让位了理性。“利”字当头，为了三井的整体利益，必须坚决抛掉感情的因素，这种铁血法则也正是三井长盛不衰的秘诀之一。

度尽劫波情意在。在三井公开表明对勤王的态度后，三野村去小栗府上的次数不减反增，两个月内共去了7次。伏见、鸟羽战败，主张武力反攻的小栗被革职，三野村曾拿出1000两金让小栗逃亡美国，却被婉言谢绝。在小栗被倒幕派追杀掉之后，三野村又冒着巨大的风险把小栗的妻女接到家中照顾。只是这样的情义，在现实主义的生存法则面前，必须退居其次。

已经195年的三井，就这样以唯一完胜者的姿态，迈入了明治时代。尽管同样站对队伍的还有小野和岛田，但他们只不过是些跟班罢了，实力根本不能与三井同日而语。而在政权更迭时的出色政治表现，也注定了三井在明治政权中将承担起更多的使命，展现更大的作为。

[1] 今日本东京。

[2] 在江户时代，三井的总领家一直居住在京都，今天的京都国际饭店就是其旧址。直到明治时代，日本迁都东京后，三井家的大本营才随之迁往东京，并建造了本书《引子》部分所描述的今井町邸。

[3] 小松带刀是主张武力推翻幕府的“长萨联盟”的主要推手，28岁便成为萨摩藩的家老，能力超乎常人。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久因病早逝，未能有更大作为。

[4] 西乡隆盛在倒幕维新运动中功勋卓越，在明治政府中握有实权。后因政见不同愤然辞官返乡，并于1877年发动内战“西南战争”，兵败被杀。

[5] 吴服与和服类似，但吴服更加华贵，在江户时代属于上层贵族独享的奢侈品。明治时代吴服变得平民化、大众化，并统一使用“和服”的叫法。

[6] 三井的吴服店“三井越后屋”于1687年获得幕府御用吴服商的地位，摆脱了创业初期备受同行打压的窘境，从此在商场上扬眉吐气。这一御用商的地位延续到1867年明治维新前夜，正好180年。

[7] 今日本滋贺县。

[8] 另两人是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最终，德川家康制霸天下，于1603年在江户设立幕府，架空天皇取得实际统治权，从而开启了日本历史上长达265年的江户时代，即俗称的德川幕府时期。

[9] 今日本三重县。

[10] 日本允许庶民称姓，是明治维新时才开始的。因为习惯了有名无姓，再加上姓氏本属于贵族特权，导致姓氏《容许令》颁布后很多平民根本不敢拥有姓氏，直到1875年明治天皇追加颁布姓氏《必称令》后，平民百姓才匆忙为自己取姓，导致日本人的姓氏来源五花八门，所居住的地方、所从事的职业都可以取作姓氏。

[11] 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大阪府、奈良县和滋贺县，属于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12] 即1853年的黑船事件。因为长期闭关锁国，日本人没有见过军舰。

[13] 当时实力在三井之上的商人还有鸿池和加岛。不过在随后的倒幕维新运动中，随着政权的更迭，江户时代的豪商几乎被悉数洗牌，三井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商”。

[14] 今日本东北地区的山形县和秋田县一带。

[15] 明治时期的政治家，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外务大臣。

[16] 即海军总长和陆军总长。

[17] 江户时代对日本关东地区的称呼。

第二章 特权商人

朝中有个大靠山

1868年7月17日，江户改称东京，9月8日改元明治，日本的明治时代正式开启。次年3月，定东京为首都，天皇从京都搬到东京。不久，三井家的大本营也跟着转移到了东京。

明治政府的成立，颇有些被众人抬上轿的意味。

当时的明治天皇刚刚年满15周岁，继承皇位实际还不到一年，根本无力主导一场宫廷政变。历代天皇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一直甘于傀儡角色，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即便在倒幕运动渐入高潮时，仍然主张“公武合体”，即与幕府合作共存，并不打算把德川家族彻底赶下政治舞台。只是当孝明天皇突然去世后[1]，形势才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在背后推动这一切的，就是一群来自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倒幕志士。

在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这些人看到了日本与西方的巨大差距，痛感到德川幕府的腐败无能，于是坚决主张“王政复古”，期求在天皇的名义下实现日本的自立自强。所以，拥立新政府只不过是这些人强国理想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推行新政，富国强兵，摆脱列强欺压。在明治新政实施的过程中，这些倒幕志士便转型为改革急先锋，手握实权，一言九鼎。

能不能跟这些人搞好关系，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就成了豪商们在政权更迭时期赖以生存的关键。

那些当初拒绝为倒幕派出资，给他们冷脸看的商人们很快就遭到清算，一个接一个地关门大吉。幕府时代的首席豪商鸿池，即便逃过了破产厄运，却在新政府下受到诸多限制，实力一落千丈。

跟这些倒幕人士走得近的商人，无一例外都获得了巨大的政治红利，这其中就包括了后来实力直逼三井的大财阀三菱。不过明治初期的三菱，还只是个新兴商人。所有的风头，此时都聚焦在三井一家身上。

三井家族经年累月积攒的人脉关系，此刻派上了大用场。

萨摩藩和长州藩曾经联手倒幕，但在新政府中，萨摩派和长州派却成了两大政治派系。三井的关系网强大就强大在跟这两派的核心人物关系都非常好。

“维新三杰”中的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来自萨摩藩，木户孝允来自长州藩。萨摩藩与三井家的关系自不必言，那场以藏品鉴赏会为名的登门拜访，西乡隆盛就是三井家的不速客之一。而三井向长州藩暗中捐助的军费，前后也不下一万两。与长州藩的关系，还因为三井少主高朗在陆奥宗光还是一介落魄书生时的慷慨相助而受惠，继而又通过陆奥宗光结识了木户孝允、伊藤博文这些明治舞台上的政治明星。

两头通吃的三井，在明治新政府中可以说到处都有自己人。所以无论朝中两派势力如何争来斗去，三井都不会因为其中一方的失势而受到明显牵连。

在这些当权派人物中，与三井家走得最近的，当属井上馨。

此人被称为“长州五杰”之一，倒幕前曾到英国留学，是日本较早接触西方的政治家。对于日本走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他的立场比其他人更加坚定，是日本“脱亚入欧”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在明治政府成立初期，曾一度担任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

井上馨一直主张日本的资本主义要跑步前进，必须走政府与商人资本相结合的道路，因此对大商人格外倚重。在井上馨的眼中，大商人就是实现其强国理想的士卒，是其事业的最佳拍档。

顺理成章地，井上馨选中了三井。明治初期既讲政治、又有实力、更有资历的大商人，除了近两百年老字号的三井，还能有谁？更何况，三井家的人不守旧，思想较为开放，善于学习接受新事物，井上馨尤其感到与三井家的大掌柜三野村相见恨晚。

明治六年[2]，井上馨因丑闻被迫暂别官场，转而投身实业，但他与三井家的关系不疏反亲。下海期间，井上馨创办了一家先取会社[3]。在受伊藤博文之邀重返政界时，他把自家的贸易公司交托给了三井，这就是后来三井核心企业之一的三井物产的前身。从中足以看出，井上馨与三井的渊源之深，关系之铁。

井上馨对于三井的“关心”，绝非给予一点政策便利或政治特权那样简单。对于三井的战略发展、高层人事任免，井上馨几乎样样过问。以至于在岩仓使节团出国考察前的送别宴上，西乡隆盛揶揄井上馨说：“嘿，三井的大掌柜，咱们来干一杯！”

井上馨后来被奉为明治元老，在日本政、官、财三界的势力鲜有人能匹敌，这就成了三井最大的一笔政治资源。

井上馨与三井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一种私人关系上的，而是建立在一种相互需要的利益基础上。相较于感情的成分，理性的因素才是主导。这与三井家与西乡隆盛、陆奥宗光，以及幕府时代的小栗上野介之间的交好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较之私人关系，这样的理性同盟关系反倒更加牢固。井上馨希望看到三井的强大，因为只有大商人资本的壮大，日本的国家资本才能迅速膨胀。而三井也需要像井上馨这样的实权人物作后盾，才能牢牢锁定资本积累的全部成果。

如此，权力方和金钱方，一拍即合。

一切都过于顺利了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穷。国库空空，无论做什么事都缺钱。怎么办？

新政府解决财务危机的第一招就是印钞票。新发行的“太政官札”严格来说并不是钞票，而是一种代金券，共有五种面额。因为不能与现有硬通货币兑换，其本质不过是一种政府公债。而帮助政府牵头发行公债的，就是御用商三井。

为了打破外国商社依靠不平等条约垄断日本对外贸易的不利局面，新政府接着成立了一家对外贸易商社，三井八郎右卫门高福被任命为这家贸易商社的总负责人。随后，新政府又成立了一家金融兑换公司，由几家大商人共同出资筹建，近似现代的股份制公司，专门承办存贷、兑换等金融业务。不消说，三井的出资额最多，总领家高福自然就当上了这家兑换公司的总裁，三野村为总经理。

如此一来，三井就牢牢掌握了明治新政府金融和贸易两大领域的主导权。

不过这些新政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太政官札”根本流通不起来，一些藩阀依旧固守着独立的经济圈，对政府的那一套根本不买账，“太政官札”的信用非常低，谁也不愿意拿着政府公债当钱使。贸易商社也根本不是外国商社的竞争对手，很快就办不下去了。

虽然这些事务都是由三井牵头总办的，但政府方面很清楚，没有办好并非三井无能，应对难局乱局，难免要付点学费，更何况三井在朝中还有人帮着说话。所以经济新政失败的责任并没有算到三井头上。

政府屡败屡战，三井也就跟着冲锋陷阵，坚持为新政撑台面。

明治四年[4]，新政府开始实行货币改革。设在大阪的造币局发行了新的货币，把此前的金银铜三种货币统一铸成圆形，金、银币分别有五种面额，铜币有三种面额。新币以元（円）、钱、厘计价，并采取十进制法，意图以此解决日本长期以来混乱的货币顽症。

三井又被任命为御用货币发行和货币兑换商，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旧货币兑换回收，送到造币局去制成新的货币。三井在东京、京都、大阪、横滨、神户、函馆这些当时最主要的经济重镇全面铺开业务，声势十足。

问题很快又来了。铸造新的货币需要金银铜，但是旧币的回收速度太慢，政府又想着多发货币，一直这样等米下锅可不行。心急的新政府又开始发行国债了。由于这次国债是以“兑换座三井”的名义发行的，所以民间就把这种国债叫做“三井札”，换句话说就是三井钞。

御用的三井，俨然成了明治新政府的中央银行。

三井如此为新政府充当经济改革的急先锋，如此为权力效劳，能有什么好处吗？当然，而且好处还不是一点点。

三井为政府发行国债，可以从中提成20%。这么高的回扣，简直让其他商人嫉妒得发疯。政府的三井钞发得越多，三井家截留得也就越多。如此搭着国家资本积累的顺风车，公开合法地完成自家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有比这更妙不可言的事吗？

其实，三井作为御用商从政治权力那里捞取“劳务费”，早在前朝时期就已轻车熟路，只不过到了明治时期，好处变得大了点而已。也难怪，此时朝中的大藏大辅正是井上馨。

趁热打铁，三井在同一年向新政府递交了成立银行的申请书。

把钱庄做大，从兑钱店升格为银行，独揽吸收存款、发行公债、承办贷款的业务，是三井家的野心，也是夙愿。当时日本国内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因此造币局的很多事务不得不委托英国的东洋银行（Oriental Bank）来完成。有着上百年开办钱庄经验的三井，此时提议开办银行，也算是水到渠成。虽然三井此举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但对明治政府来说，却也正中下怀。

在倒幕运动中与三井同样站对队伍的小野和岛田两家，不甘心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三井独享恩宠，也差不多同时向新政府提出了开办银行的申请。

仅仅一个月后，大藏省[5]的批复就下来了。三井的申请通过，另两家驳回。这意味着，日本的第一家银行将全权交由三井家来承办。

这是三井两百年历史上最为光辉荣耀的时刻。三井家族为此欢欣鼓舞，年迈的总领家高福喜极而泣。三野村更是踌躇满志，决计要大干一场。

在独办银行利好消息的刺激下，三井上下热情高涨。为了更好地筹办银行，大掌柜三野村甚至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方案——造一座银行大厦。

三野村构想的这座银行专用大厦高五层，在当时绝对堪称“超高建筑”。整座大厦以欧式风格建造，大气恢宏。五层楼的顶上建有观光台，形似日式城堡的顶部，又彰显了浓郁的本土风格。整个工程造价预算达4.7万两金。

这是一笔惊人的预算开销。在那样一个百废待兴的时局下，造这样一栋霸气外露的大厦，无疑是种冒险。但三井家在明治新政时期实在太顺了，简直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向世人展示一下实力也没什么不妥。三野村的提议，得到了总领家三井高福的全力支持。

筹办银行，光有硬件还不行。三野村深知，没有懂行的经营人才，再华丽的大厦也是空架子。他再度提议，派遣年轻的族内子弟赴美留学，专修银行经营业务。三井子弟从小就接受经商训练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但出国留学还是史无前例。高福很快又同意了三野村的提议，从十一家中挑选了5名少主，送到美国去学习。这其中就包括了日后成为第十代总领家的三井高栋，当时其年仅16岁。

就在三野村热火朝天地忙着开工造房子，忙着张罗少爷们出国留学的事情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史上第一家银行诞生记

明治五年[6]正月，井上馨郑重其事地把总领家高福、接班人高朗、大掌柜三野村等一班三井要人请来开会，同时在座的还有大隈重信[7]、涩泽荣一[8]等一班政府财政要员。

见此阵仗，三井的人已预感到有不寻常的事要发生。

果然，井上馨发话了：“尔等若是想独家举办银行，必须专心一念，切不可让吴服业分了心。故还是把吴服业舍弃掉为好。”

三井家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办银行的牌照都已经发出了，现在才来谈条件，而且还是如此不能接受的条件。

也难怪，这帮倒幕人士谁都没有实践经验，治国方略想到哪儿做到哪儿也很正常。此前同意让三井一家开办银行是不假，但他们事后再一想，这三井家又是做商业，又是做金融，难免要分心。开办银行对国家来说是何等大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这次必须给三井提点要求，决不可形同玩票。

这件事也足以说明，井上馨向着三井、处处为三井争利其实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还是为了国家利益，甚至为此不惜粗暴干涉三井的内部事务。

“请尽快予以答复！”井上馨给三井出了一道二选一的难题。

对三井来说，吴服业是祖传家业，始祖高利正是从吴服业起家的。整整199年，多少风雨坎坷都挺过来了，如今政府高官的一句“我看还是舍了吧”，就得硬生生地割掉。这对三井家族来说，在感情上万万不能接受。但是理智上，三井家族又十分清楚开办银行的意义，毕竟吴服业已是夕阳事业，今后的发展还要靠金融。

井上馨的通牒会未尽的意思也很明显，如果实在舍不掉吴服业，独办银行的事情就要泡汤。三井这回终于领教到，政商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当的。

左右为难之际，大掌柜三野村果断提议：分业！

三井不是有十一家吗，本家[9]不动，从5个姻亲关系的连家中选择3家分立出去，表面上脱离三井家族。取三井的“三”和越后屋的“越”组成“三越”的姓氏，由这3个分家承袭，并由他们共同经营吴服店，吴服店的商标也从“三井”改为“三越”。如此一来，表面上三井和三越没关系了，吴服业也被三井家剥离了，但实际上吴服业还是控制在自家人手里。

这招“貌离神合”之计，终于让三井家族找到了选择题的答案。通牒会之后两个月，三井就完成了吴服业的分离程序。不过19年之后，三越吴服店又重被如日中天的三井财阀收入囊中，此是后话。

付出巨大代价的三井，此时已心无旁骛，只想着开办银行的事了。怎料却波澜再起。

新政府方面对开办银行一事相当重视，特地派了伊藤博文赴美考察。伊藤博文考察一回来，政府的口风又变了。

根据伊藤的报告，人家美国是有国家银行的，所以日本也应当先建立国家银行；人家美国办个银行是要根据法律来的，所以日本也应当把法规立在前面；人家美国的国家银行是多方出资的，所以日本也不应当把银行交给某一家去办。

这第三点结论犹如晴天霹雳，彻底把三井打懵了。合计着折腾来折腾去，让三井一家举办银行竟是个大忽悠！

可是井上馨等人却认为伊藤博文的考察报告很有价值，毫无办银行经验的日本，就得照着美国的路子来。于是政府方面立刻改弦更张，强行决定由三井和小野两家共同承办银行，不容再议。

这一下，三井只得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要么不办银行，要办就得跟小野家一起办。原先热情高涨的三野村，此刻也是一盘冷水从头凉到脚，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是政府方面的一帮人却越来越进入状态，开始商议起“bank”这个外来词，究竟该怎么翻译才好。大家商议下来，觉得“金行”的翻译比较好，毕竟当时日本最值钱的货币、最主要的计价货币是金。

在征询三野村的意见时，三野村正好憋着一肚子气没地方出，于是随口就提意见：“为什么要翻译成‘金行’？银子不也是流通的吗？我看翻译成‘银行’就很好！”

这个三野村，纯粹是拿唱反调来出气。不料意见反馈上去，官员们一致觉得“银行”的译法更好。因为在日语中，“银行”比“金行”更容易发音。就这样在赌气中，日语的一个新名词诞生了。所以汉语中的“银行”一词，其实是一个日语外来词。

三井和小野共同组建的日本史上第一家银行，最后的名称定为“第一国立银行”。名称有了，那场地呢？

就在这个时候，三井为自家银行专门建造的那栋五层楼豪华大厦落成了。盛大的落成典礼举行次日，小野家的人就捎来了井上馨的助理涩泽荣一的话：“新落成的三井大厦，当为第一国立银行所用。”

这回三井家的人肺都气炸了。一再让步，一再牺牲，最后还是出尔反尔，硬要塞个合作者进来。合办就合办吧，现在还要打三井大厦的主意。这可是三井花了血本造的房子啊，凭什么让小野家来坐享其成？一众愤怒的三井高层紧急开会，讨论的结果是：坚决说不！光说不算，三井家还马上行动，往新大厦里搬东西，先把大厦用起来再说。

三井家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激怒了涩泽荣一。自打明治政府成立以来，还没碰过这么大的软钉子。涩泽荣一放出狠话：“若是不同意，那就把官家存在三井御用所里的钱全部取出来。”

官家的钱全部取出，这是个什么概念？三井御用钱庄里80%的存款来自政府，把这笔钱全部抽走，相当于发生挤兑，钱庄必然倒闭。涩泽荣一的这招“釜底抽薪”，让三井彻底没了脾气。除了双手奉上大厦的使用权，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有！江湖经验老到的三野村来了个顺水推舟。

他跑到井上馨和涩泽荣一那里建议说：“三井大厦不是不可以给第一国立银行使用，但既然是国立银行而不是三井银行，那占着三井家的房子委实说不过去，倒不如直接把这栋大厦的所有权转让给第一国立银行。”

这个建议合情合理，井上馨和涩泽荣一也没看出有何不妥，于是就答应了。

可是三野村岂会甘心为他人做嫁衣？三井大厦的造价究竟是多少，总规划师三野村最清楚。建造的时候还是用旧货币结算的，花了约4.7万两金，加上后期的一些成本，折成新货币，满打满算也就6万日元。可三野村现在报出的转让价却是12.8万日元，翻了一个跟头还不止！

当然，这笔明细账涩泽荣一他们是无从知晓的。凭着三野村那张三寸不烂之舌，这笔买卖竟然做成了。

折腾了一大圈，三井办自家银行的梦想暂时搁浅了。虽然拗不过政治权势，但好歹还是狠狠赚了一大笔。来日方长。

1872年11月，明治政府颁布国立银行条例，根据这个条例，翌年6月1日，日本第一国立银行正式成立。

这是明治政府主导创办的第一家银行，由三井和小野两家为主合资组建，两家的掌门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第一国立银行的行长。为了在两家之间搞平衡，两位行长的当值采取轮班制，每月轮换一次。三野村利左卫门被任命为执行行长，负责具体事务。既然是国立银行，就得有政府背景。财政部长助理涩泽荣一作为政府的“空降兵”，坐镇第一国立银行“总监役”，相当于银行的顾问或监事。

对三井来说，此银行非彼银行。第一国立银行的实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明眼人一看便知。

突如其来的大洗牌

三井和小野的合作对双方而言都不情愿，两家都想着自办银行，却又不得不被政府牵着鼻子走。所以从一开始，两家都对第一国立银行的运作缺乏积极性，暗中搞起了两套班子，在一个招牌下面各干各的业务。

第一国立银行开业刚刚一年，朝廷的新政策又来了。

此时，三井家在朝中的最大靠山井上馨已辞职下海，财政大权掌握在了大隈重信手中。如果说三井是井上馨的拍档，那么三菱就是大隈重信的盟友。正是在大隈重信的一手扶植下，三菱才一步步成为日本的海运霸主，并最终成为实力直逼三井的一大财阀。

大隈重信对三井的态度中立，既不眷顾亦不为难，只以政府利益为重。在第一国立银行之后，明治政府又先后开办了四家国立银行。这些银行主要吸纳来自政府和地方的官方存款，在此基础上开展放贷等金融业务。因为所有的放贷业务都是没有担保的，这就等于把政府的资金置于一个任由政商运作的高风险中，如果放贷造成呆坏账，政府的存款将直接受到影响。尽管后来曾要求存管金的1/3必须要有担保，但政府方面还是不能放心。

1874年10月，来自大藏省的一纸通令，让所有办银行的政商集体慌了神。

通令要求各家银行必须对存管的公款进行全额抵押。也就是说，如果一家银行里存管着100万日元公款，这家银行就必须将100万日元的抵押物押到大藏省那里。抵押物可以是国债、地契、不动产或者货物，总之，必须100%全额抵押。

对政府而言，这一政策完全确保了自身存款金的安全。无论金融政商如何运作资金，政府的风险是零。但对于金融政商而言，这一政策却足以让他们倾家荡产。

这个时候，能不能活下来，完全要靠实力说话了。倘若自身实力并非过硬，而是凭借着政治特权才运作了超过自家资产总额的政府存款，则必定拿不出这么多的抵押物，这个时候就必破产无疑。

三井也拿不出。

完全没有泡沫是不可能的，况且事先谁也没有料到政府会突然来这一招，简直毫无防备。但好在三井在朝中的关系并不止井上馨一人，多少还是听到了些风声，而且也知道大隈重信这次是来真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全额抵押令一公布，三井上下就立刻行动起来。

当时由三井存管的公款总额为379万多日元，另外还有近46万美元的外汇。也就是说，三井至少要在短期内拿出价值380万日元的抵押物。

三井的大掌柜三野村急红了眼，开始疯狂地收集三井家族持有的国债、房契、地契，以及大米、生丝、茶叶等当时非常值钱的货物，甚至不惜把自个儿的家当也拿出来了。短短一个月内，三野村把价值217万余日元的抵押物交了出来。虽然还差了162万日元，但是这等实力和效率，已然堪称奇迹。

三井在第一国立银行的合作方小野，可就没这么幸运了。本身实力就跟三井差了一大截，倒幕运动中攒下来的那点政治资本，此刻又不能兑换成真金白银，那就只剩下倒闭一条路了。全额抵押令出台后仅一个多月，小野就宣布了突然死亡。1874年11月23日的《东京日日新闻》[10]如此报道：“大名鼎鼎的小野组，已于11月20日销户。”

小野倒闭后，其大掌柜古河市兵卫接手了一部分事业，这就是如今古河财团的由来。富士电机、富士通便是古河系的著名大企业。

三井在明治初期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就这样无情地倒在了政令之下，实在令人欷歔。同时倒闭的，还有早期明治新政府三大御用商之一的岛田。唯剩下三井，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对三井来说，还差162万日元的抵押物，大掌柜三野村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无奈之下，三野村玩起了捣糨糊，把第一国立银行价值100万日元的股份拿出来充数。原本大隈重信对第一国立银行的股份作抵押是不认可的，这就如同拿政府的左手为政府的右手提供担保，不能作数。三野村当然知道大隈财长是个难对付的主，不拿点实质性的表示出来，这一关肯定过不去。

大藏省在英国东洋银行有一笔150万美元的借款，这笔政府借款是由三井出面借的。三野村非常清楚这帮维新改革派的要害在哪里。他告诉大藏省的一把手，这笔借款中的80万美元日后将由三井负责偿还，条件是三井能够先通过这场“淘汰赛”。

此招果然管用。三井在如此危难的情况下还能顾大局识大体，为政府免除债务，大隈重信不可能不为之动容。况且，大隈财长的本意并不想把金融政商全都逼死，这对明治政府的经济重振计划来说绝无好处。去劣存优，全额抵押令在保全政府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自然淘汰掉了一批不合格的商业资本。这些商业资本是日本奔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劣质品，倒闭不足为惜。能顽强存活下来的，才是政府需要真正扶植的大商业资本。到这个份儿上，大隈重信也就没有必要再为难三井了。

大隈重信的洗牌可谓辣手无情。好在三井再度惊险过关，从而得以继续搭乘日本近代化的便车。

银行开张，功臣倒下

小野倒闭了，三井幸存了下来，成了第一国立银行唯一的大股东。三井被迫搁浅的银行梦因此重现生机。

三野村理所当然地提出了将第一国立银行纳为三井独立掌控的方案，不料却遭到了政府派驻银行的代表涩泽荣一的激烈反对。终点回到起点，折腾了一年多，最后还是要回到当初允许三井独办银行的状态。对这一点，涩泽荣一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僵持不下的结果是，涩泽荣一开始着手对第一国立银行进行改革，逐步削减和排挤三井在第一国立银行的势力。另一方面，三野村也不甘就此放弃，继续暗中酝酿自办银行的事宜。

此时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大久保利通掌握了实权，并与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形成“维新三驾马车”，试图修改日本面临的不平等条约。但是，让西方列强吐回他们的既得权益是那样地难！大久保利通痛感当务之急是要先使日本富强起来，才能有条件与欧美列强讨价还价。在大久保利通的一手推动下，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出笼了。

所谓“殖产兴业”，简言之就是运用国家权力加速资本原始积累，以国家的力量扶持资本主义的快速成长，最终实现日本与西方列强比肩。在权力需要资本的大政方针下，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就成了政府的“分内事”。三菱、安田等一批新兴财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崛起。

这样的政策恩惠，当然也少不了三井。

几年间，明治政府先后成立的四家国立银行，都因种种原因陷入了经营困境。已经当上大藏卿[11]的大隈重信力图激活金融政策，不得不考虑银行私营化的问题。尽管根据当时颁布的银行条例，除国立银行外的一切金融机构都禁止称“银行”，但显然，官办不如民办，放手民间金融资本才是唯一的出路。

三野村敏锐地嗅到了政府风向的转变。1875年7月，也就是三井刚刚从全额抵押令中挺过来的次年，三野村便再度向政府提交了成立三井银行的申请。此时的日本民间金融领域中，三井已然一家独大。半年之后，大藏省批复，同意创办三井银行。

这一次没有朝令夕改。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的燃眉之急下，终于下决心对银行私营化松绑。

1876年7月1日，三井银行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日本历史上第一家民营银行就此诞生。此时距离三井最初提出独办银行的申请，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

5年圆一梦。虽然这一刻来得有些迟，但后发制人的实力不容小觑。三井银行总资本达200万日元，2万股股份中，总领家八郎右卫门占去一半，5000股由三井族人分配，其余则由三井雇员认购。三井银行在东京设立总行，大阪、京都、横滨、神户设分行，并在全国其他26处开设办事处。虽说只是一家民营银行，但是三井银行的实力规模却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大部分国立银行，排在所有银行的第二位。显然，三井百余年经营钱庄的积淀，在此时发挥出了威力。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大掌柜三野村利左卫门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如果没有这个出身贫贱的三野村，很难想象三井能够渡过重重危机，屡屡逢凶化吉。在三井银行的开业大典上，三井族人和高级雇员们谈笑风生，却唯独不见这位大功臣的踪影。

此刻的三野村正躺在病榻上，连看一眼三井银行开业风光的力气都没有了。

从1866年为三井减免巨额御用金罚金，到1876年三井银行创立，整整10年间，三野村率领三井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再没有人嘲笑他贫苦低贱的过去，再没有人嘲笑他不登大雅之堂的江湖野路子，只记得他唯一的身份：三井大掌柜。

正是从三野村开始，三井的族人开始逐步退居幕后，外姓雇员逐渐掌握了管理和决策的实权。无论是公开支持倒幕派的决定，还是割弃吴服业的决定，无一例外都是三野村的决断。正是基于这种数度拯救三井于危难之际而树立起来的权威，三野村得以对三井实施一系列的改革，其核心就是排除三井家族对经营事务的过多干涉，提高外姓雇员的权利地位。三井银行成立时，25%的股权由雇员认购，把三井银行的权益分给那些为三井打拼的雇员，就是三野村改革的典型举措。

对他本人而言，则是成了地位仅次于总领家八郎右卫门的三井实权人物。1873年，三野村更是一跃坐上了三井大元方[12]的交椅，而此前该职位一直由三井总领家兼任，从未由外姓人掌控。

三井家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雷厉风行的三野村却已奄奄一息。病榻上的三野村没能出席三井银行的开业典礼。他得的是胃癌。这位苦行僧式的人物，每天早晚以豆腐果腹，只穿粗布衣服，生活节俭到近乎抠门儿，是人称的“明治三大小气鬼”之一。经历了在三井叱咤风云的人生10年之后，最终竟不能亲眼看一看自己一手缔造的辉煌。个中苦涩，不言而喻。

就在此时，三野村的伯乐，当年力荐他的齐藤专藏的养子，领着一帮三井高级雇员前来看望病榻上的三野村。他们带来了一份由三井十一家的户主联合签名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三井家族感谢了三野村为创建三井银行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表达了饮水不忘掘井人的感恩之情，并一致同意把三井八郎右卫门名下的一处土地和房产赠与三野村。

这处位于深川高砂町的房地产对三井家族来说意义不同一般。在江户时代，三井族人大都居住在京都，在江户没有安家。所以每到江户后，都是住在深川的这处房子里。这里相当于三井家族在江户时代的“驻京办”，历史由来已久。附近隔着不远，就是三菱家的别墅，所以这处房地产的品质绝对不低。

除去三井银行的股份不算，在三野村病重弥留之际，三井家族一致决定把本属于家族的私产赠与三野村，不能不让人动容。尽管三野村曾亲手削弱了三井家族对三井事业的控制权，但三井家族还是给予了三野村最高规格的奖赏。对三野村个人而言，足以死而瞑目。

更重要的是，这份奖励不是由三井族人私下授予的，而是由三井的高级雇员集体代授的。如此兴师动众，无外是要传递一个讯息：只要是为三井做事，只要是为三井的利益，都会得到最公正的评价。

三井家的这招“临终关怀”，可谓一石二鸟。

1877年初，未满56周岁的三野村英年早逝。但三野村的命运，却开启了无数雇员的“三井梦”——不论高低贵贱，贫富美丑，只要有才华，就都能够在三井找到一席之地。

所以在三野村死后，三井反而愈发人才辈出。正是这些外姓人，书写了日本近代史上属于三井的辉煌篇章。

[1] 有一说是被倒幕派刺杀。

[2] 1873年。

[3] 即贸易商行。

[4] 1871年。

[5] 相当于财政部，主管财政、金融、税收。2001年日本行政机构改革之后，大藏省被分解成财务省和金融厅。

[6] 1872年。

[7] 当时的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后来当过大藏卿、外相等职，1889年和1914年两次组阁担任首相。是三菱财阀在朝中最大的政治靠山。

[8] 当时的大藏少辅，相当于财政部长助理，1873年因政见不合辞官从商。此人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是日本最有影响的实业家之一。与三井关系密切。

[9] 男性成员构成的家庭。

[10] 即现在的《每日新闻》。

[11] 相当于财政部长。

[12] 三井家族事业的最高管理机构。

第三章 第一家综合商社的原始积累

公务员下海

紧接着三野村登上三井舞台的，是一个名叫益田孝的公务员。

差不多在三井银行开业的同时，作为一家贸易公司性质的三井物产也宣告成立。益田孝被任命为三井物产的社长，那一年，他28岁。

与力邀他加入三井的苦命人三野村相比，益田孝的成长经历可就顺坦多了。

益田孝出生于佐渡岛[1]，家里世代都是佐渡的地方官。美国人佩里率舰船叩开日本的国门后，幕府于1854年开放了北海道的函馆，并设立了驻函馆的办事机构，专门处理对外事务。因为父亲益田鹰之助被幕府任命为派驻函馆的首席政务官，年仅6岁的益田孝也就跟着父亲去了函馆。

当时的函馆是日本接触西方世界的窗口，在函馆的西方人很多。由于父亲涉外工作的关系，益田孝从学龄时起就开始学习英语，基础打得很牢。5年之后，由于父亲调任江户的外事机构，益田孝又跟着来到了江户，也就是后来所称的东京。来到江户后，益田孝继续苦学英语，14岁的时候便在美国公使馆里谋了一份翻译的好差事，破格当上了公务员，可谓少年得志。

1863年，15岁的益田孝以随员身份，跟着父亲赴欧考察。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尤其是商业的大繁荣让少年益田孝深受震撼，并由此对经商产生了浓厚兴趣。

幕府倒台之后，作为公务员的益田孝也跟着失去了工作。不过凭着英语的一技之长，他不久就在横滨一家美国人开的商会里找到了一份翻译的活儿，负责对外生意的沟通接洽。这段时间是益田孝的商业见习期，没付一点学费就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外贸实务。

当然，益田孝也并非光学不用。仅仅一年之后，益田孝便出来单干，以“中屋德兵卫”的商号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专门收购茶叶、海产品等一些外贸畅销货倒卖给外国商行，从中赚取差价。益田孝虽然不是出生在商人家庭，但其敏锐的商业头脑，说干就干的魄力，一下子让他成了一个颇有名气的青年商业才俊。

在益田孝结交的朋友圈子中，有个名叫冈田平藏的人。这个人不仅富有，而且来头很大，跟井上馨之间还有点儿亲戚关系。几年之后，井上馨正是在尾去泽铜矿山的经营招标中，把全部好处都给了这个冈田平藏而引发丑闻，不得不被迫辞职，暂别政坛。通过冈田平藏，益田孝也就结识了井上馨。

井上馨对这位年轻有为的青年很是赏识，让这样一个宝贝人才就这样搞点倒买倒卖的活儿委实屈才。在井上馨的力荐下，益田孝再度当上了公务员，成了大藏省的一名四等官，职务就是当时设在大阪的造币局的局长，每个月能领到200日元的俸禄。当时，一般的新手公务员都要从最基层做起，起薪不过五六日元。跟他们相比，23岁的益田孝不仅一上来就拿高薪，而且还身居要职。

当然，这个益田孝绝非碌碌无能之辈。在担任造币局局长期间，益田孝制定了日本最早的公积金制度和培训制度。当时，造币局的技师请的都是外国人，造币的技术活儿日本人还干不来。为了迎头赶上，益田孝在造币局内开设了英语培训班和化学讲座课，让所有人都去进修培训。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每回都是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课。局长都跑去当学生了，下面的人更是不敢偷懒。在益田孝的带领下，造币局里干劲朝天。这一年，明治天皇前往造币局视察，对这位年轻的局长大加赞赏。益田孝的仕途前景看起来一片光明。

因为三井是御用的新货币发行和旧货币回收商，和造币局之间存在业务接口关系，自然也就接触到了这位年轻的局长。三野村对益田孝尤其赏识，常感叹自己身边没有这等年轻有为的人才。

就在益田孝打算在财政领域一展身手的时候，其进入政坛的领路人井上馨却在朝中的政治斗争中失势，被人抓住把柄，黯然辞职下台。井上馨一下野，其跟班小弟涩泽荣一、益田孝等人也就只得跟着卷起铺盖走人了。

这件事让益田孝充分感受到了从政的不稳定性。理想抱负能否实现，往往不能由自己说了算，还要看别人的脸色。一着不慎，就会像井上馨那样输个底朝天。

下野的井上馨无事可做，只好带着弟兄投奔了自己的富商亲戚冈田平藏。冈田平藏也很仗义，决计让大家在一起搞点事做。1874年1月，冈田成立了资本金达15万日元的公司“冈田组”，自任社长，让井上馨任总裁，益田孝任经理，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外贸出口。

就这样，益田孝在第二次丢掉公务员的铁饭碗后，再度投身商海，重操起了外贸旧业。

收编来的贸易公司

冈田组的诞生可谓是强强联手，不仅资本实力雄厚，而且还有前政府高官助阵，所以刚开张就做成了一笔大单子，把大米出口到了英国伦敦。可是还没来得及庆祝，冈田平藏就突然间猝死了。

无奈之下，井上馨只得赶鸭子上架，自己做起了贸易公司的社长。两个月后，井上馨把“冈田组”更名为“先取会社”，并任命益田孝为副手。

在井上馨的公司里，益田孝展露出了不同一般的商业才能。凭借着娴熟的英语和对外贸业务的熟悉，再加上一些政府背景的关系，益田孝很快就把大米、生丝、茶叶的出口业务做得红红火火。他从日本的东北地区大量收购低价大米，然后与外国船运商合作，把大米倒手卖给外国人，一来一去间就能赚到好几成利润。

除了做普通商品的出口生意外，益田孝还做军火进口生意。益田孝和当时的陆军大辅[2]山县有朋是老朋友，通过这层关系，益田孝帮助“先取会社”拿到了进口英式后装步枪的大订单。这种枪属于当时的先进武器，日本还没有能力大批量进口，但即便是少量进口，也足以让“先取会社”赚得盆满钵满了。

井上馨是个政治大佬，对于下海经商的具体事务，远不如年轻气盛的益田孝来得娴熟。在益田孝的一手经营下，“先取会社”头一年的净利润就达到了4.7万日元，相当于总资产净利润率达到了30%以上。对从事倒买倒卖的生意而言，可谓是十足的暴利了。

就在“先取会社”成立后的不到半年，三野村也在三井内部新设了一个贸易部门。因为当时农民仍以贡米的形式缴纳地租，政府的大米库存就很多，亟须将大米出口换汇变现。当然，替政府办事的好差事这回还是落到了三井头上，三井的贸易部门就是应政府出口大米换汇之需才成立的。

不过这时的三野村健康状况堪忧，精力已大不如前，只能一心扑在创办三井银行的事情上，对于新成立的贸易部门根本无暇亲自过问。所以这个贸易部门的业务做得有些差强人意，跟益田孝经营的“先取会社”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越是反差大，三野村对益田孝就越发欣赏。从前益田孝当造币局长的时候，三野村就一眼看中了这个青年，现在其下海经商的表现，更加证明他没有看走眼。三野村恨不得立刻就把益田孝挖到三井来，岂甘心与这样的人才失之交臂？

机会说来就来了。

“先取会社”成立不过一年半的时间，朝中的政治斗争又有了新动向。针对井上馨的各种不利政治因素被排除，与井上馨向来交好的伊藤博文出面力邀其重返政界，担任元老院议员。井上馨本就志不在经商，做生意只是以退为进，这么快就等来东山再起的机会，自然是不肯放过。不仅如此，他还计划带着益田孝这位得力的助手一起复出。至于贸易公司嘛，井上馨则做好了关门处理的打算。

对益田孝来说，外贸生意正是做得激情投入的时候，却又要戛然而止。一想到官场中无处不在的政治斗争，再想到生意场上大把赚钱的酣畅淋漓，益田孝便很不情愿再跟着井上馨干了。

听到风声的三野村立刻找到益田孝，来打探他的意思。得知益田孝无意再回去当公务员，三野村大喜过望，底气十足地向井上馨提出了由三井收编“先取会社”的建议，同时新的贸易公司由益田孝任社长，全权负责一切事务。

三野村的接管方案，既解决了井上馨的后顾之忧，又帮助益田孝做出了决断，三井也壮大了贸易部门，可谓皆大欢喜。

就这样，在经历了冈田平藏的“冈田组”和井上馨的“先取会社”之后，一个全新的贸易公司——三井物产，于1876年7月1日正式开张营业了。

三井物产成立之初只是一家贸易公司，其最基本的业务就是代理外贸出口，从中获取佣金，甚至还抽取利润分成。就是这样一家从代理商起步的贸易公司，日后发展成了日本实力数一数二的大型综合商社，并成为三井帝国最坚实的一根台柱子。

疯狂的敛财

三井物产的霸气，从一开始便露现端倪。

三井物产的领导班子非常年轻。三井家派了两位少帅前来坐镇，社主三井武之助21岁，三井养之助20岁，社长益田孝年龄最大，也不过才28岁。

更奇特的是，这家贸易公司没有定额资本，只是把与三井银行订立的5万日元透支契约拿来作为经营资金。在益田孝看来，三井物产只是一个买卖中间商，利润不是来自于商品销售，而是来自贸易佣金，因此根本无须押上大笔资金，只要有一笔可透支的启动资金就可以了。如此看来，三井物产倒很像是一家空壳公司。

此时的三井物产虽然顶着三井的名号，社主也是三井家的人，但实际上并不直接归属三井。自从吴服业被分割出去后，三井家为确保不同事业之间相互免受干扰，只留下三井银行作为主业，同期成立的三井物产则相对独立。直到后来三井成为一个康采恩式的大财阀，才有实力和底气把所有的事业集中在一起。

正因为相对独立，社长益田孝在经营方面的权限就很大。作为三井的高级雇员，他不仅可以领到每月200日元的薪水，而且还可以把10%的利润留作个人奖金。在益田孝的率领下，三井物产开始了疯狂的敛财。

当然是从最熟悉的大米贸易入手。此时明治政府已进行了地租改革，农民不再需要上缴贡米实物，只需缴钱。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销售变现渠道，农民在以货币缴纳地租时就很有困难。三井物产瞅准时机，与三井银行联手合作，让农民把地租以贡米的形式缴给三井物产，再由三井银行以货币的形式转交给政府。三井物产等于不用自己掏钱收购大米，可以白拿着贡米去出口倒卖，从中收取一定的回扣。有了三井银行的坚实后盾，三井物产空手套白狼的生意实在太好做了。

短短4个月内，三井物产的销售额就达到了54万余日元，其中大米生意的比重就占到四成以上。这家由零资本起家的公司，很快就赚到了8000日元的第一桶金。

可是大米的买卖实在来钱太慢，从农民身上能够捞取的油水委实有限。真正让三井物产发迹的，是拿到官办的三池煤矿煤炭出口的独家代理权。

在通常的印象中，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其实不然，日本的煤炭储藏量还是十分丰富的。尤其在明治时期，日本算得上是一个煤炭出口大国。这与三井物产的作用密不可分。

在“殖产兴业”的大政方针下，明治政府开办了一批工厂和矿山，其中就包括位于日本九州福冈县的三池煤矿。煤炭开采出来了，可日本国内工业生产的需求不足，只能想办法把这些煤卖到外国去。当时的工部卿[3]伊藤博文很想把黑炭变黄金，于是就来征询三井家是否有意帮着政府卖煤。

益田孝没有妄下决断，而是带了两个人偷偷跑到九州先去开展实地调查。早在担任造币局局长的时候，益田孝就对技术活儿很感兴趣，也练就了一双鉴别品质的金睛火眼。在漫天飞扬的尘灰中，益田孝不停地收集煤渣做燃烧试验，断定三池煤矿的煤炭品质上佳。然后，他又跑到出货的港口去调查，确定了港口的吞吐能力不会出问题。

一番周密的调查之后，益田孝火速赶回东京，直奔伊藤博文的官邸，把一份独家承揽三池煤矿煤炭出口的申请书递到了伊藤手上。在申请书中，益田孝开出了收取出口额的2.5%作为佣金，以及分占一半利润的高额价码。这样一来算上佣金，三井物产在官办的煤炭出口中，反而赚得比明治政府还要多。

但是，明治政府需要大资本。没有政商的出面，别说一半的利润，政府可能连一分钱也赚不到。更何况三井还是老资格的政商。伊藤博文是个明白人，很快就批准了益田孝的申请。

事实证明，伊藤博文这招“官与民利益均分”的策略是走对了。三池煤矿1877年的出口量是2.7万吨，到1886年就已猛增到183.7万吨，9年间增长了68倍。日本把煤炭出口到中国、新加坡等亚洲各地，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煤炭大国，而三井物产也靠着这项政府的独家代理权，完成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

三井物产成立的次年[4]，西南战争爆发。这是明治政府成立后的一场内战，以此平定了鹿儿岛士族的叛乱。战事一来就有军需。凭借着与陆军大辅山县有朋的过硬关系，三井物产拿到了近六成的军需品生意订单。

就这样，三井物产在成立后的短短一年之内，净利润就达到了50万日元。在那个一两块钱便可以看一场一流歌舞伎演出的年代，50万日元可谓是天文数字。以今天的计价货币看，起码相当于5亿日元。三井物产从零资本开始的敛财速度，让人叹为观止。

伸向中国的手

在三井物产刊登在报纸上的成立公告中有这样一句话：“期待与海外诸国广泛开展商贸业务”。这句话的含义绝不是跟外国人做生意那样简单，尤其是在三井物产承办了三池煤炭的独家出口代理之后，把自己人派到海外去充当先头部队，便成了业务上的急需。

就在三井物产成立的这一年年末，益田孝出现在了上海。

要与海外诸国开展贸易，隔壁的中国市场自然不容放过。在此之前，三井家所有的分号都开在日本国内，是益田孝迈出了将三井带出日本国门的第一步。这一次，他又是亲赴实地考察。

1877年，三井物产在上海的支店开张了。上海成为了三井物产走向海外的第一站。这是日本的民间资本向海外扩张的第一步，比国家行为的帝国主义扩张还要早。在日本近代的对外扩张中，三井物产不经意间扮演了一个先头部队的角色。

1886年，三井物产在香港也设立了支店。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之前，三井物产在海外设立的据点还包括伦敦（1877年）、新加坡（1891年）和孟买（1893年）。

三井物产在此时的扩张，基本上还属于单纯商贸的性质。三井物产对中国最初的交易，就是把官办三池煤矿的煤炭作为供应外国汽船的燃料在上海和香港出售，换取外汇。此时，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还没有大规模开花结果，后来的棉纱、棉布等工业化产品的出口，乃至武器的出口尚不成气候。所以此时三井物产的海外布局，主要是为了经营好煤炭出口，因为利润对半分，三井物产帮政府把煤卖得越多，落到自己腰包里的钱也就越多。

不过，这种以资本原始积累为目的的撒网式布局，却为随后日本的国家扩张行为铺平了道路。大量前期的实地调研、情报搜集工作，政府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从三井物产获得。而正是借助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三井物产的实力才迅速膨胀，最终成为三井财阀的三大支柱之一。国家权力与民间资本的相互借势，让三井自觉或不自觉地绑在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战车上。这些且留待后述章节再表。

与三井物产的海外扩张同步，益田孝还主导创办了一份旨在收集和发布商情信息的报纸——《中外物价新报》。

益田孝早年跟随父亲赴欧考察时，曾十分惊诧于欧洲人的信息发达和无所不知。现在，三井物产要把触角伸到海外，就必须保证对世界各地的信息了如指掌，必须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以，益田孝在三井物产成立后不久，便找到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东京日日新闻》的社长福地源一郎。益田孝和福地源一郎都做过幕府的御用翻译官，交情不浅。在两人的运筹下，《中外物价新报》于1876年12月2日正式发刊。

这份报纸是作为三井物产的社报创办的，其主旨就是发布世界各地的商业信息。三井物产的商业情报意识和能力，正是从办这份报纸开始的。有意思的是，这份报纸名字中的“中”，不是指中国，所谓“中外”实际指的是日本和日本国外。这里的“中”，是日本对自己中心国地位的自称。这份报纸，就是现在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财经专业报纸《日本经济新闻》的前身。

益田孝在三井物产成立伊始，不仅谋得了政府煤炭出口的独家代理权，而且还布点海外，并同步跟进商情的搜集和发布工作。此等眼光和魄力，正是三井物产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秘诀所在。

不过，益田孝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物流。三井物产的业务越做越大，但物流权却不控制在自己手上。此时日本的海上物流完全由三菱独家垄断。

三井和三菱的海运争霸战由此一触即发。

海运争霸，气死了岩崎弥太郎

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还只是个新兴商人。不过短短数年，岩崎弥太郎凭借着与朝中实权派人物大隈重信的铁杆关系，独霸了日本的海上运输。明治十年[5]的时候，三菱已拥有61艘汽船，总吨位数达3.5万多吨，占日本汽船总吨位数的73%。而三井此时只有可怜巴巴的3艘汽船，与三井物产直线上涨的海外贸易量相比，其物流能力实在不忍卒说。三井物产不得不委托三菱来承担海运物流。

因为是垄断，三菱在海运费的开价上一点儿都不含糊。比如托运一石米，米价不过5日元，但是三菱收取的运费却高达两三日元。而且还有附加条件，要走三菱的海运，海运保险就必须投三菱家的，存储的仓库也必须用三菱家的，整个物流的一条龙都必须是清一色的三菱，否则生意就不做。这样一来，三井物产一年付给三菱的钱，竟高达70万日元。

益田孝自然对肥水流了外人田很是心痛，但是也没办法，三菱就是一个海上霸主，而且还有实权人物大隈重信撑腰，想走绕开三菱的海运，根本连门都没有。于是益田孝就跑去跟岩崎弥太郎讨价还价，三井给三菱一年这么高的业务量，给点折扣总是可以的吧？岂料岩崎弥太郎不留情面地一口回绝，称“一文钱也能少”。益田孝吃了一个大大的闭门羹，心里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

三菱在朝中有人撑腰，三井也不是吃素的。在涩泽荣一的支持下，三井于1880年成立了东京风帆船会社，把一些零散的船主集合起来，利用三井的资本实力，意图在三菱筑起的海运链中打开一个缺口。不过，三井的物流公司还没跑起来，就被岩崎弥太郎打了个落花流水。那些小船主们领教了岩崎弥太郎赶尽杀绝的恶性商业竞争手腕，纷纷选择退出。益田孝跟岩崎弥太郎的对决尚未开始，手下的兵就全逃光了。

但是，三井的命实在太好。一筹莫展之际，总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发生。

1881年，日本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明治十四年政变”，以大隈重信为首的自由主义官僚被排挤出局，而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萨长藩阀势力崛起。这样一来，朝中支持三井的政治力量再度掌握了实权要权。

三井开办物流公司的事情由此峰回路转。

1882年，三井再度集结非三菱系的海运力量，以史无前例的600万日元资本金，成立了实力堪与三菱叫板的“共同运输会社”。岩崎弥太郎当然不甘示弱，屡次向朝廷打小报告，试图借政府的力量把共同运输会社打压下去。怎奈朝中风水轮流转，伊藤博文当然是站在三井一边的。

益田孝为了狠狠出一口恶气，从英国购进了当时最新式的汽船，还特地把三井的航线、出港时间、目的地等设计得跟三菱一模一样，摆明了跟三菱同台竞技的阵势。一场声势浩大的海上赛跑开始了，三井和三菱就比谁家的船先到目的地。报纸上还每天通报最新“战况”，不时地来煽风点火。一时间，两家的海运争霸战成了坊间最热门的话题。

两家对阵，价格战自然是少不了的。这可乐坏了船客，免费看了大片不说，运费还像脱了线的珠子一样直往下掉。就拿神户到横滨之间的下等舱船票来说，原本是5块5一张，三井降1块，三菱就降1块5，你来我往，最后竟跌成5毛5一张，跟白送差不多了。

这样的价格战让双方斗得两败俱伤，甚至还出现了三菱撞船沉没的事故。再这样斗下去，受伤的就不只是三菱和三井，而是明治政府了。明治政府这才出来调停劝架，下令两家不得再正面开战，当限制竞争。

岩崎弥太郎在惨烈的海运争霸战中心力交瘁，年仅52岁便吐血暴亡。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日后难解的心结就此埋下。弥太郎的弟弟弥之助当上三菱的接班人后悲愤交加，先是把此前政府给的补助金统统还了回去，又把三菱所有的船只都集中到品川港，扬言要把这些船全部炸掉，一了百了。

明治政府这下慌了神。两家竞争，把日本的海运搞起来，获益最大的是国家。日本的海运实力就在这场民间资本的流血斗殴中，不知不觉间壮大了起来。最先进的货船、庞大数量的船只、总量惊人的吨位数……这些如果没有三井和三菱两家的装备竞赛，慢慢积累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实现。所以两家斗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政府也乐得看戏。眼看着两家实在闹得有点儿过了，才出来打个圆场。不料三菱这下闹着要自杀，这就没法收场了。

扶三井压三菱，本不是政府的目的，把三菱给斗没了，政府就少了一块得力的民间大资本，当然划不来。

于是明治政府再度出面，强行让三井和三菱两家握手。尽管有一万个不情愿，但两家还是被迫于1885年成立了合资的物流公司“日本邮船”，由三井主导的共同运输会社出资600万日元，三菱一方出资500万日元。这与当初明治政府成立第一国立银行的思路如出一辙，两边搞平衡，所以其结局也差不多。日后，三井逐渐失去了对日本邮船公司的控制权，三菱系最终还是成了日本邮船的控股股东。

不过，经历了这番惨烈的对决，益田孝总算是解决了三井物产的物流困境。全能的三井物产，渐渐已不再是一家只满足于倒买倒卖的贸易代理公司了。随着其触角伸向海外、伸向各个商业领域，三井物产也就成了三井驶向财阀路上的高效发动机。

[1] 日本第六大岛，隶属东北地区的新澙县。

[2] 相当于陆军部副部长。

[3] 相当于工业部部长。

[4] 即1877年。

[5] 即1877年。

第四章 国退民进，财阀的春天

政府给民间资本“送礼”

不论朝中的政治斗争如何激烈，也不论是哪个派系坐庄，明治政权的根本方向始终不变，那就是军事上的“富国强兵”和经济上的“殖产兴业”政策。日本是资本主义的后进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比西方晚200年，产业革命比西方晚100年，要想迎头赶上，最多快好省的办法就是政府出来当“带头大哥”，领着一群大商人、大资本干革命。

所以在明治初期，政府出面举办了一大批近代工业，涉及铁路、矿山、造船、水泥、纺织等各个领域。只要是能想到的、能做起来的行业领域，几乎都有官办的身影。不仅如此，政府还鼓励民间资本效仿，投资近代工业，甚至还给民间资本提供优惠贷款。

在此背景下，身为第一国立银行总裁的涩泽荣一找到益田孝，商量着办家纺织厂的事情。1883年，资本金20万日元，规模达1.5万纱锭的大阪纺织厂开工，为日本近代纺织业的兴起正式吹响了号角。

大阪纺织厂的生产原料一半来自中国，所制成的棉纱、棉布等成品又大量返销中国，三井物产则在其中起穿针引线的作用。甲午战争之前，英国出口的印度棉纱占据了中国市场75%的份额，但甲午战争之后，天平急速倾向日本，日本棉纱牢牢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头把交椅。尽管是一家民办企业，大阪纺织厂的技术、管理、销售等水平都是当时日本最先进的，一些官办的纺织所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民间资本兴办产业的优势在于力量集中，有资金、有人才、有技术。而政府的大干快上固然声势浩大，但由于缺乏经验或财力不足，往往摊子铺得很大，却收效甚微。政府办企业原本是希望为民间带去示范效应，却不料深陷经营泥潭，就连做到赢利都很难。

连年的亏损让本就不宽裕的明治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就拿官办的三池煤矿来说，如果没有三井物产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挖出来的煤炭对明治政府来说就只是黑糊糊的炭，变不成金灿灿的钱。好在明治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这个“带头大哥”当得不怎么样，与其盲目引导示范，不如让手下的弟兄们自立门户来得实在。

明治政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从1880年开始，陆续“处理”掉官办的产业，把政府十余年来苦心经营的一批近代企业几乎全部下放到民间，由国营转为私营，走直接扶植私人资本的路线。这对日本的民间资本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一场清仓大甩卖开始了。

那些投资周期长、产出慢的重工企业，政府恨不得立刻甩掉包袱，报出的甩卖价格几乎等于白送。例如，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所，以9.1万日元一次付清价转给了三菱；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局，更是以一折的价格就转给了川崎。许多民间资本，尤其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资本，正是在这场政府的送礼盛宴中，一夜之间壮大了规模，奠定了形成财阀的重要物质基础。

三井的“淘宝”目标很明确，收并已涉足的事业，以求做到在某一领域中的垄断。被三井收入囊中的官办产业包括：新町纺织所、福冈制丝厂、幌内炭矿等。显然，纺织业和煤炭业是三井的主攻方向。

当然，明治政府不会傻到把全部企业统统半卖半送的地步。三池煤矿就是政府手中的优质资产，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直接为明治政府创收外汇的官办产业，尤其在三井物产的独家经销代理下，三池煤矿简直就是政府的一座小金库。

谁都知道三池煤矿是政府手里的一块宝，绝非那些清仓大甩卖的企业能够同日而语。三井方面自然更加清楚三池煤矿的价值，尤其对一心扑在煤炭贸易上的益田孝而言，更是志在必得。

可偏偏三菱也看中了三池煤矿。刚刚打了一场惨烈的海运争霸战，转眼之间这两个冤家对头又要为抢三池煤矿而正面交锋了。

一个人的暗战

1888年，明治政府在陆续处理掉大部分官办产业后，终于下决心对三池煤矿放手了。三菱家的第二代掌门人岩崎弥之助听到风声，赶紧跑去找大隈重信。此时的大隈重信已经从明治十四年政变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谋上了外交部长的位子，虽不主管经济事务，但在朝中的发言权还是有的。

岩崎弥之助提出三菱愿意出300万的高价，希望政府能以指名派给的方式，直接将三池煤矿下放给三菱。300万的报价可谓十足的天价，想想三菱以9.1万日元的价格买来的长崎造船所就知道，三菱对于三池煤矿的渴望有多强烈。

之所以报出这样一个对政府来说根本无法拒绝的数字，是因为岩崎弥之助非常清楚对手是谁。作为三池煤矿的独家销售代理商，三井物产这些年来简直赚钱赚到手软。一个零资本起家的空壳公司，居然能在海运争霸中差点把三菱给整死，这样的实力从何而来？对三井最好的报复，就是让他们得不到三池煤矿，这样三井物产这些年为经营煤炭贸易所进行的大规模海外扩张，都要毁于一旦。所以，岩崎弥之助一口气报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倒吸两口凉气的数字。

大隈重信很满意，认为这笔买卖划得来，就出面游说财政部长松方正义。松方正义其实很不情愿卖掉三池煤矿，巴不得最好谁也别来竞购，这样政府还可以留住这个创汇财源。所以，松方正义报出了一个更高的400万的底价，没有400万，谁也别想拿走三池煤矿。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各执己见，于是只得上内阁会议去讨论。

讨论的结果是，三池煤矿不特定指名给谁，而是在400万日元底价的基础上，进行首价密封投标式拍卖。也就是说，三池煤矿的竞购人出价不得低于400万日元，在此基础上可以加价，但竞购人之间彼此不知道对方的报价，密封式投标一次完成，最终谁出的价格高，三池煤矿就归谁。

明治政府的胃口很大，一反之前清仓大甩卖的态度，摆明了要坐地起价。政府1873年收购三池煤矿时的价格不过才4万日元，15年过去，卖出价居然涨了100倍。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三池煤矿值钱是值钱，但是其储藏量究竟有多少，谁也没底。出价越高，成本回收的风险也就越高。因此，合理的价位应该在100万日元左右。

三井内部对400万日元的底价也很有争议，绝大多数的意见是放弃，因为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况且三井银行此时陷入了经营困境，加上政府成立了央行——日本银行，原本在三井银行的大笔官方存款被转移到日本银行，资金链方面并不宽松。所以主流意见是，不同意拿这么多钱去赌博。但是益田孝很坚决，他十分清楚，一旦三池煤矿落入三菱之手，那么三井物产在上海、香港等地的海外支店就会统统关门，以三菱的作风，肥水是绝不会流向外人田的。如此，将对三井物产造成致命的打击。

此时的益田孝只是三井物产的社长，还不是三井的大掌柜，在这等大事上没有决定权，他只得不停地去游说。大藏省的游戏规则是，竞购成功者在当年一次性支付100万日元，余额分15年缴清。所以对益田孝来说，最关键的就是先拿到100万现金。

他跑去游说三井银行的代理行长西邑吊四郎。西邑是个对主家忠心耿耿的职业经理人，当然不同意益田孝拿这么多钱去冒险。一次游说不成功，去两次，两次不成功去三次，益田孝对西邑简直磨破了嘴皮子，甚至表示愿意拿出自己的全部家当作为抵押，只要三井银行能给他这100万。西邑被声泪俱下的益田孝打动了，居然答应出这100万，其他分期付款的事情则由益田孝另想办法。益田孝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这一段时说，如果那时候三井银行的行长是他后来的死对头中上川彦次郎，这100万肯定借不出来。

益田孝对三池煤矿志在必得。有了这100万的首付款，理论上益田孝报多高的价格都没问题，但竞购价当然越低越好，最好只比三菱的出价高那么一点点，这样三井就不至于当冤大头了。可是，三菱的报价究竟会是多少？不得而知。这是一场智慧、心理和底气的暗战，比起海运争霸的剑拔弩张，三池煤矿的争夺战表面上倒是波澜不惊。

这是益田孝一个人的战斗。出多少钱，怎么出，都由他决定。

益田孝是个沉稳内向的人，凡事都有自己的决断。担任三井物产社长的他很少开会，在他眼里，开会讨论纯属浪费时间，有讨论来讨论去的工夫，决定早就做出来了。在是否替政府卖三池的煤炭，以及开办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等问题上，都可以一窥他的这种行事风格。这一次也不例外。

益田孝想出了一个多头出击的办法，除了以三井物产的社主三井武之助的名义报价外，另外再以两个人的名义参与报价，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报价高出三菱，就可以选一个最低的报价支付给政府，其余撤标。如此，就能增加既击败三菱、又尽可能以最低价格竞购成功的保险系数。

可是，三个报价到底出多少呢？在结果宣布之前，谁也不知道益田孝在那三个密封的信封里写了什么。他不与任何人商议，甚至变得更加沉默寡言。益田孝在自传中回忆，密封投标截止的前一夜，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夜。第二天天亮后，发现自己的双鬓一下全白了。这一年，他不过才40岁。

竞购的结果很有意思，出价前四位的分别是：佐佐木八郎455万5000日元，岛田善右卫门455万2700日元，加藤右卫门427万5000日元，三井武之助400万日元。很明显，三菱也找来了枪手，岛田和加藤背后的出资人就是三菱。佐佐木这个大富翁是谁？他就是益田孝找来的枪手。这样，三井就以最高价拿下了三池煤矿，而这个最高价，居然比第二高价只高出了区区2300日元！

怎么能算得这么准？不要忘了，益田孝是搞商业情报的祖师爷。三菱家的人厉害，益田孝更厉害。暗中的四处活动，孤注一掷的决断，就这样闷声不响地把岩崎弥之助给击退了。

三菱以2300日元的微弱劣势，与三池煤矿失之交臂。日后，三菱恨不得拿出2300万日元来弥补这个遗憾，只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座从政府手里高价买来的三池煤矿，就是日后在三井财阀的事业中，与三井银行、三井物产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三井矿山。

让煤矿物有所值的天才

官办的三池煤矿总算是到手了。可这455.5万日元的价格实在太离谱，比政府的底价足足高了55万多日元，这笔钱足以买下好几座纺织厂了。所以三井银行的代理行长西邑吊四郎不免有些微词。当然，如果他知道这座煤矿日后将为三井带来几十亿收益的话，此刻恐怕就该好好感谢益田孝抱回这么大一个聚宝盆了。

对西邑的不快，益田孝心知肚明，他安慰西邑：“其实这笔钱也不全为买矿而花，这当中还包括了一个人的身价。有了他，三池煤矿方才值这个数。”

益田孝口中这位让一座煤矿物有所值的人，就是团琢磨。日后正是在他的手上，三井实现了财阀登顶。不过，此时的团琢磨还只是三池煤矿的一名工程师。

团琢磨出生于1858年，比益田孝年轻整整10岁。13岁的时候，团琢磨跟着岩仓使节团的邮轮赴美留学，是日本最早派往西方留学的50名少年之一。团琢磨在美留学7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矿山学专业，是个名副其实的高才生。跟团琢磨一批的留学生，大多数修学的是政治、法律、金融等专业，只有他，学了个冷门的矿山学。回国之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当起教师，用英语讲授数理化课程，一度还在东京帝国大学[1]讲授跟专业完全不搭边的天文学，而且还当上了副教授。

在团琢磨的留美同学中，有一个叫金子坚太郎的同乡，跟团琢磨的关系很是要好，团琢磨甚至还娶了金子坚太郎的妹妹。金子坚太郎念的是哈佛大学法律系，回国后便当上了法务要员，仕途一帆风顺，后来还参与了日本宪法的起草。看着自己的妹夫留学回来，完全做着一些专业不对口的事儿，金子坚太郎便出面给团琢磨介绍了一份工作。1884年，团琢磨当上了工部省矿山局的副局长，负责三池矿山局的技术工作。但是，三池煤矿的一班子人基本上都是本地的乡下人，与上头派来的、而且还是留过洋的团琢磨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团琢磨为此没少看他们的冷眼。

那个时候，三池煤矿面临的最大技术瓶颈就是矿坑出水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技术难题，作为技术负责人的团琢磨被派往欧美学习取经。就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三池煤矿易主了，三井从政府手中以天价买下了这座煤矿。

团琢磨一开始很看不起商人，总觉得自己是留洋回来的，必须要报效国家，就算不能为政府效力，那么在学校里教书育人，也比替满身铜臭的商人赚钱来得有意义。团琢磨认识到在经济产业领域同样能够为国效力，那是后来的事。当时的他则备感委屈，自己居然成了一家民营企业的工程师！取经归来的团琢磨决定辞职走人，甚至还联系好了下家，福冈县的知事开出了200日元的高薪聘他作工程师。

团琢磨当然不理解政府大规模地把官办企业私营化的意图，但是他的妻兄金子坚太郎清楚，于是出面做他的思想工作。益田孝那边知道团琢磨在闹情绪，顿时也很紧张。益田孝是不懂采煤技术的，但是他对技术型人才一向青睐有加，并且在心目中早就定好了今后为三井打理矿山的人选。花了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大劲儿，岂容有变数？

益田孝很有策略，他知道团琢磨看不起商人，便不去碰那个软钉子，而是直接找到财政部长松方正义，面露难色地说：“三井买三池煤矿的那笔钱可是算上了团琢磨的身价的。如果没了他，三池煤矿就不值这个钱，这可怎么办哪？”

松方正义不想三池煤矿私营化的事情再节外生枝，便去亲自劝说团琢磨，明确告诉他：“你是和三池煤矿一起打包出售的，不能随便胡来。”

就这样，团琢磨十分不情愿地加入了三井，当上了三池煤矿公司的事务长。也就是在这里，团琢磨找到了实现理想抱负的人生舞台。

芝麻，开门

1892年，三井家族把先后买入的神冈矿山、三池煤矿、田川煤矿等矿业资产合并，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矿业公司——三井矿山。新公司由三井十一家共同出资组建，由小石川家第八代户主三井高景担任社长，益田孝任副社长。

看不起商人的团琢磨很快便发现，给三井打工比给政府打工更能发挥所长。原先在官办的三池煤矿里，技术设备都非常原始，他几次三番建议引进先进设备，上头就是置之不理，一心只顾挖煤挣钱，根本不愿出钱投资。但是煤矿易主之后，团琢磨迎来了希望。

由于矿坑出水的问题严重影响采煤的安全和进度，团琢磨提出引进英国产的大型水泵，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排水设备，要价不菲。虽然不懂技术，但益田孝非常相信团琢磨的判断，不仅同意了他的请求，而且还一口气批准进口两套。

排水的问题迎刃而解，三井矿山的产量节节攀升。有三井物产的海外据点在前方打前站，有技术设备最先进的三井矿山在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货源，三井的阿里巴巴之门“哗”的一下打开了。

看到团琢磨在三井矿山日渐得心应手，益田孝在当了两年副社长之后毅然决定放手，让团琢磨担任执行理事，把工程师出身的团琢磨一举推到了三井矿山当家人的位子上。

团琢磨执掌三井矿山的大权后，办了几件颠覆性的大事。明治前期，日本的矿工劳力基本上来自囚犯，所以在官办的三池煤矿旁边就建有一座政府直辖的监狱。囚犯劳力固然廉价，但缺乏劳动积极性，也没有学习掌握开矿技术的动力，团琢磨于是果断废弃囚犯劳力，转而花钱雇用普通人当矿工。这样即便人力成本增加，从长远看，对于三井矿山的发展也是大有好处的。团琢磨甚至还把戏台、妓院等娱乐场所引进矿山驻地，给矿工解闷。在团琢磨的管理下，原本死气沉沉的矿山焕发出了生机活力。

团琢磨主持三井矿山期间办的最大一件事，就是修建三池港。在此之前，三井矿山采出来的煤炭都是先用小船运到长崎的口之津港，再从那里出货。口之津港从三井物产获得官营三池煤矿的独家代理权开始，就一直是三井物产租用的外贸出口港。但是租用港口一来成本高，更主要的问题在于，一碰到风雨等恶劣天气，小船就很难出港，从矿坑到出口港之间的短驳很容易掉链子。

所以，团琢磨说服三井家族同意就近修建一座港口，预算额高达375万多日元。团琢磨的理由是，三井有了专属于自家的出口港之后，不仅可以大大提高煤炭的价格竞争力，对其他贸易进出口来说也是利好。将来即便煤炭资源采尽，这座港口仍然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并作为三井的一块事业基地留世。对三井家来说，这座三池港会是百年基业。

三井家同意了团琢磨庞大的工程计划。三池港从1902年开始建造，历时6年，耗费262万人力建成，可停靠1万吨级的货轮。与此同时，团琢磨还主持修建了三井矿山的专用铁路，把三池港和三井矿山的各个矿坑之间联系了起来。

这样，三井就牢牢掌握了从采矿到运输、从存货到出港、从海运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三井银行的资金、三井矿山的资源、三井物产的销售网——三井凭借着无可比拟的集团军优势，牢牢掌控了日本的煤炭市场，形成了高度垄断。

三池港修建时的1902年，三井物产出口的煤炭占日本全国出口量的38.6%，到港口建成投入使用的1908年，这一比例上升为87%。价格和数量上的优势，更是让三井的煤炭迅速击败了英国煤炭，独霸中国市场。

保守地为三井算一笔账。以三井矿山一年的开采量为300万吨计算，如果1吨煤的价格为10日元，那么一年就是3000万日元。当初买下三池煤矿的那笔455.5万日元，在所有人眼里都是不可思议的天价，如今看来却根本不值一提。为修建三池港而砸下的那375万多日元，更是一笔小投入而已。

芝麻，开门！从三井矿山里挖出来的，岂是黑炭？简直就是黑钻石！

三井财阀的物质根基从何而来？不是三井最看重的三井银行，也不是声势最浩大的三井物产，而是中途买来的三井矿山！矿业的成功，为三井王国的各项事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金，也让三菱、住友、安田等其他大财阀终难望其项背。

三井成了名副其实的煤炭王国，而团琢磨也被奉为日本的煤炭大王。

随着三井矿山事业的蒸蒸日上，团琢磨在三井的地位和权威也日益上升。这位当初连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都找不到的海归，在三井却平步青云，最终当上了三井财阀的主帅，成为三井家继三野村利左卫门、中上川彦次郎和益田孝之后的第四任最高权力的职业经理人。

[1] 今东京大学。

第五章 危机中的救赎

日本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

在三野村利左卫门死后，三井银行曾一度由其养子三野村利助掌管。作为三井家最看重的一块事业，三井银行的经营状况虽然没有一飞冲天，但也算平平稳稳。松方正义当上大藏卿之后，开始着手进行币制改革，其重点是在三井银行开业后的第6年[1]，成立了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

日本银行的成立，对三井银行可谓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仅三野村利助被抽调去当了日本银行的理事，令三井顿失一员大将，而且原先存放在三井银行的官银也开始陆续转移，这部分存款要占到三井银行可运用资金的半数以上。从1883年到1884年的一年间，三井银行的公款存款就锐减了94万多日元。

赔了夫人又折兵。原先三井银行作为政府御用的优势一下子荡然无存，甚至还成了一种负担。那些达官贵人、藩阀派系因为跟三井素来交好，还是习惯伸手向三井借钱。钱借出去容易，收回来难。一方面是可用资金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贷出去的钱迟迟难以收回，不良债权问题日趋严峻。

1890年，日本爆发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明治政府亲自插手的产业革命出现了严重消化不良的迹象，大干快上的结果是市场平衡被迅速打破，米价上涨，工业化商品价格暴跌，一些近代工业的先导部门如纺织业被迫部分停产。伴随经济萧条而来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金融部门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三井银行就处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窘境中。

如果日本的第一家私营银行开办仅十多年就要倒闭，受伤的不只是三井家族，明治政府更是伤不起。于是，三井家在朝中的靠山井上馨出面干预了。他召集三井银行的代理行长西邑吊四郎、三井物产的社长益田孝等一众高级职业经理人开会，拿出了一个以收缩战线为主旨的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井银行关闭除东京、京都、大阪、神户、横滨之外的支店，加强对贷款资金的监察，60岁以上的雇员一律退休等。

改革的方案拿出来了，可是交给谁来执行呢？此时的三井银行内，早已没有了像三野村利左卫门那样不世出的金融人才，如果让精通贸易的益田孝来救急，显然是病急乱投医。为此，井上馨大伤脑筋。

一筹莫展之际，到了这一年的盂兰盆节[2]。心事重重的井上馨踏上火车，回老家长州扫墓去了。在一等座的车厢内，井上馨遇到了一位身材高大、浓眉大眼、仪表堂堂的大帅哥。仔细一看，这不是那个在英国留学的中上川彦次郎吗？多年未见，不想在火车上碰见了。

面对这位比自己年长18岁的政府高官，中上川彦次郎不敢怠慢，毕恭毕敬回答着井上馨久别重逢后的所有问题。当得知中上川在供职的山阳铁路公司内遭到排挤，连社长的职位都被撤了时，井上馨喜出望外。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眼前的这个美男子，不正是实施三井银行改革的最佳人选吗？

井上馨当即向中上川发出了邀请，请他入主三井。这事儿用不着跟三井家的人商量，井上馨对三井的事务从来都是干涉到底，不容异议的。可是，这个大帅哥靠谱吗？他能够拯救岌岌可危的三井银行吗？

福泽谕吉的外甥来了

能得到井上馨赏识的人，当然不是泛泛之辈。

中上川彦次郎出生于1854年，是丰后国[3]中津藩一个普通藩士的长子。这样的出身毫不显贵，但中上川日后的成长，却大大受益于这一身份。因为他的母亲，是日本明治时期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姐姐。中上川彦次郎正是福泽谕吉的亲外甥。

现如今面额最大的日元钞票一万元的钞面上，所印的人物头像就是福泽谕吉。作为日本近代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福泽谕吉创办了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他提出的“脱亚入欧”思想更是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指明了道路。福泽谕吉主张：“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方文明国共进退。”为此，他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及其价值观。

在舅舅的影响下，中上川从小就接受了西式教育，不仅英语流利，就连言行举止都是一副西方绅士的派头。因为立志要当一名政治家，中上川20岁时前往英国留学，用了整整3年时间潜心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人情。

正是在这一期间，中上川遇到了赴英国考察经济事务的井上馨，给他当随行翻译和地陪，算是勤工俭学。井上馨对这个锐气逼人、才华横溢的小伙子很是欣赏，回国前特地叮嘱中上川，日后如有需要，记得去找他。

1877年中上川留学回国后没几个月，就在时任工部卿井上馨的举荐下进入了工部省。不久，井上馨调任外务卿，中上川也就跟着到了外务省工作。这时的中上川，不过才24岁。这段经历，与早年曾经跟着井上馨在朝中做事的益田孝很有几分类似，甚至连结局都大同小异。

1881年的“明治十四年政变”令大隈重信在朝中失势，其派系势力遭到了连锅端。照理说，中上川倚靠的是井上馨，井上馨处在大隈重信的对立面，政变只会给中上川带来好处才是。可是，中上川的舅舅福泽谕吉是大隈重信的智囊加死党，当时所有跟大隈重信沾边的人统统都要被请出政府。27岁的中上川因此受到无端牵连，被迫离开了政坛。

失去政治家梦想的中上川，在福泽谕吉开办的时事新报社当了5年社长。中上川无意做一个文人，既然当不成政治家，那么从商也不错。他筹划着开一家贸易公司，不料却遭到舅舅的强烈反对，只得作罢。

在此期间，中上川结交了舅舅的一大批学生。因为大隈重信是三菱在朝中的靠山，因此福泽谕吉跟三菱方面走得很近，其创办的庆应义塾的毕业生，很多都成了三菱系的高级管理者。1887年，在福泽谕吉一个门生的推荐下，中上川当上了由三菱出资创办的山阳铁道公司的社长，开启了自己的第二个人生梦想。

中上川在山阳铁道公司推行了一系列较为激进的扩张措施，包括修建铁路和火车站，购买列车等等。但是由于经济不景气，中上川的这些措施遭到包括三菱家族在内的大股东的强烈反对，中上川没多久就被撤了社长头衔，最后竟只落得一个巡视员的虚职。

就是在这样一个落魄的境遇下，中上川与井上馨在列车上久别重逢了。自1881年的那场政变后，两人已有八九年时间未见了。此时的井上馨，已经牢牢巩固了在朝中的权力，仕途大顺。

得知中上川不受三菱方面的重用，井上馨安慰中上川：“不如到三井去吧，他们正缺你这样的人才。”

中上川虽然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却非常重视舅舅的意见。跳槽到三菱的竞争对手三井那里去，可不是儿戏。即便在当今时代的日本职场里，这样的事情仍是不多见的。所以，中上川先去征询福泽谕吉的意见。这次，福泽谕吉非但没有阻拦外甥，而且还相当鼓励。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为三菱服务还是为三井服务，只要最终的结果是对国家富强有利，就没什么不可以的。

福泽谕吉为外甥分析了在三井的前景：“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好好干吧！”得到舅舅的鼓励，中上川下定决心要在三井闯出一番名堂来。

“不过……”福泽谕吉忽然流露出一丝担忧，“你要注意处理好同一个人的关系，他叫益田孝。”福泽谕吉的判断是十分犀利的。所谓“一山难容二虎”，虽然益田孝此时还不是三井的大掌柜，但其个人的能力和威望，在三井的职业经理人当中已无人能出其右。中上川的突然空降，受影响最大的人将是益田孝。所以福泽谕吉告诫外甥，要注意这其中的微妙关系。

中上川是一个对人际关系不怎么上心的人，无法领会舅舅忠告里的深层含义，更何况这时候，他还不认识舅舅口里所说的这个益田孝，又如何能料到日后竟被福泽谕吉一语成谶呢？

1891年8月，37岁的中上川彦次郎在井上馨的一手安排下，空降三井银行。

三井方面敢怒不敢言，谁叫这个中上川的后台那么硬呢。中上川赴任的那一天，三井没有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甚至连派去火车站迎接的人，也只是比中上川早半年加入三井银行的高桥义雄一人而已。这个人以前是时事新报社的记者，算是中上川在三井银行内的熟人。此等接待规格，明显反映出三井对这位空降来的领导并不买账。

不管是否情愿，三井还是迎来了属于中上川的时代。

“休克式疗法”

中上川入主三井后，一人身兼数个要职：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矿山的理事，三井大元方参事等等，并被井上馨赋予了全盘改革三井银行的大权。一年之后，三井银行进行了高层人事变动，由三井十一家中的室町家第十代户主三井高保担任行长，中上川彦次郎任副行长，正式取代此前的代理副行长西邑吊四郎，掌握了三井银行的实权。

三井高保是个思想较为开明的当家人，不愿一味守成，对中上川也较为信任，愿意支持他进行改革。三井高保和中上川之间的主从搭档关系，跟第八代总领家三井高福和三野村利左卫门之间的关系非常类似。所以，无论三井内部对中上川有怎样的争议，有了井上馨和三井高保的支持，对中上川来说已然足够。

中上川面对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处理不良债权。此时的三井银行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贷款，上至政府大臣，下至地方小吏，各式借条五花八门，甚至官员的差旅费、招待费也向三井银行打借条。这些借款全部没有抵押担保，只有一张借条，金额加起来居然有五六十万日元[4]。中上川毅然下令：以后无论谁来借钱，哪怕是总理大臣，不提供担保，一分钱也不能借。这样一来，包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内的一众高官，都吃了中上川的闭门羹。

三井素来是不敢得罪官员的，三井银行此前哪怕深陷不良债权的泥沼，也不敢轻易斩断同政界的人脉关系。但是中上川的判断却是，三井银行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斩断依仗政府高官的畸形关系，所以一上来就把三井银行不敢触碰的禁区给铲除了。以益田孝为首的三井旧臣们担心此举会给三井日后在江湖行走带来障碍，纷纷对中上川的“休克式疗法”表示不满。

中上川也毫不手软，在入主三井仅半年之后，就解除了益田孝三井物产社长的职务，把他降为管理委员会委员，还亲自过问三井物产的内部事务。他反对三井物产杂货店式的经营路线，要求把年销售额在10万日元以下的产品线全部砍掉。益田孝对风头正劲的中上川采取了忍让退避的态度，一心埋头打理三井物产的外贸业务。连大佬益田孝都收起了锋芒，其他人就更不敢跟中上川叫板了。

中上川的改革旋风愈刮愈猛。

为尽快收回贷款，中上川决定“抓大放小”，专挑硬骨头先啃。当时向三井银行借款最多的是京都的东本愿寺，东本愿寺与明治政府关系密切，前后累计向三井银行借款达100万日元[5]之巨，却一个子儿也没还过。中上川派人到寺庙去登记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内的全部资产，扬言再不还钱，就把寺庙的资产全都拿去拍卖，连佛像也不会放过。

面对中上川近乎流氓式的威胁，东本愿寺的和尚们慌了神。他们把中上川彦次郎列为自织田信长之后，佛祖面临的最大敌人[6]，呼吁信徒拯救“法难”。信徒们纷纷行动起来，一年之内就筹得了180万日元。如此一来，东本愿寺不仅还清了所欠三井银行的那100万，还给三井银行额外送去了80万存款。这场大获全胜的出击，更加坚定了中上川追讨贷款的决心。

中上川甚至把矛头对准了政府高官。当时的陆军中将、日后当上内阁总理大臣的桂太郎也伸手向三井借了很多钱。中上川还真不怕得罪人，派了手下干将去跟桂太郎谈判，要是不还钱，就把他家的房子拿来作抵押物处理。桂太郎是长州藩阀的势力，和井上馨属于同道中人，但是谁出来说情都没有用，中上川只有一个态度：还钱！搞得一众官员们都很没有面子。

更绝的是，中上川把存在三井银行的公款悉数退给了政府，这也是此前任何一个人都不敢想象的事。在日本银行成立后，造成三井银行经营困难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来自公款存款的大量转移。为了尽量留住官方的存款，三井银行曾不惜开出免除部分债务的优厚条件。但是，中上川痛恨三井银行这种寄生虫式的经营方式，力图让三井银行摆脱对政府的依赖，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所以中上川下令，公款存款不仅要退回去，而且越快越好。为此，他甚至不惜大规模关闭三井银行在各地的支行和办事处，让三井银行元气大伤。

中上川崇尚西化，恨不得在一夜之间就清理掉三井银行身上的封建残余毒瘤。在中上川疾风骤雨式的改革下，三井银行逐渐回收了不良债权，并且摆脱了对官银业务的畸形依赖，真正走上了近代化银行的发展道路。但是，中上川的方式太过激进，在斩断对政府的依赖关系方面不留丝毫余地，因而得罪了一大批人。包括原先看重他、并一手安排他入主三井的井上馨，也对中上川的“休克式疗法”颇有微词。这就为他日后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三井系的“黄埔军校”

中上川改革的第二大方面是针对人。三井银行脱胎于三井家族的百年钱庄，在人事和雇佣方面的制度还停留在过去钱庄的那一套。三井银行的很多雇员，尤其是管理职位上的人员，很多在幕府末期就在为三井工作了。在中上川眼里，这些人都是老朽顽固的旧臣，没有创新和活力可言，统统需要淘汰。

要使三井银行真正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什么最重要？人才。

中上川十分清楚，大刀阔斧的改革绝对不能指望那帮旧臣，所以入主三井之后，他立刻开始大力引进新人，扶植自己的青年近卫军力量。中上川用人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庆应义塾大学的毕业生，一个是时事新报社的记者。毕竟都是自己人，用起来顺手，也信得过。

有意思的是，庆应义塾大学本是三菱的人才库，但自从中上川进入三井后，反倒为三井输送了大批青年精英。中上川的这种培植亲信的做法，日后也成为受人攻击的一点。但是客观地说，由中上川引进三井银行的这批人，经过在三井银行的历练，日后大都走上了三井阵营内各大企业的高层管理岗位，为三井财阀的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假如不是中上川，很难想象已经两百年的三井能够历久弥新，能够抵挡住来自三菱、安田等新兴财阀的挑战，稳稳坐上日本财阀的头把交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上川在主持三井银行期间，等于为三井办了一座“黄埔军校”。

三井银行的“黄埔系”前后有不下二三十人，来看看其中几个比较知名的人物：

朝吹英二，1891年加入三井，是中上川招到三井的第一人。此人不仅跟中上川是同乡，而且还是中上川的妹夫，庆应义塾毕业。在加入三井之前，历任三菱商会总店的店长、三菱贸易商会的会长。受明治十四年政变的影响，三菱系遭受沉重打击，朝吹英二的个人发展也遇到阻滞。中上川加入三井后，立刻把自己这位能干的妹夫也拉到了三井，并委以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执行总裁的重任。钟渊纺织是中上川并购入三井系的企业之一，当时受经济危机影响濒临破产。在朝吹英二的治理下，钟渊纺织成为三井财阀企业中一股重要的力量。此后，朝吹英二还当过王子制纸的会长、出手拯救过经营不善的芝浦制作所[7]。

藤山雷太，1892年加入三井银行，尽管才29岁，却被中上川任命为三井银行总行抵押贷款部负责人。庆应义塾毕业，一度从政，经福泽谕吉介绍认识了中上川，并被后者一手带入商界，三井银行成为藤山雷太在财界的起点。中上川派去对政府大员桂太郎下最后通牒，称不还钱就要收掉他家房子的人，正是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藤山雷太。藤山深受中上川赏识，在三井银行期间还娶了中上川的小姨子。中上川巧夺涩泽荣一一手创办的王子制纸，将其收编入三井的阵营，藤山雷太的功劳最大。藤山雷太后来还当过芝浦制作所所长、大日本制糖社社长，据说与张作霖、张学良和蒋介石等人的私交甚是不错。他的儿子藤山爱一郎也是著名的日本政经界大佬，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过重要贡献。

小林一三，1892年加入三井银行，是中上川直接从庆应义塾招进的毫无职场经验的毕业生。小林一三在三井银行工作了15年，一直做到三井银行总行调查课主任。1907年，小林一三辞职创业，创办了箕面有马电气铁道公司，这就是今天在日本关西地区非常有名的阪急电铁的前身。小林一三还涉足文化娱乐产业，赫赫有名的美少女剧团宝塚歌剧团，以及日本五大电影公司之一的东宝映画，都是由小林一三一手创办的。后来，他还当过第二届近卫文麿内阁的商工大臣。尽管小林一三人生最辉煌的阶段不是在三井度过的，但是在三井银行的15年，无疑为他日后的创业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日比翁助，1896年加入三井银行，初始职位是三井银行总行整理部职员。庆应义塾本科毕业，一度在外资商社工作，后被中上川招入三井，起薪35日元，在三井银行的十级工资体制中，大概属于七八级的样子，职位并不高。但是因为能力突出，很快受到中上川的提拔，一跃成为三井银行和歌山支行的行长。1898年奉中上川之命进入三井吴服店，着手对这块早年被三井家族剥离出去的资产进行改革。在日比翁助的主持下，三井吴服店变身为著名的三越百货店，并以“东洋第一百货店”的盛誉，为三井财阀的祖业带来了事业中兴。

池田成彬，1895年加入三井银行，初始职位为三井银行总行调查课职员，薪酬等级为四级，属于中级偏上序列的员工。庆应义塾毕业后，赴哈佛大学修习经济学。1895年回国，任《时事新报》评论主笔，不过在领了第一个月的薪水后就辞职了，原因是嫌工资太低，配不上自己哈佛海归的身份，宁可失业也不愿廉价出卖劳力。这等恃才自傲的脾性却很对中上川的口味，不仅欣然把他招入麾下，还把女儿许配给了他。池田成彬在三井银行一直做到69岁，位至三井银行执行总裁，并在团琢磨被暗杀后，继任为三井财阀的大掌柜。从三井退休后，池田成彬进入政界。因主导过日本的战时财政经济体制，二战结束后曾一度被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关于池田成彬，后面的章节中还将重点叙述。

池田成彬是中上川招入三井银行，并在三井银行一直做到退休的唯一一人。身为中上川的女婿，池田成彬丝毫没有因为岳丈的不招人待见而影响到职业发展。这位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的高才生，同样获得了中上川的死敌益田孝的赏识。

中上川死后，其一手培育起来的这批“黄埔军”陆续离开三井银行，除少部分自谋创业外，大部分成了三井财阀麾下企业的高管。这批人是精通近代企业经营事务的开拓者，是具有近代企业管理理念的开明人士，是日本产业经济走上近代化的领路人。这批“黄埔军”不仅让三井深受裨益，也让日本大获惠泽。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中上川改革的功过是非如何，他在三井银行为推进改革而培植的这批“黄埔军”，是他留给三井财阀最为宝贵的遗产。

那个时代的“最佳雇主”

中上川作为这批“黄埔军”的校长，除了对他们委以重任，大力提携之外，还很关心他们的个人收入问题。

从前的日本商家给雇员的薪水都很低，一般不给月薪，而是一年或一季度结算一次，甚至等退职离开时一并结算的情况也有。这与封建社会佃农给地主打工的劳资关系并没有本质差别，而遵守这种不正常的薪酬制度却被视为是一种美德。所以当时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毕业之后都不愿意进入私营企业，把给商人打工看做是非常低贱的工种。当初团琢磨很不情愿加入三井，症结正在于此。

中上川入主三井后，把这种封建的劳资关系给一锅端了。1892年，三井银行制定了非常细致的雇员薪酬制度，把薪资等级划分为十级，第十级的月薪为10日元，第一级的月薪为350日元，或更多。对于遭解雇、死亡或生病等情况下薪资的结算方法，以及任免、复职等情况下薪资的结算方法，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

虽然薪资等级是十级，但并不意味着雇员的收入只能一级一级往上升。只要业绩突出，一年加三次薪在中上川看来也未尝不可。以当初去火车站接中上川到三井赴任的那个高桥义雄为例，他在三井银行的起薪是43日元，4年之后，他的薪水涨到了300日元，是当初水平的7倍。

中上川非常懂得高薪养廉的道理。因为以前不怎么发工资，雇员小偷小摸、挪用钱款的事时有发生。所以他一上来，就把所有人的薪水都提高了两三倍。加薪看起来是一件比处理不良债权容易太多的事，但是在中上川之前，没有一个职业经理人敢这样做，因为这触动了三井家族的利益，更打破了劳资关系的惯例。但中上川就是毫不客气，不仅给大伙儿加薪，给自己的薪水更是定到了800日元。

除了月薪之外，中上川还制定了奖金、补贴、特别补助等制度，总之，就是以各种名目给大家发钱。当然，钱不是乱发，而是要跟绩效挂钩。三井银行从1895年开始正式实行内部业务考试制度，一年考两次，考试内容包括珠算、写字、记账、英语、点钞等，考试成绩公开通报。所以，要想在三井银行拿到高薪，没有一点儿真功夫可不行。

中上川不仅在三井银行发钱，而且还要求三井物产效仿。1898年，中上川在三井物产推出了一套加薪方案，根据每个人的业绩表现调整月薪。在这次调薪中，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的山本条太郎加薪幅度最大，从月薪170日元一下子涨到225日元，而原先比山本条太郎薪水高的人，大多只是象征性地加了10日元、20日元而已。

中上川还特别鼓励创新。1897年，年仅27岁的三井物产社员安川雄之助为棉花贸易编写了一套新的简明商业密码，非常实用，中上川立刻给安川雄之助发了150日元[8]特殊奖金。这位入职4年即获重赏的青年，日后成为了三井物产的执行常务，还出版了多部商业著述。

中上川不同寻常的薪酬模式，在当时的职场上不啻为一颗重磅炸弹。原先那些不屑为商人打工的青年才俊，纷纷以能加入三井为荣。一些对待遇不满的人，也一个个跳槽到三井来，这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池田成彬了。在中上川天不怕地不怕的作风之下，三井银行和三井系的其他企业，俨然成了那个时代的“最佳雇主”。

照理说，中上川实行的这套劳资关系改革应当是深入人心，不会再招致非议了吧？可事实却相反。因为中上川认为自己的贡献比谁都大，完全有理由拿得更多。他提出，作为高级职业经理人，有权获得净利润的一成作为奖金。如果三井银行的净收益为50万日元，自己就可以理所应当地拿到5万日元奖励。

在此之前，唯有益田孝能把三井物产的一成净利润留作奖金，但益田孝的情况非常特殊，因为这是三井收编井上馨的“先取会社”的条件之一。在三井内部，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但是中上川却要理直气壮地把这一做法制度化。后来，三井家的高级职业经理人都能够享受到一成净利润的奖金，全要归功于中上川开创的这个先例。可是“枪打出头鸟”，中上川此举遭到了一帮三井旧臣的羡慕嫉妒恨，讥讽他是“东洋的打工皇帝”。中上川横竖就是不招人待见。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上川在三井银行建立了一套非常具有现代理念的薪酬制度。这套制度为三井进一步洗脱了身上的封建残余，把三井朝着近代化康采恩财阀的方向着实又推进了一步。

[1] 即1882年。

[2] 日本的传统节日，其主要内容是行佛教法事祭祖。传统上的盂兰盆节是每年的阴历七月十五。自日本从1873年1月1日起施行公历历法之后，多数日本地区把这一节日定在阳历8月15日。

[3] 今日本大分县。

[4] 相当于现在的25亿～30亿日元。

[5] 相当于现在的50亿日元。

[6] 织田信长实行过限制寺庙财产，没收寺庙超额财产的政策，因而被东本愿寺列为头号敌人。

[7] 即后来的东芝。

[8] 大约相当于现在的75万日元。

第六章 财阀巨无霸初现

豪夺东芝

中上川改革中还有一块核心内容，就是他所倡导的工业主义发展路线。

中上川是一个有着西方化情结的人，对于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成果倾心不已。如果说他的舅舅福泽谕吉是个“脱亚入欧”的理论派，那么中上川无疑就是这一理论最忠实的实践者。中上川把三井当做理想的试验田，不仅想要让三井洗脱旧式政商的封建残余，更试图引导三井走上日本近代工业化先锋的发展道路。为了能让三井在最短的时间内重获新生，他甚至不惜代价，不择手段。

东芝是中上川俘获的第一个“猎物”。

东芝的前身叫“田中制造所”，是田中久重于1875年创办的一家电信和通讯设备制造厂。田中久重堪称“日本的爱迪生”，发明了可以揣在怀里的烛台、自动添油的油灯、万年自鸣钟等等。在那个时代，电话在日本属于新鲜事物，需要从美国进口。在西方技术国产化的背景下，田中久重创办了田中制造所。

因为生产的电话机质量丝毫不比美国货逊色，田中制造所在创业初期获得了大量政府和军队的订单，业绩风光一时。但由于田中久重一心钻研技术，不善经营，加之竞争对手陆续出现，田中制造所渐渐陷入了经营困境。

1881年田中久重死后，其接班人田中大吉为摆脱困境，以工厂作抵押担保，向三井银行融资借款23万日元[1]。中上川入主三井银行后开始清理不良债权，一查账发现，这个田中制造所是个欠费大户，钱借了很多年连个利息都没还清，赶紧派人上门去追债。

在那个时候，电信设备制造并不属于朝阳产业，市场需求量有限。田中制造所要想靠业务来还贷翻身，根本看不到一丝的可能性。田中大吉不是无赖，但是真的还不出钱。中上川很强势，还不出钱就收工厂，总之这个账不能再坏下去。

中上川当然不是爱捡垃圾的傻子。他留过洋，在西方生活过多年，能够看到电信设备制造业在未来日本的成长性。别人眼里的田中制造所是副烂摊子，可在中上川眼里却是块香饽饽。田中家还不出钱来正好，作为债权抵押的工厂就归三井银行了。

1893年，田中制造所被三井收入囊中。从此，这个厂就不姓“田中”了，中上川将其更名为“芝浦制作所”，并委派三井银行抵押贷款部负责人藤山雷太去兼任芝浦制作所的所长，全面接管这家日后名扬天下的企业。翌年，芝浦制作所被纳入新设立的“三井元方”[2]工业部，成为了三井财阀工业化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不过在中上川死后，芝浦制作所的命运有些波折。益田孝对工业化路线不感兴趣，大幅修正了中上川的改革措施。芝浦制作所于1904年被从“三井元方”中剥离出去，独立成为一家股份公司，三井只是其大股东之一，并不绝对控股。到1939年与东京电气株式会社合并成立东芝公司时，三井只占有14.8%的股份。

东芝一直被视为是三井集团的旁系企业[3]，但是在中上川的时代，作为东芝前身的芝浦制作所，却是三井全权控制下的企业。

智取王子制纸

中上川的下一个“猎物”，是涩泽荣一创办的王子制纸。

涩泽荣一在明治初年，曾经跟着井上馨做过一段时间的财政官员。井上馨因丑闻下野后，涩泽荣一也跟着辞官下海，走上了实业兴国的道路。他先后创办的企业覆盖了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造纸、纺织、化工等当时几乎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因而被誉为“日本的企业之父”。在这些企业当中，王子制纸是涩泽荣一比较看重的企业，亲自担任社长。

王子制纸的前身是1873年成立的抄纸会社，起先的业务是专门生产用来制作钞票和债券的用纸。虽说是涩泽荣一牵头成立，但实际的出资方却是明治初期的三大御用商三井、小野和岛田。小野和岛田破产之后，三井成了抄纸会社仅有的出资方，但是公司的经营大权却仍控制在涩泽荣一的手里。1893年，抄纸会社更名为王子制纸，产品种类也有所扩大，日本的近代造纸工业由此向前迈进了一步。

王子制纸对三井来说，很有些像第一国立银行。明明是三井出的资，但实际的经营权却不掌握在三井手中。所以，中上川暗暗动了夺取王子制纸经营权的念头。

机会很快就来了。

1896年，涩泽荣一为扩建造纸厂，向三井银行请求融资增资。中上川一口答应：“都是自己人，借钱的事情好说，好说。不过嘛——”

中上川等的就是这一天，当然要开出蓄谋已久的条件：“现在的世道不好，借出这么大一笔钱，谁都知道风险是很大的。为了对这笔融资进行有效监管，我看，三井银行方面应该有个人进到厂里去才好。”

涩泽荣一觉得这个要求也挺合理，便同意由三井银行方面派一个人到王子制纸担任常务理事。

中上川派到王子制纸去的人，还是自己的心腹藤山雷太。这时候的藤山雷太已经娶了中上川的小姨子，更加是自己人了。对自己人说话，当然用不着遮遮掩掩。据藤山雷太回忆，中上川在他赴任前曾特别交代：“你唯一的任务就是拿下王子制纸。务必想尽一切办法，切不可心慈手软。”

藤山雷太来到王子制纸后，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经常借故找技师长大川平三郎的碴儿。这个大川是涩泽荣一的心腹，厂里的CTO，仗着有涩泽荣一撑腰，对藤山雷太也毫不客气，最后闹到拉着一大帮人搞罢工的地步。

藤山雷太就怕不起事儿，事态闹得越大越好。在乱得一锅粥的局面下，作为社长的涩泽荣一不得不以引咎辞职来平息事态。藤山雷太仅用了两年时间便圆满完成任务，这一年，他还得了一个大胖儿子，人生何其快哉！

这个王子制纸，就是现在日本最大的造纸集团公司——王子制纸株式会社，其产品中最出名的品牌就是“妮飘”（nepia）。王子制纸一直作为三井集团的旁系企业而存在，是三井集团中非常重要的大企业之一。

中上川通过类似以贷款为诱饵夺得的企业还有钟渊纺织。棉纺织业是日本近代产业中的朝阳产业，中上川对这一领域当然不会放过。钟渊纺织也是三井的旁系企业，在三井接手后，很快发展为日本最大的纺织公司，到现代后逐渐没落，其一部分转型为今天有名的化妆品公司嘉娜宝（Kanebo）。在中上川大举收入囊中的企业里，钟渊纺织是最早为三井赢利的企业。

中上川在一手整顿三井银行的同时，不计成本地大搞工业化扩张，工业主义的路线推进得又急又猛，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消化不良。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中上川的工业主义曾短暂收见成效，但战争景气一过，工业化企业的经营便又陷入困境，给三井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所以，中上川摧枯拉朽式的攻城拔寨，到头来还是给自己背上了大大的骂名。

财阀帝国的版图

中上川醉心于工业化道路上的跑步前进，短短数年间，三井家的事业在三井银行、三井物产和三井矿山等直系企业之外，又接二连三地获得了芝浦制造所、王子制纸、钟渊纺织等一大批旁系企业。从行业领域看，此时三井家的事业已经从明治初年的金融领域，扩展到商贸、矿业、机械、纺织、造纸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个有着多头触角的综合事业体。

对于这些短时间内得来的企业，中上川没有做成一锅大杂烩，而是逐步对之进行了有序的统辖。其第一步，就是于1891年设立了“三井家临时评议会”。除了来自三井家族的8个成员外，还有涩泽荣一、中上川彦次郎、益田孝等顾问7人。这15个人的临时评议会类似于现代的董事会，对运用和保管三井家的资产事宜进行决策，但三井家的8个成员享有更大的话语权。

1893年，中上川又先后把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矿山和吴服店这四块核心事业进行改组，成立了“合名会社”，即合资公司。同时还在这四块事业之上，成立了一个新的统辖机构“三井元方”，即三井的事业总部。

这一年，中上川把成立不久的“三井家临时评议会”解散，改为“三井家同族会”，将其置于“三井元方”之上。这样一来，等于明确了三井董事会对三井事业经营权的直接干涉，而不是之前临时评议会侧重的资金运用方面。“三井家同族会”可谓家事和公事一手包办，不仅要处理三井家的内部事务，还要在经营和人事方面进行最高决策。

“三井家同族会”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成立，强化了大资本的家族属性。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三井家同族会”还是“三井元方”，都只是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并不具备法人性质，对外也不公开。外界所能看到的，只是三井银行、三井物产等一个个具有法人地位的公司。庞大的三井帝国之主人是隐身的，家族化的财阀因而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这与天皇的存在很有些类似，而中上川这样的主帅就类似首相。在三井帝国中，并不直接出面的三井家族的利益才是至高的利益。

这样的家族属性，直到二战之后才被完全斩断。时至今日，“三井家同族会”依然存在，但它与三井企业集团的各大事业之间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了。关于三井事业的“去三井化”，后面的章节再讲。

1894年，中上川在“三井元方”之下设立工业部，统辖除三井矿山之外的全部制造业公司。至此，一个庞大的三井帝国搭建起了它最初的组织架构（如图）。

中上川时代的三井事业组织图

与此同时，一个实物形式的三井统帅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中。原先三井银行所在的日本桥骏河町大厦显然已经容不下身躯日益庞大的三井帝国，需要重建一栋标志性建筑。

为了造一座史无前例的伟大建筑，设计者甚至出国考察，最后设计出了一座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这是日本第一栋钢筋构造的建筑，不仅造价从预算的83万日元一路突破到100万日元，就连工期也是一拖再拖。这座“骏河町三井本馆”于1896年开始建造，耗时6年才完工。等到竣工落成的时候，中上川已经病逝。或许是冥冥中的暗合，这座史上最强大的建筑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毁于火灾，寿命仅有21年。

作为三井帝国实力的象征，这座“凹”字形欧式豪华建筑面朝骏河町大道，里面安装了空调、电灯、电话等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设备。在“凹”字形中央部位的是三井银行，东侧是三井物产，西侧是三井矿山，“三井元方”和“三井家同族会”的办公室也设在其中。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中日甲午战争，三井物产的实力迅速膨胀，在中国的支店如雨后春笋般开了出来，三井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主要的商业口岸。对于三井向海外，尤其是中国的扩张，将在下一个章节中详述。

总之，在中上川的时代，一个庞大的三井帝国出现了。尽管这个架构并不稳定，尤其是“三井元方”中的工业部仅存在了4年就被撤掉，但是三井的帝国版图，正是在中上川大刀阔斧的改革下初步确立起来的。

中上川在三井的时间只有短短10年，但这10年是三井走向垄断财阀道路上最为关键的10年。在三井家族还没有充分考虑好未来的行进方向的时候，这位空降而来的“司令官”不由分说，一把将三井推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推进的力量越大，反弹的劲道也越足。果然，强势的中上川很快就遭到了清算。

益田孝的反击

在中上川到三井赴任之前，他的舅舅福泽谕吉曾给过他一个忠告：处理好与益田孝的关系。中上川踌躇满志，非但没有领会福泽谕吉的意思，一上来还把益田孝给降了职。

益田孝比中上川更早进入三井，他所领导的三井物产是当时三井最赚钱的一块业务，在他的智慧和果敢下，三井才得以在同三菱的竞标中胜出，从政府手里买到了三池煤矿。益田孝对三井的功劳很大，三野村利左卫门死后，谁都认为三井大掌柜的位子会是他的，不料却中途空降来一个中上川彦次郎。益田孝自号“钝翁”，不与人争在一时，对待强势的中上川，他采取了忍让避退的态度。

在中上川春风得意之际，益田孝开始了半退休式的生活。他沉溺于书法、茶道、古董收藏这些雅兴之中，以一种远离尘嚣的态度来回应中上川的咄咄逼人。益田孝搜罗的书画藏品不计其数，在茶器收藏方面更是一掷千金。通过这些“宝物”，益田孝拉近了跟三井家族和长州藩阀头面人物之间的私人关系。举例来说，三井家的第十代总领家三井高栋就对茶器和古董收藏很有心得，1908年他买下了织田信长的幺弟织田有乐齐的茶室“如庵”，这是日本现在国宝级的文化遗产。

可见，益田孝虽然在职场上被中上川盖过了风头，但在私下场合，他却和三井族人以及上层政治人物私交甚笃，很有共同语言。而他隐忍自重的表现，更是赢得了众人的一致赞赏。所以降职两年之后，益田孝很快又回到了三井物产专务理事的位子上。

益田孝从内心里非常反感中上川的工业化路线，从贸易起家的他坚信商业化的路线更适合三井。在那个近代化产业革命刚刚起步的年代，益田孝的判断很容易获得事实上的支持。明治政府把官办的工业企业以白菜价格大甩卖，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中上川强力推进的工业化路线果然给三井背上了包袱。“三井元方”工业部中，除了钟渊纺织和新町丝绸纺织厂外，其余的经营业绩都很差。特别是芝浦制造所，简直就是个只进不出的亏损大户。王子制纸也是事端不断，几次工潮让三井的社会形象大跌，被赶走的CTO大川平三郎还拉走了一批人自立门户，跟王子制纸搞起了恶性竞争。在三井族人看来，王子制纸简直就是个惹麻烦的祸害。

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中上川无法说服“三井家同族会”用长远眼光看问题。改革的阵痛让中上川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三井元方”中的工业部仅仅存在了4年多就被迫解散。

工业主义和商业主义之争，一直是三井发展史上的对立命题，益田孝甚至把这两者视同水火。益田孝为何如此反对工业主义？一方面与工业制造业投入大，盈利周期长，不能快速产生收益有关，另一方面恐怕与他同中上川个人之间的恩怨也不无关系，凡是中上川支持的他都要反对。益田孝唯独对三井矿山情有独钟，这恐怕主要还是与三井矿山优质资产的地位，以及其煤炭是三井物产的拳头出口产品有关。

当益田孝当上三井大掌柜之后，他便不断地对中上川的路线进行大幅修正，强行对工业企业做减法，芝浦制作所就是在他的要求下被独立了出去。后来，三井造船和石川岛播磨重工的合并提议，也是在益田孝的强烈反对下无疾而终。三井帝国虽然庞大，但麾下却缺少强有力的近现代化重工业企业，这也是在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三井被三菱反超的最大原因。要说到源头，恐怕还在益田孝这里。

跟益田孝的擅长人际关系不同，中上川是个不太会做人情的人。这倒也罢了，他非但人情不做，还到处得罪人。追债得罪了长州藩阀势力，抢王子制纸又跟涩泽荣一结下了梁子，涨工资得了民心却让三井家族的人不悦，收了一堆亏损的企业更是让三井家族的人觉得中上川是在败家。所以越到后来，中上川就越孤立。

靠山没了，暴风雨就来了。

从1900年4月29日开始，当时发行量靠前的《二六新报》突然开始连续刊登三井的负面报道，以《三井一家一门的滥行》、《三井的失败》等为系列标题进行连载，直到5月19日才算告一段落。报纸踢爆的内容包括中上川跟益田孝之间的矛盾、中上川如何强取豪夺他人财产、中上川的作为如何让元老井上馨大为光火等等。文章的标题是冲着三井，但火力点都是朝向中上川。报道内容虽有夸大，但基本八九不离十。如果没有内部人放出消息，记者不可能知道得如此详细。这些报道，不啻于是对中上川的当头一棒。

三井族人对报道大为光火，三井的社会形象大跌，三井银行甚至出现了挤兑现象，三井家持有的炭矿股票也一路暴跌，直接经济损失就达百余万日元。三井族人把一切都迁怒到了中上川身上。

这一事件背后无疑是有人操纵的，否则，报人出身的中上川不可能遭到前同行如此突然的攻击。中上川得罪的人实在太多，谁都有可能成为那个幕后的黑手。还没来得及去查清原委，中上川就病倒了。

这个强壮的男人一病就不轻。他得了肾炎，而且病情很快恶化。

回想当初三野村病重的时候，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集体探望，并且带去了由三井十一家的户主集体签名的感谢信和财产赠与文件。如今，继任三井大掌柜位子的中上川却没能得到这番厚待。他眼看着对手益田孝得到重用，眼看着自己的政策被矫枉过正。在孤独和悲愤之中，中上川与病魔仅仅斗争了一年。死的时候，他才47岁。

在三井，中上川赢得了百米赛跑，益田孝则在马拉松中笑到了最后。可是，不论中上川的路线被如何修正，三井帝国启动的脚步不可能收住。在中上川留下的事业底子上，三井很快迎来了最辉煌的阶段。

[1] 相当于现在的11.5亿日元。

[2] 相当于三井总公司。

[3] 与三井全权控制的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矿山等直系企业相区别。

第七章 穿着西装的军队

特殊商人：军方的间谍

以1877年三井物产在上海开设支店为标志，三井的资本开始向海外扩张。这比日本国家对外扩张的时间还要早。

在1895年之前，三井物产在中国设立的支店有两处，除上海外，另一处是1886年设立的香港支店。也就是说，三井向中国跨出了第一步后，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只扩张了一家支店。这似乎与三井一贯的作风很不相符。是中国市场不重要吗？当然不是。

对于正在进行产业革命的日本来说，当时的中国是仅次于欧洲和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地区，尤其是煤炭、棉纱和棉布，对中国的出口量很大。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前，三井物产对华出口的这三大主力产品增长幅度都不大，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被西方列强垄断，他们在华获取的特殊利益，让迟来的日本很难从中畅快地分取一杯羹。

三井物产曾经计划在上海设立棉花加工厂，但没有获得清政府的批准，最后不得不与西方国家的商会合资办厂，且不掌握工厂的主导权。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纺织业大规模兴起，甚至出现了生产过剩，但是对中国的出口却并不占据价格优势。受清政府给予西方列强的优厚贸易条件阻挠，三井物产的在华业务很难得到迅速扩张。

弱国之下无豪商，这是三井物产在对华贸易中深刻体会到的真理。

没有国家力量的扶持，商业资本的扩张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三井物产想要打开对华贸易的闸门，首先得要日本获得与西方列强相对等的在华权益。因此，对于日本的对外扩张战争，三井物产没有理由不予以支持。

侵华之前，先要知华。在三井物产内部就有一批“中国通”，山本条太郎和森恪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山本条太郎1888年到三井物产上海支店供职，因能力突出而深受中上川赏识，在三井物产的薪资改革中，山本条太郎是加薪幅度最大的员工。中国是山本的事业福地，甲午战争后，他升任上海支店长，后来还当上了满铁总裁。在日本向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扩张中，此人的表现十分活跃。

森恪在日俄战争前后来到中国，他不仅精通英语，还会说普通话和广东话。森恪先后担任过三井物产在长沙、上海和天津支店的店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曾代表三井物产出面，对辛亥革命给予资金支持。森恪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并把英国的殖民者、大商人塞西尔·罗兹视为偶像。在后来的侵华战争中，此人是个非常积极的主战派。

在这些信奉殖民思想和帝国主义的商人手中，三井物产自然而然地就跟日本的国家扩张绑在了一起。

正是因为在华有着将近20年的经营基础，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之前，三井物产就帮助军方开始了对中国的“调研”。三井物产本来就具有非常雄厚的商业情报搜集能力，商业情报为军事所利用，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

早在1891年，山本条太郎就曾专门前往营口，调查中国东北大豆的市场情况，并着手将东北的优质大豆进口到日本。他撰写的《北鲜平安道及盛京省商业调查》，是日本第一份关于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对情报匮乏的日本军部来说，这份调查报告无疑是最详细、第一手的宝贵情报。

甲午战争前夕，山本条太郎充分利用其商人的身份，在营口、大连等口岸开展“商业调查”。日本陆军参谋部和海军司令部派出的军事间谍，也在三井物产的掩护下，打着商业的幌子开展间谍活动。山本甚至还接受军部的订单，四处采购军需物资运回日本国内。甲午海战打响后，三井物产通过与三菱合资的日本邮船公司，向军部提供了6艘船只作为军用，并租用了20艘西方国家的货船，全力运送军需物资，俨然成了日本军部的半个后勤部。

在日俄战争中，三井物产鞍前马后的姿态更加显露无疑。除了为军部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外，三井物产更是利用手中握有的商船优势，在物流运输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侦察俄国海军舰队的动向。据说，正是根据森恪发出的“看见敌舰”的无线电信号，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才掌握了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动向，最终得以在日本海大战中将其一举歼灭。

在日俄战争中，三井物产的职员在军需供应中十分活跃，从采购到翻译，从打点到调配，几乎什么都做，就差没有拿着枪炮上战场了。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三井物产的表现可谓十分入戏。在中国苦心经营了近20年，三井的商人们深刻明白了一个现实主义的道理——资本需要权力来开道。所以，与其说日本在帝国主义扩张中利用了三井，倒不如说三井利用了日本的军事扩张。因为最终的结果是，权力和资本都在这两场战争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撒网中国，丰田汽车起步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下《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增加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城市以及长江、吴淞江航运线。在俄、德、法等国的干预下，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条件是清政府再出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如此一来，一场甲午战争，让日本得到了殖民地，得到了2.3亿两白银，得到了与西方列强对等的在华权益。

日本终于踩着西方列强的脚印，快马赶上了侵蚀中国的“盛宴”。而三井物产也跟着扬眉吐气，在中国办厂、开公司，忙得不亦乐乎。

甲午战争刚一结束，三井物产在中国支店就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仅1896年的一年时间里，三井物产就开出了天津、牛庄[1]、安东县[2]和台北4家支店。一个强烈的对比是，在上海支店开出后长达近20年时间里，三井物产只开出了香港1家支店。由此，三井物产在日本扩张战争中的鞍前马后，换来了立竿见影的丰厚回报。

随后，三井物产又紧锣密鼓地开出了厦门（1899年）、芝罘[3]（1899年）、汉口（1900年）、广东（1902年）、北京（1902年）、台南（1903年）等支店。到日俄战争之前，三井物产已在中国拥有了12家支店。这12家支店的所在地，无一例外都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或是日本的势力范围。

但是这一版图也很清晰地反映出，当时三井物产的触角还没有深入东三省，即日本通常所称的“满洲”。三井物产的第二波大扩张，还需要它所依靠的国家再打一场胜仗来完成。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再次击败强大的对手，同俄国签署了《朴茨茅斯合约》。在合约中，俄国把从中国掠取的辽东半岛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转让给了日本。随后，日本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进一步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南部的特权。

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扩张，为三井物产在华事业的扩张铺就了康庄大道。除了福州（1905年）、汕头（1906年）、青岛（1906年）、高雄（1906年）、长沙（1907年）、台中（1912年）6家支店外，三井物产第二波大扩张的据点全都集中在了东三省：大连（1904年）、奉天[4]（1906年）、铁岭（1906年）、长春（1907年）、吉林（1907年）、哈尔滨（1907年）、开源（1913年）。这一时期，三井物产的支店已经从通商口岸深入东三省腹地，加上先前的牛庄、安东两家支店，三井物产集中在中国东三省的支店达到了9家，占这一时期三井物产在华[5]支店总数的36%。

与三井物产在华大量设置分支机构相呼应，三井旗下的机构此时开始启动在华投资办厂。在甲午战争之前，三井的这项利益遭到欧美资本的排挤，缺乏实质性的动作。但是《马关条约》明确规定：“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是日本政府用大炮帮助三井拿到了在华投资办厂的通行证。

三井投资办厂的主打领域是纺织业。纺织业在近代工业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是近代工业资本的咽喉和命脉。三井是日本近代纺织业中的主角，以钟渊纺织为龙头，“三井元方”工业部中的纺织企业多达7家，除三井矿山、芝浦制造所和王子制纸外，三井在这一时期的工业企业全部集中在纺织业。因此要在华办厂，最具条件的就是办纺织厂。

三井在华办纺织厂的主导人物还是山本条太郎。

因为在甲午战争期间表现突出，1897年山本条太郎一度被调回日本国内，加薪升职，成了三井物产大阪支店棉花部的部长。可是这个山本回到日本后，却仿佛一个当红男演员突然失去了当男主角的机会一般，浑身不自在。1901年，他终于如愿再度来到上海，当上了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的店长。上任就要谋政绩，山本条太郎凭着在大阪任职期间积累的经验，决定在纺织业大干一场。

1902年，山本条太郎成功收购了经营不善的上海兴泰纱厂和大纯纱厂，将其改组为“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并将这两家厂更名为上海纺织一厂和二厂。1906年，他又为三井旗下的钟渊纺织牵线搭桥，与华商合资创办了“上海制造绢丝株式会社”，中方称之为“公大公司”。次年，钟渊纺织便成功控制了公大公司的全部股份，使其成为一家日商独资企业。随后，又是在山本条太郎的运作下，“上海纺织”和“上海制造绢丝”将分厂开到了青岛。

后来，由三井物产投资的丰田纺织也来到上海办厂。如果考虑到现在名扬天下的丰田汽车，其前身是“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的话，那么这段在华办纺织厂的热潮，就可以看做是丰田汽车起步的最初源头。

甲午战争后，日货决堤涌入中国

在甲午战争之前，来自日本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并非主流，但随着日货进入中国的各个环节被枪炮强行打通，日货开始在中国市场上唱起了主角。作为日本最大贸易商社的三井物产，终于迎来了在华事业的春天。

三井物产向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是煤炭，这与三井自身拥有的三井矿山有关。在1887—1897年的10年间，三井物产总计向中国出口了大约30万吨的煤。但是到了1902年，则一下子猛增到73万吨，次年再度翻番，达到了160万吨。随着三井物产各支店在中国的遍地开花，三井物产将煤炭大量销往中国，其出口额占了日本煤炭总出口额的八成以上，是日本煤炭出口中的绝对霸主。来自日本的煤炭迅速取代了甲午战争前独霸上海和香港市场的英国煤。在1898—1908年的10年间，三井物产的煤炭出口总额达到近1.16亿日元。这笔巨资，让三井财阀的资金蓄水池水位迅速飞涨。

日本棉纱的情况也是如此。甲午战争后，三井物产的棉纱出口量直线上升，1893年的出口额仅有1.5万日元，到1897年就猛增到近400万日元，到日俄战争后的1906年，更是达到了1800多万日元，10年增加了1000多倍。当时，中国市场75%的棉纱份额被英国出口的印度棉纱所占据，但是甲午战争之后，印度棉纱风光不再，日本棉纱成为中国市场中的龙头老大。而日本棉纱30%以上的出口额由三井物产贡献。在1906年，三井物产甚至经手了52%的日本棉纱出口。而且随着三井在上海、青岛等地开办纺织厂，其又在内地的口岸城市大设分店，日本棉纱在中国市场上得以长驱直入，深入华北腹地。

从1903年三井物产对中国出口商品的交易额看，主要的商品包括煤炭、棉纱、铜、火柴、棉布、铁道枕木和水泥，这七大类商品一年的交易额就超过2.8亿日元。如果说这一时期日货决堤涌入中国的话，那么三井物产就是其中最大的一股引导洪流的力量。

日俄战争结束后，三井物产更是迎来了在中国东三省大展拳脚的机会。除了前面所说的开设支店外，三井物产还在东北内地开设了多家办事处。在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中东铁路”南段（长春至大连），并改称为“南满铁路”后，三井物产借此东风，开始了向中国东三省即满洲的商业进军。

1906年，三井物产在日本的几大纺织公司之间牵线搭桥，一手包办了对东三省的棉布出口。在此之前，东北的棉布市场上主要是美国货，在三井的低价倾销战略下，美国产棉布很快被排挤出去，日本棉布成了东北棉布市场上的主流。

当然，三井物产并不单单经营出口业务。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山本条太郎赴东北进行市场调研时，就看中了东北的优质大豆，决定将其引入日本国内。1896年，三井物产在营口和丹东开设支店，开始着手东北大豆对日本的输出。日俄战争之后，大豆、豆粕、大豆油成了东三省的主力输日产品，其中由三井物产经手的交易额就达到两成以上。

三井还凭借着网点多的优势，直接从东北农民手中收购大豆。这样做的结果是，种大豆的农民对三井物产的依赖度提高。因为农民的货币收入主要来自卖大豆的收入，购买力的增加使他们对日本棉布的消费能力也增加了，甚至还可以在收购站用大豆直接换取日货。这样一来，无形中又增加了日货占领中国市场的保险系数。

1906年11月，日本为统辖管理“南满铁路”，成立了一个兼具经济、政治、文化渗入等多种功能的殖民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顺利实现在中国的扩张而在东三省地区打入的一根楔子。借助于满铁的扩张延伸，三井物产得以将大量日货带入东北腹地，从而成为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经济链上最为活跃的一股商业势力。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三井物产对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无比热衷和全力投入的原因了。

金元渗透，财阀军执行军阀意志

《马关条约》规定，包括赎辽费在内，清政府需要赔偿给日本共计白银2.3亿两。这笔巨额收入，相当于当时日本财政全年收入的3倍还要多。在此之前，日本政府为了扩张军备，甚至号召全体国民一天只吃两顿饭，从口粮中节省出军费。清政府送来的这2.3亿两白银，不仅大大缓解了日本军费的紧张，还为日本建立起金本位的金融体制提供了充裕的资金。

这笔巨额资金不仅填充了日本国库，还部分流入了民间银行，三井银行当然也接受了来自政府的一部分存款。中上川在改革中试图斩断三井银行对于公款存款的依赖，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好比是一对同生共死的孪生兄弟，尤其在帝国主义阶段，这两者的关系更加不容易撇清。

当时的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尚不足9000万两，赔款虽是分期付款，但利息是不能少的，清政府的财政负担之重，可想而知。没有钱怎么办？那就只有向西方列强借。当然，日本是非常乐意当债主的，拿着清政府的钱再反过来借给清政府，这等以钱生钱的好事谁不想做？可是日本政府也明白，直接出面可能引起西方列强的排斥和清政府的反感，最好能由同中国有业务往来的大商社出面，自己躲在幕后操纵。

三井物产自然就是张罗日本对华借款的最佳候选。

依托政府的支持，日本的财阀资本在这一时期成立了两家以对华资本输出为目的的投资机构，一个是1910年成立的“东亚兴业”，另一个是1913年成立的“中日实业”。这两家投资公司都是在三井的主导下成立的，三井物产的负责人益田孝以及与三井家关系密切的涩泽荣一是这两大投资机构的主要发起人，其经营主导权也是掌握在三井要员如森恪等人的手中。

这两家投资机构，表面上看是商人资本，其实背后是国家资本。日本的国家资本打着商人的旗号渗入中国，而商人资本也乐于被国家利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能获得的利益是单靠其自身的力量所无法获取的。

东亚兴业和中日实业这两家公司的借款，主要集中在铁路、电话、电报、矿业和纺织业等方面。20世纪初，中国掀起了一股铁路建设的高潮，西方列强纷纷插足，以提供贷款或承包铁路建设等方式，大肆掠取中国的铁路权益。在向中国推销铁道枕木、煤炭等铁路物资的过程中，三井物产跟湖广总督张之洞、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要员结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

当时，清朝的官员对于直接向日本政府借款比较警惕，但对于向日本的商人资本借款却缺乏戒心。最典型的例子是汉阳铁政局，即后来的汉阳铁厂的借款。

由于汉阳铁政局所需的生产用煤几乎由三井物产一手供给，其生产的生铁也经三井物产销往日本，因此汉阳铁政局与三井物产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商业合作关系”。所以当汉阳铁政局需要对外借款时，盛宣怀十分希望能够从三井借款，而不是向有官方背景的日本兴业银行贷款，因为他担心一旦拿了日本政府借出的资金，就不得不接受日本政府方面苛刻的条件。

1906年，三井方面和汉阳铁政局达成了100万日元的借款合同。盛宣怀当然不会知道，他最终还是向日本兴业银行举了债，日本政府只不过是借用了三井的名义，打了一个擦边球而已。通过这个借款合同，三井物产没有实际出钱，却获得了汉阳铁政局产品的独家销售权。三井和日本政府之间可谓彼此利用，两不相欠。

由于同三井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1908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成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时，与盛宣怀私交甚好的三井物产社员高木陆郎当上了汉冶萍公司的日本商务代表。日本国内钢铁资源极度匮乏，故对中国的钢铁资源一直存有觊觎之心。鉴于汉冶萍公司的重工业地位，日本政府一直希望能吃下该公司。

1912年，又是由三井出面，达成了对汉冶萍公司300万日元的贷款。这项借款合同规定，三井物产可获得借款总额的2%作为手续费，如果民国政府从三井购买超过100万日元以上的武器，则手续费可免。日后，如果民国政府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的矿山、铁路、电气和其他事业时，三井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此后，由于民国政府还不出借款，在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权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日本最终如愿以偿地控制了汉冶萍公司。

由此不难看出，由三井出面的经济借款，其实质是日本政府幕后操纵的政治借款。

在日本的国家资本大举渗入中国的过程中，三井扮演了中间人、代言人的角色，而且演技相当出色，不仅成功赢得了中国买办资本家的信任，甚至还对辛亥革命提供了资金援助，这就为三井在中国的朝代更迭中继续锁定了收益。

台湾成了日本财阀的后花园

日本近代崛起的过程非常迅猛，但也存在隐患。当一个落后封闭的农耕社会快速转入工业社会时，必然伴随着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大量输血，农业的衰败会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的底盘不稳，从而使工业化的成果难以长期维系。但是，日本“幸运地”躲过了这一难题。因为1895年的《马关条约》，清政府把台湾和附属的澎湖列岛割让给了日本，这块殖民地就成了日本的营养源。

台湾的农林业是日本殖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简言之就是“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台湾产的大米、蔗糖、茶叶、樟脑等生活必需品，不仅让日本顺利解决了工业化所带来的农业生产不足，而且从台湾的资源掠夺就好比在自家后院摘菜采果，无须支付进口关税，还节省了一大笔宝贵的外汇。

糖和米是日本从台湾攫取的两大最重要的物产。台湾产的稻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半左右要运往日本。为了满足日本的需求，台湾的农作物生产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以蔗糖生产为主。在运往日本的台湾物产中，糖和米这两样的价值就占到全部输日总值的七成以上。对全力发展工业、大搞军备扩张的日本而言，台湾简直就是一个“粮库”。

三井财阀当然不会错过这场拓殖台湾的“盛宴”。

1896年，三井物产在台北开设支店，随后又相继开设了高雄（1906年）、台南（1903年）、台中（1912年）支店。三井物产还派驻员工在当地负责开荒造林，低价收买农民土地，尤其与台湾总督府关系密切，从而得以垄断台湾的糖、大米、樟脑、茶叶、煤炭等重要商品的销售市场，甚至还拿到了在台湾的鸦片独家经营权。

三井物产在台湾最大的收获是糖。在日本没有得到台湾的糖资源之前，日本每年的砂糖消费量约为31万吨，但日本本土的产量仅有6万多吨，将近80%左右的消费需要依赖进口，这笔庞大的外汇支出是明治政府的一大财政负担。日本占领台湾后，把发展制糖业作为殖民经济的重中之重。1900年，三井物产投资100万日元开办了“台湾制糖株式会社”，益田孝亲自参与筹建工作，并先后担任台湾制糖的董事或顾问职务长达10年之久。

在台湾总督府和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三井物产投资的台湾制糖公司很快发展成台湾最大的制糖垄断企业。到1911年时，其产量已达到约121万吨。日本不仅不再需要用宝贵的外汇进口砂糖，甚至还可以出口糖制品来赚取外汇。在三井财阀的整体运作下，台湾制糖公司的经营范围还扩大到甘蔗园、铁路、航运等部门，成为三井财阀旗下实力堪与王子制纸、芝浦制作所比肩的一大旁系子公司。

三井物产还垄断了台湾樟脑的销售和经营出口特权。樟脑不仅可以用于制药、防蛀，还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化工原料。化学工业在20世纪初发展迅速，世界各国对樟脑的需求量非常大。台湾盛产樟脑，当时全球70%左右的供应来自台湾，台湾樟脑的经营利润巨大。正因为如此，从1899年开始，台湾总督府对樟脑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樟脑和鸦片一样，是需要有特种经营许可的。台湾总督府把樟脑经营特权给了三井物产和另一家外国洋行，再加上鸦片的独家经营权，三井在台湾掘金比其他任何一个日本财阀都更有优势。

台湾的煤炭市场也几乎完全控制在三井财阀手中。在1919年之前，三井物产就已控制了台湾煤炭三成左右的出口份额。在1919年三井矿山成功控股基隆煤矿后，三井物产对台湾煤炭市场的垄断度达到了五到六成。因为台湾煤炭的品质不如日本煤炭，在日本国内缺乏市场，这些煤炭主要被三井物产出口到了中国大陆。在三井财阀的全部煤炭产业中，台湾基隆煤矿一度曾是第二大的煤炭产地。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台湾七成左右的煤矿资源控制在了三井和三菱两大日本财阀手里，其中三井财阀的垄断优势更为明显。

除了三井物产和三井矿山外，三井财阀的母公司“三井合名会社”在台湾也十分活跃。1909年三井合名成立时，在其内部设立了一个农林部门，这就是现在的三井农林株式会社的前身。三井合名的农林部门在台湾的核心业务是制茶。一开始，三井在台湾主要经营当地主产的乌龙茶和包种茶。据说三井合名插手制茶业，主要是因为理事长团琢磨嗜茶，尤其喜爱乌龙茶。在公司内部的高层会议上，有人反对在制茶业上投入过多，但团琢磨摆摆手说：“这是我的喜好，还是做吧。”

三井合名在台湾开辟了茶园、开办了制茶厂，建立起整合上下游的制茶产业链。20世纪初，红茶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三井合名顺势将台湾制茶业的主营品种切换到红茶上，在1927年成功开发出了芳香独特的红茶品种，并以“三井红茶”的商标由三井物产负责对外销售。当时在国际市场上，以英国茶商在印度生产的立顿红茶最为出名，为了表明三井红茶的品质丝毫不输立顿红茶，取立顿（Lippton）一词在日语中的谐音，三井很快把红茶的商标名改成了“日东红茶”。时至今日，日东红茶仍然是高级红茶的代名词。

台湾制茶业中原本有不少本地茶商，但是三井在茶叶种植、烘焙技术、销售渠道以及资本方面的绝对优势，很快就将那些台湾本地茶商逐出市场。台湾每年1/4的茶叶出口份额控制在三井物产手中，而台湾的红茶业几乎就是由三井一手开发的。

1936年，三井合名将农林部门独立成“日东拓殖农林株式会社”，1942年更名为“三井农林株式会社”。三井农林除了以日本国内的北海道为据点外，其九成以上的事业都设在海外。三井农林在台湾经营樟脑、茶叶和林业，在朝鲜半岛和库页岛经营农林业，在苏门答腊经营以橡胶园为主的热带产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殖民公司。所以在日本战败投降后，三井财阀系统内最受伤的企业就是三井农林，其在海外投入的资本高达2300多万日元，其中近一半投在台湾，这部分资产随着日本的战败而几乎丧失殆尽。

但是在日本战败之前，三井财阀为什么那么能赚钱？说白了，它就是那个时代的超级跨国集团公司，在日本的国家势力所到之处寻宝掘金。当然，跟着日本的枪炮到海外夺取资源的财阀并不止三井一个，但是三井却比其他日本财阀更能赚钱，其秘诀就是它始终贯彻了一条“金钱必须与权力结盟”的信条。

在台湾，与台湾总督府关系最密切的日本财阀就是三井。三井财阀能拿到几乎所有的特种商品的专营权，坐享丰厚的垄断利润。这一点，连实力雄厚的三菱财阀也望尘莫及。

[1] 实为今辽宁营口。

[2] 实为今辽宁丹东。

[3] 实为今山东烟台。

[4] 实为今辽宁沈阳。

[5] 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

第八章 罗斯柴尔德的门徒

国有国宪，家亦有家宪

在跟随国家扩张的脚步向外进行资本扩张的同时，三井内部也在经历一场变革。

从江户时代起步的三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三井自身也需要转型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变迁。中上川改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井家在朝中的大靠山井上馨一直希望三井能够制定一部家宪，从法的角度对这个两百多年家族的事务予以明确规定。当时，日本对西方的法制极其崇拜，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就是于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

明治宪法参照普鲁士宪法制定，其最大的特点是天皇拥有绝对权力，议会及国民的权力受到限制。在君主立宪制的外衣下，天皇专制在最高法理上予以了确认。这部宪法，直到1947年《日本国宪法》施行后才予以废除，对日本近代史上的国家行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这股立宪运动的背景下，作为明治宪法主要推动人之一的井上馨[1]也希望对三井庞大的家族做一个法的规制。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三井家的家规就是已经奉守了近两百年的《宗竺遗书》[2]。但这在井上馨看来还不够，因为遗训不等于法则，况且祖宗定下的规矩很多已经不合时宜，需要重新调整。在国宪制定出来之后，向来惯于插手三井内部事务的井上馨，就把制定家宪摆上了议事日程。

但是中上川对制定家宪持坚决否定的态度。这部家宪，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明治宪法的一个家族版本，对三井家族的地位、家族内部关系，以及职业经理人的权限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中上川而言，制定家宪无异于树立三井家族的权威而削弱自己的权力。所以在中上川在任期间，制定三井家宪的事情一直被压制着。

1900年《二六新报》长达近一个月对三井的负面新闻报道，戏剧性地将如日中天的中上川推出了三井的权力中心。针对各种不利于三井的传闻，以井上馨和三井银行行长三井高保为首，展开了一场危机公关。除了向社会捐资做慈善外，这场危机公关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制定颁布《三井家宪》。

这是一部完全仿照宪法规格制定的家宪，全文共十章一百零九条，涉及同族构成、家族资格、同族义务、同族管理机构、同族成员的行为准则、财产继承和分配等事宜。

三井对于同族的资格进行了重新认定。在创始人高利临死前分配遗产时，曾确立了“三井十一家”的同族体制[3]，但是到了明治初年，有3家断了后。为了继续维持十一家的格局，又重新从6个男性成员家族中的次子里选出3人立户。家宪规定，只有这十一家才具备三井同族的资格，其他人均无家族资格。

在家宪中，三井对财产作了家族资产和事业资产的划分。事业资产作为共有财产进行集中运作，其中总领家占23%，其余5个分家各占11.5%，5个连家各占3.9%。

《三井家宪》规定，未经“三井家同族会”的许可，同族人不得从事三井之外的职业，同族间的任何纷争一律不得诉诸法庭，女子无权参加同族会，各家的婚姻、继承等大事项都必须经过同族会的认可。这些规定虽然不是正式的法律，但是对三井族人来说，就是必须遵守的最高法则。

国有国宪，家亦有家宪。在《三井家宪》中，三井同族的地位被崇高化，三井总领家八郎右卫门的地位则被神圣化。如果说《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天皇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那么《三井家宪》中的总领家就是家族内最高权力的代表，是三井家族内的“天皇”。

这样的说法绝非夸张。二战结束后，担任过三井物产社长的新关八洲太郎在一次新年会上曾这样感慨：“对我们来说，天皇陛下在过去似有两个人。”

在财阀遭解体之前，三井同族在每年的正月都会举行拜年仪式，接受雇员三呼万岁的谒拜。尽管三井族人只是名义上的各个企业的领袖，普通雇员一年到头很难看到三井族人的真人真面，但这样的谒拜仪式，却让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三井同族的至高存在。正因为如此，当时的第十代总领家三井高栋对这个一年一度的谒拜仪式非常看重。

《三井家宪》的出台，是三井财阀正式诞生的一个文化标志。

财阀不仅在资本上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在文化上也同样自成体系。对于三井族人和三井雇员来说，在外需要对天皇尽忠，在内则需要对总领家尽忠。这不是道德的训诫，而是法律的准则。在家族的整体利益下，个人的权益都是无足轻重的，尤其是婚姻不能自己做主。同样，为三井工作的人也必须以三井的整体利益为重。这样一个封闭的家族文化，实际上是整个日本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人甘于做三井的高级职业经理人，而不是自立门户了。

到了现代，这种家族主义就演变成了一种集体主义或者集团主义，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鲜明标志。

在日本所有的财阀中，除了三井之外，制定了家宪的还有与三井同样历史悠久的住友。其他财阀，也大多制定有家训。可谓是日本富豪家族的一大特色。

“最高统帅部”的成立

在中上川病死后，益田孝成了三井事实上的大掌柜。之所以说是事实上的，因为益田孝并没有被正式任命。益田孝和中上川是职场上的死对头，与中上川工业主义的路线主张不同，益田孝对商业主义的路线情有独钟，反对在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的工业领域大举扩张，因此在他掌握了三井的实权后，首先一步就是把“三井元方”中的工业部给撤了。

为消除中上川残余的影响力，益田孝还把中上川在三井银行培植的“黄埔系”一个个清理了出去，大部分人被派往益田孝并不看重的芝浦制作所、钟渊纺织、王子制纸等原属“三井元方”工业部的企业。到日俄战争结束的时候，这批“黄埔军”已几乎无人在三井最核心的三大公司——三井银行、三井物产和三井矿山中任职了。

这股被中上川培养起来的力量被益田孝打散后，反倒因祸得福，不仅在这些企业中出人头地，一个个都成了日本知名的大企业家，而且还巩固了三井的工业实力，把三井财阀的旁系公司发展成堪比直系公司的重要力量。

不过，益田孝在三井银行还是留了一个中上川的人，那就是中上川的乘龙快婿池田成彬。在益田孝时代，有两个人最受重用，一个是麻省理工毕业的团琢磨，另一个就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池田成彬。益田孝对留美海归特别重视，这种对能力主义的信仰大大超越个人恩怨的表现，正是个人利益必须绝对让位于财阀整体利益的最好证明。后来也正是在益田孝的举荐下，池田成彬当上了三井财阀的大掌柜。

当然，光是修正还不能确立起益田孝的个人权威。在早年创办了三井物产之后，现如今的益田孝还需要用“二次创业”来证明自身的实力。

三井的整体实力在甲午战争之后有了很大程度的跃升，但是事业做得越大，风险也相应增加，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此时三井的各个事业基本都属于无限责任公司，一旦发生经营危机，三井同族需要拿出自己的私产来填补亏空。为了使三井旗下的各个事业都能有序发展，并且彼此不受牵连，益田孝在接替中上川之后所做的一件大实事，就是对三井的事业结构进行改组。

1907年，益田孝和小石川家八代户主三井高景一道，踏上了赴欧美的考察之旅。在这次调研中，益田孝对欧美的几大显赫家族逐一拜访，虚心求教，这其中就包括了当时最富盛名的罗柴斯尔德家族和克虏伯家族。益田孝跑了一大圈，取回来的真经就是效仿西方历史悠久的家族公司，创办有限责任的股份制公司。

今天，几乎所有的日本公司名称都被冠以“株式会社”的字样，这个“株式会社”的意思就是股份公司，其最早就是从益田孝的这次欧美考察之后开始出现的。此前，三井所掌控的下属公司都叫“合名公司”，虽然也有合资创办的意味，但其性质主要还是合伙，公司的资产与私产无异。

益田孝改组的第一步，就是把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从“合名公司”改为“株式会社”，成立控股公司。这样做，不但可以获得税收上的好处，而且向公众融资的做法还可以减少舆论对财阀资产封闭性的批评。值得一提的是，始建于1878年的东京证券交易所，也是在益田孝的参与下创办的。

从1909年开始，三井麾下的企业陆续改组成“株式会社”。这些企业不再仅仅只利用三井的资本，同时还吸纳来自社会的投资，从而使“家业”与“企业”真正做到了形式上的分离。不过，这些企业的绝大部分股权仍然掌控在三井手中，其家族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群龙不能无首。在此之前，统括三井各事业的部门是“三井元方”，在“三井元方”之上是“三井家同族会”，但这两个机构都不是法人，既无实体也无资本金。在益田孝的推动下，1909年10月，三井事业的最高统帅部、作为母公司的“三井合名会社”正式成立。公司的资本金5000万日元，由三井的11个家族成员按照《三井家宪》中的出资比例进行投资，资本不对外开放，属于百分百的三井资产，因此在名称上仍然是“合名会社”。第十代总领家三井高栋担任“三井合名会社”的社长，各家的户主为社员。

“三井合名会社”的成立，是三井财阀正式诞生的一个物质标志。

作为母公司，“三井合名会社”控制着三井旗下各株式会社的绝对股份，同时对各株式会社的管理进行全面干预。所以表面上看，三井的此次改组扩大了财阀资本的向外开放度，使得社会资本有机会参与到财阀资本中去，但实际上，一个母体公司的成立，却是加强了各株式会社的三井属性，在组织形式上反而更加强调了三井家族的存在。

“抓大放小”，益田孝主导的这次改组，既成就了三井财阀，也成就了他自己。益田孝由此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三井合名会社”的理事长，正式成为三井财阀的大掌柜。

康采恩大财阀

1909年对三井的发展史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三井财阀正式宣告诞生，其以“母公司—子公司”为基本结构的企业集团模式，代表了在日本最具典型性的康采恩形式的垄断。

资本的垄断形式主要有四种，即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

卡特尔是一种协议型垄断，各成员企业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根据所签订的协议联合起来，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现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就属于卡特尔式垄断。

辛迪加比卡特尔更进一步，有一个独立的销售机构。各成员企业虽然有生产上的独立性，却没有销售权，原料采购和商业销售必须交由辛迪加的总部机构统一进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迪加式垄断在欧洲比较常见。

托拉斯是一种组织型的垄断，各成员企业丧失法人地位，其生产、销售、管理、分配的一切事务都交由托拉斯的董事会处理，只有托拉斯才是法人，通过以大吃小来达到市场垄断。这种垄断形式在美国比较普遍，如美孚石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都属于这一类垄断。

康采恩是一种关系型的垄断，各成员企业都是独立的法人，但是有一个处于核心地位的控股公司，通过对成员企业的持股来将这些企业置于其控制之下。控股公司和各成员企业之间往往是一种母公司和子公司，或者母公司和孙公司[4]这样的资本派生关系。日本的财阀，就是最典型的康采恩式垄断。

“三井合名公司”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家控股公司，三井也因此成为日本第一个诞生的财阀。虽然住友财阀的历史比三井还要长一些，但是住友财阀的控股公司成立得要稍晚。三井财阀的诞生成为日本垄断资本的一个风向标，此后，安田、住友、古河、鸿池等大家族纷纷效仿，相继建立了康采恩式的垄断组织形式，日本也由此迎来了一个财阀资本的鼎盛时期。

对三井财阀来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它先有子公司，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矿山，乃至芝浦制作所、王子制纸这些旁系子公司，都在早些年就已经成立，反倒是母公司“三井合名公司”成立得较晚。这种组织上的天然缺陷，使得三井财阀的“三巨头”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矿山常常“功高震主”，名头往往比母公司还要来得响亮。这“三巨头”也是轮流坐庄，就看哪一家出身的管理者能够当上大掌柜。在二战结束财阀遭解体后，三井重新集结的速度大大落后于三菱，组织诞生时的天然缺陷所造成的向心力薄弱，是个中原因之一。

对三井财阀内的所有企业来说，“三井合名公司”是控股的母公司，但它很少承担实际的繁衍子公司的功能。这一任务，大多由三井物产这样的“实力派”直系子公司来完成。

以三井物产的繁衍为例，1918年其派生出了大正海上火灾保险[5]，1920年把棉花部门独立成东洋棉花，1925年诞生三机工业，1926年诞生东洋人造丝[6]，1937年将造船部门独立成三井造船，1942年将船舶部门独立成三井船舶。这些公司，随后都发展成三井财阀重要的直系子公司。对于“三井合名会社”这个母公司而言，这些子公司都算是孙子辈的公司了。

除了从现有的事业部门中直接分离出子公司外，三井物产还积极收购一些经营不善的公司的股权，以大股东的身份将这些现成的公司纳入三井财阀的体系，例如日本制粉[7]就是在大财阀铃木商店濒临破产时被三井物产收入囊中的。这样一来，三井财阀又收获了一大批旁系子公司。

于是，子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三井财阀庞大的帝国体系枝繁叶茂，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

三井财阀的这种衍生下属公司的模式，直到现在依然存在。只不过康采恩财阀的母公司没有了，而改为以控制着资金面的三井银行为核心，三井物产依旧扮演着“奶娘”的角色。所以，尽管如今日本已经没有了财阀，但是康采恩式的垄断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这些数量庞大的子公司从名称上往往并不能看出其和三井的关系，但是这种以控股的方式所形成的“血缘关系”，却是大多数日本公司认祖归宗的内在逻辑。依靠集团的力量相互扶持，多面出击，成为三井财阀战无不胜的最大秘诀。

正是在中上川彦次郎和益田孝这两个死对头的手上，三井完成了从一个封建时代的政商向帝国主义时代的财阀的“华丽转身”。

新统帅的“二人转”组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日本媒体捅出了海军部门在进口武器时收取贿赂和回扣的丑闻。因为丑闻最初是由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内部员工偷盗文件而引发，故被称作“西门子事件”。

日本海军自明治初期开始便大举扩充军备，向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大量购买军舰和装备。采购需要有负责进口的代理商，每一家商贸公司都希望为海军效劳，以赚取巨额佣金。这样一来，为拿到代理权而向海军高级官员行贿，就成了行业内的“潜规则”。

“西门子事件”的最高潮部分，就是媒体挖出了海军部在向英国订购战列巡洋舰“金刚号”时，作为代理商的三井物产将1/3的佣金约40万日元，给了当时的海军舰政本部部长松本等人。而“金刚号”当时的造价，不过才2400万日元，一艘军舰价值的1.67%轻轻松松就落入了海军高官的个人腰包。舆论对此一片哗然，民众也爆发了集体抗议事件，致使当时的山本权兵卫内阁被迫集体辞职。

“西门子事件”也引发了舆论对三井物产的一致声讨。社长三井高弘[8]不得不引咎辞职，事件的直接相关人、日俄战争后升任三井物产常务的山本条太郎被迫退出三井。三井的大掌柜益田孝也从“三井合名会社”的一线退了下来，改任没有实权的顾问。

在这场人事大地震中，隐退的益田孝推举了麻省理工的高才生、矿山技师出身的团琢磨作为自己的继任者。这一年，“三井合名会社”设立了理事长制度，56岁的团琢磨因此当上了“三井合名会社”的第一任理事长，成为继三野村、中上川、益田孝之后的又一位三井新统帅。

跟前几任大掌柜不同，团琢磨在三井没有靠山，也没有自己的派系，一路从三井矿山的底层职位做上来，完全是凭靠自身的实力。正因为如此，团琢磨深受三井同族的信任，尤其是第十代总领家、三井合名的社长三井高栋，对团琢磨更是相当倚重。

三井高栋比团琢磨年长一岁，在三井银行创办之前，他曾与其他四位同族兄弟一道赴美学习银行事务。少年时代留学美国的共同经历，让年纪相仿的三井高栋和团琢磨格外投缘。1910年，两人还用了近7个月的时间一同出国考察，先是到中国的东三省跑了一圈，然后去了德国、瑞典、荷兰、法国、英国，最后再到美国。团琢磨在此行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西方文化的谙熟，让三井高栋大为赞赏。这个当初跟三井矿山一起买来的人才，成了三井高栋眼中无人能比的至宝。

团琢磨个性温和，又不恃才自傲，因此跟三井高栋的私人关系非常融洽。这两人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幕后指挥着三井财阀，被外界戏称为三井的“二人转”组合。以至于1932年团琢磨被暗杀后，失去最佳事业伙伴的三井高栋无心再战江湖，很快就退位归隐了。

三井高栋授予了团琢磨很大的权限，不仅让他担任三井合名的理事长，而且还让他兼任了三井银行、三井物产和三井矿山这三大直系公司的总裁。在这“二人转”组合的默契配合下，三井财阀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扩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三井财阀仅拥有三井物产、三井银行、三井矿山、东神仓库4家直系公司，以及王子制纸、芝浦制作所、钟渊纺织、北海道炭矿汽船、三越、台湾制糖、日本制钢所等7家旁系公司，11家公司的总资产为1.64亿日元。此后，三井财阀大举投资并购，到1930年前后，其下属的公司数量一下子膨胀到97家，总资产达到了惊人的12.3亿日元。在短短20年不到的时间里，三井财阀的成员数增加了9倍，资产额增加了8倍。无论从哪方面看，团琢磨时代都堪称是三井财阀的黄金时代。

团琢磨个人事业的成功，离不开日本经济发展的大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需景气，给日本带来了空前的经济大繁荣。在1915年至1920年期间，日本新增投资143.7亿日元，比从明治维新到一战爆发之前的46年时间里全部投资额的7倍还要多。

在此期间，三井财阀的垄断资本也急速膨胀。1913年三井物产的贸易额还只有4亿日元，到1919年就已猛增到21.3亿日元，纯利润更是在一战的四年间暴涨了9倍。三井物产不仅是三井旗下最赚钱的公司，更是全日本最赚钱的公司。

此外，三井矿山的资产规模也在10年间增加了5倍。三井财阀的母公司“三井合名会社”1909年成立时的资本金不过5000万日元，到一战结束时，已经达到3亿日元，这还没把近1亿日元的公积金算在内。

三井财阀赚钱赚到手软，尤其是三井物产成为日本No.1的公司，当然不是一味扩张收购那样简单。事实上，许多靠着军需景气发迹的商社在战争过后便现了原形，在战后的经济危机中一个个破产，实力紧随三井和三菱之后的铃木商店，就没能逃脱盛极而衰的厄运。

三井财阀不仅没有因为军需景气的消退而衰败，垄断暴利的雪球反而愈滚愈大，个中秘诀就在于，三井财阀的活动并不仅仅局限在商业领域，而是深度介入政治领域，在政坛积极为自己寻找利益代言人。经济上的诉求必须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这是三井财阀深谙的安身立命的基本法则。

[1] 此时已是朝中的第五号人物。

[2] 关于《宗竺遗书》的详细内容，参见本书附录《三井财阀前传》中的相关内容。

[3] 这部分内容参见本书附录《三井财阀前传》中的相关内容。

[4] 即由子公司衍生出来的公司。

[5] 即现在的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公司。

[6] 即现在的东丽公司。

[7] 仅次于日清制粉的日本第二大面粉公司。

[8] 南家第八代户主。

第九章 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

真正的大佬

三井蜕变成财阀还有一大标志，就是其利益诉求的手段。

在政商时代，三井更多的是依靠人脉关系来打通利益环节，简言之就是朝中有人好办事。但是在财阀时代，三井开始寻求通过组织的力量来谋取利益，做日本经济界的“带头大哥”。

1917年初，在三井财阀的大掌柜团琢磨的牵头下，“日本工业俱乐部”成立了，这是日本第一个以工业资本家为主体的非正式组织。团琢磨任首届理事长，三菱合资会社的丰川良平任会长。在日本的工业资本急速成长的背景下，这些有实力的财阀资本家聚集在一起，有组织地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三井财阀则凭借其首屈一指的实力，成为了这些财阀资本家的领袖。

日本工业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个提案，就是要求政府出台对钢铁工业的保护和奖励政策，以促成日本早日实现钢铁自给。在财界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在3个月后便实施了对钢铁行业免征15年营业税和所得税的经济鼓励举措。

为了让所有的日本企业家都能够到西方国家去开开眼界，1921年，团琢磨在日本工业俱乐部中组织了一个“英美访问实业团”，领着一群企业界的精英跑到西方学习考察了一圈。可以看出，此时三井财阀的眼界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个体利益了，而是把眼光放在了整个日本经济界，放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振兴上。

率团考察回来的团琢磨觉得，光有一个企业家的俱乐部还不成气候，还必须成立一个强有力的资本家组织。所以在1922年，他又发起创建了“日本经济联盟会”。这是日本战前规模最大的一个经济团体，当时凡资本金在500万日元以上的大资本家都加入了该组织，其会员数在1930年时已达到649个。可以说，“日本经济联盟会”的声音就代表了日本财界的声音。

这个“日本经济联盟会”就是现如今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的前身。“经团联”堪称日本财界的总山头，谁当上了“经团联”的会长，谁就是日本财界的总理大臣，在日本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作为“经团联”最初的发起人，团琢磨已不仅仅是三井财阀的主帅了，而且还是整个日本财界的大佬。

正因为团琢磨在日本财界举足轻重的地位，1928年他被天皇授予“男爵”爵位。在日本，除了政治家、官僚、军人和神职人员外，仅有一小部分“对国家有功勋”的实业家能够获得男爵的爵位。团琢磨的获勋，某种意义上也正体现了三井财阀如日中天的影响力。

这一时期，三井财阀不仅在财界异常活跃，在政界亦有大动作，当起了日本最大的政党“立宪政友会”的后台老板。

立宪政友会是日本二战前主要的保守政党，1940年在战时体制下被解散。战后，原立宪政友会出身的正统派成员组成了日本自由党，也就是现在日本自民党的前身。所以，自民党的历史要追根溯源的话，与战前的“立宪政友会”有很深的渊源。

立宪政友会是日本最早的政党，由伊藤博文于1900年组建。伊藤博文跟三井财阀的关系很不一般。伊藤博文跟井上馨一样，属于长州藩阀派系。在倒幕运动中，长州藩阀的军费开支很大一部分来自三井暗中提供的资金，因此在明治政府成立后，长州藩阀派系的政治势力给了三井巨大的实惠好处。从利益关系上来说，早在日本的政党政治出现之前，三井财阀跟长州藩阀势力就已经结盟了。

三井财阀为立宪政友会提供政治现金是公开的秘密，立宪政友会的活动经费也都存在三井银行里，委托三井做些买卖公债的理财。到1940年被解散前，立宪政友会曾多次组阁，这与其背后雄厚的资金支持不无关系。立宪政友会与三菱财阀支持的立宪民政党是当时日本的两大主要政党，两大财阀在政治上都找到了各自的代言人。

三井财阀不光给政友会“送钱”，还给政友会“送人”。山本条太郎就是三井向政友会输送的一大人才。山本条太郎原本在三井如日中天，短短10年时间，就从一个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的职员，做到了三井物产的常务总裁。受“西门子事件”中贿赂海军高官丑闻的影响，山本被迫离开了如鱼得水的三井物产，转而从政。山本的人生新舞台就是政友会，他还一举当上了政友会的干事长，成了政友会里的二号人物。

可见，此时的三井财阀已经不再是一个商人或者家族企业那样简单了。它代表了一股强大的资本力量，是一股既需要依附于政治权力，又能够影响和干预政治权力的力量。财阀的利益诉求，也已越过了经济圈的界线，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利益捆绑在了一起。三井财阀在中国东三省事务上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例证。

深度介入满洲

满洲是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地区的称呼。这一地区毗邻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半岛，因而对日本的战略意义重大。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俄国在辽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权益，势力开始进入东三省。

日本一直对东三省抱有觊觎之心，曾经试图通过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的牵线搭桥，以提供武器和资金为条件，希望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能够同意日本的“满洲租让计划”，但最终没有谈成。后来通过对袁世凯政权提出的《二十一条》，获得了在南满洲的经营权利和治外法权。直到九一八事变，日本通过扶植傀儡皇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才完全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

三井介入满洲的时间比国家行为还要早。早在1891年甲午海战之前，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的山本条太郎便跑到辽宁营口去开展调研，以致他日后说起这段经历时不无夸耀地说：“放眼当时的满洲，日本商人只有我一人。”正是在山本条太郎的活动下，东北地区的特产大豆成为三井物产的主营商品之一。这一点，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所提及。

在一战结束后的日本经济大萧条中，三井财阀虽然击败了铃木商店等一些后起的竞争对手，但由于国内市场需求不振，海外市场对三井的意义被突显了出来。三井物产的业务报告指出：“国内市场不堪经济萧条的打击，需要以扩大发展海外贸易来补充，增进支那的出口贸易是最佳捷径。”

日本在中国谋取经济利益，面临着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但在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满洲。因此对于三井财阀来说，满洲就是其在中国的主战场。当然，想在满洲捞金的财阀不止三井一个，但凡有些实力的财阀都想到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去发一笔横财。三井要确保在满洲的绝对垄断地位，单靠经商还不行，还必须深度介入，其手段还是那一个——牵手权力。

日俄战争之后，由俄国修建的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被转让给了日本，日本将其改称为“南满铁路”。1906年11月，日本为统辖管理“南满铁路”，成立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公司——“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满铁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其2亿日元总资本金中，日本政府投资了一半，另一半资金主要来自于皇室、贵族和官僚，其成立公告也是以日本天皇的名义发布的。所以，称其为日本政府在中国东三省的派驻机构也不为过。

满铁的第一任总裁，是在殖民地管理方面业绩突出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表面上看，满铁只是一家公司，骨子里却是一个半殖民管理机构。日本除了拥有南满铁路外，还拥有铁路两侧16.7米至3000米不等的附属地，每10公里铁路可以驻兵15名。所以南满铁路就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据点，满铁公司就成了日本掠夺东三省资源的有力通道。

三井财阀与满铁的关系非常不一般。

首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上任后组建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公司领导班子，基本都是三四十岁左右的青年才俊，其中最年轻的一位理事只有32岁，他就是三井物产门司支店[1]的支店长犬冢信太郎。也就是说，三井的人在满铁组建一开始，就进入了核心管理层。

满铁的第7任总裁，1921年至1922年在任的早川千吉郎也是一个资深三井人。他在三井20年，担任过三井银行的专务理事、常务总裁，并在1918年当上了三井合名会社的副理事长。在三井财阀的职业经理人中，他是排名仅次于团琢磨的二号人物。三井的二号人物出任满铁总裁，本身就是三井财阀深度介入满洲事务的一大讯号，只是早川千吉郎在满铁任职期间就过早地病死了。

三井的人介入满铁，最出名的人物当属山本条太郎。山本出任满铁总裁的过程，很能说明权力与资本是如何相互需要的。

1927年，军人出身的田中义一上台组阁。这个田中义一，一手策划了对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还提出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田中奏折”，是个不折不扣的侵华派。

田中的上台得益于元老井上馨和立宪政友会的支持。井上馨向来就是三井财阀的半个大掌柜，而政友会的后台老板也正是三井财阀。因此田中的当权，三井财阀算是功不可没。

田中当上首相后，立刻邀请三井银行的总裁池田成彬担任大藏大臣。但是池田成彬这时候还没有对从政提起兴趣，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来银行家不应该做政治家，况且我还肩负着三井银行的经营责任，故很难接受。”田中义一想报答三井的第一个方案落空了。

两个月后，田中任命了山本条太郎去当满铁总裁，总算如愿回报了三井。山本条太郎在1914年的时候不是因为“西门子事件”离开三井了么？没错，山本条太郎在那之后的确弃商从政，表面上已经跟三井没有任何瓜葛了，可但凡提到山本条太郎，大家还是习惯用“三井的山本君”来称呼他，始终将他视为三井的人。

山本条太郎是在三井物产上海支店起步发家的，他的全部从政资本都来自于三井。在出任满铁总裁之前，他是三井支持的立宪政友会的干事长，即便离开三井物产多年，他仍然保持着经常向益田孝汇报工作的习惯。所以山本进入满铁，完全可以看做是三井势力向满洲的政治渗透。

在前往满铁赴任之前，山本曾多次找三井财阀的大掌柜团琢磨商谈，征询他对于治理满洲的意见。山本到任后，施行的一系列经营改革举措，基本上就是他在三井物产时期赖以成名的那一套。在他到任时，满铁全年的收入约为2.1亿日元，一年之后便增加到2.4亿日元，以致满铁的职员私下议论山本“真不愧是三井物产的大老板”。田中义一也多次向益田孝表示：“有山本君任满铁总裁，真是非常幸运。”

自己人当上了号称“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三井财阀的利益当然不会小。在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这四大财阀当中，三井财阀在满洲的经营优势是压倒性的。满铁一直是三井物产在中国的最大客户，三井物产不仅垄断了满洲的棉布、大豆（包括大豆、豆粕、豆油）等重要生活物资的交易，更是取得了抚顺煤矿的独家销售权。直到山本卸任后，三菱商事才好不容易挤进了满洲的煤炭市场。这种排他性的独占经营，完全得益于三井财阀对满洲的深度介入。

炸死张作霖的背后

东三省是军阀张作霖的“根据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张作霖开始染指此先一直由日本人垄断的大豆交易。军阀张作霖为什么忽然对做生意感兴趣了呢？这是因为军阀混战需要大量军费。东北地区最赚钱的东西就是大豆，这个东西可以出口换汇，所以张作霖就看中了被日本人捏在手里的这块大奶酪。

因为军阀有权力发行纸钞，农民把大豆卖给粮栈获得纸钞，然后在粮栈购买所需的日用品，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买卖循环，这样军阀就轻而易举地垄断了大豆的收购源头。此先，三井物产在东北的各个支店也直接向农民收购大豆，军阀介入后，这条财路就断了。三井物产不得不从军阀的商号进大豆，价格多少，只能听由军阀控制的官商要价，处境相当被动。

在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经济不景气，三井物产决定把事业的重心转移到中国市场，偏不巧遇到一个来打劫的军阀张作霖，其恼火程度可想而知。

更要命的是，张作霖还在1924年成立了东北交通委员会，着手自办铁路，以谋求绕开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自行运送物资，这样就不用把收购来的大豆卖给日本人了，可以直接运到港口出货，换取外汇。这一下，以三井为首的日本财阀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就彻底被动摇了，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于是三井家的山本条太郎出马了。他同身在北京的张作霖谈判，迫使张作霖签署了一个秘密协定，允许东北交通委员会计划铺设的五条铁路向日本借款或由日本承包修筑。这些此前连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官都搞不定的事儿，轻而易举就被这个三井出身的“中国通”给办成了。不过，山本的行为有越权嫌疑。他的身份只是满铁总裁，一个官商却越俎代庖做了政客的分内事，可见日本经济界对张作霖的夺食行为有多着急。

就在山本条太郎跟张作霖谈判的同时，日本经济界也在开会，商讨在中国的经济政策事宜。

在参加会议的日华实业协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经济联盟会和大日本纺织联合会这四大经济团体中，至少后三个经济团体直接或间接地与三井财阀有关。日本经济联盟会不消说，直接就是由三井财阀一手策划成立的，日本商工会议所的首任会长藤山雷太就是中上川在三井银行培植的“黄埔系”出身，而大日本纺织联合会的主体更是三井财阀旗下的纺织企业。

这次会议中有一个不公开的决议，就是日本经济界“关于满蒙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的核心主旨就是要阻止张作霖。至于如何阻止，没有明说，但同一时间在北京谈判的山本，至少已经达成了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

不料，在半个月后的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乘坐火车从北京返回东北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在了皇姑屯。

日本人杀掉张作霖的动因很复杂。但有一点，张作霖动了财阀的奶酪，妨碍了日本财阀资本对中国的经济入侵，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导火索之一。

可是，山本条太郎不是已经跟张作霖达成秘密协定了吗？这至少说明，财界的主张是先谈判，而不是先动手。在谈判已经明显取得成果的前提下，为什么还是动了手呢？这就必须要说到以三井为首的财界主流跟日本军部的分歧了。

疯狂的关东军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日本国内的法西斯言论开始甚嚣尘上，一些法西斯团体也开始冒了出来。也是从此时开始，日本军部的势力开始膨胀，渐渐地开始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由文官组成的政党内阁对之已然难以驾驭。

军部的主张就是对外武力入侵，通过枪炮实现一步到位的完全控制，对于那种用协议和条约来实现逐步吞并的渐进式做法毫无兴趣。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肆意妄为，就是日本军部势力发展到失控的表现。财阀们不是讨厌张作霖吗？那还跟他谈什么判？直接炸死算了！这就是日本军部非此即彼的强盗逻辑。

可是张作霖死后，中国东北的局势并没有完全按照日本预期的方向发展。子承父业的张学良更加积极地建设铁路网，并配套建设了作为出口港的葫芦岛港，摆开了直接跟满铁竞争的架势。1931年，张学良用3万吨的货船实现了向欧洲出口大豆，彻底抛开了日本出口商，挤占了财阀的传统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军部的主张就是一个字：打。用武力扫清日本资本前进的障碍，将满洲完全纳入日本的掌控之下。但是对于动武，财界的态度是犹疑的，尤其是财界领袖团琢磨，更是不主张动武。

团琢磨跟军部意见相左，并不表示三井财阀对满洲没有野心。他的顾虑仅在于，日本的扩张不能引起英美国家的反感。

团琢磨作为一个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财界领袖，对于日本的资本与国际资本保持协调同步，分享西方工业化成果的必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倡导成立“日本经济联盟会”的动因之一，就是要把日本的企业界推向国际，与海外的实业团体加强联系。团琢磨的眼光是国际化的，因而军部的盲动在他眼里看来，完全是不顾大局之举。

团琢磨的主张是把日本和英美国家捆绑在一起，在满洲事务上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家利益均沾，这样日本在满洲的扩张就不至于引起在国际上的孤立。团琢磨的方案是让满铁引进外资，向英美国家发行满铁美元社债[2]。满铁不是三井财阀控制的企业，它是日本的国策机关。不过没关系，三井财阀在满铁有代言人，那就是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

团琢磨对满铁事务的干涉，很能说明财阀对于时局的影响力。虽然这一计划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是团琢磨维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同时兼顾英美国家情绪的立场，代表了三井财阀在满洲问题上的相对温和态度。

在张作霖被炸死后的两个月，三井物产内部出了一份分析报告，也可以印证三井财阀的这一立场。这份报告是由三井物产业务课的情报人员撰写的，题目是《对支问题，与列国合作还是自主外交》。由一个企业来回答涉及国家外交事务的大问题，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财阀在政治上是有明确诉求的。

这份报告指出，就中国的政策首先要考虑与英美取得协调一致，日本的行动要严格限制在“既得权益范围之内”，以免引起他国的嫉妒。如果超出“既得利益”，则将招致英美的反对，这时候日本就只能采取“自主外交”，即单独派兵对华动武。

三井物产的这份报告，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反对动武，但动武不是首选，而是在与英美国家协调失败的前提下的政策选择。这与三井财阀的大掌柜团琢磨的立场别无二致。

三井财阀当然希望在中国捞金，把满洲乃至整个中国都纳入到大日本帝国的控制之下。但是与国际资本关系密切的三井财阀还是有顾虑的，并不希望“涸泽而渔”。所以在这一时期，对于发展军事工业，三井并不如其他新兴财阀那样热衷。这就招致了日本军部的强烈不满，右翼势力也把三井财阀视作向西方摇尾乞怜的“卖国贼”。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井财阀的大掌柜团琢磨，就招来了杀身之祸。

[1] 今日本北九州市。

[2] 即公司债券。

第十章 1932，右翼恐怖组织在行动

冷血的财阀成为众矢之的

1932年的正月新年，无论是总领家三井高栋，还是大掌柜团琢磨，都过得不太舒心。

翻开报纸，几乎所有的头版上都在骂三井财阀、骂团琢磨。就在过年之前，一支上百人的示威队伍还跑到总领家的今井町邸去闹事，要求三井“把从囤积美元中赚来的钱拿出来救济饱受饥荒之苦的灾民，把从满铁公司那里获得的巨额佣金补贴关东军的家属”。更早些时候，还有20多个不明来历的人在三井银行门口散发传单，甚至还冲进银行内砸了场子。种种迹象表明，所有的矛头都是冲着这个日本当时最富有的财阀家族去的。

三井财阀为何招来如此多的民愤？起因还得从头说起。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经济一直陷于军需消退后的慢性萧条中。1923年9月，日本发生了里氏7.9级的关东大地震，地震引发的火灾、海啸和泥石流让日本经济损失惨重。三井财阀那栋竣工才21年的豪华总部大楼，也在这次地震中毁于火灾。

地震让处于萧条中的日本经济更加雪上加霜。为了提振经济，政府公开发行了两年期的赈灾期票，这等于给当时已经营不善的日本银行界送去了一颗定时炸弹。果不其然，期票到期后，银行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承兑，只好两次延期。到了1927年，这个火药桶的盖子想捂都捂不住了。大藏大臣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一次不经意的“失言”，引发了大规模的挤兑骚乱，37家中小银行被迫停业躲避挤兑。

当时没有承兑的赈灾期票还有2亿日元左右，其中的一半为台湾银行所有，而台湾银行的这笔钱绝大多数贷给了铃木商店。铃木商店本是明治时代才开业的一家三流贸易商社，在一战时期迅速扩张崛起，短短几年便发展成一家拥有16家子公司，实力直逼三井、三菱的财阀后起之秀。

铃木商店的贷款银行出了大问题，作为竞争对手的三井银行不光偷着乐，其总裁池田成彬甚至还出言不逊：“倒掉一两家台湾银行这样的银行，对财界毫无影响。”池田成彬的见死不救，让世人真正领教了财阀的冷血无情。

在这场被称作“昭和金融恐慌”的金融危机中，风光一时的铃木商店倒闭了。如今一些有名的日本大公司，如帝人、札幌啤酒、日商岩井、石川岛播磨重工，都跟铃木商店有直接的渊源。

在这场金融恐慌中，日本产业界进行了整合重组，大量的中小企业或是倒闭或是被吞并。由于担心资金安全，民间的存款愈加集中到由大财阀控制的银行里，进一步加剧了资本的垄断程度，形成了三井银行、第一银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安田银行这五大银行体系。三井银行在危机后吸收的存款高达1亿日元，实力位居五大银行之首，其存贷额是三菱银行的2倍。三井财阀所控制的企业数也在此刻达到顶点，与三井存在资本关系和贸易关系的企业多达上百家。

对手在倒闭破产，三井却在发展壮大。在如此巨大的反差之下，事业的辉煌没能为三井换来好名声。冷酷、贪婪、无情，只顾赚钱不关心民众死活，成了舆论贴给三井财阀的标签。

尤其在1930年，日本内阁提出了《劳动组合法案》，以团琢磨为首的一帮财界要人坚决反对该法案，他从财阀家族的利益出发，反对工人伸张权益。此举又为三井财阀招来了更多的口水。

而真正将三井财阀推上风尖浪口的，是1931年发生的“囤积美元事件”。1931年12月12日，日本突然宣布放弃金本位制，这意味着日元将大幅贬值，日本经济将再度遭受重创。

日本的金本位制于1897年正式确立。此前，日本曾多次试图通过货币改革建立起金本位制，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准备金而屡屡失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政府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一大笔战争赔款，而且这笔赔款是用与黄金挂钩的英镑支付的，这就为日本施行金本位制送去了足够的资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跟着西方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禁止黄金出口。1930年，日本又对黄金出口解禁，恢复了金本位制。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就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日本恢复金本位制非但没有提振经济，恢复出口，平抑物价，反而造成了日本大量黄金资产外流。1931年英国再度放弃金本位制，所以金融界普遍预期，日本也将很快再度禁止黄金出口。一旦日本金融政策反复，那么日元贬值、美元升值就是毫无悬念的事。所以在日本政府宣布二次废止金本位制度之前，日本金融市场上就已经出现了抢购美元的风潮。

三井银行吸收的存款最多，为了资金保值，三井银行抢购美元也就抢得最凶。在12月12日的大限到来之前，全日本一共被囤积的美元折合金额高达7.6亿日元，其中三井银行买进5600万日元，三井物产买进4000万日元，三井信托买进1300万日元，整个三井财阀系统囤积的美元共折合1.09亿日元。这样，政府一宣布废止金本位制，三井财阀利用日元暴跌，轻松实现了美元套利，至少赚进了20%。

这一下，媒体把矛头全都对准了三井财阀。1932年1月12日出版的《朝日新闻》这样写道：“这一回，赚了上千万元的是财阀！卖出日元，买进美元，这是在卖掉日本，买进美国！这就是那些平日里宣称爱国的人所干的勾当！”

在媒体的渲染下，囤积美元的举动一下子跟卖国行为画上了等号。三井财阀一夜之间成了日本国内的头号卖国贼。

实际上，囤积美元的并不止三井。所有的财阀、商人、贵族、官员，只要是手里稍微有点余钱的，都在买美元投机，这种纯粹追逐利益的行为本身与是否爱国毫无关系。这一事件的背后，反映的是日本货币政策的彻底失败。政策朝令夕改，最后所有的成本都要由民众来埋单。为了避免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就必须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给民众愤怒的情绪一个“合理”的发泄口。媒体齐声一致的声讨，不排除政府在幕后主导的可能。正好三井自己送到了枪口上，于是顺水推舟，这个黑锅就让三井背了。

民众的愤恨，政府的落井下石，让三井财阀感到了空前的孤立。原来钱多了也是有麻烦的，而且麻烦还不是一点点。所以1932年的这个正月，对三井高栋和团琢磨这对“二人转”将帅组合来说，实在没有什么喜庆的气氛可言。

李顿调查团来到日本

民众的心态、舆论的导向还不是最让团琢磨心烦的事情，他最大的忧虑来自于几个月前，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一起“意外”事件。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附近炸毁了由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的一段，并栽赃给中国军队，引发两军交火，这就是被视作侵华战争肇端的“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之为“满洲事变”。

以“九一八事变”为导火索，关东军迅速扩大了在中国东北的战线，并在1932年春天到来之前，实现了对整个中国东三省的军事占领。日本到底还是走上了动用武力攫取在华利益的道路，这是一贯重视同国际社会保持协调对话的团琢磨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日本军部对此事件扬扬得意，满洲终于是属于日本的了！陆军部的一些军官和有军部背景的官员开始号召各大财阀“赴满洲建设新的王道乐土”。作为财阀之首的三井，自然被军部寄予厚望。可三井的大掌柜团琢磨对此毫不积极，一门心思放在了向国际社会游说上，以争取英美国家对日本军事行为的谅解。

此举被军部视为“和平主义”的绥靖表现，是对英美国家示弱，驳了大日本帝国的军威，所以对这个西方绅士派头的团琢磨恨得牙痒痒的。

得罪了军部，真正的危险就来了。

日本悍然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为了掩盖侵略的本质，日本政府决定抬出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成立“满洲国”以遮人耳目。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就在伪满洲国宣告成立的前一天，即1932年2月29日，由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即“国际联盟日华纷争调查委员会”抵达东京。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英国人李顿爵士任团长。这个调查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实地了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径，以便国联决定在此问题上所要采取的立场。

团琢磨是日本财界的领袖，了解西方文化，是日本财界能够向西方喊话的亲英美人士。立宪政友会背景的首相犬养毅对激进的军国主义路线也不赞同，也主张向西方展开积极的外交斡旋。于是，团琢磨就被委以重任，作为日本财界的代表对李顿调查团的成员展开游说。

3月1日，与团琢磨一起赴美留学的哈佛海归、日本法学界的泰斗金子坚太郎在家里招待了调查团里的美方代表麦考伊将军，团琢磨也一同参加。这次名义上是叙旧的私会，实际上是一次非正式场合的外交游说，团琢磨和美方代表一直聊到深夜方才离开。

3月4日，团琢磨又率领财界的一众骨干在日本工业俱乐部举行茶话会，接待李顿调查团成员一行。茶话会全程中，团琢磨异常活跃，他利用自己精通英语的优势，不断向外国客人阐述日本政府的立场，反复说明因中国问题而与美英等国家交恶并非日本政府的本意，同时对日本被国际社会孤立感到深深的忧虑。

当晚，团琢磨还主持了招待晚宴。晚宴过后，已经75岁的团琢磨不顾身体疲惫，坚持陪客人赴东京剧场观看演出。为了最大程度地争取李顿调查团的好感，团琢磨费心考虑到了每一个细节。他没有选择歌舞伎、能乐这些带有浓郁日本风格的演出，而是投其所好，选择了当时风靡西方的歌剧《特洛伊人》。观剧的时候，团琢磨特地坐在李顿爵士和麦考伊将军的中间，见缝插针地向这两位调查团的核心成员解释日本在满洲的行为。

整整一天，团琢磨都在说，都在为日本争取最大程度的外交主动。他不知道，军部对他所付出的这一切努力毫不感激，相反还觉得他碍手碍脚。就在团琢磨费尽口舌的同时，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年轻人正在千叶县的船桥海岸练习射击。他的目标正是此刻说着英语，与一群西方人侃侃而谈的团琢磨。

3月5日这一天，团琢磨起得稍晚，但还是要去三井总部大厦去办公，把前一天跟调查团成员交流的情况向总领家三井高栋汇报。临出门之前，团琢磨忽然想起在茶话会上偶然得知，李顿秘书的儿子跟自己的儿子团伊能认识，而且关系很不错。他嘱咐儿子：“赶紧找个机会去会会李顿爵士的秘书，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能为日本说上话的机会。”说完这些，他就匆匆钻进了停在家门口等候着的轿车。

一切看起来跟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

总部门前的枪声

3月5日上午11点25分，团琢磨的车子停在了三井总部大楼东侧的石阶前。

这座位于日本桥区骏河町的新总部大楼1929年建成，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四方形建筑，地上7层，地下2层，抗震级别能达到关东大地震的2倍。原先的三井大楼在关东大地震中毁于火灾后，三井合名会社曾一度希望在原址上修复大楼，但是理事长团琢磨坚持要新建一座大楼，作为日本震后复兴的一面旗帜。这才有了这座当时堪称全日本最坚固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三井本馆。

造楼的时候，一个厚度达90公分、重约50吨的铜铁门曾引起舆论哗然。人们好奇，这样一个大家伙是干什么用的？因担心会压坏日本桥，最后这个大门是通过水路才运到了工地。后来人们得知，这就是藏在大楼地下2层的三井银行金库的大门。三井财阀究竟富到什么程度，一时间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谈资。

这栋大楼在二战中日本遭到美军轰炸时，曾一度被当做防空设施来使用，并且在东京差不多被炸成平地的情况下，基本保持完好无损，足见其坚固的程度。直到今天，这栋大楼依旧是三井住友银行日本桥分行的营业处，是东京现存为数不多的战前代表建筑物。

没有团琢磨的执意坚持，就不会有这座被世人津津乐道的三井总部大楼。1932年3月5日这一天，这栋大楼再次成为了新闻关注的焦点。

团琢磨下车的地方是大楼的东侧，这里是三井银行的南入口。因为旁边紧挨着三越百货，所以三井银行这个入口附近总是人流较多。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天一大早，就有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来到了这里。他圆脸，板寸头，微胖，衣衫破旧，一看便知，这又是一个从农村跑到城市里来讨生活的人。东京街头这样的人很多，没有人会朝他多看上一眼。

门口的仆人认出了团琢磨的车子，忙奔上前打开车门。留着花白小平头，身形有些瘦削的团琢磨从车上下来，跟往常一样，缓缓迈上石阶。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人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人圆脸，板寸头，微胖，衣衫破旧。

还没等众人缓过神来，只听得“砰——”的一声，一颗子弹从这个年轻人手中的勃朗宁自动小手枪中射出，近距离击穿了团琢磨的右胸部。团琢磨只是大喊了一声：“动手了啊！”便一头栽倒在血泊中。

团琢磨的保镖是一名陆军后备役军人，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错愕间眼睁睁看着主人应声倒下，然后才猛然想起要抓住凶手。凶手开枪后根本没有逃，而且对抓捕没有做丝毫抵抗，要知道此时勃朗宁手枪里还有子弹。他就在现场看着团琢磨倒下，然后等着束手就擒。

浑身是血的团琢磨被立即送到位于三井本馆五楼的医务室急救。三井高栋原本还在等着团琢磨来汇报跟李顿调查团会谈的情况，不料等来的却是自己最信任的人被刺杀的消息。他亲自督阵抢救，无奈团琢磨的心脏大动脉被打穿，不到半个小时，这位被授予男爵勋号的三井大掌柜就咽了气。

团琢磨是这一年被暗杀的第二个有身份的人。就在不到一个月之前，主管财政事务的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也死于相同的暗杀手法。

恐怖的气氛在蔓延。下一个被暗杀的人又会是谁？

藏在幕后的凶手

团琢磨的死，意味着日本失去了一个能向西方喊话的发言人，这似乎成了日本全面倒向军国主义的一个预告。

正在日本访问的李顿调查团对这起暗杀事件非常关注，国际媒体也纷纷报道。因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警视厅在破案方面不敢懈怠，迅速查明了凶手的来历，以及他背后的唆使势力。

射杀团琢磨的这个年轻人名叫菱沼五郎，22岁，是右翼恐怖组织血盟团的成员。

20世纪20年代，日本法西斯思潮开始出现，并随之诞生了不少法西斯组织。其中，由北一辉等人于1919年成立的“犹存社”，是日本最早的法西斯团体。北一辉撰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被奉为“日本法西斯圣典”。他的基本主张是，日本应废除宪法，解散国会，以天皇和军人作为改造国家的领导者，实行军事独裁，同时他还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私有财产超过100万日元，就必须全部归国家所有。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理论”得到了一批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以及军部少壮派军官的极度推崇。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团体已经达到100多个，其中还有不少极端的暴力恐怖组织，血盟团就是其中的一个。

血盟团组织的成员都是清一色的军国主义极端狂热分子，大部分人来自农村，还有一部分青年大学生。在他们眼里，当权的政府、掌握国家财富的财阀和特权阶级腐败堕落，缺乏国家观念，他们相互勾结谋取私利，阻断了天皇和臣民的联系，误国误民。这些激进分子歃血为盟，发誓要杀尽所有卖国贼。任何反对军事扩张、主张和平的高官要员都是他们计划暗杀的对象。

血盟团制定了一个叫做“一人一枪”的暗杀行动计划，每个人负责杀掉一到两个头面人物。三井财阀因为在“囤积美元事件”中背上了为贪图私利不惜卖国的负面名声，因此成了血盟团成员暗杀的重点对象。除了团琢磨外，三井银行的池田成彬也在名单之列。

所幸在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和三井的团琢磨被暗杀掉之后，血盟团“一人一杀”的计划也败露了。警察搜出了他们的暗杀名单，全部14名成员悉数遭到逮捕，并被判处三年到无期不等的徒刑。

案情似乎非常明朗，团琢磨看起来会是这场恐怖行动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但事情绝非如此简单。

真正想置团琢磨于死地的，是隐藏在血盟团背后的一股更大的激进势力，那就是军部的少壮派军官。

1932年5月15日，一群身着制服的少壮派海军军官、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和民间右翼主义者分数路冲进了首相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电站等重要场所，射杀了首相犬养毅。

犬养毅是三井财阀支持的立宪政友会的总裁，作为“九一八事变”后上台的文职内阁，犬养毅不主张在中国东北的武力冒进主义，而是希望用东北形式上的主权同中国换取东北经济利益的实际支配权。这种渐进主义让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十分不耐烦，他们认为要实现日本的“快速改造”，就必须把犬养毅、团琢磨这些当权派势力统统铲除。

血盟团的暗杀行动，只是军部实施“日本改造计划”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由海军少壮派发起的这场“五一五政变”。团琢磨死后，虽然血盟团被一网打尽，但是行动的第二步计划却没有暴露，首相犬养毅很快成了这一年第三个被杀死的头面人物。

随着犬养毅的死去，这一届内阁很快瓦解，代之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由军部指导的“举国一致内阁”。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政党政治，至此暂告终结。一心想要对外扩张的军部势力逐步夺权，日本最终走上了全面对外侵略的道路。

对三井财阀来说，1932年是最为黑暗的一年。

团琢磨和犬养毅两个人的死，让三井财阀既失去了事业上的主心骨，又失去了在政界的靠山。团琢磨所坚持的温和扩张理想被法西斯军人的武力扩张野心彻底摧毁，三井财阀将被迫面临一次彻底的转型。

心灰意冷的第十代总领家三井高栋，很快将“八郎右卫门”的家族帅印传给了38岁的三井高公，66岁的三井银行常务总裁池田成彬也随即当上了三井财阀的大掌柜。这一老一少的当家组合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要不要跟当权的军部势力合作？

答案是肯定的。

与权力合作，本就是三井的基本生存法则。自德川幕府时代以来，这一生存法则从未动摇过。所以，无论过程如何，在日本整个国家法西斯化的大势下，三井财阀终究还是走上了与军国主义势力合作的道路。

第十一章 大炮一开，黄金万两

法西斯教主的坐上宾

在团琢磨死后，三井财阀急需一个能力突出、善于应付各种困难局面的人出来掌舵。

三井内部的能人不少，但要让三井在军部和右翼势力的逼迫中很好地生存，帮助三井抵挡住来自社会舆论的批判，这个主帅必须要有超人的魄力和八面玲珑的性格。谁合适？已经在家中颐养天年的益田孝推荐了池田成彬。

池田成彬的岳丈中上川彦次郎是益田孝的死对头，两人可谓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可是益田孝居然会把自己最讨厌的一个人的女婿推上三井权力的最高位，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池田成彬的个人能力超凡卓群，但他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的周到圆滑，恐怕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池田成彬跟日本法西斯教主北一辉之间一段不寻常的关系，足以证明这位新任的三井大掌柜在因势利导方面的确很有一手。

实际上在暗杀风潮来临之前，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已经让很多人嗅到了危险。有人劝团琢磨注意人身安全，外出时穿上防弹背心，平时不要从人多的正门进入三井总部大楼，最好走边门。可团琢磨不以为然，他反问：“我没有做坏事，有什么好躲躲藏藏的？”

池田成彬的态度恰好相反，他说：“就算没做什么坏事，被世人误解也是常有的事。”所以他行事特别谨慎，不光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保镖，而且防弹衣从不离身。尽管那个时代的防弹衣还比较笨重，舒适度也不够，但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底的14年间，池田成彬没有一天离开过防弹衣。社会舆论骂三井骂得越凶，池田成彬就越警惕。

1931年末的一天，池田成彬派人找到北一辉，给了他一个装有3万日元现金的信封。在那个一两千日元就能买栋房子的年代，这3万日元无疑是一笔巨款。三井的人告诉北一辉，这是三井银行的池田成彬私人的一点心意，希望北一辉的手下不要为难池田成彬。

这位口口声声反对贪婪的有钱人，号召国民放弃私产，把一切奉献给天皇和国家的法西斯教主，很快便拿着池田成彬的这笔贿赂买了别墅和小汽车，过上了有房有车的富人生活。1935年10月，他更是在东京的富人区中野区买下了占地数千平米的大豪宅，还给自己的母亲买了房子。北一辉给自己配了秘书、司机和女佣，每月的基本生活开销就达800日元。对于一个原本一穷二白的人来说，如果不是池田成彬在暗中源源不断地进贡，他一辈子也过不上这种奢华的生活。

池田成彬私底下的这一招还是很有效的。在1936年2月26日发生的法西斯军人政变中，他就事先得到风声，为防止哗变的军人伤及自己，池田夫妇在横滨的一家医院里躲了一个星期才敢回家。这次政变不过是日本军部皇道派和统制派两股势力的内斗，作为幕后的煽动者，北一辉事后被处以极刑。

北一辉被捕后，他的腐败生活也随之曝光。那些狂热的少壮派军人看到自己崇拜的教主居然过着他口中批判的那种生活，顿时感到上当受骗了。而普通民众看到的事实则是，原来三井财阀早就跟法西斯势力暗中搞到了一起，居然给右翼提供资金！对此，三井财阀是无论如何都解释不清楚的。

给北一辉提供资金的事情败露后，池田成彬在写给东京宪兵队的情况说明中，声称是自己误信了北一辉，经不住他每日的电话恳求，才在不知不觉中答应了他资金方面的要求。从这一过程完全可以看出，池田成彬是一个特别会审时度势，特别善于见风使舵的人。

在这样一个大掌柜的统领下，三井财阀全面转向，投入为军国主义效力的道路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当然，三井家族也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才在军部当权的非常时期，将三井的帅印交给了池田成彬。

当然，池田成彬的个人能力不容小觑。这位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的高才生，28岁进入三井银行工作，42岁就当上了常务总裁。在三井发展成康采恩大财阀后，池田成彬一直坐镇三井银行，把三井银行发展成日本排名第一的民间大银行。在接任三井大掌柜后，池田成彬进行了一系列的转型改革，这些因势利导的措施让三井财阀在日本法西斯政权下得以继续高歌猛进，坐稳了日本第一大财阀的交椅。

池田成彬69岁的时候从三井退休，翌年出任日本银行[1]第14任总裁，5个月后病退。在日本进入全面战争阶段后，众人一致认为能替战时日本经济寻找出路的，只有经验老到的池田成彬。1938年5月，71岁的池田成彬应邀入阁，担任近卫文麿内阁的大藏大臣兼商工大臣。1941年，他又出任枢密顾问官。

三井的高级管理人员弃商从政，此前已有先例，三井物产的山本条太郎、森恪等人就是代表。但是做到大藏大臣[2]这个实权位子上的，池田成彬是第一个，况且他还是三井的最高级别经理人。甚至，池田还差一点当上首相。

从掌管三井财阀的帅印，到掌握日本战时内阁的财权，此等权力与金钱的合作，不可谓不彻底。

由于曾为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做过设计规划，池田成彬在二战结束后曾一度被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不过不到一年即被解除嫌疑。

池田成彬的后任大掌柜向井忠晴在二战后也曾担任过大藏大臣。三井的大掌柜从政，无疑是日本政、财两界相融合的一大标志。

以慈善之名为军部埋单

池田成彬当上三井大掌柜后，强行实施了一系列迎合军部、迎合民众的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做慈善，说白了就是散钱。

在右翼恐怖势力如日中天的局势下，池田非常清楚，手里的钱越多，麻烦也就越多。所谓“树大招风”，如果不是因为敛财过度，团琢磨也不至于被血盟团成员射杀。“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个道理，池田成彬悟得很透。

1933年，也就是池田成彬新官上任的头一年，三井就发布了成立“财团法人三井报恩会”的公告，各大报纸竞相报道三井要为公益事业捐资3000万日元的消息。那时的3000万日元跟如今的3000万日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若换算过来，起码相当于如今的几百亿日元。这是日本捐献史上最高纪录的一笔捐款，相当于当时三井财阀的母公司“三井合名会社”两年的利润所得。

三井财阀是钱太多了吗？不是。这样一笔巨额现金，三井一下子是拿不出来的。这3000万日元中，包括现金1000万，三井银行的股票1000万，另外1000万是三井信托的股票和三井财阀发行的新股。池田成彬这么做，真的是要千金散尽了。此举曾遭到三井家族的一致反对，因为此前三井每年用于社会公益的钱差不多已有600万日元，为什么还要再砸进这么大一笔钱，做如此大的“牺牲”？

池田成彬的理由很明确：现在不是三井存钱的时候。以前每年捐资600万，三井的名声一点也不见好。所以要么不做，要做就声势大一点，让全日本的人都知道，三井是有善心的，是为国家、为普罗大众谋利益的。

1934年，“三井报恩会”正式成立，该会不但可以使用三井捐出的基金的利息，连基金本金也可以动用。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捐出100万日元用于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经费。在此后的10年间，由三井报恩会资助的项目达到3900项。对于在战时经济体制下，国家的财政支出几乎完全向军费倾斜的日本来说，三井报恩会的资金填补了政府公共投入的不足。可在社会舆论看来，这不过是一身臭名的三井财阀散钱自保的伎俩罢了。

从1933年到1936年的短短4年间，三井财阀的捐款总额高达6200万日元，大大超出另一大财阀三菱1500万日元的捐款额。原本捐款的目的是投身社会公益，改善三井财阀的社会形象，但是到最后，捐款却变成了为军事国防的相关事务变相埋单。

三井对于军部的各种捐资要求概不拒绝。例如，为开发满洲捐资1000万日元，为伤病兵救济提供63万日元，给军人会馆送上10万日元，为航空研究提供100万日元资金等等。三井还出资保送陆军学校的学生到满洲去见习，为“满洲拓殖移民计划”提供旅费。总之，凡是军部要三井出钱，三井全都有求必应。

在慈善捐资的名义下，三井财阀就成了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提款机。

三井再有钱，也经不住这样隔三差五地往外散钱。于是池田成彬开始公开出售三井所属企业的股票。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聚拢现金，一方面又可以消除社会上对财阀资产封闭垄断的批评。1933年，三井向市场投放了王子制纸的股票10.5万股，东洋人造丝33万股，东洋高压7.5万股，北海道炭矿汽船公司6000股，由民众公开认购。此后，三井银行、三井物产和三井矿山也纷纷向市场公开了旗下子公司的部分股权。

在不影响绝对控股的前提下，祭出“资本大众化”的旗号，也是三井财阀自保的措施之一。况且，公开股权也让三井大大获利，因为股票的市场价值和股票的原值之间有价差，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原始股出让。三井财阀仅仅通过公开王子制纸的10.5万股股票就获利467万多日元。这些卖股票得来的钱，基本都用作了各类捐款的基金。

池田成彬让三井财阀做出的种种牺牲，并没有如愿换来社会舆论对财阀的好感。看到关于“三井财阀伪善面孔”的评论，池田失望至极，他感叹：“为何世人总是习惯从阴暗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呢？”

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后，池田成彬暗中给北一辉提供资金的事情败露，此事给三井财阀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池田不失时机地在三井内部推出了退休制度，规定普通职员50岁退休，管理人员60岁退休，高级经理人65岁退休。借着这个台阶，69岁的池田成彬为自己在三井长达41年的光辉岁月画上了句号。

战时状态下的机构重组

1937年7月7日，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响起了枪声，日军借口挑起的“七七事变”，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大幕。日本国内也全面进入了战时体制。池田成彬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战时统制经济的“总设计师”。

为了保证因战事扩大而急需的军费开支，日本军部内阁提出了史无前例的6亿日元大增税计划和8亿日元的公债发行计划。一时间，日本国内的税赋名目繁多，不仅有所得税，还有临时赋税，甚至还有个税种叫“支那事变特别税”，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特别税。而且，所有旧税种的税率一律提高了一倍不止。

以三井合名会社为例。1936年，其各类税款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为24.5%，到1937年实施新税法后，一下子猛增到55%，其后更是连年走高，到1940年，税款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竟然达到了76.7%。这样一来，三井家族几乎沦为了法西斯军政权的打工仔。终于在1940年，不堪重税的三井财阀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解散母公司。三井合名会社的一部分业务与三井物产合并，成立新三井物产。这种母公司被子公司吞并的怪事，也只有在战时统制经济的畸形体制下才会出现。

这样一来，新三井物产就成了三井财阀事实上的母公司。三井物产在三井财阀的所属企业中一向地位很高，甚至有不少人将三井物产直接等同于三井财阀。二战后三井的重新集结，也是以三井物产的动态为风向标的。其原因就在于这次特殊的机构重组中。

新三井物产的会长是向井忠晴，他也由此成了三井财阀事实上的大掌柜。

为了便于对三井的整体事业进行统筹管理，在新三井物产成立的同一年，又设立了一个非法人性质的机构“三井总元方”，其与三井财阀母公司成立之前的“三井元方”别无二致。这等于三井财阀又回到了康采恩财阀体系正式确立之前的时代。这种体系结构上的倒退，也显示了三井财阀在战时体制下求生存的种种无奈。

正因为如此，除了避税，这样的改组对于经营管理而言并无好处。1944年3月，三井财阀不得不重新成立股份制的母公司“三井本社”。不过由于次年日本战败投降，财阀被美国勒令解体，这个“三井本社”仅仅存在了两年多就解散了。

在战时经济体制下，三井财阀的另一大机构变革来自三井银行的剥离。

1942年，日本的战时经济统制政策愈发变本加厉，军政府颁布了“金融事业整顿令”，即国家有权要求各金融机构出让或合并，以实现以日本央行为主体的一元化的资金吸收和运作。在这一背景下，三井银行的命运已经不由三井财阀做主了。

1943年，三井银行与第一银行合并，成立了一家新的银行“帝国银行”，并脱离三井财阀系统。这个第一银行的前身，就是明治初年，三井和小野两家被迫合办的第一国立银行。三井银行和第一银行的合并，也算是同流归宗。“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在三井财阀的身上也得到了应验。

在当时的五大民间银行中，三井银行的实力排在第一位，第一银行排名第五。帝国银行可谓是强强联手，以高达50亿日元的存款金额成为由国家控制的公共银行中的巨无霸。而从“帝国银行”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出，这家银行完全是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服务的，是军需贷款的指定金融机关。

三井银行的这次离队，对三井财阀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帝国银行在二战结束后又进行了拆分，第一银行分走了一半资产，令三井银行元气大伤。1954年，几经缩水的帝国银行改回三井银行的旧称，重新回到了三井集团系统中。不过，屡遭折腾的三井银行疲态尽现，失去了往日的风光和锐气。三井银行的疲软，也成为日后三井被三菱赶超的又一大因素。

如果就此认为三井财阀在战时统制经济下吃了大亏，牺牲很大，那就大错特错了。三井财阀的机构重组，不过是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发展。这些妥协，既是被迫，也是自愿。为了逃脱被淘汰的命运，三井的态度就是合作、配合、服从。

三井财阀并非没有从中得利。在整个日本财政开支完全向军需产业倾斜的背景下，三井财阀获得了发展军事工业的政府投资和优先贷款。军需工业，成为三井财阀在战时统制经济下最大的一块财源。

开足马力做军需

从江户时代的创业期开始，三井的事业重心一直是商业和金融。直到中上川时代，三井才在工业化方面开始有所作为，但其重点是棉纺织工业，即非军需的所谓“和平产业”。与新兴财阀积极投身重工业和军需产业相比，三井财阀在这方面的起步相对较晚。不过，就算没有先发优势，也可以“后来者居上”。

从1940年前后开始，三井财阀的事业重心全面快速地转移到了军需产业上，其中尤以三井矿山、三井物产和东京芝浦电气株式会社为核心的增资扩张最为明显。

首先来看化学工业。

三井矿山的化学工业部门“三池染料工业所”，是三井旗下最早转入军需生产的企业，主要生产化学武器。1941年4月，三池染料工业所合并了一个叫“目黑研究所”的化学工业实验研究所，成立了“三井化学工业公司”，资本金高达8000万日元，是三井财阀新设立的军需工业公司中规模最大的一家。翌年，三井化学还合并了东洋高压、北海烧碱、电力化学等多家三井下属公司，成为日本最重要的一家化学工业公司。

1937年时，三池染料工业所生产的化学武器只占到日本化学武器生产总额的5%，三井化学成立后，这一比例迅速上升为30%。三井化学成了战争时期日本最大的化学武器兵工厂。

三井还第一个造出了日本的人造石油。日本的石油资源极度匮乏，战争对石油的需求量又非常大，因此开发人造石油就成了当务之急。德国是较早掌握人造石油技术的国家，在二战期间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生产。三井矿山辗转从德国鲁尔海明公司引进了一套人造石油生产设备，从1937年开始投入技术研发，1940年研发成功，提炼出了日本的第一桶人造石油。

三井的人造石油实验场一开始归属三井化学工业公司，所用的原料来自三井矿山自产的煤炭。1943年，人造石油实验场独立成“三池石油合成株式会社”。1944年，三池石油合成、北海道人造石油、尼崎人造石油合并，成立了规模更大的“日本人造石油公司”。对日本的石油化学工业来说，三井可谓是开拓者和领路人。

再来看重工业。

1937年，三井物产的造船部被独立出来，成立了“玉造船所”。该造船所在建造了一艘货船和两艘客货两用船后，就全面转入了军舰制造。1942年，玉造船所被改组为“三井造船株式会社”，资本金从1000万日元增加到3000万日元，其生产订单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军方。到战争结束，三井造船下属的各大造船厂一共为日本海军建造了26艘舰艇，其中近一半为海防舰，其余为鱼雷艇、扫雷艇、布雷艇和驱潜艇。

在日本海军拥有的4艘占守级海防舰中，占守号和石垣号2艘为三井建造；14艘择捉型海防舰中，松轮号、壹歧号、若宫号、满珠号4艘为三井建造；22艘鹈来级海防舰中，稻木号、羽节号、男鹿号、金轮号、高根号5艘为三井建造。这些舰艇大多数在二战期间被盟军击沉，少数存留下来的，也基本在二战后作为赔偿交给了美国。

因为起步较晚，三井造船并非日本战时的四大军舰制造商之一，所以根据当局指示，三井从1943年开始扩建造船厂。不过还未等两个新的造船基地建设完成，日本就战败了。

战后，三井造船除生产民用船舶外，还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生产舰艇，舰种以护卫舰为主。

在飞机制造方面，日本的三大战斗机制造商是三菱、川崎和中岛飞行机。三井则主要负责制造运输机。1937年，三井财阀出资成立了飞机制造公司“昭和飞行机”，开始研制日本海军急需的运输机。三井与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接洽，获得了新型运输机DC-3的设计图。在日本海军部承诺全盘采购的保证下，昭和飞行机于1941年成功对道格拉斯DC-3进行了设计改造，实现了国产化。日本海军将这种日产运输机定名为“零式运输机”。

从1941年末开始量产，到1945年战败，日本一共生产了486架“零式运输机”，其中的430架由三井财阀所属的昭和飞行机生产，这也是日本海军在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款运输机。到日本战败时，“零式运输机”只剩下了38架。

二战期间，昭和飞行机还参与生产了“九九式舰上轰炸机”和水上战斗机“紫电改”。“九九式舰上轰炸机”在偷袭珍珠港事件中一举成名，是二战期间日本击沉盟军最多军舰的机种。“紫电改”主要在二战后期用于日本本土防卫。这两种战机的主生产商分别是爱知航空机和川西航空机，三井所属的昭和飞行机参与了其中的流水线作业生产。

直到现在，昭和飞行机工业株式会社仍然是三井企业集团内重要的机械制造商，主要生产飞机零部件和特种运输车辆等。

此外，在其他军需工业方面，三井的旁系子公司芝浦制作所于1939年和东京电气合并，成立了“东京芝浦电气”[3]，这是三井旗下最重要的军需机械制造商。另一大旁系子公司“北海道炭矿汽船”下属的“日本制钢所”，更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兵工厂。

日本制钢所成立于1907年，是北海道炭矿汽船和英国皮卡斯·阿姆斯特隆公司合资建立的一家兵器制造企业，主要生产舰炮和防御钢板。在三井财阀的经营下，日本制钢所很快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在二战期间，除生产各种火炮外，还制造火箭、坦克、发动机以及潜水运输艇等各类兵器。日本制钢所的技术实力十分雄厚，其制造炮身的能力，相当于日本海军所需的一半。

最后来看军需相关产业。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尼龙生产。三井物产的子公司“东洋人造丝”成立于1926年，是当时日本最大的人造丝生产商之一，现在仍是日本合成纤维和合成树脂的生产巨头，即通常所说的“东丽”。二战期间，东丽与美国杜邦公司合作，在日本生产出了轻质耐磨又柔韧的合成纤维——尼龙。原本这项技术跟军需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尼龙生产也属于“冷门产业”。

1942年，日军攻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后，缴获了不少盟军的B-29轰炸机，这个“意外收获”改变了尼龙在日本的命运。日本人对盟军的新式轰炸机进行了解剖研究，发现飞机发电机的线圈是用最新型的尼龙材料包裹的，原来盟军飞机比日本飞机轻很多的秘密就在这里！日本海军立刻下令对轰炸机进行技术改造，海军的大量订单杀到，三井财阀所属的东丽公司由此变身为日本战斗机生产链上的重要一环。

此外，作为贸易商社的三井物产也深度介入了日本军需物资的调配。尤其是跟三菱、大仓两大财阀一道，分别出资500万日元成立了一个新的商社“昭和通商”。这家商社的钱是三家财阀出的，但是所有的权力都控制在陆军部手中，重点是负责武器的进出口，以及海外资源的调配，是陆军部的御用商社。至于三井物产在二战期间，尤其是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下一章将详细展开。

在二战期间，三井财阀非但没有“受伤”，反而在军需景气的刺激下越发强大，垄断程度也进一步增强。到1945年日本战败，三井财阀控制的公司数量已经超过200家，其中一半以上是矿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这部分的资本占比竟然达到三井财阀总资本的72%。日本全国的矿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企业，有12.6%控制在三井财阀手中，这比依靠重工业发家的三菱财阀还要高出近2个百分点。

一个原本以商业和金融业为主营业务的老资格财阀，在战争期间“迎头赶上”，在军需产业领域跑马圈地的速度，着实令人咋舌。

所以，就算母公司三井合名会社被解散，就算核心事业三井银行被剥离，就算军部不断要求三井出资埋单，三井财阀也还是能够发展壮大，也还是能够赚得盆满钵满。当然，其中的另一大奥秘，就在于三井财阀还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

[1] 即日本央行。

[2] 相当于财政部长。

[3] 东芝的前身。

第十二章 那些年，财阀在中国做了什么

投身满洲的“五年开发计划”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日本通过这次事变，以武力夺取了中国东三省，并在翌年成立了伪满洲国，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中国东三省的殖民统治。在东三省，即满洲，真正的权力中心是日本的关东军司令部。

1934年，日本政府出台了《日满经济统制方策纲要》，等于是把日本国内的经济统制政策搬到了满洲。这份纲要提出，日本要在满洲积极发展重化学工业、关系到日本国际收支的原材料生产业，以及武器生产等产业。而所谓的原材料生产则包括石油、矿石、金矿、制盐、棉花栽培、家禽饲养等等。

在满洲有着雄厚经营基础的三井财阀积极响应这份指导纲要。由三井物产牵头，联合其他三井子公司，开始了在满洲的大规模投资扩张（如表所示）。

三井财阀1933—1936年在满洲的投资活动一览表

信息来源：《日本现代史——三井集团》，廖达斯著，日本研究所（香港）1989年出版。

在此期间，三井财阀系统的公司除了三井物产之外，一些直系子公司和旁系子公司，例如日本制粉、小野田水泥、台湾制糖等也都纷纷进入满洲，并迅速垄断了其相对应的行业。整个满洲市场上充斥着日本商品，1935年，日货在满洲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5%。作为日本最大贸易商社的三井物产，则在这一轮满洲经济开发中进一步扩大了所控制的商权。

更大的商机出现在1936年之后。这一年，日本发生了“二二六兵变”，整个国家加速倒向法西斯军事政权，中国的东三省也被绑在了日本军需工业化的战车上。

1937年1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出台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把满洲作为日本军需工业的基地，“一旦发生战争，所必需的物资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同时通过在当地开采紧缺资源，进一步培养日本的经济力量”。这份五年计划的主旨就是要在军需领域增产增能，在短时间内将满洲的铁矿石、煤炭、钢铁、液体燃料、武器的生产能力扩大2～5倍。为此，总体上预计需要约25.8亿日元的巨额投资。

如此野心勃勃的经济扩张计划，当然离不开财阀的支持。

从1937年开始，三井系的重工业部门如三井矿山、芝浦制作所等也都陆续进驻满洲开发投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38年成立的资本金高达5000万日元的“满洲合成燃料”。三井矿山是日本最早进行人造石油研发的公司，那个时候中国东北的石油资源并未被日本人发现，为了满足战略需要，关东军指示三井方面同时在满洲制造人造石油，这个“满洲合成燃料”就是直接受关东军司令部统辖的特殊公司。

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反映在三井物产的交易明细上，就是对满洲的机械交易额猛增。1930年三井物产满洲支店的机械交易额是439万日元，到1937年则超过了3430万日元。在这些机械产品中，武器及军用品的比例超过了22%。

与此同时，由于战争的全面打响，关东军司令部对事关军备后勤的农产品实行了严格的统制，农产品须由指定的日本商社统一收购。在大豆、米、小麦、杂谷等重要的农产品收购中，三井物产占据着绝对垄断地位，差不多把持了一半以上的收购量。

不过，三井财阀对满洲重工业的投资，与其他日本财阀相比，力度并不算大。对重商的三井来说，控制销售渠道是比投资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比如取得其他财阀的产品如住友金属、满洲住友钢管的销售代理权，这比直接投资的获利还要来得快。

值得一提的是，在满洲五年开发计划中，冲在最前端的新兴财阀日产，其统帅兼创始人鲇川义介，在年轻时曾故意隐瞒其东京帝国大学的学历，以民工身份进入三井旗下的芝浦制作所打工，偷师锻造工艺。三井在无意之中，居然培养出了一个拓殖满洲的急先锋。

蚕食中国的民族资本

华北地区是中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储藏着中国56%的煤炭和46%的铁矿石，山东半岛的工业盐生产和物流成本，更是只有满洲的一半。对于日本而言，华北作为一块巨大的资源供给地，其经济价值要远远超过满洲。通过打响全面侵华战争，日本迅速占据了华北地区的腹心地带。

在1937年之前，三井物产在华北地区几乎没有投资。伴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推进，三井物产的商业活动也跟着展开。哪里被占领，哪里就有三井物产的身影。通常，日军占领某一地区后，会把当地的工厂交由军管，或者委任给日本的企业经营。三井就和其他日本财阀一道，从中国的当地政府和民族资本家手中大量接收工厂，就地收编。为此，三井物产在中国的支店几乎全员发动，跟在军队后面忙于收割“战果”。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三井物产就开始出资培养“清国商业研修生”，从日本的中学生中选派人才送到中国学习，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通”。这批自主培养的人才学成之后，便进入到三井物产在中国的各个支店去工作。到全面侵华战争打响，三井物产在华工作的员工已经超过1000人。这部分人组成了一支极富战斗力的“商业军队”，这支“商业军队”虽然不杀人放火，但是抢占资源，把“你的变成我的”却丝毫也不含糊。

在日军占领区，要接手的事业很多，当然不可能样样都揽到自己兜里，这就需要精挑细选。与其他财阀相比，三井财阀接收的事业含金量都比较高，这要归功于三井物产积极同军方的交涉。

由于三井物产在煤炭经营方面有多年的中国市场经验，以此有利条件积极游说军方，让三井财阀接收了大量优质的矿产事业。例如，1937年接收热河矿山，主要进行铜、锌、铅等有色金属的采掘和提炼。1938年接管安徽的淮南煤矿，1939年又接收了河北的三宝矿业和山东的中兴煤矿。

中兴煤矿和当时的开滦煤矿、抚顺煤矿一道，并称为“中国三大煤矿”，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民族资本企业。中兴煤矿当时的地位，就相当于三井矿山在日本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资源类企业。日军打进山东时，蒋介石曾一度想把中兴煤矿炸掉，但最终还是保全了下来。日军占领山东后，就把中国这块最优质的民族资产交给三井去经营，三井将其改名为“中兴炭矿营业所”。日占期间，三井一共从中兴煤矿挖走优质煤炭1333万吨。

淮南煤矿是三井接管的又一项优质资产。淮南煤矿名义上由中日合资，但实际上中方资本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三井矿山是日本的四个出资方中持股比例最多的，占20%。日占期间，淮南煤矿被掠走的煤炭约1230万吨。

矿产资源的开采对日军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三井接管的这些矿山无一例外都被疯狂地开采和掠夺，大量中国劳工被强行征作苦力，稍有反抗就是刺刀和子弹。三井物产中国支店的煤炭交易额在1938年时还只有1314万日元，到1942年却一下子猛增到8349万日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井物产从中国的煤炭交易中所赚取的每一分钱，都沾着中国矿工的血。

除了资源类企业外，面粉业也是三井财阀重点夺取的领域。在当时，面粉业是和纺织业并列的中国民族工业。三井物产利用其对面粉销售市场的支配优势，帮助三井财阀的子公司日本制粉和东亚制粉成功获得了华北地区6个中国工厂的委托管理权，还在1940年收购了3家面粉厂。这些被三井财阀控制的面粉企业，全部产量达到了当时中国面粉总产量的63%，三井物产也由此获得了中国面粉交易的绝对控制权。

三井通过投资和改组中国民族资本获得的企业还集中在烟草业和蛋业。烟草业的投资有东洋烟草、武汉华生烟草和南国烟草，蛋业的投资有扬子蛋业、东亚蛋业、汉口蛋业和上海仓库信托。不用说，烟草业的利润是非常高的，而蛋业主要是加工点心原料向欧洲出口牟利。

在日本对盟国宣战后，三井物产还得到了许多欧美国家的在华投资项目。

通过军队的开道，三井财阀在侵华战争期间蚕食了大量中国官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的企业，壮大了自身实力。从这一意义上说，财阀和军队一样“嗜血”。

“三光政策”的背后

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曾经实行过杀光、烧光、抢光的所谓“三光政策”。这一政策实行的高峰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也就是日本对盟军宣战之后，重点地区在中国的华北平原一带。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一场战争来说，军需后勤的供给是决定胜负成败的关键。日本自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战线迅速拉长，军需物资，尤其是粮食供给就成了一大问题。日军控制的大片占领区要维持基本的经济功能和社会秩序，基本的粮食供应也不能断。由于战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粮食必然会供不应求。军用粮食和一般民用粮食的缺口，就成了摆在日军面前的一道大难题。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欧美盟国成了日本的对立方。这样一来，原本可以进口粮食的途径也被阻断了，粮食供应的缺口越发严重。

财阀商社在调节日军粮食供给方面起着主心骨的作用。

随着战争的爆发，三井物产在中国各支店的谷物、肥料交易出现了异动。1936年三井物产中国各支店的谷物、肥料交易额还不到1000万日元，但从1937年开始，交易额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到1940年时，交易额已经达到近2.15亿日元，1942年更是猛增到惊人的5.27亿日元。这一交易异动的背后，正是日军对粮食需求不断扩大的胃口。

在这一时期，以三井和三菱为首的财阀商社负责从中国农民手中收购粮食，然后运送到日军部队和占领区。三井物产是日军指定的粮食收购商，其收购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正常的交易买卖，也就是和平方式，另一个就是强取豪夺，也就是武力方式。

在粮食危机越发严重的情况下，三井物产从中国农民手中进行正常收购变得越发困难，即便有中国傀儡政府的支持协助，也还是不能满足需求。为此，三井物产扩大了在中国内地的支点网。1939年在湖南石门、山西太原、江苏的海州[1]和徐州、河南开封，1940年在山东的归德和济宁，1941年在河南新乡，1942年在河北的保定和邯郸、山东的德县和龙口、广东顺德等地均增设了办事机构，把粮食收购的大网撒向中国的纵深腹地，甚至一般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地方，也活跃着三井物产的社员。

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一方面是战争对中国基础农业的破坏，再加上1939年的水旱灾害，动用武力强行收购就成了三井物产越来越常用的做法。在这个时候，军队反倒成了三井物产的辅助，是帮着收购粮食的打手。

这种收购已经完全不是一种自愿的买卖了，而是赤裸裸的掠夺。所谓的“大扫荡”，就是军队强行进入非占领区搜索物资，一旦发现物资便按照军方规定的价格，让军方指定的商社强制买下，也就是象征性地给点钱，稍不服从就是杀戮。演变到最后，就成了中日军队之间以粮食为主体的物资争夺战。而“三光政策”的出现，就是这种物资争夺战的高潮。

尽管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财阀势力没有动枪，也没有用炮，但是其行为却与军队完全捆绑在了一起。军队打到哪里，财阀势力便跟到哪里，如影随形。他们相互勾结，大肆夺取中国的各类物资和资源。与夺占中国的民族资本相比，对粮食等基础物资的掠夺更加充斥着暴力和杀戮。中国出现大饥荒，中国人大量饿死，则是这种抢食行为必然的副产品。

在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背后，分明可见的是三井物产活跃的身影。

鸦片的阴谋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部还在中国主导了鸦片交易。那个时候，贩卖鸦片就跟贩毒一样，可以迅速获得极高的收益。为了筹措军费，日本军部不惜违背已经签字承诺的国际鸦片禁止公约，在中国贩卖鸦片。而三井物产，则是日本军部鸦片政策的承办机构。

三井物产在鸦片贩卖方面是比较有经验的。在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鸦片被总督府列为特种商品，一般商户被禁止销售鸦片，必须拿到特种经营许可。台湾总督府把鸦片的独家经营权授予的，正是三井物产。

三井物产向台湾输入的鸦片主要来自印度、波斯[2]和土耳其，因此在鸦片的货源方面，三井物产比其他任何一个财阀商社都具有优势。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一爆发，三井物产就接受日军特务机关的命令，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一度曾是日本在华销售鸦片的独家供货商。

三井物产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基本路径是，由三井物产在印度和中东的支店负责收购，装箱运到上海，交给日军特务机关，然后再卖给中国的鸦片商。在这一链条中，三井物产只赚取进口的相关费用，销售的利润大头则全部被军部拿走。所以，三井物产在中国经营鸦片主要不是为了牟利，而是完全配合军部的需要，为军部的鸦片政策提供商业便利。

从1938年初到1940年末，三井物产一共向中国输入了近32万公斤的波斯鸦片，总价值近1170万日元，所获得的近7000万日元的利润全都给了日本的特务机关和日本侵华的核心机构兴亚院。在日本军部的御用商社昭和通商成立后，三井物产曾一度暂停鸦片交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鸦片从中东输入中国的路径被阻断，日本通过被占领区的傀儡政权，开始在中国内地大量种植鸦片。这些中国自产的鸦片主要来自绥远省的察南和晋北地区[3]，即所谓的“蒙疆产鸦片”。三井物产再次利用其在中国支店网密集的优势，主要负责收购这些中国产鸦片，并将其大部分运往上海。

没有比鸦片更能赚钱的生意了。它不仅能填补军费的不足，甚至还可以当做硬通货，在筹措粮食时交换物资。更何况，鸦片对于中国社会的腐蚀、对于中国国民身心的摧残，其侵害程度比之枪炮毫不逊色。鸦片是射向中国人的“无声的子弹”，三井物产无疑直接参与了这场“隐形的战争”，在肮脏的交易中与恶魔共舞。

战争给三井物产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1931年侵华战争开始后，三井物产的纯利润便开始年年递增，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时，纯利润已是1931年的2倍，到1941年日本对盟国开战后，纯利润更是达到了1931年的近5倍。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三井物产中国支店的交易额占到其所有海外支店交易总额的85%。就算把日本国内的支店也算进去，这一比例也能达到50%以上。

借助战争，中国成为了三井物产最大的掘金地。

劳工的血泪

2002年4月26日，日本福冈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三井矿山公司向当年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的15名中国劳工赔偿1.65亿日元。”这纸判决，揭开了二战期间日本绑架中国劳工的问题。这次的主角，还是三井。

三井矿山是三井财阀在战前的“三驾马车”之一。[4]作为日本最大的采矿企业，其煤炭开采量占到日本煤炭总产量的25%，铅和锌等有色金属的产量则占日本总产量的近80%。在机械作业尚不发达的年代，采矿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尤其是对三井矿山这样的大企业来说，所需要的劳工数量更是要以万计。

战事的不断扩大，使日本国内的劳动力资源日益枯竭，不仅成年男子都当兵去了，就连十几岁的少年也被陆续送上了战场。这样一来，日本的工矿企业就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到战争后期，日本军队开始在中国强行绑架劳工，把中国人抓到日本去做苦力。从1943年4月到1945年5月，大约有4万名中国人被绑架到日本，分配到135处地点做苦役，其中有6830人在残酷的劳役中死亡，死亡率高达17.5%。

三井财阀系的企业是吸纳中国劳工的主力。

1944年8月，133名中国人被强掳到三井矿山的日比精炼所。在他们当中，有1人死于赴日途中，24人死于日本，1人死于战后归还途中。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北京的通州区被绑架的。

龙德庆，1944年在通州永乐店镇被绑架，在天津塘沽集中营被关了一个月左右，之后被送往日本。跟他同村的还有3个人也被绑架，其中1人逃跑不成，被抓回来活活打死。在三井矿山日比精炼所，龙德庆的“工作”是把炼铜后的矿渣装上手推车，运到几百米外的海边卸下来。由于长期食不果腹，龙德庆的肚子瘪进去一个坑。

1944年的一天早上，12岁的何庆仁醒来时不见了父亲，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他和母亲、7岁的妹妹相依为命，要饭、借钱，生活凄惨。日本投降后，跟父亲一道失踪的亲戚何万园带回了父亲的遗骨。直到这时候，何庆仁才知道父亲失踪，原来是被绑去了日本。

所有中国劳工的命运大体上都差不多。被绑架后送到日本，在三井矿山这样的工矿企业里充当苦力，每天超长时间劳作，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没有任何生存保障。挨不过去的，就死在了日本，亲人等到的不过是一包遗骨。侥幸挨过去的，身心也遭受了极大的摧残。

在今天的日本冈山县玉野市的日比观音院里，立有一块中国受害劳工纪念碑，上面刻有死于日比精炼所的25名中国劳工的姓名和籍贯。

三井矿山的日比精炼所只是强掳中国劳工的冰山一角。三井矿山公司在日本的福冈和北海道拥有多处矿山和冶炼所，其子公司北海道炭矿汽船也是吸纳中国劳工的重点企业。三井矿山所属的三池煤矿是日本最大的一座煤矿，其产量约占日本总产量的8%，仅这座煤矿中被强掳来的中国劳工就有2480人。

整个战争期间，三井财阀系的企业强行使用的中国劳工，总数多达近万人，其中有近2000人死亡。

从2000年开始，15名受害中国劳工开始了对三井矿山和日本政府的民间诉讼。本节开头提到的福冈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最终在2004年被福冈高等法院撤销。福冈高等法院虽然认定日本政府和三井矿山强行将中国劳工绑架到日本做苦役的事实，但以原告的赔偿请求在提起诉讼之前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中国劳工的赔偿请求。

另一桩45名中国劳工起诉日本政府和三井矿山、三菱矿业公司的案子，也在2009年以终审驳回中国劳工的赔偿请求而告终。

尽管没有获得赔偿，但日本法院还是明确判定了政府和大财阀企业联手从中国强掳劳工，逼迫他们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事实。这再次不容争辩地证明，三井财阀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

所谓的“山西事件”

对于“三井财阀是日军侵华的帮凶”这一句评语，三井的大佬们恐怕都不会接受。在他们看来，虽然三井从战争中挣了不少钱，但是三井跟军部的“合作”并不愉快。所谓“伴君如伴虎”，三井对军部的迎合是被动无奈的，不然前任大掌柜团琢磨也不会被暗杀。这也正是三井财阀在二战刚结束、还没有遭到强制解散前，乐观地自认为是“和平主义者”的依据所在。而支持这一论断的，还有所谓的“山西事件”。

三井物产在中国的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被日军占领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日本商品很多，难免就有一部分以各种不明途径流入了非占领区。日军每新占领一个地方，总能发现新占领地已经有了不少日货，特别是日本产的橡胶轮胎，这既可以是民用品，也可以是军需品。军部对这些物资流入非占领区非常恼怒，最终决定杀鸡儆猴，给日本的商人们提个醒。三井物产设在中国山西省的太原办事处正好就撞到了这个枪眼上。

三井物产太原办事处的所长山本正二未经日本军部的许可，把小麦、芝麻、纸、火柴等一批价值21.5万日元的杂货物资给卖了出去。在日军占领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受到军部统制，未经军部许可的买卖都属于违规。偏巧日军在一个新占领区发现了印有三井商标的商品，这就成了治办三井物产的“罪证”。

此外，山本正二在开设太原办事处时，向中国人租用了办公场所。根据军部的统制规定，每个月的房租不能超过250日元，但是这个统一划定的价格实在低得离谱，连山本都对这个定价觉得过意不去，因而在签约的时候把房租定为800日元。这也被军部视为是“目无法纪”。

凡此种种，说起来都不算什么大事，尤其是日货流入非占领区，根本不是三井物产所能控制的，但是驻山西的日军参谋部却于1943年9月9日做出了将三井物产太原办事处的负责人山本正二监禁十年的处罚决定。

如此严厉的惩罚，让三井高层集体慌了神。

此时的三井物产已经合并了三井合名会社，是三井财阀实际上的母公司机构，三井物产的会长向井忠晴也顺理成章地就是三井财阀的大掌柜。这位新任的大掌柜有飞机恐惧症，却在军部的处罚令发出后，立即飞到山西向军部谢罪。据说向井忠晴后来再也没坐过飞机，这一次的飞行成了他在三井的告别演出。

军部一发怒，后果很严重。最终，以向井忠晴为首的所有三井物产高层管理人员集体引咎辞职，太原办事处关闭，总领家三井高公作书面检讨。军部“惩一戒百”的手段，让如日中天的三井锐气大挫。

三井再失一员大将。没有人会料到，向井忠晴竟会是三井财阀史上最后的大佬。日本战败后，向井忠晴从政，出任首位日本贸易厅长官，后在吉田茂的内阁中担任大藏大臣。三井物产也因为这次事件，显示出其作为三井财阀母公司的脆弱性。1944年，三井财阀再次对机构进行改组，把三井物产担当的母公司职能剥离出来，成立了股份制的母公司“三井本社”，资本金高达3亿日元。

三井财阀剧烈的人事变动和组织结构变动，看似有些突然，却是与军部相勾结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与狼共舞”，固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可稍有不慎，也会引火上身。1943年的“山西事件”不过是一次预演。两年后日本战败投降，属于三井财阀的厄运才真正降临。

[1] 今连云港。

[2] 伊朗的旧称。

[3] 今山西省和河北省的北部一带。

[4] 另两大支柱是三井物产和三井银行，战后，三井矿山的地位被三井不动产取代。

第十三章 美国人来了：财阀的东京审判

是结束，不是开始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点整，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读《终战诏书》，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至此，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这场历时15年的侵略战争宣告结束[1]。

日后成为三井物产社长的水上达三，在三井物产北京支店的事务所里第一次听到了天皇的声音，边听边泪如泉涌。他身处的北京事务所，原本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私邸。正是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下的《马关条约》，成为中日两国在近代历史中的分水岭。从此，一个落后挨打，一个迅速崛起。李鸿章的私邸，亦成为中国主权沦丧的祭品之一，并最终落到了三井物产手中。水上达三在这座特殊的宅院里，写下了他在中国最后的日记：

“我独自垂泪，思忖着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日本今后该怎么办？三井物产又将如何？虽说没有少看军部的白眼，但毕竟，三井物产也是协助了战争的，日后恐怕会遭受处罚吧。”

与身处中国、亲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水上达三不同，一直在日本国内的三井最高领导层和三井家族成员对于侵略战争缺少直观的认识，更不会去追究战争期间三井在华利润节节攀升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相反，这些高层更直接感受到的，是来自军部的压力，是“山西事件”给三井带来的伤害。所以对于战争结束，在日本国内的三井要员们并不像水上达三那样茫然而忐忑。

美国人来了是一件好事——这是三井财阀内部对于战争结束的主流判断，甚至认为该轮到三井来大显身手了。

这样的判断并非毫无根据。三井财阀一向属于日本的亲美派系，与美国的金融界、产业界有着深厚的渊源。三井系的企业很早就与美国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大企业有业务往来，三井物产更是早在1896年就在美国开设了支店，美国一直是三井物产最重要的外贸出口地之一。以团琢磨、池田成彬为代表的历任三井大掌柜都曾留学美国，在美国的人脉关系很广。对三井而言，美国就是老朋友。

一想到在军部的刀口下舔血的日子，三井财阀的一众高层甚至还感到有些轻松。噩梦结束了，一切会是新的开始。

三井财阀开始为迎接新时代做准备了。8月17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二天，三井就成立了一个商讨战后发展方针的八人委员会。8月21日，总领家、三井本社社长三井高公向全体三井成员发表《败战训示》，希望大家相依相扶应对新局面，发挥三井作为综合组织所持有的优势和韧劲，为日本的战后复兴和民生安定全力以赴。

8月30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飞抵日本，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正式占领日本。

就在同一天，在三井总部大厦，由八个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美国人来了，国家的政策一定会发生变化，对此，三井的核心领导层是有预料的。因此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着重讨论的是三井财阀今后的生产转换、裁员以及发展和平事业的问题。

9月6日，麦克阿瑟第一次在讲话中透露，要对占据支配地位的日本工业和金融大企业实施解体。

9月7日，三井特别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麦克阿瑟的讲话究竟是何含义。大家一致认为财阀的改革已经不可避免，但对于完全解散，丝毫没有心理准备。

9月21日，《朝日新闻》首次提起了“财阀解体”的字眼。报道称，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美方代表提出，要将三井、三菱解体，没收其全部海外资产作为战争赔偿。

三井上下被报纸上的这条消息震懵了，此前所有的乐观情绪一下子被末日来临的悲观情绪笼罩。没有人料到，财阀改革的意思竟然是要彻底解体。美国人来了，原来不是开始，而是彻底的结束！

9月22日，美国政府发表了《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该方针由最终目的、盟国的权利、政治、经济四部分组成。在经济部分明确提及：“对那些一直支配着日本大部分工商业的产业及金融的大财团应予以解散”。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是最先被列入名单的解散对象，其中又以三井财阀首当其冲。

这是美国对三井财阀下达的死刑判决书。原本还指望着为日本的战后复兴贡献一己之力的三井财阀，这时才真正尝到了因国家战败而被连坐的滋味。

实际上对于是否要解散财阀，美国决策层内部曾有过争论。但最终，一份由美国学者E.波利撰写的调查报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份报告分析说：“财阀是日本最大的战争潜在力量，他们使日本的一切征服和侵略成为可能。只要财阀不解体，日本人要作为自由人治理自己的国家就毫无希望，只要财阀继续存在，日本就是财阀的日本。”

解散财阀由此成为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最后的挣扎

作为日本第一大财阀的三井，其命运如何，对日本其他财阀而言有着风向标的作用。美国自然也十分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成功解散了三井财阀，那么其他财阀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与强制解除日本的武装不同，对于解散财阀，盟总[2]方面希望避免使用强压手段，而由日本方面自主完成财阀解体的任务。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三井财阀，当然不愿意就这样束手就擒。

日本政府一开始采取了为财阀辩护的立场，哪怕牺牲掉一些新兴财阀，也要“丢卒保帅”，尽量保全三井、三菱这样的大财阀。因此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担任币原内阁外务大臣的吉田茂[3]发表了这样一番辩护词：

“日本迄今为止的经济架构，是依赖于三井、三菱等旧财阀而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日本的繁荣与这些财阀的努力密不可分。在战争期间，他们不计损失地经营旗下的各大产业。政府无视这些财阀的损失，强行命令他们制造飞机和轮船。真正受到军部提携，谋取了巨额利益的，应当是那些新兴财阀。”

显然，日本政府此时希望的是牺牲掉日产、中岛飞行机这一类从战争中发迹的新兴财阀，保全三井、三菱这样的旧式财阀。这种论调当场就引起了中国记者的反问：“你和三井家有亲戚关系吗？”因为吉田茂的“失言”，日本政府不得不在随后发表声明，澄清绝无反对财阀解体之意。

三井财阀的“自救行动”则显得更加积极一些。

在9月22日的《初期对日方针》公布后，三井财阀立即于26日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参与战后复兴的计划书。三井表示将拿出1亿日元注册成立“三井复兴事业株式会社”，计划填海填湖造田500平方公里，开发盐田10平方公里，同时新建20万户住宅，这一宏大的方案总计投资预计高达20亿日元。三井方面很清楚，不拿出诚意来，不拿出一个让政府无法拒绝的方案来，是铁定过不了这一关的。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对美国人的公关。

方案提交的次日，盟总经济科学局的局长罗·克雷默上校就被请到了三井迎宾馆。克雷默早年从商时，曾与三井物产有过生意上的往来，算是旧交。克雷默当然十分清楚三井方面的用意，不等三井的人开口，便直言相告：“其实早在《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前的三个月，联合国就已经做出财阀解体的决定了。”此番开场白，让一众三井高层吃惊不小，原来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盟国就已经有了处置日本财阀的打算！

克雷默接着说：“日本有两样与其国力极不相称的东西，一个是海军，另一个就是财阀。这两样在今后仍旧是引发战争的潜在因素。”

三井方面完全没有料到，负责盟总经济事务的最高长官竟然对日本财阀有如此深的“成见”，把财阀跟狂热军国主义的日本海军相提并论。三井本社的执行常务理事住井辰男试图告诉克雷默，如果不是受到军部的歧视和打压，自己的前辈向井忠晴就不会离开三井，三井财阀其实是战争的受害者。

这样的解释徒劳无益，但是三井方面没有死心。10月2日，三井又把克雷默请到了帝国饭店。这次会谈从晚上7点一直持续到10点半，三井方面拿出了各种资料，力图证明三井历来的产业不是围绕军需产业展开的，而是以商业为中心，和平产业才是三井的命脉。

克雷默反问道：“我来到日本之后，发现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低得令人吃惊。可另一方面，日本却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有富可敌国的大型财阀。为什么会这样？怎么解释？要让日本的经济实现民主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解散财阀。”

三井方面拿出了“三井复兴事业株式会社”的构想，极力向克雷默说明，财阀的经济实力必定有助于日本的战后复兴，这是盟总和日本政府可以借用的力量。倘若解散财阀，等于瓦解了日本的经济基础，放弃了日本战后复兴的一股建设性因素。

对三井方面的苦口婆心，克雷默显得有些不耐烦：“财阀解体是早就敲定的方针。你们这样做，就好比面对着终审判决，却还不死心地想要上诉。”

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交涉后，三井的高层绝望了。他们终于明白，解散的命运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的。

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三井特别委员会接连开会，商讨解散的方案。因为盟总的态度是不强制，由日本方面自行完成解散任务。自己对自己动刀，自然会手下留情。

10月20日，克雷默再次被请到三井迎宾馆。第三次与盟总沟通，三井方面拿出了连日来商讨的结果，其主要内容涉及：三井家族全面退出一线、高层管理人员全部撤职、母公司三井本社的股票向社会公开、三井本社成为单纯的持股公司、下属子公司全部独立等等。这个方案的核心主旨就是“去三井化”，并以改组的方式保住母公司。

克雷默对三井高层提出的改革方案十分不满，如果连母公司都不解散，那谈何“解散财阀”？在晚餐会上，克雷默放出狠话：“倘若在10月24日之前还不能痛下决心自主解体的话，那么盟总就要直接出面干涉了。”

三井高层想打擦边球的最后一丝侥幸，终于彻底破灭。

盟总给了三井解散的自主权，但实际上不过是要三井自己走上那条早就被定好的唯一道路。所有的辩解、争取，乃至折中，全都徒劳无益。在美国看来，财阀和军部就是日本的两大恶魔，降魔必须要用尽最严厉的手段。

三菱、住友、安田财阀的日子并不比三井好过。安田和住友的解散方案提交得比较早，只有三菱拒不服从。10月24日大限之日，大藏大臣亲自找三菱商事社长田中完三谈话，表示无论如何都期望能在10月31日正式公布四大财阀的解体声明。病榻上的三菱第四代传人岩崎小弥太无奈接受了最后通牒，仅仅一个月之后便气死了。

三井家族的态度是务实的。11月8日，三井第十一代总领家、三井本社社长三井八郎右卫门高公在500名员工面前致告别辞。他说：“今日国家遭遇战败之不幸，三井之解体也是在所难免。希望大家以冷静的态度面对现实。”同年12月，三井财阀母公司的全体管理人员离任。

三井财阀的解体大幕，自此缓缓拉开。

呼喇喇似大厦倾

在四大财阀被迫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945年11月4日向盟总提交了《关于解散控股公司备忘录》，得到盟总批准。随后，又公布了《限制公司令》，所有被点名公司的财产和权利均被冻结。1946年8月8日，作为解散财阀的执行管理机构，控股公司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财阀解体工作正式启动。

这个时候，三井财阀的成员企业已达到近270家，其中由母公司直接指定的直系公司有10家，准直系公司，即直系公司的子公司有12家，这22家核心子公司与母公司三井本社加在一起，总资产约为72.8亿日元。如果把其他近250家下属子公司和旁系公司都计算在内，整个三井财阀可动用的资本则高达334亿日元，而当时全日本的储蓄存款总额不过才1200亿日元。说三井财阀富可敌国，丝毫不夸张。此等一马当先的实力，远非三菱、住友、安田等财阀能够同日而语。

也正因为如此，三井才成了盟总财阀解体政策的重中之重。哪怕三井在美国经济界有很广泛的人脉关系，也赢得了不少同情之声，但“日本最大的财阀”这一身份，就足以让盟总痛下决心将其铲除。过去的辉煌有多大，如今的惩罚就有多重。

实际上，日本的财阀解体政策执行得并不彻底。到1947年9月之前，控股公司管理委员会一共指定了83家应解散的控股公司，但最终在解散了42家公司之后，日本便盼到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那些尚未来得及解散的控股公司侥幸逃过一劫。

不管其他的财阀控股公司如何，三井是必定逃脱不掉的，而且是首先被实施解体，执行得也最为严厉。

三井财阀的母公司三井本社，是第一批被点名解散的5家控股公司之一。在1946年9月6日名单公布后，9月30日三井本社就解散了。从1673年三井财阀的始祖高利在江户和京都同时开办吴服店开始，273年的世事变迁，经历了闭关锁国，经历了改朝换代，经历了列强叩关，经历了维新崛起，也经历了侵略战争。最终，三井的财阀史在1946年9月30日这一天，画上了句号。

三井本社只是单纯的控股公司，其本身并不经营具体的产业。从三井财阀的组织架构来说，也是先有核心子公司，而后才有母公司。三井的母公司从三井合名会社到三井本社，期间也曾历经多次重组。所以，解散三井本社对三井财阀而言，还算不上是致命的打击。真正“一招封喉”的，是解散三井物产。

在被点名的83家控股公司中，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是盟总重点监督的解散对象。如果说解散三井本社是为“名”，那么肢解三井物产就是为“实”。三井物产的事业重心有很大一部分在海外，尤其在战争期间，三井物产是三井系中最活跃的企业。正因为如此，三井物产才被盟总视为日本军国主义背后的帮凶。

1946年12月28日，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被第三批点名，上了指定持股公司的“黑名单”。三井和三菱这对冤家对头，在真正的危机面前总算联合了起来，联手对盟总展开游说。但结果却是于1947年7月3日这一天突然收到盟总下达的解散备忘录，要求两家商社于7月5日立即停止一切交易，即刻解散。

这份备忘录的内容非常严苛，要求三井物产立刻解散，不容耽误，而且解散之后，原三井物产职员在同一家公司再就业的人数不得超过100人，原三井物产部长以上职位的管理人员在同一家公司再就业不得超过2人；雇用了任何一个原三井物产员工的公司，都不得使用三井物产曾经使用过的办公场所；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得使用与“三井物产”相类似的商号。如此细致的规定，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三井物产彻底打散，打得越碎越好，防止任何可能形式的东山再起。

三井物产被解散之前共有员工7058人，这些人最终被分散到223家公司当中。三井物产庞大的商业帝国，就这样呼喇喇地变成了一堆瓦砾。

所有被解散的控股公司的股票被要求全部上缴到控股公司管理委员会，统一进行分散处理。这就是在解散财阀控股公司之后的第二步，分散股权。

在全部被指定的83家控股公司中，三井财阀系的有8家，累计上缴的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总价值高达16.679亿日元，占控股公司管理委员会总计接收有价证券价值的9.2%。这些股票的处置方式就是将其分散到社会民众手中，打破财阀对股票的集中控制。因此在出售股票的过程中，财阀家族和被点名的控股公司的下属公司一律不得购买，但是发行股票的公司的内部职工有优先购买权。日本人的集体归属感是很强的，内部职工的优先购买权使得大部分股票并没有散落到“外人”之手，这就为日后的重新集结打下了伏笔。

解散财阀的第三步，就是要打破垄断。

大财阀控制的数量庞大的下属企业，是财阀进行垄断性经营的物质基础。要打破垄断，就得对这些大企业进行拆分。1947年12月，在盟总的授意下，日本政府通过了《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根据该法案禁止垄断、维护自由竞争的精神，控股公司管理委员会先后指定了325家大公司为分割的对象。不过随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变化，最后实际被要求分割或改组的大企业只有18家，而这18家中，有的只做了局部的分割处理，真正被执行分割了的大型垄断企业仅11家。这其中，三井系的就占了4家。

三井矿山被分割为采煤的三井矿山和开采有色金属的神冈矿业2家公司；

王子制纸被分割成苫小牧制纸、十条制纸、本州制纸3家公司；

东京芝浦电气[4]被分割成27家工厂和1家研究所；

大日本麦酒被分割成日本麦酒[5]和朝日麦酒[6]2家公司。

三井财阀在这次解体过程中受伤最重。其他财阀用“拖字诀”大多逃过了被肢解的命运，但是作为日本第一的大财阀，三井被分拆得支离破碎。这就使得在后来重新集结的过程中，三井系的不少企业或被其他财团控制，或出现了独立化的倾向。例如朝日麦酒就归属了住友企业集团，而东芝、丰田这样的大企业集团更是日趋独立，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重新“归队”。

原本实力一马当先的三井财阀，在经历这次重创之后，实力被三菱和住友赶超，成为二战之后重新组合的日本企业集团中，实力位居第三的财团。就如同三井总领家的今井町豪宅被美军炸毁掉一样，三井财阀昔日的风光再也没能重现。这或许就是作为“第一大财阀”所必然付出的历史代价。

失落的家族

1946年的元旦，是日本战败后迎来的第一个新年。三井第十一代总领家三井高公把家里布置一新，等待着三井系的高级职员们前来拜年。

往年的新年谒拜仪式都是在三井迎宾馆[7]里举行的，所有直系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会带着夫人，排着队给总领家拜年。普通职员平时是不能进入三井迎宾馆的，但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会被允许进入庭院，在那里等待三井家族成员的接见。在三呼万岁的仪式中，三井家族的威仪恍如天皇般高高在上。

三井高公非常看重这个一年一度的谒拜仪式。因为平日里执行企业管理权的都是高级经理人，三井各家的户主只是名义上各大企业的一把手，实际并不出面。这个谒拜仪式相当于是对所有人的提醒——不要忘了三井财阀真正的主人。

回想起去年谒拜仪式的场景，三井高公不由得一声长叹。随着日本战败投降，美国人表示了要彻底解散财阀的意图后，再在三井迎宾馆里大张声势地搞谒拜仪式，显然是不可能的。三井高公决定在家里举行“非正式”的拜年仪式，虽然低调一些，但总比没有的强。

这一天，三井高公在家里从早等到晚，也没见一个人来敲门拜年。

对每一个为三井财阀效过力的人来说，曾经好似有两个天皇存在。日本战败后，天皇制被保留了下来，但三井人心中的那个“影子天皇”却倒了。

看着夕阳的落日余晖，三井高公泪眼婆娑。他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属于三井家族的时代结束了。

等待三井家族成员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东京审判”。

首先一步是征税。三井家族是日本的首富，根据《三井家宪》的规定，十一户家族的财产是作为共有财产统一经营的。截至1945年9月30日，三井十一家的共有财产约为5亿日元。在当时，一名国会议员的月薪是1500日元，以此为参照，三井家族的富裕程度可想而知。1945年10月，日本实行了新的财产税法，最高税率从25%一下子提高到90%。这实际上等于变相没收了三井家族的财产。

1946年7月16日，三井家族全体成员在三井总部大厦的小食堂开会，十一户家族的户主集体签字盖章，同意废除《三井家宪》并解散三井家同族会。

同年11月，盟总又给日本政府发去了一道备忘录，要求日本大藏省把财阀家族的财产处置权移交给控股公司管理委员会。这样一来，对财阀家族的生杀大权就落到了实际由美国人操纵的控股公司管理委员会手中。等待三井家族的，是更加严厉的“审判”。

征税之后的第二项措施，就是排除财阀家族在企业中的支配权。具体做法就是解除公职，让所有财阀家族的成员全部下岗，别说做公司的领导，就是当个普通职员都不行，必须彻底失业，零收入。

判定哪些财阀家族成员应当下岗，有七大标准：（1）以财阀的家姓为姓氏的上下三代直系血亲，以及兄弟、叔侄等旁系血亲，姻亲关系除外；（2）不问年龄性别；（3）持有的有价证券、现金、存款合计在100万日元以上者；（4）房产500坪[8]、地产2000坪[9]、农地山林50町步[10]以上者；（5）持有一家公司10%以上股权者；（6）对企业的支配力及经营具有发言权者；（7）过去的经历。

根据这七大标准，最终有56名财阀家族的成员被解除了公职。之后，解除公职的措施被扩大到经济界，约有2200名财阀企业的高级经理人也被解除了职务。

三井十一家的户主无一例外，都被开除公职。其中，松坂三井家的户主三井高周才18岁，还是一名高中生，没有任何社会职务，只因父兄早逝，才在开除名单上顶了缺。一本松町三井家的户主三井高义原本是个篆刻家，跟三井财阀的企业没有任何关联，也是因为哥哥过世继位户主，连篆刻的工作都做不成了。可见，只要是三井十一家的户主，无论年龄，无论职业，一律都要被穷追猛打。

被开除公职之后，三井家族手中持有的企业股票一律被要求上缴。这些有价证券金额巨大，其中一半以财产税的形式上缴给了大藏省，另一半则上缴给了控股公司管理委员会。交给控股公司管理委员会的有价证券，连同三井十一家的土地、房产等重要的动产和不动产都被陆续拍卖折现。这些钱一部分被用来购买国债和作为冻结存款，另一部分被充作向财阀家族定期统一发放的生活费。在本书一开始所提到的那座承载了三井家族辉煌记忆的总领家八郎右卫门的今井町邸，就是在这次财阀资产处置时被廉价卖给了美国大使馆，并最终成为了美国大使馆官员的宿舍，直到今天。

被没收了财产、开除了公职之后的三井家族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这个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家族，第一次过上了为钱发愁的日子。他们不得不每三个月向控股公司管理委员会递交一次生活费预算申请报告，这份申请报告细致到连味噌、酱油之类的开销预算都要一一列明。

这个曾经的日本首富家族最终能领到多少生活费，完全由控股公司管理委员会说了算。而此前，几乎每一个三井家族的户主都至少在四五家公司任职。以总领家三井高公为例，在解除公职前，他在4家公司担任职务，从每家公司能拿到的年薪几乎与日本首相相当。这样算来，日本首相干四年才能抵得上三井高公一年的收入。

现在，收入没有了，必须靠申请“低保”过日子。1947年，三井十一家的户主每人每月能领到1403日元的生活费，随着物价水平的上升，1948年调整为每人每月2737日元，1949年为7157日元。靠这些钱养活一家子人，显然捉襟见肘。实在入不敷出了，三井家的人就把高档和服、古董字画之类的东西偷偷拿出去典当，补贴家用。

直到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因为冷战而发生转变后，三井家族的际遇才逐渐好转，被解除公职的人陆续回到了原先的岗位上。

政策可以恢复，历史却无法倒退。对三井集团而言，已经没有了“主公”，请三井家的人回来担任顾问一类的职务，更主要的是出于一种情义，而非经营上的需要。战后的三井企业集团，名称上虽然承袭了“三井”两个字，却与那个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三井家族，不再有经济上的从属关系了。

财阀家族昔日的辉煌，终究是随着日本帝国的战败，一去不复返。

[1] 日本将这场战争称作“十五年战争”。

[2] 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的简称，英文缩写：GHQ。

[3] 后来曾两次出任日本首相，分别于1946—1947年和1948—1954年两次组阁，任期内制定了《日本国宪法》，签署了《旧金山和约》，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日本战后初期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4] 即现在的东芝。

[5] 即现在的札幌啤酒。

[6] 即现在的朝日啤酒。

[7] 又称三井俱乐部。

[8] 约1650平方米。

[9] 约6600平方米。

[10] 约50公顷。

第十四章 朝鲜战争，命运的大逆转

“上帝的礼物”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让美国吃了大亏，所以在战争结束初期，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十分严厉，旨在彻底铲除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军国主义赖以滋生的一切土壤。三井财阀的家族和企业被铆牢穷追猛打，就是美国严厉占领政策的一个缩影。

就在三井系的大企业被解体、被拆分，三井家族的成员被开除公职、剥夺财产的同时，国际局势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从1946年开始，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等接踵出笼，东西方的“冷战”开始了。原本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重点是中国，但随着1949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一下子跃升为美国在亚洲的前哨阵地。

1948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即将赴日本担任麦克阿瑟经济顾问的道奇说：“中国事态的发展，使日本的重要性倍增。”

1949年，道奇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表示：“过去一年，尤其是最近在这一地区出现的事态的倾向，说明了我们加强在日本的地位的必要性。我们将来的远东政策，要求把日本作为今后向远东地区援助扩张的跳板和供应基地加以利用。”

外部形势的变化，给“服刑”中的日本迅速解了围。

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逐步缓和，其中比较明显的动向就是援助日本的经济复兴。对于被逼到死角的财阀来说，无异于在绝境中突然看到了一扇敞开的大门。

解散财阀的工作不了了之。原本点名解散的83家财阀控股公司，只有42家被解散。根据《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325家大型垄断企业被要求分割，结果却是取消令如雪片般飞至，95%以上的大企业只是经历了一场虚惊。最后仅有11家企业被真正分割，只占实际要求总数的3.38%。

虽说这些“优惠政策”还轮不到三井财阀头上，但仔细想想，1947年被严格执行解体的三井物产最终变成了223家公司，而1948年被要求分割的4家三井大企业，基本都只拆分成两三家企业，最“不幸”的东芝也不过是被分割成27家工厂和1家研究所，比起三井物产的际遇来，实在是改善太多。而这前后，只不过才相差了一年。

更大的转机出现在1950年。这一年的6月，朝鲜战争爆发。处于美军占领之下的日本，成了美国的战争后勤补给基地。战争给日本带来了“朝鲜战争特需景气”，不仅使朝鲜战争前的滞销商品全部一扫而光，而且令生产也一举恢复到战败前的水平。这是一场“从天而降的大繁荣”，日本首相吉田茂甚至激动地形容这是“来自上帝的礼物”。

1951年7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财阀解体已经完成，控股公司管理委员会也于翌日解散，盟总的财阀解体政策至此宣告寿终正寝。这是官方正式向全体财阀发出的信号：你们自由了。

在财阀解体政策中遭到最沉重打击的三井，对美国占领当局政策出现松动的迹象反应迟缓。以往总是惯于领先的三井，在重新集结的问题上竟然畏首畏尾。也难怪，谁也说不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究竟是大势所趋，还是临时起意。直到这次正式宣布，三井才终于敢放开手脚，踏上了重新集结的道路。

隐蔽的司令部——“二木会”

对解散财阀政策始终持强烈抵抗态度的三菱，早在1946年6月就开始了秘密集会，组成了一个叫做“金曜会”的社长会。因为这个会是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五召开，星期五在日语里是“金耀日”，因此这个三菱集团成员企业最高领导层的联络会，就起名叫“金曜会”。

从时间上看，三菱财阀几乎是在母公司被执行解体的同时，就把旗下重要子公司的社长以秘密集会的方式联络到了一起。在财阀解体政策终止之前，“金曜会”一直是不公开的，甚至形式上不过是一个午餐会，以躲避美国占领当局的耳目。在随后接二连三的解散措施中，三菱正是通过“金曜会”的暗中联系，成功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

和三菱的负隅顽抗态度不同，三井的态度则消极很多。在解散财阀政策出台之前，三井方面曾积极斡旋，试图躲避最严厉的惩罚，但终究事与愿违。作为日本实力第一的财阀，三井的一举一动受到了美国占领当局的严密监督，因此在认识到大势已去后，三井没有表现出如同三菱那样的强势，而是认命。

直到1950年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已经出现明显松动之后，三井系统才在一些昔日高级管理人员的倡议下，组织成立了“月曜会”。“月曜会”同样也是午餐会，因为是在周一即日语中的“月耀日”举行，故得名。跟三菱的“金曜会”相比，三井的“月曜会”规格要低一些，参会的人员是三井系统常务董事以上级别。因为不是社长会，“月曜会”的作用更像是联谊，是为了保持三井系统各大企业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对整个三井系统发展的大政方针做出决策。

三井方面对于重新集结一事是相当谨慎的。“月曜会”的出现只是试水，其核心职能基本限于处理三井的商标。因为在1949年，控股公司管理委员会颁布了禁止使用财阀商标的命令，三井不得不放弃使用了近300年的标志。在精神旗帜被剥夺的切肤之痛下，这才由三井不动产的董事长江户英雄出面牵头，成立了“月曜会”。

三井系的重新集结行动一开始以“月曜会”为司令部，直到1961年作为社长会的“二木会”成立后，整个三井系统的决策大权才转移到了“二木会”。这与三菱的“金曜会”相比，足足晚了15年。三井在财阀系统重新集结的“赛道”上，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1961年成立的“二木会”，是三井集团内真正具有发言权的中枢机构。“二木会”因为在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即日语中的“木曜日”举行而得名。其成员是三井集团核心企业的会长或董事长，是一个完全以“一把手”组成的集会，而且不是所有三井系的企业董事长都有资格加入，必须达到相当规模才行。“二木会”的成员在成立时一共有18个，时至今日[1]也不过才26个，比起“月曜会”79个的成员数来说，“二木会”的权力无疑更为集中。

在财阀时代，三井有母公司，母公司的董事会就是最高决策机构。尽管美国废除了财阀解体政策，但垄断的康采恩财阀组织形式仍然不被允许，因为这有悖于自由市场竞争的原则。因此在战后财阀重新集结的过程中，过去的财阀母公司始终没能重建，只能另辟蹊径。

实际上，“二木会”就是过去三井母公司的董事会，只不过现在不挂靠在某个实体公司之下，而是以核心成员联谊会的形式出现罢了。“二木会”的权力比“月曜会”大得多，尽管没人能在“二木会”中说了算，但由三井物产、三井银行和三井不动产的董事长轮流坐庄，担当牵头人的游戏规则，却是一致默认的。

在1961年“二木会”成立之时，东芝、丰田、王子制纸这些原三井财阀系统内的大企业并未加入。“二木会”成立之后，促成大鳄归队便是其核心主旨之一。1973年，东芝、三越、王子制纸加入“二木会”，1974年丰田汽车加入，整个三井系统的重新集结才终得圆满。

除了作为决策机构的“二木会”和作为执行机构的“月曜会”，新的三井企业集团还有其他一些联系机构。成立于1972年的“三井广报委员会”是三井系内部的宣传交流机构，1978年成立的“三井业际研究所”则是一个集团内部的情报收集分析和政策研究部门。再加上1965年成立的专门收集和研究三井家族资料的公益财团机构“三井文库”，以及以三井迎宾馆为据点、实行会员制的“纲町三井俱乐部”，这样在整个三井企业集团内部，就形成了6个功能不一的沟通联络组织。

因为没有母公司的统一领导，所有三井系的成员企业就只能通过这六大组织来加强联系。是否成为这六大组织中的一员，就成为判定一家企业是否具有三井身份的重要标准。而这六大组织是全部加入，还是部分加入，就成为判断一家企业与三井集团关系紧密程度的重要依据。

国内有一些介绍三井财团的书，把索尼公司也列为重要的三井系成员。实际上，索尼并未加入三井集团上述六大组织中的任何一个，从所属关系上来说，索尼是完全游离于三井集团之外的，但是索尼与三井有很深的渊源也是事实。这一点，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一步解释。

也许有不少读者在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企业的从属身份有那么重要吗？对于其他国家的企业而言，或许判明这一点确实没什么意义，但对于日本企业来说，“血缘关系”却非常重要。日本企业之间的抱团行为和集体主义，有时会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例如，三井系的成员通常都是开丰田汽车，喝札幌啤酒，很少会看到有三井系的公司去采购三菱汽车，在公开场合使用麒麟饮料。而大到银行贷款、情报交流、对外投资等事宜，则更是处处以“自己人”为先。

三井的重新集结是一种另类形式的“复辟”。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认同上的回归，是成员企业通过加入六大组织实现的对身份归属的确认。这种复辟，没有恢复过去金字塔结构的康采恩组织形式，没有恢复作为集团标志性存在的母公司，三井家族也没有重新取得企业的控制权。这样一种“复辟”，更主要的是企业间的自发行动和自愿联合。

躯壳没有了，但灵魂犹在。

到目前为止，加入上述六大组织的企业一共有88家，它们构成了三井企业集团的主体，其中又以加入了“二木会”的26家企业为最核心的内圈。而由这88家企业投资或控股的其他企业则属于三井集团的外围，其数量大约有1000多家。如此，一个庞大的三井帝国又重新浮现在世人面前。

所以，“死去”的是三井财阀（Mitsui Zaibatsu），“转世”的是三井企业集团（Mitsui Group）。

第一商社的复活

被拆分成223家小公司的三井物产“化零为整”，是三井重新集结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作为在财阀解体政策中受伤最严重的一家企业，也作为三井财阀系统中最重要的一家企业，三井物产的走势实际上代表了整个三井系统的发展方向。

根据盟总宣布的“原三井物产职员在同一家公司再就业的人数不得超过100人，原三井物产部长以上职位的管理人员在同一家公司再就业不得超过2人”的严格规定，原三井物产的7058名员工被分流到一个个小型商社和公司中。这些庞杂的公司业绩良莠不齐，其中以第一物产、第一通商、室町物产、日本机械贸易这四家商社的业绩最为突出。

在1952年财阀解体政策正式废除后，收拾原三井物产的旧部，重新集结成一个综合商社的想法，在“月曜会”内部逐渐抬头。但是群龙无首。过去，三井财阀有大掌柜，在经营事务方面有很大的权威。现在，大家各自为政，一人占据一个小山头。要把这些散在的旧部重新集中在一起绝非易事。

这个时候，向井忠晴出面了。作为三井财阀最后的大佬，向井忠晴在三井物产内部有很大的个人权威。那些自立门户的各路“诸侯”，基本上都是向井忠晴曾经的部下。向井忠晴虽然因“山西事件”被迫从三井离职，但其个人影响力仍在。尤其他在战后还出任过吉田内阁的大藏大臣，可谓是一个政财两界通吃的头面人物。

向井忠晴把第一通商、第一物产、日东仓库、室町物产等14家商社的社长叫到一块儿，商议大联合的事宜。这14家商社的社长都在老领导面前表达了联手合作，重振三井物产往日雄风的意愿。

不料，日东仓库在财阀商标禁止令解除后，没有事先招呼就抢先把“三井物产”的商标给注册了，并在1953年和室町物产合并。为了在合并后的新三井物产内占有更多股权，这两家联手先把三井物产的金字招牌给占了。此举让第一物产大为光火，认为这是日东仓库和室町物产两家在联合争夺合并的领导权，对这个新的“三井物产”死活不肯承认。双方谈判了一年多，也没谈出个所以然来。

在原三井物产被分割后，第一物产一直自认正统。鉴于“原三井物产部长以上职位的管理人员在同一家公司再就业不得超过2人”的规定，原三井物产常务董事新关八洲太郎和北京支店的店长水上达三合作，组建了第一物产。第一物产起初的资本金只有19.5万日元，但因为集合了原三井物产最能干的一部分员工，其资本金在半年之后便达到了500万日元，成为实力最强劲的一方诸侯。

而室町物产主要脱胎于原三井物产的金属部门，经营单一的钢铁贸易，并非综合商社。日东仓库的地位就更低。在谈论大合并事宜时，这个“冒牌的三井物产”总资本金只有8.7亿多日元，而第一物产的总资本金则达到了19.2亿日元，因此第一物产方面提出了二比一的合并后的股权比例。但另两家先期合并的公司认为自己握有的“三井物产”金字招牌抵得上20亿日元，对第一物产的合并方案拒不接受。第一物产方面更是不肯吃亏，水上达三在日记中写道：“就算没有三井的招牌，第一物产也仍然是公认的实力派综合商社。”

就在三井物产忙着“窝里斗”的时候，作为竞争对手的三菱商事于1954年实现了重新集结。看到形势越来越紧迫，第一物产方面在1955年先合并了第一通商和日本机械贸易等较大的商社。最后，所有的三井元老、三井系各公司的社长，甚至已经完全退出的三井家族的人都纷纷出来做工作，好不容易才在1958年实现了三井物产的大联合。这比三菱足足晚了4年。二战前三井物产对三菱商事的绝对优势，至此已荡然无存。

三井物产的大联合是三井企业集团重新集结的一个缩影。不果断、拖沓、利益分歧严重，这背后其实反映出的是权威的真空。在战前，三井家族是天皇般的存在，大掌柜好似总理大臣，母公司的董事会就相当于内阁，整个三井帝国大而不乱。战后，这一切都没有了，群龙无首。三井物产大联合的时候，“二木会”尚未成立，这就导致三井物产的大联合更像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商业谈判。三井内部历来人才济济，在没有老大的情况下，那些完全能独当一面的经理人之间互不买账，把大量的精力白白浪费在了内耗上。

正是痛感到内部凝聚力的缺失，三井才最终组成了由核心大公司的社长参加的“二木会”。在这个“影子内阁”的领导下，重新复活的三井才逐渐走上了正轨。

分分合合的三井银行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财阀解体过程中始终没有提到过三井银行。这是因为早在战争结束前的1943年，三井银行就被剥离出三井系，和第一银行合并成了帝国银行。帝国银行的诞生完全是出于战时经济的需要，是军部政权对日本金融实施统制管理的一环。三井银行和第一银行完全不是因“自由恋爱”而结合，因此在日本战败后，这桩“特殊时代的婚姻”也就失去了继续维系的意义。

在战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中，金融系统奇迹般地得以保全，既没有被指定为控股公司，也没有被列为应予分割的垄断企业，几乎毫发无伤。对比美国在战败后的西德所采取的银行限制措施，日本的银行成为“漏网之鱼”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这一“疏漏”或许与战前日本军部实施的金融统制政策有关。几乎所有的财阀银行都被强制从财阀系统中剥离出去，合并组成了由政府统一管控的商业银行。表面上看，这些都市银行跟财阀没了关系，就连名称也不再使用财阀的商号。例如，三井银行变身为帝国银行，三菱银行变身为千代田银行。在实施财阀解体时，不属于财阀系统的这些大银行因此得以侥幸逃脱盟总的视线。

但是逃过了美国人的惩治，并不代表三井银行没有受伤。

1948年三井银行和第一银行的“离婚案”，是日本金融史上不可不提的大事件。在两家银行合并成帝国银行之前，三井银行是日本最大的民间银行，第一银行排名第五。与三菱银行、安田银行在合并时采取“以大吃小”的策略不同，三井银行和第一银行的合并可谓是“强强联手”。论实力，三井银行比第一银行实际要超出两倍不止，但因为金融统制政策是行政命令，需要速战速决，因此两家在合并的时候采取了股权对半的方式。此番“分手”，按照股权对半的原则，第一银行拿走了帝国银行一半的身价。这一合一离之间，三井银行的资产大大缩水。

第一银行却从这次“离婚”中大大获益，并成为后来的日本第一劝业银行的前身。2002年又与富士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合并，组成了实力数一数二的金融大集团——瑞穗金融集团。

与第一银行分道扬镳之后的三井银行因为财阀商号禁止令，没能恢复“三井银行”的旧称，只得继续沿袭“帝国银行”的招牌。直到1954年才复称“三井银行”，正式回到了三井系的怀抱。

财阀时代的三井银行实力卓群，这是因为它背靠着一个特别能赚钱的康采恩垄断组织。三井银行用不着通过扩张网点来吸收存款，中上川时期甚至还大规模关闭营业网点来规避风险。所以，三井银行的网点数跟其实力规模是不成比例的。这一点在财阀时代没有问题，因为吸纳民间存款对三井银行来说不是什么迫切的需要。但是到了后财阀时代，整个三井帝国百废待兴，几乎集团内的家家企业都缺钱，家家企业都来找三井银行贷款。这个时候，三井银行营业网点少的劣势，就成了贷款资金供不应求的最大元凶。

在战后形成的企业集团中，银行是企业集团的核心。所谓“有奶便是娘”，从哪家银行贷款，基本就是这家银行所在企业集团的成员，银行基本上不会向所属集团外的企业提供贷款。同理，如果不找自己集团的银行贷款，就等于是“叛变组织”。

因为三井银行的实力受到限制，不少原三井系的企业不得不脱离三井集团。例如朝日啤酒就转向住友银行寻求融资贷款，成为了住友企业集团中的一员。像东芝、丰田、王子制纸这样的大企业迟迟没有“归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三井银行没有足够的能力给这些大企业提供贷款融资。

1990年，三井银行吸收了规模虽不大，但营业网点数却占优的太阳神户银行，随后改称“樱花银行”，综合实力才总算回到了日本都市银行的第一纵队。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金融界出现了一股合并潮，樱花银行与住友银行在2001年合并成“三井住友银行”。正当世人纷纷猜测三井和住友这两大昔日的旧财阀集团是否要两家并一家时，合并潮并没有进一步扩散。最终，三井和住友的联合也仅仅限于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领域。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三井银行的融资贷款能力跟不上整个三井集团发展速度的尴尬事实。

财阀家族的命运

尽管三井企业集团重新集结的道路走得有些磕磕碰碰，但毕竟还是整装上路了。这一切波折也罢，顺利也罢，三井家族已不再具有发言权。属于三井家族的荣耀，永远停留在了二战结束之前的财阀时代。

开除公职、交出股票，财阀解体政策的一大结果，就是把三井家族完全排除在了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之外。在财阀解体政策废止后，被打散的企业又陆续集结在了一起，但三井家族与企业相剥离的状态却被当做既成事实延续了下来。

现如今，在三井的名义下，企业的归企业，家族的归家族，二者不再有直接的关联。或许当时一部分管理者的心声能够解释个中原因：“我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辛勤付出，最终变成三井家的小姐们手上戴的钻戒。”

时代毕竟向前迈进了一步。那种带有一定“主奴”色彩的封建劳资关系，就这样被历史彻底冲洗掉了。

第十一代总领家三井高公对这一切看得很淡。这位年轻时曾在英国生活了4年多的老人思想比较开明，不是那种守旧又顽固的财阀家长。也许正是因为他的不强势，三井集团的复活才会比三菱集团曲折得多。

在开除公职的命令解除后，作为战后三井企业集团“三巨头”之一的三井不动产，于1955年向三井高公发出了担任公司顾问的邀请。三井高公曾笑着对人说：“所谓顾问，就是一个被供起来的虚职。”出于对三井系企业的眷顾，三井高公仍欣然赴任。这也标志着被放逐的三井家族成员正式向日本经济界的回归。

此后，三井高公又先后担任了一些三井系企业的名誉职务，还当过学校法人北泉学园若叶会幼稚园的园长和三井纪念医院评议员会的会长等公益慈善类的职务。

1986年，已经91岁高龄的三井高公把第四个儿子之乘的长子，1972年出生的永乘过继为自己的养子，并指定三井永乘为第十二代总领家。

三井家族的其他成员有不少后来也进入了三井系的企业工作，但他们不享受任何特权，加薪升职全要靠自身的实力。在开除公职时还是一名高中生的松坂三井家年轻的户主三井高周，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东京大学法学部，因为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三井高周在读书方面尤其发奋。从东大毕业后，他又赴美留学，在乔治敦大学攻读研究生。1957年回国后，进入尚未实现大联合的第一物产工作。三井高周先后在三井物产的化肥部门、汽车部门工作过，完全享受不到“公子哥”的特权。1968年他曾一度到加拿大工作，1976年再度回归三井物产后，三井高周才逐渐走上管理岗位，当过法务课长、总务部次长等职。1982年，已经53岁的三井高周进入三井物产设立的子公司三井石油开发工作，职务不过是总务部长。

三井高周的命运正是昔日的这个日本首富家族在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缩影——没有特权，没有理所应得的高薪和高职，所有的一切全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如今，属于三井家族的旧址在现实生活中已很难看到。三井十一家几乎所有的宅邸都毁于美军轰炸，炸不掉的地皮基本上也都有了另外的主人。总领家八郎右卫门的今井町邸，如今是美国驻日大使馆宿舍。后来三井高公所住的西麻布邸，如今已被移到了东京郊外的小金井公园内。从现存的这栋两层楼的房子中，已很难想象昔日三井家族接待皇室成员和外国要员的盛况了。

三井家族收藏的大约4000件藏品，如今都集中在“三井美术馆”。所有三井财阀经营史上的档案资料，则由“三井文库”负责管理。在这些面向公众开放的文化设施内，人们依旧还能够感受到这个有着近350年历史的家族，在日本近代商业史上所留下的辉煌印记。

[1] 截至2012年4月。

第十五章 消失的财阀，不灭的灵魂

隐形的商业帝国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三井逐步走上了重新集结的道路。旧部可以收拾，商号可以复原，但有两样东西却再也找不回来了：一个是作为控股公司的财阀母公司，另一个是主宰财阀企业的三井家族。

财阀从形态上消失了，但垄断性经营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在1975年日本国会通过的《禁止垄断法修正案》中有这样一条附属决议：“为了限制因企业集团化而引起的竞争并清除其弊害，应迅速掌握相互持股、系列贷款、人事结合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研究必要的限制措施。”这是官方首次给后财阀时代的日本大企业垄断形态一个正式的说法——“企业集团”，甚至连其基本特征都给点了出来。

在财阀时代，三井系企业的出身属性根据股权关系一目了然。由三井十一家共同出资成立财阀母公司三井本社，三井本社直接控股直系子公司和准直系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再投资成立子公司。这样子生孙，孙生子，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结构的财阀企业大家族。

财阀解体之后，金字塔结构的最顶端没有了，三井家族及控股公司所持有的下属企业股权被全部没收，并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股权分散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原本控制在三井家族和企业法人手中的股票全部散落在了个人手中。

日本人的集体归属感是很强的，三井系的职员一般会认准自家企业的股票购买。这样一来，三井系企业的股票大部分都还在“自己人”手中。财阀解体政策废除后，这些企业就开始回购股票。当然，回购不可能一帆风顺。“大正海上火灾事件”和“三井不动产事件”的出现，让三井系的各大企业深深感到了孤军奋战的危机。

1951年夏，大正海上火灾保险公司的股票突然出现异动。5月底的时候股票价格还只有84日元左右，到8月初就已飙升到270日元上下。一查之后发现，有人在持续大笔吃进大正海上火灾的股票。

大正海上火灾保险公司是三井物产设立的子公司，是旧三井财阀系统中的重要一员。股权分散时期，其100万股股票全部被投入市场，三井系的企业对其持股比例变成了零。1951年夏，一个姓猪俣的人陆续买进了40万股大正海上的股票，引起了三井系企业的不安。再发展下去，大正海上就要变成一家私人企业了。

大正海上公司找猪俣交涉，一问才知道此人原来曾是三井财阀系的雇员。交涉的过程因而变得非常顺利，猪俣同意以每股200日元的价格出让手中90%的大正海上股票。可是大正海上却没有能力全部吃进这些股票，不得不求助昔日同一财阀阵营的“兄弟企业”。这样一来，虽然大正海上并没有把这些股票全部回购，但股权分散在“兄弟企业”手中，就等于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这就是此后三井企业集团一种典型的存在方式——相互持股。

从大正海上火灾保险公司1952年的股东结构看（如表），三井系企业的持股比例都不高，最大的三井系股东三井船舶也不过只持有6.5%的股份。但如果把这些三井系的持股比例加在一起，则变成25%，是绝对的第一大股东。

三井系企业对大正海上火灾保险公司的持股明细（1952年）

数据来源：《公司年鉴》1953年版，日本经济新闻社编。

秘密就在这里。表面上看，谁都算不上是大正海上火灾的大股东，在外人眼里看来，这些企业也很难对大正海上火灾的事务拥有发言权。可一旦这些企业联合起来，就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类似于大正海上火灾的相互持股案例，1951年在三井企业集团内就发生了30件，并由此逐步形成了三井企业集团内部蜘蛛网结构的交叉持股关系。

企业集团之间的相互持股并不是A公司持有B公司的股票，B公司就一定会礼尚往来地持有A公司的股票，集团企业之间往往是一种不对称的相互持股状态。例如从丰田汽车在1982年与三井系企业的相互持股关系看，三井企业集团中的三井银行、三井信托、大正海上、三井物产、三井造船、三井生命、三井建设、三机工业、东丽、东芝、三井不动产和三井船舶等12家企业是丰田汽车的股东，但丰田汽车仅持有前5家公司的股票。

相互持股的结果是这些集团内的企业相互抱团在了一起，彼此之间编织了一张紧密的蜘蛛网，轻易不得脱身。这些企业当中，没有哪一家企业能绝对地代表三井企业集团。所以，三井企业集团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状态。在财阀解体后，企业集团的存在就因此变得非常隐秘。

如果说财阀时代的企业关系是非常清晰的金字塔结构的从属关系的话，那么战后时代的财阀系企业关系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平时，大家好似一盘散沙，看不出绝对的王者，一旦遇到重大事项，那些“潜伏”着的小股东就会迅速集结成一个享有绝对发言权的大股东，对抗来自外部的威胁。这种交叉持股的方式，使三井企业集团得以用最小的成本防止企业落入他人之手。

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三井企业集团的相互持股比率不断上升。1957年时还只有7.2%，到1965年时已经达到14.26%，几乎翻了一番，到1976年时又进一步上升为17.3%。其中的背景是日本在1964年加入了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资本市场实现了自由化，允许外资买卖日本企业的股票。为了防止旗下的企业被外资收购，三井企业集团通过加强相互持股、通过更加紧密地抱团在一起，来提高整体的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

反过来，当三井企业集团想控制某一家企业的时候，无须高调地让一家三井企业成为目标企业的大股东，只需联合集团内的企业共同出击，一起做小股东，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俘获“猎物”。尤其当集团内的很多企业并不冠以“三井”的商号时，这种隐蔽性就会藏得更深。

大象遁形。一个庞大的“三井帝国”依旧存在，只不过隐身了而已。

神秘的午餐会

在隐形的“三井帝国”中，谁是主宰？答案是没有。没有大掌柜、没有当家人，只有“二木会”。

前面讲过，“二木会”是一个非公开的社长会，由三井企业集团中最核心的企业“一把手”组成。1961年“二木会”成立时，其社长成员是18个，现在[1]是26个。这是一个实行集体领导制的机构，与财阀时代由大掌柜发令，社长们执行的自上而下的控制方式不同，“二木会”里的成员都是平等的，彼此之间只能横向牵制。

“二木会”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机构，仅仅以午餐会的形式存在。“二木会”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权威，其做出的决定不具备任何强制性。这很像长老会，威望不是来自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而是来自内部成员的自觉认同。不是命令，却胜似命令。

“二木会”的实质权力有多大？恐怕三越百货公司的前社长冈田茂最有发言权。冈田茂1938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三越百货公司，1972年当上社长。此人擅长宣传策划，通过在三越百货银座总店搞大型海外珍宝展吸引客流，提升了三越百货的档次。在他担任银座总店店长期间，该店的营业额节节攀升，恍如再现当年三井高利创业时“越后屋”的盛况。凭借着让三越百货坐上日本百货业头把交椅的骄人业绩，冈田1972年当上了三越百货的社长。

冈田茂非常强势，在三越百货内部几乎一手遮天。当上社长后，手脚变得越来越不干净。1982年三越百货的利润从业界第一滑落至第三，引起了“二木会”其他成员的强烈不满。随后，三越百货又因违反“反垄断法”受到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警告。在同年8月份举办的“波斯珍宝展”上，三越百货用大量赝品忽悠观众的丑闻被媒体竞相报道，财经杂志还揭露了三越百货与珠宝商之间的不正当交易内幕。

三越百货不仅经济利益严重受损，更重要的是公众形象大跌。在媒体进行的“最差社长评选”中，冈田茂赫然位列榜首。但鉴于冈田茂在三越百货长达10年的铁腕管理，没人敢向他发难。此时，“二木会”出面了。

在9月份的午餐会上，“二木会”做出集体决定：要求冈田茂下台。冈田茂本身也是“二木会”的一员，由于失去了多数成员的信任，他的位子就难保了。“二木会”不是三越百货的董事会，但它却能做出三越百货董事会想做而不敢做的决定。此事足以证明这个“影子内阁”对三井成员企业的巨大影响力。

尽管冈田茂对“二木会”公开发表的要求其下台的声明十分不服，甚至高喊：“凭什么！”但是得到“二木会”授意的三越百货董事会终于挺直了腰杆，把这个强势的社长赶下了台。

可见，“二木会”实际上就是三井企业集团不挂牌的司令部。它在形式上不做任何约束性的决定，但各公司的重大事宜如果没有在“二木会”上获得认可，通常是行不通的。同样，有困难的公司也能够在这个特殊的午餐会上寻找到特殊的帮助。

20世纪60年代初，东芝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危机，由于投资过快导致负债累累，利润大幅下滑，东芝濒临破产边缘。作为“二木会”中的一分子，东芝的董事长石板泰三向兄弟企业的掌门人求援，并点名要三井的成员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的社长土光敏夫来救火。很快，“二木会”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土光敏夫在三井内部跳槽。

石川岛播磨重工[2]是三井企业集团中的重要一员，但当时尚未进入“二木会”的核心圈子。石川岛播磨重工比东芝更早陷入经营危机，但是在机械工程师出身的土光敏夫手上，该公司不仅很快摆脱了危机，而且实力日益强大，土光敏夫也因此得到了“二木会”首脑们的一致认可。当东芝请求内部增援时，大家一致认为土光敏夫可用。1965年，土光敏夫出任东芝社长，次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

在日本企业里，别说是公司首脑，就连普通职员也很少跳槽，如果没有特殊任命，通常会在一个地方待到退休。像土光敏夫这样从一家公司的社长之位跳槽到另一家公司的社长之位的例子，如果没有“二木会”这样的实权机构在幕后协调，东芝的“挖脚”行动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原本应属于个体行为的跳槽却成为一种人事任命，只能说明这些企业背后是有组织在管理的。

在财阀“转世”后的企业集团里，不挂牌司令部的存在几乎是公开的秘密。类似的还有三菱企业集团的“金曜会”、住友企业集团的“白水会”、芙蓉企业集团的“芙蓉会”、第一劝业银行企业集团的“三金会”、三和企业集团的“三水会”等等。所以，即便没有了过去的大掌柜，三井企业集团在整体上依然能够有序运转。

父亲一般的银行

在康采恩财阀体系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财阀母公司，这是所有财阀系子公司的“家长”。而在企业集团当中是没有“家长”的。长兄若父，排行靠前的企业自然就得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

在三井企业集团中，三井银行扮演着“父亲”的角色，负责集团企业的融资贷款，也就是生计的问题；三井物产则扮演着“母亲”的角色，负责集团企业的内部贸易，也就是生活问题。通过主银行的系列融资和综合商社的内部贸易，三井企业集团庞大的帝国机器才得以高效运转。

先来看系列融资。

三井银行，即当时所称的帝国银行在财阀解体政策中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打击，因此在战后各大企业需要投资新设备、新产业时，得以有条件向同族的兄弟姐妹们提供资金贷款。三井银行在财阀时代当然也承担着融资贷款的功能，但所有的决策都是母公司拿捏的，三井银行不过只承担执行放款的功能。而在企业集团时代，全部的贷款协调权力都归属三井银行，使其成了整个企业集团内的主心骨。

三井银行通常不会向不属于自己系列的企业提供贷款，同样，三井系的企业融资也主要依赖三井银行，就算不完全依赖三井银行，至少贷款的最大份额得从三井银行来。这就是日本企业集团的又一大特征——系列融资。提供系列融资的银行也因此被称作“主银行”（Main Bank）。

主银行就是企业的“衣食父母”。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非常紧密，三井银行甚至直接就是集团所属企业的债权人和大股东。银行的资金充足率和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捆绑在一条利益链上——倘若三井银行贷款资金不足，整个企业集团的成员数就会减少，凝聚力就会减弱；倘若三井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经营利润下滑，就会导致三井银行不良债权的孳生。

其他企业集团的系列融资也是同样道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引发了银行和企业的共振，由系列融资所造成的捆绑制度就是其中的主要诱因之一。

美国企业的融资通常是在资本市场上公开募集，通过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来直接融资。但是日本企业却十分依赖主银行，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三井银行甚至可以直接派遣人员担任企业的重要职务。

这样的关系似曾相识？对了！早在中上川时代，三井银行就大量派出人员担任债务公司的负责人，大日本制糖的社长藤山雷太、王子制纸的社长藤原银次郎、三越百货的会长日比翁助等等，都是从三井银行派出的悍将。

这种银行对企业的派遣制度在企业集团时代甚至有增无减。企业通过银行派遣的人员实现与银行的日常交易，当经营业绩恶化时，则通过派遣人员获得支援和帮助。由银行人事派遣体现的主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再次证明了企业集团身上残留的财阀基因。

再来看内部贸易。

三井企业集团成员的内部交易和外部买卖通常都是通过三井物产来实现的。三井物产掌握着广泛的销售渠道，有庞大的情报网络，有专业的市场人员，这些综合优势能够帮助成员企业用最小的成本实现市场覆盖的最大化。因此，三井系企业的贸易绝大部分以三井物产为中介，即便是成员企业之间也很少进行直接贸易，还是要通过三井物产来实现。

一开始，企业集团的内部贸易非常狭隘，每个企业只采购自家集团内的产品，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商业王国。例如，三井的人开丰田车、用东芝电脑、喝札幌啤酒，住友的人开马自达车、用NEC电脑、喝朝日啤酒……只要能用自家集团的产品就决不采购别家的。这其中的原则不是根据价格、质量、服务来确定该买哪一家的产品，而是先确定好买哪一家的产品，然后再通过三井物产来磋商贸易条件。这种颠倒的贸易关系，其根本出发点还是“自己人优先”的老式思路。

三井物产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几乎无所不包，且在世界各地设有上百个分支机构，甚至还直接参与投资设立大量子公司，这就是所谓“综合商社”的综合所在。

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商社越来越不局限于代理本集团企业的产品买卖。成员企业的采购、贸易、对外投资、商务咨询等事务，三井物产统统都管，甚至可以一手包办，成员企业对三井物产的依赖程度并不比对三井银行来得少。尤其当成员企业试图向海外发展的时候，三井物产更是当仁不让的“先头部队”，项目的前期调查、与当地部门的沟通、商业谈判等事宜，通常都会交由三井物产来完成。在下一章讲到三井在中国的战略发展时，很容易就能看到三井物产所发挥的“全能”作用。

重振昔日雄风

客观地说，三井在战后日本企业集团集结的过程中行动是迟滞的，如果算上东芝和丰田等核心大企业的回归，整个集结行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算完成。在二战结束之前，三井的整体实力大约是三菱的1.5倍，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三井不仅落到了三菱的后面，甚至还被住友赶超。不过，这种“颓势”只是相对而言，从绝对实力上看，三井的战斗力丝毫不减当年。

三井的传统优势是商业、不动产、矿山、造纸、汽车、金属制造和纺织纤维，重工业一直都不是三井的强项。为了加强三井企业集团的竞争优势，三井在1958年联合集团内的34家大企业共同投资，成立了资本金达32.5亿日元的“日本原子能事业公司”，率先向核工业领域发起了攻势。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其他的企业集团也陆续成立了原子能公司，但由于先进的核技术主要掌握在实力雄厚的美国资本手中，这些原子能公司在成立后不久就迅速洗牌，最终形成了三井、芙蓉、三菱三大企业集团的“三足鼎立”之势，其中又以三井企业集团的核技术实力最为明显。

1989年，三井集团将日本原子能事业公司并入东芝，作为东芝的原子能事业部门。此后，东芝公司就成为三井集团在核工业领域中的“代言人”。1999年，东芝对原子能事业部门进行改革，将其升格为“电力系统公司”，但仍在东芝的管辖之下，并未独立出去。这样，东芝就和芙蓉集团的日立、三菱集团的三菱重工一道，成为日本核工业领域中的“三巨头”。

鉴于三井与美国通用电气之间长期存在的合作关系，东芝在核反应堆建造技术方面得到了通用电气的支持，从而掌握了建造沸水堆（BWR）的技术。三菱重工则得到了美国西屋电气的帮助，掌握了建造压水堆（PWR）的技术。由于日立也掌握了沸水堆技术，因此日本的核反应堆装备制造商就分成了东芝和日立的“沸水堆派”和三菱重工的“压水堆派”。

2011年在东日本大地震中为世人所熟知的东京电力公司，虽然不是三井企业集团的成员，但与三井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是东芝长期的大客户。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沸水反应堆除4号机组外，其余5个机组全部是由东芝在1970—1980年期间负责建造的。

2006年，东芝收购了掌握压水堆技术的核反应堆制造商西屋电气，将其纳为子公司。这样一来，东芝就成了日本第一大核反应堆装备制造商，也是唯一掌握两大主流核反应堆技术的装备制造公司。

东芝在核工业领域中的强势地位，是整个三井企业集团合力推动的结果。三井的原子能事业公司原本是一家共同投资公司，集团内的34家企业对其拥有股权。为了实现高效集中的管理，三井集团把原子能事业公司“送”给了东芝。在东芝向海外出口反应堆装备、收购西屋电气的过程中，三井物产、三井银行[3]等“兄弟企业”的贡献巨大。尤其是在和三菱重工竞价收购西屋电气时，两家公司竞争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三井和三菱两大企业集团的竞争。

在钢铁生产领域，三井集团的技术优势遥遥领先，却又不为人熟知，原因就在于其核心成员企业日本制钢所是一家兵工厂，在民需领域的生产规模很有限。日本制钢所在二战后曾短期解散，但朝鲜战争爆发后很快就又恢复了武器生产，20世纪50年代日本制造的所有大口径、中口径钢炮全部出自日本制钢所。除了研发各种坦克炮、榴弹炮、速射炮和导弹发射装置外，其核电厂大型锻件的制造能力举世公认，占据着世界大型核锻件市场80%的份额。外界普遍认为三井企业集团的重工业生产能力比较弱，殊不知在军用钢材和大型核锻件制造能力方面，三井集团的一技之长几乎无人能及。

在石油资源开发方面，三井集团也同样占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1969年，三井企业集团17家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了资本金高达近70亿日元的“三井石油开发公司”，其中三井物产是最大的股东。

日本是一个石油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而世界的石油资源又绝大部分掌握在国际石油垄断资本手中。日本企业单独进入这一领域分一杯羹的成功率非常低，必须举整个企业集团之力，方有可能成功。继三井石油开发之后，日本的大企业集团纷纷成立石油开发公司，但三井石油开发是其中最早、也最为成功的一个。

三井石油开发的据点主要集中在东南亚、欧洲北海和美国墨西哥湾。因为日本并非石油大国，三井石油开发公司一直不为人所熟知。2010年4月发生的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故，首次将三井石油开发推到了媒体聚焦镜下。人们惊讶地发现，三井石油开发竟然握有事故油田10%的股权，与石油大鳄英国石油公司一道，分享着墨西哥湾原油的“大蛋糕”。

在能源领域，三井企业集团的步子一直都迈得比较大。除了日本原子能事业公司、三井石油开发公司之外，20世纪60年代，三井集团还成立了三井海洋开发公司、三井铝业、三井矾土制炼公司等。

三井企业集团与国际垄断资本的合作也较为引人注目。早在财阀时代，三井就与英美系的国际垄断资本来往密切。战后，三井集团通过远东石油工业、美孚石油公司而与洛克菲勒财团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通用电气公司而与摩根财团来往密切，福特财团、梅隆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第一花旗银行等也是三井集团的合作伙伴。三井甚至还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视作自己企业集团中的一分子。

没有大张旗鼓，三井在悄然实现着复兴。

2005年7月竣工的位于东京日本桥的三井塔楼大厦，似乎是一个无声的宣告。这座高194.7米的摩天大楼在设计上动了很多心思，其低层裙楼部分与旁边紧邻的建成于1929年的三井本馆[4]相连通，主塔楼部分则直冲云霄。既暗示着新的三井企业集团对历史的传承，又预示着向未来的进发。

如今，这一高一低的两栋大楼中汇集了不少三井企业集团核心成员的总部。因为大部分三井系的企业喜欢把办公地点选在东京的八重洲和日本桥一带，这两个地段常被人们戏称为“三井的地盘”。

王牌企业大阅兵

（1）商社·银行·不动产“三驾马车”

三井企业集团有三大最核心的企业，被称为“御三家”。在财阀时代，“御三家”是三井银行、三井物产和三井矿山。战后，三井矿山的地位被三井不动产取代。

三井矿山曾经是三井财阀的“阿里巴巴宝藏”，煤炭为三井帝国打下了最坚实的财力基础。但是二战结束之后，石油和天然气取代煤炭成为了最主要的动力资源，属于夕阳产业的采矿业逐渐衰落。三井矿山于1973年完全取消了采煤事业，只经营煤炭、石油、建材和焦炭的销售，并逐渐向房地产开发和旅游业转型，但仍然不能挽回利润节节滑坡的颓势。

2009年，三井矿山正式注销商号，更名为“日本焦炭工业公司”，第一大股东也变成了日本西部燃气，并全面退出三井集团的六大联络组织，从此不再是三井企业集团的成员。目前，日本焦炭工业公司是新日铁企业集团的成员，曾经风光无限的三井矿山就此成为了永远的过去式。

二战之后崛起的三井不动产，早先只是管理三井家族不动产的一个部门。1914年三井财阀的母公司“三井合名会社”成立了不动产课，直到1941年才独立出来，成为“三井不动产株式会社”。

三井不动产在三井系的资格并不老，但地位却上升很快。这一方面与三井不动产所置身的房地产业有关，在战后复兴时期，商业建筑开发、民用住宅建设、城市规划等方面蕴藏的巨大商机，为三井不动产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另一方面，三井不动产能够跻身“御三家”之列，还跟一个叫江户英雄的人有关。

江户英雄出生于1903年，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高才生。他原先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因为得了肺结核而放弃了从政的念头，毕业后进入了“三井合名会社”。在财阀解体前，他是三井母公司的总务部长[5]。随着财阀母公司的解散，江户英雄也暂时“失业”了。因为职务不算特别高，江户英雄并未受到开除公职令的波及，很快他就到三井不动产“再就业”，并在1955年当上了三井不动产的社长。

曾经在三井母公司任职的经历，让江户英雄对三井集团重新集结的愿望比其他子公司的社长来得更加迫切。正是在他的反复游说、积极联络下，“月曜会”和“二木会”才相继成立。在三井企业集团凝聚力不断加强的同时，江户英雄的个人威望也不断上升，成为三井集团在重新集结过程中事实上的大掌柜。三井不动产也因此在整个集团企业中的地位扶摇直上。

三井不动产目前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开发公司。1968年时建成了日本第一座摩天大楼——高147米的霞关大厦。在此之前，由于抗震技术的局限，地震多发的日本最高只能建造15层高的建筑，而三井不动产建造的霞关大厦有36层，当时在日本全国曾引起巨大轰动。现如今东京都内最高的建筑、248米的“东京中城”（Tokyo Midtown），也是出自三井不动产之手。

不过说到三井不动产最出名的“作品”，还要属东京迪斯尼乐园。三井不动产在1983年与京成电铁株式会社合资成立“东方乐园株式会社”，专营东京迪斯尼乐园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三井不动产不仅向东方乐园公司投资，还向其派遣管理人员，其地位与三井不动产的子公司相当。

东京迪斯尼乐园的用地基本上是靠填海造地而来，而三井不动产就是在日本进行填海造地的先驱，早在1958年就在千叶县的市原地区开始了填海造地。当时，三井不动产内部曾强烈反对填海造地，认为成本和风险巨大，是江户英雄拍板决断，这才奠定了三井不动产在日本临海用地开发上的龙头老大地位。

三井企业集团“御三家”中的另外两大企业——三井物产和三井银行[6]，本书的前述章节已有大量表述，此处不再赘言。

（2）丰田与三井的联姻

丰田与三井的关系远非资本合作那样简单，丰田家族与三井家族、三井物产高管之间还存在着姻亲关系。

就拿现任的丰田汽车“掌门人”丰田章男来说，他的母亲博子是三井财阀家族伊皿子家第八代户主、原三井银行董事三井高长的小女儿。伊皿子家在三井十一家中的地位很高，是始祖高利的次子一脉，地位仅次于北家[7]。而三井高长的妻子，也就是丰田章男的外婆，是三井第十代总领家高栋的女儿[8]。丰田章男等于是三井财阀家族第十代掌门人的曾外孙。可以说，丰田家族与三井家族之间血脉相连。

不仅如此，丰田章男还迎娶了原三井物产副社长田渊守的女儿裕子为妻。丰田汽车与三井物产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又通过这样一桩婚事而得到了巩固。

丰田汽车的前身是创始人丰田佐吉在1926年创办的一家名为“丰田自动织机”的纺织机械制造厂。因为三井物产对其有投资，在三井财阀庞大的帝国谱系图中，丰田自动织机属于三井物产的旁系子公司，位列三井金字塔型康采恩系统的最底层。1933年，丰田自动织机设立了汽车部门，开始研发汽车生产。1937年，汽车部门正式独立为“丰田汽车株式会社”，第一任社长是丰田佐吉的女婿丰田利三郎。

丰田利三郎原名儿玉利三郎，因为娶了丰田佐吉的长女爱子而入赘丰田家。丰田利三郎的哥哥儿玉一造是原三井物产棉花事业部的部长，对丰田佐吉的创业有过非常大的帮助，以至于两家最后结成了亲家。

丰田汽车在二战期间曾为日本陆军生产过军用卡车，但尚未形成规模，日本就战败了。战后丰田汽车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经营危机，靠着以三井银行[9]为首的银行团的紧急融资，丰田汽车才挨到了朝鲜战争特需的到来。美军军用卡车的特需订单，让丰田汽车起死回生，并为民用轿车的研发奠定了技术基础。

丰田汽车能够成为如今世界第一的汽车生产和销售巨擘，三井物产遍布全球的销售网络功不可没。1964年丰田汽车在三井物产的帮助下进军北美，两家合资成立了“丰田加拿大公司”（Toyot Canada Inc.），专门负责丰田汽车在北美的销售。1988年，丰田汽车开始在加拿大设立工厂，进行本地化生产。为配合丰田汽车在全球汽车销售市场份额逐年上升的趋势，三井物产将其所属的汽车事业部门升格为“汽车本部”，成为三井物产14个类别的营业本部之一，其主要职能就是“全面支援丰田汽车的全球战略”。

在三井企业集团的六大联络组织中，丰田汽车没有加入“三井广报委员会”和“月曜会”，尤其是缺席了作为中高级管理人员联谊会而存在的“月曜会”，显示了丰田汽车在三井企业集团中十分明显的独立化倾向。但无论是从血缘和姻亲关系来看，还是从业务合作和提携关系来看，丰田汽车是三井集团的中坚分子，这一点毫无疑问。

（3）东芝的另一面

“TOSHIBA，TOSHIBA，新时代的东芝”，这句经典的广告词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荧屏上风靡一时。大多数中国人正是通过这句广告词，才知道了日本的那个生产家电的企业——东芝。

东芝的确在家电生产领域有着很强的实力，是日本最早将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电饭煲等家电实现国产化的企业。但是东芝并不完全是家电生产企业，家电产品充其量只占其业务的1/10。确切地说，东芝是一家电气制造企业。“电气”和“电器”发音相同，但一字之差当中却隐藏着大学问。

东芝最早的前身叫“田中制造所”，是田中久重于1875年创办的一家电信和通讯设备制造厂，是日本向西方学习先进设备制造的先驱。在创业初期由于经营不善，欠下三井银行巨额贷款无力偿还。强势的三井大掌柜中上川便把田中制造所的全部资产拿来抵债，并将田中制造所更名为“芝浦制作所”，在1893年正式纳为三井财阀系统中的一员。1939年，芝浦制作所和东京电气株式会社合并，成立“东京芝浦电气”，1984年正式更名为“东芝”。

除家电产品外，东芝还生产半导体芯片、电子零部件、电脑、手机、医疗仪器和播放设备等等。但东芝在日本真正的竞争优势来自三大领域：核装备生产、军工产品生产和铁路机车相关设备生产。

东芝在日本核工业领域中的优势地位，得益于整个三井集团在20世纪60年代的“原子能开发战略”，这在上一节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东芝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家同时掌握沸水堆（BWR）技术和压水堆（PWR）技术的企业，不仅有先进的核反应堆设计建造能力，在其他能源装备制造方面也有明显的优势。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发生核泄漏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站，除4号机组外，其余5个机组全部由东芝制造。所以，“能源领域中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才是对东芝更为确切的认识。

东芝还是一家重要的军工厂，主要为日本防卫省研发制造地对空导弹。东芝生产的导弹类型包括SAM-1短程地对空导弹、SAM-2便携式地对空导弹和SAM-3中程地对空导弹。这些导弹主要配备在日本陆上自卫队中。此外，东芝还负责为日本陆上自卫队研发生产在前线作战时使用的“基干连队指挥统制系统”（ReCs），这个系统在作战时将起到指挥中枢的作用。

日本受“和平宪法”的制约，没有官办的专门从事武器装备生产的工厂，军工生产全部藏身于民间。东芝隐藏着一个不为人所知的身份——“导弹制造企业”，其客户就是日本陆上自卫队。

东芝身上还有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标签，那就是“铁路机车设备制造商”。东芝主要生产电力机车的牵引逆变器、辅助牵引变流器、电动机、辅助电源装置、通风系统和信息控制系统等电气装备。虽然东芝并不直接制造铁路机车，却掌控着机车“神经系统”的关键技术。此外，东芝还生产车站服务设备，如自动检票机、自动售票机等等。

可以说，东芝在中国的名气是靠家电产品打响的，但家电制造只是东芝公司露出的“冰山一角”，其真正的实力隐藏在那些不为我们所熟知的领域。

在三井企业集团中，东芝加入了除宣传机构“三井广报委员会”之外的其余5个联络机构。和丰田汽车一样，东芝的独立化倾向也十分明显，其投资设立的子公司也越来越多，涉足的领域也非常广，相当于在庞大的三井企业集团中又形成了一个“东芝子集团”。

（4）“首席编外”索尼

有不少人将索尼公司误认为是三井企业集团的成员，这是不对的。索尼没有参加三井企业集团六大联络组织中的任何一个，连个旁系公司都算不上。索尼自诞生以来始终自成一派，没有加入任何一大日本企业集团。近年来，索尼的业务触角从电子产品制造伸向了金融、流通领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索尼企业集团”。

但不可否认的是，索尼与三井的关系十分密切。究其原因，还是跟一个人有关。他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三井银行行长，后来的帝国银行行长万代顺四郎。

索尼的前身是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在1946年创办的“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当时，井深大38岁，盛田昭夫才25岁。这两个白手起家的年轻人把公司的名字起得很响，实际上却和一家皮包公司差不了多少。除了技术、理想、抱负之外，几乎啥都没有，尤其缺钱，就连办公室也只能设在一间“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破屋子里。但幸运的是，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得到了贵人相助。

万代顺四郎出生于1883年，1907年从学校毕业后进入三井银行工作，在池田成彬退休后，万代顺四郎接管了三井银行，并主持了1943年三井银行与第一银行合并成立帝国银行的工作。二战结束后，作为战时金融体制下的特殊产物，帝国银行失去了联姻的意义，万代顺四郎于1946年辞去了帝国银行会长的职务。万代顺四郎还是日本银行协会联合会的会长，是日本财界的元老级人物。从银行界退出后，万代顺四郎出现在了东京通信工业公司那间破败的办公室里，身份是公司顾问。

万代顺四郎膝下无子女，这使得他特别关注年轻人，对那些刻苦读书、有远大理想抱负的年轻人尤为垂爱。在经人介绍认识了血气方刚的盛田昭夫后，万代顺四郎几乎把他当做儿子一般看待，并欣然接受邀请，成为公司的顾问。在开除公职令废除后，这位日本财界的大佬级人物于1953年受邀出任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的会长。

在万代顺四郎的保驾护航下，创业之初极度缺乏资金的东京通信工业公司得以顺利地从三井银行获得贷款，并且在销售、物流等相关业务领域都获得了三井集团的大力提携。1958年，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正式更名为“索尼株式会社”，并在东京证交所上市。翌年，万代顺四郎去世。

如果没有万代顺四郎，索尼的创业起步不会如此顺利，也不可能成长得如此之快。索尼一直把万代顺四郎当做恩人看待，其设立的“索尼教育基金”就是秉承了万代顺四郎的遗志。也正因为这层关系，索尼和三井集团一直走得很近。

2001年索尼在三井住友银行的帮助下成立了“索尼银行”，开始建立独立的金融王国。持索尼银行卡可以在所有三井住友银行的ATM机上存取款，并且每月的前4次交易免收手续费。这一点再次证明，索尼和三井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所以，称索尼是三井企业集团的“首席编外”，丝毫不为过。

（5）三井系中的熟面孔

日本第一、全球第三大规模的造纸公司“王子制纸株式会社”，是三井企业集团中资格比较老的大企业，成立于1873年。三井企业集团的六大联络组织王子制纸全都有份，属于集团的核心大企业之一。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王子制纸逐渐将日本国内的造纸厂转移海外，成为了一家“原籍日本，亚洲国籍”的跨国造纸集团。王子制纸目前已经在中国成立了近20家子公司。其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生活用纸品牌是“妮飘”（nepia）。

日本著名的胶片和相机生产商“富士胶片”也是三井企业集团中的一员，成立于1934年。富士胶片的控股集团公司加入了“二木会”、“三井业际研究所”、“月曜会”和“三井文库”4个联络组织。其两大下属子公司中，富士胶片公司是“纲町三井俱乐部”和“月曜会”的成员，富士施乐公司则没有加入三井集团。对每一个使用过照相机、冲印过照片的人来说，“FUJIFILM”的名字或多或少都会听说过。

每年的12月初，在上海都会举办“东丽杯上海国际马拉松赛”，这项赛事从1996年举办至今，一直是由日本的“东丽公司”赞助。东丽是一家以生产合成纤维为主的综合化工企业，其前身是三井物产于1926年出资成立的“东洋人造丝”，1970年更名为“东丽株式会社”。二战期间，东丽的尼龙研发技术由于受到日本海军的关注而得到了快速发展。东丽加入了三井企业集团的全部六大联络组织，属于核心成员。和王子制纸一样，东丽已逐渐将化工生产企业迁出日本，其目前在海外的员工人数已是日本国内员工人数的2倍。

从三井“越后屋吴服店”沿袭发展而来的三越百货，于2008年与日本另一大百货业巨头伊势丹百货合并，成立了“三越伊势丹控股公司”，并加入了除“纲町三井俱乐部”之外的其余5个三井企业集团联络组织。庞大的中国市场将是三越伊势丹百货公司今后一段时间战略扩张的重点。

“札幌啤酒”公司和“三得利控股”公司是三井企业集团中的两大啤酒和饮料生产商。札幌啤酒是“三井广报委员会”和“月曜会”的成员，而三得利只加入了“三井广报委员会”，与三井企业集团的关系更为松散。

日本五大民营电视台之一的“TBS东京电视台”及其母公司“东京放送控股株式会社”也是三井企业集团的重要成员。TBS控股入了“二木会”、“三井业际研究所”、“月曜会”和“三井文库”4个联络组织，TBS电视台则加入了“月曜会”。

此外，三井企业集团还有一大批非常有影响力的编外成员，除索尼之外，还包括东京电力、野村证券、伊藤洋华堂等知名大企业。这些企业的名称中均无“三井”二字，是“三井帝国”庞大的组织网中不易被人觉察的势力。

从三井成员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看，涉及金融、房地产、商贸、物流、汽车、机械、能源、化工、电子、传媒等各个领域，几乎无所不包。这些企业紧紧抱团在一起，相互扶持，彼此提携，是日本财界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海外拓展的过程中，这些企业更是互帮互助，同进共退，在共同的利益链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财阀的近况

从1673年三井高利创业至今，三井已经积淀了近350年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三个半世纪里，无数个竞争对手崛起又败落，只有三井顽强地走到了今天。在褪去财阀家族企业的外衣后，“三井”这两个字依然具有号召力，这是一股几百年锤炼凝结而成的精神力量，是三井系成员的“企业之魂”。所以，当康采恩财阀消失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隐藏着的“三井帝国”，它的版图依旧庞大，它的力量依旧强大。

长盛不衰，并不等于一帆风顺。在危机四伏的时候，三井总能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智慧和变通能力，历久弥新，顺应时代的发展。

在2000年新的世纪之交来临之际，三井和住友两大企业集团宣布合作，一时震惊了日本经济界。过去，日本企业的合并重组通常都在集团内部进行，把合并范围扩展到“圈外”的例子甚为罕见。

这两大日本历史最悠久的企业集团之所以能够打破陈规，与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金融整体实力下滑，经济长期低迷不振有关，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围绕主银行（Main Bank）而集结在一起的成员企业日益出现了离心化的倾向。因此加强金融联合，就成了世纪之交日本各大企业集团的重要行动战略。

2001年4月，三井和住友两大集团的银行率先合并，成立了“三井住友银行”。

2001年10月，“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公司诞生。

2002年12月，“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成立，并与“瑞穗金融集团”、“三菱UFJ金融集团”一道，成为日本的三大综合金融集团。

2003年4月，“三井住友建设”诞生。

正当人们纷纷猜测三井和住友两大企业集团是否会两家并作一家的时候，这种“跨集团”的合作就此停止了。三井与住友依旧是两大独立的企业集团，只不过在一小部分领域出现了交集而已。此举再度体现了老牌的三井集团既坚持自身的发展原则，又不失灵活的生存之道。

[1] 2012年4月。

[2] 现名IHI。

[3] 随后改称为樱花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现名三井住友银行。

[4] 旧三井财阀总部大楼，即团琢磨被血盟团暗杀的地方。

[5] 相当于人事和行政部门的领导。

[6] 现三井住友银行。

[7] 即总领家。

[8] 三井家族内部的联姻现象十分普遍，这是这个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大家族加强团结和相互约束的手段之一。

[9] 当时的名称是帝国银行。

第十六章 这些年，三井在中国

“潜伏”核电市场

三井是最早进入核能领域的日本垄断资本，其集团内的东芝公司凭借着建造核反应堆的沸水堆技术（BWR），实现了与日立、三菱重工在日本核电设施市场的“三分天下”。日本的核电站建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过一波热潮，发展到今天，市场需求已渐趋饱和，新一轮的核电设施更新换代又为时尚早。为开辟新的市场，东芝不得不将眼光瞄向海外。

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核能发电市场，在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核电发展战略已从“适当发展”转为“加快发展”。2007年，中国正式发布了《核电发展专题规划（2005—2020年）》，如果规划得以实施，核电将占中国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4%左右，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6%。这意味着在未来十几年间，中国将新开工建设30台以上的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总投资规模超过400亿美元。这样一块巨大的“蛋糕”，当然会引起国际核电设备制造企业的高度兴趣。东芝也不例外。

但是东芝在中国核电市场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在东芝成功收购美国西屋电气之前，全球的核电技术以欧美为主导，日本并未能打破欧美的核技术垄断。而且，东芝的核装备制造技术是“沸水型轻水炉”（BWR），其在安全性方面不及另一种主流技术“加压水型原子炉”（PWR）。发生过重大核泄漏事故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都采用的是沸水堆（BWR）技术。根据中国的核电发展规划，今后新建的核电设施必须采用压水堆（PWR）技术。这样一来，就等于把东芝完全排除在了中国市场之外。

2009年4月19日，中国三门核电站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媒体称“这座核电站是中美两国最大的能源合作项目，在全世界率先使用第三代先进压水堆核电（AP1000）技术”。AP1000技术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看家本领，是对其所掌握的压水堆技术的升级和改良，安全系数更高。表面上看，三门核电站是“中美”之间的能源合作，但实际上，其真正的性质应该是“中日”能源合作项目。因为早在2006年，东芝就已经完成了对西屋电气公司的收购，将这家老资格的核电设备制造巨头成功纳为了东芝的子公司。

2005年，西屋电气的母公司英国核燃料公司决定转型于核工业承包业务，欲将擅长核电站建造业务的西屋电气公司出售，竞购价定为18亿美元。全球15个能源电气巨头蜂拥而至，展开了一场竞购大战。当竞购价格达到30亿美元的时候，买家就只剩下了东芝和三菱重工。在谈判的最后三个星期里，东芝竟然一口气把报价抬高到54亿美元，溢价率达到了200%。最终，英国核燃料公司把绣球抛给了东芝。

尽管这笔收购在美国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查介入后有了些调整，东芝将20%的股权转让给了美国核电工程集团绍尔（Shaw），另将3%的股权转让给了三井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IHI），但东芝仍以41.58亿美元的出资控制了77%的西屋股权，是绝对的第一大控股股东。

东芝疯了吗？对于这样一笔巨额收购，东芝总裁西田厚聪承认“确实有点高”，但他表示相信，“从增长前景和利润潜力看，这桩交易会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如何划算？答案是中国。

东芝负责核能部门的主管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中国是东芝决定竞购西屋的特别重要的原因。”借助于西屋电气这块现成的跳板，东芝直接就掌握了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在满足自身技术能力升级转换的同时，又完成了与中国核电站建设所采用技术的顺利对接，为东芝打进中国核电市场一举扫清了障碍。

根据东芝的估算，将西屋纳入旗下后，其核电站建造业务将从目前的每年17亿美元迅速扩张至2015年的59亿美元，2020年达到76亿美元。

东芝在完成了对西屋电气的收购后，仍将其总部保留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其员工、商标、装备全都保持不变。所以，已经完全变成一家日资企业的西屋电气，表面看起来依旧是一家美国公司。

东芝此举可谓用心良苦。

就在东芝竞购西屋电气期间，西屋电气正在参与中国浙江三门、广东阳江两座核电站的招标。而2005—2006年前后，中日关系正处于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对于很有可能获得中标的西屋电气而言，国籍的变化将给竞标增加变数。倘若西屋电气流标，东芝的如意算盘也会跟着落空。所以，保持西屋电气原来的面貌不变是最佳的策略。

东芝成功做到了“借壳入市”。根据2006年底中美两国签署的能源合作项目协议，中国将引进“美国”西屋电气的第三代先进压水堆核电（AP1000）技术，并在浙江三门和山东海阳建设两座AP1000核电站，先期建设的三门核电站一期工程共有2台机组，总投资400多亿元人民币。

如此看来，东芝对西屋的收购，果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宝钢的另一个身份

三井集团在日本钢铁制造领域并不占据明显优势，其成员企业“日本制钢所”是一家主要生产军用钢材、核电厂大型锻件等特殊钢材的企业，在日本民用钢材领域，头号厂商是新日铁集团。没有生产优势并不说明三井集团在日本钢铁行业中的弱势。恰恰相反，三井物产作为日本钢铁流通领域中的龙头老大，长期把持着日本钢铁制品、钢铁半成品的流通和出口，即便是新日铁这样的大型钢铁生产企业，也不得不依靠三井物产来拓展业务。

三井物产在中国钢铁市场的业务发展，以1992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 1992年之前，三井物产只是个“配角”，作为项目的辅助成员，与其他日本企业一道参与中国的钢铁厂建设，上海的宝山钢铁厂就是其中的代表。

20世纪70年代末建设的宝山钢铁厂主要采用日本新日铁公司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在建设工程中，三井物产组建了一个50人的项目小组，负责协调沟通工作。新日铁公司不是三井集团的成员，但是关系较为密切，其三成左右的钢铁产品由三井物产代理。这一时期，三井物产向宝钢出售过成套设备，但充其量只是一个普通的销售代理商，双方的合作关系并不密切。

1992年，三井物产与宝钢签署《综合合作协议》，拉开了三井物产深度介入中国钢铁市场的序幕。这一年的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三井物产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无限商机，主动向中国的大型国营企业宝钢抛去了橄榄枝，期望双方“共绘未来”。

三井物产提出的“综合合作”并非是某个项目的单项合同，而是包括开展干部交流和互换研修生等人才交流、举办专家研讨会、情报共享、构建共同事业等在内，尤其是在传授与市场经济化及国际化相关的经营技巧方面的合作，对还是一家钢铁厂的宝钢而言，无疑充满了吸引力。

签署协议后，三井和宝钢每年轮流在东京和上海举办高层干部交流会。截至2010年9月，宝钢方面共计派出研修生146名，三井物产方面派往宝钢的研修生[1]共达326名。三井物产还为宝钢举办了金融、汽车产业、供应链管理、电子交易、企业治理与内部控制等以市场经济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

在三井物产的帮助下，宝钢迅速在国内的钢铁企业中崭露头角，展现出了国际化大企业的风范。1998年，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成立，奠定了宝钢集团作为中国头号钢铁联合企业的地位。而三井物产则通过与宝钢的战略合作，实现了对中国钢铁业的深度介入，成为了中国钢铁市场上的“主角”。

三井物产依托宝钢，编织起了一张遍布中国各地的钢材加工中心服务网。从1993年双方合资成立经营钢材加工销售的“上海申井钢材加工有限公司”以来，目前的合资公司已经超过8家，业务范围扩大到电炉与船舶租赁、不锈钢冷轧钢板的生产与销售、钢材加工服务中心、汽车专零部件的生产等广泛领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堪称双方综合合作象征的“宝井钢材加工服务中心网”。

2002年，三井物产和宝钢分别以35%和65%的出资比例，合资成立“上海宝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并将此前成立的合资配送公司以及双方各自拥有的钢材加工服务中心全部纳入到宝井旗下，形成了一张覆盖上海、杭州、无锡、重庆、广州、福州和青岛的钢材加工服务中心网。2009年，该中心网的全年经销量达到了大约210万吨。

按照三井物产官方的说法，这张钢材加工服务中心网将用以“满足在中国扩大事业活动的国内外汽车制造商等的需求”。这里所谓的“国内外汽车制造商”，实际上就是以三井企业集团的丰田汽车公司为首的日本汽车制造商。三井物产对中国钢铁产业下游终端的控制，保证了相关日资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对钢材的需求，为日资企业的汽车产业链输送了利益。

不仅如此，三井物产还控制了钢铁产业的上游——铁矿石资源。目前，三井物产已拥有世界第一大铁矿石生产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18%的股份，并在当地出资成立了一家名为Valepar S.A.的投资顾问公司，专门负责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投资合作事宜。

在铁矿石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三井物产还设立了子公司——三井铁矿石发展有限公司（Mitsui Iron Ore Development Pty. Ltd.）和三井—伊藤总钢铁控股有限公司（Mitsui-Itochu Iron Pty. Ltd.），进一步加强了对上游资源的控制。当中国的钢铁企业在铁矿石定价方面完全不由自主时，资源匮乏的日本却能在其中享有发言权，个中反差令人深思。

对三井物产来说，通过控制钢铁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就足以做到对中国钢铁市场的纵深把控。不可否认，宝钢在和三井物产的“综合合作”中壮大了实力，快速实现了国际化转型，获利良多。但是，宝钢也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了日资企业在华工业生产链上的一环，并以三井物产这家综合商社为媒介，向相关日资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利益。这就难怪三井物产会把宝钢视为“自己人”，是没有正式身份的三井企业集团的一分子。

“从田头到餐桌”一路撒网

近年来，粮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人口大国中国来说，吃的问题尤其严峻。一方面是粮食需求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却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的“挤出效应”。再加上复合肥料的大量使用所造成的农业投资生产率下降、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谁来养活中国人”已不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命题。

中国加入WTO以后，农产品市场逐步放开，外资纷纷在中国粮食供应领域布局，试图建立上下游完整的粮食产业链，加强从源头到终端的全程控制。中国的粮食需求结构主要包括口粮需求、饲料粮需求和工业粮需求等，在这些领域，三井物产再次拔得先机。

2009年9月，三井物产与中国畜产、饲料行业的大亨——四川新希望集团达成合作协议，以向中国出口、销售饲料为核心，在畜禽饲料产业、乳业、化工产品等多项事业领域开展战略性业务合作。

成立于1982年的新希望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农牧企业，其经营的配合饲料位居全国之首，拥有10%的市场份额。此外，其家禽处理数量也以14%的市场份额名列行业榜首。选择一个行业领头羊进行战略合作，既显示出三井物产独到的眼光，亦可窥见其暗藏着的巨大野心。

2010年3月，双方正式牵手，在成都合资成立“新井物产贸易有限公司”，总投资1.5亿元人民币。其中，新希望集团持55%的股份，三井物产持45%的股份。成立初期，公司将首先涉足添加剂、饲料原料等方面的贸易，随后还将开展物流、饲料、乳业、化工、金融、人才、技术等全方位的合作。

从这份规划中不难看出，三井物产的目标不仅仅在于对上游原料的控制，而是要借助新希望集团的优势平台，全面介入整个农产品的综合产业链。2011年，三井物产以10%的比例入股新希望集团规模约2亿美元的“农业投资基金”就是证明。

近年来，中国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旺盛，三井物产敏锐地看到在农业风险投资领域的巨大收益，考虑通过投资参与到农业新技术研发应用领域中，并将相关日本企业的农产品技术引入中国，从而带动一支“集团军”渗入中国的粮食产业链。

2012年初，三井物产的粮食布局从饲料粮跨入口粮，投资参股在中国黑龙江省的收粮事业。此次选择的战略合作伙伴是黑龙江农垦北大荒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即北大荒商贸。北大荒商贸是中国农业部下属黑龙江省农垦总局100%控股的国营企业，在粮食、农产品、农业机械、肥料以及石油等领域展开经营，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年销售收入200亿元以上。2008年，北大荒商贸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北大荒粮食物流有限公司，该公司以黑龙江省为中心，持有相当数量的收粮据点，其2011年的粮食经营数量达到161万吨，营业额36亿元人民币。

三井物产以2.05亿元人民币增资入股北大荒粮食物流有限公司，将该公司变身为由北大荒商贸和三井物产的合资公司，其中三井物产所占权益为40%。合资公司成立后，主要经营水稻、玉米、大豆、小麦、杂粮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加工、运输、销售、货物进出口、仓储服务等等，目标是到2014年粮食经营总量达到500万吨，销售收入达到120亿元人民币。

毫无疑问，三井物产的巨资参股对北大荒商贸集团来说，一方面获取了事业扩张的资金，另一方面也借助三井物产遍布全球的网点，实现了“借船出海”。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借了别人的船，也就登上了别人的船，从收购、加工、物流，到销售、出口，全程不能完全自主掌控，整条产业链都要受制于日资。

从长期看，这样的“战略合作”最大的获益者将是三井物产及其所带动的相关日资企业，因为他们占领了中国粮食安全领域中的重要据点，使中方在资金、技术、质量管理、流通渠道等方面全面依赖日方，从而在中国人“吃的问题”上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从田头到餐桌的一条链上，都可以看到三井物产活跃的身影。

2010年9月，三井物产与中国最大级别的食品企业集团——光明食品签订合作意向备忘录，三井物产将全面介入光明食品所涉及的诸多食品事业领域。光明食品集团在中国拥有贯穿食品资源到成品加工、流通、零售等环节的食品价值链，通过此项合作，三井物产将利用光明食品在中国食品行业所拥有的从上游到下游的资源和网络，实现对中国食品安全产业链的进一步渗透。

在光明集团的海外战略中，其曾于2010年认购新西兰Synlait Milk公司51%的新增股份，而三井物产在这家公司的母公司中占有22.5%的股权。这意味着，对光明集团乳制品原料海外供应和加工事业，三井物产实际掌握着很大的发言权。

除乳制品、酒类、罐头食品之外，光明食品的另一大主流产品砂糖，以15%的市场份额称雄国内市场。而三井企业集团内拥有日本最大的糖业公司“三井制糖”，双方合作后，光明食品将引进日本的制糖技术，使三井制糖成功进入中国。

牵头的是三井物产，获利的将是一条产业链上相关的日资企业。这种“以一带十”的合作效应，再次在三井物产与光明集团的结盟中得到了应验。

掘金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南部，在一般中国人眼中，鄂尔多斯总是跟羊绒联系在一起。鄂尔多斯的羊绒产量约占中国总产量的1/3、世界总产量的1/4，堪称“世界羊绒产业的中心”。但不为人所熟知的是，鄂尔多斯作为一座自然资源的大宝藏，拥有各类矿藏50多种。其中已探明的煤炭储量1676亿吨，占全国的1/6；天然气探明储量8000多亿立方米，占全国的1/3。在2000年中国启动“西部大开发计划”的背景下，鄂尔多斯的含金量更是扶摇直上。

在这片位于中国内陆的偏远土地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活跃着三井物产的身影。那个时候，三井物产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重新进驻中国的第一家事务所还未成立[2]，但是凭借着历史上积累的“中国经验”，三井物产早早地就注意到了鄂尔多斯的潜力。

在1979年鄂尔多斯羊绒公司投资建设羊绒工厂时，三井物产“主动”帮助该公司垫资引进纺织设备，取得了该公司原毛和羊绒产品的专属代理权，并以补偿贸易的形式，把这些高品质的产品出口到日本以充抵设备款项。可以说，在鄂尔多斯的经济刚刚起步时，三井物产就已经来到了身边。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三井物产又在当地合资成立了以羊绒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的“鄂尔多斯三叶羊绒公司”，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对鄂尔多斯来说，最早认识的外国资本就是日本的三井物产。所以当鄂尔多斯集团寻求战略发展转型，决定以冶金新事业来代替增长潜力趋缓的毛纺事业时，“老朋友”三井物产就成了首选的合作对象。

冶金产品硅铁、硅锰等合金，是钢铁生产过程中从生铁中去除杂物时必不可缺的辅材。随着全球粗钢产量的扩大，对合金的需求量也在急速增加，从而导致国际市场供给不足、价格高涨。硅锰合金在2003年底开始涨价，从常年维持的每吨400美元的价位一路飙升，2008年初便一举突破了1300美元。在这样的背景下，鄂尔多斯集团于2003年成立了鄂尔多斯电力冶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生产的第一批铁合金就卖给了三井物产。

鄂尔多斯电力冶金公司每年的硅铁产量50万吨，与整个日本国内的需求量相当。如果电力冶金公司能够作为铁合金的供源稳定下来，那么对于整个日本产业经济的意义将不言而喻。尤其当三井物产发现第一批订购的2000吨硅铁品质超高，完全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通用后，立即决定与鄂尔多斯电力冶金公司开展投资合作。

在此过程中，三井物产还拉来了正准备自建硅锰供应渠道的日本钢铁集团（JFE）。2004年9月，三家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了合资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EJM锰合金有限公司”，其中，E代表鄂尔多斯公司，占51%的股权；J代表日本钢铁集团，占24.5%的股权；M便是三井物产，占24.5%的股权。

EJM公司先后投资建设了两家工厂，一跃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硅锰生产厂，每年合计产能15万吨，在全球也算屈指可数。日本钢铁集团每年的硅锰需求量大约是9万多吨，在三井物产的牵线搭桥下，EJM公司就成了日本钢铁集团稳定的硅锰供应基地。

除了合资设厂外，三井物产还对2003年成立的鄂尔多斯电力冶金公司进行了增资，成为握有25%股权的大股东。2006年，三井物产投入180亿日元的巨额资金，获取了电力冶金公司的股权，随后在2010年又再度增资45亿日元，累积投资达到了225亿日元。在三井物产对华投资的所有项目中，对鄂尔多斯电力冶金公司的投资成为单一项目投资金额最高的项目。

为什么在合资成立了EJM锰合金有限公司之后，三井物产还要花巨资入股电力冶金公司呢？这是因为电力冶金的硅铁项目产能居全球之首，其年产量完全能够满足日本全年的需求。如果入股该公司，就可以确保这些丰润的合金产品持续稳定地提供给日本的钢铁厂家，其中的战略意义巨大。

而且冶金本身不是单一的产业，工业用水、电力能源、发电用煤等相关配套产业中的商业潜力也十分巨大。鄂尔多斯集团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自己的煤炭资源和发电设备，有条件推进集煤炭、发电、冶金和黄河引水四大事业为一体的项目，从而提升高耗能的合金事业的成本竞争力。因此，三井物产对电力冶金公司的入股还是一块跳板，使其今后能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到电力和煤炭资源开发等其他事业领域，确保在鄂尔多斯外资中的领头羊地位。

从羊绒到冶金，三井物产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煤炭。

在鄂尔多斯市以北200公里的东胜地区，已探测出煤炭埋藏量约30亿吨，其探测权所属方正是鄂尔多斯集团。对这一区域的煤炭开采，三井物产也在摩拳擦掌。三井物产已联合内部的8个营业部门，共同成立了“鄂尔多斯联络委员会”，打算在鄂尔多斯产业转型和大开发中一展身手。

如此，三井物产就将在“为西部开发作贡献”的旗号下，实现了对资源宝地鄂尔多斯的深度布控，达到了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战略资源保障的深层次目的。

这些年，三井企业集团在华业务不断拓展，上述领域只是三井系企业在华投资的冰山一角。

三井企业集团中的“领队”当属三井物产。作为日本数一数二的综合商社，其在贸易、投资、物流、金融、人才、情报等方面有着一体化的综合优势，能够为集团内的企业以及相关日资企业的海外扩张铺路架桥。三井物产的投资往往带有战略性投资的意味，通过与本地企业构建牢固的商业合作伙伴关系，来达到长期合作、全面合作的目的，并使中国的企业对这样的合作欲罢不能。

除三井物产外，几乎所有三井系的成员都在华广泛开展着业务。东芝、丰田、东丽、王子制纸、富士胶片、三越伊势丹百货、三井不动产、三井住友银行、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三井住友融资租赁、三井仓库等都在中国许多城市设立了独资或合资公司，拿到了大型的商业合作项目，尤其是在汽车、电子、化工等行业形成了相当可观的规模。

三井企业集团的在华布局，得益于整个集团的资源优势，得益于成员企业的集体联动。

“一木易折，十木难摧”。这条由三井的创始人高利在300多年前留下的家族遗训，或许就是三井企业集团长盛不衰的最佳注脚。

[1] 包括中国籍员工在内。

[2] 三井物产于1980年设立了北京事务所。

结语 观滴水，知沧海

三井的故事讲完了。

这个从1673年开始创业的家族企业，在近350年的岁月长河中，洗去了康采恩垄断的财阀属性，洗去了类似影子天皇般存在的家族属性，其庞大的企业群在今天依旧强大。

三井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日本近代史的缩影：幕府时代闭关锁国——黑船来袭——倒幕维新——甲午、日俄战争发迹——两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被占领——重新崛起。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舞台背景中，三井随之一步步登上财阀企业的巅峰，又随之重重摔落，复又集结重来。

历经重重洗礼，却仍能经久不衰的力量来自哪里？

“一木易折，十木难摧”。这道三井家族的遗训，被后来一代代的当家人和职业经理人奉作了信仰。三井的十一户家族恪守“一家一本，整体一致”的原则，历史上从没有闹过分家分产。三井的职业经理人中能人辈出，却一个个尽忠职守，把三井的家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没人挖墙脚闹分裂自立门户。因为他们懂得，强大的力量源自于集体，源自于在“三井”这块金字招牌下的同心协力。

如此，三井的企业版图才得以越描越大。哪怕一些企业已经做得足够大，完全可以自成体系，却仍然还要在大集体中寻找归属感。

这种对于集体主义的信仰，不仅存在于三井系的企业身上，其它的日本企业也基本如此。从表面上看，日本企业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实际却自动抱团，以一个个企业集团的形式存在，且不易被觉察。

读过本书之后，不妨来看一个案例。近一段时间，夏普公司为摆脱经营困境而欲引入外资，其中的曲折经过很有些意思：

先是在2012年3月，传来郭台铭掌舵的台湾鸿海集团欲斥资8.09亿美元收购夏普9.87%的股份、将成为夏普第一大股东的消息。媒体对此的普遍评价是，引进10%的外资资本宣告日本大企业夏普正走向没落，甚至有评论认为夏普从此要变“台资”了。

2012年末，在自民党重新执政的背景下，日元开始一路贬值，日经股指大幅攀升，致使日本出口企业收益陡然好转，上市公司资本迅速膨胀。由此，夏普赢得重大喘息之机。

年末年初，关于夏普与鸿海合作破裂的传言开始出现。

2013年3月，夏普出人意料地与韩国三星达成注资协议，三星以1.08亿美元获得夏普约3%左右的股份。至此，历时一年的夏普注资风波告一段落。

日本大企业夏普被外资攻陷了一角，这其中的一波三折究竟如何解读？

夏普原隶属日本三和企业集团，2005年通过吸收合并，三和集团成为了三菱UFJ金融集团的一部分。在注资风波之前，夏普的第一大股东是旧三和系的核心企业——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所占股份为5.01%。

在了解过三井企业集团的结构状况后就可以知道，相互持股是企业集团集结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些股份分散在各成员企业的手中，看上去谁都不掌握控制权。即便是夏普的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也不过才5.01%。所以当初鸿海出资收购9.87%的股份方案，确实会让一些并不深谙日本企业运作规律的人乐观地认为，夏普会变成“台资企业”。

但是，持有10%的股份对于控制一家公司而言远远不够，更何况那些排在第二、第三、第四乃至更后面的股东，本就是打着不同旗号的一家人。夏普的股东中，仅三菱UFJ金融集团的三家人寿保险公司[1]加起来的持股比例就超过了13%，即便鸿海以第一大股东的身份进入夏普董事会，也仍然掌握不了决策权。因为鸿海所面对的，是一个根本不易觉察到的“兄弟连”。董事会的发言权，始终还是牢牢掌握在日本人自己的手中。

此后的变数证明，非日籍的资本要想在夏普的经营危机中获取实质性的利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三星对夏普的注资，则更像是一种战略合作，其金额大约只是原先鸿海方案的1/6，注资成功后，也只是夏普的第五大股东。夏普的经营管理权安然无虞。

夏普的经营危机，只是众多日本企业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最终的结果，也是日本各界相对乐于接受的。

由此可见，相互持股、分散持股，让日本企业在资本安全方面具备了超强的防御能力。除非各个击破，否则很难让一家日本大企业改姓、改国籍。况且，安倍政权的宽松货币政策又适时地出现，更加耐人寻味。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危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本书讲述的三井财阀，在近350年的历史中也曾经历无数次的经营危机，每次都能化险为夷，靠的当然不是运气。

在真正的危机面前，日本的企业通常首先会采取集团内的互救行动，例如由集团主银行提供贷款增资，或者与集团内的相关企业进行合并重组。如果集团内部没有合适的互救方案，则会退而求其次，在相互竞争的企业集团之间寻求合作帮助。

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各大企业集团之间的战略合作已经越来越多。例如三井和住友两大集团进行了部分合并，三井甚至还向“死对头”三菱敞开了合作的大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井系的三越百货和三菱系的伊势丹百货合并，成立了三越伊势丹控股公司。

在向海外拓展业务的过程中，日本的企业更是会打破集团“小集体”的界线，从国家这个“大集体”的利益出发，相互提携。这就难怪三井物产在海外发展事业时，除了帮助自家集团内的企业外，还会对其它的日本企业提供不遗余力的支持。例如三井物产在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冶金事业中，所提携的日本钢铁集团（JFE）就属于芙蓉企业集团[2]。

对日本的大企业来说，寻找外资、交出董事会控制权以求得生存，是非常难以想象的。甚至，外资想通过入股来获得日本企业的核心技术，也是障碍重重。日本企业之间的抱团取暖，有时在明，有时在暗。如果说集团是“小义”，那么日本就是“大义”。这种对于集体主义的信仰，正是日本企业最突出的特质。

观滴水，知沧海。企业尚且如是，那国家呢？

……

[1] 即日本生命保险、明治安田生命保险、第一生命保险三家公司。

[2] 又称富士企业集团。

附录 三井财阀前传：一个从逃亡开始的财富传奇

被迫从商

三井家族并非天生的商业奇才。一些关于三井的中文著述，把三井的姓氏来源联系到中国浙江省天台山的三井潭，又举证三井祖上定居的近江国[1]早在唐宋时就与浙商来往密切。如此，三井家族多多少少跟浙商就有了些渊源。这样的考证，多少显得有些一相情愿。

实际上，三井的祖上一直都是武士。在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等级序列中，三井家的先祖一直处于社会结构的最上层。武士是不屑于去学习生意经、培养商业细胞的。三井家一直享受着特权阶级的好处，直到被迫经商。

三井的祖上原本是以近江国为领地的佐佐木一族的家臣。三井后人编写的家族谱系图把家族的源头追溯到平安时代的外戚权臣藤原道长（966—1027），实际并无依据，倒是多少有些攀龙附凤的意味。但可以确定的是，三井祖上在近江国还是颇有些权势的，甚至在佐佐木氏的手下还分得了领地，并在琵琶湖东边的鲶江修筑了城堡。

城堡的五世主人，就是后来被奉为三井“远祖”的越后守高安[2]。战国时代后期，织田信长率先开启统一大业，率军武力征伐。织田信长的大军很快打到了近江国，灭掉了佐佐木氏，高安的两个哥哥也战死了。越后守高安带着一家老小弃城而逃，一路逃到了靠海的伊势一带[3]。

织田信长打下近江后，很快修筑了大本营安土城，作为统一天下的根据地。对三井一族来说，故土这下是回不去了。从前的靠山佐佐木氏也被灭了，谋求东山再起无异于以卵击石。为了活命，只能暂时栖居伊势，隐藏武士身份，低调度日。

在1600年前后，高安的长子高俊移居到伊势南面的松坂。松坂这个地方市井氛围浓厚，汇集了很多从各地而来的商人。对武士阶层出身的三井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为了保持生计来源，高俊不得不放弃武士地位，变身市井商人，经营起了一家名叫“越后殿的酒屋”的店铺，主营酒、酱油和味精等。之所以起名“越后殿”，显然是要表达与“越后守”这个官名的渊源，而之所以标明“酒屋”，则是因为三井家酿的酒是松坂城主古田氏的专供。牌子当然起得越响越好。

因为弃武从商是从高俊开始的，在族谱上高俊被奉作三井的“太祖”。

这样的转型实属被逼无奈。高俊并没有什么商业头脑，对数字毫无感觉，骨子里也还是武士豪气风流的那一套。不过，高俊做了一件意义非同小可的事。

在定居松坂两年后，他娶了伊势豪商永井左兵卫的女儿殊法为妻。正是这桩婚姻，为三井家族注入了优质的商业基因，使三井家的风气开始从武士向商人扭转。

在三井家族300多年的历史中，联姻被用作巩固家族内部关系、扩张家族实力、维系社会人脉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而其始作俑者，就是三井高俊。

女人天下

作为一个外来者，三井高俊要在商人聚集的松坂打开自己的销售渠道，实非易事。虽说不会拨算盘珠子，但谋略的算盘对在武士圈里长大的高俊来说，可就拨得噼啪响了。

高俊把自己的妹妹妙休嫁入了松坂首富伊豆藏铃木家，妙休死后，他又把小妹清寿嫁过去续弦。凭着与松坂首富之间的姻亲关系，三井家的越后殿的酒屋在松坂很快打开了销售渠道。

但为三井家业带来长远获益的，还得算高俊自己的这桩婚事。高俊的新娘殊法是丹生人，丹生以盛产水银闻名，相关产业在日本很早就十分繁荣，当地富甲商人比比皆是，殊法就是在这样浓厚的商业氛围中长大的。更难能可贵的是，殊法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会读书写字，这在当时的日本女性中是十分罕见的。高俊就是把这样一个宝贝娶进了三井家。

殊法嫁给高俊的时候只有13岁，却一肩挑起了持家的重任。前面讲过，高俊在经商方面并无过人之处，只是在人际交往中凭着对俳句、连歌、书法等雅兴的精通，与上流社会保持了很好的客户关系。以今天的眼光看，高俊是个很好的销售，却是个不称职的经营管理者。

他的妻子殊法却很有商业天分。不但手脚勤快，聪慧过人，而且凡事不抱怨，遇到任何棘手的问题都能冷静利落地处理。既要生儿育女，又要帮助丈夫打理生意，这看似难以两全的事情，殊法不仅做到了，而且还做得相当好。

殊法待人接物极尽热情周到，即便对店里的伙计也好茶好烟地对待，更别说对待顾客了。如此一来，越后殿的酒屋里很快便聚拢了超高人气，顾客纷至沓来，在与女主人的谈笑闲聊间，不知不觉便松了荷包。眼看着酒屋的生意越来越好，殊法又拿赚来的钱经营起了典当的副业。三井家的多头经营，源头就在这里。

殊法为高俊前后共生了四男四女，其中1622年出生的小儿子就是三井财阀的创始人，被尊为“始祖”的三井高利。

殊法对三井家的贡献不只是生儿育女、经营持家，还体现在对子女的严格教育上。她反对子女娇纵奢靡，要求他们从小节约，不准不吃剩饭，不准浪费任何东西，衣服能补就补，直到破得不能再穿为止。店里酿酒、酿酱油留下的酒粕、酱油粕她都舍不得扔掉，全都拿来吃。在这种近乎抠门儿的勤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自然就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更懂得珍惜一钱一物。后来，勤俭持家作为家训，被写入了《宗竺遗书》以及1900年制定的《三井家宪》，成为三井家族打破“富不过三代”魔咒的金科玉律之一。

殊法还十分重视对子女的经商教育，很早就让孩子们到店里去帮忙，手把手地传授经商技巧。在长子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殊法便遣他去江户自主营生，次子过继给别人家做了养子，三子不久也被遣去江户帮大哥的忙，只留下最小的儿子高利在身边。也许是长期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高利得到了母亲的衣钵真传，商业天赋特别出众。正是在他的手上，开启了三井的基业。

1633年，在高利年仅11岁的时候，父亲高俊去世了。44岁的母亲殊法成了三井家的中流砥柱和精神支柱。此时，距离高利在江户开设吴服店还有整整40年。在三井财阀的大幕拉开之前，可以说，正是堪称古今奇女子的殊法，一点一滴铸就了三井家业的根基。

为三井财阀铺路的女人还不止殊法一个。殊法的四个女儿先后嫁给了伊势的豪门望族，这些分量十足的姻亲关系，也为高利51岁时大展商业宏图铺垫了极为有利的资源。

蒙荫于母亲，蒙荫于姐妹，三井财阀的始祖高利，还需要在创业的道路上自己闯出一番名堂来。

兄弟不和

既然高利天生是块经商的料，又为何直到51岁才真正开启事业，大器晚成呢？这就要说到高利与比他年长15岁的大哥俊次之间的关系了。

俊次也是个优秀青年，十多岁的时候便独闯江户，到姑姑的婆家伊豆藏开在日本桥附近的吴服店去帮工见习。20岁的时候自立门户，在与姑姑婆家的吴服店隔了两个街区的地方开了一家服饰用品店。吴服是当时江户的热门行当，也就是做服装、绸缎布匹等有关的生意，年轻的俊次看准了商机，并且借松坂老家的店名，给自己的吴服店取名“越后屋”。没多久，殊法的三儿子重俊也来到江户，兄弟二人齐心协力，一步步把生意做大，还开了两家分店。

丈夫去世两年后，殊法把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高利也遣到江户，既是帮长子的生意，也是锻炼小儿子。就这样，13岁的高利第一次来到了江户。

在年长15岁的大哥眼里，高利不过还是个孩子。一天，俊次给了高利一贯零用钱，让他随便买点儿什么。不想到了晚上，高利却带了两贯钱回来。原来，高利揣着大哥给的零用钱上街，逛到日本桥的时候，看到了在老家从没见过的热闹景象。他寻思着要是在这儿卖东西，一定不愁没生意。他于是立刻把兜里的钱全部买了一些小玩意儿，然后拿到路的另一头去卖。到了傍晚，口袋里的钱就翻了倍。此举让俊次大为吃惊，料想这孩子日后成年，经商水平恐在自己之上。

高利在哥哥店里帮忙，待人接物都颇有乃母之范。对待顾客在任何时候都彬彬有礼，热情相迎，从来说一不二，价格公道，因此很得一些顾客的信赖。日本那时候买卖交易的方式很特别，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记账，每年到年中和年底两次收账，或者在年底一次性收账。挨家挨户地去收钱，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吃闭门羹也是常有的事。可是，每逢高利去上门收钱，却总能有办法把钱都收回来。

在江户的这些年，大哥俊次渐渐在生活上大手大脚起来，尤其是生意做大之后，更是喜欢讲排场，花天酒地。高利却一直不忘母亲的教诲，始终都很勤俭，一言一行都很注意，行事风格与大哥截然不同。俊次对这个像极了母亲的小弟很是提防，唯恐日后将自己比下去。高利也很懂得隐忍，自己改进生意的新提议每每被大哥否决，也从不争执半句。

1649年，也就是高利出门在外14年后，原本已返乡照顾母亲的三哥重俊英年早逝，俊次抓住时机，以老家的母亲无人照顾为由，把高利打发回了松坂老家。为了防止这个样样都比自己出色的弟弟日后成为自己的威胁，俊次给了弟弟一笔钱，算是这些年帮忙料理生意的辛苦费，让高利在老家做些生意，但前提是，日后不准到江户来营生。

高利非常清楚，要做一番大事，必须以江户为舞台。但是长兄为父的权威，让他不得不答应俊次的所有条件。

就这样，高利的第一次江户之行被迫中断。这一别，就是24年。

24年磨一剑

好事多磨。高利的创业之路充满曲折坎坷，三井财阀的大幕迟迟不能拉开。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所有的磨难和挫折事后都证明，那不仅是高利个人成功的催化剂，同时也是三井财阀长盛不衰的基础。

返乡之后的高利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娶妻生子，而且一连生了10男5女。其中两男两女夭折，成年的子女共有11人。日后构成三井家族核心主体的“三井十一家”，基本上就由这11个子女及其后代组成，并且代代相传。

与大哥俊次只有一个独生子不同，多子多福的高利相当于给自己生了一支管理团队。所以后来高利在江户、京都、大阪三地同时经营吴服店和钱庄，完全不愁没有亲信的人手。如此丰厚的人力资源，也是后来的其他任何一个财阀都无法比拟的。商场上的常胜者，不仅要有能力，还要有后劲。这一点，高利的大哥注定无法担起三井家的大业。

高利返乡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接手三井家在松坂的老铺子。母亲殊法此时已潜心吃斋念佛，完全放手让高利做自己想做的事。于是，高利在老家开始了他商业经营的“试验田”。

原本三井家在松坂的酒屋主要是卖酒、酱油和味精，同时做点典当的生意。在江户见过大世面的高利决定在这些小本生意的基础上，主攻金融放贷业务。

高利的放贷业务分三类，一是针对领主和大名等权力阶层的无担保“大名贷”，二是针对一般人群的小额贷款“家中贷”，三是面向农村的抵押贷款“乡贷”。这种针对不同人群设计的贷款产品出现在17世纪中叶，不得不令人叹服。更让人惊叹的是，为了筹集放贷资金，高利会在一些亲近熟人中募资，获得的收益按出资比例分配。这种“分贷”的做法，俨然十分现代化。

值得一提的还有“乡贷”。这类贷款主要用于农田开垦、新的农产品种植，例如在松坂种棉花，在伊势种茶等等，高利从收益中抽成10%。尽管这种乡贷的直接目的是资本增殖，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发展。在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这种类型的放贷多少具备了些产业投资的意味。

高利对资产的管理也很有一套。每日的资金流入流出情况、借贷明细情况、收益盈亏情况等都在账本里记得清清楚楚。从保存下来的由高利执笔的账本看，他的记账方式已经与现代会计制度中的复式记账法十分接近。

以钱生钱。高利就是这样，在松坂老家埋头进行着资本积累。但是高利心中还是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重返江户。怎奈与大哥有约在先，他必须守约。

眼看着孩子们一个个出世，一个个长大，高利像他的母亲一样对孩子们严于调教。他让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读书、写字、打算盘，年龄稍大一些就到自家店里去见习。他还先后把长子、次子、三子送到江户的大哥那里去磨炼，让他们去体会自己少年时尝过的酸甜苦辣。

高利的子女们果然都十分有出息，尤其是长子高平。高平在去江户后的第三年，把自己的名字改作了“八郎右卫门”。后来，“八郎右卫门”就作为一个世袭的名号，成为三井十一个家族中总领家的代名词。谁承袭了这个名号，谁就是三井家族的族长。

1673年7月，高利的大哥俊次病死。在松坂蓄势长达24年的高利，终于等来了出关的时机。

高利答应过大哥，不到江户营生，不做他的竞争对手，却没有承诺世世代代不与俊次家竞争。大哥的死，意味着约定失效。在母亲殊法的支持下，高利立即动身赶赴江户，与在那里实习多年的三个儿子商议复出大计。

这一年的8月，高利在大哥死后的仅一个月，就在江户和京都同时开出了吴服店，迫不及待之情可见一斑。高利在江户租下的店面虽然不大，但紧挨着大哥家的吴服店，而且店名也叫“越后屋”，颇有些隔墙叫板的架势。

俊次的独子也委实不争气。由于经营不善，加之不懂勤俭，俊次家的生意在其生前就已经出现了败落的迹象。这副烂摊子要指望毫无经商才能的独生儿子扭转乾坤，显然期望过高。果不其然，俊次死后不久，生意也跟着破产了。

从此在江户，越后屋的所属者只有一个，那就是三井高利。

1673年，三井财阀从此起步。

闻所未闻的生意经

24年磨一剑的三井高利，虽然年事已高，却是要资金有资金，要帮手有帮手，要经验有经验。于是一出场就很不凡：差不多同时在江户[4]和京都[5]开出吴服店，派长子高平管理京都店，遣次子高富管理江户店，自己则担当总指挥。照这个情形，越后屋的生意想必要一飞冲天了吧？

事实却并非如此。

那时候做吴服生意，并非像现在这样开门就能迎客的。吴服，大致相当于后来的和服，吴服店经营的，主要就是绸缎等高级布料及其制成品。显然，普通老百姓是买不起这些东西的。只有大名、武士这些上层社会的人，以及有钱人才能买得起。特权阶级的特权便在于，想买东西也不用跑腿，自有人送上门来做生意。

那时候的吴服商要想接单子，必须得拿着现货或者样品挨家挨户地去敲门。这样的上门销售方式很容易形成定向的供应链，把东西卖给谁，从谁那里买东西，久而久之就成了惯例。买卖双方一来二去所形成的熟稔关系，又使得这种惯例轻易很难被打破。

对于江户的吴服商人圈子来说，三井高利完全就是个半途冲进的外来者，而且来者不善。高利在江户完全没有自己的客户，要想接单子，就得从别人手里抢。往往好不容易敲开门，得到的答复却是：我们已经有吴服商了。就算个别时候运气好，有人愿意照顾生意，却还得招致被挤掉的吴服商的嫉恨。

争取客户是这样地难！怎么办？

既然自己送上门不行，那就想办法让客人到店里来。既然上流社会的商机难觅，那就想办法在富一点的老百姓中寻找销路。——总而言之就是，反其道而行。

高利决心做别人想不到，或者认为根本无法做到的事。这些在逆境中被逼出来的法子，却无意间成就了日本商业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让习惯了坐在家里就能买东西的顾客主动送上门，没有货真价实的实惠便利，想都不要想。高利打出的第一张牌是：明码标价，现金交易。这种在现代社会最平常不过的交易方式，在17世纪的日本还是闻所未闻。

那时候的吴服生意都是“秋后算账”，一般分为一年两次或一年一次结算[6]。这样一来，经商的成本就很高，生意人一次性起码需要攒足半年的进货资金。因为销售资金回笼慢，其中的利益损失和可能收不到钱的风险，势必就会转嫁到买主头上。吴服商为了多接单子，不得不雇很多伙计去跑腿，人力成本又很高。如此种种，也就难怪吴服卖得贵了。而最后的成交价格，往往取决于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可是同样的东西，谁家买贵了，谁家买便宜了，相互一比较，难免又会生出些事端来。

高利喊出“明码标价，现金交易”的口号，把这种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的买卖交易方式完全颠覆了。因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高利不需要雇很多伙计上门跑单子，不需要整天担心日后万一收不到钱，不需要一次性投入很多本钱。这样一来，做生意的成本大幅降低。买主们也很高兴，因为吴服降价了，而且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买亏了。那些普通百姓更是欣喜地发现，原来吴服也是可以消费得起的。

这个想法实在太妙了！高利自己也十分满意，亲自书写“明码标价现金交易”几个大字，挂在店门前招揽顾客。越后屋的“客户荒”，这下可算是打破了。

有顾客上门，接下来就会想着如何留住顾客，如何招揽更多的顾客。若是靠着现金交易的一招鲜就想吃遍天，三井家的发迹未免就来得太容易了。高利随后打出的一系列“组合拳”，才真正让人领教了这位三井财阀“始祖”的过人之处。

从前的吴服店里，商品的摆放是不重要的，反正都是拿上门去卖。如今改为顾客上门，店内的布置就不得不讲究一番。高利把料子按质地的不同，细分为金襕类[7]、丝绸类、纱绫类、毛织类等等，服装也按穿着场合的不同分类摆放。这一做法与现代商店的分区模式十分接近。

越后屋的东西实在多，只要是想买的衣服和料子，几乎没有在越后屋找不到的。这是以前上门做生意时决计不能想象的事。要坐在家里也能买到称心的东西，若非一眼看中，来来去去折腾个两三回毫不稀奇。如今，琳琅满目的商品全摆在眼前，这在当时，实在是一次不小的革命。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越后屋销售的每一种料子都有一个对应的专职伙计。每个伙计都是“专家”，对自己负责的料子从原料、织染方式、品相鉴别等无所不通。为了明确责任，高利让一个伙计只负责卖一种料子。这样一来，每个伙计的专业精了，销售成绩也能算得清清楚楚。这样一种颇具现代理念的分工经营模式，三井高利在300多年前就开始实践了。

高利还在店里推出了量身定制、立等可取的加工服务。在越后屋买的料子，如果想迫不及待穿上身的话，会有一队裁缝站出来提供服务。没错，不是一个，是一队！这些裁缝也有分工，一人只做一个部分，完完全全就是现代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客人只消坐下来喝喝茶，吃些小点心，等不了多久，一件漂亮的衣服就有人双手奉上了。

这样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三井越后屋的名声越来越响，就连一些从来没穿过吴服的人也都上门来了，因为越后屋的吴服不但便宜，还有非常专业的导购，更有加工一条龙服务。简直只有顾客想不到，没有三井越后屋做不到的。据史料记载，越后屋的顾客中甚至还有盲人。可见，就算对吴服的品质好坏一窍不通，甚至连看都看不见，只要去三井越后屋，就一定能买得放心。

澡堂里的偷听事件

高利是个田野型商人，喜欢到处跑。50多岁的他让两个壮年的儿子分别做店长，蹲点经营，自己则在江户、京都，以及老家松坂的店铺之间来回跑。凡赴各地进货采购的事，他都要亲力亲为。高利喜欢“出差”，那可不是为了旅游。这样的东奔西跑，实际是一种市场调查，看看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卖得好，又有哪些市场空白。做生意嘛，讲的就是贴近需求。

为了充分获取信息，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生意线索，高利可是什么法子都用上了。他听说江户的老百姓喜欢泡澡堂子，而自己店里的一个伙计有个癖好，就是喜欢在澡堂子里偷听女人家的私房话。日本的澡堂子大多是男女共用一个池子，中间用木板隔开，所以偷听女人间的谈话倒也不难。女性是越后屋的主体客户群，没准儿从她们的谈话中能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所以高利会时不时地向这个伙计打探点儿八卦。

一天，这个有偷听癖的伙计告诉高利，最近有一种用来装首饰和贵重物品的小手袋很流行。这种用绸缎做的小手袋对女人来说，一两个太少，四五个不嫌多。可是做手袋的零料太难找了，因为那个时候卖料子，起步就是一反[8]，少了不卖。所以做衣服多下来的料子对女人们来说就是宝贝，尤其喜欢在泡澡堂的时候拿出来显摆。

“哪儿能找到卖零料的吴服店呢？”

“是啊，我腿都跑断了也没找到一家。”

“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

女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抱怨着。隔墙有耳。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高利那里。

这可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既然没有卖零料的店，那就从越后屋开始吧。高利当机立断，以后越后屋取消一反起步制，顾客爱买多少就买多少，哪怕只买一寸四方的巴掌大小，也要剪了卖。

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惊人之举。此举立刻赢得芳心一片。这下，越后屋的生意想不火也难了。

世上最早的植入广告

那个时代的江户多雨，而且还时常下暴雨。那时可不比现在，一把轻便折叠伞可以随身携带。在不下雨的时候带着笨重的木制伞出门，着实是个累赘。所以一到下雨，江户的街头就很是热闹，要面子的武士任凭雨淋，一般人则不顾仪态飞跑，女人们的装束决定了她们只能先找个地方避雨。

这样的光景在江户最普通不过，每一个商人都看到过，但只有三井高利看出了不一样的内容。

高利很细心地在店里备了些伞，下雨的时候就借给顾客使用，甚至还拿到街上去分发。这些伞上面无一例外都印了大大的“越后屋”三个字，并辅以三井家标志性的符号。这样一来，这些借出去的伞就不怕没人还回来。当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些伞就是三井越后屋最好的移动广告——让不知道越后屋的人从此知道越后屋，让知道越后屋的人进一步体会到越后屋的贴心。

于是一下雨，商业繁华的日本桥一带满眼都是流动着的“三井越后屋”。有首俳句如此描写这一景象：江户恍似越后屋，天际飞跨彩虹。

除了在市井中做宣传外，高利还很注重在文人墨客中提高三井越后屋的知名度。高利的祖父是武士，父亲也是半路从商的武士，因此对于上流社会的风雅，高利可谓从小耳濡目染。高利与不少画家、俳句诗人、歌者、剧作家的关系很好，常常给他们一些赞助。这些文人墨客也很懂得知恩图报，不时地在他们的作品中融入些三井越后屋的元素。至今仍然可以看到不少描绘江户时代市井生活和商业景象的画作，三井家的标志被画得十分醒目。这恐怕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植入广告了吧。

如此一来，三井越后屋的名声在上流社会中也开始叫得响了。从一开始的没有客户，到江户城中人人皆知越后屋，三井高利只用了短短数年时间。

生意越来越好，越后屋几乎日进斗金。当时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芝居千两，鱼河岸千两，越后屋千两”。芝居就是演戏的地方，鱼河岸就是鱼市，都是最能赚钱的地方。越后屋一天的营业额能够与戏院、菜市场匹敌，这生意该有多火暴啊。

仅过了三年，高利就在江户开出了第二家门店，并交由四子高伴管理。这一年，87岁的老母亲殊法怀着幺儿出息的巨大欣慰，含笑九泉。

又过了一年，高利设计出了新的家纹[9]，同时也是三井越后屋的商标。这个标志最外一层的圆圈代表“天”，倾斜90度的井代表“地”，井字里的三代表“人”，整体的意寓就是“天地人三者合一”。从此，这个标识就成了三井家的象征，也是三井财阀的精神旗帜。直到现在，很多三井集团系的企业所使用的商标或企业标志，都与之大同小异。

三十六计走为上

三井高利很快在江户的吴服商中站稳了脚跟，但麻烦随之而来。

在老资格的吴服商看来，高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破坏“江湖规矩”，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对价格制度的破坏。原本上门跑单的时候，吴服商之间大致有一个价格联盟，即便讨价还价，也不能降价太多。经年累月，商人之间虽有竞争，但至少都还相安无事。如今一个从松坂乡下冒出来的老头子，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个高价联盟给摧毁了，这些吴服商们能不气吗？

在反三井越后屋的吴服商中，领头的叫松屋。因为被越后屋抢走了一个大客户，从此便对三井家怀恨在心。松屋联合在本町和石町这两个商业中心区经营的吴服商，发起了对三井越后屋的排挤行动。高利成了一个不受同行待见的商人，越后屋俨然成了江户吴服商圈内的一颗毒瘤。

但顾客总是用脚投票的。越后屋的人气越旺，其他吴服商的日子就越难过。既然商场上打不过，那就让高利也尝尝另一种日子难过的滋味。

于是就有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大清早，高利一家就被不知哪里来的恶臭熏醒，开门一看，只有越后屋的店门前遍地屎尿。不用说，一定是有人故意倒的。隔壁的房子有人买了下来，新主人故意把厕所修在与越后屋一墙之隔的地方，甚至把下水道通到越后屋的厨房。总之就是想尽损招把越后屋搞臭，臭到顾客再不敢上门最好。

这场新旧两派商人之间的龌龊，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连《我衣》这本古代的市井日记[10]对此都有记录，可幕府将军却对这场眼皮底下上演的商战充耳不闻。毕竟这时候的三井家族还只在兴起阶段，尚不能引起权力层的垂青。围绕三井家的冷眼和排挤，直到三井跃升为幕府的御用商人之后，才总算偃旗息鼓。

但在此时，面对抱团的旧式商人，三井家不得不孤军奋战。三十六计走为上。

越后屋在江户的两家门店都开在本町。本町是江户商业最繁华的地区，那里的吴服商很多，生意也好做。可眼下为了躲避明枪暗箭，高利已然决定离开这块是非之地。

听说隔着不远的骏河町有空房子出售，高利通过亲戚的关系，暗中把房子买了下来。之所以要偷偷摸摸地做这件事，也是为了防止有人从中作梗。无巧不巧，就在高利秘密筹划店铺搬迁的事情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了本町大街，很多店铺都遭了火灾，越后屋的两家店也未能幸免。

冥冥之中似有一张无形的手，把三井家推向命中的福地——骏河町。1683年4月，三井家在骏河町的新吴服店开张，其位置大致就在今天的三越百货总店附近。

在江户苦心经营了10年之后，高利和他的儿子们重又整装出发了。

两只轮子一起转

与本町相比，骏河町的商业氛围要淡得多。虽说骏河町的店面比原先大了一倍不止，但客流方面难免会受影响。对这一点，“老江湖”高利早有预料。

就在骏河町吴服店开张的同时，高利在隔壁同时开了一家兑钱店，也就是经营货币兑换的钱庄。

当时的日本还在闭关锁国的封建时代，对外贸易极其有限，何来货币兑换之需？没错，那时候钱庄的主营业务就是兑钱，故在日语中称作“两替店”。要理解这一点，就得了解一下当时日本混乱的货币制度。

那时候，金币、银两和铜钱这三种货币同时在市面上流通，买哪种东西用哪种货币，基本上会有些不成文的惯例，有些商家也只固定地收取某一种货币。举例来说，一个人到鱼市去买鱼，鱼市里金币是用不着的，但只带银子或只带铜钱，也是会有麻烦的。因为鲷鱼是用银两结算的，沙丁鱼是用铜钱结算的。如果没有带着想买的那样东西所对应的结算货币，那就买不成了。因为金、银、铜三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经常波动，商家们往往懒得在做生意的时候还去做复杂的算术题。

为了把客流吸引到骏河町来消费，高利很有心地在吴服店隔壁开出了兑钱店。这等于是告诉大家，只要带着钱，不管带着哪种钱，都可以放心地到越后屋来买东西。即便不是冲着越后屋而去，但现在骏河町也有了兑钱店，顾客就会愿意往这个方向来，这对越后屋来说也是个潜在的利好。所以，虽然越后屋搬了地方，而且地段不如从前，但顾客们还是陆续跟了过来。

兑钱店的业务不只限于货币兑换，还经营放贷。高利在老家的24年，最主要的精力就放在金融业务上，早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江户经营吴服店10年，也算是在这个不是京城却胜似京城的地方站稳了脚跟。此时涉足贷款业务，风险自然就会小很多。

一边是吴服店，一边是兑钱店。一边做生意，一边做金融。两只轮子一起转，三井家的事业越发顺风顺水。

吴服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兑钱店里也是客流不断。仅仅过了三年，两个店的门面都显得有些局促了。高利把吴服店扩张到隔壁的兑钱店，把兑钱店搬到街对面更大一点的地方。如此一来，三井家的标志性商号就占据了骏河町大街一左一右两个最显眼的位置。有一幅名为“江户百景图”的画作，清楚地展现了当时三井家的这一盛况。

随后，高利在京都也开出了兑钱店，作为三井家的资金调配总部。与此同时，高利还在京都买屋置地，把三井家的大本营从松坂搬到了京都。

很明显，三井家全部事业的重心在江户，可高利为什么却把大本营设在京都呢？

固然一方面，京都是当时的皇城根，尽管天皇那时候还没什么实权，但京都毕竟还算是象征意义上的京城。但另一方面，高利不愿意以江户为根据地，实在是因为有说不出的苦衷。

那场被坊间津津乐道的一群商人欺负一家商人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三井越后屋的搬迁而停止。

老派商人们本以为把高利赶出本町，算是除去了心腹大患。不料高利却另占山头卷土重来，威胁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手们气急败坏，对三井越后屋的排挤也愈发变本加厉。常有些市井无赖跑到店里来找碴儿，威胁要杀了三井家所有的人，连伙计也不会放过。隔三差五地就会有一些谣言，一会儿说越后屋的吴服以次充好，一会儿说越后屋卖翻新货。总之，怎么唱衰怎么来。

所幸这场从本町一直闹到骏河町的纷争，坊间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不少人原本未必打算买越后屋的东西，但如此以多欺少，出于同情或声援，倒反而越发冲着三井越后屋的招牌去了。

所以在这场纷争中，三井家的直接利益损失其实并不大，主要还是精神上的折磨。生意做得太憋屈，既惹不起也躲不掉，除非从此离开江户。但江户是高利此生最大的梦想地，在松坂蛰伏24年，一直被强势的大哥压制着，好不容易才等来机会，岂能说放弃就放弃？

要坚持下去，最好的法子就是找一个靠山。

背靠大树好乘凉

偌大的江户，最有权势的人是谁？当然是幕府将军。

此时江户城中住着的，是德川幕府的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那个时代的日本，幕府将军的实际权力在天皇之上，在京都的天皇不过是个傀儡罢了。

要攀上幕府将军，当然难似登天。士农工商的等级序列，一个在最上端，一个在最下端，更何况幕府将军还是在金字塔的最顶尖位置。

无巧不巧的是，高利有个关系要好的同乡在将军府里当差。虽然看不出这条线能开发出什么样的成果来，但好歹是跟幕府将军搭上了点关系。

高利的这个松坂同乡名叫本因坊道悦。本因坊是日本最大、也最有影响的围棋世家，被誉为日本“四大围棋世家”之首。道悦是三世本因坊，出生于伊势松坂，本姓丹羽，因酷爱围棋放弃自家医术祖业，拜入二世本因坊门下，并最终继承了本因坊衣钵。所以高利的这位同乡，称得上是当时日本数一数二的围棋高手。

德川纲吉非常喜欢下围棋，幕府里有个专门的机构叫“御棋所”，也就是将军家的御用棋院。本因坊道悦就在这个棋院里为幕府将军效力。道悦的主要工作就是陪将军和他的心腹们对弈，或者同其他高手一道演绎精彩对弈供观赏，间或也给将军身边的一些围棋爱好者提供些技术指导。

在这些围棋爱好者中，有个叫牧野成贞的人。此人是德川纲吉的心腹，在纲吉还只是个藩主的时候便侍奉左右，因而深得纲吉的信任。牧野非常喜欢围棋，经常把道悦请到自己府上“开小灶”，私交甚是不错。

有一回，道悦跟牧野有意无意地说起了同乡三井高利的事。把三井家被人泼粪、被威胁灭掉全家的那些八卦，绘声绘色甚至添油加醋地说给牧野听。牧野当然明白道悦一番话的用意，自然不会听过就算。打这以后，越后屋的吴服就成了牧野家的专供。

这不是三井家第一次做权势人家的专供。早在高利的父亲高俊在松坂开“越后殿的酒屋”的时候，三井家的酒就是松坂城主古田氏的专供。成为专供当然是身价的一种象征，但若想拿“牧野家的吴服专供”作为挡箭牌，抵挡那些抱团商人的龌龊黑手，未免太过天真。此时的牧野还只是个藩主，尚未获封大名，权势有限。但好在，牧野是德川纲吉跟前的大红人，这层关系可比同乡的本因坊道悦过硬多了。

买卖之间的一来二去，让牧野家和三井家熟稔了起来。牧野成贞每次觐见德川纲吉，都会刻意挑选越后屋最好的服饰，让纲吉印象深刻。因为牧野的多次建议，纲吉终于决定也给自己的物品指定专供。

在牧野成贞的牵线搭桥下，三井家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1687年，也就是越后屋搬入骏河町的四年之后，三井家的吴服店成了幕府的吴服御用供应商。指令一颁布，等于宣告了三井越后屋“天下第一吴服商”的地位。背靠幕府这座坚实的大山，三井家的腰杆子终于挺了起来。

成为幕府的御用商人后，围绕着三井家长达14年的龌龊骚扰，自此销声匿迹。

正因为这一缘故，三井家对牧野家始终心怀感恩。此后，凡牧野家的人向三井家借钱，不管借多少钱、借多长时间，一律不收取利息。三井家的世代子孙也都知道，在三井家备受困扰的时候，正是因为有了牧野家的出手相助，才有了三井家日后的兴旺发达。所以直到现代，三井家的人还会去牧野家扫墓，以示不忘当年恩义。

空手套白狼

三井迎来了家族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期。

骏河町吴服店里的伙计一下子增加到了40多个，光是这一数字，就足以说明当时三井家的规模和实力。三井家的分店越开越多，在江户、京都、大阪三地都有了越后屋的吴服分店。三井家还领受了幕府将军赏赐的店面。这样的待遇在当时，只有与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有着深厚渊源的少数几个特权商人才享有。而这些商人在后来明治维新的政权更迭中，悉数被洗牌洗掉，唯有三井依旧风光地存活了下来。

1691年，幕府推出财政新举，指定一批钱庄负责收取各地的贡奉。在此之前，各地上缴幕府的真金白银都必须千里迢迢运到江户，且不论交通不便、盗匪出没，单是那些金子银子的重量，就足够押运的人吃尽苦头了。所以常常一笔年贡金收进幕府的钱库，光路上就得花掉好几个月时间。随着民间钱庄的出现，汇票业务逐渐流行开来。对三井这样在京都和江户都有兑钱店的商号来说，经营汇兑的优势得天独厚。

幕府一口气指定了12家御用汇兑钱庄。其中，高利及其次子高富名下的两家钱庄在列。也就是说，三井家在12家御用汇兑钱庄中占了2家。三井也因此被人们称作“御用汇兑三井组”，而其余10人则被称作“御用汇兑十人组”。三井家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御用汇兑钱庄各自分管一块地区的贡奉收缴。三井家负责的是大阪地区，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大阪府、奈良县和滋贺县，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肥区。被幕府正式授命后，高利迅即在大阪开出了江户兑钱店的分店，主营江户和大阪之间的汇兑业务。

两地汇兑的基本业务流程是，三井在大阪的钱庄负责收进贡奉金，然后以汇票的形式发到江户的钱庄，再由江户的钱庄把汇票兑成金银交给幕府。这一流程是没有任何手续费可言的，似乎三井家从中并不能捞到什么好处。

赚钱的秘密在于，御用汇兑商能够在一段被允许的时间段内挪用公款。因为过去收缴贡奉，往往路上就要花掉数月时间，而且还会有盗抢、丢失一类的折损，风险高，周期长。于是幕府把这段时间差让出来，一开始是60天，后来延长到90天到150天不等。在这段时间内，御用汇兑商可以随意支配收来的贡奉金，只要到时候幕府能够全额收回钱就行了。

这等于是让三井从幕府那里获得了无息贷款的专享权，金额可观，而且还源源不断。

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钱啊！三井家就拿着这些公款去放贷，或者用作进货资金，不断扩张家业，简直就是在空手套白狼。

完全不必担心江户的钱庄兑不出那些被挪用的钱，有吴服店在后面撑着呢。吴服店日进斗金，这些钱就是兑钱店里可靠的准备金来源。时间一到，如果放出去的钱还没有收回来，三井家就拿着吴服店的营业收入去幕府冲账。

三井家两只轮子一起转的经营模式，在此时显出了价值。

一代豪商崛起

三井家的分号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到17世纪90年代，三井家在江户、京都、大阪三地至少已拥有9家吴服店和5家兑钱店，再加上松坂老家由亲戚留守打理的祖业，三井已拥有了名副其实的商业和金融连锁店。

尽管此时的高利已届古稀之年，身体也每况愈下，但多子多孙的他完全不用发愁事业后继无人。得益于儿时的悉心严格调教，高利的子女们个个都非常能干。三井家的连锁业在这些富二代的手上，愈发经营得有声有色。

从兑钱店的经营看，放贷、兑换、汇兑，这些俨然已是现代银行的雏形。尽管在大致差不多的时期，由中国的晋商经营的票号与日本的兑钱店非常类似，但晋商的票号在清末全都倒闭了。而三井家的兑钱店却在明治维新时发展成为日本最早的民间银行。

1703年前后，三井更是将触角伸到了长崎。位于九州岛西侧的长崎，是日本在锁国时代少数几个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自古以来，长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就十分频繁。那时候，中国制造的产品就是品质和高端的代名词。三井家以长崎为据点，大量采购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尤其是高档丝绸，从而一跃成为长崎最大的中国货订货商。

三井家族事业的繁荣，与这一时期日本商业的快速发展不无关系。由于政局稳定，风调雨顺，幕府的财政就比较宽裕。第五代将军纲吉实行的大兴土木政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府投资，有力带动了民间消费力的提升。正是依附于一个处在鼎盛期的政治权力，三井家才获得了其他商人难以获得的政治红利，成为德川幕府时代为数不多的豪商之一。

财源滚滚，但何以世代长青？万贯家财，又如何免于昙花一现？这是三井创始人高利在生前要解决的最后一道难题。

奇特的遗产分配法

高利有6个成年儿子，他们个个能力出众。这既是高利的骄傲，却也是他的隐忧。所谓“一山难容二虎”，更何况他有6个虎崽。高利跟自己的大哥关系不好，正是因为大哥的压制，不得不等到50多岁才走出老家创业。他不敢想，自己的这些儿子们日后要是争起来，会是一个如何难以收拾的局面。

在那时的日本，长子继承制是基本的法则。只有长子才能继承父母的遗产，其他子女均没有继承权。所以家里儿子比较多的人家，就会把幼子过继给无子或少子的人家，以继承姓氏和家产。幼子成年后外出自立门户的情况也比较常见。高利的第五个儿子就是过继给了人家做养子。长子继承制在日本根深蒂固，即便在今天，仍有不少农村的地方还是遵循着由长子继承父母全部土地的惯例。

但300年前的三井高利，却决心向这一继承法则发起挑战。

这位三井家的“总设计师”着手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起一个家族集团的架构（如图所示）。高利让6个成年儿子各自立家成为户主，各家的家名取自所居住地的地名，每家都享有三井的姓氏，故又称作“本家”。除了男性主体外，高利还把女性家庭也纳入到家族集团架构中来，分别是自己的长女家和过继掉的五子安长的长女家，故又称作“连家”。高利生前确立了8户家族成员，再加上后来陆续加入的3个女性连家，就形成了日后构成三井家族的“三井十一家”。

为了加强家族集团的凝聚力，防止各家之间的血缘关系变淡，三井家族进行族内通婚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高利把长女嫁给了自己的侄子，这个侄子就是自己早年做了别家养子的二哥的儿子。如果哪家的香火不旺，也必须优先从族内挑选养子过继，以保证成员家族的正统地位。

高利以“一家一本，整体一致”的原则，设计出了三井家族的基本架构，等于是在他生前就确定了这些成员的家族地位和财产继承的权利。同时，他还确立了长子高平一脉的总领家地位，即在三井家族集团中，北家的地位最高，北家的户主就是整个大家族的族长。因为长子高平早前给自己取了八郎右卫门的名字，后来“八郎右卫门”就成为总领家的世袭号，谁继承了这个名号，谁就是三井家族的族长。

高利的这招看似是分家，实际上却是在三井的旗号下，巩固了血亲、姻亲之间的联系，各家均以三井家族的整体利益为最高利益，团结一致，世代相传。这样，高利就不必担心自己死后，整个家族会分崩离析了。

这样一个缜密的家族架构，在高利死前整整运作了三年。虽然当时还只有八家，但高利亲自督阵的这三年“试运行期”，对这个家族结构权威性的确立和日后稳定性的形成，实在意义重大。

接下来就是遗产的具体分配问题了。

1694年2月，已是久卧病榻不起的高利把子女们都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告诫：“一木易折，十木难摧”。同样的话，此前大家在不同的场合听过不下百遍，如今听来，却似临终遗言一般。在子女们的低声啜泣呜咽中，高利宣布了遗产分配办法。

除了留给妻子的财产外，高利把全部财产分成了70份，按比例分给了10户家庭，即在三年前确立的8个家庭的户主之外，又增加了最年幼的第十个儿子和过继的第五个儿子。为什么把财产分作70份？据说是因为高利这一辈子累积的财产已经超过了7万两金。这笔巨额财富的分配方式如表所示。

不难看出，高利相当于是把全部财产折成股份，按照不同的份额比例分给了子女。如果说之前确立的八个家庭是在家族地位上给予认可的话，那么现在则是在经济地位上也予以了确认。尽管长子在家族内部地位优势明显，但其他成员同样拥有不可忽视的权利。这样一个“股份制家族”的形态，又一次让世人领教了三井始祖高利的过人之处。

直到两百年后，由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创办的《时事新报》还专门介绍了三井家的财产分配法，并评价其为“一种奇特的方式”。那么可以想见在当时，一代豪商三井的遗产分配，该会引起怎样的轰动和议论。

设计安顿好了一切身后事，高利可以放心地走了。3个月后，这位三井财阀的奠基人逝去，终年72岁。按照高利遗愿，他被葬在京都的天台宗寺庙真如堂。此后，那里也就成了三井家族的祠堂。

新统帅的“三板斧”

三井家族迎来了第二代总领家高平。

这位42岁的新统帅论才智、论为人，样样都不逊其父。15岁独闯江户，到大伯的吴服店里帮工，21岁跟着父亲缔造家业，独当一面。高平历经了创业的艰辛，也领受了成功的荣耀。对于三井家族的今天，高平比其他弟妹都更珍惜。所以接掌父亲的帅印之后，高平当即决定，不对父亲的遗产进行实际分割，而是将各家的财产放在一起共同经营，维持三井家族的整体一致。

高平的决定得到了各家户主的支持。所以在高利死后，三井家的吴服店、兑钱店依旧维持着原先的经营模式。帅印的平稳过渡，让三井家的事业继续高歌猛奏。

新帅上任“三板斧”。

高平的第一板斧，是对三井家族事业的经营架构进行调整。原先，三井家的店铺和住所不分，前院开店，后院住人，事业家业混在一起。高平着手把家里的归家里的，店里的归店里的，两者明确分离。随即，他又设计了一套人事制度，从店主、掌柜，到领班、小厮，一共分16个等级序列，每一级别的职责权限、任用资格等都有明确规定。这可以看做现代日本公司中“年功序列”制的最早雏形。

为了更好地对三井家的各个分号进行有效管理，1710年初，高平在京都成立了三井家族的领导机构“大元方”，三井家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最高统帅部。在此之前，三井家的两块业务吴服店和兑钱店各自独立，分别由各自的京都店进行统管，但在这两块业务之上，却没有一个独立的机构进行全局管理。新设立的这个“大元方”很像现在的合资总公司，由各家出资成立，出资比例就按照高利生前对遗产分配所定下的比例执行。

从此，各个分号如需经营资本，则统一以借贷的方式向“大元方”申请，各分号的经营利润大部分上缴“大元方”，由“大元方”统一支配。“大元方”提取一部分资金作为三井家族的生活费，同样按照高利定下的分配比例发放给各家各户，其余则作为资本金再投入到经营中去。

这样，总公司、分公司、合资公司、控股公司……这些现代意义上的经营模式，三井家族早在18世纪初就已经具备了。

“大元方”设立之初的总资本金约为15万两金，5年后膨胀到24万两，相当于每年增长10%。这在仍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已是十分骄人的商业成绩了。

当然，“大元方”的主宰者原则上必须由三井家族总领家的户主担任，以确保对整个家族以及家族事业的人事和行政上的绝对权力。“大元方”的出现，已经使三井具备了财阀结构的雏形。

高平的第二板斧，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家族“小金库”。

三井家的人特别有忧患意识，这或许与从武士没落的家族史有关。高平自己就曾亲身经历江户本町的那场大火，体会过两家吴服店被尽数烧毁的切肤之痛。所以三井家的事业越是红火，高平就越是担心有朝一日会从高处摔下来。高平的担心有很多，比方说经营不济、骄纵浪费等主观因素，比方说火灾、饥荒等不可控因素。如果哪一天呼喇喇似大厦倾，这一大家子人该怎么办？

高平想出了一个以备不时之需的法子，那就是建“小金库”。他把各个分号上缴给“大元方”的收益再抽取一部分封存起来，既不发放也不投资，完完全全作为储备金。这笔钱与一般意义上的存款不同，绝对不允许随意支配。即便是造栋房子买块地之类的大开销，也只能花日常的储蓄金。只有当家底全部被掏光，或者发生万一的不测情况时才能动用。所以这笔钱被称作“穴藏金”，顾名思义就是埋起来不用的钱。

为了鼓励各个分号向“大元方”多多上缴利润，高平把各店纳金的10%作为奖励返还，给店员发奖金。这样一来，大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缴到“大元方”的纳金也越来越多。所以，三井家的这笔“穴藏金”数额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但是100多年后，当幕府把三井家当做提款机，三井家被折磨得几乎快要破产，却还是能拿出钱来暗地里资助倒幕派，足见这笔在三井鼎盛时期埋下的“穴藏金”有多么深不可测。

高平的第三板斧，就是立规矩——给店员立规矩，给族人立规矩。

高平订立了一套叫做《大式目》的店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员工手册。所谓“式目”，指的就是类别，在这套《大式目》中分门别类地规定了很多事项，比如业务规则、培训方法、晋升条件、行为规范等等。这其中的很多规定，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也是十分受用：

-在有酒有女人的地方谈生意，无论这笔生意多么诱人，也坚决不谈；

-倘若外出，无论为公为私，都必须经上司许可，并写下外出的去向；

-节约经费与追求利润性质相同，故必须杜绝浪费；

-废纸不扔，尽量留作它用。

在《大式目》中，高平还鼓励店员提建议，“无论多么细小的建议，只要于经营有利，一定要毫不犹豫地提出来”，“无论金额多少，只要能够产生收益，建议就应得到奖赏。”

高平的《大式目》在给店员做规矩的同时，也让每个人看到了为三井家族服务的好处。这就是后来三井家的人退居幕后，改由职业经理人执掌经营大权后，所有的职业经理人几乎无一例外，对三井家族忠心耿耿的原因所在。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规矩是给族人立的，这就是奠定三井家族文化的“圣经”——《宗竺遗书》。

十余年写成的遗书

三井的后世子孙能否矢志不渝地保持家族事业的繁荣，又是一桩困扰高平的大心事。子孙不肖不贤的先例有很多，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自家大伯的儿子。决不能让这种人为主观因素坏了三井家的大业。自从当上族长后，高平更是把给族人立规矩的事儿整日放在心上，一有什么想法、感触和启发就随手记录下来。有时候忽然想起父亲生前的一些教诲，也马上写下来。就这样，这个随手记记写写的习惯，一坚持就是十几年。

1722年11月1日，高平七十大寿。三井家族的人聚集在一起，为这位二代总领家祝寿。欢庆过后，高平非常郑重地向族人发表了一份遗嘱，更确切地说是一份训诫，这是高平十多年来思想火花的结晶。因为高平的法名叫宗竺，所以这份训诫又叫做《宗竺遗书》。

这是一部内容涵盖家族管理、族人教育和经营管理三大方面的家法，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要求三井的子孙世世代代严格遵守。在1900年《三井家宪》订立之前，《宗竺遗书》一直作为三井家族内部的最高法则被奉守着。

高平在《宗竺遗书》中告诫：同族不可相争，因为这是导致全家破灭的源头，“一木易折，十木难摧”，只有兄弟团结，方可家族强大。一旦家族中出现败类，则万不可姑息，须经同族商议后立即加以处分，以免害群之马损害三井家族的整体利益。这种家族淘汰制虽然无情，却保证了三井家族这个大躯体不孳生腐肉。

高平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自身不熟悉业务，便无从领导他人”，因此《宗竺遗书》规定，族内的男孩长到十二三岁时，都必须以学徒身份到京都的店里去帮工；十五岁时到江户的店里实习两三年；随后再回到京都担当采购，学习记账；然后再去大阪的店里锻炼……经过这番漫长的魔鬼式训练，直到三十岁之后方可独当一面。学习期间，三井家的子弟与店员同等待遇，不享受任何特权。

各家的当家人也须亲力亲为，巡回各店、账目勘定、书信往来、听取汇报……凡事都不可有丝毫懒怠。这就难怪后世的三井经营史上涌现出了许多非常杰出的职业经理人，但他们从来不曾危及三井家族的权威。三井族人自身的优秀、能镇得住，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高平非常执念于勤俭持家，他在《宗竺遗书》中写道：“勤俭以富家，骄奢以灭身”，对于房子、器具等物质的追求万不可奢侈，因为人的欲望无限，一旦奢靡便永无止境。专注经营和勤俭持家是一个商人成功的双翼，损其一则无法振翅高飞。因此，高平要求族人学会把一枚钱掰作两半用，把半年的生活费用作一年的开支，省下来的钱统统交到“大元方”那里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在他的七十寿宴上，高平对众族人说：“我70岁一把年纪了，以后能活一年是一年。我倒要好好看看，你们各家是如何支配生活费的。究竟是省下来存到我这里，还是大手大脚地花光。”

他甚至还有个不近人情的规矩，要是哪家有人生了病，生活费一律扣20%，把这些钱转拨给卖力出工的族人。当然，大病除外。如此一来，要是得了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毛病，族人们没人敢偷懒怠工。

由此可见，“和、能、勤、俭”是《宗竺遗书》对族人教育最核心的理念。

在经营管理方面，《宗竺遗书》也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高平强调，经营之要义在于举贤选能，让其发挥所长；凡老朽者必须淘汰，任用新人。这一人才观念让三井在此后的各个时期都笼络了一批贤人能士，三井财阀也因此被称作“人的三井”，以示与日本其他财阀的最大区别。

高平还在《宗竺遗书》中综合分析了与幕府交往的利弊，这也是三井族人必须掌握的生存法则。高平以大商人淀屋氏因冒犯幕府而被没收财产，全族被逐出三都[11]的例子告诫族人，即便是御用商人也不可目中无人，必须服从幕府的权威，凡幕府之命均不可怠慢。虽然作为御用商人有很多经营上的便利，却必须承担繁重的摊派任务，即为幕府的财政亏空埋单。高利告诫族人，这样的任务是躲不掉的，与其等摊到头上再缴钱，不如做得主动些，这样或许还能减少些摊派额。他告诫，决不能一味依赖特权，提高经营能力才是为商之本。

这部耗费十多年写成的遗书字字箴言，在此后的178年中一直是三井家族的精神支柱，是对三井家族文化最集中的诠释。

最早的MBA破产案例大全

高平在《宗竺遗书》中称“老朽者必须淘汰”，他自己就以身作则，在年事虽高但身体仍健康的情况下，早早地把“八郎右卫门”的名号传给了长子高房。也正是从高平一代开始，三井的历代总领家都是在生前就传位给正值壮年的接班人。

而立之年便当上总领家的高房完全遗传了他父亲的忧患精神。因为三井的家业传到他手上刚好第三代，人常言“富不过三代”，三井家决不能在他这一代就断了将来。居安思危，高房开始潜心研究起破产的学问来。

江户时代正是日本商业兴起的时期，不少商人趁势崛起，但很多到第二代或第三代就败落了。高房把近七八十年间所有类似的例子都搜集起来，写了一部三卷本的《町人考见录》。这部书以纪实的手法讲述了50个破产的故事，并一个个点评了其破产的原因，堪称世界上最早的MBA破产案例大全。

高房虽是个商人，但文笔甚佳。50个故事被他演绎得跌宕起伏，精彩纷呈。而且这50个主人公都有名有姓，不少还在当时的世人中留有一些印象，相当于是一部江户诸商列传，所以手抄本很快就流传了开来。当然，高房写这部书可不是为了满足世人的窥秘心理，完完全全是作为训诫留示子孙后代，借此警钟长鸣。

江户时代商人破产的原因有很多，有些是因为奢侈挥霍无度，有些是因为成功后的不思进取，有些是因为盲目扩张，但更多的商人是倒在了一种特殊的贷款——“大名贷”上。“大名贷”就是对大名或藩主的贷款，有时也包括对幕府的贷款，这种贷款的对象就是权贵。“大名贷”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类的金融投资，如果能够收回贷款，则利润丰厚，但是权贵们赖账不还也很常见，这样就会产生呆坏账。因为诱惑巨大，就不断有商人愿意投入“大名贷”。一旦出现坏账，为了收回前面的贷款，很多商人不得不继续放贷，结果造成窟窿越来越大，最终破产。

在高房记述的50个破产商人案例中，竟有30个是倒在了各式各样的“大名贷”上。这些倒霉的商人姓甚名谁，贷款的大名或藩主又姓甚名谁，都有相对应的记录，完全不是杜撰。这就为《宗竺遗书》中“禁止大名贷”的规定提供了鲜活的注脚。

三井家做过“大名贷”，也曾吃过亏。所以高平在《宗竺遗书》中告诫族人，“大名贷”返还停滞，则坏账积累，应趁损失尚小，果断甩手处理，尽量避免此类贷款。所以，三井家除了对于自己有恩的纪州藩和牧野家之外，“大名贷”一律禁止。高房在他的破产案例大全中讲了那么多原因相同的案例，无外乎也是要向族人和后人强调，“大名贷”万万不能碰。

然而“大名贷”的对象是权贵，有时甚至还会是幕府。既然注定要跟政治权力打交道，那么“大名贷”就是绕不过去的成本。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但三井早期的几代当家人已能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大名贷”的危害，并用各种方式训诫后世子孙对之保持警惕，这份清醒和远见还是值得称道的。

[1] 今日本滋贺县。

[2] 越后守为官名。

[3] 今日本三重县。

[4] 幕府所在地。

[5] 天皇所在地。

[6] 一年两次的结算期在年中和年底，一年一次的结算期在年底。

[7] 一种含金丝线的华美缎子。

[8] 日本古代度量单位，一反大约有11米。

[9] 家族的徽章标记。

[10] 写于1752年-1825年。

[11] 即京都、江户、大阪。

参考资料

【日文资料】

1.堀江朋子『三井財閥とその時代』，図書新聞，2011。

2.坂本藤良『なぜ三井だけが生き残ったのか』，ゆまにて出版，1985。3.菊地浩之『日本の15大財閥』，平凡社，2010。

4.三井広報委員会：www.mitsuipr.com/about/index.html

5.三井文庫：www.mitsui-bunko.or.jp/index.html

6.Wikipedia：www.ja.wikipedia.org

【中文资料】

1.[日]坂本雅子 著，徐曼 译，《财阀与帝国主义——三井物产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日]柴垣和夫 著，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 译，《三井和三菱：日本资本主义与财阀》，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3.[日]奥村宏 著，金明善 译，《日本六大企业集团》，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4.[香港]廖达斯 著，《日本现代史——三井集团》，日本研究所出版，1989。

5.白益民 著，《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6.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中文网站：www.mitsui-china.com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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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目录

引子 一处宅地的前世今生

第一章 豪赌明治天皇

天皇的使者紧急叩门

一张天价罚单泄露的玄机

让外姓人掌权

一盘很大的棋

开牌：一大批豪商被历史抹去

第二章 特权商人

朝中有个大靠山

一切都过于顺利了

史上第一家银行诞生记

突如其来的大洗牌

银行开张，功臣倒下

第三章 第一家综合商社的原始积累

公务员下海

收编来的贸易公司

疯狂的敛财

伸向中国的手

海运争霸，气死了岩崎弥太郎

第四章 国退民进，财阀的春天

政府给民间资本“送礼”

一个人的暗战

让煤矿物有所值的天才

芝麻，开门

第五章 危机中的救赎

日本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

福泽谕吉的外甥来了

“休克式疗法”

三井系的“黄埔军校”

那个时代的“最佳雇主”

第六章 财阀巨无霸初现

豪夺东芝

智取王子制纸

财阀帝国的版图

益田孝的反击

第七章 穿着西装的军队

特殊商人：军方的间谍

撒网中国，丰田汽车起步

甲午战争后，日货决堤涌入中国

金元渗透，财阀军执行军阀意志

台湾成了日本财阀的后花园

第八章 罗斯柴尔德的门徒

国有国宪，家亦有家宪

“最高统帅部”的成立

康采恩大财阀

新统帅的“二人转”组合

第九章 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

真正的大佬

深度介入满洲

炸死张作霖的背后

疯狂的关东军

第十章 1932，右翼恐怖组织在行动

冷血的财阀成为众矢之的

李顿调查团来到日本

总部门前的枪声

藏在幕后的凶手

第十一章 大炮一开，黄金万两

法西斯教主的坐上宾

以慈善之名为军部埋单

战时状态下的机构重组

开足马力做军需

第十二章 那些年，财阀在中国做了什么

投身满洲的“五年开发计划”

蚕食中国的民族资本

“三光政策”的背后

鸦片的阴谋

劳工的血泪

所谓的“山西事件”

第十三章 美国人来了：财阀的东京审判

是结束，不是开始

最后的挣扎

呼喇喇似大厦倾

失落的家族

第十四章 朝鲜战争，命运的大逆转

“上帝的礼物”

隐蔽的司令部——“二木会”

第一商社的复活

分分合合的三井银行

财阀家族的命运

第十五章 消失的财阀，不灭的灵魂

隐形的商业帝国

神秘的午餐会

父亲一般的银行

重振昔日雄风

王牌企业大阅兵

财阀的近况

第十六章 这些年，三井在中国

“潜伏”核电市场

宝钢的另一个身份

“从田头到餐桌”一路撒网

掘金鄂尔多斯

结语 观滴水，知沧海

附录 三井财阀前传：一个从逃亡开始的财富传奇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