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王子

国家阴谋

PRINCE OF FIRE

（美）丹尼尔·席尔瓦 著

张雅楠 译

吉林出版集团

PART 1 档案

1

罗马：3月4日

警告已接踵而来——安息日那天，布宜诺斯艾利斯犹太社区中心的爆炸案夺去了八十七条生命；一年后的同一天，伊斯坦布尔犹太教堂又遭炸毁，二十八个人命归黄泉——但罗马才是他真正的处女秀，他要把名片留在那里。

以色列自命不凡的情报处的走廊上、办公室里，关于这场阴谋起源的辩论可谓不绝于耳，有时甚至剑拔弩张。素来谨小慎微的部门负责人勒夫·阿罗尼称，早在以军炸毁阿拉法特的拉马拉总部，并偷走他的文件之后，敌方就开始行动了。而在以色列的传奇间谍阿里·沙姆龙看来，这样的揣测很可笑——和勒夫唱反调已经成为了沙姆龙的习惯。只有他——沙姆龙——这个曾经随先锋部队团一起参与了独立战争的战士，这个永远不会割裂地看待矛盾的人，才能把罗马暴行的源头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最终的证据证明，两人都没说错。为了能和平协作，勒夫和沙姆龙为事情设立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天，有一位让-卢克先生抵达拉齐奥山庄，在布拉恰诺湖畔一栋漂亮的十八世纪古宅入住了。

对于他到达的时间和地点，并不存在任何疑义。别墅的主人拉瓦尔先生是位不太靠谱的比利时贵族，他说那名租客是在三月的最后一个周五下午两点半抵达的。有一位礼貌而拘谨的以色列小伙拜访了拉瓦尔先生在比利时的住所。他首先质疑，拉瓦尔先生怎么可能把那么久以前某个日子发生的事记得那么清楚。那个比利时人让他看了自己的皮制日记本，上面用铅笔记录着：和让-卢克先生在布拉恰诺别墅见面。

“为什么您写的是‘布拉恰诺别墅’，而不是直接写‘别墅’？”这位以色列访客用笔指了指日记本上那几个字问道。

“为了和我们在圣特罗佩斯和葡萄牙的别墅，还有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木屋区分开。”

“哦。”以色列人应了一句。不过比利时贵族发现，这个年轻人的语气中，并没有大部分公务员见到有钱人时表现出的谄媚和滑舌。

对于那个租客，拉瓦尔还记得些什么呢？他准时、精明，举止十二万分得体；他仪表非凡，喷了香水却并不刺鼻；他的着装昂贵却很低调；他开的是奔驰轿车，随身带了两个金搭扣的名牌行李箱；他提前支付了一个月的租金，付的全是现金——在拉瓦尔先生看来，这种行为在意大利的那个区域并不常见；那个人善于倾听，一件事绝不用向他交待两次；他的法语带着巴黎上流社会的口音；看他的样子，一定不会让自己身陷于什么不体面的争执，在女人面前也一定是个绅士。“他出身名门，”拉瓦尔笃定地总结道，仿佛对自己谈论的对象已相当了解，“记下来吧，他血统高贵。”

关于这位让-卢克先生的更多细节渐渐浮现，而其中没有任何内容与拉瓦尔先生的溢美之词相悖。他不雇女佣，并要求园丁每日准时九点报到，十点离开。他去附近的市场购物，到安圭拉的一个中世纪湖畔村落参加弥撒。他曾在拉齐奥的罗马遗迹中逗留了很长时间，尤其对切尔韦泰里的古墓兴趣斐然。

三月的某日——这个日期恐怕永远也无法确认了——他消失了。就连拉瓦尔先生也说不清他离开的日子，因为他也是在事后，从巴黎一个自称是让-卢克先生助理的女人那儿得到的消息。虽然租约还有两周才到期，但那位英俊的租客却放弃了退租，没给自己或拉瓦尔先生带来任何尴尬。春末时，拉瓦尔先生来到了别墅。让他惊讶的是，厨房餐柜上的一只水晶碗里放了一封简短的感谢信，还有一张一百欧元的钞票，以赔偿他打碎的酒杯。可是当拉瓦尔先生检查酒柜时，却发现酒杯并没有少。他打电话去巴黎，想把钱退还给让-卢克先生的助理，然而对方的电话已经接不通了。

博尔盖塞花园周围，铺着落叶的大街小巷错落有致，完全不似市中心的杂乱喧嚣、游人熙攘。这里坐落的基本上都是外交使馆和富人宅邸，周围交通井然，悠远的车鸣仿佛来自于某片遥远的疆土。街道间并不相通。街上每天有好几个小时都盖着树影，那是街边别墅旁的青松和桉树的影子。窄窄的人行道被盘错的树根顶得凹凸不平，上面终年覆着松针和枯叶。街的尽头是一座使馆，安保工作看上去应该比罗马绝大部分的外交机构都更森严。

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和目击者都记得那个美丽的冬末清晨：天色澄澈晴朗，虽然树荫里依然还有些凉意，但在阳光下，敞怀披一件羊毛大衣，就足以让你暖洋洋地享受一顿露天午餐。由于是周五，人们脸上更是多了几分闲散。在罗马的使馆区，这正是享受一杯卡布奇诺或一个羊角包，反思一下生命意义的时候。拖延是当日的主基调。烦闷的会议取消了，繁琐的文书工作还是放到周一去做吧。

博尔盖塞花园附近的那条小胡同里没有任何灾难的前兆。意大利警察和保安正在明媚的阳光下懒洋洋地闲聊着。和罗马的很多外交部门一样，这个院落里有两座使馆，一座处理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事务，另一座则处理对梵蒂冈的事务。两座使馆当天都开放办公，所以大使们都在办公室里。

十点十五分，一个矮矮胖胖的耶稣会会士摇摆着从山坡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只公文包，包里是梵蒂冈国务秘书处的新外交行动计划，计划中包含了对以色列入侵伯利恒的谴责。信使把文件交给使馆的办事员，然后又喘着粗气回去了。这份文件将公之于众，其中尖锐的措辞恐怕会为梵蒂冈带来一时的尴尬。这位信使的时间掐得实在是刚刚好——如果他再晚上五分钟，恐怕就要和他手里的那份文件一起化为灰烬了。

可有一家意大利电视台的摄制组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本想针对中东局势问题对大使进行采访；同样不幸的还有来游说大使的当地犹太改革者代表团，他们针对下周在维罗纳召开的新纳粹主义大会，坚持对其进行谴责；还有一对意大利夫妇，他们因为反感新近兴起的反犹主义热潮，特地来询问移居以色列的相关事宜。仔细数数，共有十四个人围在大使馆的办事处入口，等候接受那几个短头发保安的搜身检查。就在这时，一辆白色的卡车右转驶入这条死胡同，开始了它最后的冲刺。

大部分人在车拐进路口之前就听到了动静。在那样一个静谧的早晨，卡车发出如同痉挛一般的噪声，显得十分突兀，让人无法忽略。意大利保安停止了交谈，抬头寻找声音的来源。那十四个聚在门口的人也都闻声望了过去。胖胖的耶稣会会士正在对面等车，他也把圆脑袋从手上的《罗马观察家报》上抬起，望向了街口。

微微倾斜的街道为卡车增加了助力，它开始了惊人的加速。转弯时，车载的重物将重心狠狠推向了一侧的两个轮子。有一瞬间，那辆车险些侧翻，但它最终还是稳住了，笔直地朝着大使馆冲来。

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到司机的脸。他很年轻，胡子刮得很干净，双目圆睁，嘴巴也大张着，好像在冲着自己大喊大叫。不知道为什么，车子的雨刷器一直在左右摇摆。

意大利保安马上做出了反应。其中有几个人飞快地躲到加固过的水泥墙后面，另外几个则趴倒在钢筋和玻璃制成的保安岗后面。有两名保安主管开始向那辆卡车开火，火星溅在了车子的护栅上。挡风玻璃碎了，但车子依然加速飞驰，直到撞上目标。

事后，以色列政府对意大利保安的尽职尽责进行了嘉奖，他们没有逃离自己的岗位。不过，即便他们逃了，结果也不会有任何区别。

从圣彼得广场到西班牙广场，甚至雅尼库鲁姆山都听得到爆炸声。身处高层建筑的人们都看见了博尔盖塞别墅北部升腾起来的那团橙红色火球，紧接着便是一团更巨大的灰黑色蘑菇云。爆炸地点一英里以内的窗户都被震得粉碎，包括附近一座教堂的彩窗。树木在瞬间变成一片秃枝，鸟雀死在了半空。监控地震的地质学家一开始还以为罗马发生了一场低级数的地震。

没有一个保安在爆炸中生还，那十四位在门口等候的来访者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罹难者还包括办公室离卡车爆炸地点较近的大使馆工作人员。

然而，真正带来更大伤亡的其实是第二辆车。那名梵蒂冈信使被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掀倒在地后，看到又一辆车快速转入那条死胡同。那是一辆蓝西亚轿车，车上坐了四个人，车速相当快，他还以为那是闻讯赶来的警车。会士站起身来朝浓烟走去，希望可以帮忙救助伤亡者，可他看到的却是另一场噩梦——蓝西亚的车门被同时打开，他误以为是警察的四人开始朝着那栋建筑开火。在烧焦的建筑废墟中蹒跚的幸存者被无情地杀害了。

那四个人几乎在同一时刻停火，回到了车上。离开时，其中一个恐怖分子瞄准了那位会士。会士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准备迎接死亡。而那个恐怖分子却笑了笑，随即消失在了一片烟雾中。

2

以色列，太巴列

罗马最后一声枪响的十五分钟后，俯瞰加利利海的一栋蜜糖色大宅中的保密电话响了起来。曾任以色列前情报处处长的阿里·沙姆龙如今是总理特别顾问，专门负责安全与情报工作。他拿起了电话听筒后沉默了一阵，接着愤怒地闭上了双眼。“我马上过来。”他挂断了电话。

他转过身去，看到吉优拉正站在书房门口，手里拿着他的短夹克，双眼润湿。

“电视上播了。有多严重？”

“非常严重。总理让我帮他准备一份声明。”

“那就别让总理等太久。”

她帮沙姆龙穿好夹克，吻了吻他的面颊。这是一个简单的仪式。已经多少次了，他因为犹太人遭遇爆炸而离开他的妻子？他已经数不过来了。他几乎已经确定，这一切永远也不会结束。

“不会抽太多烟吧？”

“当然不会。”

“给我打电话。”

“一有空我就打给你。”

他走出大门，一阵冰冷的海风迎面吹来。夜里，戈兰高地起了风暴，侵袭了整个上加利利。一声响雷把沙姆龙惊醒了，他当时以为是枪声，之后整晚他都没能再入睡。对于沙姆龙来说，睡眠就像个鬼祟的走私贩。它很少眷顾他，而且一旦被叨扰，就不会再降临。有多少个夜晚，他都深陷于记忆的档案室里，回顾曾经的案件卷宗，游走在和敌军对垒的战场上。可昨晚却不同。他有一种可怕的预感，预感一场灾难就要发生。那画面清晰而真实。他马上给他的老部下打了个电话询问情况。“去睡吧，头儿，”那个年轻人对他说，“一切太平。”

他那辆安装了防弹铠甲的黑色标致正等在大路上。他的黑头发保镖拉米站在敞着的后门旁边。这些年来，沙姆龙可以说是树敌无数，而且因为以色列混乱的人口分布，他的很多敌人都居住在太巴列附近。好在有拉米一步不离地跟随，他就像一匹安静而孤傲的狼，却比狼还要凶狠。

沙姆龙停下脚步，点燃一支烟——自从在情报处工作以来，他就一直抽这种廉价牌子的土耳其烟——然后他走出了门廊。沙姆龙身材矮小，虽然年龄大了，身体却依然硬朗。他的手掌很大，如同巨人的手一般，皮肤粗糙，长满了黄斑。他的脸上沟壑纵横，如同俯瞰下的内盖夫沙漠。灰白的头发理得很短，几乎只剩下发根。他戴着一副难看的塑料框眼镜，厚厚的镜片后面是一双浑浊的蓝眼睛。他走路的架势仿佛一直在防备身后敌人的攻击：头低垂着，手肘向外。在他曾经就职的扫罗王大道，人们称这姿势为“沙姆龙步”。他听说了这种说法，也默许了。

他钻进了标致轿车的后排。车开上了通往湖岸的陡坡，然后右转加速驶向太巴列，再向西穿过加利利直奔滨海平原。沙姆龙一直在看自己那只满是刮痕的手表。此刻，时间是他的敌人。每过去一秒，案犯就会更远离案发现场一些。如果这次袭击发生在耶路撒冷或特拉维夫，那么这些恐怖分子绝对逃不出检查站和路障织成的密网。可袭击发生在意大利，而非以色列。沙姆龙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意大利警察身上。事实上，意大利已经很久没有遭遇过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了。更麻烦的是，被摧毁的恰恰是以色列和意大利政府的联络站——也就是大使馆。沙姆龙甚至怀疑，他们一个重要的以色列情报站也已毁于一旦。罗马是南欧的区域总部所在地，那里的负责人西蒙·帕斯纳是沙姆龙亲自挑选并培训的一员干将。情报处很可能已经失去了其最有能力、经验最丰富的官员。

这段路仿佛没有终点。他们听着车上的新闻广播。罗马的情况看来越来越糟。沙姆龙好几次都想拨通自己那部安全电话，但最终还是把它塞回了口袋里。让他们去解决吧，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你已经给了他们最好的训练。更何况，作为负责安全和恐怖主义问题的总理特别顾问，他现在也无暇发表评论、提供建议。

特别顾问……他实在是讨厌这个头衔，听上去含含糊糊。他曾经是“Memuneb”——这是希伯来语中“大天使”的意思。他曾经凭自己的努力，带着他的国家走过荣辱成败。勒夫和他那帮年轻的技术官僚一直把他看成负担，把他放逐到了“犹太旷野”——打发他退休了。如果不是总理扔来救命绳索，他恐怕要永远待在那里。作为运筹帷幄的大师，沙姆龙非常清楚，他在总理办公室的权力不亚于他在扫罗王大道的权力。经验告诉他，无论何时都不能失去耐心。他最终会得偿所愿，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

车子转上了通向耶路撒冷的坡道。每每来到这里，沙姆龙都会回忆起旧日的征战。那种预感又出现了。这仅仅和罗马发生的事有关吗，还是比罗马更严重？他知道，这手笔出自一个老对头。一个死去的人。一个来自过去的人。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位于西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区，卡普兰大街3号。沙姆龙从地下停车场进入大楼，直奔自己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位置是有讲究的——房间外的走廊直通总理办公室，而且坐在这个位置，沙姆龙可以看到勒夫或其他高层情报工作人员到指挥室开会。沙姆龙没有私人秘书，只能和另外三人共用一个秘书。那女孩儿叫塔玛拉，至少她可以帮他端咖啡，打开那三台电视。

“‘瓦拉什’今天五点要在总理办公室开会。”

“瓦拉什”是希伯来语，指的是领导部门委员会，包括了内部安全机构沙巴克的指挥官、军事情报部门的司令，当然还有以色列秘密情报处的头头——以色列秘密情报处通常被简称为“机构”。无论是依从宪章还是按照声望，沙姆龙永远都会列席。

“还有，他希望您在二十分钟内去向他提前汇报一下。”

“告诉他最好能给我三十分钟。”

“您如果需要三十分钟，不如自己去告诉他吧。”

沙姆龙坐在桌前，手握遥控器，花了五分钟时间浏览了一遍世界主要电视媒体的新闻，尽量多了解一些已经公布的细节。然后他拿起电话听筒，拨了三通电话。第一通打给了意大利使馆的旧相识托马索·纳尔迪，第二通打给坐落于不远处拉宾大街的以色列外交部，第三通则拨给了扫罗王大道的情报处总部。

“他现在没法接听您的电话。”勒夫的秘书回绝道。沙姆龙早就料到她会这样说——越过勒夫的秘书恐怕比突破军队关卡还难。

“叫他接电话，”沙姆龙说，“否则我就让总理亲自打过来。”

勒夫足足让他等了五分钟。

“你都知道些什么？”沙姆龙问。

“你是说真相？一无所知。”

“我们的罗马站点还在吗？”

“别提了，”勒夫说，“但我们保住了一个探员。帕斯纳去那不勒斯出差了，他刚刚登机，现在正在回罗马的路上。”

谢天谢地，沙姆龙心想。“其他人呢？”

“很难说。可以想象，那边的情况恐怕比较混乱。”勒夫向来喜欢轻描淡写，“两个办事员失踪了，还有一名通讯员也联系不上。”

“那边有没有什么文件会惹麻烦？”

“我们只能希望一切都已经付之一炬了。”

“那文件柜连导弹都炸不开。我们最好在意大利人找到它们之前把它们拿回来。”

塔玛拉把头探了进来：“他想见您。现在。”

“我们五点见吧。”沙姆龙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他拿起记事簿，跟着塔玛拉穿过走廊，走进了总理办公室。门口有两名大男孩儿保安，头发剪得短短的，衬衫荡在裤子外头。他们盯着沙姆龙徐徐走近，其中一人向旁边退了一步，帮他开门。沙姆龙走了进去。

百叶窗遮住了外面的光线，整个房间显得阴冷而昏暗。总理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身后的墙上挂着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西奥多·赫茨尔的肖像，将总理衬得越发矮小。这个房间沙姆龙已经来过无数次了，但每次进来，依然会感到脉搏加速。对于沙姆龙来说，这里代表着一段重要旅程的终点，代表着犹太主权在以色列土地的重建。生与死，战争与屠杀——与总理一样，沙姆龙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私底下，他们将这片土地看作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创造物。他们会捍卫它，不让它受到任何人的削弱或摧毁——无论是阿拉伯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

总理向沙姆龙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总理的脑袋很小，却又大腹便便，看上去就像座火山。他粗短的双手放在桌面上，肥胖的脸颊几乎垂到了领口。

“情况有多糟，阿里？”

“过不了今晚，我们就能了解到更多情况。”沙姆龙说，“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这应该是我们国家最严重的恐怖事件之一了，或者没有‘之一’。”

“死了多少人？”

“还不清楚。”

“大使们呢？”

“从官方报告来看，他们还没被列入死亡名单。”

“非官方的呢？”

“他们应该已经死了。”

“两个大使都死了？”

沙姆龙点了点头：“还有他们的副手。”

“确定死亡的人数是多少？”

“意大利方面报告，有十二名警察和保安人员已经确认死亡。目前为止，外交部确定，有二十二名工作人员和十三名居住在使馆宿舍的家庭成员被证实死亡。十八人失踪。”

“也就是说，死了五十二个人？”

“至少。当时还有一些在大门口排队的访客。”

“情报处什么情况？”

沙姆龙把刚刚从勒夫那儿得到的信息告诉了总理。帕斯纳还活着，另外三位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恐怕已经死了。

“是谁干的？”

“勒夫还没得到……”

“我不是问勒夫。”

“不幸的是，可能性有很多种。现在不管我说什么都只是推测。这个时候作推测对我们没用。”

“为什么是罗马？”

“很难说。”沙姆龙说，“可能只是碰巧。也可能是恐怖分子发现了我们防御工作的漏洞，所以打算把那儿作为目标。”

“但你并不这么认为？”

“是的，总理先生。”

“这和几年前梵蒂冈的那件事有关吗——关于艾隆的那件事？”

“难说。目前所有的证据都只能证明，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的自杀式袭击。”

“领导部门会议之后，我要发表声明。”

“这很明智。”

“我想让你帮我写声明稿。”

“没问题。”

“你尝过蒙受伤痛的滋味，阿里。我们都经历过。多投入点感情，把你身上那波兰人的悲情使出来。今晚这个国家需要哭泣，就让他们哭泣。但是要告诉他们，做这件事的畜生一定会受到惩罚。”

“这些人一定会受到惩罚的，总理先生。”

沙姆龙站起身来。

“是谁干的，阿里？”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

“我要他的脑袋，”总理愤怒地说，“我要把他的脑袋挑在矛尖上。”

“您会如愿的。”

四十八小时后，案件才有了一点头绪。调查的突破口不在罗马，而在北部的工业城市米兰。国家警察和宪兵搜查了市中心北部一个工人区的一间小旅馆，根据一名突尼斯移民线人的消息，四名逃逸的袭击者正躲在那儿。但事实上他们已经离开了，从房间里的状况来看，他们是在仓促中逃离的。警察发现了两个行李箱，里面装着一些衣物、六部手机，以及一些假护照和偷来的信用卡。但最引起他们重视的，是一张被缝进手提袋内衬的光盘。罗马国家犯罪实验室的意大利侦查员认为这张光盘里保存着数据，但却无法突破复杂的防火墙。经过一番争论之后，他们决定向以色列求助。

正因如此，西蒙·帕斯纳才应邀来到意大利情报民主安全局。他晚上十点多到达，随后马上被带去了副局长马蒂诺·贝拉诺的办公室。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样子很不协调：贝拉诺又高又瘦，打扮得就像刚拍完意大利时尚杂志的模特；帕斯纳短小精悍，小胡子硬得像钢丝，身上的夹克皱皱巴巴。第一次见面后，贝拉诺就把帕斯纳比作是“一堆昨天换下来的脏衣服”，而在接下来的合作中，由于帕斯纳表现低调，贝拉诺就干脆习惯性地将这个以色列人称为“穿着借来外套的犹太高利贷主”。

然而在第一晚，贝拉诺对他的这位访客还是相当热情的。帕斯纳不是那种喜欢博取陌生人同情的人，但当他走进贝拉诺的办公室时，眼神里却充满了疲惫和幸存者的自责。贝拉诺多次表达了内心的“深切悲痛”，然后才解释了大半夜把帕斯纳找来的原因。他庄严地把那张光盘放在桌上，然后伸出指甲修剪得十分干净的食指，将它推到了帕斯纳手边。帕斯纳故作冷静地接过了光碟，事后他向沙姆龙坦白，当时他的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我们破解不了。”贝拉诺说，“或许你们的运气更好。”

“我们会尽力的。”帕斯纳谦虚地回答道。

“当然，如果有什么新发现，请告诉我们。”

“毋庸置疑。”帕斯纳把光碟装进了大衣口袋里。

十分钟后，贝拉诺认为是时候结束这次会面了，帕斯纳却依然定定地坐在椅子里，环抱着双臂的样子像是正忍受着毒瘾的痛苦。他离开时，走廊上的人都目睹了他缓慢的步伐。直到走出大楼，走下楼前的台阶时，他才加快了脚步。

袭击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一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以色列爆破专家队就抵达了罗马，开始搜寻关于炸弹成分和来源的证据。幸运的是，将他们从特拉维夫送来的军事飞机一直停在菲乌米奇诺机场的停机坪上。在沙姆龙的授意下，帕斯纳搭飞机回到了特拉维夫。他于黎明抵达，然后直接赶往情报处，协同工作人员即刻驱车前往扫罗王大道，一秒钟都不敢耽搁——他身上的“货物”太珍贵了，在路上多停留一刻都是冒险，而公路正是以色列最危险的地方。八点钟，那张光碟成为了最顶尖的技术部门工作人员共同攻克的目标。九点，障碍被成功跨越。事后沙姆龙还大肆吹嘘，部门的技术人员趁意大利人喝杯咖啡的工夫就取得了成功。解码又用了一个小时。十点钟，光盘里的内容已经被打印出来，放在了勒夫一尘不染的办公桌上。这份材料只在那里躺了一小会儿，就被勒夫塞进了一个加密公文包里，直接带到耶路撒冷卡普兰大街，以向总理汇报。当然，沙姆龙也在那里。

“得找人送他回去。”勒夫说，他那积极的劲头就像在朗读自己的颂辞。没准他此刻的心情正是如此，沙姆龙想道。他一定把那人视为对手，而他最擅长对付对手的方式——无论在假想中还是现实中——就是“放逐”。“帕斯纳今晚回意大利。让他从精英队带一组人走吧。”

沙姆龙摇了摇头。“他是我的人。我会把他送回家。”他顿了一下，“而且，帕斯纳还有更重要的事做。”

“什么？”

“通知意大利人我们破解不了那张光碟。”

勒夫从来不愿意第一个离开房间，此刻，他从椅子里站起身来的样子显得很是别扭。沙姆龙抬起头来，看到总理正望着自己。“事情结束前，他得留在这儿。”总理道。

“他会的。”沙姆龙说。

“或许我们应该给他找点儿事干，好打发时间。”

沙姆龙点了点头。他已经找到了。

3

伦敦

寻找加百列的任务和寻找罗马屠杀案的罪犯一样紧急。加百列从不透露自己的行踪，而且也不再受情报处控制。所以，当他神不知鬼不觉就离开了威尼斯时，大家并不奇怪——至少沙姆龙不奇怪。事实上，他去了英国，去探望他那住在萨里郡一家私人心理诊所里的太太莉亚。不过，他的第一站还是新邦德街。在伦敦画商朱利安·伊舍伍德的邀请之下，他参加了邦瀚斯拍卖行举办的早期绘画大师作品拍卖会。

伊舍伍德先到了拍卖行。他一手拎着一个破旧的公文包，另一只手掩着巴宝莉风衣的领口。另外有几个画商正聚在大厅里。伊舍伍德随口问候了几句，便直奔衣帽间。脱下湿透的风衣后，他走到了窗边。伊舍伍德身材高挑，行事谨慎，穿着他惯常参加拍卖时的行头——灰白条纹套装和总能带来好运的红领带。头发是用心吹过的，为了盖住秃了的地方。他在窗户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脸。陌生人看到这张脸，或许会认为他宿醉未醒，或至少是微醉。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清醒得很，脑筋和他母亲的舌头一样尖锐锋利。伊舍伍德掳起法式袖口，看了看表。他迟到了，这不太像加百列的作风。那家伙一直都像九点新闻一样准时，绝不是那种让客户苦等的人。他的修画工作也从不拖延，除非发生了什么他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

伊舍伍德正了正领带，松了松窄窄的双肩。镜子里的那个人即刻变得优雅自信起来——那是某个阶级的英国人的标志。他走进了他们的圈子，处理他们的藏品，或为他们寻找新的画作，但他从来都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那“英国式”的姓氏和举止掩盖了他根本不是英国人的事实——至少严格来说不算是。他拥有英国国籍和护照，但他出生于德国，在法国长大，信奉犹太教。只有几个最值得信任的朋友知道，伊舍伍德是在1942年，以儿童难民的身份来伦敦的——一对巴斯克牧羊人夫妇带着他穿过比利牛斯山的暴风雪来到了这里。而他的父亲，也就是著名的柏林画商塞缪尔·伊萨科维奇，在波兰森林边上一个叫索比堡的地方，失去了生命。

还有一些事，伊舍伍德的对手们——甚至他身边的人——都不知道。这些年来，他偶尔会为一个来自特拉维夫的绅士做一些事，那个人就是沙姆龙。用希伯来语说，伊舍伍德是沙姆龙组织中的“sayan”，也就是不收费的志愿者助手，虽然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与沙姆龙的会面与其说是志愿，倒不如说是被绑架的。

就在这时，伊舍伍德在新邦德街穿着雨衣的行人中捕捉到一个穿着皮衣和牛仔裤的身影。那个身影消失了一瞬之后，又突然出现在视野里，仿佛钻过幕布，现身在了灯火辉煌的舞台上。每次见面，他的形象都让伊舍伍德不敢恭维：大约五点八英尺的个子，一百五十磅左右，身上穿得鼓鼓囊囊。他双手插在黑皮衣口袋里，双肩微微前弓，步子很轻，稍有点儿O型腿——在伊舍伍德看来，这种人不是跑得快，就是足球踢得好。他穿了一双绒面橡胶底粗革鞋，外面下着雨，却没有打伞。他的面孔变得清晰起来——脸很长，额头高高耸起，下巴很窄，鼻子仿佛是用木头刻出来的，颧骨宽大，不安的绿眼睛让人想到俄罗斯草原。他的头发很短，鬓角已经斑白了。单看他的脸，很难猜得出他到底来自于哪个国家，而他的语言天分则让他更好地利用了这个优势。每次见到加百列进门，伊舍伍德都不知道他此刻扮演的又是哪个身份。他谁也不是，居无定所。他只是一个永远在徘徊的犹太人。

眨眼间的工夫，加百列已经来到了伊舍伍德身旁，但他没有打招呼，双手依然插在大衣口袋里。替沙姆龙执行秘密任务让他反而不会应付公开场合。只有在扮演某个角色的时候，他才会变得生动起来。当一个局外人恰巧瞥见真实的加百列——就像此时此刻，伊舍伍德想道——应该会觉得他沉默、阴沉，有点病态的腼腆。加百列会让旁边的人感到无所适从，但这也是他的众多优势之一。

他们穿过大厅，走向登记台。“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伊舍伍德低声问道，可加百列只是探着身子在登记簿上写了几笔。伊舍伍德忘了，加百列是左撇子。他用左手签字，用右手拿画笔，拿刀叉则两只手都可以。他用哪只手拿伯莱塔手枪呢？谢天谢地，伊舍伍德还从没见过答案。

他们走上楼梯，加百列走在伊舍伍德身边，就像他的保镖。加百列的皮衣并没有发出沙沙声，牛仔裤也没有摩擦的声音，鞋子仿佛浮游在地毯上方。伊舍伍德不得不故意碰了一下加百列的肩膀，以确认他仍然在自己身边。走上楼梯后，一名保安让加百列打开背包。他拉开拉链，里面装着一副护目镜、一盏紫外线灯、一台红外热像仪，还有一把卤素手电筒。保安查看后，示意他们进去。

他们走进交易室。四周墙壁上挂了一百幅作品，每一幅的上方都装了射灯。在这些作品间游走的是成群结伙的画商——在伊舍伍德眼里，他们就像一群豺狼，正在骨头中寻找食物的残渣。有一些画商恨不得把脸贴在画上研究，而另一些则喜欢远观。评估、掏钱，计算器上显示出可预期的利润。这是艺术世界里不登大雅之堂的一面，却也是伊舍伍德钟爱的一面。加百列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毫不在意，他游走其中，早已习惯了这个嘈杂纷乱的大剧场。伊舍伍德不用提醒他保持低调，真实的他本就如此。

邦瀚斯拍卖行大师作品部主任杰瑞米·克拉布正在一幅法国风景画旁等着他们，他那黄色的牙齿间叼着一个没点燃的烟斗。他不太高兴地和伊舍伍德握了握手，又望了望伊舍伍德身边那个穿着皮衣的较为年轻的男人。“我是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加百列自我介绍道。一如既往地，他纯正的威尼斯口音让伊舍伍德暗自一惊。

“啊，”克拉布吸了一口气，“神秘的德尔韦基奥先生。久闻盛名，不过还从来没见过您。”克拉布怀疑地看了伊舍伍德一眼，“朱利安，你好像不太对劲。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他是来帮我忙的。我决定前要先让他看看。”

“这边走吧。”克拉布半信半疑地说，接着把他们带到了交易室下一层，走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好的画作都很抢手。伊舍伍德必须假装对儿幅品都有一些兴趣，否则克拉可能会告诉别人，伊舍伍德已经看上了某一幅作品。大部分的展品都是平庸之作——一幅安德烈·德尔·萨托毫无生气的《麦当娜和孩子》，一幅卡罗·马基尼的静物写生，还有保罗·帕加尼的《火神的锻造》。房间的一角有张没镶框的大画布。伊舍伍德注意到，加百列受过高度训练的双眼一下子就被吸引到了那里，然后又马上移向别处。

加百列开始审视其他作品，在每幅画上都要花上两分钟时间。他的脸就是一张面具，既无热情，也没有任何不快。克拉布已经放弃揣测他的心思了，干脆还是吸着烟斗打发时间。

最后，加百列把注意力集中在了43号作品《狮穴中的丹尼尔》上。那是伊拉斯谟·盖利尼斯的作品，一百二十八英寸长，八十六英寸宽，布面油画。那幅画很脏，连画面边缘的几只猫都像是被蒙上了阴影。他蹲下身来，歪着头借着光仔细审视着画布，然后他舔了舔自己的三根手指，在丹尼尔的画像上抹了抹。克拉布马上咕哝了一声，不乐意地翻了翻眼珠。加百列没有理他，仰起头细细端详着丹尼尔双手交叉、跷着腿的样子。

“这是哪儿来的？”

克拉布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科茨沃尔德的乔治王时代作品。”

“上次清理是什么时候？”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看上去应该是迪斯雷利当首相的时候。”

加百列抬眼看了看伊舍伍德，后者则转向了克拉布：“让我们单独说两句，杰瑞米。”

克拉布离开了房间。加百列打开背包，拿出那盏紫外线灯。伊舍伍德关掉了屋里的灯，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加百列打开紫外线灯，灯光投向了那幅画。

“怎么样？”伊舍伍德问。

“上一次的修复工作隔了太久，紫外线已经照不出了。”

加百列从背包里拿出了红外热像仪，看上去像一把手枪。伊舍伍德看到加百列握住手柄、打开那绿色光柱的开关时，心里不由得一颤。画布上出现一簇红色的斑点，显示出了上一次的修复痕迹。画作虽然很脏，但并没有什么损伤。

加百列关上红外热像仪，然后又拿出放大护目镜，开始研究卤素灯光下的丹尼尔肖像。

“你有什么想法？”伊舍伍德斜眼望着他。

“很好，”加百列悠悠地回答道，“但不是伊拉斯谟·盖利尼斯画的。”

“你确定？”

“可以跟你赌二十万英镑。”

“真会安慰人。”

加百列伸手抚摸着画布上健硕、优雅的身躯。“他就在这儿，朱利安，”他说，“我能感觉到。”

他们步行到圣詹姆斯的格林餐厅庆功——那是画商和收藏家在杜克街的聚集点，离伊舍伍德的画廊只有几步路远。一瓶冰镇的勃艮第白葡萄酒已经在吧台一角等候他们了。伊舍伍德倒了两杯酒，把其中一杯推到加百列面前。

“恭喜你，朱利安。”

“你确定？”

“我必须要用红外反射光看到底层才能确定。但从构图看，鲁宾斯的风格很明显。我确定是他的笔法。”

“我想你一定会很享受修复它的过程。”

“谁说我要修复的？”

“你说的。”

“我只答应鉴定，可没说要修复。这幅画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我恐怕还有别的事要忙。”

“修复这幅画我只相信一个人，”伊舍伍德说，“那就是你。”

加百列轻轻地歪了歪头，表示接受他的赞美，然后又面无表情地低头看菜单。加百列·艾隆如果出生在另一个时代，或许会成为最杰出的艺术家。伊舍伍德回想起了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1978年9月一个美好的午后，海德公园九曲湖旁的一张长椅上。加百列那时还只是个男孩儿，两鬓却已经生出了灰发。用沙姆龙的说法，那是他的技艺匹敌成人的标志。

“他1972年从贝扎雷艺术学院毕业，1975年到威尼斯跟着翁贝托·孔蒂学习绘画修复。”

“翁贝托是最棒的。”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看来孔蒂先生对加百列印象不错，他说加百列的手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手。我同意他的说法。”

伊舍伍德问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1972年到1975年之间，加百列在做什么？加百列转头望向湖边一对牵着手散步的情侣，沙姆龙则漫不经心地从长椅上拾起一块小石头。

“就当他是一幅被偷走又被复归原位的油画吧。画的主人不会问它去了哪里。只要它能回到曾经的那面墙上，就已经足够了。”

接着沙姆龙提出了他的第一个“请求”。

“有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绅士现在正住在奥斯陆。我担心这位绅士的意图不太光明，希望加百列能帮我观察他的行踪，而你则可以帮他找一些体面的工作，比如简单的作品修复——两个星期的工作就够了。你可以帮我这个忙吗，朱利安？”

服务生的到来将伊舍伍德带回现实。他点了一份浓汤和一份煮龙虾，加百列则点了一份色拉和烤比目鱼配米饭。过去三十年来，他有一大半的时间都生活在欧洲，却依然保留着土生土长的耶斯列谷小男孩的饮食习惯。美食与美酒，考究的衣着和跑车——这一切在他身上都不起作用。

“我没想到你今天能来。”伊舍伍德说。

“为什么？”

“罗马。”

加百列的目光依然停留在那份菜单上：“那不是我的工作，朱利安，而且我已经退休了。这你是知道的。”

“得了吧。”伊舍伍德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那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我在做圣乔瓦尼·克里索斯托莫教堂的祭坛装饰。”

“又是贝利尼？看来你就要成名家了。”

“我已经是名家了。”

加百列的上一份工作是修复圣扎卡利亚教堂的贝利尼祭坛装饰。那幅作品一下子震惊了艺术世界，成为贝利尼作品从今往后的修复标准。

“克里索斯托莫是提埃坡罗的公司项目吧？”

加百列点了点头。“我现在基本上只为弗朗西斯科工作。”

“他可付不起你的工资。”

“我喜欢在威尼斯工作，朱利安。他付的钱够我过活了。别担心，我现在的生活比给翁贝托当学徒的时候还是好一些的。”

“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很忙。有传闻说你因为有些私事要离开威尼斯，差点丢掉了圣扎卡利亚的工作。”

“你不应该听信那些传言，朱利安。”

“哦，真的吗？我们还听说你和一个叫基娅拉的年轻女人在卡纳雷吉欧同居了。”

加百列从酒杯后投来的锐利目光，证明这条桃色新闻并非传言。

“那孩子姓什么？”

“她姓佐利，她不是孩子。”

“她父亲是威尼斯的拉比？”

“他是威尼斯唯一的拉比。那个教区没多少人，战争把一切都毁了。”

“她了解你的另一份工作吗？”

“她就是情报处的人，朱利安。”

“那就跟我保证，你不会再伤这个女孩儿的心。”伊舍伍德说，“上帝，你错过了多少女人啊。我到现在还经常会想起杰奎琳·德拉克罗瓦，真是个尤物。”

加百列向前探了探身子，表情。十分严肃：“我会娶她的，朱利安。”

“那莉亚呢？”伊舍伍德柔声问，“你准备把莉亚怎么办？”

“我必须告诉她。我明早就去看她。”

“她能明白吗？”

“说老实话，我不知道。但我欠她太多。”

“上帝，原谅我必须要说，你欠自己更多。你该有自己的生活了。不用我提醒你，你已经不是个二十五岁的男孩了。”

“但你不需要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你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对不起，我太莽撞了。都怪这酒——还有那幅鲁宾斯。想我陪你去吗？我可以开车。”

“不用了，”加百列说，“这件事我必须一个人去。”

第一道菜来了。伊舍伍德舀了一勺汤，加百列叉起一片生菜。

“修复鲁宾斯你出多少钱？”

“让我说吗？差不多十万左右吧。”

“糟糕，”加百列说，“二十万的话，我可以考虑。”

“好吧，二十万，你这个混球。”

“我下周给你打电话来确定。”

“为什么不能现在决定？因为贝利尼？”

不，加百列心想，不是贝利尼。是罗马。

斯特拉福德康复中心是欧洲最负盛名的私人心理诊所，坐落在离伦敦市中心大约一小时车程的一座古老维多利亚建筑里。英国皇室的一名远亲和现任首相的二表弟都是这里的病人，所以工作人员都已习惯了来访者提出的反常要求。加百列通过了前门的保安室，他在这里的身份是“布朗尼先生”。

他来到位于红砖楼前院的探访人员停车场，停好了租来的欧宝汽车。莱奥纳德·艾弗里，莉亚的治疗师来到大厅迎接他。这位治疗师穿了一件巴伯大衣和一双威灵顿靴。“每周我都会选一组病人到周围的郊区去散步，”他解释着自己的穿着，“这对治疗很有利。”他戴着手套握了握加百列的手，漫不经心地问候了一下从伦敦开车来是否顺利，“她在阳光房等你。她还是最喜欢那个房间。”

他们穿过一条铺着油地毡的走廊。艾弗里走路的样子仿佛依然漫步在萨里郡的山间小径上。在这间医院里，唯有他了解那位名叫“李·马丁逊”的病人的真实情况——至少是部分真实情况。他知道她本姓艾隆，重度烧伤和紧张症并非源自于一起摩托车事故——那只是她病历上写的情况——而是维也纳一起爆炸案的结果。他还知道那次爆炸事故夺去了她儿子的生命。他推测加百列可能是个以色列外交官，他不太喜欢这个人。

他一边走一边向加百列介绍莉亚的情况。她的病情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对此他并不担忧。他从来不会过早乐观，对莉亚的情况也始终不抱太大的期望。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爆炸发生到现在十三年来，她从来没对加百列说过一个字。

走廊尽头是两扇对开的门，圆形窗户蒙上了一层雾气。艾弗里推开其中一扇门，带着加百列走进了日光室。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加百列马上脱掉了大衣。一个园艺师正边给橘子树浇水，边和身边的护士聊天。那是一个漂亮的黑发女人，加百列从没见过她。

“你可以走了，阿米拉。”艾弗里医生说。

护士走了出去，园丁也跟着她离开了。

“她是谁？”加百列问。

“她是国王护理学院毕业的，也是严重精神疾病方面的专业护理人员。她技术很高。您太太很喜欢她。”

艾弗里像长辈一样拍了拍加百列的肩膀，然后便离开了。加百列转过身去。莉亚正坐在一张锻铁直背椅上，直愣愣地盯着窗户上滑落的水滴。她穿着一条薄薄的棉质长裤和一件高领毛衣，遮住了受伤的身体；她的双手满是疤痕，骨骼已经扭曲，手上握着一枝花；曾经如渡鸦翅膀般乌黑的长发被剪得短短的，还夹杂着缕缕灰白。加百列弯下身子，亲了亲她的面颊。他的嘴唇碰到了她脸上冰冷的疤痕。莉亚依然毫无反应。

他坐了下来，拉住她的左手——或者说左手残留的部分。那只手毫无生气。她慢慢地转过头来，寻找到他的眼睛。他希望她能认出他，想从她的眼中寻找某些标志，但却什么也没看到。她的记忆被偷走了。如今的莉亚只记得那场爆炸，那个场面不停地重演，就像是一段反复播放的纪录片。其他的一切都被挤到一个无法碰触的角落。对她来说，加百列可能还不如把她带来的那个护士或者照顾植物的园丁重要。在他与杀人犯和恐怖分子的斗争中，莉亚就是他所付出的代价。加百列拥有让美丽重生的天分，对他来说，莉亚目前的状况让他加倍承受着痛苦。他真希望自己可以撕去那些疤痕，让她重现美丽。但莉亚是无法修复的。曾经的她几乎所剩无几了。

他开始对她说话。他提起了在威尼斯的那些日子，当时他在一间教堂修复公司工作。当然，他并没有告诉过她，他偶尔会为阿里·沙姆龙工作，也没告诉她自己参与过捉捕奥地利战犯埃瑞克·拉德克的行动，并把他送回了以色列受审。当加百列最终鼓足勇气想对她说自己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希望结束他们的婚姻而娶那个女人时，却完全说不下去。对莉亚讲话就像是和一块墓碑交谈，全无意义。

半小时过去了。他离开莉亚，冲进了走廊。那个护士正靠着墙等在那里，双手抱在胸前。

“结束了吗？”她问。

加百列点了点头。那女人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走了进去。

从希斯罗机场飞往威尼斯的飞机在傍晚落地了。加百列搭乘水上的士进了城。他站在驾驶舱里，靠着舱门，看着湖面上的水路标志在迷雾中升起，如同一行行战败的士兵从战场回到了故乡。很快，卡纳雷吉欧区到了。加百列感到心头划过一丝宁静，衰落的、破败的、被水浸透了的威尼斯一直对他有这样的效果。这个城市需要从头到脚的修复。翁贝托·孔蒂这样对他说。利用她。让她重生。她也会让你重生。

水上的士在莱兹宫把他放下了。加百列一直向西走，沿着里约德拉仁慈堂边上的河岸穿过了卡纳雷吉欧。他走上一座铁桥，那是整个威尼斯唯一的一座铁桥。中世纪时，桥的中间有一座大门，晚上会有一个基督徒守夜人在这里守卫，以防止囚徒逃走。加百列穿过大桥，走进了一条地下通道。在通道的另一端有一个宽阔的广场——坎普新犹太区，是古老威尼斯犹太区的中心。在鼎盛时期，这里曾聚集了超过五千名犹太人。可现在，这座城市的四百名犹太人中，只有二十个居住在旧区里，其中大部分还都是住在以色列老人院的长者。

加百列走到广场对面的玻璃门前，进了屋。他的右边是一间专卖犹太历史和威尼斯犹太人故事的小书店，书店的灯光明亮而温暖，落地长窗正对着环城的运河。收银台后面的木凳上坐着一个留着金色短发的女孩，她的头发在射灯的照耀下异常闪耀。她看到他走进来，朝他笑了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在这里工作时的名字。

“她走了半小时了。”

“是吗，她去哪儿了？”

那女孩儿耸了耸肩。“她没说。”

加百列看了看表。四点十五分。他决定在晚饭前再留几个小时给贝利尼的作品。

“如果你看到她，跟她说我在教堂。”

“没问题，拜拜，马里奥。”

他向里亚尔托大桥走去。穿过一条街后，他左转，直奔那座赤褐色的小教堂。到达目的地后，他在大门前停了下来。半圆壁的阴影下站着一个他认识的人，那是情报处的一名特工人员，名叫拉米。他出现在威尼斯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他见加百列发现自己后便望向门口。加百列径直走了进去。

教堂的修复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座位被从希腊十字教堂中殿移走，暂时摆在东面的墙边。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的主祭坛已经清理完毕，此时还没点蜡烛，整个祭坛笼罩在傍晚的昏暗光线中。贝利尼的作品在圣徒哲罗姆礼拜堂的右边，它原本被挡在一副盖着防水帆布的脚手架后面，但现在脚手架已经移走，画作在日光灯下显得有些刺眼。基娅拉转身看到了加百列，沙姆龙的目光却依然停在那幅画上。

“你知道吗，加百列，连我都不得不承认，它很美。”

他的口吻听上去很勉强。沙姆龙，这个正宗的以色列人，对艺术可谓毫无感觉。在他看来，只有完美的计划或是对敌人的彻底粉碎才称得上是“美”。但引起加百列注意的却是另一件事：沙姆龙在这样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居然和自己说起希伯来语，而且还说出了自己的真名。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漂亮，”他重复了一遍，然后一脸悲切地转向了加百列，“可惜的是你没时间完成它了。”

1. 约1.77米，68公斤。

2. 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

4

威尼斯

沙姆龙疲惫地坐在教堂的长椅上，用他那长满老人斑的手示意加百列调整荧光灯的角度。他从一个金属箱里拿出一枚马尼拉纸的信封，然后从信封里掏出三张照片。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其中一张放在加百列手上。照片中的加百列正和基娅拉在坎普新犹太区一起并肩行走。加百列仔细地审视着这张照片，仿佛它是一幅需要修复的油画，想确定这是什么时候拍下来的。他们的衣着、午后的光线，还有人行道上的枯叶，都表明这应该是在晚秋时节。沙姆龙又递给了他一张照片。依然是他和基娅拉，这次是他们在卡纳雷吉欧区住处附近的一间餐厅吃饭。第三张则是加百列离开圣乔瓦尼·克里索斯托莫教堂的照片。他感到脊背发冷。有多少次？他想，在他晚上结束工作后，究竟有多少次，有杀手在那里等他？

“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沙姆龙说，“他们最终会找到你。这些年你树敌太多。我们都树敌太多了。”

加百列把照片交给了沙姆龙，基娅拉坐在他身旁。此情此景中的基娅拉让加百列想到了拉斐尔的《阿尔巴圣母》。她的头发乌黑卷曲，有几簇挑染成了栗色和红褐色，在灯下闪耀着光彩；她把长发束在颈后绑了个结，任发梢散乱在肩膀上；橄榄色的肌肤光滑透亮；棕色的眼睛深陷，时不时会闪烁金光，那瞳孔的颜色好像会随着她的情绪而改变。从她深深的目光中，加百列知道。坏消息恐怕不止如此。

沙姆龙从手提箱中又拿出了一样东西。“这份档案记录了你的整个事业轨迹，准确程度令人发指。”他顿了顿，“看到自己的一生都跟死亡有关，确实让人不太好受。你确定你愿意看吗？”

加百列伸出手来。沙姆龙并没有把阿拉伯语翻译成希伯来语。耶斯列谷地有很多阿拉伯小镇和村庄，加百列的阿拉伯语虽然不够熟练，但阅读这样一份关于他自己职业生涯的文件是足够了。

沙姆龙是对的——他的敌人显然帮他制作了一份完整的履历。文件中指出了他的真名，他的入职日期是正确的，入职原因也无误，只不过里面说他杀掉了八名“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而事实上他只杀了六名。文件中有几页都在讲述加百列杀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第二指挥官哈利勒·埃尔·瓦齐尔——更为人熟悉的名字是阿布·吉哈德——的事。1988年，加百列在他位于突尼斯海边的别墅中杀掉了他。文件对整个事件的描述是由阿布·吉哈德的太太乌姆·吉哈德提供的，她当晚在场。关于维也纳的记录简明扼要，但里面有个事实性的错误值得注意：1991年1月，维也纳，他的妻子和儿子在汽车爆炸中身亡，阿布·阿马尔指挥的报复行动。阿布·阿马尔就是亚西尔·阿拉法特。加百列一直怀疑阿拉法特是否亲自参与其中，但到现在他都没有找到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推测。

他拿着那叠文件，问：“你从哪儿弄来的？”

“米兰。”沙姆龙说。然后他把整个意大利小旅馆的突袭任务，以及在嫌疑犯手提包中找到光盘的事都告诉了加百列。“意大利人解不了码，所以就找到了我们。我想我们还算幸运。如果他们解开了密码，就会在几分钟之内破获一桩三十年前的罗马谋杀案了。”

文件里记录了1972年，加百列在罗马的公寓楼里杀死“黑色九月”成员瓦德尔·阿卜杜拉·兹威特的事。那是加百列第一次杀人，那件事让他在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他把文件递还给沙姆龙。

“关于躲在小旅馆里的人，我们知道多少？”

“根据材料上和房间里的指纹，还有假护照上的照片，我们锁定了其中的一个，叫达乌德·哈达维，巴勒斯坦人，出生在杰宁难民营。他在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动中担任头目，蹲过几次监狱。十七岁的时候，他加入了法塔赫。阿拉法特来加沙之后，哈达维开始为指挥情报部门工作。你可能知道那个组织之前的名字——第17军，阿拉法特的近卫队，也是他最得力的杀手。”

“我们对哈达维还知道些什么？”

沙姆龙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香烟。加百列制止了他，告诉他烟对画不好。沙姆龙叹了口气，继续他未说完的话。

“我们认为他在第二次巴勒斯坦暴动中参与了一起恐怖袭击。我们当时把他列入了通缉名单，但巴勒斯坦政府不同意把他交出来。我们认为他和阿拉法特以及其他高层人员都躲在穆卡塔。”——穆卡塔是阿拉法特在拉马拉的防御基地——“但当我们在‘防御盾牌’行动中进入穆卡塔后，却没找到哈达维。”

“他去哪儿了？”

“沙巴克和情报部认为他逃去了约旦或者黎巴嫩。他们把案件交给了情报处。不幸的是，勒夫并没有把寻找哈达维作为重要任务。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哈达维还在第17军吗？”

“不知道。”

“他和阿拉法特还有关系吗？”

“我们还不清楚。”

“沙巴克认为哈达维有能力做这件事？”

“不。他只是个跑腿的，不是策划者。罗马的事是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的集体行动，背后的主使应该非常聪明，可以在国际层面发起恐怖袭击。这个人应该有丰富的经验。”

“比如？”

“这就是我们想让你找出来的。”

“我？”

“我们希望你能找到制造这起案件的禽兽，我们希望你拿下他们。和1972年一样，只不过这次发号施令的是你，不是我。”

加百列缓缓地摇了摇头：“我不是探员，我只负责执行。此外，这已经不是我的战争了。这是沙巴克的战争，是以色列侦察队的战争。”

“他们已经回欧洲了。”沙姆龙说，“欧洲是‘机构’的势力范围。这是你的战争。”

“为什么不由你来带队呢？”

“我现在只是顾问，没有任何执行权力。”沙姆龙的语调沉重，带些反讽。他喜欢扮演一个被提前赶离自己岗位的受压迫的公务员角色，即便事实远非如此，“而且勒夫也不会听我的。”

“他会让我带队？”

“他没的选。总理已经提过这件事了，当然，这也是因为我提前和他说过。”沙姆龙顿了顿，“不过勒夫提了一个要求，而我恐怕没权力反对他。”

“什么要求？”

“他坚持让你回到编制内，而且要全职工作。”

加百列在维也纳爆炸案之后就离开了情报处。之后这些年，他一直都以自由职业的方式为沙姆龙做事。“他希望我受情报处的管辖，这样他就可以控制我了。”加百列说。

“他的目的很明确。对于一个生活在秘密情报世界的人来说，勒夫的掩饰功夫实在不怎么样。但别太在意，他恨的人是我，你只是受了牵连。”

外面的街上突然一阵喧闹，一群孩子尖叫着跑了过去。沙姆龙沉默不语，直到吵闹声渐渐平息。他再开口时，声音更加沉重了。

“这张光盘里不仅仅有你的履历，”他说，“我们还发现一些监视照片和安全分析文件，它们很可能就是接下来的欧洲攻击目标。”

“哪些目标？”

“大使馆，领事馆，以色列航空公司各地办事处，规模大一些的犹太会堂，犹太社区中心，学校。”最后这两个字在空旷的教堂中一直回荡，“他们会再来的，加百列。你可以帮我们阻止他们。你不比扫罗王大道上的任何一个人知道得少。”他把目光转向了祭坛，“你了解他们，就像了解贝利尼的画一样。”

沙姆龙看着加百列。“你在威尼斯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飞机就在对岸。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得上去。之后你准备做什么是你的事。你可以找间安全公寓，坐在里面思考你的生活，也可以帮我们找到这些凶手。”

加百列找不到反驳的话。沙姆龙是对的，他必须离开。但沙姆龙有些沾沾自喜的语气让加百列心有不甘。这些年，沙姆龙一直在劝他离开欧洲回到以色列，说他可以管理整个情报处，至少当行动队的头头。在加百列看来，眼下的情形甚至令老谋深算的沙姆龙有些喜闻乐见。

他站起身走向祭坛。想完成眼前的作品恐怕是不可能的了。肩上坐着圣子的圣人克里斯托弗需要非常细致的修复，然后整幅作品还要再刷一次清漆。这至少需要四周的时间，甚至是六周。提埃坡罗恐怕得把它交给别人来做了——这个想法让加百列的胃抽搐了一下。还有件事让他感到难过：以色列没有什么意大利的大师之作。他很可能再也碰不到贝利尼的作品了。

“我的工作在这里。”加百列说道，但他的声音里已经透出放弃的意味。

“不，你的工作曾经在这里。但你现在要回家——”沙姆龙犹豫了一下，“回扫罗王大道了，回到以色列去。”

“还有莉亚，”加百列说，“我需要一些时间安排这边的事。在我办完这些事之前，我希望能有个人到医院帮我照看她，我不管文件里写着她死了还是活着。”

“我已经从伦敦站调派了一个保安。”

加百列看了看基娅拉。

“她也会回去。”沙姆龙看出了他的顾虑，“我们会在威尼斯留下一队人来保护她的家人和社区。”

“我得告诉提埃坡罗我要走了。”

“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我不管，”加百列说，“这是我欠他的。”

“去做你该做的事吧，但是要快。”

“房子怎么办？里面有——”

“特派队会帮你打点一切。他们完成后，这里不会再有你的任何痕迹。”沙姆龙不顾加百列反对，还是点燃了一支香烟。他举着火柴望了一会儿，然后才仪式般地吹熄了它，“就像你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沙姆龙给了他一个小时。加百列把基娅拉的伯莱塔手枪放进口袋，从教堂的后门离开，直奔卡斯特罗。他做学徒的时候一直住在那里，对那里的街道和各个分区都相当熟悉。他特意绕着路走，穿过了几条地下通道，跟踪者不可能在通道里藏身。其间他还故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二十分钟后，他确信没有人在跟踪他。

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的办公室在圣马可街22号。加百列看到他壮硕的身体正坐在一张巨大的橡木桌后面，桌上摊着厚厚的文件。如果没有电灯和电脑，他完全可以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画作里的主人公。他抬头看见加百列，留着浓密络腮胡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在威尼斯的街上，游客经常错把他当成男高音帕瓦罗蒂。近来，他已经乐于摆姿势拍照了，甚至还会唱上几句《不要忘记我》，只是实在有些不堪入耳。

他曾经是一位了不起的修画师，而现在他已经变成了商人。事实上，提埃坡罗的公司是整个威尼托区最成功的画作修复公司。他每一天都要花大量时间准备不同项目的投标工作，或者和那些关注着城市艺术和建筑财富的威尼斯官员们进行政治争斗。不过他每天还是会抽时间到圣克里索斯托莫教堂，催促他那顽固孤僻却才华卓著的修复大师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加快速度。提埃坡罗是艺术世界里唯一一个比朱利安·伊舍伍德更了解德尔韦基奥先生的人。

提埃坡罗本来建议他们到街角去喝一杯普洛赛克，但因为加百列不太想离开那间办公室，他便到隔壁拿了一瓶尼帕苏。加百列看了看书桌后墙壁上挂着的相片。那里有一张新的相片，上面是提埃坡罗和他的好朋友——教皇保罗七世。彼得罗·卢凯西曾经是威尼斯的长老，后来他不情不愿地去了梵蒂冈，并成为世界上十多亿罗马天主教徒的领袖。照片上，提埃坡罗和教皇正坐在大运河对面富丽堂皇的餐厅中，但照片没有拍到教皇左边的加百列。两年前，通过提埃坡罗的一些协助，加百列救了教皇的命，并替他除掉了一个针对教皇位置的致命威胁。加百列希望基娅拉和特派队能找到那张教皇寄给他的光明节贺卡。

提埃坡罗倒了两杯鲜红色的尼帕苏，把其中的一杯推到了他面前。提埃坡罗一口气喝下半杯酒。他只有在工作中才会谨小慎微，在所有其他事情上——饮食、美酒，还有女人——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都相当粗犷豪放，甚至有些奢靡无度。加百列探了探身子，静静地将刚刚得知的消息告诉了提埃坡罗：他的敌人在威尼斯找到了他，因此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即刻——也就是在完成贝利尼的修复前——离开威尼斯。提埃坡罗悲伤地微笑了一下，闭上了眼睛。

“没有其他办法了？”

加百列摇了摇头：“他们知道我住在哪里。他们知道我工作的地点。”

“基娅拉呢？”

加百列把实情告诉了他。提埃坡罗在意大利语中意为“值得信任的人”。

“贝利尼的事真的很抱歉，”加百列说，“我应该在几个月以前就把它完成。”如果没有拉德克的事，他早就可以完工了。

“管他什么贝利尼。我在乎的是你。”提埃坡罗看着面前的酒，“我想念马里奥·德尔韦基奥，但我更想念加百列·艾隆。”

加百列举起酒杯。“我知道我没理由求你帮我这个忙……”他的声音越来越轻。

提埃坡罗看了看教皇的照片说：“你救了我朋友的命。你想让我做什么？”

“帮我完成贝利尼。”

“我？”

“我们师出同门，弗朗西斯科。翁贝托·孔蒂把你培养成了大师。”

“是的，但你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拿过画笔了。”

“你没问题的，相信我。”

“这让我信心倍增呀，这可是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大师说的话。”

“马里奥死了，弗朗西斯科，马里奥是个谎言。”

加百列在暮色中回到了卡纳雷吉欧。他稍稍绕了一小段路，这样就可以最后一次穿过那个古老的犹太区。在广场上，他看到两个留着黑色小胡子的男孩穿过石板路，快速走向犹太高校。他看了看表。他离开教堂已经一个小时了。加百列转身向着那座即将不再留下他任何痕迹的房子走去，那架飞机将带他回家。此刻，他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两个问题：是谁在威尼斯发现了他？他们又为什么让他活着离开？

5

特拉维夫：3月10日

加百列于第二天早晨八点到达特拉维夫，两名人事部军官正在那里等他。他们穿着相同的棉衬衫，带着相同的笑容——紧绷，毫无幽默感——这类人往往有权提出任何令人尴尬的问题。加百列回归管制这件事已经延误了太久。他就像美酒，要慢慢地品尝，还要给出足够详尽的评价。在逃离了这么久之后，他像战俘投降一样将自己交到了他们手里，跟着他们上了楼。

他要签署声明，立下誓言，还被人理直气壮地问及自己的银行账号。他拍了照片，领了徽章——它如一个沉重的枷锁般挂在他的脖子上。1972年的指纹已经找不到了，于是他不得不留下新的指纹。接着是体检。医生查验了他身上所有的疤痕，对他的脉搏依然在跳动感到十分惊讶。见情报处心理医生的过程则更奇怪，那位医生在加百列的病历上写了几个字之后就急匆匆地逃离了诊室。车辆调配组临时给他配备了一辆斯柯达轿车；内务组给他在地下室找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让他在找到房子之前临时安顿一下。加百列希望在自己和扫罗王大道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带，所以在耶路撒冷的纳齐斯大街找了一间废弃的公寓。那个地方离贝扎雷艺术学院的旧校区不远。

日落的时候，他被叫到了行政办公室去完成最后一项仪式。勒夫办公室门上的灯变绿了，他的秘书——一位黄棕色头发、古铜色长腿的美女——按了某个加百列看不到的按键。门无声无息地自动打开了，就像银行保险库的大门一样。

加百列走了进去，然后停在了门口。他感到有些不自在，就像一个男人回到自己童年时代的卧室，却发现那个房间已经变成了他父亲的秘密窝点。这里曾属于沙姆龙，但昔日伤痕累累的书桌、金属档案柜还有德国短波收音机都不见了——他曾经用那部收音机监听过敌人野心勃勃的对话。取而代之的是黑白灰三色的现代家具，以前的油地毡也换成了漂亮的地毯。墙壁上还挂着奢华的东方挂毯。房间做了吊顶，低垂的吊灯照射着一套现代黑皮沙发，让加百列想起头等舱的候机厅。离沙发最近的墙上挂了一台等离子电视机，声音被关掉了，高清的屏幕播放着世界新闻。遥控器放在玻璃咖啡桌上，大小和祈祷书差不多，看上去应该是个高科技玩意。

沙姆龙喜欢把办公桌放在门前，就像道障碍物一样；勒夫则喜欢窗边。浅灰色的百叶窗放下了一半，从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特拉维夫的地平线，还有正沉入地中海的巨大橘色夕阳。勒夫的办公桌是一张烟灰色的大玻璃桌，上面除了一台电脑和一堆电话机之外空空如也。他站在电脑屏幕前，双手像螳螂爪一般托着傲慢的下巴，光秃秃的头顶闪着亮光。加百列发现，勒夫的眼镜是没有反光的。他戴的是特殊眼镜，这样他的敌人——也就是情报处里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都无法通过镜片的反光看出他阅读的文件。

“加百列！”勒夫表现得甚为惊讶，接着从桌子后面走过来，谨慎地和加百列握了握手，又用干枯的手指使劲按着加百列的脊背，就像用一把枪顶住了他。勒夫把加百列带到了房间另一头的会客区，正要坐下时，却被对面的屏幕墙吸引住了，加百列不知道是哪一幅画面引起了他的注意。勒夫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缓慢地转过头来，像追捕猎物的野兽一样上下打量着加百列。

上一次见面的阴影依然未散去。那是在耶路撒冷，在总理的房间。当时的论点只有一个：情报处是否要抓捕埃瑞克·拉德克，把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拉德克在1945年1月奥斯维辛的死亡行军途中险些杀掉了加百列的母亲，而勒夫却不顾加百列的感受，反对抓捕。总理驳回了勒夫的主张，让加百列领导行动队捕获了拉德克，并将其秘密带出奥地利。拉德克现在依然被关押在雅法的拘留所，而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勒夫都一直在弥补他当初反对逮捕拉德克所带来的恶果——勒夫在扫罗王大道的军队中已经失去了威望。在耶路撒冷，一些人甚至开始怀疑勒夫的位置不保。

“我已经自作主张帮你组建了一个团队。”勒夫说。他按下内线电话的按钮，让他的秘书进来。她进屋的时候胳膊下面夹着一份文件，勒夫的会议总是经过精心编排，他最喜欢向困惑不解的与会者展示一大堆复杂的图表，手里拿着教鞭，为观众解码。

秘书离开时，勒夫一直盯着加百列，想看看他的目光有没有追踪着美女。然后勒夫一言不发地把文件递到了加百列手里，转头望向墙上的等离子屏幕。加百列掀开封面，看到里面夹着几张纸，包括团队成员的姓名、所属分部、专业范围。太阳下山了，办公室里的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加百列向左倾了倾身子，把文件放到卤素灯下。不一会儿，他便抬起头来望向勒夫。

“你忘了加上哈达萨和马加比家族青年体育联盟代表了。”

加百列的讽刺就像是朝着飞速前进的火车扔了一块石头，一下子惹恼了勒夫。

“你什么意思，加百列？”

“人太多，到时候只会一团糟。”在加百列看来，恐怕这正是勒夫想要的，“一半人就够了。”

勒夫伸出长长的胳膊，表示加百列可以随意缩减人数。加百列从那叠纸中抽出几张，放在咖啡桌上。勒夫皱起了眉头。加百列看似随意的筛选，恰好剔除了勒夫的“线人”。

“这就够了。”加百列把人事资料交还给勒夫，“我们需要找个地方开碰头会。我的办公室太小了。”

“内务组已经安排了456C房间。”

加百列对那个房间太熟悉了：地下三层，充其量就是间放旧家具和废电脑的杂物室，值夜班的员工有时候会在那里一度春宵。

“好。”加百列说。

勒夫跷起腿，从裤子上捏起一根细细的棉线：“你从来没有在总部效过力吧，加百列？”

“你很清楚我过去为谁效力。”

“所以我才要提醒你一下。你调查工作的任何进展——如果有任何进展的话——都不能告诉情报组以外的任何人。你直接向我汇报，也仅仅向我汇报。清楚了吗？”

“我猜你指的是‘老头子’。”

“你很清楚我指的是谁。”

“我和沙姆龙是朋友。我不会为了让你高兴而不顾我和他的交情。”

“但我禁止你和他讨论这件案子，明白了吗？”

勒夫的靴子上没有泥土，手上也没有鲜血，但是他在会议室的刀光剑影中绝对算得上是大师。

“是的，勒夫，”加百列说，“我很清楚你的立场。”

勒夫站起身，示意会谈结束，但加百列依然坐在那里。

“还有一些事我要和你讨论。”

“我的时间有限。”勒夫低下头。

“只需要一分钟。是关于基娅拉的事。”

勒夫没有坐下，而是走到窗边，望着特拉维夫夜晚的灯火：“她怎么了？”

“在我们确定还有谁看过光盘中的文件之前，我不想她参与任何行动。”

勒夫缓慢地转过身，就像是站在旋转基座上的雕像。由于光从他身后照过来，他的脸一团漆黑。

“我很欣慰你能这样自如地走进这间办公室，轻松地提这提那，”他尖酸地说，“但基娅拉的未来是由行动队决定的，也就是最终要由我来决定。”

“她只是一名女特工。难道这里就没有别的女孩可以当护卫官了吗？”

“她有意大利护照，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强。这个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但她可能已经暴露了。如果你让她和其他探员一起工作，等于是让别的探员也身处险境。如果是我，我就不会和她一起工作。”

“幸运的是，我们大部分探员都不像你这么傲慢。”

“优秀的探员都很傲慢，勒夫。”

勒夫没有回答，两个人都沉默良久。勒夫走到书桌前，按下了电话的按钮。门开了，接待处的灯光照了进来。

“我很了解，地方探员经常不太懂得遵守总部的命令，他们在当地都有自己的行事法则，但在这儿，我才是法律。”

“我会努力记住您这句话的，长官。”

“别他妈搞砸了，”勒夫朝走向门口的加百列说道，“否则的话，沙姆龙都救不了你。”

他们在第二天早晨九点碰面了。内务组把那间会议室草草收拾了一下，房间中间摆了张木桌，旁边围着几张不配套的椅子，多余的椅子则堆在了墙角。加百列一进房间，就想起了圣乔瓦尼·克里索斯托莫教堂墙边堆放的长凳。这里的一切都带着强烈的“临时”意味，包括门上用胶带贴着的不恰当的标志——“西欧恐怖威胁临时研究委员会”。加百列倒喜欢这种混杂感。就像沙姆龙常说的，逆境使人团结。

他的团队一共四人，两男两女，都是非常可爱、满怀梦想的年轻人。来自研究部的约西是个有些迂腐却极端聪明的分析员，参与过牛津古典人文学科课程。来自历史部的迪娜有一双乌黑的眼睛，她能说出恐怖分子向以色列发起的每一次恐怖袭击的时间、地点和“屠杀名单”。她走路稍稍有些跛脚，其他同事则对她非常照顾。加百列在她的档案中找到了答案：1994年10月，在特拉维夫迪岑哥夫大街上发生了哈马斯自杀式袭击，将一辆5路公共汽车变成了二十一个人的棺木。迪娜当时刚好在场，她的母亲和两个姐妹在那场事故中丧生，迪娜受了重伤。

另外两名成员都不是“机构”的人。沙巴克阿拉伯事务部借给加百列一名硬朗的小伙子，名叫雅科夫。过去十年间，这个脸上布满痘坑的年轻人有一大半时间都在尝试秘密潜入巴勒斯坦政府的恐怖机构。军队情报处派来了一个叫芮莫娜的女孩，她是沙姆龙的侄女，加百列上一次见到她时，她还踩着四轮滑板，在沙姆龙门前的车道上勇敢地往下冲呢。近来，芮莫娜一直待在特拉维夫北部的一座安全飞机库里，研究从拉马拉的阿拉法特宅邸中截获的文件。

出于本能，加百列将这个案子当成了一幅画作。他想起他在学徒期结束后不久修复的一幅作品，那是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画家西玛创作的一幅耶稣受难像。加百列除去了发黄的清漆之后，发现原作几乎荡然无存了。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都在拼凑关于画家的生平和作品的碎片，最后才开始动笔。当时，他感觉西玛仿佛就站在他的身后，握着他的手作画。

这个案件中的“艺术家”是恐怖组织的一员，是那个已经被确认了身份的人：达乌德·哈达维。哈达维是调查展开的窗口。之后的几天里，哈达维的生平逐渐在加百列那间小屋的墙壁上缓缓展开。从破烂不堪的杰宁难民营，到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动中的瓦砾和燃烧的轮胎，再到第17军。哈达维的一生被毫无死角地展露了出来：他的教育、宗教、家庭、宗族、关系和影响。

第17军已知的成员都被锁定了位置。随后，他们又筛选出有足够能力或知识去制造可以摧毁罗马使馆炸弹的人。从拉马拉到加沙城，从罗马到伦敦的阿拉伯线人都被叫来问话。近两年来的通信拦截又被拿来和欧洲曾发生过的每一场大规模行动进行比对。过去的监控报告都经过了重新审阅，连航空公司的乘客名单都不放过。芮莫娜每天早晨都会回到飞机库，在被截获的阿拉法特情报机构文件中寻找有关罗马案件的蛛丝马迹。

逐渐地，456C房间变成了被困军队的指挥碉堡。墙上的照片越来越多，让他们仿佛置身于阿拉伯暴徒的监视之下。数据库的女孩子们习惯了把他们的包裹放在走廊上。加百列征用了旁边的房间，安排了几张床位，并且要他们去找一个黑板架和一块黑板来。约西有些不屑地指出，扫罗王大道已经有二十年没见过这些东西了。因为他的态度，加百列派了他去找。第二天早晨，约西弄来了黑板。“我四处问人才找到的，”约西说，然后又讽刺道，“石板和刻刀下周就到。”

加百列每天都以几个同样的问题作为开篇：谁制造了炸弹？谁是策划者？谁指挥团队？谁留守安全屋并负责交通运输？谁管钱？谁是背后的智囊？有没有哪个国家在背后支持这件事？在大马士革、德黑兰，还是在的黎波里？

调查行动开始一周后，这些问题都没能得到解答。大家的斗志开始减退。于是加百列鼓励他们换个角度思考。“有时候，有些谜题要靠现有的资料去解答，但有时候，或许可以想想你缺失的是什么。”他擦掉了黑板上的所有东西，“开始找那块丢了的拼图吧。”

他们每天都一起吃晚饭，就像一家人一样。加百列鼓励他们说一说案件以外的事情。这时候，他自己总是自然而然成为话题的中心，因为他们在学院里学习过他的事迹，甚至还在学校的历史书上读到过他的一些故事。他一开始比较寡言，但最终被他们逼得打开了话匣子。逐渐地，他开始扮演沙姆龙曾经无数次在他面前所扮演的角色。他给他们讲了“黑色九月”和阿布·吉哈德，还有他在梵蒂冈的突袭和抓捕埃瑞克·拉德克的行动。芮莫娜很好奇修画在他的人生中扮演的角色，还有他在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时如何保持头脑清醒。约西想打听维也纳的爆炸案，而恐怖主义和反恐专家迪娜却拉了拉约西的胳膊，岔开了话题。加百列发现，在他说话的时候，迪娜会像望着一个从天而降的英雄一样望着他。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像曾经的沙姆龙一样，跨过了凡人和神话之间的界限。

让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拉德克。加百列了解其中的原因：在他们所生活的国家里，就连去饭店吃饭或搭公共汽车都是不安全的，但他们的噩梦依然是犹太人大屠杀。你真的让他穿过了特雷布林卡吗？你揍他了吗？你怎么可能忍受在那里听到他的声音？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解决这些事？雅科夫只想知道一件事：“他后悔杀掉我们的祖辈吗？”加百列虽然想说谎，却还是对他说了实话：“不，他不后悔。事实上我认为他依然为此感到自豪。”雅科夫严肃地点了点头，仿佛加百列的回答印证了他对人类的悲观看法。

在安息日那天，迪娜点燃了一对蜡烛，做了祷告。那晚，他们没有询问加百列的过去，而是谈到了他们的梦想。雅科夫希望可以在特拉维夫的咖啡馆悠闲地坐上一会儿，而不用担心有人肉炸弹。约西则希望能环游阿拉伯世界，从摩洛哥到巴格达，记录下他的整个旅程。芮莫娜梦想可以在清晨打开收音机后，不用再听到前一晚有任何死伤的消息。而迪娜呢？加百列怀疑迪娜的梦和自己一样，只有一间私人的放映厅，那儿充斥着鲜血和烈火。

晚餐后，加百列离开房间，沿着走廊来到楼梯口。他走上楼去，却迷失了方向。一名守夜人给他指了路。出入口有门卫把守，加百列想给他们看自己的徽章，但保安官却笑了起来，然后打开了门。

房间里灯光昏暗，而且因为摆放着计算机，温度也低得吓人。值班的工作人员穿着羊毛外套，行动快捷而谨慎。加百列爬上观看台，靠在铝制栏杆上。他的面前是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大概十英尺高，三十英尺宽。地图上布满了小光点，每一个光点都标志着以色列监测下的恐怖分子据点。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光点最多，就算看似和平的安曼和开罗也亮成一片。一条光带从贝鲁特穿过巴卡谷地，一直延伸到以色列北部国境的难民营。西岸和加沙城几乎灯火通明，欧洲地区的光环仿佛一条钻石项链。北美的一些城市也闪着零星的灯光。

加百列感到肩膀一沉。他用了一生的时间保护国家和犹太人民，可在这里，在这个冰冷的房间里，他却面对着犹太复国者们梦想之下的残酷现实：一个中年男人，盯着敌人组成的无数星云，等待着下一场爆炸。

迪娜正在走廊上等他，她的脚上只穿着袜子。

“这感觉太熟悉了，加百列。”

“什么？”

“他们做这件事的方式。他们的行动，整个计划，他们的狂妄大胆。感觉就像是慕尼黑和萨贝纳大街。”她顿了顿，把一绺黑发别在了耳后，“那感觉就像‘黑色九月’。”

“没有‘黑色九月’了，迪娜——至少不会再有了。”

“你让我们找出那些缺失的线索。包括哈立德吗？”

“哈立德只是个传闻。哈立德是个鬼故事。”

“我相信哈立德是存在的，”她说，“他让我夜不能寐。”

“你有线索？”

“我有个猜想，”她说，“而且有些有趣的证据支持我的猜想。你想听听吗？”

6

特拉维夫：3月20日

当晚十点，他们开始开会。之后再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加百列会联想到大学里的学习小组。大家太疲倦了，很难一本正经地严肃讨论，但因为兴奋，又舍不得散会。迪娜站在小讲台后面，急于向大家证明自己的假设。约西盘腿坐在地板上，周围摆着宝贵的研究资料。芮莫娜是小组里唯一一个穿制服的人，她把穿着凉鞋的脚搭在约西的空椅子上。雅科夫坐在加百列旁边，身体依然挺拔得像岩石一样。

迪娜关掉灯，把一张照片放到了投影仪上。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头上戴着贝雷帽，肩头裹着阿拉伯围巾。那个男孩坐在一个看上去悲痛欲绝的年长男人腿上，这个人就是亚西尔·阿拉法特。

“这是哈立德·阿勒-哈利法最后一张得到证实的照片，”迪娜说，“地点是在贝鲁特，时间是1979年，在他父亲的葬礼上。”几天后，哈立德就消失了。之后再没有人见过他。

雅科夫在黑暗中打破了寂静。“我以为我们要谈现实问题。”他抱怨道。

“让她说完。”芮莫娜不耐烦地训斥他。

雅科夫向加百列求助，但后者却直直地盯着照片上那个男孩带着控诉的眼神。

“让她说完。”他低语道。

迪娜拿走了那张男童的照片，又放了一张新的。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焦点有些虚了。

照片上的男人骑在马背上，胸前挂着子弹带。阿拉伯头巾的缝隙中露出的黑眼睛显得非常高傲，直直地盯着镜头。

“要了解哈立德，”迪娜说，“我们就必须知道他家族的脉络。这个人是阿萨德·阿勒-哈利法，哈立德的祖父。故事就从他这里开始。”

土耳其管辖下的巴勒斯坦：1910年10月

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阿拉伯农夫家庭，家里有七个女儿。他的父亲给他起名为阿萨德，这在阿拉伯语里是狮子的意思。阿萨德·阿勒-哈利法从小不但受母亲和姐姐的溺爱，年迈体弱的父亲也对他宠爱有加，因此他性格懒惰，既不学习阅读或写作，也没有遵照父亲的意思背诵《古兰经》。他想花钱时，就沿着车道走到佩塔提克瓦的犹太住宅区去干上几天活，挣几个比索。那里的犹太工头叫杰夫。“在希伯来语里，杰夫是狼的意思。”他告诉阿萨德。杰夫的阿拉伯语口音很怪，他经常询问阿萨德在贝特赛义德村的生活。阿萨德和贝特赛义德村的所有村民一样憎恨犹太人，但犹太人的工作并不繁重，而且他也乐得挣杰夫的钱。

佩塔提克瓦给年轻的阿萨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什么刚来到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能发展得这么快，可大部分阿拉伯人却一直生活在肮脏和贫困中呢？在看到犹太区那些漂亮的别墅和整洁的街道之后，贝特赛义德村的破败令阿萨德感到十分羞愧。他想要过好的生活，但他知道给这个叫“狼”的犹太人打工不可能带给他财富和权力。他决定不再到佩塔提克瓦去了，是时候规划自己的事业了。

一天晚上，他在村里的咖啡馆玩骰子时，听到一个年长一些的男人正对他的姐姐恶语相讥。他冷静地走到那张桌旁，向那个人确认他刚刚说出的话。“我是这么说的，”那个男人回答道，“而且更糟糕的是，那个不幸的姑娘还长了一张驴脸。”随后，整个咖啡馆的人都笑开了。阿萨德没说话，回到他的桌旁继续玩骰子。第二天早晨，那个侮辱他姐姐的人死在了果园旁边，喉咙被割断了，嘴里塞着鞋。这对阿拉伯人而言是最大的侮辱。一周后，那个人的兄弟公开发誓要复仇，结果却以同样的方式丢了性命。自此，再没人敢惹年轻的阿萨德了。

咖啡馆事件让阿萨德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他的恶名帮助他纠集了一帮土匪。他只从自己的部族中选人，因为他知道，那些人永远都不会背叛他。贝特赛义德村满足不了他的野心，他从巴勒斯坦的新统治者——英国军队那里偷了一马厩的马。为了让对手望而却步，他又从英军那里偷了枪。他们的行动可以说几十年难得一见。他和他的土匪帮袭击了从滨海平原到加利利再到撒马利亚山脉的所有城镇村庄，接着便销声匿迹了。遭到袭击的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但有时候，他们也会对一些防卫能力较弱的犹太人住宅区发起攻击。当他心中对犹太人的憎恨突然燃起时，便去绑架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用长长的弯刀将对方处决。

阿萨德·阿勒-哈利法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富人。和其他阿拉伯罪犯不同，他不会向其他人炫耀财富。他穿着普通的长袍，围着平民的头巾，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自家的棚屋里。为了保障自身安全，他会把财物分给自己的部族。在贝特赛义德村之外的人看来，他和普通农民无异，但在村子里，人们都叫他阿萨德酋长。

很快，他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土匪或拦路强盗了。巴勒斯坦在改变——阿拉伯人的优势在逐渐消失。20世纪30年代中期，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达到了将近五十万，当时的阿拉伯人口也只不过一百万。移民比例的官方数据达到了平均每年六万人，而阿萨德酋长所听到的实际数字要远高于官方统计。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穷苦男孩都看得出，阿拉伯人在逐渐成为自己国家的少数族裔。巴勒斯坦就像是一片枯木林，星星之火都可以让它燃烧。

1936年4月15日，星星之火出现了。一群阿拉伯暴徒在图勒凯尔姆东边的一条路上射杀了三名犹太人。犹太伊尔根第二组织为了报复，在贝特赛义德村附近杀死了两名阿拉伯人。事态很快失控了。暴怒的阿拉伯人冲上雅法的大街小巷，杀害了九名犹太人。从此，阿拉伯的暴动开始了。

巴勒斯坦不再平静。阿拉伯人的绝望情绪转化成了暴乱和屠杀，但最大的暴动还要数1936年春夏发生的那场横扫全国的有组织暴力行动。商店被洗劫抢掠，果园里的树木被连根拔起，房屋被焚为灰烬；犹太人在公共汽车上或咖啡馆中惨遭屠杀，哪怕在自己的家中都可能性命不保。在耶路撒冷，阿拉伯领导人呼吁除掉所有犹太移民，建立阿拉伯人占多数的政府。

阿萨德酋长虽然是一介匪徒，但依然把自己视为第一个最伟大的“青年党”，一个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他将阿拉伯暴乱视为一次性摧毁犹太人的机会。因此，他即刻停止了所有的犯罪活动，将他的强盗团伙组建为秘密圣战队伍。之后，他用盗贼惯用的偷袭伎俩，对巴勒斯坦中部利达区的犹太人和英国人发起了一系列的死亡袭击。他攻击了佩塔提克瓦的犹太人住宅区，也就是他儿时工作的地方，并且一枪打穿了他曾经的老板杰夫的脑袋。那些被他视为背叛者的人——把大片土地卖给犹太人的阿拉伯人——也是他的目标。他用长长的弯刀杀了三个所谓的阿拉伯背叛者。

虽然他的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但阿萨德·阿勒-哈利法的名字却还是传到了耶路撒冷阿拉伯高级议事会领袖的耳朵里。大穆夫提和议事会的主席哈吉·阿明·侯赛尼希望会见一下这个血洗利达区的狡猾阿拉伯战士。阿萨德酋长乔装成女人来到了耶路撒冷，在老城区离阿克萨清真寺不远的一间公寓里会见了这位长着红胡子的穆夫提。

“你是一位伟大的战士，阿萨德酋长。安拉给了你绝大的勇气——像狮子一样的勇气。”

“我为真主而战，”阿萨德酋长说，接着又迅速加上一句，“当然也为您而战，哈吉·阿明。”

哈吉·阿明笑着捋了捋胡子：“犹太人已经团结在了一起，这是他们的优势。我们阿拉伯人从来不理解团结的意思。家庭，宗族，部落——一这才是我们的办事方式。阿萨德酋长，我们有不少统帅都像你一样，曾经都是罪犯。他们中的很多人恐怕都想利用叛乱来赚钱。他们正在洗劫阿拉伯的村庄，从老人那里敲诈钱财。”

阿萨德酋长点了点头。他听说过这样的事。为了保证利达区阿拉伯人对他的忠诚，他禁止自己的手下实施偷窃行为。他甚至曾因为一名手下偷了只鸡，而剁下了那个人的手。

“我担心随着暴乱持续下去，”哈吉·阿明继续道，“我们曾经的罅隙会让我们走向分裂。如果我们的统帅都各行其事，他们就只能成为射向铜墙铁壁的弓箭，但如果他们能团结在一起，”哈吉·阿明拉住了他的手，“我们就可以推倒敌人的墙壁，从那些异教徒手中夺回我们神圣的土地。”

“哈吉·阿明，您想让我做什么？”

大穆夫提交给阿萨德酋长一张利达地区的攻击目标名单，而酋长的手下则迅速地完成了任务：犹太人居住区、大桥和电线、警察岗。阿萨德酋长很快成为了哈吉·阿明最得力的战士，而且就像大穆夫提所预料的，其他一些统帅已经开始嫉妒这个来自贝特赛义德村的饱受嘉奖之人。其中一个统帅来自纳布卢斯，名叫阿布·法里德，他决定布下一个陷阱。他派人在哈贾纳和一个犹太人见面。那个人告诉犹太人，阿萨德酋长和他的人会在三天后的晚上袭击哈德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居住地。阿萨德酋长和手下来到哈德拉的那晚，遭到了犹太人和英国人的伏击，在交火中几乎全军覆没。

阿萨德酋长受了重伤，但还是竭力爬上马背，穿过边境逃到了叙利亚。他在戈兰高地的一个村庄里一边养伤，一边思考着哈德拉发生的事。显然，他遭到了阿拉伯阵营的背叛，背叛者清楚地知道他发起攻击的时间和地点。他有两个选择，留在叙利亚或重返战场。他没有人，没有武器，而哈吉·阿明身边还有某个人希望他死。回到巴勒斯坦继续战斗是勇士之举，但并不明智。他又在戈兰停留了一个星期，然后便去了大马士革。

阿拉伯暴乱很快便分崩离析。正如哈吉·阿明所料，他们是从内部瓦解的，一切都源自部族之间的争斗。截止到1938年，死于暴乱的阿拉伯人总数甚至超过了犹太人。到了1939年，事态发展成了部族和首领之间的权力争夺战。1939年5月，历时三年的阿拉伯暴乱结束了。

遭到英国人和哈贾纳两方面通缉的阿萨德酋长决定留在大马士革。他在城中心买下一间大公寓，娶了一个巴勒斯坦流亡者的女儿。她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萨布里，之后就一直不孕。他曾考虑过和她离婚再娶一个妻子，但1947年，他又有了更重要的任务，这让他无暇再去考虑女人或孩子的事情。

老朋友哈吉·阿明又把阿萨德酋长叫了过去。哈吉·阿明当时也正在流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穆夫提选择了和阿道夫·希特勒为伍。这位伊斯兰宗教领袖居住在柏林奢华的宫殿中，成为了纳粹的政治宣传工具，鼓动阿拉伯群众支持纳粹德国，呼吁摧毁全体犹太人民。他是阿道夫·艾希曼的一个旧相识，也是大屠杀的设计师。这位穆夫提居然亲自规划在巴勒斯坦建造毒气室和焚化炉，用来屠杀那里的犹太人。柏林沦陷后，他登上德军飞机飞去了瑞士。瑞士拒绝了他的入境请求，因此他不得不又辗转到了法国。法国人意识到他有可能成为中东的一个同盟，因此同意了他的避难请求。然而1946年，随着人们将穆夫提送上军事法庭的呼声越来越高，他被许可“逃”去开罗。直至1947年夏天，穆夫提一直住在黎巴嫩山脉附近的阿莱伊度假村。也就是在那里，他再一次会见了他最信任的战队首领阿萨德酋长。

“你听到美国的消息了？”

阿萨德酋长点了点头。那个叫作“联合国”的新世界性组织决定开始受理关于巴勒斯坦未来的问题。

“显然，”穆夫提说，“我们要承受希特勒留下的恶果了。对我们来说，和联合国打交道的策略就是要对他们的决议进行全面抵制。不过，只要他们决定把巴勒斯坦的哪怕一寸领土奖赏给犹太人，我们就要准备战斗到底。这就是我见你的原因。”

阿萨德酋长提出了十一年前在耶路撒冷提过的同样问题：“您想让我做什么？”

“回到巴勒斯坦，做好战斗的准备。战争一定会到来的。集结你的队伍，列好你的计划。我的表弟阿卜杜勒-卡德尔将负责拉马拉地区以及耶路撒冷东部的山区。你就来负责中部地区，包括滨海平原、特拉维夫和雅法，还有耶路撒冷走廊。”

“可以，”阿萨德酋长说，却马上又加了一句，“但有一个条件。”

大穆夫提有些不悦。他知道阿萨德酋长是一个勇敢而骄傲的男人，但没有一个阿拉伯人敢像他这样对自己说话，何况他曾经只是一个农夫。但穆夫提还是微笑着让这个首领说出了条件。

“告诉我那个在哈德拉背叛我的人是谁。”

哈吉·阿明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事实告诉了他。阿萨德酋长显然比阿布·法里德有价值多了。

“他在哪儿？”

那晚，阿萨德酋长来到贝鲁特，割开了阿布·法里德的喉咙。然后他回到大马士革，向妻子和儿子道别，并给他们留下了一笔生活费。一周后，他回到了他在贝特赛义德村的茅草屋。

1947年剩下的几个月里，他一直都在招兵买马，并为之后的战争制订计划。在他看来，直接进攻防守严密的犹太人集中地是不可取的。他决定要寻找犹太人的软肋。犹太居住地散落在巴勒斯坦四周，需要依靠公路系统来维持日常供给。在很多地方，比如至关重要的耶路撒冷走廊，道路周围大部分都是阿拉伯城镇和村庄。阿萨德酋长很快发现了机会：他可以专挑对方的薄弱环节，出其不意发动攻击。行动结束后，他的队伍又可以躲到村庄的避难所中。犹太人的居住区会慢慢消失，如此一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会慢慢消亡。

11月29日，联合国宣告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将很快结束。巴勒斯坦将被一分为二，阿拉伯和犹太人各自建国。对于犹太人来说，那是一个值得欢庆的夜晚。两千年来，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建国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但对阿拉伯人而言，那是一个苦涩的长夜。祖先的一半土地就要被送给犹太人了。阿萨德·阿勒-哈利法酋长用了一整晚来计划他的第一场进攻。第二天一早，他的手下袭击了从内坦亚开往耶路撒冷的公交车。这次事故中有五名犹太人丧生。自此，争夺巴勒斯坦的战斗拉开了帷幕。

1948年冬，阿萨德酋长和另外几名阿拉伯指挥官将巴勒斯坦中部的公路变成了犹太人的坟墓。公交车、出租车、运输车都遭到了袭击，司机和乘客遭到无情的残害。冬末春初，哈贾纳的死亡人数陡然上升。在三月的后两个星期里，阿拉伯武装力量杀害了成百上千名哈贾纳最精良的战士，摧毁了无数辆武装车辆。三月底，内盖夫居民区的供给被切断。更糟糕的是，耶路撒冷西部十多万犹太居民的生活也得不到供给。对于犹太人来说，情况已经到了最糟糕的地步。阿拉伯人占了上风——阿萨德酋长几乎靠一人之力赢得了巴勒斯坦的胜利。

1948年3月31日晚，伊舒夫组织领袖大卫·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会见了哈贾纳的高层领导和帕尔马赫地下武装组织的骨干力量，命令他们联合起来发起进攻。他宣布，消极防守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如果不能在公路战役中取胜，那么保护国家领土、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将面临土崩瓦解。为了达到目标，暴力行动必须升级，必须要攻陷并摧毁阿萨德酋长和其他头目选择的阿拉伯村庄基地——如果没有其他方法，就只能驱逐村庄中的村民了。行动命名为D计划，本-古里安命令该行动在两天后和纳松行动一起开始，后者计划针对耶路撒冷走廊区域的外围村庄进行攻击。“还有一件事，”他在会议上对指挥官们说，“尽快找到阿萨德酋长，杀掉他。”

当时，被派去寻找阿萨德酋长的年轻帕尔马赫情报官名叫阿里·沙姆龙。他知道，阿萨德酋长不会那么容易被找到。这名统帅一直没有固定的军事基地，而且据说每晚都会睡在不同的地方。沙姆龙虽然1935年才从波兰移居巴勒斯坦，但他对阿拉伯人的想法相当了解。他知道，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有些东西比巴勒斯坦的独立更重要。在事业的上升阶段，阿萨德酋长一定得罪过某个人，而这个人应该就在巴勒斯坦的某个地方等待着复仇。

沙姆龙花了十天时间找到了此人。他来自贝特赛义德村，很多年前，阿萨德酋长曾因为村里咖啡馆中的一场口角而杀了他的两个兄弟。沙姆龙表示，只要他供出阿萨德酋长的藏身之处，就给他一百巴勒斯坦镑。一周后，在贝特赛义德村的山边，他们再次见面了。那个阿拉伯人告诉了沙姆龙，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共同的敌人。

“我听说他准备在利达区外面的一个村舍过夜，就在一片橘子林中间。阿萨德那条疯狗身边有很多保镖，他们都藏在果园里。如果你们想要大规模地袭击那个村舍，恐怕会引起他们的注意。那样阿萨德就会像个懦夫一样逃跑了。”

“那你有什么建议？”沙姆龙为了满足那个人的虚荣心，谦虚地问道。

“找一个杀手，一个可以穿过层层守卫、在阿萨德逃跑之前杀掉他的人。如果再给我一百镑，我就可以去。”

沙姆龙不想惹这个线人不高兴，因此他假装考虑了一会儿。但事实上他早已经拿定了主意，暗杀阿萨德酋长太重要了，不可能托付给一个肯为钱而背叛自己族人的家伙。他马上回到了特拉维夫的帕尔马赫总部，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副指挥官伊扎克·拉宾，一个红头发蓝眼睛的英俊男人。

“今晚必须派人单独去利达暗杀阿萨德酋长。”沙姆龙说。

“不论谁去，都可能没法活着走出他的房间。”

“我知道，”沙姆龙说，“所以必须由我去。”

“你对我们太重要了，犯不着去冒这样的险。”

“如果事情再这样发展下去，我们会失去耶路撒冷——我们会输掉整场战争。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拉宾知道劝不动他：“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帮我安排一辆车，在橘子林旁边等着我。”

午夜，沙姆龙骑上一辆摩托车，从特拉维夫赶到了利达区。他把车停在了城外一英里处，然后步行来到了果园边。过往的经验让沙姆龙明白，这样的行动最好在黎明前进行，那个时候警卫会非常疲倦，至少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他在日出前几分钟潜入橘子林，手上拿了一把斯特恩手枪和一把短钢刀。在第一缕晨光下，他可以隐约看到保镖正靠在橘子树上。一名保镖正酣睡着，沙姆龙悄无声息地从他身边经过。灰蒙蒙的村舍前院中，只有一名保安在把守。沙姆龙用短刀静悄悄地杀了他，然后走进村舍。

屋里只有一间房。阿萨德酋长睡在地板上，他的两名高级警卫正盘腿坐在他身边喝咖啡。沙姆龙无声的靠近令他们始料未及，甚至在门打开时依然毫无反应。直到抬头看到一个拿着武器的犹太人出现在面前，他们才想起去拿枪。但太晚了，沙姆龙用斯特恩手枪打死了他们。

阿萨德酋长突然惊醒，伸手去摸来复枪，沙姆龙扣动了扳机。临死前，阿萨德酋长直直地瞪着沙姆龙的双眼。

“会有人接我的班。”他说。

“我知道。”沙姆龙说，然后再次开了枪。警卫赶来时，他已经溜出了村舍。他在黎明的晨光中穿过树林。车子已经等在那儿了，伊扎克·拉宾坐在方向盘后。

“他死了吗？”拉宾边加速边问。

沙姆龙点了点头：“一切顺利。”

“很好，”拉宾说道，“让狗舔干净他的血吧。”

1. 位于以色列西北部的一座城市。

2. 穆夫提，伊斯兰教教职称谓，即教法说明官。

7

特拉维夫

迪娜沉默了。约西和芮莫娜像两个孩子一样紧张地望着她，就连雅科夫都被她的话深深地吸引了——并非他相信了她的说法，而是想看看这个故事去向何方。事实上，加百列可以告诉他这一切。迪娜又放上了另一张照片，一个戴着太阳镜的英俊男人坐在一间露天咖啡馆。在加百列眼中，那不是一张黑白照片，而是一幅泛黄的油画。迪娜再次开口了，但加百列却什么也听不到。他拂去记忆中的灰尘，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穿过巴黎一栋公寓楼下满是鲜血的院落，手中拿着把伯莱塔。“这个人是萨布里·阿勒-哈利法，”迪娜说，“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大街，时间是1979年。这张照片是由情报处的监视小组拍下的，是他的最后一张照片。”

约旦首都安曼：1967年6月

早上十一点，一名皮肤白皙、头发乌黑的英俊男人走进了安曼市中心的法塔赫征兵处。大堂咨询台后面的工作人员正情绪不佳，事实上，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是一样。第二次巴勒斯坦战争刚刚结束，他们非但没能从犹太人手中夺回土地，反而再次经历了一场灾难。仅仅六天时间里，以色列军队一路击溃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联合武装力量。现在，西奈、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都落入了犹太人的手中，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成为了难民。

“姓名？”征兵员问道。

“萨布里·阿勒-哈利法。”

那个法塔赫工作人员抬起头来，愣住了。“当然，当然是你，”他说，“你父亲是我的战友。跟我来。”

萨布里即刻被带到一辆小轿车上，司机飞快地穿过了约旦首都，来到一间安全屋前。他被带到一个其貌不扬的矮小男人面前，那个男人就是亚西尔·阿拉法特。

“我一直在等你，”阿拉法特说，“我认识你的父亲，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萨布里笑了，他经常听到别人对父亲的褒奖。贝特赛义德村伟大领袖的英雄事迹贯穿了他年轻的生命，当然还有犹太人如何惩罚支持他父亲的村民，如何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村庄，迫使村民流亡他乡。萨布里·阿勒-哈利法的生活和他大部分的同胞截然不同。他在贝鲁特的一个高档住宅区长大，接受了欧洲最好的中学和大学教育。除了母语阿拉伯语以外，他的法语、德语和英语都说得很流利。大都市的成长背景让他成为了巴勒斯坦阵营的宝贵财产，亚西尔·阿拉法特不能让他浪费自己的才华。

“法塔赫现在充斥着叛徒和通敌者，”阿拉法特说，“我们每次派队伍穿越边境时，都会有犹太人在那里埋伏。如果我们想打胜仗，就必须清除掉这些叛徒。因为你父亲的经历，我会为你安排一个合适岗位。他的死就是因为叛徒的出卖，不是吗？”

萨布里沉痛地点了点头，他对事情的始末早有耳闻。

“你愿意为我效力吗？”阿拉法特说道，“你会为你的人民和你的父亲而战吗？”

萨布里马上开始了在法塔赫情报组织分支机构的工作。一个月之内，他抓住了二十名巴勒斯坦通敌分子。处决的时候，萨布里总是亲自到场，并且亲手给这些人致命一枪，以儆效尤。

六个月后，萨布里又一次被带到了亚西尔·阿拉法特面前。这一次的见面地点是另一间安全屋。这位法塔赫的首领由于恐惧以色列的暗杀，每晚都睡在不同的地方。萨布里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快就要过上同样的生活了。

“我们对你已经有了安排，”阿拉法特对他说，“非常特别的安排。你将成为一个伟人，你的功绩将超越你的父亲。很快，整个世界都会知道萨布里·阿勒-哈利法这个名字。”

“什么安排？”

“没多久了，萨布里。首先，我们得先帮你做好准备。”

他被派去开罗的埃及秘密组织接受为时六个月的恐怖训练。在开罗，他认识了巴勒斯坦的年轻女子丽玛。她是法塔赫一名高级军官的女儿，两人可谓天生一对，并马上举行了婚礼。婚礼是秘密进行的，只有法塔赫的成员和埃及情报组织的官员出席。一个月后，萨布里被调回约旦，开始进行下一阶段的准备工作。他将丽玛留在了开罗她父亲身边。当时他并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而且怀了一个男孩。而那个男孩的生日对巴勒斯坦人而言是个不祥的时间：1970年9月。

有一段时间，约旦王侯赛因有些担忧他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权力扩张。他的国家西部已经变成了一个国中国，法塔赫军队管理着所有难民营，这些军人对哈桑王族的统治完全采取轻蔑的态度。已经失去了一半王国的侯赛因害怕，如果不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去的话，剩下的一半土地恐怕也会落入他人之手。1970年9月，他命令他的贝都因勇士展开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行动。

阿拉法特的战士完全无法阻挡贝都因的进攻。成千上万人惨遭屠杀。巴勒斯坦人民再一次遭遇了被驱逐的命运，转至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难民营。阿拉法特希望报复约旦王朝和一切背叛巴勒斯坦人民的人。他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一场恐怖主义血战——让全球的观众都看到巴勒斯坦人的誓约，发泄巴勒斯坦人民报仇的欲望。这次的攻击行动将由一个秘密组织来实施，这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可以维持其正义的、受人尊重的、为解放受压迫人民而战的革命军队形象。阿拉法特的二把手阿布·利阿德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官，但行动的执行官就是来自贝特赛义德村的伟大巴勒斯坦战士的儿子——萨布里·阿勒-哈利法。行动队被命名为“黑色九月”，以纪念那些死于约旦的巴勒斯坦人民。

萨布里从法塔赫最优秀的团队中挑人，组成了一支精英队伍。他继承父亲的传统，挑选了一批和自己类似的人——出身良好、眼界开阔的巴勒斯坦人，而非难民营中的难民。而后，他又到欧洲集结了一批巴勒斯坦流亡者。同时，他还与欧洲的左翼恐怖组织和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1971年11月，“黑色九月”已经准备好来到世人面前。而萨布里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侯赛因王的约旦国。

萨布里进行“实习”培训的那个城市瞬时血流成河。当时正在拜访开罗的约旦总理在喜来登酒店被一枪毙命。接下来是一系列的恐怖袭击：约旦大使的车在伦敦遇袭，约旦的飞机被劫持，航空公司办公室被炸毁。在波恩，五名约旦情报员在一栋大宅的酒窖里惨遭屠害。

对约旦的报复完成后，萨布里将注意力转向了巴勒斯坦真正的敌人：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72年5月，“黑色九月”劫持了萨贝纳航空公司的飞机，强迫飞机在以色列卢德机场降落。几天后，日本赤军的恐怖分子又以“黑色九月”的名义，在卢德机场用机枪和手榴弹杀害了二十七个平民。欧洲各国的以色列外交官和知名犹太人也纷纷收到了邮寄炸弹。

但萨布里最大的恐怖主义胜利还在后面。1972年9月5日清晨，六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跃过德国慕尼黑奥林匹克村的围栏，进入了康诺利街31号的一间公寓。两名以色列人遇害，另外九人成为了人质。之后的二十小时内，全世界有九亿观众在电视上看到了德国政府和恐怖分子协商释放以色列人质的过程。恐怖分子设置的最后时限眼睁睁地过去了，晚上十点十分，恐怖分子和人质登上了两架直升机，赶往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他们到达没多久，西德警方展开了一场糟糕的营救行动。最后，九名人质全部被“黑色九月”恐怖分子杀死。

阿拉伯世界沸腾了。在东柏林的一间安全屋里指挥了整场行动的萨布里·阿勒-哈利法回到贝鲁特之后，受到了英雄的待遇。“我的孩子！”阿拉法特拥抱了他，“你真是我的孩子。”

在特拉维夫，果尔达·梅厄总理命令她的情报处总指挥为慕尼黑的十一名死者报仇，寻找“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行动名为“天谴”，总指挥是阿里·沙姆龙，也就是在1948年只身结束了阿萨德酋长恐怖统治的那个人。二十五年后，沙姆龙第二次受命暗杀一个姓阿勒-哈利法的人。

说到这里，迪娜在黑暗中沉默了很久，然后才继续讲起后面的故事，完全无视正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加百列——尽管他离她只有十英尺。

“‘黑色九月’的成员被‘天谴’行动一个个地找到并杀死。他们总共有十二名成员死在情报处的杀手手里，但萨布里·阿勒-哈利法，也就是沙姆龙最想找到的人，却依然躲在某个神秘的地方。而且萨布里开始了还击。他杀掉了情报处在马德里的特工，又袭击了曼谷的以色列使馆，杀害了美国驻苏丹大使。他的行动与他的袭击一样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阿拉法特已无力掩盖萨布里参与了‘黑色九月’行动的事实。外界对他的谴责纷至沓来，就连那些同情他的人也无法原谅他的行为。萨布里的所作所为给巴勒斯坦带来了耻辱，但阿拉法特依然将他当作儿子一样看待。”

迪娜停了下来，望着加百列。投影仪的光映出了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他正呆呆地望着自己放在桌上的双手。

“你愿意讲完这个故事吗？”她问。

加百列花了一分钟时间端详自己的双手，然后才缓缓地开了口。

“沙姆龙从一个线人那里得知，萨布里在巴黎有个相好的女孩，叫德尼丝，是个左翼记者。她深信萨布里是一个巴勒斯坦诗人和自由斗士。萨布里没有告诉德尼丝他已经结了婚，而且还有一个孩子。沙姆龙考虑过争取她的帮助，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那个可怜的姑娘应该是真的爱上了萨布里。于是我们派了一支队伍到巴黎，对那个女孩进行监控。一周后，萨布里就到城里去见她了。”

他顿了顿，抬头望着面前的屏幕。

“他午夜的时候到了女孩的公寓。当时天太黑，很难确认那个人就是他，所以沙姆龙决定等一等，等到我们可以确定他的身份之后再行动。他们在公寓里做爱，一直到下午才去圣日耳曼大街的一间咖啡馆吃午饭。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的。午饭后，他们散步回了公寓。当时天还没黑，但沙姆龙下令行动。

“我步行跟踪他们。他左手搂着那个女孩的腰，把手插到了她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右手则放在自己夹克衫的口袋里。那是他放枪的地方。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但又继续往前走了。他和那个女孩午饭的时候喝了两杯酒——我猜他当时的警惕性不太高。”

又是良久的沉默。加百列看了看照片上萨布里的脸，目光又回到了自己的双手上。他再次开口的时候，声音显得异常空洞，仿佛他只是在讲述另一个人的故事。

“他们在大门口停了下来。德尼丝喝醉了，一直在大笑。她低下头，在手包里找钥匙。萨布里让她快一点儿，说想马上脱掉她的衣服。我本来可以在那儿就行动，但当时街上人太多，所以我放慢了脚步，等着她找到那把见鬼的钥匙。我经过他们身边，看到她把钥匙插进了钥匙孔里。萨布里又望了我一眼，我也回看他。他们进了走廊。我转过身，趁门没关上跟了进去。萨布里和那女孩已经走进了院子里。他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回过头来。他的手正从口袋里抽出来，我已经看到了枪柄。萨布里用的是斯捷奇金手枪，那是他的克格勃朋友送给他的礼物。我当时还没掏枪。这是沙姆龙规则。‘我们不能像街头流氓一样拿着枪满街走。’沙姆龙经常这么说，‘一秒钟，加百列，你只有一秒钟。只有真正的天才才能在一秒钟之内掏出枪并瞄准射击。’”

加百列停了下来，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大家直直地望着他，等着他开口。

“伯莱塔的弹匣有八个子弹位，但我发现如果把子弹填得密一点，可以放进十发。萨布里没能拔出枪来，他转身的时候我已经开火了。我记得我的第一枪和第二枪打中了他的左臂。我走上前去，击倒了他。那个女孩一直在尖叫，用包从背后打我。我对他开了十枪，然后退出弹匣，把我后备的子弹填进了枪里。只有一颗子弹，第十一颗。这一枪是为他在慕尼黑杀害的所有犹太人而发的。我把枪管放进他的耳朵，开了枪。女孩瘫倒在他身上，说我是个杀人犯。我穿过走廊，走到大街上。一辆摩托车开过来。我坐上去离开了。”

只有在以色列占领区经历过杀人行动的雅科夫敢打破沉默。“阿萨德·阿勒-哈利法和他的儿子跟罗马事件有什么关系呢？”

加百列望着迪娜，用眼神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迪娜拿开了萨布里的照片，又放了一张哈立德在他父亲葬礼上的照片。

“萨布里的妻子丽玛听说他在巴黎被暗杀之后，就在贝鲁特公寓的洗手间里割腕自杀了。哈立德发现他的母亲躺在一地的血泊中。现在他是孤儿了，父母双亡，自己的宗族也七零八落。阿拉法特收养了他。葬礼之后，哈立德就消失了。”

“他去了哪里？”约西问道。

“阿拉法特将那个孩子视为革命的象征，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保护他。我们认为他被送去了欧洲，以另一个身份生活在一个巴勒斯坦的流亡富人家庭。可以确定的是，二十五年里，哈立德·阿勒-哈利法再没出现过。两年前我曾向勒夫申请对他进行秘密搜寻，但我找不到他。葬礼后他就像是从人间蒸发了，或者就像死了一样。”

“你的结论是？”

“我相信阿拉法特一直在准备，要让哈立德成为他祖父和父亲的继承人。我相信哈立德的行动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

“因为阿拉法特又亲自参与到了这场战斗中。他使用了属于他自己的那套方法：暴力和恐怖袭击。他把哈立德当成了武器。”

“你没有证据。”雅科夫说，“欧洲有一堆恐怖分子的巢穴，太多人希望打击我们了。我们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找一个鬼影子上。”

迪娜又把另一张照片放上投影仪。照片上只有一栋坍塌的大楼。

“布宜诺斯艾利斯，1994年。一辆装满了炸药的卡车在安息日餐时炸毁了犹太社区中心。八十七人死亡。最终也没能找到凶手。”

又是一张幻灯片。更多的断壁残垣。

“伊斯坦布尔，2003年。两辆炸药车在城中最大的犹太会堂外同时爆炸。二十八人死亡。依然没有找到凶手。”

迪娜请约西打开灯。

“你说过你有证据，能把哈立德和罗马事件联系在一起。”加百列的眼神突然变得明快起来，“但到目前为止，你所说的全都是推测。”

“可我真的有证据，加百列。”

“那么它们的联系在哪里？”

“在贝特赛义德。”

他们在黎明之前从扫罗王大道出发，搭上了一辆情报处防弹车。车子的窗户是有色玻璃，因此即使天色早已开始变亮，车里的光线依然很暗。到达佩塔提克瓦时，太阳已经染红了犹大山脉的山脊。这里已经发展成了特拉维夫的现代郊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房屋和碧绿的草坪。但加百列望出车窗时，眼前浮现的却是昔日的石房子和聚集在一起的俄罗斯定居者——他们在一起抵抗一场屠杀，一场由阿萨德酋长和他的圣战队伍发起的屠杀。

佩塔提克瓦连接着一片广阔的农田。迪娜让司机开到了一条两车道的路上，沿着高速公路的一边前行。几英里之后，他们转上了一条围着一片果园的土路。

“就是这里，”她突然说道，“停车吧。”

货车停了下来。迪娜下车后快步走到树林中。加百列跟着迪娜下了车，后面是约西和芮莫娜，最后是雅科夫。他们走到果园的尽头，五十码外是一片农田，果园和农田中间隔着一片长满了鹿蹄草的荒地。迪娜停了下来，转身面对众人。

“欢迎来到贝特赛义德村。”她说。

她领着他们往前走。很快，大家就明白了自己正置身于一座村庄的遗骸之中，这片灰色的土地上依然保留着它的痕迹：村舍、石墙、小小的院落和水井。加百列在耶斯列谷和加利利都见过这样的村子。新来的占领者无论花多大力气，都无法彻底抹去阿拉伯村庄的痕迹，就像是对一个死去孩子的记忆。

迪娜在一口水井旁边停下了脚步，其他人围在了她身边。“1948年4月18日，大概是晚上七点钟左右，一支帕尔马赫先锋队包围了贝特赛义德村。在短暂的交火之后，阿拉伯民兵逃走了。村庄彻底失守，人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三天后，代尔亚辛村的一百多名村民被伊尔根和斯特恩帮的成员杀害。不用说，贝特赛义德村的村民肯定不想遭遇同样的命运，所以让他们卷铺盖逃走绝非难事。村民离开后，帕尔马赫的成员炸毁了他们的房屋。”

“这和罗马有什么关系？”雅科夫不耐烦地问。

“达乌德·哈达维。”

“哈达维出生的时候，这个地方早就被夷为平地了。”

“没错，”迪娜说，“哈达维出生于杰宁难民营，但他的祖辈生活在这里。他的祖母、父亲和很多姑姑叔叔乃至表亲，都是在1948年的4月18日从这个村子逃走的。”

“那他的祖父呢？”加百列问。

“他祖父在几天之前被杀死了，就在利达的附近。达乌德·哈达维的祖父是阿萨德酋长最信任的人。沙姆龙杀死阿萨德酋长的那天，那个守卫就是他的祖父。他就是沙姆龙走进村舍前杀死的那个人。”

“就这样？”雅科夫问。

迪娜摇了摇头：“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伊斯坦布尔的爆炸都是4月18日的七点发生的。”

“上帝。”芮莫娜轻声说。

“还有一件事，”迪娜转向了加百列，“你还记得你在巴黎杀死萨布里的日期吗？”

“是三月初，”他说，“具体的日子我不记得了。”

“是3月4日。”迪娜说。

“和罗马的袭击是同一天。”芮莫娜说。

“没错。”迪娜环顾了一下这座古老村庄的遗迹，“五十年前，一切从这里开始。罗马背后的策划者就是哈立德，二十八天后，他会卷土重来。”

PART 2 通敌者

8

法国，普罗旺斯，艾克斯附近

“我想我们又找到一个，教授。”

保罗·马蒂诺手脚着地蹲在挖掘坑的阴影里，慢慢地转过头来，寻找打扰了他工作的声音来源。说话的是伊维特·德布里，一个主动报名参加这次挖掘工作的年轻研究生志愿者。在普罗旺斯上午明媚的阳光下，她化成了一条颀长的黑影。马蒂诺经常觉得她是一件隐藏得很完美的艺术品。她短短的黑发和硬朗的五官让人觉得她一身男孩子气，但当他的目光向下移到她丰满的胸部、纤瘦的腰肢和浑圆的臀部时，就会马上感受到她的美丽。他曾经用他灵活的手探索过她的身体，剥开神秘的角落里盖着的尘土，寻找古老的伤口中掩藏着的快乐与苦痛。但勘察队伍里没有人怀疑过他们的关系，保罗·马蒂诺很善于保守秘密。

“在哪儿？”

“在集会堂后面。”

“真的还是石头的？”

“石头的。”

“姿势？”

“面朝上。”

马蒂诺站起身来，双手放在坑的两边一撑，跳了上来。他掸了掸手上沾着的普罗旺斯的泥土，笑望着伊维特。和平常一样，他穿了一条褪了色的斜粗纹牛仔裤，一双比其他平庸考古学家爱穿的靴子稍微时髦一点儿的瑞典靴，上身是一件灰色羊毛衫，脖子上围着一条深红色的手帕。他的头发又黑又卷，深棕色的眼睛大而深陷。一个同事曾经说过，保罗·马蒂诺的脸集合了曾经占领过普罗旺斯的所有人的特色——凯尔特人、高卢人、希腊人、罗马人、西哥特人、条顿人、弗兰克人以及阿拉伯人。他的俊朗是毋庸置疑的，被他吸引的学生绝非伊维特·德布里一个。

从名义上来说，马蒂诺是著名的艾克斯-马赛第三大学的兼职考古学教授。不过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野外的挖掘上，同时还是法国南部十几所考古博物馆的顾问。他是普罗旺斯前罗马时期历史方面的专家，虽然才三十五岁，却被视为同代人中最杰出的法国考古学家。他最近的一篇关于普罗旺斯利古里亚霸权的消亡的文章，被视为学界在此领域的标杆著作。目前，他正和一家法国出版商协商出版一本关于这个区域的古代历史畅销书。

他的成功、女人和关于他财富的传闻让他成为了学界嫉妒和闲谈的对象。马蒂诺虽然很少谈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并没有隐瞒过他的身世。他已故的父亲亨利·马蒂诺曾经涉足过商业和外交，但都没有成功。马蒂诺在母亲去世后，卖掉了亚维农的大宅和沃克卢斯农村的另一处房产，此后便一直过着舒适的生活。他在艾克斯的学校旁边有一间大公寓，在拉科斯特的吕贝隆村有一栋别墅，在巴黎的蒙马特高地还拥有一间面积不大的临时居所。当人们问他为什么选择考古学时，他会回答说，文明的到来与消逝以及什么导致了文明的消亡，这些问题让他感到非常痴迷。周围人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倔强，某种沉寂的、看似波澜不惊的愤怒，至少是一时间的愤怒，以至于他必须要将手伸进旧时光，去压抑心中的怒火。

马蒂诺跟着那个女孩穿过迷宫一样的深沟。在俯瞰埃托依雷的山顶上坐落着一座砖墙垒的山堡，这座山堡是被称为“杀人王”的凯尔特-利古里亚部族建造的。最初的挖掘得到的结论是，这个山堡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属于凯尔特贵族，另一个则被认为是属于利古里亚的低下阶层。但马蒂诺却有他自己的理论。属于低下阶层的那一部分建造得非常仓促，建成时间恰好和利古里亚跟希腊人在马赛附近的战争时间相符。这次的挖掘工作中，马蒂诺已经证明：后建的这一部分相当于铁器时代的一个难民营。

现在他面临着三个问题：为什么仅仅过了一百年，这座山堡就被丢弃了？他在中央集会堂附近发现的大量头颅——有些是真的，有些是石头铸的——拥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它们仅仅是蛮荒的铁器时代人们获得胜利的象征吗？会不会和凯尔特神秘的“砍头教”有关？马蒂诺怀疑，这个祭祀仪式可能与山堡的废弃相关，所以才告诉其他人，如果发现头颅，就要通知他。在漫长的工作经历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线索——无论看上去多么无足轻重——都不应该被忽略。这些头颅的分布位置如何？附近还发现了什么物件或碎片？周围的地下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这些问题不能让一个研究生来解答，即便是像伊维特·德布里这样聪明的学生也不行。

他们来到了沟槽旁边，那条沟有五英尺长，与肩同宽。马蒂诺弯下身子，尽量不碰到周围的地面。底土上，一个人鼻子状的凸痕清晰可辨。马蒂诺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小镊子和一把刷子，开始工作。

之后的六个小时，他再没有从坑里上来过。

伊维特跷着腿坐在坑边上，偶尔递给他一瓶水或一罐咖啡，但他总是拒绝。每过几分钟，就会有队里的人过来打听一下他的进展。他们的问题完全得不到回应，只有马蒂诺工作的声音从坑里传出来。夹，夹，刷，刷，吹；夹，夹，刷，刷，吹……

渐渐地，那张脸从古老的土壤中显露了出来，嘴角带着最后的痛苦，眼睛紧闭。随着上午的时间慢慢过去，他终于将那颗头颅挖了出来，并发现不出所料：这颗头被一只手抓着。凑过来看的那些人并没有意识到，对于保罗·马蒂诺来说，这张脸并不仅仅代表着一件来自于遥远过去的艺术品。在黑色的土壤中，马蒂诺看到了他的敌人的脸——而且用不了多久，他也会用自己的手托起另一颗被割下来的头颅。

暴风雨在午间向罗纳河谷袭来。大风夹着冰冷的雨水，像汪达尔劫掠者一样扫过挖掘地。马蒂诺爬出那个大坑，飞快地爬上山。他的队员们都在那堵老城墙底下避雨。

“收拾东西吧，”他说，“我们明天再来。”

马蒂诺和他们道了别，向停车场走去。伊维特没和大家一起走，跟着他走了过来。

“一起吃晚饭吗？”

“我很想去，但恐怕不行。”

“为什么？”

“烦人的同事聚餐。”马蒂诺说，“系主任要求我必须参加。”

“明天晚上呢？”

“也许可以。”马蒂诺握了握她的手，“明早见。”

墙的另一边是一个长满了草的停车场。在志愿者和其他一些不知名的考古学家残破的轿车和摩托中间，一眼就可以看到马蒂诺那辆崭新的奔驰。他钻进车里，启动了引擎，沿着D14大道向艾克斯行进。十五分钟后，他已经到达了自己位于市中心米拉波大道附近的公寓楼停车场。

那是一栋漂亮的18世纪建筑，每扇窗户外面都有围着铁栏杆的露台，面对大街的楼面左边有一扇大门。马蒂诺从邮箱里拿出信件，搭电梯来到了四楼。电梯外是一个铺着大理石的小门廊，他的门口摆着两尊罗马水盆，但他一直告诉别人那只是仿制品。

这间公寓并不像是一个考古学家和兼职教授的住所，更像是艾克斯贵族的宅邸。它原本是两间独立的公寓，但隔壁寡居的邻居突然去世了，马蒂诺刚好有机会把它们之间的隔墙打通，合并成了一间。房子的客厅极大，装修得甚是夸张。挑高的房顶，正对大街的长窗，家具都是普罗旺斯风格，比他在拉科斯特的那栋别墅少了些质朴。其中的一面墙上挂着塞尚的风景画，另一面墙上则是两幅德加的素描。书房的入口立着两根罗马柱，书房里收藏着几千部考古学文集，以及这一领域很多伟大人物的田野记录和手稿。家是马蒂诺的圣地，他从不请同事来家里做客。能受到邀请的只有女人——而且最近只有伊维特。

他迅速地洗了个澡，换上了干净衣服。两分钟后，他又回到了那辆奔驰轿车上，快速地沿着米拉波大街前行。他没有朝着大学的方向开，而是穿过市中心，转向了通往马赛方向的A51车道。他对伊维特撒了谎，而且这绝不是第一次。

大部分的艾克斯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向往马赛。保罗·马蒂诺同样也经常会情不自禁地被它所吸引。这座被希腊人称为马赛利亚的港口城市现在已经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大部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移民来法国时的人口。马赛被伽农比尔大街分成了两个部分，每一边都有自己的特色。大道南边，也就是旧港口的边缘，是一座道路宽阔美丽的法国城市，有独一无二的购物街区，人行道上的户外咖啡馆错落有致；大道的北边则是帕尼埃区和贝桑思区。那里的街道狭窄，基本上只能听到阿拉伯语，容易成为犯罪目标的外国人或法国本地人在天黑后基本不会在阿拉伯区域停留。

保罗·马蒂诺完全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他把奔驰车停在雅典大街那条通向圣查尔斯火车站的长台阶下面，直接向伽农比尔大街走去。在到达大街前，他转进了右手边狭窄的疗养院街。这条巷子的宽度基本上开不进一辆小轿车，巷子一路向下直通港口，也就是贝桑思区的中心地带。

天色已晚，马蒂诺感到背后一阵冷风吹来。夜晚的空气中飘着一股炭烟、姜黄和一丝蜂蜜混合的味道。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坐在一栋出租房门廊的椅子上吸着水烟袋，表情木然地望着从眼前走过的马蒂诺。突然，一个黑黢黢的半瘪足球滚到了他的跟前。马蒂诺用一只脚踩住球，然后把它踢回了它来的方向。那个穿着凉鞋踢球的男孩看到这个西装革履的高个子陌生人，马上转头钻回了一条巷子里。马蒂诺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炭烟、姜黄和蜂蜜的味道……一切恍若贝鲁特南部的街道。

他来到了两条街的交叉口。路口的一角是一个卖沙威玛烤肉卷的小摊，另一边是一家突尼斯饭馆。三个十来岁的男孩站在饭馆门口，用挑衅的目光看着马蒂诺。他用法语向他们问好，然后扭头转进了右边的巷子。

这条小巷比疗养院街还要窄，人行道上都是卖廉价地毯和铝锅的小摊。街的另一端是一间阿拉伯咖啡馆，马蒂诺走了进去。咖啡馆最里面的卫生间附近有一条楼梯，黑漆漆的没开灯。马蒂诺慢慢地走了上去，楼梯顶端有一扇门。他还没到门口，门就一下子打开了。一个身穿阿拉伯长袍、面部光洁的男人走了出来。

“一切平安。”他说。

“一切平安。”马蒂诺跟着那个男人走进了房间。

9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名副其实的山城。它高高地屹立在犹大山地的顶部，一条楼梯般的道路蜿蜒曲折地穿过沙尔哈盖山峡，直通滨海平原。加百列和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一样，还是习惯叫它的阿拉伯名字：巴布·阿勒瓦德。他放下他那辆公用斯柯达的车窗，把胳膊放在了窗框上。凉爽而轻柔的晚风带着松柏的清香，拂着他的衣袖。他经过一辆生了锈的装甲运兵车残骸，那是1948年战争的遗物，这让他想起了曾切断耶路撒冷生命线的阿萨德酋长和他的队伍。

他打开收音机，希望美妙的音乐能让他忘了这些事，可听到的却是耶路撒冷中心雷哈维亚区发生枪击和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消息。他听了一会儿新闻，当低沉的音乐响起时，他关上了收音机。这种音乐意味着死亡。音乐越长，死伤就越多。

1号高速公路突然从四车道合并为了一条宽广的大街——也就是著名的雅法大道，从耶路撒冷西北角一直通往古城城墙。加百列顺着路转向左边，经过一段缓缓的下坡之后，就到达了混乱的新中央公共车站。虽然刚发生过爆炸案，但涌向车站大门的人群依然熙熙攘攘。大部分人都别无选择，只能盼望自己要坐的那辆公共汽车不会被行凶者选中。

他继续前行，经过了杂乱的马卡恩·耶胡达市场。一名穿着制服的埃塞俄比亚女警站在一个金属障碍物前，检查进站人员的包裹。在停下来等红灯时，一群穿着黑大衣的极端正统派信徒从汽车的长龙间闯了过去，恍若几片飘零的落叶。

几次转弯后，车子驶入了纳齐斯大街。这儿没有停车位，他只好把车停在转角处，沿着两旁种着桉树的林荫路走回了自己的公寓。他突然想起了威尼斯，那是一段苦乐参半的记忆，是柔波上的运河屋，和屋后拴着的小船。

那栋耶路撒冷石灰石公寓楼就在大街的几米之外，楼前有条水泥小路，通往一座乱糟糟的小花园。大堂亮着青色的灯光，散发着新刷的油漆味。他没去看自己的邮箱——没有人知道他住在这儿，水电费账单会直接寄到一家内务组管理的物业公司去。

这栋楼没有电梯。加百列拖着疲惫的脚步爬到四楼，打开了房门。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间公寓已经够大了——两居室，一个厨房，客厅和餐厅之间还有一间小书房。但和加百列在威尼斯的运河屋相比，这儿还远远及不上那里的一个主楼层。内务组曾问加百列是否愿意买下这间公寓——随着接连而来的自杀式袭击，耶路撒冷公寓的价格与日递减，在这个时候买下它相当划算。基娅拉决定先下手为强。她平时没什么事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逛街上，现在正渐渐把这间乏善可陈的公寓变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家。加百列回来后看到了一张新地毯，还有一张铜质的圆木腿咖啡桌。他希望这张桌子是从哪家不错的商场里买来的，而非那种卖瓶装“圣地空气”的骗人地摊。

他叫了基娅拉一声，却没有得到回应。他走进卧室，里面的家具一看就是为工作人员，而非情侣准备的。加百列把两张单人床合并在了一起，但夜里醒来时，他经常会发现自己陷进了中间的缝隙里，几乎就要掉下床去。床脚处放了一个小纸板箱，基娅拉把大部分东西都收了起来，剩下的就装在这个箱子里。他一直没有打开箱子，相信扫罗王大道的心理学家对此一定作了非常细致的心理分析。事实比他们想象的乏味得多——他只是太忙了，实在没有时间。而且，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可以放进一个箱子里，这样的事实确实让人沮丧，就像用一个盒子能装下一个人的骨灰同样让人难以接受。这里面大部分的东西都不属于他，它们属于马里奥·德尔韦基奥，那个他曾扮演的角色。

他坐下来，用指甲划开箱子上的胶带。他欣慰地在里面找到了一个木盒，这是他进行修画工作用的工具箱，里面是翁贝托·孔蒂在他的学徒生涯结束时送给他的颜料和刷子；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垃圾，一些他其实早该清理掉的东西：支票存根、修复记录，还有一篇意大利艺术杂志发表的文章，上面是对他修复的丁托列托的《加利利海上的耶稣基督》的恶毒评论。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费时间读这篇评论，更不明白怎么把它留到了现在。

箱子最下面有一个和支票簿差不多大小的马尼拉纸信封。他松开封口处的棉线，把信封倒过来。里面掉出来一副眼镜。这是本杰明·斯特恩的眼镜，本杰明曾经是情报处的特工，后来被谋杀了。从脏兮兮的眼镜片上，加百列仍然能看出本杰明油腻的指纹。

他把眼镜放回信封时，注意到信封的底部好像还有什么东西。他再次把信封倒过来，用手拍了拍底部，一件东西掉到了地上。那是一条皮绳，上面挂了一小块人手形状的红珊瑚。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基娅拉的脚步声。他又看了看那个护身符，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

他走到前厅，看到她刚进门，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她看到加百列，笑了，好像有些惊讶他已经回来了。她把乌黑的头发扎在脑后，地中海早春的阳光在她脸上留下了一抹绯红。她望着加百列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但她带着浓重意大利口音的希伯来语马上暴露了她的国籍。加百列已不再对她说意大利语了。意大利语是马里奥的语言，但马里奥已经死了。只有在床上的时候，他们才会彼此用意大利语交谈。那是对基娅拉的妥协，她一直认为希伯来语不是情人间的语言。

加百列关上门，帮她把手里的袋子拿进了厨房。这些袋子颜色不一，有的白、有的蓝，还有一个出名的犹太洁食店的粉袋子。显然，基娅拉又没听他的话，去了马卡恩·耶胡达市场。

“那儿的东西比别家的都好，尤其是菜，”她看到他不满的表情，马上辩解说，“另外我也喜欢那儿的气氛。感觉那么紧张。”

“是啊，”加百列赞同道，“爆炸的时候更紧张。”

“你的意思是，伟大的加百列·艾隆害怕自杀式爆炸袭击者？”

“没错，我是害怕。你不能不生活，但有些事还是可以避免的。你怎么回来的？”

基娅拉一脸心虚的表情。

“见鬼，基娅拉！”

“我打不到出租车。”

“你知道雷哈维亚刚刚发生了爆炸吗？”

“当然。我们在马卡恩·耶胡达市场听到爆炸声了，所以我才决定搭公车回家的。我想再发生爆炸的几率应该很低。”

加百列知道，这样可怕的计算，在以色列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

“从今以后，搭11路车。”

“那是什么车？”

他用两根手指头比划了一个走路的动作。

“这就是你们以色列人的幽默感吗？”

“在这个国家，你必须要有幽默感才不会发疯。”

“我还是喜欢当意大利人的那个你。”她轻轻地把他从厨房推了出来，“去冲个澡，我们有客人来吃晚饭。”

阿里·沙姆龙已经把所有最爱他的人都排斥到了生活之外。他终其一生都誓死守护自己的国家，结果却愚蠢地辜负了对孩子和朋友的承诺。他的儿子约拿坦是以色列国防军军队中的坦克部队指挥官，一直以来都希望能战死沙场。他的女儿搬去了新西兰，现在正和一个异教徒在一个养鸡农场里生活。她从不接他的电话，也拒绝了他一直以来让她回到祖国的要求。

只有吉优拉，同他患难一生的妻子，一直忠诚地陪伴着他。沙姆龙比较情绪化，而吉优拉却沉着冷静，而且永远只看到他的优点。当然，她也是唯一一个敢于批评他的人，不过为了避免让他感到尴尬，她表示异议时通常都用波兰语——比如当沙姆龙吃完盘子里的烤鸡和米饭，在餐桌旁点燃一支香烟时，她就会这样做。对于她丈夫的工作，她了解得很模糊。她也会怀疑他介入了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沙姆龙从不告诉她那些糟糕的情况，因为他怕她如果知道太多，就会像他的孩子们那样抛弃他。她对加百列很友善，认为他能抑制沙姆龙的一些极端举动。同时，她也能感到加百列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爱着沙姆龙，因此她也那样爱着他。她并不知道，加百列会遵照她丈夫的命令去杀人。她认为他只是一个办公人员，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欧洲工作，而且精通艺术。

加百列和沙姆龙到书房去谈话的时候，吉优拉就到厨房帮基娅拉洗碗。没有了吉优拉的看管，沙姆龙点燃了一支香烟。加百列打开了窗户。夜晚的微雨有节奏地拍打在大街的路面上，潮湿的桉树叶味充满了整个房间。

“我听说你在找哈立德。”沙姆龙说。

加百列点了点头。早晨的时候他已经把迪娜的发现告诉了勒夫。勒夫马上到耶路撒冷会见了总理和沙姆龙。

“说实话，我从来没太在意过关于哈立德的谜题，”沙姆龙说，“我觉得那个男孩应该是更名改姓，离开了他祖父和父亲的阴影——还有这片土地的阴影——去过自由的生活了。”

“我也这么想，”加百列说，“但这个案子确实让人怀疑。”

“是啊。为什么以前没有人看出布宜诺斯艾利斯案件和伊斯坦布尔案件发生时间的关联呢？”

“人们都认为那只是巧合，”加百列说，“而且也没有证据。没人想到事情和贝特赛义德村有关系。”

“那个叫迪娜的女孩确实不错。”

“恐怕这是她的情结。”

“你的意思是，因为她目睹过迪岑哥夫广场的爆炸案？”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过你团队成员的档案。你的选择很明智。”

“她很了解你，包括一些你没告诉过我的事。”

“比如？”

“我不知道你杀掉阿萨德酋长之后，是拉宾本人去接你离开的。”

“那之后我们走得很近，我是说拉宾和我，但在奥斯陆的事上我们产生了分歧。拉宾认为阿拉法特要倒台了，是时候和谈了。但我认为阿拉法特想和谈是因为他的日子快到头了，他想利用奥斯陆来向我们发起新一轮战争。我是对的。对于阿拉法特而言，奥斯陆是他‘阶段性策略’中的一个步骤，他要摧毁我们。他曾经用阿拉伯语对他的人民说过这样的话。”

沙姆龙闭上了双眼。“我一点儿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判断而自喜，拉宾的死对我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的对手说他是叛徒，是纳粹，然后杀掉了他。我们杀害了自己的兄弟。我们染上了阿拉伯人的病。”他缓缓地摇了摇头，“但我想这一切都是必要的经历吧，这些同敌人讲和的尝试。这些遭遇会让我们更加坚强，只有这样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存活下去。”

下一个话题是贝特赛义德村的驱逐。加百列谈起这个问题时非常小心。

“那是帕尔马赫先锋部队团的行动，对吧？”

“你想知道什么呢，加百列？”

“你当时在那儿吗？”

沙姆龙重重地呼了一口气，然后点了点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贝特赛义德村是阿萨德酋长民兵部队的行动指挥基地，我们不能在我们的占领区内留下这样一个属于敌军的村庄。在酋长死后，必须要对他的残余部队进行最后的清理。”

沙姆龙的目光突然变得遥远而空洞。加百列明白，他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沙姆龙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爆炸案前夜他的预感告诉了加百列。“我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了。我甚至感到了它的发生，”他又马上更正了一句，“它发生之前我就感觉到了。”

“如果哈立德想要惩罚我们，为什么他不在威尼斯就杀掉我？他有机会。”

“或者他确实想要杀掉你。意大利警察发现达乌德·哈达维的时候，他就在米兰。可能哈达维就是被派去杀你的。”

“那罗马呢？”加百列问，“为什么选择罗马？”

“可能因为罗马是‘黑色九月’的欧洲总部。”沙姆龙望着加百列，“又或者他要直接和你对话。”

瓦德尔·阿卜杜拉·兹威特，加百列想，安尼巴黎诺广场。

“还有一件事，”沙姆龙说，“爆炸发生一个星期后，罗马中心举行了一场大游行，不是针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而是针对我们。欧洲人真是巴勒斯坦人最好的朋友。文明世界已经让我们自生自灭了。如果不是因为欧洲基督教徒的仇恨，我们根本不可能回到这片土地上，而如今我们回来了，他们又不允许我们抗争，让我们在阿拉伯人的包围下承受痛苦。”

之后是良久的沉默。厨房传来了瓷器的碰撞声和两个女人轻轻的笑声。沙姆龙陷进扶手椅里，雨声和桉树的香气好像把他麻醉了。

“我带来了一些文件让你签字。”他说。

“什么文件？”

“可以结束你和莉亚婚姻的文件。”他用一只手握住加百列的胳膊，“十四年了。她已经离开了你，而且不会再回来了。你是时候开始自己的生活了。”

“这不容易，阿里。”

“我知道。”沙姆龙说，“你什么时候带她回家？”

“她的医生不同意。他说回到以色列会让她的情况更加恶化。我后来跟他讲明了，这件事是必需的，但他还是坚持要花一段时间做准备。”

“多长？”

“一个月。”加百列说，“可能更短些。”

“告诉她的医生，她在这边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对于治疗恐怖袭击的受害者有不少经验。”沙姆龙接着转移了话题，“这房子还住得惯吗？”

加百列点了点头。

“有一两个孩子也是够住的。”

“别扯远了，阿里。我活不过五十岁。”

“基娅拉肯定想要孩子——当然，如果你们结婚的话。而且这是你身为爱国者的义务。你听说过我们正面临人口威胁吗？很快我们就要成为约旦河畔的少数族群了。总理一直鼓励我们生育。感谢哈瑞迪，他们是我们还没彻底落败的唯一原因。”

“我会尝试用其他方法履行我的义务。”

“这已经属于你了。”沙姆龙说。

“什么？”

“这间公寓。”

“什么意思？”

“它是你的了。情报局的一个朋友以你的名义买下了它。”

加百列摇了摇头。沙姆龙像黑帮一样调动钱款的能力总让他另眼相看。

“我不能接受。”

“太晚了。今天早晨已经签了合同。”

“我不想欠任何人。”

“事实上是我们欠你的，心安理得地优雅接受吧。”沙姆龙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生几个孩子，把屋子填满。”

吉优拉把头从门缝里探了进来。“甜品已经端上桌了。”她说，然后看着沙姆龙，用波兰语让他把烟熄掉。

“4月18日，”吉优拉离开后，沙姆龙低语，“没多少时间了。”

“我已经开始倒数了。”

“我认为只有一个人有可能知道哈立德在哪儿。”

“阿拉法特？”

“他是哈立德的父亲，而且他对你有亏欠。你救过他的命。”

“亚西尔·阿拉法特是我最不想见的人，而且他是个骗子。”

“是的，但有时候他的谎言也可以帮我们找到方向。”

“不可能，勒夫不会允许我去见他的。”

“那就不要告诉他。”

“恐怕我大摇大摆去敲阿拉法特的门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决定。如果我要去拉马拉，就必须准备一辆防弹车。”

“事实上，阿拉法特没有门，那儿有国防军负责看守。”沙姆龙一想到他的宿敌日落西山，不由得笑了，“至于车子，就交给我吧。”

加百列爬上床，小心翼翼地移到了中间。他在黑暗中把手臂搭在了基娅拉的肚子上。她没有动。

“你在书房和阿里说了些什么？”

“案子。”他心不在焉地回答。

“仅仅是案子？”

他告诉她，这房子已经属于他们了。

“怎么会的？”

“沙姆龙和他的有钱朋友搞定的。我会告诉内务组把旧家具换掉，明天你就可以给我们买一张舒服的床了。”

基娅拉轻轻地把胳膊抬了起来。黑暗中，加百列看到原本在自己口袋中的护身符，正在她的指间晃动。

“这是什么？”

“一个科西嘉好运符。他们说它能抵挡魔鬼的眼睛。”

“从哪儿来的？”

“说来话长。”

“告诉我。”

“那是机密。”

他伸手去够那个护身符，基娅拉则轻轻地晃了一下手，把它缠在了自己的手指上。那动作就像阿拉伯人把玩自己的祈祷珠一样。

“是你的旧情人送你的礼物？”她问。

“其实是一个以前的敌人。那个人受雇来杀我和一个我正在保护的女人。”

“安娜·罗尔夫？”

“是的，”加百列回答说，“安娜·罗尔夫。”

“为什么要留着这个？”她问，“为了记住她？”

“基娅拉，别说傻话。”

她把护身符向他扔过去，红珊瑚手掌落在了他的胸口上。

“出什么事了，基娅拉？”

“沙姆龙走之前给你的那些文件是什么？又是机密？”

加百列告诉了她事实。

“你签字了吗？”

“我想我应该先看看。”

“你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我会签的。”加百列说。

“什么时候？”

“等我准备好的时候。”

就在这时，一声惊雷般的巨响把整栋楼震得晃动了一下。基娅拉爬下床冲到窗前，加百列却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好近。”她说。

“本·耶胡达市场，我猜是。也可能是一间咖啡馆。”

“把收音机打开。”

“数警笛声就知道，基娅拉。来多少辆救护车，事情就有多严重。”

片刻后，一切陷入死亡般的沉寂。加百列闭上双眼，想象着刚发生的这场惨剧，而它距离自己的新家只有几个街区。一切都如同录像片一样清晰。第一声警笛响了起来，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数到十七以后，他没法再数下去了，因为夜空中仿佛奏起了警笛的交响曲。基娅拉回到床上，蜷进了他的怀里。

“准备好了之后就签字吧，”她说，“我会在这儿。我会一直在这儿。”

1. 指1993年巴以双方签订的《奥斯陆协议》，全称《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该协议在加沙和杰里科首先自治等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被认为是以巴和平进程中的里程碑。然而随着两年后拉宾遇刺，该协议的执行遭无限期搁置。

2. 哈瑞迪是犹太教正统派中最保守的一支。由于教义禁止节育，推崇多生养孩子，因此该教派出生率高，人数增长非常快。

10

耶路撒冷：3月22日

等在老城城墙附近的那位上校和阿里·沙姆龙并不相像。以色列的特别之处——阳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还有四周弥漫着的紧张空气——足以改变这个国家的公民面貌，哪怕只隔一代，差距都很大。约拿坦·沙姆龙比他鼎鼎大名的父亲要高六英寸，长相英俊，也没有他父亲那种天生的警惕感——可能因为他在这里长大，而不是波兰。只有当这位上校从装甲吉普车上一跃而下，走到加百列面前，伸出他短刀一样的手时，加百列才能看到老沙姆龙的影子。他的步伐并不匆忙，当他有力地握了握加百列的手，又猛地拍了拍加百列的肩胛骨时，加百列感到像被希罗天安石砸到了一样。

他们沿着9号公路出发了。那是东西耶路撒冷曾经的分界，拉马拉——巴勒斯坦政府名义上的基地，就在这里向北十英里之外。前方出现了一处检查站，过去就是格兰蒂亚难民营——一万多巴勒斯坦人被安置在几百间公寓里。右边有座小山，山前那片红顶的房子就是萨格特犹太区。山顶立着一尊巨大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像，雕像上面用阿拉伯语刻着“永远与你同在”。

约拿坦用拇指指了指后座：“把它们穿上。”

加百列转头看到一件高领防弹背心和一顶金属头盔。从国防军退役之后，他就再没有戴过头盔。这顶头盔太大了，挡住了他的眼睛。“现在你才像个真正的军人，”约拿坦说，然后又微笑着加了一句，“好吧，也没那么像。”

一名步兵向他们挥了挥手，示意他们通过检查岗。看到约拿坦之后，他笑了：“嘿，约拿坦。”以色列国防军的等级观念和情报处一样，非常稀松，大家基本上都互称名字，敬礼更是闻所未闻。

加百列透过头盔上的防弹视窗研究着检查站的另一边。有两名武装士兵正在要求人们脱下大衣，撩起衬衫，以确定他们没有在身上绑炸弹。女性也是一样，只不过会到一个隔断后面去检查，以避免被男性看到。检查站的另一端已经排起了一条几百码的长龙——根据加百列估算，排队的人至少要等上三到四个小时。自杀式袭击者为巴以边界的两边都带来了无限灾难，为此付出代价的其实是那些诚实的巴勒斯坦人——想在以色列找一份工作的工人，想卖掉农产品的农民，等等。

加百列望着检查站前的隔离带。

“你觉得怎么样？”约拿坦问。

“显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

“要我说，那是我们美丽土地上的丑陋伤疤，是我们的新哭墙，比之前的那堵要长得多，而且它还有一个不同，就是两边的人都在哭，可是恐怕我们没别的选择。我们可以靠情报工作尽可能地减少自杀式袭击的发生，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制止他们。我们需要这条隔离带。”

“但这不是我们建它的唯一原因。”

“是啊，”约拿坦说，“它建成后，我们就可以转身离开，不再理会那些阿拉伯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么恐惧。他们希望继续和我们这样对抗下去。这道墙可以让我们脱身，这是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

他们从1号公路转向60号高速公路。那是一条穿过灰蒙蒙的约旦河西岸、通向北方的黑色沥青丝带。加百列上一次去拉马拉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和现在一样，他戴着以色列国防军的头盔，坐在防弹车里。占领早期，这里还是相对安宁的——事实上，加百列每周最大的挑战，就是找车带他回到耶斯列谷的母亲家里。对于大部分西岸的阿拉伯人而言，约旦占领的结束让他们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以色列人的到来振兴了经济，方便了用水用电，同时还普及了教育。曾经位居世界最高的新生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而世界排名最低的识字率则快速上升。受到激进派伊斯兰教徒以及巴解组织的影响，西岸陷入了无边的硝烟之中，同时也让以色列国防军天天与扔石头的孩子们为敌。但对于加百列来说，军队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让他习惯了沉闷的生活。

“你要去见那个‘事不关己’的人了？”约拿坦的话把加百列的思绪拉回了眼前。

“是你父亲安排的。”

“他已经七十五岁了，却还是喜欢玩操线木偶游戏。”约拿坦笑着摇了摇头，“他为什么不退休去透透气呢？”

“那样他会发疯，”加百列说，“也会把你可怜的母亲逼疯。对了，他让我向你问好，他想让你安息日的时候回太巴列。”

“我要工作。”约拿坦迅速回绝了。

工作。看样子，约拿坦早已找好借口回避任何与他父亲相处的机会。加百列一直不想介入沙姆龙的家庭纠纷，但他知道那位父亲因为子女的冷漠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同时，他也有一个自私的想法：如果约拿坦能够多见见沙姆龙，他自己就可以轻松很多。现在加百列从威尼斯回到了耶路撒冷，沙姆龙显然有更多时间打电话向他询问情报处的事，了解目前的政治动向。加百列需要自己的空间。如果处理得当的话，约拿坦可以扮演隔离带的角色。

“他想见你，约拿坦。”

“对他，我只能小剂量摄入。”约拿坦转脸望了望加百列，“而且他更喜欢你。”

“你知道这不是真的。”

“好吧，这可能夸张了一点儿，但也绝对不是假话。他确实视你为己出。”

“你父亲是个伟人。”

“是啊，”约拿坦说，“伟人对自己的孩子都很苛刻。”

加百列看到有两辆载人运兵车停在路边。“没装备最好别进城。”约拿坦说。他们组成了一支小小的护送队，约拿坦的吉普在中间。三辆车一起向前开去。

进城的第一个标志就是看到一队阿拉伯人在高速公路的边上走，女人裹着的头巾像随风飘扬的旗帜。随后，毫无生气的拉马拉城便出现在了一片干涸的土壤上。他们沿着耶路撒冷大街开进了城中心，经过的每一根灯柱上都有一张殉难者的面孔，眼睛直直地瞪视着加百列。这里很多街道、广场和市场都是用逝者的名字命名的。有一个小摊正在发放有死者头像的钥匙链，一个阿拉伯人在车流中穿梭，兜售着殉难者日历。最新的宣传页上是一个漂亮年轻女孩的图片，颇具诱惑力。两天前的夜里，这个阿拉伯女孩对本·耶胡达商场发起了自杀式袭击。

约拿坦右转进入广播大道，然后向前开了大概一英里左右，停在路障前。这儿有六名巴勒斯坦治安官把守。拉马拉已基本回到了巴勒斯坦的掌控之下，加百列受他们统帅之邀前来，就好比受当地黑手党邀请进入西西里的村庄。约拿坦正用流利的阿拉伯语和巴勒斯坦治安队的首领对话，气氛好像并不紧张。

那个巴勒斯坦人用手持无线电向上司请示了几分钟，然后拍了拍吉普的车顶，示意他们通行。“慢一点儿，沙姆龙上校，”他警告说，“特种部队闯进来扫射那晚，我们这儿有几个人也在场。我们不希望有什么误会。”

约拿坦穿过路障组成的迷宫，然后缓慢地加速前行。一堵十二英尺高、架着大口径机枪的水泥墙出现在他们的右手边。墙的有些地方已经坍塌了，看上去像一张长了一口坏牙的大嘴。巴勒斯坦保安组有些搭着卡车，有些坐在吉普车里，正沿着边界巡视。他们挑衅地看了看加百列和约拿坦，不过并没有举起武器。加百列摘下头盔，脱掉了防弹衣。

约拿坦问：“你要去多久？”

“这恐怕得由他决定。”

“准备听长篇大论吧，他最近情绪可不太好。”

“谁能怪他呢？”

“这只能怪他自己，加百列，记住这一点。”

加百列打开门，又转回身来：“你一个人在这儿行吗？”

“没问题，”约拿坦说，然后向加百列挥了挥手，“替我向他问好。”

一名巴勒斯坦治安官在大门的护栏前迎接了加百列。他穿着一套土灰色的制服，戴了顶平顶帽，左眼上蒙着黑色眼罩。他把门开了条缝，刚好够加百列进去，然后示意加百列往前走。他的手少了三根手指。进门后，又有两名穿着制服的人围了过来，野蛮地搜了他的身。那名独眼治安官则在一旁望着他们，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仿佛这一切都是为了取悦他而安排的。

独眼治安官告诉加百列他是凯梅尔上校，然后带他走进了建筑群。加百列来过他们的总部，那还是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事，当时这里是一座英军城堡。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国防军从约旦人手里把它夺了过来，建成了占领时期的西岸指挥基地。加百列当兵时经常要到如今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总部来述职。

阿拉法特的办公室位于总部北墙旁的一栋二层小楼里。这栋楼虽然损毁严重，不过依然屹立在所剩无几的残存楼宇之中。在大厅里，加百列又被搜查了一次。这次的搜查者是一名穿着平民服装、留着长胡子的大个子，胸前挂了一杆冲锋枪。

彻底搜查之后，大个子朝凯梅尔上校点了点头，后者便带着加百列走上一条窄楼梯。楼梯顶部有一把摇摇欲坠的椅子，仅靠两条椅子腿勉强支撑平衡，上面坐着另一个保安员。他冷冷地看了加百列一眼，然后抬手敲了敲身后的木门。里面一个凶巴巴的声音传来：“进来。”凯梅尔上校拧了一下门把手，带着加百列走了进去。

这间办公室不比他在扫罗王大道的那间大多少，里面摆了一张不大不小的书桌和一张行军床。白色的枕头上放了一本皮面的《古兰经》，窗户上遮着厚重的天鹅绒窗帘。书桌上有一盏台灯——那是房间里唯一的光源，灯下是一叠文件。墙上的阴影里挂着一排相框，里面都是巴勒斯坦的领袖和名人的合影，包括那位默认了他的小国家的美国总统——那个在戴维营遭遇阿拉法特背后一刀，以至于和平谈判最终破裂的美国总统。

书桌后的阿拉法特看上去像个鬼魂，一脸病容，穿着硬邦邦的制服，围着黑白格的阿拉伯头巾。和往常一样，围巾围过他的右肩，在制服前打了个结，让它看上去就像巴勒斯坦的领土形状——加百列注意到，那其实是阿拉法特眼中的巴勒斯坦，因为它的形状其实像是以色列的版图。他用手示意加百列坐下，双手抖得很厉害。然后他问加百列想不想喝茶，说话时突出的下唇也同样颤巍巍的。加百列对阿拉伯的习俗很了解，拒绝意味着错误的开始，因此他接受了对方的好意。看着阿拉法特命令凯梅尔去倒茶，他心里有些暗爽。

这是他们第一次沉默地在这张小桌前相视而坐。上次会面的阴影依然还在，那是在曼哈顿公寓的书房里。塔里克·阿尔·胡拉尼——也就是那个在维也纳给加百列的车底安装炸弹的人——试图谋杀阿拉法特，因为他“背叛”了巴勒斯坦人民。塔里克在逃走之前开枪打中了加百列的胸膛，那次枪伤差点儿要了他的命。

多年后，坐在阿拉法特面前，加百列的胸口第一次感到疼痛。除了沙姆龙之外，没有一个人像阿拉法特这样对加百列的生活造成了如此深重的影响。三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同一条鲜血汇成的河流中潜泳。加百列杀掉了阿拉法特最信任的臂膀；阿拉法特则在维也纳发起了对加百列的报复行动。但莉亚和丹尼是他的真正目标吗？十三年来，加百列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阿拉法特当然知道答案，这也是加百列答应沙姆龙来拉马拉的原因。

“沙姆龙说你有重要的事要和我讨论，”阿拉法特说，“我同意见你是对他的礼貌。我们是同龄人，沙姆龙和我。历史把我们抛到了这片土地上，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战斗了这么久；有时候我赢，有时候他赢。现在我们都老了，我希望在死之前能过一段和平的日子。我的梦都已经碎了。”

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你不接受那份把加沙和百分之九十七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包括作为首府的东耶路撒冷——都划分给你的条约呢？加百列知道答案，它明显地写在了阿拉法特披着的那条围巾上。他要的是全部。

加百列还没来得及回应，凯梅尔上校就托着一把银壶和两只杯子走了进来。接着，这位上校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用完好的那只眼睛盯着加百列。阿拉法特说他会讲希伯来语，可以帮他们做翻译。加百列更希望和阿拉法特单独谈话，但翻译或许能有所帮助。加百列的阿拉伯语虽然还过得去，但要和亚西尔·阿拉法特这样的人谈话，恐怕很难应付自如。

阿拉法特哆哆嗦嗦地把茶杯放回茶碟，问加百列为什么来拉马拉。加百列的回答让阿拉法特一下子失去了平衡——这正是加百列所期待的效果。

“哈立德？”阿拉法特重复了一遍，稳了稳身子，“我认识很多叫哈立德的人，那是个很普通的巴勒斯坦名。你得说得更具体一点儿。”

加百列知道，假装无知是阿拉法特最爱用的谈判策略。加百列继续推进他的问题。

“阿拉法特主席，我找的哈立德就是哈立德·阿勒-哈利法。”

“阿拉法特总统。”那个巴勒斯坦人更正道。

加百列冷冷地点了点头。“哈立德·阿勒-哈利法在哪儿？”

阿拉法特长满斑点的脸上突然泛红了，下巴也开始颤抖。加百列低下头，凝视着杯子里的茶。余光中的凯梅尔上校紧张地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阿拉法特再开口时，努力压下了自己出了名的暴躁脾气。

“我猜你是指萨布里·阿勒-哈利法的儿子？”

“事实上，他现在是您的儿子了。”

“我的养子，”阿拉法特说，“因为你杀了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死在了战场上。”

“他是在巴黎街头被残酷地杀害的。”

“是萨布里把巴黎变成了战场，拜您所赐，阿拉法特总统。”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阿拉法特审慎地选择着措词：“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把哈立德当作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在萨布里的葬礼之后，我就把那个男孩送走了。我给了他新的生活，他也接受了那种生活。他成人后我再没见过他。”

“我们有证据证明，哈立德·阿勒-哈利法参与了罗马的使馆爆炸案。”

“胡扯。”阿拉法特不置可否。

“既然哈立德和罗马没关系，那想必您也不会介意告诉我他在哪儿吧？”

“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不知道哈立德在哪儿。”

“他现在叫什么？”

阿拉法特的笑容就像是一面盾牌。“我花了那么大力气保护那个男孩不遭受你的报复，你为什么认为我现在会告诉你他的名字？你以为我会像加略人犹大一样，把我的儿子出卖给你，让他遭受审讯和刑罚？”阿拉法特缓慢地摇了摇头，“我们确实有很多叛徒，就在这里，在总部工作，但我可不是。如果你想找到哈立德，恐怕要靠你自己了。”

“爆炸发生后，米兰开始了一项搜索行动。当时有一个人躲在那里，叫达乌德·哈达维，是你们的总统安全服务人员。”

“是吗？”

“我想要一份关于哈达维的个人资料。”

“我们的总统安全服务组有上百个人。如果这个人——”他支吾了一下，“他叫什么？”

“达乌德·哈达维。”

“哦，是，达乌德·哈达维。如果他真的在那里服务过，如果我们有他的资料，我很愿意给你。但我想，找到那份资料的几率实在不高。”

“是吗？”

“我再说清楚一点吧，”阿拉法特继续道，“我们巴勒斯坦人跟你们使馆的爆炸案没有任何关系。可能是黎巴嫩真主党或者奥萨马，也有可能是新纳粹。天晓得，你们的敌人太多了。”

加百列把手掌按在椅子的扶手上，准备起身走人。阿拉法特抬起手来。“行啦，加百列，”他用阿拉伯语称呼他道，“先别走。再待一会儿。”

加百列停住了脚步。阿拉法特烦躁地紧了紧他的围巾，然后转头用阿拉伯语轻声命令凯梅尔离开。

“你还没喝过你的茶呢，加百列。要不要再给你拿点儿别的，比如糖果？”

加百列摇了摇头。阿拉法特把两只不大的手叠在一起，沉默地看着加百列。他的脸上带着一个浅浅的微笑，加百列感到阿拉法特心里应该很得意。

“我知道你几年前在纽约帮过我，如果没有你，塔里克很可能会在那间公寓里杀了我。你大概有时候恨不得他能得手。”他狡猾地笑了笑，“谁知道呢？下一次可能是你，拿着枪对着我。”

加百列没有回应。杀掉阿拉法特？在维也纳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星期中，他的脑子里除了血肉模糊的妻儿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那段时间里，他想过太多次杀掉眼前这个人。事实上，在他最低落的时刻，他宁愿和这个人同归于尽。

“这很奇怪，加百列，但有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是同盟。你和我，我们都想要和平。我们都需要和平。”

“你真的想过要和平吗？或许那只是你的战略之一，为了摧毁以色列，得到一切？”

这一次，阿拉法特没有回应。

“我欠你一条命，加百列，所以这一次我愿意帮你。没有什么哈立德，哈立德只是你的想象。如果你一直寻找他，就会错过真正的凶手。”

加百列猛然站起身来，结束了这次会谈。阿拉法特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把手放在加百列的肩膀上。加百列感到浑身一紧，不过没有对这个巴勒斯坦人的热情做出任何回应。

“我很高兴我们能正式见面，”阿拉法特说，“如果我们可以和平地坐下来谈话，或许我们就还有希望。”

“也许吧。”加百列回答说，虽然他的语气十分悲观。

阿拉法特放开了他，向门口走去，然后又突然停了下来。“你让我有些惊讶，加百列。”

“为什么？”

“我以为你会利用这次机会把维也纳的事做个了断。”

“你杀了我的妻儿，”加百列说，故意让阿拉法特认为莉亚已经死了，“我不知道这件事能不能有个了断。”

阿拉法特摇了摇头。“不是的，加百列，我没有杀他们。我命令塔里克杀掉你，为阿布·吉哈德报仇，但我特意告诉他不要动你的家人。”

“为什么？”

“因为你值得我这样做，你在突尼斯的那晚为自己赢得了荣誉。是的，你杀了阿布·吉哈德，但你没有碰他的妻子和孩子。事实上，你还在他的别墅外面安慰了他的女儿，让她照顾她的母亲。你记得吗，加百列？”

加百列闭上眼睛，点了点头。突尼斯的那一幕和维也纳的爆炸一样，一直出现在他的记忆长廊之中，在他进入梦乡时缠绕着他，挥之不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你应该像你对待阿布·吉哈德一样，让你在妻儿的见证下像军人一样死去。但塔里克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觉得对你需要进行更严苛的惩罚，让你看着你的妻儿死去，所以他把炸弹放在了你的车底盘下，确保你会看到整个过程。维也纳是塔里克的主意，不是我的。”

阿拉法特桌上的电话响了，刺耳的铃声像一把剪刀，划破了加百列对维也纳的回忆。阿拉法特猛地起身，把加百列晾在了一边。凯梅尔上校已经等在外面了，他沉默地跟着加百列穿过一地的残骸，离开了总部。离开阿拉法特灯光昏暗的办公室后，外面的强光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残破的大门外，约拿坦·沙姆龙正在和几个巴勒斯坦守卫玩足球。他们爬上装甲车离开了那条死寂的街道，出了拉马拉城之后，约拿坦问加百列有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是哈立德·阿勒-哈利法炸了罗马的使馆。”加百列肯定地说。

“还有吗？”

有，他想。亚西尔·阿拉法特亲自命令塔里克·胡拉尼杀害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11

耶路撒冷：3月23日

凌晨两点，加百列床头的电话响了。是雅科夫。

“看来你的访问捅了马蜂窝。”

“什么意思？”

“我在你楼下的大街上。”

电话挂断了。加百列坐起身来，摸黑穿好了衣服。

“谁啊？”基娅拉问道，声音里充满了睡意。

加百列告诉了她。

“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他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基娅拉从毯子里伸出手，勾住了他的脖子。“小心点。”她轻声说，然后亲了亲他的脸颊。

一会儿工夫，他已经坐在了雅科夫没上号牌的大众高尔夫里。车子穿过耶路撒冷，一直向西飞驰而去。雅科夫开得非常快，完全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风格：一只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拿着咖啡，还夹着香烟。迎面车辆的车前灯向他布满痘坑的脸投来不太友善的光亮。

“他叫穆罕默德·亚维什，”雅科夫说，“是我们在巴勒斯坦政府里最重要的线人。他在总部工作，和阿拉法特非常近。”

“谁联络的？”

“亚维什几个小时前发来一个信号，说他有话想说。”

“关于什么？”

“当然是哈立德。”

“他知道些什么？”

“他不说。”

“为什么要来找我？为什么他不和他的联络人直接说呢？”

“我就是他的联络人，”雅科夫说，“但他要直接跟你谈。”

他们来到了新城的西边。加百列的右侧就是沐浴在银色月光下的约旦河西岸，经验老到的人们称之为“沙巴克国”。在那片土地上，常规是行不通的——为了战胜阿拉伯恐怖分子，那些为数不多的公约在必要的时候都可以打破。雅科夫这样的人都是以色列安保部门的武士，是为了反恐工作进行一些肮脏工作的步兵。沙巴克的成员有权在毫无理由或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逮捕和搜查，可以随意命令店铺和销售炸药等物品的地方关门。他们的生活依赖两样东西：勇气和尼古丁。他们喝咖啡过量，而且很少睡觉。他们的妻子离开了；阿拉伯线人对他们又怕又恨。加百列虽然执行的都是国家最终极的任务，但依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加入的是情报局，而不是沙巴克。

沙巴克的做事方法有时和民主国家的原则截然相反。和“机构”一样，一些坊间流传的丑闻摧毁了它在国内外的名声。最早的还是臭名昭著的300路公车案件。1984年4月，300路公车正从特拉维夫开往南部的阿什凯隆城。汽车被四名巴勒斯坦人劫持，其中两名在军队营救过程中被杀，另外两名则被带到了附近的麦田中，再没有露过面。后来有报道称，那两名劫持者被沙巴克官员殴打致死，而且那些官员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一系列的丑闻接踵而来，每一条丑闻都揭露了沙巴克最残忍的手段：暴力、逼供、勒索和欺诈。沙巴克的辩护者则称，对嫌疑分子的审讯很难在咖啡桌前完成。虽然丑闻不断，但沙巴克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他们并不在乎能否在流血事件发生后抓住恐怖分子，他们要做的是防患于未然。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希望震慑住那些年轻的阿拉伯人，让他们不要走上暴力的道路。

雅科夫突然刹住了车子，他们差点撞到前面那辆货车的尾巴。他对司机闪了闪车灯，又按响喇叭，货车移到了旁边的车道。雅科夫开过去的时候，加百列看到那辆车里有一对哈瑞迪教徒正在兴奋地聊着天，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雅科夫把小圆帽扔到加百列的腿上。那顶帽子比普通的要大一些，黑色背景上有个橙黄相间的图案。加百列明白这个设计的意义。

“我们要穿过居民区了，我怕安全部门或哈马斯会在检查站把守。”

“我们要自称从哪儿来呢？”

“舍莫纳镇，”雅科夫回答说，“在约旦谷。我们永远都不会去那儿的。”

加百列拿起那顶帽子。“我猜当地居民不会太欢迎我们。”

“不如说舍莫纳镇的居民对以色列的领土承诺比较审慎。”

加百列把帽子扣到脑袋上，调整了一下角度。雅科夫边开车边简短地跟加百列说了一下穿过西岸的程序、他们去阿拉伯村庄要走的路线，还有引开守卫注意力的方法。雅科夫说完之后，就从后座上拿了一把乌兹迷你机枪。

“我更喜欢这个。”加百列拿出了他的伯莱塔。

雅科夫笑了。“这可是约旦河西岸，不是左岸。别傻了，加百列，用乌兹吧。”

加百列有些犹豫地拿起了那把枪，把弹匣插进了枪柄里。雅科夫也包上了头。过了本-古里安机场几英里之后，雅科夫离开了高速路，来到了一条双车道上，然后向东驶向西岸。隔离带出现在了他们眼前，在地面上投下了阴影。

在检查站，一名沙巴克工作人员站在以色列国防军当中。雅科夫开过去之后，那名沙巴克工作人员和士兵们轻声交流了几句，然后他们的大众汽车没接受检查就被直接放行了。雅科夫在洒着月光的路上疾驰而去。加百列看到他们身旁有一辆车，一对前灯跟了他们一会儿就消失了踪影。雅科夫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那辆车。那应该是沙巴克反监视战队的车。

前方的路牌写着距拉马拉还有四公里。雅科夫离开主路，来到了古老河床旁的一条沙土路上。他关掉车灯，只用停车灯照着前路。没多久，他停下了车。

“把杂物箱打开。”

加百列照他的话做了。里面有两条阿拉伯围巾。

“你开玩笑吧？”

“蒙上你的脸，”雅科夫说，“全部蒙上，就像他们那样。”

雅科夫非常熟练地用他那条围巾把头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在喉咙下面打了个结。除了眼睛，他的整张脸都隐藏在了围巾后面。加百列也依样做了。雅科夫再次发动车子，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沿着一片漆黑的河谷向前开去。加百列感到自己像是坐在一个阿拉伯民兵旁边，正准备发动一场自杀式袭击，这让他感到十分不适。他们开了一英里之后，前方出现了一条窄窄的柏油路。雅科夫转上那条路，向北飞驰而去。

即便是以西岸的标准来看，这座村子也算是很小了，看上去好像被遗弃了一样——几栋颜色阴暗的矮房子簇拥着宣礼塔的塔尖，大部分房屋都黑着灯。村子中央有一个小集市广场，没有车子，也没有行人，只有一群山羊正在庄稼中间闻来闻去。

雅科夫在北边的一栋房子前面停了下来。房子临街的窗户紧闭，因为一边的折页坏了，一扇百叶窗斜挂在窗前。前门旁边有一辆孩子骑的三轮车，车头冲着大门的方向，这表示一切按计划进行。如果车头朝外，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离开这里，到后备的地点去。

雅科夫从地上拿起那把乌兹冲锋枪，下了车。加百列也跟着走了出来，按照雅科夫的指示打开了后车门。他背对房子，观察着街上的动向。“我在里面的时候，如果有人走过来，就朝他的方向开枪，”雅科夫说，“如果他还不明白，就把他拿下。”

雅科夫绕过那辆童车，用右脚踢了踢门。加百列听到了木头开裂的声音，不过还是集中精力观察街上的情况。他听到屋里有人用阿拉伯语在喊叫，加百列听出那是雅科夫的声音，后面那个声音他听着似曾相识。

附近一间村舍的灯亮了，然后又有一间也开了灯。加百列松开了乌兹枪的保险，手指扣住扳机。他听到身后有脚步声：雅科夫带着亚维什从那扇破门后面走了出来。亚维什举着双手，头上套着黑布，那杆乌兹枪就顶在他的脑后。

加百列又朝街上看了一眼。一个裹着浅灰色围巾的男人从屋里走了出来，用阿拉伯语朝加百列大叫。加百列用阿拉伯语让他退后，但那个巴勒斯坦人朝他们走了过来。“开枪！”雅科夫生气地说，但加百列没有开枪。

雅科夫顶着亚维什的脑袋，让他坐到了后座上。加百列跟着他上车，把那名线人按在了地上。雅科夫来到驾驶位的车门旁，朝着那个村民几码之外的地面开了几枪，那个人吓坏了，赶紧回到了屋子里。

雅科夫跃上车，直接倒出那条窄街。到了集市广场后，他转头快速离开了村子。枪声和车鸣让村民警戒了起来，好几个人都从窗户和门廊探出了头，但没人找他们麻烦。

加百列一直从后窗往外看，直到整个村庄消失在了夜幕里。一会儿工夫，雅科夫已经开到了河岸边，只不过方向相反。那个通敌者依然被按在地上，整个身子挤在后座和前座之间狭窄的空隙里。

“让我起来，你这个混蛋。”

加百列用前臂卡住那个阿拉伯人的脖子，粗鲁却仔细地把他浑身上下都搜查了一遍，检查有没有武器或者炸药。检查完毕之后，他把阿拉伯人拉到座位上，摘掉了他头上的布袋。那人用一只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他就是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翻译凯梅尔上校。

常春藤城坐落于海法和特拉维夫中间的滨海平原上，之前是犹太复国运动者的农场，后来成为了一座毫无生气的以色列工业城市。在城中一间杂乱无序的轮胎工厂旁边，有一片工人住宅区，耸立着一排小麦色的公寓楼。其中一栋离工厂最近的楼散发着橡胶烧着后的臭味，这栋楼的顶层是沙巴克的安全屋。对于很多工作人员来说，这个地方是他们不得已时的选择，但雅科夫却很喜欢这里。刺鼻的气味反而能加强紧迫感，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在这儿久留。但雅科夫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的曾祖父是一个来自科夫诺的俄罗斯犹太人，是常春藤城的建立者之一，他们将一片充满毒气的沼泽变成了一片高产的农田。在雅科夫心中，常春藤城就是真理，常春藤城就是以色列。

那间房子可以说毫无舒适可言。客厅里全都是金属的折叠椅，地板上的油毡布凹凸不平；厨房的橱柜上放着一只廉价的塑料电水壶，生了锈的水盆里是四只成套的脏杯子。穆罕默德·亚维什，别名凯梅尔上校，拒绝了雅科夫毫无诚意的茶水款待。他要求雅科夫关上灯。他之前在总部时穿的那件熨烫平整的制服现在换成了白色棉衬衫和斜纹防水布的裤子，在月光的照射下泛着白光。他用右手剩下的两根手指夹着雅科夫的美国香烟，另一只手则揉着自己的脖子。他那只独眼定定地瞪着加百列，后者已经放弃了折叠椅，靠着墙坐在地上，双腿叠在一起。窗前的雅科夫则成了一团模糊的黑影。

“看来你从你的沙巴克朋友那儿学到了点东西。”亚维什摸着下巴说道，“他们很会用拳头。”

“你说你想见我，”加百列说，“我不喜欢有人专门要见我。”

“你以为我想怎样？杀了你？”

“这也不是没有过。”加百列冷静地回答说。

他知道，沙巴克的探员和另一边的线人会面时是最危险的。最近几年，有几名探员就死在了会面的时候。其中一个竟是在耶路撒冷的安全屋里被斧子砍死的。

“如果我们想杀掉你，今天早晨在拉马拉就杀了。我们的人现在应该正在庆祝你的死亡呢，你的手上沾满了巴勒斯坦英雄的血。”

“庆祝死亡可是你们擅长的，”加百列回答说，“有时候恐怕也是你们唯一会做的事。为你们的人民做点有用的吧，除了让他们自杀之外。带领他们朝前走，别总跟在社会极端主义后面，做些有建设性的事吧。”

“我们曾经建设过，但被你们的坦克和推土机毁掉了。”

加百列朝窗口雅科夫的影子望了一眼。那个沙巴克的成员并不希望他们陷入这种无意义的争论，可从穆罕默德·亚维什点燃第二支烟的样子来看，他还没打算让步。加百列把目光从那个阿拉伯人的独眼上移开，心不在焉地用食指拨弄地上的尘土。让他发泄吧，沙姆龙会这样建议。让他把你当成压迫者，当成反面人物，这样会减轻他当叛徒的愧疚。

“没错，我们庆祝死亡。”亚维什盖上了雅科夫那只旧款打火机，“我们之中也有些人会和敌人合作，但这种事在战争中很平常，不是吗？不幸的是，我们巴勒斯坦人很容易被收买。沙巴克把这叫作3K：kesef，kavod，kussit——钱，尊严，女人。想象一下，为了一个以色列妓女背叛你的人民。”

亚维什继续说了下去：“你知道我为什么通敌吗？因为我妻子病了，拉马拉的医生说她得了癌症。如果不能在耶路撒冷医治，她就会死。我向以色列政府申请了进城的许可证，这才让我认识了沙巴克，还有那位亲爱的朋友。”他把下巴朝坐在窗口、紧抱双臂的雅科夫那边扬了扬，“在我面前他叫自己所罗门。我知道他的真名叫雅科夫，但我还是叫他所罗门。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游戏。”

加百列沉默着，继续拨弄地上的尘土。他感到自己仿佛正找寻出卡拉瓦乔画作的轮廓——亚伯拉罕手中拿着刀，准备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以祭献上帝。

亚维什凝视着他的烟头：“不用说，我妻子得到了最好的治疗，但代价也很大，我必须通敌。所罗门时不时会把我的孩子关起来，就为了要我开口。他甚至关押过我生活在以色列的亲戚。但当所罗门真想逼我的时候，会威胁把我通敌的事告诉我妻子。她一定不会原谅我。”

加百列抬起头来：“你说完了？”

“我想是的。”

“那么为什么不告诉我有关哈立德的事呢？”

“哈立德，”亚维什重复了一遍，然后摇了摇头，“哈立德实在不是你们应该纠缠的问题。”他停了下来，抬头望向一片漆黑的屋顶，“以色列迷惘了。它成为没人想要的船舰，像一头孤独的驴子。”他又把目光移到了加百列身上，“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

“何西阿。”加百列冷冷地回答说。

“正确。”亚维什说，“你有信仰吗？”

“没有。”加百列说的是真话。

“我也是。”亚维什承认道，“但或许你应该听何西阿的建议。以色列应该怎么解决和巴勒斯坦的问题呢？建一道藩篱。用何西阿的话说，就像是边界的开关。犹太人一直抱怨他们在聚集区的生活，但这道隔离带的作用是什么呢？你在建第一个巴勒斯坦聚集区，但事实上，你们也在为自己建聚集区。”

亚维什又把烟放进了嘴里。雅科夫从窗边走过来，把烟从他的两只手指头间拿了出来。亚维什露出一个悲伤的笑容，然后转头告诉雅科夫他想喝杯茶。雅科夫回到窗口，没理他。

“看来今天没茶喝了，”亚维什说，“只有钱。要想拿到钱，我必须要给所罗门签字，按上我的手印。这样做的话，如果哪天我背叛了所罗门，他就可以惩罚我了。但在我们的土地上，背叛者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死，而且不是绅士的死法，是《圣经》里的死法。我会被阿拉法特最狠毒的杀手用乱石打死，或者被砍成碎片。所以雅科夫知道我只能告诉他实情，而且要快。”

雅科夫转过身来，在亚维什的耳边低语了几句话，就像一个律师告诉他的当事人如何回答一个不太友好的问题。

“所罗门看来不太喜欢我的话。所罗门希望我切入主题。”亚维什顿了顿，望着加百列，“但你不会这样，加百列。你是个耐心的人。”

加百列抬起头来：“哈立德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阿拉法特今天早晨误导了你。你是对的，哈立德确实存在。他已经拿起了他父亲和祖父的剑。”

“罗马的事是他干的吗？”

他犹豫了一会儿，望了望黑暗中的雅科夫，然后缓缓点了点头。

“他是受阿拉法特的命令吗？”

“我不确定。”

“你确定什么？”

“他和总部有联络。”

“怎么联络？”

“几种方式。有时候他会发传真，先在几部不同的机器之间来回传，等传到总部后基本上已经模糊不清了。”

“还有什么？”

“有时候他会用加密的电邮，邮件的地址和服务器也都不一样。他也会通过信使或者是来这里访问的代表团给阿拉法特传消息，不过大多数时间他还是用电话。”

“你能听出他的声音吗？”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听到过他的声音。”

“你见过他吗？”

“应该是见过一次。很多年前在突尼斯，一个年轻人来拜访阿拉法特，还在他的住处住了几天。他有一个法国名字和一本法国护照。但他的阿拉伯语一听就是巴勒斯坦人。”

“你怎么知道那是哈立德？”

“因为阿拉法特的反应。那个人一来，他整个人都容光焕发。那家伙看上去很轻狂。”

“就这样？”

“不是，还有他的样子。他们总说哈立德很像他的祖父。那个年轻人身上有些东西和阿萨德酋长很像。”

亚维什突然站了起来。雅科夫马上举起枪对准了那个阿拉伯人的头。亚维什笑了，把衬衫从裤子里抽出来。他身后的衣角贴着一个信封，加百列搜查武器的时候居然没有摸到它。亚维什把信封取下来，扔给了加百列。加百列打开信封，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年轻人，非常英俊，和阿拉法特同坐在一张桌旁。他仿佛完全没意识到有人在拍照。

“阿拉法特喜欢偷偷拍下每一个和他会面的人。”亚维什说，“你有哈立德儿时的相片，或许你的电脑可以证实这个人是不是他。”

“看上去不像，”加百列说，“你还有什么？”

“他打电话来总部的时候，那头的声音不是他。”

“他怎么做的？”

“他让别人帮他打电话。一个女人——一个欧洲女人。”

“她叫什么？”

“她有好几个名字，还有不同的电话号码。”

“她在哪儿？”

亚维什耸了耸肩。

“她的母语是什么？”

“很难说，但她的阿拉伯语堪称完美。”

“口音呢？”

“传统口音。约旦上流社会，可能是贝鲁特或者开罗口音。她管哈立德叫托尼。”

“姓什么？”加百列冷静地问，“在哪里？”

“我不知道，”亚维什说，“但找到这个女人，你们或许就可以找到哈立德。”

12

特拉维夫

“她自称马德琳，但只有她扮演法国女人时才用这个名字。如果要扮演英国人，她会改名叫亚历山德拉，意大利人的话就叫露奈塔——小月亮的意思。”

纳坦看着加百列，眨了眨眼睛。他的头发束在脑后，眼镜歪歪斜斜地架在鼻梁根部，马利布冲浪上衣上破了几个洞。关于纳坦的穿衣打扮，雅科夫给加百列打过预防针。“他是个天才。从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毕业后，美国和以色列的每家公司都想和他签约。他和你有点像。”雅科夫的口气里透出了一点嫉妒的味道。

加百列望向纳坦这间玻璃办公室的外面，明亮的地面上摆着很多电脑桌，每张桌子前都坐着一个技术人员。他们大部分都很年轻，而且大多是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他们是以色列反恐战争中沉默的斗士。他们从来没看到过敌人的脸孔，从来没强迫过敌人背叛他们的人民，或对敌人进行过审讯。对他们来说，敌人就是铜线中的一股电流，或是空气中的一声低语。纳坦·霍非的工作是监控外界和以色列之间的所有通信，这看上去简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电脑完成了主要的“进攻”工作，从某些词汇、短语或者已知的恐怖分子声音中截获信息，但纳坦依然将自己的耳朵视为他兵工厂中最可靠的武器。

“我们不知道她的真名，”他说，“现在她只是572／B号声音。我们截获了她和阿拉法特之间的五次通话。想听听吗？”

加百列点了点头。纳坦点击了电脑屏幕上的一个图标，录音开始播放。在每次电话中，那个女人都假装是外国的和平主义者，打电话支持这位进退维谷的巴勒斯坦领袖，或是表达对近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暴行的谴责。每次对话都会提到一个叫托尼的朋友的名字，这和穆罕默德·亚维什提供的信息完全吻合。

“她的阿拉伯语非常好，但她不是阿拉伯人。我猜她是法国人，应该是法国南部，有可能是马赛。教育程度非常高，也很有魅力。她的臀部还有个小蝴蝶纹身。”

雅科夫突然抬起头来。

“我开玩笑的，”纳坦说，“但听一下5号通话。她假装是法国女人，马德琳，巴勒斯坦公平与持久和平组织的头目。对话提到了巴黎将发起反攻。”

“巴黎？你确定是在巴黎？”

纳坦点了点头：“她告诉阿拉法特，他们的一个组织者托尼预测将有十万人参加那次行动。然后她犹豫了一下，改了口，说托尼说的不是十万人，而是二十万人。”

纳坦放了一遍录音。播放结束后，雅科夫问：“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里。”

纳坦打开另一个文件，播放了几秒钟，里面的对话很低沉，完全听不清楚。

“当时有人在她旁边。他本人在分机上监听着他们的对话，当马德琳说托尼预测有十万人参加时，这个人用手捂住了听筒，用法语告诉她，‘不，不是十万。是二十万。’他以为没人能听到他的话，但他把话筒放在了声带附近，这是菜鸟级的错误。我们录下了他声带的震动，稍微过滤一下，我就得到了这个。”

纳坦又播放了一遍这段对话。这一次，那个听不清楚的声音变成了标准的法语：“不，不是十万。是二十万。”纳坦把鼠标移到了电脑屏幕右上角，一张网中间穿过了几条波浪线。

“这是声频仪，也就是声波纹，是根据说话者嘴型和喉咙动作制作的数学方程。我们已经把这些声波纹和其他声音档案进行了比对。”

“结果呢？”

“没有相符的。我们叫它698／D号声音。”

“这是什么时候录下来的？”

“六周前。”

“你知道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吗？”

纳坦笑了。

那是一场恶战，但这几乎是“机构”每项行动前的必经之路。勒夫恨不得把加百列锁在地下室里，只提供面包和水，而且他一度占了上风。加百列容易自我膨胀，勒夫说，完全不适合外派行动；而且，电话录音表明哈立德躲在阿拉伯国家，加百列虽然在突尼斯工作过很短的时间，但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并不熟悉。最后，勒夫还找了一个很官僚的无聊理由，说加百列的小组没有在外行动的许可证。和大部分的争执一样，这件事闹到了沙姆龙那里。勒夫想绕开他，但已经太晚了。沙姆龙的建议就像是上帝刻的石经一样不可改变。

在官僚战争中胜出后，加百列马上着手处理他的身份和外貌问题。他决定扮成德国人，因为德语是他的母语，就算在梦中他都说这种语言。他选择了商业楼宇室内设计师作为他的职业，定居慕尼黑。行动队给他提供了一本护照，上面的名字是约翰尼斯·肯普；给了他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几张信用卡；还为他准备了一些私人用品，包括写着慕尼黑电话号码的名片。那个号码接通后直通情报处的安全屋，然后会转接到扫罗王大道的交换台。那里已经录下了加百列的留言，说他正在旅行，回来后会回电话。

对于他的外貌，行动队的专业人士建议他留胡须。虽然加百列认为满脸胡子的人看上去不可靠，好像在欲盖弥彰，但他最终还是服从了。结果没想到胡子的颜色是灰白的，这让加百列更失望。不过专家倒是很满意，并把他的头发也染成了相同颜色。他们给他配了一副无框方形眼镜，又在他的箱子里装了一些从柏林到米兰的大牌时髦服装，颜色非黑即白。技术组的行家给他找来了一些看上去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高科技电子设备，但它们的作用可是超乎想象的。

在一个温暖的晚上，即将出发前，他穿着肯普先生的昂贵西装，大步走在特拉维夫夏金大街的酒吧夜店前。肯普先生多嘴、讨人嫌，对女人很有一套，喜欢昂贵的酒和电子音乐。这和马里奥·德尔韦基奥截然相反。他厌恶肯普先生，不过同时也欢迎他的到来，因为对加百列来说，只有化装成其他人才能让他感到安全。

他回想起自己当初为“天谴”行动而仓促作的准备：自己和沙姆龙一起走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偷别人的钱包，私闯步行街酒店的房间。他只被抓住过一次，一个罗马尼亚犹太女人抓住了加百列的手腕大叫警察——她的手劲简直和沙姆龙一样大。“你那样子就像只待宰的羔羊，”沙姆龙当时说，“万一宪兵或者警察来了怎么办？你觉得我能走进去要求他们放了你吗？如果他们要来抓你，你就应该反抗。假使你不得不滥杀无辜，那也不要犹豫，但不能被捕，绝对不能！”

依照“机构”的传统，加百列在以色列的最后一晚应该在“跳板区”度过——那是部门内的一个习语，专指为离开前准备的安全屋。一如既往地，那儿堆满了烟头，满屋子都是颓败的气息，所以加百列选择和基娅拉在纳齐斯大街度过了那一晚。那夜的性爱紧张而古怪，之后基娅拉说，加百列感觉就像个陌生人。

加百列在行动前很难入睡，而他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夜也不例外。所以午夜后，当他听到沙姆龙的武装标致车停在大街上，并看到秃顶的沙姆龙在拉米的保护下穿过花园直奔他们的大门时，他感到很欣慰。他们在加百列的书房里度过了后半个晚上，凉凉的夜风从半开的窗口吹进来。沙姆龙谈到了独立战争，谈到了他寻找阿萨德酋长的过程，也谈到了他在利达外的村舍杀掉了阿萨德。随着黎明的到来，加百列对离开沙姆龙感到有些不舍，他甚至感到自己应该听从勒夫的建议，让别人接替自己。

天亮了，沙姆龙终于谈起了眼下的事。“别到使馆附近去。”他说，“穆卡巴拉认为在那儿工作的人都是间谍，虽然他们想得也没错。”他递给加百列一张名片，“他是我们的人，我们收买了他，他认识城里的每个人。我告诉他你会过去。小心点儿，他喜欢喝酒。”

一小时后，加百列坐上了一辆情报处的车子——车的外观被改装成了出租车的样子——直奔本-古里安机场。他以肯普的身份通过海关，经过了繁杂的安检，来到出发大堂。他的航班开始登机时，他便穿过停机坪，走上了等待着的飞机，在经济舱里入座。飞机起飞了。他望向窗外，看着地面离自己越来越远，担心再也看不到基娅拉了。他想到自己将要走上的路：长达一周的地中海长途旅行将带着他从雅典到伊斯坦布尔，最后降落在位于肥沃新月地带西边的古城。在那里，他希望可以找到那个叫马德琳或者是亚历山德拉又或者小月亮的女人，还有她的朋友托尼。

1. 阿拉伯情报部门。

13

开罗：3月31日

洲际酒店的员工很难忘记那位来自慕尼黑的绅士。处事圆滑的总领班卡图比先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易怒，喜欢找人麻烦，活脱脱一个自以为是的小人物。事实上，卡图比先生已经对他厌恶至极，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藐视。到了第三天，卡图比先生非常不真诚地朝他笑了笑，直接就问：“这次又怎么了，肯普先生？”

抱怨从他到达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肯普先生订了一间无烟房，但他坚持肯定有人在里面吸过烟——虽然自认为嗅觉非常灵敏的卡图比先生完全闻不到任何烟味。第二个房间离游泳池太近了，而另一间又离夜总会太近。最后，卡图比给了他一间高层河景套间，还没有加收费用，而这个房间也被肯普称为“绝望中的唯一选择”。

游泳池太热，浴室太冷；自助早餐让人无法忍受，每顿晚餐都糟糕透顶；洗衣房弄坏了他套装的领子，水疗馆的按摩伤了他的脖子。他要求工作人员每天早晨八点整去清理他的房间，而且会一直留在那里监督他们工作——他说伊斯坦布尔的希尔顿酒店坑了他的钱，他决不会允许同样的事情在开罗发生。工作人员离开后，他马上就会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把手上，再也不摘下来，就像一面战旗。卡图比真希望自己也可以在大堂的工作台挂上同样的牌子。

每天早晨十点，肯普先生会拿着旅游地图离开酒店。酒店司机靠抽签决定谁来伺候这个讨厌的客人，当他的导游。每一天的出行都比前一天更加悲惨。他说埃及博物馆需要彻底的清扫；古堡在他眼里是一个肮脏的碉堡，在吉萨金字塔，他还被一头坏脾气的骆驼咬了一口。从科普特区回来后，卡图比先生问他喜不喜欢圣巴巴拉教堂。“不错，”肯普先生说，“不过还是不如我们德国的教堂漂亮。”

第四天，卡图比站在酒店大门口，看着肯普先生走出旋转门，走进了带着沙粒的风中。

“早上好，肯普先生。”

“这很难说，卡图比先生。”

“肯普先生今天需不需要叫车？”

“不，他不需要。”

他沿着滨海大道走远了，那件“领子被弄坏”的西服夹克在风中飘动，就像是运货车的挡泥板。开罗是一座善变的城市，卡图比先生心想，但就算是开罗恐怕也没法和肯普先生匹敌。

塔拉特哈勃大街旁矗立着的肮脏而残破的楼宇让加百列看到了欧洲的影子。这时，他想起了肯普先生看过的那本参观指南，上面写着，19世纪，埃及的统治者伊斯梅尔就想过把开罗建成“尼罗河畔的巴黎”，并且真的雇了一群欧洲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来完成他的梦想。这些建筑拥有新哥特式风格的外墙，熟铁铸成的栏杆，装了百叶窗的长窗。不同的是，它们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污染和糟糕的天气，并且从来得不到重视。

他来到了一个环形路口。一个穿着凉鞋的男孩拽了拽他的袖口，邀他去自家的香水店看看。“不要，不要。”加百列用肯普的德语腔说道，但他推开那男孩的动作更像是以色列人在旧城巷子里摆脱小贩的样子。

他沿着环形路口的逆时针方向转上了尼罗大街，那是开罗的香榭丽舍大道。他走了一会儿便停下来，通过商铺的窗户检查自己是否被跟踪了。然后，他离开尼罗大街，进入了旁边的一条窄道上。他没法在人行道上走，因为上面都停满了车，只能跟着开罗本地人走到了马路上。

他找到了沙姆龙在离开前夜给他的名片上的地址。那是一座意大利式建筑物，表面涂成了尼罗河泥浆的颜色。三楼的一扇窗户外挂着BBC整点新闻的主题标语，门口外不远处，一个小贩正在兜售纸盘装的意大利面，旁边站着一个卖酸橙和面包的蒙面女人。穿过喧闹的街道就是一栋小楼，屋顶下站着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穿着防风夹克的穆卡巴拉监视人员。他目送加百列走进了楼门。

小楼的底层又阴又冷。一只瘦弱的埃及猫瞪着空洞的眼睛，竖着大耳朵，在角落里向他低吼了两声，然后钻进墙角的洞里去了。一名努比亚守卫穿着柠檬色的长袍，围着白头巾，正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木椅子上。他用黝黑的大手接过了加百列手中那张名片。

“三楼。”他用英语说道。

楼梯尽头有两扇门。门的右边是一块铜牌子，写着“大卫·昆内尔——国际报”。加百列按响了门铃，一个苏丹小伙子马上把他请进了前厅。加百列用带着德国腔的英语和他交谈。

“怎么称呼您呢？”苏丹男孩问道。

“我叫约翰尼斯·肯普。”

“昆内尔知道您要来吗？”

“告诉他我是鲁道夫·海勒的朋友，他就知道了。”

“请稍等。我去看看昆内尔现在能不能见您。”

苏丹人消失在了两扇高高的门背后。加百列走到窗前，望向窗外。角落处那间咖啡馆的服务生端着一个银色的茶盘走了过来，茶盘上放了一杯茶。加百列听到苏丹人回来了，便转过身去。“昆内尔现在可以见您。”

加百列走进的那个房间有点重回罗马的味道。木地板非常粗糙，应该从没打磨过，天花板线条上则蒙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房间的两面墙都是书架，上面摆着各类关于中东和伊斯兰历史的书籍。木质大书桌上堆着泛黄的报纸和没读过的信件。

房间里很暗，除了透过法式长窗照到地面上的梯形阳光，以及落在大卫·昆内尔的旧麂皮鞋上的一点光斑之外，整个屋子都是阴沉沉的。大卫·昆内尔放下手上那份今早发行的《艾布拉姆报》——政府办的日报，用阴郁的目光望着加百列。他穿着皱皱的白色牛津布衬衫，外面套了一件带肩章的深色夹克，稀疏的额发搭在布满血丝的眼睛前。他挠了挠下巴，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加百列在门口就闻到了浓浓的威士忌味。

“鲁道夫·海勒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昆内尔阴沉的表情和他热情好客的语气很不匹配，加百列感到他的话是对着穆卡巴拉的“听众”说的，“海勒先生告诉我您会过来。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加百列把一张照片放在了他混乱的书桌上——那是穆罕默德·亚维什给他的那张在哈德拉拍的照片。

“我是来这儿度假的，”加百列说，“海勒建议我来找您。他说您会让我见识一下真正的开罗，他说您比任何人都了解埃及。”

“海勒真是个好人，他最近怎么样？”

“和往常一样。”加百列回答说。

昆内尔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用眼睛瞟了一下那张照片。

“我现在有点忙，但我想我可以帮帮你。”他拿起照片，把它夹到了报纸里，“我们出去走走吧，怎么样？最好在他们把暖气调高前离开这儿。”

“你的办公室被监听了。”

他们走上了一条狭窄的林荫小路，路的两旁都是商铺和小贩。昆内尔停下来，欣赏着一卷血红色的埃及棉。

“有时候会，”他淡淡地说，“所有的文人都会被监视。埃及的治安机构这么庞大，肯定得干点什么。”

“但你不是一般的文人。”

“是啊，但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倒霉的穷酸英国老头，想在纸媒世界里混口饭吃。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我让他们在搜查之后帮我把房间整理一下，他们倒是干得不错。”

昆内尔放下了手里的棉布，小心翼翼地沿着巷子朝前走。加百列在走之前又回头看了看，那个负责监视的人正懒洋洋地翻看着一只阿拉伯铜质咖啡壶。

加百列跟上的时候，昆内尔的脸上已经渗出了汗水。他曾经是个明星，是伦敦一家重要报纸的通讯员，是那种会空降到某个热点新闻现场进行报道，然后在事件冷却、人们失去热情之前离开的人。但因为贪恋美酒和女人，他从事业的巅峰滑落了。后来他在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动时期来到以色列，认识了沙姆龙。在太巴列的一次晚餐会上，沙姆龙经过一番打探之后发现了他的软肋——债务堆积如山。尖酸、酗酒成性的英国人外表之下，隐藏的其实是一段犹太人的过去。在露台上喝咖啡的时候，沙姆龙开始了他的游戏。他保证他们之间是合作关系——在沙姆龙看来，所谓“合作伙伴”就是他可以引诱或勒索的人。昆内尔利用他的阿拉伯资源向沙姆龙提供信息，偶尔还会帮沙姆龙发表政治宣传文章。作为回报，昆内尔的债务烟消云散，他还得到了一些新闻的独家播报权，以挽救他日薄西山的名声。同时，还有出版商帮他出版那本他盼望多时、希望可以变成铅字的书——虽然沙姆龙从来没告诉过他，自己是如何得知他书桌的抽屉里有这样一本手稿的。合作一经开始，昆内尔就没有机会反悔了，因为和穆罕默德·亚维什一样，他不能看着自己的事业毁灭。为了赎罪，他在公众面前已经完全站在了阿拉伯人那边。在《逃离华尔街》中，他被视为“巴勒斯坦的声音”，对自杀式袭击者和恐怖分子充满同情。帝国主义者、揩油的西方人和他们的私生子以色列收获了他们的果实。昆内尔经常这样谩骂，巴勒斯坦的公正不能实现，皮卡迪利大街就不会太平。他是半岛电视台最喜欢的西方评论员，在开罗的社交圈也很受欢迎。亚西尔·阿拉法特曾经说他是一个敢于直言的勇士——唯一一个了解阿拉伯的西方人。

“扎马雷克有个餐馆叫咪咪餐厅，你应该试一试。那儿的菜味道不错，音乐也好听。”昆内尔顿了顿，又略带挑逗地加了一句，“那儿的人也很有意思。”

“咪咪是谁？”

“咪咪·费雷雷，她可是扎马雷克社交圈的尤物，她二十年前来到这里，就再也没回去过。所有人都知道咪咪，咪咪也认识所有人。”

“她为什么来开罗？”

“谐波汇聚。”

昆内尔看到加百列不解的眼神后继续解释道：“一个叫裘丝·阿贵勒斯的家伙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玛雅元素》。他说他在《圣经》、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日历中发现，1987年8月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整个世界将面临两种可能性，它有可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有可能就此毁灭。为了避免毁灭，来自全球各国的一百四十四万人聚集在一个所谓的能量中心，汇集正能量。咪咪就是在那个时候和成千上万的迷失者来到了金字塔，那时的她可真是美得不可方物。不过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她现在也是风韵犹存。她嫁给了一个埃及人，住在扎马雷克。那段婚姻只持续了一周半的时间，离婚时，咪咪得到了一笔钱，开了间餐厅。”

“她是哪里人？”

昆内尔耸了耸肩：“咪咪属于任何地方。她是世界公民。”

“那群人都是什么人？”

“主要是移民。有一些聪明的游客，还有向往西方的阿拉伯有钱人。有个人我成天都看见他，叫托尼。”

“托尼？你确定？”

“至少他是这么说的。英俊的魔鬼。”昆内尔把手里的报纸递给了加百列，“别去得太早，那地方夜里才开始营业。小心点咪咪。她是个甜心，但她可一点也不傻。”

卡图比先生为约翰尼斯·肯普先生在咪咪酒馆爵士吧订了一个位子，时间是晚上十点。九点钟，加百列从房间来到大堂，到出租候车处上车，穿过解放桥，直奔杰济拉岛。到达以后，他向右转上了河畔路，沿着老运动俱乐部的边缘一路向前——英国殖民者曾经在这里打曲棍球、喝杜松子酒，任由整个帝国土崩瓦解。

一栋华丽的高端住宅楼出现在了他的左侧，率先证明他已到达了埃及最受欢迎的区域。这里住了很多外国人，还有那些跟风纽约和伦敦的埃及有钱人。扎马雷克的环境相对整洁，开罗络绎不绝的骚乱在这边听来，不过是来自于河对岸不满的低语而已。人们可以悠闲地在咖啡馆里喝卡布奇诺，或在昂贵的商铺里讲法语。这是一片绿洲，是一个让富人假装能忘掉周围那片贫困海洋的所在。

咪咪餐厅位于七月二十六日大街一栋旧宅子的底层。充满艺术气息的霓虹灯标牌上写的都是英语，全素的食物餐单也是。菜单旁挂着一张大海报，上面是今晚娱乐活动的照片，照片上有五个戴着丝巾和珠宝的年轻男人。除非被枪指着脑袋，否则加百列一辈子也不会走进这样的地方。不过作为肯普先生，他整了整着装，走了进去。

一个穿着橘色丝绸便服、围着同色头巾的女人在门口把他迎了进来。那女人说的是英文，他也和善地用英文回应着。听到“约翰尼斯·肯普”这个名字，她谨慎地笑了笑，看来卡图比先生已经警告过她这个人有多不好伺候。她将肯普先生带到了乐队表演席前的一张桌子旁。那是一张阿拉伯花纹的小矮桌，旁边摆了几张放着一堆东西的休闲椅。加百列觉得肯定会有人跟他拼桌。二十分钟以后，他的预感就被证实了。三个阿拉伯人坐到他身旁。他们点了一瓶香槟，完全没理会和他们坐在同一桌的这个闷闷不乐的德国人。

这是间漂亮的餐厅。整个房间呈椭圆形，石灰墙壁粉刷得洁白，顶棚装饰着美丽的绸带。房间里弥漫着复活节辣椒、檀香混合的味道，还有淡淡的大麻味。房间的一边有几个拱形的小隔间，灯光昏暗，可以让老板们享受私密的美食美酒时光。加百列吃着盘子里的阿拉伯开胃小菜，在人群中寻找着照片中的那个男人。

昆内尔说得没错，音乐到十一点才响起。第一个上台的是一个秘鲁人，穿了一条布裙，用一把尼龙琴弦的吉他演奏了一支印加新世纪风格的曲子。在间奏的时候，他用听不懂的英语讲述着关于安第斯山脉的一些传说。午夜，今晚的主唱来了——几个摩洛哥人演奏了一曲西方人完全无法理解的阿拉伯无调爵士乐。那三个阿拉伯人没有听音乐，一直边喝酒边聊天。肯普先生笑了笑，为那几段有特色的独奏鼓掌。但事实上，加百列也没有听进去，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吧台另一端那个主持大局的女人身上。

那个时候她可真是美得不可方物。这是昆内尔说的。不过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她现在也是风韵犹存。

她穿了一条卡普里长裤和一件淡蓝色的丝绸上衣，衣服在她纤细的腰部打了一个结。从背后看，她就像个二十几岁的少女。只有转过身来时，眼睛周围的皱纹和黑发中的缕缕灰色才会出卖她的年龄。她手上戴了好几只手镯，修长的颈项上挂着一件大大的银吊坠。她的皮肤是橄榄色的，双眸颜色深湛，接近纯黑。每见到一个人，她都会在对方的脸颊上亲吻一下，充满自信地低语几句欢迎的话。加百列见过很多这样的女人，从一座豪宅到另一座豪宅，一场派对到另一场派对。这些女人永远都是小麦色的皮肤、高挑的身材，从不结婚生子。加百列不明白，这样的女人跑到开罗来干什么。

摩洛哥五人组要休息一会儿，宣布十分钟后回来。屋子里的灯光调亮了一些，嗡嗡嘤嘤的谈话声也变大了。那个女人离开了酒吧，开始在屋子里穿梭，一桌到另一桌，一个包间到另一个包间，她步伐轻盈，就像只蝴蝶。碰到旧相识，她会热情地亲吻行礼，聊天问好；如果是新客人，她会热情而友好地和他们握手。她转换着不同的语言，阿拉伯语、英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当然还有地道的德语。她得体地接受着别人的赞美——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举止没有一丝慌张。男人见到她，只敢小心翼翼地压制自己的欲望；而女人则是无限艳羡。

她来到了肯普先生的桌前时，乐队已经回到了舞台上。肯普先生站起身轻轻地鞠躬行礼，握住了她伸出来的手。她握得很有力，皮肤冰冷而干燥。放开他的手后，她把脸旁的一缕头发别在了耳后，用深棕色的眼睛细细地打量他。他如果没看到她和其他男人说话时的样子，一定会以为她在和他调情。

“很高兴您今晚能来这儿。”她用英语说道，语气就像个举行小型晚宴的女主人，“希望您喜欢这儿的音乐。他们真棒，不是吗？对了，我是咪咪。”

说完之后，她就离开了。加百列转脸望着舞台，但他的思绪已经回到了纳坦·霍非的地下监听室里，那段录音中的神秘女人，还有她的朋友托尼。

对了，我是咪咪。

不，你不是，加百列想，你是马德琳，还有亚历山德拉，还有露奈塔。你是小月亮。

第二天早晨，卡图比先生站在他大堂的岗位上。电话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接起了听筒，动作缓慢得如同工兵在拆除地雷，最后把话筒举到了耳边。

“早上好，肯普先生。”

“确实如此，卡图比先生。”

“您需要我帮您拿行李吗？”

“不需要了，卡图比，我改主意了。我决定再多住一段时间。这地方不错。”

“太荣幸了，”卡图比先生冷冷地说，“您想多住几晚呢？”

“还不知道，卡图比。直到我决定好为止吧。”

“好的，我们恭候您的消息，肯普先生。”

14

开罗

“我从没干过这样的事。”昆内尔阴沉地说。已经是午夜了，他们正驾驶着昆内尔的小菲亚特。尼罗河对岸，此时的开罗依然热闹非凡，可扎马雷克已经十分安静了。他们花了两个小时才来到这里。加百列确定没有人在跟踪他们。

“你确定房间号是对的吗？”

“我进去过。”昆内尔说，“没干成我想干的事，只是去参加咪咪的一个派对。她住在6A。大家都知道咪咪住在那儿。”

“你确定她没有养狗？”

“只有一只营养过剩的安哥拉猫。我猜，自称是伟大海勒先生朋友的人应该不会怕胖猫吧。不过我得去搞定那个七英尺高的努比亚门卫。这怎么办？”

“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记者，骗一个门卫当然不成问题。”

“是啊，但这恐怕和做新闻还是有点区别的。”

“想想英国学生怎么搞恶作剧的。告诉他你的车子坏了，跟他说你需要帮忙，给他点钱。五分钟，只要五分钟。记住了吗？”

昆内尔点了点头。

“如果你的穆卡巴拉朋友出现了怎么办？”加百列问，“我们用什么信号？”

“按喇叭，两短一长。”

加百列走下车，穿过马路，沿着海边走下一条石阶，然后他停了下来，对着一艘缓缓逆流而上的美丽小帆船凝望了一会儿。接着，他转身向南边走去。肯普先生用右肩背着他的高级皮包，没走几步路，咪咪的公寓楼就出现在路的尽头——那是一栋古老的扎马雷克建筑，外立面刷成了白色，每个房间外都有一个临河的露台。

建筑的一百码之外又有一条石阶。加百列在走上去前假装朝河面上望了望，以确定没有被跟踪，河岸上一个人都没有。他走上楼梯，穿过马路，走进一条通向大厦后门的黑漆漆的过道。如果这是他第一次来，他恐怕根本找不到目的地。好在他白天的时候来过一次，知道只需要走上一百三十步，就可以进入咪咪·费雷雷住的地方。

金属大门上用阿拉伯语写着“请勿进入”的字样。加百列看了看手表。和预计的差不多，从停车的地方走到这里用了四分三十秒时间。他推了推门，发现门和白天一样是锁着的。他从包里拿出一对薄薄的金属工具，弯下身子，眼睛对准锁眼。十五秒后，锁打开了。

他打开大门朝里面望了望，看到一条短短的水泥地走廊。走廊另一端的门半开着，直接通向大堂。加百列轻轻地走过去，躲到了第二扇门后面。他听到了大堂里大卫·昆内尔正塞给门卫二十镑让他帮忙去推车。听到交谈声停了下来，他从门边往里看了一眼，刚好看到那个穿着长袍的努比亚门卫飘进了夜幕里。

他走进大堂，在邮箱前停了下来，6A上面贴着“费雷雷”的标签。他走上楼梯，来到六楼。门前有一对盆栽棕榈树。他把耳朵贴在门上，房间里鸦雀无声。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看上去像是电动剃须刀的小工具，把它沿着门缝上下一扫。一点小绿灯亮了起来，这意味着这个小东西没有探测到任何电子安全系统。

加百列把工具放回上衣口袋，然后把他的传统开锁工具伸进了钥匙孔。可他刚刚开始工作，就听到楼梯间里传来几个女人的说话声。他冷静地继续开锁，手指尖紧张地变换着角度，脑子里却闪过了各种可能性。这栋楼有十一层。那个女人来六楼或者更高层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他有两个选择：停止手上的工作直奔大堂，或者躲到楼上去。两个计划各有缺陷。如果下楼，那些女人看到一个陌生外国人在楼里，可能会起疑心；而如果朝上走的话，她们要是住在顶层，他依然无处可躲。

他决定继续工作。他想起了在学院时的演习，沙姆龙站在他身后鼓励着他，仿佛这决定了他和整队人的生命。他听到了她们高跟鞋的声音。其中一个女人突然笑着尖叫了一声，让他的心脏抽搐了一下。

当最后一颗钉子松开时，加百列把手放在那只弹簧锁上，去感受那令人满意的“咔嗒”一动。他推开门，悄悄走了进去，恰好赶在那些女人走到六楼时关上了门。他靠在门上，手上拿着开锁的小薄片，屏住呼吸听着她们笑着走上楼去。有那么一瞬间，她们的快乐让他感到憎恨。

他锁上门，从包里拿出一支雪茄大小的手电筒，用细细的光柱在房间里扫了一圈。他所在的是公寓的玄关，穿过去就是客厅。整个房间的色调是白色的，简约时尚，家具低矮舒适，沙发上有一堆彩色靠垫和抱枕，这让他想起了咪咪的夜总会。他慢慢地移动着手电，突然，一双黄色的眼睛进入了光柱，他猛地停住了。咪咪的胖猫正蜷缩在一张长软椅上。它意兴索然地看了加百列一眼，然后把下巴搁在爪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有一张任务单，任务按照重要性先后排列。最首要的就是咪咪的电话。他在客厅找到了第一部，第二部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第三部在一间当作办公室的房间里。他在每部电话上都装了一个迷你装置。在“机构”的词典里，这东西被称为“玻璃”，可以覆盖电话和它所在的房间。只要在距离一千码之内，“玻璃”都可以让加百列把他的洲际酒店套房当作监听室。

在那间办公室里，他找到了任务单上的另一样东西——咪咪的电脑。他坐下，打开电脑，把一张光盘插入了光驱里。软件开始自动运行，将咪咪硬盘上的资料全部存到了光盘里：包括邮箱、文档、照片、音频以及视频文件。

下载的同时，加百列环顾了一下这个房间。他看了看桌上的一叠画报，打开书桌，看了看咪咪的文件。时间不多了，他只能大体地检查一下。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引起他注意的东西。

他看了看下载的进度，然后打开手电在四面墙上照了一圈。一面墙上挂着几张镶框的照片，大部分照片里都是咪咪和其他一些漂亮的男男女女。在一张照片里，他看到了咪咪年轻时的样子——肩上裹着围巾，站在吉萨金字塔前。和她的脸一样，那些金字塔也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咪咪，新世纪潮流下的理想主义者，正准备通过“正能量”来拯救世界。

另一张照片引起了加百列的注意：咪咪的头枕在一个薰衣草色的枕头上，直直地盯着相机的镜头。她的脸颊贴着一个装睡的男人的脸。他的眼睛被帽子遮住了，所以只能看到他的鼻子、嘴和下巴——不过加百列知道，这对经验丰富的面部识别专家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从肯普先生的背包里拿出一部小数码相机，拍下了那张照片。

他走回书桌，看到下载已经完成了。他拿出光盘，关上电脑，然后又看了一眼手表。他已经在这里待了七分钟，这比他计划的多了两分钟。他把光盘放进背包，然后回到门口，在离开前确认了一下门外有没有人。

楼梯间空无一人，大堂里站着那个门卫，他友好地向加百列道了晚安。昆内尔正一脸木然地坐在车前盖上，加百列左转直奔解放桥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地面，完全像个专业探员。

第二天早晨，肯普先生病了。卡图比先生听到他对病情详细而可怕的描述以后，认为是细菌感染，并告诉他这病来势汹汹，但去得也快。“开罗背叛了我，”肯普先生抱怨道，“我受了她的诱惑，但她却以怨报德。”

卡图比先生的预测看来是错的。肯普先生的肠炎延续了几天几夜。医生来了，开了药，但好像完全不起作用。卡图比先生暂时忘却了对肯普先生的反感，主动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他给肯普先生端来了加盐的煮番茄柠檬汁——这是通过了时间验证的偏方——每天三餐一次不落。

疾病缓和了肯普先生的脾气。他对卡图比先生很友善，还对要打扫他洗手间的清洁女工表达了歉意。有时候，当卡图比先生走进房间时，会发现肯普先生正坐在窗户旁疲倦地盯着河面。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用收音机收听德语新闻。他戴着耳机，以免打扰其他人。卡图比先生开始想念以前的约翰尼斯·肯普了。有时候，他在大堂值班时，会突然很怀念那个坏脾气德国人穿着西服踏过大理石地板、昂着下巴随时准备挑事的样子。

一天早晨，大概是肯普先生病倒一周以后，卡图比先生敲响了肯普先生的房门，很惊讶地发现屋里响起了一个凶恶的声音。他插进房卡，走了进去。肯普先生正在收拾行李。

“风暴结束了，卡图比。”

“您确定吗？”

“非常确定。”

“非常抱歉，开罗对您实在是刻薄，肯普先生。之前您决定延长停留的时间，看来不太明智。”

“也许吧，卡图比，但我从不抱怨过去，所以您也不必如此。”

“这是阿拉伯人的通病，肯普先生。”

“我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困扰，卡图比。”肯普先生把收音机放进了一个行李袋里，拉上了拉锁，“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法兰克福当晚有雨——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交待得十分清楚，还没有起飞的时候他就说了一遍，飞行过程中又说了两次。加百列甚至喜欢上了那个飞行员的声音，这可以暂时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让他不至于时时刻刻看表，计算哈立德下一次滥杀无辜之前所剩的时间。他们接近法兰克福时，他望向窗外，希望可以看到德国南部平原上的光亮，但眼前却只有无尽的黑暗。飞机穿过云层后，小窗户上瞬间布满了雨点——加百列仿佛看到了哈立德的团队在雨中集合在一起，准备他们的下一次行动。突然间，跑道出现了，宛若一条抛过光的大理石在迎接着他们。飞机落地了。

航站楼里，他走到一个电话亭前，拨通了布鲁塞尔那个假公司的电话。他以斯蒂文的身份请求与帕森斯先生通话。在一连串的“咔咔”声之后，电话那端传来了一个女性的声音，听上去非常遥远，甚至有一点回声。加百列知道，那个女孩此时正坐在扫罗王大道行动队的控制台前。

“你有什么需要？”她问道。

“声音识别。”

“你有录音吗？”

“有。”

“质量如何？”

加百列用任何窃听者都听不懂的希伯来语告诉了那个女孩他获取录音的方法。

“请播放。”

加百列按下了“播放”键，把录音机放到话筒附近。男声，完美的法语。

“是我。有时间给我打电话。没有紧急的事。再见。”

他放下录音机，把听筒放回了耳边。

“找不到匹配的声音。”那个女人说。

“请和698／D号声音比对。”

“稍等，”片刻之后，那个声音说，“匹配。”

“我还要查一个电话号码。”

加百列找到了第二段录音，再次按下“播放”键。这一次是咪咪·费雷雷从家里的办公室打的国际长途。听她拨完最后一个号码之后，加百列按下了“暂停”键。

另一端的那个女人读出了她拨的号码：0033-91-546798。加百列知道33是法国的国家号码，91是马赛的区号。

“查查地点在哪儿。”

“稍等。”

两分钟后，那女人说：“电话是登记在保罗·维然先生名下的，地址在马赛圣雷米大街56号。”

“我还要再做一个声音识别。”

“质量？”

“和刚才那段一样。”

“请播放。”

加百列按下“播放”键，但播放声被机场突然响起的安全通知淹没了，只听一个声音在他的头顶用德语喊道：“注意！注意！”通知结束后，他再次按下按键。这次，录音机清晰地播放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我。你在哪儿？有空打给我，爱你。”

停止。

“找不到匹配。”

“请与572／B号声音比对。”

“稍等。”接着，“匹配。”

“请记录，声音主人姓名是咪咪·费雷雷。她的地址是开罗巴西大街24号6A房间。”

“我已经存了档。本次通话还剩下四分三十二秒。还有什么事？”

“请帮我给伊齐基尔留个言。”

“伊齐基尔”是情报处的代码。

“什么信息？”

“我们的朋友正在马赛，就在你给我的地址。”

“圣雷米大街56号？”

“是的，”加百列说，“我需要伊齐基尔指示下一步行动。”

“你在法兰克福机场？”

“是的。”

“我要挂机了。找到下一个地点，五分钟后再拨过来。我会告诉你。”

加百列挂掉了电话。他走到报亭，买了一份德国报纸，走了一小段路，找到了另一个电话亭。同一个电话号码，同一个模式，同一个特拉维夫的女孩。

“伊齐基尔要你去罗马。”

“罗马？为什么去罗马？”

“你知道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没关系。加百列知道答案。

“到罗马的哪里？”

“西班牙广场的公寓。你知道那里吗？”

加百列知道。那是西班牙阶梯顶上的一间舒适的安全屋，离三一堂不远。

“两小时内会有一班飞机从法兰克福飞往罗马。我们帮你订了票。”

“你需要我的里程卡卡号吗？”

“什么？”

“没事了。”

“祝你旅途愉快。”那个女孩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PART 3 里昂火车站

15

马赛

十天内，保罗·马蒂诺第二次从普罗旺斯艾克斯开往马赛。他又一次进入疗养院街上那条小巷里的咖啡馆，走上窄窄的楼梯。在那里，他再一次见到了那个穿着长袍、用阿拉伯语低声和自己打着招呼的人。他们在一间小会客室地板的垫子上坐了下来。那个男人慢慢地把一撮烟草放进水烟袋里，点燃了火柴。在马赛，他的身份是一名叫阿凯姆·阿勒-巴克利的阿尔及尔新移民。马蒂诺知道他的另一个名字——阿布·萨迪克，但从不会这么叫他，就像阿布·萨迪克也从不称呼马蒂诺的真名一样。

阿布·萨迪克使劲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把它递给马蒂诺。马蒂诺也深深地吸了一口，让烟雾从他的鼻孔中缓缓呼出，然后喝完了他的咖啡。一个蒙面女人拿走了他的空杯子，问他还要不要。马蒂诺摇了摇头，那女人静悄悄地走出了房间。

他闭上眼睛，一种畅快的感觉弥漫至他的全身。这是阿拉伯人的方式——抽一点烟，喝一杯甜甜的咖啡，再加上一个顺从本分的女人。虽然他生长在一个法国绅士的家庭，但身体里却流着阿拉伯人的血，阿拉伯语也是他最运用自如的语言。那是诗人的语言，是征服与受难的语言。有些时候，离开故土的痛楚让他几乎难以忍受。在普罗旺斯，他的周围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但他却不能和他们亲近。他仿佛注定要在他们身边游走，如同穿梭在人群里的被诅咒的游魂。只有在这里，在阿布·萨迪克的小屋子里，他才能做真正的自己。阿布·萨迪克了解这种感受，因此他没有急于切入正题，而是又往烟袋里放了些烟丝，划着了火柴。

马蒂诺抽了一口烟，比上次吸得还要深，直到肺里面像是要着火了，才把烟吐出来。他的思绪浮游在了空中。他所认识的巴勒斯坦并非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而是来自去过那里的人的描述。和他的父亲一样，马蒂诺从来没有踏上过巴勒斯坦的领地，柠檬树和橄榄园都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美好的春日，加利利山上的山羊，和希腊人到来之前的普罗旺斯有几分相像。

他脑海中的那幅画面突然瓦解了。他看到自己穿过一片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的废墟，来到一个村庄，一个巴勒斯坦海滨平原上的村庄，他们叫它贝特赛义德。那里除了·片黄上之外一无所有。幻境中的马蒂诺跪在地上，把手中的铲子插进了土地里。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工具，没有陶器，没有金币或人类的遗骸。就仿佛从来没有人在这儿居住过一样。

他强迫自己睁开双眼，那个幻境消散了。他的使命马上就要结束，杀害他父亲和祖父的凶手将得到应有的下场，他将得到本应属于他的权利。马蒂诺相信，他此生最后的时光不会再是一个生活在普罗旺斯的法国人，而是一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的人民，他迷失的、流落四方的人民，将回到自己的国度。贝特赛义德将从坟墓中重生。犹太人的日子不多了，他们将像之前来到巴勒斯坦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波斯人和亚述人、土耳其人和英国人一样离开这里。马蒂诺相信，很快他就能到犹太人的原居住地去寻找手工制品了。

阿布·萨迪克拉了拉他的袖子，叫了他的真名。马蒂诺缓慢地转过头，抬起沉甸甸的眼皮望着他。“叫我马蒂诺，”他用法语说，“我是保罗·马蒂诺，保罗·马蒂诺博士。”

“你刚刚好像走神了。”

“我在想巴勒斯坦，”马蒂诺轻声说，烟草开始起作用了，“在想贝特赛义德。”

“我们很快就要回去了。”阿布·萨迪克说。

马蒂诺微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傲慢，只有沉静的自信。布宜诺斯艾利斯、伊斯坦布尔、罗马——三次袭击，每一次都计划完美，实施精准。他的团队都把炸药运送到了目的地，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每次行动进行时，马蒂诺都刻意参加了考古工作，并通过中转点秘密指挥行动。巴黎的行动由阿布·萨迪克来执行。马蒂诺已经策划了一整套方案，阿布·萨迪克会躲在贝桑思区的咖啡馆里，并根据马蒂诺的命令来下他的棋子。行动结束之后，阿布·萨迪克将面临和马蒂诺前几次行动中的走卒同样的命运。马蒂诺从他的先辈那里学到了一个道理，他绝不会让叛徒毁掉自己的一切。

阿布·萨迪克把烟斗递给了马蒂诺。马蒂诺摆手拒绝，然后，他缓慢地点了点头，让阿布·萨迪克最后确认一遍行动的细节：行动队所在地点、炸药箱在巴黎的放置点、那三个人肉炸弹的精神状态。看到那个蒙面女人进来倒咖啡，阿布·萨迪克停了下来。她离开后，阿布·萨迪克又提到，行动队的最后一名成员将在两天后到达马赛。

“她想见你，”阿布·萨迪克说，“在行动之前。”

马蒂诺摇了摇头。他知道那个女孩——他们曾经是恋人——他也知道她为什么想见他。他们最好不要再见面，否则马蒂诺可能会改变对她的安排。

“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他说，“她要我在哪儿见她？”

“港口对过的网吧。你知道那儿吗？”

马蒂诺知道。

“她十二点半到。”

就在这时，这条街上的清真寺光塔传来了虔诚的祷告声。马蒂诺闭上双眼，沐浴在那些熟悉的字眼中。

真主是最伟大的。我在此证明，真主是唯一的神。我在此证明，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让我们祈祷。让我们获得成功。真主是最伟大的。真主是唯一的神。

祈祷结束后，马蒂诺起身准备离开。

“哈达维呢？”他问。

“在苏黎世。”

“他真是个麻烦，你说呢？”

阿布·萨迪克点了点头：“要我把他转移走吗？”

“不用了，”马蒂诺说，“杀了他。”

到辖区广场时，马蒂诺的头脑已经完全清醒了。马赛的这一边真是不同啊，他不禁感叹。街道干净，商铺也多。作为一名考古学家，马蒂诺不由得开始对比这座古城中两个世界的本质区别：一个专注于付出，一个热衷于消费；一个儿女成群，另一个认为孩子是经济负担。马蒂诺知道，法语很快就会成为他们国家的少数语言，成为自己土地上的附属品。有朝一日——一个世纪之后，或者再久一点——法国将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

他走上了圣雷米大街。路中央的停车带把道路分成了两半，这条路微微有些倾斜，走到头便是一座直望港口的小公园。两边的灰石大楼高度相同，设计十分摩登，许多建筑里都有专业人士的办公室——律师、医生、地产中介。再往前走一段路，还有几家银行和一间大型的室内设计公司。大道的最底端，也就是辖区广场的那边，有两间卖报纸和三明治的小商铺。白天的时候，街上会有一个小市场，不过现在天色已经暗了，小贩们收起奶酪和新鲜蔬菜准备回家。

56号那栋楼是居民楼。这里的大堂干净整洁，楼梯间很宽阔，安装了木扶手，还铺了地毯。除了一张白色沙发和地上的电话之外，那间房间里空空如也。马蒂诺弯下腰，拿起听筒，拨了一个号码。和他想象的一样，那头是答录机的声音。

“我在马赛。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他挂断电话，在沙发上坐下。他感到腰里的枪顶到了他的后背，便向前探了探身子，把它从腰间拔了出来。那是一把九毫米斯捷奇金——是他父亲的枪。他父亲在巴黎去世多年以来，这件武器一直都作为审讯的证物锁在警察局的柜子里，那场审讯却永远不会实施了。一个法国情报部门的探员在1985年将这把枪带到了突尼斯，作为献给阿拉法特的礼物，阿拉法特则把它送给了马蒂诺。

电话响了。马蒂诺接起了听筒。

“维然先生？”

“咪咪，亲爱的。”马蒂诺说，“真高兴能听到你的声音。”

16

罗马

电话把他惊醒了。和所有安全屋里的电话一样，这部电话也没有响铃，只有一个闪灯，就像航道标志一样亮，把他的眼皮都映红了。他伸出手，把听筒拿到了耳边。

“醒醒吧。”是西蒙·帕斯纳。

“几点了？”

“八点半。”

加百列已经睡了十二小时。

“穿好衣服。既然你来了，有些东西你应该看看。”

“我分析过那些照片，报告我也全读过。我不用看了。”

“不，你得看。”

“为什么？”

“你看了以后会生气。”

“那有什么好处？”

“有时候我们需要上点火。”帕斯纳说，“我一小时后在博尔盖塞艺术馆的台阶上等你，别让我像傻子一样站在那儿。”

帕斯纳挂断了电话。加百列爬下床，在淋浴头下面站了很长时间，考虑着是否要刮掉他的胡子。最后他决定把它修修齐。他穿上肯普先生的黑色西服套装，到维内托路买了杯咖啡。一小时后，他沿着林荫道向那条长阶走去。罗马探员正坐在一张大理石的长凳上，嘴上叼着香烟。

“胡子挺有型，”帕斯纳说，“上帝啊，你的脸色可真难看。”

“我得找个理由才能留在开罗的酒店里。”

“你怎么做的？”

加百列坦白告诉了他：一种常见的药，如果使用不当就会造成严重的肠胃病，但时间很短。

“你吃了几片？”

“三片。”

“可怜的家伙。”

他们穿过花园一路向北——帕斯纳是一个自我主义者。加百列走在他身边，紧密的行程和持续不断的焦虑让他疲惫不堪。公园的旁边，也就是花园附近，是爆炸案地点旁那条死胡同的入口。在爆炸发生后的这段时间，全世界的媒体都汇聚在了这个路口。地面上还留着他们扔的烟头和压扁的纸咖啡杯。在加百列看来，这里就像刚过完丰收节的农田。

他们走进了那条街，沿着缓坡往下走，来到一道临时搭建的铁栅栏前。意大利警察和以色列安全人员正在那里站岗。帕斯纳和他这位留着胡子的德国朋友马上被放了进去。

穿过围栏之后，他们看到了毁灭的第一批标记：没了针叶的伞松、窗户被震碎的别墅、无数扭曲的碎片像废纸一样躺在地上。再走几步就看到了爆炸后的大坑，那个坑至少有十英尺深，旁边是烧焦的柏油路，爆炸地点旁的楼宇几乎什么也不剩了。再往里走，建筑物的主体结构还在，但正对着爆炸点的一面已经被炸毁，看上去就像是孩子的玩具屋。加百列甚至看得到一间办公室桌子上摆着的照片，洗手间挂环上搭着的毛巾。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味，甚至还可能夹杂着烧焦的肉味。使馆深处传来了挖土机和推土机工作的轰隆声。犯罪现场和被谋杀的受害人尸体一样，已经给出了最后的线索，现在到了下葬的时候了。

加百列在这里逗留的时间比他想象的要长。任何旧日的伤口，无论真实的或是情感上的，以及任何悲痛或政治纷争，都不能解释这样的行为。帕斯纳是对的，亲眼目睹此情此景会让他愤怒，但还有一些别的情感，除愤怒之外的情感，燃起了他的仇恨。他转过身，开始朝坡上走，帕斯纳静静地跟着他离开。

“谁让你带我来的？”

“我自己的主意。”

“谁？”

“沙姆龙。”帕斯纳轻声说。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加百列停了下来。“为什么，西蒙？”

“‘瓦拉什’昨晚开了个会，就在你在法兰克福登机后。回你的安全屋吧，在那儿等下一步指示，会有人联络你的。”

接着，帕斯纳就穿过大街，消失在了博尔盖塞别墅后面。

但加百列并没有回安全屋，他直奔相反的方向，来到了罗马北部的居民区。他看到了底里雅斯特路，沿着它向西走，十分钟后，他来到了一个有些混乱的小广场——安尼巴黎诺广场。

这里和三十年前——也就是加百列第一次来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广场中间屹立着黑黢黢的大树，还有同样阴暗的工人阶级小店，北边的两条街之间依然夹着那栋住宅楼，如同一牙薄饼。楼对着广场，底层是底里雅斯特酒吧。兹威特当年在回屋之前，曾经到这间酒吧来用电话。

加百列穿过广场，在汽车和摩托车之间穿梭，最终从C入口走进了那栋住宅楼。大堂里很阴暗，加百列记得，为了省电，这里的灯会定时开关。监控人员注意到，包括兹威特在内，楼里的住户很少会主动去开灯。这对加百列也是好事，因为这可以保证他在黑暗中工作。

此时，他在电梯前停步。电梯旁边有一面镜子，监控人员没跟他提过这个。加百列在黑暗中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差点掏出伯莱塔射击。不过他还是冷静了下来，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把它伸向电梯收费机的投币孔。当年，穿着格子夹克、拿着无花果酒纸袋的兹威特也曾和他一样从C入口进入大楼，来到这部电梯前。

“不好意思，你是瓦德尔·兹威特吗？”

“不要！求求你，不要！”

加百列松开了手里的硬币。那天，在硬币落地前，他就拔出伯莱塔开了两枪。其中一枪穿过了兹威特手中的纸袋子，直接射入了他的胸膛。加百列走过去，朝那个倒在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又开了两枪，鲜血和酒混在一起，流到了他的脚下。

他此刻对着镜子，看到的却是很多年前的自己，那个穿着夹克衫的单纯男孩。当时，那个不谙世事的艺术家并不了解他接下来的行为会改变自己的一生。他变成了另一个人，自那天以后，他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沙姆龙没有告诉他事情会这样发展下去。沙姆龙只是教他如何在一秒钟之内拔枪开火，但从没有帮他做好面对以后人生的准备。把恐怖分子带入自己的生活中、带到自己的战场上，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这么做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也会改变派遣他们的那个社会。这是恐怖分子的终极武器。对于加百列来说，这种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当他到巴黎完成下一个任务时，他的鬓角已经花白。

他又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看到那个留着胡子的肯普先生正盯着他。这件案子的点点滴滴浮现在了他的眼前：被夷为平地的使馆、他自己的档案文件、哈立德……沙姆龙是对的吗？是哈立德在向他传达信息？哈立德选择罗马，是因为三十年前他在这里所做的一切？

他听到身后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一个年长的女人穿着一袭黑衣，提着一个塑料袋站在他的身后盯着他。加百列有一瞬间很恐惧这个女人会认出他来。他友好地向她问了早安，然后走出大楼，回到了阳光明媚的广场上。

他突然间感到头脑发热。他沿底里雅斯特路走了一会儿，随后叫了一辆的士回到西班牙广场。走进安全屋后，他看到今天的《共和国报》正躺在门厅的地板上，第六版有一张意大利名车的大幅广告。仔细一看，加百列发现这张图片是从其他地方剪下来贴在这一页的。他剪掉这一版的边缘，发现两张纸中间夹了另外一张纸，上面写着密码。读过之后，他马上把它放在水槽里烧掉，随后便又出了门。

在康多托路，他买了一只新的行李箱，又用一小时买了适合他下一个目的地的衣服。他尽早回到了安全屋，以留下充分的时间整理行囊。两点钟，他搭着出租车来到了菲乌米奇诺机场；五点半整，他登上了飞往撒丁岛的飞机。

加百列的飞机滑向跑道时，阿米拉·阿萨夫刚来到斯特拉福德诊所的大门口，把胸牌递给保安检查。他仔细地检查之后，让她进了大门。她拧了拧摩托车的手柄，快速开向诊所。艾弗里医生开着他的银色捷豹轿车驶向门口，正要离开。她按响喇叭，向他挥了挥手，但他完全没有理会，从她身边绝尘而去。

员工停车场在后院。她踢上脚支架，从后面的小箱子里拿出自己的背包，把头盔放了进去。两个刚刚下班的女孩正要回家，阿米拉跟她们道了别，用胸牌打开了员工入口的大门。大堂的墙上挂着打卡机，她找到了她的员工卡——从最下面数第三个格子一一把它按在了打卡机上：下午五点五十六分。

衣帽间离大堂不远。阿米拉走进去，换上了制服：白色的裤子，白色的鞋，桃红色的束腰短上衣——艾弗里医生认为这种颜色会舒缓病人的情绪。五分钟后，她到护士长办公室报了到。漂染着金黄色头发、涂着大红唇的金杰·霍尔抬头对她笑了笑。

“新发型，阿米拉？真好看。上帝啊，我要是能有你那样的一头黑发，让我怎样都行。”

“可以，不过你得同时接受棕皮肤、黑眼睛，还有随之而来的所有麻烦。”

“哎，别胡说。我们都是护士，拼命工作就为混口饭吃。”

“是啊，但外面可不一样。有什么要我做的？”

“李·马丁逊。她在阳光房里，把她推回房间睡觉吧。”

“那个大家伙还在看着她？”

“那个保镖？还在呢。艾弗里医生说他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

“马丁逊小姐这样的人为什么会需要一个保镖？”

“机密，亲爱的，绝对机密。”

阿米拉沿着走廊来到了阳光房，房间里湿润的空气如同一条潮湿的毛毯盖在她的脸上。马丁逊小姐正坐在轮椅上，盯着慢慢降临的夜幕。保镖听到阿米拉的脚步，站起了身。他高大魁梧，大概二十多岁的样子，一头短发，眼睛湛蓝。他带着浓重的英国口音，但阿米拉怀疑他应该不是英国人。她低头看了看马丁逊小姐。

“太晚了，亲爱的。要上楼睡觉了。”

她把轮椅推出了阳光房，沿着走廊来到电梯前，保镖按下了按钮。不一会儿，他们就走上电梯，一言不发地回到了马丁逊小姐位于四楼的房间。进屋前，阿米拉停了下来，望着那个保镖。

“我要帮她洗澡了。您在这里等一会儿可以吗？”

“她去哪里，我就得去哪里。”

“我们每晚都要洗澡。这位可怜的女士需要一点隐私。”

“她去哪里，我就得去哪里。”他重复了一遍。

阿米拉摇了摇头，把马丁逊小姐推进了房间。保镖也跟了进去。

17

博萨，撒丁岛

两天以来，加百列一直在等他们的消息。这座黄褐色的小酒店矗立在特莫河的入海口，他的房间在顶层，房间还有一个围着铁栏杆的小阳台。他每天很晚才入睡，在餐厅用早餐，上午的时候会看看书。午餐时，他会在港口选一间餐厅吃意大利面和鱼。然后，他会沿着海边的公路向上走，到城北的海滩去，把毛巾铺在沙滩上，躺在那里享受阳光。两天后，他的气色好了很多，体重增加了，力量增长了，黑眼圈和眼袋也消失了。他还开始喜欢上了自己留胡子的样子。

第三天早晨，电话铃响了。他一言不发地听完对方的指示，然后挂断了电话。他洗澡换衣服，收拾好行李，下楼用了早餐。早餐后他付好账单，把包放进了从卡利亚里租来的汽车后备箱里，随后一路向北，开了三十英里后到达了阿尔盖罗。他下车来到指定的那条路上，沿着树荫遮蔽着的人行道向海边走去。

迪娜正坐在码头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她戴着太阳眼镜，穿着拖鞋，身上是一件无袖的连衣长裙，短短的头发在阳光下闪耀着光彩。加百列走下几级石阶来到码头，登上了一条十五英尺长的小船，船身上写着“忠诚号”的字样。他启动了九十马力的雅马哈引擎，解开绳索。迪娜也上了船，用不太熟练的法语告诉他，去跟停在海岸半英里外的一艘白色机动游艇会合。

加百列把小船缓缓开出港口，驶入了大海。他加速航行，小船随着和缓的波浪起伏荡漾。靠近那艘游艇时，加百列看到拉米出现在了船尾，穿着一件白衬衫和一条卡其布短裤。他走下游泳梯，等着加百列他们过去。

游艇的主舱看上去和他们在扫罗王大道总部地下室的那间小屋很像，墙壁上挂着大标尺的地图和航空拍摄的照片。船上的电子设备比以前丰富了很多，有些通信设备是加百列自从阿布·吉哈德死后再也没看到过的。雅科夫从电脑桌前抬起了头，伸出手欢迎他。沙姆龙则穿着白色短袖上衣和卡其色长裤，坐在一张长条桌前。他把老花镜架在额头上，仔细地研究着加百列，仿佛他是一份文件或一张地图。“欢迎登上‘忠诚号’，”他说，“这儿既是指挥部，又是安全屋。”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条船？”

“从情报处的朋友那儿，它恰好停在戛纳。我们把它开到海上，加了一些仪器，还给它改了名字。”

“谁起的？”

“我。”沙姆龙说，“代表着忠心和信仰。”

“还有职责、义务、誓言，”加百列说，“我知道它的意思。我还知道你为什么选这个名字——这和你让西蒙·帕斯纳带我去看罗马使馆的废墟是一个道理。”

“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有时候，当我们执行任务时，敌人会扰乱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很容易忘记他们的本来面目。我觉得你需要这样的提醒。”

“这活儿我已经千了很多年了，阿里。我知道敌人的本来面目，我也知道忠诚的意思。”加百列坐在沙姆龙的对面，“我听说‘瓦拉什’在我离开开罗后碰过面，他们心意已决。”

“哈立德已经受到了审判，”沙姆龙说，“‘瓦拉什’也已经做出了裁决。”

加百列曾经执行过这种“判决”，但他从未参与过审判的过程。这种所谓的审判严重地偏向起诉的一方，而且过程非常隐秘，以至于被审判者根本无法获知它的存在。被告没有律师，他们的命运也并非由陪审团来决定；裁决者是他的死敌。罪证不会遭到任何质疑，没有为被告辩护的证据。没有记录，没有上诉。最后的判决只有一种，而且是不可逆的。

“既然我是调查负责人，你介意我也谈一谈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吗？”

“如果你很想说的话。”

“这个案子对哈立德的指控证据太间接了，而且非常脆弱。”

“证据很清楚，”沙姆龙说，“我们的审判依照的都是巴勒斯坦线人提供的证据。”

“这才是我担心的。”

雅科夫走了过来。“穆罕默德·亚维什几年来一直都是我们在巴勒斯坦政府最重要的线人，他告诉我们的每件事都得到了证明。”

“但亚维什本人都不确定那张照片中的人是不是哈立德。现在这个案子就像是多米诺骨牌，如果其中的一张倒了，一切就都完了——我们会在法国街头杀掉一个无辜的人。”

“关于哈立德的外貌，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很像他的祖父，”沙姆龙说，“我是这里唯一一个面对面见过酋长的人，而且那次见面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沙姆龙拿起那张照片给大家看，“照片里的这个人和阿萨德酋长看上去就像双胞胎。”

“那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哈立德。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要杀掉一个人。”

沙姆龙把那张照片举到了加百列面前：“只要照片里这个男人走进圣雷米大街56号，你就能认可他是哈立德·阿勒-哈利法了吧？”

“可以。”

“那么我们就把那栋楼监视起来，然后我们等。当然，我们希望他会在下一次屠杀之前就来。我们会在入口拿着他的照片，如果我们的专家确定他就是那个人，我们就行动。”沙姆龙把手臂交叉抱在胸前，“当然，如果还有另一种方法来确认，那就是我们在‘天谴’行动中用的方法。”

加百列的脑海中闪过了那幅画面。

“不好意思，你是瓦德尔·兹威特吗？”

“不要！求求你，不要！”

“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内心极其淡定的人才会对叫出自己真名的人不作任何回应，”沙姆龙说，“更淡定的人才能在看到别人用枪指着自己时不去拔枪。无论如何，只要那是哈立德，他就会给出反馈。你到时就能心安理得地开枪了。”

沙姆龙把滑下来的眼镜推回额头上：“我希望‘忠诚号’能在天黑之前到达马赛。你会一起去吗？”

“我们会采用跟‘天谴’一样的模式，”沙漠龙说，“分A、B、C、D四个组。这有两个优点：你对它很熟悉；而且它确实能起到作用。”

加百列点了点头。

“不过，我们还是作了一些细微改动，把几个角色合并在了一起。但一旦行动开始，你的感觉是一样的。你是A，也就是杀手。C小队负责盯梢，现在已经就位了。如果哈立德确实去了那栋楼，那么两个盯梢者就会转为B的角色，帮你逃走。”

“雅科夫呢？”

“你们看来处得不错。雅科夫是行动队的副队长，行动的那晚，如果一切幸运的话，他会担任你的司机。”

“迪娜呢？”

“她是D，”沙姆龙说，“负责沟通。她会向扫罗王大道确认目标的识别，同时假扮雅科夫的女朋友。你要一直躲在船上，直到行动开始。干掉哈立德之后，每个人都要分头离开法国。你和雅科夫去日内瓦，然后从那边回国；迪娜坐船离开港口。她入海之后，我们会派一个行动队把她带回来。”

沙姆龙把马赛市中心的地图放在了桌子上。“有一艘船会在这里等着你们。”他用手点了点地图上的某个位置，“在老港口的东边，沿着新河，圣雷米大街在这儿。”他又点了点另一个位置，“往东走六条街，从辖区广场向南一直到皮埃尔·普吉花园。”

沙姆龙把一张卫星照片放在了地图上。

“坦白地说，这条街真是非常适合我们的行动。56号就在这里，在路的东边，它只有一个入口，所以只要哈立德一出现，我们就一定可以把他拿下。看照片你就会发现，这条街很热闹——很多车，人行道、商店、办公室里都是人。在正义宫前面的空地上就能看到56号的入口。这个公园是流浪汉的聚集地，我们在那儿已经安排了人盯梢。”

沙姆龙调整了一下照片的角度。

“但是这里才是最好的地方，这是中间的停车场，我们的监视人员已经把车停在这儿了。我们还有五辆车，都已经装好高清摄像机，可以通过无线信号传输图像。唯一的解码器在你那儿。”

沙姆龙朝雅科夫点了点头，后者按下一个按钮。一块很大的等离子屏从影音操纵台升了起来。“你要从这儿监视楼的入口，”沙姆龙说，“监视员会随时变更车的位置，以免哈立德或者他的手下发现。他们已经定下了时间流程，所以当一辆车离开后，另一辆车会停到那辆车的位置上。”

“聪明。”加百列轻声说。

“事实上，这是雅科夫的建议。他在一些不容易掩护盯梢车辆的地方用过这种方法。”沙姆龙点燃了一支香烟，“让他看看那个电脑程序。”

雅科夫坐在电脑前，键入了一条指令，一张圣雷米大街和附近街道的动态图片出现在了屏幕上。

“因为他们见过你的脸，所以你必须等行动开始再离开船。这意味着你没有机会熟悉周围的街道，但至少你可以在这儿熟悉一下，这个软件可以模拟你从‘忠诚号’走到圣雷米大街的整个过程。”

“这不一样。”

“我同意，”沙姆龙说，“但得知足。”他沉默了一会儿，“如果你看到一个三十几岁的阿拉伯人走进56号楼，要怎么做呢？”他让这个问题在空气中盘旋了一会儿，便接着回答说，“你和迪娜要决定那个人有没有可能是他。如果你们认为有可能，就通过安全线路通知扫罗王大道，然后传输照片。如果我们觉得是他，就下命令让你们行动。到时你和雅科夫就离开‘忠诚号’，直接开摩托车到辖区广场——雅科夫开车，你坐后面。你得找个地方等他出现。你可以把车停在广场上，或者去路边的咖啡馆喝一杯。如果他在里面停留得比较久，你们就得时不时换个地方。这个区域晚上很热闹，你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探员，知道该怎么做。迪娜看到哈立德走出那扇门的时候，会通过无线电通知你。你必须在三十秒内回到圣雷米大街。”

沙姆龙慢慢地熄灭了香烟。

“我不在乎当时光线亮不亮，”沙姆龙淡淡地说，“我也不在乎他身边有没有朋友，我不管旁边是不是有一堆人围观，只要哈立德·阿勒-哈利法走出那栋楼，我希望你搞定他。”

“逃跑的路线呢？”

“沿着圣母院道向上走，到普拉多大街，然后向东加速开。C组会在室内赛车场的停车场给你们准备一辆车，然后尽快去日内瓦，我们会给你们在那边准备好安全屋，等一切安全之后再让你们离开。”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撒丁岛？”

“现在，”沙姆龙说，“去北边，到科西嘉。岛的西南角是普罗普里亚诺港口，马赛的渡船从那里出发，你可以从那儿穿过地中海。从普罗普里亚诺到那边要九个小时，天黑后再进港，跟港口管理员打个招呼，然后联络监视人员，连接好监视器。”

“你呢？”

“你在马赛可不需要我这个老头子指点。拉米和我会把你们留在这儿，我们明晚回特拉维夫。”

加百列拿起那张圣雷米大街的卫星照片，仔细地研究了一下。

“A、B、C、D，”沙姆龙说，“就跟当年一样。”

“是啊，”加百列回答说，“还能出什么差池呢？”

雅科夫和迪娜站在“忠诚号”上，看着加百列带着沙姆龙和拉米上了岸。拉米跳到码头上，稳稳地拉住那艘小船；而沙姆龙则缓缓地从里面爬了出来。

“结束了，”加百列说，“这是最后一次，一切就要结束了。”

“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沙姆龙说，“你会回家来，我们一起变老。”

“我们已经老了。”

沙姆龙耸了耸肩：“不过还打得了这最后一仗。”

“拭目以待吧。”

“如果抓到机会，不要犹豫，完成你的任务。”

“对谁的任务？”

“对我，还用问吗？”

加百列回到小船上，掉头驶向海湾。他回头看了一眼站在码头上的沙姆龙：一动不动，一只手高高举起，在向他道别。再回头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忠诚号”已经起航，加百列发动引擎，跟在它后面。

18

马赛

“忠诚号”抵达马赛二十四小时后，加百列就开始憎恨圣雷米大街56号公寓楼的门廊了。他憎恨那扇门，他讨厌门上的锁和外面的门框，他憎恨那栋楼的灰石砖墙，窗外的护栏也让他看不顺眼。他憎恨人行道上走过的所有人，尤其是三十岁左右长得像阿拉伯人的人。而他最恨的还是其他的租户：那个穿着皮尔卡丹外套在二楼开法律事务所的绅士；那个早晨第一时间出来遛狗的灰白头发贵妇；还有那个叫苏菲的女人，整天就只知道买东西，而她的样子又很像莉亚。

他们轮流监视着显示器上的每一个变化——每人工作一个小时，然后休息两小时。每个人在工作时的表现都很不同。雅科夫会边抽烟边对着屏幕皱眉，如果可能的话，他恨不得逼着哈立德在屏幕上出现。迪娜则若有所思地坐在沙发上，双腿交叉、手抱着膝，除了右手食指在膝头无目的地敲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动作。加百列已经习惯了在完成最后目标之前长达几个小时的待命。他只是在屏幕前慢慢地踱步，右手托着下巴，左手支撑着右手肘，头歪向一边。假使威尼斯的弗朗两斯科·提埃坡罗也在这条船上，一定会对加百列的姿势非常熟悉。因为在决定一幅画是否已完成修复时，他也是这个模样。

监控车位置的变化给单调乏味的盯梢工作增加了一点新意。A组设计了完美的移动线路，所以每次更换位置都非常准确。替换的那辆车会从南边开到公园入口处，之前的车会倒出来离开，新车随即停到那个位置。有一次，两个A组成员故意刮蹭保险杠，上演了一出吵架的戏码，这样可以引开别人的注意力，有利于另一辆车的监视工作。当一台摄像机需要更换新摄像机时，大家总要经历几秒钟的紧张。加百列会下令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角度或者是焦距——然后一切又恢复原状。

虽然加百列一直被关在“忠诚号”上，但他还是让迪娜和雅科夫扮演正常的游人。他有时候会一个人工作两个甚至三个小时，以便让他们两人在码头的饭店吃饭，或骑着摩托车到城里转转。雅科夫会在一天里的不同时间沿着逃跑路线开一圈，以熟悉这里的交通状况。迪娜则在人行道两旁的商铺里买衣服，或者穿着泳衣在甲板上晒太阳。她身上还留着迪岑哥夫广场爆炸案的痕迹——右腹上有一条宽宽的红色疤痕，大腿上也有一条长长的伤疤。在马赛的大街上，她会用衣服遮住它们，但在“忠诚号”上，她完全没有在加百列和雅科夫面前作任何遮掩。

晚上，加百列提出三小时一换班，这样每个人都能好好睡一会儿。可他很快就后悔自己作了这个决定，因为这三小时仿佛永远也不会结束。大街上一片死寂，每个路过的人都有可能是他们的攻击目标。为了舒缓烦闷的情绪，加百列会和在正义宫的空地上执勤的C组组员轻轻地打个招呼——或者假装测试卫星信号，呼叫一下扫罗王大道工作台的工作人员，听一听来自家乡的声音。

迪娜对于加百列来说实在是个安慰。她像做瑜伽一样坐在显示器前时，加百列就可以回去试着睡一会儿了。但他的头脑完全无法平静，眼前总会出现那扇门，或者是萨布里拉着爱人的手走在圣日耳曼大街上的情景，又或者是贝特赛义德的阿拉伯人被流放的场面，又或者是沙姆龙在撒丁岛海边提醒他履行职责的样子。有时候，他会怀疑自己是否还像以前那样冷酷无情，是否还能够走到那个人的面前，把那颗灼烧着的子弹射入他的身体。有时候，他甚至期待哈立德不会出现在圣雷米大街上。可这时他又会想起罗马大使馆的断壁残垣，想起那股灼烧的残肢焦味，如同死者的灵魂久久不能散去。然后他又看到了哈立德死时的样子，仿佛笼罩着光环，像贝利尼的画作一样带着激情，却又无比沉静。哈立德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加百列因此而憎恨这个人。

第四晚，他完全没睡。早晨七点四十五分左右，他从床上爬起来，等着八点开始工作。他喝了一杯咖啡，看了看冰箱门上的日历。明天就是贝特赛义德的祭日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他走进船舱，雅科夫正坐在一片缭绕的烟雾中，盯着眼前的屏幕。加百列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去睡一会儿。加百列在原地站了几分钟，喝完了杯子里的咖啡，然后便又摆出自己的惯有姿势——右手托着下巴，左手支撑着右手肘，在屏幕前的地毯上来回踱步。八点十五分，律师离开了那栋楼。贵妇也在十分钟后走了出来，她的小猎犬对着加百列的镜头拉了一坨屎。而那个长得像莉亚的苏菲则站在大门前，从手袋里找了一会儿太阳镜，然后漂漂亮亮地消失在了屏幕上。

“你看上去糟透了。”迪娜说，“今晚你休息吧，我和雅科夫盯着。”

刚刚入夜。港口除了另一艘游艇上传来的法国电子音乐之外，没有任何声音。加百列打了个哈欠，告诉迪娜，他们到这里之后他几乎没怎么睡过。迪娜建议他吃一片药。

“我在房间里昏睡的时候哈立德来了怎么办？”

“你说得也对。”她在沙发上盘起腿，盯着屏幕，圣雷米大街的人行道依然熙熙攘攘，“那么你为什么睡不着？”

“你真需要我解释吗？”

她的眼睛没有离开屏幕：“因为担心他不会来，担心打不中他，还是担心我们都被抓起来？”

“我不喜欢这份工作，迪娜，从来都不。”

“没有人喜欢。如果我们喜欢，现在也不会在这里了。我们干这个是因为没有选择，因为他们强迫我们这样做。加百列，告诉我，如果他们明天决定停止爆炸、停止杀戮，那会怎么样？那样就和平了，对吗？但他们不喜欢和平，他们想毁掉我们。哈马斯和希特勒唯一的区别是，哈马斯没有技术和手段屠杀犹太人，但他们正在研究这样的手段。”

“巴勒斯坦和纳粹之间还是有明显的道德分界的。哈立德做这件事的背后有某种正义的支撑，他只是采用了可憎的手段。”

“正义？哈立德和他的同党有太多机会可以拥有和平了，但他们不想要。他的逻辑就是毁掉我们。如果你相信他想要和平，那么你就是在自欺欺人。”她指了指屏幕，“如果他来到这条街上，你有权利、也有道德上的义务，确保他永远不会离开那栋楼，永远没机会再进行杀戮。结果了他吧，加百列，否则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替你杀掉他。”

“你真的会吗？你真觉得你可以在街上杀掉一个人？你觉得扣动扳机对你来说就那么容易？”

她沉默了一会儿，目光一直停留在闪动的屏幕上。“我父亲是乌克兰人，”她说，“叫齐夫，他是他家在战后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其他人都去了巴比谷，和另外三万犹太人一样被枪毙了。战后他去了巴勒斯坦，改用希伯来名萨里德，意思是幸存者。他娶了我母亲，生了六个孩子，每个孩子都代表一百万浩劫的殉难者。我是最后一个，他们给我起名叫迪娜，意思是复仇。”

乐声的音量突然变大了，随后又缓缓地降了下去。音乐结束后，只剩下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迪娜突然眯起双眼，仿佛激起了某种身体上的痛楚。她的眼睛定格在圣雷米大街上，但加百列知道，占领她脑海的却只有迪岑哥夫大街的那一个瞬间。

“1994年10月19号，我和母亲还有两个姐姐在迪岑哥夫大街和艾斯特女王大街的拐角等车。5路车来了，我和母亲、姐姐吻别，看着她们上了车。车门打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他。”她顿了顿，转头望着加百列，“他就坐在司机后面，脚旁边放着一个背包，他当时也看了看我。他看上去善良可爱。不会的，我当时这么想，不可能，没人会到迪岑哥夫大街去炸5路车。所以我什么都没说。门关上了，车开始离站。”

她的眼睛里充满泪水，双手盖住了大腿上的伤疤。

“那个男孩包里装的是什么——那个我明明看到了却没有说什么的男孩？是埃及地雷。这就是他包里装的东西。他携带了二十公斤的军用三硝基甲苯和泡过老鼠药的螺栓。我先看到一道亮光，然后才听到爆炸声。公车在空中飞出了几英尺，然后撞到地上。我被爆破的冲击波推倒在地。我看到人们在我身边大叫，可是却什么也听不到——冲击波伤到了我的耳膜。我发现身边有一条人腿，我以为那是我的，但我发现自己的两条腿都还在。那是公车上另一个人的腿。”

加百列听完她的话，马上想起了罗马，想到自己站在西蒙·帕斯纳身边，望着使馆残骸时的情景。让迪娜上船只是偶然吗？还是沙姆龙希望在他身边安置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提醒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一批到达的警察看到满地的血，闻到烧焦的肉味，一下子就吐了。他们跪在地上呕吐。我躺在那儿，等着有谁可以过来帮帮我，地上的血开始流到我身上了。我看到旁边的楝树树梢上还挂着人身体的碎块。那天早晨，迪岑哥夫大街上下着血雨。后来犹太公墓的祭司来了，他们用手清理了稍微完整些的四肢和躯体。我看到祭司用夹子拾起了我母亲和姐姐的尸体碎片，放进了一个塑料袋里。那就是我们后来埋葬的东西——身体的碎片。残留物。”

她用手抱住双腿，把下巴放在了膝盖上。加百列坐在她身旁，盯着显示屏，以确保不会错过重要目标。他把手搭在她肩上。眼泪从她的脸颊滑落下来。

“我真的恨我自己。如果我知道那个长相可爱的男孩是阿卜杜勒·拉米·阿勒-苏维，是哈马斯卡萨姆军团的人，我一定会警告他们。如果我知道阿卜杜勒的兄弟在国防军1989年的枪战中被杀，我就会明白，为什么他要选择特拉维夫北部的5路公车。我决定反击，不是用枪，而是用我的大脑。我发誓，下一次我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人，我都要知道，我都要在一切发生前警告人们。这就是我加入情报处工作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想到罗马和贝特赛义德之间的关联。我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

又是两行眼泪，这次加百列帮她擦掉了。

“为什么他要杀我的母亲和姐姐，加百列？因为我们偷走了他们的土地？因为我们是占领者？不，因为我们想要和平。如果我说我恨他们，请你原谅我。如果我祈求你不要同情哈立德，请宽恕我的罪过。我是迪娜·萨里德，是复仇的种子。我代表了第六个一百万的死者。如果哈立德今晚过来，你不能让他再走上那辆公车。”

勒夫给沙姆龙在耶路撒冷提供了一间安全屋，沙姆龙却礼貌地拒绝了。他让塔玛拉帮他在储藏间找了一张折叠床，又让吉优拉给他收拾好干净的衣服和刮胡刀之类的用品。和加百列一样，一周以来他几乎没怎么睡过。有几晚他一直在走廊踱来踱去，或者和沙巴克保镖坐在外面抽烟。大部分时间他都会躺在他的折叠床上，看着桌上的电子钟的红色光亮，计算贝特赛义德周年纪念之前所剩的时间。没事做的时候，他会回忆之前的行动。等待，无数次的等待。有些行动人员几乎要被这无休止的等待折磨疯了。然而对沙姆龙来说，那等待让他上瘾，仿佛爱情最初的悸动。浑身发热、突然的颤抖、胃部的痉挛——多年来，他一次次地承受着这一切。在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后巷里，在欧洲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还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片荒芜的城郊——沙姆龙曾在那儿等待犹太屠夫阿道夫·艾希曼走下公共汽车，走入那些他自己本想要除掉的人的围捕中。这也算是死得其所，沙姆龙想。这是最后一次煎熬。他在等待电话响起的那一刻。电话真的响了，尖锐的铃声对他来说如同悦耳的音乐。他闭上双眼，让它响了一会儿，然后才在黑暗中拿起了听筒。

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凌晨十二点二十七分。按计划现在应该是雅科夫值班，但这是最后一晚了，没人想去睡觉。大家都坐在沙发上。雅科夫保持着平时那种抗拒的姿势，迪娜仿佛在冥想，而加百列则像在等待注定的死亡。那晚的圣雷米大街异常安静。将近十五分钟内，镜头前一个人都没有，唯有十二点二十七分时经过门前的一对男女。加百列看了看迪娜，后者的眼睛依然停留在屏幕上。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加百列站起身，走到操控台前。他从录像机里拿出录像带，把它插进了播放机，倒好带。迪娜走到他身后。他按下“播放”键，那对男女走进了镜头，然后从公寓楼前走了过去，头也没回一下。

加百列按下了“停止”。

“他特意让那个女孩右边脸对着大街，她是他的盾牌。看他的右手，放在女孩的后兜里，和萨布里一样。”

倒带，播放，停止。

“上帝，”加百列说，“他走路的样子和他父亲一样。”

“你确定吗？”

加百列走到无线电前，联络了正义宫外的监视员。

“看到刚刚经过56号楼的那两个人了吗？”

“看到了。”

“他们在哪儿？”

“等一下。”一阵沉默，监视员变换了位置，“正在朝花园那边走。”

“能跟踪他们吗？”

“那儿太静了，我不建议这么做。”

“见鬼。”

“等一下。”

“怎么了？”

“稍等。”

“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转回来了。”

“你确定？”

“确定。他们折返了。”

加百列看到他们回到了显示屏上，只是方向相反。那女孩依然对着大街，男人的手还是放在她的口袋里。他们停在了56号楼前，男人从兜里掏出了一把钥匙。

19

英国，萨里

斯特拉福德诊所，晚上十点钟，阿米拉·阿萨夫走出电梯，来到四楼的走廊上。在第一个拐角，那名保镖正坐在马丁逊小姐房间外的椅子上。他看到阿米拉走过来，便阖上了手里的书。

“我来看看她睡得怎么样。”

保镖点了点头，站起身。对于阿米拉的要求，他并没有感到奇怪。过去这一个月以来，她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到这儿来看一下。

她打开门，走进了病房。保镖跟着她走进去，关上了房门。屋子里的灯已经调到最暗，光线非常柔和。马丁逊睡得很沉。这并不稀奇，因为阿米拉给了她双倍量的镇静剂，她还会再昏睡几个小时。

阿米拉给她盖好毯子，打开了床头柜的抽屉。今天下午，马丁逊小姐还在阳光房的时候，她就已经在这里放了一把九毫米瓦尔特消音手枪。她抓住手枪猛地转身，枪口对准了保镖的胸口。保镖飞快地从夹克里掏枪，但他的手还没伸出来，阿米拉就已经开了两枪——有经验的杀手通常会这么做。两发子弹都射中了他胸口的上方，保镖仰面倒在地上。阿米拉走到他旁边，又补了两枪。

她深深地吸了好几口气，以驱散胃里因紧张而产生的恶心感，然后走到电话旁，拨通了医院的内线。

“能让哈米德来四楼马丁逊小姐的房间吗？得在卡车走之前把床单送过去。”

她挂掉电话，两只手拉着那个保安的双臂，把他拽进了浴室。地毯上已经沾满了血迹，但阿米拉并不担心这个。她无意隐瞒罪行，只希望人们能晚几个小时发现。

有人在敲门。

“谁？”

“哈米德。”

她打开门，哈米德把装脏床单的车推了进来。

“你还好吗？”

阿米拉点了点头。哈米德把车推到床边，阿米拉把毯子和床单拿开。满身伤疤的马丁逊小姐依然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哈米德托住她的腋下，把她扶起来，阿米拉抬起她的腿，两个人一起把她放进了洗衣车里。阿米拉又在她身上盖了好几层床单。

她先到走廊上确认没有人，然后转过头来示意哈米德可以出来了。哈米德推着车子直奔电梯，阿米拉关上房门，把房卡塞进卡槽里，锁上了门。

她跟着哈米德来到电梯门口，按下了按钮。等待仿佛永远没有尽头。当电梯门终于打开之后，他们把推车推进了空空的电梯。阿米拉按下了大堂的按钮，电梯开始缓缓下行。

大堂里空无一人。哈米德先走出电梯，向右边通向后院的大门口走去，阿米拉则跟在他身后。外面有一辆货车正开着后门等着他们，货车的一侧写着当地一间洗衣公司的名字。真正的司机此时已经躺在离医院两英里左右的山毛榉树林里了，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脖子。

哈米德把人连同床单一起从推车搬进了货车车厢，关上车门，坐在了副驾驶座上。阿米拉目送货车离开，然后回到楼里，向护士站走去。金杰正在当班。

“我觉得有点不舒服，金杰。你自己一个人能行吗？”

“没问题，亲爱的。用我送你吗？”

阿米拉摇了摇头：“我能骑车。明晚见。”

阿米拉走进更衣室。脱下制服之前，她先把枪藏进了背包里，换上了自己的牛仔裤和一件厚厚的羊毛衫之后，又套上了皮夹克。没过一会儿，她已经背着包走进了后院。

她骑上车，发动引擎，加速驶离了后院。离开的时候，她抬头看了看马丁逊小姐房间的窗户。一切都很正常。她沿着大道来到保安室，值班的人跟她道了晚安，打开了大门。阿米拉转上主路，转动手柄加速。十分钟后，她已经飞驰在A24号公路上，一路向南直奔海边。

20

马赛

加百列走进船舱，关上舱门。他来到柜子前，掀开柜子底部的一块地毯，下面埋着一个保险柜。他转动密码锁，打开了盖子。里面放着三把枪：一把伯莱塔92FS、一把警用杰里科94IPS，还有一把巴拉克SP-21。他小心地拿出武器，把它们放在了床上。伯莱塔和杰里科都是九毫米口径；伯莱塔的弹匣可以放十五发子弹，杰里科可以放十六发。那把又黑又笨的巴拉克破坏力更强，点四五口径，不过只能装八发子弹。

他把武器挨个检查了一遍，从伯莱塔开始，最后是巴拉克。每把枪都状态完美。他把零件一一拆开又重新组装好，填上子弹后，掂了掂枪的重量，对比了一下，考虑到时候用哪一把。这次行动恐怕没法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枪击很可能要发生在热闹的大街上，甚至或许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完成。眼前的第一要务是要确保一次击毙哈立德。他选择了巴拉克作为他的第一武器，伯莱塔92FS作备用。他决定不带消音器——装上消声器的枪更容易被发现，而且很难快速拔出。更何况，如果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射击，装消音器有什么用呢？

他走进浴室，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脸。然后他打开医药箱，拿出一把剪刀、一把剃须刀和一瓶剃须膏。他先把胡子剪短，又用剃刀把胡茬子也剃光。他的头发已经染成了灰白色，没什么可做的了。

他脱掉衣服，快速洗了个澡，然后回到舱里穿衣服。他穿好内衣和袜子，又选了一条深蓝色牛仔布长裤和一双橡胶底的麂皮靴。他把无线电固定在裤子左后方的腰带上，然后把两根连线的一根连到耳边，另一根系在左腕上。用胶带固定好电线之后，他套上了一件黑色长袖衬衫。伯莱塔已经藏在了腰间，杰里科正好可以放进他皮夹克外套的口袋里。然后他又把他的GPS定位装置——一张一欧元硬币大小的小磁盘——放进了他的牛仔裤前兜里。

他坐在床的一边，等待行动。五分钟后，有人敲门。此刻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十二分。

“你们的专家有多肯定？”

总理抬头望着面前的几个屏幕，等待对方的回答。其中一个屏幕上是勒夫，另一个上面是沙巴克总指挥摩西·雅里夫；第三个是以色列军事信息局的首领阿莫斯·沙莱特将军。

“没什么可怀疑的，”勒夫回答说，“穆罕默德·亚维什给的照片上的人，和走进马赛公寓楼的那个人一模一样。现在我们就等着最后的行动命令了。”

“行动吧。把命令传达给‘忠诚号’。”

“是，总理！”

“你们应该可以接收无线电吧？”

“‘忠诚号’的消息会通过安全线路传给我们，我们会在这边进行指挥，直到最后一刻。”

“也传到这里来，”总理说，“我不想最后一个知道。”

他按了一下桌子上的按钮，三个屏幕一起关闭了。

那是一辆比亚乔X9发展号摩托车。炭灰色的外观，手拧节流阀，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一百六十公里——不过雅科夫在前一天的试驾时开到过每小时一百九十公里。座位向前倾斜的角度很大，所以坐在后座的人会比驾驶者高一些，这对于杀手来说很合适，虽然设计者在设计时恐怕从没想到过这一点。和平时一样，引擎一下子就启动了。雅科夫直奔码头，加百列戴着头盔在那儿等他。停车之后，加百列坐上了后座。

“带我去圣雷米大街看看。”

“你确定？”

“兜一圈就行，”他说，“我想去看看。”

雅科夫把车子倾向左边，飞快地向山上开去。

那是一座坐落在滨河大道上的高端建筑，大堂铺着大理石，电梯大部分时间都是运行的。沿街的公寓都可以看到尼罗河的景色，另一侧则对着美国大使馆。这栋楼里住的都是外国人和有钱的埃及人，和祖贝尔在赫利奥波利斯住的那栋土灰色煤渣砖楼是两个世界。不过埃及的警察确实收入不高，即便为穆卡巴拉秘密工作也是如此。

他选择走楼梯。弧形的楼梯很宽敞，上面铺着有些褪色的地毯，边沿处用铜条固定了位置。那间公寓位于顶层，也就是十楼。祖贝尔边往上走边暗暗诅咒。一天两包埃及烟毁了他的肺，为了爬这十层楼，他休息了三次，花了整整五分钟才爬到楼顶。

他把耳朵贴在门上，没听到任何声音。这倒没什么稀奇，昨天，祖贝尔跟着那个醉醺醺的英国人沿着河边的酒店酒吧和夜总会走了一个晚上。他确信那家伙这会儿正在睡觉。

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穆卡巴拉的成员相当多样：外交官、持异见者、伊斯兰教徒，特别是外国记者。他把钥匙插进锁眼里转了转，然后打开门走了进去。

房间里又冷又黑，窗帘垂在地上，遮住了清晨的阳光。这间房间祖贝尔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不用开灯他也可以顺利走到卫生间。昆内尔睡得很沉，身上盖着潮乎乎的毯子。祖贝尔拔出枪，慢慢地穿过房间，朝床的一角走去。没走两步，他就踩到了一个小小的硬东西上。他还没来得及抬起脚，那个东西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响声。在寂静无声的房间里，那听上去就像是树枝断裂一样。祖贝尔低下头，发现自己踩到了昆内尔的手表。那个英国人虽然醉醺醺的，却一下子坐了起来。倒霉，祖贝尔暗自诅咒。他不是个专业杀手，他希望能在昆内尔睡着的时候杀掉他。

“你他妈在这儿干吗？”

“我给我们的朋友传个口信。”祖贝尔冷静地说。

“我跟他没关系了。”

“他也这么想。”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来我家干什么？”

祖贝尔举起了枪。一分钟后，他离开了那间公寓，走下了楼梯。刚走一半，他就已经像马拉松选手一样喘着粗气、汗流浃背了。他停了一会儿，靠在楼梯扶手上休息了一下。这些该死的埃及烟，他要不早点儿戒掉，估计下一个死的就是他。

马赛，凌晨五点二十二分。公寓楼的大门打开了，一个人影来到了大街上。扫罗王大道的行动中心、身在耶路撒冷的沙姆龙还有以色列总理都听到了迪娜的报告。同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还有加百列和雅科夫，他们正坐在贝桑思大街肮脏的喷水池边，周围躺着成群无家可归的瘾君子和新移民。

“谁？”加百列问。

“那个女人。”迪娜说，然后补充道，“哈立德的女人。”

“她要去哪儿？”

“往北，去辖区广场那边。”

之后的几秒钟一片寂静。在耶路撒冷，沙姆龙正在总理桌前的地毯上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加百列的决定。“不要轻举妄动，”他低语，“如果她发现盯梢的人，会警告哈立德，那样一切就完了。让她走。”

十秒钟过去了。加百列终于说话了。

“太冒险了，”他压低声音道，“让她走。”

拉马拉的会议一直开到清晨。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情绪异常高涨。与会者们都觉得他好像回到了从前，变回了那个会和最亲密的同志一起彻夜畅谈理想和战略，然后眼睛都不阖一下就继续和某个国家首脑会晤的阿拉法特。他的将领们走出房间后，阿拉法特示意穆罕默德·亚维什留下来。

“开始了，”阿拉法特说，“我们现在要祈祷真主阿拉保佑哈立德神圣的行动了。”

“那是您的行动，阿布·阿马尔。”

“没错，”阿拉法特说，“不过如果没有你的话，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穆罕默德。”

亚维什谨慎地点了点头。阿拉法特凝视着他。

“你的角色扮演得不错。”阿拉法特继续道，“你很聪明，把那帮以色列人骗得团团转。这几乎足以弥补你对我和其他巴勒斯坦人民的背叛了。我本来想忘记你的罪行，可我不能。”

亚维什感到自己的胸口抽搐了一下。阿拉法特笑了。

“你真的以为你的背叛可以得到原谅吗？”

“我的妻子，”亚维什结结巴巴地说，“犹太人让我——”

阿拉法特不屑地挥了挥手。“你听上去就像个孩子，穆罕默德。用你妻子当挡箭牌会加重你的耻辱。”

门开了，两个穿着制服的人走了进来，手上端着枪。亚维什想拔枪，可其中一个保安用来复枪的枪柄击中了他的后腰，一阵剧痛让他倒在了地上。

“你今天会作为通敌者被处死，”阿拉法特说，“像条狗一样死去。”

保安员把亚维什拉起来，推出了阿拉法特的办公室，走下楼梯。阿拉法特走到窗边，看到亚维什和那两个人出现在了院子里。另一个人又用枪柄在他的腰上用力一击，亚维什又倒在了地上。射击开始了，整个过程缓慢而有节奏。他们从脚开始，然后慢慢上移。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枪声与叛国者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对于阿拉法特来说，那是最令人心醉的声音——是革命的声音，复仇的声音。

叫声停止了，最后一枪射进了亚维什的额头。阿拉法特阖上了百叶窗。一个敌人已经死了，另一个敌人马上会面临同样的命运。他关上台灯，坐在昏暗的房间里，等待着新消息。

1. 阿拉法特的昵称。

21

马赛

晚些时候，待一切结束后，迪娜会徒劳地试图寻找哈立德的现身时间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她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什么，虽然这句话被永远地记录在了录音带上：“是他。他到街上了。正向南朝公园走。”所有人都对她语气中的沉着和淡定感到惊讶，她的平静甚至令沙姆龙一开始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他听到雅科夫摩托车的声音，以及紧接着的加百列急促的呼吸声，他才明白，哈立德的日子到头了。

迪娜的话音落下不到五秒钟，雅科夫和加百列就已经戴上头盔，沿着贝桑思大道全速向东飞驰。在辖区广场，雅科夫将车身向右一倾，快速穿过广场，向圣雷米大街那边的入口驶去。加百列左手搂住雅科夫的腰，右手放在大衣口袋里，紧握着那把巴拉克手枪。天色逐渐亮了起来，不过大街依然在树木的阴影中沉睡。第一次看到哈立德，加百列感觉他就像是个赶着去开重要会议的路人，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

车速猛地降了下来。雅科夫需要作一个决定——绕到马路对面，从背后接近哈立德；或者留在这一边，等待时机正面下手。加百列用枪管顶了顶他的背，雅科夫拧了拧手柄，车子飞了出去。加百列紧紧盯着哈立德，那个巴勒斯坦人也加快了脚步。

一辆深灰色的奔驰轿车突然横在街上，挡住了他们的路。雅科夫猛地刹住车，按响喇叭让那辆车躲开。司机是一个年轻的阿拉伯人，他冷冷地看了雅科夫一眼，故意慢吞吞地挪动车子，以示对他们的报复。雅科夫再开动的时候，哈立德已经转弯离开这条街，消失在了加百列的视线内。

雅科夫加速开到大街的尽头，左转到安德烈昂大街上。那是一条从旧港口一路上行，直通加德圣母院大教堂的街道。哈立德已经穿过了马路，正往一条封闭的通道入口走去。加百列已经通过电脑程序熟悉了这个区域的每一条路，他知道那条通道的另一端有一条叫罗哈托尔长梯的陡台阶。他们没办法开摩托跟着他了。

“就停在这儿，”加百列说，“别离开。”

加百列抬腿迈下后座，戴着头盔沿哈立德的路线走进通道。通道里没有灯，没走几步就是一片漆黑。终于，在通道的另一端，加百列再次出现在了柔和的晨光里。台阶宽阔而古老，中间装着长长的金属扶手。加百列左边是一栋公寓楼的卡其色水泥外立面，右边是一堵高高的围墙，墙上爬着藤蔓，里侧橄榄树的枝叶从墙头伸了出来。

楼梯向左蜿蜒而上。加百列转过弯，再次看到了哈立德的身影。他还有一半路，正一路小跑着爬楼梯。加百列本想掏枪，却制止了自己。在楼梯顶上还有一座公寓楼，如果没打中哈立德，子弹很可能会射进楼里。他从耳机里听到迪娜问雅科夫发生了什么事，雅科夫告诉迪娜有辆奔驰挡住了他们的路，现在因为有楼梯，所以他们两个必须分开行动。

“你看得到他吗？”

“看不到。”

“他离开你视线多久了？”

“几秒钟。”

“哈立德在干吗？为什么他走了这么远？他的掩护呢？我觉得不妙。我要让他停止行动。”

“让他自己决定。”

哈立德走到楼梯顶上，再次走出了加百列的视线。加百列三步并作两步往上爬，比哈立德至多晚了十秒钟。他面前出现了一个V字形的路口。右边那条路通向山上，直达教堂的大门，路上没有车，也没有行人。加百列飞快向左走，观察了一下另一条路。路上也没有哈立德的影子，只有一对红色的汽车尾灯渐行渐远。

“不好意思，先生，您迷路了吗？”

加百列转过身，抬起头盔上的玻璃眼罩。一个女人站在楼梯尽头，看上去非常年轻，应该不到三十岁。她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留了一头乌黑的短发。她说的是法语，加百列用同样的语言回答她。

“没有，我没有迷路。”

“您在找什么人吗？”

倒是你，一个漂亮女人，为什么要和一个戴着摩托头盔的陌生男人说话？他向她走近了一步。她依然站在那儿，但加百列从她深色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恐惧。

“不，我没有找什么人。”

“您确定吗？可我敢肯定您确实在找人。”她把头微微转向一边，“或者您是在找您的妻子？”

加百列感到后颈僵硬。他仔细地看着这个女人的脸，突然想起自己见过她，她就是和哈立德回公寓的那个女人。他用右手紧紧地握住了枪柄。

“她叫李，对吧？住在英国南部的心理诊所——至少之前住在那儿。斯特拉福德诊所，我没说错吧？她登记的名字是李·马丁逊。”

加百列一下子掐住了那个女人的脖子。

“你对她做了什么？她在哪儿？”

“她在我们手上。”那女人挣扎着说道，“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加百列推着她向后退，来到了楼梯的顶部。

“她在哪儿？”他用阿拉伯语问道，“告诉我！不要跟我说法语，说你们自己的语言，跟我说阿拉伯语！”

“我说的是实话。”

“看来你会说阿拉伯语。她在哪儿？告诉我，否则我就把你推下去。”

他又把她向楼梯边沿推了一步。她伸手想抓住楼梯中间的扶手，却抓了个空。加百列用力摇晃着她的身体。

“如果你杀了我，你也会毁掉你自己——还有你妻子。我是你唯一的希望了。”

“那如果我按你说的做呢？”

“你能救她的命。”

“我自己呢？”

她没有回答。

“叫你的队员撤退，告诉他们马上离开马赛。否则我们会告诉法国人你们在这儿，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他向她身后看了一眼，雅科夫正缓缓地走上来。耳机里传来迪娜的声音：“让她走，加百列。我们会找到莉亚。不要中了哈立德的圈套。”

加百列望着那个女人的眼睛：“如果我让他们撤退呢？”

“我会带你去见她。”

加百列又摇了她一下：“所以你知道她在哪儿。”

“不知道，会有人告诉我们去哪里。一次一个目的地，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如果我们错过了最后期限，你妻子就会死。如果你的队员跟着我们，她会死。如果你杀了我，她也会死。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做，她就可以活命。”

“我呢？”

“她经历的还不够吗？救救她吧，艾隆。跟我走，按我说的做。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

他望着楼梯下的雅科夫，后者摇了摇头。迪娜正悄悄地在另一头低语：“求求你，加百列，跟她说不。”

他望着她的眼睛。沙姆龙教过他如何读懂对方的感情，判断真实与谎言。在哈立德的女人乌黑的眸子里，他看到的只有一个狂热信徒的笃定与执著，她相信过去的痛苦可以解释现在的一切行为，无论这些行为有多么残忍。同时，他还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冷静。她受过训练，而不仅仅是被洗脑。她的训练会让她很难对付，但她的狂热却可能给他带来机会。

莉亚真的在他们手上吗？他没理由怀疑。哈立德已经毁掉了罗马核心地带的领馆，他当然可以从英国的精神病院里掳走一个生了病的女人。在莉亚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置她于不顾，绝对是不可想象的。或许她会死，或许他们都会。或许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哈立德会让他们死在一起。

哈立德，他是个聪明的玩家。他从来没想过在威尼斯杀掉加百列。米兰的文件只是一个诡计，他们故意把加百列引到这里，引到马赛的这个地方，给他指明了一条唯一的路，没留任何其他的选择。忠诚感让他无路可走。他把那个女人从楼梯边缘拉回来，放开了掐在她喉咙上的双手。

“撤退，”加百列直接对着手腕上的话筒说，“离开马赛。”

看到雅科夫摇了摇头，加百列厉声道：“按我说的做！”

一辆车从山上的教堂那边开了下来，就是几分钟前，在圣雷米大街上挡住他们去路的奔驰。车子停在了他们面前，那个女人打开车门坐了进去。加百列最后望了雅科夫一眼，然后也坐进了车子里。

“他掉线了。”勒夫说，“他的信号追踪器已经在同一个地方停留了五分钟。”

他的信号追踪器现在已经被扔进了马赛的垃圾桶里。加百列从屏幕上消失了。一切计划、一切准备都付诸东流，哈立德用阿拉伯最古老的计策——人质——击败了他们。

“莉亚的事是真的？”沙姆龙问。

“伦敦站已经呼叫了好几次那边的保安员，但一直都没有联络到他。”

“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抓住了她，”沙姆龙说，“我怀疑，我们的保安员已经死在斯特拉福德诊所的某个地方。”

“如果这都是真的，恐怕英国几分钟后就会出大事。”在沙姆龙看来，勒夫的口气好像有点过分冷静，不过勒夫的自控是有时限的，“我们必须联络军情五处和内政部的人，让他们尽可能地保密，越久越好。还有，我们要把外交部也拉进来，大使也得加入。”

“同意。”沙姆龙说，“但恐怕我们要先完成一件事。”

他看了看表。现在当地时间是早晨七点二十八分，法国则是晚上六点二十八分——离贝特赛义德的驱逐纪念日还有整整十二个小时。

“但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留在这儿。”迪娜说。

“他已经不在这儿了，”雅科夫回答说，“他走了。是他自己决定跟她走的。他下令让我们撤离，特拉维夫也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必须走。”

“我们一定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

“你如果蹲在法国的牢房里，恐怕什么也帮不上他。”

雅科夫把手腕上的麦克风举到嘴边，命令C组撤离。迪娜犹豫地向码头走去，边走边摘下身上的各种线路。最后一根线拆除之后，她登上“忠诚号”，和雅科夫一起站在驾驶台上，雅科夫将船开出了海峡。他们穿过了圣尼古拉斯堡后，迪娜从升降口回到了船舱里。她坐在通信台前，输入指令调取录音，然后把时间调回到早晨六点十二分。几秒钟后，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是他。他到街上了。正向南朝公园走。”

她又听了一遍：雅科夫和加百列静静地骑上摩托车；雅科夫启动了引擎，开始加速；轮胎轧在圣雷米大街的柏油路面上的声音，然后就是加百列冷静的声音。“就停在这儿，”加百列说，“别离开。”

二十秒钟后，那个女人说：“不好意思，先生，您迷路了吗？”

停止。

哈立德花了多长时间计划这一切？很多年，她想。他给了她一些线索，让她跟着它们，从贝特赛义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伊斯坦布尔到罗马，而现在，加百列也在他们手上了。他们会杀掉他，这是她的错。

她按下“播放”键，又听了一次加百列和那个巴勒斯坦女人的争执，然后拿起卫星电话，接通了扫罗王大道。

“我需要做一个声音识别。”

“你有录音？”

“是的。”

“质量？”

迪娜解释了录音截取的方式。

“请播放录音。”

她按下了“播放”。

“如果我们错过了最后期限，你妻子就会死。如果你的队员跟着我们，她会死。如果你杀了我，她也会死。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做，她就可以活命。”

停止。

“请稍等。”

两分钟后：“没有匹配的文件。”

马蒂诺最后一次在雅典大道上和阿布·萨迪克见了面，就在那条通向圣查尔斯车站的长楼梯底端。这一次，阿布·萨迪克穿了西方的衣服：整洁的华达呢长裤和一件熨烫平整的棉衬衫。他告诉马蒂诺，有一艘船马上就要离开港口了。

“叫什么名字？”

阿布·萨迪克回答了他。

“‘忠诚号’，”马蒂诺重复了一遍，“有趣的选择。”

他转身走上台阶，阿布跟在他身边。“人体炸弹已经收到了最后的命令，”阿布·萨迪克说，“他们会转向下一个目标，没人能阻止他们了。”

“那你呢？”

“我会搭中午的船去阿尔及尔。”

他们走到了台阶顶端。火车站一片土灰，丑陋极了，应该很久没有修葺过。“我必须说，”阿布·萨迪克道，“我应该不会怀念这个地方。”

“去阿尔及尔吧，让你自己消失。等有一天安全了，我们会让你回到西岸。”

“今天以后，”他耸了耸肩，“永远都不会再有安全的日子了。”

马蒂诺握了握阿布·萨迪克的手。“愿你平安。”

“愿你一切平安，哈立德兄弟。”

阿布·萨迪克转身走下台阶。马蒂诺走进火车站，停在了出发站台前。八点十五分开往巴黎的高速列车会停在F站台。马蒂诺穿过候车大厅来到站台上，沿着火车往前走，找到自己的车厢后便上了车。

在坐上自己的座位之前，他先去了一趟洗手间。他在镜子前站了好一会儿，望着玻璃中自己的样子：伊夫圣罗兰夹克外套、深蓝色衬衫、名牌眼镜——保罗·马蒂诺，法国上流绅士，著名的考古学家。但今天不是。今天的马蒂诺是哈立德，萨布里的儿子，阿萨德酋长的孙子。哈立德，往昔罪行的复仇者，巴勒斯坦的骑士。

人体炸弹已经收到了最后的命令。他们会转向下一个目标，没人能阻止他们了。

另一项命令也已经下达——今晚到阿尔及尔去见阿布·萨迪克的人会杀掉他。马蒂诺已经从先人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他永远不会让自己被阿拉伯的背叛者毁掉。

几分钟后，他已经坐在了头等舱的座位上，看着火车缓缓地离开车站，穿过马赛穆斯林的贫民窟，直奔北方。巴黎距离马赛有五百三十九英里，但高速列车只需要行驶三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这是西方技术和法国天才创造的奇迹，哈立德想。他闭上双眼，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22

法国，马蒂格

那栋房子坐落在城南的阿拉伯工人阶级居住区中，红瓦屋顶，灰泥外墙上斑痕累累。屋前长满杂草的小院子里，到处都是坏掉的塑料玩具和其他垃圾。加百列被推进那扇摇摇欲坠的大门时，本以为这里应该住着一户人家，但没想到所有房间都空空如也，没有家具，墙上连漆都没有刷。有两个阿拉伯人在这里等他，两个都膘肥体壮。其中一人提着一个塑料袋，袋子上印着一个折扣店的商标，那是法国底层阶级喜欢去的商店。另一人则提着一根高尔夫球棍，就像是拿着一根棒子。

“脱下你的衣服。”

那个女人用阿拉伯语对他说道。加百列没有动，他手放在两侧，像是一名警觉的士兵。那女人又重复了一遍刚刚的命令，这一次语气更坚决了。加百列依然没有回应。那个开奔驰汽车的男人走过来，狠狠地扇了他一记耳光。

他脱去了夹克衫和套头毛衣。无线电和枪都已经不在了——他们还在马赛时，那女人就把它们都拿走了。她看了看他胸口和后背上的伤疤，然后命令他脱掉剩下的衣服。

“你们穆斯林的谦逊稳重到哪儿去了？”

这句话又换来了另一记耳光，只不过这次是用手背打的。加百列头晕目眩地脱下鞋子和袜子，然后解开牛仔裤的拉链，把双脚从裤腿中褪了出来。不一会儿，他就穿着短裤站在那几个阿拉伯人面前了。那女人伸出手揪住他短裤的松紧带：“这个也脱了。”

他们看着他的裸体，兴趣盎然。那两个男人评价着他的生殖器，而那个女人则绕着他慢慢地转了个圈，欣赏着他的身体，仿佛他是一尊雕像。加百列想，对于他们来说，他可能就像个传说，突然出现在暗黑的夜里，杀掉了他们年轻的勇士。看看他吧，他们的眼睛好像在说，他这么弱小平凡，怎么可能杀掉我们那么多弟兄呢？

那个女人用阿拉伯语咕哝了几句，加百列没听懂。三个男人把他脱下来的衣服用剪刀剪成了碎片。裤线、褶边、领子，全都被剪开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在找些什么。第二个信号追踪器，无线电传输器，还是犹太人制造的某个能瞬间杀掉他们、让加百列安全逃离的邪恶武器？那个女人看着眼前这愚蠢的场面，表情十分严肃。然后她转过头望向加百列，又绕着他赤裸的身体转了两圈，一只手放在唇边作思考状。每次她经过面前时，加百列都会直直地盯着她。她的眼神中带着医生般的冷静与专业，仿佛在分析他的身体。他甚至觉得她有可能随时掏出一个小录音机开始诊断。胸部左上方四分之一处有一道皱褶的疤痕，是塔里克·阿尔·胡拉尼的子弹留下的痕迹，安拉会褒奖他光荣的名字。一条长疤横穿整个后背，表面粗糙，原因不明。

搜查衣服没得到任何结果，只剩下一堆棉布和牛仔布的碎片。一个阿拉伯人把那些垃圾堆在一起，扔进了壁炉里，然后往里面倒了些煤油，点着了火。加百列的衣服变为灰烬后，他们又绕着他走了一圈。那个女人站在他对面，另外两个大个子阿拉伯人站在两边，而那个奔驰司机则站在他的身后。他右边的那个阿拉伯人懒洋洋地摇晃着手里的高尔夫球杆。

这样的情境通常意味着某种仪式，而加百列知道，殴打一定是这个仪式的一部分。那女人用一记耳光为仪式拉开了帷幕，然后她退后一步，把重活留给了男人们。拿球杆的男人在他的膝头狠狠地敲了一记，加百列一下子跪在地上。真正的戏码上演了。这几个人对他一通拳打脚踢。他努力避免叫出声。他不想让他们感到满足，也不想顺了他们的意，让周边的邻居听到——这个区域的居民可不一定会对犹太人挨打抱有什么同情心。一切结束得就像开始时一样突然。回想起来，整个过程并没有那么糟——事实上，学院里沙姆龙和他手下的那帮暴徒出手要比这几个阿拉伯人狠得多。他们没怎么打他的脸，这意味着他们还需要带他出去见人。

他靠右躺着，双手护着生殖器的部位，膝盖蜷在胸前，满嘴都是血腥的味道。左肩已经不能动了，这是那三个阿拉伯人轮番猛踢的结果。那女人把一个塑料袋套在他的头上，让他穿上衣服。他试着动了一下，但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坐起来，甚至连抬手都很困难。最后，一个阿拉伯人抓住他的左臂，拉着他坐了起来。他受伤的肩膀一阵剧痛，他第一次叫出了声。那些人像看到他的裸体时一样，笑了起来。

他们帮他穿上衣服。显然，他们在准备衣服的时候以为他会更加高大魁梧。那件荧光黄的T恤衫胸前印着大大的“马赛”字样。衣服比他的体型大了几个码，盖住了臀部，腰也很肥。那双便宜的皮鞋太大，穿上很难走路。

“你站得起来吗？”那女人问道。

“站不起来。”

“我们现在如果不离开，就没法按时赶到下一个目的地。你知道那样会意味着什么。”

他努力地用手撑在地面上，两次失败之后，终于站了起来。那女人在他背上推了一把，他一个趔趄，又跌倒在地。这时他想到了莉亚。她在哪儿？他们会不会把她塞进封了口的麻袋里？还是锁在车的后备箱里？或者藏在了某个柳条箱里？她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吗？或者在她看来，这只是她无法终结的梦魇中的一个段落？为了莉亚，他才能站起来。为了莉亚，他才能一步一步地蹒跚前行。

那三个男人留在了那间房子里，女人则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肩上背了一个皮包。她又推了他一把，这一次是向那辆奔驰车的方向。他跌跌撞撞地穿过那个到处扔着破玩具的小院子。倒了的火柴盒汽车、没胳膊的娃娃和没有头的玩具士兵——这看上去应该是哈立德的专业爆炸袭击之后留下的残骸。他本能地走到了副驾驶那一边。

“不，你来开车。”

“我这个样子开不了。”

“但你必须开，”她说，“否则我们会错过约定的时间，你妻子就会死。”

加百列犹豫地坐到驾驶位上，那个女人坐在了他的旁边。关上门之后，她从包里拿出一把枪，一把坦弗格里奥TA-90对准了他的腹部。

“我知道你可能会打什么鬼主意，”她说道，“但那么做不会为你带来任何好处。我向你保证，我不知道你妻子在哪儿。我们现在要一起完成这段旅程，你和我两个人，我们现在是伙伴。”

“你真是高尚。”

她用枪在他脸上敲了一记。

“小心点，”他说，“它会走火。”

“你对法国很熟，是吧？你在这里工作过。你杀了很多巴勒斯坦人。”

加百列没回答，她又给了他一击。“回答我！你在这儿工作，是不是？”

“是。”

“你在这儿杀过巴勒斯坦人，是不是？”

他点了点头。

“你在惭愧吗？大声点！”

“是的，”他说，“我在这里杀过巴勒斯坦人。我在这里杀了萨布里。”

“所以你了解法国的路线，你不用浪费时间看地图。这是好事，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她把车钥匙递给他：“去尼姆。你有一个小时。”

“那儿离这里至少有一百公里。”

“所以我建议你别说话，赶快开车。”

他决定从阿尔勒走。泛着银光的罗纳河从他们的脚下流过，加百列把油门踩到了地板上，向着尼姆全速前进。天气出奇的好，万里无云，天蓝如碧，田地里满是薰衣草和向日葵，二十英里外的远山在阳光的沐浴下显得如此清晰，加百列甚至看得到山石的轮廓与裂痕。

那女人冷静地跷着腿坐在副驾驶位上，枪放在大腿上。哈立德为什么会选择由她来带他去呢？因为她的年轻貌美和莉亚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或者这是阿拉伯人的一种侮辱方式？他们希望让一个年轻的美女来对加百列发号施令，以让他感到屈辱？无论哈立德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女人都接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加百列在马赛和马蒂格的小屋里时都有这样的感受。她拿着枪时，他可以看到她肩头和手臂上绷紧的肌肉。但加百列最感兴趣的是她的手，她的指甲又短又脏，只有搬运工或是户外工人的手才会这样。

她突然打了他一拳，车子一下漂向一边。加百列猛打方向盘才回到了原来的车道。

“你在干吗？”

“你刚刚在看枪。”

“我没有。”

“你想把它抢走。”

“没有。”

“骗子！犹太骗子！”

她又想用枪打他，但这次加百列抬起手挡住了她。

“你最好快一点，”她说，“否则我们就要迟到了。”

“我现在开到每小时两百公里，不可能再快了，否则我们两个都会死。下次哈立德打电话来，你告诉他要推迟见面时间。”

“谁？”

“哈立德，”加百列重复了一遍，“你的老板。计划这一切的人。”

“我从来没听过哈立德这个名字。”

“不好意思，我弄错了。”

她看了他一会儿：“你的阿拉伯语很好。你在耶斯列谷长大的，对吧？离阿夫拉不远。我听说那儿有很多阿拉伯人，他们不想离开，不想被赶走。”

加百列没有去咬她的诱饵：“你没去过？”

“巴勒斯坦？”她微微一笑，“我只是远远地眺望过。”

黎巴嫩，加百列想，她来自黎巴嫩。

“如果我们要一起经历这一切，那么我必须知道怎么称呼你。”

“我没有名字。我是个巴勒斯坦人，没有名字，没有面孔，没有土地，也没有家。我的行李箱就是我的国家。”

“好吧，”他说，“那我就叫你巴勒斯坦。”

“听上去不像是个女人的名字。”

“好吧，那就叫巴勒斯坦尼娅吧。”

她望着前面的路点了点头：“好，巴勒斯坦尼娅。”

离尼姆还有一公里的路程。她让他把车子停到路边的停车场，隔壁是一间卖陶器和盆景的小店。他们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度过了难以忍受的五分钟，等待着卫星电话的铃声响起。铃终于响了，对加百列来说，那就像是火警的警报声。那女人一言不发地听着对方的指令。从她空洞的表情里，加百列无法判断对方在命令她杀掉自己，还是继续往前走。她挂断电话，朝前面的路扬了扬下巴。

“上车行道。”

“哪个方向？”

“朝北开。”

“我们去哪儿？”

她犹豫了片刻：“里昂。”

加百列按她说的做了。他们接近车行道的收费站时，那女人把枪放进了包里，给了他一些零钱。他们回到路上后，她又把枪拿了出来，放在了大腿上。她顶着脏指甲的短粗手指随意地扣在扳机上。

“他是什么样的人？”

“谁？”

“哈立德。”加百列说。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认识这个人。”

“你在马赛和他过的夜。”

“事实上，我那晚是和维然先生在一起。你最好开快点儿。”

“他会杀了我们。你知道的。他会把我们两个都杀掉。”

她什么都没说。

“他们告诉你这是自杀式袭击了吗？你真的准备好去死了？你祈祷过吗？想不想录一段告别录像给家人？”

“开车吧，不要说话。”

“我们是人肉炸弹，你和我都是。我们会一起死掉当然，原因不同，但是会一起死。”

“拜托，闭嘴！”

这就是她的痛处，他想。哈立德对她说了谎。

“我们今晚就会死，”他说，“七点钟。他告诉过你吗？”

又一阵沉默。她用手轻轻地触摸着扳机。

“我猜他忘了告诉你，”加百列接着说，“但事情一直都是这样。那些可怜的孩子，那些贫民窟里的孩子为巴勒斯坦而死，可精英们只是在贝鲁特或者突尼斯或者拉马拉的别墅里发号施令。”

她举起枪，又要打他的脸。这一次他抓住枪，把它夺了过来。

“你用它打我的时候我很难好好开车。”

他把枪还给了她。她接过枪，放在了大腿上。

“我们是人肉炸弹，巴勒斯坦尼娅。我们正驶向毁灭。哈立德会给我们命令。七点，巴勒斯坦尼娅，七点。”

在从瓦朗斯通往里昂的路上，他一直尽可能地不去想莉亚的事，而是专注于这个案子。他本能地像研究一幅画作一样来思考整个过程。他剥开褪色的油彩，直到看到最本源的炭笔打下的草稿，然后，他开始一层一层地把涂料再补回去，恢复最初的格调和质地。此刻，他无法确认作品的出处。哈立德是那个神秘的画家吗？或者他只是那位老主事——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学徒？阿拉法特亲自授意了这次行动，以对自己进行报复？这是两国人民之间漫长战争中的一场战役？还是仅仅是两个家庭——阿勒-哈利法和沙姆龙-艾隆——之间的宿怨？他怀疑两者都有，这是双方需求与目标的撞击。两个天才艺术家合作完成了一幅作品。提香和贝利尼，加百列想，《诸神之宴》。

画作开始的时间对他来说依然是模糊的，但有一点他可以确定：这场表演已经策划了几年时间，而且将造成更多的流血和牺牲。他被骗了，对方的手段极其高明。他们全都被骗了。米兰的那份文件是哈立德放出来引诱加百列的诱饵，目的就是让他加入到这场行动里。哈立德布下了线索，安排好了时机，让加百列别无选择，只能绝望地追寻。穆罕默德·亚维什、大卫·昆内尔、咪咪·费雷雷——他们都是这个局中的棋子。此刻，在加百列眼前，他们就如同贝利尼画作边沿最不起眼的人物，沉默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似拥有某些寓意，实质上却只是对主旨的烘托。加百列知道，一切都还没结束。哈立德还留了一步棋，一场血与火的战斗。但无论如何，加百列要想办法活下来。他知道，在这条路的某一处隐藏着让他活下来的方法。所以此刻，加百列眼中所见的不是这条通向北方的公路，而是这个案子的整个过程——每一分钟、每个场景、每次相遇——它们就如同画布上的油彩。他会活下来，他想。有一天，他会找到哈立德。这个女人，巴勒斯坦尼娅，就是通向他的大门。

“停在路边。”

加百列遵命停车。离里昂的市中心还有几英里的路。这一次，只等了两分钟，电话就响了。

“回到主路上，”她说，“我们要去沙隆。在——”

“我知道沙隆在哪儿。在第戎南部。”

他在辅路上找到了入口，加速进入主路。

“我不知道你是个勇士还是个傻瓜。”她说，“在马赛的时候你可以不跟我走。你还能保住一条命。”

“她是我妻子。”他说，“她永远都是我的妻子。”

“你甘愿为她去死吗？”

“你也会为她而死。”

“七点钟？”

“是的。”

“你为什么编出这么一个时间？为什么是七点？”

“你对你的老板一无所知，是不是？我替你感到难过，巴勒斯坦尼娅。你真是个傻姑娘。他背叛了你，可你却要为他付出代价。”

她本想用枪打他，可是又停了手。加百列的眼睛紧盯着路面。那扇门就要打开了。

他们在沙隆的南部停车加油。加百列加满了油，用那女人给的钱付了油费。他坐进驾驶位后，那女人让他在厕所旁边停车。

“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等着你。”

她很快就回来了。加百列刚要挂挡，那女人就从包里拿出了卫星电话，让他等一下。现在时间是下午两点五十五分。

“我们会去巴黎。”他说。

“是吗？”

“有两种可能性。公路会在伯恩分成两条路，如果抄近路，我们可以直接去南部的郊区。或者我们可以往东走——从第戎到特鲁瓦，再从特鲁瓦到兰斯——然后从东北部进入巴黎。”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告诉我他会让我们走哪条路？”

加百列假装看了看表。

“他会让我们继续开。他不想我们太早进入目标区域。我打赌他会选东边的路线。我猜他会让我们去特鲁瓦，然后在那儿等他的命令。那样他就有很多选择。”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她听着对方的命令，一言不发，然后挂断了电话。

“回主路。”她说。

“我们去哪儿？”

“只管开就是。”

他问她能不能打开收音机。

“当然。”她心平气和地说。

他按下按键，什么都没有。她笑了。

“干得不错。”加百列说。

“谢谢。”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

“你在开玩笑。”

“我很认真。”

“因为我是巴勒斯坦人。”她说，“我没有选择。”

“你错了。你当然有选择。”

“我知道你想干吗。”她说，“你想用刚刚那套同归于尽的鬼话说服我。你以为我会动摇，你以为你能让我害怕。”

“事实上我连想都没想过。我们已经斗了太久了。我知道你们非常勇敢，从来都不会害怕。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到这儿来？为什么不结婚生子？为什么不好好生活？”

她又笑了，这一次的笑容里带着嘲讽。“犹太人，”她说，“你们以为痛苦是你们的专利。我们的大屠杀和你们的一样真实，可是你们否认我们的痛苦，否认你们的责任。你们认为我们的痛苦是自己造成的。”

“那就给我讲讲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就是天堂不见了。我的故事就是一个单纯的民族被所谓的文明世界赶出了自己的国土，只为了让基督教世界平复大屠杀给他们带来的愧疚。”

“不，”加百列说，“我不想听媒体的陈腔滥调。我想听你自己的故事。你是哪里人？”

“我出生在难民营，”她说，然后又补充道，“黎巴嫩的难民营。”

加百列摇了摇头：“我不是问你出生在哪儿，生活在哪儿。我想知道你本来是哪里人。”

“巴勒斯坦。”

“当然。哪个地方？”

“北边。”

“北边的哪里？”

“加利利。”

“西边？上城？”

“西加利利。”

“哪个村？”

“已经不存在了。”

“叫什么名字？”

“我不能说——”

“那个村没名字吗？”

“当然有。”

“是巴沙吗？”

“不是。”

“济卜？”

“不是。”

“是撒梅里亚？”

她没说话。

“是撒梅里亚。”

“是的，”她说，“我家人来自撒梅里亚。”

“我们到巴黎还要很久呢，巴勒斯坦尼娅，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3

耶路撒冷

“瓦拉什”又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一次不是视频会议，而是在总理办公室里面对面的讨论会。勒夫的报告没用很长时间，因为在上次视频会议之后，并没有什么新的事件发生，只有钟表上的指针变化了位置。现在的特拉维夫时间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也就是巴黎的四点。勒夫想拉响警报。

“我们必须假设在三小时内，法国会发生一起大型恐怖袭击事件，有可能在巴黎，而我们的一个探员会身在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别的选择，必须要告诉法国人。”

“但加百列和他的妻子怎么办？”沙巴克的摩西·雅里夫说，“如果法国发布全国性警报，哈立德很可能以此为借口处死他们两个。”

“哈立德不需要任何借口，”沙姆龙说，“这正是他想做的。勒夫说得对，我们应该告诉法国人。道德上，政治上，我们都没有别的选择。”

总理在椅子里挪了挪自己肥胖的身体：“但我又不能告诉他们，我们派了一组探员到马赛去刺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没有必要，”沙姆龙说，“不过，无论怎么样结果都会很糟糕。我们和法国有协议，不能不经他们许可进入他们的领土。这个协议我们一直都在违反，法国情报局那边也是心照不宣。可是，心照不宣是一回事，被逮个正着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们怎么和他们说？”

“我建议尽可能地说真话。告诉他们，我们的一个探员被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绑架了，现在被带离了马赛。告诉他们，探员正在马赛调查我们的使馆爆炸案。告诉他们，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巴黎可能会在今晚七点遭到攻击。谁知道呢？如果法国人把事情搞大，说不定哈立德会推迟或取消他的袭击。”

总理看着勒夫：“行动队现在是什么情况？”

“‘忠诚号’已经离开法国领海，其他成员都出了国境。唯一留在法国的就只有加百列了。”

总理按下了他的电话接线按钮：“打给法国总统。再找一个翻译，我不想有任何误解。”

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此时正在富丽堂皇的爱丽舍宫休息厅会见德国总理。一个助手悄悄走进房间，跟总统低语了几句。那位法国领袖没有掩饰自己的反感，何况这个打扰他的人本就让他讨厌。

“必须现在吗？”

“他说是最高级别的安全问题。”

总统站起身来，低头望着他的客人：“不好意思，总理，我恐怕要失陪一会儿。”

穿着深色套装的总统看上去挺拔而优雅，这个法国人跟着助手走进了一间私人休息室。不一会儿，电话就被接了进来。

“下午好，总理先生。我猜这电话不仅仅是礼节性的问候吧？”

“不，总统先生，当然不是。恐怕贵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我猜您说的是恐怖主义威胁？”

“是的。”

“有多紧迫？几周？几天？”

“几小时，总统先生。”

“几小时？那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我们也是刚刚知道的。”

“您还知道什么细节？”

“只有时间。我们认为一个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要在今晚七点行动，巴黎是最可能的目标，但我们并不确定。”

“请您详细地跟我说清楚，总理先生。”

以色列总理花了两分钟时间。他说完后，法国总统说道：“我认为您只告诉了我一部分真相。”

“恐怕我们也只知道这一部分。”

“为什么不提早告诉我你们在法国追踪嫌疑犯？”

“没有时间事先申请了，总统先生。事情紧急。”

“那么意大利人呢？你们告诉他们，你们已找到罗马爆炸案的嫌疑犯了？”

“没有。”

“真令人惊讶，”那个法国人说，“你们有照片可以让我们寻找有嫌疑的恐怖分子吗？”

“我们没有。”

“恐怕你们也不想把那位失踪探员的照片传给我们喽？”

“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就猜到您会这么回答，”那个法国人打断了他，“我会派我们的大使去您的办公室。我相信他会收到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而坦白的说明。”

“他会的，先生。”

“我想这件事会带来一些余波，不过还是先处理紧急的事吧。保持联络。”

“祝您好运，总统先生。”

那个法国领袖生气地挂上电话，看了一眼他的助手。“召集拿破仑行动队，快！”他说，“我去应付德国总理。”

两位领导人结束通话二十分钟后，法国总统已经坐在了穆拉特厅会议桌旁他的专座上。围在他旁边的是拿破仑行动队的成员。这个行动队集合了政府中的高级情报官、安全官员以及幕僚，组建目的就是处理法国面临的巨大威胁。长桌对面坐的是总理，两人之间放着一座华丽的双面铜钟，上面显示的时间是下午四点三十五分。

总统把刚听到的消息巨细无遗地传达给了在座的每一位。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大家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消息的来源是以色列的总理，而此人在巴黎无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不过，到最后，每一个与会者都依然认为，这样的威胁是不容忽视的。“显然，先生们，我们必须要把威胁升级，做好预先准备。”总统说，“要升至多高呢？”

基地组织攻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就制定了一套和联合国的警报系统相似的四级危机分级系统。这天下午，危机的级别被定为了橙色，也就是二级，比它更低的只有黄色。如果危机等级达到三级红色警报，那么法国的大面积领空都会被封锁，与此同时，法国的重要地点——例如卢浮宫或埃菲尔铁塔——都会增强安全防卫。最高级的威胁级别是猩红色警报。这一级别的警报一经发出，整个国家将停止运作，甚至包括水电供应。一条从以色列传来的消息实在不足以让拿破仑行动队将警报级别定为四级。“由于消息来自以色列，因此袭击目标应该是以色列或犹太人的建筑或领地，”内政部长说，“即便袭击的规模和罗马一样大，也不应该把等级提高到四级。”

“我同意。”总统说，“升高到红色警报吧。”

五分钟后，拿破仑行动队的会议结束了。内政部长来到穆拉特厅外，对着镜头和麦克风发表了声明。“女士们，先生们，”他表情凝重地说道，“法国政府已经接到了我们认为可靠的证据，证明今晚可能有恐怖分子会袭击巴黎……”

那栋公寓楼矗立在蒙马特高地北端的索勒大街上，离著名的游客景点圣心大教堂只隔了几条街。公寓很小，但很舒适，每次保罗·马蒂诺从普罗旺斯来巴黎，无论是公差还是浪漫之旅，这里都是相当合适的居所。到巴黎以后，他到卢森堡区和一个索邦大学的同事吃了午饭，然后又在圣日耳曼和一个编辑见了面，讨论他那本关于普罗旺斯前罗马时代历史书的出版。四点四十五分，他穿过公寓楼前面的小院，走到了大堂里。管理员图泽夫人从房门里探出头来。

“早晨好，马蒂诺先生。”

马蒂诺吻了吻她涂了粉的面颊，把从科兰库尔买的一束百合花递给了她。

“给我的？”她礼貌地问了一句，“您不用这样，教授。”

“我情不自已。”

“您会在巴黎待几天？”

“只留一晚。”

“真可惜！我去帮您取信。”

她很快就拿着一打信件和卡片走了回来。和往常一样，这些信都打理得非常整齐，还用一条粉红色的丝带绑着。马蒂诺走上楼梯，回到了自己的公寓。他打开电视，调到2频道，然后走进厨房煮咖啡。伴着水声，他听到了法国内政部长熟悉的声音。他关上水龙头，冷静地走进了客厅，之后的十分钟里，他一直站在电视机前。

以色列决定通知法国人，马蒂诺猜到他们有可能会这样做。他知道危机评级的上升意味着巴黎的安保工作会非常周密，这意味着要对计划进行细微的调整。他拿起电话。

“请帮我更改一个预订。”

“您的姓名？”

“保罗·马蒂诺博士。”

“票号？”

马蒂诺背出了号码。

“您目前计划明天早晨从巴黎回普罗旺斯艾克斯。”

“是的，但我有点事，必须要早一点回去。能否帮我订一张今晚的火车票？”

“七点十五分出发的火车还有票。”

“头等舱？”

“是的。”

“我订一张。”

“您知道政府发布了恐怖警告吗？”

“我从不在乎这些事，”马蒂诺说，“更何况，我们要是什么都不做了，不是恰恰合了恐怖分子的意？”

“确实如此。”

马蒂诺听到了对方在键盘上打字的声音。

“可以了，马蒂诺博士。您的预订已经修改好了。您的火车今晚七点十五分从里昂车站出发。”

马蒂诺挂上了电话。

24

法国，特鲁瓦

“撒梅里亚？你想听撒梅里亚的事？那里曾经是人间天堂，是伊甸园。到处是果树和橄榄树、甜瓜和香蕉、青瓜和小麦。撒梅里亚很简单，很纯粹。耕种与收获、雨季和旱季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节奏。我们有八百多人，有一座清真寺，还有学校。我们很穷，但安拉给了我们需要的一切。”

听听她的话，加百列边开车边想，我们……我们的……她出生的时候，撒梅里亚已经在地图上消失了二十五年，可她提起那里时，就如同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

“我的祖父是个大人物。当然，他不是村长，但在年长的人里，他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当时有四十德南的土地，还有很多羊，应该算是富人了。”她嘲讽地笑了笑，“在撒梅里亚，富人的意思就是没有别人那么穷。”

她的眼睛更黑了。她看了看腿上的枪，又转头望向了窗外飞驰而过的法国农田。

“1947年，我们村子开始消亡。11月，联合国投票决定把我们的一半土地送给犹太人。撒梅里亚和西加利利的其他地方一样，依然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属地。但显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投票刚结束，战争就开始了。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想要的是整个巴勒斯坦。”

战争是阿拉伯人先发起的，加百列想反驳——阿萨德酋长，贝特赛义德村的头领，是他率先血洗了内坦亚到耶路撒冷沿线的公车。但现在不是争吵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她现在正沉浸在对撒梅里亚怀念中，加百列不想打断她。

她转向了他：“你在想什么？”

“我在听你讲故事。”

“你只有一部分心思在听我的故事，”她说，“但其他部分在想别的事。你想拿走我的枪吧，还是在计划逃跑？”

“已经没法逃跑了，巴勒斯坦尼娅——我们两个都跑不掉。接着说吧。”

她望向窗外。“1948年5月13日，哈贾纳自卫组织的武装车队从阿科沿河岸出发了。他们的行动代号是本-阿米。这是‘TochnitDalet’的一部分。”她看着他，“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Tochnit Dalet’，就是D计划。”

加百列点了点头，想起了站在贝特赛义德废墟中的迪娜。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一个月？但感觉却恍若隔世。

“本-阿米行动口头上的目标是支援西加利利地区几个孤立的犹太人村庄，但真实的目标却是征服和吞并。事实上，当时上级的命令就是摧毁三个阿拉伯村庄：巴沙、济卜，还有撒梅里亚。”

她顿了顿，想看看加百列对她刚刚的话有什么反应，然后她继续自己的“演说”。撒梅里亚是三个村中第一个被消灭的。哈贾纳在黎明前包围了它，装甲车前的大灯把整个村子都照亮了。有一些哈贾纳组织的成员戴着红色的格子围巾，让站岗的人错把犹太人的袭击当成了阿拉伯的保卫行动。他向天空放枪庆祝，然后就被犹太人杀害了。犹太人伪装成阿拉伯人进村的消息很快传开，村里人一下子慌了。撒梅里亚的守卫者勇敢地投入了战斗，但他们当然打不过装备精良的哈贾纳。几分钟之内，人们就开始撤离了。

“犹太人希望我们离开，”她说，“他们故意没有把守村子的东边，让我们有路可逃。我们没时间收拾行李，甚至连食物都没来得及带。我们只顾着逃跑。但犹太人还是不满意。在我们穿过那片我们种了几个世纪的农田时，他们朝我们开枪扫射，五个村民死在了田里。哈贾纳工兵马上进了村。逃跑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听到爆炸声。犹太人把我们的天堂变成了一堆碎石头。”

撒梅里亚的村民跑到大路上，一直向北逃，最后到了黎巴嫩。很快，巴沙、济卜，还有东边几个小村子的村民也来了。“犹太人让我们去黎巴嫩，”她说，“他们让我们在那里等上几个星期，等到战争结束，我们就可以回去了。回去？回到哪儿去？我们的房子已经变成了瓦砾，我们只能朝前走。我们穿过国境，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彻底被遗忘了。巴勒斯坦的大门对我们永远地关闭了。”

兰斯：下午五点。

“停车。”她说。

加百列把那辆奔驰停到路边。他们默默地坐着，车身被飞驰而过的车辆震得微微发抖。电话响了。这次对方讲话的时间比以往都长，加百列怀疑这应该是最后一道命令了。她一言不发地结束了通话，然后把手机放进包里。

“我们去哪儿？”

“巴黎。”她说，“和你猜想的一样。”

“他想让我们走哪条路？”

“A4。你知道吗？”

“知道。”

“那条路直通——”

“直通巴黎东南部。我知道它通向哪儿，巴勒斯坦尼娅。”

加百列加速进入主路。车上的时钟显示着五点零五分。路牌上写着“巴黎145”。离巴黎还有一百四十五公里，也就是九十一英里。

“讲完你的故事吧，巴勒斯坦尼娅。”

“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

“说到黎巴嫩，”加百列说，“说到你们被遗忘了。”

“我们在山上搭起了帐篷。我们四处寻找食物，靠阿拉伯弟兄的接济过活，等着有一天巴勒斯坦的大门再次向我们打开，等着犹太人兑现他们在我们离开时许下的诺言。但六月份的时候，本-古里安说，难民不能回家了。他把我们划为第五类不能回去的人，我们会威胁到这个新犹太国家。我们知道我们再也看不到撒梅里亚了，天堂没有了。”

加百列看了看表：五点十分。离巴黎还有八十英里。

“我们向北走，到了西顿。那个长长的夏天，我们一直都住在帐篷里。然后天气变冷了，雨季来了，可是我们依然生活在帐篷里。我们把这个新家叫‘艾因赫勒韦’，意思是‘甜美的春天’。这一切对我祖父来说尤其难以忍受。以前在撒梅里亚的时候，他也算是个重要人物，看管着田地和牲口。可现在整个家庭都在靠接济过活。他有地契，可土地却没有了；他有房子的钥匙，可房子已经被夷为平地。第一个冬天，他就病了，后来很快就去世了。其实他是不想活了——至少不想在黎巴嫩活着。撒梅里亚死了，我祖父也死了。”

五点二十五分。离巴黎还有六十二英里。

“我父亲当时只是个男孩，但他有责任照顾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妹。他没法工作——黎巴嫩不允许难民工作。没有黎巴嫩的社保，没有黎巴嫩的医保，我们也没法离开那儿，因为我们连有效的护照都没有。我们谁也不是，什么都不是。”

五点三十八分。离巴黎还有三十五英里。

“后来我父亲娶了一个撒梅里亚女孩。村里剩下的所有人都聚集在艾因赫勒韦难民营，为他们庆祝。当时大家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虽然周围的环境迥然不同。那里不是天堂，地面上是阴沟，四周围着棚屋和帐篷。母亲给父亲生了两个儿子。每天晚上他都给他们讲撒梅里亚的故事，这样他们就不会忘记自己真正的家。他给他们讲了经受过的灾难，也讲了回家的梦。我的哥哥们生来就注定要成为巴勒斯坦的战士，他们没有选择。当他们长大到可以拿枪后，法塔赫就开始训练他们。”

“你呢？”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75年出生，那时候刚好黎巴嫩开始内战。”

五点四十七分。离巴黎还有二十五英里。

“我们从来没想过他们会再来找我们。是啊，我们失去了一切——我们的家，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土地，但至少在艾因赫勒韦，我们是安全的。犹太人永远都不会来黎巴嫩。他们会吗？”

五点五十二分。离巴黎还有十九英里。

“加利利的和平行动——这是他们起的名字，天啊，就算是奥威尔也想不出更好听的名字了。1982年6月4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目标是一次性彻底清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一队以色列士兵沿着公路北上，唯一的不同是，这条路在黎巴嫩，而非巴勒斯坦，士兵也从哈贾纳变成了以色列国防军。我们知道事情的结果会很糟。艾因赫勒韦难民营被认作是法塔赫的地盘，是流亡国外的巴勒斯坦人的中心。6月8日，战争开始了。以色列派来了伞兵。我们的人像狮子一样勇敢地反击，在每一条巷子中、每一间房子里，从清真寺到医院，任何投降者都会被击毙。人们都在说，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艾因赫勒韦之战就会继续下去。

“以色列改变了策略。他们用飞机和大炮一条条巷子、一个个街区地毁掉我们所有的帐篷。每过几个小时，以色列人都会劝我们投降。我们每一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绝不。战争持续了一个星期。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我就失去了一个哥哥，我的另一个哥哥在第四天也牺牲了。战争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母亲在爬出石头堆时被误以为是游击队员，被以色列人击毙了。

“一切结束以后，艾因赫勒韦变成了一片废墟。犹太人又一次把我们的家夷为平地。我失去了哥哥，失去了母亲。你问我为什么会来这儿，因为撒梅里亚和艾因赫勒韦。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在我心里的意义。我除了反击，没有别的选择。”

“之后发生了什么？你去了哪里？”

那个女人摇了摇头。“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她说，“太多了。”

“我想听。”

“开车吧，”她说，“你就快见到你的妻子了。”

加百列看了看表：晚上六点。离巴黎还有十英里。

1. 德南（Dunam），一种面积单位。传统上认为，1德南的边长为标准的四十步距离。如今通常定义1德南=1000平方米。

25

巴黎北部，圣丹尼斯

阿米拉·阿萨夫关上了房门。灰色的水泥地走廊里只有一根日光灯管，时不时还会闪一下，光线十分昏暗。她推着轮椅走向电梯，一个操着摩洛哥口音的女人正朝着她的两个孩子大喊大叫。再往前走，有三个非洲男孩正围着一部迷你移动音响听嘻哈音乐。这就是法兰西帝国的遗产了，女人心想，加勒比海上的几座岛屿，还有圣丹尼斯这几间供人居住的仓库。

她来到电梯前，按下按钮，有一部电梯上来了。谢天谢地，她想。眼下这一步行动——这些破旧不堪的电梯能不能正常运作——是她完全无法控制的。在准备阶段，曾经有两次因为电梯坏了，她不得不走下二十三层楼。

“叮”的一声，电梯铃响了。阿米拉推着轮椅走进电梯间，一股浓浓的尿臊味扑面而来。电梯下降的时候，她一直在想，为什么穷人爱在自己的电梯里小便。门开了，她快步将轮椅推了出来，走进大厅，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但这里的空气也没有好多少。直到走出楼门，呼吸到空地上凉凉的空气时，她才真正摆脱那栋拥挤的楼里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

这个由四座大楼围成的空地就像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村庄——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男人在昏黄的暮光中聊天，女人提着塑料袋回家，孩子们正在踢足球。没有人注意到一个漂亮女人正推着一个看不出年龄和性别的人从身边走过。

她用了整整七分钟的时间来到了圣丹尼斯车站。车站很大，有城际铁路和地铁。因为时间的关系，熙攘的人群正从出口涌到大街上。她走进票务大厅，马上看到两个警察。这是警报升级的第一个证据。她已经看过电视了，知道全国的地铁站和火车站都加强了安防工作。但他们知道圣丹尼斯发生的事吗？他们会不会在寻找一个从英国的诊所被绑架了的残疾女人？她继续向前走。

“不好意思，小姐。”

她转过身去。是一个车站的工作人员，年轻，爱管闲事，穿着一身熨烫平整的制服。

“您要去哪里？”

车票就在她的手上，她必须说真话。“我们要坐城际铁路，”她说，然后补充道，“去巴黎的里昂火车站。”

工作人员笑了：“那边有电梯。”

“我知道怎么走。”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

“别客气，”他说，“让我帮您吧。”

真“幸运”啊，她想。整个铁路系统可能就这么一个好人，而他今晚偏偏在圣丹尼斯工作。拒绝他会显得很可疑。她点了点头，把车票递给了他。他带着她通过闸口的旋转栏杆，穿过大堂来到电梯前。他们静静地乘着电梯来到车站的城际铁路层，那名工作人员把他们带到了站台上。她怕他要陪着她们等车，不过好在他只是道了晚安，然后就走上了楼梯。

阿米拉看了看屏幕上的到达时间，还有十二分钟。她看了看表，算了一下。没问题。她坐在长凳上等候。十二分钟后，列车驶入站台，停了下来。门打开了，阿米拉站起身，把那个女人推进了车厢。

26

巴黎

我在哪儿？在火车上？这个女人是谁？她是医院的那个女人吗？我告诉过艾弗里医生我不喜欢她，但他不听。她总是在我身边转，一直监视着我。你在乱想，艾弗里医生说，你是因为病情才对她产生这种反应。她很善良，也很专业。不，我想告诉他，她一直在监视我，有事要发生了。她是个巴勒斯坦人，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得出。为什么艾弗里医生不听我的话？我真的告诉过他吗？我不能确定，我什么也确定不了。看看电视里说的，加百列。特拉维夫又被轰炸了。我不能坐在这里看着特拉维夫被轰炸。把你的意大利面吃完，丹尼。看看他，加百列，他多像你！这辆车很像巴黎的火车，可我身边都是阿拉伯人。这女人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你怎么不吃呢，加百列？你还好吗？你看上去不太好。上帝，你发烧了。你生病了吗？看，又一枚导弹。上帝，求求你，让它落在没人的房子上吧！别落在我母亲的房子上。我想离开这间餐厅。我想回家去给我母亲打电话。我想知道那个来医院保护我的男孩现在怎么样了。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谁把我带到这儿的？这辆火车要开到哪儿去？下雪了。上帝，我真恨这座城市，但雪景还是很美的。大雪洗掉了维也纳的罪恶。雪落在维也纳，可导弹却落在特拉维夫。你今晚要工作吗？你要工作到多晚？对不起，我压根就不该问。可恶，车子被雪盖住了。你走之前帮我关好窗户，看看丹尼的安全带扣紧没有。地上太滑了。好的，我会小心的。快点儿，加百列，快点儿。我想给我母亲打电话，我想听她的声音。吻我一下，最后吻我一下再走。我喜欢看你走路的样子，加百列。你走起路来就像个天使。我讨厌你为沙姆龙工作，但我会一直爱你。可恶，车子启动不了了。我再试试。为什么你又回来了，加百列？这个女人要带我去哪儿？你为什么要大喊大叫地跑回来？再拧一下钥匙。没声音。烟，还有火。先救丹尼！快，加百列！求你，快把他抱出去！我身上着火了！我要烧死了！这个女人要带我去哪儿？帮帮我，加百列。帮帮我。

27

巴黎

里昂火车站位于巴黎的十二区，也就是塞纳河往东几个街区。车站前面是一个大转盘，再往前就是两条主干道，里昂大街和狄德罗大街的交汇口。保罗·马蒂诺就在人行道上一间人满为患的咖啡馆里等候。他喝完最后一杯玫瑰酒，然后让服务生过来结账。五分钟后，服务生拿着账单走了过来。他付了钱，还留了一些小费，然后起身向站口走去。

有几辆警车停在那个转盘前，大门口也站着几名武警。马蒂诺混在一群人中间走了进去。他刚要走进出发大厅，就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转过身去，刚刚在大门前的警察正站在他身后。

“能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马蒂诺从钱包里拿出他的法国身份证，递给了警察。警察先是仔细地看了看马蒂诺的脸，然后低头检查证件。

“您要去哪儿？”

“艾克斯。”

“能看看您的车票吗？”

马蒂诺把票递给了他。

“上面写着您应该明天走。”

“我今天下午改签了车票。”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提前回去，”马蒂诺决定做出生气的样子，“听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吗？”

“恐怕是的，马蒂诺先生。您来巴黎干什么？”

马蒂诺告诉了他：和巴黎大学的同事吃饭，和出版商开会。

“您是作家？”

“考古学家，不过我在写一本书。”

警察把证件还给了他。

“晚安。”

“谢谢。”

马蒂诺转身直奔站口。他在出发时刻显示屏前停了一下，然后走上了通向“蓝色列车”的楼梯——“蓝色列车”是一间非常出名的餐厅，从那儿可以看到整个大堂。领班在门口迎接了他。

“您预订位置了吗？”

“我约了人在酒吧见面，她应该已经到了。”

领班让到了一旁。马蒂诺走进酒吧，找到了面对站台的一个窗边座位。那儿坐着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的漂亮女人，厚厚的黑发中夹杂着一缕灰色。她看到了马蒂诺。他弯下腰亲了亲她的面颊。

“嗨，咪咪。”

“保罗，”她轻语，“真高兴又见到你了。”

28

巴黎

里昂车站以北两个街区外：帕罗特大街。晚上六点五十三分。

“这里转弯，”那个女人说，“停车。”

“这儿没有地方停车，已经停满了。”

“相信我，我们能找到车位。”

就在这时，一辆停在里昂巴士底酒店附近的车子开走了，加百列马上开了过去。那女人把坦弗格里奥手枪放进包里，把包挎在肩上。

“打开后备箱。”

“为什么？”

“按我说的做。看看表，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加百列按下按钮，后备箱打开了。女人拔出车钥匙，把它放进装了枪和手机的包里，然后打开车门下了车。她走到车后，示意加百列也一起过去。后备箱里有一个方形的黑色尼龙行李箱，上面有轮子和伸缩杆。

“拿着它。”

“不。”

“你不拿你太太就会死。”

“我不会炸掉里昂车站。”

“你现在要进火车站，所以最好看上去像个旅客。拿着箱子。”

他想找到拉锁的拉环，可发现拉环处上了锁。

“拿起来吧。”

工具箱里有一根拆轮胎棒。

“你在干什么？你想你妻子死吗？”

两声尖锐的响声，锁被敲开了。他拉开了箱子的拉链：里面有两大卷包装纸，外面的口袋是空的。

“满意了？看看表吧。带上箱子快走。”

加百列拿出箱子，把它放在地上。女人已经向车站走去。他拉出拉手，关上后备箱，然后跟上她。他们在里昂大街的转角处向左拐，车站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我没有车票。”

“我有。”

“我们去哪儿？柏林？日内瓦？阿姆斯特丹？”

“跟着我走吧。”

他们快到狄德罗大街转角的时候，加百列看到警察在车站周围巡逻，转盘处的蓝色紧急事故灯正在闪烁。

“他们已经接到警报，”他说，“我们要走进密集防卫区了。”

“没事的。”

“我没有护照。”

“你不需要。”

“如果他们拦住我们呢？”

“我来负责。如果警察要你的证件，你就朝我看，我来处理。”

“就是因为你，我们才会被拦下来。”

在狄德罗大街上，他们等着信号灯变绿，然后裹挟在行人中间穿过了马路。箱子太轻了，过马路的时候声音很奇怪。他们应该装一些衣服的。要是警察拦住他怎么办？如果他们搜查行李，发现里面只有包装纸怎么办？如果他们发现巴勒斯坦尼娅皮包里的坦弗格里奥手枪怎么办？坦弗格里奥……他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个箱子和那女人的枪，还是把精力集中在之前发生的事情上吧。活下去的希望就在他刚刚经过的这条路上。

有几名警察和两个拿着武器的士兵正站在车站入口，检查旅客的证件和行李。女人挽住加百列的手臂，催他走快点。他感到警察已经看到他了，但并没有人让他们停下来。

里昂车站的大堂有着高高的穹顶，气势恢宏。他们在通向站台的扶梯顶上停了一会儿。加百列观察了一下自己所处的环境。在他的左手边是电话亭，后面是通向“蓝色车站”餐厅的楼梯，车站的另一端则是两个书报亭。他的右边有一家小餐厅，上面悬着出发时刻显示屏。恰好在这时，显示屏转到了下一页。换页时噼噼啪啪的声音在加百列听来，如同对哈立德周密策划的鼓掌庆贺。现在时间是晚上六点五十七分。

“看到第一部电话旁边的那个女孩了吗？”

“哪个女孩？”

“蓝色牛仔裤，灰毛衣，可能是法国人，也可能是阿拉伯人，和我一样。”

“看到了。”

“到六点五十八的时候，她会挂掉电话，我们那时候就走过去顶她的位置。她会在那里等我们一会儿。”

“如果有人先过去了呢？”

“这个我们会负责，你只管拨号。准备好了？”

“嗯。”

“别忘了号码，我不会再说第二遍，那样你妻子就要死了。你确定你准备好了？”

“告诉我那该死的号码。”

她说出号码，然后给了他几枚硬币。六点五十八分到了。那女孩离开了电话机。加百列走过去拿起听筒，塞入硬币。他谨慎地拨了号，唯恐拨错后没法再拨。电话通了。响了一声，两声，三声……

“没人接听。”

“耐心点，会有人接的。”

“已经响了六声了，没有人接听。”

“你确定号码是对的？也许你拨错了。也许你妻子要死了，就因为你——”

“闭嘴。”加百列厉声说。

拨号音停了。

29

巴黎

“晚上好啊，加百列。”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很熟悉。

“或者我应该叫您肯普先生？那是您来我俱乐部那天用的名字，对吧？也是您去搜查我房间时用的名字。”

咪咪·费雷雷。小月亮。

“她在哪儿？莉亚在哪儿？”

“她离你很近。”

“哪儿？我没看见。”

“你一分钟内就能看到了。”

一分钟……他抬头望了望出发显示屏，时钟变成了6：59。一群武警从他身边走过，其中一人看了他一眼。加百列转过身，压低声音。

“你说过，如果我来，你们就放了她。现在告诉我，她在哪儿？”

“几秒钟之内，一切就清晰了。”

那个声音——他明白了。他想到了开罗的那个晚上，那间酒馆。他被引到开罗的原因是要在咪咪的电话上装窃听器，这样他才会听到她和那个叫托尼的男人的对话，因此才找到马赛那间公寓的号码。

她又开始说话了，但这次，她的声音被车站通知的声音淹没了：开往马赛的765号列车现在在D站台登车……加百列盖住话筒。开往马赛的765号列车现在在D站台登车……他从电话里听得很清楚——他能确定，咪咪现在就在车站里。他转过身，看到她苗条的身影正十分镇定地走向车站出口。她的左边有一个男人，右手插在她裤子的后兜里。那个人长了一头乌黑的卷发，身材魁梧。加百列在马赛的那个清晨也看到过同样的情景。哈立德来到了里昂车站，来见证加百列的死亡。

开往马赛的765号列车现在在D站台登车……

他看了巴勒斯坦尼娅一眼，她正在看表。从她的表情来看，她应该已经相信加百列说的是真话。再过几秒钟，她就要成为哈立德复仇计划里的人肉炸弹了。

“你在听吗，加百列？”

车流的声音。咪咪和哈立德已经离开了车站。

“我在听。”他说——同时我也在想，为什么你那晚让三个阿拉伯人坐在我旁边。

开往马赛的765号列车现在在D站台登车……

D站台……D计划……D计划……

“她在哪儿，咪咪？告诉我——”

然后他看到了那个人，站在车站东边的报刊亭旁边。他的行李箱和加百列的一模一样，是一个方形的黑色尼龙箱。在开罗的那晚，他们叫他巴希尔。巴希尔喜欢喝红方威士忌，抽的是丝鞭香烟。巴希尔那天在右手腕上戴了一块豪雅手表，对咪咪的一个女招待很有兴趣。巴希尔也是人肉炸弹。几秒钟之内，巴希尔的手提包就会爆炸，一起爆炸的还有他旁边的几十个人。

加百列朝左边的对面站台看去：另一个报刊亭旁边也站着一个人肉炸弹，他也拎着一个和加百列一样的手提箱。那晚他们叫他纳吉，纳吉是幸存者的意思。恐怕今晚不行了，纳吉。

几步之外，泰伊卜正在买三明治。他恐怕永远也吃不了了。同样的箱子，目光中是同样赴死的决心。加百列离他很近，甚至可以看到炸弹的轮廓。拉杆里边有一根黑色的线。加百列推测，拉杆手柄处的伸缩按钮就是引爆装置。按下按钮，就会碰到接触片。这意味着三个人肉炸弹会同时按下按钮。但信号是什么呢？当然，是时间。加百列看着泰伊卜的眼睛，看到他们都在盯着出发信息屏上的时间——6：59：28……

“她在哪儿，咪咪？”

士兵在四处巡逻，轻松地聊着天。三个阿拉伯人拎着装了炸弹的手提箱大摇大摆地走进车站，可是这些安防人员却丝毫没有察觉。让他们拔出枪摆到射击的姿势需要多久？如果是在以色列，需要多久？至多两秒钟。可法国人呢？他们的反应肯定要慢一些。

他看了看巴勒斯坦尼娅，她越来越紧张了。她的眼睛湿润，下意识地摆弄着皮包的背带。加百列扫视整个车站，计算着子弹的角度和轨道。

咪咪的声音打破了他的思绪：“你在听我说话吗？”

“我在听。”

“你可能已经猜到，车站要爆炸了。据我计算，你有十五秒的时间。你有两个选择。一是警告大家，尽可能地救更多人；或者你可以自私地只救你太太。如果你警告大家，车站会一片混乱，你不可能再有时间在爆炸前把你太太救出去。唯一救她的方法是让几百个人送命——几百个人的生命换一具残缺的躯体。真是道德上的两难处境啊，你说呢？”

“她在哪儿？”

“你来告诉我。”

“D站台，”加百列说，“D计划。”

“非常好。”

“她不在那儿。我没看到她。”

“仔细找吧。十五秒，加百列，十五秒。”

电话挂断了。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切就像是一幅街景画，在雷诺阿五彩缤纷的调色板上初具形状——人肉炸弹的眼睛都盯着出发时刻显示屏；士兵们肩上背着机枪；巴勒斯塔尼娅挎着皮包，里面装着那把坦弗格里奥九毫米手枪。而在视线的正中央，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正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身边走开。铁轨上停着一辆准备开往马赛的列车，在那个等待死亡的女人不远处，最后一节车厢的车门正大开着。他头顶上显示屏的时间是6：59：50。咪咪骗了他，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十秒钟可能意味着很多事。在十秒内，他曾跟着哈立德的父亲走到巴黎的一个院落里，往他身上打了十一发子弹。在不到十秒钟内，在维也纳的一个下雪的夜晚，他的儿子惨遭杀害，而他的妻子自此迷失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他的第一步动作极其迅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他飞快地击中了巴勒斯坦尼娅的左侧颅骨，然后一把扯下她的背包。他的力量非常大，很难说巴勒斯坦尼娅是不是当场就死了。那女孩倒下后，他把手伸进包里握住了枪柄。离他最近的人肉炸弹泰伊卜完全没发现事态的变化，因为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显示屏。加百列掏出枪，持平，对准了那名爆炸者。他扣动了两次扳机，每发子弹都打中了泰伊卜的胸膛。泰伊卜仰面倒下，松开了装炸弹的旅行箱。

枪声在车站的大堂中回荡，效果正如加百列所料，人们都蹲在了地上。二十英尺外，两名士兵把枪从肩膀上摘了下来。站台两端的两个人肉炸弹——巴希尔和纳吉——正呆呆地站在那儿，他们的眼睛还盯着那个显示屏。剩下的时间只够击毙其中一个。

加百列用法语喊道：“有炸弹！趴下！趴下！”

他用手枪瞄准纳吉。法国士兵不明白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站在原地犹豫。加百列扣动了扳机，随即便是血光四溅。纳吉瞬间倒在了地上。

加百列直接向D站台跑去，直奔莉亚所在的位置。他把手伸进巴勒斯塔尼娅的皮包，因为里面有他要用来逃跑的车钥匙。他回头望了一眼，最后一个人肉炸弹巴希尔正走向车站的正中间。他肯定看到两个同伙已经死了，现在他要增大仅存一枚炸弹的破坏力，把它放在人最多的地方。

阻止他的话，自己和莉亚都会死。所以加百列选择继续往莉亚那边跑。他来到D轨道的入口处，站台上空无一人。刚刚的枪声让乘客们都躲进了火车或直奔车站出口。只有莉亚留在了原地，无助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时钟又翻动了一页：7：00。

加百列抓住莉亚的肩膀，把她毫无生气的身体从轮椅上抱了起来。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向车厢门扑去。箱子爆炸了，一道强光在大堂的穹顶上划过，如同响雷一般。一阵强波几乎把他的灵魂震出了躯体。毒饵和钉子。碎玻璃和鲜血。

黑烟，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加百列看着莉亚的眼睛，她也定定地望着他。她的表情异常地平静。他把那把坦弗格里奥放进皮包里，然后抱着莉亚站起身来。她轻得像一片羽毛。

车厢外面，尖叫声渐渐四下响起。坐在椅子上的乘客身上都被碎玻璃割破了。加百列至少看到六个人受了重伤。

他走下楼梯，直奔站台。这里和几秒钟之前已经是天壤之别了。他抬头，看到一大半的屋顶已经不见了。如果三个手提箱里的炸药同时爆炸，车站恐怕已经被夷为平地。

他脚下一打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站台上布满了鲜血，他的周围都是被炸断的四肢和碎肉。他站起身，抱起莉亚，跌跌撞撞地往前走。脚底下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他不敢看。在电话亭旁边，他又滑了一下，发现眼前就是已经毫无生气的巴勒斯坦尼娅。是加百列那一拳还是巴希尔的炸弹杀死了她？加百列已经不在乎了。

他再次站起身。车站的出口被堵住了：恐惧的乘客想出去，而大批警察又要涌进来。如果加百列从这儿出去，很可能会有人认出他就是在爆炸前开过枪的人，他得找其他出口。他记得从停车的地方走进火车站时，曾经在里昂大街和狄德罗大街的交叉口等过红灯，那里有一个地铁站入口。

他抱着莉亚往扶梯走去，他根本跑不起来。他跨过两具尸体，来到扶梯口。地铁站里也是一片喧嚣。人们喊叫着，工作人员想维持秩序，却只是徒劳。不过至少浓烟已经散了，地上也没有血。加百列跟着指示牌穿过地下通道，向里昂大街的方向走去。先后有两个人问他需不需要帮忙，他摇了摇头，一直往前走。灯突然闪了一闪，暗了下来，然后又奇迹般地重新亮了。

两分钟后，他走到了楼梯口。他爬上楼梯，走出地下通道。点点雨滴打在了他的脸上，交通转盘四周被紧急事故灯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车站顶上还冒着黑烟。他转过身来，接着往前走。

又有一个人问他需不需要帮忙：“您还好吗，先生？您需要医生吗？”

不用了，谢谢，他心里默念着，请让开路，还有，请保佑那辆奔驰还在那里。

他转过街角，来到帕罗特大街。车还在那儿：这是哈立德犯的唯一一个错误。他抱着莉亚穿过马路，有一瞬间，她紧张地抱住了他的脖子。她认出他了吗？还是只以为他是英国医院的工作人员？没多久，她就坐在了副驾驶的座位上，静静地望着窗外。加百列挂上挡，开向了里昂大街的街角。他朝左边看了一眼那座火光中的车站，然后右转，加速向巴士底开去。他从那个女孩的皮包里拿出了卫星电话。到巴士底广场后，他拨通了扫罗王大道的电话。

PART 4 撒梅里亚

30

巴黎

刚出站时的细雨很快变成了瓢泼大雨。天已经黑了，这对他来说倒是好事。他把车停在了哥伦比亚广场附近一条幽静的林荫小路上。因为天黑，再加上雨很大，他相信没人会看到车里有人。他擦掉玻璃上的雾气，看到了对面那栋大楼。安全屋就在这栋楼里。加百列很熟悉那间房子，他知道房号是4B，呼叫机上挂着写有“古斯曼”三个字的门牌，蓝色的字迹有些褪色。他也知道那里没地方藏钥匙，所以巴黎站的人必须先帮他把门打开。通常，这种事都由情报处技术部的当地工作人员来完成——在“机构”的术语中，他们叫作“bodel”，他们会做一些基础性的后勤工作，以维持外国站点的正常运作。但十分钟后，加百列却高兴地看到巴黎探员乌兹·纳沃特熟悉的身影经过了他的车子，棕红色的头发梳在脑后，手里拿着安全屋的钥匙。

纳沃特走进公寓楼。很快，四楼的窗户那儿就亮了。莉亚动了动身子，加百列扭过头去看她，发现她看自己的眼神里仿佛有了生气。他拉住她残缺不全的手，硬硬的伤疤和往常一样，让加百列感到浑身发冷。她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看上去和加百列每次在阳光房看她的时候一样。他转过头去，继续透过玻璃望着四楼的那扇窗户。

“是你吗？”

加百列听到莉亚的声音后吃了一惊，飞快地扭过头来——他的动作可能太快了，因为他看到莉亚的眼神突然有些惊慌。

“是我，莉亚，”他镇定地说，“我是加百列。”

“我们在哪儿？”她的声音十分沙哑而干涩，如同干枯的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和他记忆中的截然不同，“这儿好像巴黎。我们在巴黎吗？”

“是的，我们是在巴黎。”

“那个女人把我带过来的，是吗？我的护士。我想告诉艾弗里医生——”她顿了顿，“我想回家。”

“我带你回家。”

“回医院？”

“回以色列。”

她微弱地笑了笑，轻轻地握了握他的手：“你身上好热，你还好吗？”

“我很好，我没事。”

她沉默了，转脸望向窗外。

“看，下雪了。上帝，我真恨这座城市，但雪景还是很美的。大雪洗掉了维也纳的罪恶。”

加百列在记忆中搜索着他第一次听到这段话时的场景。他记起来了，那天他们正从饭店走向停车的地方，丹尼骑在他的肩膀上。大雪洗掉了维也纳的罪恶。雪落在维也纳，可导弹却落在特拉维夫。

“真美，”他说，尽量保持着愉悦的语调，不想显得太过消沉，“但我们不在维也纳，我们在巴黎。你记得吗？那个女孩把你带来了巴黎。”

她已经没在听他说话了。“快，加百列，”她说，“我想给我母亲打电话。我想听她的声音。”

不要，莉亚，他想道，回来吧。别这样对待自己。

“我们马上打给她。”他说。

“看看丹尼的安全带扣紧没有，地上太滑了。”

他没事，莉亚。加百列那晚是这样说的，小心开车。

“我会小心的，”她说，“吻我一下。”

他探过身去，在莉亚已经面目全非的脸上吻了一下。

“最后的吻。”她轻声说。

然后，她的眼睛睁大了。加百列握着她满是疤痕的手，转过了头去。

马蒂诺走进大堂时，图泽夫人把头探了出来。

“马蒂诺教授，感谢上帝您回来了。我已经吓死了。您当时在火车站吗？严重吗？”

爆炸的时候，他已经走出车站几百米了。他告诉了她实话。是的，很严重，虽然没他希望的那样严重。本来应该有三箱炸药一起爆炸，显然，事情出了些变故。

“我弄了些热巧克力。你愿意来一起看电视吗？一个人看这些很可怕。”

“我今天有点累了，图泽夫人。我想早点睡了。”

“巴黎的地标毁了，接下来呢，教授？谁会做这样的事？”

“穆斯林吧，我猜。谁知道什么样的动机能让人做出这么野蛮的事情？恐怕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真相了。”

“你觉得这可能是个阴谋吗？”

“喝您的巧克力吧，图泽夫人。有什么事就到楼上找我。”

“晚安，马蒂诺教授。”

那个“bodel”叫摩西，是个来自马亥区的摩洛哥犹太人，有一双黄褐色的眼睛。一个小时后，他来到了安全屋，手上提着两只大袋子。其中一只装着给加百列换洗的衣服，另一袋是食物。加百列走进卧室，换下那个女孩在马蒂格那栋废弃宅子里给他的衣服，然后在浴室的淋浴头下面站了好一会儿，看着被哈立德杀害的人们的鲜血流进下水管道。他换上干净衣服，把那些旧衣物放进了一个袋子。他回到客厅的时候，灯已经调暗了，莉亚正在沙发上睡觉。加百列帮她盖好被子，然后回到厨房。纳沃特正站在炉子前，一只手拿着抹刀，腰上别着餐巾。摩西坐在桌子前研究桌上的红酒，加百列把那袋脏衣服递给了他。

“把这个处理掉，”他说，“扔到没人能找到的地方去。”

摩西点了点头，然后离开了安全屋。加百列坐在桌前，望着纳沃特。这个巴黎的探员是一个结实的男人，他和加百列差不多高，可肩膀和手臂却壮得像摔跤运动员一样。在纳沃特身上，加百列好像能看到沙姆龙的影子。他怀疑沙姆龙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他和纳沃特曾经有过冲突，但现在，加百列越来越认为，这名年轻的军官是个非常审慎而有能力的驻外探员。他们不久前还合作过拉德克的案子。

“事情要搞大了，”纳沃特递给加百列一杯酒，“我们最好也准备好开战吧。”

“我们提前多久通知他们的？”

“法国人？两小时。总理给盖里·波旁打了电话。盖里·波旁说了些官话，然后把警报级别提高到了红色。你没听说？”

加百列告诉纳沃特，车上的收音机不能用。“我到了车站才发现安保升级了。”他喝了一口酒，“总理怎么告诉他们的？”

纳沃特把他知道的细节都告诉了加百列。

“他们怎么解释我在马赛的事？”

“他们说，你在找罗马爆炸案的嫌疑犯。”

“哈立德？”

“我猜他们没说那么详细。”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整件事情弄清楚。为什么他们等了那么久才通知法国人？”

“显然，他们还是希望你能出现。当然，他们也要等行动队的其他队员都离开法国国境。”

“他们离开了吗？”

纳沃特点了点头。

“幸好总理给爱丽舍宫打了这个电话。”

“为什么？”

加百列告诉了纳沃特那三个人肉炸弹的事：“我在开罗的时候，那三个人和我坐同一张桌子。肯定有什么人拍下了照片。”

“那是安排好的？”

“他们希望让这一切看上去像个阴谋。”

纳沃特朝客厅那边扬了扬下巴：“她需要吃点什么吗？”

“让她睡吧。”

纳沃特把一盘煎蛋卷放在了加百列面前。

“安全屋的特餐：蘑菇，瑞士奶酪，还有新鲜蔬菜。”

“我三十六个小时没吃过东西了。吃完鸡蛋，我准备把盘子也吃掉。”

纳沃特又在碗里打了几只鸡蛋。就在这时，电话上的红灯亮了。他拿起听筒，用希伯来语说了几个字，然后挂断了。加百列抬起头来看他。

“什么事？”

“扫罗王大道。逃跑计划一小时内就能出来。”

事实上，他们只等了四十分钟。计划通过安全传真线路传到了安全屋——三页希伯来语写成的文件，用的是情报处的纳卡密码。纳沃特坐在加百列旁边，开始解码。

“华沙现在停着一架以色列航空的飞机。”纳沃特说。

“波兰犹太人回国旅游了？”

“事实上，是去参观曾经的犯罪现场——集中营之旅。”纳沃特摇了摇头。他曾经与加百列和拉德克一起在特雷布林卡办案。“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愿意去那个地方。”

“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明天晚上。他们会选一名乘客志愿参与一项特殊的任务——用以色列假护照从另一个地点回国。”

“莉亚会代替她的位置？”

“没错。”

“扫罗王大道选好人了没？”

“选了三个。他们现在在做最后的决定。”

“他们怎么解释莉亚的状况呢？”

“就说她生病了。”

“我们怎么把她送到华沙？”

“我们？”纳沃特摇了摇头，“你会通过另一条路回家：去意大利，晚上有人会在菲乌米奇诺的海边接你。你应该对那儿很熟悉吧？”

加百列点了点头，他太熟悉那片海滩了：“莉亚怎么去华沙？”

“我带她去。”纳沃特看到了加百列眼中的犹豫，“别担心，我不会让你太太再遭遇任何不幸了。我会陪着她上飞机，有三个医生照顾她，没事的。”

“她到以色列以后呢？”

“赫茨尔山心理诊所的团队会在那儿等她。”

加百列思考了一下。他现在也没什么办法提出反对意见了。

“我怎么出境？”

“你还记得我们在办拉德克的案子时开的那辆大众吗？”

加百列记得。车的折叠后座下面有一个暗箱，当时拉德克就被藏在了里边。是基娅拉带着他穿过了奥地利和捷克的边境。

“行动结束后，我把它开回巴黎了。”纳沃特说，“现在它就停在十七楼的停车场。”

“你给它除过虫了吗？”

纳沃特笑了。“它很干净，”他说，“更重要的是，它会带你离开法国，去菲乌米奇诺。”

“谁开车？”

“摩西。”

“他？他还是个孩子。”

“他知道怎么做。”纳沃特说，“而且，要说带你回到‘希望之乡’，还有谁比‘摩西’更合适呢？”

31

意大利，菲乌米奇诺

“这就是信号。两短一长。”

摩西按动雨刷器，然后趴在了方向盘上。加百列平静地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他本想叫这个孩子别紧张，不过还是决定让他享受一下这次刺激的任务。摩西以前的任务不过是往安全屋送吃的和日用品，或者是在探员走后打扫房间。午夜驱车到意大利的某个海滩，对他来说，可以算是在情报处工作的巅峰了。

“再说一遍，”那个勤杂人员说，“两长——”

“——一短。我刚才就听到了。”加百列拍了拍那孩子的后背，“对不起，这几天真是累坏了。谢谢你开车送我来，回去的时候小心点，走另一个——”

“——另一个路口。”他说，“你已经说过四遍了。”

加百列下车，穿过海滩对面的停车场，接着跨过一堵矮砖墙，走过沙滩来到了海边。他决定在那里等，任海水冲刷他的鞋子，望着远方的小船向他驶来。没过多久，他就已经坐在船头了。背后是雅科夫，他的眼睛望着不远处的“忠诚号”。

“你不应该跟她去的。”发动机的声音太大，雅科夫不得不大声喊。

“如果我留在马赛，我永远都不可能再见到莉亚了。”

“这个你不能确定，或许哈立德会出不同的招数。”

加百列转过头来：“你说得对，雅科夫，他可能会出别的招。他会先杀掉莉亚，把她的尸体留在英国南部的某条街上。然后他会把那三个人肉炸弹派到里昂车站去，把那儿炸成废墟。”

雅科夫减了速。“那真是我见过的最糟的行动，”雅科夫缓和了口气，“但也是最勇敢的。扫罗王大道应该给你颁发个奖章。”

“我掉进了哈立德的陷阱里，他们可不会给受骗的探员颁发奖章。他们会把他留在沙漠里，喂秃鹰和蟒蛇。”

雅科夫把小船停到“忠诚号”的船尾。加百列走到游泳跳台边，从船身上的梯子爬上甲板。迪娜正在那儿等他，她穿了一件厚厚的毛衣，黑色的头发随风飞舞。她跑过去，一下子抱住了他。

“她的声音，”加百列说，“我想听一下她的声音。”

迪娜装好录音带，按下了“播放”键。

“你对她做了什么？她在哪儿？”

“她在我们手上。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她在哪儿？告诉我！不要跟我说法语，说你们自己的语言，跟我说阿拉伯语！”

“我说的是实话。”

“看来你会说阿拉伯语。她在哪儿？告诉我，否则我就把你推下去。”

“如果你杀了我，你也会毁掉你自己——还有你妻子。我是你唯一的希望了。”

加百列按下“停止”键，倒带，再播放。

“如果你杀了我，你也会毁掉你自己——还有你妻子。我是你唯一的希望了。”

停止。

他抬头看着迪娜。“你在数据库里配对过没？”

她点了点头：“没有匹配的文件。”

“没关系，”加百列说，“我有比声音更好的东西。”

“什么？”

“她的身世。”

他把那女孩到达巴黎前讲的那个悲伤的故事告诉了迪娜——她的家人来自西加利利的撒梅里亚，他们在本-阿米行动中被驱逐出了国境，最后被迫在黎巴嫩过流亡生活。

“撒梅里亚？那是个很小的村子，对吧？差不多一千人？”

“据那女孩说是八百人。她好像很了解他们的历史。”

“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逃走了，”迪娜说，“有些人留下了。”

“有些人在国界封锁前偷偷逃了回来。如果她的祖父真是村里的重要人物，应该会有人记得他。”

“但就算我们知道了那女孩的名字，又有什么用呢？她已经死了，没办法帮我们找到哈立德。”

“她爱他。”

“她告诉你的？”

“我能看得出。”

“很有经验嘛。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她的样子。”他说，“我记得非常清楚。”

迪娜从驾驶台上找到几张白纸，又从厨房里找来两支普通铅笔。他坐在沙发上，在阅读灯的光晕下开始画画。迪娜想偷看，加百列回头严肃地瞪了她一眼，让她到甲板上等他画完。她倚着栏杆，望着意大利的海滩渐行渐远，最终化为一条地平线。十分钟后，她回到船舱里，发现加百列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那个女孩的肖像就躺在他身旁。迪娜关上台灯，让他安睡。

第三天，“忠诚号”旁边出现了以色列的护卫舰。两小时后，加百列、雅科夫和迪娜已经搭直升机来到了特拉维夫北部的空军基地。情报处的工作人员正在机场迎接他们。人们站成一个圈，看上去病怏怏的，就像是葬礼上的陌生人。勒夫没有在场——当然，勒夫也从不会花时间去迎接什么刚刚脱险的探员。加百列走出直升机时，很高兴地看到一辆防弹标致轿车快速穿过停机坪，停在了飞机附近。

“你去哪儿，艾隆？”勒夫的人喊道。

“回家。”

“头儿想见你。”

“那他恐怕应该取消几个会，来这儿见我们。告诉勒夫，我明天会争取抽时间去见他。我有点事要办，跟他说一声。”

标志的后门打开了，加百列钻了进去。沙姆龙静静地看着他。加百列离开了这么几天，他好像一下子老了，点烟的手也抖得更厉害了。车开动了，他把一份《世界报》放在加百列腿上。加百列低头，看到两张自己的照片——一张是在里昂车站，就在爆炸几秒钟之前；另一张则是在咪咪的夜总会，旁边坐着那三个人肉炸弹。

“这些照片可以引起很多遐想，”沙姆龙说，“所以后果很严重。这意味着你可能和爆炸案有关。”

“我的动机是什么？”

“栽赃给巴勒斯坦人。哈立德可是计划周密，他计划了里昂车站的爆炸案，然后再怪到我们头上。”

加百列看了几行报道：“他显然在高层有朋友——埃及和法国的情报部门都有。从我到埃及开始，穆卡巴拉就一直在监视我。他们在夜总会拍下我的照片，爆炸案发生之后再发给法国领土监事局。哈立德导演了整件事。”

“不幸的是，他们手上有的远不止这些。昨天早上，有人发现大卫·昆内尔死在开罗的公寓里。估计这件事他们也会怪到我们头上。”

加百列把报纸还给沙姆龙，后者把它放进了公文包里：“余震已经开始了。过不了两天就会有人找你问话，恐怕不会好受。”

“我可没时间向勒夫的委员会解释什么。我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做。”

“比如？”

“找到哈立德。”

“你打算怎么做？”

加百列把撒梅里亚的那个女孩的事告诉了沙姆龙。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迪娜。”

“悄悄地行动。”沙姆龙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留下什么后患。”

“阿拉法特参与了这件事。他让穆罕默德·亚维什给我们假情报，然后杀了他灭口。之后他会用他的关系，把这件事嫁祸给我们。”

“他已经开始了，”沙姆龙说，“全世界的电视台和报纸都在穆卡塔外面排队等着采访他呢，我们没法再反咬他一口了。”

“难道我们就只能在每年的4月18日屏住呼吸，等着有人炸我们的使馆或教堂？”加百列摇了摇头，“不，阿里，我必须要找到他。”

“先别想这个了，”沙姆龙如慈父般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休息一下。去看看莉亚，和基娅拉待一会儿。”

“是啊，”加百列说，“我需要一个简单的晚上。”

32

耶路撒冷

沙姆龙带着加百列来到了赫茨尔山。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加百列才发现天已经全黑了。莉亚的新医生正在大堂等他们。那人身材矮胖，戴着一副眼镜，留的胡子看上去像是犹太牧师，态度非常和善。他先作介绍，说自己叫摩蒂采·巴茨维，然后便拉着加百列穿过一段耶路撒冷石灰石走廊。从他的姿态和语调可以判断出，他对病人特殊的病史了解得十分详细。

“我必须说，她恢复得非常快。”

“她又说话了吗？”

“一点点。”

“她知道自己在哪儿吗？”

“有时候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她急着想见你。”医生从那副脏脏的眼镜上方看着加百列，“你好像很吃惊。”

“十三年了，她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医生说：“这样的事应该不会再发生了。”

他们走到一扇门前。医生敲了敲门，然后和加百列一起走进了房间。莉亚坐在窗边的扶手椅里，她看到加百列走进来，笑了一下。他吻了吻她的面颊，坐在了床边上。她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又转头望向窗外，仿佛他消失了一样。

医生走出房间，关上房门。加百列坐在那儿，静静地望着外面的松树消失在了暮色中。他在屋里逗留了一个小时，然后护士走了进来。莉亚该休息了。加百列站起身，莉亚转过头来。

“你去哪儿？”

“他们说你需要休息。”

“我已经休息太久了。”

加百列吻了吻她的嘴唇。

“最后一次——”她顿了顿，“你明天会来吗？”

“后天也来。”

她转过头，望向了窗外。

赫茨尔山没有出租车，他坐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这时候正好是晚间人流的高峰，车上没有座位。他站在车厢中央，感到四十双眼睛都在盯着自己看。到雅法路后，他下了车，在公交站等着换车。接着，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刚刚能够安全下车已经是运气，如果再上另一辆恐怕是自讨苦吃——想到这儿，他挤出了人流。他在马卡恩·耶胡达市场的入口站了一会儿，然后直奔纳齐斯大街。或许是基娅拉听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已经等在那儿了。在刚刚见过莉亚之后，基娅拉的美简直摄人心魄。加百列弯腰要吻她，而她却转过脸去，只让他吻了吻她的面颊。她新洗过的头发散发着香草的香味。

她转身进了房间，加百列跟着她走了进去，却又突然停住。房间装饰一新：新家具，新地毯，还刷了新漆。桌子上的蜡烛只剩下一半，说明它们已经燃烧了一段时间。基娅拉走过桌子的时候，把蜡烛吹熄了。

“真漂亮。”加百列说。

“我费了好大的劲，想赶在你回来之前把一切布置好。我想让这里像个家。你去哪儿了？”她竭力不想让这个问题听上去像是质问，但这只是徒劳。

“你不是认真的吧，基娅拉？”

“你的飞机三小时前就降落了。我知道你没去扫罗王大道，因为勒夫的办公室打电话来找过你。”她顿了顿，“你去看她了，对吗？你去看莉亚了。”

“当然。”

“你从来没想过要先来看我吗？”

“她在医院。她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她很困惑，很害怕。”

“我猜我和莉亚应该有很多共同点。”

“别这样，基娅拉。”

“别怎么样？”

他穿过走廊，来到卧室，那里也是焕然一新。床头柜上放着沙姆龙拿来的文件——签过之后，他和莉亚的婚姻就解除了。基娅拉在旁边摆了一支钢笔。他抬起头，看到她正站在门口盯着他，想从他的眼神中了解他的心思——如同一个侦探，在犯罪现场看着嫌疑人。

“你的脸怎么了？”

加百列告诉了她自己挨打的事。

“疼吗？”她的语气里并没有太多的关切。

“有一点。”他坐在床沿脱鞋，“你知道多少？”

“一出事，沙姆龙就告诉我了，他会随时通知我事情的发展状况。知道你没事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

加百列发现基娅拉没有提到莉亚。

“她怎么样了？”

“莉亚？”

基娅拉闭上眼睛点了点头。加百列把巴茨维医生的诊断告诉了她：莉亚的状况有很大改善。他脱掉衬衫时，基娅拉捂住了嘴——在海上度过了三天之后，他的伤疤已经变成了紫黑色。

“其实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

“你没看医生？”

“还没。”

“脱掉衣服。我帮你放洗澡水。你需要用肥皂消消毒。”

她离开了房间。没过一会儿，加百列就听到水流声。他脱下衣服走进浴室。基娅拉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口，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发。

“该剪了。我今晚可不想跟满头白发的男人做爱。”

“那就剪掉吧。”

他坐在浴缸边上。和往常一样，基娅拉边哼歌边帮他剪头发，哼的是她非常喜欢的一首傻傻的意大利流行歌曲。加百列看着肯普先生的最后一绺银发掉在地板上，他回忆起开罗，想起自己是怎样被欺骗的，怒气再次充满了他的胸膛。基娅拉阖上了剪刀。

“好了，现在才像你。黑头发，两鬓斑白。沙姆龙以前怎么说你的鬓角来着？”

“灰烬的痕迹。”加百列说，就像火焰王子灰烬的痕迹一样。

基娅拉试了试水温，加百列解开腰间的浴巾，坐进了浴缸里。太烫了——基娅拉总是喜欢很热的水——但几秒钟后，疼痛开始渐渐消失。她陪着他坐了一会儿，她说起了这间公寓，说起了和吉优拉·沙姆龙一起做饭的那个晚上，就是不谈法国。过了一会儿，她回到卧室，脱掉衣服轻轻地唱着歌。基娅拉每次脱衣服的时候都会唱歌。

她的吻异常炽烈，不似以往那样温柔。她做爱的时候也和平时截然不同，那样激烈，仿佛要把莉亚留下的毒液从他的血液中抽出一般。她的指甲在加百列的身上留下了新的印痕。“我以为你死了，”她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是死了，”他说，“已经死了很久了。”

他们在威尼斯的公寓里挂了很多油画，是加百列不在的时候基娅拉挂的。其中有一些是加百列的外祖父画的。他的外祖父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位著名的德国表现主义画家。1936年，纳粹说他的画作是堕落的艺术。一点一点地，他失去了绘画和教学的权利，陷入贫困，最终在1942年被送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刚到的那天就和他的夫人一起被送进毒气室毒杀了。加百列的母亲艾琳也被一起送去了那里，但门格勒把她派去做苦工，后来她一直努力地在比克瑙集中营生存下去，直到俄军入侵，德军撤离。加百列的私人画廊里现在还挂着她的一些画作。因为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她的画风和她父亲的作品相距甚远，隐含着一种很强的张力。在以色列，她曾经使用“艾隆”这个姓，在希伯来语里是橡树的意思。但在画布上，她的签名永远是弗兰克尔，以纪念她的父亲。直到现在，加百列才能真正去欣赏这些画作本身的艺术价值，而不是去回想画作背后那个被摧毁的女人。

加百列的收藏中，只有一幅画上没有签名。画作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男人，画风带着点席勒的风格。这幅作品的主人公是加百列本人，而作者则是莉亚。这是她在他杀掉六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并回到以色列之后画的。那是他唯一一次同意当她的模特。他不喜欢那幅画，因为那是莉亚眼中的自己——一个烦恼的年轻人，因为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而过早地衰老。基娅拉一直以为这是他自己画的。

她打开卧室灯，看着床头柜上的那几张纸。她只是想证明自己的猜测——她知道加百列一定没有签字。

“我明天早晨就签。”他说。

她把笔递给了他：“现在签。”

加百列关上了灯：“事实上，现在还有别的事要做。”

基娅拉让他进入自己的身体，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你永远都不会签字，对不对？”

加百列想用一个吻打断她的话。

“你在撒谎，”她说，“你在用你的身体欺骗我。”

33

耶路撒冷

他的生活很快恢复了规律。每天清晨他都会早早醒来，坐在基娅拉刚刚装修过的厨房里喝咖啡、读报纸。关于哈立德的新闻让他感到非常抑郁。《国土报》把这件事称为“巨大的失误”，而情报处则输了公关战——媒体不同意隐瞒加百列的名字。在巴黎，法国报纸要政府和以色列大使解释《世界报》上那几张神秘的照片。法国外长——这个外表光鲜的人曾经是一名诗人——火上浇油地表示，他相信“里昂车站的屠杀行动和以色列有关”。第二天，加百列心情沉重地读到了罗西尔大街上犹太比萨店遭到人为破坏的消息，还有一群法国年轻人袭击了一个放学回家的女孩，在她的脸上刻了一个纳粹标志。基娅拉通常会比他晚一个小时起床。她看新闻的时候，警觉多过悲伤。她每天都会给威尼斯的母亲打电话，以确定她的安全。

八点钟，加百列会离开耶路撒冷，开车从巴布·阿勒瓦德去扫罗王大道。调查流程被安排在了顶层的会议室，这样勒夫不用走太远的路就可以了解工作的进度。无疑，加百列成为了重要证人。从回到情报处那一刻起，一直到成功从里昂车站逃生为止，他的行为，包括每一个细节，都被重新调查了一遍。虽然沙姆龙预测结果会很糟，但事实反而并没有那么惨烈。调查的结果基本上都是预定的，从目前的状况看来，加百列应该不会成为唯一的替罪羊。这是一次整体行动的失败，所有的成员都口径一致。错误是值得原谅的——探员们因为急于避免一场巨大的灾难，所以踏入了别人的圈套。加百列怀疑过穆罕默德·亚维什的动机吗？怀疑过大卫·昆内尔的忠诚吗？如果他在马赛听从队员的建议，没有跟那个女人走，事情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至少哈立德要诋毁情报处的计划就会落空。“你是对的，”他说，“但我的妻子会死，还有很多其他无辜的人。”

队员被一个个地带到了委员会问话。首先是约西和芮莫娜，然后是雅科夫，最后是迪娜——正是她的发现让整个小组找到了哈立德这条线索。看到队员要经受这些，加百列感到十分痛苦。他自己的事业已经结束了，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哈立德的案子会尽人皆知，这将在他们的履历上留下无法洗掉的污点。

傍晚，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后，加百列会到赫茨尔山陪莉亚待一会儿。有时候他会陪着她在房间里坐着，有时则用轮椅推着她在外面的空地上散一会儿步。她每次都会认出他，而且还会说上几句话。她对维也纳的回忆也没有那么频繁了，虽然他依然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丹尼埋在哪儿了？”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坐在松树下休息的时候，她问他。

“在橄榄山。”

“你能带我去那儿看看吗？”

“如果医生说可以的话。”

有一天，基娅拉陪着他去医院。他们走进大门后，她坐在大堂的沙发上，告诉加百列不用急。

“你不想见见她吗？”基娅拉从来没见过莉亚。

“不，”她说，“我觉得我还是在这儿等吧。不是为了我，是为她好。”

“她不会知道的。”

“她会的，加百列。任何女人都会感觉到她的男人爱上了其他的女人。”

自此，他们再没有因为莉亚争吵过。他们的战斗变成了“暗战”，只有沉默和双关语。基娅拉每次上床前，都一定要看看那份文件有没有签字。她做爱时也和她的沉默一样，带着对抗的情绪。她仿佛在声明：我的身体是完整的，我是真实的，而莉亚只是一个回忆。

这间公寓就像是个幽闭空间，让人觉得恐惧。他们开始在外面吃饭。有几个晚上，他们会走到本-耶胡达街，或者到艺术学院老校区地下室里的莫娜餐厅去吃饭。一天晚上，他们从1号高速公路开到了阿布·高什，那是D计划之后仅存的阿拉伯村庄之一。他们在乡村小广场的一间户外餐厅吃了鹰嘴豆泥和烤羊肉，甚至还想象着，如果哈立德的祖父没有血洗这条公路，一切将会是多么不同。基娅拉从一间银器店买了一只昂贵的手镯送给了加百列。第二天晚上，她又在乔治王大街给他买了一块银手表搭配。她说那是让他记住她的纪念品。

那晚回家后，答录机里有一条信息。加百列按下回放键，听到了迪娜·萨里德的声音。她说她找到了撒梅里亚出事当晚在场的人。

第二天下午，委员会的调查结束后，加百列驱车赶往夏金大街，接上了正在户外咖啡馆等他的迪娜和雅科夫。他们沿着滨海高速一路向北，穿过黄色的路灯，途经海尔兹利和内坦亚。刚过凯撒里亚几英里，就来到了卡尔迈勒山下。他们绕过海法湾，开往爱科。加百列在开往纳哈里亚的途中一直想着本-阿米行动——那晚，哈贾纳卫队就是从这条路来到西加利利的村庄，驱赶阿拉伯人的。就在这时，他看到一个奇怪的圆锥形建筑矗立在一片碧绿的橘子林后面。加百列知道，那栋楼是亚德·拉耶德的儿童纪念堂，是基布兹的大屠杀纪念博物馆。那是华沙犹太人区的幸存者在战后修建的。在集体农场旁边那片无人打理的草地上，就是撒梅里亚的遗迹。

他转上一条当地的小道，开进内陆。进入阿勒马克之后，暮色降临了。加百列停在大街上没有熄火，下车走进一间咖啡馆，并问店主哈姆扎·阿勒-萨马拉家在哪里。站在柜台里边的阿拉伯人没说话，冷冷地上下打量了一番加百列。显然，他认为这个陌生的犹太人是沙巴克的官员。加百列并没想澄清自己的身份。阿拉伯人带着加百列来到街上，比划了一阵就径自回屋去了。

那是村子里最大的一栋房子。很多孩子在满是尘土的小院子里嬉戏，看样子，阿勒-萨马拉家几代人一直都生活在那里。院子中央坐着一位老人，穿了一件灰色长袍，围着阿拉伯围巾，嘴上吸着烟斗。加百列和雅科夫站在院门口，等待他让他们进去。迪娜留在车里——加百列知道，那个老人决不会和一个没有裹头巾的犹太女人说话。

阿勒-萨马拉抬起头来，随意地挥了挥手，示意他们进去。他和最大的孩子说了几句话，不一会儿，孩子们就搬来两把椅子，然后一个女人端来了两杯茶，那可能是他的女儿。直到这时，加百列都还没有机会跟他解释自己的来意。他们沉默地坐了片刻，然后开始在院子里的蝉鸣声中喝起茶来，以化解尴尬。一头山羊闯进院子，脑袋轻轻顶了顶加百列的脚踝。一个穿着裙子光着脚的孩子把山羊轰了出去。在这里，时光仿佛是静止的。如果没有电灯的灯光和房顶上的卫星接收器，加百列会觉得巴勒斯坦依然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之下。

“我做错了什么事吗？”那个老人用阿拉伯语问道。大多数阿拉伯人见到两个政府官员模样的大男人来到自己家，都可能会作出这样的反应。

“没有，”加百列说，“我们只是想和你聊聊。”

“聊什么？”

那个老人听到加百列的回答后，若有所思地抽了口水烟。他的灰眼睛看上去昏昏欲睡，胡子修剪得很整齐，穿着拖鞋的双脚很粗糙。

“你们是哪儿的人？”他问。

“耶斯列谷。”加百列回答说。

阿勒-萨马拉缓缓地点了点头：“在那之前呢？”

“我父母是德国人。”

那双灰眼睛从加百列转向了雅科夫。

“你呢？”

“哈德拉。”

“之前呢？”

“俄国。”

“德国人和俄国人，”阿勒-萨马拉摇了摇头，“如果没有德国人和俄国人，我应该还住在撒梅里亚，而不是阿勒马克。”

“村子被占那天你也在？”

“不完全是。我正在村子附近的田里。”他停了一下，又狡黠地加了一句，“和一个女孩在一起。”

“行动开始后呢？”

“我们躲在田里，看着村里的人都朝北走，去了黎巴嫩。我们一直等到第二天。天黑之后，我们走到了阿勒马克。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全都去了黎巴嫩。”

“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呢？”

“她嫁给了我。”他又抽了一口烟，“我也是个流亡者，只不过是在国内流亡而已。我依然有我父亲在撒梅里亚的地契，可是我回不去。犹太人没收了我们的土地，也从来没想过弥补我的损失。想象一下吧，大屠杀的幸存者在阿拉伯村庄的废墟上建了一座集体农场。”

加百列环视了一下房子的四周：“你现在过得还不错。”

“我比那些真正的流亡者过得好太多了。如果没有战争，我们都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但我并不怨你们，我怨的是阿拉伯的首领。如果哈吉·阿明和其他人接受了划分决定，那西加利利依然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但他们选择了战争，而且还输了。他们说阿拉伯人是受害者。阿拉法特在戴维营做了同样的事，对吧？他又放弃和平的机会，开始了另一场战争。犹太人一还击，他就声称自己是受害者。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接受教训呢？”

山羊又回来了。这一次，阿勒-萨马拉用水烟袋的烟嘴打了一下它的鼻子。

“不过你们来这儿肯定不是为了听我讲这些老故事的。”

“我们想找你们村里的一户人家，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姓什么。”

“我们大家都很熟。”阿勒-萨马拉说，“如果我们现在在撒梅里亚的废墟里，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我家在哪儿，还有我朋友的家、我表兄弟的家。跟我说说这家人的事，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的名字。”

加百列把那个女孩在到巴黎之前讲给他的故事告诉了那个人——她的祖父是村里的长者，不是村长，但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人，他有四十德南的土地，还有一大群羊。他至少有一个儿子。撒梅里亚被占以后，他们逃去了北边，到了黎巴嫩的艾因赫勒韦难民营。阿勒-萨马拉若有所思地听着加百列的描述，但样子好像很迷惑。他回头朝屋里喊了一声，一个女人出现了，和他年龄差不多，头上蒙着头巾。她和阿勒-萨马拉说了几句话，小心地避开了加百列和雅科夫的眼神。

“你确定他有四十德南的地？”他问，“不是三十，不是二十，是四十？”

“至少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

他沉思着抽了一口烟。“你是对的，”他说，“这家人去了黎巴嫩的艾因赫勒韦。不过黎巴嫩内战后，事情就更糟了。男孩子们去打仗了，我听说他们都死了。”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他们姓阿勒-塔马里。如果你遇到他们，请帮我向他们问好，跟他们说我去过他们家。别告诉他们我在阿勒马克有房子，他们听了会难过的。”

34

特拉维夫

“艾因赫勒韦？你他妈的疯了吗？”

第二天早晨。勒夫坐在空荡荡的玻璃桌前，手中的咖啡杯从杯托举到了半空。加百列趁他的秘书去洗手间时溜进了情报处，估计加百列走后，那女孩的日子不会好过。

“艾因赫勒韦绝对不能去。句号。讨论结束。现在的那里比1982年的时候还糟糕。有六个恐怖组织都在那儿成立了据点。一个照片上了法国报纸的情报处探员绝对不能到那儿去。”

“但总要有人去一趟。”

“你根本不确定那个人是否还活着。”

加百列皱了皱眉，然后径自坐在了勒夫桌子对面的皮椅上。

“如果他还活着，他就可以告诉我们，他女儿在离开营地之后去了哪里。”

“确实有可能，”勒夫赞同道，“但他也有可能一无所知。哈立德肯定告诉过那个女孩要瞒着家人。而且我们都知道，关于撒梅里亚的故事很可能是个谎言。”

“她没理由对我说谎，”加百列说，“她知道自己会死。”

勒夫边喝咖啡，边思索了很长时间：“贝鲁特有个人也许可以做这件事，他叫纳比尔·阿苏里。”

“他是什么人？”

“他是黎巴嫩人，也是巴勒斯坦人。他什么都做过一些。曾经在西方的媒体做过通讯员，自己开了间夜总会。据说干过军火交易，好像偶尔还走私大麻。当然，他也为我们卖命。”

“听上去是员干将。”

“他算个狗屁，”勒夫说，“骨子里还是个黎巴嫩人，是黎巴嫩的化身。不过他是去艾因赫勒韦找那女孩的父亲最适当的人选。”

“他为什么要为我们工作？”

“为了钱。纳比尔喜欢钱。”

“我们怎么和他联络？”

“我们给贝鲁特的夜总会打电话留言，把飞机票留在海军准将酒店的前台。我们很少直接去找他。”

“他在哪儿？”

“塞浦路斯。”勒夫说，“纳比尔喜欢塞浦路斯。”

加百列在行动开始前准备了三天时间。差旅部帮他安排了一切。拉纳卡是著名的以色列旅游胜地，所以也不需要做假护照了。当然，加百列不能用他的真名搭飞机，所以差旅部帮他伪造了以色列的身份证件，这次的名字很普通，他叫迈克·诺伊曼。在出发前，行动队让他在一间私密的阅读室里花一个小时阅读了纳比尔·阿苏里的档案。看完以后，他们给了他一枚信封，里面装着一万美元的现金，并祝他好运。第二天早晨七点，他从本-古里安机场登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一小时后就到达了塞浦路斯。到达以后，他在机场租了一辆车，驱车来到不远处一家位于海滨的棕榈滩酒店。扫罗王大道已经传来消息，纳比尔·阿苏里当天下午会入住这家酒店。加百列整个上午都待在自己的房间，直到一点多的时候，他才下楼到泳池边的餐厅吃午餐。阿苏里已经预订了席位，一瓶喝了一半多的昂贵法国香槟放在那张桌子的银制酒篮里。

他有一头黑色的卷发，其中夹杂着缕缕银丝，唇须留得很厚。他摘下墨镜后，加百列看到一双带着困意的棕色大眼。他的左手腕上戴了一块金表，右手腕上是几只金镯子。每每举杯的时候，镯子都会碰撞得叮当乱响。他穿了件奶白色的棉衬衫，府绸裤因为搭飞机的缘故满是皱褶。他用一只纯金打火机点燃了手上的美国烟，听着加百列的提议。

“艾因赫勒韦？你他妈的是不是疯了？”

加百列料到了他的反应。对于阿苏里来说，以色列情报部门只不过是他的众多客户之一而已。他是百货公司的商人，而情报处只是客人，讨价还价是交易过程中的一个步骤。那个黎巴嫩人探过身子，用那双带着睡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加百列。

“你最近去过那儿吗？那儿跟西大荒差不多，霍梅尼的风格。你们犹太人撤离之后，那里就成了地狱。人们都穿着黑衣服，向最仁慈的安拉祈祷。外人在那里绝没有立足之地。让它见鬼去吧，迈克。喝点儿香槟，忘了这件事吧。”

“你可不是外人，纳比尔。你认识所有人，知道每个地方。所以我们一直对你很慷慨。”

“那都是小钱，迈克，我得到的只有这点小钱——只够买点烟酒，找两个姑娘。”

“显然你喜欢的姑娘都挺能花钱，纳比尔。我看过你的收据，我的公司已经让你赚得盆满钵满了。”

阿苏里朝着加百列举了举杯：“我们的合作一直很不错，迈克，这个我不否认。我愿意继续跟你们合作，所以我才建议你们找别人去艾因赫勒韦。我可不想用命换这点钱，太危险了。”

阿苏里叫来服务生，又点了一瓶香槟。虽然拒绝了他们的工作，他还是不会放弃用“机构”的钱美餐一顿。加百列拿出信封扔在桌上。阿苏里看了那个信封一眼，但并没有碰它。

“里面有多少钱，迈克？”

“两千。”

“什么钱？”

“美元。”

“所以呢？现在一半，回来后再付一半？我们阿拉伯人虽然傻，但也知道两千加两千等于四千。我可不会为了这四千美元就到艾因赫勒韦去。”

“两千只是定金。”

“那情报值多少钱？”

“我们会再付五千块。”

阿苏里摇了摇头。“不行，一万。”

“六千。”

再摇头。“九千。”

“七千。”

“八千。”

“成交。”加百列说，“先付两千，回来后再付八千。只需要一个下午，你不亏。如果你干得好，我们还会负担路费。”

“得了，路费本来就该你们负担，迈克。我的开销和报酬从来都是分开算的。”服务生拿来了第二瓶酒。他离开后，阿苏里问：“你想知道些什么？”

“我们想找一个人。”

“那边有四万五千个难民，迈克。多给我点线索。”

“他是一个姓阿勒-塔马里的老人。”

“名字呢？”

“我们不知道。”

阿苏里抿了口酒：“这名字并不常见，应该问题不大。还有什么信息？”

“他是西加利利的难民。”

“那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哪个村？”

加百列告诉了他。

“家里人呢？”

“两个儿子在1982年战死了。”

“在营地？”

加百列点了点头：“他们是法塔赫的人。他的妻子也死了。”

“很好。继续。”

“他有个女儿，后来去了欧洲，我想知道关于她的一切信息。她去哪里上的学，学的什么，住在哪儿，情人是谁。”

“她叫什么？”

“不知道。”

“多大？”

“三十岁出头，我猜的。法语非常好。”

“为什么要查她？”

“我们认为她和里昂车站的爆炸案有关。”

“她还活着吗？”

加百列摇了摇头。阿苏里转头望向窗外的海滩，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又说道：“所以你认为只要弄清这个女孩的背景，你们就能找出背后的主使，找到幕后黑手？”

“差不多，阿苏里。”

“我应该怎么跟那个老人说？”

“随你的便，”加百列说，“只要弄到我想要的信息就行。”

“那个女孩，”那个黎巴嫩人问，“长什么样子？”

加百列拿出他从酒店房间带来的一本杂志。阿苏里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杂志，最终看到了加百列在“忠诚号”上画的那幅素描。

“这就是她的样子，”加百列说，“一模一样。”

纳比尔·阿苏里有三天时间都没有跟他联络过。加百列还以为那个黎巴嫩人不是拿着那两千块定金逃跑了，就是在去艾因赫勒韦的路上被杀死了。可第四天早晨，电话响了，是阿苏里。他是从贝鲁特打来的，说中午会到棕榈滩酒店吃午餐。加百列挂断电话，然后到海边跑了一会儿步。他的伤口已经开始恢复，身上的疼痛也渐渐消失了。跑完步之后，他回到房间洗了个澡，换了衣服。他来到泳池边的餐厅时，阿苏里已经在喝他的第二杯香槟了。

“真是个鬼地方，迈克。人间地狱。”

“我给你一万块可不是为了听艾因赫勒韦的情况报告的，”加百列说，“那是联合国的工作。你找到那个人了吗？他还活着吗？”

“我找到他了。”

“然后呢？”

“那个女孩是1990年离开那里的，她再没回去过。”

“她叫什么？”

“费拉，”阿苏里说，“费拉·阿勒-塔马里。”

“她去了哪儿？”

“显然她是个聪明姑娘，获得了联合国的基金到欧洲去读书。那个老人支持她去，而且让她永远也不要再回黎巴嫩。”

“她去哪儿上学了？”加百列怀疑自己已经知道答案了。

“法国，”阿苏里说出了他心中所想，“先是巴黎，然后又去了南部。那个老人不确定。显然，他们应该有很长时间没联络过了。”

“我想也是。”

“他并不怪他女儿，他希望她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想她沉迷在巴勒斯坦的悲剧里，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她从来没忘记过艾因赫勒韦。”加百列心不在焉地说道，“她学的是什么？”

“考古学。”

加百列想起了她的手指。他当时猜想过，她应该是做陶艺或者其他一些户外工作的。考古学显然符合这个推断。

“考古？你确定？”

“他说的时候很肯定。”

“还有什么别的吗？”

“有。”阿苏里说，“两年前，她给老人写了一封奇怪的信，让他毁掉之前她从欧洲寄来的所有信件和照片。她父亲没听她的话，因为那些信和照片是他拥有的唯一和她有关的东西了。几周后，一名歹徒闯进他家，烧掉了那些东西。”

哈立德的朋友，加百列心想。哈立德想隐藏她的过去。

“你怎么接近他的？”

“你已经得到你要的信息了，剩余的细枝末节就不用问了，迈克。”

“你给他看那幅素描了吗？”

“看了，他哭了。他有十五年没见过他女儿了。”

一小时后，加百列离开了酒店，直接开车驶向机场，等候飞往特拉维夫的晚班飞机。凌晨，他回到了纳齐斯大街上的住所。基娅拉已经睡了，她在床上翻了个身，但没有醒。他吻了吻她裸露着的肩膀。她咕哝了一声，翻身转向另一边。他看了看床头柜。那份文件已经不在了。

35

以色列，泰勒美吉多

第二天早晨，加百列来到了哈米吉多顿。

他把那辆斯柯达轿车停在了游客中心的停车场里，在明媚的阳光中徒步登上了山顶。他在那里稍作休息，望着眼前的耶斯列谷。对于加百列来说，耶斯列谷是他的出生地；而对研究《圣经》的学者，以及那些痴迷于末日预言的人来说，耶斯列谷则是上天注定的善与恶两方力量的抗衡之地。无论最终的灾难到底为何物，泰勒美吉多都已经见证了太多的战火与流血。由于位于叙利亚、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交界处，这里千年来可谓战争不断。亚述人、以色列人、迦南人、埃及人、腓力斯人、希腊人、罗马人，还有十字军——都在这座山丘上流下了鲜血。1799年，拿破仑在这里打败了奥斯曼人；一个多世纪后，英国的阿伦比将军又再一次打败了他们。

山顶上挖了很多的壕沟和大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一直不断地到泰勒美吉多来进行挖掘工作。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发现，山上的这座城市已经被摧毁并重建了二十五次之多。此刻，刚好有一支考古队伍在这里工作。其中一条沟里传来了美式英语的说话声，加百列走了过去。有一男一女两个美国大学生，正弯着腰观察着土里面的什么东西。可能是骨头，加百列想，但他并不确定。

“我想找拉冯教授。”

“他今早在K那里。”那女孩回答他。

“我不懂。”

“这些挖掘坑被划分成网状，每一个网格用一个字母编号，这样我们就可以记下挖到的每一件手工制品的位置。你旁边这个是F，看到标志了吗？拉冯正在K号格里面。”

加百列找到了那个标着K的格子，从坑的底部到地面大概有两米。一个身材矮小、戴着一顶宽边草帽的人正蹲在坑底。他用一个小工具用力地刮着底土，全副精力都扑在工作上。不过他一向如此。

“找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了吗，伊莱？”

他停下了手里的工作，抬起头来。

“还有几片碎陶器，”他说，“你怎么样？”

加百列伸出手来。伊莱·拉冯握住他的手，跃身跳出了坑。

他们坐在蓝色的防水帆布下，在折叠桌旁喝着矿泉水。加百列的眼睛一直望着脚下的山谷，询问拉冯在泰勒美吉多的近况。

“现在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考古学流派，叫作圣经极简主义。这些极简主义者认为，所罗门王只是一个虚构的形象，就像是犹太教中的亚瑟王。我们希望证明他们是错的。”

“那么他存在吗？”

“当然，”拉冯说，“他就在这里，在美吉多，建造了他的城市。”

拉冯摘下帽子，用它掸了掸卡其裤上的浮土。和以前一样，他好像把自己的所有衣服都穿上了身——三件衬衫，脖子上围着红色的手帕。他稀疏蓬乱的灰发在轻风中飘舞。他拨开了额头上的一绺头发，棕色的大眼睛上下打量着加百列。

“你这么快就出来工作，不太好吧？”

加百列上次见拉冯时，拉冯还躺在哈达萨医学中心的病床上。

“我只是志愿者，每天早晨工作几个小时。医生说这样有利于恢复。”拉冯喝了一口矿泉水，“而且我觉得这地方能让人变得谦逊。”

“为什么？”

“人们从这里来了又去，加百列。我们的祖先很久以前曾经统治过这里，现在我们又回来了。但有一天我们还是会离开，唯一的问题是，会在多久之后离开。还有就是，我们会给未来像我一样来这儿挖掘历史的人留下些什么。我希望不仅仅是一道隔离墙。”

“我还没准备放弃，伊莱。”

“我猜也是。你一直是个大忙人，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消息了。上报对做你们这一行的人来说可不是好事。”

“你也属于这一行。”

“曾经是，”他说，“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拉冯在1972年9月被沙姆龙招进“天谴”行动队的时候，还是一个前途大好的年轻考古学家。他在C组，也就是做跟踪员。他曾经跟踪过“黑色九月”的成员，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他的工作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会长时间地出现在恐怖分子的视线里，而且没有后援。最后，他患上了神经紊乱症和慢性小肠出血。

“你对这个案子知道多少，伊莱？”

“我听人说你回国了，好像是和罗马的爆炸有关。然后沙姆龙有一晚来到我家，告诉我你正在跟踪萨布里家的男孩。这是真的吗？小哈立德真的炸了罗马使馆？”

“他现在不是小孩子了。他炸了罗马使馆，也炸了里昂车站，还有之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伊斯坦布尔。”

“我并不吃惊。哈立德流着恐怖分子的血，他母亲的乳汁里都带着恐怖主义。”拉冯摇了摇头，“你知道，如果我在法国帮你，就像以前那样，事情就不会失控。”

“很有可能，伊莱。”

拉冯的跟踪技术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沙姆龙经常说，伊莱·拉冯可以一边和你握着手一边消失。他每年都会到学院去向后辈讲授他的行动秘笈。事实上，马赛的跟踪员很可能就跟拉冯学过很久。

“你来这儿做什么？”

加百列把一张照片放在了桌子上。

“英俊的魔鬼，”拉冯说，“他是谁？”

加百列又拿出另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里除了刚刚那个人之外，还有亚西尔·阿拉法特。

“哈立德？”

加百列点了点头。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想你和哈立德有一个共同点。”

“是什么？”

加百列望向了那些挖掘坑。

三个美国学生来到帆布下面，加入了他们的工作。拉冯和加百列借故离开，两人慢慢地沿着挖掘坑散步。加百列把整件事讲给了他听，从米兰的那份文件到纳比尔·阿苏里从艾因赫勒韦带来的消息。拉冯只是听着，没有问任何问题，但加百列从他的棕色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在思考每个细节之间的联系，寻找着可以探寻的疑点。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高超的跟踪艺术家，就像加百列一样，拉冯的父母也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天谴”行动之后，他在维也纳定居，开了一间名为“战争索赔及调查”的咨询机构。虽然资金非常有限，但他追踪到了成百万美元的犹太人资产，并在瑞士银行涉及几百万美金的资产探查行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五个月前，有人炸掉了拉冯的办公室。他的两个助手不幸遇难，拉冯也受了重伤，昏迷了几个星期。那个安放炸弹的人正是受了埃瑞克·拉德克的指使。

“所以你认为费拉·阿勒-塔马里认识哈立德？”

“毋庸置疑。”

“这有点奇怪。藏匿了这么多年，他应该非常谨慎才对。”

“是的，”加百列说，“但他知道费拉会死在里昂车站，所以他的秘密应该是安全的。她很爱他，但他欺骗了她。”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证明他们认识的最确凿的证据在他父亲那里。费拉让他烧掉她这些年寄回去的信和照片，这说明她在其中肯定提到过哈立德。”

“是哈立德的本名吗？”

加百列摇了摇头：“这才是威胁所在。她肯定说的是他的假名——他的法国名字。”

“所以你认为哈立德和那个女孩是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的，然后才把她吸纳到了组织里？”

“这是他的游戏方式，”加百列说，“他父亲就是这么做的。”

“那他们可能认识的场合就太多了。”

“可能是在这种地方。”

“考古考察？”

“她学的是考古，可能哈立德也是。或者他也是一个教授，和你一样。我们知道她的名字，伊莱，我们知道她是一个考古学的学生。如果我们跟踪费拉留下的足迹，我们就可以找到哈立德。”

“那么就跟踪这些足迹。”

“但显然，我现在没法回欧洲。”

“为什么不让情报处派个人去？”

“因为巴黎的事，我们现在恐怕很难派人到欧洲去找哈立德——至少不能通过官方的途径。另外，我现在就代表‘机构’，我想把任务交给你。我希望你能找到他，伊莱。悄悄地行动。你有这个天分。你知道怎样静静地处理这样的事。”

“没错，但我现在已经大不如前了。”

“你的身体能出远门吗？”

“只要不需要做什么大动作就行，那是你的专长。我是书呆子，你是犹太硬汉。”

拉冯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支香烟点燃，转头望向耶斯列谷。

“你一直都是，不是吗，加百列？”

“什么？”

“犹太硬汉。你表面上是个敏感的艺术家，但在根底里，你其实很像沙姆龙，比你想象中的更像。”

“他会再开杀戒的。可能等到明年4月，也可能会更快——有些事会勾起他嗜血的本性。”

“你可能也有这样的本性？”

“有一些吧，”加百列退让了，“但不是因为复仇。这是正义，我们要保护无辜的人。你会帮我找他吗，伊莱？”

拉冯点了点头：“不要着急，加百列。我会找到他的——在他大开杀戒之前。”

他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低头望着地面。

“我们真的把他们赶走了吗，伊莱？”

“迦南人？”

“不，伊莱。阿拉伯人。”

“我们显然没挽留他们，”拉冯说，“可能那样更容易一些。”

一辆蓝色轿车停在纳齐斯大街上。加百列认出了方向盘后的人。他走进公寓楼，快速走上楼梯。房门半开着，门口有两只旅行箱。基娅拉正坐在客厅里，穿着欧式两件套的西装和高跟鞋。她化了妆。加百列从来没看到过基娅拉化妆。

“你要去哪儿？”

“你知道，不用问我。”

“去工作？”

“是的，当然是去工作。”

“你要去多久？”

她的沉默告诉他，她不会再回来了。

“一切结束之后，我会回威尼斯。”然后她又加了一句，“去照顾我的家人。”

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望着基娅拉。她的眼泪混着睫毛膏流了下来。在加百列看来，那就如同一尊雕像上滑下的脏脏的雨水。她擦掉泪，又看了看弄脏的手指，对自己无法自控感到很生气。然后她挺直脊背，用力地眨了眨眼。

“你对我很失望吧，加百列？”

“为什么？”

“因为我哭了。你从来不哭，不是吗？”

“应该不会再哭了。”

他坐在她身边，想握她的手。她躲开了，用纸巾擦掉了脸上花掉的妆，然后又从包里拿出一只粉盒，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不能这个样子上飞机。”

“很好。”

“别理解错了。我还是要走，而且你也正希望如此。你不会赶我走——你没有那么差劲——但我知道你希望我离开。”她合上粉盒，“我不怪你，事实上，我更爱你了。我只希望你没告诉过我你会娶我。”

“我真的想过。”

“想过？”

“我真的想娶你，基娅拉，”他犹豫了一下，“但我不能。我娶了莉亚。”

“忠诚，对不对，加百列？履行一个人的职责或义务。忠实，信仰。”

“我现在不能离开她。不能在她刚经历了哈立德做的这一切后离开她。”

“再过一周她就不记得了。”基娅拉发现加百列的脸变了色，马上握住他的手，“上帝，对不起，忘了我的话吧。”

“已经忘了。”

“只有傻瓜才会让我离开这里，没有人会像我这样爱你。”她站起来，“但我们还会见面的。谁知道呢，也可能我很快就要成为你的手下了。”

“你在说什么？”

“情报处有些传闻。”

“这很正常。你不应该听信传闻，基娅拉。”

“我曾经听人说过，你永远也不会离开莉亚。我没有听。”

她背起背包，然后吻了吻加百列的嘴唇。

“最后的吻。”她低语。

“至少让我送你去机场。”

“我可不想在本-古里安机场和你哭着告别。帮我拿行李吧。”

他把那两个箱子拿下楼，装进车子的后备箱里。基娅拉坐进后排的座位，再没有看他一眼。加百列站在桉树的阴影中望着车子离开。他走上楼，回到了空空如也的家里，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没有挽留她。伊莱是对的。这样更容易些。

36

以色列，太巴列

基娅拉离开一周以后，加百列开车到太巴列的沙姆龙家吃晚餐。约拿坦也在，还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以及芮莫娜和她的丈夫。因为下班了，他们都没有穿制服。沙姆龙在家人的陪伴下显得非常快乐，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开心了。晚饭后，他带着约拿坦和加百列来到露台上。快要满月了，皎洁的月光照耀在加利利海平静的水面上。在夜色中可以隐约看到对岸戈兰高地的轮廓。沙姆龙喜欢待在露台上，因为这里正对东方也就是他敌人的所在。他喜欢静静地坐在这里，沉默地看着加百列和约拿坦悲观地讨论着现在的情势。过了一会儿，沙姆龙向约拿坦示意他需要和加百列单独谈谈。“我懂了，爸，”约拿坦边说边站起身，“我这就走。”

“他是国防军的上校，”加百列在约拿坦离开后说，“你这样对他不合适。”

“约拿坦有他自己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事。”沙姆龙巧妙地把话题从自己的家事转移到了加百列身上，“莉亚怎么样？”

“我明天会带她到橄榄山去看丹尼的墓地。”

“她的医生允许了？”

“他和我们一起去，还有赫茨尔山心理诊所一半的员工。”

沙姆龙点燃了一支烟。“基娅拉和你联络过吗？”

“没有，我想她不会再联络我了。你知不知道她在哪儿？”

沙姆龙有些夸张地看了看手表：“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她现在应该正在采尔马特的滑雪旅馆里喝白兰地。有个瑞士人要把一大批军火卖给黎巴嫩游击队，这恐怕对我们没什么好处。我们想知道这批货什么时候离港、运到哪儿去。”

“请告诉我，行动队没打算把我的前未婚妻当美人计的诱饵。”

“我不知道行动细节，只知道大体的方向。基娅拉是个道德感很强的人，我相信她会有办法和我们的瑞士朋友周旋。”

“我还是不喜欢这样的事。”

“不用担心，”沙姆龙说，“很快你就可以决定她做什么工作了。”

“什么意思？”

“总理想和你谈谈，他给你找了个职位。”

“让我捡标枪吗？”

沙姆龙仰头大笑了一会儿，然后便是一阵猛咳。

“事实上，他希望你做下一任的行动队主管。”

“我？等勒夫的委员会调查结束后，我能在本-耶胡达大街的咖啡馆当个保安就不错了。”

“这件事会过去的。现在不是公然自责的时候，把那种事留给美国人去干吧。如果我们不得不打擦边球，不得不跟法国这样根本不顾我们死活的国家说谎，那么就说呗。”

“你用欺骗作战。”加百列引了情报局的箴言。沙姆龙点了点头：“阿门。”

“就算我能顺利解决这件事，勒夫也不可能让我当行动队的头。”

“他没有发言权。勒夫的任期快满了。无论在扫罗王大道还是卡普兰街，他都没什么朋友。他不可能连任。”

“下一个人选是谁？”

“我和总理列了个名单，上面都不是‘机构’的人。不过无论选谁，他都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负责行动队。”

“我早就猜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加百列说，“我在威尼斯看到你的时候就知道。”

“我承认我有私心。我的事业也快到头了，如果总理离开，我也会，而且这次再不会有人把我召回来了。我需要有人帮我打理我建立起来的这一切。”

“‘机构’？”

沙姆龙摇了摇头，然后用手指了指脚下的土地。

“我知道你会接受的，”沙姆龙说，“你没有选择。你母亲给你起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米迦勒的地位至高无上，但加百列——你的力量无人能及。你是守卫以色列的不二人选。你是公正的天使——火焰王子。”

加百列一言不发地望着水面：“有件事要先解决掉。”

“伊莱会帮你找到他，而且你已经给了伊莱很多线索。你的侦探工作做得很好。不过你本来就有这个天分。”

“事实上，线索是费拉提供的，”加百列说，“她告诉了我她的故事。”

“巴勒斯坦人向来如此。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损失和放逐里不能自拔，永远也逃不出来。”沙姆龙向前探了探身，手肘撑着膝头，“你确定想亲手让哈立德殉葬吗？我们可以找别人做这事。”

“我知道，”他说，“但我必须自己干。”

沙姆龙重重地叹了口气。“如果你坚持的话。但这一次只能私了，没有人帮你，没有人盯梢。哈立德再没什么可以利用的了，只有你和他两个人。”

“这样很好。”

接下来是良久的沉默。他们看着一艘渔船缓慢地驶向太巴列。

“我有件事想问你。”加百列说。

“你想问D计划的事。”沙姆龙说，“贝特赛义德和撒梅里亚。”

“你怎么知道？”

“你已经在巴勒斯坦的痛苦里徘徊了太久，是时候了。”

他问了一周前在美吉多问伊莱·拉冯的问题：我们真的把他们赶走了吗？

“当然，”沙姆龙说，然后马上加了一句，“有几个地方，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但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们赶走的还不够。这是我们不明智的地方。”

“你是认真的吗，阿里？”

“听我解释。”他说，“历史让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1947年，联合国决定给我们一小块地方来建立国家。你要记住，五分之四的巴勒斯坦托管地已经建立了外约旦。百分之八十！在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中，联合国给了我们一半——也就相当于托管地的百分之十，海滨平原和内格夫。但阿拉伯人依然不同意。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同意的话事情会怎样？如果他们在1937年皮尔委员会建议划分的时候点了头，事情会怎么样？我们可以救几百万人。你的祖父母可能还活着，我的父母姐妹可能也还活着。但阿拉伯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说不。他们和希特勒站在了一起，欢庆我们的灭绝。”

“所以我们就应该驱逐他们？”

“不，这不是我们驱逐他们的原因。他们被驱逐是战争的结果，是他们发动的战争的结果。联合国给我们的土地上有五十万犹太人和四十万阿拉伯人。那些阿拉伯人是我们的敌对力量，会毁掉我们。从独立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泛阿拉伯军队会把我们作为侵略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准备好开战，而且，我们没法两头同时应战。我们不能一边跟埃及人和约旦人打仗，另一边又要应付贝特赛义德和撒梅里亚的阿拉伯人。所以他们必须离开。”

沙姆龙看得出，加百列并没有被说服。

“告诉我，加百列。在你看来，如果阿拉伯人赢了，他们会仅仅让犹太人流亡国外吗？想想希伯伦吧。他们把犹太人带到市中心，砍了他们的头。他们袭击前往斯科普山的护送队医生和护士，把他们全杀了。为了保证没人能活下来，他们把车都用汽油烧了。这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目标是把我们赶尽杀绝，让我们再也无力还击。现在他们的目标依然没有改变，他们想杀光我们。”

加百列把费拉在去巴黎的路上说的话告诉了沙姆龙。我们的大屠杀和你们的一样真实，可是你们否认我们的痛苦，否认你们的责任。你们认为我们的痛苦是自己造成的。

“确实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沙姆龙说。

“但当时真的执行了地毯式驱逐令吗？确实制定了种族清洗政策吗？”

“没有，”沙姆龙说，“到处都是证据。你在阿布·高什那边吃过晚餐。如果真的有地毯式驱逐令，为什么那间餐厅还在那儿？在西加利利，为什么撒梅里亚没有了，但阿勒马克还在？因为阿布·高什和阿勒马克的村民没想把我们杀光。但或许我们错了，或许我们应该把他们都赶走，不让阿拉伯人留下来，成为我们的少数族群。”

“那样难民就更多了。”

“是的，但如果他们失去了回来的希望，就可以努力融入到约旦和黎巴嫩，而不是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把我们视为妖魔，视为不合法的那一群。为什么费拉·阿勒-塔马里的父亲这么多年一直留在艾因赫勒韦？为什么他的其他阿拉伯兄弟国家——那些和他有着同样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国家——不接受他？因为他们希望把他当作工具，质疑我们存在的权利。我就在这里，我活着，我呼吸，我存在。我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我存在，当然，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他看着加百列，“我希望有人替我看管这一切，我的眼神已经没以前那么锐利了。”

渔船的灯光消失在了太巴列港，沙姆龙突然倦了。“这里永远不可能太平，从来也没有太平过。自从我们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来到这里，就一直在打仗。迦南人、亚述人、腓力斯人、罗马人、亚玛力人。我们总想让自己相信，我们的敌人最终会放弃摧毁我们的美梦。现在我们为这些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付出了代价。没有公平的和平，没有和解的宽容。”

加百列站起身，准备离开。

“我怎么回复总理？”

“告诉他我会考虑的。”

“行动队只是一个台阶，加百列。有一天你会掌管整个情报处，成为‘大天使’。”

“你才是唯一的‘大天使’，阿里。你永远都是。”

沙姆龙开心地笑了：“我怎么跟他说，加百列？”

“告诉他，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朱利安·伊舍伍德的电话给了加百列清除掉基娅拉在公寓里留下的最后一丝痕迹的理由。他联系了一个俄罗斯移民慈善组织，说有东西要捐赠。第二天早晨，两个瘦瘦的莫斯科男孩来到他家，搬走了客厅所有的家具：沙发、椅子、茶几、灯、餐桌，甚至还有基娅拉精心挑选的铜水壶和陶瓷餐具。他没有捐掉卧房的东西，只是换了床单和床垫——那上面还留着基娅拉头发的香气。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送货车一直在光临纳齐斯大街。首先是一张白色的检查桌，接下来是白色卤素灯和可调节支架。伦敦罗塞尔大街的著名艺术创作工具店运来了刷子、颜料、溶解剂和清漆。一家利兹的化学用品公司送来几箱危险的化学溶剂，甚至引起了以色列邮政机构的关注。从德国运来了昂贵的带伸缩架的显微镜，还有从威尼斯的工作坊运来的两个大橡木画架。

第二天，伊拉斯谟·盖利尼斯的《狮穴中的丹尼尔》到了。几乎整个下午的时间，加百列都在拆板条箱，又和沙姆龙一起把那幅巨大的作品放到架子上。被野兽包围着的丹尼尔吸引了沙姆龙，他一直留在那里，看着加百列用棉花棒和一盆兑了氨水的蒸馏水擦拭作品表面积了一个多世纪的尘土和污垢。

他尽可能地延续他在威尼斯的工作习惯，天还没亮就起床，尽量不开收音机，因为不想让血腥和警报打破绘画给他带来的安宁。整个上午的时间，他都会留在工作室，下午很可能会继续工作，一直到夜晚。他尽量避免在扫罗王大道多待，不过有一次在开车去赫茨尔山看莉亚的时候，他听到广播里提到了勒夫辞职的消息。现在见到莉亚时，她对维也纳的回忆已经没有以前那样频繁了，而且每次沉浸的时间也缩短了。她会问他一些关于过去的问题。

“我们是在哪里相遇的，加百列？”

“在贝扎雷艺术学院。你是一个画家，莉亚。”

“我们在哪儿结的婚？”

“在太巴列。在沙姆龙对着加利利海的露台上。”

“你现在是修画师？”

“我在威尼斯给翁贝托·孔蒂做学徒。你每过几个月都会来看我一次。你曾经扮成不莱梅的德国女孩给我当模特，你记得吗，莉亚？”

六月的一个下午，加百列和巴茨维医生在员工餐厅喝咖啡。

“她还能离开这里吗？”

“不可能。”

“短期呢？”

“那倒没什么不可以，”医生说，“事实上，我觉得那样对她有好处。”

一开始，会有护士陪她出去。后来，她渐渐地习惯了离开医院，加百列开始亲自接她回家。她坐在他工作室的椅子上，看着他工作。有时候，她的存在会给他带来平静，可有时候又让他痛苦得难以忍受。他真希望能像修复一幅画一样，把眼前在那个雪夜被他送进车子的女人修复一新。

“你这里有我的画吗？”

他给她看了卧室里那幅肖像画。她问模特是谁。加百列告诉她，那就是他本人。

“你看上去很悲伤。”

“我当时很疲倦。”他说，“我离开了三年时间。”

“真的是我画的吗？”

“你是个很棒的画家。”他说，“你比我出色很多。”

一天下午，加百列正在重新修描丹尼尔脸上的油彩，她突然问加百列她为什么会去维也纳。

“因为我工作的缘故，我们之间总是相隔很远。我当时以为我隐藏得很安全，可以把你和丹尼带过去。那是个愚蠢的错误，可最后却让你承担了后果。”

“你有过另一个女人，对吗？一个法国女孩。在‘机构’工作。”

加百列点了点头，然后回到了刚刚的工作中。莉亚却继续追问：“谁做的？谁炸掉了我的车？”

“阿拉法特。我本来应该也是爆炸的目标，但执行人改变了计划。”

“他还活着吗？这个执行的人？”

加百列摇了摇头。

“阿拉法特呢？”

莉亚对现在的情况知之甚少。加百列告诉她，亚西尔·阿拉法特，以色列永远的敌人，就住在离他们几英里之外的拉马拉。

“阿拉法特就在这儿？怎么可能？”

最天真的口中说出的是最真实的话，加百列想道。就在这时，他听到楼道里传来脚步声。伊莱·拉冯没敲门就走了进来。

1. 指《圣经》中的炽天使米迦勒与大天使长加百列。

37

普罗旺斯，艾克斯：五个月后

第一波密史脱拉风吹过了罗纳河谷。保罗·马蒂诺走下他的奔驰轿车，系上帆布风衣的扣子，竖起了衣领。冬天又来了。再过几周，他就要停止挖掘工作了。

他从后备箱里拿出帆布包，然后沿着古石墙往前走。走到墙的一端时，他停住了脚步。五十米外，山顶的边沿附近，有一个画家正在作画。很少能看到画家在山顶上画画，恐怕塞尚本人也会沉迷于埃图瓦尔山的美景。马蒂诺觉得在工作前应该去看看那个画家。

他拿出包里的马卡罗夫手枪，放进大衣口袋里。那个人背对着他。从背影看，他应该正在观察远处的圣维克多山。几秒之后，马蒂诺就证实了自己的想法。他看到了画布。那画家模仿的完全就是塞尚经典风景画的画风。事实上，在马蒂诺看来，那仿品几乎可以乱真。

那位画家画得很投入，几乎没有注意到马蒂诺走近他。直到马蒂诺站在他身后，他才回过头去。他穿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宽边软帽在风中颤动，灰色的长须好像从来没修剪过，手上全都是颜料。从他的表情看，马蒂诺的打扰让他有些不悦。马蒂诺表现得非常热情。

“你显然对塞尚很着迷。”马蒂诺说。

画家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工作。

“画得非常好。你愿意把它卖给我吗？”

“这幅恐怕已经有主了。不过如果你喜欢，我可以再给你画一幅。”

马蒂诺给了他一张名片。“你可以到大学办公室找我。看到画后我们可以谈谈价钱。”

画家接过卡片，放进了画笔筒里。马蒂诺向他问了早安，然后便转头离开，来到了昨天下午的挖掘地。他下到坑里，在坑底铺了一张蓝色的防水布，开始挖一个石雕的人头。他打开工具箱，拿出一条擦手巾和一把刷子。可正要开始时，一个阴影出现在了他的头顶。他直起身，心里想着应该是伊维特或其他考古学家，可抬头却看到刚刚那个戴着帽子的画家正站在明媚的阳光里。马蒂诺把手搭在眼睛上方遮住阳光。

“能站开一点吗？你挡住光了。”

画家拿出刚刚那张名片：“我想你这上面的名字写错了。”

“什么？”

“上面写的是保罗·马蒂诺。”

“是啊，这是我的名字。”

“但不是你的真名，对吗？”

马蒂诺感到脊背上一阵发冷，他仔细地望着坑边上站着的这个身影。真的是他吗？马蒂诺并不确定，胡子和帽子让他很难辨认。然后他想到了那幅风景画。无论是色调还是质感，都是对塞尚的完美模仿。当然是他。马蒂诺边伸手掏枪，边想着拖延时间。

“听着，朋友，我叫——”

“哈立德·阿勒-哈立法。”画家帮他填补上了这个名字。他后面的话是用阿拉伯语说的：“你真的想作为法国人死去吗？你是哈立德，萨布里的儿子，阿萨德的孙子，你是贝特赛义德的狮子。你父亲的枪就在你的大衣口袋里。拿出来吧，告诉我你的名字。”

哈立德握住了马卡洛夫的枪柄，正要掏出来时，第一颗子弹已经射中他的胸膛。第二颗子弹让他松开了掏枪的手。他向后倒去，后脑磕在了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坑壁上。他无意识地趔趄了一下，抬头望着上面那个犹太人。后者抓起一把土，撒在了他的脸上，然后最后一次举起了枪。哈立德眼前一片火光，然后便是黑暗。天地开始旋转，他感到自己在下沉，一直沉入历史的深渊。

画家将那把伯莱塔别进腰间，走回到刚刚作画的地方。他用画笔在画布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沿着斜坡往下走。在古城墙的影子里，他遇到一个短发女孩，看上去和费拉·阿勒-塔马里有几分相似。他向她问好，然后跨上摩托车。几秒钟后，他消失在了晨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