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绝种”的历史商人

官商是怎样的怪物？

历史的唯美诅咒

企业家的“基因”

看经济穿越剧

目录

第一章 企业家的命运

是谁发明了盐铁专营？

企业史上的女富豪有哪些？

“单干专家”的命运

最后的孙冶方

触破窗户纸的人

第二章 严酷的经济制度

专营制度的后果

中国历史上的资产税

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时

不清晰的国企改革

第三章 历史的经济反思

强国还是富民？

玉石为何比鹅卵石更值钱？

为何超越不了一只铜鼎？

为何有名的妓女比商人多

“西汉富豪榜”的启示

靠什么拯救商业人生？

资本家是怎样“绝种”的？

还记得韦伯的那个问题吗？

第四章 在经济改革的路上

“国进民退”的故事

“国进民退”的故事之二

民间金融血脉的丧失

为“商品经济”翻案

“放小”放出了大文章

“一言毁市”

失败的“闯关”

对泡沫破灭的预言

第一章　企业家的命运

是谁发明了盐铁专营？

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各种不可或缺的专卖商品支付着变相的人头税。

我提过一个观点：西方诸国与中国相比，在治国经济策略上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完全依靠税赋为政府的主要收入，而后者的政府收入则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在本文中，我们要说说这一中国式制度的始作俑者，他的名字叫管仲。

管仲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的齐国，那是春秋年代的初期。齐国的疆界并不大，却在管仲的治理下成为最强的国家，齐桓公因此被视为春秋五霸之首。

齐国的强大，与管仲实行的经济政策有关。他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在放活微观的同时，十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制。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产业管制政策便是盐铁专营，它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自西周以来，就有一些诸侯国将盐铁经营收归国有，然而从来没有人将之视为国策，绝大多数的治国者仍然以征税——特别是农业税为国家最主要的收入。管仲最大的创新在于他在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专营收入，并将之制度化。

管仲以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

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些白开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认为专营就是国营，多入歧途。

比如盐业。齐国滨海，是产盐大国，食盐是最有竞争力和价格话语权的战略商品。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为了维持国家对盐的垄断权，防止盐价因生产过度而大跌，管仲下令对煮盐的时节进行控制，只准在头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正月这四个月的农闲季节煮盐，到了仲春二月，农事开始，就不许聚众煮盐。由于控制了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了价格，齐国的盐销售到国外去，可以抬高到成本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令宣布，只要一发现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禁止擅自闯入。

在垄断了资源之后，管仲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

盐铁专营的做法并非始自管仲，却是在他那里形成了制度化并取得显著成效，它对后世政权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它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经济制度，从而增强了国家管制经济的能力。从管仲的论述中可见，他事实上是将盐铁的专卖看成为变相的人头税——因为盐铁的不可或缺性，国家通过对之控制，实际对每一个人变相地征收了税赋。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始终存活。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各种不可或缺的专卖商品支付着变相的人头税。

企业史上的女富豪有哪些？

10月，胡润发布了一张全球百富榜，其中，中国女富豪的数量之多为全球之冠，在20位拥有10亿美元、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有11位来自中国。读到这条新闻突然想到：在中国的企业史上到底有哪些女富豪？

一部两千年的中国企业史，到处是面孔模糊的商人，而若以性别来论，女性则更寥若晨星。

在史书记载中，最早、最出名的女商人是四川地区一个名字叫清的寡妇。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寥寥76个字记录了她的事迹。寡妇清的家族从事的是“丹穴”业，也就是采炼丹砂，因掌握了独特的开采和冶炼技术，所以传及数代而不坠。寡妇清不但操持家业，还组织了私人武装以保卫家财。

女性经商最活跃的时期是在唐代，这不足为奇，因为连第一个女皇帝也是在那时出现的。在当时第二大商业城市洛阳最出名的女商人叫高五娘，她也是一个寡妇，从事的也是冶炼业。因为钱赚得实在太多了，还被人告发惹上了官司。

在长江流域，最出名的女商人叫俞大娘，她生活在中唐的大历贞元年间，从事造船业。当时所造的大船最多能载八九千石，所谓“水不载万”，然而俞大娘造出来的航船却可达万石。据说船上可以种花果、蔬菜，驾驶船只的工人就有数百人之多，船员的生死嫁娶都可在船上进行。它航行在江西和淮南之间，每来往一次，就能获得巨利，这种船直接以“俞大娘”来命名。

除了从事大规模制造业的高五娘和俞大娘，史书中还出现过不少女商人的身影。据《太平广记》等书的记载，她们所从事的商业买卖大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品紧密相关，有以卖菜为生的“卖菜家妪”，“鬻蔬以给朝夕”，也有卖花、化妆品和经营餐饮业的。《唐代墓志汇编》中还提及过一位杨氏是种植业的高手，“经营财产，会陶公之法，固得水旱无惧，吉凶有资”。

女子经商之风自汉唐之后一直缕缕不绝，据《中国经济史》作者侯家驹的考据，“在北宋，妇女还从事茶肆、食店、药铺之经营，并作小贩、卖卦及牙人。”但是到了12世纪的南宋时，风气终于大变。当时出现了一股礼教运动，对女性的约束大大增加，从此女性被关在宅门之内，再也无法在商场上有所作为。

宋元之后的明清两朝，像寡妇清、高五娘和俞大娘这样的女中豪杰已成绝响。不过到了19世纪初的清朝后期，在南方却冒出来一个郑一嫂，她从事的是十分凶险的海盗业——在西方企业史上，海盗从来被看成是一群最原始的、具有契约精神的企业家。

郑一嫂原名石香姑，她皮肤黝黑但天生丽质，少女时是海船上的妓女，后来嫁给了南中国海著名的海盗郑一。郑一在广东沿海一带组成了一个海盗联盟——红旗帮。全盛时期，红旗帮下分黑、白、黄、蓝、青五旗，拥有大船800多艘、小舟1000多只，盗众一度多达10万之众。据英国学者康士坦的《海盗史》记载，其规模在当时世界上堪称第一，竟大过著名的北欧海盗。红旗帮专劫官船、粮船及洋船，活跃于粤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基地在香港。红旗帮“向商渔盐米各船收保险（护）费”，名目为“号税”、“港规”、“洋税”，“凡商船出洋者勒税番银四百元，回船倍之，乃免劫”。由于条文清晰，数万海盗过的是有规有矩的非法生涯，红旗帮俨然是一家管理有序的海盗集团。

郑一嫂与张保仔的势力实在太大，引来朝廷的多次围剿。1808年，清军以八万两白银为代价，邀集英国及葡萄牙海军对红旗帮发动总攻击，张保仔被迫接受“招安”，官至从二品千总，任澎湖副将，郑一嫂授诰命夫人，至是，粤东一带海盗活动平息。1822年，张死于任上，郑一嫂则定居澳门，开设赌场，得享天年，如果从渊源上来看的话，她还是澳门赌业的开山鼻祖之一。

“单干专家”的命运

四个“单干专家”生于草莽，身份低卑，却能在最艰困的时代发出最清醒而勇敢的声音，所谓士者，大抵如是。

在“大跃进”及其后的大饥荒时期，有四位来自民间的草根人士冒死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他们因此被蔑称为“单干专家”，生命饱受折磨。

此四人中，以李云河名气最大、行动最早。27岁的李云河时任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报》上发表调查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这是全国第一篇公开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1958年2月，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打成右派，遭到撤职劳改的下场。

1960年之后，随着全国性大饥荒的爆发，人民公社的制度缺陷开始显现。就当安徽和广西等地尝试“包产到户”时，在浙江则先后出现了三位民间理论家。

1962年4月，温州瑞安县隆山畜牧场的兽医冯志来完成长篇论文《半社会主义论》。他写道：“我认为包产到户确实是唯一出路。这样做，完全是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这是6亿人民的呼声！”文章完成后，冯志来孤身北上，将文稿分送给了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两个月后，他又撰写更为尖锐的《怎么办？》，再次投书中共中央。不久，他被定性为“右派”，在武装警察的押送下，送回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改造。

几乎就在冯志来写《半社会主义论》的同时，宁波嵊县农技站的蚕桑技术员杨木水写出了《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的万言书，文内列数了包产到户的13个优越性。杨木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上过任何正规学校，他行文粗鄙不堪，章法颠三倒四，却句句直击弊病根源。

杨木水将文章寄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毛泽东主席，同时，还辗转寄了一份给嵊县老乡、经济学家马寅初。由马寅初转呈，高层终于看到了这份万言书。1963年春，杨木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8年有期徒刑，后加重到死缓，罪状是“恶毒攻击党的路线政策，鼓吹包产到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

绍兴新昌县新溪公社的干部陈新宇的际遇同样悲惨。1961年6月，陈新宇根据下放劳动时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分析问题》和《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两篇文章，从阶级分析的角度阐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陈新宇将两篇文章分别抄寄中共中央和《人民日报》。1966年之后，陈新宇被定性为“右派分子”，前后被揪斗120次，抄家7次，监禁32天。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上下猛烈批判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单干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这“两个半单干理论家”指的就是冯志来、陈新宇和行文粗鄙的杨木水。

不过，李云河和“两个半单干理论家”都活着看到了包产到户在中国的盛行。1978年之后，正是这一制度激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轰隆隆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1982年，沉冤24年的李云河被平反，并出任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撰写专著《中国农村户学》，提出“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的经济发展思路，这几乎就是“温州模式”的萌芽之说；1975年，服刑12年的杨木水出狱，三年后摘掉“反革命”帽子，从此游走江湖，当起了草药郎中，他有一个专治支气管炎的草药秘方据称十分有效；发誓终身不娶的陈新宇一直孑然一身。在劳改的十多年中，他写过200多封“翻案信”。1982年他获平反，从此隐居新昌，靠微薄的退休薪金度日；被遣返回义乌的冯志来在1983年获平反，被调入县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晚年结集出版文集《兴市边鼓集》。

四个“单干专家”生于草莽，身份低卑，均无高深修养，却能在最艰困的时代发出最清醒而勇敢的声音，所谓士者，大抵如是。

最后的孙冶方

写出一部“社会主义经济论”似乎没有太大的困难，但在事实上它却怎么也走不通。对历史的梳理常常要具体到一个个历史人物，孙冶方便是一个令人尊敬又心酸的人物。

1979年年底，孙冶方刚刚动完一个大手术，医生用了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从肝区割下一个装满四寸盘子的大肿瘤。孙冶方虚弱至极，健康状况十分不乐观。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把那本酝酿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出来。他向中科院经济所点名要几个熟悉他的理论的学者来协助他完成此书。

很快，经济所派出了一个由吴敬琏、张卓元等组成的7人写作小组来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他们在协和医院附近的北京饭店租了一个套房，每天到病房与孙冶方交谈，进行录音和记录。吴敬琏回忆说，那些日子，孙冶方的病房成了“思想抢救室”，每次他们去的时候，一到门口就能听到贝多芬交响曲，那种洋溢着乐观和不屈意志的旋律是孙老最喜欢的。

过了一个冬春，写作组整理出了15万字的大纲，一共有20多章。接着，孙冶方出院。再接着，工作陷入难堪的泥潭，原因是，从孙冶方到写作组都发现了孙式理论的矛盾点。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感到不满，开始寻求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孙冶方的勇气和成就无疑是最大的。

按孙冶方的设想，要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似乎没有太大的理论困难。可是，在事实上，它却怎么也走不通。早在1960年10月，孙冶方就打算按《资本论》的程式编写这部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近40人的写作班子，攻关两年，竟无功而返。到1964年，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孙冶方已经深感他的思想与现行体制的矛盾。他曾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己写文章经常是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甚至可以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写文章变得很难，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写几个月，怎么也写不出来。随后他被批判入狱，在牢中面壁七载，日日苦思，默写85遍腹稿，自以为已想通所有关节，可瓜落蒂熟，但是却没有想到还是拓进艰难。这种致命的痛苦对于孙冶方来说，甚至大于躯体的病痛。

时间很快到了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再度住院，眼看来日无多，他提出加快创作的进度。7月，他带着写作组一行人前往青岛，住进海军疗养院“闭关”写作。伴随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孙冶方为自己的理论建构做最后一次冲锋。由编写组分头写作的章节都已写出，但怎样把这些“部件”联结成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编写组一遍接一遍推演讨论，可是仍然寸功难夺。

青岛归来之后，孙冶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任务不可能完成。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此后曾多次对他谈及，对那一套计划体制绝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1982年11月，卧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吴敬琏和张卓元执笔写出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性表达了无比的乐观，同时也沉重地指出，“必须对旧管理体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个月后的12月9日，他亲笔写下遗嘱：“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孙冶方这样的谢幕方式，即使在今天，已然足以让人落泪。

触破窗户纸的人

此刻的吴敬琏已经超越了上一辈经济学家在旧框架里寻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他是真正触破了那层窗户纸的人。

1991年的春天，北京的政治气氛仍然紧张，不过，微妙的转机悄然在南方出现了。

这一年的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先后发表3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

对时政变化十分敏感的吴敬琏则已经嗅到了新的空气。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回忆说，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接办了一本杂志，写了一篇长文，出了一部著作，主持了一场研讨会，写了两份建言书。这些工作环环相扣，无一不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且一一细说之。

改革方案是指“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方案”。1990年秋冬之际，就在与“计划派”论战最激烈的时候，吴敬琏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组员为他的老同事张卓元以及一批比他年轻一辈的学者。他们以整体配套改革为基本理念，分别从企业、价格、财政、税制、金融等多个方向进行拓进式的研究，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措施和时间表。日后我们将看到，当改革高潮真的如期而至的时候，这个总体方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最终改变了中国改革的路径。

接办的一本杂志，是由经济学家蒋一苇创办于1988年的《改革》双月刊。蒋曾任中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以首倡“企业本位论”而闻名。他的思想颇为开放，一直主张要给企业以自主权，反对“鸟笼经济”的做法。吴敬琏接手杂志后，定题组稿，帮助培养一批特约撰稿人，事必躬亲，投入巨大精力。在整个90年代，《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思想重镇，吴敬琏以及多位学者的最新观点大多首刊于此。

从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7岁高龄的邓小平南下视察，发表“南方讲话”。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在焕然一新的大转折的前夕，吴敬琏发表的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经济理论上的依据，“吴市场”之名迅速为公众所知晓，他成了全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

3月14日，在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讲话还没有在国内报刊上得到正式报道的情况下，由吴敬琏任主编的《改革》杂志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一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这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国内最先作出反应的大型学术活动。会上，众多学者均一吐为快，表达了加快改革之意。

4月30日，吴敬琏写成一份题为《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问题的建议》的建言书，寄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这封信中，吴敬琏回顾了10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多场争论，然后明确建议中央，应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他从理论的高度上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市场化取向的道路，已经无退路可走，因而在理论上也到了非得作出一个决定性突破的时刻。他说：“其实，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认为商品生产或货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如果要固守教条主义的传统观念，即使采用‘商品经济’甚至‘商品生产’的提法，也无法走出由于陈腐的教条与现实生活脱节所造成的困境。所以，将‘市场经济’改变为‘商品经济’，并不能解决问题。”

多年之后的人们，细读这段文字，仍然会为吴敬琏的赤诚和勇敢所感动。由这一段论述看到，此刻的他已经超越了上一辈经济学家在旧框架里寻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在理论家的意义上，他表现得非常勇敢和义无反顾，他是伸出手指头，真正触破了那层窗户纸的人。

第二章　严酷的经济制度

专营制度的后果

在中国，以垄断专卖的方式实现的专营收入使政府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治理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

在读中国史书的时候，当一个朝代被认为是盛世的时候，史家就会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的财富日渐增多，可是老百姓的税赋却没有增加，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夺了。

这是多么好的情况呀。可是如果你要钻牛角尖的话，就会生出一个疑问：天下的钱就那么多，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少，那么国库里的钱是怎么多出来的呢？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大秘密。

从有关史料看，早在宋代，司马光就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质疑，他在《迩英奏对》中写道：“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他的“老师”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

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恍然大悟了，原来管仲所实施的是变相的“人口税”，他在正常的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一块庞大的专营收入。用他的话说，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当今所有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就曾经论述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然而在中国，自管仲、桑弘羊以来，政府收入却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从管仲、汉武帝到今天，中国的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上面讲的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千年以来，除了朱熹产生过怀疑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去思考过这一制度的利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一个叫刘师培的学者对之进行了系统化的批评。他写过一篇《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对专营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因为，“国家于一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商人彻底地丧失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阶层。

刘师培在1919年就去世了，可是他说的话到现在还很新鲜。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翻读旧书，常常无言以对。

中国历史上的资产税

中唐之后帝国辉煌不再，其很大的原因是治国者改变了盛唐时期所推行的轻赋简政政策，以致扼杀了民间的活力。

这些年以来，关于要不要征收房产税，社会舆论已经争论得面红耳赤了，到我写这篇专栏的时候，还没有尘埃落定。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最懂得运用税收工具的人，所以我们喜欢对着他们高呼“万岁（税）”。于是，有读者问，在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人征过类似的税收？我说，有的，两回，结果好像都不太妙。

房产税是资产税的一种，第一个提出征收的是伟大的汉武帝。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主力决战，与此同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重大水灾，70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到处流亡。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根据颁布的“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并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两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

“算缗令”颁布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富豪皆争匿财”的景象。武帝为此还树立了一个爱国商人的典型，此人名叫卜式。卜式是一个经营畜牧业发家的洛阳商人。最初他只有羊百余头，十几年间，增殖十倍，置买田宅，成为豪富。早在汉与匈奴开战之后，卜式就慨然上书，自愿捐出家财的一半，输作边用。

尽管有卜式这样的例子，榜样的力量却很有限，商贾们仍然无动于衷。于是，武帝只好使出了强硬的招数——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其内容就是鼓励举报，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告缗令”等同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战争”，此令一出，几乎所有中产以上的家庭全数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抄产，政府没收了难以计数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在民间集体破产的同时，国库为之一饱。

“算缗令”和“告缗令”在后世臭名昭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少有人再敢尝试。不过过了将近一千年，又有一位英武皇帝重新把它们捡起来。

公元779年，那是中唐时期，37岁的李适即位，是为德宗。当时帝国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地方藩镇力量雄厚，德宗想要彻底割掉藩镇割据这颗大毒瘤。要削藩就要有钱，于是，德宗决定学习汉武帝。公元783年，朝廷宣布征收两个新的税种，分别是“税间架”和“除陌钱”。

所谓“税间架”，实际上就是房产税，它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而“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缗征税五十钱；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照相同税率征收；隐瞒一百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

为了足额征收，朝廷还出台了举报有奖的政策，这一制度无疑是从“算缗令”和“告缗令”脱胎而来的，推行之后，民间怨声载道。中唐之后帝国辉煌不再，其很大的原因是治国者改变了盛唐时期所推行的轻赋简政政策，税收越来越重，以致扼杀了民间的活力。

古代的故事讲完了，它们与当今该不该征房产税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想讲的意思其实就一个：作为老百姓，最希望的事情当然是少征税，或让财政的支出更加透明化和公平化。最后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到2010年为止，中央及各级政府征收的税收、土地收入以及国营企业的利润总额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这个比例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

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时

当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成为逐利集团，真正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

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近当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另外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则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从制度安排的角度重新思考。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那些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我们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不过，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所谓的“经济组织”指的是企业，另外一个“组织”——政府在他的理论里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问题在于，当政府也是一种“经济组织”的时候，它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中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与诺斯同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独特的描述。在他看来，最近这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最成功的改革，而其真正的秘密是“县际竞争”的成功。

“县际竞争”的原因是县的经济权力最大——“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张五常用购物商场来比喻这个制度。“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教授高度赞赏中国目前的县际竞争制度。他指出，尽管“好些国家的租约或者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然而，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制度层层串连，无处不在，而且由于没有任何顾忌，各级分成往往由政府内部相关利益各方进行商讨安排，这种分成往往也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和效率。

张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独特性给出了自己的观察意见，不过，这个“最优秀”的制度安排似乎有很多天然的盲点。比如，在一些民营企业看来，它似乎缺乏公平性。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真正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也必然变得非常之诡异。

关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扮演，诺斯的意见似乎也与张五常有点出入。在《西方经济的兴起》一书中，诺斯通过对15世纪西班牙“羊主团”的案例研究发现，“政府在出售可能阻扰创新和要素流动的专有的垄断权时会得到短期利益，因为他直接从这种出售中所得的收入多于其他来源所得——即经济结构重组的交易费用将超过直接收益”。

诺斯进而论证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是张五常说的对，还是诺斯说的对，而或他们各自说出了事实的一个方面？这实在值得持续观察。在这种分歧里，也许埋着另一个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

不清晰的国企改革

20世纪后期已成为现代公司制度核心架构的公司治理在当时的中国还鲜为人知。不清晰的改革让国有企业的经营持续恶化。

2009年8月，行将80岁的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顾1993年的那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他评价说，外汇改革最成功，财税改革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再次，社会保障改革最无成效。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在早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放权让利的思路。早在1991年4月和5月，吴敬琏就连续撰写《改革传统经济体系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出路》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困境与出路》两篇论文，对现行的企业改革放权让利思路提出了异议。对于放权让利，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一直就存在一种把旧体制的弊病归为权力过分集中，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从而把改革简单等同于放权让利的思路，根据这种思路，通过改革所要建立的经济体系，就是所谓用国家计划来配置资源，引进某些市场因素以调动地方、部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的体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根据这一基本思路所进行的企业改革“收效甚微”。

吴敬琏和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一样，是赞成用公司制度（在中国又常常称为“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1993年他与钱颖一合作完成《关于公司化》一文，在文章中，他们建议国有大中型企业应该加快进行公司化改造，就是“将现有的非公司类型的企业改组成为公司法人组织”，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明确公司的法人性质，界定产权关系和建立“公司治理结构”。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现代企业制度”这个新名词非常醒目地出现了，《决定》提出“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司法》，标志着着承包制即将在中国企业改革中走向终结。

可惜的是，在20世纪后期已成为现代公司制度核心架构的公司治理，在当时的中国还鲜为人知，可否在《决定》中写进这样一个并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的外国名词就成了问题。几经折中，写进文件中作为代替的是四句浅显明白的话：“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法人治理结构”这个公司制度的核心概念，直到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才被采纳。

由于当时决策层中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对股份制或产权变革不以为然，他们的思想及声音渗透在很多文件、报告和讲话中，因此常常出现讲现代企业制度，讲着讲着就成了“放权让利”。

在企业一线则出现了操作中的难题。不少企业便把很多相干、不相干的东西都往“现代企业制度”这个箩筐里乱装。而能够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却付诸阙如。这样，新建立的“公司”往往有其名而无其实，更谈不上绩效的改善。

进入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另据国家统计局对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

国家显然已经无力照顾数以百万计的“亲生儿子”们。正是在山穷水尽之处，改革再次“被动”地得到拓进。在总结了前几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未能取得成功的教训以后，1999年9月19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改制公司普遍实现股权多元化和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国有企业（但一般只是集团公司控股的二级企业，而非母公司本身）的公司化改制才算“动真格”的了。

第三章　历史的经济反思

强国还是富民？

自古以来，如何解决分配问题，缓和贫富对立，是历代思想家和理财家所共同关注的“第一命题”。

两千年来，中央集权的中国有一种延续至今的经济治理逻辑：中央政府对财政和税收进行严厉的宏观管制、对市场和企业进行微观上的放松，同时，政府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达成政治和经济集权的客观条件。这是一种非常有成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对此的坚持，也是中国两千年没有分裂的重要经济原因。

这种治理模式的困境在于，宏观管制和对资源的控制必然会诱生国家主义前提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国家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各阶层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最终导致社会失衡。所以中国经济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国家强大与民众富足之间达成和谐。

自古以来，如何解决分配问题，缓和贫富对立，是历代思想家和理财家所共同关注的“第一命题”。早在《晏子春秋·内篇》中就出现了“权有无，均贫富”的观点，诸子百家对此各有分析。

儒家的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认为最好的状态是“均无贫”——类似于福利社会。但这些理想如何实现，他没有具体的办法。老庄的道家也主张均贫富，其实现方式是“损有余以补不足”。

与儒、道不同，墨子则承认富贵贫贱的适当差别的存在，惟要求可以相互转化，其转化方式取决于一个人的贤与不肖。他不同意儒家“藏富于民”的观点，主张应该先让国家富起来，所谓“官府实而财不散”。

上述几位经典思想家对贫富问题的分析比较抽象，那些真正掌握国纲的理财家则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比如，在公元前770年，齐国的管仲就主张用价格政策为工具来缩短贫富分配不均的差距。

到了公元前360年前后，商鞅在秦国变法，走到了“强国贫民”的极端。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

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

民众富足起来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出现了较为广泛的中产阶层，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商人经济的繁荣和思想的活跃。当“强国”成为唯一目标之后，如何看待商人和知识阶层就成了一个很敏感和关键的命题。

商鞅对商人阶层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在《战国策·秦策一》中还记载，商鞅曾向秦孝公提出要“焚书”，虽然不知有没有执行，不过一百多年之后，他的思想继承者还是完成了这个工作。

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在西汉时，晁错在《论贵粟疏》一文中，开头就直呼：“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一直留存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玉石为何比鹅卵石更值钱？

统治了中国人民思想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在经济理论上其实是羸弱而混乱的。

一块玉石为什么比一块鹅卵石更值钱？在《第一财经周刊》上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显得很弱智？不过在我们这个国家，这其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年，伟大的孔子和他的学生就曾经很认真地讨论过。在《荀子·法行篇》中就记录了孔子与子贡讨论玉石为什么比较贵的一段对话。

问题是孔子提出来考子贡的。子贡同学这样回答：“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珉？因为玉比较少，而珉（珉是一种低档次的玉石）比较多。”听了这个回答，孔老师很不以为然，他神情严肃地说：“君子怎么可能因为繁多而贱弃某一东西，又因为稀少就珍贵某一东西呢？玉之珍贵，是因为君子把它看成是道德的象征呀。”（“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接着他洋洋洒洒地说了玉的“七德”。孔子所谓的“玉之七德”，现在常常出现在各大珠宝企业的广告上。可是你更认同子贡的观点，还是孔子的呢？

这段对话在历代道德家看来，当然可以读出孔老师的学识高妙，相比，子贡的观点就太铜臭了点。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似乎还是学生子贡说得有道理，因为他就物论物，直接道出了“物以稀为贵”的朴素真理。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往往把商品的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子贡似乎无意识地将之进行了分辨，因此，经济史学家胡寄窗便评论说：“在缺乏价值概念的初期儒家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子贡能第一次接触到价值问题，值得称述。”

从这段对话可见，统治了中国人民思想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儒家在经济理论上是多么的羸弱和混乱。

先秦的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其余诸子都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产物，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儒家和道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黄老、庄子以清心寡欲为生命诉求，全面排斥权力管制，而儒家的孔孟虽然积极入世，但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味以复古为目标，几乎没有太多的系统性思考，与法家、墨家乃至农家、杂家相比，儒家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谓是最为薄弱的。更糟糕的是，儒家以谈论利益为耻，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汉代，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无所谓好坏，但是到了治国的层面上，却显得非常的可笑。其实，历代统治者早已隐约发现了其中的软肋，故有治国需“霸王道相杂”的体会，后世中国出现“表儒内法”的状态，与儒家在经济思想上的贫乏与羸弱是分不开的。

近年以来，新儒学的兴起已蔚为可观，不但民间喜读《论语》，学界更是新论百出，颇有老树新枝的景象。

一些美国及台湾的学者试图证明儒家的千年伦理传统贯穿着强烈的济世情结，儒家的众多伦理概念——如“均贫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点。余英时在多篇论文中证明，儒家与生俱来的入世价值观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不需要证明中国也有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萌芽，而只需承认中国史的特殊性。杜维明甚至认为，只有儒家伦理才能解决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不是单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协调，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人与群的关系，对过分强调科学主义、效率、自由的西方价值观是一个反驳。

不过，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人解答：如果余英时和杜维明的立论成立，儒家伦理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之处，但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如此艰难？玉石为何比鹅卵石要贵的问题，到现在仍是一个问题。

为何超越不了一只铜鼎？

早在殷周时期，我们就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司母戊鼎，为什么两千年跨不过这一只铜鼎？

我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一个来自3000余年前的庞然大物与我对视，它重875公斤，高133公分，是当今世上最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站在它面前，我浮想联翩：那个铸造它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的疑问后来得到了一些答案，北大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大方鼎的铸造流程：它的铸造者首先是位化学家，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84.77%，锡为11.64%，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其次，他是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勾画出精美的铜鼎图案；再次，他还是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1200℃才能溶化，所以必然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第四，他还一定是冶炼家，大方鼎须在短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当时使用的炼埚是熔铜量为12.7公斤的“将军盔”，以它八百多公斤的重量，需80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熔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学家，如果一个炼埚配备3到4个人，则共需250人左右同时作业，从场地上看，一个炼埚占地起码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2000平方米的大平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300到400人左右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质量。

而当我们以这只3000多年前的司母戊鼎为出发点，前去探寻漫长的中国企业史的时候，你常常会被失落、惭愧和羞耻所缠绕。因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跨过这只沉默的大鼎。在一些学者看来，从殷商到20世纪中期的两千余年来，中国的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几乎停滞。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20世纪4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庭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据他的观察，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等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300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75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而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

在世界经济史上，中国是特别早慧的民族，可是却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徘徊了两千年，这一景象，举世独一。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又是否已彻底的排除？导致一个文明体的发展停滞，有几种重要可能性，一是灭绝性的自然灾祸，二是外患的入侵，三是内部的长期分裂暴乱，四是自身的制度安排。就中国而言，灭绝性的自然灾祸从未发生，外患的威胁一直存在，不过却从来被汉文化所消融，内部的长期分裂暴乱，整体而言也未发生，大一统从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那么，制度安排，就成了最后一个需要审视的问题了。中国的统治制度，统而言之，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人类历史上，保持这一体制长达两千年的，只有中国。早在殷周时期，我们就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司母戊鼎，为什么两千年跨不过这一只铜鼎？要回答这一问题，对治理制度的思考很可能是个重要的功课。

为何有名的妓女比商人多

在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寻找商人的结果，要么是坏蛋，要么寥寥纪录，要么有名无姓。

按历史学家钱穆的说法，“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以史书记载论，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就明确有年可以考据。从那以后，各路英豪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出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大历史，只要稍稍懂点掌故，谁都能随口报出几百个历史人物的名字。

不过，这么轻易的事情现在却每每困扰到我。近年来，我一直在做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在经济史料极度缺乏、对商业极度鄙视的国度，试图从商业的角度来描述国家历史的演进，显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你会发觉，这是一个主角模糊、故事残缺的历史长卷，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堆里，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把自己逼进了死角。最让我烦恼的事情之一，是很难找到商人的名字。

写《史记》的司马迁是第一个为商人做传的历史学家，在《货殖列传》中他列举了先秦到汉初的十多位大商人的名字和他们从事的产业，尽管每个人只有寥寥几句，可已经让我们这些后来的研究者感动到涕泪俱下了。因为，在他以后的所有历代官史，尽管都有《食货志》，可是却几乎再没有商人名字的出现。

比如说到宋代。它被史家认定是商业最为兴旺的朝代，四大发明中就有三项出现在宋代。胡寄窗先生认定，有宋一代是对“富民”提倡最力的时期。你看世博会上中国馆如何证明我国古来文明璀璨、商业盎然呢？就是把一卷《清明上河图》用高科技的方式重新展现。

然后我到宋史中去寻找商人的名字，可笑的是，花了我好多天的时间动手动脚找材料，找得全名字的商人居然没有几个。比如在官方的《宋史》中，似乎只有一个商人，名字叫朱勔，他以贩卖花石纲而出名。在《宋史》中，朱勔是个坏分子，他被写在了《佞幸传》里。

除了朱勔，我还在大理学家朱熹的相关资料中意外发现，他的外祖父祝确是个商人，据朱熹自己说：“新安祝氏世以贷力顺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朱熹自己很讨厌商人，不过对这个号称“祝半州”的外祖父倒是津津乐道。

找不到其他名字，我当然不死心，就再回头看看当今的历史学家是否找到过，一查，果然让我发现，写过《两宋财政史》的汪圣铎先生做过同样的傻事。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寻找宋代大商人》的短文。

汪先生是宋史大家，他查得比我细致。自先秦之后，盐商就很富有，宋代盐业也很活跃，他就到盐商堆里去找。在《宋会要辑稿·盐》中，果然被他找到二位有名姓者：北宋的康喜、南宋的吴傅。可惜两个人的名字都只出现过一次。文中甚至连他们的籍贯等都未言及。

汪先生还在考察宋代宗女出嫁时遇到了两位大商人。一是帽子田家，一是大桶张家。史家李焘记，宋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戊午，“太皇太后曰：一事甚悔，前日乃往问帽子田家，见说是家凡十县主，毎五千贯买一个，国家宁要汝钱。也是何门当户敌”。又北宋后期人朱彧记：“近世宗女既多，宗正立官媒数十人掌议婚，京师富人如大桶张家，至有三十余县主。”一个娶了十县主，一个娶了三十多县主。勿庸置疑，二人真正是京师的大商人。然而不幸的是，关于帽子田家，记载仅此一处，他的经营规模、雇工数量等一无所知。关于大桶张家记载有二三处，但有价值内容也很少。

这就是在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寻找商人的结果，要么是坏蛋，要么寥寥纪录，要么有名无姓。

一个可笑的对比是，在历代的史书中，有名有姓的妓女肯定比有名有姓的商人多——当然，我这样说绝无歧视性工作者的意思。在宋代，艳名流传至今的名妓就有好多，比如与皇帝纠缠不清的李师师、“莫问奴归处”的严蕊、被苏东坡写进诗里的琴操等等。

从这个细节，你大抵可以知道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了。

“西汉富豪榜”的启示

两千年来最容易发财的产业是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其余者只要能专心于一个小的产业，做到第一，也可进富豪榜。

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有一章叫《货殖列传》，专门记载了西汉初期的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前日闲来无事算了一下，有21个名字，把这些人所从事的产业一一排列出来，突然发现，两千多年前的财富积累好像与当今并无太大区别。

在司马迁的这张“西汉富豪榜”上，排在前四的竟都是冶铁业者。第一位是四川地区的卓氏。他原本是赵国人，秦灭赵国后，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一辆小板车被流放至临邛（今四川邛崃），就着当地的铁矿资源大搞冶炼铸造，把产品销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里的奴仆就多达千人。榜上接下来三位分别是来自山东的程郑、魏国的孔氏和鲁国的曹邴氏，致富之道与卓氏相似。

排在第五位的是齐国的大盐商刁闲。齐国以沸煮海盐而闻名天下，一向富足的齐人对奴隶非常轻贱，认为这些人凶悍狡猾，而刁闲则大量地收留他们，让他们去打渔晒盐，然后带着这些人四处贩卖，结交各地的官吏，终于累积起数千万的财富。

盐铁之外，第二大致富产业是流通业。司马迁记载，当时的大运输商拥有上百乘马车，上千辆牛车，有的还有大型船舶。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阳的师史。他家共计有上百辆车，在各郡国周游经商，足迹无所不至。

第三大致富产业是种殖业，司马迁列举了两个商人，分别是任氏和桥姚。任氏的祖先曾做过看管粮仓的小官，秦朝败亡时，各路豪杰争着抢夺府库里的金玉，而任氏则独独挖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对峙，老百姓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于是豪杰们抢去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上。桥姚则是在边陲地区致富的商人，他养了上万头牲畜，家中粮食以万钟计算。

第四大致富产业是铸钱业，也就是金融业。汉初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需有铜矿资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可得。当时最大的两个铸钱商，一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另外一个则是叫邓通的“黄头郎”。

邓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时被征召入宫，在未央宫里当一个划游船的“黄头郎”。据传，有一次汉文帝梦见自己怎么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际，来了一个貌若美玉的黄发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游船，陡见头缠黄巾的邓通，便认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贵人”，从此百般宠幸，官至上大夫。汉初诸帝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所以又有记载邓通与文帝有“断袖之交”。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则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币流通全国，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日后，“邓通钱”甚至成了货币的代名词。

除了上述四大产业中的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十分简略地列举了当时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比如，秦杨以从事粮食生产而成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当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贩卖业；桓发，从事的是“博戏”，就是今天的博彩业；雍乐，靠的是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雍伯，贩卖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妆品业。

这些人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诚壹之所致。”。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所带来的。这是商业成功的不朽之理。

细想司马迁的这段记录，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货殖列传》中所记录的当代富豪不过区区21个，以当时信息传播的落后，能够进入到宫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已是天下闻名之人。而这些富豪中有不少人从事的都是薄利多销的产业，如果没有相当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广泛的销售能力，是不可能积累出巨额财富的。

所以你看到了，两千年来最容易发财的产业是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其余者只要能专心于一个小的产业，做到第一，也可进富豪榜。读到这里，你作何感想？

靠什么拯救商业人生？

对财富的贪欲是企业家的最大敌人。在没有形而上信仰的中国，靠什么来拯救我们的商业人生？

近日，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邀约中国企业家参与一次慈善晚宴，去还是不去，现在已经成了商业界的一场“茶杯里的风波”。

读着这条新闻，我突然想起一则轶事。1948年春天，《国史大纲》的作者、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应邀到荣德生创办的江南大学任教。钱穆问当时的中国首富荣德生：“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荣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接着，荣德生突然提到他在南通修建的一座大桥，他说：“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个桥。”

去年我访无锡，当地人带我遍走荣家遗迹，花枝烂漫的梅园，已成废铁的工厂，依然屹立的是石桥。荣德生果然说对了。当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消费和享受之后，它的拥有者将如何处之，这是一个比创造这些财富更为艰难的命题。

从来没有人因为富甲一时而长久地被人们纪念，相反，人们常常提起的是他对待财富的态度及相关的细节。我曾经编著过一本《首富》，写的是全球当今三十个国家的首富。一定要为这些富豪寻找一个共同的精神特质的话，就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将财富与慈善结合在了一起，无论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做做给世人看的。一半以上的首富是他们国家中最大的慈善捐赠人。

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形而上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此，任何个人也不例外。

这十多年来，我读得次数最多的书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韦伯第一次揭示了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与商业精神的渊源关系，他论证了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毕生为积累财富而奋斗但却对这笔财富的消费不感兴趣。韦伯认为，那种源于达尔文宿命学说的生命观念，使得那些人勤俭、自律、诚信、清洁、对单纯娱乐非常厌恶，对劳动的热爱对应成为“上帝感召中的使命感”，他称之为“新教精神”，而这正是现代西方经济成功的精神起源。

在这本小册子里，韦伯反复言及的大概只有两个词：贪婪与控制。他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于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对财富的贪欲确实是企业家的最大敌人。如何克服，他的药方是新教伦理。读到这里，就一直读不下去了。因为，中国人从来是入世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情结的国家，我们从来没有抽象的形而上的信仰。千年以来，我们从来只相信现世，即便是匍匐在香火缭绕的庙堂，我们还是在乞求佛祖让我们今世身体健康、财源广进，而来世能够投胎进富贵人家。

我们从来没有原罪感，没有人生而为了赎罪的道德前提，没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在卢梭看来，这是公民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起点，那么靠什么来拯救我们的商业人生？我们现在有的是：制度的约束，这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很多商业行为是完全边缘化的。我曾请教过很多人，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告诉我，答案是新儒家伦理。他顺手写下北宋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是，张载的立心、立命及开太平跟平头百姓有什么关系？我在无数个乡村和读本中行走。黄河青山，中国人千百年来信仰的是什么？他们认为什么是足以流传和让他们为之牺牲的？我期望得到的答案，好像仍然在大雾弥漫之中。

资本家是怎样“绝种”的？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私人资本在中国的“绝种”，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曾经统计说，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国进民退”的事情至少已发生了五次，分别是1884年、1910年、1935年、1946年和1956年。前面的四次，断断续续都写过了，便有读者来信询问第五次，本文就简述之。

对于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命运，决策层的想法在1949年之后有一些渐进式的判断。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后，毛泽东就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1955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以荣毅仁为例，讲道：“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讲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如果交出工厂，如弃敝履，没有一点痛苦，那就不是资产阶级了。”

同年10月，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而私人资本在中国的“绝种”，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私营企业家积极配合了政府的决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乐松生，他是国内最出名的百年药号同仁堂的总经理，南方的领头者则是最大私营企业集团上海申新公司的荣毅仁，他们先后都当上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副市长，一时人称“北乐南荣”。

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1月15日，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在20万民众的欢呼声中，乐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北京工商界向毛泽东主席献上北京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由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拍摄的《乐松生向毛泽东送喜报》，第二天登上了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远大的理想，已经开始变成现实，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

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报喜队的一名代表装扮成“天官赐福”的样子来到会场向人们报喜，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第二天，在早春的细雨中，上海举行20万人的盛大游行，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热烈的人群中，荣毅仁大声地朗诵道：“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友爱和信任，这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基本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2年。这个速度不仅超出我们大家的预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预料。”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

私人资本重新在中国复苏，是众所周知的1978年，当时他们被称为“个体户”、“万元户”或“暴发户”，而“企业家”这个名词在报纸上第一次小心翼翼地出现，是在1987年。

还记得韦伯的那个问题吗？

中国的公司模式创新及契约精神的确立一点也不比西方迟，但历代政府与民间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对等的契约关系。

近日在上海参加“中国公司的未来”研讨会，遇到黄晓京先生，他是马克斯·韦伯那本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翻译者之一。此书在中国的出版是1986年的事情，黄晓京那时很年轻，如今他已是一家日本公司的高管。见到他，我问：“你还记得马克斯·韦伯在书的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吗——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晓京先生的回答一言难尽，看来这个问题确乎也困扰了他很多年。当然，它也困扰了我很多年。

韦伯所谓的“文化现象”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它由创新的公司模式及相关的契约精神构成，当今学界都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正在这里。可是，当你回到企业史中去探寻的时候，却会遇到更复杂的情况。比如，中国的公司模式创新及契约精神的确立一点也不比西方迟。

股份制合伙公司是在宋代诞生的——这一史实是由日本学者在20世纪中期首先发现的。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个别资本的集中以‘合股、合伙’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其萌芽形态业已产生于宋代的‘合本’、‘连财合本’、‘斗纽’等惯行中。”《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十·赋税杂录》中记载了当时合伙公司的基本模式：“一些富豪联合在一起，共同经营并遵守同一规则，就叫作斗纽。其规则如下：以十个人为一个组织，各人出的钱从十万到五十万不等，大家约定以十年为期，富豪轮流负责经营，所得利润大家按比例分配，而本钱仍然在那里。”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股份制合伙公司。

北宋名臣包拯还曾提到过一种叫作“带泄”的合股模式：在海边做买卖的人中有不少是本钱不多的中小富户，他们没有能力独立组成合伙公司，就参股于相熟的大海商，等到海外货物买回来后，按比例分配所得，往往有数倍的利润。

从众多零星史料中可以发现，宋代的合资经营活动大量出现在东南沿海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中，这与外贸的特征有重大关系：出海经商需要的本钱大、航运时间长且有巨大的风险性，当然也有惊人的利益回报。所以，商人们需要、也愿意联合起来共担风险和分享利益。

这一规律不但在中国如此，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在世界经济史上，学者们普遍承认股份制公司模式的出现与海盗及远洋贸易有直接的关系，而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正诞生于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即1602年成立的、从事海外贸易的东印度公司。

因此，从时间上来看的话，宋代的“合本”企业比欧洲的同类起码要早五百年。

除了合股经营模式之外，定金制度也被广泛运用。南宋人黄干记载说，世间做买卖者，没有不预先留下货钱以为定金的，他称之为“定钱”。在四川一带，茶商向茶农收购茶叶时，都是在前一年的秋冬就预先谈定价格，支付定金，所谓“秋冬先放茶价”。

另外一个新景象是，职业经理人开始集体出现。他们自己的财产不多，以为大族世家理财而存活。

合股经营、定金制度的广泛运用以及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出现，表明宋代工商业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文明阶段，它们无一不意味着商业契约精神的成熟，而契约精神又是公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摇篮。那么，马克斯·韦伯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又浮现了出来：为什么在欧洲——而且只有在欧洲而没有在更早慧的中国——诞生了资本主义？其答案恐怕是，由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悍，中国历代政府与民间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对等的契约关系。而在所有的社会契约关系体中，政府与民间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

可悲的是，这个问题，在今天竟还是问题。

第四章　在经济改革的路上

“国进民退”的故事

抗战胜利后的国营化是中国后来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基础，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

在过去的一年里，有一个名词在经济界似乎名声不太好，叫做“国进民退”。它指的是，在某些关键性产业领域中，国有资本比民营资本获得了更大的利益空间。有关部门，比如国家统计局、国资委等官员曾专门出面否认有此等现象的存在，这至少表明，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个好现象。

下面说一个类似的陈年往事，以证明它的的确确是一个很不好的、甚至很应该骂粗话的糟糕现象。

话说1945年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民政府开始接收敌占区的工业资产。在一开始，局势似乎在朝市场化的方向推进。经济部拟定了一份《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的方案，特别强调把国营企事业的范围限定在军工、造币、主要铁路和大规模的能源动力经营以及邮政电讯等若干重要公用事业方面。鼓励私营企业在政府经济建设总计划的指导下发展，并由政府在财政、运转设施等方面给予援助，且在实际经营中，享有与国营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权利和义务。此外还特别强调，在政府供职的人员禁止经营和管理任何在其监管职能范围内的企业。《总原则》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上表决通过，并公告天下。

以今读之，这份《总原则》的精神与30多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路很有神似之处，甚至在一些表述上都几乎一致。这是1934年之后，中央政府提出的最具市场化精神的纲领性文件。可是，后来发生的情况则是，看上去很美的《总原则》自出笼之后，就变成一纸废文，徒给后人留了一道长长的叹息。之所以会这样，一是顽固的国家主义理念仍是主流，若非决策者的绝大决心，很难被一纸《总原则》否决，二是官僚资本集团已经与国营垄断体系形成了一个制度性的共犯结构，他们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最大反动力。经济部里的那些书生当然无法与行政院和财政部的宋子文等官商抗衡。

在宋子文的主导下，一连串以“中国”为名号的国营垄断企业纷纷挂牌诞生：中国盐业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造纸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他们以划拨的方式无偿得到了数以千计的、资产质量最好的资产。

这些中字号企业中，最典型的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自晚清以来，纺织业就是中国最重要的民生产业，而且长期为民营资本所掌控，在这个领域出现了张謇、荣氏兄弟等众多企业家，它可以说是民营资本集团的最后一块阵地。此次，宋子文利用接收的天赐良机，来了一个大抄底，他接收了日资在华的所有纺织工厂，还将上海、天津等地的众多大型华资纺织厂纳入囊中，官僚和国营集团分文未出，一举拿下全国总纱锭的37.6%和全国织布机的60.1%，几乎完全垄断了中国的纺织工业。

就这样，在1945年之后，国民政府把接收的敌产归为国有，使资本国家化，进一步充实了国家资本的力量。从产量计，国家资本从此控制了全国煤的33%，钢铁的90%，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电力的67%，水泥的45%，纱锭的37%，织布机的60%，此外，铁路和银行早已被完全掌握，一个强大而垄断国家的资本主义格局全面形成。统计显示，到1948年上半年，国家产业资本已经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80%以上。

当代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的经济史笔记里评论说：“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个国营化也是中国后来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基础，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

所以你知道，“国进民退”为什么那么让人讨厌了吧。

“国进民退”的故事之二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权力分配的逻辑和办法是紊乱的。是集了好还是分了好，现在还真是一个问题。

在世界史上，中国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的古老国家。因此，历史学家马克·艾尔文（Mark Elvin）在《中国以往的模式》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是它的一种文明。”这种文明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如何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放权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谈清楚过，历代更替大半与此有关。我们今天就说说它在经济层面上的体现。

一个国家经济权力分配，主要是在两种关系上展开的，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二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在中国，1978年之前，企业全数为国有化，无所谓权力下放的问题，所以，建国后分权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分权的逻辑和办法是紊乱的，而且集了又分，分了又集，数度反复：

——先是中央高度集权。建国之后的1950年，政务院颁布法令，决定实行集权管理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规定地方的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地方的支出一律由中央拨付，地方财权几乎为零。

——接着是充分放权。1956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于是两年后，中央向地方大规模放权，其中包括向地方政府下放计划权力、下放企业管辖权、下放物资分配权等。总之，能放的权都放了。同时，在工商界和农村则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运动。前者是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后者搞的是“归大社”运动，到1958年就变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民从此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

——然后又是一次大集权。在经历了荒唐的“大跃进”及可怕的“三年大饥荒”之后，1962年中央政策再度大转弯，在1月份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强化了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的思路，随后从地方收回了绝大多数原来下放的权力。

——接着又是大放权。1966年，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经济实权还是仍应分散到各地区去。于是，又是一轮手忙脚乱的“大分权”。这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已无效率和秩序可言。

如此集了再放，放了再集，最终造成的局面是，中国经济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放了再乱”的恶性循环。它实际上表明，在集中计划体制内寻找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平衡，无论在经济的意义上还是在政治的意义上，都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放活企业成为一种共识。由于中央财政十分羸弱，已无力大规模拨款投资，所以，中央也大胆地向地方放权，这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积极性，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地区之间以邻为壑、互相封锁和分割市场的“诸侯经济”，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地方肥，中央瘦”的财政格局，中央财政在财政总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竟成了“讨饭财政”。

对于这样的景象，如何判断，是否需要修正，怎样从理论的层面上进行阐述和评价，成了经济理论界的一个大难题。争论到1994年有了结果，就是实行所谓“联邦财税制”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3:1的比例分成。这一税制的执行，在财经的意义上标志着中央集权的回归。

纵观二千多年来的中华治理史，历代重大的经济变革从来都是在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数次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无一不是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保证对经济的控制力，并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收入。

本轮中国改革，前十五年是自上而下的充分放权，后面的年份则是自下而上的重新集权，是集了好还是分了好，现在还真是一个问题。

民间金融血脉的丧失

在此之前的所有朝代，钱庄都是被民间所控制的，可是从1935年之后，金融业被彻底官营化了。

记得我之前写过一次“国进民退”了，不过意犹未尽。今天再说一段“玄宗旧事”。

据我的粗略统计，从洋务运动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国进民退”的事情至少已发生了五次，分别是1884年、1910年、1935年、1946年和1951年。这篇专栏，说的是第三起，发生在上海，关于银行业。

1916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的民营企业曾经有过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也是文化界百家争鸣的繁荣期。到1934年前后，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大萧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了国有资本对民营银行业的一次重大清剿事件。

在1935年3月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仍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政府直接控股的银行只有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两家，总资产仅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11.7%，其余资产中的九成集中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资本最雄厚的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3，是中央银行的三倍。中国银行的大股东、总经理张公权俨然是银行业的魁首。张公权是百年一出的金融奇才，他不但手拥巨财，而且领导着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办有《中行月刊》等杂志，处处展示银行家的话语权。他对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赤字财政政策一向不满，结果被后者视为眼中钉。

就在经济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刻，孔祥熙施展合纵连横之术，突袭中国银行。2月13日，由杜月笙出面发请柬，邀请上海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大佬们开会商议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会上，作为政府代表出席的孔祥熙突然提出建议，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组成一个“三行小组”，对陷入绝境的上海工厂给予“尽可能的贷款援助”。到3月9日，在孔的主持下，各方人士形成决议，由中国银行牵头组成援助财团，提供500万元的无抵押贷款和1亿元的抵押贷款。

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布了一条让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政府出于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发它们的股票，1亿元公债将不再按原来设想的贷给工商业者作救济之用，而是要用来购买两行的股票。他以财政部的名义，指定了购买金额的分配，其中2500万元和1000万元分别购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票，3000万元作为增加中央银行的资本，剩余的3500万元作为弥补政府的欠债。

这个方案最荒唐的地方在于，第一，银行的定向增发没有任何的溢价；第二，政府用来购买股票的钱正是它发行给银行的公债。这好比让猪吃自己的蹄膀。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本分别为2500万元和1000万元，孔祥熙的增发购买计划，让政府一下子成了两家银行的绝对控股大股东。同时，孔祥熙直接宣布，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被免职，“升任”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张以“劳累”为由拒绝到任。交通银行董事会也随之改选，就这样，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尽入官家之手。

事态演变至此，孔祥熙的棋还没有下完。当时上海金融界还有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三家较为重要的民营银行。在三个月中，孔祥熙挟央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金实力，大量囤积通商等三行的通货，然后突然一下子拿出来要求兑现，原本已陷入困境的三行当然无法抵抗，只好乖乖投降。

半年之内，孔祥熙一举收编上海五大民营银行。中国金融格局陡然乾坤逆转，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从不到12%猛增到72.8%。

如果放到两千年中国商业史来看的话，1935年是一个偌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的所有朝代，钱庄都是被民间所控制的，可是从这一年之后，金融业被彻底官营化了。孔祥熙是靠钱庄发达的晋商之后，民间金融的血脉竟断在他手中，真不知是报应还是宿命。

为“商品经济”翻案

从“计划经济”走到“商品经济”，在这期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辩和反复，从中可以读出中国改革之艰难和曲折。

马洪（1920年-2007年）是当代改革史上一个十分传奇的人物。他对宏观经济管理和工业经济非常娴熟，曾参与多个中央经济文件和战略规划的拟定。

1984年7月的一天，他登门造访吴敬琏，邀他同去东北参加一个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会。马洪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叠文稿，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这叠文稿的背后，风潮汹涌。它涉及改革史上一个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词解释”之争：到底该如何定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总的来说，主要是两个名词的选择：A.计划经济，B.市场经济。

是A还是B，看上去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但是，由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实际的情况却远远要复杂得多。日后我们知道，从A到B，我们整整走了15年。在这期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辩和反复，还出现了多个阶段性、交叉性的“中间态名词”，从中可以读出中国改革之艰难和曲折。

1980年9月，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的薛暮桥为体改办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文件，其中写道：“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他认为，提出商品经济这种说法“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

薛暮桥的提法得到了胡耀邦和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对。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的材料，它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定地赞成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商品经济的。其中，邓力群等列名第一类，薛暮桥、林子力等被划为第四类。此刻，摆在吴敬琏面前的这份文稿，便是改革派试图推翻1982年的“定论”，为商品经济翻案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

马洪等人敢于在此时“探险”，也与当时的宏观氛围分不开。从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从整顿中走向复苏。在元旦过后不久，近年来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这是他一生中两次著名的南方视察的第一次。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授意马洪，给一言九鼎的老革命家们送上一篇试探性的文章，看一看是否可能在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提“商品经济”。

当获知有影响的“老同志”对这篇报告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之后，9月9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9月11日和12日，邓小平、陈云先后批示同意。紧接着，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的坚持下，经过人员调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对所有的表述作重新的拟定。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那几天里，最开心的人是薛暮桥。《决定》实际上为他两年前的检讨平了反，而10月25日正是他80岁的寿辰，更让他开怀的是这天中午，他的小女儿为他生下了一个小外孙。至此，在历经几年的大争辩中，“商品经济”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我们即将看到的景象是，日后还将有新的大反复，而最终，新的争论的尘埃落定是在1992年。

“放小”放出了大文章

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期间，在“放小”问题上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地区，无一不遭到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

在国有经济整体上陷入困境的1994年，新任主管工业工作的副总理吴邦国提出了一个新思考：不可能把几十万国有企业都搞好，而只能通过抓好1000个国有大中企业，放活中小企业，把整个国有经济搞好。于是，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新思路。但是“放小”的道路很不平坦。

早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已经指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成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但是，在“放小”问题上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地区，例如广东顺德、山东诸城等地，无一不遭到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

1996年3月中旬，朱镕基到诸城调研。正是这次出行肯定了诸城的做法，同时也引爆了一场激烈的大争论。

诸城是山东省菏泽市辖内的一个县级市，它的“放小”试验是从1992年就悄悄开始了的。该市全部150家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有103家明亏或暗亏。当时担任市长的是36岁的陈光，他决定把这些企业统统卖给职工。在之后的两年多里，陈光通过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等7种形式，将全市272家乡镇办以上国营或集体企业统统都出售给了职工个人，陈光因此得了一个绰号——“陈卖光”。在90年代初期，各地出售亏损中小国有企业的现象并不罕见，不过陈光做得实在有点绝，因此引起了媒体和理论界的争议。

整整调研了两天，朱镕基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但是显然被诸城所取得的成绩打动了。3月23日原本要离开去日照，然后回北京，朱镕基突然决定再看一天，同时下令把山东的省、地、市、局四级干部叫到诸城来和国务院调查组的人开会。

在第二天的四级干部会上，朱镕基表示，采用多种方式搞活小企业，他完全同意。他说，看到诸城的这些成绩感到特别高兴。他还具体指出股权出售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不赞同搞什么“模式”，所以也不要叫“诸城模式”。

就在那几天，国务院直属的权威经济报纸，一直在追踪产权改革动向的《经济日报》正刊登一组调查报告，有人对一些地方的股份制试验提出了批评，认为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果这是中央的态度，那么诸城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反面典型了。

朱镕基的诸城考察很快在中国政界和经济界不胫而走，从而大大推进了各地的“放小”运动。然而在北京，反对的声音仍然非常汹涌。大量中小国有企业被出售给私人，当然就有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而且各地又没有统一的政策，可以说是各自为战，乱马飞奔。

《经济日报》在头版连载宣传“诸城模式”的专题报道，对诸城“放小”的评价非常高。诸城考察和《经济日报》的这组报道，激起了反对者的抗议。一些人士以“万言书”的方式上告中央，认定这是一次瓜分国有资产、搞私有化的大行动。朱镕基因此受到空前的压力。1996年12月，朱镕基在北京观看话剧《商鞅》，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秦国的改革，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据报纸描写，朱为剧情所动，黯然泪下。

1998年3月19日，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朱镕基当选为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即席讲了一番慷慨激昂、日后常常被人品味的话，他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形容，将中国改革向深度拓进的艰巨性表达无遗。

“一言毁市”

进入新世纪之后，利益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意识形态，成为观察经济政策走向的第一指标。

2001年1月，也许是吴敬琏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月份。经过一年酝酿，国务院和证监会决定把加强金融监管、打击证券市场的犯罪活动作为2001年金融工作的重点。1月9日和10日，证监会先后宣布对两家叫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的上市公司立案侦查，原因是它们涉嫌操纵股价，沪深两市为之一震。

1月12日，吴敬琏就庄家操纵股价的问题接受采访。就在这次访谈中，他直接将股市比喻成了“没有规矩的赌场”。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

在对庄家和基金进行猛烈的抨击后，吴敬琏的矛头进而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他批评道：“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1月14日晚，中央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了吴敬琏《评说“庄家”》专题节目。这一节目的播出时间与揭开打击股市“黑手”的大幕正好重合，这为后来吴敬琏“一言毁市”的话柄提供了“依据”。

1月1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座谈会”，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部署在业界悄然传开。庄家们仓皇抛盘出逃，导致了1月15日深沪两市的股价应声大跌，此后更是连跌3天。中国的资本市场自1999年5月19日之后，一路上行一年半，到此出现了转折点。半个月前还一片叫好的舆论开始出现分歧，有人在网上把气撒在吴敬琏头上，辱骂他，认为他的言论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是“一言毁市”的罪人。

在整个1月下旬，吴敬琏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全国所有的报纸、网站上。因为事关数千万人的钱包，这场关于中国股市的争论很快呈现白热化的趋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参与度最高的经济话题论战。

春节过后，股市继续下挫，短短4天内跌去8%，稍歇了十来天的论战炮声再次隆隆响起。尽管在过去很多年里身历百战，但面对这种汹汹而来的舆论质问，吴敬琏还是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可是，更大的攻击还在后面。

2月11日下午，厉以宁、萧灼基、董辅、吴晓求、韩志国5位经济学家联手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这也将本次“股市大辩论”推到了最高潮。5位教授一致认定，他们与吴敬琏的最大分歧“实际上是要不要股票市场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而且还是一个得了病的孩子。在孩子得了病的时候，不应该把他掐死、扔掉，而应当诊断病因后对症下药，使他健康地成长。

恳谈会主持人萧灼基在总结时说：“通过这次讨论，我认为有10个问题可以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包括：股市不是赌场，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中国股市不仅有一般功能，还有特殊功能，就是推动国企改革；股市不可能一开始就规范等等。第二天，“五大经济学家群战吴敬琏”的新闻登上了全国媒体的显著版面，它不但非常重要，还带有很强的娱乐性。

日后来看，吴敬琏与五教授的这场大论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没有结论的战斗。通过这场论战，让一个事实更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进入新世纪之后，利益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意识形态，成为观察经济政策走向的第一指标。“改革”这个名词，有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吴敬琏显然是清醒的。

失败的“闯关”

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败，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它的搁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

根据吴敬琏的回忆，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桥、马宾、吴敬琏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均认为，通胀已成当前经济的“最大敌人”，必须着手治理。而厉以宁以及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体改所的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决策层也持后一种意见。他们认定，当前物价问题的焦点在食品，而食品价格之所以上涨，说到底是因为供给不足。

1988年4月，全国七届人大召开。到了5月上旬，中央领导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时任总书记提出启动物价“闯关”。“闯关”的意思是，在短期内迅速理顺紊乱的价格体系，从而让经济运行趋于正常。由于体制内外落差很大，价格一并轨，势必会导致物价在一定时期内的上涨，所以，这是一个凶险的“关”，而且必须以“闯”的方式才可能顺利通过。这是一个有着巨大风险和争议的经济决策。接下来发生的事实，是30多年的改革史上最为混乱和令人叹息的一幕。

5月16日到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定了物价改革方案，宣布用5年时间把物价放开。为此，国务院建立了物价委员会，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主任。

5月25日至27日，时任总书记召集中央10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者中有两位经济学家，是刘国光和吴敬琏。会上，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刘国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于连续几年的物价上涨，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年初开始，各地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抢购风潮，如果立即进行价格改革，势必促使通货膨胀预期完全形成和爆发全面的抢购风潮，所以，应当先用一两年时间治理好经济环境，再来进行价格改革。总书记对刘国光的意见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要求先治理环境，再放开价格。他援引韩国的经验说，韩国就是先通膨，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经验。

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正式公布“闯关”决定，确定5年理顺价格方案，前三年走大步，后两年微调，计划5年物价总计上升70%至90%，工资上升90%至100%。

“闯关”政策一公布，迅速震动全国。从当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出乎决策层预料的是，“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撒蹄乱窜。当时，全国居民的存款为3000亿元（1992年为1万亿元，2008年为24万亿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却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这似乎应了凯恩斯的那句名言，“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的永久的经济问题”。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

8月下旬，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证申请购买。8月27日晚，中央总书记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8月3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到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来。

对泡沫破灭的预言

2000年，吴敬琏对网络泡沫破灭的预言引起了证券界和网络界人士的强烈反击，然而事实证明，他又一次不幸言中。

2000年3月4日，正值全国两会召开。这一天，70岁的吴敬琏突然扮演了“黑色预言家”的角色。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吴敬琏在一次与记者的即兴谈话中，对如火如荼的网络经济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目前香港和内地都在炒作网络股，它对高新技术产业利少弊多，传媒最好不要推波助澜。”他认为，“在中国，现在上市的网络股没有几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股。”

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股市上炒作“互联网概念”的行为。他举例说，最近股价暴涨的上海梅林，其实是做食品的，只不过有一个网址可以在网上买卖，就把它与新经济连起来，这未免太过勉强。最后他用一种很恳切的口吻说：“中国的新经济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吴敬琏的这段话好像在一盆正熊熊燃烧的火焰上，兜头浇下了一瓢冷水，当即溅出四射的火星。第二天，各大媒体及门户网站都发出了新闻：“经济学家吴敬琏给网络股泼冷水。”

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吴敬琏的言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技术从实验室走了出来，日渐成为勃然兴旺的新经济。在之前10年里，它让美国重新回到了全球经济领头羊的地位。就在1999年12月，主要以互联网公司股票构成的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正逼近5000点，而在1998年7月它才刚刚跨越了2000点大关，市场的繁荣把人们对互联网的热情推到了沸腾的高度。在中国，新浪、搜狐和网易等门户网站如日中天，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刚刚拉开了华丽的帷幕。

可是，吴敬琏偏偏要说这个“帷幕”上爬满了跳蚤，他的言论遭到了嘲笑和批驳。有人为“泡沫”欢呼，说“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好啤酒”。两位网络观察家撰文反击，号召大家起来批驳吴敬琏的“泡沫论”。在论战中，甚至连他70岁的年龄也被拿来当话题，年轻人们用嘲讽的口吻写道，“未来属于你们，也属于我们，但归根到底属于我们……知会并要求您上一上互联网，来与我们共同感受大时代涛声的澎湃！”2000年3月9日，纳斯达克指数赫然突破5000点，举世一派欢腾，吴敬琏的声音愈发显得好笑和荒唐。

这位倔强的经济学家决定应战。他很快写出了《互联网：要发展还是要泡沫》一文。事实上，吴敬琏不但不反对中国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包括互联网产业，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烧友”。他反对的是资本市场中的炒作行为，“对于不强调真抓实干，而是爆炒‘高科技’、‘网络股’等概念以吸引大众跟风入市，促成股价上升，就不能不怀疑醉翁另有他意了。”进而，他对美国当下的网络热也提出了自己的警告，“最近9年来，在信息产业、基因工程等高技术产业的带动下，美国经济持续高涨，股价也一直在上升。这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担心，因为按照过去的规律，长时期的高速增长预示着通货膨胀的爆发和金融市场的崩溃……当前美国经济既有‘新经济’的内容，也存在‘泡沫’的成分。”

4月13日，新浪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交易，融资6000万美元，国内舆论为之雀跃欢腾。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从4月起，一路上飙的纳市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突然调头下坠，综合指数在半年内从最高的5132点跌去四成，8.5万亿美元的公司市值蒸发，这个数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年收入。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用黯淡语调评论，“泡沫破灭了，经济陷入了衰退，这种结果的发生是无法避免的——建立在虚假根基之上的喧嚣的90年代，最终将走向终结。”

就这样，吴敬琏又一次不幸言中。这位不久前还被认定落伍了的经济学家，“意外”地成了一个准确预言了全球互联网泡沫的“黑衣魔术师”。

目录

第一章 官商人物传

蒋经国“打虎”是怎样惨败的？

宋子文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中国相纸之父

那个提出苏南模式的人今年99岁了

比孔子更像个思想家

第二章 那些经济怪象

“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

“李约瑟难题”到底难在哪里？

工厂798

你知道这些荒唐的“科技卫星”吗？

上海人为什么吃不到新鲜鱼？

为什么垄断型国有企业没有人买？

官商是一些怎样的大怪物？

第三章 世界眼中的中国

你看过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吗？

苏联人是怎样帮助我们造汽车的

为什么俾斯麦会预言“日本胜，中国败”？

英东“走私”

第四章 历史的告诫

60年前的货币战争（一）

60年前的货币战争（二）

数据中的“六十年中国”

50年前的大饥荒

三十年前的告诫

十年前的中国靠什么走出大萧条？

百年实业真的那么容易谢幕吗？

第一章　官商人物传

蒋经国“打虎”是怎样惨败的？

蒋经国每打掉一只“老虎”，都好像是在奄奄一息的“党国躯体”上实施了一次电击。可是，接下来的一只“老虎”终于是他打不动的了。

一个国家如果搞市场经济，会有好坏之别。最坏的那种，就是官僚资本与市场资本的劣性组合，一旦这种资本组合成为定势，经济就将不妙。我这样说，大家没有感觉，好吧，说一个六十一年前发生在上海的“打虎”故事给各位听。

话说1948年，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在经济治理上则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为了控制物价飞涨、打击投机倒卖，国民政府委派蒋介石的大儿子、时年38岁的蒋经国亲自督战上海。8月20日，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十万青年大检阅，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路高喊“严格执行八一九限价”、“不准囤积居奇”、“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几天后，他两次率领上海六个军警单位，全副武装地到全市的商品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进行搜查。

蒋经国深知改革的对象到底是谁，他在日记里写道：“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果然，落到他手上的，每只都是“老虎”。

8月21日的《大公报》刊出记者季崇威的新闻稿称：“19日上午，有某匿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3000万股永纱（永安纱厂），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

此文一出，市场哗然，币制改革为国家核心机密，竟然有人抢先得悉倒卖获利，蒋经国用枪逼着交易所交出账目，查出19日抛售股票的两个大户，一个名叫李国兰，是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之妻，陶供出自己是从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处获悉机密消息的，三人迅即被捕，陶被处决。另一个大户名叫杜维屏，竟然是中国黑社会老大、蒋介石多年老友杜月笙的儿子。蒋经国也不手软，下令逮捕杜维屏，以金融投机罪交特刑庭公开审理，判刑8个月。

小蒋连小杜都敢打，算是动了真格，在随后一个多月里，64名参与投机的商人被关入监狱。在他的铁腕打击下，上海的物价一度稳定，市民们乖乖地排队将手中的黄金、美钞换成金圆券。蒋经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日夜轮番接见沪上企业家，奉劝他们把硬通货拿出来。到10月份，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子96万两，合计价值2亿美元。

蒋经国每打掉一只“老虎”，都好像是在奄奄一息的“党国躯体”上实施了一次电击，他希望有奇迹能够出现。可是，接下来的一只“老虎”终于是他打不动的了，它的名字叫扬子公司。

扬子公司的董事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没有生育，对这个大外甥视如己出，最是宠爱。在过去的几年里，扬子公司一直是倒卖外汇、走私商品的最大官倒企业，它又是上海最嚣张的囤积大户。10月7日，蒋经国终于对扬子公司动手了，他下令搜查扬子公司上海总部并查封该公司的所有仓库。第二天，国内各大报争相报道“扬子公司囤积案”，“清算豪门”之声陡起。

宋子文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对照的，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

傅斯年称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宋子文曾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因此傅斯年说：“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宋子文“走开”半年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他到任后的第二天就去接见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跟他商谈在广东开矿的事宜，接着跟潘宜公司接洽黄埔港的建设工程，决定把海南的铁矿石卖运日本。以他过往的行为来看，实在分不清这些到底是公事还是私事，或者根本就是“公私事”。

跟孔祥熙一样，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资产，至今是一个谜。《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亚洲《华尔街日报》则把他列入人类历史上曾经最富有的50人之一。

后人研究宋子文这个“大怪物”，不仅仅好奇于他到底弄走了多少钱，更在于他是一个怎样的“制度性产物”。

在中国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孔宋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趋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事实上，在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思想家们从来不相信有一种“彻底的恶”。中国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神学里，魔鬼也是天使出身。康德用“反常的恶意”来描述恶行背后、可理解的动机。因此阿伦特认为，“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对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上。

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台湾省省长的吴国桢在《吴国桢的口述回忆》一书中谈及孔宋模式与制度的互动。他说，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令来说，孔宋的豪门资本所做的一切确实没有问题，一切都是合法的，因为法令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比如，当时没有人能得到外汇（因申请外汇需要审查），但他们的人，即孔祥熙的人是控制着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所以就能得到外汇。每个人都得先申请进口必要的货物，但他们却有优先进口权，因此，尽管他们的确从中国人民的血汗中发了大财，但一切仍然是合法行为。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他的话很平实，却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

在近现代的百年企业史上，出现了三个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岩，二是盛宣怀，三是孔宋家族。他们均为当时的“中国首富”，他们的身份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

通过胡、盛及孔宋这三个案例的递进式暴发，我们不得不说，自晚清到民国，中央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力不是在减弱，而是在逐渐加强，国营垄断力量的强化以及理性化构建成为一种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与之寄生的官僚资本集团也越来越成熟和强悍。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现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者被利用来进行——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因为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台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最终成为政权覆灭的重要诱因之一，所以，何廉曾哀叹，孔宋下台，官僚资本“未伤毫末”。

在某种意义上，对孔宋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

中国相纸之父

年轻的林希之决定了“要在感光材料方面为中国人争一口气”。然而在文革中，他的生命与事业都走到了最黑暗的尽头。

1949年6月2日，中国第一张原始性氯素相纸在广东汕头市德兴路86号一间简陋的化学实验室里研制成功，研制人是时年28岁的林希之（1921-1969）。

林希之原名林应熙，出生富商家庭，1946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就读。念书期间曾有一个外籍教师在他面前讥诮过中国工业的落后，这件事一直刺痛着他的心。他说：“外国人能做的事，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做吗？我一定要在感光材料方面为中国人争一口气。”1948年，林希之回到家乡汕头，专心致志地开始了感光化学实验工作，筹办起“公元实验室”。他追捧的偶像是美国企业家乔治·伊士曼，后者在1886年发明了卷式感光胶卷，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照相的历史。

1952年10月，公元实验室制成中国第一张性能接近进口相纸的感光印相纸。次年4月1日，中国第一家感光企业——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建立，林希之任副厂长、总工程师。1954年7月，私营的公元厂第一批参加公私合营，林希之设计研制成功“空气调理干燥法”生产工艺。1956年，公元厂成功组织研制了黑白胶卷、黑白电影正（负）片、黑白高速照相胶片、X光胶片、印刷制版系列胶片和水溶性正型彩色电影正片。正是在林希之和公元厂的努力下，中国靠进口照相感光材料的局面从此逐步扭转，不久便有相纸、胶卷出口远销国外。

林希之身体羸弱，早年患上了肺结核病，繁重的科研和经营工作更是让他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近乎伤残。他的夫人回忆，林希之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由于右臂无力，经常会从车上跌下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又继续赶路。这在汕头，竟成一景。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既有外侨关系又是“反动权威”的林希之从一开始就遭到残酷迫害，他被关进“牛栏”，一次又一次地抄家，科技资料被销毁，器材被砸烂。生在他喉头的一颗恶瘤日渐增大，后来竟像鸡蛋一般，使他难以进食，时常吐血、盗汗、痉挛、昏迷。

1969年6月，看守的人怕他死在“牛栏”里，就把他放了出来。林希之一回到家，就忍着剧痛，又埋头工作。他把家中的几个收音机拆成零件重新组合，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研究一种提高软片感光度的新技术。

10月，48岁的林希之在自家老宅楼梯下一个没有阳光的小黑屋里去世，他的生命与事业都走到了最黑暗的尽头。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完成任务。”

至80年代，汕头公元的主要产品已发展至黑白相纸、人相胶片、胶卷、X光胶片和印刷制版胶片等五大类42个品种，相纸产量居全国首位。1986年，国家投入9亿多元巨资，公元引进了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彩色感光材料生产线，但由于种种因素，投产不到一年就陷入停产、半停产困境。到90年代初，公元负债高达48亿元。1994年，国务院作出决策，公元以1.8亿美元的价格将彩色生产线转让给美国柯达公司，而柯达的创始人正是林希之的偶像——乔治·伊士曼。2005年8月，柯达因连年亏损，宣布永久关闭公元厂。

2003年，财经作家袁卫东受柯达邀请，撰写一本关于柯达在中国的书籍。他到汕头采访，意外地“发现”了久被遗忘的林希之。他在《跨越》一书中写道：

“在木棉花盛开的初春，穿过脏乱的露天市场来到民生路24号，这是公元创始人林希之的故居。我们几乎难以辨认，因为那里几乎是废墟我想起一个月前，在罗切斯特飘雪的清晨，一行中国记者参观乔治·伊士曼故居的情景。传记中关于伊士曼故居的描述，都静静躺在那里，仿佛时间还停留在一个世纪前充满风琴声的日子。而在房间里静静绽放的白色康乃馨和雏菊，让我莫名的感动。在那里，我感到的是对缔造者的感激、尊重。而在这里，是苦涩，是对历史惊人的遗忘和冷漠，甚至践踏这是一代中国人的悲情。”

后来的中国人不应该忘记林希之。尽管以成败而论，这个性情温和、命运悲惨的客家人什么也没有留下。

那个提出苏南模式的人今年99岁了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他凭借自己的敏锐，最早提出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经济》一书，日后它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其实没有“江村”这么一个村庄，它的原型叫开弦弓村，在距离上海一百公里的江苏省吴江市震泽镇。

这本书的诱因是一个青春悲剧。1935年秋天，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王同惠为了救他不慎坠渊身亡。第二年开春，为了疗伤，费孝通来到开弦弓村，在这里，他开始了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3年后费孝通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它被看成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不过，它的经济学意义从未被发现。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到1970年代，没有一个国家尝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957年，他重返20多年未归的开弦弓村做调研，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说，“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这样的观点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费孝通被划为大右派，在其后的20年中凄惨度日。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吴县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正是在这次调查后，他提出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长模式，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我曾在1997年访问过费老，面对后辈小生，他耐心以对，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日后，每当谈论农村问题，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自问，“费老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最近这段时间，老是听到工业品下乡、大学生下乡的新闻，我总觉得不是根本之道。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写道，“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他说得多好，这段话应该重申一万遍。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是走了费孝通指明的这条道路，一开始就是乡镇企业崛起的过程，是农民在乡土上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完成了，在中西部地区才刚刚萌芽。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振兴农村的工业经济。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当费孝通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比孔子更像个思想家

孔夫子只提目标，对如何实现目标却毫无所知。

中国古代达人当中我比较不欣赏的一位是孔子，老先生心肠很好，很有涵养，可是除此之外就乏善可陈。有人讲他是思想家，可我觉得他其实是思想家中的战略家，或者通俗地说，他是位领导。孔夫子只提目标，对如何实现目标却毫无所知，这是领导的典型特征。我最欣赏的一位则是曹雪芹，他不提什么目标，也不想实现什么目标，能耐也只有一样：会写《红楼梦》。他在这本书的结尾说，这本书就是几个孤独的老朋友一起读读的，酒余饭饱，雨夕灯窗之下，有以同消寂寞，至于大人先生们，一边儿玩去吧，咱不稀罕你们品题传世。

在我看来，这就是用了两千年，生活的真相终得以浮现纸面。这真相就是，人类乃万物之灵，但他们是有限而悲哀的万物之灵。做个个人主义者，总是比做一个大同主义者靠谱。人类这东西傻了吧唧的，但肯定比我们了解的要复杂，所以倘若再有人像古昔的痴惘先贤那样大发宏愿，明智的人就该问他一句：这是人该干的事吗？这也是一种生活真相。

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把自己看作是跟一棵丁香树或者一个小便池同等的东西，只有当我想起自己不是那么无限欣赏自己的时候我才无限欣赏自己。当然这要感谢雪芹先生有以教我。大致上，这就是我的人生观。这种人一不小心坠入恼人的凡尘，就会表现得像个孤僻的个人主义者，这也不赖。我不喜欢有任何人管我，也不喜欢管任何人。我觉得倘若一个人有点儿品位，就不可能不害羞地面对世界，深深感到自己的头脑是多么贫乏，人格是多么平淡，可为他人提供的助益又是多么有限，这样的人也许愿意骑上一头猪去浪迹天涯，让他做个PPT或者写几本精装书去教训他人却万万不能。

因此我从不掩饰地对于宣告式口吻的厌憎，憎屋及乌，也厌憎学生会干部之流。至于理由，我当然可以讲得入情入理，比如此类生物“言语乏味，面目可憎”啊，比如“钻营”啊，或者那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下流岛，岛上有一种下流猴”等等。但我更满意于自己有权选择不讲。天下第一微不足道是曹雪芹，第二微不足道就是小可，我有一个像喇叭花一样自然的头脑所以我就是厌憎，请问尊驾，你管得着喇叭花怎么想吗？

这是个轻薄的例子，可是我想，自然的轻薄也比人为的庄重要好。这一点孔子可能并不同意。他讲过一个他心目中的完美社会，说是暮春时节，春服既成，成人五六个，孩子六七砣，在河里洗个澡，领略了自然之美，唱着歌就颠了。这梦想太和谐了，闪烁着黄金时代的光泽，算是理想国的山东版。可是我觉得它太驯化了，真正的好世界应该保留对于不驯化者的宽容。

我倒是愿意设想这样的场景：天气好的时候，城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念诗的唱歌的全来了，丑态百出。市政府或者基金会出钱，市民们点心随便吃，汽水随便喝。贪财的小老百姓都出来摆摊儿，而武功最高强的城管们也不来踢他们的摊子。高台之上有一个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在演讲，说的是银河系的和平与发展，这边厢却有个流氓搭张吊床，高卧酣眠，睡到一半儿还支起身子骂人：“怎么这么吵？”于是警察弟弟们纷纷感到很囧。其实这场景在这个地球上并不稀罕，但我觉得它就叫伟大社会。

我这么说倒不是因为我想做那个流氓，虽然那差不多是世界上最爽的事。感谢上苍，倘若有一天这个社会真的来到我们身边，我也早就骑头猪走远了，那时你可以去冰川尽头去找我。

依据奥卡姆剃刀原理，通往这个社会的法门必是简明的，我看只要有这一条就差不多够了：消解权力。借助现代文明的成果，我就可以既提出目标又提出解决方案，比孔子更像个思想家。不过孔子仍是伟人——孔子的意见中至少有一点于我心有戚戚焉，那就是美好生活应该有个好天气。我想，一个人爱过一个好天气非同寻常，这至少说明他懂得爱。可惜历史上总有太多的“大人先生”们舞蹈于云端，遮蔽了本该如此的好日子。

第二章　那些经济怪象

“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

“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对日货的抵制已经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

直到今天，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达到商业目的仍然是一个屡试不爽的“竞争武器”。让我们来看看近现代商业史发生过怎样的景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占领东三省，“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再次处于危急的存亡关头，一曲《松花江上》，恸哭四万万国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各地学生纷纷游行请愿，各地再度爆发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10月26日的美国《时代》周刊曾在新闻中报道：“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对他们卖日货的罪行处以的“罚金”达2500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1/4民众的舆论。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在安大略省温莎市，400名加拿大华人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由温莎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柴堆。在太平洋彼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

“九·一八”之后的第十天，北京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人们烧毁日本商品，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上街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目睹了当时景象的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记载，1931年的抵制运动“对中国这样进行抵制活动的老手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她看到一个与日本商品有关的商人被扔进木笼，“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好像是一只销售了日货而背叛他祖国的奇异野兽”。各地的日本侨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1932年1月18日，上海三友毛巾厂的激进爱国工人殴打了几个日本僧人，导致一人死亡，两天后，日本侨民放火烧了这家工厂，这成为“一·二八”日军攻击上海的直接导火索。

在此次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在天津，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业售品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发誓商店只出售国货商品。当地的《庸报》报道说，有人发现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钮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日本钮扣，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在法租界的一个分所里，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钮扣的女大衣，宋当即开除了分所的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奸商”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在郑州，一个销售日本香烟的中国商人被迫“头顶一张巨大的香烟纸板盒，在一场大型示威中游街示众”。

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日货的抵制已经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在193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林家铺子》里，作家茅盾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抵制洋货的某种现实：小伙计们夹在闹里骂“东洋乌龟”！竟也有人当街大呼：“再买东洋货就是王八！”大家都卖东洋货，并且大家花了几百块钱以后，都已经奉着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地说着，就拿走了。

“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真理”，对于企业家似乎也是一样。

“李约瑟难题”到底难在哪里？

“李约瑟难题”跟所有历史难题一样，其实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开放性假设。它的提出，让人们从一个崭新角度审视中国文明的价值。

所谓“李约瑟难题”是这样一个命题：“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提出这个难题的李约瑟博士是一位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1942年11月，李约瑟从伦敦出发，长途旅行四个月，由昆明辗转抵达重庆，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对中国的兴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带南京普通话腔”的中文，来自于他的学生兼中国情人鲁桂珍小姐的培育。

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先后在中国进行了11次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圣诞老人”，一次次把试管、放大镜、小型发电机、望远镜及科学实验用的各种化学药物分送给西部条件十分恶劣的中国科学家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据他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管仲对月亮周期的潮汐现象与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完全一致。可是为什么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会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备受欺辱的衰老帝国？

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此后的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高峰。

李约瑟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背后，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的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的、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李约瑟还从政治制度的层面对中国科学的落后进行了审视。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中央集权超过两千年的国家，自秦统一六国之后，就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的正面效应是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而负面效应则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

“李约瑟难题”跟所有历史难题一样，其实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开放性假设。它的提出，让人们从一个崭新角度审视中国文明的价值。

此外，“李约瑟难题”的命题本身还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华裔文化学者余英时便指出，所谓“李约瑟难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他认为，中西方所谓的“科学”同名而异实，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科学史教授席文的观点与余英时相似，他认为，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

事实上，进入20世纪之后，对“科学”的认识与反思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命题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高举的两面“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赛先生（科学Science）。而林语堂则在《吾国与吾民》中写道：“希腊人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与天文学，连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这都以分析性思维为基础，但中国人却未能发展自己的语法学，数学与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李约瑟的工作正是对这些思考的历史性延续，他给出的结论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正是问题本身。

工厂798

半个世纪之后，当年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领先者798工厂成为了北京最著名的艺术家群落。

在156工程中，被安排在首都北京的项目有四个，一个民用，三个军工，其中之一就是798工厂。半个世纪后，798成为北京城里最出名的艺术家群落。

在京的四个项目中，有两个是电子企业，它们都在东郊的酒仙桥地区，一是北京有线电总厂，编号738，另外一个就是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它由六个工厂联合组成，其中798的名气最大，当地人就把这一片厂区统称为798大院。798最出名的记录是，在1958年自主研制出了纯度在99.99%以上的单晶硅，在后来的三十多年里，798工厂一直是半导体产业的领先者。

与其他156工程不同的是，798是由东欧的民主德国援助建设的。当时民主德国副总理厄斯纳亲自组织成立了798联合厂工程后援小组，除了技术的先进性外，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具有典型的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是实用和简洁完美结合的典范。德国人在建筑质量上追求高标准。比如，抗震强度的设计在8级以上；为了保证坚固性，使用了500号建筑砖；厂房窗户向北，可以充分利用天光和反射光，这就保持了光线的均匀和稳定。

798和738曾经是北京最出名和最神秘的大工厂之一，在这里工作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曾有工人回忆他到798工作第一天时的情形：“我当时在大山子下了车，最显眼的就是一个由解放军把守的大院子。在树木的掩映下依稀能看见里面的红砖楼。我上前询问把守的解放军：‘706厂在哪儿？’但是得到的答案却是不知道，可是此地不再有其他更像工厂的建筑了。这个谜底直到我正式工作后才解开，原来‘706’是军工厂的代码，在当时是要保密的。我询问的地方是798大院。”

1960年，738大院出了一个工人指挥家束衡，他创作了一首《有线电厂在前进》的进行曲。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6月5日，车工束衡走上北京人民剧场的舞台，指挥中央交响乐团演出由他创作的乐曲。在演出节目单上，工人指挥束衡的名字排在中国最著名的指挥家李德伦的前面，这在当年是一个十分轰动的新闻，它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无所不能。

然而，从80年代末开始，738和798与所有的国营企业一样，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各个工厂的衰败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红极一时的大院企业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工厂一半以上的工人下岗分流，大多数生产车间停止运行。工厂实在没活儿干，只好靠出租闲置厂房和卖地皮来赚钱。

2002年，一位名叫洪晃的女文化人突然瞄上了它，洪晃是民国政治家章士钊的外孙女、共和国外交部长乔冠华的继女。她看中798独特的国营工厂气息——衰败、僵硬，与商业气氛格格不入，于是在这里以极便宜的价格租了一个车间，当做自己的艺术工作室。跟她一起看中798的，还有做艺术网站的美国人罗伯特，他租下了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改造成前店后公司的模样。在洪晃和罗伯特的示范下，一些前卫艺术家也先后看中了这里宽敞的空间和低廉的租金，纷纷租下一些厂房作为工作室或展示空间，798艺术家群体的“雪球”就这样滚了起来。美国《时代周刊》将这里评为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纽约时报》甚至将这里与纽约当代艺术家聚集区SOHO相提并论。

就这样，一个濒临死亡的国营工厂突然摇身变成了北京城最具时尚气息的地方。

798厂区内的所有车间、厂房甚至斑驳的机床、生产线等都被保留下来。它们像一堆已经被掏空了灵魂的躯体，艺术家们用各自的表现手法将之彻底地“波普化”，那曾经荡漾了四十多年的劳动热情、革命纪律和政治崇拜突然被凝固下来，并呈现出一种很夸张和怪异的神情。到2004年，这里已经聚集了二百多家来自十来个国家的文化机构和个人工作室，北京市政府已经决定将这里列为“优秀近现代建筑”进行保留。很多年后，当全中国的老牌国营工厂都已经被拆迁一空之后，798作为唯一的幸存者被留存下来。当然，这是一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

你知道这些荒唐的“科技卫星”吗？

理性被激情屏蔽，幻觉成为真实。在那样的狂热时刻，知识分子在干什么？

在研读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时，我常常困惑于这样的问题：难道那个时候的人真的集体丧失理智了吗？人人相信粮食亩产可以超过一万斤？人人相信小土炉里能够炼出合格的钢铁？在那样的狂热时刻，知识分子在干什么？理性的边界到底是怎样被冲垮的？

下面讲的这些事情，从这些事实里，我们应该会对人类的理性控制能力产生更大的怀疑与警惕。

1958年，农民大放粮食卫星、工人大放钢铁卫星的同时，在中国科技界也放出了一颗接一颗的科技卫星。

2月份，中国科学院举行各研究所所长会议，部署科学工作的“大跃进”。院长郭沫若号召科学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进科学大跃进。2月21日《光明日报》引用科学家钱学森话，“我相信理想的、极乐的世界于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

很快，耀眼的“科研卫星”从各个地方放了出来。

5月下旬，中科院北京地区共青团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传出“捷报”，青年科学家们创制的产品有7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11项是以往没有研制过的。

7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首都科学界向党汇报成果，许多研究项目超过英美水平。”其中，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对于半导体晶体管的研究成果，是目前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它比美国的同类产品还要高，更值得骄傲的是，这个成果是研究所在20天内突击完成的。过了12天，《光明日报》报道，科学院北京地区研究单位完成1000项研究项目，其中一百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

在首都科学家们的鼓励下，其他城市的科研机构当然也不甘落后。8月8日，上海举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跃进展览会，上海地方工业、上海高校、中科院和中央各部委在上海的研究机构共60个单位参展，共展出实物、图片、图表2600多件，“其中440多项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其余更多是国内或上海首创的”。

在科研单位拼命大放“卫星”的同时，高等学校的科研跃进也让人咋舌。中国最重要、最著名的高校——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仅仅半个月之后，北大的科研成果就突然达到了3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可这3400多项成果，只用了40天的时间。这种耻辱性的记录让这家有着光荣传统的大学蒙羞。

北大的科研“卫星”放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有关部门碍于兄弟国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关材料。很快，中国的“科研卫星”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南开大学的科研进展也很神速。8月10日开始，南开党委领导四千多名师生，掀起大搞科学研究、大办工厂的高潮，第一夜就提出两千多个科研项目。南开师生提出了“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的口号，从11日至25日，共完成研究工作165项，其中理科各系试制成功属于全国第一次生产的产品三十多种，达到国际水平的19种，世界独创的2种。

7月上旬，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组织中科院生物学部、中国农科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与三十多位种田能手举行丰产座谈会。会前，科学家们提出了自己认为够高的亩产指标。可是，等到丰产座谈会一召开，听了种田能手的报告后，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先前准备公开的三项指标显然大大落后于农民兄弟，于是，他们只得临时修改自己的指标，提出“第一本账”小麦3万斤，水稻3万斤，甘薯40万斤，籽棉1万斤。而生物学部与农科院间也展开了挑战赛，生物学部的指标是小麦6万斤，水稻6.5万斤，甘薯50万斤，籽棉2万斤。

这样的追赶与突破，在日后证明都是虚假的和带有强烈的自残倾向。理性被激情屏蔽，幻觉成为真实。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是否仍然流淌着这样的血液？

上海人为什么吃不到新鲜鱼？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当它固化成形之后，即便是它的设计者也无力变更它内在的逻辑。

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如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么“人祸”又是什么呢？答案是：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

用哈耶克的话说，计划经济是一群超级聪明和自信的人发明出来的，他们坚信用自己那双看得见的手，可以操控经济的每一个细节，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和《通往奴役之路》两本书就是对计划经济的总批判。

下面讲的这则往事，正发生在大饥荒期间，与上海和陈云有关。

陈云是上海青浦人，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任，被毛泽东用一个字赞赏过——能。

1961年6月，陈云回到家乡青浦县小蒸公社做了半个月的调研，同行的秘书周太和、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人在日后都回忆了那次难忘的行程：

地处上海城郊的青浦县古来是最富足的鱼米之乡，可是，“大跃进”之后，这里的农民也只能顿顿喝稀粥，吃不饱饭的时候，农民把原本用做绿肥的红花草也吃光了。陈云等人走在小镇上，看见许多农民门口晾着麦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可是家家户户都把麦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结果还能搓下来许多麦子。陈云问一个老农妇，这么搓能搓下来多少麦子。老农妇说，攒起来能有一斗。陈云大惊。他很快猜出了答案：这是农民们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然后再把麦秆分回到家里，私下留了一点口粮。陈云感叹地说，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他们总是有办法应付的。

陈云去参观公社的养猪场，干部们告诉他，去年一年公家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陈云算了一笔账，允许私人养猪的时候，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为6%，实行公养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竟高达89%。

更让陈云吃惊的荒唐事还有不少。到了傍晚，陈云听到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在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他很好奇，棒冰怎么会用碗卖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后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再从县里用汽车、小船运到各公社，公社再往大队、小队分，到了基层的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只好用碗来卖了。陈云摇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过来。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江上去捕鱼，黎明运到上海城里去卖。实行统购统销之后，青浦县禁止渔民私自贩售，捕上的鱼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国营的县水产公司和下属的收购点，再由他们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多次来回运输，把活鱼硬生生运成了死鱼。渔民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从此，上海城里的鲜鱼越来越少，甚至连咸鱼也因为运输费和手续费一加，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陈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非常惊讶。他亲自找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直接去上海卖鱼。那些负责人很为难，他们说，如果这样做，必须要改变现在的供销社制度。陈云听罢，沉默良久，然后深叹一口气，对周太和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在其后将近20年时间里，上海市民只能吃到黄浦江里的死鱼。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当它固化成形之后，即便是它的设计者也无力变更它内在的逻辑，这正是陈云在小蒸公社所遭遇到的景象。在与老乡们交谈时，陈云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众答：“好人。”陈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回到北京后，陈云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随附三个调研报告，其中包括《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

总写这些老故事，有时会想对于读者来说是不是有点陈旧呢？细想我觉得不。毕竟，在很多领域，我们还是吃不到新鲜的“鱼”。

为什么垄断型国有企业没有人买？

从一项重大变革的推出时机，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主政者的改革诚意与决心，从而也决定了它的成败。

说到垄断型的国有企业，大家都知道它们很赚钱——说错了，不是很赚钱，而是相当赚钱。这个道理，不但中国人知道，连海外的人也知道，所以，它们被称为“红筹股”或“紫筹股”，所谓紫者，即言其“红得发紫”也。

不过，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故事是，如果国有企业不及时进行市场化的改造，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很可能扔到马路上也没有人肯要。今天我这样说，打死你也不相信，好吧，听听下面的故事。

话说1948年3月，国民党政权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这时候，宣布搞经济改革。蒋介石邀请著名的地质学家、当过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主刀变革。翁文灏组成了一个空前豪华的“博士内阁”，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毕业于国际顶级名校的博士。这个由精英组成的内阁很快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其中最著名的是用金圆券替代法币，另外一项就是进行国营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行政院宣布对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国营招商局、台湾糖业公司、台湾纸业公司以及天津造纸纸浆公司等五家大型国有企业进行股权的市场化改组，首先将之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向公众出售30%的股份。

这五家企业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也最大的国营企业。可是，出乎决策者意料的是，这些“香喷喷”的资产竟成了无人认领的“弃物”。

从9月10日到11月初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五大企业股票出售情况相当不理想。总共售出的数额是784.43万元，不到向社会计划出售总数的2%。其中，售出最多的是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共377万元，但也不到计划向市场出售总数的8%；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仅仅出售了5.4万元，不到计划出售总数的0.02%；而天津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可供出售的股票甚至只卖出了4000元，用当时媒体的描述是“景象颇为凄惨”。

9月27日的上海《商报》发表社论《国营事业股票为何不受欢迎？》，认为“原因不关发售的技术，而在事业组织的本身”。这篇社论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售股遭遇冷遇的原因。

其一是政府出尔反尔，没有信用：“招商局创设的时候本是国营的，后来改为官商合办，最后又收回国营。而现在又要改回官民合营了。”并且，“每次改变都是政府所主动而民股不能参加意见。”“通商、四明、中实、国货所谓小四行也者，本来都是民营银行，政府参加后改为官商合营，现在要把官股收回再改为民营。如此一再更张，投资者觉得毫无保障”，因此怎么可能“踊跃参加”？

其二是国营事业效率差，与民营事业无法相比：“国营事业的行政效率，往往比不上民营事业，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不容否认。国营事业既是事业，事业就要讲求效率。而政府偏偏从种种手续上使国营事业不便讲求效率，岂不是事业本身的损失？至于因此而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更非民营事业所能想象。”

其三，中国的国营事业获得政府的协助少，而为政府尽义务多，改为官商合营企业后，投资者也要跟着赔累：“例如中纺公司对于布的供应，台糖公司对于糖的供应，招商局对于军差的供应，都是民营事业所轮不到的”，但“政府一纸命令，国营事业便首当其冲”，投资者有顾虑，对于投资国营事业当然会“踌躇不定”了。

这一番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企业家及普通投资者对改革的判断，其背后其实就是两个字—“失望”，对过去失望，对现在失望，对未来失望。从一项重大变革的推出时机，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主政者的改革诚意与决心，从而也决定了它的成败。

此案对后世的启发在于，其一，任何改革都必须建筑在信心、信任和信托的基础之上。其二，涉及国有资产的市场化改革宜在宏观景气上扬及政策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如果等到经济危机总爆发或时局发生大动荡，则成效甚微，甚至会产生致命的负面效应。

官商是一些怎样的大怪物？

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

研究中国企业史，就一定要碰到“官商经济”，当过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把官商称为“大怪物”。从晚清到民国，出现了三个很著名的大怪物，他们是胡雪岩、盛宣怀和孔祥熙、宋子文家族。他们均为当时的“中国首富”，身份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若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五个特点：

第一，胡雪岩在资产关系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他的财富大多来自为左宗棠采办军购，从中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怀就官商难分了，用当时人对他的议论便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而至孔宋一代，则是公开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身份瓜分。

第二，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担任的重要性也是日渐持重。胡雪岩不过是一个从二品顶戴的挂名道员；盛宣怀已是实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国行政之首脑，两人主管国家财政的时间前后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资产，一个比一个更庞大，而且敛聚的效率越来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果说胡雪岩的化公为私还是盗窃式的，那么，盛宣怀就已经演进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则是手术刀式的精致切分。他们更善于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己谋私，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重大经济政策变革、重要发展机遇，往往都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佳时机。孔、宋财富最暴涨的时候正是国难民困的抗战八年期间。

第四，资产的增加呈金融化趋向。胡、盛的财富大多以实业的形态呈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增量。而孔、宋则对实业毫无兴趣，他们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从存量的社会资产——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产还是国际援助——中进行切割，因此，他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更小，正当性更差，民愤也更大。

第五，所得财富均“一世而斩”。因为资产积累的灰色性，导致这三大官商家族的社会名声毁大于誉，在其晚年以及身后往往面临重大的危机，胡雪岩一旦失去左宗棠的庇荫马上财尽人亡，盛宣怀的财产在清朝灭亡后遭到查封，孔、宋两人更成为人人喊打的“国贼”。

通过这三个案例的递进式暴发，我们不得不说，自晚清到民国，国营垄断力量的强化以及理性化构建成为一种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与之寄生的官僚资本集团也越来越成熟和强悍。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说到这些“大怪物”，大家都会想到一个问题：难道他们天生就是一些嗜钱为命的人吗？为什么商业的“恶素质”在他们身上会那么显著？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官商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趋向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

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台湾省省长的吴国桢在《吴国桢的口述回忆》一书中说，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令来说，孔宋的豪门资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因为，法令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订的。比如，当时没有人能得到外汇（因申请外汇需要审查），但他们的人，即孔的人是控制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所以就能得到外汇。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他的话很平实，却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

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景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者被利用为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本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最终成为政权覆灭的重要诱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对官商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

第三章　世界眼中的中国

你看过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吗？

1972年拍摄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遭遇种种尴尬，30年后才得以在中国公开放映。

很多人知道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12-2007），是因为他拍摄的《春光乍现》和《云上的日子》，不过较少人知道，他还曾经拍过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片名就叫《中国》。

1972年5月，意大利共产党人、欧洲电影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受北京的邀请，前来拍摄一部纪录片。他的受邀是一个新时代拉开序幕的一部分。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意味着中国在时隔22年之后重新回到了国际大家庭。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访问，一周后，《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长期尖锐敌对的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正是在这样的暖春下，安东尼奥尼成为第一个受到公开欢迎的西方电影家。

在进入中国之前，安东尼奥尼的想象是这样的：中国的沙漠是蓝色的，河流是黄色的，农民们都穿着童话里的衣裳。

香港是安东尼奥尼当年到达中国的前站。在罗湖口岸，他惊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一座普通的木桥连接两岸，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中国士兵，手持钢枪，整齐排列。随行的摄影师卢西亚诺·都沃里后来回忆说：“这种对立非常有意思，一方是西方的世界，另一方是充满神秘光环的中国。”他装上胶片正要拍摄，安东尼奥尼上来阻止了他。“他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先理解，然后再拍。”随后，摄制小组从广州飞赴北京。

在安东尼奥尼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国家”，这样的认知差不多能够代表当时整个的西方世界的看法。他在中国工作了一个多月，拍摄了北京、上海、河南红旗渠和苏州等地，最终剪辑完成的影片就定名为《中国》。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意外的状况时常出现。

红旗渠是河南省林县在20世纪60年代兴修的著名的水利工程，从1960年2月动工到1969年7月建成，近20万农民在极其艰难的施工条件下，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其蜿蜒70公里，宛若一条“人工天河”。这个人力创造的奇迹让意大利人惊叹不已，在一座石头垒成的村庄北小庄，安东尼奥尼告诉陪同的中方人员，这里是明天的拍摄地。第二天当他带着剧组去时，他发现村里的灰土墙被石灰粉刷一新。安东尼奥尼非常吃惊，他拒绝拍摄，对他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闹剧，卢西亚诺说，“可怜他们工作一个晚上，让村庄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只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

卢西亚诺还回忆了另外一个细节：“当时我们无论在哪里，总是时不时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唱，大喇叭里总是传来这些歌曲，但我们不知道那些讲的是什么，他们带我们拍摄了养殖场的猪圈，我拍了。拍摄的同时，大喇叭里播着响亮的歌曲，影片就是这样剪辑完成的。我们后来才知道那首歌说的是‘中国人民昂起头’，我们应该删掉它，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对立冲突由此产生了非常大的危害。仿佛我们在藐视中国人民。”

当《中国》在西方公映后，安东尼奥尼马上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亲华的观众看后，指责他“丑化中国”；而排斥中国的观众看后，则说他“美化中国”。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刊文《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将《中国》定为反华影片，作者指责说，“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到6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结辑出版《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

这样的尴尬，现在看来，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这部《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正式在中国公开放映呢？时间是：30年后的2004年的11月。幸好安东尼奥尼足够长寿，他真的等到了那一天。

苏联人是怎样帮助我们造汽车的

在50年代的中期，有8500名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帮助我们建成了156个重大工业项目，这是一支不应该被遗忘的“国际纵队”。

这些天，美国的汽车产业陷入了一场大混乱，通用申请破产保护，底特律几乎乱了套。要知道，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汽车一直被视为“工业王冠上的明珠”。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崛起，汽车制造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到2009年，中国的汽车销量已跃居全球第一。这一指标尽管不再像当年那么重要，但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象征。

在这里说说中国汽车业诞生的老故事，顺便，真诚地感谢一下昔日的苏联同志。

自主研发和制造汽车，是一个中国梦想。早在1931年，张学良在沈阳建过一个汽车厂，生产出民生牌载重卡车，但试产成功后就被入侵的日本人占领。阎锡山治理山西时也建过一个汽车修造厂，仿造出几十辆美国1.5吨的小货车，但这些都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汽车梦的真正实现，正是在建国之后。

1953年3月19日，政务院正式下文批准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毛泽东下达死命令，要求三年见到车。一汽的厂址选定在吉林省长春近郊一个叫孟家屯的村庄，设计全部交给了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工厂的第一个员工叫陈祖涛，时年25岁。

陈祖涛11岁时就被送去了苏联，在那里读完了小学、中学，然后考进鲍曼最高技术学院的汽车专业。1951年2月，他提前毕业回国，受命参与筹建汽车工厂。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设一座综合性汽车制造厂，其规模、设备和生产水平将与当时苏联最大、最先进的斯大林汽车厂一样。

陈祖涛日后回忆说：“整个设计都是苏联人做的，组织了最棒的一批人，把斯大林汽车厂所有技术科长都集中起来，那是很有经验的一批人，头发都是白的。”他在《我的汽车生涯》一书中写道，“1951年12月，初步设计做完了，设计院通知我去，把厚厚的几十本设计书和图纸交给我。陈云召集中央各部委对苏方的设计进行审核，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讨论就完全通过了，然后盖上鲜红的大印，全部手续就算完成了。什么设备都是苏联供给的，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们是封锁的，除了苏联以外，我们拿不到东西。”

陈祖涛举例说，有一台设备是生产汽车车架用的压床，有三千吨重，这个设备在苏联都没有任何一个制造厂可以制造，因为实在太大了，需用专门的大厂房。为此，苏联在斯大林汽车厂盖了一个超大型的车间，用它为中国铸造了一台。造出来后，要运送过来，这台设备又重又宽，所行铁路沿线，对面的火车均需中停避让，苏联铁路系统全线总动员，从斯大林汽车厂到长春，一万多公里长驱送达。

援建设备的同时，苏联又帮助中国培养汽车人才。在斯大林汽车厂厂长克雷罗夫的亲自主持下，苏联专家提出了一个从生产到管理的各个部门、各道生产程序所需的完整的人员清单，这份名单的人数多达518人，全部送到斯大林汽车厂实习，苏联方面给每个人每月发送700卢布的津贴——相当于苏联工程师的月薪，并配备了皮大衣、毛料西服等。这批实习生日后成为中国汽车乃至机械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核心，其中的佼佼者更成为国家领导人，如江泽民、李岚清、叶选平等等。

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十辆汽车下线，它被命名为“解放牌”，由毛泽东题字。它以苏联的吉斯150型为范本，载重量为4吨，装有90匹马力6个汽缸，最大车速每小时65公里。

在50年代的中期，有8500名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帮助我们建成了156个重大工业项目，这是一支不应该被遗忘的“国际纵队”。

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因此评论说：“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

为什么俾斯麦会预言“日本胜，中国败”？

清朝最杰出的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没有从制度角度求变，他们认为，中国之落后只在“物器”而已。

中日两国精英阶层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理念差异就很值得反思。跟日本的明治改革家们相比，清朝最杰出的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没有从制度角度求变，他们认为，中国之落后只在“物器”而已。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在南京自尽，内乱指日可息。第二天，主管国政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向慈禧太后上了一个很著名的奏折《同治三年四月戊戌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提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份奏折还附有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一个信件，内容是：“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简而言之，要强国，就得造武器，造武器，就要办工业。在一年多后的《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李鸿章的观点仍然是：“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精英阶层对传统文明的过于自信以及对制度重构的漠视成为中国近代化进步的最大障碍，一直到1898年前后，洋务派名臣张之洞依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在维护封建纲常的前提下推动洋务事业。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恪守更是与西方文明的引入形成了有趣的矛盾关系，文化名流辜鸿铭便论述说：“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这种由自私与怯懦结合而生的商业主义精神，造成了群氓崇拜的泛滥。这种精神的泛滥促成了战争的爆发，要制止战争，我们就得首先消除商业主义精神。”

辜氏本人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矛盾标本”。他早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精通9种语言，据称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可同时他又是一个极端的旧学捍卫者，终生长辫青衫，到了民国也死活不肯剪掉那条“尾巴”。在辜鸿铭等人的儒家传统理念中，西方的商业主义精神是一切万恶的根源，必须彻底消灭才会令社会太平，国泰民安。

多年后，维新派人士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李鸿章等人的局限在于对制度改革缺乏认识和坚决心，“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

在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意识到中日两国成长模式的差异性。19世纪70年前后，刚刚统一德意志帝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先后接待了来自日本与中国的两批使节，他看到的景象是，“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因此他预言，“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胜，中国败”。这个惊悚的黑色预言，不幸在20多年后的甲午海战中应验。

40年里，洋务运动最终没能拯救日渐沉沦的帝国。种种洋务实业推进缓慢，运作变形，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遭遇到了空前的阻力。这一历史景象，最生动地体现在修铁路这件事情上。

从1867年之后，朝廷上下就为应不应该修建铁路吵翻了天。朝中大臣，绝大多数均认为修铁路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有害之物，甚至连一向通达的曾国藩也认为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只要修铁路都将使“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结果都是“以豪强而夺贫民之利”，所以不仅不能同意外国人修路，而且同样要禁止中国商人修路。相比之下的日本，弹丸国土却深知铁路之紧要，早在1870年，为了修筑横滨至东京的铁路，囊中羞涩的明治政府不惜对外举债，在伦敦发行100万英镑公债。到1891年，日本全境的铁路已超过3300公里。而同期，疆域辽阔的大清帝国铁路零落建设，总共才360余公里，只有日本的1/9。

从修铁路这一个事项就可以观察到，中日百年之国运异途，显非天数，而尽为人算。

英东“走私”

霍英东一代人的财富敛聚，大多历经惊险，因而，其进退往往慎独有序，眼光敏锐而在于长远。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沿海实施严密封锁，在它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内地的唯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渠道。

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霍英东。

与绝大多数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幸运的是他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国政府开办的第一家公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联结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正是在朝鲜战争时期。为了打破美国人的封锁，中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分别设立了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它们采购铁皮、橡胶、药品等物资，然后由香港的民间商人转运到内地。据霍回忆：“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避开缉查人员的骚扰，每次装船都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就像打仗一样。”

在接下来的近3年时间里，霍英东不仅承担了在港澳和内地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还组织了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港英当局缉私艇的动向。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海军的军舰旁悄悄绕过，驶向公海。而为了摆脱当局的监视，他甚至一天之内换了三个不同的地点，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指挥部”。每运一船货，霍英东大约可以得到相当于货值20%的运费。

当年有众多东南亚华商，或因为爱国或出于谋利，都积极地从事过向中国内地偷运物资的活动。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段战火情义，这些商人与中国政府结下了深厚感情，为日后的商业往来奠下了基石。

霍英东的这段经历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秘密，港英当局对此进行过长期的调查，霍英东本人则守口如瓶。一直到1995年，他才对自己的传记作者冷夏第一次亲口委婉承认，不过他始终认为：“我没有偷运军火。”

20世纪50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枝繁叶茂，老一辈的港九巨商，其起家大多与两市有关。霍英东是最早入楼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个编印“售楼说明书”的地产商，也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种销售方式，房地产才变成了一个普通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投资行业。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驰骋，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70%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大小港商如过江之鲫涌入内地，其中又可见霍英东的身影。他在广州盖了建国后的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此外，他还大力投资于慈善和体育事业。

霍英东一代人的财富敛聚，大多历经惊险，为时代左右，受时间煎熬，如火中取栗。因而，其进退往往慎独有序，眼光敏锐而在于长远，其一生所从事的行业，往往只有一两项而已。及到晚年，桑梓情结日重，便把大量精力和大笔金钱投注于家乡的建设。

2006年11月，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去世，遗下289亿港元的资产，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是所有香港商人中获得最高政治地位的人，也可能是中国内地知名度最高的香港商人之一，并非因为财富之巨，而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热爱与投入。

第四章　历史的告诫

60年前的货币战争（一）

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两重混乱，上海能否被驯服以及如何被驯服，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一个叫Finch的美国记者报道了他看到的景象：法租界内的大世界歌舞厅，本城最大的娱乐场所，树起了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人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制作成功。建筑物顶上出现了红旗，并在店铺门外飘扬。而在22年前，同样热情洋溢地悬挂着的是国民党的旗帜。有些热情的市民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旗帜，就急忙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撕去青天白日，制成红旗。欢呼雀跃、轻松舞蹈的学生们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这种粗犷的西北舞蹈正风靡大江南北。Finch最后说，“整个景象就如同带有马克思主义烙印的好莱坞电影翻版”。

三天后，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率军攻克南京的陈毅到上海。这位比蒋经国年长十岁的大将军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他将承担安定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的重责。7月17日，也是在不久前才履新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抵沪。两陈并肩，开打新中国的第一场经济战役。

当时，尽管全国性战事已经平息，但是物价上涨势头仍未遏制。以全国13个大城市1948年12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计，1949年1月上升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达5376。民间企业家对实业毫无信心，资本大多用于投机，北平、天津两市200家银行钱庄中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资本规模极为庞大。全国经济混乱的“龙头”，自然就是上海，其规模、人数、实力远非平津所能相比。就在1949年的5月前后，上海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三十多个茶会市场，也都被利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二百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大都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从事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30万人。不但原来的国统区物价乱涨，连解放区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1949年，新政府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共达567亿斤小米，而当年财政收入仅303亿斤小米，收支相抵，财政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刚性支出庞大，也只好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直线上升。一年之内通货增加160倍，到1950年2月则增加270倍。

全国要稳定，首先物价要稳定，而物价稳定的关键，无疑就是上海。

两陈与上海都有渊源。陈毅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是从上海离境的，抗战期间他长期在华东一带坚持游击战，鏖战间歇，且能写出一手豪情四溢的古体诗，是共产党内出了名的儒将，他的长兄陈孟熙曾担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陈云更是上海青浦人，在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也在这里练出了一手叮当作响的打算盘功夫，号称党内第一算盘手。1981年，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曾赋诗描述陈云的算盘功夫，曰：“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全中国的工商业者都盯着这两位会写诗和打算盘的中共将领，上海能否被驯服以及如何被驯服，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在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里，有一个声音似乎是共识：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日后，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回忆说，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也说，“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两陈此时面临的上海经济局面，与一年前蒋经国“打虎”时完全类似，是恶性通货膨胀前提下的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两重混乱。蒋经国的办法是用金圆券换法币，强行弹压商品投机交易，其结局则是惨败。这一回轮到陈毅和陈云来展现治理才干了。

60年前的货币战争（二）

上海证券大楼被突袭，上海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证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滩，已是整整41年后的事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此时经济局面一片混乱，陈毅、陈云两位中共将领需要展现治理才干了。

从1949年5月进城到1950年初，“两陈”与上海的投机商人围绕货币和商品，面对面地打了三次场面激烈的攻防战。

第一仗是银元大战，金融投机商全军覆没。

上海解放当日，陈毅就颁发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在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因为金圆券已成废纸，所以兑换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6月3日，收兑的金圆券已堆满了所有的银行库房。可是，金圆券收上来了，人民币却下不去。

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市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投机商乘机炒作黄金、银元和美钞。其中银元—俗称“袁大头”或“孙大头”—成为主炒对象。在5月底和6月初的10天里，银元价格暴涨了将近两倍，受此影响，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随之上涨两倍多，大米和棉纱涨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这自然成了国际笑话。一开始，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可是，10万银元抛出去，马上被投机商吃进，如泥牛入海。此时还坐镇北京的陈云意识到，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他判断，如果用正常的抛售办法对抗，势必牵动全国的货币市场，造成全国游资围攻上海，形成决战的态势，不要说我方未必有那么多的银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抛售，局面也是大乱。所以，他决定采取断然的军事手段。

6月8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敦促投机商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动，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此楼建于1934年，高8层，曾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抗战结束后，经国民政府批准登记的证券字号有234家，在全国证券金融市场的地位极其显赫。

6月9日，公安局已派人化装进入大楼熟悉地形，并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的商家名单。10日上午8时，200多名便衣警察按预定部署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两个小时后，一个营的警卫部队乘10辆大卡车到达大楼，对整个建筑物实行军事包围。同时，分布在楼内各场所的公安人员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刻停止交易活动，就地接受检查。当时在大楼内的人员共2100多人，从上午到午夜12点，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每一个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会后，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其余1800多人被陆续放出。

在当时报纸上，一个叫张兴锒的金融业主成了“奸商”的典型：“他的办公室在4楼265号，外挂招牌寿昌金号，屋内单是电话机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房间内还藏着许许多多的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联系。墙壁上挂着一个证明书，是由国民党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签署的。在旁边则挂着一个红纸表格，上面写着四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在进行了如此详细的现场描述之后，记者肯定地说，“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

上海证券大楼被突袭，所有银元炒卖活动顿时停止，随后，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遭查封，“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中国的经济舞台。而上海的民间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意味着上海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为了单纯的轻工业和商业中心，证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滩，已是整整41年后的事情。

数据中的“六十年中国”

数字可以说明这个国家在过去六十年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以及在未来四十年可能发生什么。

这篇文超级枯燥，因为都是一大堆的数据。如果你看到数目字就头痛—这是正常的反应—那请快点翻过去吧。不过，如果你想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在过去六十年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以及在未来四十年可能发生什么，那么，就请忍耐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建立的—到今年十月整六十周年。这六十年的发展，大约可分成两个阶段。

先说前三十年，我们成就不小，混乱也很大。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从1.8%降低到0.73%，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18.5%提高到45.3%，每亩使用化肥从0.2公斤增加到19.4公斤。中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29倍、煤产量增加15倍、发电量增加47倍、石油产量增加726倍、化肥产量增加874倍、水泥产量增加71倍、粮食产量增加2.5倍、棉花产量增加4.6倍。中国的铁路里程增加2.2倍、公路里程增加10.2倍、水运和航空里程分别增加1.9倍和8.6倍。中国用不到三十年时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之一，从1952年到1978年的通膨率平均每年只有1.7%。中国的中小学在校学生增加8.4倍、高等学校学生增加5.3倍。中国政府还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了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体系。中国还是当时世界上四个核武器俱乐部成员之一—其他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苏联和法国。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中国显然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甚至因为政治局势的动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让经济成长总是被打断和处于停滞的状况。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在1952年到1978年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

1976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国家治理者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摊子。“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这一评论，是经济界的一个共识。

后面的三十年，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正在亲历的这一段历史。中国从意识形态的争执中摆脱出来，变成了一个商业国家。1978年到2003年，中国经济明显加速，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和4.7%。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出口增长了28倍。出口占GDP的比例从4.6%上升到26.6%。

中国经济总量在2004年之后，相继超过了英国和德国。2009年初，据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计算，中国经济将在2009年的年底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在读到这条新闻后，我请一位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的朋友再做一道计算题：大概过多久，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这位朋友的回复让人吃惊：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29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也就是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为美国的三倍！他的计算前提是：中国经济在2029年之前保持7%的增长，而2029年到2049年保持3%；美国保持2%的增长；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均保持为2%；到2049年，中国人口14亿，美国则为4.55亿。

各位读者，如果你们的年龄都在35岁上下的话，几乎全部可以看到2029，而且如果平时注意锻炼身体，不要暴饮暴食、熬夜透支，应该也都可以熬到2049。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自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那个年份是大清帝国的乾隆十五年，一直在苦苦追赶的、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再次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这中间经历的屈辱与灾难是大家都可以历数的。

好了，最后是一个问题，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想一下—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达到那样的目的地，除了强大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需要追求的目标吗？

50年前的大饥荒

是“人祸”就该好好反思，50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做的还是不够。

2009年似乎是一个与纪念有关的年份，我们纪念建国60周年、五·四90周年、洋务运动140周年等等，不过，我们似乎忘了“纪念”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

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000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000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关于这三年的中国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后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察。

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撰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1960年，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进入1961年后，大旱蔓延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三年发生的自然灾情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描绘的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显示，三年全国干燥度距离平均值都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时代》周刊在1961年9月15日引用香港大学经济学家斯达特·科比的研究指出，香港、台湾和广东有着相似的天气，天气不好，香港农作物减产8%，台湾减产13%，广东则是30%。科比的结论是，中国内地的问题不仅仅是天气，还有农民广泛的士气消沉。

科比的观察应该是比较接近真相的，粮食的大幅度减产，既与自然灾害有关，也是过激政策的后果。

在1958年，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大跃进”，各地虚报粮食产量，最高的居然亩产有13万斤。“放卫星”导致了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其次是大量青壮年农民仍然被拉去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库，在旱情严重的1959年秋冬，仅山东就有887万青壮年在炼钢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3/4。可怕的粮食危机就这样降临了。到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和生猪拥有量分别比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粮食产量实际已猛降到了2870亿斤，而征购额却比上一年还要多，高达1408亿斤。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从1959年起的三年里，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200万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一向为豫东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更是饿死100多万人，很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

从1959年春季开始，粮食危机也烧进了大城市。2月，《时代》周刊记者发现，在北方最普通不过的卷心菜居然成了“配给物资”。在沿海的广东省出现鱼肉短缺，上海则是难以买到肉食。在随后的两年里，关于食品短缺和人口死亡的报道不时出现。

实际的情况与《时代》记者的零星描述相去并不太远。到1960年6月，北京库存粮食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仅够10天，上海已无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度日，连一向为中国粮仓的东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中部最大的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厂存米无多，工人们只好发明了“超声波”蒸米法，把大米连蒸几次，使之膨胀而能“填饱”肚子。

刘少奇曾用八个字描述1959年的那场大饥荒，他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人祸”就该好好反思，50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做的还是不够。

三十年前的告诫

布鲁斯和锡克可以说是亲眼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当然，他们所给予的告诫越到今天越显得重要，并且难以回避。

本文我们将回顾一段三十年前的一则轶事。它对于当今的意义，我说到最后，大家自然就明白了。

话说1979年，中国已决定搞经济改革，可是怎么改，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模式，都是一些困扰人的问题。欧美和日本经济模式不可全学，因为体制不同；苏联当然也不能学，因为已经学过了却被证明是错的。唯一可以学的，似乎就是同样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东欧模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欧各国开始进行各自的经济试验，形成了所谓的“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罗马尼亚模式”以及“捷克模式”等等。

从1979年底起，中国先后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的奥塔·锡克。

布鲁斯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经济调查司司长，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关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权和分权模式理论被称为布鲁斯模式。按吴敬琏的看法，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模式其实都是布鲁斯模式的变型。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布鲁斯已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

据记载，1979年最后一天，社科院经济所四楼会议室挤满了人，布鲁斯在这里宣讲东欧经济改革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会前，中国学者赵人伟和吴敬琏共同拟定了一份写得满满的问题清单交给布鲁斯，上面的问题几乎就是全部中国经济学家心中的困惑所在。

布鲁斯当然无法解答上述的每一个问题，他按自己的思路谈了对经济改革的认识。布鲁斯所主张的经济改革，在国际学界被称为是“引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在这种体制里，市场机制是完成计划的工具。他的讲话被整理出来，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和极大的兴趣，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专门出面和他交流经济改革意见。布鲁斯当时的身份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还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和流亡者，中央高层并不避讳，可见求贤与思变之心切。正是因为布鲁斯访华成功，才促成了另外一个流亡经济学家的来访。

奥塔·锡克是一个比布鲁斯更“敏感”、名气也更大的人。他曾任捷克斯洛伐克主管经济改革的副总理，被称作捷克经济改革之父。1968年，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改革纲领中的经济部分便由锡克主导。这场改革被苏联认为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之嫌疑，因此，苏联于该年8月20日悍然出动军队进入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这便是轰动世界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在西方学界，它被认定是冷战和苏联集团解体的转折点。锡克当时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因而幸免于难，他随后流亡瑞士，在圣加伦大学任教。

锡克比布鲁斯有更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在西方呆的时间也已长达十年。所以，他的思想更接近西方经济学家。流亡期间，他相继完成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等多部论著，反思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质，寻求在西方自由市场和苏联模式的命令经济中的第三条道路。在经济改革的理论上，锡克认同改革的系统性观点，不过在制度安排上，锡克更趋于自由化。

布鲁斯和锡克的讲学，给中国学者带来很大的震动。他们原本以为改革就是一种政策的调整，而布鲁斯和锡克却告诉他们，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转变到另一个系统，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一揽子改革优于单项改革，而成功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否则很容易在中途发生经济波动。

更重要的是，他们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布鲁斯和锡克分别于2007年和2004年去世，他们可以说是亲眼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当然他们所给予的告诫越到今天越显得重要，并且难以回避。

十年前的中国靠什么走出大萧条？

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萧条，必须靠三条：一是必须激活国内需求；二是必须依赖民营资本的壮大；三是必须推进市场化的政策改革。

中国当前的经济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们靠巨量投资走出了低迷，特别是楼市和股市出现了让人吃惊的火爆。忧的是，体制的矛盾好像一个也没有解决，我们似乎在用一个大的泡沫把所有的问题在往后面推。

今天讲一则往事，那是在十几年前，中国经济也碰到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当时我们是怎么走出来的。

1997年，美国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亚洲兴风作浪，他认定亚洲各国的经济已经整体过热，货币贬值已成事实，于是决定豪赌一场。他领导的量子基金相继攻击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引发了一场东亚金融风暴。

风暴初起之时，中国的决策层似乎没有意识到它对中国影响的严重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仍以从紧为主。可是接下来发生的景象完全出乎了决策层的预料。进入秋冬之后，亚洲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韩国和日本竟也被风暴击倒。在全球股市的大跌风潮中，过去几年一直颇为活跃的中国股市顿时陷入低迷，消费市场更是一派萧条。此刻，摆在决策层和经济学家们面前的是一个无比凶险的棋局。内外交困，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到了1998年的2月，中国决策层如梦初醒。总理朱镕基展现了一位卓越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他紧急下令，马上改变方向，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首期发行1500亿元的国债，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

从1998年到2001年间，当局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各大国有商业发放同等额度的“配套资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和大型水利工程，很快刹住了投资下滑势头，同时，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这个景象是不是让你联想起2008年11月以后出现的情况？

是的，1998年那次也与2008年一样，先是靠巨量投资把经济给稳定了下来。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一样了。朱镕基等人认为，靠扩大投资来摆脱危机是中国经济走了很多年的老路，如果仅此一招，也许在短期内会有成效，却是把矛盾埋在未来。所以，摆脱危机的道路，只有靠市场化的改革。当年最重要的市场化改革有四项：

一是进一步加快了产权改制，数十万家中小国有企业改造为产权清晰、市场导向的民营企业。民间投资迅速升温，1998年之后的四年中，国内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幅分别为20.4%、11.8%、22.7%和20.3%。

二是加大对外向型经济的扶持，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从而催生了“中国制造”的繁荣景象。

三是为了扭转消费过冷现状，决定开放房地产市场。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从而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拉开了长达10多年的地产热。

四是在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战略上，由“抓大放小”改为“国退民进”。

谁也没有想到，在哀鸿遍地的1998年，中国经济居然能够“否极泰来”。正如全球经济史上一再发生的景象一样，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伴生出一个经济强国，在危机四伏的东亚金融风暴中，中国幸运地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它不但没有被击倒，甚至逆流而上，竟成隆然崛起之势。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日渐形成了“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此后的将近十年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保持在8%的高水平上，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则始终低于3%，走出了一条高成长、低通胀的“完美曲线”。

好了，故事讲完了。结论是——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萧条，必须靠三条：一是必须激活国内需求；二是必须依赖民营资本的壮大；三是必须推进市场化的政策改革。这个道理在今天应该还适用。

百年实业真的那么容易谢幕吗？

回望荣家百年历史，此次荣智健只要不涉嫌刑事纠纷，日后东山再起，或有可期。

4月最大条的新闻是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因对赌澳元巨亏而辞职，媒体一时有“荣家谢幕”之说，我则不以为然。因为回望荣家百年历史，至少有三次险情比这一次要大得多，荣家也活了过来，百年家族岂是区区100多亿元的亏损就能击倒的。下面说说那三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34年。当时，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中国经济陷入空前大萧条，纺织业首当其冲。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荣智健是荣德生四子荣毅仁的独子）的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行业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已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而荣家事业的迅猛发展靠的是疯狂的举债扩张战略，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而负债达6375万银元，处在一个十分紧绷的状态中。转眼间，市场突变，到1934年初，荣家面粉工厂全面停产，申新各厂也风雨飘摇。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荣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杀，他的好友陈光甫和宋汉章两人在荣宅陪他一宿，温言相劝，才算是没有走上绝路。

6月28日，荣宗敬派人到无锡向弟弟求救，族内有人担心，去救上海申新会把无锡的产业也拖进泥潭。荣德生执一茶壶在手说，“我与哥哥好比这个壶，一经破裂，虽持半壶在手，亦复何用。”他当夜把家中所有的地契和有价证券全部收罗起来，第二天清晨就赶到上海，在陈光甫、宋汉章的斡旋下，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联合借款220万元，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区区200多万元仅够荣家多吸几天的氧气，1934年7月4日，申新公开登报宣告“搁浅”。荣宗敬只有向国民政府告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曾经想一口吃掉申新，他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

荣家那次逃生，靠的又是陈光甫仗义出手，申新与中国、上海两银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才保住了所有权。荣家兄弟如同两个溺水之人，日日拼死扑腾，一直熬到一年多后市场转暖，才终于熬出生天。

荣家第二次大危机发生在1938年，抗战爆发后，日军攻陷长三角。荣家经略了30多年的庞大产业聚集于上海和江苏，全数都在日军的炮火覆盖之下。战事中，无锡、上海两地企业设备被毁纱锭18.7万锭、布机2726台、粉磨36部，荣家产业三去其二。在如此绝境之中，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西迁内地，再度创业办厂，总算保住一点血脉。八年抗战胜利后，荣家再次复兴。

荣家第三次倾家荡产，则是在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毛泽东提出让私人资本在中国“绝种”。

荣毅仁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资本家。1954年，国家对私人企业施行“赎买定息”的政策，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股息。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资本家阶层。其中，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亿元，几乎占总私股的一半。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他在香港），占975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荣家在大陆的所有工厂在一日间全部公私合营，收归国有。“文革”爆发后，荣毅仁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被彻底打倒。其独子荣智健被下放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改造。直到1978年，邓小平复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与邓关系交好的荣毅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并获准创办中信集团，才又一次开始了财富生涯。

与上三次危机相比，此次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其资产缩水33亿美元，但是他仍然在中信泰富拥有超过11%的股份，只要不涉嫌刑事纠纷，日后的东山再起，或有可期。

目录

第一章 历史名商

靠“周期”成为首富

到《全唐诗》里寻找商人

朱元璋怎样搞“稳定”？

谁是中国的杰克船长？

一位你不知道的中国首富

110年前的那个“裱糊匠”

江湖谁忆穆藕初

第二章 官商疑云

晋商的“魔鬼交易”

商人在辛亥革命的角色

辛亥革命后怎么搞经济？

面对官员，你坐得住吗？

我们为什么特别仇富？

第三章 企业制度的诞生

最早的股份制企业

最早的商人NGO

晋商和徽商靠什么起家？

金融危机中的“另类呼喊”

第四章 历史的诅咒

唯美主义的诅咒

600年前的南中国海

从明代的一张富豪榜说起

爬满了虱子的“盛世”绸缎

假如乾隆遇见华盛顿

闭关锁国的伤痛

最快高铁=现代国家？

第一章　历史名商

靠“周期”成为首富

为商之道关键在于认识周期，同时善于运用周期，在这方面，范蠡无疑是一位世界级的先觉者。

讲周期，是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是生存在三个周期之中——一是宏观波动周期，二是产业成长周期，三是企业生命周期。对三个周期的了解及其对应，是企业战略是否有效的前提之一。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对这些周期的掌握，也是成功的关键之一。古往今来，所有在商业上得大成就者，无一不是掌握了周期规律的人。

在中国企业史上，第一个靠了解周期来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范蠡。范蠡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末期，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商业史上，他是第一个被看成首富的人，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陶朱公”，这已经成了大富豪的代名词。范蠡的天才之处，就是发现了周期的存在。

经济周期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名词。为商之道关键在于认识周期，同时善于运用周期，在这方面，范蠡无疑是一位世界级的先觉者。

他是一位天文学家，在越国主政时曾筹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高46丈的观象台。他将天文运行与农业丰歉进行了周期性研究，并据此预测商品供求及价格的周期性变化趋势，形成经营的策略。他说：“岁星（木星）运行到金的位置时是丰收年，在水位时是涝灾年，在木位时可能有饥荒，在火位时则是大旱之年。每隔六年有一次丰年、一次平年，每隔十二年出现一次大饥荒。”这里将古代天文知识与五行学说结合起来，认为“岁星”即木星在十二年间分别经过金、木、水、火等方位而绕太阳一周期，同农业生产由丰年到灾年的一个周期是相吻合的。

当掌握了农业丰歉周期之后，范蠡提出了自己的战略，他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就是说，只要搞清楚哪些商品是供过于求的，哪些商品是供不应求的，就可以知道哪些商品价格要下跌、哪些商品价格要上涨——“即知贵贱”。他已认识到，由于市场供求对生产的影响和调节，供不应求的商品上涨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减少，商品价格就会下跌——“贵上极则反贱”；反之，供过于求的商品下跌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给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商品价格又会回升、上涨——“贱下极则反贵”。换言之，他已从现象上认识到，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商品的价格会围绕其价值而上下波动。

且不论这一周期性总结发现是否完全符合科学，范蠡能够以长期循环波动的眼光看待客观世界，无疑已是非常卓越。农业生产从来就有靠天吃饭的特征，范蠡从气候和自然条件的变化来探求农业丰歉的周期性循环规律，以此掌握未来不同年份的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产量的增减趋势，他能富冠天下，便不是意外的事情了。

在掌握了周期性规律之后，范蠡提出另外一个重要的商业思想，就是“待乏”。所谓“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夏天的时候要储备皮毛，冬天的时候要囤积薄纱，大旱之时就去造船，涝灾之时就去买车，一切都需提前准备，等待货物缺乏的时候，就可获取百倍、千倍之利。

囤积居奇，自能获取利润，但又不可以赌博式地追逐暴利，“货无留，无敢居贵”——手中的货物不应该让它久留，不要贪婪地追求过分的高价。所以，在“待乏”的同时，范蠡还强调薄利多销，加快资金的流动，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利益。

范蠡的这些商业思想，百世以降仍然不觉陈旧，将之用于治国，国家可兴盛，将之用于治家，家庭可富足，“陶朱公”之所以成为富豪者的代名词，显然不仅仅因为财富之多寡，更在于他智慧之高超。

到《全唐诗》里寻找商人

从先秦到南北朝，以商人之“贱”，其形象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而入唐之后，大有改观。

公元815年，时年44岁的大诗人白居易被贬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出任司马一职。第二年的深秋月夜，他到城郊的湓浦口送别友人，突然听到一艘舟船上有人弹奏琵琶，美妙若天籁之音。他陡发感怀之情，因作一首长诗相赠，这就是流传千古的《琵琶行》。

弹奏之女原本是长安城里的歌妓，此时则是一位茶商的妻妾。其中关于那位茶商的诗句有四节，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商人入唐诗，这不是第一首，却是最出名的，当然其形象也是最经典的——“商人重利轻别离”。从先秦到南北朝，以商人之“贱”，其形象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而入唐之后，大有改观，经商活动及商人生活、心态成为了描写的主体。有人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唐代的商贾诗约203首，大约是唐以前商贾诗总量的100倍，涉及的诗人共90人。

在这些唐诗中，商人形象大抵有四：

辛苦劳顿——把商人视为一个正当职业，同情他们的谋生艰辛，这是唐人与前代最为不同的地方。白居易有诗曰：“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谙。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藏镪百千万，沉舟十二三。”黄滔作诗《贾客》，把经商比作如在鲸鲵牙齿上行走，艰险非同寻常：“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

忙于逐利——追逐利益是商人的职业本性，唐诗对经商活动中的细节多有描述。

元稹写长诗《估客乐》，对商人的为利而行、以次充好、六亲不认等等行迹进行了细致描写，诗中写到：“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则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

勾结权贵——诗人对官商勾结进行了揭露，表达了极大的愤怒。

元稹在《固客乐》中描写商人以“奇货通幸卿”，“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此外还行贿市卒、县胥，使他们对商人“岂唯绝言语，奔走极使令”。从这些诗句中可见，大商贿赂大官，小贾贿交小官，从两京到地方均极盛行，以致州县差科尽归贫下，为弊之深，由此可见。高适有一首《行路难》，写官商勾结尤为著名：“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货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

奢侈消费——诗人们描写了商人的奢靡生活和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

刘禹锡在《贾客词》一诗中写了商人的巧取豪夺之后，继而描写其生活的奢华：“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贷通倖卿。趋时鸷鸟思，藏镪盘龙形。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行止皆有乐，关梁自无征。”施肩吾的《大堤新咏》则描写了商人在长江大堤沿岸城市寻花问柳的景象：“行路少年知不知，襄阳全欠旧来时。宜城贾客载钱出，始觉大堤无女儿。”

唐代诗人豁达天真，触景皆可入诗，生情俱能成句，从他们的诗句中透露出大量的社会实景。开元年间，国力昌盛，工商繁茂，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诗人对当时的经商风尚多有咏诵，李白诗云：“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

进入中唐之后，民间经商之风更为盛行，元和诗人姚合有诗记录他在长安城郊所见的景象：“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贞元诗人卢纶有诗记他的友人从军队退役后的生活：“全身出部伍，尽室逐渔商。”也就是说，举家从贾、全村经商的情况在唐代已经不再罕见。

朱元璋怎样搞“稳定”？

也是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

朱元璋，乞丐出身，当上皇帝是在1368年。此前的200多年，汉人受尽了外族的压迫和侵略，先是南宋偏安百余年，再是蒙古人统治98年。所以，当上皇帝后，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国家稳定下来。

在物理学上，一个物体要达到“稳定”的状态，有两种实现途径，一是在动态中实现，一是在静态中实现。朱先生向往的是第二种状态。

当一个统治者想要通过静止的方式实现稳定，他就会很自然地接着想——影响“稳定”的因素到底有哪些？答案是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则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朱元璋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明朝从创建之初起就推行对外封闭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北修长城，南禁海贸”，把帝国自闭为一个铁桶。

在北方，为了防止蒙古势力的卷土重来，明朝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全线划分为9个防备区，由重兵驻守，时称“九边”，这些边关成为被官府严密管制起来的边贸集散地。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日渐堵塞，中国与欧洲的大陆通道上驼马绝迹、鸿雁无踪。

在南边，朝廷下令禁止民间出海，朱元璋在登基的第四年，1371年12月，就下达了“海禁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直到1492年，明朝索性宣布“闭关锁国”，而正是在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在对内政策上，朱元璋大力倡导“男耕女织”。在他的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每个人都安于眼前，如乡野之草，自生自灭，帝国将因此绵延百世，千秋万代。为了建设这个“人间桃花源”，他剪灭了天下豪族，然后在“耕”和“织”两个产业上进行重大的变革，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农耕经济。

也是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而正是在这400多年里，西方社会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一场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时，北欧和西欧各国开始海外大冒险。在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朱元璋所追求的“稳定”，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同步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若没有外来的“工业革命”的冲击，竟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终结之处。

黄仁宇便论述说，“在明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皇帝都在没有竞争的基础上治理天下。在整个明代，都没有文官武将揭竿而起反对国家。此外，普通百姓对国家的管理不当极为容忍……由于这些条件，王朝能以最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存在下来，它不必认真对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

黄仁宇所谓的“替代的对手”，仅仅是站在竞争的角度观察，而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又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继续延续明帝国的模式，让社会在静止的、超稳定状态下缓慢地“自转”；其二，则是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新的制度将之彻底地推翻并更换之。这两种状况后来都发生了。第一次的替代出现在1644年，而第二次则出现在遥远的1911年。当然这些“后话”，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一定也不陌生。

谁是中国的杰克船长？

在正统的中国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为海盗留一席之地。然而，正是非法的海盗活动造就了南太平洋地区的贸易繁荣。

《加勒比海盗4》中德普扮演的杰克船长迷倒了一堆人。走出影院，就想着要写这篇专栏：谁是中国的杰克船长？

中国历史上海盗最盛的是明朝。朱元璋开国之后，就颁布了海禁令，1492年之后更是强调“片木不得下海”，当海外贸易的正常渠道被全面封杀之后，非法的海盗事业就变得十分蓬勃且难以遏制。种种史料显示，从15世纪到19世纪末的400多年里，跨越明清两代，南中国海是全世界海盗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极盛时多达15万人。

明中期，最出名的海盗是一群来自徽南的商人。最早在江浙东南沿海从事走私的是歙县人许辰江、许本善等。嘉靖初年，歙县许村的许家四兄弟组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海盗集团，他们以宁波附近的双屿岛为基地，把商品贩销到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到了嘉靖中期，许氏集团被击溃，其部下、同样是歙县人的汪直起而代之。

除了徽商背景的海盗之外，另外一个人数庞大的走私集团来自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带。这些中国籍的海盗与日本浪人纠结在一起，成了让明政权头痛不已的倭寇之祸，他们游弋于浙闽沿海，有商机则交易，乘人不备则劫掠。嘉靖年间的抗倭名将胡宗宪写道：“倭寇与海商其实是同一个人，如果开放海禁，倭寇就转身变成了海商，如果实施海禁，海商就立即变成了倭寇。”

到了明后期，最出名的海盗集团是郑氏家族，父亲叫郑芝龙，儿子名气更大，叫郑成功。

郑芝龙会讲日语和葡萄牙语，与荷兰人非常熟悉，他还皈依了天主教，教名尼古拉。他原本是海盗李旦的部下，李死后，继承了他的地盘和势力，经过数年的攻伐和机缘巧合，成为南中国最强悍的海盗集团。1624年，明廷不得不采取招安政策，任命郑芝龙为“五虎游击将军”，此时，郑芝龙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在后来的几年里，郑芝龙扫荡各路海盗，成了唯一的海上霸王。他除了从事走私之外，还向其他商船征收保护费，史载：“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清军入关之后，郑芝龙先是拥立唐王称帝于福州，受封平虏侯、平国公，掌握军政大权。旋即清军入闽，他又投降了清朝。而他的18岁的儿子郑成功却率部出走金门，在其后的15年里，成为最重要的反清势力。1661年，郑成功击败了占据台湾岛的荷兰人，收复宝岛。

在抗击清军的十余年中，郑氏集团仍然牢牢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外贸事业，清政府为了切断其财源，三度颁布“迁界禁海令”，实施了严酷的禁海政策。到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两年后宣布开海贸易，随后又确立了“一口通商”的政策，此后近200年间，再没有出现像汪直集团和郑氏集团那样庞大的海盗势力。

在正统的中国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为海盗留一席之地。然而，近世史料发现，自16世纪之后，正是非法的海盗活动造就了南太平洋地区的贸易繁荣。据严中平研究，从1550年到1600年前后，海盗商人把大量商品贩运到马尼拉，进而通过西班牙商人远销到欧洲和美洲。

与此同时，海盗商人还把出产于日本和墨西哥的白银大量运回中国市场。根据计算，明朝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7亿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25亿两，合计2.95亿两。严中平因此认为：“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

海盗经济是中国经济历史上十分重要而隐晦的一页，如果我们要为海盗商人设立一座纪念碑，确乎很难找到合适的代表人物，也无法用简单的文字来记录他们的功过。

一位你不知道的中国首富

伍秉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他诚实谦顺的经商个性以及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密切关系。然而，他对鸦片泛滥难辞其咎。

亚洲《华尔街日报》曾经选出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中国有六个人入选，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此六人中，有五位大家都比较熟悉，只有伍秉鉴，知道的人很少。今天说说他。

伍秉鉴是六人中唯一的商人。清朝自乾隆之后，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并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让十多家洋行垄断其事，伍家就是特许商人之一。伍氏之富闻名天下，1834年，他对自己的各种财产进行了粗略统计，共约2600万元。当时，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为8000万元左右，伍氏之富可以想见。

伍家并非老字号的洋行世家，他的父亲曾是潘家同文行的账房先生，后来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自立门户，自创怡和行。伍秉鉴在32岁时继承父业，历二十余年，终于成为行商的总商。他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二，一是诚实谦顺、敢于吃亏的经商个性，二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密切关系。

流传至今的伍秉鉴故事，大多与“吃亏”有关。1805年，一家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

还有一次，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回国。

这些小故事让西方人印象深刻，他们称伍秉鉴“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人格信用自然成了做生意最重要的前提。

伍秉鉴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交情延及父辈，双方都在长期贸易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而他的衰落与林则徐禁烟有关。1839年，朝廷委派林则徐南下禁烟。此刻，夹在政府与洋人之间的，就是伍秉鉴。

后世学界一直有争论，洋行商人、特别是伍秉鉴的怡和行到底有没有参与到鸦片生意之中。从史料上看，怡和行向来做的是茶叶贸易。然而，也有资料显示，伍秉鉴和怡和行对鸦片泛滥难辞其咎。

当时广州地区最大的两个鸦片走私商是英国宝顺洋行和美国旗昌洋行，前者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后者的老板是伍秉鉴的义子、美国人约翰·福布斯，伍家在旗昌洋行中拥有60%的股份。以伍秉鉴的精明，不可能不知道他最亲密的商业伙伴在从事非法业务。

早在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

由这些细节看，怡和行即便没有直接参与鸦片业务，也至少起到了掩护和包庇的作用。或许，商人的赚钱本能以及性格中的懦弱一面，是事实的真相。

从禁烟的第一天起，林则徐就把洋行商人看成了烟商的同谋。他认定宝顺洋行的英国老板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下令传讯他“听候审办”。而颠地也非常强硬，竟然提出要林则徐颁发亲笔护照担保他能24小时内回来作为条件。盛怒之下的林则徐当即派人锁拿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将他革去职衔，逮捕入狱。伍秉鉴派人前去说情，林则徐断然拒绝说：“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主持了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共销毁鸦片两万余箱。随后，义律诉诸武力，第一次鸦片战争因此爆发。

1843年9月，一代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和责备辱骂声中去世，终年74岁。在此前几个月，他还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库森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

110年前的那个“裱糊匠”

反思那一段历史，我们必须说，精英阶层对传统文明的过于自信以及对制度重构的漠视成为中国近代化进步的最大障碍。

本文纪念一位百年前的风云人物。

1901年11月7日，当时中国政坛最重要的政治家李鸿章殒于北京城郊的贤良寺，据说，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屈指一算，这是整整110年前的事情了。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少年时才情万种。1842年夏，弱冠之年的他赴京赶考，是年，中英《南京条约》刚签署，少年李鸿章心忧国难，做《入都》一阕，诗内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时传诵京城。

1851年，南方爆发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随曾国藩起兵，由一介儒生而成领军十万的一方统帅。之后他又力促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变革的中流砥柱。早在1864年5月，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就在一份奏折中提出要学习西方，同时他还试图修改千年科举制度的取士标准，在当时十分惊世骇俗。

李鸿章一生办了很多洋务，回望百年工业化，他应该是第一个不能忘记的人物。不过，李鸿章一辈人也有很大的局限，那就是，他们始终认定中国之落后只在“物器”而已，以为只要有了先进的“火器”，中国便可争胜于天下。

李鸿章等精英阶层的这些观念与同时代的日本人形成鲜明之对照。就在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大搞洋务运动的同时，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在一开始，日本的改革家们也曾预想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日本变革的方式。然而，在对西方各国进行一番考察之后，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公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

明治维新的代表人物伊藤博文便认定说：“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使进入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使国民破旧日之陋习，不甘居被动地位，进而同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建设富强之国家。”

李鸿章对伊藤博文的这些观点非常不以为然，多年嘲笑之。在各自的国家中，两人声望与地位相同；在私人交情上，他们“亦友亦敌”，惺惺相惜。反思那一段历史，我们必须说，精英阶层对传统文明的过于自信以及对制度重构的漠视成为中国近代化进步的最大障碍。其实，直到今天，李氏与伊藤氏的分歧仍然在中国存在。

李鸿章的晚年，过得苦风凄雨，他对自己作如下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1900年，北京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慈禧试图借势把洋人赶出去，贸然向八国宣战，结果导致“庚子国变”。为了跟列强谈判，慈禧急命当时正任职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赴京北上。李鸿章途中路经上海，专门召见了帮他搞洋务的盛宣怀。两人在位于宝昌路（现今的淮海中路1517号）的盛家花园促膝对话两昼夜。临别，77岁的李中堂与比他小20岁的盛宣怀，执手相看泪眼，留下六字曰，“和议成，我必死”。果然，到1901年冬，李鸿章签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赔款条约《辛丑条约》，赔款总额相当于11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总和。李某人被看成卖国贼，举国皆曰可杀。

据说李鸿章临终前一日，俄国公使还逼他在条约上签字，他呈慈禧太后《绝命诗》一首，其中有四句是：“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言辞凄惨，若秋风落叶。110年后，我们纪念这位面孔模糊的“裱糊匠”，也许该有一些当世之思。

江湖谁忆穆藕初

穆藕初出生在上海浦东一个棉商家庭，19岁就进了棉花行当学徒，终他一生，都与棉花纠缠在一起。

“你好，吴先生。我叫穆家修，我的父亲是穆藕初……”几个月前，手机上突然收到这样的一条短信。

今天的商业界，已很少有人知道穆藕初了。不过，在80年前，他却跟如今的张瑞敏、任正非类似，以管理而闻名全国。

穆藕初出生在上海浦东一个棉商家庭，19岁就进了棉花行当学徒，终他一生，都与棉花纠缠在一起。33岁时，他深感中国棉纺业的落后，下决心到当时棉业最发达的美国德克萨斯州读书，这一读就是整整8年。

1916年11月，穆藕初把全球管理学的奠基之作、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出版于1911年的《科学管理原理》翻译引进到了中国。正是在这本书里，泰勒第一次提出了科学管理理念。穆藕初曾几次拜访过泰勒，是唯一跟这位伟大的管理学家有过切磋的中国人。更有意思的是，穆藕初的中文版竟比欧洲版出得还要早。

穆藕初学成归国后，当即与兄长筹集20万两银子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一年后，德大生产的棉纱在北京商品陈列质量比赛中得到第一名，顿时一夜成名。棉纺织业在当时是中国第一大产业，聚集了张謇、荣家兄弟和周学熙等众多顶级企业家，穆藕初后来居上。德大成功后，他先后筹建了厚生纱厂和郑州豫丰纱厂。回国五年后，穆藕初一跃与张、荣、周并列成为棉纱业的“四大天王”。

与其他三位“天王”相比，穆藕初出身科班，对产业进步和工厂管理创新的贡献尤为突出。在经营工厂的时候，他先后写成了《试验移植美棉纺纱能力之报告》、《纱厂组织法》等长篇文章，对民族纺织业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发起“中华植棉改良社”，开辟棉花试验场，大力推广种植美国的脱字棉。

当时，中国纱厂的管理方式十分落后。穆藕初率先取消了工头制，改为总经理负责制。另外，他建立新式财务制度，把传统的流水账改为复式结账法，这也是西方财务制度在中国的第一次引进。在具体实务管理的基础上，他对泰勒的科学管理法进行了中国式的改良，总结出科学管理的四大原则：无废才、无废材、无废时、无废力。此外，他还概括出当经理的“五个会用”原则：会用人、会用物、会用时、会用钱、会利用机会。

1928年，穆藕初出任国民政府的工商部次长，相继编订了众多的工商法规。这位深得美式商业伦理精髓的实业家认定，“在人事日趋繁颐，社会日趋复杂的现在，无论什么团体，都要以法治为本，然后有一定的轨道可循，有一定的规矩可遵”。

抗战爆发后，穆藕初担任农产促进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了改善后方棉布急缺的情况，他发明了“七七棉纺机”，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为抗日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3年，穆藕初因罹患肠癌去世，简陋的奠堂之上，最醒目的一条挽联是四个字——“衣被后方”。

中国这一百年，最大的特征就是善于遗忘。时至今日，后世商业界很少有人知道穆藕初了。他的名字偶尔出现，却是在八杆子也打不到的戏曲圈。穆藕初长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平生喜欢昆曲、书法、学佛、养鱼和斗鸟，是一个少见的才子型企业家。1921年，他感于古老昆曲的日衰，便赞助成立了昆剧保存社和昆剧传习所，今天我们还能听到昆剧，多半还拜穆先生的恩泽。

那次，与穆藕初的公子穆家修在杭州见面，他告诉我，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等学术机构，将在11月中旬召开穆藕初管理学术研讨会，以纪念他诞生135周年。我专撰此文，以表达自己的敬意。

穆公子学的是工科，不懂棉花，不擅昆曲，不过却也生得一表人才，虽至暮年，仍可见乃父当日丰采。

第二章　官商疑云

晋商的“魔鬼交易”

聪明的晋商通过与政府“结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帮的进入，同时也将产业的规则裁判权上缴。

现在，商帮这个概念很流行，号称“天下第一帮”的晋商最有钱的时候，资本总额超过一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衰落的。

晋商出名是在明初，到了清道光年间，平遥人雷履泰发明了票号。他原本是做颜料生意的，发明了一套密码法，可以保证票据的安全性。票号一开始做的是民间生意，为旅外的晋商解决银两搬运的难题，后来它获得了中央政府的种种特权，竟然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业。

第一个特权是获得京饷（地方上缴中央的财税）及协饷（各省之间的官银往来的汇兑权）。这两笔金融业务无疑是最大而最为丰厚的。

晋商获得的第二个特权是行业准入资质。1884年（光绪十年），清廷规定票号在开业前须领取“部贴”（营业执照），还必须得到同业者的联保。由于此前票号多由晋商开办，所以很“自然”地进入壁垒，票号产业渐成晋商专利。

这显然是一项“魔鬼交易”。聪明的晋商通过与政府“结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帮的进入，同时也将产业的规则裁判权上缴，票号从此披上官商经济的外袍。

清帝国的最后十年，是山西票号的“黄金时代”。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祁县乔家的大德通票号率先得到密报，设法将老佛爷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还献上了三十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总号。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

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

因为利润均来自于官家，所有票号的经营日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掷于公关和钻营。票号商人对官府的打点可谓无微不至，每到年关，从旧历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止，每天要拉两三车的礼物，去打点相关官府的上上下下，从管事到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

“极炫耀处，即衰落处”，这似乎是事物的公理，票商之没落也因它们的既得利益过大，与政府的“交情”太深。

票号极盛之时，正是西方银行模式引入中国之际。1904年，朝廷筹办户部银行，奉谕主事的户部尚书鹿傅霖与票商素来亲密，盛邀入股。平遥的各票号总号开会商议，集体决定不入股，并禁止山西籍经理参与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让浙江绸缎庄商人参与筹办。四年后的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邀票号每号出二人协办，票商大股东不愿与江浙财团“同台分利”，又予拒绝。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庙堂瓦解，王公星散，以公款业务为支柱的票号生意顿时断流，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国的殉葬品。1914年10月，首开票号先河的日升昌宣布破产，8个月后，留美归国的风华青年陈光甫在上海创办第一家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民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晋商兴衰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十分简单而朴素的道理：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最终都会一一失去。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

这个道理真的很简单，很朴素，可是很多人就是打死不相信。

商人在辛亥革命的角色

张謇的内心转折与矛盾，反映了企业家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南通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在汉口登上襄阳丸号轮船返沪。当时，大生纱厂的湖北分公司刚刚开业，他是来参加开工仪式的。轮船开动时，他站在甲板上，看到长江对岸的武昌城内火光冲天，隐约枪声此起彼伏，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心生不祥之感，嘱咐水手加速离去。从留存至今的记录看，他是唯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当世大企业家。

清廷的倒塌，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的内心，似乎是一个命定迟早会发生的事情，无喜无悲，只有漠然。自十年前李鸿章陨亡后，帝国已经成了世界上一个最抽象、最做作的空壳。

革命爆发时，对清政权已极端失望的企业家集团表现出了顺应时代大势的特征。不过这一点也不奇怪，商人的生存原则就是与强者结盟。

作为立宪派的民间领袖，张謇此前一直反对革命。10月12日，他从汉口坐船到安庆，得悉武昌爆发起义后，当即赶到江宁，求见驻防将军铁良，建议他派兵增援湖北。但是，随后的形势发展完全出乎预料，他的两位最亲密的立宪派同党汤寿潜和程德全相继在浙江、江苏宣布独立，张謇在愕然之余，不得不接受现实。他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很快，他与上海同盟会取得联系，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党前往南通，成立通州军政府，宣布和平光复。张謇的内心转折与矛盾，反映了企业家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在武昌，10月的起义期间，城市很快因革命而陷入极度的恐慌。便是在这样的乱景中，武汉的商人们起到了维持稳定的作用。没有史料证明他们曾经直接参与了起义，不过，他们很快积极协助起义军人，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商团，驱赶趁火打劫的暴徒。被起义士兵推选为军政府督军的是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他跟武汉当地的商贾和外国人有很良好的互动，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能说一口结巴的英语。在黎元洪组建的新政权中，武汉商会会长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而商会承诺借款20万两白银给起义者。

在东南沿海，国内最重要的两大商业城市上海和广州的独立起到了显赫的示范效应，把清政府推进了绝望的深渊，对立宪失去信心的商人群体是幕后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1910年入秋以来，李平书、虞洽卿等商人就一直在暗地组织“革命军饷征募队”，为同盟会的陈其美积极募集钱饷。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消息传来，李、虞与陈天天在同盟会办的《民立报》报馆秘密开会商讨，以“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的工作重点，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消息，激励民气。11月3日，陈其美率同盟会会员火烧上海道，攻占城门，上海随即宣布光复，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在他的军政府中，企业家的比例惊人得高，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李平书担任了民政总长，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沈缦云是财政部长，信成银行董事、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总董王一亭是交通部长，老买办朱葆三、郁屏瀚和大粮商顾馨一都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广州发生的景象也十分类似。11月8日，革命军向广州步步推进，两广总督张鸣歧弃城出逃。次日，商绅各界代表在咨议局集会，正式宣告“欢迎民党组织共和政府及临时机关”，“宣布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全国”。

对于企业家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国学者白吉尔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评论：“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像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

辛亥革命后怎么搞经济？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那么，就会去搞“阶级斗争”，于是大家你斗我争，倒霉的当然是天下百姓了。

其实，你无论怎样改朝换代，老百姓很实在，只一句话：“日子会不会好起来。”日子要好起来，经济一定要好起来，所以，新拿到政权的人，一定要懂经济，有成熟的计划。

辛亥革命成功得太突然。武昌枪响的时候，孙中山等人都还在国外，基本上没有参与和指挥，甚至根本没有预料到会一举成功。所以，无论从人事、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匆忙的。

帝国覆灭，民国新生，靠理想和暴力获取政权的政治家们到底有怎样的治国蓝图和多大的实务才干呢？

南通大企业家、前晚清状元张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实业总长。1912年1月3日，张謇与孙中山进行第一次交谈。在当天日记中，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崖”意为边际。他觉得孙中山没有实际办过实业，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甚至在大军阀眼中，革命家也是一派“不知崖畔”的印象。

这年8月，孙中山赴京与袁世凯谈判。袁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然而，他没有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一无所知。孙正相反，满头脑的爱国理想却“道不得行”，他认定当今中国第一要务是修铁路。因此，在密谈中他表示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袁表面大表赞赏，转身却对幕僚说，孙文是个“孙大炮”。

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孙中山果然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袁世凯顺水推舟，把他当年专为慈禧太后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使用。就这样，孙中山率领大批失业的国民党人，坐着花车到全国各地视察去了，他还拉上只会打仗的大将军黄兴当汉粤铁路督办，甚至写信邀请躲在日本神户的盛宣怀一起来共襄大业。事后来看，铁路总公司花去官银110万两，却没有修成一寸铁路。到1998年，全中国的铁路还没修到7万公里，历史学家唐德刚因此在《袁氏当国》一书中无奈地评论说，“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

孙中山的经济理念很有国有化经营的倾向。这一点，与盛宣怀等人是十分相近的。所以，他写信邀请后者返国襄助修路。他在1912年3月15日的信函中写道：“兴实业以振时局，为今日不可少首。执事伟论适获我心。弟不日解组，即将从事于此。执事经验至富，必有以教我也。”盛宣怀则在回函中为他的铁路国有化辩解说，“民间资本微而利息高，不可使投入铁路股本，须留以办其它实业。语语皆如铁铸，宜乎中外欢呼！”

1912年4月5日，孙中山曾说了这样一番话，“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择显理佐治氏主义施行于中国，中国无资本界、劳动界之争，又无托拉斯之遗毒。国家无资财，国家所有之资财，乃百姓之资财。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其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显理佐治，后世翻译为亨利·乔治，是一位主张土地国有化的美国思想家，他所著《进步与贫困》一书深受孙中山的推崇，认为“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实为精确不磨之论”。

孙中山的很多国有化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形成政策，其得到实践要等到1927年之后的蒋介石执政之后。

革命者在经济政策上的不清晰以及缺乏规划，是导致国民政府成立后，各方无法达成建设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那么，就会去搞“阶级斗争”，于是大家你斗我争，倒霉的当然是天下百姓了。

面对官员，你坐得住吗？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然而，当政权稍有稳定，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一个时代或国家，企业家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够了：当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坐着的，还是跪着的。

说一个明朝的人物吧，当时的江南首富，沈万三。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江南一带众多汉族富商地主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沈万三先是资助张士诚，帮其购粮扩军，后来，他又投靠了更有势力的朱元璋。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广泛吸纳这些人当官，甚至还与他们称兄道弟，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间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结拜为金兰兄弟。明政权定都南京后，要修筑城墙，沈万三出巨资，独力修建了1/3的城墙，还献出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朝廷上下对之称颂不已。

有一次，君臣闲聊，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然提出要犒劳三军。朱元璋冷冷地说：“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来吗？”沈万三答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

沈首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应该非常得意，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朱皇帝脸色的变幻。《明史·后妃传》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一段交谈：皇帝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朕即天下”的皇权年代，谁是老天？当然还是皇帝。马皇后的意思其实是，还没有到杀沈万三的时候。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然而，当政权稍有稳定，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每次朝代更迭，新的建政者都会反思前人的失误。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中央集权涣散，民间的势力强大，才造成了祸乱。因此，当他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变色，正是这种心理的条件反射。

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盘根错节，必成尾大不掉之势，必须割除。在登上皇位的洪武初年，他就下令把江南14万户民众迁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其中有很多就是富商地主。定都南京后，朱元璋又先后分两次，把天下6.73万户富商迁居到南京，这几乎是对商人阶层的一次围歼式的打击。

对于商人阶层“先用之，后弃之”，朱元璋非第一人，前可见两汉的刘邦、刘秀，后可见1928年的蒋介石，几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秘笈。

当剪灭豪族成国家战略之后，沈万三的命运就无从更改。1374年（洪武六年），沈万三被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他死于何年已不可考。1386年（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被打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近80余人被杀，没收田地。沈家从此衰落。

《明史·佞幸·纪纲传》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驾崩后，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心腹，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使，此人极善敛财，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归己所有。当时，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沈文度爬着去求见纪纲，进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愿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复兴”，沈文度将搜刮来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对分。

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匍匐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的道理是：当你是一个经商之人，面对官员，千万要堂堂正正地站着和坐住，否则某一天就会“爬”到地上。

我们为什么特别仇富？

在我看来，仇富情绪的浓烈，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特别不健康的营商环境。

1989年春，我背一行囊云游南方，从上海出发到江西永新县，再坐哐当作响的绿皮小火车上井冈山。在茨坪，我找到袁文才之子。我们在一间泥胚房前聊天，我问他，你的父亲当年为什么会把秋收起义的部队引上山？他顺手一指身后说，就是因为墙上的这行字。

当时，夕阳西下，我举头猛一望，泥墙上赫然有六个大字，是60年前的遗迹，当年应是红漆刷就，现在已褪成灰色，不过字迹仍然醒目突兀：打土豪，分田地。

土豪者，拥有土地者之谓，把他们打倒了，平均分配其土地，就是农民革命的原始动力。那么，这些土地拥有者的财富是合法所得，还是非法攫取？革命者从来不回答这个问题。

对富人的仇恨，似乎是人类的共同传统。对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曾经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

当然，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开始正视商业的力量，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然而，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哈耶克所描述的仇富现象仍然顽固地存在。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中国的商人比其他国家的商人更为卑劣和狡诈吗？是他们更为没有诚信和社会责任吗？是中国这个国家的进步和稳定不需要商人阶层的参与吗？

答案似乎不在这里。在我看来，仇富情绪的浓烈，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特别不健康的营商环境。细数两千年商业史，最会赚钱的人主要是两类，一是贪官，二是向政府寻租的商人。

贪污是一个传统。中国的历代政府都推行国有专营制度，国家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性产业，同时设立国有企业体系。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这一制度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

与此同时，天性趋利的民间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垄断产业以牟取暴利，从而催生出一个制度性的官商经济模式。商人阶层对技术进步缺乏最起码的热情和投入，成为一个彻底依附于政权的食利阶层。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有产者从来没有在法理和制度层面上确立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的权利，相反，从统治阶层到知识界均认为，对富有者的剥夺带有天然的合法性与道德威势，是维持社会稳定、“均贫富”的必然要求。

正是在这种不健康的制度环境之下，社会心态的扭曲便成了当然之势。基层民众对富有者恨之入骨，认为“为富者必不仁”。而那些得到财富的人，也惶惶不可终日。

两千年来，中国商人创造了无数物质文明，某些家族及商帮在某一时代也积累过惊人的私人财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不能在法理上确立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所谓“富不过三代”，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积累三代财富的智慧，更是因为财富的积累必托庇于拥有者与政权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则必然是脆弱和不对等的。在财富传承这一命题上，产业的拓展和资本积聚能力，远不如保持政商关系的能力重要。

所以，在中国，要化解仇富情绪，仅仅简单地呼唤基层民众理性看待有钱人，或者要求有钱人多做一些慈善，是远远不够的。畸形的土壤不改，种出来的花一定非常诡异。

第三章　企业制度的诞生

最早的股份制企业

在企业制度上，宋代的创新也很多，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股份制合伙公司就诞生在那一时期。

中国史书向来有“暴秦、强汉、盛唐、弱宋”的公论，有宋一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王朝。它的疆域面积比汉唐都小，长期受北方蛮族的侵扰，开国160多年后，首都汴梁被攻破，连皇帝和太皇帝（徽、钦二宗）都被抓走了，朝廷偏安到长江以南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又苟延残喘了100多年。史学家钱穆对宋代的评价就非常之低，他认为，“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不过，宋之弱却有它妩媚的一面。

这是一个史上最温和的政权。宋代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四圣百年”，三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四是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五是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至诚以待夷狄”。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难得，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

宋代的工商文明十分发达。史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外，均出现于宋代。在企业制度上，宋代的创新也很多，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股份制合伙公司就诞生在那一时期。

股份制合伙公司是在宋代诞生的——这一史实是由日本学者在20世纪中期发现的。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个别资本的集中以‘合股、合伙’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其萌芽形态业已产生于宋代的‘合本’、‘连财合本’、‘斗纽’等惯行中。”

在《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十·赋税杂录》中记载了当时合伙公司的基本模式：一些富豪联合在一起，共同经营并遵守同一规则，就叫作“斗纽”。其规则如下：以十个人为一个组织，各人出的钱从10万到50万不等，大家约定以10年为期，富豪轮流负责经营，在每岁岁末清算之后，即换下一位富豪，所得利润大家按比例分配，而本钱仍然在那里。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股份制合伙公司，它在当时被称为“斗纽”。

北宋黑脸名臣包拯还曾提到过一种叫作“带泄”的合股模式：在海边做买卖的人中，有不少是本钱不多的中小富户，他们没有能力独立组成合伙公司，就参股于相熟的大海商，少的十来贯钱，多的百来贯钱，等到海外货物买回来，按比例分配所得，往往有数倍的利润。

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是，这种公司模式还出现在了当时的数学著作中。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著名的《数书九章》中设计了一道算术题，大致意思是：甲乙丙丁四个人一起合作出资到海外做贸易，各人所出的本钱不同，有的是金子，有的是银子，有的是盐等等，他们之间还互有假借。海外归来后，购买到的商品有沉香、胡椒和象牙，那么，他们各应该得到多少的回报？这道算术题在今天看来也颇复杂，表明在当时，这种“合本”经营的方式已经相当普遍，深入民间。

从众多零星史料可以发现，宋代的合资经营活动大量出现在东南沿海一带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中。这与外贸的特征有关系：出海经商需要的本钱大、航运时间长而且有巨大的风险，当然也有惊人的暴利，所以商人们需要也愿意联合起来共担风险和分享利益。

这一规律不但在中国如此，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在世界经济史上，学者们普遍承认股份制公司模式的出现与海盗及远洋贸易有直接的关系，而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正诞生于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即1602年成立于阿姆斯特丹、从事海外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最早的商人NGO

商人会馆的兴盛，意味着明清商人在组织化上已超越前代，其运作模式呈现出非常鲜明的自治特征。

商帮这个概念是明朝末年才有的，到了清代就很发达，有所谓的十大商帮，除了大家所熟悉的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之外，还有陕西帮、福建帮、江西帮、洞庭帮、宁波帮、龙游帮及山东帮。商帮流转于大江南北，其聚居交流的场所，就是商人会馆，而这可以被看成是最早的商人NGO。

156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两位旅京徽商杨忠、鲍恩在宣武门外购得一地，建了一座歙县会馆，这是史料记载的最早的徽商会馆。6年后的1566年，广东商人在京集资建岭南会馆，此后，商人建馆之风吹遍全国。

会馆是“异乡之家”，商人们在这里议事、祭祀、娱乐、暂居。一个地方有了某一商帮的会馆，就好比树木生下根来，从此花繁叶茂，自主成长。没有史料告诉我们，在明清两代全国到底有多少个商人会馆，但粗略计算，起码不下3000处，它们成为商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会馆的功能有三个：“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

各商帮所供奉的神明不同，基本上是出生于当地的历史人物，晋商供的是关羽，徽商供的是朱熹，江西帮供的是许逊，福建帮供的是妈祖（林默娘）。也因此，很多会馆以“宫”定名，比如，四川曰惠民宫，两湖曰禹王宫，两粤曰南华宫，福建曰天后宫，江西曰万寿宫，贵州曰荣禄宫。这种祖先崇拜构成了一种乡土特征很重的集体象征。

会馆建成后，必须有商约予以约束，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间契约版本。1784年（乾隆49年），潮州商人在苏州建潮州会馆，确立以下约定：“会馆专门聘请董事经理，三年更换一次，由潮州地区的七地商人轮流任职，会馆所有的契据档案都交由董事经理管理，前后交替，账目必须清楚，这一规定，永世不改。”会馆还对商业规则进行了公约，防止内部的恶性竞争。

商人会馆数量的多寡，可以看出当地工商业的发达程度。乾隆年间，各省在京建立的会馆多达182所，到了光绪年间，数量更增加到392所，其中，20%为商人会馆。而在苏州，商人会馆的比例则远高于京城。

市镇经济的崛起，是明清工商业的一大特征，会馆之盛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显著。

广东佛山镇是明末清初发展起来的专业化市镇，以铁器铸造著称，与景德镇、汉口镇、朱仙镇并列为“天下四大镇”，此地的会馆更是发达，呈现出专业化的态势，仅在铸造业，就有熟铁行会馆、炒铁行会馆、新钉行会馆、铁锅行会馆、金丝行会馆、金箔行会馆、土针行会馆等等，其余的各行各业都有会馆组织，如钮扣行会馆、当行会馆、绸缎行会馆、颜料行会馆、洋纸行会馆、西土药材行会馆、参药行会馆等等。这些以行业为主题的会馆已经超出了地域的特征，而更多带有行业协会的性质，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进步。

自康乾以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由产业工人做成的会馆，这是工会组织的雏形。枝巢子在《旧京琐记·市肆》中记载，在京城从事泥瓦和木工的工人有一个九皇会馆，它有着很严密的行规，凡是有徒工的地方，都有会馆，其总会就叫做九皇。每当九皇诞生日，就一定要休假，名叫“关工”。

在会馆专业化程度最高的佛山，甚至出现了东家行和西家行，前者由业主、作坊主组成，后者则是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很多劳资矛盾通过两行的“通行公议”来解决，东家行和西家行还通过共同祭祀的方式来调适双方的关系。

就如同商人事迹往往不见于正史一样，明清会馆也同样很少有准确的记载。但商人会馆的兴盛，意味着明清商人在组织化上已超越前代，其运作模式呈现出非常鲜明的自治特征，是NGO在中国的最早试验，因此也有人将之视为中国进入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晋商和徽商靠什么起家？

承包制是一种最显著的“中国特色”，这一制度的刚性化成为阻碍一国经济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最后障碍。

中国有商帮一说，始于明代。最出名的有两个，一是晋商，一是徽商。那么，他们是靠什么起家的呢？答案是一个字：盐。

自管仲以来，历代政府都视盐业为经济命脉，其专营所得往往占到年度财政收入的一半，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开国之后，为了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重修万里长城，常年驻扎八十万雄兵和三十万匹战马。要维持这等庞大的军备，中央财政不堪重负。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朝廷上书，建议实行“开中制”。

“开中制”脱胎于宋代的“钞引制”，其改革之处是，商人要获得“盐引”，必须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其实质是以盐养兵。

这一制度的实行，让山西商人迅速崛起。山西地处北疆，有极临边镇的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以运城为中心的河东盐场自古是产盐重地。“开中制”推行后，山西商人收粮贩盐，横行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是为晋商之始。

传统意义上的商帮有三个特征，一是来自同一地理区域，二是在某一领域形成相对垄断的势力，三是信奉同一、独特的经商信条。在明代之前，并没有典型意义上的商帮出现，而因“开中制”而发达的山西商人则呈现出上述三个特征：首先，他们主要来自晋北和晋南地区；其次，他们因盐引政策的特殊性而形成垄断势力；第三，晋商在文化上形成了一种认同性，他们奉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山西运城人关羽为神，讲求“义、信、利”，以仁义和诚信为经商之准则。

晋商独享盐业之利长达120年之久，成为明代中叶之前实力最强的商人集团，到了1492年（弘治五年），他们终于遭遇到一支新兴的南方商人集团的严重挑战。

这一年，淮安籍的户部尚书叶淇实行盐政变法，他提出新的“折色制”，从而一改“开中制”所形成的利益格局。按照新的制度，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以换取盐引，而是可以直接到内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

改行“折色制”后，盐商不再需要向北方运粮，晋商的地理优势便全然丧失。在叶淇和“折色制”的背后，站着一群虎视眈眈的南方商人，他们主要来自徽州地区。徽州又称新安，地处现今安徽省的南部，这里地狭田少，民众自古就有离乡背井的经商之风。

“折色制”推行之后，天下盐商便自动分成了“边商”和“内商”两类，后者渐渐控制了主动权。从此，太原、大同黯然失色，邻近两淮盐场的一些市镇起而代之，比如淮安。而地理条件更为卓越的扬州更是一飞升天，成为新的交易中心和名符其实的盐商之都，大批晋商不得不举家南迁，落户于扬州。与此同时，徽商则轰然崛起，从此与晋商并肩，雄飞于中国商界。

晋、徽争雄势必造成惨烈的博弈，为了划分彼此的利益，并防止新的竞争者进入，政府又“适时”地推出了“纲盐政策”，即把盐商分为十个纲，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册上无名没有“窝本”者，不得从事盐业贸易。

“折色”加上“纲盐”，就构成了官商一体的、结合了特许与准入特征的承包经营制度，这是明人一大发明，它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迄今仍在中国被广泛采用。在企业史的意义上，承包制是一种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它是国营经济体制的一个衍生型制度，它力图在不改变国家控制重要资源的前提下，激发民间的生产积极性。从实施的效果看，它确乎部分地达到了这一初衷，而最终，它彻底败坏了市场的公平性和法治化，并为官商经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无穷的寻租空间，这一制度的刚性化实际上成为阻碍一国经济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最后障碍。

金融危机中的“另类呼喊”

种种疑难杂症表明，稳定中国经济的最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发生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举国陷入空前的悲恸之中。几乎与此同时，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局势也突然发生了逆转。美国华尔街因次贷风波引爆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欧美消费市场突然疲软萧条。从2008年年初开始，中国数以十万计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在内外交困的大氛围中，一年前还受过热困扰的中国经济陡然间陷入可怕的大萧条，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几乎全数停歇。

当年9月，吴敬琏第一次详尽讲述了对金融危机的系统性看法。他分析说，当今的世界金融系统出了大毛病，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美国，美国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储蓄率太低，储蓄率从来没超过10%，怎么维持经济的运转？它就利用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用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一个很高的生活水平，这样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动性泛滥。

关于中国当前困局，他不同意是“突降灾难”。他说：“（中国的）增长方式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靠要素投入来支撑增长，另外一个特点是靠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前者造成了很多恶果，使投资率不断提高，而消费率不断下降。后者，就是大量的商品出口，辅之以本国货币贬值，结果不外是三种情况：一是资产价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消费均价指数）上升诱发通货膨胀，第三种情况就是二者兼而有之。于是，房地产价格和股价猛烈上升，在一开始，我们把它看成是形势大好，后来发现控制不住了，就想用行政的方式把CPI用各种方式管住。现在，CPI管住了，可是股市、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另外企业产品出场价格指数（PPI）倒挂了，实体经济整体萧条，终于成了疑难杂症。”

在剖析了国内外局势后，吴敬琏提出了“标本兼治”的应对之道：“标就是运用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住市场，不要让它崩盘。但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转变增长方式的症结在于制度性障碍，所以要真正实现转变就是进行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碍。”

日后发生的事实表明，吴敬琏的建议并没有成为主流意见而被政策部门采纳。

2008年10月28日，上证股指跌到1664点，市场信心全失。从11月份起，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四大商业银行开始大举放贷，掀起了一个至热的投资狂潮。这些贷款中的八成以上被大型国有企业所获得，而投资方向则为铁路、公路和各项基础建设设施。在资金突然巨额放松的情况下，股票市场率先活跃起来；房地产的表现更是惊人，它以出人预料的速度回暖，各大城市的土地拍卖相继创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地王价格。

在中国的投资热浪拉动下，全球的能源价格也立即上弹，铁矿石、石油和有色金属等价格扶摇直上。在很多人看来，在哀鸿遍野的金融危机笼罩下，中国经济再一次“奇迹”般地率先冲出了危机。

对于这样的景象，吴敬琏并无喜色。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对2004年那次宏观调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它最终呈现为三个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政策主轴，“看得见的手”变得越来越强大；第二，经济增长主要倚靠巨量投资，而不是着力于转变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第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中央企业得到偏执性的扶持，民营企业被边缘化。

虽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口号，但是迄今为止成效并不显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吴敬琏以为原因不外有二：其一，这一转变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其二，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还有待建立。他一言以蔽之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何谓东风？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是也。

第四章　历史的诅咒

唯美主义的诅咒

明帝国初建的14世纪中期，正是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时刻，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退步了。

在很多年前的中学课本上，我第一次读到了《桃花源记》，在优美的字里行间，深深陶醉于陶渊明所描述的那个宁静而悠远的世界，人们与世隔绝，男耕女织，不知魏晋。

很多年后，我才渐渐意识到陶先生所描述的是一个多么封闭而窒息的世界，或许也正从那时开始，中国人渴望“背对世界”，自我封闭，不追求社会的进步。而所谓的男耕女织，又是一个多么具有隐蔽性的唯美主义的诅咒。

在真正的中国历史上，试图把陶先生的理想变成现实的人是明代的皇帝们。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坦荡开放的中国成为一个闭关锁国、碎片化的社会。

钱穆曾说，“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此论颇有深意。明帝国初建的14世纪中期，正是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时刻，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在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摇向了西方。

而在东方，从皇帝、知识分子到草民百姓，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一历史性的变局。在这里，成熟的农业文明正达到前所未见的繁荣高度，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也历经千年打磨而趋于精致。钱穆便说：“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

退步的最大特征是保守。

当汉人从蒙古人手中重新夺回统治权柄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不再让其旁落。于是，这成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在治国策略上，一切以内向孤立和向往静止为治理目标，而其手段则必然是自我封闭。

一切求稳是一个政治诉求，而非经济概念，它几乎是中央集权制度追求的唯一目标。这个背景下的政权，担忧的东西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温饱而民间财富则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格局。一个能够“闭门成市”的国家，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于是，自宋代之后日渐奉行的大陆孤立主义终于在明代找到了现实的落脚之处。从15世纪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不再进步的、超稳定的小农社会。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自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帝国的治理者已经找不到经济体制变革的新出路，于是通过推广男耕女织的民生方式，把整个社会平铺化、碎片化。社会组织一旦被平铺，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从而失去了与中央集权对话的力量。

这样的治国策略在明代看上去是成功的。黄仁宇论述说：“由于这些条件，王朝能以最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存在下来，它不必认真对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

黄仁宇所谓的“替代的对手”仅仅是站在竞争的角度观察，而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又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继续延续明帝国的模式，让社会在静止的、超稳定状态下缓慢地前行；其二，则是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新的制度将之彻底地推翻并更换之。这两种状况后来都发生了。第一次替代出现在1644年，而第二次则出现在遥远的1911年。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600年前的南中国海

在海洋文明到来的前夜，早慧而拥有先进技术及强大区域领导优势的中国，以坚定而骄傲的自闭方式拒绝参与。

近期，中国的周边不太平，尤其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南中国海地区提出了领海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南海危机”。唐宋以来，中国与南亚诸国的互动频繁，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今天的专栏，说说明朝时候的旧事。

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随着蒙古帝国的瓦解和元朝的灭亡，中国与欧洲的陆地联系中断，欧洲尚未强大，明帝国成为东方最为强大的帝国。明朝皇帝习惯将海外各国视为藩属，将其与明朝的外交活动称作“朝贡”。在外交政策上，明朝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为宗旨，热衷于政治上万国臣服的独尊。

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明朝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第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第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进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第三，多元化前提下的文化认同，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

由滨下武志的研究可见，在15世纪初前后的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统一货币、无关税壁垒的政治与经济联盟，这也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若没有欧洲人的强行进入，这又是一个超稳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朝贡制度的影响下，不同地区的人形成了相同的奢侈品品味，各国商品的品质标准也趋于一致。所以，当欧洲人进入到这片领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优势，甚至在一开始，仅仅是一些好奇而充满了崇敬之心的采购者。

在这个稳定的东亚秩序中，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互动尤其密切。明成祖年间，大太监郑和的七下西洋，庞大舰队所呈现出的军事实力和商品丰富进一步巩固了明帝国在南亚地区的宗主国地位。朱棣在委派郑和出洋的同时，在京城设立会同馆以待国宾，还设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这一国际联盟维持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它的松散与瓦解，正是亚洲与欧洲实力陡转的关键所在。而让人无比叹息的是，对其的率先破坏者，竟是明帝国自身。

历史的转折时刻出现在1492年。这一年，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次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郑和历次航海留下的所有官方文档均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毁。据《明律解附例·附录》记载，朝廷在1585年甚至发布过一道命令，声称谁要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就视同叛乱，处以死刑。中国人在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从此戛然而止。

也是在1492年的8月，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中国皇帝和印度君主的国书，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

在西方史学界，1500年往往被看成是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线，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描述的，“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他还曾用充满了吊诡的笔调描写中国的闭关锁国：“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与悲剧的意味。在海洋文明到来的前夜，早慧而拥有先进技术及强大区域领导优势的中国，以坚定而骄傲的自闭方式拒绝参与。后人读史至此，莫不掷书而起，面壁一叹。

从明代的一张富豪榜说起

历代治吏以明朝最为严酷，然而历代官员之富又以明代为最。应该说，明代官员将权贵工商业发展到了极致。

1560年前后，嘉靖年间，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曾评点天下富豪，共列出十七位“首等富豪”，相当于是一张“嘉靖富豪榜”，从中颇可以读出当时财富的分配状况。我白话翻译这则典故，大意如下：

严世蕃积累的家产超过百万两白银，常常宴客达旦。他曾与密友屈指排列天下富豪，被列入第一等的共有十七家，最低标准是家产五十万两白银，其中包括：他自己、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都督陆炳，还有京师的一位叫张二的锦衣卫官员，他是太监黄永的侄子，除了这些人之外，还包括三个晋商，两个徽商，以及贵州的土司和无锡两个分别叫邹望和安国的大商人，他们的资产，一个将近百万，另一个超过五十万。

从严世蕃的嘉靖富豪榜中可以读出这些信息：十七个首等富豪中十位是官员，其中有官僚、宗室、军阀、太监和土司；拥有官商特征的晋商和徽商占到五席，凸显其显赫的财富地位；无锡的两位富豪是大地主—据地方志记载，邹望有土地30余万亩，安国“以居积致富”。

也就是说，财富的分配彻彻底底地向三个方向倾倒：官权、特权和土地。一个最具讽刺性的事实是，历代治吏以明朝最为严酷，至少在“文件”上是这样的。

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是个很特别的皇帝，他的治国策略只有两个字，俭和严。所谓俭，他痛恨富人，视之如国贼。洪武初年，他甚至颁布法令，规定商贾之家不许穿戴绸纱，不过，由于执行难度实在太大而不了了之。所谓严，就是实行很严格的法律来惩治贪官污吏。根据明初法令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官员如果贪污达到六十两白银，就会被处以扒皮的酷刑，朱元璋下令把各州府县衙门的土地庙作为剥皮的场所，俗称皮场庙。

贪污者要被扒皮示众，还有比这更严酷的法令吗？然而可笑的是，历代官员之富又以明代为最。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中说：“权贵工商业形态虽然是汉代以后两千年间始终沿袭不替的传统，但是它竟然发展到如16世纪前后这种烈火烹油一般的炙盛程度，这却是前代制度环境下所难以实现的。”

到底怎样的景象才算得上是“烈火烹油”？举个例子：盐务专营是历代王朝的基本经济政策，历代都不敢掉以轻心，特别是严禁权贵染指。可是在万历年间，这个规矩也被败坏了。《明史·诸王·五》就记载了万历之子福王开盐店的故事。

福王朱常洵是万历最喜欢的三儿子，为了把他立为太子，万历与朝廷众臣常年对峙，后终因反对汹汹，而不得不把他分封到河南洛阳。万历为了补偿他，先是给了他两万顷良田，然后把没收的前首辅张居正的家产也都给了他，接着又把江都到太平沿江的杂税和四川的盐税、茶税也给了他。然而，福王还不满足，请求每年再给他一千三百引（每引为两百斤）淮盐，由他在洛阳设店销售，万历竟也爽快答应了。河南地区原本吃的是河东盐，福王获得淮盐专营权后，下令河东盐一律不准销售，把运营上百年的盐政一举扰乱。河东盐销量锐减之后，与之挂钩的军需边饷也没了着落。朝臣向万历上奏，希望改赐福王河东盐，而且最好不要与民争利，万历不准。

国营事业的权贵化是专制政体下的必然趋势，不过在明代之前，权贵大多以贪污、与盐商勾结等方式获利，到了福王开盐店便已是公然的化公为私了。

明朝的正史之中甚至有皇帝开妓院的记录。《明史·齐之鸾传》记载：1516年冬天（正德十一年），正德皇帝在京城的西边开了一间喝花酒的娱乐中心，齐之鸾上书说：“最近听说开了一间花酒铺子，有人说皇上将亲自驾车临幸，也有人说朝廷靠它获取利润，陛下贵为天子，已经富有四海，怎么还想要赚这样的倡优之钱？”

亲王设盐店，皇帝办妓院，这样的示范之下，各州府县衙门前的皮场庙便成了最最残酷而可笑的摆设了。

爬满了虱子的“盛世”绸缎

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这所谓的盛世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一个词——“盛世”。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10个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康熙、雍正和乾隆在位138年，占了清朝的一半，这段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

盛世的标志有三：一是人口迅猛增加，清朝初建时全国人口约在1亿到1.2亿之间，乾隆晚年时已超过了3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康熙去世时，国库盈余有800万两白银，雍正留下了2400万两，乾隆留下了7000万两；三是百年太平造成民间生活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奢，工商繁荣。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突破。民国学者傅斯年曾对此有深入研究，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康乾盛世无非是这一周期的再次重演。如果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我们更会发现，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西方史上，17世纪是一个智力大爆发的时代，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称之为“天才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出现了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费马尔、莱布尼茨、帕斯卡尔等天才级大师，他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集体奠定了现代科学殿堂的基石。

在科学启蒙的推动下，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其后的一百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新的生产力像地下的泉水，突然喷涌出来。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与西方相比，东方的情景则恰成对比。清朝的皇权越来越集中，在对外关系上，清代的海禁政策也比明朝更为严厉。对于社会精英，清代的政策是全面压制，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天下文人战战兢兢，无所适从。

如果说，在15世纪的明代中期，徐光启与利玛窦还能在科技知识上进行平等的对话，那么，到了康乾年间，中国学者已经无法与西方分庭抗礼，双方完全处在两个无法沟通的知识和话语体系之中。金观涛和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过研究，他们分别绘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从这两张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到了15世纪之后，中国的增长曲线呈现长波段的水平停滞状态，而西方则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的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官方访华使团到达了中国，团长是马戛尔尼爵士。一开始，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了景仰和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可是，呈现在面前的景象却让他们大为吃惊和失望。使团中的约翰·巴罗等人详尽地做了日记，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英使觐见乾隆纪实》一书。

正是这本书中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日后广为人知：“这个政府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统治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马戛尔尼的结论充满了因反差过大而形成的偏见，不过，他确实看到了一件硕大无比、名为“盛世”却爬满了虱子的华丽绸缎。

假如乾隆遇见华盛顿

两个同在1799年去世的人身上的现代性实在相差太大。大而言之，这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性。

如果我陡然这么一问，你一定会犯个嘀咕，不知道怎么回答。乾隆与乔治·华盛顿，一个留长辫子的古代皇帝，一个穿西装的美国总统，他们怎么可能碰到一起呢？

但糟糕的是，这真的不是一个与穿越有关的问题。乾隆与乔治·华盛顿是同时代人，而且都是在1799年去世的，乾隆死在年头，华盛顿死在年尾。

为什么你会有穿越的感觉？道理其实很简单：他们两个人身上的现代性实在相差太大了。大而言之，这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性。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10个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在位的100多年被称为康乾盛世。然而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17世纪中期以后，历史开始跑步前进。其后的100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工农业产量成百倍、成千倍增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与西方相比，东方的情景则恰成对比。清代的皇权专制尤胜于明代。明王朝取缔了宰相制度，集独裁于皇帝一身，不过它还有内阁制，大臣尚能公开议政。而到清代，则以军机处取代内阁，将一国政事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皇家私权压抑行政公权，无复于此。

对于社会精英，清代初期的政策是全面压制。入关不久的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就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树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无所适从。

1799年，就在世纪交替的前夜，88岁的乾隆在紫禁城养心殿安祥驾崩了。乾隆留给儿子嘉庆两个重要的“遗产”：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环，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也是当时的全球首富和珅。

和珅是乾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也是空前绝后的贪污高手。乾隆驾崩的15天后，嘉庆就以“二十大罪”，把他给赐死了。嘉庆查抄和家，共得令人惊诧的8亿两白银，当时清廷每年的税收约为7000万两，和珅的财产竟相当于十多年的国库收入。

一个人，既是国家的首相，又是国家的首富，大抵是中央集权到了登峰造极的恶质时期才可能出现的超级怪胎。和珅是史上最典型的“双首”样本。“双首”人物的出现必基于两个前提：第一，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权钱交易的土壤相当丰腴；第二，贪污必成制度化、结构性态势，整个官吏阶层已朽不可复。

在地球的另一端，乔治·华盛顿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遗产。他领导了一场独立战争，让北美地区摆脱英国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本有机会做一个皇帝，至少是终身制的独裁者。可是，他却选择当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并在两届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续任。他主持起草了《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后一部文件中，起草者宣布，制定宪法的目的有两个——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基于这个目的，国家权力被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部分权力相互之间保持独立，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著名的三权分立原则。

在1799年，乾隆的名声、权力和财富都远远大于乔治·华盛顿。可是，随着时间的推演，不同的遗产让他们在历史的天平上获得了新的评价。

如果乾隆与华盛顿真的见面了，我估计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如果谈三权分立，他们会打起来；如果谈文字狱，他们会打得更凶。

闭关锁国的伤痛

从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使明帝国日益强盛。然而，1492年，明朝廷下令“闭关锁国”，使中国走上衰落的道路。

去无锡讲课，顺道去了附近的太仓，目的只有一个，参观郑和纪念馆。今天的太仓是一个富足、宁静的江南小城市，而在600年前，这里却是无比喧哗的“六国码头”，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从这里启航的。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回族人。少年时就随燕王朱棣起兵，因功赐姓为郑。1405年（永乐三年），他受朱棣委派远航南太平洋地区。在随后的28年里，郑和先后七次出洋，史称“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远洋活动。《明史》记载，此次行动对外宣称的理由是宣示国威，实际上是寻找失踪的明惠帝。

郑和第一次出洋的随员共有27000多名，舰队共有63艘大船，由设在太仓的苏州府船场所制造。其中，最大的旗舰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折合现今长度为长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可载千人，船上九桅可挂十二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船上配有航海图、罗盘针。这艘“海上巨无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可见中国造船技术之先进。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诸位在历史书上都一再读过，我就不再絮叨，仅从区域经济史角度给大家解读一下。郑和的远航行动表明中国在当时的东亚和南亚地区建立了以朝贡为特征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合作体系。

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明帝国成为东方最强大的帝国。明朝皇帝习惯将海外各国视为藩属，将其与明朝的外交活动称作朝贡。根据《万历明会典》的记载，被明朝认定为朝贡国的国家包括“东南夷”六十二国—含朝鲜、日本、安南（越南）、锡兰（斯里兰卡）等，还有“北狄”的鞑靼八部、“东北夷”的女真二部、“西戎”的七十二国——含吐蕃（西藏）等。

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明朝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第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第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进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第三，多元化前提下的文化认同，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

由滨下武志的研究可见，在15世纪前后的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统一货币、无关税壁垒的政治、经济联盟，这也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它同时表明，中国与周边各国不存在武力征服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共荣体系。若没有欧洲人的强行进入，这又是一个超稳定的国际秩序。郑和七次远洋，其实是对这一联盟内的“东南夷”南部诸国的一次大规模巡检，庞大舰队所呈现出的军事实力和丰富商品进一步巩固了明帝国在南亚地区的宗主国地位。

这一国际联盟维持了近一百年，从世界史角度来看，它的松散与瓦解正是亚洲与欧洲实力陡转的关键所在，让人叹息的是，率先破坏这一体系的，竟是明帝国自身。

历史的转折时刻出现在1492年。这一年——也就是郑和首次下西洋的80多年之后，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沿海人民从此不得与来华的番船交通贸易；第二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郑和历次航海所留的所有官方文档均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毁。从此，太仓衰落，泉州衰落，中国日薄西山。

也是在这一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了。钱穆在讲述明史时说：“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中国则退步了。”

走出太仓的郑和纪念馆，心里唯一的感叹是，一个国家要进步，最做不得的事情是闭关锁国——任何形式的闭关锁国都是倒退。

最快高铁=现代国家？

中国百年来上下求索追上先进国家的捷径，可谓可悲而多曲折，问题在于始终没有把握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的微妙关系。

之前写过明朝的郑和下西洋，这回再继续说说明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那就是在16世纪前后，中国到底有没有跟西方一样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正统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是萌芽自发论。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围绕这一著名的论断，中国学者用众多史料证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和西欧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在西方学界，也有人对这一观点予以应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彭慕兰教授及他的同事弗兰克、王国斌等中国史专家形成了加利福尼亚学派，以反对欧洲中心论而著称。2000年，彭慕兰出版《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认为：至18世纪以前，在“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上，中国经济制度与欧洲并没有根本区别，而中国所以没有能够走上类似英国工业式的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不具备英国那样地理位置优越的煤矿、以及不具备能够提供棉花、木材、谷物等集约产品的殖民地。彭慕兰因而断定：“那种认为中国或是由于人口压力，或是由于社会所有制关系的性质而闭塞并极为贫穷的观点，如今在我看来完全处于守势地位。”

与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立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中国学者中，最早对“萌芽自发论”提出异议的是顾准。他在1954年就反思说：“我们有些奢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的人，忘掉了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法权体系……资本主义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顾准之后，海外的黄仁宇、赵冈、费维凯等也从各自的专业方向认定，在明代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萌芽，而且在高度专制的皇权制度之下，绝无这种可能性。

在这场争论中，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观点比较折衷，他认为明清两代的中国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但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他认同明代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并不落后，但在社会制度上没有进步。

学界观点如此对立，主要原因是学术立场不同。萌芽自发论及加利福尼亚学派以物质文明发展为立论基础，认为“经济基础会自动决定上层建筑”，而顾准、黄仁宇等则把考评重心放在法权制度建设上，认为没有社会制度上的决定性突破，经济制度的变革都不可能发生质变。因出发点不同，双方的结论自然南辕北辙。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突然问一个问题：绕那么大老远说一段明朝的事情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有的。

当前思想界有一个与此非常近似的话题：现代化与现代性有什么区别？换而言之，刚刚晋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满街都是高楼大厦、拥有全世界跑得最快的高速铁路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有人回答是：我们也许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我们的现代性还非常不足。他们是这样区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现代化涉及技术、装备、城乡基础等硬件进步；现代性涉及观念、价值和制度等软件以及普世价值的演变。

与此相关的结论则是：中国百年来上下求索追上先进国家的捷径，可谓可悲而多曲折，问题在于始终没有把握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的微妙关系，不是以强调革命化代替现代化，便是以改头换面的封建性或民族虚无主义代替现代性。

这个话题看上去非常沉闷，似乎很有点深奥，不过，它在这些年的思想界非常热，而且，我觉得年轻朋友们颇有点知道、并且有空想一下的必要。

目录

第一章 企业家人物传

王石的“基因”是哪里来的？

胡雪岩是怎么破产的？

杜月笙贩毒记

虞洽卿怎样“背叛”了自己

再说席家

第二章 民国企业家的责任

“五四”背后的企业家

买办：第一代外企经理人

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企业家式的勇敢

韧：循律而动，慎独勇猛

第三章 经济救国

谁让1900年的江南免于战火？

铁路是怎么断送了清王朝的？

激进的经济改革为什么没能挽救清帝国？

革命炮声中的企业家

沉船救国

第四章 不同的国运

招商局与三菱株式会社

美国总统的“中国骗局”

中国真的是一只晚起的鸟吗？

第一章　企业家人物传

王石的“基因”是哪里来的？

我对百年中国公司史的关注，最初是被万科的王石勾起来的。2004年的深秋，王石来杭州，约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我一时语塞。

很快，这一疑问从另外一个地方浮起。也就在与王石闲谈的同时，我已经开始了《激荡三十年》的写作，在众多商业史料及企业家成败案例的调研与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气质，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在过去的十来年里，最频繁被人提及的商人楷模及群体是清末胡雪岩、山西票商和徽商。可是，在我的研究中，实在很难从这些商人事迹中寻找到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基因，它们更多是传统农业社会及官商文明的产物。那么，中国企业家的生命基因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追源？

后世史家常常喟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不过换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观察，就在曾国藩等人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两个国家——美国与日本——也刚刚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美国在1861年结束了南北内战，在当时，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全美超过8000人的城市为141个，钢铁产量还不足100万吨。1865年，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首富的、30岁的安德鲁·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州与人合伙创办了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向清朝廷递交《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提出购买机器、投资建铁厂。1871年，J.P.摩根与人合伙创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而当时在中国，“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正处巅峰，其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胡氏家财2000万余两，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那么，百年之后，为什么摩根仍在华尔街，而“红顶商人”已成江南旧事？

与日本相比，我们的感慨将更深一层。几乎就在曾国藩发动洋务运动时，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国也正发生惊天动地的事情。一个叫西乡隆盛的武士率2000人从鹿儿岛北上，从此拉开明治维新的帷幕。日本第一条铁路、第一家现代银行、第一家纺织工厂的出现，都与中国十分接近。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比美国和日本都要晚熟和脆弱？130年中国公司的衍变，最让人唏嘘的是，它的演化进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政体的轮替所打断，根据我的计算，几乎每隔30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革命性的颠覆。过去，中国企业家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也显得十分的暧昧。根据黄仁宇的看法，“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而费正清则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至少在1911-1949之间，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也许从三十年来看，我们取得了无人可比的商业奇迹，不过，如果把历史的宽度拉开，我们的骄傲会削弱一点，而不安和忧虑则会加重。王石在数年前的那道追问，会不会成为一场商业反思的起点？

胡雪岩是怎么破产的？

近现代商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发生在1884年，主角是当时首富胡雪岩，结果是他倒掉了。

胡雪岩活着的时候就已是一个传奇。他靠为左宗棠采运军饷起家，在短短20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还是清朝300年唯一被赐穿黄马褂的商人。1882年，胡雪岩手握1000万两以上的巨额现金，是去办洋务，还是倒卖生丝，竟一时踌躇。

胡雪岩对洋务并不陌生，1868年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局的时候，所有购买外商机器、军火事务都是由他一手操办。1882年1月，他给恩公左宗棠写信，表示愿意出资独力建设长江沿岸电报。可是，当时主管洋务的却是李鸿章，左宗棠在政治上的死对头。这让深谙官场门道的胡雪岩十分迟疑。

第二条路就是倒卖生丝。自晚明以来，江浙一带就是全国纺织业的中心。而19世纪60年代之后，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开设机械缫丝厂，中国传统手工缫丝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根本无法与机械缫丝竞争。洋商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兴旺百年的江南纺织业迅速没落。

目睹此景，胡雪岩认为商机浮现。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原材料生丝却价格日跌，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据他的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另外，还有资讯显示，在过去的两年里，欧洲农业遭受天旱，生丝收成减产。基于这些判断，首富胡雪岩出手，高调做庄。百年企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爆发了。

1882年5月，他大量购进生丝8000包，到10月达1.4万包。晚清学者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录了这场商战的惨烈：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向胡说愿加利一千万两，胡非要一千二百万两不可。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唯其所命，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

一开始，胡氏战略似乎奏效。西方学者斯坦利在《晚清财政》一书中记录，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1883年8月，大商战进入决战时刻，胡雪岩前后投入资金超过1500万两，继续坚壁清野，囤货坚挺，大部分上海丝商停止营业，屏气而作壁上观。

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

变数之一，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欧洲期货市场的紧张顿时暂缓，消息传回中国，军心开始动摇。更大的变数是，中法因越南问题交恶，爆发战争。1883年10月，法国军舰驶抵上海吴淞口，扬言进攻江南制造局，市面骤变，金融危机爆发，贸易全面停顿。

世事如此，胡雪岩已无力回天。11月，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瓦解，生丝易烂，不能久储，胡雪岩不得不开始抛售，损失以千万两计。生丝对搏失利，很快影响到“坚如磐石”的钱庄生意，可怕的挤兑风潮出现了，先是杭州总舵关门，继而波及北京、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20多个字号。12月5日，阜康钱庄宣告破产。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11月，朝廷下令对胡雪岩革职查抄，严加治罪。他遣散姬妾仆从，在圣旨到来之前，就非常“及时”地郁郁而死了。

“红顶商人”以一种莽撞和壮烈的方式挑战英美纺织公司，这应该是传统商业力量在技术和工业模式都处绝对劣势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次绝地反击。他的破产，宣告了传统商人阶层的集体殒落。“三大商帮”中的两枝，徽商和江浙商人在此役中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萌芽于晚明的纺织业彻底崩盘。

杜月笙贩毒记

杜月笙建的杜氏祠堂成了远东最大的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甚至有人说，当时全球每8包海洛因中有7包出自杜月笙。

鸦片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符号化的商品”。在19世纪初，英国商人靠它敲开了封闭的帝国大门，造成白银大量外流，终在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19世纪末，英国政府基本上退出了鸦片生意，而生意犹在，成为各地军阀最重要的税收来源。

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很快成立了全国禁烟局（后来更名为全国禁烟委员会），名为禁烟，实则专营。根据当时的规定，鸦片烟瘾富有者每年要缴纳30元的注册费，一般公民是12元，然后就可以在禁烟局买到鸦片烟并可免被拘留，那些临时吸食的人则每袋征收0.3元。这一“禁烟政策”使得吸食和销售鸦片在华东一带再次成为合法而公开的生意。仅1929年，国民政府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时代》在1931年4月的报道中讽刺地评论说：“如果精明的宋部长真的把鸦片装在他的财政部的战车上，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能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

政府贩毒，当然需要一个商业上的合作者，被选中的人就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这是一个很多年后仍然难以准确评价的人，他是中国最大的黑社会领袖、政府的忠诚合作者、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众多企业的所有者和一个慷慨的慈善家。在1928年，他的名下就有这些显赫的头衔：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董事、上海总商会监委委员、上海中汇银行和东汇银行董事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华丰造纸公司董事，以及上海急救医院董事长、上海正始中学创建人等等。唯一当面采访过杜月笙的外国记者伊洛娜·拉尔夫·苏丝在《鱼翅与小米》一书中记录了第一次见到此人时的印象：“面容憔悴，溜肩，长长的双臂毫无目的地来回摆动。鸭蛋形的头显得很长，头发却剪得很短，前额好象向后去了一大块，冷酷的嘴唇包不住那一口黄牙，一副十足的令人作呕的烟鬼形象。他向我伸出一只软弱无力的冷冰冰的手。”因为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杜月笙被授予少将军衔。全国禁烟局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领导者。

杜月笙的胆大妄为，在后世人看来十分具有戏剧性。曾经是蒋介石经济顾问的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李兹·罗斯记录了一个故事：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兼财政大管家，是极其霸道的一个人。1928年，孔的夫人宋蔼龄在跟杜月笙的交谈中透露政府将在外汇交易中采取某种应急措施，杜回去后当即进行投机操作。

谁料，政策突变，杜月笙损失了5万英镑。杜要求赔偿，孔祥熙断然拒绝，“那天晚上，一口头号棺材放在孔博士家门口”。第二天，孔祥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紧急会议，一致同意补偿在外汇市场上蒙受损失的“爱国公民”。

1931年，杜月笙在浦东的家乡高桥建成杜氏祠堂，轰动一时，据称有8万人参加了落成庆典。蒋介石亲送匾额“孝思不匮”祝贺。席尽人散后，这个豪华的祠堂就成了远东最大的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

除了在国内贩售，杜月笙的鸦片生意还融入到了全球市场，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当局的暗中支持。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这条通畅的“全球销售网络”：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入法国大城市的，由于上海法租界由河内管理，这就构成了一个从上海到河内、西贡、进而直到马赛黑社会的阴暗交通网。伊洛娜·拉尔夫·苏丝认为，“杜月笙是强大的国际贩毒集团的中方伙伴，这个集团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加拿大、美国和拉美各国”。美国警方曾经收缴到来自中国的毒品，“海洛因盒子上都打着全国禁烟局的各种官方印记”。有人甚至计算，当时全球的8包海洛因中，就有7包出自杜月笙。

靠蒋介石慷慨的毒品专营，杜月笙赚到了最多的钱，他以同样的慷慨方式回报前者。在1935年，他出资向美国柯蒂斯·赖特公司订购了120架军用飞机，全数捐赠给国民政府。1936年，为了庆祝蒋介石50大寿，杜月笙送飞机一架，并将之命名为“上海禁烟号”。

虞洽卿怎样“背叛”了自己

近段时间，在研读民国商业史的时候，我常常好奇地想要知道，在1927年2月的一个春夜，商人虞洽卿与同乡蒋介石到底进行了怎样的一番对话？在我看来，整整80年前的那场至今无从得知细节的对话，对中国商人阶层的集体命运造成了让人扼腕的改变。

那场神秘对话的背景是这样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抵达南昌，剑锋直指上海。在此背景下，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代表上海商人坐船西行去南昌拜见北伐军总司令、比他小20岁的宁波老乡蒋介石。

这时候，摆在虞洽卿们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其一，上海当时的实际控制人军阀孙传芳提出了一个“大上海计划”，建议由军人、文人和商人组成一个治理集团；其二，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也在积极活动，上年10月，共产党人周恩来组织发动工人进行武装暴动，起事失利，然而他仍在积极筹划第二次行动；其三，就是投靠以三民主义为号召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日后可见，上海商人对旧式军阀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而作为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与劳工阶层在精神理念和行事原则上也南辕北辙。虞洽卿理想中的出路是实现上海自治，在他看来，与同乡蒋介石结盟，将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

虞洽卿与蒋介石在南昌相晤甚欢。没有确凿的史料显示，他们具体达成了怎样的默契，不过，日后事态的演变可对此进行清晰的推测。

3月21日，上海劳工发动武装起义成功，暴动者组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虞洽卿被任命为19位临时政府委员之一。对此任命，他不置可否。

3月26日，蒋介石军队进城。当晚，虞洽卿即赶到枫林桥公署拜见蒋介石。其后数日，他接连安排上海各界行业公会的大商人与蒋一一会面，众商人承诺向蒋认捐500万元，“用于维持上海安定”。便是在商人阶层的合谋与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国民党部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工人武器枪支1700余条，死伤300余人。当日，虞洽卿等4个名列临时政府委员的知名商人宣布辞职，国共破裂与工商决裂同时昭示天下。

追求自治的上海商人最终选择用一种暴力血腥的方式来“解决”商人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矛盾，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切齿黯然的讽刺。他们借蒋氏的枪炮爽快地达到了清除的目的。然而，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这竟是另外一出更大的悲剧的开幕。

“四·一二”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即以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名义，下令将上海总商会及会董一体解散。之后，蒋委派宋子文等人采取分化和相互牵制的策略，与一个又一个商人组织分别谈判，使其不可能进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那些不顺从的商人则被认定为卖国的“买办型商人”，受到打击或者清理。1927年7月，蒋介石颁布法令，宣布上海市政府从此直接受控中央政府，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行业间一切职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这些接踵发生的突变，显然大大出乎虞洽卿的预料。到1930年前后，自主、独立的上海民族商人团体完全失去了主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官僚资本主义。自1911年之后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繁荣景象到此戛然而至。很多年后，法国学者玛丽·贝热尔评论说，“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由于他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斯言悠悠，可谓泣血之论。

再说席家

上海出现的第一家外资银行是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又称东方银行、东亚银行），开设于1847年，它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发行钞票，流通于上海、江浙一带。随后，外国银行相继进入，上海渐渐成为远东最重要的金融重镇。到1890年前后，沿外滩一带，已经集中了众多外国银行，黄浦滩12号为英资汇丰银行、14号德资德华银行、15号华俄道胜银行、18号英资麦加利（渣打）银行、31号日资横滨正金银行，其他还有英资有利银行、法资东方汇理银行等等。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控制了中国金融的命脉。

在这些外资银行中，以汇丰银行最为显赫。时人称，“盖吾国关税之收入，必解至汇丰，故汇丰操纵金融之势力尤伟”。它长期控制中国对外汇率，一直到1935年，汇丰每日的外汇牌价仍被视为上海市场的正式牌价。在汇丰的壮大过程中，东山席家的功劳最为突出，从1874年起，席氏祖孙三人——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袭汇丰大买办的位置前后长达55年，这是一项十分惊人的记录。

席正甫只在老家东山乡下读过几年私塾，他之崛起全因头脑机灵，善于经略中洋和官商关系。在促成李鸿章的200万元盐税担保借款的当年，他就被提升为大买办，从此，汇丰等外资银行代替已显颓势的山西票商成为了朝廷的金融合作伙伴。席正甫跟上海道台袁树勋是换过贴的结拜兄弟，这让汇丰在上海官场有了特别的优势。当时，朝廷最炙手可热的两个汉臣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关系一向恶劣，席正甫却跟他们以及他们的“钱袋子”盛宣怀和胡雪岩都保持了很不错的交往。在李鸿章的保举下，他还被授予二品衔红顶花翎。正是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汇丰银行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主要铁路干线的贷款，其获利之厚非常惊人。

席正甫为人极其低调，很少参加社会公共活动。这个隐身在幕后的人数十年中却默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家族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界逐一渗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

除了子孙繁茂之外，席家还与当时上海的一些望族结成了“姻娅联盟”，如席家与另外一个买办世家沈家的关系就盘根错节，不但男女婚姻频繁，甚至席正甫的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席素恒还过继给沈家，改名沈吉成。沈氏三代在沙逊洋行担任大买办长达35年。在19世纪末期，沙逊与汇丰、太古和英美烟草号称英资在中国的四大垄断集团，席家与沈家的结姻让汇丰与沙逊在业务上互通有无，更加强势霸道。

席家与民国显要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亲密。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的美国大学同学，还有一个孙子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的弟弟宋子良。这使得汇丰在清廷灭亡之后，仍然能够与民国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席氏子弟曾当过中国银行的官股董事、总经理、国际货币基金会中国代表，还出任中央造纸厂的厂长。

如此错综庞杂的生意和社会关系，让席家变得富甲天下，自不是虚言。在买办阶层崛起之前的两百年间，国内商业多为晋商和徽商所控制，特别在长江流域，靠贩盐和生丝买卖起家的徽商势力最盛，然而到19世纪后期，买办财势已隐然超越，当时上海便有谚语称，“徽帮人再狠，见了山上帮（指东山帮），还得忍一忍。”因为几辈人在银行界行走，使得席家子弟在金融专业上的能力独步天下。

1949年之后，席家子弟大多随外资银行退出了内地，他们投资的地产和实业股份也全数消失。2000年之后，有一种“席家本帮菜”流行于沪上，它的菜肴典雅而偏甜，口味介于中西之间。喜欢它的时尚人士不少，却已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前生来历了。

第二章　民国企业家的责任

“五四”背后的企业家

在5月4日青春激荡的天安门广场外，以工人和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业力量便是那些起着重要的作用、却不被人注意到的“广场背后”的人。

1919年5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学生抗议活动，史称“五四运动”。这年1月，一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在对德合约上，和会竟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北洋政府代表居然同意在合约上签字，一时举国哗然。5月4日，北京大学等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口号。学生游行到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时，火烧曹宅，还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军警给予镇压，逮捕学生32人。北洋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激起进一步的抗议。5月下旬，全国主要城市先后宣告罢课。6月11日，曹、章等人被免职，总统徐世昌辞职，月底，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后来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一部《二十四史》读下来，集权丧失的乱世常带来思想和文化的活跃。中国思想史上的三个高峰分别是春秋战国——诞生了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最绚烂的书法、雕塑和诗歌艺术；以及我们正在讲述的民国初期——爆发了五四运动，出现了灿如星河的思想家、文学家。

民国初年是思想至为活跃和自由的时期，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明亮、骚动、充满了无边的忧伤的日子。各种思潮交错激荡，新刊物新思想层出不穷。当年跟吴樾抢着要去暗杀五大臣的陈独秀此时已是北大教授，他主编的《新青年》举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号召打倒“孔家店”。以胡适为代表的青年留洋学者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白话文。在国之青年中，他们很快成为新的思想领袖，当时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日后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当时便被人敏感地预测到了。就在学生运动爆发的那几天，大哲学家约翰·杜威正好在北京访问，他在写于6月1日的信中说，“我们正目睹一个国家的新生，而出生总是艰难的”。

不过，从来没有人从企业史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它的引爆点在北京大学，它的发生地在天安门广场，日后为人们所记忆的先驱者都是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然而正如后世的日本纪实摄影家小川绅介所说，在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爆发的时候，“那些生动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广场的背后”。事实上，在1919年的5月、6月间，如果没有商业团体及工人的支持，五四运动仅仅是一场学生抗议而已。在青春激荡的天安门广场外，以工人和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业力量便可能就是那些起着重要的作用、却不被人注意到的“广场背后”的人。

早在2月份，上海的商人就行动起来，以同乡会的名义致电北京和巴黎，反对将德国权益转让给日本；3月，朱葆三等人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为组织，集合沪上53个会馆公所，协调工厂的抗议活动；5月4日，传来北京的消息后，商业联合会当即与复旦大学和江苏教育总会联系，筹划抗议大会；5月7日，大会在老西门体育场举行，主题是声援学生，抵制日货；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全体罢工，人数在2万以上；其后3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相继罢工，参与工厂43家，工人总数约6万。他们显然得到了工厂主们的支持、默许或容忍，这是开埠以来，上海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罢工活动。

在上海的示范下，抗议很快席卷全国，6月12日，武昌等地商人罢市，京汉、京奉铁路工人及广州工人相继罢工游行，浪潮涉及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中记录这段历史时认为，“工人发动罢工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象征中国的历史发展迈向新的转折”。正是在工商力量的汹涌援助下，五四运动才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买办：第一代外企经理人

国际贸易初萌于广州，继兴于上海，两地附近成了出产买办最多的地方；他们是中国第一代脱离了土地、具有独立特征的企业家阶层。

“买办”，Comprador，原是葡萄牙语，用现在的通俗说法，就是跨国企业里的中方职业经理人。当年在上海，它被翻译成“康白度”，也就是中洋之间的桥梁。

中国国际贸易初萌于广州，继兴于上海，两地附近县城成了出产买办最多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有广东的香山帮、江苏吴县的东山帮和浙江的宁波帮等。在晚清“四大买办”中，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均为香山人，席正甫为东山人。在19世纪末，全国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雇有10名买办计算，全国买办人数即为1万人。他们基本都聚集在沿海及长江流域沿线的城市，自是一股不可忽视的财富阶层。到1920年前后，洋行总数为9511家，买办人数超过10万人。在近现代史上，他们是第一代脱离了土地、具有独立特征的企业家阶层。

买办阶层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世家化，二是富甲天下，三是思想开化。

“四大买办”都是买办世家。唐廷枢一门四兄弟都是大买办，唐氏家族在英商怡和洋行中服务超过半个世纪；徐润一家共十余人，都服务于宝顺、太古、礼和等多家洋行；郑观应一家也大体类似。

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山席家。席氏的第一个买办是席正甫，他19岁那年到上海的钱庄做学徒，后进英商汇丰洋行当跑街，仅6年后就升上了买办。在他的促成下，李鸿章以盐税为担保，向汇丰借款200万英镑，开出了清政府最大的一笔商业性外债，也从此拉开了汇丰与中国政府的长期政治贷款合作。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向汇丰借款17笔，绝大多数都由席正甫一手经办，其中最大的一笔是他与胡雪岩合作，向左宗棠出借1075万两用于镇压新疆地区的叛乱，这些借款的年息在15%左右，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贷，清政府财政因此更加拮据。从席正甫进汇丰到1911年前后，外商在上海开设银行34家，其中17家是由席氏家族及其东山亲戚担任买办，几乎囊括了当时主要外商银行的买办地位。

买办的收入之高，在当时无任何职业可比。席正甫在汇丰的年薪约为10万两，可换算成5万石大米（每石约150斤）。除了年薪，另外还有两大块财源：一是洋行给出的佣金，买办无论是组织贷款、买卖外汇或办理汇票，都有一定比例的回扣，高者达12%，最低的也有0.12%。比佣金更大的收入来自买办们的自营生意，这些生意大多与洋行业务有很强的关联性。譬如，唐廷枢就开有钱庄、当铺、保险公司、茶栈和棉花行，他还跟郑观应合股办了两家轮船公司；徐润则在上海、湖北和广东等地专门收购生丝、茶叶和棉花，为宝顺洋行提供货源，赚取差价。因为掌握了洋行的进货权，买办的话语权特别大，唐廷枢和徐润联起手来做生意，竟可能控制某些紧俏商品的定价权。两人甚至还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丝业公所和洋药（鸦片）局，左右了长江流域的茶叶、生丝和鸦片的贸易。郑观应则开有茶栈、盐号、杂货号、钱庄和轮船公司。此外，太古在长江及沿海各口岸都设有“代客办货”的揽载行——也就是物流服务公司，郑观应在很多揽载行里拥有股份。席家的投资同样庞大，开有银楼、钱庄和纱厂，在上海南京路拥有大片地产。1905年，清政府创办户部银行，是为中央银行，席家以多个私人身份投资入股，合计得1320股，大约占银行总股本的6.6%，是最大的私人股东。

有研究者考据，到1900年前后，席家资产已经超过1000万两之巨。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可以与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做一个比照。1885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朝廷因此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并于1891年起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此事被认为是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据后世学者估算，慈禧挪用海军军费总费用在1000万到1400万两之间。由此可见，1000万两对于一手掌控帝国的慈禧太后来说也算是一个颇大的数目，且影响到了国防，最终导致了国运的陡转。而一个买办家族，其资产就可达到这个数字，不可谓不骇人了。

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何谓企业责任？又该如何将它承担？重读民国乱世企业家们的故事，让人敬意丛生。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当今商业界的热门话题，然而，何谓责任，如何承担，却往往虚空得很。下面讲几个民国前辈的故事。民国乱世，企业家们空有济世理想，却很难着手实现，于是他们就放下抱负，专注于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

在这方面，前辈“状元企业家”张謇是一个最值得纪念的典范。从1903年开始，他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将近20年下来，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1920年，一位访问者描写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她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一个欢快劳动的日子又宣布开始了。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运输线四通八达。到处都显示着满足、快乐和繁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也是在这一年到访南通，他称之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同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正好是他70岁大寿。

南通模式是如此的迷人和让人感奋，在很长时间里它成为企业家的梦想。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老买办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置1000亩地，设想建立一个类似南通的实验城。而荣家兄弟则尝试着在自己的工厂里搞了一个“劳工自治区”，“自治区”设在家乡无锡，建有男、女职工单身宿舍和职工家属宿舍。工人从生活、教育、文化娱乐、劳动保险到生老病死诸多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可谓社会功能一应俱全，宛若一个独立的“公社”。“自治区”的建立，一方面实践了荣家兄弟的社会理念，另一方面也直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荣德生经常在周末集体训话时宣传自己的“自治主张”：“厂方的利益，就是各工友的利益，劳资应该充分合作，团结一致，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张謇、荣家兄弟之外，另外两个从事社区建设的企业家是福建的陈嘉庚和四川的卢作孚。

陈嘉庚是20世纪初最成功的海外侨商，他曾经拥有近万亩橡胶园和10家橡胶厂，建成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综合型橡胶制造工厂。陈嘉庚发誓改造家乡渔村，1914年，他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师范等，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闻名遐迩的“集美学村”。同时，他还在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先后补助福建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在新加坡，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先后捐资创办崇福女校、南洋华侨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

1919年，陈嘉庚发起筹办厦门大学，在募款会上，他直言自己助学是“为爱国愚诚所迫”，当场他宣布认捐400万元，其中开办费100万元，其余300万元分12年付清，而当时他所积存的资产也仅400万元，相当于倾家办学。1929年，陈的生意陷入困境，长子陈济民劝他减资自保，他慨然说：“我吃稀饭，佐以花生米，就能过日，何必为此担心。”极困难时，他将三幢大厦抵押给银行借款，做出了“出卖大厦，接济厦大”的惊人决定。

民国船王卢作孚是另一个张謇仿效者。北碚是重庆附近的一个地区，山岭重叠，交通困难，此间地处四县之交，兵匪横行，无人管束。卢作孚就在这么一个地方实践他的理想。从1927年起的3年里，他建起了中学、工厂、医院、科学院、公园和植物园，倡导文明、整洁和健康的生活，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注于人的教育。在所有的新设机构里，他聘请的都是20多岁的文化青年，试图以清新的朝气一寸一寸地改变沉淀千年的陋习。30年代初，北碚成为四川境内最先进的地区，成了继南通、集美之后的另一个“全国模范之地”。

百年之后，读这些企业家的事迹，仍让人敬意丛生。

企业家式的勇敢

商业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

话说1894年，中日宣战。7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头也没有抬过一下。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其实满朝文武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在3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经商。甲午海战惨败后，举国沮丧，人人思变。在这个将死未生的悲凉时刻，中国有3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一生最重要的选择：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42岁的张謇则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张謇之举好比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个大锤，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颠覆了所有的光荣。他把自己下海经商称为“舍身喂虎”，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

费正清在谈及“张謇现象”时指出，19世纪末，其实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了资产阶级，或者说发明了资产阶级。像张謇等士绅文人，在甲午战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其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张謇经商在当时引起过轩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两年后，苏州另外一位状元公陆润庠宣布下海创办纱厂，此二人的行动，惊世骇俗，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社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张謇办厂成功后，却发现乱世之中，商者的力量实在渺小，因此，他将很大精力投注于投资教育与地方自治。南通原本是个偏处一隅的小城，在张謇办厂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人们按农业社会的节奏以传统的方式过活。小城被一条叫濠河的河流所环绕，千百年来有“富西门，穷东门，叫花子南门”之谓，张謇便把事业都投注在南门之外、濠河以南的荒地上。随着他的企业日渐增多，荒芜的城南竟渐成气象，新城道路宽广，可通汽车，沿着濠河和模范路，南通师范、图书馆、博物苑、更俗剧场、南通俱乐部、有斐旅馆、桃之花旅馆，以及女工传习所、通海实业银行、绣织局等等企业及公共设施比邻而兴。到1920年代，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而这一切都得力于张謇，他尝言，“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过去百年间，这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而商业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可悲的是，他们的这种努力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战火所打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的身影总是被掩盖甚至丑化，他们好象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而事实上，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的商人阶层并不是一群只知道维护一己利益的人，也不是一群被改造的、随波逐流的人，他们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理性是其他阶层的人们所不及甚至不能理解的，他们因自己的事业而形成了一股特别的力量。在有些时候，我竟觉得他们也许是真正勇敢的人。

韧：循律而动，慎独勇猛

在这种充满了动荡和希望的年代里，循律而动，慎独勇猛，是为商者应该培养的品质。

在中国做企业需要很多品质：嗅觉灵敏、胆大包天、睿智果断，或是在政策与道德边缘游走的“走钢丝”技巧等，都有助于让一个人在中国的冒险乐园里收获成就。但如果仅仅如此，充其量也无非是各领风骚三五年的一介枭雄。事实上，放眼中国企业丛林，那些最终活下来的，总是能从容应对季节变换、能屈能伸之辈，而非那些最高大、最强壮的物种。

到2009年，这位打铁匠出身的农民企业家已经办了整整40年的企业了。我曾在2008年去拜访万向的鲁冠球，刚坐定，时年63岁的他便问我：“我孙子说我是忍者神龟，这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听后我莞尔一笑，连忙告诉他忍者神龟是好的，这比喻很形象，试想若没有像乌龟那样的外壳，怎能度过严冬呢？

我跟鲁冠球已有十多年交情，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1990年，我大学刚刚毕业，而他已经是第一个上美国《新闻周刊》的中国企业家。在胡乱海聊中，他突然对身边的秘书说，给我一张纸，我要把吴记者说的那句话记下来。一个企业家的腰可以有多柔软呢？他的这个举动让我印象深刻。企业家最珍贵的品质就是要韧。

鲁冠球的企业叫万向集团，脱胎于他的起家产品万向节，那是汽车配件中十分不起眼的一个小配件。我去过鲁的家，在楼梯的拐弯处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一辆轿车。第一次见面他就告诉我，这辈子他的理想就是造汽车。18年过去，他还是没有造出汽车。2000年前后，全国50多家私人公司宣告要造汽车，他却沉着气。浙江一个叫李书福的人宣布以5亿元进军汽车业，他一下子抢走了鲁的风头。我去问他，他老实地说，如果造汽车，我需要100亿元。按捺下这么多冲动，鲁冠球却将小小的万向节做到了全球规模第一，而自己的财富也因此常年风雨不惊地排在各类富豪排行榜的前五位。

事实上，在老一辈的企业家身上经常能看到相类似的品质。与鲁冠球相熟的吴仁宝也是同时代的人。30年前，吴仁宝嗅到改革开放的先声，大量囤积钢材而掘获第一桶金。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他将苏北一个穷僻的小乡村经营成闻名中国的“天下第一村”，年产值超过450亿。今日的吴仁宝已80岁高龄，依然住在几十年前的老房子里，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他的房子已被时尚的小别墅群包围，他每天默默进出，任凭风吹雨打，而华西村也在一次次风雨中安然度过。在华西村的四周，曾经同样风云过的大邱庄、大寨却都已烟消云散。

在中国经营企业确实是对人性的极致挑战。1993年英国青年胡润来到中国，他在一封家信中说到：“这里机会很多，举起枪随便一射都能打死一排鹿。”但在这样机遇丛生的世界里，很多如流星般起落的人，所缺乏的不是睿智，不是敏锐，也不是管理，而是韧性。中国三十年的变革，始终处于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很多企业都会死于每隔四、五年一次的宏观调控，这个严酷的事实主导着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企业的命运也如潮水涨落般在此中起伏。从1978年至今，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至少七次重大的起伏调整，在全球范围内则发生了1987年美国股灾、1990年日本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等多次重大的金融和产业危机，而在今天，一个被比喻为海啸的金融危机正在大洋彼岸让人心惊。但是，正如巴菲特所言，商业成功的诀窍无非是“在恐惧时贪婪，在贪婪时恐惧”。当今的世界，除非有大战爆发，否则一切难题都是发展和进步中的难题，困难总是如期而至，末日却还远在天边。在这种充满了动荡和希望的年代里，循律而动，慎独勇猛，是为商者应该培养的品质。

今天，新的企业家群体还在不断涌现，有些风华正茂，意气飞扬，将睿智灵敏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鲁冠球、吴仁宝一代人却也同时将韧性的品质真切的反映。他们饱经沧桑的故事，在现今的“冬季”里，更多了一分引人深思的意味。

第三章　经济救国

谁让1900年的江南免于战火？

“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标志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而促进此事者，却是一群注重实业的官商和士商……

在近代史上，有一段十分奇异的往事。在战火眼看着要在江南燃起的时候，几个商人的斡旋，竟让局势得以缓解。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数万由贫困农民、小贩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秘密团体突然发动对在华洋人的袭击。他们捣毁教堂，冲击租界，杀死中外教徒，数十年的深重屈辱转化成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6月初，他们捣毁了长辛店铁路和丰台铁路，攻击正在保定修铁路的外国工程师，向北京、天津进发，攻打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

6月10日，八国联军共2000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双方在廊坊附近发生激战。义和团的拳民充满了神怪气质，他们宣称穿上一件画有符咒的衣服或喝了一种“神水”后就可以刀枪不入。老糊涂的慈禧信以为真，于是下决心与诸国开战。一个误判的细节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8月14日，八国联军2万人攻陷北京，慈禧化妆成东北老太太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后世将这一段很哀伤的历史称为“庚子国变”。

北京惨遭洗劫的同时，各国军舰也气势汹汹地游弋在上海港、广州港及长江沿岸，商业富足的南方眼看也难逃一劫。这时候，官商盛宣怀和士商张謇联手出演了一出很精彩的“互保大戏”。

5月间，义和团闹事北京的时候，盛宣怀就觉得大事不妙。他借口到上海“考察货物时价”悄悄南下，一边打理实务，一边密切关注时局。对义和团运动，他力主镇压，认为“拳会蔓延，非速加惩创，断难解散”。他的观点得到洋务派大佬们的认可。当时，李鸿章被派到广东任总督，张之洞在湖广，刘坤一在江浙，袁世凯在山东，也就是说最清醒的官员都不在朝堂，北京任由慈禧胡来。当老太太悍然向八国宣战的时候，四大总督都知道大祸将至，张之洞在圣旨下达同日，电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李鸿章更绝，他径直对辖内官员说，北京的电报发错了，“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但是，大家对如何解决危机仍束手无策。

这时候，盛宣怀提出“东南互保”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四大总督向各国公使保证，他们将“奉诏”自保疆土，长江及苏杭内地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承诺保护，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此疆尔界，两不相扰”。互保方案明显与慈禧的宣战圣旨相悖，若按清律，是大逆不道的灭门大罪。盛宣怀斗胆提出，居然得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响应。在南通办纱厂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得闻此议，也非常认可，并积极参与促成。几位总督中，刘坤一最为首鼠两端。这时候，跟他交情最深的张謇出面劝说，张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段有精彩的描述：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由此可见，刘坤一听了张謇的话，决定提着脑袋搞互保。

此后，盛宣怀则连日周旋在各国公使之中。盛主商多年，身份亦官亦商，在各国公使看来，是全中国最有信用的人之一。况且，他们也不希望江南战乱，损害已有的商业投资。互保动议竟然得到了实施。经过盛、张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烟满天的时候，南方终于没有发生战事。《清史稿》记录此事，认定“宣怀倡互保议”。

“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成“乱命”，意味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皇权殒落，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了。让人意外的是，促进此事者，却是一群注重实业的官商和士商，盛宣怀在当时的官阶只是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员”，而张謇更不过是一个已经下海经商的状元。某种意义上，这是近现代史上新兴企业家阶层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现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这得益于开明理念、社会声望、商业实务上的积累以及独特的妥协智慧。

铁路是怎么断送了清王朝的？

盛宣怀在铁路事宜上，除了国有理念与民间有重大分歧之外，还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缺乏与民营资本的坦诚沟通。二是在股权回收上，明显欺凌民股……

清朝是怎么灭亡的？教科书上说是武昌的辛亥起义。那么，武昌的起义又是缘起何事？答案是：铁路。

晚清，大兴铁路渐成热潮，朝廷将之当成国策，民间看到巨大利益，国际资本也不甘失去机会。于是，它成了各方争夺和博弈的最大热点。

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官商阶层坚定地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他的逻辑是，铁路既然是事关国家命脉的经济事业，且有如此丰厚的利益，自然应该由国家来垄断经营。在投资理念上，他认为如果国家有钱，就坚决国营投入，如果没有钱，就引进外来资金，但宁可借款而不出让股份，如果借款，宁借外债，不信内资。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倡议不借外债、靠民间资本建造川汉铁路，一时应者如云。11月，朝廷商部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铁路干线或支线，设立铁路公司。1905年7月，张之洞在武昌召集三省绅商会议，以675万美元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中赎回粤汉铁路的修筑权。此后，全国掀起了铁路商营的热潮，从1904到1907年间，各省先后成立18家铁路公司。

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上，能源产业（煤铁矿及后来的电力、石油）和资源性产业（铁路、银行以及后来的航空、电讯业）一直是利益最集中的领域，对其的争夺及利益配置构成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所有标志。这一特征在晚清已经呈现得十分清晰。自洋务运动以后，国际公司最早投入到这些领域，国营资本紧随其后，民间资本则因散弱且政策不明而作为颇小。直到1904年后，《公司律》等法令颁布，民间资本才开始大胆进入能源和资源性产业。据《湘路新志》记载，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均出现全民入资办铁路的热潮。“一时大绅富商咸以倡办本省铁路为唯一大事，如风起潮涌，蔓延全国……农夫、焦煤夫、泥木匠作，亦莫不争先入股以为荣。”

1909年，张之洞修筑湖广铁路，在盛宣怀的游说下，他以商股筹集不易为由，与德、英、法三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磅。当即激起大规模的反抗浪潮，英名一世的张之洞竟在此次风潮中“心焦难堪，呕血而死”。正是在铁路国营化上的矛盾，导致了民间的企业家集团与朝廷的彻底决裂。

1911年5月，盛宣怀上奏要求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回国营，朝廷准奏。

后世视之，盛宣怀在铁路事宜上，除了国有理念与民间有重大分歧之外，还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缺乏与民营资本的坦诚沟通。他以多年的政商经验认为，在朝廷的威权之下，民间资本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二是在股权回收上，明显欺凌民股。根据他的方案，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是无息股票。此方案受到好友、当过粤汉铁路董事的郑观应坚决反对，他分别给端方和盛宣怀发去急信，认为“如政府收归国有，自应本利给还，不能亏本。若不恤人言，挟雷霆万钧之势力，以实行此政策，恐人心解体”。盛宣怀置若罔闻。

《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群起反抗。1911年5月14日，长沙万人群众集会，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上街示威。四川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十万计。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蒲殿俊、罗纶等人，枪杀数百请愿群众，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被激怒的四川民众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清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就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

“意外”酿祸后，朝廷革去盛宣怀所有职务，“永不叙用”，他惶惶然逃往日本神户。《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误国首恶”四个字道出了历史的无奈与残酷。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有资本的自我瓦解是一个共同的途径，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一个例外。后世人读史至此，当惕然自醒。

激进的经济改革为什么没能挽救清帝国？

经济变革上大刀阔斧，政治变革上却迟疑摇摆，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帝国的覆灭……

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激进的年份。清廷快速推出各项变革，涉及政治、社会、财经等诸多方面，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早已超出百日维新。一个留给后世的悬念是，为什么变法力度如此之大，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帝国的覆灭？覆灭是变革导致的结果，还是变革失败的结果？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经济变革与政治改革的权重分别有多大？

晚年的慈禧对财经变革几乎是“从善如流”。早在1903年7月，朝廷专门设立商部，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下属设立了商务局、劝业道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张謇等商业名流被延聘为商部顾问官。第二年1月，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1906年颁布《破产律》和《试办银行章程》、《大清矿务章程》等，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意味着中国公司由沿袭千年的特许主义进入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1906年，朝廷进一步将商部改组成农工商部，同时设立学部。商部还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商会模式，倡导各地商人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更有趣的是，为了表达重视商业的决心，朝廷费足了脑筋，专门公布的《奖励公司章程》中写着，“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奖励之大小视集股之多少而定，集股5000万元以上者，奖予商部头等顾问官职，并加一品顶戴；集股2000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000万元以上封男爵。

这种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见。民国学者杨杏佛曾感叹：“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这种用行政等级“吸引”和“奖励”企业家的行为，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百年以后仍屡试不爽。清政府在经济领域接二连三地释放出来的变革决心和措施，让帝国气象为之一新。1905年前后数年，公司创办数量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数。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安原美佐雄因此断定，1905年，中国现代工业发展从“国家兴业时代”进入到“国人兴业时代”。

跟经济变革上的大刀阔斧相比，清政府在政治变革上则迟疑摇摆。当时最重要的变革呼声是君主立宪。洋务派和维新派已达成高度共识。6年前被追杀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成主流。1905年6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上奏要求立宪，当时全国八大总督中有五人明确主张立宪，朝廷在7月发布圣旨，同意委派大臣出洋考察。

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1906年9月1日，慈禧终于下达了“预备立宪诏书”，但是其后的推进却非常艰难。1907年秋，民间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中央政府无动于衷。1908年8月，政闻社因“明图煽动，扰乱治安”的罪名被查禁。同时，朝廷颁布《宪法大纲》，正式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立宪派很是不满，觉得预备期太长。最大的变数出现在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1天后，慈禧太后去世。3岁的溥仪被抱上皇座，其父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国号宣统。慈禧的去世让帝国失去了铁腕统治者，载沣等人为了维持满人统治，通过种种手法剥夺了汉人总督的权力，还逼当时声望最高、继李鸿章之后最有权势的袁世凯交出大权。自此，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开始对政权产生严重异心。

在野的立宪派的绝望则是因多次请愿运动的失败而酿成的。1909年12月，奉天、吉林等16省咨议局代表委派代表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为由拒绝请求。第二年6月，请愿团再次北上，清廷仍然拒绝松口。10月，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行动，政府恼羞成怒，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强行镇压。朝野从此破局。

就这样，清政府尽管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得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犹豫摇摆，它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几乎所有人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

革命炮声中的企业家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南通的“状元企业家”张謇由上海坐汽轮去重庆考察新建的棉纺厂，途经武昌一带的长江水面。在轮船的甲板上，他看到武昌城内火光冲天，隐约枪声此起彼伏，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嘱咐水手加速离去。从留存至今的记录看，他是唯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当世大企业家。

在帝国灭亡的过程中，垄断的官僚资本集团的反动性主要体现在其利益与广大民间资本集团的冲突。因此，执政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如果在这时又发生其他的社会或政治事故，那么，就非常容易爆发革命。

在10月起义期间，城市很快因革命而陷入恐慌。《纽约时报》是第一个报道辛亥革命、并在标题中大胆预言“满清统治恐将结束”的国际媒体，它在10月14日的报道中记录道：“革命军无法有效地维持秩序，汉口、汉阳以及武昌的贸易已经完全陷入停顿。劳工阶层失去生计，并且正试图抢劫。城内50多万人逃往乡下。所有监狱的大门都被打开了，囚犯在这座城市里到处游荡。”便是在这样的乱景中，商人们起到了维持稳定的作用，他们很快积极协助起义军人，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商团，驱赶趁火打劫的暴徒。被推选为军政府督军的是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他跟武汉当地的商贾和外国人有很良好的互动，还能说英语。在黎元洪组建的新政权中，武汉商会会长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而商会承诺借款20万两白银给起义者。

武昌起义的炮火很快蔓延全国，在各中心城市的易帜革命中，企业家的身影随处可见。特别是在最大商业城市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革命党人陈其美组阁的军政府中，企业家的比例惊人地高，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李平书担任了民政总长，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沈缦云是财政部长，信成银行董事、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总董王一亭是交通部长。其中，最活跃的是宁波商人虞洽卿，在革命党人占领上海后，一直参与其事的虞洽卿自告奋勇前往苏州策反江苏巡抚程德全，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程宣布起义，苏州和平光复。苏州在太平天国期间，数次爆发惨烈的攻伐激战，千年古城累毁战火，工商根基几乎动摇。此次幸赖虞氏斡旋，竟得保全。

帝国覆灭，民国新生。目睹武昌炮火的张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实业总长，1912年1月3日，他以这个身份与孙中山对谈政策，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交谈，他在当天日记中对孙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历史学者章开沅的解读是，“崖是边际的意思。这话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没有实际办过实业，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甚至在大军阀眼中，革命家也是一派“不知崖畔”的印象。这年8月，孙中山赴京与袁世凯谈判，两人面晤13次，所谈皆国家大事。袁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孙正相反，满头脑的爱国理想却“道不得行”，他认定当今中国第一要务是修铁路，他表示愿“专任修路之责”，把全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袁表面大表赞赏，转身却对幕僚说，孙文是个“孙大炮”。很快，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就这样，孙率领大批失业的国民党人到全国各地视察，他还拉上只会打仗的大将军黄兴当汉粤铁路督办。事后来看，铁路总公司花去官银110万两，却没有修成一寸铁路。历史学家唐德刚因此无奈地评论说，“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

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曾在《西方的没落》中写道，“一种力量只能为另外一种力量所推翻，而非被一种原则。”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其实都没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所信奉的“原则”，譬如对独裁的反抗、对民主的向往以及对国家建设的承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一个幻觉。

沉船救国

中国企业家在家国存亡之际，以自己的方式无比悲壮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次殉葬，也是一种拯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下进攻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至重庆。日本军舰若沿着长江水路快速西进，重庆也将危在旦夕。如何阻断长江已成当务之急。军队水面或沿线狙击几乎没有胜算，沉船断流成了唯一的选择。中国航运企业在这一时刻拯救了国家。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最重要的轮船公司分别是国营的招商局和两家民营轮船公司——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和杜月笙的大达公司。8月12日国民政府实施了“江阴沉船计划”，三家公司的24艘船只，计4.37万吨，被凿沉于江阴黄山下游的鹅鼻嘴。其中，招商局沉船7艘，计1.37万吨，三北和大达的沉船吨位分别为2万吨和1万吨。

12月，日军攻克上海、南京后，政府在江西马当第二次组织沉船。1938年4月，沉船18艘，计2.5万吨，参与企业除了上述三家外，还有民营的大通、民生等公司。此后，在镇海口、龙潭口、宜昌等水面又相继实施多次沉船计划。这一惨烈的自毁行动，成功地阻止了日军沿长江快速西进的战略，西部的抗战大后方得以保全。

在长江沿线，一艘艘装满乱石的铁船自凿沉沦，宛若一幕接一幕的葬礼。沉船是一个极富寓意性的事件，中国企业家在家国存亡之际，以自己的方式无比悲壮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次殉葬，也是一种拯救。

除了沉船阻敌，航运公司还承担了运输西迁军队和物资的重任。自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抓紧时间西迁企业，关乎国运商脉。各家航运企业原本为了生意打得不可开交，现在则抛弃前嫌，空前团结，在南京成立“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并沿上海至长沙一线设置分处，统筹安排，日夜抢运。虞洽卿的三北公司有3万吨轮船被政府无偿征用。上海沦陷前，有146家企业以及1.5万吨的设备，随同2500名工人，先转移至武汉，后来再入四川。

1938年6月，武汉大会战发生。当时的武汉地区有中国最重要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和多家兵工厂，聚集在此准备西迁的企业256家，各种设备器材10.8万吨。航运公司冒着炮火和空袭日夜抢运，到10月25日武汉失守，绝大部分器材被转运没有落入敌手。

武汉失守后，长江中游航线全部被切断，宜昌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战略目标。当时堆积在宜昌码头的商用和军用器材超过12万吨，此外还有油料1万吨，各类公物6万吨。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口元气。这时候，宜昌随时可能被攻陷，招商局、三北等公司已经精疲力竭，更可怕的是，距离长江上游的枯水期也只剩下1个月左右。最危急的时刻，西运的重担猛地压到了长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运企业民生公司的肩上。个头瘦弱的四川企业家卢作孚迎来了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当时，民生公司按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1.4万吨，要将10多万吨物资在1个多月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没有可能。那些日子里，卢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挥中心，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深夜他则亲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遇到的困难。他鼓励部下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为报效国家，卢作孚只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这次抢运进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机器设备，仅手榴弹每月就可以造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在预定的40天内，他们奇迹般地运完了全部人员，运走2/3的机器物资。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降到没法组织大规模运输时，沿岸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废铁。

后来史家将卢作孚组织的这次“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民国作家徐盈在《中华民国实业人物志》中评价：“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第四章　不同的国运

招商局与三菱株式会社

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

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个可以参照的对象。过去150年间，这两个东方国家在三个重大的时空上出现过惊人的类比点。第一个时间点是1870年前后，当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动洋务运动，日本则进入明治维新，两国几乎同时进行了工业化变革；第二次是1945年前后，日本战败变成一片废墟，而中国也处在国共和谈的转折点，第三次就是当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分别处在全球的第二、第三位。这种对比，有时候实在让人有点莫名的宿命感。

今天的专栏说一件很可比照的商业往事，时间点是1884年。

那一年，盛宣怀成了当时朝廷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的督办。在过去的13年里，这家企业“官督商办”，其经营活动一直由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徐润两人把持。在企业站稳脚跟后，国营体制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无可避免。唐、徐两人联名禀报李鸿章，称将官款“依期分还，币息陆续缴官，嗣后商务由商任之，盈亏商认，与官无涉，请免派员”。唐、徐此议等于要把招商局民营化，如果能够依此执行，洋务运动将可能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可是，这显然大大地不合李中堂心思，他找到机会把唐、徐两人清除出局，派来自己的心腹盛宣怀。

盛宣怀上任之后，当即宣布朝廷“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唐徐时期，官派人员很少插手具体的经营事务，而自此之后，盛氏身兼督办、总办双职，终于弄得官商不分。他还暗用政府权势，逼迫其他的私人股东一一撤股，使股权结构全面变色，招商局成了一家官督“盛”办的企业。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这个“中国首家现代企业”还将几次经历产权争夺的大戏，可谓产权演变的“缩影”。

盛宣怀的这些行径，既跟唐、徐的民营治理观念全然不同，也跟当初李鸿章“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的思路大有出入，为了权力，他背叛了13年前的理念。盛氏风格日后被一路传承，祸害百年。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股与商股完全没有平等的权利与地位。

1884年——也就是盛宣怀夺权招商局的同一年，在日本，明治政府将当时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几乎与招商局同期创办的长崎造船所，仅以1日元的象征价格“出售”给私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这家企业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三菱株式会社。

19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与日本都开始工业化变革，两国均诞生了很多近代工厂，其现代化速度也非常近似。可是在十余年后，两国突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盛宣怀让招商局重回官僚管制的同时，日本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明治政府认识到国有官营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张推行民营化。著名政治家、曾出任明治政府首相的伊藤博文阐述说，明治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该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政府相继把众多国营的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有的甚至类似长崎造船所这样的“白送”。私营化运动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自1884年末到1892年，日本股份公司的数字和资金总额分别由2392家、1亿日元增加到5444家、2.8亿日元，并出现了三井、三菱、关西铁路等众多财阀型私人企业。与不同的工业化思路相关联的是，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演变也南辕北辙。1889年，日本设立国会，颁布宪法，从而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新体制。

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百年后回视那条历史迷雾中的十字路口，令人哑然无言。

美国总统的“中国骗局”

胡佛是美国第一个在中国发财的百万富翁；30年后，他出任第31届美国总统。

1900年前后，中国商业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洋务派最重要的矿务实业——开平矿务局被英国人骗走了。这个骗局牵涉英、德、美三国，甚至还是由一个后来当上了美国总统的年轻人操盘的。

开平煤矿由李鸿章决策、大买办唐廷枢于1877年创办，1895年后落入官商之手，恭亲王的亲信张翼出任督办。煤矿的发展需要不断的资金，朝廷没有资本注入，张翼又不愿意让商股在总股本中占据优势，于是他选择了对外举债。1899年9月，张翼通过德国顾问德璀琳向英国墨林采矿公司借款20万英镑，以开平矿务局的全部资产作为抵押。代表墨林跟张翼谈判的是一个时年25岁叫赫伯特·克拉克·胡佛的美国人。他在30年后成为美国的第31任总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地质系的胡佛是一年前来到中国的，他对勘探金矿充满了兴趣。在成为墨林公司驻天津代表后，他写了一份《开平矿务局报告》称，“这决不是投机，而是一个会产生非常高的盈利的实业企业”。

1900年6月，义和团在天津起事，京津一带惊恐万状。胡佛在天津公馆内被围困了一个多月。张翼也躲进了英租界的家中。一个多月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某日，英国驻天津领事带兵冲进张宅，以张家养有大量鸽子为由，“疑与拳匪相通”，逮捕了张翼。

“通拳匪”是一个不用审判就可以杀头的罪名，张翼被吓得魂飞魄散。在被关押了两天后，德璀琳出现了，他告诉张，天津煤栈被烧毁，唐山矿区乱成一片，为了避免战火，他建议将开平煤矿挂上英商的招牌。他随即取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护矿手据”，内容是委任德璀琳为矿务局总代理人，可以自行处理一切事宜。德璀琳说，只要张翼签了字，由他向各国使馆担保其性命无虞。张翼签字，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

7月30日，得到“便宜行事之权”的德璀琳跟胡佛坐在了一起，前者代表开平矿务局，后者代表墨林公司，签订了出售合约，价格是象征性的8英镑。根据这份合约，“开平矿务局所有之地产、码头、铁路、房屋、机器、货物，并所属、所受、执掌或应享有之权利、利益，一并允准、转付、移交、过割与胡佛……胡佛有权将其由此约所得的一切权利、数据、利益，转付、移交与开平有限公司”。胡佛把合约带回墨林公司后，得到了5000美元的奖赏，这在当年是一笔不菲的报酬。接着，墨林又转手将开平卖给一个名为“东方辛迪加”的英国财团。12月28日，新组成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在伦敦注册。在签署正式“移交约”的时候，昏庸的张翼又被耍了一把，中英文合同存在明显的表达差异，中文为“保管、托管”，英文则为“出售”。为了安抚张翼，胡佛则答应他可以担任终身“驻华”督办，持有的3000股开平老股可换成7.7万新股，此外还给他20万两白银用于打点上下。第二年2月下旬，英军进驻矿区，胡佛被任命为新公司的总办，并得到8000股的公司股票。

开平矿务局被骗走后，闯下大祸的张翼一直对内外隐瞒此事，直到1902年11月，当时煤矿悬挂了清朝黄龙旗和英国米字旗，英国人认为转卖事宜已经抵定，就强行降下黄龙旗，骗局才告白天下，顿时引起朝野震惊。清廷责成张翼赴英国起诉墨林公司骗取煤矿一案，随张一起去的是翻译了《天演论》的著名学者严复。这场国际官司一直打到1905年底，花费百万白银，经过14次的开庭审理，法庭最终的判决却是承认墨林有欺骗行为，但以“无法强制执行”为理由将煤矿判给英方。清廷不敢得罪英国，此事不了了之。

胡佛在1904年还曾向南非斯互金矿输出华工，收取了43万银元的佣金。至此，他成为美国第一个在中国发财的百万富翁。1913年，胡佛携大量财产返回美国，成为商界知名人士，1921年出任商业部长，1928年11月6日当选总统。在他任内，爆发了著名的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

中国真的是一只晚起的鸟吗？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后世史家常常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不过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观察，就在洋务运动开始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也刚刚完成国家的统一，相继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某种意义上，百年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美国在1861年结束了南北内战，但种族隔离仍然持续，全美超过8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个，钢铁产量不足100万吨。1865年，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首富的30岁的安德鲁·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州创办了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向清朝廷递交《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1871年，J.P.摩根与人合伙创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而当时在中国，“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正处巅峰，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还操纵着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从事药品商贸，俨然一个混业经营的大企业。

也是在这一时期，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刚刚诞生。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俾斯麦的指挥普军大获全胜，开进巴黎，在凡尔赛宫宣布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

与日本相比，我们的感慨将更深一层。就在1868年，一洋之隔的日本也发生了一件大事。1月3日，武士西乡隆盛率2000人从鹿儿岛北上，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从此拉开明治维新的帷幕。

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个可以参照的对象。过去150年间，这两个东方国家在三个重大的时间点上出现过惊人的类比点。首先，1870年前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动洋务运动，日本进入明治维新，两国几乎同时开始工业化变革——更有意思的是，明治维新的结束时间竟与清帝国的灭亡时间也颇接近；第二个时间点是1945年前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全岛变成一片废墟，饱经战乱的中国从战争中暂时摆脱，随后前者迅速进入新的经济建设，后者则陷入惨烈的内战；第三，就是当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分别处在全球的第二、第三位，其政治经济体制和所面临的挑战则全然不同。中日国运交错，恩怨如麻，耐人寻味。

1871年12月，一个日本使节团登上“亚美利加”号，离开横滨赴欧美考察。日本政治家、在二战后把日本经济带入正轨的吉田茂曾追述说，日本的改革家们曾预想用“西方的技术、东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日本变革的方式。然而，这次考察让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公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他们访问了12个国家，历时22个月，考察了政府组织机构、议会功能及运作、法院权力、三权分立机制等等。回国后，他们坚定地达成了“脱亚入欧”的共识。明治维新的代表人物伊藤博文认定：“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使进入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使国民破旧日之陋习，不甘居被动地位，进而同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建设富强之国家。”

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先是在教育制度上进行了颠覆式的变革，奠定近代学制，到1907年基本上普及了6年义务教育，儿童入学率达到97%。而清廷一直要到1905年才废除了科举制度。第二是进行大胆的宪政变革，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实行立宪。明治政府于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同时，经济改革亦紧锣密鼓地进行，明治政府宣布改革农业税，统一货币，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第一家新式银行，大量工厂相继建成。

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常常引用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的论调，他将日本学术蔑称为“三余堂”——文学窃中国之绪余，佛学窃印度之绪余，各科学窃欧洲之绪余。而很少有人反思，为何日本以“三余”之功能成就百年的兴盛，以一撮尔小岛而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目录

第一章 经济穿越剧

企业家到底是一头怎样的“猪”？

我为什么愿意穿越回宋朝？

1978年城市化率缘何不如南宋？

《南京条约》：衰落的结果还是原因？

穿越回100年前，你将看到怎样的商业中国

20年前的那个“吴英”

第二章 岔开的经济之路

从汴梁到比萨有多远？

日本人为何以“边境人”自居

其乐融融的背后是万丈深渊

如果毛泽东是企业家

第三章 风雨之中的中国商人

辛亥革命中的商人

商之大者范旭东

从“愤青”到企业家

百年中国最著名的“社会企业家”是谁？

第四章 历史的猫腻

山西票号百年祭

国有经济的故乡

不用加税赋就肥了国库，古代人怎么做到的？

庄吉之死

李嘉诚是一个怎样的陷阱？

第一章　经济穿越剧

企业家到底是一头怎样的“猪”？

企业家被看成是“谷仓前空场上的一头猪”，它能够搜索出其他动物看不到的谷物的屑粒。

“企业家”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6世纪初的法语。1815年，法国哲学家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尝试对企业家进行定义：“将所有生产资料集中在一起，并对他所利用的全部资本、所支付的工资价值、利息和租金，以及属于他自己的利润进行重新安排。”

在其后的100多年里，萨伊的定义被一再地引用。到了1942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又在萨伊的定义上添了精巧的一笔。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他提出企业家的工作就是“创造性破坏”。熊彼特断言，如果不进行创新和变革，就不会再成长，企业家必须让资源在破坏中获得新的移动。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茨纳便把企业家看成是“谷仓前空场上的一头猪”。他说，这头猪是一个“机会的侦察员”，它能够搜索出其他动物看不到的谷物的屑粒。

当然，也有人拿企业家与其他的职业人相比较。美国风险投资家戴维·西尔弗在《企业家—美国的新英雄》一书中便把企业家与艺术家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对比：“企业家与艺术家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问题解决者。艺术家通过画布而企业家通过自己的公司来表达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两种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异常敏感，富有想象力，热情洋溢，复杂，充满活力而且富有创造性。他们另一个相似的地方是，他们都不期望从他们的努力中获得乐趣。”

企业家的能力被描述为“把社会的需要转变为企业的盈利机会”。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常喜欢用鞋子推销员的故事讲述企业家的发现和创造精神：

两个鞋子推销员来到非洲的一个未曾开发的小岛部落，发现当地的土著都不穿鞋。一个推销员向总部发了这样一封电报：“这里的人都不穿鞋，没有一点销售前景。”而另一个推销员则发回了完全不同的电报：“这儿没有一个人穿鞋，我们可以占领整个市场。请将所有的存货通通运过来。”

没有一个故事比它更能生动地展现企业家发现机遇和创造需求的能力。而另一个同样颇为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是一个哲学家和推销员一起去小岛又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下面的假设是可能发生的：

哲学家将花一个月思考为什么土著人不用穿鞋；第二个月他将论证把鞋子推销给土著人的必要性；当推销员用鞋子换走一船一船的宝石和矿物的时候，哲学家又将证明这是对等和道德的，还是一种掠夺的行为。

这样的对比尽管十分空泛，但却耐人寻味。无论怎样的定义、描述或比较，企业家都至少拥有如下的特质：

他对资源的集中、移动，或者破坏，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获得额外的那一部分；他改造世界的前提，是这种行为必须能够为自己赢取超额的利润；他只做确定的、承担有限责任的、可以被量化衡定的工作。

企业家总是那么实际，他们不对现实以外的任何东西存留幻象，他们往往能不受诱惑地透过事物表层而直达问题的核心，而这几乎是职业的本能。

1970年代美国最传奇的企业家，工人出身的李·艾柯卡在危难之际出任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他孤身到工会与愤怒的、要求增加薪水的工人们谈判。当有人质问他，作为劳苦工人的后裔，他为什么不满足大家要求多放几个子儿的微薄条件？艾柯卡简单地告诉他们：“我决定着你们的命运，我每小时17美元资助全公司所有的工人上班，但在每小时20美元时，我不会雇佣一个人。因此，你们最好达成一致意见。”

延用伊斯雷尔·柯茨纳式的比喻，李·艾柯卡不仅是一头善于发现机会的“猪”，而且还有着其他的特征：冷血、量化、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我为什么愿意穿越回宋朝？

与唐汉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个不太强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

有杂志给我发问卷：“如果你能穿越，最喜欢回到哪个朝代？”我想了一下说，“宋朝吧。”

为什么是宋代呢？那不是一个老打败仗、老出投降派、老没出息的朝代吗？连钱穆老先生都说，“唐汉宋明清5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其实我想说的是，强大就值得向往吗？在我看来，与唐汉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个不太强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宋代开国100多年后，当时的人们开始比较本朝与其他朝代，我们现在听不到他们讨论的声音，不过估计也与现在一样，感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有一位大学问家叫程伊川，说得比较具体，他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宋代的皇帝对知识分子很尊重，100年没有杀过一人。看着实在讨厌了，就流放，流放了一段时间，突然想念了，再召回来。文人之间也吵架，但都不会往死里整。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王安石就把他赶到洛阳去。司马光去了洛阳后就埋头编《资治通鉴》，编累了，就写一封公开信骂骂王安石。王看到了，也写公开信回骂。

宋代对商人很宽松。在汉朝的时候，商人要穿特别颜色的衣服，不能坐有盖子的马车；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规定的“官市”中进行；到了宋朝，这些规定都不见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朱熹就很得意地回忆说，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开酒店、做零售的商人，当年可有钱了，“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控制也完全地开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各位日后看电视剧，看到老百姓随地摆摊做生意的场景，那都是宋以后的景象。如果电视剧演的是汉唐故事，你大可以写微博去嘲笑一下编剧同学。

宋代的文明水平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余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均出现于宋代。台湾学者许倬云的研究发现，“宋元时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到达极盛，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也居领先地位”。宋代的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都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水准。

宋代的城市规模之大、城市人口比例之高，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两宋的首都汴梁和临安，据称都有百万人口。当时的欧洲，最大的城市不过15万人。

正因为有如此繁华，所以马可·波罗写的那本游记，让欧洲人羡慕了几百年。法国学者谢和耐断定，“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南宋灭亡之后，蒙古人统治了中原98年，之后又有明清两朝，其高压专制程度远远大于宋代，更糟糕的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人的格局从此越来越小，文明创新力也几乎丧失殆尽。

简单说到这里，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穿越回宋朝了吧——跟汉朝比，宋朝无内乱；跟唐朝比，宋朝更繁华舒适；跟明清比，宋朝更开放平和；跟当代比，宋朝没有空调、汽车和青霉素，不过也没有含三聚氰胺的牛奶。其实，人生如草，活的就是从容两字。

1978年城市化率缘何不如南宋？

在超过8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不是增加，而是下降了。

先告诉大家一个数据，你听到之后也许会非常吃惊：中国在南宋时期的城市化率为22%，而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时，城市化率仅为18%。

也就是说，在超过8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不是增加，而是下降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由世界第一强国转为“东亚病夫”的全过程。

中国的城市兴毁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结果。自古以来，中国建城就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国的都城，是独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显示，西周建立之后，分封了1000多个诸侯国。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即便一个诸侯国只有一座城池，也起码要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城镇。

到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一些城市的规模已经非常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无出其右。据考证，面积在6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码就有15座，其中，燕下都的面积达32平方公里，灵寿和临淄分别为18和16平方公里。临淄有人口7万户，按平均每户5人计算，是一个拥有35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与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国的城市规模显然要大几倍，在希腊城邦臻于极盛的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29年）执政时期，雅典城的人口为15万人。根据学者的计算，春秋末期的人口总数为3200万人，而城市居民人数就多达509万人，城市人口比重为15.9%。据此可以得出一个令人惊奇的结论：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已然相当高了。

到了宋代，城市的繁荣达到顶峰，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和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的人口都超过100万，同时期的欧洲人简直无法想象这个数字。据罗兹曼的计算，一直到1500年前后，欧洲最大的4个城市是米兰、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只有10万至15万。

进入明代之后，“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让中国的人口繁衍速度大增，尤其以江南地区的增长最快，原有的中心都市无力接纳，于是地理条件较好的农村向市镇演化。而人口增加的同时，土地却越来越紧张，漫溢出来的人口就顺着棉业的发展而从事家庭纺织劳作，在这些农户的周边又自然地出现了大型交易集市。这些新型市镇与传统市镇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们兴起的功能不是为农村消费服务，而是为农村生产服务，参与贸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农户，而是大商贩和巨额资金，他们的利益所得，来自于规模化经营和远途贩运。

史家将这一转变归纳为中国城市化的“离心现象”——在其他国家，城市人口比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但是在中国，宋代以后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次减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扩充，明清两代的几个大都市，从人口到城区规模都比两宋和元代时缩小许多，人口反而向农村靠拢，形成江南地区的众多市镇。

自明初到清末的300余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入停滞，城市总人口之绝对数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全国总人口则在不断增加——从明代初期的7000万人，至清代乾隆年间已将近3亿，城市人口比重日趋降低，这种趋势到19世纪中叶达到谷底。

这种人口和经济重心向农村下放的现象，最为真实地表明，中国社会的平铺化和碎片化态势。它既是人口增长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同时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引导。

在城市离心化的大趋势下，进而出现了“油水分离”的社会景象：政治权力集中于城市，为政府所全面控制。城市从此成为权钱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费中心，而非生产制造中心。经济力量集中于数以万计的市镇，为民间势力所掌握，大量手工业分散于更多的村庄，这使得资本、人才和资源的集聚效应根本无法发挥。

《南京条约》：衰落的结果还是原因？

西方学者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它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每一个人生，每一个国家，都活在一些历史的记忆中。2012年，在欧洲，最热闹的文化活动是纪念狄更斯诞生200周年，而经济界的头等话题则是欧元诞生10周年。在中国，可拿来纪念的事件也不少，比如邓小平南巡20周年，中美恢复邦交40周年，还有就是，清政府签署《南京条约》170周年。

《南京条约》的签署意味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1842年8月，清政府在与英国军队的交战中屡战屡败，接连失去厦门、宁波、上海等重要城市，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内容包括：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以及中方必须与英国协商英商进出口货物需缴纳的关税。

这份条约如同一枚炮弹，在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轰开了一个血腥的缺口。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此前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控制了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当欧洲人进入这一片领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优势，中国人也只是把欧洲人视为必须容忍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入侵者，这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景象非常不同。

这种均衡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被彻底击破。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从1700年到1820年的120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零；同期，美国为72%，欧洲为14%，日本为13%，全世界平均增长率为6%。这些数据如此残酷地告诉我们，历史的转折为什么会发生。

很多人带着复杂而惋惜的心情解读这一影响世界走向的转折。

后世的中西方学者对于鸦片战争的评价有微妙的差异。中国学者大多数将这场战争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是导致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这场战争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卡尔·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中论述道：“这个暴动的发生，无疑得益于英国的大炮将一种名叫鸦片的催眠药品强加给中国。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封闭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

进入当代之后，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国的学者，也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了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彭慕兰写道，“仔细研究可知，鸦片是促进世界贸易、加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对中国是如此，对欧洲、美洲也是如此。”

尽管，发生在史界的这些争论一直没有停歇，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出某些具有共识性的结论：

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清代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所有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甚至是毁灭性的。

至今，我们回望170年前的那场战争以及那份条约，似乎已经非常遥远。但是，在制度的意义上，它给予国人的警醒却依旧存在。我们仍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经济总量已经居于全球第二的国家，是否已经建立了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那些外来的“变革基因”是否已经在我们的政治及社会传统中得到了充分的消化和融合？

所有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其实还仍然是问题。

穿越回100年前，你将看到怎样的商业中国

在2014年回望1914年的中国，百年若隐若现，我们看到是一个陌生却又有点熟悉的国家。

这一年，混乱的中国政坛猛烈地摇晃了一下。在上一年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国民党赢得压倒性胜利，盛传将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却被暗杀了，很快，国民党在江西宣布“二次革命”，袁世凯的北洋军在战争中获胜。

而在地球上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亚洲列国竟在经济上成了最大的获益国之一，日本乘机扩大势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民族企业家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中国的工业经济从这一年开始，进入到一个高速成长的轨道上，据美国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的计算，从1912年到1927年之间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位于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在百年企业史上，这样的高速成长期只出现了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19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开始于1914年的这一轮实业投资热，被史家认为是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它将一直持续到1924年。与上一轮的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它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洋务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由处于衰落期的清政府发动的，它的主角是洋务派大臣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其工业化的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投注到铁路、矿务和钢铁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

这一轮工业化则是一次民营资本集体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盈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他们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这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的中心，在1912年到1924年，上海地区出现了202家机器工厂，主要是生产针织机、小型车床和马达、农产品加工设备等等，广东地区则是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的集散地。

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进口替代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外国公司已经在众多民生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引发了消费的空间，民族资本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靠生产成本的低廉以及对本土市场的熟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特征与1978年之后的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路径惊人地类似。

荣家：面粉与棉纱

1914年6月，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闸北的光复路上建起福新三厂。至此，沿苏州河，一字排开了四家荣家面粉厂，其高耸的烟囱日日浓烟滚滚，机器的轧轧声昼夜不绝，苏州河里运麦装面的船只更是川流不息，景象已是十分壮观。随着欧战爆发，欧洲工业停滞，面粉军需却暴增，中国面粉以价格低廉、产量可观而一跃成为全球新出现的采购市场，荣家的“兵船”牌面粉远销到欧洲和南洋各国，因质量稳定，它成了中国面粉的“标准面”。

在面粉上陡成霸业的同时，荣家的棉纱工厂竟也同步急进。

1914年，荣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选址，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机36台，投产开工后，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盈利更是惊人，三年增长十余倍。

荣家兄弟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的缩影。除了面粉、棉纱之外，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在战争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属钨为例，1913年每磅价格为7.42美元，到1916年就涨到25.33美元，用于军备的皮革、羊毛以及英国军人大量消费的红茶等等，都是战时紧俏品，中国成了原料的大供应商。

银元与票号

1914年2月，在张謇和梁士诒等人推动下，北京政府铸造了民国统一的银币，这是中国走向币制统一的第一步，这款银元采用的是袁世凯的大人头，因此被民间称为是“袁大头”。由于铸造质量好、含银量较高，“袁大头”在1949年之前一直是最受欢迎的硬通货币。

战争加速了各国的货币铸造量，白银需求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银为0.56美元，到1919年就上升到了1.12美元，作为一个传统的“白银帝国”，中国因此大受其利，据美国商业部的一份报告，1917年的7000万中国银元就足够偿付上一年所要付的一亿元债款，这大大增强了中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

在金融业复苏及日渐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传统的金融业态则面临灭顶之灾。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描述道：“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晋商没落之后，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平遥县城的青石板大街南移至十里洋场的上海。穿马褂的票号日渐式微，着西装的银行取而代之。

范旭东：告别“食土民族”

1914年冬天，31岁的青年人范旭东独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这里的海滩边盐蛇遍地，如冰雪一般，无边无际。他目睹此景，显得有点激动。日后他对伙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有志气了。”

范旭东早年被家人送到日本读书，一个日本校长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毕业后，他随即回国，立志于复兴中国的盐业。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效率低，纯度低，并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国当时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

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5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久大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范旭东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

抵制日货运动

一战开打后，日本乘机争夺中国利益，1914年8月，它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这一事件成为当年度最严重的涉华国际事件，从而引发了一场猛烈的抵制日货运动。

从数据看上，日本商业势力的涌入是十分猛烈的，在一战前夕，日本商品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15·5%，到1919年已经猛然上升到29.9%，仅纱锭一项，就从11万枚增加到33.2万枚，上升三倍。自1917年开始，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日本丝绸的国际贸易额相继都超过了同类的中国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货也成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除了经济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对中国领土和政治特权要求也一点没有放松。

2015年1月，日本对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连接胶济路的铁路等诸多经济特权。这些条款立即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日货抵制运动。抗议集会此起彼伏。商人拒卖日货，人人要用国货。从此，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和经济敌人。

20年前的那个“吴英”

从郑乐芬到吴英，如果不从制度的角度来进行思考，那么，拯救必无从谈起，悲剧将继续发生。

2012年1月18日，吴英非法集资诈骗案二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对被告的死刑判决。在过去的几周内，舆论界及法律界出现了一股为吴英求情的热潮。

吴英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反响，表明她已经化作一个“符号”，成为人们呼吁金融产业开放的导火线。这里，讲述一个20年前、已经被剥夺了生命的“吴英”。

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民间对资本的需求空前高涨，然而国营的金融机构完全无法提供任何服务。在1984年，温州苍南出现了建国之后的第一家民间钱庄——方兴钱庄。遗憾的是，它的招牌仅仅挂出一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以违反国家规定为由摘除了。从此，民间金融在毫无制度约束的前提下，转入地下。从1985年之后，温州九县两区30万人卷入民间借贷活动，涉及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由于无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很快转化为恶性的高利贷事件，当地人称“抬会”。到1986年春夏，资金链突然断裂，各地相继爆出会主潜逃的消息，抬会体系瞬间雪崩。短短3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这是1949年迄今，最为恶劣的金融破产事件，地方政府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平息民愤。一位33岁、名叫郑乐芬的妇女被当成罪大恶极的首犯，判决死刑。

郑乐芬是永嘉的一个家庭妇女。据熟悉的人回忆，郑为人热情大方，没读过几年书，结婚后就在家里做点针头线脑的小生意。当抬会风暴刮起的时候，头脑灵活、人缘颇佳的郑乐芬很自然地成了当地的一个小会主。后来发现，温州抬会的会主八成以上是由像郑乐芬这样的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农村妇女担当的——这一事实在后来的20多年仍然如此。

郑后来在供词中描述当时的情景说，“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到了晚上一间房子已全部堆满钱，只有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们喊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郑乐芬所主持的抬会规模，在当时属于中等，她共发展了427人入会，收入会款6200万元，支付会员会款6010万元。

令人惊奇的事情是，郑乐芬一直要拖到5年后的1991年9月才被正式处决，在这段时间里，浙江法律界对死刑判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郑乐芬的辩护律师认为，抬会本身是一个骗局，郑氏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会员的钱财为目的，应定性为诈骗罪，以此论刑，郑氏罪不当死。

而法院是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判定死刑的。从法院提供的证据来看，郑乐芬并无诈骗钱财的行为，她与会员订立合约，双方对抬会的经营方式都是明知和认同的。因此，法院认为，被告之罪重点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投机倒把罪，根据情节，可处极刑。

就在郑乐芬被处决的那年，在距离温州600公里之外的金华东阳，10岁的乡下姑娘吴英正背着书包行走在去小学的土路上。她不会料到的是，20年后，她将步郑乐芬之后尘，成为另一起民间金融事件的牺牲品。

从郑乐芬到吴英，如果不从制度的角度来进行思考，那么，拯救必无从谈起，悲剧将继续发生。

1月25日，著名大律师、八旬老人张思之发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开信。在信中，张思之重点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吴英所集资金大多流入当地实体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故无诈骗之行为；其二，“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状，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

这两条分别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吴英案做出了剖析，尤其是第二条，当是案件纷议之核心。

第二章　岔开的经济之路

从汴梁到比萨有多远？

从汴梁城到比萨城，到底有多远？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走到。

去年深秋到意大利北部旅行，那里的人说你必须抽出一点时间去一趟比萨城。那是一个非常优雅宁静的小城，距离佛罗伦萨1个多小时的车程。到了那里，便跟所有的游客一样，直奔比萨大教堂，排队去仰望那个非常著名的比萨斜塔，它已经维修了整整10年，到了快收尾的阶段。我跟一群五颜六色的人站在下面，想象一下500多年前，伽利略在塔顶往下扔两个铁球的情景，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

车子离开的时候，想起比萨城的另外一则往事。

1085年，就在这个当时只有1万多人的小城里，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比萨市民通过公开选举的方式，选出了管理城市的执行官，当时称为理事。在欧洲近代史上，这意味着自由城市的诞生，是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11世纪开始，大量失地的欧洲农奴纷纷逃离封建领主所控制的城堡庄园，来到没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据当时的欧洲法律，他们只要在城市里居住满1年零1天，就可以自动地成为“自由民”。

城市自治是商业自由的土壤，自由成为新生的市民阶级的合法身份，他们在这里经商，并尝试着建立自治机关，比萨城的自由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从此，意大利全境逐级进入城市分治的时期。

在这些独立的城市里，工商业者作为新兴成长的阶层顺理成章地控制了城市经济，进而逐渐掌握了管理市政的政治权力。到12世纪时，旧的世袭贵族已经失去了政治势力。1215年6月，英国国王与代表工商业利益的贵族们签订了《大宪章》，该文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君主的权力。根据《大宪章》第61条的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法律事件，从此，“权力被关进了笼子”。14世纪末，伦敦商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城市的运转，市长只可由12个大行会里选出。

具备了契约关系的城市自治权的确立，是欧洲走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路径，而这一切发生正是从比萨选举开始的。

话说1085年，就在比萨市民热热闹闹地选举执行官的时候，地球上最繁华的城市是东方的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它拥有100万的市民人口，规模、繁荣非任何欧洲城市可以比拟。这一年，宋神宗去世了，他支持的“王安石变法”眼瞧着走到了尽头。

如果当时有报纸，让宋人听到比萨的选举新闻，那一定是不可思议的。

相对于欧洲的这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也最繁荣的城市集群，但其在法治建设上却开始落后了。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是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各国，多从自由市扩展而成，及国土既恢，而市政常得保持其独立，故制度可纪者多。中国都市，向隶属于国家行政之下，其特载可征者希焉”。

一个名叫谢和耐的法国学者曾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中国近代曙光”。不过他又说：“这种在欧洲和远东同时表现出来的突如其来的经济活力的增大，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欧洲，由于划分成了众多的辖区和政权，商人阶级便足以自我维护。凡此种种都对西方世界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中国，尽管有了如此规模巨大的发展，但除去商人赚足了钱以外，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从汴梁城到比萨城，到底有多远？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走到。

日本人为何以“边境人”自居

因为是边境人，因为“世界的中心”不在我这里，那么，对于日本人来说，便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最喜欢研究自己的国民性，大概就是日本人了。

在当今的日本，正流行一个新的国民称谓，他们管自己叫“边境人”。学者冈田树在去年出版了一部薄薄的《日本边境论》，他在书中是这样下定义的：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所有的高等文化都是其他地方创造出来的，因为作为世界中心的“绝对价值体”不在自己这里，所以，日本人总是基于这种距离意识来决定自己的思维和行为。

冈田树举了很多事例以证明边境人意识的存在。比如文字，日本列岛原本是一个只有声音而无文字的社会，后来汉字传入日本，日本人根据汉字发明了两种类型的新文字。然而有趣的是，外来的汉字被称为“真名”，而日本人自己发明的文字则被称为“假名”，外来的东西占据了“正统的地位”。这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因为是边境人，因为“世界的中心”不在我这里，那么，对于日本人来说，便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举两个让大家吃惊的例子。

1893年，日本文部省想仿效西方各国，编一首歌供国民在重大节庆时咏唱，歌词是从《古今和歌集》中找了一首《贺歌》加以改造。歌曲则是由英国公使馆的军乐队队长约翰·芬顿初创，然后又请德国人佛朗茨·埃克特编曲。也就是说，日本国歌的曲作者不是日本人。

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驻日盟军司令部想要为日本拟定一部新宪法，于是，他们参照《人权宣言》、《独立宣言》、《魏玛宪法》和《苏联宪法》等，拟定了新的日本宪法。也就是说，现行的日本宪法不是日本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集中了国民的智慧，经过长期努力形成的统一的国民意志”，它只是“战败的结果”。

但是，今天的日本人没有改变上述任何一项的打算，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国之一，也不妨碍他们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和国民特征。这就是我们不了解的、以边境人自居的日本人。

在进行近代企业史的研究中，我常常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与日本同时展开了工业化运动，前者称为洋务运动，后者则是明治维新。那么，为什么伊藤博文等人在接触了极其少量的信息之后，就迅速地做出了“脱亚入欧”的决定，而李鸿章、张之洞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似乎可以找到答案了：在伊藤博文看来，他们本来就是亚洲的边境人，“脱亚入欧”无非是从一种边境人成为另外一种边境人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对李鸿章等人来说，要放弃的东西就实在太多和太沉重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境人意识让日本人表现出了十分独特的行为模式，比如：日本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便会展现出毫无顾虑的亲密或者说毫无防备的心；“当面服从，背后不服”是日本人擅长的本领之一，也是独一无二的生存战略。用冈田树的话说，这些已经成为了国民性的一部分，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所以，既然这样了，那不如边境到底吧。

边境到底的人民共识，使得日本产生了两大能力：第一，敢于吸取一切强者的智慧，在不断求变中寻求生存的空间；第二，因自卑而自恋，由自恋而自傲，最终构成一种独步天下的民族禀性。

在哲学的意义上，边境人意识与中国道家的“无”，有神近之处。无论是国家竞争还是企业竞争，如果一个族群永远坚定地、“自甘”立足于边境的话，那么，它几乎就是不可征服的—它因为没有被征服的意义，而变得不可征服。

中国有这样的一个邻居，是多么让人敬畏并生的事情。

其乐融融的背后是万丈深渊

聪明人的特点就是承认人性的贪婪，互相不信任，认为无论是天王老子还是圣贤达人，“绝对的权力必产生绝对的腐败”。

一

独立战争打完后，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试图建立一家中央银行，可是遭到各州的强烈抵制，理由是，如果中央政府掌握了货币权，很可能将影响到各州的自治。美国从建国的第一天起就是联邦政体，一个州基本宛如一个政府。

但是在联邦党人看来，一个没有中央银行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在汉密尔顿的坚持下，1791年，国会批准在费城成立美国第一银行，但只给了二十年的经营时间，到期后，需再予批准。第一银行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既发行货币又从事吸储放贷业务，而且大概有70%的股份握在欧洲私人财团手里，因此，与各州地方银行的关系一直别别扭扭。1811年，二十年限期到达，续营报告在国会未获通过，第一银行被迫关闭。

1812年，英美再起战争冲突，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全国金融市场，银行业陷入一片混乱，四年后，麦迪逊总统批准成立美国第二银行，由各州议员把持的国会仍然坚持给出二十年的限期，1836年，第二银行重蹈覆辙，到期被迫关闭。

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的两次试验，透露出美国人内心的两个恐惧：恐惧中央政府的权力过大，恐惧财阀力量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在一个公民社会中，这两个强势力量若不监控必然膨胀，而若两者结成同盟，社会公义必荡然无存。

在后来的70多年里，美国再无中央银行，金融市场放任自流，银行业一方面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则经常发生市场崩溃的金融危机，在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和1907年，先后爆发五次大规模的银行倒闭风波，仅在1893年的危机中，一年间就倒掉了500家银行，很多家庭一夜之间资产清零。

二

到1913年，美国已成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再没有中央银行已成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威尔逊总统的支持下，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创建美联储。

美联储的制度设计赫然是互相牵制的“恐怖平衡”的结果。

在机构设置上，美联储由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和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构成，前者隶属联邦政府，后者则是私人非营利性组织。这个复合式双重结构，举世唯一，看上去叠床垒架，无比繁复。

在人事管理制度上，联邦储备局有五名执行委员，由总统提名，可连任十四年，远超总统任期，执行委员一旦上任后，就不能由总统单独罢免，而需获得国会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有一年，奥巴马总统提名MIT经济学家戴蒙德出任执行委员，遭国会否决，戴氏在第二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分散于各州，其股东均为当地最重要的私人银行，董事会成员则为银行家和大学校长。他们的参与，体现了私人资本及地方州的利益。他们所分得的利益是固定的6%年利息回报，近年来的总数额大抵在15亿美元到20亿美元之间。

美联储每年最重要的会议是公开市场会议，一年开八次，讨论的议题是决定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这一利率在本质上是银行之间的贷款短期利率，而以此为基准，调控商业银行的利率水平，也就是说，美联储的功能是间接调控。

在公开市场会议上拥有投票权的成员共十二名，除了储备局的五位执委外，州联邦储备银行再出七人，其中纽约拥有永久席位，另外十一州联储主席轮流行使投票权。《联邦储备法案》规定，美联储制订货币政策时不受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行政部门干预，为完全独立的决策行为。

美联储成立至今，已经102年，因其独特的制度建构而成为一个十分神秘的金融机构。

前些年，国内流行一本畅销书，将美联储描述成一个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等欧洲老牌财团遥控、凌驾于总统及政府之上的私人组织。这种阴谋论所体现出的担忧，其实正是美联储的创建者们所要竭力避免的局面。

也有一种担忧是，既然美联储如此的独立，那么谁来制约这台金融机器，如何保证它不会滥发货币？

与很多国家的央行不同，美联储的治理目标非常单一，那就是保证充分就业和抑制通货膨胀，由此形成了“通胀为锚”的决策基础，如果在这一目标上出现游离和失误，则会遭到来自国会和民间舆论的强大压力。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经济数度遭遇金融海啸的冲击，然而，其通胀率基本保持在2%左右，这表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从长期看是成功的。但即便这样，美联储仍然是经常被嘲笑和抨击的对象。

三

美国是一个由一群信仰理性和自由的聪明人创建和管理的国家，聪明人的特点就是承认人性的贪婪，互相不信任，认为无论是天王老子还是圣贤达人，“绝对的权力必产生绝对的腐败”。

美联储就是这么一个建立在互相不信任前提下的、争吵出来的产物。

民众对政府不信任，地方对中央不信任，弱势群体对资产者不信任，在一个互不信任的、“恶”的世界里，大家又不得不同在屋檐下，这时候就必须在制度安排上，设计出各方利益的“恐怖平衡”。

这一“恐怖平衡”的基本性前提，是社会公义，经济发展则是公义项目下的某种结果。

公义从来不会自动实现，即便在今日美国，贫富不均仍然是国家治理的首要敌人，在过去的几年里，几乎所有重量级的经济学家都发表过以此为研究主题的论文或书籍。

我们观察一个国家，看到它的人民每天吵吵闹闹，时不时上街游行，知识阶层分成不同阵营，为了一个公共议题，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翻脸厮打，当这些景象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高兴。

如果有这么一个国家，上上下下一团和谐，任何重大议题都能得到一致举手通过，政权拥有一切资源，民间异见被视为异端邪说，那倒真是危险的迹象，因为，所有的其乐融融的背后，都可能有着一道万丈深渊。

如果毛泽东是企业家

“对于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没有什么比明星CEO的增多更具破坏性。实质上，我们现在普遍认为能够使企业脱胎换骨的那些领导素质都是不正确的。”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改造者马尔·波文曾经如此描述：一般的商业领导不需要政治领导那样的天才，他只需要鼓动人们去养家糊口而非包围德国飞机轰炸下的伦敦。“一定程度的想象力，主动性和韧性，强烈的成就感与理解他人的观点和历程的能力”的人，他只要再学习一些管理的技能，就可能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业领导。

用这条“定义”去衡量毛泽东，得出的结论还真的很有趣。

如果真的去做一个企业家，毛泽东一定不是一个安分的职业经理人。他个性飘逸、志向远大，绝非套驾之马。他只要稍有机会，肯定会拉支人马，独闯天下。

他可能会离开中心城市——这位边城青年从来对繁华的商业生活充满了排斥和不自信，当年即便是去了京城，他也躲进图书馆当一个管理员——去一些边远的小城市，在那里他很快就能找到与自己志趣相同的同志，他们都有特别的韧劲，做事不惜力。毛泽东的一生中，最迷人的是他那股“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精神气质，他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永无穷尽的叛逆精神，几乎与格式化的、商学院流派的商业思想无关，它似乎能够非常轻易地唤起人们内心那股莫名的创业亢奋和青春骚动。

尽管毛泽东不是一个优秀的具体事务管理者，但是他却是天才的制度设计人。当他发现自己的队伍里都是大字不识的农家子弟的时候，他不会用“之乎者也”的语言讲他们将什么大道理，他聪明地发明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行动听指挥”说起，还将它们编成一首歌——其曲调则是从流传已久的民谣中改编过来的。他还是一个制造“典型”的高手，一个张思德，一个白求恩，一个雷锋，一个王进喜，就足以规范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他没有上过大学，就好像企业家没有读过商学院一样，但这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棘手，去重庆的时候，他以一阕《沁园春·雪》就让所有满腹经纶的白胡子们倾倒。他是格言的发明人，这是一种无从学习到的天赋，他对思想有天然的敏感，知道用怎样生动的方式来表达它，“农村包围城市”，“敌疲我打，敌驻我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都不构成所谓深奥的理论体系，但是却像天下最锋利的宝剑一样，轻灵，一击能胜，光芒万丈。

他是一个天生不惮于冒险的人，危险越大，他的斗志将越是高昂，他甚至相信“人定胜天”，所以他让全国人民都读《愚公移山》。当共和国刚刚新建，一切事务百废待举的时候，他也敢于派兵渡过鸭绿江，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硬碰硬打个大仗。这种霸气，百年一人而已，如果是用在企业竞争中，却又是谁人可敌。在企业家的所有素质中，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往往是决定最后命运的那一项。

在宏观谋划上，他是一个天才的战略家，这又是卓越企业家的必备能力之一。在天地混沌之际，他能够看清楚事态发展的走向，抗战胶着时，国内舆论一片混杂，主战者悲愤高呼，往往只会以血荐国，怯战者懦懦言行，从来无法自圆其说，只有他以一部并不太厚的《论持久战》，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抗战的出路。这似乎又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如果去经略一家企业，不知要少走多少弯路，获得多少先机。

他是一个浪漫的人，却决不会沦于空想。与那些只会与经典亦步亦趋的书呆子们不同，他善于利用经典，而不是被经典利用。所以在任何时刻，当市场发生莫测的变化，他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寻找到对自己最有利、也是最安全的方案，这又是一种天生的技能，有的人大而不当，最终沦陷于自己的梦想，有的人过于务实，最后成为一个拖泥带水的庸才，只有他从容折返其间，却很少被“理想”羁绊。

他的事业会越来越大，这毋庸置疑，他迟早会从乡镇进入到大城市，这也毋庸置疑。那么他如何让自己的“帝国”百年蔓延、永续成长？说实话，这似乎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不是一个计较于物质得失的人，像他这样的性格，无论是从事什么职业，都不会被利润、职称、头衔之类的拖累，他从来活在一个更大的梦想里，他总是想去实现它。这有时候就会与事业的现实目标相冲突。

他不是一个甘于苟且在某一狭小空间的人，所以，当他解放了中国后，就会想着去解放五大洲。他不会是一个“隐型冠军”。他总是喜欢与世界上个头最大的那个人站在一起，比个高低，所以他一定会多元化，会把自己的资产规模做得非常的庞大。在企业经略中，这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时候，就要看他的运气了，如果上天降一个务实而勤劳的总经理给他，那么“帝国”或将无恙，可是，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灾难迟早会出现。

一个尤为危险的问题是，他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一个从来不肯停歇的革命者。他似乎从来不能完全地信任一个人。所以，他的企业中无法实现真正的授权式管理。铁的纪律和人格魅力的双重维系，是他的事业得以凝聚的两大法宝，可是这种维系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则是一个迄今没有被事实验证过的问题。

他命中注定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明星。一个超级巨星的优势在于：他能成为事业的象征，品牌的代言，以个人的魅力为事业涂抹上神秘的色彩。而劣势则也很明显：事业形象维系于一人，俱荣俱毁，风险极大。《追求卓越》的作者吉姆·科林斯说：“对于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没有什么比明星CEO的增多更具破坏性。实质上，我们现在普遍认为能够使企业脱胎换骨的那些领导素质都是不正确的。”这段话至少有一半是对的。

毛泽东会是一个卓越的企业家吗？这个问题本身也许比答案要有趣味得多。

第三章　风雨之中的中国商人

辛亥革命中的商人

张謇是唯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当世大企业家，他的内心转折与矛盾，反映了民间财富阶层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南通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在汉口登上“襄阳丸”返沪。当时，大生纱厂的湖北分公司刚刚开业，他是来参加开工仪式的。轮船开动时，他站在甲板上，看到长江对岸的武昌城内火光冲天，隐约枪声此起彼伏，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心生不祥之感，嘱咐水手加速离去。

从留存至今的记录看，他是唯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当世大企业家。

在历史的节点上，日本明治维新的结束与清王朝的覆灭无比偶然地巧合在一起。1911年，是明治44年，60岁的天皇患上了尿毒症，他于第二年的7月去世。而就在明治维新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清廷的倒塌，在很多中国人的内心，似乎是一个命定迟早会发生的事情，无喜无悲，只有漠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傲慢的王族贵胄们却从来没有给出一丁点处理的智慧，他们看不到时代症结之所在，一切苟延残喘的作为都仅仅为了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利益与尊严。自10年前李鸿章陨亡后，最后的卫道者也消失了，帝国已经成了世界上一个最抽象、最做作的空壳。当它终于倒塌的时候，无非是一个悠长的噩梦随晨雾一同消失。

在帝国灭亡的过程中，垄断的官僚资本集团的反动性，主要体现在其利益与广大民间资本集团的冲突。因此，执政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如果在这时又发生其他的社会或政治事故——如外来政权的入侵、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或者如清末的反对异族统治的暴动——那么，就非常容易爆发革命。

在革命爆发的时候，对清政权已极端失望的企业家集团表现出了顺应时代大势的特征。不过这一点也不奇怪，商人的生存原则就是与强者结盟。

作为立宪派的民间领袖，张謇此前一直反对革命，他感叹：“断言清廷之无可期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但是，他想盖新房子，却也不愿意放火烧掉旧房子。10月12日，他从汉口坐船到安庆，得悉武昌爆发起义后，当即赶到江宁，求见驻防将军铁良，建议他派兵增援湖北。但是，随后的形势发展完全出乎预料，他的两位最亲密的立宪派同党汤寿潜和程德全相继在浙江、江苏宣布独立，张謇在愕然之余，不得不接受现实。他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很快，他与上海同盟会取得联系，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党前往南通，成立通州军政府，宣布和平光复。张謇的内心转折与矛盾，反映了企业家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在武昌，10月的起义期间，城市很快因革命而陷入极度的恐慌。《纽约时报》是第一个报道辛亥革命、并在标题中大胆预言“满清统治恐将结束”的国际媒体，它在10月14日的报道中记录道，“革命军无法有效地维持秩序，汉口、汉阳以及武昌的贸易已经完全陷入停顿。劳工阶层失去生计，并且正试图抢劫。城内五十多万人逃往乡下。让人们更感到危险的是，所有监狱的大门都被打开了，囚犯都获得了释放，他们在这座城市里到处游荡”。

便是在这样的乱景中，武汉的商人们起到了维持稳定的作用，没有史料证明他们曾经直接参与了起义，不过，他们很快积极协助起义军人，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商团，驱赶趁火打劫的暴徒。被起义士兵推选为军政府督军的是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他跟武汉当地的商贾和外国人有很良好的互动，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能说一口结巴的英语。在黎元洪组建的新政权中，武汉商会会长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而商会承诺借款20万两白银给起义者。

在东南沿海，国内最重要的两大商业城市上海和广州的独立起到了显赫的示范效应，把清政府推进了绝望的深渊，对立宪失去信心的商人群体是幕后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1910年入秋以来，李平书、虞洽卿等商人就一直在暗地组织“革命军饷征募队”，为陈其美积极募集钱饷。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消息传来，李、虞与陈天天在同盟会办的《民立报》报馆秘密开会商讨，10月24日，陈其美、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人召开会议，议决以“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的工作重点，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消息，激励民气。11月3日，陈其美率同盟会会员火烧上海道，攻占城门，上海随即宣布光复，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在他的军政府中，企业家的比例惊人地高，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李平书担任了民政总长，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沈缦云是财政部长，信成银行董事、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总董王一亭是交通部长，老买办朱葆三、郁屏瀚和大粮商顾馨一都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其中，虞洽卿是极其活跃的一个。上海光复后，一直参与其事的他自告奋勇，孤身冒险前往苏州策反江苏巡抚程德全，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程宣布起义，苏州和平光复。苏州在太平天国期间，数次爆发惨烈的攻伐激战，千年锦绣古城累毁战火，工商根基几乎动摇。此次幸赖虞氏斡旋，竟得保全。因襄助有功，他被任命为上海都督府的顾问官和闸北民政长，还当过江南制造局代理局长。

广州发生的景象也十分类似，两广总督张鸣歧宣称在内战中保持中立，他还想仿效十年前的“东南互保”，在旁观中选择立场。他下令集中兵力加强广州防务，严禁报纸登载有关革命的新闻。10月29日，由粤商自治会会长陈惠普发起，广州七十二行商总商会等商人组织参与，共百余人在爱育善堂集会，认为“现专制政府万不可恃”，决定“应即承认共和政府”，他们随即派人向总督府和革命党人两方面表达商人承认共和制度的意思。11月8日，革命军向广州步步推进，张鸣歧弃城出逃，次日，商绅各界代表在咨议局集会，正式宣告“欢迎民党组织共和政府及临时机关”，“宣布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全国”。

1912年1月1日，从美国归来的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6岁的小皇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清王朝历时228年覆亡，而诏书的起草人正是目睹了武昌暴动的“状元企业家”张謇。

商之大者范旭东

“中国如果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范旭东

有一年去塘沽——也就是发生了大爆炸的天津港，当地人带我去看大沽口炮台，1858年，英法联军就是从这里撕开了帝国的北方口子，华夏历史从此改写。眺望海滩，我随口一问，能去一下范旭东的故居吗？随行数君，愕然相望，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

真的不该忘记范旭东。

中国人一度被蔑称为“食土民族”，改变了这个状况的那个企业家，便是范旭东。

范先生出生于1883年10月24日，辞世于1945年10月4日，屈指算来，今天是他去世70周年的日子，让我用这篇文章纪念他。

一

1914年冬天，31岁的湖南青年范旭东独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这里的海滩边盐蛇遍地，如冰雪一般，无边无际。他目睹此景，显得有点激动。日后他对伙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有志气了”。

这是一个外表温和而内心倔强的南方人，他兄长范源濂曾任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总长，世家渊源原本可走辽阔的仕途或成为一个轻松的官商，他却甘心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投身于艰辛的民族工业。早年，他被家人送到日本读书，一个日本校长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

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毕业后，他随即回国，立志于复兴中国的盐业。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效率低，纯度低，并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国当时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

1915年，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5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久大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它品质洁净、均匀、卫生，品种主要有粒盐、粉盐和砖盐等，传统制盐方法生产出来的粗盐根本不能与之相比。范旭东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

二

久大精盐很快遭到国内外盐商的围剿，日商在报纸上散布“海王星”有毒的谣言，英国驻华公使甚至企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运盐船出港。国内的盐商更是群起攻伐，数百年间，全国的食盐产销历来由官商合伙垄断，江淮大盐商们左右着盐的价格，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错综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政府都不敢轻言改革。范旭东一出，显然将颠倒现状。久大精盐在很长时间内无法销到长江以南，范旭东甚至还被军阀绑架，靠他的总长哥哥四处斡旋才被放了回来。1917年，久大精盐销出1万担，1923年增加到4万多担，1936年达到顶峰，约50万担。

在精盐上取得突破后，范旭东马上又转战制碱业。

当时国人最常见的装束是粗布长袍，色彩单调，并且不耐磨。印染的布料是一种奢侈品，因为印染需要用碱，而碱十分昂贵。在制碱业，以氯化钠与石灰石为原料的“苏尔维法”是最先进的技术，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专利垄断，对外绝不公开。当时在中国垄断纯碱市场的是英国卜内门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洋运输困难。英商乘机将纯碱价钱抬高七八倍，甚至捂住不卖，使许多民族布业工厂陷于停顿。范旭东曾到卜内门的英国本部参观，英国人嘲弄地说，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还是看看锅炉房就好了。

范旭东决意雪耻制碱，一群跟他意气相投的青年科学家围拢在了他的周围，其中有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硕士陈调甫、上海大效机器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气化学专业毕业生李烛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侯德榜，这是企业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团队，李烛尘日后出任共和国的食品工业部部长，侯德榜因独创的“侯氏制碱法”而闻名世界。

这是一群真正为中国而付出了一切的年轻人，有一年，陈调甫的爱妻潘瑛如去世，当时正值永利财务最紧张的时刻，痛不欲生的陈调甫在讣告中写明：“拒收挽联、挽幛等物，如送奠仪，只收现金。”葬礼之后，陈调甫将所受礼金全部交给了范旭东。

三

1918年，永利制碱公司在塘沽成立。陈调甫和王小徐在范旭东的家中建起了一座3米高的石灰窑，制成一套制碱设备，进行了3个多月的试验之后，打通了工艺流程，制出9公斤合格的纯碱。

永利经历的磨难更甚于久大，其前后竟长达八年之久。在工厂的筹备中，垄断制碱技术的几大国际公司严格保密，几乎无法采购到成套的机器设备，一切都需重新设计、钻研自制。

1924年8月，永利投入200万元，才终于产出了第一批成批量的碱制品，可是，令人失望的是，生产出来的仍是红黑相间的劣质碱。消息传出，英资公司发出一阵嘲笑之声。此时，4台船式煅烧炉全部烧坏，无法再用，全厂一度被迫停产，苦候数年的股东们已是失去了耐心，惟有范旭东仍然咬牙坚持。

一年多后的1926年6月29日，永利终于生产出纯净洁白的合格碱，全厂欢腾。范旭东眼噙热泪，对身旁的陈调甫说：“这些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老陈，你也可以多活几年了。”范旭东给产品取名永利纯碱，以区别于“洋碱”，8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永利纯碱荣膺大会金质奖章，专家的评语是：“这是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从1927年到1937年，永利的纯碱年产量翻了3番多，“红三角”牌纯碱远销日本、印度、东南亚一带。在天津，永利碱厂、南开大学和《大公报》被合称为“天津三宝”，分别代表了那一时代工业、大学和新闻业的最高水准。永利碱厂的主体厂房南北高楼耸入云天，碳化厂房高32米，共有8层，蒸吸厂房高47米，达11层，不但是华北第一高楼，更是塘沽乃至整个天津的标志性建筑。范旭东的科学救国之心十分挚热，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如果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从1930年起，他就想建设中国的硫酸产业，他向南京实业部提出报告，希望财政拨出2000万，600万办碱厂、800万办硝酸厂、600万办硫酸厂。然而，政府给出的批复公文却句句空话，无一实事，让他的指望完全落空。后来三年，他奔波于各家银行之间，竭力融资促进这个项目，终于在1933年获准成立南京铔厂，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吨。

1937年2月5日，南京铔厂正式投产，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的硫酸铵。硫酸铵可以生产硝酸，制造炸药。当时国事已剑拔弩张，消息发布，国人为之一振。范旭东在日记中写道：“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翼；现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两翼，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展翅腾飞了。”

四

就当范旭东雄心万丈的时刻，中日战争爆发。

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军舰已经开入塘沽港，范旭东恐有大变，当即组织人员拆迁设备，退出工厂。工程师们将留在厂内的图纸有的烧毁，有的秘密保存，以为日后重建做技术准备。工人们拆散了石灰窑顶部的分石转盘及遥控仪表、当时代表最新技术水平的蒸馏塔温度传感器以及碳化塔的部分管线。拆下来的仪器和图纸分批乘船南下，经香港转道武汉和长沙，之后又陆续转移进川，成为大后方重建的重要财富。

战争爆发后，范旭东的工厂全部沦入敌手。1937年秋，日本军部华北开发公司授意其下属的兴中公司夺取永利碱厂。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负有盛名，日本人希望通过合法手续，“名正言顺”地得到产权。兴中公司代表刀根曾几次“拜访”留守的李烛尘，大谈“日中亲善”，企图与永利合作。李烛尘置若罔闻。刀根又请三菱公司出面商谈，提出由三菱以民间财团的名义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由两家合办永利。李烛尘以公司章程明文规定“必须是华籍人士才能入股”为理由拒绝。

日方还不善罢甘休，又几次找到范旭东，要求把永利碱厂买下来。范答：“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日本军部终于失去耐心。1937年12月9日，刀根拿着预先拟好的将碱厂交给兴中公司接办的协定文本，逼迫李烛尘在文本上签字。李烛尘忍无可忍，一改往日斯文儒雅风范，怒斥：“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了东西还要物主签字的道理！你们做强盗也太无勇气了。”第二天，日军下令强行接管永利碱厂。刀根及日本兴中公司的人员进入厂内。范旭东在塘沽的产业就此全部落于日本人之手。

南京铔厂同样没能逃脱被夺厄运。这个刚刚建成的工厂已经达到国际水准，能够生产制作武器所需的化工产品，日军逼近南京时，有意将这个亚洲第一流的大厂完整保存下来，他们通过各种不同渠道，逼范旭东就范，只要他愿意合作，就可保证工厂的安全。范断然拒绝，答复说：“宁举丧，不受奠仪”。

五

南京战事打响后，范旭东下令将凡是带得走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西迁，搬不走的设备也要将仪表拆走，哪怕是搬不走的主要设备或埋起来，或尽可能拆下扔进长江，以免为强寇所用。8月21日、9月7日、10月21日，日机三次轰炸南京铔厂，厂区共中87弹，狼藉一片。

与范旭东一起把工厂苦心建起的科学家侯德榜痛不欲生，他每天在被毁的车间里转悠，摸摸这，摸摸那，像疯了似的，人人知他心碎，莫敢劝。直到南京沦陷的前夕，侯德榜才最后一个登上撤离的最后一班船，随同者后来回忆，那天下雨，侯痴痴眺望工厂，全身尽湿，竟浑然不觉。

日军进城后，三井公司将南京铔厂据为己有。1942年，日人又将该厂的设备拆运到日本，安装在九州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为日军生产炸药。

天津和南京的工厂落入敌手后，范旭东和同事们把部分设备搬迁到了四川。1938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纪念日当天，新的久大盐厂在自贡宣告成立。次年，永利和黄海也在五通桥重新建成。为纪念塘沽本部，范旭东将五通桥改名为“新塘沽”。70年后的今天，五通桥山崖的陡壁上还刻着“新塘沽”三个大字。在重庆久大、永利联合办事处的墙上，挂着一张塘沽碱厂的照片，范旭东亲自在上面写了“燕云在望，以志不忘”八个字。他常常在照片前伫立，并对同事说：“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

然而，范旭东的事业终于没有重现战前的面貌，他的盐碱公司受到诸多的困难和阻扰，一直没有真正打开局面。

范旭东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因突发急病在重庆去世，时间是1945年10月4日，终年只有61岁。在逝前，昏迷中的他用手拼命向空中抓去，嘴中大喊：“铁链——”，其临终遗言是，“齐心合德，努力前进”。

六

范旭东的多年同事侯德榜回忆：“先生当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神，集中于事业，其艰苦卓绝，稍知范先生为人者，胥能道之。”

据他的儿子范果恒回忆，即使在生意顺利的天津时期，家里的生活也还是比较拘谨的。那时候家里日常食用的大米都是从老家湖南乡下运来，因为这样比在北京、天津购粮要便宜一些。重庆时期，范旭东的收入经常不够养家，就靠妻子的一些陪嫁首饰帮补家计。范旭东逝后，重庆二十多个团体组织追悼会，国共两党领袖都送了挽联，毛泽东写的是“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蒋介石写的是“力行致用”。

范旭毕生拼斗于中国化工业的振兴，生为此虑，死不瞑目，实在是中国企业史上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以书生意气投身商业，日思夜想，全为报国，数十年间惨淡经营，无中有生，独力催孕出中国的化工产业。在他的周围环绕着侯德榜、陈调甫、李烛尘、孙学悟等诸多科技精英，他们或出身欧美名校，或就职跨国大公司，原本都有优厚舒适的事业生活，全是被范旭东的精诚感动，毅然追随他四海漂泊，在残败苦寒中尝尽百难，后来的三十年里，这些人一直是国家化工业的领导者。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说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人。

读毕此文，请大家从此记住他。

从“愤青”到企业家

他们拒绝偏激，专业理性，以量化管理的手段和极大的耐心改造身边的人和事，他们对这个国家充满了热忱和忠贞，有着东方式的、未必切合实际的济世情结。

卢作孚（1893-1952）是民国一代的船王，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关于“炸弹”和“微生物”的比喻。

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标准版的愤青，崇尚革命，时刻准备做一颗唤醒民众的“炸弹”，而成为企业家后，却心境大改，愿意像“微生物”那样，以更为建设性的方式来实现改善社会的理想。他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他的这段话，道尽了在中国当一个企业家的全部意义。

卢作孚出生贫寒，他的父亲是一个麻布小贩。这个人有着典型的川人长相，面庞削瘦，个子很小，看上去显得十分文弱，做起事来却干劲十足。他少年时是一个“爱国愤青”，18岁就加入了同盟会，能把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他只有小学学历，却当过算术老师、国文教员、《川报》主笔和总编。

快到30岁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乱世之中，靠一支笔不但救不了国家，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被虚耗。他曾去南通拜访张謇，目睹“状元企业家”的发达实业及南通面貌的更新，一时颇受鼓励，终于下定了投身实业的决心。1926年10月，他筹集5万元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船一艘，来往于重庆到他家乡合川县的航运生意。

卢作孚是文人出身，却有惊人的商业天才。当时长江航线上的民营船运业非常落后，航期不固定，往往客满才发，客运与货运也混搅在一起，脏乱不已，客户服务更是谈不上。民生在制度设计上有许多创新，比如定期航行，新辟航线，以客运为主，避开以货运为主和船舶拥挤的航线，再就是稳定运价，建立信誉。卢作孚为公司设计了很多基本管理规则，分工明确，责任到位，从一开始就俨然是一个现代的航运企业。到1931年前后，民生船只数达到12艘，总吨位扩张到1500吨，员工人数500多人，已成长江上游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在民生事业规模初具之后，他便仿效张謇在重庆北碚尝试社会试验。北碚是重庆附近的一个地区，山岭重叠，交通困难，此间地处四县之交，兵匪横行，无人管束，城区肮脏混乱。卢作孚就在这么一个地方实践他的理想。从1927年起的三年里，他建起了中学、工厂、医院、科学院、公园和植物园，倡导文明、整洁和健康的生活，他没有像张謇那样投入巨额资金改善北碚的硬件设施，却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注于人的教育。在所有的新设机构里，他聘请的都是二十多岁的文化青年，试图以清新的朝气一寸一寸地改变沉淀千年的陋习。

他的工作竟然得到了让人惊奇的成效，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北碚已成为四川境内最先进的地区，著名记者杜重远曾到北碚访问，他在重庆时，触目所及的是衣冠不整的军人、乌烟瘴气的鸦片馆和妓院以及委靡的民众，但一到距离重庆市区仅仅几十公里外的北碚，却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杜赞叹说，“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北碚大名从此传闻天下，成了继南通之后的另一个“全国模范之地”。

卢作孚的思想中有十分朴素的社会主义气质，在《建设中国的困难以及必循的道路》一文中，他曾经很详尽地写道，“我们的预备是每个人可以依赖着事业工作到老，不至于有职业的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则退休后有养老金；任何时候死亡有抚恤金。公司要决定住宅区域，无论无家庭的、有家庭的职工，都可以居住。里面要有美丽的花园，简单而艺术的家具，有小学校，有医院，有运动场，有电影院和戏院，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有极周到的消费品的供给，有极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在后来的十余年中，他确实也是这么实践的。

卢作孚是民国一代的船王，但却保持着苦行僧式的自律生活。他曾在民生公司的会议上描述自己的作息时间：“我从早上七点半迈进公司的大门，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够回家。”身为企业总经理，他的夫人、孩子坐民生轮船，一样按职工家属买半票的规定买船票，和其他乘客一样排队等候上船，规矩地坐在舱里。有时被船员认出，请他们到经理室去坐，他妻子坚持不肯。民生公司为职工在重庆修建了一个“民生村”宿舍，全部是平房，一家人住一套。但是，卢作孚本人却没有搬进去住，他的家租住红岩村2号，那是一栋一楼一底的房子，住了四家人，厕所在房子外面的菜地里。

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描述过他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这段文字，如金如玉，百年不朽，照出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锐度和高远境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下进攻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内迁至重庆。这时候，局势十分危急，自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抓紧时间西迁企业，关乎国运商脉。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江中游航线全部被切断，入川门户宜昌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战略目标。当时堆积在宜昌码头的商用和军用器材超过12万吨，此外还有油料1万吨，各类公物6万吨，等待入川的政府官员、技术工人、大学师生和难民在3万以上，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口元气。

这时候，日军飞机天天轰炸宜昌，随时有可能被攻陷，更可怕的是，距离长江上游的枯水期也只剩下一个月左右。情况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西运的重担猛地压到了长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运企业民生公司的肩上。个头瘦弱的四川企业家卢作孚来到了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当时，民生公司可用的轮船24只，按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1.4万吨，要将十多万吨物资在一个多月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没有可能。卢作孚召集人员通宵开会，他们参考以往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决定采取分三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天时间，设计出严密的运输计划，对船只航行时间、物资装卸也做出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

长江三峡，急流险滩，只能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可以充分争取时间，航运人员尽量不空耗一天、一点钟，甚至一分钟。搬运装卸工最多时有2000多人，那些日子里，卢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挥中心，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他对全部运输情况、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深夜时分，亲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遇到的困难。他鼓励部下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民生的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在指挥运输的一个多月里，日夜不眠的卢作孚眼凹如洞，形同槁木，他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要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据经济部调查，这次抢运进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机器设备，每月可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

此次宜昌抢运的物资、人员，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的总运量。在预定的40天内，他们奇迹般地运完了全部人员，运走了三分之二的机器物资。

后来史家将卢作孚组织的这次“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民国作家徐盈在《中华民国实业人物志》中评价：“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克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卢作孚也自认：“我们比敦刻尔克还要艰巨得多。”他的勇敢得到了军人们的尊重，冯玉祥将军在写给卢作孚的一份信中称赞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冯写道：“贵公司人材之多，事业之大，有功于抗战，均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万分。”

抗战八年，民生船只运送出川的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卢作孚不顾危险，常常亲临现场。1938年以来，民生有9只轮船被炸沉、6只被炸坏，包括最大的“民元轮”。

卢作孚是在1952年自杀的。在1950年冬至1951年的镇反中，民生公司的很多重要职员都被认定为特务，或被枪决，或被扣押。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有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公股代表张祥麟首先在会上做检查：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卢作孚的通信员关怀则跳上台去，揭发张祥麟在北京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

关怀是一个孤儿，当上卢作孚的通信员后，住进卢家，卢作孚教他做人识字，视同义子，他的揭发让人瞠目结舌。当晚，卢作孚饮药自尽。他留给妻子的遗书只有几个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卢作孚殒后葬于北碚，墓在一高地，可俯瞰嘉陵江，旁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写作《跌荡一百年》时，我曾两赴此地，查阅资料。他的冥日是过几天的2月8日，正好是今年的春节。

民国一代的企业家，从张謇到范旭东，再到卢作孚，是一条让人仰止的“道统血脉”。他们拒绝偏激，专业理性，以量化管理的手段和极大的耐心改造身边的人和事，他们对这个国家充满了热忱和忠贞，有着东方式的、未必切合实际的济世情结。这一“血脉”曾经被残忍地绞断过，如今记录他们的事迹，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传续。

百年中国最著名的“社会企业家”是谁？

相对于“商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

晏阳初是四川省巴中市人，早年在成都的美国教会中学读书，23岁时以第一名成绩考入香港圣保罗大学（香港大学的前身），按当时规定，他如加入英国国籍，就可获1600元奖学金，晏婉拒，理由是“这对中国人说来，代价太高了”。三年后的1916年，晏阳初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后又入普林斯顿大学，获硕士学位。

就是这位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中国青年，却在后来的70多年里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贫穷而苦难的祖国同胞。1920年，晏阳初归国，开始投身于最艰难、最漫长而难出成效的平民教育。他以长沙、烟台、嘉兴三地为试点，发起了“除文盲，做新民”的识字运动。1923年秋，他在古都北平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简称“平教总会”），任总干事。

1929年，晏阳初带领数十位大学教授、博士举家迁往贫困地区河北定县的翟城村，开始了日后非常出名的“定县实验”。当时的一家报纸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识分子迁往乡村的运动。清朝时的科举出身者、大学院长以及许多留洋的博、硕士们不畏艰苦，纷纷离开城里的职位和舒适的家，来到偏僻农村，寻找中国人民古老落后生活方式的复兴途径。

在定县，晏阳初等人摸索出一套以教育、生计、卫生、自治为主题的四步方案，提出了治“愚、贫、弱、私”的农村改革理论。晏身住农家，衣着粗布，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农民扫盲，他还亲自担当村保健员，为农民治疗沙眼和皮肤病，布种牛痘及猩红热预防针。他很深情写道：“中国的农民负担向来最重，生活却最苦：流汗生产是农民，流血抗战是农民，缴租纳粮的还是农民，有什么‘征’，有什么‘派’也都加诸农民，一切的一切都由农民负担！但是他们的汗有流完的一天，他们的血有流尽的一日。到了有一天他们负担不了而倒下来的时候，试问：还有什么国家？还有什么民族？所以，今天更迫切的需要培养民力、充实民力的乡村建设工作。”

晏阳初在定县扎根十年，兴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堪称平民教育与社会改造壮举的大实验。平教总会在这里组织扫盲、改良农作物与畜牧品种、兴建剧场与广播电台、兴办产销合作社和实验银行，还创办《农民报》、组织同学会与“公民服务团”。

晏阳初的试验，鼓励了一代知识分子，受其启迪，北大教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也展开了平教试验。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平教总会已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NGO组织（非政府组织），全国近百个市县有它的分会。194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举行首次会议，平教总会的骨干瞿世英是中国代表之一。该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基本教育的计划，明显地受到了晏阳初的启发，晏本人则受邀担任特别顾问。1948年，美国国会在通过“援华法案”时特列“晏阳初条款”，指定以经援经费的十分之一，作平教总会的农村复兴活动之用。

1950年，晏阳初移居美国，继续在亚洲和南美洲地区推广平民教育，他先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加纳等国建立了乡村改造促进会。60年代，他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着重向来自第三世界50多个国家的学员推广定县经验，促进大规模的群众教育运动。学员把晏的思想同当地文化特点结合起来，回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收到了良好效果。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

晏阳初在世之时，从来没有被称为“企业家”。不过，进入21世纪之后，有学者将他这一类的社会活动者定义为“社会企业家”。戴维·伯恩斯坦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提出了这个新概念，他认为，相对于“商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既有远大理想又有经营管理干才的晏阳初无疑是“社会企业家”的典范。

晏阳初以百龄善终，应验了“仁者寿”的格言。晚年，他的传记作者吴相湘问他，“长者今已有志竟成，但六十多年中是否也有失败的地方？”晏沉吟良久，答，“失则有之，败则未也。”

晏阳初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回答其实应和了《圣经·雅歌》中的这句话：“爱如死之坚强，沉默里有超越一切的持守。”

第四章　历史的猫腻

山西票号百年祭

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称：“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由彼迄今，百年已过，试以此文祭念这个“最后的商帮”。

票号的缘起

1823年（道光三年），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北京分号经理雷履泰（1770-1849）向东家李大成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能否把颜料庄关掉，转而从事一项名为票号的生意。

天才横溢的雷履泰是从一个顺手人情中发现了重大商机。西裕成是当时京城内最大的颜料商人，常常有山西同乡拜托雷履泰，从京城往老家捎银两，他们把银子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取，西裕成从中赚取一些汇费，时称“内贴”。雷履泰向东家建议，将颜料庄改为一家专营汇兑的金融性机构。李大成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很有一点冒险的精神，他觉得此计可行，便出资30万两，雷履泰附资2万两，创办日升昌票号。当时他们可能并不会预料到，正是这个票号业务，让晋商再放光芒。

雷履泰发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码。

试举一例：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日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分别银两的10个数目为“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而“万千百两”的代码为“国宝流通”。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这类密码组合时常更换，严防泄漏，在票号由盛而衰的近一百年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冒领事件，可见其制度之有效。根据票号规则，汇票在兑付后当即焚毁，因此没有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流传下来。

日升昌成立后，生意如水入壑，汹涌而至。作为全球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银本位制国家，自古以来，银两的长途搬运从来是一个难题，唐代和宋代虽曾有过“飞钱”、“飞票”，但一直没有被广泛应用，与之相关，武装护送银两的镖局成为一大产业，中国民间武林风俗即因于此。票号的出现，让货币流通现状为之一改。

晋商的商业嗅觉非比寻常，当然不会让日升昌独享其利。就在西裕成转型的三年后，平遥最富的商人、有“侯百万”之称的侯荫昌当机立断，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总号就与日升昌比肩而力，仅隔一墙。侯荫昌还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正跟雷履泰大闹矛盾的毛鸿翙挖角到蔚泰厚。毛氏也是一位不世出的奇才，为了与日升昌竞争，他把侯家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和蔚丰厚绸缎庄一口气都改成了票号，号称“蔚”字五联号，马上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雷、毛两人一生交恶，雷把自己的孙子改名为雷鸿翙，而毛则一个新生孙子起名为毛履泰，意思无非都是把对方看成是“孙子”，斗气之际，就各自抱了小孩，当街遥骂，对打屁股。

在李、侯两家的引导下，平遥先后出现了22家票号，他们在全国各商埠设立分号400余个，涉及城镇77个，极远之处，北边到了包头、张家口，西边到了迪化（今呼和浩特）、凉州，南边到了香港，构成一张无远弗及的金融网络，号称“汇通天下”。其中，日升昌的分号有31家，蔚泰厚更达34家，为各家之最。平遥票号的示范效应让晋商找到了新的致富机遇，其近邻的太谷、祁县也随即冒出了众多声名显赫的票号。

票号的制度创新

中国诞生股份合伙制企业是在商业繁荣的宋代——史称“合本”，比西方早了五百年左右。到了票号出现后，晋商在经理人的股权激励制度上又有创新。因为一家票号之盛衰，与经理层的才干关系重大，所以在经营过程中，东家往往赋予大掌柜（总经理）以绝对的权限，同时在股权上予以激励性设计。

其一是股俸制。票号从日升昌开始，就设立了“以股分俸”的制度，每个票号无论独资或合资，都要将资本按一定单位额划分股本，以此为分红的依据。以平遥渠家的百川通票号为例，初始资本为16万两，一共分成10股，每股俸为1.6万两。这一股份安排及权责设计已与后世的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公司非常相似。

其二是顶身股。每个票号都根据掌柜、管事、伙计的才能及表现，确定其在企业中拥有的股份份额，以此参与年终的分红，是为“顶身股”，在利益分配上，“顶身股”与实资的“财股”为同权同利。惟一不同的是，顶身股不得转让，拥有者去世后，东家一般仍在一定时间内照旧给予分红，称“故身股”，大致掌柜故后享受八年的红利，二掌柜者享受七年的红利，其他高级职员享受六年到二年不等的红利。这一制度近似于后世的经理层分红权激励。

山西票号是中国工商业进入19世纪之后的最后一次重大创新。票号的出现以及富有新意的企业管理制度的实施，让晋商成了名符其实的天下第一商帮。地处北方偏僻一角的“平太祁”地区一举替代被徽商控制了上百年的扬州，俨然成为中国金融业的“金三角”，而平遥城中心的一条长200余米、宽5.1米的的青石板大街上林立着十多家名声显赫的票号，成了帝国的金融心脏，堪比后世的“华尔街”。

据黄鉴晖的统计，在票号发展史上，共计出现过51家票号，其中平遥22家，太谷7家，祁县12家，太原2家，其余8家为南方各省商人所开，由此可见“平太祁”票商的势力之大。极盛之时，山西票号汇兑银两总数约在4至5亿两，实际控制了全国金脉。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晚清的金融业由北方的晋商票号与南方的江浙钱庄所分享，其中，票号掌控了国库和省库，钱庄则控制了道库和县库。

与政府的“交情”

1839年，雷履泰70岁大寿，众票商齐聚平遥贺寿，联合送上一块金字大匾，上书“拔乎其萃”四字。当时的票号正处在花开多枝之际，雷履泰去世于十年之后，他没有看到极盛的景象。

票号最初的功能，是为旅外的晋商解决银两搬运的难题，属于民间金融服务，而它最终能够控制全国金融业，却是因为获得了中央政府的种种特权，而这些特权又成了晋商最终衰落的原因。

第一个特权是获得京饷及协饷的汇兑权。

京饷是地方上缴中央的财税，协饷是各省之间的官银往来，这两笔金融业务无疑是最大而最为丰厚的，自汉唐以来，官银押解均由军人执行，不容私人染指。1851年太平军起事之后，各地商路断绝，朝廷不得不于1862年（同治元年）同意各省督抚选择票号设法汇兑，这为晋商打开了一道获得大利的口子，从此，票号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后来的十年中，山西票号从14家增加到28家，业务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转为大额公款汇兑。这些存放在票号的公款都是不计利息的，因而为票商带来巨额利润。

晋商获得的第二个特权是行业准入资质。

在票号出现的前六十余年间，设立票号不需向政府申请注册。1884年（光绪十年），在晋商集团的多方游说之下，清廷出台政策，规定票号在开业前须向当地的道台衙门呈请批准，领取“部贴”（营业执照）。而这一“部贴”必须得到同业者的联保，由户部派人调查股东的籍贯、保证人的地位以及经营方针。由于此前的票号多由晋商开办，所有很“自然”地形成了进入壁垒，票号产业渐成晋商专利。

这显然是一项“魔鬼交易”。聪明的晋商通过与政府“结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帮的进入，同时也将产业的规则裁判权上缴，票号从此披上官商经济的外袍。

清帝国的最后十年，是山西票号的“黄金时代”。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祁县乔家的大德通票号率先得到密报，设法将老佛爷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还献上了三十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总号。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

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1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每股可分得年红利1.7万两，按总股本60余股计算，年盈利超过百万两。

因为利润均来自于官家，所有票号的经营日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掷于公关和钻营。史料记载，票号“在京师则交结内府，走动各部，在外省则应酬仕宦，出入衙门，借势借财，能益自丰，措置裕如”。另据陈其田在《山西票庄考略》中描述，各大票号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其中，侯家的蔚盛长与庆亲王最为亲密，李家的日升昌与伦贝子、振贝子、粤海关监督以及赵舒翘等走动频繁，其余，大德通投靠端方，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拉拢董福祥，如此等等，各显神通。票号商人对官府的打点可谓无微不至，每到年关，从旧历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止，每天要拉两三车的礼物，去打点相关官府的上上下下，从管事到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

与向来崇尚享受的徽商相比，北方的晋商一向以“俭为美”，可是自从票商发达之后，也“由俭入奢”，极尽奢靡之能事，一位在太谷任教的私塾老师记录道：“此间生意奢华太甚，凡诸富商，名曰便饭，其实山珍海错，巨鳖鲜鱼。”《太谷县志》中也记载，“风俗数十年而一变，而其迁移渐染，转厚而为薄，转俭而为奢。”

“极炫耀处，即衰落处”，这似乎是万物轮回的公理，票商之没落也因它们的既得利益过大，与政府的“交情”太深。

拒绝转型的代价

票号极盛之时，正是西方银行模式引入中国之际。1904年，朝廷筹办户部银行，奉谕主事的户部尚书鹿傅霖与票商素来亲密，盛邀入股。平遥的各票号总号开会商议，集体决定不入股，并禁止山西籍经理参与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让浙江绸缎庄商人参与筹办。四年后的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邀票号每号出二人协办，票商大股东不愿与江浙财团“同台分利”，又予拒绝。

此时，在一线经营的北京票号经理们已经察觉到银行对票号的致命冲击，他们意识到，“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我帮等隐受其害，若不易弦改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此处时局，非立银行不可。”蔚丰厚京城分号经理李宏龄率先倡议，提出票号联合组建晋省汇业银行，驻京的各票号经理在一年内给平遥总号连发了数十封信函，急催此事。然而，蜗居在平遥大院里的股东们仍然无动于衷，他们指斥李宏龄等人是企图“自谋发财耳”，如果各地再来信函游说，总号将不予讨论，直接束之高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庙堂瓦解，王公星散，以公款业务为支柱的票号生意顿时断流，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国的殉葬品。1914年10月，日升昌宣布破产，清查账簿，其最大的京城分号存款额为80万两，放款则只有四五万两，与兴盛时不可同日而语。就在日升昌破产的8个月后，留美归国的风华青年陈光甫在上海创办第一家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民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票号之衰，其实蕴涵着一个十分简单而朴素的规律：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

这个规律，在两千年至今的中国企业史上屡试不爽。

国有经济的故乡

在我们这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改革从来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有效和公平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课题。

作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是国有经济的故乡。千百年来，治国者从来没有放弃在这一主题上的持续变革。一个不太为人注意到的事实是，历代的国有经济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各找关键，新意迭出。

最早的试验发生在2700年前的春秋齐国。管仲提出盐铁专营，从而使国家成为营利性组织，在税赋收入之外，另有专营收入。不过管仲的办法并非设立国营盐场和铁厂，而是管制山海，把晒盐和冶铁的生产环节开放于民间，然后“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即通过资源垄断的方式，收取30%的所得税。

到了汉武帝时期，为增强国力进行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在实体经济领域，武帝将冶铁、铸钱、酿酒三业国营垄断化，是为“三榷”，然后在各地设立国营铁厂，派出铁官，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立金曹，在流通领域，推行“均输”和“平准”，控制重要物资的定价与买卖，我们所熟悉的计划经济模式，在那时第一次系统化地出现了。

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实行了相对自由化的工商政策，从而造就一代盛世。安史之乱后，中央财政拮据，刘晏再度进行国有化的产业改革，他抓住物价这个“牛鼻子”，在盐业领域推行“民产-官收-商销”的新模式，即把生产和流通两大环节均开放于民间，以促进效率，政府只在收购环节获利，为了平抑市场价格，他又建立“常平盐”制度，仅此一项，他让支离破碎的中唐又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

宋代一改唐朝“兵在藩镇”的政策，中央财政支出陡增，对很多资源性商品实行国有专营，如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等，同时还发明了“买扑”、“钞引”两大特许政策，所谓“买扑”，就是将一地的专营业务公开招标，价高者得“钞引”则是发行一种特许权证，民间商人可凭此去国营盐池领盐并在市场上销售，这一权证可以在市场上交易，“钞票”一词由来而来。

明清两代，在洋务运动之前，几乎没有大型国营企业，其实行的产业政策脱胎于宋，是为窝本制度，即政府把一些资源性产业的经营权，如盐业产销和外贸经营，以特许专卖的方式授予某些家族，后世所熟悉的晋商、徽商便得益于盐业专卖，广州的十三行商人则得益于外贸专营，由此出现两个景象：其一，凡是获得窝本者，一世可成国家首富，其二，政府与商人的契约关系不清，剥夺事件层出不穷，商人毫无安全感。

简单梳理一下历代的国有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明确的结论：

●中国从来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国家，政府在资源性产业的改革从未停滞，出于大一统的政治需求，国有经济的存在是一个顽固的传统，及至于今日，它的存在理由仍然没有消失；

●产业改革在生产、流通和定价权等环节上不断尝试，政府一直试图与民间达成利益均配的合作关系，然而，由于权利契约模式的不完备，政府对民间的剥夺从未消失，而其特许专营制度更是成为了权贵资本滋生的温床；

●1978年之后的国有经济改革，还是没有跳脱出千百年来的治理逻辑，无论是早期的承包经营，还是后来的“国退民进”，以及今日的“混业经营”，其出发点、思考路径以及种种试验，几乎全数可以在历代变革试验中找出模式雏形；

●2009年之后的某些时刻，国内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些极端的政策建议，包括把国有企业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于全民、国有企业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取消发改委等机构，而今看来，这几乎是一些不可能的任务。

就在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据悉，中央政府将在近日公布新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其成效如何，在现在要做出判断，显然言之过早，不过，在我看来，有三个前置性议题确乎值得大家来一起讨论。

首先，我们应理清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这三个概念，万万不可统而言之。

国有经济是一种产业经济型态，国有企业是一种存在方式，而国有资本则是一种产权概念，所谓的改革，在这三个概念内的试验模式各有特征；

其次，推动国有经济的壮大及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与实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冲突，而是应该达成的目标；

其三，改革的“时间表”与政策宣示，应彻底公开，并接受法治化的监督。

千百年来，在我们这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改革从来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有效和公平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课题，而其最终成功，也从来不取决于前者，而更受到后者的制约。

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也许就是一直与之纠缠，喜焉于此，悲焉于此，兴焉于此，衰焉于此。

不用加税赋就肥了国库，古代人怎么做到的？

在中国，以垄断专卖的方式实现的专营收入使政府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治理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历史上所谓的“轻赋薄徭”在大多数时候是一句谎话。最糟糕的政府是，一方面征收很高的税，另一方面还在靠垄断专卖获利。

在读中国史书的时候，当一个朝代被认为是盛世的时候，史家就会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的财富日渐增多，可是老百姓的税赋却没有增加，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夺了。

这是多么好的情况呀。可是如果你要钻牛角尖的话，就会生出一个疑问：天下的钱就那么多，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少，那么国库里的钱是怎么多出来的呢？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大秘密。

从有关史料看，早在宋代，司马光就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质疑，他在《迩英奏对》中写道：“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他的“老师”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

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恍然大悟了，原来管仲所实施的是变相的“人口税”，他在正常的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一块庞大的专营收入。用他的话说，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当今所有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就曾经论述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然而在中国，自管仲、桑弘羊以来，政府收入却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从管仲、汉武帝到今天，中国的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上面讲的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千年以来，除了朱熹产生过怀疑之外，很少有人真正去思考过这一制度的利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一个叫刘师培的学者对之进行了系统化的批评。他写过一篇《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对专营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因为，“国家于一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商人彻底地丧失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阶层。

刘师培在1919年就去世了，可是他说的话到现在还很新鲜。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翻读旧书，常常无言以对。

庄吉之死

写郑元忠的故事，我的眼前始终飘浮的是1992年那个雨夜中的五马街，对于温州人，对于郑元忠而言，走到那里不容易，走出那里也不容易。有的时候，一个人终生无法走出自己的少年。

一

我第一次去温州，是1992年盛夏，从杭州坐大客车颠簸11个小时，其间要翻越一座黄泥岭，那里的土鸡煲远近闻名。到了鹿城区，第一个被带去的地方就是五马街，那时，这里是中国时尚服装的“圣地”。

五马街的名字听上去很气派，其实跑不了五匹马，连两匹马并行都困难，它只有四五米宽，铺着崎岖不平的青石板路，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小街两边密密麻麻地开着上百间服装铺，前店贩衣，后帘及二楼则是日夜劳作不休的缝纫机，所谓的“前店后厂”模式就是从五马街开始风行的。

在偏远的浙南小城，一下子看到那么多时髦的服装，每个人都会吃惊地问一个问题，这些服装的款式是从哪里来的？

照相机。温州人笑着回答说。

温州是侨乡，有数十万人在欧洲谋生，他们每天用照相机把巴黎街头最时髦的橱窗拍下来，寄回老家，老家的人“三天画图样，七天出小样，十天成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

后来中国企业界常说的后发优势、跟进战略，以及“模仿就是最大的创新”等等，其实在五马街早就上演过了。

我去温州的时候，专业市场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在温州的各县镇出现了鞋革市场、布料市场、纽扣市场、编织袋市场及纺机市场，这也是温州人的一大发明，产业被细密地切分，以乡镇为单位、家庭为细胞，构成专业化分工。在整个90年代，温州服装统治半个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

在那些年，温州是最容易出新闻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几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人物，比如造汽车的叶文贵、“胆大包天”的王均瑶，开钱庄的方培林、搞农民城的陈定模等等，当然，第一个会被提及的，必定是“温州八大王”。

1982年，因私人企业的野蛮疯长，国民经济出现过热，计划体制下的物资流通秩序大乱，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以投机倒把为罪名进行严厉的经济整肃运动，到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其中，温州的八位商贩被列为典型，遭到全国通缉并公开审判，是为轰动天下的“八大王事件”。两年多后，政策再度趋向市场化，“八大王”咸鱼翻身，成改革人物。

到90年代初，“八大王”中的大多数人已泯然众生，找到其中的一两位已经不太容易，其时，生意做得最有起色、最风光的是乐清柳市的郑元忠。

郑元忠是“八大王”中的“电器大王”。他被全国通缉后亡命天涯，在1983年9月被公安捕获，第二年的3月无罪释放。出狱后，他重操旧业，办了一家开关厂。当时与他几乎同时的柳市人有南存辉、胡成中等，正是在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柳市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

就当我去温州的那几天，1952年出生的郑元忠刚好成了新闻人物，他以不惑之年，跑到温州大学就读国际贸易专业，成了全校年纪最大的学生。学历低下的温州商人素以少文蛮勇著称，郑元忠的举措无疑让世人投以清新的目光。

四年毕业后，郑元忠离开低压电器领域，突然转做服装，创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并请香港明星吕良伟做品牌代言。从五马街的服装铺到郑元忠的庄吉西服，这一跃进一度被视为温州服装产业品牌化经营的标志性新闻。

在我的印象中，郑元忠的名字每隔几年就会浮现出一次，庄吉的广告在航空杂志上常常出现，而每次重要的改革人物评选及庆典，郑元忠总是作为“八大王”的代表而名列其中。

三

上周末，突然看到一条新闻：9月6日，温州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裁定受理了庄吉集团6家公司的破产重整案件，庄吉终放弃自救而无力回天，此案涉及庄吉及多家相关企业，或导致银行产生300多亿坏账。

庄吉死了。

我随即拨通老朋友马津龙的电话，他是温州当地最资深的经济学者，算得上是“温州民企辞典”。老马告诉我，庄吉重组已逾半载，曾有当地及山东企业愿意接盘，但是，终因债务复杂而放弃，“庄吉案相关300多亿，当然不可能是元忠一家，而是涉及到一个很大的互保链条”。

“元忠可惜了。如果安心地做服装，庄吉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是老马的一声叹息。

老马的叹息也许只说中了事实的一半。

郑元忠创办庄吉的90年代中期，正值消费升级和品牌经营的大爆炸年代，他告别冷清的低压电器投身于品牌服装，应是听到了风口的呼啸声。作为同辈人中的高龄大学生，目睹“五马街模式”的没落，他企图用品质化战略把低段位的温州制造拉高几个档次。

然而，二十年以来的事实证明，温州人的商业精髓主要集中于贸易而非制造。也就是庄吉诞生的那个时期，温州制造业已经呈现疲态，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溢出，如“金甲流寇”游弋各地，到1999年前后，终于在杭州找到了炒房的突破口，继而新疆炒棉团、山西炒媒团、云南炒矿团横行一时。

在我所接触的温州企业家中，只有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早早将总部迁到了上海，而所有偏居于老家的品牌公司无一不陷入苦战，他们一方面要应对全国市场的惨烈竞争，另一方面要为先天的基因缺陷而支付代价。

郑元忠的庄吉从2003年开始，就涉足多元化，他在天津投资建设庄吉购物中心，去云南投资有色金属矿，据称圈地上千平方公里，2006年，庄吉涉足造船业，这一重资产行业最终吸走了17亿元的资金。在十多年时间里，庄吉先后投资六大产业，子子孙孙的公司超过90家，每年雇佣工人总数约2万人。

多元化从来是企业经营最大的陷阱，郑元忠在多个行业的投机都以失败而告终，与此同时，他的主业——服装纺织业又遭遇大转型、大寒冬，单是今年上半年，破产倒闭的新闻层出不穷，这份名单上就有：华东最大的纺织工厂宝利嘉、绍兴印染五强之一的五洋印染、第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上市服装品牌左岸以及亚洲最大的牛仔裤代工厂兰雁集团。

实际上是一场内外交困的并发症。产业转型让竞争格局面目全非，新的成长逻辑让所有的经验烟消云散，庄吉是一个缩影，郑元忠是一个宿命。

四

在温州企业家中，郑元忠素以孤傲著称，他很少参加聚会，也不太在公共场合布道演讲。据部下称，他平日几无爱好，一心投掷于庄吉的业务，一辆宝马车已经开了31万公里还舍不得换掉。

此次庄吉破产，郑元忠并没有一逃了之，他宣称，“绝不跑路，有债慢慢还”，庄吉集团旗下5000员工迄今没有发生讨薪闹事事件。

烈士暮年，寒刃逼颈，郑元忠似乎仍然要为“八大王”留住最后的尊严。

写郑元忠的故事，我的眼前始终飘浮的是1992年那个雨夜中的五马街，街道泥泞，灯光迷离，人影憧憧，喧嚣鼎沸。那是“前店后厂”的温州，那是用照相机紧跟巴黎的温州，那是倒卖全中国的温州，那是最好的温州。

对于温州人，对于郑元忠而言，走到那里不容易，走出那里也不容易。

有的时候，一个人终生无法走出自己的少年。

李嘉诚是一个怎样的陷阱？

对李嘉诚的争议陷入了泛道德化与唯契约论的陷阱。无论执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个方面的反驳与证伪，而这一纠结竟可能发生在同一价值观阵营，甚至同一个人的理性判断中。

一

我的一位极有才华的朋友曾受邀为李嘉诚写传记，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李先生在一张洁白的信笺上，用铅笔细致地写下了两排名字，然后推到年轻的传记作者面前，细声言道：“这些人是你可以采访的。”

很多年后，我的这位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真的希望他写下我不能采访的那些人的名字”。这本原计划在李先生80大寿时推出的传记因种种原因搁浅了。

绝大多数的经商者，在听我讲了这则轶事后，都会心地理解李先生的苦衷。

商场如同一个泥泞的是非地，哪有一件事情是有所谓的“终极真相”，李先生在这里跌打滚爬逾半个世纪，恩怨情仇如维多利亚港湾上空的星辰，谁又能真正数得过来。老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在遗训中都严令儿子不得出版自己的传记，“他们的灵魂在看到自己的行为时，都会稍稍吃惊”。（理查德·泰德罗语）

二

袁庚曾回忆蛇口工业区开垦时的一个细节。受邓小平的邀请，一群香港大佬集体考察蛇口，李嘉诚走在霍英东、包玉刚等人中间，是最年轻，也是最活跃的一位。他向袁庚大胆提出，能否让港商入股参与蛇口的建设，军事参谋出身的袁庚哈哈一笑，搪塞而过。

这个细节泄露了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开放者的微妙心态。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港商大佬们对大陆的投资大多小心翼翼地聚集于公益，霍英东建宾馆，邵逸夫造教学楼，李嘉诚办大学，包玉刚修游泳馆。

行走在蛇口荒地上的李嘉诚，刚刚开始自己的传奇，他坐上香港首富的宝座，那是整整二十年后的事情。也正是在后来的那些年里，他渐渐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李超人”。

从1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受回归预期的影响，英资集团开始部署撤离，李先生被他们选中为“接盘侠”，1979年9月，汇丰银行将总市值28.6亿港元的和记洋行以6.39亿港元出售予李嘉诚，使之一跃而入港商超级俱乐部。1984年中英谈判，李嘉诚积极向中方靠拢，高调入资荣毅仁的中信信托。此后三十年，他成为北京最信任和依靠的首席商人领袖，长袖善舞间，硬生生地让香港成为了“李家城”。

李先生对大陆的勇猛进击，则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1992年底，北京召开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新战略，李嘉诚扮演了一个热烈响应的重要角色。

就是在1993年，和记黄埔获准入股盐田港，持有70%的股份，共同投入60亿元建设集装箱码头，这是当年度最大的外资引进项目。同期，李嘉诚与北京宣武区签署大型城建工程，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东方广场。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李嘉诚配合港府狙击索罗斯，在股市、不动产、船坞专营及公共服务事业等领域大有斩获，于次年如愿登顶香港首富。

回望这段风云诡谲的大历史，必须承认的是，李嘉诚是所有港澳商人中最为激进的第一人，在一些至为重要的时刻，他以资本投入的方式力挺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及内地两个市场上都获得了令人瞠目咋舌的商业成功。

三

恐怕连李嘉诚自己也未预料到，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由机场书店里最受欢迎的商业励志人物，变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背信弃义者和香港陨落责任人。

就在近日，因旗下公司注册地集体迁离香港，李嘉诚在内地舆论中陷入极尴尬的争议。有人撰文“别让李嘉诚跑了”，直指“李超人”必须为过往的获益支付代价，此文为央媒智库转载，因此被解读为“官方态度”。而另外的一些人士——以自由派及企业家群体为主，则惊呼“极左”归来，担心此乃私产剥夺运动的拉幕之作。

在中国宏观经济风云飘摇、香港时局动荡的时刻，李嘉诚的撤资迁册动作实在太过醒目，而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依然我行我素，展现出“超人”过人的商业毅力和决策力，也许只有将之放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读懂这位年近9旬老人的行为逻辑。

李嘉诚无疑是东亚资本主义模式的标本性人物，他的商业智慧中呈现出冷静的政治决断能力，每每通过与上升期的政治力量结盟，以对后者诉求的满足与迎合，而获得个人的巨大利益，这是转型期财富积累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谓是本次中国经济大崛起中获益最丰的“转型期首富”。

而与内地的很多类似富商不同，李嘉诚又来自于法治健全的资本主义世界，他的每一次商业行动都合乎投资地的法律法规，李氏集团拥有500多位专职律师，应该补上了所有你想象得到的法律漏洞，因此在合法性的意义上很可能无可指摘。

由此，对李嘉诚的争议便陷入了泛道德化与唯契约论的陷阱。

我目睹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有不少我熟悉的企业家朋友，一方面对“李超人”的政商手段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致富缺乏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别让李嘉诚跑了”的论调极其惧怕，生恐由此延伸，导致一场新的、以“原罪”为名义的财富剥夺。

于是，对李嘉诚的质疑，便发生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纠结，无论执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个方面的反驳与证伪，而这一纠结竟可能发生在同一价值观阵营，甚至同一个人的理性判断中。

当我们陷入“李嘉诚议题”的纷争的时候，李氏本人其实也掉进了时代的陷阱，他无法、也不可能从自身的经商逻辑中跳脱出来。与柳传志、王石等内地企业家不同，后者有深重的大陆英雄主义情结，而前者则只对资本增殖和家族利益负责，在他的商业哲学中，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最高准则，诚信——而不是忠诚——是唯一的底线。

就这样，李嘉诚自愿地走进了历史。

未来的华人世界，再也没有人可以重复他走过的暴富道路——如果我的这个结论自我实现了，那就是中国商业文明的福音，而对他的所有质疑，在现实的意义上，都将被“合法性盾牌”所屏蔽，因而只在商业演进史的层面上将被一再地讨论与反思。

四

我不知道，李先生的官方传记会在什么时候出版，也许是生前，也许是身后。

在十来年前——也就是我的那个朋友为李嘉诚写传记的那几年，我曾编撰过两本名为《首富》和《华人首富》的图书，其中记载了二十个国家及华人历代首富们的生平行迹，有一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于他的德行与公共行为。

Table of Contents

“绝种”的历史商人

第一章 企业家的命运

是谁发明了盐铁专营？

企业史上的女富豪有哪些？

“单干专家”的命运

最后的孙冶方

触破窗户纸的人

第二章 严酷的经济制度

专营制度的后果

中国历史上的资产税

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时

不清晰的国企改革

第三章 历史的经济反思

强国还是富民？

玉石为何比鹅卵石更值钱？

为何超越不了一只铜鼎？

为何有名的妓女比商人多

“西汉富豪榜”的启示

靠什么拯救商业人生？

资本家是怎样“绝种”的？

还记得韦伯的那个问题吗？

第四章 在经济改革的路上

“国进民退”的故事

“国进民退”的故事之二

民间金融血脉的丧失

为“商品经济”翻案

“放小”放出了大文章

“一言毁市”

失败的“闯关”

对泡沫破灭的预言

官商是怎样的怪物？

第一章 官商人物传

蒋经国“打虎”是怎样惨败的？

宋子文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中国相纸之父

那个提出苏南模式的人今年99岁了

比孔子更像个思想家

第二章 那些经济怪象

“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

“李约瑟难题”到底难在哪里？

工厂798

你知道这些荒唐的“科技卫星”吗？

上海人为什么吃不到新鲜鱼？

为什么垄断型国有企业没有人买？

官商是一些怎样的大怪物？

第三章 世界眼中的中国

你看过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吗？

苏联人是怎样帮助我们造汽车的

为什么俾斯麦会预言“日本胜，中国败”？

英东“走私”

第四章 历史的告诫

60年前的货币战争（一）

60年前的货币战争（二）

数据中的“六十年中国”

50年前的大饥荒

三十年前的告诫

十年前的中国靠什么走出大萧条？

百年实业真的那么容易谢幕吗？

历史的唯美诅咒

第一章 历史名商

靠“周期”成为首富

到《全唐诗》里寻找商人

朱元璋怎样搞“稳定”？

谁是中国的杰克船长？

一位你不知道的中国首富

110年前的那个“裱糊匠”

江湖谁忆穆藕初

第二章 官商疑云

晋商的“魔鬼交易”

商人在辛亥革命的角色

辛亥革命后怎么搞经济？

面对官员，你坐得住吗？

我们为什么特别仇富？

第三章 企业制度的诞生

最早的股份制企业

最早的商人NGO

晋商和徽商靠什么起家？

金融危机中的“另类呼喊”

第四章 历史的诅咒

唯美主义的诅咒

600年前的南中国海

从明代的一张富豪榜说起

爬满了虱子的“盛世”绸缎

假如乾隆遇见华盛顿

闭关锁国的伤痛

最快高铁=现代国家？

企业家的“基因”

第一章 企业家人物传

王石的“基因”是哪里来的？

胡雪岩是怎么破产的？

杜月笙贩毒记

虞洽卿怎样“背叛”了自己

再说席家

第二章 民国企业家的责任

“五四”背后的企业家

买办：第一代外企经理人

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企业家式的勇敢

韧：循律而动，慎独勇猛

第三章 经济救国

谁让1900年的江南免于战火？

铁路是怎么断送了清王朝的？

激进的经济改革为什么没能挽救清帝国？

革命炮声中的企业家

沉船救国

第四章 不同的国运

招商局与三菱株式会社

美国总统的“中国骗局”

中国真的是一只晚起的鸟吗？

看经济穿越剧

第一章 经济穿越剧

企业家到底是一头怎样的“猪”？

我为什么愿意穿越回宋朝？

1978年城市化率缘何不如南宋？

《南京条约》：衰落的结果还是原因？

穿越回100年前，你将看到怎样的商业中国

20年前的那个“吴英”

第二章 岔开的经济之路

从汴梁到比萨有多远？

日本人为何以“边境人”自居

其乐融融的背后是万丈深渊

如果毛泽东是企业家

第三章 风雨之中的中国商人

辛亥革命中的商人

商之大者范旭东

从“愤青”到企业家

百年中国最著名的“社会企业家”是谁？

第四章 历史的猫腻

山西票号百年祭

国有经济的故乡

不用加税赋就肥了国库，古代人怎么做到的？

庄吉之死

李嘉诚是一个怎样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