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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的一代 （代序）

第一章 君主专制亡，民主共和兴 （1911.10—1912.3）

辛亥年，武昌城，首义之后首议国会

从咨议局到省议会

共和元年

议员们出场

借款风波

《临时约法》乃约袁之法

第二章 民元第一国会 （1912.4—1915.11）

共和国立，革命党消

“病议院”遇上“病内阁”

国民党大获全胜

谁谋杀了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

众声喧哗，初试啼声

北方忙制宪，南方搞革命

夭折日

第三章 南北对峙，一国两会 （1916.6—1919.5）

梅开二度

对德宣不宣战

倒退到辛亥年

护法与违法

研究系退场

孤独的大元帅

国会是一个死结

第四章 流离失所，各自为政 （1919.6—19210.5）

上海和而不谈

南北国会，各忙制宪

民国才九年，三国会并立

安福国会倒闭

孙文放弃和谈

非常大总统

第五章 昙花一现的联省自治 （1920—1922.6）

湖南一马当先

天字第一号省宪

广东开始民选县长

浙江潮涨潮退

军人干政下的四川制宪

江苏自治化泡影

全面凋谢

第六章 法统重光 （1922.4—1923.6）

驱逐总统，恢复国会

民六民八之争

公民的觉醒

罗文干案风波

泥菩萨过江

一盘散沙的议员

第七章 强国会时代的终结 （1923.7—1925.6）

南迁上海

贿选与宪法

尔曹身与名俱灭

最后的一幕

尾声 民国宪政为何失败 （1925.7—19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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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作　　者：叶曙明

责任编辑：王志坚

筚路蓝缕的一代 （代序）

国会、立宪、民主、自由、政党政治，这些曾经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玫瑰梦，在晚清十年新政中，开国会，立宪法，是一个最主要的诉求。从市井的贩夫走卒、渔樵耕读，到紫禁城里的皇帝、皇太后，无论赞成也罢，反对也罢，都把立宪终日挂在嘴边。立宪主义者声称“速开国会，可以革除一切贫弱之源”，仿佛一朝立宪，立即可以起死人而肉白骨。

朝野对国会与立宪开展了大讨论。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层层递进，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从最初反对的声音甚嚣尘上，慢慢变成支持的声音占据上风；最初把立宪当成化解革命的止痛药，以为立宪了，革命党就没有造反的理由了；到后来革命已经四面起火了，朝廷又把立宪当成保君权的灵符，企图用宪法把摇摇欲坠的皇冠永久固定下来，一时间“君主立宪”高唱入云，听得人们耳朵起茧；再到后来，革命党也造反了，君权也倒了，人们又以为国会与立宪是保证政府有效率运作的工具，争论的焦点变成了是选择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是行政权大还是立法权大。真正认识到立宪是为制约权力、建立法治、保护人权，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但尽管如此，潮流的大方向，却是没人可以扭转的。

在经纬万端的晚清政治中，立宪是一个枢纽。1910年清廷公布的立宪时间表：1912年宣布宪法，颁布议院法，1913年开设议院。人们质疑：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国会？为什么不能马上立宪？朝廷的理由无非是人民缺乏政治训练，程度不足，准备不够充分。于是，人们便认为朝廷是故意拖延时间。

朝廷不让民众拿起选票，民众就拿起枪炮了。结果，在清廷定下宣布宪法的前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亡，民国兴。

中华民国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政制的枢纽，在于国会。因为国会是制宪机关，政党在国会内从事政治活动，内阁向国会负责，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国会健，国家健；国会病，国家病。这是一段何等风光的岁月，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政党、社团诞生，每天都有新的报纸面世，言论开放，处士横议，献可替否，群策群力。议员候选人到处演说政纲，争取选票；选民扶老携幼，排队投票，选举议员。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竟出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一切都像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万象更新，生机勃勃。在宋教仁、梁启超等党派领袖的共同努力下，代议政制在中国的成功实现，仿佛只差最后一厘米距离。这足以证明所谓民众程度不足的说法，完全是瞎说。

国会从1913年开始制宪，这在中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议员们不负众望，在短短几个月内，便交出了一部《天坛宪法草案》。可惜生不逢时，因宋教仁遇刺案发生，二次革命起，党狱大兴，国会议员停止职务之令下，制宪大业，遂成画饼。代议政制遭到致命一击，凶手不是“程度不足”的选民，而是政治舞台上的流氓骗子、官僚政客。

直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重启制宪，但因部分条文内容各党派争持不下，扰攘经年，在督军团的粗暴干涉下，国会再度解散。而孙文则在广东发起护法战争，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其后国会时开时闭，忽而广东，忽而上海，忽而四川，忽而云南，颠沛流离，有时一个国会也没有，有时多至三个国会，其合法性早已荡然无存。而国会也沦为行政的附庸，其功能变成单一的制宪机关，除了议宪，几乎别无所务。

从1913年一直到1924年，十年有余，国会勉强制出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经过这么多年的深耕细耨，就内容而言，可以说是最接近完美的了。但可惜，又是上错天堂投错胎，出自一批收了曹馄支票的“贿选议员”之手，结果和晚清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样，纸墨未干，又被推翻。国会也做了曹锟的殉葬品，“吾与汝偕亡”了。

民国初年这段国会制宪史，真是艰难曲折，每走一步，都有血有泪。其中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20世纪20年代，在南北分裂、国会破碎、立宪无期的悲观空气笼罩下，国内一股“联省自治”的风潮，平地而起。有识之士认为，与其国家四分五裂，征战不息，不如各省先行自治，再实行联省自治，可以不必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北美十三州经十一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范例，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风靡全国。

可惜——这两个字每每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出现，让人留下无尽的惋叹——联省自治的理念，不敌大一统的理念，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最终难逃倏兴倏灭的命运。

第一届国会成立时，人们曾天真地以为，有了国会与宪法，就有了代议政制，有了民主，有了宪政。但现实却告诉他们，并非这么回事。国会不等于代议政制，宪法不等于宪政，民主也不等于共和。国会有可能不是代民去议政，而是代官去议政；有宪法而没有宪政环境，宪法也是一纸具文；没有自由的民主，很可能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结构，应该像一座可以为国民遮风挡雨的房子：法治是地基；地基上立着柱子，一根是民主，一根是自由；柱子撑起一个大屋顶，就叫“共和制”。共和是最高价值，而宪法则是确保这座房子的每一个构件，都能放在适当的位置，各司其职，稳稳当当，让住在房子里的人高枕无忧。

然而，民国初年因为有太多伟人，各有各的蓝图，各有各的施工队，你二次革命，我再造共和，互相打架，结果盖出来的房子，不仅奇形怪状，而且风一吹就倒。中国人的宪政梦，就好像大海的浪潮，看似喷薄如风雷，却在千年不变的礁石上，化作雪成堆。

回顾这段历史，能不感慨万千？中国第一代的国会议员，是值得我们去尊敬、去缅怀的。那时当议员，并没有太多的实际利益，想出名吗？几百个议员，分属不同的政治团体，政团领袖也许可以出名，但一般议员哪有什么名可出？想图利吗？议员的津贴十分微薄，而且到后期常常拖欠，也无利可图。在那么混乱的时代，遍地烽火，他们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的文人，被军阀用刺刀驱赶或者豢养，像丧家犬一样四处流浪，甚至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但他们从不言放弃。如此执着，到底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一部宪法吗？

民初的政治生态，并不像现在很多“民国粉”想象的那么温情脉脉，那么雍容娴雅，只不过政治领域的污邪，暂时还没有毒化到学术、教育、经济等领域和广大的民间社会。民初两度复辟帝制，三度解散国会，十年制不出一部宪法，十几年战乱频仍，仅此足以想象那时的政治生态，是怎样一种状况了。

议员既然从事政治，他们不是完人，不是圣贤，作为个人，也干过不少丑事，身上背负着不少污点，甚至罪恶，被社会封了一个“猪仔议员”的恶谥。但对议员的整体而言，这个恶谥多少有点污名化、以偏概全，并不十分公平。在几百位议员里，固然有专为破坏制宪、捣乱国会而来的人，但大部分议员在坚持立宪这件事上，还是尽了自己的本分，无愧于议员称号。在中国的宪政史上，他们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代。

本书试图再现这段历史，重温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这一幕，是如何从万众期待、精彩纷呈的戏剧高潮，最后跌入可惜、可恨、可悲、可怜、可笑的收场的。只有了解这段历史，才明白宪政之难，难在哪里。不是民众程度太低，而是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众不想要宪政，而是官僚不想要宪政。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我们向那些为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而含辛茹苦、不懈奋斗的先辈，脱帽致敬。

惜如斯结局，幸精神不死。

供千秋凭吊，问后来者谁。

叶曙明

2012年12月1日于广州

第一章 君主专制亡，民主共和兴（1911.10—1912.3）

辛亥年，武昌城，首义之后首议国会

雨终于停了，云层裂开了。一轮巨大的火红夕阳，正在缓缓西沉。天空被照耀得一片通红，薄薄的烟霭，如同燃烧一样。长江与武汉三镇越发显得苍凉与雄浑。晚潮挟着粼粼的波光，一泻东去。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武昌起义后，全国风起云涌，旦夕之间，已有14个省宣布独立。人们忽然想起，在古老的《推背图》上第三十七象庚子益卦，有这么几句谶语：“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与共。”颂曰：“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虽然什么是半凶半吉，一时还捉摸不透，但大清王朝八月祚尽，则是准确得不可思议。原来什么千年国运、万世皇统，全是浮云，时辰一到，该死的、该垮的、该卷堂大散的，挡也挡不住。

武汉的战事还没决出胜负，各路精英已经在热烈地讨论未来国家的体制问题了。还没正式谢幕的大清朝廷，被冷落在紫禁城里，等待着别人对它的命运作出判决。

武昌军政府成立后，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现在的旅长）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幕后重要推手，是咨议局议长汤化龙。黎元洪初时战战兢兢，不敢遽掌督篆，亲自到咨议局征询意见。汤化龙以形势一发千钧，时机不再，力劝黎元洪上任，并答应自任湖北民政总长，同担艰苦。黎元洪这才不再推辞。

汤化龙，字济武，湖北r水（今浠水）人，生于1874年，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该书院以实学造就人才为宗旨，汤化龙是学生中的佼佼者，考据、辞章、性理、经济，无不精通，每遇课试，旁征博引，下笔万言，常为一院冠。史家沈云龙感叹：“故其后治学从政，与乎道德文章，往往穷变化而不摇落者，即于斯植其根柢焉。”

1904年，汤化龙中进士，授刑部主事。1906年，朝廷下旨，预备立宪，汤化龙成为立宪派的领袖。1910年，在北京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会议主席，是第三次国会请愿的领导者之一，他有个外号叫“宪迷”。湖北军政府收到社会的第一笔捐助，就是由汤化龙动员咨议局议员募集而来的。《都督府组织条例》也是由他起草的。汤化龙在就职演说时称：“本局（咨议局）为国民代表，原有兴复责任。”表明他似乎仍以咨议局议长自居，希望咨议局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在清末开启的政治改革运动中，成立国会是立宪派的主要政治诉求之一。1908年8月，迫于朝野的强烈要求，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定以九年为立宪预备期，即九年后正式成立国会，颁布宪法。在预备期内，分别于1909年和1910年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作为省议会与国会的基础。

1909年秋天，除新疆暂缓之外，全国各省咨议局如期成立，一律开议。当时舆论称这是“我国人民获得参政权之第一日”。按《咨议局章程》列明，咨议局享有议决本地应兴应革事项、岁出入预算、岁出入决算、税法及公债、担任义务的增加、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修改、权力的存废和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咨询、申复督抚咨询、公断、和解自治会的争议、收受自治会或人民陈请建议等权力。

咨议局虽不具立法的权力，却已有地方议会的影子，很多民国第一代议员都在这个摇篮里受过熏陶。因此，在革命后各地成立的地方议会中，原咨议局议员仍然发挥着骨干作用，对建立政权、稳定社会、恢复秩序，厥功甚伟。武昌起义后，汤化龙即领衔以湖北咨议局全体议员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各省“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立举义旗”。

但在革命党眼里，立宪派一向是比大清朝廷更加危险的敌人：他们反对革命，就是“顽固不化的反动派”；他们支持革命，就是“投机取巧的阴谋家”。尽管汤化龙为新政权热情奔走，但在军政府中，却受到各方排挤，说他暗通朝廷的谣言层出不穷。有人还编了歌谣来唱他：“狡哉汤化龙，保皇叹未成，武昌起革命，坐地享其成。”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色，大敌当前，内讧不止。

未及旬日，民政部原辖外交、内务、财政、法制、交通、文书、编制七局，旋即被改为政治部，然后又被废除，仅留下一个编制部给汤化龙。沈云龙述史至此，亦不禁为之鸣不平：“事权被削，位同闲散，无复初起义时之重要矣！”现实让人很感慨，在中国，不同党派分享权力就那么难吗？

10月28日，一艘来自上海的轮船，在武昌靠岸。码头上站满了接船的人，人人翘首引颈，充满期待。因为船上两位大名鼎鼎的乘客，使得这座城市从战争的紧张局势中，从流血、死亡、胜败难料的烦恼中，暂时摆脱出来。他们是同盟会领袖黄兴和宋教仁。

历史书中，对黄兴出任武昌战时总司令的记述，充栋盈车，巨细靡遗，但对宋教仁此行的贡献，则鲜有提及。

宋教仁，字遁初（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生于1882年。关于他的童年，有许多有趣的传说。和那个年代的中国儿童一样，宋教仁的启蒙，也是从读“人之初，性本善”开始的，但他对山川地理的兴趣，却远胜于八股文、试帖诗。那时的地理书籍甚少，有一回他偶然得到一把折扇，上面画着一幅很粗糙的中国地图，便如获至宝，时常带在身边，连冬天也扇不离身，一有空就拿出来摩挲研究。一个细伢子有如此奇异的爱好，仿佛预示着他的人生将不平凡。

宋教仁诗书画文俱佳，尤喜欢杜甫和高启。据野史记载，他年轻时曾隐居在一座古寺里，终日徘徊沉思，埋头读书，《王阳明年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支那地志》、《汉文典》等，无不涉猎。

寺中老和尚见他相貌清奇，一脸正气，劝他不如摆脱尘羁，潜心钻研佛学，但宋教仁认为那不是热血少年该做的事情。老和尚长叹一声说：“你高才大志，宜建功立名于世，但命运不佳，如能脱屣功名，遗外名利，当享大寿，而山林清闲之福，亦不薄也。”宋教仁含笑倾听，却不为所动。山门之外，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他虽自号渔父，但咫角骖驹，志在天涯，岂肯隐遁桃源，最终还是和老和尚一揖而别，投身到革命大潮中去了。

宋教仁虽然是个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有望之俨然的威仪，但他内心慈悲，属于即之也温的人物。有一回他走远路，雇了一名挑夫，途中投宿，客栈只有一条薄被，晚间气温骤寒，宋教仁一定要与挑夫共盖一被，挑夫开始不肯，经宋教仁强之再三，才勉强侧身而卧，盖了被子的一角，两只脚都露在外面。宋教仁等他睡着后，悄悄把他的脚纳入被中。这位挑夫后来逢人就说：宋先生如慈父母。

1903年，宋教仁在湖南与黄兴一起创立华兴会，任副会长；1904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和汤化龙是同学。1905年他在日本协助孙文创立中国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后来又参与创立中部同盟会。历次举义，几乎都有他的身影。然而，武昌起义之后，君主专制亡，民主共和兴，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宋教仁的思想也随之变化，他相信铁血革命之时代已告结束，宪政时代来矣。

宋教仁此行目的，是要推动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争取国际承认。他在武昌和汤化龙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宋教仁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同，他完全不在意汤化龙的立宪派身份。二人推心置腹，诚恳交流，谈到未来中国的宪政之路，更是英雄所见略同。据沈云龙记述：“宋、汤语尤投合，尝除室馆，于夜分人寂，对灯促膝，所谈无非以国家统一、制定约法、政治循轨为蕲向。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而力避偏枯拘挛之病，其草稿出教仁手。”

在宋教仁、汤化龙的合议之下，民国第一份具有临时省宪性质的法律文件《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在宋教仁的笔下诞生了。这份由宋教仁、汤化龙、居正等人审查通过的文件，提出了政府由谁授权的问题。《鄂州临时约法》要点如下：

第一章为“总纲”。规定中华民国完全成立后，此约法即取消，应从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但鄂州人民于鄂州统治域内，从中华民国之承认自定鄂州宪法。

第二章为“人民”。规定人民一律平等，有言论、出版、通讯、信教、居住、营业、保有财产、保有身体、保有家宅等权利，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第三章为“都督”。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代表鄂州政府，有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发布临时律令、于议会关闭期间召集临时议会、出席议会、与外国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统率水陆军队、依法律任命文武职员等职权。

第四章为“政务委员”。规定政务委员由都督任命，执行政务，提出法律案于议会，编制预算等。

第五章为“议会”。规定议会由议员组成，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有制定法律、通过条约、议定预算决算、向政务委员提出质询，并对违法失职的政务委员进行弹劾等项职权。

第六章为“法司”。规定法司由都督任命之法官组成，依法审理除行政诉讼以外的各种诉讼，法官除依法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的惩戒宣告外不得免职。

湖北是第一个制定省约法的省份，可惜由于戎马倥偬，仅停留于纸上，未及真正贯彻实施，议会也没有成立，但临时约法中透射出来的三权分立色彩，已令人眼前一亮。十年后，中国兴起联省自治热潮，湖南、广东、四川、浙江等走在前面的省份，纷纷制定各自的省宪法，大致上都以这份《鄂州临时约法》为蓝本。

宋教仁完成起草工作后，匆匆返回上海。此刻，寒冷的江风吹在他的脸上，他的整个身心都处于澎湃勃发的状态，神采焕发，似乎有永远用不完的旺盛精力。他仿佛看到，舞台的帷幕，正徐徐挑起，催他登场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

11月9日，湖北都督府通电各省，请派全权代表到武昌，商议组织新政府。这个电报似乎把组织中央政府的权力，交给了各省的军政府。两天后，已宣告独立的江苏省也通电全国，建议各省咨议局和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到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讨论组织政府和处置清室的问题。当时上海方面提出了代表的身份问题，建议让立宪派加入政权建设，这是非常明智的。

上海是立宪派的大本营，云龙风虎，名流云集，各省都督要在上海找一个本省名流为代表，就近参加会议，甚为方便。11月15日，七省代表在上海率先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并邀请武汉方面的代表出席。但武昌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再次通电，坚持武昌是首义之地，各省代表应到武昌组织临时政府。

上海的代表联合会已自视为国会性质，但与政府相距太远，确有诸多不便，于是移船就岸，同意民国中央军政府暂设武昌，湖北都督执行中央政务，而代表联合会则移师武昌，但仍留一部分人在上海，担任联络、宣传工作。

这时的武昌，烽火连天。黄兴领导民军奋起抗敌。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清末立宪派重臣，其政治主张，唯知君主立宪，不知有他。黄兴是湖南长沙人，同盟会的主要领袖之一，外界常把他与孙文并称“孙黄”。孙文在广东策动历次起义，黄兴均与闻其事，且多次身先士卒，被视为同盟会中的军事家。宋教仁的如意算盘是，只要黄兴在武汉打一两场胜仗，建立了威望，未来中央政府的第一把交椅，非异人任也。

可惜黄兴不争气，两军对决的结果，民军节节败退。11月2日，弃守汉口；11月16日，黄兴督率三路民军反攻汉口受挫；11月27日，汉阳在一片枪林弹雨之中，亦告失守。黄兴连战连败，精锐殆尽，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于是愤然离开武昌，前往上海。

当黄兴的船顺流东下时，上海的各省代表却逆风逆流，联袂西上，双方在江上擦肩而过。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虽危如累卵，但起义的浪潮，已席卷全国，沛然莫遏。各省代表登上武昌文昌门码头，举目四眺，只见处处硝烟翻滚，满目断壁残垣，不禁百感交集，既有禾黍之伤，亦有涅槃之感。他们深信，一个新中国，将在废墟上诞生。

11月30日，代表们假座汉口英租界慎昌洋行举行第一次会议，到会23人：江苏雷奋，浙江汤尔和、陈时夏、黄群、陈毅，福建潘祖彝，山东谢鸿焘、雷光宇，安徽王竹怀、许冠尧、赵斌，湖南谭人凤、邹代藩，广西张其锽，上海马君武、陈陶遗，四川周代本，直隶谷钟秀，河南黄可权，湖北胡瑛、王正廷、孙发绪、时象晋。另有15人留在上海：江苏马良，江西王照、陈宦彦、徐钟，福建林长民，湖南宋教仁，上海袁希洛、俞寰澄、朱葆康，湖北居正、陶凤集，奉天吴景濂，吉林赵学臣，贵州席正铭、欧阳煜。两处的代表，合计38人。

在他们当中，不乏立宪派中坚分子、国会请愿运动的风云人物，大部分是由都督委任的，只有谷钟秀和黄可权二人代表咨议局。他们对议会政治的运作并不陌生。人们相信，当这些人走到一起时，中华民国的宪政曙光，便会在天际隐然闪现了。

这时的汉口英租界，宛如火海中的孤岛。窗外的枪炮声忽远忽近，但代表们全不在意，一个个正襟危坐，神色肃穆，隆隆炮声似乎也成了庆祝会议开幕的礼炮。大家首先选举谭人凤为议长，他正患病，扶病主持会议。

12月2日，在汉口英国领事的调停下，南北两军达成武汉地区停战三日的协议。各省代表得以在安静的环境中开第二次会议，议决先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推举雷奋、马君武和王正廷为起草员。议决如果袁世凯反正，则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是各省代表会议作出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正式表示。

人们有一种普遍心理，认为袁世凯是主张立宪的，手握北洋军权，有左右朝廷的实力。如果他肯反正，逼清帝逊位，避免流血，解决清室问题，实现国体的和平改变，就算给他一个总统作为酬庸，亦不为过。这种心理，由于武汉战事失利、北洋军步步进逼、武昌朝不保夕的局势，而益显强烈。

12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拟定，即日公布。大纲规定：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设参议院为立法机构，参议员由各省都督府派遣，每省三人；制定暂行法律，议决临时政府的预算、出纳，议决税制、币制、公债发行等，概属参议院职权；行政机构由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组成；临时政府成立六个月后，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议会。

换言之，正式国会的进阶，须分三步走：第一步，成立各省代表联合会；第二步，成立参议院；第三步，成立正式国会。

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份政府组织大纲，这份800多字的文件，漏洞百出。其一，只有行政、立法两大系统，而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的权力，赋予临时大总统，在参议院同意的前提下，由总统决定怎么做，显示了代表们对司法的轻忽；其二，有临时大总统，无临时副总统；其三，在三权之中，大总统（行政）是临时的，中央审判所（司法）是临时的，只有参议院（立法）不是临时的，其四，即使将来成立参议院，参议员也还是由都督府委任，而非民选产生；其五，正式国会由总统召集，但议员的产生，是民选还是委任，并没有提及。

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后，革命党人在湖北咨议局成立武昌军政府

1911年11月20日，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议，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这是联合会现场。

不过，大纲虽然粗率，毕竟为民主共和国体下的代议政制，奠下了第一块基石。当连日寒雨后第一抹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在长江两岸时，慎昌洋行内23名代表排着队，捻笔濡毫，在这份历史文件上，一笔一画签下自己的名字。

大纲迅速传到上海，由同盟会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全文发表。宋教仁是该报主笔，他一看大纲定下的是总统制，不禁顿足叹息，中国刚从皇权下解放出来，马上实行总统制，赋予总统“独断乾纲”的权力，极容易回到个人独裁的老路，他认为应该实行内阁制，让中国人先学会什么叫“共同责任”。但为了尊重大纲的权威性，他还是一字不改地发表了，只加上一段说明：这是一份草案，他日临时政府成立时，当依公意加以修订。

从咨议局到省议会

咨议局是1907年清廷为预备立宪而设立的一种地方自治机构，其议员由各地合格绅民公举贤能出任，凡地方应兴应革的大事，均由议员先行共同集议，再由本省大吏裁夺实行。将来资政院选举议员，亦由咨议局议员公推递升。根据朝廷的立宪日程表，成立咨议局与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等工作，同步进行。

根据《咨议局章程》规定，要成为一个选举人，必须是本省籍贯，25岁以上的男子，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第一，在本省地方办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卓有成绩者；第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第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第四，曾任实缺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第五，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非本省籍贯，寄居满10年以上，如有1万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亦有选举权）。有不端品行者或从事贱业者不能成为选举人。

因此，由各地票选出来的咨议局议员，大多是当地的士绅精英，在当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咨议局虽然没有立法权，但已具省议会的雏形。武昌首义时，湖北咨议局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西安、太原、南昌、杭州、苏州、桂林、安庆、福州、广州、济南、成都等城市的起义中，咨议局均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

在清末的政治改革运动中，湖南一直是改革派的中坚堡垒，担当“引领风气”的角色。武昌起义后，湖南又是最早响应的省份之一（与陕西同一天）。但长沙起义，主要由共进会、新军和会党联合进行，湖南咨议局被摒诸局外。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按照与湖北共进会的约定，率领会党和新军在长沙发动起义，一举成功。焦达峰出任军政府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

焦、陈二人，都是江湖会党出身，“和字结拜来起义，恢复江山主登基”一类口诀，背得滚瓜烂熟，但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几乎为零。义军初占长沙时，商民对他们是热烈拥护的，敲锣打鼓，向都督府赠送猪牛马羊慰劳。但很快发现，所谓都督府，与瓦岗寨、梁山泊几无分别，“其都督署中，漫无规则，有呼之为焦大哥者”，而焦达峰亦公然“号召会匪立山开坛”；有人伪造都督印，向大清银行和官钱局私取银钱；有人四处招兵买马，骚扰城乡；陈作新更离谱，身穿黄缎盘金龙小袄，招摇过市，大有“黄袍加身”之势。种种乱象，令当地绅学各界十分担忧。

这时候，咨议局登场了。在一次军政府的会议上，原咨议局议长谭延闿风迅雷：“革命告成，我们要建立的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应设议会，一则表示新邦的民主作风，二则可以聚集各方贤达，集思广益。”他的真实用意，就是想把焦、陈这两位江湖大佬的权力，关进笼子。大家都举手赞成。于是，在谭延闿的主导下，以咨议局原班人马为主，加上部分革命党人，整体转型，把咨议局改为参议院。谭延闿当选为议长。

民国第一个省参议院诞生了。

谭延闿，生于1880年，字组庵，号畏三，湖南茶陵人，在家中排行老三，人称谭三爷，读书人叫他三先生。1904年开封会试第一名，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个会元。他的一手颜体字，形神皆至，骨力雄厚，不让古人。1907年他组织“湖南宪政公会”，鼓吹君主立宪；1909年被举为湖南咨议局议长，领导湖南立宪运动。

湖南虽然起义了，但对未来中国的体制，大家都茫然无知。逃走的湖南巡抚余诚格，写信给谭延闿，把他称为“中华民国湘军都督翰林院谭大人”。谭延闿看了，哑然失笑，但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还闹过一个笑话，军政府出一份安民告示，其中有“中华民国”这名称，谭延闿不解其意，以为是起草者笔误，大笔一挥，改为“中华国民”。布告贴满全城后，有人跑来告诉他写错了，他还与人争论了半天。后来别人耐心给他解释：“民国”是与“帝国”相对而言的，推翻帝国，成立民国，便是革命的目的。他这才恍然大悟，挠着头皮说：“我总以为我不错，竟错了！”

谭延闿虽不知“民国”，但立宪运动的丰富阅历却告诉他，权力一定要监察。省议会成立后，草拟最重要的一个文件是《都督发令条例》，规定参议院有权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的命令必先由参议院审议同意，加盖院戳送还，始可发交各机关执行，未经参议院盖印的，各机关得拒绝执行；参议院的决议，都督不同意，可送还请求复议，经复议后，已盖院印的文件，都督不能再持异议，应立即执行。

讨论这个条例时，军政府派了一位代表到会，与议员激烈辩论。一位议员宣称：“这个条例，为的是保障民主，防止独裁。议会越有权，国民就越幸福。大家应该赞成通过这个条例。”几句话说得嚼铁咀金，议员们为之喝彩。

谭延闿说：“请都督的代表发表意见。”

军政府代表说：“我是军政府的代表，军政府对于这件议案，觉得非常严重。现在是革命的开创时期，东、西、南三面都是敌人，我们要对敌作战，一切应置于军政府之下。议会是明智的，不应干涉都督执行军政军令的大权……”

但马上有议员应声反驳：“我们是‘临时参议院’，‘临时’就是表明革命性。革命的议会自有其革命作风。防止独裁，就是革命。”

军政府代表说：“把独裁的头衔，加于军政府上，只能说是笑话。”

革命政府有可能变成一个独裁政府，并不是什么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危险。这个条例草案送到都督府，立即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同盟会的谭人凤以江湖豪杰的气概，击案厉声说：“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乱为，应即先行取消参议院！”一言不合，就要解散议会，这便是独裁先兆。

谭人凤，湖南新化人，生于1860年，字有甫，胸前飘着一把大胡子，自号雪髯，人称谭胡子。早年参加洪门会党，1906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因看不起孙文领导的珠江流域革命屡屡失败，毅然另起炉灶，和一批党人组织中部同盟会，担任总干事，专注于长江流域。余杭名士章太炎称赞谭人凤“年长能断大事，修髯精駻，行止有威重，声亢阆如急弦，诸豪杰皆严惮君”。

作为一位有威望的革命元老，谭人凤更习惯于江湖规矩，对任何非革命党人想分享权力，都觉得不可容忍。据同盟会员邹鲁记述：“人凤抵长沙，见湖南咨议局绅士，把持湘政，事无大小，须经若辈议决，都督之命不行，力主解散若辈所创设之议事机关，期有适合于军事敏捷之应付，集权于都督。”

这个恶例一开，其祸乃大。果然，由于革命党的强烈反对，条例在参议院讨论不下去，只好暂时“搁置”。议会的第一次“限权”尝试，便不了了之。权力不能关进笼子，它就要肆虐了，最后把掌握权力的人也吞噬掉。

焦达峰也是个老江湖，对参议院这种“书生论道”的论坛，本来满不在乎，没把它当一回事，他大大咧咧地说：“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之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难得有那么多地方士绅拥戴，他也沾沾自喜，对谭人凤解散参议院的主张，不以为然，以“理论应如此，而事实或有窒碍”敷衍。

但自从谭人凤抛出解散之议后，争端的火头已被点燃。新军、会党中的革命党人，都已闻到权力的膻腥味了，不禁蠢蠢欲动。1911年10月31日（农历九月初十），长沙发生纸币挤兑风潮，引起兵变，焦达峰和陈作新措手不及，双双被乱兵杀死，陈尸督署。这时离长沙独立，还不到十天，全城陷入大恐怖、大混乱，仓皇逃亡的百姓，数以万计，汹涌出城，互相践踏，一片凄惨。

事件起因，邹鲁承认是由谭人凤解散议会的主张触发的。他说：“同志中激越者，必欲实现人凤之主张，因此酿成九月初十日之变。”但他站在革命党的立场，认为焦、陈之死，不是他们领导无方，而是“咨议局绅之暗算”。革命党人挟意气成见，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立宪派。

焦、陈死后，乱兵拥到谭延闿家，大呼小叫：“谁是谭延闿？”谭延闿吓得面无人色，被乱兵抬上四人小轿，直奔都督府。家人以为他凶多吉少，一时惊慌无措，举室号哭。原来乱兵是把谭延闿捧出来，接任都督。当其时也，“军人数千均行军礼，欢迎都督，万岁之声，直数十里”。

广州的独立，在全国是比较特殊的，几乎没有革命党参与，完全由绅商主导。因为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不幸失败，精英损失殆尽。武昌起义爆发后，广州的同盟会除了策划一些小型的暗杀活动，制造一点恐怖气氛外，一时无力再组织大的行动了。

于是，在七十二行、总商会、九大善堂的领导下，11月9日广州宣告独立，不费一枪一弹，和平易帜。绅商在咨议局开大会，推举同盟会的胡汉民为都督，并主动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的新国旗。按照孙文的解释，红色是鲜血之色，代表为自由不惜流血；青色是天空之色，代表公正平等，白色是纯洁之色，代表人心清洁乃能博爱。十二道叉光代表干支之数，象征中国传统。

11月10日，胡汉民从香港到了广州，接受都督印信，走马上任。胡汉民是广东番禺人，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任香港南方总支部长。但直到12月10日，整整一个月时间，胡汉民都没有公布他的施政纲领，也许他根本没有什么纲领。横行霸道的民军，私自招兵，私自购械，私自掠饷，霸占城厢，把广州搞得乌烟瘴气，胡汉民束手无策。

作为一个没有发生战乱、和平独立的省份，竟一直没有成立省议会，或任何临时立法机构，这在其他独立省份中也是罕见的。表明这位孙文最得力的革命助手的思想深处根本没有议会立法这种概念，他似乎以为所有法律都像他公布的军律一样，都督大笔一挥，画押盖章，就可生效了。

直到11月29日，副都督陈炯明抵达广州后，才开始着手筹备成立省议会。陈炯明，字竞存，广东海丰人，生于1878年，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1909年加入同盟会，原咨议局议员，在绅商中颇具清望。12月2日，胡汉民、陈炯明和参督黄士龙联名宣布，定于12月5日在总商会召开广东省临时大会，征求各界意见，决定全省公安的大计。

在这天的各界大会上，陈炯明侃侃而谈，解释他的政纲。他指出，广东独立，未烦一兵，未折一矢，较其他省以兵力克服不同，所以政府并非纯军政府性质，应认定广东政体为民政府。现虽暂定军政府名称，只是为了与中国各省联络一气，一俟军事平定，即当改正。未来的政治架构，当取三权独立之制，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大纲；并须组织临时议会，所有事项经议会议决，由都督执行，始符合共和政体。

陈炯明的讲话，博得满堂鼓掌。胡汉民折腾了一个月，治丝益棼。陈炯明一出现，便抓住重点，快刀斩乱麻，从建立省议会和三权分立制入手，迅速扭转了整个局面。

随后，胡汉民、陈炯明、朱执信等人，起草了一份广东省议会的组织法，提交各团体代表会议讨论，获得通过。法案规定，由全省各团体举出代议士140人，组成临时省议会。凡年满21岁以上，有广东籍或住在广东五年以上本国人，没有反对革命及民国举动的，秉性良好，不担任政府、军、警公职的，都有选举和被选举资格。

临时省议会自成立之日起，至1912年3月4日即行解散，然后成立正式省议会，军政府对议会不能行使解散权。代议士的构成如下：每州县各举出代议士1人，省城及河南一区选代议士20人（各行商每行举1人，九善堂9人，自治研究社5人，工团5人）；各埠华侨的代议士：港商3人；美洲、欧洲、澳洲、非洲和新加坡、安南、暹罗、日本、小吕宋各埠各1人；由大学堂选举专门学堂3年以上毕业者，或在高等专门学堂充当教员3年以上者，举出代议士6人；粤城自治会代议士1人；军团协会代议士20人。

临时省议会以黄锡铨为正议长，以宋以梅、卢信为副议长，于12月18日正式开会。在140名代议士中，包括庄汉翘、黎金庭、李佩兰等10名女议员，都是产生于女子师范。这不仅在中国，在亚洲也是开先河的创举。

1911年12月20日，孙文乘坐“丹佛”号轮船，抵达香港。胡汉民欢天喜地，到香港迎接他。一个月的实践证明，出生于幕僚家庭的胡汉民，只适合做幕僚，不是合格的行政长官。他也有自知之明，宁愿追随孙文去南京，不肯再跳回广州这个“火坑”。孙文也正急需助手，于是欣然同意，甚至没问他是否需要向省议会履行辞职手续，便带着他一起去南京了。

胡汉民如释重负，写信给陈炯明，要他代理都督一职。这件事再次表明，胡汉民其实完全不理解民主政治的运作原理，不知道这议会到底有什么用。12月23日，临时省议会三名正副议长联名致函陈炯明，批评胡汉民轻弃职守，不辞而去，视广东如敝屣，令全体议士“不胜疑骇”，请求陈炯明接任正都督一职。陈炯明答复，接任有两个条件：一是代理；二是代理至1912年3月4日止，即与临时省议会同时结束。

孙文在香港时，曾属意汪精卫为都督继任人选。陈炯明向临时省议会推荐汪精卫，得到临时省议会的同意，陈炯明也亲自致电汪精卫催驾。不料汪精卫却一口回绝。他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表示过这辈子都不愿做官。

孙文又提议同盟会员朱执信、冯自由、邓泽如几个人为候选都督。临时省议会出于对孙文的尊重，一律照单全收，不料这几个人都不肯接任，朱执信竟然提议请广州大塘乡绿林好汉李福林当都督。

这是欺人太甚了，广东的绅商不禁火冒三丈，都督是要为民众服务的，不是什么馈赠品，你推我让，省议会形同虚设，这是对宪政与自治的最大羞辱。

别的地方，都督之位人人垂涎，唯独在广东，个个作邈然高蹈状。临时省议会于是强硬表示，如果汪精卫不来广东，应即另行选举。“选举乃地方人民之权，若中央政府派人，应由宪法上规定。今宪法尚未成立，若派人来，绝不公认”。1月16日，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广东总商会致电孙文，请其下令代理广东都督陈炯明继续留任，“因为汪精卫再次谢绝来穗，且陈炯明处理政府事务令人满意”。

辛亥革命爆发后，意识形态的权力开始转变成权力的意识形态时，宪政与革命，便产生严重的分歧了。这两大轴心的互动，成了1926年国民革命以前，推动政治游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共和元年

1911年11月10日，江苏立宪派领袖、大实业家张謇在日记中感叹：“计自八月十九日（注：农历）至今三十二日，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江苏是11月3日爆发革命的，上海先起，苏州继之，蔓延全省。革命后马上成立江苏省议会，张謇任议长。依《江苏临时议会章程》规定，议员由原江苏咨议局议员组成，议会的权限，凡中华民国宪法或法律或本省根本法规定属于议会权限内之事件，统由省议会议决。

但这时既没有国家宪法，也没有省根本法（省宪法），没有谁有权规定省议会的权限，省议会便自我授权，承担起立法的责任了。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未来到底采用什么国体？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还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是单一国体，还是联邦制？其政体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由谁来组织政府？对这些重大问题，人们似乎还无暇细想。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生于1853年，1894年考中状元。1896年，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其后又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和资生铁冶公司等实业。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是1910年的国会请愿活动的重要推手之一。武昌起义时，他是统一党的理事，这个党的前身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光复会，以章太炎、张謇、程德全、汤化龙、熊希龄等人为领袖。中国传统的政治人物，大都产生于庙堂与学堂，士大夫要么做官，要么做学术，像张謇这种进出于庙堂与工商界的政治人物，甚为鲜见。

袁世凯指挥北洋军南伐。出征前，北京的王公贵族对袁世凯说：“从前洪、杨革命，十三省都沦陷，而胡林翼、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多大实力，黎元洪、程德全（江苏都督）都是政府官吏，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何体统？”袁世凯回答：“你要我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你要我讨伐张謇、汤寿潜（浙江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谭延闿等，我是办不到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啊。”

袁世凯点名的这四位士绅，都是原咨议局的议长。由此可见，革命党除非与袁世凯决一死战，拼个你死我活，如果要和平谈判，立宪派是绕不开的。

12月1日，宋教仁和留在上海的林长民、居正、吴景濂联名通电，呼吁尽快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第二天江浙民军攻克南京，这个消息令士气低落的武汉军民精神为之一振，仿佛一阵清风吹开了漫天阴霾，宋教仁亦深受鼓舞，加快了推动成立中央政府的步伐。各省代表联合会随即议决以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并把会场从北洋炮口下的武昌迁往南京。

12月5日，已有14省代表齐集南京，达成了四项共识：一是推翻清政府，二是主张共和政体，三是礼遇旧皇室，四是以人道主义待满人。这是南方提出的南北议和纲领，如果袁世凯不同意共和，则全盘免谈。次日，大清摄政王载沣退位。12月18日，南北和谈正式开议。唐绍仪为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为南方议和代表。

这时的社会舆论，对清廷的落幕，已无悬念，而共和制亦成大势所趋，人们关心总统问题，远超于国会问题；对谁当总统的兴趣，也远大于总统如何产生。各种流言四散传播，有说袁世凯当总统的，有说孙文当总统的，有说黄兴当总统的。黎元洪声称：“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袁世凯），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不过，章太炎却扬言：临时政府根本不应设总统，称大元帅可矣。众说纷纭，各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

留沪代表在宋教仁的游说下，黄兴以16票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以15票当选为副元帅。结果公布，苏、浙两省军人不服，异口同声说不愿受败军之将的节制，除非让黎元洪当大元帅。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军人干预“议员”投票，这是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代表联合会最后屈从于军人的压力，重新“公决”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暂代大元帅职。

黄兴刚从武昌败下阵来，脸上无光，不欲卷入总统之争，对大元帅一职，让三让再，坚辞不就，副元帅亦不就，代大元帅亦不就，无论什么名堂，一概不就。他修书给汪精卫，托他通过大清的朝臣，转告袁世凯，承诺只要袁世凯反正，“便请项城（袁世凯）充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此非兴一人之言，全国人心皆有此意”。

这句话千钧之重。因为黄兴不仅代表“一人之言”，而且代表“全国人心”，是一个庄严的承诺。但若深究一层，这个“全国人心”，并无任何依据纯属语气助词，正如黎元洪口里的四百兆人皈心袁世凯一样，都是未经授权，擅为全国民众代言。

当时只有宋教仁的头脑还算清醒，他对北方代表说：“大统领由人民舆望所归，公选而后定之，我辈难豫为定明。”这是最诚实的说法了。事实上，别说黄兴、黎元洪代表不了全国人心，就连各省代表联合会，也只能代表授权给他们的都督府，代表不了全国民众。

袁世凯、黎元洪、孙文、黄兴，甚至宣统皇帝、隆裕太后，都有自己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主张民主共和固然是“大势所趋”，但主张虚君共和亦不乏其人。他们各有算盘，拥戴谁并不一定基于政见相同，更多是现实的利弊考量。翻开当年的报纸，反对袁世凯的舆论也是声浪滔滔。

在黄兴写信当天，原江苏巡抚、后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拥孙文为总统，被章太炎斥为“儿童之见”，但章的理由，亦不足以服众，他说孙文“长于议论，是元老之才，不应屈以任职事”。其实，章、孙之间在海外互相攻击，积怨很深，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流亡海外的孙文在法国公开表示：“总统自当选黎君（元洪），闻黎有拥袁（世凯）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意推定，但求早日巩固国基。”他表示自己愿意当内阁总理，并已起草了一份宪法文本，届时可以呈交国会。

这是很有趣的现象，革命党人忙着推举袁世凯，而清廷封疆大吏出身的程德全却为革命党魁张目。纵观四海，众说纷纭，全国人心根本没有一致过。

孙文起程回国时，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总统，从各方面来的消息都表明，总统不是袁世凯就是黎元洪。对于未来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政体，他似乎也没有清晰的定见。在伦敦时，他对英国友人表示：“今之中国似有分割与多数共和国之象，余甚希望国民速建设一善良之中央政府。”听起来颇有以中央集权对抗地方分权之意，但他在回国前夕又对《巴黎日报》表示，中国“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

对此，革命党确实没拿定主意，究竟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要看中央谁掌权。如果革命党掌权，就实行中央集权；如果是袁世凯掌权，就实行联邦制地方分权。孙文后来对胡汉民说，让袁世凯当总统，是利用他推翻清室，将来如果袁世凯还想作恶，“其基础而远不如（清朝），覆之自易”。可见其腹中早有“覆之”的准备。

各省代表联合会当初从上海迁往武昌，又从武昌迁往上海，再从上海迁往南京，数月之间，辗转流离，大半时间都在车船之上。孙文抵达槟榔屿之日，各省代表风尘仆仆，齐集六朝古都南京，在劝业场开大会，议决12月16日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如果这时选举，袁世凯无疑会顺利当选，讵料，黎元洪忽然从武昌来电，以和议未决，反对在这时选举大总统。首义都督一言九鼎，各省代表会议立刻止步。

然而，就因为延缓了几天，结局便出现了戏剧性的大翻盘。

12月25日，孙文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上海都督陈其美和黄兴、汪精卫等在上海的同盟会同志，还有一大批支持孙文革命的日本人，都冒着小雨到江岸迎接。陈其美还派出“建威”号兵舰到吴淞口恭迎孙文，场面热闹，轰动全城。当时许多报纸都说孙文从国外带回了巨款，尽管孙文一上岸就声明：“我不名一文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但人们的目光，还是紧盯着他的皮夹袋。

当时在上海与武昌之间，就大元帅问题僵持不下，斡旋者纷纷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之间，像走马灯一样。孙文回国，为打破僵局提供了第三种选择。随着独立省份愈来愈多，同盟会的声势亦渐大张，各省都督的欢迎电、拥戴电，雪片般飞来。党人连篇累牍发表文章，为孙文大造舆论。黄兴、汪精卫原来主张推举袁世凯，现在都转了口风，为孙文奔走呼告了。

武昌起义至动身归国这段时间，孙文大部分时间与精力倾注在筹款上面，对外并没有提及自己要组织政府，直到经过香港时，才婉转表示：“现在各国政府士大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亦仅以各国政府的期望为辞。孙文在上海接受英文报纸《大陆报》采访时，有一段很淡定的对话：

主笔：君是否中华民主国大总统之候补者？

孙：我不能言。

主笔：郝门李君告我，君由十四省代表请至中国作大总统，其说然否？

孙：既李君如是相告，我不赞一辞。

12月26日，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三天后举行总统选举，但有一个重要的附带条件：一俟南北和议成立，则由当选者电告袁世凯，以总统位相让。

各省代表会议的争议焦点是大元帅问题，究竟是给黎元洪，还是黄兴，对于总统问题，众望所归，都同意给袁世凯，并不存在分歧。12月27日，各省代表会派人到上海迎接孙文，临时参议院议员王有兰（后来成为众议员）是迎接代表之一，据他回忆，各省代表是打算推举孙文为大元帅，但孙文自己提出要当总统，而且不要“临时”二字。王有兰追述双方在静安寺路斜桥总会见面对话的经过：

同人谓：代表团拟举先生为临时大元帅，先生之意如何？

先生答：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外国并非国家之元首。

同人谓：在代表会所议决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本规定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汉口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又议决此职暂时留以有待。

先生答：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

总统何以要有“临时”二字？是因为这个总统不是根据宪法选出来的，所以要等宪法制定后，再选正式总统。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宪法竟十年都制定不出来。

孙文对国内的情形，已了然于胸，在从容的表面之下，正紧锣密鼓地为执掌政权做安排。在孙文与迎接代表见面的前一晚，同盟会主要干部黄兴、陈其美、胡汉民、宋教仁、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在孙的寓所开会，大家已一致同意推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但在讨论未来国家的政制问题时，爆发了一场关于内阁制与总统制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主张总统制的孙文，另一方是主张内阁制的宋教仁。

宋教仁在日本时，有人给他算过命，说他可做三十年太平宰辅。章太炎对宋教仁寄予厚望，他曾表示如果实行责任内阁制，宋教仁是合适的总理人选；如果实行总统制，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章太炎口无遮拦，他愈捧宋教仁，宋教仁愈招人嫉恨，处境愈艰难。

孙文对盘踞在北方的旧势力，持有高度的警觉，他提醒同志，革命尚未成功，革命党名义断不可取消，不仅不能取消，而且要扩大队伍。在12月26日晚的讨论政制会议上，关起门来，清一色都是同盟会成员，没有其他党派人士。政府的组建问题，俨然成为同盟会的党内问题了。

在会上，宋教仁主张未来的政府仿法国责任内阁制，孙文不以为然，他主张仿美国总统制，加强总统的权力。他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我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

革命领袖时作惊人之语，预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将一波三折。

在讨论内阁成员名单时，孙文明确表态，反对设总理。在袁、黎总统呼声很高时，孙文曾表示愿意当内阁总理，何以忽然会改变主张呢？宋教仁非常吃惊，他没想到他的政治蓝图遇到的最大阻力，竟来自党内。

宋教仁与胡汉民等人激辩，争得面红耳赤。但与会党人几乎一面倒支持孙文，胡汉民更提出极具杀伤力的质疑：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是不是自己想做内阁总理？是不是想挟黄兴自重？是不是与立宪派勾勾搭搭？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他后来还把这恶意的揣测，写进自传里：“钝初（宋教仁）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以上四人皆立宪派领袖）相结纳，立宪派人因藉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

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难道立宪派不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吗？为什么革命党人不能与之相结纳呢？宋教仁受到同志非议，百口莫辩，一旦扯动机，就算满身是嘴也扯不清了，以中国传统文人的清高性格，遇上这类谗讥，避之唯恐不及，现在就算全票通过宋教仁当总理，他也不敢履任。

经过讨论，孙文稍作让步，由黄兴当总理，宋教仁担任法制局局长。但黄兴的长处不在行政管理，让他当总理，无异于骥服盐车；而宋教仁乃东箭南金，却只畀以区区局长，也是奇宝横弃于道侧，两人都是放错了位置。宋教仁本人却不以为意，他的梦想，是要建立责任内阁制，既然不成，总长不总长，已无关宏旨，不做也罢。

12月27日，黄兴、宋教仁从上海到了南京。当晚，17省代表济济一堂，在原江苏省咨议局开会，讨论国是，通过了三个提案：一是改用公历，二是改用中华民国纪年，三是政府组织采用总统制。宋教仁作最后努力，推销他的内阁制，并提议修改政府组织大纲，加上设立内阁总理一条，他费尽口舌，作了两小时的演讲，希望说服大家。惜乎舌灿莲花，亦不能挽回攻山之浪，设立总理之议，最终被代表们以违反政府组织大纲，予以否决。

12月28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丁家桥江苏咨议局举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选举会。第一天的投票，是选举候选人。第二天正式选举，开票得3人：孙文、黄兴、黎元洪。17省代表到会45人。公推浙江代表汤尔和为主席，王宠惠为副主席，袁希洛为书记，刘之洁为监选员。每省可投一票，以得票超过三分之二者当选。

代表人数虽然不多，但场面十分活跃、热闹。当秘书处发选票时，谭人凤掀髯大呼：“湖南代表的票给我！”他不喜欢孙文，把票投给了自己的老乡黄兴。有人鼓掌，有人大笑，这边高谈阔论，那边手舞足蹈，个个性情毕现，45人就有45种表情。这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历史场景。开票结果：孙文得16票，黄兴得1票。孙文顺利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资格投票的各省代表中，不乏立宪派分子，他们把票都投给了革命者，黎元洪反而一票未得。不仅如此，在孙文提出的政府各部总长名单中，竟没有一个湖北人，让首义之地情何以堪！

于是，在孙文就职前一天，黄兴匆匆从上海到南京补漏，向代表联合会提出对政府组织大纲的修改建议，包括增设副总统、大总统有定官制官规之权、政府组织由五部改为九部等。各省代表联合会在1912年1月3日补选黎元洪为副总统，总算为湖北挽回了一点面子。

尽管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与旧官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没有他们的支持，根本不可能推翻大清王朝，但革命党人对他们的恶感，丝毫未改，仍把他们视为“附义”之徒、投机分子，不打算与他们分享权力。孙文提出的政府各部总长名单，全部是革命党人，党外人士不得其门而入。

这份名单被代表联合会否决后，孙文虽不情愿，但也同意改为陆军、外交、教育三部总长由同盟会人执掌（次长亦为同盟会员），其余海军、财政、司法、内务、实业、交通各部，则由立宪派或旧官僚担任正职，同盟会员任副职，但同盟会又定下“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针，由次长架空总长，掌握实权。

为了应对复杂的局面，同盟会希望由自己人组成革命政府，布政施法，如臂使指，其心可以曲谅。但既然标示“天下为公”的崇高理想，那么唯有与社会各阶层、各党派握手言和，同舟共济，才是保持社会稳定、合法执政、顺利施政的最有效方法。“天下为公”，舍此无从体现。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向全国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正式诞生了，易服色、更制度、改正朔，天下大定。中国的一条腿已经迈进了民主共和的门槛——虽然还没有国会，没有宪法，没有民选政府，但人们相信，都会有的！这个古老民族的新生与崛兴，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了。

因为要赶在1月1日改元使用新历，孙文的就职典礼十分简单，甚至有点草率，不过，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使命，毕竟九转功成。接下来，该走第二步，成立参议院了。其时因各地的参议员未及赶到南京，遂由代表联合会暂代参议院职权，赵士北、马君武担任正副议长，发表通电：

现临时政府依次成立，代表责任已毕，立须组织参议院。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院由每省都督府派遣参议员三人组织之。即请从速派遣参议员三人，付与正式委任状，克日来宁。参议员未至以前，每省暂留代表一人以至三人驻宁，代理其职权。再：参议员须择精通法政及富经验者，特此奉闻。

议员们出场

在参议院正式成立之前，各省代表联合会改称代理参议院，行使参议院的职权。1月下旬，各省的参议员陆续抵达南京，人数已经过半，参议院大会可以举行了。那时人人精神饱满，个个神采飞扬。一种改天换地的豪情，在每个人的内心像海涛一样翻滚。马君武后来回忆这段激情岁月时说：

忆起二十一年前的我，正是三十年华，英气蓬勃，代表广西到炮火下的武昌，起草政府组织大纲。又回到南京出席，开多少会说多少话，别人欠理的提案，一语打消。开了会，又到上海欢迎孙先生就临时总统职。连夜赶回南京，一路叫着“中华民国万岁”，喊得声音都破。但是那时精神很好，一切应付裕如，简直不算什么一回事。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给这片阳光大地投下了第一道阴影。福建代表林长民刚到南京，便险遭暗杀。刺客不是作为革命对象的清廷余孽，而是革命者自己。中部同盟会湖北分会负责人居正承认，刺客“乃系福建同志，以林（长民）素反对革命，今来投机，恐与吾党以不利，故欲除之”。这种逻辑不仅奇怪，而且可怕。只是担心不利于本党，便要从肉体上加以消灭，革命者的精神，还生活在专诸、荆轲的年代。好在刺客枪法欠佳，林长民才有惊无险，躲过一劫。

各省代表大部分是都督委任的，当时民间的参政诉求，已如惊蛰之雷，从天际滚滚而来，急骤而迫切。参议院议员的代表性，备受质疑。江苏国民协会在1月21日上书孙文，要求在正式国会成立之前，成立民选的立法机关“国民参事院”，参与制定国家的财政政策和法律。

孙文不以为然，以军事为理由拒绝：“唯临时政府之职务，首在军事上之进行。方今虏氛未靖，战祸方延，执行政务，首贵敏速。今若组织民选议事机关，必先定选举制度及组织选举机关。而各地秩序未复，计即自今开办，至速非数月之久不能成立，揆之时势，似嫌太缓。参议院由各省都督派员组织，本一时权宜办法，而在此过渡时代，则力取简易，不遑他计也。”他说得不无道理，要建立代表全国民意的立法机关，至少要等全国统一于共和国体之下，真正由民选产生，现在谈为时尚早。

在参议院成立前夕，有议员提议：未独立省份的参议员，没有表决权。这是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定下的原则，当时局面纷乱，来不及细想，草草通过，而现在已进入利益分配阶段，便谁也不肯让寸分了。

还没独立的省份，有直隶、山东、河南、甘肃和东三省。东北代表是奉天咨议局议长吴景濂，直隶代表是咨议局议员谷钟秀，河南也有两个代表。既然这些省份没独立，那么他们代表谁呢？是代表全省，还是只代表咨议局里部分想革命的议员？大家为了这个表决权，吵得沸反盈天，谷钟秀、吴景濂愤然提出辞职，以示抗议。最后决定，所有代表一律平等，都有表决权。

1912年1月28日，腊八节刚过，离立春还有8天。上午11时，参议院在南京劝业场开幕。上午10时，孙文率政府各部总长、次长，顶着寒风，踏着残雪，莅临参议院。大会开始，先由大总统令秘书长宣读开会词：“破坏之难，各省志士先之矣；建设之难，则自今日以往，诸君子与文所黾勉仔肩而弗敢推谢者也。矧为北虏未灭，战云方急，立法事业，在在与戎机相待为用。破坏、建设之两难，毕萃于兹，诸君勉哉！”

然后，教育总长蔡元培、陆军次长蒋作宾、陆军部参谋纽永键、财政次长王鸿猷、内务次长居正、陆军总长黄兴、实业次长马君武，依次登台演讲。黄兴的演讲，大谈军事非有财力不可，财力既无税可收，则非借外债不可。

民国时代，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在这一刻，已定下基调。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院的序列，排在临时大总统之后，行政各部之前。更何况今天不是内阁告成的会，不是阁员向议院报告政纲的时间，而是参议院成立大会，阁员只是观礼嘉宾，但现在站在台上谆谆告诫、滔滔演讲的，都是政府各部门首长，议员们坐在台下，恭敬聆训。主客颠倒，东西易面。

另一个洵足玩味之处是，上台演讲的官员，都是清一色的同盟会会员，总长是同盟会的，总长上台；总长不是同盟会的，次长上台。没读过“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誓词的官员，连演讲的机会也没有。

但对于议员们来说，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如果说，在此之前，鄂、沪、苏各省的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仍然只冠以“代表”的名义，那么，今天第一代的“议员”正式亮相了。

议员们的名字出现在当年的报纸上时，就像夏夜天空的明星，那么璀燦，那么万众瞩目，满城争说。然而，经过漫长岁月的消磨，如今大部分都已被人淡忘了，文献上的姓名，沦为无血无肉的字符，连历史学家也未必说得出他们的身世。

由于各省的情况不断变化，议员的数目，因有人离职，有人不到任，或有人逝世，时时变化。1月28日出席临时参议院成立大会的议员，计来自14省共30人。1月29日，参议院正式开议，出席议员只有26人。林森当选为正议长，陈陶遗为副议长。

林森，生于1868年，福建闽侯人，字子超，号长仁。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先后入美国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文科研究院学习。九江起义时，他担任九江军政府民政长。在革命党中，林森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魅力型人物，他的性格，既有中国传统的圆通特点，也有在美国大学培养出来的简洁作风，给人的印象，通常是沉稳持重、澹泊自守。

陈陶遗，原名公瑶，上海人，秀才出身，也是同盟会会员。很多人把他的名字写成“陶怡”，其实不对。陶遗这名字是章太炎起的，意思是“陶唐氏之遗民”。1906年，陈陶遗在日本办《民报》和《醒狮》周刊，并担任暗杀部副部长，曾参与暗杀两江总督端方，事泄被关了一年大牢。出狱后，写下了“死别未成终有死，生还而后始无生”的诗句。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会员、帮会大佬陈其美在上海起事响应，陈陶遗携带一笔款项，从南洋赶回来支援，解决了革命党的燃眉之急。

参议院正副议长都由同盟会会员执掌，议员中也有众多革命党人。孙文对此，不胜欣然，政府的各项政策，必可轻舟强渡、过关斩将。府院携手，互相支持，行政主导，使臂使指，政治的前路，似乎已畅通无阻了。

借款风波

参议院除星期天休息和特别开议外，一般每天会议两小时。在讨论《关于大清皇帝优待之条件》和《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两个议案时，没有太多的争议，顺利通过。大清皇帝尊号可保留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岁用不少于4000万两白银，由中华民国政府付给；逊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住颐和园；其宗庙陵寝永远祭祀，如此等等。议案送达北京，袁世凯亦无甚异议。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国体，至此落下帷幕。

参议院内，第一场有示范意义的攻防战，发生在参议院与南京临时政府之间。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名义上是中央政府，实际上只是个象征性的标志，各省的税负收不上来，而支出则与日俱增。无论打仗、和谈，都是天天烧钱的事。1月26日和29日，日坐愁城的黄兴，以军饷无着为由，未经参议院讨论，先后同意汉冶萍公司与日本三井、正金财团签订了两份草约，改汉冶萍公司为中日合办。公司股本，中日各半，日方除前已借给汉冶萍公司的1000万日元外，尚须再交付500万元，以私人名义转借给临时政府。合同草签后，日方先交付200万元，待合同正式签订后，再全部交清。这一交易，连财政总长陈锦涛（非同盟会员）也被蒙在鼓里。

消息一经传出，物议沸腾。汉冶萍公司包括湖北汉阳铁厂、湖北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这是中国最大型的联合商办重工业企业，钢产量占全国九成，控制了汉冶萍公司，几乎等于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湖北军政府以利害攸关，连发十数通电，强烈反对；湖北省临时省议会亦议决汉冶萍公司改为省办，绝不允日本染指。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实业总长的张謇也力言不可。

事件令人震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墨迹未干，政府官员竟可以完全当没这回事，不经参议院议决而同意借外债。只能说，革命党还没脱草莽色彩，不习惯民主政制的运作。

国民党把这一借款事件，解释为“有不得已的苦衷”，无非是军事紧急，需用浩繁，外国人不肯直接借钱给临时政府，只能通过私人去借。理由当然可以成立，但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为什么要借，而是怎么借。政府绕过参议院去向外国借钱（甚至不通过财政部门，直接由陆军部门去借），是明显的程序违规。

如果参议院成立第一天，规则就被破坏，以后拿什么来维持法治？这个先例一开，中国宪政危矣。

首先发难的是来自湖北的共和党议员刘成禺。当参议院开会时，他跳上讲台，厉言批评政府押借外债和发行军用钞票，未经院议，有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议员们纷纷附和。刘成禺祖籍湖北，出生于广东番禺，1903年加入兴中会，是比同盟会会员资格更老的革命党人之一，与孙文的关系深厚。有一年孙文和刘成禺在日本相聚聊天，孙文指着他说：“在座都是帝王后裔，你是刘汉，我是吴大帝也。”刘成禺脸上有麻子，朋友常呼其为“麻哥”，而他性情耿直爽快，又有“黑旋风”的外号。

2月12日，参议院向临时政府提出质问，指其违法借款。2月18日，孙文咨复临时参议院，不谈大总统和陆军总长批准与日本签约之事，只是说，政府原本准备“向汉冶萍及招商局管产之人商准将私产押借巨款，由彼得款后，以国民名义转借于政府，作为一万万国债内之一部分。嗣因政府批准以汉冶萍由私人与外人合股，得钱难保无意外枝节，旋令取消五百万元合股之议，仍用私人押借之法，借到二百万元，转借于政府。是政府原依院议而行，因火急借入二百万元，以应军队之需要，手续未及分明，至贵院有违法之防”。

这个解释，未令议员释然。到底是哪个私人将私产押借巨款？政府一会儿取消500万元合股之议，一会儿又转借200万元，七拐八拐，究竟是用何种手续？其条件如何？参议院不得要领。2月22日，临时参议院再咨大总统，要求派专员到院答复，并提供汉冶萍借款各种文件。

迫不得已，孙文在2月23日派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到院答辩，并在第二份答复中，强调“汉冶萍之款，系将公司以私人资格与日本商定合办，其股份系各千五百万元”，但承认“尚未通过合同于股东会”。孙文说：“该款已陆续收到二百万元。本总统以与外人合股，不无流弊，而其交款又极濡滞，不能践期，是以取消前令，唯已收支二百万元，照原约须为担保之借款。”

孙文言辞之间暗示，这个私人签订的合同，不仅与政府无关，而且政府察觉其有流弊后，已主动下令取消。但议员们追问：谁有这么大本事，没通过股东会，就以私人名义，将公司与日本商定合同？

胡汉民不能容忍任何批评，他反过来指责参议院：“今为革命非常时期，戡乱未遑，议院不能置充分信任于政府，而反掣其肘，华盛顿抗英初期之故事，可以为鉴，即不覆亡，亦无发展，非所以代表民意也。”似乎如果革命政府覆亡，参议院就是罪魁祸首。

这帽子扣得太大了，议员中不少老革命党人，都是在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以前就是朝廷“戡乱”的对象，谁理会你这一套。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国内已是万里烽烟、遍地战火，并非大纲制定后，才突然出现一个“非常时期”。因此，制定大纲时，已把“戡乱”考虑进去了，政府如果要便宜行事，何不在大纲中作出相应规定呢？现在大纲制定好了，却批评遵守的人是“不信任政府、掣肘政府”，未免强词夺理。议员们对胡汉民的专横态度，十分不满，激烈地反驳说：“总统两次答复，均无理由之可言，此事既未先交院议，无论股东会能否通过，本院绝不承认。”

汉冶萍公司借款风波还没平息，2月21日，临时政府和华俄道胜银行签约，借款150万镑，以解燃眉，又惹起一场风波。孙文对这笔钱是望穿秋水，请参议院立即召开临时会，提前讨论这事，并派胡汉民和财政部委员黄体谦到院解释。参议院经初步审查，认为大致上可以通过，但订定草约须交由参议院通过方能坐实。

27日上午，临时政府将借款草合同咨送参议院审查、议决。议长林森指定钱树芬、汤漪、刘彦、张耀曾、谷钟秀5人为特别审查员。对草约只作了几处无关宏旨的修改，便于当天下午交参议院开临时会讨论。38名议员中，只有19人到会，仅14人参加了表决，8票同意。林森当即宣告此案多数通过，三读会可以省略。

林森的本意是急政府所急，争取尽快通过审查，讵料快走没好步，又被议员揪住了辫子。《参议院议事细则》规定，“凡会议须有半数以上之议员到会方可开议”；“关于法律、财政及重大议案必经三读会始得议决”；“凡政府提出之议案，既经第一读会者，应交审查会审查之，待其报告后，以该案大纲付之讨论并议决应否开第二读会”；“第二、三读会日期或间两日或间一日，得由议员公决之”。参议院在讨论借款案过程中，偷步起跑，一连违反数项规定。

这天开会，刘成禺迟到了，到会场时表决已结束。他一打听过程，纰漏百出，当场向林森指出，此案违法通过，表决应作无效。林森不理睬他，匆匆摇铃，宣布散会。刘成禺气得直跳，许多议员也表示不满。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刘成禺、时功玖、张伯烈议员再次提出，昨日出席议员不足，议决借款案违法。林森作了让步，建议把昨日下午的会议作为二读会，今日补行三读，然后再作表决。“这还是违法。”刘成禺毫不妥协，他说，根据《参议院议事细则》的规定，昨天下午只能作为审查报告的讨论会，并非二读会。且议事细则还有第二、第三读会之间须有间隔的规定，故今日亦不能作为二读会。

刘成禺还抓住借款合同上有“以民国赋税作抵借”的条款，批评这“既启监督财政之渐，复挑拨列强猜忌之心”，无异于饮鸩止渴。政府代表竭力解释说是“担保”，不是“抵押”。但担保与抵押有什么区别，却说不清楚。议员们激烈争论，你大声嚷，我比你更大声，“黑旋风”的嗓门，把屋宇都震动了。林森一念之差，为图省事，谁知穿起袈裟事更多，这时忍不住拍案呵斥刘成禺“阻挠他人言论”。

刘、时、张三名湖北籍参议员也不示弱，戟指反骂“议长对议员竟如野蛮法官对待囚虏”，当即宣布辞职，其后江苏、奉天、陕西议员也纷纷辞职，连副议长陈陶遗也挂冠而去了（后改选王正廷为副议长）。

湖北临时省议会在2月21日曾以临时参议院不是民选为由，呼吁各省在湖北另组临时中央议会，本来应者寥寥，林森与刘成禺等议员爆发冲突后，响应的省份骤增。临时参议院几乎陷入瓦解状态。

在28日下午和29日上、下午连续三次会议，都因为出席人数不过半而流会。最后林森不得不宣布，此借款案“因手续尚未完备，已请政府暂缓签字”。3月1日，出席议员有24人，遂开二读会，接着再开三读会，最后以22票多数通过了此案。但孙文还没来得及高兴，华俄道胜银行却以总行“并未承允”为由，不批准这个合同。闹了半天，原来和对方也没谈实，终归于无效。而汉冶萍公司的借款案，3月22日股东们在上海开大会，全体一致反对，宣告草约正式取消。

两件借款案，都是没吃到羊肉惹一身膻。国库空空如也，财政总长陈锦涛为之束手，无奈地慨叹：“乃华俄借约大启纷争，指担保为抵押，败事机于垂成，饷竭兵嚣，几酿巨变，追原祸始，厥咎谁尸？”

后来论者，往往把刘成禺等鄂籍议员的立场，说成是湖北与南京之间的矛盾，武昌乃首义之地，但风头被南京抢尽，心理不平衡所致。其实，动机并不重要，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只需问孰是孰非。政府的失算，在于对参议院太过轻视，提交议案之前，没有与议员做好沟通，便草率付诸表决，结果带头唱反调的，不是其他党派的议员，而是同盟会议员。胡汉民作为秘书长，没有能够为孙文分忧，反而增添麻烦，难辞其咎。

《临时约法》乃约袁之法

在选举总统之前，建都地点，是众议的焦点。孙文主张定都南京，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他认为民主共和之风在南方，袁世凯必须脱离北方的专制环境，才有可能接受国民监督。这是同盟会同意袁世凯当总统的先决条件之一。但同盟会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宋教仁认为东北是未来日俄争夺的焦点，南京离东北太远，无法举措裕如，故主张定都北京。这与袁世凯的主张，不谋而合。

2月14日，参议院进行讨论，谷钟秀提议临时政府设于北京。投票结果，以20票对8票，通过定都北京的决议。在总统府里等候消息的孙文、黄兴、胡汉民，都对这一结果感到愤怒，他们这边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那边参议院却议决定都北京，这不是唱对台戏吗？

孙文让胡汉民起草咨文，要求参议院复议。身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大发雷霆，怒斥参议院内的同盟会籍议员，不该拆同盟会的台。他说：“如果参议院不自动翻案，我就派宪兵入院，把所有同盟会员都缚了去！

豪语冲口而出，痛快气雄，在场的人都为之一震，然而，黄兴没有意识到——其他人也没有意识到——从此在议会的议事堂上，武力的阴影，就再也挥之不去了。谁有枪杆子在手，谁就可以缚议员、拘议员、杀议员，后来袁世凯就是这么对付国会的。

同盟会议员们在受到党领袖的批评后，纷纷改弦易辙。2月15日，参议院重新讨论定都问题，竟出现“陆军总长黄兴以兵临议院，警卫森严”的场面。一位同盟会议员突然登台，用手枪指着自己的脑门大呼：如果定都南京的议案不获通过，他将身殉会场。议员们闻声失色，纷纷鼓噪：不要讨论了，直接表决吧！参议院以19票主南京，6票主北京，推翻前议，通过临时政府仍设南京。

历史停留在这一天的时间，似乎分外漫长。这天是参议院选举总统之日。孙文在选举之前，已率各部首长和右都尉以上将校，离开城区，前往孝陵举行祭告典礼。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孙文解释他选择这天祭陵，是因为怕军队中不满袁世凯的人会对参议院有所行动，所以借举行祭告，移师城外，使其不能干预选举。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孙文拜祭孝陵，亦带有宣示洪门“反清复明”大业的完成，恢复汉人江山的意义。下午2时，孙文在总统府举行“庆贺南北统一共和成立典礼”，他发表诚意拳拳的演说：“今日参议院选举总统，若袁公当选，余深信必能巩固民国，至临时政府地点，仍设南京。余于解任后，亦仍愿尽力于新政府也。”

下午3时，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根据当初各省代表会议的决议，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很有风度地亲赴参议院递交辞表，这种信守政治承诺的精神，洵足垂范后世。林森在接收辞呈后说：“新总统尚未选出，即使选定后，南下也需时日。中山先生虽已辞职，但未解职，实际任期应在4月2日止。”

图为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呈列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图为孙文、袁世凯等与参议院等人员合影。1912年3月，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孙文解职，让位于袁世凯。

从孙文一开始坚持实行总统制，否决宋教仁的内阁制来看，他似乎并不相信会真的把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也许他觉得只要给他几个月时间，定可扭转大局，但后来政局的发展，却并不如孙文所安排的那样。他向人们抱怨，其实他是不想交权的，交权是为他的同志所逼，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大展抱负的舞台，不想交权，可以理解，但是不是“巨大的政治错误”，则要看怎样做才对国家最有利。如果他拒绝交权，南北将马上陷于战乱。以当时的局势与舆情来看，袁世凯的胜算，显然比同盟会大得多。孙文毅然让权，为中国避免战乱、和平过渡，铺平了道路。因此，这是他革命的一生中，最艰难而又最理智的决定之一。

自武昌首义以来，南北议和、清室逊位、政权移交，直到那时为止，一切还是按部就班，顺利推进，孙文顾全大局，暂时隐忍不发。至此，人们才恍然大悟，明白《推图背》上说“半凶半吉”的意思了。半凶，不就是孙中山的“山”字吗？半吉，不就是袁世凯的“袁”字吗？“不统继统”，不就是孙文以临时总统继承宣统之位，又把临时总统之位传给袁世凯吗？

这些坊间趣闻，茶余饭后，说得绘声绘色，唾沫横飞，但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就像退潮后的沙滩，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临时参议院最大的功绩，是为中华民国留下了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宋教仁是法制局局长，但他拒绝起草约法，坚持由参议院组织起草委员会，自行起草审议。有人认为这是他当时处境困难，法制局的地位及职权备受訾议。但看深一层，起草约法的确不应由政府的法制局负责，而应由最高民意机关——参议院（国会）负责。宪法不同于一般法律，其原意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岂能由政府的一个部门去起草？

参议院推举马君武、景耀月、吕志伊、张一鹗四名议员负责起草。张继、谷钟秀等八人负责审查。在《胡汉民先生年谱》中，有这么一段话：“国父（孙文）向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举袁世凯以自代，约法问题，因之而生，国父即命展堂（胡汉民）先生召集同志及同盟会籍议员讨论。”约法乃具有宪法性质的大法，制宪的基本原则，就要摒除一切特殊性的考虑，对社会每一个人都适用，让每个人都受到无社会差异的对待，因此，谁当总统都一样。

何以袁世凯当总统，就会发生“约法问题”呢？说白了，就是未来是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与谁当总统有莫大关系。由于孙文让位给袁世凯，已成定局，故孙文倾向于实行地方分权。但宋教仁却还是一根筋地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几乎在每个问题上，他都是少数派，每建一言都会招来劈头盖脸的批驳。

在讨论约法的会上，宋教仁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起义以来，各省纷纷独立，而中央等于缀旒，不力矫其弊，将成分裂，且必中央有大权，而国力乃可以振复，日本倒幕，是我前师。”

胡汉民马上反驳说：“中国地大而交通不便，满清末造，唯思集权中央，挽其颓势，致当时中央有权而无责，地方有责而无权之讥，而清亦暴亡，则内重外轻，非必皆得，且中国变君主为共和，不能以日本为比。”他特别强调：“况中国革命之破坏，未及于首都，持权者脑中唯有千百年专制之历史，苟其野心无所防制，则共和立被推翻，何望富强。”

宋教仁说：“君不过疑于袁世凯耳。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

胡汉民知道宋教仁是个“国会迷”，他轻蔑地说：“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尤甚薄弱，一旦受到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踏俄国1905年后国会之覆辙。国会且然，何有内阁？今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即为专制与共和之倚伏。”

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最后，孙文出面仲裁，他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谓是较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进一步，但我鉴于古今中外政治上之利弊得失，创制五权宪法，非如此则不足以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而却是非一蹴可几。我今只说要定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真意义之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

五权宪法，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互相监督制衡。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孙文、胡汉民主张地方分权，确实比中央集权更有针对性。但如果没有一部经严格修改程序的宪法，中央与地方没有严格的权力划分，各级议会议员、政府首长不是民选产生，当中央与地方权力发生冲突时，没有一个独立的、权威的法庭裁决时，集权与分权，同样危险，集权易沦为极权政府，分权易沦为诸侯割据。2月7日，参议院开始讨论约法。那是一段激情四溢的日子，议员们每天都在热烈地讨论着各种与约法相关的问题，提出疑问，认真推敲，寻找理论依据，忙得不亦乐乎。生命之花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怒放过。吴景濂记述：

中华民国之开国基本法律，第一为中华民国组织法。因定组织法时为时仓卒，不能详密，故未选临时大总统前，由临时参议院另定中华民国约法。而约法之精神，取美国制抑取法国制，经讨论磋商，为时甚久。于约法上，纯采法国制度，三权分立，立法权在约法时期内，由临时参议院行使之。

3月8日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正式公布。作为一部全国性的大法，《临时约法》第一次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规定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有书信秘密之自由，有居住迁徙之自由，有信教之自由，有请愿于议会之权，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等权利。这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没有的。

在参议院一章中，规定参议员由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选派方法，或民选，或委任，各地方可以自定之。

《临时约法》把国家政制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仅仅一个多月前，同盟会还坚决抵制内阁制，主张总统制，但随着参议院改选袁世凯为总统，立即改弦易调，一切恒以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转移。当时参加南北和谈的北方代表团参议张国淦，一位深谙官场世情的政客，他说：“其实孙为总统，统治权非属孙不可，故用总统制。袁为总统，群思抑制袁，故改用内阁制。因人立法，无可讳言。”

直隶议员谷钟秀说：“各省联合之始，实有类于美利坚十三州之联合，用其自然之势，宜建为联邦国家，故采用美国之总统制。自临时政府成立后，感于南北统一之必要，宜建为单一国家，如法国之集权政府，故采法国之内阁制。”不过，临时政府刚成立时，也是总统制的，那时怎么就没有“南北统一之必要”呢？如果现在袁世凯也说：“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革命党又会如何作答呢？所以张国淦语带嘲讽地说，无论怎么解释，“不过形式上一种议论而已”。

由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论相持不下，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而内阁“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但什么叫“辅佐”？定义含糊，双方权限没有清楚界定，实际上成了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混合体。

按照一般内阁制的政体，多不设副总统。但议员们考虑到黎元洪是首义元勋，手握兵符，背后有南方支持，故专门为他设了副总统位置。现在北正南副，阴阳平衡了。“因人立法”或“因人修法”，对法律的公平性来说，是一剂很猛的毒药，法律沦为党派政治企图的工具，破坏了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必将引发社会的严重对立，造成更大的阴阳失衡。更可怕的是，由于牺牲了宪法文本在学理上的公正性，将使法律体系的完整性破坏殆尽，令法律效果被扭曲而发生不可预测的灾难。这一恶果，在不久的后来，逐步显现。

约法的许多条文，也有过于粗疏简陋之弊，规定了如何做，却没有监督与制约，三权分立，遂无从体现。当时刚从英国学习法律归国的章士钊，撰文指出：“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果不能答，约法不为虚文乎？”

他建议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以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ofHabeasCorpus）。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

人们常说，这部约法是孙文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而搞出来的，其实也不尽然。内阁制的设置，容或有针对袁世凯的用意，但总体而言，依然体现出立法者构建国家基础秩序与最高价值的意图。约法中的许多缺陷，是立法者认知的缺陷，而不是“别有用心”故设陷阱。比如约法中“人民”一章的最后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为政府随时剥夺人民权利，留下了很大的诠释空间。如果约法是专为防范袁世凯而定，这一条岂不是革命党为自己设下的绊马索？

孙文后来声称，他的原意，是想制定一部五权宪法，但议员们对什么是五权，闻所未闻，茫然无知，立法无从谈起。“这部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孙文不屑地说，“约法里头，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

当时北京因发生兵变，形势诡谲，袁世凯以坐镇北方为由，决定在北京就职，不到南京。而舆论普遍支持袁世凯留在北京，《申报》甚至尖刻地批评南京临时政府坚持要袁世凯南下，是出于“一念虚骄”。

同盟会干部开会时，群情激奋，纷纷主张由黄兴统领大军，杀上北京，以迎袁南下为名，行“扫荡军阀势力与专制余毒”之实。这无异于重启战端，打响南北战争。宋教仁期期以为不可，他再次受到同志的围攻，实业部次长马君武大骂宋教仁是袁世凯的说客，出卖南京政府。骂得火起，竟跳上前去，一拳击中宋教仁面部，顿时眼角流血。

马君武和宋教仁都是南社的诗友。南社是1909年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人发起的文学团体，社员多为同盟会人，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人。马君武早年写过“书生誓树勤王帜，铁屋瀛台救圣躬”的保皇诗，后来接触西史，学了一些外国名词，又写过“国会冤刑苏拉第，敌军威慑汉尼巴”一类诗。他做事干脆利落，从不瞻前顾后。有一则关于他下棋的趣闻，据说，马喜欢下围棋，自诩下的是“革命棋”，从不考虑，手起棋落，快如闪电，但立即就悔棋，有时一连悔一二十子，甚至试过一直把全盘棋子悔完。急性子的人，做出急性子的事，让人瞠目结舌。

孙文、黄兴把马、宋二人拉开。黄兴在这件事上，站在宋教仁一边，他宣称，就算和议不成，他也不能下动员令，如果一定要打，“唯有割腹以谢天下”。孙文虽然不赞成马君武当众殴人，却赞成他的说法。孙文内心，其实已有了二次革命的腹稿。一旦革命，这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约法，也必将与袁世凯一并埋葬。

第二章 民元第一国会 （1912.4—1915.11）

共和国立，革命党消

随着时间的逝去，宋教仁的历史地位，在今天已得到愈来愈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他被历史学家尊为“中国宪政的设计师”。然而，中国宪政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经过晚清十年新政，到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时，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路与框架了。武昌义旗一举，各省群雄并起，在中国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历史的国家，竟没有一个省宣称建立新王朝，没有一个起义领袖要做皇帝，无论他们是绿林好汉，还是赳赳武夫，都知道要成立民国，要建立民意机关，这不能不说是晚清新政的启蒙效果。

宋教仁的政治主张，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两面旗子：一面是代议政制，一面是政党责任内阁。他最大的贡献，不在于设计宪政，而在于把政党政治，从青蛙变成王子。

辛亥革命时，有两个同盟会：一个是孙文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一个是宋教仁、谭人凤等人领导的中部同盟会。中部同盟会是从中国同盟会中分裂出去的，两者相互独立，并无隶属关系，但都是革命的秘密组织，带有很浓的会党色彩。现在共和民主时代来临，应从地下走上地面，改造为合法政党，从事宪法国会活动。1912年1月，同盟会在南京召开大会，讨论前途，建党的意见占了上风。3月3日，通过新的总章，选举孙文为同盟会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后来黎元洪很快便退出了）。宋教仁担任政事部主任干事，职责是草创政见，沟通议会内和政府内的会员。

同盟会终于艰难地迈开了从秘密会党到合法政党的第一步。

章太炎有一句著名口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溯武昌起义之初，革命党声势如日中天，人人都想削尖脑袋往革命党里钻时，他给谭人凤的电报，已洞幽烛远地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国家能否顺利完成转型的关键。章太炎劝同盟会，勿以一党把持政治。

章太炎与同盟会积隙甚深，他提出“革命党消”的口号，恒被同盟会人疑为动机不良，私心自用，目的是帮助袁世凯瓦解革命党。一百多年来，这个口号，都被视作破坏革命的阴谋，受到笔诛墨伐。

黎元洪针对各种政治势力已开始争权夺利的现象，进一步明确提出“共和国立，革命党消”这个口号，比章太炎的更准确、更清晰。“革命军起”容易引起误解，而“共和国立”，则一清二楚，绝无歧义。黎元洪不无忧虑地说：“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以收容全国之俊杰而共济时艰。”如此表述，较为温和，与章太炎的“勿以一党把持政治”相比，虽意思相同，但化解了言辞间的敌意。

有人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不是什么创新发明，与昔汉代陆贾对高祖所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道理一脉相承。其实二者绝不一样，而且南辕北辙，古人是劝皇帝以武逆取天下，以文顺守天下，但终归是一姓天下。而共和时代，革命党消，是为了让天下人共治天下。如果说“阴谋”，硬把两者扯在一起，才是破坏共和、为专制留一点香火的最大“阴谋”。

张謇写信给黄兴，建议尽快取消同盟会名义，既可示天下以公诚，亦可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甚至在同盟会中，也有人毅然提出：“凡从前所设立，如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以及一切党会诸名义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非建新猷。”反映了时人对南北分裂、各派政治分歧，对未来缺乏共识，缺乏社会凝聚力的焦虑心态。

和平统一，意味着要分享权力，武力统一，则意味着独享权力。两大阵营，泾渭分明。争论的焦点在于：共和时代，到底还要不要革命党？如果要，革谁的命？如果不要，那以什么取代革命党？从革命到执政需要完成怎样的转型？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民主化路径与制度表达方式？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走向的大是大非问题。

立宪派们一度天真地相信，共和宪政时代真的来临了，自由、平等、理性、包容、多元、开放，这些最宝贵的价值，会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像鲜花一样绽放。人人有免于暴力与恐惧的自由，有参与制度设计的自由，有分享权力的自由，有监督权力的自由。然而，围绕着“革命党消”的争论，却给了人们一个强烈的暗示：中国的未来道路，将山重水复，崎岖难行。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他把誓词中“谨遵宪法，依国民之愿望”，改为“速定宪法，副国民之愿望”，被指一上任就破坏民主。但当时还没有宪法，遵无可遵。3月18日，大总统通令全国：“查从前参议院参议员，各省有由都督遴派者，有由地方议会公推者，有尚未选派者，现在统一政府不日成立，参议院亟应组织完备，应由各地迅速妥定选派办法，选派赴会。”

这时，新内阁的名单已经出炉了。内阁总理是唐绍仪，也是孙文的同乡。同盟会原打算取得陆军与财政两个总长位，被袁世凯否决，但同意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王宠惠4位同盟会员入阁，分任农林、工商、教育、司法总长。总理唐绍仪和内务总长赵秉钧为了表示亲善合作，也都加入了同盟会。在内阁12个总长中，同盟会形式上占了6个。参议院顺利通过内阁名单，第一届混合型内阁，于焉告成。

4月1日，孙文正式解职，在最后一刻，他签署公布了《参议院法》。4月2日，袁世凯向参议院提出临时政府迁北京案，参议院以20票对6票通过。4月5日，参议院宣布休会，开始搬离六朝古都金陵，往风沙滚滚的皇城北京进发了。

这一乾坤大挪移的工程，紧凑而有序地完成了。

根据临时大总统的要求，参议院议员由各省临时省议会选举产生，每省5人，不再由都督委派了。但有些地方只派出一两个人，有些地方的代表姗姗来迟，所以北京临时参议院总人数，始终是笔糊涂账，有说93人，有说98人，有说110人，也有说120人。而共和党是国会的第一大党，占了约42席，同盟会只占约35席。但由于不少人跨了党，所以这个席位数的统计，也是不太准确的。

共和党实际上由多个小党组成，党魁有黎元洪、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林长民、汤化龙等人。同盟会为第二大党，除此之外，还有统一共和党、国民党（不是宋教仁后来领导的国民党）和少数无党籍的议员。

北京槐花已开，榆钱遍地，幽香满城。4月29日，临时参议院在前资政院举行开幕礼。到会议员75人，由林森主持大会。袁世凯和国务总理唐绍仪率领新内阁各部总长，在参议院集体亮相。袁世凯戎装灿烂，腰间佩剑，神情端庄，步履雍容，进入议会大厅。讵料林森迎上前来第一句话，不是恭维奉承，而是说：“袁大总统，参议院是立法的最高机关，是一块神圣之地，例行是不得携带武器进入的，请大总统阁下解除佩剑入席，以崇法制。”袁世凯愕然，但马上连声说：“是的，是的。”随即解下佩剑。这一幕被在场的人看在眼里，无不激动万分，以为一个民主法治的时代真正来临了。5月1日，临时参议院正式开会，林森辞职，副议长也不见了踪影。据当时在《民国报》做编辑的梁漱溟说，是林森自己既不想当议长，也不想当议员，故拂袖而去。补选议长时，同盟会推举张耀曾，统一共和党推举吴景濂，共和党推举汤化龙，由于三党议员都没有过半数的，取决于哪两个党能够达成共识，联合投票。最后共和党与统一共和党合作，选定吴景濂为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谷钟秀为全院委员长。国民党的张耀曾被选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由三党协商分配各委员会委员名额，林长民任秘书厅秘书长。

吴景濂，字莲伯，号述唐，辽宁宁远（今兴城）人，生于1873年。因脑袋特大，外号“吴大头”。坊间传说，他的先祖是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康熙平定三藩后，吴家被流放东北，在驿站充当站丁。站丁近乎贱民，受人排斥，甚至有自己特殊的衣食住行和语言习俗。有史书称吴景濂是有清以来独一无二的“站丁举人”，其实，他科考的最好成绩是第六名副车（清代称乡试的副榜生），未中过举人。朝廷废除科举后，他入读京师大学堂，以最优等毕业，由学部奏请奖给举人出身，授候补内阁中书，加五品衔。至于他是不是吴三桂后人，在未有确凿的考证之前，姑且存此一说。后来，吴景濂赴日本留学，加入了同盟会。

吴景濂当选议长后，袁世凯派秘书长梁士诒到参议院道贺。内阁全体阁员也在唐绍仪的率领下，一同到院致贺。吴景濂到总统府拜谒袁世凯。袁世凯命乐队在府门外奏乐欢迎，以示隆重。会晤时，袁世凯说：“南人多疑吾将来帝制自为，民国初成，吾焉敢存此非法思想？君北人，吾亦北人，愿请帮助。”吴景濂说：“北方人行动向多坦直，吾愿总统为中国之华盛顿，不愿总统为中国之拿破仑。语云‘止谤莫如自修’，愿总统此后行政处处抱定约法作去，吾必竭力赞助，浮言自息，一时议论，毋庸顾忌。”

这是袁世凯、吴景濂第一次见面，纯属礼节性的拜访，袁世凯便急不可待地谈到如此敏感的问题，可见当时来自南方的谣言，非常炽盛，已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5月7日，参议院议决国会采两院制，着手起草国会组织法。5月13日，内阁各部总长（除外交、内务和工商总长因故未到外）都齐集参议院，轮流上台，恭敬严慎，向议员们报告自己的施政计划。这个场面，让人对中国宪政的未来，充满惊喜与期待。沈云龙写道：“以中枢各部最高首长，俱不惮烦地一一向代表全民的神圣国会，既不胆怯，亦不虚饰，不夸张，更不作空洞口号，不念书面报告，各凭其诚挚态度，清晰口才，说明其个人抱负，充分表现具有行政才能的负责风度，不仅树立了史无前例的开国宏规，也为中国民主宪政写下了空前绝后的光辉一页！”

惜乎，这只是一段石火光阴，刹那辉煌。接下来，在“神圣国会”的面前，将是一条九曲回肠的道路。“绝后”二字，成了历史的一声悠长叹息。

“病议院”遇上“病内阁”

尽管人们也预计到宪政的前途会有曲折，但没想到会曲折成这个样子。这一任内阁仅存活了三个多月，社会上谣传唐绍仪挪用公款，其操守被质疑，而唐绍仪亦不自安，便以责任内阁无责任之由，宣告辞职，同盟会阁员联袂请辞。汤化龙感叹：“各省现象日危一日，而统一之计划，政府无一计及者，一行责问，则相率辞职，此种□（情）形，殆一月数见。”他对国会的角色，也感觉很无奈，“现政府能力脆弱，扶掖有所不能，推倒亦有不可”。

6月29日，袁世凯提名陆征祥为国务总理，咨请参议院同意。参议院召开特别会议，以74票对10票通过。原内阁有6名阁员已辞职，陆征祥提交了候补名单。直到这时为止，参议院与总统府的关系，还算合作愉快。

陆征祥是上海人，外交官出身。辛亥革命爆发时，与一批驻外使节联名通电，拥护共和，赢得声誉。但搞政治不是他所长，治理国家更是门外汉，黎元洪说他的长处是“旧史不书其恶，新党不隶其名”，大家都可以接受他。著名记者和政论家黄远庸与他接触后，也认为他“恂恂下人，出言有章，盖一绝好欧西绅士之风度。然其体质既羸，一见若弱不胜衣者，又其谈吐超俗，似于吾国之社会人事不甚融解者”。黄远庸判断：“此君涉足于中国今日政界，犹似一叶泛于波举风发之大海，未有不颠覆者。”

陆征祥接掌内阁时，有六名阁员辞职，堪称一个“病内阁”。参议院自从北迁以来，讨论的议题，大都是“国旗统一案”、“汉口市场建筑借款案”、“陆海军旗式案”之类的太平议案，议事堂上，祥云缭绕，埙篪相和，南京时代的激烈攻防战，不复再现。以致缺乏新闻热点的报纸，挖苦这个参议院是“病议院”。

然而，当“病议院”遇上“病内阁”时，这潭死水的寂静，便被陆征祥的“出言有章，谈吐超俗”打破了。

7月18日，陆征祥到参议院发表他的施政大纲。拖了这么久才来见议员，表明他心中无数。果然，他站在台上，从回国观感说起，说到他在国外的生活，如何亲任厨役开菜单，如何与来自国内的学生、商人周旋，愈说愈海阔天空。“回来之时，与各界之人往来颇少，而各界目征祥为一奇怪之人物，而征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谓征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所以交际场中，极为冷淡。”最后，他似乎想卖弄一下幽默，以过生日作为演讲的结束词，“在外国时，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世甚早，此回实可谓征祥再生之日”。

出席会议的95位议员，愈听愈莫名其妙，不知他说这些与政纲有何关系，开头还以为开场白过后，猪肚豹尾，陆续有来，谁知直到他一鞠躬谢幕，也没一句话涉及治国方针与个人抱负。议员忍不住问他的政见，他竟张口结舌，不能作答，面红耳赤而退。议员们不禁“全场面觑，心胆俱灰”。

第二天参议院表决补选六个内阁成员名单。袁世凯预感情况不妙，请求推迟表决，但被参议院拒绝。不出所料，名单遭全盘否决。不仅如此，谷钟秀还提出对陆征祥的弹劾，令这位不吃花酒的总理大失颜面，尴尬请辞，躲进医院不出来了。

在内阁制国家，总理由总统提名，国会通过，而内阁成员则由总理任命，本来无须经过国会。但当时中国的内阁制，连总长的任命都要参议院同意，总理毫无自主权。参议院因为对陆征祥不满，便把六位总长的提名，一概否决，显然是矫枉过正了，把制衡与抵制混为一谈。难怪袁世凯后来大叹“议会专制”了。

在表面上看，袁世凯喜怒不形于色，一面挽留陆征祥，一面设宴款待全体议员，希望疏通。但当天北京军警却纷纷出动，在全城散发传单，指责参议院阻挠行政机关。城厢内外都贴上了标语，有人宣判议员死刑，有人扬言以炸弹“伺候”，甚至有军官公然召开记者会，宣布如果名单不获通过，就请大总统解散参议院。连章太炎也附和军人叫嚣，建议袁世凯解散参议院，迅速选举正式国会。京城谣诼纷起，气氛紧张，为炎热的夏夜，添了一把火。这一系列行动，虽然不一定是袁世凯授意，但至少是纵容默认。

7月23日，袁世凯提出了一份新的内阁名单，请参议院讨论。这天，陆军总长段祺瑞，带领一群军警，围堵在参议院外，个个目光如炬，盯着进出的议员。名为监督政党，维持议院秩序，实则以武力胁迫。议员们真的见识到佩剑锵锵然、靴声铿铿然的军警了。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留学德国，是袁世凯手下最得力的将军之一。1912年初，迫使清帝退位的北洋46位将领联名通电，就是由段祺瑞领衔的。

一份报纸批评：“文明之国，未有以军警干涉政党者也；有之，自段祺瑞始。”然短短22个字，无一字正确。以军警干涉政党（议会）者，非自段祺瑞始，实自黄兴始。既以军警干涉之，还称得上“文明之国”吗？

袁世凯这一招果然奏效，内阁名单顺利通过。但陆征祥仍坚辞总理一职，袁世凯只好另谋人选，几次派人去见宋教仁，劝他以国事为重，出任国务总理。宋教仁始终以更换总理，阁员应负连带责任为由，坚决谢绝。袁世凯又劝黄兴出任阁揆，黄兴同样坚拒。

袁世凯向革命党人示好，如果说他是真心合作，过于溢美；但说他完全是假惺惺做戏，也有溢恶之嫌。当时他确实很用心地拉拢各党派，争取支持，希望能够适应这种新型的政党政治。

袁世凯最后改赵秉钧为总理，参议院也通过了。这位54岁的河南人，上任伊始，即摆出移船就岸的姿态，宣布加入同盟会，把功夫做得很足。但当时同盟会一心一意盯着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对这个任期快满、没有责任的“责任内阁”，已难以产生兴致。

这一风波，表面上暂时平息了。但“病议院”的种种病症，已逐步暴露出来。

国民党大获全胜

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似乎证实了宋教仁的判断，混合内阁是行不通的，唯有建立政党内阁。而建立政党内阁，必须先取得国会中的多数议席。他一再提醒自己的同志：“国会选举亟须注意，必使会员能于国会占多数议席，彼时无论政府如何，可以会员力量改良之，是皆扩张势力之最要者也。”

但是，在国会里要与共和党抗衡，没有一个规模相当的政党，所谓多数议席，只能是空谈快意。但同盟会的现状，令人失望，似乎还没学会从事合法的政党活动。社会上对同盟会的印象，普遍认为是一个秘密结社的组织，现在共和告成，已不合潮流，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加入。孙、黄又宣布退出政坛，同盟会呈江河日下之势，指望它在短期内重振雄风，难乎其难。宋教仁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联络友党，聚沙成塔，方可扩充党势。

宋教仁住在北京三贝子花园。这里原是明代的皇家庄园，清初改为福康安贝子的私人园邸，也就是后来的万牲园（动物园）。宋教仁入住后，成了名流荟萃、杖履纵横之所，全国联合进行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和同盟会人士常常在此聚会。经过宋教仁的奔走努力，章太炎从旁推毂，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终于把这几个团体，合并为一个大党——国民党。

8月10日，同盟会本部在北京开会，宋教仁报告了与友党谈判合并的过程和条件，绝大部分党人都赞成合并，在七十多名与会者中，只有五人反对。合并遂成定案。8月13日，国民党发表组党宣言，提出五大主张：

曰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曰发展地方自治，将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厉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曰维持国际平和，将以尊重外交之信义，维持均势之现状，以专力于内治也。

8月25日，盂兰节前一天，处暑时节的天空，一片晴朗。国民党在北京骡马市大街虎坊桥湖广会馆开六党合并成立大会。直到这时，同盟会内对改组合并，仍有诸多歧见，以致会场上争吵不休，闹得比酷暑的天气还要热。

人丛之中，忽然有两位女士直奔宋教仁面前，二话不说，左右开弓，抽了他两个耳光，然后大骂：“我辈初系秘密结社，为国牺牲，在所不惜。今虽功成，仍须团结，共策国事。乃尔曹出卖母党，将官僚与投机分子掺入，事先又不曾向老同志一一协商通过，如此擅作主张，批尔之颊，该也不该！”这两人是同盟会女党人唐群英、王昌帼。

宋教仁被打得眼冒金星，居然神色不变，镇静回答：“所责极是，我理当接受。不过，这次改组合并，业经海外各支部同意，有文件可稽。且未实行合并之前，各派报纸早已将消息披露，你们岂一无所闻之理。唯藉此女权高涨之际，自应以你们为鉴，我实敬佩。”

一番绵里带针的话，说得两位秘密结社、不读文件、不看报纸的女豪杰哑口无言，经大家劝告，只得怏怏下台。宋教仁先被马君武批颊，又被女党人批颊，都能克制自己，平静对待，甚至“唾面自干”，更显其宽厚的局量与尊严。

这天大会，孙文迟到了，他登台作了演讲。梁漱溟记录当时的情景：“孙讲话将完，左右（张继等）频请续讲，不要他停，以致拖长数小时之久……从早八时开始，至此一整天，没有休息用饭。尤其受罪的是正当盛夏，而列坐台上的多半穿西服，孙（文）、黄（兴）二公并穿着大礼服，满面流汗，无时不在以手巾拭来拭去。却是幸得终局，便算成功。”

国民党以理事会议为中央领导机构，大会投票选出9名理事：孙文、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贡桑诺尔布。众人推举孙文为理事长，但孙文对这个国民党不感兴趣，他宣称自己要去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线，纵横五大洲之间。除孙文之外，宋教仁在思想上、能力上、人格上，均足膺选格，为党内群情所归向，遂成为国民党的最高掌舵人。

国民党一跃而为临时参议院中第一大党，章太炎宣布：“此后不再反对同盟会！”黄远庸感叹：“宋君此次主持国民党改组之功，于中华民国历史上必有不可磨灭者。”但依然有许多老同盟会员持反对意见，批评国民党引进了大批旧官僚和立宪派，令同盟会的革命精神消退，甚至骂宋教仁是“同盟会第一罪人”，大抵是出于“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心理。

同盟会在共和时代举步维艰，并非因革命精神涣散，恰恰相反，是革命精神太强，还没培养出合作精神所致。总觉得满天下都是敌人，清政府是敌人，袁世凯是敌人，旧官僚是敌人，立宪派是敌人，甚至连光复会、共进会这些革命盟友，似乎都成了敌人。世事就是这么奇怪，当你认定某人是你的敌人时，往往他就真的成了你的敌人了。

宋教仁认为，现代政党并不仅仅是革命党的升级版，二者从目的、性质、手段上来看，都是全然不同的。他下决心以其他非革命党勾兑同盟会，就是要改变同盟会的性质，淡化它的革命色彩，这是政党化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他希望以国民党这个大党，主导国会，制约总统，把党派对立导入正常的政党轮流执政轨道中。

来自统一共和党的吴景濂，与宋教仁怀同一抱负。为了在国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吴景濂告诫党人：“此后主张，对大事应坚持，对小事取容让，不可事事以大党欺压他党，遭受反感。”凡院内议事，需要成立审查委员会时，吴景濂总是要求国民党、共和党和民主党按2:2:1的比例，选出审查委员。有国民党议员不服气地说，本党人数倍于共和党，为什么审查委员名额一样。吴景濂以一种坦荡的态度解释，人多的作用，应该体现在表决时，而不是在审查时。

宋教仁与吴景濂商定，一旦国民党成为国会多数党，则由宋担任参议院议长，吴担任众议院议长。如果顺利，则选孙文为大总统；如果不顺利，则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但须由国民党组阁。

在选举前，宋教仁作了精密部署，派人到各省建立国民党支部，作为当地选举的指挥所。吴景濂说：“宋先生与我商讨各省情形，认为湖北有黎元洪主持，国民党选举不易争胜，非宋亲赴鄂办理，恐遭失败。”于是，宋教仁风尘仆仆，奔走于武汉、长沙、上海、南京等地，亲自视察党务，激励士气，迎接国会选举。黄远庸在对北京政局作深入观察后，承认“北京之国民党，以所谓参议院派者占中坚，十之八九皆宋派也。故北京之国民党本部，平心而论，实渐近政党之模型”。

宋教仁领导着气势如虹的国民党，开始向国会进军了。

国会选举战打响前夜，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从国外回来了，为选举带来了新的变数。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生于1873年。12岁进学，17岁中举，人称神童，追随康有为左右，绛帐侍坐，北面备弟子礼。1895年，康、梁师徒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呼吁朝廷实行变革，一时天下风从。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朝廷通缉，流亡海外。

梁启超自称是“少年中国之少年”，先后主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纸，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在海内外拥有万千读者，影响广泛。

命长不怕家乡远，流亡者今天终于光明正大回国了。梁启超回国前，袁世凯专门为他腾了一所行馆，收拾得干干净净。后来，梁启超不知怎么说了一句“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传到了袁世凯耳朵里，马上饬人打扫贤良寺，让梁启超入住。梁启超不禁为之叹服：“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

康有为、梁启超一直认为戊戌变法是被袁世凯出卖而失败的，所以对袁世凯怀着深仇大恨，康有为始终反对梁启超与袁世凯合作，但梁启超觉得，国体更始，党派胥融，现在该是政治和解、共济时艰的时候了。

在总统举办的欢迎会上，梁启超与袁世凯见面了，互相表达敬意。体形矮胖的袁世凯说：“值用贤之际，高才驾临，实乃国家之福！”容貌清癯的梁启超欠身回答：“今我受此盛名盛情，当摈弃一切杂念，唯临时大总统马首是瞻，以诸位贤达作楷模，为了国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梁启超还有另一个冤家对头，就是同盟会。同盟会一向把梁启超视作保皇派，不遗余力地攻击，双方在海外屡次爆发论战，形同水火。这段恩怨，比跟袁世凯的恩怨，更难化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在第一届内阁名单上，曾有人提议让梁启超入阁，但被同盟会领袖否决了。现在孙文、黄兴均已解职，宋教仁也完成了同盟会的改组，为和解提供了可能性。

当时政党以国民党、共和党为大。一般人预计，未来国会，国民党将占60席，共和党40席，还有约20席游离席，将是决定国会向背的关键。于是，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等人，撮合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统一党、共和促进会等小团体，组织第三党——民主党。汤化龙、林长民等人，都是梁启超的亲密伙伴，政治立场十分接近。民主党的干事长是汤化龙，但实际灵魂人物是梁启超。

没有党派竞争的议会，便失去存在的意义。政治权力的制衡之道，民主国与专制国都差不多，只不过民主国更加复杂，制衡的维度更多。梁启超不仅主导着共和党、民主党的走向，而且他与宋教仁亦惺惺相惜，视彼此为政党竞争的最大对手。据梁漱溟的记述，宋教仁曾密访梁启超，表示应像英美那样，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中，若梁启超当政，他愿在野相辅；如果他当政，则请梁启超善意监督。梁漱溟说：“这原亦是梁（启超）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

这是一个历史为中国骄傲的时刻，甚至在1776年的美国，也没有出现如此激动人心的场景。在两位政治家身上，显现了一种真正高贵的尊严和气度，是那些唯知争权、心地龌龊的政客所无法理解的。

宋、梁这次见面，虽未见于其他史料，有史家认为孤证不立，但追溯宋、梁二人的思想脉络，完全符合他们的政治理念与性格，不立亦立。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应在1913年1月11日前召集，但因为《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未能按时出炉，许多筹备工作，无从开展。

1912年8月10日公布《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规定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员由各省议会议员选出，每省10人，蒙古27人，西藏10人，青海3人，中央学会8人，华侨6人，共274人。众议院由各地人民选举产生，每人口满80万选出1人，人口未满800万的省，也可以选出10人，共59人。参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众议员任期3年，届满全部改选。对选民资格，亦作了详细规定，由各省区编造选民名册。

1912年9月5日公布众议员选举日期令，规定于1912年12月10日进行初选，1913年1月10日进行复选。1912年12月8日公布参议院议员第一届选举日期令，规定蒙、藏、青在1913年1月20日选举，各省、中央学会和华侨2月10日选举。

时间表既定，各地的选举气氛便逐日升温，愈炒愈热了。各地城镇乡村、茶楼饭馆、街头巷尾，忽然喧闹起来，多了许多来拉票的竞选者。他们带着各自的助选团，当时还没有电气化的扩音设备，大家都是敲着铜锣高喊：“××党×××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啊！”于是路人纷纷驻足，围拢聆听。对这种场面，读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记者，多加以冷嘲热讽，但今天回过头看，无论多么幼稚，自有其令人动容之处。

史家张玉法记录了候选人的造势手法：

在竞选活动中，有助选团体及政党参与其中。政见多较空洞，不过主张内阁制或总统制，抨击政府或誉扬政府，炫耀己党或攻击他党，炫耀自己或攻击其他候选人。其竞选方法，或开设夜塾，教授选民写候选人姓名；或预印候选人名片，以便选民携入选举场内摹写；或张贴海报、标语，吸引选民注意；或以报刊宣扬政见和己党候选人之长；或旅行各地，发表演说，或以各种优待方法（如免缴党费），拉初选当选人入党。

清末曾经投票选过咨议局议员，但那只是省一级的“咨询机关”，不是真正的国家立法机关。时隔三年后的国会选举，各项选举法规，比三年前完善很多。除了没有现代的电视、广播、电子媒介之外，其他造势拉票手法，和民主国家的选举大同小异。

邹鲁，广东大埔人，清末曾在广东咨议局工作过，受过一定的议会政治训练，是一位制度主义者，相信好制度能够救中国。革命成功后，胡汉民给了三个职位任他挑选：一是琼崖镇守使，一是潮梅绥靖处长，一是广东审计处长，统统被其婉拒，他心驰神往地说：“我要竞选国会议员。”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主要任务是制定国家根本大法，关系国运民生，所以他要参与。

邹鲁在广东第三区（潮汕地区）参加众议员选举。他曾经在家乡和广州创办过学校，桃李遍地，呼声很高，他没有用什么“优惠”去拉拢选民，得票却遥遥领先。投票站前，经常听到有人洋洋得意地高呼：“我选邹鲁！”似乎选邹鲁便可自证清白。最后，邹鲁和另外三位国民党人当选。

在这次国会选举中，全国投票人数约为400万，占4000万合资格选民的十分之一，舞弊现象，确有所见。如金钱买票、酒宴款待、车船迎送，还有赠送金徽章、燕尾服，甚至鸦片；有的地方甚至发生选民哄抢选票事件。比如在武昌，有一人抢得几十张至几百张选票；有人代别人填选票；有的选区发生暴力冲突，投票站被人砸毁；也有的复选议员由初选议员私相授受，每票可卖得四百银洋；以致有人在街头张贴公启，讽刺选举是“君主专制，贾卖御史；富豪专制，典卖议员”。

早在清末选咨议局议员时，朝野都有忧虑，担心中国民智未开，民众文化程度太低，无论学养与经验，均不够格搞选举，若选举中弊案纷纷，反而会对社会价值体系造成冲击。这种论调，贯穿于中国百年宪政史上。其实，之所以要投票选举，正是基于人民的专业水平不足以直接从政，需要用选票选出他们认为够资格的代表，代他们去从事政治这一认识。自由主义者喜欢说“人人生而平等”，但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源，生而不同，唯一可以体现“平等”的，也许就是一张选票了，因为无论你是总统还是乞丐，你手上那张选票的价值是一样的。

从第一届国会的选举情况来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黑金选举、黑道选举等严重违法现象，大多数所谓“弊案”，更像狡黠的乡下人在市集的讨价还价，是一种比较单纯、幼稚、贪小便宜式的小把戏。

诚如国会议员刘振生所说：“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是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举行的，那时候政治势力影响选举还不大，金钱运动之风亦较小。当时操纵选举的，是各省省议会和县议会。”由于中国绅权自治的传统传衍甚久，基础雄厚，绅权与民权是血缘最近的近亲。选举并没有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

桥搭起来自然有人过，民主训练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孙文有先见之明，在约法上加了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恒为防范独裁者而设，而主权最重要的体现方式之一，就是国民手中的选票。无选票，谈何主权？

第一次选举，偶有乱状，不足为奇，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只要逐步完善法制，积累经验，规矩绳墨，建立健康的选举文化，可以预期，这些乱七八糟的现象，必定会一届比一届少，民主政治必定可渐入佳境，无须因噎废食。

谁谋杀了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

1913年春，国会选举顺利完成。制定宪法的问题，便提升至议事日程的第一位了。斗争性极强的国民党议员，认定袁世凯是敌人，凡事与其对着干，政府说西，他们一定说东；政府说好，他们一定说不好；袁世凯主张先选总统，后定宪法，他们就要反过来，先定宪法，后选总统。很多时候，并非出于坚定的政见，而是为反对而反对。今天一个弹劾案，明天要把国会搬离北京。国会屋檐下，无一日风平浪静。

永远的争吵，让人怀疑国会是个无效率的清议场所。当年有人在《真相画报》上讽刺：“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伙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有人开始不耐烦了。国会刚成立，《独立周报》创办人章士钊就提议，撇开国会，由各省都督推举代表自行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开支持，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陕西都督张凤翙、福建都督孙道仁等国民党地方大员齐声附和，以为这样可以掌握制宪主动权。

然事实证明，破坏程序者，害人终害己。这时袁世凯正琢磨绕开国会的办法，国民党竟送礼上门。他当即顺水推舟，命令各省推举代表，快快入京。国民党人这才如梦初醒，不顾原先的主张，掉过头来痛斥袁世凯想剥夺国会的制宪权。

3月9日，宋教仁在南京发表对制宪问题的政见。从他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这种现象的担忧，他说：“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定，毋庸纷扰。至于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本光明正大之主张，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之民主共和宪法，产生纯粹之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再问诸人。”

袁世凯也有相同的担心，早在国会选举前，他便寄语国民党人：“此后当为全国制定宪法，不当为防闲人制定宪法；当为总统办事地方制定宪法，不当为防制一人制定宪法。”宋教仁在南京的讲话，对紧张对峙的气氛，颇有缓和作用。袁世凯遍视国民党营中，亦唯有宋教仁是可以坐下来商量事情的人，便诚邀他赴京共商国是。宋教仁欣然从命。

于是，黄兴、唐绍仪、陈其美、邹鲁、王宠惠等国民党人聚集上海，准备共同起草一份政见书，由宋教仁呈送总统。邹鲁说：“对于立法，应坚持约法中主权在民的精神；对于行政，则注重党员在内阁中的作用。”这与宋教仁的观点，所见略同。

政见书内容大致为：第一，单一国制；第二，责任内阁制；第三，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以促责任内阁之成立，其他国务员由总理组织之，不须国会同意；第四，主张省县并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惟不得与中央立法相抵触，至于自治行政之范围则以地方财政、地方实业、地方交通、地方工程、地方学校、慈善公益事业为限。宋教仁的朋友徐血儿追述：“时国会议员多联袂来沪，先生（宋教仁）与以商榷政见，复多相合，乃约予为之起草国民党大政见。先生口述，而予则笔录之，三日始成，仅及大纲。先生复略加修改，拟至京时，与本部议决后公布天下。”

宋教仁的心情似春风微拂，对未来充满期待，准备把政见书亲自送到北京。3月20日，邹鲁先行到南京打点一切，准备迎接宋教仁。时值春分，阳在正东，阴在正西，正是春暖花开、莺飞草长的季节。宋教仁和部分国会议员搭乘沪宁线夜车赴南京，转津浦线北上。晚上10时，黄兴、陈其美等人在车站送行，熙熙攘攘、互道珍重之际，突然从人群中传出一声枪响，众人还没回过神来，只见宋教仁捂着腰部倒下，口中叫道：“有人刺我！”血从指缝汩汩而出。

凶手趁着混乱，一溜烟逃去无踪。同行诸友急忙把宋教仁送到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抢救。街道上一片黑暗。

邹鲁凌晨在南京浦口车站，准备接宋教仁的车，但他等到的是宋教仁遇刺的消息。邹鲁形容那一瞬间的感受：“这像一个晴天霹雳，使我神昏者久之。”他在极度忧郁之中，首先想到的是：政治竞争，不树堂堂正正之旗，而用卑鄙龌龊的手段，这种恶例一开，中国政治，将至不可收拾了。这也是许多人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第一反应。

宋教仁被送入医院后，神志尚清，在病榻上，他嘱咐同志三事：一是把他的书籍捐给南京图书馆；二是请同志抚助其家，善视老母亲；三是要大家继续奋力进行。并口授致袁世凯的电报：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

宋教仁延至3月22日伤重不治，年仅32岁。据《申报》报道，宋教仁临终时，“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见状心痛，于是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众皆痛哭失声。”

消息传到北京，还在总统府里等候宋教仁的袁世凯，惊愕失色。据黄远庸记述袁世凯的反应：“袁总统于二十一日得宋被刺消息，大为惊诧。至二十二日午后四时，袁方午睡初起，秘书等走告宋逝消息，袁愕然曰：‘有此事乎？’即命拿电报来。及捧电报至，则陈贻范一电，黄克强一电，江孔殷一电。袁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国民党方面派了谷钟秀、张耀曾、李肇甫三位议员去见袁世凯。据国民党元老李根源记述，当议员们见到袁世凯时，“袁形神恍惚，即知必事先知情”。表情恍惚也可以成为事先知情的证据，这种推理方式，十分惊人。

袁世凯一面命令江苏督军程德全全力缉凶，一面拟优恤令。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出通告：“本党代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出殡之日，执绋者数以千计，沿途人山人海，由国民党人吴铁城乘马前导，缓辔而行，气氛极其悲愤凝重。

宋教仁之死，对社会造成极大的震撼，整个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社会上谣言蜂起，有说袁世凯是凶案的嫌疑人，有说梁启超是嫌疑人。梁启超3月25日给女儿的信中提到：“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元（袁世凯），第二则我云。”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自上海北上，至车站检票处被暗杀，在国基未固、民福不增之时，含恨死去。

这真是咄咄怪事。说袁世凯是嫌疑人尚可理解，但扯到一介书生梁启超头上，则莫名其妙了。唯一的解释就是，放出这些谣言的人，是把袁、梁同视为仇敌。环顾政坛，就只有原来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了。

袁世凯是一位君主立宪的鼓吹者，他最需要的是制定一部对总统（他心目中的君主）有利的宪法，而不是在宪还没立时，就把立宪者杀掉。当时邀请宋教仁上京，是指望他化解国民党的敌意，很难想象，他会在这个时候杀宋。

梁启超更不可能成为凶手了，他一心要和宋教仁在国会里一争高下，现在对手骤然消失，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他写了一篇《暗杀之罪恶》，表达对中国政治的失望：“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民主党干事长汤化龙，同样悲痛难抑，亲撰一副长达六十余字的挽联，内含真挚沉痛的感情，为人传诵一时：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经上海当局认真追查，发现杀宋教仁的幕后指挥者，乃江苏巡查总长应桂馨。此人是陈其美密友。陈、应都是在上海滩混的青帮分子，反清时代，陈其美经常在应家留宿，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天大的事，只要闲话一句，对方总会帮忙。辛亥革命后，应桂馨在陈其美手下担任谍报科科长，孙文从海外回国，应桂馨被陈其美派去接待和保卫孙文。孙文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由应桂馨组织卫队，护驾随行，并任南京总统府庶务科长。梁启超也怀疑陈其美与宋案的神秘关联，他在信中说：“刺宋之人，胪列多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我即其第二候补者。”

再往下追查，竟牵扯到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官员，江苏省辖下的上海地方检察厅，两次发出传票，要求国务总理到厅作供，赵秉钧都避居于北京团城，称病不到，亦不视事。舆论于是喧腾，直指政府身上有屎。邹鲁在国会严词质问：“赵总理等为中华民国人民，宋案发生，又在中华民国国内，上海检察厅既依法律票传赵总理等，赵总理等何以久不依法赴质？”要求总理在三日内作出答复。上海的《字林西报》称赞邹鲁为“捋虎须的议员”。赵秉钧心慌意乱，私下请日本公使和英国公使帮他摆平此事，但都被婉拒，只好请假躲了起来。

应桂馨落网后，巡捕顺着荷花摸到藕，把凶手武士英缉捕归案，引渡到华界，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军营中，那里是陈其美的军队，戒备森严。当时举国关注宋案，国民党更是严阵以待，袁政府要派人潜入军营，灭武士英的口，几无可能，而武士英偏偏在预审前一晚，在班房里被人毒毙，而且查不到凶手。谁有这样的本事，在高度戒备的青帮地盘中出入自如，取人性命？几个月后，连应桂馨也奇迹般逃出监狱，鸿飞冥冥。个中蹊跷，成了宋案最大的疑点之一。

由于国民党大造舆论，矛头多指向政府，政府也发表声明反击，指国民党的陈其美才是最大嫌疑人。声明说，宋教仁是国民党中的“亲袁派”，陈其美日嗾其徒，在宋教仁与黄兴之间，不断挑起谁当总理、谁当总统之争，以离间宋、黄关系。而应桂馨是陈其美的旧部。陈其美假借应、武二人之手杀宋，再移祸过东吴，指控政府，企图一石数鸟。声明还说武士英在法庭已经招供，但陈其美以20万元贿通法庭，把供词悉数抽改。

陈其美与宋教仁都是昔日的革命党人，也是南社成员。按当年南社规矩，品行文学两优，且得社友三人以上介绍，始得入社。足见陈其美也不是一个只会卖烟土、开娼寮的黑帮分子，他也有一肚子墨水。

一年后，宋教仁入葬闸北公园，于右任为宋墓题写铭词：“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细细玩味，文中仿佛别有深意。那时国民党早就公开指责宋案是袁政府所为，并发动了二次革命，何以仍感觉无法“直笔”，只能无奈地“期之良史”呢？战争都发动了，还担心“直笔人戮”乎？于右任所忧虑的这个“人”究竟是谁？

说梁启超有嫌疑，太过离谱，连造他谣的人也不好意思再提了，但袁世凯与陈其美，却一直是众矢之的。“二次革命”时，上海检察厅的许多档案，都为陈其美部下所毁，于是人们怀疑这是“销毁证据”。国民党说凶手是袁世凯，袁世凯说凶手是陈其美，双方言之凿凿，但又拿不出铁证，竟至于事隔百年，是耶非耶，仍争议不休。难怪于右任有“质诸天地”之叹了。

武昌首义以来，宋教仁为南北和平奔走努力，厥功尤伟，堪称“百世一人，千载一时”。但人生之悲在于，太平本是先生定，不许先生见太平。谭人凤叹息：“昔在东京与日者谈星命，曾以三十年太平宰辅许君，方谓造物生才，既生之，必相之，当不至于死也。孰知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此时此刻，重提三十年太平宰辅的旧话，似有无限欷歔。但宋教仁做不成太平宰辅，又是谁之过？谭人凤自己当年也是动辄要解散参议院的人之一，因果的链条，看似庞杂无序，其实环环相扣，连接着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宋教仁遭刺之日，恰是基督教的耶稣受难日。黄沙滚滚，苍天冥冥，仿佛有不可思议的安排。宋教仁的一生，就好像《提摩太后书》里保罗说的那一番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让历史记住，中国有那么一个人，1913年，为宪政而死。

现代的政治领袖，恒有两大类型：一为革命型，一为经理型。孙文属于革命型领袖，宋教仁则是革命型领袖与经理型领袖的混合体，如果顺利嬗递，在他之后，中国政坛或将会由新一代全经理型领袖接班，中国或有望走上民主宪政之路。可惜，宋教仁之死，革命型领袖重返舞台，意味着许多弯路势必要走，许多事情又要从头再来。

史家丁中江把宋教仁归为彗星型政治明星，他说：“这一类型的政治明星，在天空放出异彩，可是闪亮得快，消失得也快，在世界上只是昙花一现。”令人长叹不已，是谁令彗星陨落？是谁令昙花凋谢？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当不难发现，中国宪政进程，其实早在辛亥革命时，已告中断。宋教仁、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不过是想把断掉的线重新接上，但最后统统归于失败。千古奇冤，英雄恨意！

人们恒言，如果当时国民党坚持用法律手段解决，遵循宋教仁定下“先问诸法，再问诸人”的原则，而不是立即发动武装革命，中国将迎来真正的法治时代。但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宋案只是因果链条里的一环，这颗棋子的落下，是前面几步棋决定的；而当这颗棋子落下时，后面的几步棋，也已经定好了。

宋案发生时，孙文正在日本，3月25日他火速赶回上海，于当天召开党内高干会议，孙文斩钉截铁地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天启杀机，地启杀机，人启杀机，本来阴间多云的政治舞台，突然一片晦暗了。

众声喧哗，初试啼声

1913年4月8日，北京顺治门（宣武门）内外，如同集市一般热闹。由原财政学堂改建的众议院门口，车水马龙。新科议员们联翩而至，人人胸前佩戴徽章，参观者在门口排队领取纪念章。据记者说：“议场旁听席内所有中外男女来宾于未开会之前，即异常拥挤，后至者均无立足地。十时二刻遂振铃开会，军乐队在议场门外依次作乐，秩序尚称整齐。”

在禁卫军的108响礼炮声中，国会正式成立。是日到会参议员177人，众议员500人，公推年纪最大的杨琼议员为临时主席，宣布开会。林长民宣读开会词，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代表袁世凯致辞，他庄严地说：“念我共和民国，由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缔造，正式国会亦本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结合，则国家主权当然归之国民全体……今日国会诸议员，系由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藉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赖以圆满进行。”最后，梁士诒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湖南籍众议员钟伯毅亲身经历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多年之后，每一忆及，仍感慨系之，他说：“其最值得吾人注意者，当时国会之召集，依法律规定，乃自行集会，而非由大总统召集。此举似较后世之议会由行政官吏召集之规定更合乎民主原则。故清末民初国人初行民主，其规模与理想均有令人追怀不已者。”

这天，巴西宣布承认中华民国，这是国际上第一个承认民国的国家，给呱呱坠地的国会，送来一份及时的厚礼。其他国家也答应在参议院议长选出后承认中华民国。可惜，宋教仁已看不到这一幕了，而亲自见证这本应光照历史一幕的人们，也因宋案投下的阴影，心情变得复杂起来，不是那么轻松与乐观了。

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稳居国会第一大党的位置。按照《国会组织法》和《参议员选举法》》规定，议员的任期，参议员为六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为三年，期满全部重选。

4月25日，参议院选举议长，国民党的张继和王正廷，当选正副议长。4月26日、28日两天，众议院两次选举议长，民主党的汤化龙和国民党的吴景濂，票数都不过半。国民党推举吴景濂，用心良苦，因为党中主力大部分是南方人，而吴景濂是东北人，可以平衡南北势力，争取北方党人的向心力。

4月30日举行第三轮投票，汤化龙脱颖而出，当选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失望地说：“汤化龙竟当选为众议院议长，岂不羞哉！”翌日再选副议长，共和党的陈国祥当选。吴景濂事后指责，袁世凯花了至少180万元，用来收买国民党议员不出席投票和收买进步党议员出席投票。是耶非耶，有待历史的考证。即使确有其事，从国民党拿到参议院正副议长来看，收买亦成效不彰。

当时政坛流传一个笑话，汤化龙当选议长后，海军总长刘冠雄登门道贺，汤化龙请他就座，刘冠雄连称“不敢”。汤化龙诧异地问：“你是客人，礼貌理应如此，为何谦让不坐？”刘总长恭恭敬敬地回答：“总统由国会选出，议长是国会领袖，地位与总统相等，我是总统僚属，议长即我长官，怎敢平起平坐？”汤化龙哭笑不得。身为内阁成员，对国会性质的认知，如堕烟雾，如果是装出来的，固极可悲；如果发自真心，则更可悲。汤化龙再三解释国会与内阁的关系，但刘总长始终垂手肃立，不敢就座。

国民党号称国会第一大党，但内部成员复杂，良莠不齐，贤愚参差。有些人是真心希望创建一种新的政治规模，为中国开万世太平，但也有些人只是为了从内部瓦解这个体制。全世界的议会，大概都没有这样的例子——当议长是为了暗杀总统。而张继当参议院议长，正是为了实施鱼腹藏剑之计。

张继，字溥泉，1882年生于盛产金丝小枣的直隶沧县，年轻时就读于保定莲池书院，1899年赴日留学，先后就读于东京善邻书院和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兼直隶支部长。他在法国沙利威耳的“鹰山共产村”生活过一段时间，成了一名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平日好作拔剑斫柱的狂态，曾经写文章疾呼：“吾愿杀尽满洲人，以张复仇大义，而养成复仇之壮烈国民！吾愿杀尽亚洲特产之君主，以洗亚人之羞辱，为亚人增光！吾愿杀尽政府官吏，以去一切特权之毒根！吾愿杀尽财产家、资本家，使一国之经济均归平等，无贫富之差！吾愿杀尽结婚者，以自由恋爱为万事公共之基础！吾愿杀尽孔、孟教之徒，使人人各现其真性，无复有伪道德之迹！”

现在，他要杀总统了。据章士钊披露，张继的行刺计划，孙文不仅知道，而且赞同。章士钊说：

吾忆张溥泉当参议院院长，即刺袁计划中一重要步骤。盖溥泉为孙公言：袁世凯之专横，非设计去此獠，革命将无成。而去此獠，必先创设接近机会。夫吾以北人易与袁洽，又兼议长职权，彼无从拒不接见，吾必因而剚刀彼腹，以泄秦舞阳之耻。孙先生壮其言。

政治斗争的残酷，往往超乎寻常人的想象范围，令人毛骨悚然。尽管张继要杀总统，和他要杀结婚者、杀孔孟之徒一样，也许都只是说说而已，但中国的代议政制，由这样的人去操盘，即便宋教仁不死，亦必无成，而败了以后，就说是这个制度不适合中国。如此政治，怎让人不为中国哭也！

张继是国民党议员中的极端分子，其他同盟会出身的议员，虽不致要暗杀总统，但与政府为敌，则是目标一致，同仇敌忾。国会中的政党，以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为主。邹鲁是国民党议员会的常务干事，虽然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在议员中却有特殊的影响力，因为国民党本部的经费，主要由广东提供，而邹鲁是来自广东的议员，俨然国民党议员的财政总管。

当时的国会议员，每个月有400元的薪水，而广东籍的议员，唐绍仪以“在北京用钱多”为由，另外申请广东省政府每月给每人补贴200元，国民党本身也有补贴，党内的一些政治团体还有自己的补贴，比如“潜社”（国民党内一个保守的小组织），每月还另发给“社员”200元。“广东国会议员，当时是很有条件在北京吃喝玩乐的。”一名潜社议员后来回忆，“一个月就有800元之多，我们真是用钱无度。”

“潜社”所补贴的钱，由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提供。梁士诒也是广东人，早年寻居北洋幕府，于新政多有赞益，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新军编制及操典，多出其手，深受袁世凯倚重。因为这层关系，又被人质疑袁世凯通过梁士诒收买议员。但即使属实，梁提供的金钱，只与广东政府的补贴数额相等，何以胡汉民给钱是支持，袁世凯给钱就是收买呢？

如果说，在国民党内，凡对袁世凯有好感的人都是被金钱收买的，未免贬损议员人格过甚。邹鲁曾在咨议局工作，无形中受到立宪派的熏陶，与一般流转江湖，终年与会党为伍的党人，略有不同。他一度真诚地相信，只有袁世凯的才力能治中华民国，如果总统有什么逸出常规的行动，尽可用法律来约束。但对现任内阁，则因其违法，应尽力推翻之。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国民党议员。

这种好感，其源有三：一是袁世凯在晚清政治改革中是扛大旗的主帅之一；二是当下的现实环境，除袁之外，确实找不到第二人可以驾驭大局；三是袁对待士人谦恭有礼，有立贤无方的气度，也为他加了不少分。据总统府内的小吏陈灨一从旁观察：“议士投谒者必延见，见必温语以慰之，谀词以宠之，齿芬所及，受者如膺九锡之尊，颇沾沾自喜。”

在历史书上，对袁世凯拉拢议员，多有批评，说这是做戏收买人心。搞政治哪有不需要拉拢人心的？袁世凯与议员非亲非故，他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争取支持，以图施政方便，不然他还能为了什么？但中国人习惯以阴谋论诠释一切，好也阴谋，坏也阴谋。

也不是所有议员都“沾沾自喜”的。袁世凯曾派人向邹鲁传话，可以拨40万元给他组织新党。邹鲁正色回答：“我身为国会议员，我代表国民谋国利民福来的，所以一切都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希望转告政府衮衮诸公，千万不可把国家的金钱，作为个人权利争夺的费用。”他表明自己的立场：“政府的措施若是福国利民，即使不送钱给我组党，我也理当竭力拥护，否则，必联合同人，积极反对。”

邹鲁不愿另立山头，但国民党内部，早已山头林立，陆续分化出相友会、政友会、癸丑同志会、集益社、超然社、宪政公会等小团体。人们又把这归咎于袁世凯的收买与破坏，似乎党团政见的异同，全以金钱为转移。历史对第一代议员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偏见与污损。

逮乎今日，不少史家仍坚持以人划线，革命党人掌权时，凡批评政府的，不是“眼光短浅”、“被收买”，就是“阴谋破坏”；轮到袁世凯掌权时，凡是批评政府的，都成了“英勇斗争”、“坚持革命”了。法律、是非、道德都在其次。

为了与国民党抗衡，5月29日，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是理事之一。进步党的总部，原在石桥别业，后迁至前清醇贤亲王的王府，俗称七爷府，坐落在太平街、太平湖之间。此地风景秀丽，担任过江宁八旗学堂总办的震钧，写过不少记述北京掌故的文章，他在《天咫偶闻》一书中，专门写了太平湖：“太平湖，在内城西南隅角楼下，太平街极西也。平流十顷，地疑兴庆之宫；高柳数章，人误曲江之苑。当夕阳衔堞，水影涵楼，上下都作胭脂色，尤令过者留连不能去。”良辰美景，让人遐想不已。

然风景再美，梁启超却无心欣赏，他要为进步党在国会中的方针大计，运智铺谋。国会至此成了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大党之间的竞争。但他们的立场，并非楚河汉界，凡事对立，比如国、进两党，都主张先制宪，后选总统，都主张袁世凯当总统，便显示出两党有相当的合作空间。

在进步党成立大会上，梁启超解释党的方针：“鄙见对于总统问题主张仍推袁，唯内阁则大半请假，几等虚设，非改组不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在宋教仁、梁启超的努力下，国、进两党，在国会里已俨然有两党制的雏形。

邹鲁回忆：“最初国民党想和其他党携手，以期实行自己的主张，不愿意以多数压迫少数，致伤感情。所以凡事都派人在院外商量妥当，然后在院内发表。但是这种局面，国民党就暗中吃亏了。”但两党制的作用，就是要互相竞争、互相抗衡，如果凡事都可以商量妥当，还不如合并为一党。因此，党派合作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到选举议长时，议员“相持不下，每次开会都有热烈的辩论，甚至呼号谩骂”，已见怪不怪。

国会充满喧哗，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热烈、火红、蹒跚、跳跃、发芽、蔚蓝、金黄、篝火、激流……这些让人目眩的意象，都可以用来形容1913年的国会。这时的国会争论，虽然不乏党派的意气之争，但充满了新鲜空气，活泼而率真，阳光普照，连风也是香的，大家精神清爽，迎接新的一天，就好像早晨起床，洗完脸，刷完牙，一家人为吃什么早餐而争论一样。

国会与政府的第一场正面交锋，和当初临时参议院一样，也是为了一宗借款案。

民国肇创，百废待兴，而国库一贫如洗，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孙文当总统时，亦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参议院也深知国家困难，对政府提出的借款案，一般都是举手通过。4月26日，也就是国会忙于选举议长之时，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没有经过国会便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署了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年息5厘，扣除折扣、到期的借款和赔款，实际收到的现金仅有998万英镑，即不及借款总额的四成。但规定47年还清的本达6899万余英镑。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

张继、王正廷收到消息后，认为该案未经国会讨论，遽行签字属于违法，要求见总统，但袁世凯避而不见，仅以书面答复：“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迁延，今拟派秘书面陈委曲。”两位议长连夜出动，跟各有关银行交涉，要求停止签署。银行当然不予理睬，议员们便堵在汇丰银行门口，准备采取人墙战术，阻止政府官员进出，但一直等到半夜三更，也不见半个人影，原来官员们早已签押完毕，从后门溜走了。

这项借款谈判，始于上一任内阁。为了释除社会疑虑，汤化龙与48位前临时参议员联名通电，对事情的来龙去脉详加说明，指出有关借款的说明文件，已在1912年9月交给临时参议院讨论，12月27日表决通过。当时由财长周学熙向临时参议院解释借款缘由：“言及国家危迫情形，至于痛哭，众所周知。此系当日实在情形，故平心而论，此项条约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

但国民党议员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只揪住一点不放：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只是借款办法和要求的说明文件，并非合同文本。这么重大的事项，即使在国会闭会期间，也应特别召集讨论，何况现在国会已开，未经国会讨论，手续不全，就是违法签约、蔑视国会，政府必须作出解释。吴景濂事后披露，当时周学熙曾托人向他传话，如果他可以设法通过大借款案，政府愿意拿出12.5万镑，其中7.5万镑赠予吴景濂个人，5万镑给国民党本部。吴景濂坚决拒绝，而国民党本部也一致反对。

5月5日，赵秉钧已请假，由代总理段祺瑞到国会作说明。段祺瑞武人出身，性格急躁峻烈，一发怒则鼻子变歪，外号“歪鼻子”。他与这借款案本来关系不大，却因为代理阁揆的原因，不得不到国会受这窝囊气。他不善言辞，被议员们七嘴八舌一轮猛攻，鼻子已经歪过去了，却又不敢发作，只好板着一张脸，嗯嗯哼哼，承认借款手续确实不全。

国民党找到了攻破内阁的突破口，非要一追到底不可，他们声言：“如果手续齐备，一个字不改通过也可以，但政府违法签约，送本院查照办理，本院绝不承认。”邹鲁与陈垣、叶夏声、谷钟秀等40多名议员联名提出《弹劾政府违法大借款案》。而共和党则更多是从事实出发，认为合同既签，已产生法律效力，现在反对也没用了，只能切实监督其使用，并要求政府定出裁减军队、行政开支预算的时间表。

根据国会组织法，国会议决案须经两院通过才能成立。而大借款案，参议院虽予否认，但尚未经过众议院议决，按规定不能咨送政府，也不能对外公开。但国民党急于制造舆论，压迫政府，要求把参议院的议决案咨送政府。大家立场迥异，对抗激烈，互相施压，谷钟秀痛骂副议长陈国祥是“亡国议长”，吵到高潮处，台下有人把一块墨砚直掷向议长席，秩序顿时大乱。

张继、王正廷把参议院的议决案咨送政府，并通电各省，把大借款案的讨论详情，公之于世。87名共和党议员联名发表通电，批评国民党议员：“似此擅权违法，扰乱人心，议员同人等实不胜惊骇。”而国民党人则反过来批评：“共和党及进步党议员始终捣乱，常流会，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

论打架，共和党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招架不住的共和党人说：“国会党争之近势，急激派与非急激派势均力敌，爪牙相搏，有如二人互斗一室，使无居间者，则二人之同为焦头烂额诚不足惜，窃恐室中之器具陈设同归于尽，不亦冤哉！”最后，国会以政府未能说明借款用途为由，搁置此案，不予表决。汤化龙被闹得心烦意乱，又受到袁世凯的指责，干脆以祖母去世为由，请假走人。

有记者这样描述国会辩论的场面：“无论立一说，议一事也，公私俶扰，似张华林两部之蛙，呷轧喧鸣，如打下蔡一池之鸭。时则戟天骂地，烂醉甚于灌天，时则顿足扪胸，狂叫几同石勒，时则为傀儡登场，被人率之，时则为猿猱升木，任性跳梁，贸然而来，不知其何事来也，哄然而散，不知其何事散也。”文笔痛快淋漓，如同写谴责小说，却不谈议员们究竟在争论什么问题、值不值得争论。只要翻阅一下当年国会的议事记录，便知道“不知其何事来也，不知其何事散也”的，非议员，乃记者也。

国会中出现辩论、谩骂，甚至撕扯打斗，在外人看来，是一幕荒诞闹剧，但如果没有这种“闹剧”，国会还是国会吗？国会辩论，不是和尚辩经，不是儒生问难，许多议题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国会本来就是各方利益的角力场，选民选议员出来，不是要看他们表演温良恭俭让的。很多时候，打斗是一种吸引舆论关注的攻防策略。看得见的台面上打架，总好过看不见的台底下交易。所以，对于国会的争论，不是看它如何争论，而是看它为何争论。

国会许多争议重大的案件，都与财政有关。其实，只要对政府财政状况稍有了解及保持一念客观理智者，应该都不会反对借款案，但是，该案最后竟闹得是非颠倒、物议沸腾，主要是因政府手续不清，留下把柄，为国民党提供了火上浇油的操弄空间，加剧了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对立，以致付出了惨痛的执政成本与社会成本。

北方忙制宪，南方搞革命

宋教仁去世时，孙文曾撰写了一副极沉雄严凝的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现在，制定宪法的时间终于到了。

1913年6月底，制宪启动。根据国会组织法，由参、众两院各选出30位议员，经过激烈的竞争，选出国民党33名，进步党18名，共和党8名和超然社1名；另有参、众两院候补委员各15人，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

阴晴不定、风云变幻的夏季来临了。7月10日，委员会在参议院开第一次预备会议。7月12日在众议院开成立大会。7月19日选举国民党籍的江西人汤漪为委员长。接下来就找办公场所，北海团城、颐和园、三贝子花园和天坛，都是备选地点。经过实地调查，最后认为天坛祈年殿最合适，大殿可做会场，两旁偏殿可供委员长和各位理事办公，委员们休息、用膳之处都是现成的，稍加修葺，半个月后即可进驻办公。

天坛以前是皇帝郊祀祭天的地方，建于明永乐年间，殿阁巍峨，气象矞皇。古木千章，三伏无暑。任何人到此，都不禁屏息静气，放轻脚步，一种与苍天对话的庄严肃穆感觉，油然而生。宪法的神圣，实可与苍天并立。

然而，这时的政治空气，与“宋案”前相比，已是物换星移，今非昔比矣。

“宋案”以后，国民党在国会里的抗争，日趋激烈与极端，只要能拆袁政府的台，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最初是弹劾官员、否决政府议案，后来干脆不出席开会。袁世凯头痛不已，忍不住在《时报》上大发牢骚：“现在看透孙（文）、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国民党对此马上回应，说是袁“向国民党宣战之表示”，所以国民党不得不进行更激烈的“捣乱”。

梁启超忧心忡忡地说：“国民党之党略，一面在南倡叛，一面仍欲盘踞国会捣乱……专务煽动议员四散，使国会不能开。”但国民党不是铁板一块，内分两派：一为革命派，以原同盟会人为主；一为法律派，以原非同盟会人为主。法律派主张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力争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席位，但革命派则想方设法阻止委员会开会。祈年殿刚刚布置妥当，同盟会出身的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便让人剪电线、拆灯泡，使其不能正常开会。

在国会之外，孙文更号召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五个国民党控制的南方省份兴师讨袁。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广东都督胡汉民积极响应。三督联手，声威震动大江南北。

国民党在北京、上海一带，有一个名为“锄奸团”的暗杀组织，十分活跃，主持人除了陈其美之外，还包括林森、叶夏声等国会议员。1913年5月24日，驻扬州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被暗杀，据猜测，凶手就是“锄奸团”成员。国民党希望激起事端，但政府却不动声色，以致进步党议员在国会质问政府：“此案（指徐宝山案）发生前，南方各处私运军械，擅调军队，纷纷见诸事实，政府何以置若罔闻？”袁世凯沉得住气，任你质询，一概留中不发，他在等着国民党的下一个动作。

国民党的动作，层出不穷，暗杀和破坏活动，遍地开花。河南省城火药局爆炸，死23人；湖北宁军第一师师长被杀；湖北督署高等密探周九璋的母亲、妻子、儿女全部被乱刀砍死；上海制造局受到围攻，军械被抢劫；各地破获铁血团、讨贼团等组织，不一而足，全部是国民党的杰作。

仅在北京一城，政府就破获了七十多个暗杀机关，均与一个名为“血光团”的暗杀组织有关，这个组织专门针对总统和政府官员，成员据称有五百多人，国民党参议员谢持是其领导者之一，黄兴是总指挥。谢持与宋教仁原来的秘书周予觉携带现金和爆炸品，从上海到北京，部署暗杀袁世凯。但周到京后，即向政府举报，5月17日，京畿军政执法处拘捕谢持，从他家中搜出一堆爆炸物。

张继抗议，声称不能随意逮捕议员，要求政府放人。政府方面说，这是司法问题，政府不负责，亦无答复的义务。参议院致函军政执法处，称议会是立法机关，重要人物应特别保护。军政执法处把谢持放了出来，要求他在京听候传质。但谢持一出樊笼，马上逃离北京，躲进了天津的法租界。

段祺瑞出席众议院时，议员们还在一个劲地追问为什么要违法逮捕谢持议员，段祺瑞毕竟没有袁世凯的修为，脱口而出回答：“谢是血光团的财务部长。”议员马上群起反问：“你说他任此职有什么证据？如果有人说段总理是血光团财务部长，你也承认吗？今日政府处处皆违法，四万万人皆不得安宁，是皆政府违法使然，谁负其责？”把段祺瑞问得脸色铁青，不知如何应对。

国民党把挑战升级，胡汉民以一省长官的身份，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通电：“粤省兵尚充实，械亦精利，军心团结。谁为祸首，颠覆共和，当与国民共弃之。”这是以武力挑战中央。袁世凯像一只猎豹，耐心地等候着猎物露出破绽，以便作出致命一击。现在，他可以松一口气了，胡汉民的通电，给了北方出师的理由，他终于可以调兵遣将，挥军南下了。

国民党反对中央，一是宋案，二是大借款案。除此之外，还有中俄蒙协约事件，虽然不是国民党与政府冲突的焦点，但发生在敏感时间，亦掀起轩然大波。事起于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在俄人怂恿下，宣布独立。1912年11月，俄国与外蒙签订《俄蒙协约》。国内舆论当然同声反对，但1913年5月，中国政府与俄国订立《中俄协约六款》，承认《俄蒙协约》。汤化龙痛斥这是“失主权，丧国土”，国民党也强烈反对，把它作为攻击政府卖国的利器。

当时宋案还在调查阶段，没有结论；大借款案也只是手续不全，并非不可救药的死症。就算两案都被国民党说中，宋教仁确实是政府官员买凶暗杀的，大借款案确实是政府有意绕开国会违了法，是否就构成武装割据、发动内战的理由呢？

南北两造，都存心要突破法律，只不过袁更深谋远虑，要把“开第一枪”的责任留给国民党。6月14日，袁世凯下令免去胡汉民本兼各职，调为西藏宣抚使，而以陈炯明为都督，李烈钧、柏文蔚也被免职。7月5日，北洋军队开往江西。7月12日，湖口宣布独立。南北之间，顿时火星四溅，战争一触即发。

国民党（主要是原同盟会人士）给社会的印象，派性鲜明，攻击性超强。7月，袁世凯让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组阁，熊希龄虽然是湖南人，吃辣椒长大，但也自认无力应付南方的革命党人，他向袁世凯一再表示：“自揣能力，与现在之暴烈分子、腐败官僚两派绝不相容。”但梁启超认为这是推动政党政治的一个机会，可以建立政府与政党之间的互动性，为政治结构增添弹性幅度，所以他力劝熊希龄出任，而熊则以仔肩至重，不能独任为辞，邀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合力组成“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慨然应允。

这时，发生湖口事件，参议院议长张继弃职南下，通电劝告全体议员，从速迁出北京，参加讨袁。省议会联合会也通电欢迎议员“克日南迁，择地开议，俾伸国法，而维大局”。少了国民党议员的狙击，熊希龄内阁得以在国会顺利通过，时人挖苦这个内阁好像“偷关漏税，秘密输入的货品”。它生不逢时，无一政绩可纪，成了专为政府征讨南方与解散国会背书的橡皮图章。

内阁成立前夜，邹鲁得到张耀曾通知，军警要来捕人，赶紧邀几位朋友来家打牌作为掩护，一圈没打到南风，便借故从牌桌上溜走，买了一张去天津的三等火车票，混在人丛之中，仓皇逃出北京。7月22日晚，军政执法处到邹鲁经常出入的地方搜捕，一无所获。当此时邹鲁已经从上海返回广东，协助陈炯明起兵讨袁。

黄兴赶到南京，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广东陈炯明、湖南谭延闿相继通电独立，与袁世凯断绝关系。陈其美也在上海起兵围攻江南制造局。7月26日的外国报纸描写上海的悲惨景况：“上海市内一片狼藉。城郊大火冲天，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难民露宿街头。黄浦江边大饭店的顶层花园，挤满了观看交战的外国人。”蚁民何辜，昨天还把宋案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今天竟遭炮火摧毁家园。

史家恒言，“二次革命”是因宋案而起，然溯流徂源，洵因孙文让位于袁世凯而起，即使没有宋案，大借款案、库伦问题、内阁问题，无一不可以成为导火索，这场仗迟早是要打的，因为根子在总统让位这件事上。

此时此刻，宪法起草委员们正在天坛祈年殿内，正襟危坐，听汤漪作冠冕堂皇的讲话：“制定宪法本为一种非常尊重的立法手续，今日在此开会，观此建筑，其规模既极宏大，而基础亦属坚固，即此现象上，可预祝将来能制定一种巩固完善之宪法，使国家立于巩固之地位。”他的声音在大殿的圆穹下发出嗡嗡的回响，与千里之外车辚辚、马萧萧之声，遥相呼应。

袁世凯下令由总统府拟了一份宪法纲要，要求起草委员会以此纲要为讨论基础。7月20日，政府把宪法纲要以及从各方面收集来的几十份意见书，一并交给起草委员会。但委员们认为起草宪法不是政府的事，无须政府越俎代庖，断然拒绝了。

委员们顶住了来自总统府的压迫，顶住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痛诬丑诋，也顶住了自己内心的恐惧，终于让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在硝烟中艰难降生。这时国民党的讨袁军，却出师不利，8月2日，在上海一败涂地。形势逆转，政府占据上风位置，议员们的处境愈加困难了。北洋政府下令通缉孙文、廖仲恺、朱执信等国民党领袖。吴景濂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身份，毅然决然开除黄兴、陈其美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借此划清界限，为国会争取最后的生机。

徐州失守，黄兴重演武昌兵败一幕，一走了之。孙文和胡汉民也乘坐德国邮轮，离开炮声隆隆的上海滩，南返广东。8月3日，经过马尾时，得日本驻福州领事馆通知，广东的独立也失败了。孙文只得改道前往日本。在日本召集昔日同志，组织中华革命党，与宋教仁的国民党一刀两断。

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各地的讨袁军士兵，仍在前线浴血奋战，艰苦支撑，但大批国民党领袖，已相继流亡日本。张继、谢持、邹鲁、周震麟等国会议员，也跳上了去日本的轮船。邹鲁望着渐渐远去的海岸时，内心百感交集，竟冒出这样的念头：如果袁世凯能够逆取顺守，把中国弄好，我们又何妨让他去做！

浩浩大海，茫茫长夜，数尽残更，天也难明。

北京有句土话：“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上海讨袁军失败那一天，正是北京最炎热的三伏天。8月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正式把宪法草案大纲提出讨论。宪法全文，由共和党黄云鹏、国民党张耀曾、政友会孙钟、公民党李庆芳、进步党汪荣宝五人执笔起草。他们工作十分卖力，不敢稍懈，每周开会三到四次，每次开会，从上午9时一直开到下午5时。他们仍抱有这样的希望：制一部严谨、公正、字字珠玑、万世表率的宪法出来。

8月27日，政府以串通乱党的罪名，逮捕了八名议员（七名国民党党籍，其中三人是宪法起草委员）。众议员徐秀钧也是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力主六省联合举兵，江西独立时，他偷偷把北洋陆军的情况用密电通知李烈钧，不料被军警截获破译，遂以参与内乱为由，逮捕归案。

事发前，友人向他通风报信，催其赶紧逃走，他慨然说：“我将赴法院听法律之裁决耳，夫既以身许国，祸至而逃之，不义。”友人劝他：“今日之事，岂容君从容谈法律乎？”徐秀钧说：“共和所恃以存立者法律耳，法律不存，虽生何为！”壮哉斯言，但法律果存，又何至于南北兵戎相见？既已用兵，又谈何法律？徐秀钧被捕后，押往九江枪决，一弹洞胸，未死，复被活埋。这是国会成立后第一名被处决的议员，人心为之震撼。

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势下，不少议员都表现出临危不惧的气节。按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定，须三分之二委员出席才能开议，“二次革命”后，因好几名委员被捕、被杀，其他委员为了保证开会的法定人数，都自觉地不请假。那时还没有汽车，住得比较远的委员，天没亮就要出门，或骑马，或乘马车，顶着滚滚尘土，赶往天坛。

吴景濂忆及：“此时南北情形，恐慌万分，而国会在京不动声色，仍照常开会。”这是政治最具戏剧性之处，国民党这厢已揭竿于江湖，向政府宣战，那厢却仍坐在庙堂之上，煞有介事地讨论宪法。宪法何等庄严，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讨论吗？

“二次革命”令那些仍然想留在体制之内为宪法奋斗的国民党人，地位尴尬，备感处境艰难。当时谣言盛传，说某些激烈派党人正在密谋炸毁议会，而南方各独立省份也呼吁议员走为上策，脱离北方政府；在京城内，刺刀闪闪，马刺铮铮，议员们已置身于军警的虎视鹰瞵之下。8月7日，参、众两院的国民党议员在北京开会，决定不变更组织，维持现状，在法律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坚守到最后一分钟。

他们的精神与毅力，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终非长久之计。是从事宪政活动，还是从事革命活动，二者只可居其一，必须当机立断。

“二次革命”前，先制宪后选总统，是国、进两党的共识，但炮声一响，局面全非。袁世凯借口形势紧张，稳定压倒制宪，国家不可长期无正式负责的元首，必须尽快选举总统。国会作出妥协，9月3日，参议院补选议长，共和党的王家襄当选，然后循袁世凯要求，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制定作为宪法一部分的《大总统选举法》。

袁世凯为了尽快选举总统，想尽一切办法。参议院秘书长张嘉璈回忆：“我在参议院当秘书长时，他（袁世凯）汲汲于当总统，希望参议院的选举赶紧通过，可是国民党的党员反对他，总使开会开不成功。他就令内政部长天天坐在国会里，勿使国会议员‘流会’，要赶紧开会通过选举。”

1913年10月6日，为总统大选日。参、众两院有759位议员参加了投票，在20多位候选人中，选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投票与候选人都比一年前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多得多，但气氛却迥然相异，紧张之中，掩藏着隐隐的不安。在现场见证整个投票过程的张嘉璈说：“选举那一天，第一次投票，第二次投票，均不到三分之二的人数，无法通过考验。他就派了许多便衣军警在国会外头，屋顶上也是，意思是强迫大家选他为总统，否则，就不得出门。”

据《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记载，当日包围国会的人数，多达数万人：“十月六日，由两院组织选举会，袁遣军人到会，强迫投票，议员咸不得自由；院外有袁氏左右所买嘱号称‘公民团’者数万人，整齐严肃如军伍，包围众议院数十匝，迫即日选出所属望之总统，否则斫选举人不能出议院一步。选举人不得不俯首听命，忍饿终日，以行选举。”人数或有夸大之嫌，但以人海战术围堵议会，则是不争的事实。

国会议员温雄飞的描述，更加生动传神，他说，他们正在开两院联席会议，突然，会场被蜂拥而至的“公民”包围，水泄不通，连自来水也断了，里面没吃没喝。公民党的几个头头，架梯子爬上墙头，和墙外的“公民”交涉，解释大家立场一致，都是要选袁世凯当总统的，外头才同意他们用绳子把开水、点心、饭菜吊进来，结果只有公民党的休息室有吃有喝，羡煞旁人。“这样，有得吃喝的就在会上有所活动，没得吃喝的被迫得无可奈何”。经过12小时的三轮投票，最后袁世凯当选大总统。

10月10日，中华民国第一个国庆日。袁世凯宣誓就职。但是，他的宣誓地点，不是在国会，而是在紫禁城的保和殿，其象征意味，已十分强烈。是日，北京天雨瀌瀌，满城愁云，所有国旗都被打湿，滴水淅淅沥沥，落个没完。大颗的水滴掉在地上，就像珠玉迸碎一样，发出清脆而悲哀的声响。有人暗暗叹息：天雨国旗落泪，国家来日大难，百姓受苦，老天也在泣。

夭折日

袁世凯上任后，没有向议员发表政见演说，便直接提出对《临时约法》的增修案，要解除对总统职权的种种限制，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由于国民党违法在先，袁世凯现在说话，比宋案之前放肆多了。他直截了当地说：“故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

袁世凯不仅要在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员、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而且要掌握宪法的公布权，任何法令——包括宪法——都必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他毫不掩饰地对汤化龙说：“宪法不修改，如经国会通过，决不公布。”

权力不甘于被关进笼子，它要破笼而出了。

国会还没研究出如何答复。10月22日，袁世凯派了八名代表到国会，趾高气扬地要求，以后国会开会，无论是宪法起草委员会，还是宪法审议会，都必须先期知照国务院，由这八名代表出席陈述意见。

这天，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在开会，书记员神色紧张，跑来报告委员长：大总统派来的“八大人物”已驾临门外了。大家面面相觑。汤漪请他们先到休息室，然后向委员们征询意见，大家认为，这是明显的行政干预。宪法会议的性质与国会不同，大总统对于宪法会议，并无提案权，也没有派员出席的理由。政府派人参加宪法起草会议，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宪法起草规则，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一律不准出席，连旁听也不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起草委员们不分党派，立场一致，互相支持，坚决抵制。

袁世凯勃然大怒，立即通电全国，指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国民党人居多，托名政党，为虎作伥，干犯行政，企图实行“国会专制”，使行政变成国会的附属品。

“国会专制”这个名词，是袁世凯从法国引进的。1849年法国秩序党人一度实行过“议会专制”，以立法权压倒行政权。袁世凯怒气冲冲地恫吓，现在“若反消灭行政一部独立之权，势非亡国灭种不止”。拒绝“八大人物”干预制宪，竟然扯到“亡国灭种”的高度，真要把树上的鸟也吓死了。

在委员们不屈不挠的努力之下，10月31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在宪法起草委员会里，三读通过，史称《天坛宪草》。那一瞬间，全体委员神情激动，起立鼓掌。当他们在祈年殿外合照留念时，感觉广阔无垠的天空，美不胜收的灿烂阳光，洒落大地，光华熠熠，亮得耀眼。从清末的立宪运动起，中国人历尽风雨艰辛，付出了无量头颅无量血，终于争得一部宪法草案。

国民党因“二次革命”处于违法的被动地位，袁世凯抓住把柄，予夺生杀，任意发挥。现在，他要利用这个国民党送给他的借口，彻底废掉国会的“武功”。宪法草案还没送交国会讨论，“八大人物”就缠上了汤化龙，提出诸多修改意见。宋案已宣告司法独立破产，现在独立的立法权也将完蛋，三权分立失其二。事态恶化到这一步，接下来的结局，傻子也能猜得到：在袁世凯的时间表里，第一届国会的寿期，已进入最后倒计时了。

图为1913年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

果然，11月4日，深居新华宫内的袁世凯，开始从容地布置进一步的打击：以国民党组织“二次革命”颠覆政府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剥夺438位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追缴证书会章。此令一下，政坛大地震，人们的反应，交织着震惊、愤怒、沮丧、错愕、恐惧。然而，平心而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固然是恶行，但它属于一种“借题发挥”、“顺水推舟”的恶行。如果不是国民党决策失误，鲁莽灭裂，把“题”给了他，他“发挥”起来也不会如此理直气壮。

解散令一下，国民党议员纷纷躲进六国饭店。有人劝吴景濂也到六国饭店暂避，他平静地说：“临难苟免，何以对诸同志？”这是烈火辨玉、疾风知草的时刻。

当天吴景濂驱车前往彰仪门的国民党本部，街上已是侦骑纷驰，他进了本部大院后，发现被翻箱倒柜，满地凌乱。吴景濂大吃一惊，一面安慰本部雇员不必惶恐，“有事我一人负责”；一面对前来搜查的军警说：“请诸君依大总统命令详细检查，吾与诸公平日无恩无怨，所检查各件请检查员盖章，以资证实。”

吴景濂想离开，却被军警拦阻，不准回家。据其记述：“是日予居于国民党本部，行动悉被军警监视，亲友来探视者，均不许见。”堂堂议长，形同囚犯。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从中缓颊，向袁世凯保证，吴景濂实无参与南方之事，即使放回家，亦断不会有其他行动，“吴在国民党是有地位之人，如无确实嫌疑，似不必软禁，使彼党人人自危”。

袁世凯同意取消对吴景濂的软禁，但吴景濂却不肯走了，他说：“责任未分明以前，不敢贸然回家，以资后累。”搜查行动持续了三天，吴景濂就在国民党本部待足三天。

当军警开始挨家挨户搜捕时，林森不敢回未央胡同的寓所，躲到东城青年会暂避，但军警很快找上门来了。他们对林森还算很客气，每天可以在军警人员的陪同下，坐马车到国民党本部清理文件，与吴景濂见面。11月中旬，林森趁监视人员疏忽，跑到西直门火车站，上了去丰台的火车，辗转逃往上海。

几乎每个逃出京师的议员，都有一个惊险故事。众议员孙洪伊是国民党韬园派（在北京韬园开会得名）议员的首领，也是军警黑名单上的人物之一，为了逃命，他把胡子剃掉，化装成他一位挚友的模样，潜赴丰台，再乘火车到天津。他刚到天津，北京军政执法处的逮捕密令，就到了天津警察厅。大批军警风风火火赶到他的妹夫家搜查，但一无所获。原来孙洪伊并没有到这位亲戚家，而是化装成普通市民，坐马车去了杨柳青，再搭上去上海的火车。一路上担惊受怕，直到进了法租界，才算松一口气。

袁世凯的本意，主要是瓦解国民党，并非消灭个人，被取消资格的国民党议员，大部分都没有治罪，还发给回乡的川资。在政府的高压之下，意志脆弱者，纷纷登报脱党，或如惊猿脱兔，四散而逃；原同盟会出身、意志较为坚定的，则步孙文后尘，流亡国外，准备东山再起。

梁启超在内阁担任司法总长，解散国民党的命令，由内阁总理熊希龄副署，与梁启超没有直接关系，但不少人却认定，梁启超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他而死。一位进步党议员写信批评梁启超：“国事巅危，人心疑虑，众怨既归，想先生亦百口难辞。”

宋教仁遇刺，梁启超成为怀疑对象；国民党被解散，他又成为众矢之的。无非因为进步党是国民党最大的对手，在许多政策问题上，进步党较接近政府。革命党人对政党政治的理解，仍然跳不出阴谋论的窠臼，不同党派，任何不同意见都是阴谋。其实，当时包括进步党在内的各党派，都有唇亡齿寒之感，人人惶恐不安，向政府提出质询。梁启超也不希望国会就此停摆，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修改《国会组织法》，先恢复一部分议员资格，使国会有足够人数开会。

梁启超专程拜会王家襄和汤化龙两位议长，与他们讨论。但王、汤二人都面露难色，长吁短叹地说，议长指挥不了其他党派的议员，谁知道总统怎么修改国会组织法？万一有过分的内容，遭到杯葛，他们也无能为力。梁启超挠破头皮，也想不出什么万全之策，唯有长叹一声而退。

另一个方案是袁世凯放出来的，在国会无法召集的情况下，召开行政会议来决定国家的大政。行政一权独大的企图，昭然若揭。总理熊希龄素有清流雅望，作为行政首长之一，不得不对袁世凯直言诤谏：“耿介之士，为国家之元气所系，当为国家保养之，不宜出此牢笼之计。”

袁世凯绷着脸说：“这又不是什么卑鄙龌龊之事，何负于士？”

熊希龄说：“耿介之士必不肯来，来者其人品又不可问，不足为维系人心之助，故网罗及于议员，于事无益。”

但袁世凯一意孤行，忠言逆耳听不进去。以副总统黎元洪领头，各省都督、民政长、镇守使、护军使、都统等一众文武官员，要求解散国会的电报，纷至沓来。有人提出，国会散伙，每年可节省五百六七十万元的支出。这竟然也成为解散国会的一个理由。但约法并无总统可以解散国会的规定，要节省这五百多万元，还得有一个能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张嘉璈感叹：“那时我感觉他（袁世凯）完全是旧思想，而无近代新知识……选举通过后，他马上宣布解散国会。所谓解散，就是所有国民党籍议员，完全解职。由以上我的叙述，可以大概了解袁世凯的为人，他只想做大官，掌权，对于现代政治知识，他尚不够充实。”

由于国民党议员已丧失资格，11月13日，参、众两院以国会不足法定人数，由两院议长发出通告：自11月14日起，暂停发议事日程，中止议事。部分议员还在奔走努力，希望可以苟延残喘。

这一年的岁末，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邹鲁，望着片片飘雪，窗外寒梅弄影，想念远方的故乡，唾冰壶，对孤檠，一笔一画，写下了对这一年的感想：“中华民国俨然开正式国会，成立正式政府，各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结束从前君主专制之政局，别开从此中华民国之政潮。”

波谲云诡的1913年，在低沉呼号的北风中逝去了。1914年来临了。

1月9日，政治会议议决停止现在国会议员职务，另组立法机关，重订约法。北京的冬天，地冷天寒，阴风乱刮。汤化龙住在石虎胡同，这条胡同位于西单北大街，清康熙朝军机大臣马齐、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和乾隆皇帝的孙子爱新觉罗·绵德都在这条胡同住过。汤宅与军政执法处相邻，每当夜深人静之际，枪毙“乱党”的枪声划破夜空，他都有寒浸卧榻之感，彻夜难眠，无比痛心。他跑去质问袁世凯：“议员有罪是否应黜，在法律上总统有没有黜议员的权力，这些都另当别论，但不能以此为藉口解散国会。无国会不能立宪，今宪法尚未成，即国会竟解散，公将何以处民国？”

除了汤化龙之外，一些国会议员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亦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众议员刘冠三是一位山东汉子，济南“山左公学”和青岛“震旦公学”的创办人，师从著名古文学家李泰运，满腹经纶。加入同盟会后，曾任山东省同盟会副会长、临时省议会副议长。当他听说陆军部高级顾问商震因参与革命活动，被军政执法处逮捕，将被枪毙时，出于肝胆义气，挺身而出，声称商震是他的儿子，官府抓错了人。他把自己的儿子送进军政执法处，把商震换了出来，又安排商震逃离北京。这种侠义古风的故事，在坊间流传，令人肃然起敬。

但袁世凯毫不手软。1月10日，他以大总统名义，下令停止国会全体议员职务。他不直接说总统解散国会，而是说国会不足法定人数，依法不能开会，自行解散。砌墙千日，拆屋一朝。成立才五个月的熊希龄内阁，亦随之总辞。

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3月8日，成立约法会议，取代国会为立法机关，其后又成立参政院，作为宪法起草与审定机关。因非法解散国会在先，这些林林总总的替代品，便全都是非法组织，不足为论。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没有了“临时”二字）。在这部约法中，把“大总统”的序列，移到了“立法”之前。第一届国会自1913年4月8日成立，至1914年1月10日解散，存活了九个月零两天。史家张玉法感慨地说：

当残存议员陆续遣散之日，袁世凯已先后设立了三个造法机关，即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和参政院，议员皆由袁世凯遴选，自为袁世凯所御用。因此，内阁制的临时约法顺利修改为总统制的新约法，接着而来的便是帝制运动的表面化，议会政治、政党政治，荡然无存。

民国元年的约法被废止，宪法不立，国会解散，标志着这个国家已不再是一个民主共和国了。一幕称帝闹剧，随即大锣大鼓地上演。

1914年5月，由徐世昌组阁，改国务院为政事堂。汤化龙担任教育总长，当时帝制的谣言，已甚嚣尘上。汤化龙不改书生本色，对政坛种种怪状，都看不顺眼，自知难以久厕都门，却苦于找不到逃去的理由。政事堂开张，礼制馆的头等大事便是制定国歌。本来已由张謇拟了一篇国歌的初稿，但现在袁世凯密谋帝制自为，国歌需要有所配合，故请袁世凯的儿女亲家荫昌重新填词。

汤化龙以教育总长身份担任议乐主任，一看歌词，勃然大怒，掷纸于案说：“中华民国乐歌，南通张季直（謇）曾手订三章，今弃而不录，诸公乃自撰新国歌，无一句通者，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况以如此不通之言，而天下人歌诵之，化龙虽不学，不敢附和此种不通之语。”

他逐句批驳：“如第一句‘中国雄立宇宙间，山连绵’，立国地上，未有立国天上者，有之，则为空中楼阁，或无地起楼台。今不曰雄立世界，雄立东亚，而曰雄立宇宙，有天无地，何以立国？不通！世界各国，有山有水，古人所谓带砺山河，大好江山是也。今歌词只谓山连绵，则江淮河汉，不足为中华立国之基矣！有山无水，更不通！又如末句‘中华五族开尧天，亿万年’，今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宜综合五族立言，尧天仅能代表汉族，有尧无舜，谁为揖让？况亿万年字样，为五族亿万年乎？为尧天亿万年乎？不过本天子万年语意而已，此又一不通！”

汤化龙以批驳歌词为名，指桑骂槐，痛诋“天子万年”的帝王思想，暗讽袁世凯的“帝国”是空中楼阁。这番痛快淋漓的批评，令会场哗然，有人鼓掌喝彩，有人掩耳失色，最后不欢而散。8月，筹安会成立，帝制声浪愈加嚣张，汤化龙对袁世凯已完全绝望，以请假赴津就医为由，离开北京这个弥漫着专制毒雾的古都，抵津后即递交辞呈，然后乘外国轮船，绕道大连赴上海，躲入租界。

1915年9月1日，御用的参议院在北京开会。来自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的所谓“公民代表”，纷纷呈递请求变更国体、废民主而立君主的请愿书。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国体问题的投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制。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作为晚清最坚定的改革派，他应该意识到，清朝的立宪运动之所以失败，与皇帝的满族血统有莫大关系。华夷之辨关乎道德人伦，乃天下大防，只要坐在金銮殿上的皇帝是满人，就根本没有君主立宪的可能性。因此，在他内心深处，也许有一种幻想，他当皇帝或可以被汉人接受。

但这回他打错算盘了。

平地一声雷。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将军在云南高揭护国义旗，轰开满天顽云，黔、粤、浙、湘、川各省响应讨袁。护国军宣告：“故此次举义之真精神，一言蔽之日：拥护国法而已。国会既为约法上最主要之机关，且为一切法律所从出，若不速事规复，则庶政安所推行。为此，通告各省国会议长（员）诸君，迅速筹其开会秩序及地点，俾一切问题得以解决。”

汤化龙几次派人到湖南联络，促成1916年5月28日的湖南独立。而孙文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也积极参加讨袁护国之役。黄兴等人推举岑春煊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岑春煊，广西人，晚清时代就是袁世凯的死对头，有“北袁南岑”之称。5月1日，岑春煊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都司令部，出任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指挥全国讨袁军事。

袁世凯迫于形势，取消帝制，但却不肯下台，企图辞皇帝而留总统，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汤化龙联络议员们通电反对，并以个人名义致函袁世凯，奉劝其从速退位，切勿恋栈，声言若袁不彻底退位，他将“力持不罢兵之议，一洗国民苟且薄弱之耻”，若义师失败，他亦将以身殉国，甘死如饴也。

然而，冤孽债，还得快。袁世凯的飞龙在天梦，只做了短短83天，便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化为泡影。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于北京，以一代枭雄始，以悲剧丑角终，从此载入史册。

晚清时袁世凯积极推动君主立宪，可以说是目光如炬，而在自己称帝这件事上，却鼠目寸光，看不到有些历史的机会过去了就不可能再回头了。也许他确实抱有君主立宪的理想，但从他的种种举措，却看不出有步向君主立宪的迹象，无论是制度的安排，抑或舆论的引导，处处显示出集权的欲望。中国百年之后，或有史家会对他重新评价，然亦终不能否认，称帝之举，在民国以后的中国，乃逆天之动。

第三章 南北对峙，一国两会 （1916.6—1919.5）

梅开二度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依法扶正。国会的意见，要求恢复民元临时约法，废除袁世凯制定的约法。吴景濂致电总统：“依法继任，正名为先，请即废除袁氏伪制，遵照元年约法行使职权。”汤化龙也来电说：“唯今日之局，非声明遵守临时约法，无以昭大信，而慰众望。请我公即日明令宣布，俾群情冰释，一切自可迎刃而解。朝颁明令，夕即首途，此议实出于爱法、爱公之诚意。”两位议长都迫不及待而又不容商量地提出恢复民元约法，因为这是保持民国法统延续性的关键。

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大总统宣布袁世凯解散国会命令无效。颁布申令：

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唯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此令。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仪式上。

又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宣布续行召集国会。星散于各地的议员，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各自束装就道，于8月1日前齐集北京，重开国会。

虽然是原班人马，但时过境迁，所谓国民党、进步党等名义，都已瓦解。邹鲁承认，“由于已往党派之争，非常厉害，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再采用党的名义”。梁启超以“不党主义”为号召，认为政党是纯功利的结合，不如以友谊相结合，或可于惊涛骇浪之中，同舟共济，俟宪政达成后，再谈分手不迟。于是组织宪法研究同志会、宪法研究会等政治团体（即被国民党人吴稚晖讥为“流氓绅士结晶体”的研究系），而原国民党人则组成丙辰俱乐部、宪政商榷会等，忙得不亦乐乎。

没有谁会在意，宋教仁为之付出生命的政党政治试验，随着国会第二春的来临，已像雪花一样，无声无息地消融了。

黎元洪邀请孙文入京，共商国是。孙文致书黎元洪，义薄云天地表示：“规复约法，尊重国会，尤不容缓。”北京的仲夏，风光明媚，时光仿佛倒流到民国元年，国内又弥漫着一派政治和解的样和气氛。

8月1日，国会在北京举行开会典礼，519位参、众两院议员，济济一堂。当初作鸟兽散，今日鸟归巢，个个喜上眉梢，神采飞扬。黎元洪亲临国会，补行了总统宣誓仪式。但喜气洋洋的气氛，难掩洪宪帝制之后，国会创口上的隐痛。汤化龙虽然承诺“朝颁明令，夕即首途”，但不肯复任议长，经各方人士苦劝，直到8月26日才勉强接任。10月30日，国会补选江苏都督冯国璋为副总统，允在南京办公。

经议员提案，请定期继续议宪。9月5日开宪法会议，《天坛宪法草案》提交国会初读。从9月15日开始审议，至1917年1月10日，先后举行了24次审议会讨论，由起草委员对宪法的渊源、精神、性质、内容等，逐一说明。

第一天开会，由汤漪解释“宪法之精神”。他指出：“宪法与革命在事实上恒互为其因果。”什么是革命？许多人只看到表面上的杀人流血，其实“政治革命最大之目的，约举有二：一曰防专制之发生，二曰争政治上之自由”。这与宪法的目的完全一致，不过殊途同归而已。他说：

凡一国宪法之制定，苟能体合此时代之潮流与精神以为其原则，斯其国家乃渐于臻巩固之域，其国民乃得和平而秩序之发展，其宪法必能埀诸无极而永无革命之发生。反是者则其国家乃常呈一阢陧不安之象，其人民乃徘徊于失望与革命之两途，其宪法亦终于被推翻而引起循环无端之反动。此于理论事实皆为颠扑不磨，定宪之际所宜兢兢致慎者也。

这一番解释，为参加“二次革命”的议员解了套。接下来，大家便围绕宪法草案条文，逐条展开热烈的讨论。

由陈铭鉴委员提出的“孔教应否于宪法中定为国教案”，是委员们讨论的“宪法第一案”。赞成者有汪荣宝、向乃祺委员。另外，作为该案的支持者，朱兆莘委员提案“孔教为国家教化之大本”，他的理由是：“我国二千年以来，皆受孔子教育，故孔子之道，实为我国之国粹，安能不予保护，且希望将来五族同化，文明进步，无不唯孔道是赖。”

黄赞元提案“中华民国以孔子之道为风化大本”，理由同样是“孔子天下为公之说，也即共和的真谛；今日全国人民心理，对于孔子非常信仰，欲培养社会道德，必以孔教为基础；孔子为中国二千余年来组织社会的重心，即使把它视作教育方针，照荷兰宪法先例，也可以写入宪法”。

1913年（民国二年），“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前合影。1913年10月3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法草案》，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但直至1916年黎元洪恢复国会，《天坛宪法草案》才得以充分讨论审读。

反对者有何雯、徐镜心、伍朝枢、谷钟秀等委员。他们所陈述的理由是：孔子之道，多为君主说法，与民国国体相违；定国教与宗教自由有冲突，中国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从没有在法律上规定其地位，一旦规定国教，恐怕会误导人民产生宗教不平等的观念；美国宪法亦无规定宗教，相反，在中国有白莲教、义和团，似宗教而非宗教，危害国家甚烈，不可不防；什么是国民修身大本，属于教育方针，应归入行政范围，不应订入宪法。

双方反复讨论，最后付诸表决，多数否决。但汪荣宝在二读之后，又动议在第十九条加入一项：国民教育以孔子教义为大本，再次引发争议。蓝公武建议改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不抵触共和国体者为大本。陈铭鉴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伦理大本。也有议员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每一个字词的改动，都将影响儒学在中国的地位，因此各自据理力争，务求大义分明。

从清末开始，国风、国魂、国粹这些名词概念十分流行，折射出鸦片战争以后，知识界对中国文化命脉的断续、国家民族的存亡，普遍焦虑不安。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已热心呼吁朝廷尊孔子为国教，朝廷设立教部，地方设立教会，以教主纪年。康有为把“保教”提到与“保国”“保种”并重的高度。当时章太炎已表示不以为然，他认为孔子不过是一位勤奋尽职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不是什么教主和圣人。恒与今天国会讨论孔教的意见分歧，大致相若，一派认为儒教是宗教问题，一派认为是教育问题。

1912年9月28日，五色国旗下第一个孔子诞辰日，一批著名学者在上海创立孔教会。其后，在北京和山东创设孔道总会和孔道会，又有孔社、昌明孔教社、孔道维持总会、寰球尊孔总教会、经学会、宗圣会、尊孔崇道会、尊孔文社等大小组织遍地开花，出版《孔教会》、《不忍》、《宗圣》、《道德》杂志，在知识界形成一股尊孔读经的潮流。

士大夫咸认为，国家衰败，恒因国魂无所寄托，国无魂，则国从此亡。而国魂所寄，必在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因此，儒教的兴衰问题，不仅在读书谈道之人当中，而且在全社会都备受关注，引起大讨论。孔教会总干事陈焕章联合严复、夏曾佑、王式通等学者上书国会，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

不过，社会上也有一批年轻新锐的知识分子，对孔教大加抨击，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便是这批青年的代表。陈独秀直斥所谓名教，所谓礼教，都是拥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他指出：“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要实行共和立宪制度，就必须打破纲常阶级制，两者绝对没有并行的余地。陈独秀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批青年，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

吴宗慈议员记述：“时全国舆论及各教教民议论蜂起，文电交驰，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莫相上下。”足见民间参政议政热潮，已蔚为风气。无论其身份、学历、职业、地位，即便是拉黄包车和天桥卖大力丸的，只要想发表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总能找到发表的地方，并不是只有士大夫才有发言权。

社会上的种种意见，反映到宪法会议上。朱兆莘议员说：“我国二千年以来皆受孔子教育，故孔子之道，实为我国之国粹，安能不予保存？且希望将来五族同化，文明进步，无不唯孔道是赖。”他解释说：“当知孔子之学，确为孔道而非孔教。盖宗教含有迷信性质在内，若言乎道，专重修身，不尚迷信。孔子之道，合于共和原理，礼运大同春秋太平，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好好之，民恶恶之，即最合共和原理。”双方激烈辩论，最后修正为“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私有产权也是一个讨论重点。宪草第十二条规定“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有议员提问：“是不是财产所有权以外的物权质权，就可以受侵犯了？”何雯委员回答：“私权应否受限制，此系私法上之问题。总之关于人民财产全部有自由权之原则，须在民法规定，非宪法上之问题。至占有权当然不在财产所有权包含之内。”

类似的争论，贯穿每次会议。对宪草中几乎每一章、每一条，议员们都会各抒己见，展开质疑辨惑。草案中第五章“国会委员会”，规定在国会休会期间，成立一个四十人的委员会，代表国会行使立法权。这条规定，引起极大的争议。当初连袁世凯也曾对此发表意见，一针见血指出：“仅仅四十委员，但得二十余人之列席与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试问能否代表两院意见？以少数人专制多数人，此尤侮蔑立法之甚者也。”嗅觉敏感的政论家张东荪亦曾警告，如果国会与国会委员会的立场发生冲突，将会导致极危险的宪政危机。经过激辩，这一章在二读会上被删除了。

另一个争论点，是关于国会解散权与省制问题。民国元年，已有人主张废除大行省，实行宋太祖的州府之制，防止省区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势；有人主张仿行唐制，把行省合并为几个道，消除地域观念；也有人主张缩小行政区域，削减地方实权，增长中央势力。民党系议员则主张省制列入宪法，省长由民选产生，盖因目前中央与地方权限不清，皆因督军（都督）制度造成，如将省制入宪，可矫此弊。研究系议员则反对省制入宪，并主张省长由中央任命。省制之争，实质上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

双方互相攻讦，争到兴起，“暴力秀”的戏本再度上演。益友社（民党系）议员指责是研究系议员首先挑衅谩骂，而研究系议员则指责是益友社议员首先动手。鹅湖异同，不是坐而论道，定所适从，而是墨砚开路，继而臭鞋茶杯满天飞。麻哥刘成禺再度发威，一个箭步跳上议席，扭住对方狠揍。议院内的警察也不得不上前劝解调停。汤化龙仓皇摇铃，宣布散会。

被打伤的议员愤愤不平，一面向总检察厅提起公诉，一面请政府咨行议会，查明曲直，依法惩办。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严斥：“中国不亡于真专制之政府，而亡于假共和之国会。”奉天督军张作霖也批评：“国会捣乱，妨碍国是；何物党人，妄兴妖论。”京城内出现一种组织，名为“宪法促成会”，在报纸上批评两院议员，会议多日，并无成效，徒闻滋闹。参议员们以毁损名誉、扰乱国宪为由，要求政府即速禁止。

中国人还不习惯国会里的辩论，总以为坐而论道、清谈误国，浪费公帑。议员一吵架，社会舆论就忧心忡忡，清流宿儒就要出面斡旋调解，而革命者就开始跃跃欲试，认为革命的时机至矣。

1917年1月，梁启超踏着风雪入京。他和总统黎元洪、内阁总理段祺瑞见面。《申报》报道了他们晤谈的要点，其中之一是“愿国会速从事分内职务，恢复信用”。可见，梁启超也认为国会干了太多分外事，信用已失。当初化党为派的良好愿望，似乎已经落空。仅一个宪法问题，讨论了四个月，还没有达成共识，还在天天吵。议员不累，观众都腻了。

有“泥菩萨”之称的黎元洪，把梁启超、汤化龙、吴景濂、王家襄、王正廷、蓝公武（参议员）、梁善济（众议员）、孙洪伊（众议员，教育总长）等人请到总统府聚餐。酒过三巡，黎元洪起立，作揖打躬，恳请在座各位疏通议员，大家不妨各让一步，务求于国会第三期开会前，完成宪法。

宪法议而不决，革命党人最幸灾乐祸了。袁世凯死后，孙文从日本回国，寓居上海。黄兴已经病逝，孙文是中华革命党的最高领袖。国会重开时，邹鲁和参议员潘乃德从广东前往北京报到，途经上海，登门拜访。孙文笑呵呵地对他们说：“国会快要解散了，你们还去干吗？不如南返搞军队罢！”他又要准备闹革命了。

对德宣不宣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旋即宣布中立。8月，日本军队在德国的租借地青岛登陆，对那里的德国人发动进攻。当时担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提议，中国应加入协约国的战团，但当时袁世凯不同意。1917年2月，美国放弃中立，咨请中国对德国绝交。

中国是否追随美国对德国绝交、宣战，在总统府和内阁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在2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外交总长伍廷芳提议，中国应与美国一致行动，美国对德绝交，我亦应绝交；美国对德宣战，我亦应宣战。否则，中国将陷于孤立，将来在和会上必被排斥于局外，受人支配。段祺瑞十分赞成，经讨论决定采取三个步骤：第一步，由外交部备文向德国抗议；第二步，绝交；第三步，绝交后即讨论宣战问题。

2月8日，段祺瑞偕全体阁员到总统府，向黎元洪陈述阁议经过。讵料黎元洪对段祺瑞这么热心绝交、宣战，疑虑丛生，担心北洋军队以此为借口，扩充军力，对付南方，又搅出一天星斗。他对段祺瑞说：“伍秩老（廷芳）是外交行家，所有见解，当然不错，我极端赞成。但只是绝交一事须由国会议决。”

《临时约法》规定，只有宣战、媾和、缔结条约，须经国会批准，绝交不是宣战，可以不通过国会。但段祺瑞大大方方地说，给国会讨论讨论也没什么坏处，“总统主张交议，当尊崇总统意见。且两院不明晰外交，交议亦可促其注意”。他相信只要国会同意，总统就没理由反对了。然而，画蛇添足，却平添了无限风波，也为自己平添了无限烦恼。

2月10日，参、众两院各自召开秘密会议，阁员全体出席，专门讨论对德绝交、宣战问题。但几经研讨，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据邹鲁回忆：“对于这个问题，不但政府与国会的意见不一致，各党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就是本党同志，意见亦未能相同。总理（孙文）特电召我到上海去，面示我主张中国不能参战的理由，并吩咐我回京之后，转告本党议员，支持这种主张。”

众议员钟伯毅特别指出：“孙中山初未尝反对（参战），此点常为坊间史籍所忽略。此后段（祺瑞）方坚决主战，国民党方面乃转而反对宣战，部分议员且图联黎制段。”再次证明，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一切外交，都是内斗的外延，恒为解决国内问题，或转移对国内问题的视线。

孙文反对参战，是为了与皖系斗争。他警告说，中国民智未开，宣战会引起盲目排外，造成另一次义和拳之乱。在中国，“民智未开”是一帖永不过期的万应如意膏，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往上贴。后来的事实证明，义和拳没有发生。

经过折冲，两派议员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对德绝交，但宣战则要慎重。3月4日，段祺瑞率领全体阁员入府，请总统在对德绝交书上盖印。黎元洪忽然反悔了，拒绝盖印。原因是他发现1月20日，交通银行总理曹汝霖、协理任凤苞和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代表签订借款条约，款额为日金500万元，期限3年，实足交款，年息7厘半，以陇海铁路债券、中国政府国库券及中国政府欠交通银行债权证书为担保。这笔借款用于建立参战军。这似乎证实了他的担心：段祺瑞以参战为名，对付南方为实。

段祺瑞那个人，最看不得别人脸色，被黎元洪当面拒绝，不啻抽他耳光，当晚便乘火车去了天津；教育总长兼内务总长范源濂也向政府请假。这是内阁以搁车办法和总统府对抗。黎元洪很快就妥协了，在对德绝交书上盖了印，并派人把段祺瑞劝了回来。

3月1日，一艘法国邮船被德国潜艇击沉，船上所载五百多名中国劳工，全部葬身鱼腹。这一悲惨事件，为中国与德国绝交，提供了十分正当的理由。3月10日下午，国会开会讨论，段祺瑞和全体阁员出席，说明理由，众议院投票表决，以331票对87票通过；翌日参议院投票，亦以159票对35票通过了绝交案。3月14日，总统宣告对德国断绝外交关系。随即宣布接管天津、汉口两地的德国租界，成立特别临时管理局。

一场惊涛骇浪，忽然风收云散。讵料黎元洪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另一个恶浪又迎面扑来。4月11日，美国对德国宣战。段祺瑞提出要追随美国之后，对德宣战。这回黎元洪死活不干了，斩钉截铁地说：绝交是最后一步，宣战万万不能。

总统与内阁的权限，在这里打架了。根据约法，中国实行责任内阁制。普天之下，大凡内阁制的国家，总统都是临朝不理政，地位超然，近乎荣誉职衔，如果国会真的通过了宣战案，总统根本无权推翻。但中国的政制设计，本身有许多不合理之处，通常内阁制国家的总理，应该是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但中国却不是，结果内阁夹在总统府与国会之间，变成三个和尚没水喝。以段祺瑞的脾气，忍一天都嫌长。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对当时政坛的诡异空气，有如下描述：

美既宣战，吾国亦箭在弦上。此时府与院、院与部、政府与国会，无处不是荆棘。参战意义本极重大，无奈各方面都离开正文而别寻途径。段以参战为对外政策，且有决心，而且此案发生后，无论亲日派非亲日派，日日奔走交民巷，说得斩钉截铁一般，事实上亦有不能中止之势。府方初则唯唯否否，至此乃为露骨之反对。

黎元洪这边刚表态，段祺瑞那边已经电召安徽省长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张怀芝等武人入京开会，共商参战事宜。本来道理在段祺瑞这边，但他召集督军团干政，有理也变成无理了。

春天的北京城，乍暖还寒，让人捉摸不透。宣战案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国会的态度，尤其敏感。在两院当中，国民党议员因接到孙文的指示，基本上都持反对态度，马君武喜欢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中国还没有一条很好的马路，谈得上对外宣战吗？”反对的理由，不外乎是说中国当务之急，是整理内政，励精图治，以此提高国际地位，而不是假借名义，自欺欺人。

是否对德宣战，成为国会的矛盾焦点，也成了黎元洪与段祺瑞战端的导火索。1917年10月10日，段祺瑞及各国使节在南宛检阅赴欧洲参战军，图为参加大阅兵的部队开出北京新华门。

如果德国没有占中国的领土，没有青岛问题，没有天津、汉口等德国租界问题，这种意见，倒也不无道理。中国确实无须为万里之外的欧战瞎操心，但现在不是这样，德国占了中国那么多地方，这场战争，与中国就有切身利害关系了，岂能完全置身事外？

再看深一层，中国参战，在客观上还有另一层现实意义，即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已不是十七年前那个同时向十一国宣战的国家了，中国愿意融入现代国际社会，愿意遵循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行事。梁启超说：“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

梁启超深知天上不会掉馅饼，中国若想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席之地，现在就要参战。在他的影响下，研究系议员支持参战。3月间，梁启超向记者乐观表示：“现国会至少有五分之四赞成中德绝交，而后继之以宣战。北京有九大政团，几全体一致主张加入。势既如此，总统虽欲不许，亦不可得。”张国淦每天周旋于议员中间做说客，他也乐观估计，宣战案可获通过，因为“国会方面，于外交素少专门之研究，故无一定之主张”。

张国淦说错了，议员中不乏研究外交的专家，汤化龙就在陆军大学里讲授外交史课程。据陆大学员万耀煌回忆，当府院之争白热化时，有一天上课，汤化龙先后去接了四次电话，都是段祺瑞打来的，汤最后一次接电话回来对学员们说：“本来不应该对人讲的，因为这是国家的秘密，但陆大就是守秘密的地方。告诉你们也无妨，国务院正在研究欧战的问题，以后电话再来，我不接了。”万耀煌感叹：“可见他把讲课看得多么重要。”但也反映出当时各方面游说议员不遗余力。

经过主战派数月酝酿以及与各方接洽，不少议员已表态支持。5月10日，国会开全院委员会审查提案。张国淦说：“这是审查会，并未表示反对，政府应当等待它的决议。”不过，主战派却不放心，想把火烧得更旺，审查会还没开，便动员了几千人，打着“陆海军人请愿团”、“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学界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主战请愿团”、“北京学界请愿团”等五花八门的旗号，向国会请愿，要求马上通过宣战案。

据坊间相传，请愿团是政府收买来的“街市流氓”，甚至指名道姓，说是陆军部次长傅良佐在背后操作。5月11日，在内阁中担任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的张君劢，致函梁启超，披露了两点重要情况：“一、公民包围众院事，出现之由，全系傅青节（良佐）、靳翼青（参战陆军办公处主任靳云鹏）、王揖唐所为，而倪丹忱（嗣冲）与闻其事……二、督军会议于国会元首决约定办法，共分四步，先国会，次总统卫队，又次软禁总统，再次去之而后已。”

民主国家，民众在国会外请愿，本属正常现象，但在中国，任何正常的事情，都会变得不正常。

每当议员经过时，请愿人士便一拥而上，把请愿书、传单塞到议员手中。邹鲁刚从马车上下来，就被团团围住，强要他接收请愿书。邹鲁左避右闪不肯接，人群情绪愤激，拉扯推搡，混乱之中，邹鲁竟挨了几记老拳。吕复、田桐、郭同、陆策等议员也被拳打脚踢。马车的门窗都被砸坏了。

请愿团体派出六名代表入谒议长，声称必须当天通过宣战案，否则不准议员回家。汤化龙严词拒绝。议事堂内群情沸腾，有人高喊看到穿了便衣的国务院参议和陆军部咨议混在请愿人群中。这更是火上浇油，研究系议员也加入声讨。宣战案不讨论了，全院委员会改为全体大会，议员打电话到国务院，要段祺瑞马上到众议院解释。

如果“公民团”真是傅良佐搞出来的，那么，他不是在帮忙，而是在帮倒忙，把本来可以顺利解决的事情，变得寸步难行了。傍晚，北京大风，尘土滚滚。段祺瑞单枪匹马赴国会。一直守在议院门外的首都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江朝宗，护送他进入议院。街上的请愿团还没散去，叫嚣声在夜风中此起彼伏，限议员在24小时之内投票通过宣战案，否则请政府解散国会，倘政府不允所请，公民团即自动拆毁议院。

段祺瑞昂昂然走进议事堂。被困了一个下午，还没吃晚饭的议员，个个怒目切齿。段祺瑞正准备登台，邹鲁一声怒吼：“身为国务总理，可以纠众殴打议员，我们应该先把你关起来，问明责任，再说其他！”边说边冲向段祺瑞，其他议员赶紧把他拦住，场面一度混乱。但军人出身的段祺瑞，在一片叫骂声中，倒也能保持镇静。

议长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由总理负责遣散外面的公民团，而宣战案交军事和外交审查委员会联合审查，俟提出审查报告再行开会。段祺瑞答应：“我回国务院，即下令驱散该团。”但议员们严词拒绝：“请你在众议院下令，命军警驱逐公民团，否则彼此均在众议院困守，彼此均不得出院。”段祺瑞只得命令吴炳湘负责议院外清场。

吴炳湘走到议院门外，对各请愿团体温言劝谕，请立刻散去，但无人理睬他。吴炳湘传令步军统领马步队、警察厅侦缉队和消防队到场。俄而，一阵嘚嘚马蹄声，由远而近，马队一字排开，从街头渐渐逼近，马步队手持长杆驱赶，消防队用唧筒（水泵）喷水。请愿人士知道政府动真格了，这才卷起旗帜，各自散去。吴景濂绘形绘色地说，当时操纵“请愿活动”的某将军（暗指傅良佐）也在人群里，因不愿被军警认出，面对墙壁抱头而立，任由消防队的唧筒喷射，全身湿透如落汤鸡。这个细节，颇具戏剧效果。

第二天，外交、司法、海军、教育、农商五部总长一齐挂冠，加上原先已经辞职的交通总长，整个内阁，几乎只剩下段祺瑞一个光杆总理。张国淦劝他不如辞职，另组“国防内阁”，段祺瑞把脖子一拧说：“我不辞，其奈我何？”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即使孤舟独桨，也要中流击浪。

但在这样的气氛下，议会已无讨论宣战案的可能。张继继续鼓动抵抗，他对吴景濂说，只要给他一个秘书职，他就可以指挥了。革命党人一遇风吹草动，就压抑不住横刀跃马的冲动。张继唯一能想到的斗争方式，就是流血牺牲，他在自传中写道：“余以为如议员肯流血，则国会可救，否则国会价值扫地。”

怎么流血？是杀人，还是被人杀？议员们的武器，从来是手中的那一票，而不是手枪炸弹。如果议员肯流血，国会就有救的话，当初袁世凯枪毙议员，鲜血流尽，国会早该兴旺发达了。让张继这样的人混进了国会，今天要暗杀总统，明天要议员流血，给本来就弱不禁风的议会制度和代议政制的基本价值，带来一次次伤害，真是“春残已是风和雨，更著游人撼落花”，令人扼腕浩叹不已。中国议会政治的失败，能全怪中国国情、民众素质、历史宿命吗？

国会5月19日开会，褚辅成议员提议：“现内阁仅剩段总理一人，不能举责任内阁之实，本院对于此等重大外交案件，应侯内阁改组后再议。”经表决，以229票对125票通过，以此答复内阁。

督军团的武夫们，最初还以同乡关系，分头去拉拢各省议员，以为在酒桌上说几句“妈拉巴子”、“格老子”的家乡话，无事不可以商量，谁知议员不吃这一套。当国会通过搁置宣战案后，督军团便变脸了，在北京开会，一班佩剑将军，揎拳捋袖，大肆批评宪法草案“破坏责任内阁精神，扫地无余，势非举内外行政司法各官吏，尽数变成议员仆隶，事事听彼操纵，以畅遂其暴民专制之私欲不止”。呈请大总统改制宪法，解散国会：“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

国会几成俎上之肉，大战前夜，每用来开刀祭旗。然而，根据约法，大总统并无解散国会之权。梁启超写文章劝告：“在今各立宪国公例，政府不为国会所信任，原可解散国会，再诉诸舆论，今我国既有此背戾宪政原则之硬性约法，政府既成立于此约法之下，何能强学他人？”他建议，既然政府不能行其志，则不妨辞职。“虽去后国家危险程度或不可测，然不去焉，而他方面之险，岂遂能免？”所谓“他方面之险”，无过于政府强行解散国会引起的宪政危机。

黎元洪早就不喜欢段祺瑞，只是惮于北洋势力不敢动他，现在有国会支持，有南方支持，有舆论支持，加上内阁本身已七零八落，不攻自破，遂胆志陡壮。他以“三不”回复督军团：不违法，不怕死，不盖印。5月22日，黎元洪在为他的美籍法律顾问饯行时，对美国驻华大使说：“一切危险都过去了，我要免段将军的职，组织一个新内阁，并且让国会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决定参战问题。”

大使惊讶地问：“不和段将军合作，政府能够维持下去吗？”

黎元洪说：“哦，我想是可能的，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大使追间：“总统准备依靠什么人来渡过目前的难关？”黎元洪的回答，如持左券，信心满满：“张勋将军会帮助我的。”张勋是安徽督军，一位矢志要复辟清室的武夫，至今后脑勺还留着一条粗大的辫子。

段祺瑞既坚守“独角戏内阁”不走，5月23日，黎元洪唯有直接下令免去段祺瑞总理职，改组内阁。时人批评：“夫以责任制之内阁，不倒于国会之不信任，而倒于大总统之一纸免职书，求之世界各国，实无其例。”

段祺瑞再次去了天津。5月29日，安徽省长倪嗣冲在蚌埠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所持理由之一，就是“群小怗权，扰乱政局，国会议员，乘机构煽，政府几乎一空”。继而扣留津浦路火车，运兵直开天津。随后，奉天、陕西、河南、浙江、山东、黑龙江、直隶、福建、绥远、山西等省区，均宣布独立，督军团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声称要另定根本大法，另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而滇、黔、川、湘、粤、桂西南六省，则摆出拥护中央的姿态，强烈反对军人干政。大江南北，风云突变。

面对这种日益混乱的局面，汤化龙深感失望。宪政之路的曲折漫长，远远超过预期，武昌起义时的激动与豪情，已烟消云散。回想起清末的立宪运动，更有隔世之感，当年多少美好想象，都如秋风中的落叶，片片飞去。国会重开时，汤化龙本来就不想重作冯妇，如今风横雨骤，黑暗重重，去意就更加强烈了。

当有议员建议在宣战案上不妨向督军团作出让步，以缓和紧张局势时，汤化龙认为国会受到压迫，通过参战案的时机已逝，他说：“交让当自我发意，如今人以威取，还有何交让可言。与其淟涊苟留，不如自退。”毅然起草辞呈，辞去众议院议长一职，5月25日去了天津。

5月31日，众议院开会，讨论议长辞职事，由副议长陈国祥主持。表决时，多数议员通过汤化龙的辞职，陈国祥也要求辞职，还有二十多位议员当场退席，以示共同进退。众议院只好马上改选议长，在340张选票中，吴景濂以250票当选众议院议长。

吴景濂临危受命，他站到台上说：“我今天是否就职，不必问我，要问诸君能否与我合作到底。”大家激动地齐声说：“赴汤蹈火，必随议长合作到底！”吴景濂说：“既然如此，我抱尽议长应尽之责任，如遭不幸，为国而死，决不屈服彼辈！”堂堂国会之上，说出这样的话，可知当时的危机已严重到何等程度。议场里气势悲壮。

汤化龙与研究系同志联名通电，以“共和国体、立宪政体必永永保持”相托，词意极其沉痛。在致黎元洪的信函中，他写下了这样悲凉的句子：“今日尚为祸乱之始期，再误者国且不救。化龙下笔至此，又不知从何说起。耿耿自献，笔与泪俱。”

倒退到辛亥年

段祺瑞在天津组织了临时政府，推举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准备等黎元洪下台后，即召集临时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张勋率领几千辫子军，北上帝都。对外说是调解府院之争，真正目的是复辟清室。

张勋一到天津便向北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立即解散国会，他就不再充当调人了。黎元洪迭电梁启超、汤化龙、陆征样、张謇等社会名流，吁请他们入京调解危局，但所有人都不愿踏足这个涂炭之地，黎元洪唯有长叹：“天欲灭我民国耶！”

就在黎元洪孤独绝望之际，有人从旁鼓动：“约法虽无总统可以解散国会的规定，但也没有不可以解散国会的规定，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就不属违法。”这种妖言，极有煽惑力，黎元洪被说动了。6月8日晚，他邀请国会重要议员到总统府开会，问议员可否自动辞职，国会自动解散。“否则我被迫，我必解散国会。”

议员们一听，又失望又愤怒，公推吴景濂作答，吴起立慷慨陈词：“总统在约法上无解散国会之权，今总统公然以解散国会威胁议员，不顾违背约法。总统自问，在法律上将来能否免国人之裁判乎？吾辈为议员，只知在法律上立论。为法律所不许者，无论有何种势力，皆所不顾。”又说，“今日之事，两方可决：总统知守法，虽受逼迫，不敢解散国会；总统不知守法，觍颜屈服势力，则由总统自为之。言尽于此，请总统自决。”

6月13日，黎元洪签署解散国会的命令，交由代理总理伍廷芳副署。邹鲁有先见之明，事先去见伍廷芳说：“假使黎元洪违反约法，解散国会，那么这种违法命令，也非强迫老先生副署不可。请老先生爱护民国，千万不要签字。”伍廷芳坚定地回答：“虽然刀在我头上，我亦决不会签字。”

由于伍廷芳拒绝签字，黎元洪无奈，临时委任步军统领江朝宗为“代理总理”，由这位人称“江四”的军头副署，荒唐之外更荒唐，违法之余再违法。解散理由，和袁世凯一样，无非说国会成立一年，宪法仍未完成，议员纷纷辞职，所以要解散国会，另行选举。但当年袁世凯尚不敢公然下解散令，只能解散国民党，令国会人数不足，不能开会，自动解散而已，黎元洪比袁世凯更大胆了。坊间讥讽，他的“三不主义”，变成了“三不不主义”。6月14日，在黎元洪口中“忠肝义胆、照耀人寰”的张勋，领军开入北京。京城顿时弥漫着一股复辟空气，蛰伏已久的遗老遗少们，纷纷从箱底翻出尘封的蟒袍补服，三熏三沐，准备上朝。吴景濂和王正廷想离开北京，但已被军警监视，不能出城，只好住进六国饭店伺机逃走。他们约好，王正廷先逃，到天津后，吴景濂再逃。6月19日，吴景濂接到王正廷已到天津的消息，便溜出北京，住进通州协和医院。当地学校帮他买了去天津的船票，再派几名学生，以暑假回乡为名，护送他去天津。

6月30日晚，张勋在江西会馆看梅兰芳的戏。梅兰芳刚唱完，不等大轴上演，他便悄然离场，换上蓝纱袍黄马褂，直奔皇宫，向前清逊帝宣统三拜九叩，山呼万岁，请其临朝听政，收回大权。北京所有大街小巷，都挂起了龙旗，宣告复辟帝制，改元为“宣统九年”。

时为1917年7月1日凌晨。天亮以后，全城欢腾，家家户户，龙旗飘飘。《复辟纪实》一书中，有生动的记述：“一时老少填充街巷，眉飞色舞，颇形热闹，而如北城一带，甚且击磬焚香，谓为天公保佑，望空跪拜，尤属不少。”共和几年，没有带来美好的生活，人们开始怀念皇帝了。

张勋没有忘记，在中华民国的总统府中，还有一位由国会选举出来的大总统。他派前清老臣梁鼎芬到总统府，劝黎元洪“听旨”交出政权。黎元洪厉声回答：“先生若以清室遗民来与元洪话旧，自当竭诚欢迎；若为复辟而来，今天我是民国大总统，我统御无方，使逆贼叛变民国，我当为民国尽忠，你是清室大臣，你也该为清室尽节，我们同归于尽吧。”梁鼎芬一言不发，低头退出。

在解散国会一事上，黎元洪屈服于张勋，已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大败笔。在民国存亡关头之际，他毅然做了一个保全名节的决定：决不交权。全北京城最后一面五色国旗，仍然在总统府上空飘扬。黎元洪逃进了日本使馆，一面恢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令各省迅速出师讨贼；一面派人把总统印信秘密送往天津，转交给副总统冯国璋，请他根据约法与《大总统选举法》，暂代总统。

段祺瑞在天津调兵遣将，誓师讨逆。汤化龙时寓天津英租界广东路，听到复辟消息后，一跃而起愤然说：“彼独立者为护法耳，复辟则民国且不保，何有于法！”与梁启超连夜赶赴马厂，直入段祺祺的帐中，起草通电，声讨复辟。

7月12日，讨逆军奉辞伐罪，风车云马，卷地而来，直杀入北京古城。张勋毫无招架之力，仓皇躲进荷兰使馆去了。复辟闹剧，旬日收场。这位大清忠臣，折腾半天，只成就了段祺瑞一段“再造共和”的功德。

敉平复辟之后，段祺瑞派人到日本使馆，迎接黎元洪复职。黎元洪自称“堕溷之花”，绝不“再登茵席”。8月1日，冯国璋亲至北京，劝黎复职，黎元洪依然拒绝。冯国璋便以“代总统”身份正式视事。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也是袁世凯手下一员大将，雄踞长江流域，成为北洋派中的直系领袖。

是否恢复国会，再次成为焦点话题。民国成立才六年，国会已两度解散。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该不该恢复，而是能不能恢复。梁启超认为，这次解散国会，乃督军团的主张，现在恢复，等于要他们自打嘴巴，难度很大。况且旧国会已威信扫地，民党议员又大部分南下，不肯合作，就事实而言，也难以恢复。如果国会要改选或改组，则必须有一个临时过渡机构。既然宪法还没通过，唯有回到约法，重新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另敲锣鼓另开张，召集新国会。

这个主意，正中段祺瑞下怀，他早被那些整天捣乱的民党议员闹怕了，如果能把民党议员清理出去，亦不失为一个匡补之法。但无法回避的法律问题是：冯国璋的副总统是国会选出来的，如果要退回到临时参议院时代，冯国璋的总统地位，就没有法律依据了。总统不合法了，内阁当然也不合法了。那么，要退回到临时参议院时代，是不是国会、总统和内阁全退？如果全退，北洋政府就整个垮了；如果只退国会，总统、内阁不退，法律依据何在？这也是孙文抨击北方毁法的原因之一。

7月17日，段祺瑞组阁，诚邀研究系领袖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入阁，梁任财政总长，汤任内务总长，林任司法总长。这个安排，令督军团十分不快，我辈冲锋陷阵，却成就这几个文人的功名？尤其是汤化龙，宣战案在国会搁浅，这个前议长难辞其咎。段祺瑞的亲信、陆军部次长兼西北筹边使徐树铮跑去找梁启超，直截了当地说：“先生文章道德，海内同钦，若肯长内务，我辈极表赞成，至济武（汤化龙）则远非公比，只可主持教育，藉资熟手，内务重任恐非所宜。”

梁启超回答：“我辈翊赞合肥（段祺瑞），削平叛乱，本意只在保全国体，岂敢丝毫有所希冀？虽承合肥盛意相邀，仍决辞谢。”他与汤化龙一同去见段祺瑞，表示不愿入阁。段祺瑞说：“这必是又铮（徐树铮）从中作祟。”当着梁、汤的面打电话给徐树铮：“如任公、济武不肯入阁，你从此不必来见我。”

其实梁启超不愿入阁，并不全因武人反对，而是他已厌倦从政，想改行从事文化教育，但经不住段祺瑞诚意拳拳再三邀请。梁、汤只好向京津两地党人征求意见，讵料众人莫不弹冠相庆，认为这是实现政党政治的机会，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梁启超无奈，只好再作冯妇。他宣称入阁是为了树立政党政治的模范，“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一党专制恶果”。

汤化龙对入阁同样毫无兴趣，尽管朝野频频催驾，他还是一推两搡。他的内心，依然抱着国会重开的一线希望。但深夜静思，盱衡大局，也不得不承认，目前要恢复旧国会，难于上青天，勉强行之，只能激起新的内乱。如果能重组新国会，亦不失为一个“斩截苦痛”的办法，经过“旁皇审虑，复博咨苦谈，皆以为舍是无他途，乃决赞成阁议”。

由此可见，革命党与研究系解决时局的办法，都是反对复辟和恢复约法，本来完全可以合作，但他们的路径，却迥然相异，甚至成了死对头，政治的现实令人慨叹。本届内阁没有经过国会通过，由总统直接任命总理，就法理而言，亦属非法。孙文宣称：“总理一职，既无同意，亦无副署，实为非法任命。”

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的主张，受到南方舆论鸣鼓而攻之。一位民党众议员以康有为的名义，致书梁启超，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中华民国仅六年，生（梁）与汤化龙已两次行逆矣。民国二年之违法解散国会也，汤主谋，生主笔，怂恿项城（袁世凯）以宪法为名，驱逐议士，逮捕党人。”如今召集临时参议院、组织新国会，“中国自此破碎，宪法永无成期，内乱纠纷，流血千里”。面对汹汹物议，汤化龙内心万分纠结，对朋友喟然说：“冀假道以促新国会早成，为国家计久远，苟可消弭祸源，虽冒忌丛谤不惜。”

护法与违法

1917年6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写道：“旧制度的闸门已经关闭，军阀横行已成潮流。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军阀混战不断，社会陷入了以军事力量对抗宪政运动的落后与蒙昧之中。”这种可悲的情形，不仅出现于一时一地，而是大江南北概莫能外。

早在张勋入京复辟之前，孙文已打定主意，利用北方乱局，在南方另立政府，和中央分庭抗礼。这是自从他把总统位子让给了袁世凯之后，朝夕不忘的夙愿。尽管他认为革命可以打破任何条条框框，但他希望组织正式政府，自任总统，这就需要国会支持。因此，他向外界表示：“照目下情形，最美最易之法，厥为召集旧国会也。”

6、7月间，随着政治舞台的灯暗转场，孙文的布局谋篇，也在新一幕的舞台上，渐次铺开，脉络浮现：6月，孙文在上海与前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前东三省筹边使章太炎、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前海军总长程璧光等老“前”辈绾合起来，决意维护民国，声讨叛逆。6月10日，孙文与章太炎联名致电广东陈炯明，明确指示：“宜宣言拥护国会，不应宣言拥护总统。”同时，孙文派邹鲁在北京策动国会南迁，得到吴景濂、王正廷的支持，民党议员陆续离京南下，准备在广东、湖南或贵州等南方省份择地集中。

6月25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联名通电：于国会未恢复以前，法律既失效用，即无责任可言，所有两广地方军民政务，暂由两省自主。孙文致电北京民党议员通讯处，呼吁两院议员南下，他义正词严地说：“暴力之下，已无国会行使职权之余地，亟应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刘成禺到北京欢迎各位议员，汪精卫在上海设立议员招待所，迎来送往，安排车船。

在讨论南下护法的会上，海军提出护法的宗旨，乃拥护约法、拥护国会、拥护合法总统三项，既不能增，亦不能减。但孙文忽然提出要恢复“临时大总统”之称，其理由是当初他辞去总统，是以宣统皇帝退位为条件，如今宣统复辟，他当然恢复总统资格。此议一出，几乎遭到众口一词的反对，张耀曾挖苦说，这是“双复辟”。他们认为，目前只宜提“迎黎复职”，不宜再节外生枝。孙文退而求其次，主张在南方组织临时政府。

孙文、唐绍仪、程璧光都是广东香山人，乡音虽同，但各说各话。唐绍仪说，北方政府非合法政府，南方不能也成立非合法政府，最适当的办法是把合法的中央政府迁到上海，继续执行合法之职务。程璧光也说：“所谓维持国事者，为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孙文得不到大家的支持，转而向支持护法的西南六省直接呼吁：“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但没有一个省响应。7月6日，孙文、章太炎、伍廷芳、唐绍仪、廖仲恺、朱执信、陈炯明等人，联袂赴粤。

吴景濂在孙文走后到了上海，7月8日与海军代表、孙文代表碰头。海军因与孙文意见相左，对国会态度极为在意，一再追问：“海军所主张三事，为此次护法之根本条件，不能修改。是否吴议长之主张与中山先生相同？”

吴景濂说：“我的意思，以护法为主点，凡在法律范围内者，国会愿与诸公共同进行。不合法律者，则不敢为之。”海军还不放心，刨根问底：“但有强迫公以违法行动者，公能始终拒绝否？望公有以声明之。”海军担心国会被人一施压，就会临风摆柳，但吴景濂摆出松柏之姿，断然回答：“我为议会代表，只知守法，法以外不敢闻命，虽有强迫，决不服从。”海军这才在南下护法协约上签字。

夏天阳光直射，把大地炙烤得反光刺眼。南方的空气浸润着繁花的芬芳，弥漫于珠江两岸。7月17日，孙文一行人抵达广州黄埔，在粤的国会议员和广东督军陈炳焜、省长朱庆澜到黄埔欢迎。孙文在即席演讲中说：“鄙人今日所望于诸君者，即日联电请海军全体舰队来粤，然后即在粤召集国会，请黎大总统来粤执行职务。”孙文致电段祺瑞，义正词严，痛斥其为毁法祸首：

而民间清议，亦谓复辟之祸，叛督实为先驱。要求宣战之不已，以至殴击议员；殴击议员之不已，以至解散国会；解散国会之不已，以至复建伪清。本为一人保固权位，以召滔天之灾；足下奖成此患，岂得不为追咎。文于数月前，曾献忠言，不蒙采纳。至黄陂不得已而下免职令，犹不悛改，悻悻以引起祸乱，不负责任为词。今日因败为胜，功过相偿，天日鉴临，人心共谅。乃总理一职，既无同意，亦无副署，实为非法任命；果出黄陂手谕与否，亦未可知。足下当以义师首领自居，岂得以国务总理为号，以免职兴戎，而以复职自贵，狐埋狐搰，皆在一人，岂所谓为国忘身者乎？

孙文承诺请黎元洪复职，因此赢得了海军的信任与支持。7月22日，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上演了最石破天惊的一幕，宣布海军自主，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和惩办复辟祸首三大主张。率领十几艘军舰，鼓轮南航，远赴广东。程璧光在日记中写下掷地有声的誓言：“宁维持公理死，毋违反公理生。”然而，他却生在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代。

对于南北分裂，社会普遍担忧，八王之乱、五代残唐的时代重临大地。有记者问章太炎：“张逆现已下败，民国政府将重新组织，岂容再有讨逆之师？”章太炎回答：“你说错了，是将认逆为顺矣，一张勋败则众张勋起，非将此群逆从根本而廓清之，不足以言共和也。”“一张勋败众张勋起”这话，道出了中国的现实，但怎样才能“从根本而廓清之”？是靠武力，还是靠制度？武力是刈草，制度是改良土壤。但在孙文、章太炎看来，改良土壤太慢，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刈草。

至此，南北分裂，遂成定局。孙文豪迈放言：“君主专政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今日欲图巩固共和，而为扫污荡垢，拨本塞源之事则不能不倚重南方”。当记者问他：“临时政府一成立，南北势必分裂，现人民厌倦战乱，南方也未必打赢北方，怎么办？”孙文批评记者：“说人民厌乱，殊非实情。”他以“病者之解腕”为比喻，说明分裂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他革命几十年的秘诀，就是从不怕输。

南方成立正式政府，国会是关键。民元的《国会组织法》规定，“两院非各有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不得开议”。但国会中占了半壁江山的研究系议员，断不肯南下，仅靠原来的民党议员，难以凑够开会的法定人数。孙文一方面仍希望有更多的议员南下，最终可以达到法定人数，组织合法政府，但同时又做了第二手准备，万一人数不够，则给这个国会冠上“非常国会”或“紧急会议”之类的名义，也算是一个变通之法。他说：“所望议员集会，能满法定人数，若万一不足，可行非常集会。盖在非常事变之时，本可行非常集会，平时法定人数，可以不拘。”

然“国会非常会议”的法理依据何在？事实上，无论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是《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都找不出相关条文。但议员们征诸世界历史，总算在法国找到了成立“非常议会”的先例，于是便援引为“遇非常事变不足法定人数也可行非常集会”的理由。真是学不到铁拐李的本事，学到那只瘸脚。虽然拿法国来做“挡箭牌”，还是有点不着边际，但环境实逼于此，不容有别的选择。

段祺瑞预见南北终有一场大战，派傅良佐到湖南当督军，为武力统一南方布下一颗棋子。孙文致电谭延闿，要他拒绝傅良佐入湘，“如任其入湘，则湘永陷于危”。但怎样才能拒绝？言语道断，唯有动武。于是双方厉兵秣马，横刀揭斧。不及旬日，衡州、零陵宣告独立，南北开战。三湘百姓，除了仰望上苍，哭泣与祷告，还能做些什么？

8月9日，吴景濂、王正廷匆匆赶到广州，在黄埔与孙文见面，并致电仍留北方的议员，请指日齐来。孙文依然念念不忘恢复临时大总统。据章太炎记述：“孙公（在广州时）尚欲称临时大总统，余谓宜且称摄大元帅。石屏（谭人凤）时亦移书，劝孙公勿自尊。众议喧呶，或欲以议员合组政务委员会者。”孙文还为此与吴景濂大吵一场，“景濂恚，誓不复见”。

这段记述，披露了两个细节：其一，孙文从一开始就想当总统，所谓“迎黎复职”，不过是迫于环境，虚应故事而已。其二，国会议员曾异想天开，要接管行政，由他们代行政府职权。

尽管国会不支持孙文当总统，但孙文毫不气馁，依然斗志高昂，函告海外同志，形势一片大好：“国会议员亦已陆续前来，日间齐集，当即开会组设最高军事统一机关，出师讨逆，以达真正共和之目的。”

王正廷和马君武、秦广礼、吴宗慈等几位议员，解缆扬席，乘船赶往南宁，邀请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到广州，共襄护法盛举，实际上是指望陆荣廷和云南的唐继尧做军政府的左右门神，聊壮声威。

陆荣廷，字干卿，广西武鸣人，曾经是广西三点会（“天地会”的别称）的首领和私盐贩子。他对孙文的“护法”，了无兴趣，他认为解决政局的办法，在于请黎元洪复职，而不是另立政府；西南各省可以成立一个联合的会议机关，由各省派全权代表组成，制定共同政策；至于国会，以缓开为好，等军事得手后，集会于武昌为宜。会谈结束后，他以“病躯未愈”为由，拒绝到广州。

邕江风景恍如一幅水墨淋漓的画卷，照水夜来灯万点，满江红水乱星浮。但王正廷等人乘兴而来，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连满眼风光，亦无心情观赏了。

陆荣廷老奸巨猾，大道理是糊弄不了他的。他一眼看出护法运动先天不足，后劲乏力，难以为继。他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反对段祺瑞，二是不反对黎元洪，三是如果黎不复职，则承认冯国璋的合法地位。

在北方，代理总统冯国璋崇尚和平，不愿意和南方打仗。但段祺瑞有“再造共和”之功，金光盖地，风头正劲，冯国璋也不敢撄其锋，唯有虚与委蛇。8月13日，段祺瑞在北京发布对德国的宣战令。这道命令，因国会已解散，由冯国璋乾纲独断，盖印发表。这天恰好是十七年前德国作为八国联军之一，攻入北京之日。世事的轮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对政局的立场，与陆荣廷接近。他在中国对德宣战之日，发表对内四大主张：一是恢复国会，二是迎黎复职，三是改组内阁，四是撤回北军。宣布组织“靖国军”，加入南方的“护法”阵营。

章太炎在其自定年谱中说：“八月，君部七舰抵番禺，自是两院议员来赴者几百人。”这是夸大其词了。孙文呼吁全体议员南下，如果真有几百人来，合法性也就没有太大疑问了，即使缺席几个，也可以轻易地用候补议员递补上。其奈，千呼万唤，只来了100多人。第一届国会，两院议员总数为870人，必须超过435人才可开议，但现在离合法人数，十万八千里。

形势旦夕万变，今日不知明日事，虽不足法定人数，也唯有霸王硬上弓，先弄一个既成事实出来。8月18日，孙文在广州黄埔公园宴请南下的130多位议员，呼吁南方护法各省应团结一致，成立正式政府。人数虽未足法定，唯值非常事变，可先开非常会议，组织政府，以资应付。

翌日，议员们在回龙社前烟酒公卖局旧址第一招待所，召开第一次谈话会，讨论国会及组织政府二事，会议由吴景濂主持。大家一致认为，开设国会，刻不容缓，“国会非常会议”这名称不错，既然文明国家已有先例，大可援引，不必扭捏，可解决人数不足的法理问题。于是通电各省，决定借广东省议会会场开会，并推举吕志伊、王有兰等7人为军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通电称：

同人等共受国民之托，职务未终，今被国贼驱走，责任难弃，用依约法自集于粤，人数未满法定，本难举行开会，唯念时局之危，间不容发……爰绎主权在民之义，师法人国变之例，特决定本月廿五日于广州开非常会议，以谋统一，以图应变。

8月25日，处暑后的第二天，按照传统说法，夏天的炎热至此开始渐渐消散了。非常国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参议院议长王家襄没有南下，由林森承替；副议长仍为王正廷；众议院议长为吴景濂，副议长为褚辅成。实际上两院已合而为一了。

在100多位议员中，大致可分为政学会、益友社和民友社三派。政学会（内分“南关五十号”和“石行会馆”两派）较为稳健，与北方研究系接近，以张耀曾、谷钟秀、刘治洲、徐兰墅等为首；民友社（又称“照霞楼派”）属于激进派别，以林森、谢持、马君武、田桐等为首；而益友社（因以褚辅成寓所为据点，又称“褚寓派”）则为旧国民党中的温和派，以吴景濂、王正廷、褚辅成等为领袖。三派鼎立，町畦相訾，一若秦晋之争。

非常国会的经费是一个大难题。孙文答应吴景濂，由军政府每月津贴议员。但军政府自己穷到烧酒要赊、酒罂要借，常在无财乏用中度日，遑论国会百多号人物。第一个月勉强发给每位议员100元，第二个月便无以为继了。吴景濂问孙文要钱，孙文依然答应给，但倒箧倾筐也没一个铜板。他不断致电海外同志，敦促筹款，但收获不大，非常国会只能自己跑关系、找熟人，东借西凑。吴景濂自称“为议员津贴事，予如坐针毡”。

国会非常会议随即制定组织大纲，对于开会的条件，不再纠缠于人数了，改为“有十四省以上议员之列席”就可开议，而所议之事，“以列席议员过半数决之”。也就是说，只要有来自不同省份的8位议员出席，就可表决了。

当初国会成立一个40人的委员会，已经被人批得体无完肤，现在8个人就可立法！这个国会非常会议也太过非常了。

《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非常国会选举，以得票过半者当选；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下设外交、内政、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由非常国会分别选出，咨请大元帅特任之。

南方的“护法”，就是护民元约法。在这一点上，南北政府的主张，大同小异，北方也是要还原到约法时代，只不过北方是成立在约法上还算有点依据的参议院，而南方则弄出在约法上根本没有的非常国会。

既然双方都以民元约法为起点，那么，一切政治争议，都应还原到民元约法。孙文要成立正式政府，理所当然也是在民元约法框架中的政府。如果离开民元约法，“护法”便失去了“护”的对象，变得毫无意义了。但最后出来的，却是与民元约法毫不相干的“军政府”，这是武昌起义初期的临时机构。人们不免要问：既然主张恢复约法，为什么不能在南方直截了当地实行约法？为什么要倒退到民元约法之前去？

追本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南北双方都没有一个合法产生的国会。大家表面上正义凛然，但心底都清楚，无论临时参议院还是非常国会，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颗不良的种子，是结不出善果的。由于国会本身的合法性有疑问，它长出来的枝枝叶叶，便全都有疑问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古有明训。以违法去反对违法，指望负负得正，政治没有不败坏的。

9月1日，非常国会举行大元帅选举，到会议员只有91人，为正式国会议员人数的十分之一强。投票结果，孙文得84票，唐继尧得4票，陆荣廷得3票。孙文当选为军政府大元帅。非常国会致书孙文：“众意所寄，元帅是崇，愿我元帅为共和之神。”下午，吴景濂、王正廷率领几十位议员，乘坐舞凤兵舰，前往黄埔公园，举行大元帅授印礼。

风和日丽，水碧天蓝，孙文早就热切期待着这一时刻。吴景濂首先代表国会发表演说：“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文，手创民国，内外瞻仰，允当斯任，即日赍致证书，登坛授受。悃忱未尽，复申是言。所愿我大元帅总辑师干，歼灭群丑，使民国危而复安，约法废而复续，不胜郑重期望之至！”

演说毕，王正廷登坛授印，孙文恭敬领受。议员们和观礼嘉宾，神色激动，鼓掌致贺。孙文发表答词：“文以不德，忝为共和先导。民国成立，六年于兹，而枭雄衅换，频繁不已，文不能救，自念无以对我邦人兄弟。今者叛督倡乱，权奸窃柄，国会解散，元首迁废，此诚勇夫志士发奋倡义之时也。”他庄严承诺：“任职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

9月2日，非常国会选举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按照军政府组织大纲，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但许多史书只提到陆、唐两位元帅，而不知第三人是谁。第三位元帅到底有没有选出来？在吴景濂的自述年谱中，指出第三人即海军元帅程璧光。由于程认为“当初海军南下，在上海签订协约时，所定条件与现在所行不相符合，坚不承认，将证书及元帅印即时璧回”。

程璧光不就职，陆、唐二人也不就职，他们本来就不赞成军政府手握兵符，分茅裂土，乃一方枭雄，怎肯接受有勇无拳、屡战屡败的孙文领导？陆荣廷通电声称：“以后广东发生任何问题，概不负责。”广东督军陈炳焜也对记者表示：广东现在只是自立，不是独立。自立就是自治，对中央的合法管治，依然承认。广东也无力负担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开支。画公仔画出肠，就是不承认军政府和非常国会。

1917年6、7月，孙文号召国会南迁、议员南下，南方成立正式政府，召开非常国会。图为孙文到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至此，南北对峙，一国两会。

陆、唐不承认也罢了，连孙文提名、国会选举的各部总长，也大半虚悬。内政总长孙洪伊、财政总长唐绍仪、交通总长胡汉民、外交总长伍廷芳，都没有履任。孙洪伊、唐绍仪不就职也罢了，连胡汉民这样的心腹大将也不就职，真是奇哉怪也，似乎提名前没有沟通过，这对军政府的权威又是一个沉重打击。

既然军政府对外代表国家，就不仅是一个军事指挥机构了，而是国家最高政权机构，至少应包含行政、立法、司法三套班子。但现在是一个行政垄断的架构，没有司法部，却有一个看似不那么重要的交通部（打仗时交通部就重要了）；国会议员也在政府任职，邹鲁担任了财政次长，马君武代理交通总长，王正廷代理外交总长，叶夏声代理内政次长；吴景濂为大元帅府高等顾问，邹鲁、王湘、吴宗慈、周震麟、宋渊源等议员，都担任了大元帅府的参议。军政府就是这样一个三权不分的混合机构。

孙文号称海陆军大元帅，但根本指挥不动陆荣廷的桂军和唐继尧的滇军，光靠海军是打不进北京的，这个道理人人明白。不过孙文看透了这些军人，只要他手里有足够的钱，别说陆、唐，就是北洋陆军也能买下来。

他怎么才能有钱？就像以前反清革命一样，向海外华侨筹募；怎么才能争取华侨支持？就是要守住“护法”旗号，把北伐的声势造起来。因此，军政府还没正式开张，孙文手上除海军外无一兵一卒，就已经摩拳擦掌，宣称要出师北伐了。他在给党人的信中说：“一俟各部组织完备，即行出师讨贼，以建造真正共和之国家。”

1917年9月10日，孙文从黄埔抵达广州，在国会非常会议会场举行大元帅就职礼。军政府设于黄埔公园，另在广州河南的士敏土厂设大元帅府。孙文豪迈宣称：“文虽驽钝，犹当荷戈援桴，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这篇磊落豪横的宣言，出自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之手，流传着几个版本，或曰“文虽衰老，犹当荷戈援柲”，或曰“犹当搴裳濡足，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废总统者”。

孙文发表这篇宣言时，陆荣廷、唐继尧等都置身局外，冷眼旁睨。孙文虽欲荷戈，但手上连一支戈也没有。

许多人都记得，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海外曾爆发一场内讧，章太炎、陶成章与孙文为争夺《民报》的主办权闹翻了，双方互相诋毁，都把话说得非常难听。章太炎指责孙文把云南出卖给法国人，又“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一”，私吞公款，这是对人品的严重指控。黄兴、胡汉民等人则指责章太炎“托有神经病而鱼肉侪辈”。章太炎、陶成章愤然另立山头，组织光复会。事情恶化到孙文怀疑陶成章要暗杀他，而光复会也怀疑孙文要暗杀陶成章。

历史的发展，众所周知，最终是孙文没有被陶成章刺杀，而陶成章却被陈其美派人刺杀了。这段旧恨宿怨，本来很难平复，如今孙、章二人可以不计前嫌，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北洋政府，再度合作。以章太炎这种狂放不羁的“疯子”性格，竟肯降格做个簿书烦琐、襄理文墨的“秘书长”，令人刮目相看。

其实，秘书长是挂名的，文墨并不需要他襄理。一个多月下来，章太炎仆仆奔走于香港、广州各地，逢人说项，拉拢绾合，但收效却不大，他十分泄气，打算一走了之。孙文劝他：“今人心不固，你是老同志，不当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被人一捧，又张狂起来了，慨然对人说：“这就像下棋，孙公在广东局道逼仄，未有两眼，我去为他做眼耳！嫌人失望，给我一个总代表的名义可矣！”

这时吴景濂准备率领几位议员到云南拜访唐继尧，章太炎豪情大发，答应以大元帅府代表名义，随议员去一趟云南，说服唐继尧支持军政府。孙文喜出望外，大表嘉许。吴景濂旁观者清，暗笑说：“中山不得已以章太炎为秘书长，而章氏素有疯子之称，本为文人，不明政治，在军政府与秘书厅各职员亦颇有意见不合。中山先生于国会派员赴滇时，因派章太炎代表赴滇，实为驱章于大元帅府，以免其再为捣乱。”

章太炎特制了两面巨大的红旗，比唐继尧的主帅旗还要大，上绣“大元帅府秘书长”几个大字，挑选两位高大威武的肌肉男扛着，迎风猎猎，作为开路先锋，以壮行色。吴景濂因临行染病，要推迟起程。章太炎怀里揣着元帅印信，自带着五位国会议员，前呼后拥去了昆明。

唐继尧对章太炎执礼甚恭，每天下午都在军署大排宴席，水陆毕陈，美酒佳肴，大吃大喝，谈古论今，不醉无欢，但一说到元帅印信，却顾左右而言他。最后章太炎也不耐烦了，拉下脸对随行的议员们说：“既然他不受，我们都没面子了，赶紧回去，我的名义是军政府给的，也和你们一道走人。”

章疯子一生气，后果很严重，当初连袁世凯都怕他三分，唐继尧更不敢惹这位国学大师了，只好答应接受元帅印信。章太炎总算挣回了面子，但唐继尧对外行文，还是以“滇黔靖国军总司令”自称，从不提这个在他眼里没有多少含金量的“元帅”。

历史书上，对陆荣廷和唐继尧阻挠破坏军政府护法的罪行，历历可数。然而，在陆、唐看来，他们自始至终都反对另立政府，反对召开非常国会。这个军政府是孙文和非常国会强加给他们的，为什么军政府授予他们元帅职，他们就一定要接受，不接受就是破坏呢？他们不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吗？他们一定要与孙文保持一致吗？

从陆、唐的角度去想，自己是主，军政府是客，军政府来了要反客为主，让他们听从号令，跑到千里之外去打他们不想打的仗，这心里本来就极不痛快，须知那是真刀真枪地打，是要流血死人的，岂同儿戏？持平而论，说陆唐二人阻挠、破坏孙文“护法”，固然没错，但陆、唐也可以反过来说是孙文阻挠、破坏他们的“自立”，这笔账打烂算盘也算不清了。不过，最后陆、唐还是作了一些妥协，勉强接受了军政府这个既成事实，但对孙文的许多主张，仍然不认同，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伏笔。

军政府甫成立，即面临着另一个问题，这一场闹得海沸河翻的“护法”运动，导火索是中国对德国宣战案。当初孙文坚决反对参战，现在，军政府既然代表国家，就必须作一个正式表态。9月18日，孙文就此问题咨询非常国会，他说：“自对德宣战问题发生以来，国民鲜表示赞同之意，而探诸事理，亦未见有无故宣战之由……今日民国与德、奥两国间交战状态已经成立，非从头再宣布中立，无解决此问题之办法。”他希望国会“首审己国利害所存，以决政策”。

9月18日下午，非常国会开会讨论孙文的咨询，有来自21个省的83名议员出席，结果53人赞成维持交战状态。军政府尊重非常国会决议，9月26日，对德、奥宣战。参战问题的纷争，至此画上句号。

这场欧洲战争，中国派了大批劳工去欧洲，并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到伯力。伯力这地方，以前是中国领土，1858年被俄国占据，中国军队号称“出国参战”，也没真正打仗，只是沿交通线巡逻放哨。但国内却闹得四分五裂，这已经够悲剧了，但更悲剧的是，到最后南北政府都对德、奥宣战了，令人大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叹。

实际上，南北政府都明白，宣战与否，无关宏旨，一切外交问题，实质都是内政问题。国内政治这盘烂账，已经够他们忙的了。

孙文这时最迫切需要的是军队，恰好省长朱庆澜受陆荣廷、陈炳焜等“桂系集团”的压迫，辞职不干。下台前把最后的二十营亲军拨给了陈炯明接收，这成了唯一一支听孙文号令的军队。在海陆军大元帅手上，总算有了荷戈之兵，虽然只有区区二十营，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月27日，北洋政府下令陆荣廷出任广东督军，由莫荣新代理。12月2日，孙文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率军攻打福建。1918年元旦过后，这支粤军便顶着呼号的北风，匆匆开往汕头，打入闽南，开辟自己的地盘去了。

研究系退场

正当南方热热闹闹选举军政府元帅之际，9月29日，北洋政府以孙文和非常国会另立政府，分裂国家之罪名，下令通缉孙文、吴景濂等人。北方不愿恢复旧国会，曹锟、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卢永祥等各省督军通电声称：“旧国会虽系民权，两次召集，两经解散，成绩无闻，声誉失坠，万无恢复之理。”但要选新国会，就必须修改《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国会既已不存，这个法由谁来修？唯有通令各省及蒙、藏、青海选派参议员，限一个月内到京，组织临时参议院，为选举新国会铺路。

国务院的通电说：“夫国会之职权，乃由约法上之参议院递嬗而来，有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既无异于国会之存在，是与约法精神共和本旨，皆不相违。”因为国会的合法性是从参议院来的，所以现在从国会退回参议院也是合法的。这个逻辑，听起来十分牵强。

第一届国会毕竟是存在过的，开过会、立过法，不可能一笔抹杀。现在既然不恢复第一届国会，那就是成立第二届国会了，如果退回到临时参议院重新起步，那么将来成立的，究竟是第一届国会，还是第二届国会？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行不通的。冯国璋在通电中，提出了折中的办法：

当世明哲，无不以选举国会议员为第一要义，国璋深表同情，而赞成先设约法上参议院者，已居全国之大多数，若迁延不决，丛咎滋多，爰折中于二者之间，一面令内务部筹备国会选举，一面按照约法，由各省选派参议院议员。但参议院仅以修正国会组织法为限度，而其他职权，乃待诸正式国会执行。如此办法，在参议院成立期间，既不妨碍国会选举之时日，亦不侵越正式国会之职权。

质言之，这个临时参议院，仅有修法权，没有立法权，避免了与国会职权的冲突。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与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在许多政策问题上，已暴露出严重分歧。

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成立。冯国璋、段祺瑞和全体阁员都出席了开幕礼。段祺瑞的贺词，引经据典，大谈力学原理，与古板的军人形象，相映成趣。他说：“琴瑟不调，则改弦更张。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西儒谓力行之理：两力平均，等轻等重，则成定体；两力维系，相吸相绕，则成回环往复之体。世界万事万物，不能外此公例。诸君子更定良法，使三权剂于平。”

参议院制定修法时间表，在1918年2月之前，必须完成对《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的修订。各参议员投票互选王揖唐为议长，那彦图为副议长。王揖唐，安徽合肥人，清末举人，民国后历任军咨府军咨使、统一党理事长、共和党干事、进步党理事以及总统府秘书、参议、顾问，是第一届国会的参议院议员。此人工于心计，城府甚深，在政治圈中，有“渔行老板”的绰号。

王揖唐是段祺瑞的同乡，在中国政坛上，以同乡关系结成同盟，是一种悠久的传统。早在冯国璋入京前，由徐树铮出钱，王揖唐出面，在北京的安福胡同组织俱乐部，专门联络京中的政客、议员，形成了一个“安福系”政客团体，与段祺瑞的皖系，桴鼓相应，互为犄角。1918年至1919年是安福系的全盛时期，对外行文，自称“本部”，口气之大，有如政府的行政机构。

段祺瑞早就决心以武力平定南方，傅良佐到湖南时，口出狂言，要在五个月内，荡平三湘。但冯国璋却停战心切，根据约法规定，他的总统任期只有一年，次年9月就是总统大选之期，他希望在此之前，和平解决南北问题，为自己蝉联总统铺路。

在直系军人的暗中策划下，11月14日，在湖南作战的第八师和第二十师同时宣告休战，不等陆军部命令便自动退兵。傅良佐在变生肘腋的情况下仓皇逃离长沙，奔走岳州。长沙被南军占领。

段祺瑞对南方既不能伸其挞伐，唯有引咎辞职。冯国璋一面假意挽留，一面又授意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联衔通电，呼吁撤军停战。直系与皖系之间的倾轧，乃全面铺开。段祺瑞被迫再次请辞，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亦连带请辞，这回冯国璋一概照准，内阁宣告垮台。

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竟然成了研究系盛极而衰的一个转捩点。曾隶进步党及研究系的福建籍议员刘以芬感叹：“在梁、汤当时入阁，本系徇党员多数之意，冒险一试，岂知一行登台，转使内部发生觖望，予徐（树铮）等以可乘之机，事前方以临时参议院可以全权在握，某也议长，某也秘书长，均已内定有人，结果乃大出意外，经此一番变动，而党势遂大受影响矣。”

1918年2月，政府陆续公布经过修正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最重要的修改有：参议员不再代表地方，以免有联邦之嫌，而分为“学术代表”、“事益代表”、“勋绩代表”、“华侨代表”及“高等行政司法官选举会选出之议员”等；两院议员任期一律为三年；减少议员名额；提高议员选举权资格；增加官吏不得兼任议员规定；制宪机关的性质与权限，不列入国会组织法中等。

选举前夕，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团结，实现政治和解，为国会选举和总统大选营造良好气氛，政府宣布特赦帝制祸首梁士诒、朱启钤等人。梁士诒，字翼夫，广东三水人。由于他掌握着京汉、沪宁等重要铁路干线和交通银行，被目为交通系的首领。当年袁世凯帝制自为，他是总统府秘书长、臭名昭著的“十三太保”之一，帝制失败后，被政府通缉，一直蛰居香港，不问政治。朱启钤，字桂辛，贵州开州（今开阳）人。曾在内阁担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191年任袁世凯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以帝制祸首遭通缉。这两个人，在后来的政治舞台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3月6日，公布两院议员第二届选举日期令，规定1918年6月10日为众议院议员选举日，6月20日为参议员选举日。3月23日，段祺瑞在东北奉系张作霖的支持下，再度出山组阁。但他上任后头一件事，就是派遣大军南下，重启南北战争，令国内的政治空气，一下子又降到冰点。直隶督军曹锟担任攻湘军总司令，以第三师吴佩孚为先锋，越过襄樊，经荆州入湘。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直系第一骁将。大军所向披靡，连陷临湘、岳州、长沙，段祺瑞的南征计划，功在垂成，京中的皖系大员们，额手相庆，以为可以甩水袖，亮靴底，唱一句“扫净狼烟归汉统，人曰男儿大英雄”了。讵料吴佩孚攻克衡山以后，突然勒马不前，第三师全体军官一齐向中央请假。这一戏剧性的局面，表面理由冠冕堂皇，为南北和平，避免生民涂炭云云，实际上，直、皖两派的政治分歧，已趋于白炽。

对北方选举国会，粤、桂、滇、贵、川同声反对，湘、鄂两省也因战争没有选举。真正举行了选举的只有14个省区，蒙、藏、青海议员，则由北京指定。修改后的《参议员选举法》，最大变化是参议员改为民选。由于是第一次实行，各地选举难免有些混乱。以江苏为例，南京选民调查合格者，城内1400余名，四乡1300余名，共计2700有奇，而其中不合资格及重复者颇占多数。

最普遍的现象是代人投票与重复投票。据时人记述，“唯四乡投票向比城中齐整，无识农民莫不服从总董与董事命令，嘱其投某某及某某，从无一敢违拗者。”这也是乡间较城中更具自治传统所致。“现因参议院破天荒改归民选，垂涎参议员者人数愈众，各乡总董、董事在乡间开会讨论，依票数之多寡支配当选者若干名”，于是，乡间组织人入城投票，投完又投。而城中士绅亦组织专门代人投票的队伍，甚至包下了定海、洞春、长松、东号、第一春、问柳等菜馆，是日不卖外客，专为代人投票者提供餐饮。

1918年3月，段祺瑞内阁成员合影。右起：曹汝霖（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刘冠雄（海军总长）、陆征祥（外交总长）、段祺瑞（国务总理）、钱能训（内务总长）、段芝贵（陆军总长）、朱深（司法总长）、傅增湘（教育总长）。

由于投票安排不当，人们不熟悉投票程序，造成投票站人群拥挤，秩序混乱，政府频频接到有人抢选票、砸票柜的报告。在江北阜宁县竟发生票柜管理员被逼死的事件，据称该县众议院议员初选人名册，浮滥严重，多达11.3426万人，十之四五都是伪造的人名。投票时则一人填几十票、上百票不等，能够记得住这么多人名，也绝非易事。票柜管理员顾培芝不肯同流合污配合违法，竟受到众人围攻，威逼利诱、侮辱恐吓，无所不用其极，最后这位管理员不堪忍受，投缳自尽。

从另一面来看，选举成了城市一场纵情欢乐的“嘉年华”。当时报纸报道，各省市面极为热闹，尤其茶楼、酒馆、妓院等场所，利市数倍。保定因为举行复选，市面流动现款骤增，食肆人满为患，妓院也从原来的三家，增添到了六家，各自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各印刷局争夺印制选票的大宗生意，各出奇谋，不惜工本，有人压价，有人抬价，把市场搅得热气腾腾。有记者感叹：谁说选举无益于小民？这不就是益处吗？

7月12日，政府颁令：“兹定于民国七年八月一日以前，所有当选之参议院议员、众议院议员，一律齐集京师，定期开会，用副国家尊重立法之至意。”8月12日上午，象坊桥前车马喧阗，参议员106人，众议员258人到院。冯国璋、段祺瑞和全体阁员出席了国会开幕礼，10时奏乐开会，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局长报告召集国会的由来，然后总统、总理致辞，新国会宣告成立。

8月21日，众议院选举议长，王揖唐与刘恩格分别以262票和176票当选正副议长。次日，参议院选举议长，梁士诒与朱启钤分别以119票和114票当选正副议长。

议员中有330多人是安福俱乐部的，占绝大多数，其次为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而研究系在选举中大败，故坊间俗称新国会为“安福国会”。时人评论，新国会由三类人组成：官僚（交通系居多）、政客（安福系、研究系居多）、市侩（安福系居多）。前两类容易理解，“市侩”一类，则是那些“出身市井，略敛金钱，或曾市末秩，稍闻官气”者。

就在同一天，吴佩孚通电痛诋新国会：“此次新国会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因之被选议员，半皆恶徒。”从这次选举来看，以金钱操纵选举的现象，确实较以前严重，这是由于国会一再解散，不断重复选举，太过儿戏，使得选举的神圣色彩在选民中日渐淡化。大家觉得，反正都是演戏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台，不如就当成一宗买卖来做，给钱不要白不要，收钱看热闹，何乐而不为？如果说，全民选举在中国搞坏了，不是选民的错，而是官僚政客的错；不是选民素质低，而是官僚政客的素质低。如果要训政，不是训普通民众，而首先是要训官僚政客。

冯国璋的总统任期届满，选举由安福系操盘，蝉联无望。对未来总统人选，安福系议员中有两个热门人选：一是段祺瑞，一是徐世昌。据众议员刘振生说，选段的理由是：我们费尽力气，办成新国会，就应当选举我们的首领做大总统，搞政治就得亲自去搞，不能假手他人。选徐的理由是：选段必使直皖两派势成水火，徐世昌为北洋元老，无人反对，既无实力，又接近我们，正好为我所用。

段祺瑞本人态度坚决，要求议员们把票投给徐世昌，盖以徐冯唐已老，一介文儒，不似冯国璋手握重兵，也不似黎元洪背后有南方势力，绾合总会易些，可以有助协调皖、直、奉三系的关系。

徐世昌，号菊人，直隶天津人，与袁世凯有昆弟之交。曾任清末东三省总督，1911年在皇族内阁中任协理大臣。徐世昌的生活颇追求“新式”，喜以西餐宴请宾客、奏西洋音乐、家中用西式家具；辛亥革命时，他在朝廷大臣中剪辫最早，其后担任民国高官，出席重大场合都是一身燕尾礼服，与其他老官僚迥然相异。袁世凯身边的幕僚说：“徐的精力、气度、能力、人缘都不在袁（世凯）下。”袁世凯筹备称帝时，他三缄其口，不蹚浑水，保住了清白。

段祺瑞表态后，国会达成一致意见。9月1日，安福系、交通系、研究系三大政团的代表到天津拜访徐世昌，表达了要推举他为总统的意见。

议员选举结果，研究系只占二十余席。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法律、重选议员、召集新国会，全都是研究系一力促成，但如今舞台搭起来了，自己却沦为跑龙套的角色。梁启超就像一个在球场上满场奔跑的球员，始终没有抢到一个好球让他投篮，有时球传到他手上，还没抓稳，又被别人断掉了。梁启超、汤化龙对“球赛”已经绝望，决心淡出政界。梁启超专心致力于思想文化教育事业，他对友人说：“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

第二届国会选举令颁布后，一向醉心国会的汤化龙，远渡重洋，出国游历，前往美国寻找救国良方。他临行时具自陈道，表达了对议会政治的期望，亦追问中国政制试验失败的原因。他说：“使我意想中的国会政府，一日见诸实事，而国家犹无治效者，则我乃死心削迹矣！我政制师外国，不知彼固亦旧而新，恶而善者，方其自旧之新，自恶之善，必有层累曲折致力之所始，如今我国但取其既新既美之制，涂附旧习恶政之上，以冀相入，其药不应病，宁足怪？而觇国者皆摭此遗彼，此良可恨！我将亲察而求之，或有万一之获。”

汤化龙此行，考察美国政制是主要目的，但也有一个私人原因，就是到日本拜祭亡妻。他的妻子1916年在日本去世，他因奔走国事，未能亲往茔墓，大有“望断天涯泪如潮”之感。现在终于可以到东京凭吊亡妻了。樱花时节，落英缤纷。他在妻子墓前，面色凄然，悲泣凝噎，肠皆寸寸断。陪同的友人，莫不为之怆然神伤。汤化龙平时很少写诗，这时却磨墨濡毫，笔泪齐下，为亡妻题写了五首律诗。其中之一云：死别经年梦尚疑，羌无片语写哀思。却惊宿草封香冢，岂有飞花返故枝。清怨灵妃遗锦瑟，空名夫婿误金龟。思君一字千行泪，天上人间知未知。

诗中透出飘零秋柳之感，然这时汤化龙尚未到知天命之年，正值春秋鼎盛，一生为国奔走的人，哪能说撤手就撒手？内心依然魂牵梦绕、念兹在兹。他谆谆寄语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十年以前，我等但知当变法，而不知所以变之之道，是以国愈乱而术已穷。十年以后，国事当属少年，若再无素养，国将何望？”这既是对青年的殷殷寄望，也是对自己从政多年的总结，言下不胜沉痛。

6月是参、众两院议员选举之期，汤化龙离开日本前往美国。有人问他对日本的印象如何。他沉吟片刻，意味深长地说：“日本维新先辈之规模，终较今之人物为伟大。其国政治之进步，由于社会未坏。”“社会未坏”这四字，乃金石之言，至当不易。中国目前虽然乱象纷呈，但千百年形成的民间社会，尚未完全坏掉，政治进步还有希望，一旦“社会崩坏”，国家便生机灭绝矣。

6月20日，汤化龙抵达美国，开始为期两个月的访问行程。8月，安福国会在遥远的“他人之国”开张，汤化龙已完成访问，到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候船回国。这时是加拿大最宜人的季节，阳光灿烂，偶有小雨，昼暖夕凉，十分舒适。9月1日，当地华侨在中华会馆为汤化龙设宴饯行。晚8时许，宴会结束，汤化龙和大家一起在唐人街散步，突然一条大汉，从昏暗的街角趋前，拔枪近距离向汤化龙连开两枪，一弹从口贯人，一弹射入腹中。汤化龙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气绝，年仅45岁。同行的华侨与警察穷追凶手，凶手无路可逃，饮弹自尽。

事后查明，刺客王昌，国民党人，是从广东香山来的理发匠，行凶前留下遗书：“我不忍坐视国亡，实行铁血主义。”国民党放出谣言，说汤赴美是向六国银行团借款购买军火，企图消灭孙文在广东建立的护法军政府。其实全无根据。3月段祺瑞重组内阁时，研究系已出局，汤化龙以一在野之身，绝无代表段政府向美国谈判借款的可能。刘以芬说：“闻段于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三人中，与汤感情最恶，盖梁为学者，林近政客，唯汤则党之意识特强，故段派嫉之亦特甚。”段祺瑞不可能把谈判任务交给一个他所厌恶的人。汤化龙身为前国会议长，灵柩运回国时，段祺瑞不迎柩，不派人致唁，追悼会之日，不露脸，不送挽章，冷淡甚于路人。

历史自有公道处，汤化龙一没卖国，二没残民，三没贪腐，和亡国没有半点关系，以爱国的名义去暗杀，无非是为暴力筑一个道义的高台而已。事实上，铁血主义无助于国家民主进步，只会令国家更加倒退，政治更加黑暗，社会更加撕裂，道德更加沦丧，仇恨更加深固。

汤化龙死了，他没有等到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宪政的那一天，便死在一个爱国理发匠的枪口之下。王昌也死了，他死后受到国民党的隆重褒扬，同盟会元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一书中，盛赞王昌：“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1921年，王昌的遗体用玻璃棺运回国内，以党礼厚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侧，立石坊墓表以旌其所为，号称为国民党党葬第一人。

作为汤化龙的朋友，刘以芬有一段评论：“先生小事或糊涂，大事则极有分际，与袁、段均曾一度携手，方其合也，不即不离，及其去也，不随不激，始终处之裕如，不贻拖泥带水之诮。于国民党，虽有见仁见智之不同，然一遇国家安危所系，立即释嫌言好，戮力同心，真不失大政治家风度。综观先生生平，与其谓为阴谋家，毋宁谓为书生本色，尚较适当。然天下歪曲之宣传，往往胜于事实；感情之判断，往往超乎理智，致当时无论国民党与非国民党，殆均视先生为阴谋魁杰，而先生后来之惨遭非命，或即种因乎此。”征之事实，尚属公允。

宋教仁死的时候，中国离宪政还有十里路；到汤化龙死时，已是百里之遥了。当年汤化龙为宋教仁的死哀叹“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如今他也落得同一命运。呜呼，悲情的生命，悲情的历史，悲情的中国！

北京胡桃树开始落叶了，秋天悄然来临。总统大选前夕，表面一泓静水的京城，暗流涌动。坊间盛传两院联合选举委员会曾领到一笔出席费，每人收到徐世昌题名赠送照片，少数议员还以每票5000元收买，又说收买议员的钱是由安福俱乐部的华通银行垫付，大选经费是从日本借款中提用的。各种蜚短流长，为选举投下阴影。

民国肇创七年，国会两度解散，时而没了国会，时而有两个国会，时而又退回到临时参议院时代。乱改剧本，移岸就船，形同儿戏。而宪法却始终立不起来，军人干政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当初立约法、组政党、建国会时那种为万世开太平的激情，早已荡然无存。现在的国会，愈来愈沦为一种利益集团的结合，真正关心国家法治的人，寥寥无几，而且都被摒诸局外，没有了话语权。

汤化龙遇刺后第三天——9月4日，是总统选举日。北京宣武门大街一带，军警林立，所有民居、商店，都奉命挂上国旗志庆，众议院门前搭起了“总统选举会”的彩架牌坊。国会特派十辆汽车，穿梭往返于各议员招待所，接载议员到众议院参加投票。上午10时，到会议员303人，还不足法定人数。又等到10时22分，人数总算凑够，王揖唐马上振钤开会，由主席抽签举出16人为检票员，投票时旁听席上的来宾一律退席，会场关门，内外断绝交通。随即开始投票。12时15分，会场门启，宣布徐世昌得425票，超过法定人数，当选为第二任正式大总统。据说在选票中，有一张投给“渔翁”，暗讽徐世昌渔翁得利。

安福系打算把副总统给曹锟，换取直军直捣南庭。而徐世昌一心要与南方和谈，副总统的位置，准备留给南方。但他又不好公开表示，担心招来皖系与安福系的反对，于是找了个理由解释：“正副总统都是天津人（曹锟也是天津人）不合适。”就职翌日即通电：“宜先征求南北要人意见，解决时局，然后就职。”

副总统问题，关系到南北和谈。段祺瑞亲自写信给王揖唐、梁士诒，推荐曹锟为副总统人选。10月3日，安福系议员举行茶话会，王揖唐宣读了段的来信。大家都无异议。但交通系和研究系却唱起反调。他们在人数上斗不过安福系，便重施故技，提出“不出席（选举）、不要钱、不怕武力”的口号，以不足法定人数来拖延副总统选举，就是不让布贩子曹锟上台。段祺瑞大怒：“如果不赞成选曹可早表示，今天才说，令我失信于曹，何以对曹？我请他当议长，等于请人来拆自己的台，真是岂有此理！”

10月6日是副总统选举日，40多名议员结队到三贝子花园寻欢作乐，杯葛选举。如果王揖唐有孙文一半的气魄，人数不足，马上召集国会非常会议，罢选不罢选，结果都一样的。但王揖唐却急得头上冒烟，驱车在城里乱转，看见议员便强拉上车。跑了半天才抓到8个人。王揖唐叫苦不迭：“你们不选曹仲珊（锟），吴佩孚杀到北京来，推翻大总统和国会，你们也都站不住脚啊！”但大批议员为了抵制选举，离京远飏。在预选投票和正式大会上，已跌至不足法定人数了。

一批旧交通系议员跑到天津去了，在英租界设立议员招待所，邀请议员们去开茶话会。10月16日夜晚，来自蒙古的安福系议员克希克图带着8名壮男议员，秘密潜入天津，准备“绑架”罢选议员回京。王揖唐在天津备好8辆汽车接应。克希克图等人在新站下车后，即分成四个小组，直奔各大旅店，逐一搜索，把南市妓院也翻了个底朝天，一共有15名议员遭到“绑架”。

消息传到北京，梁士诒怒不可遏，向安福俱乐部发出警告：“你们如果再相逼，我立即辞职不干。”由于报章腾载，物议哗然，王揖唐也不得不托病到汤山休养去了。国会处于半瘫痪状态，副总统选举因此搁浅。

10月10日，国庆日。徐世昌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是继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之后，第一位真正的文人总统。人们开始憧憬，中国政治，将回复到传统的士人政治轨道上，一个文治的时代到来了。

孤独的大元帅

由于1918年中国出现了两个国会，历史的笔墨，不得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这年的新历元旦，南方发生了一件十分怪异的事情——上司为了训导下属而发动政变。

自军政府成立后，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等人与孙文的关系，日渐恶劣，他们都不愿意打仗，也不承认军政府。新任的广东督军莫荣新希望尽快与北洋政府和谈，实现南北和平统一，孙文成立的招兵机构，也被莫荣新手下的人捣毁了。

莫荣新出身绿林，外表豪爽，内里深沉，人莫能测。在沙面洋行的买办中，流传着一则他的笑话。据说有一年，德国高枝洋行的总经理求见莫荣新，推销军火，莫荣新很讨厌洋人，但又不能不和洋人做买卖，于是他故意让德国总经理坐了几天冷板凳，然后在接见时说：“我因为屁股长疔了，所以没有见你。”一边说还一边脱下裤子，露出半边屁股对洋人说：“你看看，真长疔了，没骗你。”许多人觉得他行为粗鲁，其实是一种极轻蔑的表示，在对待孙文和护法的事情上，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

驻粤滇军师长方声涛是同盟会旧人，担任大元帅府卫戍总司令，他是孙文唯一可能争取的军队。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却不支持孙，反而支持唐、陆。究其原因，也不奇怪，方声涛是唐继尧派驻广州的，他当然首先听命于云南了，但一班老同盟会人却咬牙切齿，认为他脑后有反骨。12月17日傍晚，当方声涛经过长堤时，遭预先埋伏的枪手袭击，子弹从颈部划过，受了重伤，却幸未致命。

这次暗杀，由孙文身边最得力的干部朱执信秘密布置。事实证明，并未起到预期作用，反而令事态朝反方向加速发展。从1917年11月开始，西南各省积极酝酿成立西南联合会议，作为与北方和谈的总机关。只有孙文还在坚持高唱“从军行”，但曲高和寡，应者寥寥。这令他十分窝火，自觉比梁山泊上的晁盖还不如，一怒之下，决心发动武装政变，用炮弹来教训莫荣新。

吴景濂、王正廷、张继等议员，得到消息无不大惊失色，纷纷登门劝阻，孙文装病谢客。帅府参议刘德泽前来探病，孙文笑着说：“我决心要驱逐莫荣新的秘密消息，被李烈钧、吴景濂、王正廷他们晓得了，所以他们时常前来劝解，阻我不要动作，我怕麻烦，故此装病。你若能今晚立刻就去发难，我就立刻起来同你去，跑几十里路毫不相干。”

果然，1月3日晚上，孙文从病榻上一跃而起，神采奕奕，率领海军“同安”、“豫章”两只炮舰，驶至中流砥柱炮台附近（二沙岛），孙文下令开炮轰击观音山上的督军署。两名舰长起初不敢答应，孙文亲自发炮，又督促炮手连发五十余炮。另有小兵舰巡江，用机关枪向长堤的江防司令部等处扫射，名为“炮教”莫荣新。

名义上，两广军队都受大元帅节制，如今大元帅竟开炮轰击自己的部属，这种咄咄怪事，匪夷所思。不过，莫荣新也是一个老江湖，沉得住气，命令部属统统关灯睡觉，不准还击，海军其他舰只也没有卷入政变。事后程璧光下令把“同安”、“豫章”两舰的舰长撤职，生气地表示：海军南下的目的是来保护地方人民，而不是去残害他们。1月11日，孙文邀请一百多位议员到帅府举行茶话会，解释政变原因和护法讨逆等问题，希望缓和气氛，争取议员同情，但似乎收效不大。

1月5日，莫荣新和程璧光、陈炯明、李烈钧、方声涛等人联衔致电北洋政府，提出停战条件，包括召集旧国会，改组内阁，北军退出岳阳。1月20日，岑春煊、章士钊、陆荣廷、李根源等人，建议在广州成立西南联合会议，宣布宗旨及办法，荦荦大端为：第一，力求文明普及；第二，力求法律生效；第三，力求政治就轨；第四，力求民权发展；第五，力谋南北正人君子联络融洽，铲除共和障碍，发挥共和精神；第六，力谋南北军事之均势，以防流弊。

意即中国目前文明不普及、法律无效力、政治不上轨、民权无发展了。对于联合会议与国会的关系，亦有相应规定：“本会对于国会非常会议，彼此交换意见，提掣进行。”而关于会议议期，则规定：“本会议议期于宪法、省制制定，第二届大总统、副总统选出后商决之。”

暗杀方声涛，没把敌对势力打下去；炮教莫荣新，也没让他受教变乖。对此，孙文愈加忍无可忍，他正紧锣密鼓组织北伐，联合会议却说什么“南北军事均势”，等同拆军政府的台。他对程璧光不支持他反对桂系，尤为愤怒，怀疑海军和陆荣廷已暗中勾结。

2月26日晚上8时30分，广州笼罩在一片沉寂的黑暗之中。程璧光从海珠岛的海军司令部出来，在长堤码头突遭枪手袭击，身中数弹，倒毙在冰冷的街头。这是又一宗令人发指的政治暗杀案，发生在号称“共和国家”的土地上。到底是谁杀了程璧光？当时有两种传言：一说是桂系，一说是帅府。

据时任军政府少将参军的罗翼群回忆，暗杀行动实由朱执信主持，刺客萧觉民、李汉斌是帅府侍卫张民达亲自选派的。一篇以粤军名义发表的文章中说：“孙中山又当众宣言：程璧光之被刺，因不奉命而宣布死刑。”后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亦持相同看法，指出：“从前海军将军程璧光之死，是孙中山所主使，凶手名叫李安邦（音译，原文为LiAn-Pang），后在孙军的一个旅中，升为上校。”程死后，胡汉民执笔起草讣电，数易其稿。原稿中并无提及缉凶，朱执信亲自加上“现在严缉凶手”一句。

南下广东的议员，生活本来十分悠闲，用周震麟议员的话来描述：“一般南下议员，住在招待所，过着清闲自适的生活，自由组合，或研究书画，或吟诗唱和，有的雇小船到花地去赏花饮酒，有的甚至到赌馆去赌番摊。”谁曾想到，1918年流年不利，诸事不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以吴景濂为首的益友系议员，原是孙文的热心支持者，但到了广东才发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相隔着五岭山脉。军政府成立后，不仅政治上治丝益棼，而且违法事件，层见叠出，对于整个局势的恶化，只能用“夫复何言”来形容，吴景濂大感懊悔。1917年10月，军政府成立才一个月，吴景濂便提议改组军政府了，理由是“军政府名义未先征求西南意见，成立既难，效果尤鲜”，因此，“唯有存留军政府名义，改组内部”。

方声涛遇刺、炮击督军署、程璧光之死，这三部曲令许多人心寒，无形中推高了改组军政府的呼声。王正廷一向是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中坚分子、领袖人物，这时也感到改组势在必行。程璧光遇刺三天后（3月1日），他写信给吴景濂、林森：“改组军政府宜从速进行也，此举为全体声誉所系，对内对外均为紧要，能即日确定为妙。”他以“全体声誉”而不是以合法性、效率，或团结等作为改组理由，意味深长，可圈可点。

改组案酝酿多月，以程案为转折点，急转直下。1918年4月，西南一批军政大员莫荣新、唐继尧、伍廷芳以及国会领袖吴景濂等人联衔通电，提议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得到非常国会中政学系与益友系议员的支持。

4月10日，由汤漪、杨永泰起草军政府改组案，四十多名议员联署，提交非常国会讨论。当天，非常国会派了三批议员分别去征询帅府、督署和海军办事处的意见。莫荣新和海军方面，对改组鼎力支持，唯孙文极力反对。4月12日，由议长指定的21名审查员在回龙社第一招待所开审查会。还没开始讨论，褚辅成就提出：“本案因时势的要求，有认为成立的必要。在大体上就无需讨论了。”大家毫无异议。审查会草草收场。

孙文震怒不已，他邀请全体国会议员到帅府谈话，严词质问：“国会事前绝未征求军府意见，径行提议而付审查，揆之事理，宁得为乎？且以法律为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今乃欲多头制。又军政府组织大纲明明规定：本大纲于约法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完全行使职权时废止。无修改之名（明）文，今日何以自解？”他断然表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

然而，约法中连军政府都没有，这个前提一失，什么元首制、多头制的争论，全都毫无意义了。一个无底之筐，往里面装萝卜还是黄瓜，有区别吗？这样的理由，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4月13日，非常国会审查会议派褚辅成、王湘、吴宗慈、卢仲琳、王葆真五人，向孙文征求意见，孙文唯有斩钉截铁表明立场：“改组事，余始终反对，以法律上万难通融也！”

吴景濂说，在此期间，他接到的匿名恐吓信不下百封，“咸谓如予开会改组，皆对予大不利。”虽然他没有明言恐吓信来自何方，但联想到方声涛、程璧光，则不言自明。为了保障安全，国会派出四名保镖，携枪保护议长出入。5月4日下午2时，非常国会召开两院非常会议讨论该案。当议员们步入会场时，突然发现四周布满兵警。吴景濂解释：“改组军政府关系西南大局，政界也深知其重要，因此派了宪兵一排、桂军一排，并加派少数武装警察到会维持秩序。”

有民友系议员疑问：“今日开议要案，而军警环伺，是否广东当局也想步段祺瑞的后尘，以武力干涉议会？”吴景濂说，这些军警是国会请回来的，因开会前不少议员收到所谓公民团、敢死队的恫吓信，说如果通过改组案，决以手枪对待，所以国会恳请莫荣新督军以实力保护。莫督军有保护地方治安责任，多派军警戒备，使国会得以安然开会。

表决改组军政府案时，在84名议员中，44人投了赞成票，16人弃权，改组军政府案一读通过。孙文已下决心，一旦改组案通过，就辞职走人。他派了署理内政总长居正（也是参议员）作为军政府委员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并带了大元帅的辞职书请议长宣布。但吴景濂觉得一经宣布，等同翻脸，再没有转圜余地了，所以故意置之不理，没给居正呈交辞职书的机会。

次日，居正又去吴景濂家里访问，一再强调：“大元帅辞职，事关重大，不可延宕，应请即向国会报告。”吴景濂依然采用“拖”字诀。孙文径自向外界宣布辞职，字里行间，流露出愤怒和难以掩饰的痛苦：“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这不仅是对桂系的控诉，也是对非常国会的强烈谴责。

在5月7日的二读会上，民友系议员率先发难，一致要求先讨论大元帅辞职问题，再开二读会。双方发生争执，然后一声“开打”，又是墨砚、茶杯、臭鞋横空乱飞，吴景濂只得宣布休会。

5月18日，非常国会通过议决《中华民国联合军政府组织大纲》，即日公布，以“回复约法之效力，维持国会之尊严，建设统一之基础，促进宪法之成立”为宗旨。5月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文、伍廷芳、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七人为联合军政府政务总裁，孙文的票数排行第四。7月5日，唐继尧等通电就总裁职，联合军政府正式成立。8月19日，军政府政务会议推举岑春煊为政务会议主席。

孙文便离开广州，怀着被出卖的悲愤，前往汕头，乘坐信浸号轮船，经日本转道去了上海，以眼疾待医为由，杜门谢客，埋头著述。孙文在广东的护法事业，至此也告失败。他始终孤舟独桨，在激流中奋斗，但西南六省号称护法，有哪个省是真正支持他的？一个也没有。岑春煊、陆荣廷不支持他，海军也不支持他，国会也不支持他，他的老乡唐绍仪、伍廷芳都不支持他。但孙文坚信，历史将证明，他们全都错了，而他是对的。

国会是一个死结

1918年夏天，北京举行新国会选举，由于新国会减少了议员人数，选举又为安福系所把持，许多原国会议员都感到前途茫茫，正好这时南方也在积极招揽议员，准备把“非常国会”升级为正式国会。于是，在北方无法立足的议员，便纷纷收拾行装南下，希望在非常国会觅一枝栖。

召集正式国会，是孙文的夙愿，但一直受经费问题困扰。孙文认为，两广既已一致护法讨逆，以往上缴中央的盐税，理应截留。3月8日，孙文以大元帅名义宣告，把两广盐税收归军政府，“充军府开支国会、海军及其他属中央范围由军府支出之用途”。仅此一项，每月可有几十万元进账，解决了无米之炊，非常国会占大头，得17万元，军政府分得5万元，海军得15万元，广东省政府得7万元。

有了这笔钱，本来气息奄奄的南方政府，就像吃了回春丹，顿时神来气旺。吴景濂喜气洋洋地说：“国会有此经费，遂决定召多数议员来粤开宪法会议。”各地议员联翩而至，人气大增。6月12日——北洋政府去年解散国会之日——在广州召开正式国会，摘掉“非常”这顶帽子。

这时仍未达到法定人数，议员们想了一个主意，援引《议院法》第七条开会后满一个月尚未到院者应解除其职的规定，在7月12日以后，把尚未露面的参众两院议员数百人解职，遗缺由候补议员递补，凑足了法定人数。靠着孙文当初毅然决然的举措，南方国会总算有资本与北方的安福国会分庭抗礼。8月19日，南方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召开联合会议，发表宣言，声明北洋政府之一切法律案、条约案，未经南方国会议决之前，统归无效。从8月20日开始，南方非常国会改开正式会议。9月4日，南方国会通电宣布北京国会无权选举总统。10月9日，再发表第三通宣言，宣告“委托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依大总统选举法第六条之规定，摄行大总统职权，至次任大总统选出就职之日止”。令人尴尬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星期，竟有259名议员联名通电，声称第三份宣言在国会议决时，在场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依法无效。

因国会解散、张勋复辟引发的护法战争，持续经年，蔓延至陕西、四川、湖北、湖南、福建等省，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徐世昌在北京就任大总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临近尾声，美国总统致函徐世昌，警告说：如果中国不能早息争端，统一南北，则无法协同友邦一致达到“维持正义”的目的，在国际事务中亦难占有一席之地。

10月23日，主战派段祺瑞被免去国务总理职，由钱能训暂代。当天，社会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以及国会议员王家襄、谷钟秀、王人文、梁善济、文群等共24人，宣布成立“和平期成会”，推动南北和平。这个团体，号称各门各派大团结，国民党、研究系、政学系，甚至安福系，都有代表列名会籍。一时间，和平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

10月25日，徐世昌总统的和平令，煌煌下达，宣布停火，尊重和平。美国驻广州领事随即向军政府提出说帖，劝告双方速息内争，自谋统一。11月22日，广州军政府也下令停火。中国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幕。

11月30日，七总裁联名致电徐世昌，提议以上海租界为南北谈判地点。依照辛亥前例，由双方各派相等人数的代表，委以全权，克日开议。国务总理钱能训以为会议商决的是内政问题，不宜在行政区域之外。他提议改在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南京。就一个和谈地点，双方争论了近两个月，互不让步。

在代表问题上，南方政府内部也争持不下。孙文坚持和平的先决条件是“国会必须有充分自由行使职权”，否则必将继续奋斗，没什么好谈。岑春煊提出的条件，亦有三项：第一，恢复旧国会；第二，补充西南军饷军实；第三，中央、地方分权，划分军区，军、民分治，实行地方自治。但陆荣廷表示，南北都要以国事为重，不纠缠于国会问题。据说，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在起程前，曾向徐世昌请示，南方让步的底线是什么，徐回答：“一切问题都可以让步，唯独国会问题不能让步。”

唐绍仪从国外回来，他也是七总裁之一，和徐世昌又是结拜兄弟，一到广州便宣布，议和总代表人选如果不征求他的同意，以后对军政府的一切事务概不负责。在国民党和一些政客团体的支持下，唐绍仪当上了南方议和总代表。

北方代表团在朱启钤率领下，12月29日到达南京。南方代表团比他们晚一个月到达上海，但绝不去南京。双方再度僵持不下。后经法、英、意、日、美五国公使劝告，北方才同意在上海举行谈判。1919年2月20日，举国瞩目的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开幕。

阳春三月，一片升平景象。据吴景濂说，南方提出的和平条件，归纳起来，盖有三大项：一，徐世昌降为临时大总统；二，第一届国会由粤迁京，开大总统选举会，选举正式大总统；三，南北军队另定名额，不在额内者，均遣散，开赴边地屯垦。但在和谈的议题中，国会问题，是4月9日的第六次会议上才由南方代表提出的。在此之前的两个多月，双方在陕西停战、参战军停募和参战借款等问题上纠缠不清，国会问题无从谈起。

南北和议真的能解决法律问题吗？国会问题的症结，在于究竟是恢复第一届国会，还是承认目前的安福国会。徐世昌的总统是安福国会选举出来的，取消安福国会，等于否认总统的合法性，所以北方只能坚持反对恢复旧国会，舍此别无退路。而南方既然打着护法旗号，也只能坚持恢复旧国会，这是他们唯一的合法性资源，舍此同样别无退路。于是双方又僵在那里了。徐世昌自己倒是不在意辞职，但安福系恫吓说，这不是总统一人的问题，一倒，就是总统、内阁、国会全倒，整个北洋同归于尽。

江苏督军李纯，是冯国璋的外甥，直系著名的“长江三督”之一，为南北和平奔走操劳，劳心焦思。他想了一个办法：恢复1917年国会解散前的宪法会议，由旧国会议员在南京召开宪法会议三读会，宪法告成，然后追认徐世昌为总统，解散南北两国会，根据宪法规定的《国会组织法》与《议员选举法》进行选举，召集新国会。听起来两全其美，既照顾了新旧国会，又照顾了徐世昌的合法地位。

南北和谈，国会问题是死结。图为1919年2月，上海南北议和会议。会议桌左侧为北方代表，左起：徐佛苏、李国珍、施愚、吴鼎昌、朱启钤、王克敏、方枢、刘恩格、汪绍杰、饶鸣銮。

然李纯的方案传到北京，安福议员却不肯吞饵。他们觉得，方案名义上是南北国会同时取消，但宪法会议由旧国会议员组成，实际上仍然是以旧国会推翻新国会。4月12日，安福系召开紧急会议，众人情绪愤激，有人怒骂徐世昌、钱能训忘恩负义，出卖国会，有人痛诋李纯用心险恶，有人责备朱启钤软弱无能。会后，公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时梁士诒已辞参议院议长，由李代）入府谒见总统，提出质问。而徐世昌的态度，不痛不痒，虚与委蛇。

这时，有一个更大的和会在巴黎召开，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出席了和会。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全盘接收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在山东所有其他权利。中国代表交涉失败，引起全国轩然大波，学生走上街头抗议，焚烧了政府官员的官邸。抗议风潮，席卷南北各大城市，演变成震惊全国、改变历史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南北和谈面临着新的议题了：怎么对待山东问题。5月13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个条件：第一，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第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严惩缔约有关人员；第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第四，撤换声名狼藉的督军；第五，和会宣告六年（1917）北洋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第六，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第七，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第八，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之日为止。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为难地表示，外交问题，可公电欧洲专使力争主权，如不能达，不予签字。至于第五条，如果是绝对恢复旧国会，则北方实无回旋余地。他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条，再议其他。

唐绍仪说：“六年解散国会的命令，本系违法。违法之令，本会宣布其无效，本席以为是最公允的主张。”

朱启钤说：“国会问题，绝无转圜余地。”

唐绍仪说：“既然如此，请立即改为谈话会，或索性闭会。”

有人批评，南方的八大条件，早不提出，晚不提出，选择在辞职前提出，根本就没有谈判的诚意，无非是为腰斩谈判抢占一个道义高地而已。其实谁也不愿意和谈有成，北方抱着武力统一的梦想，而南方则希望维持现状，免被北方吞并。双方立场，南辕北辙，鸡与鸭谈，南北代表宣布总辞职。章士钊感叹：“兹和会也，如一多灾多难之胎儿，虽幸未枉死母胎，而一离于裹，仍告夭阏，乃天赋之不得不然。”

第四章 流离失所，各自为政 （1919.6—19210.5）

上海和而不谈

1919年6月，北方终于有点夏天的感觉了。阳光煦煦，和风习习。11日，徐世昌以巴黎和会失利、南北和会又失利为由，向国会提出引咎辞职。翌日，在内政、外交等问题上焦头烂额的钱能训内阁，亦全体请辞。国会接到咨文后，将咨文退还，以责任内阁制之下大总统无引咎辞职的规定，请大总统照常任职。13日，徐世昌准钱能训辞职，特任财政总长龚心湛兼代阁揆。到9月，龚也守不住了，改由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11月5日正式接任阁揆）。

随着各地学潮渐渐平息，南北和谈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已挂冠而去。钱能训本来准备接替朱启钤当北方议和总代表，但刚放出风来，就遭到非议。徐世昌只得改派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率领原班人马，赓续和会。

这个任命甫公布，即招来舆论万炮齐轰。王揖唐的风评太差，刺激了人们的神经，南方和北方直系同声反对，誓不承认。然就事论事，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因为“议和总代表”这个烫手山芋，除了自我感觉良好的王揖唐，已没人敢接。要是有人能举出一个大家都接受，且他本人也愿意的人选来，徐世昌也一定乐于任命。

1919年5月2日，北京《晨报》刊登了北京政府徐世昌的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证实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总统徐世昌向国会提出引咎辞职。

南方国会通电称：“王揖唐为非法国会之议长，在法律上为应受制裁之人，与卖国者言救国，与毁法者言护法，如惩办祸首，取消非法国会，裁撤参战军，取消中日密约，皆王等自作之孽，如何与彼谈判？”直系大将吴佩孚的通电，对王揖唐亦极尽冷嘲热讽：“身列国会，安知国会之纠纷，身为党魁，安得不受党派之牵掣？在天下本未有斯人不出之希望，而足下竟有舍我其谁之仔肩，足下自命不凡，不计个人安福，欲谋天下安福，其如天下之不谅何！”

旅沪国会议员8月23日举行会议，讨论南北和议问题。会后推方潜、刘云昭、王试功、张瑞萱四位议员去见孙文和唐绍仪，征求意见。孙文已决意向军政府辞职，对以军政府为谈判一方的南北和会，嗤之以鼻，冷淡地回答：“我对于和议不置一词，我之主张唯救国在护法。北方勾结日本毁法卖国，若北廷能脱离日本范围，方能谋合法之和平，否则和不和均非我所知。”

孙文毫不掩饰对军政府的痛恨，他只恨自己没有一门大炮，把军政府炸个粉碎，怎么会支持军政府的和谈呢？在吴景镰和林森的来信中，孙文批了一段话：“闻宫保与山贼久已相机牺牲国会矣，今时机将至，恐难幸免，深愧无力挽救。然犹望诸君能将国会死得轰轰烈烈，先将军政府取消，免为山贼所居奇，则诸君犹不失个人之人格、国会之体面，且为国家留一点元气，是予之厚望也，言尽于斯。”

切齿之声，咯咯可闻。尽管这段话在收入《孙中山全集》时，把“宫保”与“山贼”改为岑春煊、陆荣廷，词气稍显平正，但亦不能完全抹平他当时的愤怒之情。9月2日，孙文再次致函林森，请他转告其他国会议员，应毅然取消误国的军政府。

孙文是令南方军政府头痛的人物，而北方也有令北方头痛的人物，那就是吴佩孚。吴佩孚屯兵湖南，左纳武昌，右抗荆门，控百粤而包九嶷，俨然南天一柱。他是北洋军中唯一有本事打到海南岛的人，却偏偏主张南北和平，且不顾段祺瑞反对，直接与南方军队签订停战协约，宣布以“扫除内奸，废弃密约，选举良善国会，组织不党内阁”为政治目标，矛头直指安福国会。

强敌当前，段祺瑞不得不远交近攻，竟然找上了孙文。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关系，段是坚定不移的武力统一者，最强硬的南征派，而孙文做梦都想着北伐打倒段祺瑞。现在，南征派与北伐派两大敌对阵营，达成某种默契，也印证了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政治无永远的敌人，也无永远的朋友。

南北各有各的算盘，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王揖唐是出了名的“渔行老板”，心思至纤至悉，岂不明白？上海和会，根本不会谈出什么结果。他到上海，只是希望与孙文直接谈判，为孙段结盟牵线架桥。他派代表先行赴沪，与孙文见面，征求他对和谈的意见。孙文直截了当回答：“王揖唐若同意我恢复国会的条件，我当尽力为之助成其事。”

动身前，底气不是很足的王揖唐，再派人去见孙文。孙文依然一口答应：“他如果真的为解决国会问题而来，则可立来见我，我当以我一身负与彼完成和议之全责。”言下之意，如果北方愿意解决国会问题，不必以军政府为谈判对象，与他谈就行了。但如果不经过军政府，怎么落实谈判结果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孙文联合北方推翻军政府了。这个话，后来确实成为孙文提出的“条件”之一。

王揖唐又去总统府征求徐世昌的意见，徐世昌只回答了一个字：“让。”

一个“让”字，足以让这位北洋老人名垂青史了。

朱启钤做总代表时，也问过相同的问题，当时徐世昌说一切可让，国会问题不能让。现在，这条底线似乎也可突破了。对国会前途，徐世昌曾经表示：旧国会不是不能恢复，但以本身论，其议员除死亡及前次因事取消资格者，已不足法定人数。设法加入，即涉非法之嫌。以事实论，全国必须公认，始能有效，而今北方对此反响日甚。换言之，旧国会的恢复，需要各方面妥协，始能水到渠成。

许多人以为，徐世昌的“让”，是一种政治手腕，是他在直、皖夹缝中生存的投机策略。这显然是一种流行的“阴谋论”思维，似乎一切都有阴谋。这个“让”字，把民主的精髓高度概括出来了，如果大家能明白“让”字的真义，民国八年以来，又何至于纷乱迭起、四海鼎沸？

在五四运动中，徐世昌对待文化界、学界的宽容态度，推动和平的孜孜努力，处理南北谈判时的理性立场，无不展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这位辛亥革命时清王朝的太傅衔太保，能力虽然不是很强，但却是民国以来最接近现代民主国家总统标准的政治领袖。这不知是民国之幸，还是民国之悲。

有了孙文和徐世昌的承诺，王揖唐底气十足了，打定主意，要和孙文谈一谈国会问题。他的底线是新旧国会共同制定永久宪法。他坚信可以说服孙文。

9月10日，王揖唐在北京宴请政界大佬，宣布自己的议和大计，也唱起了“让”的高调，表示要“以互让精神谋根本融解”，但什么是真正的“互让”？王揖唐自己并不清楚，南方军政府也不清楚，段祺瑞和吴佩孚更不清楚。在这个号称有“孔融让梨”美德的国度里，其实大部分从政的人，都没学会怎么“让”，并且坚信一切的“让”都是阴谋，都是为了吃小亏占大便宜。

9月18日，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副议长刘恩格率谈判代表团抵达上海，在龙华车站下了火车。随员中有史启藩、光云锦、周有文等议员。长芦缉私统领季光恩亲自负责安保，在四十多名国会卫队的严密保护下，驱车直人哈同花园爱俪园。王揖唐带着一妻一妾一妹一女同行，大小箱笼，装满几车，一副准备长期驻扎，打持久战的样子。

上海气温宜人，朝暖夕凉，王揖唐神清气爽，开始投入繁忙的活动中。他毕竟有国会竞选的经验，比朱启钤会做广告。还没见到南方代表，已经发传单，见记者，登报纸，搞出很大的动静。报纸登了一条消息说，唐绍仪派人来求见王揖唐，被王拒绝云云。唐绍仪哭笑不得，也放出一条消息给记者说，王揖唐派代表来求见唐绍仪，吃了闭门羹。于是有人用他们的名字缀在一块儿说：“王揖唐绍仪。”闻者无不哑然失笑。

南方军政府不承认王揖唐的代表资格，唐绍仪宣布辞去总代表职，因此和会迟迟不能举行。王揖唐也不以为意，亟亟谋求与孙文会晤。9月21日，两人终于相见了。王揖唐胸有成竹地提出“新旧国会共同制宪”的方案。讵料孙文一听就摇头：“这不是我的条件，我的条件是恢复合法国会。”

王揖唐着急地说：“这无异于要对方无条件投降，北方诸督军将强硬反对，而段祺瑞、徐树铮所永不允诺者也。”

孙文大笑说：“这不是投降。记得武昌起义时，段祺瑞还是清朝将官，领兵攻打民军，后来他竟要求清帝退位，赞成共和。若说投降，段祺瑞已做过一次。你如果答应这个办法，我只说你赞成我的主张，何尝见得是投降呢？”

王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孙乃引述他在四个月前与北方和谈代表吴鼎昌的谈话，当时吴也是奉段祺瑞密令谒见孙，请教对当前时局的意见。孙以恢复国会为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吴鼎昌认为难以办到，孙文提出：“那还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民国成立，是国民党多年来流血牺牲的结果，现在应将国家的统治权交还国民党。因为买物必须出本钱，今北方既已取回这个物件，自应将本钱还给我们，才能算公平。北方可能办到吗？”吴鼎昌说不能，再问第二个办法，孙说：“如果不愿交还国民党，就不妨效张勋再来一次复辟，将统治权交还满清，再捧宣统出来。”吴说：“这也办不到，第三个办法呢？”孙说：“既不愿交还国民党，又不愿交还清逊帝，剩下来一个办法是北洋派曾经做过的，自家称王称帝，再制造一个洪宪或什么皇帝出来。”

王揖唐认为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希望能有新的办法。孙文说：“你们既然不要国会来和我议和，我也有不要国会的议和办法。国会是民党做成的，北方若不要国会，就应该和我一起，再来革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时局。北方武人，现在既有兵权在手，如果能够抽调两三万军来和我革命，那就没有不能统一中国的道理。这个办法，北方能够做到吗？”谈到这里，王揖唐已坐立不安了。他期期艾艾表示，此办法倒是可以商量，然后告辞而去，再没有下文了。10月18日，孙文在会见上海的学生时，以嘲笑的语气提到这件事：“他答应商量这个办法，到今尚没有回信，大概还没有商量清楚。”

王揖唐在上海折腾了一个月，石灰铺路，白走一趟，连南方代表的面也没见上，和孙文的会谈也没有实质成果。徐世昌给他的上方宝剑“让”，但现在却让无可让，连“让”的对象也没有，宝剑只能砍空气。

10月19日，在王揖唐下榻的哈同花园，发现了一枚炸弹，据说引信已经点燃，只因受潮才没有爆炸，各大报纸都登载了这一爆炸性新闻。这颗炸弹是什么人放的，查无结果，王揖唐暗示江苏督军李纯是幕后黑手，惹得李纯怒火万丈，公开反驳。但许多人却恶意猜测，这是王揖唐自导自演的，为自己奔走无功，不得不掩面谢幕找一个下台的台阶。果然，从这天起，王揖唐闭门谢客了。

南北国会，各忙制宪

早在1918年南方成立正式国会之后，便开始筹备宪法会议。把尘封已久的天坛宪法草案，从箱底又翻出来，重新审议。吴景濂宣称：“此次在粤开宪法会议，同人仍本初衷，继续奋斗。能在粤将宪法制定，必须将地方制度草案照原案通过，在宪法会议上，同人为国为法，奔走牺牲，可告无罪于国人。”

1918年9月28日，广州的宪法会议开第一次会，不足法定人数。原来的60名起草委员，早已云散风流，在职者不及半数，照例用补选方法补足众议员21人、参议员15人。历时一月，人数凑足，10月24日开正式会议，公推吴宗慈为书记长。审议长本应由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担任，但他因参加巴黎和会，不在广州，由褚辅成代理。

会议首先提出地方制度问题。地方制度一章，1913年天坛草案时就有几种意见，争论激烈，有主张列入宪法，有主张不列入宪法，最后各党派协商，把这一章的标题列入宪法，但内容没有通过二读会。讨论的焦点，在于省长的产生方法，是民选还是中央任命，争持不下，有人以缺席抵制，屡屡造成流会，直到国会解散都没有结果。吴景濂称：“关于宪法中之最扼要者，为地方制度一章。在北京会议时，政府反对地方制度，所以召集督军团反对宪法会议。”

如今重新讨论，依然众口难调，有说省议会选举，呈请大总统任命的；有说直接由大总统任命的；有说由大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任命的；有说大总统经省议会同意任命的；也有说大总统经省议会同意任命，但省议会不得连续否决三人的。最后，谢持提出：“由省议会选举三人，呈请大总统择一任命。”得到多数人支持。

接下来讨论国税与地税的划分、省议会职权的规定、省行政机关的规定、省事权的规定、县知事民选的规定、驻屯国军的规定等，逐条讨论。转眼间，又到了岁暮天寒的时候。12月13日，总算把地方制度一章讨论完成，交由宪法委员会起草条文，指定孙钟、吴宗慈、吕复、何畏、韩玉辰五人执笔。

这时南北已开始议和，宪法问题、国会问题，都要依和会结果而定。政治的焦点，已移到了上海。南方的议员们，雀儿拣着旺处飞，纷纷移驾上海、南京。广州的制宪会议，无形中止，地方制度一章虽然完成起草，却无暇呈交二读。吴景濂叹息：“议员星散，以为和议成，则法律问题可以解决，不必在粤议宪也。故地方制度条文，虽经委员会草定而不能报告大会。和议开幕，宪法会议遂为之停顿。”

南方制宪，北方不甘后人，安福国会也着手制宪工作。与其说真的为了国家制定根本大法，不如说是为了将来南北国会合流、制定宪法时，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我制宪故我在。1918年12月，由两院各选出30名议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天坛宪法草案进行全面的修订。经过大半年的研磨，1919年8月，北方国会终于抛出了一个新宪法草案。

与天坛草案逐一对照，两者大同小异，不同者只有八处。如天坛草案规定两院议员不能兼任文武官吏，而国务员不在此限，新草案则把国务员的豁免删去了；天坛草案规定两院开会的法定人数为议员半数，新草案则改为有三分之一议员出席即可开会；天坛草案规定宪法的解释权在国会议员组织的宪法会议，而新草案则规定由两院议长及大理院、平政院、审计院三院院长组织会议解释之。

持平而论，安福国会制定的宪法草案，比天坛草案更加完善了。但由于南北和谈已经开锣，北方国会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戏往下该怎么演？南北和平统一之后，两个国会是合并还是取消？是取消一方，还是双方同时取消？大家都在观望。因此，北方国会虽然完成了宪法起草，但同样没有提交国会讨论。南北议宪，都是空转。

1919年的大半年，南方国会无所事事，形同散去的宴席。王揖唐接任北方和谈总代表后，唐绍仪又辞南方总代表。上海和平会议，雷声大雨点小，直到王揖唐闭门谢客之后，聚集在上海的南方国会议员，无热闹可凑，又纷纷返回广东，打算继续召开制宪会议。

8月7日，孙文在上海通电辞去联合军政府政务总裁一职，并声明自辞职日起，以后军政府所发文电如果仍签署他的名字，概不负责。11日，南方国会议决挽留孙文。尹承福、徐邦俊、樊文耀、袁麟阁等议员，联名致函孙文，认为目前在南方“既无政府之干涉，又无军人之侵扰，兼以南北不和不战”，正好把“制宪”这个话题拿出来“博取人民之心理”。议员们说：“然必悉数来粤，始得有行使之权能，未有一个国会而分两地，能以行使其职权者。”

他们敦请孙文和唐绍仪，率领在上海、南京的议员返回广东，军政府七总裁召开一次大会议，决定和战大计。一来可显示南方大团结，展现实力；二来国会重开，议员也有了一个指点江山的舞台；三来也想借艇割禾，藉孙文之名，立国会之威。

孙文虽然憧憬南返，但目前时机未至，广东仍然是桂系的天下，他不愿重蹈覆辙，乃对议员褒扬之余，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简单地说：“文近专事著述，承嘱返粤一节，实未能如命。”其实，他并非专事著述，这时俄国已发生“十月革命”，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整个社会、思想界都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孙文在上海积极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准备东山再起。

为了把南方这个场子重新“搅热”，一些国会议员不惜旧话重提，又造起改组军政府、成立正式政府、选孙文为大总统的舆论。最积极推动改组的是林森、谢持等民友社议员，益友社亦倾向于改组，而反对者为支持岑春煊的政学系议员。彭养光议员向孙文通风报信：广州的议员们在褚辅成家里开了几次会，已决定先派代表到军政府述达改组之意，然后再推举总统人选。“就中比较倾向先生（孙文）者，实较他人为多，虽吴莲伯（景濂）、褚辅成等，亦不能独异”。

议员们一旦折腾起来，还真是没完没了了。军政府改组才一年多，又说改组。当初孙文要当总统，他们要选大元帅；孙文当了大元帅，他们要选七总裁；七总裁才上任，他们又要选大总统。

这年国庆节，孙文发表《八年今日》一文，把政坛的各路政客，骂得狗血淋头：“官僚虽恶，其中非绝无醇厚之儒；武人虽横，间亦不乏尚义之士。唯政客则全为自私自利，阴谋百出，诡诈恒施，廉耻丧尽，道德全无，真无可齿于人类者。”他把政客称为“万恶之魁”，或曰“政客不死，祸乱不止”，至哉言乎！

他把官僚、武人、政客并列为三大害，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的“一专制”，却制造了官僚、武人、政客的“三专制”。“政客”究竟是指什么人？王揖唐乎？梁士诒乎？吴景濂乎？褚辅成乎？南北国会议员乎？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无论如何，都真实地反映了孙文在那一刻的心境。

尽管孙文痛恨政客祸国，但现实依然需要他们的合作。

据吴景濂说，安福国会对南方国会极尽分化瓦解之能事。他们在北京成立了经济调查会，专门收买赴粤议员。王揖唐在上海下榻的爱俪园，也是一个收买议员的机关。“北方对在粤议员与在粤之岑（春煊）派密商，将经济来源断绝，使各议员在粤不能生活”。国会的经费主要靠盐税，岑春煊把经手盐税的官员撤换，“令其对国会经费不发，如此支持，已近三个月矣！国会议员生活大成问题”。

民友系本来就反对岑春煊，现在益友系也站到他们这边了。10月下旬，国会通过改组军政府案，一面推定27人为起草委员，重新修订政府组织大纲，一面向孙文发出热情的邀请：“以先生手创民国，尊重国会，群相仰望，极表欢迎。处此酝酿之余，不能不事前准备，务恳一面派人来粤，与各代表暨国会接洽，一面派人赴滇与唐督疏通。先生悲悯为怀，谅不忍坐视沦湑也。”但孙文的答复，却是不冷不热：“文对于国会议员，只望各人本良心上之主张奋斗耳，余则悉听自然也。”

不久，岑春煊秘密派代表到北京接洽议和的事情，被人揭发出来，民友系议员以岑春煊此举有违约法精神和军政府合议制，提出不信任动议。12月27日，岑春煊被迫辞职。12月29日，南方国会一百多位议员，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宣言：

唯改组之法，本亦多端。或言速集国会议员，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或言修改军府组织大纲，以合议制之总裁，代行约法上大总统之职权，另照民国官制，组织责任内阁，执行约法上国务院之职权。两者择一而行之，革今日混合之制，分国务政务为两物，去今日把持之患，集众智群贤于一堂，庶几法良制美，一德同心，西南之危乃可解，国家之难乃可息焉！

这宣言似乎是专门说给孙文听的。军政府改组案通过了，岑春煊辞职了。可以说，国会已用尽心机，为孙文的复出，制造舆论，铺路搭桥。但孙文的态度，依然是若即若离，对不回广东始终不松口。国会议员们捉摸不透，他到底想怎么样？曾任孙文秘书、大元帅府参议的谢心准，写信给孙文说：“现在时局变幻至此，知先生断不忍旁观。第此时吾党进行，究取如何政策？道路传言，莫名真相。此心至深焦虑，而旧日可靠之同志，在此抚髀兴嗟，渴望消息尤不乏其人。”

孙文的回答很干脆：“如尚有有力之同志，可帮一臂，以扑灭桂贼，此时宜预备一切进行方法。”桂系一天不扑灭，他一天不回广东。无论军政府如何改组，是总裁制还是总统制，是七元老集体领导，还是一总统独断乾纲，他全不在意，也决不认同。

11月18日，南方国会又召开宪法审议会，把去年底未及完成的宪法审议继续完成。由于以往经常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这次规定亲丧不给假、生病垂危也不得缺席，虽然不近人情，但“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会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总统有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和省长职权问题上。各党派互生疑义，聚讼纷纭。

原草案第七十五条规定“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吕复议员提出修改为：当国民认为众议院违法失职时，每省有原选民各十万人以上连署，可请求大总统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解散两次。这个提案当即被大多数议员否决。

叶夏声议员也提了一个建议：大总统于国务员受不信任决议时，或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但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同意。换言之，总统提出解散国会的唯一前提是当国会对国务院提出不信任决议时。除此之外，总统不能通过解散政党而解散国会，也不能因国会否决某项提案而解散国会。

但大家认为总统的职权还是太大了，或者说，议员们觉得自己的权力还是没有保障。王玉树议员提议干脆把第七十五条完全删除，回到临时约法，根本不提国会解散问题，没有前提，没有条件，没有但书，玉皇大帝也无权解散国会。这样，议员们才稍觉安心。最后付表决时，通过了废弃第七十五条。

国会内派系对立相当严重，民友、益友、政学三大政团，互为攻防，争抗至烈。1919年10月6日的会上，表决地方制度第十一条至第二十一条，出席议员592人，起立者（赞成）464人，已足3/4以上，表决通过。但政学系议员徐兰墅提出要进行反证表决，韩玉辰则提出以投票表决。议长只好同意进行反证表决，起立者（反对）为143人，不足1/4，原表决依然有效。但到了1920年1月8日的会议，政学系议员沈钧儒、杨永泰等又提出对两天前的反证表决有疑问，要求重新表决。民友、益友议员闻言起哄，指责政学系纯属捣乱，拖延时间。政学系遂以不出席作为抵制，导致制宪会议一连流会8次之多。

参议院林森议长、褚辅成审议长先后设宴款待缺席议员，温言劝慰；伍廷芳也致函劝告，各社团纷纷奔走斡旋，但都无效。由林森、吴景濂、褚辅成领衔，500多名国会议员的通电，沉痛宣称：“在此时期，同人等心力交瘁，无术挽回，前犹疑为手续之争、内容之争，今始知非手续内容之争；前犹疑各报载徐世昌电李纯，忠告南方停止议宪，及某某分代表主张南京制宪之电，均为报纸谰言，今欲不信不能。证以不出席议员大半居军府要职，章士钊更明目张胆为文，攻击国会不宜制宪，可知彼等决心破坏制宪，酝酿已久，绝非口舌所能挽回，嗟乎，世道人心，堕落至此，夫复何言！”

1920年1月24日，宪法会议开会。众议院实到300人，法定人数已足；参议院则还差十几人才达到法定人数。于是只好改为谈话会。但事到如今，正式会、谈话会都已经无关宏旨了。

林森即席演说：“吾人来粤护法，于兹数年，救国目的丝毫未曾达到，今之所希望者，在此宪法能于护法期间，完成大业。不意少数人之牵掣，又告功败垂成。数年来人民困苦流离，丝毫福利未曾得到，即此百余条纸上空文之宪法，亦属望梅不能止渴，殊足令人伤心。”言至悲哀之处，林森潸然落泪，哽咽不能说话。会场上一片唏嘘，不少议员亦陪着掉泪。林森宣布，国会宪法会议闭会，停止议宪，以待少数议员的“最后觉悟”。

民国才九年，三国会并立

立春，东风解冻，蛰虫始振。西南进入了季节性的政治动荡期。桂军与滇军在粤北爆发冲突，张继跑到昆明煽风点火，对唐继尧说，驻粤滇军快变质成为桂军了。唐继尧一怒之下，把岑春煊秘密和北京直接议和的证据都端了出来，包括曹锟、张作霖、李纯提出的五点和平建议。其中关于国会的解决办法是：新旧国会同时停会，由北京中央政府召集各省议会联合会，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召集新国会，由新国会依据《天坛宪法草案》制定宪法公布之。南方国会的议员大哗，指责岑春煊这是在背后出卖国会。

吴景濂描述当时国会所面临的困境：

国会宪法会议因政学会议员不出席，即行停顿；上海南北和议，亦因条件不合停止。广东军政府岑春煊等，又仇视驻粤国会，断绝经费。海军既为收买，滇军人又被强夺。国会在粤极无存在之余地，势不能坐听军政府将国会消灭，不得不另筹奋斗之路。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林森、吴景濂、褚辅成和伍廷芳暗中商量，国会搬到上海或云南，另辟新天地。伍廷芳也决心脱离军政府了，他利用财政总长的权力，给每位议员发了200元路费，又秘密汇了100万元到上海汇丰银行。1920年的农历新年一过，国会议员便纷纷收拾细软，准备迁徙了。3月间，吴景濂已安排子女“急速离粤”。行动十分隐秘，形同秘密逃亡，议员分批离粤，吴景濂第一批，伍廷芳第二批，林森、褚辅成继之。

清明时分，议员们乔装打扮，分批搭船，先去香港集中。留在广州的，仅政学系议员。吴景濂回想起三年前乘军舰赴粤护法，同行尽是伟人巨公，大有登高一呼，天下云从之势。如今却急急如丧家之犬，别了陆公，投奔唐公，不禁悲从中来，拍遍栏杆：“三年在粤护法成绩，为军政府当局摧残，未告成功，半途出粤，言之可为痛恨！”

议员们在香港时，接到唐继尧的电报，欢迎国会到云南，但国会经费，他无能为力。大家又犹豫了，到底是去云南好呢，还是去上海好？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但钱的问题，在3月29日好像有了一线转机。这天，伍廷芳头戴一顶旧毡帽，化装成落魄的金山伯，乘坐轮船三等舱逃往香港。谁也看不出来，这位满脸风尘的老人，身上竟带着从军政府卷走的180余万关余税款。吴景濂大喜过望，这笔钱虽然不能全部给国会，但至少可以拨一部分，解燃眉之急。

直到4月3日，岑春煊才接到报告，说国会已人去楼空，急派宪兵驰往两院搜查。果然空空如也，经费、印信、重要案卷，都被吴、褚二人带走，只剩下稀稀拉拉几名政学系议员，也在互相打听消息。接着又听说伍廷芳把关余卷走了。这个打击比国会不见了还要可骇，岑春煊不禁手忙脚乱了。

4月6日，留在广州的300名议员召开联席会议，推举孙光庭为参议院主席，陈鸿钧为众议院主席，代行议长职权，通电宣布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参议院议长林森等“带印潜逃，嗣后如假议长名义在外发表文电，一概认为无效”。照搬当年孙文南下时的桥段，在广州开非常国会，选举岑春煊为大元帅。

中华民国的代议政制，搞了九年，搞出三个国会并立。

林森、褚辅成等人都到香港后，议员们举行谈话会，讨论前途问题。昆明是首选，因为云南毕竟是西南军政府的区域，但因经费不足，议员们只能兵分两路，一路二百多人，由林森、吴景濂带领，前去上海，其余由褚辅成带领，前往昆明。会后发表通电，声明国会另择地点开会，以贯彻护法救国初衷。

议员们分途登船，挥手作别。4月8日，维多利亚港一声汽笛，恓恓惶惶的千里大迁徙，就在这个“路上行人欲断魂”的黄昏，从香港起程了。

吴景濂到达上海后，与唐绍仪、孙文等见面，征询对时局的意见。这时的南北关系，基本上是徐世昌与岑春煊联洽，段祺瑞与孙文联洽。徐世昌想避开南北国会，直接与广州军政府谈判；但段祺瑞却想绕开广州军政府，由王揖唐的安福国会与林森、吴景濂的旧国会携手合作，共同制宪。

留在上海固然好，但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况且，这是皖系大将卢永祥（浙江督军）的地盘，虽然孙段绾合，春暖花开，卢永祥对国会无比欢迎，但当年国会是与皖系闹翻，才南下护法，现在南方待不下去了，又回到皖系“怀抱”，面子上未免有点难堪。

正当林森、吴景濂犹豫不决之际，军政府在香港控告伍廷芳携款潜逃，诉讼成立，伍廷芳汇到上海汇丰银行的钱被扣留了。水龙头一关上，马上有断炊之虞。这件事促使林、吴下决心离开上海了。5月5日，在上海的旧国会议员召开谈话会，决定迁往云南。5月15日发表宣言，定于6月1日第一批议员动身。但后来又延期了，似乎是为了等孙文、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正式对外表态。

6月2日，孙文、唐绍仪、伍廷芳、李烈钧在孙宅开会，林森、吴景濂、王正廷、褚辅成等两院正副议长都出席了。会后，三位在沪的前总裁，加上唐继尧，四总裁联名发表宣言，否认广州军政府和国会，宣布在云南组成合法的军政府，责成南方议和总代表即日与北方议和总代表恢复和谈。当天，王揖唐便接到唐绍仪送来的公函，昔日求见一面而不得，今日竟主动送上门来，何前倨而后恭也，王揖唐咸鱼翻身，其喜可知。谐谑者又戏言“王揖唐亦揖王”了。

但这时国务院却给王揖唐来了一电，提出连串疑问：唐绍仪的总代表，是军政府委派的，今唐否认军政府，这个总代表资格是否还存在？上海不是西南范围，孙文、唐绍仪、伍廷芳诸总裁，或已辞职，或已离任（唐绍仪从未就职），现在仅以私人资格在上海的私邸集议，是否能发生效力？孙、唐、伍诸公既已否认军政府，将来和议有成，军政府是否接受遵行？

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必答题，非顾左右而言他可以搪塞得过去，否则，到最后和会必然又沦为一出自导自演、自弹自唱的轩轾戏。但安福国会急于恢复上海和谈，生怕国务院搅局，6月7日，派了20名议员，到总统府求见徐世昌，要他澄清对上海和会的态度。徐世昌避而不见，议员们死也不肯离开，在总统府门前喧闹不休，僵持至晚上10时许，秘书长苦苦相劝：总统今天抱恙，各位议员明天再来吧。

翌日上午，安福俱乐部的头头在太平湖开会。有人提议，徐世昌与军政府直接议和就是破坏和平，国会应提出弹劾。但又担心弹劾案提出后，万一国会通不过，岂不更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最后决定由两院议长亲自到总统府，向总统提出质问，并由两院通电赞成上海和会，这样才称得上是合法的和会。

下午，参议院议长李盛铎、副议长田应璜、众议院副议长刘恩格一起去见徐世昌。徐世昌终于露面，他不动声色地倾听，听毕对大家说：“一，政府并无不信任王揖唐；二，军政府发生内讧，政府当然可以置身事外；三，军政府已改派温宗尧为南方议和总代表，政府尚未承认，所以政府并无违法行为。”

听起来，双方都在谈论法律，但谁也没有真正可凭的法律依据，法律一词出现愈频繁，只说明离法律愈远。南北关系形如一团乱麻，谁是正宗国会，谁是冒牌国会，谁能代表政府，谁不能代表政府，甚至谁才是合法政府，云里雾里，都在各说各话。连最基本是非黑白都没分清，说什么与这个代表谈，与那个代表谈，全是空谈。

当北方国会和总统讨价还价的时候，南方国会开始了西迁之旅。从云南传来的消息说，唐继尧与当地“实力派人士”，对国会口头“欢迎之至”，但内心都是一百个不愿意。大家顿时冷了半截，谋划半年，历尽曲折，以为山清水秀的云之南、四季芳华的春之城，已为他们搭好舞台，原来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只好匆匆更改行程，改去重庆。伍廷芳从带到上海的关余现款里取出一部分钱，发给每位议员300元路费，包下了美商隆茂号轮船，从上海直航重庆。

吴景濂回忆说：“决议后，一方通知云南两院同人，一方电商四川督军吕超、省长杨庶堪，得吕、杨之复电欢迎。予同林议长及两院议员遂定于9月7日由沪启行。”然而，纵观大局，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政治被军人把持，遍地烽烟，根本没有一个行宪的环境，国会无论搬到哪里，都唯有依附实力派。其结果都是为强僭的军人、政客制造机会，而民主共和，则渐行渐远。曾经有过一线宪政微光，卒在政潮的反复震荡中幻灭。

船过汉口时，适为夜晚，要在码头停泊一晚。当时湖北督军王占元是直系大将，他会不会扣留议员？吴景镰内心七上八下。好在一夜无事，王占元没有为难议员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他们的船通过。

船过夔门，这里已属四川地界，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流浪者们都松了口气。当地护法军在岸边列队欢迎。稍事休息后，继续西进，后二日船抵万县。

愈接近重庆，空气中的不安气氛愈浓。在万县停泊时，有几名基督教会的英国人，登船拜访吴景镰和林森，向他们申诉：“万县向由滇军驻守，今滇军调走，易以川军。自接防以后，军队骚扰居民，人避其祸，纷往教堂避难，教堂地方过小，不能容下避难人民，商船均停泊，不能运货，民怨沸腾。两院议长路过此地，两岸船均停航，能否到重庆后，请军事当局更换良好军队来此。”

林森通英文，翻译给吴景濂听，两人都啼嘘不已，什么护法军，茶毒百姓比北洋军还凶猛。川滇人民，有什么眶毗之忿，竟闹到今日血仇骨怨，互相屠戮不止。过了万县，江上船只渐渐稀少，往下游去的多，往上游去的少；难民打扮的多，做生意的少；昔日沿江回荡着纤夫“船老板吃什么菜——咸菜”的号子声，高亢而凄怆，如今也难得一闻了。

9月19日到了重庆以后，他们更加失望。川、滇、黔三军在成都、重庆之间混战，杀得难分难解，百姓纷纷逃亡，以避锋镝，村庄城郭被焚，烟火终日不息，新鬼烦冤旧鬼哭。原来表示欢迎国会的吕超、杨庶堪，正节节败退。一场秋瘟刚刚过去，重庆街头大兵比百姓多，苍蝇比大兵多。由褚辅成率领，从云南入四川的议员，在叙府遇上川、滇两军激战，炮声隆隆，弹雨横飞，吓得大家面如土色。还好，当两军知道议员过路后，同意暂时休战，派船送议员赴渝。议员们喘息甫定，以为逃出了虎穴，谁知又入狼窝。船刚过叙府，遇上土匪拦船打劫，流弹把褚辅成的草帽也打了个窟窿。四川袍哥天下闻名，一声断喝“日你先人板板”，议员们腿都软了，眼睁睁看着他们把行李统统搬到岸上。

土匪首领盘问褚辅成：“你们是什么人？”褚老老实实回答：“我们是国会议员护法的，有护法大旗和两院守卫。”首领一听，竟哈哈一笑，抱拳说：“对不住，诸位为护法、为国家奔走，来到四川，兄弟我不知，殊为失礼。”

他下令把搬到岸上的行李，统统搬回船上。但他看见船上有一名穿滇军制服的士兵时，却勃然变色说：“这是云南狗，是我川人之敌，应即毙之！”土匪们一拥而上，把这名无辜的小兵拖到岸边，一枪崩了。事后，褚辅成把这个惊险经历告诉吴景濂，吴叹息说：“于此可见川滇人民，互相仇视甚深！然尤可叹者，我等护法奔走万里，不能令人民了解，而反得土匪之致敬，岂非一大怪事乎！”

其实土匪与人民一样不了解他们的护法，如果了解，他们的命运，恐怕比起那个滇军士兵，也好不了多少。

两路议员在重庆会合，人人满面风尘，各有憔悴可怜之色。这时四面兵荒马乱，一夕数惊，别说制宪，就连正常的开会都有困难。议员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赴私人宴请上面。种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在推杯换盏间，纷纷流传。时而说黔军已全军退出重庆，对川军挂起免战牌；时而说李烈钧的滇军已开入重庆坐镇。时而又说刘湘、熊克武率领的川军，已浩浩荡荡，杀奔重庆。

吴景濂回忆：“予等见川军内部之纷扰，无力为之说和统一，如不离渝，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于是，决定尽快撤离这座危城。10月14日，在重庆板凳没坐热的议员们，又一窝蜂上了隆茂船，循原路逃往上海。两岸猿啼，巴江涛声，仿佛都化作渔阳鼙鼓，令人心惊肉跳。

隆茂船只能到宜昌，不能直下上海。船刚泊岸，便有人上船报告，宜昌镇守使奉王占元密令，将对林森、吴景濂两位议长有所不利。林、吴二人大惊，赶紧商量脱身之计，决定全体议员在宜昌暂住，掩人耳目，林、吴二人秘密搭怡和船，先行赴汉口。

他们上船后，没有舱位，只好挤在船员的房间里。到汉口后，码头上全是荷枪实弹的“二尺五”（士兵），步枪全装了刺刀。两位议长好不容易躲过密探耳目，蒙袂辑屦，入住日租界，然后再转搭宁绍轮船公司的船去上海。重阳前夕，江涵秋影雁初飞，林、吴二人比掉了队的南飞雁更加仓皇。他们身上只有13元钱，连吃饭都不够，幸亏在船上遇见故友，借了钱买船票，才得以逃离汉口。情形狼狈不堪。

这条航线，正是武昌首义后，各省代表为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从上海奔赴武昌的路线。天还是那片灰蒙蒙的天，水还是那些浑浊浊的水，满江风帆，一如往昔。当他们重走这条航线时，不禁迷惘自问：这九年三千多个昼夜，我们是往前走了，还是往后退了？历史的河流，究竟要把中国送往哪里？

安福国会倒闭

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出路的，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来临时，似乎再度闪现出一线光芒。这就是愈来愈频繁出现于舆论中的“联省自治”运动。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联省自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联省自治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朝廷实行各省督抚“就地筹饷”政策，财政权渐次落入地方督抚之手，汉臣崛起，地方势力坐大。1900年，北方发生义和拳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京师，东南各省实行“东南互保”；在知识界，以康有为弟子欧榘甲的一篇文章《广东人之广东》为号角，吹醒了沉睡在宗祠族谱里的地方主义意识。省界观念，发扬光大，实为联邦主义思想导夫先路。

民国初年，承清末立宪运动之风，思想解放，许多关系国家大政的议题，都有过广泛的讨论，诸如国体问题、宪法问题、国教问题、政党问题、军队问题，等等。对中国是否实行联邦制，有过争议，许多政治党派和人士都各抒己见，献可替否。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主义”，与以胡汉民（实则是孙文）为代表的“地方分权主义”，便发生过一场著名的论战。

随着袁世凯的上台，种种举措，皆显出挑战约法的意味。国民党意见渐趋于一致，地方分权成为主流，马君武宣称：“地方集权为吾党所主张，而李都督（烈钧）为实行本党之第一资豪，深愿猛进不怠，赞成新江西，以为中国模范。”这种以建设“模范省”为标榜的地方主义，在南方开始流行，为“二次革命”时南方省份的独立，以及1917年西南护法省份的“自主”，做好了舆论与心理铺垫。

1917年以后，国家纲纪堕弛，社会变乱百出，政治充满诡诈暴戾，各地军阀为争夺地盘，大开杀伐，无时或息。但不幸中的大幸，这种战争，都是发生于局部，尚未演变成全国性的内战。因此，从中央到各地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在其统治区域内，一般都愿意实行较为开明的经济与文化政策，希望厚生利用，收聚民望。不仅工商业有长足的发展，在文化学术上，亦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风气，“新文化运动”于焉勃兴。而联省自治的思想，亦即从这一时期的潮流激荡之间，涵育蕴隆而出。

不少文人学者认为，自袁世凯之后，中央政府已渐衰败，逮乎南北分裂，谁也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实行联省自治，仿照北美十三州在独立战争后脱离英国统治，经过十一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范例，为久经战祸、厌乱求治的国人提供另一可行选择。

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风起水涌，人心归向。其领军人物，包括蔡元培、邹鲁、张继、吴稚晖、章太炎、熊希龄、王正廷、胡适等人。甚至连曾经力主中央集权的梁启超，也改弦易辙，大倡地方自治之说，提出“各省乃至各县市皆宜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

与联省自治紧密关联的，还有一个“废督裁兵”运动，旨在推动军队国家化。督军之设，沿袭清代的巡抚制度。辛亥革命时，因举事者大多是新军，故设都督以为统领。民国元年，黎元洪主张军民分治，即希望解决都督权力过大的问题，但受到各方抵制，无疾而终。都督干预内政，乃自宋案发生后，粤、湘、赣、皖四省都督联名抗议，发动“二次革命”启其端。到督军时代，更一发不可收拾，在京开督军团大会，逼总统解散国会，专横跋扈，任意妄为。时人批评：“所谓中央集权者，直为二十余省之督军集权耳。”

徐世昌上台后，颇思整治这一“丛林政治”的局面，裁抑军人势力，然孤掌难鸣，弱势难挽。虽说南北停战议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废督裁兵运动，都发生在这位年过花甲的“退耕老人”任内，洵称北洋的黄金时代，但奇怪的是，却没有多少人会把这些事情与徐世昌联系起来。在鼓词演义里，徐世昌已被固化为一个无权无勇的“橡皮图章”形象。历史的冷暖，往往令人咨嗟不已。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曹锟成了直系首领。驻防湖南的吴佩孚旋即提出撤防北归，名义上，直军久戍南方，思乡心切，准予撤防，俾慰怀乡之望，实际上，向皖系正式摊牌，决以一战定输赢。

南方军政府答应，秘密接济直军开拔费60万元，但求送神出门。1920年5月25日，吴佩孚的第三师分水陆两路，自动向北撤去。雨季的天空，浓云密布，一望无际的湘江上灰色船帆，铺江而来，不知凡几。吴佩孚由衡阳乘新鸿运火轮向长沙进发。直军士兵把军械全部收起，在船上扣舷高歌一曲《满江红》：“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6月10日吴佩孚抵达郑州，向前来欢迎的河南官绅军人发表演说，宣布：“此行目的，在拥护总统，抵制安福，取消对外各种密约。”然后又马不停蹄，赶往保定，与曹锟见面，公布三条方针：第一，拥护现任内阁，不反对段祺瑞；第二，各省防军一律撤回原防地，南军可暂从例外；第三，宣布安福系罪状，请求政府解散安福俱乐部。通电一经发表，得到13个省的赞同。

吴佩孚兵临城下，北京乱成一锅粥。段祺瑞速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布防北京外围。6月成立定国军，自任司令，宣布讨伐直系。内阁总理靳云鹏是吴佩孚的同乡，昔日吴在保定速成学堂习测绘时，靳云鹏是教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如今吴佩孚是反皖急先锋，靳云鹏每天在皖系包围之中，亦觉如坐针毡，因此一再坚辞求去，总统不批准，他就躲起来不上班了。

7月4日，徐世昌下令开去徐树铮本兼各职，战争旋即爆发。7月14日，直皖两军在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奉军打着“武装调停”的旗号，大军压境，支援直军。鏖战五天，皖军大败，史称“直皖战争”。

徐树铮只身逃入了北京的六国饭店，安福系的要人们作鸟兽散，纷纷逃入东交民巷避难，箱笼盖铺，络绎于途。段祺瑞不禁悲叹，一人失算，三军蒙羞，遂黯然引咎辞职。7月25日，奉军闯入安福俱乐部搜查。7月29日，北洋政府下令通缉祸首10人，安福国会议员梁鸿志、王郅隆，赫然在列，不过这些人大都已躲进外国使馆避难了。在上海，李纯亦以有人举报王揖唐勾结民党，收买会匪，煽惑军警，意图扰乱苏省，即电请政府严拿惩办，并咨请沪上各国领事请予引渡。京师卫戍司令部开出赏格，拿获王揖唐赏三千大洋，吓得王揖唐连夜逃往日本。

曹锟、李纯、靳云鹏和各省代表在天津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会议通过几项决定：一，解散安福国会，以旧选举法改选国会；二，请靳云鹏复职；三，取消上海和会；四，撤销参战军、中日军事协定；五，停止参战借款。

有人劝徐世昌对国会网开一面，以免因国会倒台而令他的总统合法性受到动摇，徐世昌淡淡一笑说：“选举总统，为国会应尽之职务，既经选出之后，则国会自国会，总统自总统，绝无连带之关系。国会可以弹劾总统，总统亦可以解散国会。况我欲去安福国会，亦无须下令，但下一令，逮捕安福罪魁，解散安福机关，则安福国会不解散而自解散矣，与我之地位有何影响？”

徐世昌指出，安福俱乐部不是一个政党，既无政纲，亦无政党的组织架构，纯属“构乱机关”。8月4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安福胡同内，便只看见士兵的枪刺与靴子，再也看不到满脸春风的政客出入了。8月7日，北洋政府补发了一个通缉王揖唐的命令。

北京城还没恢复平静，居民仍然躲在家里不敢外出，饭馆、戏院冷冷清清。8月19日，李盛铎议长、刘恩格副议长，假座江西会馆，设宴招待曹锟、张作霖。第二天又由全体议员公宴一次，对曹、张表示谢忱，谢其“不杀之恩”。

8月30日，安福国会宣布闭会，卷堂大散。

当年袁世凯也是通过解散国民党，逼国会自动解散，如今徐世昌师法袁氏，袭人故智。但二者略有区别，就总统方面而言，袁世凯是主动的，徐世昌是因直皖战争发生而被动的；就国会方面而言，民二国会产生的程序基本合法，安福国会的产生程序则大有疑问；就党团方面而言，当年国民党确实策动了许多法外活动，触犯了刑律，而今天安福俱乐部并没有太多违法之处，只因为政治上不能见容于直、奉两系而已。

在健康的代议政制国家，国会唯一的力量来源，就是民意。它能够与行政对峙，能够声大夹恶、指手画脚，也全凭民意。民众对代议政制愈感兴趣，愈愿意为它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代议政制就愈稳固。相反，如果当国会遭到攻击时，民意表现冷淡，说明它缺乏合法性资源，那么它注定是斗不过强大的行政力量的。一个国家的代议政制是否健康，看国会遭到攻击时民意的反应，就可以知道了。北洋时代，国会多次被解散，民意的反应都是极其冷漠，甚至幸灾乐祸。这样的代议政制，怎么可能持续得下去？

战后各派势力，重新洗牌。吴佩孚出任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一职，驻节洛阳，“洛吴”一时成了政治舞台的聚焦中心。8月1日，吴佩孚亲自制定了国民大会提纲：

一、名义：国民大会。

二、性质：由国民自行召集，官署不得参与或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把持操纵。

三、宗旨：国民自决统一善后、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以及一切重大问题，地方不得借口破坏。

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互举一人为初选，如无工商等会组织，宁缺毋滥。初选会员由各省复选五分之一，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

五、监督：由各省县农、工、商、学各会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六、事务所：由各省县农、工、商、学总会，共同组织为各该省总事务所，由该所电知各县农、工、商各会，克日成立各县事务所。

七、经费：由各省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

八、期限：限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各节议定公布。

吴佩孚对国会问题，已极不耐烦，打算全部推倒重来，连国会、临时参议院一并推倒，彻底还原到白纸上，由全体国民自决宪政路径。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国会、制宪等问题的一种普遍心理。因此，吴佩孚资望虽浅，不足当北洋元老巨公之目，但各地民间积极响应，纷纷成立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团体。而奉系张作霖等人，倚老卖老，对吴佩孚横挑鼻子竖挑眼，靳云鹏直言：“召开国民大会简直是要革我们的命！”这为日后直、奉两系决裂，刻下了第一道裂痕。

9月10日，由驻节保定的曹锟领衔，各省军民政长官31人联名通电,指出：“现在新旧国会，怠弃职务，不满人民之愿望。复以党派关系，不足法定人数，开会无期。而时效经过，尤为法理所不许。”因此，他们建议“根据旧法，重召新会，护法之义既达，则统一之局立成”。然而，安福国会并没有明令解散，法律上依然存在，怎么可能绕过它，回到民国元年呢？但如果要给它安一个违法的罪名，又会牵扯到徐世昌总统的合法性问题，真是进退两难。

孙文、唐绍仪、伍廷芳一致认为，岑、一陆等人把持的军政府已倒台，北京与他们签订的和平协议，已跌穿底价，成废纸一张。但对于徐世昌来说，好不容易才逮到这么一个机会，实现哪怕只是名义上的统一，亦不肯轻言放弃。

徐世昌唯有一面下令筹办统一善后事宜，一面着内务部依照民元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督促各省区长官，迅速筹办选举，1918年由临时参议院修订的组织法、选举法，统统无效。中国的官僚政客们，动不动就宣布回到民国元年。然而，很多东西不是说推倒就能推倒的，房子倒了，瓦砾还在，石头一经出现，就无法消失。想回到民元，回得去吗？

自政府宣布筹办国会选举以后，各省议论纷纭，质疑声不绝于耳，而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督军卢永祥的意见。他在1921年3月3日发表通电称：“即此一新国会，一旧国会，已多难解决之问题；若再发生一新国会，其困难当更甚于今日，非治丝益棼而何？况以现势而论，滇黔粤川湘五省，其不能举行选政，已属显然，其他各省，尚难预计……即幸而粉饰告成，是否不为统一上之障碍物，当不待烦言而解。”

卢永祥的话，句句在理，但出路何在，却茫然无知。北洋政府除了以旧瓶装新酒外，别无他法。恢复民二旧国会，通不过南方这一关，因为南方国会声称自己就是民二国会；保留安福新国会，南北都通不过，只能硬着头皮选新新国会。

国务院在3月24日通电，催促各省区速办，务必于4月底一律选举完竣，勿再延缓。但最后全国只有苏、皖、鲁、晋、陕、甘、新疆、东三省、蒙古11省区举行了选举。选出的议员，被称为“新新国会议员”，又称“民十议员”。

但种种法理问题，均未理顺，仓促上马，注定行不得也。结果是不选也烦，选了也烦。因为达不到召集国会的要求，选出的议员无法开会。新新国会议员们，终日在北京吃喝玩乐，无所事事。

孙文放弃和谈

当皖系战败，安福解散时，南方也曾作出积极回应。1920年10月24日，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同时宣布解除职务，依法召集国会，遵循法规，与民更始。军政府忽然答应南北国会同时取消，事实上，并非“与民更始”，而是自身面临着与安福国会同一命运：催命判官找上门来了。

两年前带着20营粤军，开赴闽南护法的陈炯明，披荆斩棘、冒险犯难，在闽南开辟了一片拥有26个县的护法区。1919年春至1920年秋，其间，他以高涨的热情，推行地方自治的政治实验，积极训练军队，整饬军纪，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常常邀请文人学者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

人们常说湖南是最早推行自治的省份，固然没错，但陈炯明在闽南的工作，可以说是自治运动最早的试验。1920年，湖南已经有人喊出了“打破大中国，建设多数小中国”的口号，而陈炯明的闽南护法区，被人们誉为“模范小中国”，俨然联治运动中一颗最早升起的小明星。

陈炯明在闽南，广东军政府始终如芒在背。1920年8月，军政府下令进攻福建，要荡平闽南护法区。陈炯明下决心应战。8月12日，在漳州公园誓师，率领粤军回旆，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8月16日，粤桂战争打响，粤军锐不可当，长驱直入。广州四乡的民军、江湖好汉、粤籍军人、警察，纷纷揭竿驱桂。10月24日，岑春煊等人宣布撤销军政府后，各自出逃，桂军也像退潮一样，时辰一到，顷刻退尽，全部回广西老家去了。10月29日，粤军威仪整肃，在粤人箪食壶浆的欢迎下，开入省城。

由于孙文表态支持联省自治，陈炯明致电孙文，请他速回广东，主持大局。11月1日，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宣布裁撤广东督军。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在省长就职通电中，陈炯明重申了民治主张：“自兹以往，当奋力扫除秕政，以树立民治之基础。今日总摄军民两政，以守危难之局，炯明不敢惮劳。他日使军民分治之制得以实现，炯明亦不敢辞责。”

这两个月，全国局势的动荡，令人眼花缭乱。除了北方皖系倒台，南方桂系倒台外，贵州也乱起来了，督军刘显世被赶下了台；云南也乱起来了，唐继尧被赶下了台，江苏督军李纯自杀死了；四川也乱了，川军与滇军互相厮杀，白刃血纷纷；湘西发生了军事叛乱；直、奉两系为争夺江苏地盘，几乎闹翻了。吴景濂感慨万端地说：“此数月间西南局势之变化，风起云涌，令人不可捉摸，又令人不可思议。”

孙文在上海设宴招待吴景濂、林森、褚辅成等国会议员，筹划未来大计，唐绍仪、伍廷芳、孙洪伊等人都列席。孙文透露了他与段祺瑞、张作霖已达成合作：“我已与段祺瑞合作，并有张作霖在内。这是段、张投降于我，诸君不可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吴景濂不无忧虑地说：“先生与段、张合作，已成事实，不能加以讨论。但不知段、张两人对先生所主张者是服从，抑或还有协商修改的余地？因违法之事，段氏倡之，张氏助之，数年糜乱，成此局面，今后合作如不在主义上着眼，恐将来仍有破裂之日，此不可不加以防也。”

孙文自信地说：“段、张既能与我合作，不会对我主义反对，不可过虑。”既然他这么有把握，大家也都不再提什么异议了。孙文让孙洪伊介绍回广东以后的打算，又提到要选总统的事，吴景濂的脸色，迅速转阴。孙洪伊说，这次重返广东，不再用军政府名义，应由国会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孙文为非常大总统。用这个名义号召国人，较用军政府为正。

林森、褚辅成推吴景濂作答。吴景濂首先表示，他不能代表国会，只能代表他个人，然后直陈反对意见：“以孙先生的声望，不必假借区区非常总统名义，已足以号召国人。徐世昌为非常总统，我们反对。今国会再举非常总统，岂非令对方反唇相讥，始以大义号召全国，而以利终之。不但不足增孙先生之声望，反是为孙先生之污点。”

他建议不如重新整顿军政府，先解决了桂系，然后率领在粤护法各军，海陆并发，不出数月，武汉可下。武汉如得，长江上下游震动，可传檄而定。在武汉召开国会，组织正式选举会，选举孙文为正式大总统，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然后再以正式总统名义，出兵北伐，不出数月北京可以归服，岂不较非常总统名义为光明正大乎？

孙文不禁皱起眉头，这个方案，远水不解近渴。总统问题的前提是国会问题，于是话题忽然转到了如何对待态度摇摆的议员问题上。孙洪伊批评，议长不能统率议员一致服从孙先生，致令两院议员忽南忽北，甚以为羞。孙文也说：“两院议长对忽南忽北的议员如何纠正，此后甚以为虑。此次回粤，应由两院议长对忽南忽北的议员加以制裁，免使大局受该辈影响。”

吴景濂反驳说：“议长与议员是平等地位，不是党的总裁，对部下可以进退。孙先生周游世界各国，哪个国会的议长可以命令议员的？”

孙文怫然不悦地说：“如依你主张，对议员不能裁判，我们要此议员何用？不如改护法为革命较为便利。”这是孙文第一次公开表示放弃护法旗号。吴景濂的神色顿时冻凝：“先生主张护法停止，是一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是一时的还可以言之，如果是永久的，则先生可说，而我等为议长不能说。且以护法号召，而中途停止，天下人其如我何？”

唐绍仪插话：“法为天下公器，我们不护法，若其他有力者拿过护法之名，号召全国，我们又以什么抵御？”

这句话说得很含蓄，但分量极重。一时举座默然。讨论会一直开到半夜，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各怀心事而散。孙文从事革命，往往凭着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有时甚至固执得令人不解，不当总统，大家支持他；当了总统，大家背离他。但他宁愿大家背离，也要当总统。也许，仅仅是为了要纠正民国元年让出总统这个“巨大的错误”，否则，一根刺深扎在肉里，一天不拔出来，一天都会发炎肿痛。

总统问题，悬而未决。在动身回广东前，林森忽然找到吴景濂，转达孙文意见，劝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把准备好的入党书也带来了，只需要吴景濂点点头，画个押就行。但这个时候提这样的事情，令人不快，很容易联想到是否为了解决政治分歧而拉人入党，虽然孙文也许没有这个意思。

吴景濂敛容正色说，凡政党皆有一定的政纲，自党魁起至党员止，都要服从政纲，站在一条政纲线上。地位虽有党魁、党员之分，而服从党义，不以地位而变。今孙先生所组之党，首条即说：凡入党之党员，均服从先生。而对党员服从党之领袖，各国政党皆然，今不说服从党纲，而先说服从先生。万一孙先生百年之后，党员又服从何人？此时不定明白，将来必然引起困扰。“大哥与我为多年患难之交，”吴景濂说，“请将我的苦衷转达先生。希望先生能鉴这苦衷，将入党书加以改正。”

林森叹息了一声说：“我服从先生多年，对孙先生的是非，不敢妄谈非议。兄之所谈，于我心亦甚戚戚然，我必将兄的意见转达先生，看先生如何答复吧。”

第二天，孙文亲自约见吴景濂，婉转地说：“你还不是我党党员，不能修改我党的党书。等你入党后，我一定设法采纳你的意见，把入党书改正。”但吴景濂的脑筋转不过来，也许他觉得，如果我的意见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马上改呢？如果是错的，为什么以后又要设法改呢？所以他坚持要先修改入党书，然后再入党，否则一入了党，就等于承认服从孙文，再无发言余地了。两人谈不拢，吴景濂入党一事，便搁下来了。

11月25日，孙文、林森率部分国会议员，离开上海，乘船南返。吴景濂深知很难说服孙文，但要他管束议员又做不到。他不希望出现正面冲突的结果，干脆以养病为由，暂缓赴粤。大部分议员也都在上海观望。

三天后，孙文一行人抵达广州。当琶洲宝塔在烟水迷茫中渐渐显现时，孙文异常兴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没有什么能够挡得住他坚定向前的步伐。

军政府设在原督军署，背靠观音山，前面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流过，左右的鱼塘泛着粼粼波光。这里春天藻荇交横，倒也有几分田园风光，但如今正值深秋，山上山下，一片肃杀。伍廷芳兼外交部长，暂住在军府内；唐绍仪兼财政部长，以亚洲酒店为行邸。孙文自兼内政部长，陈炯明任陆军部长，唐继尧任交通部长，徐廉任司法部长，李烈任参谋部长，马君武任秘书厅厅长。这时，集中在广州的国会议员，仅220余人。

对孙文和国会的南下，陈炯明的内心非常矛盾。这时湖南已宣布自治，不卷入南北之争，正在热热闹闹地筹备制定自己的省宪法。邻家办喜事，陈炯明也希望在广东推行自治，运用他在漳州的经验，为联省自治树立一个典范，实现粤、桂、湘、滇、黔、川、浙、赣、闽及东三省的12省联省自治政府，不用兵而达致真正的统一。在他的蓝图中，广东自治将分三步走，第一步实行地方自治，第二步制定省宪，第三步建设广东为模范省，收风移天下之效。

陈炯明急不可待地干起来了。11月23日，广东基督教拒赌会联合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广东人民请愿禁赌大巡行。陈炯明亲自接见请愿群众，宣布从12月1日开始，全面禁绝广东赌博。是日，全省赌馆果然全部关闭。12月6日，陈炯明重申禁烟令，凡私吸私售鸦片，一律施以重罚。

1920年10月，广州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他希望效仿湖南，在广东推行自治。在他的蓝图中，广东自治将分三步走，第一步实行地方自治，第二步制定省宪，第三步建设广东为模范省，收风移天下之效。对孙文和国会的南下，陈炯明的内心非常矛盾。

陈炯明在广州设立现代化市政府，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先后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推行市政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

政府还规定，所有医生（不论中西医）均须注册，方能执业。所有机动车、人力车、汽船、民船，亦须注册。市民生死婚嫁，都要实行登记注册。酒肆旅馆戏院和公共娱乐场，要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卫生局每天派人打扫街道，疏通改造市内排水管和沟渠，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了许多宣传食物卫生的小册子，逐家逐户派发。

短暂的和平时期，给了陈炯明一个尽展抱负的机会。然而，军政府毕竟是存在的，需要孙文回到广东恢复军政府，然后以合法方式结束它，让历史可以顺利翻过这一页。如果孙文能如此，陈炯明对他南下无比欢迎，但如果继续实行武力统一政策，以广东为大本营，又建立全国政府，选举总统，激起新一轮的南北战争，则非陈炯明所愿意。北京《晨报》说：“府院方面迭接驻粤各委员来电报告，陈炯明态度极不明。”事实上，他态度不明，是因为拿不准孙文和国会到底是什么意图。

当时广东许多民间团体，都希望过几年太平日子，并不欢迎军政府和国会回来。这令陈炯明更加举棋不定。11月16日，孙文与唐继尧、伍廷芳联名通电，支持成立联省政府，主张“推广平民教育，振兴农工事业，整理地方财政，发展道路交通，裁撤无用军队，实行地方自治”。但这个“联省政府”的设计，马上招来章太炎的猛烈批评，他指出联省自治应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各省自治，第二步是联省自治，第三步才是成立联省政府，岂有未自治就成立联省政府的。所谓联省政府，恰成自治的障碍。

孙文离开上海前夕，《晨报》登了一条新闻说：广州参议院会议议决，请孙、伍、唐返粤改组军政府，催议员返省。会后议员见陈炯明，陈均表赞成。这些参议院议员，指的是那些留在广州的政学系议员。

两天后，粤军总参议黄强接见记者，强烈否认陈炯明欢迎国会之说。他说：“至于大局问题，一听上海和会解决，报章所载竞公（陈炯明字竞存）发电欢迎军府国会，全非事实。”黄强继而痛骂政学系议员：“一班政学会议员，从前为岑老三保驾打消不信任案，现尚留粤，在广州大出风头，乱发电报，此等人民代表，真中国之羞。无以名之，名之曰：‘不要面孔。’种祸广东，全是这班东西！”

当记者追问，陈炯明是否同意国会在广州重新集会时，黄强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未叫其在广东开会，只叫其在上海开会而已。”他还点了几个议员的名字，大骂一通，要求记者原文照发。但第二天黄强又打电话给记者，表示昨日谈话“深非事实”。很可能，他的谈话太过直率、激烈，为陈炯明所制止，不得不收回。

陈炯明虽然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图，但孙文凭着辉煌的个人历史、崇隆的人望和超人的意志力，陈炯明预先安排的“河道”，怎么可能限制得了他？他轻轻一挥手，就扫得无影无踪了。

1921年元旦，孙文发表新年演说，把他自己仍然担任总裁的军政府，形容得一钱不值：“至以军政府机关而言，外人眼中视之，殆与前清时代之营务处等。此种机关，岂能代表中华民国而与北庭对抗乎？”他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我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叛乱。”其方针一言以蔽之：“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

打了三年多的“护法”旗号，从此可以收起来了。1月6日，孙文对南北统一问题发表意见，他提出的统一条件是：“广州为护法省份，将来统一告成后，南北应有对等之兵力。而统率南北军权之最高机关，应设在广州。否则，余非达到以南方统一北方之目的不止。”这个条件如果是不容讨论的底线，那么，南北和谈的大门，其实已经关上了。

非常大总统

吴景濂曾经说他无权制裁议员，现在，军政府要“替天行道”了。孙文在上海时，已流露出要抛开国会，直接实行革命的念头，回广州后，一度拒绝与议员见面，经过议员竭力斡旋，答应开国会、选总统，孙文这才稍稍缓和，但坚持要制裁当初留在广州的政学系“附逆议员”。

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两院开联合会，由21人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开始审查议员附逆案。所谓“附逆”的标准为：一、曾通电破坏宪法会议者；二、一曾通电批评伍廷芳携款潜逃者；三、曾任岑春煊政府各职者；四、曾提案补选伪总裁者；五、曾领赴滇路费复回粤者。总而言之，凡支持岑春煊、陆荣廷军政府者，基本上都被列入“附逆”名单之中。

经过七天的审查，在二百多名国会非常会议的议员中，“计通电坏宪者2人，诬伍者24人，任岑政府职者34人，僭议长秘书者7人，提补选总裁案者27人，另领赴滇费复回粤者数十人，不在内”。仅前五项，即达94人，他们的议员资格，将被剥夺。大部分反对派被扫地出门之后，孙文敦促吴景濂，尽早率在上海的议员到广东，为国会重开，成立正式政府做准备。

眼看着局势一步一步朝着自己最不乐见的方向发展，陈炯明如急杵捣心。他并不是完全反对选举总统，只是反对违反《总统选举法》的“速选”。如果在实现了联省自治之后，有了良好的自治基础，成立联省政府，再行选举总统或执政，乃水到渠成之事，何必急于一时。

1917年8月，因黎元洪解散国会，各议员相继南下，在广州开非常会议；至1918年8月，改为正式集会；1920年4月，因反对桂系，转迁蜀滇，复改为非常会议；1921年返粤开会，初时仍拟分两院办事，不及数日，又改为非常会议。如此翻云覆雨、侜张为幻，国会的尊严早已丧失殆尽。

按《总统选举法》规定，两院议员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即580人左右，才能进行总统选举，现在广州的议员仅220余人，达不到人数要求。而议员的任期也大有问题，按国会组织法，参议员任期6年，众议员任期3年，从1913年国会成立算起，参众议员的任期都已届满；从1916年国会重开算起，众议员的资格也已不复存在。国会自身的合法性都成疑问，选举程序又成疑问，怎么可能选出一个毫无异议的合法总统来呢？

1月18日，张继带着国会和军政府的意见来见陈炯明，会商总统选举问题。陈炯明郁闷地表示，选举总统只是“惑于虚名”，一定会造成各省的分裂，故应从长计议。

一些福建籍议员也拜访陈炯明，征询对时局的意见。陈炯明还是那番话：“西南现在有两种办法，一是有希望的，比如西南各省以实力互相联络，共同发展，西南前途，未可限量，另一种是绝望的，徒有虚名，不顾实际，以致各省彼此分离，西南前途，便无希望。现在大局尚在风雨飘摇中，望大家审度实情做去。”

陈炯明所说的绝望办法，就是指选举总统。他弄不明白，为什么选总裁不行，选大元帅不行，非要选总统不可呢？“总统”二字究竟有何神奇魔力？

粤军将领与议员见面时，直截了当地提问：一，南方选总统，无异自树目标，一旦北方来攻，用什么抵御？二，广东现在军实是否充实，饷项是否丰饶？如果战争发生，究竟能支持多久？要求军政府总裁和议员作出正面的回答。

国会当然不会正面回答，这些留给大元帅和财政部去操心，国会只关心选举问题。当时社会上谣言纷纷，指责陈炯明对国会态度趋于极端，似乎要重演军人干涉国会的南方版了，也有人说陈炯明与桂系暗通款曲，与北方吴佩孚互相勾结；还有人传言，陈炯明、孙文间，已水火不容，马上就要拔刀相见了。一时利口伪言，浮谤如川，令社会的不安情绪，日甚一日。

不过，孙文决心要教训一下陈炯明倒是真的。在一次陈炯明到军政府谒见孙文时，孙文板着脸问：“你的省长，是从何得来的？”陈炯明回答：“是总裁任命的。”孙文问：“有人说你反对选举总统，是真的吗？”陈炯明说：“选举是国会职权，我个人没问题。”孙文又问：“那是谁在反对？”陈炯明说：“悠悠之口，总裁可一笑置之。”孙文声色俱厉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们混闹至此，你应负责！”陈炯明表示，如果孙文不满意他，他可以辞职。孙文马上说：“你辞职也好。”陈炯明问：“印信交谁接收？”孙文说：“可以交给我。”陈炯明回省长公署后，立即起草辞呈递上。

消息传开，北方报纸马上大肆渲染：“孙派之计划大受打击，孙、陈间之关系，根本已经破裂。”日本人在奉天办的《盛京时报》，亦不遗余力地报道孙陈失和的新闻，甚至把滞留在上海的吴景濂也搬到广州，绘声绘色地说：“孙氏与陈氏大起冲突，彼此当场互相揭指……其后经孙洪伊、吴景濂等人劝解调和，始行散会。”周震麟议员也说：“吴景濂在选举期间，忽持异议，反对选举总统，主张南北合一，被我们群起而攻，把他轰到上海去了。因为选举大总统是以参议院为主的，有无他这个众议院议长，丝毫不影响选举的进行。”这更是张眼露睛，讲假话不用择日了。

当孙文和伍廷芳、唐绍仪商议时，两人皆反对在这时罢免功臣，贻人“飞鸟尽，良弓藏”的印象，何况现在满天都是飞鸟，一把良弓还应付不过来，怎能自毁长城？罢官一事，遂暂时搁置。

事实上，不仅伍廷芳、唐绍仪、陈炯明等广州的军政人物反对选总统，唐继尧甚至扬言，一旦广州实行独裁制，云南将立即独立，自由行动。可以说，除了孙文和部分议员外，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支持选举的。在2月14日的军政府政务会议上，陈炯明和孙文就成立正式政府的问题，发生了争吵。孙文坚持“非组织强有力的政府，便不能得外人承认，交涉多难得力”。陈炯明不以为然，认为“只要自己内力充实，外人之承认与不承认不必过问，亦不成问题”。

孙文觉得陈炯明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外人承认与否，直接关系到南方能否得到关余，政府吃粥吃饭就看它了。但陈炯明相信，所谓“强有力的政府”，不在于有没有总统，而在于有没有良好的自治之基，有没有健全的社会。要外国承认，不求诸建设良好社会，而求诸选举总统，是本末倒置，欲速不达。

2月23日，陈炯明发表通电，反对北方进行“新新国会”的选举，他在电文中说：

迨直皖兵争，伪国会自身无存在之余地，于是倚以存在之当局，深恐伪国会消灭，一己之权利偕亡，乃更借口滑稽之统一令，而再行诈伪之选举，犹美其名曰：“旧法新选”，可以代表民意。夫使约法当存，则前此之非法，已明白承认而自取消其地位矣。再行选举，谁实授与权能？覆辙相寻，是为掩耳盗铃之策，天下人其可欺耳！方今民穷财尽，加以天灾，饥民遍野，军人乏饷，北庭不闻设法拯救，乃又欲掷国家借贷所得金钱，为伪造拥护私人权利机关之代价，此诚有识者所为发愤痛恨也。

电文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似乎字字含沙射影，句句指桑骂槐。两天后，孙文参加在东园召开的全体海陆军警同袍社春酌大会，当着粤军将领的面，压抑了多时的愤懑，就像决堤洪水，滔滔而下。他说：“如果诸君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可以离粤。如果诸君以我所言为是，则为什么反对选举总统，恐吓国会议员不敢提议？武人干涉政治，我不为怪，唯不应做此半明半暗的手段，自相破坏。”

他声称，得不到外国的承认，就是“土匪私娼”。他挥动拳头说：“今日不能成立正式政府，则外人不能承认，便为土匪私娼，人可得鸣鼓而攻之，安得不失败，若正式成立则反是。且可借款或半年或一、二年，则必可收效。”孙文的演说，令这个本来是欢度新春的聚会，气氛变得尴尬与凝重。

局势如此，孙文哪有心思过年，他和唐继尧派来广州的代表见面时，更发出怒吼：“我一定要做总统，做了总统我就有了权和力了。我限陈炯明一个月内筹足北伐军费200万元，如果办不到，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手段对待他（指炮打观音山）！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是大炮！”

孙文再也不能忍受这种虚耗的日子了，他似乎觉得，除了用大炮解决政治分歧之外，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了，或者说，他已经没有耐心去走了。什么都要快！必须马上做总统，马上提取关余，马上西征，马上北伐，最好明天就统一中国！

4月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议决取消军政府，改总裁为总统制。4月4日，孙文大宴国会议员，建议速选总统。他声言：如果国会不肯同意，他就一走了之。据当时报载，在广州的二百二十多名议员中，只有四五十人积极主张选举总统，有五十一人曾经参与署名主张暂缓选举，有三十多人在选举前夕已离开广州。还有过半数的议员，尚未表明态度。又有报道说，凡支持选举的议员，都可以领款1000至5000元不等，政府共费去二三十万元。当时流言满天，真假莫辨。

实际上，支持选举的议员，不止四五十人。4月5日，陈炯明与国会议员见面时，承认“非常国会议员多数主张选举总统”，他希望议员“于大处、阔处着想，勿拘于小节”。这也不奇怪，眼下南方两大势力，一方主张成立政府，选举总统，另一方主张联省自治。国会唯有支持前者，才有存在的理由与空间，支持后者，等于自杀。

连日来，在广州街头又冒出了一些敢死队、锄奸团之类的组织，专门围攻、殴打、恐吓反对选举的议员。当孙文设宴招待议员时，凌钺议员竟然在席间大放厥词：“兄弟常主张杀人，日言革命，日言救国，终属无济于事，今日果欲革命，望当局诸公用革命手段严拿逆党，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庶危局始有挽救之日。”这种杀气腾腾的豪语，竟无人驳斥，让人感到一股狂风暴雨，已开始在广州上空徘徊。

就在陈炯明与国会议员见面的当晚，发生了一起针对议员的暴力事件。

这天晚上，51位反对选举的议员，邀约了一批议员，一共有100人，在东堤新世界酒家（东园）聚会，讨论暂缓选举总统的办法。突然一群自称敢死队的大汉，冲进酒家闹事，掀桌翻凳。议员们吓得呼不给吸，缩在房间里不敢露面。

宪兵闻讯赶来，带走了几名滋事分子。晚上10时左右，议员们从酒家出来，刚走到门外的草坪上，突然有大批手持棍棒的人，从黑暗中冲了出来，把他们团团围住，为首者竟是前参议院议长张继。

张继大喝一声：“打！”那些人手中的棍棒，便劈头盖脸打下来了。议员们尖声惊呼，四散奔逃，那些人紧紧追逐殴打。好几个议员被打得满地打滚，浑身鲜血。驻守东园的粤军士兵听见呼救声，以为发生土匪抢劫，匆匆跑出来，那些人才一哄而散。白逾桓、狄楼海两位议员，被殴至重伤，几乎丧命，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

4月7日上午，林森发出通告，召开参众两院联合会议。下午在省议会开会，除了几个挨打受伤告了假的议员之外，剩下222名议员出席。旁听席上，人头攒动，竟有七八百名旁听者，大部分是由张继带进场的。这些人螭盘虎踞，目光灼灼，监视着会场，气氛极为紧张。

原来的议题是讨论关余和改组军政府大纲，但开会以后，尚镇圭议员忽然动议，改两院联合会为非常会议。下午2时40分宣告开非常会议，推林森为议长，褚辅成为副议长。首先由周震麟议员说明提出《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的宗旨，然后表决，全体赞成。这个大纲，只有寥寥六条，草率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竟然冠上“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既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一手掌握。换言之，这是一个权力无限的终身大总统。

会议接着动议不付审查，立即开二读会，照原案通过。立即再开三读会，快马加鞭，基本照原案通过。议员随即要求立即按大纲规定选举总统，议长将动议付表决，一致赞成，立即发票选举。田桐议员提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由主席指定监票员，立即举行投票。投票结果：孙文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1张，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下午4时30分，宣布散会。整个过程仅用了1小时50分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快的一次总统选举了。

许多史书称孙文当选“非常大总统”，但在这个1921年版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以及孙文的就职宣言里，都没有“非常”二字。

1921年5月5日，孙文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林森赴总统府授孙文当选证书。上午9时30分，在议会大厅，孙文神情端庄，宣誓就职，誓词穆穆皇皇，保证将全力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唯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

第五章 昙花一现的联省自治 （1920—1922.6）

湖南一马当先

1921年，辛亥革命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里，人们亲眼见证了国家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田地，大清王朝最窳败萎靡时，都没有出现过这等局面。国会作为“主权在民”的一个崇高象征，已从一个光荣神圣的殿堂，江河日下，沦落卑污，渐渐不成体统矣。四川省长刘湘痛心疾首地说：

中国自辛亥革命后，称共和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宪法尚未成立，国会到处搬家，少数高等流氓，挂起中央政府的招牌，天天卖国肥私，几个无聊军人，顶着督军巡阅使的头衔处处杀人越货，自谋生活，彼此不通商量，甚至同室操戈，不惜糜烂天下，这种局面还算得是一个国家吗？

民国初年，大家的政治观念、是非观念、道德观念，都还是比较清晰的，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什么是法治，谁守法，谁违法，还有基本的概念，现在反而愈搅愈成糨糊了。国会是最高的立法机关，带头违法，无视自己制定出来的法律，这样的国家，还有希望吗？

希望一定还是有的。

民国时代之所以让人又爱又恨，原因恒在于此。无论官僚、军阀和政客们如何胡天胡帝，但这个社会的最后底线，依然未被击穿，仍有一股向上的力量，不断把沉沦的社会托起，几千年的人文精神并未失坠，继续维系着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伺时，因政治管治系统的松弛，不能完全操纵学术，反激起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出现政治日衰，而学术日盛的局面。

联省自治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勃兴，使中国再次看到了走出困境的希望。这个概念，据张继自称，是他提出来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民国九年（1920）……赴湖南，适太炎主张自治同盟，余易名曰联省自治。”其初衷仅为保护四川、湖南不受北方侵暴，但在学术界、文化界的积极推演之下，自治的理想鹄的，被提升到“民权”、“民治”高度。

许多人担心，联省自治会导致地方割据分裂。但事实上恰恰相反，辛亥革命后，南北分裂，军阀割据，国家长久不能统一，才导致出现联省自治的思潮，谋以自治形式，达至联省统一。从时间上看，分裂在前，联治在后，三论史者不能颠倒因果。因此，联省自治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分裂，而不是制造分裂。

在1920年前后，《新湖北》（1920年9月）、《新安徽》（1920年10月）、《新浙江》（1921年2月）、《新四川》（1921年3月）、《新江西》（1921年5月）、《新山东》（1921年7月）等杂志纷纷创刊。而拥有最多读者的报刊如《时事新报》、《东方杂志》、《改造》、《太平洋》、《努力》、《大公报》、《时报》、《民国日报》、《华字日报》等，亦无不开辟专栏，刊登讨论与研究联治的文章，连篇累牍，大吹大擂。

直皖战争后，由于国会解散，议员们星散各地，参与家乡的政治事务，或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组织民间团体，对联治无形中起了推动作用。1920年7月，梁启超在北京发起组织“国民制宪同志会”，其中发起人籍忠寅、黄群、蓝公武等，都是国会议员。虽然梁启超悲观地认为，在这种混乱政局之下侈谈制宪，根本是痴人说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狗嘴里出不了象牙”，但仍必须保持“社会对于此事之热闹”，这样才能对当局形成影响，让体制内的有志者不至于彻底灰心。

1920年冬，江苏、湖北旅京公民组织自治联合会，河南、山东、甘肃、江西、四川、福建、广东、安徽、山西、广西等省相继加入。11月6日，各省代表齐集北京，在江西会馆开成立大会。各省省议会代表34人，也在上海开会，准备共同制定省自治法。自此，“湘人治湘”、“川人治川”、“粤人治粤”等自治口号，风行一时，形成山呼海应的声势。

这种热闹的局面透露出的信息，其实颇令人沮丧。它说明国人对顶层设计的宪政路径，已丧失信心与期待。历史的目光，将从中央转向地方，希望地方能够承担起铺路架桥、刷新全国的重任。

在联省自治运动中，扛大旗、走最前的是湖南，因为湖南的地理位置处于南北战争的四战之地，久罹锋镝，饱受摧残。当年湖南督军张敬尧，督湘不及两年，残杀人民，敲削脂膏，军队军纪涣散，压买强赊，霸占民房，城内抢劫、奸淫之风盛行，又组织清乡队，到各乡搜刮地皮，无所不至其极。有报道说，在1918年南北战争中，张敬尧的军队在株洲、醴陵烧杀抢掠，无辜死亡的民众达十余万人，骸满沟壑。战事结束时，偌大一个醴陵县城，“仅遗二十八人”。湖南百姓身丁荼毒，哀声遍野，称张督军为“张毒菌”，把张敬尧的统治称为“黑色恐怖时代”。

1920年夏天，吴佩孚撤防北归。湖南人以此为契机，发起驱张运动。三千头戴篾笠、精神饱满、晒得像黑炭头的“粮子”（湖南人称士兵），在全湘民众支持下，奋勇出击，硬是把装备精良的北洋第七师驱逐出湖南地界。章太炎兴奋地称赞谭延闿是“为扬子江全域争存人格”，鼓动他借此机会，实行自治，使湖南成为全国“模范省”。

7月22日，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谭延闿以“快邮代电”宣布，将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行条例，实行“湘人治湘”。当时在汉口明德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李剑农，看到谭延闿是以“快邮代电”而不是通电宣布自治主张，便冷了半截，断定他缺乏诚意：“谭延闿如果真有诚意听人民自治，自然必发真的电报，如今竟用快邮代电，来宣布湖南自治的主张，当然是毫无诚意了。”

以怀疑眼光去看谭延闿的，不只李剑农一人。报纸上就有文章，劝告民众要警惕假冒的自治。但怀疑并不是止步不前的理由，有人便豪气十足地说：假冒也不要紧，“总算是自治的动机勃发了，真真假假且不管他，即此一端，便可以断定我们理想中的联邦，迟早总会有实现的希望……他既可以利用这个名义来遂他的私图，人民又何尝不可以利用他的私图来谋群众的公益？”这种言论，反映了民间的自信，哪怕官家有假冒之心，民间也有逼官从良之力。

其实，说谭延闿没有诚意，颇为冤枉，但他内心犹豫，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联邦制、联省自治这些议题，社会讨论虽然日久，但并没有达成共识。在湖南知识界还有一种更前卫的声音，就是把湖南从“大中华民国”中分离出来，成立“湖南共和国”，代表了在无政府主义影响下，一部分知识分子愤世嫉俗的情绪。在前路多歧的情形下，要真正做开山劈石的第一人，把三千万湖南人的命运押上去，毕竟任重道悠，令人有利深祸速之忧。

长沙宛若一颗璀燦明星，全国目光顿时集注于此。熊希龄、范源濂等在京的湘籍名流，兴奋不已，马上通电支持，熊希龄起草了《湖南自治法大纲》，又请梁启超起草了一份《湖南省自治根本法》，专门派人到长沙与谭延闿接洽。孙文也很在意谭延闿的向背，因为他将来从两广北伐，湖南、直皖战争后，由于国会解散，议员们星散各地，参与家乡的政治事务，推动了联省自治运动的发展。其中，湖南一马当先，走在自治运动的最前端。图为领衔“湘人治湘”运动的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是必经之地，于是先后派李执中、周震麟、李汉丞、陈嘉会等湘籍国会议员，从上海到长沙活动。但谭延闿这人，性格圆滑阴柔、不温不火，有“母性督军”之称，少对南北的态度，一概若即若离。

8月22日，谭延闿通电全国，明确提出民选省长，全国实行联邦制的主张。湖南各界欢声雷动，如登春台，一个“东方的瑞士、自治的乐国”，仿佛已向三千万湘人招手。9月13日，谭延闿以省长名义，召集湖南各界名流，在总司令部举行自治会议，讨论熊希龄与梁启超的两份“自治法”。但《民国日报》随即质疑，由省长召集自治会议，讨论制宪问题，甚为不妥。谭延闿从善如流，马上改为以私人名义。但以私人名义开会讨论省制宪这样重大的问题，本身又陷入另一种荒唐。几个私人开闭门会议的结果，到底能否代表公众？如果不能，开会还有什么意义？

然而，谭延闿总希望把事情做得人人满意、无懈可击。他请大家对实行自治法的程序提出建议。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良久，都无结果。有人提议，不如先由省政府、省议会各举出相当人员，组织起草委员会，然后再讨论实施程序，大家一致赞同。最后决定省政府出十人，省议会出十一人，组成委员会。

为了扩大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性，谭延闿建议：“政府推举之人，不限于行政机关人员，凡各团体、各党派具有政治经验、学识之人，都可以由政府推举为起草委员。凡事须有反对方面之意见，方可讨论详尽，期于至善。希望议会方面所出之人，亦不必限于议会之内的人。”湖南省议会议长彭公望对此显然有所保留，他回应说：“今日到会，系以私人名义，关于此事，尚须召集驻省议员开协议会一次。”

会议议定五天内组成起草委员会，以一月为期，到期后可延期十天，脱稿后再征集全省民众意见，以凭取舍。

一声自治，举国俱瞻。历史的车轮，就这样开始缓缓转动了。

湖南省政府一连下了几道命令：一、湘省自治，决以军政府所定之县自治制为蓝本，酌加参订，详细研改；二、筹设市政厅，以为推选市自治制之准备；三、由省署设立全省地方自治筹备处，筹办一应事宜；四、通令各县知事，将各县自治经费，详细查明呈报。

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直到省议会忽然提出异议，认为省宪起草委员会的组织方式，有“官绅包办”之嫌。提议由全省人民组织宪法会议，否则将拒绝派人参加。宜风宜月的湘江，骤起波澜。省议会的意见，亦不无道理，省政府不是立法机关，不应作为制宪的主办机构。谭延闿马上作出让步，接受省议会的决议，将省宪草案交给全省人民宪法会议解决。这个会议由省议会负责召集，以昭慎重。省宪的制宪权，由省议会主持。

但议员们刚刚兴奋了两天，风波又起了。湖南的《大公报》和《民国日报》等报纸，不断批评目前的制宪是“官绅包办”，严厉追问这到底是官绅自治，还是人民自治？一时民间起哄，舆情沸腾，街谈巷议，莫不以此为话题。

关键时刻，又有人指出湖南省第一届议会议员的任期，已经届满，他们有什么资格制宪？省宪法怎么能让一个失去时效的议会来主持制定？于是，由谁制宪，成了一个问题。有人主张还是由省政府起草，有人坚持应该由省议会起草，有人主张省政府、省议会联合起草，有人主张社会各界联合起草，甚至有人主张个人起草，提出草案，然后邀人联署等。五花八门的意见，令谭延闿三日耳聋，无所适从。

谭延闿邀请了张继、章太炎、吴稚晖、蔡元培等名流到长沙，一来为自己站台助威，二来也提供意见。这些人大抵信奉无政府主义，包括章太炎在内，都是地方自治的极端鼓吹者。蔡元培就说过，中国人习惯从上而下，美国人习惯从下而上，所以美国由十三州组成一国，而中国则由大一统变成联邦国，都是瓜熟蒂落之事。章太炎甚至主张中央也不得拥有一兵一骑，外交也由地方自主，无须中央置喙，把中央变成一个虚置机构，国会也可以不要了，把舞台都拆了，政客们就没有争权夺利的地方了。

吴稚晖是大名鼎鼎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把湖南制宪解释成是推翻约法的革命：“我想起了旧国会的临时宪法（约法），我不禁要大哭，因为临时约法的覆辙，弄到现在，还不能制成一部国宪……我意这次湖南制宪，完全是推翻约法的革命行为。革命是顾不得许多弊利，只要把湖南做到完全自治为止境。”

至于谁来制宪，章太炎既反对由省议会独家把持，也反对由民众直接制宪。前者没有代表性，后者无法操作。他建议由湖南75个县议会，联合商会、教育会、农会、工会和各团体，共同制宪。张继则说，采取美国联邦制或瑞士联邦制．均无不可，只要能实现省自治．打破中央集权就好。

10月20日，美国大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也到了长沙。他是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学者的师长，许多知识分子都希望能够一瞻他的风采。10月26日，英国大哲学家、政治活动家罗素也到了长沙。他们分别在长沙进行了多场演讲。杜威勉励湖南努力发展自治，总结经验，以供各省采择。这一刻的长沙，真是群贤毕至，星光璀璨。

全民大鸣大放大辩论，汇聚成民意的狂欢节。民间思想之活跃、士气之高涨，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这种士人一怒而官家惧的情形，唯有春秋时代可以媲美。经过大讨论之后．主流意见仍由省议会组织自治法讨论会，先行制定一个暂行的自治法作为过渡。各界人士又纷纷起草自己心目中的自治法，一下子弄了三十多个草案出来。

10月4日，湖南各界联合会议请求谭延闿负责湖南宪法会议。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日，由报界、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湖南改造促进会、律师公会、青年会、女青年会、湘社、旭旦学会、教职员联合会、自治期成会、学生联合会等三十多个团体，冒着滂沱大雨，组织长沙万人大游行，宣传制定省宪。街上万头攒动，气氛相当热烈，完全没有受到天雨的影响。民众的诉求，盖有废督裁兵、民选省长和从速自治等项。游行民众到省长公署向谭延闿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尽快制定省宪法。然后高呼口号，尽欢而散。

他们知道，全中国的人民，都在看着他们，历史在看着他们。

然而，当权者往往落在人民的后面，有些不该干的事，他们会罔顾民意，蛮干到底；有些他们该干的事，又会太过顾忌民意，束手束脚。一个由谁来制宪的问题，反复讨论，从9月中旬一直讨论到11月中旬，仍然悬而不决。省议会任期已满，不能主持制宪；但由公民自己制宪，也得有一个宪法会议的组织大纲，这个大纲由谁来定？除了省议会谁有立法资格？讨论陷入一个死循环。

熊希龄在10月26日致电湖南各界，劝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大好时机，尚不利用，迨至时过境迁，或推代表请愿于中央，而中央不理，甚至求见当道而不可得，或集公民开会于地方，而地方不准，甚至结社出版而不可行，吞声忍泣，虽悔莫追。”

为了尽快有个决断，谭延闿索性把决定权再下放一级，由县来公决。11月12日，他致电湖南各县，迅速召集各公团会议，讨论决定对省议会拟定的《宪法会议组织法》的意见。但时不我与，此时此刻，全国局势已四方易位。广州的桂系军政府倒台了；徐世昌宣布全国统一了；孙文在陈炯明的翼卫下，在广州重新开府了。

孙文表面不反对联省自治，但他的理想，谁都知道，是武力统一全国。他派去长沙的国会议员整天围着谭延闿，在他耳畔聒噪，要他表态支持“援桂”（攻打广西），至少也要让其他援桂军队过境，陈嘉会甚至起草好电文，拿到谭延闿面前，逼他签字。

谭延闿既不愿意得罪孙文，也不愿意逆自治潮流而动，最初还想施展柔软的“母性手腕”两头敷衍，把议员交来的电文，修修改改，意思弄含糊一点发表。但这回他滑不过去了。

谭延闿得罪军队的原因之一，是他主张裁兵。10月间，自称“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写过《社会主义与军队》一书的林修梅，在周震麟的秘密运动下，出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公开与老上司谭延闿对抗。11月，平江也发生兵变，局面很快失控，湘军子弟相继打出“除宵小，清君侧”的旗号，持戈纵马，进逼长沙。

谭延闿走投无路，只得痛哭流涕，在11月23日的军政各界联席会议上，怀着未见自治告成的遗憾，辞去省长和湘军总司令职，由赵恒惕接任总司令。11月29日，孙文在广州军政府开第一次政务会议，第一个议案，就是任命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林支宇为湖南省长，并敦促湖南出兵进攻桂林。

轰轰烈烈的湖南自治运动，不是受到北方的摧残，而是受到南方的打压，至此峰回路转，转入一个停滞期。

天字第一号省宪

赵恒惕是湖南衡山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毕业，同盟会会员。“二次革命”时，坐过袁世凯的大牢，后来是谭延闿保他出狱。赵恒惕上任后，为了稳定人心，12月21日发表通电，承诺继续坚持湖南自治，得到四川、陕西、浙江、广西、云南各省一致呼应。

赵恒惕雷厉风行，积极协调各方意见，由湘中、湘西、湘南各派代表组成“湖南制定省宪法筹备处”，省议会议长彭公望（代表中路）、原国会众议员吴景鸿（代表西路）、钟伯毅（代表南路）分任主任，共同负责筹备工作，以分蛋糕方式，化解了原来不同区域之间的纷争。又派人分赴上海、北京等地，拜访各界名流，征求意见，争取支持。

沉寂数月的自治运动，以1921年3月湖南《大公报》的文章《民权不是送来的》为标志，迅速回黄转绿，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湖南人，你们都醒了么？你们在这民国十年内所受的痛苦——政府的压抑、议会的愚弄、官吏的敲剥、兵匪的荼毒，哪一样不疾首痛心。趁着这个大法初创的时机，你们就应该要想着：一、我们人民为什么没有权？二、蹂躏我们民权的人，为什么那样横暴？由此推想，我们要怎样伸张民权和怎样去抑制民权的蹂躏者的方法，便可以在宪法上想出来了。我们想出了方法，还须得要把这方法制成条文，安放在宪法内面去，做一个永久的保障。这些不利于特殊势力阶级——官僚政客武人资本家——的方法，拼命去争恐怕还不容易得到圆满的解决，闭目静坐如宗教徒之祷告上帝赐福音，哪里有希望呢？我敢再正告湖南人民一句话：

“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

赵恒惕根据筹备主任的推荐，正式聘请了李剑农、王毓祥、王正廷、蒋百里、彭允彝、石陶钧、向绍辑、陈嘉勋、皮宗石、黄土衡、董维键、唐德昌、张树声13位学者为省宪起草委员。尽管社会对“学者包办”制宪有反对的声音，但起草专业的法律文件，非专家莫属。草案出来后，后面还有审查、公决的两道大关，专家想包办也包办不了。从3月20日开始，专家们入住岳麓书院，在苍苍翠微之间，静心研商法律条文，逐字逐句起草。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完成了《湖南省宪法草案》、《湖南省省议会组织法草案》、《湖南省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草案》、《湖南省省长选举法草案》、《湖南省法院编制法草案》和《湖南省县议会议员选举法草案》六部法律草案。4月20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李剑农把草案送到“湖南制定省宪法筹备处”，由该处三位主任将草案正式公告。

湖南省宪法的内容，让人眼前一亮，第一条即开宗明义为：“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这一条为其他省份的宪法所仿照，排除了社会对自治造成国家分裂的疑虑），全文136条（最后审查定稿141条），李剑农尝加以概括：一是为将来的联邦制在宪法上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提供一个标准；二是扩张民权，规定了省长由民选产生的程序；三是省议会权力极大，省长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司法、交涉、军务七个司，组成省务院，司长由省议会推举二人，省长择一任之，司长对省议会负责；七司长互选一人为省务院长，辅助省长执行政务。

接下来，进入审查阶段。本来在《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章程》中，并没有审查环节，但在筹备过程中，由于中、西、南三路意见分歧，争得不可开交，蔡元培建议加入审查环节，聘请国内有名望的专家，希望借他们的专业学识，消弭各方的分歧。讵料，这个原意是调和纷争的机构，最后竟成了纷争最激烈的“战场”。

湖南的省宪审查委员会由155人组成，每县民选产生审查委员1人，大县加1人。钟伯毅回忆：“审查委员会举熊希龄为会长，熊氏虽接受邀请，而未亲返湖南主持，故审查会议由副会长仇鳌主持，而实际担任审查委员会全会主席者为蒋国扶。”

审查委员会从5月1日开议，来自湘中、湘西、湘南三路的审查委员，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顺得哥情失嫂意。关于省长选举与议会名额等问题涉及三路的利益，对中路有利的，西南两路认为对己不利；对西南两路有利，中路又认为对己不利，造成三路大起争端，相持不下。本来过分强调“湘人治湘”，简单以籍贯划线，已令有识之士担忧过于狭隘，现在竟变成更狭隘的“三路分治”。

6月时，中路审查委员全体缺席，以不足法定人数为由，抵制审查，继而宣布辞职，腰斩会议。国会议员在宪法会议上用滥了的这一招，竟然复见于省宪会议。李剑农感叹：“审查委员中有一大部分政客，专为将来自己的活动打算，提出许多不合理的修正案来，把原草案零刀细割，弄得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一桩本来很庄严很美好的事情，又开始变味了。

审查委员们的表演，不仅令三湘民众极度失望，而且在全国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为自治运动蒙上阴影。反对者都在等着看笑话。熊希龄在北京几次致电审查委员会，奉劝他们不要“以畛域意见贻累全省以及全国”。

正当审查委员会没完没了地开会讨论时，湖北受到湖南“驱张”胜利的鼓舞，也打出“鄂人治鄂”的旗号，发起驱王（占元）运动。湖北人纷纷跑到湖南，向赵恒惕作秦庭之哭，请求出兵“援鄂”。赵恒惕犹疑不决，因为当初吴佩孚撤防时，曾经和谭延闿、赵恒惕订有成约，湘军只能以取得湖南为限，不得侵入北洋的势力范围。赵恒惕私下派人到洛阳向吴佩孚打探意向，吴佩孚劈头就问：“湘省自治，意在自保，我亦尊重之，今乃谋出兵以图鄂，岂人不可以犯我，唯我可以犯人欤？”这话问得词严气正，赵恒惕一时也想不出什么理由说不。

但这时湖南已陷入财政困境，连年遭灾，民穷财尽，军队嗷嗷待哺，再不发饷，赵恒惕也将面临与谭延闿相同的命运。如果攻打湖北，侥幸得胜，部分湘军还可以寄食湖北，减轻本省压力。因此，这场仗赵恒惕虽然不想打，最后也不得不推卒过河了。

7月，赵恒惕发表援鄂誓师词，自称“是我湘之于各省自治，实负有督促之责。义至正，任至重也”。湖南打湖北，是为了督促其实行自治。这样的理由，未免牵强可笑。订下“生死不退”誓约的湘军，冒着瓢泼大雨越过省界，向羊楼洞的鄂军发起进攻。这炮声一响，联省自治的意义，其实已丧失一半了。

湘军最初连战连捷，占领羊楼洞、赵李桥、茶庵岭、蒲圻、通城、通山等地，直逼武汉，迫使王占元弃职而逃。但在吴佩孚眼里，直系地盘，岂容“湖南骡子”撒野，萧耀南（湖北人）奉命领军赴鄂迎战，吴佩孚乘舰浮水，笑语指麾。几个回合下来，湘军一败涂地。9月1日，赵恒惕假英国兵轮与吴佩孚议和，签下和约，湘军全部退出鄂境。吴佩孚出任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

湖南战败时，南北知识界都紧急动员起来，挽救命悬一线的湖南自治。梁启超写信给吴佩孚，劝他以大局为重，适可而止。熊希龄、蒋百里、范源濂等社会名流，也纷纷出面，奔走斡旋。

在战争失败的阴影笼罩下，湖南人突然觉得，还是实行门罗主义，闭门自治好。省议会在审查赵恒惕签订的湘鄂和约时，因为有部分直军仍驻扎在湖南境内，认为不符合湖南自治精神，对和约不予承认，退回给省长。同时，省宪审查委员们也不再争持了，快马加鞭通过省宪草案。拖了几个月的审查，在战败后几天——9月9日——便完成审查了。

援鄂之役，可谓塞翁失马，意外地加快了省宪的审查进度。时人戏谑：“经始宪法，经之营之，北兵攻之，不日成之。”审查完竣，制宪便进入了第三个环节：公民总投票。12月11日，尽管天气寒冷，但仍有近2000万民众，扶老携幼，到政府指定的地点，参加了全省投票公决。这是中国宪政史上又一个值得永远缅怀的场面。最后点票结果：18158875张“可”票，575230张“否”票。《湖南省宪法》获得通过，成为一部代表湖南民众全体意志的宪法，也是全国第一部正式的省宪法。

有史家批评：“所谓公民总投票其实不过是形式，湖南省宪的决定权，完全操在审查委员的手里，在精神上遂不免染上派系斗争的色彩。”这种论调，貌似公允，实则为人人会说的正确废话。行代议制，就说决定权操在少数人手里；行全民公决，就说这不过是形式；有争论就说是派系斗争，没争论就说是专家包办。总之怎么做都有人批评。

放眼世界，哪部宪法不是少数人执笔起草的？哪个国家制宪没有派系斗争？就湖南人投票公决而言，也许当中有重复投票的现象，也许有人行贿买票，也许有人是奉命投票，连什么是宪法都没搞清，也许有人就是冲着“自家人管自家事”的简单想法去投票，这都不足以否定投票的结果，即使在选举机制最发达、最成熟的欧美国家，也未必每个选民都很透彻了解参选人的政纲，“我就是投不懂的东西一票”，这也是选民的神圣权利，谁可以否定他的一票呢？

1922年1月1日，《湖南省宪法》正式颁布。为了使宪法深入人心，赵恒惕亲自用黄纸誊写了一份省宪全文，高悬在特制的八角亭内，一如昔日的皇帝诏书，由人抬着，军警鼓乐队前导，在长沙游街周示。又开放所有政府机关，让民众可以自由参观，了解政府的运作。全省举行三天庆祝活动，以资宣导。由于庆祝活动紧连着腊八浴佛会、腊月廿四小年节、除夕和新年，传统上，整月都是婚嫁、祭神的好日子，湘籍名伶欧阳予倩在戏院登台献艺，令戏迷如痴如醉。城乡一片欢腾，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鞭炮声震耳欲聋。

实施省宪的第一件事，便是选举省议会。根据省宪规定，议员由直接普通选举产生，名额以人口为比例，每县基本得选出议员一人，人口若在20万以上，每满20万得增选一人。省议员任期三年，每年开常会两次，每次会期为两个月，由省议会自行集会。选举从1月27日开始投票，至3月31日结束，选出了164位议员。

对于省长选举，省宪规定，在各县议会和省议员选出后三个月内举行省长选举。由省议会选出四人，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决选，以得票最多者当选。但由于第一次选举，选民调查工作千头万绪，迟迟未能完成，选举一直拖到9月，在湖南各公团一再请愿下，才不得不举行，但亦只能按省宪附则中的规定进行，即由省议会选出7人，交由全省县议员决选之。

在9月15日的省长选举中，出席投票的议员2593人，赵恒惕得1581票，谭延闿得885票，熊希龄得91票，宋鹤庚、李以丞、田应诏各得几票。赵恒惕当选为湖南行宪后第一任正式省长。

广东开始民选县长

广东的自治与湖南略有不同，湖南先定省宪，而广东是从县自治起步的。1921年2月，陈炯明接受上海《字林西报》记者访问，在谈到联省自治的路径时，作了如下清晰表述：“中国各村自古实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为宗旨。今中国之自治，应先自村庄施行，依次发展，及于全县全省与全国。刻广东已在村上实行分区。自治村中，警察与税收由人民自办，将来各县县长与省议员亦归人民自举，再由议员共举省长。他省能仿行之，则可达到联省自治之目的。”

陈炯明刚坐上省长位置，头一件事，便是成立省制编纂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广东省暂行县自治条例》、《广东省暂行县长选举条例》和《广东省暂行县议会议员选举条例》，全省按部就班，铺开民选县议员和县长工作。县自治条例，列明了县的事权范围，凡未载明的，一概归省政府。县的事权，计有十一项：

一、办理师范学校，中学校，高等国民小学校，幼稚园，半日学校，各种废疾学校，宣讲所，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及其他关于教育事项。二、奖励农桑渔牧垦荒造林经营并监督共有及私有工业，设立各种展览所试验场，及其他关于实业事项。三、疏浚河流湖塘，修筑埤圳沙围堤防并道路，及其他关于水利交通事项。四、建筑并管理公有营造物，及一切公共土木电力煤气工程。五、办理县银行各种保险合作，及其他公共营业。六、清理市街屠场，整饬公园公坟，及其他关于公共卫生事项。七、办理义仓施医育婴恤嫠养老，收养废疾，保护工人，及其他公益慈善事项。八、办理警察及保甲团防并其他保安事项。九、调查户口生死婚嫁，及其他关于统计事项。十、办理行政官长依法令委托征收，及执行各种事项。十一、其他依法令赋与自治事项。

县长的产生，由县民直接选出三名候选人，由省长择一任之。对这种“半干涉选举”方式，省议会曾提出异议，指有违民治精神，不如一人一票的直选方式。但陈炯明认为，当时乡村士绅势力极大，为避免被士绅把持选举，故采取这种过渡性质的“半干涉选举”。最后省议会接受了陈炯明的解释。

在选举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规定，就是每位选民必须在当年参加义务劳动三天，凭劳役证换取选举票。如不能参加的，须出资请人代劳，每天毫券四角。义务劳动大多是安排去修筑公路，从后来投票的踊跃程度看，似乎许多选民都觉得很划算。

1921年9月，全省民选县议员完成；11月，民选县长亦告完成。县长由民选产生，在中国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在当时引领风气的《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一位读者来信，向广东发出热烈的呼吁：

广东那方面，我最不希望再有什么统一中国底行动——那只是白费事，结果替我们国民更堕深一层地狱。从混杂不清的所谓“统一体”，渐渐分为更完全，更有希望的小“统一体”，这是“进化”底趋势——无论那种“进化”都是这样。我觉得现在实有多少热烈的人们，让“彻底”“牺牲”“奋斗”闹昏了——闹得一事无成，我只希望广东成为世界上一个模范的“新国”……以广东的面积和人口，足够“国”底资格了。不然，我就怕外攻内讦，把一点有希望的芽以及根完全铲去，那后来的实现格外难了。只一点火在黑暗中大发其光，是易招灭熄的，但在一个能发光而有引起他物燃烧的地位时，自然是努力吐光焰，照耀一切！如孙、陈及先生等人，在广东一地却是那点有力量的火，等到广东烧得红了，别处也见着太阳是从广东来的了！

尽管孙文是统一论者，但他也很看重县自治，并认为那是尊国进步的起点，他提出的训政，就是实行县自治。这与陈炯明主张先县自治，然后省自治，然后及于全国的设想，有相当的契合之处，本应行合趋同，但现实中，却总是龃龉丛生。追根寻底，矛盾恒在于：孙文要先统一（军政），后自治（训政）；陈炯明则要先自治，后统一（通过联省自治达致统一）。双方立场不能调和，在合作的路上，便渐行渐远了。

陈炯明高度关注在县长和县议员选举过程中的舞弊事件，他要求所有选举诉讼，一律移交法院处理。法院共受理了十几件舞弊案，其中番禺县两次选出的县长、县议员，都因被揭发舞弊，引起诉讼，被法院判决无效，成为当时十分轰动的案件。这在民国以来大大小小的选举中，也是极其罕见的，表明选举逐步纳入法律的轨道，有望开始良性发育。

与此同时，各项自治举措，次第展开。1921年3月8日，省教育委员会成立，邀请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陈独秀来担任委员长，颁布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编制教育经费预算。教育会拟订了一份义务教育计划，从1922年8月起，至1928年7月止，分期推广，公立学校实行免费读书，从前每个学生每月3角钱的学费已取消，务求在6年之内，使300多万儿童，能够完全就学。为了实现司法独立，筹备扩充广州以外各区法庭，拟设地方厅6处，设一等分庭14处，二、三等分庭64处。

广东的制宪，起步早于浙江，而完成却较浙江晚。原因是广东上半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县长和县议会的选举上。1921年3月，首先由省议员黄佩荃正式提出制定广东省自治法的议案，经讨论后，省议会决定先行通电各省，让各省把已制订的省自治草案，寄给广东参考。陈炯明把制宪权完全交给省议会，由省政府拨了1000元作制宪经费。

5月8日，省议会决议，正式组成广东省自治法起草委员会，黄毅担任主任，着手起草条文。广东启动制宪一事，由省议会通电各省，以昭郑重。王正廷是制宪主要顾问，参考了湖南、浙江的省宪，以及瑞士、美、英、德、法、加拿大、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巴西、葡萄牙、土耳其、日本等国的宪法。陈炯明对具体条文，并不干预，唯一一次是他感到草案中立法权较行政权为大时，提请委员会注意，对省议会自身权势审慎考虑，使行政权与立法权平行，以免重蹈民元约法的覆辙。

事实上，在那段万事丛脞的日子里，陈炯明也没有太多时间与精力，顾及方方面面的事情。各县选举县议员前夕，广州也在举办另一场选举，令他心烦意乱，这就是由“国会”选举总统。这是广东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别省皆无。一个要地方分权，一个要中央集权，两条道上跑的车，竟然撞在一起了。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一旦选举总统，就得打仗，什么自治、什么选举、什么建设、什么模范省，统统都得靠边站。

选举总统和西征、北伐，是一件事情上的三个环节，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果然，孙文就任总统一个月后，1921年6月，即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

陈炯明虽然极不愿意打仗，但他最后总是拗不过孙文，为了避免分裂，只得受命出兵。幸得粤军将士用命，威无复加，扫荡广西全境，竟势如破竹。8月初，粤军草履斗笠，征旗猎猎，进驻南宁。两广传檄而定。陈炯明主张“桂人治桂”，军民分治，推举广西籍的马君武为广西省长，保全了广西省议会，期以“模范起信”与“联省自治”推动两广建设。如果可以达成，这场仗也还算值得。

马君武是参议员出身，当年曾挥拳怒打宋教仁。在一次桂军的骚乱中，却为乱兵所获，精通英、日、德、法等国文字的马君武，贵为一省之长，却吃了乱兵几个耳光，身上的财物，被搜刮一空。闻讯赶来的老部下，把他从乱兵的枪口下，救了出来。

马君武虽捡了一条命，但身无分文，经苦苦哀求，始从乱兵手中讨回眼镜，带着爱妾，狼狈搭船逃回广东。讵料在途中又遇乱兵，弹雨横飞，爱妾被流弹击中，肚爆肠出，当场毙命，马君武抚尸放声痛哭。真是“辛苦造民国，栖皇别故乡。鹃啼知宋乱，道茀泣陈亡”（马君武诗）。这也是两广战争中，一段小小的悲惨插曲。

局势略定，陈炯明希望把重心转到联省自治方面。8月18日（巧日），广东省长公署以陈炯明名义发了一电，响应浙江督军卢永祥的自治倡议，敦请全国各省区派代表，到上海制定国宪，建立永久和平之基：

民国建立于今十年，祸乱相寻，迄无宁岁。内则群奸卖国，外则军阀擅权，宇内河山分崩离析。推厥原因，良由大法不立，国基未固，至使强徒暴客，各肆其奸，言国是者或侈谈集权，或倡言统-；徒饰外观，终无实际。循是以往，国将不国。敬读卢督军通电，先定省宪以树民治之基；进议国宪以图统一之效。宏谋伟画，诚为今日救国良方，至为钦佩。14

陈炯明还派代表带着广东的省宪草案，与浙江、湖南进行协商，谋求联省自治运动尽快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但上海《申报》8月26日刊登“巧电”后，在广州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政务会议上，孙文愤怒指出，这是陈炯明反对政府的一种表示。电文开头，并无“大总统钧鉴”一类字眼，显然不把大总统放在眼里。“为了维护政府的权威，我要对竞存提出诘责”。

大家决定先由非常国会出面反击。胡汉民连夜联络议员，议员们一听陈炯明如此目无总统，亦无不义愤填膺，担心万一让陈炯明成事，联省政府告成，南方政府和“非常国会”，势必要关门大吉了。于是决定由萧锦辉等40多位非常议员联名，在国会提出质问，并要求对陈进行弹劾。凌钺议员提议国会开会，讨论查办陈炯明案。一部分有华侨背景的官员，纷纷向孙文提议撤职查办陈炯明。他们以“美洲华侨联合会”名义，发表通电，指责陈炯明“擅出主张，甘冒不韪”，骂尤不解恨，竟拿“通敌附逆”的帽子，扣在陈的头上。众口毁誉，浮石沉木。陈炯明身陷漩涡中心，既愤怒又无奈，沉痛表示：“如此局面，尚不竭力维护，反生内讧，我将解职居家侍母，暮年尚觉得人生之乐，若在职一日，绝不变吾初衷，随这些人胡闹。”

孙文也考虑到援鄂在即，不希望这件事闹大影响北伐。他把怒火暂且压下去，要求陈炯明乘胜出击，麾师北进，饮马长江，实现统一中国的大计。10月8日，广州非常国会通过孙文提出的北伐出师案。10月18日，孙文在广州东较场主持北伐誓师大会，随即和夫人宋庆龄一道乘汽车到天字码头，登上宝璧兵舰，起程赴桂，督师北伐。

孙文要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粤桂战争花费巨大，广东政府早已入不敷出，赤字庞大，即使竭其所能，亦只可筹到200万元，陈炯明并非有钱不给。在1922年广东省财政厅编制的年度预算案中，财政收入1388万元，支出3740万元，赤字达到2352万元。但孙文不看数字，只问结果，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文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但陈炯明坚持认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不宜再动干戈，还是以先定省宪，确立民治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为上上之策。

10月29日，孙文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途中思前想后，怒火再燃，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一气之下，把手枪交给一位部下，令其刺杀陈炯明，把这位下属吓出一身冷汗，栗栗然不敢领命。陈炯明两年后写信给吴稚晖说：“唯有一事，至今为我所不解者。南宁劳军之日，即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发俱悚！我诚无状，然至今想不出获罪至此。”

而陈炯明念兹在兹，唯在自治，对北伐极不以为然。孙文去广西，他则从广西返回广州。两人走着相反的方向。陈炯明回到广州后，国会在第一公园举行隆重的“欢迎游园会”。第一公园以前是广东巡抚衙门，花卉遍地，佳木葱茏，现已成普通市民的娱乐场所。因为知道陈炯明要来参加园会，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当陈炯明步入会场时，鼓乐齐鸣，欢声雷动。一群青年学生列队，激动而腼腆地高唱起《欢迎陈总司令援桂凯旋乐歌》：

他宏愿救民水火，独破自治天荒。

社鼠城狐，荼毒腹地，一怒杀伐用张。

桂人呼吁，惊心动魄，义师伐罪侮亡。

杀人见血，救人救彻，真是菩萨心腹。

直捣邕宁，如汤沃雪，驱尽封豕贪狼。

雄军所至，一月三捷，士女箪食壶浆。

陈师整旋，凯歌竞奏，沿途阵马风桥。

造成两粤，辅车幸福，纪功史册煌煌。

在国会议员致欢迎词之后，陈炯明上台致答谢词：“此次援桂得以成功，完全以公理战胜强盗。炯明殊未敢以功自居。今国会诸公过于奖饰，惭愧得很。但广西强盗虽已剿除，大局前途，仍多障碍。欲谋国内统一，不能不合力以求之。国会所以代表全国民意，倘能发挥真理，使全国人民先了解于何者为合法，何者为非法。然后临之以兵，则不合法者当无所逃避也。”

11月中旬，陈炯明召集全省民选新县长到广州，举办县长地方自治讨论会，讨论地方应兴应革之事。陈炯明对全体民选县长加以训勉，语重心长地说：“本省为提倡自治，及重视县长之职起见，是以实行由人民选举县长，由省长择优委任。但选举县长其得人，能比纯任官厅专委为胜乎？抑否乎？则以此次初行选举为试验。若试验结果善，则选举制可冀自然推行；若试验结果恶，则选举制不免于推翻，故此次之选举制之能否永久实行，其责任纯放在各位身上。”

不过，民选县长试验最后的结局，与结果善恶无关，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陈炯明所始料不及的。

11月上旬，省宪法进入审查阶段，议员们集中在南园开会，除星期日休息外，每日开会，务求早日完成。经二十余日的讨论，通过第一读会。11月28日开第二读会，对文字作最后的修正。然后报告大会讨论，再咨送省长征集意见。

广东省宪能够如此快速通过审查，一方面因陈炯明把薪助火，推毂甚力，另一方面，也是湖南、浙江已猛着先鞭，为广东注入了无形的动力。就像香港报纸所说：“查此次宪法之所以赶速审查者，系促自治之进行，且为实行联省制之张本。闻浙江湖南等省省宪亦经草就，俟我粤同时提出，已屡电催促。唯闻孙文则似不赞成，盖于其总统制有碍也。然陈（炯明）氏则力主联省制，屡催促早日完成宣布，因是省会从速审查完竣。”

12月19日，省议会正式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全文共135条，分为15章。其中规定每年省预算不能超过十分之三用在军事上，而最少要有十分之二为教育经费，以支持全省强迫的六年小学教育；规定县长、县议员由公民直接选举；规定公民有劳动权，凡有能力而失业者，得享受之，如公立平民工厂及职工介绍所之类；规定公民有要求特别保护劳工之权，因工人、雇主发生利害冲突时，多属工人失败，故应特为保护。凡此种种，都是广东省宪中的亮点。

然而，广州现在是中华民国“首都”，是“大总统”驻跸之地，虽然政令不出“总统府”，但毕竟有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摆在那里。因此，虽然省宪法告成，但比起其他自治省份，要真正实施，有更多的现实障碍难以逾越。陈炯明虽有心自治，却无力回天。

浙江潮涨潮退

尽管联省自治已形成一股浩荡潮流，沛然莫可抵御，风潮所及，并不限于南方护法省份。在北洋势力范围内，也得到浙江、奉天、江苏、江西、湖北等地的响应，其中最卖力的是浙江督军卢永祥。他一向被视为皖系的大将，直皖战争后，虽然没被扫地出门，但强敌环伺，危机四伏，朝不虑夕，令其有所觉悟。于是，在浙江人士的鼓动下，毅然投身到联省自治的大潮中。

浙江的自治运动，滥觞于1919年。因地理之便，江浙一向是中国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民间学术思想活跃，报业发达，绅商力量强大。当时南北和谈，迟迟不决，民间弥漫着一股失望情绪。自治的声音，有如八月怒潮，沿着钱塘江滚滚而来，高涨冲荡。浙江省议员孙宋卿等十八人登高一呼，联名通电全国：“吾国自来国家之重心操自朝廷，今则其重心之所在在于地方。”他们要求清楚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避免因政客弄权、政局变化，陷入国危省亡之境。

1920年直皖战争后，浙江的危机感愈加强烈。著名律师、省议员阮性存是一位“弄潮儿向涛头立”的热心人士。吴佩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的主张后，阮性存抓住这个题目大做文章，在杭州自发组织国民大会筹备会，并且致电曹锟、张作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质问他们：“诸公之欺吴将军耶？抑吴将军欺国民耶？言行不顾，何以取信于人？信用失而人心去，人心去而诸公休矣！”

国民大会虽然没有开成，但自治的空气，却因此热浪盈天。12月8日，阮性存在省议会呈交提案，请尽快召开浙江省自治法会议，并附上一份《省自治法会议组织法》的草案。他说：“省自治法，应由各省自己制定，并不是中央集权者所说的地方制度，宜取划一主义。各省人民制定此法，即行使人民固有之主权，与约法并无抵触。”这一见解，得到旅沪浙籍名流褚辅成、王正廷、沈钧儒、蒋智由等人的呼应。

1921年元旦，北洋政府让各省选派代表来京开地方行政会议，讨论地方自治。但浙江省议会议员陈益轩认为此举只是拖延之计，名为讨论自治，实则阻挠自治，与民意相违背，浙江应拒绝参加。他的提议获多名议员赞同。于是在这次会议上，浙江这样的重要省份，竟然缺席，便成了一个引人注意的信号：浙江自治，已响起了起程炮。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一发不可遏制。

北方选新国会议员时，阮性存在省议会提出，浙江无须凑此热闹，北洋政府绝无实行民主的诚意，所谓选举，无非是假借民意，牟取私利。结果在省议会的反对下，浙江省下令停止选举。

4月22日，浙江省议会议员李次九、王廷扬、林文琴、阮性存等人，发起组织省宪期成会，设临时事务所于浙江省教育会。5月22日，正式开成立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气氛热烈。阮性存在会上再次慷慨陈词，痛批北洋政府违背人民利益，已无可与为，各省人民又无武力足以驱北洋军阀出境，只可用不流血的革命方式，即自定省宪，自选省长，若是则北洋军阀在各省的地位，即失去法律上的保障。

会后即着手讨论制宪程序，并推举代表赴省议会请愿。同时阮性存、胡炳旒两位议员在议会再次提出省宪法会议组织法案。31日，省议会通过该案之修正案。褚補成也带着章太炎在上海起草的自治方案，兴冲冲到了杭州，为浙人出谋划策。

6月2日，省议会选出起草员55人，组成起草委员会，推举王正廷为委员长，当时王不在浙江，由委员中年纪最长的王孚川代理，阮性存、王正廷、褚辅成、袁荣叟、沈钧儒、周继潆、何建章7人为主稿员。从27日开始分组起草文本，以30天为期，完成初稿。浙江制宪也有它的特色，就是完全透明化，允许本省普通公民出席旁听讨论。草案拟成后，成立宪法会议审查，以60日为会期，通过后由宪法会议宣布。

6月4日，卢永祥发表反对北方国会选举，主张各省自定省宪的“豪电”。早在4月23日，卢永祥曾发表通电，主张废除督军制，已引起全国轰动。而这份“豪电”，更是耸动全国观听。卢永祥宣称：

年来政党视线集中中枢，野心家复斤斤焉保持中央集权之名，以为盗国肥己之便。十年九乱，正坐此病，国人惩前毖后，谓与其鹜中央集权之虚名，履尾大不掉之实祸，何如分权于地方，俾群才各有效用之途，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继以国宪保统一之旧观，改弦更张，斯乃正本清源之道。

“豪电”发表后，马上得到陕西、湖南、广东、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军政长官的热烈响应；河南、广东、山东等省的省议会，也先后来电支持。江苏、福建等省甚至派员专程到浙江实地考察取经。骤然间，在中国浑浊的天空上，仿佛又多了一颗光芒四射的新星，与湖南、广东争辉。

分布各地的浙江人，对家乡自治制宪，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旅沪浙人于6月19日成立浙江省宪协进会，以“促进本省制宪，完成地方自治，使浙江省为中华民国组织中一自治省”为宗旨。主要成员有李徵五、张心芜、蒋著卿、许一飞、黄献廷、褚辅成、费公侠、邬志豪等人。其中褚辅成是原国会副议长，在浙江无人不识；李徵五担任过前清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是上海青帮大佬之一，张心芜是《新世界日报》的编辑；徐建侯是《爱国晚报》的经理；邬志豪是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的常务理事，都是活跃于浙江的闻人。

6月30日，《浙江省宪法草案》脱稿。条文中值得细品之处甚多，如在“省民之权利义务”条文中，对人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包括男女平等权，自由居住迁徙权，用语言、文字、图画、印刷及其他方法自由发表意思之权，集会结社权，诉讼权，担任公职权，请求救济权等，皆有细致的规定。又如“省民被拘押时施行拘押处分之机关最迟须于六小时内以拘押理由通知本人”，“省民被拘押时本人或第三者均得以出庭状请求法院于二十四小时内提至法庭审查其理由，法院不得拒绝之”等规定，都彰显出对人权的尊重，备受世人称颂。

7月4日，由起草委员大会开始讨论。7月12日，省宪法草案及其施行法三读通过。7月23日，召开浙江省宪法会议。7月27日，宪法会议在杭州高乔巷省议会开第一次正式大会，选举王正廷为议长，褚辅成为副议长。议员共207人，除55名起草委员外，还有来自各县议会的75人，以及补选各法团的代表77人，以解决各法团参加制宪的问题。8月5日，会议通过浙江省宪法会议组织法补充条款。8月12日，会议通过由阮性存执笔的《浙江省自治宣言》，提出四大主张：

一、自宣言之日起，凡基于固有主权之发动，在国宪施行前，所有向属于中央政府之事权，在本省范围内一律保留之；

二、自宣言之日起，凡以中央名义对外一切政治行为，关系本省利害者，非至依本省宪法所定正式政府决议同意之日，概不认为有效；

三、自宣言之日起，所有现行法令，违反本省自治主义，或因而妨害公共治安者，本省得以自治权，宣告其失效；

四、基于本省自治权之作用，在宪法会议组织法施行后，所有本省第三届议会之选举及县自治法之施行即废止之。

经过宪法会议三读，1921年9月9日上午10时，《浙江省宪法》正式公布，俗称“九九宪法”。由省议会汤国琛议员执笔，恭恭敬敬，以楷书抄录宪法一部，省宪法会议全体议员盖章，送浙江省立图书馆，永久保存。

浙江制宪，得到督军与省长的支持，双重保险，本应顺风顺水，轻舟飞渡，毫无悬念。讵料却困难重重，最后竟至阴沟里翻船。究其原因，不是外部阻力，而是省议会自身问题作梗。因第二届省议会任期已经届满，按旧有的《省议员选举法》，1921年7月1日为第三届浙江省议会议员初选期，随后将择期复选。到底是等省宪颁布实施后按新法选举，还是按旧的选举法选举，一涉及个人权利，便众说纷纭，难以调和了。

新旧之法，区别在于：旧法是按选民比例，间接选举，而省宪则规定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宪法会议认为省宪、省选，存在根本抵触，不能并行，要求缓办选举，等省宪正式实施，但省政府坚持必须马上按旧法选举。一部分商界人士也不耐烦了，纷纷表示：“人民有纳税义务，即有选举之权，当此省宪未制定以前，如停办省选，即系剥夺公权。公权既被剥夺，以后可不负纳税之义务。”

反对省宪的一个理由，是说宪法会议里的浙江人，许多长年在外地生活，对家乡情浣十分隔膜。官司打到卢永祥那儿，他模棱两可地说，议会三年改选，是人民自有的公权，应否停缓，应听人民决定，他既不反对选举，也希望省宪早日实施。

省宪派与省选派，两造各有依据，似乎都可以成立。但最后没有如卢永祥所说，让人民决定，而是由省政府强销选举方案。1921年7月1日，大部分县区在吵闹声中开始初选，也有一部分县区拒绝。

随着选举进行，各地的纷争，有如烈火烹油，火药味愈来愈浓。有人拉帮结党，纠结成群，准备械斗，有人甚至煽动警备队滋事。四乡警耗频传，一夕数惊。卢永祥始而要求复选“展缓数日”，继而又改口说由省长做主，不予过问。他态度含糊，其中一个原因，是他隶籍山东，并非土里生土里烂的浙江人，在“浙人治浙”的大潮流下，难免有点底气不足，不敢太过拉偏架，以致招蜂入怀，动摇自己的地位。

8月23日，嘉兴补行初选时，在现场观察的褚辅成认为选举有舞弊情况，提出质问。县知事恼羞成怒，不管你是不是大名鼎鼎的国会副议长，一声吆喝，县衙卫队和警长、巡士，如狼似虎，上前围殴，褚辅成的腿部和议员计宗型的面部，都被枪刺戳伤，血流如注。在场的二十几个选民也被打至呕血。

《省宪周报》一篇文章这样说：“此次主张省选与反对省选，为绝对的相反精神的表现，以学理批判之，其相反之精神，可谓主张省选者，是一种保守的、奴性的、堕落的精神；反对省选者，是一种进取的、主性的、向上的精神。省民对于上述两种精神，究应何去何从，是关于人格问题。”尽管省宪派竭力反对，但终究敌不过省政府，选举如期完成。10月，第三届省议会开幕后，以“九九宪法”未对国税与地方税加以明确划分，亦未经全省选民投票总决，只能视作草案之一，同时鼓励省民继续提出新的省宪草案。杭州总商会发起抵制省宪运动。杭州绸业会馆、织业公会通电指责“政客垄断制宪，群情认为卖浙”。工界亦揭露9月9日宣布省宪时，有贿买失业工人列席参观的行为。第三届省议会的议员，因省宪关系到自身的饭碗，当然也是全力反对省宪的。

一场大轰大嗡的制宪运动，又是到了最后一百米，无力为继，殊令人扼腕。

军人干政下的四川制宪

20世纪20年代的省宪运动，声势很大，波及很广，但真正走完了讨论、起草、审查整套程序，最后正式公布了省宪法的，只有湖南、浙江、广东几个省。其他大部分省份，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或根本没有制宪的诚意，或虽有诚意却被各种变乱干扰中断。

四川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完成制宪的省份。四川的地方力量，早在清末的铁路运动中，已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古人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铁板不易的话。民国以来，四川战乱迭起，时而川军和川军打，时而川军和滇军打，时而又和黔军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自从四川人打出“川人自主”、“川人治川”的旗号后，在道义上，较滇、黔等外省军队略胜一筹。经过无数惨烈的战役，死了无数的巴蜀子弟，连绿林土匪也加入到驱滇的战争中。1920年10月，川人终于把“红边边”的滇军（滇军帽子上有一圈红边）赶出了家乡。

川军将领刘存厚、熊克武、吕超、杨庶堪宣布四项原则，作为川人自治的圭臬：一、四川全境，不得驻扎他省军队；二、四川财政金库独立，不受何方何系之干涉；三、四川境内，不得容留争权机关，以妨碍川人自治之精神；四、若有违反此言者，吾三千万川人共击之。其中第三项，明显是针对当时准餐入川的国会的。

在四川的自治运动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省议会，而是军人。1920年12月在重庆召开的自治会议，几乎清一色是军队将领参加。会议决定，依人民公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政权，超脱于南北政争之外，不为左右袒，永不许外省军队侵入本省境内，以顺应民心，完成民治。从此，四川也正式加入了自治的合唱团。

这时，北洋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这三个人都是川籍的，但他们既然已宣布自治，当然不接受北洋政府的任命。1921年1月21日，刘湘联合一批川军将领，通电全国，声称“川中将领，决定完全自治。省议会及各法团先后函电，亦符斯旨。今决以川人自力自治，不受何方之支配，不任外力之干涉”。

当熊克武等人喊出自治口号时，由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四川学生何恩枢、鄢祥禔、范复诚等人发起，得到八所国立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的川籍学生响应，复联络一些在京的川籍国会议员，于1920年11月13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成立“四川自治期成会”，推举前任四川督军胡景伊为主席。

这个胡景伊，也是军人出身。“二次革命”时，支持袁世凯，镇压熊克武叛乱，被任命为威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可见川人自治，始终摆脱不了军人的影子，几有“军人不出，奈巴蜀苍生何”之慨。

在讨论自治进程时，因廖敬伯、黄云鹏议员提议保留督军，以便执行裁兵任务，与北大学生毛焦火辣地吵起来，胡景伊遂宣布散会。因此，“四川自治期成会”虽然发表了《四川自治意见书》，逸韵高致，大谈“一切行政、立法员司，悉由人民普选，被选人不称职时，人民行使召回权”，其实都不过是纸上谈兵，空费词说。

省议会也不甘被边缘化，曾努力争夺自治主导权。议长李肇甫，巴县人，曾任临时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1916年第一次恢复国会时，任众议院议员。他联合了一批学界、绅界人上，在重庆组成“自治期成会”，自任会长，到处演讲，宣传自治。前省议会议长朱大镛（璧山人，1913年任省议会议长，但未被中央政府承认）也在成都组成“自治筹备处”，成员亦多为学界人士，形成川东、川西遥相呼应的局面。

1921年2月18日，熊克武联合第二军刘湘、第三军刘成勋，宣布刘存厚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倾心北洋政府、阻挠川省自治等罪名，三路大军进攻刘存厚。3月22日，刘存厚通电宣布下野，黯然离开成都。

省议会立即在成都集会，作出四川独立自治的决议，宣布：一，四川于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完全独立自治，不加入南北政争，无论何种官吏均不受南北政府任命；二，废除督军及类似督军制度；三，实行裁兵，全川军费，至多不能超过四分之一年度之预算；四，民选省长，以为实现民治之初步。这是议会试图夺回自治主导权的一次宣示。

4月3日，四川全省各县推举代表，在重庆召开“四川自治联合会”成立大会。省议会复召开临时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制定省宪。当时有两种意见：一为省议会直接起草省宪，交由各县议会通过或全民公决后实施；一为省议会制定出省制宪会议组织法，由省民根据组织法，直接选出代表组成制宪会议。两派意见，并没有根本的分歧，然而却公说婆，相持不下，宝贵的时间，就在议员的谈空说有之间，如箭飞逝。

6月6曰，四川各混成旅旅长以上将领24人，共同推举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四川总司令兼省长。7月2日，刘湘正式上任。几乎在所有自治省份中，省长民选，都是基本的目标之一，而四川竟然在自治的旗帜下，由军人公然推举省长，所谓自治，已是败兆毕呈。虽然军人推举未必就不能实现民治，但四川已经有了省议会，军人绕开议会，另搞一套，然后要议会背书，这已不是民治，而是军治了。

果然，刘湘上台后，完全撇开省议会，自行宣布着手筹备制宪。省议会这才如梦初醒，一面通电批评军人“倘必一意孤行，蔑视本会所商讨组织法案，势必牵动民政根本问题，各走极端，必非川福”，一面加快制宪步伐，仓促选出四川省宪筹备员，准备起草省宪。正所谓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头，这时刘湘其势方炽，怎么会向议会让步呢?由于没有军队支持，制宪一直拖而不决。

迨至1922年，川军第一军与第二军又爆发内战，这回轮到刘湘战败下野。四川政局得一喘息的空隙，8月9日，四川省宪法筹备处匆匆成立。省议会推举戴季陶、杨伯廉、吴玉章、杨庶堪等13人为省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通令各县选任四川制宪审查员一人，负责审查省宪的工作。讵料戴季陶在赴川的船上，因丢失怀表大吵大闹，几被同伴疑为精神失常，到宜昌时又堕江遇险，幸被江上小船救起。

在四面刁斗、战马嘶鸣声中，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讨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研究哪个官职应由直接选举产生，哪个官职应由间接选举产生，句斟字酌，捻断胡须。然窗外白昼如夜，大雨如注，他们这些风雨中的裱窗匠，究竟能够做些什么?这是他们不愿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天下动之至易，安之至难。1923年3月，起草委员会完成起草工作，呈交了一份《四川省宪法草案》，给审查委员会审查。可惜生不逢时，四川又爆发了战争。原第二军第九师杨森，在吴佩孚支持下，杀回重庆。刘存厚部乘机卷土重来，由陕南进兵川北，占据成都。熊克武领军反攻，收复成都，杀得刘存厚倒戈而走。孙文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北洋政府又任命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

这一场南北大混战，战火所及，庐舍为墟，把四川这个富饶美丽的天府之国，变成血肉横飞、鬼哭狼嚎的人间地狱。所谓自治，实为自杀。结果，辛辛苦苦弄出来的省宪草案，连审查的机会也没有，便沦为一堆废纸。

江苏自治化泡影

类似四川这样因军人干涉或内部纷争，造成自治半途而废的，还有江苏、江西、福建、安徽、云南、贵州等省份。在这一堆失败者当中，江苏也许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用史家胡春惠的话说：“江苏是中国现代化起步较早的省份，也是地方士绅对近代地方政治影响力较大的一个地区。”曾经出过像张謇这样不仅影响一省，而且影响全国的士绅代表。无论在庚子年的东南互保，还是在清末的国会请愿运动中，江苏都是走在最前面的。早在清末民初，张謇就在家乡擘画过南通自治，洵称全国自治运动的先声。

1920年秋，江苏与兄弟省份步调一致，打出自治旗号。但可惜这时李纯已死，江苏没有一位像谭延闿、陈炯明、卢永祥这样的军政靠山，也没有王正廷、褚辅成这样的议会老斫替其出谋划策，更缺少李剑农这样的文化精英为之羯鼓催花，而省议会又庸言庸行，无所作为。唯靠一批在外地的江苏人，奔走呼号，鼓倡推动。

11月10日，江苏旅京同乡会在北京组成一个12人的，江苏省自治法起草委员会”，推张一麐、蔡寅、吴荣萃、王绍鏊、孙几伊等人为委员，蔡寅任主席。张一麐在袁世凯时代，曾任内阁教育总长、总统府秘书长，有较高的名望；蔡寅是习法律出身，担任过江苏省代理省长，因参与“二次革命”，事败退出政坛，从事法律研究；吴荣萃是众议员；孙几伊曾任北京《国民公报》主笔，1919年报纸被封，孙被捕判14个月监禁，胡适还为他写了一首诗，称他为“一颗遭劫的星”。

早在清末民初，张謇就在家乡擘画过南通自治，洵称全国自治运动的先声。江苏堪称20世纪20年代自治运动的先锋，最终也无疾而终。

人们不禁诧异，这些委员虽然都是名流雅士，星光熠熠，但毕竟只是一个同乡会推举出来的，能代表全体江苏人起草省宪法吗?如此自我授权，未免太过性急，贻人急不择路之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个头没开好，省宪便注定成为“一颗遭劫的星”。

11月15日，起草委员会开第一次正式会议，然后着手起草法律条文。

本来，江苏省议会也提出了“制宪规程”20条，规定省议会选举委员23人，组织委员会起草省宪，然后交省议会和农、教、商、律师各团体代表合组审查会审查，再由全省公民大会公决。但这个规程，始终未交省议会通过，成了一纸具文。

江苏的另一件事也没办好。当时省议会正紧锣密鼓酝酿省长民选。1920年冬，北洋政府免去江苏省长齐耀琳职，任命王瑚为省长。由于齐耀琳恋栈不去，王瑚不得其门而入，正好给了江苏人一个机会。省议员张福增、黄炎培提出，本乎临时约法主权在民的精神，省长理应民选。遂由省议会拟定省长选举的程序与方法条例，11月26日在省议会正式通过。再由60个县选出的代表，审查通过选举的程序与方法条例。

这些乡愿，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好不容易有露才扬己的机会，无不施展伶牙俐齿，展示腹中经纶。结果鸡已经宰好了，锅也烧红了，却因为是用盐多一点还是油多一点，大起纷争，互不相让。一直争到12月下旬，王瑚终于履任，民选省长，化为泡影。

全面凋谢

1922年各省纷纷实行自治，声言不介入南北政争，但孙文的决心，无坚不摧。他任命顾品珍为云南讨贼军总司令，攻打云南；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攻打四川；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北伐。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谭延闽、章太炎致函孙文，劝他不要假道湖南。赵恒惕也派代表到桂林，请北伐军勿入湘境。北伐计划，遇一顿挫。3月26日，孙文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

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到香港迎接段祺瑞的代表周善培，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此案成了孙文与陈炯明之间矛盾的催化剂。

究竟谁是凶？这个疑问，在陶成章、宋教仁、汤化龙、程璧光、方声涛等一系列暗杀案件中，都被问过，如今又问。

国民党官史，一向坚称邓铿是陈炯明所杀，比如李烈钧就说：“陈党恐其（邓铿）阻挠降北计划，及泄于总理（孙文），乃暗杀于广州广九车站。总理在桂闻讯，深为震悼。”但周善培却认为此事非陈炯明所为，而很可能是孙文身边的蒋介石干的。而当时驻穗的美、英两国领事馆相信，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的报告称：“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报告称：“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如但双方都拿不出确凿证据，民国历史，再添一宗悬案。

4月9日，孙文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兵临梧州，陈炯明方才惊觉。孙文派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内政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等职遂被罢黜。省长由伍廷芳接任，总司令一职裁撤。陈炯明虽然心怀怏望，但亦隐忍，独自避居惠州。

至此，孙、陈之间的矛盾，由里及表，由暗而明，乃全面扩散。4月23日，孙文在广州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改道江西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孙文赞成第二种意见。

孙文急于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文与奉、皖军阀结有秘密三角同盟，对他来说，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解决陈炯明问题已无暇顾及了。岂料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力挫其锋，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又成了水中捞月。然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矣。

5月8日，北伐军首先在南雄与赣军开战。5月9日，孙文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入赣作战。北伐军气势如虹，连破南安、新城、崇义、信丰、虔南、龙南等县，6月5日占领赣州。

江西自治，宣告胎死腹中。不过，北伐固然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但自己不争气，是更主要的原因。

江西自治运动的起步，一点也不比别的省份晚。从1920年秋开始，由一群旅京赣人发起，自治运动得到江西省议会、总商会、农会、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团体的响应，开始在江西倡扬一时。1920年底，江西省议会开第三次临时会时，有议员提出对北洋政府委任的省长弹劾案，呼吁江西追随江苏、湖北之后，实行地方自治。陈祖诒议员亦提议案，请省议会组织一个自治法案起草委员会，通函各县公团征集意见。邱玉麟议员建议由省议会电请北洋政府，即日宣布自治。

当时在省议会中，有三派意见：一派以陈祖诒为代表一，认为江西本身有自治之权，无须中央批准；另一派以邱玉麟为代表，认为应与中央协调步骤，以免因自治而造成与中央敌抗之形；更有一派主张自治与否，权在中央，省议会不能干预，对前面两派，一概反对。这种中央没说不行，却自认无权自治的情形，在其他各省并不多见，可见在江西议员中的保守势力，甚为强盛。

省议会议长龙钦海邀请江西各团体和学界人士，举行了一个大型讨论会，希望冲破目前这种闷局。12月18日，各界人士数百人，在省议会集会。来自民间的意见，大都赞成自治，并主张省长民选和弹劾现任省长。翌日，旅京江西同乡会推举代表，向总统府、内阁分别请愿，请中央接受江西“赣人治赣”的主张。

1921年6月，卢永祥的“豪电”发表后，江西省议会召开省宪会议，研究制定省宪的问题，但迟迟不能达成共识，制宪也就一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当孙文宣布假道江西北伐时，一些江西人甚至跑到广州，欢迎北伐军入赣，帮助他们赶走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南人见北伐军不入湘了，也兴高采烈，不惜以邻为壑，主动请缨，派军队协助北伐军攻打江西。

湖南人去年出兵协助湖北自治，结果湖北至今也没有能够自治，如今湖南又要重温旧梦，结局就会比去年好吗?

正当前方捷报频传，孙文心情振奋之际，广州的局势，却突然急转直下。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沸反盈天。1922年5月8日，孙文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信任。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亲率六十余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渐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震慑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对孙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文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留在惠州休养。

北伐后方的情势，险象环生，一触即发，而陈炯明继续滞留惠州。各界吁请其回省的函电，好像雪片飞来，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文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占据的广州，并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声称，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将不涉足广州，免招外界猜疑。因粤军一旦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

然此时大局的恶化，已成下坂走丸，无可逆转之势矣。对于北伐无端受阻，孙文痛心不已。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孙文回到广州后，部分国会议员、省议会议员前来谒见，面陈北江军队占驻民房校舍，人民恐慌，请调驻别的地方，以安民心。但孙文表现得极为愤怒，没等议员说完，便打断他们的话，怒不可遏地说：“你们是省议员吗?竟如此大胆，你们想直接选举陈炯明做省长吗?如果你们敢贸然行之，我一定惩办你们!以前炮轰督署，莫（荣新）逆胆寒，今天撤革陈炯明，都是我一人为之!”

议员们相顾失色，无以为对。孙文继续怒斥：“你省议会敢捣乱吗?听说省议会要选举省长，推倒伍廷芳，我试拿几个议员来打靶给你们看看。陈炯明不听我命令，我就要免他的职。现在北伐的时候，你们地方官及地方绅士毫不帮忙，致令军到的地方，铺户闭尽，人民跑清，令我无物可买，无夫可雇，行军上感觉异常困难。”

孙文的讲话，从侧面也反映出民间对北伐，既疑且惧。反对北伐的，不只一个陈炯明，但因为他手握大权，成了矛盾的焦点。

6月12日，孙文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

孙文的这些话，是一时的气话。他唯一的支持者是海军，海军何来八英寸口径的毒气弹?不过，一个更混乱动荡的时代即将来临，则人人都有不祥的预感。陈炯明在6月13日致电广东省议会，言辞间，流露出托寄之意：“然广东者三千万人所共有，其利害安危，当由广东三千万人自审择而自解决之，非炯一身所能为役，亦非二三妄人所能捣乱。贵会为全省代表，当必有以善其后也。”议员们读到此电，当会感受到陈炯明内心极压抑、极悲凉的意绪。

6月15日深夜，叶举召集粤军将领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陈炯明曾加以制止，但为时已晚。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文脱险登上军舰，宣布和粤军开战，誓言“必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海军与粤军不断互相炮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民居住宅，十室九空。“此种惨状，为十年来所未见，诚巨劫矣”。

孙、陈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从此，陈炯明便由“革命的马前卒”沦为“千古罪人”。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矣。后来国民党出版《陈炯明叛国史》一书，把陈炯明从娘胎里开始骂起，居正作为国会议员，为该书写序时说：“海陆丰（陈炯明为海丰人）非客家，俗呼鹤狫，即狫狫也。吾知海丰人聆此，亦必不服日：炯明虽沦为兽，吾海陆丰人岂能全被恶名哉!”身为堂堂国会议员，笔端之恶毒粗鄙，如市井骂街，真为中国悲。

叶举作为政变的首领，事后写诗悲叹：“恩仇成败都闲事，只恐苍生涕泪多!”颇有忏罪之意。全国的联省自治运动，以“六一六事变”为转捩点，步入低潮，逐渐式微，乃至完全灭绝，令述史者大兴惋惜之叹，史家李达嘉在总结联治运动失败时，有这样一段谠论：

在所有提倡自治的省份中，广东由于主客观条件较其余各省优越，故在自治的推展上较具实效。然而由于广东为孙中山政府的所在地，联省自治的目的却是要否认孙中山政府的存在，自为孙中山所不能接受。在名教主义与大一统观念极其强固的时代，陈炯明无法摆脱“犯上”及“割据地盘”的罪名，故其个人终不免遭到失败的命运，而广东的自治运动亦随着他政治生命的结束而终止。然而，由于“六一六事件”的爆发，可以明显地看出，反联治派的军人政客未必便没有地盘权力欲，他们不过是假藉大一统观念作为护符，而以“割据地盘”“助长分裂”作为攻击联治派的利器。

1922年6月16日，反对北伐的陈炯明与孙文关系破裂，粤军发动军事政变，围攻总统府，史称“六一六事变”。图为孙文退回永丰舰继续指挥斗争。全国的联省自治运动由此步入低潮，乃至灭绝。

第六章 法统重光 （1922.4—1923.6）

驱逐总统，恢复国会

1921年4月，新新国会议员选举完成，但因为不足法定人数，一直无法开会，而在舞台的另一边，全国联治运动风起云涌。国会问题，一度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议员在民间的名声很恶劣，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都是些利欲熏心、腾拿捣乱之徒，因此送了一个“猪仔议员”的绰号给他们——都是被军阀、政客卖来卖去的。

新新国会议员选出后，开会却遥遥无期，议员们开始坐不住了，这样耗下去，很快就晾成人干。12月23日，旅京旧国会议员发表宣言，主张仍由旧国会完成宪法，促进自治。这是恢复法统的第一声。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法统恢复与联省自治，是两个此消彼长的运动。法统重光高唱之日，就是联省自治式微之时。

1922年初，吴佩孚联合六省军人，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迫梁离职。梁士诒内阁是奉系张作霖捧出来的，骂梁等于骂张。直、奉矛盾迅速激化。4月上旬，奉军开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几天后奉军大败，退回关外。5月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东三省独立：“自5月1日起，东三省与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一致行动，扶植自治，促进统一。”东北也自治了。打赢就问鼎中原，打输就闭关自治，自治的名声，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当4月战争密云不雨之际，一批旧国会议员蠢蠢欲动，在北京聚会。当时吴景濂正在家丁忧，守制百日之后，也开始频频接触各方人士，试探水温，准备重出江湖，“主持护法事业”。4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等议员联名宣布，第一届国会恢复行使职权，继续完成制宪，以谋中国的和平统一。

吴佩孚支持恢复旧国会，是真心真意，曹锟是半心半意的。直系战胜奉张后，曹锟与吴佩孚各有各的打算。曹锟想自己当总统，他的弟弟曹锐是直隶省长，鞍前马后，为他积极张罗。但吴佩孚却不以为然，竭力劝阻。虽然曹锟一再矢口否认，但吴佩孚洞隐烛微，早已看透这位上司的心思。为了彻底断绝曹锟的总统念想，他认为最佳的办法，就是恢复旧国会，迎接黎元洪复职。

5月初，吴佩孚驻车天津，知道吴景濂也在天津，特请张绍曾约他到车站晤谈。吴景濂虽然觉得吴佩孚其人骄横跋扈，非经国之才，但知解决时局离不开他，身为议长，既不能拒人千里，亦不能太过委曲求全。他让张绍曾转告：“吴佩孚是徐世昌的高等封疆大吏，我们南方认为徐氏总统为非法，所以揭护法旗帜，以反对徐氏为号召。如今吴态度未明，我二人见面，无法谈话。请对吴说，等他态度表明后，我们再面谈。”

张绍曾把吴景濂的话向吴佩孚回复后，吴佩孚请张再去见吴景濂，把吴的主张开张清单，一列出来，以便他与曹锟商量。当晚，吴景濂邀请易次乾、吕复、王箴三等众议员到旅馆开会，列出了一份有十二项主张的清单，包括拥护约法、拥护国会、徐世昌下台、组织特别法庭、裁判黎元洪违法解散国会、召集全国南北元老在北京开国是会议、实行裁兵，等等，由张绍曾转交吴佩孚。

几天后，吴佩孚派专车接王家襄、吴景濂两位议长到保定，详细讨论。吴景濂到保定当晚，吴佩孚单独与之见面。吴景濂问：“我与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同来，为什么只与我见面，而不见王议长?”吴佩孚说：“王家襄居于北京，未从事护法事业，今日谈护法继续事业，恐王泄言，所以先与先生单独谈话。”

以下是二吴密谈的部分内容：

吴景濂：“徐世昌自作非法总统以来，不必问其对全国如何，就其对北将领而说，以先直皖战争，此次直奉战争，皆由他一手先达成。今直奉战争以后，徐仍在北京高作总统，君与曹巡阅使将何以对付之。故就全国大局论，就北方局面论，第一着，非去徐不能安定。”

吴佩孚：“先生所说甚是。我与曹巡阅使对此事已下决心，但如何办法则尚未想出。”

吴景濂：“中国数年糜乱，皆由法律无效所致。我们在南方护法，即为此点。故法律问题若能解决，则徐氏的地位，是非法选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办法，仍要在北方树护法的旗帜。要知揭出护法旗帜，不但数年护法问题可以解决，则公等与曹巡阅使所处的困难，亦可解决。”

吴佩孚：“甚是甚是。如何揭出护法旗帜，有请先生垒权办理。”

吴景濂：“我拟在天津先借直隶省议会会场及会址，设立第一届国会筹备处，由我通电全国，号召第一届国会议员来津开会，并把筹办情形由我密电西南护法团体，使之响应。公与曹巡阅使能借我直隶省议会会场吗?”

吴佩孚当然一口应承。对于黎元洪复位问题，吴景濂认为，应先组织法庭审判当年违法解散国会一案，如果判他无罪，则请黎复位；如果有罪，则请国会正式开会选举总统。“法律森严，此后再无有元首敢作非法之事。”吴景濂说：“昔日英国长期国会战争十六年十个月之久，结果英王伏法。所以英国国会权高于一切，除去雌不能变雄，雄不能变雌，其余国会之力，皆可作到。今次护法，若能将法律地位巩固，则可与英国国会媲美，则公之英名不朽矣!”

1922年4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等议员联名宣布，第一届国会恢复行使职权，继续完成制宪，以谋中国的和平统一。5月28日，直系将领电请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恢复法统的声浪日渐高涨。6月1日，通电全国，第一届国会正式恢复行使职权。图为担任过四任民国国会议长的吴景濂。

吴佩孚：“先生所说甚是，但是滞碍难行。”

吴景濂：“今日此事，在君等握军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商之于我，我虽不承认，然以难强我的主张请公等服从。”

可见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说护法，其实国会能否恢复，能走多远，依然是看“握军权有实力者之意见”。对此，吴景濂内心一清二楚。5月10日，吴景濂、王家襄参加了直系的会议。吴佩孚作了一次措辞强硬的发言。他说旧国会应自行集会，自己虽然身为军人，不便有所主张，但谁敢反对旧国会，他一定出面干涉。说这话时，他目光如电，咄咄逼人。

5月15日，平地一声雷，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发表通电，主张请黎元洪复职，召集1917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这是军人驱徐（世昌）迎黎（元洪）的第一炮。紧接着，孙传芳又放出第二炮，要求徐世昌、孙文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江苏督军齐燮元通电附和，请徐世昌“慷慨宣言，功成身退”。随后河南督军冯玉祥、陕西督军刘镇华等，也呼吁“恢复法统，进行统一”。

“恢复法统”的口号一出，久已被冷落的国会议员，又纷纷浮出水面了。5月22日，一批京津社会名流，在熊希龄寓所开会，联名通电，主张恢复旧国会。5月24日，参议员26人，众议员42人，在天津开会，成立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对外宣言：“现同人决议依法自行集会，唯因政治上之障碍，先于天津顺直省议会设立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曹锟、吴佩孚致电旧国会议员，表示支持：“今诸公准据职权，依法自行集会，实为政治光明之导线。”翻开1917年9月的报纸，曹锟宣称“旧国会万无恢复之理”的电文，历历在目，现在却180度转变，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5月28日，直系将领通电请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恢复法统的声浪日渐高涨。6月1日，筹备会开第二次会议时，议员人数已增加至参议员63人、众议员138人。于是通电全国，自即日起，第一届国会正式恢复行使职权，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的一切特别组织，均应取消。徐世昌既为非法国会选出，应即下台。这份由王家襄、吴景濂领衔的通电，历数徐世昌的罪状，无非是“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都是空言虚语，唯一能坐实的，就是他是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也是非法韵。

徐世昌对于恢复第一届国会，当然是不赞成的。就法律而言，第一届国会已无法恢复，因为当选了安福国会的议员，即表示承认第一届国会已结束；而参加了南方非常国会的议员，虽表明他们仍坚持第一届国会的法律地位，但意味着非常国会的任期，即计入第一届国会的任期，如今已经届满，无可恢复。扣除了安福国会与非常国会的议员，剩下的议员人数，已不足法定人数。吴景濂身为议长，既参加了非常国会，又不把非常国会的时间计算在任期之内，还有什么法律可言?

直系当道，报纸都是它的传声筒。时而说徐世昌如何要天津警察厅阻止旧国会议员开会，时而说他如何重金收买非常国会议员，要他们留在南方，不要北上。谣诼满天，不断损害着政府的形象。升斗小民无从得知内幕，只能对着漫天疑云，交头接耳，私下揣测。其实，徐世昌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得相当平静——既然大家不要我干，我走就是了。

张国淦曾追述一段逸闻：6月1日深夜，直系驻京代表接到上头电话说：“吴大帅发怒，已回洛阳，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好好注意办?”这个代表被这个半夜电话吓得心慌意乱，竟忽略了“将来”二字，第二天一早，即以军用电话向总统府秘书长疾言：“吴大帅有电话来，要徐世昌赶快腾总统府。”军人的气焰，真可把天烧出个洞来。

6月2日，徐世昌宣告辞职，下午4时离开北京，从此彻底退出政坛。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几年来，他们因为徐世昌执政，敦尚文雅，优假士人，而得以在北京文化教育与学术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南北两总统应同时下野，并敦促国会议员早日北上：

自六年（1917）间国会受非法解散，公等与西南诸首领揭护法之帜，以广东为国会自由召集之地点，中间受几多波折，受几多阻力，而公等坚持不渝，以种种手段，求达护法目的。开非常国会，以抵制北方非法国会；选举总统，以抵制北京非法总统；举行北伐，以抵制北方拥护非法国会与非法总统之武力。虽有以此种种手段为病者，而公等坚持如故，固以为苟能达护法之目的，无论何种手段，不妨一试。且正维公等用此种种手段，使全国同胞永远有一正式民意机关之印象。故至今日而克有实行恢复之机会，公等护法之功，永垂不朽，当为国民所公认。

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上，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蔡元培等二百余人叩。江（三日）

当时正是“六一六事变”前夜，广州风声鹤唳，危疑麓惧。北方学者的呼吁，对广州的局势，不起任何实际作用。结果，徐世昌和平下台，京师匕鬯不惊，而广州爆发政变，满城百姓，仓皇奔走。尽管如此，民众对徐世昌，似乎没有纤介感激之情，相反，极尽贬损谤讪之能事。翻翻民国史书，有谁为他说过一句公道话?也许，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还是渴望威权，喜欢有个强人统治自己，看看吴佩孚那么受欢迎，便是最清楚的明证了。历史的厚此薄彼，总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民六民八之争

直奉战争后，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恢复旧国会，对总统问题，还不太在意，但徐世昌走得太干脆，这个问题便迫在眉睫了。仓促间要找一个人顶替徐世昌，谈何容易，不仅要有资历、名望，还得在法律上解释得通。除了黎元洪，很难有第二人选。至此，吴景濂也不再坚持要先审判黎元洪了。6月2日清晨，王家襄、吴景濂一同在天津拜访了黎元洪，请他复任总统。

黎元洪，这个久违的名字，忽然又大放光芒，成了舆论的焦点。本来，自从1917年退出政坛后，黎元洪的从政之心，已日渐淡化，当了一家中美实业公司的董事长，连政府每月给的一千元津贴，他也婉拒不收，他没想到自己会有咸鱼翻身的一天。

黎元洪为人忠厚，对昔日督军团逼宫，心有余悸，故百般推搪。章太炎也劝他“杜门高枕，偃卧三月，以待时之变”。但经不住国会议员轮番上门相劝，每天劝进的电报，像潮水般涌来，曹锟躬率直、苏、鲁、鄂、赣、豫、察、陕、甘、绥十省督军、省长、都统，联衔通电，恭请黎元洪“反辔首都，依法复位”，还派出一个由45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浩浩荡荡到天津迎驾。黎元洪开始还不为所动，大有臣门如市、臣心如水之势。但直隶省长王承斌跪在黎元洪面前，声泪俱下劝说，大有黎元洪不出，他就长跪不起之势。黎元洪虽是“泥菩萨”，也难免动了凡心。

黎元洪提出四项主张：一、南北统一；二、恢复国会；三、废督裁兵；四、财政公开。做得到就复职，做不到就免谈。代表团慨然保证，这四项主张与曹、吴以及全国军民的心理，不谋而合，只要总统肯复职，不难一一实现。

6月6日，黎元洪把旧国会两名议长和代表团全体成员请到自己家中，取出一份电稿叫大家传阅。“这就是我的办法，”他说，“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呢，我和诸位今天就是最后一次的会议。”电稿开头，仍喋喋不休解释当年解散国会的苦衷：“第念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当时恐京畿喋血，曲徇众请，国会改选，以救地方，所以纾一时之难。总统辞职，以谢国会，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乎?”然后，他词锋一转，提到了复职的先决条件：

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自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在，即欲划分军区，扩充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由当杜绝。

次日，报界将这个办法公布出来，征求各省意见。吴佩孚一马当先，响应黎元洪“废督裁兵”的号召。他怕黎元洪还要横生枝节，便托人转告他：我们推你出来，是出于一片诚心，你再推托，我就无能为力了。出与不出，请一言而决。黎元洪遂答应6月11日入京，“暂行大总统职权，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他这次入京，只是为完成1917年因仓促下台，未能完成的一年零三个月大总统任期。

但这时广东已经有了一个孙大总统，当然反对再来一个黎大总统。南方议员褚辅成、孙洪伊指出，黎元洪的任期，实已由冯国璋代满，无职可复。北方议员则由曾任众议院法制委员长的张耀曾出面解释，根据约法和《总统选举法》，总统在任内离职，只有三种情况：一是死亡缺位，二是弹劾去职，三是因故不能执行职务。而1917年黎元洪的离职，不在三种之内，是基于事实而非基于法律，因此不具法律效力。冯国璋的代理，也只是事实上的代理，而不是法律上的代理。这番解说词一出，长江以北的人们，全都“吁”地松了一口气，黎元洪的复职，再无障碍了。

6月11日，黎元洪在王家襄、吴景濂两位议长的陪同下，在各方代表的前呼后拥下，乘火车抵达北京，再次入主总统府。当天，吴佩孚致电广州孙文、伍廷芳等人，敦请他们北上，共商国是。这电报当然是泥牛入海，几天后广州就发生政变了。

6月12日，黎元洪下令撤销1917年所发布的国会解散令，敦促两院议员克期入都，继续行使职权。在天津的国会议员，全体入京，宣称定于8月1日正式开会。古老的北京城，天清气朗，一派金章紫绶、冠盖云集的盛况。天桥脚下、大石烂儿的酒馆茶馆，又多了不少新鲜的话题。

与北方如火如茶的情形相比，南方的反应，有冷有热。广东省议会站在陈炯明一边，是赞成恢复广州国会的，但广州国会却站在孙文一边，大加反对。迨至“六一六事变”之后，陈炯明派人到在粤议员家中，逐一拜访，劝他们北上参加国会，推动统一。于是，不少议员也收拾心情，离粤北上了。

不过，最让广州国会议员纠结的问题是，1918年，为了凑够法定人数，在广州开正式国会，补选了一批议员，顶替未到会的议员，这批补选议员的资格怎么办?如果恢复旧国会，他们俱成游魂野鬼了。因此，广州国会主张国会重开，法统上，应该是接续1919年的国会（即“民八国会”），而不是1917年的国会（即“民六国会”）。

“民六”与“民八”之争，症结在于到底承不承认广东非常国会这段历史。在北京的民八议员徐清和、梅宝玑等48人，在象坊桥南沟沿69号组成了“法统学会”，鼓吹民八（广州）国会才是正统。在上海也有一批民八议员，两年前入滇入川，颠沛流离之后，滞留上海，组织了一个“法统维持会”。他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内部恒分两派：一派主张国会重开，只能让曾在广州参加护法的议员出席，未参加护法，或被非常国会解职者，不得列席国会。另一派人数较少，主张谁有资格列席国会，应等国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后，按法律正当决定。两派各执一词，结果一派去了北京，一派留在上海。

孙文鼓励民八议员入京“努力奋斗”。谢持、邹鲁等民八议员，遵奉指示，一齐赴京，就是为了给民八国会争正统的名分，这是一切的先决问题。争的方法，亦文亦武，文是写文章，武是闹议场。《邹鲁年谱》中写道：“先生（邹鲁）决定亲自到北京去反对重开民国六年国会。有人对先生说：‘你在广东跟着总理联奉皖夹击直系，现在曹（锟）、吴（佩孚）得胜握权，你最好不要去吧。’先生说：“民国是我党革命首创的，国会是我行使职权的机关，我去了，谁敢哼我一声!”

1922年8月1日，国会足够法定人数，正式开会，史称“国会第二次恢复”。坊间有句俗话，叫作“拆只烂船装小艇，十分工夫都有旧钉痕”。何况国会这条烂船，一沉再沉，满身钉痕不说，且早已朽坏，如何能够“修旧如新”?

参议院议长仍为王家襄，副议长为王正廷；众议院议长亦仍为吴景濂，副议长是张伯烈。但内部已四分五裂，派别林立。据《中华民国立法史》一书所载，旧国会恢复后，经过一轮洗牌，政党势力重新整合，分为九大派别：一，中国国民党系，主角谢持、周震麟、田桐等；二，政学会系，主角谷钟秀、张耀曾、李根源、汤漪、王有兰等；三，段祺瑞系，主角乌泽声、褚辅成等；四，奉天系，主角刘恩格等；五，益友社系，主角吴景濂、罗家衡、胡鄂公、易次乾等；六，新共和党系，主角张伯烈、胡祖舜等；七，孙洪伊系，主角温世霖、景耀月、张益芳、王湘、钱崇恺、吴宗慈等；八，讨论会系，主角司徒颖、江天铎、谭瑞霖等；九，研究系，主角王家襄、蒲伯英、蓝公武、籍忠寅等。

社会上对国会迟迟制不了一部宪法出来，早已物议如沸。梁启超以难掩失望之情的笔触写道：“（议员）先生们啊，我们给你老人家磕第一个响头，求赏宪法!磕第二个响头，求赏宪法!磕第三个……第一百个响头，求赏宪法……求赏宪法。”

议员老先生终于重开议宪会议了。

8月10日，国会开第一次宪法审议会。徐清和议员带头提质询，他单刀直入地问王正廷：“以前在广东已依法律召集宪法会议，今天的宪法会议，是否广东宪法会议的继续?”王正廷顾左右而言他。在众议院的常会上，徐清和向吴景濂提同样的问题，吴也是无言以对。王正廷、吴景濂都是当日广州宪法会议的主持者，连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都无法回答，可见这个国会，完全是在直系的操纵下，草率上马，一切法律问题都未厘清。邹鲁曾经把民六议员与民八议员的分歧点，用两个三段式表述出来，让人一目了然：

诸君（主张继续民六派）之三段式：

第一段约法上大总统不能解散国会。

第二段民国六年6月12日大总统非法解散国会，必待至今日取消非法解散国会之命令，始为国会回复有效时期及原状。

第三段故今日北京开会应继续民六。

本员之三段式：

第一段约法上大总统不能解散国会。

第二段民国六年6月12日大总统解散国会之非法命令，在法律为无效。国会自由行使职权，毫不受该非法命令之影响，因而国会之在广州继续开会，为绝对有效。

第三段故今日北京开会应继续广州会议（世所称继续民八）。

9月2日，邹鲁发表《国会本身法律问题商榷书》，这是文的攻势。《商榷书》大意说：约法上没有总统解散国会的条文，也没有限制国会开会地点的规定，所以总统不能解散国会，国会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自由集会，这是毫无疑问的。民六国会，虽被政府下令解散，但这在法律上却不能发生效力；议员因而集会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并无违法的地方。那么法律一日有效，这些合法的行为，就不能无故作废，也没有理由可以推翻。

但邹鲁避而不谈，约法上也没有国会人数不足时可以召开非常会议的规定。民六议员同样可以利用这一点，批评民八国会违法。非常国会本身既无法律依据，那么它解除部分议员职务及递补议员，也都是违法的了，递补议员连个当选证书都没有，哪来的议员资格?因此，民八国会只能称护法，不能称适法。

邹鲁辩解说：“开国会非常会议，是护法手段；开正式会议及宪法会议，是法律行动。”合法的就是法律行动，不合法的就是护法手段，这样纠缠下去，永无了局。盖因当初大家都违法了，现在则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国会就像“螃蟹笼里的政治”，一大堆螃蟹挤在小笼子里，钳子抓来抓去，谁能幸免?9月5日，宪法审议会开第五十五次会议，邹鲁要上演全武行了。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县制度如何规定”。焦易堂、邹鲁、谢持先后发言，把火力集中在王家襄身上，质问他：1919年在广州宪法会议上，已经通过的条文及审议会已经通过的地方制度各条文，议长根据何种理由、何种法律取消?本次会议为何不准护法议员代表进入议场?

王家襄支吾其辞，最后被逼问得急了，演变成互相对骂。邹鲁等人一哄而上，扯住王家襄的衣服，把他拖得踉踉跄跄，跌倒在地，再饱飨老拳。王正廷也被人从台上揪了下来，大呼救命。议员们有的雉伏鼠窜，有的呐喊助威，有人上前劝架，有人爬到桌上看热闹。会议在一片混乱中散去，遗下一地的眼镜、鞋子。

9月17日，民八议员谢持、邹鲁、焦易堂、杭辛斋等数十人，在头发胡同六号开会，作出决议：一，设立护法议员办事处，推举谢持、邹鲁等人为干事；二，应邀出席国会的护法议员，在法律问题未解决之前，绝不出席。国会如战场，“不出席”是议员们的撒手锏。民八议员通电全国，声称所谓重开国会，只不过是“吴景濂及解职分子王家襄等私人行为，此四十余日之弄法，不过为其谋权利而已，于法律上国会会期任期，不生丝毫关系，应予绝对否认”。

邹鲁随后又发表《国会本身法律问题第二商榷书》，洋洋洒洒，大谈法律问题。武戏刚刚落幕，文戏又来了，真是一波接一波，高潮迭起。邹鲁得意地声称：“以前声势汹汹主张继续民六者，自我的第二商榷书发表之后，一变而寂然无声了。”由于民八议员拒绝开会，双方都扎硬寨，打死仗，丝毫不让，9月18日，国会干脆宣布第二届常会闭幕，大家一拍两散。

当时社会舆论普遍鄙视民八议员，认为他们无理取闹。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中感叹，民八议员争所谓“正统”，洵属“令人肉麻”。他称这些民八议员为“失业可怜者”。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斗性韧性特强之人。最后需政府专门设立一个“政治善后讨论会”的机构，由国务总理出任会长，安置这些“失业者”，民八议员才渐渐软化。

纵观国会历史，从袁世凯时代至段祺瑞时代，在国会内不断制造事端，激起斗争，令国会无法正常运作的，来来去去其实都是那一批议员，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情节。他们并不是“可怜者”，因为他们的本意，就是要破坏北洋政府，而且凭着锲而不舍的努力，他们做到了。所以说，中国代议政制的失败，与民众素质半点关系都没有。

公民的觉醒

1922年的国会，与1913年的国会相比，已经差得很远了，与1909年的咨议局相比，更不可以道里计。梦想的玫瑰色早已淡去，再也没有了理想，没有了激情，没有了执守，甚至没有了法律的底线。人们常说，中国不能实行代议政制，因为民众的知识程度太低，素质太差。那么，1909年的咨议局做得比1922年的国会好，是因为1909年的民众素质比1922年的民众高吗?难道民众的知识一年比一年少，素质一年比一年差?民众的素质，比政客们究竟差了多远?

徐世昌当总统时，对民间社会采取极宽松和开放的政策，开创了一个虽然显得粗粝，却十分热烈奔放的时代。1919年前后，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各种法人团体、民间社团蓬勃兴起，大众媒体万花争艳，市民运动呈现波澜壮阔的势头，在和政府的进退颉颃之间，不断拓展社会合理性空间，从爱国、救亡，甚至地域、宗族等传统观念里，发掘道德资源，试图以道义力量参与政治，修复价值秩序。

在联省自治运动中，很多民间力量，纷纷主动介入，前挽后推，起了积极的作用。本来，议会制度就是用来避免缺乏专业知识的国民直接民主，而通过选举、委托议会来代表他们议政，如果国民个个是圣贤和经国之才，还要议会干吗?但现在许多议员的素质，却显得比普通国民还要低。

1921年10月5日，对军人、政客整天胡闹已极度失望的商人，以商会联合会名义在上海开会，讨论国是。几天后，教育会联合会也参加进来了，改为联席会议，名为“商教联合会”，呼吁召开全国各界的国是会议。章太炎是“商教联合会”的参与者之一，他把约法、国会、总统斥为“三蠹”，是民国以来祸乱的根源，“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总统等于帝王，引起战争，无如此三蠹者”。偏激的言论，代表了民间郁积着强烈的怨气。

民国以后，战乱不停，每打一仗，军队人数就翻倍增加，军费开支就蹿升不止。在北京，各法团发起成立国民裁兵会，并与上海的商教联合会互通声气，谋求一致行动，“请全国各地，同时组织裁兵大会，鼓吹弭兵”，建议以京、沪、汉、广为集中点，各派代表共策进行。废督裁兵的呼声，在全国上下，有如素练横江，滚滚而来，势不可当，以致黎元洪复出时，都以它作为争取民心的口号。

1922年5月，农会、工会、银行、律师公会、报界公会、省议会6个团体相继加入，在上海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29人，代表14省区的八大团体，号称“八团体联合会”。主张先由各省自定省宪，再由各省联合制定国宪，并且成立了“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拟委员会”，成员有章太炎、张君劢、沈信卿、黄任之、张东荪、孙福基、杨春绿、崔遐庵等人。李剑农把它称为“人民自由集合讨论国是的团体”。

徐世昌当总统时，对民间社会采取极宽松和开放的政策，开创了一个虽然显得粗粝，却十分热烈奔放的时代。图为直奉战争后，被曹锟、吴佩孚逼下台的文人总统徐世昌。

7月，这个民间草宪委员会公布了两份宪法草案：一份为总统制，由张君劢执笔起草；一份为委员制，由章太炎执笔起草，供社会讨论。两份草案第一条都开宗明义：“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7月22日、26日及8月23日连续开会讨论国宪草案，在8月15日通过报纸，公布了《国是会议表示对于国宪之意见》，要点有七项：一，定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二，列举联省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三，定国防军不过20万人，分驻国防要地，岁费不得过联省政府岁出的20％；四，定各省军队改为民团；五，限定何种为联省政府收入，其余通为各省收入；六，定现役军人解职未满三年者，于联省政府及省政府皆不得当选为省长；七，定现役军人不得以文字向公众发表政治意见。

章太炎主张根本废除国会，废除总统。他轻蔑地说：“纵令广州国会今再恢复于北京，其为藏垢纳污之薮如故也，其为趋势善变之人如故也。”按张君劢的理解，章太炎之所以主张委员制，“本不求其为善也，但求其不为恶而已”。他因而感叹：“立一法，创一制，必期其有益而垂诸久远，若法制之本无益可言，或本不期其有益也，则又何贵乎多此一番更张。”他也极痛恨国会议员太扶不上壁了，“忽东忽西如豢养群犬”¨。

7月22日，褚辅成在上海一家旅社，邀请各省旅沪名流，开了个明星大会，决定成立“联省自治促进会”。其宗旨是“从社会方面分道进行，以赞助国会议员与西南当局，期达实现联省自治政制而后已”。章太炎、柏烈武、尹昌衡等人都来了，一时高朋满座，星光闪烁。公推曹亚伯、朱湘溪、甘子言、钟伯毅、吴宗慈、褚辅成、李次山七人为筹备员。这个促进会分为议员与非议员两大组，针对当时广东北伐军和陈炯明的粤军正在粤北开战，各自质询政府，要求答复究竟有没有停止战争的诚意与能力。议员的质询电文，由吴宗慈起草；非议员的质询电文，由章太炎起草。

非议员的电文，是以章太炎、谭延闯、曹亚伯、朱树藩、赵铁桥等人的名义，发给吴佩孚的，措辞尖锐，警告这位“常胜将军”：“今之将帅，谁能久长，朝为元勋，暮为祸首，一朝颠仆，身名俱隳，足下自度能永为天之骄子否?勉速戢兵，庶免自焚之悔。”

知识界已经觉醒了。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班北京的知识分子在创办《新青年》时，曾相约“二十年内不谈政治”，但时代迫使他们破戒了。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了，主编是胡适，但最早提出要办这份杂志的是地质学家、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创办者、名誉所长丁文江。丁文江是江苏人，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胡适由衷敬佩的知识分子。办这份杂志的目的，用胡适的话来说：“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胡适这样写道：

在君（丁文江）为什么鼓励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奉直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这是不用细说的……他生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班朋友的议论，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

《努力》周报的发刊词，是一首由胡适亲撰的《努力歌》：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这种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错了。

你应该说：我不做，等谁去做?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阻力吗?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他就没有了。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王宠惠、罗文干、李大钊、梁漱溟、汤尔和、陶孟和、朱经农、高一涵、丁文江、陶行知、王伯秋、张慰慈、徐宝璜、王徵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严正要求政府立即进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最低限度目标是：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

“这种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错了。

你应该说：我不做，等谁去做?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阻力吗?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他就没有了。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王宠惠、罗文干、李大钊、梁漱溟、汤尔和，陶孟和、朱经农、高一涵、丁文江、陶行知、王伯秋、张慰慈、徐宝璜、王徵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严正要求政府立即进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最低限度目标是：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武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胡适发出呼吁：全体优秀公民都要站起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功夫”。

“政治主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北京有七位教育界人士——北京高师校长李建幼、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毛邦伟、北京法律专门校长王家驹、俞同奎、北京医药专门校长周颂声、北京农学院院长吴宗植、北京艺术专门校长叶倩——公开声明，支持这份宣言。

工商界也觉醒了。

1920年前后，是各地商团蓬勃发展的时期。汉口商会甚至提出以14世纪德国“汉萨同盟”为榜样，建立真正的城市同盟。广东商团在1919年3月完成改组，陈廉伯当选新一届商团团长，他意气风发地表示：“集商界优秀分子于一堂，而谋武装和平之助力，不可谓非千载一时之会。”清楚地表明了商人自治与参与政治的诉求。

陈廉伯是中国第一家民族企业机器缫丝厂厂主陈启源的哲嗣，在商界同人印象中，是一位既肯出钱出力，又敢于任事的人物。他上任后，对商团进行了全面整顿，振兴团务，使之成为商人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平台。从商团内部的架构可以看出，商人对民主政治的运作，已比官僚、政客们成熟得多；他们做到的事情，官僚、政客们折腾了十年也没真正做到。

商团内最重要的机构是评议会，地位相当于议会，商团一切重要事宜，均须得评议会的同意。评议会有23名评议员，由下属10个分团各举2人，另由粤商维持公安会现任正副会长3人共同组成。评议员任期一年，改选复选时可以连任。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总团预决算、团费筹集及处理方法、团长及各职员、团员交议的事件和评议员临时动议的特别事件，还包括议决商团一切规则，纠举不称职的职员与破坏规约的团友。

评议会分为常会与临时会议两种，常会每月一次，如遇要事则由评议员召集临时会议。商团团长、分团团总、总分团各部职员或团友三人以上，可联署提出议案交评议会公决，并可以出席会议，陈述意见，唯无表决权。会议事件如与职员本身有关，该职员应行回避。方案表决须有半数以上评议员出席，方案通过亦须超过半数；如表决人数相同，则由主席操定夺之权。因纠举本团重要职员及议决重要事项而举行特别会议时，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出席及三分之二以上人数通过，方得作为表决。提案、讨论、表决，一切程序，规矩绳墨，有板有眼。也没听说过有评议员以故意缺席造成流会来杯葛议事的。

在议事桌上，大家讨论的议题，都是与商界密切相关的，大家积极献可替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庄严表决。表决后，认真执行决议。商团团长只有执行评议会议决事项之权，受评议会的节制与监督。但如果团长认为所交议案窒碍难行时，可交回评议会复议。复议时也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出席及三分之二以上人数表决，如评议会仍坚持原议，可召开全体团友大会解决。团长对突发事件有紧急处置之权，但须尽快咨交评议会追认。评议会的章程，任何人不得借故修改；如确有修改之必要，得由全体职员和团友大会公决修正。评议会制度，已彰显出鲜明的代议政制色彩。

陈廉伯还组建起商团模范队，进行军事操练，捕匪缉盗，维持市场治安秩序，防止“军政”对他们“训政”的干扰，同时又组织商户联防救火、救济赈灾、举办善堂。1920年11月，广东东江、西江和北江流域，同遭兵燹，陈廉伯担任会长的“粮食救济会”拨赈东江25万元，陈廉伯自己还捐了5000元。1921年夏，“两粤兵灾救济会”成立，陈廉伯被推举为会长。他还创办了志得婴院。

商团提倡国货、兴办商业学校，还筹办体育会，出版《粤省商团月报》，推广文化体育。甚至建立自己的军乐队，每逢春节，组织同乐会，搭棚演戏，同欢同乐，使广东商团声名大噪，受到商界衷心拥护，商人踊跃加入，甚至有舆论称赞陈廉伯是“中国的华盛顿”。“六一六事变”后，商团主动走上街头，维持商场秩序和社会治安，把商人的损失减到最少，因此深得商人感戴，几天内报名入团的人数便增加一千多。

商人参与构建地方社会，组织社会自治，积累公共治理经验，凡此种种，都是对“民治社会”的一种最有效训练。孙文常说行“宪政”之前，必须经过“训政”阶段。然而，当官僚，政客、军人们还在“军政”阶段，刀光剑影、互相厮杀时，民间早已开始了自己的“训政”。其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州方面负责人简琴石撰文指出，商人主宰国家政权已是不可逆转之时代趋势，他写道：

20世纪以后，政与商必不能分离而各立。吾国积弱之大原，即在于政商之分离。知其症结则不能不急起以救其病，故今日商界之要务，不在于资本不集，不在于商业知识之不充；所当速起以求者，即为团体之结合，参政之能力，政治实权之操握。务使政与商联为一气，若臂使指，运棹从心。夫然后商业可以扩张，国家可以商业之扩张，收其富弱之良效。”

那是政治最混乱的几年，也是社会最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几年。许多人以为，病患愈积愈深，终必有爆发的一日，政治烂到底的时候，就是中国浴火重生之时。因此，当一个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广东，变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时，商人的自治，便是一场自救运动，必然会导向一个无可回避的结果——成立商人政府!

孙文曾经在《建国方略》一书中，详细解释革命路径。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当下仍处于军政时期。这样的分期，无疑切合当时中国的现实。但问题在于，训政是由谁训谁?如果说由官僚、政客去训民众，那实在太可笑了。十年共和，佳人迟暮，却还在西楼望月时。

训政与宪政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它们的关系是“建房子”的关系，“建”就是训政，“房子”就是宪政。“建”是需要设计师、测量师、木匠、泥水匠、瓦匠共同合作的，设计师与泥水匠并不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投票选举、结社自由、出版自由，这些都是公民自我训练的方式。

但在孙文心目中，宪政需要通过一种“师生授受”的关系建立。他说：“故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然入塾必要良师益友以教之，而中国人民今日初进共和之治，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训政之时期，所以为专制入共和之过渡所必要也，非此则必流于乱也。”也就是说，民众是学生，革命政府是老师，在一个还没有宪政的课室里，教人民什么是宪政，教会了，学生从老师那儿领一张宪政的入场券。

图为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广东历史文化陈列展厅展出的《建国方略》。《建国方略》是孙文的主要著作，集中反映了他对中国民主化，工业化的追求。他在该书中详细解释革命路径，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敢三个时期。

陈炯明不赞成此说。他批评说：“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

1921年2月，陈炯明写下《建设方略》一文，这是当时的执政者中，对联省自治运动唯一一篇全面系统的阐述文章，时隔多年之后才正式发表。陈炯明指出：

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

孙文是立足于“已然”，而陈炯明谈的是“应然”。虽然可以肯定，训政的初衷是好的，是从中国有两千多年专制历史的现实出发，深知人民缺乏必要的民主训练，遽然置身于民主共和时代，难免有盲人摸象之虞。需要有先知先觉者，教导他们如何行使民权，但可惜人们看到“已然”的现实是：“革命政府”愈教之，天下愈乱。当时报纸对南北的政治现状，有这样一段评论：

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南方政府护法而实无法。凡到过北京的人，大概总要承认。即未到过的，只看北京报纸的言论新闻，何等自由。昨日骂黎菩萨，今日骂高凌蔚，其余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更触目皆然。可怜广州的言论界，战战兢兢，不敢出一大气，报馆则时常被封停版，记者则常怕枪毙和监禁。茶楼酒馆，高标“莫谈时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党的名号，不死于明诛，必死于私剑，用种种的暴力来钳制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侧目，约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

北方军阀互相打架，绝没有拉佚充兵，并肆行屠洗的惨剧。可怜在号称三民五权护法政府都城的广州市，日驱市民作炮挡子，大半一去不复返。故常见“披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的惨剧，约法上人民身体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尼庵僧堂，本属法团私产，尽被没收。可怜僧尼多无家可归，约法上信教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剥夺人民生命财产之自由外，又于人民精神上加以种种损害，明开烟禁，公包杂赌，务使祸流数代。试问北京城里有这种黑状么?……南方政府坏在暴徒手，而北方政府则坏在官僚手。

孙文企图借一些军阀、土匪、政客的力量，去实现他的理想，注定是不能成功的。徐世昌下台以后，中央政治愈趋懈弛混乱，政教衰息，无所归向，于是世道日坏，人心思变。诚如学者钱穆所说：“政治不安定，则社会一切无出路。社会一切无出路，则过激思想愈易流行，愈易趋向极端。”联省自治的兴起，恒肇因于此。后来孙文也觉醒了，决意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引进苏俄外援。

1922年5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后努力歌》：“没有好社会，哪有好政府?没有好政府，哪有好社会?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教育不良，哪有好政治?政治不良，哪能有教育?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不先破坏，如何建设?没有建设，如何破坏?这一套连环，又如何解得开呢?当年齐国有个君王后，不肯解一套玉连环，她提起金椎，一椎捶碎了。我的朋友们，你也有一个金椎，叫做‘努力’，又叫做‘干’!你没有下手处吗?从下手处下手!‘干’的一声，连环解了!”

知识分子，往往激情有余，任何事情到了他们嘴里，都仿佛易如反掌。但陈炯明就是“一金椎下去”砸错了地方，结果导致他的未来，孙文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全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罗文干案风波

国会重开，黎元洪复职，在政坛上激起了一波更汹涌的浪潮。1922年9月由国际法学界知名学者王宠惠博士组阁，保定曹锟和洛阳吴佩孚两家的矛盾，由里及表公开化了。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内务总长孙丹林以前是吴佩孚的秘书长；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的同乡和追随者；王宠惠本人也站在洛阳（吴佩孚）方面。津保（曹锟、曹锐）方面的代言人，只有一个农商总长高凌蔚。

吴景濂内心莹澈，深知黎元洪是一个过渡总统，是因徐世昌突然下台，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用来撑一下场的。黎元洪的总统任期问题，张绍曾虽然作了法律解释，但并没有真正解决，依然有许多漏洞，必然会遭到议员炮轰。他认为，能够接替黎元洪做下届总统的，环顾政坛，段祺瑞，徐世昌、张作霖、孙文都不行了，只有曹锟一人。

吴景濂也“一金椎下去”，选择了支持曹锟，他相信这是为政局解套的唯一办法。对于目前内阁被吴佩孚控制的局面，必须改变，至少使保定方面多一点话语权。吴景濂放出风，总统把内阁名单提交国会讨论时，他们将会否决孙丹林和高恩洪两位总长。按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观察，“吴景濂是个野心家，一直想当内阁总理”。他说，政界人士都知道国会与保定有这样一个谅解：“在徐世昌下台后，暂时恢复黎元洪的总统职位，以便为选举曹锟当总统铺平道路。”

王宠惠吓得不敢把名单提交。黎元洪也清楚，曹锟垂涎于总统宝座，国会倒阁，就是为曹锟铺路。内阁一垮，黎元洪的总统也就干不下去了。因此，他无论如何要保住内阁，实在顶不住，就找吴佩孚，因为吴佩孚是反对曹锟当选总统的。在顾维钧看来，吴佩孚平时强调宪政，却不太喜欢国会议员。

吴景濂一直催促黎元洪向国会提交内阁名单，黎元洪支吾其辞，就是不交，双方形成了僵局。顾维钧说：“国会想方设法挑政府的毛病，他们屡次要求总统命令总理亲自出席国会接受质询，但王（宠惠）博士从没去过国会。”王宠惠既不愿意，也不太敢面对议员，尤其是他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书生，面对吴景濂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质问时，会觉得非常痛苦难堪。

内阁实行这“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策略，不理睬国会，本身确实是违法的，给了国会攻击内阁的把柄。顾维钧劝王宠惠，如果实在通不过名单，吴佩孚又不肯换人，那么内阁就应该毅然辞职，“你不能总是待着不动，拒绝作出任何选择”。

10月11日，国会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开幕式。黎元洪和全体阁员到会致贺，竟然发生了一幕令人痛心的闹剧。当时吴景濂正准备致开幕词，国民党籍议员邹鲁突然起立质问议长：“坐在总统席上的是不是黎元洪?”吴景濂说：“是的，是黎大总统。”邹鲁厉声说：“黎元洪解散国会，就是背叛民国，当然失了大总统的资格。今天哪能准许他坐在大总统席上?赶他出去!”另一名国民党籍议员彭养光也高声叫骂：“法律问题没有解决，议长何能召集开会!黎元洪高唱统一，可是国会自身首先就不统一，吴景濂醉心权力不能逃罪，黎元洪也应负连带责任!”

议厅之上，一呼百应。“南沟沿六十四号”（以聚会之所的门牌为名称的议员小团体）的民八议员凌毅厉声质问：“黎元洪只是平民，凭什么资格出席国会?”焦易堂（也是国民党籍议员）咆哮：“第二次解散国会是不是黎元洪干的事?今天还有什么脸来致贺词!”“后孙公园十一号”的郑江灏指着王宠惠说：“我认得王宠惠，他是一个平民，为什么坐在国务总理的位子上?”邹鲁揎拳捋袖，大步朝台上奔去，谢持高声附和，也随其后。会场顿时大乱，其他议员赶紧拦住他们。

眼看场面失控，王宠惠也不致辞了，大家匆匆在会议厅厅门外列坐照相，讵料郑江灏还不罢休，跑到王宠惠面前，唾沫横飞地大骂内阁是“私生子内阁”，甚至把王宠惠从座位上推开，不准他照相。

闹得最凶的，都是民八议员和国民党籍议员，他们是奉旨捣乱，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像孙行者钻进妖精的肚里，整垮国会。在整垮国会之前，先帮吴景濂整垮内阁。

顾维钧在外交部大楼设了一个宴会，把内阁成员与国会领袖都邀请来了，希望大家能够开诚布公，把酒言欢。据他描述宴会现场：“在宴席上，王宠惠博士坐在我对面，我的右侧是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左侧是吴景濂。吴一见到王宠惠，脸上就露出不高兴的神色。”顾维钧正想说点轻松的话题缓和气氛，吴景濂却当着四十多位宾客的面，直截了当问王宠惠：“你是总理吗?你是什么总理?你对宪法有丝毫尊重吗?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几句话，闻其声如见其人，吴景濂的倨侮跋扈之态活脱脱地展现出来了。

顾维钧很同情王宠惠：“王博士毕竟是总理，他得维护自己的尊严。”王宠惠立马反问：“难道你就是国会?”吴景濂听了，竟拍案大骂“混账”，吼道：“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可怜王宠惠满腹法律学问，面对气势汹汹的东北虎，竟半点施展不出来，只能讷讷地说一声：“议长怎么可以说出下流话来。”

这时，顾维钧已强烈地感觉到，“北京笼罩着一种政治气氛，似乎将要发生什么事件来加剧内阁与国会的冲突”。11月17日下午，吴景濂和六位议员登门拜访了张绍曾，建议由他来组阁，但条件是增加保定方面的阁员位子。张绍曾喜出望外，满口答应。当晚，吴景濂在小麻线胡同自己家中召集了六十多名议员开会，提出解决僵局的方案——推倒王宠惠内阁，由张绍曾组阁，这一方案得到议员们的支持。

然而，王宠惠内阁背后的支持者是吴佩孚，要推倒它，必须师出有名。于是，一宗不为人关注的奥国借款案，突然在这时爆了出来，像在政坛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据人揭发，财政总长罗文干擅自和德奥奸商签订合同，允许以中国未经收到利益的无效债票作变相的补偿，没有提交国务会议通过。而奸商则从华义银行预存的巨款内支付支票三张，其中8万英镑是给财政部的，8.5万英镑是给个人的，构成重大的贪污渎职嫌疑。

11月18日，内阁成员和京畿卫戍司令、京师警察总监、宪兵司令在海军俱乐部聚会。当晚，聚会散了以后，罗文干回到在南长街的家中，便被守在门口的警察带走。当时罗文干问警察：“拘票在哪里?”警察出示总统手谕，罗文干厉声说：“手谕不是拘票，总统无权拘我!”警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强架上车，送入监牢。

罗文干，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拥有牛津大学法律硕士学位。民国肇创，即在法律界服务，是全国公认的法律权威，做官奉公守法，清廉如水，有“末世君子”的风范。他和王宠惠都在蔡元培领衔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署了名，如今却遇上最严重的法律问题，蒙上贪污的恶名，对他而言，不啻是沉重打击。

在总理、司法总长都不知情的情况下逮捕阁员，事件非同小可。始作俑者，是吴景濂和张伯烈两位议长，他们向黎元洪举报，“财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迫黎元洪立下手谕，将罗文干送交地方检察厅。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倒阁。

第二天，全体阁员到总统府了解情况。王宠惠激动地说，如果总统下令逮捕阁员，请把他也一并送交法庭处理。黎元洪与卫戍司令王怀庆互相推诿，王说是总统下令抓罗文干的，黎说他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最后又转而指向吴景濂，说是吴曾经口头和书面建议逮捕罗文干。吴景濂辩解说，他只是把这件事报告总统，怎么处理要由总统来做的。几个人指李推张，互扯猫尾。

顾维钧打断了他们的争论：“如果没有特别命令，卫戍司令肯定无权逮捕。这个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必须把这个事件看成是中国政府的耻辱，应该迅速采取措施，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

11月20日，众议院通过了查办罗文干案。当天京师地检开始审理此案。华义银行代理人出庭作证，声明此案发生问题的支票是酬劳费，跟罗文干无关。检察厅要求吴景濂、张伯烈到法院对质，但吴、张二人都抗传不到。他们的理由是：这个案子是总统交办的，总统府不是诉讼机关，议长也不是诉讼当事人，不负告发人的责任。

11月22日，英国和意大利公使致函外交部，声明展期合同并无手续上的不妥。至此，京师地方检察厅判定无效债票一说，不能成立。而8万英镑为对方按合同规定付给中国政府的，折合成华币约80万元，转给交通部50万元，余下作为行政日常开支。另3万英镑是付给安利洋行经理的手续费，5000英镑是付给安利洋行买办的手续费，并无进私人腰包。这份合同确实未经国务会议讨论，也没有请求总统和国会的同意，但财政部办理展期合同一向如此，也算有章可循。京师地检于当天无罪释放罗文干。

史家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国会在该案中的违法行为：

吴景濂、张伯烈携带众议院公函告发现任阁员贪污渎职，可是查办案尚未提交国会，议长有什么根据代表国会署名?如果是私人告发，就不应以议长的身份列名，并且盖用国会的印信，也不应向总统告发。

……众议院在议长告发后才提出查办案，却并不追究议长滥用职权、冒发公文的违法责任。问题还不止此。根据临时约法第十九条第十二项的规定，对于失职、渎职的国务员只能提出弹劾而不适用于查办，查办对象为一般官吏，所以对罗提出查办案，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弹劾案，也必须两院通过后才能咨交总统执行。本案参议院并未讨论，仅由众议院单独提出，也是违法的。

陶菊隐认为，在这一案中，总统、议长、众议院、内阁，统统都违法了。

11月22日，罗文干由总统座驾接载，风光出狱。但该案却并未平息，并且持续发酵，成为曹锟参选总统的一场前哨战，国会充当了尖兵。曹锟当晚打了一个电报来，指责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主张成立特别法庭彻查。吴景濂拿着这份电文，带领二十多名议员，直闯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的寓所，强硬声言，如果吴佩孚敢包庇罗文干，保定不惜与之决裂。吴景濂要求黎元洪发一份电报给吴佩孚，对他加以申斥。黎元洪迫于无奈，只好按议员的要求，发了一份电报给吴佩孚。

吴佩孚虽然不赞成曹锟做总统，却不敢公然反抗上司。11月25日，他通电表示“对曹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对罗文干案毫无成见，听从法律处理”。表明他已经服软。北京的空气，陡然转冷，好像一场寒流横扫而过。教育总长彭允彝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再办罗文干。1923年1月17日，众议院通过重新查办罗文干的决议，并要求查办京师地方审检厅的检察官。罗文干再次入狱。

消息传开，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宣布，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羞与为伍，辞职出京。1月27日，东三省特别法庭发声抗议，通电北洋政府司法部、大理院、法律馆、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和律师公会，抗议罗文干案再议。嗣后，湖北、安徽、奉天、河南、山东、直隶、江西等地纷起响应，罗文干案演变成中国司法独立之战。直至8月30日，京师地方审判厅宣布罗文干无罪，再次将其释放。

11月29日，王宠惠内阁宣告总辞。几天后，黎元洪任命张绍曾组阁。

京师流传着一首打油诗：

干倒罗，阁已空，一声浑蛋滚匆匆。

早知王宠难为惠，此去高恩竟不洪。

在新内阁中，保定方面包揽了总理、陆军、交通、财政、司法等位置，洛阳方面一席都没有。曹锟离总统的宝座，又大大迈进一步了。

国会要选举总统，必须尽快把宪法弄出来。先制宪，后选举，一切庶可步入正轨。

但《天坛宪法草案》，从拟成到现在，悠悠九载。宪法会议时开时停，就像羊拉屎一样，走一路拉一路，到今天还没有完。社会上早已非议如潮，不耐烦的声音，响彻江南海北，愈来愈多的人觉得，与其为伊消得人憔悴，不如干脆废除了临时约法，废除了天坛宪法，废除了宪法会议，废除了国会……议员各自回家，好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20世纪20年代各省纷纷自制省宪，便是对国宪难产的反弹。但国会既开，不议宪交代不过去，而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出于各种原因，很多已不能履行职责，唯有重新补选。

1922年11月15日，在入冬以后第一场寒流到来之前，宪法委员会在北京开会，继续议宪。当天出席的起草委员有46人，由杨铭源理事主持。以往的宪法会议，往往受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的困扰，按国会组织法规定，“非两院各有总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开议。非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大家对此都不以为然，以为门槛太高，难以做到，以往制宪不成，这是原因之一。于是，宪法会议一开，首先讨论的，是如何降低开会条件。

在11月17日开会时，出席委员只剩下39人，缺席6人，请假15人，已不足法定人数，只能改为谈话会。11月20日开会时，仍不足法定人数。11月22日开会时，宣布有2名委员因为缺席3次，法不容情，照例解职。在12月5日的会议上，出席委员便一下子达到51人，请假9人，无人无故缺席。

组织法经议员们修改为“非两院总议员五分之三以上之出席，不得开议。非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于1923年4月30日公布施行。但以修法来解决开会缺席问题，还不是最离奇的，最离奇的是规定议员出席开会有奖励。5月议决修改《宪法会议规则》，规定议员每出席一次宪法会议。可领取出席费20元，缺席的人扣等额岁费。请假的须有5位议员证明，缺席过两次除名。

新华门外车马喧阗。吴景濂、王家襄、汤漪、褚辅成等人，同赴总统府，请黎元洪设法筹措这笔经费，以促成宪法。黎元洪倒也乐于支持，召集新任国务总理张绍曾及财政次长、税务督办、会办等一众官员开会，研究钱从何来。最后决定从海关建筑经费中，借拨120万元，分4个月提拔，每月拨制宪经费17万元。出席会议的奖励金，便从此处开支。讵料这笔经费，因未经内阁正式讨论，后来竟成了倒阁的重要题目之一。如此讨论国家宪法，真是世上罕有俦类，令全国亿万期待民主宪政的人士，同声一叹。

黎元洪也知道自己的总统之位朝不保夕，唯一希望，就是在位期间完成制宪。他在6月6日，也即复职一周年时，发表通电，哀告各方：“国会再断，约法荡然，混沌纠纷，久沦为无法之国……元洪忧患余生，急于求去。宪法期成，不过两月，制宪以外，绝无所求。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但这样一个希望，恐怕也难以达成。做总统做得如此窝囊憋气，亦属世上罕有俦类了。

罗文干后来写了《狱中人语》一书，对国会议员作深恶痛绝之评语：“国会到今日人人真是讨厌到不耐烦了，我不敢刻薄到叫他们议员大爷做猪，但我敢说议员大爷真已无代表人民资格了，出席讲钱，制宪讲钱，真正的人民当时选他们出来的时候，是希望他们如此吗?”虽然不排除有他个人对议会的恩怨，但也绝不是一种孤立的声音。

泥菩萨过江

1923年元宵节（3月2日，星期五）北京发生了一起警察殴打学生的事件。中国传统，元宵节这天，坊间都会举办赏灯活动。这天，北京也有提灯游行，不少市民都举着各式花灯，在街上欢度节日。一些北京大学的学生，拿着自制的花灯，上面写着“打倒军阀”、“否认国会”、“反对政府”等口号，吸引了市民围观。维持秩序的警察认为，这些口号“妨碍治安”，抢夺学生的灯笼。双方发生争执，警察挥舞起警棍、皮带，把学生打得满地打滚，好几个学生受了伤。

1923年的中国，接下来将发生许许多多大事，足令述史者费尽笔墨。警察殴打学生，也许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若非几位国会议员说了话，它根本不会被人关注，更不用说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了。不过，3月12日，也就是事件发生十天以后，国会议员汤漪、章士钊、丁世峄联名向政府提出了质询。

他们严正提出：“在约法重光之时，在京师首善之地，竟于四民同乐之辰，演此青年流血之剧，不胜遗憾。查世界各国无论何种政制，不能禁止人民不怀反抗之意，若反抗之程度止于言辞，言辞煽动之内容，不于国内立生暴动，政府例不干涉。”如今学生的言论，不过是表达意见，连“煽动”也够不上，完全是在言论自由范畴内。

他们替学生辩护：“夫打倒军阀，已成社会上之习用名词，不仅为稍稍明理者之所常谈，抑或为政府中人之乐道。窃读2月6日大总统明令，痛斥军人干政，未始非若打倒军阀之极端，学生之言不何罪戾。”对于学生骂国会、骂政府，这几位议员认为：

至国会年来不为社会所谅，其事甚明。本员忝居第一院末席，且以国会未能尽职，与同人交相克责，闻人否认，只有惊口，焉能成怒。若反对政府云中云，词更凌空，尤无成罪口之理。

议员们的发言，既为学生辩护，亦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军人干政，国会内讧，阁潮迭起，在这个年初，呈愈演愈烈之势。对于黎元洪的总统任期，当初为了捧他上台，张耀曾做过法律解释，但实际上并未解决，现在要赶他下台了，又拿这个做文章了。

有议员指出，黎元洪的任期，根本不应该从1917年离职补起，而只能补足洪宪帝制期间的83天和张勋复辟的7天，也有人反驳说，总统任期应该从袁世凯召集约法会议，旧约法失效算起，到1925年9月才满。两派意见，针尖对麦芒。

范樵、吴莲炬等议员在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称黎元洪本次复职，为补足洪宪改元迄袁氏死亡之日，其任期只有160日，现在已超过175日，应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务，迅速组织总统选举会，先举新的大总统。议员在国会提出关于黎元洪任期的议案，多达二十几件，黎元洪的灾星降临了。

为了给曹锟铺路，不仅黎元洪要下台，内阁也要下台。吴景濂在倒阁一事上，不遗余力，这固然因为吴景濂要为曹锟上台铺路，必须倒阁，据顾维钧的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吴景濂对张绍曾已感到失望，张曾经向吴许过几次愿，其中之一是张允诺任命吴的两个朋友为内阁阁员，后来都没有兑现”。坊间也有很多猜想，说吴景濂是想自己当国务总理。但国务总理比议长更风光吗?权力更大吗?抑或吴景濂对实现南北和平统一，有比别人更高明的办法?有许多利国利民的政纲，准备大展宏图?

当时内阁面对一件十分棘手的悬案，即举国瞩目的“金佛郎案”。事情起于1921年，以中法合办名义开设的“中法实业银行”倒闭，翌年，法国政府强硬提出：中国政府偿还庚子赔款，由该国通行货币（法郎，旧译佛郎）改用金价计算，因此中国要损失关银6500余万两，中国当然不能同意。而法国则以中国若不承认金佛郎案，法国国会就不通过中法银行复业案，并请各国驻华公使团命令海关总税务司扣留关余、盐余，案子悬而不决。

张绍曾内阁时期，黄郛任外交总长，尝试与法国交涉金佛郎案，国会要求总理张绍曾和外长到国会接受质询。在内阁成员眼里，国会简直是龙潭虎穴，张、黄二人和王宠惠一样，都是避之则吉。“事情闹得越来越厉害。”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结果金佛郎争议变成了政府与国会之间的争议。最后导致了黄郛将军的辞职。我认为国会甚至是要求黄辞职，因为他无视国会。”

外交总长的辞职，意味着一出倒阁大戏由国会打了头炮，正式擂鼓开幕。4月下旬，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人在北京组织军警官佐，以索饷为名，大闹总统府和内阁。冯玉祥在历史上，以倒戈出名，现在他要倒总统的戈了。

政府早已山穷水尽，内债欠旧不还，国际信用不佳，已无通融余地。关余已指定为国内公债基金，全部被总税司扣下。目前所能争取的只有盐余一项，但国家支出激增，区区盐余，根本不敷应付，哪有余钱喂这些如狼似虎的军人。5月10日一早，冯玉祥、王怀庆在南苑开会，布置逼宫。紧接着，城里的交通突然断绝，到处布满了杀气腾腾的军队，政府再不给钱，军队就要暴乱了。

6月6日，张绍曾辞职，躲到了天津。有报纸说他已精神错乱，在内阁会议上，口口声声“要念动真经请仙师赐我神斧斩尽群魔”。6月7日，京畿军警长官又在卫戍司令部开会，倒阁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赶走总统了。一年前直系军人要徐世昌腾出总统府，现在要黎元洪腾出总统府，总统府好像他们的私家花园一样。

下午，陆军检阅使署、卫戍司令部、第九师、第十三师、步军统领衙门、宪兵司令部、警察厅、军警督察处等十一个机关三百多人，佩刀入新华门，气势汹汹包围了总统府颐年堂，指名要黎元洪出来相见。

颐年堂是总统的办公室，从前是皇帝设宴赏赐王公宗亲的地方。黎元洪一脸疲态，对军人们说：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众人叫嚷：“现在没有内阁，只好请总统做主，发还欠我们的军饷。”黎元洪无奈地回答：“现在无论如何，一两天内一定会有新内阁成立，我一定找出能够筹出四五百万元的财政总长。旧历五月三日，我一定有饷发给你们。你们尽可安心回去。”

但新内阁却迟迟产不出来。黎元洪和吴景濂商议，可否让顾维钧出面组阁，但“卒以形格势禁，合作难期，谢不肯任”，黎元洪被政客们玩得团团转。章士钊活灵活现地描述了吴景濂的神态：

黄陂之被围于东厂胡同也，日征景濂咨以大计，景濂或则不至，或则至而无言，座客惶急，不知所出，景濂仰卧沙发，鼾声微动，脑满肠肥，得未曾有，若预知政变之将何出而为态绝闲也者。

6月8日，一百多名军官化装成平民，在天安门前搭起讲台，摇旗呐喊，散发传单，召开所谓“万人国民大会”。演讲者轮流上台，滔滔不绝，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说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根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应当引咎辞职。冯玉祥、王怀庆又出幺蛾子，向总统递交辞呈，声言对治安不负责任。

黎元洪以愤懑的笔触，描述当时的窘状：

新华门外及东厂住宅，守卫尽撤。比午，住宅数处电话不通，查系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而10日午后，京畿各师旅军官数百人，闯入住宅，包围索饷。3时，复有自称市民请愿团公民大会，接踵围宅，将近千人，手执“改造政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呼喝之声，响震屋瓦。百般劝谕，均不见听，并推举代表军官二十余人，守索不退。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任何人都难以承受。黎元洪作为一国总统，一年前才被人连哄带骗地出山，竟是为了今天受此奇耻大辱，内心不免充满着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愤懑之情。黎元洪不断在报纸发表通电，把京中的情形，不厌其详地对外公布，希望能博得外界同情，尤其希望吴佩孚为他说句公道话。但他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

宪法起草委员、众议员刘楚湘，与吴景濂同属民宪同志会成员，在许多政策上，本应取一致立场。但他也看不下去了，跑去问吴景濂：“国会是国家法律主权机关。当兹政潮，危及国本，君领袖我辈，何不发一言，画一策?君纵不为黄陂（黎元洪）计，宁不为国家为国会计乎?”

吴景濂含糊其辞回答：“我不为黄陂帮忙，亦不为曹锟帮忙。”

刘楚湘直截了当地说：“君之此言，即为曹锟帮忙。然曹锟亦为君所误矣!”

吴面带愠色，二人不欢而散。刘楚湘喟然长叹：“是吴之误国，并误曹氏，实利令智昏，诚百喙莫辩也。”

北京政局混乱至此，曹锟、吴佩孚、国会都不说话，作壁上观，冯玉祥等人已决心不让总统体面下台，只要能使总统难堪的，无所不用其极。黎元洪本来就是天资悖悖、威仪不恪的长者，除了含垢下台，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6月13日，黎元洪签署了几道命令：准总理张绍曾免本职，外交、内务、陆军、司法、教育、交通、财政等各部总长，准免本兼各职，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着即一律裁撇，所属军队归陆军部直辖；申讨毁法乱政者。然后致函国会称：“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已于今日移津。”他将总统印信交给姨太太，收藏到法国医院，自己乘火车逃离北京，前往天津。当火车开动的一刹那，他几乎瘫软下来，一年来在北京的遭遇，就像一场醒不过来的梦魇。

这一年，政府究竟干了什么?国会究竟干了什么?可以说什么正事也没干，整天就在组阁、倒阁之间来回倒腾。仅内阁总理，就换过唐绍仪、王宠惠、汪大燮、张绍曾等人，各部总长更像走马灯一样，上场下场，转换不停。国会除了开没完没了的制宪会议、一心一意向国务院索要经费之外，也是别无所务。军阀们对国家作过什么贡献，就更不必提了。

不过，这一年政客、兵痞们的恶俗表演，也给了国人另一个启示——其实没有了总统、段有了总理、没有了总长、没有了议员、没有了大将军，太阳一样会每天升起，春夏秋冬一样会正常轮替，老百姓一样可以生活，这个国家也一样可以运转。或许，这也是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风行一时的原因之一。

黎元洪的火车刚到杨村站，就被军队截住了，直隶省长王承斌上车索取印信。火车开至天津新站时，火车头便被摘去，大批军警包围火车，逼黎元洪交印，不交不准离去。黎元洪痛斥：“王承斌以行政长官监禁元首，强索印玺，古今中外皆所罕闻。”

黎元洪坚持不交印，向王承斌表达了无比的激愤。他是堂堂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不应受此侮辱。在他的心底，也许还抱有一线微弱的希望，他忍辱以待，也许会唤起天下正义之士的同情，就像1917年的海军，高揭起护法旗帜，喊出“迎黎复职”的口号那样——可惜，他再也听不到那样的声音了。

当晚，黎元洪孤独地在闷热的车站室里，连明彻夜，无法合眼。窗外是明晃晃的枪刺，耳边是士兵巡逻的靴声，天亮以后还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想象。就是铁打的汉子，到了这时也会崩溃，何况是“泥菩萨”?黎元洪终于屈服了，就像当年向张勋屈服一样，凌晨4时，含着屈辱的泪水，通知北京的姨太太，把总统印信交出，换取回家的放行条。但王承斌最后还强迫他签署了向国会辞职、大总统职权交国务院摄行的命令，才放他下车。回到家中后，黎元洪窝了一肚子的火，愈想愈不甘心，又发通电称：“现在印被劫夺，所有北京发出之非法命令，概行无效。”

然而，这样一份通电，无论对黎元洪来说，还是对时局来说，都没有丝毫实际意义，不过是在历史上留一个记录；为自己这一幕演砸了的戏剧，补上一个似乎有点尊严的收场，告诉观众，下一幕要开始了。

一盘散沙的议员

6月13日，也就是黎元洪离京当天，曹锟给王怀庆、冯玉祥等人发了一电，嘱咐他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国会，“国会为国家法律根本所在，务望极力尊崇保护”。保护国会，是为了要顺利完成总统选举。

当天下午，吴景濂、王家襄约集了几十名议员，在众议院开谈话会，决定邀请军警当局到议院，负责维持京师治安和保护两院议员。第二天国会再开会，报告称黎元洪已从天津来电辞职。

吴宗慈首先发言。他说，现在总统辞了，内阁垮了，“时局纠纷，至今已极，合法机关，只有国会。两院同人不能不有正当表示”。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应定6月16日开两院会合会，解决黎大总统辞职事件，二、总统未举出以前，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三、俟秩序完全恢复后，即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继任大总统。“此时不宜多有议论，”他劝告大家，“须以快刀斩乱麻之手段行之。”

吴宗慈刚说完，反对派议员还没发言，吴景濂就想散会了，褚辅成一步抢上台去，指责这是一次政变，是军警流氓以暴力逼走总统，为维持国家纲纪计，应由国会提案查办。他的话还没说完，民宪同志会、新民社、全民社、石驸马大街三号、宣外二百号、壬戌俱乐部等支持曹锟选举的团体议员——张伯烈、吴莲炬、宋汝梅、景耀月、罗家衡等人——便群起鼓噪，打断他的发言。会场又一次出现互相叫嚣谩骂、齐呼“散会、散会”的场面，吴景濂匆匆宣布散会。

随后，吴景濂和王家襄、林长民、蓝公武、马骧、刘楚湘等议员，在总统休息室继续开会，商议举行“两院会合会”的细节。对于如何处理黎元洪辞职事，籍忠寅认为，不必由国会同意，代人受过，只需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同时国会议员于三个月内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办理，即无懈可击矣。

大家都说此法可行，但，是先制定宪法，再选举总统，抑或先选举，后制宪?这个早在袁世凯时代就讨论不休的问题，又被拿出来讨论了。宪法制了十年也没制出来，未来三个月内就能制出来吗?大家面面相觑。吴景濂说，国会一定要在三个月内把宪法弄出来，不能再拖了!

恢复制宪，接续1917年的宪法会议，而南方非常国会时期的议宪，则全部废弃。吴景濂一锤定音：“由7月算起至9月底，务将宪法全部三读完成，至双十节日上午公布宪法，下午选举总统。”散会以后，两院向议员发出通告，定于6月16日下午2时，开两院会合会，解决黎大总统辞职事件，希各议员惠临为盼。

其实，吴景濂并非对直系有特别好感，也不认为曹锟具有领导全国的能力，但他相信直系在战胜奉系以后，至少可以换来几年太平日子，让国会可以把宪法制定出来。这是他决定支持直系的重要原因。

当晚，吴景濂在济南春酒家摆了几桌酒菜，请大家赏脸，每位议员获赠500元重阳节的过节费，没到场的派人送上家门。本来大家领了钱，皆大欢喜，但席间忽然有人看见《京津晚报》刊登了黎元洪出京前发布的几道命令，原来内阁已被免职，不复存在，还怎么摄行总统职务?刘楚湘大惊说：“现内阁业已免职，黎未出京前，在职之时所发命令，不能不认为有效。今日诸公议定之提案，恐须另行研究。”此言一出，大家骇愕相顾，争相看报纸，然后不置一词而散。”

第二天，褚辅成率领二十几名议员，离京赴津。有些人是领了过节费做路费的，他们到津后入住日本租界，一概坚拒出席6月16日的两院会合会。

当时还有一股政治力量，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以孙文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孙文自与陈炯明决裂后，暂居上海，一方面积极与张作霖、段祺瑞合作，结成反直同盟，一方面在广东收买滇桂军队，向陈炯明发起反攻。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告下野。2月15日，孙文重返广州，取消总统称号，续行大元帅职权。奔走革命几十年，他终于有了一块自己做主的地盘，孙文更积极地推动与张作霖、段祺瑞的结盟。他委任谭延闽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发起驱逐赵恒惕的战争，为北伐扫清路障。

黎元洪出走后，孙文派刘成禺携函到北京，游说议员离京。这位黑旋风麻哥在西南非常国会时，还是参议员之一，但国会在北京恢复时，已没有他的名字了，时任孙文的大本营参议。孙文在函中给议员打气：

夫今日之所谓北京国会者，合法与否，尚属问题，再加以非法之行，其何以对天下?文与国会诸公，始终相共，务望劝告同人，各尽所能，力持正义，其有以兵力、金钱图窃国权者，当以去就相抵抗，文必为诸公后盾。

北京国民党议员通讯处王用宾、彭养光、焦易堂、王恒议员发出通告，劝告国民党议员：“亟应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汪精卫在上海设立议员招待所，刘成禺专程北上，欢迎议员，令人不禁想起1917年议员南下一幕。童杭时、焦易堂、王用宾、周震麟、吕志伊等475位议员联署，请孙文速复总统职，以正名位。真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为混沌的乱局，又添几分乱象。

6月15日，吴景濂召集民宪同志会的议员，商讨对策。有人指出，黎元洪的命令，未经《政府公报》公布，手续不全，不能认为有效。但也有人说，手续未全的原因，是张绍曾内阁在总统出走前已具呈全体辞职，等到总统出走后，又自行便宜复职，并通电摄行大总统职务，这本身已属违法，国会应对其提案弹劾，以声其罪。吴景濂神色凝重地表示：“对于目前政变，有一正当处理，以保国会名誉。否则不唯名誉莫保，即国会人数，悉亦从此瓦解，则宪法、总统俱无产出之望。”

刘楚湘议员提交了《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应由国会组织国政委员会摄行大总统职务并克期制成宪法选举大总统改组正式政府以谋统一案》，主张成立国政委员会，代替国务院的职务。国政委员会由9名委员组成，由两院议员总数五分之三之列席，用无记名投票选出，国政委员会执行职务以3个月为期，至次任大总统选出就职之日为止。

但吴景濂觉得，远水不救近火，凭空多出一个“国政委员会”，又要额外做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法律解释，不定又会生出无穷的纠纷，无异于作茧自缚。有人主张不出席第二天的会合会，以便从长计议，也有人说，还是要出席。

在同一个团体内，意见已如此纷乱，当时议员分成四五十个小团体，意气相投的人，成群集党，各自抱团护窝子。一本出版于1924年的小册子《民国政党史》写道，自从直系操纵中央政权以后，保、洛、津三派渐成鼎足之立，“议员亦遂应运而起，三五成群，各树一帜，以为骗取党费，幸获政权之具。朝成暮改，至无一定，甚有一人同时列名三数党者。吾人欲加明确判断，几至不能着笔”。英国的议会，恒由两大党领袖发言，其他议员围观起哄，但中国如果学英国，其他小党小派，早已墨砚横飞了。

当年宋教仁为了发挥国会对政府的监督与制衡作用，把许多小党组合成一个大党，如今大党却化整为零。这个趋势本身说明国会的监督制衡作用已归趋弱化，日渐沦为小团体利益之争。这本小册子分析：“小党林立如是之多，怪象百出，五花八门。吾知读者必已发生奇异感想，而日明达如诸议员，何如是不惮烦耶。不知曹锟积极进行贿选以后，分头派人示意议员多组新党，于是图包办贿选者更各树一帜，以应保、津两系之需要。政团遂逐月增加，由二十余团体，而三十余，而四十余。迄6月13日驱黎以后，10月5号选曹以前，数实超过五十。”作者由是感叹：

然而当时致此之由，厥为两大原因：一则稍露头角之议员，惧为二三政蠹所卖，特自为小组合，以拒绝其党魁包办一切，二则军阀收买政团，引起议员组党之竞争。既均存不为牛后之心，遂促成各树一帜之势，以致支离破碎，抟砂莫聚，开万国议会未有之先例焉。

6月16日下午，两院议员举行会合会，签到的议员有560人，但其中80多人签完名后，赖在休息室，无论怎么催请，就是不进会议厅。他们说，如果是开谈话会，我们就去，如果是开正式会，我们就不去。吴景濂无奈，只好改为开谈话会，派人把休息室的议员请进来，但七请八请，只进来少数，吴景濂又改口说开正式会。于是，大家又为本次会议不足议员半数，到底能否举行，争得不亦乐乎。然后有人质疑：解释总统任期、总统辞职问题，究竟是国会的职权，还是宪法会议或总统选举会的职权?

愈讨论疑问愈多，这样下去，从夏至讨论到立秋，也未必会有结果。马骧议员满头大汗，急不可待地上台说：“本席提议。自13日起，黎元洪所发命令概不生效。”当场有两百多人附议，通过。继而骆继汉议员又提议：“大总统既已离职出京，则国会主张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办理，是当然的办法，无反对余地，请主席付表决!”吴景濂随即请议员表决，在场472名议员，有354人起立赞成，亦通过。

然而，会合会的合法性，大受质疑，反对派议员纷纷离京，发表《离京宣言书》，宣布：“国会在北京此时政情之下，其机关已陷于被围状况，其信用已濒于破产地位。爰自6月15日起，相率陆续离京，别谋建树。凡当世所以诟病国会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何见教，无不虚承。”

当时集结在天津、上海两地的议员，号称有张继、汤漪，韩玉辰、章士钊、焦易堂、谢持、冯自由、马君武、吕复、徐兰墅、田桐、彭养光等数百人，据9月15日的统计，在津议员有503人，在沪议员有385人。其中不少是中国国民党、政学会、研究系、讨论会、民治社、匡庐、明社等团体的中坚分子。然亦有一些只是列名，实际上已脱离了议员身份，如邹鲁也在宣言上署了名，但当时他正在广州，准备就任广东财政厅长一职。而张继在家中丁忧，人不在上海，也不在天津。离京议员的川资和生活费用，全部由黎元洪、卢永祥、张作霖三方设法解决。

6月19日，在天津的议员都到了黎元洪的寓所开会。推举章士钊、吕志伊、田桐3人到上海联络，为黎元洪南下打前站。章太炎也赶到了天津，向黎元洪进了缓急二策：“急策，黎公先行，议员随至；缓策，议员先行，黎公随至。”他认为“黎公先行”是上策，但黎元洪却举棋不定。

褚辅成联合两百多名反对派议员，发表宣言书，列举了两院会合会的十大违法罪状，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遍查民国法规，都没有“两院会合会”这样的机构，但这次通告开两院会合会，俨然一种独立的机关，究竟是根据哪条法规?如果它不是一个独立机关，那它的决议有什么约束力?它凭什么宣布总统的命令无效?它自己没有印信，凭什么擅钤两院印信?由于它本身不是一个正式的合法机关，它的一切决议，也只能视作“私室谈心”，没有法律的约束力。离京议员“敬告”两院同人，“约以三事”：

一、彼毁法乱纪者，欲伪托法律正统之计画既不能售，则必出以非常之手段，冀我同人勿一误再误，再陷于非法。

二、同人等以北京首都之地，不能自由行使职权，故移沪集会。冀我同人联翩戾止，俾足宪法会议人数，以成未竟大业，勿再保留一部分在京，致负破坏宪法之罪。

三、国家分崩离析，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所持以未分裂而谋统一者，唯此国会耳，冀我同人勿再逞意气而分党见，使国会亦成一分裂对抗之局，愈陷国家于不可收拾之境。“

其实最早呈分崩离析之局的，正是国会。自从袁世凯解散国会之后，国会时存时亡，时而两个，时而三家，几乎没有统一过几天，而议员犹自称国会是国家统一的最后堡垒，岂不是笑话奇谈?

留京议员面对四面八方的抨击，也极感委屈，尝作不平之鸣：“环顾同人留京者，制宪费外，未尝多获分毫。事畜所资，车马所费，长安不易，几告在陈，狼狈情形，有目共睹……呜呼同人，力维大局，死守善道，若此犹被鬻身之诮，贻猪仔之讥，则天下真无是非公道可言矣!””

在6月20日的议员谈话会上，吴景濂也与大家“约以六事”：一、无论政潮形势如何，决不离京；二、绝不做法外举动；三、不受外界任何之压迫；四、宪法会议及总统选举，应双方并进；五、岁费与出席费，俱经国务会议通过，已有切实之保障，不致发生问题；六、制宪为国会唯一天职，所望同人努力合作，期于完成。

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的山东籍议员丁世峄，写了一封措辞诚恳的信给吴景濂，劝他设法纠正会合会的违法之举。丁世峄，出生于山东巨富之家，从政之余，醉心学问，书法尤佳，有“南吴（昌硕）北丁”之称。他在信中说：

弟等与兄患难相共有日矣，区区人格，区区顾全法纪之心，当为高明所久知。弟等素以此自矢，窃愿兄亦以此自励焉。破坏法律，以附和军警流氓之所为，纵一时依傍他人势力，人无如我何，独不顾天下万世之公论乎?辱在知交之末，敢附忠告之义。区区微忱，尚希谅察。如何设法纠正，幸以赐教，弟等窃所乐闻也。

然而，曾经说过。无论如何，誓不再作亡命之想”的吴景濂，这时已全副身心投入到总统大选的筹备工作中去了。

以刘楚湘领衔的132名离京议员，6月27日致函吴景濂，请其停开宪法会议。但吴景濂若无其事，依然每周三次宪法会议照开，直到因人数不足而流会为止。从他6月底给褚辅成等人的一封信，可以读到一种死心塌地、义无反顾的冷静。在信中，他以淡淡语气告诉离京的议员们：“刻下都中秩序如常，各方面对于国会均极尊重，宪法会议照常开会，毫无恐怖之虞，同人等尽可自由发表意思（见），行使职权。”言下之意，有你们在，地球会转；没你们在，地球一样会转。

第七章 强国会时代的终结 （1923.7—1925.6）

南迁上海

1923年6月23日，浙江军务督办卢永祥通电欢迎国会到上海制宪。但就在军人政客们一再表示欢迎国会南下的同时，上海总商会也召开会员临时大会，通过四项议决案：一，否认现在北京非法摄政内阁，不承认曹锟有候选总统资格，二，通电全国军民长官，维持地方秩序，加意保护外人，大局问题，听候人民解决-三，现在国会不能代表民意，不能认为有效；四，关于以上种种问题，组织一民治委员会，继续讨论进行方法。

6月30日，上海民治委员会成立，为这个混浊黑暗世界，带来最后一点微弱的韶光淑气。尽管他们不能阻挡国会到上海开会，不能从法律上推翻这个国会，但他们已经发出自己的声音了。正因为有民间社会的存在，才令人不致窒息而死。

离京议员推举参议员章士钊、吕志伊及众议员褚辅成、田桐，先行到上海筹备一切。租下上海县（上海县成立于1292年，1927年国民政府撤上海县建上海特别市）西城外斜桥湖北会馆做两院的议场。议员们陆续从天津汇集到上海。洎7月中旬，据褚辅成报告，在上海报到的议员实数317人，已领会费288人，在天津已决定赴上海的37人，东北三省已来的议员63人，只要从北京再多来100多议员，人数即可过半，可以合法开会了。

不过，到了上海的议员，有些人领到钱以后，又返回了北京，也有些各散东西，回老家的回老家，游山玩水的游山玩水，国会能否在上海正式开会，依然是未知之数。

7月14日，国会在上海湖北会馆举行。“移沪集会式”，200多名议员出席，章太炎也作为嘉宾出席了，由年纪最长的凌鸿寿老先生任主席。会议发表对内和对外宣言，宣布一俟议员人数足够法定，即开正式国会。“留京议员，陷于强暴，即有议案，不生法律效力。北京武人，如有假借政府名义，与各国订何项条约，磋商何种借款，吾国会概不承认”。

会议期间，突然有几十名民八议员，在凌钺率领下，闯到会场，高呼决不承认黎元洪为合法大总统，令会场一度混乱。刘楚湘急忙劝他们，这次同人南下。原为拆曹锟大选之台而来，而拆曹锟大选之台，当然以北京国会民六议员为主体。如果改为继续广州国会，则留京议员就有借口不来了。既然民六、民八议员在反对曹锟大选这件事上宗旨相同，何妨为国牺牲，勿争此席，致误国事。董昆瀛议员继而发言，称同人南下，恒为“讨贼戡乱”，无论民六、民八议员，都是“心在国家，当然合作”。

“心在国家”这种话，在这个场合听起来格外滑稽。民八议员焦易堂也说，南下是为“救国会、救议员人格”。“吾人开标在讨贼，民六能讨贼，吾人应从民六，民八能讨贼，则吾人应从民八。孰故生枝节障碍讨贼者，即为公敌。”但谁能讨贼?民六说自己能，民八也说自己能，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民八议员本来不承认黎元洪是合法的大总统，黎元洪被逐，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什么法律问题。但民八议员又是反对直系的，现在直系驱逐黎元洪，他们应该站在哪一边?让人左右为难。不过，由于北京与上海的议员人数势均力敌，要凑足法定开会人数，这批本来妾身未明的“游魂野鬼”反而成了奇货可居。他们也就凭着这种有利地形，在国会不断兴风作浪，挑起法统之争。而最后的解决办法，尤为奇特，竟然是民八议员每月公费照给，但不用列席会议，果应了“凡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一语矣。

刘楚湘在《癸亥政变纪略》一文中记述：

因此法统之争，迭与凌钺及民八分子协商，迁延未决，内部渐有破裂。而北京吴景濂等，亦以上海开民八国会为辞，煽阻欲南下之议员。而拜金议员亦唯利是图，仅到天津骗取旅费，复到沪赚取月费，踪迹飘忽，来往无定。

船已经快沉了，船上的人还在为谁该坐头等舱谁该坐二等舱，争得你死我活。尺土残卒，犹内讧不已，洵为可悲、可恨、可叹。表面上看，大家都很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和当年讨论善后大借款、讨论袁世凯违法时，没甚两样。但稍具历史眼光的人都已意识到，中国第一波的民主实验，千回百转，到了今时今日，已临近尾声。

汤漪指出，国会南迁后，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国会本身问题，二是制定宪法问题，三是总统问题。国会本身问题的提案包括“补选第三期常会延长任期案”、“延长众议院任期一年案”、“改选参议院议长案”；制宪问题的提案包括“中华民国宪法案及其实行附则”、“改正大总统选举法案”、“其他重要法案”；总统问题者，须解决总统任期，“应依民国二年国会议决先选总统后议宪法一案值手续行之”，则现任大总统应于1921年任满。这个问题若是得到解决，则“正本清源、名正言顺，而事无不成矣”。

其实，北京的国会也同样面临这三个问题，正因为无从解决，才发生分裂。国会南迁本身已是政争的结果，指望“南迁以后，完全有行使之自由，且与政争绝对无关，而其实现之可能性，但须诉诸同人自觉心而已足，既不必假金钱为媒介，亦无俟手武力之拥护”，实在是难乎其难。

这时的国会争论，已不再让人感到有新鲜的空气，不再看到有阳光的洒落，亦不复有熏风之和、夏雷之烈。每一个人的发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是那么弥漫阴暗，中气不足，就像在一所没有窗口的铁皮屋里，一伙疲惫不堪的人，在争论最后的晚餐吃什么一样。

章士钊在上海与卢永祥见面，讨论黎元洪南下的可行性。黎元洪之所以一直迟迟吾行，主要是担心卢永祥的态度，一定要等到卢永祥发表欢迎通电，才敢起程。但卢永祥向章士钊表明，不反对黎元洪南来，但不可以总统身份来，否则无法向盟友孙文解释，也无法向西南各省交代。

章太炎专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主意，他听到章士钊转达卢永祥的意见后，建议黎元洪可以不必具元首威仪，但要有元首名号，可以到上海，但不要去杭州。“黎公此时为负责之人，速行南下，则议员随者必多，所谓蚁慕羊肉也”。至于西南各省不接受亦无妨，总统命令但及于中央，不必及于各省，所以西南各省不必担心。而孙文方面。则约法中但有大总统统率海陆军，而无大总统是海陆军大元帅之说，大元帅本来就不是法定名称，与大将军、联军司令这些名称无异，故与大总统并无冲突。

这些话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根本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难道章太炎不清楚?其实大家都清楚，无非想重演一年前的那一幕，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不惜连哄带骗，先把黎元洪弄上船再说，至于上船以后怎么办，唯有走一步看一步。

黎元洪派了两名代表到上海，与章太炎、褚辅成、汪精卫等人见面，了解各方的态度。汪精卫代表孙文的立场，显然是不欢迎黎元洪南下的。章太炎苦口婆心，试图说服黎元洪：“卢（永祥）本老实军官，意中甚望公来，而心又畏中山派之反对，是以不能切实表示，此但当视其情，不当据其口也。中山派人在沪者，不过精卫与一二宵小，心虽不欲公来，而不能形之于事实。”

章太炎为黎元洪赴沪任总统积极奔走，图为1922年，被曹锟赶下台之前的大总统孳元洪授予章太炎的授勋令。

不过，孙文在南方有相当力量，在国会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加上孙文正与张作霖、段祺瑞结盟，也会影响奉、皖两系的取向。黎元洪能不视为畏途?7月26日，上海《申报》登载了一条消息：“黎黄陂中止南下。”章太炎勃然大怒，在写给政学系李根源的信中，口出狂言：

若黄陂能南下，政府能组织，则鄙人于中山亦当敷衍。若此计无望，吾今亦不论大局，祈顾南方根本，非设法打倒中山，不算好汉。彼对湖南举动（指孙文利用谭延闿驱逐赵恒惕之役），与曹锟亦岂有异，不除此人，则西南不安。

然而，这时江浙的形势，也日趋紧张，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支持皖、奉的卢永祥之间，水火不容，大战一触即发。黎元洪不敢到上海，更不敢到杭州。这时章太炎又出主意了，让黎元洪不如去东北，投靠张作霖：“目下死中求活，唯有密商奉张，迁政府于吉林长春等处，并将驻沪议员招致。”

章太炎多次提到“钱”的问题。他在8月15日给黎元洪代表的信中说：“兄到津后，务望乞得五千元至万元之数前来，略一飞洒，所费小而成功大。”在8月16日的信中又说，“得万金奔走，可以有效”。可见双方的角力，并非拼法律，乃拼金钱而已。口含天宪，不如口含万金。

9月11日，凉风乍起，溽暑渐收。黎元洪终于下了决心，在万众期待之下，乘日本轮船长府丸，从天津浮海南下，抵达吴淞口外。登岸后，即向记者发表讲话：“我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我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而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故不得不转而至沪。上海为舆论中心，政治策源地，故我来深欲征取各方意旨，并将心中所怀，报告于众，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决之道。”中黎元洪入住法国租界杜美路26号。当晚与章太炎、唐绍仪、李烈钧、岑春煊、褚辅成、章士钊、焦易堂等人见面，委托章太炎、章士钊、褚辅成三人，主持一切对外文稿。迄今事情按着章太炎的设计进行，形势似乎出现了一线转机。

但事实证明，黎元洪这回千思万虑，又上错船了。

当时江浙两省人民，为了阻止苏齐与浙卢开战，发起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宁、杭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他们的努力下，两省在8月19日达成《江浙和平公约》，相约“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战争危机，在爆发前的最后一刻，稍见缓和。黎元洪在这个时候到上海，诚为“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令当地民众大为恐慌，担心刚刚缓和的形势又会紧张起来，所以视黎元洪如烫手山芋，最好另谋他适，不要添乱。

9月13日，国会议员们在湖北会馆举行谈话会。本来黎元洪准备出席会议，报告自己南来的宗旨，但他还没到场，张继已先在会场上发难了，大吼大叫，震动屋宇，历效黎元洪的种种罪状，声明今后国会文电中，若再称黎为大总统者，绝对不能承认。他指着会场中的总统席，厉声说：“现在中华民国没有大总统，国会中所设大总统席，应当撤去!”

褚辅成一看这架势，情知不妙，赶紧派人通知黎元洪，不要到议场了，以免受辱。黎元洪本已出门，吓得掉头回家。事情闹成这样，许多人为黎元洪这位忠厚长者不值，自始至终，他都是各利益方手中的牵线木偶，“为打鬼借助钟馗”而已。至于他个人的生死荣辱，根本没人在乎。一直为此事奔走的章士钊，慨切独深，他写了《审同事论》一文，以抒心中所感：

昔惠子有言日：。往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其东走同，其所以东走者则异。故有同事者，不可不审也。”同事，在今之新流行语日“合作”。自北京政变以来，合作之声，鼋鸣而鳖应，盖已无处不闻。黄陂南下，合作似由空谈渐趋事实，不得谓非进步。然以三日间之情势推之，仿佛各方均有所不满，而又不能了然其所以不满者何在，或即了然而不肯明言。前此“合作、合作”云者，今则别以状词之而日“合作难、合作难”。惠子所称东走同异之喻，不幸谈言微中。

贿选与宪法

历史的聚光灯，终于落在了曹锟这位布贩子出身的天津人身上了。

曹锟出身寒微，性格戆直，就像孩子一样，看见别人有什么好玩具，他也想拥有。有一年他请京剧名伶梅兰芳到保定演戏，那时保定还没有汽车，曹锟坐马车迎接，讵料梅兰芳开着私人汽车来，同行的一个伶人也有自己的汽车，令曹锟艳羡不已。梅兰芳演完戏，与曹锟一揖而别，开着那辆汽车走了。但怎么也没想到，在梅兰芳走后，曹锟一口气买了四辆汽车，在保定街头开来开去。保定人从此见识什么是汽车了。这就是曹锟的性格，带有典型的草莽英雄的色彩。如果问他当总统有什么好，也许他答不出来，但既然袁世凯当了，黎元洪当了，冯国璋和徐世昌都当了，为什么他不能当一当呢?既然大家都说他可以当，那么弄一任总统当当，也是一件青史留名、光宗耀祖的事情。在他心目中，总统的诱惑力，也许与孩子眼里的玩具，没有太大的区别。

事实上，人们对曹锟的印象，都不太差，说他忠厚老实、待人诚恳。顾维钧曾为之困惑，“他（曹锟）一定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他形容曹锟恢弘大度，襟怀开朗。而众议员钟伯毅则这么评论：“曹锟虽非雄才大略，却知人善任，推诚相与，每能使部将效忠不二。故吴佩孚虽然明知曹锟并非可事之君，但仍生死以之。”

7月3日，国会的十名代表在保定光园拜访曹锟。光园在明代是大宁都司右卫署和断事司，清康熙年间直隶巡抚由正定迁到保定，巡道司狱署设于此。雍正年间改为按察使司狱署。现在是曹锟的公馆，因仰慕抗倭名将戚继光而改名为光园。议员们在光园的酒席上，向曹锟表明立场：国会是支持他当总统的。为了酬谢国会的盛情，曹锟也慨然表示，他对国会的主张不但赞成，而且还要做诸公的后盾。

国会代表带来了四点建议：第一，内乱的原因在于有法不循，今后必须用和平合法的手段维持时局，第二，维护国会作为全国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第三，制定宪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第四，召开南北和平会议。

曹锟表示，头三项建议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第四项虽然他认为可能性不大，但既然诸公提出来了，他照办不误。7月19日，曹锟果然致电孙文，呼吁实现和平统一。7月22日，曹锟再发通电，恳请参众两院早日制成宪法。他说：“国会为人民代表，人民为国家主体，所望有立法之责者，必求其可以共守，可以实行，以成为法治之国家。”似乎他对议员提出的几件事情，都做了公开的表态。

按照国会原定的日程表，10月10日是公布宪法和选举总统的日子，时间相当紧迫。南下的议员有三十多名已经陆续北返，这是个好兆头。8月24日，吴景濂在北京召集议员开谈话会，当场议定议员每出席一次会议，发银元百元，以确保有足够的人数开会。钱从国会的预备费中开支。

由于国会经费不足，本年度只发了三个月薪水，合计才九百余元，议员早就叫苦连天。连薪水都拖欠，却要求议员按时出席开会，未免不近情理。吴景濂罗掘俱穷，不得已从预备费中拿钱补贴，争取议员开会，情有可原。但触犯了院法对岁费发放办法及议员额外收入的规定，因此被离京议员抓住把柄，大肆攻击，上升到“行贿”的高度。8月27日，彭养光，韩玉辰议员以吴景濂利用谈话会改变岁费支给办法触犯刑律，且资金来源不明，向北京地方检察厅告发吴景濂等人。

曹锟的选举“经理人”是他的胞弟曹锐、内务总长高凌蔚，直隶省长王承斌、山东省长熊炳琦等人。9月2日晚上，熊炳琦邀请两院议长、副议长和全体议员到甘石桥114号俱乐部聚餐，这里已成为曹锟大选的总部。熊炳琦对议员们说：“总统的位置已经空了好几个月了，但凡法治国家的组织，行政与立法机关都负有同等的责任，每当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双方都应该通力合作。现在国家的命运，已到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请在座立法行政两机关的中坚分子握手一堂，开诚布公，共同研究一个维持时局的办法。”

维持时局，必须使立法机关有维持时局的机会。本届国会，自1913年成立，至今已十一年，虽然中问两度解散，又有安福国会等插曲，但即使补回这些时间，第一届国会亦已任期届满。一名议员说：“众议院议员任期快满，很快就不能行使职权，以前由各政团代表要求当局延长任期，当局开始还答应，后来却反悔了，不知是什么原因。”熊炳琦说，延长众议员任期，是一种法律案。究竟是应由政府提出，还是由议院自行解决，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

其实，大家都明白，要大选，必须有一部宪法，要宪法，必须先解决议员的任期问题。曹锟通过摄政内阁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高凌霨向吴景濂多次暗示，众议院可以自行解决任期问题，但附加条件是必须顺利通过宪法草案。

在9月7日众议院讨论延长任期案的常会上，草草通过了一条修正：“议员职务应俟下次选举完成，依法开会之前一日解除之。”也就是说，只要下一届国会没选出，本届国会就可以成为“万年国会”。这种自展任期的做法，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审查结束后，立即付诸表决，即日开三读会，咨达参议院。9月26日，是参议院常会的日子，他们临时变更议程，优先讨论众议院移付延长任期案。也是即日审查，即日开三读会，不加讨论便“原案可决”。立即咨达摄政内阁。

这种开快车立法的情形，在国会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议员任期算是解决了，但还是达不到法定人数。据议员揭发，9月10日开总统选举预备会，两次推迟开会时间，仍然不足法定人数，又再延长30分钟，直到下午3时，吴景濂含混其词地称有436人签到，已足法定人数，宣告成会。其实，有一些没出席的议员被冒签了。众议院秘书厅一位科员事后向吴景濂辞职，揭出当天预备会实际到会421人。

法定人数问题，让吴景濂大为头痛。他一再对议员们说，可以出席但不选曹。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完全没必要为了不选曹锟而离京。叶夏声议员也怂恿国民党议员出席选举，投孙文一票。他明知孙文不可能当选，无非是为选举会凑人头而已。

9月12日，开总统选举会，签到议员422人，距离法定人数，还差159人。又宣布延时开会，但左等右等，还是不足人数，许多人都不耐烦了，开始骂骂咧咧。会场内吵成一锅粥，最后一哄而散。

众议员钟伯毅也是直系极力拉拢的人物。据他说：“总统选举日期已近，推动选举之津、保各方人士益形焦急，竟出诸贿购选票之下策，每票五千元，至议员中之有影响力者如能多拉几票，则另有馈赠。”虽然钱不是马上给现金，而是先存入指定银行，开出支票，曹锟当选后才能兑现，如不能当选，则成废纸。但人人都知道曹锟当选已成定局，当时议员月薪为320元，还常常被欠薪，所以5000元的吸引力，相当之大。

钟伯毅说：“五千元之数就当时情形言为数不小，如再能拉拢数人，则所获津贴更丰。而其最高明之方法莫如任令国会议员自由出入北京。于是北京、上海两处领款者有之，赴津沪以后再潜返北京投票者有之，领贿款而未投票者有之，但此等仅为极少数分子，多数议员均入其彀中。”他感慨万端地说：“盖颠沛流离，饱尝困顿之余而仍能不变节操者诚难矣哉。”甚至号称进步，号称坚定的国民党议员，也纷纷受贿，“即以湘省议员言，40人中峻拒贿选者不及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拥曹策略之效果”。金钱魔力之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9月15日，褚辅成、汤漪等483位离京议员，联名通电，痛斥留京议员“似此行贿作弊，白昼公行，情真罪确，此而可忍，不特廉耻道丧，实人心全死，国何以立”。丁世峄不愿同流合污，愤然辞职，携家眷回归故里，他写了一副对联贴于门上：“四十岁已无闻，到此日况将半百，五千元真可惜，从今后不值一文。”贿选告成后，他被直方逮捕入狱，至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才重获自由。

选举买票，历届都有，但一年比一年严重。以前因为政治风气还较清明，人们对自由、民主、公平、公正这些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抱有冀望，即使有越轨违法行为，也都归咎于制度初创，人们不了解法律，不熟悉程序，以为假以时日，会慢慢好转，但事实却把人们的善良愿望彻底粉碎了。政治沦落到如此地步，行贿买票居然成为普遍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

揆诸事实，这是大家一手造成的。每一个政客、议员。人不分党派，地不分南北，无不是扛着锄头、铁锹而来，亲手参与拆毁代议政制大厦的工程，他们是领了牌照的拆迂队。国会堕落的速度，以研究系失势为转折，梁启超退出政治，汤化龙遇刺身亡后，便如汽车空挡下坡，愈行愈快，不可遏止了。

当议员们以国会的名义违法，搞什么非常国会、什么安福国会、什么民六民八之争，自我释法，自我授权时，当他们以议员的名义分裂国会，动辄互殴，动辄流会，动辄离京，你不承认我，我不承认你时，祸根已经埋下。所以褚辅成、汤漪等议员义正词严地谴责贿选时，应该先扇自己几个耳光，国会烂到今天这田地，你们逃得了干系吗?

10月1日，开始向议员发放支票。这些支票成了“贿选”的铁证。浙江籍众议员邵瑞彭在领取支票后，印成照片，于10月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把高凌蔚、吴景濂等人同列为被告，请其实行侦察起诉，并通电全国，揭发此事经过。钟伯毅说：“邵君工诗文，勤读书，稍有书生之迂腐，然守正不阿，后在河南大学执教。”其通电确实是一篇骈四俪六的好文章，刊载报纸，传诵一时。文曰：

十载以还，蒿目世变，以为宪典未立，拨乱无方。曩岁恢复国会之役，蒙犯艰难，奔骤夙夜。方冀大法早悬，私愿已足。未敢贪婪竞进，为我邦家羞。暨乎六月十三，政变又作。瑞彭虽切覆巢之忧，犹殷补牢之望。不图构难之人，志在窃位，佥壬鼓煽，思欲重贿议员，使选举曹锟为总统。初疑报纸谰言，未足凭信，乃本月一日宵分，竟有授瑞彭以五千元支票之事。窃谓政变之应如何处置，曹锟之宜为总统与否，皆当别论，若夫选举行贿，国有常刑，不为举发，何所逃罪?特向京师地方检察厅依法告发。又恐京师受制强暴，法律已无效验，用是附告发状原文，布告天下，以求公判。

不过，国会一半议员跑去上海，都不能阻止选举，区区一纸诉状，除了作坊间谈资外，自然没有任何作用。检察厅回应，该支票并不能证明与选举有关，签发人不是吴景濂，也不是高凌蔚，怎能无端列其为被告?于是不予立案侦查。

10月4日，众议员延长任期案由内阁公布了。为了表示国会言而有信，当天宪法会议二读通过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宪法。国会通告翌日（10月5日）进行大选。当晚甘石桥选举总部，灯火通明，车水马龙，据记者统计，至午夜时分，总部门外停了六百多辆汽车，总部内五个大厅，人头攒动，几无立锥之地。

10月5日，太阳刚升起，警察便挨家挨户督促商铺悬挂国旗庆祝。宣武门内外，军警林立，象坊桥国会会场一带，更是戒备森严，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来往巡逻，断绝交通，还有数不清的便衣密探，在街头巷尾监视。在议会旁听席上，亦坐满密探，有男有女。众议院门前架起几个帐篷，作为军警的休息室。从上午11时开始，顾维钧等一班内阁阁员和王承斌、王怀庆等军警长官便聚集在众议院西侧的大中公寓，等侯消息，每隔几分钟和众议院通一次电话。

吴景濂担任选举主席。至11时30分，签到仅四百余人，未及法定人数，便派议员外出寻找。记者描述：“大选派中坚议员出入频繁，但见其驱车而出，未几即挟一议员而归，亦可谓卖尽气力矣。”据传，当时在北京而又坚决不出席投票的议员，只有3人：王家襄、刘以芬、黄元操。但也有人说，王正廷、张我华、符鼎升等议员，也没有出席，还有一些没有出席，却被人冒签了名的。下午1时20分，两院议员总算达到593人，已足法定人数，当即投票。总票数590张，曹锟得票480张，依《大总统选举法》，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议场掌声如雷。大中公寓里的衮衮诸公，也总算长舒了一口气。

曹锟贿选，廉耻道尽，举国哗然。议员受到舆论的猛烈抨击，被人讥为“猪仔议员”。罗文干在狱中著书说：“民国十二年国会之成绩，捣乱卖票敲竹杠而已。宪法未议成也，富国利民之议案未闻也，吾民无如之何也，彼尚无耻，目号于众日：吾代表民意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日强奸民意。”

有人统计，当时在上海拒绝到京投票的议员，有150余人，滞留天津的有30余人，在奉天的有40余人，返回乡下的有30余人，留在京而未出席的有若干人（有说仅3人，亦有说30余人），沦为“猪仔”的有590人。10月15日，移沪国会秘书厅公布了贿选投票名单，宣布移沪议员将“追随全国人民之后，明正贿选之罪，一致声讨”。

留京参与投票的议员中，亦不乏革命元老、文人雅士，江苏籍众议员高旭，在反清革命年代是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南社的三位发起人之一，在读书人中颇有雅望，这次也失了足，令南社朋侪痛心疾首，柳亚子驰电责问：“骇闻被卖，请从此割绝，二十载旧交，哭君无泪，可奈何!”南社在曹锟入京就职后，即宣布成立新南社，驱逐参与贿选的社员。高旭愧悔无比，终日狂饮烂醉，郁郁而终，年仅49岁。

出身寒微、性子憨直的曹锟，本为民国初年直系军阀的首领，1923年靠贿选而被选举为第三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国会议员因此被人骂作“猪仔议员”，国会名存实亡。

山东籍众议员刘冠三，当年袁世凯逮捕国民党人时，他以自己的儿子换回被捕的党人商震，被誉为铁骨铮铮的当代侠士。如今竟然也参与贿选，许多革命党人对他落水都感觉不可思议。有人猜测，刘冠三留京期间，资助了不少优秀学士出国留学，他自己因病缠身，无力奔波各地，打算长住北京，培养新生才俊，与孙文南北呼应，所以没有随南下议员赴沪。后人惋叹：“惜国父早逝，此一突兀事件，已成历史之谜。”似乎暗示刘参与贿选与孙文有关。贿选两年后，刘冠三也在北京去世。

坊间流传一个笑话。有一位议员，家门口悬一“文献世家”的大匾，他参与贿选后，大匾被乡人用纸糊住了前后两字，成了“献世”，见者无不掩嘴而笑。议员把纸扯去，但第二天又被人糊了“家”字和“文”字上的一点，成了“又献世”。他再把纸扯去，第三天又被人糊了“文”字和“家”字上的一点，成了“献世冢”。可见贿选恶名，已丑声远播，深入民心，成为不可清洗的污迹了。

其实历届选举，或多或少，都有买票。曹锟这次虽然出了大钱，但也不是全部钱都是行贿的，有些是属于资助国会的正常开支，经过舆论大轰大嗡的扒粪，统统被归到行贿之列了。议员和官员没有料到，这次的反响会如此强烈，事后都纷纷撇清与贿选的关系。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我和内阁某些成员都不知道其中进行了什么交易，而且我们也没有参与其事。我以为曹锟真的是根据民意当选，谁也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他的选票是买来的。””当时大小报纸连篇累牍地揭露，连在天桥底撂地儿的都知道，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位风度翩翩、十分西化的“绅士”型外交家，说起假话来，也一样不眨眼。

曹锟就职前夕，10月8日，宪法全文通过三读，讨论了十年的宪法，久孕不产，这次在七天之内，竟开足马力，连闯三次宪法会议，顺利诞下，时人惊叹“进行之速，俨若有神，岂彼议员等前后之不相若有如是耶”。

10月10日上午，众议院门前，搭起了巨型花牌，用电灯装饰“庆祝宪法成立”几个大字。象坊桥一带，火树银花，大放光华，用黄绢抄写的宪法全文，高揭于众议院门墙之上，四周饰以电灯花球。议员每人获赠红皮宪法印本一册、宪法成立纪念章一枚。这个纪念章也不便宜，每枚值洋120元，其实早已制好，收藏在财政部，曾经被政府抵押给银行贷款，直到宪法公布前一晚，才匆匆赎回，送交国会。

后来出版的《中国宪政史话》一书，作者文情并茂，对议员心态的分析，刻画生动，公允持平：

这次宪法完成的“顺利”和“特别快车”，并不见得是利诱和威迫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有几种分析：第一是有颇多议员鉴于十二年来，因为宪法的迟迟难产，竟使野心家们，居间操纵玩弄，忽尔称帝，忽尔复辟，又忽尔总统，忽尔内阁，致时时发生政变，国本国基非常脆弱危险，不如早早使宪法产生，使国制有其大法，国是有所依归。第二种心情是有一般议员倦鸟思寝，认为一直辩论下去，不知何年何月是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弄出一本宪法来算了，至于是利国或是害国，随他去罢!另一种议员们，接受了贿赂，投出了大总统的选票，挨骂倒是小事，自愧真难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愿意在议宪方面，表现一手，通过一部宪法，供献供献，聊以解嘲，希以立功?盼能文过?

中国开天辟地第一部宪法，基本以天坛宪草为蓝本，经过多年深耕易耨，逐步完善，就文本内容而言，可以说是最好的一部了。可惜冯唐易老，甫出世已成明日黄花，被舆论冠以“贿选宪法”的恶名。缘因宪法的通过是在贿选之后，议员受贿选举，已触犯法律，丧失议员资格，应接受法律制裁。由这些犯法的议员通过的宪法，当然无效。有人很形象地打了个比喻：“娼妇不能产合法之婴儿。”

假如宪法在1913年制成，宋教仁不死，没有“二次革命”的发生，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但历史并无“如果”一说，一步错，便步步错，等到再回头时，已是百年身。

尔曹身与名俱灭

宪法公布当日，是大总统就职日。反对的电文，从全国各地，如千万条雨线射来。10月10日，孙文在广州发表宣言反对曹锟贿选，发出“讨曹令”，10月12日，卢永祥通电不承认曹锟为总统，停止与北洋政府的公文往来；张作霖亦通电否认贿选，11月1日，云南省长唐继尧宣称否认贿选。

11月8日，对前途已完全绝望的黎元洪，赴日本休养，从此不问国内政治。临行前在上海邀请几十位社会名流，章太炎、章士钊皆为座上客。黎元洪与大家一一话别，万感并生，都在离人愁耳。章士钊感叹：“比来不含机心之集会如斯宴者，盖甚罕也。””

就在黎元洪离开上海前后，全国从双十节国庆日开始，已呈风起云涌之状。各省联席会议、全国学生总会、各省区同乡会、三十五路商联会、劳工同盟会、民生协济会等团体，纷纷通电声讨，否认选举结果。10月10日，上海各团体在沪杭线上海南站前举行国民讨曹大会，人潮汹涌，怒涛澎湃，满目都是旗帜、横幅，有写“吁请军使出师讨逆”，有写“国民一致坚决请各省军民长官出师讨曹”。会后，各团体游行向上海护军使署请愿，沿街向市民散发传单。传单日：

下半旗，讨曹锟，

诛猪仔，惩政客。

打倒万恶军阀，

否认延期国会。

守法之士，国家正气。

正气不灭，民国不死。

上海工商学各界也纷纷举行大会，议决把“猪仔议员”的财产一律抄没，并开除省籍。有市民发起“铸造像除奸会”，要把“猪仔议员”一一铸成铁像，受万古唾骂。抗议潮蔓延至浙江、安徽各省市。各地都有集会和游行，示威者扛着纸扎的猪像，挥舞着写有“讨曹锟，争回同胞人格”、“誓杀曹锟”、“五千元代价之猪仔”等字样的小旗，口号声响彻南北。

杭州，10月10日，大风乘黄尘，日色如青玉。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迎着漫天沙尘前进。示威学生冲击浙籍贿选议员张复元的住宅，最初只是包围呐喊，后来有学生翻墙入院，打开大门。示威学生一拥而入，把窗门、玻璃、篱笆、板壁悉数拆毁。

皖籍议员吕祖翼、彭昌福也曾参与贿选，他们也成了民众的抗议目标。双十节那日，芜湖有数千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队伍最前面是两条白布大横幅，上书“凡承认中华民国者就不承认曹锟为总统”、“不承认曹锟做大总统”等字样，乐队奏着哀乐，从铁路埂出发，进入东门后即分成两路，一路学生前往官沟沿，抄众议员彭昌福住宅；另一路学生直奔鱼市街，抄众议员吕祖翼住宅。

学生们闯进彭、吕住宅后，挥舞木棍，一轮横扫，把所有家私、器具、门窗砸得粉碎，又在彭宅门墙上涂上标语：“猪仔议员的巢窟。”他们还从彭宅搜出一只装满钞票的箱子，搬到院子里当众烧毁。芜湖学生又乘船前往安庆，准备捣毁张伯衍、何雯两位贿选议员的住宅。

省城保安队和警察如临大敌，对张、何二人住宅严密保护。学生们包围了省议会，把前来劝说的前省长李兆珍轰跑了，省长吕调元的办公桌也被学生掀翻。10月22日上午，安庆学生举行大游行，七千多市民、学生冲破警方防线，包围张伯衍住宅，在墙上贴满了白纸标语，上面龙飞凤舞，大书“大家注意，此是猪窝”、“好一个猪窝在此”等字样。经反复擂门撞墙，飞砖掷瓦，卒把张宅院墙击穿一个大洞，大批学生冲入住宅，捣毁一空。

记者描述当时的情形：“未几而玻璃瓷器破碎声、门窗倒塌声、木器碎裂声、抛物落水声（厅后有池塘一个）、妇女哭泣声，杂然而起。保安队警察来者益众，把守洞口门首，亦有数名入内者。又未几而桌凳之脚、门窗之板、破箱之底盖、撕破之被絮衣服，及书画镜框等，自后门洞口抛掷飞舞而出，最后则张氏母之灵牌，亦被毁坏。”“第二天，当地《民治报》批评学生过于暴力，学生们又包围《民治报》，把报馆砸烂。

曹锟乃下令苏浙皖巡阅使齐燮元和安徽省政府，将安徽省教育厅长江彤侯撤职，并下令通缉带头冲击议员住宅的学生领袖。一批安徽学生避居上海，组织“安徽流亡学生反对贿选团”，发行《黎明周刊》，继续鼓吹反抗。

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榜样力量，开始显现后劲了。而这种暴烈行动，表面矛头指向“猪仔议员”，实际指向了整个国会，指向了代议政制。“猪仔议员”这个恶谥，对国会的伤害至深，以致人们一说国会，就联想起“猪仔议员”，名其为贼，贼乃可克，呜呼噫嘻!洗澡盆里的婴儿，就这样，连同脏水一起被泼出去了。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小孩，摔落在地时那一声闷响，至今还在历史的深谷中回荡，令人惊心动魄。

政坛早有耳语相传，吴景濂积极推动大选，是为了自己当内阁总理。选举刚结束，报纸上就发表了旅沪十六省区统一促进会为推举吴景濂组阁致曹锟的电文，令传闻变得十分可信。10月30日，曹锟为筹组内阁，物色阁揆，却不选吴景濂，而属意于高凌蔚，10月12日派高代理内阁总理。一些议员直斥这是过河拆桥，吴景濂扬言，国会一定通不过任命。

但国会内也有一部分议员，早已看不惯吴景濂把持大局，于是以议长任期为题发难。当初众议院议员的任期延长，没有具体涉及议长任期。于是有人说，议员任期延长，绝不包含议长任期，议员任期与议长任期，是两个概念，吴景濂的任期应于10月10日届满。另一派的意见认为，议长任期，应与议员任期一致。两派又吵了起来。

11月5日，吴景濂到国会开会，刚上台就被反对派议员一拥而上扯下台来，拳脚交加，双方互相扭打，议会内再次墨盒横飞。反吴派议员蒲伯英、胡源汇、耿兆栋、钱崇恺等，联名提出《请本院同人定期开会推举临时主席意见书》，语重心长地称吴景濂为。前议长”：

本会临时会开会数日矣，而议事不能进行，其重要原因，殆不出议长问题之外。其此事非吴前议长应否解职之问题，乃吾同人全体承认宪法与否之问题。如其不承认宪法也，则吴前议长可以解职，亦可以不解职，但视其疏通活动之能力为之可耳。如其不能，则宪法上毫无疑义之条文，固不容吴前议长牵强附会以自便。而吾同人尤勿能爱憎扬抑于其间，但将此神圣庄严之宪法条文诵绎一遍，自足以断此纠纷。”

读着这些满纸“神圣庄严之宪法条文”的文章，很难想象，这些人在会场上，掷墨盒、施拳脚，都是近身肉搏的高手。

众议院内的内讧，闹到司法机关。两派议员各自向地检厅起诉对方，吴景濂方面，由刘冠三领头，反吴派方面，由王枢领头。地检厅奉内政部之命“秉公办理”，发出28张拘票，其中议员21张，众议院职员3张，警官2张，其他官员2张。根据宪法规定，拘押议员，须经议会同意盖章，但议院秘书厅一口回绝。

议员们见引用宪法逼不走吴景濂，向地检厅起诉，又不能把他关进牢里，便改用当初军人对待黎元洪的一招：索饷。皇帝不差饿兵。11月底，吴景濂收到一批议员给他的信：

莲伯议长大鉴启者，同人等聚处京门，生活甚难，端阳节关，仅发现洋百四十元，迄今又经月余，杳无消息，同人等现状，苦难维持，急迫万分，请问阁下究竟有维持本会之能力否?如自揣才不足以济时，智不足以应变，请明白宣示，同人各回本籍，别谋生业，以免流离京市，形同饿莩，贻羞国会，腾笑友邦也。否则辞职让贤，勿尸首席，亦无不可，唯执事图之。此颂议祺。众议院同人公启”

逼宫已形成内外相迫、两面夹击的态势，在外，内阁停发国会经费。在内，议员不断腾拿捣乱。吴景濂左支右绌，疲于应付。逼宫的议员，最拿手的战术就是文武车轮战。文战，和你谈法律，谈不成就谈金钱，再不成就流会；武战，就是桌椅板凳、墨盒臭鞋、武当少林一起上阵了。

12月18日，国会开会讨论金佛郎案。政府方面，急于通过该案，一部分议员亦鼓噪不休，而吴景濂认为该案令中国损失太大，坚决反对，他说：“国会一日存立，则金佛郎案一日不能承认。”他把推动该案的人怒斥为“政府狗”和“卖国党”。

双方在议场再次爆发殴斗。据吴景濂描述：“高凌蔚等所组织之宪政党出而阻止，双方发生冲突，该党议员黄翼等，各摘（掷）墨盒，由议席向议长席抛击，纷如雨下，最后击伤本席额角太阳穴，血流如注，众始释手。”

吴景濂下令警卫关上议院大门，不让行凶议员黄翼逃逸，而他则不顾血染衣襟，忍痛站立台上，坚持诵读反对金佛郎案的通电文稿。会后，黄翼被押至地检厅，等候起诉。但地检厅认为黄是议员身份，不便拘押，予以交保释出。

黄攻素议员写信慰问吴景濂，同时提了一个很可笑的建议：“院内屡次飞掷墨盒，意气用事，人人自危，请将议席所有墨盒尽行撤去，易以铅笔硬纸。”堂堂一国议会，为了避免互殴伤人而要收藏墨盒，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即使改用铅笔，当短兵相接时，戳眼刺喉，一样可作匕首之用，何安全之有。

反吴派议员认为，每逢议院打架，警卫都有偏帮吴景濂之嫌，遂向内务总长高凌蔚提出，请警察厅派人替换议院警卫。12月20日，大批警察奉命到国会接管保安，而原来的警卫拒绝撤出，双方又起冲突，原警卫队被警察缴械，队长当场被捕。吴景濂向大总统抗议：查现在国会既未依法解散，何得由内务部越权干涉，至该部派来武装警察，擅行占据议院，尤属不可思议。”但这份电报在北京被扣，发不出去，只能以快邮代电，改送天津发出。

事已至此，沦为一出闹剧。12月21日，冬至前两天，北京严寒，三海冰封，狐听之声，杀机暗藏。吴景濂在小麻线胡同里，坐立不安，窗外风声愈紧，他内心愈是忐忑。他与一班同人在家中开会。大家异口同声说：“政府既下如此强辣手段，我方非谋最后办法，则同人已无在京立足之余地了。”

吴景濂终于下定决心，携带众议院印信，逃去天津。为了掩人耳目，当天发出几千张请柬，称翌午在忠信堂大宴朋侪。入夜以后，吴景濂由几位议员、警卫陪同，在沉沉夜色掩护下，分乘三辆汽车出齐化门，由通州直奔天津。天寒地冻，在车上冷得手脚僵硬。到天津后发表通电，称“本院职务在北京不能行使，本席行动亦失自由，此后众议院一切活动皆属非法，本席概不承认”。

吴景濂不承认众议院的一切活动，众议院也不承认他的一切活动。吴景濂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章士钊曾经笔削褒贬，对吴景濂作如是分析：

士大夫行己之不可以苟也。景濂以殉国殉宪，号称于世，以迹证之，未尽虚妄，而以其平日恶行暴著，人不之齿，纵有美德，亦不与成，黎丘之鬼是也。黎丘之鬼，效人之蛭以欺其伯，一旦真蛭遇难而伯不救，蛭遂死矣。景濂囊括议士，稗贩南北，雠友靡常，法律在口，屡为黎丘之鬼以诳当世。今有一长足取，在他人宜可轰动天下使为己助者，而天下之情不与，语称立身一败，万事瓦裂，征之景濂，一何可伤。”

1924年1月9日，众议院通过孙宝琦任内阁总理。然众议院的印信，被吴景濂卷走，咨文无法盖印。众议院派人到天津，请吴交出印信。吴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视印信为最后护符，岂肯轻易交出，遂以“现在院警被内务部非法撤换，院内秩序无从维持，且秘书长及职员多被监控，行动已不自由”为理由，拒绝交印。经过一再劝说，他才同意在六份空白咨文上盖上众议院印信，让来者带回北京。

当盖了印的空白咨文出现时，国会存在的最后价值，其实都已归零了。

议院没有了印信，连向政府要钱都没法盖章了。为了解决这一困局，1月10日，众议院开会，成立临时行政委员会，启用众议院临时行政委员会印信。从行政委员会历次会议的议题来看，欠费、欠薪，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可见国会已河涸海干，陷入财政危机，一股穷途末路、恓恓惶惶的气氛，弥漫上下：

1月10日：推定毕维垣、王绍鏊、王迪成、葛庄、谢国钦、高登鲤向财政部领款。

1月24日：本院经费仍由原推定之代表再向政府交涉。

1月28日：推定王敬芳、蒋宗周、葛庄向政府催款。

1月30日：阴历年关秘书厅职员薪俸准予在厅费余款项下借支若干。

1月31日：一、议决下次本院开会仍发出席证，以便为将来支给岁费之标准，但不发支付证。二、公推李燮阳、王敬芳、蒋宗周、葛庄四君向政府催阴历年关经费。

2月2日：秘书厅职员，九月以后到差者，准借支五成薪俸。

2月3日：议决本院秘书厅经费，除警卫夫役照全月发给外，余均按五成五支给。

2月11日：决定秘书厅十二年七月份经费及八月份未领之岁费，推举代表，备具公文，向政府催索。”

国会除了向政府追讨欠费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总统也选了，宪法也制了，墨盒也扔光了，议员也分裂了，议长也跑掉了。太阳要下山了，夜幕要降临了，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等到天穹收起最后一线光明时，大地唯有在黑暗中哭泣。

最后的一幕

1924年9月，江浙爆发了战事，在直系支持下，齐燮元的江苏军队，首先向浙江进攻，卢永祥率浙军起而应战。至9月底，浙军战败，卢永祥下野。但这时张作霖的奉军却以援助卢永祥、讨伐贿选为名，大举入关。第二场直奉大战，一触即发。

9月15日，奉军展开全线进攻。9月18日，吴佩孚在北京“四照堂”召开直系军事会议，策划守战，号令四方。吴佩孚出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冯玉祥任第三路总司令，吴佩孚亲赴秦皇岛督战。10月19日，冯玉祥接奉总部命令，率领西北军迅速增赴前线。但冯玉祥对吴佩孚早有二心，在途中突然宣布倒戈，杀回北京，囚禁了曹锟，推举段祺瑞为大元帅，复逼前清逊帝迁出紫禁城，造成震惊全国的“甲子之变”。

才当了一年总统的曹锟，在西北军的威逼之下，宣布辞职，他的弟弟曹锐吞鸦片自杀。早知今日，当初何必千方百计要当总统?由于后院起火，前线直军无心恋战，奉军乘势占领滦州，抄了直军后路，而山东又宣布中立，切断了津浦铁路，拒绝吴佩孚假道。山海关、秦皇岛的直军不战而溃，纷纷坐船浮海南逃，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吴佩孚半生英名，因冯玉祥的倒戈，一朝丧尽。

北京政变发生后，形势峰回路转，瞬息万变。10月25日，全体政变领袖在北苑召开第一次会议。冯玉祥作为国民军总司令向会议提出：“请孙文北上主持大局，目前中国政治纷乱，非有一老成持重，信实不欺的真君子出面收拾残局不可。”此人非孙文莫属。但在孙文北上之前，由段祺瑞主持大局。随后，苏、皖、赣、浙、闽、湘、鄂、川、陕、豫各省都来电拥戴段祺瑞出山。

10月27日，褚辅成、田桐等国会议员，忽然在一片混沌之中，看到了重振国会旗鼓的一线希望，遂在上海发出通电，提出对贿选议员应予惩处。另有一批议员也在天津集会，由焦易堂提出“淘汰贿选分子，维持国会”的主张。11月中旬，沪，津两地议员，在天津会合，设立“反对贿选议员办事处”作为联络机关，呼吁各地的护法议员，放下手头杂务，摒弃以往成见，迅速到北京集中。

沉寂已久的国会舞台，又闻急切的开场锣声，但这时谁还对这些角色感兴趣呢?戏总要有人去演，但谁会真正想看呢?谁对它有真诚的期待?一个人不喜欢你，可以说这个人有眼无珠，十个人不喜欢你、一百个人不喜欢你，可以说他们是党同伐异，但全国上下都不喜欢你，还能怪谁呢?

11月21日，段祺瑞到了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这是一个全国最高权力机关，集总统、内阁、国会于一身，对外代表国家，对内总揽军民政务，不再另设监督机关，被史家称为“组织之单纯，权力之集中，为民国以来所仅见的制度”。

临行时，段祺瑞在天津发表“就临时执政通电”，宣称“法统已坏，无可因袭。唯穷斯变，更始为宜”。他提出要召开两个会议：一个是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另一个是国民代表会议，援美国费府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以三个月内召集，其集议会章，在善后会议议定后即行公布。所谓“费府会议”，指1787年美国十三州的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制定联邦宪法一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段祺瑞要走美国的道路，因为费城会议明确提出了联邦制的概念，而段祺瑞需要中国的“费府会议”，是制定一部中央集权的宪法。

章士钊在执政府中担任司法总长，他在替段祺瑞向记者解释政策时，已明确表明不会附会法统。他说：“至于临时执政府，乃革命的，与法统无关。而段氏之所以不组织所谓‘革命政府’，一则因不欲自居一手造成革命事业者，二则因此种政府为暂时过渡之性质，与其多事纷更，实无宁因陋就简，留待未来两种会议之解决，并非有附会法统之意存于其间。”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对于还想坚守代议政制的国会议员来说，舞台的灯已熄灭。

当晚，与段祺瑞关系密切的官员曾毓隽（安福议员，曾任段祺瑞的秘书长）、梁鸿志（执政府秘书长）在新丰楼设宴招待林长民、刘以芬等拒贿议员。大家七嘴八舌，痛骂投票议员，有人主张严惩，刘以芬叹息说：“受贿投票，法固宜惩，然尚有受贿而不投票者，将何以处之?若同一受贿，所差者只在投票与否，而一惩一奖，岂得谓平?”一时间大家都面面相觑，举座默然。

确然，在一个大黑泥潭里，能长出几朵莲花?

11月22日，127名议员在北京太平饭店开会，成立“国会非常会议”，以“国会反对贿选议员二百七十九人”的名义，发表宣言：

当此民意机关绝续之交，同人自觉代表国民之职责益为重大，特于本日在北京成立国会非常会议，其存大法于一缕，共策国事之进行。俟政制完成，民意有托，同人即解除责任，以谢国人。会后，非常会议委派王家襄、童杭时等六位议员为代表，拜访段祺瑞，征求他的意见。但段祺瑞避而不见，让人传话：他对国会非常会议没有成见，然须考虑协商后，才能与代表们见面答复。

随着张作霖也进了北京，形势顿然改变，冯玉祥很快被段、张踢出了局，倒戈者往往被人瞧不起，出卖吴佩孚的结果，是替他人作了嫁衣裳。11月25日，段祺瑞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第二天，王家襄等人见段祺瑞还没有下文，又去拜访。段祺瑞派梁鸿志出来接见，反过来问议员有什么想法。王家襄向梁保证，非常会议纯属过渡性的民意代表机关，但求草定国民会议的组织法，提出一种宪法草案于国民会议而止。非常会议也绝不会向政府提出弹劾案和质问案，请转达执政放心。

尽管议员把身段放得很低，但段祺瑞实在讨厌“非常会议”这个名称，也许令他想起1917年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唤起许多不愉快的记忆。他建议由拒贿议员组织一个国宪起草委员会，重制宪法，停止非常会议。而议员们却认为非常会议已经成立，且对外公布了，突然改换名称，太过儿戏。而且国会不能行使职权，宪法起草委员会只能由政府任命，将来宪法出来，还是贻人“钦定宪法”的不良印象。

国会已如燕巢危幕，个别议员还想保持其独立地位。吕复等19位议员联名提议，不需政府任命，由拒贿议员自行组织国宪起草委员会。但经过大家讨论，均认为在目前环境下，根本行不通，只好作罢。

随着1924年冬天的来临，国会落幕前的一些小插曲，开始陆续上演了。段祺瑞上台后，首先责成章士钊迅速查处国会在贿选丑闻中应负的罪责。在11月30日的国务会议上，章士钊把这件事提出来请大家慎重讨论，多数主张采取断然的法律手段来解决国会问题。

章士钊再把总检察长、高等厅、地方厅检察长请到家里开秘密会议，根据两院列出的议员名单，把第一批被检举议员用红笔圈出来，由地方检察厅依法检举。最后，他吩咐大家：“要严格保密。”

但风声早已外播。当各检察官分成十一队，分别前往各议员的住宅和相关银行搜查证据时，涉案议员纷纷仓皇走避，状极狼狈。据刘以芬描述：

事后知有若干人，睡梦中闻逻骑至，仓皇逃窜，有不及履者，有不及衣者，有登屋逾垣堕而伤者，种种丑状，令人为之喷饭，结果并无一人被逮。盖政府用意只在恐吓此辈，以杀其此前之威风，非真欲令作阶下囚也。反之，不投票议员，除少数与政府有特殊关系，正在参与密勿外，其余则仍保持不完全之国会躯壳，不愿遽尔舍去，月尚以非常会议名义，向政府领费，政府亦以决策末至实行时期，且若辈均属患难相随，不能不略为敷衍。从前议员月领四百元，今则减半给二百元而已。

至此，国会已处于“不解而散”的状态。非常会议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自称“本会议由未参加十二年十月五日非法大总统选举会之国会议员组织之”。非常会议属于临时性的立法机关，不设议长，设行政委员会，由各省议员互选一人充任委员，执行一切事务，开会时由行政委员依次担任主持。希望以此为国会留住最后一点香火。12月10日，召开大会，各省推举出行政委员。

12月13日下午，王用宾、沈钧儒等6位议员代表，再到铁狮子胡同和执政府交涉，他们向段祺瑞说明，某些议员有罪不等于国会有罪。国会机关问题应留待国民会议解决。段祺瑞断然答复，这次是革命，约法和国会应该同时消灭。十三年来内乱不断，都是约法造成的。曹锟公布宪法，早就革了约法的命，现在再来革曹锟的命，消灭他的宪法。但约法和国会，早已消灭。

议员们从执政府出来后，听到更骇人的消息，段祺瑞已拟就三道命令，准备发表：一，撤销曹锟公布的宪法；二，临时约法失其效力；三，解散国会。议员们大惊失色，12月15日开紧急大会，讨论应对办法。有议员气愤地说，如果解散国会，“中华民国”四字，从此不能再用，更不能继续民国十三年的年号了。

议员们愤激的声音，为国会的末日增添了几分悲凉的意味。北京《晨报》以《旧国会已达最后五分钟》为标题，报道了这次大会。

第二天，非常会议继续开会，众人情绪更加激越，议员中不乏忠介耿直之士，恒怀着一种殉国会、殉宪法的悲壮情绪，一致宣称：如果取消国会，他们将立即通电，不承认执政府，坚守约法，誓到最后一分钟。由于议员们反应激烈，当晚段祺瑞在执政府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是否下令取消约法、国会。讨论至凌晨4时，终以多数意见主张“俟召集国民会议后，交付解决”，三道命令被暂时搁置。但距离“最后一分钟”，已为时不远了。

根据《善后会议条例》，1925年2月1日，召集全国各地军民代表，以及名流耆宿，“有大功劳于国家”和“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人士，在北京开“善后会议”，共谋和平统一。受邀者130余人，刘以芬说：“不投票议员，多延揽为善后会议会员，及善后会议中之专门委员。”

孙文也已同意北上与会，但要求接纳民间九种团体的代表参加，提出军、财要政须由国民会议解决。段祺瑞慨然应允，于1月29日电聘各地总商会、各省区教育会、省议会、农会领袖为专门委员，对大会议案有审查修正权。

然而，2月1日善后会议开幕时，国民党代表却大部分缺席，造成善后会议又告流会。和平协商之难，难于上蜀道。如果连第一次会议都不愿出席，又何必接受代表资格呢?当初一口拒绝不就结了?经多方疏通，直到2月13日，始凑足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开第一次会议。选举赵尔巽为主席、汤漪为副主席。

善后会议讨论的议题，林林总总，虽然都很重要，但由于善后会议本身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资源，一切流于空谈，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唯一令举国震撼的，则为3月12日孙文在北京逝世。他北上时，非常会议一度寄予厚望，希望在孙文的支持下，仍可以像1917年那样，高揭“非常国会”的堂堂之旗。因此，孙文甫抵天津，非常会议便派出彭养光、王用宾等议员，前往天津欢迎。

然而，诚如刘以芬所说：“盖段（祺瑞）对国会，本极憎恶。孙中山先生此时亦已放弃法统论，而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奉张则于此问题，素不十分重视。三角同盟之领袖，其态度既已如此，即令无贿选罪名，而国会能否保存，尚属疑问，况自贿选以后，又为全国所共厌弃乎?”实际上，孙、段、张三派对国会的看法，一以贯之，用两个字概括：鸡肋。

更何况，孙文这次入京，因肝病恶化，健康状况日坏，已再无精力应付繁剧。他名为参加善后会议，却未能和政府举行任何实质的和平谈判。病危之际，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这次放弃两广北上，实为和平统一而来，我所主张的统一方法，就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现在为病所累，未竟全功，不无遗憾。希望诸位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目的，那我死也瞑目了。”

孙文逝世后，国会非常会议于3月14日开特别会议，决议照国葬条例第一条第一项“有大功劳于国家”的规定，请政府对孙文崇以国葬，并经执政府于19日核准。

孙文一去，议员想重走1917年之路的希望完全破灭，国会进入最后一分钟矣。段祺瑞提出由拒贿议员组织“建设委员会”，放弃“非常会议”名义。4月21日，善后会议闭幕。四天后，段祺瑞下令取消参、众两院。警察厅随即查封、接收了参议院。当天下午，非常会议预定在参议院开会，也因警察阻拦，不准入内，被迫取消。4月26日，议员们秘密聚议，认为“建设委员会”纯属敷衍、安插的闲赘机关，相继拒绝加入。

吴景濂曾经在国会中全力抵制的金佛郎案，亦于4月12日，由执政府与法国公使订立条约，承认用金元偿还对法之庚子赔款，作为退还被总税务司扣留之1600万元关余盐余的条件。依当时佛郎汇兑率平均价格计算，中国将增加国库负担8000余万元之巨。签约一帆风顺，再也没有国会的聒噪了，原来左冲右突，杀不出重围，如今忽然空空荡荡，如入无人之阵，但没有人因此而感到轻松，因为国家的前景，反而变得愈加迷离惝恍，不可预测了。

5月4日，政府公布《建设会议条例》，成员为“由临时执政聘任参众两院不参加贿选之议员充之”，其职责为讨论建设大计，拟订方案、备临时政府之抉择。国会历尽波折，备尝艰难，兜兜转转十几年，又走回到咨议局的起点上了，末了只能给政府提供咨询。由于部分议员拒绝加入，建设会议迟迟不能成立，5月15日的《大公报》悲观预言：“建设会议恐仍无完成之望。”

表面上看，这是议员们与段祺瑞分庭抗礼，实际上，议员们已无路可走。南方国民党在完成改组之后，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成为赤旗飞舞的世界，上海刚刚经历一场战争，满目疮痍，奉军坐收渔人之利，进据上海、南京，与直系的孙传芳形成对峙。四方骚然，天下崩析，有如重现两千年前秦项乱世，哪里还有国会立足之地?

非常会议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非常会议于6月5日发表通电，谴责列强。蔑视公理人权，断然出此残杀之横行”。这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留在历史上的最后声音，时间的指针悄然停止。

一个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尾声 民国宪政为何失败 （1925.7—1928.12）

1925年，中国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

联省自治运动急遽退潮。浙江的“九九宪法”公布后，一直未能实施。到了1923年初，又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宪法草案，俗称“三色宪法草案”，准备交由全省投票公决采用哪一个宪法。但由于种种障碍无法克服，投票迟迟不能举行。

到1923年，6月13日的北京政变，大大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使浙江自治运动出现了一个小阳春，舆论呼吁从速公布省宪，以应付时局危机，但也有一派意见仍主张试办自治，以作为一种过渡办法。7月2日，各公团通过自治大纲，预备设立临时议会，为临时立法机构，并设省宪筹备处，筹备省宪进行事宜。

如此这般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24年1月，浙江省议会总算议决《浙江省自治程序法》与《浙江省自治法会议组织法》，咨请省长公布。公布后又一直拖到8月1日，浙江省自治法会议才正式成立，由每县县议会选出1人，省议会选出37人，各法团选出37人组成。自治法似乎已到了临盆阵痛阶段，可惜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下台，浙江的自治运动，又告行人止步，空忙一场。广东的自治运动，亦因陈炯明的下台，人亡政息。1924年，孙、陈两军在东江交战，几十万滇军、桂军、粤军、豫军，还有各路赣军、陕军、攻鄂军、建国军、海军、空军、军校、教导团之类的建制，云集广东，各自画地为牢，坐地瓜分，开烟赌、设娟寮、铸毫银、截税抽饷，无所不为。原来的民选县长，全部推翻，重新委任。

因为要打仗，便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南北皆然。1918年，段祺瑞南征，打了10个月，耗费8400余万元。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仅奉军方面就耗费2400万元，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共耗费3.5亿元。当初陈炯明奉命打广西，战役规模并不大，仅广东方面，就耗费400余万元。北洋政府还可以向外国贷款，而南方则困难得多，唯有向民间索取。

广东为了筹措军费，罗掘俱穷，乃至收没全省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强行变卖-各行厘金已预征到1930年，地丁钱粮预征到1928年；征收种种苛细杂捐，名目繁多，多至百余种，民不堪其苦，于是又引发了政府与商人的尖锐矛盾。

1924年10月，广州发生商团事件，对自治运动是最致命的一击。革命政府以商团反对政府为由，施以武力打击，军队火烧西关，广州商业最繁荣的桨栏路、杨巷、西堤二马路、十七甫、第四甫、上九甫、太平路，龙滓路一带，全部化作瓦砾废墟。策划此事的英籍华人买办陈廉伯遭到政府通缉，逃往香港。这一事件，彻底粉碎了商人自治的梦想。

湖南是联省自治运动中，唯一制定并公布和实施了省宪法的省份。1923年曹锟当选总统后，吴佩孚对湖南施加压力，要求取消自治，湖南人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护宪运动”，南北几乎再次兵戎相见。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双方各让一步，最后协定湖南可以保留省宪法，但必须修改。

1924年5月，湖南22个县的县议会联合通电提出修宪要求。直到9月，修宪案终于获得省议会和县议会签署的法定人数，省议会在9月27日通过了《宪法会议组织法草案》的修正案。10月10日，湖南修订宪法会议正式开幕。

这时，《中华民国宪法》已公布，湖南亦根据宪法，对省宪进行相应的修订，以求符合宪法要求。但省议会确立了修宪的三大原则：一，保持三权鼎立的精神；二，不得废除省务院长制；三，官吏任免，在合法政府未成立时，不能受中央任命。

不过，北方政局却由于贿选问题极其动荡。湖南修宪虽然完成，但已是六月棉胎秋后扇，没人要了。湖南内部一片风雨飘摇，战火四起，原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与广东革命政府暗通款曲，发动政变，在1926年把赵恒惕赶下了台。不久，南方国民政府誓师北伐，金戈铁马，杀入湖南。中国20世纪20年代最完美的省自治样板，遂在遍地枪炮声中，全盘瓦解。

代议政制是否不适用于中国?这个疑问，在清末民初，当立宪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不是一个问题。那时人人认为立宪是解决中国一切疑难杂症的唯一良方，仿佛中国朝可立宪，夕可富强。回想当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全国城乡一片欢呼，鞭炮声从白山黑水，一直响到珠水云山。资政院、咨议局，以及民国初创时的各省代表联合会、临时参议院、第一届国会呱呱坠地时，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戴，议员们站在历史舞台上，何等庄严，何等风光。

为什么经过了十几年的奋斗，不见成熟长进，反而沦落到如斯田地?为什么在欧美的良制，一入中国，便非橘而枳，难道中国真的不适合代议政制?许多知识分子都在苦苦追问。章太炎自称早就不赞成代议政制，只不过因国会两度解散，他担心批评国会，会被误认为替军阀张目，不得不三缄其口。

逮乎联省自治运动勃兴，世风丕变，章太炎不再沉默，奔走南北，手书121说，一再公开主张废除国会。他的基本构想是：恢复给事中，负监督政府之责，恢复监察御史，负监督官吏之责，官吏经弹劾查办，已受行政处分后，如果还有刑事余罪的，则交由法官审判；召开国民大会，负制宪之责。这种主张，由古文学家提出来无妨，但放到现实中，除非恢复君主立宪，否则真不知从何着手。

当过议员的章士钊曾写《论代议政制何以不适于中国》、《再论代议制》、《三论代议制》等文章，他认为问题出在中国是农业国，与欧洲工业国不同。章士钊断言，代议政制在欧洲也已式微，现在全世界都在试图“逃工归农”，中国为什么要逆向求诸工业国?他说：

而吾本农业国，向无政党恶物，伪代议制初立，又一蹴即倒。好自为之，固世界之乐园，而外人求之不得者，今乃无事自扰，舍吾数千年哲人贤士之所示教不讲，徒越数万里外，于他人自为其国不得不云尔之诸说中，捋挎何许，则视若可兰福音，不加询察而奉受唯谨，此诚所谓大惑不解者矣。

章士钊的结论是：“一言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今图改革，请从农始。”姑勿论全世界都在“逃工归农”这个结论对不对，但改革要从农村开始，在20世纪20年代，已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认同，但关键在于，往哪里改?有人要往工业国改，步武欧美；有人要往三代之治改，回归传统；有人则想把三代之治与欧美文明调和成一体，那些说儒家也是共和的，便属此类。章士钊也是主张新旧调和的，孙文早年也有类似主张，他曾说过：“而所谓三代之治，的确掌握了共和的真谛。”三代之治，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挥之不去的玫瑰梦，但梦就是梦。

《临时约法》是在孙文当临时大总统时制定的，在后来的革命岁月里，根据斗争的需要，他时而肯定约法，时而否定约法。他说过法律“在今日已成军阀攘窃之资”，但他也说过袁世凯、张勋的失败，全凭约法“戢奸雄之野心而止邪辟之乱萌”。但约法迟迟变不了宪法，“考其经过，则妨害捣乱，使宪法不能告厥成功者，皆为不利有宪法之人，其人即假借武力，敢为国民之公敌者也。不是之咎而咎国会，何其妄耶。”也就是说，由于军阀破坏，制宪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事实上，不喜欢宪法的大有人在，何止军阀。

孙文也指出，代议制有严重的缺陷，是一种过渡性的政制。他说：“民权国者，为人民共治之国家，故亦日众民政治（但如代议制之民权国，非由人民直接参与政权者，尚不得谓纯粹之众民政治）。”

人民如何才能直接参与政权?孙文认为必须经过训政。训政就是实行县自治，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所谓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四大直接民权）。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由国民大会选举省长，为该省自治之监督。至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凡全国有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孙文是这么说的：“中国人民不但爱好和平，遵守秩序，而且也浸染了选择自己的代表管理自己事务的观念。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把这种民主观念付诸实行。”即所谓人民知识程度太低，不能行民主的问题，纯属伪问题，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去选择自己的代表。孙文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人民是民国的主人，他只要能指定出一个目标来，像坐汽车一般。至于如何坐去，自有有技能的种种专门人才在。所以，人民知识程度虽低，只要说得出“要到那里”一句话来，就无害于民主政治。那么，人民说出自己要到哪里了吗?早就说出了。清末民初以来，人民早已表达了自己的期待，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民间的欢呼声、鞭炮声，就已经告诉这个国家，人民想去哪里了，但开车的专门人才却迟迟没有出现。即使有，也被谋杀了，被扼杀了。

通过合适的方法，把专门人才选举出来，把开车的责任交给他们，这就是代议制。如果因为国会没做好，就改为国民大会，怎么保证国民大会就一定做得比国会好?议员也是选的，国民大会代表也是选的，人民可以选出好的国民大会代表，为什么不能选出好的国会议员?为什么孙文能够接受国民大会，却不能接受国会呢?说到底，是国民政府要集权，要行政高于一切，不想三权分立，因为国会是三权之一，是国家政权机构，而国民大会不是，它只是一个民间会议。

因此，中国的问题不是“教民用政”，训导人民说出想去哪里，而是要训导专门人才、训导政府如何开这辆车，让人民可以到达自己想去，而且早已说出来的地方。否则的话，议员做不到的事，国民大会的代表同样不可能做到。

孙文为中国设计的路线图是：军政、训政、宪政，分三步走，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躐次。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仍在军政时期，所以即使陈炯明推行县自治，实现了人民直选县长，孙文也认为太过超前，而要把民选县长全部推翻。其实孙文也有苦衷，千难万难，财政最难。北洋时代大部分政潮，都与财政有关。军政时期，军费庞大，如果各县都实行自治，政府的军费从何筹措?这仗就没办法打了。

吴景濂是任期最长、威望最隆的国会议员之一，一生致力于制宪，可惜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到最后也没制出一部好宪法来。在谈到代议制在中国举步维艰时，他认为与国人政治上的“急激冲动”有关。在国会谢幕之前，吴景濂怀着某种莫名的失落写道：“虽然宪法史所以十年无成，其原至复，非单纯国会失职问题可概也。当民二议宪起草未成，赣宁政变起，草成国会第一次被非法解散。民六议宪二读会未毕，督军干宪祸作，国会第二次被非法解教。后此数年入西南护法时代，虽尝议宪，终于无成。凡此挫折，皆基于政治急激冲动，非议宪本身之咎，国会实以身殉之。”他直指国会第一次被解散，是拜“二次革命”所赐。第二次被解散，则拜督军团干政所赐。但这只是外部因素，他没有谈及“国会失职”的问题。

在对待国会自身问题上，王家襄比吴景濂坦率，他指出国会内的党派斗争，是主要障碍，外因反倒其次。他说：“夫曩者制宪不成之原因非一，最要之点，在始因政见之异同，继为感情所激荡，终则相抵相排而决不相让，外力乘之，遂致蹉跎。”

欧美的议会也有党派斗争，为什么他们能妥协，而中国的议会之争，最后都要弄到真刀真枪，战场上见?对一些激进党派的议员来说，从无分享权力的概念，议会之争，本来就不是打算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制造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先礼后兵”，议会是“先礼”的形式而已，最终都是为了用兵。仔细分析每次议宪失败，甚至连一般常会也难以正常举行的原因，诚如王家襄所说，与议员中的党派纷争有极大的关系。每逢国会讨论重大议题时，总有一部分议员，出尽法宝，捣乱破坏，或制造流会，或展开骂战，或挑起武斗。考其背景，这些议员在反清的革命中，大部分出身草莽、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共和时代，他们进入议会时所定下的政治鹄的，从一开始，就以北洋政府为敌，无论是“二次革命”，还是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只要是反对北洋政府的，他们都会积极参与，在国会里破坏北洋政府施政，也是斗争方式之一，当然不遗余力了。

梁启超从中国人的国民性，透析国会失败的原因。他说：“我们中国人的最大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他打比方说，中国人与欧美人，一个一个地比较，绝不输给他们，但欧美人十个人合起来，力量就增加十倍，“中国人不然，多合了一个人，不唯力量不能加增，因冲突掣肘的结果，彼此能力相消，比前反倒减了。合的人越发多，力量便减到零度”。这种现象，在国会中屡见不鲜。这就是中国没有法治精神的结果。

梁启超一针见血地说：“国会省议会，天天看见第几条第几项的在那里议，其实政府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人民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议员自身更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但梁启超并不悲观，他认为人类的开化，总是趋向共同生活的，总有一天会让中国人觉得，没有良好的组织，就没有办法生存。如果不把组织的良能重新浚发出来，这身子就无从托命。什么是组织的良能?粱启超说：“只法治精神便是了。”

这时的粱启超，虽然脱离政治已久，一心从事教育工作，但他对国会过去的失败与未来的改造，开了一剂药方：

试问国会为什么有价值，不是因为他代表国民吗?现在议员却代表谁来?但是现在的情形，只是聚着一群靠吃政治饭的无业游民，挂上一个头衔，便腼然以全国主人翁自居，叫人怎么能对他生出信仰来?即使改选一回，选出来还不是这一班人?换汤不换药，结果依然一样。这等说来，民意机关终久不得实现，政治终久不得改良，国家可要断送了。

要国会恢复价值，根本就要叫国会真正代表国民。我想莫如施行一种职业选举法，两院中虽不妨有一院仍采代表地方主义，必须有一院采代表职业主义。将国中种种职业团体，由国家赋予法人资格，委任办理选举。选举权被选举权，都以有职业为限，像我们这种高等游民，只好在剥夺公权之列，想要恢复，除非赶紧自己寻着个职业来。

若用此法，那吃政治饭的政客，就使未能遵报肃清，最少也什去八九，就算替政界求得一张辟疫符。若用此法，那农工商各种有职业人民，为切己利害起见，提出的政治问题，自然丝丝入扣。若用此法，那“国之石民”和国家生出密切关系，民主政治基础。自然立于不拔之地。若用此法，将来生产事业发达，资本阶级和劳工阶级都有相当的代表在最高机关，随时交换意见，交让利益，社会革命的惨剧，其或可免。”

梁启超言之有理。在议员的背后，应该有无数的社会团体，教师的、学生的、银行的、律师的、农民的、企业的、报业的公司、公会、协会、联合会、合作社、俱乐部，等等，议员的名字应该与这些民间社团产生密切的联系，而不是让人一提起议员，就联想起他们与政府官僚、军阀的关系。国民大会应该是国会的后盾，现在却成了国会的替代品，什么时候要打倒国会，什么时候就把国民大会高唱入云。国会议员如果与民间社会是完全隔膜的，甚至是对立的，他们如何代议?代谁议?

然而，历史终于让梁启超失望了。那个没有法治精神就生存不了的世界，他没有能够等到。

如火如荼的社会革命，已经在南方爆发了。1926年7月，国民政府高喊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在苏俄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的协助下，在共产党的支持下，从广东出师北伐，直如风卷残云，一路追奔逐北，拔帜易帜。10月，国民革命军克复两湖全境，11月占领江西，12月占领福建，1927年3月占领江浙，跨长江而北指。

1926年4月，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北京再次倒戈。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但政变很快失败，段祺瑞得以短暂复出，但已无所作为。奉系表示对于维持执政府已经“无能为力”，只能保护段执政安全离开北京。孙文、张作霖、段祺瑞的反直三角同盟，至此留下一地鸡毛，无疾而终。段祺瑞通电下野。4月20日，黯然离开北京。

段祺瑞，这位两次把宣统皇帝赶下台，一句话可令全国风云变色的北洋之虎，在政海几度沉浮之后，锐气已消失殆尽，怀着无限的凄凉与空虚，到了天津日本租界，过起隐居的生活，持斋把素，打坐念佛，自号“正道居士”，1936年病逝。他留给这个乱世的遗言是：“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

1928年5月，国民革命军攻入北京，张作霖在逃回关外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北洋政府在统治中国十七年以后，被来自南方的革命军队彻底摧毁。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东三省易帜，国民党终于实现了孙文统一全国的理想。

国民政府时代，行政主导，一党专政，五权分立，国会不存。史家钱穆的《国史大纲》，从上古三代写起，一直写到北伐胜利。他在最后的结论中指出：北洋时代，军阀与党争，是两大祸害，令国家元气，在这种纷扰中损伤不少。直到国民革命，这两种情况，始见摧廓。“以革命的武力来扫荡军阀，以一党专政的理论来停止党争。”“从此，政府再也不必担心受到国会的质询、否决、弹劾，再也不用看议员的脸色了。1931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宣布进入训政时期。但放眼全国，依然是遍地烽火，兵荒马乱。

历史已翻到了另一页。北洋时代的国会，转眼已成六朝旧事。梁启超感叹：“其实二三十年光阴，在国史教科书上不过占一页半页，算什么呢?”往事虽已变得暗淡无光，被遗忘在褪了色的书页里，散落在那些无人阅读的字里行间，但有一些人的结局，却还是要略作交代。

张继，第一届国会第一任参议院议长。国民党统一全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国民党三大至六大中央监委委员、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这位议员中的“打架大王”，1944年在自撰年谱中写道：“我生多变化，变化助精神，诚可自足自夸。然昙花一现，遂见遂灭。甘苦备尝，忽存忽亡。回忆过去，百不留一“老冉冉将至，恐岁月之不我予。”

三年后，张继因心脏病发，在南京逝世，终年65岁。逝世前尚有一插曲。张继与唐代作《枫桥夜泊》的诗人同名，抗日战争时，寒山寺诗碑毁于战火。战后，苏州书画名家吴湖帆忽发奇想，写信请张继书《枫桥夜泊》一诗，拟在寒山寺重新立碑。古今两张继，也成一段佳话。信发出后不久，即在报上看到张继讣闻，吴湖帆不禁废然而返，以为张书必不可得。讵料几天后，竟收到南京寄来张继所书《枫桥夜泊》，诗后并附有跋：“余夙慕寒山寺胜迹，频年往来吴门，迄未一游。湖帆先生以余名与唐代题枫桥夜泊诗者相同，嘱书此诗镌石。唯余名实取恒久之意，非妄袭诗人也。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沧州张继。”书写之日，正是张继病发之时。冥冥之中的分定，教人如何揆度。

林森，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参议院议长，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西南非常国会参议院议长。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他任常务委员、海外部部长。1928年全国统一后，他出任立法院副院长。1931年，改任立法院长、代理国府主席，翌年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他的性格，晚年愈趋圆融温暾，自称平生“三好、三不”：好佛、好古瓷古玩，好客，不再娶、不治私产、不杀生。虽然官至国府主席，但只是虚位元首，别人说他是“监印官”，他也不以为忤，尝作诗“一曲渔歌一篇咏，归来看我也如仙”。

1943年5月，林森因车祸受伤，从此卧床，8月1日在重庆逝世，终年72岁。在他的陵墓前有一块碑，上镌：“公生平宁静淡泊，勤整廉贞，举措抑扬，不私奸匿，造次颠沛，不离规矩，居常和易，童稚可亲。临大难，持大节，则峥峥岳岳，凛乎如神……”

吴景濂，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参议院议长，西南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国会第二次恢复时的众议院议长。曹锟贿选之后。退出政坛，一直息影津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邀请吴景濂回东北主持政务，都被他严词峻拒。吴景濂虽然在政坛打滚大半生，但读书人精神与志愿上的陶养，在他的血液中，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国家、民族、人道面临存亡断续的关头，便顽强地展示出来。

吴景濂一生，与中国的宪政史分不开，清末立宪运动有他，民初约法草创有他，西南护法有他，曹锟贿选有他，一生宕跌起伏，毁誉悬殊。不过，他的名字，在历史上却并不显赫。他从北京跑到天津时，才五十出头，正值生命的旺盛期，但他刚淡出政坛没几天，便被人遗忘了。他是为国会而生的，没有了国会，也就没有了他。吴景濂在孤寂之中度过了二十年，1944年1月24日，病逝于天津，终年71岁。

褚辅成，西南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1924年国会破产，他在嘉兴创办民丰造纸厂。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人，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是校董事长。抗日战争爆发，法科大学内迁至浙皖边境，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在当地还留下了辅成路、辅成坝等地名，以志纪念。

1944年底，褚辅成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发扬五四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科学而奋斗。抗战胜利后，“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褚辅成当选为理事、常务理事。1948年3月初的一天，他在上海不慎摔倒，血压骤升，卧床十几天后，竟至不起，临终时仍心系宪法，强支病体，在遗书中写道：“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终年75岁。

王揖唐，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直皖战争后一度逃往日本。1924年段祺瑞执政时，他重出政坛，宣布解散安福俱乐部，出任安徽省省长并兼军务督办。但不久便在官场的倾轧中，败下阵来，赋闲天津。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揖唐公开投敌，在日伪政府中担任内政总长，兼赈务、防疫两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后改任考试院长。附敌后作恶多端，华北民众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河北高等法院将其逮捕入狱。1948年9月，经最高法院最后复判，将王揖唐判处死刑。9月10日，在北京姚家井第一监狱执行枪决。时年71岁。

这些曾经在国会里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淡远扩散，都已飘零而去，化作泥尘。他们是幸运的，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国会议员；他们也是不幸的，把自己一生托命的代议政制，亲手断送。如果历史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会怎么做呢?也许还是一样，因为天行有常，四时弗僭。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情。

他们的时代，芳华鲜美，然已成追忆。

2012年9月于东山雅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