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下降线行走

张鸣

简介

历史有时候前进，有时则会退后，有上升，则有下降。细碎处的故事，空白处的讲述，才能真正反映历史的原貌。这本书，充斥了这样的故事和讲述。诸如“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戴大头巾状如印度兵的中国士兵”、“懂兵法的和会打仗的”、“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都是重大历史事件中被正史省略的故事，但正是这些正史瞧不上的鸡零狗碎一样的故事，让你感受到历史的真实，感受到它的血与肉，并带你看到纷扰世界中另一番景致。

有话说在前头（代序）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

戴大头巾状如印度兵的中国士兵

懂兵法的和会打仗的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

官服的前襟与后襟

官运挡不住的人

“光绪”来了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

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

混事的本事

借口的故事

名士和能臣之间的悲剧

撒钱的兵法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外国雇佣兵的中国际遇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

选举与美女经济

洋人的膝盖

一旦革命成了功

以色事人和以貌取官

又想起了王大点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

在孝与非孝之间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

家族架构与公司架构

精英的养成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生

“肉食者”的学问

从将军到村长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三跪九叩的健身操

漫议乡间合作发生的文化条件

闲话“风头行政”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

文人的舌头

谁的红色？何来经典？

台湾的招幌

袈裟与权杖

廉吏酷吏与忠狗

中国式会议的基本法则

花界里的爱国运动

洋人下毒的魔咒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行乞证是个馊主意

土洋并举的克己复礼

最离谱的假古董和没有文化的游客

迎送戏文几时休？

“遭人喜欢”的黑社会

马屁与政绩关系的论证报告

鞭炮声中的春晚

团结起来，我们在赤壁上玩技术

跟“肤发”有关的改革事件

富不出三代的魔咒

有话说在前头（代序）

张 鸣

我是个嗜书如命的人。毛病是“文革”给闹的，刚刚学会读书，就赶上禁书，所有的书，都给打上封资修印记，一股脑烧光，害得我日日饥渴，有时比真的饿肚皮，还要难受。读书成瘾，跟吸毒近似。清代大儒颜元，说读书人是吞砒人，即吸毒成瘾者，不假。我的邻居兼好友卢跃刚兄有名言：为书买房，为儿子挣钱。我同意而且拥护头半句，两次换房，都因为书装不下了，一个人倒是有个搁下身子的地方睡觉就行。

好读书，但是乱读书。我虽然学历上是个博士，但除了在研究生期间跟老师聊天，没有正经接受过科班历史教育，如果说还有点知识，不过自己乱看看来的。小时候看书，逮到什么看什么，拿到手里的书，如果时间限制比较紧，就飞快地看，如果相对比较充裕，就整本地抄。记得我抄的第一本书，好像是本叫做《美国政府机构》的书，大概是本“文革”后期提供给新闻报道人员做参考用的。从那里头，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国会，什么叫行政权，也知道了原来人家的国务院只是外交部，跟我们不一样，还知道了原来负责美国总统保护的，是财政部。上大学之后，虽然学的是工科，课程压力大得要命，但毕竟社会上的书多了，我也忙里偷闲，狠狠地啃了几本大部头，但依然是自己看，有惑没人解，有疑没有问，更没有人点拨你该看什么书。

大学毕业弃工从文，老师骂我弃明投暗。暗虽暗，毕竟比较充裕地满足了我乱看书的嗜好。从此信马由缰，兴之所至，读之所至。读研究生之后，挨老师骂，说我用心不专，也依然如故，而且信奉陶渊明主义，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时常津津乐道，用我政治学的同事的话来说，就是非学术性阅读。每每一本书读下来，问我书的学术理路，中心意思，核心问题，甚至于书的作者为谁，往往都不知道，但是书中我的“会意”点，却印象深刻，很久很久都忘不了。如果一本书这样的会意点多，那么三月不知肉味倒是未必，但一天忘了吃饭肯定有可能。

我是个野路子出来的所谓学者，使用的全是野狐禅的功夫，虽然没有本事，也没有兴趣关心大理论，大问题，但读的时候，总是爱想想，读到会意处，总喜欢掩卷而笑，笑毕遐思，每有所得，则欣然命笔，胡乱涂上一些文字，这就是我所有历史文化随笔的来由。所以说，虽说是什么随笔、散文，但实质上，不过是些读书笔记。读书笔记按理应该是给自己看的，印出来卖钱，好像有点对不起读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有人乐意看，出版商又乐意出，我想也没有关系。总之是周瑜黄盖，愿打愿挨。不喜欢的，离我的书远点就是。恨到买回去放在卫生间里当手纸，也无妨，只是纸质太差，又不卫生，还费钱。所以，建议这样的先生女士们，想出气，最好弄张我的照片，贴在镖靶上用镖扎，省钱，高效，还解气，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

读书最喜读史，相比起来，在历史学的论著和所谓的历史素材之间，更喜欢后者，哪怕再乱，再没有头绪，也还是喜欢。读的时候，总免不了要推想一下，写此文的前人，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样一种情景，如果是我自己，生在那个时代，又会怎样。如此这般之后，有时真的不知我之为鱼，鱼之为我，傻乐一通，起身到冰箱里，找一个个大的苹果，大嚼，然后爬上电脑，写几个字。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

民国时期的记者牛。租界里的口没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过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也没有派刺客下手，让特别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作冯妇，依旧做他的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黄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但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的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叭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一点瓜葛都没有。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

戴大头巾状如印度兵的中国士兵

晚清的中国，是个出新鲜事的地方，给喜欢看热闹的国人，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做看客。鸦片战争英国人打破大门进来，战争间歇，大着胆子溜出来看热闹的中国人发现，在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军队里，夹杂着大量肤色很杂的人。这些身上穿的跟白人差不多，但头上却裹着一个大头巾，显得头特大。中国人管他们叫大头兵，或者大头鬼。当时的国人不知道，这些人其实是英军中的印度锡克士兵。由于印度做殖民地的资格比较早，因此印度人，尤其是剽悍的印度锡克人，就有了跟主子一起出来教训别个不听话民族的资格。

由于印度士兵的加入，这场战事给了做看客的中国人更多的眼福。在他们眼里，洋鬼子肤色很杂，也很斑斓，有白夷、黑夷、红夷，以及不黑不白之夷等等，好看煞人，边看，边增加自己的种族优越感——觉得鬼子不像人，像动物。印度士兵的头巾，也给人印象深刻，因为它多半是大红的，高而臃肿，凡是看到而且喜欢记录的中国人一总是忘不了记上一笔。后来，在上海租界里，英国人用印度人当巡捕，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这个戏谑的称谓，显然跟头巾有关。不过，在鸦片战争当口，缠头巾的印度兵，命运并不好，中国人抓到了白人，很可能会优待，但是抓到了地位低下的印度人，不由分说就是虐待，连打带骂，还不给饭吃（我们中国人，对等级无师自通地敏感）。而英国人方面，一旦出现了军纪问题，一般都是拿印度兵开刀，当众绞死，用以安抚占领地的中国人。远不及后来在上海的印度巡捕，虽然在白人面前是孙子，但见了中国人，却是霸道的爷。

缠头巾是印度锡克人的风俗，也是他们的教规，聪明的英国人为了让殖民地的人做炮灰，在变革他们上下身服饰的同时，容忍了他们的头顶。殊不知，这个特别的头顶，到了中国，却变成了二等洋人的标志，让中国人很是厌恨。

然而，时代总是在前进，谁也没有想到，到了19世纪末，在中国“租借”了山东威海的英国人，居然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了中国，在威海建立了一支“中国军团”。这支军队的服装跟印度的锡克兵一模一样，头上也顶着一个大头巾，或者说是头巾形的帽子。据资料记载，“中国军团”，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长枪队、炮队、机枪队、骑兵队一应俱全，这支军队的士兵，大概是中国第一批接触并使用马克沁机枪的人。从这支军队留下来的老照片来看，这些来自山东各地的小伙子们，虽然头上裹着头巾显得有点怪异，但军容严整，浑身上下透着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趾高气扬。只是虽然号称“中国军团”，但军官却都是英国人，列起队来，每个排的旁边，都站着一个戴着大檐帽的英国军官。作为殖民者的白人，很少做亏本的买卖。他们招募中国兵跟招募印度兵一样，都是要用他们打仗的。“中国军团”刚刚练好，打仗的机会就来了——中国闹义和团了。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但威海附近却没有闹出多大动静，因为被“中国军团”剿了。不久，威海的“中国军团”北上，加入西摩尔联军，不仅跟义和团，而且跟中国的正规军交上了手，参加了进攻天津和北京的战斗。据说，这支中国人的军队打得很不错，在进攻天津的战斗中尤其突出，接连攻下几个军火库。战后，为了表彰这支军队，英国人特地设计了一种带有天津城门图样的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徽记。一位当年“中国军团”的英国军官写道：“中国军团远征作战的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没有行成的北仓，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他军团参加。”（巴恩斯：《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转引自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军团”计400余人，进攻北京的联军中的英国军队一共才3000人，中国人占13%强。而联军中法国军队才800人（以越南士兵为主），奥军58人，意军53人。如此说来，所谓的八国联军，其实应该是九国联军才是。只是这第九国的士兵比较隐蔽，服饰跟印度兵一样，以至于当时被打的所有中国人，都没有觉察，一直当他们都是印度兵。

使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不是打普通人，是进攻自己国家的首都，打自己的皇帝和太后，居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支中国军队打得相当卖力（中国军团为此阵亡23人），特别能战斗，同样的中国人，在中国阵营里几十万义和团，几万武卫军，都不济事，而在对方阵营里，几百中国人却所向披靡。令我们在佩服殖民者的“以华制华”策略高明的同时，不能不反观一下我们自己的百姓。传统的忠君爱国的观念，在晚清的乱世，很明显靠不住了。在同一个地方，一伙人跟洋人誓不两立，嚷着杀洋灭教，虽然刀大多都落到了信教的中国人头上，但对洋人的敌意无疑是明显的。另一伙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信教的教民）则跟着洋人杀中国人，杀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头上。上个世纪末，世界还真是有点乱。

最后提一句，后来，英国人为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兵阵亡者立了一块碑，碑文中英文双语，但碑的样式，却是地道的中国式，云头龙纹，跟中国政府为在义和团时死了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的牌坊一样，绝对中国，但却是对中国的……什么呢？——羞辱。不幸的是，这羞辱多半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找的。

懂兵法的和会打仗的

自战国时赵国的名将赵奢生了个儿子赵括，而且将他养大以后，中国多了一条成语：纸上谈兵。其实，自从人们将原来作为军事制度和规章的军法，演绎成战略和战术的兵法，学习兵法和操练战事两者分离的事儿，迟早会出来。孙武做过战将，写过兵书，但是看孙子兵法的人，不一定都有机会打仗，大不了关起门来背熟了，教学生骗点束修也未可知。战国时孙膑庞涓，据说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孙庞二人都是操练过打仗的事，一个为将，一个做军师，但他们的老师，却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

纸上谈兵的人，不见得都是废物，即使赵括，也有过人之处，谈兵论战，能把个久经战阵的老爹说得没话说，可见书是没少读，而且能言善辩。如果赵王不是中了秦国的反间之计，一下子就委以如此大的重任，做四十万人的主帅，假以时日，慢慢磨砺，日后说不定也能有点出息。

历史不能假设，也没有机会假设。自赵括以后，凡是提到纸上谈兵四个字，后面的话跟着就是“言过其实”，三国时刘备对马谡就这么评价的。但我们看历史的记载，马谡所言，未必都不中用，诸葛亮南征，就采用过他的“心战”策略，而且效果良好，从此以后，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上讲，诸葛亮“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如果谈论得不靠谱，现实如诸葛亮者，估计不会跟他浪费这么多功夫。

可是，能说出很多高论的马谡，还是在用兵上栽了。街亭之战，作为主帅的他，不听王平的劝告，一意孤行地非要把重兵摆在没有水的山上，结果被魏军围困，不战自乱，丢了街亭，让诸葛亮大军进退失据，差点吃了大亏。

王平说不过马谡，因为马谡有理论。理论来自《孙子兵法》：兵法上讲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把兵摆在没有水的高山上，是置之死地，不仅置之死地，还可以居高临下，有势能，按道理没错。而且人家韩信，井径之战，背水列阵，置之死地，仗打赢了，有成功的先例在。但是他忘了很关键的一点——战争的情景，也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事件发生的条件。韩信那个时代，战争很有战国的余风，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宗旨，杀的越多越好，战争中，各方经常发生把俘虏杀掉的事情，最著名的就是项羽在钜鹿战后，一举坑掉20万秦降卒，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很害怕做俘虏，缴枪投降的可能性很低。加上当时韩信手中只有一些乌合之众（老兵都被刘邦调走了），面对强敌，稍有机会，都会逃走的，只有置之死地，才有赢的可能——反正后退也是死，前冲也是死，冲过去还有一线生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置之死地的战术应用，胜机才会比较大。

反过来，马谡的时代，由于经过东汉末年的大乱，人口锐减，是个各国兵员极度缺乏的年月，彼此之间都想尽办法争取对方的兵员，魏国甚至不得已实行了“士家制”，拿士兵的家眷做人质，防止士兵投到敌方去。既然投降不会有生命危险，而且还可能受优待，士兵在面临“死地”的时候，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投降——不战自溃。

比井径之战稍早的秦楚钜鹿救赵之战，也有跟马谡、王平争论类似的情况，事情发生在楚军主帅宋义和副帅项羽身上。宋义跟马谡类似，此前也有高明的建议和明智见解。先是提醒项梁（武信君）注意战胜后将骄卒惰。在项梁不听劝告的情况下，又预言项梁必败，劝齐使者不要着急去见项梁，省得把命搭进去。钜鹿救赵之战，按兵不动也有道理：不急出手，坐待双方消耗，自己承其弊，收渔翁之利，不战而屈人之兵，完全合乎兵法。所以，宋义很自信，对项羽说：“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打仗我不行，谋划你不行。结果，项羽不像王平那样老实，说不过，就动家伙，一刀宰了宋义，自己当家，无师自通地操练起置之死地的兵法，破釜沉舟，大破秦军。

两个战例，一个是主帅要冒险，副帅不干，一个是副帅要冒险，主帅不干，只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真正有道理的一方，都是披坚执锐的战将。

项羽和王平都是粗人武夫，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吃的是刀口舔血的饭，两人都说不过对方，但他们俩都是对的，他们没有理论，更没有口才，但是他们有战士的直觉，有战争的常识式的智慧。比如王平知道，人是要喝水的，作为战士，水尤其重要，军中缺水，比缺粮还要可怕，口渴的士兵是没有士气的，没有士气，就打不了仗。同理，项羽的直觉告诉他，仗必须马上打，不打自己这方就完了。后来史书记载的道理是这样的：在强大的秦兵面前，赵根本算不上什么，灭赵，消耗不了秦军多少兵力，但却可使士气大振。反过来，救赵的诸侯本来就畏敌如虎，赵灭之后，不仅诸侯没了士气，连楚兵士气也会受损，如此，战事将不可为。但是这很可能是司马迁的马后炮，当时项羽是否如此清楚个中道理，讲的如此有条理？未必。战争，落到实处，毕竟是那些亲冒矢石者的事，第一线操作者的感觉，从来都是必须尊重的。虽然，第一线的人员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但后面运筹帷幄的人，也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有时，比较起来，还是后者的危害更大。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意思的是，其他的四大发明，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而这个豆腐，连丁点争议都没有。近来，西方世界动物保护主义和素食主义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中国的豆腐，成了一个榜样，让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涂。国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就可以混饭吃。已经见过不止一个国内的教授，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过的挺滋润。那种把一粒粒的黄豆变成白白嫩嫩的方块的把戏，在白人看来，跟变戏法差不多，只有中国人玩得来。现在日本人也会做豆腐了，不过所谓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国人做鸡蛋羹的失败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要吃豆腐，还得靠中国人。

发明豆腐的中国人据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炼丹药的，也有吃美食的，豆腐的发明，当属于后者。西汉提倡简朴，贵族不许用金属器皿，所以大家纷纷在吃上下功夫。从马王堆的发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贵妇们对吃是多么的热爱，出土的时候，要是现代人有本事保鲜，那些丰富而且色香俱全的食品准会让世界惊掉眼镜。由此推断，刘安发明豆腐，倒也合乎道理。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这个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领袖，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个晚年得的儿子，思想却新潮得很，于国学没有兴趣，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早早地就跑到法国留学，学成什么不太清楚，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成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发明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但却始终学不成洋模样，身穿西装，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带，走起路来，腰带凸在前面，硬是扎眼。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边的口袋里，装的不是手绢，而是蒜瓣。这样的中西结合式人物，想到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很粹，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从国内找来。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一路上，这些中国农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很是辛苦。

就这样，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据说，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拍电报去，A字代表一万，B字代表两万，C字代表三万，钱就从巴黎过来了。李石曾父亲所忠于的王朝，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被推翻了。可惜“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也跟革命大有关系，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由这些勤工俭学的人成立的，当时叫青年共产党。如果按某些研究者的说法，其实这青年共产党，才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这些在法国搞共产革命的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历史倒海翻江的人物。而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来自于豆腐。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跟两次中国的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

养儿子都希望他出息，古今一个道理。苏东坡作诗，说是“但愿生儿愚且直”，那是气话。不过，在中国，还真就有不希望儿子成材的父母，对他们来说，儿子不出去惹事，不做特别厉害的败家子，就知足了。这样的父母，一般都小有家资，膝下的宝贝儿子如果不是玩了命地败，估计一时半会儿败不光。他们的培养儿子的办法很独特：教儿子抽鸦片。清末民初的北京，这样的人家还真不少，好好的孩子，刚长成个模样，就把烟枪拿来，非让熏一口，不大功夫，就让孩子成了烟鬼，每天不吃饭行，少了“福寿膏”（当时人对鸦片的雅称）万万不能。有了这口嗜好之后，精神萎靡，身子骨长得跟衣服架子似的，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瘾大的可以昼夜都呆在床上，吃喝拉撒不动窝，经年累月不出门。这样的儿子，按说是废了，但是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不可能出去惹事生非，当然也不可能出去干“大事”，比如大笔的买卖（一般都是吃人骗），追歌星，泡戏子，甚至下海玩票。他们的家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好在那个年月，鸦片没有现在值钱，即便天天消费，也耗得起。

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但是也有军队的首长，不仅不指望手下的军人打仗，只希望他们不生事，只要当兵的老实呆在军营里，就阿弥陀佛。清朝的道光年间，广州的水师，很是骠悍，可惜只表现在上岸以后，在水里的时候，跟绵羊似的，连鸦片走私船都打不过。在岸上的骠悍也是骠悍，包娼包赌，寻衅闹事，动辄插刀子放血，连八旗驻防兵都敢惹。水师的领导，很是发愁，因为乱子一大，自家的官位就不保，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丘八爷拴住才行。于是，也不知是哪一任的水师提督帐下的师爷，想出来一个绝招，开彩赌博，立一个花会，有几十种花头，任参赌的人下注，每天开彩两次，每次都有一两种花头中彩，每注额度不大，押中的，就可以有几十倍的利益（是今天六合彩的祖先）。这样一来，果然把水师士兵牢牢地吸在了军营里，安静了许多。

安静了的儿子和安静了的士兵，都成了废物，但却都实现了他们各自“领导”的期待。别误会，古代的人也是人，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当年的领导没有吃错药，这样的期待，其实是形势逼出来的，不是说，形势比人强吗？

引导儿子吸鸦片的，多系八旗中人，而且是有头有脸的那一帮，什么王爷、贝勒、贝子和将军、云骑尉什么的。到了大清快要不行的当口，这些人家的子弟，多半都不学好，教也教不明白，改也改不过来，没出息呆在家里还好，一出来，准惹事败家，眼看着家里的那点底已经薄了，皇上的铁杆庄稼也靠不住了，打算多过两天富裕日子，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把孩子圈在家里这一招。八旗人家开了头，后来北京的小康之家也跟着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怪事干得人多了，也就见怪不怪，反倒显得咱们老北京厚道。

广东水师也是这样，到了道光年间，距离打台湾已经过去了百多年，承平日久，陆上的绿营还说不定有个土匪和造反的农民需要剿，水师则连这点事都没有。没事做，却有走私者的贿赂可以享用，饱暖思淫欲，不闹事才怪！凡事，积习已久，成为大家共同的习惯性行为，就难改了，除非把这个群体整体换掉——显然，这是谁也做不到的。因此，做领导的，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太平，开花会赌博，倒也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真是高明，老早就造出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对于得过且过的领导来说，做事的原则，是需要第一。况且，这个“鸩”（毒药）又不是自己喝下去，混一天算一天，如果侥幸混过了，管他以后洪水滔天。

法国的路易十五，比起咱中国的官来，算个甚！这句名言安在他的头上，简直胡闹，完全不尊重知识产权嘛！

官服的前襟与后襟

明清之际，北京有个关于裁缝的传说。说是有个高明的裁缝，为官员做衣服的时候，先要打听此人科考得售年龄的早晚，说是中进士早的，心高气傲，走路昂头挺胸，难免肚凸胸挺，所以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中进士晚的，被考试折磨得惨，未免弯腰驼背，衣服的后襟要长点。这个故事的版本很多，也有说专指都察院御史的，因为御史气性都比较大，刚进院的和进院时间长的不一样，刚进院的，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御史干长了，钉子碰的多了，气性渐渐消了，背也就驼下来了。

这个传说，我总觉得是说官员的，跟裁缝无关。除了衣服样式有变化，做衣服的工具现代化了之外，古代的裁缝跟今天的裁缝并没有什么区别，是裁缝，给人做衣服，都要量身材，量体裁衣嘛，能揽上官员买卖的裁缝，手艺自然不差（传说里也说是高明的裁缝），怎么会蠢到量身材的时候连前凸还是后弯都弄不清？还需要打听人家简历才能知道？所以，传说说的，实际上是官员的前肚和后背，不是裁缝的前襟和后襟。

官员的身材当然首先是跟他爹娘的遗传有关，跟营养好坏有关（跟金多金少也有关，像范进这样，考一回试都要饿肚子的穷秀才，估计入仕之初肚子是鼓不起来的），但与仕途状况，‘却也不能说没有关系。不过，如果非要说这种相关性，那么跟入仕之早晚的关联度，其实远不如升迁快慢、官阶高低的关联度大。不管个子高矮，肚皮脂肪薄厚，脾气秉性如何，只要仕途顺利，肚子多半是要凸起来的。反之，仕途蹭蹬，背就要突出一点了。

更多的时候，官员的挺胸凸肚还是弯腰俯首，关键要看他们跟什么人在一起。跟上司和来头大的同僚在一起的时候，身体必然有向后的弧度，点头如同鸡啄米。如果下属来见，或者审理官司，堂下跪着老百姓的时候，那么，身体向前的弧度自然就出来了。

有什么样的裁缝，能够顺应这种变化，裁出合乎官员动作需要的官服来？我想没有，除非准备许多套不同的衣服，或者前襟长，或者后襟长，在不同场合，见不同的人，换不同的衣服，如果是这样，衣服合适与否，关键不取决于裁缝，而是仆人了。好在，那个时代，士大夫的服装，都很长，弹性大，只要剪裁大体合适，无论肚子挺到什么程度，腰弯到什么地步，断不至于衣襟前撅后翘，更不可能走光的。

时代在进步，袍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经过革命洗礼之后，长的衣服没有多少人穿了，干部队伍，更是没有长衫的生存余地。幸好，当官员们再次学会跟前辈们挺胸凸肚和鞠躬如仪之时，西装开始流行。很快，前面不太扣扣子的标准西装，就成了官员们标准的官服，样式越来越洋，剪裁越来越好，自然，也越来越合乎官员在各种场合的需要，断不至于让他们失仪。从前流行的中山装，或者一度被外国人视为新中国官员标准制服，很快退出了官场。

衣服，或者说官服，也要识时务。

官运挡不住的人

从晚清入民国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在晚清位极人臣，做到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进入民国，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最后居然成了民国大总统。可是细想起来，此公虽然一路大官做上去，但好像什么事也没做过。他参与过袁世凯小站练兵，但兵不是他练的；他做过清朝第一任的巡警部尚书，但警察也不是他办的；他做过东三省的总督，好像除了让自家的宦囊鼓了好些之外，没留下什么政绩。至于在民国做总统，本是傀儡，姑且不论，给袁世凯做国务卿，连主子要做皇帝，都没帮什么忙。这样的人，你说他好吧，没做什么好事，你说他坏吧，也没什么坏事他是祸首，就是官运亨通，挡都挡不住。曾国藩说过，俞樾拼命做学问，李鸿章拼命做官，他都赶不上。但是拼命做官的李鸿章也赶不上徐世昌，没有过上一把总统的瘾。

不过，徐世昌的官运在入仕之初，并不那么好。虽然金榜题名，而且入了翰林，但一连八九年，却连一个外放学官的机会都没有。清朝的翰林，有黑红两分。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上天则到皇帝身边“上行走”，沾着皇家的仙气，皇帝的恩典，福分自然小不了；入地则是外放学官，做主考或者学政，收一堆弟子门生，和弟子门生的孝敬，当下可以享用，日后可以援引。而黑翰林则两下都不沾，既上不了天，也下不了地，干在京师苦熬，除了同乡同年的地方官进京的时候可以打打秋风，让自己混个饱肚子之外，家人仆役难免吃不上穿不上的，袍褂都时常要进当铺，用的时候再赎出来。不用说，徐世昌就是这样一个黑翰林。

终于，徐世昌熬不下去了。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练兵，邀请徐世昌来帮忙，徐居然欣然从命，到新建陆军营务处公干。那时节，翰林属于清望之职，科举金字塔塔尖上的人，黑翰林固然穷点，但去军营谋事还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像徐世昌这样的正式翰林，即便是外放做地方官，都算是丢人，自降身价，跟丘八混在一起，似乎连想都不用想。

别个想都不敢想的事徐世昌做了。事实证明，这一步，他走对了。徐世昌日后的功名利禄，都在于他做了这么一个当时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选择。事实上，徐世昌的仕途蹭蹬，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上头没人（靠山），而毅然投身小站，意味着他买了官场潜力无限的绩优股。对于袁世凯来说，尚未发迹的他，有一个翰林来做幕僚，对提高自己的身价，无疑有莫大的好处；对于徐世昌而言，一可以解决经济困难，二算是压宝，搏一下，总比困死在翰林院要强。事实证明，他的运气很好，这一宝压下去，以后的富贵荣华居然全有了。

实际上，徐世昌是个很会做官的人，自从跟对了人之后，官运亨通。庚子以后，袁世凯一跃成为继李鸿章之后中国政坛的台柱，徐世昌也随之进入最高层，时而尚书，时而总督，时而军机大臣。最奇妙的是，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相继去世之后，满族亲贵要当家做主，排挤袁世凯出局，徐世昌却得以保全。不仅如此，他还在后来的皇族内阁中担任仅有的两个协理大臣（副总理）中的一个，要知道，在这个内阁中，满打满算，汉人才四个，而徐世昌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会做官的人都喜欢做官，自从庚子以后，清朝实行新政，徐世昌要缺、肥缺一个接一个，巡警部、邮传部、东三省总督、内阁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的时候，还趁乱从清廷拿到了太傅衔太保的名义，达到了清朝官员的最顶点。清帝逊位，作为太傅衔的太保，总不好意思马上做民国的官，闲了下来，跑到青岛跟一班遗老遗少混在一起，做了若干台诗钟。未及两年，终于熬不住了，袁世凯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请徐世昌出山，徐世昌食指大动。然而他真心做遗老的弟弟徐世光看不过去，出来横挡，苦劝兄长不能为袁氏之官，辜负清朝的皇恩。哥儿俩熬了一夜，弟弟哭，哥哥也哭，哭到天亮，哥哥还是上了火车，不久成了袁世凯的国务卿。袁世凯的大儿子和一群幸臣，发起洪宪帝制，徐世昌自恃身价，没有积极响应。帝制成，袁世凯尊徐世昌为“嵩山四友”，说是不好意思让老朋友称臣。徐世昌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很是不爽，对人言道：所谓嵩山四友，就是永不叙用。他明白，官瘾极大的他，从此在袁朝想做个弼马温亦不可得矣。

好在袁世凯的帝制很短命，在此后的军阀争斗中，徐世昌凭自家多年练就的身段和功夫，最终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晚清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吴禄贞曾经这样评价徐世昌的左右（时徐为东三省总督）：“议论皆文明，样子皆标致，救东事则不足，坏事则有余。”（注：东事即指东北边疆之危机）其实，有什么样的幕僚，就有什么样的东家。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人，才官运亨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成事不是他的创意，败事也不是他的首恶。功夫都在“样子”上，至少在上级看来，这种人的模样和做派总是那么可爱，老成稳重，静若处子。

“光绪”来了

戊戌政变后次年的一天，武昌出大事了，街面上哄传，光绪来了。传说中来了的光绪，只带了一个仆人，住在一个租来的小公馆中，杜门不出。不过，前来造访的人却不少。主人二三十岁的年纪，面白无须，干干净净，举手投足，都有点戏里“王帽子”的架式，仆人四五十岁，也面白无须，声音略带女腔。主人用的被袱、玉碗，上面均有五爪金龙，而且仆人对主人，一口一个“圣上”的叫着，反正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皇上。一时间，武汉三镇的官民人等，着了魔似的往这里涌。有三跪九叩的，有送钱送物的，也有单纯看热闹的。有好事者为了验证那个仆人是不是太监，还设法把他弄到澡堂子里洗澡，脱了衣服大家定睛一看，嘿，人家还真的就没有男人的那个命根子。前来“恭迎圣驾”的人中有官员，按说他们是见过光绪的。清朝的制度，地方官上任之前，哪怕仅仅是个七品知县，皇帝也要接见一下，只是见的时候工夫短，官员一般都低着头，即便偷偷看一眼，其实也看不清楚。眼下比照起来，只觉其像，越揣摩越像。

来到武昌的光绪，口口声声说要张之洞来见，但是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却做了缩头乌龟，一声不响，任凭外面闹翻了天。在汉口和上海的报纸连篇累牍地编“张之洞保驾”的故事的时候，张之洞暗中派人到京城打探，待得到光绪还囚在中南海瀛台的确切消息之后，马上派人把那主仆二人抓来。刑讯之下，俩人招了。原来，来了的“光绪”是个唱戏的旗人，多次入宫演戏，长相跟真光绪有几分相似，同行都叫他“假皇上”。仆人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太监，犯事逃了出来。俩人一拍即合，出来假扮光绪骗钱。

扮光绪的戏子把戏演砸了，因此丢了自己的脑袋。政变以来，多少有点跟康党不清不白的张之洞，因此立了一功，重新得到了西太后的信任。不过，当时的舆论，却不肯罢休，那些奉献了银两物品的人们，自然肉痛。而其他地方的人，在对张之洞失望而且愤愤之余，倒宁愿相信真有其事，是张之洞出卖了光绪，然后找了一个替死鬼结案。

自甲午战败，到庚子之乱这段时间，是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和官僚阶层最为惶惶不安的年月。大家都知道中国必须变，不变，就要亡国，但却不知道怎么变，尤其是不知道变了以后自己会怎么样。到了中国输给小小的日本，而且输的如此丢脸的这般田地，当年像倭仁那样富有理想主义的顽固派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绝大多数害怕变革的人士，不过是担心变革带来的结果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所有反对变革的说辞，也不过是希图苟安一时的借口。只是维新人士的变革主张，却往往由于人们对其过于陌生，而顾虑重重。毕竟，中国大多数士大夫，对于西方乃至日本的情形，知道的太少，西学的ABC，对他们来说，已经足以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了。

说起来，在近代史上特别闻名的戊戌维新，其实只是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变法。维新人士把西方政治乃至社会变革的大多数口号都喊了，但真到变法诏书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裁撤几个阑尾式的衙门，撤掉督抚同城的巡抚，甚至包括科举考试不用八股，都是传统政治框架内制度变革的应有之义。自秦汉以来，中国制度已经如此这般地变过很多回了。然而，吊诡的是，这种看起来既不伤筋也不动骨的改革举措，由于前面很西化的鼓噪，那些希图苟安的人们，往往会将之联想起来。什么事情，一联想就很可怕。尤其当这些希图苟安的既得利益者中很大一部分是旗人的情况下，类似的联想在茶馆酒楼之间流转，势必会演变成一股至少是颇有声势的反对声浪。

当然，反对的声浪，只有在当时特殊的帝后二元权力架构中才能掀起风浪。尽管明知道中国或者大清不变法不行，但面对只要变法成功自己就不得不真正“退休”的局面，西太后还是心里老大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在旗人的“群众意见”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让老太婆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而维新派人士破釜沉舟的军事冒险，又恰好让她找到了囚禁光绪、亲自训政的最好借口。于是，维新人士死的死，逃的逃，可怜的光绪只好在瀛台以泪洗面了。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京城的旗人们也许可以偷乐一时，但自甲午以来困扰着官绅们的难题并没有解决。“新法尽废”就能解决亡国的困局吗？太后当家就能顶事吗？对于被囚禁的光绪，从封疆大吏到一般士人，未必都如西太后那样义愤填膺，为之抱屈者大有人在。政变后的人心，其实更加惶惶，就算旗人，其实心里也没底。正是这种上上下下惶惑不安的气氛，才让那个会演戏的假皇上看到了机会，而且冒如此大的风险付诸行动。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

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玩，无论什么新鲜事都能出来，虽说创意不多，但荒唐却一把。有的时候，往往举国若狂，大家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做一件事。打鸡血、喝红茶菌、练气功等等已经算是往事了，过眼烟云，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现在时髦的是捧超女，也许还有超男，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只有一件事大家坚持得比较久，那就是追捧贵族，而且力求把自己家的孩子培养成贵族。

贵族追求的最初表现是学钢琴或者小提琴，不仅便宜了此前所有会弹和半会不会弹琴人，而且极大地兴盛了国内国外的琴业（现在据说已经殃及古琴和二胡，有小范围的中国化倾向），让卖琴的发了大财。在千军万马的弹琴人流中，有个把出息的，得到了洋人的认可，于是他们陪练的父母，就腾云驾雾，扬言说只有某国的王室才配得上结亲了。贵族追求的升级，是玩高尔夫。因为这玩意需要开发商建球场和政府批地两方面的配合，所以，蔚为风气比较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某名牌大学很是有领导时尚的远见，居然连高尔夫课程都安排了。有好事者还召开了“高尔夫与和谐社会”论坛，大概在这些人眼里，高尔夫的优雅挥杆动作，既贵族，又和谐。

跟具有国粹意识的国人讲中国其实很久就没有贵族，是一种残忍。同样的话讲给具有崇洋意识的人，也许是一种鼓舞。两种效果都非我之所愿，但不讲却又不行，因为我就是吃历史饭的，有机会说话，必须说实话。

在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两千五百多年以前，中国有贵族。天子之下，公侯伯子，诸侯、大夫、士，等级森严。爵位是世袭的，官位也是世袭的，除非犯了错，被废黜或者给烹了（这种事偶尔也有）。但是这种贵族的世界，经过春秋的乱世，让乱臣贼子们一通乱闹，给闹坏了（礼崩乐坏）。中间出来个孔子做《春秋》，据说是让乱臣贼子惧，可惜没有人惧，越闹越大，到了战国，这个世界已经天地翻覆了。

秦帝国建立以后，中国进入了皇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按道理是没有贵族的，谁做官，谁是大爷。秦朝的官，属于昔日贵族绝少。西汉的官，更多是屠狗卖肉的。但两汉实行的察举征辟名目的选官制度，却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贵族化的变异，导致历史出现了一个时间段的“贵族复辟”。因为这个制度有两个特征，一是官员自选下属，一是选官的儒学化。结果是被选中的人，既是上司的属吏，又是上司的门生。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得官员的后代，有了更多的入仕机会。时间一长，就出现了世代容易做官，而且做稳了高官的门阀士族。这种门阀土族，在魏晋实行选官制度改革，实行九品中正制度以后，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几乎垄断了政府所有的待遇优厚、地位清要的职位。做官，主要看血统，看家族谱牒。不过，跟春秋之前的贵族相比，此阶段的“贵族”被称为士族，也就说，他们多少要有点文化，读点书，写几笔字，涂几笔画，有几分儒学的素养，知道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

好在这种令平民不快的状况很快就过去了，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以考试的利斧，逐渐把门阀给削平了。当不上官，就没有地位。想当官，只有考试。再高贵的门第，再尊贵的血统，都没了太多的用处。不考试得的官，大家都看不上，人丢不起。几百年下来，到了宋代，用钱穆先生的话说，社会上没有了大门槛，就是说，没有了贵族，连形似贵族的门阀士族，也没有了。

没有贵族的社会，不意味着没有精英。精英是士大夫，或者说是读书人。但不是读过书，识点字的人都叫读书人。像宋江那样做了小吏，就不叫读书人，如果去经商，更不叫读书人了。唯有像《儒林外史》里周进那样，不得已经商了，看见贡院就昏倒、对科举考试痴迷到骨髓的人，才叫读书人。当然，也有少部分读书不考试，或者不太热衷于考试，醉心做学问的，人们也会认为他们是读书人。

士大夫跟科举考试有密切的关系，跟官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被人称为士大夫的，多半是科举考试的得意者（无论哪个层次），在明清之际，就是所谓的正途出身，不是两榜进士，就是大挑举人或者五贡中人。也可以说，士大夫不是现任官员，就是候补官员和退休官员。

士大夫跟读书更有关系。读书既为了考试，也为了让人认为他们知书达礼。当然，考试上有收获，会证明其知书达礼的程度比较高，类似一种文凭或者证书。事实上，这种证书的档次用不着太高，不似今人，动辄博士硕士，一介秀才足矣。很多有来头的人家的家训上，都写明，不愿代代出公卿，但愿每代出一个秀才。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家九代都有秀才，因此自豪地刻一印章，上书：有福读书。读书人最重家学，有家学的人，出来混，大家都高看一眼。已经到了民国，江南大儒俞樾的孙子俞平伯，进了北大，依然令教授们刮目相看，安排俞公子去英国深造。可是俞公子到了英国不到两周，就闹着要回家，也只好让他回家，回来之后，依然对他高看一眼。心高气盛的黄侃，在北大教书期间，任谁不服，偏对在政治上颇有污点的刘师培情有独钟，对之行跪拜拜师大礼，看重的就是他是仪征刘家的传人，而仪征刘家，治《左传》独步海内。

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士大夫的一种天长日久的标榜，也是他们实际的生活。有相当多的读书人，维持他们家计，往往一是耕田，二是教书。要教书，首先得读书。读书读好了，至少考个秀才，才会有人请你做西席（家塾教师）。进城谋生的读书人，档次高的鬻书卖画，如清代的扬州八怪。档次低的则编写科考的卷子为生，如《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这种活计，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考试复习资料的买卖。即便是那些有做官和经商收入的人，说起来，还是喜欢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耕和读两点上。当然，这已经属于标榜，也说明了在那个时代，耕读模式的吸引入处。

士大夫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个开放的群体，里面的人可能被踢出去，外面的人可以挤进来。外面的人挤进来有难度，因为没有读书传统的人家，家里既没有什么书，家人亲戚知书者亦少，所以，读书不容易进步，非有特别的天赋，加上格外的用功才行。不过，在历史上，这样的成功者，也不乏其人，比如晚清最著名的状元张謇，就是非读书人家出身，靠自己的努力，挤进士流的。向上爬难，向下滑却容易。公卿之家，如果子弟不争气，不读书，斗鸡走马，依红偎绿，一两代之间，就会滑落市井。刚落败的一代也许还识文断字，到了后来，往往比一般平民境遇更惨，甚至连字也不识。其中的关键，往往在于温柔富贵乡中人，不能坚持读书传统。《红楼梦》里《好了歌》所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盛衰转换，不尽然只有政治斗争的作用。正因为开放的缘故，所以，社会上家喻户晓的，往往是布衣寒儒经过苦读，最终致卿相的故事。凿壁偷光，悬梁刺股，饭后钟，划粥而食这样的故事，一直流传到现代。而且仅仅在现在，才失去了往昔的光彩，成为人们恶搞的对象。

读书，有家传的读书，是那个时代，士大夫之所以为士大夫，之所以为社会精英的唯一法门。有了书，有人读书，而且读得好，就会被人称为书香门第，诗礼之家。否则，即使富埒王侯，权势熏天，也不会真的被人看得起。至于一般的土财主，在人们的日常评价体系中，比农夫和工匠还不如。在那个时代，精英之间的较量，比的是藏书之富，比的是子弟读书之勤，比的是谁家子弟读书聪明，而不是谁家金子多，谁家排场大，吃饭用多少盘子。

士大夫意味着荣耀，也意味着责任。在乡里社会，士大夫就是乡绅，不做公益的乡绅，不叫乡绅。做个士大夫，就意味着有了急难，别人不出头的地方你要出头，别人不担当的所在你要担当。无论婚丧嫁娶，年节祭祀，调剂纠纷，修桥补路，济穷救难，甚至为乡里百姓出头，对抗官府的暴政（不一定是暴力对抗，往往通过谈判的手段，迂回的途径，）。这里有荣耀和尊敬，也有物质上的好处。比如主持仪式，调解纠纷，张罗公益，往往处在人们的目光中心，万人瞩目，有享不尽的得意。但同时也担着责任，付着辛苦，操心费力不说，万一事情办不好，糟蹋了众人的钱财，辜负了乡亲的期望，必遭大家埋怨，甚至遭人唾骂。

中国的士大夫传统，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美国人艾恺给梁漱溟做传，称之为“最后一个儒家”，也许有点夸张，应该还有几个，但梁漱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确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经过几番运动，几番烧书、禁书之后，书虽然有人还在读，但读书的过程，已经全然没有了书香萦绕的感觉。大家读来读去，无非是某些非常功利的目的，把来学些挣钱的本事。所谓的书，大部分都是教科书或者教学参考书。如此大的一个国家，绝大多数出版物都是教材，除开教材之外，凭自己兴趣买书看的，十个里头没有一个。书就是敲门的砖头，用完了就丢，没有起码的尊敬。过去士大夫也要做官，但做了官，依然要读点书，否则为同僚看不起，为上司鄙夷。现在的人，读书为了做官，做了官，就不再读书，或者根本没有时间读书。而且奇妙的是，越是不读书的官，做的似乎就越好，升迁容易。

很吊诡的是，不见得我们丢弃了传统，传统就跟我们无关。士大夫传统丢了，但士大夫的毛病却一样没少，全部传了下来。在没有正气压着的前提下，这些毛病显得格外突出。意气，自大，怯懦，虚荣，不负责任，总在人类价值的反面显现自己的价值，让人怎么看怎么难受。更加奇妙的是，恰是在这个基础上，某些人，尤其是那些读过点书，在社会上混的不错的人，挟带这类似士大夫的意气和自大，开始了追求贵族的旅程。此番，他们追的实际上是欧洲的贵族，什么是欧洲的贵族，他们并不清楚，他们心里想的，无非是某些价格不菲的服装，某些红酒和咖啡，高尔夫和滑雪，某些所谓的格调，品位，以及莫名其妙的派头。

欧洲人离贵族还不算远。两百年前，那里还有点剩的公爵和伯爵。两百年后，还有剩的城堡。如果欧洲人要追，也许还来得及。不过，他们好像并不想追，除了某些炫耀高贵的产品广告。

受了这些广告诱惑的中国人，忘记了自己的书香，自家的传统，付出巨大的代价，操起了高尔夫球杆，他们追得上，学得来吗？君不见，送到欧洲去的小留学生们，已经身在欧洲了，他们看得见欧洲的城堡，也可以接触到前贵族的后代，但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变成了什么，贵族吗？不，当地人叫他们垃圾。

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虽然一时半会儿儒学并没有真的尊贵起来，但大方向一定，变化总是会出现的，慢慢的，儒学地位高了起来，儒生的队伍开始壮大。选官的察举，本来选拔的标准很是实用主义，没有多少道德要求。到了西汉的后期，也开始一点点板起面孔，讲究起来，原来的贤良、文学、治剧、优异等选拔名目，最后只变成了“孝廉”一个名堂。选官的制度杠杆，是社会风尚改变的利器。于是，社会上稍微识几个字的人，就都想成儒生了，原来对五经有点了解的人，在坐了很久的冷板凳之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通一经卖一经，不愁门庭不若市。

王莽的改革虽然没能立得住新朝，但在“信而好古”方面，却走的比汉朝的任何一位皇帝都远，因而儒术在独尊的方向上，推进了一大步。侥幸得了天下的刘秀，当然只能接过接力棒继续走。东汉的政坛和文坛，都成了经学的天下。通经，逐渐成为被察举征辟的先决条件，各地的学校自然都塞满了人，而京师的太学更是人满为患，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几万人。朝中知名的公卿大多在太学兼职。进入太学而且有机会成为这些人的弟子门生，那么出仕的机会无疑要增加很多。

但是，朝廷的官职毕竟有限。大家一拥而上的时候，未免狼多肉少，得食者稀，落空者众。实在挤不上去的就得别寻门路，班超的投笔从戎，跑到西域冒险，就是刀笔吏的非儒学化的一种选择。只是像班超这样的人毕竟太少，明知道往上爬的路越来越窄，大家还是挤在一条道上，谁也不肯下来。后来太后和皇帝跟宦官们勾连起来，把官爵挂起来卖，于是太学生大哗，闹起了学生运动，这是后话了。

察举是推荐选拔，需要有“群众评议”。那时的群众评议不是虚应故事，真刀实枪，各地每年就是依照评议，推举“孝廉”。读书人每年都会定期对自己地方的士人品头评足一番，每月初搞的评议就叫“月旦评”，留下来一个成语叫“月旦”。在开始时候，只要老实巴交，认真读书，而且孝敬父母大概就可以得到好评。时间一长，竞争加剧，如果想让人们“月旦”出个好结果来，非得有点特别的表现不行。努力读书，钻研经书当然可以，那个时代，也的确出了不少皓首穷经的人物。但是走这条路，实在太难，有些人，即使下了苦功夫，耗够了时间也做不出来名堂。于是有人打起了另外的主意，在道德行为上做文章。

从东汉到西晋，是一个出孝子的时代。现在流行的二十四孝故事，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的人和事。这些所谓的孝行，有些还算正常，比如黄香冬天给父亲温席，夏天打打扇子什么的。但有些就很是矫情，比如丁兰父母双亡，刻木为亲，天天侍奉，妻子稍有“虐待”木人之举，就将之休掉。至于郭巨为了让母亲吃的更好而埋掉自己的儿子，则简直是残忍了。可是，这样孝行，在那个时代，是会受到追捧的，大家比着来。最常见的是，在父母之丧上做文章，三年的守孝之期很快被突破，四年、五年，最多的守孝十年。有人守孝就在在父母庐墓之旁，搭个草棚，或者干脆生活在墓道里，披麻戴孝，穿粗布衣裳，不能吃荤腥，不能近女色，苦苦地熬。当然，也有熬不住的，被人揭发，在墓道里生了儿子。儿子都生出来了，估计别的禁忌也就都不在话下。风气所被，孔融四岁就知道让梨，陆绩八岁就会在席间往怀里揣橘子，被人发现就说自己母亲爱吃，回去孝敬母亲的。这种道德追求的风气，有时也会飞起流弹，殃及人们的正常性生活。据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东汉时有儒生，每要妻子同房，必先通报：为子嗣计，敦伦一次如何？

这种矫情的非常之行，当个故事说说还不妨。如果真的成了榜样，让大家学习，而且大家还真的学，时间一久，人们可就有点受不了了。所以，事情开始向两个方向转化。一方面，孝行的故事还在继续，但苦行的因素逐渐消失，虚假的成分明显增加。比如说，卧冰求鲤啦，哭竹生笋啦。没准鲤鱼和竹笋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偏说是卧在冰上，冰化了自己跳出来的，竹笋则是哭出来的，让人感到是大白天见了鬼。另一方面，反动也出现了。最明显的是当年以孝悌闻名的孔融，居然宣称，父之于子，有何恩义可言？当初父亲制造儿子的时候，无非是出于情欲。母亲之于儿子，也是如此，不过是瓶子里面装了东西，东西出来了，关系也就完了。此话虽系至友之间的戏言，就离经叛道而言，后来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不拘礼法，都不过是孔融的余沥。这种反动，如鲁迅先生所言，是由于社会生活虚伪的太厉害，老实人太认真，结果受不了，于是当了愤青。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也就快要结束了。魏晋的读书人，开始在清谈、醇酒、妇人、五石散加门第上比拼，无论什么样的孝行，跟做官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不过，这时候也有让人看了舒服的地方，士人的生活糜烂奢华虽然到了一塌糊涂的地步，但矫情和虚伪却不多见了。

混事的本事

这年头，过年一见面，寒暄起来，三百六十行，无论干什么，都说自己在混事。混事也有混好混不好的，那混好了的，除了运气好，祖坟冒青烟之外，还要看本事。干事的本事，跟混事的本事，不是一回事，会干事，不一定会混事。张伯驹曾经说过，人在世上混，得有四样本事：一笔好字，两口二黄，三斤黄酒，四圈麻将。如果不能四样皆备，至少得会个两样，才能混得下去。这里要加一点注，“两口二黄”是指会唱京剧。在这方面，张伯驹是超级票友，跟余叔岩和马连良搭过戏的。“三斤黄酒”当然指有点酒量，民国的时候北京兴喝绍兴黄酒，筵席上少不了陈年的花雕和女儿红，所以说，四样本事中，有三斤黄酒，说的是酒量。张伯驹的这段名言，脱胎于清朝官场的清客十字令：“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所谓清客，看过《红楼梦》都知道，就是那些在贾政周围，贾宝玉给大观园题咏，写一句，叫一声好的那些人。张伯驹虽然父亲官高爵重，号称袁世凯的钱袋，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已经基本上属于吃老本的混世膏粱，在官场，军界，以及商界边上混事了。如果真的进了官场，这样混就不够了。清代乾嘉道之际，有位混得还不错的官僚梁章钜（做到两江总督），在他退休之后的笔记《归田琐记》里，提到清代官场上流行的“首县十字令”，上面是这样讲的：“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明清两代，凡是在省府所在地做知县的，被称为首县，辖境机关多，官员多，来往应酬多，麻烦多，机会也多，没两下子，混不下来。这十个字的本事，其实只是略见一斑。不过对于现在的人来说，里面还需要加点注，其中的马钓，又称马吊，是麻将的前身。此令如果稍晚一点出炉，估计就改成“八圈麻将”和“围棋麻将中中”了。“主”是指皇上，“宪”指巡抚或者总督，“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说的是把领导、大领导经常挂在嘴上。马屁呢，要拍在马屁股上，而且，领导在，领导不在，都一个样。

混事的本事，官场比社会上，显然复杂多了，从四样变成了十样。不过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跟正事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官员的公务，至少从字面上并不相干，如果搞业务考核的话，一样也用不上。但是，什么地方都一样，会干的，不如会混的。商场上吃得开的，是混的本事大的，大的买卖，都在酒桌上谈；官场更是如此，公务和私务，从来都是在浅斟低唱中，在四圈麻将声中，悄然进行。业务考核好的，未必升得上去。况且，官场、商场，从来分不那么清楚。清末以来，黑道白道，也开始混淆。路路通，不仅加官进爵，而且财运亨通。这里面，离不了混事的本事，一、二、三、四、五、六、七……

要是看马路和楼房，时代已经比梁章钜、张伯驹那会儿进步多了。但是，混事依旧在混事，本事在与时俱进，但大体框架也差不多少。麻将依然，围棋却未必，要看领导爱好什么。如果人家喜欢网球，那就网球；如果高尔夫，就高尔夫；如果实在俗，非要斗地主，那也只好斗地主。关键是玩什么像什么，正好够陪领导或者客户的，像那些当年陪段祺瑞下围棋的清客一样，不多不少，就让主子赢上一点点，还看不出是让的。谈吐要风雅，说话要识趣，酒量如果到不了三斤，话要到三斤。现在光顾梨园，两口二黄已经不时尚了，那么歌厅里的本事，是都要明白的。混事的人，卡拉OK不能像一般人一样，按自己年龄段唱，必须新歌老歌都会，只有领导会的不会。所以，新时代的十字令应该是这样的：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奉上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玩什么什么精，七曰歌厅OK首首行，八曰西装整齐，英语门清，九曰领导美德，满口常称颂，十曰五星饭店，洋酒不落空。

借口的故事

政治人物，做什么都要有借口，或者说提出个主张什么的。没有借口蛮干的，属于什么都不懂的武夫。借口，有的时候属于权力技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虚晃一枪，发现的时候，血窟窿已经在了。有的时候，其实仅仅是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盖上一层纱布，薄薄地遮上点就得。历史最有名借口的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名相”娄师德身上。此人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他在朝中做宰相，兄弟外放地方官，临别送行，劝弟弟千万制怒，别惹事。弟弟也知趣，回答说，人家把唾沫啐在我脸上，我也不生气，拿手抹去就是。娄师德说，不行，你拿手抹去，人家啐的人能高兴吗？正确的做法是等着唾沫自己干。就这样，我们的娄大人发明了一个成语——唾面自干。让后辈马屁精们，享用不尽。

娄大人对自家兄弟高标准严要求，但处理政务，却是个可人，特别通情达理。他所处的，是一个女皇帝当政的年月，主子特难伺候。武则天一改李家王朝崇尚道教的传统，死活喜欢上了佛教，不仅大修佛寺，广印释典，最后干脆爱屋及乌，把清俊的小和尚拉进宫来，作自己的面首，大家一起快活。快活可是快活，小和尚色戒开了，杀戒却还坚持着，不仅自家坚持着，而且运动女皇帝在全国禁止屠宰。

禁屠令一出，举国哗然，要中国人不杀猪宰羊，怎么吃肉？这大概跟要中国人命差不多。不过，哗然归哗然，皇帝的命令还得执行，只是执行过程中，上上下下，所行与所说，多了些许周折，娄师德下去视察工作，也免不了。宰相出行，尽管听说娄相脾气好，但地方官也不敢怠慢，好酒好菜必须上。宾主坐好，管弦横吹，第一道菜上来了，是烤全羊。厨子出来说明，这个羊不是我们杀的，是豺给咬死的。于是大家放心开吃。过了一会儿，第二道菜上来了，是红烧鱼。厨子又出来说明：这鱼也是豺咬死的。娄师德说，不是吧，应该是水獭咬死的。大家一片欢呼，还是领导高明，于是，鱼也下肚了。

鱼也好，羊也好，当然都是地方官让厨子准备下的，肯定不会赶那么巧，豺专门赶来咬死了羊，自己不吃，留着给娄大人。又像娄大人修正那样，水獭专门咬死了鱼，献上来凑趣。借口就是借口，官老爷做事，总是需要借口，虽然当事的人心知肚明，却一般没有人会如此不识趣，出来说破。不过，凡是借口，必须能说得通。因此豺咬杀的鱼，必须变成獭咬杀的。因为，最后大家要一起骗皇帝，应付检查。不会水的豺，突然变成了捕鱼能手，逻辑上说不通，所以，必须修正。只是现在的人们再干这种事的时候，早就由秘书和有关人员把借口编圆了，用不着劳动领导的大驾亲自出马。

进化论的道理，就是好，时代毕竟在进步。当年的借口，还只是在跟法令绕弯子上做文章。现在的借口，不仅让法律法令都自己见了鬼，而且往往极其堂皇，极其正大。明明在违法，却好像是严格执法；明明在牟利，却好像是在奉献；明明是在越轨，却好像是在禁欲。不明就里的人，如果不被感动得掉眼泪，多半是有些麻木。

可惜，现在的借口出台得实在是过于频繁了，一个两个又三个。什么把戏演多了，观众也就有了审美疲劳，加上回去一算账，往往感觉自己亏了，所以也就不信了。只是，跟当年的借口一样，操作者只要把上级糊弄住了就行，至于做饭烧火和看着吃的人，尽管知道内情，又能怎样呢？就像许许多多的涨价听证会似的，大家都知道听证是假的，假得甚至有点过火，但只要开过了，给上面一个交代，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谁又能挡得住？

名士和能臣之间的悲剧

王闿运是晚清的大名士。不过即使是大名士，也没有生下来就做的，在他出道之初，其实是有机会做跟名士完全不同的能臣的。乾嘉之际，湖南是个出读书种子的地方，王闿运就是一个湖南骡子似的读书种子。《清史稿》上说他“年十有五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二十八“遂通诸经”。靠的就是下死功夫，无论学什么，背不下来就不吃不睡。王闿运学问好，文章也不错，据说他最喜欢的是汉魏文，但时文八股也不差，20岁出头就中了举，文名遍于京师，被咸丰皇帝最宠信的权臣肃顺收在幕中，大被信任，“肃顺奉之若师保”。

在清朝入关后的十个皇帝中，咸丰是典型的“苦命天子”（茅海建语），一上台就赶上长毛造反，遍地烽烟，洋鬼子也来趁火打劫。在短暂的皇帝生涯里，咸丰几乎无日不处在焦头烂额之中（清朝诸帝，每人都生一堆儿子，只有他，仅仅有一个骨血，看来是被国事耽误了）。实际上，他摊上的，是一个大转变时代揭幕后的短期平静的结束。在这个短暂的平静里，朝廷上下，从道光开始，雨过忘雷，全当洋鬼子没来过，鸦片战争没有发生，把头埋在沙堆里寻欢作乐。等到老皇帝翘了辫子，小皇帝登基，更大的暴风雨来了，这时候，偌大的国土，想找个把头扎进去的沙堆也没有了。

幸好，苦命的天子还有肃顺。不管后人怎么评价，肃顺其实要算是满族贵族中的明白人。在朝廷的危机中，肃顺给咸丰出的主意，至少在传统的政治框架里，没什么大错。铸大钱，开捐班，虽然流弊不少，但军情紧急，朝廷又缺银子，作为权宜之计，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至于整顿吏治，杀几个大臣吓唬吓唬人，本是乱世的应有之义，无可厚非的。肃顺最明智的举措，是任用汉人（这大概有王闿运的功劳），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其实有一多半是托庇了这个举措。清朝的天下是八旗兵打下的，但还没等到肃顺这辈上，八旗子弟就已经变成了只会花钱享乐的北京大爷，钱花光了，欠了一屁股债就闹着让皇帝替他们还就是。可是这些大爷，却占据着朝廷官位的绝大部分。肃顺被杀之后，旗人们最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肃顺总是说旗人混账。其实，从国家的实用来说，旗人混账倒未必，但没用是肯定的了。旗人没用，朝廷又急需用人，所以，曾（国藩）、胡（林翼）之辈的放手大用，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肃顺的任用汉人，也是不得已。只是，在任用汉人的同时，杀掉的几个重臣都是满人，一进一出，就显得肃顺的举措格外地偏激，让满人恨恨不已。

当然，肃顺，包括咸丰，也有重大的失误。这个失误在于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不知道洋鬼子到来的意义所在。在明知道抗拒不了人家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的时候，还非要在西方公使驻京问题上斤斤计较，等于是为了一个老外磕不磕头的小事，跟人家玩命，最后丢了北京，躲到了热河。躲了也罢，眼不见心不烦，但是居然让原本跟咸丰构成争位对手的恭亲王奕，留在了北京主持和议。一旦和议成功，等于是把半壁江山给了他，而以当时的情势，和议是非议成不可的事。就这样，躲到热河的皇帝一口气没咽下，窝囊死了，留下一堆寡妇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其中那个肚皮争气的寡妇，偏偏有政治野心。于是孤儿寡母和受命顾命的肃顺等八大臣之间，很快就剑拔弩张。聪明的寡妇叶赫那拉氏，联合了留在北京的恭亲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政变，从热河陪着咸丰的灵柩回京的肃顺，被伏兵所擒。躺在棺材里的咸丰皇帝，无论怎么不情愿，都挡不住自己的爱臣伏法。

肃顺死的时候，王闿运正好在山东，躲过一劫。

除掉肃顺之后的叶赫那拉氏，成了清朝历史上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不过这位太后，虽然除掉了政敌，却把政敌的政策维持了下来，甚至比前任更加信任汉人，曾、左、李诸公，因此得以大施拳脚。只是在信任汉人的同时，朝廷对满人依旧优容，让他们安然地在街上遛鸟。当然，对洋人，经过一场战争，原来那点架子自然也端不起来，外国公使驻京，寡妇领着小皇帝也见了，不劳动人家跪拜。这样一来，清朝的危机渡过了，迎来了“中兴”。

一般说来，太平天国造反的时期，是汉人中的精英特别容易出头的大好时机，多少山野秀士、草莽英雄，都凭借湘淮军以及其他的什么军而扶摇直上，出将入相。王闿运站错了队，固然于前途大有伤害，但念念不忘自己的知遇之主，却是他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的根本原因。当年“肃门四学士”中，还有一个郭嵩焘。此人后来也在讨平太平天国的战事中得到了升迁，虽说不太顺，但也位至六部堂官。肃顺死后，王闿运一直心气难平，也曾赠金给肃顺遗属，也曾赋诗抒怀感愤，浇自家之块垒。据说，直到晚年主讲船山书院时，一日跟友人谈起肃顺之事，还不觉潸然泪下，慨然日：“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意思是说，人说肃顺是逆臣，但是对我而言，则为恩主。

说起来，王闿运也算入过曾国藩的幕。曾国藩帐下得到保举者不计其数，却始终没有王闿运什么事，是王闿运不要，还是曾国藩不给，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倒是很耐人寻味的，就是曾国藩帐下，只传说王闿运一人劝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一说是暗示过曾国藩学魏武帝，可是曾国藩没有听。当然，也许是听进去了，只是做起来却反着走——在打下南京之后，随即解散了自己麾下的湘军。

如此一来，王闿运只好踏踏实实做名士了。诙谐多智的他，世间的一切，从此概以笑骂出之。用钱钟书的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在历史上，肃顺是权臣，但权臣差不多都是能臣，越是乱世，越是显出这些人的能耐。本来，受能臣赏识的王闿运，预定目标，也是能臣，或者是更大的能臣。曾、左、李，其实根本不在他的话下，自负身怀“帝王学”的他，一肚皮杂学，不是用来在书院零批散卖的。然而，时运不济而且性情不苟的他，最后只好将“万字平戎策”，零卖了。买的主儿，像杨度这样的，用的时候，还完全弄错，不仅自己而且连累袁世凯都落了个千古骂名。

人言，性格决定命运，信然！

撒钱的兵法

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军头甲乙丙丁相互开打，先是电报战，然后上枪炮，忙得外国商人一船一船地将西方军队淘汰下来的军火运过来，中国成了国外枪械的陈列所。不过，跟贩运军火的商人不一样，在那些观察过中国内战的外国记者眼里，中国的仗，不是用枪炮，而是用袁头（银元）和烟土打的。无论各方军阀之间结盟也罢，交战也罢，各自的代表都在烟馆和娼寮里把酒言欢，大大小小的交易不停地在做，只要价钱合适，袁头和烟土到位，战争也就结束了。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全对，真刀实枪的战斗，在军阀之间也是有的，因为如果仗打赢了，袁头和烟土，一样不少。不过，中国那时候的战争，的确“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撒钱兵法，用的非常多，缺了这个法宝，好像战争就没味道了。那个以东陵挖坟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也好，打仗也好，无非就是怎么把钱挣回来，再怎么把钱撒出去。在孙殿英看来，蒋介石算是个中的翘楚，所以他是老大。其实，但凡成点气候的军头，多是此道的斫轮高手，只不过，强中自有强中手，碰上了一比，就看出谁的手笔更大了。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一边是冯（玉祥）、阎（锡山），一边是蒋介石。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蒋介石出手大，对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给人报销点路费，就要求代表回去劝说主公出兵相助。结果是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阎的人，也都翻了脸。

在蒋介石的手下，有位专门撒钱的高手，名叫何成浚。此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位列上将，却没有带过一兵一卒，专干穿针引线，凿墙洞，挖墙脚的活计。中原大战的西线，蒋介石把何成浚派了过去当总指挥，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原来依违于两边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浚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士，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个汉口有点模样的妓女网罗一空。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然可以进去享受，对方的排以上军官，想要过来，也欢迎，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叠袁头走。

就这样，西线战场，留声机里毛毛雨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瓦解了。战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但没说武官不能爱钱，不可好色。可见在过去的战争中，金钱美女作为基本的激励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次兵伐交，最后没办法了才动粗操家伙。伐谋伐兵，都要有金钱做后盾，因为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艺，其实就是做买卖，多财才能善贾。北伐之初，革命军有主义，有精神，仗打赢了，有威有势，军阀们纷纷靠过来。一旦人多势众，主义和精神就不要了，清除共产党，跟国民党左派分手。当了家的新人，仔细打量一下，好像跟旧人也没多少区别。再一次军阀混战，精神和主义都靠不住，只能靠古已有之的老法子。多少年以后，有个研究这段历史的西方人看得明白，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叫做“流产的革命”。

其实，最严峻的问题是传统的强固，革命即使不流产，传统还是有可能回来的。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車，进入山东境内，经过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车上200余名中外旅客（其中26个洋人，一说35人），除个别逃脱外，多数被掠走，全部成为“肉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抱犊崮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态度坚定，一致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没有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进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国，在事发之后，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个劲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只许妥协，不许弄强。事件涉及国的公使，一日三次跑中国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质的安全。说起来，当时当政的直系政权，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西方最硬气的一届政府（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颇浓的吴佩孚的缘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届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闹穷，政府各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北京大街上，尽是讨薪的政府官员在游行示威，驻外使馆因经费不继，纷纷下旗回国。尽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对土匪，不能打，只能谈。毕竟，自晚清以来，洋人不仅代表着强大，而且意味着文明，洋人的命，无论如何都是金贵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们所倚杖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时不时地杀几个中国的肉票（土票）加压，却不动洋票一个指头。洋票在山上，住的条件都比土票好，还允许洋票有“通讯自由”，让他们写“匪窟通信”，交到上海报上发表，让外国舆论压政府，外国政府再压中国政府。不过这么一来，一时间，办报的和读报的，都兴奋莫名。

唯一让外国人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东地方，说起来并不是直系的地盘，压力加在北京政府头上，到底有多大用处，其实是个未知数。反过来，这一点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国人谈判的价码，抵制他们要求对绑匪无条件妥协的压力。利害相关的洋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国政府估计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辙。最后还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国通们厉害，说动了上海黑道很有势力、后来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让黄亲自出马，带上各位黑道老大的亲笔信，上抱犊崮跟孙美瑶谈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土匪傻到跟帮会为敌，否则，他们贩毒走私的买卖就没戏了（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沟通起来很容易，黄金荣上山之后，谈判渐入佳境，孙美瑶不再漫天要价，山东军阀田中玉却得以就地还钱，孙部编成一个旅，由山东地方解决给养，先送上大批的粮食和2000套军服。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释放，孙美瑶下山接受改编，一场塌天大案，宣告结束。

不过，孙美瑶的旅长没有做上几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在枣庄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中兴公司有个北方著名的富豪俱乐部，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孙美瑶也是常客），当场，一个石灰包打在孙美瑶的眼睛上（韦小宝的伎俩），被熏得昏头的他，被一顿乱刀给捅了无数个透明窟窿，脑袋还给切下来传命各处。孙美瑶的部下，群龙无首，在重兵包围下，也只好缴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计大部分还是当土匪去也。

从晚清到民国，是乱世。其实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个地方，当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时候，就会有匪类出来“帮忙”。官兵要当家，匪兵也要当家，争斗的结果，往往达成一个均势，各收各的“保护费”，维持一个虽说是畸形的，但也是一种秩序。不见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烧杀抢掠，道理很简单，都烧杀掉了，他们吃什么去？土匪的烧杀，往往针对那些不肯服软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装，抵抗过他们的村镇，烧杀主要是为了杀一儆百。尽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规模多大，最大的心愿还是受招安，从非法状态的收费，转到合法状态来。从晚清开始，也的确不断地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况下，有意招抚一些匪帮，让他们变成官兵，再去打别的土匪。一如《水浒传》上，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腊。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变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边的张作霖，南边的陆荣廷，都是这个模子。当时有谚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当然，这种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会太好了。无论官兵还是土匪，有时纪律都差不多的坏，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可能有点夸张，但驻兵与驻匪都时常扰民却是真实的。那些由匪变兵的军队，比如张作霖的奉军，一直到 小张（张学良）时代，还以纪律差闻名，在老张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南有干帅（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张作霖字雨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的土匪，都纷纷效法，也有条件效法。事实上，袁世凯死后，由于混战不止，各地军阀，都在招抚土匪，借以扩展势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抚的方式，有收抚的，也有打抚的。不知什么原因，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跟抱犊崮的土匪之间，从原来的相安无事，各管一边，变成了真刀实枪地对打，两个混成旅开到兖州。其实，真实意图是剿是抚，还是以剿逼抚，还真说不清楚。可是，不幸的是，在冲突中，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一个没留神丧了命，所以，激得孙美瑶使出了拼命的招儿，酿成一场大案。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黑道白道，殷鉴不远，都还记得义和团的教训。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韦小宝的下三滥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孙美瑶绑了一笔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赎金，然后全赔了。以后，这种赔老本的买卖，土匪就再也不做了。

外国雇佣兵的中国际遇

雇佣兵这种职业，在西方很早就有了。在封建时代，某些封建主由于“国家机器”不够强大，但又时不时的有仗要打，下面的骑士用起来太麻烦不说，还不一定顶用，于是一种新的职业诞生了，那就是雇佣兵。跟农人种地，工匠做手艺，商人做买卖一样，雇佣兵吃的就是打仗的饭，谁给钱给谁打，今儿为甲打乙，打完了之后，明儿乙只要出钱，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转过来打甲，不存在任何的心理障碍。后来，西方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各个国家建立自己的常备军，但雇佣兵的传统却并没有中断，断断续续地总有人干这个买卖，直到现在。全世界只要有地方打仗，就有他们的身影在，比如阿富？干战争，前南斯拉夫内战，以及眼下的伊拉克。

19到20世纪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多战事的地方，自然也就有雇佣兵来帮忙。最早的雇佣兵出现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兵和太平军打成一团，没断了有西方的雇佣兵掺和其间。他只看哪个顺眼，哪个给银子多，就帮哪个。不过，要说雇佣兵的大部队，还是在上海。1860年代，是个成全上海的年月，一面是洋鬼子看上这块地方，处心积虑在这里安营扎寨，一面是被太平军闹的，大批的长江沿岸的富豪都往这儿涌，托庇于洋鬼子寻个太平。当太平军威胁到上海的时候，所有这两部分人都有点急。鬼子急的结果，是他们宣布的中立有点名不副实，只要太平军逼进上海，他们就出来干涉。而上海的富豪们的急，就急出了一支雇佣兵“洋枪队”。无论什么时候，雇佣兵总是出现在战场上钱和女人最多的地方，在中国也不例外，当时的上海，就是这么个地方。

洋枪队的首领是华尔（Ward,Frederik Twnsend），一个美国的海上牛仔。这个牛仔纠集了一批闻着战争腥味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再加上来自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人，拼成了这支雇佣兵队伍。直接雇佣这支军队的中间人，是上海著名的钱庄老板和洋行买办杨坊。雇佣兵刚组队的时候，命并不太好，不仅跟雇主之间因文化的差异时有抵牾，而且西方列强一时也没有想明白该不该支持清政府，在上海的英国人还逮捕过华尔，把这个美国牛仔关进了局子。不过，没过多久，辛酉政变后，清朝新政府的温顺，使西方想明白了自己的立场，不仅不再限制洋枪队，而且还低价供给他们武器，甚至授权华尔查抄没收走私给太平军的武器，结果是华尔招来了自己的弟弟，专做军火生意，哥俩发大财。而太平军在江浙的扩张，也逼得清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下定了借洋师助剿的决心，洋枪队在清政府和西方的双重扶植下，迅速成了气候，从洋官洋兵，到洋官中兵，队伍达到5000多人。

真正让这支队伍运转起来的动力，当然还是金钱，还有女人。洋枪队的军饷，即使是中国士兵，也要高出湘淮军，至于洋兵和洋官，则要高出中国军队十几乃至几十倍。每攻下一座城池，都有额外的赏金。华尔和副领队白齐文（Burgevine）都有了中国妻子，华尔还是杨坊的女婿（女儿也许不是杨坊亲生的，很可能只有个名义）。至于其他人，上海有的是咸水妹，以及不成的校书和长三。不仅如此，华尔还被朝廷赏给“副将”，使得这个牛仔可以对他的国人宣称他是少将。当然，即便如此，清朝的皇帝和太后，还是会有点心理不平衡，生怕“借师”丢了面子。每当这个时候，操办此事的臣子们就会跟他们讲唐朝郭子仪借回纥兵的故事，或者强调华尔如何的“慕义”“向化”，对中国文化如何尊崇，除了没有剔发之外，穿了华服（其实是满服），而且还入了中国国籍（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国籍的概念）。

不管怎么说，清政府每个月六七万两的银子没有白花，洋枪队在清军和太平军的对决中，还真是起了作用。洋枪队装备精良，不仅有先进的后膛枪，还有蒸汽动力的兵舰，和大量的开花大炮。关键在军事制度、训练和技术方面，都比太平军更有优势。步兵打起仗来会排西方的方阵，排枪射击，炮兵更是出色，可以借助仪器，间接射击，害得太平军还没有弄清炮在哪里，命就丢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洋枪队的缘故，李鸿章的淮军也得到了装备和训练两方面的改善，从而大大地超过了因西方武器禁运而处境艰难的太平军。华尔死后，接替统领洋枪队的戈登（Gordon），跟淮军的合作更加紧密。待到太平天国失败，洋枪队解散，洋枪队的所有装备连同训练方式，都进到了淮军里，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淮军的操练口令都是英语，淮军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走起路来都横着。

不过，后来的淮军虽然武器装备换了若干茬，但训练却日见松弛，战术战法没有变化，制度和编制当初就没有改。这样的军队，对付一下国内的叛乱还凑合，碰到外国人，就不济事了。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

教案这个词，现今的人们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却是困扰清朝官方的一个大难题，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几乎无日不在为教案头痛。所谓教案，就是中国不信基督教的人和信基督教的人，包括外来的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和纠纷，大到烧屋杀人，小到借贷纠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鸡飞狗跳，最后都要由官府出面，在法庭上解决。

教案尽管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就是两类，一种是误会的，一种是不误会的。误会主要来自文化的隔膜。中国老百姓对于基督教（主要是其主干分支天主教）的仪式不理解，对于为什么出生要洗礼，临死要终傅，结婚也得去教堂，由红毛蓝眼睛的外国神父指指点点，比比划划的很是不明白。而且做弥撒的时候，在教堂里，男女混杂，更是让某些多事的人看着不舒服。这一切，足以激发我们在性方面思维特别活跃的某些国人的想象力。于是，有关教会和教民以及传教士的丰富多彩的“故事”，一个一个出笼了，从教民妇女初夜的奉献，到鸡奸、乱伦、群交。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的最污秽的文字，无论是出自绅士和秀才之手的八股文体的“雅帖”，还是一上来就操娘、半通不通的涂鸦，一涉及教会的活动，大抵都是在脐下三寸那点地方驰骋，显然，我们这些揭帖的作者作如是观，除了肚子里力比多（libido）过于丰富之外，有文化的隔膜在里面起作用。有时候，这种文化上的隔膜甚至翳闭了人们的眼睛，让他们在观察的时候出现幻觉，比如在有的教案里，某些打更的村民就作证说，他们亲眼看到教堂里传教士和男女五六十人，“同卧在地，名曰采精”。

更大的隔膜发生在教会的育婴堂里。育婴堂本是教会的公益事业，这种公益中国某些地方也有，只是不太普遍，而且在晚清的衰世，就更显得奄奄一息。西方教会大规模进入之后，在医疗、救济、抚养孤儿方面往往刻意下功夫，虽然目的不过是为了“中华归主”，但却也让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贫弱无助的弱势者得了不少实惠。只是天主教育婴堂的嬷嬷们，往往对弃婴的灵魂比对他们的生命更关心些，以至于收来弃婴之后，往往更热心给他们洗礼，而不是赶紧医治或者喂养。由于收的弃婴本来就很弱，往往一番折腾后，咽气者甚多，所以育婴堂的儿童死亡率很高。育婴堂不得不将他们集中掩埋，一个棺材多个死婴，或者一个墓坑埋一堆。

原本弃婴东一个、西一个地丢着，无论是狼叼去了还是狗吃掉了，谁也不会注意。可是这么多死婴集中在一起，未免有些“触目惊心”，于是各种“故事”就出来了。首先弃婴的来源受到了怀疑，有些人认为教会通过“拍花”的方式偷人家孩子，只要什么地方出了一桩儿童走失事件，那么大家就会传的沸沸扬扬，好像出现了一支拍花的大军偷走了无数孩子似的，而这个大军就出自育婴堂。育婴堂偷婴儿干什么呢？这就需要国人的想象力了，好在国人在这方面一向特别擅长，于是故事出现了特别恐怖的情节，说是育婴堂偷走婴儿是为了挖心肝做药，还挖眼睛，据说是可以制成药水，点铅为银，而且只有中国人的眼睛才能如此，外国人的眼睛不中用。

人命关天，这种隔膜导致的后果往往特别严重，那一时期，很多大规模的教案都是因此而起的，一起就出人命。时常有人拿着婴儿的小鞋狂呼乱叫，只要有人发现了育婴堂的墓地，就会出现一阵骚乱。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与此有关，不仅搭上了几十个嬷嬷和传教士，而且连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命也送掉了。当然，天津的事情跟别处有点不一样，那里的育婴堂，嬷嬷们特别热心，为了收弃婴，居然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手续费，就是为了这点微末的手续费，竟然有混混去偷人家孩子送去。传说中“拍花”的因果链，就这么连上了。

当然，不误会的教案也很多，最多的往往跟唱戏有关。那时节，农村的人们没有别的娱乐活动，请人唱戏要算最热闹的事儿。过年过节唱，办事情唱，有的时候为了求雨也要唱。中国人请戏班子唱戏，虽然都是为了给自己看，名义上却非说是给神看，因此戏台往往搭在庙宇的前面。可是，这种名为娱神实为娱人的活动，却让某些教会人士（主要是天主教）神经过敏，被视为“偶像崇拜”（显然是庙里的泥胎作怪），严禁教民参与，而且还特地为此从总理衙门讨来了一纸赦令，允许教民在这种活动中可以不出份子（这种活动都是村民自己凑份子）。在农村，唱戏是一种社区的“集体活动”，如果不参加，就意味着不合群，甚至是跟众人对着干，这样做，难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况且，在那时的中国乡村，平日的生活的娱乐活动，唱戏是必不可缺的，教民也是村民，他们同样需要戏剧来排遣解闷，这种欲望有时甚至并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够恪守规矩，他的家人亲戚，在锣鼓喧天的时候，未必能抵挡得住诱惑，如果也跑出来看上几眼，那么教民就成了占大伙便宜的人，白眼不免会变成嘲骂。如果是求雨活动，唱完戏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这个雨当然不可能只下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么参加求雨的人则不平衡——教民这个便宜占的更大了，由相骂进而开打，教案就这么闹起来了。

因唱戏引起的教案，虽然多，但规模往往都不大，毕竟，两边的利害冲突不大，而一些庙产纠纷则冲突要激烈得多。中国北方农村的村头巷尾，都有庙，里面供着关公、观音、玉皇、水母娘娘之类的神，这些庙有很大部分是没有人经管的，里面既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而且庙产往往没主，弄不清那块地皮和地上房屋产权属于谁，实际上，它应该属于村民的公产。但是在教会的扩张过程中，教会在寻找建教堂地皮的过程中，往往冒出某些无赖，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骗说这些无主的庙宇是他家的产业，然后把它卖给教会。待到教会真的在自己“买来”的产业上拆庙动工盖教堂时，村民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大哗。虽然这些破庙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没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将之拆掉，变做另外一种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途，大家的神经就都紧张起来。神庙的镇压作用，辟邪作用都从人们的记忆深处冒出来了，人们甚至还记起了这些神庙当年是如何的灵验，这些神佛是如何的神圣，如果听任洋人拆毁，将会给村庄带来怎样的灾祸等等。由于兹事体大，这种教案纠纷往往闹的时间特别长，争、闹、打、打官司，然后再争、闹、打，往往会闹上十几二十年。著名的山东冠县梨园教案，就是民教双方争夺该村的玉皇庙的庙产引发的。

当然，有的时候，误会和不误会往往搅在一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津教案，闹起来的时候，有四个根本不相干的俄国人在乱中被杀，可抓来的疑犯，每个人都供说，他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闻说“外国人打官闹事（指法国领事丰大业因教案咆哮北洋大臣衙门事），心生气忿”，因此前去救护的。其实呢，这些混混无非是在趁乱打劫。事变中，四个俄国人的财物都被抢走，其中一个俄国女人戒指被抢，连指头都被剁掉。还有很多规模很大的教案，其实就是由于某些匪类觊觎教会的财产，因此利用误会，制造谣言，说教会拐卖儿童，挖心摘眼，再举出“物证”一只童鞋之类的东西，往往就会闹出大事来。

无论误会还是不误会，教案的主导者往往都是乡绅或者其他乡社组织（包括帮会）的首领。像做过湘军将领的湖南人周铁汉这样特别富有卫道情绪的乡绅，当然也有，不过更多的乡绅反教，主要是看不惯乡村崛起另外一个文化和威权中心，分享了他们的世袭权力。大多数教案，如果前台没有乡绅领头的话，追究下去，背后都有某些乡绅在起作用。遍查教案档案和地方志，留下来的打教揭帖，多半出自读书人之手，有的还是八股体，读起来抑扬顿挫，合辙押韵。不过，乡绅毕竟要跟着官府走，只要官府不同意甚至制裁他们的闹教打教行为，他们多数都会识趣地偃旗息鼓的。即使倔犟如周铁汉，官府要想制住他也并非难事。

但是问题是，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政府对这种在武力压迫下的开禁，始终耿耿于怀，对挟坚船利炮进入的洋教，往往怀有最大的警惕。在朝廷中，也许像贵州提督田兴恕，广西西林知县张凤鸣这样对基督教持赤裸裸地强硬态度的官员，并不多见，但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叶，利用民间的反教情绪暗中抵制，始终是清朝对于基督教的既定政策。以往，人们对于教案往往有种说法，认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国的地方官往往向着传教士和教民，甚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对县太爷颐使气指。显然，这种情况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我所看到的教案档案，凡是教案的官司，一开始官府几乎都向着民方，有时甚至直接出面收集不利于教方的证据，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绝不稀奇。一个案卷，看前面，整个官司一面倒地倾向于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证词是真实的，给人感觉好像教会方面简直十恶不赦。但是看着看着，突然之间，风向转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后结案，多半是民方败诉，该抵罪的抵罪，该赔偿的赔偿。很明显，这是传教士通过外国领事或者公使，把状告到了总理衙门的缘故。当然，这种外力借强权干预中国司法的行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的地方官葫芦僧乱断葫芦案，往往一入手就在主观上断定教会方面理屈，好像也大有问题。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那些非常明显的荒唐事，比如挖心剖肝，采生割析之类的控告，官府从不做分辨，一味听信，等到外国干涉了，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于案件审理前倨后恭的状况，官府却不做任何解释，让打官司的民方觉得，官府只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才枉法曲断的。在查阅教案卷宗时，我发现，非教民最热衷的官司，往往是那些缘由荒诞不经的事件，发生了瘟疫，教民偷偷往井里放漂白粉（因为当时的瘟疫主因之一就是饮用水不洁），会被当成往井里下毒，天旱不雨，会认为教会做法，止住了云雨。拐卖婴儿的事情已经不需要说了，反正只要机缘凑巧，一切都会被一般民众当成充分的理由，去兴讼，去打闹，甚至去杀人放火。官府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民众负屈含冤的心理，从而使得民众的反教情绪日趋严重。只要某个地方民教双方打过官司，这个地方双方的冲突就会加剧，某些原本民教相安无事的地方，只要打过官司，哪怕仅仅是误会，那么就会由此变成民教冲突高发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的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原本相亲相善的民教，就是由于一场因合作引发的误会。打完官司，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事实上，尽管在外国压力下不得不惩罚闹教打教的人，官方却一直在刻意培养这种来自民间的敌意，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民气”始终是他们对付外国的一种资源，所以必须要让“民气可用”。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官方对“民气”的一次大利用。在这次大利用中，虽然对外国人的文化隔膜和冲突，甚至种族的分野与歧视（比如洋人的毛发和肤色眼睛颜色，都成为点燃敌意火种）都被动员起来，但跟中国知识界自甲午战争以来兴起民族主义思潮，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它呈现出一种落后、排外、向后看的强烈倾向，这种倾向，是受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向后转的清朝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使得国家像失控的列车，脱轨而去。

误会是可以消除的，不误会的冲突，也可以化解，不同文化之间有交流，就会有误会和不误会的冲突，如果某种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介入，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从东罗马时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的行进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中国政府喜欢与否，中国都不可能将之关在门外。基督教“中华归主”的目标也许听起来有点令人不悦，但他们毕竟不是真的要占我们的土地，颠覆我们的政府。而且，无论再怎么强势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人们信教。因此，为了培养敌意，在今天还不顾历史事实，甚至重复当年打教讹言的说法，叙述当时的历史，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经告诉我们了。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看京剧的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过，不过那篇文章主要是说西太后和京剧的故事，有点冷落了老瓦。在这里，不妨旧事重提，稍微仔细一点把这件事说一说。瓦德西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绝对是个知名度非常高的名人。他的出名，半靠义和团，半靠赛金花，半靠德皇威廉二世。没有义和团起事，大乱之中，德国驻华公使被杀，轮不到德国人做八国联军总司令；没有德国皇帝的任命，瓦德西做不了司令。当然，最要紧的，没有坊间流传的我们的名妓赛金花、赛二爷跟老瓦之间那么些风流韵事，国人断不会翻来覆去那么多年总是炒那点陈年旧事——从上个世纪初八国联军打来，一直炒到30年代日本人打破门。害得鲁迅临死前还愤愤然，说：怎么那个传说中跟瓦德西睡过的女人，居然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其实细说起来，这件事的余波还长得很，被西方某些左派人士至今奉为旗手的江青，年轻时的一件大事就是跟人争演赛金花，没争到，愤而革命，由此种下了“文革”中众多演戏界人士遭迫害的祸根。

很令国人扫兴的是，令我们如此兴奋的瓦赛公案，在瓦德西的日记里，却一个字都没提，根本找不出哪怕任何一丁点他认识赛金花的蛛丝马迹。写《孽海花》的海上文人曾朴，写《彩云曲》的清朝遗老樊增祥，以及跟着起哄的冒广生、杨云史辈，不知听了会做何想？不过还好，老瓦在日记里记了一次他在北京看京戏的经过，马马虎虎可以算是一桩能引起好事者兴致的事情。那是1900年11月23日，瓦德西实在抗不住一千北京商人的软磨硬泡，应邀去了一趟戏园子。那天演的什么戏，谁的开场，谁的压轴，老瓦是一概不知（肯定有人给他解说），一个字也没记。只记了他和随从被迎到雅座，桌上备有香槟和西式糕点以及雪茄烟，显然，这是为瓦大人特意准备的，一般戏园子里只有茶水、果子和瓜子，外加满天飞的手巾板。老瓦的嘴舒服了，但耳朵却难受，在他看来，京剧的音乐分贝大的足以让石头软化，实在令他受不了，一个半钟点之后，他和随从离开了戏园子，感慨道：“得离苦海。”这期间，我们青衣的宛转歌喉，二丑的插科打诨，外加武生的跟头把式，都不足以令瓦大人破颜一笑，虽然他注意到女角都是男人扮的，却既没有欣赏“扮女人”，也没有惊讶“男人扮”（如果老瓦死后有知，知道了中国人后来把他也编进了京剧《赛金花》里，在他看过戏的戏园子里演，不知是会哭还是会笑）。

看来，老瓦毕竟是老了（其时已年过七旬），或者还加上文化的隔膜，还有德国人的刻板，中国传统的风月场所与风韵佳事，都不足以令此公食指动上一动。不过，比瓦德西早40年来中国的另一位西方武夫，英法联军法国军队的司令蒙托邦，却敏感得多。他在率军远征中国途中，路过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被招待看中国戏（应该不是京剧），虽然根本没明白演了什么，但他对“漂亮的女演员”却十分着迷，特别欣赏人家“梳那乌黑秀发的优美姿势”。扫兴的是，陪同他看戏的英国人，马上就告诉了他，“漂亮的女演员”其实是男人。那么，所谓“乌黑的秀发”，也不过是假发了。蒙托邦后来进入中国之后，没有看戏的机会。开始是战事紧张，后来仗打差不多了，他的军队恰在进入北京城之前，就抢了圆明园。同时由于清政府妥协得足够迅速也足够充分，进占北京没有多久，他就撤到天津摆摊出售圆明园的宝贝了，没有给北京人留太多的机会请他们欣赏京剧，无从领略肯定是更漂亮的男人扮的女人。

瓦德西和蒙托邦都是侵略者，而且是给中国人造成最大伤害的两次侵略战争的指挥官，蒙托邦还因为八里桥一战（此役令作为清朝战略预备队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损失殆尽），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两个都是欧洲的武夫，却也是欧洲文化熏出来的“绅士”。他们在中国做的坏事不用说，罄竹难书。但跟中国戏剧的邂逅，能恰如其分地折射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蒙托邦来华的时代，这些来自欧洲的人，对于神秘的东方，还多少有点猎奇的心理，画着脸谱，男扮女装的中国戏剧还能给他们一点新奇的刺激。可是到了40年以后，面对更加地道、更为华丽好看的中国戏，那个来自普鲁士的将军，却只有厌烦的份了。两人表现虽然各异，但骨子里对他们所入侵国度的文化的轻慢却是并无二致。1860年的英法联军在抢劫圆明园的时候，随意砸掉价值连城的瓷器，撕毁珍稀的字画，把《永乐大典》用来垫马槽。1900年的八国联军兴之所至，就用大炮轰击北京的古刹，用善本书当手纸。这一切，两位司令官都没有亲手参与，但从二人对中国戏的态度来看，这一切的发生，一点都不奇怪。中国的东西，大概只有金银珠宝可以用来填充西方财富宝库的材料。其他的，成住坏灭，全不在他们心上。

西方的武夫，本来就是来征服“落后民族”的，有若干文化上的傲慢，倒也不奇怪。有意思的是，从1860到190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个善于编故事演戏的民族，1860年的故事是有关女人的，那是一个弱女子冯婉贞组织猎户打败侵略军的故事。故事里冯婉贞挥刀上阵，而且深谋远虑，坚持近战肉搏，最终杀得鬼子落荒而逃。而1900年的故事主角依旧是女人，但已经变成了赛金花用自己的身体取悦瓦德西，换取了北京满城百姓的平安。其实不管当年的普鲁士武夫有没有浅斟低唱的雅致，能否领略赛金花吴侬软语的风情，也无论赛金花是否真的住进了作为瓦德西司令部的仪鸾殿，有没有可能在仪鸾殿着火的时候，被瓦德西抱出来，到了这步田地，国人对付洋人的态度，已经在向软的方面下功夫了。从冯婉贞近敌肉搏，使鬼子“枪炮终不得发”的中国功夫，变成了同样贴身距离的床上功夫，只是一种象征，一种国人最终对洋人服软的象征。服软之后，就施展软功，而1900年11月23日邀请瓦德西去看戏之举，其实就是这种软功夫的一种，还有的就是北京市民一批又一批给占领军送来的“万民伞”。一个比瓦德西晚一些来中国的西方人写到，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上的软功夫相当自信，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磨软了蒙古人，又磨软了满洲人，现在又开始磨西方人了。

进入民国之后，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京剧终于逐渐开始为西方人接受了。特别是在那个由于懂外语，当年跟瓦德西的军队做过生意的齐如山投身京剧改革之后，京剧随着梅兰芳的轻歌曼舞走出了国门，男人扮女人，征服了欧美，于是梅兰芳成了“博士”，而京剧成了pekingopera（北京歌剧）。眼下，不少西方人已经不满足于《三岔口》与《挑滑车》的打斗，开始欣赏京剧的作唱念白。一拨又一拨的老外，赶着来学京剧，荒腔走板者众，字正腔圆者稀，但认真倒是蛮认真的，有好事者还创造了英语京剧，有腔有调，就是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不过，这一切，跟当年的软功夫，其实都没有关系。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

英国二战的英雄蒙哥马利，1961年访问中国，在河南洛阳见识了豫剧，不过演的是《穆桂英挂帅》。看完之后，蒙哥马利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陪同人员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回答道：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蒙哥马利虽然活到了现代，领教过西方战后文化的前卫与颓废，但毕竟是个老派的军人，而且是老派的英国军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领会中国戏剧的“女性主义”风情，想不通女人为什么要“挂帅”。

其实，蒙哥马利尽管老派，却不可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他当年率领的英国军队里，就存在着大量的担任后勤、救护和通讯的女兵，他只是不能理解女人做元帅而已。但是在我们戏文故事里所描绘的中国古代，军队里是不大可能有女人的（大诗人杜甫说过，“妇人在军中，军气恐不扬”，有禁忌在）。商代商王的妃子妇妤，据说带过兵打过仗，一把用过的大斧几十斤重，但那是三代的古事，秦汉以后这种事似乎就没有了。木兰从军的传说，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事情，严格地说，是“可汗大点兵”点出来的，跟汉人没什么关系。相反，倒是欧洲人曾经有过女人挂帅的事，圣女贞德的历史，距蒙哥马利其实也不算远，虽然那是法国人的事，想必英国人也都知道，因为贞德打的就是英国人，而且最后是被英国人当女巫杀掉的。

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军队里没女人，在中国人的戏文里，偏多女人打仗，甚至挂帅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最妙的地方是，往往是男人打不过女人，连夫妻之间都如此。以杨家将故事为例，赫赫有名的杨六郎的儿子杨宗保，打不过一个山寨的女子穆桂英，被逼着，半推半就做了上门女婿，中间经过了一些曲折，最后当然是杨家捡了便宜，大宋王朝多了个能征善战的女元帅。不服不行，这种故事居然会往前复制，据说杨六郎的爹杨老令公杨业，跟他孙子一个命，也是打不过佘太君，才上门的，佘太君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没机会上前线，但老了老了，却来了个“百岁挂帅”，领着十二个寡妇出征了。

无独有偶，类似的戏曲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薛丁山（传说中薛仁贵的儿子）和樊梨花的故事；北宋大将高怀德之子高俊保与女寨主刘金定的故事等等，大体上都是一个模子：靓男俊女，男的打不过女的，被女人抓到床上，然后靠老婆打胜仗，挣功名。最可笑的是，著名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离婚事件，也有好事者把它改成这样了：秦香莲当闻之被陈世美甩了之后，没有哭哭啼啼去找包拯，而是一咬牙一跺脚，上山学了一身武艺，然后去投军，建功立业，当了元帅。这回轮到陈世美来求着她了，幸亏此戏陈世美的角色是文官，没法夫妻对打。如果打的话，陈世美连人家一个指头都当不起。戏的结尾，跟所有类似的戏一样，都是夫妻乱哄哄的大团圆。

最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上面讲的种种古代“野蛮女友”，或者女元帅的戏剧，几乎都是晚晴以后的产品，在清朝中叶之前，人们的想象力好像很是不够，编不出这么多男女之间床笫之外的枪棒逸事来。然而，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是男人打仗根本不用女人的年月，除了鸦片战争时的清军将领杨芳，用过女人用过的马桶；义和团的勇士，用过金刀圣母、黄莲圣母之类的活的“女神”之外，女人基本上跟战争无关。但不幸的是，那也是个中国的男人打败仗的时代，一个败仗跟着一个败仗，败得旁边观阵的文人们不好意思了，于是编出一个又一个女人出征外夷而且战而胜之的故事，过过干瘾，装装门面。当然，也有细心人看出来破绽——女人还缠着足，怎么可能上阵，于是乎，大家一起来呼吁女人放足，发起“不缠足运动”。后世弄不明白，还以为那么早中国就有了妇女解放的先驱，于是写文章研究啊，歌颂啊，没完没了。

其实呢，说一千道一万，打仗主要还是男人的事，连这个事都指望女人的话，中国的确就没有真的男人了。

中国的事，演戏只当它演戏就是，要紧的是，现实生活别跟演戏似的就好。

选举与美女经济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做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工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语出张岱，肉指妓女肉体，竹指丝竹，乐器。过去所谓的妓女的色与艺两个方面），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入学士，家愁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

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

洋人的膝盖

洋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人，是人就有膝盖，基本构造没有什么两样，除非像我们古代一个伟大的兵学大师孙膑一样，被人“膑”掉了。不过，这个道理，曾经有一度中国人不太明白。

说起来，事情是洋人惹起的。乾隆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打着为乾隆皇帝祝贺80岁生日的旗号，要求建立平等通商关系，礼物没有少送，从钟表、光学仪器到新式火炮，一大堆，但唯独见了皇帝不肯弯曲自家的膝盖下跪。结果呢，建立关系的请求泡了汤，除了一个随团来的孩子得了一个乾隆赏的荷包，使团一无所获地离开了中国，礼物原封不动地被封存在圆明园里。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门，抢掠的圆明园财宝中，有一小部分原是大英帝国的东西。

马嘎尔尼使团回去以后，西方有了很大的动静。此前来华传教士们多年宣传所建构的那个理性的中华帝国影像，破灭了。使团成员用自己的记录和素描，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外强中干的东方大国的形象，从此埋下了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伏笔。与此同时，在他们走过的中国，也留下来两个相关的传说。第一个传说有点阿Q的味道，说是虽然洋鬼子嘴上硬，坚持不肯下跪，但见到皇帝那一刹那，天威之下，居然双膝跪倒。第二个传说有为鬼子开脱的意思，说是洋鬼子不肯下跪，是因为他们的膝盖不能打弯，直腿，属于生理问题，不是态度问题。

马嘎尔尼回去之后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这两个传说，却一直在坊间流传，传得中国官员军民人等都知道。一直到1839年林则徐来到广州禁烟，连这个号称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都信。

林则徐来广州禁烟的时候，底气很足，底气建立在两个“情报”上，一个是洋鬼子天天吃干牛肉粉，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胀死。一个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鬼子膝盖打不了弯，打仗的时候，肉搏很吃亏。好在林则徐到了广州之后，亲自观察了洋人，而且还特意去了一趟澳门，跟洋鬼子来了个近距离接触，总算有点明白了。从澳门回来以后，请人收集西方的“新闻纸”（报纸），编了《四洲志》，还从一个在广州的洋人医生讨来了一条疝气带，治他的疝气病。

不过，林则徐明白的事情，其他的中国人依然不明白。尽管林则徐编的《四洲志》已经经魏源改编成了《海国图志》，印成了书，但看的人，却寥寥无几。京城内外的官员们，依旧津津乐道那些个关于洋人直腿的传说，直到第二次洋人打上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法国人动了武，但也参与修约谈判的美国人，却没有跟中国人撕破脸皮。所以，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美国的使节进了北京，而且被告知可以见皇帝，只是必须下跪，哪怕仅仅跪一下，一小下也行。没想到，美国人一小下也不肯，一个中国官员说，你们就是现在不答应跪，见了皇帝，天威之下，自然就跪了。美国人说，肯定不跪，我们只对上帝和女人下跪。

无计可施的中国官员，最后只好认定，洋鬼子的膝盖的确不能打弯。跟他们有同样认识的还有前线的一批军官，因此他们准备了很多长棍子，预备在跟鬼子短兵相接的时候，冲鬼子下三路下手，把他们扫倒。

当然，洋人的膝盖，一直都跟我们的一样，能伸能屈，活动自如。不是洋人的膝盖出了问题，而是国人的脑袋有点进水，他们总是喜欢用自家的想当然来解释那些他们不太明白的事情，根本不在乎这些想当然的故事本身就自相矛盾，逻辑不通。其实，中国人在马嘎尔尼之前，也不是没有见过西洋人，不仅有洋人在朝中为官，而且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北边的俄罗斯人都来过，而且见皇帝的时候都下跪过。可是，一旦碰到洋人不跪的事实，大家还是回去各自编故事。医学家说，眼睛，是受脑袋支配的，这话不假。当脑袋进水的时候，眼见为实这句话，其实是不管用的。

一旦革命成了功

——王金发的故事

清朝末年，革命党人推翻满清，一手运动新军，一手拉拢会党。而拉拢会党的历史更久，光复会的几个干将，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陶成章，都走的是会党路线。革命成了功，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人死了，但从前的会党中人，倒有坐天下的，王金发就是一个。

王金发本是浙江嵊县的一个浮浪子弟，从小斗鸡走狗，舞枪弄棒，加入洪帮之后，成了一个堂口的首领。徐锡麟在浙东运动会党，结识了王金发。这期间，王金发跟着徐锡麟去过日本，读过一个速成的体育学校，后来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办大通学堂，王金发也是其中的骨干，在里面教体育，实际上是军事训练。后来东窗事发，起事不成，徐锡麟和秋瑾都折了，王金发却活了下来。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王金发率领帮中弟兄，杀回绍兴，驱散了已经宣布起义的绍兴官绅，自任绍兴军分政府都督。

会党原是地下社会的秘密结社，走的黑道，一直在政府压迫下，非法生存，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突然一下子当家做了主人，能想到的事，首先是扩张组织。“哥子做了皇帝了”，各地的会党，无论哥老会、袍哥、三合会、洪门，在自家兄弟做都督的地方，无不大散海底，广开山堂，军队的组织，军师旅团营连排，基本上跟会党兄弟的堂口辈分一致，大家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湖南的焦达峰，陕西的张云山等，莫不如此，绍兴的王金发，地盘小，手下的军队，也从一个团扩成一个旅，都是会党的老兄弟、大兄弟、小兄弟。

都是兄弟，军队的纪律也就完了，拥有军队和帮会双重身份的军官和士兵，进城之后，想干什么干什么，从偷鸡摸狗到白日行劫，都督就是制止不了。不仅如此，革命后的会党，学会了民主，军队里动辄开会表决，长官说了不算。

帮中弟兄革命成功后想到的第二件事，是享受。过去说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实际上兑现的时候很少，现在有条件了，醇酒妇人，加烟枪，一样少不了。湖南都督焦达峰，整日忙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签发委任状，二是散钱，昔日江湖上的兄弟，讨了一次又一次，没有够的时候，稍有怠慢，就说不讲帮会义气。王金发和部下，进城时还穿的是布袍子，不久，天气还没有凉，就换了皮袍子。王金发革命时，家里欠人家不少银两，在衙门坐了没多久，就派兵挑着洋油桶，装着银元回家乡，四处还钱。还把家里人用轿子抬到绍兴的衙门里，士兵排队迎接，鸣炮欢迎，吓得他年老的外公差点没晕过去。不仅如此，王金发还抖威风，洋枪挎得，美妇抱得，骏马骑得，每日在绍兴的大街小巷，田间村坊，骑着高头大马，排着队伍，吹着鼓乐，招摇过市。

刚进城的时候，王金发还有点杀气，说是要为秋瑾报仇。不过，很快，昔日那些迫害大通学堂的乡绅和师爷们，就都得到了任用。因为王金发自己和弟兄们，需要钱用。而征粮征税，搜刮钱财，不用毛锥，财赋安出？手下这么多帮中的弟兄，个个要活得滋润，钱哪里来？还得靠这些人。王都督手里有枪，师爷肚里有谋，弄起钱来，比清朝的老爷还有办法，过去曾经一块混过的私盐贩子，被军政府逼得没路可走，恨不得一刀宰了王都督。过去农民欠税，还可以拖上几日，现在动辄军队下乡，一条绳子就捆了上县，班房里吃家伙。绍兴的《越铎日报》批评军分政府，开始还能容忍，到后来，居然派兵把报官砸了。一个帮会出身的革命党，几天功夫，就变成了军阀，而且是纪律最差的军阀。

命没成功的时候，王金发身为帮会人物，奔走革命，还有些侠气，刺杀叛徒，运动军队，杀过汪公权，吓过刘光汉（师培）。革命成功之后，王金发除了威福乡里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做过，刮了一年地皮，然后军分政府取消，自己带着刮来的几十万大洋，遁入上海租界做了寓公，“每日以醇酒妇人自遣”。国民党二次革命，浙江无声无息，王金发奉命前来运动旧部，旧部根本没有动的意思，帮中弟兄，分的不均，就不是弟兄，要怪，只怪王金发太贪，一个人拿了几十万。二次革命未果，王金发没有逃亡，依旧在上海过他的好日子，一日，忽然食指大动，带了上海花榜有名的名妓花宝宝，来西湖了，结果被力求讨好袁世凯的浙江督军朱瑞．当作一件送给袁世凯的礼物，稀里糊涂被抓了进去。但是袁世凯对这种早已丧失斗志的小虾米，不感兴趣，连押解北京都没有要求，只叫朱瑞将之就地正法。朱瑞没讨到好，但既然抓了，又不能放（放了就得罪袁世凯了），就这样，王金发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

以色事人和以貌取官

眼下，女大学生分配，工作难找，但是美女除外，不用统计就知道，漂亮的女大学生肯定比相貌平平的同学就业率高。其实，到找工作的当口，无论男女，相貌都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那些爹娘没有给个好皮囊的，怎么都要吃点亏，不仅今天如此，古代也差不多。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凤雏先生庞统，由于生的难看，到刘备那里去求职，结果只得了一个小小的耒阳令，到任之后，终日沉醉在酒乡里。后来由于鲁肃和诸葛亮的大力推荐，才得到重用，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此事虽为演义，但史书上也有影子，只是为尊者隐，只记了后面的事，没提刘备重色轻才的糗事。

处于乱世用人之际，尚且如此，别的时候就更不好说了。南北朝选官讲究门第，但即使贵胄子弟，也须生得“美风仪”，才易得美官，做皇帝的近侍，那些歪瓜裂枣，长一副络腮胡子的家伙，大概也只有落寞的份。唐代实行科举，千辛万苦考上了，想要做官，必须得过吏部遴选的一关。这个时候，爹娘生得不济的主儿，就有些麻烦，得不到好位置不说，甚至有可能被淘汰。清朝是满人的天下，满人，或者说旗人是最讲规矩的，所以这个时代，做官的人至少在皇帝和上司面前，都必须做出一副奴才相。奴才相是什么样?古来没有定论，但首先必须是伶俐样，乖巧，低眉顺眼，但必须周正。其次是老实忠厚样，方头大耳，浓眉大眼加厚嘴唇者最佳，具体尺度，比照这个样子有所增减，但大体上不能太离谱。考试取官，衡文不衡人，虽然考生的“人事档案”上都有相貌的描绘，但无非“面白无须”之类，太粗，大体上还只能以文取人。即便如此，殿试的时候，长得对不起皇帝的，还是没有进入前几名的可能。有清一朝，传说有歪头举人，但从没有听说有过歪头进士的，如此说来，考前还是有相上貌的检验。

最露骨的以貌取官之举，要数大挑举人。在清朝，举人一般说来是不能直接做官的，但朝廷会不定期地在那些几次会试不第的举人中进行挑选，挑上的可以被派去做知县和教谕、训导之类的教官，人称“大挑”。大挑不用考试，甚至挑和被挑者之间，话都不用说。一般是皇帝派个亲信王公，主持其事。被挑的举人们十个一排，跪在下面，王公挨个端详，看着顺眼就挑出来。相貌在这里起了几乎是唯一的作用，据说，就脸相而论，“国”字形最佳，“日”字形就差点；如果是“冒”字或者“昌”字形，上大下尖或者下大上细，就危险；如果是“月”字形，有点歪，肯定没戏。传说晚清的名臣阎敬铭也参加过大挑，此公相貌不样，一眼高一眼低，主持的王公一见，即大笑不止，说这样的一副相貌居然也来“大挑”。

古代社会，女子以色事人，相貌自然绝顶要紧。都说红颜薄命，但又有几个女子不希望自己相貌佼好呢？无论社会地位高低，生的好，固然有薄命，被山大王掠走做压寨妇人的可能，但机会毕竟多一些。没办法，谁叫那是男权社会呢。不想，那些被女子所侍奉的男人，也要在意自己的相貌，靠低眉顺眼为官。某些大权在握的男人，偏是喜欢属下的男人，在操持公务的同时，奉献一点色相。显然，这里跟同性恋关系不大，只跟我们的政治文化有关。怪不得在某些古人的语境里，“臣”和“妾”具有差不多的意义——一边是君与主，一边是臣和妾。风流所被，至今古风犹存。君不见，“政治贞操”的概念，不仅被发明出来，而且十分管用。爱提意见又不服从领导之徒，“贞操”说一出，立即缴械投降。

只要我们的官是为个人服务的，无论这个人是君主、上司，还是别的什么角色，无论男官女官，大概都脱不掉以色事人的干系，相貌，就永远会成为选官的因素之一。

又想起了王大点

在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2000）的前后，我曾写过若干文字，算是纪念，也算是抬杠，多少有点为了跟某些永远站在思想正确的制高点的“学术法官”闹点别扭的意思。文字中，有一篇是关于王大点的。在中国的历史上，王大点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闹义和团那年，他是北京城里五城公所的一名衙役，干的是“警察”的买卖，当然有点小权力，但社会地位低贱，属于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贱民。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粗通文墨，而且胆子大（人家是警察！），在义和团在北京城里杀教民、打洋人，攻使馆的时候，他天天跟着看热闹，看了就兴奋，兴奋了就记，留下了一部日记。我当时解读这本日记的时候，写的文字叫做“世纪末的看客”。文章在《读书》发表之后，好像还有点反响，记得有若干人给我写信打电话，文章也被若干乱七八糟的选本转载过，看来读者对这样一个看客很有点兴趣。

没错，王大点是个相当标准的看客，没心没肺没立场。对于义和团的革命行动，他没有跟着欢呼，被义和团杀的教民，他也不惋惜。这些倒霉的人，有些他还认识，知道姓名，家住哪里，做什么活计。洋人进来了，他虽然没有告发街坊里的义和团，却也很积极地跟洋人套近乎，替洋兵拉皮条，找妓女，引诱禁酒的美国兵喝酒，无论哪一国的士兵，语言障碍都不成任何问题（由此观之，各国下层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对付印度缠头兵似乎更得心应手，虽然偶尔也会吃上条洋火腿（挨踢），但也绝没有激起过他老人家什么民族仇恨。同时，他也是个非常勤勉的看客，在北京城闹义和团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出去，满世界寻热闹看，凡是杀人放火的事，大概没有多少能逃得出他老人家那双锐利的眼睛的。

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很麻木，或者冷血，但他的观察的确相当客观，不带主观的爱憎。所以，他的“观察日记”，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实际上，这本日记当年之所以被整理出来（出版在1964年），最初的动机无非是想从中找到一点义和团英勇杀敌的事迹，为我们歌功颂德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可惜的是，我在仔细搜寻了王大点的庚子时期的日记的每一个字之后，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只字片语，难怪那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引用这个材料。

王大点看的热闹，最多的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或是……据说有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仅仅让王大点之流的人，所看的热闹情节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一支铅笔，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真的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的让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酱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义和团杀的第二种人是白莲教徒。这些人其实多半不是真的白莲教。白莲教只是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统称，各个教门的面目五花八门，内容各异，其实跟原来的白莲教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白莲教自明朝定鼎以来，官方一直禁查，被视为邪教，结果连累所有的民间宗教，都邪了起来。所谓邪教的邪，除了这些宗教在传教活动中男女混杂之外，就是传说他们有纸人纸马，可以驱使这些纸人纸马动起来，当成真的兵马杀人冲阵，高明的甚至可以撒豆成兵，杀人于无形。显然，这些都是些传说，真实的民间宗教绝对没有这两下子，也不可能有这两下子。然而，北京庚子期间被抓出来的所谓白莲教徒，证据就是在他们身边搜出了纸人纸马，如果不是有人栽赃的话，这些纸人纸马很可能是道具或者手工艺品。这些人，也许只是手艺人或者变戏法跑江湖的，却由于“证据确凿”，结果被义和团抓出去砍了头。在王大点日记里，这样的排头砍去有五起，每次杀掉男女六七十到二三十人不等。

说起来，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入，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有那么点联系，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白，怎么进了城就开始拿自家人，或者怀疑是自家人的人开刀呢？原因是真正的民间宗教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白莲教，教义和团“法术”的师傅，即使是这类的教徒，当然也不会认账，加上这种“法术”自身来源也杂，所以，义和团自然没有“邪教”的自我感觉。等到西太后老佛爷封他们为“义民”之后，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大旗：“奉旨练团”，既然咱们是皇封的（其实是太后封的），为朝廷出力，主动剿杀邪教，自是当仁不让。

义和团杀或者帮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某些不太同意西太后跟十一国宣战的官员。他们之所以得罪，除了“主和”之外，主要是被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些人被杀之后，由于是官员，多少有点优待，被允许家属收尸，而且还可以把首级缝上。无疑，这些都看在了王大点的眼里。在太后和皇帝敌对的问题上，义和团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自从西太后赞许义和团之后，他们在名义上都是那个最希望光绪完蛋的端王载漪的部下。所以，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太后一边。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在朝堂之上，他就敢对当时至少名义还是皇帝的光绪粗声恶语，全无起码的君臣之礼，连西太后见了都觉得过分。

当然，义和团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王大点就记过这样一件事，天桥小茶馆前玩艺场，有艺人张小轩说唱，挖苦了义和团，当即被团民揪上拳坛，结果是被若干人保了下来，没有丢脑袋。大概，义和团由于一直都对戏曲情有独钟，他们上法来神时，宣称自己变成什么神，这些神，基本都来自于戏曲。所以，放了冒犯的艺人一马。

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奉命各家悬挂红灯一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是这样说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个四十岁内外的妇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处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由于教堂里的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里不仅有黄莲圣母，年轻可爱，而且为了闭住洋人的枪炮，让义和团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的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了之后，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显然，便宜的事没那么多，男人办不了的事，女人也不灵，即使她是什么圣母也一样。发现刀枪不入的法术不济，真敢冲锋陷阵的人就不多了，否则，几万人拥上去，西什库踩也给踩平了。不仅西什库的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俩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和团的心态中走出来，王大点就总站在那里，向人们做着鬼脸。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说王士珍是龙，其实是说他老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或者说藏头露尾，在北洋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坛上，总是送往迎来，干着维持会的差事，凡事没主张，也不掺和。龙置身事外，虎与狗之间，却断不了有点麻烦，人们所谓北洋直系和皖系之间的争斗，前期就是指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只不过，狗与虎之间，由于实力过于悬殊，真斗是斗不起来的，没等交手，胜负已判，虽说两下心里悻悻的，但最终也没有撕破脸皮。

冯国璋被称为北洋三杰之狗，不是说他没本事。在北洋这些识字不多的军头之中，要论文，他是秀才，而且是从军之后，在北洋武备学堂时考的秀才。李鸿章曾为此感慨道：武校居然出了个文生！清末新政，武官资格考试，段祺瑞几次考不过，需要主公袁世凯疏通关节，而冯国璋不用。北洋军号称劲旅，但在辛亥革命前，真刀实枪地作战，却还没有过（此前只打过零散的义和团）。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实战的机会来了，南下作战的第二军军统段祺瑞却借故不去，让冯国璋带队出征。在主公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之后，冯国璋率军发狠，接连攻下汉口汉阳，让革命首义的武汉三镇，剩下了一镇，为日后袁世凯跟革命党人谈判，争得总统宝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文于武都有两下子的冯国璋，却总是比不过段祺瑞。文的方面，考试不行的段祺瑞，却去了德国“留学”，回来以后，统掌北洋系统的所有军事学校，在北洋系内结下了最广的人脉。说起来，所有毕业于北洋学校的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古人所谓的“五达尊”，天地君亲师，至少人家先占了一个。武的方面，战功虽然没有，但仗打完了，冯国璋却没有参加北洋将领逼清帝退位的共和鼓噪，先前的战功，由于后来共和的缘故，在革命党人，是留下了骂名，北洋这边也不好再提，结果名声反而远不如打电报仗，带头鼓噪的段祺瑞（后来拍马屁的人称段祺瑞三造共和，其中第一造，就是这次）。特别是，由于冯国璋打完仗被调回担任皇帝禁军的统领，对逼清帝退位很不积极，所以，即使在北洋内部，也不认为他在把袁世凯推上总统位置上面有多大的功劳。

革命后，袁门男将们都很忙，段祺瑞和王士珍拿到了最优厚的战利品，一个陆军总长，一个总参谋长。但此时冯国璋最操心的事，却是如何安置麾下的原禁军，放在哪儿都不放心，又不肯让人解散，最后带着这支基本上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军队，来到了南京（从此，这支打仗不行，要饷还行的军队成了他的心病，走到哪儿都得带着），说是为袁世凯坐镇东南，但实际上是远离了权力中心。从此往后，连袁世凯都不跟他说实话。预备称帝前夕，对特意前来讨个实底的冯国璋，袁世凯皮里阳秋，信誓旦旦地说根本不想做皇帝。害得冯国璋回南京之后，老实巴交地逮谁跟谁说帝制的不可能时，北京这边已经开始筹备，锣鼓喧天了。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风头很劲，在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际，劲得不能再劲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冯国璋和他的老朋友段祺瑞有了摩擦。踌躇满志的段祺瑞一心要完成他主公都没有完成的大业，要拿南方的非北洋系军阀开刀，武力统一，而此时已经以副总统身份进京做代理总统的冯国璋，却不想。

不想归不想，但斗不过段祺瑞的冯国璋，却总也找不出合适的说词来表达自己的不想，每次都被段祺瑞按着头，在讨伐南方的命令上盖上总统的大印，窝囊得不行。四面望望，都是段祺瑞的兵，想不窝囊也不行。终于有一天，老先生实在受不了了，憋出一计，宣称自己要亲自南征，带着自己的卫队，就是那个前朝的禁军，坐上火车，沿京浦线南下。实际上，他是玩了一回金蝉脱壳之计，借机回自己老窝南京去也。然而，这种伎俩怎么能瞒得住一块混起来、早把他摸透了的段祺瑞？没等他走到江苏境内，段祺瑞一个密令，安徽军阀倪嗣冲就把车给截住了。冯国璋手里虽然有兵，不过这些兵敢不敢用手里的家伙很难说。于是只好可怜巴巴地遥望一下南京，乖乖地回北京来了，彻底地成了段祺瑞的“俘虏”。

在总统位置上，冯国璋自己决定的唯一一件事，是下令抽干中南海的水，将里面的鱼提了卖掉。人们传说，冯国璋做这个事儿，是因为明清两代皇帝每年往里放养的放生鱼，鱼鳍上都挂着金牌，冯国璋是贪图这些金子。不过，金子比重很大，鱼鳍是否能挂得住，挂上了能否生存，令人怀疑，而且从生物学上讲，不大可能有几百年不死的鱼，鱼死之后就算有金子，也早埋在淤泥里。所以，因为贪财而抽水捉鱼，似乎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此举仅仅是一项正常的清淤工程。大事干不了，小事总可以做做。一做，就做出了麻烦。在那个时代，舆论自由，政府中人，无论做什么都有人会说点什么，往坏了说。

不幸的是，此番抽水捞鱼，不仅舆论议论纷纷，说三道四，而且坊间还有好事者弄出一道菜，叫总统鱼，据说跟东坡肉一起上。一时间，京城饭店，食客们一边大嚼总统鱼，一边对总统说三道四。更不幸的是，捞鱼之后北京不知道怎么就旱起来了，于是人们又嚷，这是由于总统抽水捞鱼，得罪了龙王。嚷来嚷去，冯国璋坐不住了，毕竟天旱，老百姓要骂的。身边人给他出主意，说是从前天旱，皇帝都派人到黑龙潭求雨，眼下也该如此。冯国璋从谏如流，于是派人求雨，若干政府官员，加上白云观老道，如是这番倒腾一番。几天后，雨还真来了，不知道这雨是冯国璋求的，还是本来就该下了。媒体接着笑骂，封建，迷信，老土。

不过，经过“亲征”一事，在外人看来，总算是北洋之狗与北洋之虎之间的争斗，狗叫出了声。敢于叫出声的狗，虎自然不再能容。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由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办出了袁世凯的前文胆徐世昌。于是冯国璋只好走路，回到河北河间的老家，算是归隐山林，含饴弄孙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徐世昌还要优待他一回：下令由前禁军改编的陆军15、16两个师，归前总统冯国璋节制。回不到自己地盘的冯国璋，要军队干嘛？而且这个老好人，也没有仇敌，用不着那么多人护卫。就算是要护卫，这些老爷兵驻扎北京，也够不到河间的冯国璋——其实徐世昌或者说段祺瑞的用意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些老爷兵继续成为冯国璋的负担。效果立竿见影，冯国璋1918年退隐，次年就因为这些老爷兵的欠饷问题，在京津两地奔走，染了风寒，一病不起，终年60岁，成为北洋三杰中，寿命最短的一个。

死了的冯国璋，舆论界依然没有饶。有好事者赠挽联一对：南海鱼安在，北洋狗已无。冤哉！

在孝与非孝之间

孔融在历史上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知名度高，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特别的表现，而是人家上了中国古代的儿童教科书《三字经》，而且在几乎家喻户晓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上也有那么很正面的几笔。有谁不知道孔融让梨呢？自从《三字经》诞生以来，中国的父母总是忘不了拿这事教育孩子。不过，对我来说，孔融让梨，却是个不那么愉快甚至有点愤愤的故事。因为我最小，在小时候那些物质极度匮乏的日子，分东西吃的时候，如果我实行了孔融之政，同时哥哥们不让回来，那么吃亏总是我。愤愤久了，还多少感到有点不平衡。就分梨要小个的这么一点芝麻绿豆大点的事，居然可以千古扬名？当时家喻户晓的古代好人好事还有司马光砸缸，比起来，我总是更佩服司马光一些。

孔融最露脸的事，其实不是让梨，而是争死。那是他十六岁那年，朝廷大兴党狱，清流首领张俭逃亡，望门投止，跑到孔融家。孔融当家的哥哥孔褒不在，孔融毅然收留了张俭。后来事发，孔融和其兄并其母亲都说是自己干的，与别人无涉，“一门争死”，最后官府让孔褒顶了罪。这件事情，说明孔融的孝悌之行货真价实。跟那种玩卧冰求鲤、哭竹生笋猫腻，甚至做彩衣娱亲之戏的伪君子有凤鸭之别。

可是，以孝悌闻名的孔融，最后却死在不孝的罪名上，而且这个“不孝”，好像还真有根据。说他曾经跟祢衡说过，父之于子，有何情义可言，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母亲跟儿子也是如此，不过是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也就算了。此话虽然出自给他罗织的罪状，但也不是一点影子也没有。他和祢衡，都是狂士，都嗜酒如命，狂士喝了酒，什么说不出来？罗织罪名的路粹，原系孔融、陈琳一类的文人，平时就有诗酒酬唱，听到点彼此间的酒言醉语，不足为奇。

路粹卖友构罪，背后是曹操。孔融不是应世之才，两次出任地方官，一次北海相，一次青州牧，都丢了城池。在青州时，袁绍的儿子袁谭来攻，虽说孔融在大兵压境之际，表现得相当镇定，“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但却无一策御敌，最后还是得“城陷而奔”，把老婆孩子都丢了。显然，汉末乱世，军阀混战，只有像荀彧、郭嘉这样的谋略之士，才是曹操最需要的。孔融虽然名气很大，但在曹操的心目中，地位并不重要。当然，曹操也不是全然不在乎孔融，孔融是文学之±，建安七子的魁首，曹操与这些人有同好，戎马之余，忘不了作诗消遣。同为七子之一的陈琳，为袁绍草檄骂曹操，辱及曹操的祖宗，曹操却怜其才，收在帐下，官拜丞相府记事参军。但凡有文才的雄主，都需要有唱和之人，而且唱和者须是高手，否则不能满足其吟诗作赋、高谈阔论的雅兴。

可惜，孔融并不安于给曹操当陪酒赋诗的清客，他要提意见。曹操打败袁绍，曹操的儿子曹丕乘机将袁绍的儿媳妇、当时远近闻名的大美女甄氏收为已有。他假借经典，冷嘲热讽；曹操要恢复肉刑，他引“正论”反对；曹操有意做魏公，他说王畿之内不能封建，暗示不赞成；最可气的是曹操下令禁酒，在战乱之余，粮食紧张之际本是必须做的好事，可他做酒德颂，说古之圣贤都是酒徒。

丢了地盘，在曹操手下做官的孔融，已经从昔日的孝子变成了名士。蔑视权贵，嬉笑怒骂，借酒使性，是名士的正常生活。这样名士当时还有几个，祢衡一向轻视曹操，就是不给面子，曹操用祢衡做鼓吏以羞辱之，祢衡就能当着曹操的面脱裤子，“裸身而立”。仲长统平时少言寡语，但作诗述志，则曰：“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放散六经，灭绝风雅。”其离经叛道，放浪形骸，已开魏晋玄学清谈之士之先河。面对当众脱裤子的祢衡，曹操可以将他送走，但是不脱裤子，却总是在耳朵边唠叨的孔融，就只好找个借口杀掉了。虽然借口找的并不高明，而且是十几年前的旧事。即使是曹操，忍耐也是有限的。

两汉，尤其是东汉，是经学的天下，儒生的时代。儒家伦理不仅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是选官的最高准则。读书人为了获得出仕的机会，竞相在孝行表演上下功夫，最后走到了极致，做起假来。而曹操在扫平了北方群豪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新朝代的开创者，代汉之心，路人皆知，但却依然顶着傀儡的汉献帝不放，未免说的和做的，两两相背。最直接的结果是士人矫情做假之风更炽，嘴上说的仁义道德，做的却是追名逐利，贪财好货。于是，原来那些较真的老实人受不了了，干脆反动，把自己泡在酒里，乘着醉劲，嘴上离经叛道，从大孝走向了非孝。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叙事中，北洋军阀都是白鼻子的角色，不仅挨批，还要挨骂。而北洋军阀中，某些角色由于出身和表现的缘故，在一般人看来，印象则格外的差，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对。

当年土匪出身的军阀不少，但最出名的两个，一南一北，南有干帅（广西军阀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东北军阀张作霖，字雨亭）。相比较起来，陆荣廷昙花一现，很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张氏父子，则纵横天下几十年，1924年以后还当了北京政府将近四年的家。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张作霖，最后还做了一回安国军军政府的大元帅。按他的爱将吴俊升吴大舌头的话来说，也算是当了一回皇帝。

不过，在当年，张作霖这个胡帅，口碑却不怎么样。同样是动静大的军阀军队，直系的吴佩孚、冯玉祥的兵，甚至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在老百姓眼里的印象，都比奉军好。道理非常简单，奉军的纪律差，军队里收编的土匪痞棍多，走到哪里，都免不了鸡飞狗跳。这种状况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轮到张学良当家，也没有多少好转。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就是奉系的大将，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发的军用票，不计其数，收编的土匪也不计其数，他和部下糟蹋过的女人，也不计其数。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史上，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到张作霖，数张作霖的统治最横暴。1925年，奉鲁联军南下江南，一路上张宗昌的白俄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喜欢的事，是抓住小脚女人，逼着她们光着脚乱跳。张宗昌占领上海之后，几乎把个上海变成了国际贩毒中心，肆无忌惮地公开贩毒。来自豫西的土匪孙殿英，感觉跟谁干都没有跟张宗昌顺心。江南一向送往迎来的绅士们，都受不了这些蛮军，怨声载道。所以，当势单力薄的孙传芳一发难，群起响应，势如破竹地将奉鲁联军打回了北方。

一般来讲，虽然说军阀大多不懂民主政治，但几茬统治军阀，在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尊重教育的自主方面，大体上都能做到不越界。尽管报上骂的有，批评的更是不少，但很少有军人出头对记者和报馆加以干涉，更谈不上查封报馆，抓人杀人。至于大学，一般都不管，一任教授治校，爱教什么教什么。但是，奉系当家之后，一切都变了。北京各个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派了奉系钦定的校长，必须尊孔读经，而且命令师生都得听话，如果不听话，用张作霖的话说，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军的枪下，北京著名的报纸，京报和社会日报都被查封。邵飘萍被捉后，连个回转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枪毙了。林白水被张宗昌抓到宪兵司令部之后，情况稍好，营救的人还来得及前去说情，但等到张宗昌答应放人的时候，林白水却已经命赴黄泉了。什么法庭，什么审判，全都省了，连作样子的形式都没有。

张作霖在被日本人炸死之前，所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了李大钊等几十个共产党人，然后把他们送上了绞架。这具绞架，现在还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

当然，北洋时代奉军的坏名声，大多应该记在张作霖名下，但张学良也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杀邵飘萍，就是张学良的事。杀了之后，张学良还出面发表声明，说是讨赤（主要指反共）的需要。

张学良是个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人称他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全不顾狐悲兔死同病相怜的情谊，结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1936年，在蒋介石对他已经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张学良前面帮他的两件事），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传说中的四公子有好几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有他。他没读过多少书，却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未及26岁，已经是奉军的上将方面军司令。他好网球，好走马，好剑术，还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其爱美女。跟当时的名媛娇娃，歌星影星，都有交往。晚年曾对人说道，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实际上，我们的张大公子，由于长期的优遇生活，过早地拥有权势，养成了率性而为的脾气，不拘礼法，放浪形骸，兴之所至，可以无法无天。民国的四大公子，多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大少爷，超级大少爷。率性而为，胆子大，天都可以捅个窟窿，当然可能做点好事，但也很容易把事弄砸了，一砸就砸个大的。

张学良所做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是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二十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民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0000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

“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现在很多书依旧这样说），说是蒋介石下令让他不抵抗，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

其实，这个错误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错误判断形势，盲目相信国联等等，都不足以令人采信。一个军人，在守土有责的大节上犯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跟他同时期的许多军阀，甚至后来投降日本的那些人称杂牌军的将领，也都在日本侵略之初，做过抵抗。后来投降，往往有情势所迫的原因。当时的张学良，确实不像个军人，相当颓废，大烟抽抽，吗啡扎扎，整天在歌厅、酒楼、戏院、胡同鬼混，萎靡到了部下都看不过去的地步。九一八事变当晚，他正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新戏《宇宙锋》，以至于参谋副官半天找不到他。后来马君武的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其实也不算完全冤枉他。

显然，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解放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钤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的。蝴蝶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借子贵，变得十分光鲜。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的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辛亥革命时，对抗新军，捕杀革命党人的事，也不能提了，至于捕杀李大钊，后来基本上也没有人提了，不信现在去问哪怕历史系的学生，恐怕都不一定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最可笑的是，为了给张作霖脸上贴金，这些作品还不惜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张作霖如何对付日本人，反抗日本侵略的传奇故事，传得跟真的一样。当然，张作霖是没有签多少卖国条约，但也没有为中国挽回多少权益，而且在口头上，答应过日本人许多不该答应的东西（否则日本关东军为什么会在郭松龄反奉的关键时刻帮他），也正是因为他答应了又没有完全践约，才被关东军炸死。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

子见南子，是孔夫子一生中做过的一件不大不小的尴尬事。南子是名声不好的卫灵公的宠姬，漂亮，但名声也不好。孔子去见了名声不好的南子，惹得性子直的子路不高兴了。孔子急得连连诅咒发誓，说自己没做什么坏事。在过去的时代，科举考试《四书》章句作为题目出了个遍，但“子见南子”却很少有考官出过，如果真的出了，考生都要骂的，因为实在不好演绎，一个不留神，说出孔夫子“寡人有疾”来，那可麻烦大了。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孔夫子从“至圣先师”变成了“孔老二”，客气一点的则叫他“孔二先生”。孔子被“去魅”之后，子见南子的事再一次被旧事重提。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跟鲁迅关系还很好的林语堂，居然根据《论语》上的寥寥几个字的记载，铺衍成了一个独幕话剧。只不过里面的南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而且还为此跟孔子大辩其论，最后居然用一群美女唱着“郑卫之淫声”，且歌且舞，将夫子师徒包围起来，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这样的话剧，即使拿到今天，演给今日的读经派人士，也许都会招来臭鸡蛋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有好事者在孔子的家乡曲阜来演，还特意邀请孔门的后裔来看。

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初夏，位于山东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决定排演林语堂的这出《子见南子》。一出独幕剧排起来并不难，很快，在暑假的联谊会上，《子见南子》跟二师的学生以及部分的曲阜市民见面了。虽然已经到了1929年，但在山东的内地，男女同台演戏，还是相当新鲜。况且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穿着春秋时平民的衣服，却戴着帝王的帽子，子路还佩着柄长剑，南子也是长袖飘飘。大家的台词，都是现代的新名词。一时间，煞是轰动。不久，又在孔庙前面加演了一场。

二师的学生为什么要演《子见南子》？那个年代，读师范的学生家境差的比较多。因为师范人称“吃饭学校”，管吃管住，还有补助，穷孩子读得起。师范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思想激进的比较多。二师虽地处曲阜，但非孔姓的学生很多。说是借此反封建之类，可能有点拔高，倒更像是恶作剧，恶作剧也含有小小的拿孔夫子开心的意思。尽管“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后来二师的校长宋还吾也强调，演孔子的学生，演的“极庄严”。但是只要让孔子现身舞台，而且跟“女性主义者”南子演对手戏，演的又是孔子那点糗事，对圣人不敬是肯定的了。特别关注这一事件的鲁迅说，“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有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非圣裔的青年们安心要惹圣裔们不高兴，他们果然不高兴了。《子见南子》的歌舞声还未消散，一封署名“孔氏六十族人”的信就递到了教育部，状告二师侮辱他们的祖宗，要求撤换校长。有意思的是，林语堂的剧作把子见南子现代化，让孔子跟女性解放接上火，孔门后裔告的状，倒也没有多少“非圣”“毁道”的责难，而是在这出戏的“淫”字上做文章，说这出戏演的时候，“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成南子，治艳出神，”而南子所唱，“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这种诛心之论，其立脚点，却是民国的道德的法律。

状子上达之后，在南京政府势力很大的孔祥熙力主严办，但主管的教育部以及山东省教育厅却另有打算。尽管此时的国民党在得到政权之后，骨子里想的已经是稳定秩序，对造反时的离经叛道不太想提了，现在当家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原本就对五四运动有所保留，现在对“五四”精神更是大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他们此时想的已是尊孔而非“打到孔家店”。但是，国民党从来都是各种势力的大杂烩，其中左派和西化派也有相当力量，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新人物蒋梦麟和马叙伦现在是教育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山东教育厅的厅长何思源，恰好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而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对教育界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据奉命查案的教育部参事朱葆勤回忆，他得到了蒋梦麟和马叙伦的明确指示，不能因此开倒车。何思源也表示，此事系旧派对新派的攻击。在他们看来，二师事件事关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事实上，这一年医疗界有关中医废止问题的论争，在这一部分人看来，也属于同一性质。两个事件都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参与，在这个事件中，站在捅了马蜂窝的二师学生一边的舆论显然要多一些。事件的结果也很相似，都是新旧妥协，而旧的一方似乎还占了上风。教育部的意见是，二师演戏不等于侮辱孔子，校长虽未遭查办，但却以另有任用为由而调走，接着教育部下令，对孔子要表示尊崇，各校不许再演《子见南子》。

两个事件，都是所谓的新派主动挑起的。但挑起后引发的反弹却如此强劲，双方混战一场，各自都不满意。文化的争论，夹杂着利益的纠葛，都令政府说不清断不明。现在看来，这些事也的确不该由政府来断。

家族架构与公司架构

——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的思考

“封建”和“郡县”，属于中国古代制度的大框架。自秦统一以来，哪种制度更好，就一直争论不休。虽说“历代都行秦政事”，但封建也并没有真的全身隐退，时不时地就冒出头来，在郡县之中插上一脚。西汉初年大分封，到了刘邦的重孙子辈上才摆平。此后西晋、元和明初，都部分地实行过分封。到了晚近的光景，史学界由于五段论的思想指导，传统的封建和郡县的争议就更是显得夹缠不清，只好自我解嘲说此封建不是彼封建，硬性地将传统“封建…‘郡县”话语中的封建，跟feudalism划清了界限。其实，在所有的政治名词的英汉对译中，以封建（或封建主义）来翻译feudalism，要算是比较贴切的一个。这个词，无论古义还是今义都差不多。如果说，要在中国找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的话，我们的西周时代，所实行的被称为封建的制度，倒真的很像。

不过，当年欧洲的封建国家，是在蛮族入侵颠覆了古罗马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大多是武人的联合体，封建主和国王之间，实际上是共生的，彼此间往往不见得有血缘关系，而中国西周的封建制，其主干部分，却是统治家族内部，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亲疏远近权力分配的游戏规则和权力结构。在王朝的框架内，嫡长为天子，余子封为诸侯，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到了诸侯层次，则继承爵位的嫡长为大宗，其余的封为卿大夫为小宗，依次类推，到了士这一层次为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士以下就变成平民，也就是说变成被统治者。这样的封建制，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属于一种家族架构的层级治理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经常批判的“家天下”模式。

相对应的，自春秋开始孕育，到秦统一定型的郡县制，由于治理不再依靠血缘家族成员，而是设官分治，由官员代表皇帝统治，所有的官员（管理者），都是皇帝的雇员。这样的制度，实际上要算是“公司架构”，很有点像现代社会的公司企业。

显然，从统治绩效上看，公司架构的国家机器更有效率，能够比较好地利用土地、知识、人力甚至商业资源，可以动员比封建制国家更大的力量，从事战争或者其他规模较大的建设事业。郡县制的形成过程，从春秋到战国，留给人们最明显的印象就是，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烈度越来越高。春秋初年几百乘战车几千人参加的战争已经算是大战了，可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动辄用兵十万，甚至数十万。作为最费钱的一项买卖，战事的规模和烈度，可以折射出郡县制的效率。套用一句现代管理学的术语，可以说，郡县制的目标选项里，效率是优于稳定的。

当然，封建制也不是一无是处。作为一种传统农耕社会中的政治制度，它的稳定性无疑是最强的。嫡长继承余子降封的继承制度，至少在理论上排除了可能的继承纷争。相应的，宗法制度也是一个相对稳固的等级制，所有人的身份、地位，在一出生的那一时刻就已经决定了，他的位置，只取决于他的父亲是谁，他从哪个女人肚子里出来的，嫡还是庶。等级排列的标准非常单一，只有一个血缘标准，所以等级排列的清晰度非常高。如果配之以相应的礼乐制度，在一个生活相对固化的农业社会里，如果制度目标的选项第一位是稳定的话，那么封建倒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在这里，有必要提一句我们历史盛传的“三代”（夏、商、周）的礼乐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集祭祀、宴飨、游乐、教育为一体的仪式。贵族们通过这种定期的仪式，在钟鸣鼎食一抚琴鼓瑟、投壶复射加上诗礼答问之间，即使不能完全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各自认同了自己的位置，认同了整个的秩序。从另一个角度看，封建制也是一种管理成本较低的制度，无论哪一个层次的封建者，都不用设置太多的官员，配备财政、审计、监察机构，甚至不需要常备军。

当然，这种美好的境况，最终是被破坏了。封建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的维持，全赖王室对于征伐礼乐的主持，同时需要不断地对外扩张，以满足不断分封的需求。可是王室的扩张能力往往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旦扩张的步伐减慢乃至停滞，就不得不自削王室的领地以满足分封，这样就损害了王室的实力。久之，封建的秩序也就难以维持了。国都残破，平王东迁，势必“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乱的结果最终是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这个转换，不仅留下了许多关于“三代之治”的幻觉，和九斤老太式的感慨，也给后来的史家，留下了许多疑问。古代的中国，在三代和春秋战国之间，虽然有些许的变化，工具有若干进步和商业有些许发达，但无疑仍然都属于典型的农耕社会。这种社会，选择宗法封建形式的政治结构，应该也是合适的，因为它稳定而且成本低。但问题在于，商之代夏，周之代殷，都是处于政治边缘的某一势力的崛起，整体取代。取代完成之后，原来处于文明中心的文化和制度，当然不会被抛弃。因此，孔子认为，周礼、殷礼和夏礼之间，具有袭承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所谓的三代之间，实行的是大体相近的制度（当然周制应该在宗法封建方面更具特色）。而在东周时代，类似的整体取代的势力尚未形成，楚和秦有些类似的气象，但毕竟力量不足，而且受到中原强大的诸侯齐和晋的抗衡。因此不可能在制度还没有大的变革之前，实现整体取代。更关键的是，春秋竞争中的各个诸侯甚至大夫，在竞争过程中都意识到了直接控制的好处，纷纷想方设法强化自己的力量，开始了大规模的设官分治的历程，县和郡，都出现了（县出现在郡之前）。在这个过程中，士或者士以下的平民读书人的作用日趋明显，他们成为日益增多的官职的受益者。而士之间的竞争，则体现为一种知识的竞争，不仅促进了私学的兴起，而且使得统治者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了知识资源的好处。诸侯和大夫之间的竞争，也体现为对利用知识资源的利用的程度，这就更加促进了制度的变化，使制度向着官僚化的方向转进。今天我们一谈起官僚制，头脑里出现的往往是僵化、保守、低效率这样的概念。但是在那个时代，官僚制其实是效率的代名词。原本处于边缘的秦和楚，也由于文化的交流，被迅速卷进这种竞争之中。从春秋到战国的竞争过程中，凡是传统抛弃的越是干净，集权越是彻底，旧贵族势力被打击得越狠，知识资源利用的越是充分，就越是占有优势。最后的胜利者秦，理所当然地是这种新制度和新传统的既得利益者。所以，秦统一后，由于政治学理论所谓的“路径依赖”的缘故，即对距离最近的成功经验的习惯性依赖，必然会选择郡县制，不再封建。封建制对秦的统治者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幻觉。因为他们统一的时候，离这个制度的全盛时期，已经有四百多年之遥了。也就是说，秦之代周，不是一个直接的整体取代，而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到了战国开始，周的名义实际上都不存在了。用柳宗元的话来说，“周之丧久矣”，秦的天下，实际上是跟六国争来的。竞争中，有别于封建制的新制度，得到了很充分的验证。所以，新的时代，只能以郡县始。

现实中，从来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制度形式，郡县制也是如此。按道理，这种制度是一种“公司架构”，但后来的王朝毕竟是有姓的，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一家之私。在一个农业社会里，信任或者依靠自家人的信念永远都是有效的，这种传统，不可能不影响到制度上面。可以说，在秦以后的王朝的制度框架中，虽然公司架构占据了主体地位，但家族架构的幽灵却一直在徘徊。两种架构之间的内在矛盾，像一对总在打架的导演，一齐出场，演出了两千多年中国传统制度分分合合的悲喜剧。

自战国以降，西周的宗法制度不复存在。虽然在名义上，天下依然属于一姓，但在结构上，家天下已经成为不可能。无论皇帝有无此自觉，“与二千石（官员）共天下”已经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在王朝的意识层面，至少皇帝还想当然地把自己的辖境想象成一个大家族，而自己是这个大家族的家长，即所谓天下之大父，而皇后则“母仪天下”。历朝历代所谓“以孝治国”的意识形态，其实部分是建立在这种家天下的沙滩楼阁之上的，一旦到了忠孝不能两全的关口，皇帝天下父的幻象也就撑不住了。做了皇帝的曹丕一次问群臣：“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群臣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只有邴原勃然对曰：“父也！”到了关键时刻，君臣关系的本质就显露出来了，不管平时装成什么样子，大家彼此其实就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不仅意识形态上两个架构打架，具体的制度结构和政治操作中，矛盾更是无所不在。秦汉的中央官三公九卿，从官衔称谓到职能，都像是皇帝的家臣。汉朝的中朝官，本来也是围绕宫廷事务设置的，而且皇帝也逐渐倾向于用中朝官取代外朝官，总是急着从幕后走到台前。经久不衰的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本质上也是两种架构的冲突。

按公司架构的本义，作为世袭制的皇帝，是不应该直接负责国家日常事务的管理的。因为世袭的君主，没有贤能上的可靠性，因为谁也保证不了皇帝的后代，代代都那么聪明，所以难以保证机构的效率。这种事情，只能由行政首脑的宰相和其领导的行政机构来负责，因为宰相或多或少是官僚机构中通过竞争拼杀出来的，具有相应的行政经验。但是作为皇帝，往往不甘心只处于最后决策拍板者的地位，总是想方设法从幕后走上台前。西汉中叶以后，中朝官逐渐取代外朝官，成为行政的核心，背后体现的就是皇帝直接控制的意图，只是这种意图在严酷的现实中，往往成为一厢情愿，除非皇帝心甘情愿地让天下糜烂。事实上，信用私人的结果，大多不佳。历史上的重大制度祸患，外戚、女主、宦官，无一不跟皇帝心中的家族架构复辟有关。而若干次分封子弟以建皇室藩篱的举措，又以失败而告终。有叛国而无叛郡的事实，明白地告诉统治者，在封建的宗法制已经不复存在的条件下，皇位的最大威胁，实际上来自于跟皇帝有同样血缘的自家人。所以，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三省之类的中朝官，又演变成了外朝官。隋唐时，集体的宰相，就是三省的长官，官僚制的自身规律，最终还是将行政首脑从皇家的内院，拉了出来。当然，历史到了明朝，制度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这就意味着董事长直接当了总经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合而为一。宰相实际上是个累死人的活，也许经验老到的朱元璋还可以勉强胜任，此后生长于深宫里的皇帝，不免晕头转向。于是不得不衍生出一个内阁来，作为宰相的替代品。但是由于内阁在制度上并不具有合法的权力，仅仅是皇帝处理政务时的秘书班子，而且皇帝其实也不乐意放弃直接控制朝政的权力。所以，有明一代，只有在皇帝比较清明的时候内阁才可以顶替宰相。而其他时候，则未免宦官专权，朝政一塌糊涂。在皇权和相权的问题上，只有清朝也许可以说是个例外。在没有宰相的情况下却保证了政务的正常运行，这是因为清朝大皇帝比较勤政，而且大体头脑清醒，在军机处的帮助下，基本上可以胜任行政首脑的工作。即便如此，清朝还是显现出更多地依赖制度成例，墨守旧规，官僚制较少自主性的特点。这使得这个王朝在面临西方的入侵，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格外缺少弹性。士大夫尤其缺乏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只是在晚清太平天国扫荡传统的刺激下，才被重新激活。历史上，对王朝政治影响最大的所谓不良因素，有宦官、女主、外戚、实体藩王和权臣的专权，这其中，前四种因素都跟制度的家族架构的阴影有关。如果不是皇帝倾向于相信自家人，轻易地渡让了自己的权力，侵夺了官僚体系的权力，这四种因素本来是不存在的。

按柳宗元的理解，郡县制其创制的动机，可以说比封建制更加自私，“私其一己之戚也，和其尽臣畜于我也”，只是在统治效果上，达到了更加的“公”。其实，如果就统治者的大家族而言，权力都集中在家长一个人手里，不能算是“公”，但从更广社会视角来看，权力毕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分享，说是“公”，也是可以的。王夫之所谓，“俾才可长民者，居于民上，亦何以而非为天下之公。”而且为了保证效率，官僚机构必须由优秀或者比较优秀的人才填充，官员的选拔必然成为王朝政治的核心内容，而且大体上要遵循“选贤与能”的原则，从春秋战国的荐举，到两汉的荐举与察举并存的征辟制，中经魏晋南北朝的曲折，最后演化为科举，都无非是通过某种形式，尽可能将社会上的人才吸纳到官僚体系中来。除了贵族政治复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选拔制度一直都比较注重制度化程序化，注重选拔的公正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公司架构目标选项的效率优先，才导致了选官制度的这种特色。选官制度最后走上了看上去很有现代意味的考试选才，其实也是长期的制度压力导致的。同时，由于在一个基本排除了贵族统治的传统社会，官僚掌握的权力资源效用最佳，人们对“官”也就最重视。因此，官僚的选拔制度及相应的文化，势必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因此人们可以将之称为“选举社会”，或者说“官本位”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皇帝的家天下感觉则表现为抛开正常的选拔任用体制，任用亲信，不仅体现在买官鬻爵上面，而且还有大量的白板和斜封官员。这种倾向如果跟宦官和外戚这种皇族自家人的专权结合起来，对王朝政治的影响往往是颠覆性的。

皇帝抛开宰相，自己亲自上手抓工作，原因是不放心。虽然说公司架构的目标选项，效率第一，但稳定和忠诚，也很重要。我们说秦汉以后的帝国是公司架构，但那个帝国并不是真的公司，当时也不存在与现代公司制度配套的社会与法律制度，没有一套制度法规保障委托人的利益。在历史上，也存在宰相或者其他朝政的掌控者，一旦大权在握，就架空皇帝，让皇帝当傀儡的事例，西汉末年的王莽、东汉末年的曹操、魏末的司马家族，最终还借此完成了改朝换姓的工作。所以，也难怪皇帝不放心。不过，就像现代社会里的公司管理一样，对擅权行为的最好制约，不是自己亲自操办一切，或者只相信自己家的人，而是建构一种管理机构内部的制衡机制。这种机制，应该说在秦汉以来的帝国制度架构中是存在的，它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官僚制内部机构设置上的制衡，比如秦汉三公的分置，中朝官与外朝官，以及后来三省的设置，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复核，尚书省执行。二是专门监视官员的机构，监察机构御史台的设置。三是文武官员的分置，互不统属，而且故意制造彼此的敌意和相互轻视。当然，也有制衡过头的时候，比如宋朝，官僚机构床上架床，屋上架屋，一职多官，互相牵制，结果行政效率低到了极点，使得国家难以应付外部的压力。

说到底，中国之所以在秦汉以后，基本上坚持了皇帝加官僚这种制度，或者说坚持郡县制不动摇，甚至多数时候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主要还是由于黄河与长江的农耕文明区域，面临着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压力，这种压力虽然不是中原民族所独享的，但的确汉人所面临的压力特别巨大而且持久。在铁器普及之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相对于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具有相当的优势。尽管在文化程度、生产水平诸方面占有很大的先进性，但农耕民族在面对游牧民族入侵时，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于守势。如果没有比较有效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整合与集中区域的资源，没有强大的常备军，完善的后勤和防御系统，农耕民族一般都很难抗衡游牧民族的定期入侵。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古代史，中国的历史也是一个世界史，无法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中国历史漫长的郡县制历程，成长和发育起一个高度科层化，分工详细，自我组织，拥有自己的文化和行动逻辑的庞大官僚体系，不仅皇权的统治，是通过官僚制实现，而且皇权本身也受到官僚制的制约。类似的官僚体系，在欧洲，只有到了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在所谓的绝对主义国家形态中才会出现，而中国在此前已经发育了两千多年。要想了解秦汉以来的古代政治，不了解官僚制，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与二千石共天下”，是中国传统帝制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以郡县为标志的制度以及文化的影响，很可能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我们平常所说的“封建传统”，很可能其实只是“郡县传统”，或者官僚传统，大家平素深恶痛绝的官本位、以吏为师的政治文化，无疑都来自于这种传统。

精英的养成

当下中国的转型，按一般人的说法，都说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实，这是不确切的。改革前的中国，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激进主义的产物。这种激进主义的现代化操作，特点之一就是对社会的彻底改造。经过几十年，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的洗礼，中国民间原有的精英，损失殆尽。先前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基于社会活动的乡社组织，还是基于宗教信仰的宗教和类宗教团体，大体上被铲平。剩下的宗教团体，也基本跟社会脱离了原来意义上的联系。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传统社会，或者说臣民社会，国家能做到如此的强有力的社会扫荡。就中国而言，即便是在比较专制的明清两代，依然会允许乡绅对地方政治的参与，借助乡绅导向的乡村自治实行治理，自然也就允许乡村的部分自治。然而，在改革前的中国，所有来自民间的精英，都是不允许存在的，原来的乡绅，乡社领袖，宗族的族长，各种互助团体的首领，各种民间宗教的骨干，无一幸免，悉数遭到镇压或者整肃。甚至任何有民望的人，即使他们并没有所谓的污点，也可能被视为未来的威胁，遭到预防性的处理。如果不能收服的话，也要加以打压，务必使之无害而后已。新社会对人的改造，还体现在对人思想意识，特别是对原有的人际关系的改造上。不仅每个人经过有系统的思想灌输，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虐式灵魂折磨，而且传统的伦理结构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在政治运动中，主导者往往有意鼓励一个家庭成员内部的相互揭发和斗争。不仅在灵魂深处，而且在家庭深处都爆发革命。经过如此深度和广度改造的社会，只能是蚁民社会。

无论我们乐于承认与否，中国目前的转型，实际上是在蚁民社会起点的转型，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中，有国家无社会的状况在向社会重建过程的转型。这个过程，显然与我们经常提及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很不一样。一方面，在开放过程中，各种西方最时髦的理念，最现代的社会组织，比如各种环保、女权团体等等都在中国浮出水面，各种名目的国际和本土的NGO随处可见，至少在名目上，西方发达国家有的，我们都有。另一方面，属于臣民社会的社会组织，比如宗族和部分的民间宗教，也在复兴，传统的儒家伦理，也在以国学的名义被提倡。

这是一个新旧杂陈，三个层次的因素交汇的时代。

毋庸置疑，在如此前提下的转型，精英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设想，能有什么奇特的办法，使全体人民一夜之间都变成具有自觉意识的公民。公民的生成，只能依靠社会基础层面的社区自治，社会活动和社会运动，通过这些群体活动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逐渐演练，在演练中学习。灌输和教育，事实上仅仅能起到辅助的作用。而这些自治和活动，都离不开精英。没有精英，不仅任何一种维权活动不可想象，而且连起码的社区自治都没有可能。这一点，是转型，尤其是我们这种转型时期的时代特质。

目前，基层社会活动的精英，有自我生成和外部输入两种途径产生。外部输入，有有志于民间的知识分子的加入，也有出现问题时，某些专业知识分子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的介入，比如律师的维权。

民间社会的恢复，更关键的要素，是来自草根的精英的生成。草根精英也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途径，一是传统话语的途径，一是现代或者类似现代话语的途径。前者大多为宗族和宗教之类的民间组织的组织者，或者则为现代经济和社会组织的骨干。必须承认，由于当下迅猛发展的经济所拉动，民间精英也以相当迅猛的速度在冒头，而且日趋活跃。但是，由于长期的蚁民社会历史，也由于蚁民社会阶段的历史一直没有得到起码的清理，那个时代的观念，信仰，行为模式，依然阴魂不散。所以，在某些民间组织和一部分民间活动，参加者从领头的到一般参与者，往往具有程度不同的暴民倾向，缺乏理性的自控能力和谈判能力，动辄采取激烈行动。特别是领头的往往具有伟人情结，有意无意表现出很强的“领袖风范”，刻意模仿伟人，严重缺乏民主精神，独断专行，好勇斗狠，喜好权术。所以，来自草根的民间精英和民众之间，往往缺乏合适的互信结构，领头者的权威，往往仅仅取决于他的勇气和热情——乐于出头的勇气和热情，而参加者对待领头人，往往利用多于信任，真正心悦诚服者较少，甚至用过拉倒，卸磨杀驴。

另外，草根组织精英似乎也缺乏必要的约束，越是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约束力就越弱，几乎完全依赖精英个人的道德感。如果一个掌握一定“权力”和资金的民间组织首领，想要卷款而逃，或者损害团体其他成员的利益，现行的法律制度，对他的行为，基本上是无可奈何。有的精英在侵吞“公款”之后，居然还可以大模大样地现身，另组一个团体，依旧宣称自己从事某项事业，知道他劣迹的人，对他也没有办法。一些农村的经济组织，领头人在带领村民致富之后，获得巨大的威信，往往会利用这种威信获取政治权威，进而建立“威权统治”，成为说一不二的“霸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腐败官员的不当处置下，某些草根的组织，也确实有黑社会化的倾向，即便是一个最初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精英，在几番挫折之后，其暴力化欲望也会被点燃，开始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后手段的卑劣导致目的的变异，这种状况，实际上就是蚁民社会的特质。

比较起来，似乎是属于臣民社会阶段的民间组织，上述的状况要好一点，基于血缘、地缘和宗教联系的团体，领头人和参与者之间，有着基于上述方面的天然联系，其互信结构，权威结构和约束结构，相对要优化一些。他们所兴办的公益事业，从修谱，修庙，到修路、助学，甚至维权，不仅效率高，而且首领和参加者之间有互信，自我保护意识较强。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现代意义上的NGO，还是似乎是前现代的民间组织，都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型的课题。不仅都要克服自己蚁民积习，而且要学会自我约束，学会相互尊重，尤其是尊重对手。相对而言，那些很传统的民间组织，也许转型会更容易些。现在的这类民间组织，比如一些宗族和民间香会庙会组织，已经跟当年大为不同，其组织者往往是来自城市，来自见过世面的退休干部和老工人，他们所参与领导的传统复兴，已经有很多城市的现代因素参与其间。因此，只要有机会，有转型的压力，转起来还是容易的。

民间组织的转型，也是精英的转型，转型的关键在于学习，在于开放，在开放的条件下学习。只要外面的信息能够不断进来，精英就有成长之可能。这期间，作为知识分子，其历史使命，就是不断地为民间草根精英输入新的学理，新的信息。必要的历史教育和历史清理，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从蚁民社会转到公民社会，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意味着我们的现代化，情况比别的后发达国家复杂，担子比别人重得多。越是经济发展的快，后面积累的问题就越是多，草根精英劣化，甚至黑社会化的可能性就越明显。在很多情况下，来自民间的草根精英，必须和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精英结合，成长才有可能，才容易学会理性地行动。这些人的参与，能够消除民间对政府的强大敌意，使民间维权在理性轨道上进行，最终，对化解民间积怨，沟通官民关系，甚至对政府本身的现代转型，都有好处。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生

——读书札记

195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跟此前的土地改革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卷入人口最多、影响最深远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时代的其他运动，即使如“文革”，相当多的农民实际上并没有真的投入，而合作化则不同，凡是农民，除了不懂事的孩子，几乎人人有份。可以说，这个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几千年形成的生活方式。同时，1950年代根本改变中国的三大改造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改造，实际上都是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合作化运动拉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合作化运动改变了整个中国也不过分。

这样一场掀动全国的政治运动，其最初的起因，却仅仅源于一个偶然事件，即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标志着新中国工业化规划正式启动，而恰好这年夏天夏粮欠收，城市粮食供应出了一点小的麻烦。以此为契机，中央决定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即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统一征购和统一销售）。在此之前，尽管农业合作化已经列入中央的计划，为此成立了农村工作部，但在1952年，全国入初级社的农户才占全国总农户数的0.1%，实在算不了什么。显然，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从事过工业化的党的领导人来说，对“一五”计划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高度的重视往往导致过分的紧张，因此在粮食和农产品供应问题上，采取了过分的反应。

中国的农村，事实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从手艺人到工匠；从商人、经纪人到三姑六婆之类的媒婆、巫婆神汉，以及医生和教师。他们包办了农村的各种事务，可以满足农民在生活上的各种需求。但是这些人的职业，又都是半个，也就是说，教书先生也罢，巫婆神汉也罢，他们同时也是农民，离不开自家的田地。一个市场上的牙子，在交易的时候他是经纪人，但交易结束了，他又成了农民。市场上经销、运销粮食和农产品的商人，实际上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其本业也是农民。这种“半职业”的特点，使得政府想要彻底摧毁农村的市场网络，变得十分困难。这些人在风声紧的时候，就偃旗息鼓，变成了农民，一有机会就又冒了出来。所以，农村的市场网络，至少在统购统销推行之时，依然盘根错节，根深叶茂。

农村市场网络的根，植在小农个体经济上。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证明的那样，中国的农村，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大多数地区商品化程度已经很高了，绝大多数的农产品都是为了出售才生产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研究表明，现代城市和交通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市场网络，也具有了某种现代性，集镇的贸易量增加，每周的“市场时数”的增加，坐商与行商的比例增加，以及经济专业化程度逐渐提高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只有商人现代化了，事实上，农民也是这个市场的主导者，他们也在跟着进步。中国的小农非常类似美国的农场主，只是经营规模要小一点而已，这些小农场主，已经习惯了跟市场的连接，无论是参与市场贩运的“半农民”，还是单纯出售农产品的“全农民”，市场活动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出售或者倒卖农产品，是农民的基本谋生途径，只要农产品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就要通过市场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实现家庭的财富增值积累。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统一征购，实际上是断了农民的生计，势必会引起农民越来越激烈的反抗。事实上，下决心推行这一政策的人知道，这样严重损害农民的举措，必然会引起农民的不满乃至反抗。事实上，统购统销的推行，阻力相当大。据当时新华社的内参反映，相当多的地方都出现了农民因此而自杀的现象。由于农民普遍而强烈的抵触情绪，所有的开会、宣传、鼓动，党团员带头，以及分化瓦解，孤立部分等等动员方式，都不太灵光。大多数地方，为完成任务，只能依靠派民兵挨家挨户去搜，一搜就连种子口粮都搜走了。为了防止农民饿死，又必须返销，返销的粮食注定比征购的价钱高。这样一来，农民的不满情绪就更大，阻力也就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想出更多的办法来抵抗征购。

解决之道有两条，一是放弃统一征购政策，回归市场。一条是釜底抽薪，立即实行农业合作化，而且高层次的合作化，把个体农民变成集体农民，全部生产资料和部分的生活资料归公，将农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同时将农民的生产生活集体化、军事化。换言之，就是让农民手里不再有属于自己的剩余产品，这样交易也就无法进行了，市场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显然，就当时的中国而言，走第一条路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正因为如此，1953年之前十分谨慎的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在统购统销推行之后，猛然之间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进行。在两年（对于80%左右的农户而言，仅仅是一年功夫）多的时间里，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的90%以上的农户，被组织进合作社。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是从单干直接跃进到了土地和全部生产资料充公的高级社，根本没有经过所谓的互助组、初级社的过渡。以如此高的速度推行一种涉及千百万农户生活方式改变的“变革”，即使这种变革原本对农民有利，也会在推行中变了味，更何况这种实质上属于剥夺农民的根本改变，与情与理，都是农民根本所不情愿。

当然，农村的市场并没有完全消失，即使在控制最严的时代，在严刑峻法之下，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黑市交易也没有绝迹。农副产品的市场，更是以顽强的生命力，为自己争得了合法和半合法的地位。但是，合作化之后的农民，毕竟已经变成了“国家农民”，而且是剩余和自由几乎都没有的“国家农民”。保障城市供给和工业化建设的农产品统一征购，从形式上看似乎没有了问题。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导致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使得国家最有活力的经济成分被窒息，仅仅依赖农业的微薄剩余，显然不足以支撑工业化，只是农民却因此被限制在半饥饿的状态。不过，在政社合一高度组织化的农村结构里，极度有限的剩余资源，只能掌握在政府手里，农民中只有沾“组织”边的人，才会获得好处，农村干部，自然会牢牢地依附在“组织”上，合作化前那种动员力消退的担忧，也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肉食者”的学问

——跟李零读《孙子》

当我还是个男孩子的时候，也喜欢过战争和军事。在那个年月，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孩子们能看到的东西，从连环画到电影，十有八九，枪炮声声，打成一团，让你不喜欢都不行。不过，多数人成年之后，也就淡了，可我却迷得相当久，从看战争题材的小说，到看名将的传记，最后还啃了一阵兵书，从中国的五经七书到国外克劳塞维茨、约米尼、富勒，甚至柯林斯、哈特的著作，都有所涉猎。最早接触《孙子》是1975年，那年出了一本军事科学院编的《孙子兵法》，里面不仅有注释，而且还加了若干古代的战例。只是这本书编的实在太滥，注释不说，连战例都写的七颠八倒，错误百出。记得当年我看完之后，还提笔给编者写信抗议。

我的“兵学生涯”，最后还是无疾而终了。读了那么多兵书，看的时候劲头倒是不小，但却基本上似懂非懂，甚至越读越糊涂，让我最后知难而返的，恰是被称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因为研究解释它的人太多了，大家持久地起哄，一窝蜂地弄出来那么多相关的书，我明白的地方，大家都明白，我不明白的地方，大家都不明白，而且越说越不明白，无奈之下，我只好挂白旗放弃了。

早就知道李零研究《孙子》，也知道他在北大开这个课，甚至知道前一段他一直在整理有关孙子兵法的讲稿，预备出版，但却没有翘首或者踮着脚盼过。原因很简单，一个经常见面的好朋友，不断出东西，就是有分量，多了，你也就麻木了。麻木归麻木，真的书出来了，而且到了手里，总免不了要翻翻，何况所研究的东西，还是你曾经热恋过的旧情人。可是这一翻，就放不下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世界上这么多研究或者号称研究《孙子》的书，从枪战打到商战、政战和情战，只有这本，让你真切地感觉到了两个字：明白。

人类历史就是相斫史，打个没完，古今中外，都差不多。只是中国人喜欢弄文字（四大发明，两个跟字有关），好琢磨，记录下来的东西多，关于战争的学问特发达，四大实学，兵学为首。李零告诉我们，兵学其实也不是兵家的专利，老子、孔子、墨子和荀子，也都谈兵，在某些人看来，老子甚至就是兵书，诸子谈兵的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佚失，但痕迹还在，说别的事情，一不留神，就扯到战争上。反过来，作为兵学的著作，《孙子》中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谋略部分（李零将其归为“内篇”），当作人生的一般哲理，也相当高明。

战争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本质上跟人类的谋衣谋食以及文化装饰并无不同，甚至就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原始的初民状态，部落居民对不同物种下手叫做狩猎，对自己同类的抢劫叫做战争，其实目的是一个，都是为了让自己活着。所以我们今天看原始的文化遗址，每个聚落都有深沟高垒，甚至城墙。它们防谁？恐怕主要是同类。从事农耕的民族如此，游牧民族或者游猎的民族更是变本加厉。因为他们没法子像农民一样储粮备荒，一有灾害，非行劫掠不能活下去。如果摊上了大面积的灾害，那只好结起伙来南下找种地人的麻烦。于是有了从东到西，欧亚大陆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几千年的战争。

虽然跟农耕人比起来，游牧人没有什么兵书战卷留下来（估计当初人家就没多少心思去写），游牧人的仗却打得比农耕人好（正如李零所说，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写、也不读兵书的）。除了汉与唐两代的御分时段，在历史的多数时刻，农耕的汉人都是居于守势的，反反复复地修长城，修城墙，修村圩和寨墙，躲在墙后面探头探脑，还往往守不住。兵书出产越多的时代（比如宋代），仗就越是打不好。

游牧人会打仗是天生的？不，他们自己说是狼教的，或者干脆就说自己是狼变的，狼是自己的祖先。前一段流行的小说《狼图腾》，似乎延续的就是这种游牧人的理念。当然，尽管我们的自己史书和传说上言之凿凿地确信，来自北方的游牧人是狼的后代，今天的我们，只能将之理解为农耕人对游牧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不过，狼教的这个说法，倒是有些道理。据猎手们说，群居的狼最可怕，在草原上，没有什么动物敢跟群狼抗衡。而群狼围捕猎物，其战略战术，我们现在记载的东西它们基本都会。什么包抄，什么埋伏，什么佯攻，什么诱敌深入，什么擒贼擒王，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它们好像全都无师自通。可以像我们的英雄岳飞那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草原上，天天跟狼群进行羊群争夺战的游牧人，向自己的敌手学了点东西，应该很自然。严格说，在古代的草原上，游牧人和狼群，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他们处于均势，而且这个均势，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靠工具和兵器取得的。说到底，狼的兵法更高明。

严格说来，一切肉食者都有这样的本能，或者由本能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其中，也包括从事狩猎的人。只是群居而且需要集体行动的狼，往往能更鲜明地把这种技术应用得比较到位。至于人，本来打猎的时候是可以运用这种本能的，但在文明的演进中，文化吞噬了本能，一度反倒堕入“礼”的讲究，像司马法提到的古兵法那样，把战争变成了贵旅之间的决斗。以至于春秋时，鲁国的曹刿（李零考证过说是此人就是玩过劫持的曹沫）要感慨，肉食者鄙。要他挺身而出，回归打猎者的本能，玩点诈术，打败了齐国。这个时候的肉食者，吃的肉，已经主要来自驯化的动物，猪和羊，所以他们不行。

有兵法的农耕人打不过没兵法的游牧人，首先在于人的身体素质。食肉的和食草的，运动多的和运动少的，耐饥渴的和不耐饥渴的，有暴发力和没暴发力的，双方的比较，近乎专业运动员和普通人之比。虽然说，战士的军事素养，可以教成，可以养成，但身体基础很重要。孙武子的吴宫教战，一向为谈兵者传为美谈，但在后来吴楚之战中，却没有人用过这些“虽赴水火犹可也”的女战士，不仅仅是因为吴王舍不得美女（最漂亮的两个已经杀了），关键这些女人从身体素质上讲，不适合上前线作战。其次，战士的基本生活习惯很重要。蒋百里说，生活方式跟作战方式一致的民族，打仗就占优势。游牧人就有这样的优势，他们都是天生的战士，平时做的，跟战时做的，没什么两样。冷兵器时代，打仗是肉身相搏，招招见血，胳膊粗力气大，再加上点勇气，自然占优势。素质差的，只有靠人多，十个打一个，才能顶事。问题是，战争的关键在于机动性，几乎没有人会像春秋之前那样，约好战场摆开了打，你要找我偏不见，你不找我偏来。兵多而弱的一方，往往只能靠兵器和工事来限制对方的机动，勉强维持均势。当汉人在兵器方面还有优势的时候，对付北方的游牧人还能打些胜仗。到了这种优势不复存在之时，就基本上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了。想出头，只能等到冷兵器时代结束，火器时代开始，靠新的技术和兵器的优势，再次占据上风。

所以，在中国的战争史上，兵法的运用，更多的是在汉人自己打自己的场合。我们历来列举的所谓的古代优秀战例，多半是内战的杰作。这其中，还包括许多完成杰作的人，其实并没有研读过兵法，顶多听人讲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李零多次提到的、打过很多不可思议的漂亮仗、让外国人很是佩服的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里，提到上面的两本小说的地方，似乎并不比提到《孙子》的地方少。

眼下，虽然国内外的军事院校依然在开《孙子兵法》的课，但真正热爱《孙子》的人，已经变成了老板和部分的领导干部，估计在所谓的儒教文化圈的国家，也差不多。我相信，尽管某些新儒家学者把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说成是儒教奇迹，但其实《孙子》的影响，显然要比《论语》大得多，所有的儒商，其实都不过是兵商（兵家之商）。在商战和政战的需求拉动下，《孙子》掺和一点《三十六计》，居然被制成了快餐，谁需要了，急用现填，上块汉堡包就行。不过，现在的商战和政战，毕竟不全是在丛林里打的，最大的麻烦是跟敌手不得不共处，不好让人家从地球上消失，按弱肉强食的法子，咬在一起，好像也不行，很可能学狼不成，比猪还蠢（当年宋襄公墨守古兵法教条，毛泽东说他像蠢猪，现在迷《孙子》的人，其实陷入了新的教条）。《孙子》的哲理，其实更可靠些，可以从中悟出点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来。人比狼强的地方，是人可以接受哲理。

这一阵，李零正在整理他的一本关于《论语》的书，谈起来，他说，其实当年孔子特别不喜欢人家称他为圣人，然而后来不仅“圣人”了，而且“至圣先师”，而且“大成”，而且“文宣皇帝”。其实，孙子（齐孙子）也差不多，生前没有人叫他圣人，死后也变成了“兵圣”，而且越到后来越吃香，连拿破仑、西点军校，都被国人拉来给他老人家抬轿子。孔夫子一旦变神，《论语》就成了祭坛上的冷猪头，中看不中吃，孙子也是一样。

眼下，传统又有点吃香了，国学也有人在提倡了，但真的要打算了解一点传统，一点传统的学问，只有一个办法，关起门来，不听那些“王道”的鼓噪，那些“大师”的讲道，回到文本，啃一点是一点。这个时候，李零的书，有用。

从将军到村长

1927年秋的一天，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带着几个随从，来到了山东堂邑县，他在武训生活过的村庄逐个走访当年和武训同时代的老人，参观武训当年兴办的学校，在武训曾经住过的低矮的草房面前，这个军人，流下了眼泪，嘴角里挤出来一句话：“作为将军，我愧不如一个乞丐。”三年后，这个军人，辞去了师长。1932年，他带领全家，来到漠北高原，当时绥远的五原一代，罄其所有，招徕流民，屯垦开荒，在荒原上，建起了一座新村。为了这个新村，他耗尽了家财，四个儿子全部死在荒原上，此人名叫段绳武，是当时的一代名将。

段绳武1896年出生在直隶定县高头村，15岁从军，在北洋军王占元麾下当兵，一点点靠战功升上去。老直系的王占元部被后起之秀孙传芳接掌后，段绳武成为孙传芳麾下的一员大将，直系军阀中的知名人物。我在做军阀史研究的过程中，在许多著名战役中，都能找到他的名字。1921年夏天，湖南军阀赵恒惕乘湖北内乱，想拣王占元一个便宜，派兵以“援鄂”为名抢地盘。但是碰上孙传芳，在羊楼司一带硬是把气势正盛的湘军，挡了8天8夜，为王占元赢得了争取援助的时间，这其中，段绳武出了大力。

在北洋军阀诸系统中，直系的军人，比较起来，是比较有抱负有想法的。直系军队的纪律也相对好得多，能吃苦，能打仗，但比起其他军阀，尤其是皖系和奉系来，也比较土气。段绳武是军阀混战中的失败者，虽然他的部队被国民党政府收编，他依然是师长，手里有一支军队。但长年的征战，不仅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老百姓生命财产被南来北往的军队随意践踏。这一切，一直在困扰着这个质朴的农家子弟。战败后寄人篱下的困境，更是深深地刺激着他。最终，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军队，放弃了高官厚禄。在当时的军阀中，能做到这一点，其实相当不容易。军队是军阀的生命，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是生存的依据，跟别人交易的筹码，放弃军队的人，往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彻底输掉了的人。像段绳武这样，还有实力就卸甲归田，实属罕见。

当然，段绳武卸甲，是有想法的。这个想法，既来自于他家乡米鉴三父子的乡村建设，也来自他驻扎山东时，武训事迹给他的刺激。他想为自己长期因陷于战乱而苦难深重的家乡做点事情，为日益增多的流民找一条出路，也开创一条乡村建设的新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他的乡村建设设想，增加了屯垦卫边内容，地点选在已经成为前线的绥远。1933年，黄河泛滥，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大片农田被淹，成千上万的农民流离失所，段绳武和河北籍的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等河北乡绅，组织河北移民协会，开始具体实施他的计划。

就这样，昔日的段将军，变成了段村长。他在五原一带，购买了大片的土地，先后把几千河北流民，迁移到五原，开荒屯垦。他先后建了三个新村，都是他当村长。他把全家都带到了荒原上，脱掉皮袍皮鞋，布衣蔬食，跟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开荒。村里有自卫团，自治会，良心省察会。村民大会是新村的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大事由村民大会议决。但是由于他的军人特色，新村的组织还是具有军队编制色彩，所有的行动，都非常整齐划一。村民们用土坯盖房，修建宿舍、教室、礼堂、活动室，还修建战备工事。清晨一起出操，每日都有“朝会”，他和一些自愿来帮忙的知识分子大学生，给农民做“精神讲话”，激励农民发愤自强，灌输民族国家意识，讲国家自1840年以来，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讲“九一八”的痛史。农事的间歇，则进行军事训练。为此，还筹集到了一些枪支弹药。在开始的时候，新村的农民连吃饭都在一起，由食堂供应，后来有的农民家眷来了，则有家室的农民在家里吃，但集体活动依然按组织进行。为了更好地支撑农民开展生产，村里还组织了供给、信用、运销、利用合作社，发给农民农具、牲畜、大车，抵作给农民的低息贷款，农民可以分四年还清。当时，国民党政府开展新生活运动，提倡所谓对社会的“教、养、卫、管”，段绳武也把这个口号接了过来。不过，国民党政府的“教、养、卫、管”只着眼一个“管”字，但新村却真的落实了所有的四个字。

在有幸留下来的老照片中，我们看到穿着整齐、精神饱满列队出行的农民，看到了一人一个大海碗、习惯于蹲在饭厅地上吃饭的农民，看到了坐在教室里上课的农民和农民的孩子。当然，我们还看到了一些穿的跟农民一样，同样晒得黝黑，但却被鼻梁上架着的眼镜暴露了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学校的教师，也是为村庄管理服务的志愿者。此外还有齐整干净的街道、房舍和碉堡。

虽然段绳武是武人出身，但他最关心的，却是农民的教育，以及如何培养农民的自治精神和能力。为此，他在建村伊始，就筹建了武训小学和各种形式的扫盲班以及妇女识字班，教农民识字，教各种科学常识。段绳武感到当时通行的学校教材不切实际，于是组织人员自编具有乡土气息的教材。这一点，跟许多有志于平民教育的人士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得到了晏阳初、陶行之和顾颉刚的支持。许多有志于平民教育的知识青年，来到五原帮助他。武训小学在开办时只有段绳武夫人王庚尧一个人任教，后来许多知识分子来了，不仅教学条件大大改善，还根据实际情况，动手编写自己的教材。

当然，段绳武最钦佩的人，还是武训。当年在武训家乡的考察，深深地打动了他，也是促使他卸甲归田，从事乡村建设的一个原因。在河北新村，所有的公共场所，礼堂、教室都悬挂着他请人画的武训像，村中特别建有武训纪念堂，陈列武训的事迹，供村民参观。武训小学的学生，早晨进学校，要向武训鞠躬行礼。他还请人根据他对武训事迹的考察，编写了《武训典学》的连环画，在顾颉刚主持的北平通俗读物编刊社印制出版。对他而言，他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武训事业的延续，他就是要做当代的武训。

当代武训的事业，毕竟具有现代化的意味。跟晏阳初、梁漱溟以及陶行之的乡村建设一样，不仅着眼于农村的组织建设、平民教育，而且着手全面的社会改良和生产生活改善。新村由于是在荒原上起家，从建设规划起，就着眼于耐用整齐。从起点上，注意卫生，特别注意修建公共厕所，培养村民良好的卫生习惯。长年的军旅生涯，使得他对厕所对于环境卫生的重要性，有深切的体验。新村通过示范、教育、组织村民自我反省等方式，从根本上杜绝不良的行为。在几年内，实现了新村没有人随地便溺，随地吐痰，人人衣着整洁。为了解决村民看病和医疗保健的问题，段绳武还从大城市请来了喝过洋墨水的医生，在包头开力、诊所，服务延伸到新村。五原地区靠近黄河，段绳武组织村民兴修水利，修建了两条干渠，八条支渠，引来黄河水，灌溉新开的土地，并且试种水稻。在这方面，新村得到了河套地区著名的水利名人王同春的儿子，水利专家王乐愚的帮助。

段绳武的新村建设，是中国上个世纪30年代农村建设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有着上流社会关注农村，关注农村改良的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不管是中国本土的有识乡绅，还是留洋的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政界和军界的上层人士，都程度不同地对乡村建设表示出了一定的热情。尽管真正投入这个事业的人并不多，能像段绳武这样牺牲自我，毁家兴业，全身心投入的人，尤其不多见，仅仅梁漱溟和陶行之可以比拟。但是，由于有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毕竟使段绳武的事业争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这里，有传统的乡绅，比如刘春霖、张清廉，他们跟段绳武一起发起组织了河北移民协会。当地乡绅，比如王同春家族也给了段绳武一定的支持。还有著名的学者，如梅贻琦、顾颉刚、杨钟健、张星烺等人，他们发起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组织年轻的大学生来新村考察，其中顾颉刚还和段绳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顾颉刚不仅亲自来到新村，而且给新村带来了乐意投身乡村建设事业的大学生，带来了新村稀缺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得段绳武的事业，不仅有了干部和技术的支撑，而且有了思想和理论资源的供给。

当然，握有大权的军界政界人士的支持，也是新村事业的一项重要资源。显然，跟有识乡绅和知识分子不同，这些有权者的支持，是需要利用段绳武个人的关系的。在军界和政界人士中，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河北省长冯治安和北平市长秦德纯等二十九军的将领是比较热心的。段绳武为此将河北新村三个村分别以上述将领的字来命名，比如明轩村（宋哲元），仰之村（冯治安），幼青村（秦德纯）。这种支持，显然跟他们同为直系将领的经历有关。而同样热心乡村建设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则对段绳武的事业就不热心，显然好名的阎锡山，担心段抢了他的名头。由于阎锡山的缘故，实际统治绥远的晋系将领傅作义，虽然也支持，但显得比较矜持。

引起我对段绳武关注的，是来自一个摄影师留下的老照片，照片记录了1937年夏天河北新村的一场集体婚礼。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由于新村是由河北流民组成，这些流民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青壮年村民的婚姻成了大问题。鉴于此，当时任北平特别市市长，也是段绳武老朋友的秦德纯，特意从北平救济院找了20名年轻妇女。这些年轻妇女，大多为从前受虐待的使女、流浪儿和妓女，很乐意到新村过正常人的生活，正好顾颉刚率领科学考察团也要来五原考察，所以请顾颉刚顺路把人带来。这些妇女“生力军”来到之后，经过一个短时间跟村中特意挑选出来的青年村民的接触，配成了20对新人。新村为他们组织集体婚礼，用当时的术语，叫做“集团结婚”。

婚礼由段绳武主持，新娘身穿淡雅的旗袍，身佩红花，手上拿着一大捧当地出产的豌豆花，新郎身穿土布的中山装，胸佩红花，带着当时时兴的礼帽。段绳武亲手把一个个新娘交到新郎手上，新人们对孙中山像鞠躬，对武训像鞠躬，对主婚人鞠躬。礼成，新娘挽着比新娘还羞涩的新郎的手，一起步入洞房。全体村民一起欢呼，绕村游行一周，以示庆贺。

用自己的照相机记录了这场婚礼的摄影师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最初我以为救济院女择配垦民是不值一笑的事，可是经过实际的考察，便观点大异。每一对新人我们都亲自拜访了，我们问遍几个新郎：‘你喜欢她吗？’‘咋子不喜欢呀！’新娘的答话虽不如新郎的爽快，但也在羞答答的表情之下默认高兴。每一个新家庭有一间土屋，屋内的桌子凳子都是土的，端庄而大方，炕面铺着用红柳条编成的席子，舒软不亚于钢丝床；门是积棘草编织的，美观而适用，这一切都是土产。因为河套盛产红柳和积棘，凡无庄稼处，差不多遍生此种植物，为修渠筑堰的重要材料。北平市长送给每位新妇一只柳条箱，一套新衣，有了这些初步的设备，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就顺利地开始了。”的确，我们在他留下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每对新人，都洋溢着羞涩而幸福的笑，可以看出，那是发自内心的笑。

新村的新人们的笑，告诉我们，段绳武的新村建设，的的确确给那些流离失所的流民，安了一个家，一个简朴但幸福的家。而他自己，就是这些家的大家长，一个由将军变成的老村长。

抗战爆发后，段绳武应召担任军政部的主管伤病安置的工作。他为此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人称“荣军之父”。1940年7月因劳成疾，在重庆逝世。临终前呓语，依然说，我要回河北新村，做村长去。一个旧军人，在村长的位置上，找回了自己。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

官商之间的事儿，从来都是大事。自秦汉以来，封建制基本上见了鬼，皇帝要靠官僚来治理整合国家。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两大最有势力的群体，一是官，其中包括候补和退休的；一是商，其中包括半农半商和半官半商。他们之间的事，小得了吗？不过，在一般人看来，官商之间，没有什么好事。提到“官商”后面跟着就是“勾结”，勾结之后，自然是坑害老百姓，损害国家利益。

官商勾结，是官主动还是商主动？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这个问题，在有皇帝的年月，答案一向是清楚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大家都认定商家一方，是罪恶之源。就像亡国都怪那些倾城倾国的美女一样，板子不由分说，都打在老板的屁股上。即使到了今天，前几天刚看的一个黄纪苏写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依然是批官的时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商之时，乱棍齐下，既狠又黑。在这些人看来，世道坏，就坏在商人黑心趋利，把官老爷连带老百姓都带坏了。

尽管我不相信商人都是邪恶的逐利之夫，但在官商关系上，的确商显得要主动一些。问题是，商人为什么非要巴结官？道理很简单：在官与商之间，官是绝对的强势，不仅握有公共资源（可以通过商来分享），而且享有福人祸人的权柄，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也是百里侯，人称“灭门县令”。纵使富埒王侯，一个有权的小吏，也可能让你阴沟翻船，身死财空。反过来，商人，则处于绝对的弱势，不仅权势上无法与官抗衡，连自家的身份也带有道德上的污渍。在有“市藉”的时代自不必说，身份上就是准贱民，在有了正常的法律地位之后（明清），士农工商，商依然排在四民之末。

商人勾搭官府，到底是出于分享公共资源的动机多些，还是出于自保的动机多些？这还真是个问题。

不管哪个原因多些，反正只要做买卖，就得跟官府和官员打交道。赶集买菜也就罢了，只要有个固定摊位，哪怕卖包子，也得对衙役老爷陪个笑脸，忍受人家时不时白吃几个包子。大一点的商人，跟官府打交道，途径当然有很多，但跟今天比起来，却有太多的限制。王朝政府对商人的道德岐视，无形中增大了商人与官员沟通的难度。官员接受商人的吃请，包括同赴妓馆青楼，都可能受到都老爷（明清之际的监察官）的弹劾。上门送红包，更是风险巨大。因为官衙就是官老爷的私邸（在任上的地方官，都住在衙门里），难保不让人看见，即使让自己的属下知道了，也大事不妙。这些书吏和衙役，原本就不是自己带来的，都憋着找正印官的茬，做成把柄，便于操控，为自家舞弊提供机会。因此，‘在那个时代，商人勾搭官员，双方必须是熟人，至少得经过熟人的介绍，这样做起来才保险。

一个新入道的商人，怎样结交官员呢？一则可以经过已经结交了官员的前辈商人做中介；一则可以通过资助家乡的儒生，看哪个有出息，是绩优股，先投资押宝；一则可以培养自己家的子弟读书，然后一步步考上去，为官为宦。除了这些一个比一个效率低的渠道之外，明清之际，官商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非常有效而且特别为官员（尤其是京官）所喜欢的交往渠道，这就是会馆。

那时的北京南城，是会馆的天下。大一点有以省为单位的，比如湖广会馆、山陕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等等，江西会馆据说在民国还第一个备有发电机，建有西式洋楼。小一点的则以县或府为单位，如绍兴会馆、南海会馆、新会会馆等，感觉上都是地缘的圈子。

建会馆的都是商人，会馆的运作，也是商人支持。不过，会馆却跟商业关系不大。建会馆，目的是为本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记住，是免费的吃住。北京的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朝中叶。因为是为了给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方便，因此也叫“试馆”。由于发现这种会馆（试馆）对于联络京官和培养举子（候补官员和正选官员）跟商界的感情特别有效，于是会馆越办越多。到了清朝，凡是本地商业稍有规模的府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会馆的建设，有各地在京的官员参与，但资金基本上来自商家（因为明清两代，官员俸禄很低，京官捞钱的机会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财力，即便有，由于京城目标明显，也没有人敢公然露富）。

许多出身科举的名人，都有过在会馆居住的历史，比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乾隆年间的名臣陕西人王杰，就是住在长安会馆期间中的状元，这个状元，破了西北地区几百年的天荒。

直接帮助进京赶考的举子，比起从童生开始培养来，无疑是一项短线而且见效快的投资。因为所资助的对象，基本上处在科举台阶高端的人，步入仕途的概率相对较高（最差的也是参加顺天乡试的生员），即使考不上进士，也有可能从举人大挑和五贡出身。做了官之后，如果顾念资助之恩和乡谊之情，那么就有可能对商家有所回报。更何况，很多考中进士又做了京官的同乡，如果家底不太厚，考虑到京城消费的压力，往往就住在会馆里，为商家联络官员，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既然会馆是商家联络官府的由头，商家当然不会把注意力仅仅投放在资助同乡考生和京官上。因此，像样的会馆，都设有戏楼。不仅省级会馆像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的戏楼特别有名，连一些府县会馆，如洪洞会馆，平介会馆，也设有戏楼。不仅演各地的地方戏，而且大演昆曲。清朝中期以后，新兴的京戏开始占据各个会馆的戏楼，成为名角和看戏的商家跟官宦出没的所在。各地的地方菜系，也随之进京，有吃有看有听的，到了看戏的时候，原来的地缘规矩就不存在了，沟通无极限。

在没有广播影视等现代传播和娱乐形式出现之前，戏曲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消闲娱乐唯一渠道（前提当然是戏剧已经出现），官员当然也不例外，许多人不仅喜闻乐见，而且还是“顾曲周郎”，比如汤显祖和孔尚任。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员嫖娼之后，官员对于青楼妓馆的兴致，全都转移到了戏园子上，加剧了官员对于戏剧演员狎玩的分量。一时间，逛“相公堂子”蔚然成风。这样一来，某些设施比较好，在看戏的同时可以摆宴招待客人的会馆，就成为商人联络官员的最佳场所。通过演员这个中介，官商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和王公贵胄、达官贵人，同为腻友，彼此兄弟相称，乳名互唤。商人可以借机得到了大批政府的订货，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的机会，甚至直接变成官商，获取垄断性商机。明朝到清朝中叶的盐商（徽商），晚清的晋商的票号业，都是会馆的杰作。而徐润、郑观应，乃至胡雪岩、盛宣怀这样的富埒天子的官商、商官的产生，也跟会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雪岩是红顶商人，盛宣怀则是商人红顶，因为他最后变成了朝廷实任的邮传部尚书）。

官商勾结到了这般田地，以至于李鸿章和一些淮军将领在1872年兴建安徽会馆之后（估计资金也是商人报效的），一反会馆常规，特意规定，会馆除淮军将领之外，其他人员不得入内。这到底是欲盖弥彰还是故意遮人耳目，就说不清了。反过来，可以说明当时会馆官商勾结风气之盛。

当然，商人所要联系的，并不限于官府，一切有权的人，或者跟权力中心沾边的人，都是他们联络的对象。比如宦官，六部的书吏，军机大臣家的长随等等。甚至，八国联军打进来以后，各国占领军成为北京城实际的统治者，这种情况下，商人为了生存，同样要跟他们拉关系，联络感情。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在日记里曾经记录过商人请看戏的情景，地点在湖广会馆，热情的商人将瓦德西迎到雅座，为看戏的洋人准备了红酒、咖啡和西式点心（不像中国人之预备瓜子和茶水），特地邀来名角。知道洋人喜欢翻跟斗打把式，所以把武戏的分量加得很重。可惜，瓦德西一听锣鼓声响，头就大了，半途退场，生生辜负了北京商家的一片盛情。

清末科举废除以后，会馆逐渐式微。进入民国之后，北京虽然一度还是首都，但由于中国政治呈现多元状态，地位开始下降。一部分会馆成为一些穷京官和来京读书的外地大学生的住所，依然起到联络官府的作用，一部分则逐渐被管理者霸占，成为他们的私产。会馆这种官商联系的平台，逐渐没入历史。

会馆这种官商联络平台的存在，是明清之际的商人挖空心思创造的一种隐形制度形式。这种制度形式格外清晰地表明，在传统的中国，官商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商人群体，只有依附官府，包括官员个人，才可能求生存和发展。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壮大，行会的组织力量，最终通过市民运动的方式，染指政治权力的途径，在中国似乎根本没有市场。商人甚至不乐于做这个方面的尝试，他们更热衷于通过软性的贿赂方式，实现跟官府以及官员个人的结合，从而获得安全的保障，以及分享垄断权力。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不惜迂回曲折，通过地缘关系，借助资助举子的名义，转弯抹角地跟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搭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人群体的依附性，得到了他们自身行为的高度强化。

在当代中国，自从计划经济告别历史舞台之后，新生的企业家阶层，似乎依然无师自通地在袭承前辈商人的故技。他们对于依靠自身力量改造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制度环境不感兴趣，对市民运动畏之如虎，反而特别热衷跟官府和官员个人的私下结合，从找保护伞到寻租，实际上最终可能仅仅是舔上一点官员吞噬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余沥。为了在国家加大反腐力度的情况下，更好地跟官员拉关系，某些商人对上党校学习和参加某些重点高校的高级管理班特别有兴趣，其主要目的，无非是力图跟官员有机会接近，建立“同学”关系，最终在双方的交易中，加大保险系数，让官员更放心。不消说，从这些行为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嗅出昔日“会馆”的陈年霉味。

历史告诉我们，尽管有会馆这种运转有效的沟通平台，但中国的商界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明清的“资本主义”只好一直萌芽下去，从来长不成树。现代工商业只有在清末到民国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变革中，才赢来了自己两个黄金发展期（1914-1918；1927-1937），成长起新一代企业家群体。然而，在清末崛起的一代企业家损失殆尽之后，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茬的企业家群体却重蹈会馆时代商人的覆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事实上，腐败的官员，并不是一个好的保护伞，基本上没有可靠性。而对公共物品的分享掠夺，官员往往占有更大份额，而且既不承担风险，也不付出成本，而且还有在大事不妙的情况下反噬的可能。现在的官商合作中，官员的份额越来越大，贪欲会使他们变得非常疯狂，贪欲使合作的“诚信”荡然无存。只要有必要，他们毫不犹豫地吞掉合作伙伴。这样的事情，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官商结合，现代市场运作，资本运作的结果，使得今天的官僚阶层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充沛财力，手中的权力变得格外的强大，不仅可以方便地操纵政策的制定，聚敛社会资源，刮老百姓的钱，而且终有一天可以吞噬合作者，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部分来自于迷恋政府权力的企业家。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的真理：作茧者，终究是要自缚的。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最令人诟病的是小煤窑主。各地的小煤窑主，都在做着一样的事情，在安全设施不具备的条件下招募工人下井挖煤，出了矿难则掩盖事故，转移尸体。但是几乎每个能运转的小煤窑，背后都有官员。官员平时分享着煤窑的利润，出了事，只要瞒不住了，前来查处的人中，也往往有昔日拿股份的官员。等于是婊子要做，牌坊要立，扫黄也要参加。小煤窑主固然可恨，但是这样的官员呢？我们看到，最大的利益，官僚拿走，最黑的黑锅，往往都是企业家在背。我们要问，你们还能背多久？

今天，北京城里，昔日残留的会馆还有孑孓，有的如湖广会馆，还重新修缮，再度开放，戏迷们依旧可以前去听戏。但是这些会馆留下的残墙剩瓦也许想不到，时间过了这么久，昔日的官商故事还在继续演绎着新的悲喜剧。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成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到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今儿联甲倒乙，明儿乙联丙倒甲，后天甲再联合乙、丙、戊等一起倒己。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16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比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则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留过学（德国和日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入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他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他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遂顺，想干什么往往就能干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

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一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然而，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大小头目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居然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

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议员国民党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过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连刚刚的盟友进步党人，也一块涮。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自家从药店买来的。

同样，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绝裂。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

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同室相残，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为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

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个文字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他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夙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开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

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奉系统治的4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3·18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

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历史其它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的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地陌生，想拥有，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的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有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相反，唯物史观和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发出大声，甚至占据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于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钱穆等人。

北洋时期这种延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牵线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成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

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谜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三跪九叩的健身操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经过革命时代的奋不顾身，忽然之间对于养生健身在意起来了，吃穿行止，都在养生上下留神。先是打鸡血、喝红茶菌，然后学气功、扭秧歌，现在是打太极拳、练健身操，有钱的泡健身房、上器械。各种名目的保健品，从当药吃的到当饭吃的，不管管用不管用，都卖得出去，活生生冒出来一个产业，发了一千白手起家的人。

古人也讲养生，官员讲的更多一点，因为吃的好，运动少，又惜命。有节食的，有吃药的，也有练功夫的，从五禽戏到玉女经都有人钻研。在此基础上，晚清的时候，有人琢磨出的一套健身方法，很有创意，即使在当时，也令很多人大跌眼镜。此人叫全庆，系满族正白旗人，进士出身，为官60年，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活到82岁。在那个平均寿命不到40岁的年月，应该属于很长寿的了。此老长寿秘诀，据他的学生，晚清一个更有名的重臣翁同和在日记里记载，是三跪九叩。即每日磕头一百二十次，起来跪倒四十次，风雨无阻。在得知老师的这个秘诀之后，翁同和也加以效法，尤其在晚年被罢官回乡之后，每日坚持，入夜，必在房间三跪九叩凡五次，才上床安歇。翁老能活到75岁，据他自己讲，全赖于此。

每天跪倒爬起几十上百次，有无助于健康？当然有！如此大的运动量，比起现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健身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老年人，每天坚持这么折腾一回，身体安有不好之理？只是，这种健身方式，的确有点奇特，奇就奇在它跟当年官员的公务活动，有太多的一致性。

人活在那个时代，长了膝盖，就是要下跪的。不过，一般人只是在过年和祭祀的时候跪，而做了官，不仅过年和祭祀，见皇帝和见上司，都要跪。官越大，见皇帝的机会越多，跪得也越多。以至于很多高官都得准备特制的护垫，缝在裤子里，免得腿脚受不了。下跪，甚至三跪九叩，不仅仅是礼仪，还是一种为官的工作方式。比全庆早一些的官场前辈曹振镛，做官秘诀据说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见了皇帝，一句话，三个头，稍微出点差池，那头磕的有如鸡啄米一般，皇帝就是想怪罪，也多少有点于心不忍了。据说磕头也有技巧，感动皇帝，关键要响。头上不能暗藏护垫，摆放机关。不会磕的，头磕得生疼，甚至出血，也不响，会磕的，声若擂鼓，却不十分痛。因此，做官，在熟悉公务之前，要先练习磕头。

清朝是个官员做奴才的朝代，满人见了皇帝和上司，自己就称为奴才。汉人臣子，虽说不称奴才，要称臣和卑职。其实却是比奴才还要低三分的奴才。这个朝代，皇帝不允许有名臣、能臣存在。所有的官员，都只能是心甘情愿做做事情的奴才。皇帝和太后，评价一个官员的好与坏，只是说这个人能不能办事，某人能办事，某人不能办事，某人办得好，某人办得不好等等。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到西太后嘴里，也不过是能办事而已。

不仅如此，官员们还动辄获咎，稍有不慎，就莫明其妙地犯了错，重则丢命，轻则丢官降级。全庆60年宦海生涯，以高等种族之身，又是满人中不多见的进士出身，行事谨慎小心，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前辈遗训，依然数次被罚，连咸丰时大学士柏葰的科场舞弊案平反，也被因所谓的“附和”（即没有抵制当时皇帝和肃顺对柏葰的处分）而被牵连进去，遭到降职处分。伴君如伴虎，无妄之灾太多，官员们能做的，大概只有磕头，三跪九叩，以磕头作公务。实际上，所谓三跪九叩的上朝礼仪，也是到了清朝才确定下来的。

小的时候，看鲁迅先生提到过，说是有人认为，磕头有利于健康。一直以为是先生在调侃国人，没想到其实是真的，真的有人拿磕头当操做，还真的可以强身健体，活到七八十岁。不知道是上朝磕顺了，回家以后惯性动作，还是化公为私，创造性发挥，把公务活动拿回家来操练了。反正，如此家里家外地操练起来，到了官场上，动作会更加娴熟，对公务也是种促进。

只是，这样的官场，这样的官场文化，只能盛产逢迎和顺从。作为皇帝和上司，固然因此而周身上下比较舒服，屁股因此而干净。但真话却听不到了，真实的信息，也收不到了。整个朝代，什么人都不缺，就是缺直臣和诤臣，连所谓的康乾盛世都是如此。所以，一旦外部威胁来到，上下全无应对之方，因此留下来一连串挨打的记录，让后人读起这段历史时，只感觉气闷。

时间过得很快，磕头作为官场礼仪和工作方式，已经早不见于神州。但比磕头更讨上司喜欢的方式，却依然存在，而且在以后现代的速度，在某些地方发展着。小说《神鞭》说，辫子没有了，神在。头不磕了，神也在。那种低眉顺眼，那种阿谀奉迎，都还在。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都能不费力气地看到。

漫议乡间合作发生的文化条件

我认为，谈合作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利害，二是条件。有利害才有合作的动机，人们通过合作以趋利避害，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规避危害，减少损失。有条件才能实现合作，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信任的起码氛围，需要谈判，有合适的沟通话语。按经济学所谓的理性人假设，理性人之间的合作是要通过多次博弈才能实现的。但即使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依然存在相应的文化条件。就是说，理性人之间存在着完全以利害为归依的文化，没有其他的“杂念”，而且可以用彼此通晓的话语谈判。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纯粹的理性人和理性文化条件是不存在的。真实的合作发生，应该伴随更为复杂的文化条件。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一盘散沙。一方面是愤激之词，一方面也是从民族国家角度讲的。其实就社区范围而言，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是很能合作的，甚至可以说，合作是他们大多数人生存的必要形式。在生产层次上，不要说水利灌溉、房舍的修建，就是一般日常的活动，也经常渗透着合作，比如耕作、收获时的劳力和畜力的互换，看青的协作等等。在生活层次上，合作的几率就更高，别的不说，就说乡间的社火戏乐，拜神祭祀，没有高等级的合作与组织，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许多乡间的民间组织，从宗族到乡社，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乡间合作共同体。

毋庸置疑，传统时代农民的合作，是建立在儒家所谓的“亲亲”的理念之上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按亲缘和地缘规定的亲近程度，决定合作的深度。亲近程度高的人，合作的可能性高，反之亦然。显然，对于这种合作的发生，传统时代盛行的儒家伦理和礼仪仪式，构成了相应的文化氛围，诚信建立在彼此“一家人”的前提上，又得到仪式的强化。在这种条件下，沟通自是最便捷的，因为不存在任何话语方面的障碍。尽管如此，合作还是存在规模和农民个体状况上的差异。因为即使在熟人社会“自家人”的范围之内，每个人及其家族的受信任度也是不同的，客观地说是分梯度的，信誉好、能力强的人，发生合作的几率肯定会高一些，反之，则不容易寻求合作者。数个家户之间的小规模合作，实现较易，农户自己就可以操作，而比较大规模的合作，则需精英的参与。一般来说，精英不仅威望高，具有可信性，而且拥有话语的解释权，所谓知书达礼（理），可以熟练地运用令农民信服的语言来说服他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天然的谈判能力。在一般情况下，只要精英出头，群起响应是必然了的，即使那些本不情愿参与合作的人，也会迫于群体的压力，选择从众。晚清时节，信仰基督教的教民，有不拜偶像的借口，按教会的规定，是不许参加村民的戏乐活动的，所以也无须交纳这些活动分摊的费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除非有教会的强力干预，一般的教民还是选择参加活动并交纳戏份的。

在传统时代，超越熟人圈的合作可不可以进行？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姑且不论那些逸出村社结构的流民，可以在自己互助团体的帮规和信仰下，自如地运用独特的话语形式（暗语、手势）合作和沟通（比如天地会、洪帮之类），就是一般的正常农民，也完全可以进行跨地域的合作。但是前提是必须存在精英的介入。中国南北都存在因信仰某个神灵而发起的香会。这些香会有的规模能够跨县甚至跨省，每逢神诞日，香会就会一致行动，到神山去上香、做善事功德，其行动之和谐，步调之一致，组织之完备，有如军队行军打仗。这里，统一的信仰和熟悉的话语，肯定是一种合作强有力的背景。了解仪式规矩，而且富有组织能力和威信的专门化的精英，对合作往往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事实上，没有这些人的穿针引线，居中调节，香会是不可能活动起来的。

除了信仰活动，其他场合也可以有跨越熟人圈的合作。如山西某些水渠的灌区，曾经出现过渠甲制形式的灌溉合作。在这些地区，水渠灌溉是农业的生命线。但一条水渠，往往是跨越多个村庄的，而且必有上游下游之分。当枯水的时节，如果上下游不能通力合作的话，不可避免要出现纠纷和冲突，在恶化的时候往往会让大家都用不成水，甚至闹出人命。渠甲制就是灌区村庄以上层次的合作机制，渠甲机构负责灌区的灌溉安排，既有详细的灌溉规则，又有特殊的灌溉仪式。渠甲体制，通过每年的开闸仪式强化合作意识，通过规则协调灌区的行动，常设的渠甲机构经常调解各村庄的灌溉纠纷。有关的地方志告诉我们，渠甲的建立是各村的乡绅出面合作的结果，先有乡绅之间的协调联合，而后有各村村民之间的合作。

如果存在特别迫切的利害压力，村际合作的发生要更容易一些。南方的土客籍械斗，经常会出现跨地区的同籍联盟。刘平先生的著作《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告诉我们，在清朝的晚期，广东曾经发生过波及全省的土客大械斗，死伤累万，土客双方都结成跨县的大规模战斗团体，同进共退。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农村的传统文化氛围已经开始消解，但在战乱期间，无论是民国时的军阀混战，还是抗日战争初的拉锯时期，华北地区普遍地出现村庄联合自卫的联庄会组织。这样的大规模联合，其出面组织者，基本上都是当地的乡绅和少量的其他精英。跨越熟人圈的合作，农民的彼此信任是通过对各种小区域精英的信任实现的。也就是说，在有非常迫切的合作压力的情况下，农民因为对自己熟悉的精英放心，然后通过自己的精英，再建立跟其他村庄产生信任关系。尽管如此，相同的区域性文化背景，彼此熟悉的沟通话语，仍然是村际合作的必要条件。土客各自能结成联盟，前提是因为“同气同声”。北方的联庄会也是如此，一般同一个小文化区的人才会结盟。1920年代左右北方数省为反抗军阀而兴起的红枪会运动，往往形成跨县联盟。其间，大体一致的喝符念咒的“红学”，是共同的“话语”。只有有反抗军阀的共同需要，而没有这种共同话语，红枪会也是闹不起来的。

传统时代的农民，对于合作往往过于依赖彼此的诚信。但是，这种依赖往往会导向它的反面，一旦受骗，就会激烈反弹，表现出强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极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没有走出村庄的农民，基本上是小农经济格局，即使是所谓的地主也就是大一点的小农。在经济生活中，他们是经不起风浪，输不起的经济个体。一旦因合作而受骗，往往会因此而沉入深渊。比如几户农民合伙做生意，一旦出现其中一个卷款逃跑的事情，往往导致其他人的家破人亡，因为他们的本钱很可能是借的高利贷。事实上，虽然古代的农村社会也有契约，但农民的合作却往往不通过法律和契约形式加以规范。而民商法大体阙如的王朝政府，也不热心通过法律的调解来处理合作纠纷。当然，在正常情况下，农民一般也不太担心不讲诚信的行为。因为只要还想在自己所属的社区生活下去，几乎没有多少人会敢冒这种“大不韪”，那样做不仅意味着没有面子，而且等于被社区遗弃，道德压力会直接转化为情感和经济的制裁。

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过程。虽然农民的意识观念未必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起进化，但不意味着他们以往的文化传统没有受到破坏。以晚清最后几年的废科举为契机，私塾教育的大面积衰落，预示着农民赖以调解人际关系，维持生活秩序的文化网络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日常生活层面的合作变得困难，加剧了农民的困境，而利用边缘文化要素（比如喝符念咒）或者外来文化因素组织非常态的反抗倒容易了许多。当农民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和运动的折腾，再一次被拖入大规模的国家现代化浪潮中的时候，多数人真正进入了“无文”的境地。以往信赖的东西，经过反复翻烙饼，早就失去了神圣。旧传统早已湮没，而革命形成的新传统也逐渐被抛弃。老精英被打翻在地，不可能再起，而新的革命精英在更新的变化面前，逐渐丧失着原本就不稳固的优势，变得不那么精英，农民于再次进入传统家户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同时，被抛入一个文化的真空。恰在这时，原来集体化状态下无需考虑的合作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合作的条件却不存在了。在传统小农和合作化时代都不成问题的水利灌溉，现在成了难以处理的大难题。为了避免搭便车，农民宁肯选择放弃。正常的博弈无法完成，事情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既没有受人爱戴的精英，也没有可供谈判的话语。整个的环境气氛只是在刺激相互的不信任。为了迅速地发财，农民可以轻而易举地浪费原本跟生命一样宝贵的信用资源，动辄“杀熟”以换取并不值得的好处。背信弃义有时不仅不会受到道义的谴责和经济的制裁，反而可以因此获得额外的利益。严酷的现实总是刺激着农民的神经，激化了他们的戒备和猜忌心。农民所处的文化环境变了，话语也丧失了，但他们的文化心理却基本上还是旧的，只是走向了对诚信过分依赖的反面，变得非常的难以合作，甚至无谓地担心别人的算计，担心自己会吃亏，不肯为将来的利益让哪怕一点点的步。因为原来让他们相信的东西全都靠不住了。

在转型时期，不仅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而且值得信赖的精英也不存在了，可供谈判的话语也没有了。旧传统和新传统一起离开了他们，更新的东西离他们还很远。更为扎眼的问题是，虽然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但跟旧基础相配套的文化心理却还在他们身上留存着，只不过以跟传统时代相反的面貌表现出来。这种心理和表现，使他们显得很不能适应时代的“进步”。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生存的空间，正在起变化，走向衰败和消亡。他们被卷入变化，却不能理解变化。新的合作机制的建立，也许是农民变成市民和公民之后的事情，但是无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闲话“风头行政”

已经有好些年了，总是见有对上级抗命不遵的事情发生。阳奉阴违者有之，假办真不办者有之，顶着不办的亦有之。大事小事，不请出中央领导的尚方宝剑，就推不动，甚至纵然有中央领导的批示，到了“有关部门”那里，照样可以找各种借口顶着不办。即使在三令五申，甚至中央直接派人干预下办了的，那些违规违法遭到处理的当事人，只要没有丢了脑袋，被抓进监狱，风头一过，还不是官照当，事照做，一样威风八面（即使进了监狱，只要脑袋能保住，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得到减刑，减而又减，出来后还是一条好汉）。

有人说，中国的行政是“压力体系”，一级管一级，以行政压力促进任务的完成，动辄以官员的乌纱帽相威胁。应该说，以行政过程而言，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只是所谓的压力不是从水压机那儿来的，而是来源于官场上常说的“风”。风总是一阵一阵地刮，有风头，就有风尾，到了风尾，事情就过去了。提倡好事的时候如此，纠正什么坏事的时候也如此。在风头上的时候，压力很大，或者说动静很大。但是风过了，自然烟消云散，风平浪静。既然是风，那么就跟时空以及地形地貌有关系。压力的效用不仅在风头风尾的时间上有不同，在空间上也有区别。与地方上利害关系不大的时候，压力容易奏效。反之，如果不继续施压，则会不了了之。压力的效用，与当事人的势力大小也有关系，碰上“硬茬”了，压力照样有失效的可能。所以，与其说我们的行政是“压力体系”，不如说是“风头行政”更为确切。在官场上混过的人都知道，凡是上头要“抓”什么了，就意味着风来了，从前叫运动，现在叫当前任务。有的时候，上面特大的领导随机性的批示，也等于是风。比较聪明的领导都知道，要办什么不太地道的事情，有风的时候最好暂停，不管事情有多么急迫，也要等风过了再说。事实上，就算赶上了风，事情也未必不可为。风是有弹性的，可以变易的，有暴风和狂风，也有和风、熙风。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为的风是可以由人来操作的，一切权力技术都可以在其中施展，不管它来自《三十六计》还是《孙子兵法》。

动态的行政过程可以说是风头行政，而静态的行政体系则是诸侯行政。建国以来不注意行政回避的结果，是成长起一方一片的权力网络。地方不论大小，有头有脸的人物往往相互联姻，互结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盘根错节，上面有人，下面有根，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应该说，虽然有诸侯行政的特质，地方官员变成地头蛇和南霸天、北霸天，跟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倒未必是普遍现象，但不时地违规甚至违法的行政操作，却是诸侯行政的应有之意。有的时候是因为上头的精神过于离谱，严格执行根本行不通。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出自自家利益的变通。对于我们的行政诸侯来说，真正利益攸关的是自家脚下的一亩三分地，上面来的东西，无论是精神意图还是行政命令，有利则卖力执行，无利或者有害则束之高阁，甚至釜底抽薪，改头换面，使之变得无害甚至对自己有利。只有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才会做一点“违心”的行政操作。老百姓总是埋怨干部歪嘴和尚念歪了经，其实和尚们的嘴无论歪与不歪，有些经肯定是念不歪的，而有的经则是必然要往歪了念的。

从诸侯行政的意义上讲，行政系统的违规违法，已经是一种难以克服的现象。也就是说，违规违法已经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常态，而因为违规违法（可能程度上比较严重一点）撞上风头被逮住了，倒成了某种偶然。既然如此，人们的行为的忌惮也就只剩下了程度的限制和对偶然性的防范。对偶然性的防范，除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就是信息的控制（防火、防盗、防记者、制止上访），如果实在防不了，还可以拖、抗、顶、磨，甚至像某工商局那样，搞假查办假撤职。如果到了这一步还抗不过去，那就只好算是天灾，命里该着。有的事情败露了，外面的人们都感到奇怪，怎么会有官员有如此大的胆子，什么事情都敢做。其实，胆大胆小，只有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分别。对某些官员来说，凡是被逮着的，除了运气不好之外，关键是信息的控制不到位，只要消息封锁得严，那么就没有什么胆大胆小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性质严重不严重的问题。

风头行政和诸侯行政，说到底都是计划经济和行政在转型时期的变种和怪胎。如果改革不再继续前行，那么，这种怪胎也许会将以往的一切成果，连同民族的未来统统吞噬干净。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

——读史札记

拳民就是义和团的成员，这种称谓是义和团发生那个年月的，没有褒也没有贬。他们的对手，被称为教民。在那个农民起义比较被看重的年月，中学生都知道，义和团跟太平军不一样，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拳民，却穿着差不多的服装，黄布包头，红肚兜，行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处（拳坛）“亮拳”，表演神灵附体（上法），然后舞刀弄枪，用大刀片往袒露的肚皮上砍，扎枪顶着咽喉，展示“刀枪不入”的本领。从山东到直隶，从河南到山西，北方偌大面积的土地上成千累万的义和团，都差不多，好像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样。

很长时间以来，义和团研究是个显学，但是学者都忙着给义和团找根正苗红的“爹”（组织源流）。只是这个出身好的爹，总也找不准，大家吵成一锅粥。有的说义和团源于鲁南半土匪性质的大刀会，有的说源于谱系上曾经有过造反历史的民间教门八卦教，有的则说是源于跟教会有冲突的民间拳会梅花拳。除了这几样之外，学者们找到的其它的组织源流，这个教，那个门，总括起来，能有几十种之多。

“爹”找不明白，儿子的秘密自然也没人理会，一本又一本的著述问世，但拳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之后，依旧不明白（因为没有人屑于说）。其实，当年的史料文献和后来的口述材料说得很清楚，义和团大体上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

一是老师，或者叫师傅，属于传道授业的。义和团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老师都有“法术”，说起来都是从峨眉山、昆仑山什么地方下来的，有异人相授，比金庸先生还要早些，给这些山抹上了带有气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当然，实际上这些老师，也都是乡下人，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不过见过点世面，胆子大，敢说，也敢做，就成了老师。

好在要教的东西也不难，无非是点半像气功，半似技巧的玩意。这种玩意现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运好了气的肚皮上砍（注意事项：不能用刀划，一划肯定出事），扎枪顶着咽喉（注意事项：找好角度，否则穿帮）等等。还有的有点类似于前不久曾经很是流行的气功，老师装神弄鬼弄几下，接了功的弟子们马上像神鬼附体一样，乱蹦乱跳，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们荷枪带棒，手里有家伙，而且上法（接功）之后，往往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神仙附体，跟乡间跳大神的巫婆神汉差不多，跳够了，马上精神萎靡，回复常态，回家照吃煎饼。当然，老师传功，也像后来的气功大师，总是要弟子孝敬银钱。

不是一个拳坛一个老师，老师要到处走，义和团就是在老师的走村串街中流行开来的。老师虽然号称传的功法各有玄奥，但就跟前些年气功热的时候的气功一样，虽然大师们的门派不同，但基本的招式却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划起来，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样了。应该指出的是，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年，华北乡村兴起红枪会的时候，类似的老师，类似的功法传播，又出现了。新面孔，老招术。

二是骨干。义和团拳坛的真正骨干人物，是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的人。这些人或者是对气功感悟性好，或者有点武功底子，或者脾气比较暴。拳民行动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些人领头，烧教堂，杀教民，动真格的，需要这些人带头下手。当然，下手的时候，原本在拳坛练的本事，大多用不上。对方要是弱，比如妇孺什么的，就剁成肉酱；对方如果强，坚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

三是拳民。拳坛的多数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岁上下，属于义和团的儿童团，老的七八十的都有。这些人平时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大师兄二师兄的带领下，在拳坛上演练。个别有条件的地方，还有民间鼓乐伴奏。这种演练，在美国学者周锡瑞看来，很有表演性和仪式性。的确，看当时人的记载，拳坛经常有很多人围观，跟看戏似的。后来气功热的时候，每逢大师出场，聚众练功的时候，好像看得人也很多，可见古今一个道理。当然，拳民不可能只在家门口表演，还要出去干事（其实真有不少拳民不打算出远门的，只在家乡玩玩算了，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非逼着拳民北上京津，说是那边有鬼子打，实际上是以邻为壑），出去干事的时候，杀杀烧烧，吆喝呐喊，全指着这些普通拳民。

除此而外，一个拳坛，还有若干不经常出现，但却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算是拳坛的后台或者叫恩主。这些人多半是乡绅或者富户，以武举居多，武举人和武秀才。明清两代，虽然文、武都有科举，但军队的军官，却基本上不由武举来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举基本上成了人们求个功名，改变身份，取得绅士资格的一种方便门路（比起文举，考试也相对容易通过）。因此，武举，成了乡村社会低级绅士的代名词。这些人比较闲，好生事儿，所以，官府鼓励，拳民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乐于掺和其间，为拳坛张罗个吃喝什么的。

说起来，拳民起来，跟自打基督教开禁以来，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绵延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有关。“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教会和信教的教民。两者的冲突，有些属于利益方面的。比如说，一个地方只要出现了教民群体，一个社区就出现了另一个中心，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对世界有一种新的解释，这样或多或少会令原来的权威感到一点不舒服。但更多的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属于基督教自身的行为和中国传统习俗的冲突。

最早的文化冲突跟民间的娱乐活动有关。唱戏以及相关的社火秧歌活动，是中国农民的娱乐，但这种娱乐却往往以酬神演戏的方式展开，于是被教会理解为“偶像崇拜”。因此，教会特意给教民从总理衙门讨来一项“特权”，既不许教民参加活动，也不要教民分摊戏份。但是，当酬神演戏是为了求雨的时候，多少会有点麻烦，如果没求来还好，求来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会被人视为占了大便宜，纠纷在所难免。

比较常见的文化冲突，是跟教会的日常仪式有关，从出生、入教时的洗礼，到死前的终傅礼，平日做弥撒，以及密室忏悔，都令中国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双方有点摩擦的时候，就更易于流于恶意揣测。一般来讲，中国人讲究男女受授不亲，但乡村世界，农家村姑，没有条件藏在深闺。所以，男女混杂在所难免。但是这种混杂，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旷地方。一旦男女混杂在一个房间里（比如教会做弥撒），就难免引起人们有关脐下三寸的联想，从通奸到乱交、群交。至于密室忏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释，则联想也就更加活跃，简直就板上钉钉认定就是密室行淫。应该说，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的城乡产生了无数的关于基督教、教会、教民的讹言，有无数份的打教揭帖在流传，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关。来自文化的隔膜，被恶意地放大了。显然，对于打破大门进来的西方人，无论输入的宗教本身怎样，中国人的观感，几乎从进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

被恶意放大的隔膜，还有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事件。在过去的时代，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存在弃婴的现象，主要是弃养女婴。虽然背后有生活的无奈，但不能说不是一个恶习。当然，中国也有人办育婴事业，收养弃婴。但这个事，做的比较大的，还是教会的育婴堂。育婴堂收来的弃婴，很多本身生命条件就不太好（视弃养的时间长短而定），收来之后，嬷嬷们往往对于拯救婴儿灵魂，比拯救他们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当育婴堂将这些死婴集中埋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过去弃婴东死一个，西丢一个，狼吃狗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一个地点，一个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于是传说这些孩子，都是教会害死的，更进一步传说教会拐来中国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药，挖眼睛点银（可以将铅点化为银）等等。有的育婴堂为了鼓励人们帮助收弃婴，往往会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报酬。但是就是有匪类，为了这点报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这种匪类一旦暴露，就会把屎盆子扣在育婴堂头上，“坐实”了有关的讹言。轰动全国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闹起来的。

当然，由文化隔膜导致的冲突，在基督教的传播历史上，并不稀罕。从理论上讲，隔膜是会随着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风习固然怪异，中国人见得多了，自会见怪不怪，随之而来的会是理解，甚至和解。只要彼此没有因误会形成对抗，只要彼此的敌意没有形成刻版印象，冲突就会消散。但是，当时清政府的作为，却使这种和解的可能化为乌有。

基督教虽然开禁，被允许放了进来，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只是高压之下的权宜之计。清廷大员们的如意算盘是明开暗禁。用奕的话来说，就是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仅某些官员出头限制甚至捕杀教会人士，而且一些乡绅有组织的对基督教的抵制活动，背后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冲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参与调停审理，多半是在两下“拱火”，刻意把双方的敌意人为地加以扩大。后来谈到教案，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是官府一般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偏向教会一方。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事实的后一半。据我查阅教务教案档的所见，是这样的，每当发生教案的时候，只要打上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开始都向着民方，有时候甚至是毫无道理的偏袒，整个审理呈现一边倒的面目。但是，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的公使和领事往往会出面干预，这种干预，有时甚至带着炮舰。在根本不对等的外交压力下，由于总理衙门的参与，案件又开始翻过来。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又开始向着教会和教民了。“教方恒胜，民方恒屈”，仅仅是一个统计不完全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最为奇特的是，无论怎样审理，官府是绝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许许多多诸如教会淫乱、挖心、采生折割之类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来澄清，给人感觉是官府屈从于洋人的压力，胡乱断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民方感到含冤负屈，误会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当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冲突的民方原来对教会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时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题大做，过分惩罚“肇事”的民方，同样激化了矛盾（参见张鸣《被燎掉的大胡子》，《读书》1999年6月）。官府利用信息的控制，权术的运作，基本做到了即使对西方让步，也点燃了民众对西方的怒火的目的，为官府日后在和西方争斗中，利用“民气”，埋下了伏笔。

拳民，就其大多数而言，实际上就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顽固派官员“民气可用”的判断下，被利用形成的武装群体。不过，拳民最厉害的武器，是他们宣称“刀枪不入”的法术和法术背后的神灵。也可以说，拳民的“刀枪不入”，是他们上法时附体的神仙们赋予他们的。

当然，没有谁可以真的刀枪不入。法术，都是既骗自己人，也骗观众的玩意’（只是骗不了洋人）。不过，从拳民上法（附体）概率比较高的一些神灵人物上面，倒是可以透出他们的另一些秘密。

当然，所谓的神灵，无非是些农民熟知的戏曲人物，比如《三国》的关张赵马，《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还有公案戏里的黄天霸等等。我统计过，这三类人，是拳民上法的时候，出现概率最高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宣称自己被神灵附体的时候，都喜欢说自己是这三类神灵。三国英雄豪杰多了，但是，拳民却根本不选曹魏和孙吴阵营里的人物。无论典韦、许褚、张辽、徐晃，以及周瑜、黄盖、太史慈有多么了得，但他们的眼里却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看来，受到西太后眷顾的拳民，既在乎自己的“忠义”，也在乎自己的“正统”。唐僧三徒属于那种原先在野，后来被官府招安，终成正果的神（佛），特别是孙悟空，金刚不坏之身，惹多大的祸都死不了，很难不让拳民们喜爱。至于黄天霸，那是朝廷命官的鹰犬，专门为清官效命，剿灭那些采花大盗的（有暗指那些淫乱的洋人洋教的可能）。而且朝廷里特别赞赏拳民的大臣中，号称清官的刚毅，认为某些义和团的大师兄，就是他的黄天霸。

在拳民大面积兴起前夕，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西太后戊戌政变，粉碎了清廷向西方学习的变革前程。但是，当初之所以发动这场变革的外部压力，一点也没有因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而减少，反而使清朝政府更让西方、包括看不上眼的日本，压力反而更大。为了应付压力，向前既然不肯，就只有向后看。从“民气可用”到“刀枪不入”，拳民只是顽固派官员给西太后找来的抵抗工具。甘当工具的拳民们，虽然做事的时候有点荒唐，乱杀乱烧（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就毁于他们的一把火，几万无辜的教民和用了洋货的人被杀），在八国联军还没有启动的时候，就非要从大毛子杀到十毛子，把一切西方的东西，扫荡干净，其实思想意识却和中央保持一致（缺乏教育，没有灌输，能做到如此，真是难得）。只是他们借以做工具的资本实在是太可怜，法术不过来源于乡间的巫术和气功，而且还是不太像样的巫术和气功。附体的神灵，不过是他们在戏曲里熟悉的人物。想借点宗教的力，却又不大明白，服装虽然统一，不过是图个吉利（黄、红吉色），说是八卦分团，但大家都称自己是乾字团，争当老大，其它的七卦，几乎没人用。连喝的符，念的咒，都跟道教没多少关系，全靠自家糊弄。

这些拳民的秘密，在当时和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实不是秘密，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有意要把事情弄糊涂，才成了秘密。这些秘密不弄清楚，拳民，也许还会回来。

文人的舌头

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那时候的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有了舌头，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到考试，但做官的人，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毕竟立竿见影，喜笑颜开。其三是“忽悠”，想法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要说话，就有风险，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人家龙颜大怒，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经验”，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就要挨整，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的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到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混说乱道，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嚓。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

谁的红色？何来经典？

八个“样板戏”和“文革”中诞生的一些文艺作品，被称为“红色经典”，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前一阵某些“红色经典”被网上“恶搞”，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劳有关单位，下令禁止。也不知是国人记性太差，还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20年前，这些作品还几如过街老鼠，即使不是人人喊打，至少也没有人敢公开拿出招摇。记得那时候许多老干部和老资格的文艺工作者，一提到样板戏就头痛。偶尔哪个电台如果不小心放了一段样板戏的唱段，马上就会招来一阵讨伐。方海珍和《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干脆是“妾身未明”，不知道single，还是double。好容易有个有丈夫、而且还活着的阿庆嫂，结果还让人家丈夫到上海跑单帮去了，连面都没让露。这样的形象，很难说是一种英雄塑造，只能说是造神。即使对中国革命的宣传，也不一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当然，更不能反映中国革命的真实历程。这种概念化、脸谱化、为我独革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当年的鲁迅就很反感，曾经告诫人们，辱骂和恐赫不是战斗。不是说写了工人，歌颂了革命，就一定是革命文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拿着那些陈腐的货色当旗帜，兴高采烈地挥来挥去。

在我们一般人的习惯里，红色代表革命。而在某些人的习惯里，只有最高大、最纯洁、完美无缺、最不可思议的英雄才配称革命人物。这样的人物，从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应该是政治正确的，一路走来，都完美无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红色。这样的人物描写，才可以称作红色经典，即使这些所谓的经典的来路，很有问题，而且参与了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治过程，身上带着无论如何都洗刷不干净的污点，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纯货。批了多少年的极左，但在某些人眼里，依然是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只要是左的东西，哪怕不近人情，不可思议，走到极端，也是可爱的。好像唯有如此，才是革命的正宗，标准的红色。

现在社会上有一股暗流，暗流上往往漂着革命的浮萍。在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下，大张挞伐的纵队开出来了。在他们眼里，改革好像从开始就错了，改革所有的成果都是灾难。在似是而非的道德制高点上俯瞰，从前的一切，都有了正确的依据。已经做出的历史决议，仿佛都不算数了。改革初期所深恶痛绝的货色，似乎又有了可爱的颜色（据说是大红的）。“江青同志”炮制的垃圾，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红色经典，红色与革命，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可以被偷换成“文革”的同义词。

难道，还真的让“文革”回来吗？

台湾的招幌

如果你是一位对传统比较热爱的人，那么到了台湾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甚至还可能有几分亲切。除了女人身上少了些旗袍，男人身上少了些马褂和长衫之外，大街上的一切都恍惚让你觉得回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街上的招幌。

旧中国的店铺都有招幌，招是招牌，幌是幌子。招牌上书写店名，字号，幌子则展示行业的特征，鞋店则幌如鞋状，扫帚店则挂把扫帚，当铺则书一大大的“当”字。唯有酒家的酒幌有点特别，状若华盖，而且幌子挂得越多，证明酒家的等级越高，类似今天的“星级”。招幌到了近代，由于欧风的习染，已经有所改良。比如说加上霓虹灯，串上点洋文什么的，就像我们在老照片和过去的电影里看到的老上海。除了零星居住的农户之外，台湾几乎有人的地方就有街，有街必有店铺，有店铺就有招幌，哪怕仅仅是个卖粥的小店。稍微大一点的街市，长扁方圆的各色招幌排成队，招呼着来往行人。到了晚上，招幌上的霓虹灯花花绿绿，炫得人眼晕，几乎让人全然忘却了背后怎么看到很一般、甚至还显得有些破旧的房子。凡是从过去的中国过来的老人，以及看到过30年代上海老照片的不那么老的人，身临其境，一定会产生错觉，哦，这就是令现今上海众小资们怀恋不已的旧上海。这个错觉，百分之八十是招幌惹的祸。

台湾的招幌是个积淀传统的地方，别的地方似乎见不到这么多的“店”、“堂”、“局”和“铺”，古色古香地就像每个都开了上千年。不仅招幌传统，跟招幌配合的街景也传统。即使是在号称大都市的台北，也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老的招幌下面，当街趴着一懒洋洋的肥狗，对所有的过往者一概不理不睬。从西方学来的健身房，到了台湾也不得不跟传统有所结合，名曰“美体小铺”。当然，从这些小铺里出入的，大半是些洋气的男女。

台湾的招幌也是个发挥创意的所在。店家的创造性思维，大概大半留在了招幌上，让人见了没法不留下印象。一家招幌日“瓶瓶罐罐”，进去一看，哦，原来是卖各种玻璃和陶瓷器皿的。一家招幌日“独臭之家”，进去一看，原来是卖臭豆腐的，何以日“独臭”？一打听，原来是因为人家出的臭豆腐最好吃。还看到一个招幌上写“小道消息”四字，走进才知道是家饭馆。还见过一个招牌写着“YES”，作为店名，其实是家美发店。高雄有家饭店的招牌上写着“自由羊肉汤”五个大字。大概店主对自由有着非同常人的推崇。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发现“民主牛腩面”，平白失了一副绝对。

台湾的招幌有时候也能让人从中一窥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情态。比如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我曾发现过一个店家的招牌，主体部分写着“美容美发”四个大字，旁边另有一行小字：“水管电工”。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想不通“美容美发”与“水管电工”有什么关系时，一旁的台湾朋友告诉我，这是夫妻老婆店。妻子做美容美发，占了店面，老公会一点管工和电工的技术，不愿意吃闲饭，也不肯为老婆打下手，所以挂出招牌吃碗手艺饭。由于收入没有老婆多，所以招牌上只能做附庸，也不占什么空间，有个工具箱即可。由此看来，台湾的市民，还是挺勤勉，也懂得“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原理——谁收益多谁就占得空间大，可能家里的地位也高。

槟榔店是台湾的一景。车过城乡，时常会看到路边的槟榔店。里面常常守着一或两位穿得很少的“槟榔西施”。有次一位槟榔西施还将槟榔送到我们车上来，惹得车上一阵骚动，大家纷纷举起了手中的掌中宝和傻瓜机。据说这些穿着暴露的槟榔西施的规矩是“兴看不兴摸”，算不得色情行业。所以在台湾风声特急的扫黄中，还是照样做她们的生意。槟榔店的招牌很平常，不过是美美、香香之类，但就要离开台湾之际，居然让我看见了一个挂着“道德槟榔店”的店铺。看来即便是“兴看不兴摸”，多少还是有伤风化，所以有人硬是出面扭转世风。

招幌是店家的脸，或者是眼睛，走马观花，看到的也就是露在外面显眼处的脸。好在，脸或者眼睛，多少也能透出几分店家心思和当地文化的消息。其实用不着看别的，看了台湾的招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人说，台湾其实很中国。

袈裟与权杖

那年，我还是一个正在就学的老童生，闲暇时间比较多，书看得相当杂。一次旅行，在火车即将要开的时候，上来了一个身穿袈裟的老和尚，大约有六七十岁的样子，恰好就在我的上铺。硬卧列车的上铺高且险，见他有点不方便，我就将下铺让了出来。老和尚平淡地道了谢，坐了下来。不过因此我们谈了起来，他是僧人，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三界之外。好在我还看过几本佛经，记得只言片语，因此总能接上几句，逗起老和尚的谈兴。火车在咣啷咣啷地走（那时还没有提速），我们在着要当和尚的游戏，但毕竟没有真的出家。凡是佛教势力一大，占了过多的资源，就会生出灭佛的“法难”。不过，即便如此，并不等于佛教界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佛界只是退到了一个合适的清客位置，依然对俗界的政务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西藏。西藏佛教进入得比内地晚，但发展的势头却要猛得多，最后形成了僧侣直接掌权的政教合一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和平解放。口述史的主人邢肃芝老人，在内地就已享高僧之名，而进入西藏之后，又获得了藏传佛教最高的佛学学阶——拉然巴格西。使得他无论是在佛教处于清客地位的内地，还是在处于主人地位的西藏，均能占据一个显要的高位势来介入政治，为我们留下了袈裟与权杖关系的最好注释。邢肃芝老人出家的那个年代，无论在世界还是中国，都处于宗教势力消退的势头上。老人童年出家生活的回忆无疑是准确的，寺庙不仅会遭到军警的骚扰，而且连记者也会欺负到和尚头上。更大危险来自于办学堂的热潮。老人第二次出家住的种善寺，就因当地乡绅的办学热情，被强占了去，连一向号称灵验的菩萨也被从大殿里搬出来，堆在院子里。实际上，这种毁庙办学的现象，从戊戌维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苗头，到了清末废科举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在西人东来的过程中，中学的节节败退，也累带着佛教和道教等本土宗教成了落伍的宗教，其教义和轨仪似乎只剩下了“迷信”的意义，而其僧团和寺庙更是只有浪费资源的价值。这种源于现代化的毁佛势头，搅杂着传统的道学精神，来势相当凶猛，以至于佛教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有权势的军阀政客，施展灵异的左门旁道，以求自存。佛教对世俗权力的依赖，无可挽回地堕入了更低一层次。正像邢肃芝老人口述史里说的那样，风头最劲的太虚法师，既要借助张学良的力量保护陕西的佛寺，还要答应去蒋介石的小小的祖庙雪窦寺担任方丈，更需要将一堆军长师长甚至国民党中委纳入自己的门下。佛教的高僧大德，要为军阀政客做升迁法事、做护国（集团的命运）法事、平安法事，许多赫赫有名的军阀，像赵恒惕、孙传芳、刘湘以及书中提到的四川省长王陵基（书中提到的是他的号王芳洲，似有误，应为方舟），都是那时节大开法会的主儿。更有甚者，有时佛教还直接作用于军阀集团对内部的整合，比如湖南军阀唐生智，就在擅长藏密的顾法长的参与下，让全军将士受居士戒，练成了一支“佛军”。

当然，这一切只是象征着佛教的式微。从某种意义上讲，邢肃芝老人的老师太虚法师提倡的“人间佛教”的努力，以及向内地佛教界引入藏密，都可以说是佛教界某种挽回颓势的尝试。正是由于这种尝试，年轻的邢肃芝有缘接触到了藏密，从而引发了他雪域求法的念头。

从年轻的邢肃芝的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虽然佛教在式微，但对佛学的探求在近代知识界却出现了一个高潮。这其中，既有杨仁山、欧阳竟无以及支那内学院师生的努力，也有马一浮、章太炎等人对佛理的探究。已经在僧俗两界小有名气的邢肃芝，之所以放弃眼前的尊荣，甘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尝艰难跋涉的苦辛，步入一个完全不可知境地，应该说，支配他行动的也是知识界佛学探究的冲动。

在西藏，虽然藏传佛教与内地佛教有很大的不同，但同样一边是与世俗功利的紧密纠葛，一边是对佛理佛法的孜孜追求。与内地的清客模样不同，佛教在西藏是唱大戏的主角，喇嘛教中的花教、白教、红教和黄教各个教派，谁跟权力靠得近，谁就占主导地位。到了清代，西藏早已是黄教的一统天下，藏地喇嘛教黄教教派的最高领袖——达赖和班禅分别是前藏和后藏的实际统治者。不过，在邢肃芝入藏的时候，达赖已经挤走了班禅，控制了全藏。西藏是个贵族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佛教的社会，这两个基本点决定了西藏政治的特色。首先，西藏的统治者是以封建领主的形态存在的，100多个世袭贵族家族构成了西藏上层社会的主体。他们都有自己的世袭领地和庄园，拥有对领地农奴的生杀予夺总之大家都是在做投资——回收的买卖，无论僧俗。不过，对于贵族而言，大的贵族，领地多，收益丰厚，自然投资的本钱也大，所以一般来说官做得也大，小贵族只有投靠了大贵族，或者有其他的机缘，才可能置身高官的行列。自然，所有的官，最大的卖主就是达赖喇嘛，虽然他不一定亲自料理这种买卖，甚至可能并不知情。

在西藏，凡是佛教中人，除了习武僧之外，都要研习佛理，就是大小活佛和达赖班禅也不例外。学习佛理需要获得佛学阶位，不仅要熟悉佛教的经典五部经论，以及黄教祖师宗咯巴的理论，而且要善于运用经典解答各种问题，最后通过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的考试答辩才能如愿。一般的喇嘛当然需要学习，因为没有学位不仅只好做低级喇嘛，而且也没有机会担任高级僧官。大小活佛也要学习，因为得不到学位，他们就名不符实。但是，在三大寺的学习状况，往往跟你的权势和财力密切相关。因为在寺里不仅吃住请师傅授课都要钱，而且只有有财力放小布施（给自己学习单元的喇嘛施舍钱粮），才能免于做杂务，也就是说才好安心学习。有权势的活佛们，往往动辄搞大布施，即全寺甚至全部三大寺的僧侣每人一份茶饭和钱。所以，随着布施能力的增大，活佛们通过考试的难度则降低，至于最大的几个活佛，他们的考试只是走过场而已。这样，同在三大寺学佛的人们就分出了三六九等。最低等的不仅要承担各种杂工义务，而且还要为别人服役挣钱才能维持学习的；高一点的是能够做小布施，免除杂役，可以专心学习的；再高一点的，不仅可以免除杂役，而且还能雇人服侍；最高等级的当然是那些学习期间依然仆役成群的活佛们。邢肃芝就是在内地政府和一些财东的支持下，才放得起小布施，得以专心学习，获得了藏传佛教的最高学阶。

不过，尽管直接掌握权力，使得藏传佛教界让人看起来很是不那么清净，但其实跟别的地方一样，也存在着研习佛理的热情与虔诚。几乎所有沾濡过佛学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佛学的确堪称诸神学中最具哲学意味的一种，能相当限度地满足人们求智的需要。尽管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庸俗化的倾向一直就存在，而且有时还很强烈，但佛学却以其深邃的人生哲学和平和的论理精神，吸引着士大夫。可以说，自魏晋以来，智者近佛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藏传佛教虽然很有些神秘色彩，西藏原来的本教的因素也在佛教中有所反映，但其佛学的固有吸引力却并没有丝毫减弱，甚至可以说，藏传佛教对教义的讲求，对佛理的探索还更加在意。直到今天，佛学界还公认，学习藏文是进一步深研佛理的前提，道理就在于藏文佛典之博大精深。正像邢肃芝老人介绍的那样，在西藏三大寺求法的人们，对所有的五部经论，不仅要个个研习，而且要求反复背诵，烂熟于心。其用功程度，大大超过内地的学佛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处于藏传佛教顶端的佛学重镇甘丹、哲蚌、色拉这三大寺，在神学的研修上，更接近于近代的研究性大学。每个寺庙就像大学本部，下分成大的学区札仓，札仓则由更小的学习单元康村组成。每个学员都有具体的导师指导，寺庙、札仓和康村三个层次的结场辩经，有点类似于课堂讨论和学术讨论会。经过反复而且平和讲理的辩难，学业自然会更加精进。这种学习体制，让人很容易想到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的确比较容易出学理型的人才。

在很久以前，一位藏族学者就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在西藏，喇嘛是唯一的文化创造者。这话当时我并不太理解，现在我明白了，在西藏，佛教不仅是一般人升迁的唯一途径，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好智慧的人们的心灵需求。不少平民通过当喇嘛，进入寺庙学佛，做上僧官，变成了僧侣贵族；也有不少的平民通过做喇嘛的修习，多数是一边为人佣工一边修习，最后修成高僧大德（自然也有躲进深山进一步修行，从此在俗界消失的痴迷者）。因此，佛教在精神和世俗两个方面，将西藏的精英（包括贵族的有志之士）吸引了进去，因此自然拥有最大的文化创造力。不仅如此，佛教在西藏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佛教在自己名义下，笼盖了一切文化。在近代科学技术没有传入之前，中世纪的所有学问几乎都包含在了佛教里面，凡诸文学、绘画、音乐、建筑、医药等等，都是僧侣的专利。僧侣，既是社会的上层也属于下层，正是他们中的精英，决定了西藏文化的走向。而导致佛教吸引精英、笼盖一切的原因，恰恰有佛教在政坛上起主导地位的因素。

邢肃芝老人是位智者。他的智慧，不仅仅是因为他通晓佛家经典，掌握了数百种的密法，而在于他明了佛家的真义，恰在于太虚提倡的“人间佛教”四字。离开了“人间”，不管是遁入深山也罢，修成一道红光也罢，总之是不见了踪影。不见了踪影，对这个世界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佛教的真谛，不是逃世，也不是避世，而是入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有善业恶业，佛教自也难免。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纵有十力精进，得十地正果，也须在人间吃苦。正因为如此，邢肃芝老人在学成了之后，开始了出入僧俗两界，亦官亦僧的生涯，争得了国民政府最高层的支持，凭借自己在藏地佛教界的优势，招徕内地第一流的师资，在西藏办学，以文化教育交流的形式，抵御国外势力的大规模渗透。虽然，由于时局的变幻和中央政府政策的失当，使得老人当年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这种尝试，在今天也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其实梦幻泡影就是历史，历史总是跟权杖与袈裟相伴而行。

信夫？

廉吏酷吏与忠狗

古代的酷吏，多半是廉吏，即老百姓所说的清官。司马迁酷吏传所列人物，张汤、杜周之流，治官治民严苛无比，杀人如麻，但就是一个小钱也不贪。张汤位列三公，属于帝国最大的高干，死的时候家产不过五百金；杜周为廷史，只有一匹马，还是瘸的。这种传统，到了清朝，也没有断了种。康熙时大大有名的清官赵申乔，就是一个典型。

赵申乔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他的清廉程度，历史上大概只有海瑞可以跟他媲美。在担任浙江布政使的时候，耗羡不取（所谓耗羡，即征粮征税过程中多征的部分，名义上是弥补征收过程的损耗的，实际上远远超过，往往被官员半合法地占有），连衙门的例行公费，也剩下来，离任的时候封存留给下一任。凭他那点可怜的工资（每年155两），一家大小如果人口不多的话，活是能勉强活下来，但官场的来往应酬肯定是谈不上了。况且，自家布衣蔬食，官服带补丁，同僚看了就浑身不自在。

清廉而且简朴的赵申乔，在当时却是个人见人怕的“官屠”。从浙江巡抚到湖南巡抚再到左都御史（清代监察部门的头子），一路走来，他参掉的官员无数，多半是因为官员那些潜规则下的灰色收入——文官私自吞掉的耗羡和武将吃的空额军饷。其实，这种收入，在某种程度上，是每个地方官只要想过个体面的日子，就必须要有的。单靠官俸，老娘过生日，买两斤猪肉，都得掂量掂量，大概只有海瑞和赵申乔这种万里挑一的人受得了。只是，耗羡收入和空饷有多有少，多和少，有质的分别。征得狠了，拿得多了，实际上就不是灰色收入，而等同于贪污。真要抓的话，主要应该针对后者。然而赵申乔眼里不揉沙子，只要让他碰上，拿多拿少，都没好。最令人不堪的，是他还冲汉人士大夫下手，大兴文字狱。康熙年间最大的文字狱，戴名世的《南山集》和《孑遗录》语涉“不敬”和“大逆”案，就是他在左都御史任上的杰作。此案牵连三百余人，士大夫破家者无数。

当然，赵申乔也做过一些对百姓有利的好事。比如建议某些地区征粮改收银两，免去运输之苦，支持地方官遏制旗丁圈地等等。连寻官员的霉头，从理论上讲，也是对百姓有利。但在当时情况下，官员千里做官为的是财，想要官员都做海瑞势必情与理都不可能。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参将起来，旧的去了，继任者又不大可能不在税收上做手脚。饱肚子的走了来个空肚子的，未必是百姓之福。这就是为什么清代的百姓，口碑上的清官，有彭公和施公，却没有地位高得多的赵公。

赵申乔实际上是皇帝的一条忠狗，忠心耿耿，专以咬人为己任。一生的事业，无非是替皇帝看住其他官员。一不许他们有贰心，连私下的牢骚都不能有，若有，就用鼻子嗅出来，像戴名世一样，满门抄斩，二不许他们多浪费皇家的银子，少花钱多干事，最好是马儿跑，马儿又不吃草。

然而，问题是，被看住的官员，其实也是皇帝的狗，是皇帝看家护院、维持秩序、征收钱粮的狗。虽然说，这些狗子没有赵申乔这样的忠心赤胆，可以过苦日子还屁颠屁颠地东奔西走，不辞劳苦，但也都是皇家离不开的。皇家的天下，就是靠这些人支撑着。因此，赵申乔如此这般咬将起来，其实属于狗咬狗——一只对皇帝没有多少私心的狗，咬那些比较有私心的狗。咬狠了，大家紧张，自然是引起众怒，众狗之怒。众怒难犯，连皇帝也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不时地告诫赵清官，切不可“恃廉而矫激”，不能容人。

赵申乔的儿子赵凤诏，由于有个清官爹，而且特受皇帝宠的缘故，进入官场，升迁相当顺利，很快做到太原知府。赵凤诏自知在行为上跟他老子没法比，于是功夫用在了理论创新上。他对康熙说，官员受贿，就跟大闺女失节一样，为人不耻。政治贞操这种说法，据我考证，大概赵凤诏属于首创。

犯了众怒，而又能安居高官者，大都靠的是皇帝的宠信。清朝的皇帝几乎都有这种毛病，他宠信哪个之际，大伙越是反对，他就越是宠信，非要跟众臣对着来。但是，皇帝宠信大臣，就跟宠爱妃子一样，长不了，时间一久，难免腻了。这个时候，宠臣倒霉的日子就到了。赵申乔也是如此。一旦大伙发现此老不那么吃香了，就一拥而上，在他身上找不到毛病，就冲他儿子下手。于是，有一天，赵申乔的儿子赵凤诏被上司参奏，说是受贿三十万。不知道真的受贿这么多，还是中了圈套，哑巴吃黄连，反正赵凤诏自己说不清。皇帝闻此大怒，痛骂赵凤诏是天下第一贪官，下令追赃斩首。此赐，正好跟他爹天下第一清官的美誉遥遥相对。在追赃的时候，赵申乔没少受折辱。虽然皇帝开恩不加牵连，但此老经此事变，忧愤成疾，不久就翘了辫子，随他倒霉的儿子去了。

高明的皇帝，为了让臣子为他卖力，而且不怀贰心，总喜欢用些乐于乱咬的狗，就像在鲫鱼塘里放上一条狗鱼一样，为的就是使这些鲫鱼紧张起来，保持活力，吃的时候新鲜。但是，忠狗咬多了，激起太多的众怒，事情就走到了反面。这时，皇帝又必得忍痛打狗，甚至牺牲狗命，换取众臣的安心。因此，凡是这种忠狗，命运都不怎么样。汉朝的张汤、杜周，唐朝的周兴、来俊臣，还有我们这个赵申乔，虽然很有一段时间得意，但最终都落得个被烹的下场。被烹之日，甚至未必需要等到兔子死了。养狗尤其是养忠狗，是为了咬人。但咬出事来，养狗人却非打狗不

可，嗟乎，做狗难，做忠狗，难乎其难。

中国式会议的基本法则

外国人开会，中国人也开会。两下在近代碰上了，才发现两边开会的方式，根本不一样。

初民时代，无论东方西方，能开会是一种文明的标志，哪儿的形式都差不多，大家七嘴八舌，长老一锤定音。如果长老的意见反对声音多了，也可以重议。这种东西，人类学家称之为氏族民主，这种民主最精致的形式，就是古希腊、罗马的共和国。显然，这种民主式的开会，投票表决好像还不兴，古希腊、罗马的共和国公民大会，号称直接民主，大家也无非是用敲打兵器表示赞同或者反对。这样的敲打，在东方草原上，也有过。

进入中世纪之后，东方西方，会依旧开，但民主没有了。开会，不是各国寡头分赃，就是一国的权威征求意见。在记忆中，西方的会没有东方多。中国的王朝，虽说皇帝说了算，但会却经常开。以汉朝为例，有御前会议，宰辅会议，百官会议，或者叫大朝会，小朝会，皇帝天不亮起床上朝，就是开会。

这样的会，基本上就是大臣们发表意见，以供当家人参考，当家人可能是皇帝，但也可能形式上是皇帝，实际则太后、外戚、权臣乃至没有命根子的宦官。开会的时候，讨论是没有的，但可能有争论，往往是很意气用事的争执，争到主持会议的皇帝不知所措，双方还悻悻的。跟皇帝争的死心眼也是有的，“臣期期以为不可”硬抗的诤臣，史书上也有记载。但是，多数情况下，争论都是在私下里了结的。该摆平，按理都在底下摆平。私下里的交涉，无非在酒桌上，青楼中。那里，才真的是中国大人物开会议事的场所。拿到会上的话，基本上没有“不利于团结”的。因此，会议就是一个程序，朝中大小事决定下来怎么办的程序。该怎么办，其实私下里都安排好了。尽管是议一些早就定下来的事情，会上的议论依然要一本正经。表态说官话的时候，必须严格按照官员的地位、身份，依照等级秩序排列，谁先说，谁后说，绝对不得躐等越级抢话。如果有哪个冒失鬼胆敢这样，即使殿中御史没有把你当场揪出去，以后也没有好果子吃，大抵是吃不了兜着走。

官家是民家的榜样。因此，官家这样开会，民间宗族议事，大抵也就这样比着来，盛行私下商议，开会走形式，过程序。每有大事，几个巨头把事情都商量好了，开会的时候，摆出来，弱势的房支即使有意见，也成不了气候，只能忍气吞声。

这样的会，中国人开了上千年，突然之间，西方人来了。作为不速之客的西方人，不光打打杀杀，卖鸦片，做贸易，还要跟中国人办交涉，一起开会。让中国人感到无限的麻烦，令洋鬼子感到莫名惊诧。少见多怪的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他的使华日记里，记录过他跟中国的总理衙门诸大人的开会过程：

中国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交部迥然不同。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似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又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发一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复能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

看来，中国人最早跟洋人开会，或者说会谈，是把私下和公开的两种程序混在一起了，合起来跟老外扯皮。私下交涉的酒果上来了，吃吃喝喝，联络感情，正经说话的时候，又按等级来，地位高的先说，如果他不说，谁也不敢说，大眼瞪小眼。他说完了，大家附和，连“天气果好”这种寒暄话也都说得一模一样。真是非礼勿言，言必唯上。虽然让鬼子笑话，但自家绝对不会犯错误。

当时的总理衙门，等于中国的外交部。但是这样的外交部，如此会谈，是办不了什么外交的。耐性好的英国人，还能保持礼貌。急性子的法国人，动不动就咆哮起来，大闹公堂。当然也无济于事。因此，很多情况下，清政府的对外交涉，都是到直隶总督兼的北洋大臣和两江总督兼的南洋大臣那里办。反正有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人肯担责任，上头太后有默许，总理衙门断乐得闲着，凡事追认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李鸿章以地方大员身份，几十年主导清朝外交事务的技术原因。

再后来，康有为梁启超闹变法，学西方政治，发现自己伙的人，开会讨论，发言议决等等一点不灵。于是定规矩，一点点教，还没有来得及教会，西太后发动政变，大家死的死，逃的逃。后来孙中山接着教，还写了一本书，叫《民权初步》。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人会像西方人那样开会了吗？没有，很不幸，我们又复古了。

花界里的爱国运动

“五四”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就当时而言，举国震动。不过，运动波及的人群，主要是城里人。作为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住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大都市边上的，才有点影响。所谓的影响，就是很多乡下人听说城里人闹事，跟日本人有关，莫名恐慌，担心日本人下毒，跟义和团时的担心很相似。他们实在弄不清楚巴黎和会是怎么回事，山东又怎么啦。他们知道的，就是突然之间，一向没有好感的日本人，不知怎地又开始发坏了。所以，见着日本人或者他们认为像日本人的人，就上前盘问，说不清楚，就一顿胖揍。城里人没有被搅动的少。从资料上看，多数的市民都很积极，包括积极地看热闹。从学生演讲，游行到抵制日货，再到把不肯抵制的商人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都出来看。不仅看，而且十分有警惕性地仔细查访，防备日本人下毒。但凡见着长得像日本人，而且带瓶子上街的，无论是打酱油还是买药，都一律抓住送局子，或者干脆就一顿老拳。花界，也就是今天说的娼妓业。花界中人，也是市民，而且是市民中很有曝光度的一群。因此，自然不会自外于运动。上海罢市，花界积极参与，大小妓院一律关门停业除牌。连在妓院做杂役的人，俗称“乌龟”之辈，都动了起来。“九成同义会（乌师帮所组织者）且向各妓院散发‘国事危急，学生被捕，商业停顿，挽救学生，本会同业，公同停业，不达目的，甘坐待毙，大众开市，方始做业’一种传单。”等级高的妓女校书和长三，一向乐于出头露面，还组织“青楼救国团”，走上街去跟学生一起撒传单，为游行的人们供应茶水。名妓鉴冰，专门设了一个学生饮茶休息所。“门前张一大纸，书‘青岛问题发生，各界一致罢歇，学生为国热忱，不过稍尽绵力，妓界泣告。”’据说，“各妓院门前，多贴有长八九寸，宽二寸之小传单，楷书‘君亦中华民国之国民’。”上海西福致里的妓女妙莲，不仅捐了50元给国民大会，而且发出一份“敬告花界同胞书”，全文如下：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自外交失败的信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工作。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惟我青楼一无举动。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后并附八条：一、请花界同胞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一、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一、请花界同胞劝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为。一、请花界同胞普劝我商家，国货万万不可涨价。一、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经费。

而另一份花界的传单是这样的：“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紧，切勿暴动。如遇日人，佯作不见，倘伊寻事，逆来顺受，莫堕奸计，至要至要。特此奉告。青楼救国团泣告。”不愧是青楼女子，爱国也带着可爱的柔性，跟甘地类似，非暴力抵抗，即使日本人前来寻衅，也要逆来顺受，远离暴力。

据美国学者贺萧（Gail B．Hershatter）的研究，“五四”时期的上海妓女，一共停业两次，5月4日之后，5月9日国耻日（二十一条签订日）停业—天，然后在6月上旬，又跟上海市民一起三罢，直到6月中才结束。“林黛玉、笑意、鉴冰、花娟娟、洪第、金第等数十名妓，结合不忘国耻会，各于枇杷门下，高标‘五月九日停止格宴’等字样。”林黛玉（艺名）是当时上海名妓四大金刚之首，名气很大，可见声势不小。连跟上海接壤的海门地方的妓女，也开会议决停业，发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写的宣言，并创作爱国歌，提倡国货歌，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这些歌曲，宣言和那些传单文告，到底是妓女们自创，还是有人代庖，不得而知。估计多半是这些妓女恩客的手笔。这些恩客里，绝对不乏笔下生花的文人墨客。那年月，上海的文人，跟花界属于共生体。此前辰光，产生了那么多蝴蝶鸳鸯文字，现在代劳写点爱国的文告，自是义不容辞。但是，有人代笔不等于妓女们的爱国行为，都是被动的。据当时报纸记载，有名妓着人开着汽车，在大马路和四马路一带兜风，车上插着白旗，上书：“警告同胞切勿暴动”。这种跟学生学来的动作，表现在妓女们身上，别有一番意趣，可以看出她们对于运动的积极性，不仅参加三罢，而且对于跟三罢相关的抵制日货运动，上海的名妓们也很积极：“互相劝告，此后购用国货，以免权利外溢”。据记载，一直到五四以后，还有名妓坚持不接待日本客人。时人感慨到：现在的官吏不如妓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余今于‘商女’二字，欲易作‘官吏’矣。”反过来说，妓女的爱国行为，之所以被人拿出来宣传，也不乏有借机贬损官员的意思。

虽然说，由于清代特殊的官场嫖妓限制，清末不存在如明末那种名妓文化。花界基本不存在琴棋书画具佳者，如柳如是、李香君这样的人物，晚清一些所谓的妓女作品，实际上是出自海上文人之手。因此，像上面那种告花界同胞书之类的东西，尽管是白话文（可以肯定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果实），但口吻和境界，都很政治，太男人了，活像是国民大会或者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给妓女们派活儿。所以，这种产品，最大的可能也是男人的手笔。同时，鉴于在晚清到民国的历次爱国运动以及政治事件中，强调卑贱者的参与热情，已经成了一种宣传策略。不仅妓女，乞丐和小偷也会拿来做文章，说他们如何热情如何奋发云云。不仅正面的运动如此，连洪宪帝制运动，不是也有花元春、小阿凤领头的妓女请愿团吗？当然，在护国讨袁中，人们则喜欢吹捧那个替蔡锷打掩护的小凤仙，从而实现两边微妙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的五四运动的花界参与，尤其是那些热情洋溢的文字，尽管多半有人造的成分，属于运动宣传造势的一部分。但是，也不能否认，在运动中如火如荼的三罢中，妓女的确参与了，而且她们也有这个自觉。贺萧的研究告诉我们，据上海著名小报晶报报道，在1919年，有名妓因为不读书，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上海是个趋时的城市，近代上海的妓女，属于中国最为趋时的女人群。不仅时装的变化，首先在她们身上体现，最早坐四轮马车，坐汽车，照相，上报刊封面，都是她们首开风气。因此，即便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当爱国成为趋时的内容的时候，她们也是不会落后的。

记得有句一度很时髦的话，战争让女人走开。但是，政治却不会让女人走开，也走不开。无论宫廷谋划，还是密室阴谋，甚至大街上的抗争，都有女人的身影。“五四”是一场学生发起的政治抗议运动，但运动的深入，则演变成一场市民运动。自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民众抗议运动，几乎都有市民的色彩。市民的参与，才使得运动具有力量。但是，市民的参与，也让运动具有更复杂更世俗的色彩。

民国以后，由于官场禁嫖的禁令没有了。官场中人，应酬饮宴，都离不开妓女。而中国官场的政治交易，又必然在这种场合进行。因此，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的身影，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当中。像“五四”这样看起来很高洁的爱国运动，也没有人会因为她们的参与，感到有什么不妥。至少，她们的参与，起到了让运动持续发展的某种添加剂的作用，也让似乎很悲愤激昂的街头政治，平添了一点令人兴奋的桃色。

洋人下毒的魔咒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所有有民众参与的政治运动，从抵制美货、收回路矿权，到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等，都很自觉地把自己跟义和团划道线，对外强调自己不是闹义和团，不是拳匪。即使有反抗列强的内容，也是文明排外。这条线，就是文明。五四运动，当然更是这样。运动的参加者，无论学生还是商人市民，都非常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放在“文明”的藩篱之内，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争取给外国人留下好的印象。即使动武，也有意克制在自己人的范围之内，对深恶痛绝的日本人，也有意不去招惹。

但是，五四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其发生的背景，跟义和团一样，有着民族危机的因素，至少是参加者意中的危机。对于义和团运动来说，山东直隶一带的民教冲突，以及由德国蛮横占据青岛和强修胶济铁路，的确对这场运动的下层参与者，有直接的刺激。而毁掉了维新变法的朝廷上层，不仅要面对自甲午以来的边疆危机，而且还要面对列强因停止变法的不满和压力。同样，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在学生和关心时局的部分市民看来，也是一种国家危亡的前兆。而这种认识，在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包括部分军阀和政府内部亲英美派人士也有程度不同的共鸣。

因此，五四运动虽然看起来很文明，不仅不直接对所要反抗的日本人采取行动，最有力的武器，无非是抵制日货。甚至连日货这个名称也隐晦起来，改为“仇货”，或者“某货”，以求征得西方列强的同情，甚至在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的巡警镇压游行，开枪打死打伤多名游行民众时，也没有因此而掀起一场针对英美的抗议运动。但是，一个自反洋教骚动到义和团运动以来的魔咒，却在号称文明理性的五四运动中，还是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洋人下毒的谣传。

在人类历史上，外人下毒，一向是跟排外风潮相伴而生的一种谣传。每当一个地区发生瘟疫或者其它灾难的时候，排外总是一种地区居民缓解焦虑的一种选择，而外来人下毒，则是排外行为的最好解释。它提供了人们疯狂排外暴行的合法性依据。在欧美历史上，被怀疑下毒的人，依次为犹太人、吉普赛人和中国人，或者其他东方民族的人。越是跟自己文化差异比较大的外来人，被怀疑下毒的可能性就越大。反过来，在中国近代的排外风潮中，西方人则成了“下毒者”。在太平天国覆灭到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这30多年里，众多的打教（针对基督教的教案冲突）风波中，洋人下毒，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只要有瘟疫发生，谣言就会自动生出来。1892年在广东揭阳流传的一份打教揭帖，专说洋人下毒，说是洋人会在“饼馃糕糖”里下毒，然后给孩子吃；会在东西里下毒，送给人拿了就中毒；会在钱上下毒；会在笔里下毒。后来发展到有瘟疫发生，大家怀疑洋人下毒，没有瘟疫，大家也认为洋人会下毒，只要存在冲突和紧张，洋人下毒，是人们谈起色变的一个永恒话题。义和团运动中，并没有伴随大规模的瘟疫疾病，但在许多义和团的揭帖中，都附有所谓的解毒药方，说中洋人下的毒之后，按方抓药，可以无事，比较典型的有“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吉豆一碗，乌梅七个，大王麦七个，花生十个，白菜疙瘩七个，红糖一两”。有意思的是，前一个所谓解毒药方，在2005年的非典危机中，也出现并流行过。

“五四”期间洋人下毒的谣传，由于普遍的仇日情绪，理所当然单一地集中在日本人头上。从目前的史料看，恰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这样的谣传最多。据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自上海开展声援北京学生的三罢运动以来，有关日本人下毒的谣言就满天飞。尽管工部局警务处经过仔细的调查，发现所有的下毒事件都子虚乌有，但谣言却没有止息的意思。一些中文报纸，也“每天不断地刊登一些假想中的防毒案件，致使中国居民信以为真”。后来，工部局警务处采取了强制措施，迫使中文报纸撤掉这些报道，并不断发布工部局的辟谣公告，才逐渐平息事端。但事实上，谣言的平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租界内没有人敢传谣了，但华界还在传。华界政府也出告示辟谣，强调这种谣言，“全系奸人捏造”，“捕风捉影，全属无稽。”但一点作用都没有。后来，连上海的周边地区，都在传，害的不明就里的，神经过敏，平白生出很多事来。事实上，只有在运动本身平息了，谣言才会逐渐销声匿迹。

最吓人的谣传，是传说日本人在公共自来水里下毒，而且听说在法租界南阳桥附近，已经当场拿获了一个“置毒药于水桶之日人一名”。因此，华界的每个自来水水桶边，都已经加派“岗警防范”云云。又有传说，日本人在旅馆的茶壶里下毒，被当场抓获。还传日本人拿瓶毒水，倾入居民区的井中。此后所有的饮水井，都加上了盖子。总之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当年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期间，有关洋人下毒的谣传，口传之外，主要通过揭帖流布，“五四”时期则有传单性的街头小报。当时上海有份小报《救亡雪耻报》，这个小报上就有关于日本人下毒的“亲眼所见”：

啊！中国人的生命！哪里有公道！哪里有王法！

最近城内外流传着关于某外国人在食物中下毒的消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我想那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行为的，只不过是谣言而已。然而后来我不仅听见这些事实，并且亲眼看见这些事实。

昨天上午当我走入城里候家浜时，我看见一个小孩从小贩那儿买了一块糕来吃，这孩子觉得不对，便把吃过糕的一块从口里吐出来，立刻嘴唇上起了一个泡。当我在北海路，万年楼茶店时，我看见一人送蜜饯给小孩吃，旁一老人看了便制止说，不要吃这东西，而将此物投入水中溶解，这时水便沸腾起来，他要抓住这人，但被其逃掉了。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决不是谣言。（由于是整理者从英文转译过来，有现代人的语言感觉。——笔者注）

这样的小报谣传，跟此前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期间洋人下毒的同类揭帖，非常相似。都强调“亲眼所见”，前面提到的1892年传洋人下毒广东揭帖，结尾处也强调，这些事“盖系海丰秀才在南阳教书目见”。而义和团期间一份玉皇大帝下凡传谕灭洋的揭帖，也强调是“亲眼所见”，而且赌咒发誓，说是如果假造，“五雷将劈了我”。显然，这样的强调，无非是借以强调揭帖的真实。

其实不用赌咒发誓，强调亲眼所见，“证据”自己就会冒出来。谣言满天飞，类似的“事证”，突然之间就满街都是了，自动出来证实这些谣言，不是空穴来风。首先，日本和朝鲜人的行为，在国人眼里，开始变得可疑起来。但凡见着有拿粉状药包，甚至牙粉，以及上药店买药，手拿药水的日本人，都会被人怀疑为下毒之人。弄不好，会被多疑的居民扭送警察局。有两个日本人上街买药，带着两瓶药水在街上走，忽然之间后面就跟了一大群中国人，而且越跟越多，大家哄传，这两人是前来下毒的。最后警察出面保护，总算没有出事。不仅粉状和水状的东西可以是毒药，连铜元，也可能被人怀疑为带毒。如果有人碰巧把一枚铜元掉到水缸里，即便这个人穿着打扮不像日本人，也会被视为乔装的日本人下毒。“打酱油”是现在人特别的调侃名词，但早在“五四”时期，在洋人下毒的语境下，外国人打酱油则有了麻烦。有一次，一位高丽人（朝鲜人）到酱园打酱油，就遭遇了这样的麻烦。因为市民将他当成了日本人，非说他是借打酱油之机，在酱园的酱油缸里下毒。高丽人走掉了，但酱园老板吃了亏，最后他不得不把酱缸里所有的酱油都倒掉，众人才罢手。两个日本人，买了两瓶酱油，“因瓶上稍染污秽，在华法交界自来水龙头上洗濯”，有了更大的麻烦。众人非逼得租界的安南巡捕把他和酱油送到捕房验证确是酱油，才算了事。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上海是民众对下毒过度敏感的地区，但不意味着其它地区就没有这样的谣言和相应的恐慌。北京游行请愿的学生，也曾怀疑过一个日本记者下毒，将之扭送警局。

中国人和日本人、朝鲜人，往往不那么容易识别，疑心一起，见到有人拿药瓶，尤其是带西洋字码的药瓶，民众就会生疑。一次一个西药房派人送药到某工厂，结果路人以为是受日本人指使前来下毒，逮着就一顿好打，结果受伤送了医院。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只因带着两个药瓶在街上走，也被民众怀疑是受人指使下毒，将孩子扭送往警察局。下毒谣传，已经引起了相当广泛的群体性恐慌。这种时候，如果恰好有因天气炎热而群体性中暑或者食物中毒，大家想都不用想，就会把账算到日本人身上恐慌，因为有了“切实的”证据，而愈演愈烈。

跟群体性恐慌相伴而生的是暴力。尽管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强调文明抗议，摒弃暴力，但在“下毒”威吓下的民众，针对日本人的暴力事件，事实上很难控制。这一点，在上海，表现得相当明显。而上海恰是下毒谣传最为流行的地方。不断出现日本人在街上行走，遭遇袭击或者群众围观的事件。一个日本人骑脚踏车在虹口西华德路上行走，被一群小孩发现，“大呼‘东洋人’来了！”吓得他急避疾走，跌倒在地。上海罢市第四天，有两个日本入迷路，也差点被居民群殴，急往岗亭求助警察，也得免。然而，去乡下的日本人，就没这么幸运。一个名叫片冈恒雄的日本人，乘一辆黄包车在沪西郊外，被乡人发现，误以为他是来下毒的，结果遭数百人群殴，以致重伤如果有中国人这种时候穿日本和服出行，挨揍是免不了的。

可是，误会也是难免的。被乡下人误为日本人来下毒的中国人挨揍的事，时有所闻。上海驻军的现役军官，一个营副，也在城郊龙华附近被误为下毒之人而遭痛殴，惊动了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最严重的一个事件，是官拜凇沪护军使咨议官，陆军少将的官成鲲，居然也在行走城郊时，被乡民误会成前来下毒的日本人，正赶上这位少将又言语不通，估计态度又不好，结果误会更深，一顿暴打之后，竟然陨命。

需要一提的是，在这种恐慌气氛中，整体上在运动中比较克制的日本侨民，也有人意欲斥诸暴力，对付中国人。公共租界警务处的报告说，在1919年5月27日，发现两个日本学生佩戴手枪，说是要“打中国人”这种来自日本人的反弹，无疑加剧了空气的紧张与恐慌。

一场新式民族主义的运动，在一个类似巫术的下毒魔咒上，却出现了旧式种族排外运动的影子。从谣言的制造，流行，对运动动员的作用，都跟五四运动所要刻意避免的“盲目排外”的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有着非常相似的品相。从本质上讲，它们是完全一样的东西，都具有煽动民众情绪，加热运动气氛的动员作用。事实上，一场文明的民族主义运动，只要需要表达对列强的抗议，只要动员波及到了社会的下层，对抗议对象的敌视，很容易转换成最古老的巫术魔咒。因为只有这种魔咒，才会真正激起下层社会的恐慌和敌意。在运动热潮中，尽管主导运动方向的学生和商人中，不乏明智者，但却很少有人会站出来辟谣，甚至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有意无意，推波助澜。在日本人坏这个大前提下，运动的参加者，即便是有知识的大学生，其实对这种古老的巫术谣言，也没有多大的抵御能力。有知识的学生，在某个具体的下毒的事件中，也许有判断能力，但往往无法否认整体上日本人坏，日本人想要害死中国人的这个大命题。因此，洋人下毒的这个古老的魔咒，就这样在一场说起来很文明很西化的抗议运动中，流行开来。

从义和团到五四运动，中国人在列强压迫下的危机忧虑始终存在。虽然，五四运动发动和主导者对于缓解危机的方式，跟义和团的农民，有根本的不同，但运动一旦波及到了下层社会，这种不同，也就看不出来分别了。反过来，下层社会特有的动员方式，也感染着运动的上层。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和五四运动，并没有一条可以截然分开的鸿沟。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想法，至少这种想法，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而前者，五四运动应该不会在他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总能联系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日本威逼中国签订21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愤过一次。巴黎和会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但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间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他写道：“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发挥说：“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制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这番热闹指什么，应该是就是指五四运动。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纲上线。当然，我相信，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丽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1920年4月19日）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有这种念头。

从表面上看，吴宓的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班儿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的国粹派老朽，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不过，吴宓辈的牢骚，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因为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在中国人看来，太多离婚通奸，寻妓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他，却什么都不敢做。若干年中，“不得与女人相见，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因此夜思梦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发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结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

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胡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当口，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

按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但是对时事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

然而，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发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而到了6月28日，当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其实不确），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胡的自称，笔者注）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1919年10月15日）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

耐人寻味的是，运动过后，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连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书看完，感觉“其中无予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显然，政治的意向，已经悄然影响到了文化观念。

胡景翼是个军阀。不过，当时反对段祺瑞联日推行武力统一的人们中，有不少都是军阀。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胁的南方军阀，也有北洋内部的直系军阀。诚然，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争的因素，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出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历史是复杂的。很像样的学者，也有一时看起来很不怎样的表现，而名声不佳的军阀，也有发乎内心的爱国情感。

行乞证是个馊主意

中国的事，学者主意多。大概是走在大街上被要饭的缠急了，有学者提议，应该给要饭的发行乞证，加强管理。此论一出，大家都以为新鲜，议论纷纷。其实，历史被人忘得快，提议者可能不知道，这个主意，实际上已经有人实行过了。那是民国时期的山西，阎锡山治下的太原，就曾经实行过给乞丐发行乞证的做法。每个乞丐由警察机关发一个像腰牌一样的东西，上面写着该乞丐的姓名籍贯，以及准许行乞时间。当年的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是军国民主义，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军国主义，是跟日本人学的。这种军国主义的治理，虽然大街上秩序井然，但对于人权可是不大在乎。因此，到抗战以后，这种行乞证制度，也就没有人再提。

不过，后来的中国，有段时间虽然行乞证没有了，但行乞的自由还是被严格限制的。城里有收容遣送制度，看见要饭的，就会撵。农村人如果实在活不下去，想出去要饭，必须得大队开介绍信，否则走到哪儿，人家都抓。这介绍信，也等于是行乞证。

活在上流社会的人们，在享受市场经济好处的同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秩序。尤其是碰上治安不好，小贩乱走，乞丐纠缠的时候，难免不会有点怀旧情绪出来，想起当年什么都井然有条的日子。尽管这种日子往往是跟缺吃少穿，什么都要票证，以阶级斗争为纲，动辄获咎相联系的。在那个年月，不仅行乞需要证明，干什么都需要证明，如果一个人出门没有介绍信，不仅寸步难行，而且很有可能被专了政，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那种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的日子，过去并不太远，老套路就已经被人重新惦记起来了。好在，学者们只想将之用在某些最边缘的人群身上，至于自己，当然还是被约束得少点好。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主意，刚一出炉，马上就得到了某些部门人士的赞同，有城管工作人员发短信给中央电视台，说是举双手赞同，因为这样便于管理这些乞丐。

我相信，这种极权思路的严格管理，对于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秩序维护者来说，的确很方便，也有效。但是这种管理，对于乞丐来说，却是一种灾难。当年的山西，行乞证制度的实行，使得太原的乞丐，几乎无路可走，无饭可讨，最后只好逃出山西。解决乞丐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发展经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一时还难以解决这些无家可归者的出路的时候，用这种断人生路的办法，对于城市的秩序虽然有好处，但对于这些人的基本权利，却是一种不入道的剥夺。

当然，现在很多城市，行乞者背后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操控，行乞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不正当的谋生手段，里面有很黑、很残忍的内容。显然，对付这种有组织的犯罪行为，需要警察和社会的努力，但必须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在尊重的法律的前提下解决。毕竟不是所有的乞丐，都有黑社会背景，就算是有这个背景，对他们的打击，也需尊重起码的人权。我们承认，在转型时期，城市的管理的确存在很多难题，但是这些难题，不能靠老办法，即剥夺人们权利的办法来解决。那样的话，我们早晚会回到老路上去。

土洋并举的克己复礼

孔子说，礼失求诸野。看来，即使是他的时代，礼也会失掉。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再一次失掉了礼，不过这回，我们没有求诸野，而是求助于礼仪专家。已经有些日子了，礼仪专家很是吃香，开始是沾洋味道的现代礼仪专家走红，到处讲怎样穿西装扎领带，怎么吃西餐拿刀叉，甚至细到女人什么场合该穿什么衣服，配什么丝袜。电视热播，光盘热卖，人则四处演讲，请都请不到。近来土味道传统派礼仪专家也不甘寂寞，穿着不知是什么时代的汉服出来演礼的人，东一点，西一点，总是零星见于媒体的报道。最令人震撼的事发生在武汉，从新闻照片上看，一大群小学生，依次穿上“汉服”，博衣阔带，高帽子，在向礼仪专家作揖。我的理解，如果用《水浒传》上的话，就是唱个肥喏。

礼这个东西，自“五四”以后，很不怎么吃香，因为时常跟礼教相关。后来一度甚至有点十恶不赦的味道，提起克己复礼，连小孩子都知道那是在批判谁。现在礼又吃香了，无论如何，好像都是好事，说明世道变了。媒体上不断披露中国游客在境外的种种不文明礼貌的行为，各个单位，从政法机关到大国企，纷纷请礼仪专家来讲课，感觉终于吃饱了（或者说部分吃得过饱）的中国人，毕竟开始检讨自己的举止了。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礼，不是孔子那时候的礼，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有桂花油？我们现在费心讲究的，仅仅是礼仪，说白了，就是点面子功夫。按过去的说法，知书才能达礼。礼仪无论中外，对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而言，不是礼仪小姐仪式上的作秀，而是建立在文化修养上的举止做派。礼的仪式，背后如果没有文化和教养，那么即使把动作程序背得滚瓜烂熟，依然属于不知礼。反过来，有教养的人，即使在具体仪式环节上有些瑕疵，也不会让人觉得失礼。

无论中国的古礼还是西方的洋礼，背后的精神都含有对人的尊重。礼仪中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仪式，而是人的举止，主要是日常举止。那些在国外出乖露丑的中国游客，尤其是那些带长字的人们，其实在正式仪式方面，倒是很少有可能出错；在国内招待上司的时候，礼貌之周详，态度之恭敬，程序之繁复，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一旦离开官场内的礼仪环境，就会变得粗鄙不堪。无论是大声喧哗，随地吐痰，还是抢占座位，贪小便宜，所有行为表现出来的，表面上是失礼和失态，实质上则是缺乏教养。中国游客在西方旅游，很少去博物馆，要去的话，也就是去去名气大的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就是去了，也往往挤在几幅人所共知的名画前叽叽喳喳。至于其他一些很有特色的博物馆，绝大多数中国游客，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中国游客最爱去的地方，除了红灯区，就是名牌专卖店。事实上，在国内旅游的人，表现也差不多。

我曾经多次感慨，我们的教育，已经让我们的国家产生了几代缺乏文化素养的人。包括相当多所谓的精英，甚至一些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同样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这个课，需要补，但绝非短时间所能奏效。我很怀疑，眼下恶补礼仪课，到底会有什么效果，甚至怀疑这些到处讲课的礼仪专家自己的文化素养究竟怎样。大讲礼仪，至多也就是暂时给自己和单位涂了点粉，还不一定是地方。当然，很多单位，是把请人讲礼仪，当成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来完成的。这样的单位，礼仪实际上只是一种政治任务，一种单位的文明秀。这就又当别论了。

最离谱的假古董和没有文化的游客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文物多。文物多的一个好处，是可以用来供不肖子孙来糟蹋和挥霍。可以拿出去卖钱的，有走私贩子倒腾出去卖；拿不走的，就圈起来收门票，尽量榨油，哪管古迹承受得了不。如果没有人来，就放任不管，一任其房倒屋塌。有意思的是，糟蹋文物的人，却热衷于造假古董。可以搬得走的由文物贩子来造，而搬不走的，则由政府来包办。

早一点的有唐城、宋城，近一点的有各种中华始祖，黄帝、炎帝、神农、女娲，甚至连蚩尤也算，一个个雕像塑起来，一幢幢庙宇立起来，一座座祭台垒起来。而且东也有，西也有，一个祖宗，分几下，都说自己地方的祖宗才是真祖宗。建议各地官员再建庙修坛的时候，跟王麻子剪刀铺的竞争一样，挂“真”或者“真真”的前缀。不过，比较起来，最离谱的造假，当属安徽宁国市意欲修建“宁国府”。据说人家仗着自己是“宁国”，要打造《红楼梦》的宁国府品牌。建唐城、宋城，毕竟人家当年阔过，差不多就在那个方圆，过去有过这个城，虽然建得跟古代差得很远，怎么说，还有影。满地冒出的祖宗庙祖宗坛，或多或少，也都有点史料的依据。虽说有的依据过于牵强，但不管怎么说，毕竟可以算他有据可查。可是宁国府算什么呢？谁不知道《红楼梦》本是小说，假语村言，贾府本是假府，当不得真。就算找作者创作的原型，也只能在北京和南京，怎么也轮不到安徽的宁国。当初北京建大观园，就已经贻笑大方。安徽建宁国府，简直是张飞打岳飞，哪儿对哪儿啊？看目前的情形，此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估计用不了太长的功夫，假古董将会磅礴于神州大地。各种见于小说、戏剧、传说或者史籍的古代钢筋水泥的古建筑，将会到处都是。各个电视台选秀选出来的金陵十二钗，以及西施、莺莺、红佛女，连带着潘金莲和孙二娘，点缀其间，搔首弄姿，真是好看煞人。

不过，一件明明很可笑的事，却有人前赴后继地做，笑骂任你笑骂，其中必有道理。换言之，兴事者必有好处。但凡这种事情，大多属于旅游开发，政府热衷，商家参与，如果全然无利可图，估计持续不了如此长的时间，更不会愈演愈烈。这里头，除了我们的领导比较好名，高度喜欢附庸风雅的因素外，假古董可以带来真利益，才是兴建假古董的真正动机。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旅游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还就是不喜欢看真古董。在他们看来，那些东西破破烂烂，没什么好看的。他们就是喜欢这些假古董，越是金碧辉煌，越是喜欢，只要建造者能找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目来，把这个名头按在一堆钢筋水泥头上，再配上些俊男美女点缀其间，差不多就会游人如织。前面提到的唐城、宋城，大观园，游客都不少。山西的朋友曾经拉我去过绵山，那里据说是被煤老板承包下来，原来破烂的旧东西被扫荡了，代之以豪华，巍峨的假古董，每个景点，都有从春秋到唐朝的大名头。结果，那个地方成了附近几个省的度假胜地，每日里，游人多的就跟赶集似的。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口袋里有几个钱，一门心思想出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些人肚子里，却只有鱼肉，没有文化。我们拥有缺乏基本文化素养的几代人，甚至很多上过大学的人，连基本的文史常识都没有。出去玩，也就是起哄，一任导游胡扯，再不就找地方打牌。前阶段，中国游客出国出糗的事，曝光了不少。其实，在国内游，也是如此，丢人丢得一样大，只不过外国人看不见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那些口袋有钱、肚皮里有鱼肉、但脑子里空空如也的人来说，宁国府这样的假古董，倒是也般配。只是建造者要留点神，防备哪一天冒出来个贾代化的几世孙，跟你要产权。

迎送戏文几时休？

江西一个乡镇，欢送镇委书记履新高就，鞭炮放得有点过，酿成惨剧，炸死两个人。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但我相信，哗然者多半不包括官场中人，因为官场上类似的送往迎来，太平常了。一个官员升迁高就，原单位要送，新单位要接。只要这个官员级别足够高，权力足够大，迎送的规格就能顶破天，吃不完的筵席，排不了的仪式，而且逐年自动升格，撑破了天，也不罢手。不仅官员履新如此，平时的送往迎来也如此。平级官员来，迎出衙门。如果是上级主要官员下来检查工作，那可就声势浩大了。被检查地方的主要官员，甚至四大班子都要倾巢出动，来到自己的地界边上，早早恭候，接到衙门所在，自然是鲜花鼓乐，还有礼炮（比江西那个镇洋气多了）。领导离开的时候，也一样送到地界为止。

当然，咱们是文明古国，官场迎送，自有传统。古代官员送往迎来也很热闹，迎则启中门，放礼炮，排仪仗；送则张筵席，送万民伞。有的时候还要安排人躺在人家的轿马之前，做卧辙挡路之状，表示舍不得这个官员走。好在，这些把戏，或者叫戏文，都被当作“封建”给批了，很长时间人们都没有类似的好戏看了。可是，时间很会捉弄人。时过境迁，偏就有那么些官员体恤下情，不知不觉又把古人的把戏恢复起来。传统文化，在这个层面上得到了发扬光大。万民伞没有了，卧辙的人也不安排了，但是送往迎来的戏文，却依旧好看，而且规模日益宏大，格外彰显出我们这礼仪之邦的官场盛情。

官员升迁离任，本是工作需要，送一送，迎一迎，搞个简单的仪式，也无可厚非。但搞得如此隆重，比权贵之家的婚礼或者丧礼还声势浩大，就变成了演戏。领导检查工作，本是他们的分内职务行为，非要一迎一送，劳师动众，像接驾一样，也成了演戏。

这种官场的戏文，并不能将之归咎于我们干部头脑里所谓的封建余毒了事。事实上，现在娴熟操练这种把戏的官员，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过去的官场迎送。我们现在的这种戏，背后有名堂。它既是一种官场潜规则，也是包含复杂内容、具有实际官场绩效的官场风习。

官员离任为什么要迎送？那是因为人家升迁高就，至少是平调。如果降职，这种仪式即便有，也因陋就简，马虎了事。迎送，就是一种感情投资，规格越高（破格最好），档次越高，声势越大，被送迎者脸上越是有光。换言之，有面子。筵席上，交杯换盏，谀词泉涌，歌舞连天，展示的，是一个热情，给被迎送者的，更多的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只要被迎送者感觉到了这种享受，所谓的感情投资，也就资金到位了。

至于对前来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的迎送，更是感情投资，表达的意思，不仅有热情，还有恭顺，小心，听话，等等，等等。所谓的感情投资，无非是为了自家的前程。虽然说前程好坏，还要看另一种投资所付的资金多少，但是感情投资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不仅表示投资者的恭敬温顺，至少在表面上，表示此人日后对待自己的基本态度（其实多半不可靠），而且让接受者，感觉到做官尤其是在升迁时的莫名荣耀。没有这种荣誉，就如项羽所说，富贵不还乡，如绣衣夜行，显摆不起来了。所以，没有感情投资，另一种投资就不能起作用，或者作用起得不那么明显。官场的感情，多半是靠鲜花、笑脸、杯盏、马屁和隆重的仪式堆出来的。但是大家习以为常，假作真时，真亦假，最后则真假不分，清醒的时候，多半官也不做了。

“遭人喜欢”的黑社会

眼下，教育界的人都知道，校园暴力，大有上升的势头。尤其是在那些档次不高的中小学，更是明显。玩暴力的学生，大多喜欢结成帮派，无论是欺负弱小，勒索财物，还是打架斗殴，抢女（男）朋友，都是集体行动，帮派里谁是老大，谁是马崽，分得一清二楚。不仅男孩子这样，女孩子也这样。玩大了的，还定出帮规，比如“贪财好色，动帮中兄弟女朋友的，打二百军棍”之类。

虽然说，过去时代的帮会，组织严密，规矩很大，但是，相信这些孩子并没有看过天地会的《海底》。他们组织帮会（虽然多数属于玩闹性质），订立帮规，多半不是取法前辈，自然也不是无师自通，那点“组织资源”，多半是从通俗文娱作品中学来的。

我相信，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多少人真的会喜欢黑社会，顶多会有点好奇。摊上了，真敢与之斗者，估计也不多，大半是逃之夭夭。摊上事，求告无门，找黑社会来摆平，有时候气虽然出了，但后面的麻烦却层出不穷。一般来说，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黑社会是个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虽然中国之大，也不排除个别就是喜欢黑社会，或者有那么一些黑社会让人感觉还不错的。

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令人恐惧、不安、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在人们的观赏视野里，却很受欢迎，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受欢迎。很多题材，热起来都是一阵一阵的，今儿是皇帝，明儿就是公主，后天也许就是侦探。但是只有黑社会的题材，长盛不衰，而且评价甚好。凡是土匪，都变了草莽英雄；凡是流氓，都成了侠义好汉。荧屏上，书摊上，无论什么时候，这些英雄好汉都有很大的一席之地。一个《上海滩》，风靡几辈人，现在续集也出来了，类似的东西一个又一个，出来就有市场。书摊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半真半假的传记，总是有销路。就连大辫子满清皇帝热的时候，也不能把这些胡子拉碴的家伙赶走，碰上有创意的导演，还可能让绿林好汉跟皇帝过过招。

喜欢窥视跟自己不一样的一种神秘的生活，是人的天性。虽然这种天性有点问题，但毕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知道，出现在娱乐作品里的黑社会，不是真的黑社会，只是一种迎合人们猎奇心理的无聊夸张。现在离晚清和民国也不太远，有些经过的老人还活着，当年的资料也还在，稍微看看就会知道，真正的帮会和土匪，哪里会有娱乐作品里那么多浪漫，那么多行侠仗义，那么多男欢女爱，那么多风流豪情。更多的则是血腥杀戮，绑票撕票，负义背叛，强迫卖淫。一句话，在那里，人的性命，人的尊严，是不值钱的。应该说，现在的“黑社会”影视泛滥，很大程度上是香港片带出来的。其实，荧屏上血腥拼杀，甚至动枪动炮的场面，在真实的香港是根本看不到的，那里的所谓黑社会，多半限制在黄、赌、毒的很小范围内，日常生活的治安状况相当好。香港的法制环境，一般人的守法自觉，是内地人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这些片子，在人家那里，就是解闷而已，大家看归看，做归做，两不相干，即便孩子看了，有家长的身教言教，问题也不大。可是，这种片子到了内地，再经过我们这些编导高手的升华，成批推出，连某些成年人看了，都受影响。有点不平事，政府不管，法律不公，在影视里学来的招数就出来了。更何况那些没有识别能力，不谙世事的孩子！

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正视和检讨我们的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化中黑社会因素的时候了。说的极端一点，连更早一些的作品也需要重新审视。尽管《水浒传》名列四大名著，但其价值观，也需要消毒。这一点，台湾作家龙应台已经提及，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试想，清平白日，朗朗乾坤，把人割了，取下心肝做醒酒汤，这样的作为，是人之所为吗？

马屁与政绩关系的论证报告

官场上从来不乏马屁精，但是也总有不拍马的人。什么时候不拍马的官员少了，少到一定程度，那么这个官场多半要出问题，成窝烂掉的可能性极大。

在古代，官员的任免，自家的顶头上司说了不全算。县太爷下面都是吏，六房书吏，世代在当地打杂的，一般不受县太爷的任免。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书吏却不流，待在衙门里送往迎来。再下面是衙役，属于贱民，供站班跑腿之用，也是衙门里现成的，县太爷一般也只是用，不操心他们的人事调动。至于县太爷，都是考试得售，或者捐班买得，由中央政府（吏部）统一派下来的。他们的上司，对下属，可以参劾，但不能任免。参劾，也得有确切的证据，加上上司和下属平常各驻各地，见面不多，纵然有心拍马，机会也不多。所以，官场马屁一时半会还上不了档次。

今日一个县里，除了十几二十个县级干部，一个县委一把手，对县里所有干部的职业生涯而言，都具有生杀予夺的意义。即便是县长、副书记，如果跟一把手搞不好关系，上面一般都会给一把手面子，让他走人。一个县，吃官饭的，数以千计，这么多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说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说谁不行，谁就不行，行也不行。想让一把手不喜欢拍马，难；想让大家不拍马，更难。但是，尽管如此，在任何地方，即便是官场风气特别差的地方，还是会存在若干不拍马，或者不太喜欢拍马的干部。

按道理，做官的人，喜欢马屁精的概率很高。能爬到某个高位，多半不是傻子，都知道拍马屁者往往动机不纯，甚至别有用心，一个把持不住，弄不好被对方忽悠了，也大有可能。不过，人之所以为人，都是有弱点的，最大的弱点，莫过于喜欢被奉承。换句话说，被拍的感觉，爽！尤其是在拍技日益提高，谀词日渐丰富的今天，拍和被拍的双方，实际上都达到了一种通体舒畅，毛孔尽张，酣畅淋漓的境界。一日没有小妞唱小曲、扭屁股就不能下饭的官员，同样也不能离开下属的马屁。所以，一位县委书记说过，用人，至少得用三分之一拍马屁的。否则，咱做官图什么？

但是，大权在握的一把手，在享受吹拍之福之余，还有政绩的压力。中国现阶段的现代化，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火车头拉动的现代化，政府除了管政府的事，更多的要参与经济活动，甚至主要长官都亲身投入市场，做广告，推介本地产品。在各种政绩考核指标中，GDP的指标，具有核心价值的意义。因此，我们的政府，成了世界上事务最繁忙的政府，不仅有彼此间的公务私务的往来、文牍成灾、公文旅行、名目繁多的礼仪活动，还有大量实务性工作。虽然这种工作有些很不必要，属于对市场的不适当管理和干预，但就工作本身而言，却是真刀实枪，附带业绩指标的。政绩指标的背后，是上级，是决定一把手命运、荣辱升降的上级机关或者上级领导。

既然有具体的业绩指标，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公司，多少要讲求一点效率，因此，就得有人给它干活。用不着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机关，都有少数几个能干的，这些能干的人，支撑了几乎整个机关的业务。但是，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或多或少都有点争议。在组织人事部门那里，属于不能重用，又不能不用的一类人。要问起来，组织部门可以有一大堆说法，比如骄傲自满，目无组织，不守纪律，不拘小节等等，总之毛病很多，比任何人都多。但实际上，他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拍马屁，或者不习惯拍马屁。上级为了政绩，为了指标考核，不得不容忍他们，但是只能用他们干活，不能让他们掌权。所以，一般都是副职正用，小官大用，反正是活儿他们干，荣誉领导或者别人拿。还美其名曰，接受荣誉的考验。能干的人，多少有点才气，有点个性，不乐拍马，往往是个性和才气使之然，对于领导重使用而不重用的做法，难免有牢骚，于是加重了领导的不悦。

领导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政绩管理的目标体系发生变化，可以掺水造假而较少受到惩罚，那么领导的忍耐度就更加有限。不仅不能容许顶撞，当众发牢骚，而且连腹诽也能明察于秋毫。更进一步，他们已经越来越见不得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有人不拍马了。眼见得，各个系统，各个级别的领导们，就大趋势而言，对不拍马的容忍度在下降，越降越快。政绩管理体系造假度越高，领导对不拍马的现象的容忍度就越低。如果某些领域的所谓政绩管理体系，原本就是这个领域的领导们自己杜撰出来的，本身不含多少硬通货，那么，在这个领域，领导就更加容不得下属不拍马。现在的高等教育，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现在高校的排名竞争，主要看它们在教育部的考核体系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主要取决于你的核心期刊发表数量，课题数量、级别，博士点、硕士点数量，一级学科数量，重点学科数量，重点学科基地数量，进没进211，是否985高校等等。谁的数量多，谁就档次高。这些指标，发表量和课题数，似乎看起来有点“干货”，其实在知情人眼里，也是“水货”。因为这些课题和发表的论文，99%以上，不仅对学术知识增量没有任何贡献，对国计民生，也毫无用处。至于其他的指标，不过是中国人编出来糊弄中国人的玩意，同样一个学科，你的就是一级，我就不是，你的是重点，我的就不是。学科凭什么有级？给学科分出级别，也只有官本位的中国人才能想出来，很像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本来，学生的培养，理应是高校的硬指标。学生出息与否，出路好坏，有无学术成就，原本可以作为衡量学校好坏高低的标准。但是，目前的中国，还没有走出文凭时代，人们对大学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虚的成分，加之学生毕业之后怎么样，存在相对的滞后期，至少到目前为止，社会上还没有以学生这种“出产”，来衡量大学的好坏的意识。因此大学可以安稳地关起门来玩虚的，自娱自乐。目前高校权重最大的学生培养指标，是看一个学校有多少获得全国博士百优论文的数量。可是百优论文怎么评出来的呢？依旧是学术官僚们自己的事，跟所有类似的评审没有两样。所以，这样的培养指标，也依旧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原本最不应该有官气的大学，衙门化推进速度如此之快，官本位意识如此流行，在社会上似乎还有点名气的教授们，为了一个处长、副处长打得头破血流。各级学官们，官架子摆得十足，手里不仅权力大了，而且可以支配的资金也多了，先要求听话，继而接受拍马。不听话，不拍马，认真作学问，那么就什么都没有，迅速边缘化，再不就自己走人。教授，在他们眼里，不仅成了下属，而且成了差役，奴才。到了这步天地，教授们自然无师自通，拍起来了，开始还有点忸怩，很快就运用自如，有如神助。无论任何场合，开会只要座中有领导，教授们自然会让领导先说，无论领导懂还是不懂。领导说完了，教授们再说的时候，都会自觉重复领导讲话精神，言必称“正如某某领导所说”，领导听了，舒服，而且自得，时间一长，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教授都有专业知识。社会科学的教授，大多熟知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按理性选择原则，拍马屁的投入小，收益高，不拍的反之。所以人们理应趋向拍才是。其实，官场中人，虽然不谙这样的洋理论，但操作起来，也没有不明白的。谁都知道以小博大的便宜，都知道在人屋檐下做人的道理。所以，大趋势，向着拍马的方向前进，早觉悟者，早得济。

虚假的政绩，不仅催生出虚伪的人际关系，而且催生出虚胖的学校。于是大学扩张再扩张，比师资扩张快的是建筑，比建筑更快的是各种“点”和基地，比谁都快的是“科研成果”的数量。这些数量，转化为新的政绩，再催生更高、更大、更快的高等教育。周而复始，循环升级，几年功夫，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就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在校学生总量，居世界第一。在中国，谁敢说教育是个慢功细活？我们不仅有跃进的速度，更有跃进的气度和胆量。

当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风气堕落得居然比官场还快的时候，是可怕的。当一个社会，官场上除了上级之外，没有任何人或者机制，可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的时候，更可怕。如果连上级的制约，都没有了硬指标可供操作，指标不过是可以相互哄骗的游戏时，尤其可怕。马屁，仅仅是个副产品而已。

鞭炮声中的春晚

中国人过年，有守岁的习惯，正是这个习惯，成就了春晚。反正待着也没事，有台电视晚会，上面净是大腕，一起上来，给小老百姓露露脸，大家自然买账。不过，什么在中国一办时间长了，就麻烦。大家都疲了，演的人疲，看的人也疲。没有的时候，端上一锅菜，无论好坏，都得吃，吃多了，就开始挑剔，所谓众口难调，南甜北辣，菜是愈发难煮。同时，影响一大，禁区也越来越多，而且全国只准有这一锅菜，想要把全国人民的口味都兼顾了，简直属于痴心妄想。因此，尽管每年春晚结束，相应的调查都说观众很满意（2009年满意度据说依旧80%以上），但实际上，春晚，正在变成中国百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家家户户都在电视机旁支上麻将，一边打一边看。这两年城市鞭炮解禁，春晚多数的节目，包括过去特受欢迎的压轴小品，实际上都是在鞭炮声中演出的，倒是有些默片的效果，反正什么都听不清楚。

今年（2009年）的春晚，跟往年一样，煽情，逗笑。在逗笑中煽情，在煽情中逗笑，让人民群众啼笑皆出。只是年年如此，即使最易动感情的人，眼泪也没了。而且今年能在哪儿煽，事先大家都猜到了，新鲜感全无。甚至连一向富有激情的主持人，也略显疲态。煽的力度不够，火力不猛，电视机前的人，除了若干忠实的大爷大妈，都走光了。

此前吊足了大家胃口的“英伦组合”，最后发现不过是把两片根本不相干的衣服，穿在了一起。我们的春晚老明星，似乎没有因为80后偶像的加盟，得以焕发青春。连一向为大家追求的真唱，都变得怪异。可能平时大家都习惯了录音棚里人造的歌声，一旦真的真唱了，发现怎么那么刺耳呢？小老百姓的耳朵，已经习惯了假声假唱。人造的玩意，还就是没有多少瑕疵，听的入耳，咋一来真的，麻烦。

在当今之世，相声小品更是难以讨好了。在一个全民恶搞，恶搞了之后还要经过山寨加工的年代，人们笑的品位已经直线上蹿。偏偏相声小品禁区又那么多，创作那么难，就算冯巩赵本山是神仙下凡，也无能为力，越演越没看头。冯巩换了美女搭档，赵本山拉来徒弟助阵，也无济于事。估计再这样演下去，演播厅里的观众，得配发痒痒挠了，再不就事先录好笑声，届时播放。

一锅菜的春晚，已经走到头了。君不见，好莱坞喜欢拍走红大片的续集，拍到续2还有人看，续3就危险，如果续4、续5地拍下去，观众就要吐了。我看，即便是春晚，还是百花齐放的好。

团结起来，我们在赤壁上玩技术

《赤壁》是部大片。但凡大片，我的习惯是不追究其艺术和思想品位，甚至不管它模仿好莱坞还是宝莱坞，只当花钱买一乐儿，或者刺激。做人要厚道，尽管花70元只看了半个故事，必须承认，这个乐儿，或者刺激我买到了。

赤壁之战是三国故事中的重头戏，波澜壮阔，好看煞人。其中出戏之处，在于孙、曹、刘，敌我友三方的勾心斗角。孙刘两家跟曹操斗，周瑜又跟诸葛亮斗，尤其是后者智力竞赛似的缠斗，是罗贯中版的赤壁之战最出彩的地方。自古以来，喜《三国》者，唯有不喜瑜亮斗智者。都说“诸葛近妖”是《三国演义》的败笔，但如果赤壁的诸葛亮不像个神机妙算的妖道，肯定就不那么吸引人了。

这种三家斗智的传统版本，经过颇讲究忠于原著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强化，连没看过演义原书的新生代都被洗脑。《赤壁》摄制组留下了很大的难题，按老路数拍，再加上点好莱坞式的技术夸张，容易，也未必不能卖钱，但蹈袭前人故技，自己都觉得乏。于是选择推陈出新，导演找到两个字：团结。

从瑜亮斗法到瑜亮团结，进而孙刘团结，连原本属于男人故事里没有任何份额的两个女人小乔和孙权的妹妹，都出来促进团结，团结是团结了，但怎么看怎么假。一个阴谋诡计相互算计的故事，一下子变成团结抗敌，弯子转得太大。况且，自古以来，两个集团出于共同利益的联合作战，一般都是各打各的。真正团结像一个人一样，混编作战，基本上不可能。当年的孙刘两家也是如此。拍电影可以不尊重历史，也可以不尊重原著，但不能违背人情，让两伙原来根本不搭界的汉子忽地一下变成一家人，然后再忽地一下拆伙分家，即便上头有一个共同领袖，都难，何况两家原本就是两回事。如果没有曹操大军压境，厮杀起来的应该是这两伙人。

但是《赤壁》的“篡改”原著，也有好的地方，比如突出了周瑜的主体地位。历史上真实的赤壁之战，东吴方面的周瑜，显然应该是主角，刘备的残军，只配敲敲边鼓。到了特别喜爱诸葛亮的罗贯中手里，主客易位，诸葛亮居然比周瑜更出彩。出不了多少兵力，就祭出妖术，十冬腊月借东风，这一阵风比周瑜三万大军还有用。电影《赤壁》把诸葛亮从妖变成了人，还露了一手兽医的绝活。鄙人干过这个买卖，必须承认，电影里的接生操作，基本合乎规范，建议剪下来作为农业大学兽医专业培训教材。变成人的诸葛亮，风头比不过顾曲而且时不时跟小乔缠绵的周郎，自是必然。

技术的考究和阵势上的宏大，历来都是大片的卖座之处。《赤壁》也不例外，作为战争片，做到场面好看，有气势并不难，有足够的银子就可以铺出来。但武打设计，既要有个性，又要好看，还是要使点巧劲。电视剧《三国演义》强调忠于原著，交战马上格斗比较多，动辄50回合100回合，碍于现代人马上功夫有限，因此显得很单调，每每两人骑在马上兜圈子，一点也显不出高手过人的“功夫”来。这回电影《赤壁》学精了，多数时候都是步战，这一来，香港武打设计就可以大显神通，打得既花花，又力道深厚。电影里关、张、赵云和甘宁（不知为何改成甘兴）的武打动作，都相当过瘾。本来三国时候，马蹬尚未发明，骑在马上格斗，似乎不大可能，原著那些50回合、100回合的大战，都是活在明朝的罗贯中编出来的。当年的骑兵，基本上都是骑在马上奔赴战场，到了地方下马拼杀。如此这般改过来，很有历史依据。

没有历史依据，而且感觉上很离谱的是张飞当阳拒战，以及后面的一场陆上阵战。原著是张飞派人在树林里骑马拖着树枝来回跑，尘土飞扬的形成疑兵阵，从而使得张飞的那声大吼喝退曹兵，多少有点靠谱。可是电影将此改成什么“回光阵”，成百的大镜子突然发出反光，晃花了敌人的眼睛。漫说当时还没有玻璃，青铜镜无论如何造不出那么大个的来，就算能造出来，怎么就那么巧，敌人都从能反射到阳光的那个角度进来？电影将马拖树枝的情节，改到孙尚香诱敌之后，更是离谱。按道理，这种做法，是疑兵之计，告诉对方，我这里有很多兵马。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将领，理应就此止步才是，孙尚香的冒险，应该白费了。可是在电影上，曹营里号称妙人的夏侯悖率领的曹兵不，区区两千人马，偏要硬冲过去，冲过去还不说，还老老实实进了敌人摆好的八卦阵，乖乖地让人家关起门来打。电影上的八卦阵，布的莫明其妙，这玩意古代兵书上有的，虽然未必好使，但阵图并不难找。关键是按古书上摆起来肯定比现在电影上的好看，也更容易让人接受一点。怎么可以把一个战场上的阵，真的摆成八卦的卦象的模样，宛如小孩子过家家做游戏？至于为什么曹操会用三十万水军（在电影上看，艨艟战舰如云）佯攻，用两千骑兵主攻，这种军事学上荒唐到不可思议的战法，别说军事专家要头痛，就是一般军事爱好者，也只好蒙面为曹丞相大哭一场。只能说我们的电影导演，实在太不看重常识了，以至于逼着熟读兵书的曹操，频频做脑子进水状。

按道理，对于大片，不应该这样吹毛求疵。人家在技术上，场面上玩到位也就行了。对了，团结，团结很重要。还是团结吧，废话也就不说了。

跟“肤发”有关的改革事件

“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夫子的信条。但是，信奉夫子信条的人们，也跟别的民族一样，偏是身体肤发遭难多。时代变迁，被杀被剐自不必说，剩下来的人，肤发往往还要遭受无妄之灾，格外受苦。比如满人进关，要大家剃头留辫子，一个大男人家，从前额到头顶全部剃光，后脑勺的一点头发编成辫子，不从就杀头，说是留发不留头。衣服也改，左袵啦，袍褂出来了。据说因为好些归顺汉臣的拼命争取，才争到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到待遇。女人可以不变，包括一双金莲。男人死了，可以按老规矩打扮。当然，变革还真的就平白导致死了一些原本老实的良民，后来历史书上，都说他们是民族英雄，其实，他们只是自己肤发的英雄，不，殉难者。

到了清朝灭亡的当口，在大家已经适应了脑袋后面的辫子，而且头顶头发已经剃不了多少的情况下，辫子又要剪了。不剪，新政府不干。农民只好躲着不进城，进了城给剪辫队逮住，就会像鲁迅小说《风波》里的七斤一样，咔喳就是一剪刀。剪了辫的人们，没有像今人一样讲究剪个发式，只是长长地披在后面，像现今时髦的歌手。好在，当时穿什么没有硬性规定，以至于旗装，无论袍褂、短衫还是女人的旗袍，经过改良之后，反而成为民国的流行服装。

以上是时代变化，当局强迫的涉及肤发的变革。但有的时候，时代变了，某些当政的人们，却不太希望变，尤其不喜欢涉及肤发的变革。对于很多头脑冬烘，思想保守之人来说，大的政治经济变革，固然看不惯，兴许还能忍，但是最不能忍的是身边人衣着和头发的变化，对女人的这方面变化，更是敏感。

戊戌变法时，广泛流传于京城旗人之间的一个谣传，就是光绪要剪辫子，穿西装，在肤发上，变祖宗的规矩。据说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从颐和园回宫，痛骂光绪之时，骂的内容就有这一项。当然，当时的光绪是冤枉的，别说皇帝不敢，就连当时最激进的康梁，大概也没有这样想过。真正实践了这一点的，是光绪下面的宣统皇帝溥仪。可惜，西装革履的他，已经退位多时了。

在溥仪穿西装的时候，中国人，或者说某一部分中国人最不开心的事，是女人剪短发和旗袍裙装露胳膊（只是小臂）。某些情绪激动的军阀，还组织了执法队上街，看见剪短发露胳膊的女人便抓，说这些女子肯定是激进党。没有权抓人的遗老遗少，则一面隔着手指缝看，一面痛心疾首，感叹人心不古。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感喟，在改革三十年间，再度重演，人们的肤发又有了古老的麻烦。首先是跟肤有关的着装，民间先是跟着香港电影学穿喇叭裤，带太阳镜，当时叫蛤蟆镜，时髦的是镜片上带着外国字的商标。此风一兴，舆论一致声讨，报上连篇累牍地批判，电影里，凡是街头流氓，一律喇叭裤太阳镜，以示丑化。学校单位也纷纷制定各种措施，强力遏制。后来牛仔裤登陆，命运也类似。媒体上来就批，有的报纸非常认真地请来专家，进行医学考证，证明牛仔裤无论男女，穿上很不利于生理健康，甚至危及子嗣，把孙子都耽误了。至于迷你裙和比基尼，遭到的围剿就更多，因为一向社会舆论，对于女性的身体肤发，要求都比男人更苛刻。但是，女性在这方面的跃进的步伐，偏偏比男人动作大。结果，当女性着装突飞猛进地暴露起来的时候，原来的喇叭裤牛仔裤之类，反而没人注意了，悄然取得胜利。

着装尚且如此，头发的命运自然更加多舛。好在，这回的厄运，主要体现在男人身上。改革不久，女人的烫发就开始流行，越烫，越跟国外接轨，舆论只来得及嘟囔几句，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就罢了。可是男人比较麻烦，开始复古。结果，不肯剪发，留长头发的，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一律遭受讨伐。如果碰上个把不仅留长头发，而且梳了小辫子的男人，大家把他扭送动物园去的心思都有。领导自然更是看不惯。记得很多机关做出规定，什么样头发什么样穿着的人，不许入内于云云。

变革中的肤发遭遇，说起来都是枝节小事，但都跟政治有关。如果说身体政治，这种肤发问题，才是真正的身体政治。当年的留辫子和剪辫子，背后的政治含义，是归顺——或者归顺满清，或者归顺民国。后来的旗袍露胳膊，其政治含义，则是风化。因为当局要整顿秩序，风化当先。再后来，则是担心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污染，因为，喇叭裤也好，牛仔裤也好，迷你裙、比基尼也好，都来自外面的世界。虽然，看不惯的人，骨子里跟当年的遗老遗少一样，想的其实还是风化和道德。

不用说，这种身体政治，真正涉及千家万户，跟老百姓有切肤之痛和切肤之痒。肤发问题解决了，开放才真的算是开放。好在，跟当年民国人们痛心疾首旗袍露胳膊时一样，越是痛心疾首，旗袍露得就越多，从小臂到上臂，最后连袖子都没了。这回，牛仔裤们也是这样前进着，当牛仔迷你裙都风靡天下的时候，大家对什么都习以为常了。身体的开放，跟政治的开放，终于有了那么点若隐若现的关联。我们这个民族，从上到下，对于外面的事物，容忍度终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尺度。

肤发的开放，最终会影响思想的解放。还别不信。

富不出三代的魔咒

随着开放以来发起来的第一代中国富人逐渐进入暮境，年过半百的富豪们，开始操心自己家业继承问题。据说还有人办了专门的培训学校，给私企老板的儿女们上课，甚至进行“魔鬼训练”，为的就是让这些公子哥们能够接班。

凡是需要操心的事，大都是出了问题的事。这种事，在中国，或者说在华人圈里，好像始终是个事。富不出三代，好像是中国富人的一种无计摆脱掉的魔咒。不仅做企业的如此，其他类型的富人，乃至贵人，富贵人，都差不多。当然，就今天而言，企业家的继承问题可能对中国的发展更有相关性。

记得过去翻古人的笔记，记不得在哪本书里，有这样的记载：某富人盖大宅子，盖好之后，请工匠坐上席，自己的儿子坐下席。工匠不安。富人说，不妨，你们是盖房子的，他们是卖房子的，理当如此。这样具有知人之明的故事，绝对是经验的总结。前人盖楼后人卖的故事，一代一代在重演。湖南的俗话说，崽卖爷田不心痛。这里的“崽”就是儿子，“爷”就是老子。前代创业，后代败家，好像是命里注定。

如果按学者的说法，中国的富不出三代，实际上要怪我们的继承制度。著名的台湾学者陈其南比较过中国和日本的“老字号”，发现像日本三井这样的几百年不倒的企业，中国之所以没有，关键在于中国分家析产继承制度。老子死了，家产要在诸子之间平分。一个大富豪，分到第二代，变成中富豪。分到第三代，则为小康之家了。富人如果子孙繁盛，那么家产分散得就更快。而日本则是长子继承制，家产不会分散，因此传得长远。而且日本还有婿养子制度，如果儿子不肖，不足以继承家业，则从外面招女婿进来，改成这家的姓氏，一样可以顶门立户。

当代中国，一代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们，他们继承制度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被中国的人口政策解决了。反正一家一个孩子，分家析产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崽卖爷田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也是让众多的富人着急上火的大事。

其实，现在急于解铃之人，本身就是系铃人。无疑，除了少数托自己父辈的权荫发家者外，大多数先富起来的人，都吃过苦。在奋斗过程中，苦吃的就更多。他们创一份家业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不让自己的孩子再受苦。于是，富人的子女，无不锦衣玉食，一丁点苦也不让沾。出有车，食有鱼，家务活有保姆，加上现在一对夫妻一个孩，有了钱的一个孩，自然要更加宝贝。原本富人子弟，就有优越感，富裕的生活本身就是对人炫耀的资本，因此变成纨绔，顺理成章。

有人说，现在创业的企业家们，忙于自己的事业，没有精力关心自己孩子的成长。其实，他们就算是有时间有精力，估计也多半不知道怎样让孩子出息。等到发现孩子已经成了百无一用的纨绔子，才知道着急。办老板子弟训练班，就是他们集团补救的一种办法。能否奏效，还很难说。更多的人是把在国内连个大学都考不上的子女，高价送到外国留学。现在看来效果更不怎样，很多小留学生，变成了留学垃圾。

很多似乎很聪明的中国富人，早就在继承问题上采取了放弃的态度。对他们来说，挣的钱反正足够自己的子女花一辈子了，他们已经不指望孩子有什么出息了，操不起这个心，也不会操这个心。他们只要想办法，别让孩子败家败得太快就行。至于第三代，第四代怎样，自己眼不见心不烦，管不了那么多了。解放前，这些富人的办法是让孩子抽大烟。那时候大烟便宜，有点钱的人家，天天抽也供得起。有了烟瘾的人，一般不会出去投资玩票，把家产迅速败光，大抵可以看着这个孩子能丰衣足食地过一辈子。现在不指望孩子出息，只希望孩子享福的富人不少。但古人的招数不能用了，新的招儿还没想出来。因此崽卖爷田，而且卖得很快的故事，还会层出不穷地上演。

走出这个魔咒的办法不是没有，学学比我们更富的某些西方富翁，宁把钱捐给公益事业，也不留给儿子。让一个富翁的儿子成长过程，跟一般老百姓一样，挣一分零花钱，也得付出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