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富论/（英）斯密（Smith，A.）著；富强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163-5124-6

Ⅰ.①国… Ⅱ.①斯… Ⅲ.①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Ⅳ.①F0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50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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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译者序

初版序

卷一　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及劳动生产物自然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

第一章　论劳动分工

第二章　论劳动分工的原因

第三章　论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

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和作用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及货币价格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

第十章　论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所产生的工资与利润的差别

第一节　起因于职业性质的不平等

第二节　欧洲政策引发的不均衡

第十一章　论地租

第一节　总是可以提供地租的田地生产物

第二节　间或可以提供地租的土地产物

第三节　个别价值之间比例的变化

卷二　论资产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第一章　论资产的划分

第二章　导读

第三章　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第四章　论借贷资本

第五章　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卷三　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

第一章　论财富的自然发展

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古代欧洲农业受到的抑制

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的兴起与进步

第四章　城镇商业如何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卷四　两种政治经济学体系

第一章　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

第二章　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

第三章　论通商条约及其对铸币业的影响

第一节　论即便根据商业体系的原则，那些限制的不合理性

第二节　根据其他原则，论这种特殊限制的非合理性

第四章　退税

第五章　论奖金

第一节　关于谷物贸易和谷物法的离题论述

第六章　论通商条约

第七章　论殖民地

第一节　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第二节　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第三节　各种发现给欧洲带来的利益

第八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学说

卷五　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　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

第一节　论国防费

第二节　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费用

第三节　维护君主尊严的费用

第四节　结论

第二章　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来源

第一节　专门属于君主或国家收益的基金或来源

第二节　论赋税

第三章　国债

译者序

《国富论》，原书直译为《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十三世纪以前，欧洲经济发展缓慢。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为欧洲带来了科学革命，同时也拉开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序幕。人们渐渐摒弃了“上帝至上”的思想，开始崇尚个人价值，由此开启了人类进取和冒险的精神之门。十五世纪前后，由于欧洲各国对财富的渴望，使得这种冒险精神被付诸实践，冒险家们发现了美洲大陆，并开辟了通往东方的航线，从而加快了欧洲商业贸易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速度。

十八世纪中期发起的工业革命，促使欧洲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生产转变。虽然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都曾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此时，新兴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开始了向现代化资本主义的转变。他们迫切需要从经济哲学、市场机制、自由贸易、国家职能等根基入手，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国富论》的诞生，在世界学术界引起了很大轰动。

这部论点广博、行文明朗，同时，又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的《国富论》，从此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础，为经济学确定了完整的框架。时至今日，本书依旧是一部不必多加介绍的经济学巨著。作者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奠定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其经济理论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它与凯恩斯创建的“宏观经济学”成为统治西方经济思想的两大理论体系。亚当•斯密发现的经济规律，犹如牛顿的经典力学定律，其经济理论就是经济学领域的“牛顿定律”，是支撑西方经济学的基石。

在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有着极高的地位，几乎被奉为神灵，其理论成为了经济学研究者判别是非的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亚当•斯密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不仅将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国富论》共分为五卷，它以劳动为起点，说到劳动分工，因分工而起的交换，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

第一卷，共11章，主要内容是分析形成以及改善劳动生产能力的原因，分析国民财富的分配原则。

第二卷，共5章，主要内容是讨论资本的性质、积累方式，分析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取决于工作性质。

第三卷，共4章，主要内容是介绍造成重视城市工商业、轻视农业的原因。

第四卷，共9章，主要内容是列举和分析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各种经济理论。

第五卷，共3章，主要分析国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为全民还是只为少数人服务，如果为全民服务，有多少种开支项目，各有什么优缺点；为什么当代政府都有赤字和国债，这些赤字和国债对真实财富的影响等。

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作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

初版序

一个国家国民每年的劳动，都是以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及便利品为目的。而这些物品总是或由这个国家的人民直接生产，或是由这类生产物从其他国家通过产品交换而购得的物品构成。

因此，一个国家的国民所需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及便利品的供应情况，要依照本国生产的产品或用以商品交换得来的产品与消费者人数的比例而定。但就每一个国家而言，这个比例受制于两个条件：第一，一般社会劳动熟练程度；第二，从事有用劳动者所占国民比例。无论一个国家的土壤、气候或面积怎样，该国每年的物产供应的丰富与否都要依照上述两种情况而定。

而物品供应的丰富或欠缺程度，更多地取决于前者。在较落后的渔猎国家中，每一个具备劳动能力的人，都可以从事有用的生产劳动，尽其所能为自己、家庭成员及其部落中的老人、小孩，以及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但是这样的国家都是极其贫困的，也正是因为物品的匮乏，使得他们不得不直接杀死老人、小孩以及长期病重的人，或者将他们遗弃在野外任其自生自灭。反之，在文明发达的国家，虽然有很多人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且这些人中，许多人消费的劳动产品，相当于从事劳动的人所消耗的劳动产物的十倍甚至一百倍，但是由于社会劳动产物极其丰富，所有人都能得到充足的产品供应，即使是最低级的贫苦劳动者，只要他勤俭节约，也能得到比任何一个野蛮人更多的生活必需品。

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及劳动生产物按照什么顺序自然分配给各阶级人民，构成了本书第一卷的主题。

无论一个国家的劳动技能、劳动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的实际状况怎样，在该国持续发展期间，国家的年供应充足与否，必定取决于它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这种劳动的人数之间的比例。所以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卷探讨财富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劳动中运用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以及对劳动的支配和指导，在相当进步的国家中，都持有不同的方法。这些方法对其巨大的劳动产量并不是完全有效的。一些国家鼓励农业生产，一些国家支持城镇产业，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平等地对待所有产业。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的政策对艺术、制造业和商业以及城镇劳动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农业以及农村劳动的发展。我将在第三卷中专门阐述：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

也许，这些方案最初是某些阶层出于一己私利而实施的，并未考虑或预见到它们对一般社会福利的影响，但是它们促成了十分迥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有的人特别强调城市产业的重要性，而有些人则强调农村产业的重要性。这些学说不单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还左右着各国王公贵族的政治行为。我力图在第四卷中，尽我所能地对这些理论，以及它们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产生的主要影响，加以详细的论述。总之，本书前四卷的目的，就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构成，并说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供人民每年消费的财富的性质。

第五卷即最后一卷，探讨君主或者国家的收入。在这卷中，我试图说明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经费，这中间，哪些应出自社会的一般税赋，哪些该由社会某些阶层或成员的赋税来支付；

第二，对社会税赋以供应整个社会支出的各种不同方法，以及各种方法的主要利弊加以探讨；

第三，为什么各国政府常常把本年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发行公债，这种债券对于现实财富，即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有何影响。

亚当•斯密

卷一　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及劳动生产物自然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

第一章　论劳动分工

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体现的技能、熟练程度以及判断力，几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经过考察劳动分工在一些具体的制造业中是怎样起作用的，可以更为容易地懂得它在社会一般业务中所产生的后果。人们大多认为，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中，劳动分工最为细致；这或许并不是由于这些制造业要比其他制造业分工更加细致，而是因为少数人的小量需求作出供应的微小制造业，雇佣的工人总数非常少，每一个不同工作部门中雇佣的工人常常可以集中在同一个工场当中，让观者一览无遗。

相反，大型制造业为大多数人供应巨大的需求，每一个不同的工作部门都雇佣大量的工人，不可能把他们全都集中在同一个工厂之中。我们在同一时间可以看到的，只是在一个小部门当中所雇佣的工人。所以，这种大型制造业比起那些微小的制造业，事实上分成了更多的部门，分工反而不显著，较少被人注意到。

所以，要从一个微不足道的但劳动分工常常被人注意的制造业来举一个事例，那就是制针业。一个并没有受过这样业务（劳动分工已经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训练，同时又不熟悉它所运用的机器（同样的劳动分工让这种机器的发明成为可能）的工人，用他最大的努力，可能一天也无法制造一枚针，更别说二十枚了。不过按照这种业务现在进行的方式，不仅仅整个工作是一个专门的行业，同时它所分成的若干部门大多也是专门的职业。一个人管抽丝，另外一个人管拉直，第三个人负责切断，第四个人削尖，第五个人磨光顶端、安装针头。制作针头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工序；装针头是一项专业的业务，将针刷白是另外一项；甚而将针装进纸盒中也是一项专业的职业。

如此，制针这一重要的业务就分为了大概十八道不同的工序，在某些工厂中，每一道工序都由不同的人担任，在其他的工厂中则有时由一个人担任两三道工序。我见过一个这样的小厂，那里只雇佣了十个人，所以有一些人担任两三道不同的工序。他们即使非常穷，而且必要的机器也装备不足，在尽力而为的情况下，却能每天制造价值十二英镑的针。每英镑都有中等大小的针四千枚。所以，十个人每天能够制针四万八千枚。每一个人制作四万八千枚针的十分之一，就相当于每天制针四千八百枚。不过假如他们全都独自分别工作，并且没有一个人接受过这种专门业务的训练，那么他们肯定无法每人每天制造出二十枚针，甚至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也就是说，肯定无法完成他们现在因为适当分工以及各种不同操作的结合所能够完成的工作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或者无法完成其中的四千八百分之一。

每一种另外的工艺以及制造业中，劳动分工的效果也和这种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中一样。虽然在它们之中的许多行业，劳动无法如此细分，每项工序也无法变得如此简单。不过在每一种工艺中，只要能用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就能够成比例地增长。各种不同的行业以及职业的彼此划分，好像也是因这种好处造成的。在享有最发达的产业以及效率较高的那些国家中，分工也进行得最为彻底；在尚未开化社会中一人从事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是由几个人担任。在每一个先进的社会中，农民一般只是一个农民，制造业者一般只是一个制造业者。生产任何一种完全的制造品所需要的劳动，也往往由许多劳动者担任。在麻织业以及毛织业的每一个部门当中，有多少不同的手艺人正在从事工作啊：从亚麻以及羊毛的生产，到麻布的漂白以及烫平，或者到呢绒的染色以及整理，都由不同的人担任！确实，农业的性质和制造业不同，不允许做那么细化的劳动分工，也不允许将一种业务和另一种业务截然分开。不可能将畜牧人的业务和谷农的业务彻底划分，就像把木匠的行业和铁匠的行业分开那样。纺纱工和织布工几乎总是两个不同的人，但犁地、耙地、播种以及收获则经常由同一个人担任。伴随着一年季节的变化就会需要进行一些不同类型的劳动，不可能让一个人固定从事其中的任何一种，这也是不可能将农业中使用的所有不同类型的劳动做完全的彻底的划分，以及在这种技艺中劳动生产力的改进、制造业中的改进无法保证同步的原因。

确实，最富裕的国家在农业方面也像在制造业方面那样，一般都超过其他的邻国；不过它们普遍都以制造业的优越性而不是农业的优越性而闻名。富国的土地一般耕种得更为好一些，用在土地上的劳动以及费用更多一些。产量按照土地的面积以及天然肥沃程度的比例来说也更巨大一些。不过这种产量方面的高，用在劳动以及费用方面的比例也大。

在农业当中，富国的劳动并没有比穷国的劳动有更大的生产力；至少不像普通制造业中那样有更大优越性。所以，富国的谷物，就品质而言，在市场上并没有比穷国的谷物价格便宜。同样品种的波兰谷物，和法国的谷物一样价格低廉，即使法国的富裕以及劳动生产力改进优于波兰。就谷物的品质而言，法国的谷物和英格兰的谷物同样好，在大多数年份是同一价格，在富裕以及生产力改进方面，法国可能不及英格兰。不过，英格兰的谷地要比法国的谷地耕种得好一些，同时法国的谷地听说要比波兰的谷地耕种得更好一些。穷国尽管在耕种上处于劣势，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以其谷物的价廉物美来和富国竞争，但是，在制造业方面它是无法这样竞争的。法国的丝绸要比英格兰的更好、更便宜一些。这是由于丝织业，在现在对于生丝进口课征高关税的情况之下，不那么适合英格兰的气候，却更适宜法国气候。不过英格兰的铁器以及粗毛织物却远远优于法国，就相同的品质而言，价格也低廉得多。对于波兰，极少听说有什么制造品，除了国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少数粗糙的家用制造品外。

这种由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够完成的工作量获得巨大增长，源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所丧失的时间；第三，发明了机器，便利并简化了劳动，让一个人可以干许多人的活。

具体来说，首先工人熟练程度的进步肯定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数量增加；同时劳动分工，通过使每一个人的业务降低为某种简单的操作并让这种操作成为他终身的唯一职业，使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很多。一个普通的铁匠，尽管习惯于运用铁锤，但从来没有做过钉子，一旦有必要让他试图做钉子，他一天肯定做不出两三百枚，即使做出来质量也不过关。一个习惯做钉子的铁匠，但他唯一的或者主要的职业并不是钉匠，用他最大的努力，每天制造出要比八百枚或者一千枚更多的钉子非常难。我看到几个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他们除了做钉子以外并没有做过任何其他的工作，每当他们奋力而为的时候，每人每天能制造两千三百枚钉子。不过，造钉绝对不是一种最简单的操作。就像一个人要拉动鼓风炉，有的时候要搅动或者调整火力，将铁烧热，锤打钉子的每一个部分；在锻造钉头的时候，他还必须改变他的工具。制造一枚针或者一个金属纽扣所划分的不同操作都要简单得多，一生唯一的工作就是从事这种操作的人，其熟练程度经常要大得多。做完这些制造品的某些操作的速度，在那些并没有亲眼目睹的人的想法中，好像是人手无法达到的。

其次，从节省由一种工作转到另外一种工作所丧失的时间得来的好处，要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大。人不可能非常快地从一种工作转到另外一种在不同地点、用不同工具进行的工作。一个农村的织布匠，同时也耕种一小块土地，从他的织布机走到地里，又从地里回到织布机跟前，肯定要损失大量的时间。当两种手艺能在同一个工场内进行的时候，损失的时间无疑要少得多。不过即使在这种场合，损失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人将他的手从一种业务转移到另一种业务的时候，通常都要闲逛一会儿。当他要开始新的工作的时候，极少是全神贯注的；就像他们所说的，心不在焉，有时候磨磨蹭蹭，不认真干活。每一个农村劳动者，每隔半个小时就得改变他的工作以及工具，一辈子几乎每天要干二十种不同的活，自然而然地或者说肯定地会养成闲荡以及漫不经心的习惯，让他几乎生活在懒懒散散中，就算在最紧迫的场合，也无法集中精力。所以，除了他在熟练方面的缺失，单是这些习惯，也肯定大大减少他所能够完成的工作量。

最后，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应用适当的机器能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以及简化劳动。这里没必要举例了。我们仅仅想说，让劳动得以如此便利以及简化的那些机器的发明，最开始似乎都是因为劳动分工。每当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单独一个目标之上，而并不是分散在许多的事物上的时候，他们就更有可能发现较容易并且较为迅捷地达到任何目的的方式。由于劳动分工，每一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某一个非常简单的目的上。所以，从事每一个具体劳动部门的人们，总是不久就会找出做完他自己的具体工作的较为容易且较为迅速的方法，只要工作的性质允许做出这种改进。在劳动分工最细致的一些制造业中所运用的机器，大多最初都是由普通工人发明。他们每一个人都从事十分简单的操作，自然要用心去找出完成工作的较为容易且较为迅速的方法。习惯参观制造业工厂的人，经常会看到一些非常美妙的机器，这就是这一类工人的发明，用来便利并简化他们自己担任的那部分工作。最开始的蒸汽机经常要雇佣一个男孩，当活塞上升或者下降的时候，就去打开或者关闭汽锅和汽缸之间的通道。有一个贪玩的小孩注意到，用绳子把开闭这个通道的活门的柄系在机器的另外一部分上，活门就可以自动开闭，所以他可以自由地去和同伴玩耍。自从这种机器发明以来，最大的改良就这样被一个贪玩的儿童做到了。

不过，机器的改进绝非全都由有机会运用机器的人完成。非常多的改进是出于机器制造者的聪明才华，当制作机器变成了一个专门行业时，也有一些是出于所谓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聪明才华，他们的职业就是要观察每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常常能把相距遥远以及极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哲学家或者思想家也像其他从业人那样，将所从事的职业变为唯一的行业以及职业；而哲学中的这种职业细分，也像其他职业那样，提高了熟练程度，节约了时间。每一个人都对他自己的那部分工作十分内行，整个说来完成了更多的工作，而科学的内容亦因此大大增多了。

由于实行劳动分工，所有不相同的行业的产量成倍增长，在一个治理得非常好的社会里出现许多的富余，将其推广到了最下层的人民。每个工人自己劳动的产品，除了供给自己的需要外，还可以大量出售；其他工人也都一样，能用自己的大量产物去交换他人的大量产物或者其等价品。他对于他们的需要作出各种供应，他们也对于他的需要作出相同丰富的供应，所以社会的所有不同的阶级都变得普遍富裕起来。

观察一个文明的兴旺发达的国家中最普通的工匠或者日工的生活用品，你就会知道，为了让他们能享受这种生活用品，提供自己劳动力（即使是一小部分）的人是多得不可枚举的。比如，日工所穿的毛织品的上衣，即使看起来非常粗糙，却是大量的工人联合劳动的成果。牧羊人、选毛人、梳毛人、染工、梳理工、纺织工、蒸洗工、缝工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全都结合了他们不同的手艺，来完成这种家常产品。

另外，把这些材料运送到国内最远的其他工人的手中，需要有多少商人以及运输人啊！特别是需要多少商业以及航运，需要有多少造船人、航海人、制帆人和制绳人，来把染匠所使用的不同染料集中到一块，这些染料来自于世界各个遥远的角落！想要生产这些最粗糙产品的工人所使用的工具，也需要有多种不同的劳动啊！

暂且不要谈那一些复杂的机器，譬如航海人的船只、蒸洗工的磨坊，或者是织布匠的织机，让我们来看看牧羊人用来剪羊毛的剪刀这个非常简单的机械，它就有着各种不同的劳动。采矿工，熔矿炉的制造工，伐木工，熔矿炉所用焦炭的烧炭工，制砖人，水泥匠，护炉工，磨坊设计以及建筑人，锻工，铁匠，全都需要把他们的不同手艺结合起来，才能够生产出剪刀来。假如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考察一下他的衣着以及家用器具的所有不同部分，他贴身所穿的粗麻衬衫，他脚上穿的鞋子，他睡的床，还有组成床的所有不同部件，他准备晚餐的厨房炉灶，做饭菜所使用的煤炭（这也许是通过遥远的海路以及陆路运送到他那里的），他厨房之中所有其他的器皿，所有的餐桌上的用品，用来盛上以及分送饭菜的陶瓷盘子以及锡锻盘子，为了他制作面包以及啤酒所使用的人工，用来放进热气以及光线并且抵御风雨的玻璃窗户，为了准备玻璃这一种美妙的幸运的发明所必要的知识以及技艺，假如没有玻璃，世界上北方国土就不可能有十分舒适的住所，还有在生产这些不同的便利品之中所使用的所有不同工人手中的工具……哎呀，假如我们考察一下所有的这些东西，看一下每一种物品都要使用不同的劳动，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如果没有多人的帮助以及合作，就不能够获得平日简单的生活用品。

第二章　论劳动分工的原因

劳动的分工提供了如此多的好处，它最初产生的原因却不是人类的智慧预测到并想要获得分工所带来的普遍富裕。它是人性当中某种倾向的肯定结果，即使是非常缓慢的并逐渐形成的结果。它是种互通有无、实行物物交换、彼此交易的倾向，它不考虑广泛的功利性。这种倾向是人性中无法给予进一步解释的最原始本能之一；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它是理性以及言语的必然结果，这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主题。

这是人类普遍都有的倾向，但其他动物则没有，一般的动物似乎不懂这种交换或者任何其他种类的约定。两只猎犬追逐同样一只兔子，有的时候似乎是在协同行动，每一只狗都将兔子赶向它的同伴；或者是在同伴把兔子赶向它的时候力图予以拦截。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契约的效果，而仅仅是在某一时刻出于对同一目标的欲望的偶然契合。并没有人看到过两只狗用两根骨头相互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交换。并没有人看到过，一只动物用姿势或者自然嚎叫朝着另一只动物表示：这是我的，而那是你的，我愿意用这个交换那个。每当一只动物想要从人或者另一只动物那里获得什么东西的时候，它除了获得它所乞求的对方的好感以外，并没有其余的说服劝诱的手段。一只小狗向母狗摇尾乞怜，一只长毛垂耳狗摆出千般姿态，去吸引餐桌之上主人的注意，然后获得食物。人对于他的同胞有的时候也使用相同的手腕，当他没法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时候，就百般卑躬屈膝、阿谀奉承，试图博取他们的欢心。不过，他并没有每一次都这样去做。在文明社会当中，他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大量的人的合作与帮助，但他的一生，不足以交上几个好友。在几乎所有动物中，每一个体长到成年的时候，都是独立的，在这种自然状态之中不需要有其他动物的帮助。不过人总是需要有其他同胞的帮助，仅凭他们的善意，他是无法获得这种帮助的。他假如利用他们的自私自利，朝他们表明，他需要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于他们自己有好处的，那么他就更加有可能如愿以偿。

所有想要和他人做买卖的人，都是如此提议的。给我那个我需要的东西，就能够得到这个你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每笔交易的意义。正是用这种方式，我们相互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绝大多数帮助。我们希望获得自己的饭食，并不是从屠夫、酿酒师以及面包师的恩惠打算，而是从他们的自私打算。我们并不是向他们奢求仁慈，而是控诉他们的自利之心，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仅仅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除了乞丐以外，并没有人完完全全依靠自己的同胞们的慈悲来生活。就算乞丐，也并不完全依赖他人的仁慈。乐善好施的人的施舍行为，自然为他提供了生存资源，不过即使从这里最后为他提供了他所必要的全部生活必需品，但并没有也不可能随时随地满足他的平日的需要。他的大多日常需要是通过其他人相同的方式去满足的，即契约、交换和买卖：他用一个人给他的钱财去购买食物。他用另外一个人给他的旧衣服来交换较适合于他的其他旧衣服，或者住所，或者食物，或者钱。用这些钱他又可以购买食物、衣服或者住所，能够随心所欲。

就好像我们通过契约、交易、购买，相互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大多数的帮助那样，劳动分工最开始也是从这种交换倾向获得的。在一个以狩猎或者游牧为生的部落中，某一个人可以比其他人更为迅捷、更为熟练地制造弓箭。他经常用弓箭来和他的同伴交换牲畜以及鹿肉。他最后发现，这样获得的牲畜及鹿肉，要比他自己到野地里去捉到的要多。所以，考虑到他自己的利益，他将制造弓箭变成了他的主要工作，成为一个制造武器的人。另外一个人长于建造他们的小茅屋或者移动房屋的框架以及屋顶。他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来为他的邻居们服务，邻居们也按同样的方式，用牲畜以及鹿肉报酬他，最后他发现，完完全全从事这种职业，做造房木匠，是符合自身的利益的。依照同样的方式，第三个人成为铁匠或者铜匠；第四个人成为毛皮或者皮革的硝皮人或者鞣革人，毛皮或者皮革是一些人衣服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此，因为肯定能把自己产品的所有的剩余部分（这是他自身消费不了的），用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他人劳动商品的剩余部分，这就鼓励了每一个人去从事一个专门的职业，并培养和完善他所具有的从事这一个职业的才能或者天资。

不同的人所拥有的天赋才能的差异要比我们想象的小得多，成年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所显现出来的十分不同的才能，在非常多场合，与其说是劳动分工的因素，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后果。最迥异的人物间的差异，比如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普通的街头搬运夫中间的差异，好像并不是由于天赋，而是因习惯、风俗以及教育所产生的。

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六岁或者八岁之前，他们也许非常相像，他们的父母或者游戏伙伴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大概在那个年龄，或者随后不久，他们开始从事十分不同的职业。才华的差异开始被注意到，并逐渐扩大，一直到最后，哲学家因虚荣心就不愿意承认他们之间有任何的相似之处。不过假如并没有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相互交换的倾向，每一个人就必须为自己备办自己必要的每一种必需品以及便利品。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责任要履行，都有一样的工作要做，那就不会有什么职业上的不同，也就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才华上的差异。

就像交换倾向形成了不同职业的人们中间才能上的差异一样，交换倾向也让这种才能差异变得有用。许多被看做全都属于同一族的动物，它们的资历比起人们在未受到风俗以及教育的熏陶之前所表现出的天资来，要明显得多。在天资以及天性方面，一个哲学家的天赋和一个街头搬运工的天赋的不同，远远比不上大猛犬与猎犬，或猎犬与长毛垂耳犬，或长毛垂耳犬与牧羊犬。但是这些不同种类的动物，即使属于相同一族，对于彼此也并没有任何用处。大猛犬的气力，比不上猎犬的迅速、长毛垂耳犬的伶俐或者是牧羊犬的驯良而有一点的增益；几种不相同的天资以及才能的效果，因为缺乏交易以及交换的能力，无法变成一种共同财富，让同种动物获得较好的供应以及方便。每一种动物仍然只好自己独立地维持自己、保卫自己，丝毫无法得到自然赋予它的同伴的那种不同才能的好处。

相反，在人中间最不相同的才能对于彼此都有用处；他们通过彼此才能制造出的产品，经过互通有无、交易以及交换的一般天性，仿佛变成了一种共有的财富，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购买到他所必要的其他人的才能制造出的商品的一部分。

第三章　论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

交换能力引发了劳动分工，因此分工的程度就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到市场大小的限制。当市场非常小的时候，没有人会全身心地投入一种生产。由于市场小，它不具备把一个人消费后所剩余的全部劳动产物任意换取他所需要的其他人的劳动产物的剩下部分的交换能力。

有一些工种，甚而最低下的工种，也仅仅在大城镇里才能存在。比如说，挑夫除了在大型的城镇，他就不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以及维持生活。因为村庄对于他来说活动的范围太过狭窄了。甚而一个普通的小镇都不足以保证他的日常工作。

分散在苏格兰高地如此荒凉的小小村落以及孤零零的小屋，那里的每一个农夫都需要既是自己家中的屠夫、面包师，又是自己家中的酿酒师。由于在那种条件下，我们难以指望在方圆二十里之内再找到另外一个铁匠、木匠或者泥瓦匠。这些分散的家庭相隔最近的也有八到十里。他们都需要自己学会做非常多的工作。而在人口较为稠密的乡村，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请工人帮忙了。乡村工人差不多总是需要学会做同一材料相关的许多工作。一个乡村木匠要学会做一切用木制作的活计。一个铁匠要学会做一切用铁制作的活计。前者不仅仅只是一个木匠，同时是一个细木工人，一个造家具的木工，甚而一个木雕工；同时他还需制造车轮、木犁、手推车以及四轮车。但后者的职业则更为多样化了。

在苏格兰高地的偏远地区以及内陆地区就不可能有制造钉子这样的专门的行业。由于一个工人一天平均能够生产一千根钉子，一年中工作三百天，总共就能够生产三十万根钉子。但是在那样一个偏远的地区根本无法消费一千根钉子，也就是一年当中一天的产品。

因为水运为各行各业打开了一个要比单一陆运能提供广阔得多的市场，所以在沿海以及可以通航河流的沿岸，各个行业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分工，并且不断改进，而且通常是要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些改良才可以推广到国家的内陆地区。由两个男子驾驭的八匹马拉的大四轮马车，在约六周的时间内就可以从伦敦运载近四吨货物到爱丁堡。用大约同样的时间，一只由六到八人驾驶的帆船就能够从伦敦到利斯往返一次，而它所装载的货物则常常可达到两百吨。所以，通过水运只需六人或者八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就可将由一百人驾驭四百匹马拉的五十辆大四轮马车所运载的相同数量的货物从伦敦运送到爱丁堡往返一次。从伦敦到爱丁堡运输两百吨货物，陆运最为便宜的运费也必须是维持一百人三个礼拜的生活费用、四百匹马和五十辆大车的路途费用以及与之相等的损耗费。

但是，相同数量的货物假如用水运，则只需要负担六至八人的生活费还有一艘载重两百吨货物的船只的耗损，再加上较高的保险金，或者说加水陆运输之间的保险差额。假如在那两个地方中间除了陆运之外并没有其他运输工具，那么，除了极少数价格高而重量又轻便的货物之外，其他货物需要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成为不可能。所以，两地之间的商业就只会有现今所有的一小部分。而对于这两地相互间各个行业发展所提供的刺激也仅仅是现今所有的一部分。在世界上距离遥远的地区之间也就极少，甚而无任何商业活动了。什么货物能承担得起从伦敦到加尔各答的陆运费用呢？即使有，可以承担得起这种费用的如此贵重的货物又如何能够安全地通过这样众多的未开化的国家呢？但是，如今这两个城市间都进行着非常大规模的商业往来，互相提供市场，极大地促进了两地工业的快速发展。

既然水运有如此大的好处，所以对于各种各样劳动产品有广阔市场的那一些地方的工艺以及工业就首先获得发展。并且这些发展也总是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延伸推广到国家的内陆区域。内陆地区可能要非常长一段时间为他们的大多数货物找到市场，由于他们的市场只能位于它们的周围，并且把他们和沿海以及大的通航河流隔开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市场的大小在非常长一段时间之内必须和那一些邻近地区的财富和人口相互适应，因而他们的发展也肯定总是滞后于那些航运通畅的地区。

依据最可靠的历史记载，开化得最早的国家是位于地中海四周沿岸的各国。地中海是世界著名的最大港湾，它没有潮汐，除了由风引发的一点波浪外，没有大风浪。并且它海面平滑，有星罗棋布的岛屿，相邻海岸相互靠近，极其有利于世界新近产生的航运。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对于罗盘一无所知，他们害怕航行远了看不到海岸。同时由于造船术的不成熟，人们也不敢把自己置身到汹涌的波涛中去。

在古代相当长一段时期，航海都被认为是最惊人并且最危险的英雄行为。即使在古代最善于航海并且造船的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都是很晚的时候才敢于进行尝试，并且在非常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是绝无仅有的敢于尝试的国家。

在地中海沿海的所有国家中，埃及的农业以及制造业发展得最早，并且发展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由于上埃及延伸到离尼罗河只有几里的距离，而尼罗河在下埃及又分为许多支流。那些支流只需稍加改造就可以通航。不仅仅在两岸的大城镇间，在所有大的村落间都可通航；甚至可以通航到乡村非常多的农户家。这种内陆航运的规模以及方便或许是埃及早期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孟加拉各个省份以及中国东部的一些省份，农业以及制造业好像发展得也非常早。孟加拉的恒河以及几条其他大河与尼罗河一样形成了非常多的通航运河。在中国东部许多的省份也是如此，几条大河经过它们不同的支流形成了非常多的通航运河。它们的互相沟通提供了充足的内陆航运。其航运线之长远远超过尼罗河或者恒河，甚至两者之和。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古埃及人、印度人，抑或中国人，都不鼓励对外贸易，他们的富裕好像全都来自于内地的航运。

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和作用

当劳动分工完完全全建立起来之后，一个人自己劳动的产品仅仅只能满足自身需要的极小部分。他大多的需要是通过将自己劳动产品的余下部分，就是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部分，在他需要其他产品的时候，和别人的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相交换而获得满足的。如此一来，每一个人都是依靠交换而生活，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商人，而社会自身也变成了一个正宗的商业世界。

不过当劳动分工最开始发生的时候，这个交换能力在其运行当中肯定常常会遇到很多的阻碍与困难。我们可以如此假设，一个人掌握着多于他个人所需的商品，而另外一个人却缺乏他个人所需的商品，那么前者肯定会乐于卖掉他剩余的部分，而后者也肯定会乐于购买前者的剩余部分。不过假如后者恰好并没有前者所需要的物品，两者之间就不可能进行交换了。

比如说，屠夫店里的肉超出他自己所能消费的，酿酒师以及面包师也都乐于购买其中的一部分，不过他们并没有东西可以交换。他们仅仅有各自不同行业的不同产品，但屠夫所急需的面包以及啤酒已经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之间就不可能进行交换。屠夫既不会成为他们的商人，酿酒师以及面包师也不会成为他的顾客，所以他们三者之间就不会相互帮助。为避免这种不便，在社会的每一时期，第一个深谋远虑的人在分工最开始建立之后，都肯定会在自身的劳动产品之外随时随地储备一定数量的这种或者那种他觉得任何人都不会拒绝和他交换的商品。

为达到这个目的，许多不同的商品都被其他人先后想到过以及使用过。在原始时代，传说牲畜充当过商业的共同媒介。即使牲畜肯定是一种很不方便的媒介，但是我们发现在古代货物交换的时候常常是根据所使用牲畜的数目来衡量其价格的。荷马曾说：迪奥米德的铠甲仅仅价值九头牛，而格罗卡斯的铠甲却价值一百头牛。听说盐在阿比西尼亚是商业以及交换的媒介；印度一些沿海地区以某些贝壳为媒介，纽芬兰以干鳕鱼做媒介，弗吉尼亚以烟草作为媒介。一些国家则用兽皮或者鞣皮为媒介。听说直到今日，在苏格兰有一个村落，那儿的工人仍常常携带钉子代替货币以交换面包或者淡色啤酒。

但是，在所有国家，看来人们因为一些无法抗拒的理由最终决定放弃其他商品而采用金属作为这个媒介了。由于金属不仅仅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能够保存得毫无磨损，并且不易腐烂。这一点几乎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与之相比较的。同时金属还可以毫无损失地被分割成任何数目的小块。经过熔化，这些小块又能够非常容易地重新组合在一起。金属的这些属性是任何其他耐久性商品所不具备的，所以这些特性使金属更适合于用做商业以及流通的媒介。

比如说一个人想买盐，但他并没有其他东西只有牲畜可以与之交换的时候，他就需要一次购买价值一头牛或者一头羊的盐，他不可以少买，因为他与之交换的东西不能够分割。假如他想多买一些盐，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也应当购买两倍或者三倍分量的盐，也就是说等于两头牛或者三头牛、两头羊或者三头羊的价值的盐。相反，假如他用金属，而并不是用羊以及牛去交换，那么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金属分割出他所需要的商品价值的准确数目。

不同的国家曾使用过不同的金属作为交换的媒介。铁曾经是古斯巴达人的商业共同媒介；铜曾经是古罗马人的商业共同媒介；黄金与白银曾是所有富裕以及商业国家的共同媒介。

这些金属在开始用来作为交换媒介的时候似乎都是粗糙的锭条，并没有加任何标记或者铸造。依据普林尼引用古代历史学家蒂米阿斯的话，直到瑟维阿斯•图利阿斯的时代，罗马人并没有铸造的货币，而是使用未加任何标记的铜锭购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如此看来，那些粗糙的铜锭在那个时候就履行着货币的职能。

使用这种加工粗糙的金属有两个非常大的不便。其一是难以衡量其重量；其二是难以对它们进行测量。由于贵重金属的分量稍有不同，就会造成价值上非常大的差异。假如要准确地衡量这些金属，最起码需要非常准确的砝码以及天平。衡量黄金更是一种非常精确的工作。当然，粗劣的金属在衡量上出现了一点小的差错，并没有关系，但是衡量不够准确的话，我们有时就会发现事情非常麻烦。假如有一个穷人，每次他需要购买或者出卖只值一点钱的商品，他就需要去称量出这一点金属。然而检验的操作就更加困难，更加乏味。除非在那一部分金属上加合适的熔剂在坩埚里刚好熔化，否则得出来的所有结论都是不准确的。

但是，在建立铸币制度之前，人们就需要进行这种乏味而困难的工作，否则他们就常常要受到极大的欺骗以及诈骗，而无法获得一磅纯银或者纯铜。他们卖出自己的货物可能获得的却是成分中掺了最为粗劣以及最便宜的银或者铜，即使它们在外表上已然做得和那些金属非常相像。为防止这种欺骗，使交换方便，继而激励各种工业以及商业的发展，所有较进步的国家都发现非常有必要在那些已经被通用于购买货物的金属的某一些分量上加盖一个公印，这也就是铸币的起源，也是那些作为铸币厂的公共机构的源头。毛料和亚麻布的检查以及盖印机构，性质与其完全相同，都一样是要通过一个公印来确保上市不同商品的数量以及统一的质量。

这一种公印最初都是打在流通的金属之上的，并且在许多场合似乎都是用以确定那些最难而又最有必要确定的金属的纯度，它就好像今天打印在银餐具以及银条上的纯银标记或者有的时候打在金锭上的西班牙标记一样。这一种标记仅仅打在金属的一面，并且不遮盖住整个表面，它仅仅确定纯度，而不衡量金属的重量。亚伯拉罕在买马克派拉那片土地的时候就给艾弗伦称量了四百舍克尔的银两。四百舍克尔的银子就是当时商人流通用的货币。不过它们是用重量计，而不是用个数计，就像今天的金锭以及银锭一样。听说古代英国撒克逊国王的税收也不是收货币，并且相当长一段时期，英国财政部也都是按照金属的重量，而不是按照个数来获取。

想要准确地衡量那些金属的重量既不便利，又困难，所以产生了打造硬币的机构。这样的公印就涵盖了金属的两面，有的时候还包括边缘。原因是不仅仅确定金属的纯度，同时确定其重量。这样的硬币就像现在的一样是以个数计了，同时省去了称的麻烦。

从那些硬币的名称看来，先前是想表明它们内含的金属的重量或者数量。瑟维阿斯•图利阿斯是罗马第一个铸造钱币的人。在瑟维阿斯•图利阿斯的时代，罗马阿斯（AS）或者庞多（Pondo）包含纯铜一罗马磅。一阿斯或者一庞多分为十二盎司。每盎司包含纯铜一盎司。在爱德华一世的时代，英国一（银）磅含纯银一陶尔磅（陶尔砝码）。一陶尔磅好像要比一罗马磅更大一些，要比一特鲁瓦磅更小一些。英国直到亨利八世十八年，铸币厂才采用特鲁瓦磅。法国一利弗（Livre）在查理曼大帝的时代包含纯银一特鲁瓦磅。

在那个时候，欧洲各国的人经常来法国的特鲁瓦参加香槟酒的集市，所以这个有名的市场的度量衡也就为各国所熟悉，同时受到各国的尊重。从亚历山大一世到罗伯特•布鲁斯，一苏格兰磅包含银一磅，和英国一磅含银重量以及纯银一样。英国便士、法国便士以及苏格兰便士先前也是包含一便士重的纯银，也就是一盎司的二十分之一，一磅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先令也是这样，先前也是重量的单位。根据亨利三世的古代法规所记载，当小麦一夸特价值十二先令的时候，四分之一便士的面包应值十一先令四便士。

但是，先令以及便士或者先令以及镑之间的比例，好像不像便士以及镑之间的比例那样固定以及统一。在法国最开始几个国王的年代里，一苏（Sou）或者先令有的时候可以含五便士、十二便士、二十便士至四十便士不等。在古代的撒克逊人当中，一先令在某一时候只含有五便士，就像在邻人古代法兰克人中那样，其含量是变化的。

但是法国从查理曼大帝以来，英国自从征服者威廉一世以来，镑、先令以及便士之间的比例好像就和今天的一致了，即使它们的价值有过非常大的变动。我相信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因为君主以及主权国家的贪婪，他们滥用臣民对他们的信任渐渐地减少了硬币中原来的含金量。罗马的阿斯在共和国的后期就减少到它原有价值的二十四分之一，不再拥有一磅重，而仅仅有半盎司重了。现在的英镑以及便士也仅仅含有原先重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苏格兰镑以及便士大概是原有价值的三十六分之一，一法镑以及一法便士大概是它们原有价值的六十六分之一。经过这些动作，这些君主以及主权国家就能够用比原先需要的少得多的银子在表面上偿清他们的债务以及履行他们的合同。的确这仅仅只是在表面之上，由于他们的债权人是被骗取了他们所应当得的一部分。

国内的其他所有债务人也都能够享有同样的特权，可以用名义上同样数目的贬了值的硬币偿还他们之前所欠的一切债务。这种做法被证明永远是对债务人有利，对债权人则毫无疑问是一场灾难。有的时候它在个人财产方面所发生的革命要比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所能够引发的还要大得多、广得多。

货币正是凭借这种方式变成了所有的文明国家进行商业活动的通用工具，与此同时，通过它的干涉，所有货物能够进行买卖，或者相互交换。

下面我将细细探讨在货物换钱或者相互交换中人们所自然遵守的法则。并且正是这些法则决定了物品的相对价值或者交换价值。应当看到，“价值”这个词语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有的时候它表示某一特殊实物的用途；有的时候它表示那个实物所拥有的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前者可以称做“使用价值”；后者则可称做“交换价值”。一些拥有极大使用价值的东西，常常不具有或者仅具有非常少的交换价值。反之，一些拥有极大交换价值的东西又常常不具有或者极少具有使用价值。没有什么东西要比水更有用的了，但是它无法购买任何东西，也无法交换所有东西。反之，钻石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但它常常可以交换到许多的其他商品。

为讨论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则，我将尽力阐明以下几点：

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的尺度；或者说，所有的商品的真实价格是如何构成的？第二，组成这个真实价格的各部分是什么？第三，为什么不同情况有的时候让真实价格的某一些部分或者全部高于它们的自然或者平常价格，有的时候又使它们低于它们的自然或者平常价格。或者说，有的时候阻碍市场价格，即阻碍商品实际价格和其自然价格完全相同的原因是什么？

在以下三章里，我将竭尽所能充分以及清晰地阐述这三个问题。为了讨论一个细节，在有的地方会显得冗长而乏味，这个时候请读者耐心。有的东西在我充分解释之后可能仍然显得非常模糊，为理解它们，我请求读者细心。为了保证把问题讲清楚，我常常宁愿冒着冗长乏味的危险，但是在我费尽苦心力求讲解清楚之后，有的问题因为其性质非常抽象，可能仍会显得模糊不清。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及货币价格

一个人到底是富裕还是贫困，是根据他在人类生活必需品、便利品以及娱乐上所能享受的程度而区分的。但是一旦劳动分工完全确定以后，一个人自身的劳动所能够提供的仅是这些需要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其中大多数需要从别人的劳动成果中去获得，而他是富裕抑或贫穷，就要看他可以支配多少劳动量，也就是说他能提供多少劳动量去买自己的必需品。所以商品的价值，对于其占有者以及自己不打算使用或者消费而只是想用它去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人来说，就等同于他能够用以购买其必需品的劳动量或者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即劳动是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的尺度。

每一个东西的真实价格，就是每一个东西对于任何一个想获得它的人在获得这件东西的时候所应当付出的劳动以及艰辛。每样东西对于已经得到它的人、要处置它的人或者要用它去换取别的东西的人来说，其真实坐标就是它可以为他节省多少劳动以及艰辛，它可以为他利用多少别人的劳动以及艰辛。以货币或者货物购买的东西就是劳动量。买的东西，和我们在得到它的时候所付出的自身劳动量相同。那些货币或者货物的确节省了我们的这些劳动，它们包含我们想用以交换的含有相同数量劳动价值的一定数量的劳动。

劳动是我们买一切东西所付出的最原始货币，也就是第一价格。世间的所有财富原来都是凭劳动，而不是凭借黄金或者白银来购买的。它的价值对于拥有它以及想用它去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是完全等同于它能使人们进行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量。

就像霍布斯先生所说：财富相当于权力。不过获得或者继承了一大笔财产的人不一定获得或者继承了任何政治权力——民事或者军事权力。他的财富或许可以为他提供获得两者即民事或者军事权力的手段，不过仅仅占有那些财富并不一定能给予他民事或者军事的权力。

对于财富的占有，可以立即并直接给予他权力的是购买力，是对于所有劳动或者对于那个时候市场上所有劳动产品的一定支配权。他的财富是大抑或小，完全和这个权力的大小成正比。或者说，和别人的劳动量，即和使他可以购买支配别人劳动的物品成正比。每样东西的交换价值应当总是等于它赋予所有者的这种权力的大小。

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不过所有商品的价值常常并不是根据劳动量来估算的。要确定两种不同数量的劳动间的比例常常是非常困难的。花费在两种不相同工作中的时间常常无法决定这个比例。工作中经历的不同程度的困难，工作的时候所表现出的独创，这些因素都必须考虑进去。一个小时艰难的工作可能要比两个小时轻松工作所花费的劳动还多一些。或者说，在一个需要花费十年时间的劳动去学习的行业干上一个小时，要比在一件普通容易的工作之中干上一个月还要辛苦。但是不容易寻找到一种准确的尺度来衡量其困难或者独创。

在两种不相同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中，常常双方都要打一些折扣。即使这种调整并不是通过什么准确的尺度，而是经过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以及协商。根据这种即使不准确但大致上的平等，却足够维持日常生活中的商业来往了。

此外，每种商品在绝大多数场合是经过和其他商品相交换而与之比较的，而不是和劳动比较。所以估量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更多的是用另外某些商品的数量，而不是一个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大多数人也都仅仅懂得一定量的某一商品意味着什么，但是并不懂得一定量的劳动意味着什么。由于一个是普通而可触碰的实物，一个是抽象的含义，即使这个概念被人们充分地理解，但总是并不那么自然而明显。

当以物易物废止了，货币成为商业共同的媒介时，特定商品就更加频繁地和货币交换，而不是和任何其他商品交换了。屠夫很少再携带牛肉或者羊肉到面包师或者酿酒师家中去换取面包或者啤酒了。反之他把牛肉或者羊肉带到市场上去，在那儿他用它们换取货币，而后用那些货币去换取面包和啤酒。他用牛肉或者羊肉交换的货币的数量也控制着他能够购买的面包以及啤酒的数量。所以对于他来说，用他即刻可以交换到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所花费的货币的数量来估价牛羊肉的价值，要比用面包以及啤酒，即要比他必须通过另一商品作为中介而换取的商品来估计牛羊肉的价值更一目了然。他说他的肉值三便士或者四便士一磅，要比说价值三四磅面包或者三四夸特淡啤酒方便得多。所以也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就是物品的交换价值，更多的是用货币的数量来估计价格，而并不是用它所能交换的劳动量或者任何其他商品量来估计价格。

就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黄金白银的价值是浮动的，有的时候便宜一些，有的时候贵一些，有的时候较为容易购买到，有的时候较难购买到。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可以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量，或者它所能交换的其他货物的数量则总是取决于进行交换的时候的矿山产量的多寡。十六世纪美洲发掘了丰富的金矿，让欧洲的金银价值要比先前降低了约三分之一。因为把这些金属从矿山运送到市场所需要的劳动少一些，每当它们被送到市场上的时候，其所能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量也就较少一些了。

金银价值上的这一场革命或许是最大的，但并不是历史中唯一的一次。不过作为一个衡量尺度，比如一步的长度、双臂伸开的时候的宽度或者一手所握物品的重量，它们的数量也是一直在浮动的，它们不会作为其他事物的一个准确的尺度，所以一件商品假如其自身的价值总是处于变动之中，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其他商品价值的准确尺度。而相同量的劳动在任何时候以及任何地方对于劳动者来说都是具有相同价值的。在正常的健康、体力以及精神状态下，在技能以及娴熟程度发挥正常的条件之下，一个劳动者总是要付出自己相同分量的舒适、自由以及快乐。所以无论作为回报他所得到的货物的量是多少，它的需要总是和他所付出的价值相同。自然，它能够购买的这些货物有的时候会多一些，有的时候会少一些，但这是因为这些货物的价值在变化，而不是购买货物的劳动价值在变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总是难以获得的东西昂贵，或者需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才可以获得的东西昂贵，易于获得或者只需花费极少劳动就可以获得的东西便宜。因此只有其价值从不变动的劳动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切商品的价值可以据之估价以及可以与之比较的最终的真正的标准，才是商品的真正价格，货币仅仅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但是，即使等量的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一直具有同等的价值，对于他们的雇主来说，等量的劳动有的时候价值显得大一些，有的时候却显得小一些。他在购买这些劳动的时候，有的时候花费的物品要多一些，有的时候要少一些。对于他来说，劳动的价格好像也和其他商品一样是变化的，有的时候显得昂贵，有的时候显得便宜。事实上，是货物有时便宜有时昂贵。

因此在这个通俗的意义之上，劳动就像商品一样，可以说也有一个真实价格以及一个名义价格。它的真实价格存在于为了报酬劳动所给予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数量之中。其名义价格则存在于所给予的货币量当中。所以劳动者是富裕还是贫穷，是获得了优厚的报酬还是微薄的回报，和其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而不是和其名义价格成比例。

商品以及劳动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推测问题，有的时候可以包含有相当大的实际用处。同一真实价格总是拥有同一价值，不过由于金银价值的变化，同一名义价格有的时候却具有不同的价值。所以当一份地产在出售的时候保留永久租佃的权利，假如他打算让这个租金一直具有相同的价值，那就不要把地租定为一定数额的货币。

在这种场合下，钱币的价值可能受到两种不相同的变动的影响：一种是来自于不同时期同一硬币单位内所含的金银量不同；另外一种是来源于不同的时期同等量的金银价值的不同。

各个国家君主以及一切国家总是觉得减少硬币中的含金量对于他们有一种暂时的利益，却极少想到增加硬币的含金量。所以，我相信各国硬币当中的含金量几乎是一直在减少，从未增加。所以这种变动几乎总是促进货币的租金贬值。

美洲金矿的发掘降低了欧洲黄金及白银的价值。这种下跌，普遍认为会一直持续下去，并且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此我虽拿不出任何证据，却可以假设。

依据这种假设，就算地租规定了不凭借某一数量某一单位的货币（比如多少镑）支付，而凭借多少盎司的纯银或者某一标准的白银支付，这一种变动只会减少租金的价值，而不会提高它的价值。

谷物的地租，就算在硬币单位并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其价值也远远高于货币的地租。伊丽莎白第十八年立法规定，所有学院地租的三分之一作为谷物地租，或者以实物交付，或者根据附近公共集市当时的价格交付。谷物地租原来仅占三分之一，但是由其所征收的货币，依据布莱克斯顿博士的统计，现在已将近其他三分之二地租的两倍了。

依据这个计算，学院之前的货币地租几乎已经降低到其古代价值的四分之一，或者说它们现今所值不超过之前的谷物价值的四分之一。不过自菲力普王以及玛丽女王迄今，英国货币的单位差不多并没有什么变化，相同数量的英镑、先令以及便士所含纯银量差不多未变，所以，学院的货币地租价值的下降完全来自于白银价值的下降。

在白银价值下降和同一面额的货币所包含的白银数量的减少相结合时，货币地租的损失就更大了。在苏格兰，货币的含银量历经了比英国大得多的变更，而法国货币的含银量的变化又比苏格兰还要大，以至于有一些古代的地租先前是具有相当可观的价值的，现在它的价值已经降至等于零的地步。

在远古时代，以等量的劳动购买等量的食物——劳动者维持生计的必需品——要比购买等量的金银或者其他商品更为接近。所以，在远古时代，等量的谷物常常可具有相同的真实价值，或者说，它使其所有者能够购买或者支配几近同量的其他人的劳动。在这点之上，同量的谷物几近要比同量的所有其他商品更可能购买或者支配等量劳动，就算同量的谷物的真实价值也不是肯定不变。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换句话说，劳动的真实价格正如随后我要尽力说明的，在不一样的场合是非常不同的。

在一个走向富裕的社会中，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要比在一个止步不前的社会里丰富，而处在一个停滞的社会里又要比在一个后退的社会里丰富。但是，任何其他商品在所有特定的时间里能够购买的或大或小的劳动量是和它在那时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成正比的。所以谷物地租仅仅能适应购买一定量谷物的劳动量的变更。而用任何其他商品支付的地租则不仅仅可以适应能购买所有定量谷物的劳动量的变更，并且还能够适应一定量的商品能够购买谷物的变更。

但是，根据对谷物地租的真实价值变更的观察，即使就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来说，要比货币地租的真实价值的变更少得多。不过就一年到另一年来说，却要比货币地租的真实价值的变更要多得多。但劳动的货币价值，就像我将在后面的段落里所要讲明的，并不随着谷物的货币价格逐年波动。这一点各个地方都是一样，它好像总是不和生活必需品的暂时或者偶然的价格相适应，而是和其平均或者普通价格相适应。谷物的这个平均或者普通价格，这一点我之后还将阐述，又是因白银的价格，由矿山能为市场提供的白银数量，生产白银所需要的劳动量，还有从矿山把一定量的白银运送到市场所必须消耗的谷物来调节的。

而白银的价值从一个世纪再到另一个世纪来说，有的时候即使变动非常大，就一年又一年来说，却变更极少，常常是一连五十年或者一个世纪价格都没有什么变动或者几乎相同。因此劳动的平均或者普通货币价格也可持续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只要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变或者变动不大的话。但是谷物的暂时以及偶然价格却常常可以是今年要比去年翻一倍。比如说，由一夸特二十五先令上涨到五十先令。当谷物五十先令一夸特的时候，不仅仅谷物地租的名义价值，而且谷物地租的真实价值都将会比谷物为二十五先令的时候要增长一倍。或者说，它将能够获得两倍的劳动量或者两倍的绝大多数其他货物。而劳动的货币价格还有大多数的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则将会在这所有波动过程当中保持原样不变。所以，能够明显看出劳动是唯一通用的也是唯一准确的价值尺度。或者说是我们能够在一切时代以及一切地方用来比较不同货物价值的唯一标准。

我们无法用一百年前不同货物所换取的白银数目来估价一百年后这一货物的真实价值。这一观点是我们已经承认了的。就一年一年来说，我们也无法用它们所能交换的谷物量来估价它们的真实价值。而用劳动量我们则可以准确地估价其真实价值，无论是一年一年来说，还是一百年一百年来说。单就一百年一百年来说，谷物是一个比白银更好的尺度。由于同等数量的谷物能够换取同等数量或者几乎同等数量的劳动。相反，就一年一年来说，白银则是一个比谷物要好的尺度，由于同等数量的白银能够换取同等或几乎同等量的劳动。

在确保长久性地租，或者订立极长时期土地租借的事宜中区别真实价格以及名义价格可能会有一些用处。不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较为普通及平常的买卖中，它反而没有什么用处。

在同样的时间以及同一地点，所有货物的真实价格以及名义价格都是绝对相称的。比如说在伦敦市场上你出售一件物品所得到的货币较多，你就能够在那时以及当地购买或者支配较多的劳动力。你得到的货币较少，你所能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力就比较少。所以，在同一时间以及同一地点，货币是所有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标准尺度。并且也只有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才是标准的尺度。

而在距离非常远的地方，在商品的真正价格和货币价格之间就没有固定的比例了。将货物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的商人所考虑的仅仅是货物的货币价值，或者说是他在收购这些货物的时候所耗费的白银量，还有需要多少白银他才可能出售。在中国的广州，半盎司的白银所能够换取的劳动量以及生活必需品，还有生活上的便利品要比在伦敦半盎司的白银所能够换取的多得多。如此一来，一件在广州用半盎司白银出售的商品对于拥有它的人来说要比一件在伦敦用一盎司白银出售的商品更加可贵、更加重要。但是，假如一个伦敦商人在广州用半盎司白银买进某一物品，而后在伦敦用一盎司白银卖出，那么通过这次买卖他就得到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好像伦敦一盎司的白银和广州一盎司的白银的价值完全相同一样。至于在广州半盎司白银要比在伦敦一盎司白银让他能换取更多的劳动量以及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这个时候对于他也就完完全全不重要了。由于在伦敦一盎司白银总是能够给他提供在广州半盎司白银所提供的所有的两倍，而这恰好是他所希求的。

货物的名义价格或者货币价格最终决定了所有买卖行为的精明和失算，这也就调整着几乎日常生活中涉及价格的全部交易，所以人们多关注商品的名义或者货币价格，而不大注意其真实价格，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在我的这本书中，把某一特定商品在不同的时候以及不同地点不同的真实价值，或者说把某一特定商品在不同的场合为其拥有者所带来的支配其他人劳动量的不同权利加以对比，则有的时候可能是有用的。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要的就并不是出售某一特定商品所能够获得的不同数量的白银，而是一些不同数量的白银所可以购买的劳动量。在相隔非常久的时间里以及相距非常远的地方，那时的劳动价格是多少却难以准确知道。至于谷物的价格，在有的地方还有所记载，所以通常也就更被一些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学者所关注。对此，我们也应当心满意足了。就算它不总是和那时的劳动价格完全适应，却是我们常常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的一个价格。

以下我就做几个这种比较。

伴随着工业的发展，商业国家发现用不同金属铸造的货币利于流通。金币用于支付较为大的款项，白银用于中等价值的交易，铜或者其他一些更加便宜的金属则用于更小的买卖。但是，人们总是在这三种金属之中认定某一种要比其他两种更具价值尺度，而这个金属常常又总是最先被用做商业交易的媒介。每当人们没有别的货币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这样做。不过一经采用作为它们的本位之后，就算需要已经不同了，他们也必须继续推行下去。

听说，罗马人在第一次普尼克战争之前的五年都仅有铜币。第一次普尼克战争的时候他们才开始铸造银币。所以，铜币就一直都是该共和国价值的尺度。在罗马，任何账目以及人和财产的价值都是用铜币阿斯或者塞斯特斯记录的。阿斯是铜币的名称，塞斯特斯则表达了两阿斯半。即使塞斯特斯原本是一个银币，它的价值却是用铜来计算的。所以在罗马，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常常被称做是一个有很多铜的人。

那些在罗马帝国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北方国家好像在他们定居后开始采用的也是银币，以至其后的许多年代都没有金币或者铜币。在撒克逊的时候英国就拥有了银币，并且直至爱德华三世都还没有铸造金币，一直到大不列颠詹姆斯一世也依然没有铜币。所以，依据同一理由，我相信在英国还有欧洲所有其他现代国家当中，所有账目货物以及财产通常也都是用白银计算的。每当我们要表达一个人有多少财产的时候，我们极少说他有多少基尼（旧时英国金币），而是说拥有多少镑（银币）。所以，我相信各个国家的法定的支付货币最开始都只可能是被特殊地当做价值标准或者尺度的那种金属所铸造的货币。

在英国，黄金铸币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被认定是法定货币。金币以及银币价值间的比例也没被法律或者公告所固定，而任由市场决定。假如一个债务人用金币还债务，债权人可以拒绝接受，或者就要按照他们双方协定的金价来计算。铜币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法定货币，只用于兑换比银币更小的零钱。在这种情况之下，被确定为标准的金属和非标准的金属之间的不同就不单纯是名义上的不同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不同的金属硬币的使用越来越熟悉，对于它们各自价值之间的比例也更为了解。我知道，这个时候大多数国家发现确定一个比例，经过法律加以宣布要较为方便有利。譬如，规定怎样重量以及什么样的纯度的基尼应该兑换二十一先令，并且是支付相同债务的法定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稳固比例一直存在的有效期内，作为价值标准的金属以及非标准金属之间的比例就变得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区分了。

但是，只要这种固定比例发生任何变动，这个区别就会变成或者最起码看来又会成为区别于名义上的了。比如，一个基尼的固定价值下跌到二十先令，或者涨至二十二先令，但所有账目及债务几乎都是用银币计算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能够像从前一样以相同数额的银币偿还。但假如以金币偿还，数额就会不相同了。前者要求的数目非常小，后者要求的数目就非常多。银价的变化看来要比金价小一些。银子看来能够用做衡量黄金的价值，黄金反而无法用做度量银子的价值。黄金的价值好像取决于它所能够兑换的银子的数量，但银子的价值则不会取决于它所能够兑换的金子的数量。这种差异都是由于习惯用银币而不用金币来计算账目以及表示大小数额的后果。德拉蒙先生一张二十五基尼或者五十基尼的借据在经历了上述波动之后，依然可以像从前一样偿还二十五基尼或者五十基尼的黄金。换言之，经历这种波动后仍然可以像从前一样用同等数额的金币偿还。但用银币，数目就不同了。在支付这样一张票据的时候，黄金的价值将表现得比银子更加稳定。黄金这个时候似乎是在用以衡量银价，但白银无法用来衡量金价。假如一切账目期票及其他金钱债务都习惯用这种方式计算，那么黄金，而不是白银，就会被当做是价值标准或者价值尺度的特定金属。

事实上，在不同金属铸币的价值之间，任何固定的比例在能够维持不变的时间内，一直是最昂贵的金属的价值调节着并规定着其他所有铸币的价值。比如十二铜便士包含半磅（十六盎司为一磅）铜，这里并不是指质量最好的铜，它们在并没有铸成硬币的时候，就是不值七便士的银币的。不过因为法律规定十二便士兑换一先令，所以在市场上它们也就被定值一先令，同时可以随时换成一先令了。就算在大不列颠最近一次金币改革之前，最起码在伦敦以及其附近流通的那部分黄金（金币）一般都没有下降到它的标准量之下，而大多数银币却都下降到其标准以下了。但是磨损了的二十一先令被认定为等于一基尼，而后者就算也磨损了，也远远不会等值。最新的法令，要求让金币的重量尽量接近其标准重量，同时发布命令要求政府机构只可以按照重量收受金币。只要可以执行这个命令，也可以保持金币的重量。但是银币却像金币改革之前一样，继续处在磨损以及降低的状态。在市场上这样一个磨损的二十一先令的银币仍旧被认做相当于一个优质金币——基尼。

非常明显，那次金币的改革提高了可以和金币兑换的银币的价值。在英国的铸币厂一磅重的黄金应当铸成四十四个半基尼；用于对先令交换一基尼计算，四十四个半基尼相当于四十六镑十四先令六便士。所以一盎司的这种金币相当于三镑十七先令十个半便士。英国不收取铸币税，所以任何人将一磅重或者一盎司标准金块送到铸币厂，能够不折不扣地换取一磅重或者一盎司重的金币。因此三镑十七先令以及十个半便士就是英国铸币厂的金价，也就是一块标准金锭在铸币厂能够换回的金币的数目。

在金币改革之前，市场上标准金锭的价格很多年都是在每盎司三镑十八先令之上，有的时候甚而是三镑十九先令，并且常常还涨到四镑。那个数字磨损了的金币非常可能其含金量不到一盎司标准的黄金。金币改革之后，一块标准金锭的市场价格一盎司极少超过三镑十七先令七便士。

在金币改革之前，市场价格老是多少要高于铸币厂的价格。不过自从改革之后，市场价格则总是低于铸币厂的价格。但是不论是以金币或者银币支付，市场价格都保证不变。所以，那次的金币改革不仅仅提高了金币的价值，并且提高了金块以及所有其他与之对应的银币价值。但是由于其他大多数商品的价格要受许多别的因素的影响，所以不论是金币还是银币在和它们的比值中的升值并不那么明显或者容易觉察。

英国的铸币厂一磅重的标准锭制作成银币六十二先令，含银量一样为一磅标准银。所以，一盎司五先令二便士就是英国铸币厂的银价。换言之，一标准银锭在铸币厂能够换回这个数目的银币。就在金币改革之前，标准银锭的市场价格在不同的场所是一盎司合五先令四便士、五先令五便士、五先令六便士以及五先令七便士，甚至常常还可换到五先令八便士。但是五先令七便士好像是最常见的价格。金币改革之后，标准银锭的市场价格有的时候降到了一盎司折合五先令三便士、五先令四便士以及五先令五便士，极少超过五先令五便士的。就算银锭的市场价格从金币改革之后大大地降低了，但是它未下降到铸币厂的价格。

单就英国铸币用的不同金属之间的比例来看，铜的定价是远远超越了它的真实价值的，但银的定价却又有一些偏低。在欧洲市场，就法国的铸币来说，一盎司纯金大概可换取十四盎司纯银；就英国铸币来讲，一盎司纯金可换取大约十五盎司纯银，即依照欧洲普通的估价，能够多换取一些白银。但是因为铜锭的价格就算是在英国也没有提高到英国铸币铜那样高，所以银锭的价格并没有因为英国对于铸币银的比率低而降低。银锭依然保持着对黄金的合适比例。基于相同的理由，铜锭也保持着对于白银的合适比例。

就在威廉三世银币改革之后，银锭的价格依然多少有点儿高过铸币厂价格。洛克先生将这个高价归咎于政府仅仅允许银锭出口，而禁止银币出口。他说因为允许银锭出口导致对于银锭的需求多于对银币的需求。但是需要银币在国内进行普通购买以及出售活动的人数肯定要大大地多于需要银锭出口或者做其他用途的人数。现在一样允许金锭出口，禁止金币出口，但是金锭的价格却低于铸币厂价。不过，英国那时铸币的银子就像现在一样，和金子的比价是制定得低了一些的。并且金币（那时并没有打算对它进行什么改革）像现在一样调整着整个硬币的真正价值。既然那时的银币改革并未使银锭的价格下降到铸币厂价，现今类似的改革非常可能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假如银币能恢复到像金币一样接近于它的标准重量，那么依照现在的比价一基尼就可以兑换到比购买银锭要多一些的银币。假如银币含有足够的白银，则先把银币熔化成银锭，然后用银锭换为金币，再把这些金币换为银币去熔化，便有利可图。看来对于目前的比价进行某些调整是防止这种不妥的唯一途径。

就铸币当中的金银之间适当的比值来说，假如把现今低于这一比值的银价定得更高一点儿，假如规定银子只能用于兑换基尼，而无法用做法定货币，就好像铜并不是法定货币，而只能用于兑换先令那样，那么这种不便也许就会少一些。假如这样的话，所有债权人绝对不会因铸银的定价而受到损害，就像现在并没有什么债权人因为铜的定价高而吃亏。仅仅有银行家会因为这一规定而遭受损失。每当银行发生挤兑时，他们有时竭力用最小的六便士银币来支付以赢得的时间；有了这一个规定，他们就不能够再使用这种不名誉的方法来逃避即时兑付了。后来他们就只好常常在金库中存放比现在更多的现金，毫无疑问，这对于他们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不便，但是对于债权人却是一个非常大的保障。

三镑十七先令十便士（黄金在铸币厂价格），就算在现在成色好的金币当中，也绝对没有含有一盎司以上的标准金，所以人们能够认为不应该购买更多的标准金锭。但是金币远远要比金锭方便，并且尽管在英国铸币是免费的，金锭送到铸币厂却不可以马上换成金币。金锭持有人需要等几个星期才可以拿到金币。铸币厂铸币的耽误无异于收了小额的税收，这样也就让金币比相同数量的金锭更有价值。

假如英国铸币银和黄金的比率定得恰当，就算对银币不进行什么改革，银锭的价格也可以降至铸币厂价以下。现今就算磨损了的银币的价值也是由它所能交换的优质金币的价值来支配。

假如能对铸造金银币征收小额税收，或者更能使金银币优越于相同数量的金银锭。这样的话，铸造硬币就可以依据税额的大小适当提高铸币金属的价格。将金属制成流行样子的盘子能够根据式样的价格提高盘子的价值，就是这个道理。铸币价格高过金属锭不仅仅可以防止熔解铸币来谋取利润，还可以打击铸币出口。即使国家因为某种紧急的需要，必须出口铸币，其大多数也会自动流回。由于在国外它只可以以其重量来出售，而在国内其购买力都高过其重量。如此一来，将它们重新带回国内就变得有利可图了。法国对铸币就征收百分之八左右的铸币税。听说法国硬币只要输出，都会自动回到本国。

金锭以及银锭的市场价格依旧出现一些波动，其因素和其他商品市场价格的浮动相同。这些金属在海运以及陆运中常由于各种意外事件而造成损失，在器物的包金、镀金、镶边以及装饰中又不间断地要浪费一些金银，金银币自身的磨损以及金银餐具的磨损，这些都要求所有本国不具备金银矿的国家不断地进口金银来弥补这些损耗以及损失。自然，我们也相信金银进口商像其他商人一样可以尽其所能，依据他们对于需求的判断进口金银来满足急需。

但是，就算做了各种努力，他们仍然有的时候会进口多了，有的时候又进口少了。每当他们进口的金银多于所需的时候，为避免引起重新出口的风险以及麻烦，他们宁愿以多少低于一般价或者平均价的价格卖出一部分。另外一方面，每当他们进口少于所需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获得高于平均价的利润。但是在所有这些偶尔波动的情况下，假如金锭以及银锭的市场价格仍旧会在几年内保持平稳以及一贯，或者多少略高于铸币的厂价，或者多少略低于铸币的厂价，则我们能够肯定地说这种稳定或者一贯或者略高或者略低于铸币厂价是由铸币自身中一些因素造成的。它们在那时使得一定数目的铸币的分量具有或者高于或者低于它们应当含有的金属的准确重量的价值。但这个后果的一贯性以及稳定性自然需要一个相应的一贯性以及稳定性的原因来做条件。

所有特定国家的货币在所有特定的时间以及地点是否成为一个价值的准确标尺，要看流通的铸币能否准确地表示其标准，或者说它们的含纯金量或含纯银量能否准确地等于它们所应当有的重量。比如，在英国假如四十四个半基尼所包含的标准黄金是一磅，或者十一盎司优质金以及一盎司合金，则英国的这种金币就和它本身所标志的那样，能够在任何特定的时候以及特定地点作为所有商品的真正价值的准确尺度。

不过，假如由于磨损，四十四个半基尼常常所包含的标准黄金不足一磅，并且这种损耗之中有的硬币磨损严重，有的磨损得较轻。那么，这一价值尺度就变得不够准确了，就像其他各种度量衡所暴露出来的某些不确切性那样。

因为度量衡完全符合标准的极少，商人们在调节自己商品价格的时候并不是依照那些度量衡标准，而是竭尽所能，依据自己的经验寻找一个依照平均水平的真实标准来进行调节。因为铸币中存在相似的紊乱，商品价格一样也并不是按硬币中所应当含有的纯金量或者纯银量，而是依据经验发现的货币所实际含有的纯金量或者纯银量的平均值来进行调节的。

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商品货币价格，我常常是指商品出售的时候所得的纯金量或者纯银量，和硬币的名称无关。比如，爱德华一世时代的六先令八便士和今天一镑的货币价值相同，根据我们所能够作出的判断，它们所包含的纯银量等同。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

在资本积累以及土地私有发生之前的早期野蛮社会里，获得各种不同物品所需要花费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能够提供它们互相交换的唯一依据。譬如在一个狩猎的民族中，假若捕杀一头海狸常常需要捕杀两头鹿的劳动量，那么一头海狸就应当交换两头鹿。通常需要两天或者两个小时劳动所生产的东西当然应当是一天或者一个小时劳动所生产的东西的两倍。

假如一种劳动要比另外一种劳动艰苦，则对于这种难度大的劳动当然就应该有所补贴。所以一种方式一个小时劳动所生产的物品常常可以交换另一种方式两小时劳动所生产的物品。

假如一种劳动要求非凡的技巧以及智慧，出于对这种才能的尊重，人们对于他们的产品所给的价值当然要远高于他们单纯劳动的时候应得的价值。这种才能的获得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所以对于他们的产品给予较高的价值也就是对于他们为得到这种才能所需要付出的时间以及劳动的一种合理报酬。在进步的社会中，对于那些难度大、技术要求高的工作，在劳动工资之中通常都有所补偿。在最早时期以及最野蛮的时期一定也都有过类似的补偿。

在这种状态下，劳动的所有产物属于劳动者，所以获得或者生产任何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就是调整该商品应当购买、支配以及交换的劳动量的唯一凭据。

只要资本在那些特定的人们的手中积累起来，其中有一些人自然就会利用它来促使勤劳的人们进行劳动。他们为勤劳的人们提供材料还有生活必需品，以便从卖出他们的劳动产品当中或者通过他们的劳动对于材料所增加的价值中来获取利润。在用完整的制造品换取货币、劳动或者其他商品的时候，除了足够支付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工人的工资之外，还需要有一些剩余给予从事这项换取工作的承办人作为利润，由于他在从事这项工作中承担了风险。如此一来，工人在原材料之上所增加的价值自身就可分解成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用来支付他们的工资，另外一部分则用来支付雇主垫付原材料以及工人工资的所有资本的利润。只有他有指望从出售他们的产品中得到一些高于抵偿其资本的东西，他才会有兴趣雇佣他们。也只有他所得的利润和他的投资额保持某种比例的时候，他才可能有兴趣进行大额的投资，而不是小额的投资。

资本的利润或许能够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劳动——监督以及指导劳动的工资的别名。但是，利润和工资全然不同。它们受全然不相同的原则所支配，它们和这个所设想的监督以及指导的劳动量、难度以及智慧并不构成什么比例。它们仅仅是受所投入资本的价值所支配，仅仅和投资额形成某种或大或小的比例。譬如说，假如某一地方制造业资本的每年平均利润率是百分之十，那儿有两个不相同的制造业，每一个制造业雇佣了二十个工人，每一个人每一年是十五镑，也就是说每一个制造业一年要消费三百镑。与此同时，我们又假设在一个制造业里每一年所加工出的粗糙材料仅仅价值七百镑，在另外一个制造业里所加工出来的较为精细的材料却价值七千镑。如此的话，在一个制造业当中所投入的年资金仅仅一千镑，而在另外一个制造业里所投入的每年资金则将要达到七千三百镑。所以，假如以百分之十的利润率计算，先前一个制造业的业主仅可获得约一百镑的年利润，而后一个制造业的业主则有希望获得约七百三十镑的年利润。即使他们的利润是不同的，他们的监督以及指导性劳动却可能全然相同或者几近相同。在很多工厂里，这一类性质的劳动几乎全是委托给某个主要的职员负责。他的工资恰好表示了这种监督以及指导劳动的价值。即使在确定他的工资的时候，常常不仅仅要考虑他的劳动以及技巧，同时还要考虑对于他的托付；但是他的工资对于他所监督的资本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比例，而资本的持有人尽管几乎免除了所有的劳动，他却依然指望他的利润能和其资本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所以，在商品价格当中，资本的利润组成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它既完全不同于工资，又被完全不同的原则所调配。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所有产品并不永远是属于劳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需要和雇佣他的资本所有者分享。通常用于获取或生产任何商品的劳动量并不是能够调整这一商品常常所能购买、支配或者交换的劳动量的唯一依据。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劳动量需要支付给垫付工资以及提供劳动材料的资本来作为利润。

所有国家的土地只要全部变成私有财产，地主就像其他人一样都喜欢他们在没有播种过的土地上进行收割，甚至对于土地上的自然生长物也要求征以租税。在土地公有的时候，森林中的树木、地上的青草以及土地上的所有自然果实，都是只要劳动者不嫌麻烦就可以去采集的东西，如今对于采摘的劳动者来说就都需要附加一个价格。劳动者需要向地主缴纳他的劳动所采集或者生产的东西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价格，就组成了地租。所以在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当中就组成了第三个构成部分。

需要看到形成价格的所有这些不同组成部分的真实价值是由中间每一个部分所可以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劳动不仅仅衡量价格本身中分解成劳动的那一部分的价值，并且衡量价格自身中分解成地租以及利润的那些部分拥有的价值。

在每一个社会当中，商品价格最后都要分解成为那三个部分当中的这个或者那个，或者全部。而在每一个进步的社会里，所有三者都或多或少作为组成了或部分组成了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以谷物的价格为例，其中的一部分要用以支付地主的租金，一部分要用以支付劳动者的工资还有维持生产中雇佣的耕畜的费用，而第三部分则要用以支付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好像直接或者最终构成了谷物的所有价格。

或许有人会觉得，农场主资本的归还，或者说对于耕畜还有其他耕作工具消耗的补偿，应当作为第四部分。但是必须考虑到所有农具的价格，比如耕马的价格自身就是由上述相同三部分组成的：饲养马匹的土地的地租、饲养以及照顾马的劳动还有农场主为其垫付的地租以及这个劳动的工资而应当获得的利润。所以，即使谷物的这个价格能够支付农具的价格还有耕马的维持费用，但是全部价格依然直接或者最终由同样的三部分构成：地租、劳动以及利润。

在面粉或者麦片的价格中，我们在谷物的这一价格之外，还必须加上磨坊主的利润及其雇工的工资。在面包的价格中间我们就必须加上面包师的利润还有他的雇工的工资。但在这两者的价格中，我们都还必须加上把谷物从农场主的家中送到磨坊主处、从磨坊主处将面粉送往面包师处的劳动即为垫付这些劳动工钱的人的利润。亚麻的价格就像谷物的价格一样，中间一样包含了这三个部分。并且亚麻布的价格还需要附加上亚麻清理工、纺织工、织工以及漂白工的工钱还有他们各自雇主的利润。

每当所有商品制造得越多时，价格之中的工资以及利润的那部分增长的比例永远是大于地租部分的增长。伴随着制造业的发展，不仅仅利润的数目增长了，随之而来各个部分的利润也都比原来的要大，主要因为产生这一利润的资本永远是越来越大。比如雇佣织布工的资本就需要比雇佣纺纱工的要大一些，因为它不仅仅要支付雇佣纺纱工的资本以及利润，还需要支付织布工的工钱，并且利润也永远是和资本保持某种比例。

但是，在最先进的社会中却常常有一些商品的价格只包含两个部分，即劳动工资和资本的利润，甚至更少一部分商品，它的价格就由劳动工资一项构成。比如海鱼的价格，平常只有两个构成部分，一部分为了支付捕鱼工的工钱，另外一部分则为了支付捕鱼中所消费的资本的利润。有的时候在此种价格之中也包含有地租，但是极少。这点我以后还要说明。

河上捕鱼则情况完全不同，最起码在大多数的欧洲就是如此。在欧洲捕捞鲑鱼也要支付地租，即使这种地租不能够完全称做地租，却和工资以及利润一样组成鲑鱼价格的一部分。在苏格兰的一些地区，人们在海边专门采集平常称为苏格兰卵石的彩色小石子，而石匠支付给他们的价格就仅仅是他们劳动的工钱。在这个价格当中，既没有地租，也没有利润的成分。

但是，所有商品的全部价格最后仍然必须包含其中的这部分或者那部分，甚至所有的三个部分。在支付土地的地租还有种植、制造以及运往市场等过程中的所有劳动的价格之后，余下的那一部分肯定成为某人的利润。

因为任何一种特定商品的价格或者交换价格分开来说都是所包含的三个部分中的这一部分或者那一部分，或者所有的三个部分，所以构成每一个国家劳动年产物的所有商品，总体来说也需要包含这三个构成部分。它们作为劳动工钱、资本的利润或者土地的地租，分配到全国各不相同的居民。每一个社会的劳动一年采集或者生产的总和，或者说它的全部价格最开始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其不同成员中进行配置的。工钱、利润以及地租是所有收入以及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最开始的来源。所有其他收入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来自于这三个中的这个或者那个。

所有人从自己的资源所获得的收入或者来自其自身的劳动，或者来自其资本，或者来自其土地。来自于劳动的收入叫做工资，来自管理或者运用其资本的收入叫做利润。一个人自身不使用其资本而租借给他人，自己从中获得收入，这样的收入叫做利息或者收益。它是借债人付给放债人的补贴，由于借债人是利用了所借资金才会有机会获得利润的。利润的一部分自然应当归借债人，由于他要冒着风险，需要不辞劳苦地经营它，而另外一部分则归还放债人，由于他为借债人提供了获得利润的机会——金钱的股息从来就是一种衍生的收入。

假如它并不是从利用那笔资金的利润之中支付，就肯定是从某种其他来源的收入当中支付。除非那个借债人是一个浪荡子，才会又借债去支付之前一笔债款的利息。所有来自土地的收入总称为地租，它是属于地主的。农场主的收入一部分来自于他的劳动，一部分来自于他的资本。对于他来说，土地仅仅是使他能够用劳动赚取工资及为他的资本获得利润的工具。所有赋税，所有建立在税收上的收入，比如所有的工资、养老金还有各种各样的年金，最后都是来自于收入的最开始三个来源中的这个或者那个，并且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润或者土地的地租中支付。每当这三种不同收入分属于不同人的时候，它们非常容易区分。但是当它们同样属于一个人的时候就经常彼此混淆，最起码照通常的说法是这样的。

一个耕种一部分自己土地的乡绅在支付完耕作费用之后，他应当获得两者，即地主的地租以及农场主的利润。但是，他却倾向于把他的全部所得称为利润，这样就将地租以及利润混淆了。北美以及西印度的大多数种植园主就是处在这种境地。他们耕田，或者大多数是耕种自己的田庄。所以，我们极少听说种植园的地租，只听说种植园的巨大利润。

一般的农场主极少雇佣什么监工来指导农场的平常生产。常常他们自己的双手也要做非常多的工作：犁田、耙土地等等。所以，在支付地租之后，他们的所有收入就不仅仅是对于他们在耕种当中所投入的资本的偿还及利润，并且也是赋予他们作为劳动者以及监工的工资。但是，在支付地租以及收回资本之后，无论剩余多少他们都称为利润。工资非常明显是其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农场主节约了这些工资，当然需要获得它们。如此一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工资又和利润混淆了。

一个相对独立的制造商，假如他拥有的资本足够用来购买材料，并足够维持其生活直到他的产品上市，则他就应当获得两者：在老板指导之下工作的雇工的工资，还有老板在出售雇工的产品之后的利润。但是，他的所有收获所得通常叫做利润，同时，工资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和利润混淆了。

一个园丁用自己的双手在自己的花园中培植花草，这个时候他就集三个不相同身份于一身了：地主、农场主以及劳动者。所以，他的产品首先应当支付给他地租，然后是利润，再则是工钱。但是，常常他仍把全部收入看做是他的劳动所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地租以及利润和工资又全都混淆了。

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因为只有极少商品的交换价值单纯来自于劳动，绝大多数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得力于地租以及利润，所以社会劳动生产所能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量永远大大超过产品在种植、加工以及运输还有投入市场过程之中所投入的劳动量。假如社会每年能够运用它所能购买到的所有的劳动，因为劳动量每年又以大幅度增加，则后一年度的全年生产总值将远远大于其前一年的生产总值。不过，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国家是把其所有年产物全部用于维持勤劳人民的生活。相反，游手好闲的人在每一个国家都要消耗其中的大多数。一个国家的年产量在这两个不同阶层人民间每年分配的不同比例，决定着一个国度的年产物的平均值每年是有所增加还是减少，或者和上一年持平。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在每一个社会或者其邻近地区中，在劳动以及资本的每种不同的用途中，工资和利润都有一个普遍率或者平均率。我将会在后面说明，这种比率部分受到社会的一般情况，即富裕或者贫穷，前进、停滞或者衰落的状况支配，即部分地被每种用途的具体的性质支配的。

同样在每一个社会或者其邻近地区中，也有一个普通的或者平均的地租率，我将会在后面说明，这种比率部分被土地所在的社会或者其邻近地区的一般情况支配，部分被土地的自然的或者改良的肥沃程度支配。

这种普通的或者平均的比率，可以称做在那时当地通行的工资、利润以及地租的自然利率。

每当所有商品的价格，恰好足以支撑在生产、制造这种商品并且将其送到市场所使用的土地、劳动及资本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的时候（依据它们的自然利率），这种商品就可以说是按照它的所谓的自然价格卖出的。

所以这种商品恰好是按照它的价值卖出的，或者说恰好按照将其送到市场的人的真正成本出售的。即使按照普通的说法，所有商品的所谓的原始成本并不包含将其再行售出的人的利润，但是假如他按照不让他在当地取得普通利润率的价格卖出，他明显在这笔交易中会受到损失。假如他用其他方法运用他的资本，他就可以获得这种利润。

除此之外，他的利润就是他的收入，就是他的生活资料的正当来源。就好像他在制造货物并且将其送入市场的时候对于工人垫支工资或者生活费一样，他也为自己垫付了生活费，这和他从出售货物当中可以合理预测的利润相当。所以，除非他们支付给他这笔利润，不然他们就没有可以正当地称做他的实际成本的补偿给他。

即使让他得到这种利润的价格并不是一个商人有的时候出售其货物的最低价格，那却是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愿意出售货物的最低廉价格。最起码是在有充分自由的地方，或者是在他可以随意常常改变行业的地方，情况就是这样。

商品普通出卖的真正价格，称做市场价格。它有时低于或者高于商品的自然价格，或者与之刚好相等。每种具体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受到实际送到市场的数量和愿意支付商品自然价格的人即愿意支付将商品送入市场所必需的地租、劳动（工钱）以及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的要求两者的比例调整的。这种人可称做有效需求者，他们的需求可以称做有效需求——因为它足以将商品送进市场，它和绝对需求不相同。一个赤贫的人在某些意义上能够说拥有一个轿子式大马车以及六匹骏马的需求。他可能很想获得这一切，不过他的需求并不是有效需求，因为这些商品绝对不会送入市场来满足他。

当送入市场的商品数量少于有效需求的时候，所有愿意支付把商品送入市场所必需的地租、工资以及利润的所有价值的人无法获得他们所需数量的供给。其中有的人不愿就此罢休，宁愿出更高的价钱。他们之间立即开始了竞争，然而市场价格将或多或少高出自然价格，依照短缺数量的多少和竞争者的富有程度以及奢侈习性所造成的竞争的剧烈程度的大小而定。在相同富有以及奢侈的竞争者当中，同样的短缺程度一般会引起或大或小的剧烈的竞争，依照获得这种商品对于他们的重要性的大小而定。所以，每当城市受到封锁或者在灾荒时，生活必需品价格都非常高。

每当送入市场的商品数量超过了有效需求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全部卖给那些愿意支付把商品送入市场所必需的地租、工资以及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有些货物需要卖给那些出价较低的人，他们给出的低价肯定会降低所有商品的价格。市场价格会下降到自然价格以下，降低了多少，依照超过的数额在多大的程度上增加卖者的竞争，或者依立即脱手商品对于他们的重要性的大小而定。极易腐烂的商品进口过多，和耐用品的进口过多即使程度相同，引发的竞争却更加剧烈，比如橘柑和旧式铁器。

每当送入市场的商品数量刚好足以供给有效需求的时候，市场价格自然会和自然价格吻合，或者相差不多。手头的所有商品可以按照这个价格售出，但是无法售价更高。不同的商人之间的竞争让他们只好接受这个价格，也让他们无法接受更低的价格。

每一种商品送入市场的数目，当然会自行去适应有效需求。对于只在把任何商品送入市场中使用其土地、劳动以及资本的人来说，数量不超越有效需求于他们有好处，对于其他人来说，数量不会低于有效需求于他们有好处。

假如在任何时候市场商品超越有效需求，它的价格的一些组成部分所得的支付肯定低于其自然率。假如那是地租，地主肯定租让不久就撤回一部分土地，假如那是工资或者利润，劳工或者其雇主的利益会促进他们从这种用途中撤掉一部分劳动或资本。送入市场的商品数目不久就会变成仅仅足以供给有效需求。商品价格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将升至各自的自然率，同时商品的所有价格也将升至自然的价格。

假如相反，送入市场的商品数目在任何时候都少于有效需求，其价格的某些构成部分肯定会高于自然率。假如那是地租，所有其他地主的利益当然会促进他们准备更多的土地用来生产这种商品；假如那是工资或者利润，所有的其他劳工或者商人的利益不久就可以促使他们使用更多的劳动以及资本，来制造这种商品并且将其送入市场，运输的数量不久就会足够供给有效需求。商品价格的各种组成部分不久就可以降到自然率，所有价格也降到自然价格。

所以，自然价格只能说是中心价格，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持续不断地向它移动。各种偶然事件有的时候使它们停滞在中心价格之上，有的时候又迫使它们下降，甚至略低于中心价格。不过尽管有什么障碍阻挡它们固定在这个静止的中心，它们却时时趋于这个中心。

每年把各种商品送入市场所使用的劳动的总量，当然也按照这种方式自行适应有效需求。其目的当然总是在把足够供应有效需求而不会供应太多的准确商品数量送进市场。

但是在某些行业当中相同的劳动数量在不同的年份生产出十分不同的商品数量；而在另外的行业，生产的商品数目总是相同，或者很相似。在农业当中，相同的劳动者在不相同的年份会生产数量十分不同的谷物、葡萄酒、油类、啤酒花等。不过，相同的纺织工以及织工每年生产的麻布以及呢绒则数量相同或者相似。仅仅是一种产业的平均产量才可以在各个方面去适应有效需求，因为它的实际产量要比平均产量有的时候大得多、有的时候又小得多，所以送进市场的商品数目比起有效需求来，有的时候超过很多，有的时候又缺少。所以，就算有效需求常常保持不变，商品的市场价格也会有很大的波动，有的时候大大高过其自然价格，有的时候又大大低于它的自然价格。在其他产业中，等量劳动的商品总是相同或者相近，它就能更为准确地去适应有效需求。所以，每当需求保持不变的时候，商品的市场价格也可以保持不变，和自然价格完全一致，或者接近一致。每一个人凭经验就可以知道，麻布以及呢绒的价格和谷物的价格相比起来，变动既不如此频繁，幅度也不如此大。麻布以及呢绒的价格仅仅随着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但谷物的价格则不仅仅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还随着送入市场来满足那种需求的商品数量非常大的频繁的变化而变化。

所有商品的市场价格偶尔的暂时的波动，主要是影响到价格当中的工资以及利润两个构成部分。地租受到的影响较小。用货币规定的租金，无论在价值上或者是在比率上，都不受市场价格浮动的影响。按照天然产物的一定比例或者一定数量规定的租金，因为天然商品的市场价格的所有偶然的以及暂时的波动，在其每一年的价值上无疑会受到影响，但是在每年的比率上就无影响。在确定租约条件的时候，地主以及农场主都力图按自己的最佳判断，把每年地租的比率按照产物的平均以及普通的价格，而并不是按它的暂时的以及偶然的价格来规定。这种波动对于工资以及利润二者的价值比率的影响，依照市场商品或者劳动的积存太多还是不足、工作已经完成还是待于完成而定。每一次国丧就会提高黑布的价格（在这种场合之下，市场的黑布积存似乎总是不足），增加拥有大量黑布的商人的利益。它对于织工的工资并没有影响。市场上是商品的积存不够，而不是劳动的积存不够，是已然完成的工作不足，但不是有待完成的工作不够。它可以提高裁缝的工资，市场上这样的劳动积存不足，对于更多的劳动、对于完成更多的工作有着非常有效的需求。它可以降低彩色丝绸以及白布的价格，以此来减少手头持有大量这样产品的商人的利润。它也可以降低从事制造这样商品的工人的工资，对于这种商品的需求就会停止六个月或者十二个月。在这方面，市场积存的商品以及劳动都太多了。

不过，每种具体商品的市场价格即使按照这种方式不停地移向自然价格，但有时候由于某种意外事件、自然的原因、某种社会政策，许多商品都会让市场价格长期维持在大大超出自然价格的水平上。

每当有效需求增长，某一商品的市场价格因之大大超出自然价格的时候，运用其资本来供应这种市场的人经常小心翼翼地对这种变化保守秘密。假如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巨大利润就会诱使许多新竞争者用同样的方式来运用他们的资本，以至于有效需求获得充分满足，市场价格不久之后就会降到自然价格，有的时候甚至更低。假如市场距离供应商的住所非常遥远，他们有的时候可以一连几年死守这种秘密，所以在几年中享有这样的超额利润，不遭受新竞争对手的威胁。但是，需要承认，这一秘密是无法长期保守的，秘密一旦泄露，巨额利润就无法保持。

制造业当中的秘密可以比商业中的秘密保持更久。一个染匠发现了用某种染料来生产某种颜色，这种染料要比普通染料少一半价钱，只要经营得好，他能够终生享受他的发明的好处，甚至将其传给后代子孙。他的巨额利润，产生于支付给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超高价钱。这种利润的确是由那种劳动的高工资组成的。不过由于他的资本的每一个部分一再享有这种利润，因而利润全额同资本保持一定比例，这种利润通常就被认为是资本的巨额利润。如此抬高市场价格明显是某一意外事件的效应，而它的作用有的时候可能维持许多年。

有的自然产物需要有特殊的土壤以及位置，一个大国适合于用做生产的所有土地可能不足以供给有效需求。所以，送入市场的所有产品，能够售予那些愿意支付要比生产所用土地地租、制造及送往市场所用劳动的工资以及所用资本的利润（按照其各自的自然率计算）更加高价钱的人。这样的商品可能维持几个世纪以这种高价出售，中间支付的土地地租一般会高于其自然率。

提供这一珍贵产物的土壤的地租，譬如法国某些具有特优土壤以及位置的葡萄园的租金，和其邻区其他同等肥沃以及同等耕种良好的土地的租金并没有什么正常的比例。相反，将这种商品送入市场所使用的劳动的工资以及所使用的资本的利润，却很少超出对于在邻近地区用于其他业务的劳动的工资以及资本利润的自然的比例。

市场价格这样抬高，很明显是由于自然原因的结果，自然原因可以使有效需求无法得到充分供给，所以可能持续地起作用。

给予个人或者贸易公司垄断的权利，同贸易或者制造业的秘密拥有相同的效果。垄断者经过使市场常常存量不足，通过绝对不使有效需求获得充分供给，就能够将其商品非常大地超出自然价格出售，让自己获得报酬（工资或者利润）大大超出它的自然率。

垄断价格在任何时候都是所能获得的最高价格。相反，自然价格或者自由的竞争价格，自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却是在长时期内所能接受的最低价格。前者在所有场合都是从买主可以勒索到的，或者可以认为是他们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后者是卖主通常可以接受而又不阻碍其继续营业的最低价格。

同业公会的排他特权、学徒法规及所有那些在某一行业当中将竞争人数限制在比可能进入的人数更加少的法律，也有相同的倾向，即使程度较小。它们是一种放大了的垄断，经常可以在多少代中，在整个行业中，让某些商品的市场价格维持在自然价格之上，使其中的劳动工资以及资本利润维持在要比自然率稍高的水平上。市场价格这样抬高，在造成这种结果的社会规章的有效期中，可能会持续下去。

所有商品的市场价格即使可在长时期内居于自然价格以上，却很少能长期持续处于自然价格以下。无论价格的哪个组成部分的所得比自然率低，利益受到影响的人会马上感到受到了损失，会立即将用在上面的土地、劳动或者资本撤出一部分，让其投入市场的数量不久就只足够供给有效需求。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不久之后就会升至自然价格。最起码在有完全自由的地方，情况就会是这样。

当然，同一学徒法规以及其他同业公会法规，每当制造业兴旺发达的时候，工人能把工资提高到超出自然率之上，每当其衰落不振的时候，有的时候又逼迫他们只好把工资降到低于自然率。在前面的场合，这些法规将许多人排除在他的行业之外。在后面的场合，又将他排除在许多行业以外。但是这种法规的结果，在让工人的工资降到自然率之下方面，比不上将其提高到自然率以上那样持久。这些法规的作用，在前面的场合可能持续许多世纪，在后面的场合则只能持续当行业兴旺的时候受到培训的那些工人的生活。而当他们逝世以后，接受这一行业教育的人在数目上就会自动适应有效需求。这样就可以在任何一种行业当中，在长达几代人的时期内，把劳动工资或者资本利润降到它们的自然率之下。

关于商品的市场价格偏离自然价格，无论是偶然的或者持久的，我觉得我现在需要说的就只有这些了。

自然价格自身，伴随着其组成部分即工资、利润以及地租的自然率变化而变动。在每一个社会，这样的自然率的变动依照社会的情况为转移，也就是依照社会的贫富，社会的前进、停滞或者衰落状况为转移。我将会在下面四章试图尽可能详细而明确地解释这些不同变化的原因。

第一，我将会尽力说明是哪几种情况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工资率，这些情况以什么样的方式受到社会贫富，社会前进、停滞或者衰落状态的影响。

第二，我将会尽力说明，是哪几种情况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利润率，这些情况又是如何受到社会贫富，社会的前进、停滞或者衰落状态的影响。

即使在劳动以及资本的不同用途中，货币工资以及货币利润十分不同，不过在任何不同行业的劳动中的货币工资，在任何不同用途中资本的货币的利润，通常好像存在某种比例。之后将要看到，这一比例部分地依附于不同用途的性质，部分地依附于所在社会的不同法律以及政策。

不过，这一比例即使在许多方面依存于法律以及政策，却极少受到社会贫富的影响，也极少受到社会进步、停滞或者衰落状态的影响。在所有的这些情况下，它总是保持不变，或者几乎不变。

第三，我将会尽力说明规定这一比例的所有不同情况。

第四，我将会尽力说明，是何种情况支配土地的地租，以及提高或者降低土地所产所有物品的实际价格的那些情况。

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劳动的产品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者自然工资。

在土地私有以及资本积累之前的原始社会状态之下，劳动的所有产物属于劳动者，并没有地主或雇主要求和他分享。

假如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劳动工资会伴随着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进步而提高。所有东西都会变得更为便宜。用较小量的劳动就可以把它们生产出来。在这样的状态下，相同数量劳动生产的商品当然会彼此交换。所以，较小量劳动的产物也能够买到它们。

不过，即使所有的东西在事实上会变得更为便宜，许多东西在表面上要比之前会更加昂贵一些，能换取更大数量的其他货物。比如，我们假定在大多数的行业当中劳动生产力提高到了十倍，也就是说一天的劳动可以生产出相当于最开始十倍的工作量。但是在某一行业中劳动生产力仅仅提高了一倍，也就是说一天的劳动只可以生产出最开始两倍的工作量。用大多数行业当中一天劳动的产物来换取某一行业当中一天劳动的产物，前者的最原始工作量的十倍仅仅购买到后者的最原始工作量的两倍。所以，后者的所有数量，比如一镑，好像比之前要昂贵五倍。但是实际上，它会便宜一半。即使要用其他货物五倍的数量来购买它，却仅仅需要有一半的劳动量去购买或者生产它。所以，取得会比之前容易一半。

不过这种由劳动者拥有自己劳动的所有产物的原始状态，在第一次实行土地私有以及资本积累之后，就无法继续下去。因此，远在劳动生产力作出更加重大的改进之前，那种状态便已经终止，它对于劳动报酬或者工资的影响怎样，就不必进一步去追究了。

土地只要变为私有财产，地主就需要从劳动者所能够从土地种植或者收集的几乎全部产物中获得一份。他的地租组成了耕地劳动所得产物的首次克扣。

种田的人极少能维持自己生活直到收获的季节。他的生活费用一般是由雇主，即雇佣他的农场主垫付。除非可以分享劳动的商品，除非自己的资本可以带着利润收回，否则农场主是不会雇佣农业工人的。这一种利润是从耕地劳动得到产物的第二次克扣。

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品，也一样要扣除利润。在所有的工艺以及制造业当中，大多数工人都需要一个雇主来为他们提供工作的原料，并且在完工之前为他们垫支工资以及生活费。雇主共享工人劳动的产物，或者分享他们在所提供的原料之上增加的价值，这一份额就是他的利益。

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有这样一个自主独立的工人，他有足够多的资本去购买工作需要的原料，并且在完工之前维持自己的生活。他又是雇主，同时又是工人，可以享受他自己劳动的所有产物，或者在原料上所添加的全部价值。这包括了通常归两个不同的人所有的两个不同收入，即资本的利润以及劳动的工资。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在欧洲各个地方，为雇主工作的工人有二十个，独立工人才会有一个。劳动的工资被理解为劳动者是一个人，而雇佣他的资本所有人是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所说的工资。通常所说的劳动工资，都依存于双方常常所订的合同，双方的利益绝对不是相同的：工人渴望获得的要尽可能多，而雇主则希望付给的要尽可能少。前者趋向于联合起来，来提高劳动的工资，后者亦趋向于联合起来，来降低劳动的工资。

但是，不难预测，在通常情况下，哪一方在争执当中居于有利地位，便可以迫使对方屈从于自己的条件。雇主人数较少，能更为容易地联合起来。除此之外，法律以及政府机关最起码是不禁止他们的联合，却禁止工人的联合。我们并没有什么由议会通过的法律，反对联合起来降低工钱的价格，但是有很多法律反对联合起来去提高这种价格。

在任何这类争议当中，雇主们可以坚持得更为长久。一个地主、一个农场雇主、一个制造业者或者商人，就算不雇佣一个工人，普遍也能依靠已经拥有的资本过一两年。然而没有工作，工人们就无法维持一星期，很少有人能维持一个月，更少的人能度过一年。从长远利益来说，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也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雇主的需要没有劳动者那样迫切。

我们经常听到工人们的联合，却极少听到雇主们的联合。不过假如有人信以为真，觉得雇主并不联合，那他就是既不明白真相，又不懂得世故。雇主们随时随地都有一种默契将他们经常地、融洽地联合，不容许把劳动工资提升到实际工资率之上。违反这种联合随时随地都被觉得是不受欢迎的行为，某个雇主在他的邻人以及其他雇主的心目中都要遭受谴责。

自然，我们极少听到这种联合，由于这是一种从来没人听说过的平常的，或者说是自然的状态。雇主们有的时候也参加特别的联合，去把劳动工资甚至降到这一比率之下。这些联合永远是不声不响地悄悄地进行的，直到行动的时刻，此刻工人们就毫无抵抗地屈从。他们有的时候是这样做的，自己即使感到切肤之痛，别人却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这种联合经常受到工人们的抵抗及联合的抵御，有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挑衅，他们也自发地联合起来，以提高自身薪酬价格。他们所持的理由，有的时候是食物价格昂贵，有的时候是雇主们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是无论他们的联合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备性的，他们老是闹得满城风雨。为了让问题获得迅速解决，他们永远是大叫大嚷，有的时候使用最惊人的行为。他们是感到绝望的，也像绝望的人那样荒唐地放纵地进行行动：他们要不就饿死，要不就得威胁雇主们马上接受他们的要求。在这样的场合，雇主们方面也一样大叫大嚷，不停地向官吏们大声呼救，要求严厉执行那些已然通过的严厉对待仆人、工人以及工匠的法律。所以，工人们从这样喧嚣联合的行为当中很少获得什么好处。因为官吏们的干涉，因为雇主们超乎寻常的镇定，部分地因为大多数工人为了目前的生存只好屈服，这种行为仅仅落得以工人领袖遭受惩罚或者毁灭而告终。

不过，即使雇主们在和自己工人的争议中一般处于优势，但劳动工资却有一定的比率，就算是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也不可能在长时期内降到这个比率之下。

一个人总得依靠工作来维系生活，他的工资最起码要足以维系他的生活。在大多数场合，这种工资甚至还必须更多一些，不然他就不可能抚养家庭，而这类工人的族群就不可能维系到下一代。所以，坎梯隆先生认为，最为低贱的那种普通工人所赚得的，不管何处，最起码应当双倍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费，来使得他们都可以抚养两个子女。至于说他妻子的劳动薪酬，因为必须她来照看孩子，其劳动所得只要足够维持她的生存就行。

不过，依据计算，生下的儿童中一半在成年之前就要死亡。所以，最贫困的劳工也必须试图最起码生育四个子女，来使得其中两个有活到成年的同等机会。不过四个儿童的必需生活费用被认为几乎相当于一个成人的生活费用。同样，一个作者说，一个健硕的奴隶的劳动，等价于他生活费用的两倍。他觉得一个最为低层的工人的劳动，所值绝对不会比一个健壮奴隶的劳动少。说到此处，看来最起码可以肯定的是：为能赡养一个家庭，丈夫及妻子的劳动结合在一起，就算是最低级的普通劳动，也需要赚得比恰好足以维持他们自己生活的要多一些。不过得到多少，是依照上面所说的比例或者其他比例，我就不负责去决定了。

但是，有一些情况有时使工人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可以将工资提到极大超出这个比例，这个比率明显地只是符合普通人道主义的最低廉的工资。

当任何一国那些依靠工资生活的人，对于各种工人、工匠、仆人的需要不断增长，每年提供的就业机会比上一年的就业人数更大的时候，工人就没有必要去联合起来提高自己的工资。人手缺少使雇主们相互竞争，宁愿出更高的价钱去获得工人，这样就自动打破了雇主们防止增加工资的自然联合。

显然，对于依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要增长，肯定和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增长互成比例。这类基金可以分为两种：第一，多于生活费所必需的收入；第二，多于雇主们自己使用所必需的资金。

每当地主、年金领取人或者有钱人收入多于他认为足以维系自己家庭的需要时，他就把剩下的全部或者一部分用来维持一个或者更多的家庭仆役。增多这个剩余，他当然就会增加这种奴仆的人数。而当一个独立的工人，例如织布匠或者制鞋匠，拥有的资本要比足够购买自己工作的原料以及维持自己直到出售货物的需要更多的时候，他自然会用这种剩余去雇佣一个或者更多的工匠，以便从其工作当中获利。增多这种剩余，当然就会增加他的工人人数。

对于依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要，必须伴随每一个国家收入以及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并且不可能离开它而增长。收入以及资本的增长也就是国民财富的增长。

并不是国民财富的事实大小，而是它的一直增长，引发劳动工资的上涨。所以，并不是在最富有的国家，而是在最为兴旺发达或者说致富最迅速的国家，劳动工资是最高的。英格兰现在肯定是北美地区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北美的劳动工资要比英格兰所有地区更高，在纽约等地区，普通工人每天赚美元三先令六便士，折合英币两先令；造船木工，十先令六便士，另外加一品脱的酒价值英币六便士，一共合英币六先令六便士；建房木工以及泥瓦匠，八先令，合英币四先令六便士；裁缝工人，五先令，大约合英币两先令十便士，这一些价格全都高于伦敦的价格，听说在其他各殖民地，工资也和在纽约同样高。在北美的各个地方，食物的价格要比在英格兰低廉得多。在那儿从来没有听到过发生饥荒的事。在最糟糕的季节，他们依然能够维持自己，即使输出较少。所以，假如劳动的货币价格要比在母国各处都高，劳动实际价格，即赋予劳动者的对于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实际上的支配能力，必定是要比例更高。不过，尽管北美还比不上英格兰那么富有，它却用更快的速度走向富强。任何一个国家繁荣的最具决定意义的标志，就是它的居民人数的增加。在大不列颠，还有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听说在将近五百年中居民没能增加一倍。而就在北美的大不列颠殖民地，已然发现居民人数在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中增加了一倍。在现在，这样的增加主要并不是因为新居民的不断移入，而是因为本地人口很大数量的繁衍。听说，活到老年的人经常能看到自己的子孙后代拥有五十个到一百个子女，有的时候更多。劳动的薪酬在那里这样丰厚，以至于子女众多的家庭不仅仅不是负担，反倒是父母富裕以及幸运的源泉。

在离开父母之前，每一个儿童的劳动，依据计算，能够给他们带来净一百镑的收益。一个有着四五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在欧洲的中层或者下层人民当中，再婚的机会非常少，而在北美却经常有人求婚，觉得是一笔财富。儿童的自身价值，对于婚姻是最大的鼓舞。所以，我们对于北美人民一般早婚就不觉得奇怪了。就算早婚使人口大批量增长，在北美依然抱怨人手太少。对于劳工的需求，用来维系他们的基金，好像要比能够找到的劳工人数增加得更快。

尽管一国的财富可能非常巨大，但是它长期处在停滞状态，我们无法预期劳动工资在那儿会多高。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资金，即它的居民的收入以及资本，或许数目最大。不过假如它在几个世纪中保持不变或者几乎不变，则每年雇佣的工人人数就能非常容易地供给下一年所需的工人人数，甚而还能超过，不会感到人手缺少，雇主们也不会为争雇工人而相互抬高价钱。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会自动增加，超过就业机会。就业机会常常稀少，工人只好竞相降价，来求得有工可做。假如在这样的国家，劳动工资曾经高于劳工自己的生活费，并且使他能够赡养家庭，则劳工的竞争以及雇主的利益不久之后就会使它降到和普通人道标准相符的最低的比率。

但是，中国即使处在停滞状态，却好像并未走向后退。它的城市并没有一处被自己的居民所抛弃。它的土地只要被耕种之后就没有任其荒芜。所以，每年必须继续完成同样多或者差不多的劳动，然后预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肯定没有明显的减少。所以，最低级的劳动者，就算生活资料非常贫乏，肯定能想方设法维系自己的种族，让通常的人数保证不变。

但是在预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明显下降的国家，情况就可能不同。在各类不同的职业中，每年对于仆役以及工人的需求会比先前一年少。许多在上层阶级长大的人在他们自己的职业当中无法找到工作，会愿意在最低级的营生中找事做。最低级的营生不仅仅充斥了他的工人，同时也有其他阶级的人流入，就业的竞争就会非常剧烈，将劳动工资下降到劳动者生活资料非常贫乏的最可怜的地步。就算按照这种苛刻条件，许多人也无法找到工作，他们要么挨饿，要么靠乞讨度日，要么就去干穷凶极恶的营生。贫乏、饥荒和死亡会立刻在那个阶级当中流行，从那里拓展到所有的上层阶级，直到这个国家的居民人数减少到残存的收入以及资本能够容易维持的程度，其他收入以及资本均已被苛政和灾难摧毁了。在一个人口已然大量减少而土地肥沃的国度，生活资料并不非常困难，假如每年还有三四十万人活活饿死，我们能够肯定地说，那里用于维持劳动贫民的资金一定在快速减少。保护以及治理北美的大不列颠宪法和压迫以及统治东印度的商业公司的宪法在性质上的区别，经过这些国家的不同现状或许可以获得最好的说明。

所以，丰厚的劳动薪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肯定后果，又是国民财富增长的自然预兆。相反，劳动贫民生活资料的匮乏是停滞状态的自然预兆，但他们的饥饿状态却是迅速后退的自然预兆。

在大不列颠，现在的劳动工资明显要比使劳动者能赡养一个家庭所需要的多。在这点上我们要寻找证据，不必去对于可以这样做的最低廉数目进行烦琐的靠不住的计算。有明显的征兆，能够说明劳动工资在这个国家并没有一处是受这种和普通人道标准符合的最低比率支配的。

第一，就在大不列颠的几乎所有地方，就算是在最低的那种劳动当中，也有夏季工资和冬季工资的不同。夏季工资永远是最高的。但是因为燃料开支巨大，一个家庭的生活费在冬季最高。当生活费最低的时候工资却是最高，工资明显并不是受这样开支的必要性分配的，而是受到工作的数量以及认定的价值支配的。诚然，一个劳动者应该储蓄夏季工资的一部分来应对冬季的开支，所以，他的全年所得并没有超过全年维持家庭所必需的数目。

第二，就在大不列颠，劳动的工资并不会随着食物的价格浮动。食物的价格都是每年不同，每月不同。但在许多地方，劳动的货币工资有的时候半个世纪都维持不变。所以，假如在这些地方物价高的时候，劳动贫民还可以赡养家庭，则在东西较为丰富的时候，他们一定过得非常舒适，甚至在物价极其低廉的时候，生活肯定非常优裕。近十年以来食物价格高昂，就在这个王国的许多地区并没有随着劳动价格而明显提高。确实，在有的地方有所提高，但那或许是因为对于劳动需求的增长，而不是因为食物价格的上涨。

第三，就不同年度说，食物价格的变化要比劳动工资的变化大；而就不同的地区说，劳动工资的变化则要比食物价格的变化大。在大不列颠的大多数地区，面包以及肉类的价格一般相同或者大体相同。这些还有其他大多数零售的物品（按劳动贫民购买所有东西的方式），在大城市和在边远地区一样便宜或者更加便宜一些，它的理由我将会有机会在下面说明。不过大城市及其周围的工资，却经常要比几英里之外高出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在伦敦以及四周，劳动的普通价格能够说是每天十八便士。相隔几英里远的地方，它就下降到了十四便士至十五便士。爱丁堡及其周边的价格为十便士。相隔几英里它就降到八便士，这是苏格兰大多数地区一般劳动的普遍价格，在那儿要比在英格兰的变动少得多。这种价格上的差异好像总是不足以驱动一个人从一个教区移居另外一个教区，却肯定会使体积最为庞大的商品从一个教区运到另外一个教区，甚而从国内或者世界的一个角落运到另外一个角落，所以不久就会使它们下降到大体相同的水平。即使经常说到人性善变，无法始终如一，凭借经验就能够知道，一个人通常是安土重迁的。所以，假如劳动贫民能在劳动价格最低廉的地区赡养家庭，那么他们在劳动价格最高的地区就能过富足的生活。

第四，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仅仅在地点或者时间上不与食物价格的变动相一致，并且经常相反。

谷物是平常人民的食物，它在苏格兰要比在英格兰昂贵，前者每年从后者大量地购买谷物。英格兰提供谷物，谷物在苏格兰的卖价一定要比在英格兰昂贵，而相同质量的谷物，英格兰的则不会比进入市场进行竞争的苏格兰谷物价格更高。谷物的质量主要存在于它在磨坊磨粉的数目，在这方面英格兰的谷物好于苏格兰的，即使从表面上来看，从它的体积大小甚至同它的重量大小的比例来看，英格兰的谷物是昂贵一些。但是从事实上来看，从其质量上来看，甚至只从它的重量上看来，英格兰的谷物一般都会便宜一些。相反，劳动的价值在英格兰要比在苏格兰昂贵。所以，假如劳动贫民可以在联合王国的一个地区即苏格兰维持家庭，那么在另外一地区也就是英格兰，肯定可以过上富裕生活。当然，燕麦面就是苏格兰普通人最好的粮食，要比起他们在英格兰的相同等级人民的食物来要次得多。不过，他们的生活方法不同，不是他们工资差异的原因，而是工资差异的结果。即使出于一种奇怪的误导，我经常听到把它说成是因素。一个人富有而他的邻居贫穷，并不是由于他出门坐车而邻居走路，而是由于他富裕可以备得起马车，由于邻居穷才只好走路。

在十七世纪中，联合王国这两个地区的谷物要比十八世纪昂贵。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其证据对于苏格兰来说要比对于英格兰来说更加具有确定性。而在苏格兰，它是通过政府档案作为证明的，依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对于每个县的各式各样谷物的价格进行宣誓评估。假如这种直接证据还要有任何旁证来作为确认的话，我能说，法国的状况就是这样，欧洲大多数其他地区的情况或许也是如此。在法国，这方面有着非常明确的证据。假如说在联合王国这两个地区谷物的价格十七世纪要比十八世纪稍贵是肯定的事实，则劳动更便宜一些也一样是确定的事实。所以，假如劳动贫民那个时候能赡养家庭，则他们现在肯定是日子容易过一些。在十七世纪，苏格兰大多数地区普通劳动的工资是夏季六便士，冬季五便士，在苏格兰高地以及西部各岛仍然继续支付几乎相同的工资，一个星期三先令。在苏格兰洼地的大多数地区，普通劳动的最平常的工资现今是每天八便士；在爱丁堡四周，在毗邻英格兰的各个县（或者因为这种邻近的关系），却是十便士，有的时候是一先令；还有在少数的其他地方，最近对于劳动的需求大大增长，如格拉斯哥、卡隆、艾尔郡等地区，情形也是一样的。农业、制造业以及商业的改进，在英格兰的开端要比在苏格兰早得多。对于劳动的需求，劳动的价格肯定伴随这种改进而增长。所以，在十七世纪也如同在十八世纪一样，劳动工资在英格兰要比在苏格兰高。从那时候开始，工资已经大为增长，但是因为在不同地区所付的工资变化较大，难以确定到底是多少。

在1614年，一个步兵的军饷像现在一样，每天八便士。在开始规定这个数目的时候，自然会考虑到平常劳动者的通常工资，步兵普遍是从这类人当中抽调来的。据查尔斯二世时的最高法院院长海尔斯统计，一个工人家庭的必须开支，包含父母，两个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子女以及两个无法做事的子女，是每星期十先令，也就是一年二十六镑。假如他们无法凭劳动赚得此数，他觉得他们就应当去乞讨或去偷来凑数。他好像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这一问题。格雷戈里•金先生在政治算术这方面的技能是达夫南博士极力称赞的，他于1688年计算，劳动者以外仆人的普通收入，每个家庭每年为十五镑，他假设一个家庭平均三人。所以，他的计算表面上看来虽有不同，在事实上却和海尔斯法官的计算十分接近。两人都觉得，这样的家庭每星期的消费大约是每人二十便士。在英国的大多数地区，这样的家庭的货币收入以及支出那个时候已经大为增长。有些地方增加得多一些，有些地方少一些。但是所增加的，并不是最近发布的关于现在劳动工资增高那些夸张报告所说的那么多。需要指出，劳动工资在所有地方都是难以确切断定的，由于在同一地方对于同一种劳动经常支付不同的价格，不仅要看工人的不同的能力，还要看雇主是慷慨抑或是吝啬。在工资并没有法律规定的地方，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什么是最为普通的工资，经验表明，法律从来不可能对工资作出合适的规定，尽管经常企图这样做。

在十八世纪，劳动的真正报酬，即劳动者可以购买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真正数量，或者要比它的货币价格增加的比例更加大。不仅仅谷物较为便宜，并且成为勤劳贫民惬意和卫生食物的许多其他东西的价格也变得大为低廉。比如土豆在王国的大多数地区价格要比在三四十年前便宜一半。胡萝卜、萝卜、卷心菜的状况也是一样。这些东西过去只有用锄头才可以种植，现在普遍都用犁来种植。所以各式各样的蔬菜都更为便宜。

大不列颠消费的大多数苹果甚至洋葱，十七世纪都是从佛兰德进口的。亚麻以及呢绒粗制业的大大改进，让劳动者能获得价格较低廉以及质地较好的衣服，粗金属制造的极大改进，让他们能获得较低廉的以及较好的劳动工具，还有非常多惬意的以及便利的家用器具。肥皂、蜡烛、盐、皮革以及酵母酒确实已经变得非常昂贵，主要是因为对于它们课征的税。但是，劳动人民，应当消费的这些东西的数目非常小，它们的价格增长可以为很多其他东西的价格下降所相抵有余。大多抱怨奢侈之风已经波及最下层的人民，劳动贫民已然不再满足于之前使他们感到满意的物品、衣着以及住所，这就使我们深信，不仅仅是劳动的货币工钱，并且劳动的真正报酬已经增加了。

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的改变，应该看做对于社会有好处呢，抑或是没有好处？答案好像看起来是非常明白的。仆役、劳动者以及各种工人占据每个巨大的政治社会的人口的大多数。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变，绝对无法看做是对于整个社会的不利。当大多数成员贫穷困苦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社会可以确实是兴旺发达以及幸福的。除此之外，只有那些为整个社会提供食物、衣服以及住所的人自己也能分到自己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以便能获得勉强可以生活的食物、衣服以及住所的时候，那才称得上是公平。

贫困无疑不可能鼓励人们结婚，也不可能永远阻止人们结婚。它甚至似乎是有益于生育子孙后代。一个苏格兰高地的处在半饥饿状态的妇女经常生育二十多个孩子，而一个娇生惯养的胖夫人经常一个不生，一般也只生两三个。

不过贫穷无法阻止生育，并且非常不利于抚育儿童。幼小的植物出生了，但是出生在寒冷的土壤中以及严峻的气候中，不久之后就会枯萎以及死亡。

在有的地方，一半的小孩未满四岁就死了，许多地方未满七岁，在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未满九岁或者十岁。但是，如此高的死亡率主要是在普通人民的中间看到，他们并没有能力像处境较好的人那样去抚养儿童。他们的孩子能活到成人的比例较小。在弃儿抚养院中，在由慈善教堂抚养的儿童当中，死亡率要比在普通人家的儿童更高。

丰富的劳动报酬让他们能为自己的子女提供较好的供应，从而可以养活更多的孩子，这样当然就会拓宽以及扩大上述限度。同时值得指出，以上限度的放宽程度肯定会同对劳动需求所要求的程度尽可能地保持同样的比例。假如这种需求一直增长，劳动报酬肯定鼓励劳动者结婚以及生育，使他们能用一直增加的人口来供应不断增长的需要。假如劳动报酬在任何时候要比为此目的所需求的更少，人手缺少不久就会使之升高；假如其在任何时候要比所需要的更多，人口过量繁衍就会使之下降到这个必要的比率。在前一种情况下市场的劳动存储量不足，在后一种情况下市场的劳动存储量过多，不久之后均会迫使劳动价格回到社会情况所需要的适当比率。按这种方式，对人口的需求也像对于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那样，肯定调节着人口的生产：当其进展过慢的时候使之加快，当其进展过快的时候使之停止。在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在北美，在欧洲，正是这样的需求调节以及决定繁衍的状态。它让繁衍在北美快速进行，在欧洲缓慢而渐渐地进行。

付给工匠以及各种佣工的工钱，肯定使他们能按社会需求的增多、减少或者停滞，维持工匠以及佣工的人数。不过，即使自由佣工损耗一样也使雇主受到损失，一般要比奴隶使他受到的损失少。因为替代以及修补的基金，假如我能够这样说的话，就在奴隶的损耗方面，通常是由漫不经心的主人或者疏忽大意的监工经管的，而在自由人方面，用于同一个目的基金则是由自由人自己经管的。富人持家之中一般流行的杂乱无章自然也会侵入对前者的经管，然而穷人的严苛节约以及精打细算自然而然地也会在后者的经管之中获得贯彻。在这样两种不同的经管之下，同样一个目标一定会要求不同程度的支出去达成。因此，从不同的时代以及国家的经验来看，我坚信自由人所做的工作终归要比奴隶所完成的工作价格低廉一些。即便在波士顿、纽约以及费城这些普通劳动者工资特别高的地方，情况也是这样。

因此，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长的结果，也是人口增长的原因。对于劳动丰厚报酬的抱怨，也就是对于最大的公共繁荣必定产生的因果关系的哀叹。

或许应该指出，正是在进步的状态之中，才能让贫民满意。并不是在社会已到达非常富裕的时候，而是在它不间断地变得更为富裕的时候，劳动贫民也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是最幸福最舒服的。当社会处于停滞状态的时候，生活艰辛；处于衰落状态的时候，生活悲惨。进步的状态对于社会所有阶层的人民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使人愉悦以及心满意足的状态；停滞的状态是枯燥乏味的；衰落的状态是令人悲痛的。

丰厚报酬的劳动鼓励人口的繁衍，又增加了普通人民的勤勉工作。劳动工资是对于勤勉工作的激励。勤勉也同所有其他的人类品德一样，越是受到鼓励就越是增加。丰富的生活资料会增强劳动者的体力，改进生活状况的美好希望——或者也许会在丰衣足食之中终其一生——这会促进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实力。因此，我们总看到工人在工资高的地方要比在工资低的地方更为积极、更为勤劳、更为敏捷。比如，在英格兰就和在苏格兰不同，在大城市的周围就和在穷乡僻壤不同。诚然，一些工人假如能够在四天之内赚到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用，那就三天不去工作。不过，这绝对不是大多数人的情况。反之，当工人通过工资获得丰厚报酬的时候，经常操劳过度，在几年内损坏了自己的健康。在伦敦以及在某些其他地方，听说一个精力充沛的木匠不能够维持工作到八年以上。在工人按件计酬的许多其他行业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又比如在制造业中，甚至在工资要比普通地区高的农村劳动之中，工人一般也是这样。几乎每一类工匠，因为在自己的特殊工作之中操劳过度，常常患有某种职业病。

拉穆志尼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医生，曾写过一部有关这类疾病的专门著作。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士兵算做是我们中间最为勤勉的人。不过当士兵们从事某个具体工作并且通过计件获得丰厚报酬的时候，他们的军官们往往只好为超额工作的人规定每天赚到的钱按支付的比率无法超过一定的数目。在作出这种规定之前，相互之间的竞争以及多得的欲望经常促使他们过度工作，以致因为劳累而损坏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经常有人高声抱怨，一个星期中四天的紧张工作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另外三天能够偷懒。一连好几天从事着大量的劳动（无论是脑力方面的还是体力方面的）之后，大多数人都渴望轻松一下，这种欲望假如并没有受到强压或者某种巨大的必要性的限制，几乎是不能够抗拒的。

这是人类本性的要求，必须用某种姿态去满足。有的时候只是悠然自得，有的时候则需要娱乐以及消遣。假如不遵从，后果往往是危险的，甚而是致命的。或迟或早的总是会带来特殊的职业病。假如雇主们总是听从理智以及人道的命令，他们往往就会使自己很多的工人操劳适度而并不是兴奋过度。我坚信能够发现，在每种行业之中，适度工作并且能够经常工作的人，不但能使他的健康保持的时间最为长久，并且在一年之中能够完成最大的工作量。

有的人觉得，在物价低的年份，工人们一般要比通常不勤勉，而在物价贵的年份则更为勤勉。因而我们得出结论，生活资料的丰富会让他们的勤勉松弛，而生活资料的贫乏则会让他们加速。人们不太可能在营养不良的时候比在营养充足的时候工作得更加好一些，在沮丧气馁的时候会比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工作得更好一些，在经常得病的时候会比在健康的时候工作得更加好一些。应该指出，饥寒的年份，在平凡人中经常是疾病以及死亡的年份，这应当使他们劳动的产物减弱。

在物资丰富的年份，佣工们经常离开他们的主人，去碰一下运气，看凭借自己的勤劳能赢得多少生活资料。不过同样的食物价格低廉也增加了预定用于佣工维持费用的基金，所以鼓励雇主们，特别是农场主，去雇佣更多的工人。在这样的场合，农场主期望用自己的谷物多雇佣几个劳动佣工，会比把其在市场低价售出能获得更加多的利润。对于佣工的需求增多了，而答应供应这种需求的人数少了。所以，劳动价格经常在物价低的年份上涨。

在缺乏的年份，生活资料的获得既困难又无法确定，使所有的人急于回归雇主那里去。不过食物价格昂贵减少了预定用于维持佣工的工钱，促使雇主们宁可减少而不是增多现有雇工的人数。在物价昂贵的年份，贫困的独立工人也经常消耗用来为自己备办工作原料的一些资本，所以变成谋取生计的雇工。工作岗位较少而想要获得的人多。很多人愿按照低于普通的条件去获得它，所以在物价昂贵的年份佣工以及帮工的工资经常下降。

所以，所有各种各样雇主在物价昂贵的年份要比在物价低廉的年份，更能从他们的佣工那里获得更大的好处，发觉他们更为温顺，更为服从。所以，他们当然称赞物价贵的年份更有益于生产。除此之外，地主以及农场主这两个最大的雇主阶层，还有其他理由乐于看到物价贵的年份。地主的地租以及农场主的利润在非常大程度上依存于食物的价格。但是，设想人们在为了自己工作的时候要比在为他人工作的时候一般要工作得少一些，那是最为荒谬不过的了。一个贫困的独立工人，甚至要比一个按件计酬的工人更加勤勉。前者享受他自己勤劳的所有产品，而后者则要与雇主分享这一产品。前者处在自己的分离自立状态，少受不良同伴的诱惑，这种同伴在大工厂当中经常败坏他人的道德。自立的工人要比那些按照月或者按年雇佣、无论做多做少工资以及维持费都是同样的佣工优越性应当更大一些。物价低的年份可以提高独立工人对于帮工以及各种佣工的比例，而物价昂贵的年份则会降低这种比例。

麦桑斯先生是个博学多识的法国作家，在圣•艾蒂安选举当中担任税收官员，他试图通过比较三种不同的制造业中所生产的货物的数量以及价值，来表达穷人在物价贱的年份要比在物价贵的年份能做更多的工作：一种是在埃尔伯夫进行的粗毛织业，一种是麻织业，一种是丝织业，都在卢昂的所有地区进行。依据他由官署登记簿抄下的报告，所有这三种制造业当中生产的物品的数量以及价值，在物价低廉的年份一般要比在物价昂贵的年份大；在物价最低廉的年份产物的数量以及价值最大；在价格最高的年份，产品的数量以及价值最小。这三种制造业好像都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说，它们的产品即使每年都稍微不同，不过整体来说，既无退步，也没有前进。

苏格兰的麻织业以及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织行业，都是正在快速发展的制造业，每年生产即使略有变化，不过数量以及价值两方面一般都在增加。但是，经过考察它们已然公布的年度生产报告，我并没有发现它们的生产变化和每年物价的贵贱有什么明显的联系。1740年是非常大的缺乏年份，两种制造业的确看起来生产降低非常大。但在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缺乏年份，1756年苏格兰的制造行业却要比在平常的年份进展更大。在美洲的印花税法废止之后，约克郡的制造业的确生产降低了，一直到1766年，产量才回升到1755年的水准。就在1766年以及次年，产量大大超过了之前任何一年，之后一直不间断地增长。

任何向远方售出产品的大型制造业的生产，与其说依附于其所在国的每年物价的贵贱，不如说依存于影响消费国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依附于和平或者战争；依附于其他竞争性制造行业的繁荣或者衰落；依附于主要消费者的高兴或者不高兴。除此之外，或许在价贱年份完成的大多数特殊工作，向来不进入制造业以及公共登记册。脱离雇主的男佣工变为了独立劳动者。妇女重新回到父母身边，从事纺织，为自己以及家人添置衣服。甚至独立工人也并不永远是为向公众售卖而工作，而是受雇佣于一些邻人，从事家用制造。所以，其劳动产品经常不列入公共登记册中，这些登记册公布的记录有的时候十分夸张，而我们的商人以及制造业者却经常据以虚幻地称道这个最大帝国是怎样的繁荣或者衰败。

即使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仅不与食物价格的变动永远一致，而且经常完全相反，我们却无法因此觉得，食物的价格对于劳动的价格并没有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肯定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对于劳动的需求；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价格。对于劳动的要求，依其是增多、不变或者减少，即人口增多、不变或者减少，决定着需要向劳动者供应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数量，但劳动的货币价格就是由购买这个数量所必需的金额所决定的。因此，即使在食物价格低的地方，有时劳动的货币价格也非常高，不过假如食物价格高而需要保持不变，劳动的货币价格还会更加高。

就是由于在变动的以及特殊的丰富年份对于劳动的需求增加、在突变的以及特殊的缺少年份对于劳动的需求减少，劳动的货币价格也就有的时候上升，有的时候下降。

在变动的以及特殊的丰富年份，多数产业雇主手中的资金足够雇佣比上年所雇佣数目更多的勤劳人民；这个特别的数目的工人无法老是雇到。所以，无法雇到更多的工人的雇主相互竞出高价，以求雇佣到他们，这样就提高了劳动的真实价格以及货币价格。

在突变的以及特殊的缺乏的年份，情形刚好相反。预定用于雇佣工人的基金要比前一年少。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相互竞相削价以求获得工作，这就有的时候降低了劳动的真正价格以及货币价格。1740年是非常缺乏的一年，许多人愿意为求生计而工作。之后几年是丰富的年岁，较为难雇到劳动者以及佣工。

价格昂贵之年的匮乏，经过对劳动需求的减少，倾向于降低劳动的价格，而食物的价格高则倾向于提升劳动的价格。相反，价贱之年的丰盛，经过对劳动需求的增多，倾向于提升劳动的价格，然而食物的廉价则倾向于降低劳动的价格。就在食物价格的普通的变化中，两种相对的原因似乎相互抵消。这或者是劳动工资比起食品的价格来，更为稳定、更为持久的一部分原因。

劳动工钱的增长肯定提升许多商品的价格（这是由于这种价格中所包括的工资部分提升了），所以倾向于减少它们在国内以及国外的消费。提高劳动工资的同样原因，也就是资本的增加，倾向于提升劳动生产力，使较为少量的劳动能生产较为多量的产品。雇大量劳工的资本所有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肯定要尽力将工作做恰当的划分以及分配，使之可以生产出数量尽可能大的产品。为了相同的原因，他尽力向工人提供他自己或者工人们所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机器。在某个工场的劳动者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整个社会的劳动者当中也会发生。工人的数量越多，他们就更为自然地划分成为不一样的职业以及工种。有更多的头脑用于发明完成每一类工作的最适合的机器，这就更加有可能实现这种发明。所以，许多商品是因为这种改进，能够比之前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来，进而使得劳动价格的提高会被劳动数目的降低所抵消并且有富余。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

资本利润的增加和减少与劳动工资增减，都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减。不过同样的原因对于这两者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资本的增加提升了工资，就会导致利润的下降。当多数富商把他们的资本都投入到同一行业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竞争肯定导致利润的下降。当一个社会中所有不同行业的资本都同样增长的时候，同样的竞争肯定会对所有的行业产生相同的结果。

前面已指出过，要确定某一个特殊地方以及某一特殊时期的平均劳动工资都是艰难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最多只能确定什么是最普遍的工资。但就资本利润来说，就连最普通的利润，我们也很少能确定。利润是特别容易波动的。一个从事某一行业的人也不可能常常说出他每年的平均利润是多少。因为利润不仅仅要受到他所经销的商品价格的每一次变动的影响，并且要受到他同行和消费者的运气好坏以及商品在海陆运输之中，甚至存放于仓库里可能发生的千百种意外事件的影响。所以，它不但每年不同，甚至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要明确在这样一个大的联合王国中所有不同行业的平均利润肯定更为艰难。至于要相当准确地明确从前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利润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要相当准确地明确什么是现在或者过去、现今或者古代的资本平均利润是不太可能的。不过从货币的利息上我们还是可以获取某些关于它们的概念的，并且可以明确这样一条原则，那就是通过货币的运用可以获取大量利润的地方，常常给予的回报也非常大。而通过货币的运用得不到什么东西的地方，回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能够断言，资本的一般利润肯定会伴随其市场的一般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利息率下降，它随之下降；利息率上升，它就随之上升。所以，利息率的上升可以使我们得出利润上升的某种规律。

在亨利八世第三十七年之前，利息超过百分之十就会被宣布为不合法。由此可见，有的时候利息是在百分之十以上。在爱德华六世统治的时候，人们对于宗教的狂热禁止了一切的利息。不过，这种禁止就如同同类的其他所有禁令一样，都没能产生什么效果。高利贷的弊害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于是伊丽莎白女王第十三年的法令第八条恢复了亨利八世的法令，百分之十继续作为法定的利息率，直至詹姆士一世第二十一年，它才被限制为百分之八。在复辟后不久，它又被减少到百分之五。所有这些不同的法规看起来都制定得特别恰当，它们仿佛一直是跟随着市场利息率（即有良好信誉的人平常借款的利息率）的变动，也并没有高于市场利息率。

自从安妮女王时代以来，百分之五的利息似乎是一直高于市场利息率，而不是低于市场利息率的。在最近一次战争之前，政府即使曾经用百分之三的利息率贷款，在首都和王国的许多其他地区，有良好信誉的人则以百分之三、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百分之四、百分之四又二分之一等利息率贷款。

自从亨利八世以来，国家的财富以及收入不断地增长，并且在它们的增长过程中，它们的速度似乎还在逐渐地加快，并且增长得越来越快。与此同时，劳动工资也一直在不断地增长，但在商业以及制造业的不同行业之中大多数的资本利润一直在降低。

在大城镇经营任何一种商业所需要的资本通常都要大于农村。在商业各个部门所投入的资本数量的庞大，以及拥有的竞争者数目的众多常常促使城镇的利润率小于农村的利润率。而大城镇的劳动工资则通常高于农村。在一个繁华的城镇有大量资本投资的人经常找不到足够的工人。于是，为了争得足够的工人，他们之间互相抬高价格，这样就提升了劳动工资，从而降低了资本利润。而在偏远的农村，经常都没有足够的资本以雇佣所有需要工作的人，因而工人为了获得工作而相互压低工价，这样就使得劳动工资下降，资本利润随之上升。

苏格兰法定利息率和英格兰的一样，苏格兰的市场利息率却比英格兰高很多。在苏格兰信用最好的人用百分之五以下的利息也贷不到款，就连爱丁堡的私人银行家对于随时可以全部或者说部分兑现的期票也只给予了百分之四的利息。伦敦的私人银行对于储存的货币不给付利息。在苏格兰只要有小额资本就什么商业都可以经营，而在英格兰则不同。所以，苏格兰的利润率肯定要比英格兰高一些。至于劳动工资，前面已经指出过了，苏格兰的要比英格兰的低，农村也贫穷得多，并且前进的步伐看起来也慢得多并且迟缓得多，即使它明显地向前进步。

在十八世纪中，法国的法定利息率一直没有受到市场利息率的支配。1720年利息从二十分之一便士降低到五十分之一便士，即从百分之五降低到百分之二。1724年上涨到三十分之一便士或者说上涨到百分之三，即三分之一。1725年它又涨到二十分之一便士，即百分之五。1766年在拉邦蒂执政的时候，它减少到二十五分之一便士，即百分之四。随后，神甫特雷执政时期它又涨到百分之五的老利率上面。这么多次的大幅度降低利息，目的是为减少公债利息铺平道路，这个目的有时候的确实现了。法国在当今也许并没有英国那般富足，即使法国的法定利息率经常低于英国，可是市场利息率一般却高于英国。因为在法国，就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人们有许多特别安全并且容易的方法逃避法律。在英法两国经商的英国商人曾经告诉我，法国的商业利润要高于英国。因为这个原因，许多英国臣民宁愿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到轻商的法国，却不愿意投在重商的英国。法国的劳动工资要比英国低。假如从苏格兰到英格兰去，你就能够发现这两国一般老百姓的服装以及面包之间的差异。这就充分地说明他们的生活条件是不同的。假如你从法国回到英国来，这种反差就更加明显了。法国即使明显要比苏格兰富裕，但是看来进步得还是不够快。在英国有一种普遍而流行的看法，法国是在退步的。我觉得对于法国的这种看法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不过但凡看见苏格兰的今天，又见到过二三十年前的苏格兰的人，没有人会用这句话来评价苏格兰。

另一方面，就领土面积以及人口的比例来讲，荷兰是一个比英格兰富裕的国家。荷兰政府用百分之二的利息贷款，而拥有良好信誉的私人用百分之三的利息贷款。听说荷兰的劳动工资要比英格兰的高，而荷兰人在做生意上面收取的利润要比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低，这是众所周知的。

有些人甚至妄言，荷兰的商业正在衰落。在某些商业部门这也许是真实的，不过有些时候却仿佛充分说明了那里并没有普遍的衰退。当利润减少的时候，商人们乐于抱怨商业发展的萧条，即使利润的减少是商业繁荣的最自然结果，或者说是要比从前更大的资本投入的自然的结果。在上一次战争期间，荷兰得到了法国的所有运输业务，到现在他们在运输业中依然保持着非常大的份额。他们在法国以及英国所有的存款是一大笔的财产，听说单在英国就大约有四千镑（对于这一点我怀疑是否过于夸大了）。除此之外，荷兰人还将巨额资金借给比本国利息率较高的外国私人。这些情况无疑表现了他们资本的过剩，或者说，其资本的增多已达到投在本国的合适的行业再也无法获得相当利润的程度，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商业的退步。

就像由经营某种商业而得到的私人资本可能增加到超出那个商业投资的容量，但是那种商业仍然可继续增长一样，一个大国虚拟资本一样可以有这样的情况。

在北美以及西印度殖民地，不仅劳动工资、货币利息还有资本利润都要比英格兰高，而且在不同的殖民地，法定利息率以及市场利息率是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不等。但是，高劳动工资以及高资本利润这两种东西，或许很少走到一块过，这是在新殖民地的特殊的条件下才有的。一个崭新的殖民地有一段时期从土地的面积来说，资本总是相对不足的，而人口和资本的数量也是相对不足的，这就是新殖民地和其他大多数国家所不同的。他们拥有的土地多过他们的资本所足够耕作的土地，因此他们只可以把资本投在土壤最肥沃以及地理位置最方便的地方，即靠着海滨以及可航行河流的沿岸。他们购买这种土地的价格常常低于土地上自然生产物品的价值，用于收购以及改良这些土地的资金肯定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利润，所以也足以支付非常大的利息。在利润这样丰厚的用途上，资本的快速积累让殖民者所需要的人手迅速增长，超过了他们在新殖民地所能够找到的人数。所以，他所能寻找到的那些工人都薪酬丰厚。伴随着殖民地的扩张，资金利润就会渐渐减少。

当土壤最为肥沃、位置最好的土地全部被占用后，耕种土壤以及位置都要较次一些的土地可以获取的利润就较少了，投入其中的资本可以获取的利息也就少了。所以，在大多数的殖民地中法定利息率以及市场利息率在十八世纪大大降低了。伴随着财富、改良以及人口的增长，利率降低了。但是劳动工资并没有和资本的利润同时跌落。无论资本利润怎样，对于劳动的需求随着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在利润减少之后，资本不仅仅可以持续增长，并且可以增长得比原来还快得多。勤劳的国家一直得到财富，勤劳的人们也不断得到财富。投资大，即使利润小，常常要比资本小利润大增多得更快一些。有一句谚语：货币产生货币。你拥有了一点，多赚一些就非常容易。困难的是要得到那么一点。之前我已经对资本的增加和勤劳，即有用劳动的需求的增长相互间的联系作了大量阐述，之后关于资本积累的论述当中我还要阐述得更为充分。

新的领土的获得或者新的行业的开拓，即使在财富正在快速增长的国家，有的时候都可能提升资本的利润还有伴随它的货币的利息。因为国家资本不能满足这样的新获得的领土带给不同人们的全部行业需要，因此只把它投放在可以提供最大利润的某些行业上。先前投在其他行业上的资本也需要部分地从那里抽回来，将它们转投到几个新的利润较大的行业中去。如此一来，在所有旧的行业当中竞争就没有先前那么激烈了。市场就可能对许多不同商品感到不足。其价格肯定就会多少有些上涨，然后给经营这些商品的人带来了较大的利润，他们同时有能力以更高的利息率来借贷。在上一次战争结束后不久的时间里，不仅仅有良好信誉的个人，甚至伦敦的某些最大的公司常常都以百分之五的利息率借贷。在那之前他们借款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四以及百分之四又二分之一的利息率，旧的资本所要经营的新的行业如此多，肯定会减少非常多特殊行业的成本。在那些资本缺少的行业里因为竞争的减少，利润肯定增加。在之后的章节中我将会说明促使我相信即便上次战争的费用巨大，大不列颠的财产并没有减少的理由。

社会财产的减少，或者说用于维持产业的基金的减少使劳动工资降低了，继而提高资本的利益和货币的利息。因为劳动工资下降了，社会上留下资金的所有者就可以以比从前较低的费用把他们的商品运到市场。用于供应市场的资本要比先前减少，他们就可以以较高价格卖出他们的商品。如果商品成本降低了，他们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所以他们的利润在两边都增加了，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大的利息。孟加拉以及东印度其他英属殖民地得到巨大财富就是这样的突然、这样的容易，这一事实充分地向我们证明在那些贫穷的国家里因为劳动工资非常低，以至于资本利润非常高。那儿的货币利息按照比例亦相当高。在孟加拉货币的时候常常是以四成、五成，甚至六成的利息向农场主借出，并用未来的谷物作为支付的抵押。这样高的利息的利益肯定会几乎吞食掉地主地租的所有，这样数字庞大的高利贷肯定要吞食那些利润中的大多数。罗马共和国衰亡之前，各地在总督竭泽而渔的暴政之下，这种相似的高利贷好像十分普遍。据我们从西塞罗的信中得知，善良正直的布鲁斯也曾经以百分之八十四的利率在塞浦路斯岛放贷款。

一个国家所得到的财富，假如已然达到其土壤及气候以及与其他国家而言的位置所容许的限度，就已不可能再前进，但又还未处于后退之中的时候，它的劳动工资以及资本利润都非常的低。每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完全达到其领土能够维持，或者其资本能够运作的程度，工作岗位的竞争肯定会十分激烈，以致导致劳动工资降低，降到仅仅够保持现有劳动者的数量。这个时候国家人口已经大大增长，就业数量却没有扩大。一个国家的财富，假如和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要的资本相比较，依然绰绰有余，则每一行业将投入的成本将大到各个行业的性质以及范围所能容纳的范围。所以，各地的竞争将非常巨大，结果普通的利润将降到尽量低的地步。

但是，或许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富裕程度。或许在很久之前它的财富就已经完全达到该国法律以及制度的性质所容许的限度。不过假如将其法律以及制度加以改变，它的土壤、气候以及位置的性质所容许的限度，或许要比该国已经达到的限度更加大得多。同时，在一个富人或者大资本家享有非常大的安全，穷人或者小资本家却享受不到安全，并且还随时都可能被下一级的官员借口正义而掠夺以及抢劫的国家里，国内所运行的各行各业，投入的成本都不可能达到各个行业的性质以及范围所能容纳的范围。在每一行业当中为了压迫穷人肯定要建立起富人的垄断。富人经过他们自己垄断整个行业而获得极大的利润。

法律上的一个欠缺，有的时候可能使利息率大大地超出一个国家的条件，甚至于财富或者贫穷所需求的范围。假如法律无法强制契约的执行，它就使所有的借款人和管理得较好的国家中的破产者或者信誉极坏的人几乎处于同一地位。因为收回借款的概率不大，出借人向借款人索要的利息常常和向破产者索取的一样高。就在横行于罗马帝国的西部各省的野蛮民族中很长一段时期契约的履行全听凭当事者双方的信誉。他们国王的法院很少过问。在古代的那个时候所发生的高利息率一部分可能就是由这个原因所引发的。

假如法律完全制止利息，那它也制止不了。许多人需要借款，而出借人必须考虑他们所借的钱的用法是否适当，不仅仅要考虑这钱可能用来做什么，还需要考虑怎样回避法律的风险。孟德斯鸠先生觉得所有穆斯林国家中利息率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他们贫困，而是部分由于法律禁止利率，部分因为收回贷款的困难。

普通的最低廉的利润率除了足够补偿每种投资所易遭遇的意外损失之外还必须多少有一些盈余。正是这个盈余才是纯利润或者净利润。所谓的毛利常常是指这个盈余以及为补偿这种特殊损伤而保留的部分。借款人所能够支付的利息只和纯利润相互成比例。

普通的最低利率同样除了足够补偿出借人所可能遭受的意外损失之外，还需要多少有一些剩余。由于借钱给别人即便是相当谨慎，仍然有遭受意外损失的可能。假如并没有剩余，则出借资金的动机就只能是善心或者友谊了。

在一个财富获得充分的补充，并且能够投入各个行业的资本都达到最大限额的国家，普通的纯利润非常低。由这种利润所能提供的市场利率也非常低，以致使得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够靠他们的货币利息生活。所有的小资产者或者中产者都需要自己监督自己资本的运用。几乎每一个人都需要成为一个商人或者从事某一种商业。荷兰似乎就正接近于这种状态，在那里当商人的时候，现实的需要几乎使得每一个人都这样做。同时习俗到处支配着时尚，好像不和别人穿同样的衣服，就是荒谬可笑一样。假如不像别人那样从事某种事情，一样要遭到嘲笑。某个游手好闲的人置身在商人中，会就像一个文职人员置身在军营中一样感觉尴尬，甚至有遭受某一种被轻视的危险。

最高级的普通利润率或许是这样一种利润率，它在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之中吞食掉本应当归做地租的那部分，只剩下足够支付商品生产还有运往市场的劳动工资，并且是依据所有地方对于劳动所支付的最低廉工资率，仅仅足够维持一个劳动者生活的费用。这是由于当一个工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须生活，然后地主总是获得了回报。东印度公司的职工在孟加拉所获取的商业利润也离这个最高利率相差不远。

平日的市场利率和普通的纯利润率的比例需要随利润的增减而变化。就在大不列颠，两倍的利息被看做亦即商人们称做适中合理的利润。这个所谓的适中合理的利润我觉得就是一般的平常的利润。就在一个普通纯利润是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十的国家，用借贷来的资金经营商业，用纯利润的一半作利息可能是合适的。资本由借用人承担风险，借用人就似乎给出借人保险，所以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的利息在大多数商业部门既对这个保险的风险是一个充分的利润，又是对运用这些资本的时候所付出的劳累的充足补偿。但是在普通利润非常低或者非常高的国家，利息以及纯利润之间的比例就可能不相同了。假如普通利润率非常低，或许就不会以其一半付出利息；假如普通利润率非常高，它能够支付更多的利息。

在快速富裕起来的国家，许多商品价格中的低利润能够补偿劳动的高工资。这样它们的商品就能够同繁华程度较低并且劳动工资可能也较低的邻国的商品以同样低廉的价格销售。

实际上高利润不仅仅会提升工资，更多的是提高产品的价格。比如说，在亚麻布制造业中不同工种的工人：梳麻工、纺织工、织工等所有工人的工资提高到两便士一天，那么一匹亚麻布的价格所需要提高的仅仅等于生产这一匹亚麻布所雇佣的工人的人数，再乘以他们生产这一匹亚麻布的工作天数，再乘以两便士。商品价格中属于工资的那一部分在生产的各个不同阶段，按照算术级数次递增长。不过这些工人所有雇主的利润假如都提高百分之五，则商品价格中属于利润的部分在生产的各个不同的阶段，按照几何级数次递增加，也就是说梳麻工的雇主在销售他的麻的时候，除了要求他所垫付的材料以及工资的全部价值以外，他还要另外附加百分之五。纺织工的雇佣主人在他垫付的麻价以及纺织工的工资以外，也要再附加上一个百分之五。同样，织工的雇佣主人在他所垫付的麻纱以及织工的工资以外，也要再附加上一个百分之五。因此，工资的提升在提高商品价格之中的作用就完全同单利在债务积累中的作用一样。利润的提升就如同复利的作用一样。我国商人以及制造商多抱怨高工资在提高价格中所起到的负面作用，降低了他们的商品在国内外的销售量，不过他们对于高利润的结果却闭口不谈。关于他们自己获取利益从而产生的恶果更是守口如瓶。

第十章　论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所产生的工资与利润的差别

用于不同用途的劳动和资本其所有利与弊在同一地区肯定完全相同或者不间断地趋于相同。假如在同一个地区内有某一用途显著优于或者差于其他用途，那么在之前一种情况之下许多人就会涌进那一种用途，而在后一种情况之下，许多人就会离开那一种用途。这样那种用途的利益时间不长便会回归到和其他用途的利益相等量的水平。最起码在各种事物都是顺其自然发展，每个人都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他觉得恰当的行业，并且可以经常改变自己的行业的社会，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的个人利益都促使他去寻找更好的，并且避开差的用途。

确实，欧洲各地的货币工资和货币利润依据劳动和资本投入的用途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不过这种不同部分来源于用途本身的某些情况。这些情况或者是确有其事，或者最起码是人们的想象，要为某些货币收益少的用途做一些弥补，用来抵消另外一些货币收益大的用途中的收益。另外，部分就是来源于欧洲的政策不让事物彻底自由发展。

本章将分两节来研讨那些情况以及政策。

第一节　起因于职业性质的不平等

下面就是我所能够观察到的五种主要情况。它们对于某些货币收入微薄的职业予以补偿，同时也使其和另外一些收入丰厚的职业作为一种平衡。（1）职业本身的惬意性或者不惬意性；（2）职业本身的易学性以及廉价性，或者职业学习困难，并且需要费用；（3）职业的长久不变性或者易变性；（4）担负工作的人所负责任的大小；（5）从事该种职业成功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

第一，劳动工资伴随着职业的难易、清洁和肮脏、光荣和不光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就拿一年来说，一位打短工的裁缝的收入少于一位打短工的织布工，因为他的工作相比容易一些。而一位打短工的织布工的收入又少于一个打短工的铁匠，尽管他的工作不是更容易一些，但是要比铁匠清洁得多。铁匠虽说是一种技工，可是工作十二个小时的所得却不如一个煤矿矿工工作八个小时所得多。因为尽管矿工仅仅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但铁匠的工作并没有那么肮脏，并没有那么危险，并且是白天在地上进行的。

就所有体面的职业来说，荣誉组成了报酬的大多数。而从货币所得的观点来看，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这些职业的报酬普遍说来都偏低了一些。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将逐一加以阐释。不体面的职业却刚好相反。屠夫的行当是野蛮而且令人讨厌的，但是在大多数的地方却要比普通行当赚钱多。刽子手的职业是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了，不过就其工作量而言，所得的报酬要高于其他任何一种普通职业。

打猎及钓鱼是人类未开化社会中最重要的两种职业，就在进步的社会中变为了人类惬意的娱乐。曾经为生活的需要而渔猎，现在则为寻欢作乐而打鱼。所以，在进步的社会里把别人当做消遣的事作为自身职业的人，他们都非常贫困。自从西奥克里塔斯的时代以来，渔民总是非常穷困。在大不列颠各地偷猎者也都是十分贫穷的人。在律法严格的国家不容许偷猎，不过即便有特许证的猎手，他们的条件也好不了多少。大多数是对于这些职业有自然偏爱的人才会从事这种行业，并不是因为依靠它们可以过上舒服的生活。其劳动的产物以其数目而言，永远是价格偏低，只够向他们提供最贫穷的生活。

职业的不惬意以及不体面以相同的方式影响到资本的利润以及劳动工资。小旅馆或者小酒店的主人，向来不是自己店铺的主人。他们随时可能受到醉汉的殴打。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既不十分惬意，也并不是十分可信赖的职业。不过却没有一个其他普通行业，用小的资本就可赚到这样巨额的利润。

第二，劳动工资随着职业本身的易学性以及廉价性，或者学习它们的困难还有费用的不同而不相同。

每当安装一个昂贵的机器的时候，在机器真正报废之前，它需要完成定额的工作以回收投在它身上的资本并最起码获得普通的利润。一个消费了巨额劳动以及时间来学习那些要求特殊技巧以及技艺的职业的人，就能够和这种昂贵的机器相媲美。学习做这样的工作的人就会指望获得高于或者超过普通劳动的工钱，来补偿他学习过程中的所有费用，并最起码获得相等价值的资本的普通的利润。并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非常不确定，因此还必须在适当的时间里做到这点。机器也是如此，即使其使用年限较为确定。

熟练工人的劳动工资和普通劳动的工资的区别就是建立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的。

欧洲的策略是把所有的机械师、技工以及制造师的劳动看做熟练的技术劳动。而其他所有农村劳动看做普通劳动。这样的政策似乎觉得前者的劳动要比后者的劳动在性质方面更细致更精巧。在某些场合也许的确是这样，但是在大多数场合恰好相反。以下我将逐一加以分析。

欧洲的法律以及习俗为了让某人有从事某种劳动的资格，他们都需要先做个学徒。但是严格的程度却各个地方不同。而对于另一些劳动，则对所有的人免费开放。在学徒期间，学徒的所有劳动都无偿归为师傅。与此同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生活需要由父母或者亲属负担。好像在所有情况之下，穿衣是需要由他们自己承担的，他们常常还要拿一些钱给师傅做学费。无法付起学费的人，就可以支付时间，即做比一般年限长的学徒。但是这对于师傅并不总是有利，因为学徒常常都非常懒惰。并且对于学徒来说学徒期限长总是不利的。相反，农村的劳动则不然。劳动者在受雇佣于从事较为容易的劳动的时候，同时学会了较为困难的工作。在雇佣时期的各个不同的阶段，他都是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所以，在欧洲，机械师、技工以及制造师的工钱要比普通劳动者的工资高一些是完全合理的。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们还因他们较高的收入让他们在大多数地方都被看做是上等人。但是，这种优越性一般也是非常小的。制造业当中一些较为普通工种的短工，譬如制造平布以及平呢绒的工人的日工资或者周工资在非常多地方要比普通劳动者的日工资平均下来多不了多少。当然，他们的职业较为稳定，以一整年来说，他们的收入多少要多一些。但非常明显，这多余的一部分也不过仅仅足以补偿他们受教育所消费的较多的费用。

精巧艺术以及自由职业的教育的时间更长，费用更大。所以，画家、雕刻家、律师以及医生的货币报酬就应该更高一些，事实上也是这样。

但是资本利润看来极少受资本所投入的那一行业学习难易程度的影响。大城市里成本通常投入的各种用途，学习起来事实上既一样的容易，也一样的困难。

国外贸易或者国内贸易的这个部门的业务不应当比那个部门的业务要复杂得多。

第三，不同职业的劳动工资随着职业的固定性或者不固定性而不同。

某些行业当中的职业要比另外一些行业中的职业更加固定。在大多数的制造业中，一个技工能够完全放心他在那一年里差不多每天都会有工作做，只要他可以工作。反之，一个泥工或者砌砖工在大霜冻或者极坏的天气里就无法工作。在其他时候他的工作也是取决于主人偶然的召唤。结果是，他就常常没有任何工作。所以，在他有工作的时候，他的收入必须不仅仅可以维持他没有工作的时候的生活，并且对于他在不安定的境遇中偶尔产生的焦虑以及沮丧必须给予某些补偿。因此大多数制造业者的收入计算起来似乎和普通劳动者的日工资处于同样的水平，而泥工以及砌砖工的劳动工资的一般情况比普通劳动者的工钱多半倍到一倍。就在普通劳动者挣到四五个先令一个星期的地方，泥工以及砌砖工则常常可挣到七八先令一周；在之前一周挣六先令的地方，后者则常常可以多些。就像在伦敦这样的地方，前者一周可以挣九先令至十个先令，后者常常就可以挣到十五先令至十八个先令一周。但是看来并没有比泥工以及砌砖工的劳动更加容易学习的技术劳动了。听说伦敦的轿夫在夏天有的时候就去做砌砖工。所以这些工人的高工资并不是对于他们的技术的回报，而是对于他们职业的不确定性的补偿。

盖房子的木匠所从事的工作看上去好像要比泥工要精细一些以及要动脑筋一些。但是在大多数的地方，他的日工资却比泥工多少要低一些。这是由于他的工作主要不是完完全全地依赖于雇主的临时召唤，并且他的工作不受气候的干扰。

假如这些行当一般都可以有固定的就业机会，而在某个地方并不是如此的话，则这些行当的工人的工资就老是要比普通劳动的工资的平均水平高许多。就在伦敦几乎所有的下层技工像其他地方的打日工的劳动者那样，每日每周都很可能被雇主招用以及解雇。所以，最底层的技工、打短工的裁缝一天可赚五先令，即使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仅仅是十八便士。在小城镇以及乡村打短工的裁缝常常所挣还达不到普通劳动的工资的水准，并且在伦敦他们还常常几个礼拜无法找到工作，特别是在夏季。

假如职业的不稳定再加上工作的艰苦、令人厌恶以及肮脏，则这些条件有的时候就会把最为普通的劳动的工资提升到技术性最强的技工工资之上。计件工资的煤矿工人在纽卡斯的工资一般情况下要比普通劳动的工资大约高一倍，在苏格兰许多地方要高于普通劳动工钱的两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工作能够说是稳定的，只要他情愿就行。伦敦的运煤工人的职业，它的艰苦、令人厌恶以及肮脏的程度几近和煤矿工相等，并且由于煤船达到的时间的不可避免的不规律，使得从事这一职业的大多数人都是工作非常不稳定。

所以，煤矿工人常常所赚的是普通劳动的工钱的两倍以及三倍，运煤工有的时候所赚的却是普通劳动的工资的四倍以及五倍，看来就不应该有什么不合理的了。几年之前对于运煤工人的条件进行了调查，发现按照那时的工资率，他们一天可以赚到六先令到十先令。而六先令大概是伦敦普通劳动的工钱的四倍左右，在任何一种职业中最低的普通工资总是能够看做一种职业中最大多数工人的工资的。无论他们的收入怎样高，假如除补偿工作中的所有不令人惬意的工作环境外还有富余，则在一个并没有垄断权的行业里立刻就会出现大量的竞争者，所以非常快也就会把他的收入降低到一个较低的工资率。

行业的固定性或者不固定性无法影响对于任何一种行业投入的成本的普通利润。资本能否固定投入不取决于职业，而取决于经营行业的人。

第四，劳动工资随着工人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大小不同而不同。

各个地方的金匠以及宝石匠的工资都远高于许多其他工人。不仅仅高于具有相同独创性的工人，并且还高于许多具有高得多的独创性的工人。这是因为托付给他们的是昂贵的材料。

我们将我们的健康托付给医生；将我们的财产甚至我们的生命以及名誉托付给了律师以及辩护师。如此重大的信任我们不会放心地托付给生活处在极其卑贱以及低劣条件中的人。因此他们获得的报酬需要使他们能具有承担这种重大委托的社会地位。他们在接受教育中需要付出的漫长岁月还有大量金钱，再加上以上该种情况肯定更会增加他们的劳动价值。

假如一个人仅仅使用自己的资金经营生意，那也就没有什么托付的问题。然而人们对于他的信任也并不是根据他的行业的性质，而取决于人们对于他的财产，他做人的笃实以及谨慎。所以，不同行业当中不同利润率并不产生对于经营者所给予的不同信任和委托。

第五，不同职业的劳动工资因各个行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同而不尽相同。

每一个经过了职业训练的人未来能否称职，它的可能性在不同职业中也大不相同。在大多数的机械业中，成功是近乎有把握的，但是在自由职业当中，就非常不确定了。你将儿子送到鞋匠那里做学徒，毋庸置疑他会学会做鞋子。不过假如送他去学习法律，他可以精通到借此为生的程度，其可能性最大是二十比一。在完全公平的抽奖当中，中奖的人必须获得抽了白纸的人所丢弃的全部。所以在有二十个人失败，才有一个人成功的职业当中，成功的那个人就应当获得那二十个并没有成功的人本应该获得的全部。一个法律顾问或许要到将近四十岁才能开始从职业上收取一些收益，他所应该取得的报酬应该不仅仅是对于他受教育所花费的时间以及昂贵的学费的补偿，同时应该是对那些全无收获的二十人所花的时间以及学费的补偿。无论法律顾问的收费有时显得多么高，他们的真正报酬从来还没有到达过这一点。把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普通行业的所有不同的工人一年可能的所得，还有一年可能的花费，比如鞋匠或者织布工的一年所得以及消费加以统计，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的收入常常是要多于消费的。不过假如我们对于法律协会的法律顾问以及实习生进行一个相同的统计，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年收入仅仅是他们年支出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即使我们已经尽可能把他们的收入估算得非常高，把支出估算得非常低。因此法律认为这个彩票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公平的彩票，并且许多其他自由职业以及荣誉的职业从货币收益这一点来说是明显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回报。

即使这些行业有这些让人沮丧的地方，但是这些职业仍旧能和其他职业同步发展，所有的慷慨大方心胸豁达的人都急切地想挤入这些行业。这里有两个原因鼓励着他们如此做：其一，对于伴随着特殊表现而来的荣誉的盼望；其二，天生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才能以及好运有或多或少的信心。

在一个仅仅有极少数人能达到中等水平的行业里表现优异，这就是所谓天才或者卓越才干的最主要标志。伴随着这种卓越能力而来的大众的赞扬常常就构成了对于他们薪酬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大抑或小，要看对于他们的赞扬的程度的高和低。单单就医生来说，它组成了其报酬中非常可观的一部分；在法律界，或许还更大一些；在诗歌以及哲学界，它似乎构成了所有。

有一些才能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拥有这种才能的人常常可以博得某种赞美；不过假如运用这种才能去谋求利益，出于理性或者偏见世人就会把他们看做公开卖淫。所以，用这种方式挣钱的人，其货币报酬不仅仅必须足以支付他们为得到这种才能所花去的时间、劳动以及花费，并且还须补偿他们因此为生而招致的名声上的损害。

演员、歌剧的歌手、歌剧的舞蹈演员，他们报酬之所以非常丰厚就是因为这样两个原则：稀有的才能以及美丽，还有由于以这种方式来运用其才能而取得的不好的名誉。乍看来，显得非常荒谬：我们轻视他们的为人，而对于他们的才能又给予最丰厚的报答。但是正因为我们轻视他们的人格，我们又需要厚酬他们的才能。世人对于这样一些职业的看法以及偏见一旦改变，其货币报酬就可以降低很快。更多的人就会来从事那一种职业，而这样的竞争非常快就会把他们的劳动价值降下来。这样的才能即使远非人人所有，但是毕竟并没有少到想象的那样的程度。很多人具有这样才能，甚而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但是他们不屑于去利用它们，并且更多的人也完全可以学到这种才能，假如凭借这种才能可以非常体面地获得一切的话。

大多数人对于自己才能的太过自负是历代哲学家以及道德家所说的一种古老的行为。而对于自己会走好运的荒唐推测却不大为人们所重视。并且，假如可以如此说的话，后者还更加普遍。没有一个身体以及精神都还凑合的人不对自己会走好运抱有几分幻想。每个人对于成功的机会多少老是过高地估计，但是对于失败的机会大多数人又过于低估，并且没有一个身体以及精神健康的人并不是对于自己估计太高。

成功的概率常常被太高地估计了。这点我们从认购彩票的人大多指望成功这一事实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世界上从始至终就没有，并且今后也不会有完全公正的彩票，即所获弥补全部的所失。由于那样，经营者就会从中一无所得。就在国营彩票当中，彩票实际上并不拥有认购者所支付的价格，而市场上又常常是按照超过其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甚至百分之四十的价格售出。产生对彩票的这种需求的唯一原因就是人们对于获得某种大奖的妄想。最为清醒的人也并不觉得花点小钱以赚得十镑或者二十镑的机会是愚蠢的；哪怕他们明白地知道他们花的那点小钱也许要比那个机会所值的还要高出百分之二十或者百分之三十。假如一种彩票中没有一个奖是超越二十镑的，那么即便在其他方面它要比普通国营彩票更接近于完整的公平，认购这种彩票的人仍不会多。为了有更多机会得奖，有些人同时购买几种彩票。但是，数学中可能并没有一个定则要比这个更加确定的了，那就是你冒险买的彩票越多，你输掉的可能性就越大。你能够冒险买所有彩票，但你输掉是肯定的。你买的彩票数目越大，你就越发接近亏空。

我们从承包人的微薄的利益能够看出，损失的机会经常是被低估了，其要比其实际价值低。无论是火险保险抑或海难保险，为把保险作为一个行当，普通的保险必须足够补偿普通的损失，支付经营的费用，还有提供资本投入所有的普通行业所可得到的利润。一个投保人假如交纳的仅仅是这么一点，明显他们付出的还仅仅是危险的真实价值，或者说，他所能够合理指望保险的最低廉价格。即使许多人通过经营的保险赚了一点钱，但是几乎没人靠它发了财。单从这点来看就已经非常明显，保险业中获利和损失常常相抵，并不比其他发财的行业更加有利可图。但是就算保险费一般都非常低廉，许多人却多轻视险恶，而不愿意去支付保险费用。从整个联合王国来说，平均每二十户中就拥有十九户，一百户之中有九十九户都没有参加火险保险。

海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当是更惊人的了，所以投保的船只远远大于未投保的船只数量。但是，一年四季，甚至在战争的时候总还是有很多船只并没有投保。这样做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出自于粗心。一个大型的公司，甚至一个大的船商，他有着二三十只船在海上旅行，他们可以互相保险。在它们身上节约下来的保险费除了补偿在一般情况下可以遭受到的损失外还可能有余。但是，忽视船只的保险还有类似情况下的房屋保险，在大多数场合都不是因为进行了这种精细计算的后果，而仅仅是由于轻率以及傲慢、轻视而出现的危险的后果。

轻视危险以及傲慢地指望成功这两个现象在年轻人选择职业的时期表现得要比人生中任何的时期都活跃。在那个时候对于不幸的恐惧抵挡不住对于好运气的盼望，这要从普通老百姓热情登记参军或者出海航行，要比从上流社会当中青年人渴望进入所谓的自由职业更为明显。

一个普通的士兵可能损失什么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青年志愿者假如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危险，是不会就像爆发了战争那样如此踊跃报名的，即使他们提升的机会并不多。然而在他们年轻的幻想中他们设想有千万次的机会获得荣誉以及表现自己，即使那些事情之后从未发生。这些浪漫的希望就组成了他们流血的所有价值。他们的薪酬低于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单在服役期间他们的劳累却要比普通劳动者要大得多。

航海之中的无法预测事件并不都像陆军中的无法预测事件那样可怕。一个有信誉的工人或者技工的儿子常常可以征得父亲的同意出海，但是假如他要报名当兵，那就总是无法得到父亲的同意。由于人们觉得出海有某些机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而当兵仅仅是他自己觉得可以做一番事业而已。所以，伟大的海军上将受到的公众的崇拜就不如敬爱的陆军上将。在海军服务中间最大的成功所获得的财富以及名誉也比不上陆军中同等成功所获得的名利那么大。在海陆军其他等级的升迁当中也一直贯穿着这样的差异。

根据军阶规定，海军当中的船长和陆军中的上校同级，不过在一般人的评价当中船长并不可以和团长同等，就像在彩票活动当中大奖是少数，小奖则多得多。因此，普通的水兵发小财以及晋升的可能性要比普通陆军士兵大一些，而想要获得这样的小奖的希望正好是推动人们去当水兵的主要因素。即使他们的技术以及熟练程度远远地高于几乎所有的技工，即使他们的整个一生一直面对艰难和危险；但是就算他们有这么高的熟练技巧以及技能，就算要面对如此多的艰难和险阻，但是在充当普通水兵的时候，他们并无法得到其他任何的回报。唯一的报酬就是运用熟练技巧的时候以及克服艰难险阻之后的快乐。他们的工资并不多于起着调整海员工资作用的港口普通的劳动者的工资。因为他们一直从一个港口到另外一个港口，来自于大不列颠不同港口的海员的月收入要比其他各地工人的工资更接近一致。来往海员出入最多的港口的工资利率，亦是伦敦港口的工资利率。它调节所有其他各个港口的工资。伦敦各级工人大多数的工资就是爱丁堡同类工人工钱的两倍左右。但是伦敦港口出海的水手的工钱要比利斯港出海的水手的工钱一个月还多三四个先令。两地的差距这么大，是不常见的。在和平的时候，在商船之上服役的海员在伦敦的工资是一个月在二十一先令到二十七先令之间。但是在伦敦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一周为九先令或者十先令的话，一个月可以赚到四十先令到四十五先令。当然，水手除了工资外还免费供应食宿，但是，它们的价值或许并不总是能超越他们的工资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中的差距。即便有的时候高出这个差额，整个超出的部分也不是全归于水手个人所得，由于他无法与其妻子以及家人共享。他的妻子以及家人在家里需要依靠他的工资过活。

工作的危险以及九死一生的冒险不仅没有使青年人望而却步，好像反而常常激励他们去从事这样的职业。在下层人民之间，慈祥的母亲总是不敢把儿子送到港口城镇的学校念书，怕儿子看见船只以及听了水手们的冒险传奇而被诱惑去当水手。正是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让他们更指望能够凭自己的勇气以及机智来摆脱险境，所以丝毫未能让他们畏惧以及反感，即使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也并没有提高水手的劳动工资。

至于那些无须勇敢以及机智的职业就完全不同了。大家都明白在一些卫生条件十分差的行业，劳动工资老是非常高。不卫生是一个让人厌恶的事情，它对于劳动工资的影响常常是归入了不快乐的那个总项目。

资金在所有不同用途中的普通利率，或多或少随着资本回收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的不同而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国内贸易的回收并没有对外贸易的回收那样有保障；而对外贸易的一些部门又不如其他一些部门那样有保障。譬如对于北美的贸易就要比对于牙买加的贸易回收要有保障得多。利润的平均率是多少随风险的大小而增减。但是，增高的程度好像并不与风险的程度互成比例。换句话说，增高的利率不一定完全能够抵偿风险。在某些最冒险的行业当中，破产也是经常发生。在所有的行业中最危险的就是走私。一旦成功，它的利润最大，但是它也是通往破产最可能的道路。成功的欲望在这里所起的作用看似好像在其他所有的场合所起作用一样，引诱许多冒险者加入这个危险的行业，竞争后果使利润下降到不足以补偿其风险。要完全补偿其风险，则它的普通回报就应当高于资本的普通利润，不仅仅弥补全部面临的损失，还应当对于冒险者提供和投保人利润性质同样的额外利润。但是，假如普通回报都足够补偿一切的话，则破产在这些行业当中也就不会比其他行业中更加常见的了。

所以，促进劳动工资各不相同的五个条件中只有两个会影响资本的利润：行业的惬意性与否、从事的工作的危险性高低。单就惬意性和不惬意性来说，大多数不同资本的用途非常少或者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各种不同的劳动则有非常大的区别；资本的普通利润尽管随风险而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看着又并不老是和风险的程度互成比例。因此可见，在同一社会或者附近地区投入不同用途的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以及一般利润率应当要比不同劳动的货币工资更加接近于同样的水平。事实也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的收入和一个生意好的律师或者内科医生的收入之间的差异大大超越两种不同行业之间的普通利润之间的差异。除此之外，不同行业当中利润间的表面差异常常是具有欺骗性的。由于我们并没有常常区分开什么应当视做工资，什么应当视做利润。

药剂师的利率已经成为一句笑话，它说明一些事情被过于夸大了。但是，这种非常大的表面利润经常只不过是劳动的合理工资。药剂师的技术比任何技工的技术都要精细得多，同时他负的责任也非常重大。在任何场合，他是穷苦人民的医生，而当病痛以及危险不大的时候也是富人的医生。所以，他的报酬应当和他的技术以及他的责任相适应，同时一般出于他所卖出的药物的价格中。不过在一个大型的商业城镇，一个生意最为红火的药剂师一年所有出卖的药品可能还不值三十镑或者四十镑（其本钱），但他却卖三百镑或者四百镑，那就是说用十倍的利润出售。但是这个利润可能也经常只不过是他劳动的合理工资。他获得合理工资的唯一途径就是把它们附加在他的药物价格上。所以这个表面利润的绝大多数被隐藏在利润外衣之下的真实工资。

在两个小海滨城市，一个小的杂货商用百镑的资本能获取百分之四十或者百分之五十的利润；然而当地一个非常大的批发商用万镑的资本却很难赚到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十的利率。卖杂货这一行当因为方便居民可能非常需要，并且因为市场狭小，而不需要大的资本来经营这样的商业。但是，一个人不仅仅应靠自己的生意过活，同时应该过着以及经营这种生意所要求的各种资格相称的生活。也就是说，除去有小额的资本，他需要能读、写、算，同时必须是一个合格的鉴定商人，可以鉴别五六十种不同商品的价格、质量，还有在什么市场上购买最便宜。简而言之，他需要具备一个大商人所必需的一切知识。他之所以暂时还并不是一个大的商人，仅仅是由于缺乏足够多的资本。对于一个具有如此才能的人，一年三十镑或者四十镑的收入作为对他的劳动的报酬无法算过多。从其貌似巨大的资本利润中减去上面所谓的报酬，剩下的也许不会比普通利润多过什么。在这样的场合，表面利润之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是真实的工资。

零售商表面的利润以及批发商的表面利润之间的差别在首都要比小城镇以及农村小得多。在杂货业可以投资一万镑的地区，杂货商的劳动工钱不过是对于这样巨大资本的真实利润的一个非常小的附加数。所以，富余的零售商的表面利润在那一地方和批发商的表面利润更为接近同一水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首都零售商的商品出售价一般和小城镇以及农村的商品价格一样便宜，有时还更便宜一些。比如说，杂货一般就要便宜得多，面包以及肉类经常是同样便宜。将杂货运往大城镇所需费用并不多于运到农村。但是把谷物以及牲畜运往大城镇的费用就非常大了，因为大多数的谷物以及牲畜必须从非常遥远的地方运来。杂货的成本价在都市里以及农村里是一样的。什么地方附带的利润最少，那儿杂货也就最便宜。面包以及肉类的成本价在大城镇比农村要高一些，所以利润小一些。但是在城镇卖价并不总是贵一些，而是一样低廉。像面包以及肉类这些食品，因为同样的原因降低了它们的表面利润，增加了它们的成本。由于更加多的资本投入，市场的限制使得表面利润变少，但因为补给需从更加远的地方运来，所以又提高了成本。一个减少一个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是可以互相抵消，这也可能是造成以下现象的原因。谷物以及牲畜在联合王国的不同地区价格常常很不相同，而面包以及肉类的价格在联合王国的大多数地区一般好像相同。

即使批发商以及零售商的资本利益在首都一般小于小城镇以及农村，但是以小资本开始而发财的人在首都经常不少，而在小城镇以及农村却极少有一个。在小城镇以及农村里因为市场的狭小，生意常常不可能随着资本而扩张。所以，在这些地方个别人的利润率或许非常高，但是利润的总额从来不会非常大，他的年积累金也不会非常大。相反，在大城镇中生意可以随资本的扩大而扩张，并且一个勤俭商人的信誉要比他们的资本增长得更快。如此一来，他的生意随着他的信用以及资本两者的增长而扩大，其利润总额也随着他的生意而扩大，他的年积累金也随着他利润总额的增加而增多。但是，即便在大城镇，极少有什么人靠经营正规的稳定的众所周知的商业而发大财的，发大财均是终生勤俭、严谨的结果。

当然，在这些地方忽然致富发了大财的有时候也有，那他们依靠的是所谓的投机。投机商所经营的并不是什么正规的固定的以及众所周知的业务。他今年做谷物的生意，明年又做酒的生意，后一年又经营糖果、烟或者茶叶。他预测到什么生意要比普通的利润更大一些的时候，他就经营什么。他预测到其利润又会回到其他行业的水平的时候，他就抛弃它。所以，他的利润以及损失和任何一种固定的以及众所周知的行业的利润和损失并没有什么正常的比例关系。一个胆大的冒险者有的时候也许因为两三次的投机成功就发大财，不过有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两三次投机的失败而亏损。这种投机买卖只可能在大城镇里进行。这是因为只有在商业最为发达、通信最为方便的地方才能得到它所需要的信息。

以上所提到的五个情况，它们即使在劳动工资以及资本利润中引发相当大的不平衡，但是对于不同投资当中的劳动工资以及资本利润的实际利害或者想象的利害并没有引起什么不平衡。这些情况的本质就是对于货币收益小的某些投资给予补偿，来抵消另外一些货币收益大的投资中的收益。但是，为了让所有投资中的利害能到达这种平衡，即便是在最自由的地方也必须有三个条件。

第一，每当这些投资的用途在当地还有邻近地区为人所共知，同时有非常长的历史，这样的平衡才可以产生。

在所有的其他情况都一样的地方，新的行业的工资一般高于旧的行业。每当一个设计者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制造业的时候，他首先需要以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或者高于其工作性质所允许的工资把工人从其他职业中诱惑出来；并且他必须经过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把他们的工资下降到普通水平。

对于有些制造品的需求完全出于时尚以及爱好。这样的制造品是不断地变化的，且难以持久。

相反，对于有些制造品的需求主要是出于使用或者需要，它们不怎么变化，同一形式或者构造能够行销上百年。因此前一产品制造业当中的劳动工资就可能要比后面一种产品制造业当中的劳动工资高。伯明翰主要是经营先前的一种产品，谢菲尔德则主要经营后面的一种产品。这两个不同地方的劳动工资听说和它们不同产品的性质互相适应。

树立任何一种新的制造行业，或者实施一项新的农业实践都是一类投机。设计者为自己设想了异乎寻常的利润。这样的利润有的时候非常大，更多的时候适得其反。但是一般来说，它们和邻近地区的其他旧行业的利润并没有什么正经的比例。假如设计成功了，其利润一开始会非常高。当这个行业或者生产完全建立起来，并且广为人知后，竞争就会让其利润下降到其他行业的水平。

第二，仅仅在劳动以及资本的不同用途处于普通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些用途的自然状态，总体说来，它们的利害才会发生这种平衡。

对于各种不同工种劳动的需求有时比通常要大一些，有的时候又比通常要小一些。前面一种情况，劳动的收益上涨，高过普通水平；后面一种情况，劳动的收益又下降到普通水平之下。在晒干草以及收割季节，对于农村劳动的需求要比一年中其他大多数的时间大一些。然而工资也随需求的增多而增加。在战争期间，当四五万海员被迫从商船转入为国王服役的时候，商船对于海员的需求肯定因为海员稀缺而上升。在这样的场合他们的工资常常从一个月一基尼二十七先令上升到一个月四十先令以及三镑。相反，在一个凋敝的制造业中许多工人不愿意离开他们的老行当，而宁可接受比他们劳动的性质所应该获得的工资低一些的工资。

资金的利润随着资本所投入的商品价格的不同而不同。当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高出于普通或者平均率的时候，用于把商品运往市场的资本当汇总的某一部分的利润最起码要上升到高过利润的正常水平，而每当商品价格下降的时候，利润也下降到正常水平以下。所有商品都或多或少会有价格的变化，不过有些商品价格的变动要比其他商品大得多。在由人类劳动生产的所有的商品中，每一年投入的劳动量肯定要受年需求量的调控，其调控的方法就是平均产量应当尽可能和年消费量持平。我们已然观察到在某些职业里相同的劳动量总是生产同样数量，或者非常接近同样数量的产品。比如，在亚麻布或者呢绒制造业中，相同数目的工人每年总是生产相同数量或者数量十分接近的亚麻布以及呢绒。所以，这样一些商品的市场价格的变化就只能够产生于需求中的某些偶然的意外的变化。国丧就让黑布的价格上涨；不过由于对于大多数平布以及粗呢的需求非常固定，因此其价格依然不变。但是也有一些行业，其中一样数量的劳动并不老是生产相同数量的商品。譬如，同样数量的劳动在不同的年份所生产的谷物、酒类、啤酒花、糖果、烟草等就可能差别很大。所以，这些商品的价格不仅随需求的变动而变化，并且随商品数量更大以及更频繁的变动而变化，所以价格经常变动。不过某些经营者的利润肯定和这些商品的价格一起变化。投机商的活动主要就是从事这种商品的买卖。每当他见到它们的价格会上涨的时候，他尽力买进，而当预见到价格趋跌的时候，他就抛出它们。

第三，只有当这些使用是使用者唯一的或者主要的用途的时候才会出现劳动以及资本在不同用途中利害在整体之上的平衡。

每当一个人以某一个职业为生，不过这个职业并没有占去他的大多数时间，他常常愿在闲暇期间从事另外一种职业，并且接受低于按那种工作的性质所应当有的报酬的工钱。

在苏格兰的许多地区迄今还有一种称为农村雇工的人。不过现在这些人要比几年前少了许多。他们是地主以及农场主的一种户外佣工。他们从雇主那儿常常取得的报酬是一个住宅，一小块田地，一块足以饲养一头母牛的草场，甚而还加上一两亩不太好的耕地。每当雇主需要他们的劳力的时候，雇主就每周还支付给他们约值十六便士的燕麦片。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雇主并不需要或者只需要他们少部分的劳动，而他们耕种自己的那一点土地又不会花费他们所能支配的全部时间。当这种工人的数量比现在大得多的时候，听说他们闲暇的时候都愿为了一点非常少的报酬为任何人工作，并愿意拿比其他劳动者低廉的工资。在古代他们好像是遍布欧洲各地。在土地耕种植极差，并且人口稀少的国度，大多数的地主以及农场主，在某些季节农村劳动需要大量人手的时候，就是用雇佣这种劳动力的方法来解决劳力问题的。这种劳动者偶尔所获得的日报酬以及周报酬显然不是他们劳动的全部价格。他们的小块租用地应当是他们劳动价格中非常大的一部分。但是，那些搜集古代劳动及食品价格并且乐意把这两者描述得非常低的许多作者，却将他们偶尔从雇主那里得到的日报酬以及周报酬当做了他们劳动的所有价格。

这些劳动的产物常常以低于应当有的价格在市场上售出。苏格兰许多地方织的袜子就比其他任何地方用织机织的袜子还要便宜得多。由于纺织这些袜子的仆人以及劳动者，他们生活主要的来源是他们从事的其他某种职业。每一年都有十双之上的袜子从谢特兰运到利斯，它的价格是五便士到七便士一双。人们告知我，在谢特兰小岛的首府勒韦克，普通的劳动的普通价格是每天十便士。就在这同一小岛上他们纺织一双毛绒袜子的价值却是一基尼，甚而还要高一些。

在富裕的国家，市场一般十分广阔，以至于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容纳投入这个行业的所有的劳动以及资金。人们以某种职业为主，同时又从事另外一职业以谋取少量收益的情况，主要出现在贫穷国家。

但是，下面一个和上类情况类似的事情却发生在一个十分富裕国家的首府。我笃信在欧洲并没有一个城市的房租有伦敦这么高，但是我也知道并没有一个首府的设施完整的公寓像伦敦的租金一样便宜。伦敦的住宿不仅仅比巴黎便宜很多，并且比爱丁堡同等漂亮的住房也便宜很多。看来或许有一些奇怪的是，全房租金的昂贵却又正是公寓房租金低廉的原因。所有的首都房租昂贵的原因有许多：劳动力的昂贵，建筑材料一般来自于遥远的地方，因此材料昂贵，并且更主要的是土地租金的昂贵。起到垄断作用的每一个地主常常从城市里一亩坏地索要的租金比从农村里一百亩好地索取的租金还要高。伦敦房租贵的原因除去上述以外，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伦敦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以及习惯：每一个家庭的主人需要租赁从上到下整个房子。在英格兰一栋住宅意味着在一个屋顶之下包含的所有。在法国，苏格兰以及欧洲许多地方，它常常仅仅意味着一层。一个伦敦的商人需要在他们顾客所住的城市的那个区里租赁整栋房屋。他的店铺设为一层，他以及他的家庭住在最顶层，而把中间的两层出租给房客来支付他的整栋房子租金的一部分。他只依靠他的生意来维系全家生活，而不只依靠他的房客。但是，在巴黎以及爱丁堡出租房屋给房客的人常常都是并没有其他生计的人，所以房租的价格就不仅仅需支付整个的房屋的租金，还要付房主的全家的生活费用。

第二节　欧洲政策引发的不均衡

以上三个必须的条件，假如缺少了中间的一个，即便是在最自由的地方都可能产生劳动以及资本在不同用途中利害在整体上的不均衡。而在欧洲，因为不容许事物完全自由，欧洲的政策又引起了更加严重的其他不均衡。

欧洲政策主要是下面三种方式造成这些不均衡的：第一，通过限制参加某一些职业竞争的人数，让有一些愿意参与竞争的人无法进来；第二，在另一些职业中增加的人数，让其超过自然的范围；第三，通过阻止劳动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它们无法由一个职业随意转到另外一职业，从一个地方随意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第一，公司的垄断权力是欧洲政策为达到此目的最主要的手段。

一个联合的公司对于行业的垄断肯定在建立了公司的城镇里限制了这个行业以外的人参加竞争。在当地城镇一个合格的师傅的手下做几年学徒是得到参与竞争的必须条件。公司的规章有的时候还规定一个师傅所允许收编学徒的人数，还有每一个学徒所必须学习的年份年限。这两种规定的目的就是将竞争限制在一个较少的人数里，并不是让每一个愿意的人都可以参加。学徒人数的限制直接限制了竞争，而学徒期长让学习费用增加又是对于竞争的一种较为间接的限制。

在谢菲尔德，依据公司规则，刀匠的师傅在一个时期内只可以带一名学徒。就在诺福克以及诺维支，一个织工师傅只可以带两个学徒，违者每个月必须向国王上缴五镑罚金。在英格兰所有地方或者英属殖民地，制帽的师傅也不许同时带两个学徒，违者每个月处以五镑罚金。其中的一半上缴国王，一半归记录法庭控诉的人。这两个规定即使经由王国公法所确认，也明显是受国家制定谢菲尔德规则的同一个公司精神导致。伦敦的丝织业联合公司成立不到一年，就制定规则限制任何一个师傅在同一时期内接收两个以上的学徒。这一规则后来被议会通过的一个特别法令废止了。

之前，在全欧洲联合公司的大多数职业将学徒期定为七年。所有这种联合成的公司均统称为university，对于所有的联合公司来说，那的确是一个恰当的拉丁名字。在古代都市的特许当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一些名字：锻工univenity、缝纫univerity等。在我们现在称为大学的那些特殊联合公司建立之初，关于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所必需的学习年限的规定明显是以过去的公司行业的学徒年限的规定作为范本的。一个人能够被称为师傅，在普通行业里有收徒弟的资格，就需要在一个合格的师傅手下从艺七年；同样是为获得文学硕士、教师或者博士学位（古代的两个词语同义），并且能够收学生或者学徒（先前亦系同义词），也需要在一个合格的师傅门下学习七个年头。

伊丽莎白第五年所颁布的常常称做学徒法的法律规定，之后无论任何人，必须最起码做七年学徒，否则不允许从事当时英格兰所有的手艺、工艺或者技艺。之前英格兰各地许多公司的特殊规则都变成了城镇每个行业的公法。学徒法言辞非常笼统，好像应当覆盖全国，但是通过解释，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城镇。同时民间一直认为在农村一个人能够同操几种行业，就算他在每一行业并没有当过七年的学徒，不过为了农村居民的方便，还有考虑到农村人口也不够对每种行业分配一定数量的人手，一个人同时担当几种行业是必要的。

同时，依照对于这个法规的字面的严格解释，这个学徒法规的适用范围也仅限于伊丽莎白第五年之前在英格兰已经建立起来的行业，但是并没有扩展到那个时候以后所引进的职业。所以这个限制引起了几个区分。那些区分做政策法规来考虑，看来也是愚蠢到了极致。譬如根据法规，一个制作马车的人自己无法制作马车的轮子，也无法雇人制作马车的轮子，他需要向车轮制作师买进。由于这个行业在英格兰是在伊丽莎白第五年之前就已经有了的，虽然车轮制作师并没有给制造马车的人做过几年学徒，但是自己能够制造马车，也能够以雇佣短工制作马车。马车制造业不在学徒法规定之内，是因为在制定这个法规的时候，英格兰并没有这个行业。于是曼彻斯特、伯明翰、沃弗以及汉普顿等地区的制造业之中便有许多都不在这个规定之内，它们均是伊丽莎白第五年之前英格兰所没有的。

在法国学徒期间，不同的城镇以及不同的行业中有所不同。在巴黎，大多数的行业就是五年。不过许多行业是任何人在学徒期满之后，还需要给师傅打五年以上短工，才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师傅。在他打工期间，被称为师傅的工人，这个时期也称做帮工期。

在苏格兰，对于学徒的期限并没有相同的法规。在不同的联合公司里每个时期各不相同。在那些期限长的公司，一学徒期一般能够通过支付较少罚金来赎买。在大多数的城镇里也是用极少量的罚金就能够向公司购买自由。苏格兰的最主要亚麻布以及大麻布制造业的织布工和从属于他们的所有的其他技工，例如车轮制造工、纺车制造工等等，并不需要支付任何罚金就可以在任何一个自治城市操业。在所有的自治城市中，每个人在一星期内的任何一个法定节日都能够自由贩卖肉类。三年是苏格兰各个行业共同的学徒期限，即便在某些十分精巧的行业亦是这样。并且一般来说，我知道欧洲所有国家的联合公司法也并没有苏格兰如此宽松。

因为劳动所有权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原始基础，所以它是最神圣而无法侵犯的。一个穷困的人财产可世袭的也就是他的体力以及一双巧手。阻碍他认为适当的方法在不侵害邻人的条件下运用他的体力以及技巧，就是对于他的这个最为神圣的财产清楚的侵犯。并且也是对于工人的正当自由以及对于有意雇佣其的雇主的正当自由的公然侵犯。因为妨碍一个人从事他觉得适当的工作，也就阻碍了其他人雇佣他们觉得适当的人。判断雇佣某个人是否合适，应当交由雇主们来决定，因为这和他们的利害关系最大。立法当局虚伪地担忧害怕雇主们雇佣了不合适的人，明显是既不礼貌的，也让人无法忍受的。

长时间学徒制并不能够保证市场上没有手艺不好的工人。假如出现了这种现象，它常常是欺骗的结局，而不是无能的结果。最长久期限的学徒制也不可以保证没有欺骗。为防止这种滥用，需要有完全不同的规章制度。金属的盘子之上有纯度记号，亚麻布以及呢绒上有记号，它们给予购买者的保证远远大于所有的学徒法。购买者常常只看这些记号，而绝不会想到去问制造这些产品的工人是不是当过七年的学徒。

长期的学徒制无法养成年轻人勤劳的习惯。一个计酬的短工反倒可能非常勤劳。因为他从自己的每一分努力当中可以获得利润。但一个学徒可能会懒惰，并且几乎总是这样，因为他勤奋也并没有什么直截了当的好处。在低级的职业中，劳动的乐趣都在于劳动的报酬。谁可以最早享受到劳动的快乐，谁就会最早品味出它的味道，也就能够早养成勤快的习惯。一个青年人假如长期从劳动中无法得到利益，很自然就会对劳动反感。从公共的慈善团体送去做学徒的孩子们常常学徒期要比一般的更长，他们常常也变得十分懒惰而无用。

学徒制在过去是完全没有的。但是在现代的每一个法典中，师徒的相互义务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罗马法典对于它们完全没有提。我明白没有一部希腊著作或者拉丁著作（我胆敢确信肯定没有）有过我们现今赋予“学徒”一词的概念。一个学徒必须在某个行业中为他的主人的利益工作一定量的年限，只有在那样的条件下主人才可能教授他手艺。

长期学徒是肯定没有必要的。即便像制造钟表这样比普通行业更加高深的手艺也没必要长时期去讲授秘密。当然，最开始发明如此漂亮的机器，甚而发明制作这种机器的某些工具无疑是必须经过非常长时间的苦思冥想，并且可以视做人类会的最可喜的成果之一。不过当这些机器还有制造它们的某些工具被发明，并被人们所深刻了解，则对于所有青年人最详尽地讲解怎样运用这些工具，还有怎样制造钟表，最多仅需要上几个星期的课就够了，或许只要讲授几天就足够了。假如是普通的机械行业，讲授几天是肯定足够了的。确实，即便是在普通的机械行业里，没有大量的实践以及经验，手的灵敏程度也是无法达到的。不过一个年轻人从开始就当短工，并且根据他所做的那点工作给予报酬，同时对于他有的时候由于笨拙以及没有经验可能损坏的材料还需要处罚赔偿，那么他做起事来绝对会勤奋得多、细心得多。通过这样的方式他的学习一般会更加有效，并且也不会需要冗长乏味地花费那么多的费用。的确，那样一来，师傅将会吃许多亏。他将会失去学徒的所有工资，即他省下来的工钱。不过最后也许学徒本身将是一个受到损失的人。一个行业如此容易学会，他肯定会有更加多的竞争对手，所以当他成为一个自立的工人的时候，他的工资将要比现在少得多。竞争增大不仅将降低工人的工钱，一样会降低师傅的利润。那个时候这些行业、手艺还有神秘统统都将受损失。不过社会却成了赢家，各种技工的制成品在市场上就可以便宜得多。

为了防止跌价，还要降低工资以及利润，所以人们建立起了各种公司并制定了大量的公司法来限制自由竞争。树立联合公司在古时欧洲的许多地区并不需要什么别的权威，仅仅需要取得公司所在地自治城市的许可。在英格兰则还需要获得国王的特许状。但是国王的这个权力之所以一直保留下来，看来并不是为保卫一般自由，而是为了防止垄断的侵犯，并且向臣民索要金钱。只要向国王付一定的款项，一般情况这种特许证马上就会颁发下来。假如某一类技工或者商人并没有特许证就自己建立了联合公司的话，这样的非法行会（这是当时人们给予他们的称呼）常常并不会因此而被取缔，仅仅是每年必须向国王交纳罚金来求得允许行使他们盗用的特权。所有的联合公司还有它们可能觉得适合于它们自己政府行使的对法规的直接监督权，均属于其所属自治城市。对于这些公司，无论有什么管制，常常不是来自于国王，而是来自于那个更加大的公司，对于它来说，这些附属的公司仅仅是其一部分或者一个成员。

自治城市的政府完完全全是掌握在商人以及技工的手里，并且这个政府也是他们中每个阶层公开利益的代表。它阻止他们经常说的各自的产品在市场之上过分囤积，事实上就是让他们各自产品在市场上常常保持库存不足的情况。每个阶层都迫切需要制定达到这一目的的规章。与此同时，假如许可的话，也愿意其他每个阶层都这样做。

因为有了这样的规章，每个阶层都必须向本城内其他阶层购买他们需要的货物，即使价格可能要比购买外地的要昂贵一点。但是作为回报，他们能够同样以较贵的价格售出他们自己的货物。如此一来，就像他们所说：半斤和八两。在一个城镇内不同阶层的互相买卖中因为有了这些规章大家并没有一个是输的一方。而在他们和农村做买卖的时候，大家又均是大赢家。并且也是这后面的一种交易构成了整个商业，支持着每一个城镇，让每一个城镇富有。

每一个城镇的所有生活资料以及其工业所需要的全部材料都来自农村。城镇支付以上一切主要是经过两种途径：第一，把一部分材料加工后以及制成成品之后返回农村。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的价格因为加进去了工人的工资还有老板们或者直接雇主们的利润而提升了。第二，把从其他国家或者本国遥远地区运到城镇的粗制品以及精制品部分送到农村。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货物的成本价格也因为要加上搬运工或者水手的工资还有雇佣他们的商人的利润而提升了。以上两种商业中第一种商业所得到的利益就组成了这个城镇制造业的收益，经过对内以及对外贸易所得到的利益是第二种收益。工人的工钱还有他们不同雇主的利润组成了两种利益的所有。所以，无论什么规章，目的都是增加工人的工资以及雇主的利益，在城镇能以较小的劳动量购买农村较大的劳动量的产品。它们给城市的商人以及技工高于农村地主、农场主还有农村劳动者的利益，打破了城乡间进行贸易原本能够产生的自然的均衡。社会劳动的年产量每年就在这样的两组人之间进行分配。经过那些规章，年产物的大多数分配给了城镇居民，而较小一部分分配给了农村的居民。

城镇对于每年由农村输入的食品以及原料实际上所付给的价格就是它每年输往农村所有的制造品及其他货物。运往农村商品的出售价格越高，输入城镇的食品以及原材料的购买价格就越便宜。所以城镇的产业就获利更大，农村产业获利就更小。

并没有必要进行所有精密的计算，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简单而非常明显的观察，就可以断言，在欧洲各个地区，城镇里经营的职业都要比农村里经营的职业利润高一些，优越一些。在欧洲的每个国家我们都可以发现最起码有一百人是小本经营城镇本身已有的商业以及制造业发了大财的，而经过改良土壤以及改进耕种来提高农产品产量而发财的则只有一个。所以，城镇的产业肯定获得较好的回报，从劳动的工资以及资本的利润来看城镇也肯定大于农村。不过资本和劳动自然要寻找最有利的用途。所以，它们自然会尽量流向城镇，而放弃农村。

城镇的居民汇集在一个地方非常容易联合起来。如此一来，城镇中一些非常不重要的行业在有的地方也都组合起来了。即使没有组合起来的地区，组合的精神、妒忌外乡人、不愿意收徒或者不愿意交流行业的秘密也都在那儿的居民中占上风，与此同时，这种组合精神也常常教导他们自愿地联合起来达成一致，来阻挡无法依靠规章来禁止的自由竞争。仅仅需雇佣少量人手的行业最容易进入这样的联合。半打的梳毛工或许就需要雇佣一名纺织工以及织工来为他们工作。经过联合起来不收徒弟，他们不仅仅可以独占这一职业，并且可以使整个毛纺织业作为一种从属于他们的奴隶，所以可提高他们自身的劳动工资，让它高于按照其工作性质所应该有的工资。

农村的居民分居在偏远的地方，联合起来非常不容易。他们不仅从来没有联合起来，并且在他们中间连组合的精神也未占过上风。耕地，这个农村当中的大行业，向来就没有人想过要通过学徒阶段才可以当个合格的农民。但是，除了所谓的美术以及自由职业以外，世界上没有什么行业需要如此广阔的知识以及经验了。各种各样语言出版的关于农业的浩瀚的著述让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世界上最为聪明最有学问的民族向来就没有把农业认为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东西。并且我们想从以上所有著作中去搜集普通农民常常掌握的各种不同的复杂操作的知识也是不太可能的，即使其中有些可鄙的作者在谈及农民的时候可能抱着一种非常傲慢的态度。相反，没有哪个普通的机械行业，它的所有操作不能在只有几页的一本小册子里就阐释得完完整整清清楚楚的，并且它还用插图解释。如今法国科学院所刊发的工艺史对于某些工艺就是采用这种方法解释的。除此之外，农业中不同的操作因为气候的变化还有许多其他意外事件都需要有所不同，这就要比那些永远是一样或者几乎是一样的操作，要求更多的判断力以及审慎。

但是农民的技术，耕地的一般操作，并且农村的许多低级劳动，它们所需求的技术以及经验也都比大多数的机械行业所需求的要多一些。从事制铜以及制铁的工人使用的工具以及材料，其性质总是相同或者几乎相同。而用一队马或者牛耕地的农民，其工作的工具却在不同场合，在不同的健康状况、体力以及脾性的条件下都会有所不同。他加工材料的条件也跟着使用工具材料的不同而不尽相同。这些就要求他在操作使用的时候更为审慎，并随时作出判断。通常被认为愚蠢无知的普通庄稼汉都具备这种判断力以及思辨力。当然，他和住在城镇的机械工人比，更加不习惯社交。他的声音以及语言对于没有听惯的人来说也是较为粗野以及难以理解的。但是他习惯于思考各种各样不同事物的理解力，常常比从早到晚整天只关注着一两个简单操作的人要高得多。每一个由于工作或者好奇心同农村下层人交往过的人都非常清楚，那些下层人事实上要比城镇的居民更加聪明。

在欧洲各个地方，城镇的产业之所以比农村中的产业优越，并不都是由于联合公司以及公司法，其他许多的规章也支持了其优越性。对于外国制造品还有外商进口的所有货物所征收的高关税都有意向增强这种优势。公司法使城镇居民能够提高他们货物的价值，并不需要惧怕由于和本国同胞的自由竞争而需要降价出售。其他一些规章也保护了他们和外人的竞争。由这样两种规章而引发的价格上涨均最后被转嫁到各个地区农村的地主、农场主还有劳动者身上。而他们向来并没有对这种垄断的建立反对过。他们常常不想组建也不适合加入联合组织。与此同时，商人以及制造商的叫嚣和诡辩也容易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社会的一个部分，并且是社会的一个从属部分的私利，就是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

从大不列颠城市的产业比农村的产业所拥有的优越性来看，从前比现在要大一些。和十七世纪或者十八世纪初相比，今天农村劳动的工资更加接近于制造业劳动的工资，用于农业资本的利润也更加接近用于商业以及制造业的资本的利润。这样的变化能够被视做从前对城镇产业的特殊鼓励的肯定结果，即使它来得晚了一点。城镇所累积的资本已经达到了如此大的一个数额，以致把它们再投入城镇所特有的产业已经不可能再获得之前的利润，因为城镇所特有的产业像其他任何产业一样有他自身的极限。资本的增长和竞争的加剧肯定让利润降低。城镇利润的下降促使资本流往农村，但是在农村因为创造了新的对农村劳动的要求，肯定会提高农村的劳动工钱。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资本本身在地面上扩张，并且通过投资于农业资本的部分回到农村。之前在城镇积累起来的资本大多数就是以牺牲农村作为代价的。在欧洲各个地方的农村中的一些最大的改良都归结于原积累于城镇的资本向农村的流动，对此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加以解释。与此同时，我也将说明有的国家即使通过这一过程达到了非常富裕的程度，但这个过程本身肯定是缓慢、不确定的，容易受到很多意外事件的干扰以及中断，并且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违背自然以及理性法则的。在这本书的第三卷以及第四卷中，我将会尽可能充分以及清晰地说明产生这个过程的各种利益、偏见、法律以及习惯。

同一个行业的人即使是为了娱乐以及消遣也很少聚在一起。不过一旦聚在一起，他们交谈的结果不是阴谋反对公众，就是阴谋抬高价格。当然，想通过某一可以执行的，或者不违反自由和公正的法律来阻止这样的集会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法律无法阻止同行业的人有的时候集会在一起，但是它不应当做任何方便这种集会的事。规定在某个城镇中相同行业的人都要在公共登记簿上记录自己的名字以及地址，这样的法规就方便了这种集会的召开。它把之前可能永远也无法相识的个人联系在一起，并且给行业的每一个人提供了互相寻找的指导。

规定需要同行业的同仁捐钱来帮助他们中的穷人、病人、寡妇以及孤儿，让他们有个共同的利益来处理。所以法规让这种集会变成了必要。

同行业联合不仅仅使这种集会变成了必要，并且使大多数已经通过的决议案对全体有了约束力。就在一个自由的行业当中，没有行业同仁当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同意，不会建立起有效的组合，并且这种联合也仅仅在同仁中大家都意见统一的时候才能继续存在。大多数的联合公司能够制定附加合适惩罚条款的法规。这种法规对于限制竞争要比所有自由联合起来的社团更加有效，并且也更持久。

有一种托词，说联合公司是对于行业进行更好的管理的需要，这根本是没有依据的。对于工人行使的真实并且有效的惩戒并不是公司的惩戒，而是顾客对于他的惩罚，是对于失去工作的恐惧让他不敢欺诈，并且纠正他的马虎大意。相反，拥有垄断性的公司肯定削弱了这种惩罚的力量。无论他们表现好坏，一些特定的工人都必须雇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很多有组合的城镇中，甚而在某些最必要的行业里都无法找到可以差强人意的工人。假如你想要你的产品做得还算可以，你就应当把你的产品带到郊区去做。由于那里的工人并没有垄断权能够依赖，只可以依靠自己的品质，所以你只能尽量在郊区制作好之后再运进城镇。

欧洲的政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某些职业的竞争局限到一个较小的人数当中，使很多想进来的人无法进来，才引发了劳动和资本在不同用途中利与害在整体上非常重要的不平衡。

第二，欧洲的政策经过扩大某些职业中的竞争，让其超出了自然的限制，所以引起了劳动以及资本在不同用途中利与害在整体上相对的另外一种不均衡。

为某些职业培养合适数目的青年人一直被看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是公众，有的时候是一些私人热心者的资金为这种培养建立奖金、助学金及举办展览会等。它们吸引了太多的年轻人加入那些职业，以致超过了自然的限制。我确信，在所有基督教国家里，大多数牧师的教育费用就是由这样的方式来支付的。他们当中恐怕没有几个是完完全全自费的。所以，时间冗长、花费昂贵的教育并不总是给那些受到教育的人带来相对应的回报。同时教堂里挤满了人，他们为能得到工作，宁可接受比那些教育应得的报酬低得多的薪酬。这样的穷人的竞争就争夺了富人应该得到的报酬。毫无疑问，把教区牧师助理或者教堂牧师和一个普通行业的短工相比较是不合适的。但是，教区牧师助理或者牧师的收入却完完全全可以视做和短工的工资是同样的性质。他们三者都是按他们和其自己的上级所制定的契约拿取报酬。

依据我们从几次全国宗教会议所公示的法令中的法律发现，直到十四世纪中叶，英格兰教区的牧师助理或者教区领薪的牧师的薪酬是五马克，其所包含白银和现今十镑货币所包含银的量相等。在同一时期，一个泥工师傅的工资是每天四便士，其含银量和现在的一先令相等，单单泥工短工的工钱是一天三便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九便士。这两个劳动者假如是常常有人雇佣的话，其工钱就远远超过教区牧师助理的工钱。泥工师傅假如他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没有活干，此时他的工资就将和教区牧师助理的工资完全相同。安妮女王第十二年第十二号法令宣称：“因为对于教区牧师助理并没有赋予充足的生活费用以及鼓励，许多地方的牧师助理的待遇非常差。所以，特授权各地的主教签字盖章为牧师助理发放一定金额的补助费或者津贴。也就是一年不多于五十镑，不少于二十英镑。”现在一个教区牧师助理一年可以拿到四十镑也就能算是高收入了。即使有国会这一法令，还是有许多牧师助理年薪在二十镑以下。在伦敦许多的制鞋短工一年能够赚四十镑，并且在那个大城市里，无论哪个行业，没有一个勤劳的工人一年不赚取二十镑以上的。自然，这个数目常常没有超过许多农村教区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任何时候，当法律试图去调控工人工资的时候，其结果永远是降低了工资，而不是提高了工钱。即使在许多情况下，法律试图提高牧师助理的工钱，并且为保持教会的尊严，需要教区长为教区牧师助理提供高过他们自己愿意接受的微薄的生活费用的薪酬。但是法律在这两个方面的企图看来一样是没有什么效果，它既没有提高教区牧师助理的工钱，也没能把劳动者的工资下降到要降低的程度。由于它没法阻止前者因为处境穷困以及过多的竞争而甘愿接受低于合法报酬之下的报酬，也没法阻止后者因为雇主们指望从雇佣他们中得到利润或者快乐而竞相争雇佣以取得高于合法报酬之上的报酬。

牧师巨额的薪俸以及教会的尊严支撑着教会的荣誉，即使教会中有一些下级人员的处境低下。人们对于牧师职业的尊敬也能够对他们在金钱薪酬上的微薄做出某些补偿。在英格兰还有所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教会在事实上占有很多优势。从苏格兰、日内瓦的教会，还有其他几个新教会的事例当中我们能够确信，在如此一个拥有威望的职业当中，接受教育的概率又是这样容易获得，所以获得较为可观的牧师薪俸的希望就诱使相当多的有学问、品行端庄以及受人尊敬的人加入这个圣职。

在那些没有俸禄的律师以及医师这类职业里，假如也有那么多的人接受教育不要自己来花钱，可以享受公费的话，职业上的竞争马上就会非常剧烈，并且导致他们货币报酬的大幅下降。如此一来，就不值得自费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去从事这样的职业了。这些职业将会完全由公共慈善机构所培育的人士充当。他们的数量多了，并且生活困难，就会迫使他们愿意接受非常微薄的收入，现今受人尊敬的律师以及医生职业也就可能完全降格。

常常被称为文人的那班落魄的人的处境和我们上述假设当中的律师以及医生的处境或许十分相近。在欧洲各个地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由教会培养出来的，但是又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没能进入神职。由于他们接受的一般就是公费教育，他们的人数各地常常也是很多的，所以导致他们的劳动价格也下降到了最低等。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这样的文人能够利用自己的才能找到的唯一职业就是担任公办学校以及私立学校的老师。换言之，将自己学到的稀奇而又有用的知识传授给他人。这种职业要比印刷术发明之后所产生的为书商写东西的人的确更有面子、更有用，常常收入也更加多一些。想要当一个出色的自然科学的老师所需要的时间、学习、才智、知识以及专心最起码和当一名最大的律师以及医生所必需的同等。但是一名出色的教师的报酬却常常和律师或者医生的报酬非常不相称。由于前一种职业挤满了用公费培育起来的贫苦人，之两种职业里却没有哪几个不是受的自费教育。即使公办以及私立学校教师的一般报酬看来非常低，不过假如那些为了面包而写作的更加穷的文人并没有被赶出市场而参加竞争的话，他们今天的待遇毫无疑问的还要更加低。

在过去，在以帮助贫苦人们学习来达到上述有学问的职业为目标的这种慈善机构建立之前，出色的教师的报酬好像一直是非常丰厚的。苏格拉底在其所谓反诡辩学派的演说当中就曾谴责当时的教师相互矛盾。“他们对于他们的学生作出了最为堂皇的许诺，”他说，“并且要把他们教育成聪敏、快乐、正直的人，但是对于这样重要的工作他们只需要四五迈纳那样微薄的报酬。”他接着说，“传授智慧的人，他们自己自然应该是聪明的。不过假如一个人做这样一桩买卖只需要这样一个价钱，那他肯定是一个最为愚蠢的笨蛋。”在这里他肯定无意夸张那份报酬，我们能够相信那时的报酬的确只有他说的那样多。四个迈纳相当于现今十三镑六先令八便士；五个迈纳相当于现今十六镑十三先令四便士。所以，雅典最出色的教师那个时候的薪俸常常不会少于这两个数目中高的一个。苏格拉底自己向每一个学生索取十迈纳，也就是三十三镑六先令八便士。听说，他在雅典讲学的时候，他拥有一百个学生。我了解这是他在一个时期讲学时候的学生总数。也就是说，我们称做一个课程听课的人数。就像雅典如此大的一个城市，又那样有名的一个教师，而他讲授的又是那时最时尚的学科——修辞学，一百个学生应当不算太多。所以，他每讲授一个课程应当赚了一千迈纳，也就是三千三百三十三镑六先令八便士。在另外一处讲学的普鲁达克说道，他讲的伦理学也是一千迈纳。一千迈纳是教学的普通价格。那个时候许多出名的教师看来都发财了。乔治阿斯曾经以纯金制成自己的雕像赠给德尔菲庙堂。我觉得，我们自然不应猜想，那座雕像有他真人那样高大。关于乔治阿斯的生活以及当时另外两位出色的教师希波阿斯以及普罗特格拉斯的生活，柏拉图曾经描述得非常豪华，甚至近于夸张。听说柏拉图本人的生活也过得非常阔绰。亚里士多德当了亚历山大王子的教师之后，获得了亚历山大本人还有其父菲力普王最优厚的待遇，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但是亚里士多德仍然认为回雅典自己开设讲坛更加合算。

那个时候传授知识的教师或许并没有其后一两个世纪那样多，教师的过分竞争不仅仅多少降低了教师劳动的价值，也降低了对他们人格的尊敬。但是其中最为杰出的所享受的报酬和尊敬看来总是要比当今从事同一个职业中的所有人要高得多。雅典就曾经派遣学院派的卡尼阿达斯以及斯多葛派的狄奥吉尼斯出使过罗马。即使那个时候的雅典已失去了当年的宏伟，但它依然是一个独立的著名的共和国。卡尼阿达斯也是个巴比伦人。雅典人是最妒忌外人担任职务的一个民族，竟然派遣卡尼阿达斯担任这个重任，足见他们对他的高度重视。

这样的不均衡从整体上来看也许是对于公众利大于害。它或许多少要降低一点公办教师这一职业的身价，不过文学教育费用的低廉无疑是一个优越性，它极大地抵消了公办教师地位降低带来的不利。假如欧洲大多数地区进行教育的学校以及学院的机构组织得比现在更加合理，公众从中间受到的益处也许还要大一些。

第三，欧洲政策因为妨碍劳动以及资本从一个行当向另外一个行当、从一个地方向另外一个地方自由流动，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引发了不同用途中的利与害在整体上非常不便的不均衡。学徒制甚至阻碍了同一地区之内的劳动力从一个行业向另外一个行业的自由流动。联合公司的垄断权同时甚至不允许劳动力在同一个行业中的流动。

所以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制造业之中的工人工资高，而另外一个制造业中的工人工资却只够勉强糊口。由于前者是处在一种蓬勃发展的状况，所以，不断需要新的人手；而后面的是处于一种衰微状态，所以人手过多。这两种制造业有的时候可能处于同一城市，有的时候可能是邻居，但并没有能力互相给予什么帮助。由于在前一种场合学徒法或许反对给予支援，而在后一种场合既有学徒法规又有垄断的联合公司声讨支援。事实上，在许多不同的制造业当中，操作都非常相似，工人能够非常容易地从一个行业转向另外一个行业，假如没有那些荒谬的法律妨碍他们的话。比如纺织粗麻布的技术和纺织粗丝绸的技术就几乎完全相同。纺织粗绒的技术即使多少有些不同，其中的差异也非常小。一个织麻布或者织丝绸的工人几天就可以完全学会。所以，假如这三种主要的制造业当中有哪种不景气，这一制造业的工人就可以在其他两种处在较为繁荣境地的行业里寻找到一种工作作为后路。如此，工人的工资在兴旺的制造业当中既不会涨得过高，在不景气的制造业当中也不会下降得过低。当然，在英格兰因为通过了一项特别的法规，亚麻布职业对全民开放了。但是因为整个职业在英格兰大多数地区开发得不够，它对于其他不景气的职业的工人可以提供的后路不多。在实践学徒法的地方，那些工人就没有其他出路，只能够去乞求教区的救助，或者当普通劳动者（即没有技术的工人）了。但是，按照他们的习惯，他们更加适合于从事和他们自己行当接近的制造业的工作，但不大适合于从事普通的劳动。所以，他们一般只能够求助教区的救济。

只要是妨碍劳动从一个行业往另外一个行业自由流动的物品，也就一样妨碍资本的自由流动，因为一个行业所能够容纳的资本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行业所能够容纳的劳动量。但是，公司法对于资本从一地向另外一地的自由流动赋予的限制要少于对劳动的限制。一个富裕的商人在所有地方想取得在一个自治城市中经商的权利要比一个贫困的技工想在那里得到工作的特权要容易得多。

我坚信公司法对于劳动的自由流动的障碍在欧洲各个地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然而济贫法所赋予劳动自由流动的阻碍，据我所知，却是英格兰所特有的。这一障碍就在于穷人难以在教区以外寻找居住的地方，甚至不得在教区之外的地方出卖劳动力。公司法主要是防止技工以及制造工人的自由流动。而取得居住权的困难则妨碍了普通劳动人民的自由流动。或许有必要对于这种混乱的起源、发展以及现状做某些说明，这也许是英格兰政策中最大的混乱。

当修道院被毁掉，穷人无法得到那些宗教机构的施舍时，政府也采取过其他某些救济措施，不过均未奏效。伊丽莎白第四十三年颁布了第二号法令，规定各个教区有帮助本区贫民的义务，与此同时教区中专管贫民救济的人员要每年任命一次。他们会和教区委员通过教区税征收足够多的救济款项。

依据这个法令，每一个教区需要负责本教区的贫民。所以谁应该被看做一个教区的贫民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几经修改最后才被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和第十四年的法令确立了下来。那就是所有人必须在某一个教区不间断地居住到四十天。但是，在这四十天之内假如教区委员或者教区中专门管理贫民救济的人员对于他们提出控诉，新居民租用有年租金为十镑的土地以及保证能解除原居住教区的居住权利，并且经治安官员觉得满意，不然两个治安官员能够合法地把他们从新居住地遣送回他们原先的合法定居地。

听说，有关这种法令曾经发生过多次欺诈行为。教区的官员可贿赂他们本区的穷困人潜入其他教区，在那儿隐藏四十天以获取在那里的定居权，来解除他们原来教区的定居权。所以，詹姆斯二世第一年又作了以下规定：无论何人要在新教区得到定居权所必需不间断的四十天，一律从他用书面形式向当地教区委员或者教区中专门管理救济人员提交说明他的新居住地还有家庭人口之日算起。

不过，教区官员好像对于他们本教区并不总是像对待其他教区那么办事公正。他们有的时候对闯进教区的人采用一种默认的态度，收取报告后，并不采用任何恰当的措施。因为教区的每一个人都乐于尽可能地阻挡这种闯入的新居民以免增加他们的负担。所以在威廉三世第三年，又作了以下的规定：四十日的居住时间从书面报告在教堂星期日做了礼拜后的公布之日算起。

伯恩博士说过：“从书面报告公布之后连续居住四十天才可以获得居住权，而可以获取这个居住权的人非常少。这些法令的原意就不是要让移居人口取得居住权，而是避免他们潜入教区。由于提交报告仅仅是给予教区一种驱使的权力。假如一个人的情况较为复杂，以致事实上能否迫使其迁回原教区还有问题。他上交报告书，就强迫教区在以下两种办法之中选择一种：其一是接连居住四十天后允许他定居；其二是令其迁回原来教区，伸张正义。”

所以，这种法令让穷人几乎无法依此通过连续居住四十天取得新的居住权。为了让一个教区的普通老百姓不至于因这个法令而无法在另外一个教区安家立业，又规定了无须提交或者公布报告也可以取得居住权的另外四种办法：第一，缴纳教区所课的税；第二，被推选担当教区公职一年；第三，在教区之内当学徒八年；第四，被教区雇佣期限一年，并且在整个一年内担任同样的职务。

除去对全教区作出公开的业绩，无人能按上述四种办法中的前两个办法获得居住权。由于教区人民深刻明白把一个除自身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人，经过课税或者选入教区担任公职等办法收容进来会有什么后果。

没有一个结过婚的人可以按照后面两种办法中的任意一种获得居住权，因为当学徒极少是结了婚的。与此同时又明令，但凡已婚佣工不可以由于受雇一年而得到居住权。采用通过服务获得居住权这个办法的主要结果是：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消了以一年作为雇佣期的古老习惯。之前在英格兰一直都习惯了一年为期。即便在今天，假如没有什么特别的协议，法律仍然趋向于承认一年是应该的雇佣期。不过雇主们并不总是愿意通过一年雇佣期来给雇工以居住权；并且雇工们也不总是愿意经过雇佣一年而获得新居住权。主要是因为取得新居住权要取消之前的居住权。他们可能因此而失去了在他们的家乡、他父母以及亲属居住地的原来的居住权。

非常明显，没有一个独立工人，无论是普通劳动者或者技工都不可以经过当学徒或被雇佣而获得新的居住权。所以，当这样一个人带着他的劳力以及勤奋来到一个新教区的时候，无论他是怎样健康、怎样勤奋，在一个教区委员或者教区救济人员的挑剔之下，都会被遣返。除了他租有每一年租金十镑的土地——这对于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或者交纳两个治安员觉得满意的解除原来教区居住权的保证金。当然，怎样的保证金全依照教区治安员们决定。但是他们要的不会少于三十镑。法律规定，但凡购买价值低于三十镑的地产的人不可以获得居住权，由于那不足以作为除去原来教区居住权的担保，但这是所有凭劳动生活的人无法支付的数目。与此同时，往往要求的保证金比这还要高。

为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几乎完全被那些不相同法规所剥夺了的劳动流动的自由，所以发明了证书。威廉三世第八年和第九年宣称，所有人假如持有他原合法居住教区的证书，证书上拥有教区委员以及专管救济人员的签名，还有两名治安员的许可，则任何其他教区应当接受他，不可以以他可能被起诉而将其遣送；并且只有当他实际上已经成为被控诉对象的时候才能将其遣返。这个时候发予他证书的教区应当为他支付生活费用及遣返费用。为了让持证者所要住的教区获得最充分的保证金，同样的法令又进一步规定：移居者需要租用有年租金十镑的土地，或者不取报酬为教区任公职一年才可以获得居住权。如此一来，他就不会通过提交报告、打工、当学徒或者缴纳教区税来得到居住权了。安妮女王第十二年法规的第一条、第十八条进而规定：持有这个证书的人的雇工以及学徒都无法凭借这一证书而在其居住的教区得到任何居住权。

这一证书的使用到底恢复了多少被以上各种法令几乎完全剥夺了劳动流动的自由呢？我们能够从伯恩博士审慎的下述观察中看出来。他说：“非常明显，教区有许多种充分的理由要求到任何地方定居的人交纳证书。也就是持有证书而来定居的人不可以通过当学徒、被雇佣、提交报告或者支付教区税的方法获得居住权。他们也不可以为他们的学徒以及雇工落户。假如他们被人控诉，教区自然知道应该把他们迁到别处，与此同时后一教区要付给他们的搬迁费以及生活费。假如他们生病，不可以搬迁，则发给他们证书的教区应当负担他们的生活费用。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有证书不可。这些也就是在平常情况下教区不愿意发证书的原因，因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领了证书的人可能会再次被遣返回来，并且情况会更加糟糕。”这一观察的寓意看来就是，教区对于打算离开的穷人不应该发放证书。就是这一非常聪明的作者在其《济贫法史》中说：“证书这件事情是有一些酸甜苦辣的。因为把证书控制在教区官员的手里，教区官员通过它犹如把一个人终身禁锢了起来。无论他不幸得到居住权的地方对于他可能有多么不方便，他需要长期住下去；无论他想去居住的地方对于他有多么大的好处，他也不可以去。”

即使证书并不是表现优异的鉴定，它仅仅是证明持证人现在所属的教区，但是证书的发放或者是否接纳，全由教区官员裁定。伯恩博士说道，曾有人动议法院训令要求由教区委员以及专管救济的人员签发证书，但是皇家法院觉得这个想法太过离奇，被否决了。

我们发觉在英格兰，相距不太远的地方劳动价格非常不平衡。这或许就是因为居住法造成的，因为居住法组织并没有证书的穷人自由地从一个教区转到另外一教区劳动。自然，一个身体康健而勤劳的单身汉有的时候没有证书也能够在其他教区居住；不过一个有了家室的男子假如想这样做，在大多数的教区肯定要被遣返。与此同时，假如那个单身汉之后要结婚，他同样也会被遣送原地。如此一来，一个教区缺少人手，却常常无法获得另外一个教区剩余的劳动力的支援。

我坚信苏格兰还有所有并没有居住权问题的国家都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在那些国家，即使在大城市的附近地区，或者在对于劳动力有特殊需求的任何地方，劳动工资有的时候可能会上涨一点，不过随着与这些地区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工资就会渐渐降低，直到工钱回到全国的一般水平。并且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在英格兰我们有的时候见到的邻近地区那种工资中突然以及无法估计的差距。由于在英格兰，穷人要超过教区人为的边界常常要比越过国家间由高山以及海湾构成的自然边界还要困难得多。而这些自然边界有的时候使各国的工资率就已经相差非常大了。

把一个并没有犯任何过失的人从他选择居住的教区迁走，明显是违背天赋自由以及公正的。即使，英格兰老百姓是非常热爱自由的，不过像大多数国家老百姓一样，却从没有真正了解自由是什么。一百多年以来一直忍受着这样的压迫，而从来没有寻求解脱。即使一些有见解的人有的时候也抱怨定居法是一件大众不满的大事，但是它从来没有像搜查证那样成了群众大声反对的对象。搜查证毫无疑问是一种滥用职权，但是它不会像定居法那样造成一种普遍的压迫。我敢说，在英格兰没有一个四十岁以上的穷人在他一生当中的某一段时间里没有感受过这种用心恶毒的定居法对于他的残酷迫害。

我将用观察的结果来作为这冗长的一章的结束。在过去的日子，最开始是用通行全国的普通法，而后又是用各县治安官的特殊法令规定了工资率。现今这两种办法已然完全废除了。伯恩博士说道：“依据四百多年的经验，看来性质上无法精密限制的东西硬要尽力把它放在严格规定之下的所有的做法，时间已把它们抛下了，因为假如所有做相同工作的人都只可以拿相同的工资，那就不可能有竞赛，也就不可能有勤奋或者才能发挥的地方。”

但是，国会的特别法令依然有时企图去调控个别行业以及个别地方的工钱。乔治三世第八年就曾经明令禁止除了国丧场合外在伦敦方圆五公里的地域，裁缝师傅不可以支付给他的工人一天超过两先令七便士的工资，同时他们的工人也不可以接受一天高过两先令七便士的工资，违者施以重罚。任何时候，立法当局在试图调控雇主以及工人间的分歧时，他们老是以雇主作为顾问。所以，每当规章有利于工人的时候，老是公正以及公平的。但有的时候则反之，它有益于雇主。所以，法律要求不同行业的雇主用货币支付其工人的工资，而不是以货物，是公正以及公平的。它并没有给雇主增加任何困难，它仅仅要求雇主们用货币来付给他们假装要用货物支付，而事实上又并没有付的那个价值。此条法律是有益于工人的。不过乔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却是有益于雇主的。每当雇主为要降低工人的工钱而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常常缔结一种秘密的同盟或者协定，相约赋予工人的工资不可以超过一定的数目，不然施以一定的罚金。这个时候假如工人联合组成了一个性质相反的团队，不接受某种工资，就会被施以一定的罚金，并且法律将对他们加以惩罚。假如法律是真正公平而无偏袒的，它就应当以相同的方式对待雇主。不过乔治三世第八年却通过法律实施了雇主们有时试图通过组合来建立的那种规章。工人们怨恨那种规章把最有能力以及最勤奋的工人和普通工人放在了同一个立足点上。由此看来，他们这种抱怨是完全有依据的。

古时也经常企图通过食品和其他货物的价格比例来调控商人以及其他买卖人的利润。据我所知，面包的法律规定标准就是这一古代习惯的唯一残余。在有着垄断公司的地点，规定生活第一必需品的价格或许是适当的。但是在没有垄断公司的地域，竞争将会比任何法定标准对于面包价格调控得更加好。确定面包法规定标准的做法是乔治二世第三十一年建立的。因为苏格兰并没有这个法律。

第十一章　论地租

地租作为使用土地而付的价格，当然是承租人在田地的实际情况之下所能负担得起的最高昂价格。在调整租借条件的时候，地主竭力让承租人除了留有够多的资金购买种子，付出劳动工资，购买以及维持牲畜和有其他农具的费用，另外加上农业资金在附近地区的平均利润之外，无法从其产品当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这明显是承租人在不亏本的条件之下所能够满足的最小份额，地主不想让他得到更多一些。但凡产品价格的所有部分超过或者高于这个份额，地主就会尽力将其作为地租而为自己保留下来，这明显是承租人按照土地的实际情况所可以负担的最高价格。的确，有的时候由于地主的大方，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地主的无知，让地主接受了稍微少于那个份额的地租；同样，有的时候是因为承租人的无知，自己也宁愿支付更多一些的租金，即自己满足于比邻近地区资金的平均利润略微低一些的利润，但是，这样的情况不多。这个数额依然可以看做自然地租，或者说它意味着大多数土地出租所应该得的租金。

地租，能够视为是地主对于改良土地所付出的资金的一个合理利润或者利息。毫无疑问，在某些场合，它能够说是合乎部分情况的，但是它也只能是一部分的情况。由于地主甚至对于并没有经过改良的田地也要求征收地租，而对于土地改良所消费资金的想象中的利息或者利润通常还要作为对于原有地租的附加部分而加以收费。事实上，这些改良常常不是由地主的资本，而是用承租人的资本进行的。但是，当租约到期需要重新签订的时候，地主常常要求增加这部分的地租，貌似所有的改良都是他所进行的一样。

有时候，对于人力完全无能为力的自然产物也要求地租。海草是一种海生的植物，烧成灰后可以产生一种碱盐，可用于制造玻璃、肥皂，还有其他一些生产用途。它生长在大不列颠的许多地区，尤其是苏格兰，它生长在水位非常高、一天被水淹没两次的岩石之上，所以人力对于它的生产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有的地主庄园与这样的海岸相连，所以他就对这种海岸像对麦地一样也需要收取地租。

谢特兰群岛四周的海域鱼产要比其他地区丰富，它组成了当地居民大多数的生活资料。不过为了通过水产得到利润，他们需要在附近陆地上有一个定居点。这个时候地主就不是依据农场主在土地上所能够生产的产物收取租金，而要依据农场主在陆地上以及水里所能够收获的产物收取租金。租金的部分用海鱼支付，这是在这个地方所发现的使用货物的部分价格来作为地租的非常少的事例之一。

所以，被视为使用土地所付的价格的地租当然就是一种垄断价格。它不与地主对改良土地投入的资金成比例，不与地主可以收取的资金成比例，而是与农场主可以支付的资金成比例。

土地生产物当中常常只有其平均价格足够补偿用于生产的资金，还有平均利润的这部分产物可以被送往市场。假如平均价格高过这个限度，平均价格当中的剩余部分当然就归入地租；假如平均价格要比这一限度低，即使商品可以被送到市场，都无法给地主提供地租。而价格是高于或者低于那个限度，取决于需求。

对于土地生产物当中的有些部分的需求让它们的售价需要提供多于它们送到市场所需的价格；而对于另外一些，则能够高于这一价格，也能够低于这一价格。前者总是足以支付地主的租金，后者在不同情况下有的时候可以支付，有的时候却无力支付。

所以，应当看到，地租是用不同于工资以及利润的方式进入商品价格的。工资以及利润的高低就是价格高低的原因，地租的高低则是其结果。由于把一件商品送到市场必须支付或高或低的工资以及利润，因此商品价格也就或高或低。由于它的价格有高有低，极大高于、略高于或者低于支付那些工资以及利润，它支付地租，也就会可高可低，或者甚至全然无法支付任何地租。

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来专门研究以下问题：第一，土地生产物当中可以提供某些地租的部分；第二，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能够提供地租的那些部分；第三，在改良得不同的时候，这两种不同原生产物互相比较以及它们的相对价值当中自然产生的一些变化。

第一节　总是可以提供地租的田地生产物

因为人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是和他们的生存手段成比例自然增长的，因此食品总是或多或少处于需求当中。它总是能够购买或者支配大量或者少量的劳动力，并且总能够找到为了得到食品而愿意从事某一些工作的人。确实，假如能够以最节约的方式进行安排，食品可以购买的劳动量并不总是等于它所能够维持的劳动量，由于有的时候给劳动力的工资非常高。但是依据劳动力在附近地区平常生活的水平，它常常可以购买到所能够维持的劳动量。

土地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总是能生产足以维系将食品送往市场所必需的所有劳动的食品，余下的食品也总是除了补偿雇佣那些劳动力的资金以及相应利润之外还有剩余。所以，总是有的东西可剩余作为地主的地租。

挪威以及苏格兰最为荒芜的土地上生长一种能够饲养牲畜的牧草，这个地方牲畜的奶以及其繁殖的牲畜不仅仅可以维持饲养牲畜所必需的所有劳动力，支付农场主或者牲畜或者飞禽所有者的平均利润之外，还可以对地主提供少量的地租。地租则依据牧草的质量的好坏按照比例增加。一样大小的一块好地不仅仅可以维持更多的牲畜，并且因为它们是饲养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喂养它们以及收集它们的产品的劳动力也要求较少。如此，地主能够从两方面受益：增加产品或者减少饲养其劳动力。

无论土地的产物是什么，地租因为土地的肥沃程度而不同，地租又无论其肥沃程度如何，因为其位置而不同，在城镇周围地区的土地所提供的地租高过偏远地区一样肥沃的土地所可以提供的地租。即使耕种后一块土地并不需要比耕种前一块土地更多的劳动力，但是它总是应当花费更多的劳动力才可以把它的产品送到市场。所以，它就应当支付更多的劳动力，而农场主的利润以及地主的地租所得到的剩余就减少了。不过偏远地区的利润率就像前面所述，常常要比在大城镇附近地区高得多。所以，在这个变少了的剩余当中有较小的部分就肯定属于地主。

优秀的道路、运河以及通航的河流，经过减少运输的费用，让偏远地区和城镇附近地区几乎处于同样的水平。基于这一原因，它们变成所有改良中最大的改变。它们促进了偏远地区，国家最为外围地方的开发。它们对于城镇有利，打破了村庄在其附近地区的垄断。它们甚至对于那部分乡村也有好处。即使它们把有的竞争的商品带到了古老的市场，不过它们也为农村的产品开拓了许多新的市场。除此之外，垄断是优秀管理的大敌，虽然由于自由以及普遍的竞争，垄断不会普遍地建立起来，但是竞争又迫使每一个人为了自卫而只好求助于它。大概是五十年前，伦敦四周的一些县镇还向国会请示反对把收税公路扩展到偏僻地区。他们借口那些较偏远的县镇由于劳动力便宜，将可以在伦敦市场要比他们更为便宜的价格卖出他们的草料以及谷物，所以减少了他们的租金，断送了其耕种。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的租金提高了，他们的耕地改良了。

一块中等肥沃的麦地要比同等大小的一块最为良好的草地为人类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即使谷物的耕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不过除去对于种子的补偿以及对于维持所有劳动的补偿，它的剩余依然要大得多。所以假如一磅肉的价格向来并没有超越一磅面包，则这种较大的剩余在所有地方都将具有较大的价值。它对于农场主的利润以及地主的地租都将组成一个较大的基金。在农业初始阶段，似乎到处都是这样。

不过，面包以及鲜肉这两种食品的相对价值，在农业的不同时期是非常不同的。在农业原始时期，占据那个时期农村较大多数土地的没有经过改良的荒野都被抛弃给了牲畜，鲜肉要比面包多，因此面包是竞争性最大的食品，所以也是最为昂贵的食品。乌洛阿告知我们，在四十年前或者五十年前，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四里亚斯，也就是一先令二十个半便士，就是在两三百头牛中任意选一头的平均价格。他一个字没提面包的价格，或许是他觉得不值得提。他说道，在那儿一头牛的价格和捕捉一头牛的劳动力的价钱差不多。不过谷物不消费大量的劳动在所有的地方都不会生长。而就在普内特河沿岸的所有国家，那个时候是处于要从欧洲到波塔西银矿的道路上，劳动的货币价格不会非常低廉。每当耕种扩散到全国的大多数地区的时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个时候面包就要比鲜肉多了。竞争改变了它的方向，鲜肉的价格变成大大地高于面包的价钱。

除此之外，经过耕种的扩大，并没有改良的荒野所饲养的牲畜不足以满足对于鲜肉的需求。大多数开垦了的土地必须用于饲养牲畜以及牲畜的催肥，所以其价格需要足以支付饲养牲畜所需要的劳动，以及地主的地租及农场主从耕种土地中可以得到的利润。不过在完全没有开荒过的荒野上生长的牲畜，在同一个市场上，它们却与在改良得最良好的土地上培育的牲畜售价完全一致。那些荒野地的所有者由此获得了好处，同时由于牲畜价格的提高，提升了他们土地的地租。但是在一百年之前，在苏格兰高地许多地方鲜肉和燕麦制作的面包同样便宜，甚至要比面包还要便宜。两者的结合开拓了苏格兰高地牲畜在英国的市场。它们现今的平均价格是十八世纪初的三倍，同时，许多高地的地租也增加了三倍到四倍。好像在大不列颠的每处地方一磅上等的鲜肉现在常常都要价值两磅以上的优质白面包，在丰收的年月有时候还要价值三磅到四磅。

就是以这样的方法，在改良的过程中并没有经过改良的牧场的地租以及利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改良了的牧场的地租以及利润的调控，然而它们又受到麦地的地租以及利润的控制。小麦一年仅仅收一季。鲜肉，作为一类收成，要有四五年才可以成长。所以，因为一亩地生产的后面一种食品要比前一种食品少得多，这个产量上的弱势就需要通过价格上的优势来补偿。假如补偿后剩余太多，更多的麦地就可以改变成放牧场；假如无法得到足够的补偿，一部分的牧场就会又转变回麦地。

但是，在草场的地租和利润与谷物的地租和利润之间的平等，救灾土地的直接产物为牲畜的饲料和土地的直接产物为人的粮食的平等，仅仅当一个大国的大多数土地经过了改良以后才能实现。在个别的地区，情况或许正好相反，草场的地租以及利润高于谷物所可以提供的地租以及利润。

所以，在大城镇的附近，对于牛奶以及马的饲料的需求常常和鲜肉的昂贵价格一道，促进了牧草的价值大大高出了它和谷物价值应该有的自然比例。非常明显，这种地方优势不会延伸到遥远的土地。

特殊的情况有的时候使得有些国家人口非常稠密，以致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城市附近的土地一样，无法生产维持其居民生活所必要的牧草以及谷物。所以，他们的土地总是主要用于生产牧草。由于这个较为笨重而巨大的商品不容易从远方运送，而人民的基本食品——谷物则总是从国外进口。现今的荷兰就是处在这种状况。在罗马兴盛的时期，古意大利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好像也一直是如此。老卡托说道，西塞罗曾告诉过我们，在个人的地产经营当中，饲养好牲畜是第一等获利的事，饲养得马虎是二等，饲养得不好则是第三等。他将种地仅列在利润以及好处的第四位。的确，在古代意大利处在罗马附近的那一部分地区，因为谷物常常是以免费或者极低的价格分配给人民的，因此耕种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由于这些谷物是从被征服的地区运来的，其中有一些地区规定需要把它们产品的十分之一用国家的定价大概是六便士一配克卖给共和国，来替代纳税。这样分配给人民的谷物，价钱低廉，肯定会降低从拉提乌姆（也就是古代罗马领土）运到罗马市场的谷物的价钱，挫伤国家种植的积极性。

在一个用谷物为主要产品的开放的国度里，一块圈得非常好的草场地租的价格经常高于附近地区所有麦地的地租价格。由于圈地方便于耕畜的饲养，所以，草场的高地租并不会出自其自身的产品价值，而是出自于牲畜耕种的麦地的物品的价值。假如附近的土地都被完全圈起来，地租可能就会降低。如今苏格兰圈起来的土地的地租之所以高，看来就是由于圈地少的缘故，并且只要圈地多了，这种高地租或许就无法存在了。圈地的好处对于牧草要比谷物大一些。它节约了看守牲畜的劳动力，当牲畜不受看守人或者看守狗干扰的时候，它们会吃得更香。

不过在没有这样优势的地方，谷物的地租以及利润，或者其他共同植物食品的地租以及利润，对于草地地租以及利润的调控，就需要根据土地的性质自动地进行了。

在同样大小的一块土地上利用人造牧草、芜青、萝卜、卷心菜，还有其他代用品所饲养牲畜的数目更加大于天然牧草所饲养的数目。能够想象，这样肯定会略微降低一个进步国家中鲜肉对面包价格中的优势。

事情就是如此。有理由相信，最起码在伦敦市场上，鲜肉的价格和面包的价格相比较，现在要比十七世纪初期下降了许多。

在《亨利王子的生平》一书的附录当中，伯奇博士给了我们一个王子常常支付的鲜肉价钱的统计。上面写道：一头重达六百磅的牛的四条腿肉常常要值九镑十先令左右，也就是说每百磅价值三十一先令八便士。亨利王子逝世于1612年11月6日，终年十九岁。

1764年国会曾经对当时的食品价格昂贵的原因进行了调研。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为了同一个目的，在其他证据当中有一弗吉尼亚商人提供的证据。1763年3月他花费二十四先令或者二十先令为他的商船准备了一百磅牛肉，他觉得那是那个时候的平均价格。但是在物价昂贵的年头，他购买同等重量以及质量的牛肉却付了二十七先令。这就是1764年的高价，但是却比亨利王子所付出的平均价格下降了四先令八便士。需要注意，这是最上等的牛肉，适合于为远航而腌制的肉类。

亨利王子所付的价钱是整头牛的价钱，每一磅三便士，按那个比例，上等的好肉零售价每磅不会低于四便士半或者五便士。

就在1764年国会的调查当中，作证人宣称最好的牛肉的精选部分一磅需要四便士到四又四分之一便士，而其次要部分常常为七个硬币，也就是二便士半到二又四分之三便士。并且听说这一价格要比相同的牛肉在3月的售价贵半个便士。不过通过这个价格比我们可以很好地推断出的亨利王子时代的平均零售价还是要便宜很多。

在十七世纪的头十二年，在温莎市场上，优质小麦的平均价格是每一夸特（合九温彻斯特蒲式耳）为一镑十八先令三便士。不过在1764年之前的十二年中，包含1764年在内，同样重量的上等小麦在同一个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是每一夸特两镑一先令九便士半。所以，看来在十七世纪的头十二年要比1764年前的十二年，包含1764年在内，小麦便宜了许多，而鲜肉则昂贵许多。

在所有大国里，大多数耕种了的土地不是用于生产人吃的粮食就是用于生产牲畜的饲料。这些土地的地租以及利润调整着所有其他耕作土地的地租以及利润。假如那种产品提供的地租以及利润少一些，土地就会立刻转入生产谷物或者牧草；假如那种产品提供的地租以及利润多一些，生产谷物或者牧草的一部分土地马上又会转入生产那种产品。

确实，这些产品假如不是要求较多的原始费用用于改良土地，就是需要每年有一定的费用用于耕作，才可以适宜于它们的生长。这样的产品看来常常要比谷物或者牧草能提供更多的地租以及更大的利润，但是，这个优势不可能超过对于其费用的合理利息或者补偿。

种植啤酒花园、果园以及菜园，地主的地租以及农场主的利润常常大于种植谷物或者牧草。不过土地改造要求更多的费用。如此而来，地主就应当有更多的地租。同时，它也要求更细致以及更为有技术的管理。这样，农场主也应当有更大的利润。更何况啤酒花园以及果园的收成更为不稳定。所以，其价格除去补偿所有意外损失之外，还需要提供某种保险的利润。这些农民的生活条件非常简陋并且花费不多，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深信，他们的才能一般都没有获得应有的补偿。其愉快的技术被许多富人学了作为娱乐，所以用它来谋利的人无法得到非常大的好处，由于本应变成他们最好顾客的人常常都用自己栽种的最为宝贵的产品来欣赏。

但是地主从这些改良当中所获得的好处，好像从来也没有大于他们投入的原始费用的补偿。在过去的耕作中，除去葡萄园，一个浇灌得非常好的菜园就可能被视做能为农场主生产最有价值的产品的一部分了。大概两千多年之前，被看做是古代这种手艺之父之一的德莫克里特斯曾经写过一本有关耕作的书，他觉得把菜园围起来的方法并不聪明。他说道，其利润将会不足以补偿修筑一个石墙的费用。但是砖块（我猜测他是指用阳光晒的土砖）又因为雨水的冲刷还有冬日风暴的袭击需要一直修葺。科卢梅拉转达了德莫克里特斯的这一论断，他并没有反驳它，仅仅是提出了一个非常节省的办法，那就是用多刺的植物编造成一个篱笆把园子围起来。他说道，依据经验，他发觉那种篱笆既持续又不容易被侵入。但是那种方法在德莫克里特斯的时代似乎还不大为人们所知道。帕拉迪阿斯采用了科卢梅拉的意见，在此之前，瓦罗也曾经推荐过德莫克里特斯的那个意见。在这样的古代改良者的评论当中，一个菜园子的产品好像仅仅足够支付那异乎寻常的栽种方法以及浇水的费用。由于在离太阳非常近的国家，那个时候像现今一样，觉得最好有一条能够控制的水流，它能够把水转送到菜园的每一个角落。如今在欧洲的大多数地区并不觉得菜园应该有一个要比科卢梅拉推荐的更加好的篱笆。在大不列颠还有其他西方国家，上等的水果假如没有围墙就无法生长得好。所以，在这些国家，它们的价格需要足以支付建筑以及维持那些必不可少的设备的费用。用果树做成一道墙将菜园四周围起来，如此就可享受到其自身产品没法支付的篱笆的优势。

葡萄园种得好，培养得完好，是农场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这在过去的农业中就好像在现代所有生产葡萄酒的国家当中一样，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人怀疑的事实。不过种植新的葡萄园能否有利，依据科卢梅拉的报告，在过去意大利的农民中反倒是一个争论。就像一个对于所有的辛勤耕作的真诚爱好者那样，他主张种植葡萄园，并且通过一个利润以及费用的对比，力图表达种植葡萄园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改良。

但是，对于新项目的利润以及费用所进行的对比常常是靠不住的，特别是在农业当中。假如通过这种种植所获得利润真的像所想象的那样大，那自然不会有争议。而这点在今天仍然常常是生产葡萄酒国家争论不休的事情。的确，有关农业方面的作者，也就是高级耕作的爱好者以及鼓吹者，好像一般都倾向于和科卢梅拉站在一起支持种植葡萄园。而在法国，有些老葡萄园主对于阻止种植任何新的葡萄园所表现出的焦虑，好像是对他们建议的支持。一些有经验的人觉得，现在在法国种植葡萄要比种植其他作物更加有利。另外一种意见也觉得，这种太高的利润不能够维持很久，它需要有现今限制自由栽种葡萄园的法律的保护。1731年他们得到了议会通过的法律：假如没有国王的特许，严禁种植新的葡萄园以及复垦老葡萄园。停止种植了两年的葡萄园只有通过州长对这个州土地的调查，证明了该州的土地不适合种植其他任何植物之后，才可以获得国王的特准。发布这道命令的借口是谷物和牧草的缺乏，还有葡萄酒的充足。

但是，假如这种充足是真实的话，那就是没有议会的法律，因为种植葡萄的利润低于谷物以及牧草的利润，事实上它也会阻挡新葡萄园的开垦。至于说因为葡萄园的增加而假想出来的谷物的缺乏则肯定是过虑了。在法国土壤适合于种植谷物同时又盛产葡萄酒的省份当中，谷物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栽种得更为细心。垦第吉恩以及上郎格多克就是如此。前者的栽种雇佣了非常多的人手，同时通过对后者的产品提供了充足的市场，肯定也就鼓励了其后者的种植。减少拥有购买力的人数明显是对鼓励谷物种植的一种非常不可取的权宜之计，它就像用效仿制造业的办法来促进农业的政策一样。

所以，为了让土地适宜于其种植而要求比较多的原始改良费用，或者每年要求更多的耕种费用的产品，其地租以及利润即使常常要远远高于谷物以及牧草的地租和利润，但是当它们也仅仅能对其超额费用进行补偿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受那些普通的作物的地租和利润所调控。

的确，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适宜于种植某种特殊产品的土地非常少，不能够满足有效的需求。其所有的产品就只能全部出售给这样的人：他们宁愿支付略微高于这种产品从栽培到运到市场所需的地租、工资以及利润。这些地租、工资以及利润均按其自然价格，即大多数其他耕地支付的价格来计算。在除去改良以及耕作的整个费用后，其价格剩下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之下，并且也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和种植谷物或者牧草的剩余部分没有固定的比例，在任何程度上超越它。并且这个超出部分中的大多数通常自然而然地归到地主的地租。

比如，在葡萄酒的地租和利润同谷物与牧草的地租和利润之间这种通常的和自然的比例，仅仅和那些只能生产普通的葡萄酒的葡萄园——那些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土质，即包含砾石的或者含有沙质的土上都能够栽培的葡萄园，那些酒除了浓度高有利于健康外，别无其他能够值得称道的地方——比较的时候才可能产生。国内普通的土地正是拥有这些葡萄园才能和它竞争。由于和那些拥有某种特质的葡萄园相比较，它明显是无法竞争的。

葡萄要比其他任何果树更容易受土壤差异的影响，有些葡萄树上散发的香味并不是在任何土壤上通过栽培或者管理都能产生的。这样的香味不论是真实的或者是想象的，有的时候它只为少量的葡萄园所独有，有的时候在一个非常小的地区的大多数葡萄园里都会有，有的时候在一个大州的大多数葡萄园里都会有。这种葡萄酒的所有产量送往市场上都无法满足有效需求，也就是无法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他们宁愿支付从培育到送往市场所需要的地租、工资以及利润率，这些地租、工资以及利润率的价格按照它们在普通葡萄园付的价格计算。所以它的所有产量就会出售给宁愿支付更多地租、工资以及利润的人，这样也就肯定提高了它的价格，使其高过普通葡萄酒的价钱。这一差价是大得多或者大得不太多，取决于这种葡萄酒的流行以及缺少的程度在买主中所激起的竞争程度的大小。无论其差额如何，其中的大多数归于地主的租金。这种葡萄园常常要比其他大多数葡萄园耕作得更加细致，但是葡萄酒的昂贵价钱似乎并不是细心栽培的结果，而是这样的精心栽培的原因。在这样昂贵的商品中，因为工作疏忽而引发的损失之大，使得即便是最粗心大意的人也只好小心谨慎。所以，在这种昂贵价格当中的一小部分就是用支付投在它们的种植上的额外劳动的工资以及使那劳动运转的额外资金的利润。

欧洲国家在西印度所占有的种植甘蔗的殖民地能够和这些珍贵的葡萄园相媲美。它们的所有产品不能满足欧洲的有效需要，只可以出售给宁愿以超过从这一产品的栽培到上市所需要支付的所有的地租、利润以及工资的价格（按其任何产品通常支付的地租、工资以及利润的比率）而买的人。波佛尔先生对于当地的农业进行过非常细致的调查，他说在那儿优质的精制白糖是每昆特尔三皮亚斯特，大约合英币十三先令六便士。那儿的所谓的昆特尔和巴黎的一百五十磅到二百磅等值，或者相等于巴黎的一百七十五磅。转化成英衡制，每一百磅大约八先令。它和平常从殖民地进口的红糖或者粗砂糖所支付的价钱相比不到其四分之一，和最优质的精制白糖的价格相比较也不及其六分之一。那里的大多数耕地用于生产小麦以及大米，它们是大多数人民的粮食。小麦、大米以及食糖的价钱在那儿有一种自然的比例，也就是大多数耕地上的不同作物天然形成的比例，就是依据尽可能准确的计算让地主以及农场主常常依照其原始改良费用以及每年的耕作费用获得应得的补偿。不过在我国种植蔗糖的殖民地，蔗糖的价格和欧洲或者美洲稻田或麦地的产品的价格却并没有这种比例。听说，蔗糖种植者希望糖酒以及糖浆可以支付他栽培的全部费用，那么食糖就可全部作为纯利润。对于此我不敢妄加断定，假如这是真实的话，则它就像种植小麦的农场主希望麦糠以及麦秆能够支付种植的全部费用，而小麦成为纯利润一样。我们常常看到伦敦以及其他一些大的商业城市的商会购买种植蔗糖的殖民地的荒地，他们希望通过地产管理人或代理人对于荒地进行改良和耕种，获取利润，即使那些荒地地处遥远，并且那些国家司法机构不够健全，回报并没有保障，却没有人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去改良以及耕种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北美产麦各个省份最肥沃的耕地，即使在这些国家司法机构更加健全，能够指望的正常回报也更加多。

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种植烟草要比栽种小麦利润高一些，人们愿意种植烟草。在欧洲大多数地区栽种烟草都能够获利。几乎在欧洲各地烟草都是征税的最主要的对象，假如到国内每个可能栽种烟草的农场去收税，根据推测将要比对它加征海关进口税困难得多。所以，欧洲大多数地区非常荒谬地严禁栽种烟草。

如此一来，就肯定给那些允许栽种烟草的国家以某种垄断：弗吉尼亚以及马里兰耕种得最多，它们和少数的几个竞争者分享着这个垄断的优势。但是，栽种烟草好像并不如栽种蔗糖有利。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烟草种植园是由居住在大不列颠的生意人的资本进行改良以及栽种的，并且我国种植烟草的殖民地并没有给我们送回过一个像我们经常见的从我国种植蔗糖的小岛上回来的那种发财的殖民者。从那些殖民地对于烟草种植所给予的优惠（要比小麦种植好）来看，好像欧洲对烟草的需求要比对食糖的需求已更加接近满足。按照对于麦地常常所付的租金、工资以及利润的比率，如今烟草的价格即使可以支付从烟草的培植到上市所需要的全部地租、工资以及利润外还有剩余，但是它绝不像现在的食糖的价格那样高。

所以，我们的烟草种植人对于烟草的过剩已经表现出了几分之前法国老葡萄园所有者对葡萄酒的过于充裕所具有的恐惧。因此依据州议会的法规，他们已经对烟草种植园作了限制。每人一年栽种六千株，一年产出烟草一千磅。他们预测，每个黑人完成了这一数额的烟草之外，还可以耕种四亩玉米地。道格拉斯博士告知我们（我质疑他的信息不太准确），为了阻止市场上库存过多，有的时候在丰收年月，每人还要烧毁一定数量的烟草，就好像传说的荷兰人烧掉香料一样。假如说为了保持现在的烟草价格采用这样非常规方法是必需的话，那么种植烟草对于种植谷物这样的优势，或许也不会久长。

生产人类粮食的耕地的地租就是以这种方式控制着大多数耕地的租金。并没有哪种特殊产品能够长期只提供非常低的地租，假如是那样的话，那块土地立刻就会转为他用。与此同时，假如哪种特殊产品总是可以提供较高的地租，那也仅仅是因为适宜于种植该种作物的土地过少，不能满足对它的有效需求。

欧洲小麦是直接用做人类粮食的最重要产物，所以，除去少数特殊的情况外，麦地的租金在欧洲调控着所有其他耕地的地租。大不列颠既不妒忌法国的葡萄园，也没必要妒忌意大利的橄榄种植园。由于除了少数情况外，这些产品的价值都是受到小麦价值所调控的，同时大不列颠土地肥沃的程度也毫不差于那两个国家中任意的一个。

所有的国家，假如其人民一般喜欢的植物食品来源于一种植物，同时它的栽培又和小麦相同或者几乎相同，但是一块最普通的土地上的产量却大大高于最肥沃的土地上的小麦产量，那么这个时候地主的地租或者说在支付劳动工资以及补偿农场主的资金和平均利润之后，地主的剩余肯定要比平常的利润大得多。无论一个国家平常维持劳动力的比例怎样，这样过大的剩余总是可以维持更加大量的劳动力，所以使地主也能购买或者支配更多的劳动力。这个时候，其地租的真正价值，其实际权力和权威，对于其他人的劳动力为他提供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支配权，肯定也将会更大。

一块稻田所产的食粮比一块最为肥沃的麦地所产的粮食要多得多。一年两季，每季一亩地的平均产量是三十蒲式耳到六十蒲式耳。即使稻田的耕作需要的劳动力更多一些，不过在维持所有劳动力以后所剩下的也大得多。所以，在以大米为人民普遍喜欢的植物食品的产米国家，那儿的种植者主要靠它为生，同时地主在它超额的剩余当中所得的部分也大于种植小麦国家当中的地主所得到的份额。而在卡罗林纳，那儿的种植者就像在大不列颠其他殖民地一样常常既是农场主又是地主，所以那里的地租和利润混杂在一起。即使那里的稻田一年仅仅一收，即使因为欧洲的习俗在那儿占上风，稻米并不是人民喜欢的植物食品，种植稻米仍然要比种植小麦的利润更高。

一块肥沃的稻田一年四季就是一个泥塘，并且有一个季节上面还有一层水。它既不适合栽种小麦、牧草、葡萄，也不合适栽种任何对于人有用的其他植物。而适合于栽种小麦、牧草或者葡萄的土地，又不适合栽种稻谷。所以，即便在生产大米的国家，稻田的租金也无法调控其他不可以种植稻米而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的租金。

一块马铃薯地产出的食物在产量上不低于一块稻田的产量，与此同时也远高于麦田的产量。一亩土地生产一万两千磅土豆并不算是特别的高产，然而一亩麦地产两千磅小麦就可以算是高产了。当然，因为马铃薯的含水量要大，从这两类作物中可以提取的食品或者固体滋养品与它们的重量根本无法成比例。但是，即便去掉这种重量的一半——水，这已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折扣，一亩马铃薯地依然可以生产六千磅固体的滋养品，仍然为一亩麦地产出的三倍。并且种植一亩马铃薯的费用也要比一亩麦地少。播种小麦之前，所需要的休耕费用就超过种植马铃薯在锄草以及其他特殊作业上的费用。只要这种根茎植物在欧洲的任何地区像在有些产米国家一样变成人民普遍喜欢的植物食品，然后在现有栽种小麦以及作为食物的其他谷物的土地上都栽种马铃薯，一样数量的耕地就将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并且假如劳动者都食用了马铃薯，则在补偿了资金以及栽种过程当中雇佣的全部劳动力的生活费用外，它的剩余所得也将更多。这个剩余当中的最大份额将归于地主。那个时候人口就会增长，地租也将会提高，远远高于现今的地租。

但凡适宜于种植马铃薯的土地，几乎也适宜于栽种所有其他有用的植物。假如现在栽种小麦的土地都栽种马铃薯，也将一样调控着其他耕地当中大多数土地的地租。

我听说过在兰开夏的某些地方，劳动人民吃燕麦面包要比吃小麦面包长得更加健壮。我在苏格兰也常常听到这样的理论。但是，我对于它的真实性有些怀疑，因为吃燕麦的苏格兰老百姓一般情况长得没有吃小麦面包的英国的老百姓那样健壮。经验好像说明苏格兰老百姓所吃的粮食并不像他们邻国的老百姓吃的粮食那样适合于人体的构造。

英国的轿夫、挑夫以及运煤工，当中的大多数来自于爱尔兰的最底层，他们平常吃的就是这样的根块。并没有什么食品可以对其营养价值提出比这个更加有力的证据了，这就是对于它非常适合于人的体质以及健康的一个更加有力的证据。

马铃薯无法四季储存，更无法像小麦一样储藏两三年，所以对于在腐烂之前能否全都销售出去的担心挫败了人们栽种的积极性。这就是它无法像面包一样变成任何一个大国各个阶层人民最主要植物食品的主要障碍。

第二节　间或可以提供地租的土地产物

人类的食粮看来是唯一的并且必须给地主提供某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依据不同的状况，其他产物则有的时候可能提供任何地租。

除了食品以外，衣服和住宅就是人类的另外两大需要，处在原始社会时期，在衣服和住宅的原料方面所可以供给的人数，要大大多于在食物方面可以养活的人数。但在土地改良了之后，才能养活比衣服和住宅材料方面供给的更多人。最起码是在他们需要那些材料，并且又愿意为了它们付出代价的时候是如此。所以，在前面一种状态之下，总是有太过充实的材料。因为过于充实，它们经常是没有价值或者具有非常小价值的。在后面一种状态之下，因为经常匮乏，肯定使其价值大大增加。在前面一种状态之下，它们之中的大多数作为无用物被放弃，而那些被利用了的，它的价格也仅仅视做等于为使其适宜于使用而花费的劳动费用。所以，对于地主也无法提供任何地租。在后面一种状态之下，它们全都被利用上了，并且还总是无法满足需求。所以总是有人愿意出超过支付把它们送到市场所需费用的价格来购买其中的任何一部分。所以，它们的价格总是可以对地主支付某些地租。

较大的动物皮毛是衣服的原始材料，在以打猎和放牧为生的民族中间，其食品主要也就是那些动物的肉。每一个人通过为自己提供食物，也为自己提供了更加多的他所能穿戴的衣服的材料。假如没有和外界的交易，那些材料的大多数就会被作为没有价值的东西而扔掉。这或许就是北美那一些狩猎民族在他们的国家被欧洲人发现之前的情况。他们现在用余下的毛皮和欧洲人换取毯子、火枪以及白兰地，让他们多余的毛皮有了某些价值。在现在商业的状态世界里，我笃信，在已然建立起了地产的最为野蛮的民族当中也已经有了这一种对外贸易，并且在他们的比较富裕的邻邦当中找到了对于他们的土地所生产的所有的这些衣服材料的需要（那些材料在国内既无法加工，也不会被消费掉），提高它们的价钱，所以他们把它们送到富裕的附属国。这样它们给地主也提供某些地租。每当高地的牲畜大多数都在自己的山头上被消费时，它们皮毛的出口就组成了那个国家最为可观的商品，而它们所可以交换的东西对于高地的地产提供了某一些附加的地租。英格兰的羊毛之前在本国既无法消费也无法加工，英格兰人就在比自己富裕以及更为勤劳的弗兰德人的国家中寻找了市场。其价格为生产它的土地提供了某些地租。在耕作还比不上那时英格兰的国家，或者不如现今的苏格兰高地的国度，它并没有对外贸易，衣服的材料明显会非常过剩，其中的大多数肯定将被作为废物而扔掉，所以也没有任何的部分可以为地主提供地租。

建造住房的材料不会总是像制作衣服的材料那样被运往遥远的地方，所以也就不是那样容易变成外贸的对象。每当它们在生产国家过剩的时候，甚而在现今世界相互通商的情况下，也常常成为对地主丝毫没有价值的东西。在伦敦附近地区的一个好的采石场能给地主提供非常可观的租金，但是在苏格兰以及威尔士的非常多地区，它就无法提供任何地租。在一个人口稠密以及农业种植进步的国度，建筑用木材有着非常大的价值，在出产这样木材的国家它能为地主提供非常可观的租金。不过在北美的许多地方，地主却会非常乐意有人将他的大多数大树运走。在苏格兰高地的许多地方，因为道路以及水运不通，树皮则是树木唯一的可运往市场的部分，树木则被抛弃在地上任由它腐烂。而当建筑住宅的材料是这样过剩的时候，被利用了的那部分的价值也仅仅等于为了让它适合于使用进行加工的时候所费的劳力以及费用。它无法为地主提供任何地租，地主常常也是谁愿意不怕麻烦找他去讨，他就会给谁。而较为富裕的国家有的时候还让地主能获得一点儿地租。伦敦街道的建设就曾经使苏格兰沿岸茅草不生的石头的所有者从之前从没有给他提供过地租的岩石上得到了一些地租。挪威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树林在大不列颠的许多地方寻找到了它们在自己家乡无法找到的市场，然后给他们的所有者提供一点儿地租。

国家的人数并不是与一个国家所产的衣服和住宅可以供多少人穿衣以及居住成比例，而是与它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多少人成比例。只要有食物，就非常容易找到必要的衣服以及住宅。反之，即使这些东西就在手头，食物却会经常非常难找到。甚至在大不列颠的版图之内，有的所谓住宅一个人用一天的劳动就能够盖起来。而最为简单的一件衣裳，却要更多一点儿的劳动才可以制作成，但是这也并不要太多劳力。在一些民族当中只要全年劳力的百分之一或者稍多一些就足以提供满足大多数人民的衣服以及住宅，而剩余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经常仅够为他们提供食品。

但是当经过土地的改良以及耕种，一家人的劳动可以为两家人提供食物的时候，半个社会的劳动力就足够为全社会提供食品。另外一半，或者起码是其中的大多数的劳动力就可以用于提供其他东西，或者用于满足人类的其他要求以及爱好。衣裳、住宅、家具以及所谓的成套用具就是这大多数要求以及爱好中的主要对象。富人消费的食品并不比他贫穷的邻居更多。食品的品质可能非常不同，并且挑选以及制作可能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以及技术，但是在数量方面它们却是非常接近。把富人宽敞的豪宅以及巨大的衣橱和穷人的茅舍以及几件破衣服相比，你就会意识到他们在衣、住以及家具上的量以及质上差异是非常大的。对于食物的欲望是受到一个人胃的能力大小所限制的，但是对于便利品、房屋的修饰、衣服、车马家具的欲念好像没有什么界限以及边界。所以，那些掌握超越他们自己可以消费的食品的人老是愿意把其剩下的即剩余物品的价格来换取他喜欢的东西。满足了有限的欲望同时总是还有剩余的东西用于去交换无法获得满足的东西，并且欲望好像是永无止境的。穷人为得到食物，努力让自己去满足富人的那些爱好。并且为了得到更多一些食品，他们在价钱便宜以及工作完美上互相竞争。伴随着食物数量的增加，即伴随着土地的改良以及开垦，工人的人数也增多了。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职业性质容许劳动的大分工，所以他们可以加工的材料的数量的增多相对于他们人数增多的比例更大。因此，产生对于供人类使用的各种材料——无论是在建筑、服装、车马或者家具哪一方面有用的或者可作装饰用的材料——的需要，还有对地球所存储的化石、矿产、贵重金属以及宝石的需要。

凭借这种方式生产粮食不仅仅是地租的最原始的源泉，并且也是后来可以提供租金的土地上各种各样其他产物的原始源泉。与此同时，通过对土地的改良以及开垦，土地的其他各种产物又从对劳动力的改良中得到了其价值中等于地租的那部分。

但是，土地生产的那些其他部分后来即使提供了地租，但也不是持久不变的。甚至在进步以及文明的国家，对于它们的需求并不总是提供比支付劳动工资更加大的价格以及补偿把它们送到市场所必须投入的资金以及平均利润。它们能否提供取决于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一个煤矿能否提供地租，一部分取决于它矿藏的丰富，另一部分取决于它的位置。

任何矿山是富饶抑或贫瘠，要看一定的劳动力从矿山所能够开采出的矿石量是大于还是小于等量的劳动量从相同的其他大多数矿山所能够开采的矿石量来定。有些煤矿的位置非常有利，但是因为矿藏贫瘠而无法开采，它的产品不能够支付开采的费用。它们既无法提供利益，也无法提供地租。有些矿山的产品仅够支付劳动工资以及补偿用于开采的资金还有平均利益，对从事开采的人提供某些利润，但对于地主无法提供地租。除去地主本人之外，它们不利于其他任何人开采。仅仅由地主自己开采，才能够得到他所投入的资本的平均利润。苏格兰的许多煤矿就是处在这种状态。假如不交付某些地租，地主就不允许其他任何人开采，而其他任何人又无法付得起任何的地租。

苏格兰的一些煤矿矿藏非常丰富，但是因为它们所处的位置不好，无法进行开采。即使用平均的数量，甚至低于平均数量的劳动力就能开采出足够支付工作费用的煤。不过在一个人口较少的内陆国家之中，假如没有畅通的道路或者水运，开采出的煤矿也无法销售出去。

煤是要比木柴还不受欢迎的一类燃料：它并不是那么的洁净。所以，在烧煤的地区，煤的费用常常必须略低于木柴。

但是木柴的价钱随着农业状况的不同而不同，确切地说，就像牲畜的价格随着农业状况的不同而不同一样。在原始时期，它对于地主完全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累赘，地主允许任何人进行砍伐。伴随着农业的发展，树木一部分因为不断扩张的田地而被清除，一部分则因为牲畜的增加而死去。牲畜即使不是和谷物成比例地增加，但是也是人类勤劳的产品。所以在人类的关心以及保护之下，它们加倍地增长。人类在富裕的季节中可以把维持牲畜在物资匮乏的季节里生活所必需的饲料储藏起来，可以在一年四季里为它们提供比没有开垦过的自然为它们提供的食物更多；人类毁灭以及消除敌人，以此来保护它们自由地享受自然为它们提供的所有。人们还允许无数的畜群没人管束地在树林之中横冲直撞，即使它们不可能毁坏老树，却可以妨碍幼树的成长，造成在一两个世纪当中所有的森林毁灭。木柴缺少就提升了它的价钱，它能够为地主提供好的租金。地主有的时候就会发现利用自己最好的土地培养木材是最有利可图的了，它巨大的利润常常可以补回回报的长期性。这一情况似乎与现在大不列颠许多地区的情况类似。栽植树木的利益和种植小麦或者牧草相等。但是地主从栽植树木当中所得到的好处最起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补回多于小麦或者牧草可以提供的地租。在一个耕种高度发达的内陆国度，栽植树木经常不会和这个地租相差很多。确实，在非常进步国家的沿海地段，假如买煤做燃料非常方便，则从不够进步的外国进口建筑的木材比在自己国内培育林木有的时候还要便宜一些。在近些年内建立起来的爱丁堡新城堡，或许就没有用一根苏格兰的木材。

无论木柴的价格如何，假如烧煤的费用和烧木柴的费用几乎相等，那么我们就能够肯定地说，在那个地方在那样的条件下煤的价钱就已经是最高的了。英格兰的某些内陆地区比如牛津郡就是这样，在老百姓使用的火炉当中就是把煤以及木柴混合在一起，当地使用这种燃料的费用的差别也不可能很大。

在生产煤的国家，各个地方煤的价格要远远低于最高价格。假如不是如此，煤就无法负担陆路或者水路长途运输的费用，并且就会仅仅有少量能够销售出去。煤的主人就会发现用稍高于最低价格出售大量煤要比以最高价格售出少量的煤对他们更加有利。如此一来，最为富饶的煤矿就控制着邻近所有其他煤矿的煤的价钱。煤矿的所有者以及开采者发现只要用略低于所有邻人的价钱出售，就一方面能够获得较大的地租，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较大的利润。其邻人非常快就会被迫用同样的价钱出售了，即使他们并没有能力如此做，即使这样做总是降低，有的时候甚至是完全吞食了他们的地租以及利润。所以有些矿山被遗弃了，有些则无法提供任何的地租，只能由所有者自己来开采。

就像所有其他商品最低的价格那样，在任何相当长时间内煤可以售出的最低价格只能补偿把它们送到市场所需要投入的资金还有平均利润的价钱。在一个地主无法得到任何地租的煤矿，地主或者必须自己工作，或者需要完全放弃，这个时候煤的价格常常会接近最低价格。

即使在可以提供地租的煤矿，租金在煤的价格中常常所占的份额一般也低于它在土地其他大多数原生产物的价格中占有的份额。地上一个地产的地租常常可达到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并且常常是一个固定的地租，并没有谷物收成当中的那种意外的变化。而在煤矿中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就是非常高的地租了；十分之一是较为常见的地租，并且是不够稳定的，它取决于生产当中各种意外的变化。这些意外变化非常大，以至于在一个国家中，假如在那里三十年的地租可以看做购买一个地产的中等价格，则十年的地租就可以看做购买一个煤矿好的价格了。

一个煤矿对于其所有者来讲，其价值经常取决于其位置和矿藏的贫富。一个金属矿的价值更多取决于它的矿藏富饶程度，而较少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

普通的金属，特别是贵重金属，从矿石中分解出来后都非常值钱，常常它们就能负担起长时间的陆运以及最远的海运的费用。它们的市场不局限在矿山所在的附近的国家，而是延伸到整个世界。日本的铜就是欧洲贸易的物品，西班牙的铁矿在智利以及秘鲁的市场上进行贸易。秘鲁的银不仅运往欧洲，而且从欧洲又运到中国。

西莫兰或者什罗普郡的煤价对于纽卡斯尔的煤价并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利奥诺尔斯的煤价对于纽卡斯尔也没有任何影响。相距如此遥远的煤矿产品根本不会相互进行竞争。不过相距最遥远的金属矿产品则常常可以互相进入竞争，并且事实上也一直如此。所以，在世界上最为富有的矿山生产的金属的价钱，特别是贵重金属的价格，肯定多少会影响世界上其他矿山金属的价钱。日本的铜价肯定对于欧洲铜价有一定影响。秘鲁银价，或者说它在那里能够购买的劳动量或其他商品数量肯定不仅仅对于欧洲银矿并且对于中国银矿的价钱都有一些影响。在秘鲁发掘银矿以后，欧洲银矿的大多数就都被关了。银价贬值得这样厉害，其产品再也无法偿还开采的费用，或者说偿还在开采过程当中所消费的食物、衣服、住宅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还有支付相应的利益。就在波托西的银矿被发掘后，古巴以及圣•多明戈的银矿就是这样的情况，甚至就连秘鲁的老矿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所以，每个矿山的每种金属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要受世界上开采中的最富裕的矿山所生产金属的价格控制。世界上大多数矿山仅仅足够支付开采的费用，并且非常少能对于地主提供一个非常高的地租。所以，地租看来在大多数的矿产里，特别是粗金属的价格中仅仅占一小部分，并且在贵金属的价格当中所占份额更加小。劳动以及利润则组成了两种金属价格的大多数。

敬爱的康沃尔锡矿副总管波勒斯先生曾告诉我们：总产量的六分之一能够看做是康沃尔锡矿——世界上已知的最富的矿山的平均地租。与此同时，他说有些矿山会提供的地租更多，有些矿山可能会提供的地租少一点。总产量的六分之一也是苏格兰某些最富有的铅矿的地租。

佛勒齐以及乌罗阿告诉我们，秘鲁的银矿所有者对于开采的人仅仅要求在他的磨坊当中碾磨矿石的时候支付一些使用费或者碾磨费。直到1736年，西班牙国王才开始对银矿征税，税额是标准银产额的五分之一，它能够看做到那个时候为止秘鲁大多数银矿、世界上所公认的最富裕的银矿的真实地租。假如没有税，这个五分之一自然就归地主所有，并且那时未能开采的很多矿产就会被开采，这些银矿之所以没有开采就是由于它们无法缴这个税。康沃尔公爵对于锡矿所征收的税，听说是大于百分之五，也就是其价值的二十分之一以上。

无论它的比率如何，假如锡矿是免税的，那部分自然也就归于矿主了。不过假如你把二十分之一加在六分之一之上，就可以发现康沃尔公爵的锡矿的平均地租和秘鲁银矿的平均地租的比例是十三比十二。但是秘鲁的银矿现今却连这样低的地租也无法支付，所以对于白银的税收在1736年从五分之一下降到了十分之一。即使对于白银征收的税仅仅有这么一点儿，也要比对于锡征收的二十分之一的税更加诱使人们去进行走私，而走私这一贵金属肯定要比走私笨重的货物更加容易。所以，听说西班牙国王的银税收上来的非常少，然而康沃尔公爵的锡税则征收得非常顺利。所以，很可能地租在最为富饶的锡矿所生产的锡的价格当中所占有的份额要比地租在世界上最为富饶的银矿所产的银的价格中占有的份额要大一些。在偿还用于开采这些不同矿山的资金还有市场的平均利润之后，归于矿山拥有者的余数在粗金属当中似乎要比在贵金属中大一些。

秘鲁银矿开采人的利润通常并不大。之前那两位最受尊敬以及消息灵通的作者就曾经向我们说过，任何人计划在秘鲁开采一个新矿时，人们大多把他看做是一个注定要破产以及毁灭的人，并且人人都避开他。在那儿开矿好像被看做在这里买彩票一样，即使几个大彩诱惑着许多冒险者将他们的财产投入这一不会成功的事业，而所中的奖品却不足够补偿并没有中奖的空白彩票。

但是，因为国王能够从银矿的产品中得到其收入中非常大的一部分，秘鲁的法律对于发现以及开采新矿给予尽可能的鼓励。任何人发现了一个新矿，他就有权利根据自己推测的矿脉的走向量出一块长二百四十六尺、宽一百二十三尺的区域作为私有。他成为矿山那部分的所有者，并没有必要向地主支付任何报酬，就可以进行开采。出于自身利益，康沃尔公爵在他的古代的公国里也颁布了与此几乎相同的法令。任何人在荒地以及并没有被圈的土地上发现锡矿，就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标记出一个界限，即所谓的矿区边界，没有必要经过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这一划定界限的人就变成了这个矿山的拥有者。他能够自己开采，也能够租借给其他人开采。但是在开采的时候必须给土地所有者一些小小的报酬。在以上两个法规当中，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都为公共收入中所想象的利益而牺牲了。

在秘鲁，对于发现以及开采新的金矿的人也赋予了同样的鼓励，并且国王对于金矿所收的税也只是所开采标准金属的二十分之一。原来的金税是五分之一，之后像银税一样下降到了十分之一。但是后来发现，矿山甚至连这样两个最低的税款也无法负担。佛勒齐以及乌罗阿说过，假如要找到一个因为开采银矿而发财的人都非常困难的话，那要找出一个因为开采金矿而发财的人就更难了。这二十分之一好像就是智利以及秘鲁大多数金矿所纳的全部地租。黄金要比白银更加容易走私，不仅仅是由于黄金的价值对于其体积有非常大的优势，并且还因为大自然生产其独特的方式。发掘的银子很少有不掺杂质的，并且像绝大多数其他金属一样常常都是含有其他矿物质。从其他的矿物质当中分解出的白银不足够支付其费用，并且分解的过程又非常烦琐，它只可以在为分解而专门修建的车间中进行。如此一来，就要暴露在国王官员的监视之下；反之，发现的黄金好像总是纯金。有的时候发现的甚至是金块，即便混杂有小的以及几乎觉察不到的沙子、泥土以及其他杂质，它也能够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而加以分解，并且任何人只要有少量的水银就可以在自己的私宅里面进行提炼。所以，假如说国王的银税都无法收缴，则金税收缴的情况就更加糟了。因此地租在黄金的价格当中所占比重甚至要比在银价中所占比重还小。

贵重金属可能出售的最低价格，或者说在长时间内贵金属和其他货物交换得到的最少数量，一样是由规定任何其他货物一般最低的价格的原则来调节。决定贵重金属最低价格的一般是必须运用的资本，也就是把贵金属从矿区运送到市场所消费的食物、衣服以及住宅。它最起码必须足以补偿全部的资金以及平均利润。

但是，它们的高价格仅由金属实际的供应情况，即稀缺或者充足来决定。它不为任何其他商品的稀缺或者充足所决定，不像煤的价格那么受木柴的价格所决定。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商品的稀少都无法提高煤价。黄金的稀少达到一定的程度，最小的一块都能够变得比钻石还要昂贵，并且可以交换到更多其他商品。

对于这些金属的需求部分是来自于它们的实用性，一部分则源于它们的美丽。假如我们将铁除去，金银或许要比其他金属更有用。它们不容易生锈，并且纯度高，比较容易保持清洁。因为这些原因，用它们制成的餐具或者厨房用具更加惹人喜爱。一个银水壶要比铅水壶、铜水壶或者锡水壶更加清洁。同样，这一优良品质让金水壶要比银水壶更好。但是，它们最重要的优点还是来自于它们的美观。美观让它们特别适宜于用做服装或者家具的饰物，并没有任何的油漆或者染料可以产生出镀金那样华贵的色彩。同时它们美观的优点由于稀缺性而大大增多了。大多数的富人，他们最主要的享受就是夸耀他们的富有。在其眼中只有每当他们表现出自己拥有别人无法享有而仅仅他们独有的这些富裕的特有标志的时候，财富的夸耀才达到了从未有的完美。在其眼中，任何一件物品的优点无论它是多么有用或者漂亮，都仅仅是稀少才能让它大放异彩。换言之，只有采集任何一个小小数量都需要花费巨大的劳动，而这一劳动除去他们以外别人都无力负担的时候，那件物品的优点才更为突出。对于这样的物品，他们宁愿出比更美丽、更有用但更为普通的物品高得多的价格来购买。实用性、美丽以及稀缺是这些贵重金属价格昂贵的原始基础。这个价值是在用做硬币之前就有了的，它和硬币的用途相独立，尽管正是这一特质才让它们适宜于用做硬币。与此同时，那个用途又引发了对于它们新的需要，并且由于减少了它们可能用于其他用途的数量，也就让它们可以保持其价值或者不断增加它的价值。

对于贵重宝石的需要，全然因为它们的美丽。它们并没有实用性，只能用做装饰品。同时由于它们的稀少及它们的美这一优点，又或者在矿山中难以开采，还有开采费用昂贵而拥有百倍身价。所以在大多数场合，工资以及利润似乎就构成了其全部的昂贵价格。地租即使有一些，但只是非常小的一个份额，常常忽略不计。最富有的矿山也仅仅能提供相应的一些地租。珠宝商塔弗尼埃拜访戈尔康尔以及维沙波尔两地的钻石矿的时候，他获知当地所有的矿山都是为了国王的利益而开采的，所以国王已经命令除去那些生产最大以及最好的钻石的矿山外关闭其余所有矿山，好像其他的钻矿对于所有者来说都不值得去开采。

因为贵金属以及宝石的价格都被它们在世界上最为富有的矿山的价钱所控制，所以一个矿山可以向其矿主所提供的地租并不和其绝对的富饶程度成比例，而是和其能够称做相对的富饶程度，也就是它对于其他同类矿山的优越程度互成比例。假如新发现的矿山远远优越于波托西的那些矿山，它的优越程度就好像波托西的矿山远远优越于欧洲的矿山那样的，银价或许就要大大地下跌，波托西的银矿反而变得不值得开采。在西班牙发现西印度群岛之前，欧洲最为富饶的矿山能够向它们的所有者提供的地租就好像今天秘鲁的最为富饶的矿山向矿主所提供的那样大。即使那个时候银子的数量和今天相比要更少，不过它能够换取相同数量的其他货物，矿主的份额足够使他可以购买或者支配和今天同等量的劳动或者商品。然而产品以及地租的价值，也就是它们提供给公众以及矿主的真实收入，可能和今日也一样。

无论是最为富饶的贵金属矿，抑或最富饶的宝石矿，它们都无法增加世界的整体财富。一个产品的价值最主要来源于它的稀缺，肯定就会因为其充足而贬值，所以以较少量的劳动或者较少量的商品就能够买的到一套餐具以及衣服，还有家具上的奢侈饰物了，这或许就是世界可以从那个充足中得到的唯一好处。

在地面上的地产的情况就不相同了。其产品以及地租的价值和地产的绝对肥沃程度成比例，而并不是和其相对肥沃程度成比例。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粮食、衣服以及住宅的土地总是可以为一定数量的人们提供足够多的衣、食和住。并且无论地主的份额怎样，它将总是可以给地主一个相对应的对于那些人的劳动力还有那部分劳动所能够给他提供的商品的支配权。最贫瘠的土地的价值不会因为邻近的最肥沃的土地而降低，反之，它常常会由于邻近的最肥沃的土地而提高价值。肥沃的土壤所供养的大量的人口刚好给贫瘠的土地的许多产品提供了市场。

但凡增加生产粮食的土地的肥沃程度的东西，不仅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价值，并且给非常多其他土地的生产物创造了新的需要，从而促进了许多其他土地的增值。因为土地的改良，粮食丰富了，很多人都有可供自己处理的消费不了的粮食。这既是对于贵金属以及宝石，又是衣服、住宅、家具装饰等产生需求的重要原因。粮食不仅仅构成世界财富的重要部分，并且正是粮食的富足让许多其他财富拥有了价值。古巴以及圣•多明戈的贫苦居民第一次被西班牙人发现的时候，他们都用小块的黄金作为饰品插在头发里、服装上。在其眼中，那些小块黄金的价值，好像我们眼中比普通石头略微漂亮一些的小鹅卵石那样，把它们仅仅视做值得捡起而已，所有人想要就可以给他。在新到的客人开口索取的时候，他们就给客人，根本没有想到这是送给他们如何珍贵的礼品。他们对于西班牙人为得到小小金块所表现出来的狂热感觉惊讶，他们压根儿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度，那里的很多人可以处置非常多的剩余粮食，而他们却老是如此缺乏粮食。他们压根儿并没有想到为了非常少量的那些发光的小玩意儿，那些人会愿意支付他们足以养活一家人几年的粮食。假如他们能够理解这其中缘由，对于西班牙人的狂热就不可能感到惊讶了。

第三节　个别价值之间比例的变化

对于耕作不断的改良还有粮食的不断增加和富足，对土地除粮食以外可供使用或者可用做装饰的各种生产物的需要肯定会增长。在整个改良过程当中，可以料想获得这两种不同生产物的价值当中只有一种变动。有的时候能够提供地租，有的时候无法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应当总是伴随那种总是能提供某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成比例地增长。由于技艺以及工业的进步，人们对于服装、住宅的建筑材料、地球上有用的化石和矿产、贵金属和宝石的需求越来越大，它们应当能够交换到日益增多的粮食，因此变得越来越贵。这就是这些商品在大多数场合所发生的情况，并且将会是在各种场合对于所有商品将要发生的情况，假如在某些场合并没有特殊的意外事件使其中某些商品的供应仍然以大于需求的比例增加的话。

比如说，一个沙石矿随着四周乡村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口增长，它的价值也肯定不断地增长，特别是当它是周围地区唯一的一个沙石矿的时候。但是一个银矿的价值，即使在周围一英里内并没有第二个银矿，随着所在的农村的进步，其价值也不一定会有所增加。一个沙石矿的产品市场不会超过其方圆几英里的地方，所以对于它的需求常常必须和那个小地区的人口成比例。不过一个银矿的产品的市场则可以延伸到整个世界。所以，除去世界总的来讲在进步以及人口在不断增加，对于银子的需求就不会因为银矿附近一个大国的进步而增长。不过，假如在进步的过程中，发觉了要比已有的银矿更加富足的新银矿，即使对于银子的需求有所增多，由于供应的增长加大，银子的真实的价格也会逐渐降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数量，比如一磅重的银，可能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量会越来越少。换言之，可以交换的谷物的数量，劳动者维持生活的主要资料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小。

世界上商业发达以及文明的国家是银子非常大的市场。

假如通过一般的改良白银市场的需要就可增长，而同时供应却没有成比例地增加，则银子的价值就在和谷物价值的比例中将渐渐提高。任何一个数量的白银将可以交换到更大量的农作物，也就是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将渐渐变得便宜。相反，假如由于某些意外事件的缘故连着好几年供应的增长远远大于需求，则银子将会变得越来越便宜，那就是说，即使有这些改良，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也将变得越来越贵。

不过，另一方面，假如银子的供应增长的速度几乎和需求同步，那它就将能购买或者交换到几乎等量的谷物，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将无论怎样改变，都继续和之前几乎相同。

这三种情况看起来就全部包括了在改良过程当中所能发生的不同的组合情况。并且在过去的四个世纪当中，假如我们能够根据在法国以及在大不列颠所发生的情况来评判的话，以上三种不同组合情况好像在欧洲市场上都发生过，并且几乎和我在这儿叙述的次序相同。

过去的四个世纪中有关白银价值的变动的离题论述：

第一阶段

在1350年还有之前的一段时间，英格兰一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好像一直低于四盎司的陶衡银，大约合我们今天的货币二十先令。之后，似乎从这个价格一直下跌到二盎司白银，大约合我们今天的货币十先令。我们发觉这正是十六世纪开始的时候的价格，并且这个价格好像一直持续到1570年。

在1350年，也就是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颁发了所谓“劳动者法规”。在法规的序言中用大量的篇幅抱怨了奴仆的蛮横无礼，迫使主人提高他们的工资。所以，法规规定所有仆人以及劳动者此后应当满足在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年还有其前四年的时候通常所领取的工资以及津贴（津贴在那个时候不仅仅包括服装，同时包括口粮）。由于这个原因，作为其口粮的小麦在任意地方无法超过十便士一蒲式耳，同时雇主有权决定向他们支付小麦还是货币。

所以，在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十便士一蒲式耳被当做是一个非常适中的小麦价，所以它要求颁布一个特殊的法规来迫使仆人在交换他们日常的津贴以及口粮的时候接受这个价格。并且在第二十五年之前的十年，也就是爱德华第十六年，法规所指的那个时候，它被看做是一个合理的价格。不过在爱德华三世第十六年，十便士包含半盎司的陶衡银，接近于我们今天货币的半克朗。因此，四盎司的陶衡白银相当于那个时候的货币的六先令八便士，几乎相当于今天的二十先令，应当视做一夸特即日蒲式耳的合适价格。

关于这个在那个时候被视为谷物的合适价格，这一法规所提供的证明肯定要比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作者有关谷物在某些特殊年份异乎寻常的昂贵或者便宜的记录更加可靠。并且根据那些记录，非常难作出关于什么可能是它的平均价格的任何判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可以让我们相信，在十四世纪的初期，还有其前的某些时候，小麦的通常价格不少于一夸特四盎司（白银），而其他谷物的价格也和它相应。

1309年坎特布里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副院长拉弗•波恩在其就职日曾经举行了一次盛宴。威廉•桑恩不仅保存了那一天的菜单，并且记载了非常多项目的价格。在那一次宴席上消费的第一项是五十三夸特小麦，价格是十九镑，也就是七先令两便士一夸特，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货币二十先令二便士一夸特；第二项是五十八夸特麦芽酒，价格为十七镑十先令，也就是六先令一夸特，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货币十八先令；第三项是二十夸特燕麦，价格为四镑，也就是四先令一夸特，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贷币十二先令。其中麦芽酒以及燕麦的价格好像高于它们和小麦价格的平均比例。

这些价格之所以被记载并不是因为它们特别昂贵或者特别低廉，而仅仅是作为一次拥有重大意义的有名宴席所花费的大量粮食实际支付的价格的偶然记载。

1262年，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恢复了一个在古代称做面包以及麦酒的法定价格的法规。国王在序言当中说，那一个法令是在国王的祖父的时候由英格兰国王制定的。所以，它很大可能是国王的祖父亨利二世的时候制定的，甚至于还可能古老到诺尔曼征服的时候。法令依据小麦可能发生的价格，规定小麦从那个时候的一夸特一先令到二十先令时的面包价格。并且这类法令常常考虑到了所有对于中等价格的偏离，也就是高于或者低于它的价格。所以，十先令包括六盎司白银（陶衡），大约等于我们现在的货币三十先令。依据这个推测，它肯定是这个法令起初颁布的时候被视做一夸特小麦的中等价格，并且随后一直持续到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因此假如我们设想那个时候的中等价格不少于这个法令所规定的最高的价格的三分之一，或者说不少于含有陶衡四盎司白银，相当于当时货币的六先令八便士，是不会有非常大的错误的。

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事实，我们有理由得出一个结论：大约在十四世纪中叶还有之前的一段相当长时间，一夸特小麦的平均或者常常价格可推测为白银四盎司（陶衡）之上。

大概从十四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初，小麦的通常或者平均价格，即所谓的被视做合理的以及适中的价格好像逐渐降低了一半，导致了最终降到白银两盎司（陶衡）左右，大约等于我们现在的货币十先令。直到1570年前后，可能仍维持在这一价格。

在诺萨伯兰五世亨利伯爵1513年所记载的家务开支账上，有关小麦有两个不同的价格。其中一个是一夸特六先令十八便士，另一个是五先令八便士。在1512年，六先令八便士只包含两盎司白银（陶衡），大约等于我们现在的货币十先令。

从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再到伊丽莎白统治开始，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从不同的法规来看，六先令八便士一直被当做是所谓适中以及合理的价格，是小麦的通常或者平均价格。在那段时间因为几个变化的结果，在那个名义上的金额里，硬币的含银量一直在不断地减少。但是银的价值增长了，足够补偿那个名义上的金额所包含的银量的减少，以至于立法当局也不觉得有必要去考虑这个情况。

所以，在1436年通过了一个法令：每当小麦的价格低于六先令八便士的时候无须特准，小麦就可出口。在1463年又通过了一道法令，假如小麦价格并没有超过六先令八便士，不准许小麦进口。司法当局曾经以为当麦价这样低廉的时候，方便出口；不过当麦价上涨的时候，对于进口则变得慎重了。因此，六先令八便士的含银量和我们今天货币的十三先令四便士的含银量几乎相等（比爱德华三世的时候同一名义数目的含银量减少了三分之一）。那个时候六先令八便士曾经被视做所谓适中以及合理的价格。

依据1554年菲力普王以及玛丽女王的第一年以及第二年的法律还有1558年伊丽莎白第一年的法规，当一夸特小麦的价格多于六先令八便士（在那个时候要比现今的同一名义数目含银量多不到两便士）的时候，小麦的出口就被以相同的方式禁止了。不过很快就发现假如麦价到如此低贱的时候，才不限谷物出口，事实上就等于全部禁止了出口。所以，在1562年也就是伊丽莎白第五年，当一夸特小麦的价值不超过十先令，包含和现今名义数目几乎相同数量的白银的时候，小麦在有一些港口是容许出口的。因此，这个价格在那个时候被视做所谓的适中以及合理的麦价。它和1512年诺萨伯兰家务开支中的价格几乎一致。

在法国，谷物平均的价格在十五世纪末以及十六世纪初同样要比杜普列•戴•圣莫尔先生有关谷物政策论文的斯文作者所发现的前两个世纪当中的谷价要低许多。在同样的时期，麦价在全欧或许都降低了。

因为耕作不断地改良以及改进的结果，银价随着谷物价格成比例上涨，它的原因可能是：对于银子的需求增多了，而供应却依然像之前一样，或者是供应渐渐减少，而需求却好像之前一样未变；世界上那个时候知名的矿山大多数已经变得枯竭，所以开采的费用大量增加。它或许部分地属于前种情况，部分地属于后种情况。在十五世纪末以及十六世纪初，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几百年前相比，日益趋向一个较为固定的政府形式，安全保障的增加自然也促进工业的进步。对于贵金属的需求，好像对于各种奢侈品以及装饰品的需求一样自然会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大。年产物的增大肯定要求更多的铸币来让货物流通。富人的数目增加了，肯定要求更多的白银餐具以及其他银饰品。那个时候供应欧洲市场白银的大多数矿山很可能已大大地枯竭，并且开采所需的费用越来越贵，这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推测出来的。由于欧洲的许多矿山是从罗马时期就开始开采的。

在古时候，从诺尔曼征服的时候起，或许还应从恺撒入侵之日算起，直到美洲金矿的发现，银价一直在不断地下降。这是大多数论述古代商品价格的作者的见解。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部分是因为对于谷物价格以及其他某些土地原生产物价格偶然间进行的观察，部分是因为一种普遍的看法，也就是由于各国银产量伴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长，因此其价值随着产量增加而降低。

在他们观察谷物的价格的时候，三种不同的情况似乎常常把他们带入歧途。

第一，在古时候几乎所有的地租都是以实物，也就是以一定量的谷物、牲畜、家禽等交付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地主规定他能够对于佃户提任意要求，或者全年交付实物，或者用一定数目的货币来代替。如此所交付的实物可转换成一定数目的货币，在苏格兰这个就叫做价格转换。因为地主总是有权选择收取实物或者收取货币，所以为了佃户的安全起见，就需要使转换的价格低于而不是高于市场的平均价格。因此，在很多地方其价格常常仅略高于市场平均价格的一半。

在苏格兰的大多数地区，缴纳家禽这一习惯直到现在依然延续着，而在有的地方也还习惯纳牲畜。假如不是公定的谷价制度结束了换价，换价或许在缴纳谷物方面还可以继续存在。公定的谷价是依据法定标准，每一年依照不同县区实际的市场价格对于各种不同质量的谷物所评定的一个价格。这一制度照他们的说法，在转换谷物地租方面使佃户获得了充分的保障，也让地主更方便，双方都依照当年的公定价格而并不是依据其他任何定价。不过看来一些收集古代谷物价格的作者常常把苏格兰所谓的转换价格误作了实际市场价格。弗利伍德就曾经承认有一次犯了这样的错误。但是，为了著述的原因，他觉得不宜于作出这样的承认，因此直至他把这个转换价格运用了十五次之后，他才承认。那一个转换价格是小麦一夸特八先令。这一数目在1423年，他所研究的第一个年头，包含的银量和我们今天的货币十六先令的含银数量相等。不过在1562年，在他研究的最后一年，那一数目的含银量也不比现在的这个名义数目所包含的白银多。

第二，他们有的时候被有些关于法定价格的古代法规在抄写的时候由于抄写人的粗心所造成的错误所误导，有的时候实际上被立法当局所起草的条款所误导。

古代关于法定价格的法令好像首先总是从规定小麦以及大麦的价格处于最低的时候上等面包以及淡色啤酒应有的价格，然后规定在这两种谷物的价格逐渐涨到最低价格以上的时候面包以及淡色啤酒应有的价格。不过这些法规的誊写人似乎常常认为抄写三四个最高以及最低价格就够了。我猜想他们是想凭此来节省劳动，并且判定这些已经足以表明在所有较高的价格中应当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在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关于面包以及淡色啤酒的法令中，面包的价格是依据小麦不同价格，从一夸特一先令到二十先令还有那些年代的货币的价格来调整的。不过在拉弗赫先生的刻印法规汇编之前，在所有法规的抄本当中誊写人从没有誊写过超过十二先令的价格的法规。因此有些作者被这一不实的誊写所误导，很自然地作出结论：一夸特六先令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货币十八先令，是小麦的通常或者平均价格。

在大约同时颁布的刑车法以及颈手枷法中，规定淡色啤酒依据大麦价格要从一夸特二先令到四先令，每次上涨六便士调整一次。但是，四先令并没有被视做最高价格，即使那个时候大麦常常会涨到四先令，并且这些价格只是作为其他价格（不论是高一些或者低一些）中应当遵守的并与其保持比例的例子。这一点我们能够从法令的最后一句话：“et sic deinceps crescetur veldiminuetur per sex denarios”推断出来。这句话文字即使不非常确切，但是意思非常明白：“淡色啤酒的价格刚好是以这种方式根据大麦的价格每次涨跌六便士而上涨或者下跌。”立法当局在起草这一法令的时候本身像誊写员在誊写其他的法令一样粗心大意。

在苏格兰的一部古法律书《皇位的尊严》的古代手稿中，有一个公定的价格法规，其中规定面包的价格按照小麦的不同价格进行调整。具体来说，从每一苏格兰波尔（大约等于英国半夸特）十便士到三先令不等。在被认为是制定该项法令的时候，三苏格兰先令大约等于我们今天的英币九先令。拉迪曼先生似乎从这一点作出了结论，三先令是那时小麦曾经涨到过的最高价格，然而十便士一先令或者最多两先令是那个时候的通常价格。但是查阅手稿后，一切就明白了，所有这些价格都只是作为例子，用于说明小麦以及面包个别价格间应该有的比例。法令的最后的一句是“religua judicabis secundum praescfipta habendo respectum ad pretium bladi”，它的意思是“关于谷物价格的其余情况你可根据上面所写的条款来进行判断”。

第三，他们好像也被小麦在远古的时候有的时候售价非常低廉所误导，觉得既然那个时候其最低价格要比后来一些的时候低得多，则其通常价格肯定也要低很多。但是，他们可能也发现了在古代它的最高价格也非常高，如其最低廉的价格低于后来所知道的任何东西的价格一样。

所以，在1270年，弗里伍德为我们提供了一夸特小麦的两个价格。一个是那个时候的货币四镑十六先令，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货币十四镑八先令；另一个是六镑八先令，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货币十九镑四先令。在十五世纪末或者十六世纪初无法找出一个和这些过高的价格相近的价格。谷物的价格即使在任何时候都有不同，不过在动乱以及混乱的社会中波动得最剧烈，在那些动乱的社会里所有商业以及通信的中断妨碍着国家的富裕部分救济贫穷部分。金雀花王朝自从十二世纪中叶左右到十五世纪末一直统治着英格兰，那个时候的英格兰长期处于混乱状态。某个地区可能富裕，而另外一个不太远的地区由于谷物遭受季节性的某些意外事件的破坏，或者由于邻近某一男爵的入侵或许遭受到饥荒的威胁，假如某敌对于贵族的土地处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前者就不会给予后者起码的援助。都铎王朝从十五世纪后期直到十七世纪初一直统治着英格兰，但是由于都铎王的强有力的管理，并没有一个男爵有足够的武力胆敢扰乱社会安全。

在本章的末尾，读者将会发现弗里伍德收集的从1202年到1597年小麦的所有的价格，包括转换为现代货币以及按照时间顺序分成的七个时间段，每一时间段为十二年。同一时候，在每一时间段的末尾，读者将发现在那十二年当中的平均价格。在那个漫长的时期里，弗里伍德收集了不到八十年的价格，以致最后一组十二年中还缺少了四年的价格。

因此，我从伊顿学院的账本上补充上了1598年、1599年、1600年以及1601年的价格。这是我作的唯一补充。读者将能够看到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中叶每十二年的平均价格是在渐渐下降，而到十六世纪末又开始上涨。确实，弗里伍德所收集的价格好像主要是那些特别昂贵或者特别便宜的，所以我不想妄言依据它们可以作出非常可靠的结论。

但是，迄今为止，只有它们可以证明，因此正好肯定了我一直努力希望阐明的东西。弗里伍德自己即使和大多数其他作者一样都相信在所有这段时间里银的价值由于其产量的渐渐增加而一直在下降，但是他所收集的谷物价格一定和这种意见是相左的，它们都和杜普列•戴•圣莫尔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同时也和我力图说明的相一致。弗里伍德主教以及杜普列•戴•圣莫尔先生好像是以最大的勤奋以及忠诚收集古代各种物品价格的两位作者。多少有些奇怪的是，虽然他们的意见是这样不同，但是他们收集的事实，他们所涉及谷物的价格最起码能够说是非常准确的吻合。

但是，一些最慎重的作者推测，远古的时代，银子的昂贵并不是完全因为谷物的价格低廉，而是因为土地的某一些其他原生产物的价格低廉。听说，谷物作为一种商品，在那个原始年代和其他大多数商品相比较要昂贵得多。我觉得这里指的是牲畜、家禽还有各种猎物等大多数未经制造的商品。在那个贫困以及野蛮的时候，这些东西远低贱于谷物，毫无疑问是真实的。不过这个低廉并不是银价高昂的后果，而是那些商品的价值低贱的结果。即它并不是由于银子在那些年代能够购买或者代表更大量的劳动力，而是由于那一些商品在较为富裕以及进步的年代只能购买或者代表更少量的劳动力。美洲属于西班牙的白银肯定要比欧洲便宜得多。由于陆路以及海路的长途运输，货运以及保险均需花费费用，出产白银的国家要比进口白银的国家的银子便宜。

但是，乌洛阿告诉我们，几年之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花二十一便士就可从三四百头的牛群中任意选一头牛。拜伦先生告诉我们十六先令（英币）是在智利首都买一匹马的价钱。在一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国家，因为其中大多数土地完全没有开发，只要用极小量的劳动就可以捕获牲畜、飞禽以及各种猎物，因此它们也只能购买或者支配极小量的劳动。它们的售价非常低并无法说明在那儿银子的真实价值非常高，而只可以说明那些商品的真实价值非常低。

需要始终牢记，是劳动而并不是任何一种特殊商品或者一类商品是衡量银子以及所有其他商品价值的真正尺度。

不过在几乎荒芜或者人烟稀少的国家，牲畜、飞禽、各种猎物等，因为它们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所以大自然生产的远多于居民所需要的。在这样的状态下，供应经常超过需求。因此，在社会不同的状态，进步的不同阶段，这些商品所代表或者可交换的劳动量很不相同。

在社会各种各样的状态下，进步的每一个阶段，谷物都是人类辛劳的产物。不过每种勤劳的平均产物或多或少总是和平均消费相适应，平均供应和平均需求相适应。

除此之外，在进步的不同阶段，在同样的土壤以及气候条件下，生产相同数量的谷物，按照平均水平，要求接近相同数量的劳动，换言之，要求接近相同数量的价格。在耕作不断改良的状态下，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增长或多或少将为牲畜——农业的主要工具的价格不断上涨所抵消。因此我们尽可放心相同数量的谷物在社会的每一个状态下，在进步的每一个阶段，要比同等数量土地的其他天然生产物都更准确地代表同等数量的劳动。所以，依据观察，在财富以及进步的所有不同阶段，谷物是一个比其他任何商品更加准确的衡量尺度。在所有那些不相同的阶段，我们通过把银子和谷物相比较要比把银子和其他任何商品相比较更能准确地判断银子的真实价值。

除此之外，谷物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人们普遍喜爱的植物食品，在每个文明国家组成了劳动者的主要食粮。因为农业的扩大，每个国家的土地生产的植物食品要比动物食品多得多，所以各地劳动者主要是依赖这个最便宜而又最为丰富的有益健康的食品过活。除了最繁荣的国家或者劳动报酬最高的地方，鲜肉仅仅是劳动者食品中很少的一部分，家禽则是更小的一部分，猎物则完完全全不存在。在法国，甚至在苏格兰，除了节日以及某一些特殊场合外，贫苦的劳动者极少吃鲜肉，而苏格兰的劳动酬劳略高于法国。因此，劳动的货币价值更多的是取决于作为劳动者食粮的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而不是鲜肉或者任何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所以，金银的真实价值，也就是它们所能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的真实量，更多地取决于它们所能购买的或者支配的谷物的数量，而不是鲜肉或者任何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数目。

但是，对于谷物或者其他商品价格的这些少量的观察应当不会误导许多聪明的作者，假如他们并没有遭到流行的见解的影响的话。那就是因为白银的数量在各个国家将随着财富的增长而自然增长，所以其价值将随其数量的增加而下降。但是，这个见解看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贵金属的数量可以由两个不同的原因而增加：（1）供应贵重金属的矿山的产量增多而货源充足；（2）人民劳动的产品增多，财富增加。这两个因素中的第一个肯定会引起贵重金属的贬值，而第二个就与其无关。

当更加富饶的矿山被发掘后，大量的贵金属进入了市场，而它们所要换取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数量却和之前完全一样，这样同等数量的金属肯定就只能换取较为小数量的商品了。所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假如贵金属数量的增长是源自于矿产的增加，那么它肯定会引起它们的某些贬值。

反之，当任何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的时候，当其劳动的年产物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为了使更多的商品可以流通，肯定就需要更多的铸币。而人民购买得起，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商品可和它交换，自然愿意购买更多的银餐具。他们的铸币数目亦将因需要而增加。出于虚荣以及炫耀他们的银餐具，或者出于一样的原因，他们拥有的美丽的雕像、绘画以及其他奢侈品和珍品的数量可能同样增加。不过由于雕刻家以及画家在富裕以及繁荣的时候很可能要比在贫困以及萧条的时候所得的报酬更要优厚，所以金银也可能变得更值钱一些。

假如偶然发现的更为富饶的矿山未能让金银的价格下降，则金银的价格自然而然是随着每个国家的财富的增长而上涨，因此无论矿山处在什么状态，任何时候富裕国家中金银的价格都要比贫困国家中的高。金银像所有的其他商品一样，当然要寻求能卖到最好价格的市场。而任何商品能卖到最好价格的地方通常是可以出得起最好价格的国家。需要记住，劳动是支付给任何东西的最终价格。在劳动能获得同样优厚报酬的国家，劳动的货币价格也将会和劳动者的食粮价钱成比例。不过金银在一个口粮富足的国家要比在一个口粮供应困难的国家，换言之在富国要比在穷国能换取更多的口粮。假如这两个国家相距非常远，其中的差异便可能更大，虽然金银自然地会从较差的市场流向较好的市场，但是要运输大量的金银或许会十分困难，而又只有运送大量的金银才能让它们在两地的价格接近同一个水平。假如两个国家相距较近，两地价格的差异就会小一些，并且有的时候可能小得都觉察不出来，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运输非常容易。中国是要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裕得多的国度，但其口粮的价格和欧洲相比却相差非常大。大米在中国的价格要比小麦在欧洲任何地方都还要便宜许多。英格兰是比苏格兰富裕很多的国家，不过谷物的货币价格在这两国相差非常小，小到仅可觉察获得的程度。

就数目来说，苏格兰的谷物一般显得要比英格兰的便宜很多，不过就其质量来说，苏格兰的谷物一定要略微贵一些。苏格兰似乎每年都要从英格兰获得大量的供应，而每种商品的价格在进口国家肯定略微要比在其出口的国家贵一些。因此，英格兰的谷物在苏格兰肯定要比在英格兰贵一些。不过从质量上来说，或者就英格兰小麦所制成的面粉或者麦片的数量以及质量来说，它在苏格兰市场上售出的价格通常不比在市场上与之竞争的苏格兰谷物更昂贵。

在劳动的货币价格上，中国和欧洲的差异要比这两个国家在口粮的货币价格上的差异更加大，由于在欧洲劳动的真实补偿要比在中国高。欧洲的大多数地区都处于进步状态，苏格兰的劳动的货币价格要比英格兰低，是因为劳动的真实补偿低廉得多。苏格兰即使在向富裕迈进，但是进步的步伐要比英格兰慢很多。从苏格兰到英格兰的移民多，而从英格兰移出的移民非常少，这充分证明了两国对于劳动需求的截然不同。不同国家间劳动真实补偿的比例当然并不受他们的实际财富或者贫困所调控，而是受到他们是处于进步、停滞或者衰落的状态所调控。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

因为金银在最富裕的国家当中自然就具有最大的价值，所以它们在最贫穷的国家中自然仅仅具有最小的价值，即所有民族中最为贫穷的民族里，它们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

粮食在大城镇中总是要比在偏远地区贵一些。但是，这并不是银子真正便宜的后果，而是粮食真正昂贵的后果。把银子运到大城镇并不比运往偏远地区需要花费的劳动更少，而把粮食运往大城镇消费的则要多得多。

在富裕以及商业非常发达的国家，譬如荷兰还有热那亚地区粮食昂贵，其原因和大城镇粮食昂贵一样。它们无法生产足以养活其居民的粮食。它们在工业方面富裕，在制造方面以及节省劳动的各种机器方面，在制造航运还有其他运输及商业工具和手段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手艺以及技巧，不过他们在谷物生产方面却一筹莫展，粮食需要从遥远的国家运来，因此他们必须通过提高它的价格来支付从那些国家运来的运费。把银子运到阿姆斯特丹并不比运往但泽需要的劳动更少，不过运输粮食则费用要多得多。银子的真实价值在那两个地方肯定非常接近，不过粮食的真实价格则非常不同。即使荷兰或者热那亚地区的居民的数目未变，但是他们的富裕程度下降了，他们从遥远的国家供应自己的能力减低了，随着这种衰退，出现的肯定是白银数量的减少（无论是作为衰退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个时候谷物的价格不但不会随着白银数量的减少而下降，反而会上涨到饥荒时的价格。当我们缺乏生活必需品的时候，我们应当放弃所有奢侈品，因为奢侈品的价格在富裕以及繁荣的时候是一直上涨，在贫困以及萧条的时候下降。而生活必需品的情况则完完全全相反。它们的真实价格，它们所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在贫困以及萧条的时候上涨，在富裕以及繁荣的时候下降，因为繁荣的时期谷物总是非常富足。谷物是一种必需品，银子只是一件奢侈品。

因此，在十四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这段时间里，无论贵金属的增长情况如何，贵金属的数量由于财富的增长以及土地的进一步改良也增长了。无论在大不列颠还是欧洲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可能有减少的趋势。假如谁收集了古时候各种东西的价格，无论从对于谷物还是其他商品的价格来观察，他们都没有理由推论说在这段时期银子的价值贬值了，他们更加没有理由根据假定的财富的增长以及土地改良的加大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二阶段

无论各学者对于在第一阶段银子价值的增加的意见有多么不同，他们对于第二阶段的想法则是完全一致的。

从1570年到1640年，在这七十年的时间里银子的价值以及谷物的价值之间比例的变化采取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银子的真实价值下降了，或者说，可以交换的劳动量比之前少了。但是谷物的名义价格上涨了，并不是通常卖的一夸特两盎司白银，大约合我们今天的货币十先令，而是一夸特卖到了六盎司以及八盎司白银，大约合我们现在的货币三四十先令。

富饶的矿山在美洲的发掘，看来好像是白银价值和谷物价值比价下降的唯一原因。每个人都是这样估计的，对于这一事实或者这一原因，不曾有过任何争论。在这段时间里，欧洲大多数地区在工业以及土地改良上是大步前进了，因此对于银子的需求肯定一直在增长。不过供应的增长似乎大大超过了需求，结果银子的价值非常可观地下降了。美洲银矿的发掘，据观察似乎到1570年对英格兰的物价并没有什么十分明显的影响，甚至二十多年前波托西银矿的发掘也是这样。

依据伊顿学院的报道，从1595年到1620年，包括1595年以及1620年在内，温莎市场上一夸特（或者九蒲式耳）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是两镑一先令六十九分之十三便士。把这一个数字去掉分数，减去九分之一或者减去四先令七个便士，则一夸特（或者八蒲式耳）的价格就为一镑十六先令十便士。再从这一个数字同样去掉分数，减去九分之一或者四先令一个便士，即上等小麦以及中等小麦两者价格之差额，因此中等小麦的价格应该是一镑十二先令八个便士左右或者大约合白银二十一分之六便士。

从1621年到1636年，包括1621年以及1636年两年在内，依据同一记载，在同一个市场上同等数量的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是两镑十先令，对于这个数字进行之前一样减除，一夸特（或者八蒲式耳）中等小麦的平均价格就为一镑十九先令六便士，大约合七便士。

第三阶段

在1630年到1640年间，即大约在1636年，受到美洲发现金矿的影响，白银价值好像已经跌到最低点，白银价值和谷物价值的比价好像也跌到了从未有过的低点。在十八世纪的这一段时间里它似乎还略有上涨，甚至还在十七世纪末可能就开始了这种上涨的势头。

从1637年至1700年，包含这两年在内，十七世纪的最后六十四年间在温莎市场一夸特（或者九蒲式耳）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依据同一记载，一直是两镑十一先令三便士，比十六年前上涨了一先令三分之一便士。不过在这六十四年之间发生了两件大事，它们让谷物的匮乏大大超过气候不好所能够引发的歉收。并没有必要设想银价的更多下跌，就那两个事件已经足以说明谷物价格小幅度上升的原因了。

这两个事情中的第一个事件是内战。它阻碍了耕种，阻断了商业，肯定使谷物价格上涨，并且大大超过气候不好所引起的灾害的影响。它肯定对于联合王国各个不同市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伦敦周围的那些市场，由于它们需要从极远的地方获得供应。依据同一记载，1648年温莎市场上的上等小麦的价格一直是四镑五先令，而在1649年却是一夸特（九蒲式耳）四镑。这两年当中谷物价钱在两镑十先令（1637年之前十六年的平均价格）的基础之上上涨了三镑五先令，把它平均分在十七世纪最后的六十四年里，仅凭此就足以说明为何这些年谷物价格仅有微弱的上涨。但是，它们即使是最高的谷物价格，也绝对不是由内战引起的唯一昂贵的价钱。

第二个事件是1681年所颁布的关于谷物出口的奖励金。很多人一直以为通过对耕种的鼓励，奖励金在长期以内可能会导致较大的富足，使得国内市场上谷物价格比没有奖励金的时候便宜。至于这个奖励金在什么时候能产生如何深远的影响，我将在之后进行探讨。现今我只是注意到在1688年至1703年它还没有产生影响。在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它的唯一结果是通过鼓励出口每一年的剩余产品，使得前一年的丰产无法补偿后一年的匮乏，从而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价钱。从1693年到1699年（包括这两年在内）弥漫整个英格兰的匮乏，虽然气候不好无疑是其主要的原因，并因此让缺粮扩展到了欧洲非常大一部分地区，不过奖励金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谷物的缺乏。因此在1699年，阻止谷物出口达九个月之久。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第三件事。即使那件事不会引起谷物的缺乏，可能也不会引起平常支付给它的白银的真实数量的任何的增加，但肯定要引起名义金额上的某些增加。这个事件就是由于削减以及磨损所造成的银币贬值。这一件坏事开始于查理二世统治的时期，而后一直持续到了1695年。在那个时期，如同我们从劳恩迪斯先生那里获知的一样，当时通行的银币平均低于标准价格将近百分之二十五。不过构成每件商品的市场价格的名义资金，与其说是依据其标准中应有的含银量所调控，不如说是依据经验发现的其中实际含银量所调控。所以这个名义金额在银币由于削减以及磨损已经十分贬值的时候必须高于当银币接近其标准值的时候的金额。

在十八世纪，银币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现在更低于它的标准重量了。但是即使贬值得非常厉害，其价值却由它能够与之兑换的金币的价值坚持了下来。由于即使在上次重新铸造之前，金币的外表也磨损得厉害，仅仅是要比银币磨损得少一些罢了。相反，在1695年，银币的价值却没有获得金币的支撑，一基尼那个时候通常可兑换磨损以及削减了的银币三十先令。在上一次金币重新铸造之前，银锭的价格不多于五先令七便士一盎司，它仅仅要比铸币厂价格高五便士，不过在1695年，银锭的普通价格是六先令五便士一盎司，它要比铸币厂价格高出十五便士。因此，即使在金币重新铸造之前，金银硬币在与银锭相比的时候，不会多于其标准价值的百分之八。

相反，在1695年，根据推测几乎要低于那个标准价值的百分之二十五。不过在十八世纪初期，也就是在威廉时代，银币大规模重新铸造后不久，大多数流通的银币仍然要比现今更加接近其标准重量。在十八世纪中并没有什么大的社会灾难，比如内战，它不是阻碍耕种，就是中断国内商业。并且十八世纪的大多数时候都实行奖励金，肯定总是会把谷物的价格略高于按照那个时候实际耕种情况所应该有的价格。在十八世纪，奖励金有充分的时间产生通常它所应该有的好效果，促进耕种，从而增多谷物在国内市场的数量。依据我将阐明以及检验的一系列原则，能够设想它一方面在降低谷物的价格之上起了一些作用，另一方面同样对于提高它的价格也起了一些作用。许多人认为它起的作用还不止这一些。所以，在十八世纪最开始的六十四年，温莎市场一夸特（也就是九蒲式耳）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依据伊顿学院的记载，已然是两镑六便士，大约合十先令六便士，要比十七世纪最后六十四年的价格便宜了百分之二十五，要比1636年之前的十六年也就是美洲发现的富饶的金银矿已经能够充分产生效果的时候的价格便宜了九先令六便士，并且要比1620年之前的二十六年，即能够有充分理由推测在那个发现可以充分产生其效果之前二十六年的平均价格大约低一先令。根据此，在十八世纪初的六十四年间，中等小麦的平均价格大约为三十二先令一夸特（八蒲式耳）。

因此，银子的价值在十八世纪和谷物价值的比例上好像是略微上涨了一些，并且非常可能在十七世纪末就开始了这一上涨。

1687年，九蒲式耳一夸特的上等小麦在温莎市场中是一镑五先令两便士，这是自从1595年以来最便宜的价格。

格里戈里•金先生是一位对这类事情有着丰富经验的知名人士，1688年他估算在一般的丰收年份小麦生产者的平均价格是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或者说一夸特二十八先令。我所理解的生产者的价格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称做的合同价格，即农场主签订合同在一定的年份向商人提供一定数量谷物的价钱。因为这种合同节约了农场主把谷物送到市场上去的费用以及麻烦，所以合同价格常常低于所设想的平均市场价格。金先生觉得，二十八先令一夸特在那个时候是一般丰收年份的平均合同价格。我相信，在上次非常坏的气候所引起的匮乏之前，这个价钱是所有正常年间的普通的合同价格。

1688年，国会通过了对谷物出口的奖励金。乡绅们那个时候在立法机构所占的比重要比现在大，他们感觉到谷物的货币价格在下降。奖励金是一种应急的措施，是将谷物的价格人为地提高到查理一世以及查理二世的时代的通常价格。因此，直到小麦价格已经涨到四十八先令一夸特的时候，都采用了那个应急措施。即这个价格要比金先生在那一年估计的一般丰收的年份生产者的价格高二十先令，也就是高七分之五。假如他的估计获得了十分普遍的赞许的话，那是完全应当的。除去特别匮乏的年份，四十八先令一夸特这个价格在那个时候假如没有奖励金这个应急措施是无法达到的。不过威廉王的政府在那个时候还并没有完全巩固，他没有理由拒绝乡绅的任何建议。那个时候，正是威廉王向他们恳请第一次建立了年度土地税。

因此，银子的价值在与谷物的价值的比例上或许在十七世纪的末期有一些上升，在十八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似乎一直在继续上升。即使奖励金的肯定作用阻止了那一上升的势头，使它无法依照那个时候的实际耕作状态发生更为显著的作用。

在丰收的年头里通过意外的出口，奖励金肯定会把谷价提高到并没有奖励金的那些年份的价格之上。经过继续保持谷物在最为富足的年份里的价格来鼓励耕种是那个制度公开宣布的目标。

当然，在非常匮乏的年份里奖励金制度一般情况下就中止了。但是，它对于那些年份的价格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丰收年份奖励金引发的异乎寻常的出口，肯定常常会妨碍以一年的富裕补偿另外一年的匮乏。

所以不论在富足的年份还是在匮乏的年份，奖励金将谷物价格提高到并没有它的时候的价格之上。所以，在十八世纪初的六十四年其平均价格一直低于十七世纪的后六十四年的平均价格，在耕作状态一样的情况下假如并没有奖励金的作用，谷物价格肯定会低一些。

能够这样说，没有奖励金，耕作状态不可能是这样。这个制度对于国家的农业会有怎样的影响，我在之后专门阐述奖励金制度的时候将努力解释清楚。现今我只是观察到银子价值和谷物价格成比例地上涨并不仅仅为英格兰所特有。在相同的时期，三个十分忠实、勤劳以及努力的谷价收集者——杜普列•戴•圣莫尔先生、麦桑斯先生以及关于谷物政策专论的作者均观察到在法国也一样发生了这个现象，并且程度几乎相同。不过在法国，直到1764年，谷物的出口还是被法律禁止的，所以多少有些难以想象，在一个禁止出口的国度里发生的降价会在另外一个对于出口实行异常鼓励的国度发生。

或许，把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当中的这个变化视做银子在欧洲市场真实价值的一些逐步上涨，要比视做谷物的真实平均价值的任何的下跌还更合适一些。大家都已然注意到，谷物是在一个长时间里要比银子，甚至要比其他任何商品都更加准确的一个价值尺度。在美洲发掘了一些富饶的矿山后，谷物的货币价格要比之前上涨了三四倍，这一变化常常被归咎于银子真实价值的下降，而并没有归咎于谷物真实价值的任何的上涨。假如说十八世纪的头六十四年间，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下跌得要比十七世纪的大多数时候的平均货币价格低一些的话，我们就应该以同样的态度把这一变化归因于银子在欧洲市场真实价值的某一些上涨，而不应该归因于谷物真实价值的任何下跌。

确实，在过去十年或者十二年间谷物价格的昂贵引起了一种怀疑，认为银子的真实价值在欧洲市场上仍然在继续下跌。但是，谷物的昂贵价格明显的来看是气候非常不利所造成的，所以应当把它视做一种过渡以及偶然事件，而并不是一个长时期的事件。过去十年或者十二年的气候在欧洲大多数地区一直十分不好，波兰的动乱更大大地加剧了欧洲各个国家的匮乏，由于在谷物价格高昂的年岁，这些国家通常都是依赖于波兰市场的供应。气候长时期不好，即使并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也绝对不是个别现象，并且只要是对于先前时期的谷物价格的历史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人都肯定会收集到几个其他同类的例子。除此之外，十年的异乎寻常的缺乏要比十年异乎寻常的富足更没有什么让人奇怪的地方。自从1741年到1750年，包含这两年本身，谷物价格的低廉刚好可以和过去的八年或者十年的谷价昂贵形成一个对照。从1741年到1750年，包含九蒲式耳的一夸特上等小麦在温莎市场上的平均价格，依据伊顿学院的记载，仅仅为一镑十三先令九便士，要比十八世纪头六十四年的平均价格低将近六先令三便士。包含八十一夸特的中等小麦，依据那个记载，在那十年当中价格仅为一镑六先令八便士。

但是，在1741年到1750年间，奖励金肯定阻止了谷物价格在国内市场本来应有的下跌。在那十年当中，各种谷物出口的数量依据海关的记录达到八百零二万九千一百五十六夸特一蒲式耳。对于此支付的奖励金达到一百五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二镑十七先令四便士。一样在1749年，那个时候的内阁首相佩兰先生向下院陈述时说道，在前三年当做谷物出口的奖励金支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数目。他这样讲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并且在来年他可能还有更加好的理由。由于单是那一年支出的奖励金就高达三十二万四千一百七十六镑十先令六便士。这个强制性出口把谷物的价格比它在国内市场上应有的价格提高了多少，就不必要再说了。

当然，在十八世纪大不列颠的劳动的货币价格上涨了。但是，这个上涨与其说是欧洲市场中银价下降的后果，不如说是大不列颠几乎遍及全国的繁荣引起对于劳动需求增长的后果。在法国，一个并没有英国繁荣的国家，劳动的货币价值自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就明显地伴随着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渐渐下降。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普通劳动的日工资听说在那里相当一致，大约为小麦一塞蒂埃的平均价格的二十分之一，一塞蒂埃略微多于四温切斯特蒲式耳。前面已经说过，在大不列颠劳动的真实报酬，也就是给予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真实数量，在十八世纪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增长。其货币价格的上涨好像并不是欧洲市场银价普遍下跌的后果，而是大不列颠个别市场因为国家环境非常良好，劳动的真实价格上涨的结果。

在第一次发现美洲后的一段时间，银子依然以原先的价格，或者以较原先价格稍低的价格在市场上卖出。开采的利润有一段时间非常大，大大地高于它的自然率。但是，把银子进口到欧洲的人很快就可以发现全年的进口量不会都以这种高价出售。银子可以交换的货物的数目越来越少，它的价格将不断降低，直到跌落到它的自然价格，或者跌落到仅足以依据自然率支付的劳动工资、资金利润以及土地的地租。这些都是将银子从矿山运到市场所必需的费用。秘鲁的大多数银矿向西班牙国王所上缴的税高达毛产的十分之一，根据已有的观察，它吃去了土地的所有地租。这个税开始的时候为金矿产量的一半，很快它下降到三分之一，之后是五分之一，最后是十分之一。这个税现在依然保留着。在秘鲁的大多数银矿，好像这就是在补偿了从事开采的人的资金还有平均利润后所剩余的全部。之前非常高的那些利润现在已低到仅仅够维持生产的程度，看来这已经是公认的了。

1504年，也就是1545年发现波托西银矿前四十一年，西班牙国王所征收的税已下降到登记白银的五分之一。在1636年之前的九十年间，全美洲最为富饶的矿山有足够的时间发挥它们的所有影响，也就是说，在它继续上缴西班牙国王这个税的条件之下，把欧洲市场的银价降低到无法再低的价格。只要一个商品并没有被垄断，九十年的时间足够把任何商品的价格下降到其自然价格，也就是纳税的同一时候仍然能够在长期内出售的最低廉的价格。

欧洲市场的银价或许可能降得更低，并且它可能还会降低税额，不仅仅是降到1736年的十分之一，甚至降到二十分之一。同样也需要降低对于金子征收的赋税，不然就应关闭美洲大多数现在已开采的矿山。对于银子的需求的渐渐增长，或者对于美洲银矿产品的市场的渐渐扩大也许是防止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并且它不仅仅支撑了欧洲市场上的银价，甚至还把它提高了，让它多少高于十七世纪中叶的价钱。

自从发现美洲之后，美洲银矿产品的市场一直在渐渐扩大。

第一，欧洲市场变得越来越大。自从美洲发现之后，欧洲的大多数地区进步了很多。英格兰、苏格兰、法国以及德国，甚至瑞典、丹麦以及俄罗斯在农业以及制造业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意大利看来也并没倒退。意大利的衰落是在秘鲁被征服之前。从那以后，意大利好像恢复了一点儿元气。西班牙以及葡萄牙被认为确实是倒退了。但是，葡萄牙是欧洲很小的一部分，而西班牙的衰落或许并没有平常人们想象的那么厉害。在十六世纪初期，甚至西班牙和法国相比也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而自那之后，法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查理五世皇帝过去常常到这两国旅游，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法国是所有都富足，在西班牙是所有都匮乏。欧洲农业以及制造业的增产肯定需要逐渐增加银币的数量来促进产品的流通，而有钱人的增多也肯定要求银餐具以及其他银饰品的增加。

第二，美洲自身是自己银矿产品的一个新的市场，并且由于它的农业、工业上的进步以及人口的增长都大大高于欧洲最为兴旺的国家，因此它对于银产品的需求增长肯定也迅速得多。英国所有的殖民地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新的市场。它要求不断地增多对于银子的供应，那是一片崭新的大陆。那里之前对于银子从未有过任何的需求。这个新的市场对于银子的不断需求部分是因为铸币的需要，部分则是因为银餐具的需求。西属以及葡属殖民地的大多数也是新市场。新格林纳达、尤卡登、巴拉圭以及巴西在被欧洲人发现之前，是由野蛮民族住着，他们并没有工艺，也没有农业。现在工艺以及农业都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引入到了那儿。

即使是墨西哥以及秘鲁，它们无法完全被看做是新市场，但是那里的市场也要比从前扩张了许多。即使出版了非常多有关这些国家古代辉煌的书，但是稍有清醒头脑以及判断能力的读者在阅读它们被发现以及被征服的历史的时候，都将清楚地看到那儿的居民对于工艺、农业以及商业的无知。即使他们用金银作为饰品，却对铸币一无所知。他们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是通过以货易货进行的，所以他们也没有任何劳动分工。耕种土地的人都需要自己建造房屋，自己打造家具，为自己缝补衣服、鞋子以及制作农具。他们当中少数的几个手艺人听说全部被国王、贵族以及牧师所供养，或许就是他们的仆人或者奴隶。墨西哥以及秘鲁的所有古代工艺从来没有以任何的制成品形式供应过欧洲市场。

西班牙的军队即使不超过五百人，并且常常还不到那个数目的一半，却好像在各地都难以获得食物。这个在那个时候作为人口众多以及耕种非常好的代表的国家，他们听说几乎也是到达一地就要在那儿引起饥荒。它充分地说明所谓的人口众多以及耕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编织的童话。西班牙的殖民地政府的统治方式在很多方面都不利于农业改良以及人口增长，这是它们和英属殖民地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它们好像要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在所有这些方面进展要快得多。由于它们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土地充足同时便宜。这是所有的新殖民地的共同情况，如此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足以补偿文职政府的很多缺点。弗雷齐埃在1713年到访过秘鲁，他描述利马那个时候的居民是两万五千人到两万八千人之间。从1740年到1746年间曾经居住在秘鲁的乌洛阿却称道那里的居民超过五十万零三人。关于智利以及秘鲁其他几个主要城市的人口，他们两个记载的数据几乎相同。因为我们并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两个人的记载不实，所以它最起码说明了一点，那就是那儿人口的增长并不逊色于英属殖民地。因此，美洲是其本国银矿产品的一个崭新的市场，它对于银子的需求的增长肯定要比欧洲最为兴旺的国家的要求增长迅速得多。

第三，东印度就是美洲银矿产品的另外一个市场，并且这个市场自从那些银矿最开始被发现之日起就一直持续不断地从银矿的总产中取走越来越多的白银。从那个时候起，由亚卡普科船队经营的美洲以及东印度之间的直接贸易一直不断地扩大，并且通过欧洲所进行的间接往来更是以更大的比例在扩张。在十六世纪，葡萄牙是和东印度进行正规贸易的唯一的欧洲国家。但是到十六世纪末，荷兰人开始打破这个垄断，并且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就把葡萄牙人从他们在印度主要的定居点驱逐了出去。在十八世纪大多数时间里，这两个国家瓜分了绝大多数东印度贸易。荷兰人的贸易继续以更大的比例扩大，葡萄牙则走向衰败。

在十七世纪，英法两国和印度进行过某些贸易，十八世纪才有了大幅增长。东印度和瑞典人以及丹麦人的贸易是在这个世纪开始的，甚至莫斯科人现在和中国的正常贸易也是通过某些商队穿过西伯利亚到达北京的。东印度和所有的这些国家的贸易，假如把我们在最近这次战争当中几乎被消灭的法国和东方的贸易除外，则几乎是一直在增加。东印度货物在欧洲的消费量的增加使东印度各行业逐渐发展。如：茶叶在十七世纪中叶是欧洲用得非常少的，现在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本国人消费进口的茶叶的价值每一年就超过一百五十万镑，并且这还不够，还有更多的茶从荷兰港口，从瑞典的哥登堡，以及法国海岸（在法国东印度公司兴旺的时候）长期走私进英国。中国的瓷器、马六甲的香料、孟加拉的布，还有无数的其他货物，它们的消费量都以非常相近的比例在增多。所以，在十七世纪的任何时候用于东印度贸易的所有欧洲船舶的吨位也比不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最近减少它的船只前所使用的。

不过在欧洲国家第一次和那些国家贸易的时候，在东印度，特别是在中国以及印度，贵金属的价值要远远地高于欧洲，并且一直如此。在生产稻谷的国度，常常一年可收割两次，有的时候甚至一年三次，其中的每一季都要比任何一季小麦的一般收成好得多，其粮食的丰富肯定要远远超过面积相同的非产水稻的国家。所以，这样的国家人口肯定要多得多。在那些国家里富人在自己消费的粮食之外，拥有大量过剩的粮食可供他们自由地处置，所以他们拥有购买他人更加大的劳动手段。依据所有记载，一些国家的达官显贵的侍从在数量上要比欧洲最为富有的臣民的随从多得多，并且更气派。他们可以自由处置大量过剩的粮食，能够支付较大数量的粮食来换取那些大自然生产极少的独一无二的以及稀有的珍品，比如富人们竞相购买的贵金属、宝石。因此尽管供应印度市场的矿山一直就像供应欧洲市场的矿山那样的富饶，这些商品在印度能够交换的粮食当然要比在欧洲多得多。

但是从供应印度市场贵金属的矿山看来，远远没有供应欧洲市场的矿山那样富饶，然而供应印度市场宝石的矿山要比供应欧洲市场宝石的矿山更加富饶。因此贵金属当然在印度能交换更加多的宝石，并且比在欧洲能交换更多的粮食。所有的奢侈品中最贵重的钻石的货币价格在印度要比在欧洲多少低廉一些，而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当中的首要物品的货币价钱在印度要比在欧洲低很多。

不过前面已经指出，劳动的真实价格，劳动所能够换取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数量在中国以及印度两大市场要比在欧洲大多数地区能换取的低得多。所以，劳动者的工钱在那里可以购买的食品量要小一些，与此同时，由于食品的货币价格在印度要比在欧洲低得多，劳动的货币价钱在印度就要低廉一半。这是由于它能购买的食品量小和食品的价格低廉。不过在技术以及工业同等发达的国家，大多数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将和劳动的货币价格成比例；中国以及印度的制造技术和工业即使不非常发达，看来并不比欧洲任何地区低多少。所以，大多数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在那些大的帝国里自然要比在欧洲的任何地方低得多。

在欧洲大多数地区，陆路运费大大地提高了大多数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以及名义价格。由于首先把材料，随后将制造品运往市场都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所以也需要更多钱。在中国以及印度，由于内陆航运非常方便，节约了大量劳动，所以也节省了钱，从而降低了其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以及名义价格。因为所有的这些原因，贵重金属一直都是，并且仍然是从欧洲运到印度极为有利可图的商品。并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商品能够比贵金属卖到更好的价钱了。按照它和它在欧洲所值的劳动量以及商品量的比例，它在印度将可以购买或者支配更多的劳动量以及商品量。带着银子到印度去要比携带金子更加有利，由于在中国以及印度其他大多数市场，上等白银和上等黄金间的比例是十到十二比一，而在欧洲则是十四到十五比一。在中国以及印度的其他大多数市场上十盎司到十二盎司的白银可以购买一盎司黄金，而在欧洲要十四盎司到十五盎司白银才可以购买一盎司黄金。因此，从欧洲开到印度的船只上的大多数货物中，白银常常是其中最有价值的货物之一，同时也是亚卡普科开往马尼拉船舶当中最有价值的货物。新大陆的白银好像就因此成为在旧大陆的两极之间所进行的商业活动当中的主要商品之一。并且正是通过这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世界上相距非常远的地区互相联结了起来。

为了供应这样广阔的市场，每年从矿山运出的白银的数量不仅仅必须足够满足所有繁荣国家对于铸币以及制造餐具不断增长的需要，还必须满足使用白银的各国对于银币以及银器修补和不断磨损的需要。

硬币中金属的磨损，还有餐具中由于磨损以及洗刷而不断消费的贵金属非常可观，并且使用白银的商品非常广泛，也需要大量地补充。某些特殊的制造业对于贵重金属的消费，总量即使不如上述的逐日消费，但是因其增长迅速而更加明显。单单以伯明翰的制造业来说，每年用于镀金和包金的金银以及用后再无法恢复原状的金银数量，听说就高达五万镑以上，我们据此能够估算一下，在与伯明翰同类制造业当中，世界各个地方在包边、彩饰、书籍以及家具镀金等用途中一年要消费多少金银。在从一地运到另外一地的海运以及陆运过程当中，每年也肯定要损失相当数量的金银。除此之外，亚洲的大多数地方几乎普遍都有一个将财宝埋藏在地下的习惯，而埋藏的地方常常又只有本人知道，主人一死也就再没有人知晓。这样肯定又要损失更加多的金银。

根据最可靠的统计，在卡迪兹以及里斯本两地进口的金银，包含通过海关登记了的以及可能走私的，一年高达六百万镑。

依据麦根斯先生的记录，每年进口的贵重金属，西班牙平均六年当中（从1748年至1753年，包含这两年），葡萄牙平均七年当中（从1747年到1753年，包含这两年），输入的白银高达一百一十万一千一百零七磅重，黄金则高达四万九千九百四十磅重。白银按照金衡每磅价值六十二先令，一共值三百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三十一镑十先令，黄金按照金衡每磅价值四十四个半基尼，一共值两百三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六镑十四先令，两样合计一共值五百七十四万六千八百七十八镑四先令。麦根斯向我们保证这个进口登记数字是肯定的。他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金银出处的详细清单，还有海关登记每种金属的数量。他同时扣除了他认为或许已经走私进来的每一种金属量。这个有见识的商人丰富的经验使他的意见有着相当的分量。

依据《欧洲在东西印度建立殖民地的哲学以及政治史》的善于言谈并且消息灵通的作者的叙述，每年在海关登记输进西班牙的金银，在1754年至1764年，包括这两年在内的十一年间，平均每年达到一千三百九十八万四千一百八十五万皮亚斯特（一皮亚斯特为十里尔银币）。但是，由于还有许多或许已经走私进来的金银，他推断全年的进口或许达到一千七百万皮亚斯特。一皮亚斯特相当于四先令六便士，相当于英币三百八十二万五千英镑。他同时也给了一个详细的清单：金银是从具体哪个地方来的，还有依据海关登记每种金属有多少。他告知我们，假如我们根据所交给葡萄牙国王的税款数目（税率好像是标准金的五分之一）来判断每年从巴西输入里斯本的黄金数目的话，我们能够估价它为一千八百万克鲁查多，也就是四千五百万法国利弗，大约等于两百万英镑。他说由于有的已经走私进来了，我们绝对有把握在这个数目之上再加上一个八分之一，即二十五万镑，所以总数将会达到二百二十五万镑。依据这个统计，输入西班牙以及葡萄牙两地的贵金属每一年高达六百零七万五千镑。

我相信其他几个统计数字即使是手稿，也是非常可靠的。它们反映出每年的进口总额大约平均为六百万英镑，只是有的时候多一些，有的时候少一些。

自然每年输入卡迪兹以及里斯本的贵金属并不等于美洲矿山的全年产量。年产量的一部分每年由亚卡普科船队运到马尼拉，一部分用在了西班牙殖民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的走私贸易，当然还有一部分留在了国内。

除此之外，美洲的矿山虽然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金银矿山，但是，它们是最为富饶的矿山，我们所了解的所有其他矿山的产量和美洲的相比较都是微不足道的，这点是大家公认了的。它们产量的绝大多数每年输入了卡迪兹以及里斯本，这一点同样是大家公认了的。不过单伯明翰一地的消费量平均每年就是五万镑，相当于每一年平均输入的六百万镑的一百二十分之一。所以，世界上凡是使用金银的国家对于金银的全年消费量或许接近于全年的产量，其剩余或许仅仅够供应所有繁荣国家增长的需要。它也可能还远远无法满足增长了的需求，以至于多少还需要提高这些金属在欧洲市场的价钱。

铜铁每年从矿山送往市场的数量远远大于金银的上市量。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觉得这些贱金属会成倍地多于需求，或者变得越来越便宜。那么，为何我们对于贵金属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的确，贱金属是坚硬一些，它们就有不怕磨损的用途，但正因为它们的价值低一些，所以对于它们的保存也粗心一些。但是，贵金属并不一定就要比它们保存得长久多少，贵金属也较容易通过许多不同的渠道丢失、浪费以及耗费。

所有的金属价格即使有缓慢的变化，但是它们每一年要比土地其他的任何原生产物的价格变化小一些。而贵金属的价格比贱金属的价格突然变化的可能性又更小一些，金属的持久性是价格稳定的基础。去年运到市场的谷物没到今年年末就必须全部或者几乎全部消费掉。不过两三百年前从矿山运到市场的铁矿，其中的某些部分可能到现在还在继续使用，而两三千年前从矿山运到市场的黄金，或许今天某些部分也仍然在继续使用。供应世界消费的各种不同谷物的总量几乎和不同年份的各种相对应的谷物的产量成比例，不过两个不同年份可能使用的铁的不同数量的比例几乎不大会遭受这两年铁矿产量的任何偶然差异的影响。而金的不同数量的比例将更加不会受到金矿产量的任何差异的影响。所以，即使大多数金属矿的产量，或许一年一年的变化要比大多数麦地的产量大一些，但是这些产量的变化对于这两类商品的价格并没有同样的影响。

金银个别价值之间比例的变动在美洲金矿发现之前，纯金对于纯银的价值要比在欧洲的不同铸币厂一直调整在一比十到一比十二的比例之间。即一盎司纯金应当值十盎司到十二盎司纯银。大约在十七世纪中叶，纯金对于纯银的价值比调整在一比十四到一比十五之间，那就是说，一盎司纯金应当价值十四盎司到十五盎司纯银。黄金的名义价值上涨了，也就是能交换的银量增加了。金银的真实价值降低，即它们能够购买的劳动量下降。不过白银要比黄金下降得更多。即使美洲的金银矿在富饶程度方面超过所有之前曾经发现过的金银矿，但是银矿的富饶程度好像在比例上仍大于金矿。

每一年从欧洲运往印度的大量白银在英属的某些殖民地逐渐地降低了白银和黄金的相对价值。在加尔各答的铸币厂一盎司纯金应当价值十五盎司纯银，在欧洲也是如此。假如把它和孟加拉市场相比较的话，就有点儿过高。或许是铸币厂把比率定得太高了。金价和银价的比例在中国依然是一比十到一比十二，在日本是一比八。

依据麦根斯的记录，每年输入欧洲的金银量的比例大约是一比二十二，即凡进口一盎司黄金就会进口二十二盎司多的白银。每年大量送往东印度的白银，他推断，降低了保持在欧洲的金银量的比例，变成了一比十四到一比十五，也降低了其价值比。看来他觉得，它们价值之间的比例肯定和它们的数量间的比例相同。假如并没有更多白银出口，金银价值的比例或许也是一比二十二。

不过一般两种商品的价值之间的比例并不必须和那两种商品在市场上数量之间的比例相同。一头牛的价钱估计是十基尼，大概是一只羊价钱的六十倍，大约为三先令六便士。但是，假如据此推论市场上一般是需要六十只羊才可以换一头牛，那就荒诞了。那个时候假如因为一盎司黄金一般可以购买十四盎司到十五盎司白银，继而推论，市场一般只需要十四盎司到十五盎司的白银就能够兑换一盎司的黄金也是一样荒谬的。

很可能市场上银子的数量常常要比金子的数量多得多，并且这个数量上的比例要比一定量的黄金的价值和相同的白银的价值的比例更大。一种便宜商品投入市场的总量常常不仅仅要比一种贵重商品投入市场的总量更大，并且价值也大。投入市场的每一年的面包总量不仅仅比投入市场的鲜肉总量大，并且价值也大一些；同样，投入市场的鲜肉的总量要大于投入市场的家禽总量，家禽总量又多于野禽总量。便宜商品的销售量要比贵重商品的销售量大得多，以至于不仅仅常常销售量要大一些，并且能够销售的商品价值也大一些。所以，便宜商品的总量常常必须在比例上要多于贵重商品的总量，并且大于一定量贵重商品的价值和一定量便宜商品的价值的比例。每当我们把这些贵金属相互比较的时候，银子就是便宜商品，金子就是贵重商品。所以，我们自然应该多指望市场上总是有要比金子数量更多的银子，并且有要比金子价值更加大的银子。每一个多少有一些金银的人将自己所有的银餐具以及金餐具作个比较，他就可以发现前者不仅仅在数量上，而且在价值上也远远地超过后者。除此之外，许多人有非常多的银餐具，却没有金餐具。即便他们有一点儿金器，常常也局限于表壳、鼻烟壶这样一些小玩意儿，加到一块也不值多少钱。

确实，在英国的硬币当中，所有的金币价值远远高于银币价值，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的铸币都是如此。在有一些国家的硬币中，这两种金属的价值几乎相等。在和英格兰联合之前，苏格兰的硬币，依据铸币厂的记录来看，金币即使有优势，但这种优势也非常小。在许多国家的硬币当中，银币的价值大于金币。在法国最大的数额常常都是用银子支付的，并且在那里也很难搞到比你口袋能够携带的更多的金币。但是，在所有国家里，银餐具的价值总是高于金餐具的价值，银餐具对于金餐具的这一价值优势就足够补偿某些国家金币对于银币的优势。

即使，在某种意义上银子一直并且将来仍然可能要比金子便宜得多，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金子在现在西班牙市场的情况或许可以说是要比银子还多少便宜一些。一件商品说其是贵还是贱，不仅仅要根据其平常价格的绝对大小，并且要根据把它投入市场相当一段时间内其价格是高于还是低于其最低价格。最低价格就是它的价格仅足以补偿将商品投入市场所需要投入的资金及其适当的利润。这个价格对于地主无法提供任何报酬，地租在这个价格当中不构成任何组成部分，价格本身仅仅包括工资以及利润。不过在西班牙市场的现状下，黄金肯定要比银子更接近于这个最低价格。西班牙国王对于黄金所征的税仅仅是标准金总产的二十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五；而他对于银子所征的税则达到总产的十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十。之前已经指出过，在这些税当中也包括西附属国大多数金银矿山的全部地租，而金矿的纳税情况要比银矿的纳税情况更加糟糕。开采金矿的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极少发财，肯定也要比开采银矿的人的利润小一些。因此，西班牙的黄金价钱，肯定在本国市场比银价更接近于把其投入市场的最低价格。每当把所有费用都计算在一起的时候，西班牙市场上的所有黄金看来不可能像所有的白银那样有利地销售出去。确实，葡萄牙国王对于巴西黄金所征收的税和古代西班牙国王对于墨西哥以及秘鲁的白银所征收的税相同，也就是标准银的总产的五分之一。所以还无法肯定美洲大量的黄金输入欧洲普通市场的价格，是否要比美洲大量的白银输入欧洲普通市场的价格更加接近于运到市场可能有的最低价格。

钻石以及其他宝石的价格甚而可能要比黄金的价格更加接近于运往市场可能有的最低价格。

银子不仅仅是最适合于征税的商品之一，一种单纯的奢侈品，并且银税为国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收入，只要那个税还可以征收获得，那就绝对不会放弃。因为收税困难，在1736年只好将银税从五分之一降低到十分之一，可能到时候还需要进一步降低，同样对于黄金的征税也只好降低到二百零二分之一。西属美洲的银矿由于进行开采的矿井越来越深，就像所有其他矿山一样开采费用变得越来越高。将水从深井抽出来以及向深井供应新鲜空气的费用也越来越高。这是所有对于那些矿山的状态进行过调查研究的人都承认了的。

这些原因等于说白银日益缺乏（一件商品当它变得越来越难采集，并且采集一定数量变得日益昂贵的时候，就能够说它变得稀少了），那个时候肯定产生以下三种结果之一：（1）费用的增长必须从金属价格成比例的上涨中获得全部补偿；（2）它需要从白银所征收的税额成比例的下降中获得全部补偿；（3）它必须从上述两项应急措施当中的前一项获得部分的补偿，与此同时又从后一项中获得部分的补偿。第三种结果是很可能发生的。尽管对于黄金的征税降低了很多，因为黄金的价格上涨和白银成比例，所以尽管对于白银所征收的税同样降低了，白银的价格仍然可与劳动以及商品成比例地上涨。

但是，这样连续地降税，虽然它们不可能全然阻止，肯定会多少放慢欧洲市场上白银价格的上涨。这样降税的结果，是很多从前因为缴纳不起旧税而没办法开采的矿山会因而获得了开采。因此，白银的上市量肯定总是多少有一些增长，任何一个数量的白银的价值就要比原先多少降低一些。因为1736年的降税，欧洲市场之上白银价值即使不会在今天比这次降税前还低，但是非常可能要比西班牙政府继续强征旧税的时候出现的情况最少低百分之十。

以上提出的事实以及争辩使我倾向于相信，或者更为恰当地说是揣测，即使有这个降税，在这个世纪白银的价值在欧洲开始了小幅度地上涨。由于对这个问题我所能够形成的最好的意见或许都不值得用相信这两个字。确实，假如在欧洲市场上有一些上涨，那个上涨迄今为止也肯定是非常小的，小到以至于在上面讲述了一切以后，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仍然拿不定主意：银价到底是否上涨，并且是否发生过相反的现象，即白银的价值在欧洲市场是否继续下跌。

但是，需要注意，无论所设想的每年金银进口量可能是多少，肯定有一段时期，金银每年的消费量是相当于每年的进口量的。它们的消费量必须和它们总体的增长一起增长，或者消费量增长的比例还大一些。因为总体的增长，它们的价值肯定下降。与此同时，它们使用得多，而爱惜得少，所以它们的消费量的增加要比它们总体的增加更大，所以经过一定的时间后，这些金属的年消费量肯定会因此变得等于它们的年进口量，前提是进口并不是在一直增加；但是在目前这段时间，情况好像并非如此。

当年消费量已经和年进口量相等的时候，假如年进口量逐渐减少，那么年消费量可能在某些时候会超过年进口量。这些金属的数量或许逐渐地并且不被察觉地减少，所以它们的价值逐渐地不被觉察地上涨，直到年进口量重新变得不增不减。这个时候年消费量将逐渐地不被觉察地让自身适应年进口量所能够维持的数额。

怀疑白银价值仍然在继续下跌的依据是欧洲财富的增长还有流行的观念——因为贵金属的数量随着财富的增长自然而然地增长，所以贵金属的价值肯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下降——或许可能使许多人倾向于相信它们的价值在欧洲市场上仍然在继续下跌，并且很多土地原生产物的价格仍然在逐渐上涨，这一事实更加增强他们对这个看法的信念。

我已经竭力表明，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贵金属的数量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增加的时候，并没有降低它们的价值倾向。金银当然流向富裕的国家，相同的原因，所有奢侈品以及珍奇品也流向富裕的国家。这并不是由于它们在富国要比在穷国便宜，而是由于它们在富国昂贵，或者说，能卖个更加好的价钱。正是这个价格的优势吸引着它们，并且这个优势只要不复存在，它们肯定也就停止向那里流去。

我已经竭力表明，假如除去完全由人的勤劳栽种的谷物以及其他蔬菜，则所有其他原生产物，牲畜、家禽、各种猎物、地下的有用化石以及矿产等，在财富不断增长以及进步的社会里当然会越来越贵。因此，尽管这些商品交换的银子的数量要比之前大一些了，但是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觉得白银真的变得便宜一些了，或者能购买的劳动要比之前少了。反之，这些商品变得的确昂贵一些了，或者说可以购买的劳动要比之前多了。不仅仅是它们的名义价格，它们的真实价格在进步的过程当中也上涨了。它们的名义价格上涨并不是银子价值贬值的结果，而是它们真实价格上涨的结果。

进步过程对于三种不同原生产物有不同影响。

这些不相同的原生产物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那些人类的勤劳全然无力让其产量翻番的产品；第二类是那些可以和需求成比例翻番的产品；第三类是那些劳动对于其增产的效力有限或者不确定的产品。在财富以及进步的过程中，第一类产品的价格可以上涨到奢侈品的程度，并且似乎不可能有任何限度；第二类产品的价格即使可以大大地上涨，但是有一定的限度，超越了限度，它的价格就不会持久；第三类产品的价钱，即使其自然趋势是随着进步而上涨，不过在相同的进步程度里，它可能有的时候下跌，有的时候持续不涨，有的时候或多或少上涨一些。这些都取决于不同的意外事件，它们让人类的努力在增加这类原生产物的产量上或多或少地取得一些成功。

第一类

在进步的过程当中，价格上涨的第一类原生产物是人类勤劳全然无力让其产量增多的产品。它包含这样一些东西，它们在大自然当中生产的数量有限，并且它们十分容易腐烂，不会把不同季节的非常多的产品贮积在一起。大多数的稀有鸟类以及鱼类，许多不同的猎物，几乎所有的野禽，特别是所有的候鸟，以及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属于这一类。当社会的财富以及奢侈增长的时候，对于这类东西的需求或许和它们一起增长，但是人类的任何努力却不会大量增加对于其需求的供应。因此，这些商品的数目保持不变，而购买它们的竞争却不断地加剧，所以它们的价格可以极度上涨，并且似乎不受任何界限的限制。

假如山鹃变成时尚，一只能够卖到二十基尼的话，人类的努力却无法增加上市的山鹃数量，让它大大超过市场现有的数目，这样就非常容易理解在罗马辉煌的时代，罗马人为什么要为稀有鸟类以及鱼类付出昂贵的价格了。这些鱼以及鸟的昂贵的价格并不是那个时候白银价值低廉的结果，而是人类无法随意使其数量增加的珍稀动物价值高昂的结果。罗马白银的真实价值在罗马共和国衰退的前后一段的时间要比现今欧洲大多数地区的白银真实价值还高一些。三塞斯特斯，大约等于英币六便士，是共和国对于西西里缴纳什一税的小麦每一莫迪斯到一配克所付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要比市场平均价格略微低，农场主以这一价格交售小麦被看做是对于西西里农场主所课的一种赋税。因此，当罗马人需要订购多于什一税所征收的小麦的时候，就需要依照契约对于定额之外的小麦支付四塞斯特斯或者英币八便士，并且这个价格可能被看做适中而合理的价格，即那个时候的普通或者平均合同价格。它等于英币二十一先令一夸特。

在最近的粮食歉收年份之前，二十八先令一夸特是英格兰小麦的普通合同价格，英格兰小麦在质量上要比西西里小麦差，在欧洲市场中售价一般较低。因此，在古代那个时候，白银的价值和现今的价值相比，肯定是三对四的反比。即那个时候三盎司白银能够购买今天我们四盎司白银所能够购买的同量的劳动力以及商品。所以，在我们阅读普林尼的书的时候，我们读到塞俄阿斯购买了一只白色夜莺当做礼物送给皇后阿格利皮纳。其价格是六千塞斯特斯，大约合我们现今货币五十镑。阿西尼阿斯•塞纳用八千塞斯特斯的价格买了一条鲱鲤，大约合我们现在货币六十六镑十三先令四便士。这些破天荒的价格尽管让我们惊讶不已，但是不管怎样，还不到它们真实价格的三分之一。塞俄阿斯为一只夜莺付出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数量相当于今天六十六镑十三先令四便士所能购买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数量。而阿西尼阿斯为了一条鲱鲤所付出的对于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支配量相当于今天八十八镑十七先令九又二分之一便士所能够购买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数量。促使这些物品价格这样昂贵的原因并不是白银十分充裕，而是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非常充裕，罗马人能够自由处置的数量远远超过他们所要消费的数量。那个时候他们能够自由处置的白银数量要比今天对于同等数量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支配权所能为他们获取的白银数量少得多。

第二类

在进步的过程当中，价格上涨的第二类原生产物是人类勤劳可以使之按需求成比例增加的产品，它由那些有用的植物以及动物组成。在没有被开发的国家里，自然界生长极为丰富，以致于它们非常少或者并没有什么价值。伴随着土地的开垦以及耕种的向前扩展，它们被迫让位给某些更加有用的产品。在进步的长期进程中，这些产品的数量不断减少，同时对于它们的需求又不断地增加。因此它们的真实价值——它们能够购买或者支配的真实劳动量逐渐上升，直到最后它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让它们像人类劳动在最肥沃以及耕作得最好的土地上所能够栽种的任何有用的产品一样。当它的价值上涨到这样一个程度，就不会再上涨了，假如它再涨，很快就会有更多的土地以及更多的劳动投入增多它们的产量。

当牲畜的价格上涨到这样一个程度，也就是开垦土地栽种牲畜饲料就像为了人类种植粮食一样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就不会再上涨了。假如它还继续上涨，那么更多的麦地立马就会改为牧场。相反，以减少野生牧草的数量来扩大耕地，就会减少国家无须劳动或者耕种而自然生产的鲜肉量，与此同时，通过拥有谷物或者拥有谷物的价格来交换鲜肉的人的数量的增加，增加了对鲜肉的需求，因此，鲜肉的价钱，以及牲畜的价格肯定逐渐上涨，涨到利用最肥沃以及耕作得最好的土地种植牲畜饲料变得同栽种谷物一样有利。但是，要使耕种这样扩张，将牲畜的价格提高得如此高，那肯定要等到进步过程中的晚期了。并且在它并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之前，假如那个国家是在不断进步的，它们的价格也肯定是在不断上涨的。或许欧洲部分的牲畜价格并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在和英格兰联合之前，苏格兰也并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达到这一高度。假如苏格兰的牲畜总是仅限于供应苏格兰的市场，在这样一个只能用于饲养牲畜的土地面积远远超过能用于其他生产目的土地面积的国度里，或许，牲畜的价格不会提高得这么高，以至于使为饲养牲畜而来耕作土地都变得有利可图。之前已经说过，在英格兰伦敦周围的地区，牲畜的价格好像在十七世纪初叶就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不过在大多数偏远县市，也许晚了很长时间才达到了这个高度，在某些地区或许现在都还没有达到。但是，在构成第二类的不同原生产物中，在进步的过程当中，牲畜也许是其价格第一个上涨到这个高度的产物。

确实，直到牲畜的价格上涨至这个高度之前，大多数的土地，甚至那些有能力耕作得最好的土地都不会完全获得耕种。所有那些远离任何一个城镇的农场不会到城镇去运粪肥，也就是说，在每一个辽阔的国家里，绝大多数的农场里耕种得非常好的土地的数量需要和农场自身所能生产的粪肥量成比例。而这一点又需要和那个土地能够养活的牲畜头数互成比例。土地所施的粪肥或者是通过地面上放牧的牲畜，或者是通过把牲畜饲养在牛棚当中，然后从那儿把粪便运到土地上去。但是，除非牲畜的价格足够支付开垦了的土地的地租以及利润，农场主就无力在开垦了的土地之上放牧，他更加无力把它们饲养在牛棚当中。只有用改良了的以及耕作过的土地上的牧草才可以饲养牲畜，由于采集荒野地里以及未加改良过的土地上的贫乏而分散的牧草需要过多的劳动，成本过高。

因此，当牲畜被允许在耕地上放牧的时候，加入牲畜的价格不足够支付未改良过以及耕作过的土地上的牧草，牲畜的价钱将更不足以支付必须用大量额外劳动收集并运往牛棚的牧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除去饲养耕种所必需的牲畜外，用牛棚饲养牲畜不会有什么利润。不过这么一点儿牲畜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粪便来保持所有其能耕种的土地长期处于良好的状态。因为所提供的粪便不足以供应整个农场，这个时候自然就会把粪便保留起来用于最能创造利润以及最方便施用的土地上，即用于最肥沃或者农场建筑物附近最肥沃的土地上。所以，这些耕地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状态，适合耕种。

其余的部分，即大多数的土地将只得让其荒芜，它们除了生产少数可怜的牧草之外，再也生产不出别的任何东西了。那些可怜的牧草也仅仅足以维持少数零星的处在半饥饿状态的牲畜免于死亡。农场假如按照全部耕种的需要来估算，牲畜是非常不足的，依照其实际所生产牧草来说，又经常是牲畜过多。但是，一部分这样的荒地在荒芜六七年后，或许又会被重新耕种，或许它会长出一两季薄收的低质燕麦或者其他某些粗糙谷物，所以地力完全枯竭，它又得像之前一样休耕，重新长草。人们于是又以相同的方式去耕种另外一部分荒地，那一部分土地又重新枯竭，又必须休耕。这就是苏格兰在和英格兰联合之前在所有低地所施行的一种管理制度。整个农场施足了粪肥以及处于良好状态的土地一直保持在农场土地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左右，有的时候还达不到整个农场的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的比例。而其余的土地则从未施过粪肥，不过其中一部分耕地交替定期耕作，然后地力耗竭。

非常明显，在这种管理制度之下，甚至苏格兰土地中那部分可以非常好耕作的土地所生产的和其完全可以生产的相比较也要低得多。但是，这种制度无论有多么不利，在英格兰以及苏格兰联合之前牲畜价格的低廉使那种轮种变得好像无法避免似的。但是在牲畜的价格涨了非常多以后，假如那种制度依然盛行于苏格兰的大多数地区的话，无疑那是因为许多地方人民的无知以及对于旧习惯的依恋，而在大多数地方则是因为一些不可避免的障碍，但是事物的自然进程正是利用这些障碍来反对建立一个直接而高效的较好的制度。

这些无法避免的障碍首先是因为佃户的贫困，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获得足以充分耕种其土地的牲畜。牲畜价格的上涨虽使佃户饲养更多的牲畜变得有利可图，但与此同时也使他们难以获得更多的牲畜；其次，即便他们能获得牲畜，他们也并没有闲暇去整治他们的土地，使其可以养活更多的牲畜。牲畜的增加以及土地的改良是两件必须同时进行的事情，其中一个不会跑得比另外一个更快。没有牲畜的增多，也就不会有任何土地的改良，不过没有土地的非常大的改良，牲畜就不会有非常大的增加，不然土地就无法养活它们。对于建立一个较好制度的这些障碍，假如不经过长期的节俭以及勤劳是不可能消除的。或许需要经过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这个旧制度才可能逐渐死去，才会在全国各地彻底被废除。但是，苏格兰从与英格兰联合中获得的所有好处中，牲畜价格的上涨也许是最大的了。它不仅仅提高了所有高地地产的价值，并且也许成为苏格兰低地改良以及进步的主要因素。

在所有的新殖民地里，不用于生产仅用于饲养牲畜的大量荒地可能数年里非常快就会使牲畜大量繁殖起来，并且在一切事物中非常低的价格常是极大富足的结果。即使欧洲在美洲殖民地的所有牲畜原先都是从欧洲运去的，但是它们在那儿很快就成倍地繁殖了起来，以至于变得一钱不值，甚至可以听任马群在森林里飞驰，而没人认领。在第一个这样的殖民地建立起来之后，必须经过非常长的时间用耕种了的土地上的产物饲养牲畜才可能变得有利可图。

因此，相同的原因，即肥料的短缺以及用于耕种的牲畜和用于耕种的土地不成比例，很可能就会在那里产生一种像在苏格兰许多地区依然继续实行的那种耕作制度。瑞典的旅行家卡姆先生是在1749年到达那儿的，他对于北美英属某些殖民地的耕作作过一些记录，他说道，他很难在那儿找到英国民族的性格——对于各种农活非常娴熟的技巧。他们不为麦地施任何粪肥，每当一片土地因为连年的栽种而地力枯竭的时候，他们就又开垦耕作另外一片新地；每当这一片新地又枯竭的时候，他们又转移到第三片。他们放任牲畜在林子里以及其他未耕种的土地上来回游荡，半饥半饱，每年长出的青草，因为牲畜食之过早，还来不及开花或者散播种子，就几乎全部灭绝了。

原本青草是美洲那一地带最好的自然植物。当欧洲人最开始在那里定居的时候，它们长得又深又厚重，高达三四英尺。他相信在他写作的时候无法养活一头牛的那片土地，之前可以养活四头牛，并且每一头牛的挤奶量是现在一头牛的四倍。按照他的意见，牧草的缺少引起了牲畜的退化，并且明显地一代不如一代。它们很可能像三四十年前苏格兰各地常见的那种发育不良的品种，而现今那个品种在这个低地国家的大多数地区已获得极大改良，并且这种改良并不是通过全部品种的更换（虽然那种应急措施在有一些地方也采用过），而是通过更加有成效的饲养方式。

因此，在改良进步的过程当中，在牲畜可以卖到这样一个好价钱以至于使耕种的土地栽种饲料变成有利可图之前，很明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在构成第二类原生产物的所有不同产品中，它们或许首先能卖得好价钱，在它们能带来这一好价格之前，改良要想达到在欧洲大多数的地区已达到的程度好像是不可能的。

牲畜是属于第二类原生产物当中首先可以达到这个价格的一批，而鹿肉是属于可以达到这个价格的最后一批。在大不列颠，鹿肉的价格无论有多高，都不足以补偿养鹿场的费用，这是所有略有养鹿经验的人十分清楚的。假如不是如此的话，鹿很快就可能变成大家饲养的对象。古罗马人饲养那种叫做特迪的小鸟就是这种情况。瓦罗以及科卢梅拉告诉我们那是一件利润最为丰厚的商品。圃鸥是候鸟的一种，听说它们在到达法国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十分瘦弱，但是停下来很快就长肥了，获利极丰。假如鹿肉继续走俏，并且大不列颠的财富以及奢侈像过去一段时间那样继续增长，鹿肉的价格很可能会涨得比现在更高。

在改良进步的过程当中，把像牲畜这样一件非常必需的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一定高度，以及把鹿肉这样一件奢侈品的价格提高到一定高度，这两者之间肯定要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在这一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情况，原生产物当中的许多其他产品也会渐渐达到它们自己的最高价格，只是有些快一点儿，有些慢一点儿。

如此一来，每一个农场里谷物以及马厩的渣滓和垃圾就可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禽。饲养这些家禽的饲料是原来或许要丢掉的东西，因此它们仅仅是一种节余下来的东西，它们对于农场主来说一钱不值，农场主乐意很便宜地把它们卖出去。它们的所有所得几乎都是纯收益，并且它们的价格也不会低到让他们不愿意饲养的程度。不过在耕作粗放、居民稀少的国度，他们饲养家禽本来就不需要什么费用，所以家禽常可充分满足所有的需求。因此，家禽常常便宜得像鲜肉一样，或者像其他任何肉食一样。不过农场这样不需什么费用生产的家禽总量肯定总是要大大地小于农场里饲养的鲜肉总量。在富裕的时代，稀少的东西总是要比价值几乎相同的普通东西更为人们所偏爱。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长，因为技术进步以及耕作的结果，家禽的价格便逐渐上涨高出鲜肉价格，直到涨到这样一个程度：为了饲养家禽而耕种土地变得有利可图。当它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就无法再涨了。假如再上涨，更多的土地就会都转为这个用途。在法国的有些省份，饲养家禽就被看做农村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利润足够鼓励农场主为此而栽种大量玉米以及荞麦。一个中等农场主有时在自己的院子里饲养四百只鸡鸭。饲养家禽在英格兰看来还没有被看做这样一种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英格兰它们一定要比在法国昂贵，由于英格兰要从法国进口相当数量的家禽。

在改良进步的过程当中，当每种特殊的动物食品变成最贵食品的时候，它肯定就是为饲养家禽而耕种土地的前奏。在这一措施普及之前的一段时间，家禽的稀缺肯定会提高其价格。每当这个措施普遍实施之后，新的饲养方法常常使农场主可以在同一块大小的土地上养殖更多的那种特殊的动物食品。充足的货源不仅仅迫使他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并且由于上述改良的结果，他也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假如他无法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则多产就不会长期存在。或许三叶草、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的栽种，就是以这种方式促进了伦敦市场上鲜肉的普通价格多少低于十七世纪初叶的价格。

猪把粪便看做自己的食物，就像家禽一样贪婪地吞食被其他有用动物所唾弃的东西。不需要花钱，或者少花费便可以饲养足够数量的动物以满足需要，则这种鲜肉在市场上的价格就会比其他任何动物的鲜肉便宜很多。但是一旦需求超过所供应的数量，当猪的饲养以及催肥像饲养其他牲畜一样需要专门栽种饲料的时候，猪肉的价格就肯定上涨，使饲养生猪要比饲养其他牲畜昂贵。在法国，按照布丰先生的意见，猪肉的价格几乎和牛肉相同。在大不列颠的大多数地方，猪肉的价钱甚至高于牛肉。

在大不列颠，经常把猪以及家禽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归咎于农家小户以及小土地占有者数目的减少。后者数目的减少在欧洲各个地方都是技术改良以及耕种改良的直接先驱。不过与此同时，它又可能促成猪以及家禽的价格上涨，并且要比在没有发生这个现象的时候还要涨得快一些。就像同一个最贫困的家庭常常无须花费任何费用就可以饲养一只猫，一个最为贫困的小土地占有者常常花费无几就可以饲养一群家禽，或者一头母猪以及几只小猪。他们餐桌上的剩余，他们的乳浆、脱脂乳以及黄油乳都可以作为饲养那些动物的一部分食物，其余的部分那些动物能够在附近的田地里自己去寻找，而又不会为任何人造成明显的伤害。由于那些小土地拥有者数目的减少，这些不需要什么花费就能生产的商品的数量肯定大大地减少，所以它们的价格肯定要比没有减少的时候提高得更快。但是，在改良的过程当中，无论如何它总要上涨到它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或者达到这样的一个价钱，即足以支付耕种为动物提供食物的土地所需劳动的费用，就像对于大多数其他耕地偿付投入其劳动以及支出那样。

制乳业像喂猪以及饲养家禽一样，原来也是作为一种废物利用的业务。农场必须饲养的牲畜所生产的奶多过饲养小牛或者多于农场主家庭所需要的消费量，并且有一个特定季节产奶最多。不过在所有土地产品当中，牛奶或许是最易于变坏的。在炎热的夏季，也是最为丰产的季节，它很难保存二十四个小时。

农场主把一小部分牛奶做成新鲜牛油可以保存一周，制成咸黄油则可以保存一年，制作成奶酪，能够把更多的牛奶保存数年。所有的这些乳制品一部分是为了自己家庭的食用储备，其余部分则送到市场以求卖得一个尽可能好的价钱，不过不能卖得太低，否则就会挫伤他把超出家用部分送到市场的积极性。假如价格太低，他就会把制乳房管理得非常马虎，或许根本就不会想到要为了它专门弄一间房子，并且会让整个制造过程在烟雾、污秽以及肮脏的厨房当中进行。

三四十年之前苏格兰所有农场主的制乳房就是如此，今天还有很多制乳房是这样。促使鲜肉价格逐渐上涨的原因，也就是需求的增长，还有由于国家进步而导致花费非常少甚至无须花费就可以饲养的牲畜的数量的减少，以相同的方式提高了乳制品的价格。乳制品的价格当然和鲜肉的价格有联系，或者和饲养牲畜的费用有联系，增长的价格足够支付更多的劳动报酬，让农场主更为关心制作过程中的清洁。所以制乳房获得了农场主更多的重视，乳制品的质量获得了不断的改善，价钱最后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以至于为了制乳用某些最肥沃以及耕作得最好的土地来饲养牲畜都变得值得。但是当价格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再上涨了。假如再次上涨，更多的土地马上就会转用于这个目的。英格兰的大多数地区看来就已经达到了这一高度，所以有许多好的土地为制乳制品而饲养牲畜。假如我们除去苏格兰周边几个非常大的城市的郊区，就没有一个地方达到这一高度了。那里普通的农场主极少会单纯为了乳制品用自己非常好的土地去栽种牲畜的饲料。虽然乳制品的价格在最近几年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但仍然太低。确实，与英格兰的乳制品相比，苏格兰的乳制品质量较差，因此与其价格是完全相符合的。但是，质量低或许正是其价格低的结果，而不是它价格低的原因。我理解，即便质量好很多，在国家现在的情况下，大多数送往市场的乳制品也不会卖得比现在好得多的价钱。而现今的这个价格可能不足以来支付生产质量更加好的产品所必需的土地以及劳动的费用。在英格兰的大多数地区虽然价格高一些，不过乳制业并未被认为是比栽种小麦或者催肥牲畜——农业的两个大项目——具有更加多的利润，而在苏格兰的大多数地区，它甚至还不会有英格兰现在这么大的利润。

很明显，在每种由人类的劳动栽种的产品的价格，并没有高到足以完全支付改良以及完善的耕作费用之前，并没有一个国家的土地可以获得充分的耕作以及改良。为了做到这一点，每种产品的价格首先必须足够支付良好谷地的地租，由于它调控着其他大多数土地的地租。其次，需要足以支付劳动以及农场主的费用，就像常常对于良好的谷地所支付的一样，或者换句话说，要足以补偿农场主所投入的资金还有普通利润。每种产品价格的这种上涨显然必须先用于栽培它的土地的改良以及开垦。获利是一切技术改良的结果，任何东西假如其肯定结果是亏损，就不应当称之为技术改良。为了一个商品而改良土地，它的价格却又无法收回成本，这就是亏损。假如一个国家的完美的技术改良以及耕种，就像大多数的情况那样被看做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则所有那些不同种类的原生产物的价格的上涨就不应视做一种公共灾难，而应该视做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的先驱以及伴随物。

以上所有不同原生产物的名义价格或者货币价格的上涨并不是银价贬值的结果，而是它们真实价格上涨的结果。它们变得不仅仅要比之前值得交换更加多数量的白银，并且值得交换更多数量的劳动量以及生活必需品。因为把它们送往市场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所以它们投入市场之后，代表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数量也更加大，或者说等于更多的劳动量以及更多的生活必需品。

第三类

原生产物的第三类以及最后一类是这样的一些原生产物，人类的劳动对于增加它们的数量的作用有限或者不确定。这一类产品的价格在技术改良的过程当中自然上涨。因此，即使这类原生产物的真实价格在技术改良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趋向于上涨，但是不同的意外事件也可以偶然使得人类的勤劳在扩大它们的产量上获得一些成功，其真实价格有的时候也可能下跌，有的时候在改良的不同时期保持原状，有的时候在同一时期又多少有一些上涨。

还有一些原生产物，它们的天性让它们成为其他原生产物的附属品。如此一来，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的后一类原生产物的数量就肯定受到前一类原生产物数量的限制。譬如，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的羊毛或者生皮的数量是受到某个国家所饲养的牲畜的数量大小的限制的，而那个国家的进步状态以及农业的性质又决定着这一个数目。

能够设想，在技术改良的进程当中，那些逐渐让鲜肉价格提高的原因应该对于羊毛以及生皮的价格具有一样的效果，并且使它们成比例地提高。假如在技术改良的原始阶段将后一类商品的市场局限在前一类商品的狭窄市场之内，则上面所说或许就会成为事实。不过它们各自的市场常常是非常不同的。

鲜肉的市场在各个地方几乎都是局限在自己国内。当然，爱尔兰以及英属美洲的某一些地区进行着相当规模的腌肉贸易。不过我相信，它们是商业世界中仅有的这样做的国家，换言之，它们是仅有的两个向其他国家出口相当数量鲜肉的国度。

反之，羊毛以及生皮的市场在技术改良的原始阶段就不完全局限在本国。它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运输到遥远的国度，并且羊毛在运出的时候无须进行任何加工，生皮也只需要略微加工。因为它们是许多制造业的原料，即使其本国可能对于它并没有任何的需求，但是其他国家的工业可能对于它们有所需求。

在耕种落后人口也稀少的国度，羊毛以及生皮的价格总是要比整个动物的价格还高一些。而在技术改良不断深入、人口不断增长的国家，对于鲜肉的需求则还要大一些。休谟先生提出，在撒克逊的时代，一只羊身上一次剪下的羊毛就占了一只羊的价值的五分之二。这就要比它在现今估计的比例高得多。据我所知，在西班牙的某些省，宰羊的时候常常只是单纯为了取毛以及取脂。而羊的躯体经常被丢弃在地上任其腐烂，或者让野兽和猛禽嚼食。假如说在西班牙有的时候才发生这种现象，在智利则是常常发生的事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西属美洲的很多的地区几乎是单纯为了获取生皮以及油脂而宰杀有角的牲畜。而海地岛常常受到海盗侵扰，法国移民定居（现在沿海岸延伸到几近于整个西部半个岛）之初，改良以及人口繁殖都并没有达到使西班牙人的牲畜具有某些价值之前，那里也常常专为获取生皮以及油脂而宰杀牲畜。西班牙人现在仍拥有该岛的东海岸还有整个内陆地区和山区。

即使在技术改良以及人口增长的过程当中，整个动物的价格肯定上涨，不过躯体的价格也受到这个上涨的影响，并且可能要比羊毛以及生皮价格所受的影响还大。躯体的市场在原始的社会状态之下，总是局限于生产它的本国当中，现在肯定和技术改良以及人口增长成比例地扩大。而羊毛以及生皮的市场即便在一个野蛮的国家里常常也延伸到了整个商业世界，所以它就不会以同样的比例扩大了。个别国家的技术改良不会对于整个商业世界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这样一些商品的市场在这些改良后或许保持不变，或者几乎和之前相同。

但是，在事物的自然进程当中，因为改良的结果，从整体上来说市场应当也有所扩展。特别是假如这些商品都是某些制造业的原料的话，则那些制造业就应当在国内兴旺起来，而市场即使不会扩大非常多，最起码也会转移到比之前更接近于产地的地方去，那些原料的价格最起码应该由于节省了从前把它们运到遥远的国家的费用而上涨。所以，即使它不可能和鲜肉的价格同比例增加，也应该自然而然地上涨一些，并且肯定不应该下跌。

但是，在英格兰即使毛织品制造业处于兴旺状态，不过从爱德华三世以来，英国羊毛的价格下跌了很多。有许多可靠的记录显示在爱德华三世统治的时候（十四世纪中叶，或者约1339年），一托德（即二十八英镑）羊毛的适中而合理的价钱是不少于那个时候的货币十先令。以二十便士一盎司计算包含白银陶衡六盎司，大约等于我们现在的货币三十先令。现在二十一先令一托德或许是英格兰最优良羊毛的一个好价格。因此，在爱德华三世的时候，羊毛的货币价格和它今天的货币价格比是十比七。其真实价格的优势则还要大一些。以六先令八便士一夸特计算，十先令在那个时候是十二蒲式耳小麦的价钱；以二十八先令一夸特计算，二十一先令是现在六蒲式耳的价格。所以，古代羊毛的真实价格和现代羊毛的真实价格间的比例是十二比六，或者二比一。在古代，一托德羊毛所能够购买的生活必需品是今天所能购买的两倍，所以，假如劳动的真实报酬在这两个时期是相同的话，那它所能买到的劳动量就是今天的两倍。

羊毛的真实价值以及名义价值的贬值在事物的自然进程当中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它只能是暴力以及人为的结果：（1）绝对禁止从英格兰出口羊毛的结果；（2）允许从西班牙免税进口羊毛的后果；（3）禁止爱尔兰向英格兰之外其他任何国家出口的结果。因为这些法规的后果，英格兰的羊毛市场并不是因为英格兰的改良而获得扩大，相反一直被禁锢在国内市场当中，并且其他几个国家的羊毛也被允许进来参与竞争，爱尔兰的羊毛被迫与之竞争。因为爱尔兰的毛纺业遭到不公平以及不公正的待遇，爱尔兰只允许加工其本土的很小部分的羊毛，人们只好把大多数羊毛送到大不列颠——对他们唯一开放的市场。

我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古时候生皮价格的可靠记载。羊毛常常是作为一种补助金上缴给国王的，对于补助金的评价最起码在某种程度上也就确定了那个时候应有的普通价格，不过生皮的价格似乎又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弗里伍德从1425年牛津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长和该院牧师两人的账单当中给我们提供了它们的价格，最起码是在那个特殊场合的价钱：十二先令可买到五张公牛的生皮；七先令三便士可以购买五张母牛的生皮；九先令可以购买三十六张两岁的羊皮；二先令可以购买十六张小羊皮。在1425年，十二先令包含我们现今货币二十四先令相同数量的白银。所以，一张公牛皮在那一账单里估价为我们现在货币四先令的白银量。它的名义价格大大地低于现今的价格。不过，以六先令八便士一夸特计算，十二先令在那个时候可以购买十四又五分之二蒲式耳小麦；以三先令六便士一夸特计算，将等于我们现在的五十一先令四便士。因此，一张公牛皮在那个时候可以购买我们现在的十先令三便士所能购买的小麦。它的真实价值相当于我们现在货币的十先令三便士。

在古代，在冬天的大多数时候，当牲畜只能吃得半饱的时候，我们无法设想它们会长得非常肥壮。重四英石也就是十六磅一张的公牛皮，在现在可能被当做是中等牛皮，而在那个时候就可能被认为是十分好的牛皮了。不过我知道在那个时候，在1773年2月每英石半克朗就是公牛皮的普通价格，而那样的一张牛皮今天仅仅价值十先令。因此，即使它今天的名义价格要比古代的高一些，但它的真实价格，它所能购买或者支配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数量要少一些。就像上述账单所述，母牛皮的价格接近于普通公牛皮价格，羊皮的价格则超出它许多。它或许和羊毛一起出售。反之，小牛皮则又大大低于母牛皮的价格。在牲畜价格非常低的国家，但凡不打算留下来保持存栏头数的牛常常非常小就被宰杀了，就好像苏格兰二三十年之前的情形那样。由于这样能够节省牛奶，而牛皮的价格还不足以来补偿奶价。

生皮的价格现在是大大地低于前几年。这或许是由于取消了对于海豹皮的关税，并且1796年又允许在一定的时间内从爱尔兰以及殖民地免税进口生皮的缘故。取整个这个世纪的平均数，其真实价格或许多少要比古代高一些。这个商品的性质不像羊毛那样能够非常方便地运往远方的市场，与此同时，它不容易保存。一张腌制过的皮革常常认为不如新鲜皮革，它的卖价要低一些。这个情况肯定会降低生皮在只可以生产而无法制造加工的国家内的价格，所以生产国只好出口生皮。如此一来，这个情况肯定会降低生皮在野蛮国家里的价钱，而提高生皮在进口以及制造加工的国家的价钱。所以，在古代生皮的价格肯定是趋向于降低，而在现代则趋于提高。除此之外，我们的制革工人也远远不能像织布工人那样成功地让国人相信国家的福祉安全维系在他们行业的繁荣中，所以他们受到的保护就要少得多。

确实，生皮被阻止出口，并且被宣布是有害的行为。不过它们却能够通过纳税从国外进口，即使从爱尔兰以及殖民地的进口关税被取消了（期限仅为五年），但是爱尔兰在出售其剩余还有其他国内无法制造加工的商品上，并不将自己局限在大不列颠的市场当中。普通牲畜的生皮在这些年份里被列入殖民地只可以送回母国不可以运往别处的商品之内。但是爱尔兰的商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并未由于支持了大不列颠的制造业而遭到什么大的损害。

任何的法规只要是想降低羊毛或者生皮的价格，让它低于它应该有的价格，那么在一个进步以及文明的国家里就肯定会提高鲜肉的价格。在经过技术改良以及耕作过的土地上饲养的大小牲畜的价格，需要足以支付地主对于改良以及耕作过的土地所期望的地租以及农场主，有理由期望的从经过改良以及开垦过的土地上获得的利润。假如无法这样，农场主就会立刻停止饲养它们。所以，所有通过羊毛以及生皮的价格还无法支付的那部分就必须由躯体来支付。前者支付得比较少，后者就需要支付得多。至于将这个价格如何分摊在躯体的不同部位之上，地主以及农场主并不关心，只要对于他们应该支付的都支付了就可以了。因此，在一个进步以及文明的国家当中，这些法规对于地主以及农场主利益的影响不会非常大，即使作为消费者他们的利益或许会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某些影响。

但是，在一个并没有经过改良以及野蛮的国家里情况就完完全全不同了。由于在那里大多数的土地只能用于饲养牲畜，羊毛以及生皮构成了那些牲畜的价值的主要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地主以及农场主他们的利益将深深受这类法规的影响，而作为消费者其利益则将几乎不受什么影响。羊毛以及生皮价格的下跌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不可能提高躯体的价格；由于国家的大多数土地只适于饲养牲畜，不适于做他用，所以人们还是会继续饲养相同数目的牲畜。相同数量的鲜肉仍然将投入市场，对于它的需求也不会比之前增大，其价格也仍然与之前相同。牲畜的整体价格将下跌，并且伴随它的下跌，主要生产牲畜的那些土地，即那个国家的大多数土地的地租以及利润也将下降，长时间禁止羊毛出口的禁令（禁令并不是由爱德华三世所制定，但是却常常被说成是爱德华三世所制定的）在那个时候的情况下变成了可能想象获得的最具破坏性的法规。它不仅降低了联合王国大多数土地的真实价值，并且通过降低最重要的一种小牲畜的价钱，它将大大地延缓土地之后的改良。

苏格兰的羊毛因为和英格兰的联合被从欧洲的市场驱逐了出来，被禁锢在大不列颠狭隘的市场里，结果价钱大幅度地下降，苏格兰南部县市的大多数土地的价值（由于苏格兰主要是一个养羊的国家）将会深受联合的影响，假如鲜肉价格的上涨并没能充分补偿羊毛价格的下跌的话。

人的勤劳对于增加羊毛或者生皮产量的作用就其依赖于本国牲畜的产量来说是有限的，就其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产量而言也是不确定的。就这点来说，它主要并不取决于那些国家的产量，而取决于那些国家自身是否能进行加工，与此同时也取决于他们认为是否应该对于这种原生产物的出口采取禁止的措施。因为这些情况都完全与国内工业无关，它们肯定使人的勤劳的作用变得无法确定。因此在增加这种原生产物的生产当中，人的勤劳作用不仅是有限的，并且是不确定的。

在增加另一种非常重要的原生产物鲜鱼的上市数量中，人的勤劳作用同样也是有限以及不确定的。它要受到国家地理位置的限制，受到不同各省距离海港的远近的限制，受到河流湖泊的数量的限制，还有受到那些海洋、湖泊、河流当中这种原生产物的蕴藏的丰富和贫瘠的限制。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伴随着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量越来越大，买鱼的人更加多了，而这些买鱼的人也有比之前更多的其他的各种货物，或者说，有数量更加大、品种更加多的货物能够来买鱼。不过假如不雇佣比之前只供应一个狭小以及封闭的市场所雇佣的劳动更多的劳动，一般也就不会供应这个大的以及扩张了的市场。一个市场从每年仅仅要求一千吨鱼到每年要求一万吨鱼，假如不雇佣比之前多十倍的劳动量，市场就不会获得充分的供应。鱼常常必须到较远的地方去捕获，这就必须用较大的船只，使用各种各样较昂贵的机器。因此，这个商品的真实价格当然要在技术改良的进程中不断上涨。我相信各个国家的情况多少都是如此。

即使具体某天捕鱼的成功性可能不确定，不过假定一国的当地的情况不变，则人类劳动在将一定量的鱼送到市场中的一般效力，在一年或者几年以内能够想象是相当确定的，并且无疑它也一定会是如此。但是，因为它更多取决于国家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取决于国家的财富以及工业，所以不同的国家在改良的每个不同时期，人的勤劳的作用可以是相同的，在同一时候又可能是十分不同的。它和改良的状态的联系是不完全肯定的，我这里说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

在增加从地下开采的不同矿物以及金属中，特别是某些较为宝贵的金属中，人的勤劳作用好像是并没有限制的，但也是完全不确定的。

任何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贵金属量，不受到其地理位置中任何东西的限制，如其自身矿藏的丰富或者贫瘠。在那些并没有矿山的国家常常拥有大量的这些贵金属。其数量在每一个国家似乎都取决于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取决于其购买力，取决于其工业的状况、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量。依据上述各种情况它就能够决定在从本国的矿山或者从其他国家的矿山输入或者购买黄金以及白银等这些奢侈品的时候，是雇佣较多的劳动量还是较少的劳动量以及投入较多的还是较少的生活必需品。第二，决定于在一特定的时间里能够向商业世界供应这些贵金属的矿山是富饶还是贫瘠。由于这些贵金属运输容易并且便宜，它们体积小并且价值高。所以即便在距离这些矿山非常远的国家，这些贵金属的数量肯定也要受到矿山的富饶或者贫瘠的影响。它们在中国以及印度的数量肯定一直受到美洲矿产的富饶程度的影响。

因为在每个特定的国家里，它们的数量取决于以上两种情况的前一种（购买力），其真实价格，就像所有其他奢侈品以及多余品的真实价格一样，或许随同该国的财富以及技术改良一同上升，随着该国的贫困以及萧条而一同下跌。拥有大量剩余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国家可以比并没有什么剩余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国家用更多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来购买这些贵金属。

因为它们的数量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里取决于以上两种情况中的后一种（供应商业世界的矿产的富饶或者贫瘠），因此其真实价格，它们所能够购买或者交换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真实数量无疑也多少与那些矿山富饶程度成比例地下降，而和矿山的贫瘠程度成比例地上涨。

即使，在一特定的时候里能够向商业世界供应这些贵金属的矿山的富饶或者贫瘠是一个条件，但是它和一特定国家的工业状况并没有任何的联系。它甚至和世界的工业状况也没有必要的联系。当然，技艺以及商业逐渐地扩展到地球上更多地区，在扩展了的更加广阔的地面上找寻新矿或许要比禁锢在一个狭小的地带更加具有一些成功的机会。但是，因为旧矿趋于枯竭，新矿的发掘是一件最不确定的事情，并且也是非技术或者努力所能够绝对保证的。大家都承认所有的迹象是不可靠的，只有真正发现一个新矿并且成功地开采了才可以确定这个矿的价值的现实性以及存在。在这种寻找当中似乎对于可能的成功或者人类努力的可能失败并没有确定的界限。在一两个世纪的进程当中也可能发现一些新矿，它们要比我们现有的任何矿山都更加富饶。

同样可能的是，已知的最丰富的矿山可能比在美洲的矿山发现之前所开采过的任何一个矿山都要显得更加贫瘠。无论是这两种事件中的前者或者后者是否可能发生，对于这个世界的真实财富以及繁荣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对于人类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的真实价值也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其名义的价值，换言之，表示或者代表这个年产物的金银量无疑将非常不同；不过其真实价值，它所可以购买或者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则将非常接近。在前一种情况下，一先令或许代表的劳动不多于现在一便士所代表的劳动；而在后面一种情况下，一便士可能代表的和现今一便士所代表的相同。不过在前一种情况下，一个之前口袋里有一先令的人并不比现在口袋里有一便士的人更加富有；而在后面一种情况下，一个之前有一便士的人将和现在有一先令的人一样富有。金银餐具的便宜以及充足将会是这世界从前一事件中获得的唯一好处，而那些奢侈的小玩意儿的昂贵以及稀缺则是这世界从后一事件中获得的唯一不便。

关于银价变动的结论：

大多数收集古代商品货币价格的作家好像都认为谷物及一般物品的货币价格低，换言之，认为金银价值的昂贵不仅仅是那些金属缺乏的一个证据，并且也是那个时候国家贫穷野蛮的一个证据。这一概念和金银富足让国家富裕以及金银缺乏让国家贫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关于这个体系我将会在本书的第四卷当中作详细的说明以及探讨。目前我仅仅想说明贵金属昂贵的价值无法作为任何一个国家当时的贫穷或者野蛮的证据。它只是那个时候供应商业世界的矿产贫瘠的证据。一个穷困的国家因为它没有能力购买非常多的金银，所以它不会比一个富国为金银支付更高的价格，那么这些金属的价值在前面一种国家要比在后面一种国家更高。在中国，一个要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裕得多的国度，贵金属的价值要比在欧洲任何部分都高。

当然，因为欧洲的财富自从美洲的金矿被发现后有了非常大的增长，因此金银的价值渐渐下降，但是它们价值的下降并不是因为欧洲真实财富的增长还有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的增长，而是因为偶然发现了比之前所知道的矿山更加富饶的矿山。欧洲金银量的增长、制造业和农业的增长是两大事件，它们即使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却产生于不同的原因，因此两者相互间并没有任何的自然联系。前者源自于一个偶然事件，其中既没有谨慎又无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后者源自于封建制度的崩溃以及政府的建立，对于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鼓励以及人民可以享受其自身劳动成果以及生活的安全感。波兰的封建制度依然继续存在，它在现在还是一个如美洲被发现之前一样贫穷得可怜的国家。但是，谷物的货币价格上涨了，贵金属的真实价值就像在欧洲其他部分一样下降了。因此它们的数量肯定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增加了，并且是和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量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

但是，这些贵金属量的增长看起来并没有增加其年产量，既没有改革国家的制造业以及农业，也没有改善它的居民的生活环境。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是拥有矿山的国家，或许是欧洲两个仅次于波兰最为赤贫的国家。但是，贵金属的价值在西班牙以及葡萄牙肯定要比欧洲其他部分低一些。因为它们是从这两个国家运到欧洲其他各地去的，在运输过程当中不仅仅作为货物装运以及保险需要花费费用，并且还要花走私费用，由于它们的出口是被禁止的，不然就要缴纳关税。因此和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量相比较，它们的数量在那些国家肯定大于欧洲其他任何地区。但是，这些国家都要比欧洲大多数国家穷。即使在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封建制度废止了，它们并没有比之前改进多少。

因为金银的低廉价值并不是所在国的财富以及繁荣状态的证据，所以其昂贵的价值，还有一般商品，特别是谷物的低廉的货币价值也都不是它的贫穷以及野蛮的任何证据。

一般商品的低廉的货币价值，特别是谷物的货币价值的低廉，也并不是那一时代的贫穷或者野蛮的证据。和谷物低廉的货币价格成比例的某些特殊种类货物（如牲畜、家禽，所有的各种野味等）的低廉的货币价格才是非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证据。它清楚地表示：首先，牲畜的丰富与谷物的丰富成比例，所以牲畜所占用的大面积的土地也和谷物所占用的土地成比例。其次，这种土地的低廉价值与麦地的低廉价值成比例，所以也和国家绝大多数土地的未开垦以及未经改良的状态成比例。它清楚地显示国家的资金以及人口和其领土的幅员并无法形成平常在文明国家所有的比例，并且表明那个时候那个国家的社会都还处在发展的婴儿期。从一般商品的或者个别谷物的货币价格的高低，我们只可以推论出那个时候向商业界供应金银的矿山是富饶还是贫瘠，推断不出那个国家是富裕抑或贫穷。不过，从某种商品的货币价格的高低和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的高低的比例，我们可以以几乎接近肯定的可能性推论出那个国家是富裕还是贫穷，其大多数土地是经过了改良还是并没有经过改良；能够推论出那个国家是处于一种野蛮状态，抑或处于一种文明的状态。

因为白银价值的下降，商品的货币价格的上涨将对于所有各种商品产生同等的影响：假如白银的价值降低了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那么所有的商品的价格肯定普遍地提高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不过一直作为公众议论以及谈话主题的各种食品价格的上涨，对于所有粮食并不产生相同的影响。用十八世纪的平均数作为实例，谷物的价格即便依照那些把这个上涨归结于白银价值下降的人来说，谷物价格上涨远不如其他有些食品价格上涨的那么多。因此其他那些食品的价格的上涨无法完全归咎于白银价值的降低，这个时候其他的某些原因必须要考虑进去。上面已经提及过的一些情况，或许就足以充分说明那些个别食品上涨的原因。它们的价格的确是和谷物的价格成比例地上涨了，而并没有必要求助于设想的银价的降低。

至于谷物自身的价格，在十八世纪的头六十四年期间还有在上次严重的气候反常之前，一直是低于十七世纪的后六十四年的。这个事实不仅仅为温莎市场的记录所证实，也被苏格兰所有县市的公定谷价调查表，还有麦桑斯先生以及杜普列•戴•圣莫尔先生勤劳而忠实地收集的法国几个不同市场的记录所证实。这个证据是对于这样一件非常难以确定的事件所能够指望的最全面的证据。

至于过去的那十年或者十二年间谷物价钱的昂贵，它能够从气候的不好寻找到充分的原因，而并没有必要推测银价有什么贬值。

因此，认为白银的价值一直是在贬值的看法看来并不是建立在细致的观察上的，或者说并不是建立在谷物的价钱，或者其他粮食的价格上的。

或许可以说，依据这里已有的记录，现在相同数量的白银可以购买的几种食品的数量要比十七世纪有些年份可以购买的数量少一些；并且要确定这一变化是产生于那些商品价值的上涨，还是因为白银价值的下跌，这是一种徒劳而无用的区分。它对于一个只带有一定数量的银子到市场上去购买东西的人或者只有一定货币收入的人来说不会有什么用处。

我不敢断言，了解这个区分就可以以较为便宜的价格买到商品，而且也无法因而说这个区分就变得完全没有一点用处。

提供一个国家繁荣状况的简洁证据也许对于公众会有一些用处，假如某些食品价格的上涨全然是因为白银价值的下跌，那就仅仅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因为美洲矿山的富饶，由于只有从这里能够推论出银价的贬值。即使有这种情况，国家真实财富、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也将会像在葡萄牙以及波兰一样渐渐下降，或者像在欧洲其他大多数地区一样逐渐上涨。不过假如某些品种食品价格的上涨是因为生产它们的土地的真实价值的上涨，因为土地的肥力增强，或者由于对于土地进行了更大的改良以及良好的耕种，因为土地变得更适于谷物生长。假如是这样一种情况，那它就以最为清晰的方式表明了国家是处于繁荣以及进步的状态。土地组成每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最大、最重要以及最耐久的一个部分的财富。这个区分对于公众可能有某一些用处，或者最起码它可向公众证实国家财富当中最大、最重要以及最耐久的那部分价值在不断增长。

它对于公众调整其低级仆人的货币报酬也许有某些用处。假如某些品种食品价格的上涨是因为白银价值的下跌，其货币报酬，如果之前并不是太大，肯定就应该按照这个下跌的幅度而增多。假如并没有增加，他们的真实补偿将会明显地减少。不过假如这个价格的上涨是由于增长了的价值，是因为出产这些食品的土地经过改良，更为肥沃了，则判断应当以什么比例增加货币报酬，或者是否应该增加就变为一件需要人们极其慎重对待的事情了。因为改良以及耕作的扩大，肯定要或多或少按谷物价格的比例提高每种肉食的价格。我确信，它同时肯定也会降低每种植物性食品的价格。它提高了肉食的价格，这是因为大多数生产肉食的土地原来是适合于生产谷物的，现在生产肉食的土地需要给地主以及农场主的麦地提供地租和利润。它降低了植物食物的价格，这是由于通过增加土地的肥力，增加了其繁殖力。农业的改良同样引进了非常多的植物食品的新品种，它们要比小麦要求的地少，劳动量少，上市也更加便宜。这些东西即是土豆以及玉米，或者叫做印度小麦。它们是欧洲农业，或许是欧洲本身从其商业以及航运的扩张中所得到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改良。除此之外，许多植物食品的品种，它们在农业的原始状态都是局限于菜园子里，并且是用锄头种植的，而现在经过改良被移植到了普通的地里，并且是用犁头种植，比如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

所以假如在技术发展进程当中一种食物的真实价格肯定上涨，那么另外一种食物的真实价格就肯定下降。而判断一种食品的价格上涨会在多大程度上从另外一种食品的价格下降中获得补偿，将变为一件更需要慎重行事的事情。当鲜肉的真实价格达到了其高度（或许除了猪肉，每种鲜肉好像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英格兰的大多数地区就都已达到），其后任何的其他一种动物食品发生的任何涨价，都不会对下层人民群众的境况产生多大的影响。英格兰大多数地区穷人的境况必然不会因家禽、鱼、牲畜或者鹿肉的价格的任何上涨而感到苦恼，反之他们肯定会由于土豆价格的下降而感觉轻松愉快。

在现在这个匮乏的季节当中，小麦的昂贵价格必定会使穷人感到苦恼。但是在中等的丰年，当小麦处在常年的平均价格的时候，其他任何的原生产物的价格的自然上涨都不会对他们有多大的影响。他们感觉痛苦的也许更多的是因为课税而引起的某些工业品价格的人为上涨，如食盐、肥皂、皮革、蜡烛、麦芽酒、啤酒以及淡色啤酒等。

技术改良进程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但是，几乎所有的制造品的真实价格的逐渐降低都是技术改良的自然结果。在所有制造业中，毫无例外地制造工艺的真实价值也下降了。因为机器更加完善，技术更加熟练，以及对工作分工更加适当，所有这一切技术改良的后果自然使得制造任何一件产品需要的劳动量大大减少。与此同时，因为社会的繁荣，劳动的真实价格应当是大幅度地上涨，不过所需要劳动量的大量减少常常远远超过对于价格中最大上涨的补偿。

的确，在一些制造业中原材料真实价格的必要上涨远远超过了技术给生产带来的所有好处。在粗木工以及细木工的工作中，在细木工中的粗活中，由于土地改良，木材的真实价格的必要上涨也远远超过最好的机器、最熟练的技巧以及对于工作最恰当的分工所带来的全部好处。

不过在原材料的真实价格或者完全并没有上涨，或者上涨不多的情况下，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却降低了非常多。

在十八世纪还有十七世纪的进程当中，在原材料为贱金属的那些制造业当中制造品价格的下降最显著。一个较好的手表机件，在十七世纪中叶前后或许要卖二十镑，现在或许只要二十先令就可以买到了。刀匠以及锁匠的制造品还有所有以贱金属作为原料制作的玩具以及所有伯明翰、谢菲尔德出产的商品在同一时候其价格都有非常大的下降，即使并没有大到钟表制造业那样的程度。但是，它已经使欧洲其他各地的工匠们感觉吃惊了。他们在许多场合承认过去即便以两三倍的价钱也无法生产出质量一样好的产品。或许再也没有要比这一些以贱金属作为原料的制造业所进行的劳动分工更加细致的分工了，或许再也没有要比这些以贱金属作为原料的制造业使用的机器可以有更多的改良的余地了。

在这同一时期内，服装制造业的价格就没有如此明显的下降。反之我有把握说，最为上等的服装的价格在那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间还和其质量成比例地上涨。据说，这是因为制作服装所用的衣料全部是用西班牙羊毛织成的，它的价格有了非常大的上涨。全部用英格兰羊毛织成的约克郡呢绒的价格在这个世纪确实和其质量成比例地下跌。但是，质量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我查阅了这方面的所有信息，都多少有一些不确定性。服装制造业里劳动的分工现今和一个世纪前几乎完全相同，所使用的机器也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在分工以及机器这两方面或许还是有一些较小改进的，它们也许引起了价格的某些下降。

不过，假如我们把现今这个制造业的价格和过去较早的时候，即在接近十五世纪末的时候的价格相比的话，这一点下降看来仍然较为合理而且无可厚非。因为那个时候劳动可能还没有什么分工，使用的机器和现在相比也非常不完善。

在1487年也就是亨利七世第四年，颁布的法令规定：“任何人卖出最上等红色平呢绒或者上等精制的其他平呢一码售价多于十六先令，每出售一码将会被罚款四十先令。”所以，十六先令含有大约我们今天货币二十四先令的白银就是那个时候被看做一码最上等呢料的合理价格。并且因为这是一个节约法，这种呢料或许通常出售的价格还要高一些。然而一基尼在现在可能就被认为是最高的价钱了。所以，这些呢料的质量想来应当是相同的，并且今天的质量可能要更好。但是，即便依照这个假设，最为上等的呢料的货币价格看来从十五世纪末以来已经大大地降低，而其真实价格也下降了许多。六先令八便士，那个时候是并且在其后非常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认做一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因此，十六先令那个时候就是两夸特小麦的价钱，并且是三蒲式耳多的小麦的价钱；估计一夸特小麦现在的价格是二十八先令，一码上等毛料的真实价格在那个时候最起码必须等于我们今天的货币三镑六先令六便士。买了一码毛料的人就需要放弃他对于等于今天所能购买的相同数量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支配权。

粗呢的真实价格的降低即使非常可观，也还是没有上等毛呢的真实价格降低得那么大。

在1463年，爱德华四世第三年颁发的法令规定：“任何家用仆人、普通劳动者，还有居住在城外或者自治市外的工匠的仆人不可以穿一码超过两先令的衣料。”在爱德华四世第三年，两先令的含银量和我们现在的货币四先令的含银量几乎相同，不过现在每码价格为四先令的，或许要比之前普通仆人中最穷困的人所穿的任何衣料都好得多。所以，他们服装的货币价钱按照质量的比例，现在的要比古代那个时候的便宜一些，其真实价格必定也要便宜很多。十便士在当时视做一蒲式耳小麦的所谓适中而合适的价格。因此，两先令就是两蒲式耳以及两配克小麦的价格，而现今三先令六便士一蒲式耳，那么那个时候的两先令将会价值八先令九便士。为购买一码这种衣料，穷苦仆人需要舍弃购买相当于今天八先令九便士所能够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这也是一项限制穷人奢侈以及浪费的节俭办法，由此可见，他们的服装过去一直要比现在昂贵得多。

依据同一法律，那一阶层的人民禁止穿价格多于十四便士约等于我们今天的货币二十八便士一双的长袜。而十四便士是那个时候一蒲式耳和将近两配克小麦的价格。以现在的一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计算，将价值五先令三便士。在现在对于最穷苦以及下贱的仆人来说，我们应当把它看做是一双非常昂贵的长袜子的价格。不过，在那个时候为了一双长袜他需要付完全等于这个数目的价格。

在爱德华四世的时候，或许在欧洲还并不是任何一个地区都知道织袜子的技术。他们的长袜都是用普通布料制成的，这或许就是它们昂贵的原因之一。听说第一个在英格兰穿着长袜的人是伊丽莎白女王。那是西班牙大使赠给她的礼物。

无论在粗呢制造业抑或在精呢制造业当中，古代使用的机器要比现在所使用的不完善得多。从那以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改良，或许还有非常多小的改良。无论这些改良的具体次数还是它们的重要性，现今都非常难以断定。这三项重大的改良是：（1）将手工纺纱杆（老式锭子）以及纺锤换成纺轮，有了这样的纺轮同样的劳动能够完成两倍以上的工作；（2）使用几项十分新颖的机器，它们大大地方便也减少了精纺毛线卷绕的时间；换言之，缩短了在把经纱以及纬纱放入织机之前对于它们进行安排的时间。这一道工序在那一些机器发明之前是非常冗长乏味而烦琐的；（3）采用漂洗机代替人在水中踩，让布料变密。一直到十六世纪初期，在英格兰既没有任何种类的风车，也没有任何种类的水车，并且据我所知，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其他任何地方也不曾有过水车以及风车。它们是在不久之前才被引进到意大利的。

这些情况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向我们说明，粗纺以及精纺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为何在古代要比现在高那么多。再说将商品运到市场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因此当这些商品到达市场之后，它们需要购买或者交换更加大量的商品的价格。

在古代英格兰的粗纺制造业或许跟工艺以及制造业都处于萌芽状态的其他国家一样，它或许是一种家庭制造业，其中每种不同的工作是偶尔由家庭当中不同成员完成的，并且是只有当他们没有其他事要做的时候，纺织才是其工作。与此同时，那也并不是他们赚取大多数生活必需品的主要工作。之前已经指出过，用这种方式完成的产品总是要比以纺织为职业作为主要或者唯一生计的人完成的商品便宜得多。另一方面，在那个时候英格兰还没有精纺业，仅仅有富裕的商业国家弗兰德才会有精纺业，并且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以和现在相同的方式由完全依赖或者主要依赖以纺织为生的人所进行的。除此之外，它是一种外国制造品，因此必须向国王缴纳某些关税，即古代的吨税或者磅税。自然，这个关税或许不会很高。那个时候用高关税去限制国外制造品进口并不是欧洲的政策，其政策是要鼓励进口，让商人可以尽可能以一个优惠的税率供应达官贵人其本国无法提供的而又需要的便利品以及奢侈品。

这一些情况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向我解释了为何在古代，粗纺业的真实价格和精纺业的真实价格相比，大大地低于现今的价格。

本章结论：

社会状况的每一次改良，不是直接地就是间接地提高真实地租，增多地主的真实财富，增加其对于劳动或者他人劳动产品的购买力。我就将以对于这一倾向的论述来结束这长长的一章。

改良以及文明的增进趋于直接提高地主的购买力。地主在产品当中的份额，肯定随着产量的增长而增大。

土地原生产物当中有一些部分真实价格的上涨是改良以及文明增进的第一个效果，并且也是后来可以进一步扩大的原因。如牲畜的价格的上涨趋向于直接提高地租，并且提高的比例更大。地主份额的真实价值，即他对于他人劳动的真实支配权不仅仅伴随着产品的真实价值而增大，并且他的份额在和总产量的比例中也伴随之增大。在产品的真实价格上涨后，收集产品所需的劳动力并不比之前需要的更多。因此，其中较小的一个比例就足够补偿雇佣劳动的资金以及平均利润。所以，其中较大的比例肯定属于地主。

劳动生产力当中的所有这些改良都趋于直接降低制造品的真实价格，趋于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地主将自己消费之外的那部分原生产物，也就是把消费以外的那部分原生产物的价格用于交换制成品。任何东西降低了后者的真实价格就肯定提高了前者的真实价格。前者的一个相同数量因而变成了相当于后者的一个更加大的数量。地主从而可以购买数量更加大的便利品、装饰品或者他偶尔想要的奢侈品。

社会真实财富的每一次增长，投入其中的有用劳动量的每一次增长都趋向于间接地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这一劳动量中的一部分自然地投向了土地。更多的人和牲畜被用于耕作，产量随着投入生产的资金的增多而增多，地租随着产量而增长。

与之相反的一种情况，就是忽视耕作和改良，土地原生产物当中各个部分的真实价格下跌；另一方面由于制造工艺以及产业的减退，所有这一切都趋于降低土地的真实地租，减少地主的真实财富，减少他购买他人劳动或者他人劳动产品的能力。

每一个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全部年产物，也就是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而然把自己分成三个部分。这就是之前已经说过的：土地的租金、劳动的工资以及资金的利润。从而组成三个不同阶层人民的收入：依靠地租收入生活的人，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以及靠利润收入生活的人。这是每一个文明社会三个大的原始的组成阶层，任何一个其他阶层的收入最后都是从他们的收入当中剥离出来的。

由此可见，三大阶层当中的第一个阶层的利益是严格地以及不可分割地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联系的。任何东西或者促进或者妨碍前者，就肯定会促进或者妨碍后者。每当公众考虑关于商业或者政治的任何法规的时候，土地的所有者为能促进他们自身阶层的利益是从来不可能把公众领错路的，最起码在他们对于利益还有一定的了解的时候是如此。确实，他们也经常是在这个理解上有一些欠缺，他们是这三个阶层当中唯一的一个阶层：他们的收入既不需要他们劳动，也不要他们操心，那些收入好像是自己跑到他们手中去的，而且不依赖于他们的任何计划或者规划。他们舒适以及安全的地位产生的自然的结果就是怠惰，这个怠惰也常常使得他们不仅仅无知，并且没有运用他们的头脑去预见以及理解任何公共法规会产生的后果。

依靠工资为生的第二个阶层的人的利益，和第一个阶层的人的利益同样，也是严格地和社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劳动者的工资只有那时劳动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时候，或者当每年雇佣的劳动量大幅度地增长的时候才最高。当社会的真实财富变成停滞的时候，其工资马上就会降低让他们仅够养家糊口或者维系其种族。每当社会衰退的时候，工资还会下降到这个限度以下。所有者阶层或许从社会的繁荣中所得到的东西可能多于劳动者阶层，不过并没有哪个阶层从社会的衰退中所受到的痛苦要比劳动阶层更大，即使劳动者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有紧密的联系，不过劳动者却无法理解那个利益，也不会理解它和自己利益的联系。他的条件让他并没有时间去接收必需的信息，即便他获得了充分的信息，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习惯通常也让他不善于判断。因此在公众审议当中，无法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也极少受到重视，除了在某些个别情况下，当他的吵嚷受到鼓励，受到他的雇主们的怂恿以及支持，而且并不是为了私人的目的，而是为雇主们的特殊目的的时候，他的声音才可能受到重视。

他的雇主们组成第三个阶层，他们依靠利润为生。他们将每一个社会的有用的大多数劳动投入运行，他们所投入的资金是为了获得利润。拥有资金的雇主们的计划以及设计调控着并且指挥着所有最重要的劳动活动，而利润是所有那些计划以及设计的目的。不过利润率并不像地租以及工资那样随同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着社会的衰退而下降。反之，它在富裕国家当中相当的低，在穷困国家当中自然而然的高，并且它总是在最快地走向灭亡的国家中最高。

因此，第三阶层的利益并不像那两个阶层一样和社会的总体利益有那样紧密的联系。在这一阶层中，商人以及制造业主常常是投入资本最多的两个阶层，他们通过财富将公众绝大多数的尊敬吸引到自己身上。在他们整个一生中，他们从事计划以及设计，所以他们要比大多数乡绅的理解力更加敏锐。

但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经常主要思考的是他们自己的特殊部分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因此他们的判断，即便具有非常大的坦诚，在每种场合都会是更多地偏向于他们的特殊部分的利益。他们对于乡绅的优势主要不在于对于公众利益的认识上，而在于他们对于自身利益的认识要比乡绅更为深刻。正是因为他们对于自身利益认识的优势，他们经常利用乡绅们的慷慨，与此同时，从一个极其简单但是诚实的信念出发——他们的利益，并不是其他人的利益，而是公众的利益——来说服乡绅们放弃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买卖人的利益在任何一个商业或者制造业部门总是在某些方面和公众利益不同，甚至相对立。扩大市场以及缩小竞争总是生意人的利益所在。扩大市场可能常常和公众利益一致，不过缩小竞争则是和公众利益相悖，并且只会为买卖人服务，让买卖人把他们的利润提高到高于它们应该有的高度，与此同时，为了他们的利益对于他们其他的同胞则课以荒诞的税收。

所以听取这个阶层提出的关于任何商业新法或者法规的建议应该极为审慎，并且在没有经过长时间地认真考察前不应轻易接受；在考察的时候不仅仅应抱以最大的细心，甚至还应抱以最大的怀疑。由于这个阶层的利益从来不和公众利益相一致，并且他们通常热衷于欺骗甚至压迫公众。在非常多场合，他们既欺骗了公众，又压榨了公众。

卷二　论资产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第一章　论资产的划分

每当一个人拥有的资产，仅仅足够维持他自己几天或者几星期生活的时候，他极少会想到要从这种资产得到任何收入。他仅仅是尽可能节约地花费它，并试图在它被完全消费之前，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得到某种东西来取代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收入仅仅是来自于劳动。这是所有国家大部分劳动穷人的状况。

但是当一个人拥有的资财足够维持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候，他当然力图从其大多数来获得一种收入，仅仅保留一小部分做直接消费之用，维持到他这样的收入开始到来的时候。所以，他的所有资产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预想能为他提供收入的，称做他的资本。另一部分是为他提供直接消费的，又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他的所有资财当中原来保留做这种用途的部分；第二，他无论从何种来源得到的收入，当其逐渐到来的时候；第三，用上述二者之一在前面几年购得但是尚未完全消费掉的东西，如积存的衣服、家具等。这三种事物的一种、两种或者全部，组成人们普通积存以供自身直接消费的资产。

用资本为使用者提供收入或利润，有两种使用方法。

第一，能够使用资本来生产、制造或者购买货物，重新将其出售以获得利润。这样使用的资本，当货物保留在手中或者处于同一形态的时候，无法为使用者提供收入或者利润。商人的货物在售出货币之前，他的货币在重新换成货物之前，均无法为他提供收入或者利润。他的资本不断地以一种形态离开了他而又以另外一种形态回归他，只有通过这种流通或者连续的交换，才可以为他提供利润。所以，这种资本可称做流动资本。

第二，资本可以用来改良土地、购买机器和生产用的工具，或不改变主人、不再流通而能提供收入或者利润的东西。所以，这种资本可称为固定资本。

不同行业所使用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极不相同。

比如，商人的资本完完全全是流动资本。他不需要有机器或者生产工具，除了他的店铺或者货仓。

每一个工匠师傅或者制造业者的资本，有一部分应当是以生产工具的形式固定的。但是，这一部分在有些人那里非常小，在另外的人那里则非常大。裁缝师傅除去一包针外，不需其他的生产工具。鞋匠师傅的生产工具略微贵一些，虽然贵得不多。织匠的工具要比鞋匠的工具花费钱多得多。不过所有这些工匠师傅的资本，绝大多数是流动资本，采取工人工资或者原料价格的形式，可以通过制品的价格带着利润还给他。

其余的制品需要有更加大的固定资本。比如，在一个大型铁工厂，要设置熔矿炉、锻冶场、截铁场这些生产工具，如果没有一笔大的资金经费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在煤矿还有其他各种矿山、排水以及其他用途所必需的机器常常更费钱。

农场主用做农具的那一部分资本为固定资本，用做他的雇工的工资以及维持费的那一部分资本为流动资本。他通过保留前者以及放弃后者而获得利润，他的耕畜就是固定资本，就好像他的耕种用具一样；耕畜的维持费就是流动资本，就好像雇工的维持费一样。农场主通过持有耕畜、放弃它们的维持费而获得利润；购入并且养肥以供出售而非用于劳动的牲畜，其价格以及维持费都是流动资本。农场主通过卖出它们以获得利润。

在饲养牲畜的国度，购入一群羊或者一群牛，并不是为了劳动，也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获得它们的毛、它们的奶或者是它们的羔羊、牛犊，这种羊群或者牛群就是固定资本。利润是通过持有它们来获取的，它们的维持费用是流动资本；利润是通过卖出它来获得的，这种流动资本随着它自己的利润还有牲畜的整个价格（毛、奶以及幼畜的价格）的利润一同回到他的手中。种子的所有价值也可合适地称为固定资本，即使它在田地以及谷仓之间来回走动，它却从不改变主人，因此无法适当地称为流动资本。农场主得到利润并不是通过将它卖出，而是通过其增殖。

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总资财，也就是它的所有居民或者成员的总资财，自然分成相同的三部分，各有不同的功能或者作用。

第一是保留以供直接消费的部分，其特点是不提供收入或者利润。它由食物、衣服、家具等构成，是为了消费而购入但还没有完全消费掉的资财。一国在任何时候，全部住宅也是组成第一部分资财的一种。用于一所房屋中的资财，比如其作为所有者的住宅，从那一刻起就不再起资本的作用，不再为它的所有者提供任何收入，无法对于居住者的收入作出贡献。虽然住宅无疑对于居住者极为有用，就像衣服以及家具对他有用一样，但是仅仅构成他支出的一部分，而不组成他收入的一部分。比如将房屋出租，获取租金，因为房屋本身无法生产什么东西，承租人永远必须用从劳动、资本或者土地得来的某种其他收入支付房租。所以，即使一所房屋能为它的所有人提供收入，从而对于他起到了资本的作用，但对于公众却无法提供收入，无法起到资本的作用，全体人民的收入绝对无法因它而有丝毫的增加。衣服以及家具有的时候也同样能提供收入，从而对于某些人起资本的作用。在化装舞会非常流行的国家，出租化装衣服一晚变成一种行业。家具商人经常论月或者论年出租家具，殡仪馆按日或者按星期出租殡仪用具。许多人出租设备齐全的住房，获取租金，不单是因为使用房屋，也是因为使用家具。但是，从这些东西获得的收入，最后总是需要从其他收入来源去取得。在个人或者社会的所有各种保留供直接消费的资财当中，用于房屋的资财是消费得最为缓慢的。衣服可以用几年，家具可以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房屋假如建筑以及维修得好，却可以用许多世纪。但是，即使它们的总消费的时期较长，却依然实际上是保留以供直接消费的资财，像衣服或者家具一样。

社会总资财的三部分当中，第二部分就是固定资本，其特点是可以提供收入或者利润，没必要经过流通或者改变主人。它主要由以下四个项目构成。

一是所有有用的机器以及生产工具，能便利以及简化劳动。

二是所有的有利润可图的建筑物，它们是获得收入的手段，不仅仅对于将其出租以获取租金的所有人是这样，对于占有它并为它付出租金的人也是这样。比如店铺、货栈、工场、农舍还有它们所有必要的建筑物；畜舍、谷仓等等。这些同住宅是十分不同的。它们就是一种生产工具。

三是土地的改良，在清扫、排水、圈围、施肥等，让它处于最适于耕种的状态各个方面所作的有利润可图的资财支出。一个经过改良的农场能够十分正当地被看做是便利以及简化劳动的有用机器，利用它，同量的流动资本可以为使用人提供更大的收入。一个改良的农场以及这些机器同样有利并且更加持久，不需要经常进行其他的修理，只要最为有利地使用农场主的资本来耕种它。

四是社会所有居民或者成员获得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的获取需要维持获取人来接受教育，进行研究或者充当学徒，总是需要花费一笔实在的开支，这就好像是固定并实现在他身上的资本。这些才可以构成他财产的一部分，也组成他所属的社会财产的一部分。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也能够被看做是便利以及简化劳动的机器和生产工具，即使要花费一定的开销，却可以偿还支出并且带来利润。

由社会总资财分成的三部分当中，第三也是最后的一部分是流动资本，其特点是，只有通过流通或者改变主人，它才可以提供收入，它同样由四个项目组成。

一是货币，通过它，其他的三项才可以流通并且分配到真正的消费者手中。

二是屠夫、畜牧人、农场主、谷物商、酿酒人等手中保有的食物，他们预想使其出售可以获得利润。

三是衣服、家具以及建筑物所用的原料，无论其为纯粹的天然产物还是多少经过加工，它们并没有制成衣服、家具或者房屋，依然操在生产者、制造者、布商、绸缎商、木材商人、木匠和细木匠、砖瓦匠等人的手里。

四是制成品，依然操控在商人或者制造者手中，尚未售予或者分配给真正的消费者，比如在铁匠、木匠、金匠、宝石商、瓷器商等的店铺中经常看到的。如此一来，流动资本就由商人手里的食物、原料以及各种制成品构成，还有为流通它们并把它们分配给最后使用或者消费它们的人手中所必备的货币。

在这四项中，食物、原料以及制成品三项每年或者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经常从流通中退出，成为固定资本或者保留供直接消费的资财。

每项固定资本最初都由流动资本得来，并且要求流动资本的不断支持。所有有用的机器以及生产工具最初均由流动资本得来，后者提供作为它们的原料并维持制造它们的工人。它们同时需要有流动资本来常常进行维修。

不通过流动资本，任何固定资本均无法提供收入。最有用的机器以及生产工具，假如没有流动资本去提供用来制造的原料并维持使用它们的工人，就生产不出任何东西来。土地无论怎样改良，假如没有流动资本来维持从事耕种以及收获的工人，是无法提供收入的。

维持并且增加供直接消费用的资财，是固定资本以及流动资本的唯一目的以及目标。就是这种资财为人民提供食、衣、住。人民的富裕或者贫穷，依存于这两种资本所提供的以供直接消费用的资财是丰富还是不够。

流动资本不断地从流通中退出并置于社会总资本的其他两个部门中的那部分非常庞大。因此要求不断地获得补充，不然流动资本就不复存在。这样的补充主要有三个来源：土地的产品、矿山的产品和渔业的产品。这些来源不断地提供了食物以及原料的补给，其中的一部分随后加工制作为成品，另一部分补充从流动资本中不断抽出的食物、原料以及制成品。从矿山当中也采出了为维持以及增加由货币组成的那部分资财所必要的东西。由于货币即使在普通的营业过程中也不像其他三项那样必须从流通中退出，来置于社会总资本其他两个部门之中，却也好像其他东西一样，肯定最后受到磨损，有的时候也被遗失以及运往国外，肯定要求继续补充，即使数量非常小。

土地、矿山以及渔业要求有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去经营，其产品不仅仅可以偿还这一些资本，并且能偿还社会所有其他资本，还附带着利润。如此一来，农场主每年向制造业者补偿他在前一年所消费的食物和他所用去的原料，制造业者向农场主补充他在同一时间所使用和消耗的制成品。这是每一年在这两种人中间进行的真实交易，即使并不是用一个天然产物以及另一个的制成品进行物物交换，很少发生这样的事：农场主向他出售自己的谷物、牲畜、亚麻以及羊毛，并且向他购买自己所需要的衣服、家具以及生产工具的，竟然是同一个人。所以，他将自己的天然产物卖得货币，用货币去随地购买他所需的制造品。土地甚至可以补充（最起码是部分地）经营矿山以及渔业的资本。就是土地的产品将鱼类从水中拉出；就是地面上的产品将矿物从地下掘出。

当土地、矿山以及渔业的自然丰富程度相等的时候，它们的产量就和用来经营它们的资本的大小和使用是否适当成比例。当资本相等并且同样使用得当，产量就与自然丰富程度互成比例。

在所有较为安全的国度，每一个有常识的人都将竭力使用他所能支配的资财，以获取当前的享受或者未来的利润。如其用来取得当前的享受，那就是留做直接消费的资财；如其用来取得未来的利润，那就是必须保留它或者放弃它。保留的就是固定资本，放弃的却是流动资本。在较为安全的地方，一个人假如不将所能支配的所有的资财，自有的或者向他人借来的，用于这三种用途之一，那他一定是完完全全疯了。

但是在那些不幸的国家，人民常常畏惧有权有势者的暴虐，他们就常常把自己的大多数资财埋藏起来，以便在遇到自认为常常会遭受的那种灾祸的威胁时，随时可以带往某个安全的地方。听说这是在土耳其以及印度的普遍做法，我确信在亚洲其他大多数国家也是这样。在封建政府的暴政下，在我们的祖先当中这似乎也是普通的做法。在那个时候，地财被认为是欧洲最大君主无法忽视的收入之一。这是被发掘的埋藏在地下的财宝，并没有人可以证明它属于自己。这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重要的物品，属于国王却不属于发现它的人或者土地所有人，除非土地所有人的特许状当中有明文规定将这个权利让与他。金银矿的地位完完全全相同，除非特许状当中有明文规定，不然土地的一般让与中从不包括金银矿，但是铅、铜、锡、煤等矿却包含在内，它们被认为是次要的东西。

第二章　导读

熊彼特所写的“读者指南”为：

“第二章很长，是该书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斯密的部分货币理论都在这一章当中。这一章要比第一卷的第四章强得多，必定是斯密后期劳动的成果。但是从这一章中却无法看出重农学派的影响，能够辨认出来的只是英国作家的影响。”

第二章论作为社会总资产的一部分或作为维持国民资本费用的货币

第一卷已然指出，大多数商品的价格能够分解为三部分：一部分用于支付劳动的工资，另外一部分支付资本的利润，第三部分支付土地的租金。劳动、资本以及土地都是生产货物并将其送入市场所使用的；当然，有一些商品的价格包含两部分，即劳动工资以及资本利润，少数商品的价格只包含一部分，即劳动工资；不过每一种商品的价格肯定分解为这三部分中的这一部分或者某一部分或者全部，既不归于租金也不归于工资的那部分，肯定归于某人的利润。

前面已经指出，分开来看，每种商品的情况是这样；合起来看，构成每一个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所有商品的情况也肯定是这样。这种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者交换价值肯定分解为同样的三部分，并且分给一国的不同居民，作为其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润或者土地的地租。

即使一国土地以及劳动年产品的全部价值是这样划分并组成不同居民的收入，不过，就好像私人地产的地租区分为总的地租和纯地租那样，大国所有居民的收入也可以划分为总收入和纯收入。

私人地产的总地租包含农场主所支付的所有东西，纯地租是在扣除管理以及修缮支出还有其他一切开支之后剩下给地主自由支配的部分，换言之，纯地租就是在并不损害他们的地产的情况之下，地主能够保留供直接消费的资财，可以用于饮食、车马、房子装饰、家具、享受以及娱乐。地主的真实财富和纯地租互成比例，并不和总地租互成比例。

大国所有的居民的总收入包含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纯收入是扣除他们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维持费之后剩下可供他们自由支配的一部分。换言之，纯收入即是不损害他们的资本，他们能够保留供直接消费的资金，可以用于他们的生活资料、便利品以及娱乐品。他们的真实财富也就是同他们的纯收入互成比例，而不是和他们的总收入互成比例。

固定资本的所有的维持支出很明显无法算做社会的纯收入。为了维持他们的固定设备以及生产工具、他们的有利益可图的建筑物等所用的原料，还有将这一些原料做成合适形状所需要的劳动产品，绝对无法构成纯收入。当然，这种劳动的价格能够构成纯收入的一部分，由于这样雇佣的工人可将工资的所有价值用做供自己直接消费的资财。但是就别种劳动来说，价格以及产品都属于这种资财：价格属于工人直接的消费资财，产品属于他人的直接消费资财，其他人的生活资料、便利品以及娱乐品因这些工人的劳动而增加。

固定资本的目标就是增加劳动生产力，也就是使一定数目的劳动者可以完成数量更多的工作。在一个所有的必要的建筑物、篱笆、沟渠、排水、交通等都处于最为良好状态的农场，要比起一个面积相同、土质一样良好但是不具备同等便利设施的农场来，同样数目的劳动者以及耕畜能生产出数量更加大的产物。

在制造业当中，同样数目的人手，借最好的机器的帮助，要比起使用最不完善的生产工具的人来说，可以制造出数量更大的货物。在任何一种固定资本上正当使用的支出，总可以带回巨额利润，并且使年产物价值的增加比这种改进所要求的维持支出的价值更加大。但是这种维持费仍然要动用这种年产物的一部分。一定数量的原料、工人的劳动，本来可以直接用来增加食物、衣服、住宅等社会生活资料以及便利品的生产，如此就被移做其他用途，这种用途诚然是十分有利的。

所以我们说，所有的这类机械方面的改进，能使同等数目的工人要用比之前常用的机器更廉价更简单的机器完成相同数量的工作，总是对于每一个社会都有利。一定的数量的原料，一定数量的工人的劳动，之前是用来维持一种较为复杂以及昂贵的机器的，经过改进之后可以凭借这种或者其他机器的力量，完成数量更加大的工作。比如，一个大制造厂厂主每年使用一千镑来维持着他的机器，假如能将这种费用降到五百镑，其余的五百镑自然就可以用来购入额外的原料并雇佣额外的工人来制造。所以，他的机器所能够完成的工作量自然会增加，社会从这种工作所能获得的全部好处以及便利也就会随之增加。

一个大国当中维持固定资本的支出，和私人地产上的维修支出互相比较，是十分恰当的。维修的支出，或许常常是为维持地产的产出，从而维持地主的总地租以及纯地租所必要的。但是，假如采用更为合适的办法，可以使维修费减少而又不减少生产物，那么最起码总地租会保持不变，而纯地租则肯定有所增加。

不过，即使固定资本的全部维持费用肯定被排除在社会纯收入以外，流动资本维持费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在流动资本的四个组成的项目即货币、食物、原料以及制成品当中，后三项常常从流动资本中退出，变成社会的固定资本，或者变成保留供直接消费的资财，这在上面已经说明过。这一些消费品中不用做维持固定资本的那部分，便全都归入以供直接消费的资财，变成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所以，流动资本这三个项目的维持费，除去维持固定资本所必要的之外，并不将年产物的任何部分从社会纯收入中抽出。

社会流动资本在这个方面和个人流动资本不同。个人的流动资本完完全全被排除在其纯收入之外，纯收入必须完全由他的利润构成。不过，即使每一个人的流动资本组成他所属的社会流动资本的一部分，社会流动资本却并不会因此就被完全排除在社会纯收入之外。一个商人店铺当中的全部货物即使绝对不是保留供他自己直接消费之用的资财，却能够是供他人直接消费之用的资财，他人从其他资源获得收入，能够经常为商人补充货物的价值，并且付给他利润，商人或者其他人的资本都不会减少。

所以，货币是社会流动资本当中的唯一项目，它的维持费能够使社会纯收入有所降低。

固定资本，以及由货币构成的流动资本，就社会收入的影响力而言，彼此十分相似。

第一，机器以及生产工具等要有一定的支出，首先是用于建造，随后是用于维持，这一些支出组成社会总收入的一部分，被排除在社会纯收入之外；同理，在一国流通的货币资财也要有一定的支出，首先是用于收集它，随后是用于维持它，这一些支出也组成社会总收入的一部分，被排除在了社会纯收入之外。一定数量的十分有价值的原料、黄金、白银和十分精巧的劳动，并不是用来增加留做直接消费用的资财，也就是个人的生活资料、便利品以及娱乐品，而是用来维持这种伟大而昂贵的商业工具，社会上每一个人通过它来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便利品以及娱乐品，这一些东西常常按照适当的比例分配给他。

第二，构成个人或者社会的固定资本的机器以及生产工具等，不组成个人或者社会的总收入或者纯收入的一部分；同理，即使要通过货币来使社会全部收入在社会所有的成员间进行经常的分配，货币本身却并不是这种收入的一部分。这个流通的巨轮和通过它来流通的货物是不相同的。社会的收入完全是由这一些货物构成的，而不是由让它们流通的轮子构成的。在计算社会的总收入或者纯收入的时候，我们永远必须从货币以及货物的每年流通总量当中扣除货币的全部价值，并没有一个新的货币是总收入或者纯收入的组成部分。

这个命题之所以显得有疑问以及矛盾，只是因为文字的暧昧不明；通过合适的解释以及理解，它几乎是自明之理。

每当我们谈到一定数目的货币的时候，有的时候只是指它所含的金块，有的时候又暗指它所能购买的货物或者持有货币所赋予的购买力。比如，当我们谈到英格兰的流通货币为一千八百万镑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表示某一些作家所计算的或者他们认为在该国流通的金块数量。不过，当我们说一个人一年赚五十镑或者一百镑的时候，我们普通所表达的意思不仅仅是每年付给他这么多金块，也是他每年所能购买或者消费的货物价值。我们一般的意思是，要确定什么是或者应该是他的生活方式，或者他所能正当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数量、质量。

当我们用一个具体数目的货币，不仅仅表示它所组成的金块数量并且暗指它所能购得的货物的时候，这样表示的财富或者收入只等于用同一个词所笼统地表示的两种价值之一，说等于后者要比说等于前者更加恰当，也就是说等于货币的价值要比说等于货币本身更恰当。

比如，某个人一星期的养老金是一基尼，他在一星期当中就能用它来购买一定数目的生活资料、便利品以及娱乐品。依照这种数量的大小，其真实财富，他每一个星期的真实收入就是多少。他每一个星期的真实收入肯定不是既相当于一基尼又等于用它所能购买的东西，而仅仅等于这两种相等价值之一，说等于后者要比说等于前者更加恰当，即等于一基尼的所值比等于一基尼更加恰当。

假如付给这个人的养老金并不是金币，而是一基尼的票，必定无法说他的收入就是这样的一张纸，而应当说是用这张纸所能获得的东西。这一基尼能够被看做是能从周围的所有商人那里获得一定数量的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票据。接受一基尼的人的收入，并不是由这块金子构成的，而是由用这块金子所能获得或者交换的东西组成的。假如它无法交换到任何的东西，那它就像对于破产者所开的票据一样，并不比任何废纸更有价值。

即使一国所有居民每星期或者每年的收入也同样可能是，而且实际上常常是用货币支付的，可是他们每星期或者每年的真实收入加在一起，其大小总是与他们用这种货币所可以购买的消费品数量成比例。所有的居民的全部收入非常明显并不是既等于货币又等于消费品，而仅仅等于两种价值之一，说等于后者要比说等于前者更加恰当。

因此，虽然我们常常用每年付给一个人的金块数量来显示他的收入，但那是由于这一些金块的数量规定他的购买力的大小，或者他每年所能消费的货物的价值。我们依然把他的收入看做是由这种购买力或者消费力组成的，而不是由表达购买力的金块构成的。

不过，假如这个道理对于一个人来说已经足够明显，那么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更为明显了。每一年付给一个人的金块数量经常恰好等于他的收入，所以是他的收入价值的最为简短最为良好的表达方法。但是在一个社会中流通的金币数量绝不会等于它所有成员的收入，和一个基尼的金币当做支付每星期养老金的手段，今天能够付给一个人，明天能够付给第二个人，后天能够付给第三个人，因此每年在一个国家流通的金币数量，其价值肯定小于每年支付给他们的所有的货币养老金。这样的陆续支付的全部货币养老金的购买力，或者用它所能够陆续购得的货物，肯定恰好等于这些养老金的价值，也一定就是所有接受养老金的人的收入。因此，这种收入不会是由这些金块构成的，由于它们的数目要比这种收入的价值小得多，而仅仅是由购买力，仅仅是由这些金块从一个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的时候它们所能陆续购得的货物构成的。

因此，货币这一流通巨轮、这一商品的伟大工具，就像所有其他的生产工具一样，即使它是资本的一部分、是资本的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部分，却并不是它所属的社会收入的组成部分；即使构成货币的金块在其每年流通的过程当中应当属于每人的收入分配给他们，这一些金块自身却不构成收入。

最后，构成固定资本的机器以及工具等，和由货币构成的那部分流动资本还有一些相似。建造以及维持这类机器支出的每项节约，在不降低劳动生产力的情况之下，即是社会纯收入的一种改进；同理，收集以及维持由货币构成的那部分流动资本的支出的每项节约，也是完完全全相同的一种改进。

为何维持固定资本支出的每项节约是社会纯收入的改进，道理非常清楚，并且也部分地作出过解释。每一项工程的经营者的所有资本，肯定划分为他的固定资本以及他的流动资本。每当他的全部资本保持不变的时候，这一部分小一些，那一部分就肯定要大一些。是流动资本提供了原料以及劳动工资，并且推动了劳动。所以固定资本维持费的每项节约，在不降低劳动生产力的情况之下，一定会增加推动劳动的资金，从而增加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增加每一个社会的真实收入。

用纸币代替金银货币，是用一种不那么昂贵而有的时候又同样方便的商业工具去代替一种非常昂贵的商业工具。流通用一种新轮子来进行，它要比旧轮子的建造以及维持的花费较少，不过这种作用是用什么方式完成的，它又如何会增加社会的总收入或者纯收入，道理还不是非常明白，所以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有几种不同的纸币，而银行以及银行家的流通券则是最为著名的一种，也是最适于这种目的的一种。

每当一国人民对于某个银行家的财产、正直以及谨慎具有信心，相信他会随时兑现自己可能接到的他所发行的本票的时候，这一些票据就会与金币银币一样流通，由于人们深信用它们可以随时兑换金银货币。

假设一位银行家向自己的顾客们借贷出自己的本票，数目为十万镑，因为这一些票据的作用以及货币相同，他的债务人付给他的利息也就与他所贷给的货币一样。这种利息就是他的利润来源。即使有一些票据会不断地送回来请求兑现，不过有一部分票据却会一连几个月或者几年处于流通中。因此，即使他一般有十万镑票据在流通，却经常只有两万镑金银币就足以应付随时的兑现。因此，通过这样的运作，两万镑金银币就可以完成要十万镑金银币才可以完成的职能。通过他的本票所可以完成的交易，所能流通以及分配和适当消费者的消费品数量，价值一共达十万镑，与同等价值的金银币所起的作用一样多。所以，在一国流通当中就能这样节约八万镑金银币；假如在同一时间由许多银行以及银行家进行同样的作业，则整个流通就能够由五分之一的本来需要的金银币来进行。

让我们假设，比如，一国的全部流通货币在某一时刻是一百万镑，那个时候足以使其土地以及劳动的全部年产物得以流通。让我们再假设，以后有非常多银行以及银行家发行凭票支付的本票共一百万镑，而在他们的金柜当中只保持二十万镑金银币来应付临时的请求兑现。那么，在流通中会有八十万镑金银币以及一百万镑的银行券，也就是一共有一百八十万镑纸币以及硬币。不过该国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之前只需要有一百万镑来流通并且分配到它的适当消费者手中，而年产物是无法通过银行业的运作来立刻增加的。

因此，一百万镑就足够使之流通，进行买卖的货物与从前完全一样。同样数量的货币就足够买卖它们流通的渠道，假如我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将依然与之前完全相同。我们假设一百万镑足以充满这个渠道，那么，注入的超过此数的货币无法在其中流动，而只可以溢出。现今注入了一百八十万镑，可见一定会有八十万镑溢出，这就是超过了该国流通中所能使用的货币的数目。不过这个数目即使无法在本国使用，它却是太有价值了，不可以任其闲置。所以，它将被送往国外，来寻找它在本国无法找到的有利润可图的用途。不过纸币无法运往国外，由于远离发行的银行，远离可以用法律强制其兑现的国家，在普通支付当中它是不会被接受的。所以，八十万镑的金银币将会被送往国外，而本国的流通渠道将会由一百万镑纸币充满，而不是之前充满它的一百万镑金银币。

不过，即使如此大量的金银这样送往国外，我们也不应该设想这是毫无所得的，或者是它的所有人要对于外国国民送礼。他们将用来交换各种外国货物，以便供其他外国或者自己本国消费。

假如他们用它来在一个外国购买货物以便供应另外一个外国的消费，也就是从事所谓的转口贸易，他们所获得的利润将是他们本国纯收入的一种增添。这就好像一笔新创造的基金，可以用来进行一种新的贸易；本国的业务现在用纸币来经营，金银变为了从事这一种新贸易的基金。

假如他们用它来购买外国货物以供本国消费，第一，他们能够购买什么也不生产的懒惰人民所消费的东西，比如外国葡萄酒、外国丝绸等；第二，他们能够购买额外的原料、工具以及食物，以便维持以及雇佣额外的勤劳人民，这一些人民再生产出他们每一年消费的价值，外加利益。

就用于第一种途径来说，它就会鼓励挥霍，增加开支以及消费而不增加生产，或者说是设置一种永久性的基金来支持这种开支，在各方面均对社会有害。

就用于第二种途径来说，它就会鼓励勤勉，即使它增加了社会的消费，也提供了一种永久性的基金来支持这样的消费，消费的人民再生产出他们每一年消费的全部价值，并且附带利润。社会的总体收入，即它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的增加额，相当于这一些工人的劳动在其加工的原料上所增添的所有价值；社会纯收入的增加额，相当于这个价值扣除维持机器以及生产工具的必要开支以后所余下的部分。

由于银行这种运作，而被迫送往国外的大多数金银币被用来购买外国货物以供本国消费的时候，事实上是并且肯定是用来购买第二类货物，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却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某一些人收入根本不增加也可能有的时候大大增加他们的支出，不过我们可以肯定，从没有一个阶级的人全都会这样做；这是因为，普通谨慎的原则即使无法支配每一个人的行为，却总是可以影响每一阶级的大多数人的行为。不过，把懒惰人民当做了一个阶级来看，他们的收入无法由银行业这样的运作而有丝毫的增加。所以，他们的一般支出也不会因为这种运作而大为增加，虽然其中少数人的支出或许增加，并且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增加了。因此，懒惰人民对于外国货物的需求还与从前一样，或者说差不多一样；因为银行业的这种运作而被迫送往国外的货币中，有一小部分是用来购买外国货物供本国消费之用，这一部分也可能用来购买供懒惰人民使用的货物。其中大多数自然会用于雇佣勤劳人民，而不是用来维持懒惰。

每当我们计算社会的流动资本所可以推动的劳动量的时候，我们只应考虑由食物、原料以及制成品组成的那部分，而将货币组成的另外一部分扣除，货币只起使三者流通的作用。为推动产业，有三类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以供制作的原料，用来从事制作的工具，还有使工作得以完成的工资或者报酬。货币既不是以供制作的原料，又不是用来制作的工具；即使工人的工资普通用货币来支付，但是他的真实收入也好像所有其他人的真实收入那样，并不是货币，而是货币的价值；并不是金块，而是金块所能够买到的东西。

任何的资本所能推动的劳动数量，很明显必须和它能以原料、工具以及和工作性质相称的维持费去雇佣的工人人数相等。货币之所以必须，是为了购买原料以及生产工具，并且维持工人的生活。不过整个资本所能推动的劳动数量肯定不等于用于购买的货币，用货币购到的原料、工具以及维持费二者，而仅仅等于这两种价值之一，说相当于后者要比说等于前者更加恰当。

当用纸币代替金银币的时候，整个流动资本所能提供的原料、食物以及维持费数量的增加，与过去用来购买它们的金银币的全部价值相等。巨大的流通以及分配轮子的全部价值，被加在用它来流通以及分配的货物上面。这种作业在某种程度上与某种巨大工程的经营者相似，他因为某种机械学方面的改进，拆除旧机器，把旧机器价格与新机器价格的差额加在他的流动资本上，也就是加在他用来供应原料以及为工人提供工资的基金上。

一国的流通货币和靠它来流通的货物的价值究竟保持什么样的比例，或许是不可能确定的。有人说是一比五，又有人说是一比十，一比二十，一比三十。不过，不管流通货币对于年产物全部价值的比例是多么小，由于仅仅有一部分，经常是非常小一部分年产物预定用做劳动的维持费，货币对于这一部分的比例一定是非常大的。所以，当用纸币代替以后，流通所需要的金银币就降到了之前数量的五分之一，假如其他五分之四的大多数价值被加在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上，那就会让这种劳动的数量大为增加，从而使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大大增加。

在最近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当中，在苏格兰的几乎每一个大城市，甚至在一些乡村都建立了银行公司，实施了这种业务。它的效果正如上面描述的一样。全国的营业几近完全用这一些银行发行的纸币来进行，一般均用纸币来购买东西并且做各种支付。除了用来兑换二十先令的银行券，银币极少出现，金币更是少见。即使这些银行的行为并不完全是无可非难的，也要求有议会立法来加以管理，不过非常明显，国家从银行的生意兴隆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我听说，格拉斯哥自有银行建立以来，在大概十五年中贸易已经增加了一倍；自从在爱丁堡开设了两家公司银行，苏格兰的贸易已经增加了三倍以上，一家是1695年由议会立法建立的“苏格兰银行”，另外一家是1727年由皇家特许状建立的“皇家银行”。究竟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苏格兰的一般的贸易，特别是格拉斯哥市的贸易是否增加了这么多，我并没有把握。假如两者真的按照这个比例增加了，那么效果似乎太大，无法单用银行业务这个原因去解释。但是，苏格兰的贸易以及劳动在此期间已经大为增加，银行非常有助于这种增加，这是无须怀疑的。

在1707年以及英格兰联合之前，在苏格兰流通的银币，还有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送回苏格兰重铸的银币，其价值共达到四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七镑十先令九便士。并没有得到关于金币的记录，不过从苏格兰造币厂旧时的账簿来看，每年铸造的金币价值好像略为超过银币。那个时候还有许多人由于担心收不回来，不曾把银币送到苏格兰银行重铸；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英格兰银币，并不需要重铸。由此可见，联合之前在苏格兰流通的金银币的总体价值估计不会少于一百万英镑。这好像构成了苏格兰的总流通量，由于苏格兰银行的流通量虽然是无与匹敌的，好像也只占总流通量的一小部分。在现在，苏格兰的总流通量可能不少于两百万镑，金银币所占的一部分最大的或许也不到五十万镑。不过，即使苏格兰的金银币流通减少如此之多，苏格兰的真实财富以及繁荣并未受到丝毫的影响。相反，它的农业、制造业以及贸易，它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非常明显均有增加。

大多数银行以及银行家发行他们的本票，主要是经过贴现汇票，也就是在汇票到期之前先垫支货币。在垫付的款项当中扣除汇票到期之前应付的决定利息。通过汇票到期之后的支付，补偿了银行垫支的数目，还有作为纯利润的利息。银行家向贴现的商人所预付的并不是金银币，而是他们自身的本票，其好处是，通过贴现他能够增加他的本票发行量，他凭借经验发现，这样的本票都在流通。所以他能从较大数量的发行额得到利息纯收益。

苏格兰的商业现今还不是很大，上述两家银行公司初次建立的时候就更小了，而这两家公司假如把业务限制在票据贴现以内，它们的营业就会非常小，所以，它们发明了另外一种发行本票的方法：对于凡是能找到两个信用卓著并拥有良好地产的人作为担保的人，开设他们所称的现金账户，给予他一定数额（比如两三千镑）的信贷，在这个限额之内预支给他的钱，他应在请求的时候偿还，还有法定利息。我确信，这种信贷一般在世界各个地方的银行，以及银行家都是会给予的。但是就我所知，苏格兰银行公司所接受的偿还条件的宽松是它们所特有的，这可能是这一些公司营业发达还有苏格兰从中获得好处的主要原因。

一个拥有一家银行所给予的这样信贷的人，借出了一千镑，他能够二三十镑一次地陆续地偿还，银行从每次收到小额还款之日起从总数的利息当中扣除相应的部分，直到全部还清为止。所以，几乎所有从事营业的人，都感觉到在银行设立现金账户的方便，从而有了兴趣去促进这些银行的营业，在所有的支付当中乐意接受它们的银行券，并且鼓励自己所能够影响到的人都同样去做。当顾客申请贷款的时候，银行一般用自己的本票支付给他。银行用本票支付制造商的贷款，制造商用它支付农场主的原料以及食物款，农场主用它支付地主的地租，地主用它支付商人供应的便利品以及奢侈品款，商人又将它送回银行来平衡自己的现金账户或者偿还其他借款，这样，国家所有的货币业务都是用银行券来进行的。所以，银行的营业非常兴旺。

通过这样的现金账户，每一个商人都可以毫无顾虑地推广产业。假如有两个商人，一个在伦敦，另外一个在爱丁堡，在同一种贸易当中投下同样多的资金，爱丁堡商人就可以毫无顾虑地比伦敦商人做更大的买卖，雇佣更多的人。伦敦商人需要在自己的金柜中或者在他的银行家的金柜当中保持巨额货币（银行家不会支付利息），以便支付不断提出的偿还赊购的请求。假设这个数目一般是五百镑，他的货仓中的货物肯定因此减少五百镑。让我们假设，他每年出清手中的存货一次。因为他只好保持五百镑不用，所以他每年售出的货物就少了五百镑。他每年的利润也相对应地减少了，他雇佣来准备货物上市的人数也相对应地减少了。反之，爱丁堡商人并不保持货币用来应付这种随时请求付款的需要。每当他遇到有这种需要的时候，他就通过银行的现金账户来支付，逐渐用以后出售货物获得的货币或者纸币去偿还这种借款。所以，用同额的资本，他能够毫无顾虑地在自己的货仓当中保持比伦敦商人数量更多的货物，从而为自己得到更大的利润，并常常雇佣更多的勤劳人民去准备货物上市。所以，国家也可以从这种贸易中获得巨大好处。

当然，英格兰银行的贴现汇票为英格兰商人提供了和苏格兰商人的现金账户相同的便利。不过，应该记住，苏格兰商人也可以和英格兰商人一样容易地贴现自己的汇票，除此之外还有现金账户的额外的方便。

在任何一国所容易流通的各种纸币的总额，绝对无法超过它所代替的或者在没有纸币的时候会流通的金银币的价值（假设商业状况不变）。比如，假设二十先令的银行券就是在苏格兰流通的最小额纸币，在那儿流通的这种通货的总额，绝对无法超过为进行该国每年二十先令或者二十先令以上价值的交易所需要的金银币总额。假如流通纸币在某个时候超过这个数额，因为超过之数既无法送到国外，也无法在本国流通中使用，它肯定会被立即送回银行请求兑换金银币。许多人会立刻察觉，他们现在的纸币超过了本国营业所需要的数目，因为无法将其送往国外，他们会立刻要求银行兑现。当这种多余的纸币换成金银币的时候，能够在国外找到用途，但是以纸币的形式留在国内就毫无用处。所以，会立刻向银行挤兑超额纸币，假如银行在支付方面表现有任何的困难或者迟缓，回到银行兑换的货币就会更加多，如此造成的惊恐，肯定让挤兑加剧。

每种商业的普通开支有房租还有雇工、办事员、会计师等的工资，银行则除此之外，还有两项最主要的特殊开支：第一，在自己的金柜中保持大量的货币，来应付自己发行的银行券的持有人随时提出的兑现请求，它损失的是这笔钱的利息；第二，应付兑现的金柜只要变空，立刻予以补充。

一家发行纸币超过了国内流通所能使用的银行公司，因为超额部分将会不断回到银行请求兑换，因此必须增加在自己金柜中常常保持的金银币数量，增加额不仅要与超额成比例，并且要按照比这个更大的比例，由于银行券的回来速度要比超额部分的扩大快得多。所以，这样一家公司不仅应该按被迫增加的这种营业的比例，并且应按更加大的比例增加第一项开支。

这样的一家公司的金柜，和公司营业限于较为合理的范围内相比，不仅应当充注得更满一些，并且也必定空竭得更快一些，为了补充它，不仅要求作出较为剧烈的开支，并且要求作出较为经常的以及不间断的开支。从它们的金柜中不断流出的这么大量的铸币，也无法在国内流通中使用。它是用来代替在国内流通中所无法使用的纸币的，所以也无法在国内流通中使用。不过铸币是无法任其闲置的，它必须以某种形态送往国外，以便寻找到在国内无法找到的有利用途；不过金银币的不断输出，增加了寻找新的金银币来补充空竭得如此迅速的金柜的困难，肯定会进一步增加银行在这方面的开支。因此，这样一家公司需要按照强迫增加的业务比例，增多第二项开支，其幅度比第一项开支的增加更大。

让我们假设一下，某家银行发行的所有纸币等于四万镑，这是国内流通容易吸收以及使用的，为应付随时的兑现请求，在金柜当中必须保持一万镑金银币。假如这家银行试图发行四万四千镑纸币，超过流通容易吸收以及使用的四千镑，几乎一经发行即会回到银行。为应付随时提出的兑现请求，这家银行在金柜中应该经常保持的金银币不是一万镑，而是一万四千镑。如此一来，他不仅仅无法从超过流通的四千镑得到利息，还要负担不断收集四千镑金银币的全部损失，这些铸币一经送进金柜便会立刻流出。

假设每家银行公司都懂得并且注意自己的特殊利益，流通当中就绝不会有纸币过多的现象。不过每一家银行并不总是懂得或者注意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流通中经常是纸币过多。

因为发行大量的纸币，它的超额部分常常送回请求兑换金银币，英格兰银行连续多年每年被迫铸造的金币多达九十万至一百万镑。这个银行（因为在几年之前金币已经处于磨损变坏的状态）只好以四镑一盎司的高价买进金块，随后用一盎司三镑十七先令十便士的低价发行铸币，损失是这种巨额铸币的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虽然银行不纳铸币税，并且由政府负担铸币支出，政府的慷慨并没有完全地阻止银行支出的增加。苏格兰各个银行由于同样的超额发行，全都只好经常雇佣代理人在伦敦收集金银币，其支出极少低于百分之一又二分之一至百分之二。这种货币用马车送回，运入以百分之四分之三或者每百镑十五先令的额外开支当做保险费。这一些代理人无法经常补充雇主们空竭这样迅速的金柜。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银行的办法是，向它们在伦敦的通信银行依照自己需要的数额开出汇票。每当这些通信银行随后开出索还借款、利息以及佣金的汇票的时候，这些由于发行过度而陷入困境的银行有的时候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只得向同一通信银行或者伦敦的其他通信银行再次开出汇票；同一数额，或者说同一数额的汇票，有的时候就会这样旅行两三次以上，债务银行总是要支付全部累积数额的利息以及佣金。即便是那些从来不曾以过分不谨慎著称的银行，有的时候也只好使用这种招致毁灭的手段。

英格兰银行以及苏格兰各银行为赎回在国内流通中无法使用的纸币而付出的金币，同理也无法在国内流通中使用，有的时候以金币的形式，有的时候熔成金块送往国外，有的时候熔化后按每盎司四镑的高价卖给英格兰银行。从所有的铸币中仔细挑选出来送往国外或者熔成金块的，是那一些最新、最重、最好的铸币。在国内，当其保持铸币形态的时候，重币并不比轻币更有价值。但是在国外，还有在本国熔化的时候，重币就更加有价值。英格兰银行即使年年大量铸币，却惊奇地发现，每年的铸币缺乏还是和前一年一样；每年虽然有大量的良好新币从银行发行，铸币的状况并不是变得一年比一年更好，而是变得一年比一年更坏。每年他们都发现只好铸造和头一年同样数量的金币；因为金块价格的不断上涨，还有铸币的不断磨损以及剪铰，每年大量铸造的开支就会变得一年比一年大。需要指出，英格兰银行为了给自己的金柜供应铸币，也只好间接地为整个联合王国供应铸币，铸币是常常以各种方式从所有银行的金柜中流出的。所以，为苏格兰以及英格兰纸币的过度发行提供支持所必需的铸币，它造成的王国铸币的匮乏，英格兰银行均只好供应。苏格兰各个银行为自己的不谨慎不小心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不过英格兰银行不仅是为了自己的不谨慎，并且也是为几乎所有苏格兰银行的更加大得多的不谨慎付出了十分高昂的代价。

联合王国两个地区的某些大胆设计家的过度贸易，是造成纸币超额流通的最初的原因。

银行能够适当地向一个商人或者任何一种经营者垫支的，并不是他从事贸易的全部资本，甚至也不是这种资本的大多数；而只是他保持不用、作为应付不时之需的那一部分现款。假如银行垫支的纸币从来不超过这个价值，它就绝不可能超过在并没有纸币的时候肯定在国内流通的金银币的价值，它绝对不可能超过国内流通所能容易吸收以及使用的数量。

当一家银行向一个商人贴现一张由真实债权人向真实债务人所开具的真实汇票的时候，这张汇票一到期就会由债务人真实支付，银行向他垫支的仅仅是他必须保留不用作为应付不时之需的现款的价值的一部分。汇票到期之后的兑付，就向银行补偿了垫支的价值，还有利息。假如银行只同这种顾客做生意，它的金柜就好像一个水池，即使有一股水流不断地流出，与此同时也有一股水流不断地流进，流量完全相等，所以，不需要额外地关心或者注意，水池总是保持相等的或者接近相等的充满。不必要作出多少开支，甚至完全不需要作出开支，去补偿这家银行的金柜。

一个不从事过度贸易的商人，即便没有票据要贴现，也经常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现金。当一家银行除去贴现他的票据之外，还在这种场合为他开设现金账户，按照苏格兰银行业的宽松条件，接受他用随时出售货物获得的货币分期陆续偿还，这就完完全全免除了他保留一部分现款以应不时之需的必要性。当这种需要实际发生的时候，他用自己的现金账户就足以应付。但是，银行在同这种顾客往来的时候，应当非常留心地观察，看在一个短的时期（比如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或者八个月）内，它通常收到的偿还数目是否和它通常垫支的数目完全相等。

假如在这样短的时期内，某些顾客的偿还数目在大部分场合与银行垫付的数目完全相等，它就能够放心地同这种顾客往来。在这样的场合，即使从银行金柜常常流出的水流量非常大，经常流入的水流量也最起码是同样大，因此，不必特别留心或者注意，金柜就会总是同等地或者接近同等地充满，不需要有任何额外的开支来补充它。相反，假如某一些顾客的偿还数额常常大大少于垫支数额，银行就无法放心与这种顾客来往，最起码是在这一些顾客继续这样行事的时候。这个时候从银行金柜不断流出的流量肯定大于不断流入的流量，如果不是用大量的连续不断的开支去补充，金柜不久就会完全枯竭。

所以，苏格兰各银行公司在长时间内就非常谨慎地要求它们所有顾客作经常的正规的偿还，而不愿意同任何不从事它们所称的经常性的正规作业的人往来，不管他的财产或者信用如何。因为这种留神，它们不仅几乎完全节省了补充金柜的特别开支，并且获得了两种非常大的好处。

第一，银行除去自己的账簿所可以提供的以外，不必要去寻找其他的证据；就能对于自己债务人的兴盛或者衰落状况作出某种大体判断，但凡是在大多数的时间内作正规的或者不正规的偿付的人，他的境况就是兴旺的或者衰落的。一个向半打或者一打债务人贷出自己的货币的私人，他自己或者他的代理人或许要经常地留神地观察他们每一个人的行为以及状况。不过一家银行公司也许为五百个人贷款，注意力又常常为非常不同的目标所占据，除去自己账簿所能提供的之外，对于大多数债务人的行为不会获得经常的信息。在要求所有顾客作经常的正规的偿还的时候，苏格兰各银行或许考虑到了这种好处。

第二，银行可以保证自己不至于发行超过国内流通所能吸收和使用的纸币。当它们观察到在较短的时期内，某一顾客在大多数场合的还款同向他垫支的数目完全相等的时候，就能够确信，垫支给他的纸币并没有超过他需要保留以应付不时之需的金银币数量，所以这样流通的纸币数量并没有超过在没有纸币的时候也会在国内流通的金银币数量。债务人还钱的经常性、正规性以及数额，足够表明垫支给他的数额并没有超过他的偿还能力，否则就会保留不用、作为应付不时之需以使他的其余资本得以经常使用。只是这部分资本在短时期内经常以货币的形式（纸币或者铸币）流到生意人的手中，又常常以同一形式从他手中流出。假如银行垫支的数目超过了他的这部分资本，在短时期内，他的一般偿还数目就不会等于对于他的一般垫支数目。经过他的交易经常流入银行金柜的水流量不会等于通过他的同一交易流出银行金柜的水流量。银行垫支的纸币，因为超过了在没有这种垫支的时候他会只好保留以应付不时之需的金银币数量，不久之后就会超过在并没有纸币的时候国内流通的全部金银币数量（假设商业状况不变），所以超过了国内流通所能容易吸收以及使用的数量。这种纸币超额不久之后就会回到银行兑换金银币。这第二种好处，即使同样是真实的，却不像第一种好处那样被苏格兰各银行公司所完全了解。

银行一部分通过贴现票据的便利、一部分通过现金账户的便利，让任何一国的有信用的商人能免除保持部分资金不用、作为应付不时之需的现款的必要时，他们从银行以及银行家所能合理预期的帮助也就到尽头了，银行以及银行家走到了这一步，从本身的利益以及安全着眼，也就不可以再向前走了。银行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可以向一个商人垫支他所运用的全部或者大多数流动资本，因为，虽然流动资本经常以货币形式回到他的手中而又以相同形式流出，全部回流和全部流出在时间上却相距太远了，在对于银行来说，较为方便的这样短的时期内，他的偿还数目不会等于银行的垫支数目。银行更无法对付他垫支的大多数固定资本，比如，无法对于一个制铁厂的经营者垫支资本来建造他的铁厂、铁炉、工场、货仓、工人住宅等；无法对于一个矿山开采人垫付资本，来掘竖坑、建造抽水机、修筑道路、铺养轨道等；无法对于一个改良土地的经营者垫付资本，来进行清理、排水、圈围、施肥、开垦荒地、建造农舍，还有其他所有的必要的附属物如畜舍、谷仓等。在几乎所有场合，固定资本的回收要比流动资本的回收慢得多，这样的开支，即便是以最大的谨慎以及最佳的判断作出的，也要经过很多年才能回到经营者手中，这种时期太过长久了，对银行非常不方便。商人以及其他经营者无疑可以非常适当地利用借款来实施他们的大部分规划。

但是，为了对他们的债权人公平起见，他们在这样的场合，自有的资本应该足以保证（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债权人的资本，即是说，即便计划的成功远远不及设计人的预想，也要使这些债权人不会受到丝毫损失。即便如此防备，要等到几年之后才能偿还的借款，依然不应向银行借用，而应以债券或者抵押的方式向私人借用：他们靠自己的货币利息为生，不愿自己劳累地去运用资本，所以他们愿意向有良好信用的人贷款，任其几年不偿还。当然，一家不必开立债券或者进行抵押、不必缴纳印花税或者支付律师费而贷放货币的银行，一家按照苏格兰银行业的宽松条件接受还款的银行，无疑是上述商人以及经营者的十分方便的债权人。不过对这种银行来说，他们却必定不是最为方便的债务人。

从苏格兰的各家银行公司发行的纸币完全等于或者说略微超过国内流通可能容易吸收或者运用的水平以来，到现在已有二十五年以上了。所以，这一些公司很久之前就给予了苏格兰商人还有其他经营者以充分的帮助，这是银行以及银行家依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可以做到的。他们已然略微营业过度，让自己遭受了损失，或者说最起码是减少了利润，这是在这种具体业务当中只要略有贸易过度就无法避免的事情。这些商人以及其他经营者已从银行以及银行家获得这么多帮助，却仍然想获得更多。他们好像认为，银行能够按照他们的需要发放任何数量的信贷，除去几张纸以外，不必负担任何开支。他们抱怨银行董事们眼界狭小以及精神怯懦，并没有依照他们所谓国家贸易扩张的比例对于他们发放贷款，意思无疑是，没有支持他们去将自己的计划扩大到自有资本或者按通常的债券或者抵押方式向私人获得的信贷所能支持的范围以外。他们似乎认为，银行真正有义务去提供他们想要用来从事贸易的全部资本，填补所有的空缺。但是银行的意见截然不同，因为它们拒绝扩大信贷，所以有一些商人想出了一种办法，在一段的时间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即使代价非常大，却和银行极度扩张信贷一样有效。这种办法就是众所周知的循环出票筹资法或者对开汇票；每当不幸的商人濒临破产边缘的时候，就采用这种办法。用这种方式筹集资金在英格兰早有所闻，在最近的一次战争中，当贸易的高额利润为贸易过度提供了巨大引诱的时候，听说进行的规模非常大。它从英格兰传播到苏格兰，因为苏格兰的商业十分有限，资本也十分有限，因此不久就以比在英格兰更加大的规模来进行。

循环出票筹资的方法是所有商人都熟知的，也许有人认为没必要再加以说明。不过由于本书可能落到非常多并非商人的人手中，由于即便是商人自己或许也不懂得这种做法对于银行贸易的影响，所以我将竭尽全力明白地予以说明。

欧洲的野蛮法律并不强迫执行商人的合同，这个时侯形成的商人习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已经被纳入所有欧洲国家的法律，这种习惯让汇票具有这样的特权：用汇票借款要比用任何其他借据更加容易，特别是期限不多于两三个月的短期汇票。假如汇票到期，承兑人见票之后不立即付款，他即变成破产人。汇票被拒付后立刻回到出票人手中，假如他不立即付款，他也变成破产人。假如汇票在落到持票人手中之前，曾经过其他几个人之手，他们或者用来借款，或者用来购货，都曾作出背书，即在汇票背面签署自己的名字，这一些背书人同样承担承兑汇票的义务，假如有人无法付款，他也立刻变为破产人。即使出票人、承兑人、背书人的信用全都有问题，然而期限之短依然给予持票人以某种安全感。即使他们全都可能变成破产人，不过也不见得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全都会破产。一个疲惫的旅行者自言自语说，这房子已然倾斜，不会维持太久了，不过它今晚也不见得就会倒塌，所以我要冒这个险，今晚睡在这里。

假设，爱丁堡的商人甲对于伦敦的商人乙开出一张汇票，需要付款若干，期限是两个月。事实上伦敦乙并不亏欠爱丁堡甲的钱，不过他同意承兑爱丁堡甲的汇票，条件是在汇票到期之前，他向爱丁堡甲开出另外一张汇票，数目相当，外加利息以及佣金，期限同样是两个月。所以，在头两个月期满之前，伦敦乙向爱丁堡甲重新开了一张汇票；爱丁堡甲在第二个两个月到期之前，再向伦敦乙开具第二张汇票，期限依然是两个月；在第三个两个月到期之前，伦敦乙再向爱丁堡甲开出汇票，期限还是两个月。这种做法有的时候并不是进行几个月，而是连着几年，汇票总是回到爱丁堡甲的手里，所有之前汇票的利息以及佣金都积累在一起。利息是每年百分之五，佣金每次开票最起码为百分之二分之一。佣金每年重复六次之上，爱丁堡甲用这种办法筹集的货币要付出每年百分之八的代价，当佣金价格上涨的时候，他对于之前汇票的利息以及佣金只好付出复利的时候，代价更为高昂。这种办法称做循环出票筹资法。

在一个大多数商业计划的资本普通利润假设为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的国家，其收益既能偿还费用如此巨额的借款，又可以为计划人提供巨大超额利润，那肯定是一种十分幸运的投机事业。但是，仍然有非常多巨大而广泛的计划在进行，一连几年除了用这种昂贵办法筹集的资金之外，并没有其他基金的支持。计划人在他们的美梦中对于这种巨大利润无疑是具有最清晰的幻象的。不过当他们醒来的时候，或者是在计划实行之末，或者是在计划无法再进行下去的时候，他们很少人能有看到这样的利润的好运气。

爱丁堡甲向伦敦乙开具的汇票，经常由爱丁堡甲在到期前两个月持往爱丁堡的某家银行或者某个银行家处贴现；伦敦乙向爱丁堡甲重新开的汇票，也常常由伦敦乙持往英格兰银行或者伦敦的某一些其他银行家处贴现。对于这种循环汇票垫支的款项，在爱丁堡是用苏格兰各银行的纸币垫支的；在伦敦，当它在英格兰银行贴现的时候，是用该行的纸币垫支的。即使这一些用纸币垫支的汇票，在到期之后均立即获得偿还，对于第一张汇票实际垫支的价值从来并没有事实上回到垫支银行的手中，由于在每一张汇票到期之前，总是开具了另外一张汇票，其数额要比即将到期的汇票数额略微大；并没有这第二张汇票的贴现，第一张汇票就不会兑付。所以，这种兑付完完全全是虚假的。通过这样的循环汇票，从银行金柜当中流出的货币，只要流出就永远不会真正流回。

在这种循环汇票中发行的纸币数额，在许多场合，等于预定用于农业、商业或者制造业方面某一些大规模的广泛的计划的所有基金，而不仅仅是等于在并没有纸币的时候计划人只好保留不用，作为不时之需的那一部分现款。所以，这种纸币的大多数超过了在并没有纸币的时候，国内可能流通的金银币的价值。因此它超过了国内流通容易吸收以及使用的限度，会立刻回到银行请求兑换金银币，银行必须尽力地去寻找这种货币。这样的资本是计划人挖空心思从银行提取的，不仅仅银行不知道或者说并没有审慎地同意，并且在一些时候，它们或许根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真正垫支了这笔钱。

当两个常常彼此开汇票的人总是向同一个银行家贴现他们的汇票的时候，这位银行家肯定会立即发现他们是在干什么，清楚地看到他们并不是在用自己的资本做生意，而是在用他所垫支给他们的资本做生意。不过这种发现并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向一个银行家，有的时候向另一个银行家贴现他们的票据；有的时候相同的两个人并不总是开汇票，而是偶尔向一群设计人轮流开具汇票，这一些人发现在这样的筹资方法中彼此帮助是于自身有利的，所以使得尽可能开难以识别真实的以及虚假的汇票，也就是难以识别由真实债权人向真实债务人开出的汇票，以及并没有真实债权人而仅仅有贴现它的银行、并没有真实债务人而只有用钱的设计人的那种汇票。即便一个银行家有了这种发现，有的时候也是为时已晚，发觉他向这一些计划人贴现票据的数额已经这样巨大，假如拒绝再贴现，肯定会使他们全都破产，灭亡了他们，也或许毁灭他自己。所以，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以及安全，他或许觉得在这种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必须先继续贴现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离开，使贴现变得一天比一天更为困难，希望迫使这些计划人渐渐去找其他银行家贴现，或者是用其他方法筹集资金，从而让自己尽快摆脱这种圈套。所以，英格兰银行家、伦敦的各个大银行家，甚至苏格兰的较为谨慎的银行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当他们全都已经走得很远的时候，开始在贴现方面设置阻碍，这不仅仅使这些计划人感到吃惊，并且非常愤怒。他们自己的困难无疑是由银行方面的这种谨慎的以及必要的保留态度直接造成的，他们称做国家的困难。他们说国家的这一种困难，完全是因为银行的无知、胆怯以及恶劣行为，银行对于这一些竭力要使国家美化、改进和富裕的人们的勇敢进取的事业并没有给予足够慷慨的援助。他们好像认为，银行有责任依照他们的愿望发放贷款，时间尽可能长，数目尽可能大。但是银行方面拒绝按照这种方式给予他们更多的信用，过去已然给予他们太多了，采取了现在为了挽救他们自己的信用以及国家的公共信用唯一可行的方法。

在这种喧嚣以及困难中，一家新的银行在苏格兰建立了，其公开的目的就是解救国家的困难。这个是慷慨大方的，但执行是非常不慎重的，对于它所要解救的困难的性质以及原因或许并不真正理解。这家银行在开设现金账户以及贴现汇票方面要比之前的任何银行更为宽大。在贴现汇票的方面，它好像非常少区别真实汇票以及循环汇票，而是一律都贴现。这家银行的明白宗旨是，只要有确定的保证，对于回收最慢最远的一切改良（比如土地改良）所使用的全部资本均予垫支。甚至说，促进这样的改良是设立这家银行的主要爱国目标。通过对于开设现金账户以及贴现汇票的慷慨，这家银行无疑发行了自己的大量银行券。这种银行券大多数超过了国内流通所能吸收以及使用的限度，一经发行就立刻回到银行请求兑换金银币。它的金柜从不曾注满。它在两次招股的时候募集的资本共十六万镑，仅仅付出了百分之八十。这个数额应该分几期缴纳。大部分的股东在缴纳第一期资本后，也就是在银行开设现金账户后，银行董事们认为对待自己的股东也应像对待其他人一样一视同仁，就让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这种现金账户去缴纳之后各期的股金。

所以，这种支付仅仅是把从银行一个金柜取出的钱送进另外一个金柜。不过即便这家银行的金柜本来是注满的，它的过度发行也肯定使之非常快耗竭，除采取向伦敦开出汇票这种毁灭性的办法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补充金柜的办法。汇票到期的时候，连同利息以及佣金，就再向伦敦开具汇票支付。它的金柜本来非常不满，听说在银行开业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就只好采用这种办法。这家银行的股东们的地产价值几百万镑，经过他们认购银行原始债券或者合同，他们事实上保证了银行的一切债务。因为这种巨额担保肯定提供了巨大信用，这家银行尽管行为太过宽大，也能让营业维持到两年以上。当它只好停业的时候，在流通中它的银行券大约为二十万镑。这一些银行券只要发行，立刻回来兑现，为了维持它的流通，银行采用不断向伦敦开出汇票的方法，汇票的数目以及价值不断增长，当银行停业的时候，共达六十万镑以上。所以，这家银行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向不同的人垫付了八十万镑以上，收取了百分之五的利息。就它发行的二十万镑纸币来说，百分之五的利息或许可以算做纯收益，除去管理费以外不必作任何其他扣除。就它不断地向伦敦开出的六十万镑以上的汇票来说，付出的利息以及佣金共为百分之八以上，所以其所有业务的三分之四以上损失超过百分之三。

这家银行的运作产生的结果，似乎和银行的创办以及领导人士的意图完全相反。他们的意图好像是要支持当时在全国各地进行的他们所谓的勇敢进取的事业，同时把所有的银行业务集中到自己手中，取代所有其他苏格兰银行，特别是设在爱丁堡的那些银行，这些银行在贴现汇票方面的迟缓激怒了他们。这家银行无疑给予了这些计划人暂时的解救，使他们可以将计划多实行了大约两年的时间。但它仅仅是使他们更为债台高筑，因此只要倒闭，计划人以及他们的债权人所受到的打击就更为沉重。所以，这家银行的运转，并不是解救了，而是实际上在长的时期内加重了这些计划人给他们自己以及国家带来的困难；假如他们的大多数人被迫在两年之前就停止营业，那对于他们自己、对于他们的债权人、对于他们的国家就要好得多。但是，这家银行对于这些计划人提供的暂时救济，对于苏格兰的其他银行来说，反而是一种真实的永久的救济。所有循环汇票交易人——其他的苏格兰银行在贴现这些汇票的时候变得这样迟缓——现在都涌向这个新银行。所以，其他银行得以非常轻易地走出恶性循环，他们要不承担巨额损失，或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破坏自己的信誉，原本是难以摆脱困境的。

由此可见，从长期来看，这家银行的运作在事实上增加了它所要挽救的国家困难，有效地解决了它所要取代的竞争对手的一项非常重大的困难。

在这家银行设立的初期，有些人的建议是，不管它的金柜会空竭得如何快，它总可以用债务人提供的担保金来筹集资金予以补充。我确信，经验不久就让他们深信，这种筹资方法太过缓慢，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金柜原本就并没有注满，空竭得又这样迅速，除去向伦敦开出汇票这种毁灭性的办法之外，别无良策能够去补充它；当汇票到期的时候，就再向伦敦开具汇票去兑付，使得利息以及佣金积累起来。不过，即便用这种筹资方法能够使他们非常快达到目的，也不会获得利润，只是在每次作业中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因此从长期来看，肯定使作为一个营利公司的银行受到毁灭，尽管不像采用一再开出汇票那种费钱方法那么快。他们依然无法从纸币的利息中捞到什么，由于纸币超过了国内流通所能吸收以及使用的限度，一经发行就会送回兑现，为能应付兑现，他们自己只好经常借款。相反，这种借款的所有的开支，如雇佣代理人去寻找有钱出借的人，和这些人进行谈判，书写债券或者订立合同等，肯定落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损益计算书上是一笔完全的损失。这种补充金柜的计划可以与这样一个人的处境相比较：他拥有一个水池，水不断地流出，并没有不断流入的水流，所以他提出一个使水池常常注满的办法，就是雇佣若干人经常去到若干英里以外的水井用水桶打水，希望用来补充它。

但是，即便这种筹资办法对于作为一家营利公司的银行切实可行，并且有利可图，国家也不会从它获得什么好处，并且相反，一定会因为它遭受非常大的损失。这种办法丝毫无法增加可以贷出的货币数量。它只可以使这家银行变成全国的总贷款所。所有想要借款的人都必须向这一家银行申请，不再向之前贷款给他们的私人申请，一家银行或许要向五百个人贷款，其中大部分人是银行董事们所不熟悉的，比起一个仅仅向少数几个熟人贷款、觉得他们的审慎和俭朴的行为有理由值得信任的私人来，在选择债务人方面不会更为明智。这样一家银行（它的行为我已经略加描述）的债务人大部分可能是幻想的计划人，是循环汇票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票人，他们会将钱用在奢侈浪费的事业上，即使给予了他们所有的可能的帮助，他们或许也无法完成这种事业；即便完成了，也无法偿还他们的实际成本，更不可以提供一种基金，使所能够维持的劳动数量和花在它们上面的劳动数量相等。相反，私人贷款人审慎的以及俭朴的债务人更有可能运用所借的钱于审慎的事业，这一些事业即使并不是那么宏大而惊人，却是更为稳健和有利可图，不仅仅能偿还开支，带来巨额利润，并且会提供一种基金，可以维持要比花在它们上面的劳动量更多得多的劳动量。所以，这种办法的成功不会丝毫增多国家的资本，而只是把大多数的资本从审慎的有利可图的事业转移到不审慎的无利可图的事业中去。

著名的劳先生的建议是，苏格兰劳动的凋萎是因为缺乏货币去雇佣它。他设想：设立一家特别的银行，发行和全国土地价值相当的纸币，能够挽救货币的缺乏。当他首次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苏格兰议会觉得不适于采纳。后来由奥尔良公爵——那个时候的法兰西摄政予以采用，略微修正。有可能将纸币量几近增多到无限大的思想，是所谓的密西西比计划的真实基础，这是世界上前所未闻的有关银行业以及股票买卖的最为狂妄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各种运作已经由杜维纳先生的《杜托先生的商业和金融的政治评论的考察》一书作了详尽明晰的论述，我不再赘述。它所根据的原理已经由劳先生自己说明，他在首次提出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就在苏格兰刊行了一本关于货币和贸易的书。在这本书以及某一些其他著作中关于这一原理的宏伟而空幻的论述，迄今依然使得许多人深印脑海，或许部分地导致了银行业的经营并没有节制，这是近期在苏格兰以及其他地方人们所抱怨的。

英格兰银行是欧洲最大的流通银行。它是依照议会的一项法律、依据盖有大印玺的特许状，于1694年7月27日建立的。它在那个时候向政府垫支了一百二十万镑，每一年从政府领取十万镑，其中的九万六千镑作为每一年的利息，利率是百分之八；四千镑作为每一年的管理费用。我们能够相信，由革命建立的新政府信用还是非常低的，它只好用这样高的利息来借款。

1697年该行被容许增资一百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镑十先令来扩大资本。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总资本共达二百二十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镑十先令。这项增资听说是为了维持国家信用。1696年国库券以四成、五成以及六成的折扣发行，银行券以两成的折扣发行。那个时候正在进行银币大改铸，该行认为暂时停止它的银行券兑现是合适的，这肯定会影响这一些银行券的信用。

依照安妮女王第七年的第七号法律，银行为国库垫付了四十万镑，总计垫支一百六十万镑，仍然按原来的定额向国家每一年领取九万六千镑利息以及四千镑管理费。由此可见，1708年政府的信用与私人一样好，因为它能够按百分之六的利息借债，这是那个时候普通的法定以及市场利率。遵照同一项法律，银行买入了一千七百七十五万二百七十一镑十七先令十便士的财政部证券，利率是百分之六，与此同时被允许招入股，让资本增加一倍。所以，1708年银行资本共达四百四十万二千三百四十三镑，向政府共垫付三百三十七万五千零二十七镑十七先令十便士。1709年银行催收百分之十五的股款，一共缴入股金六十五万六千二百零四镑一先令九便士；1710年再次催收百分之十的股款，缴入股金五十万一千四百四十八镑十二先令十一便士。所以，经过这两次催收，银行资本一共达到五百五十五万九千九百九十五镑十四先令八便士。

依照乔治一世第三年的第八号法律，银行收得了二百万镑财政部证券。这个时候银行已经共向政府垫支五百三十七万五千零二十七镑十七先令十便士。依照乔治一世第八年的第二十一号法律，银行买进了南海公司的股票四百万镑；1722年，为能使它进行这项购买而招股，银行资本增多了三百四十万镑。所以，这个时候，银行已经向国家垫支一千九百三十七万五千零二十七镑十七先令十便士；而它的资本总额只有八百九十五万九千九百九十五镑十四先令八便士。所以，银行向国家垫付并获取利息的数额，开始多于它的资本总额，换句话说，银行的不付股息的资本开始多于它付股息的资本。从此以后，它一直保有这样的不付股息的资本。1746年，银行有几次一共向国家垫支一千一百六十八万六千八百镑，它付股息的资本经过几次催收以及招股，一共达到一千零七十八万镑。之后，这两项的数目一直保持不变，依照乔治三世第四年的第二十五号法律，银行同意向政府支付十一万镑，不算利息，不求偿还，作为特许状更新的费用，所以不增加以上的两项数额。

银行支付股息的改变，随它向政府垫支的款项在不同的时期收取的利息的变化还有其他情况为转移。这种利率已经从百分之八逐步下降至百分之三。近年来银行支付的股息为百分之五又二分之一。

只要英格兰政府稳定，英格兰银行同时就稳定。只要它向国家垫付的全部款项不受到损失，它的债权人也就不会遭受任何的损失。在英格兰并没有第二家银行是由议会的立法去建立，能有六个以上的股东。它不仅仅是作为一家普通银行来行动，而是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机关来行动。它接受以及支付每年应向国家债权人支付的利息，它发行了财政部证券，它向政府垫支每年的土地税以及麦芽税，这一些税收常常要等几年之后才能付清。在这些业务中，它对于国家承担的责任有的时候迫使它发行超过流通需要的纸币，而这并不是因为它的董事们的过错。它同时还贴现商人票据，有几次还需要支持英格兰的以及汉堡和荷兰的主要行号的信用。有一次，是在1763年，听说它在一星期中为此垫支了大概一百六十镑，大多数是用金块。但是，数额如此之大，时间如此之短，我是不敢保证它的真实性的。在其他场合，这家大公司落到只好用六便士的货币去作出支付。

银行业最为明智的运用之所以可以增进国家的产业，并不是因为它能增加国家的资本，而是因为它能将大多数资本变成积极的以及生产性的资本。商人只好保持不用，作为应付不时之需的现款的那部分资本是死资本，只要它继续处于这种状况，它就不可以为他自己以及他的国家生产什么东西。银行业的明智的运作，可以使他将这种死资本转化为积极的生产性的资本，也就是变成可以制作的原料、用来从事制作的工具、维持制作的食物以及生活资料，变成能为他自己以及他的国家生产一些东西的资金。在一国流通的货币，能使它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流通并且分配到真正消费者手中，但是也好像商人手中的现款一样，全部都是死资财。它是国家资本的十分有价值的部分，但是无法为国家生产什么东西。银行业的明智的运作，用纸币去代替大多数的金银币，可以使国家把这种死资本的大多数变成积极的生产性的资本，转化为能给国家生产一些东西的资本：一国流通的金银币能够十分恰当地比做一条公路，它可以使国内生产的全部草料以及谷物进行流通并且进入市场，自己却无法生产一堆草料以及谷物。银行业的明智运作，可以提供一种空中轨道（假如我可以这样夸张地比喻的话），令国家能将它的大多数公路变成良好的牧场以及谷地，从而大大增加它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但是，需要承认，国家的工商业即使能因而略有增加，当它们悬在纸币这种错综复杂的双翼之上的时候，是不及在金银币这种坚实的地面之上旅行那样安全的。它们除去遭遇由于这种纸币的操作者的笨拙所造成的各种意外事故以外，还会遭受到其他几种意外事故，无论这些操作者如何谨慎以及熟练，都是无法避免的。

比如，在一次战争当中失败，敌人占领了首都，攫取了支持纸币信用的财宝，在全部流通使用纸币的国家要比在大多数流通使用金银币的国家造成更大的混乱，平常的商业工具失去了它的价值，除去物物交换以及赊购以外，无法进行其他交易。全部税收通常都是用纸币缴纳的，现在君主没法支付军队的薪饷，无法维持其军火库，比起大多数流通使用金银币的情况来，国家处于更为不可收拾的境地。一个渴望使自己的国土随时处在极其容易捍卫的状态的君主，不仅仅应该严防纸币发行过多令发行银行本身遭受毁灭，并且应该严防纸币发行过多使之能充斥国家的大多数流通渠道。

每一个国家的流通能够分成两部分：商人之间的流通、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即使同一货币，不论为纸币或者金属币，可以有的时候使用于前一种流通，有的时候使用于后一种流通，但是因两种流通经常在同时进行，所以每种流通都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这种或者那种货币来进行。商人之间流通的货物的价值，绝对不可能超过商人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货物的价值，但凡商人购入的东西，最终均是用来向消费者售出的。商人之间的流通一般通过批发来运作，因此每笔交易要求有数量非常大的货币。相反，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一般情况通过零售来进行，仅仅要求小量的货币，经常一先令甚至半便士就足够了。不过小额流通要比大额流通更快。一先令要比一基尼更加经常改变主人，半便士又要比一先令更经常改变主人。因此，即使消费者每年的购买在价值上最起码等于商人每年的购买，一般却能用较小量的货币去进行交易；同一货币通过较为迅速的流通，作为消费者购买工具的次数要比作为商人购买工具的次数更多。

纸币的使用可以规定为仅仅限于商人之间的流通，也可以推广到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大多数流通。当不发行十英镑之下的银行券的时候，就像在伦敦那样，纸币就仅仅限于商人之间的流通。当消费者收到一张十英镑的银行券的时候，他一般就只得在购买五先令货物的第一家商店去兑换它，因此在消费者花费这一货币之前，它经常就回到了一个商人手中。当发行的银行券小到二十先令的时候，比如在苏格兰那样，纸币就推广到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大多数流通。在议会法律停止十先令以及五先令的银行券流通之前，纸币充斥这样流通的部分更大。在北美的通货当中，普通的发行小到一先令的纸币，因此纸币几乎充斥了商人和消费者间的所有的流通。约克郡的纸币甚至有小到六便士的。

在允许这种普通小额银行券的地方，非常多的普通人，也可以并被鼓励去变成银行家。一个人的五英镑的甚至是二十先令的本票会被每一个人拒绝接受，但是如其以六便士的小额发行，就会让它被毫不犹豫地接受。不过这种乞丐般的银行家经常不免破产，这就给许多在支付中接受了这样的纸券的穷人造成了非常大的不便，有的时候甚至是极大的灾难。

在王国的任何地区不发行面额小于五镑的银行券，或许更好一些。所以纸币在王国的每一个地区仅限于在商人之间流通，像现在伦敦那样，并不发行十镑以下的银行券；在王国的大多数地区，五镑即使只能购到十镑一半的货物，却依然被看做和伦敦阔人心目中的十镑同等重要，并且，极少一次花费那么多。

应该指出，当纸币仅仅限于在商人之间流通的时候，就像在伦敦那样，就总是会有充分的金银币。当纸币推广到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大多数流通的时候，像在苏格兰那样，特别是像在北美那样，它就会在国内几乎完全排斥金银币；国内商业的普通交易几乎全部用纸币进行。苏格兰禁止十先令以及五先令的银行券发行，稍微缓解了金银币的稀缺；假如禁止发行二十先令的银行券，可能会获得更大的缓解。自从禁止它们的某些纸币发行以来，听说美洲的金银币变得较为充足。在发行纸币之前，听说它们的金银币也较为充足。

即使纸币应该限于商人之间的流通，不过银行以及银行家仍然能给予国家工商业以差不多相同的援助，也像在纸币几乎充斥全部流通的时候他们所做的那样。商人只好保持以应付不时之需的现款，完全是用来在他自己以及他购货的其他商人中间流通的。他不必保留现款用于他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消费者是其顾客，就会给他带来现款，而不会从他处取去现款。即使除了限于商人之间流通的数额之外不发行任何的纸币，不过部分地通过贴现真实的汇票，部分地通过开设现金账户贷款，银行以及银行家仍然可能解救这一些商人的大多数困难，使之不必保留大多数资财不用作为应付不时之需的现款。银行以及银行家仍然可以给予他们所能够正当地向各种商人提供的最大的援助。

或许有人主张说，禁止私人在支付当中接受一个银行家的数额无论大小的本票，而他们自己则愿意接受，或者是禁止一个银行家发行如此的票据，而所有的他的邻人都愿意接受，这非常明显侵犯了天然自由，法律的本职并不是去侵犯这种自由，而是将它保护起来。这种法令在某些方面无疑地可以被看做是对于天然自由的侵犯。不过这种少数人的或许危害整个社会安全的天然自由却要由而且应当由政府的法律予以禁止，无论其为最自由的政府还是最为专制的政府。建筑界墙以防止火灾蔓延的义务是对于天然自由的侵犯，和这里所提议的银行贸易的规章完全相同。

一种由拥有坚实信用的人发行，不附带任何的条件可以随时兑现，而且在事实上总是一经请求立刻兑现的银行券所组成的纸币，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价值上相当于金银币，由于它可以随时换成金银币。用这种纸币来买卖的东西，肯定和用金银币所能买卖的东西一样便宜。

有的人说，纸币的增加因为增加了所有的通货的数额，肯定减少它的价值，因此肯定会抬高商品的货币价格。不过由于在通货中取走的金银币数量总是相当于在通货中加进的纸币数量，纸币并不是永远会增加通货的数量。从十七世纪初到现在，苏格兰的食物价格并没有比在1759年更低廉的，即使自从五先令以及十先令的银行券流通以来，那个时候国内的纸币也要比现在更多。苏格兰和英格兰的食物价格比例，现在和在苏格兰的银行增多之前完全相同。在大部分场合，谷物在英格兰以及在法国同样便宜，即使在英格兰有大量的纸币，而在法国则非常少有纸币。在1751年以及1752年，当休谟先生发行他的《政治论文集》的时候，还有在苏格兰纸币大量发行之后不久，食物价格明显地上升，可能是由于天气恶劣，而并不是因为纸币充斥。

不过由这样一种本票组成的纸币，情况确实就会不同：从任何方面来说，它的立刻兑现，或者是随发行人的有无诚意为转移，或者是依存于持票人并不总是有力量去满足的条件；或者是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兑现，在这个时期并不支付利息。这样一种纸币无疑地会或多或少落到金银币的价值以下，依照获得立即兑现的困难性或者不确定性的大小而定，或者依获得兑现的时间的长短而定。

若干年之前，苏格兰各银行公司的做法是：在它们的银行券中插入一个它们所称的“任选条款”，它们允许向持票人用两种办法兑现，或者是见票后立刻兑付，或者是由董事们任意选择，见票之后六个月再行兑付，连同所说六个月的法定的利息。有一些银行的董事们利用这种任选条款，有的时候威胁要求以大量银行券兑换金银币的人，说除非持票人满足于仅仅兑换一部分银行券，不然他们就要利用任选条款。那个时候这些苏格兰银行的本票构成苏格兰通货的绝大多数，这种兑现的不确定性肯定使之降到金银币的价值以下。在这种条款存在的时候（它主要盛行于1762年、1763年以及1764年），伦敦和卡莱尔之间实行平价汇兑，伦敦和邓弗里斯之间的汇兑有的时候却要由邓弗里斯贴水百分之四，即使这个城市距离卡莱尔不到三十英里。就在卡莱尔，本票用金银币兑付，而在邓弗里斯，则用苏格兰银行券兑付，银行券兑换金银币的不确定性让它要比金银币的价值低百分之四。禁止十先令以及五先令银行券流通的那项议会法律，与此同时也禁止这种任选条款，从而使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汇兑回到它的自然汇率，也就是由贸易以及汇兑情况自然形成的汇率。

在约克郡的纸币当中，小到六便士的兑现也需要持票人积满一基尼才可以向发行人提出，这种条件是持票人经常难以满足的，一定会让这种通货下降到金银币的价值以下。所以，一项议会法律宣布所有的这类条款都是非法的，并且像在苏格兰那样，禁止发行二十先令之下向持票人支付的所有的本票。

北美的纸币并不是持票人随时可以请求兑现的银行券，而是政府发行的纸票，要在发行之后经过若干年才可以兑现。各殖民地政府即使不对持票人支付利息，却宣布它是，而且在事实上也让它成为法定货币，按照额面价值支付一切债务。不过，即使殖民地的安全是非常有保障的，比如，一百镑在十五年之后兑换的纸币，在年利率是百分之六的国家，所值只是四十镑现款。所以，强迫债权人接受这张纸币当做实际付出了一百镑现款的债务清偿，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行为，或许是任何国家以自由相标榜的政府非常少去尝试的。这非常显然像诚实而坦率的道格拉斯博士所说的那样，是不诚实的债务人欺诈他们债权人的勾当。宾夕法尼亚政府在1722年首次发行纸币的时候，想要使他们的纸币与金银币具有同等价值，通过立法的规定，对于出售货物的时候，对于殖民地纸币以及金银币支付在价格上区别对待的人加以惩罚，这种规定一样是暴虐的，而且无法达到它的本来目的。一种成文法能够使一先令在法律上相当于一基尼，由于它可以指使法院在债务人提出一先令的时候就免除他一基尼的债务。不过一项成文法并不能够迫使一个出售货物的人可以随意出售或者不出售，去接受一先令作为一基尼来支付他的货价。即使有这一类的规定，和大不列颠之间的汇兑，一百英镑在某一些殖民地觉得等于一百三十镑，在其他殖民地则被认为相当于一千一百镑，这种差别是因为各殖民地发行的纸币数量不同和最终兑现条件的时间远近以及可能性大小不相同引起的。

所以，并没有一种法律能比得上议会的这种立法更为公平：它宣布，在未来发行的一切纸币，都不可以作为支付上的法定货币，这项法律在各个殖民地受到不公正的指责。

宾夕法尼亚在发行纸币的时候总是要比我国任何其他殖民地更加谨慎。所以，它的纸币听说从未落到发行纸币之前在该殖民地流通的金银币价值以下。在发行纸币之前，该殖民地提升了铸币的单位名称，通过议会的立法，规定英币五先令在这个殖民地等于六先令三便士，之后又规定等于六先令八便士。所以，殖民地通货一镑要比英币一镑的价值低百分之三以上，当这样的通货变成纸币的时候，贬值极少大大超过百分之三十。提升铸币单位名称的理由，是使等量金属在殖民地要比在母国的货币数量更大，来防止金银币输出。但是，后来发现母国所有的货物价格的提高，和铸币单位名称的提高比例完全是一样，而金银币也与从前一样迅速输出。

每一个殖民地的纸币可以用来按面额缴纳主要税赋，这就肯定使它增添一些价值，超过它真的或者被认为的要在很久以后才能兑换的时候的时值。这种增添价值的多少，随着发行的纸币超时可以用来纳税的数额的多少而定：在所有殖民地，都大大地超过了这个数额。

一位君主假如用法律规定，他的税收的某一些部分必须用某种纸币缴纳，或许会给予这种纸币一定的价值，即便它的最后兑现期限完全依赖于他的意志。假如发行这种纸币的银行谨慎使发行量总是略低于这种用途，对于它的需求甚至可能给它带来升水，也就是在市场上出售的时候所得的金银币要比它票面上所标志的略多。有一些人就这样来解释阿姆斯特丹银行的纸币升水，或者银行券对于铸币的优越性；即使他们认为这种银行货币不可以由所有人随意携出银行。大多数的外国汇票必须用银行货币支付，也就是通过银行账户划拨，他们说银行董事们总是让银行货币低于这种用途所要求的数量。因为这个原因，银行货币出售的时候获得升水，也就是要比国内流通的金银币的价值高出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但是，之后可以看到，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这种账户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

纸币价值跌落到金银币的价值之下，并不会由此降低金银币的价值，或者使等量金银币所交换的任何的其他货物数量变小。金银币价值和他种货物价值的比例，在所有的场合，并不是依存于国内流通的某种纸币的性质或者数量，而是依存于在特定的时刻向商业世界广大市场供应金银的矿山的丰瘠。它依赖于将一定量的金银送到市场所必要的劳动量和将一定量的其他货物送往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

假如银行家被禁止发行一定数目以下的流通银行券或者凭票即付的票据，假如他们承担义务只要提出立即无条件地兑付这种银行券，则他们的营业就能够在其他方面任其完全自由而不会妨害公共安全：在联合王国的两大地区最近的银行公司增多，这种事件让许多人感到大为吃惊，事实上这不会降低而只能提高公共安全。这会让他们在行为方面更为慎重，所发行纸币必须对于现金额保持恰当的比例，以防止这样众多的竞争者随时会给他们带来的恶意的挤兑，这样就把每家公司的流通限制在一个狭窄的圈子之内，让它们的流通银行减到非常小的数额。把整个的流通分为非常多的部分，任何一家公司的失败——这是在平常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一定会发生的事故——对于公众的影响就较小。这种自由竞争也会强迫所有银行家在同顾客往来的时候更为宽大，不然他们的竞争者就会将顾客抢去。一般来说，假如任何商业部门或者任何劳动分工对于公众有利，则竞争越自由越普遍，就越加对公众有利。

第三章　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有种劳动加在一个物体上能够增加其价值，另外一种劳动却并没有这种作用。前者因为它能够增加价值，能够称做生产性劳动，后者因为并没有这种作用，可以称为非生产性劳动。所以一个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常常把其维持生活的必需品的价值，还有其雇主的利润的价值，都加在他所加工的原料中。相反，一个仆人的劳动却不增加任何的价值。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由雇主预先支付，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花雇主的钱，其工资的价值通常和利润加入了劳动后增加了价值的物件中一并获得了回报。而一个仆人的生活费用则是永远无法回收的。一个人通过雇佣大量的制造业工人能够致富，而如果大量雇佣家丁就会变穷。

事实上，仆人的劳动也有他的价值，就像前一种劳动一样，应该有其回报。不过制造业工人把他的劳动固定体现在某一个特定的物品或者可销售的商品上，在劳动消失之后，这个商品最起码还可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宛如是把工人一定量的劳动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那个物品，也就是那个物件的价格，假如需要的话，能够把原先生产它所投入的同等劳动日后再投入运转。反之，一个仆人的劳动就不会把自身固定或者体现在某一特定物品或者可销售的商品上。他的服务性劳动在他做事的那一瞬间常常也就消失了。身后很少有什么痕迹或者价值留下，并且可以用它来换取日后同等的服务性劳动。

生产性劳动者以及非生产性劳动者还有那些全然不劳动的人，他们都一样是依赖这个国家的土堆，靠这一国家的劳动的年产物而生活。无论这个年产物的产量有多大，但是它不会是无限的，它肯定有一定的限度。如此一来，每年的年产物肯定有部分用于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就肯定愈小，而来年的生产也会因之而变小。反之，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就会愈大，而来年的生产也会因之而变大。除了土地上自然生产的物，都将是生产性劳动的成果。

固然，每一个国家的土地以及整个年产物无疑是要全部用以供给其居民消费，作为他们获取的收入。但是不论最初出自土地，还是出自于生产性劳动者的双手，它当然都要划分成两个部分。最大的一部分首先注定要用来归还资本，补充从资本中取出的食品、材料以及制成品。另外一部分以利润的形式作为原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者给其他的某一些人作为地租。所以，作为土地的生产物，其中的一部分要用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另外一部分则要支付农场主的利润以及地主的地租。如此一来它就组成了两者的收入，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当做他的资本的利润，以及大地主的收入——当做他的土地的地租。在一个大的制造厂里其产品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分配。其中一部分，并且总是最大的一部分要归还经营者的资本。另外一部分则支付他的利润，这样也就组成这个资本的所有者的收入。

任何一个国家中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从来就是直接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的。它只用来支付生产性劳动的工资。直接用于构成利润或者地租的收入则既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也可以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

任何人将其资本的某部分作为资本进行投资，总是指望可以回收并附有利润。因此，它只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在对于所有者起资本作用之后，又构成对于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而他把其资本当中的任何部分用于任何一种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那部分从投入的时候起就从其资本中撤了出来，而置于留下供直接消费的资本当中。

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都是依靠收入维生。这里的收入包含两部分。首先，在年产物中有一部分指定为某一些人的收入，或者作为他们的地租，或者作为他们的资本利润。其次，即使原本指定仅为归还资本以及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生活的那部分，但是当它进入获得它的人们的手中的时候，维持他们必需生活以外的剩余部分，或许会不分差别地用于维持生产性或者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所以，不仅仅大地主或者富裕商人，甚至一个普通工人，假如他的工资非常可观的话，他也或许会雇佣仆人。他有的时候也可能去看戏或者观看木偶剧，于是就把其工资的部分用于维持一班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了。他也或许交纳某种税收，这样他就帮助维持了另外一班人——诚然较为高尚以及有用的人的生活。不过他们同样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但是，原本注定要用以归还资本的那部分年产物，在它没有把生产性劳动力充分地调动起来之前，或者说，它在并没有把它可能调动的一切调动起来之前，它是不会去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的。一个工人需要在完成工作后才可以取得工资，然后他才可以以工资的一部分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而这一部分常常也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这仅仅是收入的节余。这种节余，生产性劳动者大部分只有非常少。但是，他们常常有一些。在交纳税收方面，因为他们人数非常多，在某种程度就可以弥补他们个人纳税小的不足。所以，在任何地方，地租以及资本利润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维持生活的重要来源。这一些是资本所有者常常有余的两种收入。他们既可以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也可以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但是，他们似乎对于后者有所偏爱。一个大领主的费用通常用在养游手好闲的人的身上，要比用在维持勤劳的人的生活上还多一些。一个富裕的商人即使只用其资本维持勤劳人的生活，不过他的费用，也就是说他在他收入的使用上，他也就像大领主那样养了一些游手好闲的人。

所以，生产性劳动者以及非生产性劳动者之间的比例在每一个国家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一比例，也就是来自土地或者来自生产性劳动者并预定用于归还资本的那一部分年产物以及预定用于归还地租或者利润的那一部分年产物中间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里有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当今在富裕的欧洲各个国家土地生产物的极大多数，经常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预定用于归还声誉以及独立的农场主的资本，余下的部分才用以支付他的利润以及地主的地租。在过去，在封建政府盛行的时候，产物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已足以归还用于耕作的投资。它常常就是几头可怜的牲口，而它们吃的又全都是并没有耕种的土地上自然生长的东西。自然那些东西也可当做是天然产物的一部分。它一般也都是属于地主，并且是由地主垫付给耕种土地的人的。而产物的其余的全部也完完全全地属于地主，或者作为他的土地的地租，或者作为投在牲口上的资本的利润。那一些耕种土地的人通常都是农奴，他们的人身以及财物都一样是地主的财产。那一些并不是农奴的人是自愿的佃户，他们所交的地租名义上经常要比免役租多不了什么，但是它实际上已经等于土地的全部产物。在和平时期，地主随时可以征用他们的劳动力；在战争时期，能够征他们服役。他们即使住在离地主家较远的地方，但是他们同住在地主家里的仆人一样依赖于他。土地上所有的产物无疑都是属于他的，并且他能够支配所有依靠他生活的人的劳动以及劳役。现在欧洲的现状是，地主所得的份额不超过土地所有的产物的三分之一，有的时候还不超过四分之一。但是土地的地租在英格兰所有的发达地区从那个时候起已经增加了两倍以及三倍。所以，这个年产物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看来已三倍或者四倍于之前的全部年产物。在改良的进程当中，地租即使在比例上增加了许多，然而在对于土地年产物的比例上却缩小了。

在欧洲富裕的国度，大量的资本都用于商业以及制造业。在过去的国家里，那样一点小小的商业就忙忙碌碌，少数家庭以及粗糙的制造业只需要极小一点资本。但是，它们一定产生了很大的利润。利息率到处都是不少于百分之十，他们的利润肯定足以支付这种利息。在现在，在欧洲发达地区的利息率却并没有一个地方过高。而在某些发达的地区，它已经低到百分之三。即使居民从资本利润得来的那一部分收入在富国中要远大于穷国，但是这是由于资本自身大得多的缘故。和资本相比，利润一般还是非常少。

所以，来自土地或者生产性劳动者之手的年产物中预定用以归还资本的那一部分在富国不仅仅要比穷国大得多，并且对于直接定为构成收入，即地租或者利润的比例也大得多。预定为了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基金在富国多得多，而其余在可能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或者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基金当中，通常用于后者的基金也比用于前者的还大得多。

这两种不同基金的比例决定着每一个国家人民的普遍性格，是勤劳还是懒惰。我们就要比我们的祖先勤劳得多。由于今天预定用于维持勤劳人们生活的基金和用于维持懒惰的人们的生活的基金在比例上要比我们祖先两三百年前的要大得多。我们的祖先之所以懒惰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激励人们勤奋的奖励。谚语说得好，劳而无功，不如戏而无益。

在商业以及工业城镇里，下层人民群众主要是依赖于资本的运作而生活，因此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勤劳、朴实、兴旺的。英格兰的许多城镇以及荷兰的大多数城镇就是如此。在那主要依赖作为宫廷长期或者临时住地的城市，比如罗马、凡尔赛宫要比涅以及枫丹白露，下层人民主要是依靠收入来维持生活，他们一般都懒散、放荡、贫穷。假如不算卢昂以及波尔多，那么在法国的任何一个有议会的城市都没有什么商业或者工业。那里的下层人民主要是依赖法院成员还有前来打官司的人员的花费来生活。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懒散、贫穷。卢昂以及波尔多商业的发达看来完全是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后果。卢昂是从国外或者法国沿海省市运送到巴黎以供大城市巴黎消费的各种货物的集散地，波尔多一样是加龙流域盛产葡萄酒的集散地。同样也是流入加龙的诸河的汇合点，世界上最为盛产葡萄酒地之一。那儿产的葡萄酒看来最适宜于出口，或者说最合外国人的口味。

如此有利的地理位置肯定吸引大量资本来投资。而这些资本的投入正是这两个城市人民勤劳的结果。在法国的其他议会城市，除去为了维持本市的消费所必需的投资之外，好像再并没有什么更加多的投入，那就是说，那些城市所能够容纳的只是非常小的一点资本。巴黎、马德里以及维也纳的情况也与此相同。在这三个城市当中，巴黎是最为勤劳的了。不过巴黎本身又是巴黎本地所有制造业的主要市场，巴黎自身的消费是巴黎所有商业活动的主要对象。伦敦、里斯本以及哥本哈根可能是欧洲仅有的三个城市：它们既是宫廷的长期的驻地，与此同时又可看做是商业城市。换言之，那一些城市的商业不仅仅是为了它们自身的消费，并且是为其他城市以及国家的消费。这三个城市的地理位置都是非常有利的，自然而然使它们适于做远地消费的大多数货物的集散地。在一个大量收入被消费掉的城市，投资于除了供应本城市消费外的其他的任何领域以谋求利润，或许要比在一个下层人民除去从这种资本的投入中得到生计外，别无以为生的城市甚至困难得多。用花费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大多数人的懒惰或许腐蚀着本应该由运用资本而维持生活的人们的勤劳，并且使在那里投入的资本也无法得到在其他地方的收益。在英格兰以及苏格兰合并前，爱丁堡并没有什么商业或者工业。当苏格兰议会迁走以后，当它不再是苏格兰主要贵族以及绅士的必要住地之后，爱丁堡才变成一个有一些商业以及工业的城市。但是，它依然是苏格兰大法院以及海关税局等的所在地。所以，仍有非常可观的收入继续在那儿花费掉。在商业以及工业方面它远远不如格拉斯哥，格拉斯哥的居民主要是依靠运作资本为生。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大村子的居民在制造业当中取得非常大的进展后，因为一个大的领主在四周盖起了公馆，就会变得懒散以及穷困。

所以，看来资本和收入间的比例到处都在调整着勤劳和懒惰间的比例。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是资本占据优势，勤劳也就占据上风；收入占据优势，懒惰就占据上风。所以，资本的每一增长或者减少都会自然地导致勤劳的实际量的增长或者减少，生产性劳动者的增长或者减少，还有最终该国的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所有居民的真实财富以及收入的增加或者减少。

资本因为异常节俭而增长，因为挥霍以及渎职而减少。一个人无论从自己的收入中节约下来多少，他都会把它加到自己的资本当中去：他用它来增加生产性劳动者，或者通过把它租借给别人，让其他人去这样做，以获得一定的利息，也就是一份利润。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靠从年收入或者年所得中节省出来的东西而增长，一个社会的资本和构成这个社会的所有的个人资本，只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获得增长。

资本增长的直接原因是俭省，而不是勤劳。当然，勤劳提供了非常俭省可供积累的物质。不过，无论勤劳能产生什么，假如并不是异常俭省把它节省以及保存起来，资本就永远没办法扩大。

非常俭省通过预定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的增长让生产性劳动者人数增加，而他们的劳动同时又增加了劳动投入对象的价值。所以，异常俭省可以使一个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大。由于它把勤劳的附加值投入了运行，从而为年产物增加了附加值。

每一年所节省下来的东西，就像每年所花费掉的东西那样有规律地被消费掉，并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不过是由不相同的人们消费掉的。一个富人每年收入中花费掉的一个部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被他的游手好闲的宾客以及家仆消费掉的。他们消费之后不留下任何的东西作为回报。他每年节省下来为谋求利润而直接用做资本的一部分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并且几乎也是同时被消费掉。但是消费的人不同。他们是劳动者、制造业者以及技工。他们会再生产他们每一年消费的价值，并且提供利润。我们假定他的收入是以货币支付的。假如他把它全部花费掉了，他的所有的收入可能已经购买了食物、衣服以及住所，并且已经分配给了前面一种人。假如他节省收入的一部分，把那一个部分亲自或者由其他什么人作为资本直接投资来谋取利润，则那部分钱所能够购买的食物、衣服以及住所就肯定是为后一种人保留的。同样是消费，但是消费者完全不同。

一个节俭的人节约下来的钱不仅仅可以维持当年或者下年增加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并且像一个社会救济院的创办人，他好像建立了一个为了维持将来同等数量人手生活的永久性基金。这个基金的永久性拨款以及目的即使并不是总是受到任何的成文法、委托权或者永久经营契约的保护，但是它却总是受到一个非常有力的原则的保护，那就是每一个将享有其中一份的人的明白无误的利益。假如把其中的任何一部分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那一些违背这个基金正当目的的人肯定会遭受明显的损失。

挥霍者就是如此滥用资本的。不量入为出，他蚕食着自己的资金，就好像把某一些虔诚基金的收入滥用在亵渎的用途上一样，他把其父辈用节俭积累下来要用于维持勤劳人们生活的基金支付了游手好闲的人的工资。因为预定用于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减少了，并且由于这一切取决于他，他肯定就会减少雇佣能增多物品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结果全国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以及收入也肯定减少。假如某些人的挥霍无法由其他的俭省而获得补偿，则每一个挥霍者的行为通过用勤劳者的面包来喂养游手好闲者，不仅仅会使自身变成乞丐，并且会搞穷整个国家。

即便挥霍者的所有花费都是用于国内产品，并没有一点国外商品，然而他对于社会基金的影响依然是一样的。每年依然会需要把原本应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一定量的食品以及衣服，投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所以，每年一个国家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依然要减少许多。

当然，能够这样说，这个花费并没有用在国外货物上，也没有任何的金银出口，同量的货币像之前一样依然留在了国内。不过，假如把这一些被非生产性劳动者消费掉的同量食品以及衣服分配给生产性劳动者，他们就会再生产出其消费的所有的价值，而且还可提供利润。如此一来，同量的货币将一样留在了国内，除此之外还会再生产出相同价值的消费品。这样，一个价值就变为了两个价值。

与此同时，在任何的一个年产物价值渐渐减少的国家，同量的货币也不会长期保留。货币的唯一用途就是促使消费品周转。经过货币，食品、材料、制成品上市、卖出，然后分配给其正当的消费者。所以，一个国家每年可以使用的货币量必须由国内每一年所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来决定。这一些消费品包括本国土地以及劳动的直接生产品，也包括少许用部分本国产品购来的商品。所以，它们的价值肯定随国内生产品的价值的下降而降低。与此同时，用于促使货物流通的货币量也会减少。不过，因为这种年产物的减少而被逐出国内流通领域的货币并不可能无所作为。货币所有者出于自己的利益会把它们运用起来。国内并没有用途，他就会不顾所有的法律以及禁令而送往国外，用以购买国内有一些用途的消费品。货币以这种方式每年向国外的输出将持续一段时间，使国内的年消费多于他们本国年产物的价值。在繁荣的岁月当中节省下来的钱买的金银，能够支持他们在困难中短时间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之下，金银的输出并不是衰退的原因，而是衰退的后果，并且可以在一个短时间减轻衰退的痛苦。

相反，一个国家的货币量需要自然而然地随着年产物价值的增长而增加。社会的年流通消费品的价值增大，它需要促进流通的货币也增加。所以，部分增加的产品非常自然地会用于购买为促进其余的部分流通所必需增加的金银。在这种情况下，金银量的增长将会是社会繁荣的结果，而并不是社会繁荣的原因。金银在各个地方都是以这种方式买的。食品、衣服以及住所，所有用于把金银从矿山运往市场的劳动或者资本，他们的收入以及生活费，这就是在秘鲁还有英格兰付给金银的价格。一个国家只要能够付得起这个价格，就不用着急无法买到它所要的数量的金银，而并没有需要的国家也不会久长地把它保留在国内。

所以，无论我们把一个国家的真实财富以及收入想象成什么，就像朴素的道理所说的那样，它是其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的价值，或者像一些庸俗的偏见所说的那样，是国内流通的贵重的金属的数量。无论是哪一种观点，每一个挥霍者都是社会公敌，而每一个俭朴的人均是社会的捐助者。

渎职的结果往往和挥霍者的结果一样。农业、矿山、商业或者制造业中的每一个不依照法律手续行事或者失败的工程项目都会以相同的方式使原预定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生活的基金减少。在每一个这种工程项目当中，即使资本是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掉了，由于使用的方式不当，他们也不可以再生产出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和使用相比，总免不了要使社会生产性基金有所减少。

当然，对于一个大国而言，个别人的挥霍或者渎职的影响不会非常大。某些人的挥霍或者鲁莽行事总可由其他人的俭省以及良好行为而获得充分的弥补。

至于挥霍，怂恿人们消费的原因是对于目前享受的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有的时候即使来势凶猛，非常难以克制，不过通常只是偶尔的以及临时的。促使人们节省的原因是改变自身状况的欲望，这种欲望即使常常是冷静的，并没有激情的，但是它从我们自娘胎出世就有了，并且直至我们进入坟墓才可能离开我们。从生到死整个的时间内，每时每刻都有一个人会完全非常满意自己的处境，并没有一点改变或者改善自身处境的意愿。增加财富就是大多数人想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一种手段，并且是最通俗、最明显的手段。而增加财富最可能的方法是节约，把所得当中的一部分积累起来。这个所得可以是每年正常的收入，也可以是某些特殊的收入。所以，开支的这个原则几乎是所有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或者有一些人几近在所有情况下一直奉行的原则。但是在大部分人的一生中平均起来，节俭的原则看来不仅仅占统治地位，并且是大大地占统治地位。

至于渎职，谨慎而成功的事业处处都远远要大于判断失误以及失败的事业。我们虽然经常听到关于破产的抱怨，还有看到陷入这个灾难的不幸的人，但是他们毕竟只是非常小一部分，或许还不到千分之一。破产或许是一个无辜的人可能遭遇的最大以及最令人感到羞耻的灾难。所以，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非常小心地回避着它。当然，有一些人无法回避掉，就好像有一些人无法逃脱绞架一样。

大国从来不会因为私人的挥霍或失误而变穷。自然，它们有的时候可能因公家的挥霍或官员的渎职而变穷。在大部分国家中，全部或者几乎全部政府收入是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这些人构成了数目庞大以及辉煌的宫廷，巨大的教会机构，还有庞大的海军以及陆军；他们这些人在和平时期不生产任何东西，在战争的时候也得不到什么能够补偿维持他们生活费用的东西，甚至在战争持续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自身不生产任何的东西，他们都是依赖于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来维持生活。所以，当他们的人数增长到了一个不计其数的时候，他们在某一年里就能够消费掉这个生产物中非常大的份额，以致剩下的不足以维持来年应该从事再生产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所以，次年的产量将要比前一年减少，假如这种混乱状况继续下去，第三年的年产量会比第二年的年产量更加少。那一些仅仅应由人民多余的收入中的一部分来维系的非生产性劳动者或许消费掉了人民所有收入中的很大一个份额，致使他们蚕食他们的资本，蚕食预定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生活的基金，而所有个人的节俭以及慎重行为都无法弥补由这种狂暴的蚕食所引起的浪费以及生产的退化。

但是，依据经验，在大多数场合，个人的节俭以及慎重行为看来不但足以补偿个人的挥霍以及决策失误，还足以来补偿政府的浪费。每一个人一致地、一贯地、持久地努力去改变其自身生活条件。这条原则原来是社会、国家还有个人致富的来源，经常具有强大威力足够维持事物向前的自然发展，即使政府有浪费，行政有重大的失策。就好像动物生活中的一条还没有被认知的原则，无论是疾病，抑或是医生荒谬的处方，它经常能够使机体恢复健康以及体力。

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要增加其价值，并没有别的方法。其一是增多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其二是提高已经雇佣的劳动者的生产力。非常明显，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不会永远大量增加，除非增加资本或者增加预定用于维持他们生活的基金。相同数目的劳动者的生产力也不会增加，除非增加以及改进方便劳动以及减轻劳动的机器和工具，或者对于劳动有一个更好的分工和分配。无论哪一种方式，增加资本几乎总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增加资本，从事生产的雇主才会给他的工人提供比较好的机器设备，或者在工人中进行更好的分工。当一个成品包括几个部件的时候，使每一个工人经常长期仅仅从事一件工作，要比一个工人临时从事不同工作需要更加多的资本。所以，当我们要比较一个国家在两个不同时期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后一时期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明显大于前一时期，土地耕种得要比之前好了，制造业多了，并且更为繁荣，商业扩大了。我们能够肯定其资本在这两个时期的一段间隙里一定增加了，并且由于某些人的正确决策肯定又使资本获得大大增长，超过另一些人的渎职或者政府的浪费从资本中所花去的部分。

不过我们将发现，在相当平静以及和平时期，即便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并不是最谨慎以及最节俭的，几乎所有的国家也都会有这种进步。要对于一个国家形成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必须把同一国家的两个相距多少久远一点的两个时期进行对比。进步经常是逐渐的，在相距太近的时候里，改进不仅不容易觉察，反而根据某一些行业的衰退，或者国内某一些地区的衰退（而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国家大发展的时候通常也会发生）而经常产生一种疑惑：全国的财富以及勤劳都在衰退。

比如，现今英格兰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肯定要比之前大多了，要比上一世纪前，查理二世复辟的时代大多了。我相信现在仍然有人怀疑这一点。不过在这一段时期里，不出五年就要出版的一本书或者一本小册子，它们写的是那样深刻以至于博得了不少读者，但是妄言国家的财富正在迅速锐减，人口减少，农业荒废，制造业衰败，商业在遭毁掉。并且那些出版物还并不完全是党派的宣传小册子、谎言以及见利忘义的产物，其中非常多还是由十分公正以及十分聪明的人士所写的。他们写的都是他们非常相信的东西，他们之所以如此写并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而只是因为他们深信这一点。

再者说，我能设想，英格兰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在查理二世复辟的时期肯定要比一百年前，伊丽莎白即位的那个时期要大得多。而我们又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现在的国家，要比一百年前约克家族以及兰考斯特家族间结束纷争的时候进步了许多。而那个时期可能又要比诺尔曼征服英国的时期的条件又好多了。而诺尔曼征服英国的时期又要比撒克逊七头政治的混乱的时代好。而国家在那个时代的初期也要比朱利斯、恺撒的入侵的时期肯定进步一些，那个时候英格兰的居民几乎和北美的野蛮人处于相同的状况。

但是，在上述的每一个时期里，不仅有很多私人以及公家的浪费，还有许多耗资巨大的以及不必要的战争，把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年产物大量地转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能够推测得出，有的时候在内部不和谐的混乱中对于资本造成的这种绝对浪费以及破坏，不仅仅会放慢财富的自然积累，并且会使国家在那个时期的末尾要比那个时期的开初更为贫困。如此一来，查理二世复辟以后可以说是在所有的时期中最快乐以及最幸福的时期了。然而在那个时期又发生了多少混乱以及灾难，假如那一切是可以被预见到的话。除了贫困以及国家的整个毁灭，还能从那些混乱以及灾难中指望什么呢？伦敦的大火以及瘟疫，两次和荷兰的战争，革命中的混战，爱尔兰战争，1688年、1702年、1742年，还有1756年的四次耗资巨大的对法战争，再加上1715年以及1745年的两次叛乱。在四次英法大战过程当中英国欠下了一亿四千五百万镑的债务，除此之外，每年还有其他特殊支出，一共加起来不会少于两亿镑。自从革命以后，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中一个这样巨大的份额在不同的场合中都被用于维持一支人数非常庞大的非生产性大军。不过，假如并没有那一些战争，这样消耗的一大笔资本，其中的大多数就自然而然会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将可能会补偿他们消费的所有价值，而且还会付一定的利润。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必将因此而逐年大幅度增长，并且这一年的增长肯定更将增大下一年年产物的价值。更多的房子会建造起来，更多的土地将获得改良，之前已经改良了的土地将耕种得更加好，更多的制造业将会建立起来，之前已经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将获得发展，那么到那个时候，国家的真实财富以及收入将提高到什么程度，也许还真是难以想象呢。

不过，政府的浪费无疑地会阻碍英格兰走向富裕以及进步的自然发展过程，但是它并未能阻止英格兰前进。英格兰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在现今无疑地要比复辟的时候或者革命的时候多得多。所以，用于耕种土地以及用于维持劳动人手生活的资本同样也要比之前多得多。在政府各种各样苛捐杂税的重压之下，这个资本由自己私人的节俭，小心谨慎的行为，由这一些人普遍地从不中断地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悄悄地逐渐地积累了起来。正是这样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努力以及容许人们用最为有利的方式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几乎在之前各个时期支持着英格兰走向富裕以及进步。同时，也希望它在未来的岁月之中同样这样进行下去。可是，英格兰从来没有过非常节俭的政府，并且节俭也从来不是英格兰人民的传统美德。自称要监督百姓的个人节约，限制他们的消费，因此通过节约法，或者禁止外国奢侈品进口实在是英国王室以及大臣们最傲慢以及最专横的行为。他们自己常常并且毫无例外的是社会之中最大的挥霍者。他们只要好好地照看好他们自己的开销，而百姓私人的开销完全可以放心让百姓私人去管。假如王公大臣的消费还不能够毁灭一个国家，他们臣民的消费就更加是永远也毁灭不了一个国家了。

因为节俭能增加公共资本，浪费会减少公共资本；因此，假如那些人的消费正好和他们的收入相平衡，既没有积累，也没有蚕食，那么就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公共资本。但是，有一些消费的模式看起来要比其他的更加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加。

个人的收入能够花费在购买立刻消费掉的东西上面，并且不能够减少或者节省明天的消费。它也可以用在购买较为经久耐用的东西上。所以，它们可以积累起来，并且今天的消费可以依据其意愿，或者减少明日的消费，或者可节省以及提高明日的消费的效果。例如，一个有钱的人能够把他的收入花费在奢华的宴席上面，可以用来雇佣非常多的仆人，喂养大批的狗马；或者他也能够满足于俭朴的饭食，不雇佣仆人；他可以用收入的大多数装饰其住宅或者自己的别墅，用于有用的或者做装饰用的建筑，有用的或者做装饰用的家具，收藏书籍、雕像、名画；或者用以购买一些更加没有意义的东西——珠宝，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玩意以及精巧的摆设。或者最无聊不过地购买满满一大衣柜华丽的衣服，就像几年之前死去的某个太子的宠臣一样。

假如有两个财富相同的富人，两人对于他们收入的花费方法不一样。一个主要是用前一种方式，另外一个主要是用后一种方式。把钱主要用在购买经久耐用的商品上面的人，其豪华将不断增多，每天的花费都可增强次日花费的效果；反之，另外那个人的豪华在一段时期结尾的时候将不会比开始的时候更好。同时，前者在一段的时期结尾的时候也必将成为他们中较为有钱的。因为他将储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货物，即使那一些东西不会值它们原来那么多的钱，但是毕竟多少还有一些价值的。然而后者的消费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以及残余，十年或者二十年浪费的结果把一切消耗得荡然无存，好像从来就并没有过什么一样。

因为前一种消费模式要比后一种模式对于个人的富裕更为有利一些。所以，它对于一个国家的富裕也是相同的。富人的房屋、家具、衣服在一个短时间内还可以对下层以及中层人民有用。当上层人们对于那些东西感到厌倦的时候，下层以及中层人民就可以购买它们。所以当这种消费方式在富人之间变成普遍的时候，全民的总的住房会由此而逐渐改进。在那些已经富裕了非常长时间的国家之中，你会常常发现下层人民既拥有住宅，也拥有非常美好以及完整的家具，然而这些房子之前不可能是为他们使用而建造的，家具也不可能是为他们使用而制作的。

之前曾经是西穆尔家庭的邸宅的地方，现如今是巴斯道上的路边的小客店。大不列颠詹姆斯一世的婚床，原本是皇后从丹麦随身带来作为国君的一个礼物，几年之前成为敦弗林路边酒店的装饰物品。在有些或者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多少有些走向衰落的古代城市之中，你有的时候几乎找不到一栋是今天修建的房屋。假如你走进那些屋子，你也会经常发现许多即使有些古老但却精美的家具依然非常的适用。当然它们不可能是为了现在的房主而制作的。高贵的宫殿，豪华的别墅，大量的藏书、雕像、名画，以及其他珍品常常不仅仅对于其周围地区，并且对于整个国家都是一个装饰、一种荣誉。凡尔赛宫对于法国是一种装饰以及荣誉，斯托威以及威尔登对于英国也是这样。意大利仍然由于拥有大量的这种纪念物品而继续受到别人的尊敬。即使产生这一些纪念物品的财富已经耗去，设计它们的天才看来也已然绝迹了。这也许是因为没有了那种工作的原因。

花费在耐用性商品上的费用不仅仅有利于积累，并且有利于节俭。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在这方面花费过多，他能够非常容易地改正，也不需要公众的指责。反之，假如大量减少仆人，改革饮食从挥霍更改为节俭，取消成立的马队，这些变化不可能逃脱他的邻人的眼睛以及议论，与此同时，它们也意味着主人对于自己过去错误的某些认识。所以，曾经不幸陷入这样的花费的人，事后少有人有勇气改正，除非为毁灭与破产所迫。不过，假如一个人在建筑房屋、购买家具以及书画中花费过多，之后财力不足，改了，并没有人能够从他行为的改变中推论说他轻浮。由于这些东西是花了一次钱就没有必要再花二次钱的，所以当一个人停止购买的时候，使人感到他并不是没有钱了，而是因为他对于他的爱好已感到满足。

除此之外，购买耐用性商品的花费和用于最挥霍的殷勤招待相比，常常维持了更多人的生活。有的时候一次大的宴会花费掉的二三百斤食品，其中或许有一半被扔进了粪堆，并且总是有许多被浪费以及滥用。不过，假如把这个招待的费用用于雇佣泥工、木工、室内装饰工、机械师等，相同价值的食品分配给了更多的人，他们一便士一便士，一镑一镑地买，一盎司也不会浪费以及被扔掉。除此之外，前面一种方式，其费用维持了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后面一种方式，则维持了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所以，前一种方式它增加了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后一种方式则无法增加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

但是，我并不是想借此以表明前一种花费方式总是要比后一种花费方式更慷慨或者更大方。当一个富人把他的收入主要用于好客以及款待的时候，他是和他的友人以及同伴分享了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当他把他的收入用于购买那类耐用性商品的时候，他通常把全部花费用在了自己身上，并没有给任何人任何东西。所以，后一种花费，特别是用以购买轻浮物品、衣服以及家具的装饰品、珠宝、小玩意儿还有漂亮的玩物，常常说明这种花费不仅仅是轻薄，并且是一种卑下以及自私的脾性。所有的这一些我只是想说，一种花费方式因为它总是能积累一些有价值的商品；因为它更有利于个人节俭，所以也有利于社会资本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它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不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因此它要比另一种方式更为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

第四章　论借贷资本

贷出取息的资本总是被视做出借人的资本。出借人指望在期满的时候资本会归还给他；与此同时，借债人还付给他一定的利息。借债人可用它作为资本，也可用于目前的消费。假如他把它用做资本，他可用它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后者再生产出价值以及利润。假如是这样的话，借债人可以归还资本并且支付利息，而无须割让或者蚕食收入的任何其他来源。假如他把它用做目前的消费的资本，他于是扮演了一个挥霍者的角色，把原本要用以维持勤劳动者生活的资本花费在了养游手好闲的人身上。假如是这样的话，不割让或者蚕食收入的其他某种来源，如地产或者地租，借债人就无力归还资本以及支付利息。

贷出取息的资本毫无疑问也会同时用于这两种途径：不过用于前者要比用于后者多一些。一个为消费而借债的人很快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常常也会后悔自己的愚蠢。所以，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无论是借款或者是贷款，不管什么场合，高利盘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双方均将不利。虽然无疑地有的时候总会有人要这样做，不过考虑到人们都会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我们能够肯定那种事情绝不会有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多。随便问一个小心谨慎的有钱人，他的资本大多数是借给了这两种人中哪种，借给他认为将用于有利可图的人，还是那种将会把资本浪费掉的人，他绝对会对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感到好笑。所以，即便在借债人中，并不是世界上最为节俭的人中，节俭以及勤劳的人的数目也大大地超过挥霍以及游手好闲的人。

借钱不指望以此来谋取任何利益的人只能够是以抵押贷款的乡绅。即便是他们也很少只为消费而借债。可以这样说，他们所借的常常在借债之前就已经花光了。他们常常消费了大量由商店老板以及商人那里赊购的货物，他们必须出息借款来偿还欠债。借来的资本归还那些店主以及商人的资本，因为乡绅们从他们庄园的地租中已经无力偿还。这个时候他借钱并不是专为消费，而是为了偿还已经花掉了的资金。

几乎所有付息贷款都是用货币进行的，或者纸币，或者金银。不过借债人真正需要的，出借人真正可以提供给他的，并不是货币，而是货币本身的价值，即它所能购买的货物。假如他需要的是作为立刻消费的资金，则他需要的只是他能用那个资金购买的货物。假如他需要的是用以雇佣劳力的资金，则他之所以要贷款就是要装备劳动者进行工作所需要的工具、材料以及生活资料。通过贷款，出借人好像把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的一定份额分配给了借债人听其使用。

所以，一个国家可以有多少资本，或者如通常所说，有多少货币出借并不是受到货币价值的支配。由于货币不论是纸币抑或是铸币，它们仅仅是作为那个国家进行不同贷款的工具，是来自土地或者生产性劳动者的双手的年产物当中原定不仅仅用于归还的资本，并且这部分资本是所有者又并不打算亲自使用的那一部分的价值。因为这一些资本常常都是以货币出借以及归还，它们就组成了所谓的货币利息。十分明显，货币利息不仅仅来自不动产，并且也来自商业以及制造业。资本的所有者自身就是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在上面最后的两项上。但是，即便在货币利息里，货币似乎也只是一个转让契约。它把所有者无心亲自运用的那一些资本从这个人手上转让到另外一个人手上。这样转让的资本量和作为这种转让工具的货币的数量相比较，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同理，那一些货币能够连续不断地用作多次不同贷款以及进行多次不同的购买。例如，A借给W一千镑，W用这笔钱马上购买了B价值一千镑的货物。B自己并没有需要用钱的事，又把相同数目的钱借给了X，X用那笔钱向C买了一千镑的货物。C以相同的方式以及同样的原因又把钱借给了Y，Y又用那笔钱买进了D的货物。一样是那些钱，铸币也好纸币也罢，在短短的几天当中就可以作为三笔不同的贷款工具，三次不相同的购买工具。它们每次的价值都和那些货币的总量相等。这三个有钱的人A、B、C转让给借债人W、X、Y的是买那些货物的能力。贷款的价值以及效用就在于这种能力。那三个有钱人借贷出的资本相等于这个资本所能购买的货物的价值，并且是三次购买的货币的价值的三倍。但是，那些贷款或许都有非常好的担保。不同债务人购买的货物都使用得非常好以至到期就可以收回同等价值的铸币或者纸币，并且还附有利息。与此同时，因为同是那些货币能如此用做不同贷款的手段，它既可用做借贷三倍其价值的手段；或者为了同样的原因，也可用做借贷三十倍其价值的手段。因此，它们同样能够连续用做偿还手段。

在这种形式之下，取息贷出的资本可看做出借人把年产物的相当的一部分转让给借款人。假如借款人在贷款期间作为回报，每年把比较小一部分转让给出借人，那部分便称做利息。而在贷款期终的时候，和预先转让给他的相等的一部分则称做偿还。即使，货币通常作为对于较小的一部分或者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让和证，无论是铸币，抑或是纸币，它本身和被它转让的东西是全然不同的。

自从土地或者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被指定用于归还资本的那部分年产物增加的时候，称做金钱利息的东西当然也随之增加。所有者不愿意麻烦而又想从中得到收入的那种资本假如增加了，资本一般也自然伴随增加。或者换句话说，因为资本增加，取息贷款的资本量渐渐增大。

因为取息出借的资本量利息的增加，换言之，为使用那笔资本所必须支付的价格肯定减少。这不仅仅是因为构成货物的市场价格随着量增而降低的那一些普遍原因，并且还由于这种特殊情况的其他的特殊原因。因为各国资本的不断增加，由运用资本而产生的利润肯定减少。要在国内找出使用任何新的资本的有利可图的途径变得越来越困难。结果在不同的资本之间就产生了竞争。这个资本所有者就会拼命去获得已经被另外一个资本所有者占据了的投资领域。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他要把其他人挤出那个投资领域，并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通过让自己买卖的条件更为合理。他需要把他节约的东西卖得多少便宜一些，并且为了出售，他有的时候也必须以较贵的价格买进。由于指定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增加，对于生产性劳动的需求也就一天天地增大。这个时候劳动者容易找到工作，而资本所有者却难以寻找到劳动者。他们的竞争提升了劳动工资，降低了资本的利润。不过当利用资本以这种方式可能获得的利润减少的时候，为利用它而可能支付的价格，即利息率，肯定也随之降低。

洛克先生、劳先生以及孟德斯鸠先生，还有很多其他作者，似乎觉得金银数量的增加是西班牙发现了西印度的结果，是欧洲大多数地区利息率降低的真实原因。他们说，金银自身价值降低了，所以其中任何的一特定部分的用途价值也减少了，所以为它可能支付的价格价值也会减少。这个概念最开始看起来好像非常有道理，休谟先生对于它已作了充分的阐述，或许无须再作任何补充。不过，下面非常简短而朴实的议论可以较为清晰地说明把这一些绅士们引入歧途的这个谬论。

在西印度发现之前，百分之十好像是欧洲大多数地区的普通利息率。从那个时候起，在不相同的国家降到了百分之六、百分之五、百分之四，还有百分之三。我们不妨假设，在每一个具体的国家内，白银的价格和利息率准确地同比例下降；则在那一些国家里，比如说，那里的利息已然从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五，同量的白银现在只能够购买之前所能购买的货物的一半。我确信，这个假设不会在任何的地方都和事实相符，但是它有利于我们现今正在研讨的看法。并且即便是根据整个假设，白银价值的下降也完全不可能有些微促使利息率下降的趋势。假如现在一百镑的价值相当于过去五十镑的价值，则现在十镑的价值也就仅仅等于过去五镑的价值。无论降低母本价值的原因是什么，它肯定也会降低利息的价值，并且完全以相同的比例降低。母本价值和利息值间的比例需要保持不变，即使利息率从未改变过。相反，通过利息率的改变，这价值之间的要比例肯定改变。假如现在一百镑的价值仅仅等于过去五十镑的价值，则现在五镑的价值就只可以等于过去两镑半的价值。所以，通过降低利息率，从百分之十下降到百分之五，我们对于使用资本（假设它等于其先前价值的一半）所付的利息仅仅等于先前利息的价值四分之一了。

每当以白银为商品流通手段的时候，假如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而白银数量增多，它就仅仅会造成白银价值降低的结果。各种货物的名义价值将会增大，但是它们的实际价值绝对和之前相同。它们能够交换更多的白银，不过它们所能支配的劳动，它们所能供养以及雇佣的人数将和之前完全相同。即使把同量的资本从一方转移到另外一方所需的白银数量或许会更多一些，但是国家的资本却仍然原样未变。即使让和像一个啰唆的代理人的转让证书一样，将更加冗长，但转让的东西将完完全全和之前一样，并且也只能产生相同的结果。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生活的基金并没有改变，对于生产性劳动者的需求亦将和原来相同。所以，他们的价格或者工资即使名义上大了一些，但事实上相同。他们将获得的白银的数量会多一些，但是他们能够购买的货物的数量相同。资本的利润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质上将完全相同。劳动工资常常都是以支付劳动者的白银的数量来计算的。所以，当白银的数量增多，劳动者的工资几乎也会增加，即使它们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比之前多。不过资本的利润并不是由他们所得到的白银的数量来计算的，而是由白银的数量和投入的整个资本的比例来计算的。如此一来，在一个国家当中，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每周五先令，则资本的普通利润就是百分之十。不过这个国家的全部资本和从前相同，国内享有这个所有的资本的个人所持有的不同的资本之间的竞争肯定和从前一样。他们在做买卖的时候遇到的利和害也和从前相同。所以，资本和利润间的普通比例也将和之前相同，而货币的普通利息也将和之前一样。因利用货币而支付的利息肯定受利用货币一般所能获得的利润的支配。

反之，当国内促使商品流通的货币量不变的时候，国内商品年流通量的增长，除了会提高货币的价值外，还会产生很多其他的重要后果。这时国家的资本，即使名义上可能未变，实际上将获得增长。它可能继续由同量货币表示，但是它将支配的劳动量要比之前大。它能够维持以及雇佣的生产性劳动量将增加。所以，劳动的需求也将会随之增加。劳动工资自然将随着需求而提高，但是表面上或许也显得下降，支付工资的货币量或许还小一些，不过那小量的货币却可购买比之前更多的货物。资本的利润无论是实质上还是表面上都会减少。国家的整个资本扩张了，构成所有的资本中的不同资本间的竞争将会自然而然随着扩张而加剧。资本的所有者也只好满足于取得他们各自的雇佣劳动生产品中较小的比例。总是和资本利润保持同步的货币利息则能够以这种方式大大减少，即使货币的价值，也就是一定量货币所能够购买的货物量大大地增加了。

有一些国家里，货币的利息被法律所禁止。不过由于在任何地方使用货币都可得到一些好处，所以在任何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都应有所回报。禁止利息的法规不仅仅没能阻止利息，根据经验反而增加了高利贷的恶果。债务人不仅仅需要支付货币的报酬，并且要对于出借人冒风险接受这种报酬支付一笔费用。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他需要保证出借人不会遭受对于高利贷的罚款。

在容许利息的国家，为防止重利盘剥，法律常常规定一个不受处罚能够收取的最高利率。这个利率常常多少高于市场的最低利息率，也就是那一些能够提供绝对可靠担保的借款人借用货币的时候所付的最普通的价格。假如这个法定利息率定得低于市场最低率，其结果将无异于全然禁止利息。假如取得的报酬少于货币的使用值，债权人就不会将钱借出去。所以债务人必须为债权人所冒风险而承受使用货币的全部价值支付一定费用。假如利息率规定得刚好在市场的最低价格，它就无法提供最可靠的担保人，迫使他们去求助高利贷者。在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度，货币借贷给政府的利息是百分之三，贷给有可靠担保的私人利息是百分之四以及百分之四又二分之一；现今的法定利率为百分之五，或许是最恰当的了。

应当看到，法定利息率即使应该多少高于，但是不应过高于市场最低率。比如说，假如大不列颠的法定利息率规定高达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十，大多数的货币就会放贷给挥霍者以及投机商，只有他们愿意出这么高的利息。殷实的人只能以使用货币所获的利润的一部分作为使用货币的报酬，因此不敢参与竞争。这样国家大多数的资本将不会有可能落在把资本用在有利可图的事业上的人手中，而会被扔给了最可能浪费以及毁灭它的人的手中。相反，假如法定利息率规定得略高于投机的人。这个时候借钱出去的人从殷实的人那里得到的利息和从挥霍者以及投机者那里获得的利息相同，而他的钱在前者的手中要比在后者的手中安全得多。如此一来，国家的资本就大多数都在最可能把资本用于有利可图的事业上的人的手中。

并没有法律可以把普通利息率定在法律制定的时候的市场通用的最低利息率之下。即使，法国国王想借1766年法令将利息率从百分之五降低到百分之四，人们却以不同途径逃避这个法律，货币仍然以百分之五的利息在法国出借。

应当注意到，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各地都是取决于普通的市场利息率。有资本不愿意麻烦亲自使用，而又想以此得到收入的人都要再三考虑是用资本来购买土地呢，抑或是把它出借取息。土地的可靠性是最大的。此外各地一样，它还伴随有这种财产所特有的其他的几种优点。所以有资本的人常常都宁愿从土地上去获取比较小的收入，而不愿意去放贷取息以谋取什么其他的。那一些优点足够补偿收入上的一定的差额；但是它们也仅仅能补偿一定的差额。假如土地的地租远落后于货币的利息，差额过大，就会没有人愿意买土地，土地就会立刻降低其通常价格。相反，假如那一些优点远远超过补偿那份差额，则每一个人就都会愿意买土地，土地很快又可以提高其通常价格。当利息为百分之十的时候，土地的售价常常为年租的十倍以及十二倍。当利息下降到百分之六、百分之五以及百分之四的时候，土地的价格就会涨到年租的二十倍、二十五倍甚至三十倍。法国的市场利息率高过英格兰，而土地的平常的价格又低于英格兰。在英格兰，它的售价常常为年租的三十倍，而在法国是二十倍。

第五章　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即使一切资本都注定要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但是等量的资本能调动的劳动量却由于它们用途的不同而非常不同。所以资本的不同用途对于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也同样极不相同。

资本可以有四种不同用途：（1）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需要使用以及消费的原生产物；（2）用以加工原生产物制造供社会直接使用以及消费的产品；（3）用于运输原生产物或者制成品，把它们从富足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4）用以把原生产物或者制成品分成小份装进小包，来满足人们的临时需求。第一种是从事土地、矿山或者渔业的改良或者耕作的人对于资本的使用方法；第二种是所有制造业主的使用方法；第三种是所有批发商的使用方法；第四种是所有零售商的用法。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资本用途无法归纳到上述四种方法当中的某一种去。

上述四种资本使用方法中的每种，基本上对于其他三种用途的生存或者扩张，或者对于社会大众的方便都是必需的。

假如没有资本用来提供充足的原生产物，任何的制造业以及商业都将无法存在。

原生产物有部分通常要经过制作之后才能适宜于使用以及消费。假如没有加工，它将不会存在，因为对它并没有需求；假如它是天然生长出来的，则它在交换中又不会有任何的价值，因而也对于社会的财富无所裨益。

假如并没有资本投入运输业把原生产物或者制成品从富足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它们的生产量就不会超过附近地区所必需的消费量。商人的资本将一个地区剩余的产品和另一个地区的剩余产品进行交换，从而鼓舞了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增加了两地的享受。

假如并没有资本投入把原生产物或者制成品打碎以及分成适合于人们临走的时候临时需要的小包，每一个人就只好购买远远超过他临时需要的大量的货物。比方说，假如并没有屠夫这个行业，每一个人就只好一次购买一整只牛或者一整只羊。一般来说这样对于富人不便，而对于穷人就更为如此。假如一个穷苦工人必须一次购进一个月或者六个月的食品，他原本要用于购其行业工具或者装备店铺的大多数资本只好保留下来以备着急的消费。如此一来，原本可以为其产生收入的资本，却无法发挥作用。对于这种人来说，最方便的莫过于可以逐日甚至逐时地购买他的生活必需品。这样他就可以几乎把他全部的资本用做资金。他能够将它的产品制造得具有更加大的价值，所以他能获得的利润也将大大地超过补偿零售商附加在商品之上的利润所产生的价格。有一些政治学家对于店主以及商人的偏见是完完全全没有根据的。完全并没有必要对于他们加以征税或者限制他们的人数，他们的数目绝对不会增长到危害社会的程度，即使他们本身可能互相危害。比如说，一个城市里能够销售的杂货的数量是受那个城市还有其近郊的需求所限制的。所以，投资于杂货业的资本无法超过足以购买那个数量所需要的资本。假如把这个资本分给两个不同的杂货商，他们之间的竞争将会使他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只有一个人经营的时候的价格。假如把那个资本划分给二十个人，他们之间的竞争将会更为激烈，而联合起来以提高价格的可能性更加小。他们间的竞争或许会使得他们中的某一些人破产；不过关心这一点是有关各个方面的事情，能够放心地由他们自己去处理。他们的竞争既不可能伤害消费者，也不会伤害生产者。相反，假如整个商业不是由一两个人垄断，它肯定迫使零售商以较为便宜的价格出售，而以比较贵的价格买进。他们中的有些人也许有的时候可能诱骗老实的顾客购买他并不需要的东西。但是，这种恶行无所谓，不值得社会的关注，也无须用限制他们的人数来阻止。并不是因为酒店多才造成了普通老百姓普遍好饮酒，而是因为其他原因所产生的饮酒的偏好，才肯定地造成了非常多酒店的出现。

把资本投入上述四种用途中的任何的一种的人本身即是生产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假如使用得当，都可固定以及体现在劳动所投入的对象或者出卖的商品上，通常最起码可以把他们的生活费以及消费的价值附加在其价格之上。农场主、制造业者、商人、零售商的利润全部来自前两类人所生产的货物的价钱，还有后两类人买卖货物的价格。但是，同等的资本投入上述的四种不同用途中的每一种，都将立刻把数量非常不同的生产性劳动调动起来，与此同时，使他们所在的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以不同的比例增大。

零售商的资金偿还向其提供货物的商人的资本以及利润，使其能够继续维持营业。零售商自己是其资本直接雇佣的唯一生产性劳动者。这个资本的使用对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即是他自己的利润。

批发商向农场主以及制造业者购买他所经营的原生产物以及制成品，所以他的资本需偿还农场主以及制造业者的资本以及他们的利润，使他们可以立刻继续生产以及经营。正是主要通过这样的服务，批发商间接地对于支持社会生产性劳动作出了贡献，并且增加了社会年产物的价值。他的资本与此同时也雇佣水手以及搬运工，把他的货物从一个地方运往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的资本对于这一些货物所增加的价格不仅仅包括其自身的利润，并且还有他们的工资。这就是他的资本直接调动起来的生产性劳动，还有他的资本直接附加给年产物的所有的价值。他的资本在这两个方面的运作在非常大程度上要优越于零售商的资本的运转。

制造业者的一部分资本作为固定资本用于购买其生产工具，与此同时偿还他购买制造商工具的某些资本以及他们的利润。他的另一部分流通资本则用于购买材料，与此同时补偿出卖材料给他的农场主以及矿商的资本以及利润。不过他的资本的大多数总是按年或者一个短得多的时期分配给了他所雇佣的各种工人。所以他对于那些材料所增加的价值，包括他们的工资，还有他们的雇主投入工人的工资、材料以及生产使用的工具的全部资本所应有的利润。它立刻使一个数量大得多的生产性劳动直接运作起来，要比把相同的资本放在一个批发商手上对于社会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所附加的价值更大了。

并没有任何的资本能和农场主的资本所调动起来的生产性劳动量相同。不仅他的劳动工人，同时他的劳动牲畜都是生产性劳动者。在农业中大自然和人一起劳动，即使它的劳动无须费用，但是它的产品和昂贵的工人的产品一样具有价值。农业的最为重要的运作看来并不是要大大增产，即使它也是在增产，而是要把大自然的繁殖力引导向生产最有利于人类的植物。长满蓬蒿荆棘的田野常常可生产出和耕种得最好的葡萄园或者谷地同等数量的蔬菜。种植以及耕作能够激活大自然的主动繁殖力，但是更多的还是控制大自然的繁殖力。在人力进行了劳动以后，大多数的工作还是要留待大自然自身去做。所以，劳动者以及劳动牲畜在农业劳动中不仅像制造业中的工人一样，再生产出来的价值不仅仅等同于他们的消费，换言之，不仅仅等同于雇佣他们的资本和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并且还要生产出更大的价值。除了农场主的资本以及利润外，照例同时要再生产出地主的地租。这个地租能够视做地主借给农场主使用的自然力的产品。地租的大小取决于那一些自然力所想象的限度，换言之，取决于对于土地的想象的自然的或者改良了的繁殖力。在扣除以及补偿了所有可视为人的劳动成果之后，保留下来的即是大自然工作的成果。它常常不小于整个产品的四分之一，经常是要比三分之一还多。用于制造业的任何的等量生产性劳动都无法有这样大的再生产力。由于在制造业中大自然完全无所作为，所有都是人做的，所以其再生产必须总是和导致再生产的生产因素的力量成比例。所以，用于农业的资本调动起来的生产性劳动量要比投入制造业的等量资本所能够调动起来的生产性劳动量大得多，与此同时，按照它所雇佣的生产性劳动量来说，它对于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对于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以及收入所附加的价值都要大得多。在所有的可以投资的用途中，农业投资对于社会是最为有利的一种。

在任何的一个社会中投入农业以及零售业的资本肯定总是保留在社会内。它们的使用几乎总是固定在一个明确的地点，固定在农场以及零售商的店铺里。即使有一些例外，它们通常也肯定属于该社会的居住成员。

反之，批发商的资本看来则几乎没有固定的或者必需的地点。它能够从一个地方游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全看哪里能够便宜买进或者高价卖出。

制造业者的资本毫无疑问肯定停留在制造业所在的地方；但是具体在哪儿并不老是需要规定死，它常常可能在远离原材料的地方，而与此同时又可能是远离制成品消费的地方。里昂既远离制造业的原材料供应地，与此同时又远离他们所消费的制成品的生产的地方。西西里时髦的人穿的丝绸都是其他的国家制造的，而丝绸的原材料同时又是他们自己生产的。西班牙的一部分羊毛是在大不列颠制造加工，而有一部分呢绒后来又返回了西班牙。

至于把资本用于出口一个社会的剩余产品的商人是本国人，抑或是外国人，这点并不重要。假如他是一个外国人，雇佣的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肯定要比他是一个本国人少一些，不过也仅仅少一些。而他们的年产物的价值也肯定要少一些人的利润。他所雇佣的水手或者搬运工人依然可以无关紧要地分属于他自己国家、本国的甚至第三国。这一点和他是本国人没什么区别。外国人的资本给他们的剩余产品所增加的价值和本国人的资本给他们的剩余产品所增加的价值是相同的，由于它把国内剩余的产品换取了国内所需要的产品。外国人的资本一样有效地弥补了生产那些剩余产品的人的资本，一样有效地使他能够继续他的经营；批发商的资本的重要贡献是通过上面的服务支持了生产性劳动，与此同时扩大了他所属的社会或者国家的年产物的价值。

制造业的资本留在国内则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肯定会把数量更加大的生产性劳动调动起来，为社会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增加更大的价值。但是，即便它并没有留在国内，它依然可能对国家非常有利。比如，大不列颠制造业者加工每一年从波罗的海沿岸进口的亚麻以及苎麻，他们的资本肯定对于生产亚麻以及苎麻的国家非常有利。这一些材料仅仅是那些国家的部分剩余产品，假如它们无法每一年交换一些他们国家所需要的东西，就会没有任何的价值，并且也就会非常快停止生产。出口这些剩余产品的商人偿还了生产这些材料的人们的资本，以此来鼓励他们继续生产，而英国的制造商就是偿还了那些商人的资本。

像人类一样，一个国家通常并没有足够的资本改良以及耕作一国所有土地，将他们国家所有的原生产物加工以及制成适合于直接消费的货物，并没有足够资本把原生产物以及制成品的剩余部分运到能够交换到国内所需要的一些东西的远方市场。大不列颠的很多不同地区的居民就是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改良以及耕作他们的全部的土地。苏格兰南部区域的羊毛，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经过崎岖不平的长途运输以后在约克郡进行加工的，因为本土缺少进行加工的资本。在大不列颠有很多小的工业城镇，那儿的居民并没有足够的资本将他们的工业产品运输到需要以及消费那些产品的远方市场。居民中就算有几个商人，他们也仅仅是某一些较大的商业城市当中的较为富有的商人的代理人。

每当一个国家的资本不足以满足所有的上述三个目的的时候，那么按照比例投入在农业上的份额越大，它调动的国内生产性劳动量也将会越大。同理，这种投入给社会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附加的价值也就会越大。继农业以后，投入制造业的资本调动了最为大量的生产性劳动，对于年产物附加的价值也是最大。投入出口贸易的资本在这三种目的当中效益是最小的。

假如一个国家并没有足够的资本同时满足上述三项目的，则它的富裕程度就还没达到应有的高度。但是，条件不够成熟，用不充足的资本企图同时去达到上述三点，对于一个社会如同对于一个人一样，都并不是得到充足资本的捷径。一个国家所有的个人资本就像个人的资本一样都有它的极限，只能用于实现某一些目的。一个国家所有的个人资本就像一个人的资本一样，是通过不断的积累以及把其收入当中可以节省下来的东西都增加进去而增加起来的。所以，当一个国家所有的个人资本都投入在能对于全国居民提供最大的收入的用途的时候，由于居民们有更加多的钱储蓄，因此国家的资本一样能最快地增长起来。不过全国所有居民的收入必须和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价值成比例。

几乎把全部资本都投入在农业里，这就是我国美洲殖民地迅速走向富裕以及强大的主要原因。那里除了农业发展所必需的家庭制造业以及粗糙制造业，并且又都是由每一个家庭的妇女以及儿童操作的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制造业。出口以及美洲沿岸的商贸大多数是由居住在大不列颠的商人的资本做的。有一些州，特别是弗吉尼亚以及马里兰经营零售商品的一些商店以及仓库都是属于非常多的居住在母国的商人所有。这也是一个国家的零售业不被本国居民而是由外国居民的资本经营的为数不多的事例之一。假如美洲人通过联合或者任何暴力停止进口欧洲的制成品，与此同时，通过给予他们本国人制造这一些货物的垄断权，将他们自己资本中的相当的一部分投入这个用途，则他们就将不是进一步加速它的年产品的价值的增长，而是将会阻碍其增长；他们将不会是促进本国迅速走向富强，而是阻碍它的进步。假如他们真的企图以相同的方式去垄断他们的所有的出口贸易，情况会更加糟糕。

确实，人类繁荣的过程好像从未延续过这样长久，致使一个大国能得到足够的资本来同时完成上述三个目的。或许，除非我们相信关于中国、古埃及还有巴比伦的财富以及耕作的神奇的报道，不然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那三个国家，根据所有的记载，它们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为富裕的国家，它们的优势也主要是在农业以及制造业上。它们的国外贸易好像也并不出色。古埃及人对于海洋有一种迷信的反感，几乎是相同的迷信也盛行在印度，所有的这三个国家的大多数剩余产品都是由外国人出口的，他们通常用这三个国家当地需要的金银来与之交换。

就是这样，同一资本在一个国家中能调动起来的生产性劳动量的大小，对其本国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资本用于农业、制造业以及批发商的不同比例，并且由于资本的多少，还有所投入批发业的种类的不同，它的结果也非常不同。

所有批发业，所有为了重新卖出而购买的批发业能够归纳为三类：国内贸易、消费品的对外贸易以及运输业。国内贸易是指在同一国家之中的某地购进该国工业产品，而在另外一地区出售，它包含内陆贸易以及沿海贸易。消费品的对外贸易是指为了本国消费而买进外国货物。运输业是从事于国外商品的交易，也就是把一个国家的剩余产品运到另外一个国家。

投在收购国内某一个地区的工业产品而到国内另外一地区出售的资本，常常通过每一次买卖偿还用于该国农业以及制造业的两个不相同资本，并且以此使两者不至于中断。当它从商人的住地发送出一定价值的商品的时候，通常可以带回最起码是同等价值的其他商品。假如这两种商品都是国内制造的，它肯定通过每次这样的买卖偿还用于扶持这两种商品生产的生产性劳动的两个资本，并且以此使它们能继续获得扶持。用于把苏格兰制造品送到伦敦，而又把英格兰谷物以及制造品带回爱丁堡的资本，肯定通过每次这样的买卖偿还了两个曾投入大不列颠农业或者制造业的英国资本。

用于购进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的资本，假如这种交易是用国内工业产品进行的，同理也会通过每次这样的买卖偿还两个不同的资本。但是其中一个仅用于支持国内工业，用于把英国货物送往葡萄牙，之后又把葡萄牙的货物带回大不列颠的资本，通过每次这样的买卖，仅仅偿还一个英国资本。另外一个则是葡萄牙资本。所以，即使消费品的对外贸易利润的收回应该是像国内消费品的贸易的利润收回一样快，用于其中的资本却只可以给予国内工业或者生产性劳动一半的鼓励。

不过，消费品对外贸易的利润的回收，极少有消费品的国内贸易利润的回收有那么快。国内贸易的利润常常在年底之前就收回来了，有的时候一年甚至可收回三四次。而消费品的对外贸易的利润极少能在当年年底收回，有的时候要等两三年之后才可以收回。所以，用于国内贸易的资本在用于消费品对外贸易的资本来回运作一回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运作了十二回，也就是送出去又回来往返了十二次。所以，假如两个资本是相等的，一个将给予国内工业二十四次的鼓励以及扶持，而另外一个却只给予一次。

有的时候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可能并不是用本国工业产品购买的，而是用某些外国货物购进的。但是，这些外国货物必须或者直接由国内工业产品购进，或者用国内工业产品购进的某种东西购进。由于除了战争以及征服的情况以外，外国货物只能通过用本国生产的某种货物的交换，或者直接或者经过两次或两次以上的交换才能获得。所以，用于这样一种迂回的消费品的对外贸易以及用于最直接的消费品的对外贸易的资本相比，除去它的最后利润的回报——因为它们必须取决于两三次不同的对外贸易的利润——所需的时间更长一些外，在各方面其效果应当是完全相同的。假如里加的亚麻以及苎麻是用弗吉尼亚的烟草购进的，而弗吉尼亚的烟草又是用英国的制造品购进的，则这个商人就必须等待两次不同的对外贸易的利润以后，才可以把同一资本用于再购买同样数量的英国制造品。假如弗吉尼亚的烟草并不是用英国制造的商品购进的，而是用牙买加的食糖以及糖酒购进的，而牙买加的食糖以及糖酒曾是用英国的制造品购进的，则这个商人就需要等待三个来回才可以收回资本。

假如上述两三次的不同的国外贸易刚好是由两三个不同的商人进行的，第二个买进第一个进口的货物，而第三个同时又购进第二个进口的货物以便重新出口，每一个商人获得其本人资本的利润就要更快；不过用于这个贸易的整个的资本的最后利润的回收依然将像前一个一样缓慢。投入这种迂回贸易上的资本，无论是属于一个商人，还是三个商人，对于国家来说，它并没有任何区别，即使它对于个别商人来说，或许有一些意义。为了用一定价值的英国制造品交换一定量的亚麻以及苎麻，在这两次交易当中所需的资本和用英国制造品和亚麻、苎麻直接相互交换比较，需要有三倍的相同资本，所以，投入这种迂回的消费品对外贸易的整个资本对于国家生产性劳动的鼓励以及扶持通常要小于用于同类较为直接的贸易的相同资本。

无论作为国内消费而买进的外国货物是什么商品，在贸易的性质方面，对于进行贸易的所在国的生产性劳动的鼓励以及扶持，其作用相同。比如说，假如它们是用巴西的黄金，或者秘鲁的白银购进的，则这个黄金以及白银像弗吉尼亚的烟草一样，它们都肯定是用那个国家的工业品，或者用那个国家的工业品交换来的东西购进的。所以，就国内生产性劳动而言，通过金银进行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具有其他任何迂回消费品的对外贸易的所有好处以及所有不便之处。它在偿还直接用于扶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中的快慢速度也将完全一样。但是，它要比其他方式进行的相同迂回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好像有一个优越之处，那就是这一些金属从一个地方运往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它们的体积小、价值高，所以要比其他相同价值的外国货物运费低一些。这是由于它们的重量小许多，保险费又并不高。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货物能够比它在运输中更加不易受损了。所以，用金银做中介，和用别种外国货物做中介相比较，我们常常用较小量的本国货物就可购买等量的外国货物。国内的需求用这种方式经常以较小的费用可比用其他任何方式获得更为充分的供应。因为要不断地出口这一些金属，这种贸易能否使国家贫困呢？这个问题我将在之后的章节当中作充分的说明。

任何国家投入运输业的部分资本都是从扶持这个国家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中抽取出来的，但是它却用以去扶持某一些外国的生产性劳动。即使通过每一次运作，用于这项贸易的资本能够偿还两个不同的资本，但是并没有一个是属于自己国家的。荷兰商人的资本将波兰的谷物运往葡萄牙，而从那里又将葡萄牙的水果以及葡萄酒带回波兰，通过每次这样的运作，它归还了两个资本，但是其中并没有一个资本用来扶持了荷兰的生产性劳动。其中的一个扶持了波兰的生产性劳动，另外一个扶持了葡萄牙的生产性劳动。当利润定期地回归到了荷兰，它就组成了这个贸易肯定给荷兰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所造成的全部的附加值。

当然，假如一个国家的运输业是用本国船只以及水手进行的，那么用于这个运输业的部分资本垫付了运费；这一部分资本就会调动起本国的一定数目的生产性劳动者，并且在他们中进行分配。实际上，几乎所有大量从事这样的运输业的国家都是这样的。这种贸易自身可能就是从此而获得的，这一些国家的人民都是往其他的国家运输货物的搬运夫。但是，这对于这个贸易的性质来说似乎并不重要。比如，一个荷兰商人可以用他的资本从事波兰以及葡萄牙间的商贸，并且他不用荷兰的船只，而是用英国的船只。能够设想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确是这样做的。

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运输业长期以来被认为对于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非常有利，由于英国的国防以及安全就取决于其水手以及船只的数目。不过不论是消费品的对外贸易，抑或是消费品的国内贸易，相同的资本可以雇佣同样多的水手以及船只，假如所必需的运输是用近海船只来进行的话，一定的资本可以雇佣水手以及船只的数目不取决于贸易性质，而是一部分取决于货物的体积和其价值的比例，一部分取决于货物运输的两个港口之间的距离，并且主要取决于这两个条件中的前面一个。比如，从纽卡斯尔到伦敦之间的煤炭贸易雇佣的船只就要比英格兰国内所有运输业雇佣的都多，即使这些港口并不非常远。所以，假如通过特殊的鼓励来强迫一个国家的较大多数资本投入运输业，而不是顺其自然地发展，则它不一定总是会增强该国的航运业。

所以，与投在消费品的对外贸易上的资本相比，投在国内贸易上的相同的资本常常能鼓励以及扶持国家更大量的生产性劳动；与此同时给国家的年产物增加比较大的价值。由于投在国外贸易中的资本在这两个方面要比投在运输业上的相同的资本具有更大的好处。显然国家的权力取决于财富，每一个国家的财富以及权力必须总是和一个国家年产物的价值互成比例，与包含支付全部税收的基金成比例。而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对象就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所以，它不应当给予消费品的对外贸易要比国内贸易以更多优惠、更多的鼓励，也不应给运输业要比对外贸易以及国内贸易以更多优惠。它也不应强迫或者引诱国家的大多数资本流入上述两个渠道，而应当听其自然自愿流入。

但是，上述的每种不同贸易都不仅仅是有利的，并且也是必要以及不可少的。当其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时候，无须限制，也没有必要施加暴力。

当工业的任何一个部门，其产品超过了国家的需求的时候，其剩余部分就必须要送往海外，交换国内需要的东西。没有这样的出口，国家的一部分生产性劳动就必须停止工作，国家的年产物价值就肯定减少。大不列颠的土地以及劳动力平常生产的谷物、毛织品以及五金制品都超过国内市场的需求。所以，剩余的部分需要送往海外，交换国内所需要的东西。只有通过这样的出口方式，剩余产品才可以获得足以偿还生产它所消耗的劳动以及费用的价值。沿海地区，所有的通航河流的两岸都是发展工业的有利位置，由于它们方便于出口以及把这种剩余产品交换当地更加需要的东西。

当用国内工业剩余产品购进的外国货物多于国内市场的需求的时候，剩余部分又必须送到海外，交换国内更加需要的某一些东西。英国用工业部分剩余产品每年从弗吉尼亚以及马里兰购进大概九万六千大桶烟草，不过大不列颠也许需要的烟草不超过一万四千大桶。所以，假如剩下的八万二千桶不可以送到国外去，交换国内更加需要的某一些东西，它们的进口就必须立刻停止。与此同时，现在从事加工用以购买那八万二千桶烟草的产品的那一些英国居民也都必须立刻停止工作。那一些货物，作为英国土地以及劳动产物的一部分，在国内并没有市场，并且被剥夺了其国外市场，就需要停止生产。所以，最迂回消费品的对外贸易同样也是扶持本国生产性劳动以及维持本国年产物价值所必要的。

每当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已增长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也就是它已不可以全部投入到提供整个国家消费、扶持本国生产性劳动的时候，其剩余部分自然就会投入运输业扶持其他国家的生产性劳动。运输业并不是国家富裕的自然原因，那些在非常倾向于运输业并且给予特殊鼓励的政治家看来是错误的，他们将结果和象征当做了原因。从土地以及人口的比例来讲，荷兰是欧洲最为富有的国家。所以，在欧洲的运输业当中它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英格兰或许是欧洲第二大富国，同理推测在运输业当中占有非常大的份额。但是，英格兰的所谓运输业经常不过是迂回的消费品对外贸易。在非常大的程度上，这些贸易就是将东西印度的货物以及美洲的货物运往欧洲的不同市场。这些货物常常都是直接用英国工业品购进的，或者用英国工业品购来的东西购进的。而这一些贸易最终带回的东西常常是供英国人使用或者消费的。在大不列颠河边的低地、地中海不同港口之间的这种贸易，还有由英国商人经营的在印度不同港口之间的这种贸易，或许才是大不列颠真正运输业的重要部分。

国内贸易的范围，还有可以投入国内贸易的资本的大小，肯定受到国内所有的遥远地区的剩余产品价值的限制。与此同时，国内各地区也有互相交换产品的要求。消费品的对外贸易可能投入的资本的大小，肯定受到全国剩余产品以及用它所能够购买的东西的价值的限制。运输业的范围，还有可能投入的资本的大小，又肯定受到全世界所有国家剩余产品的价值的限制。所以，它可能的范围和其他两种范围相比较在某种意义当中是无限的，并且也能吸收最大的资本。

对于私人利润的考虑是资本的所有者决定投资农业、制造业，或者某种批发、零售业的唯一的动机。在他的资本投入这种或者那种不同用途的时候，他的资本能够调动多少生产性劳动，能够给社会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增加多少，这一些事情他是向来没有考虑过的。所以，当农业在国家所有用途中最能够获利的时候，当耕作以及改良农业是走向辉煌财富最为直接的道路的时候，个人的资本当然就会投在这个对于社会最有利的用途上。但是，农业的利润在欧洲各个地区似乎比其他的用途并没有什么优势。确实，在欧洲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年来有一些规划家发表了很多动听而辉煌的报告，报道耕种土地以及改良土地所带来的丰厚的利益。不必对于他们的计算做什么深刻的讨论，简单看来，我们就能够知道他们的计算结果是错误的。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一生经营商业以及制造业就可获得非常大财富的人，并且他们发家的时候常是开始只有很小一点儿资本，有的时候甚至是白手起家。与此同时，用这么一点儿资本从事农业投资而发大财的例子在十八世纪整个欧洲或许一个都还没有。与此同时，在欧洲所有的大国当中，许多好地依然未被耕种，并且即便是耕种了的土地中大多数也远未改良到应有的程度。所以，几乎各地的农业都还可以吸纳比现在已经投入的大得多的资本。欧洲政策当中到底有一些什么条件使得在城镇经营商业要比在农村中经营商业获利更大，以至于使得人们都经常发现把他们的资本投入亚洲以及美洲这些最远的地区的运输业要比投入改良以及耕种家庭周边最肥沃的土地更加有利呢？在下面的两卷当中我将会详细说明。

卷三　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

第一章　论财富的自然发展

每一个文明社会的庞大的商业是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间进行的。它是由用原生产物和制造品的交换而组成的。这样的交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通过货币作为媒介，或者某种代表货币的纸币做媒介来进行的。农村供应城市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制造业的原料；城镇则用一部分制造品返回给农村居民来补偿这个供应。并没有也不会再生产任何生活资料的城市，可以非常恰当地说是从农村得到其全部财富以及生活资料的。但是我们绝不要因此而觉得城镇的收益就是农村的损失。双方的利益是相互的以及互惠的，而分工也刚好是，在这种场合和在所有其他场合一样，对于进入了这个分工的各个行业的人都有好处。农村的居民用要比他们自己去生产那些货物少得多的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买进城镇数量大得多的制造品。城镇为农村的剩余的生产物提供市场，或者为种植者们维持生活之外的东西提供了市场，在那个市场之中，农村居民用他们多余的东西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城镇居民人数越多，收入越多，则对于农村居民提供的市场也就越大，对于大多数人也更加有利。距离城镇一英里以内的地方生长的谷物在市场上出售的价格，和离城镇二十英里远的地方运输来的谷物价格一样。不过后者的价格常常不仅仅必须支付种植以及运往市场的费用，还要对于农场主提供普通的农业利润。所以，位于城镇郊区的农村的领主以及种植者除了普通的农业利润之外，在他们所卖的东西的价格当中还获得从较远地区把同类生产物运来的所有的运输价值；除此之外，他们在所购买的东西的价值中又节省了所有的运费。把任何一个非常大的城镇的近郊的土地耕种情况和距离该城镇有一些距离的土地的耕种情况相比较，你将会不难相信农村是怎样得益于城镇的商业。在那些长期被宣传的关于贸易不平衡的荒谬的推测当中，从来就没有一种敢于说农村由于和城镇的贸易吃了亏，或者城镇由于和维持其存在的农村的贸易而吃了亏。

依照常理，生活资料先于生活便利品以及奢侈品，所以生产前者的产业肯定要先于生产后者的产业。所以，提供生活资料的农村的耕种以及改良，肯定要先于仅仅提供便利品以及奢侈品的城镇的扩大。农村的剩余的生产物，或者说种植者维持生活之外的东西组成了城镇的生活资料，所以城镇才能用这个剩余生产物来扩大。当然，一个城镇或许并不总是只从其邻近的农村得到其全部生活资料，甚至也并不只是从本国得到其全部生活资料，而可以从很远的国家得到生活资料，这即使对于普遍的规律来讲也没有构成例外，却在不同年代以及不同国家中造成了富裕进程的非常大的不同。

总体来说，生活的需求构成的这种事物的顺序即使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但是在一般的国家里，都是由人的天生的喜好所促成的。假如人类的制度从来没有阻止那些天生的爱好，那么最起码在那个领土完全开垦以及改良之前，并没有任何地方的城镇可以扩大到超过该城镇所处的领土的改良以及耕种所能维持的程度。在同等或者几乎同等利润的条件下，许多人宁可把他们的资本用于土地的改良以及耕作，也不愿用于制造业或者对外贸易。把资本用于土地的人，资本在其视线之内，听其指挥，其财富的风险要比商人的小。商人常常只好把其财富交给大风大浪，由于把自己的财富交付给了远方国家的性格以及所处境况都不完全了解的人，肯定要遭遇更多的人类愚蠢以及不公平等不确定的因素。反之，地主的资本固定在他的土地的改良上，看来就和人间事务的本性一样安全保险。此外，农村优美的景象，乡村生活的愉快，还有它所带来的内心的宁静，但凡人类法律的不公并没有破坏它所提供的独立性的地方，这一切所拥有的魅力多多少少吸引着每一个人，并且由于耕种土地本是人类最初的目标，所以在其生存的每一阶段，看来对于这个原始的职业都保有一种特殊的好感。

当然，没有工匠的协助，耕作土地不会不遇到巨大的不便以及不断的中断。铁匠、木匠、制造车轮的工人、制作犁头的工人、泥水匠、砌瓦匠、制革工、鞋匠以及裁缝，他们均是农场主经常雇佣的人。这类工匠有时也需要相互帮助。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不像农场主那样需要固定在一个地方，他们当然都定居在相互邻近的地方，然后形成一个小镇或者村。屠户、酿酒师、面包师，再加上很多其他的偶尔需要以及相互用得着的工匠以及零售商贩的入伙，他们对于小镇的进一步扩大又作出了贡献。城镇的居民以及农村的居民彼此相互服务。城镇是农村居民用他的原生产物交换制造品的一个集市或者市场。正是这种商业往来给城镇居民提供了他们工作的原料以及生活的手段。他们卖给农村居民的制成品的数量肯定调控着他们购买原材料以及粮食的数量。所以，他们的就业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扩大必须和农村对于他们的制成品的需求的扩大成比例，而这一需求，又只好随土地的耕作以及改良的推广而扩大。所以，假如人类的制度从来没有干扰过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则城镇财富的不断增长以及城镇的增长在每一个政治社会中都将是其肯定的结果，并且它们和领土或者农村的进步以及耕作成比例。

在我们的北美殖民地，现今并没有开垦的土地依然以非常便宜的价钱便可以买到，并且在任何一个城镇里都还没有建立起任何的远销外地的制造业。当一个工匠得到的资财超过了他为了供应邻近农村而进行生产所必需的数额的时候，在北美他并不企图用它建立一个远销外地的制造业，而是把它用于购买以及改良开垦的土地。他从一个工匠变为一个种植者，无论是哪个农村为工匠们所提供的高工资以及便宜的生活资料，都无法收买他去为他人干活，他只愿意为自己干活。他感觉工匠是他的雇主的仆人，他是从雇主那儿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而一个种植者耕作自己的土地，他从他自己的家人的劳动中得到他必需的生活资料，就是一个真正的主人，他独立于整个的世界。

反之，在一些农村当中，那里既没有还未开垦的土地，也没有用便宜的价钱能够获得的土地，每一个资财超过了他能用于邻近地区临时工作的工匠都会竭力为销往比较远的地方制造产品；铁匠建起某种铁厂，纺织工建起某种亚麻布以及毛织品制造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些不同的制造业又渐渐地再进行分工，从而使它们获得多方面的改良，这些是能够非常容易想象得出而无须作任何的进一步解释的。

在寻找资金的用途的时候，在利润相等或者几乎相等的条件下，制造业自然优先于对外贸易；同样在寻找资金的用途的时候，自然农业优先于制造业。由于地主或者农场主的资本要比制造业者安全，同样制造业者的资本因为随时都在其视线以内以及自己控制之下，而要比外贸商人的资本安全。确实，每一个社会剩余的原生产物以及制造品，或者是国内已无需要的那些产物必须送往国外交换国内有某些需要的东西。不过把这些剩余产物送往国外的资本是外国的或者是本国的，是无关紧要的。假如社会并没有足够的资本耕作其所有的土地，与此同时把其全部原生产物进行最为完善的加工，则为了使社会的全部资本都能更好地利用起来，即便是由外资出口原生产物，也对于社会有非常大的好处。古埃及、中国以及印度的财富充分说明，一个国家即便其绝大多数的出口贸易是由外国人进行的，也可以达到高度的富裕。假如只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资本才能用于出口其剩余生产物，我国北美以及西印度殖民地的进步将缓慢得多。

所以，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每一个成长中的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本首先是投向农业，然后才是制造业，而最后才是对外贸易。事物发展的顺序十分自然，在每一个多少拥有一些领土的社会，我相信这一发展顺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直被遵守着的，只有在某些土地已经开垦好了之后才可以建立起大的城镇。只有在那些城镇里已经有了某些粗糙的制造业之后，人们才可以非常好地思考从事对外贸易。

但是，即使在每一个这样的社会里，事物发展的这个自然顺序在某种程度上都肯定产生过，在所有现代的欧洲国家中，在很多方面这个顺序却被完全颠倒了。它们的某些城镇的对外贸易引进了外国所有精制造业，或者说适合于远销的制造业；与此同时，制造业以及对外贸易一起带来了农业的主要改良。那些国家最初的统治的性质所引入的生活方式以及习俗，在那个统治大大地被改变之后所保留下来的那些生活方式以及习俗，肯定强迫它们采取了这个不自然以及倒退的顺序。

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古代欧洲农业受到的抑制

当日耳曼以及塞西亚民族横行于罗马帝国的西部各省的时候，这样大的一个变革所带来的混乱的状态持续了几个世纪。野蛮人对于当地居民所施行的掠夺以及侵犯中断了城镇和农村间的商贸往来。城镇没人居住，农村土地没有人耕种，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曾经享受过极其富裕的欧洲西部各省沦入了最贫困以及野蛮的状态。在这些混乱状态持续的时候，那些民族的酋长以及主要头人获得了或者篡夺了那些国家的大多数土地。其中绝大多数土地都未被开垦，不过不论是开垦了的或者并没有开垦的都有了主人。所有的土地都被占有，并且绝大多数被少数所有者独占。

对于未开垦的土地的最初占有，即使是一个极大的罪恶，但是可能也只是短暂性的。通过继承或者转让，土地非常快就可能被重新分割成非常多小块。不过长子继承法阻碍了它们通过继承进行分割；然而限定继承法的实行又使土地不得通过转让而分割成非常多小块。

当土地就像动产一样仅仅被视为生活以及享乐的手段的时候，自然继承法就能够把土地像动产一样划分给一个家庭的所有子女，所有子女的生活以及享乐可以认为对于当父亲的都是一样的可贵。所以，罗马人实行了这一自然继承法，罗马人在继承土地方面和我们分配动产一样不分长幼，不分男女。不过，当土地不仅仅被视做是生活的手段，并且是权力以及防卫的手段的时候，它就被认为最好是不被分割地传授给一个人。在那一些混乱的年代，每一个大地主都是一个小的国君，他的佃户即是他的臣民。平时他是他们的法官以及在某一些方面的立法者，战争的时候是他们的领袖。依据他自己的处理权，他经常向他的邻居宣战，有的时候甚至向他的国王宣战。所以，一个地主庄园的安全，庄园主可以向居住在里面的人们提供的保护就决定于土地的大小。分割它即是毁灭它，就是把其每部分置于让其入侵的邻人压迫以及吞并的威胁之下。所以，长子继承法在地产的继承中并不是立刻产生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产生的。为了相同的理由，在君主国的继承当中通常也采用了长子继承法，即使在开始建立这个制度的时候并不总是如此。为君主国的权力，也是为了安全，不会被分割而减弱，君主国需要把权力整个地传授给子女中的一个。传授给子女中的哪个，这样重要的一个人将是谁，则必须由某些共同的规则来决定，这些共同的规则又不可以建立在个人的功劳这个能够使人质疑的特征上，而必须建立在某些不容置疑的简单而明显的区别上。在同一个家庭的众多子女当中，唯一能够没有争议的区别就是性别以及年龄。男性普遍地被认为要比女性更优秀，而当所有其他的方面都是相同的时候，年长的任何一个又都被认为要优于幼小的。这就是长子继承权的源头，也是所谓的直系继承权的来源。

法律经常是在最初产生它们的环境变化了之后很长时期内还继续有效，并且也只有那些环境才可以使它们成为合理以及有效的。在目前欧洲的状态之下，只有一英亩土地的所有者和拥有十万英亩土地的所有者一样安全。但是，长子继承权依然继续受到尊重，并且在所有的制度中它是最适于维持家族骄傲的制度，它或许还要持续好几个世纪。另外一方面，一种只使家庭中一个子女变得富而所有其他的子女变穷的权利是最违反一个大家庭的实际的利益的。

限定继承法就是长子继承法发展的自然的结果。它们是被用来保持一定的直系继承。关于直系继承的想法首先就是由长子继承法引出来的，并且也是为了阻止其后的某一继承人以遗赠或者转让的名义，或者由于其后某一继承人的愚蠢或者不幸，使其原始的地产的任何一部分落入旁系之手。这些法律罗马人是全然没有的。即使某些法国法学家觉得不妨用现代制度的语言以及装束去套在那些古代制度的上面，但是法国的继承人预定法或者嘱托遗赠法都与限定继承法无任何相似之处。

当大的地产是一种封邑的时候，限定继承法或许并不是不合理的。就像某些君主国家所谓的基本法一样，它们经常可以使成千上万人的安全不至于因一人的任性或者奢侈浪费而受到危害。不过在欧洲现今的状态之下，当小的庄园以及大的庄园同样获得他们国家的法律的保护时，那就没有什么能够比那些法律更为荒谬的了。那些法律是建立在一种最荒谬的设想上的。那就是每代的后人，他们对于土地并没有平等的权利，与此同时对于土地所属的一切也没有同等的权利；这一代人的财产应当受到也许是五百年前，死去的那些人的幻想的限制。但是，限定继承法依然流行于欧洲的绝大多数地区。在那些国家当中，高贵的出身是享受文职或者武职荣誉的必需的资格。限定继承法被认为是维系贵族担任高官以及享受荣誉的特权所必要的，同理，那个阶层篡夺了对于其余同胞的一种不公平的优势之后，担心他们的贫穷会让这一优势变得荒谬可笑，所以认为他们还应有另外一优势才合理。确实，英格兰的习惯法听说是厌恶永久所有权的，所以在英格兰他们要比在其他的欧洲君主国家受到更多的限制，即使英格兰并不是完全没有这些所有权。在苏格兰五分之一以上，也许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现在根据推测都仍然在严格的限定继承法的控制之下。

如此一来，未开垦的大块土地不仅仅被一些特殊的家庭所霸占，并且再也没有把那些土地重新分配的可能。但是，很少有一个大土地的所有者是一个大的土地改良者。在产生这样野蛮制度的混乱的时期，大的土地所有者完全从事于保卫他的自己的领土，或者从事于扩大对于其邻人领土的管辖权。他并没有空闲来关注土地的开垦以及改良。当建立起来了的法律以及秩序给他提供了这种闲暇的时候，他又常常缺乏这种爱好，并且还几乎总是缺乏那种必要的才能。假如他的家庭以及个人的开支和他的收入相等，或者超过其收入，这是常常发生的事，那么他就更加没有资本来用于这一方面了。假如他是一个节俭的人，他通常会发现把他每年的积蓄用于购买新的地产要比改良其旧有的地产还更加有利可图。要想通过改良土地获得利润就像从事所有其他的商业项目一样，要求小心翼翼地节省一分一文，而这对于一个出身在有钱人家的人，即便生性节俭，也是不太可能的。处在这种境地的人自然乐于关注让他的想象感到快乐的装饰品，而不会乐于去关注他极少有机会获得的利润。服饰的高贵、车马的华美、房屋以及家具的高雅才是他所习惯于关切的对象。当他想到土地的改良的时候，这种习惯自然形成的性格也就会接踵而来。他或许会在他房屋的附近用十倍于改良土地价值的费用来装饰四五百亩土地，并且他发现假如他真的用这种方式去改良他的整个庄园，即便他再无其他嗜好，在完成对于其庄园的十分之一的改良之前，他也就破产了。在联合王国的两个部分中，现今依然有一些大的庄园自从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以来一直没有间断地保留在同样一个家庭的手中。把那些大庄园的现在情况和其邻近的小所有主的情况相比较，你就会相信，这类庞大的财产是多么不利于改良。

假如对于这样一些大的所有者都无法指望什么改良，那么对于他们下面的那一些占有土地的人就更加无法有什么指望了。在欧洲的古代的状态，土地的占有者都是可以随意退租的佃农。他们都是，或者几乎都是奴隶，但是他们是属于比古希腊以及罗马，甚至今天我们的西印度殖民地的奴隶要温和的一种奴隶，他们一般被认为更多的是直接地依附于土地，而并不是依附于他们的主人。假如征得主人的同意，他们能够结婚，并且主人以后无法拆散他们的婚姻，把男人以及妻子卖给不同的两个人。假如主人残害或者杀害了其中的任何一人，主人或许要受到某种惩处，即使通常都非常轻。但是，他们无法获得财产，假如有，主人能够随意拿走。这种奴隶所能进行的任何耕作以及改良实质上都是他们的主人进行的，用的是主人的钱。种子、牲畜还有家具全都是他的，并且也是为了他的利益，这种奴隶除去他们每日的生活所需外，什么也无法得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确切地说，是所有者占有土地，他的奴隶耕作土地。这一种奴隶现在仍存在于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波希米亚、马尔维亚还有德国其他地区。只是在欧洲的西部以及西南各省，这种奴隶制才逐渐地完全废除了。

不过，假如无法指望大的所有者对于土地进行巨大的改良，则当他们利用奴隶作为工人的时候，就更不可能有所指望了。我相信各个世纪以及各个国家的经验都证明，由奴隶完成的工作即使看似只花费了维持他们生活的费用，而最终是花费最贵的。一个人不可能拥有财产，无法有别的利益的时候，就只能是尽量多地吃，尽量少地劳动。任何超过了购买其生活资料的工作除非用武力压榨，是无法挤出来的，由于他不会有任何兴趣。在古意大利，当耕作落入奴隶的管理之下的时候谷物的耕种便退化了不少，它变得对于其主人是如此的无利可图。关于这一点普林尼以及科拉麦拉，在其著作当中都曾有所说明。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古希腊谷物的耕作也并没有好多少。在柏拉图法律当中所描写的理想的共和国，柏拉图说过，想要养活五千个懒惰的人（假设为了国防所需的战士的数目）还有他们的妻子以及奴仆，将需要一块就像巴比伦平原那么无边无际而又肥沃的领土。

人的傲慢让人喜爱统治，并没有什么事情要比只好低声下气去劝说其下属更加使人感到耻辱的了。所以，但凡是法律许可的地方，凡是工作的性质可以这样做的地方，地主常常都是宁愿用奴隶而不用自由人。种植蔗糖以及烟草能够提供使用奴隶耕作的费用；如此看来，种植谷物在现在就无法提供这种费用。在重要农作物是谷物的英属殖民地，绝大多数的工作是由自由人完成的。宾夕法尼亚教友派教徒最近所作的解放所有的黑奴的决议能够使我们相信他们的奴隶的数目不可能非常大。假如他们构成了教友派教徒们的大多数财产，这样一个决议就不会被通过。反之，在我们种植蔗糖的殖民地，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奴隶完成的，而在我们耕种烟草的殖民地，大多数工作也是由奴隶完成的。在我国西印度任何的一个殖民地，蔗糖种植的利润一般情况下都要大大地高于在欧洲或者美洲所有的其他种植的利润。种植烟草的利润即使低于种植蔗糖，但是如前所述：高于种植谷物。这种烟草以及蔗糖都可提供使用奴隶耕种的费用，并且蔗糖能提供得要比烟草还多。所以，在我们种植蔗糖的殖民地，黑人的数目和白人的比例要比在种植烟草的殖民地更多。

紧随着古代的奴隶种植者以后逐渐产生了一种现在法国所谓的对于分佃农的农民。他们在拉丁文中称为Coloni Partiarii。他们在英格兰已经消失非常久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的英文名词是什么。所有者为他们提供种子、牲畜以及农具，简而言之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全部资产。平时在扣除判定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之外，其余生产物地主以及农民平分；当农民离开农场或者被逐出农场的时候，则资产要归还于地主。

耕种这种佃农所拥有的土地所需全部费用像由奴隶耕作的时候一样，全部由所有者负担。但是，他们两者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这样的佃农是自由人，能够拥有财产，享有一些比例的土地生产物，为了让他们所得的比例可以同样的大，他们的明显的利益即是让生产量尽可能的大。反之，一个除了糊口无法拥有任何的东西的奴隶考虑到自己的清闲，总是让土地的生产量尽力地不超过维持他生活的所需。或许是部分基于这种的好处，部分则基于君主经常忌妒大的领主，然后渐渐鼓励奴隶反抗地主的权力，最终使得这种奴役变得十分困难，以致奴隶耕作制渐渐在欧洲的绝大多数地区消失。但是，这样重大的一个变革所发生的时间以及方式却是现代史中最为模糊的问题之一。罗马的教会自称对于此事有巨大功劳，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早在十二世纪亚历山大三世时就发布了普遍释放奴隶的教皇训令。但是，这个训令好像只是一个虔诚的告诫，并不是法律，仅仅是要求信徒严格遵守。奴隶制后来几乎普遍地又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一直到后来因为上述两种利益——所有者的利益以及君主的利益——的联合行动才渐渐被废止。被解放了的同时被允许继续拥有土地的奴隶自己并没有资产，只好通过地主贷给他的东西才可以耕作，因而就变成了法国的所谓的对分佃农。

但是，把他们可能从自己的份额的生产物当中节省出来的任何一点儿资产投入进一步改良土地，无论怎样也绝对不可能是这最后一类耕种者的利益。由于地主不投入任何的东西，却要得到任何生产物的一半。什一税，即使仅仅是生产物的十分之一，但是仍然被认为对于改良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障碍。所以，一个达到二分之一的税肯定对于改良形成一个有效的障碍。用所有者提供的资产让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物或许是对于分佃农的利益，不过把其自身的任何资产也混合进去绝对不可能是他的利益。在法国，整个的王国的六分之五的地方听说仍然是由这种耕种者在进行耕作，所有者们都抱怨分佃农总是利用一切机会用主人的牲畜进行运输，并不是进行耕作；由于在前一种场合他们获得的利润所有归他们自己，而在后面一种场合他们获得的利润必须和地主分享。这种佃农在苏格兰的某一些地区依然存在。他们被称为钢弓佃农。男爵吉尔伯特以及布莱克斯顿博士说到的地主的仆从而并不是真正的农民的古代英国的那一些佃农，或许就是这一类。

在这种佃农以后产生的才是真正的农民，即使产生的过程非常缓慢，并且是渐进的。但是他们用自己的资产耕作土地，向地主支付一定的地租；这一些农民有个为期几年的佃期，他们有的时候可能发现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应当投入自己部分的资金对农场进行进一步的改良；由于他们有的时候可能指望在租佃期满之前延长租佃以获得更加大的利润。但是，即使这样，农民的财产长期以来也是非常不安全，直到现在在欧洲的部分地区依然如此。他们在租佃期满之前被一个新的买主合法地赶出租佃地，在英格兰甚至可以通过一个恢复原状的虚假诉讼而被人赶出租佃地。假如他们被主人用暴力非法地驱逐出去，他们要求赔偿的诉讼规则非常不完善。诉讼的赔偿常常无法恢复他们的土地，给他们的损害的赔偿费从来就无法达到真正损失的数目。甚至在英格兰，或许是欧洲自耕农最受到尊重的国家，也是一直到亨利七世第十四年才制定了收回不动产的诉讼，佃农才能够获得损害赔偿费以及财产，但是他的要求不一定在一次巡回审判中能获得全部满足。这个诉讼法被发现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救济方法，现今地主在为土地的占有权进行起诉的时候还在利用它，相反他很少利用真正属于他作为地主的那一些诉讼法，即不用地主的名义按照权利令状起诉，而常用佃农的名义按照接收回不动产令起诉。所以，在英格兰，佃农能够享受到和所有者相等的安全。除此之外，在英格兰，一年之内纳租价值四十先令的终身租佃仅仅是完全保有的地产，拥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投票权，并且由于大多数的自耕农拥有这类完全保有的地产，还有基于他们所得到的政治上的重视，整个阶层都变为了受到他们的地主尊重的人。我确信在欧洲除了英格兰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任何地方有佃农在他并没有租佃的土地上修盖房舍的例子的，并且相信地主的自尊心也让他不会去趁机利用这些设施。这些对于自耕农如此有利的法律以及习俗，也许对于现今英格兰的荣耀所作的贡献要比他们所吹嘘的全部商贸规章条款加在一起还大。

据我所知，保障最长期的租佃而不遭受各种继承人的干扰的这个法律是大不列颠特有的。这一法律早在1449年由詹姆斯二世的一个法令被引入了苏格兰。但是，其有益的影响一直受到限定继承法的严重破坏；限制继承法的继承人常常不允许租佃期过长，经常是不超过一年。在这个方面议会最近通过的一道法令对于这些桎梏多少放松了一点，但是它们仍然过紧。除此之外，在苏格兰因为租佃土地的人并没有选举议员的投票权，依据这个原因，自耕农就不像在英格兰那么受到地主的尊重。

在欧洲的其他部分，在人们发觉保证佃农的租期能对抗继承人以及购买者的侵害之后，他们的租佃期依然被限制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比如在法国是从开始租佃之日起的九年。当然，在法国，租佃期近年来延长到了二十七年，对于鼓励佃农进行最为重大的改良来说，这个时期仍然太过短。

土地的所有者在过去都是欧洲各个地方的立法者。所以有关土地的法律都是为了他们所设想的，为所有者的好处而制定的。他们觉得他们前人所批准的租佃期限不应该妨碍他们在一个长的时期内充分享受其土地的价值，这才是他们拥有的利益。贪婪以及不公总是眼光短浅的，他们无法看到这一规章肯定破坏改良，所以最终伤害了地主的真实的利益。

依据推测，农民在古代除去交付地租以外，还需要为地主服许多劳役。它们既没有在租约之内明文规定，也没有用任何明确的条款规定，仅仅是依据庄主或者男爵的需要。所以，这些劳役几乎完全是随意性的，给佃农增添了许多烦恼。在苏格兰，在租约当中取消了所有没有明文规定的劳役。这一取消在几年之内大大改变了苏格兰自耕农的生活条件。

自耕农所应服的公役和对地主私人应服的劳役一样沉重。修路以及维护公路是我相信到现在仍然存在于各处的劳役。在不同的国家仅仅是压迫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公役并不止于这一种。当国王的军队，当皇室或者皇室的官员们经过国家的任何一个地区的时候，自耕农都需要向他们提供马匹、车辆以及粮食，而价格则由食物的征发官规定。我确信大不列颠是欧洲唯一一个取消了食物征收的压迫的君主制国家。在法国以及德国，它依然继续存在。

他们所应当缴纳的官税同劳役一样既没有明确规定，又非常沉重。古代的领主非常不愿意给予他们的国王任何金钱上的资助，但是非常乐意让国王向他们的佃农征收所谓的贡税，由于无知而无法预见，这样做最终肯定会很大地影响到他们自己的收入。现在法国依然存在的贡税就可以作为古代的那些税收中的一个例子。它是对于农民的假定利润所征收的一种税，是由他们依据农民在农场里所有的资产而估算出来的。所以，资产显得尽量的少，结果用于耕作的也是尽可能的少，甚至并没有资产用于土地改良，这就刚好合乎农民的利益。假如在一个法国的农民手中聚集了某些资产，那么贡税就几乎等于是禁止农民把它投入到土地上去。除此之外，这个税还被认为对于缴纳它的人是一种屈辱，降低他的身份，不仅仅低于绅士，甚至低于自由民的身份，因为只有租种别人的土地的人才必须交纳它。没有一个绅士，甚至没有一个有资产的自由民甘愿受这种耻辱。所以，这个税不仅仅阻碍着农民把积累起来的资产用于土地的改良上，并且还把其他所有的资产都从土地上赶走了。在英格兰早些时候非常普遍的什一税以及一几五税在它们对土地的影响方面似乎和贡税具有同样的性质。

在所有的这些阻碍下，无法指望土地耕作者能对于土地进行任何的改良。这一阶层的人即使有法律给他们的自由以及安全感，但总是必须在很大的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改良。农民和土地的所有者相比就好像一个借钱做买卖的商人和一个用自己的钱做买卖的商人一样。两者的资产都能够增长，不过前者的资产即便用一样的精心的运作总是增长得要比后一个慢得多，由于贷款的利息要花去大多数的利润。农民以相同的方式耕作的土地只有以一样精心的运作才会有所改良。农民耕作的土地因为生产物的大多数交了地租，其改良的速度也要比土地所有者耕作的土地改良得缓慢。假如农民本人是土地所有者，他就能够把用作地租的那一部分用于进一步的土地改良。除此之外，从事物的本质来说，农民的地位低于土地所有者，在欧洲的大多数地区，自耕农都被看做低层人民，甚至低于较好的商人以及技师，并且在欧洲的所有各处低于大商人以及制造业主。所以，不可能有一个有非常大的资产的人为了将自己置身于较低的地位而放弃和上等人在一起。所以，甚至今日在欧洲，极少有什么资金会从其他行业转向土地的改良以及从事耕作。或许在大不列颠要比在欧洲其他国家多一些，不过即便是在英国，大一点儿的用于农业耕作的资金一般也均是从农业耕作上所得到的资金。自然，农业耕作这个行为或许是获取资金最慢的一个行业。但是，除了小土地所有者之外，富裕的大土地所有者在各个国家都是土地的主要改良者。这种人在英格兰或许要比其他欧洲君主国家还要多一些。在荷兰以及瑞士伯尔尼的共和体制下，听说农民的地位不低于其在英国的地位。

除去所有这些外，欧洲的古代政策对于土地的改良以及耕作——无论是土地所有者进行的，抑或是农民进行的——都是不利的。第一，并没有特许证普遍地禁止谷物出口，这一点好像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制度；第二，法律荒谬地禁止大量的收购、囤积以及预购，还有授予集市以及市场的特权对于国内贸易所加的限制，不仅仅是对于谷物贸易的限制，几乎是对于所有各种农产品贸易的限制。前面已然指出过他们怎样禁止谷物出口，鼓励外国谷物的进口，从而如何破坏了欧洲土地天然的最肥沃条件，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所在地古意大利的耕种，对于这种商品的这类限制加上普遍的禁止出口，肯定挫伤了土地使它没有那么肥沃。天然条件并没有那样有利的国家的耕种，它的伤害程度之深也就不是那样容易想象得出来的。

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的兴起与进步

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城市居民的处境并不会比乡村居民好。当然，他们被看做是一种和古代希腊以及意大利共和国的最初居民十分不同的人。后者主要由地主构成，他们是最开始分割公共土地的人，他们认为把他们的房屋建在彼此的附近，环绕以围墙，来进行共同的保卫比较方便。反之，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地主好像一般住在各自地产的城堡内，住在自己的佃农以及依附者中间。城市主要由商人以及技工居住，他们在那个时候似乎处于一种奴隶或者近似奴隶的地位。我们发觉，向某些欧洲主要城市居民颁布的特许状所赋予的特权，足以表明在此之前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民被赋予的特权有：并没有经过领主许可，能够让自己的女儿出嫁；自己死之后，由子女而不是由领主继承自己的财物；能够订立遗嘱，处置自己的遗产。由此可见，在赋予这些特权之前，他们完全或者将近和乡村土地占用者一样，处在奴隶的境地。

确实，他们好像是一种十分贫穷、低贱的人民，他们常常带着货物，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集市到另外一个集市，四处求售，就好像现今沿街叫卖的小贩一样。在那个时候欧洲所有的国家，税捐是向旅行者的人身以及货物征收的，当他们经过某些庄园的时候，当他们通过某些桥梁的时候，当他们在集市上带着货物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当他们在集市上设立摊点的时候。这一些税收在英格兰称做过境税、过桥税、落地税以及摊贩税。有的时候由国王，有的时候由大领主——他在某一些场合好像有权这样做——特许某一些商人，特别是住在他们自己领地以内的商人免纳所有这些税捐。这一些商人因此称做自由商人，即使在其他方面还是处于奴隶地位或者接近奴隶的地位。他们常常向自己的保护人每年缴纳一次人头税，作为回报。在那个时候，没有金钱上的考虑是不会给予保护的，这种人头税或许可以看做是对于保护者因他们免纳其他各税所遭受损失的补偿。在开头，这种人头税以及这种豁免，二者似乎完全只限于个人，仅仅影响到具体的个人，当他们在世的时候，或者凭他们的保护者的好恶。从几个英格兰城市的土地勘察所公布的十分不完全的记载来看，有的时候常常提到某一市民，为了这种保护向国王或者向某些其他大领主所缴纳的税收是多少；有的时候仅记载所有这些税收的总数。

不过不管城市居民的最初处境是怎样低贱，他们看来显然要比乡村土地占用者获得自由以及独立早得多。国王收入中有部分是这种城市人头税，常常由国王定出税额，在一定年限之内包给他人代为征收，有的时候是包给各郡的司法行政官，有的时候是包给其他的人。市民们经常自己获得足够的信用，被允许承包本市这种税收，对于全部税收共同地、分别地负责。用这种包税方式，我相信对于欧洲各国君主的一般经济是最为合适的，他们经常将整个庄园交给全体的佃农包办，后者共同地、分别地对于全部税收负责；但是作为回报，允许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去收集，并且经由自己的官员之手交入国王的国库，如此就完全免受国王官吏的羞辱；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在开瑞，城市税收或许是包给市民代征，就像包给其他的承包人一样，仅限于一定的期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形成了一种普通的做法，永久地包给市民代征，税额嗣后永远不改变。纳税就这样变为了永久的，作为回报的豁免当然也就成为永久的。所以，这种豁免已经不再是个人的，之后无法看做是给予个别人，而是给予某个城市的一切市民，所以，城市称做“自由市”，市民称为“自由市民”或者“自由商人”。

城市市民除去享有这种权利以外，还被普遍赋予上述的各种特权，也就是嫁女权、子女承继权以及遗嘱处理财产权。之前这种特权是否常常和贸易自由一道赐给作为个人的某一些市民，我不了解。我想或许是这样，即使我提不出什么直接的证据。不过，无论情况如何，贱民地位以及奴隶地位的主要特征已经这样从他们身上涤除，从我们现在“自由”一词的含义来说，他们这个时候最起码是变得真正的自由了。

还不只这样，他们在这个时候一般构成了一个社团或者市区，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以及市议会，有权为自己的治理制定法规，有权建立城垣实施自卫，有权命令自己的全体的居民接受一种军事训练，让他们负担警戒以及防守的义务，这就是说，在古代所理解的，不论黑夜以及白天，都要保卫以及防守这一些城垣，防止一切的进攻以及偷袭。在英格兰，他们一般能够免于向州郡法庭提出诉讼，他们之间所有的诉讼除公诉之外，均可以由自己的市长裁决。在其他的国家，常常赋予市长们以更大得多以及更广泛得多的司法权。

对于容许其包征自己税收的城市，或许必须给予它们以某种强制性的司法权，使之可以迫使自己的公民纳税。在那样混乱的年代，假如让它们到任何其他法庭去寻找这种裁判，或许是非常不方便的。不过这看起来好像是令人吃惊的：欧洲所有各国的君主，为何要通过这种方式，用一部分税收——它在所有的各种税收中，伴随着事物的自然发展而增加，既不用自己费钱，也不用自己费心——去交换一种固定的永远不可能增加的租税？除此之外，为何他们要通过这种方式，就在自己领土的中心，建立一种独立的共和国？

为了明白这一点，需要记住：在那个时候，欧洲并没有一国的君主有力量在他的整个国土当中保护他的臣民的弱小的部分，使之不受到大领主的压迫。那些法律无法保护、自己又并没有强大到足够捍卫自己的人们，就只有两种出路，要么去请求某一个大领主的保护，为了获得这种保护，他只好变成他的奴隶或者农奴；要么成立相互的保卫的同盟，以便彼此共同保护。城市的居民当做单独的个人来看，是没有力量捍卫自己的；不过和邻人们建立互卫同盟以后，他们就可以进行不容轻视的抵抗。领主们鄙视市民，将他们不仅看做是另外一个阶级的人，并且看做是被释放奴隶的一部分，几乎与自己是不同的族类。市民的财富总是激起领主们的嫉妒以及愤怒，一有机会就掠夺，毫无怜惜之心以及懊悔之意。市民自然是憎恨以及畏惧领主。国王也憎恨以及畏惧领主；他即使也鄙视市民，却并没有理由要憎恨以及畏惧他们。所以，共同的利益促进市民支持国王，也促进国王支持市民，共同反对领主。市民们就是国王的敌人的敌人，尽力使得这一些敌人的敌人安全以及独立，是符合国王的利益的。国王让市民们能够有自己的市长，为了实行自治，有制定法规的特权，可以建立城垣以实行自卫，能让所有的居民接受一种军事训练，这样一来，他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就赋予了市民来保证安全以及独立于贵族的一切手段。不建立这种非常正规的政府，就没有这种强迫居民按某种计划或者制度行事的权力，任何的自愿的互卫联盟都无法使他们得到永久的安全，也无法使他们给予国王以任何的重大的支持。赋予他们以永久的包征本市赋税的权利，国王就从自己想要让它成为自己的朋友，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使之变成自己的同盟军的人心中驱除了所有妒忌以及猜疑的基础，不怕他在以后会压迫他们，或者是提高他们城市的租税，或者是将其包给其他人去征收。

所以，与他们的领主最为不和的君主，似乎也是在给予城市这种特权方面最慷慨的君主。比如，英格兰的约翰国王对于他的城市好像是毫不吝惜的恩人。法国的腓力一世对于他的领主丧失了所有的权威。依据丹尼尔神甫说，到他统治的后期，他的儿子路易——之后称为肥路易——曾经和国内各主教商量，什么是约束大领主暴力的最适当的办法。主教们有两个建议：一是在国王领土之内的每一个大城市设立市长以及市议会，以建立一种崭新的管辖体系。二是组织一个新的民兵，让各城市的居民在各自的市长统帅之下，在恰当的场合开出去支援国王。依据法国考古学家的意见，法国城市的市长以及议会制度应从这个时期算起。正是在苏阿要比亚王室各国王统治衰落的时候，德国大多数的自由市首次被赐予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特权，著名的汉萨同盟第一次变得难以克服。

在那个时候，城市民兵好像不弱于乡村民兵，因为他们在紧急的时候可以较为迅速地集合，常常在和邻近领主的争执中占据优势，在意大利以及瑞士这样的国家，城市距离政府的主要中心较为遥远，因为本国的天然力量，还有其他原因，城市一般变成了独立的共和国，在本地区战胜了所有贵族，强迫它们拆除自己在村庄的城堡，像其他的平民一样，住在城市。这就是伯尔尼还有瑞士其他几个城市的简史。假如你把威尼斯——这个城市的历史略微有不同——除外，所有的意大利各个重要的共和国的历史也是如此，在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初，其数目巨大，时起时落。

像法国或者英格兰这样的国家，国王的权威即使常常非常低，却又没有完全被摧毁，因此城市并没有机会变得完全的独立，但是，它们已经变得这样大，所以除去上述城市的包税以外，未经它们自己同意，无法向它们课税。所以，请求它们派遣了代表，去首都的国会，和僧侣、贵族一道，在紧急的场所，给予国王以某种特别的援助，城市一般是十分拥护国王权力的，因此城市的代表有的时候在这些会议中被国王利用来对抗大贵族的权威。这就是欧洲各大君主国议会当中的城市代表权的起源。

按照这种方式，在城市建立了秩序良好政府，随之是个人的自由以及安全，这个时候乡村的土地占用者还处在各种暴政的压迫之下。处在这种没有自由状态之下的人们，自然以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为满足，由于得到更多的东西，只会诱使他们的压迫者更为横暴。相反，当人们的确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时候，他们当然会用来改善自己的状况，不仅仅要获得生活必需品，并且要获得生活便利品以及娱乐品。所以，以获取比必要生活资料更加多的东西为目的的产业，在城市早在乡村土地占用人普遍都那样去做之前就建立起来了。假如受到奴隶制奴役的贫苦耕者手中积累了一点资财，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对他的主人隐瞒起来，不然它就会落到主人手中，并利用第一个机会逃到城市中去；那个时候的法律是偏袒城市居民的，是非常想削弱领主对于乡村居民的权力的，所以假如逃到城市的人能隐藏一年，不被他的领主捕获，他就永远的自由了。所以，在乡村勤劳的居民手中积累的资产自然会向城市寻求保护，这是可以确保资财操在获取人手中的唯一的避难所。

当然，城市居民最后总是需要从乡村取得自己的生活资料还有劳动的全部原料以及工具。不过，位于海滨或者通航河道两岸的城市，却不一定要限于从附近乡村获得这些东西。它的活动领域要更加宽广，可以通过用自己勤劳的制造品，或者是扮演不同国家间的贩运人的角色，去从世界上最为遥远的角落取得它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城市能够变得十分富裕以及繁荣，即使它邻近的乡村以及它与之通商的所有国家还处于贫穷困苦的境地。每一个这样的国家，分开来看，或许只能提供一小部分生活资料或者就业机会，不过把它们合在一起，就能提供大量的生活资料以及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在那个时候狭隘的商业圈子里，也有一些富裕以及繁荣的国家。比如希腊帝国，当其存在的时候；还有撒拉逊帝国，当亚巴西德诸王统治的时候。在被土耳其人征服以前的埃及，巴伯里海岸的某一些地区，所有在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各省，也是这样。

意大利的城市在欧洲好像是首先因为商业而达到很大程度的富裕。意大利处于那个时候世界进步以及文明地区的中心。十字军即使大大耗费了资财，摧毁了他们所遇到的人民，肯定阻碍了欧洲大多数地区的进步，却是非常有利于某些意大利城市的发展。为征服圣地而从各个地方开来的大批军队，对于威尼斯、热那亚以及比萨的航运业是十分大的鼓励，有的时候把他们运到那里，总是为他们供应食物。这些城市是这种军队的（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军需官；降临在欧洲各国头上的最具有毁灭性的狂乱，却是这些共和国富裕的源泉。

商业城市的居民进口较为富裕国家的改良的制成品以及昂贵的奢侈品，为满足大地主的虚荣心提供某一种粮食，后者渴望用本国的大量的天然产物去购买。所以，那个时候欧洲非常大一部分地区的商业，主要就是用他们自己的天然的产物去交换较为文明国家的制成品。如此一来，英格兰的羊毛习惯于用来交换法兰西的葡萄酒以及弗兰德的精制呢绒，同理，波兰的谷物在这个时候用来交换法兰西的葡萄酒以及白兰地，还有法兰西和意大利的绸缎以及丝绒。

对于较为精美以及较为进步的制成品的嗜好，就这样由对外贸易引进了尚未建立这样的制造业的国家。不过当这种嗜好变得这样普遍以至于产生了巨大需求的时候，商人为节省运费，当然力图在本国建立一些种类相同的制造业。这好像就是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欧洲西部各省建立第一批向远方销售的制造业的起源。

需要指出，没有某一种制造业，任何的一个大国都不会存在。当说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并没有制造业的时候，应该理解为它没有较为精美以及较为进步的制造业，或者适于供在远方销售的制造业。在每一个大国，大多数居民的衣着以及家具都是本国的产品。这在普通所说的没有制造业的穷国，比起那一些所谓制造业发达的富国来，甚而是更为普遍的情况。你一般可以发现，富国最底层人民的衣服以及家具，相比穷国来，有更大的一部分是外国产品。

适合于供在远方销售的制造业，好像是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引进各个国家的。

有的时候，它们是由一些商人以及企业家资本的一次大量投入（假如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按照上述方式引进的，这些人模仿某些同一种外国制造业来建立它们。所以，这些制造业是对外商业的产物，比如十三世纪在卢卡繁荣起来的绸缎、丝绒以及织锦制造业。在马基雅弗利的英雄之一卡斯特罗西奥•卡斯特拉卡尼的暴政之下，它们从那儿被放逐。1310年有九百个家庭被驱逐出卢卡，其中的三十一家退居威尼斯，提出要在那儿引进丝织业。他们的请求被准许了，赋予了他们很多特权，他们开始用三百个工人从事这样的制造业。过去在弗兰德繁荣的精细呢绒制造业的情况好像也是如此，它于伊丽莎白统治的初期被引进英格兰；现在里昂以及斯皮塔菲尔的丝织业也是这样。这样引进的制造业一般使用外国原料，模拟外国制造业。当威尼斯的制造业首次建立的时候，原料全都是从西西里以及黎凡特运来。卢卡的较为古老的制造业也同样使用外国原料。十六世纪之前，栽桑养蚕在意大利北部并不多见。一直到查理九世在位的时候，这种技艺才引入法兰西。弗兰德的制造业主要使用西班牙的以及英吉利的羊毛。西班牙羊毛即使并不是英格兰首批毛织业的原料，却是第一批适于在远方销售的英格兰毛织业的原料。现在里昂制造业一半以上的原料是外国丝绸，当其首先建立的时候，全部或者将近全部都是这样。斯皮塔菲尔制造业的原料，并没有一部分能够是英格兰产物。这种制造业一般是由少数人的计划以及设计引进的，它的中心有的时候位于沿海城市，有的时候位于内地市镇，依照他们的利益、判断以及幻想而定。

在其他的时候，供在远方销售的制造业是由即便在最穷最原始的国家也肯定在所有的时候都在进行的较为粗糙的家庭制造业的逐渐改进而自然地成长的，好像是自发产生的一样。这种制造业一般使用本国原料，它们好像常常是在内陆国家、离海岸非常远甚至距离水运非常远的国家首先获得改良以及完善的。一个内陆国当然是土地肥沃，容易耕种，生产的食物大大地超过维持耕者的需要，因为陆地运输的费用以及河道运输的不便，经常难以将这种剩余产品送到国外。所以，食物产量的丰富让它的价格低廉，鼓励大量的工人在附近定居，他们发现自己的劳动让他们在那里能得到要比别处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他们从事本地所生产的制造业原料的加工，以自己的制成品或者制成品的价格（二者是一回事）交换更多的原料以及食物。他们因为节省了运往水边或者某个遥远市场的费用，给予天然产物剩余部分以新的价值，他们给予耕者以某些有用的或者他们喜欢的东西作为交换，其条件要比耕者之前所能获得更为宽松。耕者从自己的剩余产品获得较高的价钱，能更为低廉地购入自己需要的其他便利品。这样他们就受到鼓励并且有能力去进一步改良土地，更好地进行耕作，以增加这样的剩余产品；因为土地的肥沃产生了制造业，而制造业的进步又反作用于土地，进一步增加了其肥沃程度。制造业首先供应附近的地区，之后当其工作获得改进以及完善的时候，就供应较为遥远的市场。因为，即使天然产物甚至粗糙的制成品，不经历最大的困难就无法维持长途陆运的费用，改良的以及进步的制造品却非常容易做到。在它的小小的体积当中常常包含了大量天然产物的价格。比如，一匹精制呢绒重量仅仅有八十磅，却不仅仅包含八十磅重羊毛的价格，并且有的时候还包含九百磅重谷物的价格，后者是不同工人和直接雇主的维持费。很难按照原来形状运往国外的谷物，用这种方式事实上以完全制成品的形式运往国外，并且可以非常容易送往世界上最为遥远的角落。里兹、哈利法克斯、谢菲尔德、伯明翰、伍尔弗汉普顿的制造业，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自然成长，好像是自发产生的。这种制造业就是农业的产物。在现代欧洲的历史当中，它们的扩大以及改进后于作为对外商业产物的制造业。英格兰用西班牙羊毛为原料的精制呢绒制造业，早于以上各地现今非常繁荣的适于在外国销售的制造业一百多年。后述各种制造业的扩大以及改进，只是因为农业的扩大以及改进的结果才能产生。而农业的扩大以及改进又是对外商业及其直接引进的制造业的最后的以及最大的结果，这一点我将会进一步予以说明。

第四章　城镇商业如何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工商业城市的增加以及富裕，依照三种途径对其所在乡村的改良以及耕种作出了贡献。

第一，城市为乡村的天然的产物提供了一个巨大和方便的市场，从而鼓励了乡村的耕种进一步改良。这个好处甚至不限于城市所在的乡村，而是或多或少推广到与它有任何交易的所有乡村。对于所有这些乡村来说，城市为它们的天然产物或者制成品的某一些部分提供了市场，从而对他们的勤劳和改良给予了一些鼓励。城市所处的乡村，因为接近城市，自然从这个市场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天然产物的运费要比较小，商人可以对种植人支付较高的价格，又可以像来自较远乡村的产物一样低廉地售给消费者。

第二，城市居民得到的财富常常用来在乡村购置可以供出售的土地，其中大多数是荒地。商人们一般都有变成乡绅的强烈欲望，当他们的愿望实现的时候，他们经常是最好的改良家。一个商人习惯于把他的金钱主要用在有利可图的计划上，而一个普通的乡绅却习惯于将钱主要用在花销上。一个经常看到自己的钱用出去又收回来，同时带着利润；另外一个，当他一旦把钱用出的时候，很少有希望再次看到它。这种不同的习惯当然会影响他们在每种事务中的脾气以及性情。一个商人常常是一个勇敢的经营者，而一个乡绅则常常是一个怯懦的经营者。一个不怕在土地改良中一次支出一大笔资本，当他看到有希望按比例支出来提高土地价值的时候。而另外一个，当他稍微有资本的时候（情况并不总是如此），极少敢于这样去使用它。假如他也从事改良，那一般不是用一笔资本，而是用他从自己的每年收入当中所能够节省下来的部分。但凡有幸居住在一个位于未经改良的乡村的商业城市的人，一定会经常观察到，商人按照这种方式的运作，比起一般乡绅来，要更加活跃。除此之外，长期经营商业在一个商人身上自然而然形成的讲秩序、重节约、谨慎小心的习惯，让他更适合于执行任何的改良计划，得到利润以及成功。

第三，商业以及制造业逐渐引进了秩序以及良好的政府，随之在乡村居民当中引进了个人的自由以及安全，这一些人之前生活在几近是和邻人不断作战的状态中，处于对他们上级的奴役依附的状态下。这一点即使很少被人注意到，却是城市所有影响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我所知，休谟先生是唯一注意到了这点的作家。

在一个既没有对外商业又没有任何较为精密的制造业的国家，大地主土地上多出维持耕者需要的大多数产物没有什么可以交换的，他就将其全部用在乡村式的家庭款待宾客之上：假如这种剩余产物足以维持一百人或者一千人，他除了用来维持一百人或者一千人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使用办法。所以，他所有的时间都被一大群侍从以及依附者环绕着，这些人并没有什么等价物能够回报他的维持，不过既然靠他的恩惠来过活，就需要服从他，就好像士兵必须服从支付饷银的君王一样。在欧洲的商业以及制造业推广之前，富人以及贵人们的款待宾客，从国王一直到最小的贵族，都超过了现在我们所能想象的规模。威斯敏斯特大厅是威廉•卢弗的餐厅，对他的同伴来说，常常也不是太大。听说托马斯•贝克有一次壮举：他把清洁的干草以及灯心草铺在大厅的地板上，以便使无法找到座位而需要坐在地板上进餐的武士们以及先生们不致弄脏他们华丽的衣服。听说沃里克大公爵某一天在他的各个庄园中宴请了三万人；这个数字即使不免有一些夸大，但是一定数目非常大，才可以产生这种夸大。几年前，在苏格兰高地的许多不同地区，也实行差不多类似的款待。在一切没有商业以及制造业的国家，这种事情好像是非常普通的。波科克博士说，他曾看到一个阿拉伯酋长在他出售牲畜的城市街道上进餐，宴请所有过街的人，就连普通的乞丐在内，来和他坐在一起，共享美餐。

土地占用者在各个方面都是依附于大地主的，就好像他的侍从一样。即便是那一些并不是处在奴隶状态的人，也是能够随意令其退租的佃农，他所缴的地租在任何一方面都不等于土地为他提供的生活资料。几年之前，在苏格兰高地对能够维持一家人的土地支付的普通地租，是一克郎、半克郎、一头羊或者一头小羊。在某些地方，今天的情形还是如此；货币在那里所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也不比在别处更大。在一个大地产上的剩余产品需要在本地产上消费掉的国家，对于地主来说常常较为方便的是，其中的一部分要在离他家比较远的地方消费，只要消费者是依附于他的人，和他的侍从或者家仆一样。他因此能够不致遭受伴侣太多或者家庭太大的难堪。一个能够随意令其退租的佃农，占用的土地可以维持他的一家，所付的不多于一种免役租，他依附于地主就好像任何的仆人或者侍从一样，需要毫无保留地服从他。这种地主，就好像他在自己屋内养活他的仆人以及侍从一样，也在佃农自己的屋内来养活他们。两者的生活资料都出自于他的恩赐，其继续与否完全随他的高兴与否为转移。

古代贵族的权势，就是建立在大地主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他的佃农以及侍从所肯定具有的权威上。他们肯定成为所有住在他们地产上的人的平时审判官以及战时的统领。他们能够在各自的领地维持秩序以及执行法律，因为他们每一个都能在那里调动所有的居民的全部力量去反对任何的不公正行为。并没有其他的人有足够的威信能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国王更没有这种权威。在过去，国王只不过是他国家里的一个最大的地主；为共同防卫共同的敌人，其他的大地主给予他一定的尊重。为了在一个大地主的土地上强迫偿还一项小额债务——那儿所有的居民都是武装起来并且习惯于彼此扶持的——国王假如试图凭自己的权威去达到目的，那他所需要花费的力气就像试着消灭一场内战一样。所以，他只好在国内大多数地区放弃司法行政权，让可以执行法律的人去行使；为了同样的原因，他将乡村民兵的指挥权转让给民兵会服从的人去行使。

假设这种地方司法权起源于封建法律，那就是错误的。不仅最高的民事以及刑事司法权，并且招募军队、铸造货币，甚至为治理自己的人民而制定法规的权力，都是大地主在欧洲明白有封建法律这个名称之前的几个世纪就本来拥有的权力。英格兰的撒克逊贵族们的权威以及司法权，在被征服之前就和被征服以后任何的诺曼贵族的权威以及司法权一样大。不过，直到征服之后，封建法律并未被看做变为了英格兰的不成文法。法兰西大贵族本身具有的最广泛的权威以及司法权早在封建法律之前就引进了该国，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那种权威以及那些司法权，全都肯定是从上述财产状况以及风俗习惯产生的。不需要追溯法兰西或者英格兰君主国的遥远古迹，我们从晚得多的时候就可以找到许多证据，证明这种结果肯定总是从这种原因产生的。三十年前，洛基尔的卡梅隆先生，苏格兰洛赫巴的一个绅士，既不是一位贵族领主，甚至也不是一个大佃农，而仅仅是亚盖尔公爵的一个家臣，既无正式的委任状，也没有治安推事的身份，却习惯于对他自己的人民行使最高刑法裁判权。听说他执法非常公正，即使没有任何的司法仪式；很可能该地区当时的情况要求他担负这种权威，来维持公共治安。这位绅士的地租每一年不超过五百镑，但却在1745年带领他自己的八百人民和他一起参加了起义。

封建法律的推行能够被看做是一种缩小大地主贵族权力的企图，远远不是要去把它扩大。它建立了一种正统的隶属关系，并且伴随有一长串的职责以及义务，从国王到最小的地主。当地主未成年的时候，地租，连同他的土地管理权，都落入他的直接上级手中，所以，所有大地主未成年的时候，他们的地租以及土地管理权也落入国王手中。上级以及国王有责任去维持和教育这些年轻人，从作为监护人的权利出发，有权为他办理婚事，但是要采用适合于其身份的方式。不过，尽管这种制度肯定会增强国王的权力及削弱大地主的权力，但不足以在全国居民中建立秩序以及良好政府；由于它无法彻底改变混乱而产生的财产状况以及风俗习惯。政府的权力依然和过去一样，头部太弱，下级成员太强，而下级成员力量强大就是头部软弱的原因。在采用封建隶属关系以后，国王依然和从前一样，不可以约束大贵族的暴力行为。他们当然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战争，几乎不断地彼此作战，也极为频繁地与国王作战，全国原野依然是一幅暴力、抢劫以及混乱的场面。

不过，封建制度的所有强制力量绝对无法做到的事情，对外商业以及制造业的无声无息的运作，却逐渐地做到了，它们为大地主提供了一些东西，而大地主可以用自己土地上的全部的剩余产物来交换，这一些东西他们能够自己消费，不必去与佃农和侍从分享。所有的归于自己，并没有什么留给别人，这在世界的一切时代似乎都是人类主子们的可鄙的格言。所以，当他们可以找到一种能自行消费自己地租的所有的价值的方法，他们就再也不愿与任何其他的人分享了。或许是为了一对钻石纽扣，或者是一些同样没有价值的无用的东西，他们用来交换的是一千人一年的生活资料或者它的价格（二者是一回事），随之也就是这样的生活资料所能给予他的全部势力以及权威。但是，纽扣全部都是他们自己的，并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分享，而依照古老的花销方法，他们最起码得和一千个人分享。对于决定取舍的裁判官来说，这种区别是非常明确的；如此，为了满足最为幼稚、最无价值以及最卑鄙的虚荣心，他们逐渐地用他们的全部权力和权威来进行交易。

在一个既没有对外商业又没有较为精密的制造业的国家，一个每年收入一万镑的人，能够维持一千个家庭——他们全都肯定是服从他的命令的。此外，并没有其他的办法去使用他的收入。在现在的欧洲，一个每一年收入一万镑的人，没必要直接维持二十个人，或者对于十个以上的仆人去发号施令（他们是不值得去号令的），就可以花销他的全部的收入，他常常也是这样做的。间接地，他所维持的人数或许同用古老的花销方法所能做到的一样多，甚至更多。因为，他们自己的全部收入所交换的贵重产品数量即使非常小，采集以及制造它所使用的工人数目却肯定非常大。它的昂贵的价格一般是因为这些人的劳动工资还有他们的直接雇主的利润造成的。通过支付这种价格，他就间接地支付了所有这些工资以及利润；也就间接地维持了所有这些工人以及他们的雇主。可是，他一般只对每个人的每年维持费贡献了一个非常小的部分，对于极少数人也许是十分之一，对于许多人不到百分之一，对于有一些人不到千分之一，甚至不到万分之一。因此，即使他对于他们所有的人的维持费作出了贡献，他们却全都或多或少地不依赖于他，因为没有他，他们一般也全能维持。

当大地主使用地租来维持他们的佃农以及侍从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所维持的全都是他自己所有的佃农以及侍从。但当他们使用地租来维持商人以及工匠的时候，他们全体所维持的或许是与从前一样多的人，又由于乡村或者款待客人造成的浪费，现在所维持的人数或许要比之前更多。可是，分开来看，他们每一个人对于这更多人数中每一个人的维持费仅仅贡献了非常小的一份。每一个商人或者工匠的生活资料，并不是从一个，而是从一百个或一千个顾客的眷顾中得来的。所以，他们即使在某种程度上仰仗全体，却并不绝对于依赖他们之中的任何的一个。

大地主的个人开支就这样渐渐增长，他们的侍从人数会逐渐减少，一直到最后完全消失。相同的原因导致他们遣散没必要的佃农。农场扩大了，土地占用者的人数减到了按照那个时候的不完善的耕种以及改良状态为耕种土地所必要的程度，即使佃农们对此不免抱怨。因为取消了不必要的人口，从农民身上榨取了土地的所有的价值，地主得到了较大数量的剩余产物或者较大数量剩余产物的价格（两者是一回事），而商人以及工厂主不久就为他提供了一种方法，像他对其余的产品一样把所有的剩余产品都用在自己身上。相同的原因继续起作用，使他渴望将地租提高到其土地的实际的改良状况所能够允许的水平以上。他的佃户只有依照一个条件才可以同意他这样做，那就是要保证他们的占用，其年限要能够使他们回收用在进一步改良土地上的资本，并且获得利润。地主在开支方面的虚荣心让他乐意接受这种条件，这就是长期租约的来源。

即便是一个能够随意令其退租的佃农（他支付土地所有的价值），也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地主的。他们从彼此得到的金钱上的利益是相互平等的，这样一个佃农不会在为地主服务当中不顾及自己的生命以及财产。不过假如他有一个年限非常长的租约，他就是完完全全独立的；除去在租约中明文规定或者由国家的不成文法以及成文法所规定的以外，地主不可以期望从他获得哪怕是最微小的服务。

佃农变得如此独立，侍从们已然遣散，大地主就再也不可以干扰司法的正常进行，再也不可以扰乱国家的治安了。既然已经出售了他们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并不是就像伊骚那样，在饥饿以及必需的时候，为了一碗稀粥，而是在资产丰富的放荡中，为了仅仅适于做儿童玩具而不值得人们认真追逐的一些美观而无价值的小玩意——他们就变成像城市中的殷实市民或者商人一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乡村也与在城市一样，建立起了正规的政府，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去打扰政府在乡村的运作，就好像没有人能打扰它在城市的运作一样。

下面这一点或许和现在的主题无关，但是我还是想要说一说：十分古老的家族，占有大宗地产，从父亲到儿子许多代接连传下来，在商业国家已经非常少见了。相反，在商业不发达的国度，比如威尔士以及苏格兰高地，这种家庭还是非常普通的。在一个富人只好靠维持尽可能多的人来使用他的收入的国家，他不会入不敷出，他的仁慈心似乎极少会强烈到去试图维持超过其财力限度的人数。不过当能将自己的最大收入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的支出就经常并没有限度，由于他的虚荣心，对于他自己的爱心，都经常是没有限度的。所以，在商业国家，即使有最严格的法律规定去防止财富的消散，财富却极少能长期保留在同样一个家庭手中。相反，在简朴的国家，即使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财富却经常保留在同一家庭手中。

一次对于公共福利最重要的大变革，就这样由两个不同阶级的人民造成了，他们毫无为公众服务的意图。大地主的唯一的动机，就是满足最为幼稚的虚荣心。商人以及工匠——并不是那样可笑，只是从他们自身的利益着眼去行动，追求自身的小贩原则，在可以赚到一个便士的地方就去赚一个便士。他们对于这种大变革既没有了解也没有预见，只是一个愚昧和另一个勤勉造成了这样的大变革。

就这样，在欧洲的大多数地区，城市的商业以及制造业并不是乡村改良和耕种的结果，而是其原因。

但是，这种顺序是违背事物的自然进程的，所以肯定是缓慢的以及不确定的。试图将财富极大地依存于其商业以及制造业的那些欧洲国家的缓慢进步，和财富完全以农业作为基础的北美殖民地的迅速发展比较一下，在欧洲的大多数地区，居民人数在将近五百年间并没有增加一倍。在我们国家的几个北美殖民地，居民人数在二十年或者二十五年间就增加了一倍。在欧洲，长子继承法还有各种永久的所有权阻止了大地产的分割，从而妨碍了小地主的增多。可是，一个小地主熟悉他的小片面积的每一个部分；对于他怀抱着财产，特别是小财产，自然激起的感情，所以他不但对耕种它而且对装点它也感到快乐，所以他一般是最勤勉、最明智以及最成功的改良家。除此之外，这种种规定使得那样多的土地无法买卖，以致用来购买土地的资本总是多过出售的土地，所以土地总是按照垄断价格出售的。地租绝对无法偿付购地款项的利息，除此之外还有维修费以及其他偶然开支的负担，是在购款利息之外的。在欧洲各个地方，购置土地是使用小额资本的最无利可图的方法。当然，一个中等状况的人，不再从事商业，为了安全，有的时候选择将自己的小额资本用在土地上。一个从事专门职业的人，他的收入来自其他的源泉，也常常喜欢把自己的储蓄用同样的方式保全起来。不过一个青年人，不去从事商业或者专门职业，却将他的两三千镑资本用来购买以及耕种一小块土地，他当然可以期望生活得非常幸福非常独立，可是必定会与大财产大名望的所有希望绝缘，而假如将他的资财用于不同的地方，他本来与他人一样，是可以获得这种财产或者名望的。这样一个人，即使他不希望成为一个地主，却经常不屑于成为一个农民。所以，市场上出售的土地数量非常小，价格高昂，阻挡了大量的资本用在土地的耕种以及改良上，要是不这样，这种资本本来应当用在这个方面的。反之，在北美洲，五六十镑资本经常就足以开始从事种植。购置以及改良未耕地，在那里是对最小的资本以及最大的资本同样最为有利的使用方法，是得到在该国可能获取的一切财产以及名望的最直接的途径。当然，这种土地在北美几乎可以不费分文地取得，或者按大大低于自然产物价值的价格获得；而在欧洲这是不可能的事，在所有的土地长期已经私有的任何的国家也诚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假如地产在子女众多的所有人死后在子女当中平均分配，则这种地主一般都会出售。那样多的土地进入市场，它就再也不会按照垄断价格出售。土地的自由地租大概可以支付购地款项的利息，用在购买土地上的小额资本也就与用在其他方面一样有利。

英格兰因为土壤天然肥沃，海岸的幅员比例在全国非常大，许多通航河道纵横交错，为某些最内陆的地区提供了航运的便利。或许同任何一个欧洲大国一样，大自然使之成为对外商业、以供远方销售的制造业还有这些所能带来的所有改良的中心。从伊丽莎白在位开始，英格兰的立法也特别注重商业以及制造业的利益，事实上，欧洲并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要比英格兰的法律更加有利于这种产业。所以，在整个时期内，商业以及制造业继续不断地发展。乡村的耕种以及改良无疑也在逐渐发展，不过比较商业以及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看，好像跟随得非常慢，而且落后一段距离。大多数乡村土地在伊丽莎白在位之前一定已经获得耕种，现在还有非常大一部分仍然没有开垦，并且绝大多数的耕种均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但是，英格兰的法律不仅仅因为保护商业而间接地有利于农业，并且对于农业还有几种直接的奖励。除去在歉收年份，谷物不仅能够自由输出，并且还有出口奖金。在收获一般的年岁，对于外国谷物进口课征相当于禁止的税。活牲畜的进口，除去来自爱尔兰的以外，在所有的时候均被禁止，并且直到最近才允许从爱尔兰进口。所以，耕种土地的人对于两项最大的以及最重要的土地产物，面包和鲜肉，拥有垄断权，国人无法过问。这些鼓励最起码足以表明立法机关重视农业的良好意愿，即使在事实上完全是空想，这一点我将会力图在后面予以说明。但是比所有这一切更加重要的是，英格兰的自耕农拥有的安全、独立以及受尊敬，是法律所能够做到的。所以，但凡存在长子继承权、缴纳教会什一税，在某一些场合依然允许永久所有制（即使和法律精神相违背）的国家，并没有一个能比英格兰给予农业更多的鼓励。不过尽管如此，它的耕种状况依然是这样。假如法律并没有在商业进步的间接影响之外给予农业以直接的鼓励，假如让自耕农处于在欧洲其他的国家相同的状况，农业的情况又会如何呢？从伊丽莎白即位至今已经过去两百多年了，这个时期已经是人类繁荣过程通常所能够持续的最长的时期。

法兰西在英格兰是以商业国家著称。之前的将近一个世纪，在对外商业中就占非常大的份额。法国的航海业在查理第八远征那不勒斯之前，根据那个时候的观念就已经非常大。但是法国的耕种以及改良，整体说来，比不上英格兰。法国的法律从未赋予农业以相同的直接鼓励。

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对于欧洲其他地区的国外商业份额非常大，即使是用外国船只进行的。对于它们的殖民地的贸易是用本国船只进行的，其贸易的量还要更大，因为这些殖民地非常富有，面积广阔。但是这两国从未建立非常大的供在远方销售的制造业，两国大多数地区依然没有开垦。葡萄牙的对外商业要比欧洲任何大国（除了意大利之外）有更长久的历史。

意大利是欧洲唯一的大国，由于对外贸易以及供在远方销售的制造业，国土似乎每一部分都获得了耕种以及改良，根据奎西阿丁说，在查理八世入侵之前，意大利的山岭地区以及不毛之地，也和平原的最肥沃的土地一样，获得了耕种。国家的有利位置，以及那个时候存在其中的许多独立小国，或许稍稍有助于这种一般的耕种。不过即使这位明智而审慎的现代历史学家有这种说法，很可能意大利在那个时候并不比英格兰在现今耕种得好。

但是，任何一国通过商业以及制造业获得的资本，在其一部分保存、体现其土地耕种改良之前，还是十分不可靠、不确定的财富。常言说得好，一个商人不一定要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他在哪儿经商，对于他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一件十分细小的不快之事，就能够使他把资本从一国调往另一国，随着迁移的是资本所支持的全部的产业。在资本扩散到一国地面上，或者是用于建筑物，或者是用于持久的土地改良——之前，并没有一部分能够说是属于任何一国。汉萨同盟的绝大多数城市听说拥有的巨大财富，除了在十三世纪以及十四世纪的幽暗的历史书当中，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究竟有些城市位于何处，它们的拉丁文名称到底属于欧洲的哪一些城市，甚至也无法肯定了。不过，即使意大利在十五世纪末以及十六世纪初所遭遇的不幸大大减少了伦巴底以及托斯卡纳各城市的商业以及制造业，这些地区依然属于欧洲人口最多以及耕种得最好的地方。弗兰德的内战，还有后来的西班牙统治，赶跑了安特卫普、根特以及布鲁日的大商业，但是弗兰德依然是欧洲最富、耕种得最好以及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战争以及政治所造成的普通大变革，很容易使仅凭商业产生的财富来源枯竭。而由于较为坚实的土地改良所造成的财富，除了由敌对的野蛮民族在持续一两个世纪中的蹂躏所造成的那种较为激烈的震动，比如罗马帝国衰落前后在欧洲西部各省所发生的震动之外，它是不会被摧毁的。

卷四　两种政治经济学体系

第一章　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

财富由货币或金银组成，这一个流行概念是由货币——既是商业的媒介，又是价值的尺度——的双重性自然而然产生的。因为它是商业的媒介，所以当我们有货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用其他任何商品更加方便地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我们常常感到弄到货币是头等大事。当货币弄到了手之后购买什么东西也就不困难了。因为它是价值的尺度，我们就用各种商品所能交换的货币量来估算其他所有的商品。我们谈到占有许多货币的人，也就说他是富人；而谈及并没有什么货币的人，就说他就是穷人。一个节俭的人，或者一个迫切想当富人的人，人们总说他是个非常爱货币的人；而一个粗心大意、慷慨大方，或者铺张浪费的人，人们老是说他是个对货币漠不关心的人。发财就是设法搞到货币，简言之，财富以及货币在普通的语言里在各个方面都被看做了同义词。

一个富有的国家，就像一个富人一样，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占有充足的货币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把积累金银视做是通往富裕的便捷途径。在美洲被发现后有一段时间，当西班牙人到达任何的一个陌生的海岸的时候，他们问的第一句话常常就是，附近地区发现了什么金子或者银子没有？依据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他们再作出判断：是否值得在那儿定居，抑或是这个国家是否值得征服。

洛克先生曾经给货币以及其他各种可以移动货物作出了一个严格的区分。他说，所有的其他的可移动货物本性都十分容易消费掉，因此不可能过分地依赖它们组成的财富，并且一个国家即便在一年里有很多的可移动货物，同时也没有出口，仅仅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浪费以及奢侈，到第二年这些货物就可能变为非常大的短缺。反之，货币是一个稳固的朋友，它即使可能从一个人的手里被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手里，但假如能使它保持在国内不流出国外，就不太可能被浪费以及消费掉。所以，依据洛克先生的意见，金银是一个国家可移动财富中最为坚固以及最实际的一部分。他觉得由于这个原因增加这些金属就应该是一国的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目的。

因为这些流行的观念，欧洲各国对于它们各自国家内每种可能的积累金银的方法都进行了研究，即使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是向欧洲提供金银的主要矿山的所有者，他们曾经以最严厉的惩罚禁止金银出口，或者对于出口征收很重的关税。类似的禁止好像在古代曾经作为绝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的政策的一个部分。甚至在某一些古苏格兰议会的法案里我们根本并没有指望会发现它的地方，也发现了相似的禁令：对于携带金银向王国外地者课以重罚。法国以及英国古代都采用了类似的政策。

当这些国家变成了商业国之后，商人便发现在许多场合这种禁止非常不便。他们用金银常常要比用其他任何商品能够更为便利地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外国商品以输入国内或者运往其他国家。所以，他们抗议这样的禁止，责备它不利于贸易。

第一，他们提出出口金银来购买外国商品并不总是会减少王国内金银的数量。反之，它经常还会增加王国的金银数量。因为假如外国商品的消费在国内并没有因此而增加，那些商品能够再出口到国外，谋取非常大的利润，这样就可带回比以前送往国外购买它们的时候的金银要多得多的财富。孟先生把对外贸易的这种运作比做农业的播种以及收获。他说：“假如我们仅仅看到农夫在播种的时期的活动，当他把许多好的谷物投到地里的时候，我们将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农夫，却是一个疯子。不过当我们考虑到他在收获的时候的劳动是他努力的结果，我们将会发现他的活动的价值以及巨大的增值。”

第二，他们提出这样的禁止并不可以妨碍金银的出口。因为金银的体积和它们的价值相比非常小，非常容易走私国外。与此同时，他们提出这种出口只能通过一种适当的关注才可以阻止，这就是所谓的贸易差额。当王国出口价值多于进口价值的时候，外国就欠了它一个差额，而这一差额外国必须用金银向它支付，如此一来也就增加了王国的金银数量。不过当国家进口价值大于其出口价值的时候，王国就欠外国一个差额，这个差额也需要以同样的方式偿还，所以也就减少了王国的金银量。在这种情况之下禁止金银的出口无法阻止金银量的减少，只会使其变得更为危险，使其变得更为昂贵。汇兑因而将变得要比原先更不利于有逆差的国家，购买外国汇票的商人对于出售外国汇票的银行不仅仅要承担把货币送到国外的天然风险、麻烦以及费用，还要承担由于禁止出口而产生的意外风险。不过汇兑对于一个国家越是不利，贸易的差额肯定也对于它越不利。和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相比较，具有逆差的国家的货币肯定会变得更为不值钱。比如，假如英格兰和荷兰之间的汇兑有百分之五不利于英格兰，则英格兰就将需要一百零五盎司的白银才可以购得荷兰一百盎司白银的汇票。所以，英格兰一百零五盎司白银才会值荷兰一百盎司白银，与此同时也才能购买到相应的数量的荷兰货物；反之，荷兰一百盎司的白银，将会价值英格兰一百零五盎司的白银，与此同时将能购得相应数量的英国货物。出售给荷兰的英国货物也将依据汇兑的差价相应地便宜那么多，而卖出给英格兰的荷兰货物则将相应地贵那么多。前者将让英格兰依照那个差价从荷兰少获得一些荷兰货币，而后者又将让荷兰按照那个差价多获得一些英国货币。因此，贸易差额肯定在相应的程度上不利于英格兰而要求向荷兰出口更加多的金银。

这些议论一部分是有根据的，一部分则是诡辩的。它们之所以是有依据的，是由于它们断言贸易当中的金银出口常常是对于国家有利的。它们断言当私人发现出口金银有利可图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禁令可以阻止金银出口。不过，认为不论是为了保持或者增加本国的金银量都要求政府要比对保护或者增加其他任何有用商品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一方面上它们就是诡辩的了。因为对于其他任何有用的商品，无须任何这种关注贸易也总会保证这一些商品的适量的供应。它们断言高汇价肯定增加它们所谓的贸易逆差，或者引起金银更大量的出口，这一点或许也是诡辩的。确实，高汇价对于必须向外国支付货币的商人非常不利，他们对于银行给他们开出的外国的汇票所支付的价格要昂贵了很多。即使由于禁令而产生的风险或许使银行要付出某一些意外的开支，却不一定要把更加多的货币带出国外。这一些费用通常都是在走私货币出国的时候在国内支付的，绝对不会超出汇出的数量半个铜子。高汇价也自然而然会让商人竭力使他们的出口以及进口差不多平衡，以让他们为这个高汇价所付的尽可能地少。除此之外，高汇价肯定会起到一个税收的作用，抬高外国货物的价格，从而减少外国货物的消费。所以，高汇价将不至于增加，而只会减少它们所谓的贸易逆差，然后减少金银的出口。

但是，即使如此，那些议论还是让它们的听众深信不疑。这些议论是商人们向国会、王公会议、贵族以及乡绅们讲述的；是由那些被认为懂得贸易的人向那些自认为对于贸易一无所知的人讲述的。经验向贵族、乡绅以及商人表明外贸能够使国家富裕。不过怎样或者用什么方法，他们谁也不了解。但是，商人们非常清楚外贸是以什么方法让他们自己富裕的，了解这一个道理也是他们的事情。不过弄清外贸以什么方法让国家富裕则全然不是他们的事情了。只是在他们向政府申请对外贸易法作某一些变更的时候，这个题目才引发他们从未有过的思考。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对外贸的好处说出一点名堂来了，与此同时指出现行的法律又是如何地破坏着这些好处。应当就此事作出判决的裁判被告知对外贸易给国家带来了货币，不过现行有关法律却阻挡着它给国家带来应有的那样多的货币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说明十分令人满意。所以，这一些议论产生了预想的效果。法国以及英国把对禁止金银出口的禁令局限在各个国家的铸币上。外国铸币以及金条银条仍可自由出口。在荷兰还有其他某些地方，这种出口的自由甚至放宽到本国的铸币。政府的注意力就从监视金银的出口而转移到注视贸易的差额，把它看做能引起金银任何增加或者减少的唯一原因。所以从一种徒劳无益的关注转向到另外一种更为复杂、更为麻烦以及同样徒劳无益的关注。孟的书名《英格兰的财富在外贸当中》成为不仅仅是英国，也是其他的商业国家当中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信条。内陆或者国内贸易，能够给相等的资金提供最大的收入，创造国内最大部分人民就业的机会——这一最为重要贸易都被看做了外贸的一种辅助。听说，这种贸易既没有给国家从外面带来货币，也没把任何的货币带出国外。因此，国家从来既不会因有它而变得更加富，也不会因没有它而变得更加穷，它的繁荣或者衰落最多只可能对于外贸状况产生一点间接的影响。

一个没有自己矿山的国家毫无疑问需要从外国进口金银，就像一个没有葡萄园的国家需要从国外进口葡萄酒一样。但是，政府好像并没必要比关注后一目标更为关注前一个目标。一个国家有钱购买葡萄酒，在它需要葡萄酒的时候，它总会买得到葡萄酒。同理，一个国家有钱购买金银，绝对不会缺少金银。金银就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是能够用一定的价格购买获得的，并且就像它们是所有的其他商店的价格那样，所有的其他商品也是它们的价格。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没有政府的任何关注，自由贸易将总是可以供应我们所需要的葡萄酒；我们能够完全放心自由贸易将会总是能供应我们在商品流通或者其他用途中所需购买或者运用的金银。

人的勤劳能够购买或者生产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在每个国家中自然是根据对它的有效需求或者根据愿意支付生产它以及把它送往市场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以及利润的人的需求而调节着自己。不过并没有其他任何商品能比金银更为容易或者更为准确地依照这个有效需求来调节自己。这是因为，这一些金属的体积小而价值大，并没有任何的其他商品要比它们能更为容易从一个地方输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便宜的地方运送到昂贵的地方，从多于有效需求的地方输送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地方。比如，假如英格兰对于黄金的有效需求超过了本地所有，则邮船就会从里斯本或者其他有黄金的地方运来能够铸造五百多万基尼的五十吨黄金。不过假如有效需求是同等价值的谷物，则进口谷物五基尼一吨，将会需要一百万吨的航运，或者载重一千吨的船只一千零三十艘。英格兰的所有的海军船舰都不会够。

由任何的一个国家进口的金银超过有效需求，政府的任何警惕都无法阻止其出口。动辄处死的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法律都将无法使金银保留在国内。从秘鲁以及巴西不断进口的金银，超过了上述两个国家的有效需求，使这两个国家的金银价格要低于相邻各国家。相反，假如任何一个国家金银的数量无法满足其有效需求，导致金银价格上涨得高于相邻各国的价格，则政府并不需要劳神去进口金银。假如政府阻止进口，也无法奏效。当斯巴达人有财力购买金银的时候，金银就冲破了革克尔加斯法律反对金银进入内斯得蒙的所有的障碍。所有严峻的海关法都无法阻止荷兰以及戈登堡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入英格兰，由于它们要比大不列颠印度公司的茶叶更便宜一些。但是，一磅茶叶的最高价格用白银支付常常是十六先令，而一磅茶叶的体积大概是十六先令的体积的一百倍，是同一个价格的黄金的体积的两千多倍，所以走私茶叶要比走私金银困难许多倍。

部分是因为金银从富足的地方运到稀缺的地方容易，金银的价格不像其他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那样不断地波动，其他大多数商品在市场出现过剩或者短缺的时候，因为它们的体积大，阻止了它们的流动。当然，金银的价格也并不是全都没有波动，只是它的变化常常是缓慢、逐渐并且是统一的。比如，在欧洲有人觉得（这种看法或许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在十八世纪还有十七世纪的过程中，因为从西属印度不断进口金银，使得其价值一直在不断地贬值。

不过，为了使所有的其他商品的价格立刻能够感觉到明显的提高或者降低，对于金银的价格作出任何的突然的变动，就会需要在商业当中进行一场像发现美洲大陆的时候所引起的革命。

即使如此，假如在一个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什么时候出现了短缺，则要比起其他的任何商品的短缺而言，能够有更多的应急措施保证金银的供应。假如制造业的原料短缺，产业就必须停产。假如食品短缺，人民就肯定会挨饿；但假如货币短缺，以货易货可以填补其空缺，即使会有很多不便。通过赊账进行买卖，商人们一月一次或者一年一次清偿彼此的债务来弥补货币的短缺，也较为方便。假如采用一种调节得当的纸币来填补这个短缺，不仅不会有任何的不便，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有某些好处。因而，任何一个政府把注意力投放在保持或者增加国内的货币的数量上从来都不是很必要的。

但是，没有什么抱怨要比对于货币的短缺的抱怨更普遍的了。货币就像葡萄酒一样，对于那一些既无财力购买它，又无信用可以借到它的人来说肯定总是短缺的。对于那一些具有两者的人来说，在他们需要货币或者葡萄酒的时候，都绝不会感到短缺。但是，抱怨货币短缺的人并不总是仅仅限于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挥霍者。有的时候在整个商业城市及其邻近农村都有这样的抱怨。过度的贸易是造成这种抱怨的共同原因。头脑清醒的人假如他们的经营计划不和其资本相称，他们就会像那一些开支和收入不相称的挥霍者一样，同样或许会既无财力购买货币，又无信用去借到货币。在他们的计划可以完成之前，他们的资金就告罄了，他们的信用也同归于尽了。他们四处奔走借钱，而每一个人告诉他们的都是无钱可借。即便是这种常见的对于货币短缺的抱怨，也无法总是证明国内并没有惯常数量的金银币在流通，而仅仅证明想买这些金银币却没钱去购买。当商业的利润出现多于平常的利润的时候，过度的贸易就成了大小商人一个经常犯的错误。他们即使不总是把超过寻常数目的货币送到国外，他们也用赊账的方式在国内以及国外购买多于寻常数量的货物，他们把它们送往某一个远方的市场，希冀在支付货款之前能收回本利。假如在收回本利之前，付款时期就到了，那他们手头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去购买货币或者为借款作出可靠的担保。因此并不是什么金银短缺，而是这一些人感到借贷的困难还有他们的债权人感觉收回债款的困难，引起了对于货币短缺的普遍的抱怨。

假如再去严肃地证实财富并不是由货币，或者由金银构成，而是由货币所购买的东西组成，并且货币只有用于购买才有价值，就将是非常荒谬可笑的了。货币无疑地总是组成国家资金的一部分，不过我们早已表明它仅仅构成一小部分，并且总是其中最为无利可图的一部分。

并不是由于财富主要的是由货币（和货物相比）构成，商人才感到一般用货币购买货物要比用货物购买货币容易。而货币是已知的确立了的交易媒介，任何的东西都容易与之交换，不过在与任何东西的交换中得到货币却并不总是同样的容易。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货物都要比货币更易腐烂，并且保存它们的货主经常可能要遭受更加大的损失。当商品作为货物在手中的时候，他更可能遇到一些他无法满足的对于货币的需求，而他将货物变成了它们的价格放在他的钱柜里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些现象。在所有一切之外，他的利润更直接地是来自于出售货物，而不是购买货物。基于所有的这些原因，常常他是更迫切地需要把货物换成货币，而不是把货币换成货物。不过即使某一个商人库房里装满了货物，有的时候他可能因为没能及时出售这一些货物而破产，不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则不会发生同类事件。一个商人的所有的资本常常是由预定用以换取货币的容易腐烂的货物构成的。不过一个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其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能够预定为从邻国购买金银之用，其中绝大多数用以在国民中流通以及消费。即便是送往国外的剩余部分，其中的大多数通常也预定用来购买外国货物。所以，即便一个国家并没有用来交换预定购买它们货物的金银，一个国家也不致破产。当然，它或许遭受某一些损失以及不便，被迫采取某一些填补货币空缺所必需的应急措施。即使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将不变，或者十分接近，不过这相同的，或者几乎相同的可消费资本仍将用于维持那个国家。即使货物招引货币并不总是像货币招引货物那么容易，但是从长远来讲，以货物招引货币甚至要比以货币招引货物更为必要。货物除去可购买货币之外，还可用做许多用途，而货币除去购买货物外，别无其他用途。因此，货币肯定追逐货物，但是货物并不总是必须追逐货币。买货物的人并不总是想再次出售出去，经常是为了使用它或者消费它。而卖出货物的人则总是卖出了又要再次买进。前者购买货物经常可能就完成了他的所有的工作，而后者出售货物最多只完成了他的工作的一半。人们需要货币并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因为他们能够用货币进行购买。

人们说，可以消费的商品坏损得快，而金银则具有比较大的耐久性。假如并不是由于不断地出口，能够长期积累在一起，可以让国家的真实财富增加到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所以，有人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最为不利的莫过于用这种耐久的商品交换那一些容易腐烂的商品的贸易了。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用英国的铁器交换法国的葡萄酒是对我国不利的贸易。的确，铁器是一种非常耐用的商品，假如不是因为不断地出口这一些铁器，长时间积累在一起，我国的锅盘的数量将会增加到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平常的情况是，每一个国家这类用具的数量肯定要为该国使用的需求所限制，锅盘的数量超过用以烹调当地常常所消费的食物的需要也将会成为荒唐可笑的事。假如需要烹调的食物量增多了，锅盘的数量肯定将自然随之增加，即将一部分增加的食物用以购买它们，或者用以维持增加的制作锅盘的工人的生活。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每一个国家的金银量受到这一些金属的用途的限制。它们的用途包括作为流通商品的铸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具的餐具；而每一个国家的铸币的数量是受到通过它而进行流通的商品的价值所控制的；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增加了，其中的一部分立刻就会被送往国外到有铸币的地方去购买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新增数量的铸币。金银餐具的数量则是受沉溺于这种豪华气派的家庭数量以及财富所调控的；这种家庭的数量以及财富的增加，还有一部分这种增加了的财富，非常可能用于购买他们所能寻找到的新增数量的金银餐具。所以凡是力图通过引进或者扣留不必要的数量的金银于国内来增加财富均是荒谬的，其荒谬的程度就像力图通过迫使私人家庭保留没必要的数量的厨具来增加家庭的欢乐一样，就像购买那些不必要的厨具的费用只会减少或者降低而不会增加或者提高家庭食物的数量以及质量一样。每一个国家购买不必要数量的金银的费用肯定会减少用于吃穿住方面的财力，用于维持人民生活以及雇佣人民的财富。必须记住，金银不管是作为铸币抑或是作为餐具都是和厨房用具一样的用具。增加金银的用途，通过它们来增多消费商品的流通、经营以及制造，你就肯定会增加它们的数量。不过，假如你想用异乎寻常的方法来增加其数量，你就一定会反而减少其用途，甚至减少其数量，由于这些金属的数量绝对不可能大于其用途的要求。假如它们积累得超过了那个数量，因为它们的运输是这样的容易，任其闲置而不用的损失又是这样巨大，以至于并没有什么法律可以阻止它们立即被运往国外。

并不总是需要积累金银才能使一个国家在远方进行战争以及维持在遥远的国度的海陆军的生活。海陆军是依赖于消费品维持生活，而不是依赖于金银维持生活。一个国家从它的国内工业的年产物当中，从其土地、劳动以及消费资本的年收入当中拿出一部分，就有财力在遥远的国度购买这些消费品，就可以维持那里的战争。

一个国家从下面的三个不同途径能够在远方国家购买到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1）把一部分积累的金银送往外国；（2）把其制造业的一部分年产物送往国外；（3）把它的年原生产物部分送到国外。

在任何的一个国家能够被正当地视做积累或者贮存的金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流通的货币；（2）私人家庭的金银器具；（3）君主多年节俭积累起来存放在国库里的货币。

从一个国家的流通货币中极少能节余出很多东西，由于在流通货币中极少能有许多过剩，一个国家年生产和销售的货物的价值要求一定数量的货币进行流通并把它们分配到适当的消费者的手中。除此之外，它也无法使用更多的货币。流通的渠道肯定要吸引足够数目的货币来填充它，与此同时它也绝不要求过多的。但是，在对外进行战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常常就要从这个渠道撤走。因为国外要维持大量的人员，国内维持的就少了一些。国内流通的货物也相应地少一些，需要用以流通它们的货币也将变少。在这样的场合常常发行大量的额外纸币，这种或者那种证券，比如财政部债券、海军债券、英格兰银行债券等就可以填补流通当中金银的空缺，并且为更大量的金银送到国外提供一个机会。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于维持耗资巨大历时经年的对外战争也只能提供一点可怜的资源。

在每次这种场合都发生的熔化私人家庭的金银餐具那就更加显得无足轻重了。在上次的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国从这种措施中所得到的好处还不足以补偿这一风尚所造成的损失。

过去的年代，君主积累的财宝曾经提供了更大的以及更持久的资源。在现在的年代，假如把普鲁士王除外，积累财宝好像已不再是欧洲君主政策的任何的部分了。

维持十八世纪对外战争——或许是历史所记载的花费最大的战争的基金看来已对出口流通货币，或者出口私人家庭的餐具，或者君主的国库的依赖极少。上次对法战争耗去了大不列颠九千万镑以上，不仅包含新签订的债七千五百万镑，并且还有附加的一镑二先令的土地税，还有每年从偿债基金当中的借款。这个费用的三分之二以上是用在了远方的国家，法国、葡萄牙、美洲还有地中海的各港口以及东西印度。英格兰国王并没有积累财宝，我们也从没有听说过熔化了任何大量的金银餐具。据推测，那个时候英国流通的金银不超过八百万镑。但是，听说自从上次金币重新铸造以来，这一个数字是大大地低估了。所以，根据我记得我看到过或者听说过的最夸大了的计算，我们能够推测金银总共加在一起达到了三千万镑。假如那个战争是通过我们的货币进行的，则依据这个计算，在六七年的时间中全部货币必须是先送出然后又重新返回了最起码两次以上。假如这个推测是能够成立的，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论据，证明政府完全没必要去监视货币的保存，由于根据这个推测，国家的全部货币肯定从国内流出去而后又流回来，并且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中就往返了两次。但是在这段时间中流通渠道从没有显得要比平常更为空虚。有财力买货币的人，极少有人短缺货币。确实，外贸的利润在整个战争期间要比平常大，尤其是在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这个引起了（也是它常常引起的）大不列颠的所有港口的普遍的过度贸易，与此同时这个过度贸易又再次引起了对于货币短缺的抱怨，这种抱怨总是紧随着过度的贸易而出现。这个时候，许多人需要货币，但是他们既无财力去购买货币，又无信用可借到货币。与此同时，债务人感到难以借贷，而债权人感觉难以收回债款。但是，拥有能够换取金银的价值的人，常常都应该能以他们的价值交换金银。

所以，上次战争的巨大费用肯定主要是由出口大不列颠的这种或者那种商品所支付的，而不是用出口金银所支付的。当政府，或者政府领导之下的官员同商人签约将款汇往某一国家的时候，那个商人当然将竭力向接受期票的外国代理人输送商品，而不是输送金银。假如那个国家不需要大不列颠的商品，他将会竭力将商品送往另外的某一个他能购买到所需要款项的国家。当输送的商品刚好适合市场的需要的时候，便总是可以获得非常可观的利润，而输送金银则非常少有获得什么利润的。当金银送到国外以购买外国商品的时候，商人的利润则并不是来自于购买外国商品，而是来自于回收，来自于出售在外国购回的外国商品。不过假如金银的出口仅仅为了支付债务，那么他无法得到任何回收，自然也就得不到利润。所以，他自然会努力去寻找一种通过出口商品，而不是出口金银的方式来支付他的外债。《国家的现实》的作者指出，上次的战争期间大宗大不列颠货物的出口并没有带回任何的回收。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三种金银之外，在所有的大的商业国家当中还有大量的金锭以及银锭不断地进行外贸。这一些金锭银锭就像国家铸币在每一个国家内流通一样在不同的商业国家中流通，它们能够视做大商业共和国中的货币。国家铸币的运动和流向受每一个国家不同地区所流通的商品的支配，而这个商业共和国的货币则受到不同国家间所流通的商品的支配。两者都是用来方便交易。前者用于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的个人之间，后者用于不同国家之间。这个大的商业共和国中这一部分货币，其中的部分可以用来，说不定已用于进行上次的战争。在一次全面的战争中，人们自然会认为受到战争的影响，货币的流动以及流向会不同于平时，它们应当更多的是在战争地段的周边流通，并且更多地用于在那里还有在邻近国家购买不同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但是这个大商业共和国的这部分货币中有多大一部分是大不列颠每年可能这样使用了呢？它肯定是每年或者用大不列颠的商品，或者用大不列颠商品购买来的某一些东西购买的。它们依然把我们带回到商品上，带回到英国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上，这是让我们可以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最后资源。确实，它自然地使我们觉得每年如此大的一个开支肯定要由巨大的年产物支付。比如，1761年的费用达到了一千九百万镑以上，并没有任何的积累可以支持每年如此巨大的挥霍，甚至也没有什么金银的年产量能够支持这样一个挥霍。依据最准确的统计，从西班牙以及葡萄牙两国每年进口的全部金银常常也不超过六百万英镑，这个数字在有一些年里还不足够支付上次战争中四个月的费用。

看来最适合于运往远方国家的商品，为了在远方国家购买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或者购买该商业共和国的部分货币以用于购买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是较为精细以及较为先进的制造品；它们体积小，包含的价值大，因而费用不多就可出口到遥远的地方。一个国家的工业每一年能生产大量这种剩余产品出口外国，它就有能力将这样一种花费巨大的战争进行好几年，而不需要出口非常可观数量的金银，或者无须有这么一个数量的金银出口。但是在这种场合，其制造品当中每年剩余的很可观的部分必须出口，而无法给国家带回任何的回报，也不是给商人无法带来任何的回报。由于政府要购买商人的外国期票，以便在那儿购买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但是这种剩余的某一些部分依然可以继续带回一些回报。在战争期间，制造商对于制造业将有双重的要求，第一，要求生产送往国外的商品，以偿还为支付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而对外国开出的期票；第二，生产为购买国内已经消费了的外国的商品。所以，在最具破坏性的对外战争中，大多数的制造业经常可以获得相当大的繁荣；反之，在回到和平后，它们反可能走向衰败。在国家处在毁灭的时候它们繁荣，而在国家走回繁荣的时候，它们开始衰败。大不列颠制造业的许多部门在上次战争期间以及在和平恢复后的某些时间所处的状况就可对于上述作一例证。

并没有什么耗资巨大以及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可以通过出口土地的原生产物而方便地进行下去的。把足够购买军队薪饷以及食品这样大数量的原生产物送到国外的费用将太过大了。也并没有什么国家所产的原生产物可以这样大大地超过维持它的本国居民生活的需要。所以，将大量的原生产物送到国外，肯定会把维持国内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部分也送到了国外。出口制造品却不是这样。用于维持国内人民生活的那部分依然留在了国内，仅仅出口了它们产品中的剩余的部分。休谟先生就常常注意到英格兰古代君主并没有能力进行不间断的长期的对外战争。在那些时候，英格兰并没有财力去买它们在国外的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土地的原生产物除了国内的消费也剩余不出多么可观的数量，少数的粗糙的制造业的产品就像原生产物一样，运费太过昂贵。这种无能并不是产生于缺乏货币，而是因为缺少精细的以及较为先进的制造品。那个时候已像现今一样，在英格兰买卖已经是借助于货币进行的了。货币的流通量必须和那个时候日常进行的买卖的次数以及价值保持同一比例。它现在也是这样做的。甚至其比例还要更大一些，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货币，货币在现在代替了金银的大多数用途。在对于商业以及制造业还一无所知的国家里，君主在特殊的场合极少能从他的臣民那里得到任何重大的援助，其原因在之后的章节我将会有所说明。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家，君主常常竭力积累财宝，作为应对这类紧急事件的唯一资源。因为有这种需要，君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当然倾向于积累所要求的节俭。在那样的简朴的状况下，甚至君主的费用也并不是用于取乐于宫廷的豪华的虚荣，而是用于赏赐佃户，来款待他的侍从。不过赏赐以及款待通常不会导致挥霍，而虚荣则几乎总是导致挥霍。听说查理十二世的著名的盟友乌克兰哥萨克的头人马杰巴依的财宝就非常巨大。法国梅罗文加王朝的国王非常富有。当他们把王国分割给他们的子女的时候，他们也分配了他们的财宝。撒克逊的王子们，还有征服后的头几位国王好像同样也积累了财宝。每一个新的王朝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掠夺前一位国王的财宝，作为保证王位继承的最为重要的措施。文明以及商业国家的君主并没有那种必要去积累财宝，由于在特殊场合他们常常可以从臣民那里得到特殊的援助，他们同样也不太倾向于积累。他们自然而然地或许是必须跟着时代的潮流走。他们的费用结果要受到他们领地之内所有大地主的崇尚浪费的虚荣心的左右。他们宫廷内毫无意义的装饰品一天比一天更为光彩夺目，在这上面的费用不仅仅妨碍了积累，并且经常蚕食了预定用于更为必要的开支的基金。德西利达斯对于波斯宫廷的评论能够适用于许多欧洲国王的宫廷。他在那儿看到豪华多威力少，看到仆人多战士少。

输入金银并不是一个国家从对外贸易中得到的主要的，也远远不是唯一的好处。无论在什么地方之间进行对外贸易，所有各方从对外贸易中都可获得两种明显的好处。它将那个地方并没有需要的过剩的土地以及劳动的生产物送出去，而作为回报带回某一些该地所需要的东西。通过把金银和某一些东西的交换而让它们的剩余的产物得到了价值，而换取来的那一些东西又可以满足它们部分的需要，增加了其享受。通过外贸让狭窄的国内市场不至于阻碍任何的一部门的技术或者制造业的劳动分工达到最为完善的境地。通过为它们多于国内的消费部分的任何的劳动产物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鼓励了它们提高它们各自的生产力并把其年产量提高到最高的限度，然后增加社会的实际收入以及财富。对外贸易一直就是对于所有进行贸易的不相同国家从事着这一些伟大而重要的服务。所有的不同国家都从对外贸易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即使其中商人所在国常常获取了最大的好处。这是因为，对于其他某国而言，他常常更多的是从事于供应他的本国的需要，把其本国的剩余的产物输送出去，因为没有金银矿的国家进口他们或许需要的金银，无疑是对于外商业务的一部分，但是，只是其最为无关紧要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假如仅仅为了这一原因而进行对外贸易，一百年里或许也还用不着一船的金银。

绝对不是通过输入金银，而是美洲的发现让欧洲富裕了起来。因为美洲矿山的富有反而使金银变得更加便宜。现在购买一套银餐具的价格只需要十五世纪所值的谷物的三分之一，或者所需劳动的三分之一。今天欧洲用相同的年劳动以及商品支出就能够购买到那里所能够购买到的三倍之多的金银餐具。但是，当一种商品的售价仅仅为其原有价格的三分之一的时候，不仅仅之前购买的人现在能够购买到它们之前的三倍的商品，并且会使购买者的人数大增，甚而超过过去的十倍、二十倍。假如从来就没有发现美洲的矿山，在现在这个进步状态下，欧洲能够拥有的金银餐具不仅仅会是从前的三倍，并且可能是它曾经拥有的二十倍或者三十倍。毫无疑问，到现在为止，欧洲得到了真实的方便，即使肯定是一种非常微不足道的方便。金银的便宜让它们不再像先前那样适合于做货币的用途。为了购买同样的东西，我们就需要随身携带更多的金银，之前只需要携带四便士的地方，现在就要在口袋里带上一先令。非常难说哪一样是最微不足道，是这样的不方便，还是相反的那样的方便。

不论是前者抑或是后者，都无法使欧洲的状态发生任何根本的变革。但是，美洲的发现必定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变革。通过对欧洲的所有商品开辟一个崭新的无限广阔的市场，它引起了对于劳动的新的分工以及技术的进步，而这一些在古代狭窄的商业圈子里，因为缺乏一个能吸收它们大多数产品的市场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欧洲各个国家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产品的增多，还有居民的实际收入以及财富也随之一起增加。欧洲的商品对于美洲来说几乎都是新的，而美洲的许多产物对于欧洲也是新的。所以，一系列新的交易就产生了，是它们之前并没有想到过的，并且它们证明就像对于旧大陆有利一样，对于新大陆同样有利。欧洲人的野蛮不公正的行为使得本来应对所有各方都是有利的事件变得对于几个不幸的国家起了毁灭性的以及破坏性的作用。

几乎同一时候发生的经由好望角通往东印度的航道的发现，或许要比美洲的发现为国外贸易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但是，欧洲迄今为止从和东印度的商业来往中所得到的利益要比和美洲商业来往中所得到的利益少得多。葡萄牙人垄断东印度贸易大约一个世纪，欧洲其他的国家只是间接地通过它才能向东印度输送或者从东印度获得任何货物。在十七世纪初期，当荷兰人开始蚕食东印度的时候，他们将所有的东印度商业授予一个独占性公司进行。英国人、法国人、瑞士人以及丹麦人后来都效仿荷兰人的做法，以致欧洲没有一个大国获得了和东印度自由贸易的好处。为什么和东印度的贸易从来没有和美洲贸易那么大的好处？这里不用指出任何别的理由，因为几乎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和其殖民地间的贸易对于其所有臣民都是开放的。所以那些东印度公司的排他性的特权，它们的巨大的财富，它们从各自的政府所获得的恩宠以及保护激起了对它们的许多嫉妒。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每一年要从和它们进行贸易的国家出口许多的白银，这个嫉妒就常常把这个贸易描述成全然有害的贸易。有关方面则回答说，因为不断地出口白银，它们的贸易的确可能会使欧洲普遍地变穷，但是并不是使与之进行贸易的某个国家变穷。由于通过把一部分带回的货物输出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它每一年给本国带回的白银要比带出的多得多。无论是反对的意见，还是对于反对的答复，都是建立在我刚刚研究的那种流行看法的基础上的。所以，并没有必要再对于它们加以评论了。

因为每年向东印度出口白银，银餐具在欧洲或许要比它原来的价格多少昂贵一些。银币或许能购买到更多的劳动以及商品。这两个影响中的前一个是非常小的损失，后一个则是非常大的好处。两者都微不足道以至于也没有引起任何的部分公众的关注。通过为欧洲商品开辟市场和东印度的贸易，或者也几乎是同一回事，通过为用商品所购买的金银开辟了市场肯定会导致欧洲商品的年产量增加，导致了欧洲的实际财富以及收入的增加。到现在为止，它之所以增加得这样少，很可能是因为它在各地所受的限制的原因。

即使有一些冗长，我觉得有必要对于财富由货币或者金银构成这个流行观念作一详尽的研究。就像我已经指出过的，在通俗的语言里，货币经常表示财富。并且这个说法的模棱两可让这个流行的观念在我们听来非常熟悉，甚至那些深信这个观念的荒谬的人也非常容易地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原则，并且在他们的推理过程当中把它当做一条无法否认的真理。英国某一些关于商业问题的最好的作家一开头就指出，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仅仅由其所拥有的金银组成，并且包括它的土地、房屋还有各种消费品。不过，在他们的推理过程当中，土地、房屋以及各种消费品似乎从记忆中又全部都溜走了，所以他们议论的白银便常常觉得所有财富系由金银组成，所以繁殖这一些金属就成为国家工业以及商业的伟大目标。

但是，这两个原则——财富由金银组成，没有矿山的国家只好通过贸易差额（也就是出口价值大于进口价值）才可以进口这一些金属，一经确立，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目标肯定就是尽可能减少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的进口，尽力增加国内工业品的出口。所以，促使国家富裕的两大引擎过去就是限制进口以及鼓励出口。

限制进口有两种类型：

一、限制进口国内可以生产的供国内消费的外国的货物，无论这一些货物来自何国，都要禁止。

二、限制进口和本国有贸易逆差国家的所有货物。

这一些不同的限制有的时候构成了高关税，有的时候则是绝对禁止。

对于出口的鼓励有的时候是靠退税，有的时候是靠奖励金，有的时候依靠和外国签订有利的商业条约，有的时候是靠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

在下述两种不同情况之下可给予退税。当已交纳关税或国产税的国内制造品出口的时候，往往将所征收税款的全部或者部分退还；当已经征收关税的外国商品重新出口的时候，将所征关税的全部或者部分退还。

对于某一些新兴的制造业或者某种值得特别关注的工业颁发奖励金以资鼓励。

通过有利的商业条约为本国的货物以及商人除了其他国家的货物以及商人所享有的权利之外在某一外国得到某一些特权。

通过在遥远的国家建立起殖民地，为本国的货物或者商人不仅得到某一些特权，并且常常是垄断权。

上述两项对于进口的限制，加上四项对于出口的鼓励，组成了商业体系通过使贸易差额有益于自己而增加本国金银的六项主要方法。我在以后的每一章中将对每一方法进行详细的研究，不再过多地注意它们假设能把货币带回本国的形势。我将会重点研讨它们中的每一方法对国家的工业年产量所能够产生的影响。依据它们是否趋向于增加或者减少这个年产量，它们显然肯定就会趋向于增加或减少本国的实际财富和收入。

第二章　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

通过高关税或者绝对禁止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的外国的货物的进口，这样就多少保证国内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业对于国内市场的垄断。所以禁止从国外进口活牲畜或者腌制食品也就保证了大不列颠畜牧户对于国内肉类市场的垄断。在中等收成的年份，对于谷物进口所征收的高得相当于禁止的关税给予谷物种植人以同样的好处。对于外国毛纺织品进口的禁止一样，有利于毛纺织业。丝织业即使完全依赖外国原料，近年来也获得了同样的好处。麻织业暂且还没有获得这种好处，但是，也正在大步地朝它迈进。很多其他的制造业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大不列颠获得了完全或者几乎完全的对于它们同胞的垄断权。遭到绝对禁止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禁止进口的商品种类之多大大地超过了不太熟悉海关法的人的想象。

毫无疑问，这种对于国内市场的垄断经常是极大地鼓励了享有这种垄断权的产业，同时常常使原本不会流向它的较大多数的社会劳动以及资金也转向了它。不过，它到底是倾向于增加社会的总劳动，还是把它指向最为有利的方向，这点或许并不完全明显。

社会的总劳动从来就不会超过社会资金所能够雇佣的数量。如任何人所能雇佣的工人的人数必须和其资金保持一定的比例那样，大社会所有成员可以不断雇佣的工人的人数也必须和那个社会的总资金保持一定的比例，并且从来不会超过那个比例。任何商业规章所能够增加的劳动量都无法超过任何一个社会的资金所能够承担的限度。它只能够使部分社会劳动流向它原来不可能流向的方向。并且谁也无法肯定这种人为的导向能比其自然的流向对于社会更为有利。

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为他的资金寻找最有利的投资途径。当然，那仅仅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不过他在研究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或者可以说也是肯定地，会研究致使他去选择对社会最有利的途径。

第一，每一个人尽力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到了尽可能离家近的地方，从而他也就尽力支持了本地的劳力，只要他总是可以从中获得普通的，或者说不太低于资金的普通利益。

这样，在利润相等或者几乎相等的情况下，每一个批发商自然宁愿从事国内贸易，而不愿意从事对外消费贸易；宁愿从事对外消费贸易，而不愿意从事贩运贸易。在国内贸易当中，他的资金绝不会像在对外消费贸易中的那样长期在他的视野之外。他可以更好地了解他所托付的人的品德以及处境，并且假如他被骗的话，他能更好地知道他必须向之寻求补偿的国家的法律。而在贩运贸易当中，商人的资金好似被分割在两个外国之间，并且没有一部分是肯定会带回本国，或者置于他的直接视线之内以及支配之下。一个从事从康尼斯堡到里斯本贩卖谷物以及从里斯本到康尼斯堡贩运水果以及葡萄酒的阿姆斯特丹商人的资金常常必须将其资金的一半留在康尼斯堡，另外一半留在里斯本。其中并没有任何的部分曾经需要回归到阿姆斯特丹。这样一个商人当然应居住在康尼斯堡或者里斯本，只有个别非常特殊的情况能够使他宁愿居住在阿姆斯特丹。但是他所感到的和自己的资金分隔得这样遥远的那种不安常常会使他决定把原定运往里斯本市场的部分康尼斯堡的货物，还有原定运往康尼斯堡的部分里斯本的货物运到阿姆斯特丹。即使这样做使得他必须支付双倍的装货以及卸货的费用，还有支付某一些关税，但是为了使其部分资金可以总是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让自己支配，他宁愿付出这种特殊的费用，并且每一个对于贩运贸易拥有相当份额的国家正是用这种方式成为进行贸易的所有不同的国家的货物的商业中心或者共同市场。为了节省第二次的装卸费用，这种商人总是在国内市场尽可能多地销售所有的不同国家的货物，然后尽可能地把其贩运贸易转化成为对外消费品贸易。一个从事对外消费品贸易的商人以相同的方式，当他为外国市场采购货物的时候，他总是乐意在相等或者几乎相等的利润的条件下在国内市场出售尽可能更多的货物。当他以此把他的对外消费品贸易转变成了国内贸易的时候（只要他可能的话），他就能够为自己省去出口的风险以及麻烦。假如我能够这样说的话，本国就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中心，每一个国家的居民的资金就是如此不断地环绕这个中心而周转，并且它们总是向这一中心靠拢，即使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它们有的时候可能被从这个中心赶开或者驱走，而走向更远的用途。

但是，如前所述，用于国内贸易的资金比用于对外贸易的同等资金肯定会把国内更多的劳动力投入运转，让国内更多的居民获得收入以及工作。而一个用于对外消费品贸易的资金要比用于贩运贸易的相等的资金具有相同的优越性。所以，在利润相等或者几乎相等的情况下，每一个人自然乐意把自己的资金用于这种方式，它能够为国内劳力提供最大的支持，给本国最大多数的民众带来收入以及工作。

第二，把自己的资金用于支持国内劳力的每一个人肯定会竭力去引导劳动，使其产物能拥有尽可能最大的价值。

劳动的产物是劳动在其投入的对象或者原料上所附加的价值。雇佣劳动的人的利润同样和这个产物的价值的大小互成比例。但是也只是为了利润任何人才会把资金用于支持劳动。所以，他将总是尽力把资金用于支持可以生产价值最大的产物的劳动，或者能够交换最大量的货币和货物的产物的劳动。

不过，每一个社会的年收入总是完全等同于该社会的整个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或者明白地说，和那个交换价值相同的东西。所以，每一个人竭尽所能地把他的资金用于支持国内劳动，并且竭力指引那个劳动去生产拥有最大价值的产物，每一个人肯定会尽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可能地增加。当然，他平常并无意去促进公众的利益。他宁愿支持国内劳动，而不会支持国外劳动，他想要的只是他自己的保险；他指导劳动去生产能有最大价值的产品，他图的仅仅是个人的所得，而他在这一点上就像在许多其他的场合一样，他总是被一只隐形的手推动着去达到一个他无意追逐的目的。即使他并没有任何这种意图，但是他对于社会并不总是更坏。在追求他个人的利益的时候，他常常要比他真实地有意促进社会利益还更为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伪装为了公共利益而做生意的人做了多少好事。当然，那种装模作样，在商人当中并不普遍存在，因此无须说什么去劝阻他们。

他的资金可以投入国内什么劳动，并且其产物又会具有最大的价值，很显然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当地环境可以比任何政治家或者立法家更好地为他作出判断。一个政治家，假如他企图去指导私人应当以什么方式去运用他们的资金，这将会不仅仅给他加上最没有必要的负担，并且他采取了一种既不会放心地委托给任何的个人，甚至也不可能放心委托给任何委员会或者参议院的权力，并且再也没有比把这样一个权力交付到一个愚蠢傲慢以及妄以为自己适合于行使这样的权力的人的手中更加危险的了。

把对于国内市场的垄断权给予本国劳动的产品（无论是哪一种工艺或者制造业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导私人应当以什么方式去运用他们的资金，而这种做法几乎在所有的场合肯定是一种无益或者有害的调控。假如国内劳动的产品可以像外国劳动的产品一样便宜地投入市场，则这个调控显然是无益的。假如它无法同样的便宜，这个调控常常就肯定是有害的。每一个会精打细算的户主的信条就是：绝对不要试图自家制作其花费要比购买还贵的任何的东西。裁缝绝对不会试图制作自己穿的鞋子，他会到鞋匠那儿去买。鞋匠也绝对不会试图去缝制自己穿的衣服，而是雇佣裁缝来做。农场主既不试着自己做鞋子，也不试着自己缝制衣服，而是雇佣不同的匠人。他们全都会发现把他们的所有劳动投入到他们对于其邻人有某种优势的方面，并且用部分自己的产品，或者用部分自己的产品价值去购买他们随时需要的东西对于自己最为有利。

持家中的精打细算运用在操持一个大的王国中也不会是愚蠢的。假如某一国家给我们提供的商品可以比我们自己制造的还要便宜，那我们宁愿用自己部分劳动（用于我们有某些优势方面的劳动）生产的产品来购买它们。国家的总劳动量总是和雇佣它的资金互成比例的，所以它们也不会减少，不会减少到多于上面所提到的各种工匠的劳动量。不过是要寻找出一条可以获取最大好处的运用途径。当劳动被引领去生产一种购买比制造还便宜的商品的时候，肯定那并不是最有利的运用途径。当劳动被以如此的方式从生产明显的更加有价值的商品而转向生产被指定的产品的时候，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必定多少会减少。假如购买外国的相同商品能够比自己国内生产便宜一些，那么，能够只用部分商品，或者用那些商品的部分价值（即用同等的资金雇佣的劳动在国内所能够生产的产品，假如是听任劳动自然的流向的话）去购买它。所以，当一国的劳动就这样从一个利益较大的用途被转入到一个利益较小的用途的时候，国家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就不会依据立法者的意图而增加，而是肯定由于每次的这种调控而减少。

当然，通过这样的调控，某一制造业有的时候可能要比没有这种调控更早一些建立起来，并且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其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可能和国外的同样便宜或者更为便宜。社会的劳动即使通过这种方式要比没有这种调控有利地更快地进入某种渠道。但是社会的总劳动或者社会的总收入量绝对不会因这种调控而增加。社会的总劳动量只能够随社会资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长。而社会的资金也只可以随社会收入的节余的逐渐增多而成比例地增加。不过每一次这种调控的直接效果就是让社会收入减少，而减少社会收入的做法必定不会把社会资金增长得要比任其自然发展增加得更快，假如社会的资金以及社会的劳动都听任它们自己去寻找天然用途的话。

即使并没有这样一些调控，社会将会永远也建立不起某种制造业，不过无法根据这一点就说社会在其存在的某一时期就肯定会较为贫困。在社会存在的每一个时期，社会的全部资金以及全部劳动量仍然会以那个时候最有利的方式获得运用，尽管是用在不同的项目上。在每一个时期，社会的收入也可能是那个时候社会资金所能够提供的最大的收入，从而资金以及收入都可能用最快的速度进行扩张。

在某些特殊商品的生产中，一个国家对于另外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天然优势有的时候是极其巨大的，而要和这些天然优势进行挑战，全世界都认为是徒劳无益的。通过玻璃、温床以及温墙在苏格兰也能够培植出非常好的葡萄，用它们也可酿造出十分好的葡萄酒，只是其费用大约是从国外进口最起码同样好的葡萄酒的价格的三十倍。仅仅只是为了鼓励在苏格兰制造法国波尔多以及勃艮地的红葡萄酒，而禁止所有的外国的葡萄酒进口会是合理的法律吗？假如说把要比从外国购买相同数量所需商品的费用高出三十倍的资金以及劳动去从事生产本国的那种商品是荒谬的话，那么用多出三十分之一，甚至三百分之一的资金以及劳动去从事任何这种生产也肯定是荒谬的，其荒谬的程度即使并不是那么耀眼，但是其性质完全相同。至于一国对于另一国所具有的优势是天然的，抑或是建立起来的，在这一点中无关紧要。只要一个国家占有那些优势，而另外一个国家缺乏那些优势，那么向前者购买就总是要比自己制造对于后者更加有利。一个工匠对于从事另外一行当的邻人建立了某种优势，不过他们双方仍然发现互相购买彼此的东西要比自己去制作不属于自己行当的东西更加有利。

商人以及制造业者则从对于国内市场的垄断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对于外国牲畜以及腌制食品的进口的禁止，连同对于外国谷物所征收的高关税（在中等收成的年岁它也高到了禁止的地步），对于大不列颠的畜牧业者以及农场主的好处也远远没有像其他同类性质的规章给商人以及制造业者所带来的好处那样大。特别是那一些高级的制造品从一国运往另外一国要比牲畜容易得多。所以，对外贸易主要是从事采购以及输送制造品。在制造品当中只要有一点微小的优势就能让外国人出售要比我们自己的工人出售得还便宜。甚至在国内市场上也是这样。而在土地的原生产物方面则将需要有一种非常大的优势才能使外国人做到这一点。假如容许外国制造品自由进口，有一些国内制造业或许要遭受挫折，有一些制造业或许就会走向彻底的毁灭，而现今用于那些制造业的资金以及劳力将被迫寻找其他的出路。然而对于土地原生产的最自由的进口对于本国的农业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比如，对于外国牲畜的进口也是这样的自由，自由到并没有什么再可以进口，则大不列颠的畜牧业或许就不会受到它的什么影响。也许，活牲畜是唯一的一种海上运费要比陆路运费昂贵的商品。在陆地上它们自己将自己运送到市场上去。在海路上，不仅仅牲畜，就连它们吃的食物以及水都必须花费不小的价钱进行运输，并且还有许多不便。当然，爱尔兰以及大不列颠之间的海路非常短，它使得从爱尔兰进口牲畜较为容易。但是，即便近来批准的在一定限期内的牲畜自由进口获得了永久化，它对于大不列颠的畜牧业者的利益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海邻近的地带都是牧草丛生的村庄。爱尔兰的牲畜需要穿过那些辽阔的乡村，花费不小的费用，经历不少的不便，才可以到达正式的市场，不然爱尔兰牲畜就不会输入。膘肥的牲畜无法赶这么远。所以，只有精瘦的牲畜才能够输入。而这种输入不会影响饲养以及催肥乡村的利益。精瘦牲畜的价格降低对于它们来说只会更为有利；相反，只会影响繁殖牲畜的村庄的利益。自从容许进口以后，从爱尔兰进口的少量的牲畜，连同精瘦牲畜，依然能够卖到一个好价钱，它好像在表明即便是大不列颠繁殖牲畜的乡村也从来没有受到自由进口爱尔兰牲畜的很大的影响。尽管听说爱尔兰的老百姓有的时候用暴力反对他们的牲畜出口。但是，假如出口商发现继续经营这种出口有非常大的好处的话，当法律站在他们一边的时候，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战胜这种群众的反对。

除此之外，饲养以及催肥的乡村必须不断地改良，因为繁殖牲畜的乡村常常都是没有很好开垦过的地方。没有开垦过的土地的价值的高涨，使得精瘦牲畜的价钱也居高不下，它就像是对反对改良的一种奖励金。对于任何一个所有土地都高度改良了的国家，进口它的精瘦牲畜要比自己繁殖还更加有利。所以，听说荷兰现在就是遵循着这个信条。当然，苏格兰、威尔士以及诺森伯兰的山地都是一些不会有很多改良的乡村，就好像是天生注定是大不列颠的牲畜繁殖基地。对于外国牲畜的最为自由的进口除了阻碍那些繁殖乡村从王国其余的地区的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改良，从将它们的价格提高到最高的限度，从对于全国所有较为进步以及开垦过的地区课以现实的税中得到好处外，并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

对于腌制食品的最大进口自由对于大不列颠的牲畜业者的利益所能产生的影响同对于活牲畜的利益所能产生的影响一样小得几乎等于零。腌制食品不仅是体积大，和鲜肉相比，质量比较差、价格高，而且运输需要花费很多的劳动以及费用。所以它们从来无法和鲜肉进行竞争，即使可以和国内的腌制食品进行竞争。它们可以用于为远航船只供应储备食物；但是这类用途，从来也不可能构成食物中的任何的重要部分。自从腌制食品准许自由进口以来，从爱尔兰进口的小量腌制食品即是一个试验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畜牲业者对于进口自由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看来鲜肉的价格并没有遭受到它的明显的影响。

甚至外国谷物的自由进口对于大不列颠的农场主的利益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谷物是一个要比鲜肉更加笨重的商品。一便士一磅的小麦就和十四便士一磅的鲜肉一样昂贵。即便在最大的荒年，从国外进口的小量的谷物也足够向我们的农场主证明他们并没有必要害怕最大自由的进口。根据对于谷物贸易有深刻了解的一位小册子的作者的估算，逐年进口的各种谷物的平均量达到了两万三千七百二十八夸特，并没有达到年消费量的五百七十一分之一。不过由于对于谷物出口的奖励金在丰年导致了谷物大量的出口，多于实际耕作状态所能提供的数量，所以在歉收之年也就必须进口要比实际耕作状态所要求的更多的谷物。因为依靠奖励金并不能使一年的丰收补偿另外一年的歉收。并且由于出口的平均量肯定增大，进口的平均量肯定也超过耕作的实际状态而增大。假如没有奖励金，谷物就会出口少一些，那么谷物的进口也可能逐年地比目前要少一些。谷物商人、大不列颠以及外国之间的谷物采购商以及贩运商也就肯定会少了许多事情，而遭受相当可观的损失，但乡绅以及农场主则将遭受不到什么损失。所以，谷物商人要比乡绅以及农场主对于恢复以及保持奖励金制具有更大要求。

乡绅以及农场主是所有人民中最少受制于让人讨厌的垄断的，这是他们的很大的光荣。一家大的制造厂的经营者假如发现在他的周围二十里之内建立起了另外一家同类性质的工厂，有的时候会感到惊慌。在阿布维尔一个荷兰毛纺业经营者就规定在这个城的三十里格（一里格大约三十英里）以内不得建立同类性质的工厂。反之，农场主以及乡绅们则常常乐于促进他们邻近的农场以及庄园进行开垦以及改良，而不愿意阻碍其发展。他们并没有大部分制造业者所拥有的那些秘密，通常愿意和他们的邻人交往，并尽可能推广任何他们觉得有利的新举措。老卡托说：“Pius Questus stabilissimusque，minimeque invidiosus，minimeque male cogitants sunt，qui in coeostudio occupati”（这是最受人尊重的职业，从事这样职业的人，生活最为稳定，最不为人所忌讳，并没有不满之念。）乡绅以及农场主分散在全国的不同角落，不可能像聚居城镇以及具有垄断性的同业公会精神的商人以及制造业者那样容易联合起来。他们自然竭力反对他们所有的同胞——反对他们通常所拥有的针对各城镇居民的垄断性特权。所以，他们看来是对于外国商品进口施加各种限制的最初的发明人。由于这些限制能够确保他们对于国内市场的垄断。或许是出于仿效他们，让他们自己能和喜欢压迫他们的人处在同等的地位，大不列颠的乡绅以及农场主忘记了属于他们的地位的天然所具有的慷慨，而要求为他们的同胞提供谷物以及鲜肉的垄断性的特权。他们或许并没有花时间去思考自由贸易对于他们的利益的影响要比对于他们所效仿的那一些人的利益的影响更小。

通过一个永久性法律禁止外国谷物以及牲畜的进口，实际上是在通过立法规定国家的人口以及劳动力在任何的时候无法超过本国土地原生产物所能够维持的限度。

看来对于外国商品施加某些负担一般来说将会是有利的，为了鼓励国家的劳动力，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当某一种劳动是国防所必需的时候。比如，大不列颠的国防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员以及船只的数量。所以，航海法就非常恰当地竭力使大不列颠的海员以及船舶具有对于他们本国贸易的垄断权；在有一些场合是通过绝对禁止，而在有一些场合又通过对外国船只征收沉重的关税。以下是这个法令的主要的规定。

（1）所有船只的船主、船长以及四分之三的水手不是大不列颠居民者，禁止往大不列颠居留地以及殖民地进行贸易，或者禁止被雇佣来从事于大不列颠沿海地区的贸易，严重者没收船只以及货物。

（2）很多种最笨重的进口货物只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运进大不列颠：或者是通过上述的船只，或者是通过那些货物的生产国的船只，并且其船主、船长以及四分之三的水手同时也是属于那个国家；并且当由后一类船只进口的时候，需要征收双倍的外国人税。假如装运进口的船只属于其他的任何国家，则罚以没收船只以及货物。当这个法令制定的时候，荷兰正好是欧洲的大运输者，他们现在依然是，而依据这个规定，他们就完全被排斥在去大不列颠的运输队伍之外，或者完全被剥夺向我们进口其他的欧洲国家的货物的权利。

（3）很多种最笨重的货物甚至用大不列颠船只亦禁止从生产国家之外的国家进口；违者没收船只以及货物。这条规定或许是针对荷兰的。那个时候的荷兰像现今一样是欧洲各个国家货物的一个大中心市场，依据这条规定，大不列颠船只就不可以在荷兰装载其他的任何欧洲国家的货物。

（4）但凡不是由大不列颠船只捕获并且在大不列颠船只上加工的各种腌鱼、鲸须、鲸骨、鲸鱼油等进入大不列颠的时候，要征收双倍外国人税。荷兰人像现在一样依然是主要的捕鱼者，是那个时候欧洲唯一的力图供应各个国家鱼类的捕鱼者。依据这一条法规就对于他们供应大不列颠的鱼类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当航海法制定的时候，尽管英格兰和荷兰实际上并没有交战，但是这两国之间却存在着最为强烈的敌意。这种敌意开始于长期议会的时期，是长期议会形成了这一个法律。这个敌意在护国公以及查理二世时期的荷兰战争后不久就爆发了出来。所以，这个著名法律的某一些规定或许就是来源于民族的敌意。但是，它们十分明智，就像它们是由最谨慎的智慧所授意的一样。在那个时候，国家的敌意所指向的目标和最谨慎的智慧要建议的完全相同，那就是减弱荷兰的海军力量，唯一能够对于英格兰安全形成威胁的一个海军的力量。

这个航海法对外贸，或者说对于通过外贸可以形成的富裕是不利的。一个国家的利益在它和外国的商业关系中，就好像一个商人的利益和同他做买卖的各种人们的关系那样，是买进要尽量地便宜，出售要尽量地昂贵。不过最可能买得便宜的时候，是在贸易享有完全自由的时候，因为贸易的完全自由鼓励各个国家把它所要购买的货物都运送到市场上去。相同的理由，最可能卖得贵的时候，是当市场中充满了最大多数的要买的人的时候。那一点是对的，航海法并没有加重前来出口大不列颠劳动产物的外国船只的负担。甚至古代过去一贯对于出口以及进口所有货物征收的外国人税也被之后的几个法令从大多数的货物出口中取消了。不过，假如由于禁止或者高关税的原因，外国人受阻无法前来出售，那么他们也不会前来购买。这是因为不带货物来，他们肯定要遭受从本国到大不列颠来的空船的损失。因此，减少了卖主的数量，我们肯定也减少了买主的人数。如此一来，和有完全自由的贸易相比较，我们不仅仅购买外国货物要贵一些，并且出售我们自己的货物也要便宜一些。但是，由于国防要比富裕更为重要，或许航海法要算是英国所有商业法规中最为明智的了。

第二种情况是，为鼓励本国的劳动而对外国商品加以某一种负担一般说来将会是有利的，那就是在国内对于本国劳动的产品征收某种税收。在这样的场合，对于外国劳动的同样产物征收同等的税收看来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就不会给国内劳动对于国内市场的垄断权，也不会让国家的资金以及劳动流向某一用途大于顺其自然的可能流入量。它仅仅会阻止由于征税而本应当自然流入的资金以及劳动中途转入非自然流向，并且只会使在征税以后外国和本国的劳动之间的竞争像征税之前一样尽可能站在同一立足点上。在大不列颠，当任何的这种税附加在国内劳动的产物上的时候，通常就在同一时候，为了制止我国商人以及制造业者的大声抱怨，他们的商品将只得廉价出售的时候，又要对进口同类的外国货物征收重得多的进口税。

依据有一些人的意见，对自由贸易的第二项限制，在某一些场合应当扩张到能够和国内已经课税的商品进行竞争的外国商品之外。当生活必需品在各国都已经课税的时候，他们认为不但对于国外进口的生活必需品课税是合适的，并且对于能够和国内劳动生产的任何东西进行竞争的各种外国货物课税也是适宜的。他们说，生活必需品因为这些征税肯定变得昂贵，劳动的价格肯定总是随着劳动者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增长。所以，国内劳动生产的每种商品，即使本身并没有直接课税，但是由于这些税收也变得更加昂贵了，生产它的劳动变得更加昂贵了。所以，他们说，这些税事实上是等于对于国内生产的每一种商品征税。为了使国内劳动和国外劳动处于同一个立足点上，他们认为必须对每一种外国商品课税，其税额相当于使国内商品能和外国商品进行竞争而提高了的价格。

大不列颠对于肥皂、盐、皮革、蜡烛等生活必需品征税是否会提高劳动的价格，还有相继提高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我在之后探讨各种税收的时候，将再作论述。但是，与此同时，假如它们有这种影响，并且它们无疑会有这种影响，则因为劳动价格的提高，所有商品的价格普遍上涨的这种情况，就正好和某类商品因直接课税而产生的价格上涨有下面两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人们总是能够极准确地知道因为这种征税这样一种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多少，而劳动价格的普遍上涨对于雇佣该劳动所生产的各种不同商品的价格能有多大影响，则从来就不会相当准确地知道了。所以就不可能相当准确地来对每一种外国商品定税，使其和每种国产商品的价格的这种增长互成比例。

第二，对生活必需品课税对于人民生活条件的影响和贫瘠的土壤以及恶劣的气候的影响相同。所以食品会变得贵一些，好像需要特别的劳动以及费用去培植它们一样。就如同在由于土壤以及气候所造成的天然匮乏中去指导人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运用他们的资金以及劳力是荒谬的一样，在因为征税而造成的人为匮乏中如此做同样是荒谬的。他们只有尽量地使自己的劳动去适应他们的处境（即使他们的条件不好），寻找那些他们可能在国内市场或者国外市场有某种优势的用途。这才是在这两种情况之下显然最为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为了让他们为其他大多数商品同样付出过于昂贵的价格，而对他们征收新税肯定是最为荒谬的赔偿方法，由于他们的税已然是不堪重负了，并且他们为生活必需品所付出的已是太过昂贵了。

这一类税收，当它们提高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是一种和土地的贫瘠以及气候的险恶相等的灾祸；但是在最富裕以及最勤劳的国家，它们常常是普遍征收的。其他国家都无力承受如此大的混乱。就好像只有最强壮的身体才能够在不健康的摄生法下生存以及保持健康一样，也只有在每种产业都具有天然的以及取得了优势的国家才能够在这类税收下生存以及繁荣。荷兰是欧洲有这样的赋税最多的国家，它因为其自身的独特环境而继续繁荣，但是并不是像那种最为荒谬的设想那样借助一些赋税而繁荣的，而是不顾它们而继续地繁荣的。为了鼓励本国的产业，有两种情况常常有利于对于外国商品征收某种税收，同样还有两种情况征税则有可能是值得考虑的事。一个就是继续允许某些外国货物自由进口，到何种程度才适宜；另外一个是在自由进口被中断一段时间后恢复到什么程度或者以什么方式恢复可能算做合适。

当某一个国家通过高关税限制或者禁止我们的某一些制造品进入他们国家的时候，我们继续允许某些外国货物自由进口，自由到何种程度才适宜，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复仇自然会要求我们报复，我们应当对于它们某一些或者所有制造品的进口征收同样的税收或者同样实行禁止。各国极少有不以这种方式进行报复的。法国一直特别偏爱对能进入和它们本国商品进行竞争的这种外国商品的进口进行限制。正是这一些组成了科尔伯特先生政策的大多数。科尔伯特先生即使有很大的才能，看来在这件事件当中是深为那些一贯要求对于它们本国同胞实行垄断的商人以及制造业者们的诡辩所迷惑了。现在法国最明智的人的看法是他在这个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对于其本国一直是有优势的。这位大臣通过1667年的关税法对许多外国制造品的进口征收了非常高的关税。在他拒绝对荷兰减轻关税之后，荷兰在1671年禁止了法国的葡萄酒以及白兰地的进口。1672年的战争好像部分就是因为这个商业纠纷引起的。尼麦根和约在1678年结束了那一次战争，通过减轻某些对于荷兰商品的关税，荷兰人随之也取消了禁令。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法国人以及英国人通过同样的关税以及禁止又开始相互压迫对方的产业。但是这种情况似乎是法国人率先做出榜样的。从那之后，存在于两国之间的敌对情绪一直妨碍着双方缓和。1697年英国人禁止弗兰德人建造的花边进口。那个时候弗兰德的政府是在西班牙的管辖之下，当做回报，它们宣布要禁止进口英国毛纺织品。1700年英国就取消了花边进口的禁令，其条件是英国的毛纺织品要像之前一样进入弗兰德。

假如有这种可能：因为报复而使得对方取消所抱怨的高关税或者撤销所抱怨的禁令，则这类报复可能是一个好政策。一个广大的国外市场的恢复所带来的好处，常常远远超过对在一个短时期内对某种货物所付出的比较高的价格的暂时不便的补偿。要判断这样的报复是否可能产生这种效果也许与其说是属于立法家的科学（由于他们的思考应当是受永远不变的普通原则所支配的），不如说是应当属于俗称为政治家或者政客的那种阴险狡猾的动物的技巧（由于他们的委员会是受到事物的顷刻波动所指导的）。假如没有任何这种取消的可能性，则为了补偿对我国人民某一些阶层所造成的伤害，而对于我们自己，不仅对那一些阶层，并且对几乎所有其他阶层进行另外一次伤害，看起来并不是一种办法；当我们的邻邦阻止我们某些制造品进口的时候，我们常常不仅禁止同类的制造品进口，并且还要禁止它们的某些其他商品进口。由于只禁止了同类的那两点不足以对于它们产生重大影响。这无疑会给予我们的某种工人以鼓励，并且通过排除了它们的某些竞争者使它们可以在国内市场提高它们的价格。但是，那些受邻邦禁令残害的工人并不会从我们对外国商品进口的禁令中获得收益。反之，他们以及我们公民中几乎所有其他阶层都因此而必须为某些货物支付要比之前更高的价格。所以，每一道这类法令都是对整个国家征收了一种事实上的税，它不利于受到我们邻邦的禁令伤害的那个阶层工人，而是有利于其他的某一阶层的工人。

一种有的时候可能是值得考虑的情况，那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禁止后，对于外国货物的自由进口恢复到什么程度或者以什么方式恢复才是合适的。当某一些制造品由于对于能够和国内某一些制造品进行竞争的外国货物征收高关税或者禁止进口的时候，它们已经大大地发展了，发展到要雇佣大批量的人手。这个时候，人道主义或许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慢慢地逐步地恢复贸易自由，但是要有很大的保留以及慎重。假如那些高关税以及禁令一下子立即取消，较为便宜的外国同类货物就会洪水般涌入国内市场，如此一下子就会剥夺我国成千上万人的日常工作以及生存手段。它所引发的混乱无疑将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因为下述两个原因，这种混乱很可能要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小。

第一，所有不享受奖励金而常常有一部分向其他欧洲国家出口的制造品不会受到对于外国货物最自由的进口的多少影响。这类制造品在国外的销售价必须和任何外国同类产品相同质量的商品同样便宜，而在国内售价还需要更便宜。从而，它们才可以继续占有国内市场。即使喜欢时髦的人有的时候宁可买外国货，而不愿购买本国生产的价格较为便宜并且质地也较为好的同类货物，这种愚蠢的行为从事物的本性出发是不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对于人民的一般就业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我国毛纺织业、制革业以及五金业的所有不同部门有很大一部分产品每年都要出口欧洲其他的国家，它们并没有享受奖励金，而这一些制造业却雇佣了最多的人。也许，丝织业是自由贸易的最大的受害者，其次是麻织业，即使后者要比前者所受的害小很多。

第二，即使有很大数量的人会因为贸易自由的恢复而被一下子从日常的工作岗位上抛了出来，而失去了普通的生存手段，但是却无法得出结论，他们将会从此被剥夺了工作或者生存的手段。在上次战争结束之后由于裁减陆军以及海军，十万以上的士兵以及水兵（其数目相当于所有最大制造业当中所雇佣的工人的人数），他们都一下子被从平常岗位上抛了出来。但是，他们即使无疑遭遇到了某些不便，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被剥夺了所有的就业机会以及生存手段。可能大多数只要有机会就逐渐地转入了商船界；与此同时，水兵以及陆军士兵也都被融入了人民大众之中，而受雇于各个行业。十万以上的人习惯于使用武器，并且其中很多还已习惯于抢劫以及掠夺的军人所处地位的巨大的变化并未引发什么大的骚动以及混乱。就我所了解到的，并没有任何地方流民的人数因此而增加，甚至任何职业的劳动工资除去商船界的水手之外也并未因此而有所减少。不过假如我们拿一个士兵的全部生活习惯和任何的一类制造业的工人的所有生活习惯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后者的习惯并不比前者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更加难以适应一种新的行业。制造业者一直习惯于凭借自己的劳动并且仅仅是自己的劳动而生活，而士兵是靠着薪饷生活。一个惯于运用以及劳动；一个惯于懒散以及放荡。不过把勤劳从一种劳动转向另外一种劳动肯定比把懒散以及放荡转向任何的劳动要容易得多。除此之外，对于绝大多数制造业来说，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还有很多属于性质非常相近的附属制造业，工人能够较为容易地把自己的劳动从他们当中的一个转向另外一个。大多数的这类工人偶尔也从事农村劳动。之前某一制造业雇佣他们的资金将会仍然留在国内以另外某种方式去雇佣同样数量的工人。国家的资金依然未变，对于劳动的需要同样也将未变，或者几乎未变，尽管它可能是用在了不同的地方以及不同的职业上。当然，士兵以及水兵从皇家服役退役之后，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大不列颠或者爱尔兰的任何城镇从事任何职业。假如要让国王陛下的所有臣民都能恢复享有士兵以及水兵的那种喜欢从事哪种劳动就可以从事哪种劳动的天然自由，则就只有打破行业公会的排他性特权，废止学徒法。这是因为这两者都是对于天赋自由的实际蚕食，除此之外还应废除居留权法，让穷苦工人从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地方被解雇后，能够到另外一个行业或者另外一个地方去寻找工作，而没必要担心受到控告或者遣返，那样无论是公众还是个人，就不会因为遭到某一类制造业的偶尔遣散而受到要比士兵遭到遣散还大的伤害。我们的制造业者无疑对我们的国家有很大的功绩，不过他们的功绩仍然不会大于用自己的鲜血保卫了我们国家的人的功劳，当然也就不应当受到更大的照顾。

确实，指望贸易自由能够在大不列颠完全恢复，是同指望在大不列颠建立“理想岛”或者“乌托邦”一样的荒谬。那样不仅仅会遭到公众的偏见，并且会遭到更为难以战胜得多的非常多的人的个人利益的坚决反对。假如军队的军官用制造业主反对可能增加其国内市场竞争对手的任何法律同样的热情以及敌意，反对裁减军队的数量；假如前者以后者煽动工人的相同方式鼓励士兵用暴力以及暴行对付任何这类法规的提议人，则企图裁军，就将同现在企图在任何方面削减我国制造业者们所获得的垄断一样的危险。这个垄断已经大大地增加了某一些制造业的人数，它已经像一支成长得过于大的常备军，对于政府已构成威胁，并且在许多场合可以恐吓立法机构。议员当中支持每一份加强这个垄断的提案的人，不仅可以获得懂得贸易的美好名声，并且还会在人数以及财富都具有很大重要性的那个阶层中得到极大的欢迎以及影响力。相反，假如他反对他们，尤有甚者，假如他有权威，其权威足够挫败他们，则无论是公认的最正直还是最高的地位，抑或是最大的功绩，都将无法保护他，使他免受由愤怒而失落的垄断者的疯狂报复所发出的最不名誉的谩骂以及诽谤、人身攻击，有的时候甚至是实实在在的危险。

一个大的制造业主，因为国内市场的对外国竞争者的突然开放，被逼放弃了他的行业，无疑会受到非常大的损失。他过去一直用于购买原料以及支付工人工资的那部分资金或许并没有多大困难就能够找到另外的用途。不过在处置被固定在厂房以及生产工具上的那部分资金的时候，就不可能没有非常大的损失了。所以，对于他的利益给予公平的关怀就要求这类变化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来得突然，而应是慢慢地、逐渐地，并且要在发出警告后的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之后。假如可能，立法机构的思考不应该总是受局部利益的纠缠不休、高声叫嚷所支配，而应当受共同利益的广阔的视野所调控，根据这一点，或许立法机构就应该特别小心地不去建立任何新的这类垄断，与此同时，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不予进一步扩大。由于每一种这类法规都会引发国家内部机构某种程度的混乱，要克服这种混乱就难免不引起其他新的一种混乱。

并不是为了阻碍进口，而是要提升政府的收入，对于外国货物进口征收关税应当走多远才能算是适当，我将在以后探讨各种税收的时候予以考虑。为阻止或者减少进口而征税显然对海关的收入的破坏就同对自由贸易的破坏一样。

第三章　论通商条约及其对铸币业的影响

第一节　论即便根据商业体系的原则，那些限制的不合理性

商业体系为了增加本国的金银量所提出的第二个应急措施是，对来自它的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几乎所有货物的进口施加特殊的限制。所以，在大不列颠只要上缴一定的关税，西里西亚的细竹布就能够进口供国内消费。不过法国的上等麻纱以及细竹布则被禁止进口，它们只能够进入伦敦港口存入仓库以待出口。对于法国，葡萄酒所征收的关税也要比对于葡萄牙的葡萄酒，甚至要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葡萄酒征收的关税都高。依据1692年所谓的进口法，对于所有的法国货物要征收其价值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而对于其他国家绝大多数的货物所征的关税要更轻，极少超过百分之五。而法国的葡萄酒、白兰地、盐以及醋是例外，它们依据其他法律或者同一法律的某一些特殊条款要交纳其他的税务。除白兰地之外，对于所有法国货物加征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由于认为第一次所征收的百分之二十五还不足以起到抑制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对法国葡萄酒每吨加征二十五镑，对于法国醋每吨附加征十五镑的新税。法国货物从没有从税率表中所有或者绝大多数列举货物所征收一般的补助税，或者百分之五的税则中减免过。假如我们将三分之一以及三分之二补助税也视做是它们中间的一个，则这些一般补助税就有五种。所以，在这次战争开始之前，百分之七十五可看做是最低的关税，法国的绝大多数农产品以及制造品都必须交纳。不过对绝大多数货物来说，征收这一些税实际上是相当于禁止进口。我相信法国人对待我们的货物以及制造品也是同样的苛刻，尽管我不非常了解他们对于我国货物以及制造品到底施加了一些什么关卡。这些相互限制几乎使这两国间的公平贸易不复存在，现在走私贩变成了大不列颠货物进入法国，或者法国货物进入大不列颠的主要的进口商。我在前一章所探讨的那些原则都根植于个人利益以及垄断精神；我在这一章当中所将探讨的那些原则则是根植于民族偏见以及敌视。所以，可以想象获得它们会更为不合理。即便是根据商业体系的原则，它们也是这样。

第一，即便在法国以及英格兰之间的贸易是自由的，贸易差额将会有利于法国，也绝对无法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贸易将不利于英格兰，或者说英格兰的全部贸易的总差额将因此更为不利于英格兰。假如法国的葡萄酒要比葡萄牙的葡萄酒好并且便宜，或者说法国的亚麻布要比德国的亚麻布好而便宜，则大不列颠从法国购买它所需要的葡萄酒以及亚麻布要比从葡萄牙以及德国购买更为有利。即使从法国的年进口总额的价值将会因之而大大增大，依照同一质量的法国货物要比其他两个国家的便宜，则年进口总额的价值将会相应减少。即便说全部从法国进口的货物都将会是为大不列颠所消费，情况也会是如此。

第二，货物中的大多数可能向其他国家出口，在那里因为它们能够卖得一个更好的价钱，或许可以带回一个和全部进口的法国货物的原始成本完完全全相等的回报。人们关于东印度贸易的一些讲法经常可能就正适合于法国的贸易。即使绝大多数的东印度的货物是用金银购买的，但是将其中一部分再出口其他国家，能够给进行这个贸易的国家带回比原始成本更多的金银。现在，荷兰贸易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就是将法国货物贩运到其他的欧洲国家。甚至在大不列颠饮用的法国葡萄酒的一部分，都是暗中从荷兰以及西兰岛进口的。假如在法国以及英格兰间存在自由贸易，或者法国货物在进口的时候只需交纳和其他欧洲国家货物同等的关税，并且在出口的时候可以退税，那么英格兰就能够分享对于荷兰如此有利的贸易。

第三，我们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可以判断任何两国间的所谓的贸易差额究竟是在哪一边，或者说其中的哪一国出口达到了最大的价值。

个别商人的私利激起的民族偏见以及敌意通常指导我们对于所有这些有关问题作出判断的原则。但是，在这种场合，常常有两个标准是常被用做依据的，那就是海关登记册以及汇兑情况。我觉得海关登记册现在是一个已经被公认的非常不可靠的标准，因为登记册对于绝大多数货物的评价均不准确。汇兑情况或许同它差不多。

在两地之间，如伦敦及巴黎之间的汇兑是按平价进行的时候，听说这就表明伦敦欠巴黎的债务是由巴黎欠伦敦的债务来偿还。反之，当对于巴黎的汇票在伦敦贴水的时候，听说这就表明伦敦欠巴黎的债务并没有被巴黎欠伦敦的债务所偿还，那么就需要从伦敦送出货币以弥补差额。由于出口货币既有风险，也有麻烦，还须花费费用，因此代汇者要求贴水，汇兑人也需要贴水。不过两市之间的债务以及债权的日常状况，听说，必须由它们互相之间的日常交易状况所调整。当从另外一地的进口不大于它向另一地的出口的时候，各自的债务债权能够相互补偿。不过当其中一方从另一方的进口大于它向另一方的出口的时候，前者对于后者的负债肯定要比后者对于前者的负债更大。各自的债务以及债权无法相互补偿，于是债务超过债权的一方就必须向对方送出货币。所以，汇兑的日常状况作为两地之间债务以及债权的日常状况的标志，同时也是它们出口以及进口的日常状况的标志，因为出口以及进口肯定调整着那个状况。

不过即使汇兑的日常状况应该可以算做任何的两个地方间的债务以及债权的日常状况的标志，不应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债务以及债权的日常状况对于有利的地方就是贸易的差额对其有利的地方。任何两地之间的债务以及债权日常状况并不总是完全由它们互相之间的交易的日常状况所调控，而经常是要受到其中任何一方和其他地方的交易的影响。比如说，英国商人通常要用对荷兰开出的汇票去支付他们购买汉堡、但泽和里加等地的货物。英格兰以及荷兰之间的债务以及债权日常状况并不完全由这两个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的日常状况所调控。英格兰可能每年只好送货币到荷兰去，即使英格兰对于那个国家的年出口价值可能大大地超过从那里进口的年价值；即使所谓的贸易差额可能大大地有益于英格兰。

除此之外，按照迄今对于汇兑平价的计算方法，汇兑的日常状况就无法对日常汇兑对于那个似乎会有利或者假定会有利的国家的日常债务以及债权状况提供充分的证据。或者换句话说，真实的汇兑或许事实上常常十分不同于计算的那一个。从后者的状况在许多情况下不可能得出有关对于前者状况的肯定的结论。

当你在英格兰付出一定数额的货币，根据英国铸币厂的标准（它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纯银），你可获得一张在法国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的汇票，依据法国铸币厂的标准它包含有同等数量的纯银，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英国以及法国之间的平价汇兑。假如你支付的多一些，你就被认为是付出了贴水，所以人们就会说这个汇兑对英国不利，而对法国有利。假如你支付的少一些，你就会被认为是获得了贴水，所以人们就会说这个汇兑对法国不利，而对于英国有利。

首先，我们无法总是用个别国家的铸币厂的标准来判断不同的国家通货的价值。这是因为，在有的国家通货磨损，剪削得多一些，在有些国家通货磨损或者剪削得少一些，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让它们低于铸币厂的标准。不过每一个国家通用铸币的价值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通用铸币的价值相比，并不是和它应含的纯银的数量成比例，而是和它实际所含纯银成比例。在威廉王时代的银币改铸之前，英国以及荷兰之间的汇兑通常按照各自的铸币厂的标准计算，英格兰要贴水百分之二十五。不过我们从郎兹先生的研究得知，英国通用铸币的价值当时低于其标准价值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即便是在当时其真实汇兑也可能是有利于英国，即使计算的汇兑对于它是如此不利；在英国实际支付的较少数量的纯银能够购买在荷兰应支付较大数量的纯银的汇票。所以被认为要付出贴水的人或许在实际上获得了贴水。在英国金币最近改铸之前，法国的铸币要比英国的铸币磨损得少得多，其接近标准的程度或许要高出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三。反之，假如和法国的被计算的汇兑对英国的不利不超过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三，那么真实汇兑则可能是对英国有利。自从金币改铸以来，汇兑一直有益于英国，而不利于法国。

其次，有一些国家铸币的费用是由政府支付的；有一些国家，铸币的费用则是由把金锭送到铸币厂的私人支付的，政府甚至从铸币中还可获得某些收入。在英格兰它是由政府支付的，假如你送一磅标准银到铸币厂去，可换回包含一磅标准银的六十二先令。在法国从铸币当中要扣除百分之八的税，这个百分之八不仅仅支付了其费用，并且给政府提供了小小的收入。在英国，因为铸币是免费的，通用铸币的价值从来不会高于其实际所包含的金银量的价值。在法国你如果支付了工匠钱，工匠增加了铸币的价值，就好像工匠钱增加了金银餐具的价值那样。所以，含有一定量纯银的法国货币要比含有相同纯银的英国货币值钱，必须用更多的金锭或者其他商品才可以购买到它。所以，尽管两国的通用铸币一样接近于其铸币厂的标准，含有相同数量纯银的英国货币不会购买到同等数量的法国货币，也不会购买到向法国开出的同一数额的汇票。假如对于这样一张汇票所加付的货币仅仅足以补偿法国铸币的费用，则两国之间的实际汇兑就会是平价汇兑。它们的债务以及债权就能够相互抵偿，而计算汇兑则大大地有利于法国。假如所加付的低于这个数，实际汇兑就有可能有利于英国，而计算汇兑有益于法国。

第三，即最后，在一些地方，如在阿姆斯特丹、汉堡、威尼斯等地，外国汇票都是用银行货币支付的，而在有些地方，比如伦敦、里斯本、安特卫普、莱戈恩等地，则用本国的通用货币支付。所谓的银行货币，总是要比同一名义金额的通用货币的价值更大。比如，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一千盾要比阿姆斯特丹的通用货币一千盾的价值大。两者之间的差额被称做银行的扣头，这在阿姆斯特丹常常是百分之五。假如两国通用货币接近其自身铸币厂的标准，一个用这种通用货币支付外国汇票，而另外一个用银行货币支付，那么非常明显，计算汇兑可能有利于用银行货币支付的那一方，即使实际汇兑应该是有利于用通用货币支付的一方。基于相同的原因，计算汇兑会有利于用较好的货币，即用更接近于其标准的货币支付的那一方，即使实际汇兑应该是有利于用劣币支付的那一方。在最近的这次金币改铸之前，计算汇兑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汉堡、威尼斯和所有其他用所谓银行货币支付的地方，常常都是不利于伦敦。但是，这绝对并不是说实际汇兑对于伦敦不利。自从金币改铸以后，即便是和这一些地方进行汇兑也都是一直有利于伦敦。假如你把法国除外，计算汇兑在伦敦和里斯本、安特卫普、莱戈恩，和欧洲其他大多数以通用通货支付的地方也都是有利于伦敦，而实际汇兑也很可能都是这样。

下面是关于存款银行，特别是关于阿姆斯特丹的存款银行的一些离题话。

像法国或者英国这样的大国的通货，通常全由其本国的铸币构成。所以，假如这个通货在什么时候磨损、削减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低于其自身标准的价值，国家可通过对它们的改铸而有效地恢复其通货。不过像热那亚或者汉堡这样的小国的通货就无法完全由其自己的铸币构成，而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由和其居民有经常性来往的邻国的铸币构成，所以，这样的国家并不是总能通过改铸其铸币来改革它的通货。假如外国汇票是用这种通货支付的，因为其本身性质的不确定性，任何数目的不确定的价值肯定让汇兑总是对这种国家不利，由于它的通货在所有外国肯定被评价得低于它的实际的价值。

为了补救这样不利的汇兑给商人们带来的不便，这种小国在开始注意到贸易利益的时候，常常就会通过立法，规定一定价值的外国汇票无法用通用货币支付，而必须由某一个根据其信誉并获得国家保护的特定银行的票据或者通过它的转账来支付。由于这个银行总是必须依据国家的标准用良好的以及真正的货币来支付。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汉堡以及纽伦堡银行似乎原先就一直是依据这种观点建立的，即使其中有一些银行后来还有了其他的目的。既然这样一些银行的货币要比本国的通用货币好，它肯定带有一种扣头，而扣头的大小则取决于通货被认为低于国家标准的程度。比如，汉堡银行的扣头听说通常为百分之十四左右，这就是这个国家良好的标准货币和从邻国流入的被剪削、磨损以及被贬值了的货币的假定差额。

1609年之前，由于阿姆斯特丹广泛的贸易，从欧洲各个地方带回大量被削减以及磨损的外国铸币，使其货币的价值下降了约百分之九，也就是低于新从铸币厂出来的良币的百分之九。这种新币一在市场中出现，像在这种情况之下经常发生的那样，立刻被熔化或者带走。拥有大量的通货的商人并不是经常能够找到足够的良币去支付他们的外国汇票，所以这些汇票的价值变得非常不确定，即使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制定了几种规定。

为了解决这些不便，1609年，一家银行在市政府的担保下成立了起来。这家银行既接受外国的硬币，也以本国良好的货币标准的真实的内在价值接受较轻的以及被磨损的铸币，只是需要扣除铸币所必需的费用以及其他管理的必需费用。在扣除这种小小的费用后，所剩余的价值计入银行账房作为信用。这种信用被称为银行货币，由于它代表和铸币厂标准完全相符合的货币，因此总是具有与其同等的真实价值，并且其内在价值要比通用货币的价值更高。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公布了法令，所有向阿姆斯特丹银行开出的或者商定的价值六百盾及以上的汇票都应用银行货币支付，于是顿时消除了那些汇票所有不确定性。由于这一规定，每一个商人必须在银行开立一个账户来付其外国汇票，这样肯定就造成对银行货币的一定的需求。

银行货币除去其内在的对通货的优越性，还有上述需求肯定给予它的附加价值以外，同时还具有某一些优点：它不可能受到火灾、抢劫以及其他意外事件的影响，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对银行负完全的责任；它只需要一个转账支票就可以支付干净，并没有计算的麻烦，或者从一地运往另外一地的风险。由于这些优点，它好像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扣头，并且一般都相信所有原先就存在这一银行的钱都能够继续留在那里，并没有人想要收回那一笔在市场上能够卖得贴水的债务。并且要求银行支付，银行信用的所有者就将会失去这个贴水。因为从铸币厂新出来的一个先令，在市场上所能够购得的货物并不比一个我们常用的被磨损了的先令多，所以从银行金柜里拿出来送入私人手中的良好的以及真正的货币和国内通用的货币混在了一起，无法辨认也就不会比国内通用货币价值更大。而当它继续留在银行的金柜里的时候，它的优越性则是众所周知并且确定的了。当它进入私人的金柜的时候，不经过一番麻烦将会很难确定它的优越性，而这个麻烦所费或许还要大于其差额所值。除此之外，从银行的金柜一取出来，它就失去了银行货币的所有的其他优点：它的安全、它的容易并且安全的转移、它的支付外国的汇兑的作用。此外，不预先支付保管费它就不会从银行的金柜当中取出来，这一点之后就会渐渐显露出来。

这一些铸币存款，抑或说银行必须用铸币归还的存款，就组成了银行的最原始的资本，或者说所谓的银行货币所代表的所有价值。目前，它们被认为仅仅组成其中的一小部分。为了方便使用金锭进行交易，银行这些年来也开始接受金银锭存款，在账簿之中给予信用。这种信用常常比这类金锭的铸币厂价格大约低百分之五。在此同时，银行给存放人或者持有者发一张所谓的收据。存放人或者持有者在交还银行账簿上所给信用的同等银行货币，还有支付了百分之二十五的白银保管费和百分之五十的黄金保管费用之后，在六个月之内就能够随时取回所存放金锭。同时声明在限期终止之前，如果不作出这种支付，存款就即将会作价归银行所有。其价格则或者按照当时存入的价格，或者按转账簿上给予信用时的价格。作为存款保管费所支付的一切，能够视做是一种仓库租金。为什么黄金的仓库租金要如此大大地高过白银的仓库租金？这里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理由。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黄金的纯度要比白银的纯度更加难以确定。黄金更加容易造假，在比较贵重的金属之中会造成更加大的损失。除此之外，白银作为标准金属，与黄金相比，国家更愿意鼓励更多地使用白银存款。

金银锭的存款最多的时候是在它们的价格略微低于普通价格时，当价格上涨的时候，它们就会被取出。在荷兰，金银锭的市场价格通常高于铸币厂价格，由于同一个原因，在最近一次金币改铸之前英格兰的情况也是这样。据说差额平常为每马克大概六斯泰弗至十六斯泰弗，或八盎司白银（十一分纯银、一分合金）。银行的价格，或者银行对这种白银存款（当用外国铸币存入时，它的纯度为公认的和已然确定的，比如墨西哥银元）所给予的信用为每马克二十二盾；铸币厂价格大约为二十三盾，而市场价格则是二十三盾六斯泰弗至二十三盾十六斯泰弗，或者高于铸币厂价格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金锭的银行的价格、铸币厂价格和市场价格间的比例几乎相同。一个人通常能够为了获取金锭的铸币厂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而售出他的收据。一张金银锭的收据多少总能值些钱。所以，极少发生有什么人的收据过期的现象，抑或让他的金锭按照银行接收时的价格落进银行之手。他既不会在四个月的时期届满之前还没有取走，也不会忽略交付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五十的保管费以再次换取一张为期六个月的新收据。但是，即使这种现象很少发生，但据说也发生过，并且发生在金锭身上的要比在银锭身上的还多些，这是因为保管更贵重的金属所需要的仓库租金要高一些的缘故。

一个在银行里储存了金锭而得到了一笔银行信用和收据的人，在他的汇票到期的时候可以用他的银行信用去垫付。这时他能够根据金锭价格会涨或者会跌的判断来出售或者保留其收据。收据以及银行信用极少被长期保留，并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一个拥有收据而又需要取走金锭的人，总是可以找到许多的银行信用或者用普遍价格购买得到银行货币。一个具有银行货币而需要取走金锭的人总是可以找到同样多的收据。

银行信用的所有者以及收据的持有人组成了银行的两种不同的债权人。收据的持有者不重新拨一笔和银行接收金锭时相等价格的银行货币就无法取回他的金锭。假如他自己没有银行货币，就需要向有银行货币的人买。银行货币的所有者不提出和他所要的相等数量的银行收据，就无法取走金锭。假如他自己没有银行收据，就需要向有银行收据的人购买。收据的持有者在购买银行货币的时候，就是在购买在银行取回一定量金锭的权利。这些金锭的铸币厂价格要比银行价格多出百分之五。所以，他常常为它所付出的百分之五的扣头，就不再是为了一个想象的价格，而是为了一个真实的价值所支付的了。当银行货币的拥有者购买一张收据时，他是在购买从银行取走一定量的金锭的权利，而这个定量金锭的市场价格通常要比铸币厂价格高出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因之，他为它所付出的价格同样是为了一个真实的价值。收据的价格还有银行货币的价格合在一起组成了金锭的完全价值或者全部价格。

用自己国家的通用铸币存款时，银行和给银行信用一样，同理也给收据，不过那些收据往往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在市场上也并没有什么价格。比如，在流通中可以兑换三盾三斯泰弗的一个达克存入银行，银行仅仅给予三盾的银行信用，那就是说低于其流通价值的百分之五。银行一样给持有者一张收据，持有者在支付了百分之二十五的保管费之后在六个月之内可以随时提取所存数目的达克。这一收据在市场上常常卖不到什么价格。三盾银行货币常常在市场上只可以卖到三盾三斯泰弗，也就是在从银行提取出来时可以得到的一个达克的全部价值；并且在它们可以被取走之前，收据持有者必须预先支付百分之五十的保管费，这将会成为持有者的净损失。但是，假如银行的扣头在什么时候跌到百分之三，这类收据就能够在市场上以百分之一又四分之三的价钱售出并且值一些钱。但是银行的扣头现在一般都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这类收据往往是任凭它过期，抑或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被银行没收。对金达克存款的收据任凭银行没收的更加多，因为在它们被从银行取走以前所需要交付的仓库租金还要高一些。当铸币或者金锭存款归银行所有的时候，银行所得的百分之五能够被看做是永久保存这种存款的仓库租金。

收据过期的银行货币数目肯定是相当大的。它肯定包含了银行的全部原始资本。通常会认为这个原始资本从它最初被存入之日起就一直被留在了银行当中，没有人想要去更新收据或者取出存款，好比由于前面所说过的那些理由，无论是采取前一种方法，还是采取后一种方法，都不可能没有损失。但是无论这个数目是什么样的，它同整个银行货币的比例应当是很小的。阿姆斯特丹银行这些年来一直都是欧洲金锭的一个大仓库，它的收据很少过期的，抑或照他们的说法，任凭银行没收的。人们认为该银行绝大部分的货币和账簿上的信用就是这些年来通过金锭买卖人不断地存入和取出的存款所创建起来的。

没有收据就不可能向银行提出任何的要求。收据过期的少量银行货币与依然有效的收据的较大量的银行货币混杂在了一起，没有收据的银行货币数量虽然非常可观，但是凭收据取款的某个特定银行货币是没有具体的数量的。银行不可能为同一件事情作为两个人的债务人。没有收据的银行货币的持有者只有在购买了银行收据之后才可以要求银行兑付。在平时，他不难以市场价格购买到一张收据，这个价格通常同他能从银行取出的铸币或者金锭的价格相对应。

但在社会发生灾难的时期，情形就可能完全不同了。例如1672年的法国入侵这样的灾难，银行货币的持有者都渴望从银行提走货币而保留在自己的身边，在这个时候对收据的需求可能把收据的价格提高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收据的持有者可能会对它们持有一种过高的奢望，他们要求的不是银行对存款所发收据授予的信用，即银行的货币的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三，而是百分之五。了解银行组织的敌人为了防止人们把财富带走，甚至有可能把收据全部收购起来。在这种紧急的时刻，银行会打破它只对收据持有者支付的常规。没有银行货币的收据持有者，一定只能够得到收据所载存款价值的百分之二三。因此，据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银行会毫不犹豫地对不能够取得收据的银行货币所有人付给他银行账簿所载的给予他的信用的全部价值，并且用货币或者金锭支付。同时对没有银行货币的收据持有者支付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三的扣头。这就是在这种事态之下认为是正当地属于它们的全部价值。

为了用便宜得多的价格买进银行货币（从而对应地用低价买进金锭，也就是他的收据使他能从银行取走的金锭），抑或用贵得多的价格把他的收据销售给那些有银行货币并且要取走金锭的人，收据的价格通常等于货币的市场价格与曾经据以给予收据的铸币或者金锭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因此，甚至在平常时候，收据持有者的利益就是压低扣头。反之，为了把他们的银行货币以出售得贵得多或者便宜得多的价格买进收据，提高扣头就是银行货币所有者的利益。为了避免这些相敌对的利益在有的时候可能导致的资金买卖，银行近些年作出了一个决定：在任何时候想要换取通货和出售银行货币时需要收百分之五的扣头，买回的时候收百分之四的扣头。由于这个决定，扣头在任何时期不能够高过百分之五，或者低于百分之四，于是银行的市场价格和通货的市场价格之间的比例就会随时保持十分接近于它们的内在价值之间的比例。在采取这个决定以前，因为敌对双方的利益对市场的影响，银行货币的市场价格通常高到百分之九的扣头，有时又低于平常的价格。

阿姆斯特丹银行承诺不将存款的任何部分贷出；它在账簿上授予了信用的每个盾，都在金库里保存有一盾所值的货币或者金锭。银行在金库里保存着所有的有效收据，所有随时可能需要提取的，还有实际上是不间断地流出同时流进而必备的货币或者金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关于那些收据早就已经过期，在平常时期是不可能提取的，还有实际上只要联邦还存有很可能永远存放在那里的那一部分资本是否也是这样，这就很难确定了。但是，在阿姆斯特丹，最好的诚信，莫过于作为银行货币所流通的每一个盾在银行的金库中都储存着一个相对应的金盾或者银盾所建立起来的诚信。市区政府是银行需要这样做的担保人。银行是在四位市长的领导之下的，这四位市长每年更换一次。每一任的新市长们都需要察看金库，核对账目。在接受金库的时候要宣誓，移交给下一届的时候也同样的隆重。在那个虔诚并且信教的国家中，誓言是必须要遵守的。仅仅是这类手续的回转就足以保证不会再发生任何不正当行为了。

党派之间的斗争，在阿姆斯特丹政府所引起的所有革命之中，获得胜利的政党从来没有指控过它们的前任在银行管理过程之中有过任何的不忠诚。对于失败的政党的名誉以及命运来讲，则没有比这样的指控更为可怕的了。假如这样的指控可以成立，我们能够肯定人们会提出来。

1672年，当法国国王在乌得勒支的时候，阿姆斯特丹银行付款之迅速，让人根本无法怀疑银行在履行诺言时的忠诚。有一些从金库之中提取出来的货币，还带有银行建立后不久市政大厅起火烧焦的痕迹。因此，这些货币一定是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存放在那里的。

银行的财富究竟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数目，是好奇的人们长久以来一直猜测的一个问题。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也只能是猜测。一般认为大约有两千人在银行开通了账户，假设平均每户在银行存款是一千五百镑（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银行的货币总量，也就是银行的财富的总量就将达到三百万镑左右，或按照每镑十一盾计算共计三千三百万盾。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足以用来进行特别广泛的流通，不过大大小于某些人所认为的数量。

阿姆斯特丹市从这个银行获得了很大的一笔收入。除了上述能够称之为仓库的租金之外，每个人在银行第一次开通账户的时候需要支付十盾的开户费用，之后的每一笔新账又需要交纳三盾三斯泰弗的手续费，而每一次转账又是二斯泰弗。为了防止过多的小额交易，如果转账数目在三百盾之下，则需要交纳六斯泰弗。一年之中账户有两次平衡的人要罚款二十五盾。但凡请求转账的数目超过账户存款的人应当为超支的部分支付百分之三的扣头，并且他的请求单将会被搁置到一边。人们觉得，银行还从出售因为数据到期而被银行没收，以及常常有意保存以待有利可图的时候再行抛售的外国铸币或者金锭的买卖之中能够获取特别大的利润。

同样的，银行通过用百分之五的扣头卖出用百分之四的扣头买入的银行货币也可赚得利润。这些各式各样的报酬加在一起远远地超过了银行支付职员薪金一级管理费用所必要的支出。单单从保存金锭的收据这一项上所得到的纯年收入，据说就已经达到了十五万盾到二十万盾。不过，这个机构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有益于公众，而不是收入。它的目的是把商人们从不利的汇兑之中解放出来。因此，从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收入是事先不曾预料到的，完全可以把它视做一个意外。

我在努力阐明用所谓银行货币支付以及那些用通用货币支付的国家之间的汇兑，为何一般都显出对前者有利而对后者不利的原因的时候，这个题外话不知不觉地被引入了。不过现在是从这个冗长的题外话之中转回来的时候了。究其原因就是前者支付的是一种其内在价值总是相同的，并且同它们铸币厂的标准完全相同的货币，后者支付的是一种内在价值不间断变化的货币，并且总是多多少少低于那个标准。

第二节　根据其他原则，论这种特殊限制的非合理性

在本章第一节里，我试图说明即使按照商业体系的原理，对于那些和我国在贸易交往中有可能出现逆差的国家的货物的进口，也没有必要加以特殊的限制。并且，没有什么东西比赖以建立这些限制还有商业条例的整个贸易差额论的东西更加荒诞了。

当两地之间进行贸易活动的时候，按照这种理论，假使贸易额持平，那么两地都没有得失；假使贸易额稍有偏移，就一定有一方受损，而另一方得利。得失程度和偏移程度相对应。

但是这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如同我接下来就要讲到的那样，尽管奖励和垄断权的设立，是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的，但凭借奖励金与垄断权所促成的贸易，却有可能对自己国家不利，而且大多数时候情况也就是这样。反过来，不受任何限制而自然地、常规地进行两地之间的贸易，虽不一定使双方获得同样利益，但必然对双方都有利。

所谓的利益，依照我的理解，不是指金银量的增加，而是指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年产品交换价值的增加，或者说是整个国家居民年收益的增加。

假使两地贸易额持同样水平，同时两地间的贸易都是由两国本地商品的交换构成，那么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不仅都会获得利益，而且它们所获得的利益将全部相等或几乎相等。如此而来，每一方将为对方的一部分剩余生产品提供一个市场，并用来偿还为生产与制造这一部分剩余生产品而投下的资本和作为收益或生计而分发给一部分居民的资本。如此一来，两国都有一部分居民要间接地从另一个国家那里取得他们的收入并维持生计。因为两国之间所交换的商品的价值被假设是相等的，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两国投入到这种贸易上的资本也一定相等或几乎是相等的；不仅这样，因为都是用来生产两国的本地商品的资本，因此，两国居民从中获得的收益和生计也一定相等或几乎相等。双方提供的这种收益和生计将和贸易额的大小成比例。假使这个交易额每年双方的数字是十万镑或一百万镑，那么彼此给对方居民所提供的年收益，在前一种条件下为十万镑，后一种条件下是一百万镑。

如果甲乙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性质，也就是一方向另一方只出口本国的商品，然而另一方的回程货却是外国商品。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双方都用商品来偿付，两国的贸易额仍然可以被认为是持平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仍然可以获得利益，只是获得利益的程度不同，从这样的贸易中取得最多收益的一方将是仅仅出口国产商品的那一国居民。打个比方说，英国从法国进口国产商品，可是英国却没有法国所需要的商品，所以每年不得不通过大量的外国货物例如烟草还有东印度的货物来偿付。这样的贸易尽管可以给两国的居民带来一定的收益，可是给法国居民所带来的收益必然要多于给英国居民所带来的收益。法国每年投在这样的贸易上的所有资本将在法国人民之间分配。可是英国资本，只有有限的一部分，也就是用来生产和外国货物交换的英国货物的那一部分资本会每年在英国居民中间分配。其中绝大多数的资本将用来偿还弗吉尼亚、印度和中国的债务，并且向这些遥远国家的居民提供一种收益和生计。

所以，即便两国所投资本相等或者差不多相等，可是利用法国资本给法国人民所增加的收益比利用英国资本可以给英国人民增加的收益大得多。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经营的是直接向英国提供消费品，然而英国所经营的却是向法国通过间接的方式提供消费品。这两种国外贸易所带来的不同结果在之前已经详细地解释过了。

然而，任何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一般不会出现双方提供的所有货物都是国产货，或者一方所有的货物是国产货，另一方所有的货物都是外国货的情况。如此而来，差不多所有国家之间所交换的都是一部分是国产货，一部分是外国货。然而，在交换商品中国产商品占大多数，外国商品占少部分的国家将一直是主要的获益人。

假使英国偿还法国每年的进口货物用的不是烟草和来自东印度的货物，而是黄金和白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贸易会被认为是不平衡的，因为不是以商品却是以金银支付商品。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和前面提到的情况一样，贸易将给两国人民带来一定的收益，只不过给法国人民带来的收益要比给英国人民带来的收益多一些，可是它还是将给英国人民带来一定的收益。用来生产能够购买金银的英国商品的资本，也就是分配给英国某些居民并用来给他们带来收益的资本将从中得到补偿，如此而来该行业才能延续下去。

输出一定数量的金银并不会使英国资本总量减少，就像输出等价的其他货物并不能使英国资本总量减少一样。反过来，在大部分情况下，英国资本的整体数量还将增加。只有那些国外需求大于它的国内需求，而且其回程货在国内的价值又要超出输出品在国外的价值的那些货物才有可能出口到国外去。假使烟草在英国仅仅出售十万镑，可是输往法国之后购回的葡萄酒在英国却可出售十一万镑，那么这样的交换就可以使英国资本增加一万镑。假使英国以同样的方式用十万镑黄金所购买的法国葡萄酒在英国可以获得十一万镑，那么这样的交换将同样可以让英国资本增加一万镑。一个在酒库中储藏着价值十一万镑葡萄酒的商人要比在仓库中储藏价值十万镑烟草的商人变得更富裕。与此相同，也比在金柜中存有十万镑金钱的商人更富裕。和另外两个人比较，他能够拉动更大的劳动需求量，并给更多的人带来收益、生计和职业。

一个国家的资本和他所有人民的资本之和相等，然而一个国家每一年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又等于这一切资本所能维持的劳动量。于是，一国资本还有他每一年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大部分时候都定会因这样的交换而增加。诚然，英国通过它自己的铁器与宽幅厚呢来购买法国葡萄酒要比通过弗吉尼亚烟草或用巴西、秘鲁的金银购买可以获得更多利益。直接用自己的消费品所进行的对外贸易一直是比间接地用他人带来的消费品所进行的对外贸易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可是以金银进行的间接对外贸易并不比以其他货物进行的间接由他人带来的消费品的对外贸易显得更为不利。没有矿产的国家不可能因为每一年出口金银而变得金银匮乏，就像一个不生产烟草的国家不可能因为每一年出口烟草而变得烟草匮乏。一个有财力购买烟草的国家，它的市场绝不可能长久缺乏烟草；与此相同，一个有足够的钱购买金银的国家也绝不可能长久缺乏金银。

据说，工人和麦酒店做交易永远是一种亏本的交易。一个制造业国家和一个盛产葡萄酒的国家之间所进行的贸易也能够看成具有与此相同的性质。但是我的回答是，工人和麦酒店之间的交易，并不一定是亏本的买卖。就此种贸易本身的性质来说，它和其他任何贸易相同，是有利可图的，然而，也许比较容易被滥用。酿酒人的职业还有发酵酒的零售商的职业和其他职业一样都是必要的分工。假使工人需要喝酒，他从酿酒人那里购买比自己亲自酿造“要有利得多”，不仅这样，假使他是一个贫穷的工人，那么他从零售商那里一点儿一点儿地购买麦酒要比从酿酒人那里大批量地购买有利得多。假使他是一个贪食者，他可以在靠近的任何一个商人那里购买大量的麦酒、肉或呢绒布匹，要是他希望在自己的同伙中装扮成富有的公子的话。这里值得提出来的是，依照经验，一个地方酒的价钱便宜不是由于这里的人酗酒而是由于这里的人清醒。生活在产酒的国家的人们一般来说是欧洲最清醒的人民。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还有法国南部各省的居民就是很好的例子。人们很少因为他们的日常饮酒过度而导致犯罪。没有人会狂饮和啤酒一样便宜的白酒来假装慷慨和善意。相反，在那些因为太热或太冷不适宜栽植葡萄的地方，葡萄酒极其稀少和昂贵。我常常听人们说，当法国某一个兵团从葡萄酒昂贵区域开至葡萄酒低廉区域的时候，起初士兵们看到葡萄酒如此价廉物美便沉溺之中。可是驻留数月之后，其中大部分士兵便如同当地居民一样开始戒酒了。与此相同，假使我们把外国葡萄酒税、麦酒税、麦芽税、啤酒税全部取消，那么在英国的中下层人民中也完完全全有可能引发醉酒的风气，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将会出现一种永衡、普遍的清醒。现在，醉酒已经不是那些热衷于赶时髦的人的恶习，也不是上流社会中有足够的钱消费最贵饮料的人的恶习。在我们中间很少可以看到由于喝麦酒然后烂醉如泥的绅士。除此之外，大不列颠对葡萄酒贸易的限制，与其说是为了防止老百姓走入酒店，还不如说是为了防止老百姓买到最价廉物美的烈酒。那种所谓的限制有利于葡萄牙的葡萄酒贸易，却不利于法国与他国的葡萄酒贸易。据说，葡萄牙人是购买我国所生产的制造品很好的顾客，然而法国人不是。所以，我们对葡萄牙人要给予一定优待，加以奖励。他们在生意上帮助了我们，我们也应当帮助他们。

如此而来，小商人的卑鄙策略，居然就成为一个大帝国政治的座右铭。然而，只有最小的小商人才会把这样的策略看做是对待顾客的准则。一个大商人不可能去注意这些小节，总是到价值最便宜、货物质量最好的地方去购买他的货物。

依据这样的原则，各国都觉得它们的利益就在于要让周边的国家都变得贫穷。各国都用忌妒的眼光看待和它们通商的国家的繁荣，并把这些国家获得的利益看做是它们的损失。国际的贸易交往大部分时候如同个人通商一样，原本应该是团结和友谊的保证，如今，却成为矛盾和仇恨的最大源泉。在十八世纪与十七世纪中，王公大臣们之间反复无常的野心对欧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并不比商人和制造业者们不恰当的忌妒心所造成的危害大多少。人类统治者的暴力和非正义从古至今就是一种邪恶。我担忧人这样的本性将无法得到医治。至于那些既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人类统治者的商人和制造商们的无耻的贪婪和垄断的精神，虽没有办法改变，让他们不要去打扰别人的安宁却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最开始产生并传播这样的学说的无疑是垄断精神；最先倡导这样的学说的人绝不可能如同后来信奉它的人那么愚蠢。在任何国家，从要价最低的人手中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总是而且必然是含乎大部分人民的利益的。这个命题是这样清楚。假使我们还要花费心思去证明它的正确与否倒真是一种滑稽可笑的事情了。假使没有这班商人和制造商出于自私自利的想法，用诡辩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它也不可能成为什么问题。在这一点上，这班商人和制造商的利益和大部分人民的利益正好是直接对立的。就像同一行业组织中的自由人的利益在于阻止国内居民去雇佣其他人来取代自己的位置一样，这班商人和制造商的利益在于保住他对国内市场的垄断权。

然而，在大不列颠还有在欧洲大部分的其他国家，差不多对所有由外国商人进口的商品都课以极其沉重的关税。对那些有可能和自己国家制造品发生竞争的所有外国制造品，更是大都课以特殊的关税，或禁止进口。针对那些觉得不利于我国的贸易差额，也就是说，针对那些对自己国家具有强烈民族仇恨的国家的所有货物的进口差不多都加以特殊的限制。

邻国的财富尽管对我国构成战争或政治上的威胁，但在贸易上，却必然对我国有利。在处于敌对状态的时候，它的财富可以让敌国维持比我国更强大的舰队和陆军；可是在和平通商的时候，它的财富可让它们和我们进行更大限度的交易，为我国产业的直接生产物或用这样的生产物购买物品带来一个更好的市场。就像一个富人对于他勤劳的邻居来说要比一个穷人好得多一样，一个富裕的国家对于它的邻国来说也与此相同，是一个较好的顾客。

经营同一种制造业的富人固然对附近各同业者构成威胁，可是他的消费可给附近的别的很多人带来很好的市场，绝大部分邻居能够从中获得利益。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因为富人为了和实力较差的经营者进行竞争不惜低价抛售他的货物然后从中获得利益。与此相同，富有国家的制造商无疑有可能成为邻国同种制造商极具威胁的竞争者，可是这样的竞争却有利于大部分人民。除此之外，他们可从富国在其他方面的巨大消费为他们带来良好的市场而获得利益。想发财的人从来不可能想到要到穷乡僻壤去居住，而会想方设法住在首都或其他的大商业都市里。他们明白没有财富流通的地方，也不可能得到财富；在财富大量流通的地方，他们也许能够分得一些财富。这个以这样的方式指导着一个人、十个人或二十个人的日常箴言应该与此相同指导着一百万人、一千万人或两千万人的判断。应该让全国的百姓都把邻国的财富看成是自己国家获得财富的契机。

一个想通过对外贸易致富的国家，假使它邻国都是富裕、勤勉和商业化的国家，那么就必然会这么来做。一个大国的四周，假使都是一些游牧的、没有开发的民族，还有贫穷的野蛮人，那么它只有通过耕作自己国家土地还有经营国内的商业才可让国家致富，却不能通过国际贸易。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国人似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致富的。据说，古代埃及人极不注重对外贸易。大家也知道，近代中国人非常轻视国际贸易，不给予国际贸易任何正规的法律保护。近代的对外贸易的原则是以所有邻国陷于贫困作为目的的，假使它真正能够达到所期望的目标，便会对贸易不屑一顾。

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之所以会在两国里面都受到那么多的阻碍和限制，就是这些原则所导致的。假使这两国能放弃商业上的妒忌和国民的仇恨来审视其中的真实利害关系，那么对大不列颠来说，和法国进行贸易将比和欧洲任何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更有利。与此相同，对法国来说，和大不列颠进行贸易亦将比和欧洲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更有利。

法国是大不列颠最近的邻国，英格兰南部沿海各地和法国北部与西北部沿海各地的贸易活动，就像国内贸易一样，一年能够回收四次、五次乃至六次。两个国家投在这样的贸易上的资本和投在其他国际贸易部门的同样多资本相比，能够拉动五倍乃至六倍的劳动量，能够雇佣和养活四倍、五倍乃至六倍的工人。两国双方相隔最远的各地之间的贸易也至少可望每一年回收一次。从而，这样的贸易也和我国对欧洲其他大部分的国外贸易一样有利。若和夸大了的我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一般情况下需要三年、四年乃至五年以上，才能回收一次）比较，至少也要有利三倍。此外，据说法国有居民两千三百万，我国北美殖民地居民据说有三百万。不仅这样，法国又比北美洲富饶得多，尽管因为法国财富分配不均，法国的贫民乞丐要比北美多得多。从而，和我国北美殖民地比较，法国所能带来的市场，至少要大八倍，再加上往返更为频繁，那么利益要大二十四倍。和大不列颠的贸易与此相同，也有利于法国。

假使从两国财富、人口和靠近的程度来看，它的有利程度远远超过法国和它殖民地间进行的贸易。这就是两国智者觉得的适合加以阻止的贸易和最应受到偏爱的贸易之间的巨大差异。可是，本来可让两国间开放的自由贸易并成为使双方互利的这些条件却成为这样的贸易的主要障碍。因此，邻国，它们一定是仇敌。不仅这样，基于这个原因，一方的富强让对方感到更加恐惧，本来能够增进国民友谊的有利因素，却变成了助长激烈的仇恨的因素。它们都是富裕勤劳的民族，可是双方的商人和制造商却都担忧会在技术和商业活动中遇到来自另外一个国家的商人和制造商的竞争。

商业上的妒忌引起了激烈的民族仇恨，然而激烈的民族仇恨又助长了商业上的妒忌，两者互相助长。两个国家的商人都煞有介事地宣称没有限制的国际贸易一定会产生不利的贸易差额；然而不利的贸易差额又必定会导致国家的灭亡。

在欧洲的众多商业国内，这个系统的自以为是的学士常常发出警告，贸易逆差正在让国家走向灭亡。这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忧虑，差不多各国都想要改变贸易差额，让它对自己国家有利而对邻国不利。可是在这所有忧虑过去之后，在这所有无效的尝试以后，似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曾因上面所说的原因在任何方面变得贫穷。和商业体系者的预料相反，实行门户开放并允许自由贸易的都市和国家，并未像商业体系原本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因为这样的自由贸易灭亡，反而富强了起来。

欧洲今日从某些方面来说，可以称得上自由港的都市虽然有几个，可是能称得上自由港的国家还没有。尽管离这个标准还很远，可是接近于此的国家荷兰，大家承认，不仅它所有的国民财富都来自对外贸易，就是它的大部分必需生活资料也都来自对外贸易。

此外的确还有一种差额，我在前面已经讲到过，它和贸易差额很不相同。不仅这样，它对一国是否有利有可能引起一国的盛衰。这就是年生产物和年消费的平衡。前面提到过，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假使超过了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资本每一年就必定会依照该超出额的比例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在它的收益内维持它的生存。每一年从它的收入当中省下来的部分自然会增加到社会资本上去，并用来进一步增加年生产物的产量。反过来，假使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少于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资本每一年就必定会按比例地减少。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支出超过了社会的收益，它必定侵蚀社会的资本，从而资本必定会减少。随着资本的逐渐减少，它的产业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也会减少。

生产和消费的差额和所谓的贸易差额完完全全不同。在没有对外贸易和世界完完全全隔绝的国家内也能够产生这样的差额。它也能够出现在财富、人口和改良不断增长与不断衰退的整个世界上。

即便所谓的贸易差额总是不利于一个国家，生产和消费的差额仍然能够不断地有利于这个国家。即便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进口的价值都超过出口的价值，在这期间，所有进口的金银很快又被输出；即便流通铸币渐渐减少，它们被以各种纸币所替代，甚至它对各主要通商国家所负的债务也在渐渐增加，可是它的真实财富，它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仍然能够在这期间内依照比这之前大得多的比例连续增加。我们北美殖民地的状态，还有它们这次的骚乱，以及和大不列颠的贸易状态都能够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没有可能的结果。

第四章　退税

商人和制造业者对于国内市场的垄断都不满足，渴望让他们的货物在国外得到最大限度的销售。他们的国家在国外没有司法权，所以也就不能为他们在那里谋取到垄断。因此，他们大部分时候不得不满足于申请对出口的某种鼓励。在所有的这些鼓励措施中，所谓的“退税”看上去是最合理的一个了。允许商人在出口时退还所有或部分对国内产品所征收的货物税或内地税，绝不可能造成比不课税时更大数量的货物的出口。如此而来的鼓励并不是要让国家投入到某一用途的资本超过依照自然趋势将流入该用途的资本，而是防止课税把那一部分资本驱赶到其他用途上去。

它们并不想去推翻社会一切不同用途之间自然建立起来的平衡，只是要阻止它被关税所推翻。它们并不想去破坏而是要去保持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有利于保持的东西——社会劳动的自然分工和分配。

与此相同，这一点也适用于对进口货物的再出口的退税。在大不列颠，退税占据了进口税的绝大部分。依照现行的对征收所谓过去的补助税的议会法令的第二条附加条款，任何一个商人，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够在出口时退还那个税的一半；只不过英国商人必须在十二个月以内出口，外国商人需在九个月以内出口。葡萄酒、精丝织品是为数不多的不受此项条款限制的货物，它们有额外的可以获得更多利益的津贴。

这个议会法令所征的税在当时是对进口货物征收的唯一关税。这种还包括其他一切各种退税的申请期限后来（依照乔治一世七年第二十一号法令第十条款）延长到了三年。

从过去的补助税开始实施以来，所征收的各种税收中的绝大部分都在出口时全数退还了。然而，这个总则允许有许多例外，同时退税的准则也就变得远不如最开始建立时那么简单了。

有些外国货物本来指望他的进口大大超过国内消费所必需，因此在出口退还一切税款时，甚至连过去的补助税的一半也不保留下来。在北美殖民地发生叛乱以前，我们垄断了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烟草生意。我们进口大概九万六千大桶，然而国内消费据推测不多于一万四千大桶。为了方便一些必要的出口，同样为了摆脱剩余部分给我们造成的负担，所交所有税款允许在三年内退还。

我们垄断了西印度的砂糖出口，尽管没有完完全全垄断，但也接近完完全全垄断。因此，假使砂糖在一年以内出口，一切进口税都退还，在三年内出口，不仅过去的补助税的一半要退还，一切进口税也都要退还。然而那一半就继续对绝大部分的货物出口进行征收。尽管砂糖的进口数量大大多于国内消费所需，可是它的超过部分和烟草大部分时候的超过量相比却是无足轻重的。有些货物，特别是我国制造业者所妒忌的东西被禁止进口供国内消费。然而，在交付必要的税收后，它们能够进口和在库房存放起来以备出口。只不过，对于这样的出口不予任何退税。

看上去，我们的制造业者甚至对这样的有限制的进口都不愿给予鼓励。然而唯恐部分这些货物会被从仓库中偷运出来，然后进入和他们自己的货物的竞争。正是在这样一些规章制度下，我们只可以进口丝织品、法国麻纱、上等细麻布和各种印花染色棉布等。我们甚至都不情愿做法国货物的贩运人。我们宁愿放弃自己的利润，也不能容忍被我们看成敌人的人通过我们来谋取一丝利润。在出口一切法国货物时，不仅保留一半过去的补助税，而且附加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税都保留了。

依照附加在过去的补助税上的第四条规定，对于葡萄酒出口的退税能够多于当时进口时所交纳的关税的一半以上；看上去当时立法机构的目的是要给予葡萄酒转口贸易比通常还要更多一点的鼓励。

还有其他几种当时所征收的，或者是在过去的补助税后征收的所谓的附加税、新的补助税、进口税、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补助税、葡萄酒铸币税都允许在出口时全部退还。然而，上面所说的各种税，除了附加税和1692年的进口税之外，在进口时都是通过现金交付的，这么大一个数目的利息造成了一笔不菲的开支，它让指望在葡萄酒的转出口贸易中获取任何利润成为不明智的了。因此，只有称做葡萄酒进口税的一部分能够退还，法国葡萄酒每桶所征收的二十五磅进口税，或者1745年、1763年还有1778年，所征收的各税，全部在出口时不予退回。在1779和1781两年中对通过前的海关关税加征的两个百分之五在其他货物出口时允许全部退还，甚至加在葡萄酒上的与此相同，允许全部退还。1780年专门对葡萄酒征收的最后一个税也允许全部退还，当如此之多的重税仍然保留时，这个特惠也极有可能不引起一桶葡萄酒出口。除大不列颠美洲殖民地之外，这些规定适用于一切地方的合法出口。

查理二世第十五年为了所谓的鼓励贸易，用第七号法令赋予了大不列颠供应殖民地欧洲生长和制造的一切商品的垄断权，其中当然也包括葡萄酒。在一个拥有如此广阔海岸线的北美和西印度殖民地，我们在那里的权威又时常是那么脆弱，不仅这样，那里的居民又被允许用他们自己的船只把未被列入名单的商品最开始是运往欧洲各地，随后又运往菲尼斯泰尔以南的欧洲一切地区，在如此而来的一个国家，很有可能这样的垄断不能受到很好的尊重。不仅这样，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找到各种理由允许他们前往运货的国家带回一些货物。然而，他们试图从葡萄酒出产的地方进口欧洲的葡萄酒却仿佛有某些困难，他们不能迅速地从大不列颠进口，因为在那里葡萄酒被征收许多重税，不仅这样，之中相当大一部分在出口时是不退还的。马德拉葡萄酒并不是一种欧洲商品，美洲和西印度能够直接进口。然而这两个地方享有对一切他们未列入名单的商品和马德拉岛进行贸易的自由。这一情况可能会造成一种对马德拉葡萄酒的广泛嗜好。

自从1755年的那场战争开始以后，一切在我国的殖民地的军官就都养成了这样的嗜好，不仅这样，他们还把嗜好带回了祖国。但在那里这样的酒此前并不怎么流行。在那次战争结束时，在1763年（依照乔治三世四年第十五号法令第十二条），除法国葡萄酒外，一切葡萄酒在向各殖民地出口的时候，除了三镑十先令的那种税以外，所征的其他各税一律退还。法国葡萄酒可以例外，是因为民族偏见不允许鼓励这样的贸易和消费。从颁发这样的特惠到我国北美殖民地的背叛，这段时期也许是太短暂了，还不足通过这些造成某些地方的习俗的重大改变。

不仅对法国葡萄酒，允许对其他一切葡萄酒进行退税的同一法令使殖民地得到的好处要比其他国家多得多，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对其他大部分商品的退税对它们的好处少之又少。在对向其他国家出口的大多数商品上只退还过去的补助税的一半。可是这项法律规定，对于殖民地出口的任何商品，无论是欧洲或东印度所生产的或制造的，除了葡萄酒、白棉布还有细棉布以外，所支付的过去的补助税一点也不会退还。

也许，最开始给予退税是为了鼓励转口贸易，因为船舶的运费经常是由外国人通过货币支付的，从而通常觉得这个贸易特别适宜于把金银带回国内。尽管转口贸易并不值得什么特别的鼓励，尽管这个制度的动机也许是极端愚蠢的。可是，这个制度本身看上去是相当合理的。这样的退税并不能强迫国家的资本比顺其自然要更多地流入这个贸易，假使本来就不征收进口税的话。它们只可通过防止因为征收进口税而把资本全然排斥出去。转口贸易尽管不值得特别照顾，可是应让它就像其他一切贸易一样自由。它对于那些既在国家的农业上又在制造业、国内贸易、对外消费品贸易上没办法找到用途的资本仍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出路。从这样的退税中，关税的收益通过仍然保留的那一部分税收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利润。假使一切关税都保留了下来，征收过进口税的外国货物就没办法出口，同时因为没有市场也不可能进口。如此而来，能够保留的一部分进口税也就不可能有人再交纳了。这些理由看上去足够充分说明退税的正确，不仅这样，还将证明无论是对国内工业的产品还是对外国货物所征收的一切税款在出口时都给予退税是正确的。

诚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货物税的收益要受到一点损失，然而关税的收益受到的损失还要更多；产业的自然平衡、劳动的自然分工和分配（它总是要被这些税收所干扰），将通过这样一个调整从大体上重新建立起来。

这些理由只可以通过说明对外国和独立国家出口货物进行退税是明智的；然而没办法说明对我国的商人、制造业者和享有垄断权的国家进行退税是正确的。例如，对把欧洲货物向我国美洲殖民地出口进行退税，并不总是能引起比没有退税更多的出口额。通过我国商人和制造业者在那里享有的垄断即便保留一切交税额，与此相同数量的货物经常也会送往那里去。所以，退税对于国内货物税和海关税经常有可能是一种纯粹的损失，并没办法改变贸易的现状，或者让贸易在某一方面更加扩大。退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证明对我国殖民地产业是一种恰当的鼓励，或者说免去殖民地交纳一切其他臣民所应交纳的税，在很大程度上对母国有利，我在探讨殖民地问题时将会进行专门的论述。

然而，一定要时刻认识到退税只在下列情况下是有利的，那就是得到退税的出口货物是真正地向某一外国出口，不是暗地里又进入我国。有些退税，特别是对烟草的退税就经常被通过这样的方式滥用，并引起了很多既有害于税收，又对正直商人不利的欺诈行为。这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第五章　论奖金

在大不列颠，经常有人请求对某一种产业的产品发给出口奖金，政府有时也给予这样的出口奖金。人们觉得，有了出口奖金，我国的商人和制造商在国外市场上出售货物就可以和竞争者一样价格低廉或者更低廉些。据说这样就能够让出口的数量比较大些，从而让贸易差额变得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更加有利。在外国，我们没办法给予我们的工人垄断权，就像我们在国内市场上所做的那样；我们没办法强迫外国人购买我国工人的货物，就像我们对自己的同胞所做的那样。因此，他们觉得，差一点的办法，就是付钱给外国人，让外国人购买。重商主义体系正是如此提议，用贸易差额的办法来让整个国家致富，将钱放在我们任何人的口袋中。

他们觉得，只应当对没有奖金就没有办法进行的那些贸易部门发。可是，商人出售货物的价格可以补偿在生产和上市中所用的资本并带来普通利润的，任何一个贸易部门都是没有奖金就可以进行的。任何一个这样的部门显然和一切其他没有奖金也在进行的贸易部门处在同一水平上，从而没办法要求比它们多出一个奖金。只有商人不得不通过不足补偿他的资本还有普通利润的价格出售货物的那些贸易，或他只得通过少于将商品送入市场的实际成本卖出货物的那些贸易，才需要得到奖金。

奖金是为弥补这样的亏损而发给的，是为了鼓励他继续或开始从事这样一种贸易：它的每一笔交易都亏损在里面所用到的资本的一部分，它的性质是，假使其他的贸易都像它，不久就没有什么办法给国家留下任何资本了。

应当指出的是，靠奖金进行的贸易是在两国之间可以长期经营下去然而老是亏本或通过低于上市成本的价格卖出货物的贸易。可是假使不用奖金去补偿商人在货物价格上的损失，他自己的利益不久就会迫使他去用此外的方式运用他的资本，或找到一种货物价格可以补偿他送货物上市使用的资本并带来普通利润的贸易。

奖金的效果，也就像重商主义体系一切其他办法的效果一样，只不过迫使一国贸易进入这样一种渠道，它不比贸易自行进入的渠道可以得到更多利益。

谷物贸易论文睿智而消息灵通的作者十分清楚地表明，自从谷物出口奖金第一次建立通过以来，谷物出口价格（估价颇为适中）大大高于了谷物进口价格（估价十分高），它超过的数额比在此期间支付的一切奖金数额大得多。他觉得，依照重商主义体系的正确原理，就清晰地证明，这样的强迫的谷物贸易对国家有利；出口的价值多于进口的价值，他的数目比国家为让谷物出口所作一切特别开支要大得多。他没有思考到，这样的特别开支或奖金，只不过是社会为让谷物出口实际所作开支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农场主在谷物生产中用到的资本也应当计算在内。除非谷物在外国市场上卖出的价格不仅可以补偿奖金而且可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还有他的普通利润，否则社会就会损失这个差额，或者说国家资本减少了那么多。可是觉得一定要发给奖金的理由，正是价格不足够办到这一点。

据了解，自从奖金设置以来，谷物的平均价格已经大为下滑。我想要表明，自十七世纪末以来，谷物平均价格开始稍有下滑，十八世纪头六十四年中继续下滑。可是这个事件，假定它就像我相信的那样是真实的，必定是没有奖金也会发生的，不可能是因为奖金才产生的结果。它在法国也就像在英格兰那样发生，尽管在法国不仅没有奖金，而且直到1764年以前，谷物出口通常被禁止。从而，这样的谷物平均价格的渐渐下降，既不是因为这种规定，也不是因为那种规定，而是因为白银价值的渐渐的悄无声息的上升，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一卷已经表明，十八世纪在欧洲的通常市场上已经发生。说奖金可以有助于降低谷物价格，那仿佛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

已经指出的是，在丰收年份，奖金造成极其不寻常的出口，必定让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维持在它自然会落到的水平以上。这就是奖金制度公开宣布的目的。在歉收年份尽管经常停止发给奖金，可是它在丰收年份造成的大量出口，必定经常阻碍用一年的多余去弥补另一年的不足。所以，无论在丰收年份还是在歉收年份，奖金必定让国内市场上谷物货币价格略为高出应有的水平。

在实际的耕作状态下，奖金必定有这样的趋势，我觉得任何有理性的人是不可能有异议的。可是有很多人觉得，奖金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鼓励耕作：第一，奖金为农场主的谷物开辟更为广泛的外国市场，他们觉得这会增加对谷物的需求，从而增加谷物的生产；第二，保证他得到比在实际耕作状态下所可以预期的更好的价格，他们觉得这会鼓励耕作。他们如果得到这样的双重鼓励，在长时期内必定增加谷物的生产。

我的回答是，不管奖金可以让外国市场扩大多少，它在任何一个具体年份，必定是靠放弃国内市场来达成的，因为每一蒲式耳靠奖金来出口而没有奖金就不可能出口的谷物，会留在国内市场上来增加消费，同时降低谷物的价格。一定要指出，谷物奖金，还有每一种其他的出口奖金，会对人民征收两种税收：第一，为了支付奖金他们只得缴纳的税收；第二，因为国内市场上谷物价格上涨而产生的税收负担。因为所有人民都是谷物的购买者，所以所有人民一定要缴纳这样的税收。在这样的商品上，第二种税比第一种税要征收得更多。让我们这样假设，各个年份平均每夸特小麦出口奖金为五先令，让国内市场上每蒲式耳小麦价格比自然收成状况的实际价格只提高六便士，或每夸特提高四先令。

即便是依照这个十分适中的假设，人们除了要缴纳为支付每夸特出口小麦五先令奖金的税收之外，还需要缴纳自己所消费的每夸特小麦四先令的税收。可是，依照这位消息十分灵通的谷物贸易论文的作者的说法，出口谷物和国内消费谷物的比例是一比三十一。所以，他们第一种税就要支付五先令，第二种税就一定要支付六镑四先令。

对于这样一种第一生活必需品支付如此沉重的税收，必定会减少贫苦人民的生活资料，或者说必定会稍微增加他们的货币工资，二者均和他们的生活资料货币价格的提高成比例。就他在前一场合所起的作用来说，它必定会降低贫苦人民的教育和抚养子女的能力，从而必定会限制国家人口的增长。就他在后一场合所起的作用来说，它必定会让雇佣的工人人数比应有的少，因此必定会限制国家产业的发展。所以，由奖金造成的谷物不寻常出口，不仅在第一年使国内市场和消费的缩小和国外市场和消费的扩大相等，而且，因为限制了国家的人口增长和产业发展，它的最终趋势是阻碍和限制国内市场的扩大，所以在长时期内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整个的谷物市场和消费。

他们觉得，这种谷物货币价格的提高，因为会让农场主得到更多利益，必定会促进谷物的生产。我的回答是，假使奖金的效果是提高谷物的真实价格，或者说可以让农场主通过同样多谷物按附近地区普通维持其他劳动者的方式——无论为大方的、适中的或节俭的——维持更多的劳动者，情形有可能是那样。可是很明显，无论是奖金，还是任何其他的人为制度，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奖金影响的，不是谷物的真实价格，而是它的名义价格。尽管奖金制度所征收的税收对纳税人是沉重的负担，对于接受奖金的人来说却没有多大好处。

奖金的真正效果，与其说是提高谷物的真正价格，不如说是降低白银的真正价值；或让同样多白银交换到的谷物数量还有一切其他国产商品的数量都比较少，因为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一切其他国产商品的货币价格。

谷物的货币价格调节劳动的货币价格，后者一定要让劳动者可以购买足够数量的谷物，依照社会的进步、停滞或衰落状态强迫雇工所采用的维持工人的奢侈的、适中的或节俭的方式，去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人的生活。

谷物的货币价格也支配一切其他的土地天然产物的货币价格，后者在任何一个改良时期必定和谷物的货币价格保持相应的比例，尽管这样的比例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差别。例如，它支配牧草和干草、肉类、马、马的饲料、内陆运输还有全国大多数国内商业的货币价格。

因为支配一切其他的土地天然产物的货币价格，谷物的货币价格也调节差不多一切制成品的原料的货币价格。因为调节劳动的货币价格，它也调节制造工艺和技巧的货币价格。因为调节两者，它也就调节整个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还有作为劳动和土地产品的每一样东西的货币价格，必定随着谷物价格升降的比例而升降。

所以，尽管因为有了奖金，农场主可以将每蒲式耳谷物卖得四先令而不是三先令六便士，付给地主的地租也随着产物货币价格的上升成比例地增加，可是四先令可以购买的其他国产货物并不比以前多，农场主的情况和地主的情况均不可能因为这样的变化而有所改善。农场主没办法耕种得更好一些，地主没办法生活得更好一点。在购买外国商品方面，这样的谷物价格提高可能给他们带来一点小小的好处，在国产商品方面，却没办法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然而农场主的差不多一切支出、甚至地主的大多数支出，都是用在国产商品上。

白银价值的下跌是矿山富饶导致的结果，在商业世界，大多数地区同样地或差不多是同样地起作用，它对任何特定国家的影响十分小。它所造成的一切货币价格的上升尽管没办法让接受者在实际上更富一点，却也没让他们在实际上更穷一点。一套银器变得实际上更贱一点，可是每一样其他东西的真正价值依然和从前相同。可是白银价值的下落假使是因为特殊情况或政治制度的影响，而仅限于一个国家，那就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它远远不可能让任何一个人真正更富，而只会让任何一个人更穷。

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的上调是这个国家特有的现象，这会多多少少地阻碍在该国进行的每一种产业，让外国可以通过比该国自己的工人所索取的更小量的白银供应差不多一切的货物，也就是说，不仅在外国市场上、国内市场上是这样，甚至比自己国家工人的售价更低。

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矿山所有人的特殊处境，让他们成为向一切其他欧洲国家分配金银的人。所以，这些金属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自然也就应该比在欧洲其他地方价格较低。可是，差额不可能比运费和保险费数量更大；因为这些金属价值大而体积小，运费不多，保险费也和其他同等价值的货物一样。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它们的特殊处境而遭受的损失很小。

西班牙对金银出口课税，葡萄牙却禁止金银出口，让这样的出口承担了偷运的费用，让这些金属在其他国家的价格比在它们自己国内高出了这种支出的全部数额。假使你在河上建筑堤坝，坝内水满了以后，多余的水就会从坝顶流出，好像根本没有堤坝一样。禁止出口没办法让西班牙和葡萄牙保存更多的金银，可以保存的只是以它们所能使用的为限，也就是说，它们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允许它们所能使用的，或是铸币，或是器皿，或做镀金还有其他金银装饰品。当它们得到这个数量以后，堤坝就灌满了，以后注入的一切水流必定会溢出。所以，每一年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出口的金银，依照一切的记录，大体上等于一切进口的金银。

尽管有了这些限制，可是，就像堤坝内的水必定比外面的水更深一样，这些限制使保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银数量，相比于它们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来说，必定会比其他国家的金银数量更多。堤坝越高才能越坚固，坝内坝外水深的差别也就越大。税收越高，保证禁令的惩罚越严重，执行监督法令的警察越警惕越严厉，金银和西班牙、葡萄牙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和其他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比例之差也就越大。据了解，这样的差别非常大，以至于你经常会发现那里屋中的金银器皿极多，而看不到在别国被认为和这样的豪华相适宜或相配称的其他东西。

金银的低廉或其他一切商品的昂贵（二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两者是这种金属过多的必定结果，妨碍了两国的农业和制造业，让外国可以通过比在两国之内生产或制造所花费的较少量的金银供应它们通过很多天然产物和差不多一切制造品。税收和禁令通过两种方式起作用。它们不仅让两国贵金属的价值降低很多，而且因为在国内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原本会流入他国的金银，让他国的金银价值比应有的略高，从而让这些国家在和两国通商时能够享有双倍的好处。

打开闸门，坝内的水迅速就会比大坝外少，不久就会让两者处于同一水平。一旦取消关税和禁令，两国的金银数量就会急剧减少，他国的金银数量就会稍有增加，金银对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比例在各国用不了多久就会处于同一水平或接近同一水平。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这样的金银输出所遭受的损失完完全全是名义上的和虚构的。它们的货物、它们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名义价值会下降，会用比以前较小量的白银去表示或代表，可是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还是和以前一样，会足够维持、调节和雇佣同一数量的劳动。因为它们货物的名义价值会下降，它们剩下来的金银的真正价值就会上调，较小量的金银会达到以前利用较大量金银来达到的同一商业和流通目的。

送往国外的金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会带回同等价值的各种货物。这些货物也不可能全都只是奢侈消耗的东西，专供懒惰的人利用，他们只有消费，不生产什么东西作为回报。因为懒惰者的真正财富和收益不可能因金银的这种特别输出而增加，所以他的消费也不可能大大增加。这些货物或许有大多数、必然有一部分是原料、工具和食物，用来雇佣和维持勤劳人民，他们会再生产出自己所消费的东西的一切价值，并带来利润。如此一来，社会的一部分固定资财就会变成活资财，会比以前推动更大数量的劳动。两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会很快稍有增加，几年之内或许会大为增加，它们的产业也会从现在承受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

谷物输出奖金也必定完完全全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这种荒谬政策一样起作用。不管实际的耕作状态如何，它会让我们的谷物在国内市场上比在实际耕作状态下原本的价格稍微贵些，而在外国市场上稍微便宜些；因为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或多或少调节一切其他商品的平均货币价格，所以它让白银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大为降低，在国外市场上的价值稍有提高。它使得外国人特别是荷兰人不仅可以比在无奖金的情况下以更为低廉的价格食用我们的谷物，而且有时甚至可以比我们自己的人民在同一情况下可以更为低廉地食用我们的谷物，这是一位卓越的权威——马修•德克尔爵士告诉我们的。它阻止我们自己的工人在无奖金时那样去通过小量的白银供应自己的货物，却让荷兰人可以通过较小量的白银供应他们的货物。它使得我们的制造品在每个市场上都比在无奖金时略微贵一点，使得他们的制造品比在无奖金时稍微便宜一点，从而让他们的产业得到双倍于我们产业的好处。

奖金在国内市场上提高我们谷物的名义价格而不是提高它的真正价格，不是增加了定量谷物所可以维持和雇佣的劳动数量，而只不过增加了它所可以交换的白银的数量，所以它阻抑我们的制造业，然而又没办法给我们的农场主或乡绅带来任何重大好处。诚然，它在两者的口袋中放进了稍为多一点的钱，或许难以说服他们大多数的人，让之相信这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重大好处。可是假使这样的钱的价值下滑，它的数目尽管增加，它所可以购买的劳动、食物和国产商品的数量却相应地减少，那么这样的好处就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和虚构的。或许只不过对整个国家中的一部分人，奖金曾经可能是有重大好处的。这就是谷物商，也就是谷物的输出者和输入者。

在丰收年份，奖金必定让谷物出口比没有奖金时大，因为阻止一年的富余去弥补另一年的短缺，它在歉收年份让谷物进口多于必要的数量。它增加了谷物商人在两种不同年份中的营业；在歉收年份，它不仅让谷物商人的进口数量更大一点，而且售价更高一点，假使丰收年份没有或多或少地被阻止去弥补歉收年份，情形就不可能是如此而来。正是在这样的人身上，我看到了要求继续并更新奖金的热情。

乡绅在设立对外国谷物进口的高关税（这在普通丰收年份等于禁止进口）时，在设立奖金时，仿佛是在模仿我们制造商的行为。通过前一种制度，他们保证自己享有对国内市场的垄断权；通过后一种制度，他们想要防止国内市场上自己的货物存量过量。他们想要通过这两种办法来提高谷物的真正价值，就像制造商用与此相同的办法提高了很多种制造品的真正价值那样。

他们或许不曾注意到自然赋予谷物的和差不多一切其他货物之间的本质差异。当你用垄断自己国家市场或发给出口奖金的办法，让我们的麻织造商可以通过比原本能够得到的价格较好的价格卖出货物时，你不仅使这些货物的名义价格提高了，而且也提高了它们的真正价格。你让这些货物的价格等于较大数量的劳动和生活资料，你不仅增加了货物的名义利润，而且也增加了真正利润。也就是说，这些制造商的真正财富和收益增加了，你让他们自己生活得更好一点，或在这些特定的制造业中雇佣更大数量的劳动。你真正的作用是鼓励了这些制造业，引导了比自行进入的数量更多的国家劳动进入这些制造业。可是当你用与此相同的办法提高谷物的名义价格或者是货币价格时，你并没有提高它的真正价值。你没有增加我们对农场主或者是乡绅的真正财富、真正收益。你没有鼓励谷物增加产量，因为你没有让他们可以维持和雇佣更多的劳动者去生产谷物。

依照事物的性质，谷物有它的真正的价值，只改变它的货币价格是没办法改变它的真正价值的。出口奖金和国内市场垄断都没办法提高这样的价值。最自由的竞争也没办法降低它。从整个世界范围来说，这样的价值等于它所可以维持的劳动数量；就某个地方来说，它等于在该地用普通维持劳动的慷慨的、适中的或节约的方式所可以维持的劳动数量。呢绒或麻布不是最终在衡量和决定一切其他商品的真正价值中起调节作用的商品，谷物却是。

每一种其他商品的真正价值，最终都按照它的平均货币价格和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的比例来恒量和决定。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有时在一个世纪和另一个世纪不同，然而它的真正价值不随这样的变化而改变。然而白银的真正价值随着这样的变化而改变。

鼓励任何国产商品出口的奖金，第一，都能够用对重商主义体系一切不同办法的反对理由去反对，也就是说，强迫国家的某些部分劳动进入不及它自行进入的渠道有利的渠道；第二，还有一个反对理由，也就是说，它不仅强迫这部分劳动进入不那么有利的渠道，而且在实际上强迫它进入不利的渠道，没有奖金就没有办法进行的行业必定是一种亏损的行业。谷物出口奖金就能够用这样的理由去进一步反对，它丝毫没办法促进谷物的生产，奖金的用意却在鼓励这样的生产。所以，当我们的乡绅要求安排这样的奖金时，他们并不完完全全理解自己的利益，然而商人和制造商的行为那么普遍是由于对自己利益的完完全全理解所引导的。乡绅们让国家收益负担一笔十分大的开支，向全体人民征收了一种十分沉重的税收，可是他们自己商品的真正价值却没有任何显著的增加；而且因为稍微降低了白银的真正价值，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阻抑了国家的通常产业，不是促进了他们自己土地的改良，而是或多或少阻碍了这样的改良，因为土地改良必定是依存于国家的通常产业的。

如果可以，为了鼓励任何商品的生产，生产奖金会比出口奖金起更直接的作用。除此之外，它只对人民征收一种税收，也就是说，为支付奖金而一定要缴纳的税收。它不可能提高反而只会降低国内市场上商品的价格，然而它不可能向人民征收第二种税收，反而可能补偿人民缴纳的第一种税收，至少可以是它的一部分。然而生产奖金很少发放。

重商主义体系设立的偏见，教导我们相信，国民财富更直接地是由出口产生而不是由生产引起的。所以更加重视出口，觉得出口是把货币带进国内的比较直接的手段。还听说，依照经验，生产奖金比起出口奖金来，更容易弄虚作假。我不明白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然而出口奖金被滥用于很多虚假的目的，却是众所周知的。而商人和制造商是这一切办法的伟大发明家，生产奖金是不合乎他们的利益的，因为它有时会让他们的货物在国内市场上大量存积。然而出口奖金能够让他们将多余的货物送往国外，保证留在国内市场上的货物的价格，有效地防止大量存货。所以，在重商主义体系的一切办法中，他们喜欢的就是这个办法。我明白有一些工程的经营者，他们私下里同意自己掏腰包设立奖金，奖励他们所经营的货物的部分出口。这样的办法十分成功，尽管产量确实增加很大，然而国内市场上他们的货物的价格却提高了一倍以上。谷物奖金假使真正降低了谷物的货币价格，那它的作用必定是大不相同。

然而，在某些特殊场合，已经发给了类似生产奖金的东西。向白鲱渔业和鲸渔业所发的渔船吨位奖金，或许能够看做具有这样的性质。据了解，这样的奖金直接让这些货物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比没有奖金时低廉。一定要承认，在其他方面，这种奖金的效果和出口奖金相同。

因为有了吨位奖金，国内的一部分资本被用来把货物送往市场，然而它的价格没办法补偿成本还有资本的普通利润。尽管对这些渔业的船舶吨位奖金没办法增加国家的财富，却因为增加了海员和船只，或许能够有助于国防。也许可以说，比起就像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陆军那样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海军（假使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来，有时能够利用奖金，用较小的支出来达到国防的目的。

尽管有这些有利的说法，然而通过以下的思考让我相信，至少在给予这样的奖金之一时，立法机关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欺骗。

第一，鲱渔业大渔船的奖金有些过大。从1771年冬季开始捕鱼，到1781年冬季结束捕鱼，鲱渔业大渔船的吨位奖金每吨三十先令。在这十一年中，苏格兰鲱渔业捕鱼产量共计三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七桶。捕获后也就是说，在海上腌制的鲱鱼称为海条。为了使之成为所谓的商业鲱鱼，一定要额外用盐将它重新包装；在这样的场合，依照计算，三桶海条大多数时候被再包装为两桶商业鲱鱼。所以，在这十一年中捕获的商业鲱鱼，只有二十五万二千二百三十一桶。在这十一年中，所发给他们的吨位奖金共计十五万五千四百六十三镑十一先令，或者说每桶海条的奖金是八先令两便士，每桶商业鲱鱼的奖金是十二先令三便士。

腌制这些鲱鱼用到的盐有时候是苏格兰的盐，有时候是外国的盐，两者在发给腌鱼人时均免征一切货物税。现时对苏格兰的盐征收的货物税为每蒲式耳一先令六便士，对外国的盐征收十先令。一桶鲱鱼被要求用外国盐大概一蒲式耳。平均要用苏格兰盐两蒲式耳。假使鲱鱼用来出口，不付这种税；假使作为国内消费，无论是用苏格兰盐或外国盐腌制，每桶只付一先令。这是对每蒲式耳盐征收的旧苏格兰税，据最保守估计，腌制一桶鲱鱼需要用一蒲式耳盐。

在苏格兰这样的国家，外国盐除了用来腌鱼之外，很少做其他用途。然而从1771年4月5日开始到1782年4月5日，进口外国盐共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七十四蒲式耳，每蒲式耳大概重八十四磅；从工厂中发给腌鱼人的苏格兰盐是十六万八千两百二十六蒲式耳，每蒲式耳只有五十六磅。很显然，用在渔业方面的，主要是外国盐。除此之外，每桶出口的鲱鱼还有二先令八便士奖金，三分之二由大渔船捕获的鲱鱼用来出口。

把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你就不难发现，在这十一年中，每桶由大渔船捕获用苏格兰盐腌制的鲱鱼，出口时要花费掉政府十七先令十一便士，供国内消费的要花费掉政府十四先令三便士；而用外国盐腌制的，出口时要花费掉政府一镑七先令五便士，供给国内消费的要花一镑三先令九便士。上等商业鲱鱼的价格为每桶十七和十八先令到二十四和二十五先令，平均大概为一基尼。

第二，发放给白鲱渔业的奖金是渔船吨位奖金，与渔船的载重量成比例，而不是和渔船在捕鱼中的勤劳与懒惰或成败成比例。我想，恐怕最普遍的情况是，渔船出海的唯一目的并不是捕鱼，而是捞取奖金。1759年，当奖金是每吨五十先令时，苏格兰整个的大渔船渔业只捕获了四桶海条。那一年每桶海条单是奖金就要花费掉政府一百一十三镑十五先令，每桶商业鲱鱼要花费掉政府一百五十九镑七先令六便士。

第三，白鲱渔业中那种发给吨位奖金的捕鱼方式（使用载重二十至八十吨的大渔船或双桅渔船），是很不适宜苏格兰的实际情况的，它只适宜荷兰的情况，这样的方式仿佛是从荷兰学来的。荷兰距离鲱鱼主要游息的大海很远，因此只可通过大渔船捕鱼，大渔船能够装载充分的水和食物，以便供远海航行之用。然而赫布里底群岛或西部群岛、谢特兰群岛，还有苏格兰的北部和西北部的海岸，都是从事捕捞鲱鱼的主要地区，到处都被海湾隔断，伸入陆地很远，俗话叫做海闸。在鲱鱼游入这些海域的季节，它们主要是游向这些海闸地带。鲱鱼，我听说还有其他各种鱼类游入这样的海闸，但时期很不固定。可见，小船捕鱼仿佛是最适宜苏格兰的特殊情况的渔业方式。

渔夫一旦捕得鲱鱼就可以马上送往岸上，进行腌制或食用。然而，给予大船渔业每吨三十先令的重大奖励，必定是对小船渔业的阻碍；小船渔业没有这样的奖金，没办法按照大船渔业的条件把腌鱼送往市场。所以，在设立大船奖金以前，十分可观的小船渔业，据了解，雇佣的水手数量并不少于现在大船渔业所雇佣的水手，现在却差不多完完全全衰落了。我一定要承认，对于这样的现今已毁灭和放弃的渔业的旧日规模，我没有办法准确叙述。因为对小船渔业的装备不发奖金，所以海关或盐税官员对它均无记载。

第四，在苏格兰很多地区，在一年中的某些季节里，鲱鱼是很多普通居民食物的主要部分。用意在让国内市场上鲱鱼价格降低的奖金，对于救济我国很多处境并不富裕的同胞可以作出重大的贡献。然而鲱鱼大船奖金却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它摧毁了小船渔业，额外的每桶二先令八便士的出口奖金，又让大船渔业产品的大多数，也就是三分之二以上送往国外。在大约三十至四十年以前，还没有设立大船奖金的时候，我听说通常白鲱鱼的价格是每桶十六先令。

十至十五年以前，当小船渔业尚未被完完全全毁灭的时候，据了解，价格为每桶十七至二十先令。在最近的五年中，平均每桶鲱鱼的价格已达二十五先令。然而，这样的高价可能是因为苏格兰海岸鲱鱼的稀少。我还一定要指出的是，装鲱鱼的桶大多数时候是同鲱鱼一道售出的，它的价格也包括在上面所说的各种价格之内，自从美洲战争开始以来，桶的价格大概比从前高出一倍，也就是说，从大概三先令涨至大概六先令。我也一定要指出，我所收到的关于以前价格的记录，绝不是非常一致的；一位非常精明和有经验的老人告诉我，五十多年以前，一桶上等商业鲱鱼的普通价格是一基尼；我想，这在现今仍然能够被看做是平均价格。然而，我觉得一切的记录均一致表明，国内市场上鲱鱼的价格并没有因为大船奖金而降低。

当渔业经营者在得到这样的丰厚奖金后，继续像从前习惯所做的那样通过同一价格甚至较高价格卖出他商品时，人们预期他们的利润可能很高，有些个别的人情况也很可能是这样。然而，我有充分理由相信，通常来说，他们并非如此。这样的奖金大多数时候的效果是，鼓励草率的经营者去冒险从事一种他们并不十分了解的行当，他们因为自己的疏忽和无知所遭受的损失，远远多于从政府的极端慷慨所得到的一切。

1750年，依照为鼓励白鲱渔业第一次给予每吨三十先令奖金的同一法律（乔治二世第二十三年二十四号），有人设立了一家股份公司，资本为五十万镑，认股人（在一切其他鼓励——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吨位奖金、每桶二先令八便士的出口奖金、所用大不列颠盐和外国盐免税——之外）在十四年内，就他认购和缴纳的每一百镑股本每一年有权得到三镑，由海关总督每半年支付一半。这家大公司的总裁和董事们应该住在伦敦，除此以外，还宣布在王国一切其他港口设立渔业公司是合法的，然而每家公司认购的股本不得少于一万镑，自主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给予大公司的年金和一切各种奖励，与此相同也给予这些行业小公司。大公司的认股不久就已经满额，在王国的各个港口设立了好几家小渔业公司。尽管有一切奖励，差不多所有这些公司，无论大小，损失了大多数资本；现在它们任何一家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白鲱渔业全部或者差不多全部均由私人企业家经营。

诚然，假使任何一种制造品都是保卫社会所必需的，完全依靠我们的邻国来供应可能是不明智的；假使这样的制造业没有奖励，也就是说，没办法在国内自行建立，那么用一切其他产业部门课税去支持它，也不一定是不合理的。对大不列颠制造帆布和大不列颠制造火药发给出口奖金，或许能够依照这个原则为之辩护。

然而，利用人民大众的产业课税去支持少数种类的制造商的产业显然就很难说是合理的，在极度繁荣的奢侈状态下，公众享有较大的收益而又不知如何利用，为发给自己喜欢的制造业一点奖金，也就像作出任何其他无益的开支一样，可能是很自然的。在公共支出中也就像在私人支出中一样，大财富或许经常能够作为大蠢事的辩解。然而处在通常困难和紧迫的时候仍然继续从事这样的浪费，那必然就是异乎寻常的荒谬了。

所谓奖金，有时只不过是退税，因而没办法用反对真正奖金的理由去加以反对。举例来说，对出口糖的奖金，只不过是用来退还对作为原料的赤砂糖和黑砂糖的进口关税，对于出口丝制品的奖金，只不过是退还对进口生丝和捻丝征收的关税。对于出口火药的奖金，只不过是退还进口硫磺和硝石征收的关税。用海关的语言来说，对于出口货物，如果和进口时保持同一形态时，给予的津贴才可以称为退税。当因为制造而改变了形态以至有新的名称时，发给的津贴就称为奖金。

国家对于在自己的行业中有过出色成就的技术人员和制造商发给的奖励金，不可能遭到对奖金的一样的反对。通过鼓励某种特殊的熟练和技巧，这些奖励金的作用旨在维持在这些行业中实际雇佣的工人的竞争心，不可能大到让国家资本有比没有奖金时更大的份额转入之中任何一种行业。奖励金的趋势并不是用来推翻各种行业之间的自然平衡，而只在于让每种行业中所做的工作尽可能地完善和完整。除此之外，这类奖励金的支出很小，然而奖金的支出却非常大。单是谷物奖金一项，一年就耗费国家三十万镑以上。

奖金有时又被称奖励金，就像退税有时也称为奖金一样。然而我们在一切场合都一定要注意事物的本质，而不必去思考名称。

第一节　关于谷物贸易和谷物法的离题论述

我在结束本章有关奖金的论述以前，一定要谈一谈，对于安排谷物出口奖金的法律，还有和它有关的规章制度的赞赏都是没有道理的。对谷物贸易的性质还有和它有关的主要大不列颠法律的具体考察，就足够证明我的这种说法并非妄自菲薄。这个题目的极端重要性，表明这一离题论述不妨长一点。

谷物商人的贸易主要由四个不同部门组成，尽管有时全部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然而依照它们的性质，有四种截然分离的不同贸易。第一种是国内商人的贸易；第二种是供国内消费的进口商人的贸易；第三种是供给外国消费的自己国家产品出口商人的贸易；第四种是贩运商人，专供再出口的谷物进口商的贸易。

国内商人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不管乍一看是多么敌对，然而即便是在最大的荒年，也是完完全全一致的。国内商人的利益在于将他的谷价提到年成的实际荒歉所要求的高度，谷价再高也绝不可能合乎他的利益。假使把谷价提得太高，他就会过于阻碍消费，使得季节的供应可能多于季节的消费，在下届收获开始上市以后还可以维持一些时候。他不仅有因为自然的原因而让自己的很大一部分谷物遭受损失的危险，而且有时只得通过比几个月前更低的价格卖出剩余谷物。假使不将价格提到应有的高度，季节的供给就可能少于季节的消费，他不会损失一部分他原本能够得到的利润，却会让人民在季节终了以前遭受痛苦，不仅是遭受稀少的困难，而且会遭受饥饿的恐怖。

人民的利益在于，让每日、每星期、每月的消费尽可能地和季节的供给保持准确的比例。国内谷物商人的利益也是如此。就他所可以判断的按这样的比例向人民供应谷物，他就可能将自己的一切谷物卖到最高的价钱，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凭他对谷物状况的了解，和他对每日、每星期和每月的销售量的了解，他可以或多或少地准确判断，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这样方式的供应。不用思考人民的利益，他只思考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在荒歉的年份，也会被引导到就像有智虑的船主有时只得那样对待他的船员一样，去对待人民。当船主预见到食物逐渐缺乏的时候，他会减少船员的食物供给量。尽管因为过分小心，他有时的行为超过实际的需要，然而比起有时因为没有远虑的行为而让他们遭受的危险、困苦和毁灭来说，船员们因这样的不便而遭受的痛苦实在算不了什么。

与此相同，国内谷物商人有时因为过分贪婪而让自己的谷物价格稍微高于季节的荒歉所要求的，人民因为这样的行为造成的不便（这样的行为实际上让他们免于季节终了时的饥饿）所遭受的痛苦，比起在季节之初因为比较大方的处理方式可能遭受的痛苦来，也算不了什么。谷物商人自己是因为这样的过分贪婪而受害最大的，他不仅要面对通常由此引起的对他的愤怒，并且，就算他可以逃脱这样的愤怒的后果，他在季节终了时手头还留下一定数量的谷物，假使下个季节丰收，他也只得低价卖出。

诚然，假使一大群商人拥有一个大国的一切谷物，他们的利益或许就像人们所说的荷兰人对待马鲁加斯群岛的香料那样，毁灭或抛弃其中的大多数，以维持剩余香料的价格。然而，也就是说，哪怕是通过法律的暴力行为，也不可能对谷物建立广泛的垄断；在法律听凭这样的贸易自由进行的地方，谷物在一切商品中是最不容易为少数大资本通过买光它的大多数进行囤积或垄断的。它的价值远远多于少数私人的资本的可以购买的范围，也就是说，即使他们能够购买，谷物的生产方式也使得这样的购买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实现。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谷物是每一年消费额最大的商品，所以每一年用来生产谷物的劳动量也比用来生产任何其他商品的劳动量更大。当它第一次从地上收获时，它也必定比任何其他商品更快地分散在更多的人中；所有这些拥有者绝没办法像少数制造商那样就聚居在一个地方，而必定是分散在全国各个不同角落。

这些最开始的所有人或是在近地直接供应消费者，或者是供应其他的内地商人，由他们去供应消费者。所以，内地的谷物商人，包括农场主和面包师在内，必定比经营任何其他商品的商人人数更多，他们的分散状况让他们完完全全不可能进行任何广泛的联合。所以，假使在歉收年份他们之中有人发现自己手头的谷物大大多于在季节终了以前按时价所售出的，他绝不可能想到要维持这个价格，让自己遭受损失，让竞争者得到一切好处。也就是说，降低价格，通过在新谷物开始上市以前便将自己的谷物脱手。如此而来调节任何一个商人行动的动机和利益，一样会调节任何一个其他商人的行动，让他们全都依照这样的价格卖出谷物：也就是说，依照他们的最佳判断，最适宜于季节丰歉程度的价格。

凡是认真研究过十八世纪或是上两个世纪欧洲任何地方所遭受到的粮食不足或饥荒的历史的人（之中有几次我们有非常准确的记录），我相信都可以发现，粮食不足从来不是因为内地谷物商人的任何联合或任何其他原因造成的，而是因为真正的稀少，真正的稀少在某些地方有时或许是因为战争的浪费，然而在绝大多数场合乃是因为天时不利；饥荒绝不是因为任何其他原因，而是因为政府的暴力，它想要用不恰当的手段补救粮食不足所造成的困难。

在不同地区能够自由通商和交通便利的谷类生产大国，因为最不利的年成所造成的谷类稀少也绝不可能大到足够造成饥荒；收成最差的年成，假使俭省节约地加以管理，在一年中也可以维持同通常丰收年份以比较宽松的方式所可以维持的相同人数。对作物最不利的季节，莫过于大旱或是连续不断的阴雨。然而谷物在高地和低地，在过于潮湿和过于干燥的地方同样都可以种植，所以对一个地区有害的干旱或淫雨对另一个地区可能有利；尽管在潮湿或干旱的季节的收成比在气候适宜的季节要少很多，一个地区的损失仍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从另一地区的收益得到补偿。

在盛产大米的国家，作物不仅要求有非常湿润的土壤，而且在它的生长时期内一定要浸在水中，所以干旱的影响更加可怕。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国家，假使政府允许自由贸易，干旱或许也不会那样普遍，以至必然造成饥荒。几年以前在孟加拉发生的干旱，或许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严重的粮食短缺。东印度公司职员们所订立的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所带来的某些不明智的限制，或许不免让这次粮食短缺变成了饥荒。

当政府为了补救粮食缺少带来的困难，命令一切商人按照觉得合理的价格卖出他们的谷物时，它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商人将谷物送入市场，这有时或许在季节开始就造成了饥荒；或是在商人将谷物送达市场时，它又使得人民能够并鼓励他们迅速消费谷物，以至于在季节结束以前必定造成饥荒。没有限制的毫无拘束的谷物贸易自由是防止饥荒灾难的唯一的有效方法，也是缓解粮食不足困难的最佳方法。因为真正短缺的困难是没有方法消除的，只可能给予缓解。没有任何一种贸易比谷物贸易更应该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也没有任何一种贸易比谷物贸易更需要有法律的充分保护，因为没有哪一种贸易比谷物贸易更加容易引起人民的反感情绪。

在谷物歉收的年份里，下层人民把自己的困难归于谷物商人的贪婪，商人变成了他们憎恨和愤怒的对象。所以在这样的场合，他非但得不到利润，还经常面临破产的危险，他的谷仓有可能受到群众暴力的抢劫和破坏。然而，正是在谷物稀少的年份，谷物价格高昂，谷物商人期望获取他的大部分利润。他通常和某些农场主签订合同，让农场主在若干年内按照一定的价格向他供应一定数量的谷物。合同价格是依照觉得适中的或是合理的价格来商定的，即普通的或平均的价格。在最近的各个歉收年份以前，普通价格大概为小麦每夸特二十八先令，其他谷物的价格依照这样的比例。所以，在歉收年份，谷物商人按普通价格购入大多数谷物，却通过高出很多的价格售出。

然而，这样的特别利润仅足够让他的行业和其他行业处于公平的水平上，仅够补偿他在其他场合受到的很多损失，谷物本身有非常容易腐烂的性质，谷物价格经常有没有方法预见的波动；单是这种情况，似乎就足够说明，谷物贸易很少有像在任何其他行业那样发大财的。只有歉收的年份才可能非常有利，然而在那样的年份又受到群众厌恶，这就让有品格、有财产的人不情愿从事这样的行业。这个行业就由一些次等商人来经营：磨坊主、制粉人、面包师、售粉商人还有若干可怜的小贩，他们差不多是国内市场上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唯一中介人。

欧洲的古代政策对于不利于这样对公众有利的行业的群众厌恶不设法消除，反而仿佛给予认可和鼓励。

爱德华六世在第五、六年的第十四号法律规定，凡是购买小麦或谷物然后有意再卖出的人，应被视为不合法的囤积者，初犯判处监禁两个月，没收他的谷物；再犯判处监禁六个月，罚款双倍于他的谷物的价值；第三次犯判处戴枷，监禁期限由国王随意决定，没收他的一切货物和牲畜。欧洲大多数其他地区的古代政策，不比英格兰的古代政策更好。

我们的祖先仿佛觉得，人民从农场主那里购买谷物会比从谷物商人那里购买谷物更便宜，他们担忧谷物商人在付给农场主的价格之外，还索取格外高的利润。所以，他们想要完完全全取消他的行业。他们甚至想要阻止任何一种中间人从事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中来，这就是他们对自己所称的谷物贩运商行业施加很多限制的用意，凡是没有获取特许状，无法证明他是诚实公平的人，一律不准从事这样的行业。依照爱德华六世的法律，一定要经过三个治安推事核准，才可以发给这样的特许证。然而，即便有了这样的限制以后仍然觉得不够，还有一项伊丽莎白的法律规定——只有一年开庭四次的法庭才有发给特许证的权力。

欧洲古代的政策，是想要用这样的规则来管理农业——乡村最大的行业：这样的规则和所建立的关于制造业——城市最大的行业——的规则完全不同。它让农场主除了消费者与他的直接代理人——谷物贩运商之外没有其他的顾客，想要强迫农场主不仅从事农场主的行业，还要从事谷物批发商或谷物零售商的行业。反过来，它在很多场合禁止制造商从事商店老板的行业，也就是说，制造商不得零售自己的货物。它的用意是，用前一种法律来促进国家的一般利益，让谷物价廉，然而或许并不非常理解怎样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它想要用后一种法律来促进某一部分人——商店老板的利益，觉得假使让制造商从事零售，售价就会比店铺老板低廉得多，从而毁灭零售商的行业。

然而，即便让制造商自己开店，零售他的货物，他也没办法比普通的商店老板售价更低。他投入到自己店铺中的资本，必定是从他的制造业中抽调出来的。为了和他人的营业保持在同一水平上经营自己的营业，他的一部分资本一定要获取制造商的利润，然而另一部分资本却一定要获取商店老板的利润。举例来说，假定在他居住的城市，制造资本和商店资本的普通利润都是百分之十，这样而来，他在自己店铺中卖出的每一样货物都应收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当他把货物从自己的工厂送到自己的店铺时，他一定要按可以把它售予一个商人或店主的价格计值，后者会依照批发来购买。假使他估值太低，就会损失掉他的制造资本当中的一部分利润。当他从自己的店铺再把货物售出时，除非他得到和一个店主卖出时相同的价格，要不他就会丧失掉他的店铺资本的一部分利润。

可见，他尽管看起来好像在同一样货物上得到了双倍的利润，然而因为这些货物先后为两种不同资本的一部分，他在所利用的一切资本上只得到了单一的利润，假使他所得的利润较此少，那么他就是一个亏损者，或者说他所运用的一切资本不及他的大多数邻人那样有利。

不允许制造商去做的事情，却在某种程度上强迫农场主去做：把他的资本分散在两种不同的用途上；把一部分资本投入到仓库和干草场，供应市场的不时需求；把另一部分资本投入土地耕种。然而他既没办法通过少于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来利用后者，同样也没办法通过少于商业资本的普通利润来利用前者。不管在谷物商人营业中实际利用的资本是属于叫做农场主的人还是属于叫做谷物商的人，在两种场合都要求有同等的利润去补偿所有人——这样来运用资本，以让他的营业和其他行业处在同一水平上，并阻止他有兴趣很快地改变自己的行业。可见，这样而来，被强迫去从事谷物商人行业的农场主，没办法通过比在自由竞争场合其他谷物商人的售价更低的价格卖出自己的谷物。

可以把自己的一切资本用在单独一种营业中的商人，和可以把自己的一切劳动用在单独一种操作上的工人一样，有同样的好处。后者可以达到一种熟练程度，用同样的双手，可以完成数量大得多的工作；前者可以得到从事营业、买卖货物的简单的、方便的方法，用同样的资本可以完成数量大得多的营业。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低廉得多的价格提供他的制品，另外一个人一般可以通过比把资本和注意力用在各种不同目的上时稍为低廉的价格提供自己的货物。大多数的制造商没办法像一个精明活跃的商店老板那样低廉地卖出自己的货物，后者的唯一工作是先用批发购进，再通过零售卖出。大多数的农场主更没办法像一个活跃精明的谷物商人那样，廉价地向一个城市的或许是相距四五英里的大多数居民零售谷物，这样，商人的唯一工作是通过批发购进谷物，汇总在一个大谷仓中，然后把它零售。

不允许制造商从事店主行业的法律，想要迫使资本用途的划分比原本进行更快。强迫农场主从事谷物商人行业的法律却想要阻止它进行得那么快。两种法律显然都违反了天然的自由，所以是不公正的；两者既是不公正的，就都是没有道理的。任何一个社会的利益在于：这样的事情既不应给予强制，亦不应给予阻挠。一个人通过比他的处境所必要的之外的方式来利用他的劳动或资本，绝不可能因为比他的邻人售价更低而伤害邻人。他可能伤害他自己，通常说来他总是伤害自己。俗话说，样样都通的人绝不可能致富。然而法律应该让人民去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在他们自己当地的情况下，他们通常比立法者可以更好地判断什么是他们自己真正的利益。

然而，强迫农场主从事谷物商人行业的法律，是两者中危害最大的。它不仅阻碍对任何一个社会有利的那种资本用途的划分，与此同时也阻挠了土地的改良和耕种。因为让农场主只得从事两种不同的行业而不是一种，也就强迫他把自己的资本分成两部分，只有一部分可以用在耕种上。然而，假使准许他可以把自己的一切谷物一经收获马上售予谷物商人，那么他的一切资本就能够马上回到土地上，然后用来购买更多的耕畜，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更好地改良和耕种土地。因为没办法不零售谷物，他就不得不在全年中把大多数资本保留在谷仓和干草场上，因而没办法把一切资本用来耕种土地。可见，这样的法律必定阻碍土地的改良，而不能让谷物售价更廉价，并且因为让谷物变得更少，必定让它的售价更贵。

除了农场主的业务之外，谷物商人的营业假使受到恰当的保护和鼓励，实际上他们是对谷物生产作出最大贡献的行业。这样的行业可以支持农场主的行业，就像批发商的行业可以支持制造商的行业一样。

批发商为制造商带来现成的市场，让他的货物一经造出很快就可以脱手，有时甚至在货物没有造出以前，就可以为他垫支费用，这就让他可以把自己的一切资本、有时甚至是比这更多的资本用于制造，因而比把自己的货物直接出售给消费者甚至零售商时制造出更多的货物。

因为批发商的资本通常也足够代替很多制造商的资本，批发商和很多制造商之间的联系就使得大资本所有人有兴趣去支持大量拥有小资本的众多的人，在他们可能遭到毁灭的那些损失和不幸中帮助他们。在农场主和谷物商人之间广泛建立的同一种联系，也会产生与此同样有利于农场主的效果。他们也会把自己的一切资本，甚至比这更多的资本用于耕种。

万一遇到他们的行业比任何其他行业更容易受到的那些意外事故，他们会在自己的寻常顾客中找到富裕的谷物商人——一个既有兴趣又有能力帮助他们的人，而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来完完全全依靠自己地主的宽容或是他的管家的怜悯。假如有可能（或许是没有这样的可能的）广泛地、迅速地建立这样的联系，假如有可能马上把王国的一切农业资本从现今可能流入的每一种其他用途中抽回来，用在它原本的业务，也就是说，耕种土地上，假如有可能很快带来另一笔差不多与此同样大的资本去支持并帮助这笔巨大的农业资本运转，那么，单是这样的环境的改变就会给全国土地造成多么巨大、多么突然、多么广泛的改进，这或许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爱德华六世的法律，就是通过尽可能地不允许任何中间人进入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想要消灭这样一种行业：它的自由运作不仅能够最好地缓解谷物短缺的困难，而且，能够最好地防止这种灾难的产生，在农场主的行业之外，没有一种行业可以比谷物商人行业更有助于谷物的生产。

这项法律的严厉程度被后来的几项法律给予了一定缓和，这些法律先后允许，当小麦价格不多于每夸特二十先令、二十四先令、三十二先令和四十先令时，可以囤积谷物。最终，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的第七号法律通过，只要小麦价格不多于每夸特四十八先令，其他谷物的价格依照这个比例，囤积或是再卖出，购买谷物对一切不是垄断者的人都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不是在同一市场上在三个月之内再卖出的人。内地谷物商人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一切自由，都是由这项法律所赋予的。当今国王（乔治三世）第十二年的法律取消了差不多一切其他古代的取缔所有囤积者和垄断者的法律，然而没有取消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第七号的法律的限制，所以它至今仍然有效。

然而，这项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两种非常荒谬的世俗偏见：

第一，它觉得当小麦价格高到每夸特四十八先令，与其他谷物的价成比例时，谷物就有可能这样被人囤积，从而伤害人民。然而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话看，仿佛已经非常明显，谷物在任何价格都不可能被内地商人囤积到伤害人民。除此之外，每夸特四十八先令尽管能够被看做是很高的价格，然而在歉收年份这经常是在收获之后很快被叫出的价格，此时新的谷物很少有售出的，也就是说，就算是因为无知，也没办法觉得新谷物可以被这样囤积，会导致伤害人民。

第二，它觉得有一个固定的价格，达到这个价格时谷物就会被人垄断，也就是说，把他完完全全购入，以便很快在同一市场上售出，从而会伤害人民。然而，假使一个商人在到某一市场时或者在某一市场上购买谷物时，为了随后不久再在同一市场售出，那一定是因为他判断在那种特殊的场合，市场在整个季节中没有办法得到这样充分的供应，因而价格不久就会上涨。假使他判断错误，假使价格并不上涨，他不仅会损失这样利用资本的一切利润，而且还会损失一部分资本，也就是储藏和保管谷物的费用和损耗。所以，他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比对别人也大得多，也就是说，即便是对在那个市场他可能妨害了他们购进谷物的人们来说也是这样，因为这些人能够随后在另一个市场日通过与此同样低廉的价格购买谷物。假使他判断正确，他不但没有伤害人民大众，而且为他们带来了一项最重要的服务。

假使谷价低廉从而鼓励他们消费得比季节的真正荒歉所要求的更迅速，那么，让他们稍微提早一点感觉到粮食短缺的困难，就能够防止他们随后感受到粮食短缺的痛苦（他们必然要感受这样的痛苦的）。当荒歉真正到来的时候，可以为人民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把这样的困难在一年的每个月、每个星期、每天之间尽可能平均地分摊。

谷物商人的利益促使他去研究准确地依照他所可以做的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够得到和他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知识和同样的能力做得就像他那样准确，所以这项重要的商业业务应该完完全全委托给他，换句话说，谷物贸易，至少就其牵扯到的国内市场的供应来说，应该任它完完全全自由。

通常人们对囤积和垄断的恐惧，能够和通常人们对巫术的恐惧和怀疑相比。被控犯了后一种罪行的可怜的不幸的人，也和被控犯了前一种罪行的人一样，都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犯下归罪于他们的灾祸。取消对巫术的一切控告的法律，使得任何人都没有力量去控告他的邻人犯有这样的虚构的罪行而满足他自己的恶意，仿佛有效地消除了这样的恐惧和怀疑，因为消除了鼓励和支持这样的恐惧和怀疑的巨大原因。支持恢复谷物内地贸易自由的法律，或许也能够同样有效地消除人们通常对囤积和垄断的恐惧。然而，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第七号法律尽管存在各种缺陷，或许要比记载在法律书中的任何其他法律对于国内市场的充足供应，对于耕作的增加，作出了更加多的贡献。

正是通过这项法律，内地谷物贸易得到了它从未享有过的一切自由和保护；不管对于国内市场的供应，还是对于耕作的增加，内地贸易所起到的促进作用都比进口贸易更为有效。大不列颠输入的所有各类谷物的平均数量和国内消费的所有各类谷物的平均数量的比例，依照那位谷物论文作者的计算，不多于一比五百七十。显然，为了供应国内市场，内地贸易的重要性和进口贸易的重要性之比必定是五百七十比一。

从大不列颠输出的各种谷物的平均数量，依照同一作者的计算，不多于年产量的三十分之二。显然，为了给国内产物带来市场，通过鼓励耕作，国内贸易的重要性和出口贸易的重要性之比应为三十比一。

我对政治算术没有太大信心，我无法保证这两种计算的准确性。我提到它们只不过为了表明，依照最明智、最有经验的人士的看法，内地谷物贸易和对外谷物贸易相比，后者是多么无足轻重。设立奖金以前的几年中谷物价格非常低廉，或许有理由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查理二世的这项法律产生的效果，它是在大概二十五年前通过的，所以有充分的时间能够起这样的作用。

寥寥数语就足够表明关于其他三种谷物贸易我所要说的话。

供给国内消费的外国谷物进口商的贸易，明显有助于国内市场的直接供应，所以直接有利于人民大众。它的确会稍微降低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然而不可能减少谷物的真正价值，或它所可以维持的劳动量。假使谷物可以随时自由进口，我们的农场主和乡绅可以从自己的谷物得到的货币收益在每个年份平均或许要比现在少，现在谷物进口在大多数时间里实际上是不被允许的；然而他们所得到的货币会有更大的价值，可以用来购买更多的丰富货物和雇佣更多的劳动。所以，他们的真正财富，他们的真正收益，都会同现在一样，用较小量的白银来代表；他们还会和现在一样能够并且被鼓励去种植与此同样多的谷物。

反过来，因为谷物货币价格降低而造成的白银实际价值的上调，会稍微降低一切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它给予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国家的产业在所有国外市场上一点好处，从而鼓励和增加这样的产业。然而国内谷物市场的大小，必定和生产谷物国家的普通产业保持一定的比例，也就是说，生产某种其他东西，因而有这些东西或它的价格（二者实际上是一回事）能够去和谷物交换的那些人的数量成比例。然而在任何一个国家，国内市场是距离最近的和最方便的，所以它也是谷物的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市场。因为谷物平均货币价格降低会产生的白银实际价值的上调，会使这个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谷物市场扩大，从而会鼓励而不是抑制谷物的生产。

依照查理二世颁布的第十三号法律，小麦的进口，当国内市场价格不多于每夸特五十三先令四便士时，每夸特征收课税十六先令；价格不多于四镑时，征收课税八先令。前一种价格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只有在严重的歉收年份才会出现；后一种价格，据我所知，根本就不曾出现过。然而，当小麦上涨到多于后一价格时，这项法律将征收非常高的关税；当他涨到前一价格以上时，关税高到不被允许的程度。其他各种谷物的进口，依照谷物的价值来说，关税税率差不多是与此同样高。嗣后的法律把这样的关税提得更高。

这些各种各样的税，一部分是依照查理二世某年的法律征收来替代过去的补助税的，一部分是按新补助税、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补助税、1747年补助税征收的〔本注中的课税表完完全全抄自查尔斯•史密斯《谷物贸易的三篇论文》，第二版，1766年，第81页。那位作者坦白，这些数字依照“萨克斯贝先生，见他的税率表”（也就是说，亨利•萨克斯贝，《大不列颠关税》，包含这项收益每个部门的历史和实际记录，1757年：第111～114页），然而除了用不一致不精确的方式把萨克斯贝的便士分数化为整数之外，又抄错了大麦的第一种税，豌豆的第二种税和小麦的第三种税。——坎南〕

这些法律的严格执行在收成不好的年份里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或许是非常大的。然而在这样的场合，通常由临时法律叫停这些法律的执行，这样的临时法律准许在有限时间内进口外国谷物。这些临时法律的制定，足够表明这样的法律是不恰当的。这些对进口的限制虽是在设立奖金以前规定的，却是受嗣后建立奖金制度的同一精神和同一原则的调节。

不管这些还有某些其他的限制是多么有害，然而有了奖金制度以后，限制进口就是必要的。假使小麦每夸特价格在四十八先令以下或超过不多时外国谷物能够免税或是只缴纳小额税的进口，那么，为了得到奖金，有人就可能把外国谷物再行输出，这就让国家收益受到巨大损失，把以推广自己国家产品的市场为目的而不是以推广外国产品的市场为目的的制度整个打乱了。

供外国消费的出口商的谷物贸易，必然没办法对国内市场的丰富供应作出直接贡献，然而可以作出间接的贡献。不管这种供应的来源大多数时候是怎样，是来自自己国家生产还是来自外国进口，除非大多数时候生产或大多数时候进口的谷物比国内大多数时候消费的多，否则国内市场的供应绝不可能丰富。然而在一切寻常的场合，除非可以把剩余谷物出口，那么生产者会小心不让生产的谷物多于国内市场消费所需要的数量，进口商也会小心不进口比这更多的谷物。

市场很少会大量存货，它通常会存货不足，因为通过供应市场为职业的人们通常担忧他们手头的货物卖不出去。不允许出口会把国家的耕种和改良限制在供应它自己居民需要的范围之内。出口自由让它可以扩大耕种，来供应外国。

依照查理二世第十二年的第四号法律，在小麦价格不多于每夸特四十先令时允许谷物出口，其他谷物的价格依照这个比例。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的法律把这样的自由推广到小麦价格每夸特不多于四十八先令；依照法律推广到一切更高的价格。诚然，这样的出口须向国王缴纳港税。然而一切的谷物在税率表中评价很低，这项港税仅仅是每夸特小麦一先令、燕麦四便士、一切其他谷物六便士。依照威廉和玛丽第一年的法律，也就是设立奖金的法律，当小麦价格每夸特不多于四十八先令时，这项小税实际上已经被取消；依照威廉三世第十一、十二年第二十号法律，把它明令取消，无论价格多高。

这样一来，出口商的贸易活动不仅受到奖金的鼓励，而且，变得比内地商人的贸易更为自由。依照上面所说的最终一项法律，谷物能够在任何价格时囤积出口，然而没办法为在内地卖出而囤积，除非谷物价格不多于每夸特四十八先令。已经提到过，内地商人的利益绝不可能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背道而驰。然而出口商的利益却可能，不仅这样，有时在事实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相互违背。假使，当他自己的国家正在粮食短缺的境遇下挣扎时，一个邻国却在受饥荒，他的利益可能促使他把大量谷物运往这个国家，从而大大加重了自己国家粮食短缺的困难。

国内市场充足的丰富供应不是这些法律想要达到的直接目的，它们的直接目的是，在鼓励农业的名义下，尽可能地提高谷物的货币价格，从而尽可能地造成国内市场上时常的粮食短缺。通过抑制进口，国内市场的供应哪怕在收成十分不好的年份，也只仅仅限于国内产品；通过鼓励出口政策，当价格上调到每夸特四十八先令时，国内市场即使在粮食非常短缺的时候，也不允许享受一切国内产物。各种临时法律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允许谷物出口，在限定时间内取消对谷物进口征收的课税，这是大不列颠所不得不经常采取的方法，足以表明它通常的制度是十分不合适的。假如这种制度良好的话，它就不可能经常落到一定要被取消的地步。

当所有国家都奉行自由输出和自由输入的自由主义制度时，一个大洲中所划分的不同国家就会像一个大帝国的各个不同省份一样。在一个大帝国的不同省份之间，依照理性和经验，内地贸易自由不但是粮食短缺的最佳缓解方法，还是防止饥荒的最有效的方法；在从一个大洲中所划分的不同国家之间，进出口贸易自由也起到同样的作用。洲越大，它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海陆交通越方便，任何一个国家受到这两种灾害的可能性就越小，任何一个国家的收成不好就越有可能被某个其他国家的丰收所解救。然而很少有国家完完全全采用这样的自由主义的制度。

谷物贸易的自由差不多在各个地方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限制，在很多国家还受到这类荒谬规章的约束：它们经常加剧粮食短缺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不幸，让它变成饥荒的可怕灾难。这种国家对谷物的需求经常变得这样巨大和紧迫，让当时也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挣扎的靠近的小国不敢冒险去供应它们，否则自己也会陷入与此同样可怕的灾难。这样的话，一个大国的十分不好的政策，可能让另一个国家觉得，采取原本是最好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不谨慎甚至危险的事情。

然而，出口的无限自由对于大国的危险性要小得多，在这样的国家，生产量要大得多，它的供应很少会受到可能出口的任何很大数量的影响。在瑞士的一个州，或在意大利的部分小国，或许有时一定要限制谷物出口。然而在法国或英格兰这样的大国，很少会有这样的必要。除此之外，阻止农场主把他的货物随时送往最好的市场，明显是为了一个公共功利的观念，为了某一个国家的理由，放弃寻常的正义法律；只在最紧迫的场合，立法当局才可以采取这样的行为，也只有在这样的场合它才可以得到宽恕。不允许出口谷物的价格（假使非不允许不可的话），总是非常高的价格。

有关谷物的法律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和有关宗教的法律相比。人民觉得自己对于有关自己今世生活或来生幸福的事情感到有很大兴趣，所以政府一定要屈从他们的偏见，并且为了保证公共安宁，建立一种他们所支持的制度。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在这两个巨大目的方面建立了一个十分合理的制度。

贩运商人，或是进口外国谷物来提供再出口的人，他的贸易有助于国内市场充足而丰富的供应。诚然，他的贸易的直接目的不是在国内市场上卖出谷物。然而他通常愿意这样做，甚至通过比在外国市场上可能期望的价格更低得多的价格；因为这样一来他就省去了再一次装卸、运输和保险的费用。一个国家因为贩运贸易而变成了供应他储存谷物的谷仓和仓库，其居民自己是很少会缺乏粮食的。尽管贩运贸易可能这样来促使国内市场上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然而绝不可能降低谷物的真正价值。它只会稍微提高白银的真正价值。

谷物贩运贸易在大不列颠事实上是不被允许的：在一切寻常场合，对外国谷物进口征收重税，大多数时候并不退税；在特殊场合，当收成不好，有必要用临时法律停止征税时，总是不允许出口。很明显，依照这样的法律制度，贩运贸易事实上在一切场合都是不被允许的。

很明显，和设立奖金有关的法律制度，仿佛丝毫不值得人们给予它赞赏。大不列颠的改良和繁荣，人们经常归功于这些法律，其实能够很容易地用其他原因去解释。大不列颠的法律赋予任何一个人享有他自己的劳动果实的安全，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任何国家繁荣，尽管有这些，还有二十种其他的荒谬商业规章。这种安全又因为革命而臻于完善，这大体是发生在设立奖金的时候。

每个人为了改善他自己的状况而自然而然地作出的努力，当他具有可以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原则，单单是它，不借助任何帮助，不仅可以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还可以克服人类法律的愚昧对它的运作所强加的数不清的无理阻挠，尽管这些阻挠的效果总是会或多或少地侵犯它的自由或是降低它的安全。在大不列颠，产业是完完全全安全的；尽管它远远不是完完全全自由的，却也和欧洲任何其他地区一样自由，或者更自由些。

大不列颠最大的繁荣和改良时期是在那些和奖金有关的法律制度建立以后，我们却不应该把这个时期归功于这些法律。它也在举借国债以后。然而国债必然不是繁荣和改良的原因。

尽管和奖金有关的法律制度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策具有完全相同的趋向，也就是说，在采用这样的制度的国家让贵金属的价值稍微降低，大不列颠必然是欧洲最富的国家之一，而西班牙和葡萄牙或许要属于欧洲最穷的国家。这种不同的情况很容易用两个不同的原因来解释。第一，对从事金银出口的西班牙课税，葡萄牙不允许，两国对于法律的执行监督非常严格，在这两个很穷的国家，每年进口的金银在六百万英镑以上，必定会比谷物法在大不列颠更加直接并且更加有力地降低这些金属在那里的价值。第二，这些不好的政策在这两个国家没有被人民的广泛自由和安全所抵消。那里的产业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安全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事政府和宗教政府是这样不好，单是它们就足以让两国的贫穷状况长久地继续下去，尽管它们的商业规章大多数荒谬和愚蠢，却也有一些贤明的地方。

现任国王（乔治三世）第十三年第四十三号法律仿佛对谷物法建立了一种新制度，在很多方面比过去的制度要好，然而在一两个方面或许不是那么好。

依照这项法律，供国内消费的外国谷物进口在以下情况下免征高关税：中等小麦价格每夸特达到四十八先令时，中等黑麦、豌豆或蚕豆价格达到三十二先令时，大麦价格达到二十四先令时，燕麦价格达到十六先令时；替代高关税的，是每夸特小麦只征收六便士的小税，其他谷物的课税按比例计算。这样一来，就一切谷物特别是小麦来说，国内市场对外国谷物实行开放，价格大大低于过往。依照同一项法律，五先令的小麦出口，在每夸特价格高达四十四先令时奖金不再发放，过去要高达四十八先令时才不再发放；大麦出口的二先令六便士奖金在价格高达二十二先令时不再发放，过去要高达二十四先令时才不再发放；燕麦片的二先令六便士奖金在价格高达十四先令时不再发放，过去要高达十五先令时才不再发放。黑麦奖金从三先令六便士降至三先令，价格高达二十八先令时不再发放，然而过去要高达三十二先令时才不再发放。假使奖金就像我所想要证明的那样是不恰当的，那么不再发放越早越好，奖金越低越好。

同一项法律允许在最低的价格时免税输入谷物，方便再行输出，然而一定要存放在货仓中，由国王和进口人一起加锁。诚然，这项自由只赋予了大不列颠的二十五个港口。然而这些都是主要港口，其他大多数港口或许没有供这样用途的货仓。

从以上看来，这项法律仿佛明显是对过去的制度的改进。

然而，同一项法律对燕麦出口当价格不多于十四先令时，给予每夸特二先令的奖金。对于这样的谷物的出口，过去从来没有给过奖金，就像对豌豆和蚕豆的出口那样。

依照同一项法律，不允许谷物出口所定的价格是：小麦高达每夸特四十四先令时，黑麦高达二十八先令时，大麦高达二十二先令时，燕麦高达十四先令时。这几种价格仿佛全都太低。除此之外，就以强迫输出为目的而发的奖金来说，在它停止发放的那些价格上完完全全不允许出口，亦仿佛不当。停止发放奖金的价格，应该要低得多；或者说应该在高得多的价格上允许出口。

在这些方面，此项法律仿佛劣于过去的制度。然而，尽管它有诸如此类的不足之处，我们或许能够用对梭伦的法律所说的话来解释它：它尽管本身不是最好的，却是当时的利益、倾向和偏见所可以做到的最好的。它也许会为未来的更好的法律铺平道路。

第六章　论通商条约

一国通过条约来束缚自己，允许某些货物从一个外国进口然而不允许从其他国家进口，或免除一个外国的货物进口关税然而对一切其他外国的货物进口征收关税，那么这样的话，那些在商业上受惠的国家，至少是这个国家的商人或是制造商，必定能从这样的条约得到巨大的好处。这些商人和制造商在对他们这样优遇的国家享受一种垄断权。那个国家便成了他们货物的更有利更广阔的市场：更有利，是因为受惠国的商人在那里享受一种垄断权，卖出货物能够比在其他各国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得到较好的价钱；更广阔，是因为其他国家的货物要么被排除在外，要么必须缴纳较重的税，那个国家接纳了他们的大量货物。

然而，这样的条约尽管对于受惠国的商人和制造商可能有利，但对于施惠国的商人和制造商必定是不利的。这样一来，赋予了一个外国对于他们不利的垄断权，他们就没办法不通过比在允许其他外国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较高的价格去购买自己需要的外国货物。

这个国家用来购买外国货物的那一部分自己国家的产品因而没办法不通过较低的价格卖出，因为当两件东西互相作为交换时，一个东西的低廉必定是另一个东西昂贵的结果。所以，一国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全因为每一项这样的条约而减少。然而，这样的减少不可能造成任何绝对的损失，只不过减少了原本能够到手的利益。

尽管它卖出货物比在没有的情况要便宜一点，然而也许没有低于货物的成本；也不可能就像在没有奖金的情况下，卖出的价格不足以补偿送货物上市所利用的资本，还有资本的寻常利润。如其不然，贸易就不可能继续进行。很明显，即便是施惠国也仍然能够通过贸易得到好处，尽管好处不及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变化那么大。

然而，有些通商条约被认为有利，是依照和这些原则非常不同的准则：一个商业国家有时会对某些外国货物给予对自己不利的垄断权，因为它希望在两国之间的一切贸易中它所售出的比它所购入的多，每一年会有金银差额流入自己国家。英格兰和葡萄牙在1703年由梅休因先生翻译的通商条约之所以这样受到称赞，正是因为依照这个准则。下面是该条约的直译，一共只有三条。

第一条

尊敬的葡萄牙国王陛下以他自己和他的继承人的名义，从今以后永远允许大不列颠呢绒和其他毛织品就像过往一样进入葡萄牙，直至被法律不允许为止；然而有下面几个条件：

第二条

尊敬的大不列颠国王陛下以他自己和他的继承人的名义，自今以后永远允许葡萄牙生产的葡萄酒进入大不列颠，无论何时，不论大不列颠和法兰西两个王国之间一直是处于和平或战争状态，无论这样的葡萄酒是用一百零五英加仑桶或五十二又二分之一英加仑桶或其他的桶输入大不列颠，不得通过关税或税收或任何其他名目，直接或间接地要求缴纳比法国同样多葡萄酒更多的税，并且要扣除或减少关税或税收的三分之一。然而假使在任何时候上面所说的关税的扣除或减少都有可能受到各种方式的破坏或侵害，尊敬的葡萄牙国王陛下再一次不允许大不列颠制造的呢绒和毛织品进口就是正当的和合法的。

第三条

两国特命全权大使阁下答应负责请各自的国王陛下批准本条约；批准的条约在两个月之内互换。

依照这项条约，葡萄牙国王有义务允许英格兰毛织物按照不允许进口以前的同一条件进口，即不能把关税提到高于以前的水平。然而他没有义务让英格兰毛织物通过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毛织物（例如法国的或荷兰的）更优越的条件进口。可大不列颠国王却允许葡萄牙的葡萄酒只付法国葡萄酒所付税收的三分之二进口，后者是最有可能和前者竞争的。明显看出，这项条约有利于葡萄牙，不利于大不列颠。

然而，这项条约却被称为英格兰商业政策的杰作。葡萄牙每一年从巴西得到的黄金数量，多于其国内商业——无论通过铸币或器皿的形式——所可以利用的。剩余的黄金价值太高了，没方法让它锁在金柜中闲置，然而在自己国家又无法找到有利的市场，所以尽管有禁令也一定要送出国外，通过交换在国内比较有利的市场的东西。其中一大部分每年流入英格兰，被用来交换英格兰货物或是为交换英格兰货物，从而运入英格兰的其他欧洲国家货物。巴勒特先生听说，来自里斯本的邮船运往英格兰的黄金每星期平均在五万镑以上。这个数量也许有些夸大。果真这样，它可能达到每一年二百六十万镑以上，高出人们对巴西每一年可能带来的黄金量的预期。

我们的商人在几年以前失去了葡萄牙国王的好感。过去曾经给予他们的一点特权被侵犯或取消了，这些特权不是依照条约而是由葡萄牙国王任意赐给的，也许的确是由我们的商人请求，用来回报大不列颠国王更大的恩赐、防卫和保护。因此，对赞美葡萄牙贸易最感兴趣的人们转而把它说成是不比大多数时候所想象得那么有利。他们觉得，每一年输入黄金的绝大多数，差不多是全部，并不是为了大不列颠的利益，而是为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利益；每一年输入大不列颠的葡萄牙水果和葡萄酒，差不多完全足够补偿送往该国的英格兰货物的价值。

然而，让我们设想，一切黄金都是为了大不列颠的利益，他的数额比加勒特先生想象之中的还要大，这样的贸易也不可能因此就比任何其他的这样的贸易得到更多利益：对我们送出的同样价值，我们得到同等价值的消费品作为回报。

能够假定，这样的进口只有很小一部分用做王国器皿或铸币的增加额。剩余的一切必定要送往国外，用来交换各种消费品。然而，假使这样的消费品直接用英格兰自己国家的产品去交换，而不是先用英格兰产品去交换葡萄牙黄金，然后用黄金去购买，那英格兰就可得到更多利益。

直接的对外消费贸易总是比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有更多利益；把同样价值的外国货物运入自己国家市场，前者比后者要求的资本要小得多。所以，假使通过较小一部分英格兰产业去生产适宜葡萄牙市场的货物，通过较大一部分产业去生产适宜其他市场的产物，从后者得到大不列颠所需要的消费品，那英格兰就可以得到更多利益。如此，为了得到自己所需要的黄金和消费品，所利用的资本会比现在小得多。所以，会有多余的资本可用做其他用途，从而用来推动更多的产业和生产更多的年产物。

即便英格兰完全被排除在葡萄牙的贸易之外，它也能够没有多大困难地得到自己每一年所需要的所有黄金供应，或者用于制造器皿，或者用于铸造货币，或者用于对外贸易。黄金也和其他商品一样，凡是有价值能够用来交换它的价值的人，总是能够在某个地方得到它。除此之外，葡萄牙每一年多余的黄金仍然送往国外，不是被大不列颠运走，就是由别的国家运走，那个国家也会乐于把他自行出售，得到那笔钱，就像大不列颠现在所做的一样。诚然，购买葡萄牙黄金我们是第一手购买，从西班牙之外的其他国家购买就是第二手的购买，可能出价略高。然而这样的差别可能太小，不值得政府去注意。

据了解，我们的黄金均来自葡萄牙。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差额，要么于我国不利，要么于我国利益不大。然而我们一定要记住，从一国进口的黄金越多，必从一些其他国家进口的黄金就会越少。对黄金有效需求，也就像对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限于一定的数额。假使这个数额的十分之九从一个国家进口，其余需要从其他一些国家进口。除此之外，每一年从某些国家进口的黄金多于器皿和铸币所需要的越多，必须输出到其他国家的黄金也就越多；现代政策中那个无关紧要的目的——贸易差额，就某些国家来说对我们越有利，就其他国家来说就对我们越不利。

然而，正是因为英格兰没有葡萄牙贸易就没办法生存这样的愚蠢的想法，在最近这次战争结束时，法国和西班牙没有理由受到侮辱或挑衅，就要求葡萄牙国王把一切的大不列颠船只驱逐出他的港口；为了保证这样的驱逐的成功，要求他允许法国或西班牙守备队进入这些港口。假如葡萄牙国王接受了他的姻兄西班牙国王提出的这样的屈辱的条件，大不列颠就会摆脱一种比丧失葡萄牙贸易大得多的困难，也就是说，支持一个非常脆弱的盟国的负担，它自己的国防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毫无准备，英格兰也就把自己的一切力量用在这个单一目的上，也许也没办法保卫他度过另一次战役。丧失葡萄牙贸易无疑地会给当时从事这样的贸易的商人造成重大困难，他们也许在一两年内找不到任何与此同样有利的利用自己资本的方法，而英格兰从这一项著名的商业政策所受到的一切困难也许就在于此。

每一年大量输入金银，既不是为了制作器皿，也不是为了铸造货币，而是为了对外贸易，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用这样的金属比用差不多任何其他货物可以有更多利益的进行。因为金银是广泛的商业工具，它们可以比任何其他货物更加容易地被接受用于交换一切其他商品；因为他体积小而价值大，在各地之间来往运输的费用差不多比任何其他商品都要小，在运输途中价值受到的损失也比较少。所以，在一切从一个外国购入，然而只不过为了在另一个外国售出或用来交换其他货物的商品中，没有比金银更方便的东西。葡萄牙贸易的主要好处，在于促进大不列颠进行的一切各种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尽管这不是一种最重要的利益，然而它无疑是一种相当大的利益。

能够有理由假定，每一年为增加国内的器皿和铸币只需要输入小量的金银，这仿佛是极为明显的；我们和西班牙尽管没有直接贸易，这小量的金银总是很容易从他处得到的。

尽管金匠行业在大不列颠是很大的行业，然而他们每一年卖出的大多数新的器皿都是由其他过去的器皿熔化铸成的，所以国内一切器皿的增加额不可能很大，每一年只需要输入很小量的黄金。

铸币的情况也是如此。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到，铸造的货币——在最近一次金币改铸以前，十年之中，每一年铸造的金币可以达到八十万镑——其中大多数是用来增加在国内流通的货币。在一个铸币费用完全由政府负担的国家，铸币的价值，也就是当它包含了充分的标准金银量时，也绝不可能多于这些金属没有铸成货币以前每一年的数量；因为任何还没有铸成货币的金银，只需要把它们送到铸币厂去，也许等待几个星期，就可以得到同样多的用这样的金属铸成的货币。

然而在每一国家，大多数的流通铸币总是多少有些磨损，或因为其他原因而低于它的标准。在大不列颠，在最近改铸以前，尤其是这样，金币低于它的标准重量的百分之二以上，银币的百分之八以上。然而假使四十四基尼半金币包含十足的标准重量（也就是说，一磅黄金）只可通过购买一磅重的未铸成货币的黄金，那么，重量稍差一些的四十四基尼半的铸币就没办法买到一磅重的未铸成货币的黄金，一定要找一点来弥补这个差额。所以，市场上的金块时价，不是与造币厂价格四十六镑十四先令六便士一样，而大概是四十七镑十四先令，有时大概是四十八镑。然而当大多数铸币处于这样的低于标准的状态时，新铸的四十四基尼半的金币在市场上不可能比寻常的基尼购到更多的货物；因为当它们在商人金柜中和寻常货币混在一起时，以后要加以区分，所费就不值了。

就像别的基尼一样，它们只值四十九镑十四先令六便士。然而，假使把它投入熔炉中，它们就可以没有明显损失地生产出一磅重的标准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卖出四十七镑十四先令至四十八镑的金银币，就像被熔化的铸币一样适于用做铸币的各种用途。所以，熔化新铸成的货币有显而易见的利润，这也是人们很快就会这样去做的，政府的任何防范都没有办法制止的原因。因为这个原因，造币厂的经营运作就像彭尼洛佩之网，白天做的工作在夜间就给予拆除。造币厂的作用就在于，与其说是使铸币每天有所增加，不如说是补充每天熔化的大多数铸币。

假使私人把金银送往铸币厂需要自己支付铸币费用，这就会使这些金属的价值增加，就像加工会增加金银器皿的价值一样。铸成货币的金银会比没有铸成货币的金银价值更高。铸币税假使不是太重，会让金银块增加和铸币税同等的价值；因为，政府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铸造货币的垄断权，进入市场的铸币不可能比他们觉得可以带来的更便宜。诚然，假使这样的税收太重，也就是说，多于铸造所需劳动和开销的实际价值太多，国内和国外的伪造货币的人就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鼓励，因为金块的价值和铸币的价值相差太大，他们会把大量伪币卖到国内，可能降低政府货币的价值。然而在法国，尽管铸币税为百分之八，也没有发现因此产生了这样的明显的扰乱。伪造铸币的人各个地方都会遇到的危险——假使他住在自己国家时他自己会遇到的危险；假使他住在外国时他的代理人或通信人会遇到的危险——相比之下危险太大了，不值得为了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六的利润去冒这样的风险。

法国的铸币税使铸币的价值在比例上超过它所含的纯金量。这样一来，依照1726年1月的敕令，二十四克拉纯金的铸币厂价格被定为七百四十利弗九苏十丹尼厄，折合巴黎八盎司的一马克。法国金币，扣除了造币厂公差费，包含二十一号克拉纯金和二号克拉合金。很明显，标准金一马克只值大概六百七十一利弗零十丹尼厄。然而在法国，一马克标准金被铸成三十金路易，每一块金属等于二十四利弗，铸成共计七百二十利弗。明显，铸造让一马克标准金块的价值增加了六百七十一利弗零十丹尼厄和七百二十利弗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说，增加了四十八利弗十九苏二丹尼厄。

铸币税在很多场合会完完全全消除从熔化新铸币获取的利润，在一切的场合会减少这样的利润。这样的利润总是从寻常货币应含的金块数量和实际包含的金块数量之差产生的。假使这样的差额小于铸币税，熔化新铸币就只有损失而没有利润。假使差额等于铸币税，那就既无损失，亦无利润。假使差额多于铸币税，的确含有一点利润，而利润少于在没有铸币税的时候。举例来说，假使在最近一次金币改铸以前，对铸造征收百分之五的铸币税，熔解金币就会受到百分之三的损失；假使铸币税为百分之二，那就没有利润或损失；假使铸币税为百分之一，那就有百分之一的利润，然而只不过是百分之一而不是百分之二。所以，当货币是按枚数而不是按重量接受时，铸币税是防止铸币被熔解的最有效的方法，依照同一理由，也是最有效防止它出口的方法。寻常熔化或出口的是最好的也是最重的那些铸币，因为从它们中能够得到最大的利润。

通过免税来鼓励铸造货币的法律，是在查理二世当政时第一次制定的，只限于一定的时间；以后继续延长不同的期限，直到1769年成为永久性的。英格兰银行为了能够用货币补充它的金柜，没办法不时常把金块送往铸币厂。他们也许以为，由政府来支付造币费用而不用自己支付，更合乎他们的利益。也许为了满足这家大公司的要求，政府同意让这项法律永久化。然而，假使废止称量黄金的习惯（因为称量不方便，这是很可能的），假使英格兰金币按照枚数接受（就像最近一次改铸以前那样），这家大公司也许会发现，在这样的场合，也就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他们大大错估了自己的利益。

在最近改铸以前，英格兰金币低于它的标准重量百分之二，因为没有铸币税，它的价值低于它所应该含有的标准金块量价值的百分之二。所以，当这家大公司购入金块作为铸币之用时，必须比铸造以后的金币所值多付百分之二。然而假使对铸造征收百分之二的铸币税，那么寻常金币虽比它的标准重量低百分之二，它在价值上也会相等于它所应含的标准金量；在这样的场合，铸造的价值也就补偿了重量的减少。诚然，他们一定要支付这百分之二的铸造税，在整个业务中他们的损失也就是这百分之二，并不比实际的损失大多少。

假使铸币税为百分之五，然而金币仅仅低于它的标准重量百分之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在金块价格上会得到利益百分之三；因为他们在铸造上须付百分之五的铸币税，所以他们在整个业务中同样要损失刚好是百分之二。

假使铸币税仅为百分之一，然而金币仅仅低于它的标准重量百分之二，在此场合银行在金块价格上只是损失百分之一；因为他们在铸造上须付百分之一的铸币税，所以他们在整个业务中损失的同样刚好是百分之二。

假使铸币税合理，同时铸币包含十足的标准重量——就像它在最近改铸以来接近做到的——那么，不论银行在铸币税上损失多少，它在金块价格上同样会得到多少；不论它在金块价格上得到多少，它在铸币税上就会损失多少。所以，他们在整个业务中既不可能损失，也不可能得到利益，他们就会像在上面所说的各种场合一样，恰好处于同一状况，就好像没有铸币税一样。

当对一种商品征收的税收适度因而不会导致私运时，经营这样的商品的商人尽管垫支了这样的税收，却并不真正付税，而是从商品的价格上找回。税收最终由购买人或消费人付出。然而货币是这样一种商品，就它来说，任何一个人都是商人。一切购入它的人都是为了把它再售出；在寻常场合没有谁是最终购买人或消费人。所以，当征收在铸造上的税收适度因而不诱致私铸时，尽管任何一个人都垫支这样的税收，却没有人最终支付它，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从提高的铸币价值上找了回来。

很明显，适度的铸币税绝不可能增加银行的开支，也不可能增加把金块送往铸币厂去铸造货币的任何一项私人的开支；不征收适度的铸币税也绝不可能减少这样的开支。不论有没有铸币税，假使通货包含十足的标准重量，铸造对任何人来说都不费分文；假使不与这样的标准重量相等，铸造的成本总是等于货币应含金块量和实际所含金块量之差。

明显，当政府支付铸造货币的费用时，不但负担了一笔小小的开支，还损失了一笔小小的收益，通过合适的课税使它原本能够得到这笔收益；无论银行还是任何其他私人，都没有从政府的这样的无谓的慷慨中得到丝毫好处。

然而，银行董事们也许不情愿依照这样一种推断就同意征收铸币税：这样的推断不答应他们可以得到利益，只不过保证他们不受到损失。依照金币现在的状况，只要它继续以称量来流通，他们必然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改变得到任何好处。然而，假使称量金币的习惯废止不用（它是很可能停止不用的），假使金币又落到最近改铸以前的恶化状况，那么，通过征收铸币税，银行的利润——或者更准确地说，银行的节约会是很大的。英格兰银行是把大量金块送往铸币厂的唯一的一家公司，每一年铸造货币的责任全部或者差不多全部落在它身上。

假使每一年这样的铸造只不过是为了补偿不可避免的损失和一些必要的磨损，它不大可能多于五万镑，或至多是十万镑。然而，假使铸币降到标准重量以下，那么每一年的铸造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还须填补输出和熔解在流通铸币中继续连续地造成的空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最近金币改铸之前的十年到十二年中，每一年铸造的金币平均可以达八十五万镑以上。然而，假使当时对金币征收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的铸币税，也就是说，即使在那种状态下，也会有效地制止熔解和输出这两种行为。银行每一年不可能在用来铸造八百五十万镑以上金币的金块上损失大概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或者说不可能损失二万一千二百五十镑以上；它也许不可能损失那个数量的十分之一。

国会分配的用来支付铸造费的收益每一年只有一万四千镑，然而政府的实际开支，或造币厂官员的费用，在寻常场合，我相信不多于这个数量的一半。为了节省这样小的一个数量，甚至是为了得到一笔比这不可能大出很多的收益，可能有人觉得，这个目的太小了，不值得政府如此密切注意。然而在一件事情上——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在过去经常发生，很可能再发生——每一年节省一万八千镑或二万镑。也就是说，即便是对英格兰银行这样大的一家公司来说，那也必然是很值得注意的目的了。

以上的论证和看法，有一点也许放在第一卷各章比较合适一点，那是讨论货币的起源和用途还有商品的真正价格和名义价格的差别的。然而，因为鼓励铸造货币的法律起源于重商主义体系倡导的那些俗不可耐的偏见，所以我觉得把它保留在本章更为合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对生产货币给予一种奖金更符合那种体系的精神的了，这样的体系觉得货币是构成各国财富的东西。它是这种体系的很多值得惊奇的让国家富裕的策略之一。

第七章　论殖民地

第一节　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欧洲人最开始在美洲与西印度建立殖民地的动机并不是像古希腊罗马建立殖民地的目的那么明显。

古希腊各个邦国，仅占有非常小的领土；任何一个国家，当他的人数达到本邦领土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便会把一部分人民遣送到世界上极其边远的地方，去寻找新的住处。该国家周围好战的邻人，让他们很难在国内扩大他的地盘。多里安人大多数都是到意大利与西西里去殖民。

这两个地方，在罗马建立以前都是野蛮未开化的人民所居住的地方。伊沃尼亚人与伊沃利亚人（希腊以外两大部落）大都到小亚细亚与爱琴海各岛去殖民。这两地居民在当时和意大利与西西里的情况大致相同。母市把殖民地看成是自己的孩子，经常给以恩惠和援助，并接受他们的感恩，摆出一副不想对他进行直接统治的样子。殖民地自行决定政体、自定法律、自选官吏，不仅这样还能够不必得到母市的承认或同意通过独立国的资格向邻国宣战、媾和。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可以比建立这样的殖民地的动机更显而易见。

古罗马和其他大多数古代共和国一样，原本是依照一种土地分配法来建立的，也就是说，按一定比例，把一切的公有领地，分配给构成该国成员的市民。然而因为人事的变迁如婚姻、承宗、割让等，必定会把原本的分配制度搞乱，常让原本分配给很多家庭用于维持生计的土地，最后落入到少数人的手中。为纠正这样的混乱，人们也觉得这是一种混乱，他们颁布了新的法律，限制各市民能够拥有的土地数量，不得多于五百朱格拉，大概合三百五十英亩。然而这样的法律，据我所知，尽管前后推行过一两次，但是大都被人忽视或回避，不仅这样，财产分配越来越不均匀。大多数市民没有土地；而依照当时的风俗情况，没有土地就非常难维持自由人的独立身份。

今天，尽管贫民也没有土地，若稍有资本，他就可租耕别人的土地，或是经营某种零售业；即便根本就没有资本，他也可担任农村的劳动者或技工。然而在古罗马，富豪人家的土地全部由奴隶耕种。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劳作，监工本身也是奴隶。所以，贫穷的自由人，很难有机会成为农民或农村劳动者。一切商业、制造业，甚至零售业，都由富人的奴隶经营，一切利润属于富人。富人们的财富、权威和得到的保护让一个贫穷的自由人没有办法和他们竞争。

所以，没有土地的市民，除了在每一年选举的时候，能够得到候选人的赠金之外，差不多没有其他的生计可谋了。当由人民推选出来的保民官试图鼓动人民起来反抗富豪时，他们就会刻意提醒人民祖先是怎样分配土地的，并指出限制这样的私有财产的法律是共和国的基本法。人民因此吵吵闹闹地要求分给土地，然而可想而知，富豪们是绝对不可能愿意把一分一毫的土地分给他们的，为了要稍微满足他们的要求，富豪们通常提议到外面建立新的殖民地。

然而作为征服者的罗马，即便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遣送他的市民到世界各地去谋求财富，因为它不了解市民究竟会在什么地方定居。它通常会把意大利被征服的土地划分给他们。这里也是共和国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没办法建立任何形式的独立的国家，至多只可形成一种自治团体。这样的自治团体，虽有制定地方法律的权力，然而必须受到母市的统治和管理，并遵守它制定的法律。

这样的殖民地的建立，还在于一个地方刚刚被征服，当地人民是否已经被驯服还无从确定，常可借此缘由在当地建立一种留守部队。所以，罗马殖民地，无论从它的性质或它的建立的动机来说，都和希腊殖民地完完全全不同。所以，原本用于表示这样的建制的字眼，也有不同样的含义。拉丁语colonia表示殖民；反过来，希腊语apoikia就表示离家、离乡、出门。尽管罗马殖民地和希腊殖民地有很多不同之处，然而建立殖民地的动机都是与此同样显而易见的。这两种制度，都可以追溯到无可奈何的必要性或明显的功利性。

欧洲人在美洲与西印度建立殖民地并不是起因于它的必要性，尽管建立殖民地的结果，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利益，然而它的功利性并不那么明显。在殖民地最初建立起来的时候，谁都不明了建立这样的殖民地的好处在哪里，甚至人们对于建立殖民地的动机和发现美洲的意义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不仅如此，直到今日，人们对这样的利益的性质、范围还有局限，认识也不是非常清晰。

在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之间的一段时间，威尼斯人经营一种非常有优势的贸易，也就是说，把香料与其他东印度货物贩卖给欧洲其他各国。这些货物大多数购于当时由高加索军人统治的埃及。高加索军人是土耳其人的敌人，威尼斯人也是土耳其人的敌人。这样的利害关系的一致，再加上威尼斯货币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得以联手，同时给威尼斯人带来贸易上的垄断。

威尼斯人所得到的巨大利润，引起了葡萄牙人的贪欲。在十五世纪，他们努力想要在海上开辟一条通道能够抵达摩尔人跨越沙漠给他们送来象牙和金砂的那个地方。他们发现了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卡内里群岛、几内亚海岸、佛德角群岛、卢安果、安哥拉、刚果、本格拉格海岸，最终发现了好望角。他们很早以前就希望分享威尼斯人占有优势的贸易利润；最终发现的那个地方让他们的梦想有可能成为现实。1497年，瓦斯戈•德•加马，从里斯本港起程，带领着由四艘船组成的队伍，历经一个月的航行，终于到达了印度海岸。一个世纪以来，他们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几乎没有中断过努力，终于完成了计划。

在以前的若干年里，在欧洲人对葡萄牙不确定能够实现的计划，还心存疑惑的时候，有一位来自热那亚的水手，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他要一直向西航行然后抵达东印度。在当时的欧洲，对于东印度各国的情况，人们还了解甚少。一少部分欧洲旅行家，曾夸大到这些地方的距离，这也许是因为淳朴无知，对那些没办法计量距离的人来说，原本确实是很远的距离，那么就会更加显得没有止境的遥远。这些旅行家也许是想要借此夸耀他们自己冒险访问远离欧洲的地方是个奇迹。哥伦布很有先见地说过，如果从东面走的距离越远，那么从西面走的距离就应该越近。所以他建议走西边这一条路线，因为这条路最近又最稳当。幸好他说服了克斯梯的伊萨伯拉，使之相信他的计划是切实可行的。因此，他在1492年8月，比瓦斯戈•德•加马从葡萄牙出发的时候大概早五年，从帕罗斯港出发，经过两三个月的航程，先发现了小巴哈马群岛，也就是庐克圆群岛中的若干个小岛，然后又发现了圣多明哥大岛。

然而哥伦布在这次航行还有以后几次航行过程中所发现的地方，都不是他原本计划中想要寻找的地方。他没有找到期待中的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庄稼和稠密的人口，却在圣多明哥还有其他他所发现的新世界找到了尚未开垦的、长满了植被、仅有裸体穷苦的野蛮人在那里居住的土地。然而他极不情愿地接受这么一个事实，也就是自己所发现的地方，不是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那些地方。在欧洲人中，马可•波罗是第一个到过中国和印度的欧洲人，至少能够说，他是第一个把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情况记载下来并流传下来的欧洲人。因此，哥伦布在发现了圣多明哥一座叫做西巴奥的山和马可•波罗所提到的西潘哥的名字有些相像时，便认为那就是他早就铭记在心里的那个地方了，尽管有明显的证据能够证明那并不是同一个地方。他在给裴迪南与伊萨伯拉的信中，把他所发现的那些地方称为印度。他相信那是马可•波罗所描写的地方的最边缘地带，且与恒河相距不远，或者与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地方相距不远。也就是说，即使在后来有人证明完完全全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以后，他仍然觉得，那些富庶的国家离这里不远。所以，他在后来的一次航行中还沿着火地岛海岸，一直向达里安海峡航行，企图找到那些国家。

因为哥伦布的这一错误，那些不幸的国家，从那以后，总是被叫做印度。最终发现了新印度和老印度完完全全不同，才把前者叫做西印度，后者叫做东印度，来作为区别。

然而，无论所发现的是什么样的地方，哥伦布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西班牙宫廷觉得他所发现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假使用各国的财富，还有动物、土产品来衡量，那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他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

科里是介于老鼠和兔子之间的一种动物，布丰先生觉得，它和巴西的阿帕里亚是同类的动物。在当时它是圣多明哥最大的胎生四足兽，这样的动物的数量仿佛从来就不是很大。据了解，西班牙人的犬和猫，老早就差不多吃掉了这样的动物还有躯体比这还要小的其他动物。然而，这些动物还有被叫做伊文诺或伊关诺的那一类大蜥蜴，便是当地所可以带来的最主要的能够作为食物的动物了。

居民用来当做食物的植物，尽管因为他们不够勤劳而不够丰饶，也不是非常稀少。这里的植物主要有玉米、薯、芋和香蕉等，全部是欧洲人听都没有听到过的东西，也不被欧洲人所重视。这些植物和欧洲生产的通常种类的谷类和豆类一样能够给人们带来维持生命的食物。

诚然，棉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制造业材料，然而在当时欧洲人看上去，这要算是那些岛上最有价值的经济植物了。尽管在十五世纪末，欧洲各地都极重视东印度的软棉布与其他棉织品，然而欧洲各地都没有棉织业，所以，连这样的生产物，在当时欧洲人的眼里，也不是特别重要的。

哥伦布看到这些新发现的地方上所生长的动物和植物，都不足以证明这些地方的重要性，因此他把注意力转移到矿产上来。他暗自庆幸，尽管在前面两个领域的发现显得非常无足轻重，然而在矿产这第三个领域里他可总算得到了补偿。他看到那里居民的服装上都佩戴着用金子做成的小片饰物，而且听他们说，那些小金片经常能够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流或急流里捡到，因此他坚信，那里的大山中必定藏有最丰饶的金矿。这样而来，圣多明哥就被说成是金矿丰饶的国家，而且因为这个缘故（依照现在的讹传而且依照当时的讹传），被说成为西班牙国王与他的国家取之不尽的真正财富的源泉。

哥伦布第一次航海回国时，受到克斯梯与亚拉冈国王的接见，举行了隆重的凯旋仪式。当时所发现的各国主要的生产物都由仪仗队隆重地抬着，走在他的前面。然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点饰带、金手镯与其他金制饰品和几捆棉花。剩下的都是俗气猎奇物品，如，几株无比硕大的芦苇，几只羽毛华丽的禽鸟，几张用填充物支撑起来的大鳄鱼皮和大海牛皮。然而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六七位皮肤颜色和相貌都很奇怪的土著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这次游行奇特的效果。

在看完哥伦布的展示表演以后，克斯梯的枢密院，决定占领这些没有防卫力量的国家。要让这里的居民全部皈依基督教，这个意图使这项非正义的计划变成了神圣的事业。该计划的唯一动机就是试图找到这些地方的金银财宝。不仅这样，为了要突出该动机，哥伦布提议凡是在那里找到的金子，要把其中的一半上缴给国王。该提议也被枢密院采纳。

最开始冒险家输入欧洲的黄金，一切或大多数都是采取非常容易的方法来得到的，也就是向毫无抵抗力量的土著人掠夺，所以，要缴纳这样沉重的赋税，也不可能有特别大的困难。然而土著人的一切，一旦被剥夺殆尽——事实上，在圣多明哥与哥伦布所发现的一切其他地方，在不到六年或八年的时间里，就完完全全被掠夺殆尽——要找到更多的金子，就一定要从矿井中取得，所以就没办法再像过去一样缴纳这样重的赋税。据了解，严格的征收赋税，曾让圣多明哥的矿山，从那时起完完全全停工。所以不久金税就减至金矿生产额的三分之一，继而减至五分之一，再减至十分之一，最终减至二十分之一。银税在长时期内为总生产额的五分之一。直到二十世纪，才减至十分之一。然而最开始的冒险家，对银子仿佛不大感兴趣，他们觉得，比金便宜的东西都不值得引起他们的注意。

继哥伦布之后的探索新世界的西班牙冒险家，仿佛都具有同一动机。让尼克萨、奥伊达、瓦斯科•努格尼斯•德•巴尔博到达里安海峡，让科特兹到墨西哥，让亚尔马格罗和皮查罗到智利和秘鲁的人，都有着对黄金的强烈欲望。当这班冒险家到达一个从没有被发现的海岸时，首先想弄明白的就是那里是否能够找到金矿。他们就依此来决定自己的去留。

在所有这些前途未卜、耗资巨大、经常让投资者破产的计划中，也许再没有什么比探索新的金银矿山更容易让人破产的了。这也许会是世界上中奖率最低的彩票，中彩者的奖励，没办法补偿失彩者的损失。因为，中奖的彩票特别少，没有奖的彩票特别多，然而每一张彩票的寻常价格，却相当于一个极有钱财的人的一切财产。开矿的计划，不仅没办法补偿由于开矿的资本带来资本的寻常利润，而且大都把资本和利润给吞掉。所以，凡是希望增加自己国家资本的精明的立法者最不情愿鼓励人们去实行这样的计划，或通过人为的方法让大多数资本违反自然规律加入到这样的开采计划。

其实，有些人对自己的运气抱有一种毫无理性的自信，觉得只要有丝毫成功的可能，他们就会主动把特别大一部分资本投入到这个领域。

假如我们依照理智和经验来判断，都会觉得这样的计划是绝对不能够实行的，然而假如我们依照由人类的贪欲来作出判断，那么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曾经让特别多人相信点石成金那种荒唐观念的狂热情绪，又让特别多其他人对无限丰饶的金银矿山产生遐想。他们没有思考到，对一切时代和一切国民来说，这样的金属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稀少性，然而它的稀少性，又因为自然藏量特别少，而且那少量金属，包含着坚硬和难以处理的物质，所以通过挖掘获取这样的金属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非常浩大。他们认为，这样的金屑的矿脉，在许多地方，简直就像铅、铜、锡、铁的矿脉那样，粗大又丰富。华尔特•罗利夫爵士所做的有关黄金国的美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有智之士，也不免会产生这样的奇异的幻想，而且不见得就会对自己的使命非常的虔诚。

在西班牙人最开始发现的那些国家里，现在看上去，没有一个值得开采的金银矿山。最开始各个冒险家所发现的金属数量，还有第一次发现以后人们所采掘的各矿山的出产量，都被大大夸大了。然而有关冒险家发现的报道，足够唤起他们自己国家人的贪欲。任何一个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人，都希望发现一个黄金国。

命运女神在这个时候，就像在其他时候一样，让虔信者的疯狂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在墨西哥和秘鲁被发现和被征服的时候（前者发生在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大概三十年之后，后者那么发生在大概四十年之后），命运女神赐予他们所寻找的丰饶的贵金属。

和东印度通商的计划，导致了西印度的第一次发现；征服东印度的计划，又让西班牙人在新大陆建立起一切设施。然而征服的动机，却是寻找金银矿山。该计划，又因为一系列预料之外的偶然因素，居然超乎策划者的预料，得到特别大的成功。

欧洲其他各国最开始企图到美洲去殖民的冒险家，也是受到与此同样动机的驱使，然而他们没有得到同等效果的成功。巴西自第一次殖民以来，经过一百多年，才发现金、银和金刚石矿山。在英国、荷兰、法国和丹麦等国的殖民地中，却至今也没有发现过任何蕴藏贵金属的矿山，至少没有发现在今天看上去有开采价值的矿山。然而英国最开始在北美殖民的人，为诱导国王给他们发许可证，都曾经许诺把所发现的金银中的五分之一献给国王。华尔特•罗利夫爵士的许可证，伦敦公司与普里木斯公司的许可证，普里木斯参议会的许可证等，均用把所得金银的五分之一献给国王作为条件。这些最早的殖民者，一方面希望找到金银矿山，一方面又希望找到到东印度去的西北通道，然而均未达到目的。

第二节　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一个文明国家的殖民地，假如它的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土著人容易屈服于新来的殖民者，那么它往往会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富裕得更快。

这些殖民者所带来的有关农业和实用技术方面的科学知识，自然会比未开化野蛮民族数百年来自然而然地演化发展的知识要高明。同时，这些殖民者，还带来了统治的方法、政府的管理模式、支持政府的法制还有司法制度。他们自然会在新殖民地建立起和他们国家相像的那些制度。然而在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中，在保护自身所必需的法律和政府已经确立之后，法律和政府的自然进步要比技术的自然进步速度慢很多。

每个殖民者所得的土地，多于他所可以耕作的能力。他不需要支付地租，更不需要纳税。没有地主会来分享他们的收成，君王收去的赋税大多数时候也特别少。他会尽力提高它的产量，因为一切的生产物差不多全都属于他自己。然而他占有的土地往往大得以致他一个人的劳动，还有他所可以雇佣的人的劳动，都没办法让土地发挥出十分之一的潜力。所以，他极想从各地招集劳力，而且付给他们最优厚的工资。这样优厚的工资待遇，再加上土地的富饶与他低廉的价格，不久就让那些雇工离他而去，另立门户，自己做地主，而且同样通过优厚的工资去雇佣其他劳动者。就像他们离开他们的主人的原因一样，这些其他劳动者不久也离他们而去。优厚的报酬很大程度上奖励人们去结婚，生儿育女。儿童们，在幼年期吃得特别好，受到特别好的照顾；到长大时，他的劳动的价值，大大多于抚养费。到成年时，劳动的高价格和土地的低价格，又让他们能够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自立。

在其他国家，地租和利润吃掉了工资的部分，两个上层阶级压迫着下层阶级。然而在新殖民地，两个上层阶级的利害关系，让他们没办法不更宽宏地、更人道地对待下层阶级；至少，在那里，下层阶级没有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十分肥沃的荒地，只需付出特别小的代价就可得到。身兼企业家之职的地主，希望通过改善耕作增加他的收益，这样增加的收益，便是他的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润通常十分丰厚。然而这样丰厚的利润，除非雇佣他人进行劳动来开垦土地和耕作土地，否则没有办法获取。在新殖民地上，土地面积之大和人口之少，之间的不对应现象让他特别难获取这样的劳动。所以，他不计较工资，愿意在任何价格下雇佣劳动力。劳动出资的昂贵，鼓励了人口的繁殖。良好土地的丰饶和低廉，又鼓励了耕作的改善，让地主可以支付这样的高工资。土地的一切价格，差不多由这样的工资构成。作为劳动的工资，尽管人们觉得有些高，然而作为有那么大价值的东西的价格，那么又觉得它有些低。刺激人口增长和土地改良的因素，同时也刺激了实际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

很多古希腊殖民地，之所以似乎非常迅速地变得富强起来。在一个世纪或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出现了一点可以和母市抗衡，甚至多于母市的殖民地。西西里的塞拉库西与阿格里琴托、意大利的塔伦图与洛克里、小亚细亚的埃弗塞斯与密理图斯，无论从哪一点来说，也至少可以和古希腊的任一都市相抗衡。尽管在时间上建立得晚一点，然而它们在技术、哲学、诗学与修辞学方面的起步好像和母国同样早，水平一样高。值得指出的是，两个最古老的希腊学派，也就是达理士学派与毕太哥拉学派，不是建立在古希腊，而是一个建立在亚细亚的殖民地，另一个建立在意大利的殖民地。在那里，新殖民者容易获取他们的居地。新殖民者有很多良好的土地，不仅这样，因为他们对母市保持独立，他们还可以依照他们觉得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

罗马殖民地的历史，仿佛没有这样的辉煌。确实，其中有些，举例来说，弗洛伦斯，经过特别多年代，在母市崩溃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大的国家，然而它的进步，却没有一个是非常迅速的。那些殖民地，都建立在那些被征服的地方，那里的人口十之八九已经非常稠密。分给新殖民者的土地，大多不是很大。不仅这样，因为殖民地没办法独立，而且他们并非时常可以依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自由地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

在拥有肥沃土地方面，欧洲人在美洲与西印度所建立的殖民地同古希腊殖民地相似，甚至多于古希腊殖民地。就附属于母国这一点说，它们虽然和古罗马殖民地相似，然而因为它们离欧洲特别远，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样的依附的程度。它们的位置，让它们较少受到母国的监视和调节。在它们依照自己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它们所做的一切，或因为欧洲不明白，或因为欧洲不了解，往往容易被忽视。有时，欧洲没办法只好忍气吞声，因为山高皇帝远，实在管不着。所以就连像西班牙那样强暴专横的政府，也往往会因为害怕造反，经常把已经颁发给所属殖民地政府的命令撤回来或通过修改来缓和他的口气。这样一来，欧洲所有的殖民地，在财富、人口、土地改良方面，都有非常大的进步。

西班牙国王，因为能够依照比例分得金银，所以殖民地一旦建立，他便可从殖民地获取一定的收益。这样的收益只会引发人的贪欲，让人得陇望蜀。所以，西班牙殖民地，从最初起，就引起母国特别大的关注，然而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却在很长期间内不大受人注意。而且前者未因为受到这样的关注而变得更加繁荣，后者也未因为没有受到这样的关注而变得不繁荣。

不仅这样，按土地面积比例来说，西班牙殖民地的人口和繁荣状况，比不过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殖民地。然而西班牙殖民地在人口和土地改良方面的进步，却是非常迅速、非常巨大的。征服后建立的利玛市，据乌罗阿所说，也许在三十年之前，有五万居民。基多仅为印第安一个小得可怜的村落，然而依照同一作者的说法，在他那个时代，和利玛市有同样数量的人口。克麦利•卡勒里——尽管据了解是个冒牌的旅行家，然而他的著作，却是依照极可靠的报告来写的——他说墨西哥城有十万居民。所以，无论西班牙的作家是如何夸大其词，该数量，也比蒙特祖玛时代的居民数大五倍以上；它大大多于英国殖民地三大城市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居民总数。

在墨西哥或秘鲁没有被西班牙人征服以前，那里没有适宜在旱地生长的牛。骆马是唯一的驮畜，它的力气好像比一匹通常的驴子小得多。他们根本没有听提到过什么叫做耕犁。他们不明白铁有什么用途。他们没有铸币，也没有任何能够确定的通商媒介。他们的贸易是易物贸易。一种木制铲就是他们农业上的主要用具。石头作为他们切割的刀斧。鱼骨或其他动物的腱作为他们缝补衣物的针。这一切的一切仿佛就是他们的主要工具了。在这样的状态下，两个帝国，当然没办法像今天这样把田地改良或者耕种得那么好。现在，那里已经有了各种欧洲牲畜，已经利用铁器和耕犁，而且采用特别多的欧洲技术。然而一切国家的人口数量，必定和它的土地改良与耕作程度相对应。所以，土著人尽管被残酷地消灭掉，但是这两个帝国现在的人口也许比从前还要多。它的人种，自然也大大改变了。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承认，西班牙种的西印度人，在很多方面，都比古印第安的人种要强。

除西班牙人的殖民地以外，葡萄牙人在巴西的一些殖民地，要算是欧洲人在美洲最早的殖民地了。然而因为在巴西发现后特别长一段时间里，那里还没有找到金银矿，所以对国王的进贡也特别少，甚至进贡差不多等于零。因此有特别长一段时期，美洲很少受到人们的注意。然而，就在这样的不受人注意的情况下，它发展成为一个十分强大的殖民地。在葡萄牙还受到西班牙统治的时期，巴西遭到了荷兰人的侵略。巴西原本被分为十四个省，之中七个被荷兰人占领。荷兰人原本也要夺取其他七个省，然而不久葡萄牙恢复了独立，布拉甘查王朝执政。当时作为西班牙敌人的荷兰人变成了葡萄牙人的朋友，因而葡萄牙人也就变成了西班牙的敌人。所以，荷兰人就同意把巴西剩余的没有被征服的那七个省，留给葡萄牙国王；葡萄牙人也愿意把在巴西已被征服的七个省，留给荷兰人。当时，两国已经结为同盟，这样的事情仿佛不值得争吵。然而荷兰政府不久就开始压迫葡萄牙的移民。这些葡萄牙移民，没有发牢骚，而是拿起武器来对付他们的新主人。他们尽管没有得到母国公开的援助，然而在母国默许之下，凭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硬是把荷兰人赶出了巴西以外。鉴于自己没办法保有巴西的任何一块土地，荷兰人也就心甘情愿地把巴西的一切归还给葡萄牙国王。在这个殖民地内，据了解有六十多万居民，其中，有葡萄牙人与他的后裔，有黑白混血种人，有西印度人，有葡萄牙和巴西混血种人。在美洲我们没办法找到第二个拥有这样多具有欧洲血统人种的殖民地。

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海上两大并立的军事强国。威尼斯尽管和欧洲各地通商，然而他的舰队差不多没有出过地中海。因为是西班牙人最早发现的美洲，所以他们觉得整个美洲都是他们的，尽管他们也没有方法阻止海上军事强国葡萄牙到巴西殖民。当时只要一提起这两个国家的名字，大家就好像有谈虎色变的感觉，所以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不敢在该大陆建立殖民地。试图在佛罗里达州殖民的法国人，全部被西班牙人杀掉。然而西班牙自己所说的“无敌舰队”在十六世纪末被打败以后，西班牙的海军力量开始衰亡，再没有能力阻止其他欧洲国家在那里殖民。所以，在十七世纪，英国、荷兰、法国、瑞典、丹麦，总之，一切有港口的大国，都想在新大陆上建立自己的殖民地。

瑞典人开始在新泽西殖民。在那里，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不少瑞典家族，那充分证明了，这个殖民地，假如可以得到母国的保护，很有可能繁荣起来。然而瑞典却不重视该殖民地，所以不久就被荷兰人的纽约殖民地吞并。荷兰人的纽约殖民地，在1674年被英国人吞并。

丹麦人在新大陆上只是占有圣托马斯和圣克罗斯两个小岛国。这两个小殖民地，都被一个垄断公司统治着，也只有这家公司，才可以有权购买殖民者的剩余生产物，而且供给他们所需的外国货物。所以，在买卖上，这家公司不仅有足够的能力压迫他们，还有压迫他们的最强烈的诱惑力。专营商业公司的统治，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尽管它没办法阻止这些殖民地的进步和发展，然而它能够减缓它发展的速度。当丹麦前国王发出命令解散这家公司后，这两个殖民地就迅速繁荣了起来。

荷兰人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的殖民地，原本都受一家垄断公司的统治。所以，这些殖民地中的一些，和过去的殖民地比较，虽有一点较大的进步，然而和一部分新殖民地比较，它的进步就特别缓慢。苏里南殖民地，尽管进步特别可观，然而还是比不过其他欧洲国家的大多数蔗田殖民地。今天已经分解成纽约和新泽西两个州的诺瓦•伯尔基亚殖民地，在荷兰统治下，不久之后，进步也可能特别可观。肥沃土地的丰饶和低廉，是促使繁荣的有利因素，所以，即使是最糟糕的政府，也没办法完完全全阻止这样的因素的有效作用。不仅这样，因为离母国的距离特别远，这里的人通过走私，多少能够回避这些公司对他们的垄断。现在，这家公司允许一切荷兰船只要缴纳相当于货物价值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的税，便可领得和苏里南通商的许可证，然而非洲和美洲之间的直接贸易——那差不多全是奴隶买卖——依然为它所垄断。公司专营特权的逐渐减少，也许是这些殖民地今天能够那么迅速繁荣起来的重要原因。库拉索亚和尤斯特沙——属于荷兰的两个大岛——自由港，各国船舶都可以出入。主要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自由，所以这两个岛尽管为不毛之地，也能够那么繁荣，然而在它周围那些比较发达的殖民地的海港，只允许一国的船舶自由出入。

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在十七世纪大多数时间和十八世纪的一部分时间内，也被一个垄断公司所统治。在这样糟糕的政府管理下，他的进步，和其他的殖民地相比较，必定是特别缓慢的；然而在所谓密西西比计划失败后，这家公司破产了，该殖民地的发展速度迅速加快了。当这个殖民地后来被英国所占领的时候，它的人口数，比神父查理瓦二三十年前所提到的人口数，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这位耶稣教会会员曾经游遍加拿大，没必要少报它的实际人数。

法国在圣多明哥的殖民地是通过海盗建立起来的。他们在非常长的一段时期内，既不需要得到法国的保护，也不承认法国的政权。后来，这批盗匪被政府招安，变成了法国的公民，而且承认法国的政权。他们在特别长一段时期内仍受着非常宽大的待遇。在这个时期内，该殖民地的人口繁殖和技术进步的速度都非常快。那里尽管有一个时期受一个垄断公司的压迫，这样的压迫无疑曾经延缓他的进步，然而进步并不因此而停止。这样的压迫一旦解除，他繁荣的速度，又和从前一样十分迅速。现在，那里是西印度举足轻重的蔗田殖民地。其产量，据了解比一切英国领地蔗田殖民地的总产量还要大。法国其他蔗田殖民地也大都非常繁荣。

然而进步最迅速的要算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了。

一切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归纳起来仿佛都是两点：肥沃的土地特别多，而且殖民地的人民能够依照自己的方式来自由处理自己的事务。就前一点来说，英国的北美洲殖民地，尽管有很多的肥沃土地，比不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也比不过上次战争前法国人的一些殖民地。然而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其他三国的殖民地的政治制度相比，更有利于土地的改良和耕作。

第一，在英国殖民地上，对未开垦地的占有尽管没有可以完完全全杜绝，然而比任何其他殖民地更受限制。按照殖民地法的规定，每个地主都有义务在有限时间内改良而且耕作一切土地的一定部分，假如没有履行该义务，那么就把没有开垦的土地交给他人耕种。这样的法律尽管实施得不特别严格，然而还是起到了相当的效果。

第二，在宾夕法尼亚，由于没有实行长子继承权，土地就像动产一样，平均地分配给家中一切儿女。新英格兰只有三个州的法律与摩西法律一样，允许长子得到双份。在这几个州，尽管有时有个别人占有大量的土地，然而只要经过一两代，土地又可能被充分分割了。在其他英国殖民地，尽管就像英国法律一样，长子的继承权依然存在，然而在一切英国殖民地上，依照自由借地法保有的土地的借用权，让土地易于割让，大片土地的领受人，大部分都觉得，为自己利益计划，比不过尽快割让一部分土地，只保留小额免役地租。在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地上，凡是附有勋爵称号的大地产，它的继承都实行所谓长子继承权制。这样的大地产，全由一个人继承，事实上都是限定继承的，都是不能够割让的。法国殖民地都根据巴黎风俗习惯，在土地继承方面，英国法律对于年纪小的孩子更有利。然而在法国殖民地中，有骑士尊号和领地称号的贵族拥有土地，若有任何部分被割让，那么在有限期间内，依照赎买权，得由领地继承人或家族继承人花钱赎回。国内最大的地产，全部属于这些贵族，那必定妨碍割让。

然而在新殖民地上，没有开垦的大地产通过割让似乎比通过继承分割快得多。我们提到过，肥沃土地的丰饶和低廉，是殖民地飞速繁荣的主要原因。土地的垄断，事实上破坏了这样的丰饶和低廉。除此之外，对未开垦地的占有，又是土地改良的最大障碍。对社会带来最多和最大价值的生产物的就是用来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劳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的生产物，不仅需要支付它自己的工资和雇佣劳动力的资本的利润，还要支付劳动所耕土地的地租。所以，英国殖民地所雇佣于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劳动力，比其他三国中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所以所带来的生产物，就它的数量和价值而言，也要大一点。其他三国的殖民地，都实行土地垄断，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让劳动流入其他领域。

第三，英国移民的劳动，不仅可带来较多和较有价值的生产物，而且因为赋税适中，这些生产物的大多数，属于他们自己，他们能够储蓄起来，用来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英国移民，对于母国的国防和行政费用，从来没有作出过什么贡献。反过来，迄今为止保护他们所需的费用，差不多一切由母国支付。海陆军费用，大大多于必要的行政费用，所以行政费用，总是很少，通常只包括总督、裁判官与他若干警察官吏的恰当的薪俸，还有对最有用的公共设施的维护费。

在最近发生在美洲的骚乱事件开始以前，马塞诸塞每一年的行政设施费，大概为一万八千镑。新汉普郡与罗得岛的行政设施费各为三千五百镑，康涅狄格四千镑，纽约与宾夕法尼亚各四千五百镑，新泽西一千二百镑，弗吉尼亚与南卡罗来纳各八千镑。诺瓦斯科夏与乔治亚的行政费，一部分由议会每一年拨款支付。然而诺瓦斯科夏每一年仅出殖民地行政费大概七千镑；乔治亚每一年仅有大概二千五百镑。总而言之，北美一切的行政设施费，除了马里兰与北卡罗来纳这两州无准确记载可查外，目前发生在美洲的骚乱事件开始以前，每一年居民所付的不过六万四千七百镑；这样少的费用开支居然能够统治三百万人，而且统治得这么好，真的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政府开支的最主要部分是国防开支，一切都由母国承担。在欢迎新总督与新议会开幕之际，殖民地政府的仪式，虽非常隆重，却不铺张浪费。他们的教会，也是与此同样勤俭节约。他们没有什一税。他们为数不多的牧师，都是靠微薄的薪俸或人民的捐款维持生活。反过来，西班牙与葡萄牙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却从殖民地那里收取一定量的赋税。法国尽管不曾从他的殖民地提取可观的收益，从殖民地征得的税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然而它的行政开支，却和其他两国一样，是非常巨大的，在仪式方面的开支更大。举例来说，欢迎一个秘鲁新总督的开支往往高得吓人。这样的仪式不仅让富裕的移民要为这样的场合纳税，而且使他们在一切其他场合养成一种虚荣浪费的习惯。那不仅是暂时的非常苛刻的税，而且形成永久而更苛刻的税，也就是说，养成可以让私人倾家荡产的奢侈浪费。除此之外，在这三国的殖民地中，教会也施行苛政。这些地方都收什一税；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殖民地中，更是雷厉风行。这些殖民地都有特别多托钵和尚的募化，没有经政府认可，然而被宗教所崇拜，这对贫民是个特别大的负担，他们都受到教导，觉得布施和尚是义务，拒绝布施是非常大的罪恶。而且，在这三国殖民地内，僧侣都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第四，英国殖民地在处置它的剩余生产物或者说自己消费不了的生产物时，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会受到更多的照顾，会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各个欧洲国家，多少都试图垄断他所属殖民地的贸易，而且因为这个缘故，不允许外国船舶和它们通商，不允许它们从任何其他国家输入欧洲货物。然而各国采用的垄断方式，有所差别。有些国家，把它的殖民地的一切贸易，委托给一家垄断公司去经营。殖民地人民一定要向这个公司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欧洲货物，而且一定要把他们一切剩余产品卖给这个公司。所以，这个公司的利益，不仅在于通过尽可能提高前者的销售价格，降低后者的购买价格；而且，即便后一种货物价格处在特别低的水平，它购入数量也应该控制在它能够在欧洲市场上通过极高价格脱手的范围内。它的利益，除了在于在任何时候它都要贬低殖民地剩余生产物的价值，还在于在特别多场合阻抑它的产量的自然增长。假如想要阻碍新殖民地的自然发展，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建立垄断公司。这就是荷兰所奉行的政策，尽管荷兰的公司在十八世纪中有特别多方面已不让他垄断。丹麦的政策，也是这样，直到前一任国王即位，才放弃这样的政策。法国的政策，有时就这样。自1755年以来，欧洲其他所有国家都觉得这样的政策不合理，相继把它放弃了，然而葡萄牙却仍奉行这样的政策，至少在巴西两大省，伯南布哥、马拉尼翁仍在推行这样的政策。

其他国家，尽管没有设立这样的垄断公司，然而它们把殖民地的一切贸易都限定在母国的一个港口进出，除非是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船队，或者是持有许可证（大都是付出特别大代价才可以得到的）的个别船只能够出海，其他船舶统统不允许从该港出航。诚然，这样的政策，让母国一切居民都能够从事殖民地的贸易，只要他们是在恰当的港口，在恰当的时间范围，而且利用恰当的船只来进行。然而投资装备这些船只而且领取这样的许可证的商人，为着自身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所以这样来经营的贸易，必定是依照大体上类似于垄断公司的经营原则经营的。这样的商人的利润和垄断公司的利润差不多一样高得离谱。殖民地绝不可能得到良好的供给；它们没办法不通过极高的价格购入，而通过极低的价格售出。这个西班牙长期奉行的政策，直到前几年才被取消；一切欧产货物的价格，据了解，在西属西印度都非常昂贵。乌罗阿告诉我们，在基多，一磅铁卖价大概为四先令六便士，一磅钢售价大概为六先令九便士。然而殖民地售卖自己的产品，主要是为了换取欧洲的产品。所以，为一种产品支付得越多，那么从另外一种产品那实际获得的就越少。后者的高价和前者的低价是一比二、二比一的。就这一点说，葡萄牙对于伯南布哥、马拉尼翁二省外的殖民地所采取的政策，和西班牙过去的政策，完完全全一样，然而对于那两个省，近来却更是变本加厉。

有些其他国家，允许它的人民自由经营殖民地贸易。他们能够从母国任何港口和殖民地通商。除了在海关索取通常的证件外，他们不需要带来任何其他的许可证。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商者人数众多，不仅这样散居各地，互相没有方法结合，他们之间的竞争让他们没办法获取特别高的利润。在这样宽松的政策下，殖民地能够通过合理的价格售卖他们自己的产品，而且购买欧洲的货物。自从普里茅斯公司解散以来（那时我国殖民地还处于摇篮时期），这已经是英国通行的政策了。事实上，这也是法国推行的政策，并且自从被英国人大多数时候称为密西西比的公司解散以来，法国的政策，就总是这样。所以，英法两国经营殖民地贸易的利润不是特别高，然而要是允许其他各国自由竞争，利润也许还能够降低一点。所以这两国大多数殖民地的欧洲产品的价格，不算太高。

在英国殖民地剩余产品出口方面，也只有固定种类的商品，限定要运到母国市场。这些商品，因被列入航海法与此后颁布的其他法令中，故名为列举商品，余下的称为非列举商品，可直接出口到其他国家，然而运输的船一定要为英国的船只或殖民地的船只。这样的船只必须为英国人的，或其船员中英国人所占的比例不得少于四分之三。

美洲与西印度有几种极重要的产品，它们属于非列举商品，如各种粮食、木材、腌制食品、鱼类、砂糖与甜酒。

粮食自然是一切新殖民地最开始和最主要的生产对象。法律允许殖民地有极广阔的粮食市场，这样等于奖励他们扩大生产，让他的产品大大多于该地区稀少人口的消费需求，从而，预先为连续增加的人口储存着丰富的生活资料。

这个国家各个地方长满了树木，所以木材价值低廉，甚至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开拓土地的费用，就成为改良土地的主要障碍了。所以，为了推动土地改良工作的进行，法律规定允许殖民地拥有十分广阔的木材市场，人为地把原本一文不值的产品价格提了上来，让它们能够从中获取一定的利润，而不再是纯粹的支出。

在这个国家，一半的地方还无人居住，还没有得到开发，那么牲畜的繁殖自然会超出当地居民的消费需求，所以牲畜往往价格低廉，乃至没有价值。然而我们已经证明，牲畜的价格和谷物的价格一定要保持固定的比例，这样一国的大多数土地才能够得到改良。根据法律规定，允许美洲的死牲畜和活牲畜都可以有最广阔的市场，想借此来提高该商品的价值。因为这样的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于土地改良是极其重要的。乔治三世第四年第十五号法令，把皮革和毛皮定为列举商品之内，减低了美洲牲畜的价值。上面所说的宽松政策的良好效果，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这个法令的影响。

大力发展殖民地渔业，并以此来增加我国航运业和海军的力量，仿佛是我国议会始终抱定的一个目的。所以，这样的渔业便获取了自由制度可以给予的一切奖励，而且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大繁荣起来。尤其是新英格兰的渔业，在最近的骚乱发生以前，也要算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渔业之一。捕鲸业，在英国尽管有不寻常的奖励金，然而成绩不大，在一般人看上去（然而我不想做这种看法的证人），它的总产量比每一年所付奖励金的价值也多不了多少。然而在新英格兰，虽然没有奖励金，却在大规模经营。鱼是北美洲和西班牙、葡萄牙与地中海沿岸各国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

砂糖原本也属于只允许运往英国的列举商品。1731年，在甘蔗种植者的要求下，砂糖能够出口到世界各地。然而在允许这样的自由贸易的同时，还附有各种限制条件，而砂糖价格在英国又特别高，所以这种放宽的政策等于没有用。英国与它的殖民地，依然差不多是英国蔗糖殖民地所产砂糖的唯一市场。它们的消费量增加得迅速，尽管牙买加和被割让各岛的土地改良一天天加快，砂糖的输入在这二十年内仍大有增加，然而输到外国去的，据了解也不见得比从前多了很多。

甜酒是美洲和非洲沿岸通商的十分重要的商品，从那里他们能够购回黑奴。

假如美洲各种粮食、腌制食品和鱼类的一切剩余产品，都定为列举商品，强迫进入英国市场，那就会和我们自己国家人民的劳动产品发生冲突。所以这样的重要商品不但不曾定为列举商品，而且除了一切粮食（如稻米）与腌制食品，在通常情况下都被法律不允许输入英国，那也许并非为了关心美洲的利益，而是为了防止这种过大的冲突。

非列举商品，原本可输往世界一切地方。木材与稻米，曾一度被定为列举商品，此后很快定为非列举商品，然而允许输往的欧洲市场，仍限于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欧洲各国。依照乔治三世第六年第五十二号法令，一切非列举商品，都受到与此相同的限制。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欧洲各国，都不是制造业国。所以我们不太担忧殖民地的船只会从它们那里把那些可以妨碍我国制造品的商品带过来。

列举商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美洲特有的产品，或者是母国没法生产的产品，至少是母国所不能够生产的产品。属于这一类的产品有蜜糖、椰子果、咖啡、红胡椒、烟草、鲸须、生姜、棉花、生丝、海狸皮和美洲其他各种毛皮、青、黄佛提树与其他各种染色树木。第二类，非美洲所特有的产品，母国也能够生产，然而产量没办法满足它的需求，大多数要依赖外国进口。属于这一类的有海军用品，如船桅、帆桁、牙樯、松脂、柏油、松香油、生铁、铜矿、生皮、皮革、锅罐、珍珠粉。第一类商品即便是最大量地输入，也不可能妨碍母国任何生产物的生产和销售。我们的商人，不仅想通过限制这样的商品，让这些商品仅可以销往自己国家市场，而且通过这样的限制，让他们能够在殖民地那里通过低价购买，然后在国内通过高价卖出，而且想要在殖民地和外国之间，建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转口贸易，那就一定要通过英国为中心，也就是说，这些商品输入欧洲之前，一定要先运到英国。第二类商品的输入，据了解，也要妥善安排，避免妨碍自己国家同种产品的销售还有进口商品的销售。因为，通过征收恰当的税，那种商品总是会比前者稍微昂贵，然而比后者低廉得多。把这些商品限制在自己国家市场的目的，并非是要妨碍英国的产品，而是那些贸易差额不利于英国的国家的产品。

不允许殖民地把船桅、牙樯、松脂、帆桁、柏油出口到英国之外的任何国家，自然会降低殖民地木材的价格，因而会增加开拓殖民地土地的花费，然而这恰恰是土地改良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十八世纪初，即1703年，瑞典松脂柏油公司想要抬高它卖给英国的商品的价格，而且规定它的商品一定要用它自己的船只装运，按它自定的价格，而且按它觉得恰当的数量出口。为了对抗这个引人注目的商业政策，而且让英国尽可能不仅不依赖瑞典，而且无须依赖北方任何其他强国，英国对从美洲进口的海军用品，发放奖励金。这样的奖励金，让美洲木材价格抬高的程度大大多于因为限定木材可通过输入国内市场而被压低的程度。这两个规定是同一时间颁布的，它的综合作用，与其说是妨碍，还不如说是鼓励美洲土地的开发。

生铁和铁条，尽管在列举商品之列，然而从美洲进口，可免纳重税，而从其他各国进口，一定要缴纳该税。所以该规定中的一部分内容起到了鼓励在美洲建设制铁厂的作用，尽管之中有一部分内容起了妨碍的作用，然而鼓励的作用比妨碍的作用大，没有一种制造业可以像熔铁炉那样消费大量的木材，或可以像熔铁炉那样促进遍地都是树木的国家的开发。

在这些规定中，有些能够提高美洲木材的价值，继而促进土地的开拓。然而这一点，既不是立法机关的目的，也不为立法机关所理解。它所产生的有利效果，尽管是偶然的，但也不会因此不真实。

英属美洲殖民地与西印度间的贸易，不管是列举商品还是非列举商品，都得到了最完完全全的自由。这些殖民地，现在变得那么人丁兴旺，繁荣昌盛。所以它们都可以为对方带来广泛的市场。假如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整体，那么它们对于双方的产品，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

英国对它的殖民地贸易所采用的宽大政策，大体上局限于原料或粗制品的贸易。然而对于殖民地更高级更精致一些的制造品，英国商人和制造者想把这一块蛋糕留给自己，而且请求国会，通过高关税阻止或绝对禁止殖民地制造品的贸易。

举例来说，从英领殖民地进口粗制砂糖，每英担（相当于五十公斤）仅需要纳税六先令四便士，白糖需要纳税一镑一先令一便士，单制或复制的精制糖块，需要纳税四镑二先令五又二十分之八便士。在课税这样重时，英国是英领殖民地进行砂糖输出的唯一市场，至今仍然是主要市场。这样高的关税，起初所产生的作用等于禁止白糖或精制砂糖，让其没办法供应外国市场，现在又等于禁止制造白糖或精制砂糖，让其没办法供应那也许占其全部产量十分之九以上的市场了。所以，法国蔗糖殖民地有特别发达的砂糖精制造业，然而在英国殖民地上，除供应殖民地本地市场的精制业外，甚至于没有其他砂糖精制业。

当格伦纳达被法国人占领时，其他各蔗园，至少也有砂糖漂白厂。然而一经英国人占领，这一类制造厂就差不多全部遭到放弃。现在（1773年10月）我相信，这岛上至多有两三家工厂。然而，现今因为海关宽纵，白糖或精制糖，若可以从块状研成粉末，大多数时候可作为粗砂糖输入。

英国，一方面可以允许生铁和铁条从美洲不纳税输入（由他国输入，那没办法免税），通过奖励美洲这样的制造业；另一方面却又绝对不允许在任何英属殖民地上建立制钢厂与铁工厂。它基本不允许它的殖民地人民为自身消费而制作这样的精制品，却要他们向其他的商人和制造者购买他们所需要的这一类物品。

它又禁止由水路甚至禁止通过车马等陆运工具，把来自美洲的帽子、羊毛和毛织物，从一州运往另一个州。这样的条例，特别有效地阻止了该殖民地建立这一类商品的制造业，从而制止其远距离的贩运，这样而来就让殖民地人民只可通过停留在经营大多数时候仅供自己使用或本州邻人利用的那些粗糙物品的家庭制造业的水平上。

不允许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可以制造的一切物品，没办法依照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资财和劳动投在自己觉得最有利的领域里，这明显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然而，这样的禁令，尽管是那么不公正，却没在特别大程度上伤害殖民地。土地还是那么低廉，劳动力还是那么昂贵，以致他们仍可以以比自己制造更低廉的价格从母国输入差不多一切种类的精制品。

所以，即便禁止他们建立这一类制造业，然而在他们现有的改良情况下，他们一思考到自身的利益，也许就会让他们不情愿经营这样的事业。在他们目前的改良情况下，这些禁令，也许没有能力拘束他们的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没办法投在按自然趋势要投的领域。然而这是母国商人和制造者，因为无根据的嫉妒毫无理由地加在他们身上的无理的奴役的标记。然而在比较进步的情况下，这样的禁令，特别可能成为没办法容忍的真正的压迫。

英国规定殖民地几种非常重要的产品，只允许流入到它的市场，同时作为补偿，它使殖民地这几种产品在该市场中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它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对由其他国家进口的同种产品课以高关税，然而对由殖民地进口的却给予奖励金。以前的那种方法，它在国内市场里殖民地的砂糖、烟草和铁占有很大优势；以后的这种方法，它使殖民地的生丝、亚麻、靛青、大麻、海军用品和建筑木材占有优势。通过奖励金鼓励进口殖民地产物的第二种方法，据我了解，只有英国在这么做。那么第一种方法不是英国独家的做法。葡萄牙不满足于仅通过高关税限制使殖民地之外任何其他地方进口烟草；干脆采取重罚手段严格不允许这一行为。

在关于从欧洲进口货物的问题上，英国对于殖民地的政策要比对任何其他国家更为宽松。

英国允许把外国货物进口时所纳的税，在它再出口时，退还一部分。退税的数量差不多总是一半，有时是大多数，有时也能够是所有。假如外国货物进入英国时需收极重的税，然而在再出口时又不许退税，那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会承受这样的再出口的商品了。所以，除非在出口时退还部分的税，那么商业体系提倡的转口贸易就根本做不下去了。

我们的殖民地，并不是独立的国家，而英国获取了向殖民地供给一切欧洲商品的垄断权力，它就可像其他国家对付殖民地一样，强制他所属的殖民地，承受这样的在进入母国时已被征收重税的商品。在1763年以前，大多数外国货物，在输送到我国殖民地时和输送到任何独立国家时一样要退税。然而，1763年乔治三世第四年第十五号法令，在特别大程度上取消了这样的宽松政策，它这样规定：“欧洲或东印度的农产品、制造品，从本王国输送到任何英国美洲殖民地时，称为过去的补助税的那一种赋税的任意部分不得退还，然而葡萄酒、白洋布、细洋布除外。”在该法律颁布之前，有很多种外国货，在殖民地购买比在母国购买要便宜；现在，有些货物仍然这样。

这里一定要指出来，在制定关于殖民地贸易的大多数条例时，充当顾问的人大部分都是经营殖民地贸易的商人。所以，这些条例，对这些商人的有利程度自然要多于殖民地或者母国，这一点也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们有向殖民地供应欧洲货物的垄断权，这样则不仅能够购买殖民地不妨害他们国内贸易的那部分剩余产品。这样的垄断权，明显是把放弃殖民地的利益作为代价来保护这些商人的利益的。他们在把欧洲与东印度大多数货物再出口到殖民地去的时候，就又像再出口到其他国家去一样，享有退税。这样的退税，依照重商主义的利益观念，也是通过放弃母国的利益来保护商人的利益。商人的利益在于，对运送到殖民地去的外国货物，尽可能少纳税；对输入英国的外国货物，尽可能收回所垫付的税。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殖民地售卖同样多货物，得到较多的利润，或售卖较大数量货物，得到与此同样多的利润，因而可以从两方面都得到利益。

殖民地的利益与此相同，通过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取尽可能多的这一切货物。而且这样做不必总是考虑母国的利益。退还这些货物输入时所纳税的大多数，会影响母国的收益；因为有了这样的退税，外国制造品更方便地运到殖民地，使得母国制造品在殖民地市场降价售卖，这就会影响到母国的制造业。人们常说，如果德国亚麻布再输到美洲殖民地的退税，就会大大推迟英国亚麻布制造业的进步。

关于殖民地贸易，英国的政策，尽管和其他各国一样，受着商业体系精神的调节，然而总的来说，并不像任何其他国家那么狭隘，那么令人窒息。

除了对外贸易，英国殖民地的人民，在其他每一方面，都有完完全全的自由，依照他们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在一切方面，他们的自由，都和他们国内同胞的自由同等，不仅这样，与此同时，有个人民代表会议来保证这种自由。人民代表议会，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决定是否能够课税以维持殖民地政府。这样的议会的权力，超越了行政权力，也就是说，最低下或最可憎恶的殖民者，只要遵守法律，就用不着害怕总督或省内文武官吏对他们的愤怒。殖民地议会，也和英国众议院一样，尽管不必完完全全代表人民。行政机关也许无力收买议会，而且行政机关经费由母国支付，亦无收买议会的必要。所以，通常地说，这样的议会也许更受选举人意志的影响。殖民地参议院和英国贵族院相当，然而不是由世袭的贵族构成。

在有些殖民地，举例来说，在新英格兰的三个殖民地，这些所谓的参议院议员，并不是由政府指派的，而是由人民的代表推选出来的。没有一个英属殖民地有世袭的贵族。在一切殖民地，就像在其他自由国家一样，老殖民家族的后裔，虽比有同等功绩、同等财产的暴发户受到人们更大的尊敬，然而亦只更受人们尊敬，没有烦扰邻人的特权。在目前骚乱发生以前，殖民地议会不仅有立法权，还有一部分行政权。在康涅狄克与罗得岛，总督也由议会选举。在其他殖民地，议会规定的赋税，由议会直接派专门的人员出动征收，征收员对议会直接负责。所以，人民在英属殖民地，就会比在母国更为平等。他们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他的政府，特别是新英格兰那三个政府，通常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

反过来，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在各自的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政府形式就是他们国内政府的翻版。这样的政治，独断地把权力授予一切下级官吏，因为相隔遥远，这样的独断权的执行，很容易比平常还要粗暴。我们明白，在一切专制政治之下，首都总是比其他的城市更自由。君主自己，并不想破坏正义的制度，更不想压迫人民大众。首都就是君主所在地。他们的存在多少让他周围的官吏要收敛一点。然而其他城市官吏可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因为老百姓的抱怨无论如何也传不到君主的耳朵里。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总是比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最大帝国的最远省份还要远得多。自从有了世界以来，只有英属殖民地政府，可以给那么遥远的省区人民以完完全全的安全保障。法国殖民地的行政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殖民地行政相比，总是较为宽宏温和。这样的较好的政治和法国民族的性格相对应，也和一切民族的性格相对应，他们政府的性质，与英国相比，虽然要专横一点，然而和西班牙葡萄牙相比，显得比较合法、比较自由。

英国殖民地政策的好处，主要体现在北美殖民地的进步上面。法国蔗糖殖民地的进步，和英国大多数蔗糖殖民地的进步，至少是同等的，或者是更胜一筹；然而英国蔗糖殖民地，却和英属北美殖民地差不多享受与此同样的政治自由。然而，法国不像英国那样阻碍殖民地自产精制的砂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政府的过人之处在于，它们对于黑奴，有着更好的管理方法。

在一切欧洲殖民地内，一切甘蔗都由黑奴栽种。生活在温带的欧洲人，据了解，不适应在西印度的炎炎烈日下从事耕种劳动。依照现在的情况，栽种甘蔗，完全是手工劳动。许多人觉得，利用锥犁会有许多的好处。然而犁耕的利润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牛马的管理水平，奴隶耕作的利润和成效，同样也取决于对奴隶的管理水平。我想，通常都承认，法国种植者比英国种植者更擅长管理奴隶。关于给予奴隶一定的法律保护，让他们不受主人欺凌的这样的做法，仿佛在政治非常专制的殖民地比在政治完完全全自由的殖民地更容易施行一点。

在设有不幸的奴隶法规的国家，地方长官在保护奴隶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干扰主人的私有财产管理。在自由主义国家，主人要么是殖民地的议会代表，要么是代表的选举人，所以地方长官，除非经过全面的思考，否则不敢轻举妄动。他没办法不充分尊重他们，这样一来他要保护奴隶难度自然要大一点。然而在比较专制的国家里，地方长官干涉私人财产是常有的事情，要是有人不依照他的看法办事，他能够发出传票逮捕他们，所以，假如他要保护奴隶，工作要容易做得多；只要他有一颗寻常人的善良的心，他都会这样做的。地方长官的保护，让主人不敢虐待奴隶，因而没办法不给予相当的和比较温和的待遇。温和的待遇让奴隶不仅诚实，还会更睿智，所以变得更有用。他的境遇更接近于自由佣人的境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主人忠实，而且照顾主人的利益。自由佣人常有的这样的德行，奴隶绝不可能有。在主人有完完全全自由而且不受他人干涉的国家，奴隶通常受到奴隶的待遇。

我相信，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历史都能够证明，与在自由的国家里相比，奴隶在专制的国家里情况要好。在古罗马史上，第一个保护奴隶让他不受主人欺凌的长官，就是生活在由皇帝统治的国家。当维迪阿•波利奥在奥古斯丁皇帝面前，要把他的一位只是犯了一点小过失的奴隶的身体切成小块，然后投入池中去喂鱼的时候，皇帝十分愤怒地命令他马上把该奴隶释放，而且把他其他的奴隶同时也释放。在共和政治下，长官无法有充足的权力来保护奴隶，那就更谈不上处罚奴隶主人了。

应该指出，通过改良法从殖民地特别是圣多明哥大殖民地的资本，基本上是来自这些殖民地渐渐地改良和开垦。那基本上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劳动的产物，换句话说，是由良好经营而渐渐蓄积，而且用来生产更多产物的那部分产物的价格。然而英国蔗糖殖民地改良与开垦的资本，之中有大多数来自英国，而且不一定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劳动的生产物。英国蔗糖殖民地繁荣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英国的财富充溢，一部分流到（假如我可这样来说）这些殖民地。然而法国蔗糖殖民地繁荣的一切原因，却是殖民地人民自己良好经营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法国移民比英国移民要强。在奴隶的管理上，这个优点表现最明显。

以上所述，是欧洲各国对他所属的殖民地的政策的基本形式。

所以，关于美洲殖民地最开始的建立与后来的繁荣（仅就内政方面来说），欧洲政策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最开始调节计划建立这些殖民地的准则和动机，仿佛是非常愚蠢和不道义的。寻求金银矿山，足见它的愚蠢性；觊觎从没有损害过欧洲的人，并亲切殷勤地对待欧洲最早的冒险家的善良人民居住的家园，足见它的不道义。

后来建立殖民地的那些冒险家，似乎除了想找金银矿山外，还有其他比较合理、比较可称赞的动机，然而就是这些动机，也没办法为欧洲的政策增添光彩。

英国的清教徒由于在国内受到限制，所以逃往美洲以寻求自由，他们在新英格兰先后建立了四个政府。英国的天主教徒所受待遇更好不到哪去，他们也逃往美洲，而且在马里兰建立了政府，教友派教徒却在宾夕法尼亚建立政府。葡萄牙的犹太人，由于受宗教法庭的迫害，他的财产被剥夺，流亡巴西。他们以身作则地在原本为流窜犯和娼妇所居住的殖民地，带去了某种秩序和产业，而且教他们栽种甘蔗。所以，在这些情况下，让人民侨居美洲而且从事耕作的，并不是欧洲各国政府的智慧和精明，而是它们的乱政和不义。

欧洲各国政府，对于建立这样的殖民地的一些举足轻重的计划和计划的实施，都没有丝毫功劳。征服墨西哥，不是西班牙枢密院的计划，而是古巴总督的计划。然而实现此计划的，乃是勇敢的冒险家的精神。总督把这项任务交给一位冒险家，不久他就懊悔，遇事加以掣肘，而没有让该计划失败。智利与秘鲁的征服者，甚至美洲大陆上西班牙一切其他殖民地的征服者，在征服这些地方时，除了得到西班牙国王允许而且通过他的名义建设殖民地和加以征服外，不曾受到国家的任何奖励。这班冒险家，都是自己冒险出资。西班牙政府，对他们没有什么帮助。至于英国政府，对他所属一点举足轻重的北美殖民地的开拓，也同样没有贡献。

然而这些殖民地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已初具规模，这时母国政府开始注意它们，母国最开始对它们颁布的一点条例，它的目的总在于保证它能够垄断这些殖民地的贸易，限制它们的市场，以放弃它们的利益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市场，所以，与其说是促进它们的繁荣，不如说是施加压力。然而欧洲各国也履行这样的垄断的方法，并且不相同，这就是欧洲各国殖民政策互相各异的一个原因。之中，最好的是英国的方法，然而英国的殖民政策，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像其他国家的殖民政策那么狭隘，那么苛刻罢了。

这样一来，欧洲政策，究竟在哪些方面对美洲各殖民地最开始的建立与现在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呢？在一个方面，也只是在一个方面，作出了特别大的贡献。它哺育、造就了能够完成这样伟大事业、建立这样伟大帝国的人才。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造就这样的人才，事实上也不曾造就这样的人才。这些殖民地应该把它们富有积极进取心的建设者所受的教育和它们所具有伟大眼光归功于欧洲政策。最举足轻重的殖民地，就内政说，也就只有这一点应归功于欧洲的政策，其他的就谈不上了。

第三节　各种发现给欧洲带来的利益

美洲殖民地从欧洲政策所得的利益，已经在前面叙述过。那么欧洲从发现和开拓美洲中又得到了什么利益呢？

这些利益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把欧洲看做一个大国，从大的事件中能够得到的通常利益；第二类，各殖民国所属殖民地所得到的特殊利益，它们对于所属殖民地所享有的统治权。

把欧洲看做一个大国，从美洲的发现和开拓中获取了下面的利益：（一）该国的享乐用品增加了；（二）该国的工业得到了发展。

从美洲输入欧洲剩余生产品，给欧洲大陆居民带来了很多种类的商品，要不是因为美洲的发现和开拓，它们是不可能有这些商品的，之中有的是便利品和实用物品，有的是装饰品，所以增加了它们的享乐用品。

显而易见的是，美洲的发现和开拓，促进了下面各国的产业：（一）和美洲直接通商的国家，比如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二）不直接和美洲通商，然而通过他国为媒介，把大量麻布与其他货物送到美洲的国家，如奥属法兰德斯和德国的几个地区。所有这些国家，明显都拥有比较广阔的市场，以便来销售他们的剩余生产品，因而必然受到鼓励来增加剩余生产物的数量。

这类重大事件，对于那些从未把自己的生产品出口到美洲去的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波兰，是否也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尽管没有那么明显，然而这类大事件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却是无须怀疑的。美洲的生产品，其中有一部分是供匈牙利和波兰人消费。在那里，人们对于新世界生产的巧克力、砂糖、烟草，也有一定的需求。这类商品，一定要用匈牙利和波兰工业品或用这些工业品交换的产品来购买。

美洲的这些商品，都是具有新价值的新的等价物；它们通过被输出到匈牙利和波兰来交换那里的剩余产品。这类商品运到哪里去，就会给哪里的剩余产品开辟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市场，提高它们的价值，从而促进它们产量的增加。所以，那里的剩余产品，尽管可能没有任何部分出口到美洲，然而它们能够运往其他的国家，由其他国家用一部分美洲剩余产品来购买。这样的贸易原本是由美洲剩余产品引发的，通过这样的贸易，匈牙利和波兰的剩余产品才能够找到市场。

这类大事件，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把产品输送到美洲，也没有从美洲收到任何物品的国家，也可能起到享乐用品和增进产业的作用。那些和美洲通商从而让剩余产品增加的国家，有可能给这些国家带来更多的其他商品。这些商品，必定会增加它们的享乐用品，也必定会增进它的产业。有更多新的等价物呈现在它们面前，来交换它们产业的剩余产品了。这样就给这些剩余产品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提高了它们的价值，从而促进了它们的数量上的增加。

每一年投入到欧洲商业系统，而且通过周转，每一年分配给欧洲各国的商品总量，必定会因为美洲一切剩余产品的出现而增加。这个总量增加了，那么分归各国的数量也会相应加大，这样而来就会增加它们的享乐用品，从而促进它们产业的发展。

母国的垄断贸易，多少会减少母国尤其是美洲殖民地的享乐用品和产业，至少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让他没办法照常发展。这是在能够让人类非常大一部分商务运动起来的大发条上施放一个巨大的重物。这样的垄断贸易使殖民地产品在一切其他国家昂贵起来，这样就降低了对殖民地产品的消费需求，从而限制了殖民地的产业技术，减少了一切其他国家的享乐用品和产业的消费。因为享乐用品的价格越高，人们对于这方面的消费就越少，同时，生产所能够得到的回报越少，生产量也就越小。

这样的垄断贸易，同样让一切其他国家产品在殖民地昂贵起来，这样也就缩减了一切其他国家的产业，而且缩减了殖民地的享乐用品和产业。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物，某些国家，为了想象中的利益，妨碍了一切其他国家的享乐用品和产业，殖民地所受的妨碍尤大。它不仅竭力排斥一切其他国家，让它没办法进入某一市场，同时尽量把殖民地限制在某一个市场范围内贸易。封闭某一市场而开放其他一切市场，开放某一市场而封闭其他一切市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殖民地剩余产品是欧洲人在发现和开拓美洲后能够增进享乐用品和产业的源泉，然而母国的专营垄断贸易却可以大大损害这个富足的源泉。

各个殖民国家从所属殖民地得到的特殊利益，也有两种：（一）各帝国从所属殖民地得到的通常利益；（二）那些由欧洲就像美洲这样而来具有特殊性质的殖民地那里得到的特殊利益。

各个帝国从所属领地得到的通常利益有两种：

（一）各领地所带来的保卫帝国的兵力；

（二）各领地带来了维持帝国政府的费用。

罗马殖民地，有时同时带来了这两种利益。希腊殖民地，有时带来兵力，然而差不多从来没有带来任何收益。它们基本上承认隶属于母市。在战时，它们大多数时候是母市的同盟，然而在和平时期，它们并不是母市的属民。

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从来没有带来任何兵力来保卫母国。它们的兵力，不足以保卫它们自己；在母国加入战争时，它们没办法通过兵力提供帮助，而且往往让母国要大大分散它的兵力，来保护所属殖民地。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切欧属殖民地，无一例外，不仅没有增强母国的军事实力，反而削弱了它的实力。

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带来了一定的收益，用来防卫母国或是维持母国民政。至于欧洲其他各国，特别是英国，对殖民地所课的税，可以和平时所付的费用同等，已属罕见，若要支付战时殖民地所增加的费用，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所以，这样的殖民地，对它的母国，只不过是负担，不是财源。

所以，各母国从这些殖民地所得的利益，就只有从像美洲这样的具有特殊性质的殖民地带来了。大家又觉得，这一切特殊利益的唯一泉源就是垄断贸易。

这样的垄断贸易让那一部分被称为列举商品的英属殖民地剩余产品，只可以运往英国，却没办法运往任何其他国家。这样一来，其他国家，没办法不向英国购买。这类物品在英国必然比在任何其他国家的价格要低廉，所以和其他国家相比较，必定在更大程度上促进英国享乐用品的增加，也必定在更大程度上促进英国产业的发展。和其他国家相比较，英国在通过自己国家剩余产品交换这些列举商品时，必定得到更好的价格。举例来说，英国的制造品，和其他国家同种制造品相比，能够从它所属殖民地换得更多的砂糖和烟草。所以，当英国制造品还有他国制造品都用以交换英属殖民地的砂糖和烟草的时候，这样的优越的价格，使英国制造业等于得到了一种补贴，然而其他各国，在同样情况下，没办法得到这样的补贴。因为殖民地垄断贸易减少，至少能够说受到阻抑，没办法经营这样的贸易的国家的享乐用品和产业，所以可以经营这样的贸易的国家，明显比其他国家占有优势。

然而这样的优势，与其说是绝对的优势，不如说是相对的优势；实施这样的垄断贸易的国家，与其说是因为奖励自己国家的产业和生产，让它发展速度快于自由贸易下自然会有的发展速度，倒不如说是因为阻抑其他各国的产业和生产来获取这样的优势。

举例来说，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烟草，就因为在英国享有垄断权，所以可以通过较低廉的价格输入英国。至于法国，所需的大量烟草，大多数时候要从英国转运，所以这些烟草在法国的价格比较高。假如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都可以随时和马里兰、弗吉尼亚自由通商，那么该殖民地的烟草，就不但可以通过比现在实际价格低廉的价格运往其他国家，而且可以通过更低的价格进入英国。烟草产品因为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大的市场，那么这个时候产量也许会大大增加，使栽种烟草的利润降到常规的水平，和栽种谷物的利润基本一样，据了解还稍稍高一点。烟草价格可降到略低于目前的价格。因此，和今日比较，英国与任何其他国家，都可以通过同量商品，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购买更大数量的烟草，因此可以在那里，以更好的价格销售它们的商品。这样的烟草，假如因为丰富低廉，可以增进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享乐用品或产业，那么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就必定会在这两方面比今日取得更大的效果。在这个时候，英国对他国而言就没有任何优势。它也许要以比今日略低的价格购买它殖民地的烟草，因此而以比今日略高的价格，售卖它自己国家的商品。然而和他国比较，它既没办法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前一种产品，也没办法以较高的价格售卖后一种产品。它这时也许会得到一种绝对的优势，然而必定会失去相对的优势。

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为了要获取殖民地贸易上这样的相对的优势，为了要实施尽量排斥他国分享殖民地贸易那一种遭人恶感的害人计划，英国不仅放弃了它和一切其他国家原本可以从这样的贸易中获取的部分绝对优势，而且让它自己差不多在一切其他贸易部门形成一种绝对的劣势和一种相对的劣势。

在英国依据航海条例而垄断殖民地贸易时，原本投在这样的贸易上的外国资本没办法不撤出。以前经营该贸易的一部分英国资本，现在要经营整个贸易。以前只要把殖民地所需的部分欧洲产品供给殖民地的英国资本，现在要把殖民地所需的一切欧洲产品供给殖民地。然而英国的资本没办法完完全全满足一切需求，因此由英国资本供给的商品，必定通过极其高的价格在殖民地卖出。不仅如此，原先只购买殖民地部分剩余产品的资本，现在要用来购买一切产品。

这样的资本，绝不可能依照和原价差不了多少的价格，把一切货物买去，所以它所买的物品，又必定是通过非常低廉的价格买来。然而在资本的利用方面，商人通过高价售出，通过低价购入，它的利润必定不薄，大大多于其他贸易部门寻常利润的标准。殖民地贸易利润上的优势，必定把其他贸易部门部分的资本吸引过来。资本这样的转移，必定渐渐增加殖民地贸易中资本的竞争，因此而渐渐减少其他贸易部门中资本的竞争；必定渐渐降低前者的利润，因此而必定渐渐提高后者的利润，让所有的利润，不同于或者超出原本的水平。

这双重的结果，也就是说，把一切其他贸易的资本吸引过来还有提高一切贸易的利润率，不仅是这样的垄断权初设时所产生的效果，而且是有这样的垄断权以来所继续产生的结果。

第一，这样的垄断权，连续把其他的贸易领域里的资本吸引到殖民地贸易中来。

自航海条例制定以来，英国财富尽管增加了很多，然而它增加的比例比不过殖民地的比例。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自然按它的财富增加的比例而增加，它剩余产品又自然按它一切产品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英国吞并了差不多所有的殖民地对外贸易，然而它的资本，却没办法依照殖民地对外贸易的比例增加，所以假如没办法从其他贸易部门连续地吸取一部分原先投在那里的资本，而且吸取比原先投在那里的更大的资本，这个游戏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玩下去了。所以，自从航海条例签订以来，殖民地贸易连续增加，然而其他非常多的对外贸易部门，特别是对欧洲其他各国的贸易，却连续萎缩。

我国以外销为目的的制造品，不像航海法没有签订以前那样，适宜于靠近的欧洲市场，或适宜于较远的地中海周边各国的市场，然而却有较大多数适宜于更远的殖民地市场。换句话说，尤其不适宜于有很多竞争者的市场，而适宜于享有垄断权的市场。德克尔爵士与其他作者，研究了其他国家外贸部门衰落的原因，说是赋税过重、课税方法不当、劳动价格昂贵、奢侈增加等，殖民地贸易的过度膨大，可以说是所有的原因。英国的商业，资本尽管很大，然而不是无限的；自航海条例签订以来，英国资本大大增加，然而没有能够和殖民地贸易以同一的比例增加；所以假如没办法从其他贸易部门连续地吸取一部分资本，其他贸易部门不衰落，那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继续经营这样的贸易。

应该指出的是，不仅在航海条例让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地位得到巩固以前，而且在殖民地贸易尚没有形成规模以前，英国就已经是个非常大的贸易国，它的商业资本已经非常大，而且，每天都在增加。在克伦威尔当政时期，在对荷兰的战争中，它的海军比荷兰海军强大。

在查理二世即位之初爆发的战争中，英国海军的实力至少与荷法两国海军联合起来的实力同等，也许还要强大。这样的海军力量优势，就像现在我们都还没有超过的，至少在荷兰海军假如能够和它现在商业规模保持同样的比例的情况下是这样的。然而在这两次战争中，这支强大的海军力量的产生，还没办法归功于航海条例。第一次战争中，这个条例还只是刚刚拟订；第二次战争爆发以前，这个条例虽已经制定完成，然而执行时间不长，还不可能产生非常大的效果，条例中建立殖民地垄断贸易的部分，效果就更小。和今日比较，那时的殖民地与殖民地贸易，都是无足轻重的。牙买加岛还是一个不适宜居住的荒岛，没有什么居民，更谈不上什么耕作。

纽约和新泽西被荷兰占领；圣克里斯托弗有一半被法国所占领。安提瓜岛、宾夕法尼亚、乔治亚、南北卡罗来纳、诺瓦斯科夏还没有殖民，马里兰、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已经殖民，它们虽然是非常繁荣的殖民地，然而在当时，欧洲或美洲也许有一个人可以料到，那里的财富、人口和改良后来会发展如此迅速。在英国各殖民地中，当时的情形和今日情形相类似的只有巴巴多斯岛一个。

殖民地贸易，也就是航海条例签订后一段时间内，英国仅占有这样的贸易的一部分（由于航海条例在制定几年以后，才被严格执行），绝不是由于英国当时贸易繁荣的原因，也不是由于海军力量强大的原因。当时支持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的贸易，是欧洲与地中海沿岸各国的贸易。然而英国今日所享有的这样的贸易，在当时恐怕还不足以支持这样强大的海军力量。假如殖民地日益增长的贸易，任由一切国家自由经营，那么英国所占有的部分，可能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归于英国——必定是它原本拥有的贸易的附加部分。垄断导致的结果是，殖民地贸易增加了，然而与其说增加了它原本垄断的贸易，还不如说引起了贸易方向完完全全的改变。

第二，这样的垄断权必定会提高英国各种贸易部门的利润率，让它多于一切国家都可自由和英属殖民地通商时的自然利润率。

因为殖民地贸易被垄断，必定会有大多数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殖民地贸易，所以，对一切外国资本的排斥必定减少投在这样的贸易上的资本总量，让他少于自由贸易下很容易会有的资本量。然而因为垄断会减少该贸易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所以必定会提高该贸易部门的利润率。因为它减少了一切其他贸易部门和英国资本的竞争，所以必定提高一切其他贸易部门的利润率。自航海条例签订以来，英国商业资本，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状况和范围，无论是怎样，在这种状况延续的期间，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必定提高英国寻常利润率，让英国这一贸易部门与一切其他贸易部门的利润率超过没有这样的垄断的场合。假如英国寻常利润率从航海条例签订以来，已大大下降——确实已大大下降——那么，要是没有这个条例所建立的垄断权促使它提高，它就必定会降得更低。

然而，让一个国家违反自然趋势来提高它寻常利润率的因素，必定也会给它的各种无垄断权的贸易一定程度上带来绝对的和相对的不利。

让它蒙受绝对的不利，因为在这样的贸易部门，它的商人假如不以比原本更高的价格售卖外国输入品与自己国家输出品，就没办法获取这较大的利润。它们的国家一定要贵买贵卖，一定要少买少卖，然而它的享受和生产必定比它原本所可以享受和生产的少。

这就让它处在一种相对的劣势，因为在这些贸易部门当中，那些还未处在绝对劣势的其他国家，将会变得比它更强或者缩短与它之间的距离。因此，其他的国家，可以依照它们消费和生产的比例享受更多，同时生产更多。也就是说，它们能够继续扩大它们的优势，或减小它们的劣势。因为提高了它的产品的价格，其他国家的商人，可以在国外市场上以比它更低廉的价格卖出，所以在它没有垄断权的那一些贸易部门的商品，在国外的市场上给挤了出去。

我国商人经常埋怨，英国的劳动工资给得太高，这让他们的制造品在外国市场上只能通过便宜价格卖出。然而关于丰厚的资本利润，他们却闭口不谈。他们经常埋怨他人得到利益太多，却从来不谈自己的利润。英国得到丰厚的资本利润，在提高英国制造品价格上和英国的高工资起到了与此同样的作用，在有些时候，前者的作用还多于后者。

我们能够这样来说：英国一部分资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从没有垄断权的贸易部门，特别是欧洲贸易和地中海沿岸各国的贸易中，被抽了出去或者被挤了出去。殖民地贸易持续增大，人们一年一年总是感到经营殖民地贸易的资金不足，所以殖民地贸易得到的高利润，把这些贸易部门的一部分资金吸引了过去。英国建立的这样的高利润率使其他各国，在英国不享有垄断权的贸易部门中，拥有优势。这样的优势，把英国的资本从这些贸易部门给挤了出去。

殖民地实行贸易的垄断，把一部分原本要投在其他贸易部门的英国资本吸引了过去，把那些从殖民地贸易中被挤出来的部分；那些原本不可能投在这些部门的外国资本吸引到这些部门。于是英国资本在这些贸易部门的竞争减少了，因而让英国的利润增高，多于应有水平。与此相反，外国资本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因而让外国的利润率低于平时。这两种作用，明显让英国在其他贸易部门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

也许有人这样说，殖民地贸易对英国比对任何其他国家有利，然而垄断迫使他的更大比例的资本投入这样的贸易，从而让这样的资本的应用对英国有更多利益。

对于资本所属的国家来说，最有利的资本用途就是在该国维持尽可能多的生产力，把该国的土地和劳动的产量提高到最大限度。本书第二卷曾经指出，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所可以维持的自己国家生产性劳动量，和它往返的次数形成比例。举例来说，一千镑资本，投在一年时常往返一次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中，等于一千镑每一年所可以维持的自己国家生产性劳动量。假如一年往返两次或三次，那么所可以持续雇佣的自己国家的生产性劳动量，相当于每一年两千到三千磅的自己国家的生产性劳动量。所以，通常地说，对邻国进行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比对遥远国家进行的这样的贸易有更多利益。因为同一理由，通常来说，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比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更容易获利，这一点我们也在第二卷中指出。

然而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性，就它对英国资本用途产生的影响来说，却在所有的时间强迫部分资本从和邻国的消费品对外贸易，流入和遥远国家的消费品对外贸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强迫部分资本从直接的消费品对外贸易中流入到间接的消费品对外贸易。

第一，在所有的时间，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性，迫使部分英国资本，从和邻国的消费品对外贸易流入和遥远国家的消费品对外贸易。

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性，在所有时候，都强迫部分资本，从欧洲贸易与地中海沿岸各国的贸易转入到更远的美洲贸易与西印度贸易。美洲贸易与西印度贸易，不仅由于距离较远，往返的次数较少，而且，因为这些地方情况特殊，我们提到过，新殖民地总是感到资本不足。

新殖民地的资本，总是满足不了用来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资本，然而在这方面的投入回报非常可观。所以，它们总是持续需要自己资本之外的资本。为弥补自己的不足，它们尽可能设法向母国借债，所以它们对于母国总是负有债务。然而殖民地人民借款的最常见的方法，不是立据向母国富人借贷（尽管他们有时也这样来做），却是尽可能拖欠来往商人的货款，也就是说，通过欧洲货物供给它们的商人的款项。它们每一年的还款，往往只达欠款的三分之一，有时还不到三分之一。因此，它们的来往商人，垫付给它们的一切资本，很少能够在三年内归还英国，有时甚至还要拖到四年至五年。然而，假如五年才往返一次的一千镑英国资本，它可以时常雇佣的英国劳动量也只相当于一年往返一次的一千镑英国资本的五分之一。这样一来，这一千镑资本一年内所可以持续雇佣的劳动量，仅等于二百镑资本一年内所可以持续雇佣的劳动量了。

美洲移民，通过高价购买欧洲的货物，通过高利息购买远期的期票，通过高佣金调换短期的期票，尽管能够弥补它的往来商人因延期付款而蒙受的损失，甚至能够弥补该损失而有余，然而这只可以通过弥补他的往来商人的损失，没法弥补英国的损失。在往返相距非常远的贸易中，商人的利润可能和在往返期间相距非常近，不仅和这样往返次数非常多的贸易中一样大，甚至会更大；然而它居住国的利益，它居住国所可以持续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它居住国的土地和劳动地年产物总量，却必定因此而少得多。和欧洲贸易相比较，甚至和地中海沿岸各国贸易相比较，美洲贸易的往返时间会更长一些，不仅这样，在更不确定、更不规范上，西印度贸易尤甚；我想凡在这些贸易部门稍有经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

第二，在很多情况下，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强迫部分英国资本，从直接的消费品对外贸易转入到间接的消费品对外贸易。

那些被英国垄断而没办法运送到其他任何国家去的列举商品，有几种商品的数量大大多于英国自身的消费需求，所以没办法不把其中一部分转运到其他国家。然而，要是这样做，就必须得把一部分英国资本投入到间接的消费品对外贸易当中，否则就没办法办到。举例来说，马里兰和弗吉尼亚每一年运往英国的烟草，在九万六千桶以上，然而英国的消费量，据了解却不多于一万四千桶。因此，八万两千桶以上的烟草，一定要转运到法国、荷兰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的国家。那么用来贩运八万两千桶烟草到英国，再把它转运到其他国家，而且从其他国家换回货物或货币的那部分英国资本，就是用来投在间接的消费品对外贸易上。假如要把剩余的烟草脱手，这部分资本就一定要这么用。假如计算这些资本，要多少年才可以全部回到英国，我们一定要在和美洲贸易的往返期上，再加上和其他各国贸易的往返期。

假如我国投在和美洲的直接消费品对外贸易上的资本，没有三年或四年没办法回到英国，那么投在该间接消费品对外贸易上的一切资本，没有四年到五年是不可能收回来的。和一年往返一次的资本比较，假如前者能够持续雇佣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自己国家劳动量，那么后者就只可通过持续雇佣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自己国家劳动量了。在有些输出港，从事进口烟草的外商，往往可以赊欠。在伦敦港，大多数时候通过现钱售卖。这里的规矩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所以，在伦敦港，一切间接贸易的最终往返期，比美洲贸易的往返期，多了堆栈待售的时间；然而这些在这里有时要放非常长的时间。倘若殖民地烟草不只是售给英国市场，输入我国的烟草，也许不可能超过我国国内所需之数。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现在把大量剩余烟草转售到其他国家，然后再购回供自己国家消费的物品，也许原本我们能够直接用自己国家的产品或国内部分制造品来购买这些供自己国家消费的物品。我国的产品还有制造品，也许不再只是适宜一个大市场，而是适宜非常多这样的小市场。

英国也许不是在经营一个庞大的间接消费品对外贸易，而是经营非常多小的直接消费品对外贸易。因为往返频繁，只需现在经营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直接消费品对外贸易的资本的一部分，可能只需一小部分。也就是说，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就够经营非常多笔小额的直接消费品对外贸易，就可持续雇佣同样多的英国劳动，就此同样维持英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这样一来，这种贸易的每一方面，就需要少得多的资本，就有大量的剩余资本，可用于其他用途，如用来改良土地、增加制造业、扩大贸易范围，至少也能够在此外的领域和其他的英国资本竞争，从而降低一切资本的利润率，让英国在各个方面拥有优势，而且多于它现有的优势。

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性也强迫一部分英国资本，从消费品对外贸易转入到转口贸易，因而让部分原本用来维持英国产业的资本，被用来维持殖民地的产业发展，用来维持其他各国的产业。

举例来说，每一年用那八十二桶剩余烟草先转售给其他国家，然后再购回货物，这些购回来的货物不完完全全在英国消费，而是再转售出去。之中，有一部分，举例来说从德意志和荷兰购回的麻布，一定要运到殖民地去，供它们消费。然而，那一部分英国资本，也就是用以购买烟草而通过烟草交换麻布的那部分英国资本，必然没办法用来维持英国的产业；而是被抽出去，一部分用来维持殖民地的产业，一部分用来维持那些用自己国家产品购买这样的烟草的国家的产业。

除此之外，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性，迫使超出常规比例的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转入到这样的贸易，这仿佛完完全全破坏了英国各产业部门间的常态平衡。英国产业没必要再去适应数量众多的小市场的需求，而是一味满足那一个大市场的需求。英国的贸易，不是在非常多小商业渠道运行，而是被引到一个大的渠道中。这样一来，它的整个工商系统，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安全；它的政治组织的状态，也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健康。英国当今的状态，有些像一个不健全的肌体，这其中，有些重要生理器官长得过大，以致容易诱发非常多危险的疾病，然而这些毛病在那些各部分发展比较均衡的肌体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为地让一根大血管过分膨胀，而且强迫比例超常的产业和商业在该血管中循环，假如血管出现小小的血栓，就会造成政治组织全面的最危险的混乱和瘫痪。

英国人民对于母国和殖民地决裂的恐惧，多于他们对西班牙无敌舰队或是法国侵袭的恐惧。这样的恐惧，不管有没有根据，却让很多人，至少让各种商人都觉得把印花税法废除掉是一个极其受欢迎的举措。只要殖民地市场继续排斥英国商品，哪怕该政策只持续几年，那么我们的商人就会觉得，他们的贸易全垮掉了；制造商就会觉得，他们的事业全给毁了；工人就会觉得他们的工作全泡汤了。和大陆上我们任意一个邻国绝交，尽管也会给这些阶层的人民造成一定业务上的中断，然而不可能引起那么广泛的骚动。假如小血管内血液循环不畅，血液非常容易流到大血管，不可能引起任何危险性疾病。然而，任何大血管的血液假如出现阻塞，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痉挛、瘫痪，乃至死亡。假如有一种制造业，因为奖励金或因为国内市场与殖民地市场的垄断，人为地过度膨胀，大于很容易发展的程度，那么只要稍有堵塞或是中断，常常就会惹起骚扰和紊乱，让政府惊骇，使议会狼狈不堪。那么我们不妨想一想，假如我国的主要制造业，突然完完全全停止运营，那又会引起多大的紊乱和骚扰呢？

未来不管什么时候，要想把英国从这样的危险中拯救出来，要让英国能够或者强制它从这样的过于庞大的行业，撤回一部分资本，投在利润比较小的行业中，那么我们就要渐渐缩减对那一个产业部门的投入，而且渐渐加大对其他产业部门的投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一步一步地，把一切产业部门恢复到很容易、健全、合适的比例。这样的比例是完完全全自由的制度一定要建立的，也只有完完全全自由的制度才可以保持这样的比例。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法，似乎就是适度地、渐渐地放宽那些给英国带来殖民地贸易垄断权的法律，一直放宽到有非常大程度的自由为止。

迅速开放殖民地贸易，让一切国家都能够进来经营，那不仅会引起一些暂时性困难，还会给那些已经投入非常大劳动和资本的人，造成巨大的、永久的损失。不说其他的，单说那装运八十二咖桶烟草的船只，突然报废不用，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这就是依照商业体系制度的法规所造成的不幸结果！所有这些法规，给政治组织造成了危险性非常大的紊乱，也常常难以矫正。所以，至于殖民地贸易应该怎样渐渐放开，什么限制应首先撤销，什么限制应最终撤销，完完全全自由和公正的自然法则如何渐渐恢复等问题，我们还是让未来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吧。

一年多以来（从1774年12月1日开始），北美洲十二联邦开始全面抵制英国商品。英国在殖民地贸易中丧失了一块重要的市场，通常人们会觉得，英国人会感到切肤之痛。幸而同时发生了五件从来没有预见，也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让他们没有产生这样的感觉。

（一）这些殖民地，相互约定不再进口英国的商品，而且事先为了做好准备，曾把适宜于它们市场的一切英国商品买尽。

（二）西班牙的船队，为着某些特殊的目的，曾在这一年之内买尽德意志与北欧的众多商品，特别是亚麻布。这些商品，甚至在英国市场上，也常和英国制造品之间形成竞争。

（三）俄罗斯和土耳其媾和，使得土耳其的市场产生了不寻常的需求。因为，在此之前土耳其恰逢国难当头，俄罗斯舰队总是在爱琴海上巡逻，土耳其市场上供应品非常缺乏。

（四）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欧对于英国制造品的需要，一年年增加。

（五）波兰最近刚刚被瓜分完毕，局势开始逐渐平定，这为该大国开拓了一个新的市场，这些在这一年里为英国的一切制造品，除了北欧日益不断增加的需求外，带来了非常大的市场需求量。

这五件事情当中，除了第四件外，其余的按性质来说都是暂时性的，而且带有偶然性。如果不幸，这十二联邦长此持续抵制英国货物，那么英国就会丧失殖民地贸易中重要的一块市场，必然会引起剧痛。然而这样的痛苦，因为来得缓慢，所以不像突然发作的痛苦那么令人难受。同时，英国的劳动和资本，也可以发现新的领域和投向，让这样的痛苦没有那么引人注目。

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性，使超出常规比例的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这样的贸易。英国的资本，开始从邻国的消费品对外贸易中转移到遥远国家的消费品对外贸易当中。在许多情况下，英国的资本，会从直接的消费品国内贸易，渐渐转移到间接的消费品对外贸易。此外，英国的资本，从一切消费品对外贸易转移到转口贸易。总而言之，在任何情况下，英国资本由所雇佣的生产性劳动量较大的领域，转移到所雇佣的生产性劳动量少得多的领域。除此之外，它让那么庞大的英国产业和商业，只适应于一个特殊的市场，这样就使得英国产业和商业的整体状态，比起它的产品适应的是非常多的市场的时候，更加不确定和不安全。

我们一定要仔细分辨殖民地贸易的影响与殖民地贸易垄断的影响。前者总是必定有利的，后者总是必定有害的。然而因为前者是那么有利，所以，即便殖民地贸易被垄断，垄断又是那么有伤害性，就整体然而言，殖民地贸易，仍是有利的，而且大大有利。然而，假若没有垄断，其有利程度要更大。

在自然和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给英国产业的靠近市场，即欧洲市场和地中海沿岸各国市场所无法容纳的那部分产品，开拓了一个尽管非常远却非常大的市场。在自然和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不可能让英国从原本运销靠近各市场的产品中抽出任何部分，却会让殖民地连续运送新的等价物来交换英国的剩余产品，从而鼓励英国连续增加它的剩余产品。在自然和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倾向于增加英国生产性劳动量，却不倾向于改变原本的用途。他会遇到其他国家的竞争，这样就让新市场或新行业里的利润率不可能上调到通常水平之上。新市场，不可能引起过去的市场的任何变动，能够创造（要是能够这样来说的话）一个新产品来供给自己。然而该新产品就会构成一个新资本，来经营这个新行业，新行业同样不可能从过去的行业带走任何东西。

反过来，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因为排斥其他国家的竞争，从而提高了新市场与新行业上的利润率，这样也势必从过去的市场抢产品，从过去的行业抢资本。增大殖民地贸易中我国的份额，是这种垄断公开的目的。假如殖民地贸易中我国所占的份额，不比没有垄断时多，那就没有设立这样的垄断的理由。这种贸易的往返，比大多数其他贸易的往返速度慢，然而时间相隔也较久。要是迫使任何一个国家把超出常规比例的资本违反趋势流入这样的贸易，必定会让那里每一年所维持的生产性劳动的总量、每一年所生产的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物的总量，比原本的要少。这样就让该国居民的收益达不到自然状态下的收益，因此而减弱他们的蓄积力。那不仅在一切时候，它的资本没办法照常雇佣那么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且它的资本也没办法照常增加，这样一来，它就没办法雇佣更大的生产性劳动量。

然而，就英国而言，殖民地贸易的自然良好结果足够抵消垄断所造成的恶劣结果，所以，虽有垄断的害处，就像现在进行的这样的贸易，不仅有利，而且大大有利。由殖民地贸易所开拓的新市场和新行业，比因为垄断而损失的那一部分过去的市场和过去的行业大得多。由殖民地贸易而创造（假如可这样说）的新产业和新资本，在英国所可以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比因为资本往返次数较多的贸易部门突然撤回而失去的生产性劳动量多得多。然而，要是就像今日进行的那种殖民地贸易，对英国还有利，那不是因为垄断，而是因为垄断之外的其他原因。

殖民地贸易所开拓的新市场，与其说是欧洲原生产物的新市场，倒不如说是欧洲制造品的新市场。农业是一切新殖民地的最适宜开发的业务；因为它的土地低廉，所以和其他业务相比，农业显得更有优势。所以，殖民地有丰富的土地原生产物，它们不但不需要输入土地原生产物，而且大多数时候有大量的剩余农产品能够输出。新殖民地常常从其他职业吸引工人，或阻止工人流入任何其他职业。留给必需品制造业的工人已经为数不多，而装饰品制造业需要雇佣的工人简直没办法找到。所以，对于这两种制造品的业主，他们都觉得，他亲自制造没有向他国购买更合算。殖民地贸易对于欧洲农业的鼓励，主要是间接的。也就是说，首先鼓励欧洲制造业，然后间接鼓励农业。殖民地贸易所维持的欧洲制造业，是欧洲土地生产物的一个新市场。我们提到过，最有优势的市场也就谷物和牲畜、面包和家畜肉的国内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美洲贸易而大大扩大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先例，充分地证明富庶殖民地贸易的垄断，而且没法让任何国家建立制造业，甚至无法维持制造业。西葡两国，在没有任何大殖民地时，就是工业国了。然而自它们拥有世界上最富最肥沃的殖民地以来，便都不是工业国了。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垄断的恶劣影响，加上其他因素，可能差不多把殖民地贸易的良好影响抵消殆尽了。这些其他因素大约包括：其他各种垄断；金银价值比其他大多数国家低；对输出品征收不恰当的税，以致没办法参加外国市场的竞争，对国内各地间货物的运输，通过征收不恰当的税，以致缩小了国内市场；举足轻重的是司法制度的不规矩和不公平，经常保护有钱有势的债务人，让他可以避免受害的债权人的追索，而且让国内劳动阶级不敢制造货物来供给这班有权有势的人的消费。因为，对于这班人，他们不敢拒绝赊卖，然而欠款能否归还又没有把握。

反过来，在英国，殖民地贸易有良好影响，加上其他原因，曾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垄断的恶劣影响。这些其他原因大概有：贸易的通常自由，那里尽管有必定的限制，然而和任何其他国家相比，至少有同等的自由，可能有更大的自由；输出自由，自己国家产业的产物，差不多不管什么种类，不管输送到什么国家，都可以无税输出；更重要的是自己国家产业的产物，由自己国家此地运至彼地，不需报告任何官厅，不需受任何盘问检查。换句话说，享受毫无限制的自由；举足轻重的是平等而公平的司法制度使最底层英国人的权利，受到最高层英国人的尊重，让每个人可以保住各自的劳动果实，这样就对各种产业，给予了最大而且最有力的鼓励。

然而，英国制造业因为殖民地贸易而有所进步（事实上确曾这样），那不是靠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而是靠垄断之外的其他途径。垄断的结果，不是增加英国制造品的产量，而是改变部分英国制造品的性质和形式，让他很容易违反趋势，不再适宜往返频繁而期间相隔又非常短暂的市场，适宜往返迟缓而期间相隔又非常久的市场。所以，它的结果就是改变一部分英国资本的用途，大大减少这部分资本所可以维持的制造业的数量，所以不但没有增加英国制造业的总量，反而让它减少了。

所以，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就像商业体系和其他卑劣有害的政策一样，阻抑了其他一切国家的产业的发展，然而主要是殖民地的产业不但没有一点增加，反而减少为自己国家利益而设立的产业。

不管母国在特定期间有多少资本，这样的垄断必定会妨碍它的资本，让它没办法维持原本能够维持的那么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且让它没办法给劳动大众带来原本能够带来的那么多的收益。因为资本只可通过由节省收益而增加，所以妨碍资本让其没办法带来原本能够带来的那么多的收益的垄断，就必定妨碍资本，让它没办法按原本能够增加的速度增长起来，因此而无法维持更大的生产性劳动量，没办法给国内劳动大众带来更多的收益。一个非常大的收益源泉，也就劳动的工资，因为有了这样的垄断，必定在各个时候，都不像没有垄断的时候那么富足。

垄断提高了商业的利润率，却妨碍了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润，取决于土地实际生产量和投入资本后土地生产量之差。假如该差额可以带来的利润，比同样多资本可以从商业获取的利润大，那么土地改良事业，就会从各种商业渠道把资本吸引出去。假如所带来的利润，小于商业利润，商业就会把土地改良的资本吸引过去。所以，凡是提高商业利润率的措施，都会让土地改良的利润率减低，或让它较低的利润率降得更低。在前一种情况下，让资本没办法流入土地改良的用途；在后一种情况下，把资本从该用途吸引出来。垄断妨碍土地的改良，势必延迟另一个大的收益原始源泉——土地的地租很容易增加。除此之外，垄断提高利润率，势必提高市场利息率，让它达到不应有的水平。然而和地租成比例的土地的价格，也就大多数时候按若干年地租计算的买价，必定随着利息率的上调而下降，必定随着利息率的下降而上调。这样而来，垄断在通过这两个方面妨害了地主的利益，也就是说，减慢地租的很容易增加，而且减慢和地租成比例的土地价格的很容易增加。

垄断确实能够提高商业利润率，因而能稍稍增加我国商人的利润。然而因为它妨碍资本的很容易增长，所以不可能增加国内人民从资本利润率所得收益的总额，只会减少这个总额。大资本的小利润，大多数时候比小资本的大利润给国家带来的收益更大。垄断提高了利润率，却让利润总额没办法增长到在没有垄断的时候应该达到的高度。

垄断让一切收益的原始源泉，也就劳动的工资、土地的地租和资本的利润，大大少于没有垄断的时候。为了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小阶层的利益，垄断妨害了这个国家所有其他阶层的利益和所有其他国家所有人的利益。

只有通过提高寻常利润率，垄断才可以证明或者能够证明对某一个阶层有利。然而，通常来说，高利润率对于国家所必定产生的各种坏影响，除上面所说的外，还有一种更坏的影响；依照经验，这样的坏影响和高利润率是分不开的，然而它的有害作用，可能比上面所说的各种坏影响合起来的作用还要大。高利润率，随便在什么地方，都会破坏商人在其他情况下很容易会形成的节俭习惯。在利润非常高时，俭朴这样的美德仿佛是多余的；然而穷奢极侈，仿佛更适宜于宽裕的境遇。大商业资本家，必定是全国实业界的领袖和指导者。他们的榜样对国内一切劳动民众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比任何其他阶层的影响大得多。如果雇主小心谨慎、勤俭节约，工人也都会效仿；如果主人放荡不羁、乱七八糟，那么雇工也会按照主人的榜样去工作，也会按主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样一来，原本最善于积蓄的人，都不可能在手上有所积蓄了；这些原本最可能让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增加的人们，也不可能用自己的收益来增加这样的基金。国家的资本不增加反而减少。国内所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正在一天一天减少。加里斯和里斯本商人超乎不寻常的利润，是不是增加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资本？他们真的减轻了这两个乞丐般的国家的贫穷吗？真的促进了这两个国家的产业的发展吗？这两个商业都市的商人的费用是如此之大，以致超乎寻常的利润不仅没有增加国家的整体资本，甚至不足以保持原有的资本。可以说，外国资本每天不断地都在闯进加里斯和里斯本的贸易中去。

为了要把外国资本从自己资本日益不足经营的贸易中驱逐出去，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才一天甚似一天地加强这样的荒谬的垄断权。试比较一下加里斯与里斯本的商人习俗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习俗的不同，你就会感到，受高利润影响的商人行为和性格与受低利润影响的商人行为和性格的差别。伦敦的商人，虽不像加里斯和里斯本的商人那样，变成堂堂贵族，然而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比较，也不是那么谨慎、勤俭的。据了解，非常多伦敦商人，比大多数加里斯和里斯本商人要富有，尽管比不上大多数阿姆斯特丹商人。伦敦的利润率，和前者比较，要低得多；和后者比较，却要高得多。俗语说，“来得容易，去得也快”。随便在什么地方，消费的通常情况，与其说受到真正消费能力的调节，倒不如说受到赚钱的难易程度的调节。

这样看来，垄断给某个阶层带来的非常利益，在很多方面损害了国家的广泛利益。

只是为了要培育一个顾客群而建立一个大帝国的计划，乍看起来，仿佛只是适宜于做买卖商人的国家。然而事实上，那种计划，对于大部分做买卖商人的国家，是全不相宜的，却适宜于政府受到做买卖商人调节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家，也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才会觉得，用同胞的血汗和财宝来建设而且维持这样一个帝国是有很大利益的。

你对一位商店老板说，如果你卖给我一块地皮，我就会经常在你铺子里购买衣物，尽管你铺子里的卖价比别家的铺子昂贵。他不见得会非常踊跃地接受你的提议。然而假如此外一个人卖给你这样一块地皮，而且吩咐你要到那位商人铺子里购买你所需的一切衣物，这个商人对他便会非常感激。

有些英国人在国内没法安居，英国给他们在远地购买了很大一块地皮。诚然，地皮的价格非常低，不是今天的普通价格，也就是说，三十年年租，只等于用于发现、勘探海岸和夺取土地的设备费用。然而这里的土地非常肥沃而且非常辽阔，耕作者有大量土地能够耕作，还能够自由随意地在任何地方售卖他的产品，所以不到三四十年（1620—1660年），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富庶繁荣的民族。因此，英国的小买卖商人与其他各种商人，都想长期垄断这些人的光顾。

他们不敢说，他们原本用一部分货币购买土地，然后又用一部分货币来改良这些土地。他们只会向国会请愿，美洲殖民地人民将来只许到他们的店铺买卖：（一）殖民地人民所需的一切欧洲产品，都得到他们的店铺购买；（二）殖民地人民要把他们觉得适于购买的那些殖民地产品，全数卖给他们的商店。而且他们不觉得一切产物都适于购买，因为其中有一部分输入英国可能妨碍他们在国内经营的某些商业部门。这部分产品，他们很容易希望移民们尽量运到其他地方，愈远愈好；也就是说，他们提议，把这些产品的销售市场限定在菲尼斯特海角以南各国。这样的真正小买卖商人的提议，在著名的航海条例中成为一条正式条款。

英国统治殖民地的最主要目的，或更确切地说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垄断。殖民地从来没有带来任何收益，来维持母国的内政，亦从来没有带来任何兵力，来维持母国的国防；它的主要利益，据了解就是这样的垄断的贸易。这种垄断，也就是这种殖民地隶属我国的主要标志，也是我国从这种隶属所得的唯一果实。

英国一向用来维持这种隶属关系的费用，事实上都是用来维持这种垄断。在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类骚扰事件开始之前，殖民地一直按平时编制的通常军费，相当于二十个步兵团的给养，炮兵队与军需品的费用，和他们所需不寻常的食品，还有为警戒线无限长的北美海岸与西印度海岸，而且防范其他各国秘密出入船只，需连续维持的非常庞大的海军力量的费用。平时整个编制的军费，变成了英国的一个负担，然而同时也只不过是殖民地统治所费于母国的非常小的部分。假如我们要明白费用的全数，我们一定要在平时编制每一年军事费用之外，加上英国在各个时期为了防卫殖民地所花费的款项的利息。特别是加上上次战争的一切费用和这次战争以前的那次战争的费用中的大多数。上次战争纯粹是殖民地战争，他的一切费用，不管用在什么地方，如用在德意志，或用在东印度，都应该算在殖民地的账上。总数在九万镑以上，它不仅包含新债，还要包含每磅附加一先令的地税，还有每一年动用的减债基金。

1739年开始的西班牙战争，主要就是殖民地战争。它的主要目的，是在海上搜查并且阻止殖民地和西班牙本土秘密通商的船舶。该项开支的一切费用，事实上等于维持垄断的奖励金。它公开的目的，虽然是为奖励英国制造业、发展英国商业，然而它的实际结果，却是提高商业利润率，让我国商人可以通过超出常规比例的资本，转投到往返较为迟缓而且相隔时间较长的贸易部门。假如奖励金能够让这两种事件不再发生，那可能真值得发给这样的一种奖励金。

所以，在现在的经营管理条件下，英国在殖民地统治中会得不偿失。建议英国主动放弃它对殖民地的一切统治权，让他们自己选举地方长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决定对外媾和宣战，就等于提出一个从来没有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也永远不可能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采纳的议案。

没有一个国家会愿意自动放弃任何地方的统治权，不管这个地方是多么难以统治，不管它所带来的收益和他的花费相比是怎样微小。这样的放弃尽管常常符合一个国家的利益，然而总是会损害该国的威信。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放弃，常常不符合它的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因为它们对于很多有责任有利润的位置的处置权，将要从此被剥夺；它们那众多获取财富和荣誉的机会，也会从此被剥夺。占据最动乱不安并且对人民最不利的地方，常可以获取这样的处置权和机会。所以，即便是最想入非非的人，也不可能真的希望这样的建议可以被人采纳。

然而如果真的被采纳，那么英国不仅可以很快摆脱掉殖民地平时每一年所有的军事费用，还可以和殖民地签订商约，让英国能够有效地保证自由贸易，那和它今天所享受到的垄断权相比，尽管对商人不怎么有利，然而对人民大众必定有更多利益。这样而来，殖民地和母国，就好像朋友的分离，因为近来的不和而受到损伤的殖民地对母国的感情，就会迅速地恢复。他们不仅会长此以往地尊重和我们分离时所订的商约，还会在战争上、贸易上无条件支持我们，不再捣乱的人民，将会成为我们最亲切、最忠实、最宽宏的同盟。古希腊殖民地和它所从属的母市，一方面有一种父母之爱，一方面有一种孝敬之心。我想，我们假如那样办，英国和它的殖民地间与此相同的感情，也会恢复起来。

一个省份，要有利于它所属的帝国，那么在平时对国家所带来的收益，不仅要足够支付它所在地编制的一切军费，还要按比例提供收益来维持帝国的政府。任何一个省份，对于帝国政府的经费的增加，都一定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贡献。如果有任何个别省份，不按比例承担这样的费用，那么帝国一部分省份的负担，便显得不均。除此之外，由此类推，对全帝国非常收益的负担，亦应就像时常收益一样，保持在同一的比例。英国从殖民地获取的时常收益和非常收益，对于英帝国的一切收益，从来没有保持这个比例，那是大家都会承认的。

据了解，垄断增加了英国人民的私人收益，因而提高了他们的纳税能力，就补偿了殖民地公共收益的不足。然而，我曾提到过，这样的垄断，虽然对殖民地是一项极为苛重的赋税，尽管可增加英国特定阶层人民的收益，却不会提高人民大众的纳税能力。收益因垄断而增加了的人，是一个比较特殊阶层，要他们超出其他阶层应纳的比例完税，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极其严重的失策，关于这一点我会在第五卷给予说明。所以，从这个特殊阶层，我们不可能获取特殊的收益。

殖民地可由其议会征收税，也可由英国议会决定征收税。

殖民地的议会，通过管理可以向当地人民征收足够的公共收益，以维持各个时期的本地民政和军政，又按恰当比例负担英帝国政府的经费，这样的想法仿佛不大现实。哪怕是直接受到君主监督的英国国会，也是经过了一个非常长的时期，才被置于这样的管理制度之下；或者说才使它带来足够的税收，以维持自己国家军民两政。君主只因为曾以军政民政官大多数职权与调节该官职的大多数职权，分给国会中个别议员，才获取了对英国议会的这样的控制。

殖民地议会离君主非常远，数量众多，分散各处，组织形式又各不相同，所以，也就是说，君主即便拥有与此相同的控制手段，也非常难控制，况且他还没有这样的手段。他绝对没办法把英帝国政府的职位大多数或调节此职位的权力的大多数，分给殖民地议会的主要成员，让他们甘冒不韪，向选民征收税，以此来维持英帝国政府，这样一来英帝国政府的薪俸，差不多都要分配给他们不相识的人。除此之外，英国政府不了解议会中各个代表的相对重要性，所以在管理他们的时候，难免不时常做些得罪人的事或者鲁莽的事情。在试图做这样的控制时，难免会触犯他们，难免犯罪，所以这样的管理方法，对殖民地议会完全不适用。

不仅这样，殖民地议会对于整个帝国的国防开支还有维持费用，不可能作出恰当的判断。这些事务，还没有委托给殖民地议会思考，这不是他们管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得到信息的常规手段。省议会，就像教区委员会一样，对他所属地域的事务，能够作出恰当的判断。然而对于整个帝国的事务，他们却没有方法作出恰当的判断。甚至连关于本省在全国应占什么比例，还有本省和他省相比，重要和富裕程度如何，它们也没法作出恰当的判断，因为其他各省，不应该受到该省区议会的监督和指挥。整个帝国的国防和维持费用所需要的数目，每省所应该负担的比例是多少，只有监督和指挥全帝国事务的议会中的每个人，才可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因此，有人建议，向殖民地征收赋税应该由英帝国议会决定，也就是说，各殖民地应纳的数额，省议会按照具体情况，决定它觉得最适宜的征收方法。这样一来，关于全帝国的事务，由监督和指挥全国事务的议会决定，然而各殖民地当地的事务，能够由其议会决定。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殖民地不派代表出席英国议会，我们依照经验判断，国会的征收不至于这么不合理。对于不派代表出席国会的帝国所属各地，英国议会从来没有向它们施加过重的负担的这样的做法。根西与泽西二岛，虽没有通过任何手段抵抗国会权威，却比其他省份缴纳更少的赋税。

国会在行使其想象中的向殖民地征收税的权力（不管有无道理），然而迄今为止殖民地人民纳税的比例，甚至都没有达到他们国内同胞应纳的正当比例。除此之外，殖民地纳税，假如要随着土地税的增减而增减，那么议会一定要同时对其选民征收税，才可以对殖民地征收税，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说殖民地事实上在国会享有代表权。

各省不按同一方法同一标准征收税——假如我能够这样说——然而由君主决定各省应纳数额，一部分省份由君主决定征收方法，另一部分省份却由省议会决定征收方法，这在其他的帝国，不乏先例。法国就有些省份，国王不仅决定纳税额，还决定征收方法。然而对另一部分省份，他只是决定数额，然后省议会决定征收方法。依照征收赋税计划，英国国会对于殖民地会议的态度就和法国国王对他有权自治的态度非常相像，人们觉得法国这些省份都管理得非常好。

依照这个计划，尽管殖民地人民没有理由去担忧了，但他们对国家的负担，会多于他们国内同胞的负担所承担的比例，会多于恰当的比例，然而英国却有理由担忧，殖民地对国家的负担不可能达到这个比例。法国对于有权组织议会的那些省份的统治权已经十分巩固，然而英国在过去若干时期内，却没有确立与此同样的统治地位。殖民地议会，如果不是很乐意（除非巧妙地加以控制，那么他们是不大可能很乐意的），仍有很多借口来逃避或拒绝国会最合理的征收。

假如说，一次对法战争爆发了，一定要在很短时间内征收一千万英镑，来保卫帝国本土。这个款项，一定要由国会通过某项基金为担保，进行借贷，而且支付利息。该基金的一部分，国会提议在英国国内征收税，那么另一部分向美洲和西印度各殖民地议会征收。殖民地远离战场，有时会觉得这事和自己无多大关系。该基金的募集，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殖民地议会的情绪，那么人民肯不肯在很短时间内，依照这个基金的担保，来缴纳款项呢？缴纳的款项很可能不会多于所征收的款项数额。

这样一来，战时所借债务的一切负担，就会像过去一样，总是由大不列颠独自承担，换句话说，由帝国的某部分，而不是整个帝国承担。自有世界以来，可能只有英国这样一个国家，开疆辟土，只增加他的费用，而不增加他的资源。其他国家，大都把帝国防卫费用，在自己的属地征收，从而减轻自己的负担。英国差不多总是全部承担该费用，从而解除属地的负担。要让大不列颠和它处在平等的地位，尽管法律上它们是从属关系，国会在征收赋税计划上，似乎一定要有手段，让它的征收很快就生效，才不至于为殖民地议会所逃避、所拒绝。至于这样的手段是什么，却不是轻易想得出来的，还是个未曾阐明的问题。

假如英国议会，在没有得到殖民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就可以对殖民地征收税，那么这些殖民地的议会的重要地位，将会不复存在，英属美洲领导人物所处的重要地位，也势必会随之完结。人们之所以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是因为这样做能够获取重要地位。自由政府组织可以多么安定、可以持续多久，就看这个国家大多数的领导人（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可以如何保持或捍卫他的重要地位了。所以，国内派别的活动和野心活动，就在于这样的领袖人物连续地互相攻击别人的重要地位，并且保卫各自的重要地位。美洲的领导层，就像一切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觉得或者是想象，假如他们的议会——他们把它叫做国会，觉得它的权力和英国国会同等——大权旁落，他们就会成为英国国会的低声下气的臣仆或是执行官，他们的重要地位将会丧失。所以，他们拒绝议会征收赋税的建议，就像雄心勃勃、意气昂扬的人一样，宁愿通过剑拔弩张来保卫自己的重要地位。

当罗马共和国一天天衰落的时候，肩负帝国防御和扩张的重任的罗马同盟国，都要求享有和罗马市民同等的特权。当它们受到共和国的拒绝时，内战就爆发了。在这次战争中，罗马把这些种特权，一一地赐予大多数同盟国，当然特权的多少取决于它们和母国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目前，英国的国会主张对殖民地征收赋税，殖民地却拒绝服从，因为他们不曾派代表出席国会。假如对要脱离联盟的各殖民地，英国都答应按它们所纳国税的比例，选举代表，而且，因为它们纳了税，允许它们进行自由贸易，把它们和自己国家同胞同等对待——它代表的人数，随着它纳税额的增加而增加——那么各殖民地的领导人物，就有了一种可以夺取重要地位的新方法，一个新的更吸引人的野心勃勃的目标了。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希望，从英国政治界国家彩票得到大奖，因为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对于自己的才能与幸运抱有妄想，不可能满足从殖民地这里得到小奖。明显地，这样的方法，最可以保持住美洲领导人物的重要地位，从而满足他们的野心。除了用这样的方法或其他方法，他们不一定会自动服从我们。

我们应该明白，如果通过流血的方法，来强迫他们服从，那么所流出来的每一滴血，都是我们自己国民的血，或者是愿意做我们国民的人的血。有些人认为，时机一到，极易通过武力征服殖民地，那实在是非常愚蠢的。现今主持所谓的联合殖民地议会的人，自己感到一种欧洲最高级别公民所不能感受到的重要性。他们从小买卖商人、商人、律师，摇身一变成为立法者和政治家，给一个庞大的帝国制定一个新政体。他们自夸，那将成为世界上自有国家以来最大而又最强的一个国家，可能真会这样。直接在联合殖民地议会工作的，可能有五百人，听这五百人号令的人，可能有五十万，他们都同样觉得，自己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

美洲政党中差不多任何一个人，都想象自己现今的位置，不但要比过去优越，而且也比他们所预期的优越。除非有一种新的目标出现在他或他的领袖面前，要不然他只要有通常人的志气，定会拼命保护他的那个地位。

亨诺主席曾说，我们现在饶有兴趣地读着关于同盟的诸多小事件的记录，然而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它们不过被人看成是无足轻重的新闻。他说，当时每个人都自认为他们相当重要。那时流传下来的许多记录，其中大多数，是由那些有兴趣记录那些事件的人们记下来的。他们夸大其词地描述自己在那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巴黎市当时曾勇敢地捍卫自己，曾为抗拒最好而后来又是最为人爱戴的那位国王，而不惜忍受一次那么可怕的饥馑，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那里大多数市民或者说领导这大多数市民的人，因为预先看到，一旦过去的政府恢复，他们的重要地位就会立刻消失，所以为了自己的重要地位而殊死战斗。除非我们可以诱导我国殖民地愿意和我们结成联盟，要不然它们也会像巴黎市民一样顽强抗拒其国王中最好的一个那样，抵抗母国中最好的一个。

古代根本就没有所谓代表制的概念。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另外一个国家得到了公民权的时候，他们除了和他国人民一起投票、一起讨论问题，并没有其他方法行使这样的权利；当大多数意大利居民被给予罗马公民特权，罗马共和国就彻底给毁了。因为人们再也没有方法判别，谁是谁不是罗马市民。就像一个部落，不明白谁是自己的成员。这样一来，任何的暴民，都可能被引进人民议会，他们可能赶走真正的市民，而且俨然以真正的市民自居，来决策共和国的事务。

然而，就算是美洲派五十个或六十个新代表出席国会，众议院的门房，也很难判别，谁是谁不是国会议员。尽管罗马因为罗马和意大利同盟国的联合而必定遭到破坏，然而英国却不可能因为大不列颠和它的殖民地联合而受到丝毫损害。反过来，它的组织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完善；没有这样的联合，反而觉得不完善。

讨论还决定帝国每个组成成员事务的议会，为要得到正确的情报，应该由各组成员派出代表。这样的联合，可能不容易实行，执行时会不会发生困难，我不敢妄断，然而我没有听说过有无法克服的困难。主要的困难，可能是来自大西洋两岸人民互相之间的偏见和成见，而且非出于事物的本身。

我们住在大西洋这一边，没有必要担忧美洲代表的增加，会扰乱组织的平衡；不用担忧国王的势力或民主势力是不是会过度增加。假如美洲代表的人数，和美洲所纳的税成比例，那么受到统治的人数将会和统治他们的方法的增长比例恰好成正比，然而统治手段的增加，也将会和受到统治人数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联合后，君主势力和民主势力，必定仍然和联合之前一样，双方间保持同等的相对实力。

住在大西洋彼岸的人民，担忧他们因为远离政府所在地而可能受到非常多的压迫。他们出席国会的代表，从一开始数量就应该非常多，必然能够非常容易地给他们带来保护，让他避免受到压迫。距离的遥远并不可能削弱代表对于选民的依存性，前者仍觉得多亏后者的好心，他们才能够得到议员的席位还有该位置给他带来的好处。前者为了持续得到后者对他的好感，必定会充分利用国会议员的权力，申诉在他们那辽远地带民政或军政长官的违法乱纪行为。不仅这样，美洲人民，也仿佛有若干理由觉得和政府所在地远隔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他们在财富、人口和改良上进步如此迅速，可能只要一个世纪，美洲的纳税额将会多于大不列颠的纳税额。帝国的首都，很容易会搬迁到帝国内纳税最多的地方。

美洲的发现还有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通道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并且举足轻重的两大事件。这两件事的影响非常深远；然而自有这两大发现以来，只不过经历了两三百年，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它的影响尚不可能全看得出来。这两大事件，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利益，还是会带来不幸，以人类现在的智慧，暂时还没法预见。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联合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让它们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增加双方的享受用品，促进互相之间的产业，它的大体上的发展趋势仿佛是有利的。然而，对于西印度与东印度两处的土著人，这两个事件原本能够产生的一切商业上的利益，却被它们所引起的不幸完完全全抵消了。这样的不幸，与其说出自它们的必然，不如说出自偶然。

美洲与东印度通道被发现时，欧洲人凭借他们拥有的优势为所欲为，在这些极为遥远的地方，做出各种不义的事情。从今往后，这些地方的土著人，可能会日渐强大，欧洲人一天天衰弱，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渐渐具有同等的勇气和实力。只有这样，才可能互相制约，从而抑制一切独立国的专横，让它们可以互相尊重双方的权力。然而最可以建立这样的同等实力的格局，仿佛就是通过互相传授知识与改良技术了，这样的结果，很容易会——没必要说必定会——伴随着世界各国广泛的商业来往而来临。

同时，这两个发现之中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它促进了商业体系的发展，让它达到了原本不可能达到的那种荣耀的程度。该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如果说是通过土地改良与耕作富国，还不如说是通过商业与制造业来富国；如果说是通过农业来富国，还不如说是通过城市产业来富国。然而这两大发现，欧洲的商业都市，不仅是世界非常小地区的制造业者和贩运者（这个小地区，指的是大西洋流过的欧洲各国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周围的国家），而且也成为美洲许多繁荣耕作地区的制造业者，和非洲、亚洲、美洲各地的贩运者，并且在有些方面，还成了这些地区的制造业者了。这样一来，就给他们的产业，重新开拓了两个新世界，任何一个都比过去的世界大得多、广得多，其中一个市场，还在日益扩大。

诚然，那些在美洲拥有殖民地，直接和东印度通商的国家，在这个无比巨大的商业活动中独占鳌头，而且出尽风头。然而其他国家，尽管受到那些令人厌恶的旨在排斥它们的限制的阻碍，却常常从中享受到更大的利益，举例来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对于他国产业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就多于对它们自己国家产业所起到的作用。单就亚麻布一项说，这些殖民地的消费，据了解每一年就在三百万镑以上，我不敢说必然有这么多。然而这个巨大的消费金，差不多全部由法国、弗兰德、荷兰、德国供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只供给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为殖民地供给巨量亚麻布的资本，每一年在那些国家人民中间分配，而且给他们带来收益。消费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只是这资本的利润，加里斯和里斯本的商人维持它最奢侈的浪费。

甚至一个国家所签订旨在让自己得到所属殖民地的垄断贸易的条例，也常常在较大程度上有害于制定该条例的国家，而在较小程度上有害于该条例所要防范的国家。对其他国家产业不正当的压迫，反过来（假如我能够这样来说）落在压迫者头上，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破坏他们的产业。举例来说，依照该条例，汉堡商人一定要把送到美洲去的亚麻布送往伦敦，而且把要送到德国去的烟草，从伦敦带回，因为这些商人没法直接把亚麻布送到美洲，也没法直接从美洲带回烟草。

因为这样的限制，这些商人可能没办法不通过稍稍低廉的价格售卖亚麻布，然而通过稍稍昂贵的价格购买烟草，他的利润可能会因此缩减。然而，即便我们可以假定，美洲还款不像伦敦那么准时——这绝不是事实——汉堡和伦敦的贸易，商人资本的往返，可能要比直接和美洲通商快得多。排斥汉堡商人，使之没法直接和美洲通商，反而使汉堡商人的资本，可以在德国持续雇佣大得多的劳动量。这样虽可减少他个人的利润，却不可能减少他的国家的利益。然而对英国，情形就完完全全两样了。垄断很容易会吸引（假如我可这样来说）伦敦商人的资本，使其流入对自己更有利而对国家更不利的行业，因为往返资金回笼十分缓慢。

欧洲各国虽都试图用各种不正当方法垄断所属殖民地贸易的一切利益，然而没有一个国家，除为了捍卫它对殖民地的统治权而承担平时维持和战时所开支的费用之外，没办法独吞任何利益。由拥有这些殖民地而产生的困难，每个国家各自承担，然而由这些殖民地贸易而产生的利益，却没办法不和其他国家分享。

乍看起来，对美洲大贸易的垄断，仿佛自然是得到了一种最高价值的东西。在无辨别力的轻佻野心家看上去，在纷杂的政治斗争与战争中，那很容易会成为一种非常值得拼抢的，令人目眩的目标。然而，该目标的炫人外观与巨大量的贸易，使垄断这样的贸易具有危害性。换句话，垄断让一种产业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利益少于大多数其他产业，它却吸引了比很容易状态下更大多数的国家资本。

在第二卷中我已提到过，一个国家的商业资本，很容易会寻求（假如可这样来说）最有利于国家的投资行业。假如它投在转口贸易上，那么它所属的国家，让它成为所经营的各国货物贸易的中心市场。该资本的所有者，必定愿意尽他所能，把该货物的大多数，在国内脱销。这样，他就免了出口的麻烦、风险和费用，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尽管在国内市场，所得价格比出口后所可望得到的价格要少得多，而所得到的利益也比出口后所可望得到的利润要少，但他愿意在国内市场卖出他的货物。所以他尽其所能，设法让转口贸易变成消费品对外贸易。

除此之外，他的资本假如投在消费品对外贸易上，他又必定会为了同一理由，愿意尽他所能，把他准备运输到国外市场上去的国内货物的大多数，在国内脱手，因而竭尽全力，设法让消费品对外贸易变成国内贸易。各国的商业资本，都很容易会寻求近的市场，而避开远的业务；寻求往返路程近而且次数少的业务，而避开往返路程远的用途；寻求可以雇佣所属国或所在国最大生产劳动力的投资领域，而避开仅可以雇佣所属国或所在国最小生产性劳动量的投资领域。总之，它很容易会寻求在寻常场合最有利于国家的领域，然而避开在寻常场合对国家最无利的领域。

在通常情况下，这些远距离的贸易，虽然给国家带来利益较少，然而如果其中有某一种贸易的利润，恰巧超出近距离贸易带来的利益，那么这样的高利润，就会把资本从近距离那里吸引过来，一直到各种业务的利润，都回到恰当的水平为止。然而，这种高利润证明，在社会实际情况下，这种远距离业务的资本，和其他业务的资本相比，显得稍稍有些不足。不仅这样全社会的资本，而且不足依照这样的合适的方式，分配到社会内不同业务领域中。它证明了，有些物品，以低于应有的价格买入，或以超过应有的价格卖出，市民之中有某个阶层受到了压迫，他们被迫支付较多或得到较少而不能得到平等状态。这些阶层应该是平等的，而且本应该是很容易发展的事情。

同样多资本，投在远距离贸易和投在近距离贸易上比较，虽然没办法雇佣同样的生产性劳动量，但是两者对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有很多由远距离贸易经营的货物，就为很多近距离贸易经营所必需。然而如果经营这些货物的人的利润，多于了应有的水平，这些货物就会违反应有的程度，通过较昂贵的价格售卖，也就是说，以稍稍多于自然情况下的价格售卖。

这样的高价格，就会让一切从事近距离贸易的人多少受到压迫。所以，他们的利害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有部分资本，从这样的近距离贸易转到远距离贸易来降低他的利润，通过达到恰当水平，而且降低他们所经营的货物的价格，来达到很容易价格。在这样的不寻常的情况，公共利益，必定要求有部分资本，从大多数时候对公众较有利的贸易中撤回，然后可以投到大多数时候对公众有较少利益的贸易中。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也就像在所有其他大多数时候的情况一样，个人的利害关系和倾向，恰好符合于公众的利益，让他们从近距离贸易撤回资本，改投入远距离贸易。

个人的利益和兴趣非常容易地会让他们把资本投在大多数时候最有利于社会的贸易上。然而假如因为这样的很容易的倾向，让他们把大量的资本投在这样的贸易上，那么这样的贸易利润的下降，还有其他各种贸易利润的上调，马上会让他们改变这样的错误的资金分配。根本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益和兴趣，很容易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依照最适宜于全社会利益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周贸易领域中。

所有商业体系的法规，都多多少少地扰乱自然而且也是最有利的资本分配比例。而为美洲贸易与东印度贸易制定的法规，比其他任何法规，更加严重地扰乱了这样的比例。因为，这两大洲的贸易活动，所吸收的资本比任何其他两个贸易部门所吸收的都要大。然而，给这两个贸易部门造成极其紊乱的法规，却又不是完完全全相同的。两者都以垄断为动力，垄断的形式不同。采用这种或者那种的垄断手段，仿佛是商业体系的唯一动力。

在和美洲的贸易中，各国都尽其所能，完完全全阻止其他各国和所属殖民地直接通商，试图通过达到垄断他所属殖民地的一切市场的目的，而且完完全全排斥其他各国，让他没办法和所属殖民地直接通商。在十六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葡萄牙人试图通过与此相同的方法，控制东印度的贸易，他们声称拥有印度各海的唯一航行权，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这条通道。荷兰仍持续阻止欧洲其他各个国家和它所属香料产岛直接通商。这样的垄断，明显妨碍了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经营原本有利可图的贸易，让他们没办法不通过比他们自己直接从产地输入时略高的价格，购买这些被垄断的商品。

然而自从葡萄牙政权衰败以来，欧洲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要求得到航行印度各个海的垄断权了，印度各个海的主要海港，现今对外开放，所有欧洲国家船只都可通航。然而除了葡萄牙与近来的法国，各欧洲国家的东印度贸易，都受到一个垄断公司的控制。这种垄断，妨害了实行垄断的国家。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民，不仅从此失去一种原本有利可图的贸易，而且，没办法不以比全国人民都可以自由经营这样的贸易时略高的价格，购买这种垄断贸易所经营的货物。举例来说，自从英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英国其他居民，就不但无法从事这样的贸易，而且必须通过较高的价格，购买他们所消费的东印度货物。

这样的垄断让该公司，在售卖这些货物时，获得不寻常的利润；不仅这样，一个大公司处理事物，难免会有弊端，因此而引起不寻常的浪费。这样的不寻常的利润和不寻常的浪费，都得由自己国家的购买者承担。所以，第二种垄断的不合理性，比第一种垄断的不合理性更为明显。

这两种垄断都多多少少会扰乱社会资本的自然分配，然而扰乱的方式不一定是一样的。第一种垄断，总是违反自然情况下的趋势，把大多数的社会资本，吸引到享有垄断权的特殊贸易中。第二种垄断，随着不同的情况有所不同，有时把资本吸引到可以享有垄断权的特殊贸易，有时又阻止资本流入到这样的贸易。在贫穷的国家，那当然是违反自然趋势，把大量的资本吸引到这样的贸易中；然而在富国，那当然是违反自然趋势，阻止很多资本流入这样的贸易。

举例来说，东印度贸易，假如不是受到一家垄断公司的控制，像瑞典和丹麦那样的贫穷国家，可能从来不会派一艘船到东印度去。该垄断公司的设立，必定奖励冒险家。他们的垄断权，让他们在国内市场上可以抵挡一切竞争者，然而在外国市场上，他们又和他国贸易者有与此同样的机会。他们的垄断权，等于告诉他们，他们在大量的货物上可十拿九稳地收高利润，在大量货物上，有得到高利润的机会。没有这样的不寻常的刺激，这些贫穷国家的穷商人，可能就不会情愿把他们那一点点资本冒险投在像东印度贸易那么遥远和那么不确定的贸易上。

反过来，像荷兰那样的富裕国家，可能会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派遣比现今更多得多的船只到东印度去。荷兰东印度公司那些有限的资本，使很多原本会流入这种贸易的大商业资本，不流入这样的贸易。荷兰的商业资本非常多，所以连续外流，有的投到外国公债，有的投到外国商人和冒险家的私债上，有的投到最间接的消费品对外贸易，有的投到转口贸易上。

一切近距离贸易都挤满了他们的资本，只要稍有利润近距离贸易领域都有资本投入。在这样的情况下，荷兰的资本必定会流向较远的对外贸易。假如东印度贸易是完完全全自由的，那可能会吸收大多数过剩资本。东印度为销售欧洲的制造品与美洲的金银和其他产品带来了一个比欧洲、美洲合起来还更为庞大广阔的市场。

每次对资本造成分配比例的扰乱，必定产生对社会有害的影响，不管是违反阻止资本转入到一个特定贸易部门，或是把资本吸收到这个特定的贸易部门。假如没有任何垄断公司，荷兰对东印度的贸易的规模必然会比现在大。它的一部分资本没有能够投到最有利的贸易上，当然是它非常大的损失。同样，假如没有任何垄断公司，瑞典和丹麦对东印度的贸易规模，将会比现在小，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它们的一部分资本，投在不适宜它们现今情况的贸易上，当然是它们非常大的损失。

依照它们现在的情况，宁可从别的国家手中购买东印度货物——尽管出价较高——也不应该从它们的小额资本中，抽出那么大部分来经营那么遥远的贸易，因为那种贸易的往返是那么迟缓，所可以维持的国内生产性劳动量是那么小，然而在它们国内，生产性劳动是那么短缺，有很多事未曾进行，有很多事还有待进行。

因此，没有垄断公司，尽管有个别国家没办法对东印度进行直接的贸易，然而没办法断定应在哪里设立这样的公司，只可通过推定，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应和东印度直接通商。葡萄牙的经验充分证明，这样的公司，通常来说不是经营东印度贸易所一定要具备的条件。因为，葡萄牙尽管没有任何垄断公司，却差不多完完全全垄断该贸易长达一个世纪。

据了解，没有一个商人可以有足够的资本来维持东印度各港的代理人或经理人，让这些人可以为他们不时开往那边的船只备办货物。除非他们能够这样来做，否则寻找待运货物的困难，常常令船期贻误，然而由船期延误所引起的费用，不仅会吃掉贸易得到的利润，还常常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这样的说法，假如能够证明什么，那就是没有一个庞大的贸易部门，能够做到由垄断公司来经营，然而这又是和一切国家的经验相反的。就一个无比庞大的贸易部门来说，任何一个私商的资本，也不足以经营所有主要贸易部门都一定要经营的附属贸易部门。

在一国有资格经营某大贸易部门时，就很容易会有些商人投资经营这些主要的部门，而另外一些商人会投资经营其附属部门。这一切贸易部门尽管都有人经营，全由一个商人出资来经营的情况，却十分少见。所以，一个国家，假如有资格经营东印度贸易，就很容易有一部分的资本，分别投在这些贸易的各个不同部门。在这之中，有些商人会觉得，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需要住在东印度，并投入资本，为住在欧洲的其他商人供给货物，货物由他们的船只向外运出。

欧洲各个国家在东印度得到的殖民地，如果可以从这些垄断公司的手里，移到君主手中直接管理，那就至少可以对于殖民地所属国的商人，是既安全又便易的居住地。假如某个时候，某国自愿投入到东印度贸易的那一部分资本，不足以经营该贸易的各个部门，这就证明，在当时那个时候，那个国家还没有经营这样的贸易的资格，宁可向其他欧洲国家购买所需的东印度货物，尽管价格可能高些，也不可能直接从东印度进口这些货物。因为这样的货物价格高而引起的损失，很少会等于因从其他更必要、更有用或更适宜的贸易中抽出大多数资本经营东印度直接贸易而受到的损失。

欧洲人虽然在非洲海岸与东印度拥有为数众多的殖民地，然而在这些地方，他们却没有建立像美洲各岛与美洲大陆那么多富庶的殖民地。居住在非洲与几个统称为东印度的国家的，都是一些野蛮的民族。然而这些民族，不像可怜无用的美洲土著人那么软弱，那么无抵抗力；不仅这样，和他们居住地的自然产出相对应，他们的人口分布要稠密得多。非洲或东印度最野蛮的民族，大部分都是游牧民族，就连好望角的土人也是游牧民族。然而美洲各地的土人，除了墨西哥与秘鲁外，都是猎人。像这样肥沃和同等面积的土地，所可以维持的游牧人数和狩猎人数，相差却非常大。所以，在非洲与东印度，要想驱逐土著人，而且把欧洲殖民地推广至土著人居住的大多数地方，比较困难。

除此之外，已经指出，垄断公司的这种“天才”做法，不利于新殖民地的数量增长，那可能是东印度殖民地迟迟没有什么进展的最主要原因。葡萄牙人经营非洲贸易与东印度贸易，从没有设专营的公司。他们已经在非洲海岸的刚果、安哥拉和本格拉，还有在东印度的果阿所建立了殖民地，尽管因为迷信和各种恶政，没能得到充分发展，然而总是有些像美洲殖民地的样子，其中有些地方葡萄牙人在那里已经居住了不止几世几代。荷兰人在好望角、巴达维亚的殖民地，今天看上去算是欧洲人在美洲与东印度建立的最大的殖民地了。这两个殖民地，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好望角的土著人全是野蛮人，就像美洲土著人一样没有抵抗力。除此之外，那里又是欧洲和东印度间的半路客栈（假如能够这样来说），欧洲船只的往返，都一定得在此停留一段时间。这些船只上所需要的各种新鲜水果、食品、葡萄酒，全部由那里供给。单凭这点，就给殖民地的剩余生产物，带来了一个十分广泛的市场。就像好望角是欧洲和东印度各地的半路客栈一样，巴达维亚可以说是东印度各大国之间的半路客栈，它正好处在从印度斯坦到中国和日本的这条繁忙通道上，并且是在此通路的中间，航行于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一切船只，差不多都在巴达维亚停泊。

除此之外，巴达维亚又是所谓的东印度国家贸易的中心及主要市场；这里不但包括欧洲人经营的那一部分贸易，还包括东印度土著人所经营的那一部分贸易。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让这两个殖民地在尽管有垄断公司抑制的情况下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持续增长。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又使得巴达维亚能够克服另一层困难，也就是指，巴达维亚可能是世界上气候最差的地方。

尽管英荷两国的公司，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个殖民地，从来没有建立任何大的殖民地，却曾在东印度征服了许多地方。在它们统治新属民的方法上，这种垄断公司所固有的特征，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据了解，在香料出产岛上，荷兰人对于丰年所出产的香料，害怕它的数量太多，没办法给他们带来充足的利润，常常把超过的部分加以焚毁。在他们不曾拥有殖民地的岛上，他们给采集茴香与豆蔻幼花绿叶的人，发补助金；那种植物，天然生长在那里，然而因为这样的野蛮政策，现在听说差不多已经绝种了。

据了解，即使在他们拥有殖民地的岛上，这类树木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了。假如他们岛上的产物，多于他们市场所需，他们就害怕土著人会把其中一部分运到其他国家，因此，他们觉得，保护垄断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产物控制在他们市场所需的范围内。他们曾通过各种压制方法，减少马鲁古群岛中几个岛上的人口，让人数只够以新鲜食品与其他生活必需品为生，供给他们自己的少数守备队和他们不时来运送香料的船只。然而，在葡萄牙那样的统治下，那些岛屿据了解人烟还非常稠密。

英国的公司还从来没有充分的时间在孟加拉建立如此完美的破坏制度。然而它们政府的计划，却有这样的趋势。我完完全全有理由确信，公司分支机构的头脑有时会命令农民掘翻罂粟良田用来栽种稻米或其他谷物。它的借口是为了防止粮食匮乏，然而它真正的理由，却是让它有机会可以通过较好的价格，售卖它手上的大量鸦片。有的时候，它又会反过来命令农民掘翻栽种稻米或其他谷物的良田来栽种罂粟，因为它已经预见到，售卖鸦片可得到不寻常的利润。

公司的职员，为了自身的利益，曾几次试图在一些举足轻重的国外和国内贸易部门中建立垄断。假如允许他们持续这样做，他们早晚会试图限制他们想要垄断的特殊商品的生产，让它数量不多于他们所可以购买的数量，而且，让它的数量可以在售卖时给他们带来自己觉得满足的利润。英国公司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世纪到两个世纪内，就像荷兰的政策一样，产生了非常大的破坏作用。

然而，对于作为他们所征服的国家的统治者的这些公司，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具有破坏性的计划，更直接违反这些公司的利益的了。差不多一切国家统治者的收入，都来自人民的收益。人民的收益愈大，他们土地的劳动年产物愈多，他们可以给统治者缴纳的数额亦愈大。所以，统治者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增加这些年产物。假如一切统治者的利益都在于此，那对那些收益来源主要来自土地租金的统治者，如孟加拉，情况更是这样子。地租一定要和生产物的数量和价值成比例，然而生产物的数量和价值，一定要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它的数量，总是会多少准确地适应有足够的钱购买生产物的人的消费，然而他们所愿给付的价格，总是和他竞争的热烈程度成比例。

所以，这样的统治者，为着自己的利益，应给其国家生产物开拓最大限度的市场，允许最大的贸易自由，通过尽量增加购买者的人数与竞争；而且因为这个原因，不仅应废除一切垄断，还应废除下面几种限制，也就是说，限制自己国家生产物从此地方运往到彼地方；限制自己国家生产物输出到外国；限制可以和自己国家生产物交换的任何商品的进口。这样一来，他就更能增加这生产物的数量和价值，所以，也最能增加他享有的那一部分生产物，换句话说，最能增加他自己的收益。

然而，由商人组成的公司，仿佛不可能把自己看做统治者，甚至是在他们成为统治者以后，也不可能这样来看待自己。他们仍然觉得，自己的主要业务就是贸易，也就是说，买进后再售出；他们不可思议地觉得，统治者的地位，仅是商人地位的一个附属品，前者应为后者服务。也就是说，要让他们能够在印度通过较低价格购入，然后在欧洲售出，而且得到较好的利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试图从他们所统治国家的市场上，尽可能驱逐一切竞争者，至少把所统治国家的剩余生产物减少一部分，让它的数量仅够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换句话说，让他们在欧洲售卖可以得到自己觉得合理的利润。

这样一来，他们作为商人的习惯，差不多必定会悄无声息地，让他们在一切场合，宁可得到垄断者较小的暂时的利润，却不情愿得到统治者大的永久的收益，并且还会渐渐让他们，就像荷兰人处置马鲁古那样，来处置他们所统治的国家。作为统治者一方的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在于，运至印度境内的欧洲货物，尽可能以最低价格卖出，然而从印度输出的印度货物，尽可能以最好价格或最高价格在欧洲售卖。作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和所统治国家的利益恰好是一致的。作为商人他们的利益和所统治国家的利益就恰好相反。

政府的一个倾向，就它对欧洲统治者的管理来说，基本上可能是无可矫正的错误，就它对印度的行政部门来说更是这样。这个统治机构，必定等于一个商人协会。商人的职务无疑是极受尊敬的，然而这个职业，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带有一种能够震慑人民，不用暴力就够让人民自愿服从的权威。这样一个商人协会，只可通过用武力来命令人民服从，所以，他们的政府，必定是凭借武力执行命令，是专横的，然而他们的原本职业是商人。

他们的原本职业，是受到主人之托，到那里（如印度）去售卖欧洲货物，然后买回在欧洲市场当中所需的印度货物。也就是说，尽可能通过高价把前者售卖，然后通过廉价购买后者，从而尽可能在他们买卖的特定市场，排除一切竞争者。所以，就公司的贸易来说，统治机构的倾向和管理机构的倾向，是同样的。它要让政府从属于垄断的利益，因此而阻抑当地剩余生产物至少其中一部分的自然生长，使之足以满足该公司的需要。

此外，所有公司雇员，一定程度上在经营贸易过程中都会打自己的小算盘，想要对他们加以限制，那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这些管理人员，既有经营贸易的手段，他的办公地点，又在万里之外，差不多根本不受到主人的监督。想靠一纸命令就让他们放弃所有自己的打算，永远放弃发财的梦想，而满足于主人发放的，不大可能增加的微薄薪俸，且大多数时候和公司在贸易中得到真正利润一样大，这真是再愚蠢不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允许公司雇员为自己打小算盘，除了让上级人员有借口执行主人命令来压迫不幸的下级人员之外，就再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了。

这些雇员，很容易会竭力效法公司的贸易，设立与此同样有利于他们个人贸易的垄断。假如听任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公开地、直接地建立这样的垄断，而且不允许一切其他人来经营他们要经营的那种货物的贸易。这可能是建立垄断的最好然而又是最不压迫人的方法。然而假如欧洲发出命令，不允许他们再这样干下去，他们就会秘密地、间接地建立这样的垄断，那对国家就有更大的害处。

假如有人干涉他们通过代理人为媒介，而秘密经营或至少不公开承认是他们经营的贸易部门，他们就会利用政府的一切权力，而且颠倒是非曲直，做一些控制或破坏。然而公司人员的私人贸易，自比公司的集体贸易可以扩大到多得多的商品种类。公司的集体贸易，仅限于欧洲的贸易活动，仅包含国外贸易的一部分，然而公司人员的私人贸易，却可推广到一切国内外贸易部门。公司的垄断，仅会阻碍在贸易自由时要输到欧洲去的那一部分剩余生产物的自然生长。

公司人员的垄断，却会阻碍他们要经营的一切产物，也就是说，指定供应国内消费或输出的一切产物的生长，结果会破坏全国的耕种业，减少全国居民的人数，会让公司人员所要经营的各种产品，甚至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减少到他们能够购买和依照他们预期得到的利润而售卖的数量。

这些公司雇员，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必定会采用比他们主人更为苛刻的手段，来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危害他们所统治的国家的利益。这个国家属于他们的主人，他们的主人当然要相当注意属国的利益。然而这个国家不属于这些管理人员。他们主人的真正利益，假如他们能够了解的话，是和属国的利益恰好一致的；假如主人压迫属国，那主要是因为其无知和卑陋的重商的偏见。

然而这些管理人员的真正利益却并不和属国的利益一致，所以，即便有最完全的知识，也不一定能使他们不压迫属国。从欧洲发出的条例，虽然脆弱，然而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善意的。在印度的工作人员，他所定的条例，尽管有的时候更为明智，然而可能更缺乏善意。这真是个奇怪的政府，它的管理人员都想尽可能快地离开这个国家，而且尽可能快地和这个政府脱离关系。从他们离去而且财产也全部搬出开始，然后哪怕有地震把那个国家给毁掉，也无关他们的痛痒了。

以上所述，并不是诋毁东印度公司雇员的通常品格，更不是诋毁任何个别人员的品格。我所指责的是整个政府的体制，还有这些雇员所处的环境，而不是这些人员的品格。他们的所作所为，正符合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厉声咒骂他们的人，他的行为也不见得会比他们好多少。

马德拉斯与加尔各答市议会，在战争和谈上，就有好几次采取了果断和明智的行动，就是罗马共和国最鼎盛时代的罗马元老院，也只能是这个水平。这些市议会成员被培养出来后所从事的职业，和战争、政治有非常大的距离。然而，只是他们的环境，无须教育、经验甚至榜样，仿佛就可陶冶他们的环境所要求的伟大品质，让他们具有能力和德行，他们自己可能还不明白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和德行。所以，他们的环境，假如在某些场合诱使他们干出那种宽宏大量出人意料的行为，那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促使他们干出和上面所说的多少不相对应的行为，是毫不足怪的。

所以，不管从哪一点来说，这样的垄断公司，都是令人讨厌的。对于设立这样的公司的国家，它总是会带来很多不便；然而对于不幸受到这样的公司统治的国家，它总是会多少带来些危害。

第八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尽管鼓励出口和抑制进口是商业体系建议用来使国家富裕的两大引擎，然而对于某些特殊商品，它仿佛又采取了一个相反的政策：抑制出口和鼓励进口。它的最终目的仿佛总是一个，那就是通过贸易顺差使国家富裕。它抑制制造原材料和工具出口，想要以此来让自己国家的工人得到好处，让他们的产品可以在国外市场上比其他国家的制造品售价更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限制少数价格不高的商品的出口，建议出口更多某些价值更大的商品。它鼓励进口制造业的原材料，并且以此让他自己国家人民可以通过比较便宜的成本进行生产，从而阻止更多或价值更高的制造品进口。

至少在我国的法律汇编上，我未曾发现任何对生产工具的进口给予任何形式的鼓励。当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生产工具的制造本身便变成了很多极其重要的制造业的目标。对这样的工具的进口给予任何特殊的鼓励都将会对那些制造业的利益造成巨大的损害。所以，这类进口不仅没有得到鼓励，而且时常受到限制。羊毛梳具的进口，除了是来自爱尔兰的或者是作为失事船中的货物或捕获物而带进来的之外，依照爱德华四世第三年的法令是完完全全不允许的。这个禁令又由伊丽莎白第三十九年的法令给予延长，而且由她之后的法律所确认并且使之永久化。

而制造业原材料的进口有的时候通过豁免对征收的关税，有的时候通过奖励金给予鼓励。

从几个不同国家进口来的羊毛，从一切国家进口的原棉，从爱尔兰或大不列颠殖民地进口的生麻、大部分染料和生皮，从大不列颠格林兰渔场进口的海豹皮，从大不列颠殖民地进口的生铁和铁条，还有几种其他的制造业原材料，假如正式向海关申报，都可受到免征关税的鼓励。我国商人和制造业者依照其个人利益迫使立法当局给予了这些豁免还有制定了大部分其他的商业法规。然而，那些规章是完完全全公正而合理的。而且它们符合国家的需要。它们还可能推广到制造业的所有其他原材料，公众必然将会是获益者。

然而，我国大制造业主的贪婪在某些场合已经把这些免税大大地扩展到超出了能够公正地看成加工的原材料的范围。依照乔治二世第二十四年第四十六号法令，对外国黄麻纱线的进口一磅只征收一便士的轻税，取代以前对它们所征收的高得多的关税。也就是说，帆布、麻纱每磅征收六便士，对一切从法国和荷兰进口的麻纱每磅征收一先令，对所有各种整洁的或英斯科维的麻纱每英担只是征收二镑十三先令四便士。然而我国制造业者不久就会对这个减税又感到不满了。

依照同一国王第八年第十五号法令，给予每码价格不多于十八便士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亚麻出口奖励金的同一法律，甚至把所征收的对黄麻进口这一小额关税也取消了。然而，制造亚麻纱的一部分不同操作过程中所需的劳动，比随后用亚麻纱制成亚麻布的操作中所利用的劳动要多得多。暂且不说亚麻种植人和亚麻梳理工，至少要有三四个纺纱工才可以维持一个织布工的常规工作，织亚麻布所需的整个劳动量的五分之四以上是用在纺纱上。然而我国的纺纱工都是穷人，而且，大多是妇女，她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没有支持，没有保护。我国大的制造业主不是通过卖出他们的产品，而是通过卖出织布工的制成品来获取利润的。就像他们的利益是通过尽可能地高价卖出这些制成品一样，他们的利益也是通过尽可能的低价来收购原材料而取得的。

通过强行行使立法当局对他们的亚麻布出口加以奖励，对国外亚麻布的进口征收高关税，还有完完全全不允许国内对某些法国亚麻布的消费，因此他们尽可能贵地卖出自己的产品。通过鼓励进口外国麻纱，从而让它和我们自己国家人民所纺的纱进行竞争，就像在竞争中他们竭力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收买贫苦纺纱工的成品和压低贫苦的纺纱工的收益一样，他们坚决压低织布工的工资，同时他们竭力提高制成品的价格或者降低原材料的价格，而绝不是为了工人们的利益，所以我们商业体系主要鼓励的是为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利益而利用的生产劳动。然而为了贫苦和贫穷的人的利益而利用的劳动却经常不是被忽视就是受到压制。

不管是对亚麻布出口所给予的奖励金，还是对外国麻纱进口的免税，原本都是只授予十五年，然而通过两个不同的法令又给予了一定延长，直至1786年6月24日开始的议会会期终了时失效。

对制造业原材料的进口所给予的奖励金的鼓励，总是主要限于从美洲殖民地所进口的原材料。

授予第一批这类奖励金的大概是在十八世纪初从美洲进口的海军补给品，这个名目下包括了适用于做船桅、帆桁和牙墙的木材，还有柏油、大麻、松脂和松香油。然而，对船桅木材每吨一镑，对大麻每吨六镑的奖励金后来也逐渐推广到从苏格兰进口英格兰的这类物资。这两种奖励金在它持续存在期间，通过与此同样的比率直到它们各自失效时为止没有作过任何修改。对大麻进口的奖励金是在1741年1月1日终止的，对船桅木材进口的奖励金是在1781年6月24日开始的议会会期结束时终止的。

对柏油、松脂和松香油进口的奖励金在它们存在期间也同样经历了几次修改。开始时是对每吨柏油四镑的奖励金，对松脂的奖励金一样，对松香油却是每吨三镑。对柏油每吨四镑的奖励金后来只限于那种通过特殊方式制造的柏油，对于其他良好的纯净的商用柏油进口的奖励金就减少到每吨二镑四先令。对松脂的进口奖励金同样减少到每吨一镑，对松香油的进口的奖励金于是减少到每吨一镑十先令。

依照时间的顺序，对任何制造业原材料进口所授予的第二批奖励金，是乔治二世第二十一年第三十号法令授予给了从大不列颠殖民地进口的蓝靛。当从殖民地进口的蓝靛的价格只有法国上等蓝靛的价格的四分之三时，这个法令允许给予从大不列颠进口的蓝靛每吨六便士的奖励金。这个奖励金尽管像大多数其他奖励金一样，只授予一段时间，然而延长了多次，还减少到每吨四便士。按规定，它将会于1781年3月25日开始的议会会期终了时失效。

第三批这类奖励金是由乔治三世第四年第二十六号法令，针对从大不列颠殖民地进口的大麻或生亚麻所授予的奖励金。时间大概是我们开始和美洲殖民地时而献殷勤，时而争吵的时候。这个奖励金的授予期为二十一年，从1764年6月24日持续到1785年6月24日。前七年奖励金为每吨领先镑，第二个七年为每吨六镑，然而第三个七年为每吨四镑。此项奖励金没有推广到苏格兰，因为那里的气候（尽管那里有的时候也种植大麻，然而只不过小量地种植而且质量差）非常不适宜于该种植物的生长。假如对苏格兰进口的亚麻也给予这类奖励金，将会对联合王国的南部的土产造成一种非常大的打击。

第四批这类奖励金是根据乔治三世第五年第四十五号法令，授予从美洲进口的木材。它的持续时间是九年，从1766年1月1日至1775年1月1日。开始的三年期间对进口每一百二十条上等松板发给奖励金一镑；其他的方木每五十立方英尺发给奖励金十二先令。在第二个三年期间进口每一百二十条上等松板就发给奖励金十五先令，进口其他方木每五十立方英尺授予奖励金八先令。然而第三个三年进口上等松板一百二十条，发给奖励金十先令，进口其他方木每五十立方英尺发给奖励金五先令。

第五批这类奖励金是由乔治三世第九年第三十八号法令决定，授予从大不列颠殖民地进口的生丝。它的持续时间是二十一年，从1770年1月1日一直到1791年1月1日。前七年进口价值一百镑的生丝就会授予奖励金二十五镑，第二个七年进口价值一百镑生丝授予的奖励金是二十镑，第三个七年进口价值一百镑生丝只是授予奖励金十五镑。养蚕和缫丝要求那么多的手工劳动，然而劳动力在美洲又是这样贵，别人告诉我就算这样一大笔奖励金可能都产生不了什么重大效果。

第六批这类奖励金是由乔治三世第十一年第五十号法令决定授予从大不列颠殖民地进口的大桶、酒桶、桶板和桶盖板的。持续了九年，从1772年1月1日一直到1781年1月1日。前三年之中每种达到必定数量授予奖励金六镑，第二个三年由原本的六镑减少为四镑，第三个三年却又由四镑减少为二镑。

第七批也是最终一批这类奖励金，是由乔治三世第十九年第三十七号法令决定，授予从爱尔兰进口的大麻的。他的授予方式和授予从美洲进口的大麻和没有经梳理的亚麻一样，为期二十一年。从1779年6月24日持续到1800年6月24日。同样，也是分成三段，每段七年。

不仅这样，在每个时期里从爱尔兰进口的奖励金和从美洲进口的奖励金一样。然而，从爱尔兰进口的奖励金不像从美洲进口的奖励金那样，扩展到没有经梳理的亚麻的进口。假如扩展到没有经梳理的亚麻，那就是对大不列颠亚麻种植的一个过大的打击，当这个最终的奖励金被授予时，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立法机关互相所处的关系，并不比大不列颠和美洲以前的关系更为融洽。而人们希望对爱尔兰的这个恩惠是在比一切对美洲的恩惠更顺利的情况下授予的。

在从任何其他国家进口那些我们从美洲进口时曾经授予过奖励金的商品时，需缴纳相当可观的关税。我们把美洲殖民地的利益看得和母国的利益同样重要。把他们的财富一起视同我们的财富。据了解，无论送到那里多少货币都会通过贸易差额全部返回。尽管我们花在他们身上的费用绝不可能因它而少一个铜板。从各个方面来讲，他们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花在他们身上的费用就是花费在增进我们自己的繁荣上的费用，是对于我们人民有利可图的投资。我明白，我现在已无须再说什么，去揭露一个已被致命的经验所充分揭露了的体系的愚蠢。假如美洲殖民地真的是大不列颠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奖励金完完全全能够被看成是对生产的奖励，而且可能持续受到所有这些（然而不是对其他的奖励金）奖励金的反对。

对制造业原材料的出口有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的，有的时候通过高关税加以阻止。

我们的毛纺织业者比其他类工人更为成功地说服了立法当局，让他们相信国家的繁荣有赖于他们特殊行业的成功和扩展。然而他们不通过绝对不允许从其他任何国家进口毛料而得到了对消费者的垄断权，不仅这样，还通过同样的不允许活羊和羊毛的出口，得到了对养羊专业户和羊毛生产者的垄断权。为了保障这个收益所执行的诸多严酷的法律受到了非常公正的抱怨，如对众多在这些认定他们有罪的法律制定之前长期以来总是被理解为无辜的行为所处的重罚。然而我们关于收益法的最残酷的法律和我们的商人、制造业者通过大喊大叫从立法机关强制索取的，支持他们荒谬而具压迫性的垄断的某些法律相比来说，就要算是温和而适中的了。就像德拉科的法律一样，那些法律可以说全部都是用鲜血写成的。

依照伊丽莎白第八年第三号法令，绵羊、羊羔或山羊的出口者初犯没收他的一切货物，还要判一年监禁，然后在集市日在城镇的集市上割掉左手，而且钉在那里示众；如再犯将会判决为重刑犯，处死刑。看上去这项法律的目的是要防止我国羊种在外国繁殖。依照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和第十四年的第十八号法令，出口羊毛被宣布为重罪，出口者要受到与此相同的重罚并且没收他的一切货物。

为了国家的人道的荣誉，我们希望从来没有执行过这些法律条文。然而就我所知，其中的第一项却从来没有直接废除过，并且皇家法庭高级律师霍金斯仿佛觉得它迄今仍然有效。然而，也许可以视为它实质上已被查理二世第十二年第三十二号法令第三条所废除，那个条款没有清晰地取消先前法令所处的惩罚，只不过规定了一种新的惩处。也就是说，对已出口或试图出口的绵羊每只处二十先令的罚款，而且没收所有者的羊只和他对那只船所拥有份额。其中的第二项被威廉三世第七年和第八年第二十八号法令第四条所公开废除。该条款宣称，“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和第十四年的法律在上面所说的法令中所提到的其他货物中反对羊毛出口，把它看成重罪，因为其处罚过严对冒犯者一直未能有效执行，所以当局明令上面所说的法令中关于把该项犯罪定为重罪一事给予废止，而且宣布无效。”

然而，不管是由这个比较温和的法令所处的惩罚，还是没有被这一法令所废除的先前的法令所处的惩罚，仍然是非常严酷的。除了没收货物外，出口人每出口或试图出口一磅重的羊毛要被处超过三先令的罚金，它相当于一磅重的羊毛的四五倍的价值。任何商人或其他人一经判罪就没法从他的代理人那里再得到任何属于他的债务或账目。不管他的财产将会怎样，也不管他是否有能力支付那些重罚，那项法律的用意就是要让他完完全全破产。然而因为大多数的人民的道德没有像这个法律的起草人所想象的那样败坏，所以我还没有听人提到过有人曾经趁机利用过这个条款。

假如被判犯有这样的罪行的人在判决后三个月内无力支付这笔罚款，他将会被驱逐出去七年；假如他在刑满期前返回原地，他很可能要按重罪惩处，而且不得享有牧师的恩惠。明白这样的罪行而不报的船主没收他在船上的一切股权和设备。船长和水手知道这样的罪行而不报的，没收他们的一切货物和动产，而且判处三个月的监禁。依照随后的一项法令船长要处以六个月的监禁。

为了阻止羊毛的出口，整个羊毛的内陆贸易处于非常烦琐而且强制性的限制之下。羊毛没办法用任何箱子、桶、匣、柜子或其他东西包装，只可通过用皮革或包装布包装，而且，在它的外皮上一定要用不小于三英寸长的字母写上“羊毛”或“毛线”的字样，违者没收一切货物和包装用具，不仅这样，所有人或包装人还须支付每磅羊毛三先令的罚款。在离海岸五英里之内的地方除非是在日出和日落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否则不得用马或马车驮载进行陆地运输，违者没收货物与随行马匹和车辆。毗连海岸的小邑对由小邑或经过小邑运出或出口羊毛的人，得于一年之内提出控诉，如羊毛价值不足十镑，就罚款二十镑；假如价值多于十镑，就处以三倍原价与三倍诉讼费的罚金。对任何两个居民实行判决，就像在盗窃条件中一样，法庭一定要通过向其他居民征收罚款来偿还他的费用。并且假如任何人以轻于这个罚款的条件和小邑私自了结，他就要被判五年监禁，并且，其他任何人可以进行检举，这些规定在整个王国内都有效。

然而尤其在肯特和萨基克斯西郡，这些限制更加烦琐。在离海岸十里之内的任何羊毛主在剪毛后的三天一定要向附近海关官员写出书面报告，说明所剪的羊毛数量还有贮放地点。不仅这样，在他把其他任何部分运走之前，一定要像这样报告羊毛的捆数和重量、买主的姓名和住址，还有羊毛要运往的地方。在上面所说的郡内沿海十五英里以内任何人在没有向国王提出保证前不得购买羊毛，假如购买了羊毛，他不得把其中任何部分卖出给沿海十五英里内的任何人。在上面所说的各郡如发现有羊毛运往海边，除非已作出上面所说的保证，否则羊毛全部被没收，而犯者将会被判处每磅三先令的罚金。假如任何人在沿海十五英里以内存放没有申报的羊毛，羊毛一定要扣押没收；假如在扣押后有人要求认领，他一定要向税务署提出保证；假如他希望审判，那么除了所有其他的罚金之外，他还须支付三倍的诉讼费用。

当对内陆的贸易加上了这些限制时，我们可以相信沿海贸易是不可能非常自由的。任何一个羊毛主运送或试图运送任何羊毛到沿海任何港口或地方，以便可以从那里通过海路运往沿海其他某一地方或港口时，首先一定要向试图在那里出口的港口进行登记：包裹的重量、商标和数量，然后才可以把羊毛运至离那个港口五英里以内的地方。否则没收羊毛、马匹、马车，还有其他车辆，此外还要依照其他现行不允许羊毛出口的法律的规定加以处罚和没收。

然而，这个法律（威廉三世第一年第三十二号法令）非常宽大，宣称：本法律把不妨碍任何人从剪毛的地方把羊毛运往家中，即便是在沿海五英里之内的地方。假如在剪毛后十天，并且，在他搬动羊毛之前，签字向附近海关的官员证明所剪羊毛的真正数量还有存放地点；而且在搬运前三日签字向海关官员报告他的意图，方可搬动。一定要保证海运的羊毛是要在申报的某一港口上岸，而假如有任何一部分上岸时没有海关官员在场，那么不但羊毛就像其他货物一样被没收，而且，与此同时还要招致每磅三先令的附加罚款。

我国的毛纺业主为了表明他们对这些特殊限制和规定的要求的合理，居然信心十足地断言英国羊毛质量独特，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羊毛。其他国家的羊毛假如不混合一定数量的英国羊毛就不可能纺织出任何相当质地的毛纺品。没有英国羊毛就织不出高级毛料来。所以，假如英国羊毛能够完完全全不允许出口，英格兰就能够完完全全垄断差不多全世界的毛纺业。这样一来，没有了竞争对手的英格兰就能够想卖个什么价钱就卖个什么价钱，那么，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英格兰就能够通过最有利的贸易顺差得到令人不敢相信的财富。这样的学说，就像相当多的人信心十足地断言的大多数其他学说一样，过去、现在仍然被绝大多数的人深信不疑，差不多被所有对毛纺业不熟悉的人或对毛纺业没有进行过特殊研究的人深信不疑。然而，说英格兰羊毛在每一方面是制造高级呢绒所必需的，这样的说法是完完全全不正确的；事实上英国羊毛完完全全不适宜于纺织高级呢绒。高级毛料完完全全是由西班牙羊毛纺织的；英国羊毛甚至没法掺到西班牙羊毛中去，要不然就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和降低毛织品的质量。

在本书的第三卷中已经表明，那些规定的效果是压低英国羊毛的价格，让它不至于低于现在自然应有的价格，虽然这样，也大大低于了爱德华三世时代的实际价格。当因为联合的结果造成苏格兰羊毛的价格也要屈从于这些规定时，据了解，苏格兰的羊毛价格降低了一半。据尊敬的大约翰•史密斯先生，《羊毛回忆录》的非常精确而睿智的作者的观察，上等英格兰羊毛在英国的价格大多数时候低于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卖出的下等羊毛的价格。把这个商品的价格压低到它自然的和正当的价格以下，就是这些规定的公开宣称的目的，如此看来，毫无疑问它们产生了人们对它们的预期效果。

可能能够觉得通过挫伤羊毛的生产、羊毛的降价，必定会让羊毛的年产量大大降低。尽管没有低于它早先的水平，然而已低于目前情况下它可能应有的水平，也就是说，在一个开放而自由的市场下允许它的价格上调到它自然而正当的价格时所应有的产量。然而，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羊毛的年产量尽管可能要受到这些规定的一点影响，但是影响不可能很大。因为生产羊毛并不是牧羊人投入他的劳动和资金的主要目的。而且他不指望从羊毛的价格获取很多的利润，而主要是指望从羊的躯体的价格中获取利润。然而后者的平均或大多数时候价格在很多情况下必定能够补偿前者的平均价格或大多数时候价格中的不足。在本书的前面部分中已经提到过，“任何法规只要想降低羊毛或生皮的价格，让它低于它应有的价格，那么在一个进步和文明的国家里就必定会提高鲜肉的价格。在经过技术改良和耕作过的土地上饲养的大小牲畜的价格，一定要足够支付地主对改良和耕作过的土地所希望的地租，和农场主有理由希望的从经过改良和开垦过的土地上获取的利润。假如没办法这样，农场主迅速就会停止饲养它们。所以，凡是通过羊毛和生皮的价格没办法支付的那一部分就一定要由躯体部分来支付。前者支付得少，后者就一定要支付得多。至于把这个价格怎样分摊在躯体的不同部位上，地主和农场主并不关心，只要对他们应该支付的都支付了就行了。所以在一个进步和文明的国家里，这些法规对于地主和农场主的利益的影响不可能很大，尽管作为消费者他们的利益可能会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某些影响。”所以，依照这一推理羊毛价格的压低在一个进步和文明国家里，不可能导致羊毛年产量的任何减少。除非是因为羊肉价格的上涨，可能多少减少对它的需求，结果导致那种鲜肉生产的减少。然而，尽管是这样，它的影响可能也不是很大。

尽管对年产量的影响可能不太明显，然而能够假设，那些法规对质量的影响必定会非常大。英国羊毛质量的降低，假如不是低于从前，仍然是低于在目前改良和耕作情况下自然应有的质量。可能会觉得，这个降低的程度必定是和价格的压低成比例。因为质量取决于羊种、取决于牧草，还有对绵羊的管理和卫生状况。在羊毛生长的整个过程中，完完全全能够对上面所说的情况加以关注，绝不可能多于羊毛价格按比例所可能给予所需劳动和费用的补偿。

然而，事情是这样的，羊毛的良好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牲畜的健康、发育和躯干。对于躯体的改良所给予的关注在某些方面也同样足以促进对羊毛的改良。尽管价格被压低了，英国的羊毛据了解在十八世纪的进程中已得到了大大的改良。假如羊毛的价格更好一点，这个改良也会更大一点；尽管价格低可能阻碍了羊毛的改良，然而肯定的是它没有能够完完全全阻止羊毛的改良。

所以，这些规章的苛暴看上去并没有像所预期的那样影响羊毛的年产量和品质（尽管我觉得它对后者的影响很有可能大大地多于对前者的影响）；生产羊毛的人的利益尽管必定要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然而总的来说，看上去所造成的损害要比可能预想的小得多。

这些思考虽然没办法充分证明绝对不允许羊毛出口是有道理的。然而它们能够充分证明对羊毛出口征收重税是有道理的。

单纯为了促进某一阶层公民的利益而不为别的目的，但是在任何程度上伤害任何其他一个阶层的公民的利益，明显是公然违背君主应对他的不同阶层的臣民一律公正平等对待的原则的。然而不允许羊毛出口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要损害羊毛生产人的利益，而他只不过是为了促进制造业者的利益。

不同阶层的任何一个公民都应作出贡献支持君主或联邦，只要对每托德的羊毛出口征收五先令或十先令的税，就可以给君主贡献一笔相当可观的收益。而且，它对羊毛生产人的利益的损害要比不允许出口少些，因为它不可能把羊毛的价格降低这么多。同时它对制造业者也可带来充分的好处，因为他尽管不可能像有禁令时那样便宜地收购羊毛，然而它至少仍然能够比任何外国制造业者购买的价钱要便宜五先令或十先令一托德。除此之外，还节省了运费和保险费用，这些都是外国制造业者一定要支付的。不可能设计出一种税收，它既可以为君主产生相当可观的收益，同时又不对任何人造成一点不便。

尽管一切的处罚捍卫着禁令，然而禁令仍然阻止不了羊毛的出口。大家都明白，羊毛大量地出了口。国内价格和国外市场价格之间巨大的差价强烈地诱惑着人们从事走私，致使严酷的法律也阻止不了它。然而非法的出口除对走私者有利外，无利于任何人。合法出口所缴纳的税通过给君主带来收益，还有因此而免征其他某些可能更为繁重和更为不便的赋税，证明对国家所有不同的臣民都有利。

制造和清洗毛纺织物所必需的漂白土的出口总是就像羊毛的出口一样受到差不多同样的处罚。哪怕是公认的和漂白土不同的烟管土，也因为它们的相似，还有因为漂白土有的时候可能被当做烟管土出口而总是受到同样的不允许和惩罚。

依照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和第十四年的第七号法令，不仅是生皮，还有鞣革也不允许出口，只有已制成的靴子、鞋和拖鞋例外。因此这个法令不顾畜牧业者和鞣革人的利益而给予制靴者和制鞋匠一定的垄断权。依照随后的法律我们的鞣革人通过每英担（重一百一十二磅）鞣革缴纳一先令的轻税才从这个垄断中解脱了出来。当鞣革出口时，与此同时，他们能够得到对他们的商品所征的货物税的三分之二的退税。所有皮革制品能够免税出口。除此之外，出口人还有权要求退还所缴纳的所有货物税。

我们的畜牧业者却依然要屈从于过去的垄断。畜牧业者双方相距非常远，分散在全国不同角落，没有非常大的努力不可能联合起来对自己的同胞建立垄断，也不可能把自己从别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垄断中解脱出来。各行各业的制造业者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集合成了数量众多的团体，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联合起来。甚至牛角也不允许出口。在这一点上，制角和制梳两个无足轻重的行业也就享有了对畜牧业者的垄断权。

通过不允许或是征税来限制部分加工，但没有加工完成的制成品的出口而不是对皮革制品所采取的非常措施。为了让商品适宜于立即使用和消费，只要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完工，我们的制造业者们就觉得他们应该去把它做完。毛线和绒线也是不允许出口的，它们的处罚和羊毛一样。甚至白毛料的出口也要纳税，我们的印染业者迄今也总是享有对我们呢绒业者的这种垄断权。我们的呢绒业者可能能够保卫自己反对这样的垄断，然而事情是我们大多数的呢绒业者本身又是印染业者。表壳、钟壳和钟表针盘一直也是不允许出口的。看上去，我们的造钟人和制表人不情愿通过和外国人的竞争来提高这种手艺的价格。

依照爱德华三世、亨利十七世和爱德华六世的某些老的法令，一切金属的出口都是不允许的，只有铅和锡是例外。可能是因为这些金属过于丰富。在那些年月王国的相当大多数的贸易就是由这些金属的出口构成的。同时，为了鼓励采矿业，威廉和玛利第五年第十七号法令废除了原来由大不列颠矿石炼成的铁、铜和白铁出口的限制。外国还有大不列颠各种铜块的出口，后来通过威廉三世的第九年和第十年第二十六号法令得到了允许。然而所谓制枪金属、制钟的金属，还有钱币鉴定人的金属仍然不允许出口。各种各样铜制品则能够免税出口。

那些没有完完全全不允许出口的制造业的原材料在非常多情况下都被征收了相当重的税。

乔治一世第八年第十五号法令宣布，依照以前的法令被征收赋税的一切出口货物，一切大不列颠的产品或制品均给予免税。然而，以下货物除外：明矾、矿石、锡、铅、铝、鞣革、绿矾、煤炭、白呢绒、菱锌矿、梳毛机、各种畜皮、胶、兔毛或野兔毛、马匹和氧化铝。假如我们把马匹排除在外，那么剩下的就全是制造业的原材料，或是半制成品（它们能够被看成是进一步加工的原材料），或是生产工具了。这项法令让它们持续被征收以前对它们征收的各种税，也就是过去的补助税和百分之一的出口税。

依照同一法令对很多外国染料的进口给予了免税。然而，后来又对其中的每一种出口时征收一定的税。诚然，不是非常重的一种税。看上去我国的染匠当他们觉得为了鼓励染料的进口，免税是完全符合他们利益的；与此相同，他们觉得对它们的出口给以某种不大的打击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然而提出这样著名的商业创见的贪婪也极可能让它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它必定教会进口商比他们原本的做法更加小心谨慎：他们的进口不应多于供给国内市场所必需的数量。国内市场就可能时刻处于一种比较匮乏的状态，这些商品假如出口和进口都给予相同的自由的话，价格也可能时刻变得比它们原本应有的价格要高一点。

依照上面所说的法令，塞内加尔胶或阿拉伯胶被列入染料之内能够免税进口。诚然，在它们重新出口时要征收小额的磅税，大概每英担三便士。法国在那个时候享有对位于塞内加尔附近盛产这些染料国家的专营贸易权，然而英国市场不可能通过直接从产地进口得到供应。因为这个原因，通过乔治二世第二十五年的法令，塞内加尔胶能够从欧洲任何一地进口（和航海条例的本旨大相违背），然而因为这个法令并不想鼓励这种和英国商业政策的基本原则大相径庭的贸易，因此它对这类进口每英担征收十先令的关税，并且这个税在以后出口时分文不予退还。

1755年战争的胜利带给了大不列颠对法国从前享有的对那些国家的同样的专营贸易权。和平一恢复，我们的制造业者就竭力利用这样的好处，针对种植人和这种商品的进口建立了对于自己有利的垄断。因之，依照乔治三世第五年第三十七号法令，从大英帝国的非洲领地塞内加尔出口的胶，只限于运往大不列颠，不仅这样要受到到大不列颠在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所列举的商品与此相同的限制，遵守与此相同的规章，实行与此相同的没收和处罚。诚然，它的进口只需缴纳每英担六便士的税，而它的重新出口则每英担需缴一镑十先令的重税。我们制造业者的意图就是：那些国家所有产品应该出口大不列颠。目的是让英国制造业者能够用他们自己的价格来购买它，而且让之中任何一点也没法再次出口。因为出口费用之高足以阻碍出口。然而，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贪婪就像在其他很多场合上所表现出的贪婪一样没有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

这么重的税给走私带来了非常大的诱惑力，以至于大量的这种商品私下里被运送了出去，可能出口到了欧洲一切制造业发展的国家，特别是荷兰；不仅从大不列颠，还从非洲也走私到了荷兰。对于这一点，乔治三世第十四年第十号法令把这个出口税降低到每英担五先令。

在征收过去的补助税的税则表中，海狸皮的估值为每张六先令八便士，在1722年对它的进口所征的各种补助税和进口税大概为它估值的五分之一，大概是每张皮十六便士；除去过去的补助税的一半，大概计二便士外，其余一切在出口时退还。对这样重要的一种原材料所征收的税总是被觉得太重了，因此在1722年税率降低到二先令六便士，而且其中的一半在出口时退还。同次战争的胜利让海狸最大的生产国被置于大不列颠管辖之下，海狸皮被列入美洲只可通过向大不列颠市场出口的商品名单之中。我们的制造业者想起他们能够利用这个情况所带来的好处，因此在1764年把海狸皮的进口税降低到每张一便士，然而出口税却提高到每张七便士，而且，还不退进口税。依照同一法令对海狸毛或子宫的出口每磅征收十八便士的出口税，对该商品的进口税没有作任何变动，当该商品由大不列颠进口，是由大不列颠的船只装运时，当时对该商品所征进口税是在每张四到五便士之间。

煤能够被看成原材料，又可被看成生产工具。因而，对煤的出口税总是达到现在的（1783年）每吨五先令以上，或者每查尔伦（纽卡斯尔衡制）十五先令以上。这在绝大多数场合都超过该商品在煤矿井口或出口装运港口的原始价格。

然而，正式的生产工具的出口大多数时候都是受到限制的，不仅受到高关税的限制，还受到严格的不允许。所以，依照威廉三世第七年和第八年第二十号法令第八条款，织手套或织袜子的机架或机身是不允许出口的，违者会受到处罚，不仅没收出口或试图出口的这样的机架或机身，而且罚款四十镑；其中的一半上缴国王，一半发给揭发和提出控诉的人。依照乔治三世第十四年第七十一号法令通过同样的方式对棉织业、麻织业、毛织业和丝织业所利用的一切用具一律不允许向外出口，违者给予处罚：全部没收他的用具而且对冒犯者罚款二百镑，与此同时对知情而又让这样的用具装船的船主罚款二百镑。

当对死的生产工具的出口都施加这样重罚时，也就不可能还指望技工的出口是自由的了。因而，依照乔治一世第五年第二十七号法令，凡是被判有引诱大不列颠的或大不列颠任何制造业中的技术工人去外国做工或传授技艺者，初犯要处罚不多于一百镑的罚金而且监禁三个月，直至罚金付清时为止；对于重犯者所处罚金的多少由法庭裁定，而且监禁时间为十二个月，直至罚金付清为止。依照乔治二世第二十三年第十三号法令，罚款加重了，初犯改为每引诱一名技工罚款五百镑，监禁十二个月，直至罚款付清时为止；重犯罚款为一千镑，监禁两年，直至罚款付清时为止。

依照以上两项法令中的第一项，在证实某人曾经引诱过任何技工，或任何技工已许诺或签约前往国外工作，这样的技工一定要做出保证听任法庭裁定；在他没有做出这样的保证以前，不得前往海外，而且得由法庭拘禁。

假如任何技工已到了海外，还在那里工作或传授技艺，由王国派驻在国外的大使或领事，或由当时的国务大臣之一向他提出警告后，假如他在接到这样的警告后六个月仍不返回王国，坚持继续居住在国外，则他将被剥夺在王国内一切财产的继承权，同时他没办法充当任何人的遗嘱执行人或财产管理人，没办法在王国通过继承、遗赠或购买而拥有任何土地。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土地、货物和动产等一切要没收上缴国王，而他本人则被宣布为一个十足外侨，不受到国王的保护。

我想无须说明，这些规章和吹嘘的公民自由是如何相违背，并且，我们老是爱因那个自由而受到这样强烈的嫉妒，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吹嘘的自由却被这样坦率地为了我们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徒劳的利益而放弃了。

所有这些规章值得称赞的动机都是在扩张我们自己的制造业，而不是通过它们自身的改良，是通过压制我们一切邻邦的制造业，同时通过尽可能地对和这样的可憎的令人讨厌的竞争者的麻烦的竞争作一结束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制造业。我们的制造业老板可能觉得他们把他们同胞的一切才智垄断起来是合理的。尽管在某些行业，通过限制在一个时期内能够雇佣的学徒的人数，还有通过在各行各业强制实行长学徒制，他们竭尽全力把他们各自行业的知识限制在尽可能少的一批人手中，同时他们也不情愿这少数的人到国外去把他们的知识传授给外国人。

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终点和目的。只有在一定要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生产者的利益才应该受到关注。这个格言的意思是这样的不言而喻，再想去证实它就会显得荒谬。然而在这个商业体系中，消费者的利益则差不多总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而被放弃了。而且仿佛把生产，而不是把消费当做一切产业和商业的最终归宿和目的。

在对能够和我们自己国家的生产或制造品进行竞争的一切外国商品的进口限制中，国内消费者的利益明显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而被放弃了。完完全全是为了后者的利益，前者总是必须要支付经常由这个垄断所引起的抬高了的价格。

对生产者的某些产品的出口所发放的奖励金完完全全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国内消费者不得不支付的，首先是为支付奖励金而征收的税；然后是因为国内市场商品价格的提高而必定征收的更大税费。

依照同葡萄牙缔结的商务条约，消费者因为高关税的阻碍而没办法购买邻国一种我们自己国家气候所没办法生产的商品，而只能购买远方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尽管人们都公认远方国家生产的这种产品在质地上远逊于邻国生产的产品。国内消费者却没办法不忍受这样的不便，以使生产者可以在比他原可能有的更有利的条件下向那个远方国家出口他自己的某些产品。无论那些产品因为上面所说的强制性出口在国内市场上可能引起的价格提高了多少，消费者也没办法不支付。

然而在为管理我国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而建立的法律体系中，消费者的利益也是完完全全为了生产者的利益而被放弃了。不仅这样，这些规章比我国所有其他商业规章所包括的更加广泛，消费者的利益放弃的也更大。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唯一目的就是培育这样一个消费者国家，那些消费者没办法不在我国不同生产者的店铺中，购买我们不同生产者所可以向他们提供的一切产品。为了这个垄断可以向我们的生产者提供这一小小的加价，国内消费者就不得承担维持和保卫那个帝国的一切费用。

为了这个目的，也只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上次战争中耗去了二亿镑以上的金钱，多于在以前一切战争中为了同一目的所耗费的全部，此外还举借了一亿七千万镑以上的新债。单是这项债款的利息，就不仅多于从对这个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中所可能假设得到的所有非常利润，多于那部分贸易的全部价值，或者说多于每一年平均向那些殖民地出口的货物的一切价值。

要确定谁是这整个商业体系的设计人，可能并不很困难。我们可以相信，绝不是其自身利益全然被忽视的消费者，而是其利益总是受到这样小心的关注的生产者；然而在这后一阶级中，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是主要的设计师。在本章所注意到的商业规章中我们制造业者的利润总是受到最特殊的关注；然而总是为它作出牺牲的，与其说是消费者的利益倒不如说是其他某些种类生产者的利益。

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学说

把土地生产物看成任何一个国家收益和财富的唯一来源的体系，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做过。不仅这样，现在它也只不过存在于法国几个大学问家的思考之中。对一个从来没有可能也永远不可能对世界的任何一部分造成任何伤害的体系的错误，必然也不值得去作详尽的研究。然而，我将竭力尽可能清晰地说明这个非常天才的体系的要点。

路易十四的著名大臣科尔伯特是一位非常正直、非常勤勉和知识渊博的人，而且，对公共账目的检查极富经验，且眼光敏锐。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能力把公共收益的征收和支出管理得井然有序的人。不幸的是这位大臣信奉商业体系的一切偏见，那是一个在性质和本质上都受到限制和调控的体系。这类体系不可能不合于一个在事业上辛勤操劳的人的心意，因为他已经习惯于调控政府机关各个部门的工作，对于每个部门建立必要的检查的控制，让它们各司其职。

他竭力用对政府各个部门所采用的模式，来调控一个大国的工业和商业。因此他不允许每个人在平等、自由和公平的条件下，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利益，却给予某些工业部门一些特权，然而对某些部门却又施加某些严格限制。就像其他欧洲的大臣一样，他不仅更加热衷于鼓励城镇的工业（和农村的工业相比），而且为了支持城镇工业，他甚至宁可抑制和压制农村工业。

为了让城镇居民的食品便宜，他鼓励制造业进行对外贸易。他全然不允许谷物出口，从而让农村居民没法把他们的产品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运往任何一个国外市场。这个禁令再加上法国古代各省法令中对谷物运出的限制，还有差不多所有各省对耕作者所征收的沉重的赋税都在很大程度上挫伤和压制了法国的农业，让它远低于在这样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的条件下自由发展的水平。在全国各个地区也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挫伤和压抑的状况。关于它的原因的大部分调查已着手在进行。它的原因之一，看上去就是科尔伯特先生的各种制度给予城镇工业比农村工业的优惠。

有句谚语说：假如枝条一面弯得太多，要把它变直，你就一定要把它往另一面弯得与此同样的多。那些提出农业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收益和财富唯一来源的体系的法国哲学家好像采用了这个格言；就像在科尔伯特先生的计划中，城镇的工业和农村的工业相比之下必然是被过高地估计了一样，在他们的体系中城镇工业看上去又必然是被同样地低估了。

他们把为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在任何一个方面作出了贡献的不同阶层的人民划分成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是土地拥有者阶级；第二个阶级是耕作者、农民和农村劳动者阶级。他们给这些人加上生产者阶级的光荣称号；第三个阶级是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他们用非生产阶级这个带有羞辱性的称号，来竭力贬低他们。

所有者阶级对年产物的贡献是通过他们有的时候投在改良土地、建筑物、排水沟、围墙和其他改良上的费用体现的；他们或者在土地上建筑这些设施或者是维护这些设施，不仅这样，通过他们让耕作者可以用同等的资金提高产量，因而也可支付更大的地租。这样提高的地租能够被觉得是所有者在改良他的土地中所投入的费用或资金所应得的利息或利润。这种开支在这个体系中被叫做土地费用。

耕作者或者是农民对年产物所作的贡献是通过他们投在耕作土地的费用体现的，在这个体系中被叫做原始的和常年的费用。这个原始费用包括农具、牲畜、种子，还有农民的家庭、雇工和牲畜在他从事耕种的第一年的大多数时间，或者直到他可以从土地上收回某些回报时的生活费用。而常年的费用包括种子、农具的损耗、农民的雇工、牲畜的每一年生活费，还有农民家人中能够被看成耕作中的雇工的人的生活费用。

在土地生产物中交付地租后剩余归他的那一部分，首先应足够弥补在合理的时间内，至少在土地耕作期间一切原始费用还有资金的寻常利润；其次应足够弥补一切常年费用还有资金的寻常利润。这两类费用是农民用于耕作的两大资金，除非这些资金按时返回，而且附有合理的利润，他就没办法和其他行业处于平等的地位而持续经营他自己这个行业。同时，从他自己的利益思考，他必定会尽可能放弃这个行业，去寻找另一行业。让农民能够持续生产所一定要利用的那一部分土地产物应该看成用于耕作的专款，假如地主侵犯了这个专款，他必定会减少其土地生产物，而且在不多的几年里，不仅会让农民无力支付和土地年产值同等的租金，而且没办法支付他原本完完全全能够得到的合理的地租。正当属于地主的地租只不过在完完全全支付了以前为提高总产或是一切土地产物所支付的必要的一切费用之后的净产物。

是耕作者的劳动在完完全全支付了一切必需的费用后带来了这样的净产物，所以这个阶级在这个体系中被非常尊敬地称为生产阶级。依照同一理由，在这个体系中他们的原始的和年度费用被称为生产费用，因为它们在补偿自身的价值后，还可以让这些净产物每一年再生产。

所谓的土地费用，或者说地主投在改良自己土地上的费用，在这个体系中也被尊称为生产费用。直至所有这些费用加上资金的寻常利润通过从他土地上所得到的预付地租完完全全偿还以前，这个预付的地租应该被教堂和国王都看成是神圣和不可侵犯的，而且对它不应征收什一税或其他税。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阻碍了土地的改良，也就阻碍了教堂什一税以后的增长，阻碍了国王税收以后的增长。因为这个原因，在事情井然有序的状态下，这些土地费用在完完全全再生产了它自身的价值外，在一定的时期后会带来净产物的再生产，它们在这个体系中被看成生产费用。

然而，地主的土地费用还有农民的原始的和年度的费用是这个体系中仅有的三个被看成生产的费用。一切其他的费用和一切其他阶层的人，甚至那些在人们的寻常的理解中被看成最可以生产的人，在这个账户上均被看成完完全全是非生产的。

在人们的寻常理解中，工匠和制造业者，尤其他们的劳动是大大地增加了土地原生产物的价值的，然而在这个体系中却被看成完完全全的非生产阶级。据了解，他们的劳动仅仅补偿了雇佣他们的资金的寻常利润。这个资金包括材料、工具，还有他们的雇主预付给他们的工资；而且这个资金是预定用来雇佣雇工和维持他们的基金。则其利润是预定用来维持他们的雇主的生活的基金。

他们的雇主就像预付给他们工作所需的用来支付材料、工具和工资的资金一样，他也预付给自己一部分维持他自身生活所必需的费用，他维持自身生活的费用大多数时候和他所指望的通过他们的产品所可以创造的利润成比例。除非他们的产品的价值能够偿还他预支给自己的生活维持费用，还有他预付给工人的材料、工具和工资，要不然他的价格就没法偿还他对产品所投入的一切费用。所以，制造业资金的利润不像地租，不是在完完全全支付为了取得利益所一定要投入的一切费用后所剩下的净产物，农民的资金给农民生产的利润就好像制造业主的资金给制造业者生产的利润一样。然而农民的资金还给另一个人生产地租，这一点制造业主的资金就没有。所以，投入雇佣和维持工匠以及制造业者的费用（假如能够这样说的话）只不过是让它本身价值持续存在，并没有产生任何新的价值。所以它全然是一种非生产性费用。相反，投在雇佣农民和农村劳动者身上的费用，除去持续保持了它本身价值的存在外还产生新的价值，也就是地主的地租。所以它是生产费用。

商业资金和制造业资金都是不生产资金。它只不过让它的自身价值持续存在，没有生产任何新的价值。它的利润只不过补偿了投资人在运用它的期间或者直到他收回资金之前所预付给自己的生活费用。这个利润只不过是对投资人在运用资金时所一定要投入的费用的部分补偿。

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劳动对于土地原生产物的一切年产量的价值来说，从来没有增添任何东西。诚然，它大大增加了对土地原生产物某些特殊部分的价值。与此同时，它引起的对其他部分的消费明显等于它附加在那些部分的价值。以至于在任何时候，总额的价值丝毫没有因上面所说的增值而增大。

举例来说，制作一对花边的人，有的时候可以把只值一便士的亚麻的价值提高到三十镑。乍一看他好像以此把部分原生产物的价值增加了大概七千二百倍，事实上他对天然生产物全年总量却没有增加半点价值。织一对花边可能要花费他两年的劳动。然而花边完成时他得到的三十镑只不过是对他从事织花边的两年期间为自己所垫付的生活费的补偿。通过每天、每月或每年的劳动，他对亚麻所附加的价值只不过是对他在那一天、那一月或那一年所消费的价值的补偿。所以他从来没有对土地原生产物的总额增加任何价值。他持续连续消费的那部分产物总是永远等于他所连续生产的价值。在这个昂贵而无关紧要的制造业中，所雇佣的大多数人的贫穷能够让我们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工作的价格不可能多于他们生活费用的价值。农民和农村劳动者的工作却不是这样。在大多数时候的情况下，地主的地租就是在完完全全补偿了一切消费，补偿了投入在雇佣、维持工人和他们的雇主的一切费用后总是在持续连续生产的价值。

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只节省来增加社会的收益和财富，或者就像这个体系所说的，通过使食品匮乏，也就是通过剥夺一部分本来想要用于维持他们生活的基金才可以增加社会的收益和财富。他们每一年生产的除了那些基金，再无其他。所以，除非他们每一年节省其中的部分，除非他们每一年剥夺自己的某些享受到社会的收益和财富，通过他们的劳动绝不可能有任何一点增长。

相反，农民和农村劳动者能够完完全全享受到预定用于维持他们生活的一切基金，同时还可增长社会的收益和财富。除了预定用于维持他们生活的费用，他们的劳动每一年可带来一个净产值；这个净产值的增长必定让社会收益和财富增长。就像法国或英国这样的国家，它们拥有大量的所有者和耕作者，能够通过勤劳和享受到致富。相反，像荷兰和德国这样一部分主要是由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构成的国家，它们只能够通过节省和生活的匮乏来达到富裕。因为国家的处境不同，国家的利益也十分不同，人民的寻常性格也大不相同。自由、坦率和友好很自然地成为前一类国家中人民的寻常性格中的一部分；在后一类国家中，构成他的人民寻常性格中一部分的便是狭隘、无耻和自私，讨厌一切社会娱乐和享受。

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这些非生产阶级完完全全是靠此外两个阶级——拥有者阶级和耕作者阶级——的费用来维持与雇佣。后两个阶级给前一个阶级带来加工的材料和维持生活的基金，供给他们在雇佣期间所需要消费的谷物和牲畜。拥有者和耕作者最终还要支付非生产阶级的所有工人的工资，还有他们一切雇主的利润。这些工人和他们的雇主事实上就是所有者和耕作者的仆人。就像在室内工作的家仆一样，他们是在户外工作的仆人。然而，前者和后者都与此相同是由同一主人所供养。两者的劳动同样都是非生产的，它对土地的原生产物的总值不增添任何东西。它不仅没办法增加那个总值的价值，而且是一定要支付的一个费用。

然而，这个非生产阶级不但是有用的，而且对于其他两个阶级还大有用处。通过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勤劳，所有者和耕作者用比他们自己应投入的少得多的劳动产品，既能够购买到他们需要的外国货物，又可购买到他们自己国家的制造品。假如他们想要用笨拙而不熟练的方式自己去进口外国货物或者制造自己国家的制造品供自己利用的话，那么他们就一定要花费大得多的劳动，而借助非生产阶级耕作者就可免去很多操劳，否则那些操劳将会让他们分心没办法专注耕作土地。没有分心而可以专心一致地耕作形成的产品的优势完完全全足够支付耕作者或他们自己维持和雇佣非生产阶级所需的一切费用。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劳动尽管就其本质而言完完全全是非生产的，然而它通过这样的方式间接地增加了土地的产品。他们的劳动会使生产性劳动的生产力可以自由地专用于其本身的工作上，也就是土地耕作上。因此耕作这一职业常常因为不通过耕作为业的人的劳动，而经常变得更加轻松和耕作得更好。

从任何一方面讲，限制或挫伤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勤劳从来就不可能符合所有者和耕作者的利益。这个非生产阶级享受到的自由越大，构成这个阶级的所有不同行业的竞争就越激烈，其他两个阶级就会得到更便宜的供应，不管是外国货物，还是自己国家的制造品。

压迫其他两个阶级从来也不可能符合非生产阶级的利益。土地的剩余产品，在先后去掉了耕作者和所有者生活维持费用后的剩余物，维持和雇佣了这个非生产阶级。这个剩余物越多，它所维持和雇佣的那个阶级也必定更多。建立完完全全的公正、完完全全的自由和完完全全的平等，是最有效地保障所有这三个阶级的最大限度的繁荣的其他简单的秘密。

就像荷兰和德国这些商业国家，主要是由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构成了这个非生产阶级，是通过与此相同的方式由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费用维持生活而且受雇于他们的。唯一不同的是，那些所有者和耕作者（其中绝大多数）远离靠他们带来加工材料和生活基金而身居极不方便的遥远地方的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他们是其他国家的居民和其他政府的臣民。

然而，这样的商业国不仅有用，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居民也大为有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空缺，填补了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的位置，那些国家的居民原本应该是在自己国家能够找到这些人的，然而因为他们政策的某种缺点在国内没有办法找到。

通过和他们的贸易或向他们带来的商品征收高关税，来挫伤或压抑这些商业国家的工业从来就不是农业国家的利益，假如我能够这样来称呼那些国家的话。通过让那些商品变得昂贵的关税，只可能让他们自己国家土地剩余产物的实际价值在和那些商品，也就是那些商品的价值进行交易时降低。这样的关税只可以阻碍剩余产物的增加，因而也阻碍其土地耕作的改良。相反，提高剩余产品的价值，刺激它增长，因而促进其土地耕作的改良，最有效的应急措施是允许所有这类商业国家最完完全全的自由贸易。

这样的最完完全全的自由贸易在恰当时机能够带来国内缺乏的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通过最恰当和最有利的方式填补他们感触非常深的那个非常重要的空缺。

土地剩余产物的连续增加到了恰当时机会创造一个比按寻常利润率所可能投入土地改良和耕作的资金更大的资金。然而其剩余部分又很容易地投入到雇佣于自己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身上。这些工匠和制造业者在国内找到了他们工作的材料和维持生活的基金，即便技艺差很多，他们也就可能像那些商业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一样廉价地进行生产。因为那些商业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一定要从遥远的地方去获得材料和生活基金，即便因为缺乏技术他们可能开始有一段时间没办法那么廉价地进行生产，然而在国内找到了市场，他们便能够像那些商业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一样，通过同样便宜的价格卖出他们的产品，后者却必须要从遥远的地方才可以把商品运送到这个市场上来。不仅这样，随着技术的提高，他们就可以很快把产品卖得比较便宜了。所以，那些商业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很快在那些农业国家的市场上受到挑战，因为售价超过对方，不久便会完完全全被挤出市场。那些农业国家因为技术的逐步改进，它的制造业便宜到一定的时候就又会把他们的销售推广到国外市场去，把产品送往非常多外国市场去，在那里通过与此相同的方式可把很多商业国的制造品渐渐挤出市场。

农业国原生产物和制造品连续增加到一定的时候，将会创造比通过寻常的利润率投入农业或制造业所可以创造的更大的资金。这个资金的剩余部分很容易转向对外贸易，投入向外国出口其国家原生产物和制造品中的剩余部分，因为它们多于国内市场的需求。在出口其国家产品的过程中，农业国的商人和那些商业国的商人相比，具有他们的工匠和制造业者曾经有过的优势。

他们可以在国内找到货物及食品，这些东西别人就一定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所以，尽管航运技术差一点儿，他们在国外市场上也可以把自己的货物和商业国的商人们一样通过低廉的价格卖出，然而在技术同等时，他们就可以卖得更便宜。所以，他们就会迅速和商业国在外贸这个领域进行竞争，到一定时候就把它们完完全全从外贸中挤走。所以，依照这一自由和宽大的体系，农业国培养自己的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的最有利的方法是给予一切其他各国的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最完完全全的贸易自由。从而使它能够提高它土地剩余产物的价值，剩余产品的连续增加会渐渐建立起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到一定时候就会培养出自由贸易所必需的各种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

相反的是，当一个农业国家通过高关税或禁令压制对外贸易时，它必定会在两个不同方面伤害自己国家的利益。首先，提高一切外国货物和各种制造品的价格必定会降低自己国家土地剩余产物的实际价值，因为它正是用这些剩余产物也就是用剩余产品的价格来购买外国货物和制造品的。其次，通过给予自己国家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它必定会把商业和制造业的利润率提高得比农业的利润率高，从而让原本投入农业的一部分资金从农业中抽回，或者妨碍原本能够进入农业的资金进入农业。

因此，这个政策在两个不同方面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首先，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值，从而让农业投资的利润率降低；其次，通过提高其他一切行业的利润率，从而降低了农业投资的利润率，让农业变得更为不利，然而商业和制造业却变得比它们原本可能的有更多利益。每个人因为他的个人利益的驱动都会想要尽可能把自己的资金和劳力从前者转向后者。

通过这样的压制政策，农业国家应该能够通过自由贸易更快地培养出自己的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然而，这事颇值得怀疑，假如是在时机没有完完全全成熟以前培养出他们，过快培养一种劳动，将会压制此外一种更有价值的劳动。通过过于匆忙地培养一种只可以用来偿还用于它的资金与寻常利润的劳动，将会压制一种除偿还资金和利润外还可以为地主带来净产物、自由地租的劳动。过于着急地鼓励那种全然非生产劳动，会压制生产劳动。

依照这样的体系，土地年产物的总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上面所提到的三个阶级中进行分配，还有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非生产劳动只是偿还了它自身消费的价值，然而没有在任何方面增加那个总额的价值，这个体系的天才而又学识渊博的鼻祖魁奈先生已经用某些数学公式对此作了表述。在这些公式的第一个当中——他通过突出的方法有意把它称为《经济表》——表述了他如果在最完完全全自由的状态下，也是最繁荣的状态下所可能实现的方式。

在那种状态下，年产物足以带来最多的净产物，不仅这样任何一个阶级可以享受到在整个年产物中应得的份额。在此后的一部分公式的表述里，他假设在不同的限制和规定的状态下进行这种分配的方式。在那种状态下，所有者阶级或非生产阶级比耕作者阶级要受到更多的优惠。不仅在那种状态下，前者或后者都要在一定程度上蚕食本应属于这个生产阶级的那个份额。

依照这个体系，每一次这样而来的蚕食，对这个最完完全全自由情况下的自然产生的分配方式的每一次破坏，必定一年年降低年产物的价值和总额，而且，必定引起社会实际财富和收益的渐渐减少。依照这个蚕食的程度，依照最完完全全自由情况下的自然分配方式受到破坏的程度，这个减少的过程必定渐渐加快或放慢。这些公式表述了减少的不同程度，依照这个体系，这个减少的不同程度总是会和那个自然产生的分配方式受到破坏的程度相一致。

有些纯理论的医生仿佛认为，只有通过某种严格的饮食和运动的制度，才可保持人体的健康，因此对那个制度的任何一个最小的违反就必定引起相应程度的疾病或混乱。然而，经验却仿佛向我们表明，人体，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在极端不同的饮食和运动制度下，甚至在某种大多数时候觉得极端不健康的制度下，也常可以保持最完美的健康状态。然而看上去人体的健康状态本身包含着某种尚没有为人所知的保持健康的本性，在很多方面，它可以防止或纠正一个非常错误的生活制度的不良影响。

魁奈先生本人就是一个内科医生，还是一个极端纯理论的内科医生，他对政治实体仿佛抱有同样的观念，仿佛认为只有在一个严格制度下，政治实体才可以繁荣兴旺。他仿佛没有思考到，在政治实体中每个人连续地争取改善自己处境的自然努力，就是能够在很多方面防止和纠正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公平和压迫性的不良影响，保持健康的本性。这样一来，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尽管无疑要延迟，然而却不总是可以完完全全阻止一个国家走向富裕和繁荣的自然进程。假如一个国家没有享有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公正就不可能有繁荣，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繁荣过。然而，在这个政治实体内，大自然的智慧幸好为纠正人的愚蠢和不公正所造成的很多不良影响做了充分的准备，就像它在自然体系中纠正自然体的怠惰和没有节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一样。

然而，这个体系的主要错误看上去就在于它把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阶级都说成了完完全全非生产阶级。接下来的几点观察能够表明这样的说法的不妥之处。

第一，大家都公认这个阶级每一年要再生产他们每一年消费的价值，至少是让维持和雇佣他们的资金能够持续存在。单纯就依照这一点，把非生产这个名称用在他们身上看上去就非常不妥。我们不应把只是生育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婚姻就称为不生产的，尽管它只补充了父亲和母亲，而没有增加人类的数量，只不过就像以前一样维系了人类的生存。诚然，农民和农村劳动者除了再生产维持他们生活和雇佣他们的资金之外，每一年再生产净产物，也就是地主的自由地租。这就像一对夫妇生育了三个孩子，必然是比只生育两个孩子的夫妇更具有生产性一样，农民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必然比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更具有生产性。只不过，前者的产量高并没有让后者变成了不生产的。

第二，依照这一点，把工匠、制造业者视同家丁、仆役是完完全全不妥的。而且家仆的劳动没办法让维持和雇佣他们的基金持续存在。维持和雇佣他们的费用完完全全是由他们的主人开支，不仅这样，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不具有偿还那部分开支的性质。他们的工作完完全全是一种服务，大多数时候是在他们完成工作的瞬间，他们的服务也就随之消失了。它不固定或体现在任何能够偿还他们的工资和生活维持费的价值的可卖出的商品中。相反，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的劳动天然地固定或体现在某一可卖出的商品中。正是依照这一点，我在论述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那一章中把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划分在生产劳动者中，而把家仆划分在非生产劳动者中。

第三，依照任何一个设想，说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的劳动没法增加国家的实际收益，仿佛都是不妥的。比方说，哪怕我们能够假设，就如在这个体系中所假设的，这个阶级每一天、每一个月和每一年消费的价值完完全全等于他们每日、每月和每年生产的价值，然而我们却没办法由此而得出结论，他们的劳动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产生的实际价值，对社会的实际收益没有增加任何东西。

比方说，一个工匠在收割后的前六个月里做了价值十镑的工作，尽管他在同一时间内消费了价值十镑的谷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却实实在在地使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增加了十镑的价值。当他消费了价值十镑的谷物和其他必需品这半年收益时，他已经生产了同等价值的产品。这些产品能够为他自己或是此外某人购买同等的半年收益。因此，在这六个月期间所消费和生产的价值是同等的，不是十镑而是二十镑。诚然，在任意一个时刻里，可能存在的是不多于这十镑的价值。然而假如被工匠消费的这十镑价值的谷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被士兵或家仆消费了，在六个月末尾存在的那部分年产物的价值就将会比因为工匠的劳动而实实在在得到的全部要少了十镑。

因此，尽管工匠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在任何一个时候能够假设不可能多于他所消费的，然而在任何时候市场上货物的实际存在价值因为工匠生产的结果要多于他没有生产时的价值。

当这样的体系的庇护者们宣称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的消费等同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时，他们可能是指那些人的收益，或预定用于他们消费的基金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然而假如他们把自己表述得更准确些，只不过宣称那个阶级的收益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那么读者就会很自然地认为，从这个收益中自然节省出来的东西必定会增加社会的实际财富。所以，为了作出一个像论据一样的东西，他们就一定要把自己表述得就像他们所做的那样。不仅这样，这个论据即便使事物完完全全就像假设的那样，结果也是一个非常没有说服力的论据。

第四，农民、农村劳动者、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相比，他们能够扩大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社会的实际收益。任何一个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只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得到增加：

（一）对某种社会中实际上维持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

（二）使某些有用的劳动量增加。

有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首先依靠于工人能力的提高。此外，有赖于他所利用的机器的改良。就像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劳动比农民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能够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工，让每个工人的劳动简化到更加简单的一种操作一样，他们与此同时能够改良到一个更高的程度。所以，在这方面，耕作者阶级和工匠、制造业者相比就不可能有任何优势。

实际用于任何一个社会的有用的劳动量的增加一定要完完全全依靠雇佣它的资金的增加；然而这个资金的增加又一定要完完全全和管理调节这个资金的利用的个别人，或某些把资金借给他们的人从收益中所节省出来的数额同等。假如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就像这个体系所假设的，比土地拥有者和耕作者自然地更倾向于节俭和储蓄的话，那么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更加可能扩大用于他们社会的有用劳动量，从而增加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实际收益，也就是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

第五，也是最终一点，每个国家居民的收益就像这个体系所假设的完完全全由他们的劳动所可以得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构成，一个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的收益在其他事物同等的情况下，一定总是大大地超过没有商业或制造业的国家。通过贸易和制造业，每一年能够进口比他自身土地在他们实际耕作的状态下所可以带来的更多的生活资料。城镇居民尽管一般不拥有土地，然而他们通过劳动却可以换取到其他人民的土地原生产物，它们不但为他们带来工作的材料，而且为他们带来维持生活的基金。一个城镇和他靠近农村的关系经常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和其他独立国家的关系。

荷兰正是这样从其他国家汲取了大多数的生活资料，从霍尔斯泰因和日德兰获取牲畜，差不多从欧洲的所有国家获取谷物。小量的制造品就可购买大量的原生产物。所以，一个商业和制造业国家很自然用它一小部分制造品购买其他国家大多数的原生产物。相反，一个没有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大多数时候要用它大多数的原生产物去购买一小部分其他国家的制造品。前者出口的仅可以维持和供应极少数的人，然而进口的却可以维持和供给大量的人；后者出口的可以供应和维持非常多人，然而进口仅可以供应和维持极少数的人。前者的居民必定总是享受到大量他们自己的土地在他们耕作的实际状态下所可以带来的生活必需品，那么后者的居民必定总是享受到数量小得多的生活必需品。

然而，这个体系尽管有它所有的这些缺点，但可能是迄今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这个问题最接近真理的体系了，不仅这样，就依照这一点它就非常值得每个愿意认真研究这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原理的人去深刻思考。

尽管把用于土地的劳动表述为生产性劳动，而一再重述的一些生产性劳动观念可能还是过于狭窄。这个体系把国家的财富表述为不是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而是由社会的劳动每一年再生产的消费品构成。不仅这样，在把完完全全自由说成是可以让这个年度再生产尽可能最大的唯一措施时，这样的体系看上去在每一方面就都是公正的、宽宏大量和自由的了。

这个学说的追随者人数非常之多，因为人们大部分喜欢反论，喜欢显示自己可以理解常人所没办法了解的东西，所以这个学说支持的关于制造业的非生产性质的反论可能对增加它的赞美者的人数作出了很大程度的贡献。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在法国的学术界被称为“经济学家”。他们的著作必然对他们的国家曾有过某些贡献。他们不仅把非常多以前从没有很好研究过的问题提出来给公众讨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让公共行政在重视农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所以，因为他们讨论的结果，法国的农业得从以前所受到的很多压迫下解放了出来。土地租佃期已从九年延长到二十七年。在此期间，未来的土地购买者或所有者均不得侵犯。从前不允许谷物从王国的一个省运往另一个省的省级限制已经完完全全取消，“谷物能够出口到任何其他国家的自由在通常情况下”已作为王国的习惯法被建立了起来。这个学派的著作浩如烟海，它们不仅讨论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或什么是国家财富的性质和起因，还讨论文官政府的每一部门应负的职责，所有这些著作也都含蓄地遵循着魁奈先生的学说，看不出有任何的改变。

基于这个原因，绝大多数的著作中很少有什么不同。在曾任马提克岛总督的梅西矣•戴•拉•李维埃先生的一本小册子的名称中能够找到关于这个学说最明确和最连贯的说明，它的名称是“政治团体的自然和基本秩序”。整个学派对他们导师的钦佩不低于任何古代哲学宗派对于他们体系的创始人的钦佩，尽管他们的导师本人是一个非常谦逊和非常朴实的人。一个非常勤奋和深受尊敬的作者戴•米拉波侯爵说：“自从有这个世界以来，曾经有三大发明给予了政治社会稳定，它们独立于其他丰富和装饰政治社会的发明之外。第一个发明是文字的发明，它赋予人类以原原本本地传达他的法律、契约、编年史和发明的力量。第二个是货币的发明，它把文明社会间的一切关系捆绑在一起。第三个是经济表，它是上面所说的两个发明的结果，它通过完善他们的目的是使两者更加完整。它是我们时代的伟大发现，我们的后代将会从中受益。”

现代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制造业、外贸和城镇工业，比对农业和农村工业更加优惠。此外一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就遵循了一个不同的准则，对农业比对制造业和外贸更加优惠。

制造品因为体积小而包含的价值大，依照这一点就比大多数的原生产物从一个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所需的费用要少得多，所以差不多在所有国家它们都是外贸的主要支柱。除此之外，在幅员比较小，内陆贸易条件比不过中国的国家，通常都需要外贸的支持。那些幅员不辽阔而仅仅能提供一个狭小的国内市场的国家，或者国内省间交通非常不便，让任何一个地区的货物没法享受到该国所可以带来的国内市场的国家，没有广阔的国外市场，就不可能繁荣。

一定要记住，制造业的完善完完全全取决于分工，然而能够引进到任何制造业的分工程度如前面已经讲过的：一定要受到市场的大小的调控。然而满清帝国的辽阔的市场、众多的居民、多种的气候，还有相应的不同省份内不同产物，再加上大多数省份之间的非常方便的水运使得中国的国内市场是这样的广阔，以致一个国内市场就足够支撑非常大的制造业，而且允许极其细致的分工。

古埃及还有印度政府的政策看上去也都是偏向于农业，而轻视其他行业。

在古埃及和印度，所有人民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或部落，每个等级都是从父亲到儿子只可以从事某一职业或某一类职业。僧侣的儿子就只可以做僧侣；当兵的儿子就只可以当兵；劳工的儿子只可以当劳工；纺织工的儿子只可以当纺织工；裁缝的儿子只可以当裁缝，等等。在这两个国家里，最高的等级是僧侣；当兵次之；在这两个国家里农民和劳工又超过商人和制造业者。

这两个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利益。古埃及君主为恰当地分配尼罗河的水源所建造的水利工程在古代是闻名的。有些建筑被毁坏后的遗物仍然受到旅游者的赞叹。印度的古代君主为恰当分配恒河还有其他非常多河流的水资源所建造的同类工程，尽管没有那么有名，看上去也与此同样伟大。所以，这两个国家尽管有的时候发生饥荒，然而仍然以土地肥沃著称于世。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是人口极多，然而在通常年景，他们仍然要向邻邦出口大量的谷物。

古埃及人对海洋怀有一种迷信的反感，同时因为印度教不允许其教徒在水上生火，从而不允许在水上蒸煮食物，这样而来，事实上就不允许了他们到远海航行。埃及人和印度人差不多一定要完完全全依赖其他国家航运出口到他们国家的剩余产物，然而这个依赖性必定限制了市场，所以也必定阻碍了剩余产物的增加，而且它对制造品增加造成的挫伤必定比对原生产物增加造成的挫伤更大。因为比制造品重要的土地原生产物更加需要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

一个制鞋匠一年里能够制造三百多双鞋子，然而他们的家庭可能一年还穿不了六双。除非他至少有五十个就像自己家庭那样的顾客，要不然他就没办法卖掉自己劳动的一切产品。在一个很大的国家里，人数最多的工匠阶级也不到全国家庭总数的五十分之一或一百分之一。然而，就像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大国，根据有些作者的统计，从事农业经营的人口占全国居民的一半，然而有些作者的统计为三分之一，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一个作者觉得低于五分之一的。因为法国和英国的农作物的绝大多数是为国内所消费，依照这些计算，任何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必定要求有一两个或最多四个，像他自己那样的家庭的光顾才可以卖掉他的一切劳动产物。所以，在一个有限的市场的不利条件下，农业比制造业能够更好地支撑自身的发展。

诚然，在古埃及和印度，外国市场的限制条件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多方便的内陆航运得到了补偿，方便的内陆航运通过最有利的方式为那些国家各个不同地区的产品打开了整个的国内市场。幅员辽阔的印度也让该国的国内市场非常广阔，足够支撑各种制造业的发展，然而古埃及幅员狭小，还比不上英格兰，这就必定使得该国的国内市场时刻都显得过于狭小，难以支撑大量的制造业的发展。作为印度一个省的孟加拉大多数时候要出口大量的大米，然而它更加出名的不是出口谷物，而是出口大量的制造品。相反，尽管古埃及出口一点制造品，特别是高级亚麻布还有其他一些货物，然而却总是以通过它出口大量的谷物而最著名。它长期是罗马帝国的粮仓。

中国、古埃及以及印度在不同时期所分裂成的王国的君主总是从某种地租中获取他们整个的收益，或者收益的最大多数。这个地租就像欧洲的什一税一样，据了解构成了土地产物的五分之一，他们依照某一评估征收实物，或者征收货币，因而依照土地产物的不同和变化一年一年不同。所以，这些国家的君主应该很容易对农业的利益非常关注，因为农业的兴衰直接决定着他们收益的增长或减少。

古希腊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的政策尽管对农业比对制造业或外贸更加尊重，然而看上去它们主要是阻碍后者的发展，并不是对前者给予任何直接的或有意的鼓励。在古希腊的几个古国，对外贸易是完完全全不允许的。不仅这样，有些国家则觉得工匠和制造业者的职业有损于人体的体力和敏捷，让身体没法养成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所要在人体中形成的习惯，从而让身体没办法经受住战争的疲劳和所遭遇的危险。这些职业被认为只适宜于奴隶，所以自由民不允许从事这些职业。也就是说，即便在那些没有颁布这样的禁令的各邦，举例来说，在古罗马和雅典，大多数的人民事实上也是不被允许从事现在大多数时候为城镇居民中下层人民所从事的那些职业的。

在雅典和古罗马，这些工作几乎都是由富人的奴隶来承担的。他们为了主人的利益而操劳，当自由民的产品和富人的奴隶的产品进行竞争的时候，他们主人的财富、权势和所得到的保护差不多使穷苦的自由民没办法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市场。然而，不管是在机器的改进方面，或是在便于劳动和缩短劳动时间方面。对工作的组织和分配，所进行的一切最重大的改革也都是自由民的发现。假如有一个奴隶提出任何这类改良，他的主人就会很自然地把他的建议看成偷懒的借口，是想用主人的钱去减轻自己的劳动。

这时，这个穷苦的奴隶不但得不到奖励，可能还要受到斥责，甚至要受到某种惩罚。所以，在奴隶所从事的制造业，大多数时候完成同量的工作总是要比那些由自由民所从事的制造业所花费的劳动多。所以，前者的产品大多数时候必定要比后者生产的产品昂贵。孟德斯鸠先生曾经指出过，匈牙利的矿山尽管并不比靠近的土耳其的矿山更富饶，然而开采的费用却总是比土耳其的少。这是因为土耳其的矿山是由奴隶来开采的，那些奴隶们的手臂就是土耳其人想到过的唯一可利用的机器。然而匈牙利的矿山是由自由人开采的，他们利用了大量的机器，机器带来的方便缩短了他们的劳动时间。从现在所了解的一点点关于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制造品的价格，能够看出比较高级的产品是非常昂贵的。丝绸的重量是通过黄金计算的。

诚然，丝绸在当时不是欧洲的制造品。因为它完完全全是从东印度运来的，长途运输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价格昂贵的原因。然而据了解，妇人有的时候付给高级亚麻布的价格仿佛也是与此同样的昂贵；亚麻布大多数时候都是欧洲，或者最远也不过是埃及的制造品。这样昂贵的价格就只可以是因为投入的劳动的巨大费用所造成的了，不仅这样，这个劳动的费用又因为生产中所利用的机器的笨重而增高。高级毛织品的价格尽管没有这样昂贵，然而，仿佛也大大地超过现在的价格。

普林尼告诉我们有些使用某种特殊方法染的衣料，一磅重就要值一百第纳尔，或三镑六先令八便士。用此外一种方法染的其他衣料一镑就值十第纳尔，或三十三镑六先令八便士。然而一定要记住，一罗马镑只值我们常衡十二盎司。诚然，这么高的一个价格看上去主要是因为染料。然而假如不是衣料本身比我们现在制造的任何衣料要贵很多，也就不可能用这样昂贵的染料染了。要不然，附属物的价值和主体物的价值太不成比例了。同一作者所提到的一种放在桌旁的长椅上能够靠的叫做特里克里纳丽的毛织枕头或垫子的价格更是贵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的枕头据了解要值三万多镑，有的要值三十多万镑。这么高的价格，也没有说是因为染料的原因。

阿邑斯诺特博士说，古代的时髦男女的衣着看上去比现在的花样要少得多。我们在古代雕像上面所看到的极少的款式证实了他们的说法。他依照这一点推论古代人的衣服，总的来说，必定比我们现在的便宜。然而这个结论仿佛有些勉强。因为当时髦的服装价格十分昂贵时，它的花样必定非常少。然而随着制造技术和工业生产力的增高，任何一件服装的价格都变得适中时，花样很容易就会增多。富人不可能通过任何一件服装的费用来夸耀他们自己时，自然而然就会竭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服装来做到这一点。

前面已经指出过，任何一个国家商业的最大和举足轻重的部门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间所进行的贸易。城镇居民从农村得到构成他们的生产材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的自然生产物；他们通过送回农村一定数量的制造品和半成品来支付这个自然生产物。在这两部分人民之间所进行的贸易基本上是由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和必定数量的制造品构成的。所以，后者越贵，前者就越便宜。任何一个国家里任何试图提高制造品价格的行为就是在降低土地原生产物价格，从而会阻碍农业的发展。

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也就是一定数量原生产物的价值，所可以购买的制造品的数量越小，那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就越小，对地主通过改良土地或农民通过改进耕作而提高产量的鼓励也越小。除此之外，任何一个国家想试图减少工匠和制造业者人数，必定就会缩小国内市场——土地原生产物的一切市场中这个举足轻重的市场，从而更进一步挫伤农业的发展。

所以，把农业置于一切优先地位的那些体系，为了促进农业，而对制造业和外贸实行限制，这正好走到了他们所提倡的目标的反面，间接地挫伤了他们原想促进的那一种产业。可能，到目前为止他们比商业体系更加矛盾。那个体系是希望借助给予制造业和对外贸易比农业更多的鼓励，把社会的一定份额的资金从支持比较有利的一种产业转入到支持利益比较少的一种产业。它事实上最终仍然是鼓励了它试图促进的那一种产业。相反，这些农业体系事实上却最终挫伤了自己心爱的一种产业。

正是这样，每一种体系或者竭力通过某些特殊的鼓励，使产业的某种特殊部门得到比他自然情况下发展更大的一份社会资金；或者竭力通过特殊的限制强迫把原本用于投资该产业的部分资金从该产业中分离出来。两者事实上都是和他原想要促进的伟大目标背道而驰的。它不仅没有加速，反而延缓了社会走向实际富裕和强大的进程，它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是减少了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量的真正价值。

所以，当优惠和限制的体系一切被取消以后，一个清晰而简单的自然的自由的体系就自然地建立了起来。每个人只要不违犯公正的法律，即可以完完全全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追逐他自己的利益，就能够以他的勤劳和资金，以及其他任何人或任何一类人的勤劳和资金进行竞争。君主也可以完完全全摆脱监督，引导私人的劳动而且让他最符合社会利益的责任。在想要履行那种职责时，他总是一定要面对数不清的迷惑，而且人类的智慧或知识也总是不足以让他能够合适地去履行那一职责。依照天然的自由的体系，君主只有三个职责需要履行，而且是三个十分重要的职责，它们对寻常人来说是简单易懂的：

（一）保护社会免受到其他社会的侵犯和入侵；

（二）尽可能保护社会每个成员免受到社会任何其他成员的不公正对待或压迫；

（三）建立或维护某些公共工程和某些公共机构，它们是任何一个人或少数个人为了得到自身的利益绝不可能建立和维护的。因为他的利润永远也不可能补偿任何个人或少数个人的费用，尽管它们经常对社会整体所作的贡献可能远大于对社会整体的补偿。

君主要恰当地履行这几种职责必定需要一定的费用，然而这个费用又必定要求一定的收益来支持它。因此在第五卷我将会竭力阐述：首先，什么是君主或联邦的必要费用？而且其中的哪些费用应由全社会的共同贡献来支付；其中哪些仅由社会某一特定部分或社会某些特定成员的贡献来支付；此外，全社会可用哪些不同的方法来支付全社会不容推卸的费用，还有每一种方法的主要优点和不方便之处；再者，什么理由和原因让差不多所有现代政府都拿出它收益的一部分进行抵押或举债，这些债务对国家实际财富和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的影响是什么？所以下一卷自然而然地把它分为三章。

卷五　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　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

第一节　论国防费

保护社会的安全，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和入侵，是君主的首要职责，要履行这个职责君主就一定要借助军事力量。然而平时和战时的军事费用在不同社会状态下还有不同发展时期大不一样。

在最低级、最原始的社会状态时期下的狩猎民族中，就像我们在北美洲本地部落中所见到的那样，每个人既是战士同时又是猎人。当他为保卫社会走上战场，或者是为报复另一社会给予他们的伤害而去打仗时，他和平时在家一样，仍然通过自己的劳动维持自己的生活。在这样的既无君主又无国家的状态下，他的社会既没有钱训练他打仗，打仗时也没有钱负担他的生活。

在比较进步的社会状态下的游牧民族中，比如鞑靼人和阿拉伯人，每个人既是放牧者同时又是战士。这样的民族没有固定的住所，长年累月地住在帐篷中，或者是住在带篷的马车里，他们很方便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整个部落和民族依照一年中不同季节的变化或一些偶然事件而进行迁徙。当他们的畜群把一个地方的牧草全都吃光了，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那里把牧草全部吃光了，就再迁到另一个地方去。在干燥的季节里，他们大多数时候迁到河边，在潮湿的季节里就又迁回高处。每当他们的民族去打仗时，战士们并不把他们的畜群交给老人、妇女和儿童去看管；他们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也不可能留在没有防卫和没有办法生活的后方。

他们整个民族甚至在和平的时候也早已经习惯了游牧的生活。因而战时又可以迅速地投入战斗。不管是作为军队行军，或者是作为牧群迁徙，他们的生活方式大致上没有什么两样，尽管两者的目的截然不同。打起仗来，他们同时作战，每个人尽其所能。经常听说，在鞑靼人中妇女也会参加作战。他们战胜了，敌人一切的一切就都成了他们的战利品。战败了，那么一切也就都完了。不仅他们的牲畜、妇女和儿童全都成了战胜者的战利品，就连大多数幸存的人，为了生活，他们也都一定要服从战胜者。其余的人多数时候被驱散或逃往荒野。

鞑靼人或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操练都在为他们打仗做着充分的准备。赛跑、耍棒、掷标、角力、拉弓等，这些既是生活在户外的人们日常的娱乐活动，也是战争的形象。他们在实际作战时，又会和平日一样，依靠自己放牧的牲畜来维持生活。尽管这些民族已经都有了自己的首领或君主，然而他们的首领或君主从来不会负担什么训练费用。而到了作战的时候，掠夺就成为他们所期待的或所要求的唯一的报酬。

一个狩猎的队伍不可能多于两三百人。因为狩猎所带来的不确定的生活资料不足以允许有更多的人长时期地聚集在一起。游牧者不同，一个游牧的队伍有的时候可多达二三十万人。只要没有什么东西阻止他们前进，只要他们能够在吃完一个地区的草后迁徙到另一个新的没有吃过的地区，这样对他们一起进军的人数就不可能有任何限制。

一个狩猎的民族对它靠近的文明民族从来不可能构成任何威胁，然而一个游牧民族却可能构成威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在北美和印第安人的战争更不足挂齿了。最可怕的无过于鞑靼人在亚洲屡次进行的侵略。修昔底德“无论是欧洲和亚洲，都无力抵抗团结起来的塞西亚人。”他的判断得到了各个时代的经验的证明。广漠无垠和没有天然屏障的塞西亚或一些平原上的居民时常团结在某个战胜了的部落或种族的首领的统率之下，亚洲受到的蹂躏就是他们团结起来的象征。

在一个比这更加进步的社会状态下的农业社会中，没有什么对外贸易，每个家庭除了生产供自己消费的一些粗糙的日用品外没有其他制造业，每个人也是一位战士，或者说能够非常容易地变为一个战士。那些以农业为生的人大多数时候整日在户外劳动，完全暴露在一年四季的险恶之下，他们日常生活的艰苦让他们经受到战争的困乏，他们有些必需的工作和战争中的某些工作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农活中的挖沟就训练他们挖战壕、加固营地，还有构筑围墙的本领。农民们的日常娱乐和游牧民的一样，也是战争的形象。然而因为农民没有牧民那么多的空闲，他们没就像牧民那样时常地从事那种娱乐。他们是战士，然而是对操练不很精通的战士。尽管他们是这个样子，君主或联邦却没有花费过一分一毛去训练他们打仗。

农业是有固定性的，哪怕是在最原始和最低级的状态下也意味着定居，意味着拥有某种固定的居住地，放弃它就要蒙受到十分巨大的损失。因此，当一个只有农民的民族打仗时，没法全民一起参加战斗。至少老人、妇女和儿童一定要留在家里照看住所。然而，一切适龄的男子能够去打仗，而且在一些小的农耕民族里，他们也经常是这样来做的。在任何一个民族里，适龄男子大多数时候占到其整个民族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假如战事是在播种后开始，在收割前结束，那么农民和他主要的劳动者就可以不耽误农事，也不至于蒙受到多大损失。他可以指望老人、妇女和儿童非常好地完成到时应做的一切农活。

正因如此，在不长的战役期间，他愿意无报酬地服兵役。君主或联邦经常也无须破费多少金钱去维持他的战时生活。古希腊各邦的公民仿佛在第二次波斯战争之前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服兵役的。而伯罗奔尼撒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服兵役的。

修昔底德说，伯罗奔尼撒人大多数时候是在夏天离开战场，回家收割。罗马人在他们的国王统治下，还有在共和国的初期，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服兵役的。直至维伊受围之后，留在家园的人才开始对那些上前线打仗的人的生活作出某些应有的贡献。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各君主国家，在他们所谓真正的封建法制确立前后，大的领主与他的直接侍从都是自费为王室服役。在作战期间就像在家一样，他们用自己的收益来维持生活，而不依赖在那种特殊场合下国王所给予他们的任何补助或是报酬。

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状态里，两种不同的原因让在战场上打仗的人自己养活自己完完全全成为不可能。这两个不同的原因就是制造业的进步与战争技术的改进。

假如战事是在播种后开始，收割前结束，农民去参加战斗，他对农活的中断不见得一定会导致他收益的大量减少。没有他的劳动干涉，大自然本身会完成大多数有待完成的工作。然而当一个铁匠、一个工匠、一个木匠或一个纺织工离开了他的工房时，他收益的唯一来源就枯竭了。大自然没法为他做任何事情，一切都一定要他自己做。所以，当他走上战场，保卫共和国时，因为他没有收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就一定要由共和国来养活。在一个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国家里，大多数上前线打仗的人必定要从这些阶层中征召时，在服役期间他们就一定要由国家养活。

当战争的技术渐渐发展成为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科学时，当战争的结局不再像社会的初期由个别不规则的小规模战斗或战役所决定时，当双方的争夺大多数时候是由几个不同的战役交织而成，而每一个战役又持续大半年时，就一定要由国家来负担为国家打仗人的生活了，至少在他们服役期间应该这样。不论这些上前线打仗的人在和平时期是什么职业，这样漫长而昂贵的服役对于他们来说都将会是一个过重的负担。所以，在第二次波斯战争以后，雅典的军队仿佛就大多数时候由雇佣军组成，有部分公民，也有部分外国人。他们彼此都是由国家雇佣，不仅这样，与此同时，由国家支付薪俸。从维伊围困之后，罗马的军队开始在战争期间为他们的服役领取薪俸。封建政府下的大领主和他直属扈从所承担的服兵役的义务在一定时期后广泛地可由交纳货币替代，以此维持在军队中服役人员的生活。

能够上前线打仗的人数和人民的总数的比例在文明的社会里必定要比在原始社会里小得多。在文明社会里，因为战士的生活完完全全是靠不是战士的人的劳动来维持，因而前者的数量从来也就不可能超过后者所可以负担的数量，没法多于后者在维持适宜于他们自身身份的生活，还有他们一定要负担的行政和司法官吏的生活费用后所可以负担的数量。在古希腊的小农国家中，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人民自己觉得是战士，不仅这样，据了解，他们有的时候也要上前线打仗。在欧洲的现代文明国家中，据一般推算，任何一个国家中假如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当兵，那么国家负担他们服役期间的费用就不可能对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从训练军队作战所需的费用到维持战场上作战战士的生活费用一切转移到君主或联邦身上很久以后，这笔费用好像才成为国家的一项十分可观的开支。在古希腊各共和国学习军事，是国家对每个自由公民进行的教育中一个不能缺少的部分。每个城市好像都有公共的广场，在那里，在政府公共行政长官的保护下，年轻人在教师的带领下，会进行各种军事操练。

这个简单的机构好像就是任何一个古希腊共和国对公民进行军事训练的一切开支的源头。在罗马，马尔提马斯练武场训练的目的和古希腊体育馆完完全全相同。在封建政府的领导下，许多公共条令规定各区的公民一定要练习箭术，还有其他一些军事项目，目的也是为了促进达成上面所说的目的，只不过看上去没有达到那么圆满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受托执行这些条令的官员对它缺乏兴趣，也可能是因为其他某种原因，那些条令好像都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随着那些政府的陆续更替，军事训练仿佛渐渐地在大多数人民心中成为一种无用的东西。

在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国中，在它们存在的一段时期内，在封建政府建立后的极其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士兵这个职业还并不是一种很独立的界限分明的职业，而且没有构成公民中某一特殊阶层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工作。国家的每一个子民，不管他赖以生活的日常职业是什么，在一般场合，他觉得自己同样能够当兵，然而在许多特殊的场合，他觉得他一定要去当兵。

然而，战争的技术，因为必然是一切技术中最高的技术，因而在改进的进程中它必定就变成一切技术中最复杂的技术之一了。机械技术的水平还有和它有关联的某些技术的水平，决定着在某一特定期间战争可以达到的完美程度。然而要把战争进行到这个完美的程度，就一定要让当兵成为公民中一个特殊阶层的唯一或主要的途径。不仅这样，就像对于其他任何技术一样，为了战争技术的改进，也一定要有劳动的分工。把劳动分工引进到其他的技术很容易，是通过了一些人的深思熟虑，他们发现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特殊的行业里会比同时负责几个行业对于提高个人的利益更为有效。然而把当兵变成一种职业却是国家的智慧，只有国家才可以让士兵这个行当成为一个独立于其他一切行业之外的特殊职业。

一个公民在和平时期即使没有得到社会的任何特殊鼓励，还花绝大多数的时间从事军事训练，这样无疑他能够提高军事技巧，也会让自己得到非常好的娱乐，然而他没法增加他个人的利益，只有国家的智慧既可以让他花自己绝大多数的时间来从事这个工作，而又得到个人的好处。然而为了保持国家的生存要求国家这样来做的时候，许多国家都从来不曾具有这个智慧。

放牧的人有很多的空闲，在农业的原始状态下，农民也有一点空闲，而工匠或制造业者没有空闲。第一种人能够用他大多数的时间进行军事操练，且无损于自身的利益；第二种人能够用他部分的时间进行军事操练，才能无损于他自身的利益；而最后这种人却没法在无损于他自身利益的条件下把他的一小时用于军事操练。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会导致他全然忽视军事操练。技术和制造业的进步必定也会导致农业的改良，然而农业的改良使得农民就像工匠一样没有什么空闲。因此军事操练同样受到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忽视，以致大多数的人民都不再好战。与此同时，伴随着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良而产生的财富，事实上也是那些改良的产物的积累，却招致了他们邻人的入侵。一个勤劳的民族，一个富裕的民族，大多数时候是一切民族中最易受到攻击的民族，除非这个国家能采取某些新的公共防卫的措施，否则，人民的自然习惯会让他们全然没有力量保卫自己。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只有采取两种方法才可以为公共防卫做些起码的防备。

第一，国家要不管人民的利益、才能和喜好，通过非常严厉的政策对他们强制实行军事训练，同时要求一切适龄公民或之中一定数量的公民，不管他们从事何种职业，通过某种方式把当兵的职业和他们自己的职业结合起来。

第二，维持和雇佣一定数量的公民长期进行军事训练，这样一来能够让当兵的职业成为一种不同于一切其他职业的独立的特殊的职业。

假如国家采取上面所说的两种应急措施中的第一种，这个国家的兵力就主要由民兵组成；假如采取第二种措施，这个国家的兵力就由常备军组成。常备军战士唯一的或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军事操练，国家向他们发放来的生活费或薪俸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的和日常的基金。然而军事操练只不过是民兵战士的临时性的工作，他们从其他工作获取维持生活的主要的和日常的基金。在民兵的身上，劳动者、工匠或商人的品质多于战士的品质；在常备军的身上，战士的品质多于其他任何品质。这个区别看上去就是这两种不同兵力的根本不同之处。

民兵到目前为止有不少种。在有些国家预定了要捍卫国家的公民好像只不过受到过训练（假如我能够这么说的话），然而没有编成团队。也就是说还没有编成独立的部队，在各自正式和固定的军官领导下进行日常操练。在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只要是每个公民留在家里，就独自进行操练，或者和他自己最喜欢的同伴一起进行操练，在他没有应召去打仗之前，他不附属于任何部队。在有些国家，民兵不仅进行操练，还会编成团队。在英格兰，在瑞典，我相信在现代欧洲的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凡是建立了这样的不完全的军队的国家，任何一个民兵，甚至在和平时期都附属于某一个部队，他们在他的正式的和固定的军官领导下完成训练。

在火器发明以前，军队的优良取决于军队中每个战士在武器利用上的高超技巧和娴熟程度。体力和敏捷也十分重要，而且大多数时候决定着战斗的命运。然而要想利用武器娴熟得就像当今的击剑一样，只有通过操练才可以得到，不仅这样，这种操练不是集体的，是每个人独自在一个特殊的学校里，在特殊的教师指导下，或者和自己本领同样的同伴一起进行练习。火器发明以后，体力和身体的敏捷，甚至在武器利用上的超乎寻常的娴熟和技巧尽管不是说完完全全不重要，然而已远没有从前那么重要了。火器的性质尽管没有把笨拙和灵巧等同起来，然而和以前相比，确实是有些近乎如此。不仅这样，通常觉得利用武器所需的一切娴熟和技巧完完全全能够在集体操练中掌握。

正规化队形和对指挥的绝对听从在现代军队中比战士利用武器的娴熟和技巧更可以决定战斗命运的品质。当人们进入战火纷飞的战场，就要面对武器火药的喧嚣、硝烟和死神，纪律、秩序和迅速服从命令必定会非常难保持一定水平，甚至在战斗刚开始时就是这样。在古代战斗中除了人声以外，没有喧嚣，没有硝烟，更不会有看不见的外伤或死亡。任何一个人，甚至某种致命的武器真正地逼近了他，他能够清晰地看清这样的武器。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那些对自己利用武器的技巧和娴熟有某些信心的部队中必定不仅在战斗的开始，而且在古代战斗的整个过程中，甚至直至两军中的一方完完全全被击败时，都不难保持部队的某种程度的纪律和队形。

然而，民兵却不管他多么有纪律或受到过什么训练，总是会比一个有良好纪律和良好训练的常备军差很多。

一周或一个月才操练一次的士兵在武器的利用上绝不可能有每天操练或隔日操练的士兵那么熟练。尽管这个条件在现代可能没有古代那么重要，然而普鲁士军队的公认的优越性据了解在非常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操练得非常好。这一事实能够让我们相信，即便在今天，上面所讲的那个条件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有一种士兵，一周或一月仅一次一定要听从军官的命令，其他的时间完完全全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事情，而无须对军官负任何责任；另一种士兵则每天的生活和行动都要听从军官的指挥，甚至是每天的起床和就寝，或者至少回军营都要依照军官的命令行事。对长官的敬畏程度还有服从命令的速度，前者比不过后者。在所谓体力训练或者是在武器操纵和利用上，前者比不过后者。在所谓纪律，或者迅速服从的习惯上，前者比不过后者。然而在现代战争中，迅速和立刻服从的习惯比操纵武器的高度技巧还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那些民兵，他们在和平时期已经逐渐习惯了在首领的领导下奔赴战场，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他们在尊重军官，在迅速服从命令这些方面，最接近常备军。对于苏格兰高地的民兵，当他们在自己的首领下服役时，他们都具有某些同类的优点。然而，因为高地居民不是游牧的人民，而是定居的牧民，他们都有固定的居所，在和平时期并没有养成追随他们的首领从一个地方不停地搬到另一个地方的习惯，所以在战争时期，他们就不大愿意追随首领走得太遥远或者长期留在战场上面。一旦他们得到什么战利品，就急切地想回家，而且首领的权威也不足以阻止他们。

任何民兵只要在战场上连续打过几仗，他们在各个方面就都可成为一支常备军了。因为士兵们每天操练利用武器，长期在军官的指挥下已养成了常备军中那种迅速服从的习惯。至于他们在作战前是干什么的并不重要。在经过几次战役以后，他们必定在各个方面都变成了常备军。假如美洲的战争再拖长一个战役，美国的民兵就可能变成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可和在上次战争当中英勇顽强，丝毫不弱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最顽强的老兵组成的那支常备军相比。

深入地了解了这个区别，就会发现这几百年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一支有严格规章制度的常备军对于民兵来说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优越性。

根据可靠史料记载，第一批常备军之一就是马其顿菲利普所率领的常备军。他和伊里利安人、斯雷斯人、色萨利亚人还有马其顿靠近古希腊城邦的频繁作战渐渐使自己的部队（军队的开始可能是民兵）形成了具有常备军严格纪律的部队。当他不打仗的时候——这样的时候非常少，而且时间不长，他就特意不遣散那支军队。经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他的军队果然把古希腊各主要共和国的勇猛并且训练有素的民兵征服和降服了。随后差不多没有遭遇什么困难就把大波斯帝国的柔弱而缺少训练的民兵部队粉碎了。希腊各共和国和大波斯帝国的灭亡是常备军相对于民兵的绝对优势的结果。这是人类历史活动中保存了详尽记录的第一次大革命。

迦太基的灭亡还有之后罗马的兴起是第二次大革命。这两个著名的共和国的不同命运和消亡都可为同一原因作出充分的证明。

从第一次迦太基战争结束到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的开始，迦太基的军队先后在三个大将的统领下长期留在战场上作战。这三个大将是哈米尔卡尔、他的女婿哈斯德拉巴与其子汉尼拔。最先是镇压他们自己奴隶的反叛，随后是降服非洲各民族的造反，最终是征服西班牙王国。汉尼拔率领的军队从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那些战役中已经渐渐地磨炼成了一支有严格纪律的常备军。在这个时候，罗马人尽管不是完完全全处于和平状态，在这期间也没有发生过非常重大的战争；他们的纪律通常来说已大大松弛。汉尼拔在特雷比阿、斯雷米阿，还有在肯尼所遭遇的罗马军队都是些民兵（通过他们来抵抗常备军）。这一情况可能比其他任何因素更多地决定着那些战斗的命运。

迦太基留在西班牙的常备军比罗马人派去抵抗他们的民兵更具有优越性，因为几年之后，在他的女婿哈斯德拉巴的指挥下，他们把罗马人全都赶出了那个国家。

后来汉尼拔的军队得不到自己国家的充足供应，持续留在战场上的罗马民兵在战争的过程中却渐渐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与此同时，汉尼拔原有的优势日益减少。哈斯德拉巴觉得一定要率领他在西班牙的全部或者差不多全部军队前往意大利支援他的妻兄。在这次行军途中，据了解他被向导领错了路，因此在一个他不熟悉的国家意外地受到了另一个在每一方面都和他自己不相上下，甚至还优于自己的常备军的袭击而全军覆没。

当哈斯德拉巴离开西班牙后，罗马大将西皮阿除了遇到一些远远比不过自己的民兵的抵抗外，再没有遇到过任何抵抗。他征服和降服了那些民兵，同时在战争的过程中他自己的民兵必定无疑地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明和训练有素的常备军。那支常备军后来又被带到非洲，在那里除了遇到一些民兵外，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为了能够保卫迦太基，汉尼拔的常备军被召回，士气低落，不仅这样，常被打败的非洲民兵这时加入了汉尼拔的军队，而且在查马战斗中他们还构成了汉尼拔军队中的绝大多数。那次战斗的结局决定了这两个互相敌对的共和国的命运。

从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的结束到罗马共和国的没落，罗马的军队在各个方面已变成了常备军。当时马其顿的常备军曾经对他们做过一点抵抗。在罗马军队的鼎盛时期，他们只用两次大战和三个比较大的战役就降服了那个小小的王国。假如不是由于它刚刚去世的国王的胆怯，可能征服它还要更加困难些。在古代的一些文明国家，如希腊、叙利亚和埃及，他们的民兵对罗马的常备军都只进行了少量微弱的抵抗，除了有些野蛮国家的民兵为了自卫而进行了激烈的抵抗。

米斯里德斯从黑海通过北方各国招来的塞西亚和鞑靼民兵，是罗马人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后遭遇到的最可怕的敌人。帕斯阿和日耳曼民兵也表现不错，在多次场合都赢得了对罗马军队作战的胜利。然而，假如罗马军队有一个好的统帅，他们就会优越得多；假如说罗马人并没有彻底征服帕斯阿或日耳曼，那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帝国已经太大了，不值得花非常大的代价再去合并这两个野蛮国家。古帕斯阿人好像都是塞西亚或鞑靼人血统，他们总是保留了许多祖先的习俗。然而古日耳曼人就像塞西亚或鞑靼人一样，是一个流浪的游牧民族，战时他们也依然是在和平时期已经熟悉了的首领带领下打仗。他们的民兵和塞西亚或鞑靼的民兵属于同一类，可能他们就是塞西亚或鞑靼人的后裔。

罗马军队纪律的松弛有多方面的原因。纪律过严可能是原因之一。在它极盛时期，当没有什么敌人能够和它抗衡时，他们就把沉重的盔甲当做无用的包袱而束之高阁，他们把吃力的训练也视为无用的苦差而加以怠慢。除此之外，在罗马皇帝的统治下，罗马那些专门负责守卫日耳曼人和班诺尼亚人的边境的常备军就变成了对皇室来说危险的人物，他们甚至拥立自己的将领和皇室对抗。

为了削弱这些常备军带来的威胁，据某些作家说是德奥克里希大帝，据另一作者说是康士坦丁大帝，先是把他们从边境召了回来（从前他们总是驻扎在那里，一个地方就要驻扎两三个兵团），同时把他们全部人分成小股遣散到各个州县，到那里以后除了需要赶走入侵者外，他们就再也没有向其他地方移动过。小股小股的士兵驻扎在商业和制造业城镇，长驻使他们自己变成了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公民的品质多于他们身上的军人品质，罗马的常备军渐渐地蜕化成了没法抵抗日耳曼和塞西亚民兵进攻的腐败、被忽视的和没有纪律的民兵。此后不久，日耳曼和塞西亚的民兵就侵入了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不得不雇佣某些国家的民兵来抵抗另一些国家的民兵，才暂时地保住了自己的帝国。

西罗马帝国的没落是人类活动中进行的第三次大革命，关于它的没落，古代史上保存了清楚详尽的记载。这次革命是由一个野蛮民族的民兵比一个文明国家的民兵具有不可抗拒的优势所造成的，一个游牧民族的民兵比一个由农民、工匠和制造业者组成的民族民兵具有的不可抵挡的优势所造成的。这些民兵所得到的胜利大多数时候不是对常备军的胜利，而是对在训练和纪律方面比不过自己的民兵的胜利。希腊民兵打败波斯民兵的胜利就是这样的胜利。稍后瑞士民兵战胜奥地利和勃艮第民兵的胜利也是这样的胜利。

建立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的日耳曼和塞西亚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新的居住地有一段时间仍保留着他们原本的那种性质，是一种牧民和农民混合类型的民兵，战时就在他们和平时期的首领的率领下进行战斗。所以训练得非常好，纪律也非常好。然而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那些首领的权威渐渐下降，并且大多数的人民进行军事训练的空闲时间少了。因此，封建式的民兵的纪律和训练渐渐衰退，常备军渐渐地被引进，取代民兵。除此之外，常备军这样的应急措施一旦被一个文明的国家采用，它就必定成为它所有邻国效法的榜样。它们迅速就会发现它们的安全有赖于此，同时也会发现它的民兵完全没法抵抗这种军队的进攻。

常备军的士兵尽管从没有看见过敌人，然而他们经常被认为具有老兵的勇敢，他们一走上战场就可以面对最顽强和最有经验的老兵。当1756年俄罗斯军队进入波兰时，俄罗斯士兵的英勇并不见得弱于普鲁士的士兵，然而普鲁士士兵在当时被认为是欧洲最顽强和最有经验的士兵。而俄罗斯帝国在此前享受到了将近二十年的和平，所以在当时没有几个士兵见过真正的敌人。

当1739年的西班牙战争爆发时，英格兰已经度过了八年的太平日子，然而英格兰士兵的英勇丝毫没有因为那段长时期的和平而被腐蚀，在进攻喀地基那时表现出了超乎想象的英勇。那次进攻是那场十分不幸的战争中建立的第一个不幸的功勋。在长期的和平生活中，将军们有的时候可能会丢失了他们的技术，然而在保持有严格规章制度的常备军的地方，士兵们看上去就绝不可能忘记英勇。

当一个文明国家把国家的防卫寄托在民兵身上时，它就会无时无刻没办法不面对相邻的野蛮国家的侵略。一个有严格规章制度的常备军又优越于任何民兵组织。这样而来，一支常备军，因为它可以得到一个富裕文明国家最好的补给，所以它也就能够保卫这个国家免受贫穷和野蛮的邻人的侵犯。因之，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有通过常备军才可以永久保存，甚至保存一段极其长的时间。

因为只有通过一支有严格规章制度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家才可以保卫自己，所以也只有通过它，一个野蛮的国家才可以突然变得文明。一支常备军用它不可抵挡的力量能够在帝国最遥远的州省建立起君主的法律，各国用它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正规政府，否则正规的政府就会没有办法建立。任何人只要认真研究彼得大帝在俄罗斯帝国引进的改革就会发现，他的一切改革差不多全包含在建立一支良好组织的常备军上。它是执行和维护一切其他规章的工具。俄罗斯帝国所曾经享有的那种秩序和内部和平全都应归功于那支军队。

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人总是担忧常备军是对自由的威胁。凡是将军和主要军官的利益没有和国家宪法所保护的紧密相连的地方，确实也是这样，恺撒的常备军就破坏了罗马共和国。克伦威尔的常备军将长期议会扫地出门。然而在君主本身就是将军，国家的主要贵族和乡绅就是常备军主要军官的地方，在军事力量被置于支持民事权威为他带来利益最大的地方，因为他本身在民事权威中享有大量的份额，那些地方常备军就绝不可能对自由造成威胁。相反，在某些场合还可能有利于自由。

它给予君主安全的保障将使那种令人厌恶的担忧完全没有必要（在有些现代共和国里，那种令人厌恶的担忧好像监视着每个公民的最细小的行动，而且随时准备去打扰每个公民的平静）。在那些每一份群众性的不满都对行政长官（尽管他受到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构成威胁的地方，在小小的一点骚动几小时之内就可引发起大革命的地方，政府就一定要用它的一切权威去镇压每一份反对政府的抱怨和不平。相反，对于一个不但受到国内贵族的自然支持，而且得到具有严格规章制度的常备军支持的君主，哪怕是最粗暴的、最无依照和放肆的抗议也不可能引起小的骚动。它能够平安无事地宽恕和不理睬它们，它对自身优势的意识自然而然也会让它倾向于这样做。这种接近于放肆的程度的自由只可以在君主的安全受到具有严格规章制度的常备军保障的国家才可以得到容忍。也只有在这些国家，公共的安全才不要求对这样放肆的自由及不恰当的妄为进行镇压，才不要求赋予君主以自由处理权。

因此，君主的首要职责——保卫社会免遭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和入侵——随着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费用会变得越来越多。社会的军事力量原本在平时和战时都无须花费君主的任何费用，在进步的过程中起初还只不过是战时需要君主维持它的需要，到了后来，平时也都需要君主来负担其费用了。

火器的发明给战争技术带来的难以想象的变化，进一步增大了和平时期训练和培养一定数量士兵及战争时利用一定数量士兵的费用。他们的武器和弹药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短枪要比矛或箭贵得多，加农炮或迫击炮比弩炮或石炮贵得多。现代阅兵所耗费的火药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费用却非常可观。在古代阅兵中，掷出去或射出去的矛和箭能够很自然地重新捡起来，再说也值不了多少钱。

加农炮和迫击炮不仅要贵得多，也比弩炮或石炮要重得多。它们制造起来要花费掉多得多的费用，不仅这样，运往战场需要的费用也贵得多。因为现代的大炮比古代的大炮要优越得多，因此要设防一个城镇以抵抗那种优越的炮火的进攻，哪怕抵抗一两个礼拜，都要困难得多，费用也高得多。现代很多不同的原因都使得社会的防卫费用要比从前大得多。在这方面进步的自然过程的不可避免的效果受到战争技术大革命的巨大促进。然而引起这一大革命的，却是一偶然事件，也就是火药的发明。

在现代战争中，哪个国家最有力量负担火器的巨大费用就拥有明显的优势；从而一个富裕文明的国家比一个贫穷野蛮的国家更拥有优势。在古代，富裕文明的国家发现自己难于抵御贫穷和野蛮的国家。在现代，贫穷和野蛮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很难抵御富裕和文明的国家。火器的发明，一个初看起来这样有害的发明，却对文明的永久持续和扩展起了非常有利的作用。

成员的侵犯或者是压迫，其实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全公正的司法机构。在社会的不同时期，君主为了履行这个职责需要花费两种不同的费用。

在狩猎的民族中，因为没有任何财产，或者说，至多也只有不多于两三天劳动价值的财产，所以也没有安排什么执法的行政长官或任何正规的司法机构。没有财产的人互相能够伤害的只不过是他们的身体或名誉。

当一个人杀死、打伤、殴打或诽谤另一个人时，尽管受到伤害的人受到了痛苦，行凶者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然而损坏财产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行凶者所可以得到的好处时常恰好就是受伤害人的一切损失。妒忌、怨恨或不满是驱使一个人去伤害另一个人的身体或名誉的唯一情感，而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时常受到这些情感的影响，只有最坏的人才有的时候这样。

对于某些人来说，不管这些报复所带来的满足是何等的愉快，却不能带来任何实际的或长久的好处，所以绝大多数的人总是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加以克制。尽管没有地方行政长官来保护人们尽量免受到这些情感的侵害，人们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安无事地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然而富人的贪婪和野心，穷人对劳动的厌恶和贪图眼前的安逸和享乐，却是促使人们侵犯他人财产常会产生的心理，而且这些心理在人们的行动上非常不容易被去除，在影响上也远为广泛。

哪里有巨大的财产，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因为有一个非常富的人，起码就要有五百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意味着多数人的贫穷。富人的富裕激起穷人的愤恨，匮乏时常驱使穷人妒忌，时常驱使穷人去侵犯富人的财产。只不过在地方行政长官的庇护下，具有财产的所有者才可以安稳地睡上一晚。

他的那份财产是他多年，也许是几代人的劳动所得的成果。他却是随时都被不知名的敌人包围着，尽管他从来没有惹过那些人，他也没法平息他们的怨恨。对于他们的侵犯，他只可以依赖地方行政长官高高举起的强而有力的手臂去严惩他们。因此，拥有珍贵而庞大的财产，就必定要求建立民政政府。在没有财产，或至多也只有价值多于两三天劳动财产的地方就没有这样的要求。

民政政府意味着一定意义上的从属关系。然而因为对民政政府的需要和对珍贵财产的拥有同步增长，所以让人民自然服从的那些主要原因也渐渐地和珍贵财产的增长而同步产生。

要求人民自然服从的原因或条件在建立任何民政政府之前，就在他们绝大多数的同胞中给予某些人以某种优势。这些原因或条件看上去有四个：

第一个原因或条件就是单独的个人在体力、美貌和身体的敏捷上的优势，单独的个人在智力和品德、谨慎和公正、刚毅和忍耐上的优势。单纯体力上的优势假如没有脑力上的那些优势作为后盾，在社会的任何时期都没法让一个人获取权威。一个非常强壮的人，只是凭体力，最多可以强迫两个体弱者听从他。然而单靠脑力上的优势，他就可赢得非常大的权威。它们都是看不见的品质：总是具有争论性的，而且经常成为争论的对象。

第二个原因或条件就是年龄上的优势。一个老年人，只要他的年龄还不足以让人怀疑他年老昏聩，那么他在任何地方都要比一个和他同一阶层、具有同等财富和同等力量的年轻人受到更多的尊敬。在狩猎的民族里，比如北美的土著部落，年龄是代表地位和优先的唯一基础。在他们之中，父亲是上级的称号，兄弟是平辈的称号，儿子是下级的称号。在最富裕和文明的民族里，年龄规定着在其他每一方面都平等的人的地位，在他们中再没有别的能够规定这种地位的了。在兄弟和姐妹之间最大的总是优先。在继承父亲的没法分割然而一定要全部归于某一个人的遗产时，如荣誉的称号，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给予年长者。年龄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不容争辩的品质。

第三个原因或条件是财富的优势。尽管财富的权威在社会的各个阶段都非常大，然而可能在社会的最原始的阶段最大。那个阶段都可以允许财富的任何不平等。一个鞑靼的首领所拥有的牛羊增加的数量足够维持一千人的生活，他除了用来养活一千人之外，再没有别的任何途径能够去利用它们。他所处的社会的原始状态没法给他带来可用他自身消费之外的原生产物去和之交换的任何制造品、小玩意儿或小摆设。所以他赡养的那一千人就完全依靠他生活，就一定要在战时服从他的命令，在平时服从他的管辖。他必定就成了他们的司令和审判官，他的首领的位置就是他财产的优势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富裕和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能够拥有大得多的财富，却指挥不了几个人。尽管他的土地里的生产物，足够维持一千人的生活，然而因为那些人从他那里所获取的任何东西都向他支付了钱，除了等价交换之外，他没有给任何人任何东西，所以也没有任何人觉得自己是完全依靠他的，所以他的权威仅限于指使几个仆人。然而，在一个富裕和文明的社会里，财富的权威仍然是非常大。它远多于年龄的权威、个人品质的权威。它总是允许财产十分不均。社会的最开始阶段——狩猎时期是不允许有这样的不均的。在那个社会里，广泛的贫穷建立了广泛的均等。年龄、个人品质等的优势是权威和从属关系的唯一基础。所以在那个社会时期没有什么从属关系。社会的第二个时期——放牧时期——允许财富有非常大的不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权威和从属关系较完备地建立了起来。

第四个原因或条件是出生的优势。出生的优势意味着当事人的祖先在财富上占有的优势。所有的家庭在古代都是平等的。王子的祖先尽管可能比较著名，然而在数量上却远少于乞丐的祖先。古老的世家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它意味着过去巨大的或者是基于财富或伴随财富而来的巨大声誉。暴发的名门各个地方都是一样，远比不过古老的名门那么受到尊敬。对篡夺者的憎恨，对古代帝王家族的敬爱，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建立在人们对前者自然的蔑视和对后者的尊敬之上的。就像一个军官能够毫不勉强地服从于一个直接指挥他的上级的权威，然而却没法容忍他的一个下级被放置在他的头上一样，人们很容易服从于他们的祖父过去总是服从过的家庭，然而没法容忍一个他们从来不承认有这样的优势的家庭现在要来统治他们。

出身的区别来源于财富的不均，这在狩猎的民族中不可能存在：因为在他们之中财富都是平等的，同样，出身也就必定差不多平等。诚然，一个睿智而勇敢的人的儿子在他们之中，可能比一个具有同等功绩然而不幸是一个愚蠢或胆小的人的儿子要受到更多的尊敬。然而，这种差别也不可能很大。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哪个家族的荣耀是完全来源于继承了先辈的智慧和品德。

出身的区别不仅可能存在于游牧民族中，也一直存在于游牧民族中；这类民族不明白什么是奢侈品，因此他们的巨大财富也就不可能因为他们不注重节约而挥霍掉。因此，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比游牧民族具有更多的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的荣誉从而受到人尊敬和荣耀的家庭。因为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财富在同一个家庭里可以保持得比游牧民族长久。

出身和财富明显是把一个人置于另一个人之上的两个主要条件。它们又是个人互相区别的两个来源。因此，也是在人们间自然而然建立起权威和从属关系的主要原因。在游牧民族中，这两个原因同时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很多人以它为生而受到人尊敬的大放牧者，因为出身高贵和家庭古老而受人崇拜，结果自然而然他就对于一切其他的放牧者具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他具有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调节更多的人联合起来的力量。

他的军事力量也比除他之外的任何一个人的军事力量大。在战时，他们中所有的人很容易趋向于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然而不可能聚集在他们中的其他任何人之下。他就这样来凭着出身和财富自然地赢得了某种行政权力。同时借助这个行政权力，他比他们中的任何人可以指挥更多的人联合起来，他也最可以强迫他们之中伤害了别人的人对他的错误进行补偿。

因此，他也就成了所有那些软弱又无力自卫的人都自然而然地寻求保护的人。那些自觉得受到了伤害的人很容易去向他申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干涉也比其他任何人所可以作出的干涉更易被人服从。这样而来，他的出身和财富就很容易为他赢得某种司法权力。

游牧时代，也就是在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第一次出现了财富的不均。在人们之中产生了从前不可能存在的某种程度的权威和从属关系。因此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民政政府，它是为保持他的权威和从属关系所必不可少的一个组织。而且，这样做看上去也很自然，甚至完全无必要去思考必要性。

毫无疑问，对那种必要性的思考对于后来维持和保护那个权威和从属关系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尤其是富有的人必定对支持那种制度会有非常大的兴趣，因为有它就可以保障他们拥有的优势。拥有财富较少的人联合起来捍卫拥有财富较多的人拥有他们自己的财富，为的是拥有财富较多的人能够联合起来捍卫他们自己拥有的财产。所有小的放牧者和牧人感到他们自己畜群的安全依赖于那些大的放牧者和牧人的畜群的安全；要维持他们的较小权威就依靠于维持大放牧者或牧人的比较大的权威，要保持他们之下的人对他们的服从就有赖于他们对大放牧者的服从。

因此他们构成了一种小的贵族。他们满怀热情保卫自己小的君主的财产和支持他们的权威，方便君主可以保卫他们的财产和支持他们的权威。民政政府的建立是为了保卫财产，实质上它的建立就是以保卫富人反对穷人为目的的，或者说为了保卫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没有财产的人。

然而，一个君主的司法权威远远不是一个需要费用的事业。在非常长一段时间里，它仅是君主一个收益的来源。找他要求讨回公道的人总是愿意支付报酬的，在递交请求时免不得要一同送上一份礼物。

在君主的权威彻底建立起来后，觉得有罪的人除了一定要满足对方的要求外，同时还一定要向君主交纳罚款。他制造了某种麻烦，他添了乱子，他打破了他的君主统治下的平静，对这些过错罚款是完全应该的。在欧洲推翻了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和塞西亚民族所建立的政府里，司法行政管理不管是对君主，还是对一切在他之下行使任何裁判权的比较小（对他的部落或民族，或某一特殊地区）的头领都是一个极其可观的收益的来源。

后来他们广泛感到把它委托给某一代理人、执行官或法官较为方便。然而，这个代理人仍然一定要向君主或酋长报告司法裁判的收益。凡是看过亨利二世给予他的巡回法官的训令的人，都可清楚地看出那些法官巡行全国的目的就是为国王征收某些收益。在那些年代，司法行政不仅为君主带来了一定的收益，而且，得到这样的收益仿佛始终君主通过司法行政获取的主要好处之一。

司法行政屈从于获取收益的目的，这样的做法不可能不产生很多很大的弊端。一个手捧巨大礼物的申诉人必然是想要得到比公道还更多一点的东西，然而一个手捧小礼物的申诉人必然只可以得到比公道还少一点的东西。为了可以让申诉人反复送礼，时常可能是拖延很长时间不判决。除此之外，为了得到被告人的罚金，经常寻找有利的证据来证明其有罪，也就是说，即便被告人事实上没有什么罪。这类弊端十分广泛，欧洲各国的历史就是有力的见证。

当君主或酋长自己行使这样的司法权力时，不管他们的判决可能有什么错误，它绝不可能得到任何纠正。因为没有任何人有权能够责问他。假如这个权力是由执行官执行的，纠正的情况有的时候倒可能会发生。假如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哪怕执行官做出了什么不公正的行为，君主可能还是愿意惩罚他，或者责令他改正错误。

然而假如执行官是为了君主的利益，假如执行官的不公是为了讨好任命他的人或可能对他有好处的人，而做出了任何迫害的行为，那么在绝大多数场合就像君主自己犯了这样的错误一样，纠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一切野蛮的国家里，特别是在欧洲那些建立在罗马帝国废墟上的古代国家里，司法行政机构看上去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极端腐败。甚至在最好的专制君主统治下都远没法做到公正而无偏袒，在最坏的专制君主国里就全然是恣意专横的了。

在君主或首领就是部落或民族中最大的放牧者的游牧民族中，他就像他的任何扈从或臣民一样是通过他畜群数量的增加来维持生活。在刚刚脱离游牧状态然而比游牧状态又没有进步很多的农耕民族中，如特洛伊战争前后的古希腊各部落，还有最开始在西北帝国的废墟上定居的我们的日耳曼和塞西亚的祖辈们，与此相同，君主或首领就是国家最大的地主，他就像任何其他地主一样，是靠从他自己的地产中所得的收益或者从现代欧洲叫做的皇室领地所得的收益维持生活的。他的臣民在大多数场合，除非在他们需要他的权威来保护他们不受到某些臣民的压迫时，平时不向他贡献任何东西，然而在某些极不寻常的紧急情况下，臣民们赠送给他的礼物就构成了他日常的一切收益，可能就是他从他的领地所可以获取的一切报酬。

在《荷马史诗》中我们能够见到，当阿伽门农为了他们的友谊，拱手把希腊七个城市的主权送给阿喀琉斯时，他曾说过从中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人民为了表示对他的敬重所赠送的礼物。当这类礼物，当司法的报酬，换句话说，所谓的司法手续费通过这样的方式构成一个君主从他的主权所可以得到的一切日常收益时，也就不可能指望，也不宜于建议要君主放弃这些礼物。可能，也时常有人建议君主应对这类礼物作出明确的规定。然而在制定了规章后，如何防止一个具有无上权威的人超越规章，很难说完全不可能，却仍然是极端困难的事。所以，在这样的状态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司法行政的腐败是这种礼物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自然产物，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效的纠正。

然而当因为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反对外族入侵的防务费用的连续增长和君主的私人地产变得全然不足以支付国家的行政费用时，因此当人民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一定要通过各种不同的税收为国家的费用作出贡献时，君主或他的执行官和代理人、法官不得通过任何借口为司法行政而收受任何礼物仿佛才成为极为寻常的规定，曾经假设过全然拒收这些礼物可能比有效地作出规定还容易些。法官又规定了固定的薪金，它应该能够补偿他们从前在执法时所可能得到的份额的损失，就像税收应该是对君主的损失的补偿还有剩余一样。据了解，从此司法审判才成为免费的。

然而，司法审判事实上在任何国家就从来不曾是免费的。至少当事人的双方对律师和代理人总是一定要付钱的。不仅这样，假如没有付钱给他们，他们就不可能非常认真地履行他们的职责。每一年任何一个法院支付给律师和代理人的费用要大大地高出法官的薪金。君主付给法官薪金这一情况在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都没有可以大量减少诉讼的必需费用。因为不允许法官收受当事人双方的任何礼物或费用，主要不是为了减少诉讼费用，而是为了防止司法的腐败。

法官本身是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位，尽管报酬非常少。治安推事是一个较低的职位，而且事情非常麻烦，在绝大多数场合完全没有报酬，然而它对绝大多数的乡绅来说，还是他们心目中要猎取的一个对象。一切各级法官的薪金，高的和低的，和整个行政和执法的费用一起，也就是说，即便是在管理不非常节约的地方，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也只构成一切政府费用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一切司法经费也非常容易由法院的手续费来支付。丝毫不可能让司法行政面临任何实际腐败的危险，国家收益却可以完全免去一份可能不小的累赘。君主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要从法院手续费中分享一部分，不由此构成他收益中极大的一部分，就难以有效地规定法院的手续费了。然而当法官是从法院手续费中能够获取任何利益的唯一的人员的地方，就很容易规定法院的手续费。因为法律能够非常容易强迫法官尊重规定，尽管时常没法让君主尊重规定。

在法院的手续费规定得非常明确的地方，假如一切费用一定要在每次诉讼的必定时期一次交付到收费人员手上，而且由他再通过必定的比例在诉讼判决后，然而不是在诉讼判决之前分配给各法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看上去腐败的危险就同那些全然不允许收取手续费的地方一样不可能非常大。仅凭这样的手续费而无须再增加什么大的诉讼费就完全可支付整个司法费用。

因为在诉讼作出判决之前没有给法官支付任何费用，这样一来手续费就可对法院人员在案件的审查和判决中的勤奋程度起到某些激励的作用。法院有很多法官，假如依照每个法官在法院或是在审查委员会审查案件时所花费的时间来分配，这笔手续费就可能对任何一个法官都起到一定的鼓励作用。公共服务只有在完成了以后，并且是按勤奋程度付报酬，才可以完成得最好，在法国各个高等法院，手续费构成了法官报酬的绝大多数。

图鲁兹高等法院从等级上来说是法国第二大法院，该法院的法律顾问或法官从国王那里所得的薪金减去了一切应该扣除的，一年仅达一百五十利弗，大概折合英币六镑十一先令（七年以前，那个数额在同一地方是一个寻常男仆一年的工资）。法院手续费也是按法官的勤奋情况进行分配。一个勤奋的法官依照他的职务可得到的收入虽然不太高，但也是可以保持生活舒适的收益。一个懒惰的法官就只可以拿到自己的薪金。这样的高等法院可能在很多方面还不是非常好的法院。然而它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谴责，它们仿佛也从来没有被人怀疑过腐败。

法院的手续费好像最开始也是英格兰各级法院的主要经费来源。每个法院都竭力兜揽诉讼事件，所以，原本不应属于它管辖的非常多案件他们也都乐于受理。英国高等法院是单为审理刑事案件而设立的，然而也受理民事案件，只要原告借口被告对他的不公是犯了非法侵入或行为不端之罪。

王室特别法院是为国王征收税收，还有为国王追收到期没有还的债务而设立的，也受理一切其他契约债务上的诉讼，只要原告宣称他没法偿清国王债务是因为被告没有还清他的债务。因为这样一点虚构的托词，在很多情况下结果就成了当事人双方愿意选择哪个法院去审理，就去找哪个法院审理，每个法院也力求通过办案迅速和公正无私来招揽尽可能多的案件。

可能，今日值得赞赏的英格兰的法院制度在非常大程度上最开始就是通过古代各法官之间的这种竞争而形成的；每个法官在自己的法院里竭力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通过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方法来纠正各种不公。寻常法院原本只对违背契约的事件给予损害赔偿金。

大法官法庭作为一个良心法庭，最开始是承担强制履行协议的任务。当违反契约表现为拖欠货币支付时，对持续的损害的赔偿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是勒令偿还，它就等于是对协议的特殊履行。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寻常法院所作出的补救还是充分的。而在其他场合就不是这样了。

当一个佃户控告地主无理地把他从租佃的土地上驱逐出去时，他所得到的补偿完全没法等同于他所拥有的租佃的土地。由于这个原因，有一段时间，这类案件都由英国大法官法庭受理，以至于寻常法院蒙受到不小的损失。为了把这类案件再揽回来，据了解，寻常法院发明了虚假的收回不动产的诉讼令状，对于那些被无理驱逐或剥夺土地的人是一个最有效的补救方法。

每个法院对于受理的诉讼案件所收的印花税由各法院自己征收，而且，用于维持该法院法官和其他官员的生活。印花税通过这样的方式所得的收益可能足够支付司法的行政费用，而无须再增加社会总收益的任何负担。

诚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可能为了尽可能多地增加印花税的收益，就增加任何一个案件的没必要诉讼手续。现代欧洲已形成的习惯在大多数的场合是依照他们办案时所写的公文的页数来规定辩护士与法院书记的报酬。然而，法院明确要求每页一定要写多少行，每行写多少字。为了增加他们的报酬，辩护士和书记又想出些诡计来增加一点没有必要的字。我相信它必定腐蚀了欧洲每个法院的法律语言。与此相同的诱惑可能在诉讼手续的形式上要引起同样的腐化。

然而，不管司法行政费用是不是应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支付，也不管法官是不是应该由此外某一基金所支付的固定薪金来维持生活，看上去完全没有必要把管理这项基金或者支付那些薪金的事情委托给行政当局。假如那项基金来源于地产的地租，每块地产就可委托给靠此为生的那个法院管理。假如那项基金来源于一笔资金的利息，同样，资金的借贷也可委托给以此为生的法院。苏格兰最高民事法庭法官的薪金中的一部分，当然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就是来源于一笔资金的利息。然而，这样的基金必定是不稳定的，通过它来维持一个应该长久存在的机构仿佛不大妥当。

司法和行政权力的分离看上去原本缘于社会事务的增多，是社会连续进步的结果。司法行政变得这样繁重和复杂，以致要求从事司法行政事务的人不得有任何分心。从事行政事务的人没有闲暇关心自身的诉讼案件，因此不得不委任代理人处理。在罗马帝国兴盛时期，执政官也是国事繁忙，无力分神关注司法行政。所以，就委任了一个民政官来为他代理。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欧洲的君主制度。在这个制度不断进化的过程中，各国君主和大领主们一致觉得，司法行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项既劳累又十分低下的工作，他们自己没法来执行这项工作。所以，他们通过任命代理人或法官来把他们自己从中解脱出来。

当司法权和行政权混在一起时，司法不可避免地，经常要成为百姓所讲的政治的牺牲品。被委以国家重任的人有时尽管没有什么腐败的念头，仍觉得为了国家的利益一定要牺牲私人的一点权利；然而司法行政的公正却倚赖于每个人的自由，倚赖于对自身安全的意识。为了让每个人可以感到自己在自己所属的各项权利上的绝对安全，那就不仅需要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而且应该尽可能使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法官应该没法由行政当局随意罢免。他的薪金的常规支付没法取决于行政当局的善意或行政当局的经济情况的好坏。

第二节　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费用

君主或国家的第三项也是最终一项职责就是要建立和维护下述各类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它们尽管可能在非常大程度上对整个社会有利，然而就它的性质来说，它们的利润却永远也不可能支付给任何个人或少数人，所以也没法指望任何个人或少数人去建设或维护它们。所以，履行这项职责在社会的不同时期所需的费用也极其不同。

除了上面所说的已经提到过的为了国家的防卫和司法行政所必需的一部分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外，其他的这类工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方便社会商业和促进人民教育的机构。关于如何支付这些不同种类的公共工程和机构的经费最为恰当，本章将会分为三个不同项目进行探讨。

第一项方便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机构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为了方便商业而建立的公共工程，如道路、通航运河、桥梁、港口等的建设和维护，在社会的各个不同时期所要求的费用也必定不同，这是无须证明就已经一目了然的事。任何一个国家花费在修建和维护公路的费用明显地必定随着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增长，或者说随着一定要通过的公路运输的货物的数量和重量的增长而增加。桥梁的承载力一定要和可能通过的车辆的数量和载重量相适应。通航运河的水深和供水一定要和可能在水上航行的舶船的载货数量和吨位成比例。港口的大小一定要和可能停泊的船只的数量成比例。

这些公共工程的费用看上去并不需要由公共收益，也就是说，由大多数国家大多数时候指定的由行政当局征收和利用的公共收益来开支。绝大多数这类公共工程只要稍微加以管理，就能够为它自身的费用带来一笔足够的收益，而不需要对社会的通常收益再增加任何的负担。

比方说，公路、桥梁、通航运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通过对通行的车辆和船舶征收小额的通行税来进行修建和维护；港口可以通过对在港口内装卸货物的船舶的吨位来征收适量的港口税来修建和维护。为方便商业而设立的铸币机构在非常多的国家不仅能够支付它自身的费用，还可以为君主带来一小笔收益。为了同样的目的，另一个机构—邮政除了支付它自身开支外，差不多在一切国家都还能够为君主带来一笔极其可观的收益。

当车辆通过公路或桥梁，船舶在运河上航行，依照它们的载重或吨位交纳通行税时，事实上是在对这些公共工程按一定比例为它们所造成的损耗支付所需的保养费。看上去不可能发明一种更公平的维护这些公共工程的方法了。这个税尽管是由从事运输的人预付了，最终却是落在了消费者的头上，因为它总是被加在了货物的价格上。然而，运费因为有了这些公共工程而得到了大大的降低。货物尽管有了这个税，然而到达消费者手中时价格仍然比没有这些公共工程税时要便宜很多。而且它们的价格没有因征收这个税而提高特别多，因为它的运费降低了很多。因此，最终交纳这个税的人通过利用那些工程，他所得远多于纳税之所失。他所交纳的是和他的所得完全成比例的。事实上他在所得中支出部分正是为了得到他所剩余的一切。看上去再也想象不出一个比征收这样的税更为公平的方法了。

当对奢华的车辆，对四轮马车和驿车等，依照它们的重量所征的通行税略微超过对常用车辆，如两轮运货马车或是货车等所征的通行税时，通过降低全国各地的笨重货物运输的费用的方法，使富人的懒惰和虚荣在悄无声息中为救济穷人作出了贡献。

假如公路、桥梁、运河等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由借助它们而进行的商业来修建和维护的，那么它们就只可能在商业需要的地方才可以修建，也只有在那些地方才适于修建。它们所需的费用，它们的堂皇和华丽也一定要和商业所可以支付的力量相适应。因此，它们一定要修建得恰当。

这就是说在一个没有商业的荒凉的乡村，就不可能修建宏伟的公路。同样，只是为了通达州长的别墅，或者是州长有意讨好的某一大领主的别墅，也不可能修建宏伟的公路。在一条没有人走的河上也没法修建大桥，也没法只是为靠近的宫殿窗外增添景色而修建大桥。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在有些国家里，这类公共工程是由它们本身所可以带来的资金之外的另外一种收益来修建和维护的。

在欧洲，有些地方的运河的通行税和水闸税是私人的财产，因此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他们维护好运河。假如运河维护得不好，航运就必定会停止，随之他们通过收税所可以得到的利润也就全然消失。假如这些税收是和他们自身利益无关的政府的特派员管理，他们对这些工程的维护可能就不可能有私人那样认真细心。

兰格多克运河的修建使法兰西国王和兰格多克省花费了一千三百多万利弗（按十七世纪末法国货币价值计算，每马克合二十八利弗），大概折合英币九十万镑。当这个伟大工程竣工时，人们发现最恰当的管理和维修的方法就是把过桥税作为礼物，赠送给设计和指导修建这个工程的工程师里格。

这个税现在构成了那个绅士家庭中一笔非常大的资产，所以他们有非常大的兴趣不断地维修它。然而这个过桥税假如是交给了政府特派员管理，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兴趣，所收税款可能就会全部花费在装饰和其他没有必要的用途上了，然而工程的最主要部分就可能都已经坏了。

把维护公路的通行税变做私人财产没法保证公路维护良好。一条公路尽管全然无人保养，然而不可能完全没法通行，然而运河无人保养，可能会全然没有方法通行。因而收取公路通行税的人可能全然忽视对公路的维修，而他却可连续收取与此同样的通行税。所以，维护这类工程的税收由政府特派员或托管人管理较为合适。

在大不列颠，时常能够听到对这些税收的委托管理人滥用职权的抱怨。据了解，在很多收税的公路上，所征收的税款要多于保养这些公路的实际所需费用的一倍以上，然而维修工作却做得非常草率，有的时候甚至没有进行。一定要指出，通过这类通行税来维修公路的制度还实行得不久，所以，假如说这个制度还没有达到它看上去可能的完善程度，我们也没有必要有什么奇怪。假如无耻和不恰当的小人经常被委任为管理人，假如还没有建立起控制他们的行为的恰当的检查机构，而且减轻通行税让他刚刚足以执行保养工作，那么这些缺点和抱怨都应归责于这个机构建立不久，到了一定的时候，议会的智慧必然是会逐步纠正大多数缺点的。

在大不列颠，在不同的收费公路上所征收的款项据推测远远多于维修道路所必需的费用，假如恰当节约，从中节余下来的款项甚至有些阁员都觉得可把作为国家紧急需要的一个非常大的财源。据了解，政府通过把公路管理转入自己手中，利用士兵的劳动（给以少量补助）就能够让公路状态保持良好，而它的花费要比由委托管理人来管理少得多。因为委托管理人没有别的工人，他们只可以雇佣靠出卖劳力为生的人来维护。据推测，从这里能够得到一笔五十万镑的巨大收益，然而无须再加重人民的任何负担。因此而收税公路也能够像目前的邮政一样对国家的通常费用作出贡献。

我丝毫不怀疑，以此能够得到一笔极其大的收益，尽管它可能没有这个计划的设计者所预计的那么多，然而，这个计划本身看上去会受到很多非常强烈的反对。

第一，假如把在公路上征收的通行税看成应付国家紧急事件的财源之一，那么这些通行税必然就一定要依照紧急事件可能的需要而增加。所以，依照大不列颠的政策，它们可能会增加得很迅速。这么容易就能够从通行税中获取一笔收益，可能会鼓励行政当局时常依赖这个财源。尽管，从现有的通行税中可否节省出五十万镑还非常值得怀疑；然而假如通行税增收一倍，从中节省出一百万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假如增收两倍，可能就是二百万镑。不仅这样，征收这么大一笔收益还无须增加一名新的征收官员。然而通行税假如通过这样的方式连续增加，对全国内陆的商业将不会更加便利，相反就会像现今这样迅速，对国内商业来说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累赘。一切笨重货物从国内的一个地区运往另一地区的运费就会迅速增加，结果，所有这类货物的市场也就会迅速大大缩小，就必定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挫伤生产的积极性，国内工业举足轻重的部门就会完全被毁灭。

第二，依照载重征收的车辆税，尽管用在保养道路这个唯一的用途上是非常公平的，然而假如用在其他用途，或者说用于国家紧急事件，它就成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税了。假如是只用于上面提到的那个唯一的用途，每辆车所支付的正好弥补该车辆对道路所造成的损耗；然而假如用于其他任何用途，每辆车所支付的多于了它所造成的损耗，是对国家某种其他紧急事件的资源的贡献。然而因为公路通行税是依照其重量而不是其照他价值的比例提高的商品的价格，这个价格又主要是由粗糙而又笨重的商品的消费者所支付，而不是由那些贵重而又轻巧的商品的消费者所支付。所以，不管这个税可能是用以应付什么紧急事件，最终承担这项紧急费用的主要是穷人，而不是富人，承担这个费用的是最无负担力量的人，而不是最有力量负担的人。

第三，假如政府总是忽视公路的维修，那么要迫使通行税中的任何部分用于维修道路将会比现在变得更为困难。因此从人民身上征收的一大笔收益，然而之中没有一部分用于该税原本应用的唯一目的。假如对现在这些地位卑贱然而又贫穷的公路委托管理人有的时候都难于强迫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么增税后，管理人员富裕了，地位高了，要强迫他们改正错误将比我们在这里所假设的还要难上十倍。

在法国，用于维修公路的基金是由行政当局直接掌管的。这些基金包括在欧洲绝大多数地区农村居民应该为维修公路所出的一定数量的劳动，还有国家从通常收益中所出的一部分，也就是国王有意从其他开支中节省出的一部分。

依照法国古代的法律还有欧洲其他大多数的古代法律，农村居民的劳动力受到地方或省行政长官的直接管辖，和国王的枢密院没有任何直接的依属关系。在专制制度的发展历程中，行政权力的权威渐渐把国家各部门的权力都收到了自己手中，把用于任何公共用途的收益的权限也都揽来自己管理。然而，在法国大的驿道，连接王国各主要城镇之间的道路通常都维护得非常好，有些省甚至比英格兰的绝大多数收税公路还要好得多。然而我们所称的十字路，也就是农村中的绝大多数道路却全然被忽视了，在许多地方任何载重车辆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行。

有些地方，甚至骑马都非常危险，骡子成了唯一安全可靠的运输工具。一个好夸耀而且高傲的宫廷大臣可能时常乐于从事一种看起来辉煌壮丽的工程，比如说修建公路。因为公路是时常被主要贵族们看得见的，对公路的夸奖不仅能够满足他的虚荣，甚至还可能有助于维持他在宫廷的利益。至于非常小的工程，因为它们既不可能有什么宏伟的外观，通常也得不到任何过路人的起码的赞誉；简而言之，它们除了它们的实用性外，没有别的能够受到人赞赏的地方，因此这样的事业仿佛在各个方面都显得太便宜和太低下，不值得一个有地位的行政长官重视。所以，在这样的行政当局的管理下，这类工程差不多总是全然被忽视。

在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几个国家，行政当局总是自身负责公路的维修和运河的维护。据了解，在给每个省的总督的训示中，总是不断地提醒他们注意这些工程，不仅这样，皇室也非常重视他们对这些训示的执行情况。因此，据了解，这些国家对这些工程非常重视，特别是在中国。

在那里，公路，特别是通航运河，据称比欧洲著名的同类工程都要好得多。然而流传到欧洲的关于这些工程的报道通常都是由懦弱而好奇的游者写的，更多的还是由愚蠢和爱说谎话的传教士写的。假如那些工程是经过了比较睿智的眼睛的考察，假如对它们的报道是由比较可信的证人所写的，那些工程就不可能显得这样神奇了。

柏尼尔有关印度的某些这类工程的报道就比其他那些旅游者所报道的要差很多。可能在那些国家，举例来说，在法国，大的公路、大的交通工具经常是宫廷和首都谈论的话题，备受关注，然而剩下的就全然被疏忽了。

除此之外，中国、印度还有亚洲其他几个国家，君主的收益差不多全来自土地税或地租，它随着年产物的增多和减少而增多或减少。所以在这些国家中，君主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他们的收益必定和土地的种植有着直接的联系，和年产物的多少、年产物的价值有直接的联系。然而为了让年产物尽可能多地值钱，就一定要为它开拓一个尽可能广阔的市场，因此也就一定要在全国各地区之间建立最自由、最方便，而且又最便宜的交通。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好方法就是修建最好的公路和最好的通航运河。而在欧洲任何地区，没有一个君主的收益主要来自土地税或地租。

在欧洲一切大的王国里，可能收益的绝大多数最终是依赖于土地的年产物，然而它的依赖性既不是这样的直接，也没有这样的明显。所以，在欧洲，君主本身不会直接地感到需要去促进增产，需要去提高土地年产物的数量和价值，或者是需要通过维护好道路和运河，为年产物带来一个最广阔的市场。所以报道所说应该是正确的，尽管我还有一点怀疑，那就是在亚洲的某些地区的修路工程由行政当局管理得很好。然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欧洲任何地区的行政当局却没有方法把它管理得让人满意。

有些公共工程，从它的性质来讲没法带来任何收益来维护它们本身，它们所带来的方便差不多又总是局限在某一个地方或地区，这时在地方或省的行政当局的管理下，由地方或省的收益来维持，比用国家的通常收益来维持，由国家的行政当局来管理要维护得好些。假如伦敦街道的照明和道路铺设都是由国库支付开支，它们的照明和铺设能够像现在这样好吗？花钱可以这么少吗？毫无可能。除此之外，假如费用不是通过对伦敦每条街道、每个教区或地区的居民直接征收地方税来筹集，那么就会从国家的通常收益中来开支，结果就没办法不对王国的所有居民征税，然而全国的居民中绝大多数却从伦敦街道的照明和铺设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地方和省收益由地方和省行政部门管理，有时候尽管会出现弊端，然而不管这弊端有多么大，事实上假如把它们和由一个大的帝国的收益的管理和花费中所发生的弊端相比就显得极为渺小了。除此之外，它们也容易纠正得多。在大不列颠，在地方或省的普通地方治安官的行政管理下，农村居民每一年为维修公路所应出的六天义务工可能时常得不到妥善的利用，然而从没有发生残酷压迫的现象。

在法国，这项义务工是在州长的行政管理之下，利用得也合理，并且，经常出现强迫和压制的现象。这种他们称之的强迫劳役构成了专横的主要工具之一，那些行使这个权力的官员就利用这个工具来严惩那些不幸受到了他们厌恶的教区或社区。

为方便某些特殊商业部门所必需的公共工程和机构。

上面我们谈到的公共工程和机构的目的都是为了方便普通的商业。然而为了方便某些特殊的商业部门，还一定要建立特殊的机构，它们又需要一笔特殊的和不同寻常的费用。

有些特殊的商业部门要和野蛮的、没有开化的民族打交道，它们就需要某些特殊的保护。一个寻常的商店或存贮室就没法给在非洲西海岸做生意的商人的货物以可靠的保障。为了保卫货物不受到野蛮的当地人的袭击，在存放商品的地方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建筑一些防御工事。因为印度政府的混乱，据推测，甚至在温和文雅的印度人民中做生意都有这样的警戒的必要。正是在保护自己国家的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到暴力袭击的正当借口下，英国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被允许在印度建筑自己的第一批要塞。在其他一些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的国家，他们不允许外国人在自己的领土内拥有任何形式的防御工事，于是就一定要安排大使、公使或者领事，能够依照他们自己国家的习俗来裁决他们自己国家人之间产生的分歧。在他们和当地人的纠纷中，他能够凭借外交官的身份比任何私人更有权威地进行干涉和带来有力的保护。

商业的利益经常使得各国有必要在那些不管从战争或同盟的角度都无须派驻使者的国家派驻使者。土耳其公司的商业利益首先让英国在君士坦丁堡设立了大使馆，英国首任驻俄罗斯大使也全都起源于商业利益。欧洲各国人民间的商业利益必定引起的连续纠纷，可能就是在一切邻国和平时期长期设立大使、公使的原因。这个古代没有提到过的习惯仿佛是在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在商业最开始扩展到欧洲绝大多数国家，还有当他们最开始对商业发生兴趣的时期形成的。

保护商业的特殊部门所必需的特殊费用，通过对特殊部门征收适度的税收来支付，比方说，通过对商人起初进入某商业部门时收取恰当的营业税，或者更平等一点，通过和其他的国家进行贸易，通过对他们进口或出口的货物征收百分之几的特殊关税来支付，看上去不是不合理的。据了解，就是为了保护商业免受到海盗的劫掠，才设立了第一个关税机构。然而，假如为了支付通常保护商业的费用，对商业征收通常的税觉得合理的话，为了支付保护特殊部门的特殊费用，对商业的特殊部门征收特殊的税看上去就也是合理的了。

保护通常的贸易总是被认为是国防的一项重要任务。正因为这样，也被认为是行政当局职责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所以征收和运用关税的职责也就总是交给了行政当局。然而保护任何一种特殊的商业部门是对商业的总的保护的一部分，所以也是行政当局的职责的一部分。假如国家采取的行动总是一致，为了特殊保护的目的而征收的特殊税就总是应该平等地留给行政当局处理。然而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样，国家并不总是前后行动一致，在欧洲的绝大多数商业国家中，一部分特殊公司就已经说服了立法机构委托他们自己来履行君主的这一部分职责，而且为此授予他们所必要的一切权力。

这些公司可能对最开始创办某些商业部门曾经有过用处，它们曾经利用自己的资金做了一个国家可能觉得是不慎重的试验，然而最终它们不是被证实是累赘，就是对国家毫无用处，而且，不是管理不当，就是经营范围过于狭窄。

当这些公司不是利用联合的资金进行贸易时，它就一定要允许任何有恰当资格的人在交付一定的入伙金，而且同意接受公司的章程后加入组织。每个成员利用他自身的资金，靠自己的运气进行贸易，这样的公司叫做合伙公司。当他们是用联合资金进行贸易时，每个成员依照他在总资金中的份额的多寡分享利润或分担损失时，那么他们被叫做股份公司。这类公司不管是合伙公司还是股份公司，有的时候拥有，有的时候又不具有某些特权。

合伙公司在每一方面都和欧洲各国大小城镇中普遍存在的同业公会相似。不仅这样，还是一种同类性质的扩大垄断。在任意一个城镇里，没有一个居民可以在没有首先得到同业公会的自由营业权以前能够从事一种有组织的行业，所以在大多数场合，一个臣民没有首先成为合伙公司的成员，他就没法合法地进行任何部门的对外贸易。因为对外贸易已经成立了合伙公司。

这种垄断是极其严格的，加入公司的条件是非常高的，同时因为公司的董事们也有些权威，也就是说他们有权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绝大多数的贸易经营权局限于他们自己和几个特殊朋友中。在最开始的几个合伙公司里，都规定有同样的学徒年限。凡在公司学徒期满的人无须交付任何入伙金或者交付比对其他人所索取的要少得多的入伙金，就可以成为公司的一个成员。

在所有的合伙公司中，盛行着一种常见的公司精神，当然它没法和法律相抵触。当允许这些公司依照它的天性行动时，为了把竞争尽可能局限在少数人中，它们总是竭力让商业屈从于非常多苛刻的规章。当法律限制它们这样做时，它们就完全变得无所作为和无足轻重了。

现今存在于大不列颠的从事外贸的合伙公司就是古代的商人冒险家公司，也就是现在大多数时候所谓的汉堡公司、东方公司、俄罗斯公司、土耳其公司和非洲公司。

据了解，现在加入汉堡公司的条件非常简单，公司的董事们手中没有权力能够对贸易加以任何苛刻的限制或规定；或者可以说至少是近来没有行使过那种权力。从前却不是这样的。大约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加入一家公司的入伙金是五十镑，有一段时期是一百镑。不仅这样，据了解，公司的作风极端霸道。

在1643年、1645年和1646年三年里，英格兰西部的毛织业者和自由贸易者向议会抱怨那些垄断者限制了他们的贸易和压制了国内的制造业，尽管这些抱怨在议会内没有产生什么法令，然而它们也让公司受到了一些恐吓，强迫他们改变了作风。至少从那个时期起，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对他们的抱怨。

威廉三世第十年和十一年的第六号法令中把加入俄罗斯公司的入伙金降低到五镑；查理二世第七号法令，又规定把加入东方公司的入伙金降到四十先令。几乎在同一时期，瑞典、丹麦和挪威等所有波罗的海北部国家都取消了他们的特许证。可能是这些公司的作风才让议会通过了那两个法令。在那以前，西亚•柴尔德先生大概曾讲过那些公司和汉堡公司极端专横，他曾把贸易的不良状态归责于他们的管理不善。我们在那个时候在各个国家所进行的贸易都是在特许证的范围之内的。然而这类公司现在可能不那么专横了。它们也全然没有什么用处了。诚然，单纯说其无用，可能还是对合伙公司所可以给予的最高的赞词了。上面所提到的三个公司在目前的状态下仿佛都应得到这样的赞词。

加入土耳其公司的入伙金从前对不满二十六岁的人是二十五镑，对二十六岁以上的人是五十镑，不仅这样，他们还要求这些人一定要是商人。这条规定把全部店老板和零售商排除在外。依照一个地方所定的规章，大不列颠的制造品除了利用公司的通用船只外，没法向土耳其出口。不仅这样，而且因为这些船只总是从伦敦港口起航，这一限制就把贸易局限在了那个昂贵的港口，同时也把它局限在了伦敦与在它的近郊居住的商人。

依照另外一个地方法规的规定，凡不是居住在伦敦二十英里之内的人，没有获取该市的公民权者，不得加入该公司。这个限制和前一个结合在一起，必定就把所有伦敦自由民之外的人都排斥了。

因为这些通用船只的装货与起航时间完全取决于董事长，因此他们非常自然地把这些船只用来装运自己和他们的几个特殊朋友的货物，而借口其他人提出的申请太晚从而排斥其他人的货物。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公司在每一方面都是一种严格并且残酷的垄断。

这些弊端因此引发了乔治二世第二十六年的第十八号法令，把对一切申请加入公司的人的入伙金降低到二十镑，而且取消了年龄的限制，还有不管是商人还是伦敦自由民的任何限制，同时授予所有人有自由从大不列颠所有港口向土耳其任何港口出口所有大不列颠货物（没有受到出口限制的），还有从那里进口所有土耳其货物（没有受到进口限制的）的自由。这一切的前提是，要先交纳寻常的关税，还有为支付公司的特殊费用所特定的特殊税，同时还要服从大不列颠驻土耳其大使和领事的合法权威，还有遵守公司应该执行的各种地方法规。

为了防止这些地方法规过于苛刻和造成任何压迫，上面所说的法令又规定，假如公司有任何七个成员在这个法令以后感到自己受到了任何地方法规的侵害，他们可以向贸易殖民局提出上诉（现由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接管了该局的职权），只要这个投诉是在该地方法规生效后的十二个月以内提出的。假如任何七个人觉得自己在这个法令通过之前受到了伤害，他们同样能够提出上诉，只要是在这个法令实行后的十二个月以内。

然而，一年的经验可能时常还不足够让公司一切成员发现某一地方法规的弊害；不仅这样，假如有几个成员是在一年以后才发现它的弊害，那么不管是贸易殖民局，还是枢密院的委员会，都没有方法进行纠正。除此之外，一切合伙公司还有其他一切公司的大多数地方法规的目的，与其说是要压迫现有成员，不如说是要让他人没法参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能够通过收取高额入伙金，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诡计。

这些公司长期着眼的是连续地把他们的利润率提高到尽可能的高度，保持他们所出口的和他们所进口的货物尽可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不仅限制竞争的方法，而且打击新的冒险商进入他们的行业。除此之外，二十镑的入伙金，尽管它也可能还不足够阻止一个想长期从事土耳其贸易的人入伙，然而对于只想冒一次险的投机商人，二十镑的入伙金就足够让他裹足不前了。

在各行各业中，长期从事某一行业的人尽管没有组织起来，然而很容易地也都会联合起来提高利润；然而因为投机冒险分子的不时的竞争，要让利润始终保持在恰当水平上是非常难的。对土耳其的贸易尽管被议会的这个法令在某种程度上开放了，然而在很多人看上去还远谈不上完全的自由。土耳其公司出资赞助了一名大使还有两三名公使，他们就像其他国家官员一样本应是完全由国家负担的，事实上能够带来比国家维持这几个官员所需费用要大得多的收益。

依照约西亚•柴尔德先生的考察，尽管合伙公司时常承担一点官员的费用，然而从来没有负担过在他们进行贸易的国家内设立要塞或驻军的费用。但股份公司却时常负担了这个费用。事实上前者和后者相比，也远远不适合承担这个任务。

第一，合伙公司的董事们对于公司的共同贸易的繁荣并没有特别利害关系，然而承担要塞和驻军的费用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司的共同贸易的繁荣。对合伙公司来说，共同贸易的衰退说不定还经常可能对促进他们自己的私人贸易有利。举例来说，通过减少竞争者的数量，就可以让他们更便宜地买进，更贵地卖出。相反，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的个人利益却完全包含在他们管理的共同资金所产生的利润之中，脱离了公司的共同贸易，他们没有任何的个人贸易。他们的个人利益和公司的共同贸易的繁荣紧密相连，与维持和保卫公司所必需的要塞和驻军紧密相连。所以，他们比合伙公司的董事们对维持要塞和驻军的关注度时常要更高。

第二，每位公司的董事总是掌管着一大笔资金。之中的一部分经常用于修建、设置和维护这样一点必需的要塞和驻军。然而合伙公司的董事们本身没有管理共同的资金，除了入伙金的一点收益，还有对公司的贸易所征收的公司税外，就没有别的资金能够用于这项用途。所以，尽管他们对维持要塞和驻军有着与大股东们同样的关注，也没有力量让他们的关注起到有效的作用。然而，维持驻外使节无须多大关注，只需一点不太大的有限的费用，所以是一件对于合伙公司的脾性和力量都比较合适的事情。

在约西亚•柴尔德先生的时代过后非常长一段时间，一个合伙公司在1750年建立起来了，它就是现今的非洲贸易商人公司。这个公司第一次有了明确规定，要负担起维持大不列颠在非洲沿岸地区从布兰角到好望角之间的一切要塞和驻军的费用，随后又规定该公司只负担从鲁杰角到好望角之间所设的要塞和驻军的费用。这个公司的法令（乔治二世第二十三年第三十一号法令）有两个明确的目的：

（一）有效限制合伙公司董事们天生所具有的压迫和垄断精神；

（二）强迫他们尽可能关注要塞和驻军的维持费用，因为这一点是他们本来不会关注的。

对于这两个目的中的第一个，入伙金被限制为四十先令。不允许公司通过联合的力量，也就是利用联合资金从事贸易；不允许用共同印章借入资金，或者说不允许对一切支付了入伙金的大不列颠臣民在各地自由进行贸易时施加任何形式的限制。公司管理机构为九人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定时在伦敦集会；同时他们每一年由公司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三地的自由民选举，一个地方选举三名，任何委员不得连任三年以上，委员如有不当行为，贸易殖民局在听了他本人的辩护可以得免其职。

不允许委员会从非洲出口黑人，或进口任何非洲货物到大不列颠。然而，因为他们要负担起要塞和驻军的费用，为了这一目的，他们能够向非洲出口大不列颠的多种货物。他们能够从他们在公司可能得到的货币中，拿出数额不多于八百镑作为伦敦、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三地的公司职员和代理人的薪金、他们在伦敦办事处的房租，还有在英格兰的管理委员会和代理处的一切其他费用。在支付了上面所说的各种费用后，八百镑中如果还有剩余，他们能够以恰当的方式进行分配，来酬劳他们的辛劳。

通过这个规章，能够指望垄断精神可以得到有效的限制，这些目的中的第一个也就充分得到了满足。然而，看上去似乎并不是这样。尽管通过乔治三世第四年第二十号法令，塞内加尔的要塞还有他一切属地统统归属和非洲进行贸易的商人公司管理。然而在次年（乔治三世第五年第四十四号法令）规定，不仅塞内加尔与其属地，而且从南巴巴利的萨利港口直至鲁杰角的一切海岸统统归属国王管理，免除了公司对它们的管辖权，而且宣布对它的贸易向王国的一切臣民开放。因为该公司被怀疑限制了对非洲的贸易，建立了某种不恰当的垄断。然而，现在非常难想象在乔治二世第二十三年他们是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在下院的记录中，我们知道他们曾受到过这样的控告，然而记录中经常有不总是最正确的事实。九人委员会的成员全为商人，他们的要塞和驻地的总督和官员的一切都依靠他们。后者非常可能对前者的嘱托和委托非常关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垄断。

为了达到第二个目的，议会批拨给公司每一年作为要塞和驻军的维持费用的数额大多数时候为一万三千镑。只不过委员会每一年应向财政大臣报告这笔数额的利用情况，然后这份报告要上交议会。然而议会对几亿镑的利用情况都不可能重视，更不可能重视那一年一万三千镑的利用情况。再说从财政大臣的职业和所受到教育程度来看，也不可能对要塞和驻军的费用熟悉。

诚然，王国海军的船长或海军部委派的任何其他军官都能够调查要塞和驻军的情况，向海军部报告他们的观感，然而海军部仿佛对那个委员会并没有直接的管辖权，也没有任何权力可以纠正他们可能调查的人的行为。除此之外，王国海军的船长又经常不是深谙要塞科学的人，除非直接贪污，或侵吞公款、公司款项，不管任何过失，免职对于每个委员来说仿佛就是他们可能得到的最大的惩罚；何况那个职务也只有三年的任期，任期中他能得的合法报酬也极低。因此，对这个惩罚的恐惧从来就没有足够的分量可驱使他们去连续地认真地关注和他们利益没有什么相关的事情。

议会曾不止一次拨专款维修几内亚海岸卡斯尔角的堡垒，然而，现今总是有人指控委员会曾为这个维修工程从英格兰运去了砖石。据了解，经过长途运输的这些砖石质量极差，甚至于用它们修缮过的墙壁都一定要从地基起重修。处于鲁杰角北面的要塞和驻军不仅是靠国家的费用来维持的，而且是在行政当局的直接管理之下。那么为什么位于鲁杰角南面的要塞和驻军，至少也是部分由国家的费用维持的，却在不同的管辖下呢？看上去很难想象出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保护地中海的贸易本来是直布罗陀和米诺卡驻军的目的和借口，而且这些驻军的维持和管理并没有拨归土耳其公司，而是拨归了属地的行政当局、属地需要驻军的防卫，因此他们不可能不受到那个领地的关注。所以，直布罗陀和米诺卡的驻军一直没有被忽视过。

尽管米诺卡曾两次被攻陷，现在可能是永远收不回了，然而人们从没有把这个灾难归咎于行政当局的疏忽。但我不愿意被人认为我是在暗示把它们从西班牙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这些耗资巨大的驻军也是必要的。可能把它们从西班牙解放出来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只不过让英格兰的天然盟友西班牙国王疏远了英格兰，并让波旁王朝的两个主要支系结成了比血缘关系更加紧密和更加永久的同盟。

不管是依照皇室的特许证或是依照议会的法令建立的股份公司，在很多方面都不仅不同于合伙公司，也不同于私人合伙集团。

第一，在私人合伙集团中，没有经集团同意，任何合伙人不得把他的股份转让给他人或者是介绍新的成员加入集团；每个成员经过预先申请后能够退伙，还能要求退还他在共同资金中的股本。反过来，在一个股份公司中，任何成员不得要求从公司退股，但每个成员无须经公司同意便能把他的股本转让他人，因此也可介绍新的成员加入公司。股份公司中股本的价值总是和市场价格一致：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所以，股本所有者的实际股金就比股票上注明的金额可能多些或少些。

第二，在一个私人的合伙公司里，每个合伙人都要用自己的一切资产对公司债务负责。相反，在股份公司里，每个合伙人只对他本身的股本负责。

股份公司的经营总是由董事会管理。诚然，这个董事会在很多方面经常要接受到股东大会的领导。然而绝大多数的股东都对公司的业务一无所知，因此当股东中没有产生什么派别时，他们也从不麻烦自己，而是心满意足地半年或一年领取一次董事会分给他们的红利。因为完全没有麻烦，又不要冒风险，只需要一点有限的资金，所以让很多不情愿冒险加入任何私人合伙公司的人都愿意来加入股份公司。因为这个原因，这样的公司大多时候可以吸引到比任何私人合伙公司多得多的资本。

有一个时期，南海公司的贸易资金可以达到三千三百八十万镑以上。英格兰银行的分红股本达到一千零七十八万镑。然而，因为这些公司的董事们觉得他们是在为他人理财，而不是为他们自己理财，所以也没法指望他们可以像私人合伙公司的股东那样对公司财务进行细心周到的管理，就像富人的管家常觉得注重一点小事有辱主人的荣誉一样，非常容易把它们弃之而不论。所以，在公司事务的管理上总是产生疏忽和浪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股份公司在对外贸易上难以和私人冒险者竞争。因此，没有专营特权的股份公司很少成功，而且有专营特权的也都经常失败。没有专营特权，他们大多数时候是经营不善。然而有了专营特权，他们就是既经营不善，又限制了对外贸易。

非洲皇家公司，也就是现在的非洲公司的前身，曾经因为有特许证而具有专营特权，然而因为那个特许证没有得到议会法令的确认，所以，因为人权宣言，对非贸易在革命后向王国全民开放了。哈德逊湾公司在合法权利上和非洲皇家公司所处境遇一样，他们的特许证也没有被议会法令认可。南海公司只要它持续作为一个贸易公司，就有议会法令确认了的专营特权。现今和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商人联合公司也是这样。

非洲皇家公司迅速发现他们无力对付和私人冒险者的竞争，尽管有了人权宣言，有一段时间他们仍然把后者叫做无执照营业者，而且通过这样来对他们进行迫害。不仅这样，在1698年，公司对这些私人冒险者经营的差不多各个部门的贸易都征收百分之十的税，用来维持公司的要塞和驻军。

然而，尽管征收了这么重的税，公司仍然无力和它竞争。他们的资金和信誉一天天减退。在1712年，他们的债务已经积累得非常大了，为了保障公司和他们的债权人的安全，议会觉得有必要通过一项特殊法令。法令规定只需公司三分之二的债权人（在人数和价值上）所作出的决议，就对一切其他人员，不管是在公司债务的偿还日期，还是关于公司债务而签订的任何其他合同都具有约束力。

1730年，公司事务已极端混乱，以至于已完全没有力量维持他们的要塞和驻军，然而这正是建立这个公司的目的和借口。从那年起直至公司最终瓦解，议会决议每一年拨专款一万镑作为此用。在1732年，在对西印度的黑奴贸易多年亏损以后，公司最终决定完全放弃这项贸易，把公司在非洲海岸所购买的黑人转卖给美洲私人贸易者，而且雇佣人员在非洲内陆部分从事金砂、象牙、染料等贸易。但他们在这个贸易比较有限的范围内所获取的成绩也不比以前贸易范围非常大时的成绩大。他们的业务持续滑坡，直至最终公司在每一方面都濒临破产，议会才通过法令解散该公司。公司的要塞和驻军由现今和非洲进行贸易的商人的合伙公司负责管理。

在非洲皇家公司成立以前，那里一个接一个地相继成立了三个其他的股份公司进行对非贸易。它们都没有获取成功。然而，它们都有特许证，那些特许证尽管没有得到议会法令的确认，然而在当时还是被觉得赋予了真正的特权。

哈德逊海湾公司在上次战争中受到的打击之前，要比非洲皇家公司幸运得多。他们的必需费用很少。他们在各殖民地（他们把它们美其名曰“要塞”）所雇佣的人数总共不多于一百二十人。然而，这个数量已足够事先把一定要装船的毛皮与其他货物准备妥当，因为冰冻的原因，那些船只没法在海上停留六周或者八周以上。把货物事先准备妥当这个优点是私人冒险家多少年来没有方法做到的，然而做不到这一点也就不可能从事对哈德逊海湾的贸易。

据了解，公司的资本很少，不会多于十一万镑，却让公司足够垄断特许证所许可经营的差不多一切的贸易，还有收购那个广阔却贫穷的国家的一切剩余产品。因此，没有一个私人冒险者想要和他们竞争从事和那个国家的贸易。所以，这个公司事实上总是享有对那些国家贸易的垄断，尽管在法律上他们还没有这个权利。除此之外，公司的资本比较少，据了解，股东也极少。然而一个只有少数几个股东的股份公司，假如资本不太大的话，它在性质上就会非常接近私人合伙，因此它在经营上就会与此同样的谨慎和小心。所以，假如因为具有这些优势，哈德逊海湾公司在上次战争以前能够持续进行它的贸易，而且获取极其大的成绩的话，是不足为怪的。

然而，看上去他们的利润可能还是没有达到已故的多布斯先生所希望的那么多。安德逊先生是一位比较严肃而且公正的作者，他著有《商业历史和编年史的推断》一书。他非常公正地指出，在研究多布斯提出的有关该公司数年中输出和输入的报告，而且在扣除该公司所承担的特殊风险和费用后，看上去该公司的利润并不值得羡慕，也就是说不管怎么说，看上去并没有大大多于寻常的贸易利润。

南海公司从来没有什么设立的要塞和驻军需要维持，因此它完全免除了其他进行对外贸易的股份公司所要花费的巨大费用。然而它的股东队伍庞大。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想象得出，在这个公司的一切事务管理中必定泛滥着愚蠢、疏忽和浪费。至于他们招股工作中的人人皆知的诡计和无节制，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个题目要讨论的了。他们的商业计划也实行得好不了哪儿去。他们所进行的第一项贸易就是向西属西印度出售黑人，他们享有进行这项贸易的特权（这是尤特雷特条约所承认的所谓阿西思托合同的结果），然而不用指望可以从这项贸易得到非常大的利润。在他们以前一样享有这样特权的葡萄牙公司和法国公司也都失败了。

作为补偿，他们要求每一年派遣一艘固定载重的船只直接和西属西印度进行贸易。然而在这一年一次的贸易中，十次当中只有一次，也就是1731年的皇家加洛林号获取了极其大的利润，剩下的差不多全都亏了本。公司的代理商和代理人都把公司的成绩不佳归罪于西班牙政府的勒索和压迫，然而可能主要应归责于那些代理商和代理人本身的浪费和掠夺。据了解，其中的某些人甚至在短短的一年里就发了大财。1734年，因为他们的利润太小，公司请求国王允许他们自行处置他们的贸易与他们的船只，允许他们通过等价卖给西班牙国王。

在1724年，该公司曾经从事过一段时间捕鲸的工作。诚然，在这方面他们也没有垄断权，然而在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没有其他的大不列颠臣民从事这项工作。在他们的船只驶向格林兰的八次航行中，只有一次是赢家，余下的都是输家。在他们第八次，也是最终一次航行后，他们卖掉了船只、所有存货和用具。他们发现，在这一项业务上，他们的一切损失包括资本和利息在内，总数竟然达二十三万七千万镑以上。

1722年，该公司向议会提出申请要求，允许把他们借予政府的三千三百八十万镑以上的巨资分成两个同等的部分：一半也就是一千六百九十多万镑，作为和政府其他年金同等的年金，不得由公司董事会用来偿还他们在执行任何商业项目中所欠债务或所引起的亏损。另一半就像从前一样仍留做贸易资本，能够用来偿还那些债务和亏损。这个请求听起来非常合理，被议会采纳了。

1733年，他们又向议会提出申请，要求把公司贸易资本的四分之三转为年金，只留四分之一作为贸易资本，或者用来应付因为董事会管理不善所造成的灾难。到目前为止，公司的年金和贸易资本因为政府不止一次的偿还，已减少了二百万镑以上。所以，那个四分之一就只有三百六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四镑八先令六便士了。1748年，因为亚琛合约的结果，公司通过艾克斯•拉•恰派尔条约放弃了一切从西班牙国王那里所获取的权利，用来换取等价的补偿。从此结束了该公司和西属西印度的贸易往来，公司贸易资本的剩余部分全都转为年金资金，公司至此在各个方面都不再是一个贸易公司了。

应该指出的是，南海公司通过他们每一年派遣船只到西属西印度所进行的贸易，也就是说，公司曾经指望能够获取极其大的利润的唯一的贸易，不管是在国外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都并非没有竞争对手的。在卡塔赫纳、波托、贝洛港和拉•维拉•克鲁兹，公司都得和西班牙商人竞争，他们的公司船只装载的同类的欧洲出口商品从加的斯运往与此同样的市场。在英格兰公司要和英国商人竞争，他们从加的斯进口西属西印度的货物。诚然，西班牙和英格兰商人的货物可能都需缴纳较高的关税；然而因为公司雇员的粗心大意，浪费和贪污所造成的损失非常可能是比一切关税还要更重得多的一种税。这样一来，当私人冒险者能够进入公司任何一种公开和公平的竞争时，股份公司能够更成功地进行任何一部门的对外贸易，看上去就是违反一切经验的了。

1600年，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在最开始的十二次驶往印度的航行中，公司一直作为一个合伙公司在进行贸易，资本也是分散的，只有船只属于共同的财产。1612年，公司重新联合成为一家股份公司。公司的特许状是专有的，尽管没有得到议会法令的确认，然而在当时是被认为具有真正的垄断特权的。所以很多年公司都没有受到无执照营业者的骚扰。公司的资金从没有多于七十四万四千镑，五十镑为一股，资金不是很大，公司的营业规模也不是很大，因此还没法为粗心大意和浪费带来前提或为贪污找到掩饰。

尽管部分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恶意陷害，部分因为其他一点事件，也造成了某些特殊的损失，公司还是成功地经营了几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自由的准则更为人们所理解，一个没有经过议会法令确认的皇家特许状还可以起多久的垄断作用，就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值得人们怀疑了。对于这个问题，法院的决定也非常不一致，它们随当时政府的威信和当时舆论的不同而变化。

在这个时候，无执照营业者成倍地增加。到查理二世统治的末期，还有詹姆斯二世的整个统治时期和威廉三世统治的部分时期，无执照营业者让公司陷入非常大的困境。1698年的议会曾有人提议，只要允许认购国债的人成立一个具垄断特权的新东印度公司，他们愿向政府通过百分之八的利息提供二百万镑的贷款。因此老东印度公司提出愿供给七十万镑（差不多它的一切资本），条件同样，同时年息仅为百分之四。

然而当时国家信誉正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就是通过百分之八的利息借入二百万镑比通过百分之四的利息借入七十万镑还更方便。因此新认购国债者的建议被采纳了，结果是一个新的东印度公司也就随之成立了。然而，老东印度公司还有权持续经营到1701年。在这个时候，老印度公司通过其司库的名义非常巧妙地认购了三十一万五千镑新公司的股东。因为议会法令用词含糊，尽管把东印度的贸易划归了这二百万镑国债的认购者，然而它没有明确说明一切资金应该联合成为一个联合资本。

有少数几个只认购了七千二百镑国债的私人贸易的人，他们坚持认为应拥有用他们的资金独自进行贸易的特权而且自己承担风险。老东印度公司直到1701年，也有权利用它原有资金独自进行贸易。而且，它们同样在那段时间以前和以后就像其他私人贸易者一样具有用它们认购的新公司的三十一万五千镑的资金独自经营的权利。据了解，这新老两公司和私人贸易者的竞争还有两公司互相间的竞争差一点把两者都断送了。

在随后的一个时期，也就是1730年，当有人向议会提议把这个贸易置于一个合伙公司的管理之下，而且从此在某种程度上开放这个贸易时，东印度公司表示反对这个议案，用在那个时期所可以有的强烈的词语申斥了这个竞争所带来的他们所觉得的悲惨的结果。他们说，在印度竞争，把货物的价格提高得很高，以至于没有人购买，然而在英格兰又因为货物充斥市场，竞争使货物价格跌得非常低，以至于让他们无利可图。然而，因为供应比较丰富，它必定大大降低印度货物在英国市场的价格，所以对社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和方便，这一点是完全不容置疑的。然而它应该也大大地提高了它们在印度市场的价格，但这一点仿佛又不大可能，因为竞争所引起的不同寻常的需求在印度贸易的巨大海洋里只是小小的一滴水而已。

除此之外，尽管随着需求的增长，刚开始可能提高商品的价格，但从长远来看，却总是只会降低它的价格。因为它刺激了生产，从而也加剧了厂家的竞争，他们为了打压对方，压低了售价，只有求助于对劳动进行新的分工，提高新的技巧。公司抱怨的结果就是消费的低廉和对生产的刺激，这两个结果是政治经济学所竭力要促进的。然而，他们所提出的给人们带来悲哀的这个竞争毕竟没持续很久。由女王充当第三方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了一个三方的契约，1702年，这两个公司联合了起来。

1708年议会通过法令，用它们现有的名称，也就是东印度贸易商人联合公司，结合成了一个公司。有人觉得这个法令还应加入一个条款，就是允许独自的贸易者在1711年米迦勒节以前持续进行贸易。同时授权董事们在三年以内赎回他们的七千三百镑的并不多的资本，从而把公司的所有资金转变为联合资金。通过同一法令，公司的资本因为向政府新增贷款的结果，将会由二百万镑增长到三百二十万镑。

1743年，公司又向政府贷款了一百万镑。然而这一百万镑的筹集不是通过号召股东认购，而是通过卖出年金和契约债务。它虽然没有增大股东能够分红的股本，然而，它增大了公司的贸易资金，它和其他三百二十万镑同样承担公司在商业项目中的亏损和债务。从1708年，或者说至少是从1711年，公司摆脱了一切竞争者，完全建立了英国公司对东印度贸易的垄断，进行了成功的贸易，同时公司的利润每一年给股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红利。

在1741年开始打响的对法战争中，因为庞迪彻里的法国总督杜不勒先生的野心，让公司卷入了卡纳狭克的战争，还有印度王子间的政治斗争。在经历了多次明显的成功和明显的失败后，公司最终还是丧失了马德拉斯——当时公司在印度的最主要的殖民地。后来通过艾克斯•拉•恰贝勒条约，公司才有机会收复了马德拉斯。大概在这个时期，公司在印度的雇员总是充满了战斗和征服的精神，不仅这样，从那以后，他们也总是保持着这样的精神。

在1755年开始的又一次对法战争中，公司的兵力分享了大不列颠的广泛的好运气，他们不但保卫住了马德拉斯，而且攻下了庞迪彻里，还收复了加尔各答，而且得到了在这一片富裕并且辽阔的领土上的收益。据当时的估计，一年有三百万镑以上。公司在好几年中都是安享着这笔收益。

然而在1767年，行政当局对所得领土提出了所属要求，来自该领土的收益也应归属皇室。公司因此同意每一年向政府交纳四十万镑作为对这个权利的补偿。在这以前，公司渐渐增加红利，由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通过总资本三百二十万镑计，红利已增加了十二万八千镑，换句话说，每一年红利已由十九万二千镑增加至三十二万镑。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公司试图把红利再进一步提高，增长百分之十二又二分之一。这样一来，公司每一年分给股东的金额就会和公司同意每一年交纳给政府的金额同等，也就是说，一年四十万镑。然而在公司实行和政府的合同的两年中间，议会相继通过的两个法令阻止了红利的进一步提高。这两个法令的目的是要让公司加快他们偿还债务的速度，当时公司债务已达六七百万镑以上。

在1769年，公司和政府续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而且规定在那段时期内公司能够渐渐把红利提高到百分之十二又二分之一，然而在一年内提高额没法多于百分之一。所以，当红利增加，达到极限时，公司每一年支付给股东与政府的金额两者合计在一起也只有六十万八千镑，多于公司在最近得到领土以前曾经有过的数量。然而从这些得到的领土上获取的总收益，据推测达到（上面已经提到过）三百余万镑；依照1768年和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的克鲁登敦号所提出的报告，纯收益扣除一切折扣和军事负担后是二百零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七镑。

在同一个时期公司还掌握有另一笔收益。它部分来自土地，然而主要来自建立在各殖民地的关税。这笔收益可达四十三万九千镑。依照公司董事长在下院作证，公司利润一年至少可以达到四十万镑。依照公司的会计的报告，至少是一年五十万镑。依照最低的估计，等于每一年分给股东的最高红利额。这样大一笔收益必然能够每年多交纳六十万八千镑债务，并且带来一大笔足够加快减少债务的速度的偿债基金。然而，在1773年，公司的债务并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增大。

这些债务既有国库的欠款四十万镑，以及拖欠海关税款，还有欠付英格兰银行的借款，又有由印度方面开出的胡乱承兑了的百分之一的汇票，总共达到一百二十余万镑。这些积累起来的债务所带来的灾难强迫他们不仅要马上把红利降低到百分之六十，而且，还强迫他们一定要乞求政府的仁慈，恳求政府首先赦免每一年交纳四十万镑的承诺；此外，贷款一百四十万镑，以便能够把他们从迫在眉睫的破产中解救出来。

公司财富的大大增长看上去只不过给公司的雇员更大的浪费带来一个借口，给更大的贪污带来一个掩饰。因此，公司在印度的雇员的行为，还有公司在印度和欧洲业务的总的情况，成为议会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调查研究的结果针对公司在国外的管理作出了某些非常重要的变动。东印度公司的主要殖民地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从前是互相独立的，现在都从属于总督，并成立了一个由四人组成的委员会辅助总督管理。议会有权首先提名总督还有驻设在加尔各答的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加尔各答现今成为从前的马德拉斯，是英国在印度举足轻重的一个殖民地。加尔各答市的法院最开始是为审理该市与靠近地区商业案件而设立的，后来随着帝国的扩张而渐渐扩大，它的司法审判权也随之扩大。现又削减它的权限，而且把它的权限局限在最开始设立的目的范围之内。替代它的是新成立的最高法院，它由国王亲自任命的首席法官和其他三名法官组成。

在欧洲，在股东大会上股东的投票资格是每股金五百镑，也就是说公司原本一股的价格，现提高到了一股金一千镑。为了要凭这个资格行使他的投票权，又规定这个资格假如是自己买来的，而不是继承的，那么起码要在拥有这个资格一年以后，而不再是六个月以后，才可以有效。

由二十四个董事组成的董事会过去是每一年改选一次，现在规定从今以后每个董事任期四年，每一年轮换六个。不仅这样，这六名董事还不得在下年选举中连选连任。这样来改的目的是指望通过这个改变让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能够比他们以前办事更郑重和更稳重。然而看上去要想通过任何改变让这两个会议在每一方面可以胜任管理，甚至参与大帝国的管理是不可能的。因为绝大多数的成员总是对帝国的繁荣兴趣不大，所以也不可能去严肃地关注它，促进它。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稍有钱财的人经常想购买一千镑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只是为了通过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可以有些影响力。有了这投票权，即便自己没有参加对印度的掠夺，也可让他参加对掠夺者的任命。

董事会尽管有权作出这个任命，然而多少还是要受到股东的影响，因为股东们不仅选举那些董事，有的时候还可驳回董事会对在印度的雇员们的任命。假如他可以享有几年这个影响力，假如他可以为了他的几个朋友享有几年这个影响力，则他时常会不在乎红利，甚至对作为他投票权基础的股本的价值都不予足够的重视。这个大帝国的繁荣，相对于投票权所给他的那份参加管理的权力，他更是全然漠不关心。从事物的本性来讲，从来没有一个君主能够像这个贸易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东那样（出于不可抵挡的道德原因），对他的臣民的欢乐和痛苦这样漠不关心，对他的领地的改良和荒芜，对他的行政当局的荣耀和耻辱，这样全然漠不关心。这样的漠不关心可能还会因为议会据调查结果而制定的某些规章愈益增强，反而不可能因为制定了那些规章而减少。

比方说，依照下院的一个决议案，声称当公司把所欠政府的债务一百四十万镑偿清，所欠私人债务降到一百五十万镑的时候，也只有到那时，公司才可以对股本分派百分之八的股息。那么公司留在国内的收益和纯利可分为四份，之中三份交入国库由国家调节，第四份公司保留为进一步减轻债务或支付公司可能遭遇到的其他紧急用途的基金。假如公司的一切纯收益和利润均属于公司自己处置时尚且混乱不堪，那么当公司的四分之三的收益和利润属于他人，剩下的四分之一作为公司的资金也需要受到他人的监督，而且得到他人的许可后方可动用时，他的后果如何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了。

从公司方面来说，在根据议会下院的决议分派百分之八的红利后，和把剩余部分交给一批对决议持有异议的人的手中相比，倒还不如让公司的雇员和从属人员尽情地浪费和侵吞，可能对公司还更加方便痛快些。除此之外，那些雇员和从属人员的利益在股东大会里可能占有非常大的优势，以至有的时候，他们能够让股东大会支持那些贪污舞弊直接破坏大会权威的人。对于大多数股东来说，维护大会的权威有的时候反而没有支持破坏大会权威的人来得重要。

所以，1773年的规定并没有能够把东印度公司管理中的混乱的局面彻底结束。尽管这样，公司昙花一现的良好表现也让公司有一个时期在加尔各答的金库中积存了三百多万英镑。除此之外，公司后来不仅扩大了领地，而且，也把公司的掠夺扩大到了印度某些最富裕的和最肥沃的广泛地区。然而所得到的这一切最终还都是浪费和毁坏了。公司发现它毫无准备也完全没有能力阻止或抵抗海德•阿里的入侵。不仅这样，因为这些混乱，公司在1784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更大的灾难。为了防止公司很快破产，公司又一次被迫向政府恳求支持。

为了能够改善公司的管理，议会中不同的政党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计划。一切计划看上去都一致觉得公司完全不宜于管理他的所属领地。事实上，那总是非常明显的事实。甚至公司本身看上去都深信他们没有力量这样做，所以公司愿意把领地交给政府。

在偏远并且野蛮的国家里，拥有要塞和驻军的权力必定和在这些国家拥有媾和和宣战的权力相连。已经拥有前一权力的股份公司也连续地在利用后一权力，而且经常要求清楚地把后一权力授予它。然而，公司大多数时候在利用这一权力时是如何不公道，如何残酷，如何任性，从最近所发生的一点事实已经可看得非常清楚了。

当一伙商人自冒风险出资和某一遥远而野蛮的民族建立新的贸易时，想要把他们组合成一个股份公司，并在他们经营获取成功时，授予他们一定年限的贸易垄断权，可能不是那么不合理的。这是国家对他们所冒的危险和费资巨大的尝试（不仅这样，日后国家能够从这个尝试中获取好处）所可以给予的最容易和最自然的补偿。对于这种暂时的垄断权的授予能够用授予一件新的机器的发明者和一本新书的作者的所有权一样的理由来加以辩护。

然而在垄断权期限届满时，这个垄断就必然应该终止。要塞和驻军假如一定要设立的话，应该由政府接管，修建它们的费用应该偿还给公司，并且贸易应对国家一切臣民开放。

国家通过永久性的垄断对其他的一切臣民不啻用两种不同的渠道征收了极端荒谬的重税：

（一）货物的昂贵价格。因为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臣民们可能用便宜得多的价格来购买它们；

（二）他们完全被排斥在那个贸易部门之外，然而那个部门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是能够非常方便地进行的，也是有利可图的。

正是这些最没有价值的目的，或者说只是为了让公司能够支持他的雇员的粗心大意、浪费和贪污还有他们的胡乱行为，已让公司的红利没法多于自由贸易的平均利润率，不仅这样，还要时常低于那个平均利润率很多。然而，没有垄断，股份公司从经验上来看，仿佛又不可能长期经营任何一种对外贸易：在一个市场上买进，并希望在另一市场上卖出时可以获取一定的利润。当在两个市场上都有非常多的竞争者时，这样做就不仅需要注视需求上的偶然变动，而且需要注视竞争中的更大更时常的变动，也就是说要注视需求可能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供应的变动，同时需要技巧和正确的判断，让各个品种的货物的数量和质量可以适应一切这些情况。这俨然是一种需要连续变化改变作战行动的战争，要想在这场战争中得到胜利，就一定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关注，然而这些是一个股份公司的董事们不可能长期做到的。

东印度公司在偿还完他们的债务后，和在他们的专营特权终止时，依照议会的法令仍然有权持续作为一个股份公司存在，持续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其他臣民共同进行对东印度的贸易。然而，处于这样的境地，私人冒险者的高度警惕和关注很有可能不久就会让东印度公司对这个贸易感到厌倦。

一个对于政治经济学有着深入了解的著名的法国作者莫尔莱神甫曾经提出了一个从一千六百年起就在欧洲各地进行对外贸易的股份公司的名单。公司一共有五十五家，根据他的说法，这五十五家公司尽管享有专营特权，然而都因为管理不当失败了。然而，五十五家公司中有两三家的历史他弄错了，它们不是股份公司，所以没有遭到失败。作为补充的就是有几家股份公司也失败了，他遗漏了没有提到。

看上去股份公司能够无需专营特权而成功进行的唯一的贸易就是那些一切营业活动都可缩减为所谓常规活动，也就是说能够用一个统一的方法而无须作任何变动的经营活动的贸易。这类贸易中，首先是银行业；其次是火灾、海难、战时被俘的保险业；再次是修建和维护通航航道或运河；最后，类似大城市的供水业。

尽管银行业的原理看上去有些深奥，然而它的操作却可以简化到一套严格的准则。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如果脱离了这些规划，那么从事超额利润的投机总是极端危险的，不仅这样，对银行也是致命的。然而股份公司的章程通常让他们比任何私人合伙集团更可以遵守建立的准则。所以，这些公司看上去非常适宜于这个行业。因此，欧洲主要的银行都是股份公司，其中非常多没有任何专营特权也经营得非常成功。英格兰银行除了不像别的英国银行股东由六个以上组成外，没有任何其他特权，爱丁堡的两家银行也都是股份公司，没有任何专营权。

由于火灾、海难或战俘等危险引起的损失的价值尽管没法准确地估计出来，然而，应该承认能够作出粗略的估计，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简化为严格的准则和方法。所以，保险业能够由股份公司成功地经营，而无须任何特权。不管是伦敦保险公司，还是皇家交易保险公司，都没有任何特权。

一旦一条河道或运河修建成功，它的管理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并且容易，不仅这样，还可以简化为一套严格的准则和方法。甚至它的修建过程也可以非常简单，因为可和承包人签订合同，多少钱修建一英里，多少钱修建一个闸。修建运河、沟渠或大城市的大的供水管道也是这样。所以，这些业务时常都能够由股份公司经营得非常成功，无须任何专营权。

然而，假如只是因为设立了一个股份公司，就能够让经营成功，或者说，让一部分特定的商人享受到他的邻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只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就可以让他的业务繁荣，那必然不合理。要让设立一个股份公司完全合理化，一定要是他所经营的业务能够简化为严格的准则和方法，同时还需要两个附带的条件。那就是：

（一）应该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该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比大多数的寻常贸易具有更大和更广泛的实用性；

（二）它要求的资金多于一个私人合伙集团所易于筹集的资金。假如一笔不太大的资金就足够开创经营的业务，而且很快该业务就具有较大的实用性，也没法成为建立一个股份公司的充分的理由。因为在这样的场合，市场对所生产的东西的需求迅速和非常容易地被私人冒险者所带来了。

在上面提到的四项业务中，都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

假如银行业管理得谨慎，它的实用性既大且广。这一点在本书的第二卷中已经做了充分的说明。然而一个维持国家信用的国家银行，在特殊的紧急时刻要向政府垫付某一税收的一切收益，可能它的数额会达几百万镑，却要待一两年后才可以收回，这就需要比任何一个私人合伙集团所可以筹集的大得多的资金。

保险业给私人的财产提供巨大的安全保证，不仅这样，还通过把一个可能毁灭一个人的损失分摊在非常多人的身上，让全社会把这个损失轻松地承担起来。然而，为了给予这个安全保证，保险业就一定要有一笔非常大的资金。在伦敦的两家股份保险公司建立之前，据了解，在总检察长的面前摊开了一张有一百五十个私人保险业者的名单，他们在几年的时间就全都失败了。

通航河道、运河和大城市所必需的供水工程都有非常广泛的实用性。然而同时，它们经常要求比私人财产大得多的费用，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四种行业，我再提不出其他任何一个行业具备了可以让成立股份公司成为合理的全部三个条件。举例来说，伦敦的英国铜业公司、铅业公司、玻璃公司在它们所追求的目的中，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十分巨大的或是独一无二的实用性；在它们追求那个目的的过程中，看上去也无须很多私人没有方法达到的财富。至于这些公司所经营的业务是不是可以简化到一套严格的规章和方法，让它适宜于股份公司的管理；或者他们是不是有理由去吹嘘他们的不同寻常的利润，我不情愿假装明白。

矿业冒险家公司早就已经破产了，爱丁堡的大不列颠亚麻布公司的股票目前的售价远远低于它的票面价格，尽管现在比几年前还高了一点。至于为了促进某些特殊制造业还有基于爱国精神而成立的几家股份公司，它们的业务也都管理得不怎么样，导致社会的总资本减少。在其他方面与此相同，都是对社会利少害多。尽管这些制造业的董事们的意图非常诚恳，然而他们对某些特殊制造业不可避免的偏爱（但这些制造业的当事人蒙骗了他们，欺骗了他们）是对余下的制造业的一个真正的打击，而且非要破坏在相反的情况下在明智的产业和利润间必定存在的自然比例，然而这个比例对于国家的总的工业来讲是一切鼓励中最大和最有效的。

第二项青年教育机构的费用

青年教育机构能够用与此同样的方式为支付它们自己的费用而创造足够多的收益。学生支付给教师的学费很容易就构成了这类收益。

也就是说，即便教师的报酬不是全部来自这一自然收益，它也仍然没有必要非要出自社会的总收益，因为在大多数国家，这样的收益的征收和利用权，都是归属行政当局的。因此，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对中小学和大学的捐款都不是从社会总收益中开支的，也就是说，或是有，也只不过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各地的教育经费主要是来源于地方或州的某些收益，来自某些地产的租金，或者来自某种指定专作为这项用途而且由专人管理的专款的利息。这项专款有的时候由君主亲自拨发，有的时候就由某个私人捐赠。

这些公共的捐款对实现教育机构的目的是不是有所促进呢？它们对于鼓励教师的勤奋和提高他们的力量，是不是有所裨益呢？它们对教育过程的指导是不是比听任它自行发展对个人和对社会都可以得到更多利益呢？对上面所说的任何一个问题，至少给予一个可能的答复看上去不应该是非常困难的。

在每一种职业中，从事该种职业的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总是和他们要求工作的程度成正比。对于职业的报酬是他们所依赖的财富的唯一来源，甚至是他们日常生活费的唯一来源的人来说，工作要求的努力程度也最大。为了能够获取这个财富，或者说为了得到这个生活费用，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一定要完成具有公认价值的必定量的工作：在自由竞争的地方，竞争的对手都是竭尽全力要把对方从工作岗位上挤出去，这样也就强迫任何一个人明确地努力进行工作。

在某一些特殊的职业部门里，只有通过成功才可以达到的伟大的目的，毫无疑问有的时候可以激起少数具有不同寻常的精神和抱负的人的奋发。然而，为了激发最大的努力，明显而且不一定需要什么伟大的目的。竞争就可让人达到卓越，甚至在一些寻常的职业里也可产生雄心勃勃的目的，而且，还经常可爆发出最大的努力。相反，单纯一个没有受到奋发的支撑的伟大目的是非常难激发任何极其大的努力的。在英格兰，在法律界的成功能够让人产生某些非常大的野心，然而哪怕是出身富家的子弟，在英格兰可以在法律界出名的又有几个？

对中小学校和大学的捐款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师对勤奋的必要性，由于他们的生活费来源于一个和他们职业上的成功和名誉全然无关的基金。

在有些大学里，薪金只构成而且大多数时候还只构成教师报酬的一小部分。教师报酬的大多数来自学生所交纳的学费或酬金。勤奋的必要性尽管多少减少了一点，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并没有完全消失。职业上的名誉对于他来说仍然有些重要，他仍然有些依靠聆听他的教诲的人的钟爱、感激和称赞，然而他要得到这些称赞的评语，只有靠赢得它们，也就是说，凭他在完成他的每一项职责时所表现出的力量和勤奋。

在有些大学里，教师是禁止接受学生的学费或酬金的。教师的报酬构成了他从学校所可以获取的一切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的利益被置于和他的职责完全对立的地位。每个人的利益是生活得尽可能的悠闲，假如不管完成或不完成某种极端艰辛的职责，他的报酬全然一样，那么必然全然对职责漠不关心。假如他的上级不允许他这样来做的话，那么他就会在他上级允许的范围内把工作完成得尽可能的草率和马虎。假如他天生爱动和热爱劳动，那么他的利益也是把他的气力用在他可以得到某些好处的地方，而不是用在他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工作上。

假如他所应服从的上级是在他自己所在的一个法人团体里，学院或大学内，并且在那个法人团体内其他大多数的成员也就像他一样，都是或应该是教师，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联合起来互相宽容，不仅这样，每个人都同意他的同事对自己的职责漠不关心，假如他自己也被许可对自己的工作漠不关心的话。在牛津大学里，大多数的知名教授许多年来都完全不通过教书自居。

假如他所应服从的那个权力并不在他自己所属的那个法人团体，而属于外部的某一法人团体；比方说，属于主教管区的主教、州长或者某一阁员，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可能就会禁止他对自己的工作疏忽大意。然而，所有这些上级所可以强迫他做的只不过给他的学生上几小时的课，也就是说在一周或一年里不止开一次课。至于这些课讲得怎样，仍然还需取决于教师的勤奋；然而这个勤奋非常可能，也还是要和他努力的动机成比例。除此之外，这样的外来的管辖权非常可能是无知和任性的。就它的性质来说，是专横和随意的。行使这个权力的人本人既没有听教师的征收，可能还不懂教师所讲授的那门学科。他们非常少有能力作出正确的判断。

出于对职务的傲慢，他们常常对教师的教学情况漠不关心。不仅这样，非常容易让他们任性地、没有任何理由地谴责或开除教师。屈从于这样的管辖权的人必定要降低自己的人格，让他不是成为最受到尊敬的教师之一，而是成为社会上最卑贱和最受人蔑视的人之一。因为只有借助有权势的人的保护，他才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避免随时可能受到的粗暴待遇，然而他最可能得到这种保护的途径，又不是他的专业力量和在职业上所表现的勤奋，而是他对上级意志的顺从，而是他随时准备放弃他所在的法人团体的权利、利益和荣誉。凡是和一个法国大学的行政当局有过一段时期接触的人，必定有机会感受到这样的外界专横管辖必定产生的后果。

不论怎样，假如学生进入某一大学或学院是被强迫的，完全没有思考该校教师的学术成就或名望，就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师对学术成就或名望的要求。

不论学校教师的学术成就或是名望如何，假如学生只要在某些大学里上几年学就能够得到法学、艺术、物理学和神学毕业生的特权，那就必定会让一定数额的学生投奔那些大学。毕业生的特权也是一种学徒制度，就像别的学徒制度有助于技艺和制造业的改良一样，它也有助于教育的改良。

奖学金、补助金等的慈善基金必定会让一部分学生全然不顾某些学院教师的学术成就或名望而喜爱那些学院。假如得到这些慈善基金的学生能够选择他们最喜欢的院校，这样的自由可能会有助于激发不同院校间的竞争。相反，假如有一个章程不允许每个学院的独立成员，在没有首先经过申请而且得到他所想离开的学院的许可前不得自动离校，这个章程就会大大地扼杀那个竞争。

假如每个学院里讲授一切文学和科学的导师或教师不是学生自愿选择的，而是由院长指定的；假如在遇到教师失职、无能力或具有不良习惯时，学生在没有首先申请而且得到许可之前不许更换教师，那么这样的章程就将不仅大大扼杀同一学院不同教师间的竞争，而且，还会大大减少教师的勤奋和他们对各自学生的关怀。这样一来，教师即便学生支付的酬金非常高，他们也可能并不关心学生，就好像学生一点也没有给他支付酬金，或者他除了薪金再没有别的报酬一样。

假如这个教师恰巧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当他在向他的学生讲授时，意识到讲的是一些废话或者是和废话相差无几的东西，他必定会感到不自在。当他见到他的大多数学生离开讲堂而去，或者对他的讲授表现出非常漫不经心、蔑视和嘲笑，他必定也感到不愉快。假如他是被迫去讲授不止一次，然而没有什么别的利益，单纯是为了不发生那种不愉快，他也会忍受到一点痛苦，努力讲好那几节课。

当然，他也可能采取一点应付的方法。然而，他们那么做会有效地使一切激励奋发的刀刃变钝。那就是教师不努力向学生讲解他应向学生们讲授的科学，却向学生朗读某本有关该学科的书籍，假如那本书是用呆板的外语写的，他就可以把它翻译成学生的语言。或者为了更省事，他要学生们自己翻译给他听，自己只不时地做一些指正，然而自己欺骗自己说是在讲课。

他只要有最起码的一点知识和只费一点点力气就能够这样来做了，而不可能让自己受到轻蔑、嘲笑和说出一点愚蠢、荒谬或可笑的东西。同时，学院的纪律可能让他可以强迫他所有的学生按时去听他的这样的讲授，而且在整个课堂教学中保持着最良好的秩序和有礼貌的态度。

高等院校的纪律总体上来说不是为了学生的利益而制订的，更恰当地说，是为了教师的利益和教师的方便而制订的。它的目的是在一切情况下维护教师的权威，不管他对工作是疏忽大意还是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都是要求学生对教师要像教师是通过最大的勤奋和才能在履行他的职责一样。这好像都是认定了一方具有完美的智慧和德行，而另一方具有最大的弱点和愚蠢。

然而，我相信当教师真正履行了他们自己的职责时，大多数学生是不可能对他们的讲授不予任何理睬的。大家都知道，真正值得用心去听的讲授，是没有必要用纪律来强迫学生出席的。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儿童或者非常年幼的孩子，为了强迫他们去上课，接受到一些早期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定的强制。然而对于十二三岁以上的学生，假如教师尽忠职守的话，可能就不需要进行任何强制教育了。大多数的青年人都是非常宽容大度的，只要教师真心实意地想帮助他们，他们是不可能轻视或蔑视教师的教诲的。他们大多数时候都会对教师在履行职责中的非常多的错误给予原谅，有的时候甚至向公众隐瞒他们的巨大疏忽。

值得注意的是，公立学校所不承担的那部分教育大多数时候都教得非常好。当一个年轻人进入一个击剑学校或舞蹈学校学习时，尽管他并不是真心想要学好击剑或跳舞，然而他却非常少缺席。然而骑术学校的效果大多数时候就没有这么明显。骑术学校的费用非常高，以至于在大多数的地方它都是公立的。文化教育的三大基础部分：读、写、算，人们现在仍然多是在私立学校得到而不是在公立学校得到的，而且，也非常少出现一个人没有学到他所一定要得到的这些基础知识的现象。

在英格兰，公立的中小学校远比不上大学那么腐败。中小学校向年轻人传授，或者至少可能向年轻人讲授希腊文和拉丁文。也就是说，年轻人在那里能够学到一切教师声明要讲授的功课，或者指望他们所讲授的功课。然而在大学里，青年人既没有学到大学所应该教导他们的科学，也时常找不到能够学习这些科学的恰当手段。教师的报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所依赖，在有些情况下完全是依赖他们的学生的学费或酬金。学校没有特殊的特权，为了得到毕业文凭，一个人不需要持有在公立学校读过必定年限的证明。假如在考试时他能够理解他在学校所学的东西，这时并不追问他是在什么地方学的。

大多数时候，在大学里所传授的那部分教育，可以说都教得不太好。然而假如没有这些大学，那他们就会完全接受不到那些教育，那么不管个人和社会，都将会因为缺乏这些重要部分的教育而蒙受到非常大的损失。

现在欧洲的大学原本大多数是教会团体为培养教士而设立的。它们是通过教皇的权威建立的，所以完全在他的直接保护之下，因而一切成员，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当时都享有教士的特权，也就是说他们完全不受到个别大学所在地的民事司法权的管辖，他们只服从教会的法制。大多数学校里所教的征收课程也完全服从于他们机构的目的，也就是说，神学或某些和神学相关的预备课程。

当基督教通过法律确立为国教以后，被乱用了的拉丁语成为欧洲西部一切国家的共同语言。因此教堂里朗读的《圣经》的译文用的全部都是那种被乱用了的拉丁文，也就是说，用教堂所在国的共同语言。在野蛮民族推翻罗马帝国入侵以后，拉丁文渐渐地在欧洲各地停止利用。在最开始引进而且让这些形式和仪式成为合理的环境不再存在的非常长一段时间后，因为人民的崇敬，那些宗教形式和礼仪很容易地保存了下来。所以，尽管拉丁文已没法为大多数人民所理解，然而宗教的仪式却仍然用拉丁文进行。因此在欧洲使用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它的方式有如古埃及一样，一种是传教士用的语言，一种是人民用的语言，一个是神圣的语言，一个是世俗的语言，一个是学者的语言，一个是非学者的语言。然而传教士就一定要懂得一点他们行使职务时所利用的那种神圣的和学者的语言。因此，学习拉丁文从一开始就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课程。

然而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却不是这样。教会准确无误地用命令宣布拉丁文译文的《圣经》，也就是大多数时候称做的拉丁文《圣经》，与此相同都是神灵所口述的，所以它和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原文具有同等的权威，因此通晓这两种语言就不是教士们的必备条件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以来，学习这两种语言也就不是大学教育所必修的共同课程了。我能够肯定地说，西班牙的一部分大学从来就没有把希腊文当做共同课程的一个部分。

最开始的宗教改革者们发现，《新约全书》的希腊言语本，甚至《旧约》全书的希伯来文本，都比拉丁文本《圣经》对他们的观点可以得到更多利益。非常容易地能够猜想得出，拉丁文本《圣经》已渐渐地被适应于用来支持天主教的教义。所以他们竭力披露译文中的许多错误，因此罗马天主教的僧侣就一定要出来捍卫和解释。然而要做好这件事，就一定要懂得原文的语言，因此拥护改革教义的人和反对改革教义的人都渐渐地把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引入了大多数大学的课堂。

希腊文和古典学问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有联系，尽管在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天主教徒和意大利人研究它，然而当它成为时髦，又恰好是改革的教义站住了脚跟的时候，大多数的大学在讲授哲学之前都是要先开设希腊文，这时也正好是学生学会一点拉丁文的时候。希伯来文和古典学问没有什么联系，除《圣经》外，没有任何一本有价值的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它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学习了哲学后才开始开设，也就是当学生进入神学学习阶段时才开设。

在大学里，原本只讲授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最基本的知识，不仅这样，有些大学里现在仍然是这样做的，有些大学指望学生先至少要学习一种或两种这样的语言的基本知识，然而对它们的进一步的研究现已构成各地大学教育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

古希腊哲学分成三大分支：物理学，或称自然哲学；伦理学，或称道德哲学；还有逻辑学。这个总的划分看上去完全符合事物的本质。

自然界的有一些大的现象，比如天体的演变，日食月食、彗星、雷、闪电还有其他不寻常的大气现象，生殖、生命、成长、植物和动物的死亡，这些现象必定会引起人们的惊异，所以它们很容易就会唤起人们的好奇心，探讨原因。迷信首先想要来满足这个好奇心，它把一切这些奇异的现象归结于神的直接的力量。随后哲学竭力想要解释它们，哲学用比上帝的力量更为常见、更为人类容易了解的原因来解释它们。因为这些大的现象是人类好奇的第一对象，所以试图解释它们的科学很容易就是哲学的第一个分支。所以历史上记载过的最早的哲学家仿佛都是自然哲学家。

世界上任何一个年代和任何一个国家，人们必定要互相关注双方的性格、意图和行为，同时要确立非常多规范性的而且为大家所公认的规则和准则来指导人们的生活。一旦有了文字，睿智的人，或者自觉得睿智的人，很容易就会竭力扩充那些受到人尊敬的确立了的准则，表达他们对什么是恰当的行为、什么是不恰当的行为的看法。他们有的时候采用比较艺术的寓言形式，如我们所称道的《伊索寓言》；有的时候采用比较简单的格言形式，采用这样的形式的著作有《所罗门金言》、西奥尼斯和弗西里迪斯的诗，还有希西奥德的部分著作。

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他们可能还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扩大那些有关谨慎和道德的规则的数量，丝毫没有打算用任何一种明确的或有条理的方式把它们整理出来，更没有打算用一个比较通用的准则把它们连贯起来，然后依照那个准则就能够把它们推断出来，就好像从它们的自然原因推断出结果一样。把不同的观察通过几个共同的准则连接起来，再通过系统的整理所表现出来的美，第一次出现在古代有关哲学体系的一部分直率的短文中。随后在有关道德的一部分短文中也做了某种类似的尝试。有关共同生活的规则却是通过某种有条理的顺序整理的，不仅这样，还通过一点共同的准则把一切联系了起来，他的方式就同他们以前把自然界的现象整理和联系起来时一模一样。研究和解释这些有联系的准则的科学就是道德哲学。

不同的作者对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体系。然而他们通过支持这些不同体系的辩论却时常不是论证，顶多也就是一点非常小的可能性，有的时候还只是一点诡辩。他们没有任何依据，只不过是一些不确切和模棱两可的语言。古往今来，人们采用的思辩体系都是为了一点非常琐屑的理由，为了一点非常小的金钱上的利益，它们对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的判断都没法起决定性的作用。纯粹的诡辩对于人类的看法，除了有关哲学和思辩的事情之外，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影响。然而在哲学和思辩方面它却经常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各个体系的拥护者就竭力指出和自己体系相对立的议论中的弱点。在仔细研究这些辩论时，他们必定会去思考可能和论证间的差异，幻想和结论间的差异，然而逻辑学，或者说有关好坏的推理的寻常规则的科学，必定就在这类细致的观察中产生了。尽管它的产生晚于物理学和伦理学，这门科学一经产生就在大多数古代哲学学校里开设了，不仅这样，先于物理学和伦理学，看上去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也就是说，在进入对这些这样重要的课程推理之前，首先应该深入领会对好坏的推理间的差异。

古代哲学划分成的三个部分在欧洲的大多数大学里后来又划分成了五个部分。

在古代哲学里，有关人的精神和神学性质的教学是物理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东西，不管你觉得它们的实质是由什么构成的，它们都是宇宙这个伟大的体系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能够产生非常多举足轻重影响的部分。不管人类推理有关这两部分可以作出的结论或推论如何，无疑它们是试图解释宇宙这个伟大体系的本原和演变的科学中非常重要的两章。

然而在欧洲，把哲学只当做对神学的一种辅助课程开设的大学里，这两章很容易比科学的其他任何章节要讲授得更为详细。因此它们渐渐地越来越大，又分成很多小的章节，直至最终人们非常难认识的精神学说在哲学体系中占据了和人们能够认识的天体学说同样大的位置。因此有关这两个对象的学说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两门科学。所谓的形而上学或精神学被安排在和物理学对立的位置上，而且不仅被看做是一门比较崇高的科学，而且对于某种特定的职业来说，还是这两门科学中比较有用的一门科学。试验和观察的专门学科、通过细心地关注可能作出非常多有用的发明的学科反而差不多完全被忽视。相反，除了几个极其简单和差不多非常明显的真理外，最细心的关注也只可以发现一点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东西，结果只可以产生不可捉摸的诡辩的学科而且是大大地被培植了起来。

在这两门学科被置于互相对立以后，它们之间的比较又产生了第三种学科，也就是说，所谓的本体论，也就是对两门学科中的一点共同的性质和属性进行研究的科学。然而，假如说是不可捉摸和诡辩构成了学校讲授的形而上学或精神学的绝大多数内容，那么它们就构成了本体论这门学科的整个蛛网，本体论有的时候也与此同样被叫做形而上学。

人的幸福和圆满到底是什么？当然这里所要思考的人不单单是一个单个的个体，而是作为家庭、国家和人类这个大社会的一个成员的人，是古代道德哲学所致力于探讨的对象。在那个哲学范畴里，人生的职责是作为从属于人生的幸福和圆满这个主题来进行研究的。然而当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都是作为从属于神学的课程来讲授时，人生的职责就主要是作为从属于来世的幸福来探讨了。在古代哲学当中，道德的完善对于具有这样的道德的人来说当然表示着今生能够得到最完美的幸福。在现代哲学中，道德的完善大多数时候被认做或差不多总是被认做是和今生的任何幸福不相调和的东西。天国是只有通过修行和禁欲，通过僧侣的苦行和谦卑才可以到达，然而没法通过人的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的精神行为到达的。在大多数的场合，诡辩术和苦行的道德组成了学校中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哲学一切不同分支中举足轻重的东西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变成了最被歪曲了的东西。

因此，在欧洲绝大多数大学里，哲学教育的共同课就是这个样子。首先开设的是逻辑学，接着第二门开设本体学，包括有关人的灵魂和神的性质的理论的精神学是第三门，随后第四门是被歪曲了的道德哲学体系。它被叫做是和精神学理论，和人的灵魂不死，和因为神的公道来世所可以指望的奖惩有着直接的联系的学问。然后，通过简单而浅薄的物理学结束了这个课程。

欧洲大学这种对古代哲学课程所进行的修改，一切都是为了僧侣教育，而且让哲学成为神学学习的一个比较恰当的入门。然而附加的难于捉摸的东西比如诡辩、诡辩术和禁欲的道德，这些所加进去的东西必然没法让哲学更适宜于对绅士或通常世人的教育，也没法让哲学更可以促进对心灵的理解或心灵的修补。

这就是现今在欧洲绝大多数大学仍持续在讲授的哲学课程。依照每个大学的教学大纲的要求，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勤奋地讲授着。在一些最富裕和捐赠基金最多的大学里，导师们也满足于讲授这个被歪曲了的课程的一点不相连贯的片段和章节；不仅这样，即便这些片段和章节，他们大多数时候讲授得也是极不尽心而又肤浅的。

绝大多数大学对现代哲学几个不同分支所进行的一点改进也都没有进行。有些大学尽管是进行了，然而绝大多数的大学甚至在有了这些改进后，也不热心于采纳这些改进。当那些被驳倒了的体系和成见在世界各地被驱赶得走投无路时，有几个学术团体却愿意为它们充当避难所和保护的圣殿。通常来说，这些最富裕和捐赠基金最多的大学总是对那些改进采纳得最慢，它们对已建立起来的教育计划总是最不情愿进行任何重大的改变。这些改进在有些比较贫穷的大学里实行起来反而容易些，因为在那些大学里，教师们的绝大多数生活费取决于他们的名望，从而也强迫他们更加关注世界流行的看法。

然而，尽管欧洲的公立中小学和大学原本都是为了某一特定的职业来进行教育的，也就是为培养僧侣来设立的；尽管学校对向自己的学生讲授他本身职业所必需的一点科学总是不那么热情，然而它们渐渐地差不多把对所有人，特别是差不多所有的绅士和富人进行教育的责任也承担了起来。在人的幼儿期到人开始认真地从事一番事业，一个终身从事的事业之间，有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怎么度过这段时间，又让它对人多少有些益处，看上去没有比进学校更好的方法了。然而中小学和大学所传授的绝大多数知识仿佛又不是对他未来的事业的最合适的准备。

在英格兰，一天天地逐渐流行开来的一个风尚，就是年轻人在中学毕业后迅速就被送到国外去旅行，而不是进大学。据了解，我们的年轻人大多数时候经过一段时期的旅行，回国后就有非常大的长进。一个年轻人在十七八岁时到国外去，在二十一岁时回家。回家时比他出国时年长了三四岁，然而在那个年纪，在三四年里是非常容易得到非常大的长进的。在他旅行的过程中，他大多数时候得到了一两门外语的知识，尽管那点知识还不足够让他能够正确地说、写。至于其他方面，回家时他通常都比较自负，比较肆无忌惮，比较放荡，没法严肃地对待学习或工作。假如他在国内没有出去，他本是在一个非常短时期就能够学会这些东西的。这么年轻就出国去旅行，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全都消磨在放荡中，远离父母和亲属的监督和控制，早年时期的教育原本可能在他身上形成的任何一个良好习惯，在出国的几年中不仅没有得到巩固，反而被淡忘或消失。事实上没有别的，就是对大学的不信任才让人们在生命的早年出国旅行。这样一种荒谬的做法变得声名鹊起。通过送自己的儿子出国，父亲就把儿子从失业、被人忽视和走向毁灭，这样一些令人难堪的局面中解脱出来，至少可以解脱一段时间。

这就是某些现代教育机构所产生的全部效果。

在其他年代和其他国家仿佛也曾产生过不同的教育计划和不同的教育机构。

在古希腊的各个共和国，任何一个自由民都是在地方行政长官的指导下来学习体育和音乐。学习体育是为了让他们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培养他们勇敢的品格，为应付战争的疲劳和危险做准备，希腊的民兵根据各种统计是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最好的民兵。这足以说明他们所接受到的这一部分公共教育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公共教育的另一部分——音乐，依照对这些机构进行了统计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提议，它的目的是让人的思想具有人性，性情变得温和，并愿意为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尽些社会和道德的义务。

在古罗马提乌斯练武场的训练和古希腊体育训练的目的相同，都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然而在罗马人的教育中，没有和古希腊音乐教育相对应的东西。罗马人的道德品行，不管是在私人生活方面，还是在公共生活方面，全都非常好，总的来说要比希腊人还好很多。有关罗马人在私人生活的道德方面比希腊人优越，我们有十分熟悉的两个国家的作者波里比乌斯和哈里卡纳萨斯的狄奥尼西乌斯所提供的证据。

古希腊和罗马总的历史就是有关罗马人公共道德高尚的一个见证。竞争派系间所表现的温和的脾气和举止，看上去是一个自由民公共道德中最根本的要素。然而古希腊的各派之间差不多总是暴力和流血连续不断。反过来，直至格拉奇时代，罗马的党派争执从来没有流过血，不仅这样，这时共和国事实上已经完全解体。所以，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波里比乌斯享有非常礼遇，尽管孟德斯鸠先生为了支持他们的权威提出了非常睿智的理由，看上去古希腊的音乐教育并没有提高希腊人的道德。而没受过这些教育的罗马人，他们的道德在整体上却要高尚得多。

这些古代先贤对他们祖先制度的尊敬让他们更加倾向于从古代的那些习俗，从那些自远古总是延续到社会有必定文明的时代的习俗中，寻找到更多的政治智慧。音乐和舞蹈差不多是一切野蛮民族的最大娱乐，同时也是他们款待友人的一大娱乐方式。在非洲海岸的黑人中，他们今天仍然这样做。古代的塞尔特人还有古斯堪的纳维亚人也是这样。同时我们能够从《荷马史诗》中明白在特洛伊战争前古希腊也是这样。当古希腊各部落形成小的共和国以后，学习这些余兴就很容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整个社会和公共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罗马，甚至在那些法律和习俗为我们最熟悉的古希腊共和国的雅典，教导年轻人音乐和军事操练的教师好像都是没有报酬，甚至也不是国家任命的。国家要求任何一个自由民在战时可以保卫国家，所以他们应该进行军事操练。然而他们没有任命的教师，只可能是可以找到什么人就向什么人学，不仅这样，为了军事训练的目的，国家除了提供一块可供操练的公共场地外，似乎再无别的什么提供。

在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初期，公共教育的另一部分仿佛就只不过是学习读、写，还有依照当时的算术的计算。比较富有的公民仿佛经常都是在家里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就已经具备了这些能力。这样的家庭教师通常不是奴隶就是自由民。比较穷苦的公民就是在学校里通过教学被职业的教师教会的。然而，教育的这一部分完全是由每个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负责。仿佛国家对它从来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检查或指导。的确，依照梭伦法，父母假如忽视了让孩子接受到某种可赚钱的职业，孩子们在父母年老时，就没有一定要供养他们的责任。

随着社会文明的日益进步，哲学和修辞学渐渐成为时尚。社会上比较富有的一批人就送他们的子弟到哲学和修辞学校去读书，从而修学这两门时髦的学科。然而这样的学校是没有国家支持的。非常长一段时间，它们只不过是被国家允许而已。在非常长一段时间内，对哲学和修辞学的需求也都非常小。第一批专业教师都找不到固定的工作，没办法不从一个地方游学到另一个地方。

埃利亚的芝诺、戈吉阿斯、普罗塔哥拉、希皮阿斯，还有其他很多的学者，都过着这样的生活。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哲学和修辞学校才成为固定的学校。首先是在雅典，随后在其他几个城市设立了这样的学校。然而，国家除了指定一个场所给他们讲学外，似乎没有给予更多的鼓励。那一切也都是由私人捐赠的。国家只给柏拉图拨了一个学园，给亚里士多德拨了一个会址，给斯多噶学派的奠基人芝诺拨了一个学府。而且伊壁鸠鲁把他自己的私人花园遗赠给了自己的母校。直到马卡斯安东尼马斯时代到来，教师仿佛都从来没有从公家那里得到过任何薪俸，或者说有过任何报酬，得到的只不过学生的学费或谢礼。据我们从鲁西安那里所知的，有个哲学家皇帝曾赏赐给一个哲学教师奖励金，但在他死后可能就终止了。

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并没有任何特权，单纯为了从事或进入某种职业，完全没有必要进这些学校读书。假如对于这些学校的实用价值的舆论没法吸引学生来学习的话，法律是既不强迫任何人来这些学校读书，也不奖赏进过这些学校的人的。教师对于他的学生没有一点管辖权，他们除了通过自己崇高的道德和力量所得到的年轻人的信赖而树立的威信外，再无任何权威。

在罗马，学习民法成为某些特殊家庭的教育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绝大多数公民教育的一部分。然而，想得到法律知识的年轻人没有公立学校可进，也没有其他方法能够学习。唯一的途径就是进到他们据推测懂得法律的亲戚和朋友们家中去走动走动。可能值得指出的是十二铜表法，尽管其中的非常多是从某些古希腊共和国抄录来的，然而在古希腊的任何一个共和国，法律都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然而在罗马，它在非常早就成为一种科学，不仅这样，对于具有通晓法律的名声的人都做了极大程度的图片宣传。在古希腊的共和国，尤其是雅典，寻常的法庭都是由人数众多，因此也是毫无秩序的人民团体组成的，人们时常是乱做决定，或者是由争吵、党派精神作出判决。这样裁决不公正的丑行，当它落在五百人、一千人（因为有些法庭就有这样众多的人）的身上时，一个人分担的责任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相反，在罗马主要的法庭也许只有一个法官，也许只有少数几个法官，特别是因为他们时常公开商议，假如裁决不公正或草率，就不可避免地要玷污他们的人格。遇到一些疑难案件，这类法庭为了避免因为判决不当而丢脸和受到谴责，他们会竭力寻找之前的案例作为庇护，或者把他们以前同一法院或某一法院的法官所作的判决作为范本。这样的对以前先例的重视就让罗马法形成了传到我们手上的这样的正规和有条理的体系。不仅这样，对于一切其他与此同样重视先例的国家的法律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波里比阿斯和哈里卡纳萨的狄奥尼西阿斯曾经谈论得非常多的所谓罗马人的品德比希腊人要好，非常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法院的制度好些，而并不是因为那两位作者所提出的那些情况。据了解，罗马人有一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对誓言极端地尊重。在办事勤奋而消息灵通的法庭面前起誓的人当然比在暴乱而无秩序的群众面前起誓的人对他们自己的誓言要重视得多。

古希腊和罗马人在行政和军事力量上应该说和任何一个现代民族是不相上下的。我们的偏见可能是喜欢把它们估计得过高，然而除了有关的军事训练外，国家仿佛并没有尽力去培养国民的那些力量；因为我不可能相信古希腊的音乐教育在培养他们的那些力量上有很大的效果。然而，上流社会的人要学习上流社会必要或有用的各种艺术和科学，看上去就容易找到教师了。产生对于这类教育的需求，就总是会产生教授这些课程的人才。不仅这样，一个没有限制的竞争总是会激起那些人才向高度的完美发展，看上去也确是把那些人才推向了完美的高度。古代哲学家在激发学生注意力方面，在影响学生的思想和情操方面，在指导学生言谈和举止等方面，看上去都要远多于现代的任何教师。

在现代公立学校，教师的勤奋（程度）多少总是要受到环境的腐蚀，因为他们的环境让他们没有必要依赖于他们在职业上的成功和名望。他们的薪金也使得那些自称要和他们竞争的私立学校教师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就像一个不享有政府补助金的商人试图和一个享有政府极其大的补助金的商人竞争一样。假如他通过差不多同样的价格卖出他的货物，他就不可能得到与此同样的利润；假如他不破产，也会有灭顶之灾，至少是贫穷和乞讨。假如他想把价钱提高非常多，他可能就会没有什么顾客，那样他的处境就不可能有多大改善。除此之外，在很多国家毕业所可以享受到的优惠对大多数从事有学问的职业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对于有的时候需要受到过有学问的教育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和极端有用的。然而这样的优惠又可以通过听公立学校的教师的讲授得到。也就是说，哪怕是最认真地听一个私人教师的最好的讲授，大多数时候也没法得到要求上面所说的优惠的资格。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现今大学里讲授任何一门学科的私人教师通常都被看成是文人中最低下的。一个真有才干的人再也找不到比它更丢脸、更无利可图的职业了。有捐赠基金的中小学和学院通过与此同样的方式不仅腐蚀了公立教师的勤奋，而且也使得好的私人教师的存在差不多成为不可能。

假如没有公共的教育机构，那么没有必定需要的科学就不可能有人讲授，也不可能有什么体系。假如当时的环境没有让学习它成为必要或是实用的，或者至少是时髦的东西，那么它也不可能有什么体系和成为科学。私人教师假如讲授的是一种以前觉得有用，然而现已被推翻了的科学或者一门广泛被觉得是一堆无用和迂腐的诡辩或是胡言乱语的科学，他从中也绝不可能得到任何好处。这样的体系，这样的科学，只可能勉强存在于那些他的繁荣和收益在非常大程度上完全和教师的名望、教师的勤奋无关的教育社团里。假如没有公立的教育机构，那么一个绅士在经过努力完成了当时环境能够带来的最完整的教育课程后，他在进入社会时也不可能对社会上绅士和通常人谈论的寻常话题全然一无所知。

没有专门对妇女进行教育的公立教育机构，因此在妇女教育的共同课程中也就没有什么无用的、荒谬的或是异想天开的东西。对她们所讲授的都是她们的父母或监护人觉得她们所一定要学习或所要用的东西。除此之外，便不再讲授其他的什么东西。她们的教育的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增进她们身体的天然魅力，或者是为了培养她们的含蓄、谦逊、高雅和节俭，让她们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主妇，当她们成为家庭女主人时，能够行为举止得体。一个女人在她的生活中，可以从她所受到的教育中感觉到方便或优势。然而一个男子在他生活的任何方面，却很少可以从他所受到的教育中最辛苦和最麻烦的某些部分中得到任何方便或优势。

所以，人们不免要问，国家是不是不应该关注人民的教育？或者假如应该的话，在不同的阶层的人民中又应该关注教育的哪些部分？还有，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关注它们？

在有些情况下，无须政府的关注，社会的状态必定会把绝大多数的人置于这样的一种境地，那就是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养成具有该社会所需要或者所允许的一切的力量和品德。在有些场合，社会状态没有把绝大多数的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这时，为了防止大多数的人民完全腐化和退化，政府就一定要给予某些关注。

在劳动分工的进程中，绝大多数靠劳动为生的人，也就是说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工作都是只局限于几个极其简单的动作，大多数时候就是一到两个。然而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必定是通过他们的日常工作来形成的。一个整个一生只是从事几个简单动作的人，这几个简单动作的效果又总是同样，或者十分相近，就没有机会去发挥他的理解力或发挥他的创造力，去寻找解决从没有发生过的困难的对策。所以，他很容易就丧失了用脑筋的习惯，大多数时候就变成了人类可能变成的那种愚蠢和无知的人。他们头脑的迟钝让他们不仅没法欣赏或参与任何合乎情理的谈话，而且让他们没法拥有任何宽容、高尚或温柔的情感，最终也就没法对私人生活中的非常多日常义务形成任何公正的判断。

对于一个对自己国家的重大的和广泛的利益全然没有办法判断的人，除非是对他费了非常大的努力，不然他在战时与此相同，都没法去捍卫自己的祖国。他的停滞的生活的单调性很容易腐蚀了他思想的勇气，让他对士兵的无规律的、不确定的和充满冒险的生活感到憎恶。那个单调性也腐蚀着他肉体的活动力量，让他除了从事他已经习惯了的工作之外，没有朝气，也没有不屈不挠的耐性去从事任何其他工作。他对他自己特殊行当的熟练和技巧看上去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以放弃自己的智力、社交和尚武等品德为代价而得到的。然而在任何一个进步的文明社会里，这正是贫苦的劳动者，也就是人民中的大多数必定陷入的状态，假如政府不采取措施防止的话。

在大多数时候被称做狩猎、放牧的野蛮社会，还有在制造业发展以前和对外贸易扩张以前的农业原始状态中，情况完全不同。在那些社会里，每个人各式各样的工作迫使每个人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想出摆脱连续发生的困难的对策。创新力量始终保持着活力，人的思想也没有堕入那种昏昏欲睡的愚蠢状态，就像文明社会里差不多一切下层人民的理解力都不起作用那样。

在那些所谓的野蛮社会里，就像前面已经指出过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战士。任何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政治家，他们对于有关社会的利益和统治者的行为都可以作出一个能够接受的判断。他们的首领在和平时期是一个怎样好的裁判官，或者在战时是一个怎样好的领导，差不多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观察得清清楚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确实有人能够得到在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里少数人所具有的那种高度的理解力。尽管在原始社会里每个人的职业多种多样，然而整个社会却没有那么多的职业。差不多任何一个人从事或者能够从事，任何其他人可从事或能够从事的工作。

每个人都有极其多的知识、创新和发明力量，然而又没有一个人可以表现出有非常多的知识、创新和发明的力量。大多数时候每个人所具有的程度就是进行社会的一切简单的事务。相反，在一个文明的社会，绝大多数个人的工作差别不大，然而整个社会的工作却多种多样，千差万别。

这些多种多样的工作给那少数人带来了差不多是无限的思考对象。那些人因为不附属于某一固定的工作，他们有闲暇和心思来考察研究其他人的工作。对这样多种多样的对象进行思考，他们的头脑必定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比较、组合，也必定使得他们的理解力敏锐而全面。然而，除非这少数人可以被置于某些特殊的位置上，否则他们的伟大才能尽管对他们自己非常光荣，然而对社会的良好管理和幸福却没有什么贡献。尽管这少数人具有伟大才能，然而人类品质的一切比较高尚的部分可能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消失在大多数的人民之中。

可能在一个文明和商业社会里，对寻常百姓的教育比对某些富有阶层的人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关注。某些富有阶层的人大多数时候在他们进入想借以青云直上的某一特殊职业或商业之前已经十八九岁。在这以前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去获取，或者至少也是有足够充分的时间，去准备自己日后去获取可以让他们博得社会尊敬或让他们值得尊敬的一切知识。他们的父母或他们的监护人大多数时候都急切地指望他们能够获取这样而来的一点知识，因而在大多数场合也完全愿意付出必要的花销。

假如他们总是没能受到最好的教育，那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教育上花费的不足，而是因为费用运用不当。也不是因为缺少教师，而是因为他们所雇佣的教师的疏忽和无知，或者是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非常难，甚至不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教师。除此之外，某些富有阶层的人一生中大多数时间所从事的职业也不就像寻常百姓所从事的职业那样简单和单调，它们差不多全都非常复杂。

他们更多的是要用脑，而不是用手。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他们的理解力就绝不可能因为缺少利用而变得迟钝。除此之外，富有阶层的人的职业也不可能从早到晚总是折磨他们。他们大多数时候很闲暇，在这个闲暇时间里，他们能够进一步钻研各种有用的知识或装饰性的知识。因为他们在那些方面都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或者说对那些知识他们在早年的生活中就曾有过一点嗜好。

寻常百姓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有空余的时间去学习，甚至在他们童年的时候，父母都养活不了他们。一到他们能够干活的时候，他们就一定要去寻找一种能够谋生的行当。那个行当大多数时候也是非常简单和单调的，无须运用脑子。同时，他们的劳动时间又是那样长，劳动又是如此严峻，不给他们留下一点闲暇，让他们少有心思去思考劳动之外的任何东西。

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尽管寻常百姓不可能像富有的阶层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然而最基本的教育——读、写、算——还是能够在生活的早期得到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有机会受到基本的训练的，让他们能够适应最下层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他们可能被雇佣从事那些工作以前，他们还是有时间来得到那些基本教育的，因为国家只需花费极少的费用就可以方便地鼓励，甚至强迫大多数人民得到这些最基本的教育。

国家通过在任何一个教区或地区建立一所小学就能够非常方便地做到这一点了。小学的收费低一点，让任何一个寻常劳动者都可以负担得起。教师能够由国家负担一部分，而不是一切都由国家负担。因为，假如他是一切或主要由国家负担，他很快就会学会对工作不负责任。在苏格兰建立的这类教区小学差不多教会了一切老百姓认字，其中非常大的一部分人还学会了写和算。

英格兰建立的慈善小学也获取了同样的效果，尽管没有苏格兰那么普及。假如在这些小学里教孩子们识字的课本比他们现行的课本启发性更强一点，假如不盲目地教他们那一点拉丁文（寻常百姓的孩子有的时候在那些学校里要学拉丁文，事实上拉丁文对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用处），而教会他们一点几何和机械学的基础知识，那么这个阶层的人民的文化教育可能还会更全面。差不多没有一个寻常的行业不需要运用一点几何和机械学的基本原理，因此也可渐渐训练和提高寻常百姓对这些原理的运用，它们是最有用的科学的入门。

国家还可以向那些学习成绩十分优良的学生颁发小额的奖金和荣誉奖章，以鼓励寻常百姓子女学好这些最基本的课程。

国家可以迫使每个人在获取加入任何一个联合组织的权利，或者被批准在农村和城镇经营某种企业以前一定要通过考试或试用，要求一切人民一定要接受到这些最基本的教育。

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方便和鼓励一切人民从事军事和体育训练，甚至要求一切人民一定要学习军事和体育，保持了本国公民的尚武精神。它们通过指定一地方为学习和操练的场所，通过授予某些教师在那些地方教练的特权来方便人民得到军事和体育训练。那些教师好像都既没有薪金，也没有其他任何独有的特权。他们的报酬全部来自他们学生的学费。

同时，在公共体育场里面学习军事和体育课程的公民与私自学习军事和体育课程的公民也没有什么法定的优势，假如后者学得和前者同样好的话。那些共和国是通过授予学生中成绩优异的学生很少的奖金和荣誉奖章来鼓励公民完成这些繁重的训练的。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地峡运动会，或者是纳米安运动会获奖，不仅要给获奖者本人，还要给他的全家和亲属一定的表彰和宣传。假如受到了指派，每个公民都有在共和国的军队中服役必定年限的义务。这个义务就充分地说明了学习军事和体育的重要性，要不然他就没有资格服役。

在军事训练连续改进的过程中，假如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样的军事训练就会渐渐走向衰退，随之一起渐渐衰退的还有人民的尚武精神。现代欧洲的例子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每个社会的安全总是倚赖于人民的尚武精神。的确，在目前，单纯的尚武精神，若没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常备军的支撑，可能还不足够保卫任何一个社会的安全。在任何一个公民都具有战士精神的地方，必然只需要一个较小的常备军就能够保卫国防了。除此之外，这种尚武精神必定也会大大减少大多数时候人们所觉得的常备军对自由所带来的威胁，不管这种威胁是真正的还是想象的。因为这种尚武精神在反对外来的侵略中可以大大地方便常备军的军事行动，因此在一旦不幸发生军队违反国家宪法时，人民的尚武精神也能够制止他们。

为了维持人民总体的尚武精神，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机构看上去总是都比现在建立的所谓民兵制要有效得多，它们也相对简单得多。当它们一旦建立起来，它们就可以自己运转，不需要政府的特殊关注去维持它们的无穷活力。然而要让现代民兵制的复杂规章维持一定的运转，就需要政府连续的努力和关注。没有政府连续的关注和努力，它们就会长期陷入完全被忽视或废弃的境地。除此之外，古代机构的影响也广泛得多。通过那些机构，一切人民都完全学会了利用武器。可能除了瑞士之外，只有非常小一部分人民可以通过现代民兵制的规章接受到这样的训练。然而一个没法保护自己或为自己复仇的胆小鬼明显是缺少了人性中最主要的品质之一。

一个在精神上残疾和畸形和一个在肉体上丧失了举足轻重的肢体中的某一部分或肢体失去了作用的人，完全没有差别。然而在这两者中明显前者更为可怜、更为可悲。因为幸福和痛苦同时存在于精神之中，它们必定更多的是依赖于一个健康的或者不健康的精神状态，一个残疾的或完全好的精神状态，而不是主要依赖于身体健康或不健康，残疾或不残疾。也就是说，即便是人民的尚武精神对保卫社会无用，防止胆小鬼所必定具有的那种精神上的残疾、畸形和不幸在人民大众中的散播仍然非常值得政府高度关注，就像防止麻风病或其他讨厌的疾病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值得政府高度关注一样。尽管这些疾病不是致命的，尽管这样的关注不可能对社会再有什么其他大的好处，只能是防止这样一来一个重大公害的传播。

对于在文明社会中看上去经常让一切下层人民的理解力麻痹的无知和愚昧，我们也能够这样来看待，一个人假如不对他的智力给以恰当的利用（假如能够这样来说的话），那比一个胆小鬼还更可鄙，就好像都是人性的品质中更基本的部分残废和畸形了。尽管国家从对下层人民的教育中没法得到什么好处，对下层人民的教育仍然很值得国家关注，让他们不至于完全没有受到过一点教育。不仅这样，国家还是可以从对他们的教育中得到一定的好处的。

他们受到的教育愈多，他们就愈不可能受到狂热和迷信的迷惑。这样的迷惑在愚昧的民族中常引起最可怕的骚乱。除此之外，有教养、有理智的人民的行为总是要比愚昧和愚蠢的人民行为更为得体和有秩序。他们任何一个都感到，自己表现得体面些，就更可能得到他们守法的上级的尊重，因此他们也更乐于尊重那些上级，他们也更乐于分析和更有力量看透闹派别和煽动暴乱的人怀有私心的抱怨和牢骚。所以他们也就不易被误导而平白无故或完全没有必要地去反对政府。在自由的国家里，政府的稳定在非常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人民对政府的行为可以作出赞同的判断。举足轻重的就是设法让人民对政府的行为不要作出轻率或反复无常的判断。

第三项对各种年龄人民进行教育的机构的经费

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民进行教育的机构大部分是那些进行宗教教育的机构。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教育，它的目的不是让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好的公民，而是为他们在另一个更好的世界上（也就是他们的来世）做准备。讲授包含这样的教义的教师也就像其他教师一样，他们的生活来源是完全依靠听讲人的自愿捐献；也可以来自依照国家的法律专门指定的某一基金，它们可能是地产、什一税或土地税，一种国家的薪金或者是补助。处在前一种场合的教师的敬业精神、热情和勤奋可能比处在后一种情况下的教师要高得多。在这一方面，新教的教师在反对那些古老的过去的体制时总是拥有极其大的优势，过去的教会的牧师躺在他们的圣俸上，忽视了维持大多数人民对信仰和礼拜的热情，不仅这样，听任自己懒散，最终变得完全没法来捍卫自己的教会。

国教和捐赠基金富有的教会的牧师经常变成了有学问和高雅的人士，他们具有绅士的一切品德，或是让他们博得绅士的尊敬的品德。然而他们却渐渐趋向于丧失过去让他们在下层人民中间得到威信和影响的那些品质，那些品质可能是他们的宗教成功和得以成为国教的原始基础。

这样的牧师在受到一群群众欢迎而又勇敢的狂热分子（尽管他们也可能是无知和愚昧的）的攻击时，他们就感到自己毫无防卫力量，就像亚洲南部的那些懒散、柔弱而吃得非常好的民族，在遭遇到北方的活跃、坚忍而饥饿的人的入侵时一样。牧师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大多数时候没有别的方法，只有请求当地行政长官把他们的对手作为破坏社会治安的暴徒而加以迫害、消灭或驱赶。

罗马天主教的神甫就曾经是这样鼓动地方行政当局迫害新教徒；英格兰的教会就曾是这样迫害他们的不信奉国教者。通常来说，任何一个宗教的教派，当它享有一个世纪或者两个世纪的合法机构的保护后，它会发现自身已经没法对任何向它的教义或原理进攻的新派进行十分有力的反击和自卫了。在这样的场合，就学问和写作方面，有的时候国教可能会占优势。然而在争取群众的艺术，争取改变宗教信仰的人的艺术上却总是要输给对手。在英格兰，这些艺术早已经被国教里面拥有富裕捐赠基金的牧师所忽视。

现在关注和运用它们的主要是不信奉国教者和卫理公会教徒。然而，在很多地方现在通过自愿捐赠、委托权和其他逃避法律的方式为不信奉国教的牧师所筹措的独立供给看上去也大大减低了那些牧师的热情和活力。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变成了非常有学问、有独创和受到人尊敬的人，同时他们却已经不再是受到人欢迎的传教士。卫理公会教徒不具备那些不信奉国教者一半的学问，却成为当前最走红的人。

罗马教会通过自身利益的十分有力的驱动，让低层教士的勤奋和热情比任何耶稣教教会中的牧师都保持着更大的活力。教区中的牧师，他们中许多人的极其大一部分生活资料是从人民自愿的供奉中获取的。然而忏悔又给增进这个收益的来源很多新的机会。托钵教团就像有些军队中的轻骑兵和轻步兵不进行掠夺就没有薪金一样，他们的一切生活资料都是取自这样的供奉。

教区牧师就像他们的报酬部分依靠薪金，部分依靠收受学生的学费或酬金的教师一样，他们必定总是要依靠他们的勤奋和名望。托钵教团就像他们一切生活来源完全依靠他自身的勤奋的教师。所以他们一定要用尽各种艺术来激发寻常百姓的热忱。据马基雅弗利的观察，在十三和十四两世纪时期建立起来的圣多米尼克和圣佛兰西斯两大托钵教团曾经让人民对天主教日益减少的信仰和虔诚重新恢复起来。在罗马天主教的国家里，虔诚的精神就完全是靠僧侣和比较贫穷的教区教士支撑的。教会中具有绅士和通达世故的人的一切才艺，有的时候甚至具有有学问的人的一切才艺的高层神职人员，尽管都非常留意维护对下级必要的纪律，然而对百姓的教育却不屑一顾。

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过，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手艺和职业都具有这样一种性质，那就是当它们在促进社会利益，同时也对某些个人有用或有利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行政官的一条固定不变的准则在引进一种技艺以后，就顺其自然，听任从中受益的人去自由发展。当手艺人渐渐发现他们的利润会因他们顾客的青睐而提高时，他们就会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技巧和勤奋，同时因为事物没有受到任何不明智和错误的干扰，他们的商品必然在任何时候都会差不多和需求成比例。

也有一部分行业尽管对国家有用，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个人不带来任何好处或快乐，所以最高当局只好对这些职业的从业者采取灵活的政策。要给他们公开的鼓励让他们能够生存。为了防止他们流于怠慢，就一定要给这种职业一种特殊的荣誉，建立起长期的等级和严格的依赖关系，或采取其他的对策。从事财经、海军和行政的人员基本就属于这一类。

乍看上去，我们可能很容易地认为神职人员属于第一类职业。与律师和医生的职业一样，对于他们的鼓励，我们能放心地把它看成是个人的慷慨，那些人遵循他们的教义，从他们的精神上的指引和协助中找到益处和安慰。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勤奋和警惕将会从这样一个附加的动机里得到增强：他们职业上的技能还有他们调节人们思想的灵巧将会从他们日益增加的实践、学习和留心中连续增长。

然而假如我们对这件事情可以观察得更仔细一点，我们将会发现，牧师们的这样的怀有私心的勤奋正是任何一个明智的议员所要极力研究和防止的。因为在每一种宗教里面，除了真理，都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它通过把迷信、愚昧和幻想相互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使歪曲的真理很容易产生的倾向。任何一个宗教从业人员为了让自己在他的信徒的眼中显得更庄严和神圣，总是向他们宣讲其他一切教派如何凶暴可憎，而且竭力通过一点新花样激发他的听众已有些倦怠的热忱。

在他反复灌输的教义中将会全然不顾真实、道德或礼仪，而采用最可以扰乱人类感情的教条。为了吸引听众参加他的任何一个集会，他总是更加勤奋地想尽办法影响群众的感情和成功骗取他们的信任。结果就是，地方行政长官将会发现他为了节省牧师固定薪俸这种表面的节约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同时他会发现，事实上他可以和这些精神上的向导所达成的最恰当和最有利的妥协方式是收买他们的懒散，对他们的职业指定一定的薪金，让人们感到除了为了防止羊群在寻找新的牧场时误入歧途外，其他更多的活动都是多余的。这样一来教会的固定薪俸尽管最开始是出于宗教的观点，然而最终证明对社会的政治利益却是有利的。

然而，不论牧师的独立会带来什么样的好的或坏的效果，可能对这个制度大加赞赏的人并不是从这些后果出发。宗教矛盾极端尖锐的时代与此同样，也是政治派别矛盾冲突的时代。在这样的场合，任何一个政党都感到或者觉得为了他自身的利益，他们应该和某一竞争的宗教派别联手。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去接受，或者至少支持那一派别的信条。运气好的情况下可以和取胜的政党联合的教派分享他盟友的胜利，凭借盟友的支持和保护，它迅速就可让对手沉默和屈服。这些对手大多数时候也都和取胜党的敌人成了联盟，因此同样成为取胜党的敌人。这时取胜的教派的牧师完全变成了这个领域的主人，他们对群众广泛的影响和权威已经达到了顶点，他们的权力足够震慑他们自己党内的领袖，而且也足够地方长官尊重他们的看法和意向。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大多数时候都是地方长官应让他们一切的对手沉默和屈服，他们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地方长官应该给他们拨发独立的给养。因为他们对胜利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们分享某一部分战利品也是完全合理的。

除此之外，他们对于为了生活来哄骗人民和依赖于人民的处境必定感到了厌倦。所以在提出这样的要求时，他们思考的是他们的安逸和舒适，完全没有操心这样做未来会对他们教会的影响力和权威产生什么样的可能的后果。然而地方行政长官要满足这些要求，就只有把他本来想要获取或留给自己的某些东西分给他们，因而他是不可能热心批准的。然而，结果总还是强迫他最终屈服，尽管经常会有非常多的拖延、回避和用矫揉造作的借口推脱。

然而，假如政治斗争没有请求宗教的援助，取胜党并没有采用任何一个教派的信条，那么当取胜党赢得胜利时，它可能就会对一切不同教派一视同仁，做到公正无私，同时会允许每个人去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牧师和宗教。在这样的场合，无疑会有很多宗教教派。差不多任何一个不同地区的教徒都能够自己构成一个教派，或者信奉自己的某些特殊信条。任何一个牧师无疑都会想到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利用一切技巧来赢得更多的信徒。

然而，因为其他的牧师与此同样感受到了这样的压力，也同样地努力，因此没有一个牧师或一个教派的牧师能够获取非常大的成功。牧师的利己和积极的热情只存在于仅允许一个教派的社会里，或者是整个社会虽然分成两三个大教派，然而各教派有正规的纪律和正规的从属关系，这样的牧师，协同一致的行动才可能形成影响。然而在一个分成了两三百，甚至分成了数千个小的教派的社会，那里没有一个教派的势力足够扰乱社会的安宁，牧师的热情就必定是无害的了。

当一个教派的牧师见到自己四周大多数是对手而不是朋友，他们就必定要学会那些在大教派的牧师中非常难见到的诚实和谦恭。因为那些大的教派的信条得到了地方长官的支持，受到了王国或帝国的差不多一切居民的尊敬，因此牧师们所见到的各个地方都是他们的追随者、信徒和谦卑的崇拜者。然而任何一个小的教派的牧师发现，他们差不多就是自己几个人，没办法不尊敬几乎一切各教派的牧师，不仅这样，他们会感到互相让步对双方都有利，也愉快。

可能到时候他们会把绝大多数的教义中所包含的荒谬、谎言或臆想的混合物都丢掉，而只留下宗教中纯粹并且合理的部分，也就是说，世界上各个世纪的圣贤们所希望见到的宗教。然而成文的法律可能还从来没有建立过这样的宗教，这样的宗教也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建立起来。因为有关宗教的法律总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流行的迷信和热情的影响。这样的教会管理方案，或者更确切些说，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管理方案，也就是说，所谓的独立教派，它无疑是一个特别狂热的教派，有人在内战结束时建议在英格兰成立，假如它成立了，尽管它的起源是非常不合于哲理的，可能到现在它就会让一切宗教的教义都出现最合乎哲理的十分和睦和节制的精神。它在宾夕法尼亚已经建立了，那里尽管教友派占绝大多数，然而法律在事实上不偏袒任何一个教派，据了解，在那里就产生了这样的合乎哲理的和睦和节制。

这种平等对待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的一切教派内，甚或绝大多数的教派内产生和睦和节制，然而假如这样的教派数量极其大，不仅这样，其中任何一个又小得不足够扰乱社会的安宁，那么一个教派对他的信条的狂热也就不足够产生任何有害的影响，相反倒会产生一点好的影响。而且假如政府决定让一切宗教自由，同时也要求任何教派没法干涉其他教派，那么也就不存在它们会被强行分裂，然后一下子变成为数众多的教派的危险了。

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在任何一个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的社会里，总是在同一时期流行着两种全然不同的道德体系：其中的一个能够叫做严格的或者朴素的体系；另一个能够叫做自由的，或者也可叫做放任的体系。

前者大多数时候受到寻常百姓的赞赏和敬重，后者大多数时候为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士所尊重和使用。轻浮，这是一种在过度繁荣、过度欢乐和想入非非时很容易产生的恶行。对于轻浮这样的恶行，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给以赞成，看上去构成了这两个对立体系之间的主要区别。

在自由的或放任的道德体系里，对于放荡、奢侈、胡乱的取乐、某种程度的放纵、至少是两性中的一方破坏贞节等，只要它们不伴随着严重的不得体并且不导致虚伪或不义，通常都会采取极其容忍的态度，或者会容易受到人们的原谅或宽恕。相反的是，在严格的体系里，那些过度行为全都被看成极端可憎和讨厌的东西。轻浮的恶行对于寻常百姓总是具有毁灭性的，一个礼拜的轻率和浪费经常就足够应用来毁坏一个贫苦工人的一生，足以驱使他在绝望中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所以寻常百姓中比较睿智和善良的人总是对这些过度行为怀有很大的憎恨和厌恶。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那些行为，对于处在他们这样的条件下的人来说是能够很快致命的。与此相反的是，几年的胡乱生活和浪费却并不可能毁灭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不仅这样，那个阶层的人非常容易把某种程度的放纵看成是他们财富的一种优势。他们有这样作乐的自由，不需要受到谴责，这是属于他们地位的一种特权。因此，同他们处在同一地位上的人，他们对这样的过度行为只表示轻微的不赞成，或十分轻微的指责或全然不予指责。

差不多所有宗教派别都是始发于寻常百姓之中。从他们当中，那些宗教派别大多数时候吸引了他们最开始的，同时也是它们最多的新的信徒。所以，严格的道德体系，除极少数例外，差不多总是被那些教派所采用。因为这个体系最可以让它们博得最开始提出对已建立起来的体系实行改革计划的那一阶层人民的欢迎。他们中的非常多的人，可能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总是通过对这个严格的体系提炼，甚至是通过让它达到几分愚蠢的程度来博得那些人的信任。不仅这样，这样极端的努力常常让他们做任何其他事情更可以得到寻常百姓的尊敬和崇拜。

一个有财产的人因为他所处的地位是社会中十分显要的一员，社会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因此社会也强迫他注意自己的一切。他的威信和对他的尊敬很大地取决于这个社会对他的尊重。他不敢做任何将会有损于他的名誉和信誉的事，因此他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个社会觉得合乎他那个阶层的人的身份的道德规范，不管它是自由的还是严格的。与此相反的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人远不是任何社会中的显要一员。当他还留在乡村的时候，他的行为举止可能还有人注意，他也可能没办法不注意自己的举止。在这样的境地，也只有在这样的境地，他能够有所谓丧失人格的问题。

然而一旦他进入大城市，他就陷入模糊和黑暗之中。他的行为举止就不可能被任何人所注视，因此他可能就不再检点，他就会开始放纵自己，甚至不惜干出各种邪恶的丑事。只有当他成为一个小小的宗教教派的一员之后，他才可能从混浊中走出来，他的举止才会开始引起任何一个受到人尊敬的社团的注意。从这个时候起，他才得到了他从没有过的尊重。他的一切教友为了教派的信誉才会有兴趣来观察他的行为举止。假如他惹起了什么乱子，假如他远离他们互相要求遵守的严格的道德原则，就会受到十分严厉的惩处，或是把他从教派中开除出去，尽管这样的惩罚不可能有什么世俗的非宗教的效果。因此，在小的宗教教派里，寻常百姓的道德差不多总是非常正规而又有条有理，大多数时候比在国教的教会里还好些。这些小的教派的道德确实经常没有过于严厉和过于不近人情。

然而，国家不需要利用暴力，只要通过两种非常容易和有效的“药物”的联合行动，就能够把这些分裂国家的宗教派别的道德原则中过于严厉和过于不近人情的东西纠正过来。

这两剂“药物”中的第一剂就是认真学习科学和哲学。这一剂“药”，国家差不多能够寻常地开给一切中产或比中产还高的阶层的人民。它不是通过给教师薪金而让他们对教学漫不经心和懒惰，而是通过在高级或较难的科学中设立某种检查或考试的方式，每一个人在从事任何一项自由职业之前，或者在将要被提名为某种有报酬的或名誉的职务之前都一定要经过检查或考试。假如这一阶层的人一定要学习，国家也不需要费神去为他们带来适宜的教师，他们迅速就会为自己找到比国家可以为他们带来的还好的教师。科学对于狂热和迷信是强有力的解毒药。在一个一切上层人民都免除了这样的毒害的国家里，下层人民也就不可能受到它的多大毒害了。

第二剂就是时常的公共娱乐和欢乐。国家通过某种鼓励，也就是让所有人民依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意愿通过诗歌、音乐、绘画、舞蹈来实行娱乐，让人的消遣有完全的自由，只要他们不搞出乱子或有什么很不得体的行为。通过形式丰富的戏剧表演和展览会，能够很容易地排遣绝大多数人民心中的郁闷和灰色情绪，然而这些又差不多总是群众性的迷信和狂热的原因。公共性娱乐总是群众性狂乱的狂热提倡者所害怕和憎恨的对象。公共性娱乐所鼓舞的欢乐和良好情绪都是和那些提倡者的目的所要求的或者说他们最可以影响的那种思想情绪完全不相容的。除此之外，戏剧表演时常揭露他们的诡计从而让公众嘲笑，有的时候甚至让公众咒骂他们，所以戏剧表演比其他任何娱乐形式更成为他们憎恨的对象。

在法律不能够偏袒任何一个宗教的牧师的国家里，任何一个宗教的牧师也就都没必要直接依赖君主或行政权力，也就是说君主不需要在他们职务的任免上做任何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只需维持他们间的相安无事，就像维持他的其他臣民中的相安无事一样。也就是说，不让他们互相迫害、侵犯或压迫。然而在一个确定了国教或者统治宗教的国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假如没有方法在极其大的程度上影响那个宗教的绝大多数的牧师，他就永远也不可能安宁、无忧无虑。

任何一个国教教会的牧师构成一个十分庞大的法人团体。他们能够一致行动，依照一个计划用一种精神追求他们的利益，就像他们是在一个人的指挥下一样。不仅这样，他们也时常是在这样的一个指挥下。他们的利益作为一个法人团体，是从来也不可能和君主的利益一致的，有的时候甚至与此截然相反。他们的最大利益就是维护他们在人民中的威信。然而这个威信又取决于两种假设：

（一）如果他所谆谆教诲的教义是真正的；

（二）如果对他所宣扬的教义的绝对信仰和履行就可永远解脱人世的痛苦。

假如君主行为草率，对他们教义的细微的部分有所嘲弄或有所怀疑，或者出于人道，试图保护对教义实行某些嘲弄或有所怀疑的人，那么对君主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拘泥小节的牧师迅速就可宣布君主是亵渎神灵的人，而且会运用宗教的一切恐怖手段迫使人民把他们的忠诚移向某一更正统和更顺从的君主。假如君主对他们的任何要求或侵占行为有所反对，也具有与此同样大的危险。

敢于通过这样的方式反对教会的君主，不论他怎样严肃地宣称，他对教会觉得他应该遵守的信条是如何绝对信仰和谦卑地顺从，除了被判叛逆罪之外，大多数时候还要判以信奉邪教的罪名，宗教的权威超过其他任何的权威。教会所带来的恐惧多于一切其他，然后又通过各种奸计和借口把每个主教管区内的下层俸有圣职的任命权都揽到手中，给主教只留下维持他在他的牧师中应有的权威所必需的一部分权力。经过这样的安排后，君主所处的境地就变得比以前更糟。

因此欧洲所有国家的牧师或教士形成了一种心灵上的军队，尽管分散在各个国家驻扎，然而他们的一切行动和运行现在能够直接由一个首领领导，依照一个统一的计划行动。各个不同国家的教士能够看成是那个军队的一个分队，任何一个分队的行动能够非常容易地得到驻扎在周边各国的其他分队的支援。任何一个分队不仅独立于它所驻扎的而且从那儿得到给养的国家的君主，反过来还依赖于一个外国的君主，这个君主随时能够叫他们把武器指向他自己国家的君主，而且用其他一切分队的武力来支援他们。

那些武器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了。在古代欧洲，在技术和制造业创立以前，牧师的财富让牧师对寻常百姓拥有和大贵族对他自己的仆从、佃农和扈从同样的影响力。他在君主和一些私人因为错误的虔诚而捐赠给教会的大片地产上具有和大贵族领地类似的管辖权。在这些十分庞大的地产上，牧师或者他们的执事不需要国王或任何人支持就能够非常容易地维持和平；与此相反的是，没有牧师的支持和协助，任何国王或个人却没法维持和平。所以牧师的管辖权在他们所在的贵族领地和庄园都是与此相独立的，就像大的世俗的领主的管辖权一样，与此同样，不服从于国王的法院的权威。牧师们的佃农就像大贵族的佃农一样都是自愿租佃的，完全依赖于他们的直接主人，所以牧师们能够随意叫他们出去参加牧师们觉得他们应该参加的殴斗。

除了这些地产的地租，牧师们还从什一税中得到欧洲所有王国里所有地产的地租中一个非常大的份额。从这两种地租中得来的收益，其中的绝大多数是通过实物如谷物、牲畜、家禽、酒等交纳的。它的数量远远多于牧师们自己所可以消费的，然而当时又没有什么别的他们可以用他们的剩余产品与人交换的艺术品和制造品。牧师们从这庞大的剩余生产物中所得到的好处没有别的，就是像贵族们一样，利用他们收益中的剩余部分大宴宾客，大施善行。因此，古代牧师们中好客和行善据了解非常流行。他们不仅维持了差不多各个王国的整个穷苦人民的生活，而且很多骑土和绅士因为无以为生，也经常借口虔诚奔走于各寺院之间，实质上是为了得到教士的款待。

有些高级教士的扈从经常和领主的扈从一样数量众多。然而教士之间大多数时候比大领主之间总是更加团结，前者有一个正规的纪律，而且从属于罗马教皇的权威。后者没有正规的纪律，也没有从属关系，差不多总是互相妒忌，甚至妒忌国王。所以尽管教士的佃农和扈从在数量上没有大领主的佃农和扈从那么多，而且他们的佃农可能在数量上还要少得多，然而教士们的团结使佃农们感到更加可怕。

教士们的好客和善行也不仅让他们对世俗力量有非常大的控制权，而且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精神武器的重量。这些德行使他们赢得了下层人民中非常高的尊重和崇敬，不仅这样，因为下层人民中有不少的人甚至可以说总是由他们所赡养。属于或是和这样一个受到群众欢迎的阶层有关的任何东西，包括它的财产、它的特权、它的教义，必定在寻常百姓的眼中显得极为神圣，对它们的任何侵犯不管是真正的，还是随意编造的，都是最亵渎神灵的恶行。这样一来，假如君主对抵抗少数几个大贵族的同盟都感到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奇怪，他既要抵抗他自己的领地，而又遭受到四邻领地支持教士的联合，这就更加困难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奇怪的倒不是他有的时候被迫投降，而是他竟然有力量抵抗。

在当时那个时候，教士的特权在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看来是十分荒谬的。比方说，他们对于世俗的司法审判所拥有的豁免权，也就是说英格兰的所谓牧师的特权，正是上面所说的情况的很容易产生或是必定的结果。假如整个教士阶层都有意保护一个犯有罪行的教士，而且指出证据不足够惩处这样神圣的一个人，或者指出惩处一个宗教已经让他成为神圣的人过于严厉，君主要想对他施加惩处必定是非常危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除把他交给教会法庭去审判外，别无其他更好的方法。为了他们自己阶层的荣誉着想，教会法庭总是尽可能抑制任何一个牧师不犯大罪，或是不做会引起人民恶感的丑事。

在欧洲的绝大多数地区，在整个十、十一、十二或十三世纪，与在这前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罗马教会的法规能够被看成反对政府的权威和稳定，还有反对人类自由、理性和幸福（这些只有在政府有力量保护它们的地方才可以得到保障）的一个最可怕的结合体。在那个法规里面，最荒谬的迷信的臆想都受到了大多数人的私利的支持，让它不受人类理性的攻击。因为人类的理性尽管可能向寻常百姓揭穿某些迷信的臆想，然而它却没法瓦解个人私利的纽带。假如这个法规没有受到其他敌人的攻击，只有人类理性的无力的攻击，那么它必定会永存下去。然而这个一切人类的智慧和德行都没有办法动摇更没有推翻的巨大而且编织得非常好的结构却在事物的自然进程中首先受到了削弱，然后部分被摧毁，现在看上去再有几百年它可能就会完全倒塌成为一堆瓦砾。

技术、制造业和商业的渐渐发达曾经摧毁了大贵族的势力，后来通过与此同样的方式在欧洲大多数的地区摧毁了教士的世俗权力。教士就像大贵族一样，发现在技术、制造业和商业的产品中他们有非常多能够用自己的原生产物交换的东西，因此他们也发现了非常多能够花费他们个人收益的方式，而不需要再把它们和其他人分享。他们的善行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他们的好客也不再像从前那么慷慨和挥霍，他们的扈从也渐渐变得少了，而且渐渐地完全化为了乌有。

教士们也像很多大贵族一样希望从他们的地产中得到更多的地租，为了花费这些地租，他们通过与此同样的方式去满足他们个人的虚荣和放荡。然而要增加地租，他们就没办法不授予他们的佃农租佃权，这样一来佃农也变得在很大的程度上独立于他们了。那根曾经把下层人民和教士捆绑在一起的纽带因此就被打破和瓦解得更快了。因为教会的封地之中绝大多数的封地，远比大贵族的地产小得多，每个封地的拥有者不用很久就能够把他个人的一切收益花费精光。

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大多数的时间里，大贵族的权力在欧洲的绝大多数地方正是昌盛时期，然而教士的世俗权力，他们对广泛人民曾经有过的绝对统治却已经很大程度地衰退。这个时候，教会的权力在欧洲的绝大多数地区差不多就衰减到只剩下心灵上的权威了，不仅这样，当这个心灵上的权威在没有了教士的善行和殷勤好客的支持后也很大程度地受到削弱。下层人民不再像以前那样把他们看成他们痛苦的安慰者、贫穷的救济者。与此相反的是，比较富裕的教士的虚荣、奢侈和浪费又很容易激起了下层人民的愤怒和厌恶，因为他们在拿以前一向被看成贫苦人的祖传财产的东西供自己取乐。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君主在每个主教管区的教长和牧师会通过恢复他们选择主教的古老权利，从而恢复了每个修道院里修道士选举院长的古老权利，而且竭力恢复他们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享有的对处置教会大的俸职的影响。是英格兰在十四世纪通过几个法令得以恢复这个古老的制度，特别是所谓圣职委任法令的目的。同时这也是法国在十五世纪颁发国事诏书的目的。为了让选举有效，候选人事先需征得君主的同意，事后又需得到君主对当选人的确认。

尽管这样的选举仍然可说是自由的，然而君主的地位能够给他带来各种间接方式来影响自己领地范围之内的教士。在欧洲的其他部分也建立了有类似倾向的其他法规。然而教皇对委任教会有圣职的权力仿佛在改革以前，没有一个地方像在法国和英格兰这么有效和这么广泛地受到过遏制，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教皇和各国教会所达成的协议给予法国国王有向一切重要圣职，也就是说，所谓的天主教教会议会上院的圣职推荐人选的绝对权力。

自从颁发国事诏书，及教皇和各教会达成协议以后，法国的教士总体来说对教皇法院所颁布的教令的尊敬就比其他任何天主教国家差了很多。在一切君主和教皇的争论中，教士差不多总是站在君主一边。法国教士对罗马法庭的独立性仿佛主要就是建立在国家诏书和教皇、各国教会所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在君主制度的初期，法国的教士就像其他国家的教士一样对教皇非常忠诚。当克培王室的第二王子罗伯特极不公正地被教皇法庭逐出教会时，据了解，王子的仆人曾经把他餐桌上的食物扔给了狗吃，他们表示拒绝食用处在他那种位置的人接触过的任何东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能够绝对无误地推测是由于受到了他们领地的教士的教唆。

教会对于十分重要的有圣职的委任权的要求（为了能够捍卫这个要求，罗马教皇宫廷经常动摇，有的时候甚至推翻了基督教世界中几个最大的君主的王位），就是这样，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甚至在宗教改革以前被遏制或修改，甚至完完全全被放弃。因为教士现在对于人民的影响较小，所以国家才对教士有了更大的影响，教士们扰乱国家的势力和意图也就大大减少了。

当引发宗教改革的争论开始于法国而且迅速传播到欧洲各地时，罗马教会的权威正是处在这样衰退的状态。新的教义在很多地方受到了群众高度的青睐。宣传新教义的人大多数时候通过一个党派在向既定的权威发动进攻时所可以激发的一切热情进行宣传。宣传这些教义的教士尽管可能在其他方面并不比许多捍卫过去的教的教士们更有学问，然而大体上他们对于教会的历史、教会权威所树立的思想体系的起源和沿革更为熟悉，所以他们在差不多一切的争论中都占着某些优势。寻常百姓在把他们朴实严格的行为举止和他们自己绝大多数教士的放荡和没有法纪的生活实行对比后，他们举止的简朴严肃在寻常百姓中赢得了威信。他们也掌握了一整套博取群众欢心和争取信徒的艺术，而且远甚于他们的对手。然而教会的那些高尚并且尊贵的弟子们因为那些艺术对他们长期的无用而荒疏了。新教义的理性让有些人喜欢它，新教义的新颖令很多人热爱它。国教教士对它的憎恨和鄙视让更多的人爱上它。各地宣扬、推介新教义的信徒的热情洋溢、动人而且狂热（尽管经常也有些粗野下流）的口才让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为之折服。

新教义差不多在各地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成功，当时和罗马教皇宫廷有些龃龉的君主，借助它十分轻松地就在自己的领地内推翻了已经在下层人民中失去尊敬和尊崇然而又没法做任何抵抗的教会。罗马教皇宫廷曾经得罪了德意志北部某些较小的君主，当时宫廷可能是觉得他们无足轻重，不值得理睬。因此，他们广泛地在自己的领地内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特罗尔的克雷蒂恩二世和阿普沙尔大主教的残酷暴虐使得卡斯塔瓦•瓦萨把他们两个从瑞典驱逐了出去。

因为教皇青睐暴君和天主教，所以卡斯塔瓦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就在瑞典实行了改革。克雷蒂恩二世后来又被从丹麦的王位上废黜了，因为在那里，他的行为仍然就像在瑞典一样可憎，然而，教皇依然非常青睐他，因此继登王位的霍斯泰恩的腓勒德烈为了报复教皇，效仿卡斯塔瓦•瓦萨实行了宗教改革。伯尔尼和苏黎士的行政长官从来没有和教皇有过什么冲突，不久前因为有些教士做了一点越规的欺诈行为，让整个教士阶层令人鄙视。因此两地的行政长官也十分轻松地在各自的州里实行了改革。

在这个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教皇宫廷没办法不大力培育和法国、西班牙两个强有力的君主的友谊，后一个还是当时的德国皇帝。在他们的协助下，尽管有非常多困难，血流成河，教皇最终仍然完全镇压或者很大程度阻止了在他们领地内的改革的进程。对英格兰的国王，教皇也是百般讨好。然而由于当时的形势，因为不想得罪更为强大的君主西班牙国王和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讨好英格兰国王却很难做到。所以，英王亨利八世，尽管并不全然拥护改革的大多数教义，然而借助于新教义的广泛盛行，镇压了一切寺院，在他的领地内打倒了罗马教会的权威。

原本他应该走得更远一点，然而他没有这样来做。他只给了改革的拥护者一定程度的满足，在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执政的时间内，改革派才控制了政府，然而他的儿子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就完成了由他父亲开始的工作。

在有些国家里，比如苏格兰，那里的政府十分软弱，不受到群众欢迎，非常不稳固，改革力量足够推翻罗马教会，不仅这样，还足够推翻试图支持罗马教会的国家。

在分散于欧洲各国的那些改革的追随者中，没有一个可以像罗马教皇的法庭或一切教会议会的共同法庭那样能够解决他们间的纷争，而且通过不可抵制的权威给他们划定正教的明确界限，因此当一个国家改革派的追随者和另一个国家的弟兄发生意见分歧时，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法官能够去申诉，纷争永远没法得到解决。然而在他们中间又产生了很多这样的纷争：有关教会的管理机构和教士有俸圣职的授予权的纷争，可能是和世俗社会的和平、福祉关系最密切的纷争了。因此在改革派的追随者中间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派系：路德派和加尔文派。这两个派系是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众多的教派中，教义和纪律已经由法律规定了的仅有的两个教派。

路德教派的信徒和所谓的英格兰教会一起保留了教会团的管理机构，在牧师中间建立了一种从属关系，给予君主在他的领地内任免一切主教和其他高级有俸圣职的权力。这样一来，也就让君主成为教会的真正首领，同时也并没有剥夺主教在他所主教管区内委托较低层次的有圣职的权力，不仅这样，还鼓励君主和一切其他有圣职授予权的人实行推荐。这样的教会管理体系从一开始就有利于和平和秩序，同时有利于服从世俗的君主。所以在建立了这样的体系的国家，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一场动乱和内讧，特别是英格兰的教会，总是通过非常大的理性自夸对他所信奉的原理无限地忠诚。

在这样的一种管理制度下，牧师很容易会竭力讨好君主，讨好宫廷，还有国内的贵族和绅士。牧师们主要是期望通过他们的影响可以得到升迁。牧师们为了能够讨得那些有圣职授予权人的欢心，无疑有的时候也要借助阿谀奉承和曲意迎合这些最差劲的手段，然而经常也运用他们掌握的一点最值得因此也最可能博得有钱人尊重的技巧。他们运用他在各个不同领域的有用的知识、谈话的幽默，还有他们对狂热者喋喋不休的宣扬和假装要实践的荒谬、虚伪的苦行的蔑视博得人们的尊敬，煽动寻常百姓对那些没法实践他的教义的部分有钱人产生憎恨。然而，这样的牧师在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讨好于上层阶层的时候，却很容易全然忽略维持他们在下层人民中的影响和权威。他们得到了他们上级的重视和尊重，然而在他们的下级面前，他们经常是没有方法有效地让听众信服地捍卫最愚蠢的狂热分子对他们有节制和温和的教义的攻击。

那些茨温克利的追随者，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加尔文的追随者，却与此相反。只要什么地方的教会出了一个空缺，他们就把他们选举自己的牧师的权力授予给那个教区的人民，不仅这样，同时在牧师中间建立了最完全的平等。这个制度的前一部分，也就是自行选举那一部分，在它实施期间，仿佛除了制造混乱和驱使牧师和人民道德趋向腐败之外，别无任何其他结果；然而制度的后一部分，也就是牧师间的平等，仿佛除了完全和谐之外也再无任何其他效果。

只要任何一个教区的人民保有选举他们自己的牧师的权利，人民差不多总是要受到牧师的影响，然而大多数时候又总是受到最热闹派系和最狂热牧师的影响。牧师为了保持他们在群众选举中的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变成或受到影响后变成了狂热分子，在人民中鼓吹狂热主义。不仅这样，人民总是对最狂热的候选人更加青睐，就像任命教区牧师这样的小事都总是要引起狂暴的竞争。不仅是在一个教区，而且在一切不参与这场斗争的相邻的教区都要引起竞争。

假如这个教区恰好是处在一个大城市，它就要把一切的居民分成两派；假如那个城市就像瑞士和荷兰的非常多城市曾经有过的那种情况，恰好它自己本身构成一个共和国，或者是一个小共和国的首都，那么这类毫无价值的纷争除了激起一切党派的敌意外，还要在教会内留下一个完全新的宗派，在国内留下一个完全新的派系。所以，在那些小的共和国里，地方行政长官很快就发现，为了保持社会安定，一定要把推荐一切有俸圣职的权力拿在手中。在英格兰，这个建立了长老会管理形式的国家，在威廉三世统治的开始一段时间就通过了建立长老会的法令，事实上已废除了教会对圣职的授予权。那个法令至少是把这个授予权放到了每个教区的某些阶层手中，让他们可以通过一个非常小的价格就收回了选举他们自己的牧师的权力。

根据这个法令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存在了大概二十二年，然而因为这个比较受到群众欢迎的选举模式差不多在各地都引发了混乱和无秩序现象，因此安妮女王第十年通过第十二号法令把它废止了。然而，在苏格兰，一个幅员这样辽阔的国家，偏远教区的骚乱是不可能就像在一个小国里一样足够给政府造成扰乱的。因此安妮女王在第十年又恢复了圣职的选举权。然而在苏格兰，这个法令对于有圣职授予权推荐的人，虽然无例外地授予了有俸圣职，然而教会有的时候要求（因为教会在这方面和它的决议不完全一致）在教会授予被推荐人口口声声所谓灵魂的教化，或教区教会管辖权之前，须得到人民的同意。

教会有的时候至少出于对教区安定的假装的关心，常把这个委任一直拖延到在人民中间得到了同意然后才任命。有些牧师有的时候是为了得到这个同意，然而更多的是为阻止这个同意，而实行私下收买，还有为了在这样的场合能够更有效地产生影响，他们所操练出的博取群众欢心的艺术，可能就是苏格兰牧师和人民中间，依过去的保留着古老的狂热精神的主要原因。

长老会管理形式在牧师中间建立起来的平等，首先包括权力或教会管辖权的平等，接着是圣俸的平等。在一切长老会的教会里，权力是完全平等的，然而圣俸的平等就不完全这样了。但圣俸之间的差别大多数时候也不太大，不足以让圣俸小的人要用阿谀奉承等无耻手法去讨好有权推荐圣职的人，从而求得一个圣俸更高的职位。在一切已彻底建立圣职推荐权的长老会教会中，大多数时候牧师要想能够得到上级的青睐，只有通过比较高尚和比较文雅的方法：他们的学识，他们无可指责的非常有规律的生活，还有履行职责的忠诚和勤勉。他们的推荐人甚至常常抱怨他们的独立精神，不仅这样，推荐人非常容易把这样的精神上的独立性理解成对过去的恩惠的忘恩负义，然而最糟的是因为意识到不可能再有什么恩宠能够期望，而很容易产生对他们的淡漠。在欧洲的任何地方，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荷兰、日内瓦、瑞士和苏格兰的长老会的大多数牧师更有礼节、更有学问、更具独立精神和更为受人尊敬的人了。

教会的圣俸差不多是平等的，其中没一个圣俸非常大的地方，这样的圣俸的平等，尽管可能是做得过头了一点，然而却有一点非常好的效果。那就是高度的模范性的道德能够让一个小有财产的人受到非常大的尊重。然而轻浮和虚荣的恶行必定就会让他受到人们的嘲笑。除此之外，那些恶行对于他和对于一切寻常百姓一样差不多具有与此同样的毁灭性。所以，在他的个人行为中，他就一定要遵循寻常百姓最尊重的道德体系。他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是因为他遵循了他的利益和地位要求他遵循的生活方式。

寻常百姓对他怀着我们对处在和自己同一境地的人（然而我们又觉得他应该是比我们高一等的人）所很容易具有的亲善。他们的亲善很容易又引起他的亲善。他变得更加细心地教导他们，热心帮助他们和解救他们。他甚至对那些对他非常亲近的人的偏见也不可能鄙视，也从来不可能用我们在那些富裕而又捐赠基金多的教会里常遇到的地位高而又傲慢的人一样的轻蔑和粗野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所以，长老会的牧师对于寻常百姓的思想的影响可能要比任何其他国教教会的牧师对他们的影响都要大。因此只有在长老会的国家，我们才能够见到寻常百姓不受到强迫而自动地、差不多没有一个例外地完全地皈依国教。

在教会圣俸都不是很高的国家，大学里的一个职位通常都优于一个有俸圣职。在这样的场合，大学就经常从全国的牧师中挑选他们的教师。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牧师构成了人数最多的一个学者阶层。与此相反的是，假如一个地方，那里的圣俸极其的丰厚，很容易那里的教会就会从大学里拉走绝大多数卓越的学者。他们大多数时候会发现一部分有权推荐圣职的人，他们以能够使人们得到升迁为荣耀。在前一种情况，我们可能发现大学里充满了国内所可以找到的有学问的人。在后一种场合，我们可能发现大学中非常少有几个卓越的学者，然而那为数不多的几个最年轻的教师也可能在他们得到足够运用的经验和学识之前就被教会拉走。

据伏尔泰的观察，耶稣会教徒波雷在学术界并不怎么著名，竟然还是法国唯一的一个著作值得一读的教授。在一个产生了这样众多的卓越学者的国家，必定会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之中竟然没有一个是大学教授。著名的加桑迪在他生活的早期曾是艾克斯大学教授。在他的天才初露曙光时，就有人推荐他到教会里去，说在那里他能够非常容易地找到一种远为安静和远为舒适的生活，不仅这样，也可以找到一个研究学术的更好的环境。因此他迅速接受了这个劝告。我相信，伏尔泰的观察不仅能够适用于法国，与此同样，也适用于一切其他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我们很少发现一个十分杰出的学者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可能法律和物理这两门职业可以除外，因为教会不大从这些职业当中吸收人才。除了罗马教会之外，英格兰的教会在一切基督教国家中是最富有和捐赠基金最多的。因此在英格兰，教会总是连续地把大学里一切最好的和最有力量的成员吸引过去，所以在英格兰就像在罗马天主教国家一样，非常难找到一个老的导师是欧洲著名的和卓越的学者。与此相反的是，在日内瓦，在瑞士奉行新教的各州，还有在德国、瑞典、荷兰、丹麦这些新教国家产生的最有学问的人，尽管不是所有人，然而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的教授。在这些国家里，大学连续地把教会里一切最杰出的学者都吸收了进去。

还一定要指出，那就是假如我们除去诗人、为数不多的几个演说家和几个历史学家外，不管是在古希腊还是在罗马，绝大多数的其他知名学者仿佛不是公立教师就是私立教师，不仅这样，大多数时候不是哲学教师就是修辞学教师。从里伊索克拉底、西阿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直至普鲁塔克和埃史蒂塔斯，还有苏埃托尼乌斯和昆体良时代，总是存在着上面指出的那个现象。让一个人年复一年地讲授一门科学，事实上看上去是让他完全精通那门科学的最有效的方法。通过强迫一个人每一年都在同一场地上走一遍，假如他还是一个可以做些事的人，经过几年后，他必定对那个场地的每一寸土地都非常熟悉了。假如他在某一年对某一问题的观点还不十分成熟，那么来年再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会纠正它。当一个科学教师实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的天然职业。可能，这也正是最可以让他成为一个有坚实的学问和有知识的人的教育。在一个教会圣俸只不过中等的国家，它很容易有助于让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去从事他们能够对社会最有用的工作，同时也可以给予他们最好的教育的工作。它有助于让他们的学问尽可能地扎实，也尽可能地有用。

应该指出的是，每个国教教会的收益，除去来源于特定的土地和庄园的那些部分，应该是国家总收益的一部分，只不过它从国防转移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用途。举例来说，什一税是一种真正的土地税，教会假如不把它从土地的拥有者的权力中拿走，它就能够对国防作出非常大的贡献。然而，据某些人的说法，土地的地租是一切大的君主制度国家中国家紧急支出最终一定要依靠的唯一基金，而且有的人说是主要基金。这个基金给予教会的愈多，明显给国家的就会愈少。能够确定这样一个准则，那就是说，假如其他的一切东西都是平等的，那么教会越富有，君主或人民就必定越穷。不仅这样，而且国家防卫自己的力量就必定越差。

在几个新教的国家，尤其是在瑞士的一切新教的各州，古代属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所有收益，如什一税和教会土地的一切收益，已被发现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基金，它们不仅有力量对国教牧师带来充分的薪金，而且只要稍加补充甚至不需要补充，就能够支付国家的一切其他费用。特别是强大的伯尔尼州的地方行政长官，从这个基金的节余里已经积累了一笔数量非常大的金额，据推测可达几百万。之中一部分存放在国库内，一部分投资在所谓的欧洲各债务国的国债中，事实上主要是法国和大不列颠的国债。伯尔尼或其他任何一个新教州的教会花去国家的一切费用可能是多少，我不敢妄言。

依照一个十分确切的统计，在1755年，苏格兰教会牧师的一切收益，包括他们的基督教牧师享用的土地或教会土地，还有他们的牧师住宅的房租，依照合理的估价达六万八千五百一十四镑一先令五十七便士。这样的一个中等的收益为九百四十四名牧师带来了一个还不错的生活。教会的一切费用，包括偶尔对教堂的建造和修葺，还有牧师住宅的建造和修葺，估计一年也不多于八万镑或八万五千镑。然而基督教世界里最富有的教会在维持大多数人民的信仰的统一、献身的热情、守秩序、正规和严格的道德精神方面却比不过苏格兰这个捐赠基金极少的贫穷教会。

凡是一个国教教会所可以产生的所有好的效果，不管是非宗教的还是宗教的，其他任何一个教会所可以产生的，苏格兰教会都能够产生。瑞士的新教教会也不比苏格兰教会富裕到哪里去，然而产生的这样的良好效果还更多些。在信奉新教的大多数州里，找不出任何一个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国教教会的信徒。假如他承认他是属于此外别的教会，法律就一定会要求他离开那个州。然而这么严厉，或者说这样具有压迫性的法律在这样自由的国家，假如不是牧师们的勤奋事先让人民中的大多数——少数个别分子除外——都皈依了国教的话是绝不可能实行的。所以在瑞士的某一部分地区，因为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偶然联合，可能改变宗教信仰的人就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广泛，所以两个宗教不仅为法律所容忍，而且也都是法律所承认的。

认真履行了每一种职责，必定要求他的报酬应尽可能准确地和该项职责的性质相对应。假如对任何一项职责所付的报酬太低，那项服务就非常容易因为被雇佣从事那项职责的大多数人的平庸和无知，而会受到比疏忽大意和怠惰更大的损害。不管什么职业，一个收益非常大的人都会觉得他应该过就像其他收益非常大的人一样的生活，把他大多数的时间消耗在寻欢作乐、虚荣和放荡上。在一个牧师身上，这样的生活就不仅会消磨掉他本应用于履行他的职责的时间，还会完全毁掉他在寻常百姓眼中的人格的尊严，然而正是这个人格的尊严让他可以具有正当的力量和权威来履行他的职责。

第三节　维护君主尊严的费用

除了为了让君主能够履行他的各种职责的费用之外，还需要一定的费用来维护他的尊严。这笔费用的多少在发展进程的不同时期有所差别，政府的形式不同亦有所差别。

在一个十分富裕和文明的社会，处于不同阶层的人民在他们的家具、饮食、住宅、服装和马车与扈从上的费用一天比一天多，我们不可能期望君主一个人能够抵制这样的时尚。所以，非常自然，他在这些不同项目上的开支也必定越来越大，甚至他的尊严也要求他这样做。

就“尊严”这两个字而言，君主对于他的臣民比任何共和国的首席行政长官对他的公民都要更高，因此为了维护他的更高的尊严就需要花费更多的费用。我们当然希望国王的宫廷比总督或是地方长官的官邸华丽。

第四节　结论

社会或国家的防务费用还有维护首席行政长官的费用全部是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而必需的开支。所以，它们应该由全社会的共同贡献来支付，并且是完全合理的。然而社会一切不同成员应尽可能按他们自己的力量按比例分摊。

司法行政的费用无疑也能够看做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开支的。所以它由全社会的共同贡献来支付也没有任何不妥之处，然而，造成这种费用的人，大多数时候就是那些在这个或那个方面有了不公正的行为，一定要寻求法院的纠正或保护的人。从这个费用中最直接受益的人就是法院恢复了他们的权利或维护了他的权利的人。所以，司法行政费用完全能够依照不同情况，要求由诉讼双方或之中一方来作特殊贡献，也就是通过法院的手续费来支付。它不一定要求全社会的共同贡献来支付。然而那些自己没有任何地产或基金足够支付这些手续费的罪人能够除外。

所有仅对地方或州省有利的地方或州区费用（比如一个市镇或地区的警察的费用）应该全部由地方或州区收益开支，不应该成为社会通常收益的负担。对于只不过是对社会某一部分有利的事项的开支要全社会来分显然不公平。

维护道路交通通畅毫无疑问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所以由整个社会来共同负担没有任何的不公。然而这个费用的最直接的受益者是那些到各地旅游或者把货物从一地运往另一地的人，是那些消费这些货物的人，所以英格兰的道路通行税，还有其他国家所谓的路捐税都应该落在这两种人身上。这样一来，社会共同的负担就减轻了很多。

国家的教育机构和宗教机构尽管都是对社会有利的，它们的费用当然可由社会的通常收益来开支。然而，假如这些费用由直接受到宗教利益和教育利益的人来支付，或者由那些自觉得必定会受到教育利益和宗教利益的人自觉地出钱支付，看上去也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可能还会有某些其他好处。

凡是对全社会有利的各种机构或土建工程，假如没法一切由那些最直接受益的人出资维护，或者不是一切由他们出资维护，那么不足的费用就应由全社会的通常收益弥补。所以，社会的共同收益除了开支国防费用还有维持君主的费用外，还须弥补非常多的特殊收益的不足。至于社会公共的通常收益或收益的来源，作者将会在第二章作详细的说明。

第二章　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来源

社会的收益不仅一定要用来支付社会的防务费用和维护元首尊严的费用，还需要支付政府的一切必要开支。因为国家的宪法并没有为这些开支规定任何特殊的收益。所以，社会的这个收益能够有两个来源：

第一，专门属于君主或国家的某种基金，它和人民的收益无关。

第二，人民的收益。

第一节　专门属于君主或国家收益的基金或来源

专门属于君主或国家的收益的基金或来源由资本和土地构成。

君主就像任何资本的拥有者一样，能够通过自己运用资本或放贷资本获取收益。他的收益在前者是利润，在后者是利息。

小的共和国有的时候可从商业项目的利润中获取极其大的收益。据了解，汉堡共和国的收益就是从公共酒窖和药店的利润中获取的。这样的国家不可能非常大，君主可以有闲暇从事酒店或药店的买卖。公共银行的利润曾经是更大一点的国家的收益的来源。不仅汉堡曾经是这样，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也是这样。非常多的人觉得就是大不列颠这样一个大帝国也并没有忽视过这样的收益。

英格兰银行的每一年平均红利为百分之五又二分之一，它的资本是一千零七十八万镑，以此计算，据了解，除去管理费用外每一年净利润应该有五千九百二十九万镑。有人曾经妄下断言，政府能够用百分之三的利息把这笔资本借到自己手中，一年就可以获纯利润二千六百九十五万镑。从经验上来看，就像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这样的有条有理、警惕性高而又节俭的贵族政治，非常适宜管理这样的商业项目。英格兰的政府也可能有它的长处，然而从来都不善于理财。在和平时期里，它习惯于君主政治很容易形成的怠惰和疏忽，战争时期又常沦落于民主政治容易有的轻率和浪费。因此可否放心地委托就像英格兰这样的政府来管理这样一个项目，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邮局原本就是一种商业企业。政府垫支了设立各地邮局而且购买或租用必要车马的费用，从所运物品收取的邮费得到偿还，而且带来巨额利润。我相信，这可能是各种政府所成功地经营的唯一商业企业。垫支的资本不是非常大。这样的业务中没有什么秘密。收益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立即能够得到的。

然而，君主也经常经营很多其他的商业企业，而且想和私人一样，通过成为寻常商业部门的冒险者来改善自己的财产状况。他们很少会成功。君主事务管理中时常出现的浪费，让他们差不多不可能成功。君主的代理人觉得自己主人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他们不关心按什么价格买入，按什么价格卖出，不关心从一地往另一地运输货物的费用是多少。这些代理人经常过着和君主一样的浪费生活，有的时候尽管有这样的浪费，也可以用恰当的方法去弥补他们的账目，而且能够得到君主那样大的财产。马基雅弗利告诉我们，梅迪契的洛伦佐（不是一个没有力量的君主）的代理人就是这样来经营他的商业的。弗罗伦斯共和国没办法不止一次偿还这些代理人的浪费让它卷入的债务。所以，洛伦佐发现放弃商人的业务是有好处的，然而商业是他的家族最开始致富的根源。在他的后半生，他利用自己剩下来的财产，还有他所可以调节的国家收益，去从事更适宜于他地位的企业和用途。

商人性格和君主性格的互不相容，仿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假如说英格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精神让他们成为非常坏的君主，那么君主精神仿佛也让他们成为与此同样坏的商人。当他们只不过是商人时，他们把自己的商业经营得非常成功，还可以从利润中向资本拥有人支付适度的一笔股息；自从他们成为君主以后，据了解，有着原本在三百万英镑以上的收入，却没办法不要求政府的非常援助，以避免很快就破产。在他们的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在印度的人员觉得自己是商人的职员；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人员觉得自己是君主的大臣。

国家有的时候也能够从货币的利息得到一部分公共收入，也就像从资本的利润得到这样的收益一样。假如国家积累了一宗财富，能够把它的一部分借给外国，或者是借给自己的臣民。

伯尔尼郡把自己财富的一部分借给外国，从而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收入，也就是说把它用来购买欧洲各债务国的公债，大部分是法国和英格兰的公债；这样的收益是不是足够安全？第一，依存于那种公债是不是安全，或者说依存于管理这样的公债的政府的信用如何；第二，依存于和债务国持续保持和平的确定性或可能性。假如发生战争，债务国方面的最开始的敌对行动就可能是没收它的债权国的资产。就我所了解的，向外国贷出货币的政策是伯尔尼郡所特有的。

汉堡市设有一种公共当铺，它把钱借给有担保品的自己国家的臣民，按百分之六来计算利息。据了解，这样的当铺或称为“朗巴德”，给国家带来了十五万克郎的收益，按每克郎四先令六便士计，总共合三万三千七百五十英镑。

宾夕法尼亚政府没有可以积累的财富，于是发明了一种向臣民贷款的方法，当然不是货币，而只不过是货币等价物。借给私人的是信用证券，计算一定利息，用双倍价值的土地做担保，十五年后赎回，能够像银行券一样流通，用议会法律宣布为省内居民间一切支付的法定手段，政府于是得到了一笔不大的收益，足够支付这个节俭的和有秩序的政府每一年大概四千五百镑的一切寻常支出的大多数。这样的方法的成功必定依存于以下三种情况：第一，除了金银币之外，对某种其他交易媒介的需求，也就是说，对一定要把大多数金银币送往国外才可以购买的消费品的需求；第二，利用这样的方法的政府必须有良好的信用；第三，利用这种方法的适度性，不多于在没有信用债券时为实行流通所必要的金银币数量。在不同的场合曾由此外几个美洲殖民地采用这样的方法，然而因为缺乏一种适度性，大多数所造成的混乱多于便利。

然而，资本和信用所具有的不稳定、不经久的性质，让它们不适于充做确实的、稳定的和持久的收益的主要来源，然而只有这样的收益才可以给予政府以安全和尊严。任何多于游牧状态的大国政府，从来没有从这样的来源得到它的大多数公共收益的。

土地是具有更为稳定、更为持久性质的资源，所以，公有土地的地租是多于游牧状态的许多大国公共收益的主要来源。古代希腊和意大利各个共和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从公有土地的产物和地租得到了大多数用来支付国家必要支出的部分。王室土地的地租，在长时期内构成欧洲古代君主的大部分收益。

在现代，战争和战争的准备是造成一切大国的大多数必要开支的两种情况。然而在古代的希腊和意大利各共和国，任何一个公民都是一个战士，自己出钱来服兵役和准备自己去服兵役。

所以，这两种情况没有给国家造成任何非常重大的开支。一宗不是很大的地产的地租，就足够支付政府的其他必要费用。

在古代的欧洲君主国家里，当时的风俗习惯就是让人民大众对战争时刻有充分的准备。当他们走上战场时，依照他们的封建租地条件，他们是由自己或自己的直属领主所支付的钱来维持的，不可能给君主带来新的开支。政府的其他支出，大多数都非常小。已经提到过，司法行政不仅不是支出的原因，反过来是收益的来源。乡村人民在收获以前和收获以后各带来三天的劳动，这被觉得是一种资源，足够用来建造和维修一切的、国家商业所需要的桥梁、公路和其他公共工程。在当时，国王的主要支出仿佛是他自己家庭和宫廷的维持费。他宫廷的官吏，就是当时的国家的大员，财政大臣替他收地租，宫内大臣和内务大臣替他管理他的家庭支出，治安大臣和警卫大臣替他管理他的马厩。他的住宅的一切是用堡垒的形式建筑的，仿佛是他拥有的主要要塞。这样的住宅或堡垒的看守人能够被看成是一种卫戍总督。他们仿佛是在平时所必须维持的唯一军事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宗大地产的地租在寻常场合就完全能够支付政府的一切必要开支。

在大多数欧洲文明君主国的目前状态下，全国所有土地的地租，假如管理得就像全都属于一个地主拥有那样，可能也达不到他们在平时向人民征收的寻常收益的数量。举例来说，大不列颠的寻常收益，不仅包括支付当年日常费用所必要的，而且包括支付公债利息与偿还一部分公债所必要的，每一年共达一千万镑以上。然而土地税，按每磅征收四先令计算，还不到每一年二百万镑。

然而，这样的所谓的土地税，很多人觉得不仅是所有土地地租的五分之一，而且是所有房屋租金的五分之一，还有大不列颠资本利息的五分之一，只有借给国家或用做耕种土地的农业资本的那部分资本除外。这样的赋税的非常大一部分来自房屋租金和资本利息。举例来说，伦敦市的土地税，按每磅征收四先令计算，共达十二万三千三百九十九镑六先令七便士。威斯敏斯特市的土地税为六万三千零九十二镑一先令五便士。白厅宫和圣詹姆斯宫的土地税为三万零七百五十四镑六先令三便士。土地税的必要部分是按同一方式向国内一切其他大小城市征收的，差不多完全是从房租得来，或从被认为是商业资本或借贷资本的利息得来。所以，据估计，大不列颠征收的土地税，也就是说，从一切土地的地租、一切房屋的租金、一切资本的利息（借给国家或用来耕种土地的那部分资本除外）征收的一切土地税收入；每一年不多于一千万镑——政府在平时每一年向人民征收的寻常收益。大不列颠每一年为征收土地税的对各种收入所作的估计，按全国平均计算，无疑是很大程度低于真正价值，尽管在某几个郡和地区据了解差不多等于真正价值。单是土地地租，不计算房屋租金和资本利息，许多人估计为二千万镑，这样的估计在非常大程度上是随意作出的，我觉得可能超过或低于真正价值。然而假如大不列颠的土地按现在的耕种状况还没法带来每一年两千万镑以上的地租，那么假如这样的土地全都属于一个地主，由他的代办人和代理人去实行那种疏忽的、浪费的和专横的管理，就可能没法带来两千万镑的一半的地租，最可能的是没法带来四分之一的地租。大不列颠的王室土地现时带来的地租，不如为私人财产时所可以带来的地租的四分之一。假如王室土地更为广泛，那么它们的管理可能就会更坏。

人民大众从土地得到的收益，不是同土地的地租成比例，而是同土地的产物成比例的。一国土地的一切年产物，假如我们把留做种子的除外，就是人民大众每一年所消费的或用来交换由他们消费的某种其他东西的等价。凡是让土地产物低于他可能达到的水平的事情，也会让人民大众收益的降低比让地主收益的降低更多。

土地的地租，也就是归于地主的那部分产物，在大不列颠任何地方都被觉得不多于一切产物的三分之一。假如土地在一种耕作状态下每一年只可以带来一千万镑的地租，然而在另一种耕作状态下却可以带来两千万镑的地租；在两种情况下，地租假定为产物的三分之一；地主的收益在一种情况下比在另一种情况下每一年少一千万镑，然而人民大众的收益那么每一年会少三千万镑（扣除留做种子所必要的）。国家人口减少的数量，是每一年三千万镑（总是扣除种子）所可以维持的人数，依照余数在当中分配的不同阶级人民的具体生活和花费方式来定。

尽管现时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从国有土地的地租得到大多数的公共收益，然而在一切欧洲的大君主国，依然有大片土地属于王室。它们都是林地；这样的林地有的时候你走几英里也看不到一棵树；从产物和人口两方面来看，它们只不过是荒地和国家的损失。在任何一个欧洲大君主国，卖出王室土地会得到非常大一笔金钱，假如用来偿还国债，既可收回担保品，又可带来一笔比这样的土地过去为王室带来的更大的收益。在土地改良和耕种达到非常高程度、卖出时可以产生丰厚地租的国家，寻常按照三十倍年租的价格卖出土地，然而没有改良、没有耕种和地租低的王室土地，预期会按等同于四十倍、五十倍或六十倍年租的价格卖出。王室能够很快享受到这样的巨大价格在赎回担保品后带来的收益。在几年之中，它还会享受到另一笔收入。当王室土地变为私有财产时，会得到非常好的改良和耕种。这些土地的产物增加，因为增加了人民的消费和收入，也会增加全国的人口。王室从关税和货物税得到的收入，必定随着人民收益和消费的增加而增加。

在任何一个文明的君主国，国王从王室土地得来的收益尽管看起来并没有花费个人的钱，然而在事实上社会所付的代价多于对国王所享受到的任何其他同等收益所付出的代价。在所有的场合，为了社会的利益，应该用某种其他的收益去替代王室的这种收益，把土地在人民中分配，然而最好的分配方法可能就是向人民公开卖出。

用于旅游和观赏的土地，比如公园、林圃、散步场所等，在各个地方都被觉得是支出的原因而不是收益的来源，这些仿佛是在一个文明大君主国应该属于王室的唯一土地。

很明显，特殊属于君主或国家的两种收益来源，也就是公共资本和公共土地，作为支付文明大国必要费用的资源是既不恰当又不充足的；这种费用的大多数一定要由各种赋税来支付，人民把自己私人收益的一部分贡献出来，构成君主或国家的公共收益。

第二节　论赋税

在本书的第一卷已经解释过，个人的私人收益最终是从三种来源产生的：地租、利润和工资。每一种赋税，最终必定是由这三种收益来源之一支付，或由它们同样地共同支付的。我将会对下面各点尽可能作最好的说明：

第一，计划落在地租上面的赋税；

第二，计划落在利润上面的赋税；

第三，计划落在工资上面的赋税；

第四，计划无差别地落在私人收益的一切这三种来源上的赋税。

对这四种赋税的每一种的考察将使本章第二部分分为四项，之中三项又分为若干细节。从下面的评论能够看出，非常多赋税最终不是由计划落在它上面的资源或收入来源支付的。

在我着手考察各种赋税以前，一定要先提出有关通常税收的以下四个原则。

1﹑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应该尽可能地依照各自力量的大小，也就是说，按他在国家保护下所得到的收入的比例，对维持政府作出的贡献大小。一个大国政府的支出对于个人来说，也就像一宗大地产的管理费用对共同的佃农一样，佃农们应该依照各自在地产中的利益的大小来对管理费用作出贡献。遵守或忽视这个准则，构成所谓的征收赋税中的平等或不平等。每一种最终只落在上面所说的三种收益来源之一，上面的赋税，就它不影响其他两种来说，必定是不平等的，我在此尤其指出这一点；在接下来考察各种赋税时，我不再注意这样的不平等，然而只讨论某种税收是怎样不平等地落在它所影响的某种私人收入上面的。

2﹑每个国民一定要缴纳的赋税应该是确定的，没法是不定的。缴纳的时间、缴纳的方式、应该缴纳的数额，对任何一个纳税人和对所有其他的人都应该是清清楚楚的。如果不是这样，任何一个纳税人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征税人员权力的调节，后者能够对令人讨厌的纳税人加重税额，或用加税的恐吓来索取礼物或是贿赂。征收赋税的不确定性会鼓励这一类人的专横，甚至促进他们的腐化；这一类人哪怕是既不专横又不腐败，也很容易是不受人欢迎的。在征收赋税中，任何一个人应该缴纳的赋税的确定性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非常大程度的不平等也不像非常小程度的不确定的害处那么大。

3﹑每一种赋税应该按纳税者最方便缴纳的时间和用他们最方便缴纳的方式去征收。对地租或房租征收的赋税在支付地租或房租的时期去征收，是最方便纳税人缴纳的，或者说，这是他最有钱纳税的时候。对作为奢侈品的消费品征收的赋税，最终全都是由消费者支付的，通常来说这样的方式对他是非常方便的。他需要购买货物时，一点一点地纳税。他有随意买或不买的自由，假如他对这样的赋税感到有什么重大的不便，那就是他自己的错误了。

4﹑每种赋税应该这样来设计，让它从人民口袋中取出的钱或阻止人民得到的钱，超出它送入国库中的钱尽可能地少。一种赋税可能因为下述四种方式让它从人民口袋中取出的钱或阻止人民得到的钱，很大程度多于它送入国库中的钱。

第一，征税可能要求有非常多人员，他们的薪水可能吞掉大多数的税收，他们的额外索取可能对人民是一种额外增加的赋税。

第二，赋税可能妨碍人民的勤劳，抑制他们去从事某一业务部门，然而这一部门原本是能够维持和雇佣大量的人手的。当赋税迫使人民去纳税时，它可能减少或消灭可以让人民比较容易地去从事上面所说的业务的一部分资源。

第三，对试图逃税然而没有成功的不幸的人，实行没收和罚款经常会让他们破产，从而让社会可能从他们的资本运用中得到的利益化归乌有。一种欠思考的赋税是对走私的巨大引诱。然而对走私的惩罚必定随引诱的加强而增加。和所有寻常公平准则相反的是，法律首先造成了引诱，然后又惩罚受到引诱的人；法律通常还按对犯罪引诱的大小去加重惩罚，然而这样的情况原本是应该减轻处罚的。

第四，让人民受到征税人员的时常访问和讨厌的检查，因而让他们遇到非常多没有必要的麻烦、困扰和压迫，尽管困扰并不费钱，然而严格说来，它必然等于任何一个人愿意用来摆脱这样的困扰的支出。

因为这四种方式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赋税经常给人民带来的麻烦多，给君主带来的好处少。

上例各种准则的公平和效用是非常明显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很多国家的注意。几乎所有国家均依照自己最佳的判断，想要把自己的赋税设计得尽可能地平等，尽可能地确定，在缴纳的时间和方式上尽可能地方便纳税人，在带给国王的收益的比例方面尽可能地减少人民的负担。下面对不同时代和国家的一点赋税的简单评述将要表明，一切国家的努力在这些方面并没有获取同等的成就。

第一项租金税、土地地租税

对土地地租的赋税能够按某一标准征收，也就是说，对每个地区评定固定数额的地租，然后就不变更；也能够让税额随土地实际地租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土地耕种的改良或恶化，赋税也会有增有减。

土地税，假如就像大不列颠的土地税那样，每个地区按某种不变的标准征收，尽管在最开始规定时是平等的，必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变得不平等，随全国各地区耕种的改良或被忽视的不平等程度的差异。在英格兰，各个郡和教区应征收的土地税是依照威廉和玛利第四年的法律评估的，在一开始规定时就非常不平等。所以，这样的赋税是不符合上面所说的第一条准则的。它完全符合其他三条准则，它是完全确定的。纳税的时间就是纳租的时间，对纳税人是极为方便的。

尽管在所有的场合地主都是实际纳税人，然而税款大多数时候是由佃户垫付的，地主一定要在纳租时把它扣除。这样的赋税的征收，所用收税人员比任何其他会带来接近同样收益的赋税的征收所用人员少。因为这项赋税在每个地区不随地租的上调而上调，而且君主不分享地主从土地改良所得的利润。这样的改良诚然有的时候造成区内其他地主的破产。然而这有的时候会造成的对某一地产的赋税的加重总是非常小的，绝不可能阻碍这样的改良，也不可能让土地产物降到原本会有的水平下面。因为它没有减少产物数量的趋势，所以它也不可能有提高产物价格的趋势。它不可能妨碍人民的勤劳。除了纳税的不可避免之外，它没有让地主受到其他的不便。

地主从大不列颠一切土地按不变的固定评估征收赋税所得的利益，主要是因为和赋税性质完全无关的某些外部情况。

部分地因为国家的差不多每个地区的巨大繁荣，大不列颠的几乎一切地产的地租自从这样的评估第一次确定以来就在连续上调，其中没有一处的地租是在下降的。所以，地主差不多全都得到了依照他们地产现在的地租所应该缴纳的赋税，和依照往时评估的地租他们实际缴纳的赋税之间的差额。假如国家的状况有所差别，地租因为耕种的恶化而渐渐下降，地主就会差不多全都失去这样的差额。在革命以后所发生的事态下，地租评估的固定性对地主有利，对君主有害。在不同的事态下，它可能对君主有利，对地主有害。

因为赋税是用货币缴纳的，所以对土地的评价是用货币表示的。自从这样的评估确定以来，白银的价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铸币的标准在重量上或者是纯度方面都没有什么改变。假如白银的价值很大程度上调，就像在美洲银矿发现以前的两个世纪中发生的情形那样，评估的固定性可能证明是对地主非常有害的。假如白银的价值很大程度下降，美洲银矿发现以后至少有大概一个世纪的情况必然是这样的，土地评估的固定性就会让君主的这一部分收益大幅度减少。假如货币标准有了某些重大改变，降低同样多的白银的货币面额或提高它的货币面额，举例来说，一盎司白银不是铸成五先令二便士，而是铸成二先令七便士或十先令四便士，那么，在前一种情况下会损害地主的收益，在后一种情况下会损害君主的收益。

很明显，在和实际发生的情况稍有不同的情况下，这样的评估的固定性对纳税人或对国家可能是很大的困难。然而，在时代的变迁中，这样的情况在某个时候是必定会发生的。尽管帝国就像人类一切创造物一样，全都是要灭亡的，每个帝国都想要长期存在下去。所以，每一种制度（用意在和帝国本身一样长期存在下去）不仅应该在某种情况下是方便的，而且应该在一切情况下都是方便的；不仅应该适宜于暂时的、有的时候的或意外的情况，而且还应该适宜于同样的情况。

法国有几位自称为经济学家的学者，曾经建议采用一种随地租的变化而变化的土地税，也就是随着耕作的改良或被忽视而有升有降的税。他们觉得，一切的赋税最终都落在土地的地租上，因此应该对一定要最终纳税的资源平等地征收。说所有的赋税应该尽可能平等地落在一定要最终缴税的资源上，这必然是对的。然而他们用来支持自己非常微妙的理论的，是形而上学的论证，我们没有必要实行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讨论，只从接下来的评论就能够充分表明，什么是最终落在土地地租上的赋税，什么是落在某种其他资源上的赋税。

在威尼斯的领土内，农场主租赁的一切可耕地都是按地租的十分之一征收赋税的。租约登记在公家登记簿上，由各省或各地区的赋税官员来保管。当地主自己从事耕种时，地租按公平的评估来定值，而且降低税额的五分之一，所以对这样的土地地主只按假定地租的百分之八而不是百分之十纳税。

这样的土地税必然比英格兰的土地税更加平等。它可能不完全是那么确定，赋税的评估可能经常给地主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它在征收上也可能更为费钱。

然而，这样的管理制度可能这样来设计，以便在很大程度上防止这样的不确定和减少这样的费用。

举例来说，能够规定地主和佃户一定要共同在公家登记簿上登记他们的租约。能够规定对隐瞒或篡改出租条件的给予恰当的惩罚；假如将罚款的一部分给予两方中揭发或控告另一方有隐瞒或篡改行为的一方，就能够有效地阻止他们联合起来诈取公共收益。从这样的记录簿中，能够完全了解租赁的一切条件。

有些地主不提高租金，然而在重订租约时收取罚金。这样的做法在大多数场合都是浪费的方法，他为一笔现款，卖出价值要大得多的而没有收益。所以，这在大多数场合是有害于地主的。它经常有害于佃户，总是有害于社会；它经常从佃户手中取走那么大一部分资本，从而让他耕种土地的力量减少那么多，以致他发现支付一笔小地租比他原本是能够支付的一笔大地租更难。凡是降低他的耕种力量的事情，必定会让社会收益的举足轻重部分降低到它原本会有的水平下面。假如对这样的续租金的征收赋税比对大多数时候地租的征收赋税重得多，就可能阻止这种有害的做法，这对一切有关每一方，对地主、对佃户、对君主、对整个社会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有些租约对佃户规定整个租佃期间要实行必定的耕种方式和必定的作物轮耕方法。这种条件通常是因为地主自负有高超的知识（这种自负在大多数场合都是没有依照的）产生的结果，永远应该被看成是一种额外的地租，是用劳务支付的地租而不是用货币支付的地租。为了阻止这种做法（这通常是愚蠢的做法），对这样的地租评价应该非常高，因而对它征收赋税比对大多数时候货币地租征收稍微重些。

有些地主不要求用货币而要求用实物支付地租，用谷物、牲畜、家禽、葡萄酒、油类等，还有的地主要求用劳务支付地租。这样的地租对佃户的害处总是多于对地主的好处。他们过去口袋中取出的或者阻止他得到的，总是比送入后者口袋中的多。在任何一个实行这种方法的国家，佃户总是穷到乞丐一样，实行越严格，贫穷就越严重。同样，对这样的地租估价略高，从而对它征收赋税比对大多数时候货币地租略高，可能足够抑制这样的对整个社会有害的做法。

当地主自行耕种一部分土地时，能够依照靠近农场主和地主的公平裁判来估定地租的价值，给予他适度的减税，就像在威尼斯领土内所做的那样；只要他所占用的土地的地租不多于必定的数额。重要的是应该鼓励地主耕种一部分自己的土地。他的资本通常比佃户大，技术可以虽然比较差，却常可以带来较大的产物。地主有力量实行实验，通常也愿意实行实验。实验不成功只对他自己有不大的损失；实验成功，就可以对整个国家的土地改良和良好耕种作出贡献。然而，重要的是，赋税的减少只应该鼓励耕种到必定限度为止。假如大多数的地主被诱使去耕种他们的一切土地，那么，国家就会充满懒惰和浪费的地主管家（然而不是审慎和勤勉的租户，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所驱使，在自己的资本和技能许可的范围内耕种得非常好），他们的胡乱的经营不久就会让耕种质量降低，让土地的年产物缩减，不仅让他们主人收益减少，而且让整个社会的举足轻重的那部分收益也减少。

这样一种管理制度可能让这样的赋税摆脱因为不确定性而对纳税人造成的压迫或不便，同时可能在大多数时候土地管理中引进一种有助于全国通常改良和良好耕种的计划或政策。

征收随地租变动而变动的土地税，会比征收总是按固定评估征收的土地税费用稍微高些。需要在全国各地区安排登记官员，对地主自行耕种的土地有的时候需作出评估，两者均一定要有额外的支出。然而所有的支出可能是非常小的，远比征收很多其他赋税的支出更低，后者和土地税容易带来的收入相比较，所可以带来的收益是非常小的。

对这样一种可变土地税可能提出的举足轻重的反对理由，仿佛是它会妨碍土地改良。君主对改良支出没有作出贡献，却分享它的利润，地主必然不情愿实行改良。也就是说，哪怕是这样反对，可能也能够这样来排除：允许地主在着手改良以前，和税收官员一道，依照双方平等选出的一定数量的靠近地主和农场主的公平裁决，确定他的土地的实际价值；然后在若干年内依照这样的评估征收赋税，让他完全能够对他的改良支出作出一切补偿。这样的土地税提出的主要好处之一是，让君主从关心他自己的收益出发，注意土地的改良。所以，为对地主作出补偿所允许的期限没法比为此目的所必要的更长，否则地主享受到这样的利益的时期太久，会很大程度上挫伤君主的注意。然而，和他定得太短比，不过定得略长一点。

促进君主注意的刺激再大，也没法抵偿对地主注意的最小抑制。君主的注意，最多只不过是对什么事情有助于他的大多数领土的更好的耕种作出通常的广泛的思考。而地主的注意，则是对他地产上每寸土地的最有利的利用作出具体的详细的思考。君主的注意应该是，用他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手段，去鼓励地主和农场主；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依照自己的判断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给予他们通过享受到自己劳动的一切报酬的最完全的保障；为他们的每一部分产物开辟最广泛的市场，所以须在他自己领土以内的每个地区建立陆上和水上的最方便最安全的交通，而且确立对一切其他君主的领土出口的最不受到限制的自由。

假如这种管理制度可以让这样的赋税对土地改良不仅不可能造成妨碍，反而给予鼓励，那它就不可能对地主造成任何的不便，除了一定要纳税这样的总是不可避免的不便之外。

不管社会状态如何变化，不管是农业改良还是农业衰退，也不管白银价值和铸币标准如何变化，这样一种赋税没有必要加以任何注意，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和实际的情况相适应，不仅这样，在一切的变动下都与此同样公平合理。所以，它比任何总是依照某种评估征收的土地税更适合作为一种永久的和不变的规定来建立，或者说作为某种所谓的国家基本法来建立。

有些国家不是采用登记租约的简单明了的方法，而是采用对全国土地实行实际测量和评估这样的费力费钱的方法。他们可能是怀疑，出租人和承租人可能会为了诈取公共收入，联合起来，隐瞒租约的实际条件。《英格兰土地勘查记录书》仿佛就是这样的非常准确的测量的结果。

在古代的普鲁士国王的领土内，土地税是按实际测量和评估的结果征收的，这样的结果不时给予审查和修正。依照这样的评估，世俗地主按照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纳税，教士按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五纳税。西里西亚的测量和评估是依照当今国王的命令作出的，据了解，非常准确。依照这样的评估，布勒斯洛主教的土地按地租的百分之二十五征收赋税，新过去的两教教士的其他收益按百分之五十征收赋税，条顿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的采邑按百分之四十征收赋税，贵族保有地按百分之三十八征收赋税，平民保有的土地按百分之三十五征收赋税。

据了解，波希米亚的测量和评估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工作，直到1748年的和平以后，依照现今女王的命令才完成。从查理六世的时候开始的米兰公国的测量，1760年以后才完成。它被誉为从未有过的最准确的测量。萨沃伊和皮德蒙特的测量是依照已故萨迪尼亚国王的命令实行的。

在普鲁士国王的领土内，对教会收益的征收赋税比对世俗地主的高。教会的收益大多数取自土地的地租。教会收益很少用于土地改良，或用来在任何方面对增加人民大众的收益作出贡献。所以普鲁士国王可能觉得，教会收入对解救国家急难作出更大贡献是合理的。在某些国家，教会土地免纳一切赋税。在其他国家，对教会土地比对其他土地征收赋税较轻。然而在米兰公国，教会在1575年以前拥有的土地只按它的价值的三分之一征收赋税。

在西里西亚，对贵族保有地比对平民所有地征收赋税高百分之三。普鲁士国王可能觉得，前者拥有的各种荣誉和特权，足够用来补偿他略重的纳税，同时后者的卑微屈辱能够由纳税较轻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在其他国家，征收赋税制度不是减轻而是加重这样的不平等。在萨迪尼亚国王的领地，还有在法国征收所谓贡赋的各省，赋税完全落在平民所有的土地上，而贵族所有的土地免税。

按通常测量和评估征收的土地税，不管在起初是多么平等，必定在一个非常短促的时期内变成不平等。为了防止它变成这样的情况，需要政府对国内每个农场的详细状况和产物的一切变化作出连续的和耐心的注意。普鲁士、波希米亚、萨迪尼亚和米兰公国的政府事实上都作出了类似的注意，这是一种和政府的性质不相适宜的注意，它不可能是长期持续的。也就是说，即便可以长期持续，它在长期内给纳税人造成的麻烦和困扰或常常多于给他们带来的利益。

1666年，蒙托班税区对贡赋的征收，据了解是依照一项非常准确的测量和评估。到1727年，这样的评估变得完全不平等。为了补救这样的不便，政府没有其他方法，不得不对全税区额外征收十二万利弗的税。这样的额外的税是依照过去的评估对一切应纳贡赋各地区征收的。然而只对实际状况因为那种评估而征收赋税太低的地区征收，用来救济因为同一评估而征收赋税较高的地区。举例来说，有两个地区，依照实际状况一个应征收赋税九百利弗，另一个应征收赋税一千一百利弗，然而依照原本的评估都征收一千利弗。两个地区依照额外的征收赋税均定为征收一千一百利弗。但这样的额外的税只对纳税低的地区征收，完全用来救济纳税高的地区，后者因此只付九百利弗。政府从额外的税既无所得，亦无损失，这样的税完全用来补救因为过去的评估所产生的不平等。然而这种方法的运用完全由税区行政长官自由裁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是独断专行的。

不和地租成比例而和土地产物成比例的税

对土地产物征收的赋税事实上就是对地租征收的赋税，尽管最开始是由农场主垫支，最终还是由地主支付的。当产物的一部分一定要作为赋税付出时，农场主尽可能地计算这一部分的价值对各个年份平均来说可能会是多少，把这部分从他同意付给地主的地租中按比例扣除。没有一个农场主不事先计算教会的什一税（这就是这一类的土地税）各个年份平均可能是多少的。

什一税，还有每一种其他的这类土地税，表面上是完全平等的，事实上是非常不平等的税；在不同的情况下，固定有一部分的土地产物等于很多不同部分的地租。在某些非常肥沃的土地上，产量非常大，它的一半就完全足够补偿农场主在耕作中所利用的资本，还有等同于靠近地区农业资本的大多数时候的利润。其他的一半产物，或者说另一半产物的价值（二者是一回事），假如没有什一税，他就能够用来向地主支付地租。然而假如产物的十分之一取走，作为什一税，那他就必定会要求减少地租的五分之一，否则他就没有方法收回资本还有大多数时候的利润。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主的地租就不是一切产品的一半或十分之五，而只不过是它的十分之四。反过来，在比较贫瘠的土地上，土地的产量有的时候非常小，然而耕种费用非常大，要求有一切产物的五分之四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还有大多数时候的利润。在这样的场合，也就是说，即便没有什一税，地主的地租也只不过是一切产物的五分之一。然而假如农场主用产物的十分之一来支付什一税，他必定会要求地主的地租减少同样的数额，因此，地租减到只占一切产物的十分之一。在肥沃的土地上，什一税有的时候只不过是占每磅的五分之一的税，或每磅四先令；然而在比较贫瘠的土地上，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占每磅的一半的税，或者是每磅十先令。

什一税经常是一种对地租征收的非常不平等的赋税，所以它总是对地主改良土地和对农场主耕种土地的最大抑制。当教会不负担改良和生产的费用任何一部分，却要分享利润的巨大份额之时，地主不敢去从事十分重大的改良，这大多数时候是最费钱的改良；农场主不敢去生产最有价值的作物，这通常也是最费钱的作物。因为什一税，茜草的栽培在长时期内仅限于荷兰联邦，那是一个长老教会国家，因此免征这样的破坏性的赋税，对欧洲余下的地区享有生产这种有用染料的垄断权。后来在英格兰尝试引进这种植物的栽培，那是因为有法律规定，种植茜草每英亩只要纳税五先令，以此替代各种的什一税。

就像在欧洲大多数地区教会主要由一种不和地租成比例却和土地产物成比例的土地税所支持一样，在亚洲的许多国家，政府也主要是由这样一种土地税来支持的。

向土地产物征收的赋税，能够征收实物，或按某种评估征收货币。

一个教区的牧师，或一个住在自己地产上的小产业绅士，可能有的时候会感到用实物来收取什一税或地租有某些好处。这样的话，征收的数量和收取的地区都非常小，他们能够亲自监督应该缴纳的数额每一部分的征收和处理。一个住在首都的大地产绅士，假如位于遥远省份的一宗地产的地租也用实物支付，他就有受到他的代办人或代理人的疏忽，更多的是谎言的危险。君主因为他的征税人员的营私舞弊和巧取豪夺所受到的损失必定要大得多。最疏忽大意的私人拥有主，比起最谨小慎微的君主来，前者的仆人比后者的仆人更多地处在主人的监督之下；用实物支付的公共收入可能会受到收税人员管理不当的影响，通过这样向人民征收的赋税只有非常小一部分可以进入君主的国库中。

对土地产物征收赋税能够用货币征收，或是依照随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动的评估，或是依照一种固定的评估。举例来说，对每一蒲式耳小麦永远按同样的货币价格估值，不管市场情况如何。按前一种方法征收的赋税数量只随土地实际产物的变动而变动，后者依照对耕种的改良或疏忽而变化。按后一种方法征收的赋税数量，不仅随土地产物的变动而变动，而且随贵金属的价值，还有同一面额的铸币在不同的时候所含的贵金属的数量的变动而变动。前者的数额和土地实际产物的价值永远保持同样的比例。那么后者的数额在不同的时候可能和产物的价值保持非常不同的比例。

当不是用土地产物的一定部分，或一定部分的价格去纳税，而是用一定数量的货币去完全补偿一切的赋税或什一税时，这样的赋税就变得和英格兰的土地税在性质上完全相同。它不随土地的地租而上调或下降，它既不鼓励也不抑制改良。在大多数时候用一定货币去替代一切其他什一税的教区所征收的什一税，就是这样的性质的税。在孟加拉，不是按产物的五分之一用实物去支付，然而，据了解，是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规定一种非常适度的货币额缴纳土地税。有些东印度公司工作人员借口让公共收益恢复到它的应有价值，在某些省份把这样的货币额改为用实物支付。在他们的管理下，这样的改变既抑制了耕种，又让公共收入的征收中有了新的舞弊机会，结果，据了解，赋税收入很大程度低于他们当初接管时的水平。公司人员可能从这样的改变得利益，然而可能是凭放弃他们的主人和国家的利益。

房租税

房屋的租金能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称为建筑物租金，另一部分大多数时候称为地皮租金。

建筑物租金是用于房屋建筑上的资本的利息或利润。为了让建筑业和其他行业处在同一水平上，这样的租金一定要足够：第一，支付它把资本在有良好担保品贷出时所可以得到的利息；第二，让房屋时常保持维修，或者说在必定年限内恢复它在建筑上所利用的资本。所以，建筑物租金，或者说建筑物的大多数时候利润，在各个地方都是由货币的大多数时候利息规定的。在市场利息率为百分之四的地方，房屋租金除支付地皮租金之外，假如还可以支付一切建筑费用的百分之六或百分之六又二分之一，那就可能能够为建筑人带来足够的利润。在市场利息率为百分之五的地方，可能就需要支付百分之七或百分之七又二分之一。假如依照货币利息的比例，建筑者的行业在任何时候带来的利润比这更大得多，它不久就会从其他行业吸引非常多的资本过来，让利润降到它的应有水平下面。假如它在任何时候带来的利润比这更少得多，其他行业不久就会从它吸引去非常多资本，让它的利润重新提高。

一切房屋租金中多于足够带来这样的合理利润的部分，很容易归于地皮租金；在地皮一切人和房屋所有人是两个不同的人时，在大多数场合，这一部分完全付给前者。这样的剩余租金是房屋居住者为某种真正的或想象的位置利益而付出的。在离任何大城市非常远、那里有很多地皮可供选用的乡村房屋，地皮租金差不多等于零，或者不多于房屋占用地皮假如用于农业时所可以得到的数量。在大城市附近的乡村别墅，地皮租金有的时候要高得多，在那里特殊的便利和位置的优美经常得到很好的报偿。地皮租金最高的地方是大都市，还有大都市中对房屋的需求最大的地区，不管这种需求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贸易和营业，为了娱乐和社交，或者只不过为了虚荣和时髦。

对房屋租金征收的赋税，如由承租人支付而且和每所房屋的一切租金成比例，那就不可能影响建筑物租金，至少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是这样。假如建筑人得不到他的合理利润，他就没办法不离开建筑业，这就会提高对建筑物的需求，在短时期内让他的利润回到和其他行业的利润所保持的应有水平，这样的赋税也不可能完全落在地皮租金上面，而是会这样地自行划分，一部分落在房屋住户身上，一部分落在地皮拥有人身上。

让我们举例设想，某人判断，自己每一年可以出得起六十镑的房屋租金；再让我们设想，对房屋租金征收赋税为每镑四先令，或五分之一，由住户支付。在这种情况下，一所租金六十镑的房屋每一年需要花费七十二镑，比他如果自己可以出得起的多十二镑。所以，他把满足于一所差一点的房屋，或一所租金的房屋，还有他一定要缴纳的十镑税，共计每一年六十镑，就是他判断自己可以出得起的数量，为了付税，他将要放弃的部分从每一年租金高出十镑的房屋所可以得到的额外便利。我说的是，他将要放弃一部分这样而来的额外便利，因为他不可能被迫放弃一切便利，然而只不过因为征收赋税，得到一所每一年五十镑的在比没有赋税时所可以租到的较好房屋。因为，这样的税来排除这一竞争者，必定会减少对租金六十镑房屋的竞争，也必定会与此同样减少对租金为五十镑的房屋的竞争，还必定会与此同样减少对一切各种租金的房屋的竞争。除了最低租金的房屋之外，对这样的房屋在一段时期这将会增加竞争。

然而竞争减少的每一类房屋的租金，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下落。然而，因为这样的减少的任何部分至少在极其长时期内不可能影响建筑物租金，所以在长时期内必定一切落在地皮租金上面。所以，这样的赋税的最终支付会部分地落在住户身上，他为了支付自己的份额，没办法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便利；部分地落在地皮拥有人身上，他为了支付自己的份额，没办法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收益。在他们之间最终支付的比举例来说如何划分，可能不是更容易确定的。在不同的情况下，这样的划分可能非常不同，依照这些不同的情况，这种税对房屋住户或地皮一切人可能产生非常不平等的影响。

这样的税落在不同地皮租金拥有人身上的不平等，完全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划分的偶然不平等造成的。然而它落在不同房屋住户身上的不平等，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房租的支出在整个生活费用中所占的比例，在不同的财产大小程度中是不同的。在财产最多时，这一比例最高；以后财产渐渐减少，这一比例亦渐渐下降；直至财产最低时，这一比例通常最低。生活必需品是穷人的最大支出。他们发现难以得到食物，他们微薄收入的绝大多数都用在食物上。生活奢侈品和装饰品是富人的主要支出；一所壮丽的住宅让他们拥有的一切其他奢侈品和装饰品得到衬托，益发增光。所以，对房租征收赋税，通常落在富人身上最重；然而在这样的不平等中，可能没有什么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富人不仅应该依照他们收益的比例对公共开支作出贡献，而且应该比这个比例贡献略多，这并不是非常不合理的。

房屋租金尽管在某些方面和土地地租有些相似，但是在一个方面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土地地租是为利用一种有生产力的东西来支付的。支付地租的土地，自己生产这样的地租。房屋租金是为利用一种没有生产力的东西而支付的。房屋或是房屋占用的地皮都不生产什么东西。所以，支付租金的人一定要从某种其他收益来源提款，这样的来源是和这样的东西不同的、无关的。对房租征收的赋税，就它落在住户身上来说，一定要从和租金本身同样的来源提款，一定要从他们的收入当中去支付，不管这样的收益是来自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润或土地的地租。就它落在住户身上来说，它是这样的赋税之一，也就是说，它们不是落在某一种收益来源上，而是没有差别地落在这一切三种收益来源上，它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具有和对任何其他消费品征收的赋税同样的性质。通常说来，要对一个人的一切支出的奢华或是节俭作出判断，可能没有一件东西可以比得上他的房租。对这一特殊支出项目征收比例税，所得收益可能比在欧洲任何地区迄今从其他赋税所得的收益更大得多。诚然，假如这种税非常高，大多数的人民会想要尽可能地避税，满足于较小的房屋，把自己的大多数支出转用在其他的渠道上。

运用和确定土地的大多数时候地租所必要的那样的政策，对房租能够非常容易非常精确地给予确定。没有人住的房屋不应征收赋税。对这样的房屋征收赋税会完全落在所有人身上，因此是对既不为他带来方便也不为他带来收益的东西征收赋税。由所有人居住的房屋不应按建筑房屋时可能需作的支出征收赋税，然而应按假如出租时由公平裁定觉得可能带来的租金征收赋税。假如按建筑房屋时他们可能作出的开支征收赋税，那么每磅三先令或四先令的税，还有其他赋税，就会让这一国家、我相信会让所有其他文明国家差不多所有的富人和大家族全都破产。凡是仔细考察过这一国家的某些最富有的大家族的不同的城市房屋和乡村房屋的人，都会发现，假如按照最开始建筑费用的百分之六又二分之一或百分之七征收赋税，他们的房租就将要等于他们地产所收的一切净租金。诚然，建房是连续几代人的积累的支出，用在非常美丽和壮观的目的上，然而，依照他们的成本的比例，交换价值却非常小。

地皮租金比房屋租金是更恰当的征收赋税对象。对地皮租金征收赋税不可能抬高房屋租金。它会完全落在地皮拥有人身上，地皮拥有人总是像一个垄断者那样行事，对利用他的地皮勒索可能得到的最大租金。他可以得到多少，依照竞争者为富人或穷人来定，或依他们有力量付出或大或小的价钱来满足他们对某一特殊地点的爱好来定。在任何一个国家，最大数量的富人竞争者都在大都市中，所以在那里的地皮租金总是最高的。因为这样的竞争者的财富在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因为对地皮租金征收赋税而有所增加，所以他们不可能倾向于为利用地皮而支付更多。赋税是由住户垫支，还是由地皮拥有人支付，是无关紧要的。住户越是没办法不付税，他们就越不情愿为地皮缴税，因此赋税的最终付出就会完全落在地皮拥有人身上。无人居住房屋的地皮租金不应纳税。地皮租金和土地的大多数时候的地租，在许多场合，都是拥有人自己没有必要去关心或注意就可以享受到的一种收益。尽管这样的收益的一部分一定要为支付国家开支而取走，却不可能挫伤任何一种产业。社会每一年的土地和劳动产物，也就是说，广泛民众的真正财富和收入，在纳税后可能和过去一样。所以，地皮租金还有土地的通常的地租，可能是最可以承担向它们征收一种非常赋税的收入。

在这方面，地皮租金仿佛甚至是比大多数时候的土地地租更恰当的征收赋税的对象。大多数时候的土地地租在非常多场合至少部分是因为地主的注意和良好经营。一项非常重的赋税可能会过分地抑制这样的关注和良好经营。然而地皮租金按照它多于大多数时候的土地地租来说，完全是因为君主的良好治理，它因为保护了所有人民的或某一特定地方居民的产业，让他们可以比自己建筑房屋所用地皮的实际价值支付更多，或者说对地皮拥有人所支付的比利用地皮可能受到的损失更多。对因为国家的良好治理而存在的资源应该征收非常赋税，或者说这样的资源应比大多数其他资源对支持政府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是最合理的事。

尽管在欧洲很多国家对房屋租金征收赋税，然而我不明白有任何一国把地皮租金看成是分别的征收赋税对象。赋税设计人可能感到，要确定哪一部分租金应视为地皮租金，哪一部分租金应视为建筑物租金，不免有些困难。然而，要区别这两部分租金仿佛并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困难。

在大不列颠，依照所谓的年土地税，房屋租金和土地地租按同样的比例征收赋税。依照任何一个教区和地区对年土地税的评估，两者的税率总是同样的。这样的评估最开始是极不平等的，现在也依过去的是这样。在王国的大多数地区，这样的税落在房屋租金上比落在土地地租上较轻。只在少数几个地区，原本税率非常高，房屋租金大为降落，每镑三先令或四先令的土地税才被说成和房屋的实际租金比例相同。无人租用的房屋尽管依照法律也与此同样征收赋税，然而在大多数地区估税员特准免税；这样的豁免有的时候让某些房屋的税率稍有变化，尽管全区的税率总是同样。因为新建筑物、修缮等造成租金提高，然而房租税却没有提高，造成了某些房屋税率的进一步变化。

在荷兰，每所房屋按它的价值征收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的税，不管实际支付的租金是多少，也不管有无人租住。强迫拥有人对没法从而得到任何收入的无人租用的房屋缴税，尤其是一种非常重的税，仿佛是一种苛刻。在荷兰，市场利息率不多于百分之三，对房屋的一切价值征收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的税，在大多数场合必定会等于建筑物租金的三分之一以上，可能等于一切租金的三分之一以上。诚然，对房屋征收赋税的评估尽管是非常不平等的，据了解总是低于实际价值。当房屋重建、改良或扩大时，重新评估，从而按新值征收赋税。

英格兰在不同时期对房屋征收的各种赋税的设计人仿佛觉得，要极其准确地确定每所房屋的实际租金有巨大的困难。所以，他们按某些比较明显的情况来规定税额，他们可能觉得，在大多数场合，这些情况同租金保持某种比例。

第一种这样的税是炉捐，或每个火炉征收赋税二先令。为了确定一所房屋有多少火炉，收税员一定要进入任何一个房间。这样讨厌的访问让这样的税令人讨厌。所以，在革命后不久，它被作为奴隶制度的标志而废除。

第二种这样的税是每栋有人居住的房屋征收赋税二先令，有十个窗户的房屋加征收四先令，有二十个和二十个以上窗户的房屋增收八先令。这样的税嗣后加以修改，凡有二十个然而不到三十个窗户的房屋征收赋税十先令，三十个及以上窗户的房屋征收赋税二十先令。窗户的数量在大多数场合能够从外面数清，在所有场合都没有必要进入房屋的每个房间。所以，收税员的访问在这样的税比火炉税较少令人不快。

这种税以后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窗户税，它也经历了不止一次改变和增加。现在（1775年1月）实行的窗户税，是在英格兰每所房屋征收赋税三先令、苏格兰每所房屋征收赋税一先令之外，再对每个窗户征收赋税，在英格兰，从不多于七个窗户的房屋的最低税率二便士，渐渐增至二十五个及以上窗户的房屋的最高税率二先令。

对一切这一类税的主要反对理由是它们的不平等，一种最差劲的不平等，因为它们经常落在穷人身上会比落在富人身上更重。一所在乡村市镇上通过十镑出租的房屋，有的时候比一所在伦敦通过五百镑出租的房屋有更多的窗户；尽管前者的住户比后者的住户可能要穷得多，然而就他的贡献是按窗户税的规定来说，他一定要对维持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所以，这样的税是直接违反上面所说的四个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的。它对其他三个原则仿佛并不违背。

窗户税还有一切其他向房屋征收的赋税的很容易产生的趋势，是降低租金。非常明显，一个人缴税越多，他所可以支付的租金就越少。然而，自从征收窗户税以来，我所明白的大不列颠的差不多每个城市和乡村的房租大体上都多少有所上调。在每一处，对房屋的需求均有增加，导致房租的增长比窗户税所可以让之降低的程度更大，这是国家巨大繁荣和居民收益增长的许多证据之一。

第二项利润或资本收益税

由资本产生的收益或利润很容易分成两部分：用来支付利息、属于资本拥有人的部分；一定要用来支付利息的剩余部分后者多于前者。

利润的后一部分明显没法是直接征收赋税的对象。它是对利用资本的风险和麻烦的补偿，在大多数场合只不过是非常微薄的补偿。利用者一定要有这样的补偿，要不然他就没法持续这样的用途而又和他自己的利益相符合。所以，假如按他的一切利润的比例直接征收赋税，他就没办法不提高他的利润率，或把赋税转到货币利息上。假如他按照赋税的比例提高他的利润率，那么一切赋税尽管可能由他垫付，最终还是由两种不同的人中的一种人去支付，依他如何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来定。

假如他把其用作农业资源耕种土地，他只可以靠保留土地产物的较大多数或土地产物较大多数的价格（二者是一回事）来提高他的利润；然而要这样来做就只能靠减少地租，所以赋税的最终支付就会落在地主身上。假如他把其用做商业或制造业资本，他只可以靠提高其的货物的价格来提高他的利润率，在这样的场合，赋税的最终支付会完全落在货物消费者身上。假如他没有提高他的利润率，他就没办法不把一切赋税转到利润中用做货币利息的部分之上。他对借人的资本只可以讨较少的利息，在这样的场合赋税的一切负担最终会落在货币利息上面。假如他没法用一种方式让自己免于缴税，他就没办法不用另一种方式去让自己免于缴税。

乍看起来，货币利息和土地地租仿佛是可以与此同样直接征收赋税的对象。就像土地地租一样，货币利息是完全支付利用资本的一切风险和麻烦以后的净产物。对土地地租征收赋税不可能提高地租，因为支付农场主资本还有他的合理利润以后剩下来的净产物，在纳税以后不可能比在纳税以前更大；依照同样的理由，对货币利息的征收赋税也不可能提高货币的利息率，因为一国资本或货币的数量，就像土地的数量一样，在征收赋税以前和征收赋税以后是保持不变的。

在第一卷的时候已经指出，大多数时候利润率在各个地方都是由可以提供利用的资本量对于利用的数量或一定要用资本实行的营业量的比例规定的。然而利用的数量或应由资本完成的营业的数量不可能因为征收在货币利息上的赋税增加或减少。所以，假如可供利用的资本数量不因为赋税而增加或减少，大多数时候利润率必定会保持不变，然而补偿利用者的风险和麻烦所必要的这一剩余部分也与此同样会保持不变，因为这样的风险和麻烦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变化。因此，属于资本拥有人的、用来支付货币利息的那部分余额，也必定会保持不变。所以，乍看起来，货币利息也就像土地地租一样，仿佛是适合直接征收赋税的对象。

然而，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令货币利息远远不像土地地租那样适合作为直接征收赋税的对象。

第一，任何一个人拥有的土地的数量和价值不可能是秘密，总是能够非常准确地给予确定。然而他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却总是一种秘密，非常难以准确地给予确定。除此之外，它还差不多是连续变化的。在一年之中，经常是在一个月之中，有的时候是在一天之中，它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增有减。调查任何一个人的私人情况，为了让赋税与之相适宜，一定要去监视他的财产的一切波动情况，这会给人造成连续的和无止无休的苦恼，是任何人所没法承受的。

第二，土地是没法移动的对象，然而资本却非常容易迁移。土地拥有人必定是他的地产所在的某一国的公民。那么资本拥有人能够说是世界公民，他不必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他会放弃这样的一个国家，在那里他受到令人苦恼的调查，对他征收苛重的赋税；他会把资本移往另一个国家，在那里他可以更加容易地实行营业，或享受自己的财富。通过转移资本，他会终止他在离去国家所维持的一切产业。资本耕种土地；资本雇佣劳工。一种把资本从任何一国驱赶出去的赋税，会让君主和社会的每一种收益来源枯竭。不仅资本的利润，而且土地的地租和劳动的工资，都必定会因资本的移出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

因此，试图对资本收益征收赋税的国家，不是采用那种非常严格的调查方法，而是没办法不满足于采用某种非常宽松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武断的估计方法。用这样的方式估计征的赋税的极端不平等和不确定，只可以用它的极端轻微去补偿，所以，任何一个人发现对自己的征收赋税很大程度低于他的实际收益，尽管他的邻人比他纳税稍微低些，他也不让自己感到烦恼。

依照英格兰的所谓土地税，资本应和土地按同一比例征收赋税。当土地征收赋税为每镑四先令或推定地租的五分之一时，资本征收赋税应为推定利息的五分之一。当现行年土地税第一次建立时，法定利息率为百分之六。所以，每一百镑资本假定应征收赋税二十四先令，也就是说，六镑的五分之一。自从法定利息率降至百分之五以来，每一百镑资本假定只征收赋税二十先令。通过所谓土地税筹集的总数，是在乡村和主要城市间划分的。大多数的钱取自乡村；在取自城市的那一部分中，大多数又向房屋征收。剩下来向城市的资本或营业征收的税收（因为不计划对用于土地的资本征收赋税），远远低于那种资本或营业的真正价值。所以，不管最开始的评估可能是多么不平等，也不可能引起什么骚动。任何一个教区和地区依过去的按照最开始的评估来对它的土地，对它的房屋和对它的资本征收赋税；然而国家的广泛繁荣在大多数地方都让所有的价值大为提高，让这样的不平等现在更不重要了。任何一个地区的税率依过去的总是一样，这样的赋税的不确定性，就其可能向任何个人的资本征收来说，也已经大为减少，而且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假如说英格兰的大多数土地是按其实际价值的一半来征收土地税的，那么，英格兰的大多数资本可能是按其实际价值的五十分之一来征收土地税的。在某些城市，一切土地税向房屋征收；比如在威斯敏斯特，资本和营业是不征收土地税的。伦敦却不同。

在所有国家，想要避免对私人情况实行严格的调查。

在汉堡，任何一个居民一定要向国家支付自己所有的百分之四分之一；因为汉堡人民的财富主要是资本，这样的税能够看成是对资本征收的税。任何一个人自己估税，在地方长官面前，每一年把必定数量的货币投入公库，通过宣誓，宣布这是他所拥有一切的百分之四分之一，然而不宣布总数量多少，就这件事也不接受到任何考察。通常觉得这样的税的缴纳是非常忠实的。在一个小共和国里面，人民对他们的地方长官怀有充分的信心，深信有必要为维持国家而纳税，而且相信税款会被忠实地用于那个目的，这样的凭良心的和自愿的支付有的时候是能够预期的。这也不是汉堡人民所特有的。

瑞士的翁德沃尔德州经常受到暴风雪和洪水的灾害，因此常需作出非常的开支。遇到这样的情况，人民聚集起来，据了解，任何一个人用最大的坦诚宣布自己的一切共值多少，方便于征收赋税。在苏黎世，法律规定任何一个人应依照他收益的比例征收赋税，收益总额他一定要通过宣誓来宣布。据了解，他们毫不怀疑自己的任何同胞会对他们说谎。在巴西尔，国家的主要收益来自对出口货物征收的小额关税。所有的公民都宣誓，他们每三个月支付法律规定的一切赋税一次。所有的商人，甚至所有的旅店主人，都受到托自己记载在境内外卖出的货物，每三个月末他们把这样的记录送交财务官，在记录接下来计算出应纳税额。没有人怀疑收入将会因这样的信托而受到损失。

让任何一个公民通过宣誓来宣布自己的财产数量，在瑞士的这些州中，仿佛并不算是什么困难。然而在汉堡，那就会算是最大的困难。那些从事冒险的贸易计划的商人，想到要在任何时候暴露自己的实际情况，都会感到十分战栗。他们预见到，这样做的结果，时常是信用的破产和计划的惨败。一种谨慎的节俭的人民，从来不从事这类计划，而且不感到他们有必要去做出这样的隐瞒。

荷兰在奥伦治王子就任总督后不久，对每个公民的所有财产征收百分之二的税，也就是说，所谓五十便士取一。每个公民自行估税，按和汉堡同样的方式缴税；通常觉得，纳税是非常忠实的。当时人民对他们的新政府十分爱戴，这是他们通过一次总暴动刚刚建立的。税只付一次，方便于解救国家的非常急需。诚然，它太重了，没法永久持续。在一个市场利息率很少超过百分之三的国家，百分之二的税达到大多数时候从资本所得的最高净收益的每镑十三先令四便士。对这样的税，不在一定程度上侵蚀自己的资本，非常少有人可以付得起。在特殊的紧急状态下，人民出于巨大的爱国热情，作出巨大的努力，甚至放弃一部分资本，去拯救国家，他们不可能在长时期内持续这样做；假如他们这样来做的话，赋税不久就会让他们倾家荡产，完全没有力量去支持国家。

英格兰通过土地税对资本征收的赋税，尽管和资本成比例，却并不计划要减少资本或取走其一部分。它只不过想要成为一种对货币利息征收的税，它的比例和对土地地租征收的税同样；所以，当后者为每镑四先令时，前者也可能为每镑四先令。汉堡的税，还有翁德沃尔德和苏黎世的更轻的税，用意也与此相同，不是对资本征收赋税，而是对资本的利息或净收益征收赋税。荷兰的税用意是在向资本征收赋税。

特殊用途资本的利润税

在某些国家，对资本利润征收特殊的赋税，有的时候是当资本用在特殊的贸易部门上，有的时候是当资本用在农业上。

属于前一种的，在英格兰有对沿街叫卖的小贩和巡回小贩征收的税，有对出租的马车和轿子征收的税，有对酒店主为获取零售麦酒和火酒执照征收的税。在最近一次战争中，曾经提议对店铺征收另一种同样的税。据了解，实行这次战争是为了保卫国家的贸易，因而会因这次战争得到利益的商人应该对支持战争作出贡献。

然而，对利用在任何特殊商业部门的资本的利润征收赋税，不可能最终落在商人身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定要有自己的合理利润；然而在实行自由竞争的地方，所得也不可能多于这样的利润），总是落在消费者身上，他们一定要在商品价格中支付商人垫支的赋税，通常还带着一点超额。

当这样的税和商人的营业成比例时，最终由消费者支付，不可能造成对商人的压迫。然而当它不和商人的营业成比例而是对一切的商人与此同样征收时，尽管最终也是由消费者支付，然而优惠大商人，对小商人造成一点压迫。对每辆出租马车每星期征收赋税五先令，对每辆出租轿子每一年征收赋税十先令，当其由这样的马车和轿子的拥有人垫支时，和他们各自的营业范围保持颇为准确的比例。既不给大商人优惠，也不压迫小商人。对卖出麦酒的执照每一年征收赋税二十先令，对卖出火酒的执照每一年征收赋税四十先令，对卖出葡萄酒的执照每一年征收赋税八十先令，对一切的商人都是一样。必定会让大商人得到一点好处，对小商人造成一点压迫。前者比后者会感到更容易从自己货物的价格中找回所垫支的赋税。然而，税额的轻微让这样的不平等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在很多人看上去，稍稍抑制小麦酒店的增多也不是不合适的。

对商店的征收赋税用意与所有的商店征收赋税同样。它不可能不是这样。要让赋税和商店营业的大小保持极其准确的比例，就没办法不实行调查，然而这在一个自由国家是完全没法接受的。假如赋税非常重，它会压迫小商人，迫使差不多一切零售业落入大商人手中。前者的竞争既已消除，后者就会享受到这样的营业的垄断权，就像一切其他的垄断者一样，他们不久就会联合起来，提高他们的利润，很大程度多于为支付赋税所必要的。最终的支付不是落在店主人身上，而是落在消费者身上，在店主人的利润上加上非常大的超额。因为这些原因，就把对商店征收赋税的计划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1759年的补助税。

法国的所谓个人贡税，可能是欧洲一切地区对农业资本的利润征收中的举足轻重的赋税。

在封建政府盛行时的欧洲混乱状态下，君主没办法不满足于对无力拒绝纳税的弱小人民征收赋税。大领主虽然愿意在特殊紧急状态下帮助君主，但是拒绝缴纳任何日常的赋税，而君主又没有强大到足够强迫他们。一切欧洲的土地拥有者最开始大多数都是农奴。在欧洲的大多数地区，他们渐渐得到解放。他们中有些人得到了地产的财产权，通过便宜奴隶条件拥有地产，有的时候是在国王后面，有的时候是在某个其他的大领主后面，就像英格兰古代的依据官文享有不动产者一样。其他没有得到财产权的人，对他们在自己的领主下所占用的土地得到了必定年限的租地权，因此变得不依附于他的领主。大领主们仿佛满怀恶意，对这样的下层人民这样来享有的繁荣和独立程度，既感到愤怒，又非常轻视，乐于同意君主向他们征收赋税。

在某些国家，这样的税只限于依照便宜奴隶条件所有的土地，在这样的场合，贡税据了解是不动产的贡税。萨的尼亚过去国王设立的土地税，在普罗旺斯、朗格多克、多菲那和布列塔尼各省，在蒙托邦征收赋税区，在阿让和康顿选举区，还有在法兰西某些其他地区征收的贡税，就是对通过便宜奴隶条件所有的地产征收的赋税。在其他国家，赋税是向一切拥有农场或属于他人的土地（不管他所有条件如何）的人的推定利润征收的，在这样的场合，贡税被说成是个人的贡税。在法兰西的大多数称为“选举区”的各省，贡税就是这一种。不动产的贡税只对国内的部分土地征收，必定是一种不平等的税；然而它并不总是一种武断的税，尽管在某些场合它是武断的。个人的贡税，用意是在和某类人民的利润成比例，然而这样的利润的大小只可以猜测，所以必定既是武断的，又是不平等的。

在法国，现时（1775年）每一年向二十个征收赋税区（称为“选举区”）征收的个人贡税共达四千零十万七千二百三十九利弗十六苏。这个总数在各个省份分摊的比例，每年不同，依照国王枢密院所收到的有关作物丰歉与其他可能增加或减少它们各自的纳税力量的情况的报告来定。每一征收赋税区又分为若干小选举区，对全区征收的税收总额在各小选举区间的分配也是每年不同，依照向枢密院提出有关各自力量的报告来定。枢密院即使有最好的愿望，也不可能极其准确地让这两种估计和征收赋税省份或地区的真正力量成比例。愚蠢和误报总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最正直的枢密院。

任何一个教区应该分摊的对整个选举区征收的税额，任何一个人应该分摊的对他的教区征收的赋税总额，与此同样每年不同，依照环境被觉得如何要求来定。这样的环境，在一种情况下由选举区官吏判定，在另一种情况下由教区官吏判定，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省长的指引和影响。据了解经常误导这种评估的，不仅有愚蠢和误报，还有友情、党派仇恨和私人仇恨。

非常明显，非常少有应该纳税的人在评估以前可以明白他应该缴纳的是多少。甚至在评估以后他也没法确切明白。假如有任何应该免税的人，被征收赋税，假如有任何人被征收的税多于他的应税比例，尽管他当时一定要缴税，然而假如他们提出申诉，而且可以证明他们的申诉是有理的，下一年整个教区就被重新征收赋税去偿还他们。假如任何纳税人破产或无支付力量，收税员就一定要代他缴税，然后在下一年对整个教区征收赋税去偿还收税员。假如收税员自己也破产，选举他的教区一定要就他的行为对选举区的总收税官负责。但是，因为总是收税官对整个教区提起诉讼是件麻烦的事，所以他选定五六个最富的纳税人，命令他们补偿因收税员的没有支付力量而失去的款项。随后教区重新征收赋税，去补偿这五六个人。这样的重新征收赋税经常多于征收赋税年份的贡税。

当一种税征收在某一特殊贸易部门的利润之上时，商人们全都小心不让送往市场的货物多于他可以通过足够补偿垫支税额的价格卖出的数量。有些人从这样的贸易中抽回自己的一部分资本，因此市场的供应比以前较少，于是货物的价格上调，赋税的最终支付就落在消费者身上。然而当赋税征收在农业资本的利润之上时，从农业中抽回自己的任何一部分资本是不符合农场主的利益的。每个农场主占用一定数量的土地，为此他们支付地租。为了合适地耕种这样的土地，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资本；抽回任何一部分这样的必要的资本，农场主不可能更有力量去支付地租或赋税。为了支付这样的赋税，他的利益绝不在于减少产物的数量，从而让市场的供给比以前更少。所以，赋税没法让他提高自己产物的价格，把最终的支付推给消费者而让自己得到补偿。

然而，农场主也就像任何一个其他的商人一样，一定要得到自己的合理利润，要不然他就没办法不放弃这个行业。在征收此种赋税以后，他只有向地主少付地租才可以得到他的合理利润。他一定要付出的赋税越多，他所可以付出的地租就越少。当租约有效期间征收这样的赋税时，无疑的可能让农场主陷入困境或破产。在重新订立租约时，赋税必定会落在地主身上。

在征收个人贡税的国家，对农场主应该按照他在耕种中所利用的资本的比例征收赋税，因此，他经常不敢拥有良好的马群或牛群，而是想要用最恶劣、最没有价值的农具去耕种土地。他不信任评估员的公正，所以假装贫穷，愿意看起来就好像无力支付任何东西，因为恐怕没办法不支付太多。由于这样的可怜的方法，他可能没有总是用最有效的方式去思考他自己的利益，通过减少他的产物所损失的，可能比通过减少他的缴税所节俭的更多。尽管因为这样的不良的耕种让市场的供给无疑要稍微差些，然而这样造成的价格的小小上调甚至没法补偿农场主的产物的减少，那就更没法让他向地主支付更多的地租。公家、农场主和地主全都是因为他的耕种退步而受到损失。有关个人的贡税通过非常多不同的方式抑制耕种，因此让任何一个富裕国家的主要财富来源枯竭，我已经在本书第三卷作出过评述。

在北美的南方各州还有在西印度群岛有所谓人头税，每一年向任何一个黑人征收赋税若干，是真正向农业中利用的某种资本的利润征收的赋税。因为种植人大多数既是农场主又是地主，所以，赋税的最终支付落在作为地主的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补偿。

对耕种中利用的奴隶每人征收赋税若干，仿佛自古以来在全欧洲就非常常见。在俄罗斯帝国，现今仍依过去存在这样一种赋税。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有各种人头税常被说成是奴隶的标志。可是，对纳税者来说，每一种税不是奴隶的标志，而是自由的标志。诚然，赋税表明他隶属于一个政府，但是，既然他有些财产，他本人就不可能是一个主人的财产。对奴隶征收的人头税和对自由人征收的人头税完全不同。后者是由被征收的人自己支付的，前者是由此外另一种人支付的。后者在大多数场合既是完全武断的又是完全不平等的；前者在某些方面尽管是不平等的，因为不同的奴隶具有不同的价值，却在任何方面都不是武断的。每个主人都明白自己有多少奴隶，准确地明白自己要纳多少税。然而，这些用同一名称表示的不同的税，却被觉得具有同样的性质。

荷兰向男仆和女仆征收的税，不是对资本征收的赋税，而是对支出征收的赋税，和对消费品征收的赋税相似。在大不列颠最近向每个男仆征收的一基尼的税，就是这样一种税。它落在中等阶级的人身上最重。一年收益二百镑的人可能雇佣一个男仆，一个收益一万镑的人不可能雇佣五十个男仆。这样的税不可能影响穷人。

对特种用途中的资本的利润征收赋税，绝不可能影响到货币的利息。没有人会对把钱用在征收赋税用途中的人比对把钱用在不征收赋税用途中的人收取较少的贷款利息。对从各种用途的资本产生的收益征收赋税，在政府想要比较准确地征收的地方，在非常多场合都落在货币利息上。法兰西的二十便士取一的税（Vingtíeme），和英格兰的土地税是一种类似的税，是同样向来自土地、房屋和资本的收益征收的。就它的影响资本来说，它比英格兰土地税征收在同一资源上的部分评估更为准确，尽管不是非常苛刻。它在许多场合完全落在货币利息上面。在法兰西，货币经常被投入一种所谓“年金契约”，也就是说，一种永久年金，债务人如果可以偿还原来借的数量，随时可以赎回，然而债权人除非在特殊场合，没法赎回。二十取一的税仿佛没有提高这样的年金率，尽管它是完全依照这样的年金征收的。

第一项和第二项附录

土地、房屋和资财的资本价值税

当财产保留在同一个人手中时，不论对它征收什么永久性的赋税，目的都不是要减少它的资本价值或取走资本价值的一部分，而只不过是在取走从中产生的收益的一部分。然而当财产转手时，也就是说，从死者转到生者，或从生者转到生者手中时，向它征收的赋税经常必定要取走它的资本价值的一部分。

一切各种财产从死者向生者的转移，还有不动产也就是土地和房屋从生者向生者的转移，都是在性质上公开的、众所周知的交易，或是没法长久隐瞒的交易。所以，对这样的交易是能够直接征收赋税的。资本或动产从生者转移到生者采取贷款形式的交易，经常是秘密的交易，能够永远让之成为秘密的交易。所以，对它不容易直接征收赋税。对它曾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间接地征收赋税：第一，要求包含偿还义务的契约写在支付过一部分印花税的使用纸（或羊皮纸）上，要不然就无效；第二，要求这样的契约登记在公开的或秘密的登记簿上，在登记时征收必定的税，要不然就无效。印花税和登记税经常征收在把一切各种财产从死者转移给生者、或把不动产从生者转移给生者的契约上，这样的交易可能是不容易直接征收赋税的。

由奥古都特向古罗马人征收的二十便士取一的遗产税（the Vicesiwa Heredifatum）是对从死者向生者转移财产征收的税。一位就这个题目做过详明叙述的作者狄翁•卡修斯山说，这样的税是向因为死亡而发生的继承、遗赠和赠予征收的，只有对受惠的近亲和穷人是例外。

荷兰的继承税也属于同一种类型。旁系继承按亲疏的程度征收赋税，从继承总价值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对旁系的遗赠（testamentary donations），征收同样的税。丈夫向妻子、妻子向丈夫的遗赠，征收十五分之一的税。前辈对后辈的悲哀继承（The Luctuosa Hereditas）只征收二十便士取一的税。直接继承，或者是后辈对前辈的继承，不纳税。父亲的死亡，对和他同住的子女来说，很少会增加收益，经常会很大程度减少收益，这是因为失去了他的劳动或他可能拥有的官职或某种终身年金。从他们所继承的东西当中取走任何一部分会加重这样的损失，这样的税会是残酷的和压迫性的。然而对罗马法中所说的解放了的子女和苏格兰法律中所说的分了家的子女来说，情形有的时候可能有所差别；他们已经得到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有了自己的家庭，是通过和父亲的资源分离的和独立的资源来维持的。这样的子女的继承部分不论有多少，总是对他们财产的实际增加，因此对他们的继承征收赋税，不可能比一切这样的赋税原本就有的不便造成更多的不便。

依照封建法律，土地从死者向生者转移，或者是从生者向生者转移，都要征收赋税。在古代，这样的税构成欧洲每个地区国王收入的主要部分。

国王的任何一个直接封臣的后代在继承采邑时都要缴纳一定的赋税，通常为一年的地租。假如后代尚没有成年，在整个没有成年期间一切地租都归国王，除了维持年幼的后代与支付寡妇应得亡夫的遗产（当土地上有应享有遗产的寡妇时）外，国王不需要有任何开支。到幼年人达到成年时，需要向国王缴纳另一种税，称为交代税（Relief），通常也是一年的地租。非常长的幼年期在现代往往会让一宗大地产来解除它的一切债务，而且让宗族恢复他往日的光荣，在当时却不产生这样的效果。幼年期长的大多数时候会造成地产的荒芜，而不是解除债务。

依照封建法律，不得到他的领主同意，封臣不能转让地产，领主在给予同意时大多数时候会勒索一笔钱。这样的款项在起初是随意索取的，后来在非常多国家规定为土地价格的一定部分。在有些国家，大多数的其他封建惯例已经废弃不用，然而对土地转让的这种赋税过去是君主收益中非常大的一部分。在伯尔尼州，它达到所有贵族所有地价格的六分之一，所有平民所有地价格的十分之一。在卢塞恩州，对卖出土地征收赋税不是广泛的，只在某些地区实行。然而假如任何人卖出土地，方便于从境内迁出，他一定要按一切售价的十分之一纳税。对卖出一切的土地或对卖出按某种条件所有的土地，在其他非常多的国家也征收同样的税，这样的税构成君主收益的或大或小的一部分。

对这样的交易，能够用印花税或用登记税间接地征收赋税；这样的税能够同转移对象的价值成比例，也可不成比例。

在大不列颠，印花税的高低如果说是依转移财产的价值（最大数量的债券十八便士或三十便士的印花就足够）来定，还不如说是依契约的性质来定。最高不多于每张用纸（或牛皮纸）六镑。然而这样的高税主要落在国王的特许状或某些法律诉讼书上，不思考对象的价值。在大不列颠，对契约或文书的登记不征收赋税，除了保管登记册的官员的手续费之外，然而这样的手续费只不过是对他们劳动的合理报酬。国王不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收益。

在荷兰有印花税和登记税，在有些场合和转移财产的价值成比例，在其他场合不和它成比例。所有遗嘱都一定要写在贴了印花的纸上，它的价格和处理的财产成比例，每张纸的印花从三便士或三斯泰弗到三百佛洛林，大概合英国货币二十七镑十先令。假如印花的价格低于立遗嘱人应该利用的数量，继承财产便被没收充公。这是他们对继承征收的一切其他赋税之外的税。除了汇票和某些其他的商业票据，一切契约、债券和合同均须缴印花税。然而，这样的税不随对象的价值成比例地上调。一切土地和房屋的卖出还有两者所有的抵押，全部一定要登记，在登记时向国家缴纳等同于卖出价格或抵押品价格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的税。这样的税推广应用于载重两吨的船舶的售卖，不管他有无甲板。这些仿佛被看成是一种水上房屋。动产的卖出，当他是因为法庭命令时，也应征收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的税。

在法国有印花税和登记税。前者被当做是货物税的一部分，在征收这样的税的省份，由主管货物税的官员来征收。后者被当做是国王收益的一部分，由一批不同的官员来征收。

这样的用印花税或登记税征收赋税的方式是非常晚的发明。然而，在不多于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印花税在欧洲已经很广泛地存在，登记税也是大多数时候采用的。一个政府向其他政府学习技术之快，莫过于从人民口袋掏钱的技术。

对由死者向生者转移财产的征收赋税，最终直接落在接受财产的人身上。对卖出土地所要征收的赋税完全落在卖主身上。卖主差不多总是处在一定要出卖的境地，因此不得不接受所可以得到的价格。买主很少处在一定要购买的境地，因此只给予他所愿意给予的价格。他思考赋税和价格加在一起，土地对他将会值多少。他所要付的税越多，他愿意出的价格就越小。因此这样的税差不多总是落在处境困难的人身上，所以剥削经常是非常残酷和具有压迫性的。对新建房屋的卖出征收赋税，在不连地皮卖出建筑物时，通常落在买主身上，因为建筑人通常一定要有他的利润，不然他就不得不放弃这样的行业。所以，假如他垫支赋税，买主通常一定要偿还给他。对卖出旧屋征收赋税，和对卖出土地征收赋税的理由一样，通常落在卖主身上，在大多数场合，或是因为方便，或是因为必要，他没办法不卖。每一年推向市场的新建房屋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需求调节的。除非需求可以为建筑人带来利润，不然他就不可能建筑更多的房屋。在任何时候推向市场的旧屋数量，是由大多数和需求无关的偶然事故决定的。

在一个商业城市，两三次的大破产就会导致很多的房屋卖出，它们一定要按所可以得到的价格卖出。对地皮租卖征收赋税完全落在卖主身上；对土地卖出征收同样赋税。对债券和借款合同征收的印花税和登记税完全落在借款人身上，事实上总是由他来支付的。对法律诉讼征收的同一种税落在诉讼人身上。这样的税对原被告双方都会减少诉讼对象的资本价值。能够得到任何财产的成本越高，所得到的财产的净价值就可能会越小。

一切对各种财产转移征收的赋税，就它减少该财产的资本价值来说，均有减少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源的倾向。它们全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增加国王收益的不节俭的赋税，它们所维持的只不过是非生产性的劳动者，所放弃的是人民的资本，然而资本所维持的只不过是生产性的劳动者。

这样的赋税，哪怕当它和转移财产的价值成比例时，也是十分不平等的；同等价值的财产的转移次数不总是同等。当他不是和这样的价值成比例时——大多数的印花税和登记税都是这样——就更加不平等。它们在任何方面都不是十分武断的，在一切的场合它们都是或可能是清清楚楚的。尽管它们有的时候落在不是非常有能力纳税的人身上，然而缴税的时间在大多数场合对他都是方便的。当付款期到来时，在大多数场合他们必定有用来支付的货币。它们的征收费用非常小，通常说来，纳税人除了一定要纳税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不方便。

在法国，人们对印花税不大抱怨。对登记税人们却经常抱怨。有人这样觉得，它们让包税总管的收税人员有勒索的机会，这样的税在非常大程度上是武断的和不确定的。在大多数反对法国现行财政制度的小册子中，登记税的流弊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题目。然而，不确定性仿佛不一定是这样的赋税的内在本质。假如群众的抱怨是有依照的，那么流弊不是因为这样的赋税的性质而产生的，而是因为征收赋税命令或法律在措辞上缺乏准确和明晰产生的。

抵押的登记通常还有一切有关不动产权利的登记，因其可以给予债权人和购买人巨大的保障，对公众是十分有利的。大多数其他种类契约的登记对个人通常是不方便的甚至是危险的，对公众也没有任何好处。大家认为，一切应该保密的登记簿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个人信用的安全着实不应该依存于下级税收人员的正直和良心这样非常薄弱的保障之上。然而在登记费作为君主收益来源的地方，登记机关广泛而无休无止地增多，应该登记的契约要登记，不应该登记的契约也要登记。在法国，有几种不同的秘密登记簿。这样的弊病尽管可能不是必然的，却的确存在，这是此种赋税很容易产生的结果。

就像英格兰的对纸牌和骰子、对新办的报纸和定期刊物等征收的印花税，合适地说是对消费征收赋税；最终的支付都落在使用或消费这样的商品的人身上。也就是说，花税，就像对零售麦酒、葡萄酒和火酒的执照征收的印花税一样，尽管目的可能是落在零售商的利润上，却同样都是由这样的酒类的消费者最终支付的。这样的赋税，尽管和上面所说的对财产转移征收的印花税利用同一名称，由同样的官吏用同样的方式征收，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落在完全不同的资源上面。

第三项劳动工资税

我在本书第一卷已经表明，低级工人的工资在各个地方必定是由两种不同的情况规定的：对劳动的需求，食物的平均价格。对劳动的需求，依照它的增加、停滞或减少，或依它的要求有增加、停滞或减少的人口，来决定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丰富或缺少程度。食物的平均价格，决定着一定要支付给工人每年平均可以购买丰富的或日常所缺少的生活资料的货币数量。所以，当对劳动的需求和食物的价格保持不变时，对劳动工资直接征收赋税，除了提高工资比税额略大之外，没有其他的效果。

举例来说，如果在某地对劳动的需求和食物的价格进行调整，让一星期十先令成为大多数时候的劳动工资；对工资征收五分之一或每镑四先令的税。假如令劳动的需求和食物价格保持不变，在那个地方劳动者依过去的消费水平一定要赚得每星期用十先令所可以购买的生活资料，或者说在缴税以后他一定要有每星期十先令的自由调节的工资。而为了让他缴税以后还有这样的自由工资，劳动价格在该地不久就会上调，不仅是升到每星期十二先令，而且会升到十二先令六便士，也就是说，为了让他可以支付五分之一的税，他的工资不久就必定上调，不仅是五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一。不管赋税的比例来说，劳动工资在一切情况下不仅需按那个比例上调，而且还要按较高的比例上调。举例来说，如赋税为十分之一，劳动工资不久必定上调，不仅是十分之一，并且可能是八分之一。

很明显，对劳动工资直接征收赋税，尽管可能由劳动者自己付出，却还不能够说是由他垫支的，至少在缴税以后对劳动的需求和食物的平均价格仍和纳税以前保持不变的时候是这样。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不仅赋税，还有比赋税更多的款项，事实上是由直接雇佣他的人垫支的。最终的支付，在不同的场合落在不同的人身上。这样由赋税造成的制造业劳动工资的上调是由制造业主垫支的，他有权但没办法不把垫支的赋税加在他的货物价格上，还有所应得的利润。很明显，工资的上调，还有制造业主的额外利润，最终会落在消费者身上。

这样的赋税可能造成的乡村劳动工资的上调，由农场主垫支，他为了保持和以前同样的劳动者人数，没办法不投入更大的资本。为了收回他更大的资本，还有资本大多数时候的利润，他一定要保留土地产物的较大份额或这一较大份额的价格（二者是一回事），因此他没办法不对地主少付地租。明显的，在这样的场合，上调工资的最终支付，还有垫支这一上调工资的农场主的额外利润，全落在地主身上。在所有场合，对劳动工资的直接征收赋税，比征收一种和该税收益同等的其他的税，在长时期中会让土地地租有较大的减少，令制造品价格有较大的提高，其中一部分落在土地地租上，一部分落在消费品上。

假如对劳动工资直接征收赋税没有造成工资的比例上调，那是因为它通常造成了对劳动需求的非常大的下降。这样的赋税的效果通常表现为产业的凋零，穷人就业的减少，全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下降。然而，因为这样的赋税，劳动价格必定总是比在没有这种税的场合依照实际需求情况有的价格高一点；这样的价格的提高，还有垫支赋税的人的利润，最终必定总是由地主和消费者支付。

对乡村劳动工资征收赋税而且不按赋税的比例提高土地天然产物的价格，其理由和对农场主利润征收赋税而且不按比例提高那种价格一样。

然而，这样的赋税尽管不合理和具有破坏性，却在许多国家实行。在法国，贡税中对乡村劳动者和日工的劳动征收的部分，能够正当地说就是这样的税。他们的工资是按他们居住地区的大多数时候的工资率计算的，他们一定要尽量少付超额的部分，他们每一年的收益是按每一年不多于二百个工作日计算的。任何人所纳税额依不同的情况而各个年份不同，这样的情况由省长指定来帮助他的收税员或委员来判定。在波希米亚，因为从1748年开始的财政制度的改革，对手工业者的劳动征收非常重的税。他们分为四个等级。最高一级每一年缴税一百佛洛林，按每佛洛林折合五便士计算，共达九镑七先令六便士。第二级每一年缴税七十佛洛林，第三级五十佛洛林，第四级包括村庄的手工业者，还有城市最低一级的手工业者，每一年缴税二十五佛洛林。

我在第一卷已经表明，优秀艺术家和自由职业者的报酬必定和下级行业的报酬保持一定的比例。对这样的报酬征收赋税，除了让这样的报酬提到比税额略高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假如报酬不按这样的方式提高，优秀艺术和自由职业因为不再和其他行业处在同一水平，就会被人抛弃，导致不久又会回到那个水平。

官员的报酬，与各行业和职业的报酬不同，不是由市场的自由竞争决定的，因此并没有保持这样的职业的性质所要求的恰当比例。在大多数的国家，它比正当比例所要求的要高一点；管理政府的人通常倾向于对自己和自己的直接下属给予比充分限度略高的报偿。所以，官吏的报酬在大多数场合非常可能承担征收赋税。除此之外，享受到公职的人，尤其是待遇较好的公职的人，在所有国家通常都是被嫉妒的对象；对他们的报酬征收赋税，即便比对其他各种收益征收的赋税略高，也总是非常受人欢迎的赋税。举例来说在英格兰，当土地税对每一种其他的收益被认定为按每镑四先令征收，然而对年薪一百镑以上的官职（对皇室新成家者的年金、对海陆军军官的报酬，还有对少数其他不太受人妒忌的官职的报酬除外）每镑征收赋税五先令六便士却是非常受人欢迎的。在英格兰，对劳动工资没有其他直接征收的赋税。

第四项目的在不加区分地落在一切各种收益上的税

目的在不加区分地落在每一种收益上面的赋税，有人头税和对消费品征收的赋税。这样的税一定要不加区别地由纳税人的任何一种收益支付，也就是说，从他们土地的地租、从他们资本的利润、从他们劳动的工资支付。

人头税

人头税，假如试图让它和任何一个纳税人的财产或收益成比例，那就会变得完全武断。一个人的财产状况是逐日变动的，不经过比任何赋税令人更难忍受的调查，而且至少每一年修正一次，就只可以靠推测。所以，对他的估税在大多数场合就依存于他的估税员的善意或恶意，因而完全是武断的和不确定的。

人头税假如不和推定的财产成比例，而是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成比例，就会变得完全不平等，在同样社会等级的人中，财产的等级是完全不平等的。

所以，这样的税假如试图让它平等，它就会变得武断和不确定；假如试图让它确定和不武断，它就会变得完全不平等。不管赋税是轻是重，不确定总是一个巨大的苦难。对于轻税，大的不平等还能够忍受；在重税，那就完全不可忍受了。

威廉三世在位时实行的各种人头税，对大多数纳税人是依照他们的社会等级来估税的，如侯爵、伯爵、公爵、男爵、子爵、绅士、贵族、贵族的长子和幺子等。一切家产在三百镑以上的店主和商人，也就是说，他们中处境较好的人，按同样的方法征收赋税，不管他们财产的大小。他们的身份比他们的财产受到更多的考量。在第一次人头税中依照推定财产征收赋税的人，有一点后来改为依照身份征收赋税。在皇家法庭具有特权的高级律师（serjeants）、事务律师（attorneys）和王室的诉讼监督在第一次人头税中是按他的推定收益每镑三先令征收赋税的，后来改为按绅士的身份征收赋税。在对一项不非常重的赋税的评估中，很大程度的不平等觉得比任何程度的不确定较易接受。

法国自十八世纪初以来不间断地征收的人头税，对最高阶级的人民是按他们的身份征收赋税的，税率不变；对于较低阶级的人民是按照他们的推定财产征收赋税的，估税每年不同。国王宫廷的官吏、高等法院的审判官与其他的官员、部队的军官等按第一种方式征收赋税。各省较低阶级的人民按第二种方式征收赋税。在法国，大人物非常容易接受税收上的非常大的不平等，这样的税收对于他们的影响，并不是非常重的；然而他们没法忍受省长的随意评估。在该国下层阶级的人民一定要耐心忍受他们的上级觉得适合给予他们的待遇。

在英格兰，各种人头税从没有收足预期的税额，或者说，假如严格征收，它们被认为可能收到的税额。在法国，人头税总是可以收足预期的税额。英国的温和政府在对不同阶级的人民估征人头税时，满足于估征所得来的金额，不去要求补偿国家因人民没法缴税、不情愿缴税（这样的人非常多）所受到的损失；因为执行法律的宽大，而且不强迫这些人纳税。法国的比较严峻的政府对每个征收赋税区估征必定的税额，省长一定要尽可能地去收足。假如任何一省抱怨估税太高，在下年的评估中，能够得到和头一年的超征成比例的减免。然而在当年一定要缴纳。省长为了确定可以收足对他的征收赋税区所估定的税额，有权评估较大的税额，让某些人的拒绝缴纳或没有力量缴税能够从对余下的人的超征得到补偿；在1765年以前，这样的超征评估完全由省长自行决定。在这一年枢密院把这样的权力据为己有。在各省的人头税方面，有关法国征收记录的消息非常灵通的作者说，落在贵族身上和落在有特权豁免缴纳贡税的人身上的比例，是最轻的。最大的比例落在缴纳贡税的人身上，他们按应纳贡税数额每镑征收人头税若干。

人头税，就它向较低等级的人民征收来说，是对劳动工资直接征收赋税，具有直接赋税的一切不方便。

人头税征收时花费非常小；在它严格征取的地方，可以为国家带来非常确定的收益。因为这个原因，在下等人民的安逸、舒适和安全不受到注意的国家，人头税非常普通。所以，通常说来，一个大帝国从人头税所征收的只不过是公共收益的一小部分，不仅这样，这样的税所带的最大金额，也能够用某种对人民更加方便的方法去筹措。

消费品税

不可能按收益的比例用人头税去向人民征收赋税，仿佛加快发明了对消费品的征收赋税。国家不明白怎样直接地、成比例地去向它的国民的收益征收赋税，因此想要对他们的支出间接征收赋税，觉得在大多数场合，他们的支出和收益大体上是成比例的。对他们的支出征收赋税，就是对支出的目的，也就是消费品征收赋税。

消费品或为必需品，或为奢侈品。

我所说的必需品，不只是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商品，还包括国家的风尚让它成为维持值得称赞的人的体面，甚至是最低阶级人民的体面所不能够缺少的东西。举例来说，亚麻布衬衫严格来说并不算是生活必需品。我觉得，希腊人和罗马人尽管没有麻布衬衣，也生活得非常舒适。然而在现今，在欧洲的大多数地区，一个受到人尊敬的日工没有一件麻布衬衫，就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没有这样的衬衫会被别人觉得贫穷到可耻的地步，要不是做了非常大的坏事，没有人会落到这样的地步。

风尚在英格兰，同样使得皮鞋成为生活必需品。最值得称赞的男人和女人，没有一双皮鞋也不敢在公众中露面。在苏格兰，风尚令皮鞋在最低阶级的男人中成为生活必需品，然而在同一阶级的妇女中却不然，她们能够赤脚行走，没有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在法国，皮鞋不管对男人或女人都不是必需品，最低阶级的男人和妇女穿着木屐有的时候还赤脚公然行走，毫不失体面。所以，我所说的必需品不仅包括很容易让之成为最低阶级人民所必要的东西，而且包括已经建立的有关体面的而让之成为他们所必要的那些东西。一切其他的东西我称之为奢侈品，这个名称不包含对适度利用它们有丝毫的谴责之意。举例来说，我称在大不列颠饮用的啤酒和麦酒，还有也就是说，即便在生产国所饮用的葡萄酒为奢侈品。一个任何阶级的人能够完全不用这样的饮料而不受到谴责。

因为劳动工资在各个地方部分的是由对劳动的需求、部分的是由生活必需品的平均价格决定的，所以凡是提高这样的平均价格的事情必定会提高这样的工资，方便于劳动者依照对劳动的需求状况（不管是增加、停滞或减少）购得他所应该享有的必需品的数量。对这样的物品征收赋税，必定让它们的价格增加得比这样的税额略高，因为垫支这种税的商人通常一定要把它收回，而且附带利润。所以，这种税必定造成劳动工资的上调和价格的上调成比例。

因此，对生活必需品的征收赋税，所起的作用完全和对劳动工资的直接征收赋税相同。劳动者尽管可能亲手缴税，然而至少在长时期内，甚至没法合适地说是由他垫支的。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一定要在他的提高的工资率中，由他的直接雇主垫支给他。他的雇主——假如他是一个制造业者，必定把提高的工资还有利润加在货物的价格上面；所以赋税的最终支付，还有这个多余数额，都落在消费者身上。假如他的雇主是农场主，就将会落在地主的地租上面。

对我所称的奢侈品征收赋税，也就是说，即便是由穷人消费的，也没有这样的效果。征收赋税商品价格的提高，不一定会造成劳动工资的上调。举例来说，对烟草征收赋税，尽管这是穷人和富人的奢侈品，不可能提高工资。尽管在英格兰，税额为烟草原价的三倍，在法国为原价的十五倍，这样的高税对劳动工资仿佛毫无影响。对茶和食糖征收赋税，也能够与此这样来说，二者在英格兰和荷兰已成为最低阶级人民的奢侈品；对巧克力征收赋税也是这样，据了解它在西班牙也已变成这样。大不列颠在十八世纪中期对火酒征收的各种税，对劳动工资没有影响。黑啤酒价格的上调是由对每桶啤酒征收三先令附加税引起的，没有在伦敦引起大多数时候劳动工资的上调。这样的工资在征收赋税以前大概为每天十八便士和二十便士，现在也没有增多。

这样的商品价格没有必定降低卑微阶级人民养育有用子女的力量。对质朴勤劳的穷人来说，对这类商品的征收赋税起着取缔奢侈的法律作用，让他们少用或完全不用这种不再可以容易购买的奢侈品。因为这种被迫的节俭，他们养育子女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可能经常因征收赋税而增加了。正是质朴勤劳的穷人通常养育了人数众多的子女，主要供给对有用劳动的需求。

必需品平均价格的任何一点上涨，除非由劳动工资的比例上调得到补偿，不然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穷人养育子女而供应有用劳动需求的力量，不管需求的状况如何，是增加、停滞或减少；或者是要求人口增加、停滞或减少。

对奢侈品征收赋税，除被征收赋税商品的价格之外，没有提高任何其他商品的价格的倾向。对必需品征收赋税，由于提高劳动工资，必定有提高一切制造品价格从而减少制造品的销售和消费范围的倾向。对奢侈品征收赋税最终由征收赋税商品的消费者支付，得不到任何补偿。这种税毫无区别地落在每一种收入上，也就是说，落在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上。对必需品征收赋税，就它对劳动穷人的影响来说，最终部分由地主支付，他们土地的地租减少了；部分由富有的消费者支付，不管是地主或其他的人，制造品的价格提高了；支付时总是带着一个极大的额外数量。就像真正的生活必需品而且是用来供穷人消费的这样的制造品（如粗毛织物）价格的提高，一定要用工资的进一步提高对穷人作出补偿。

中等和上等阶级的人民，假如他们了解自身的利益，应该永远反对对生活必需品征收一切赋税，还有对劳动工资的直接征收赋税。两类赋税的最终支付完全落在他们自己身上，而且总是带着一个非常大的额外数量。它们落在地主身上最重，地主总是通过双重身份来支缴税款：作为地主，可以通过自己地租的减少；作为富有的消费者，就可以通过他们支出的增加。根据马修•德克尔爵士的观察，觉得某些赋税在某些货物的价格中重复和积累四五次，这对生活必需品征收的赋税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举例来说，在皮革的价格中，你不仅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鞋所用的皮革缴税，而且必须按照制鞋匠和制革匠的鞋所用皮革缴税。你还一定要就这些工人在为你服务时所利用的盐、肥皂和蜡烛缴税，一定要按照制肥皂人、制盐人、制蜡烛人在工作期间所消费的皮革缴税。

在大不列颠，对生活必需品征收的主要赋税就是上面提到的对四种商品征收的赋税：盐、皮革、肥皂和蜡烛。

盐是一种非常古老和非常广泛的征收赋税对象。罗马人征收盐税，我相信现今欧洲每个地区也是这样。任何一个人每一年消费的盐的数量非常小，能够逐次少量购买，这样一来哪怕对它征收赋税非常重，仿佛也没有人会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了。在英格兰，盐每蒲式耳征收赋税三先令四便士，大概为原价的三倍。在其他国家，征收赋税更高。皮革是一种真正的生活必需品。亚麻布的利用使肥皂也变成这样。在冬夜非常长的国家，蜡烛是一种必需的生产工具。在大不列颠，皮革和肥皂每镑征收赋税一个半便士，蜡烛一便士，赋税对商品原价来说，皮革大概为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肥皂大概为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五，蜡烛大概为百分之十四或百分之十五，这些税尽管比对盐的征收赋税略轻，然而比过去的重。所有这四种商品都是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对它们征收这样的重税必定会增加质朴勤劳的穷人的开支，也从而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劳动工资。

就像在大不列颠那样冬季非常寒冷的国家，在那个季节，从这个词的最严格的意义来说，燃料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不仅是为了烹调食物，而且是为了在室内工作的很多种工人的舒适生活。然而煤炭是一切燃料中最便宜的。燃料价格对劳动价格的影响非常巨大，所以全大不列颠的制造业仅限于产煤地区。在其他的地区，因为这一必需品的价格高昂，没法低廉地运作。除此之外，在某些制造业中，煤炭是一种必要的生产工具，如在玻璃、铁和所有的其他金属制造业中。假如在任何情况下发放奖金是合理的话，那么把煤炭从富饶地区运往贫乏地区而作为奖金发给大家可能就是合理的。然而立法机关不仅不发给奖金，反而对煤炭的沿海岸运输每吨征收赋税三先令三便士，按照大多数种类的煤炭来说，占矿井原价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陆地运输或内陆航运的煤炭不征收赋税。在煤价很低廉的地方，煤炭的消费不征收赋税；在煤价很昂贵的地方，对煤炭征收重税。

这样的赋税尽管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提高了劳动的工资，且它们为政府提供很大的收益，这是政府用其他方式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有非常好的理由持续征收下去。对谷物输出的奖金，就他在实际耕作状态下会提高那种必需品的价格来说，会产生一切同样的坏影响，然而它不仅不可能带来任何收入，反而会造成政府的很大的开支。对外国谷物进口征收高税，这在大多数丰收年份等因此不允许进口；在法律的大多数状态下绝对不允许活牲畜或腌制食物进口，这在现时对爱尔兰和大不列颠殖民地已在限定时间内停止执行：这一切规定全都产生了对生活必需品征收赋税的坏影响，然而又没有为政府带来任何收益。要废除这一类规定不需要别的什么，只要让人民相信它们因此建立的那种体系是徒劳无益的就够了。

在其他许多国家对生活必需品征收的赋税比在大不列颠更高。许多国家对正在磨坊研磨的面粉和粗粉，对正在火炉上烘烤的面包征收赋税。在荷兰，城市消费面包的货币价格因这样的税而提高一倍。为了替代这样的赋税的一部分，住在乡村的人民每人每一年缴税由他所消费的面包种类来定。消费小麦面包的，要支付三盾十五斯泰弗，大概合六先令九个半便士。还有同一种类的某些其他赋税，通过此种方式提高了劳动的价格，据说破坏了荷兰的大多数制造业。与此同样的税，尽管不是那样重，也在以下各国征收：米兰公国，热那亚各州，摩德拉公国，帕马、普拉森舍和瓜斯塔拉公国以及教皇领地。一个颇有名望的法国作家提议改革他的国家的财政，用这样的最具破坏性的赋税去替代大多数的其他赋税。西塞罗说，哪怕是最荒谬的事，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哲学家主张。

对家畜肉征收赋税比对面包征收赋税更多。诚然可怀疑，家畜肉是否为生活必需品。谷类和其他蔬菜，辅之通过牛奶、干酪、黄油或酥油（在没有黄油的地方），我们凭经验得知，没有家畜肉，也可以带来最丰富、最卫生、最营养、最可以增长精神的饭食。在任何地方，为了维持体面也不要求任何人一定要吃家畜肉，就像在大多数地方不要求他一定要穿麻布衬衫或皮鞋那样。

对消费品能够用两种方法征收赋税。由消费者对利用或消费的一定种类的消费品每一年支付若干税额；或对留在商人手中尚没有交付的消费者以前的货物征收赋税。在完全被消费掉以前可以维持一个长时期的消费品，最适合用前一种方法征收赋税。也就是说，或比较迅速地被消费掉的消费品最适合用后一种方法征收赋税。马车税和金银器皿税是前一种征收方法的例子，大多数其他赋税如货物税和关税是第二种征收方法的例子。

马车只要管理得好，能够用十年或十二年。在它离开马车制造人之手时，能够对它一次征收赋税。然而对买主来说，为了所有马车的特权每一年缴税四镑，必然比对马车制造人一次付给四十镑或四十八镑的额外加价，或利用马车期间应缴税额的总数更为方便。与此相同，金银器皿能够利用一百年以上。对每一百盎司重的器皿每一年缴税五先令，大概为它的价值的百分之一，对消费者必然会比一次付出等同于二十五年或三十年税额的总数更为容易，后者会让价格至少提高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三十。涉及住宅的各种赋税每一年支付不大的数量，必然比在房屋最开始建筑或卖出征收和各个年份税额同等的重税更为方便。

马修•德克尔爵士的著名的提议，就是所有的商品，也就是说，即便他消费的是当时的或非常迅速的商品，也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征收赋税；商人不垫支什么，然而消费者每一年支付一定的数额，领取消费某种货物的执照。他的方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各个部门，尤其是贩运贸易；取消对进出口征收的一切赋税，从而让商人可以运用他的一切资本和信用去购买商品和支付船运，两者不转用于垫支赋税。然而，用这样的方式去应对即时消费或迅速消费的货物征收赋税的方案，遭遇了以下四种非常有影响力的反对之声。

第一，比起依照大多数时候征收赋税的方式来，这样的税会更不平等，或者说没有非常好地和不同纳税人的支出和消费成比例。对麦酒、葡萄酒和火酒征收的税由商人垫支，最终由不同的消费者准确地按他们各自的消费比例支付。然而假如这样的税通过购买一张饮用这些酒类的执照来支付，节饮的人依照他的消费比例，会比好酒的消费者纳税较重。一个大宴宾客的家庭会比款待客人较少的家庭纳税轻得多。

第二，这样的征收赋税方式，也就是说，购买一年的、半年的或一季度的消费某种货物的执照，会很大程度降低对迅速消费货物征收赋税的主要方便之一，也就是说，陆续支付。现在每瓶黑啤酒的价格是三个半便士，其中对麦芽、酒花、啤酒征收的各种税连同酿酒人对垫支税款的非常利润共计为一个半便士。假如一个工人可以方便地拿出这三个半便士，他就购买一瓶黑啤酒。假如他不能，他就满足于购买一品特；因为节约一便士就可以得到一便士，这样他就由节制而得到了一法新。他陆陆续续地缴税，愿付就付，何时可以付就何时付；每一次缴税都是完全自愿的，他想要不付就能够不付。

第三，这样的税所起的取缔奢侈法律的作用变小了。一旦购买执照以后，不管购买者饮多饮少，他缴纳的税总是相同的。

第四，假如一个工人每一年、每半年或每个季度一次支付的等于他在这个时期所饮用的黑啤酒瓶数和品特数税额的总和，这个总额可能经常给他造成非常大的困难。非常明显，这种征收赋税方式假如没有最严重的压迫，就没法得到和用现行的没有任何压迫的方式征收赋税所得到的接近同等的收益。然而在几个国家，对及时或非常迅速地消费的货物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征收赋税。在荷兰，每人付出若干来购买饮茶的执照。我已经得到对面包的征收赋税，就农场和乡村消费的面包来说，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征收的。

消费税主要是向国内消费的国产货物征收。这样的税只对少数几种最通用的货物征收。有关应该纳税的货物，有关每种货物应纳的税，均不可能有任何怀疑。这样的税完全落在我所称的奢侈品上面，只有上面所说的四种对盐、肥皂、皮革和蜡烛征收的税还有可能，还有对大多数时候玻璃征收的税是例外。

关税比货物税更为古老。这样的税之所以称为关税，仿佛是在表明自从遥远的古代以来习惯作出的支付。这样的税仿佛最开始被觉得是对商人利润征收的。在封建无政府状态的野蛮时代，商人也就像城市的一切其他居民那样，看起来不比解放的奴隶更好，他们的人身受到轻视，他们的利益受到妒忌。大贵族既已同意国王向他们自己佃农的利润征收贡税，所以乐于同意对他们不想保护的这个阶级的人民征收与此同样的贡税。在这样的愚昧的时代，而且不懂得商人利润是没法直接征收赋税的，或者说所有这样的税的最终支付必定落在消费者身上，还带着一个颇大的多余数额。

外国商人的利益比英格兰商人的利益更容易受到嫉妒。所以，对前者的征收赋税很容易会比对后者的更重。这样的对外国商人和对英格兰商人征收赋税的区别起源于愚蠢，又由垄断精神让之持续，也就是说，为了让我们自己的商人在自己国家市场和外国市场上能够享有优势。

除了上面所说的区别之外，古代的关税向一切各种货物平等征收，不管为必需品或奢侈品，也不管为出口货物或进口货物。仿佛觉得，为什么一种货物的商人要比另一种货物的商人能够受到更多的优待呢？或者说为什么出口商人要比进口商人可以受到更多的优待呢？

古代的关税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可能是一切关税中最古老的，是向羊毛和皮革征收的税。这仿佛主要是或完全是一种出口税。当毛织业首先在英格兰建立时，为了让国王不致因呢绒出口而失去他对羊毛征收的关税，所以对呢绒也征收同样的税。其他两个部分是：第一，对葡萄酒征收赋税，每吨纳税若干，所以称为吨税；第二，对一切其他货物征收赋税，按它们的推定价值每镑纳税若干，所以称为镑税。

在爱德华三世第四十七年，对一切进出口货物价值每镑征收赋税六便士，只有羊毛、带毛的羊皮、皮革和葡萄酒除外，对它们征收特别的税。在理查德二世第十四年，这样的税提高到每镑一先令；三年以后又降到六便士。亨利四世第二年提高到八便士，同一国王的第四年提高到一先令。从这个时候起到威廉三世第九年，这样的税持续为每镑一先令。吨税和镑税通常由同一议会法律拨给国王，称为吨税和镑税补助税。磅税补助税在长时期内持续为每镑一先令，或百分之五；在关税的语言中，补助税表示通常这样的百分之五的税。这样的补助税现在称为过去的补助税，依过去的依照查理二世第十二年规定的税率表持续征收。用税率表来确定应税货物价值的方法，据了解，比詹姆斯一世的时代更早。

①威廉三世第九、十年征收的新补助税是在大多数货物上额外征收百分之五；

②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补助税；

③合起来又组成另一个百分之五；

④1747年的补助税对大多数货物征收第四个百分之五的税；

⑤1759年的补助税对某些特定货物征收第五个百分之五的税。

除了这五种补助税之外，对于某些种类的货物有的时候征收各种各样的其他赋税，有的时候是为了缓解国家的紧急需要，有的时候是依照重商主义体系的原则，为了调节国家的贸易。

重商主义体系渐渐变得越来越流行。过去的补助税是对出口和进口不加区别地征收的。四种后来的补助税，还有嗣后向特种货物有时征收的其他赋税，完全落在进口上面，只有少数几个例外。大多数在古代向国产货物和制造品出口征收的赋税，或是减轻，或是被完全取消。在大多数场合，它们都被取消。甚至对其中的一点货物的出口还发给奖金。进口时已经纳税的外国货物，在出口时有时一切退税，在大多数场合退还一部分税。过去的补助税对进口征收的税在出口时只退还一半，然而缴纳由后来的补助税所征收的进口税还有其他进口税的货物，在出口时大多数都退还一切税款。这样连续加剧的偏重出口和抑制进口只有少数的例外，主要涉及某些制造业的原料。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愿意这些原料的价格对自己尽可能低廉，对他们的外国敌手和竞争者尽可能昂贵。因此，有的时候让外国原料免税进口，例如西班牙羊毛、大麻、粗亚麻纱。国产原料和我国殖民地特产原料的出口有的时候不被允许，有的时候征收重税。英格兰羊毛的出口就不被允许。海狸皮、海狸毛和茅香树脂的出口征收重税，大不列颠因为征服了加拿大和塞内加尔，差不多得到了对这些商品的垄断权。

我在本书第四卷已经表明，重商主义体系对人民大众的收益、对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不是非常有利的。对君主的收益仿佛也不利，至少对君主收益依存于关税来说是这样。

因为这样的体系，有几种货物的进口完全不被允许。这种禁令在某些情况下完全阻止了，也很大程度减少了这些商品的进口，让进口人没办法不私运。它彻底阻止了外国毛织物的进口，很大程度减少了外国丝和丝绒的进口。在两种场合，它可能让这样的进口征收的关税收益完全落空。

向很多种外国货物进口征收重税，方便于阻止它们在大不列颠的消费，在非常多场合只不过鼓励了走私，在所有的场合让关税收益低于征收轻税时可能得到的收益。斯威夫特博士说，在关税的算术中，二加二不是等于四，有的时候只不过等于一，就这样的重税来说，这句话完全正确。假如不是因为重商主义体系在很多场合告诉我们要利用征收赋税作为垄断的工具而不是作为收益的工具，是绝不可能征收那种重税的。

对自己国家产品和制造品出口有的时候发放的奖金，还有对大多数外国货物再出口实行的退税，产生了非常多欺诈行为，以及一种对国家收益最具破坏性的走私。为了得到奖金和退税，有些商人把货物装船出海，然而随后不久又从国家的某个其他地方重新秘密登陆。因为奖金和退税（之中大多数是通过欺诈得来的）使关税的收益损失巨大。截至1755年1月5日的一年中，关税的总收入为五百零六万八千镑。从这一收入中付出的奖金（尽管在这一年对谷物没有奖金），共计十六万七千八百镑。凭退税单与其他证明付出的退税，为二百一十五万六千八百镑。奖金和退税共计二百三十二万四千六百镑。因为扣除这些，关税收益只有二十七十四万三千四百镑；从中再扣除薪俸与其他开支等管理费用二十八万七千九百镑，这一年的海关净收益为二百四十五万五千五百镑。这样算来，管理费用为关税总收益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为扣除奖金和退税以后关税收益的百分之十以上。

因为对差不多一切进口货物征收重税，我国进口商人尽可能地实行走私，尽可能地少报关税。反过来，我国出口商人登记的数量比他们实际出口的多，有的时候是出于虚荣，假装是大商人，货物出口不纳税；有的时候是为了得到奖金或退税。因为这种舞弊行为，在海关册上我国的出口很大程度多于了我国的进口，按他们所说的贸易差额来衡量国家繁荣程度的那些政客们感到说不出的舒服。

一切进口货物除特殊免税的以外，均须缴纳某种关税，这样的免税是不太多的。假如有任何没有在税率表中提到的进口货物，就依照进口人的宣誓，按价值每二十先令征收四先令九便士，也就是说，和五种补助税或五种镑税大体上差不多。税率表十分详尽，列举了很多种货物，其中许多是很少利用的，所以不为人所熟知。因为这样的原因，经常没法确定某种货物应归哪一类，因而应纳多少税。这样的错误有的时候会让海关官员受到损失，经常给进口人造成非常多的麻烦、开支和苦恼。因此，就明了、准确和清楚各点来说，关税远远比不上消费税。

为了让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可以按他们各自支出的比例对公共收益作出贡献，没有必要对这样的支出的每个项目都去征收赋税。由货物税征收的收益被认为和由关税征收的收益平等地落在纳税人身上，然而货物税只对少数几种最通用的和消费最多的货物征收。很多人的看法是，关税也能够与此同样仅限于少数几种货物，不可能给国家收益造成任何损失，然而对外贸易却有巨大好处。

外国货物在大不列颠是通用的，也是消费最多的，在现时仿佛主要是外国葡萄酒和白兰地酒，还有一些美洲的西印度群岛的产物，如烟草、糖、甜酒、可可豆等，以及一些东印度群岛的产物，如茶、瓷器、各种香料、咖啡、几种纺织物等。这些货物在现时可能带来了关税收益的大多数。现时对外国制造品征收的税，假如你把少数上面列举的制造品除外，大多数不是为收入征收的，而是为垄断而征收的，也就是说，为了让我国商人在自己国家市场上得到好处。通过取消一切的禁令，对外国制造品只对从经验得知的各种可以为国家带来最大收益的物品征收轻税，我们自己的工人在自己国家市场上比过去有更多好处，很多物品可能带来更大的收益。

重税，有的时候因为减少征收赋税商品的消费，有的时候因为鼓励走私，为政府带来的收入经常比征收较轻的税所可以得到的收益少。

当收益减少成为消费减少的结果时，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降低税率。

当因为鼓励走私的结果而让收益减少时，有两种补救方法：减少对走私的引诱，或增加走私的困难。对走私的引诱只可以由降低关税去减少，走私的困难只可以由建立一种最适合防止走私的管理制度去增加。

从经验来看，我相信，消费税法律仿佛比关税法律更可以有效地阻止和挫败走私人的活动。在两种不同赋税的性质所允许的范围内，在关税中引进一种类似货物税的管理制度，走私的困难可能会大为增加。很多人觉得，要做出这样的改变是非常容易的。

已经提到过，应纳关税商品的进口人能够自行选择，把货物存在他自己的私人仓库中，或者是存在由他自己出钱或者是由国家出钱设立的仓库中，后者的钥匙由海关官员保存，当他不在时没法打开。假如商人把货物存在自己的私人仓库中，一定要很快缴税，以后再不退还；这样的仓库随时可由海关官员巡视和检查，方便于确定存货数量和所缴税额是否相符。如果把货物存入公共仓库中，直到把货物取出供国内消费时才缴税。假如取出后出口，完全免税；然而一定要带来一定出口的保证。经营这样的批发或零售的特殊商品的商人随时可由海关官员访问与检查，并且须在商店或仓库中保存的一切货物带来已经缴税的合法证明书。现时对进口甜酒征收的所谓货物税就是按这样的方式征收的，同样的管理制度可能推广应用于对一切进口货物的征收赋税，只要这样的税也和货物税相同，仅限于向最通用的和消费最多的几种货物征收。假如赋税推广到差不多所有的商品，就像现在这样，容量足够的公共仓库可能不易带来；然而具有非常脆弱性质的商品，或要求非常小心和注意才可以保存的商品，商人没法放心托付给除自己的仓库之外的任何仓库。

假如因为采用这样的一种行政制度，哪怕在非常重的征收赋税下，走私也可以在非常大程度上给予制止；假如每一种税可以时而提高，时而降低，在提高可以为国家带来最大收益的时候就提高，在降低可以为国家带来最大收益的时候就降低；征收赋税永远用做收益的工具，然而不用做垄断的工具；那样，至少和现在的关税净收益同等的一种收益能够从对少数几种最通用的和消费最多的货物输入的征收赋税得来，仿佛不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关税就能够和货物税相同，达到同等程度的简单、确定和准确。现在国家因为外国货物再出口在退税以后又重新登陆，而且在国内消费所损失的收益，在这样的制度下能够完全免除。单是这样的免除数量就会非常大，假如再加上取消对国产货物出口的一切奖金（这些奖金事实上没有一种是以前所付的货物税的退税），那么，在作出这样的改变以后，关税净收益可能完全改变以前的同等，那是不容置疑的。

假如说这样的一种改变不可能让国家收益受到任何损失，它必然会让国家的商业和制造业得到非常大的好处。现在不征收赋税的商品（占绝大多数）的贸易会完全自由，能够在全世界一切地区非常有利地运进运出。在这些商品中包括一切的生活必需品，还有一切的制造原料。因为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进入会降低它们在国内市场上的平均货币价格，所以也就会降低劳动的货币价格，然而又不在任何方面减少劳动的实际报酬。货币的价值是和它所可以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成比例的。然而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却和它们所可以换得的货币数量完全无关。

劳动货币价格的降低必定伴有自己国家制造品货币价格的成比例的降低，从而可以让这样的制造品在一切外国市场上得到某种优势。因为原料的自由输入，某些制造品价格降低的比例会更大。假如生丝可以从中国和印度免税进口，英格兰的丝织品就会比法国和意大利的丝织品售价要便宜得多。完全没有必要不允许外国丝和丝绒的进口。自己国家货物的售价低廉，不仅会让我们自己的工人拥有本国市场，还可以非常大地调节外国市场。就算是征收赋税商品的贸易，也会比现在实行得有更多利益。假如这样的商品从公共仓库中提出向外国出口，此时完全免税，它们的贸易会是完全自由的。在这样的制度下所有各种商品的贩运贸易会享受到一切可能的好处。假如这些商品的交付是供给国内的消费之用，进口的人在有机会向某个商人或某个消费者卖出自己的货物以前没有必要垫支税款，那他就会比在进口时一定要垫支税款的情况下售价较为低廉。在同样的税率下，国外消费贸易，就算是在征收赋税商品，用这样的方式实行也可能比现在得到更多的好处。

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著名的消费税计划的目的，就葡萄酒和烟草来说，就是要建立一种和这里所提议的非常相似的制度。当时向议会提出的法案尽管只包含这两种商品，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更广泛的计划的序幕。党派斗争，还有走私商人的利益，对这项法案掀起了激烈的然而是不公正的反对浪潮，所以这位首相觉得最好是把它放弃；因为担忧激起同样的反对，他的继任者没有人敢于重提这个计划。

对进口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奢侈品的征收赋税，尽管有的时候也落在穷人身上，然而主要是落在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有产者身上。举例来说，对外国葡萄酒、咖啡、可可、茶、糖等的征收赋税。

对供国内消费的国产的比较低廉的奢侈品的征收赋税，非常平等地落在一切各个阶级的人身上，依照他们各自的支出比例。穷人对于他们自己消费的酒花、麦芽、啤酒和麦酒缴税，富人要对他们自己和他们仆人所消费的这些商品缴税。

一定要指出，在任何一个国家，下层阶级人民或中等阶级以下人民的一切消费，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价值上，都比中等阶级与中等以上阶级人民的一切消费要大得多。下层阶级的支出总是要比上层阶级的支出大得多。第一，任何一个国家的差不多一切资本，每一年都作为生产性劳动的工资，在下层阶级人民间实行分配。第二，大多数来自土地地租和资本利润的收益，每一年都在下层阶级中间，作为家庭仆人和其他非生产性劳动者的工资和维持费实行分配。第三，一部分资本利润是属于下层阶级的人民，作为利用他们的小额资本产生的利润。小店主、小商人和各种零售商每一年得到的利润数额非常大，构成年产物的非常大一部分。第四，也是最后一点，甚至有一部分土地地租也属于下层阶级；很大一部分属于比中等阶级略低的人，一小部分属于最低的阶级；大多数劳动者有的时候拥有一两英亩土地的财产。所以，这些下层阶级人民的支出个别看上去尽管非常小，集体看上去，却占社会一切支出的绝大多数，剩下来的供上层阶级消费的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不管在数量上和价值上，总是要小得多。所以，主要落在上层阶级人民支出或者是落在年产物较小部分上的税带来的收益，比起不加区别地落在一切阶级支出上的税，甚至主要是落在下层阶级人民支出上的税或者说没有区别地落在一切年产物或主要落在大多数年产物上的税所带来的收益要小得多。所以，对国产发酵和酒精饮料的原料以及制成品就支出征收的一切各种消费税带来的收益最多。这一部分消费税大多数或主要落在大多数人民的支出上。在1775年7月5日截止的一年中，这部分货物税的总收入为三百三十四万一千八百三十七镑九先令九便士。

在所有场合，这样的税或是会提高劳动的工资，或是会降低对劳动的需求。不把这样的税最终支付转到上层阶级人民身上，就不可能提高劳动的工资；不减少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一切赋税最终要支付的资源，就不可能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不管这样的税让劳动的需求落到什么状况，它必定会让工资超过在那种状态下原本会有的水平，这样的工资提高额最终一定要由上层阶级人民来支付。

酿造的发酵饮料和蒸馏的酒精饮料，不是卖出而是供自用的，在大不列颠不纳任何货物税。这样的豁免的目的是为了让私人家庭不会受到收税人员的令人讨厌的访问和检查，它让这种税的负担落在富人身上比落在穷人身上较轻。诚然，供给私人利用的蒸馏不是非常广泛，尽管有的时候也这样来做。然而在乡村，许多中等家庭和几乎一切的富裕大家庭都自己酿造啤酒。所以，他们的浓啤酒的价值每桶比大多数时候酿酒商的少八先令，后者一定要得到垫支税款与一切其他垫支的利润。所以，这样的家庭饮用的啤酒比大多数时候家庭所可以饮用的同一质量的啤酒每桶必定要少付九先令或十先令，后者总是通过一点一点地向酿酒厂或酒店购买啤酒较为方便。

与此相同，供私人家庭利用制造的麦芽，也不受收税人员的访问和调查，然而在此场合，家庭须按每人七先令六便士缴纳货物税。七先令六便士等于十蒲式耳麦芽的货物税，这个数量完全等于任何节饮家庭的一切成员——男人、妇女和儿童平均可能消费的。然而在富裕的大家庭，经常在乡间款待宾客，家庭成员所消费的麦芽的饮料只构成家庭消费的非常小一部分。或者是因为这样的征收赋税，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供私人利用的制造麦芽不与酿造大多数时候相等。很难想象，这样的供私人利用的酿造或蒸馏不征收同一种税究竟有什么正当的理由。

经常有人说，对麦芽征收较轻的税，能够得到比现时对麦芽、啤酒和麦酒征收的各种重税更大的收益；在酿酒厂比在麦芽制造场瞒骗税收的机会更大；为自己消费而酿造的人，免纳一切税，然而为自己消费而制造麦芽的人却没法免税。

在伦敦的黑啤酒酿造厂，一夸特麦芽大多数时候酿造两桶半以上，有的时候酿造三桶黑啤酒。向麦芽征收的各种税为每夸特六先令，向黑啤酒和麦酒征收的各种税为每桶八先令。所以，在黑啤酒酿造厂，向麦芽、啤酒和麦酒征收的税为每夸特麦芽产物二十六先令至三十先令。在供乡村销售的乡村酿造厂，一夸特麦芽所酿造的很少低于两桶浓啤酒和一桶淡啤酒，经常为两桶半啤酒。对淡啤酒征收的各种税为每桶一先令四便士。很明显，在乡村酿造厂，对麦芽、啤酒和麦酒征收的各种税，就每夸特麦芽的产物来说，很少低于二十三先令四便士，经常为二十六先令。很明显，整个王国平均计算，对麦芽、啤酒和麦酒征收赋税总额，就每夸特麦芽的产物来说，估计不少于二十四先令或二十五先令。然而，通过取消对啤酒和麦酒征收的各种税，通过把麦芽税增至三倍，也就是说，每夸特麦芽从征收赋税六先令提高到十八先令，有人说，从这样的单一税可能得到比现时从一切那些重税所得到的更多的收益。

的确，在过去的麦芽税中，包含了每半桶苹果酒四先令和每桶浓啤酒十先令的税。1774年，苹果酒税的收益只有三千零八十三镑六先令八便士。这个数量可能比它的大多数时候数量略少，这一年对苹果酒征收的各种税都比平常收益少；对浓啤酒的征收赋税尽管比较重，但收益更少，因为对这样的酒类消费较少。然而为了弥补这两种税在平时可能有的数额，在所谓地方货物税中包括，第一，每半桶苹果酒征收过去的货物税六先令八便士；第二，每半桶酸果汁酒征收过去的货物税六先令八便士；第三，每半桶醋征收过去的货物税八先令九便士；最终，每加仑蜜蜂酒征收过去的货物税十一便士。一切这些税的收益可能能够抵偿所谓对苹果酒和浓啤酒每一年征收的麦芽税而有余。

麦芽不仅可以用来酿造啤酒和麦酒，而且可以用来制造下等火酒和酒精。假如麦芽税提高到每夸特十八先令，那就一定要降低对以麦芽作为部分原料的各种下等火酒和酒精所征收的货物税。在所谓麦芽酒精中，麦芽大多数时候只占原料的三分之一，余下的三分之二为大麦，或三分之一大麦和三分之一小麦。在麦芽酒精的蒸馏厂中，比在酿造厂或麦芽制造场走私的机会和引诱都要大得多。

这样的机会是因为酒精的容积小而价值大产生的；这样的引诱是因为税率较重产生的，计每加仑酒精征收赋税三先令十便士。增加对麦芽的征收赋税，降低对蒸馏的征收赋税，走私的机会和引诱都会减少，这可能让国家收益进一步增加。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大不列颠的政策是抑制火酒的消费，因为觉得它有损害人民的健康和腐化他们道德的倾向。依照这样的政策，对蒸馏的减税没法太大，方便于不致在任何方面降低这样的酒类的价格。火酒会像过去那样贵，但啤酒和麦酒这样卫生的、振奋精神的酒类的价格能够很大程度降低。这样一来，人民能够解除他们现时最为抱怨的负担之一，同时国家的收益能够大为增加。

戴夫南博士反对对现行货物税制度作出这样的改变的看法，仿佛是没有依据的。这些反对看法是：这样的税不像现时这样来划分，平等地落在麦芽制造人的利润、酿酒商的利润和零售商的利润上；就它的影响利润来说，会完全落在麦芽制造人的利润上；麦芽制造人很难在他的麦芽提价中收回他付出的税额，就像酿造人和零售商在他们酒类的提价中那样；不仅如此，对麦芽征收的这样重的税可能会减少大麦耕地的地租和利润。

任何赋税都没法在长时期内降低任何一个行业的利润率，后者必定总是和靠近的其他行业保持它的水平。现行对麦芽、啤酒和麦酒的征收赋税并不影响经营这些商品的商人的利润，他们几乎全都是从自己商品的提高价格中收回垫支的税，还有额外的利润。诚然，税收会让征收赋税商品的价格高昂，以致减少对它的消费。然而麦芽的消费是在麦芽酒中，对一夸特麦芽征收十八先令的税，不可能让这样的酒的价格比在征收其他的税（目前为二十四先令或二十五先令）时更高。反过来，这样的酒可能会变得更便宜些，它的消费非常可能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非常不容易理解，为什么麦芽制造人要在他的麦芽的提高价格中收回十八先令，有的时候会比现时酿酒商在他们酒类的提高价格中收回二十四先令、二十五先令、三十先令更难。没错，麦芽制造人在每夸特麦芽上现在要垫支的税不是六先令，而是十八先令。然而酿酒人现在要垫支的税是每夸特他酿造所用的麦芽二十四先令、二十五先令，有的时候是三十先令。麦芽制造人垫支不太多的税，比起现时酿酒商垫支比较多的税来，不可能更不方便。麦芽制造人在他的仓库中所储存的在长时期将要利用的麦芽，不可能比酿酒人在他的酒窖里时常保存的啤酒和麦酒更多。所以，前者也可以和后者一样快地收回他的货币。然而，无论垫支较重的税可能会给麦芽制造人带来多么大的不方便，都能够通过给予他比现时大多数时候给予酿酒商的信用较长的信用去补偿。

假如对大麦的需求没有降低，大麦耕地的地租和利润也就不可能减少。然而制度的改变，将对酿成啤酒和麦酒的麦芽征收赋税从每夸特二十四先令和二十五先令降到十八先令，非常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大麦的需求。除此之外，大麦耕地的地租和利润总是会和其他同等肥沃和同等耕种良好的土地的地租和利润接近相等。假如少些，一部分大麦耕地不久就会转到某种其他的用途；假如多些，更多的土地就会转用于种植大麦。当土地的任何一种产物的大多数时候价格能够称为垄断价格时，对它征收赋税必定会减少栽种土地的地租和利润。当葡萄酒远远落后于有效需求，以致它的价格总是超过和其他同等肥沃、耕种良好的土地的产物的比例时，对葡萄酒这样的贵重的产物征收赋税，必定会降低这些葡萄园的地租和利润。

葡萄酒的价格已经达到大多数时候送往市场的数量所可以达到的最高价格，不减少这样的数量就不可能把它的价格提高；不承担更大的损失就不可能减少那种数量，因为土地没法转用于种植任何其他具有同等价值的产物。所以，赋税的一切重量会落在地租和利润上，准确地说是落在葡萄园的地租上。当有人提议对食糖征收新税时，我们的食糖种植人经常抱怨，这样的税的一切负担不是落在消费者身上，而是落在生产者身上，生产者绝没有办法把他们纳税以后的食糖价格提得比以前更高。

在纳税前的价格仿佛是垄断价格，用来表明食糖不是恰当地征收赋税对象的论据，可能正好证明它是恰当地征收赋税对象，垄断者的利益，当他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利益时，必然是最恰当的征收赋税对象。然而大麦的大多数时候价格从来不是垄断价格，大麦耕地的地租和利润从来没有多于和其他同等肥沃、耕种良好土地产物的比例。对麦芽、啤酒和麦酒征收的各种税从来没有降低大麦的价格，从来没有减少大麦耕地所需要的地租和利润。对酿造人来说，麦芽的价格时常和对它征收的税额成比例地上调，这样的税，还有对啤酒和麦酒征收的各种税，时常提高价格，或降低这样的商品的质量。这样的税的最终支付时常落在消费者身上，而不是落在生产者身上。

因为这里所提出的制度改革，唯一可能受害的人是为自己私用的目的而酿造的人。然而这一上层阶级的人民现时享有的豁免支付贫苦劳工和所缴纳的非常重的税必然是最不公正、最不平等的，也就是说，就算上面所说的改革永不实行，也应该给予废止。然而可能是这一上层阶级人民的利益，迄今阻止了这一必然会增加国家收益和救济人民的制度改革。

除了上面所说的关税和货物税这样的赋税之外，还有几种其他赋税对价格会产生更不平等和更间接的影响。其中有法国的所谓通行税，这在古老的撒克逊时代被称为Duties of Passage Péages（通行税），它最开始的目的仿佛和我们的关税或我们的运河和通航河道通行税一样，是为了维持道路或航行。这样的税当应用于这个目的时，最恰当的征收方法是依照货物的体积和重量。因为最开始这是一种地方的和省的税，应用于地方的和省的目的，所以它们的管理在大多数场合委托给征收的市、教区或庄园，这样的社团认为是依这种或那种方式对它们的利用负责的。君主是完全不负责任的，然而在许多国家却自己掌握了这样的税收的管理权。尽管他在大多数场合很大程度加重了这样的征收赋税，在许多场合却完全忽视了它的应用。

假如大不列颠的关税变成了政府收益来源之一的话，通过非常多其他国家的实例，能够明白它的可能结果是什么。这样的通行税无疑最终会落在消费者身上，然而消费者不是依照他缴税时的支出比例纳税的，不是依照他所消费的东西的价值，而是依照消费物的体积和重量。当这样的税不是按体积或重量而是按货物的推定价值征收时，它就会变成一种内地关税或货物税，很大程度阻碍一个举足轻重的贸易部门，也就是国家的内地贸易。

有些小国家，对在陆地或水上从一国运往他国的过境货物征收一种类似通行税的税。在有些国家，这样的税称为过境税。有些意大利小邦，位于波河与其支流之上，从这样的税中得到一点收益，完全由外国人支付，这可能是一个国家可以向外国国民征收而不在任何方面妨碍自己工商业的唯一的税。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过境税是丹麦国王向一切通过波罗的海峡的商船征收的。

作为关税和货物税，大多数的是对奢侈品征收赋税，尽管它不加区别地落在每一种收益上面，最终或没有报偿的是由征收赋税商品的消费者支付的，然而它不是平等地或成比例地落在任何一个人的收益上。因为每个人的心情规定他的消费程度，任何一个人作出贡献是依照他的心情而不是和他的收益成比例的，浪费者比他们的应有比例贡献得多，节俭者却比他们的应有比例贡献得少。在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的幼年时期，他从国家的保护得到很大收益，然而他由消费而对国家作出贡献，大多数时候非常少。住在另一个国家的人对自己收益来源所在国的政府的维持，并不通过自己的消费作出任何贡献。假如在这样的国家不征收土地税、对不动产或动产的转移不征收任何重税，就像在爱尔兰那样，这样的不动产业主可能从一个政府得到非常大的保护，然而对它的维持不贡献一个先令。对于政府在某些方面附属或依存于另一国家政府的国家，这样的不平等可能是最大的。

在附属国拥有最大限度财产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选择住在统治国。爱尔兰正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对不动产业主征收赋税的提议在该国受到非常大的欢迎是不足为奇的。要确定何种住在国内或多久住在国内时一个人才可以作为不动产业主而被征收赋税，或征收赋税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或终止，可能有些困难。然而，假如你把这样的非常特殊的情况除外，因为这样的税收而产生的个人所作的贡献的任何不平，可能由造成这样的不平的情况本身得到补偿，这样的情况是，任何一个人的贡献都是完全自愿作出的，他完全有权利去消费或不消费这样的征收赋税商品。所以，当这样的税是合适地估征而且对合适商品估征的，缴纳这样的税就比缴纳其他的税更少有人发牢骚。当税收由商人或制造业者垫付时，作出支付的消费者最终就把它和商品价格混同起来，差不多忘记了他们是在缴税。

这样的税是能够完全确定的，能够这样来评估，让有关付多少或在何时应该付，也就是说有关缴税的数量和缴税的时间，不留下任何疑点。不论在大不列颠的关税中还是在其他国家的同一种税收中，有的时候发生什么不确定的情形，这样的税的性质不可能产生不确定，除了因为征收这样的税的法律措辞有不准确或不灵活的地方。

对奢侈品征收赋税通常是而且总是能够零星支付，依照纳税人需要购买征收赋税商品的比例来定。在缴税时间和方式上，它可能是一切税收中最方便的。所以，整个来说，这样的税和其他税相同，是符合有关征收赋税四原则中前三个原则的。它在任何一个方面都违反第四个原则。

这样的税，按它对国库带来的收益的比例来说，总是比差不多任何其他的税从人民口袋中取出的多或让人民没法得到的多。它按照可能有的四种不同情况造成这样的结果。

第一，这样的税的征收，就算用最恰当的方式实行，也要求有大量的关税和货物税人员，他们的薪俸和津贴是真正对人民征收的赋税，不为国库带来任何东西。然而，一定要承认，这样的支出在大不列颠比在大多数其他国家要少。在1775年7月5日截止以前的一年中，在英格兰消费税委员管理下的各种赋税的总收入为五百五十万七千三百零八镑十八先令八十便士，这是花了百分之五又二分之一的费用征集到的。然而，在这个总数中一定要扣除征税货物出口的奖金和退税，让净收益降到五百万镑以下。盐税是一种消费税，然而由不同的管理部门征收，征收费用更大。关税净收益不是二百五十万镑，官员的薪俸与其他开支占百分之十以上。然而海关官员的津贴在各个地方都多于他们的薪俸，在某些港口为薪俸的两倍至三倍。所以，假如官吏的薪俸与其他支出为关税净收益的百分之十以上，那么征收该项收益的开支、薪俸和津贴加在一起，就可能达到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以上。消费税官员非常少或根本没有津贴，这一部分收益的行政机构是新近建立的，通常不像关税行政机构那样腐败，时间的长度尚没有引进和允许诸多流弊。假如对麦芽征收现在对麦芽和麦芽酒用各种税所征收的一切收益，通常可节约每一年货物税支出五万镑以上。把关税仅限于少数几种货物，依照货物税法来征收这样的关税，从每一年关税支出可能得到更大的节约。

第二，这样的税对某些产业部门必定会造成某种阻碍或抑制。因为它们总是提高征收赋税商品的价格，所以它们会抑制该商品的消费，也会抑制它的生产。假如那是一种自己国家生产的商品或制造品，就会利用较少的劳动去生产或制造它。假如那是一种外国商品，这样的赋税让价格提高，自己国家制造的同一种商品，能够因此在自己国家市场上得到某种好处，较大数量的自己国家劳动能够因此转向制造它们。然而这样的外国商品的价格提高尽管能够鼓励某一部门自己国家的产业，却必定会差不多在任何一个其他部门抑制这样的产业。伯明翰的制造商购买他的外国葡萄酒越贵，他就一定要越便宜地卖出他的用来购买外国葡萄的那部分五金器具或让这样的五金器具的价格越便宜（二者是一回事）。所以，那部分五金器具因为对他价值较小，他制造这样的器具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一国消费者对另一国剩余产物付出的价值越大，他售出用来购买它们的那一部分自己的剩余产物或它的价格（二者是一回事）就越便宜。他们自己的那部分剩余产物就变得对他们价值很小，他们就较少可能性要去增加它的产量。很明显，一切向消费品征收的税均有一种倾向：如它为自己国家商品，就会让制造征收赋税商品中所利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降到自然会有的水平下面；如它为外国商品，就会让制造用来购买征收赋税外国商品的自己国家商品所利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降到很容易会有的水平下面。这样的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民产业的自然方向，让之转入一种和它自己会采用的方向不同的、通常也不是有利的方向。

第三，希望通过走私来逃避纳税经常招致没收财产与其他处罚，让走私人完全破产。一个人尽管因为违犯自己国家的法律而无疑是应受到惩罚的，然而他经常没法违犯自然正义的法律，假如他的国家的法律从来没有把大自然不觉得是罪行的事定为罪行，他在任何一个方面就会是一个极好的公民。在至少通常怀疑有作出非常多没有必要的开支与很大程度地乱用公共收益的腐败政府，用来保障国家收益的法律非常少受到尊敬。当不用伪证就可以找到容易的和安全的走私机会时，还对走私有所顾虑的人是不可能很多的。假装对购买走私货物有所顾虑（购买走私货物尽管是对违犯收益法和差不多总是和它相伴的伪证的鼓励），在大多数国家都会被觉得是伪善的一种表现，不仅没法得到任何人的称赞，反而会让假装这样来做的人被怀疑为是比他的大多数邻人更大的骗子。因为公众这样纵容，走私人经常被鼓励去持续从事一种被教导在某种程度上是无辜的行业；当收益法的严峻惩罚正要落到他头上时，经常要用暴力去捍卫他习惯地看成是自己的正当财产的东西。从最开始可能是因为轻率而不是因为想要犯罪，最终他经常成为社会法律的最固执、最坚决的破坏者之一。因为走私人的破产，他的资本以前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现在却被吸收到国家收益或税收官员的收入中，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让社会的资本总量减少，让原本会得到维持的有用劳动减少。

第四，这样的税至少让经营征收赋税商品的商人经常受到税收人员的访问和令人讨厌的检查，有的时候让他们受到某种程度的压迫，总是让他们遭遇到非常多的麻烦和苦恼；尽管就像已经提到过的，严格说来苦恼并不是支出，却必然是等于一个人愿意用来让自己免除这样的苦恼的支出。消费税法律，尽管就制定这样的法律的目的来说更有效力，却比关税法律更加容易令人苦恼。当商人进口了应征收某种关税的货物时，在缴纳关税并且把货物存入自己的仓库以后，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不可能受到海关官员的进一步的麻烦和苦恼。应征收货物税的货物却不是这样。商人没有方法中止货物税官员的连续访问和检查。所以，消费税比关税更加不受到人们欢迎，征收货物税的官员也是这样。有人说，这些官员尽管通常可能也完全就像海关官员一样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然而因为这样的职责迫使他们经常要去找他们的邻人一点麻烦，所以他们大多数时候养成了一种他人经常不具有的冷酷性格。然而，这样的说法可能仅仅只是舞弊商人的看法，他们的走私因为货物税官员的勤勉而受到阻止或者被发现。

对消费品征收赋税和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产生的不可分离的那种不方便，落在大不列颠人民身上也和落在政府费用差不多相同浩繁的其他国家人民的身上那样轻。我们的状况不是十全十美的，是还有待于改善的，然而和我们大多数邻国的情况同样好，可能比他们的情况还要好一点。

因为对消费品征收赋税就是对商人利润征收赋税，这样的税在有些国家对货物的每一次卖出都一再征收。假如对进口商和制造商的利润征收赋税，却也应对介乎他们之一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切中间买主仿佛征收与此相同的赋税。西班牙著名的Alcavala（消费税）仿佛就是依照这个准则建立的。它在每一种财产——不管是动产或不动产——卖出时征收，起初为百分之十，后来为百分之十四，现在仅为百分之六；在财产每次卖出时均重复征收。像这样的税的征收要求有足够多的税收官员，去监视不仅是从一省到另一省，而且是从一个商店到另一个商店的货物运输。它不仅让某些种货物买卖，而且，还让各种货物的买卖人——任何一个农场主、任何一个制造商、任何一个商人和店主都受到税收人员的连续访问和调查。在建立这样赋税的国家的大多数地区，没法生产出供在远方销售的东西。国家每个地区的产物，必定会和靠近的消费成比例。所以，乌兹塔里茨把西班牙的制造业的毁灭归因于这样的Alcavala（消费税）。他能够把农业的衰落与此同样归因于它，它不仅是向制造品征收的，而且也向土地的天然产物征收。

在那不勒斯王国有一种类似的税，按一切契约价值的百分之三征收，因此也向一切销售契约的价值征收。它比西班牙的税要少一些，并且在大多数的城市和教区能够支付一种补偿金去替代。它们能够用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去征取这样的补偿金，通常是用不干扰当地的内地贸易的方式。所以，那不勒斯的税就不像西班牙的税那样具有破坏性。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一切地区的征收赋税划一制度（只有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让国家的内地贸易，也就是说，内陆和沿海岸贸易，差不多是完全自由的。内陆贸易差不多完全自由，大多数货物能够从王国的一端运往另一端，不要求有任何的允许证或通行证，也不受到税收人员的盘诘、询问或检查。有少数例外，然而并不干扰国家内地贸易的任何重要部门。沿海岸运输的货物要求有证明单或海关放行证。但是，假如你把煤炭除外，余下的货物差不多全是免税的。这样的内地贸易的自由是征收赋税制度划一的结果，它可能是大不列颠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任何一个大国必定是它自己产业的大多数产物的最好的和最大限度的市场。假如因为同样的划一制度所产生的同样的自由可以推广到爱尔兰和各殖民地，国家的伟大程度和帝国的每个地区的繁荣可能会比现在的更大。

在法国，各省分别实行不同的税法，要求有众多的税收人员驻扎在王国边境，还有差不多任何一个省的边境，通过阻止某些货物的输入，或对输入征收某种税，让国家的内地贸易受到非常大的干扰。有些省能够缴纳赔偿金去替代盐税（gabelle）。其他的省完全免征盐税。有些省完全免除烟草专卖，在王国的大多数地区却由总包税人享有烟草专卖权。aids（货物税）和英格兰的货物税差不多，在不同的省非常不同。有些省完全免纳这样的税，然而支付一种赔偿金或同等的东西。在实行这样的税而且实行包税的地方，有许多种地方税只在某个市或某个区征收。Traites（关税）和我们的关税差不多，把王国分为三大多数：第一，实行1664年关税的省，包括皮卡第、诺曼底和王国的大多数内陆省份，被称为五大包税区的省；第二，实行1667年关税的省，包括大多数的边境省份，称为外疆各省；第三，据了解是当做外国对待的各省，或者说，因为它们被允许和外国实行自由贸易，在它们和法国其他省份实行贸易时，征收对其他国家同样的税。这些省份是阿尔萨斯、麦茨•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管区，还有敦刻尔克、贝允和马赛三个市。在五大包税区（这样来称呼是因为古代把关税分成五大部门，每一部门最开始都是一个特殊包税区的对象，尽管现在已经合为一个）各省，还有在外疆各省，有很多地方税只在某一个市或区实行。在被当做外国对待的各省，尤其是在马赛市，也有一点这样的地方税。不需要说明，这样一来会对国家的内地商业造成多么大的限制，还有需要有多少税收官员来驻守这些不同省份和地区的边界，它们都是实行这样的不同的征收赋税制度的。

除了因为复杂的税法制度所引起的通常限制之外，除谷物之外，可能是法国举足轻重产物的葡萄酒的贸易在大多数的省份受到非常的限制，这是因为对某些省份和地区的葡萄园比对其他葡萄园给予的特殊优惠引起的。我相信，能够发现，葡萄酒最著名的省份是葡萄酒贸易受到这样的限制最少的省份。这样的省份所享有的广泛市场，鼓励在它们的葡萄园栽培和随后在它们的葡萄酒酿造两方面都得到良好的管理。

这样的不同的和复杂的税法不是法国所独有的。米兰这个小公国划分为六省，每省对几种不同的消费品有不同的征收赋税制度。领土更小的帕马公国划分为三个或四个省，每省也同样有它自己的制度。在这样的荒谬的管理下，只有土地非常肥沃和气候的不适宜才让这些国家免于不久就会陷入极端贫穷和极端野蛮的状态。

消费税能够用两种方法征收：一是设立官员由政府任命而且向政府直接负责的行政机构去征收，其收益必定每年不同，依照税收不时地变动而异；二是按必定的税额包出，包税人能够任命他自己的官员，这些人尽管一定要按法律所规定的方式征税，然而处在总包税人的直接监督之下，向他直接负责。包税绝对无法成为最好的最节约的征税方法。除了为支付大概定税额、官员的薪俸和一切行政开支所必要的以外，包税人一定要从税收中得到必定的利润，至少和他所作出的垫支、他所承担的风险、他所经历的麻烦和他为管理一项这样复杂的事业所一定要具备的知识和技能成比例。政府在自己的直接监督下建立一种和包税人所建立的同样的管理机构，至少能够省去这样的利润，这样的利润差不多总是大得可怕的。要承包公共收益的任何巨大部门，要求有巨大的资本或巨大的信用，单是这样的情况就会让对这样一种事业的竞争限制在极少数人中间。在少数具有这样的资本或信用的人中，只有更少数的人才具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这样的情况进一步限制了竞争。能够成为竞争者的非常少数的人，觉得联合起来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成为合作者而不是竞争者，在包税投标时，他们所出的标价很大程度低于实际的价值。在公共收益实行包收的国家，包税人通常是最富有的人。单是他们的财富就激起了公众的愤怒，然而差不多总是伴随着这样的暴发财富的虚荣，还有他们大多数时候夸耀这样的财富时愚蠢的夸张，更进一步地激起那种愤怒。

公共收益的包税人从来不觉得法律过于严厉，这样的法律惩处任何逃税的企图。他们对纳税人毫无怜悯之心，这些人并不是他们的臣民，如果他在他们包税期满后的那一天广泛破产，也不影响他们的利益。在国家处于最紧急状态之时，君主对自己收益的准确支付的渴望必定是最大的，此时包税人总是要抱怨说，假如没有比现行法律更严峻的法律，即便是最大多数时候的税额他们也没法付出。在这样的国家困难的时刻，他们的要求是没有方法反驳的。所以，税法渐渐变得越来越严厉。在大多数公共收益均实行包税的国家，税法总是最严酷的。在君主直接监督下征税的国家，税法是最温和的。也就是说，就算是最差劲的君主，也会对他的人民感到更多的同情，这是没法期望于他的包税人的。他明白，他的家族的永远伟大依存于他的人民的繁荣，他绝不可能为了自己的任何暂时的利益去有意地破坏这样的繁荣。对他的包税人来说就不是这样的，这些人的伟大不是人民繁荣的结果，而是破坏这样的繁荣的结果。

有的时候一种税不仅通过必定的税额包出，除此之外，还给予包税人对征收赋税商品的垄断权。在法国，烟草税和盐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征收的。在这样的场合，包税人向人民索取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过度的利润：包税人的利润，垄断者的更加过度的利润。烟草是一种奢侈品，任何一个人都有买或不买的自由。然而盐是一种必需品，任何一个人都一定要向包税人购买一定的数量；因为假如他不向包税人购买这个数量，通常他就会向走私者购买，对这两种商品所征收的税是非常重的。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走私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同时法律的严峻和包税人的官员的警觉使屈服于这样诱惑的人差不多必然会倾家荡产。盐和烟草的走私每年把几百人送进监狱，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人被送上断头台。用这样的方式征收的这些税为政府带来非常大的收益。1767年，烟草包税额全年为二千二百五十四万一千二百七十八利佛，盐税的包税额全年一共是三千六百四十九万二千四百零四利佛。两种情况的包税都是从1768年开始，持续六年。把人民的鲜血看成和国王收益比一钱不值的人，可能会赞成这样的征收赋税方法。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建立了同样的盐和烟草的税收和垄断，尤其是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领土内以及意大利的大多数邦。

在法国，王室的大多数实际收益是从八个来源得到的：贡税、二十取一的税、人头税、关税、盐税、货物税、官有财产和烟草包税。后五者在大多数的省份都实行包征；前三者在各个地方都是由政府直接监督和指引的行政机关征收的。广泛承认，依照它们从人民口袋中取出的钱的比例，送入国库的比其他五种多，后者的管理是更为浪费而没有意义的。

法国的财政在现时状态下仿佛能够实行三种非常明显的改革。第一，废除贡税和人头税，同时增加二十取一税，让它增加的收入等于前两者的金额，这样一来就让王室的收益能够保持，征收费用能够很大程度减少，贡税和人头税所造成的下层阶级人民的苦恼能够完全防止，上层阶级的负担也能够不致比现在更重。我已经指出过，二十取一税是一种和所谓英格兰土地税非常近似的税。大家都会承认，贡税的负担最终落在土地拥有者身上；大多数的人头税是按应纳贡税每镑若干的比率估征的，它的大多数的最终支付也必定与此同样落在同样阶级的人身上。所以，二十取一税尽管有所增加，方便于得到和贡税、人头税数额同等的额外收益，然而上层阶级人民的负担，依过去的能够不致比现在更重。因为贡税大多数时候向各个人的地产和租户征收中的巨大不平等，改革后许多个人的负担无疑会加重。这样的享有特惠者的利益和反对，最可能阻止这样的或任何其他类似的改革。第二，使盐税、货物税、关税、烟草税也就是说，一切关税和货物税在王国的一切地区划一起来，这些税的征收费用能够大为节省，然而王国的内地贸易也能够变得和英格兰一样自由。第三，也是最终，把所有这些税交由一个由政府直接监督和指引的机关管理，总包税人的过度利润能够纳入国家收益。因为个人的私人利益所产生的反对，也非常可能阻止后两种改革计划的实现，就像阻止第一种改革计划的实现。

法国征收赋税制度在任何一个方面仿佛均劣于大不列颠制度。在大不列颠，每一年对于不足八百万人民征取到一千万镑，不可能说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受到压迫。依照埃克斯皮里神甫搜集的资料，与《谷物法和谷物贸易论》作者的观察，情况可能是：法国，包括洛林和巴尔在内，大概有两千三百万人或两千四百万人，为大不列颠可能拥有的人口的三倍。法国的土壤和气候比大不列颠优越。法国土地的改良和耕种远在大不列颠之先，所以，凡是需要长时期来建造或是积累的事物，法国都比大不列颠多，如大城市还有城市和乡村中方便的和建筑良好的房屋。有了这些优势，能够希望在法国可以征收到三千万镑的收益去支持国家，就像在大不列颠征收一千万镑那样容易。依照我所可以得到的最好的估计（尽管我承认是非常不完全的估计），1765年和1766年，归入法国国库的一切收益，大多数时候在三亿零八百万利佛至三亿二千五百万利佛之间；也就是说，不足一千五百万镑，没有达到预期的半数，假如法国人民也依照大不列颠人民的同一比例纳税的话。但通常都承认，法国人民受到赋税的压迫比大不列颠人民重。然而法国是欧洲的一个大帝国，除大不列颠帝国之外，享受着最宽容最温和的政府。

在荷兰，对生活必需品征收重税据了解破坏了他们的主要制造业，甚至可能渐渐地阻碍他们的渔业和造船业。大不列颠对生活必需品征收的赋税是无足轻重的，迄今没有任何制造业受到征收赋税的摧毁。大不列颠制造业负担最重的税只有一点原料进口税，尤其是对生丝的进口。然而荷兰中央政府和各市的收益，据了解达五百二十五万英镑以上，因为荷兰人口多于大不列颠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依照人口的比例，他们必定被征收较重赋税。

在一切恰当的征收赋税对象均已征收赋税后，假如国家的紧急状况依过去的持续要求新税，那就一定要向不恰当的对象征收。所以，对生活必需品征收赋税可能不是因为荷兰共和国的愚昧，它为了得到和维持自己的独立，尽管作出了巨大的节约，但还是被卷入了耗费巨大的战争，导致没办法不大量举债。除此之外，荷兰和新西兰这样的特殊国家为了维持本身的存在，或者防止国土被大海吞没，没办法不付出巨大的开支，必定让这两个地区的赋税负担大为增加：政府的共和形式仿佛是荷兰今日伟大的主要支柱。大资本拥有人、大商业家族通常或是直接参加了这个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或者是具有某种间接的影响。为了他们从这样的情况得到的尊敬和权威，他们愿意住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如果自己运用他们的资本，会带来较小的利润，如借给他人，会带来较小的利息；在这个国家里，他们可以这样得到的不大的收入，可以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比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少。这样的富有人民的定居，尽管有一些不方便，也必定会让国家的产业在某种程度上活跃起来。一旦国家发生任何的灾难，让政府的共和形式被摧毁，让一切行政落入贵族和军人之手，让这些富有商人的重要性化归乌有，那么，他们就不可能高兴住在一个自己不再受到多大尊敬的国家。他们会把自己的住所和自己的资本移往其他某个国家，然而荷兰的工业和商业用不了多久也就会跟着支持它们的资本迁移出去了。

第三章　国债

我在前面章节已经充分阐明，在商业没有得到发展和制造业没有得到改良以前的没有开发的社会状态下，人们对于只有商业和制造业可以给人们带来的那些昂贵的奢侈品还全然一无所知时，一个拥有大量收益的人能够花费或享受到那笔收益的唯一途径就是尽他所能地能赡养多少人，就赡养多少人。可以说一大笔收益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可以调节大量的生活必需品。

在那种没有开化的状态下，收益大多数时候都是用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用食品和粗布，谷物和牲畜，羊毛和生皮来实现的。当时既没有商业又没有制造业能够把一个人消费之外剩余的东西实行加工，让他可以交换更多一点的东西，他就只有用自己的剩余物资供养（他能够供养得起的）人们。这样的没有奢侈的款待和没有夸耀的慷慨在那种情况下就是富人和显贵们的主要开销。然而这些开销，我在本书第三卷也给予同样说明，不易于让他们破产。可能再没有什么自私的享乐会是这样的轻浮，追求这样的享乐有的时候是毁灭不了一个睿智的人的。然而热衷于斗鸡却毁灭了非常多的人。尽管奢侈的款待和夸耀的慷慨也毁灭了一部分人，然而我相信被上面所谓的那种款待或慷慨而毁灭的人数量不可能非常多。

在我们封建社会的祖先中，一个家庭经常是长时间持有着大片的地产，这一点充分说明人们大多数时候还是习惯于量入为出地生活。尽管一些大地主时常举行乡村式的款待，在我们现在看上去仿佛和前面讲的那种生活方式不相符合，因为我们一贯觉得那种方式是和节俭分不开的，然而我们也一定要承认他们至少还是尽量节俭的，大多数时候并没有把他们的一切收益都花费掉。他们部分的羊毛和生皮大多数时候有机会变卖成钱，可能部分的钱他们在购买当时所可以带来的少数虚荣和奢侈的物品时花费掉了。然而有一部分他们大多数时候则储藏了起来。的确，他们再没有别的任何途径能够处置它们，没办法不把他们节省出来的钱存起来。做生意对于一个绅士来说是十分有失体面的，把钱放债在当时被看成是放高利贷，不仅为法律所不允许，那将会更为不体面。再说，在那种极端动乱的时代，把钱存在手上也方便，一旦有一天他们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还能够把一点值钱的东西随身带到某个安全的地方去。极端的动乱让他们感到把钱储存起来最方便，把储存的钱隐瞒起来也同样方便。人们经常发现的一些无主的宝藏或财宝充分证明在那些年代储存和藏匿财宝是多么常见的事。被挖掘的宝藏在那时被看成是君主收益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在今天就是把王国里所有被挖掘的宝藏归在一起可能还没法构成一个拥有非常大的庄园的乡绅的收益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样的节省和储存的喜好在君主和臣民中同样盛行。在那些没有多少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里，我在本书的第四卷中已提到过君主所处的境地，自然而然让他倾向于节俭以求积累。处在那个境地的君主的费用都没法由他们的虚荣心来调节。他喜欢有一个装饰华丽的宫廷，然而时代的愚昧，所可以给宫廷的华丽装饰带来的也仅仅是几件小玩意儿。当时不需要任何常备军队，所以君主就像一个大的领主，他的财富仅限于对他佃户的奖金和对家臣的款待。然而奖金和款待很少会导致浪费，尽管虚荣心总是会导致浪费。所以欧洲的所有君主都有财宝，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过了。据了解，现在任何一个鞑靼首领都还有财宝。

在商业国家里，各个地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昂贵的奢侈品，君主就像他的疆土上绝大多数的大领主那样很容易会花费他的收益中的大多数去购买那些奢侈品。他自己的国家与他的邻国供应的种类繁多价格昂贵的小玩意儿，构成了宫廷辉煌然而又毫无意义的华丽；为了追求与此相同的华丽，他的贵族们辞退了他们的家臣，让他们的佃户自己独立，自己也渐渐变得就像他的领地里大多数的自由民那样无足轻重。影响着他们行为举止的那种轻浮的激情，同样也影响着君主的行为举止。怎么可以设想他应该成为他的疆土上对这样的享乐能够无动于衷的唯一的富人呢？假如他不是，那么他可能做的就是把他的收益中的大多数花费在那些享乐上，导致非常大地削弱国家的防卫力量，我们没法期望他不把维持国防力量所必需的资金之外的一切资金都花费在那些享乐上。他的日常费用变成了和他的日常收益同等，假如开销不时常多于收益，就算是好的了。再也不可能期望积累财富，当遇到特殊事件需要特殊费用时，他就一定要号召他的臣民做特殊的捐助。已故的和现在的普鲁士国王是欧洲自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于1610年死后，仅有的两个积累了一点财富的伟大王子。导致积累的节俭在共和政体的政府和君主政体的政府里差不多与此同样变得都十分少见。意大利的共和国，荷兰的联省全都已经负债。伯尔尼州是欧洲唯一的一个积累有财富的共和国。瑞士的其他共和国全都没有。对于某种华丽壮观的建筑的喜爱，至少对其他的公共装饰的喜爱，经常是在一个小小的共和国里似乎严肃的元老院的会议室里和最大的国王的放荡的宫廷里同样盛行。

和平时期缺少节俭就一定让战争时期借债。当战争来临时，国库里除了用于和平编制的日常费用外就再没有其他的钱财。战争时期国防的必需费用是和平时期编制的三四倍，因而收益也须多于和平时期收益的三四倍。也就是说，就算君主有（他大多数时候非常少有）依照税制立即启动增加收入的方法，然而等到构成增加收益的税款进到国库可能要在开始增收的十个月或十二个月以后了。在战争开始的时刻，或者眼看就要开始的时刻，军队一定要扩大，舰队一定要做好准备，驻防的城镇一定要进入防御状态。这些军队、这些舰队、这些驻防的城镇都一定要配备武器；军火和给养。在那危急的时刻就急需一大笔费用，它是不可能去等待新征税收渐渐进入国库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政府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借款。

正是社会所处的那种商业状态通过道德因素的作用让政府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借债，同时在臣民中也产生了贷款的力量和意向。假如说社会所处的商业状态带来了借债的必要性，那么它同样也带来了借债的方便。

在一个充满了商人和制造业主的国家里必定有一批人，他们的手中不仅掌握着他们自己的资金，也掌握着贷款给他们的钱，或者是委托给他们经销的货物，这些资金通过他们的手比通过一个没有经营过商业单靠收益生活的人的手在社会上流通必定要频繁得多。个人的收益常规地通过他的手一年只有一次，然而一个经营商业的商人的一切资金和信贷，则周转得很迅速，有的时候一年可能周转三四次。因此，一个充满商人和制造业主的国家必定有一大批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力量垫付一笔非常大数量的金钱给政府，假如他们愿意这样来做的话。这就是商业国家的臣民中蕴藏的贷款力量。

商业和制造业在任何一个社会内不可能长期繁荣，假如那个社会没有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人民就会对自己的私有财产没有安全感，对合同的履行也会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国家的权威没法常规地用于迫使一切有力量偿还债务的人偿还债务。简单来说，假如在一个国家里人民对政府的公正没有一定程度的信心，商业和制造业就不可能繁荣。正是这个信心在日常生活中让大商人和大制造业主乐意把他们的财产托付给政府保护，在非常时期让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财产托付给政府利用。他们通过借钱给政府，丝毫也没有削弱他们实行商业和生产的力量。与此相反的是，他们大多数时候还扩大了他们经营商业和生产的力量。在大多数的场合，国家的需要使得政府愿意通过极其优惠的条件放贷。政府给予原债权人的担保品能够自由转让，不仅这样，出于对政府公正的广泛信任，担保品大多数时候在市场上出卖时价钱远比原价要高很多。商人或有钱人通过贷款给政府能够赚钱，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加了他的经营资本。因此，当行政当局允许他参与购买新的公债时，他们大多数时候把它看成一种优惠。所以在商业国家的臣民中也就产生了一种贷款给国家的意向和愿望。

这样的国家的政府在非常时刻倾向于把一切寄托在他臣民的借贷力量和愿望上。它预见得到借款的容易，因此也就不实行储蓄。

在社会的原始阶段，没有什么大的商业或制造业资金。人们把自己能够储蓄的一点钱储存起来，然而把储存的又隐藏起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政府公正的怀疑，出于一种恐惧，害怕别人知道他们储存了财物，害怕一旦储存的财物被发现，迅速就会被掠夺干净。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没有人有力量，也没有人愿意在紧要关头把钱借给国家。君主预见到要想借款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他感到一定要储蓄来防备急需。这个预见更加加强了他们储蓄的天然习性。

现今不仅压迫着，而且最终将会让欧洲一切大国毁灭的巨大债务的积累过程在欧洲一切大国全然同样地存在着。国家就像个人一样，开始是用所谓的个人的信用贷款，无须指定或抵押任何特殊基金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当这个方法行不通的时候，他们才指定或抵押某种特殊基金。

大不列颠的所谓没有担保国债就是通过上面所说的两种方式中的前一种方式借入的。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没有或者假定没有利息的借债，它就像私人记账的债务；一部分是有利息的，它就像私人用票据或期票做抵押而借入的债务。对于特殊服务所欠的债务，或者对于那些没有带来或者带来了然而尚没有给予报酬的各种服务所欠的债务，或者是陆军、海军和军械方面的特殊开支当中的一部分，对外国王补助的欠款、海员工资的欠款等大多数时候组成了前一类债务。有的时候为了支付部分这样的债务，还有的时候为了其他目的而发行的海军证券和财政部证券组成了后一类债务。财政部发行的证券从发行之日起开始计息，然而海军证券却要在发行后六个月才开始计息。英格兰银行通过对它们的流通价值自愿打折扣，或者通过和政府合作对财政部证券的流通给予一定的照顾，也就是以和票面价值同等的价值接受它们，支付到期的利息，保持它们的价值，方便它们的流通，因此让政府经常能够借到巨额的一种国债。由于法国没有银行，国家的证券（billetsd état）有的时候必须打折通过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七十在市场上卖出。在威廉王时代重新铸币时，当英格兰银行觉得应该停止普通交易时，据了解财政部证券在市场上通过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六十打折卖出。毫无疑问部分是因为对革命后新成立的政府的稳定性表示怀疑，部分是因为缺少英格兰银行的支持。

当这个来源逐渐枯竭的时候，为了筹资就必须指定或抵押国家收益的某些部门以偿还债务。在不同的场合，政府有两种不同方式能够选择。有的时候政府能够只指定或抵押一个短时期，比如说一年或几年；有的时候可以是永久。在前一种场合，抵押的收益在限定期间内可以足够支付所借货币的本金和利息。在后一种场合，据推想抵押的收益足够支付利息或等于利息的永久年金。在还清所借的本金后，政府可在任何时候偿清这个年金。用前一种方法筹措的资金，叫做通过预支法筹措的资金；用后一种方法筹措的资金，叫做通过永久付息法，或简称息债法筹措的资金。

大不列颠每一年征收的土地税和麦芽税时常是通过在征收税款的法令中加进一个借款条款而被挪用，英格兰银行却大多数时候通过一定的利息（这个利息革命后由百分之八降到百分之三）垫付这些税款。只要税款能够陆续收益国库，也就能够陆续归还。假如仍有不足，然而不足又是常有的事，就由来年的剩余来支付。国家收益中尚没有抵押出去的唯一的收益极其可观的部门，也时常是这样在收归国库之前就被花掉了。国家就像一个处在不允许他等待常规收益到手的紧迫情况下的不顾未来的挥霍者，长期处在向他的代理商和代理人借款的境地，长期为利用自己的资金而支付利息。

在威廉王统治时期，还有安妮女王统治的大多数时间里，在我们对永久付息的贷款方式变得就像现在这么熟悉以前，大多数的新税都是只征收一个短的时期（仅四年、六年或七年），然而每一年大多数的国库支出却由对这些税收的预期所发行的贷款来开支。税收常常不够支付限定期内所借货币的本息，因此产生了短缺，为了弥补这个短缺就不得不延长征税年限。

依照1697年威廉三世八年第二号法令几种税收的缺少部分当时被称做第一次总抵押，也就是说，一个由延期到1706年8月1日的几种短期内，把期满的赋税还有由那些税收积累而成的通用基金所组成的基金承担。这个基金承担的缺额是五百一十六万四百五十九镑十四又四分之一便士。

1701年，这些税随同某些其他的赋税为了与此相同的目的都进一步延长到了1710年8月1日，而且称做第六次总抵押或基金。这次基金所负担的不足额共计达二百零五万五千九百九十九镑七先令十一又二分之一便士。

1707年，那些税收作为发行新公债的基金又继续延长到1712年8月1日，而且被叫做第三次总抵押或基金。依照这次抵押借人的资金数额为九十八万三千二百五十四镑十一先令九又四分之一便士。

1708年，全部的这些税作为一种新的国债的基金又延长到1714年11月1日，而且被叫做第四次总抵押或基金。依照这次抵押借人的资金数额为九十二万五千一百七十六镑九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然而对吨税和镑税的过去的补助金除外，它们的一半组成这个基金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依照联合条款取消了对苏格兰亚麻的进口税。

1709年，这些税现已完全脱离了这个基金对吨税和镑税过去的补助。为了与此相同的目的又延长到1716年8月1日，而且被叫做第五次总抵押或基金。依照这次抵押借入资金达九十二万二千零二十九镑六先令。

1710年，这些税又再次被延长到1720年8月1日，而且叫做第六次总抵押或基金。这次通过抵押借人金额为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五百五十二镑九先令十一又四分之三便士。

1711年，这些税（这个时候已需支付四种不同的预支的本息）和其他几种税一起持续延长，而且组成一个基金支付南海公司的资金的利息，因为南海公司在那年曾经预付给政府九百一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七镑十五先令四便士，用于通过偿还与弥补税收的不足。这是当时有过的最大的一次借款。

据我所可以观察到的，在这个时期以前，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为支付债务利息而永久征收的税是为支付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以及规划中的土地银行所规划的，然而事实上没有实现。这个时候英格兰银行贷给政府的金额已达三百三十七万五千零二十七镑十七先令十又二分之一便士；年息为二十万六千五百零一镑十三先令五便士。这时东印度公司的贷款为三百二十万镑，年息为十六万镑。而此时英格兰银行贷款的年利息为百分之六，东印度公司的贷款年利息为百分之五。

1715年，依照乔治一世元年十二号法令，那些由于支付英格兰银行的年息而被抵押了的各种税，还有由这次法令与此同样定为永久征收的其他几种税合成一个叫做集合基金的共同基金。这个基金不仅要承担支付英格兰银行的年金，而且还要承担支付其他几种年金和其他债务。后来乔治一世三年第八号法令和乔治一世五年第三号法令又把这个基金给扩大了，而且把当时附加在这个基金上的一部分不同的赋税与此同样也定为了永久性的赋税。

1717年，乔治一世第三年第七号法令把其他几种税收也定为永久税，而且合成另一共同基金，叫做“通常基金”。通过支付某些年金，总额共达七十二万四千八百四十九镑六先令十又二分之一便士。

因为这些法令的结果，以前大多数仅为短期预支的各种税现在都已经变成了永久性的作为单纯支付连续由预支方法借入款项的利息的基金（不支付本金）。

假如只用了预支的方法筹措款项，只要政府注意在这期间让基金在限定的期间内负担的债务不多于他的支付力量，而且在第一次预支偿清前不实行第二次预支，经过几年国家收益就能够从债务中解脱出来。然而大多数的欧洲政府却连这一点都无能力做到。他们时常是在第一次预支后就让基金超负荷运行，假如还没有超负荷，他们大多数时候就让它超负荷，也就是说，在第一次预支偿清前又实行第二次和第三次预支。这样一来，基金就不够支付所借货币的本息，因此基金变得仅够支付利息，或者接近于利息的永久性年金，如还不知节俭，持续预支必定会导致采用更具毁灭性的永久付息法。尽管这个后果必定会让国家收益从债务中的解脱从一个固定的期限推迟到一个不确定的可能永远达不到的期限。但是不论怎样通过这样的新方法能够比过去的预支方法筹集到更多的款项，当人们一旦对这样的新方法熟悉以后，在国家处于极端危急的时刻，人们就会广泛地宁愿采用新方法，而不用过去的方法。解救国家的燃眉之急，总是那些直接和国家行政事务有关的人们主要注意的对象。国家收益的进一步解脱，他们就只有留待后人去关心了。

在安妮女王统治的一段时期，市场的利息率由百分之六降到了百分之五，在她在位的第十二年，被宣布为私人抵押贷款的最高合法利息率。在大不列颠大多数暂行税转变成永久的而且在分别拨归到总基金、南海基金和通用基金后不久，国家的债权人就像私人债权人一样都被说服接受百分之五作为贷款利息。这样一来让由短期国债转变为长期国债的大多数借款产生了百分之一的节约，换句话说，上面所说的三大基金所应支付的大多数年金节省了六分之一。这一节合并成上面所说的基金的各税在支付现在所承担的年金后留下的一笔极其可观的剩余为现今所叫做的偿债基金奠定了基础。1717年，这项剩余达到了三十二万三千四百三十四镑七先令七又二分之一便士。1727年，大多数国债的利息进一步下调，降到百分之四；1753年与1757年又由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降到百分之三。这个降息让偿债基金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尽管偿债基金是为偿还过去的债而设立的，却很大程度方便了新债的筹集。它是一种辅助基金，在国家危急时刻，可用它抵押来协助其他任何基金筹集资金。至于大不列颠的偿债基金是常用于偿还过去的债还是用来筹集新债，接下来就会见分晓。

除了预支和永久付息这两种贷款方法以外，还有两个方法能够举债，它们处在上面所说的两种方法之间。这两种方法就是有期年金贷款和终身年金贷款。

在威廉王和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大数额的贷款经常是用有期年金的方法筹集的。它们有的时间长一些，有的时间短一些。1693年通过了一道法案，通过百分之十四的年金，也就是说，一年十四万镑年金，为期十六年借款一百万镑。1691年，议会曾经通过了一道法案用终身年金借款一百万镑，这个条件在今天看上去非常有利。然而筹集的款额并没有满。第二年这个缺空就通过百分之十四的终身年金借款补足，也就是说，通过七年稍多一点便可收回本金的条件的借款补足了。1695年购买了这些年金的人能够每百镑向财政部再缴纳六十三镑后换取九十六年为期的年金；终身年金的百分之十四和九十六年年金的百分之十四之间的差价就通过六十三镑或差不多等于四年半的年金卖出了。然而担忧政府的不稳定，也就是说，就算条件这样优惠购买者仍寥寥无几。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借款在不同场合通过两种不同条件，也就是通过终身年金和通过三二年、八九年、九八年和九九年为期的有期年金实行的。1719年，三二年期的年金拥有者又被说服通过他一切年金换取等于一年半年金的金额的南海证券，对于当年到期欠款也发给了相应的证券。1720年，其他长短期的年金的大多数都捐给了同一基金。那时一年应付的长期年金达六十六万六千八百二十一镑八先令三又二分之一便士。1775年1月5日，他的剩余部分，也就是说，当时没有被认购的仅十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三镑十二先令八便士。

在1739年和1755年开始的两次战争时期，通过有期年金或终身年金借入的款项极少。然而九八年期或九九年期的年金货币价值差不多和永久性年金同等。所以，人们可能觉得它们作为一种基金应该能够借入差不多与此同样多的款项。但是那些想治家立业而且为长远着想的人，在认购国债时，绝不可能去买价值连续贬值的那种国债，而这样的人又组成国债所有者和购买者中一个极其可观的比例。所以，尽管长期年金的固有价值可能和永久性年金的价值非常相近，然而却远没有那样多的购买者。新国债的认购者大多数时候都是计划尽可能快地卖出他们手中的国债，他们都愿意认购可由议会赎回的永久性年金，而不情愿认购同等数额的没法赎回的长期年金。前者的价值如果能够终年不变，或者差不多不变，因此，它让前者成为比后者更便于转让的债券。

在上面提到过的两次战争期间，不管是有期年金还是终身年金都是作为一种奖酬而授予新公债的认购者的，它们是在可换成现款的年金或组成国债的贷款的利息之外的。这样的授予不是作为偿还所借货币的专门基金，而是作为一种附加鼓励授予出借人的。

终身年金的授予有的时候也采用两种不同方法：对独自的个人终生授予或者对一群人终身授予。后一种方法在法国叫做顿建法，名称来自发明人的名字。当年金是授予独自的个人终身时，受领年金者一旦死亡，公共收益就减轻了和他的年金有关的这一部分负担。当年金是用顿建法授予时，公共收益要到组成这一群体的所有成员死亡后，才可以从这负担中解脱出来。然而这一群体有的时候可能有二三十人，之中有人死了，生者可享有一切死去的人的年金，最终一个生者可享有整个群体的一切年金。假如通过同一收益抵押借款，顿建法总是比独自个人终身年金法可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因为生者有了继承权，顿建法实实在在要比同等数额的独自个人终身年金的价值大得多。不仅这样，因为每个人天然地对自己会有好运气的信心（这是一切彩票买卖成功的依照），这样的年金大多数时候所售的价格要超过他本身的价值。在政府时常采用授予年金的方法筹集资金的国家，正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原因，顿建法大多数时候受到比独自个人终身年金更多的青睐。政府也差不多总是愿意采用能够筹集到最多资金的应急措施，然而不情愿采用可能把公共收益从年金负担中最快解脱出来的方法。

法国由终身年金组成的国债比英国由终身年金组成的国债的比率要大得多。依照波尔多议会在1764年向国王提出的备忘录，法国的一切国债估计为二十四亿利弗，之中通过终身年金借入的大概为三亿利弗，占国债总额的八分之一。这一项年金本身一年达三千万利弗，差不多等于一切国债的利息一亿二千万利弗的四分之一。我深知这两个估计不准确，然而它们是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机构所提出来的，我想它们是能够被看成接近真实的。法国和英国两国政府之所以采取不同的借贷模式，不是因为他们对公共收益从负债中解脱出来的焦虑的程度不同，而完完全全是因为借债人的观点和利益的不同。

英国政府所在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都市，商人大多数时候是向政府带来贷款的人。他们贷款给政府，不是为了减少他们的资金；与此相反，是为了增加长期商业资本。除非他们觉得可以通过卖出新债从而得到某些利润，不然他们是绝不可能认购的。然而假如他们通过贷出款项所要购买的不是永久性年金，而仅是终身年金，却不管这些终身年金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他们大多数时候都非常难在卖出时得到什么利润。卖出用自己生命为基准的年金，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要亏本的；因为没有人会愿以同样的价格去购买以别人生命为基准的年金，尽管那个人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和自己的十分相近。没错，一个以第三者的生命为基准的年金无疑对于购买者和卖出者来说具有同等的价值；然而他真正的价值从他被授予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减少，不仅这样，只要它存在一天就会持续减少。所以终身年金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一种就像永久性年金那样方便的可转让资财，尽管他真正的价值可以想象成是相同或者差不多相同。

法国政府所在地不是一个大的商业城市，在向政府带来贷款的商人中不组成一个比例。和资金有关的人，也就是说，税收总承包人、非承包的赋税征收人员、宫廷银行家等，他们组成了在国家紧急关头向政府带来贷款人中的绝大多数。这些人大多数出身卑微，然而拥有大量财富，不仅这样，大多数时候具有非常强的自尊心。他们非常骄傲，不情愿和他们门户一样的妇人结婚，然而地位高的人又不愿与他们结为夫妇。所以，他们大多数时候决心过单身汉的生活，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庭，也不关心他们的亲戚，他们甚至不情愿承认那些亲戚，他们只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过着十分豪华的生活，把他们的财富在有生之年全部用光。除此之外，这些不情愿结婚或者他的生活条件又让他们不适合或不便于结婚的富人人数在法国远远多于英国。这些人不大关心甚至完全不关心传宗接代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最理想的莫过于把他们的资本转换成一种收益，然而这个收益又总是可以持续到他们所希望的时间。

在和平时期，现代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的日常开支同等于或者接近于他们的日常收益。战争来临时，他们既不情愿也没法把他们的收益按开支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长。他们之所以不情愿，是因为害怕突然要增加这样巨额的税收而激怒人民，人民会迅速厌恶战争。他们之所以没办法，是因为不清楚要加征什么样的税才能得到足够所需的收益，借款却轻而易举地让他们免除了这样的恐惧和所可能引起的尴尬境地。通过借款他们只要恰当地增加一点税收，就可年复一年地筹集足够的资金把战争实行下去，而且，借助永久性基金再尽可能加收非常小的一点点税收，每一年就可筹集到最大限度的资金。在大的帝国里，生活在首都和远离战场地区的人大多根本就没办法感觉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任何不便。与此相反的是，他们反而能够悠闲地通过阅读报纸上他们国家海陆军的战绩而自娱自乐，这样的欢乐足够补偿他们比和平时所多支付的税款。他们通常还不愿意恢复和平，因为和平也就结束了他们的那种欢乐，结束了战争持续时间再长一点所能带给他们的征服别国和国家荣誉的千万种臆想。

确实，恢复和平没法把他们从战争时期所加征的大多数税收中解脱出来。因为那些税收都为了持续借款，作为欠债的利息而抵押出去了。假如这个过去的收益在支付那些利息和政府的日常开支外还有剩余，那样的话，它和新税一起就可产生某些剩余的收益，可能转化为偿还债务的偿债基金。然而首先，这个偿债基金，也就是说，就算不用于其他的用途，在一个能够和平持续的时间内大多数时候也全然不够支付战争期间所欠的一切债款；其次，这个基金差不多总是被挪做他用。

加征新税的唯一目的就是支付以它们为担保贷款的利息。假如它们还有所剩余，那剩余通常也是既没有安排，也没有曾期望过的，因此也是十分有限的。偿债基金大多数时候产生于应付利息的随后的减少，然而很少产生于所得税收多于应付的利息或年金的剩余。1655年荷兰的偿债基金和1685年教士联邦的偿债基金就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偿债基金大多数时候不够偿还债务的原因所在。

在和平时期，假如发生了一点事件需要一笔非常开支，政府总是觉得挪用偿债基金比加征新税更为方便。加征任何一种新税，人民会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感觉。它总是会引起一点怨言，受到某些反对。赋税增加得越多，每一种税收征收的越重，人民对于各种新税的抱怨也就越多，政府总是想要加征新税或者提高过去的税就会变得越加困难。然而一时中止偿还债务人民却不可能迅速感觉出来，也不可能引起怨言或抱怨。所以借用偿债基金总是摆脱眼前困境的一个简而易行的应急措施。国债积累得越多，就越需要研究如何去减少它们；而滥用偿债基金的任意部分就越危险，毁灭性也就越大。国债越是不可能减少到一个极其小的程度，然而滥用偿债基金来解决和平时期产生的一切特殊费用就越加可能，越加必然无疑。当一个国家的赋税已经过重时，就必定需要战争；就只有国民报仇雪耻的仇恨，或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才可以让人民用容忍的耐心接受一种新加的赋税，这就是为什么偿债基金大多数时候被滥用的原因所在。

大不列颠自第一次求助于具有毁灭性的应急措施——永久息债法以来，和平时期国债的减少从来就没有和在1688年开始、1697年通过里斯韦克条约而结束的战争时期国债的积累成过比例。大不列颠现今巨大的国债的基础最开始就是在那次战争中奠定的。

1697年12月31日的大不列颠的国债，包括长期和短期，共达二千一百五十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二镑十三先令八又二分之一便士。其中大多数协定由短期预支，一部分却通过终身年金借入。所以在1701年12月31日以前，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一部分就已经完全偿清了，一部分却转入了国库，数额达五百一十二万一千零四十一镑十二先令四分之三便士。在这样短促的时期内让国债减少了绝大多数，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剩下的国债就只有一千六百三十九万四千七百零一镑一先令七又四分之一便士。

1702年开始，通过马特勒克条约的签订而告终的战争积累的国债要更多一些。1714年12月31日，国债已经达到五千三百六十八万一千零七十六镑五先令六又十二分之一便士。对南海基金认缴的短期和长期年金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债的数额，导致到1714年12月31日国债已经达到了五千五百二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八镑一先令三又六分之五便士。从1723年起，国债开始减少，然而减少得非常慢。直至1739年12月31日，在长达十七年的太平时期里偿还的总额还不多于八百三十二万八千三百五十四镑十七先令十一又十二分之三便士。所余国债在那年还有四千六百九十五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镑三先令四又十二分之七便士。

1739年开始的和西班牙的战争，还有随后爆发的和法国的战争引起了国债的进一步增长；1748年12月31日，在签订艾克斯拉•斯佩勒条约时，国债已经达到了七千八百二十九万三千三百一十三镑一先令十又四分之一便士。而持续十七年的太平日子偿还的国债却不到八百三十二万八千三百五十四镑十七先令十一又十二分之三便士。然而不到七年的战争增加了三千一百三十三万八千六百八十九镑十八先令六又六分之一便士。

在佩兰先生执政的时间里，国债的利息降低了，或者说，至少是采取了一定的降息措施，从四甲降到三甲。因此偿债基金增长了，偿清了一部分国债。1755年，上次战争爆发之前，大不列颠所拥有的长期国债金额为七千二百二十八万九千六百七十三镑。等到1763年1月5日缔结合约时，长期国债已经达到一亿二千二百六十万三千三百六十镑八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无担保国债已经宣布的是一千三百九十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九镑二先令二便士。然而战争引起的费用并没有因为缔结合约而终止；所以，在1764年1月5日，长期国债已增加到一亿二千九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八十九镑十先令一又四分之三便士（其中部分是因为发行新的国债，部分却是因为无担保国债改为长期国债）；然而（依照一位消息非常灵通的作者对大不列颠的商业和财政的考察）还有一笔长期国债是应该被列入该年和次年的。这笔国债的数目是九百九十七万五千零一十七镑十二先令二又四十四分之十五便士。所以，大不列颠的长期国债和无担保国债加在一起，依照那个作者的统计，是一亿三千九百五十一万六千八百零七镑二先令四便士。授予新国债认购者作为奖金的终身年金在1757年按十四年年金估计，价值大概为四十七万二千五百镑；与此同时，作为授予1761年和1762年国债认购者奖金的长期年金按照二十七年半的年金估计，价值大概为六亿零八十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五镑。在大概持续七年的和平岁月里，谨慎然而真诚的爱国者佩兰先生的政府还无力偿还六百万镑的旧债的时候。在差不多同样时间的一个战争里，所举的新债却多于七千五百万镑。

1775年1月5日，大不列颠的长期国债是一亿二千四百九十九万六千零八十六镑一先令六又四分之一便士。无担保国债除去议会批给皇室的年俸债务那部分以后，为四百二十五万零二百三十六镑三先令十一又八分之一便士。两部分加在一起共计一亿二千九百一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二镑五先令六便士。依照这个统计在十一年的太平岁月里，一切偿还的债务仅为一千零四十一万五千四百七十四镑十六先令九又八分之七便士。然而，即便是国债中减少的这个小小数量，也不全是由国家的时常收益中节约出来的。偿还债务中有几笔款项是完完全全和国家的时常收益无关的外来款项。在这些额外款项中我们能够推算出来的有连续三年对每镑土地税所附加的一先令的附加税；东印度公司向国库缴纳的二百万镑还有银行为更新特许状而缴纳的十一万镑作为对土地的补偿，除此之外，还有几笔数额也需要算入那些外来款项之列。因为它们是上次战争中产生的，可能应该看成从开支中减去的项目。主要如下：

假如我们把查特姆伯爵和克尔克拉先生的账目上的余额，还有同类的其他军费的节余和从银行、东印度公司所得款项以及每镑土地税中所附加的一先令全部都加在这个金额上，其总额必定要很大程度多于五百万镑。所以，自从缔结以来，从国家日常收益的节余所偿还的债务来看，平均一年还不到五十万镑。毫无疑问的是，和平恢复后因为债务的偿还利息从百分之四减到百分之三，还有部分终身年金到期，偿债基金很大程度地增加了。假如和平还会持续下去，可能每一年可节省出一百万镑来偿还国债。所以，在去年的一年内就偿还了一百万镑。与此同时，还有一大笔皇室债务仍没有偿还。然而我们现在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争。战争的进展可能证明会和过去有过的任何战争一样耗资巨大。在下一战役结束以前可能就要举借新债，它的数额可能接近于国家由日常收益中节省出来所偿还的一切过去的债。所以期望用从目前国家日常收益中所节省出来的钱偿清一切国债，简直是一种臆想。

有一个作者曾经把欧洲不同债务国的国债，特别是英格兰的国债，描述为附加在国家另一大资本上积累的一个大资本。通过它，国家的商业得到了扩张，国家的制造业得到成倍地发展，国家的土地得到耕种和改良，这些发展和改良单是凭借另一个资本是远远没办法办到的。然而那个作者没有思考到贷款给政府的首批债权人贷给政府的资本，从他们贷款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把由资本功能转化为了收益功能，从维持生产性的劳动者转化为维持非生产性入手；大多数时候政府在借入资本的当年就把它消费和浪费掉了，没有任何再生产的希望。作为一种回报，贷出资金的债权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确得到了多于他原有价值的国债年金。这个年金毫无疑问偿还了他们的资本，而且让他们能够实行和过去同样规模的商业和贸易，或是更大规模的商业和贸易。也就是说，他们或者能够用这个年金担保对此外的一个入借贷新的资金，或者通过卖出那个年金从此外的一个人那里得到一笔同等于甚或还多于他们贷给政府的新的资金。然而，他们用这样的方法购买或向别人借入的新的资金一定是以前就存在于国内的，而且一定要像一切资金一样总是用于维持生产劳动。当它进入那些曾经贷款给政府的人的手中时，尽管在某些方面它对他们来讲是一笔新资本。然而它对国家不是什么新的资本，却是从某些用途中抽回的方便于归还此外的人的资金罢了。尽管它对于他们来说，偿还了他们借贷给政府的资本；而对国家来说，它是没有偿还。假如他们不把那笔资金借给政府，然而国家就把两笔资金，两份而不是一份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年产物。为了支付开支政府从当年没有用做抵押的赋税来筹集收益时，私人收益的必定部分只不过是从维持一种非生产性劳动转移到维持另一种非生产性劳动而已。在那些税收中，人民所支付的某些部分无疑可能积累成了资本，后来也投入了维持生产性劳动；然而绝大多数可能是用掉了，投入了维持非生产性劳动。然而，用这样的方法开支的国家费用无疑地多少要妨碍新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不一定会引起对任何现存资本的破坏。

当国家费用是由举债开支时，那样的话，它的开支必定对国内原有的某些资本一年要构成一点破坏。具体地说，把原本定为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年生产物的某些部分转为维持非生产性劳动。假如政府在当年可以筹集起足够支付国家费用的收益，在这样的场合，赋税将要比它们原本应有的轻些，这个时候国民的个人收入的负担尽管较小，他们通过节省收益中的某些部分而积累成资本的力量所受到的损害也要小得多。假如说举债的方法对过去的资本的破坏要多些，那么它和用当年的税收开支当年的国家费用的方法相比，对新资本的积累或受到的妨碍也要小些。在举债的体制下，人民个人的节约和勤劳能够非常容易地修补政府的浪费和奢侈可能有的时候对社会总资本所造成的破坏。

然而，只有在战争持续的期间，举债体制才比其他体制具有这样的优越性。假如战争的费用总是可以通过当年筹集的收益来支付，少数时候收益所依赖的税收也就不可能持续到那一年以后。私人积累的力量尽管在战争期间要小些，然而在和平时期就会比在举债体制下要大得多。战争不一定引起对任何过去的资本的破坏，然而和平却必定会促使新资本更多的积累。战争大多数时候会比较快地结束，不可能不负责任地实行下去。在战争持续期间，人民感到战争的负担，就会迅速对它感到厌倦，然而政府为了迁就人民也会尽可能快速地结束它。在没有切实可靠的利益可图时，想到战争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人民也不可能不负责任地要求战争。这样而来，让私人积累力量多少受到损害的时期会更为少见，不仅这样，为时也会更短。反过来，让私人积累力量达到最大限度的时期将会比在举债体制下要持续长久得多。

除此之外，当举债获取必定进展，举债所带来的赋税加重有时候在和平时期和上面所说的征税制度在战争时期相同，同样会损害个人积累的力量。大不列颠的和平年月的收益在现在是一年多于十万镑。假如这个收益没有用做抵押，管理恰当，无须发行一先令的新债，就足够实行最激烈的战争了。假如大不列颠没有采用那个弊害无穷的举债制度，大不列颠现今在和平时期受到债务拖累的个人收益的积累力量就不可能受到和耗资最大的战争时期同样大的损害了。

有人提到过，支付国债的利息是把钱由右手转给左手。货币并没有流到国外去。它只不过是一部分居民把他们的部分收益转手给了另一部分居民。国家一分钱也没有减少。这个辩解完全是建立在商业体系的诡辩上，经过我对这个体系的详细研讨，可能没有必要再在这里作进一步的讨论了。除此之外，这个辩解如果是一切国债都出自一国的居民，这一点恰巧又不正确。荷兰和其他几个国家，在我国的国债中都拥有极其大的份额。也就是说，哪怕一切国债是出自一国的居民，它也并不能够使弊病少些。

土地和资本是个人和国家一切收益的两个来源。资本支付农业、制造业或者是商业所雇佣的生产性劳动的工资。收益的这两个来源的管理分属于两类不同的人民：土地的拥有者和资本的所有者或利用者。

土地的拥有者为了他自己的收益，关心的是尽可能让他的产业处于良好状态，修建和修葺佃户的住屋，修建和维护必要的排水管道和围栏，还有其他应由地主实行的昂贵的改良的费用。然而因为不同的土地税的征收，地主的收益可能会很大程度地减少；同时因为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征收了各种不同程度的税，那份已被减少了的收益可能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已非常微小，导致他可能感到已全然无力来实行或维持那些费用昂贵的改良。当地主停止尽自己的责任时，他的佃户更是全然没有力量去持续他的工作。随着地主贫穷的加剧，国家的农业必定衰退。

当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加征各种赋税时，资本拥有者和利用者就会发现他们从资本所得的收入，在某一特定的国家购买不到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同等的收益，所可以购买的同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这个时候他们会倾向于迁往其他某个国家。同时，当为了征收那些税收，一切或者绝大多数巨额资本的利用者把连续地受到税收人员令人感到压抑和烦恼的造访时，这个时候迁移的倾向就会迅速变成真正的搬迁。伴随着支撑它的资本的流走，国家的工业必定衰退，因此随着农业衰退将会是商业和制造业的毁灭。

假如把从土地和资本两者所产生的收益的绝大多数，从这两大收益来源的拥有者，从直接对保有每一块土地的良好状态和每一笔资本管理的良好状态怀有浓厚兴趣的一批人手中转移到此外一批人（国债的债权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兴趣）手中，从长远来看，必定要引起对土地的疏忽和对资本的转移或浪费。国债的债权人毫无疑问对国家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有着广泛的兴趣；因此也对土地处于良好状态、资本处在良好的管理感兴趣。假如农业、制造业和商业中的任何一个出现了一点衰退，各种税收的收益就会不再足够支付他所应得的年金或利息。然而国债的债权人单作为一个债权人来说，他对任何一片土地的良好状态或任何资本的良好管理并没有任何兴趣。作为一个国债债权人，他对这样的特定土地或特定资本都没有任何了解。他没有调查过什么，他也不关心它。在某些情况下土地的荒芜和产业的破产他可能全然不明白，不仅这样，它们对他也无直接影响。

举债的实施渐渐地削弱了任何一个采取了举债措施的国家，它似乎是意大利共和国首先采取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仅有的两个残存的能够说是独立的国家也都被它削弱了。西班牙似乎都是从意大利共和国学习了这个措施（不仅这样，它的税制可能比他们的还更缺乏明智），和他的国家的天然实力相比西班牙削弱得更多一些。西班牙的债务有非常久的历史。在十六世纪末，大概是英格兰没有欠一先令的债之前的一百年，它就深陷一团债务之中了。法国尽管有非常多的天然资源，还是在同样的债务重压下渐渐凋萎。荷兰共和国也像热那亚或威尼斯一样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曾让其他各国都得到了削弱或荒废的举债措施难道在大不列颠就能全然无害吗？

可以说，这些不同国家所建立的税收制度都比不过英格兰的税收制度。我相信这是事实。然而应该记住，当一个最明智的政府把一切可以征收赋税的对象都已征收赋税时，在急需的时刻它必定要求助于不宜征收赋税的对象。明智的荷兰共和国在有的场合也被迫像西班牙那样求助于对大多数不便于征收赋税的税收。假如在国家收入尚未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之前，新的战争又爆发了。在战争的进程中，这次战争就会像上次战争一样耗资巨大，非常可能出于没有方法抵挡的需要，大不列颠的税收制度也会变成荷兰，甚至西班牙税收制度那样让人民感到不堪重负。的确，要感谢我国现在使用的税收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工业造成什么大的困难，甚至在耗资最大的战争中，我国人民的节俭和良好的品行通过节约和积累可以修补因为政府的浪费和奢侈在社会总资本中造成的漏洞。在大不列颠所实行过的耗资最大的上次战争结束时，大不列颠的农业依然像以前那样繁荣，制造业者雇佣了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力，商业就像以前那样连续扩展。因此，支撑工业不同部门的资本必定也和以前曾经有过的一样。和平恢复后，农业会得到进一步的改良，国内城乡的房租都有所提高，这是人民财富和收益增长的一个证据，过去的税的大多数年收益，特别是国税和关税的主要部门收益的持续增长是消费连续增长还有唯一可以支持消费增长的生产增长的又一明证。大不列颠看上去非常轻松地就支撑了半个世纪以前没有人相信它所可以支撑的负担。然而，我们也不要因此就匆忙地作出结论，它现在能够支撑任何负担。也不应过于自信，它可以没有什么困难地支撑一个比以前曾经承担过的更重一点的负担。

当国债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我相信就不可能有完全偿清的时刻。假如说利用国家收益解脱国债的事例曾经有过，那也总是通过破产解除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是公开承认的破产，有的时候是一种假设而不是真正的破产。

提高硬币的名义价值是最常用的应急措施，通过这个措施把真正的国债的破产披上一件偿还的外衣。举例来说，一个六便士的硬币通过议会或者皇室宣布把它的名义价值提高到一先令，而二十六便士提高到一镑的名义价值。一个在过去的制度下借了二十先令或者接近四盎司白银的人在新的体制下就只需归还二十六便士，或者不到二盎司的白银。一亿二千八百万镑的国债大概等于大不列颠长期和短期国债的总和。假如通过这样的方式偿还，就只需偿还现今的货币六千四百万镑。这是一个地道的假偿还，国债的债权人把实实在在地在该欠他们的债务中一镑被骗走了十先令。这个灾难所涉及的还远不止国债的债权人，任何一个私人的债权人也受到相应的损失，对任何人没有任何好处。在大多数场合对于国债的债权人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附加损失。那就是假如国债的债权人确实是欠了别人非常多的债务，然而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国家支付给他们的同一硬币来支付他们的债权人以弥补他们的损失。但在大多数国家，通过货币贷款给国家的人绝大多数是富人，他们对于他们的其他同胞大多是处在一种债权人的地位，而不是处在一种债务人的地位。所以，这样的虚假的偿还在大多数场合并没有减轻国债债权人的损失，而是加重了他们的损失；不仅这样对国家也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使灾难殃及更多的无辜群众。它对私人财产造成最广泛和又最严重的破坏；在大多数场合它让懒惰和挥霍的债务人反而以勤劳和节俭的债权人为代价发富起来，而且把国家大多数资本从本可让他增值的人的手中转移到非常可能把他挥霍和毁掉的人的手中。当一个国家需要宣布破产时，就像一个人需要宣布破产时一样，一个公平、光明正大和公开承认的破产不管对债务人的名誉还是对债权人的利益都将会是一个损失最小的措施。为了掩盖真正破产的羞耻，而求助于这样一种极易识破，同时又极端有害的窜改戏法，国家的荣誉必然也是难保的。

然而，差不多一切的国家，不管古代的和现代的，当滑到了一定要采用这样的手段的地步时，有的时候也都玩弄这样的窜改戏法。在第一次古罗马和迦太基战争结束时，罗马人降低了阿斯（当时罗马人计算一切其他硬币的价值标准）的价值，把一阿斯的含铜量由十二盎司减到两盎司。也就是说，他们把两盎司的铜提高到过去总是表示十二盎司的名义价值。通过这样的方法，共和国就能够用实际应偿还债务的六分之一来偿还原有的巨额的债务了。这样突然和巨大的破产，今天我们必定认为会引起群众极度强烈的不满。然而，它却没有引起任何不满。因为执行这个贬值的法律就像其他一切和硬币相关的法律那样，是由护民官通过人民大会的议会来实行的，可能还是一个极受群众欢迎的法律。

在罗马就像在古代其他一切共和国那样，穷人总是欠富人的债，然而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保全他们在每一年选举中的选票常通过极高的利息贷款给穷人。这些钱从来没有得到过偿还，迅速积累成了一个巨大的数量，债务人还不起，其他任何人也为债务人偿还不起。债务人害怕强制偿还，因此被迫不需要再给任何好处投票给债权人推荐的候选人。尽管一切法律反对行贿和收买，然而候选人所给的馈赠，还有元老院有的时候发放的谷物就成为罗马共和国后期比较贫穷的公民所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源。为了从对他们债权人的服从中彻底解脱出来，这些比较贫穷的公民连续地要求废除一切债务或者要求通过他们所叫做的新法。也就是要求一种法律，让他们在支付他们所欠债务的一定比例后就能够取消一切债务。具体地说就是把一切硬币降低到它的原有价值六分之一的法律，因为它要求他们只需要支付他们实际欠债的六分之一。这个法律是对他们最为有利的新法。为了能够满足人民的要求，富人和上流社会的人在非常多不同的场合被迫同意废除过去的债和实行新法。他们之所以同意这个新法，部分是因为上面所说的理由，部分是因为通过把国家收益从债务中解放出来，可以让政府恢复元气，那个政府是他们自己占有主要领导地位的政府。这样一来，通过一个措施，一亿二千八百万镑的债务很快就可缩减为二千一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镑六先令八便士。在第二次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争期间，阿斯又进一步贬值。首先由二盎司铜降到一盎司，这以后又由一盎司降到半盎司；也就是说降到它原有价值的二十四分之一。把罗马硬币的三次贬值加在一起折合我们现在使用的货币一亿二千八百万的债务，通过这样的方法一下子就缩减到了五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镑十六先令八便士。于是大不列颠的巨额债务用这样的方法也可迅速偿清。

我相信通过这样的应急措施各国的货币都总是在连续贬值，越来越低于它的原有价值，同一名义金额渐渐变得所含银量越来越小。

各国有的时候为了同一目的在硬币的标准成色中会掺假，也就是说，在硬币中掺入了大量的合金。举例来说，假如在我国一磅重的银币中掺入的不是十八本尼威特的合金，而是依照现在的标准掺入了八盎司的合金；一英镑或二十先令的这样的硬币将会和我们现今货币的六先令八便士差不多。我们现今货币六先令十便士所含的银量将会因此而提高得和一磅的名义价值非常相近。成色标准的掺假和法国的所谓的增大价值或者是直接提高硬币的名义价值具有同样的效果。

硬币的增大价值或直接提高它的名义价值不仅从本质上来说也必定是一个公开宣布的措施。通过这样的措施重量较小、体积较小的硬币获取了过去重量较大、体积较大的硬币的同一名称。与此相反的是，成色标准的掺假总是一个隐蔽的行动。通过这样的行动铸币厂发出的同一名义价值的硬币设计得尽量让它和过去流通的价值较大的硬币同样重，有同样的大小，有同样的外观。当法国国王约翰为了还清他的债务，在他的硬币中掺假时，铸币厂的一切官员都郑重宣誓保密。这两种行为都是非常不正当的。然而简单的增大价值是一个公开而粗暴的不公正，而掺假是一个谎言性的不公正。因此，后一行为一旦被揭露（它不可能长期被隐瞒），它总是要引发比前一行为更大得多的愤懑。硬币经过任何的增大价值，然后非常少有可以恢复到过去的重量的；然而在经受了最大的一次掺假后，硬币却差不多总是恢复到它原有的成色。所以也就没有发生过由于群众的愤懑和愤怒而没有方法平息的事。

在亨利八世统治的末期和爱德华六世当政之初，英格兰的硬币不但名义价值提高了，而且成色标准也掺了假。在詹姆斯六世没有成年的时候，苏格兰也发生过类似的骗术行为。这样的骗术行为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也曾发生过。

当国家的收益在支付平时编制每一年的费用后的剩余和超出部分非常无足轻重时，大不列颠的国家收益要想可以完完全全从债务中解脱出来，或者可以向彻底解脱迈出一大步看上去全然是妄想。非常明显，假如国家收益没有极其大的增加或者国家费用没有与之相应的非常大的缩减，要想偿清一切债务是永远不可能的。

实施相比来说更为平等的土地税，对房租征收更加平等的房租税，还有对现行的关税和国内货物税实行如第二章所提到过的一点改革，能在不增加大多数人民的负担，而只不过把它比较平等地分配在全民身上的情况下，能够很大程度地增加国家收益。也就是说，即使最乐观的设计师也不敢自认为这样的增加，将会足够让人们有理由期望在和平时期，把国家收益从债务中完完全全解脱出来或者向解脱迈出一大步，方便于在下次战争中阻止国债的进一步积累或补偿进一步积累的国债。

将大不列颠的税收制度推广到帝国中居住有大不列颠和欧洲血统人民的各个属地，国家收益就可期望得到非常大的增加。然而，依照大不列颠的税法，假如没有被接纳入大不列颠议会，这一点可能就非常难做到。假如我们想要这样来做的话，就一定要依照公平平等的代表权准则，依照各个属地人口的比例接纳他们的代表参加议会。因为大不列颠的一切税收是由大不列颠议会的一切成员共同承担的。然而非常多有权势的人的个人利益和大多数人所具有的偏见在现今是反对这样一个大的变革的，这些障碍可能非常巨大，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克服。然而，没有必要去判断这样的统一是现实的还是不现实的，在这样的理论著作里研究一下大不列颠税制到底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运用到帝国的各个不同属地，可能不是不合时宜的。假如将大不列颠税制运用到了各个不同属地，又可以期望有多大的收益呢？一个统一税制对帝国内不同属地的幸福和繁荣又可以有什么影响呢？这样的推测在最差劲的情况下可能也只仅仅是一个新的，而且必然是趣味不多的乌托邦，然而同过去的乌托邦相比，它却是比较有用和更切实际的一个。

土地税、印花税以及关税和国内货物税等组成了大不列颠税收的四大支柱。

爱尔兰自然有能力，然而我们的美洲和西印度的殖民地却比大不列颠更有能力支付土地税。在地主既不要缴纳什一税又不要缴纳济贫税的地方，他必定要比那些要缴纳这两种税的地方更有能力交付土地税。在没有实行什一税缴纳现金的地方还有在通过实物替代什一税的地方，什一税比一镑征收五先令的土地税要更大程度地减少地主的地租。这样一来，一个什一税在大多数场合将多于土地实际地租的四分之一，或者将要达到在完完全全偿还农场主的资本还有合理利润后所剩余的四分之一。假如把一切折合现金的什一税和由俗人保管的教会财产都去掉不算，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一切教会什一税将会不少于六百万或七百万镑。假如在大不列颠或爱尔兰没有什一税，地主就能够多缴六百万或七百万镑的土地税，然而不可能加重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目前的负担。美洲没有什一税，所以它可以承担土地税。没错，美洲和西印度的土地总的来说既没有租佃也没有出借给农场主。所以土地没法依照任何地租簿来定税。然而在威廉和玛丽四年，大不列颠的土地也没法依照任何地租簿来定税。美洲的土地既能够通过上面所说的同样的方式来定税，又能够像近来在米兰公园，还有奥地利、普鲁士和沙廷尼亚等国的领地所做的那样，通过一个准确的调查依照一个公平的估价来定税。

尽管，在法律诉讼形式和不动产以及动产的转让契约形式相同或差不多相同的各国，印花税的征收能够采取与此同样的方式。

假如伴随贸易自由的扩张（为了公平起见这是完完全全应该的）把大不列颠的关税法推广到爱尔兰和各殖民地对双方都是最有利的。那时一切现行抑制爱尔兰贸易的令人反感的限制，还有对美洲商品所设立的列举和非列举的区分就能够完完全全取消了。菲尼斯特尔海角北面的国家就能够像菲尼斯特尔海角南面的国家现在对美洲产品的部分开放那样对美洲的一切产品开放。大不列颠帝国部分间的商贸将会因为关税法的这一统一而像现今大不列颠沿海商贸一样的自由。大不列颠帝国将会因内部各不同属地的各种产品，带来一个无限广阔的内部市场。这样扩大的一个市场迅速就可补偿爱尔兰和殖民地可能因为关税的增加而受到的损失。

国内货物税是大不列颠税收中仅有的一个在帝国不同属地运用时，需要依照各种情况实行更改的税收。然而它能够运用到爱尔兰而不需要作任何更改，因为王国的产品和消费与大不列颠的产品和消费性质完全相同。然而在运用到美洲和西印度各地时，因为它们的产品和消费和大不列颠的产品和消费极端不同，就像把它运用到英格兰生产苹果酒和啤酒的各县郡，就一定要作某些修改。

举例来说，啤酒是一种发酵饮料，因为它是用蜜糖制作的，所以和我们的啤酒有很大区别。它占美洲人民大多数时候饮用的饮料中的一大部分。这样的饮料它只可以存放几天，因此没法像我们的啤酒那样能够在大酿造厂里制作、储存方便，易于卖出。每个家庭都一定要像做饭那样私自酿制作为家用，然而要求每个家庭就像酒店老板和酿酒师那样连续地接受税收人员令人讨厌的查访和调查，却和人民的自由权利全然不符。假如说为了平等，一定要对这样的饮料征收赋税的话，可以在制作的地方对制作的原料征收赋税。

假如酿酒商的环境不适宜于征收这样的国内货物税，可对消费该产品的殖民地征收进口税。除了由大不列颠议会对美洲进口的每加仑蜜糖征收一便士的税外，还对其他殖民地的船只、对马塞诸塞海湾输入的一大桶蜜糖征收八便士的州税。此外，从北方殖民地输入南卡罗来纳的蜜糖每加仑征收五便士。假如这两种方法都觉得不方便，每个家庭为了解决这样的饮料的消费问题能够实行互让。也就是说，依据家庭的人数就像英格兰每个家庭为解决麦芽税而实行的互让一样；或者就像荷兰依据家庭成员不同年龄和性别征收不同的税；或者就像马修•戴克先生建议的对一切消费品应该在英格兰征税。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样的征税模式，如用于迅速消费的商品，是一种极不方便的模式。然而，在没有更好的方法时，也还是能够采用。

砂糖、甜酒和烟草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生活必需品，然而它们却又差不多成了大多数时候的消费品，所以它们是非常适合征收赋税的商品。假如和各殖民地的联合实现了，这些商品可在制造者或种植者出手之前征收赋税；假如这个征税模式不适合那些人的情况，而这些商品能够存放在制造地的公共仓库里还有随后它们可能运往的帝国的各个不同港口，在拥有者和税收官员的共同监护下储存在那里，一直等到它们发送给顾客为家庭消费的零售商或出口商时再征税。当它们是用于出口时，可以免税；在可靠的保证下，它们一定要真正从帝国输出。这些是在和各殖民地联合时一定会对目前大不列颠税制作出重大改革涉及的主要商品。

当这样的税制扩展到帝国各地时，所可以产生的税额到底有多少？毫无疑问，那是不可能准确估计出来的。通过这样的税制，大不列颠每年对不到八百万人民征了税，收到了千万以上的收益。爱尔兰有二百多万的人民，依照对议会提出的统计，美洲十二个州有三百多万人民。但是，也许是为了鼓励它自己的人民，或者为了恐吓我国人民，这些统计数字可能被夸大了。所以如果我们的北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加在一起不多于三百万，或者说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包括欧洲和美洲拥有不到一千三百万居民，假如在不到八百万居民的身上这个税制能够筹集到一千万镑以上的收益，而在一千三百万居民的身上就应该可筹集到一千六百二十五万镑以上的收益。假如这个税制能够筹集到这个数额，当然从中一定要除去爱尔兰和殖民地大多数时候为开支他们各自政府的费用而筹集的收益，还有爱尔兰的行政费用和军事费用，以及应付的国债的利息，通过1775年3月以前的两年平均计算达到了一年七十五万镑略少一点。

依照一个极端精确的统计，美洲和西印度几个主要殖民地的收益在目前这次骚乱开始以前达到了十四万一千八百镑。然而，在这个统计中马里兰、北卡罗来纳，以及最近在美洲大陆和西印度群岛所得到的土地的收益没有被列入，它可能有三万镑到四万镑。所以为了得到一个整的数字，我们如果能够维持爱尔兰和各殖民地政府所需的收益可能达到一百万镑。却还剩下一亿五千二百五十万镑可用来支付帝国的总的费用还有支付国债利息。而假如从大不列颠目前和平时期的收益中可以节省出一百万镑支付国债，那么非常容易就可从这个增加了的收入中节余出六百二十五万镑。这个偿债基金也能够从过去一年已偿清了的国债的利息中一年年很大程度地增大，不仅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还可能增长得非常迅速，以致只要几年工夫就足够偿清一切债务，从而完全恢复目前帝国被削弱了的威力。同时人民能够从某些最重的赋税的重压下解脱出来，从对于生活必需品或制造品的原料所征的税收中解脱出来。

穷苦的劳动大众能够生活得更好，劳动价格也会更便宜，他们也能够把他们的商品更便宜地送到市场中去。他们的商品便宜了也就会增加人们对他们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对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的需求。对劳动需求的增加有可能既增加贫苦劳动人民的数量，同时又会改良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消费也会随之增加，随之对他们消费的一切用品能够征税的税收所产生的收益也必定会增加。

然而，从这个税制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没办法迅速和相关的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对于帝国的有些属地因为他们以前没有纳过税，不习惯于这样的重负，开始一段时期还需给予大的优惠，即便各处尽可能征收与此同样的税，各处产生的收益也不可能都和各地的人口成比例。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主要的消费品所缴纳的关税和国内货物税都会很少；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走私的机会非常多。在苏格兰的下层人民中消费的麦芽饮料非常少，然而对麦芽啤酒和淡色啤酒所征的国内货物税的收益按照人数和税率比例来说苏格兰要少于英格兰；这是因为一种被很多人相信的质量上的差异，两地对麦芽所征的税率不同。我理解在国内货物税的这些特殊部门两国的漏税情况几乎差不多。对酒厂征收的税还有大多数的海关税，两国分别依照人口的比例计算苏格兰要比英格兰稍微少些，这不仅是因为征税商品的消费量小些，同时还因为走私也容易得多。

爱尔兰下层人民比苏格兰的下层人民更贫穷，国内非常多的地方差不多无人居住。所以在爱尔兰征税商品的消费量按人口比例来算比苏格兰更小，然而走私却差不多同样容易。在美洲和西印度，甚至连最底层的白人所处的环境都要比在英格兰的同一阶层的白人的处境好得多，他们大多数时候纵情享受到的奢侈品的消费量可能也要大得多。的确，组成美洲大陆南部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居民，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处在奴隶的境地，无疑地比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最贫穷的人民所处条件更差。然而，我们却不能够想象他们吃不饱，或者认为他们对征收中等关税的商品的消费甚至可能要比英格兰最底层的人民消费更少。为了让他们可以干活得好，这是他们主人的利益所在，他们都吃得非常好，不仅这样，心情也非常好，就像主人想让他的耕畜吃得好长得健壮一样，这是他的利益所在。因此黑人就像白人仆人那样，差不多各个地方都有配给他们的罗姆酒、糖蜜与针枞酒。也就是说，就算对这些商品要征收中等的税金，这个配给也可能不取消。因此，对征税商品的消费按居民人数的比例计算，美洲和西印度可能和大不列颠帝国的任何部分同样大。的确，漏税的机会也更多得多，因为美洲如按它的国家土地的比例计算，在那里居住的人口比苏格兰或爱尔兰稀少得多。然而，假如现今通过对麦芽和麦芽饮料征收的不同的税收所筹集的收益用单一麦芽税替代，国内货物税的这个举足轻重部门的漏税机会就会差不多被消除了。同时，假如海关税不是对一切进口商品都加以征收，而是只限于几种最常用、最常消费的商品；假如对它们也依照国内货物税法征收，走私的机会即便不可能都被消除，也有在很大程度减少。只要实行上面所说的两种简单而易行的改革，海关税和国内货物税依照消费的比例产生的收益，很可能就算在人口最稀少的州也会和现在人口最稠密的州产生同样多的收益。

美洲人现在全都没有金币或银币，美洲内部的商业是通过纸币实行的。有的时候出现的一点金币和银币也全都送回了大不列颠，用来支付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商品。再说，没有金币和银币也就没有了缴税的可能。我们已经把他们一切的金币和银币弄回来了。我们又怎么可能向他们索取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呢？

目前美洲金银稀缺并不是那个国家贫穷的结果，也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民没有力量购买这些金属。在一个劳动工资比英格兰要高很多，食品价格却比英格兰要低很多的国家，那里的绝大多数人民必定有东西能够购买更大量的金银，假如他们需要或者购买方便的话。所以金银的稀缺必定只不过是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不需要的结果。

金币和银币之所以需要或方便，完完全全是为了实行国内外贸易的需要。

我在本书的第二卷中已经指出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商业，至少在和平时期能够通过纸币实行，它的方便差不多和利用金币和银币一样。这对美洲人非常方便，因为他们总是能够把比他们所可以容易得到的多得多的资本投入土地改良中，从而获取利润；尽可能节省就像金银那样昂贵的商业媒介上的费用，把他们原本需用于购买这些金属的剩余产品的大多数用于购买行业工具、衣料、家具，还有修建和扩大他们居住和种植园所必需的铁制品。不购买固定资财然而购买活的生产性资财。

殖民地政府觉得向人民带来尽量充足的纸币和比他们实行国内商业所需要的大多数时候还更充足的纸币，是符合他们利益的。有些政府特别是宾夕法尼亚政府通过用百分之几的利息贷款纸币给他的臣民从中获取收益。其他政府如马塞诸塞海湾的政府，在紧急时刻发行这样的纸币以支付公共开支，随后殖民地政府在觉得方便的时候，再通过贬值的价值（因为它渐渐跌价）赎回。1747年，该殖民地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偿还大多数的国债，节省下来用于国内贸易中的金银币的费用对于殖民者来说也是一种方便。殖民地政府供给人民一种媒介，这样的媒介尽管伴随有某些非常大的不利，然而却可让他们节省费用，这对殖民地政府来说也是一种方便。纸币量大必定要把金银从殖民地的国内交易中驱逐出去，同样的理由，这些金属已被从苏格兰的大多数国内贸易活动中驱逐了出去。在这两个国家里面不是贫穷，而是人民的企业和计划精神引起了纸币的过剩。他们要想把他们所可以得到的资金用做活的生产性的资财。

在各殖民地和大不列颠实行的贸易中，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金银，它们的数量完全是依照需要的多少。在不需要这些金属的地方，它们就不太可能出现；在需要它们的地方，通常也都可以找到它们。

在大不列颠和生产烟草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中，大不列颠的商品大多数时候都是事先赊给殖民者。不仅这样，赊期还特别的长，随后他们通过一定价值的烟草偿还。对于殖民者来说，通过烟草偿还比用金银偿还要方便很多。对于任何一个商人来说，用他所经营的某种商品偿还向他带来货物的货主，比用货币更为方便。这样一来，商人就不可能让他资金的任何部分闲置，没有必要把他的资金的任何部分变为现金来应对不时之需。任何时候，他都能够拥有大量的商品贮放在自己的店铺或仓库里，把生意做得更大。然而对于一切卖给他商品而收到的却是某种他们从来都不经营的商品的货主来说，却是非常大的不便。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实行贸易的大不列颠商人成为一群十分独特的货主，对于他们来说，使用烟草作为他们向那些殖民地卖出的商品的贷款，比收到金银更为方便。因为他们期望从卖出烟草中获取利润，而他们从卖出金银中却得不到任何东西。因此，在大不列颠和烟草殖民地的贸易中很少会出现金银。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在其对外贸易中就像其国内贸易一样，很少会需要这些金属。因此，据了解他们拥有的金银币比美洲其他任何殖民地都少。然而，谁都明白他们和他们的任何一个邻邦一样繁荣、富裕。

在北部的殖民地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新英格兰四个州，大不列颠的产品的价值和其进口的为自己消费的制造品，还有为其他某些殖民地（他们是那些殖民地的送货人）消费的制造品的价值并不相等。所以，这个差额就一定要用金银来支付给母国，而他们大多数时候能够满足这个差额。

从生产砂糖的殖民地每年向大不列颠出口的产品的价值要比从大不列颠进口的一切商品的价值高出非常多。假如每年送往母国的砂糖和罗姆酒一定要支付给这些殖民地，大不列颠每年就一定要支出一大笔货币；然而和西印度的贸易据某种政治家的看法，那被看成是极端不利的。而事情却是这样的：砂糖种植园的非常多的大园主都居住在大不列颠。他们的地租都是用砂糖和罗姆酒——他们庄园的产品来支付的。西印度商人在这些殖民地为他们自己购买的砂糖和罗姆酒也和他们每年在那里所卖出的商品的价值不一样。这个差额因此一定要用金银支付给他们，而这个差额大多数时候也都能够得到满足。

不同的殖民地在支付大不列颠货款中的困难和拖延程度并不总是和他们各自所欠数额的大小成比例。通常来说北部殖民地比生产烟草的殖民地支付情况更稳定，北部殖民地大多数时候用货币支付一笔极其大的差额，然而生产烟草的殖民地却没有任何差额需要支付，或者差额非常小。我们从不生产砂糖的殖民收取货款的困难的大小也并不完全和他们分别所欠的差额的大小成比例，而是和他们所拥有的没有开垦的土地面积的大小成比例。也就是说，和殖民者从事多于他本身资金的贸易，或从事开发和种植多于他们资金的荒地面积的诱惑力大小成比例。牙买加是一个现在仍有非常多没有开垦的土地的大岛，所以，从它那里收回货款就比从巴巴多斯、安提瓜还有圣克里斯托福这些已经完全开垦了多年的比较小的岛屿（正因为这样，它们为殖民者带来的冒险空间就较小）更加不固定和更加不确定。新近获取的格林纳达、托巴戈、圣•文逊和多米尼加为这类冒险活动又揭开了一个新的领域，然而最近从这些岛屿收回货款的情况和从牙买加大岛收回货款的情况同样不固定和不确定。

可见，并不是贫穷导致了殖民地中绝大多数缺少金银币的情况。因为他们对活的资金和生产性资金需求非常大，他们觉得拥有尽可能少的死的资财对他们更为方便；不仅这样，基于上一原因让他们能够满足于用一种比金银便宜但利用起来也没有那样方便的交易做媒介。所以他们能够把那部分金银的价值转换成商业手段，转换成家具，转换成衣料，转换成修建和扩大定居点以及种植园所必需的铁制品。在那些没有金银币就没法贸易的部门，看上去他们也总是可以找到必须数量的金银。假如他们时常找不到必要的金银，他们的这种失败大多数时候也不是他们贫穷的必定结果，而是他们过度的和没有必要的事业心的结果。他们的偿还没法按时和确定，也不是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要成为非常大的富翁的心情过于迫切。也就是说，就算殖民地的一切税收在他们支付政府编制和军事编制的费用后所剩余的部分都一定要以金银形式上缴大不列颠，殖民地仍有足够的东西去购买所需要的金银。在这样的场合，他们确实没办法不把他们现在用通过购买活的和生产性资财的部分剩余的产品去交换死的资财。在实行国内贸易中，他们没办法不运用价格昂贵的交易媒介替代便宜的交易媒介。购买这样昂贵的媒介的费用可能多少要挫伤他们在改良土地上的过度的事业心和热情。然而，也可能没有必要把美洲收益的一切部分都通过金银送交大不列颠。它也能够用汇票汇出，而由委托代售美洲部分剩余产品的特定大不列颠的个别商人或公司开出他们承兑的汇票。在他们自己收到等价商品后通过货币的形式交付国库。不仅这样，整个贸易过程时常能够不需要从美洲出口一盎司的金银。

爱尔兰和美洲都应对大不列颠国债的偿还作出贡献，这一点并没有违反公平。因为那些国债是为了支持革命建立的政府才发行的，爱尔兰的新教徒不但应归功这个政府，让他们在国内可以享有现在享有的所有权力，而且还应归功这个政府，让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宗教得到了保障。美洲很多殖民地都应感激因为这个政府才有了他们现今的宪章，还有他们现今的宪法。美洲的所有殖民地所享有的自由、安全，以及他们从没有享有过的财产权都应该归功于这些宪章和宪法。发行的国债也不仅是为了保卫大不列颠，而是为了保卫帝国的各个属地。特别是在上次战争中举借的巨大国债，还有战前举借的国债的大多数全都是为了保卫美洲而发行的。

通过和大不列颠联合，爱尔兰除得到了贸易自由，还得到了另外一点更重要的好处。这些好处远远多于因为联合而可能引起的任何税收增加的补偿。通过和英格兰的联合，苏格兰的中下层人民从以前总是压迫他们的贵族统治下得到了彻底的解放。通过和大不列颠的联合，爱尔兰各个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民同样从一个压迫更加厉害的贵族统治下得到彻底的解放。这个贵族统治的压迫之所以更加厉害，是因为它不像苏格兰的贵族统治那样，不是在于出身和财富这些天然的和可敬的区别上，而是建筑在最可憎的宗教和政治偏见上，这样的区分比任何其他区分更易激活压迫者的傲慢和被压迫者的仇恨和厌恶。它大多数时候让同一国家的人民比不同国家的人民互相之间更加敌视。假如没有和大不列颠的联合，爱尔兰的居民可能再过几百年也不可能把他们自己看成同一个国家的人民。

在这些殖民地从来没有过压迫人的贵族统治。然而，就幸福和安定来说，他们通过和大不列颠的联合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好处。至少让这些殖民地从与小民主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充满仇恨和那种致命的派系斗争中解脱了出来。而那些派系斗争用他们非常接近民主的形式时常分割人民的感情，打乱他们政府的安宁。假如完全和大不列颠分离（而这样的分离假如不是有这样的联合的阻止看上去是非常可能发生的），那时这些派系斗争将会比过去还要恶毒十倍。在当今的这次骚乱开始之前，母国的强制力总是能把这些派系斗争遏制住，让它没有爆发出比粗暴和动武更坏的事情。假如强制力完全被取消了，派系斗争可能迅速就会爆发成公开的暴力和流血。

在联合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下的大国里，党派精神在偏远的州大多数时候要比在帝国的中心表现得弱一点。这些州地和首都的距离、派系斗争和野心疯狂争夺的主要位置的距离让这些州地受到的竞争政党的观点的影响较少，就让他们成为对所有这些争夺行为的比较冷漠和比较公正的旁观者。党派精神在苏格兰就不像在英格兰那样盛行。就联合王国来说，党派精神在爱尔兰又比在苏格兰还要盛行些。殖民地不久可能就能够享受到目前大不列颠帝国各地都还从来没有过的和谐。爱尔兰和一切殖民地当然要负担比他们现在所缴纳的更重的税款。然而，因为勤恳而忠实地运用国家收益偿还国债，这些赋税中的大多数可能不会征收很久，大不列颠的国家收益不久也就能够减少到维持一个温和的和平编制所必需的数额。

东印度公司得到的领土是王国政府无可怀疑的权利，也就是说是大不列颠国家和人民无可怀疑的权利，能够成为又一收益的来源，可能是比一切已经提到过的还要更富有的来源。那些地方据了解更加肥沃、更加辽阔，按它们的幅员来说，比大不列颠要更大、更加富有、人口更多。为了从它们那里提取一大笔收益，可能不需再向它们引进任何新的税制，因为向它们所征收的赋税已经足够了，甚至还有点太多。可能减轻一点那些不幸的国家的负担比增加还要更适宜。不仅这样，要想从他们那里获取一大笔收益，也不应是加征新税，而应是防止他们已经收缴的大多数税款被盗用和滥用。

假如觉得大不列颠要从上面提到过的任何来源中获取极其大的一笔收益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剩下的唯一的来源就是减少开支。在国家收益的征收模式上和花费模式上可能也都还有改进的余地。看上去大不列颠至少是像邻邦那样节俭。在和平时期为了国防所维持的军事编制，比起欧洲任何一个在足够的钱或武力上可和别人相竞争的国家来说还是比较适中的。所以，对这些项目看上去都不可能再实行非常大的缩减。殖民地的和平编制的费用在这次骚乱开始以前是极其可观的。所以假如没法从殖民地得到任何新的收益，那个费用是能够而且必然应该节省的。和平时期的这项日常性开支尽管非常大，然而和战争时期为保卫殖民地我们所花费的相比却是无足轻重的。最近的战争完完全全是因为殖民地而实行的，前面已经提到过，耗费了大不列颠九千万镑以上。

1739年的西班牙战争准则上也是为殖民地而实行的。在那次战争，还有完全由它而引起的和法国的战争中，大不列颠耗费了四千万镑以上。在这两次战争中殖民地所消耗的费用是大不列颠在第一次战争开始前所欠国债的两倍以上。假如没有这两次战争，国债可能到迄今为止已偿清；并且假如不是为了殖民地，这两次战争中的前一次可能不会发生，而后一次战争就必然不可能发生。正是因为殖民地被假想为大不列颠帝国的州省，所以才为它们在两次战争中投入了这些费用。然而既没带来足够的钱，也没有带来军队支持帝国的地区变成州省。它们可能会被看成附属物，就像帝国的豪华艳丽的马车和扈从。然而假如帝国不再有可以支持保持这个马车和扈从的费用，帝国必然就会把它放弃。不仅这样，假如帝国没法和他支出的费用成比例地增加收益，帝国至少应让他的费用和他的收益相吻合。假如殖民地拒绝向大不列颠纳税，却依照过去被看成是大不列颠帝国的州省，在将来某个时候的战争中，他们的防备可能又要耗费大不列颠在任何前一次战争中所耗费的同样大的费用。

大不列颠的统治者一个多世纪以来总是通过它在大西洋两岸拥有一个巨大的帝国的形象而让人民感到欣慰。然而，这个帝国迄今为止仍只不过存在于想象之中。它至今还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帝国的方案；不是一个金矿，而是一个金矿的方案。它持续要花钱，不仅这样，假如遵循着迄今为止的这条道路走下去可能还要耗费巨大的金钱，然而不可能带来任何利润。就像已经指出过的，对殖民地商业的垄断对于拥有的人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亏损，而没有利润。确实现在已经是我们的统治者实现他们长期沉迷的，可能同样也是我们人民所沉迷的那个黄金梦的时候了，要不然他们就应从那个梦想中清醒过来，并且努力唤醒人民。假如那个假设没法实现，就应该放弃。

假如大不列颠的任何一个州省没法对整个帝国作出贡献，大不列颠就应该毫无疑问地把自己从在战争时期为保卫那些州省，但是在平时又为维持他们的行政和军事编制的沉重费用中解脱出来，同时也应该努力让自己对将来的看法和设想与现实中一切普通的条件相适应起来。

Table of Contents

目　录

译者序

初版序

卷一　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及劳动生产物自然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

第一章　论劳动分工

第二章　论劳动分工的原因

第三章　论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

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和作用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及货币价格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

第十章　论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所产生的工资与利润的差别

第一节　起因于职业性质的不平等

第二节　欧洲政策引发的不均衡

第十一章　论地租

第一节　总是可以提供地租的田地生产物

第二节　间或可以提供地租的土地产物

第三节　个别价值之间比例的变化

卷二　论资产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第一章　论资产的划分

第二章　导读

第三章　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第四章　论借贷资本

第五章　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卷三　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

第一章　论财富的自然发展

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古代欧洲农业受到的抑制

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的兴起与进步

第四章　城镇商业如何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卷四　两种政治经济学体系

第一章　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

第二章　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

第三章　论通商条约及其对铸币业的影响

第一节　论即便根据商业体系的原则，那些限制的不合理性

第二节　根据其他原则，论这种特殊限制的非合理性

第四章　退税

第五章　论奖金

第一节　关于谷物贸易和谷物法的离题论述

第六章　论通商条约

第七章　论殖民地

第一节　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第二节　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第三节　各种发现给欧洲带来的利益

第八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学说

卷五　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　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

第一节　论国防费

第二节　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费用

第三节　维护君主尊严的费用

第四节　结论

第二章　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来源

第一节　专门属于君主或国家收益的基金或来源

第二节　论赋税

第三章　国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