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004

后三国战争史：从北魏分裂至隋灭南陈

陈峰韬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史．004，后三国战争史：从北魏分裂至隋灭南陈／陈峰韬著．—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168-1667-7

Ⅰ．①国…　Ⅱ．①陈…　Ⅲ．①战争史－中国－南北朝时代－通俗读物　Ⅳ．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3914号

国史．004，后三国战争史：从北魏分裂至隋灭南陈

著　　者：陈峰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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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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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415千字

印　　张：30

版　　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1667-7

定　　价：9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前言

壹 天裂于北

第一章 河阴之变——北魏大分裂之始

第二章 邺城会战——高欢发迹之路

第三章 关中之乱——硝烟中崛起的武川军团

第四章 孝武西迁——东西魏首次碰撞

贰 双雄喋血

第五章 小关之战——宇文泰的战役妙笔

第六章 弘农之战——战争背后的关中经济困局

第七章 沙苑之战——奠定东西分立之局

第八章 河桥之战——东西魏重兵集团大碰撞

第九章 邙山之战——高欢的战略之失

第十章 府兵创制——北朝最利之矛诞生

第十一章 玉壁之战——枭雄高欢之陨落

叁 南天烽火

第十二章 涡阳之战——失控的侯景

第十三章 侯景乱梁——梁武帝的悲剧（上）

第十四章 侯景乱梁——梁武帝的悲剧（下）

第十五章 巴陵之战——侯景的滑铁卢

第十六章 建康之战——新秩序的建立

第十七章 诸萧之战——丧钟为谁而鸣

肆 三国鼎立

第十八章 颍川之战——西魏扩张的失策

第十九章 梁益之战——西魏的急剧扩张

第二十章 江陵之战——萧梁绝嗣

第二十一章 钟山之战——南陈崛起

第二十二章 争夺湘州——三国之局的形成

第二十三章 洛阳之战——周齐风云再起

第二十四章 沌口之战——接连失误的北周战略

第二十五章 宜阳汾北之战——周齐传奇将星之对决

第二十六章 太建北伐——六朝之落日余晖

伍 三分归一

第二十七章 北周灭齐——北方再次恢复统一

第二十八章 吕梁之战——陈朝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第二十九章 三方之乱——隋朝的奠基礼

第三十章 灭陈之战——暌违400年的中华一统

参考文献

前言

曾有过一个想法，把周、齐、梁、陈诸史按照编年体梳理出来，一是方便串连脉络，二是自己边梳理边学习，这样会比直接看《资治通鉴》更有意思。南北朝后期从北魏分裂到隋朝统一，涵盖的时间才50年左右，本来想着不是太难，谁料一步一步干下来，却发现越来越难。世上的事，有的难，有的易，但是大约一涉及到文字功夫，都不容易。何况，这还涉及到钩沉史事。善著史者大都能名垂青史，今人史学大家中，王仲荦老先生干过这种事，以今人之身份，著出《北周六典》这样的里程碑式巨著，其学术成就让人瞩目。我万没想过得企王老先生的境界，能支撑下来，并逐渐把梳理学习的过程，扩展成为《后三国战争史》一书的创作，多半在于后三国这段历史的魅力。

那么魅力又在于什么？似乎是悲剧的力量。这段历史塑造出若干个有悲剧气质的英雄人物。诸如功成被诛的宇文宪、始乱终弃的韦孝宽、功著名污的宇文护、英年早逝的宇文邕，以及梁武帝、陈宣帝、王僧辩等等。悲剧之最大魅力，在于把一件美好的东西，一点一点撕碎给你看。他们都曾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搏浪弄潮，都曾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走上前台，都曾让生命发出耀眼的光芒，但造化无常，命运难测，时代的潮流把他们推上浪尖，转瞬却又卷入万丈深渊。观其兴亡往复，可足让人叹息。

壹　天裂于北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三国·曹操《蒿里行》

第一章

河阴之变——北魏大分裂之始

自魏蜀吴三国归晋后，中华大地短暂统一。至五胡入中原灭晋，全国又陷入分裂状态。北方汉、赵、秦、燕等胡族政权交替出现，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与南朝对峙。到北魏末年，变乱再次发生，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个互相仇视的国家与南朝一起构成三国对峙状态，这就是本文所称的后三国。

后三国大体时间约有50年，虽持续时间不如前三国——亦即魏蜀吴，然而由于这段时期是华夏文明复兴的关键阶段，探究这段历史，比前三国更有历史性的意义。后三国有统一与分裂的对抗，有胡化与汉化的湍流，有政治层面的探索，有军事维度的创革，智能之才、雄杰之士不绝于笔，奇谋密计、经典战史连番上演，它的精彩程度，绝不输于前三国时代。

探究后三国历史，还要上溯至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历史之源一窥真面目。

一、北魏汉化引发的灾难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排除重重阻力，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古都洛阳。他改汉姓、断胡语、易户籍、变服饰、立门阀，硬生生将鲜卑部族改易为与汉族相差无几的民族。孝文帝具有超卓的政治视野和宏大的政治目标，他的汉化举措推动了民族融合、复兴了华夏文明，为华夏民族增添了活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数百年分裂胡化潮流毕竟惯性太大，孝文帝的改革顺应了历史，却不见容于本部族。相当一部分北地胡人并不支持汉化政策，这种阻力自始至终存在，并在孝文帝去世后不久，演变孕育出毁灭国家的原力。

爆发点首先发生在官制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其中一项具体措施是改定祖庙。北魏立国时，把鲜卑部族先世28位酋长、大人尊奉为帝。清人赵翼站在汉人礼仪的制高点指责说：“不惟谥号遥加，并名讳亦出于追制，苟欲崇其祖先，而至于滥亵已甚，此不经之甚者也。”赵翼于史则明矣，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办法反映着鲜卑诸部共享政治利益的本能需求，是鲜卑部落制长期以来成果性的运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鲜卑诸姓理论上都可以远追姓氏都是一笔糊涂账的先帝，跻身王侯贵族之列。孝文帝改制后，祖庙28帝减少为7帝，太祖定为道武帝拓跋珪，并专门下旨不是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王者，皆降爵为公，原封公、侯者都降一级。这么一来，宗室政治圈子把除了拓跋氏之外的鲜卑贵族都排除在外，这毫无疑问地激化了社会矛盾。

汉族士人都以为看到了复兴魏晋门阀政治的希望，一厢情愿地按照孝文帝确立的职司有分、文武分途原则，进行改易官制的深层次努力，而这些怀揣着美好政治愿景的士人们，远远没有看到鲜卑贵族特别是武人们的愤怒之火。

神龟二年（519年），官制的矛盾终于酿成了大乱。汉人名士、光禄大夫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书言事，建议“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意即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孝文帝时代确立的选官制度，使汉化政策更加制度化。毫无疑问，如果这样执行的话，精于经史、善于铨选的汉人士子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与此相反，代北迁来的鲜卑武人将进一步被限制和压缩上升渠道，特别是级别较低的武人，被门阀和选官这两套制度压制到社会底层，这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道奏章顿时引发洛阳鲜卑武人的强烈抵制，“众口喧喧，谤讟盈路”。在京羽林卫士们为了维护阶层权益，聚众数千人发动暴乱，他们先是到尚书省进行打砸烧，要抓住张彝的儿子讨要说法，后来又转到张彝的住宅，痛殴张彝，烧死长子张始均。这些人要么是鲜卑勋贵的子弟，要么是平城迁来的鲜卑军人，可以说是官制改革牺牲品的代表。朝廷对这起暴乱事件的深刻原因心知肚明，不敢大规模究治罪责，只杀了8名带头的羽林兵草草了事。

这起事件反映出北魏统治层面政治能力的欠缺，他们对深刻的统治危机和社会矛盾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只能坐观矛盾加深。朝野上下莫不议论纷纷，对皇帝和重臣的无能感到失望，“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

二、六镇起义

张彝事件的影响很快延伸波及至六镇。六镇即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6个镇城，这些军镇设置于北魏道武帝皇始年间（396—397年）。六镇设置的初衷，原是出于国防需要，以宿将统重兵驻扎于平城以北的要塞，防范柔然等北方少数民族的侵袭。六镇的镇都大将地位也非常重要，常常由拓跋族的重要将领出任。魏孝文帝南迁后，政治中心南移，加之柔然的威胁已不再严重，北魏战争方向主要指向南朝齐、梁，六镇的地位一落千丈，不论普通士兵还是镇将，都很难在六镇取得什么良好的前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从治国理念到具体措施全盘汉化，有罪之人按照汉人模式实行迁徙流配，许多罪犯被流配到六镇当兵。北齐神武帝高欢的先人，就是因为坐事治罪，被举族流放到怀朔镇罚为兵户。国家纲纪逐渐松弛，镇将的素质也随之堕落，克扣粮饷、欺压士兵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这些社会问题，表面上看是由于汉化政策导致。有人据此责难孝文帝汉化，但从历史的角度看，鲜卑族既然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比汉文化更先进的文化，借鉴和吸收，甚至全盘融入汉文化，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前承赵、秦之余绪，后启北周之变革，是隋唐盛世前华夏民族融合发展、为国家提供新的动力的划时代之举，他对历史的发展有巨大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为何会出现种种社会问题？古人毕竟是有时代限制的，孝文帝看到了汉化对于维护政体、强化君权、提高生产力的好处，但在妥善处理纠结数百年的民族矛盾上，他并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鲜卑上层贵族靠门阀固化暂时压制住反汉化的诉求，下层鲜卑人却没有相应利益保障，一旦汉化政策触及深层次利益，鲜卑人对利益的诉求迅速暴发，所有的矛盾都将以反汉化的形式出现。这也是北周、北齐一度出现不同程度胡化逆流的历史根由。

北魏在宣武帝后出现洛阳汉化与六镇鲜卑化两大集团。六镇鲜卑既然没有从汉化中得到任何好处，必然会持续抵制和反对汉化政策。张彝事件发生后，六镇郁积的怨气像野火一样，哄然燃烧起来。

正光四年（523年），柔然人入侵六镇，怀荒镇民要求镇将开仓放粮，好让兵户们有粮抗敌。镇将于景拒不开仓，愤怒的镇兵们起而造反，杀死于景公然造反。随后，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各军镇胡汉人民不堪镇将欺压，纷纷响应。破六韩拔陵引兵南侵，并分兵围攻武川、怀朔二镇。北魏急调中央禁兵围剿起义军，不料连连失败。次年，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人胡琛起兵，秀容川乞伏莫于起兵，羌人和氐人在陇右秦州（今甘肃天水）起兵。正光六年（525年），又有柔玄镇民杜洛周起兵，孝昌二年（526年），破六韩拔陵败死后，沃野镇民被安置到河北，镇民鲜于修礼不堪压迫，再度聚众起兵。杜洛周、鲜于修礼两部起义军后都被葛荣兼并。

北魏中央禁兵在镇压六镇起义的过程中屡遭失败，其主力基本被摧毁，以至于不得不外请曾经的敌人柔然来帮助镇压。起义蔓延到河北、关中后，北魏中央无力能制，只好起用秀容川契胡部落兵来镇压六镇起义，契胡首领尔朱荣遂趁势崛起。他率兵在邺城击败葛荣百万大军，基本平息河北大乱，并派尔朱天光入关中征讨渐成势力的万俟丑奴。

契胡在基本平定六镇之乱后，迅速崛起为国内头号实力派。北魏灵太后和孝明帝因为权力之争，贸然引其入京，酿成不可挽回的大乱。

三、惨烈的河阴之变

武泰元年（528年）正月，魏孝明帝与其母灵太后胡氏因权力之争反目，明帝苦于手中无权，密令尔朱荣带兵到洛阳策应。尔朱荣立即发兵南向，但中途明帝反悔，让其停军于上党。灵太后与亲信郑俨、徐纥密谋毒死明帝，立临洮王元宝晖3岁幼子元钊为帝。尔朱荣既已被勾起欲望，便引兵直入洛阳，拥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灵太后及幼主都被扔到黄河中淹死。

此时朝中大权尽入尔朱荣手中，但他自知出身边鄙荒蛮部落，并不具备执政的经验与能力，洛阳朝中公卿大臣并不听附。在心腹费穆的劝说下，决意大行杀伐以立威。

四月，尔朱荣谎称到北郊盟誓，命在洛阳的百官朝士到河阴集会。洛阳百官到达南北长堤后，尔朱荣命部下骑兵围住百官，展开了疯狂的屠杀，可怜这些文弱之士，全部命丧当场。随后，尔朱荣又令人将孝庄帝左右杀死。河阴之变，洛阳宗室、文武官员罹难者达2000多人，北魏中央文官系统为之一空，历来政变之惨烈，无过于此者。

孝庄帝不胜其忿，后来趁尔朱荣到宫中朝见时将其杀死。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和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等人继掌其众，率兵入京杀死孝庄帝，改立节闵帝。北魏至此掀开分裂的序幕。

河阴之变表面上看是类似董卓之难式的政变，实则是孝文帝汉化灾难的余绪。契胡部落继承了北地六镇鲜卑反对汉化的民族基因，采取极其暴烈的方式将反汉化的政治诉求落实为具体行动。然而尔朱氏并不能解决胡汉矛盾冲突，自曹操迁北地匈奴入塞以来，交织数百年的民族矛盾，到此时已到了最终解决的阶段。长期的斗争史，终于令胡汉诸族认识到持续冲突的危害，而各族的有识之士也终于总结探索出解决这一深刻矛盾的办法。陈寅恪先生因而指出，河阴之变是中古史划分之重要事变。

河阴之变对中央决策层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汉化从此再无一个全局性力量主持，北中国随着六镇起义的转化与深化而步入更大规模的变乱。尔朱氏偶然走到历史前台，但因为其自身底蕴的浅薄，根本无力承担力挽狂澜的重任，掌握着北魏最强大武力的尔朱氏诸人，很快回归只知残酷掠夺的野蛮本色。

天裂于北，大厦已倾。北中国焦急地选择着能够终结变乱的雄杰人物，沉睡着、压抑着、被折磨着的六镇英才们，终于扬起头颅，开始向历史潮头奋勇地冲击。

第二章

邺城会战——高欢发迹之路

正光六年（525年），六镇起义发动者之一杜洛周，忽然接到报告说，前来投奔他的一个叫高欢的人，企图阴谋杀死自己。愤怒的杜洛周立刻派人捉拿高欢，不料高欢早已知晓，已经与其同党逃走。在逃窜的路上，高欢上演了一出与汉高祖刘邦类似的生死剧。他的一双儿女坐在牛背上总是掉落，高欢怕被追兵赶上，拿起弓箭要把儿子射死。幸亏高欢的连襟段荣死命相救，才没杀死这个可怜的孩子。与刘邦同样幸运，高欢最终没有被敌人追上。但这个幸运的镇兵，似乎没想到他日后能创造多么辉煌的成就。

一、委身尔朱氏

高欢出身渤海高氏，原本是汉人。其先祖在前后燕时代曾是高官，北魏时其祖高谧官至侍御史，因为犯罪免官，被徙至位于北疆的怀朔镇，成了世代为兵的兵户。高谧到怀朔后，开始与鲜卑人通婚，高欢的母亲韩氏，极有可能是鲜卑破六韩氏化出的韩姓，史无确论。北地部族人民以鲜卑为主，北魏安置在六镇附近的各族人民如高车、羯、匈奴，都和汉人一起，渐渐地被鲜卑同化。东魏北齐的开国功臣如段荣（羯族）、斛律金（敕勒族）都化入鲜卑族。经过三代人的演变，高氏和其他在六镇当兵的胡汉人民一样，都被同化为鲜卑人。

高欢年轻时，其家业已经衰落到极点。北魏时军镇兵皆世袭为兵，士兵的装备、粮秣、马匹均为自备，高欢家里一穷二白，只能当地位最低的镇兵。娄氏的女儿娄昭君看中了高欢，自愿倒贴家财嫁与高欢为妻，此后高欢才能置买起马匹，遂被升为队主。后来转任为函使，得以经常从边镇到洛阳送信。

高欢为人大气，虽然家境贫穷，仍不失豪迈之气，为人处世在镇兵中颇为显眼，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怀朔镇将段长称赞他有大才，还以子孙的前途相托。段长的托付可能只是一时谦言，但从中可以看出高欢的与众不同之处。娄昭君自嫁高欢的轶事，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娄氏下嫁，内中原因可能也是娄氏家族出于应付乱世交英杰的考虑，才选中一文不名的高欢。

此时北魏局势已经慢慢滑向深渊。中央政治腐化，六镇兵户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天下形势越来越难以挽回。政治敏锐性较强的人已经慢慢嗅出大变将至的味道。高欢经常来往怀朔与洛阳，听闻了不少大事，对天下将乱的判断越发明晰。正在此时，洛阳城发生了张彝事件，朝廷慑于武将阶层的强烈反对，不敢大加处置，只是处决了几个牵头闹事的羽林郎（其事详见第一章）。高欢在洛阳期间亲身经历了此事，朝廷的软弱和局势的恶化让他更加相信变乱不久将至，是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回到怀朔镇后，高欢倾尽家产结交怀朔的豪杰，暗暗为乱世做准备。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等等这些后来北齐的心腹大臣，都在这一时期与高欢走到一起。

不久之后，六镇起义轰然发动。高欢立即毫不犹豫地带领家人盟友投入起义的队伍中。他第一个选择的是柔玄镇造反领袖杜洛周。但心怀大志的高欢很快发现杜洛周才质平庸，行为鄙陋，没有成就大事的样子，萌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不料行事不密，因而有了本章开始的一幕。

高欢众人侥幸逃脱，投靠到另一股起义军葛荣的麾下。六镇起义的发动者们，大都是粗鄙无文的下层士兵，大多数没有什么过人才能。作为一场时代烽火的发起者，他们只不过是根引火的柴棒，志向远大的高欢自然不会看中他们。不久之后，高欢又离开葛荣的部队，辗转流落到北魏帝国的终极掘墓人尔朱荣帐下。

秀容人刘贵久在尔朱荣帐下，经常向尔朱荣说起高欢气质不凡，尔朱荣乍见高欢时，正逢高欢失意落魄，形貌憔悴，初时尔朱荣并不十分看重高欢。直到与其谈起时下政局，高欢敏锐地点出兵临洛阳威挟天子的策略，尔朱荣才真正了解到高欢的心胸和气魄。

河阴之变前后，尔朱荣更加信任高欢，任命他为心腹大将，尔朱荣奉孝明帝密诏入京时，高欢当上了尔朱荣的前锋将军。稍后随军参与了与泰山、济南附近的平定义军的战斗，因功被授予第三领民酋长。领民酋长是北魏时代的创制，实质是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领民酋长最高等级是第一领民酋长，到了北齐时代明确规范第一领民酋长的级别相当于从第三品。高欢能够担任此职，说明他已经掌握少量部众，开始形成自己的实力班底。

尔朱荣击灭葛荣义军后，高欢得以出任晋州刺史。有了一方之权，高欢更加从容地放开手脚开始创建军队，积蓄力量，施展自己的抱负。同时他还积极灵活地处理与尔朱荣的关系，他通过刘贵贿赂尔朱荣手下的心腹大将，尔朱荣满营的人得了好处，对高欢赞不绝口。高欢的地位于是更加稳固。

对于高欢这样一个雄杰非凡的大将，敢于拔擢到要害位置任用，尔朱荣不是没有识人之明，也并非没有忌讳。有一次他问属下人，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不在了，谁能继承他统领军队。大家众口一词地推荐尔朱兆。尔朱兆是尔朱荣的侄子，其人勇武非凡，常年跟随尔朱荣征战，是尔朱氏第二辈人物中的领军人物。不料尔朱荣一语道破天机，说尔朱兆只堪带领3000名骑兵，做个勇将而已，真正能够代己掌军的只有高欢。

言及于此，可知尔朱荣早已看到高欢的威胁。只不过尔朱荣方当盛年，自信足以震慑得住高欢，故而主臣之间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尔朱荣何曾想到自己会命丧魏孝庄帝之手，而他更不曾想到，他为尔朱兆下的只堪为高欢“穿鼻”的定语，竟然一语成谶，在他死后不久便即变为现实。

二、起事关东

收六镇流民

尔朱荣被魏孝庄帝格杀之后掀起了滔天巨浪，已经虚弱到极点的北魏经不住尔朱氏诸将的摧残，彻底成为具名的皇室，天下大势，完全转移到各地的实力派手中。

尔朱兆进军洛阳挟持孝庄帝时，曾通知高欢会兵一道进攻洛阳。此时的高欢正在积蓄力量，不愿公然反叛中央，借口说绛蜀（氐人的分支）、汾胡（不详其出处）猖獗，不敢轻离晋州。尔朱兆大恨高欢，二者开始离心。后来听说尔朱兆已经将孝庄帝擒到军中，高欢图谋出兵于半路劫击尔朱兆，将皇帝截留在晋州。但因得知消息太晚，没来得及动手，尔朱兆便将孝庄帝带走。高欢只好假装忠义，给尔朱兆写信，劝说他不要妄害天子。

这封信无异于火上浇油，以尔朱氏诸人的残暴和粗野，怎会对一个傀儡皇帝心存善念，尔朱兆很快便杀死孝庄帝，与尔朱世隆联合另立魏宗室长广王元晔为帝。尔朱兆继承其叔父，又成为北魏第一号权臣。

就在此时，尔朱氏大本营秀容川传来坏消息，河西一带费也头部落酋长纥豆陵步藩率部来犯，一举攻陷秀容川，兵锋直逼晋阳。费也头部落也是北魏安置在河西代北的胡族部落，魏末大乱后随着六镇起义分布更加广泛。孝庄帝诛杀尔朱荣后，由于中央军力损失殆尽，无奈之下诏令纥豆陵步藩进攻尔朱氏老巢，以作为军事上的牵制。以胡制胡，本来也是死马当活马医，聊胜于无而已。不料纥豆陵步藩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竟然将天下无敌的尔朱氏契胡骑兵打得溃不成军、连吃败仗。尔朱兆抵挡不住费也头部落的进攻，危急之中再次向高欢求救。

尔朱兆的部将慕容绍宗却极力反对召高欢来助战，他说高欢英才过人，如果给他配备军队，以后恐怕控制不住。尔朱兆情急之下，哪管得上以后的事，不仅把慕容绍宗关起来以示对高欢绝无猜疑，还给高欢配备了一部分鲜卑人部众，以增强高欢的力量。

高欢对尔朱氏敌意已具，只是表面上尚未决裂。此时任由纥豆陵步藩攻灭尔朱氏，正是天赐美事。但如果尔朱氏灭亡，这个新兴的强大费也头部落自己也未必制得住。两害相权取其轻，高欢遂决意出兵援救。部将贺拔焉过儿劝高欢先不要着急出兵，等尔朱兆和纥豆陵步藩打得两败俱伤再坐收渔利。高欢于是找种种借口停军不进，等到尔朱兆实在顶不住了，才北上尽力援救。

北朝流民图

两军一合，立见高下。纥豆陵部久战疲累，在高欢与尔朱兆合力进攻之下败退，不久其军溃散，纥豆陵步藩本人被擒杀。尔朱兆重回生天，对高欢感恩戴德，高兴地与高欢结为兄弟。

此时北魏关中、河东、河北基本上掌握在尔朱氏手中。如果尔朱氏诸人同心协力，在稳定晋阳的局势后规整政局，形势未必会继续坏下去。然而正如尔朱荣的判断，尔朱氏第二辈的领军人物尔朱兆都才具低下，这帮残暴粗野的胡人酋帅，又如何能代替北魏皇室整治行将崩溃的天下。

击灭纥豆陵步藩后的第一重要的大事，就是如何处置六镇起义后的流民。尔朱荣将六镇流民安置到河东后，并没有想好妥善的政策，这些远离乡土的流民生活无依无靠，还被契胡族人任意欺凌，无奈之下，他们只好重新走上反叛的老路，动不动就聚众起义，先后26次造反，屡屡给尔朱氏制造麻烦。眼看只靠武力无法解决问题，尔朱兆便问计于高欢，该怎么处置这些棘手的流民。

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尔朱氏诸将眼界平庸，不会处理流民这种复杂的社会问题。高欢却一眼看出六镇流民的症结在于散乱的流民缺乏统属，既没有立身之地，也没有出路，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人统领，把流民中蕴藏的力量引导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来。

高欢并非天才，他做出的判断是他长期观察时局、思考问题的成果。他进一步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六镇兵户长期以来跟随葛荣等渠帅作乱，但大部分是被裹挟而来，现在起义已经被平定，这些流民既不能也不可能全部杀光。唯今之计，最好请尔朱兆派出心腹将领去收集六镇流民，把他们安置在河东或河北数州，赐以田地，同时选择其中的壮勇编入军队。这样便可一举两得，迅速稳定局势。

尔朱兆对这个建议很是认同，便问谁可以担当此任。这个差使干系重大。六镇兵户自北魏立国以来便世代在北边为兵，他们习于兵事，能征惯战，曾经帮助北魏成功地阻挡住强大的柔然人的威胁。收编这样一股流民无异于编练一支军队。高欢虽有意愿，但不敢在尔朱兆面前表露出来，毕竟此时自己力量还远远弱于尔朱氏，一旦尔朱兆嫌猜之心加重，难保不会被他消灭。

恰巧武川镇人贺拔允在座。贺拔允父子以勇猛著称，在六镇起义中声名远播，归于尔朱荣麾下后，对高欢的才能和气度非常佩服，两人关系非常亲近。这位口无遮拦的莽汉当场对尔朱兆说，这件事派高欢去最好不过了。高欢当场变脸，这种性命攸关的大事，容不得半点大意，他岂能让尔朱兆看出他的心事。高欢于是立即从座中冲出来，举拳痛殴贺拔允，把他的牙都打断了一颗，边打还边说，“天柱大将军（尔朱荣）还在的时候，我们都服服帖帖绝不敢置一言，今日这种大事决定权都在尔朱王（尔朱兆），哪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请尔朱王下令杀了这个妄议大事的人！”

这一下，不仅贺拔允当场蒙圈，连尔朱兆都被高欢的表演给蒙骗过去，他认为高欢此言此行都是真诚的，于是当场决定让高欢去收集六镇的流民。

当时尔朱兆正好喝得醉醺醺的，脑子不大灵光。高欢生怕他酒醒后变卦，当即走到帐外宣布自己受到尔朱兆安置六镇流民的命令，六镇的残兵和家属到汾河以东受令。他迅速离开晋阳城，赶到阳曲川（在今山西阳曲）建立指挥部，在那里开始收集六镇流民。

六镇的残余兵力和家属痛恨尔朱氏的暴虐，又听说高欢善待部属，一时间纷纷归于高欢的帐下。但此时的高欢依然处于险地。阳曲距离晋阳城不过50余里，尔朱兆的主力部队都驻扎在晋阳，一旦尔朱兆反悔，双方兵戎相见，高欢仍有性命之忧。于是高欢索性趁着晋北大旱发生饥荒，派刘贵向尔朱兆请示，把六镇的流民带到河北就食。这个办法正投尔朱兆所好。晋阳一带是尔朱兆的大本营，六镇流民与契胡族人争食，搅扰得并州一带非常混乱，把流民带到河北诸州，真是再好不过了。

尔朱兆当即同意高欢的请求，自谓得计地把20多万流民这个大包袱丢给高欢去处置。至于这些流民日后成为高欢起家的根本，却不是这位聪明的尔朱王所能预想得到的。

历史给参与历史的人机会是均等的，只是每个人的反应不同。而历史也在形色各异的人参与之下，上演一幕幕让人啼笑皆非的活剧。

尔朱兆白白放弃流民这股潜在的强大军队，在今人看来，其意义不亚于与历史性的机遇失之交臂，这固然有些后见之明的味道，但在当时，也并非没有人发现高欢的异图。

慕容绍宗，又是慕容绍宗。不得不说，这位日后被高欢雪藏起来当压箱底资本的名将，是尔朱兆阵营中少有的智士。他敏锐地看出高欢的真实意图，强烈建议尔朱兆不要让高欢带流民去河北。他的理由是六镇大乱、尔朱荣刚死，综合来看形势相当不稳定，像高欢这种雄才大略的人，一旦利用流民的力量称雄河北，就再也无法控制了。尔朱兆愚蠢地说，我与高欢是结义兄弟，香火之盟，他不会做出背叛我的事。慕容绍宗说，亲兄弟尚且不能相信，何况只是结拜的异姓兄弟。但尔朱兆仍不醒悟，甚至在左右受过高欢贿赂的人竞相进谗之下，把慕容绍宗关了起来。

高欢因此得以顺利地带流民东出太行山。他率众经由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向邺城进发。途中忽遇尔朱荣的妻子北乡长公主从洛阳返回晋阳，随行带了300匹好马。高欢自感已经脱离了尔朱兆的控制，便抢了北乡长公主的马充作军用。尔朱兆闻讯大怒，把慕容绍宗放出来问其对策，慕容绍宗说，高欢现在还在我们掌握中。尔朱兆立即发兵追赶高欢，在襄垣（今山西襄垣）终于赶上高欢的大队。

高欢虽拥众不少，但六镇的流民此时还是散乱没有组织的兵户，况且没有足够的粮食，可以说没有什么战斗力，尔朱兆大军追来不啻灭顶之灾。但关键时刻，天气帮了大忙。

彼时因为连降大雨，襄垣城外的浊漳河暴涨冲毁了河桥，高欢在河西，尔朱兆在河东，大军无法渡河，高欢的部众暂时不至于被尔朱兆消灭。但高欢自忖此时的形势还不允许公然与尔朱兆决裂，他便隔河向尔朱兆解释说，借尔朱荣妻子的马只是为了防备河北诸州的反贼，绝无反叛之心，如果尔朱王生气了，他过河甘受一死，但是恐怕他一走，好不容易安抚的流民必将发生变乱。

大凡绝顶聪明的枭雄，都带有与生俱来的感染力。这一番话语出自然，合乎实际，居然把尔朱兆的疑忌之心打消了大半。尔朱兆亲自过河与高欢执酒叙话，并且还拿出佩刀让高欢砍掉他的头。高欢更是激动得大哭，两人回忆起同在尔朱荣手下征战的岁月，激动地再次杀马歃血，重新举行了结拜仪式。当夜尔朱兆便在高欢营中住下。

高欢的姐夫尉景见状想带人把尔朱兆杀了，但高欢制止了这种与尔朱兆过河留宿同样愚蠢的行为，尔朱兆这种猪头式的敌人正乃天赐，留着不足为虑，杀了却容易激化矛盾，给别有所图的人提供崛起的机会。

可怜尔朱兆尚在梦中，还不知道他的性命已经去鬼门关逛了一圈。次日尔朱兆回营，再召高欢过河尽欢，高欢对自己的表演功力过于自信，想如法炮制也去尔朱兆营中逛一圈，以坚定尔朱兆对自己的信任。但是再真的戏毕竟还是戏，演过头终究要穿帮。高欢的长史兼智囊孙腾拉住高欢不让他过河，千金之躯不履险，尔朱兆手下多的是像尉景这种心思的人，但残暴如尔朱兆却不会有高欢的长远考虑。一语点醒高欢，于是他仅隔河拜别，说什么也不过去了。蠢如尔朱兆也终于回过了神，但面对暴涨的浊漳河，他徒负呼呼，眼睁睁地看着高欢带领部众扬长而去。

信都起事

脱离虎口的高欢终于顺利进入河北地区，他面对的是迥然不同于河东尔朱氏一家独大的形势。六镇起义后的河北，北魏中央的威信已彻底丧失，到处是称雄一方的汉人豪强和尔朱氏的实力派。其中尤以盘踞在信都（今河北冀州市）的渤海高氏兄弟为最。

高氏兄弟即高乾、高慎、高昂、高季式四兄弟。按照郡望来推断，高乾兄弟当与高欢出于同族，但高欢既已胡化为鲜卑人，便不再与自居河北汉人之望的高乾兄弟连宗。六镇起义时，因为北魏中央军被摧毁殆尽，朝廷无力剿灭义军，便诏令各地豪强招募家族士众就地抵抗义军。高乾兄弟从渤海辗转来到齐州，因为其势力颇大，北魏朝廷不得不专为高氏宗族兄弟设立一个新的州——东冀州。高乾兄弟在其父高翼带领之下，在东冀州盘踞起来。尔朱兆杀孝庄帝后，北魏中央的威权不复存在，河北在六镇起义军的摧残之下秩序大乱，而这正是河北大族豪强们所乐于看到的。

高翼死后，朝廷趁高乾要守父丧3年，解除了高氏东冀州刺史之任，高氏兄弟遂回到信都，招募部曲保境自守。高氏兄弟与尔朱兆掌握的北魏中央貌合神离，实际上已处地方割据状态。尔朱兆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河东，只有尔朱羽生一人在殷州（州治广阿县在今河北隆尧）据守，对高氏兄弟无可奈何。尔朱兆派其监军孙白鹞托言到冀州征收马匹，想让高乾兄弟送到洛阳，并乘机把他们兄弟制服。高乾识破这个拙劣的计策，便先下手为强，袭杀孙白鹞和冀州刺史元仲宗，然后推举渤海郡的望族封隆之担任冀州刺史，并公开为孝庄帝举哀。尔朱羽生闻讯带兵袭击信都城，被高昂击败。

幽州刺史刘灵助自号燕王，公开与尔朱兆为敌，高乾便声称服从刘灵助的号令。此人是燕郡本地人，素来游手好闲，会一点占卜的伎俩。尔朱荣起兵平定六镇起义时，他多次信口开河说尔朱荣能打胜，很受尔朱荣喜爱，后来居然凭此混到幽州刺史，统管幽州、平州、营州、安州四州。尔朱荣死后，刘灵助自我膨胀，忘了自己是靠嘴起家，居然自立一方。纥豆陵步蕃进攻秀容川，刘灵助放出话来说：“尔朱氏自己会灭亡，不需要我亲自去打他。”后来尔朱兆挺了过来，刘灵助虽被事实打脸却仍不自量力，他率兵进攻博陵安国，主动挑战尔朱羽生，结果兵败被杀。此时又传来高欢奉尔朱兆之命来讨伐河北豪强的消息，一时间信都人心惶惶。

封隆之听闻高欢已东出太行山，便与高乾商议对策。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两人很快统一意见，决定与高欢联盟。高乾遂亲自带数十人到滏口关迎接高欢，为表示诚意，封隆之派儿子封子绘同行。二高相见甚欢，很快达成口头联盟，高欢率其部众进驻信都，并迅速以其绝对优势的兵力，成为信都事实上的主人。如慕容绍宗所忧心的一样，蛟龙终于得到了云雨。

高欢所代表的六镇武人，与高乾所代表的河北汉人豪强合流，并非偶然。契胡族带给北方最大的危害，不止是对生民的凌虐，更多是继六镇起义后对北方政治秩序的毁灭性破坏。六镇武人和河北豪强掌握着一定武力，都具备强烈的政治诉求，在尔朱氏一家独大的情况下，这两种力量最好的选择便是联合对抗。

高欢在高乾等人的推戴下成为河北反对尔朱兆的领袖，赵郡李氏的头面人物李元忠、李愍，范阳卢氏的头面人物卢文伟都服从高欢的命令，高欢随即发兵攻灭殷州尔朱羽生。这一举动在河北造成强烈影响，高欢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北魏建明二年（531年）二月，尔朱度律在洛阳废掉元晔，另立装哑巴避祸长达8年的广陵王元恭为帝，是为前废帝，又称节闵帝。尔朱度律听说高欢占据信都治民养兵，便以魏节闵帝的名义加封高欢为渤海王，企图拉拢高欢。高欢不理睬这种嘴皮子上的把戏。四月，尔朱度律又假皇帝之名，封高欢为东道大行台，第一领民酋长。大行台是中央核心权力机关尚书台设在各地的派出机构，第一领民酋长是部落首领的最高级别，这一任命实际上是承认高欢对河北的全面控制权以及对六镇部落的占有权。但这些已经为时已晚，坐拥数十万流民和河北豪强支持的高欢，正在筹划一出好戏。

由于此前高欢对六镇部众约束严明，又善于驭下，深得流民的拥戴。但这距离公开反对尔朱兆还有一定距离，高欢决定再次发挥他的表演功力，把刚刚稳定下来的六镇流民再次推向疯狂。

与以往历次哄骗尔朱兆不同的是，高欢这次不光是一人表演，而是发动了他的团队一同上演这出大戏。高欢先是诈称尔朱兆命令，要把冀州的流民全部配给契胡族人作部曲。这把火瞬间把流民们烧得烦躁异常，刚离虎口，怎能再回险地，流民们群情耸动，人人自危。高欢又出新招，他假造尔朱兆的兵符，谎称尔朱兆要征发1万人充军，去晋阳之北攻打步落稽部落。士兵勉强征发完即将出发，孙腾和尉景出场，强烈要求照顾士兵家属的情绪，大军等5天再走。过了5天，临发之时，孙腾和尉景请再留5天。5天后，没法不走了，高欢便亲自到信都城外送行，1万士兵和家属们生离死别，号哭震天，惨不堪言。这一番折腾，把流民对尔朱兆的仇恨、对高欢的留恋煽动到了极点。高欢看准时机，对众高呼：“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怎么办！”流民们大呼：“只有反了！”

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流民推戴高欢为主，公开扯起反对尔朱兆的大旗。为了争夺政治主动权，中兴元年（531年）十月，高欢与高乾联合拥立元魏宗室渤海太守元朗为帝，是为后废帝。高欢时年35岁。

邺城会战

另立皇帝的消息彻底激怒了尔朱们，羁縻的手段只适合演员演给愚蠢的观众，而绝不适合反过来用。尔朱氏诸人对高欢只有一个手段吃得开——战争。

此前殷州刚刚被高欢拿下时，尔朱兆即从晋阳发兵2万进攻殷州，守将李元忠抵挡不住，弃城逃回信都，由于双方各有后顾之忧，尔朱兆没有立刻进攻河北诸郡，高欢也按兵不动，先以主要精力稳定冀州的州郡。

但当高欢另立魏帝后，双方已然走到不战不足以相容的地步了。尔朱荣与尔朱仲远、尔朱度律联合发兵，讨伐高欢。

此时诸尔朱的实力派还有四大股，一是晋阳的尔朱兆，二是洛阳的尔朱世隆和尔朱度律，三是东郡的尔朱仲远，四是关中的尔朱天光。尔朱天光此时还在镇压尚未完全平复的关中河西起义，况且距离河北又远，因此未曾合兵来攻，尔朱世隆坐镇洛阳也未来合兵。

尔朱兆东出太行，进军至广阿（今河北隆尧），尔朱度律和尔朱仲元合兵进至阳平（今河北大名）。两军一南一北，对高欢呈夹击之势。三股尔朱的兵力不详，似乎以尔朱兆部的数千骑为最少，但尔朱兆继承的是尔朱氏军队的精华，是以其战斗力应最强。

河北战云密布，局势瞬间紧张了起来。高欢对此早有准备，并且做出了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应有的反应。历来战争都不是单纯的战斗，而应是政治和军事双轨进行。面对诸尔朱们那种只会靠刀把子说话的，高欢首先祭出了政治战：反间计。

诸尔朱的矛盾从尔朱荣死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尔朱世隆带兵狼狈逃回晋阳后，尔朱兆以尔朱荣的继承者自居，把刀架到尔朱世隆脖子上责骂他，为什么不能保护尔朱荣的平安。尔朱度律、尔朱仲远各据一方，素来不服尔朱兆的领导地位。此次虽然联兵来打高欢，但是内心的芥蒂是无论如何消弭不了的。

高欢看准了这一点，采用将军窦泰的计策，散布尔朱兆要图谋兼并尔朱各部、其他尔朱要联合消灭尔朱兆的谣言。果不其然，三个尔朱在阵前互相起了疑心。临阵生乱，这真是再要命不过。

尔朱兆为了表示诚心，亲自带轻骑到阳平郡尔朱仲远和尔朱度律的军营，但是这个内心始终怀有疑虑的粗汉没有掩盖住自己的想法，他的疑惑、担心之情，全都反映到了脸色和行动上。他与尔朱仲远、尔朱度律两边说话甚不投机，在营中焦虑地来回走动，还气愤地手舞马鞭长声呼啸。他害怕在尔朱仲远营中遭遇不测，便迅速带兵驰回广阿。尔朱仲远遣大将贺拔胜、斛斯椿追上尔朱兆表明愿意合兵攻打高欢，但惊恐的尔朱兆还以为两人是来追捕自己，便让人抓了贺拔、斛斯二人，后来在尔朱仲远的反复解释之下，尔朱兆才放人。

经此一变，尔朱仲远和尔朱度律两人全没了任何联兵作战的想法。在他们眼中，高欢本不足虑，既然尔朱兆恃强凌弱，让他自己去打好了。于是两人不战而走，单单把自命为领袖的尔朱兆撇在广阿。

友军不战而退，这对尔朱兆军的士气带来了极大的挫伤。高欢要的就是这个时机，就在尔朱仲远、尔朱度律退兵两天后，他纵兵奋击尔朱兆军，双方大战于广阿，其细节史无详述，结果尔朱兆惨败。《北齐书·补帝纪第一》云：“齐献武王大破尔朱兆于广阿，虏其卒五千余人。尔朱兆狼狈逃回晋阳。”

打败了尔朱兆，高欢立即挟得胜之威，麾兵南下，直指邺城。

邺城是河北的名城大邑，从政治传统上看，邺城是汉末三国以来河北的重镇，石赵和慕容氏建立的前后二燕便定都于此，是河北毫无疑义的政治中心。北魏立国后，北方政治中心渐渐转向河东和伊洛地区，邺城才降为区域性的政治中心，但其对河北的影响力仍在，争河北之权，首要的还是占据邺城。高欢东出太行时，第一站便是到邺城。无奈守将刘诞奉尔朱兆的号令不肯让高欢入城，所以才无奈先去了冀州。

从地理位置上看，邺城处于千里华北大平原的南端，地势非常平坦，南面200里是古黄河的重要渡口滑台，西面百余里是太行山的余脉林虑山，可以说没有高山和大河的阻隔，交通极其便利。曹操击败袁绍后，在邺城附近依托漳河兴修水利，附近农业经济因之而极其发达。

邺郡刺史刘诞握有一定兵力，对高欢非常敌视，但此人在尔朱氏联军讨伐高欢时，与尔朱仲远大军近在咫尺却未见出兵支援，可见也只是一个保地自守的军阀。

高欢大军来攻，刘诞既有前次拒绝高欢入城就食的嫌隙，又惩于尔朱氏大败于高欢的教训，不敢出城决战，只是缩在城内固守。

高欢令诸军逼城攻打，在地面上垒起土山，同时展开土木作业，向城墙下挖地道，挖至城墙下方，用大木支在地下，然后大火焚烧木柱，导致地道塌陷，城墙崩塌。刘诞不能支撑，邺城很快被高欢打破。

通盘来看，殷州之战、广阿之战和邺城攻城战，难度都不是很大。殷州之战，李元忠以有备之军打无备之敌，高欢实际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广阿之战，反间计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尔朱氏的战斗力，高欢打的是一支已被自己盟军吓得不轻的败军。而攻打邺城之战，从高欢起兵到打破城池，一共持续了62天，时间并不算短，而且是在击溃尔朱兆之后不久，客观来讲是打得比较慢的。可见高欢此时的力量虽众，却还没有吸收转化成战斗力。面对这一切，高欢不缺能力和人才，他需要的是时间，把河北政治秩序重新打理好的时间，以及，把六镇流民重新变成强悍的军队的时间。

韩陵之战

但是尔朱氏显然不想给高欢太多的时间。

面对高欢咄咄逼人的态势，尔朱氏坐不住了。为了缓和诸尔朱的关系，尔朱世隆从中牵线说和，先是让魏节闵帝纳尔朱兆之女为妃，又好言好语送去重礼，请尔朱兆到洛阳会商讨伐高欢的大计，几家尔朱终于暂时抛却嫌隙，达成了军事联盟。

当年闰三月，尔朱兆领衔，尔朱天光、尔朱度律、尔朱仲远悉数出场，联兵号称20万，杀奔邺城，为了显示以君讨臣的正义性，尔朱氏还让魏帝派出长孙承业为大行台，作为尔朱联军名义上的最高领导。尔朱氏大军逼近邺城，夹洹水前后列阵，一副要平吞高欢的气势。

大敌当前，高欢也不能丝毫示弱，他留下封隆之镇守邺城，自己率兵出城迎战，把部队部署在邺城西北的紫陌。紫陌是漳河流经邺城的一个重要渡口，是自西面进入邺城的必经之路。尔朱兆趁高欢大军前出之机，率3000名骑兵绕到高欢之后偷袭邺城，攻打邺城西门，然而封隆之守御甚严，尔朱兆无功而返。

高欢的兵力只有骑兵2000余、步兵3万，两相对比，众寡悬殊。此时已没有任何退路，高欢做出了一个卓越的统帅应有的选择，光扼守紫陌渡口绝不能把敌人赶走，他再次把部队前推到西面的韩陵山，把部队结成圆阵，并把牛马赶出来堵塞后退的道路，以示有死无生之决心。高欢的部队大多是六镇流民，对尔朱氏有着天然的仇恨，部队上下同仇敌忾，都愿以死赴难。

高欢的军阵分为左中右三军，他自己亲自率领中军，以同宗弟高岳率领右军，高昂率领左军驻扎在栗园。两军接战，尔朱兆先是出阵指责高欢背叛自己，高欢则反诘尔朱氏妄杀天子，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然而苍白的语言交锋在大战前显得毫无力量，刀把子迅速接管了一切。

尔朱大军猛冲高欢大阵。双方自寅时战至午时，大约是凌晨4点至正午12点，长达8个小时，可见战斗之惨烈。双方3次接战、3次暂歇，高欢兵力太少，几乎要支撑不下来，高欢越战越没有信心，便想退军。他的馆客王春叩马死谏说，再坚持一会儿，到未时一定能扭转局面，他还把儿子绑起来说不胜则杀其子。

王春是一个占卜术士，素来没有什么话语权。史书如此记载，想来也只一个噱头。能够支撑高欢继续战斗的，终究还是他自己的决心。

双方继续合战，高欢的中军尉景所部终于支撑不住，被尔朱兆击溃，中军跟着阵势大乱，尔朱兆揪住这个突破点猛攻高欢中军，眼看就是全军大败。右军统帅高岳率领500名骑兵正面对攻尔朱兆，大将斛律金率步军绕到阵后攻击尔朱兆，关键时刻，左军统帅高昂率生力军从栗园猛冲而来，从中间进攻尔朱兆。

仗打到这个份上，就看谁的士气更高涨，谁能撑到对方意志先崩溃。经过8个小时的恶战，两军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本来已经看到胜利希望的尔朱大军，突然遭到看似非常猛烈的反攻，精神上遭到极大打击，士气一下崩溃了。

随之而来的是战场大逆转。尔朱氏大军当即溃不成军，部队丢盔弃甲，四散而走，高欢的部队打出了气势，以至于高季式带着七个骑兵就敢猛追。尔朱兆仓皇逃跑，慕容绍宗在危难之中不失名将本色，他建起旗号，鸣角收集败兵，保护尔朱兆逃回。尔朱兆跌脚捶胸地对慕容绍宗说，当初如果听你的话，何至于此。

韩陵之战以高欢的辉煌胜利告终。这是高欢起家历程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战，经此一战，高欢彻底摧垮了称霸北方的第一大实力派，距离控制中央、称霸北方的目标也就更近一步了。

三、独霸关东

韩陵之战结束后，受尔朱氏控制和胁迫的各方势力纷纷改旗易帜。斛斯椿抢先逃回洛阳，率兵守住黄河河桥，随后守株待兔，抓住败逃回来的尔朱天光和尔朱度律，两个尔朱随后被献给高欢，被斩于洛阳。大行台长孙承业逃回洛阳后，杀掉尔朱世隆和尔朱彦伯。尔朱仲远逃回大梁，后来立不住脚，逃到南梁，终于客死异乡。尔朱兆则收合散卒，逃回晋阳。

尔朱氏虽未彻底剿除，但尔朱兆残部已不足为患，高欢迅速率军进入洛阳。洛阳的诸部残军不成气候，远非高欢之敌，高欢迅速掌控了局面。

此时北魏出现了两个皇帝，一是高欢所立之后废帝元朗，一是尔朱氏所立之节闵帝元恭。这是北魏末年政治失序的结果，在军事形势日趋明朗的情况下，两个皇帝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关于废哪个皇帝的问题，洛阳群臣大都认为节闵帝贤明有德，可以继续当皇帝。这种迂腐透顶的言论显然不符合意图通过废立树起权威的高欢的胃口。高欢指使魏兰根毁谤节闵帝，然后顺理成章地宣布废掉两个魏帝，另立平阳王元修为帝，是为北魏的末代皇帝——孝武帝。

废两个傀儡，再立一个傀儡，表面看没有意义，实际上是为高欢树起了执掌政权的大旗，这历来是权臣通往权力巅峰的必由之路。北方还未平定，高欢需要有这样一面旗帜。孝武帝对高欢感恩戴德，封高欢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万户。高欢辞去天柱大将军这个不吉利的封号，只受十万户的赐封。处理完废立事宜，高欢率军返回邺城。孝武帝亲自到洛阳郊外送行，做足了一个傀儡皇帝的样子。高欢毕竟不是神仙，他看不到傀儡皇帝的内心如何，更看不到这位末代皇帝将来会给他制造多大的麻烦。

然而这都不重要了，高欢要的只是一个形式，他迅速把目光投向了晋阳。当年七月，在韩陵之战结束后3个月，高欢挥师北上，讨伐晋阳。尔朱兆惨败之余已成惊弓之鸟，闻讯立即弃晋阳逃回老家秀容川，临行前把晋阳劫掠一空。高欢大军有征无战占领晋阳。

晋阳是河东重镇，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高欢在晋阳建大丞相府，是后长年驻扎，晋阳由此成为东魏北齐的军事中心，隐然与邺城形成帝国的双核。

数年争斗，攻守易位，主客逆转，尔朱兆和高欢想来都感慨万千。尔朱兆回归一个野蛮部落的酋长，重新干起了劫掠的行当，数次率骑兵寇掠晋阳以北。高欢宣称要直捣秀容，但军队刚出晋阳就停止不进，如此反复四次，尔朱兆的防备之心渐渐松懈。直到第二年正月，高欢估计尔朱兆已经彻底松下来，过年期间必定不加防备，于是派大将窦泰率轻骑一日一夜行300里突然袭击秀容川，高欢亲率大军跟进。尔朱兆的军队果然在纵酒高会，在窦泰的突然袭击之下全无抵抗，一哄而散溃不成军。尔朱兆残部往东北逃窜，窦泰穷追不舍，终于在赤洪岭把尔朱兆团团围住。尔朱兆穷途无路，在岭上自缢。

慕容绍宗率领仅存的部队保护尔朱荣的妻小困守乌突城，终因力不能支投降高欢。这情景与三国关羽保护刘备家小甚是相似。这位传奇将军的智谋、忠义与执着，都是当世少有的，高欢欣然将其纳入麾下。

经此一役，高欢彻底荡平尔朱氏残余势力，基本上完成了对关东的控制。北魏末年大乱，经过数年的征战，军事和政治秩序逐渐归向统一，一个新的政权已经呼之欲出了。

第三章

关中之乱——硝烟中崛起的武川军团

在高欢崛起的过程中，关中另一支军团也逐渐形成规模，并与高欢分庭抗礼，这就是出身武川的宇文泰军团。从历史脉络上来看，周隋唐帝国皆起于关陇政治集团，而关陇政治集团的核心则是宇文泰领衔的武川镇军人集团。

一、宇文泰的渊源

宇文氏是匈奴族与鲜卑族通婚的后代。宇文泰系武川鲜卑镇兵出身。六镇镇兵（包括镇将）的来源有四，一是北魏的宗室或高门，这类人多为北魏设立六镇之初选择的等级最高的镇戍人员；二是良家豪酋，这类人属于一般的大族，贺拔岳的祖先即此类；三是被刻意迁徙的豪族，拓跋氏将各地的大族强行征发于六镇，使其充实边镇的防守力量，既有北方河北山西地区的汉人豪强，也有遍居于六镇附近的其他胡族，例如宇文氏、斛律氏；四是犯罪被充发至六镇的人员，高欢的祖上即属此类。六镇镇兵经过近百年的融合，不论鲜卑、汉人还是其他胡族如匈奴、羌、羯，都已鲜卑化。宇文部源出匈奴，然而其语言、习俗也都完全鲜卑化，民族属性除了血源所出，其他已与鲜卑无异。

鲜卑起源地嘎仙洞祝文（今人根据石壁遗迹新刻录）

六镇之乱时，流民的一部卫可孤攻入武川镇。宇文泰之父宇文肱率4个儿子一同起事，参与了袭杀卫可孤之战，而后在葛荣、鲜于修礼、尔朱荣等部辗转流离，都成为尔朱荣的部属。宇文泰的父亲宇文肱、长兄宇文颢、二兄宇文连先后战死，三兄宇文洛生统领宇文肱的余众在鲜于修礼帐下为将，由于能征善战，被人称为“洛生王”，在六镇流民中很有一些威名。鲜于修礼被尔朱荣击灭后，宇文洛生、宇文泰和众多子侄都被俘虏，尔朱荣忌惮宇文部的实力和宇文洛生的声望，把宇文洛生杀死。宇文泰效法汉光武帝的故事，不仅没有逃走，反而一边陈述兄长无辜被戮的冤屈，一边继续为尔朱荣效忠，因而得以保全一家性命。

宇文泰与尔朱荣的心腹贺拔岳同出武川，又有共同作战的经历，很得贺拔岳的照顾。永安二年（529年），陈庆之护送北魏北海王元颢北伐攻入洛阳，尔朱荣派遣尔朱兆、贺拔胜率军渡河进攻陈庆之，宇文泰跟随贺拔胜、贺拔岳兄弟出征，大败这位名震北方的白袍将军，将河南地重新收回北魏手中。

二、贺拔岳平定关中和陇右

建明元年（530年），当北魏六镇流民大起义渐趋低潮之际，关中、西北地区的起义军几经内乱和挫败，归于由万俟丑奴和萧宝寅领导，万俟丑奴在高平（今宁夏固原）称帝，俨然成为关中一带的霸主。北魏实权此时被天柱大将军尔朱荣掌握，为了扑灭万俟丑奴，尔朱荣决定派贺拔岳率军进关中征战。

贺拔岳的父亲贺拔度拔是武川镇兵中的一个军主（下级军官），六镇大起义时，贺拔度拔和宇文泰的父亲宇文肱合谋召集宗族乡里发动突袭，杀死卫可孤并重新夺回武川镇。不久后，大股流民军进攻武川，贺拔度拔死于这场战斗。随后，贺拔岳和大哥贺拔允、二哥贺拔胜投奔契胡首领尔朱荣。

由于贺拔岳兄弟三人在武川时就很有名气，尔朱荣对他们很是信任，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特别是老三贺拔岳，不仅武艺出众，还长于战略分析，很快被尔朱荣看中而选入其幕府。六镇流民起义稍稍平息时，靠镇压流民起义起家的尔朱荣契胡族武装渐渐成为北魏国内最强大的一支力量，尔朱荣由此萌生了挟天子令诸侯的想法。贺拔岳和他不谋而合，建议他进入洛阳掌控北魏中央政府，这无疑更加增添了尔朱荣的信任。所以在对付万俟丑奴这件大事上，尔朱荣第一个想到了贺拔岳。

能否独当一面，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贺拔岳知道自己具备这样的条件，但出兵前，他仍有疑虑。在当时唯实力论的形势之下，尔朱氏对异己势力的提防之心很重，自己单独带一支部队去平定关中，如果仗打败了，肯定要承担责任，如果仗打胜了，手握重兵在外，又占据关中形胜之地，同样会引起尔朱荣的猜疑。在这样的判断之下，贺拔岳提出请尔朱荣派一位尔朱氏的子弟带队，自己只负责作战指挥。这样的安排，显示出贺拔岳无意于染指军权的绝对忠诚，尔朱荣非常满意，派侄子尔朱天光作为主帅，贺拔岳和侯莫陈悦分别为左右大都督，负责具体作战实施的工作。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贺拔岳精明如此，却没想到这个由自己提出的分权之计，最终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建明元年（530年），贺拔岳辅佐尔朱天光率军2000余人进攻关中，宇文泰此时归属贺拔岳帐下。万俟丑奴义军已经占领东至长安、西到陇右的地区。贺拔岳率军从潼关进攻，由于万俟丑奴的部族兵组织散漫，没有什么战斗力，潼关一带的部队很快被贺拔岳击溃。在俘获了2000匹马后，贺拔岳率全军继续进军，到达长安附近。万俟丑奴主力部队正在围攻岐州，闻知贺拔岳已然获胜，分遣先锋将军尉迟菩萨率2万兵力前来交战。贺拔岳反客为主，在渭北设伏以待，以区区1000人的骑兵击溃尉迟菩萨，生俘3000多人，并生擒尉迟菩萨。稍后贺拔岳北渡渭河，将尉迟菩萨的后方辎重全部收归己有，同时追击其散兵，再次俘获1万余人。

这一战显示出了尔朱荣所带军队强悍的战斗力，万俟丑奴不敢继续围攻岐州，率部回撤。贺拔岳再施奇计，声言气候太热，等秋凉后再进兵与万俟丑奴的主力决战，万俟丑奴信以为真，便让部队放松了戒备。贺拔岳抓住时机火速偷袭，万俟丑奴大败，意图逃回高平老巢，结果在平凉被贺拔岳追上，万俟丑奴再战又败，本人被擒。高平的义军听闻这一消息，都丧失了斗志，将留守城中的二号人物萧宝寅活捉了献给贺拔岳。稍后贺拔岳又击灭了万俟丑奴的余部，彻底削平了这股起义军势力，关中和陇西的州郡都听从尔朱天光的号令。

从具体表现来看，尔朱天光虽然挂名主帅，但实际作战大部分由贺拔岳指挥，贺拔岳的威名在关中一带迅速传播开来。尔朱天光部下的兵力，由最初的不满2000人，逐步扩充到上万人。关中在无形中又开始出现新的主人。

就在尔朱天光平定关中陇右不久，洛阳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大事，尔朱荣之死引发了连锁反应，高欢随后突然崛起。如前文所述，邺城会战失败后，尔朱兆联合诸尔朱氏共同讨伐高欢，尔朱天光也率一部军队东下。

这一系列的惊变，对贺拔岳来说无疑显得太快。曾经强盛一时的天纵英才尔朱荣，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杀，打遍北中国无敌手的契胡族就此冰消瓦解。时局没有给贺拔岳留下太多惊讶的时间，接下来他要考虑的是关中、陇右的局面如何收拾。

尔朱天光东下进攻高欢时，贺拔岳曾劝他不要趟关东的浑水，关中局势已然稳定，老老实实占据关中，以待关东之变，是最佳的选择。无奈尔朱天光眼界平庸，执意东下。贺拔岳一不做二不休，与侯莫陈悦联手攻灭留守长安的尔朱天光之弟尔朱显寿，完全控制了关中的局势。洛阳的北魏中央为了笼络势力对抗尔朱氏，随即分别封掌握兵权的贺拔岳为关中大行台，侯莫陈悦为都督陇右诸军事。

高欢在灭掉尔朱氏势力后，意图拉拢贺拔岳。贺拔岳对高欢意图吞并自己的阴谋洞若观火，他与宇文泰商议，决议以关中为根据地，与高欢并争天下。随后贺拔岳将大本营迁往关中西面的平凉，大会秦州、南秦州、河州、渭州的刺史，诸州和散在河西的胡族势力慑于贺拔岳的威势，都接受贺拔岳的节度。

高欢刚刚平定关东，暂时无力西进与贺拔岳争雄，只好采取分化拉拢的办法，企图把刚刚稳定的关中再度搅乱。高欢控制中央，是继尔朱荣之后又一个强大的实力派，关中陇右的诸部势力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果然，灵州刺史曹泥首先表示要听从高欢的号令。贺拔岳大怒，知会侯莫陈悦要联合进攻曹泥，并命他带本部军队为前锋，先期出发准备进攻灵州。

三、侯莫陈悦刺杀贺拔岳

关中陇右的局面，总体来说贺拔部强而侯莫陈部弱。这一现状是由平定万俟丑奴的战功所致，贺拔岳因此一贯对侯莫陈悦持以轻视的态度。这是最要命的。

无论如何，侯莫陈悦始终掌握着一支武装，并且已有稳固的根据地。贺拔岳的政治轻视使得两者脆弱的政治、军事联盟更加难以维系，而贺拔岳显然对如何处置两者的关系没有准确的定位和精确的方略。这是继出兵之初的分权之议后又一个导致贺拔岳被杀的重要原因。

一直盯着关中局势的高欢再次有了主意。他充分抓住侯莫陈悦对贺拔岳既怕又不服的微妙心态，积极采取分化拉拢的手段，使得这位弱小的陇右实力派的政治天平逐渐倒向了晋阳。

侯莫陈悦接受高欢的条件，但由于他的根据地陇右和高欢的晋阳山遥水远，不能得到后者有力的军事支援，侯莫陈悦一直隐而不发。直到贺拔岳通知他率兵征讨曹泥，他突然发现，机会来了。

贺拔岳率军到原州州治高平城（今宁夏固原），侯莫陈悦也领兵到高平，准备从此地北进攻打灵州（今宁夏吴忠）。这是唯一一个接近贺拔岳的机会，侯莫陈悦设想了一个笨拙的计划——刺杀。

侯莫陈悦先是按照贺拔岳的命令，连夜向北进军，与贺拔岳主力拉开了一段距离。然后他派人到贺拔岳军中，请贺拔岳到自己营里商议前锋部队的作战部署。贺拔岳此时一门心思都在进攻曹泥上，对侯莫陈悦的异常举动并未表现出足够的警惕。他离开自己的营地，带领少数人员进入侯莫陈悦的中军帐，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侯莫陈悦早已安排下伏兵，正在讨论间，他假装腹痛离开帐中，随即命中兵参军豆卢光和自己的女婿元洪景率伏兵杀入帐中，贺拔岳身边无兵，惊惶失措之下无路可逃，被元洪景砍死。贺拔岳的随员纷纷乱逃，侯莫陈悦宣言说：“我所图者仅仅贺拔岳一人而已，你们不必惊慌。”但是没人相信他的鬼话，贺拔岳被刺杀的消息随即传开，恐慌像野火一样在高平城中蔓延。

侯莫陈悦既已杀贺拔岳，便想兼并他的部众，但高平城的部队虽然恐慌却不想归附侯莫陈悦。骨子里早已深深种下的畏惧加上本人性格的懦弱，使得侯莫陈悦白白丧失了控制这一支武力的机会，面对高平城的群龙无首，他做出了一个让各方大跌眼镜的决定——撤兵回老巢。

贺拔岳的余部得到这样一个喘息的机会，随即稳住了刚开始的慌乱，在一时找不到合适领袖的情况下，由年龄最长的将军寇洛暂时执掌全局，带着部队返回了平凉大本营。

与侯莫陈悦的愚蠢和懦弱形成鲜明对照，远在千里之外的北魏皇室、晋阳的高欢、荆州的贺拔胜几乎同时萌发了招徕、兼并这支武装的想法，并且在第一时间把这想法付诸了行动。

首先是高欢方面，派大将侯景入关，企图招抚贺拔岳的余部。其次是北魏孝武帝，派元毗入关召贺拔岳余部和侯莫陈悦都到洛阳勤王，此时孝武帝和高欢的矛盾已经逐渐扩大，迫切需要关中陇右的兵力支援。第三是荆州的贺拔胜，他派独孤信只身入关，以贺拔岳之兄的身份统领贺拔岳的余部。

然而这些人虽有先见之明，却都输在了空间上。平凉城的诸将，现在正在焦急地等待一个地方的消息——夏州，以及那里的主人——宇文泰。

四、宇文泰收拢贺拔岳余众

贺拔岳率军进攻万俟丑奴时，宇文泰跟随贺拔岳入关，因为作战勇敢又颇富战略眼光，深得贺拔岳的赏识，从一个小小的步兵校尉逐步提升为原州刺史。孝武帝任命贺拔岳为关中大行台后，宇文泰更是被提升为行台左丞，成为贺拔岳的重要助手。

贺拔岳西迁平凉后，考虑到夏州处在关中的边境，是保卫关中的前线要地，为了防范高欢从此处进攻，贺拔岳任宇文泰为夏州刺史，负责那里的防务。

贺拔岳被杀时，宇文泰远离贺拔岳本部已经好几年，他一门心思把精力放在巩固夏州上。作为六镇起义的重要参与者，宇文泰深知，六镇起义的获利者实际上是诸镇的豪强以及趁乱而起的农民领袖，大部分流民只是迫于生计才被卷入到这场规模浩大的起义中，只要有过上安定生活的一线希望，这些被当作炮灰和战争工具的流民们是不会有太大作战愿望的。因此宇文泰非常注重安抚流民，乱世之下军阀的仁慈之心是笼络人心的利器，夏州的吏民对宇文泰表示了充分的信赖。河西的大股流民势力头面人物纥豆陵伊利也对宇文泰抱以友好的态度，携带其部众归附于夏州。

在贺拔岳决策进攻曹泥之前，曾派大将赵贵到夏州询问宇文泰的意见。宇文泰一眼看出这一行动的不妥之处，其理由是灵州曹泥虽然归心于高欢，但是一来他的势力孤弱，不足为患，二来灵州距离关东太远，得不到高欢的军事支援，不必急于一时讨伐他。反倒是侯莫陈悦一贯贪而无信，又掌握着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部队，这是日后贺拔岳一统关中陇右的劲敌，绝对不能放心地与他联盟，如果一旦侯莫陈悦在高平发难，局势可就不妙了。

这一番建议合情合理，切中了当时陇右军事形势的要害。然而贺拔岳鬼迷心窍，执意要打灵州，最终死在侯莫陈悦的手里。

着眼点再度回到贺拔岳的余部。寇洛率众回到平凉后，矛盾立刻显现出来。贺拔岳帐下的诸将都是身经百战的功臣，互相之间能力、资历没有太明显的差距，所以情势危急之时难以选出一个各方认同的共主，而不得不以能力平庸的寇洛充任。当形势稍微好转时，寻找一个合适的领袖，便成为这支部队的当务之急。

寇洛面对一团乱的局面没有什么良策，他自请退位，请诸将共同推举贤者掌权。大将赵贵建议要请宇文泰回来当领袖。赵贵也是武川镇兵，与贺拔岳、宇文泰有天然乡里感情。侯莫陈悦杀死贺拔岳后，在人心惶惶之际，赵贵不惧杀身之险，亲自带50人到侯莫陈悦营中诈降，从同乡和宗主的角度出发，请求侯莫陈悦把贺拔岳的尸体还给他，然后他送贺拔岳的灵柩返回平凉，这一义举赢得了诸将的尊重。所以他提出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分量。然而诸将贤愚不一，有的想争当主帅，更多的人想投奔荆州贺拔胜或洛阳的中央。这么争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赵贵和都督赫连达定谋，由赫连达星夜赶赴夏州，请宇文泰回来。

宇文泰虽远在夏州，却一直在关注平凉的动静，贺拔岳死后，不时有消息传来，说贺拔岳余部已经散亡殆尽。赫连达赶到后，添油加醋地说：“贺拔公的部队不仅没有散，诸将还都在热切地盼望宇文公赶快去接掌大权。”宇文泰吃了颗定心丸，决定立刻出发。然而夏州的情形也早被贺拔岳之死搅得暗流涌动。不少人劝说宇文泰：“贺拔岳死后，平凉诸军群龙无首，形势难测，再加上侯莫陈悦近在咫尺，此去万一出现意外，可就得不偿失了。”宇文泰看出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说：“侯莫陈悦如果想兼并贺拔公的部众，早就该前赴平凉主动出击，他却退回水洛城，这证明他是个眼光短浅的庸人。时机可遇不可求，如果我不抓紧去，日久生变，恐怕贺拔公的部众就真得散了。”

就在宇文泰准备出发时，夏州内部却出现了异动。夏州本地的豪强弥姐元进在宇文泰帐下任都督，听说宇文泰要远赴平凉，遂图谋响应侯莫陈悦，联合本族势力拿下夏州。宇文泰假装不知，他召集帐下诸将，一起商量下一步的打算。弥姐元进不知宇文泰的真正用意，也坦然参加会议。孰料宇文泰声色俱厉地说：“我本要去平凉讨伐侯莫陈悦这个奸贼，但是我听说有些人有不同想法。”弥姐元进感到大事不妙，但此时完全落入宇文泰掌握中，他已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宇文泰的话音刚落，其亲兵队长蔡佑全副衣甲持刀而入，蔡佑直呼弥姐元进之名，声言他就是这个心怀异图的奸贼，然后一刀结果了他性命，弥姐元进在座的党羽也都被一一揪出后统统杀死。诸将无不大惊失色，对宇文泰赴平凉的决策再不敢有任何异议。

扫除了一切障碍，宇文泰只带500轻骑，昼夜兼程赶赴平凉。走到安定（今甘肃宁县）时，宇文泰遇到了侯景。

前文已叙，侯景的使命是招抚贺拔岳的余众。以宇文泰之眼光，一眼便看出这位高欢的心腹大将此来的目的，宇文泰疾言厉色地说：“贺拔公虽然死了，我宇文泰还在，你侯景来关中干什么！”这一番话说得大气磅礴，威力十足，吓得侯景心胆俱裂，他连忙说：“我就像一支箭，主人把我射到哪我就去哪，不能自主啊。”说完就灰溜溜地逃回。

宇文泰到达平凉，为贺拔岳举哀，并在寇洛（右大都督）、赵贵（都督）、侯莫陈崇（都督）、赫连达（都督）、吕思礼（机要秘书）、赵善（行台长史）、厍狄昌（征西将军）、梁台（贺拔岳心腹，职务不详）、达奚武（子都督）、梁御（征西将军）、若干惠（职务不详，曾是贺拔岳别将）、怡峰（都督）、刘亮（大都督）、王德（龙骧将军）等人的拥戴下，掌握了贺拔岳余部的军权。

从官职上来看，带都督官的都拥有带兵的实职，其中还有几个只加将军军号的人，虽没有确切证据表明他们也是都督一类的带兵者，但从具体经历来看，都是能够参与军队调动的实权派。这些人的支持无疑增加了宇文泰统军的分量，使他确立了绝对优势。而他此前在征讨万俟丑奴时表现出来的才能，也使他避免了寇洛一样的命运。

与此同时，贺拔胜的使者独孤信也到了平凉。独孤信从其祖父一辈便在武川当镇兵，他的父亲曾是领民酋长，算来也是武川镇的豪强。卫可孤攻陷武川后，独孤信参与了贺拔岳父子、宇文肱父子合谋袭杀卫可孤一役，其后经历了与宇文泰大致相同的经历，辗转成为尔朱荣手下的别将。因为这层关系，独孤信与宇文泰有天然的乡里感情。到达平凉后，他见宇文泰已顺利接掌军权，表示非常高兴，同时也打消了代替贺拔胜收纳部众的企图。宇文泰对这位旧时好友的到来也非常高兴，激动之下，委托他到洛阳去向天子交代贺拔岳被杀一事前后的经过。

就表面文字而论，独孤信比较平和地接受了宇文泰接掌军权的事实，然而从后来贺拔胜入西魏对宇文泰的傲慢态度来看，独孤信倒向宇文泰未尝不是一种对时局的无奈认可。

乱世论实力，不管独孤信真实想法如何，他还是受领了宇文泰的任务，并迅速动身赶赴洛阳。在到达长安附近时，他遇到了第三个企图收纳贺拔岳部众的人，北魏皇帝的使者元毗。

元毗带来了魏孝武帝急切的命令。高欢从晋阳施加的压力让洛阳政府惶惧不安，在魏孝武帝的筹划中，他要招来这支失去统领的武装进入洛阳，来抵御高欢的武力。独孤信向元毗简要介绍了贺拔岳一事的经过，并向他指明了军权已有所属。元毗代表皇帝表示已经知悉了情况，随即打发独孤信返回荆州。

稍后元毗到达平凉向宇文泰传达了皇帝的诏命，要他率部东入洛阳，抵抗高欢的侵逼。同时收到诏命的，还有屯驻在水洛城的侯莫陈悦所部。这两支武装表面上都是臣服于中央的，魏孝武帝不愿介入两支武装的私仇，他只要军队。

侯莫陈悦通过刺杀贺拔岳一事已经充分表明他对高欢的支持态度，对于北魏中央的命令，他自然不会听从，于是顶回元毗的诏命，仍旧驻扎在水洛城。

宇文泰对于魏孝武帝的命令却有另外一番心思。在他来平凉之前，曾向一位奇人咨询过下一步的方略。这位奇人，就是日后位列八柱国之一的于谨。于谨早年参与北魏平定六镇起义的战争，长年作战使得他具备了超人的勇气和智慧，也让他认清了北魏末年天下的形势。他向宇文泰建议说，北魏中央政府局促在洛阳，受到各地实力派的威胁，已经没有什么威权，魏孝武帝只剩下还有一点号召力的皇室法统。如果能够占据关中，把天子迎接过来，然后效法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将会成就不世功业。宇文泰对此颇感认同。

时下刚刚将关中的军权拿到手，魏孝武帝又主动送来机会，看起来应当是好事，主动入洛，把皇帝控制在手，然后就是挟天子令诸侯。但是此时自己的实力远远不够，形势也不容许展开这么大的动作。因为侯莫陈悦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平凉大本营乃至整个关中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

宇文泰借势为言，声称前者侯莫陈悦擅杀贺拔岳，又拒不听从中央调遣，实在是罪大恶极，必须立即对其进行制裁，本部人马正是办这件事的最佳人选。元毗只身入关，凭着魏孝武帝一纸诏书，无法调动这两支部队，只好顺坡下驴，勉励宇文泰要为国尽忠，赶快消灭逆贼然后入京勤王。

宇文泰遂命令全军进入临战状态，准备对侯莫陈悦发动攻击。本来有机会走上历史潮头的侯莫陈悦，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自己制造出来的胜利果实被别人夺取。然而事情走到这一步，面对已经收拢起来的贺拔岳余部，侯莫陈悦要立即考虑下一步的应对之策了。

五、宇文泰再度平定关中和陇右

从战役形势来看，虽然关中陇右的诸股势力的政治投向纷纭不一，但宇文泰占据绝对的力量优势。侯莫陈悦退守水洛城，除了自身懦弱，也有实力上的考量。

宇文泰看准形势，不等不拖，首先派大将侯莫陈崇率1000名骑兵进攻原州高平城。高平城即关中四关之一的萧关，是关中西北面的重镇，也是关中和陇右的一大枢纽，谁先得高平，谁便可占据战术上的优势。侯莫陈悦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高平守将史归的兵力仅有千余人，侯莫陈悦随后派去的援兵也仅2000人，以弱兵守重镇，显然措置失当。

更糟的还有高平当地的情况。侯莫陈悦刺杀贺拔岳，让他在关中陇右名声扫地，同时他对贺拔岳死后乱局的消极表现，也让各地有见识的大族豪强们失去对他的信心。这其中就包括高平大族李贤、李远、李穆三兄弟。李氏兄弟在原州高平郡高平城是一大望族，北魏末年各族流民相继攻打原州，他们筑壁坚守，多次击败流民军，俨然成为高平城非正式的首领，因此他们的态度基本代表了原州地方势力的政治导向。在目睹了侯莫陈悦懦弱昏庸的表现后，李氏兄弟的政治天平毫无疑问地倒向了宇文泰。

李穆原本就是宇文泰的亲信武士，获悉宇文泰派侯莫陈崇袭击高平的消息后，先期赶奔城中，与两个哥哥决议，埋伏在城门边接应侯莫陈崇。侯莫陈崇把主力部队埋伏在来路的两旁，自己只带7名骑兵来到高平城下，史归的守军看到侯莫陈崇的兵力少得可怜，仍然大敞着城门，丝毫不作防备。李氏兄弟趁机带领自己的族人杀出，控制住城门，接应侯莫陈崇大队入城。守将史归、王伯和、成次安猝不及防，全都被侯莫陈崇生擒，原州城遂告易手。

占据原州，使得宇文泰非常高兴，他任命立下大功的李贤、李远分别为高平城、高平郡的令、守，李穆也从帐内武士提升为统兵的都督。

两军交战之时，宇文泰和侯莫陈悦也不遗余力地对河西陇右一带的实力派发出结盟的邀请。侯莫陈悦伪造一道北魏皇帝的诏令，送给秦州刺史万俟普拨，命令他与侯莫陈悦结盟，共同对付宇文泰。万俟普拨对侯莫陈悦与宇文泰的矛盾心知肚明，对双方的实力高下也有清晰的判断，对于这道突如其来的诏令，他没有兴趣去辨别真伪，而是直接封起来送给宇文泰，这一举动的实质是向宇文泰示好。稍后他更是用实际行动支持宇文泰，秦州派出2000名骑兵奔赴原州，与宇文泰合兵一处攻击侯莫陈悦。

不约而同，宇文泰也用了伪造皇帝诏书的招数拉拢盟友。河西的费也头部兵力强盛，一直以来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宇文泰手下的记室冀隽，模仿笔迹的本事高超，宇文泰便让他伪造皇帝诏书，命令费也头出兵襄助，共同讨伐侯莫陈悦。费也头部的首领拿出来先前皇帝曾经下过的诏书一对比，误以为真是皇帝的诏书，再加上宇文泰部的实力超卓，费也头于是派出1000名骑兵到高平，听从宇文泰的指挥。

同样的方法，效果却截然不同，背后的原因是实力这个硬通货。宇文泰得到诸部的支持，引兵南下，从木峡关（陇山的孔道）进攻水洛城。此时正赶上下大雪，平地积雪二尺，不利于长途行军。宇文泰素来知道侯莫陈悦意志懦弱，又性好猜忌，便坚持急行军，迅速接敌。

侯莫陈悦早前闻听高平已破，不敢在水洛城固守，向南退入略阳城（今甘肃秦安）据守，水洛城仅留下1万防守部队。宇文泰率大军杀到，迅速团团围住水洛城，守军丧失斗志，不发一矢当即投降。宇文泰马不停蹄，亲自率数百轻骑急行军奔袭略阳。

侯莫陈悦连丢两个重镇，已是惊弓之鸟。略阳城下的宇文泰虽只有几百骑兵，给侯莫陈悦带来的压力却不亚于百万大军。侯莫陈悦惶惧不安，再次弃城不守，南逃至秦州上邽城。宇文泰穷追不舍，一路尾随。秦州刺史李弼是侯莫陈悦的连襟，素来被侯莫陈悦所信任，李弼看到形势不妙，向侯莫陈悦建议说，宇文泰的目的不外乎是为贺拔岳报仇，不如就地投降，到宇文泰军中谢罪，或可免遭大难。侯莫陈悦不仅不从，反而对李弼心生猜疑，他生怕李弼会有什么异图，于是不敢在上邽城中继续待下去，率军弃城南出，据险自守。

李弼见大势已去，遂决定弃暗投明，他一方面暗中派人向宇文泰请降，一方面暗示自己的部下，说侯莫陈悦即将率队返回上邽城中，大家抓紧做好回兵的准备。众军见侯莫陈悦这么全无章法地来回折腾，都丧失了斗志，在李弼的引导之下全都窜回上邽城。李弼抢先一步到达城门外，带领这些没头苍蝇一样的士兵全部投降宇文泰。

李弼之降，瓦解了侯莫陈悦的重要军力，其局面更加恶化，军中人心惶惶，无复斗志。侯莫陈悦百般无计，带着兄弟、儿子和几个心腹乘夜出逃，其部众哗然大溃。宇文泰立即发动总攻，将已失去领导和组织的侯莫陈悦余部全歼，俘虏万余人、马8000多匹，侯莫陈悦在上邽城经营积累多年的物资也全数被宇文泰所得。

然而关键性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侯莫陈悦漏网了。宇文泰判断，侯莫陈悦先前就与灵州刺史曹泥达成同盟，此去必然北上投奔曹泥。去灵州必过原州高平城，宇文泰便令留守原州的亲侄宇文导（宇文泰长兄宇文颢的儿子）率兵截击，另派都督贺拔颍沿陇山向北追击。

侯莫陈悦果然是奔灵州而去。此刻他正艰难地在陇山山脉间穿行，为了防止被人识破行迹，他把随行的马全都赶跑，除了自己骑一头骡子，其余人全都步行。这些可笑的伎俩并没有延缓他的生命，很快，贺拔颍的追兵循着侯莫陈悦的踪迹追了上来。侯莫陈悦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自缢身亡。随从中除了中兵参军豆卢光逃到灵州，其余人员全部被当场杀死。

首恶已死，宇文泰率军返回原州高平城，不料渭州（今甘肃陇西）刺史可朱浑元突然杀入秦州，公开与宇文泰为敌。可朱浑元也是贺拔岳平定万俟丑奴时的部将，之前与侯莫陈悦关系很好。他眼见宇文泰走后秦州空虚，便打着为侯莫陈悦报仇的名号入据秦州。

在可朱浑元起兵差不多的时刻，凉州（今甘肃武威）、鄯州（今青海乐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岐州（今陕西凤县）一片广大的弧形地区，都相继出现割地称霸的局面。在更远的河西走廊，宇文泰鞭长莫及的地方，更是陷入州自为政的分裂局面。[1]

这一系列的反叛行动，是侯莫陈悦和宇文泰两部内讧的必然结果。要想保持关中和陇右的稳定，必须彻底消灭这些潜在的武装力量。时局严峻地考验着宇文泰。

相比传统上的附属地河西，陇右，也即自凉州至岐州的弧形区串联起来的这一广大地区，其治乱程度，对关中形势的影响作用更大。宇文泰判断整个形势后，准确地抓住了主要矛盾，打秦州。

从整个地形上来看，秦州上邽城是弧形叛乱地带的关键点，控制住秦州，陇右西面的叛乱势力便不能向东蔓延。从实力上来看，可朱浑元长期经营的渭州军比其他地方的乱军显然要高出一截，先打下秦州，其他地方自然望风而降。

宇文泰回兵包围了秦州，对可朱浑元展开猛攻。可朱浑元生性持重，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次公然起兵对抗势头正猛的宇文泰，也是吃准了宇文泰对陇右和关中的掌控远远不如贺拔岳。可朱浑元本人颇负智勇，在其指挥之下，秦州城居然久攻不下。打惯了侯莫陈悦散漫的部队的宇文泰，碰到可朱浑元这块硬骨头，一时也没有好办法，双方由此陷入僵局。

陇右的局面天天都在恶化，如果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秦州，未必打不下，但必然要拖很长时间，同时也要付出极大代价。从各方面权衡，都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宇文泰虽然攻势不减，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无法再这么打下去了。

于是，宇文泰中止了攻势，与可朱浑元商谈罢战的事宜。可朱浑元虽然让宇文泰很难受，但以弱敌强，他很难有长期坚持下去的把握，于是同意罢战。双方几经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可朱浑元退出秦州，仍然担任渭州刺史。

秦州事平，宇文泰抓紧时间措置陇右的防务，任命李弼、赵贵、拔也恶蚝分别担任原州、秦州、南秦州的刺史。这三州，原州是核心，秦州和南秦州则是扼守陇南，防止可朱浑元在渭州重新起事。

这样的安排收到了效果，陇右的局面安定下来，形成宇文泰独大的态势，陇右边缘的氐、羌、吐谷浑等部族不能再无视这个继贺拔岳而起的强大军团。先前在南秦州以南称王的氐族酋长杨绍先惧怕宇文泰大军南进，主动提出向北魏称藩，并把他的亲属送到宇文泰处为人质，凉州以西的局势也慢慢稳定下来。至此，宇文泰基本上把关中、陇右一带的势力归为一统。虽然仍有灵州的曹泥、渭州的可朱浑元存在隐忧，但这些地处外围的势力，已不能对关中构成太大的威胁。

六、关陇集团初具雏形

伴随着宇文泰征服关中和陇右，出身北方六镇、特别是武川镇的军人，逐渐在宇文泰军团内部合流，为日后的关陇集团打下了基本的班底。

扬名北朝的八大柱国，宇文泰、元欣、李弼、李虎、于谨、侯莫陈崇、赵贵、独孤信，其中6个实领兵的柱国悉数登场（宇文泰名为柱国，实则是首领；元欣作为西魏宗室，只是挂名，没有实际的掌兵权）。

李虎出身武川，六镇起义时，随贺拔岳起兵，一同到了关中。贺拔岳被刺杀后，李虎单独跑到荆州，请贺拔胜赶紧到关中收拾局面，但贺拔胜未敢轻易离开荆州，只派出独孤信前往关中。宇文泰接受贺拔岳余部后起兵讨伐侯莫陈悦，李虎闻讯从荆州北返关中，不料中途被高欢的部队截住送到了洛阳。北魏孝武帝正与高欢暗中较劲，为了拉拢宇文泰，封李虎为卫将军，并把他放归关中帮助宇文泰。由于起家较早，又有自己的部众，李虎在宇文泰军中仍居高位，成为主要将领之一。

李弼则由于在平定侯莫陈悦之战中立下关键一功，同时他也是贺拔岳带来的旧将，被迅速擢升为负责一方重镇的大臣。特别是在秦州一战后，被任命为宇文泰重地原州的刺史，足见宇文泰信任之深。

赵贵也是武川出身，他是牵头拥戴宇文泰的大将，这样的资历毫无疑问地奠定了他在军中的绝对地位。

于谨的经历则比较曲折。他也是武川人，早年便是北魏的将军，在与六镇起义军作战中立下不小功劳。但他时运不齐，官越做越小，贺拔岳平定关中后，他只是宇文泰手下的夏州长史。宇文泰奔赴平凉时，于谨接受孝武帝的命令回洛阳任职。之后孝武帝西迁时，他又回到宇文泰阵营中。由于首次提出挟魏帝都关中的战略谋划，受到宇文泰的信任。

独孤信在平凉和宇文泰短暂照面后，又回到荆州贺拔胜处，后来又被孝武帝追回洛阳任职。孝武西迁时，独孤信回到宇文泰军中。由于他早年和宇文氏的乡里渊源，加上能力突出，也成为西魏举足轻重的人物。

侯莫陈崇亦是武川人，他作战勇敢，历来担任先锋破敌的重任，由于也有拥戴宇文泰的政治资本，故其在军中也有很高地位。

六大柱国，或是鲜卑人，或是鲜卑化的汉人，由于大多出身六镇，北魏孝文帝时代的汉化改革并未影响到他们，这些边荒之地的豪强们都保留了浓烈的胡族气息。这种气息，既存在于民族文化和政治意识中，也间接决定了军事体制，例如八柱国的形成便是受鲜卑八部的影响。六位领兵的柱国，几乎都有自己的部曲，贺拔岳死时，各大将的表态便是各股军事力量的态度，故而宇文泰虽总摄大权，却不得不对诸部首领做出妥协。各股势力的分野，虽由于宇文泰的强力协调归于一体，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关陇集团，但历经七八十年也未能彻底消弭，最终异化和扩张为周、隋、唐三个王朝的兴起。历史的魅力，不得不令人叹息。

十二大将军方面，除元赞、元育、元廓三个后来的西魏宗室，九个实领兵的将军，宇文导、贺兰祥（宇文泰之外甥）是亲族，达奚武、王雄是贺拔岳旧部，李远、豆卢宁（李弼的老部下）是归顺人员，侯莫陈顺（侯莫陈崇的亲兄）、宇文贵、杨忠尚在洛阳。可以说来源非常繁杂，体现了关陇集团兼容并蓄的特点。从长远来看，整体集团复杂的人员构成，减弱了关陇集团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排他性，从而增强了创新发展的潜力。可以说，这是关陇集团能够独立于梁、齐之外，独辟蹊径复用周礼的一大优势。

注解：

[1]　参考地图1《北朝河西走廊形势图》。

第四章

孝武西迁——东西魏首次碰撞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春天，一个满脸虬髯的年轻人骑马从太原城驰出，急速向东南方向奔去。这个年方27岁的青年名叫宇文泰，他时任关西大行台贺拔岳的左丞。这次他不远千里从陇右来到晋阳，是为了探查高欢的动态。这两位枭雄以这种方式初次会面，双方都看到了对方的潜力和非凡气质。高欢向宇文泰询问贺拔岳在关中和陇右的军事行动，宇文泰口齿清晰，应答如流。高欢顿时看出这个年轻人不简单，想要把他留下来。宇文泰表示了对大丞相的忠诚与支持，然后找借口迅速离开太原城。高欢随后便后悔了，贺拔岳已成关中陇右的首领，放走这样一个雄杰非凡的人才去辅佐，岂非贻人以兵。他立即派人追回宇文泰，怎知宇文泰也早有准备，所以一直追到函谷关，高欢也没能追上宇文泰。宇文泰回到陇右，向贺拔岳报告说，高欢野心勃勃，篡夺北魏之权是早晚的事，之所以暂时不动，是忌惮贺拔岳兄弟。

高欢是乱世枭雄，宇文泰更是高视宇内，两者甫一见面便即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这番似有似无的交锋，实为二人10多年厮杀拼斗的绝佳前奏。不到30岁、偏居关中的宇文泰，一眼看穿了关东的形势，自是枭雄中的枭雄，英雄中的英雄。

一、高欢与魏孝武帝的裂隙

权力对人的诱惑是天然而无法抗拒的，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追逐与斗争。北魏皇族虽然逐步走向衰落，但上天却似乎特别眷顾元氏，为他们送来了好几位不屈服于命运的皇帝。前有孝庄帝元子攸，后有孝武帝元修，他们并非懦弱昏庸的末世皇子，面对社稷的沦丧和宗族的衰微，他们勇敢地向命运伸出拳头，虽仍消失在狂奔的历史洪流中，但这份精神和担当，却为末世的王朝抹上一分亮色。

高欢刚刚拥立孝武帝后，双方围绕权力的明争暗斗已经开始，裂隙也从这一刻开始扩大。太昌元年（532年）十月，尔朱仲元的老部下桥宁、张子期向高欢投降，高欢厌恶这两人反复无常，把他们全部处死。此事引起了斛斯椿、长孙稚的恐慌，他们生怕哪天也因此被高欢杀掉，于是向孝武帝做平阳王时的一众心腹如王思政、元毗、魏光等卖好，联合他们挑拨高欢和皇帝的关系。时年22岁的孝武帝对做虚有其名的皇位本就不甘心，经过这些人别有用心的撺掇，对高欢的猜忌逐步加深。

两个月之后，高欢杀死大司马、汝南王元悦。元悦是魏孝文帝的儿子，河阴之变时逃往南梁，梁武帝萧衍立他为北魏的皇帝，把他送回洛阳。韩陵战后高欢议立新帝，也曾有立元悦之意，无奈元悦为人荒虐残暴，不是新帝的合适人选。杀死元悦，本来出于防范有人借其名号觊觎皇权的考虑，但在孝武帝看来，这意味着高欢在向元氏示威。

永熙二年（533年）正月尔朱兆被消灭后，高欢以皇帝之命罢免各个方面的行台，从制度上杜绝形成军阀的基础，牢牢把兵权握在自己手中。这进一步剥夺了元氏的权力。即使如此，孝武帝还不得不向高欢示好，任命高欢为全国唯一一个行台，听任他处置军国大事。

西魏文帝元宝炬，时为孝武帝朝的太尉，对高欢把持朝政非常痛恨，一次孝武帝举办宴会，元宝炬给高欢的心腹高隆之劝酒遭拒，元宝炬借着酒意大骂高隆之：你一个下贱的镇兵，竟敢对我无礼。双方险些酿成冲突，为了顾全高欢的面子，孝武帝不得已免去元宝炬的太尉之职。后来高欢改葬其父，元宝炬拒不向高欢父亲的行墓下拜，称：“我是三公，哪里有向一个生前卑微死后才追赠太师的人下拜的道理。”这些事件都在一步一步积累元魏宗室对高欢的负能量。

魏孝武帝表面上尚未表露出对高欢的不满，毕竟高欢留在洛阳的心腹还有不少，如封隆之、孙腾、高乾、魏兰根、李元忠等一众文臣以及外戚娄昭（高欢妻娄昭君的亲弟弟）等人。从资历和职务上来说，以高乾为最；从实权上说，以掌兵的领军将军娄昭为最。这个人员班子中，高欢集团的核心人员如尉景、侯景、厍狄干、段荣等都不在洛阳，这样的安排，可以说显示出对元魏皇室的十足轻视。

魏孝武帝因而得以放开手脚实施他的计划。

放眼来看，此时的元魏中央还是有一定活动空间的。高欢的主要兵力聚集在晋阳，用以控制河东、河北和济青徐诸州。关中和陇右掌握在贺拔岳手中（贺拔岳此时尚未被刺），荆州则控制在勇将贺拔胜手中，河南诸州则处于北魏中央的控制之下。贺拔胜贺拔岳兄弟与高欢有隙，正是利用的对象。孝武帝派王思政到关中结连贺拔岳，又遣使抚慰贺拔胜，任命他为荆州、南阳一带的最高军政长官。贺拔胜投挑抱李，发兵进攻梁朝江北之地，夺取下溠，并分遣独孤信、李魔怜、史宁等将领继续南下，一路攻至谷城，与梁军相持。

然而光有这些外援不成，孝武帝还要建立自己的直属军队。自六镇起义以来，北魏的主力部队早已被摧毁殆尽，十不存一。他从零开始，在河南诸州大规模征兵，以斛斯椿和王思政统领，短短一年不到，竟然扩充了10多万人马。

在布局军事力量的同时，魏孝武帝也开始逐步对高欢留在洛阳的官员进行分化，他以敏锐的眼光首先选中了高乾。

二、高乾之死

如前文所述，高乾系河北汉人豪强的代表，与高欢本非一个阵营的人物。能够与高欢走到一起，乃是尔朱氏外在压力太强所致。如今共同的敌人已经没有，高乾作为河北汉人的代表，如果能把他拉拢过来，那么对高欢的牵制和影响将是辐射性的。

孝武帝先是试探性地问高乾，对国家、对元氏持什么样的态度。彼时孝武帝未透露出对高欢的图谋，高乾对这个傀儡皇帝也只随便说了几句含糊其辞的话。但等到斛斯椿等人开始大规模编练部队，高乾瞬间明白了孝武帝的用意。他不敢公然指责孝武帝，秘密写信告知高欢。高欢虽远在晋阳，但耳目遍及洛下，对孝武帝的举动也有所察觉。接信后高欢召高乾到晋阳面议大事，高乾劝高欢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篡位做皇帝。这个提议自然被高欢否决，然后高乾被送回洛阳，随之一同到洛阳的，还有高欢请求将高乾任命为侍中的上书。面对高欢的淡定与不着边际，高乾有点坐不住了，他感到事情要坏。

最关键的就坏在高欢这封上书，这是一封要命的上书。

孝武帝立刻判断出高乾已经向高欢出卖了自己。但吊诡的是，高欢又把高乾给卖了回来。愤怒的孝武帝回绝了高欢的请求，这个信号释放到朝中，令高乾察觉情况不妙。在阴云逐渐浓重的洛阳，高乾感到了危机，又密请高欢把他调离洛阳，到徐州去当刺史。毫无意外，这个请求也被孝武帝搁置起来。

孝武帝随后公然把他拉拢高乾的情况告诉给了高欢，高欢干得更绝，干脆把高乾以往写的议论时政的密信都转送给孝武帝。至此，高乾终于走到了命运的死胡同。

孝武帝见信大怒，下令赐死高乾。行刑前，监刑官元整问他还有何话说，高乾回答：“巢倾卵破，夫欲何言。”

高乾的二弟高慎、三弟高昂闻听死讯，立时表现出迥异的态度。高慎立即产生投奔梁朝的想法，但为下属所阻止，后来经过劝说还是投奔高欢。高昂则愤怒地拿着马槊砍柱子，劫持受命杀他的东徐州刺史潘绍业，然后直接投奔高欢。

回顾高乾之死，并非偶然，而是一场针对河北汉人豪强的阴谋。造成高乾被逼到死亡夹缝的，并非他选择有误，而是他的家世背景。

高乾所代表的高氏家族（与高欢无宗族关系），是河北汉人豪强的典型代表。六镇起义时，河北汉人豪强趁着中央军衰弱趁机崛起，形成了李、赵、高、崔等拥有本族部曲的数家大豪强，他们拥有的部曲已经强大到和中央政府抗衡，例如韩陵之战时，高乾、高昂率领本族部曲多达3000人，要知彼时高欢的总兵力也不过2万多人。

不过在六镇起义的狂风暴雨之中，大多数豪强选择了如同北魏中央一样与六镇起义作战，来维护本族的利益。面对这些事实上称霸一方的汉人豪强，鲜卑族人的元魏中央自然不愿让他们坐大，但形势的变化又让元魏无法采取暴力手段打击和削弱汉人豪强，而只能以妥协的方式笼络他们对抗起义军，于是就出现了为高乾家族专门设立一个州（东冀州）的极端情况。

高欢崛起后，河北汉人大多数选择与之合作，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基本听从高欢的号令，但是他们还保持着相当的军事独立性。例如高欢在韩陵之战前，曾对高乾之弟高昂说：你的军队全是汉人，战斗力恐怕不如鲜卑人，我想拨一千鲜卑兵配属到你的部曲中。高昂以汉胡杂处易引发矛盾为由，断然拒绝了高欢的安排。事实上这已经显示出高欢对高乾兄弟强大的部曲的忌惮和担忧，但高氏兄弟并未引起注意。

从高乾与高欢共同起事的政治联盟角度看高乾之死，殊无可解，高欢没理由去算计他的死党。但从高欢对河北汉人豪强的防范角度来看，一切都豁然开朗。

高乾是河北崔、卢、李、赵等大族中的头面人物，他掌握的政治资源和军事力量也最为强大。要彻底制服河北汉人，高乾无疑是第一个靶标，从这个角度看，高乾必须死。但高欢不能采取强硬手段对付高乾，毕竟其背后的军事力量很强大。在此情况下，高欢又玩起他的拿手好戏，对高乾左哄又骗，然后借魏孝武帝的刀杀掉高乾。起码从表面上看，任何人都看不出高欢是在蓄谋对付高乾。

然而这出戏唱到高乾之死显然没有结束。被当时人誉为项羽再世的猛将高昂依旧在高欢军队序列中占据重要地位，时局还不允许高欢直接兼并或消灭高昂。相反，高欢还痛哭流涕地表示出悔不早用高乾之计取魏孝武帝而代之，并给高昂兄弟以更大的信任。直到若干年后，高昂在与西魏作战中意外阵亡、高慎被逼叛逃到西魏，高欢对河北汉人豪强的制裁与打压才真正体现出原貌。只是彼时关东政治力量的分野早已尘埃落定，河北汉人基本上融入东魏国家政体之中，掩藏在历史夹缝中的这些阴谋与杀戮，只能作为高欢卓越政治能力的一个注脚罢了。

三、仓皇西迁

高乾之死标志着魏孝武帝与高欢矛盾的公开化。永熙三年（534年），魏孝武帝当皇帝的第三个年头，这位志在重振元氏雄风的皇帝，终于向高欢举起了拳头。

当年二月，孝武帝诏命天下大赦，这一般是国家有大喜事或大动作的前兆。高欢留在洛阳的文武君臣如孙腾、封隆之、娄昭等，感到山雨欲来，纷纷找借口离开洛阳返回晋阳。孝武帝借机把领军将军之职授予斛斯椿，把新组建起来的军队中属于高欢系统的督将全部换成自己的人，并陆续设置关西和河南诸州的刺史。与此同时，下诏撤去建州降为建兴郡（今山西晋城），罢免韩贤的州刺史；任命贾显智为济州刺史，带兵去济州取代刺史蔡俊。韩贤和蔡俊都是高欢的属下，面对赤裸裸的宣战，韩贤原地不动，蔡俊则举兵公然抵制孝武帝命令，贾显智不敢前进，滞留在东郡。

五月，孝武帝下诏戒严，宣称要南征梁朝。这实际上是向军队下达了总动员令。河南诸州新征发的军队一部分充实到皇帝的禁卫军中，一部分开到黄河南岸，扼守黄河河桥。

六月，孝武帝下诏高欢，仍旧不肯公然撕破脸皮，诏书中说，现在朝廷集结军队，主要是为了征讨在关中割据的宇文泰，同时也可以威慑南梁。请高欢不要惊疑。

对这封侮辱智商的诏书，高欢以调戏加威胁的口吻回了一封书：皇帝所言关中和南梁确实对我朝存在巨大威胁，作为臣子，愿意率先出兵，我将率主力3万从河东渡河，恒瀛汾诸州兵4万进攻关中；并州相州兵五万进攻荆州；冀州和山东诸州兵骑兵5万、步兵7万，进攻江淮。以上这些兵力，都将坚决服从皇帝的命令。

这总数多达24万的兵力，尽管是高欢的虚张声势，但即使挤干水分，单以高欢的主力军而言，也不是洛阳能承受得了的。忧心的孝武帝再下诏书，制止高欢诸部兵马所谓的调动，高欢则表示自己决无异心。孝武帝愤怒地下书，说我的帝位是你拥立的，希望咱们两个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

高欢不理孝武帝，以迁都至邺城为借口，增派3000人到建兴郡帮助韩贤固守，增派大将莫多娄贷文助守济州，并断绝河北向洛阳的粮食供应，悉数截留在邺城。增兵和断粮这两招，让鲁莽的孝武帝看到了高欢的手段和实力，在这巨大威胁之下，孝武帝愤怒之余终于开始恐惧起来，他一改往日强横的态度，以怨妇式的口吻说，如果高欢执意南下，我作为皇帝只好一死；如果高欢还顾及天下议论，那就罢兵言好，维持双方现有势力范围，皇帝管河南，高欢管河东。这种近乎梦呓的讨价还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仅高欢不为所动，洛阳的军民也从中嗅出大战在即的味道。书下后，魏孝武帝任命的左仆射任祥弃官而逃，渡过黄河后在河北郡（在今山西夏县）号召鼓动附近的民众保守地方，等待高欢的到来。任祥原本也是孝武帝拉拢的重点人之一，他的弃官北逃，标志着洛阳人心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散乱。孝武帝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令凡是从河北来的高欢旧属听任离开洛阳，然后公开宣布高欢为逆臣，部署北伐的军事行动。

高欢仍不肯把逆臣的罪名背到头上，他公然宣布，作为一个一心扶助大魏皇室的忠臣，他是个一贯以诚节为最高追求的人。这次率大军南下，只为诛除皇帝身边的奸臣斛斯椿等人。

说完这番话，忠诚得令人泪下的高欢，立即命令军队开始全面进攻洛阳。

战斗的方向有二，一个是济州方面。魏军中央军贾显智与豫州刺史斛斯元寿兵临滑台（今河南滑县），高欢的大将窦泰、莫多娄贷文率军支援蔡俊，双方还没展开大战，斛斯元寿未做任何抵抗便投降。贾显智见势不妙也暗中约降，不料事机不密，贾显智的军司元玄发现后，逃归洛阳请求增援，孝武帝派大都督侯几绍率兵前赴滑台，与窦泰大战。毫无意外，新组建的河南诸州兵根本不是久经战阵的高欢部队的对手，侯几绍战败阵亡，贾显智则率军投降。

第二个是石济方面。石济在今河南延津县，是古济水的重要渡口、通往相州的交通咽喉。孝武帝以汝阳王元暹镇守石济。高欢令建兴郡的守将韩贤率兵进攻石济，这场战斗史书没有细节记载，但从元暹的本传看其人后来在东魏做到了侍中的高官，可以推断元暹要么是不战而降，要么是不战而逃到洛阳后投降了高欢。

洛阳外围的两处战斗都迅速失败，斛斯椿率魏军前锋驻扎在黄河南岸，向孝武帝建议说愿率2000名骑兵渡河，趁高欢长途行军作战非常疲劳，实施突然袭击，或可改善当前的局面。孝武帝本欲采纳这个建议，不料黄门侍郎杨宽劝阻说，形势危急，不能把手中的兵力给斛斯椿，斛斯椿渡河，要么是兵败失利，这是对我军军心士气的巨大打击；要么是偷袭成功，这岂不是又出来一个高欢？孝武帝昏昏然不知所以，否决了渡河突袭的建议，遣斛斯椿与行台长孙稚、颍川王元斌共同率兵镇守虎牢关，这样的安排，无疑是为了防范斛斯椿。此时高欢的大军已经南进至野王郡（今河南沁阳）。[1]

平心而论，斛斯椿渡河反攻的作战构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高欢的主力军长途从晋阳而来，到野王郡几近800里，已经是人困马乏，魏军中央军以逸待劳突然袭击，即使不能大获全胜，也能有效阻滞高欢的前进。不论是提振魏军士心，还是为关中、荆州两方做出示范，都有极大好处。可惜，孝武帝丧失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

高欢以高昂为前锋，先行进攻洛阳，自率主力军迅速推进到河桥北岸，在河北10余里驻扎。高欢又一次装模作样地派人向孝武帝表态，自己并非反对皇帝，而是清君侧、杀斛斯椿。孝武帝不答。

兵临城下，孝武帝一筹莫展。滑台之战表明，自己新组建的中央军根本不是高欢的对手，他此前频频派人到关中向宇文泰征兵，并下诏让贺拔胜到洛阳勤王。但忙于征讨侯莫陈悦的宇文泰反应非常迟缓，至今未见一兵一卒到洛阳。贺拔胜率军离开荆州，但这位有勇无谋的将军显然对形势缺乏足够清晰的判断，他惧怕高欢的声势，刚到广州（郡治在今河南鲁山县）便停军不前。洛阳城内的军民听说高欢大军已经到黄河北岸顿时大乱，尔朱荣在洛阳制造的惨案犹在昨日，谁能保证高欢不是尔朱荣那样的人。在孝武帝前赴河桥的当夜，洛阳城内的达官贵人们纷纷出逃。

斛斯椿和元斌之、长孙稚所率的部队守在虎牢关，虎牢关北临黄河，东临郑州，是保卫洛阳的最后一道关口之一，但也只能说是之一了。高欢从野王南来，黄河一线的渡口还有很多，偏在虎牢以西的孟津渡直面河桥，是更好的渡河地点。如果魏军能够在这里固守，即使高欢大军渡河西攻洛阳，虎牢关之军也能扼其背而攻之。然而这时，孝武帝部署上的失误突然爆发了出来。史无明文记载元斌之在出兵前是否得到孝武帝关于制衡斛斯椿的授意，到虎牢关不久，元斌之与斛斯椿为争夺军队控制权反目，元斌之斗不过斛斯椿，竟然一气之下偷偷跑回洛阳，骗孝武帝说：高欢大军已渡河而来。

洛阳君臣顿时慌乱起来。事已至此，不得不考虑怎么办。群臣有的建议西赴关中，投奔宇文泰；有的建议南奔荆州，投奔贺拔胜；还有的建议据洛河口死战，跟高欢拼了。其中尤以将军于谨、亲军统领王思政主张赴关中为主。于谨是宇文泰的长史，素来是个老谋深算、眼光毒辣的谋臣型将领，王思政是孝武帝做宗王时的旧臣，两人的建议可以说相当有分量。

虎牢前线的部队没能坚持多久，高欢的前锋军在成皋与魏军激战，后者再次没有悬念地被击溃。斛斯椿匆忙率残兵西返洛阳与孝武帝会合。高欢的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渡黄河，洛阳城内外的军民早已逃散，一路上高欢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紧迫的形势让孝武帝别无选择，他黯然率军民臣子，狼狈地逃出洛阳城西门，奔向关中。

四、东西魏分裂

早在永熙三年（534年）二月，梁朝观测到了一次特殊的天象；荧惑入南斗。荧惑星即火星，由于火星的公转周期远比地球长，在地球上观测火星的运行不是很规律，且亮度也变化较大，因此古人以为荧惑星是危险、不吉、大凶的征兆。南斗星是北方七宿之一，即斗、牛、女、虚、危、室、壁中的斗，南斗六星分别是天府、天梁、天机、天同、天相、七杀。在中国古代占星学中认为，南斗六星主天子寿命、也主宰相爵禄之位。荧惑星运行到南斗星的位置，被称为荧惑入南斗，这象征着天子将有大不利。梁武帝闻知后大惊，他立刻脱下鞋子在殿中奔跑了一圈。但是梁朝并没有出现不利之事。直到当年七月，北魏发生皇帝与丞相的大战，孝武帝西逃关中，梁武帝才明白过来，这位老皇帝为自己的自作多情感到惭愧，他说：原来胡虏的酋长也上应天象！

魏孝武帝元修现在却没时间搭理这些虚无荒诞的说法，他急切地盼望关中的援军起来救护他。对宇文泰来说，参照尔朱荣、高欢的成例，救援皇帝将使他从一个地方割据者一跃变成当国重臣，这是件双赢的事。然而在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宇文泰都干什么去了？他果真对关东的战争一无所感？

事实上，非不为也，力不能也。

当年四月，宇文泰刚刚收拢起贺拔岳的部众，攻杀了侯莫陈悦，陇右诸郡还有曹泥、可朱混元这种异己势力。在大本营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虽有孝武帝频频催促，宇文泰不敢分派兵力支援洛阳。但不派兵不代表不关注，洛阳和晋阳双方的动静他一直在密切关注中。高欢大军兼程南下，孝武帝拒绝斛斯椿渡而迎击的事，宇文泰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很不认同孝武帝的做法，在他看来，高欢急行而逐利，正是乘劳痛击的好机会，黄河渡口处处都有，沿河拒守非常被动，兵力投入虽多却无法防范高欢的重点突破。这些判断后来都被事实所验证。

宇文泰进攻侯莫陈悦时，高欢应侯莫陈悦之请发兵1万，由大将韩轨率领进迫蒲坂，做出渡河进攻关中的准备。宇文泰随即发2000名骑兵镇守东雍州（今陕西华县），与蒲坂之兵相对。孝武帝催促赴援，宇文泰又以大将梁御率步骑5000人前进至渭、黄两河交汇之处（此地当在今陕西华阴市东），与蒲坂的蒲津渡近在咫尺，宇文泰与高欢两家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在此基础上，宇文泰还筹划了三路进军的计划，第一路，由大将寇洛率军1万，自泾州（今甘肃泾川）东进，过黄河直扑河东，威胁晋阳；第二路，由大将王罴率军1万，增援华州（即东雍州，东雍州为北魏所置，孝武入关后改置华州），扼住关中要道；第三路，宇文泰自引主力大军杀向洛阳，与高欢主力决战。总的考虑就是使高欢进不能入关，退有晋阳的后顾之忧。

七月，在孝武帝的再次催促下，宇文泰派将军骆超、李贤率1000名骑兵赶赴洛阳。这个时机把握得非常刁钻，骆超所部先到，没有赶上任何一场与高欢的战斗，“恰巧”在孝武帝狼狈逃出洛阳城时遇上。而李贤部更是在孝武帝一行逃到崤山之中时才赶到。

孝武帝刚出洛阳时，手中还掌握着5000名骑兵，但是逃到崤山时队伍已经溃散大半，其中包括清河王元亶、广阳王元湛。一部分原是高欢留在洛阳的下级臣僚，也蠢蠢欲动欲逃回山东。风雨仓皇中孝武帝见有关中援兵，虽然为数不多，却也稍稍安心。他以骆超随行保护，以李贤作殿后，遇到逃归山东的格杀勿论，这才稍稍止住了溃乱的势头。但清河王元亶、广阳王元湛等人仍然趁乱逃回洛阳城。广陵王元欣、录尚书长孙稚、颍川王元斌之等人被乱军冲散，他们逃到伊川县，投奔了当地豪强李长寿。

当高欢南渡黄河之时，河南诸州尤其是洛阳附近的汉人豪强们感到了严重的威胁，数十年来屡屡从晋阳南来的军队无一不是他们的噩梦，河南诸州的豪强们纷纷起兵保卫家乡，公然与高欢对抗。这一时期起兵的有伊川李长寿，上洛（今陕西商洛）豪强泉企，邑阳（今陕西洛南）豪强阳猛，新安豪强魏玄，汾阴（今山西万荣）豪强薛端。

这些豪强的力量虽然不多，但都有深厚的乡里基础，论对本地的熟悉情况和血缘号召力，都远远强于客地作战的高欢，最关键的一点是，洛阳附近的这些豪强据点，都严重制约着高欢继续西进。高欢自然不能容忍，他分派诸军压服各个点上的豪强，自率主力继续西追，目标就是活捉孝武帝，高昂领精骑五百倍道先行。

直到此时，高欢还惺惺作态，令领军娄昭率洛阳官员追孝武帝，奉劝其返驾洛阳，重修盟好。孝武帝哪还相信这些鬼话，他继续领众向西逃难。逃到陕县之西时，高昂的精骑将至，陕州守将长孙子彦对高昂这位当世项羽闻风丧胆，弃城而逃。孝武帝更是没命似地一路狂奔300多里，两三天都没吃得上饭，渴了饿了只能喝点山涧里的水。一直跑到湖城（在今河南灵宝西30里），路经一个小地方王思村，村民献上麦饭和水，孝武帝感动莫名，宣布免除这个村子10年的赋役。孝武帝继续西逃，到稠桑驿（湖城北部），终于与潼关守将毛洪宾接上头，关中派来增援的梁御、赵贵2000名骑兵也随后迎接到孝武帝。将近一个月的奔命之路宣告结束，孝武帝惊魂稍定。高欢的追兵仍尾随而至，孝武帝不敢在潼关停留，于是沿河继续向西进发。

但这一去，可不知何日再能回头。伤感的孝武帝望着奔流向东的黄河叹息道：“此河向东流，我却向西去，何日能再到洛阳拜谒祖庙，全看你们了（指来迎接的梁御等关中将领）。”孝武帝左右随行人员无不怆然。进入关中后孝武帝再无被追之忧，他们行进到华州郑城东阳驿时，宇文泰大军主力终于现身！

宇文泰准备好仪仗拜见孝武帝，他除下帽子哭着自责说：“臣不能为国家消灭贼臣，以致皇帝陛下仓皇出逃，真是罪过。”

召唤了半年的关中军统帅，直到此时才肯现身，自己身边除了几个失魂落魄的大臣已经一无所有，而你宇文泰却是全须全尾！但落魄天子无法表露心曲，寄人篱下，他只能无奈地向宇文泰表示：“宇文公的忠心早就声名远播。不能守住国家社稷，全是我的过错，我真是愧对你们这些忠臣。今后国家就要依靠你了，希望你一定要不负重托。”

两个人心照不宣的一番对话，虽然各怀鬼胎，但也互相给足了对方面子。关中军高呼万岁，然后鼓行而西，入驻长安。

高欢的大军随后便追至潼关，三下五除二打破潼关城，生擒守将毛洪宾，大军进驻华阴长城。长城在今华阴市西数里，春秋时秦晋分界之处，战国时魏国迫于秦国之威，在华阴筑长城。华阴距长安已不远，高欢有心直攻长安，但实际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变化之一在于当面之敌。宇文泰之军刚刚平定关中和陇右，乃是百战精锐之师，战斗力远非孝武帝在洛阳仓促拼凑起来的新军所能比。如果再以几个月前日行八百的速度进攻长安，势必遭到挫败。

变化之二在于后方。在高欢一路狂追孝武帝时，从晋南黄河渡口到洛阳、函谷关一线，已经烂成了一片——河南豪强！

高欢显然低估了河南豪强的能量。侯景率众进攻伊川县，顺利拿下县城，李长寿被杀，但随后李长寿之子李延孙便从荆州奔还，收集父亲的部众，又盘踞在伊川与高欢对抗。高欢再派大将慕容绍宗率众围攻李延孙，因为轻敌，扬州刺史薛喜被阵斩，伊川乡兵登时士气大振。李延孙不仅守城行有余力，还派兵护送在伊川避难的广陵王元欣等人西上关中与孝武帝会合。宇文泰抓住这个机会，迅速任命李延孙为京南行台、都督河南诸军事、广州刺史，并派京兆杜陵人韦法保率兵数百东进支援伊川。这点可怜的兵力居然也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他们在陕州（今河南陕县）遭到高欢大将刘贵的阻击，韦法保把部队结为圆阵，且战且进，数日之后，居然全军杀进伊川，胜利地与李延孙会合。李延孙的战绩鼓励了其他反高欢势力，抚军将军窦炽（其侄孙女系唐高祖太穆皇后）趁高欢西出洛阳，与其兄窦善率一部残兵返回洛阳进攻千秋门，大败洛阳城守将武卫将军高金龙。窦氏兄弟杀进皇宫宫城，逛了一圈发现一片焦土，然后带上40匹御马扬长而去。这一番杀进杀出，着实让洛阳守军体验了惊魂一刻。新安豪强魏玄率众到函谷关南，和韦法保配合作战，与高昂的骑兵部队连日鏖战。上洛豪强泉企则率众五千北出大谷关（东汉所置洛阳八关之一，在洛阳城南），威胁洛阳。

从线路上大致看，河南豪强所据之地威胁着自潼关以东的通道，如果高欢前军失利，后退之路再被豪强们乘势掐断，形势就太危险了。

然而还有更危险的龙门。龙门在今陕西韩城黄河西岸，隔河与河东河津相对，也是一个重要的渡口。高欢进攻潼关的同时，一部军队在将军薛修义率领下进攻龙门，击降宇文泰派驻的军队，并进军至河西的重要据点杨氏壁（在今陕西合阳以南、华阴以北）。不料汾阴豪强薛端聚众反击，据守石城栅与薛修义对峙，薛部不知关中的虚实，不敢久留，便率军东渡黄河返回河东。龙门渡口因之复归关中所有。这个渡口太重要了，如果任由西军东出，直接威胁河东重镇晋州，一旦晋州有事，从洛阳通往晋阳的大路便被掐断，这种后果是灾难性的。

高欢不敢在潼关久留，命薛瑜镇守，自率大军东返洛阳，收拾孝武帝留下的残局。同时命侯景、尧雄率军南下进攻荆州贺拔胜，侯景率部击溃荆州军，逼得贺拔胜、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逃到梁朝。龙门方向也派将军贺兰懿、薛琰渡黄河进攻杨氏壁，不料薛端奇计迭出，命乡人制造出关中大军来援的假象。贺兰懿、薛琰不辨真假，生恐陷入关中大军的包围，便匆匆渡河退往河东，大军一退，军心立时散乱，渡河时你争我抢，数千士卒堕河而死。

高手对决，正如棋枰对弈，局势大家都已看明白，你退一步，我必进一步。宇文泰抓住时机迅速发起反攻，打破潼关，生俘守将薛瑜，随后立即收兵返回长安。闪电一击，可谓决矣。

十月，高欢返回洛阳，集中力量进攻诸路豪强，然后迅速尊清河王元亶之子元善见为魏帝，是为东魏孝静帝。

然后迅速以洛阳地近关中和梁朝很不安全为借口，强行迁都邺城。诏令下达3天后，便匆匆出发。洛阳官、吏、军、民40万人来不及收拾，狼狈上路。为防止百官逃散，高欢下令收缴官员的马匹，尚书省各部的丞官、郎官以上只能骑驴。次年，高欢又令尚书右仆射高隆之率10万民夫撤毁洛阳皇宫宫城，将建筑材料运到邺城。这次迁都，对洛阳造成极大的伤害，洛阳民户为之一空，孝文帝南迁以来的文化礼乐建筑成果悉数毁于一旦。《洛阳伽蓝记》记载14年后洛阳景象：“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凄惨已极！”

高欢迁邺时，命大将斛律金率精兵3万驻守风陵渡口，防备西魏攻击，宇文泰不敢追击。

3个月后，宇文泰以孝武帝与堂妹平原公主元明月乱伦通奸为由，强迫南阳王等宗室杀死平原公主，孝武帝怒形于色，恨恨地弯弓欲射，还经常砸桌子发泄怒气，君臣由此生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孝武帝与高欢矛盾的关中版重现。宇文泰没有高欢那么好的演技，也没有高欢那么好的耐心，他看出孝武帝绝非可制之人，干净利落地毒死孝武帝，拥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这标志着北魏彻底分裂。

孝武西迁的过程，实为东西魏互相试探的过程。双方在关中与河南交界处的初步碰撞，出于谨慎，都未投入较大兵力，几次战斗都如惊鸿一现、一击即退。但双方对局势判断之明，反应之快，行动之准，都令彼此心有戚戚。高欢和宇文泰都明白，他们都遇上了平生所未遇到过的劲敌，随着北方形势的进一步明朗化，他们都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注解：

[1]　参考地图2《高欢进兵形势图》。

贰　双雄喋血

周文踞西府，

齐武霸东藩。

生年不解甲，

死去同丘山。

——作者咏史诗

第五章

小关之战——宇文泰的战役妙笔

东魏天平四年（537年）正月的一天，惊魂未定的东魏丞相高欢率军没命似的向晋阳狂奔，他回过头发现负责殿后的猛将薛孤延已经赶上大军，他赶上大军说明西魏追兵已经被打退。高欢略微松了口气，他发现薛孤延手里拎着一把断刀，奇怪地问：怎么拿着这个？薛孤延疲惫地回答：与追兵激战，已经砍断了15把刀。高欢痛苦地向西南远眺，想看到那个名叫小关的地方，在那里，他的猛将窦泰已经成为西魏人的刀下之鬼。

一、逆天大逃亡

东魏天平二年（535年），随着东西魏正式分裂，中国大地上对峙的三个国家，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年，西魏新帝改元为大统，显示出这个新生的政权勃勃的生机和野蛮的欲望；建康城的梁武帝则改元为大同，这位70多岁的老皇帝仍旧标榜着正朔相承，在年号上表达出比武力统一更加高端的政治希冀；相比之下，去年已经改元为天平的东魏，在气势上看起来弱了很多。

与很多实干家相似，面子上保持低调的高欢，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没有比另外两家克制多少。在西魏立足未稳的时候，高欢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战争。

立足未稳这四个字，对关中的西魏政权来说，还是比较客气的。事实上宇文泰的处境很不妙。在过去的一年里，宇文泰使出浑身解数勉强打平关中和陇右，随着侯莫陈悦的败亡，宇文泰在表面上控制了关中和陇右。但灵州的曹泥、渭州的可朱浑元仍然是潜在的炸弹，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和地盘，宇文泰对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除了战争。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洛阳的变乱暂时把宇文泰的精力牵引到东方，可朱浑元和曹泥得以暂时在领地喘息，然而这并非长久之计。关中和陇右的形势非常明朗，要么你死，要么我活，可朱浑元不想坐以待毙，在长安刚刚颁行天下的新年号时，出身怀朔镇的可朱浑元决定打出关中，摆脱这种令人发指的对峙。但渭州与关东相隔遥远，想顺利到达关东，看似是一个无解的命题。

但可朱浑元这位日后得以配享高澄之庙的勇将，选择了硬走。他率部众3000多户，从渭州（甘肃陇西）出发，向西北方逃亡，过乌兰津渡口（《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在今甘肃会宁），避开原州（今甘肃固原）这个重镇，从原州的西面直插向北，奔向灵州（今甘肃灵武）。那里的守将曹泥去年遭受了来自长安的围攻，但从后来的效果看，似乎曹泥的抵抗非常有效。可朱浑元选择从灵州经过，目的不外乎想得到曹泥的支援。

长安对可朱浑元的动向一直高度警惕，渭州外围虽无重兵防范，但随着可朱浑元的出发，宇文泰的部队立即围堵上来，可朱浑元边打边跑，成功甩开宇文泰军的围追堵截，逃到灵州附近。曹泥女婿刘丰与可朱浑元关系很好，他资助可朱浑元一部分物资，然后护送其沿着灵州以北，向正东方的云州（今山西大同）进发。这一去，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可朱浑元一路没有受到任何阻拦，顺利地进入代北。高欢听说这一消息高兴万分，他派平阳太守高嵩持金环一枚赐给可朱浑元，并准备好粮秣保障物资，把可朱浑元接到晋阳。

以上这段平静的文字，由于史料限制，无法全景展现可朱浑元东逃的真实景象。但结合地图来看，我们会发现，这真是一场逆天的大逃亡。

为了计算方便，且把地名换成现在的。从陇西出发，向西北渡渭河，折向东北，走甘肃会宁，避开宁夏固原直向北走，到灵武，然后避开陕西靖边（夏州），穿越鄂尔多斯高原，最终到达山西大同。只算直线距离，已达2000多公里！[1]

想想古代的交通条件，这真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战略级大转进。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薄骨律镇（即灵州灵武郡）担负向沃野镇输送军粮的任务，灵武东北方向的交通条件极差，运输效率极低。薄骨律镇兵不堪其劳，镇将刁雍向孝文帝上书说：“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往来，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人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可见灵武东北面当时已是半沙漠化的地形，非常不利通行。长途行军既要提防追兵，又要应付极其艰苦的自然条件。然而可朱浑元居然安然穿过这可怕的路，从而映射出他对部伍超强的掌控力。可以说同时代的将领中，无人能出其右。

这也间接反映出西魏在灵州以北防御力量之薄弱，如果高欢掌控陕北高原，向南直攻关中平原，这无疑对长安是巨大的威胁。宇文泰和高欢从这起事件中都看到了这一点，两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陕北。

宇文泰加派大军进攻灵州，大将李虎招引费也头部落，与之一同进攻曹泥，在西魏大统元年（535年）正月，决黄河灌城，曹泥终于支撑不住，向宇文泰投降。长安随即发出命令，将灵州城的豪强全部迁到咸阳。但出于稳定陕北一带民心的考虑，宇文泰并没有杀掉曹泥，而是继续任命他为灵州刺史。

高欢把可朱浑元接到晋阳，了解到关中的一些情况，知道孝武帝已经被宇文泰所杀。他大张旗鼓地向东魏皇帝建议要给孝武帝服丧，但实质上是发出了政治动员令，从道义上占据制高点，从而为下一步讨伐关中打下政治基础。

但此时高欢还顾不上立即进攻关中，看似强大的东魏，还有很多麻烦要处理。

其一是南梁的进攻。洛阳之变时，梁武帝趁乱派将军元庆和率众出淮北攻入魏境，在梁大同元年（535年）正月，已经攻至城父（今安徽亳州谯城）。梁将陈庆之率兵自荆州北攻豫州（今河南汝南），与元庆和东西遥相呼应。

其二是齐、兖、青三州的叛乱。齐州刺史侯渊、兖州刺史樊子鹄、青州刺史元贵平联盟对抗高欢，东魏中央以汝阳王元暹为齐州刺史，率兵武力接管齐州（今山东济南），侯渊兵败不敌，西窜向青州。高欢一时腾不出手收拾兖、青二郡，便任命侯渊为青州刺史，离间侯渊和元贵平，二人果然相杀，结果侯渊连施诡计攻下青州，杀死元贵平。但青、兖二州说到底是异己势力，高欢以诡道待之，二州自然会以诡道应之。

其三是代北的匈奴稽胡部落，其首领刘蠡升趁六镇之乱在代北作乱，刘自称天子，称雄一方。高欢屡次派兵攻击，但往往不能彻底消灭。代北与晋阳相近，对高欢的根本重地威胁甚大。

高欢逐一发兵进攻。南梁方面，高欢以尧雄、任祥、侯景、窦泰、高昂等大将率军拒战，其中尤以任祥一路兵力最盛。高欢任命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节度侯景、窦泰、高昂三将共9万人，进逼彭城（今江苏徐州）、城父、项城。元庆和力不能敌，便引兵向南，攻东魏的南兖州（区域大概在今安徽亳州以南至涡阳之间），尧雄在豫州大破陈庆之后，引兵向项城，在南顿附近大破元庆和。南梁遂退兵。

兖、青二州方面，高欢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硬攻兖州的樊子鹄，而将青州先搁置下来。这一招很有效地分化了二州的联盟关系。侯渊心中存着与高欢和解的想法按兵不动，娄昭率兵进攻兖州，先击破东平的叛军，后又进围瑕丘（今山东济宁），决河灌城，樊子鹄被杀，兖州平定。高欢随后就以封延之为青州刺史，逼侯渊离开青州。这位在六镇之乱中奇计频出的将军，终究还是挡不住形势。走投无路之下，侯渊举兵造反，夜袭青州州城，劫掠其他郡县。济州刺史蔡俊率军进剿侯渊叛军，叛军多不愿再跟随侯渊，众叛亲离，侯渊本人被卖浆者杀死，传首于邺都。

稽胡方面，高欢先是派兵进攻，但由于刘蠡升部下都是骑兵，剽悍轻捷，硬碰硬地攻击，打个遭遇战攻而败之不成问题，但时间一长，这些飘忽不定的骑兵会再次聚集起来，给晋阳造成麻烦。于是，高欢又玩起了和剿灭尔朱兆一样的手段。他许诺与刘蠡升讲和，并答应把女儿嫁给刘蠡升之子。刘蠡升大喜，把儿子派到邺都，高欢厚赐刘蠡升的儿子，许下了婚期，但嫁女之期却一拖再拖。北方游牧民族大抵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人做事都比较实在，说什么便信什么。婚期既然已经定下来了，刘蠡升便放松了戒备，一副儿女亲家互爱互信的样子。高欢见烟幕弹已然奏效，便迅速发兵偷袭稽胡。可怜的刘蠡升还在道路相望等待来自晋阳的儿媳妇，结果却等来了要拿他项上人头的东魏军。刘蠡升仓促迎战，部众未集便遭到大败，他狼狈地率轻骑外出征集兵力，却被其北部王所杀，首级送给高欢。稽胡余众又立刘蠡升的儿子南海王为主，高欢趁热打铁，穷追猛打，终于大获全胜，俘虏南海王以下王公贵族400多人及部众5万多户。

这几仗打下来，河北、河东和山东的局面归于稳定，高欢腾出手来，再次把目光投向遥远关中的主人——那个未来将令他饮恨终身的人——宇文泰！

二、两次奇袭

在处理国内战争的同时，高欢一刻也没放松关中方向的战备。东魏天平二年（535年）正月，高欢遣司马子如、窦泰、韩轨三将率军进攻关中，企图夺回刚刚被西魏收复的潼关。潼关乃是关中锁钥，宇文泰立即发大军迎战，屯驻在霸上。司马子如诸将见关中有备，不敢硬攻，便调转方向，从蒲津渡过黄河，进攻另一个要地——华州（今陕西大荔）。

华州原是北魏东雍州，西魏改为华州。守将是老将王罴，此人在北魏时多经战阵，虽老而勇气不衰。王罴是关中的大姓豪强，在孝武西迁时被任命为华州守将。此人作战有一大特点，喜欢不穿甲胄带头冲锋，所幸他运气好，虽然经常这么冒险，却从未受伤。

司马子如率军连夜偷袭华州州城，大军来到城下，西魏军毫不知情。当时华州城正在大修城墙，施工用的梯子都倚在墙上未撤，东魏军乘机上梯入城，华州城眼看就要被攻破！

此时天刚刚蒙蒙亮，王罴还没起床，忽听门外汹汹然的吵闹声，仔细一听，居然是东魏人打进来了。王罴来不及穿衣服，光着头、赤裸着上身、光着脚，手执一根大白棒，大呼着冲出来厮杀。东魏士兵一见这个势如疯虎的老将，吓得气为之慑，竟然被逼退到城门边。王罴乘势带人反冲锋，守城的西魏军也迅速集合起来开始反攻。东魏军偷袭不成，被打出华州。

这场战斗发生在初春时节，据《齐民要术》（这本书大约成书于533—544年，书中有大量东西魏对峙时代的天候、农业生产的一手资料）所记：“十月中，以蒲蒿裹（石榴树）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乃解放。”现在华北平原大部分区域冬季石榴树可以在露天环境下度过冬天，可见当时冬天的寒冷程度。以当时的取暖条件，古人未必会脱光上衣睡觉，王罴赤身出战的情节描写未免有些史家夸大的成分在里面。但此战也反应出西魏前线战备比较扎实，否则单靠一个王罴的个人勇武仓促应战，怎能打败敌军的偷袭。

关中方向奇袭不成功，是高欢意料之中的事，毕竟这里是西魏严防死守的地方。他心中想的，是另外一个方向——陕北。那个方向，刚刚有人踏出来一条路。

可朱浑元的逃亡检验出西魏防御力量的薄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这对高欢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攻下陕北则可效法当年大夏赫连勃勃的故智，不断袭扰关中进而夺占之。一百多年前若不是宋武帝刘裕提前入关中灭后秦，赫连勃勃乘高而下打破关中是迟早的事。而当年赫连勃勃的都城统万城，正是现在宇文泰的起家之地——夏州。

夏州（今陕西靖边）南距长安900余里，骑兵急行军3天可到长安城下，据夏州而有之，给关中带来的将不仅是心理上的震撼，还有巨大的现实威胁。高欢决定突袭夏州。

天平三年（536年）正月，高欢简选精锐骑兵1万有余，亲率厍狄干、段韶、张琼等大将，从晋阳出发直扑夏州。武川人斛律羌举是尔朱兆的旧将，对代北的地形非常熟悉。高欢令斛律羌举率3000名骑兵作先导，自率主力大军，一路狂奔而前，路上不生火做饭，只吃简易干粮，以一天将近220华里的速度，只用了4天，便横跨了900里的黄土高原，杀到西魏夏州城下。东魏军乘夜杀到城下，在没有大型攻城器械的情况下，东魏军把槊绑起来当梯子，一鼓作气攻入城中。西魏夏州完全没有接到任何预警，瞬间被东魏军打蒙，战果毫无意外，夏州守军战败，刺史斛拔弥娥突被生擒。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传到长安，引起包括宇文泰在内的西魏上下一片惊慌。他们最主要的担心不外乎是怕高欢率众南下，像攻陷夏州一样把长安掀翻。宇文泰紧急举行朝议，商量应对之策。当朝野上下一边倒地震惊于东魏骑兵恐怖的战斗力和高欢惊为天人的突袭杰作时，曾在北地郡任职督将的郭贤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必惊慌。

有些事情大家习以为常，但真相往往隐藏在熟视无睹之后。赫连勃勃当年以陕北为基础与关中后秦政权对峙，成为现在大家重视陕北的一个历史依据，从而以之判断，拿下陕北必然可以以之为基础攻下关中。郭贤根据他的经验指出了这个逻辑的荒谬之处。他说，高欢突袭夏州，这是他的极限，河东的后勤保障力量只能支撑他900里的远征。从夏州南下也是900里，路程固然平坦，但现在的夏州附近，人烟稀少，物资匮乏，绝无可能再为高欢补充足够兵力和物资，他非但不能继续进攻关中，不久还会撤退，否则便会陷入危险。

在这个基础上，郭贤更是狠辣地指出：高欢在贺拔岳被刺之时看不清形势，没有趁乱进攻关中，在孝武帝西迁时已经拿下潼关的情况下，不敢一鼓作气进攻关中，乃是其智术短浅的直接体现。

果然，这位名微位卑的都督的话不久便得到验证。高欢亲自跑了900里，才发现夏州荒残穷困，不适合作为进攻的基地。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在夏州久驻，不仅自己后勤供应不上，一旦关中的大军反应过来，自己很可能被包围歼灭。权衡之下，他留下将军张琼守夏州，自率大军返回晋阳，同时还把夏州的5000户居民悉数迁到河东，作为此次突袭聊胜于无的战利品。西魏秦州刺史万俟普拔与可朱浑元一样，不甘心臣服于宇文泰，趁关中慌乱之机，也学着可朱浑元，率部众一哄而走，归降了高欢。灵州刺史曹泥也要据城降东魏，关中发来大军第二次进攻灵州，并采取了与第一次同样的策略，决河灌城。但这次没有收到同样的效果。高欢听说灵州的战事，立即派阿至罗骑兵3万奔袭灵州，绕到西魏军之后，与曹泥里应外合击退西魏军。然而灵州毕竟不是夏州，与长安的距离较近，数年生不如死的孤立让曹泥心有余悸，他选择了离开。当年正月，灵州城的军民全部东迁至河东，留下一座空城给西魏。

三、失策的前锋

不管战果如何，奇袭夏州的胜利，无疑对东魏人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把他们近年来战无不胜的思维惯性理所当然地带到了对关中的战略考量上。连宇文泰的起家之地都这么不堪一击，关中肯定也强不到哪里去。

天平三年（536年）十二月，高欢决定西征，目标直指西魏大本营——长安。东西魏持续10多年、规模空前的对攻大战由此拉开大幕。

东魏军兵分三路，由北到南呈三条平行线进攻关中。其中北路军由高欢亲率主力进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在黄河上大造浮桥，摆出志在必得的架势。南路军由汝阳王元暹挂名、西南道大行台高昂实领，由洛阳出发进攻商洛山区，企图从蓝田进入关中。中路军由大将窦泰率领自晋南出击，经风陵渡口渡过黄河，直攻关中的门户潼关。从兵力上来说，高欢的北路军、高昂的南路军都没有明确数字，窦泰一军约1万人。但是从历次高欢进攻关中的兵力来看，其规模大致在10万人左右。高昂在天平四年（537年）之前，长期担任豫州刺史和西南道大行台，其所部军队曾有3万人左右的记录。以此为基点估算，全军10万人，高部3万作为偏师，窦部1万作为矛头，这样的安排是合乎高欢的初衷的。

长安得到东魏来攻的消息，立即做出了反应。自夏州被突袭后，东魏对关中的大规模攻击一直是意料之中的事。东魏的三路大军，高欢的主力威胁最大，从蒲坂只要一过黄河天险，西入关中就是一片坦途，想要在关中平原挡住纵横驰奔的东魏铁骑，这真是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必须有效利用关外地形优势拒敌，特别是要把高欢主力挡在关外。宇文泰率主力北出长安，屯驻在广阳（今陕西铜川）。

高欢大军严阵以待，但并没有过河，三道浮桥波澜不惊地架在黄河上，高欢本人则神定气闲地驻扎在河岸，静静等待来自南线的消息。高昂和窦泰向来都不是让他失望的人。

先看高昂。这位勇猛的将军渡河南下，在河边他设祭祭拜河伯，高昂亲自读祭词：“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经君所，故相决醉。”这段很有喜感的祭词大概是高昂动员部队的说辞，从洛阳向西攻商洛山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里绵延着数百里的熊耳山。洛州豪强泉企长期担任刺史，在西魏中央的支持下，地利、人和兼而有之的洛州，是摆在高昂部队面前的一道难关。

高昂进至洛州以东，做好了打一场恶仗的准备，不料突然有了意外之喜。洛州人泉岳、泉猛略兄弟和杜氏豪强杜窋与泉企不和，图谋开城接应高昂，反被泉企识破，泉岳兄弟二人被杀，杜窋逃走投降高昂，愿意当攻城的向导。高昂大喜，在这位尽知洛州虚实的降将的带领下，直迫洛州城下，展开猛攻。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高昂亲自到城下指挥攻城，城上矢下如雨，高昂多次中箭，有3箭居然射穿了他的身体。高昂重创晕倒，但一醒过来又翻身上马，脱掉甲胄绕城巡视，继续指挥攻城，他的生猛给部队带来巨大的精神动力。惨烈的攻城大战持续10多天，城中守军弓矢粮草耗尽，关中又无一人一骑来援，泉企的儿子泉仲遵在战斗中眼睛受伤无法继续作战，但泉企仍坚持抵抗，直到城池被东魏军攻破，泉氏父子全部被生俘。

洛州城攻陷后，下一个目标是蓝田关。蓝田关是长安的南大门，距洛州160余里，以步兵的行进速度，两三天就能赶到。高昂信心满满，宇文泰大军云集长安北面，这里将是一片没有抵抗的坦途，运气好的话，他有可能第一个攻到长安城下，问候刚刚上任的伪皇帝元宝炬。他有意加快了进军的速度，但又不得不顾及潼关方向的窦泰，因为高欢的命令是——分进合击！

窦泰一路进展也相当顺利，他在潼关击败了西魏守将阳猛，把军队屯扎在潼关城外的小关，潼关之右是大山谷，窦泰把大军摆在城外，由于连日苦战，他需要暂时缓口气，关中的寒冷天气和潼关一带的西魏豪强，在一定程度上耗费了他的精力。虽然北面和南面两路大军都在看着他，等着他，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了，长安城虽近在咫尺，但那里应该仍有相当强大的防守力量，他迫切需要休息。

这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然而历史在这里悄悄拐了个弯，把几乎能送到高欢手里的宇文泰的人头，重新牢牢地摁在宇文泰的身上。

潼关！症结就在潼关。

高欢的部署从总体上看是没有错的。三路进攻，牵制宇文泰的兵力，重点保障的是中路军。然而中路军的精髓在于什么？在于快攻。窦泰不立即进攻长安，高欢宏大的战役设计就全部泡汤了。

天平元年（534年）高欢追击西迁的魏孝武帝，本已经占据了潼关，但却只留兵据守，没有继续西进。这一招表面看很令人费解，已经攻到潼关了，为什么不继续进攻长安。不是高欢糊涂了，而是潼关这个地方很是诡异。

以潼关为界，西边的地势很好，一片平原；东边则很差，是连绵的崤山，再往东400多里，就是著名的函谷关。潼关和函谷关之间是狭窄的一段通道，山道崎岖，非常不利于大军行进。潼关和函谷关分别把守着这条险道的两头，如果关中对关东处于攻势，则必前出守函谷关，这样方便直接出关攻击；如果关中对于关东处于劣势，则需收缩兵力弃函谷而守潼关，如果据守函谷关，那么这400多里的补给路线，无疑会把函谷守军置于死地。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高欢当时攻下潼关并不敢继续向西进攻就是正确的。长安近倒是很近，可是万一败了呢？潼关北面是黄河风陵渡，东面是漫长的地狱逃生路线，一败就是死，想逃都没门。出于万全考虑，没有十分把握，高欢不敢直接与不知虚实的宇文泰直接碰撞。

然而这次三路进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高欢明显是在前次攻潼关的基础上做出三路进攻的决策，而且他已经成功地把宇文泰的主力调出长安。这时就差窦泰的雷霆一击了。可是高欢死也不会想到，他寄予重托的窦大将军，居然在潼关城外悠闲地晒太阳。

四、断其一指

现在盘面主动权交给宇文泰了。

西魏军中现在是什么反应？

高欢坐镇北面，如饿虎伏地，伺机而动；窦泰锋劲速疾，如疯狗搏兔，有恃无恐；高昂苦战不休，如野猪拱树，锲而不舍。这三路哪一路都得防，哪一路都不能丢。于是西魏军内部出现一边倒的声音，把广阳的主力一分为三，分头抵御东魏军。

后来的八大柱国、十二大将军中，李弼、侯莫陈崇两位柱国，杨忠、豆卢宁、达奚武3个大将军参与了此战。达奚武和苏绰有不同意见，其余的高级将领都主张分兵抵御。这是最简单、最常规，同时，也是最愚蠢的做法。

高欢等的就是宇文泰分兵。西魏军力量本来就不如东魏军，广阳的主力仗着黄河天险，勉强可以抵挡住高欢主力部队。如果一分为三，向潼关、洛州分散兵力，两个方向防守力量有多大改变不说，蒲坂当面之敌立即就会渡河西进，持重不战的东军主力迅速发力，将会把关中打得稀烂。

那么不分兵又能怎么办？宇文泰敏锐地看到了关键点：打潼关！

为何？

一则窦泰部兵少，仅1万人，力量是三路中最弱的，虽然打中路会招致南北两路夹攻，但是高欢主力尚在潼关以北将近80里外，中间还隔了条黄河，南路军距离潼关将近200里，一路都是山路，两路部队向中间靠拢都需要一定时间，在此期间，快打快撤，有把握吃掉窦部。

二则窦部常做先锋，屡胜而骄，又自恃有北路高欢的战役支援，对西魏军不放在眼里，打完潼关居然没有继续进攻长安。如果能快速进至潼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当能有极大胜利把握。

三则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对付分进合击的有效方法就是择其弱而歼之。窦泰一灭，南北两路尚有天险可依靠，敌军无法实现乘虚快攻的意图，整个战争的形势就会逆转。

以上的考虑，都要基于一个字：快！

宇文泰帐下诸将仍然统一不了意见，特别是持分兵意见的人很多。当然，诸将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如果主力骑兵杀奔潼关短时间内回不来，高欢得知消息后，一鼓过河，怎么办。

宇文泰大胆决断的背后有精确的计算。广阳距蒲坂将近180里，假设高欢真的在宇文泰主力转移后立即全军渡河，在沿河守备部队的阻击之下，至少要5天时间，才能威胁到长安。从广阳到长安100里左右，再从长安到潼关将近280里，以精锐骑兵的速度，4天时间应该能够到达，用1天时间解决战斗，绰绰有余！

宇文泰把争议搁置起来，他率6000精锐骑兵急速赶回长安。但是东魏军仍在背后虎视眈眈，不可不虑，宇文泰又找尚书直事郎中宇文深询问他的看法。

宇文深是宇文泰的族子，曾长期任宇文泰的主簿。此人是行伍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行军打仗很感兴趣，不到10岁就喜欢堆起小石头作营地、插起茅草作旌旗模拟大军出征，其父宇文永赞叹他日后必为名将。孝武帝入关后，宇文泰用为自己的主簿，非常欣赏他的才能。

宇文深与宇文泰持相同意见，他详细分析了形势，他说：“高欢持重，窦泰急躁，如果打蒲坂之敌，窦泰必先援救高欢，两面受敌，我军必败；如果打窦泰，高欢未必敢速救，以强吃弱，打窦泰赢面很大。打完窦泰，敌军势沮，两路大军必定不战而退。”这番话说得宇文泰心花怒放，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但是其余大将们仍是一边倒地主张分兵。从广阳回军已经花了两天时间，再犹豫下去高欢就真有可能渡河进攻。怎么办？宇文泰此时显示出作为一个伟大统帅的优秀素质，他果断力排众议，决定以精锐骑兵主力奔袭窦部。

宇文泰先朝见了皇帝，对外宣言东魏势大，要退保陇右，以迷惑高欢和窦泰。高欢对此举没有做出应有的举措，仍然持重不动，万一这是诱敌之计呢。宇文泰的6000名骑兵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全速向潼关开进，像一支黑色的死亡之箭，呼啸着射向窦泰。[2]

反观此时，窦泰尚且在不紧不慢地休息，反正西军主力还被牵制在广阳，宇文泰本人又恐慌地退保陇右，怕什么。两天后的清晨，身着黑色衣甲的西魏军队出现在小关城外。经历了疲累的攻城战斗的东军似乎还未从睡梦中醒来，突然发现西军骑兵已如猛兽般扑来。

这个突然的打击让窦军傻了眼，仓皇之下，窦泰要依山列阵，但是已然来不及。以仓促之军对有备之师，窦军被打得全无招架之力，眼睁睁地看着部队溃散，窦泰本人被活捉，麾下万余名官兵悉数成为俘虏。

窦泰的首级当天被快马送到长安，这场令人振奋的战斗极大鼓舞了西魏军民士气，同时也令东魏北路、南路军大为震惊。

中路军一破，打破了三路之间的协同，南北两路已成孤军，特别是南路高昂部，此时已深入商洛山腹地，虽然已经吃掉西魏数州之地，但如果继续进攻，极易被包围歼灭，成为第二个窦泰。北路虽然兵力雄厚，但是如上分析，突入关中后，已成孤军，只能靠强攻硬拼，胜算还是未知数。权衡之下，南北两路选择同时撤兵。

来不及品尝胜利喜悦的高昂下令烧掉了辎重，匆匆委任杜窋为洛州刺史，带上泉企撤回东魏，西魏方面迅速发起反击。历来大军一退便乱，高昂虽然前期连战连胜，此时也不免狼狈，退军期间部队被打得混乱不堪，高昂本人也负了很严重的伤。他生恐自己就此战死沙场，派人向高欢说：“我死不足惜，只可惜没能看到弟弟高季式当上刺史。”高欢闻讯立即封高季式为刺史，以鼓舞军心、安抚高昂。泉企的儿子泉元礼半路逃回洛州，与弟弟泉仲遵一起发动洛州的土著势力驱逐了东魏势力。北路方面，东军烧掉了浮桥，全军东返，西军穷追不舍与之激战。至此西魏大获全胜。

总结此战，东魏军在大好形势下失去制胜之机，西魏却在险中取胜，最大的亮点就是宇文泰天才般的战争嗅觉，他几乎以一人之力逆转了整个战局，使得西魏从最严重的一场生存危机中解脱出来。此战也基本确定了东西魏10多年大战基调，以弱胜强、以巧制勇。

然而高欢此刻大概还未认识到战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他自信，他勇敢，他执着，一切原因都能合情合理地归结到部下的失误上，他一厢情愿地以为，只需以更大勇气和更强的力量，就能摧垮关中那群侥幸得胜的武川人。

注解：

[1]　参考地图3《可朱浑元逃亡路线图》。

[2]　参考地图4《小关之战形势图》。

第六章

弘农之战——战争背后的关中经济困局

一、弘农大赌局

小关之战的胜利，解决了西魏立国以来的第一个大危机，使得宇文泰有工夫坐下来思考另外一个严重的危机：饥荒。大统二年，即小关之战胜利的当年，关中爆发了严重的旱灾，粮食大规模歉收，百姓无粮，已经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按照常理，宇文泰应该立刻想办法筹措粮食，先解决燃眉之急。但曾在小关之战中出过奇谋的西魏版陈平——宇文深，却给宇文泰出了一个与粮食毫不相关的主意——打弘农。

弘农，郡治在今河南灵宝，所辖区域原包括华州、陕州以及晋南一带的地方。潼关—函谷孔道穿越弘农郡的核心地带，东端的函谷关地势险要，是关中出兵向东的必经之路。《水经注》云：“（黄河）历北出东崤，通谓之函谷关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陕，车不方轨，号曰天险。”打下弘农、占据函谷之险，在关中强于关东时有高屋建瓴的战略意义，但在关中弱于关东时，打下这个孤悬于外的据点，需要耗费大量后勤补给来维持，有些得不偿失。西汉末年王元说隗嚣曰：“请以一丸泥东封函谷关，图王不成，其弊足霸矣。”三国时曹操西征马超、韩遂，亦是逆行函谷、潼关一线。

在灾荒之年还要主动出兵伐人之国，看起来这是自寻死路，但宇文泰居然同意了宇文深的建议。大统三年（537年）秋七月，宇文泰率丞相府所领十二军出征。

十二军是西魏北周府兵系统的雏形。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西迁关中后拜宇文泰为丞相，宇文泰对军队建制进行了改革规范，规定国家军队都属丞相府统辖，十二军皆以大将军统领，各军大将都是武川旧将或平定陇右时招纳的大将，分别是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达奚武。这其中包括了后来八柱国中的5人（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除宇文泰和元欣两位，另一位柱国李虎史无明文为何不在这十二将中，但看这个时期李虎的行动，围攻灵州的重大战役，他排位尚在赵贵之前，似乎其位望和贺拔胜一样也是高于十二将的。

丞相府十二军的统军大将全部出征，除此之外，刚刚被梁武帝释放回到长安的大将贺拔胜、宇文泰外甥贺兰祥、尉迟迥和尉迟纲兄弟也随军出征，只留下宇文泰的侄子宇文导留镇长安。从征的阵容之齐整，为西魏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但是这么豪华的将领配置，所领总兵力却不过万人。要知道平定关中陇右后，宇文泰的兵力已有数万人，虽不及高欢兵力雄厚，但也绝不会可怜到只有这点人。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一个家财百万的人，只肯拿出几千块钱投资做生意。以至于这场将多兵少的战役，看起来像是一场赌博。

那么西魏军队都哪里去了？答案还是饥荒。关中三辅的粮食已经到了连军队也供应不起的地步，除了必备的中央军主力，其余军队全都散开到各州就食。甚至弘农之战本身，也是为了解决粮荒，弘农有东魏设置的大粮仓，不管够几年吃的，先抢过来再说，否则迟早有一天，就连优先保障粮食的中央军也要饿死在关中。

二、关中经济困窘的原因

我们暂时把着眼点回归到关中灾荒上。以沃野著称的关中平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首先是气象方面。南北朝时期的平均气温较低，前文所述《齐民要术》所反映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冬季气温比现代要低3～4摄氏度。低温对农业有弊有利，但如春夏季节持续低温易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再加上旱灾或其他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破坏是相当剧烈的。

《中国救荒史》总结说，南北朝“所见之灾害更多。计水、旱、蝗螟、地震、霜雹、疫疬诸灾，总共达三百一十五次。以与一百六十九年之数目（自宋魏对峙至隋灭陈）相较，所超者及一倍以上。如再加以详细分析，则此一百六十九中，频数最高者为水旱之灾，计各七十七次；其次为地震，凡四十次；再次为风灾，共三十三次。此外霜雪为灾二十次；雨雹为灾十八次；蝗灾十七次；疫灾亦如之，歉饥十六次”。

这个统计数字针对的是全国，但以经验而论旱灾自来北方多于南方，特别是在极寒之年，关中所受的灾必然不少。古时农作物亩产量大约都在200斤左右，口粮之外所剩不多，一旦旱灾造成歉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前年粮食接济不上，后年如再发生干旱，粮荒不可避免，如果这种情况在几年之内反复出现，普遍性的余粮耗尽，那么大规模的饥荒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是人祸。相对于自然灾害，人祸的分量更重而且难以消解。综合来看西魏时对社会经济影响，也即对农业影响最大的因素有：

一是人口的流失。农业时代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数量。关中人口自东汉初就已不复西汉时的盛况。

关中三郡西汉至隋的人口数据表

从西汉到东汉经历可怕的赤眉之乱，关中三大郡的户口数锐减，扶风郡甚至减少88.9％以上。东汉末及三国关中人口数字不可考，但以三国著籍户700多万的总量来看，西晋时数量比东汉初也好不到哪去。五胡乱华时，汉、苻秦、后秦、大夏先后以长安为中心经营，但随即被战乱毁灭一切努力。北魏南迁洛阳后，经济政治中心定在河洛地区，关中人口也迄未恢复（魏书缺关中的人口数字）。西魏北周在关中经营50多年，人口才算勉强恢复，达到北朝时极盛的49万余户，但仍不如西汉时的64万余户。人口数字的变化无疑标志着生产总量的变化，稀少的人口创造的农业产品根本不足以支撑政治军事需求。国力稳定时，关中可以依靠调发河南、河东、河北等地的财富以支撑关中的需求，如《隋书·食货志》云：“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但从函谷向潼关运输的道路实在很难走，西晋武帝时曾企图开凿陕州以南的大山，在黄河与洛水之间开渠，以提高河南、关中之间运输的效率，但因作业难度太大而作罢。直到隋开皇四年，才在充足国力的支撑下，由宇文恺主持，从潼关开凿了接到渭水的广通渠，一定程度提高了关中内部的交通效率。

从这点也可以看到关中相对于关东的劣势。河洛地区在晋末、北魏末的丧乱后人口大量流失，但由于漕运河运的便利，各个区域之间能够利用丰年积蓄下来的粮食渡过难关，因而人口流失可以迅速恢复，生产也能得以维系。孝武西迁后，高欢把洛阳百姓和六坊之众（南来的北镇流民，大部分是世兵军户）悉数迁到邺城，大部分平民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高欢便调发河北的仓储130万石赈济之，春秋两季还对六坊军户赐以帛，保障穿衣所需，因而得以迅速消解迁都带来的社会震荡。

同时，由于北朝黄河中上游人口大量减少，中游植被恢复减少黄土冲入河中，黄河泥水沉积减少，洪灾数量大大少于其他朝代。黄河干流既深且急，利于大船航运，水运交通非常便利，以至于刘裕伐秦时水师居然能在黄河中交通。东魏北齐在沿河要津设置了许多粮仓，既可用于大军出征的后勤保障，荒年也可以及时赈济灾民。东魏北齐国力能够在六镇大乱之后十来年内便迅速恢复，与这些因素是分不开的。

在人口绝对留失的同时，还有相对流失，即户口隐附。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社会通病。县以下的社会，基本上是宗族的天下，和平时期宗族负责宗法管理、组织生产、庶务管理，战时负责征集兵员、提供粮秣等。在南北朝以前，国家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基本以户口为依凭，农民遇到荒年交不起税，或者国家征发赋役严重无力承担时，便逃离户籍所在地以逃避税役。但逃离的农民还要生活，单靠无目的的垦荒无法解决，何况豪强还强占了不少山泽园林，没有耕牛农具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民想要自力更生解决生存问题几乎不可能，因此大量流亡农民便投入豪强大族的门户之下。豪强门下荫附人口不登记到国家户口之内，因此不需要向国家缴纳赋税和承担力役、兵役。当然豪强并不会仁慈地取消荫附人口的税，应向国家交纳的钱粮，都转入豪强门下，甚至豪强征收的比例比国家的税率还要高，因此各地的豪强大族都不遗余力地招纳破产或逃亡农民。

北方豪强遍地都是，以关中陇右而论，京兆杜陵韦孝宽、京兆山北韦祐、上洛邑阳阳雄、原州李贤兄弟、高凉杨标、上洛洛州泉企，这些人都有强大的宗族力量，在关中大乱时，李贤兄弟、韦孝宽等人都能组织起来数千人的部队，这些部队与西魏北周的府兵相别，称之为乡兵，其兵源都来自于豪强控制的人口。国家与这些有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豪强有根本利益冲突，但在西魏立国之初，中央还要仰赖他们的武力和社会影响力以巩固统治，对他们私有的人口只好暂时容忍。所有这些情况，都导致了中央赋税收入的下降，这就意味着中央应对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

二是均田制的暂时破坏。北魏孝文帝时始行均田令。均田令的本质是向绝大部分人授予田地，以提高编户民的农业收入。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下的诏令中，规定男夫15岁以上开始授予田地，包括20亩正田（用于种植麦粟等粮食作物）和20亩麻田（用于种植桑麻等经济作物）。到70岁免除赋税，20亩正田需要还给国家，麻田则归民户终身所有，不需缴还国家。女人、老弱及寡妇分别减少相当数量授田。太和诏还规定，地广人稀的地方允许百姓根据自己的力量开垦荒田，官府还借给种子。

北魏能够实行均田制的基础是北方经过数百年的战乱，人口大量损失，人均土地数目大大增加，土地兼并与人均有田的矛盾还不是很明显。当然在一些通都大邑还有人多地少、地主兼并的情况发生，但都不甚明显。国家编户人口大规模得到土地，当然有利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到魏末时，关中再次发生大规模战乱，人口死亡、流亡，一方面是大量土地抛荒，一方面是豪强地主不断兼并乡里土地，国家控制的田亩数下降，涣散的中央也无法保证均田制的实施。

小关之战结束前后，宇文泰下令重新规范均田制：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口七以上宅四亩，口五以上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但这种补救措施哪里能够立马起到作用，一有灾荒，仍是无法应对。

三是佛教对社会经济的损害。北魏崇佛，虽初年有太武帝灭佛之事，但到了中后期，随着对外征战减少，政局稳定，文化昌明，北魏上层对佛教的推崇又兴盛起来。北魏灵太后时所建洛阳永宁寺，据《洛阳伽蓝记》所载：“中有九级浮屠一所，架木为之，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余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西域来的胡僧赞叹说，他遍历诸国，从未见过如此精丽的寺院。其他一般规模的寺庙也逐渐多起来，到北魏灭亡前，“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寺庙的扩张令人吃惊。

魏孝文帝经常到永宁寺听讲经，并亲自为官方指派出家的良家男女百余人剃法、授僧衣。不仅皇帝本人重视，政府官员还经常受命到寺庙中与僧徒讨论佛义，施僧衣和宝器。在这种鲜明的导向下，僧尼口数大大增长，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魏太和年间，洛阳城内僧尼达2000余人，僧尼77258人。人多之后，便生是非。六镇起义爆发后，战乱频繁，赋税加重，很多农民为躲避战乱和经济压迫，纷纷出家为僧，到北魏灭亡前，全国僧尼竟多达200万人。以北周北齐境内极盛时期而论，总人口在2400万左右，那么北魏末年僧尼已占总人口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可怕的比例。

僧尼不需承担政府赋税和力役、兵役，从政府掌握的力量中夺去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在全国各地，寺庙隐然成为类似于豪强的势力，有些大寺庙的僧人还产生了非分之想，公然蛊惑民众对抗政府，企图发动武装叛乱。所以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均有灭佛的举动，目的不外乎削减僧尼人口，剥夺寺庙对土地的控制力，以强化提高国家的实力。

三、西魏应对之策

天灾人祸交织，只有政府来独自面对。大统二年，为支撑战争所需，在民间已经出现大灾的情况下，西魏仍坚持下令征粮，百姓要上报所存余粮，按比例交纳一部分作为军粮，很多民户不愿交粮，往往隐瞒不报，政府没办法，就让百姓互相揭发，一有发现隐瞒便加以刑罚，民间苦不堪言。这其中固然有宇文氏统治残酷的因素，但也隐约有打击关中豪强的影子。在普遍大饥的情况下，还能有些余粮的，肯定是田产丰富、往年有所蓄积的豪强大姓，宇文氏毫不留情地打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和豪强的矛盾。同时期东魏也在干一样的事，为扩大兵源和编户，改变赋役不均的严重问题，高欢命重臣太保孙腾和大司徒高隆之为河北括户大使，从豪强门下搜出60余万户隐附人口，高欢对河北豪强的打击，其严酷程度远远过于宇文泰。

重压之下，关中的部分豪强也忍受不了政府的压迫，夏阳人王游浪聚众造反，以华州之北的军镇杨氏壁为据点，与官军对抗。骠骑大将军于谨率军讨伐叛军，贺兰祥带头攻城，打破杨氏壁，平灭了这起反叛事件。

为了缓解灾荒的压力，西魏政府着手进行了改革。宇文泰的着眼点很准，他知道关中经济之残破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紊乱和战争频繁所致，必须抓住关键釜底抽薪。宇文泰拜武功人苏绰为行台左丞，主持改革事务。左丞与长史一文一武，是宇文泰的左右手。

苏绰极富才学，西魏立国后，尚书左仆射周惠达才能一般，有时对政务说不上来，便来请教苏绰。宇文泰感到好奇，便亲自与苏绰谈话，一谈之下深深为苏绰的才学所折服，大感想见恨晚。苏绰任左丞后，改革政府运作的方式，制定了朱出墨入的计账方法，用以规范钱粮管理；又制定户籍管理法规，加强对编户人口的控制。同时，宇文泰还让群臣斟酌古今合用的条规，总结梳理并加以一定改造，形成二十四条新制，在全国推广实行。这些改革都是从政治入手，可谓深合时宜，一定程度上推动西魏统治秩序走向正轨。虽不能立即挽救关中的经济困局，但毕竟做出了好的尝试，开创了高效率行政的先河。

四、攻克弘农

大统三年（537年）八月，西魏军正式出击，大军到达潼关后，宇文泰进行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动员文告中并未明确此次战役的目的，只是笼统地说“奉天威、诛暴乱”。大将军于谨率本部兵为前锋，出潼关先攻湖城县盘豆城，盘豆城是湖城西南20里的一座军镇。古湖城之西南有湖河，向北流入黄河，湖城南面是一带山塬，有皇天原、夸父原、董杜原等，地势险要，是易守难攻的要地，所以东魏守盘豆而不守湖城，过湖城便是弘农郡城。东魏将军高叔礼在盘豆驻守。

这座小小军城作为犄角相守的军城则可，但对抗大规模的进攻却显得力不从心。于谨率军猛攻，顺利地打破城池，生俘守将高叔礼并戍卒1000人。宇文泰大军续发而至，合为一处进攻弘农城。大将军达奚武自告奋勇带两名候骑前出侦察。达奚武骁勇异常，善于近身格斗。他侦察途中与东魏的候骑相遇，两方相斗，达奚武杀对方六骑，得胜而还。

弘农郡守将是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和高干（职务不详），守兵大约不多于万人，况且据有城池，双方正是势均力敌。

宇文泰不把东魏守军放在眼里，当时秋雨连绵，不利仰攻城池，但宇文泰仍命大军即刻展开进攻。攻守之战历史记载细节不多，两天后，弘农城破，李徽伯被擒，8000名守军也被西魏所俘，只逃掉了将军高干。

弘农城有东魏所设的常平粮仓，宇文泰命大军就地取粮，暂时驻扎在弘农城中。同时命大将贺拔胜率军北过黄河追击高干。高干没逃多远便被贺拔胜所擒，与李徽伯一样被抓到长安献俘。贺拔胜乘机进攻，拿下河北郡，擒获郡守孙晏、崔乂。

弘农郡本是关中与关东的分界区，高欢的防御重点并未深入到弘农，宇文泰以精兵攻东魏之不备，取胜是情理之中。但下一步怎么办，似乎宇文泰并未想清楚。

西迁之难后，河南和晋南州郡纷纷归附高欢，这些州郡大部分分布在弘农的北面和东面。从两国形势而论，弘农实际上是拉锯带，宇文泰占据这里，具备了向东略地的可能，但以关中此时的情况，根本无力继续进攻。但要是就这么退兵，又有些不甘心。因此宇文泰在弘农一直住了下去，时间竟达50多天。

行台左丞、高凉人杨标向宇文泰建议说，他父亲曾在邵郡白水县任职县令，与邵郡的豪杰交情不错，他愿趁乱去游说，策动本地豪杰起事。意见被采纳后，杨标即与邵郡豪强王覆怜密谋起兵，抓获郡守及县令4人并当场斩首，邵郡陷入混乱，被杨标乘乱拿下。

邵郡即今山西垣曲，地处太行山南端，地势非常险要，与河南弘农、河东蒲州并列为东西魏战线的重镇。向北可威胁河东晋州，向东南可威胁河阳控制黄河渡口，向东北可出轵关直指相州。这一条战线上自孝武西迁后一直是东西两国的缓冲区，政府控制力相对较弱，地方豪强相应地成为左右一时一地的主导力量，高欢南攻洛阳时，除了坚决追随孝武帝西迁的部分豪强，其余留在本地的都据州归附高欢。邵郡被攻下后，杨标乘胜扩大战果，他遣人向河东正平一带的东魏城池宣传西魏的兵势，晓谕他们看清形势做好抉择，一个月之内，诸州相继归附。

河内温县豪强司马裔也率宗族起义，此人是晋宣帝司马懿弟弟司马馗的后代，祖先随东晋南渡。东晋灭亡后，因为宋武帝刘裕大肆诛杀司马氏皇族，司马裔的曾祖司马楚之率宗族逃入北魏，复回河内温县。晋室皇族的风光此时早已不复存在，司马裔在北魏只做到司徒府参军事这样不大不小的闲官。孝武西迁时他便从邺城偷偷跑回老家，企图趁时而动。弘农之战的爆发，给他带来了机会，他迅速响应西魏的号召，把宗族组织起来据城归附西魏，并遣使向西魏归诚。但温县距离关中实在太远，西魏军鞭长莫及，温县迅速陷入东魏军包围之中。东魏大将高永洛、王陵昼夜进攻温县城，一时组织起来的司马氏宗族部曲不是东魏大军的对手，在激烈的战斗中损失过半，司马裔只好突围而出，逃往关中。

温县的战事虽然并不大，但对附近的影响却非同凡响。河东附近诸州县一时风向倒转，正平等郡纷纷再次归降西魏，就连洛州宜阳郡一带也迅速归附。东魏阳州（治所在今河南宜阳）刺史段琛生恐陷入西魏的围攻，弃城而逃，被宜阳豪杰陈忻在九曲道（今河南洛阳以北）率乡人截击，杀伤甚众。陈忻乘胜追击，攻下新安县，生擒东魏的县令张祇。

这一局面是宇文泰和高欢都未曾预料到的。打粮队长宇文泰最初只是想解决粮食问题，没想到战果扩大，令人惊喜。但肠子已经饿细了的西魏军，暂时没有这么强的消化能力，不能不顾实际的继续进攻了，否则招致东魏的反攻就得不偿失了。

对高欢来说，宜阳一带被拿下不见得有多大威胁，但河东南部重镇易手却有点不妙，这对晋州平阳一带有极大威胁，如果任由西魏在这里略地，以往高欢予取予夺的进攻通道便不再通畅。这是高欢所不能容忍的。

五、以外援补不足

面对西魏的攻势，晋阳方面准备遣军南下反攻。以此时东西魏力量的对比，高欢南下自然是占尽优势，但他还不能立即南下。因为北边突然来了警报：柔然大军南侵。

柔然族是东胡的一支，居于代北蒙古高原，他们冬天南下漠南，夏天迁徙到漠北，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匈奴衰落后，柔然族在高原兴起，早期与鲜卑族共处于草原。鲜卑拓跋部兴起建立北魏后，柔然与之争夺草原的控制权，魏道武帝拓拔珪击败柔然，迫使后者逃到漠北。

后来柔然在漠北与高车部争锋，部落首领社仑也是一时雄杰，率部吞并高车部落，再次称雄于漠北，跨居范围东至朝鲜，西达敦煌。社仑自号丘豆伐可汗，可汗意即皇帝，从此取代单于成为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专用名称。丘豆伐可汗正式建立军制，其军以千人为单位，一军设一个将军；军以下以幢为单位，百人为一幢。柔然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还只能以羊屎计量士兵数，后来这个草原游牧民族初具规模，才渐渐能够刻纹于木来记事。

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献文帝、孝文帝都高度重视对柔然的防范，特别是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为彻底解决柔然之威胁，率大军远征数千里，穷追不舍对柔然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柔然元气大伤，所并高车部也趁机反叛，柔然部落几乎被诛杀殆尽。直到孝文帝死后，柔然余部才在阿那瑰的率领下重新兴起。六镇之乱时，阿那瑰率军南下帮助北魏进攻六镇起义军，趁机掠夺代北土地扩充实力，柔然遂又成为北疆的一大威胁。

东西魏并立时，北有柔然，西有吐谷浑，南有梁朝。南朝自来与北朝势不两立，东西二魏与之都是敌对状态，没办法借力。吐谷浑偏在河西，也无法参与东西魏的角力。唯一可以参与到两国相争中的就是柔然。西魏进攻弘农前，据《资治通鉴》所记，大统三年（537年）九月，柔然为（西）魏侵东魏。据此推断，应当是柔然应西魏所请，发兵配合西魏的攻势。

柔然骑兵迅疾如风，迅速推进到三堆城。此城在今山西静乐县，因城内原有3个土堆成的高岗，故称之为三堆，从前向南不到200里便是晋阳。静乐平均海拔1400多米，大约相当于泰山南天门的海拔，骑兵乘高而下直冲晋中汾河谷地，其威胁不可谓不大。

对此高欢拿出最高规格应对，他亲自率军从晋阳迎击，柔然骑兵一击即退，高欢顾念着弘农的局势，只求保护好晋阳之北的安全，不敢轻易遣兵追击。毕竟关中仍是主要方向，高欢磨刀霍霍，第二次全面进攻关中的计划已经成竹在胸了。

第七章

沙苑之战——奠定东西分立之局

一、执拗的高欢

西魏大统三年（东魏天平四年、梁大同三年，537年）这一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纷乱多年的北方中国，将在这一年理出一条明显的头绪。

在击退柔然铁骑后，高欢狠鸷的目光投向关中，以及那里的主人宇文泰。数年前他眼睁睁看着这个状貌不凡的年轻人从晋阳溜走，这一次，他绝不会再心慈手软，他一定要把这只黑獭彻底弄死。

弘农之战，宇文泰和柔然人南北并举，确实让晋阳出了一身冷汗。这标志着窃据一隅的武川军团已经进化成具有战略意识和能力的国家，必须趁其羽翼未丰之时早点消灭之。

十月，高欢集结20万大军，从晋阳出发，兵锋直指蒲津渡；令司徒、西南道大都督高昂所部3万人，出洛阳攻弘农。两路分进合击，仍是小关之战时的套路，兵力优势比小关之战时更加明显。宇文泰闻讯大惊，立即率主力西返潼关，飞檄征调各州部队迅速向长安附近集结，同时令中领军宇文导率留守长安的精锐骑兵向蒲津渡方向紧急驰援，全力抵挡东魏大军。京师长安只留下少部分兵力，由右卫将军贺兰祥负责留守。高昂见弘农空虚，立即进围弘农郡城，掐断了弘农接济关中粮食的通道。

战争一触即发，作为占据主动权的一方，东魏朝野对于解决西魏问题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灭人之国，从来都不止战争一种手段，即使发动战争，也未必都采取强攻硬打的方式。高欢的右长史薛琡劝阻说，关中连年饥荒，国力衰弱，攻弘农实际上只为解决粮食问题，对东魏并未有太大威胁；与其悬军深入，不如在各个要津上部署军队，堵塞宇文泰出关的通道，只需一年的工夫，饥荒必然会毁掉关中，千万不要贸然渡河与西魏野战争锋。

高欢拥有强大兵力优势，不认同这种缓策，仍坚持渡河进攻速灭西魏。侯景建议说，大军规模太大，如果都集中到一起，万一遇到不利不好控制。不如分为前后两部分，好歹能够互相呼应，即使有事也能减少损失。高欢仍然不听，东魏大军从蒲坂后土祠附近西过黄河，向华州进攻。

华州在洛水北岸。为与河南境内的洛水区别，陕西这条河又称北洛水，全长约680公里，发源自陕北，南流入关中平原，在沙苑以南、华山郡以东向东南注入黄河。华州是关中防守河东方向的两大重镇之一（另一重镇即东雍州华山郡），孝武西迁时东魏军曾偷袭过一次，但被老将王罴击退。拿下华州，便可占据洛水要津，使西魏再失一条天然的重要防线。因此高欢首选进攻华州。

王罴常年镇守华州，把城防经营得十分完善。宇文泰派专使告诫王罴，一定要守好此城，为关中提供好屏障，王罴信心满满地对使者说：“老罴当道卧，貉子安得过。”东魏大军一拥而至城下，高欢亲自在城下喊话：“王罴何不早降。”王罴豪气万丈地说：“华州城就是我王罴的坟，我生在这里，死也在这里，你们谁活腻了就来打我吧！”眼见华州准备充分，高欢不愿在坚城下浪费精力，大军沿洛水向东南方转进，选择防守薄弱的地方渡河，屯驻至许原。

再来看西魏方面的情况。宇文泰昼夜兼程赶到渭水以南，除宇文导所领长安守备部队到达外，其余各州兵都未集结，总兵力不到万人。1：20！形势严峻之极，西魏军人人惧形于色。宇文泰召集诸将商议，他首先表态，高欢越山渡河，远道来攻，要趁此机会以逸待劳，击垮高欢。诸将都认为不该立即迎击，不如大军后撤，让东魏军再深入一些，以便拉长其战线，寻隙攻之。

这一片哀声让宇文泰非常忧心，唯有宇文深与众不同，他越众而出向宇文泰道贺。宇文泰明知其故，却当众问他：“大家都怕得不行，你却向我道贺，为什么？”宇文深说：“高欢全据关东之地，如果老老实实守住他的地盘，以东魏目前的团结状态，倒是很难对付。但他现在悬师过河，已失去地利上的优势；而且高欢此次远征，很大因素是为窦泰报仇，这是意气用事，正是我们击而败之的好机会。如果丞相你能授权让我节制华州王罴兵马，发兵出洛水之后，截断高欢的归路，必然能够前后夹击打败高欢。”这番对答，说出了宇文泰的心声，相当于也给诸将上了一堂战略课。宇文泰接茬分析说：现在高欢大军距长安已经很近，如果让他继续进攻，长安附近人心一乱，我们就没希望了。因此必须趁其大军刚到迎头痛击，才能挽救危亡的形势。

二、教科书式的以寡克众

宇文泰遂率大军造浮桥过渭河，辎重全部留在渭河南岸，士兵随身只携带3天的干粮，与高欢大军隔60里对峙下来。宇文泰派人去侦察高欢大军的动向，老侦察兵达奚武再次请命，他带3名候骑，身穿东魏士兵服饰，趁日暮时分靠近东魏大营，偷听到敌军的口令，然后装作是巡夜将军大模大样巡视，遇到站岗执勤不力的还以鞭挞之。

以达奚武的身份地位，原不必这么以身犯险。此公出身微贱，历来偏好体力活，他当了大将军后，按照规定可以享受一定仪卫，但他还是喜欢带着两三个从人跑来跑去。后来他镇守同州华山郡，周武帝让他到华山上祭祀求雨，达奚武以60多岁的高龄，仅带着几个人步行爬上险峻的华山，在山上住了一夜。碰巧老天也很给面子，第二天就下了场雨。周武帝听说后哭笑不得，专门下诏表扬达奚武求雨的功劳，然后告诫他说：“你老人家虽然心诚，但毕竟是三公之重（达奚武时任大司寇），还得顾一顾国家的体面，以后还是别这么拼命地亲自爬华山了。”君臣之言行，真令人捧腹。

达奚武侦察到东魏大军的基本情况，宇文泰召集诸将商量攻战之策，大将李弼建议说：“敌众我寡，不能平地布阵，与敌硬碰硬地对攻。此地向东有一段渭曲之地，那里地形不错，可以先占领这个阵地，据地利以待高欢。”

李弼这个建议切中了地利的要害。

洛水与渭水两条河都汇入黄河，两河所夹的区域，呈喇叭状向东南收紧。沙苑就处在这个喇叭口的最窄处。《同州府志》云：“沙苑在县南洛渭之间，亦名沙海，广八十里，其沙随风流徙，不可耕植。”洛水南流，其河道经常改换，时而汇入渭河，时而汇入黄河，改道造成这一区域沙多地软，沼泽遍地，苇草很多，视线不开阔，不利于大部队展开。选择在这里布阵，可以扬长避短，极大遏制东魏兵多的优势。

宇文泰听取李弼的建议，把主力自东而西，背向渭水布阵，自己率中军，李弼率右军，赵贵率左军，将士都隐藏在蒹芦之中，约定以鼓声为号令一齐杀出。

高欢闻听宇文泰大军已来，迫不及待地要进攻。都督斛律羌举再次劝说高欢不要轻易进攻，他说：“宇文泰的实力大家一望可知，他的后勤力量不足以支撑他长久地固守，此时形势危急必然要作困兽之斗，我军不可与之拼这一战之险，如果我们按兵不战，别派一军出其后侧，乘虚直攻长安，其根本重地一破，黑獭的脑袋早晚必将挂到我们营门上。”

这条计策点中了西魏的死穴。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颇带几分惋惜地在斛律羌举的这条计策后批了一句话：“使斛律羌举之计行，西魏殆哉。”

诚如胡三省所说，如果这条计策真的被执行，宇文泰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但这条计策让人不得不想起几个月前的小关之战。同样是主力持重不战，偏师分兵出击，结果被宇文泰围歼一路。高欢诸将心有余悸，生恐重蹈窦泰的覆辙，对此计议论不一，没有形成统一意见。然而此时之形势与小关之战时已截然不同，两军相距不到60里，这个距离骑兵部队连续几个冲锋就可以杀到，宇文泰没有转圜的余地，只要他一撤，立刻就是溃退。洛水中游没有重兵防守，东魏军如果渡河而西，200多里地就能直取长安城，邓艾偷渡阴平的故事将会重现。可惜，像窦泰克潼关而不快攻长安一样，历史再次随着斛律羌举的意见不被采纳而拐了个弯，高欢丧失了一个绝佳的击败宇文泰的机会。

那么只能在一刀一枪的拼杀上下功夫了。

东魏大军开动，向沙苑河曲出发。两军相遇在下午申时（4点左右），高欢望见宇文泰的军队稀稀拉拉地布在渭河北岸，阻隔在两军中间的，只剩一大片枯黄的蒹芦。高欢突然心中一动，问诸将用火攻如何。

这又是一条好计策。处于胜势时，就像下棋，处处都有棋，处处都有机会。这把火一点，且莫说刚刚诞生的西魏，就连隋唐两朝皇室、勋贵的先祖，也都要悉数葬身火海。

可是棋路太多的时候，往往有人会犯选择恐惧症。这次犯病的是侯景，这位颇富战场经验的大将突然说：“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把宇文泰抓住杀了，把黑獭的脑袋巡行天下，让大家看看跟我们作对的下场。如果一把火都烧成焦炭，那就达不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了。”

这个建议可谓荒谬至极，战场攻杀你死我活，取胜是唯一目标，何论什么手段、效果？侯景作为一个宿将，提出这样的建议，不由不让人作诛心之想。是否因为怕宇文泰被灭，飞鸟尽，良弓藏？

高欢居然也鬼使神差地答应了，大军继续前进。

至此，胜负的天平从一边倒变为两方持平，高欢人多，宇文泰占地利，就看临场发挥了。东魏军士望见西魏兵少，都产生了轻敌之心。高欢感觉部队士气有点问题，本想稍微压一压，稳一点进攻。猛将彭乐劝说：“我军人多，以百敌一，还等什么等。”高欢被煽惑得也轻率起来，于是下令全军冲锋。

东魏军竞相冲击，好像不是去打仗拼生死，而是跑过去摘果子，谁跑得快谁就抢得多。

西魏军中突然鼓声大作，埋伏在蒹芦中的士兵悉数杀出，两军相交，东魏军进攻重点迅速集中到西魏左翼。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从长安来的皇宫禁卫军都在左军，千牛备身直长王励（宇文泰舅父王盟之子）率禁卫军将士下马用短兵器接战，所统士兵死伤惨重，王励本人重伤身亡。中军情况稍稍好一些，但战况也很胶着，宇文泰的亲兵将领耿豪、王雅奋勇搏杀，耿豪杀的满身是血，战后宇文泰赞扬他说：“耿豪勇猛，所向无前，光看他一身是血就知道他立功有多大，不需要再看他斩了多少首级。”洛州豪强泉元礼随军征战，不幸中箭身亡。此时，右军主将李弼见形势危急，率60名铁骑大呼杀向东魏阵中，这些铁骑如疾风暴雨，威不可当，霎时把敌阵杀了个对穿。李弼的亲弟弟李标身材短小，冲锋的时候伏在马鞍上，好像没人在马上一样，其人虽小，冲杀起来却骁勇无伦，杀得东魏军纷纷惊呼：“避此小儿！避此小儿！”

在古代的通信条件下，军阵的指挥往往靠主帅的现场观察和判断，效率与军队的规模成反比，在突发情况下很难控制军阵的局面，有时一个局部形势的逆转会对整个战局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东魏20万人的大阵本就不太好指挥，加上诸军冲锋时队形已经混乱，此时再被李弼一个反冲锋，顿时失去了控制，士卒像没头苍蝇一样陷入乱斗。东魏将军彭乐轻敌之心甚重，战前还喝了点酒，乘着醉意杀进敌阵混战，结果腹部被刺穿，肠子都流了出来。这个糊涂蛋将军倒不乏蛮勇之气，他把肠子塞回肚子继续拼杀，着实令人叹服。但个人奋勇决死难以挽回败势，东魏军大势渐渐散乱。[1]

西魏军趁乱猛攻，斩杀6000余人，失去组织的东魏军毫无抵抗能力，当场有2万人投降。高欢败退到洛河岸边，企图收兵再战，张华原拿着名册到各营点兵，大多数营或散或死，居然空无一人。

一片沙草地中，鲜血把苇草染红，东魏军死尸横七竖八，没死的也在拼命逃窜，征战北方几无败绩的伟大统帅高欢，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失败，这甚至比窦泰之死还要耻辱。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死死地抓着马鞍不肯退兵。

汾州刺史斛律金眼见形势不妙，再拖下去必定危险，狠狠鞭打高欢的马，才硬逼着高欢离开。斛律金是高欢起事时的元从老将，征战多年经验丰富，他善于骑射之术，统军打仗惯用匈奴人的遗法，通过观望尘土能推测出骑兵、步兵的多少，伏地闻声能知道来兵的远近。从他的反应约略可知，东魏军的败局已经到了无力回天的地步。

斛律金护着高欢渡过洛水，没命似的向黄河渡口逃跑。主帅一逃，沙苑的东魏军立即陷入总崩溃，战场变成屠宰场，东魏军或死或降，损失共计8万余人。宇文泰来不及处理降兵，率军急追高欢。

高欢一路狂奔，为了加快速度，随军所携铠甲兵器等物资丢掉18万副。高欢逃到渡口，渡船尚在河中，不便靠近河滩，便换乘一匹骆驼跑入河中，狼狈地逃上船向东岸逃命，留下韩轨、潘乐、可朱浑元作殿后掩护，不料被西魏邵郡太守杨标截杀，东魏死伤无数。侯景收合所部败兵退到黄河边，乱兵太多无法登船，便想从桥上通过。孰料西魏已事先派兵守住桥头，一名大力士身穿厚重的衣甲，手持大棒守住桥头，东魏人无法靠近，射箭也无法穿透其衣甲，侯景部将贺拔仁是神射手，他等大力士转身露出面部时，急发一箭正中脸上，当场毙命。这支守军是否是宇文深从华州调来的或未可知，但为数不多，当即被侯景冲散，败军得以逃回河东。弘农方向，高昂的围城大军听说沙苑惨败，不敢继续围攻，率军撤回洛阳。

三、雪崩效应——河洛、汾绛的争夺

高欢回撤途中惊魂略定，大军稍稍集合，侯景向高欢建议说：“宇文泰新胜而骄，防备必然松懈，我愿率数千精锐骑兵偷袭长安，必可一击破之。”高欢跟夫人娄昭君提起这事，娄昭君坚决反对，她说：如果侯景灭了宇文泰，必然占据关中不再回来，消灭一个宇文泰，又生一个宇文泰，没有什么好处。高欢深表赞同，否决了侯景建议。娄昭君识人之明自不必多说，否则她不会要死要活地嫁给高欢这个潜力股。但高欢的反应确实吊诡。侯景之才在诸将中出类拔萃，在尔朱荣帐下时便名位与己相亚，以人主之地来考虑，对才能过于突出的人当有所防范，但高欢似乎并未多做提防。关中之乱他敢派侯景去招降贺拔岳的余众而不虞，东魏迁邺后他放手让侯景到河南当方面大员而不忧，可见他对侯景的控制还是很有底数。然而娄后一提担忧侯景，高欢却又忧心而止，看来并非十足托底。

宇文泰追至黄河西岸，东魏军已经逃入河东。都督李穆向宇文泰建议说：高欢已经破胆，如果迅速渡河追击，肯定能活捉高欢。宇文泰对这个建议一笑置之，沙苑这场遭遇战，将东魏击破但并未彻底消灭其主力，贸然渡河追击，不确定因素太多，不仅兵力不占优势，地利优势也不复存在，有可能会反胜为败。

宇文泰回过头来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沙苑之战俘虏的降兵达7万人，西魏军吃得下但咽不下，如果硬带回长安，这7万张嘴无疑会让关中的饥荒雪上加霜。但这7万人是高欢多年征战锻炼出来的部队，实在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怎么办？几经权衡，宇文泰决定留下2万名俘虏，其他人就地释放，听任回归东魏。宇文泰在向皇帝献俘后，对参战的丞相府十二军统军大将提升爵级、增加食邑。

12名将军多数按照军功高低得到相应的封赏，但其中也透露着鲜明的远近亲疏之分。例如封邑最多的两人分别是原州李远3000户、武川独孤信2000户，这两人一是陇右举足轻重的汉人豪强代表，一是宇文家武川老乡加故交。战功卓著的李弼仅仅得到1000户，达奚武甚至没有赐以封邑。可见宇文氏虽然为政清明，却也并非绝对公平。

弘农之战十二名将军封赐表

但封赏不代表沙苑之战的终结，从东西魏对抗史的角度来看，沙苑之战是个区域性的大规模战略对抗，沙苑局部关键性的战斗刚刚拉开后续大战的序幕。宇文泰在拒绝追击高欢的建议后，立即做出了合理的抉择，他不敢迈开腿去追击，但不代表不会张开嘴蚕食。

宇文泰率主力返回渭南，此时所征诸州兵刚刚集结完毕。为了纪念这场空前的大胜，志得意满的西魏丞相令参战部队在沙苑战场一人种一株柳树，彰显不世武功。稍后，也就是沙苑之战结束后的16天，宇文泰迫不及待地派出三个方向的军队，向汾绛、河洛、荆州分头出击。

这三个方向都是东魏占领时间不长、一直不太稳定的地区，趁乱击之，夺地占城的胜算较大，更关键的是汾绛和河洛地区的区位优势，两地都是东西魏对抗的前沿要地，战线往前推进一分，国防形势就更安全一些。根本之地屡屡被威胁的西魏，对这些土地的渴求更甚于东魏。

先说汾绛地区。汾绛是汾州和绛州的概称，这里处于晋西南，是南汾河谷地和太行山余脉交错的地方，其西南两面以黄河为界与关中相望，从北至南分布着龙门、蒲津、风陵等重要渡口，是河东进攻关中的前沿要津。向北则是河东重镇晋州平阳城（今山西临汾），向北可威胁东魏军事首都晋阳太原城。东西魏并峙之初，汾绛一带一直为东魏所占有，高欢历次南侵，均是自晋阳南下过汾河从此入侵，给西魏带来极大威胁，其战略地位对西魏国防安全来说可谓不遑多让。

宇文泰派大将李弼和贺拔胜进攻河东郡蒲坂城，此时沙苑之战带来的雪崩效应才逐步显现出来。

河东闻喜县豪强裴果时任河北郡（今山西平陆）守，裴果在六镇之乱时便率族人征讨乱军，他好着青衣、骑黄骢马，由于作战勇敢，人称“黄骢年少”。他在晋阳时曾与宇文泰相会，深深为宇文泰的雄辩所吸引，遂私下相交，托以将来。可见裴果还是有相当的识人之明。裴果听闻西魏军来攻汾绛，便率宗族投奔，宇文泰见到故人非常高兴，在长安赐予他田宅、奴婢、牛马、衣服、什物等。

蒲坂豪强敬珍与其族兄敬翔，素来看不惯高欢的行为。高欢大军过蒲津入关中后，兄弟二人对宇文泰和高欢两者的为政水平作了一番讨论，感到高欢太过跋扈，不如宇文泰挟天子而令诸侯有号召力，更兼宇文泰为政公允，刑法制度齐备，国内非常团结，长远来看高欢并非其对手。于是召集乡里宗族，河东郡的豪强张小白、樊昭贤、王玄略纷纷带本族人响应，数日之间部众竟然达到数万人，开创了西魏北周豪强部曲的最高纪录。敬氏兄弟纠合部曲要直接进攻高欢的后军，不料高欢在沙苑速败，大军已回撤河东。敬氏兄弟沿路截杀，取得了一定战果。敬氏兄弟随后率猗氏、南解、北解、安邑、温泉、虞乡等6县10余万户归附，一夜之间平吞6县数十万人，宇文泰乐开了花，他高兴地牵着敬珍的手说：“能够夺取河东之地，全是你们兄弟的功劳。”

蒲津渡遗址

敬氏兄弟的归附，使得河东郡蒲坂城成了一块漂浮在汪洋中的小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李弼、贺拔胜攻至蒲坂城下，东魏守将薛崇礼固守不下。薛崇礼是汾阴豪强，汾阴薛氏是北朝时河东的头号豪强，人才之盛当时无两，自从苻氏前秦占据关中，数百年家世兴旺，从无中衰，即使东西魏分裂，薛氏族人仍是遍布州郡多任显职。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薛氏族人在北魏末年大乱时也纷纷飞鸟各投林，同宗同族各为其主的比比皆是。前文在孝武西迁时提到的薛端，此公率宗族守杨氏壁与东魏军交战，为西魏巩固黄河防线，便是薛崇礼的同宗兄弟。薛崇礼为东魏困守孤城，另一族弟薛善劝说道：河东薛氏世代衣冠，不能再为高欢这个逆贼效力了。如果城池一破，你的脑袋被挂到长安城头，说这是逆贼某某，死了都不能瞑目啊。薛崇礼犹豫不决。正在相持不下时，薛善的表妹夫高子信（时任蒲坂城南防城大都督）派人对薛善说：“我想开关接应西军，但恐力量不够。”薛善知道再劝下去也没有多大用，索性带上家人、门生数十人，与高子信合力杀开关门，招引西魏军进城。李弼乘势杀入，薛崇礼仓皇逃走，蒲坂城就此落入西魏手中。

河东郡沦陷，晋州大震。晋州守将封祖业闻讯弃城北逃，汾阴薛氏的另一豪强薛循义跑到洪洞城追上封祖业劝说他固守城池，封祖业吓破了胆，说什么也不回去。平心而论，西魏军拿下河东郡已是强弩之末，再来攻重镇平阳，可谓是虚张声势。身为一方郡守的封祖业却不如一个散官，真是无能之极。

在沙苑之战爆发前，高欢一度想大力整修晋州平阳郡城，以加强晋中一带的防守，中外府司马房毓劝阻说：如果敌兵都打到这里了，修这个城又有什么用。由于当时兵力占优，高欢也没再坚持。此次战败，东魏无力固守晋南一带，便把秦州（北史记载为秦州，疑为泰州，即河东郡蒲坂一带）、南汾州（今山西吉县）、东雍州（今山西新绛）三州的百姓全部迁移到并州，想放弃晋州。薛循义世居于此，知道晋州的重要战略地位，便极力劝高欢固守晋州。高欢大怒：“你们以前不让我把平阳建起来，以至于大败之后在晋州都无法立足，现在又说什么固守。”薛循义坚持说：“如果让我守，守不住的话，情愿杀我全家。”老将斛律金也知道晋州的重要性，赞同薛的意见，便委婉地劝说高欢：“守城这种事，还得汉人干。这个汉人说能守，就让他守，但是不能给他太多兵力，同时还要按他说的，把他家小都看管起来作为人质，以防万一。”高欢便任命薛循义为晋州代理刺史，负责晋州防守。

薛循义自己跑回平阳城，收集离散，拼了命也要守住这个晋中重镇。西魏方面李弼忙于消化刚吞下的河东郡，无力亲自率兵来攻，只派出别将长孙子彦以少量兵力攻城。薛循义命令守军大开城门，守军全部埋伏在城门边，企图把西魏军引入城中击灭之。这是一出反其道而行之的“空城计”，长孙子彦不知道大开的城门后到底是一无所有的空城，还是杀机四伏的伏兵，他手中本钱有限，不敢拿命来试验，无奈之下，只好悻悻然撤兵而回。

邵郡太守杨标截击高欢后，宇文泰任命杨标为建州刺史。这个带有黑色幽默性质的任命无疑是给杨标出了个难题。建州（今山西晋城北）距离邵郡300多里，仍是东魏的领土，虽然东魏边境已乱，但要凭空打出去300里挖一块飞地回来，难度可不是一般，弄不好手里这点人都要栽了。杨标知道丞相大人看中的是他父子在河东的威望，太上不辱先！受命后，只能硬着头皮杀出国境去夺建州。也是托了沙苑大胜的福，东魏边境的乡民既信服杨标的名声，又慑于西魏军威，纷纷聚众投靠。等到大军开进到建州，杨标点了点手下人马，居然已经1万多人，这真是出乎意料。手中有兵，打起仗来便有了底数，杨标在建州高都郡下与东魏守军大战，大破之，入据高都郡城。东魏大将斛律俱率步骑2万来救建州，又被杨标以逸待劳击退。已然逃到晋阳的高欢听闻这个消息，把头号大将侯景派回河东前线，与晋州平阳城的薛循义合兵一处支援斛律俱，再来进攻建州。杨标虽然屡胜，但他也明白自己手下临时拼凑起来的乡兵绝不是侯景的对手。他有心退兵，但又怕这些反复无常的乡民反过来配合东魏军把自己给坑了。危急之中，杨标想出一条令人拍案叫绝的计策。

杨标这条计分为三步，第一步，他派人假作从西边来下书，书中内容写的是宇文泰的命令，说关中的援军正从四面八方赶来，建州一定要守好；第二步，他故意不当众宣布文书，却假装保密不严，让人把消息泄漏出去，关中有援兵来，那就不必害怕了，这条消息让城内军心为之一稳；第三步，杨标又派各股宗族部曲的头目率兵四处劫掠粮草，以充军用。这三步，步步是假，绕了一个大圈，彻底把乡兵们忽悠得以为形势真的一片大好。各路土豪们丝毫不疑这位认真的太守大人是在骗他们，全都欢欢喜喜地出去抢劫。杨标这条老狐狸一见计策奏效，马上收拾心腹部曲，连夜退出高都郡撤回邵郡。等到乡兵们带着抢劫的粮草回来时，除了一座空城，就只剩下他们脸上一个个大写的“懵”字了。

其次是河洛方向。西魏行台宫景寿率一部兵力过弘农进逼洛阳，洛阳守将高昂遣韩贤击退之，不料城中民心已乱，州民韩木兰聚众作乱。韩贤率兵平灭叛乱，在收拾战场时，韩贤过于托大，一个装死的叛军突然从死尸堆中窜起，乱刀把韩贤砍死。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韩贤之死无疑又给洛阳守军身上压了一大捆稻草。

西魏后续2万大军在独孤信的率领下逼近洛阳，洛阳人赵肃率宗人跑出城外迎接。赵肃长期在洛阳、新安一带做官，熟知洛阳的情况，此公的带路行为给独孤信以极大帮助。高昂见军心、民心不稳，不敢抵敌，撤兵过黄河退走。带路党赵肃被任命为司州治中、别驾，负责粮草的征集工作。

独孤信部下骑将怡峰上演闪电战，他率部下骑兵狂奔200余里杀进东魏纵深，奇袭天险成皋郡，然后迅速收其户口而还。东魏在河南一时间再无重兵集团防守，诸州人人自危。颍川守将贺若统首先绷不住了，带兵据城投降西魏。贺若统是隋朝开国名将贺若弼的祖父，时任颍川刺史长史。此公有心投降却犹豫不决，生怕万一举事不成，家小拖累甚多，逃跑都不好办。贺若统儿子贺若敦英明果决，力劝其父马上行动，于是遂举兵反叛，抓住刺史田迅投降。

颍川是河南大郡，郡治长社城在今河南许昌长葛市，所辖州郡多在河南许昌一带，其地北连洛阳，南接豫州，是河南的腹心之地，是东魏之所必争。果然，颍川事件爆发后，东魏方面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行台仆射任祥率豫州（今河南汝南）刺史尧雄、广州（今河南鲁山）刺史赵育、北扬州刺史（今河南沈丘）是云宝，各率本州兵马共6万余人夹攻颍川。西魏遣大将宇文贵率步骑2000名救援，大军行进至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东魏诸军也已逼近颍川，距城仅30里。宇文贵帐下诸将闻听敌军兵多，都迟疑不敢进，宇文贵力排众议说：“我们来这就是救援的，如果丢了颍川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轻兵直进，据守颍川城，必能使尧雄不测虚实，乘其心疑必能击败之。”

宇文贵率军急行军赶到长社城下，背城结阵与东魏大战。尧雄诸军从各州而来，协同本就不好，匆匆赶来决战。沙苑之战给两军士气带来的一消一长仍然存在，宇文贵的马被敌军流矢射中，他便下马步战，将士为他的气概所激励，纷纷决死奋击，居然以千人之众击败敌军，尧雄尽弃辎重逃走，赵育则当场投降，东魏军被俘万余人。宇文贵自感无力约束这1万降兵，便悉数释放之。

正在胜利的当口，从洛阳来的第二波援军到了。领军大将是骑将怡峰，他带来500名骑兵，人数虽少，却都是刚刚打过沙苑的得胜之师，士气正锐。两将合兵，居然以2000多人的兵力摧锋直进，去打任祥的4万大军。两军合战，士气占优的西魏军再次击败东魏军，任祥退保苑陵（今河南新郑），东魏将领是云宝据州投降。

这两仗打得简直出乎双方的意料，东魏军处处挨打，以多数兵力在自家地盘上兀自被敌军一支偏师打得晕头转向，这是要丢掉河南的节奏。宇文泰见形势大好，便令将军韦孝宽率一军攻取豫州。荥阳、梁州一带的当地豪强纷纷起兵响应，攻陷荥阳和大梁归附西魏。河南之地大部几乎为西魏所有。

第三是荆州方向。荆州是北魏所侨置，与梁朝设在江陵的荆州本尊有别，州治在河南邓州市。高欢立东魏，又在河南泌阳侨置了一个东荆州。西魏乘河南大胜之势，派荆州刺史郭鸾进攻东魏东荆州慕容俨。由于西魏军主力尽在河东与河南，荆州方面的兵力实在有限，故而虽是进攻，却打成一场拉锯战。慕容俨在六镇大乱时便颇有英名，他常年在东荆州一带征战，对地形地势非常熟悉。两军相持，居然达到200多天，创下东西魏攻城时间之最。但是这个之最，实在没有什么光荣可言。郭鸾将军不幸成为沙苑之战后最倒霉的一位西魏将领，在北方诸将都在生吞活剥河东河南的土地时，他被慕容俨这个并不十分出色的东魏将领揍得鼻青脸肿，最后不得不收兵而还，慕容俨开城追击，斩杀300余级。

至此，战争宣告阶段性结束，西魏军无力继续扩张，东魏军也渐渐稳定住了防线。

在公元537年逐步进入尾声之时，被打得满地找牙的东魏人，缩在老巢里喘息渐定，高欢那双曾经满是惊惧的眼睛，终于再次凝聚起狠戾之色。所有人都知道，他要报仇！

四、东西分立

沙苑之战的意义相当重要，在它之前，东西双方都在整合力量，区别只在于一快一慢、一强一弱而已，但有一点，谁也不知彼此的底数，故而虽打了几仗，却都是在试探。在它之后，双方都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一个大而钝，但“大”足以掩“钝”，如果不充分重视，必将被碾死；一个小而锐，但“锐”足以掩“小”，只看其小而凌之，必然被扎的鲜血淋漓。此战之后，西魏获取了更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关中的安全得到保障，东魏却丧失了绝佳的进攻基地，此消彼长，公元534年以来东强西弱的局面改变了许多，两股势力之间的斗争变成两个国家的对峙。

这是宏观上的分析，那么具体到战略和战役的层面，以富足而强大的东魏，何以制服不了贫困而弱小的西魏？

或许上面的表述不甚恰当，强大富足和贫困弱小是指国家而言，决定这场战役的，只是两国的军队。

试总结分析一下胜负之数。

其一，战略之失。东魏发动沙苑之战的初衷，毫无疑问是要灭国。大凡灭国之战，首先要乘敌之乱，或有内乱，或统治失序，从这一点来看，高欢是不智的。西魏此时刚刚立国，政权的骨干人物都有一股开国的锐气，虽然杀了一个孝武帝，但此公与关中政权毫无瓜葛，他的死并未造成剧烈的法统之争。去打一个内部非常团结的国家，可就要事倍功半了。其次要取得政治主动权，这一点高欢与宇文泰半斤八两，废皇帝杀皇帝，你方唱罢我登场，彼此公告天下要追对方废帝不臣的罪名。把孝武帝逼到关中，却口口声声要为孝武帝报仇，高欢实在是不智。那么缺了这两点就不能灭人之国了吗？大概齐也能，除非具备绝对压倒性的武力优势，例如蒙古灭南宋。然而看起来高欢并不具备。在这种条件下，灭国就不能急取，只能依靠自身强大的国力，步步进逼，慢慢把关中逼死压死穷死。可惜东魏高层没有统一的意见，最终选择了一条毕其功于一役的低级战略。

其二，战役之失。沙苑之战最大的特点是众寡悬殊。人多能否打败人少，历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以少胜多的战例实在太多了。原其根本，大多是军队少的一方高度戒备，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所有可利用的条件，故而能够在绝境中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而军队多的一方，往往自恃力强，忽视可能导致战败的隐患，以致小错积累成大错终致失败。高欢进攻关中，吸取了小关之战惨败的教训，不搞多路分兵，但又有些矫枉过正。小关之战三路分兵被断其一指，到沙苑之战时，虽在表面上仍是分兵，主攻方向却只有一个，高昂的偏师几乎成了摆设。偏师的主帅高昂更是谨慎到令人发指，始终是偏师的心态，在弘农城下迟迟不敢发力，坐观主力大败却毫无战役策应之举。侯景预料的前军失利后军支援的话，不幸得到反面验证。

其三，统帅之失。沙苑之战从策划到结束，都透露着高欢浓浓的骄横之气。宇文泰说高欢是“愎谏而来”，精准地点中了高欢的心理。高欢阵营不乏智能之士，他们大都看到了西魏的缺点，希望高欢能逮着弱点打。但高欢对自己实在太高估了，他选择性无视了所有合理的建议，从战略到战役，再到战术。是的，他有理由这么自信，他打尔朱氏就是这么干的。以至于他自信得连对手从猪变成狼这个事实都忽略了，这样一个负气的统帅无疑是全军的灾难。反观西魏军的统帅……是的，分析到现在，我们全在分析东魏的失误，而没有点出西魏的出色之处？为什么，从事实来看，西魏的亮点只有一个，统帅。宇文泰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冷静与果决。这一年，他刚刚30岁，却清晰地看到了敌我的优劣之处，然后在正确的时间做好正确的事。回顾他起兵以来所做的一切决定，几乎没有任何失策，除了他自告奋勇到晋阳探听消息险些葬身。支撑他做出正确决定的因素，有善于用人，有从谏如流，也有胡族人敢闯敢拼的天性，当然更重要的是天纵之才，这是一个伟大统帅的必备之基。两个统帅的所作所为，好似数字前面的正负号，自负到极点的高欢，无疑为他的部队划上一个大大的负号。

沙苑之战落幕了，但枭雄们的雄心并未落幕，更加残酷而激烈的斗争即将展开。

注解：

[1]　参考地图5《沙苑之战形势图》。

第八章

河桥之战——东西魏重兵集团大碰撞

西魏大统四年（538年）八月的一天，北方盛夏的暑气刚刚散去，洛阳黄河桥边一场大战杀得正酣，东魏大军击败了西魏大阵。几名东魏骑兵追击中看到一幕让人发笑的场景，一个西魏将领拿着鞭子猛抽一名掉下马的年轻人，一边打还一边骂：“你这个小兵，把你的主将丢到哪里去了！”年轻人虬髯连腮，长相很是威猛，但一脸错愕，显然已经被打蒙了。东魏骑兵们不屑于杀这个无关紧要的人，鞭马继续狂奔，他们的目标是西魏的主帅——宇文泰。等追兵过去之后，虬髯大汉迅速恢复了威严的气度，他跃上一匹战马，收合散兵重新发起进攻，他正是追兵们的目标——宇文泰。

一、东魏大反攻

西魏大统四年（东魏天平五年、南梁大同四年，538年）正月，东魏在砀郡得到一头大象，这种亚热带才有的陆上最大哺乳动物，估计是有人从南梁运送而来。东魏上下以之为大吉大利的事，遂改元为“元象”。西魏和南梁默默注视着这个国家，不过并非关注这个无关紧要的年号，而是——战争。

东魏丞相高欢从沙苑之战的惨败中缓过神来，他不能再允许河南和荆州被西魏蚕食下去。是年二月，高欢令侯景、高昂到虎牢关练兵，同时收合河南方面的败兵。这两个将军是东魏数一数二的名将，尤以侯景为甚，他在行军、治军方面的造诣，几与高欢不相上下，具备方面统帅的素质。在侯、高二人的主持下，河南方面的军力很快有了起色，侯景遂发兵进攻被西魏夺走的河南各州。

东魏在河南置洛州（今河南洛阳）、豫州（今河南汝南）、北豫州（今河南荥阳）、阳州（今河南宜阳）、颍州（今河南长葛）、梁州（今河南开封）、北扬州（今河南沈丘）、广州（今河南鲁山）、南兖州（今安徽亳州）（上述各今地名皆是州治所在地），被西魏夺走的以洛州、广州、阳州、颍州、豫州为主，这5个州集中在今豫中、豫西一带，占河南诸州的一半还多。侯景的进攻重点就在这一带，兵锋首先指向与北豫州虎牢关最近的颍州。[1]

上一年，任祥督率河南兵去争夺颍川，被西魏宇文贵以少胜多打得满地找牙。侯景此番前来，东魏军都憋着一股劲要报仇。大将尧雄率所部兵卷土重来，围攻颍川的西魏守军。此时宇文贵所部骑兵已被调回，负责守颍川的是宜阳郡负责人韦孝宽派出的步兵，守将是刚刚投降西魏的原尧雄部将郭丞伯。

攻陷重镇，却不得不让敌国降将留守，这背后是西魏军力不足的尴尬。西魏进攻河南的主将独孤信手中仅有2万主力，其主要进攻方向是沿洛阳向东，威胁东魏的腹心之地——邺都，他绝对拿不出更多兵力向南进取。豫州的韦孝宽部不敢久留，弃城北返宜阳。

尧雄有侯景给壮胆，便打出了超常发挥的节奏。他先是令数十骑袭击韦孝宽自豫州撤向宜阳的数千队伍，把西魏人俘虏的东魏军士家属抢回大梁。次后又猛攻颍川城，城中守军是否全是东魏降兵或未可知，但主将是东魏降将，这对全军的士心影响是巨大的，守军没坚持多久，举城投降。尧雄乘胜进攻深入到东魏项城、南顿的西魏小股部队，连克二城，擒斩西魏义州刺史韩显。东魏另一个行台吉宁率3万人过颍川向西进攻阳城郡，西魏守将李延孙不敌。

侯景随后指挥部队合围广州（今河南鲁山），西魏大将骆超拒守。关中方向派将军李景和援救。侯景部将行洛州事卢勇率数百骑到大隗山侦察，不料与西魏援军遭遇。卢勇不敢撤退，便在山上大树顶上架上军旗，营造出大军已至的假象。天色将晚，西魏军不辨真假，不敢前进。卢勇乘夜率骑兵下山冲击，大破西魏军，生擒仪同程华、斩仪同王征蛮而还。李景和在西魏寂寂无闻，所率部队当属偏师，这大概是西魏力所能及的援兵。骆超在城中听闻援兵被破，当即丧失抵抗的决心，举城向侯景投降。骆超是沙苑战后第一个向东魏投降的西魏大将，他的行为给河南的西魏军士气带来相当的打击。

豫州、颍州、广州旋得旋失，让西魏人看清了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关中不敢再派大股兵力东进，只是加强独孤信在洛阳的守备。

同时，河东的东魏军也开始了局部的反攻。汾阴薛氏人物再度出场，高欢委任薛荣祖率兵进据汾河北岸的正平郡（今山西新绛），并在此置东雍州。汾阴薛氏人才层出不穷，只可惜每个时代都走不到最前沿，总会碰到让他们吃瘪的人。这次让薛荣祖晕头转向找不着北的，是西魏著名的边境之狐——杨标。杨标镇守的邵郡是与正平郡距离最近的西魏州郡，理所当然地，邵郡守军被委以反击正平的重任。

薛荣祖在进入正平郡之始就预料到西魏的反击，当听说杨标从邵郡进击的消息，他迅速做出了反应，尽点守城大军扼守汾河河桥，只要守住这条大桥，西魏人就别想轻易过去，除非踏过他薛荣祖的尸体。很快他看到了汹涌而来的西魏人，薛荣祖胸有成竹，指挥部队沉着应战，他拥有地利，而且是以逸待劳，击退这群不自量力的蛮子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打着打着，薛荣祖感到不妙，眼前这群西魏人打得也太漫不经心，压根不是来夺汾河河桥的样子。难道有诈？可怜，等他回过神来，一切都晚了。

既然是老狐狸，就不能等闲视之，狐狸绝不会拿出狗的手段来死打硬拼。杨标一开始就没打算硬攻河桥，这种脚踢钢板的做法历来不是他的作风。杨标先是派出一支小部队佯攻河桥，牵制薛荣祖的注意力，自己率主力绕路从别处渡河，直取守备空虚的正平郡城，趁薛荣祖还在卖力地防守河桥时，一举端掉正平郡。稍后，杨标转攻东魏的南绛郡（今山西绛县），生擒守将屈僧珍。杨标这搂头两棍把绛郡一带的东魏军打得晕头转向，明明处于恢复进攻期，却连连吃这么大的亏，实在令人窝火。

东魏的另一大将贺拔仁在汾河沿线发起进攻，贺拔仁即在沙苑之战中一箭射死西魏大力士的神射手。此公率兵进攻西魏刚刚夺取的南汾州高凉郡（今山西稷山），此地更靠近黄河，地理位置比正平郡更重要。高凉城守将韦子粲能力平平，抵挡不住贺拔仁的进攻，居然举城投降。消息传到长安，宇文泰怒不可遏，非常罕见地下令杀光韦子粲全家。韦子粲此人也是长安大姓豪强，与韦孝宽同姓不同族。他兄弟13人被杀了12个，只有一个弟弟韦道谐跟着他到了东魏。韦子粲人品低下，他到东魏后被任命为并州刺史的长史，渐渐富贵起来，但他跟弟弟分了家，所得财物一点也不分给兄弟，任由韦道谐这个唯一的弟弟穷困潦倒。

创业时期的宇文泰对部下一贯比较宽和，不管是驭下还是对待元氏皇族，没有重大的反叛或敌对行动，一般不会采取这么残酷的手段。族灭韦子粲，足见长安对南汾州关注之甚。

高凉城失守这个消息已经够坏了，然而坏消息还不止于此：洛阳被围了。

二、河桥大战

八月，东魏侯景、高昂率重兵集团围困洛阳金墉城，西魏独孤信告急！

侯景攻下豫州、颍州、广州三州，肃清梁州、东扬州等地响应西魏的豪强，恢复了对河南大部的控制，只剩洛州和阳州还在西魏手中。作为河南的腹心之地，侯景的重点自然放在了洛阳。

古洛阳城遗址

事实上，东西魏双方对这一天的到来都有所预料，料不定的只剩大战爆发在何地而已。

当年四月，高欢向东魏皇帝上书请求解去丞相之职，以惩沙苑战败之失。当然这只是做做样子，对高欢来说，只要军权在手，其他都不是问题。稍后，他便返回晋阳，指挥筹划对河东和河南的大反攻。与此同时，宇文泰也借皇帝迎娶柔然公主的时机到长安朝见皇帝，然后率重兵前出至华州，与高欢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大规模作战的准备。

随着洛阳的被围，东西魏之间空前的重兵集团碰撞正式拉开序幕。

西魏方面，魏文帝元宝炬前期准备到洛阳拜谒北魏诸帝祖陵，闻听洛阳被围后，拜陵之行不果，皇帝下诏宇文泰救援独孤信，然后亲自与大军同行东征洛阳，只留宇文泰的舅舅王盟辅佐太子留守长安，宇文导率兵镇守要地华州。

宇文泰此次征发的兵力到达了空前的程度。参战兵力，丞相府所统十二军主力、河州刺史念贤所部陇右兵力、太师贺拔胜率领的一部分长安留守兵力，阳城郡丞柳桧所统阳城的部队、郑伟统领的大梁乡兵、东晋皇室后裔司马裔的温县乡兵、“黄骢年少”裴果的河北郡乡兵、丞相府刑狱参军王悦率领的蓝田县乡兵、征虏将军魏玄所率新安县乡兵。另外，洛阳镇守兵力独孤信所部，加上广州刺史李延孙所部乡兵、韦孝宽所部宜阳兵，人数2万余。可以说长安以东的兵力悉数参战，以后来府兵建制时的人数推断，总人数大概不超过6万人。人数虽然不多，但已是西魏的倾国之兵。

西魏文帝与丞相宇文泰率主力，猛将李弼、侦察爱好者达奚武率1000名骑兵为前锋，相次进发，进军至谷城（在今河南新安）。

东魏方面，侯景所率河南诸州兵围攻洛阳，高欢则率晋阳主力军从河东南下，另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率军向晋南运动，作为犄角之军，邺城以世子高澄留守。惩于沙苑之战的教训，高欢决定这次不再拥兵直进，而是派厍狄干率韩轨、可朱浑元、莫多娄贷文等将率前锋先行过河帮助侯景围城，自己率大军在后，直迫孟津，作为洛阳围城大军的战略支援。

侯景闻知宇文泰大军出函谷关已到谷城，与高昂商议在洛阳外围加强防备，以逸待劳。不料勇将莫多娄贷文提出了异议。此人是骑兵将领，历来喜欢搞正面突袭，当初追击尔朱兆，正是此人担当前锋，把以骑将著称的尔朱兆逼得自杀。他建议自率骑兵1000人前往谷城，袭击西军的前锋。侯景、高昂和厍狄干都不太同意，无奈莫多娄贷文一贯强横不听别人意见，又是高欢起兵时的老人，侯景等人不能制止。莫多娄贷文于是率骑兵1000人奔袭谷城，作为折中意见，侯景派老成持重的可朱浑元为副——就是那位当年率部千里大逃亡的关中叛将——一道前去。东魏军在孝水附近与西魏李弼、达奚武猝然遭遇。这三个猛将相遇，正是针尖对麦芒，铁扫帚刷铜锅，必然是一场硬碰硬的厮杀。

然而，莫多娄贷文碰上的是西魏北周名垂后世的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中的超强组合，这两个猛将不光有拳头，还有脑子。

李弼动了动脑子，这场仗不能一阵风冲过去硬砍。他命令部队加速前进，把阵形拉开，兵士大声鼓噪，骑兵马尾上拴上树枝，来回拖曳，荡起满天尘土，制造出大部队行进的假象。

果然，莫多娄贷文一看对方部队数量如此之多，顿时气势弱了下来，不敢上去猛冲，下令部队后撤。李弼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大家都是骑兵，你退我追，真是再好不过。西魏骑兵趁势大举追击，遭遇战打成了痛打落水狗，莫多娄贷文当场阵亡，首级被送到魏文帝处报捷，所部骑兵大部分被俘虏送到弘农，只走了一个可朱浑元。

初战告捷，西魏士气大振，宇文泰率主力继续东进，渡过瀍河，直逼洛阳城。侯景得知莫多娄贷文全军覆没后，慑于西军的声势，不敢继续围城，便撤围北走，大军在黄河与邙山之间布阵，北接河桥，南据邙山，与宇文泰大军合战。

侯景的阵型非常有讲究，北据河桥，保住向北的通路，即使一旦战败也能迅速北逃；南据邙山乘高而下，能有效遏制西军的进攻势头。宇文泰为提高进军速度，只率骑兵东进追击，在邙山下展开大战。

不得不说，在连战连胜的情况下，纵使雄杰如宇文泰，也产生了轻敌思想。侯景大阵连绵数里，凭河据险，尽占地利，已不是沙苑之战时的情形，宇文泰还敢只以轻骑进攻，只能说是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了。

两军合战，侯景的部队有力遏制住西军的攻势，冲散宇文泰的大军。宇文泰首尾不能相顾，猝然大乱，连中军都被冲得七零八落。宇文泰的战马被流矢射中受惊而逃，自己掉下马来，几乎被东魏骑兵所杀，幸亏如文首所述，李穆急中生智，骗过敌兵，把宇文泰救了起来。

稍稍恢复了一下，宇文泰招引独孤信所部兵和后军，对阵形又作了调整，他自率中军，赵贵为主将领左军，独孤信为主将领右军，李虎、念贤为主将领后军。这时步兵也跟了上来，双方又混战到一起。东魏大将高昂自恃所部兵勇猛善战，硬碰硬的作战没有谁是对手，他便高调地把标志着大将身份的旌旗和伞盖打起来，堂而皇之地入阵冲击。西军见有大将，便集中兵力攻击高昂。

高昂是河北汉人豪强的旗帜人物，所部都是汉人战士。当初他操练军队只取汉人，不用鲜卑，高欢想掺进去部分鲜卑兵，被高昂一口回绝。这位有勇无谋的蠢汉丝毫不以其兄高允之死为意，所作所为皆率性而为，从不考虑高欢是否会产生猜忌之心。高欢顾及他的部曲，也非常给他面子。平时面对军队讲话时，高欢都是讲鲜卑话，只要高昂在场，高欢都改说汉话。小关之战后，高昂与诸将在虎牢关练兵。有一次他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玩握槊之戏，御史中尉刘贵派使者召郑严祖去议事。高昂被扫了兴，十分不悦，便让人把使者扣押，还戴上了木枷。使者傲慢地说：“你抓我容易，放我的时候就难了。”高昂大怒，一刀砍死使者，还骂骂咧咧地说：“何难之有。”刘贵敢怒而不敢言。又逢一天有人报说修黄河大堤的汉人役夫很多掉河里淹死的，刘贵轻蔑地说：“不值钱的汉人，随他们死去。”高昂顿时像被揭了逆鳞，拔刀就砍刘贵，刘贵逃回自己营中，高昂点起所部军兵，擂鼓呐喊要攻杀刘贵，侯景和万俟受洛干两人死命拉住了高昂。这还不够，高昂有一次去晋见高欢，自恃高欢宠信，不等通报就想直接进去，府中看大门的小吏死活拦着不让进，高昂引弓就射。高欢心知度明，也不责怪。

但是高欢不怪，不代表其他鲜卑贵族也不怪，高昂盛气凌人的态度在东魏强烈的胡汉民族矛盾中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把本就不容易压服的民族矛盾激化得更加剧烈。这些账，都将算到他自己头上，而河桥之战，不幸成了算总账的时候。

西魏军尽力猛攻高昂所部，几经拼杀，高昂的部队被杀散，他的部下李猛、宋显等大将当场阵亡，士兵被俘达1.5万人。高昂只率几个亲近从人逃往河阳南城，大呼守城军士开门。守城的是高欢的本族侄子高永乐，高永乐与高昂素来不和，见高昂狼狈而来，幸灾乐祸地不开城门。高昂急得又求城上放下绳子吊他上去，高永乐仍然不肯。眼见追兵马上就到，高昂急得没办法，拔刀去砍城门，但是这哪来得及。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逃到河桥下藏了起来。西魏大将达奚武追兵赶到，见城下立着一个手持金带的奴仆模样的人，便问高昂跑到哪里去了，奴仆指了指桥下。

在河桥之战发生的前一夜，高昂梦见被这个贴身奴仆所杀，醒了后要杀了这个奴仆，后经部下劝解方才不杀。不料这梦竟真的应验。高昂自知难免一死，便从桥下走出来，挺着脑袋对追兵大喊：来吧，送给你一个开国公！西魏追兵一拥而上，当场砍死高昂。

作为东魏方面元帅级别的顶级将领，高昂之死给双方带来强烈的震撼。高欢虽对高昂兄弟心存猜忌，但高昂素来担当方面统帅之任，统兵作战胜多败少，总体来讲对东魏是利大于弊的。他的死，对东魏军界特别是河南方面的军事形势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史言高欢闻之“如丧肝胆”，得知高永乐拒不开城的事，他气得亲自把高永乐摁倒在地，足足打了200棍。西魏军杀敌一帅，自然高兴非凡，宇文泰下令重赏斩获高昂首级的士兵1万段布绢，由于国库一时没有这么多东西，只好每年给一点，直到北周被隋灭亡时，这1万段布绢还没有发完。

高昂一军虽被西军歼灭，但侯景所部兵力仍然甚多。东魏老将万俟普拔（当初从河西逃亡到东魏的那位）的儿子万俟受洛干由于高欢对其父亲非常尊敬，还曾亲自扶之上马，对高欢非常忠心。高昂所部被歼后，领军大将厍狄干不敢抵敌，率部兵经河桥逃向黄河北岸，多达万数的士兵被挤进黄河淹死。厍狄干作为晋阳来的前锋主将，表现如此不佳，受到高欢的指责。万俟受洛干率所部兵死命在桥南硬扛，他大声呼喝：“万俟受洛干在此，想死的来战。”西军不敢硬攻，稍稍退却。侯景乘机重整部队，发起反攻。

经过一天的惨烈对攻，西魏兵力不足的劣势慢慢显现出来。这场战斗从早上打到晚上，一直未停，战场也逐渐拉开。夜幕下的黄河南岸生起大雾，西军不知主帅所在，只好各自为战，在敌军持续不断的攻击下，人心开始散乱。赵贵与怡峰所部左军大战不利，独孤信与李远所领右军也顶不住敌军攻击，主将丢下部队仓皇西逃。李虎、念贤二人见到独孤信和李远，未发一矢便率军撤退。念贤也是老将，长年在外征战，在陇右颇有威名，他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

主将们一逃，西魏两翼顿时大乱，东魏军的压力全部集中到宇文泰的中军。

大将李弼率所部骑兵抵死苦战，身边士兵逐渐杀散，他身上也受了7处重伤，终于力不能支，被东魏军生俘。好在东魏军全力进攻，对俘虏看守得不严，李弼缓过来一口气，趁看守者不注意，突然跳上一匹马，向西狂奔得脱。宇文泰帐内武士杨忠带5名大力士守住河桥南面的桥头，稍稍遏制住东魏军的攻势。

曾在孝武帝西迁时，兄弟两人反杀至洛阳的卫将军窦炽，左右死伤殆尽，他只带着两个骑兵向南逃跑，在邙山下被包围。东魏追兵把窦炽团团围住，张弓射击，矢下如雨。窦炽的两个骑兵引弓还击，架不住追兵人多，手中所执弓都被敌人射破。窦炽把敌兵射来的箭都收集起来，与敌对射，他射术甚精，一箭一个，杀伤多人。东魏骑兵不敢逼近，不想在这3个人身上牺牲太多人，便舍之而去。窦炽侥幸得以生还。

骠骑将军王思政从洛阳城中杀出，然而兵力有限，也陷入重围。他下马步战，手执长矛横击，挥一下便击倒数名敌军。无奈敌围困太深，王思政部下死伤惨重，他本人也被打得晕死过去。

宇文泰的亲军战况更惨，东魏兵四面猬集，把西军分割包围起来。宇文泰帐下猛士蔡佑率中军卫士下马步战，亲手砍死数人。此时他们已陷入重围，左右兵劝他上马，以便随时逃跑。蔡佑悲壮地说：“宇文丞相养我如子，今天正是尽忠报效的时候，哪还顾得上性命。”东魏军见此人不要命地拼杀有些佩服，便招降他说：“看你也是个勇士，只要你弃甲投降，包你不失富贵。”蔡佑大骂：“我砍了你们的脑袋回去还能封开国公，谁稀罕你们的富贵。”他与左右10多名卫士结成圆阵四面开弓，东魏军一时不敢逼近，便找了一个身着厚甲手执长刀的士兵，下马入阵，要直接砍死蔡佑。走到离蔡佑约三十步的时候，左右劝开弓射之，蔡佑说：“我们的性命就在这一箭，不能轻发。”等到敌兵走到十步左右，蔡佑一箭射中其面，敌兵应弦而倒，蔡佑众军齐上乱矛刺死。如此来回数次，蔡佑手下只死了一人，东魏兵始终不能得手，便慢慢退去。蔡佑因此得以冲出重围，向西撤退。宇文泰已先期败退，撤向弘农，午夜时分，宇文泰看到蔡佑，哭丧着脸说：“承先（蔡佑的字），你来了我就不怕了。”当天的战斗实在太惨烈，宇文泰本人也打得胆战心惊，生恐有追兵，吓得不能入睡，蔡佑便让宇文泰枕着自己的大腿，以示贴身保护，宇文泰才惊魂稍定。蔡佑与宇文泰同岁（蔡佑魏正光年间14岁，至周明帝年间去世54岁，以最大值计算的话，生于正光元年至明帝在位最后一年去世，刚好54年，古人论计岁多说虚岁，故其出生年当在507年，宇文泰亦出生于507年），宇文泰当年在夏州决定去接收贺拔岳余部时，为了笼络人心，对蔡佑说：“我拿你当我儿子，你也要拿我当爹！”蔡佑由此真以父事宇文泰。

半夜时分，两军都已撤出战场，只余一片死尸。西魏王思政的部将雷五安返回战场，想找回王思政的尸首，但战场一片狼藉，到哪里去找？雷五安悲从中来，放声大哭。不料哭了几声，却听见王思政的呼唤声。雷五安赶快救起王思政，割下军旗包裹王思政的伤处。原来王思政只是晕死过去，东魏人打扫战场时，见他身着破衣敝甲，不像是个贵人，就没把他首级割去报功。到半夜他已经缓过劲来，侥幸逃得一命。王思政多年从军打仗留下个心眼，每次上战场厮杀从不穿鲜明漂亮的衣甲，本意就是隐藏身份，没想到在这里终于派上了用场。[2]

至此，河桥之战告一段落。此战双方都投入重兵集团作战，整个战斗没有什么奇谋巧计，双方都是硬碰硬地对攻，终以东胜西败而告终。从西魏的角度来看，此战之败，有许多必须反思的地方。

一是战役安排的失当。洛阳之战，看似是侯景先围洛阳，但洛阳久在东魏，独孤信入洛不久便被包围，此战实质上是西魏攻、东魏守。伐人之国，历来要打万全之仗，不具备绝对的兵力优势，不能轻易悬师远征。秦灭楚时，秦始皇询问诸将用多少兵可灭楚，李信轻率地说只用20万，老将王翦却说非60万不可，秦始皇用李信而不用王翦，结果20万大军被楚军击败，最终还是征发了60万人。西魏的兵力本就比东魏少，出关进攻洛阳，先天便有不足。当然也不是说兵力不足就不能进攻，前秦王猛伐前燕，也是以少击多（6万对40万），取得潞川大捷。潞川之战的关键是主将的差别，王猛的水平比慕容评高出甚多。这个条件宇文泰也不具备，侯景之强，在彼时没有多少能强过他的。那么这场仗就没有丝毫胜算吗，非也。在进攻部队的安排上，如前所述，宜阳、新安、开封等各处的乡兵调发到洛阳作战，这些部队人数不多，他们的长处是依托本地形势打防守反击，如邵郡的杨标在绛郡一带的成功。把他们拔离本地参与重兵集团作战，是舍长而用短。从后期的战斗记录来看，除了司马裔率乡兵攻略怀县外，其余乡兵未见发挥任何作用。如果宇文泰敢于把这些豪强们撒出去，让他们乘侯景集中兵力围攻洛阳时反攻他们的原州郡，大概会逼迫侯景分兵南下，发挥出更大的牵制作用，这岂不是增添了几分胜算。

二是步骑战术的劣势。南北朝时期，骑兵的战术已经开始丰富起来，比之汉以前单纯的骑射与侦察，此时骑兵已经探索出分割包围、冲击坚阵、正面格杀等功能。这些功能如果能加以运用，可以有效应对河桥之战时军阵拉得太远的矛盾。但宇文泰似乎对步骑兵如何运用并不重视，其军中著名的骑将李弼李标兄弟、怡峰、刘亮、王德、宇文贵等人，基本没有发现以骑兵身份冲杀的记录，反而处处可见骑将下马步战，从战况推断，应当是骑兵已陷入敌步兵的包围，无法驰奔发挥速度优势。在河桥至邙山10多里的宽阔战场上，骑兵失去作用，相当于自废武功。如何协调步兵和骑兵的战术配比，是一个需要统帅考虑的重要的战术课题，而不能仅靠沙苑之战时那样的灵机一动。河桥之战的失利，一定程度上刺激西魏的反思，后来邙山之战集中使用骑兵突击，显然借鉴了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

三是轻敌思想的蔓延。沙苑之战的胜利在增强西魏自信的同时，也让军队有些轻敌。宇文泰在率倾国之师出兵时，河东方向几乎没有什么防备，这显然是孤注一掷的冒险。好在高欢的关注点也在洛阳，并没有派重兵威胁河东。到达洛阳后，如果宇文泰能沉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不轻易投入决战，双方的胜负之数可能还不好评测。世上的事大凡如此，不吃亏就不长心。特别是战争，不流血绝不知道回头。很可惜，宇文泰回头得还不够。

三、虚惊一场

宇文泰从洛阳撤军，只留都督长孙子彦守金墉城。高欢率大军自孟津渡河，向西追击宇文泰，到崤山后没追上。高欢与诸将计议是否继续追，令想追的站西边，不想追的站东边，结果只有大将刘丰和潘乐同意。高欢虽然大胜，但仍忌惮宇文泰的实力，遂决定持重不追。西魏长孙子彦迫于压力不敢久守金墉城，弃城西撤，高欢下令拆毁金墉城，渡黄河返回河东。斛律金的犄角之军还在晋州，高欢意犹未尽，便捎带着与斛律金合兵，攻下南绛郡和邵郡。这两郡是老狐狸杨标的防区，但此战记录仅见于斛律金传，杨标本传没有记录。怀疑不久后便被杨标收复。

宇文泰撤回弘农，此时河桥大战失败的消息早已传开，豫西州郡一片骚然，各地纷纷叛降东魏。弘农城中安置的东魏降兵听说，便聚众造反，关起弘农的城门与宇文泰对抗。西魏军虽是大败之余，对这点作乱的降兵却也不放在眼里。宇文泰率军攻拔弘农城，杀死带头反叛的降兵，随后留下王思政镇守弘农。

弘农是关中东出的要塞，必须选好人镇守。选中王思政这个孝武帝昔日心腹，也是有原因的。孝武帝被毒死后，王思政作为皇帝的羽林兵长官，深感不安，一直在寻思如何向宇文泰表示忠心。有一次宇文泰大宴群臣，席间拿出一堆绫罗作为奖品，让众臣玩樗蒲游戏，谁掷出五子全黑的“卢”，谁就能领取奖品。几个轮次下来，众臣相继掷出卢，奖品发完。宇文泰便解下腰间金带作为奖品，不过大臣们却再没掷出卢。王思政便拿出佩刀说，如果天意能让我受到丞相大人的恩遇而立下大功，那么我便能掷卢，如若掷不出，我便引刀自刭。宇文泰万万没想到王思政个性如此刚烈，哪能因为区区一个金带逼死大臣，他连忙离席劝阻。不料王思政手快，已经掷出骰子，竟然还真掷了个卢。自此，王思政用这种赌博的方式赢得了宇文泰的信任。这次得以被授予重镇郡守的实职，也使得王思政更加坚定了为宇文氏效力的忠诚度。宇文泰也将会在之后的数年之内看到，这位不仅性子硬，能力更硬的汉人将军，将会创造出怎样的战场奇迹。

宇文泰安排了弘农洛阳一带的防务，率军退入关中。长安突然传来一个坏消息：降兵又造反了。

河桥之战开打时，前线的不利消息传入关中，各种谣言也开始满天飞，长安城中人心大乱。沙苑之战时俘虏的2万多东魏降兵都安置在长安附近，而西魏大军主力全在关东，远水解不了近渴，一旦爆发叛乱，监国的太子根本无力制服。这时李虎率本部已先行撤回长安，但面对这一乱局也无所适从，于是与武臣首领王盟和文臣首领周惠达计议，奉太子出屯渭北，暂避祸乱。这是一个十足的昏着，赤裸裸地对外宣布，留守军队已经彻底失去对局面的控制。长安城中更乱，百姓开始互相剽掠，东魏原督将赵青雀聚众造反占据长安子城，雍州城民于伏德也带头叛乱，进入咸阳城，裹挟着太守慕容思庆据城造反。形势之乱，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连西魏太傅梁景睿都与赵青雀同谋叛乱。

宇文泰听说后，感觉这伙反贼只不过是乌合之众，搞不出什么乱子，想暂且让大军休整几天再回去。帐内都督陆通建议说：乱兵虽弱，但绝对不可忽视。他们假称东魏大军已经入关，如果我们的主力迟迟不回长安，岂不是坐实了他们的谣传，人心一乱，就不好收拾了。我军虽然疲惫，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军一到，不须苦战，群贼自乱。

宇文泰深以为然，便命全军加速前进，率大军杀到长安，同时令华州的宇文导率本部骑兵奔袭咸阳。城中百姓见到宇文泰都激动地说：没想到我们还能活着见到丞相。宇文导杀到咸阳，迅速击败乱军，杀了于伏德和慕容思庆，然后与宇文泰合兵进攻长安子城。赵青雀这伙人本就没有什么根基，三下五除二，被西魏军击灭。赵青雀和梁景睿均被杀。

这场叛乱出乎宇文泰的意料，几乎把他吓出一身冷汗。在最不该出事的地方出了事，反映出宇文泰当初决定进攻洛阳的失策。后方不稳的问题，即使在东西两国已成均势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解决好，如果不给予足够重视，内部的问题会比敌国的威胁更严重。

意识到这一点，宇文泰迅速调整了战略，把重点转向了防守。与此同时，南绛郡和邵郡陷落的消息也已传来，宇文泰命老将寇洛率军前赴东雍州，他本人率主力进驻华州，牢牢把住河东和潼关方向。河南方面残余的各郡，以弘农和宜阳为重点经营要塞群加固关东防线，东道军司赵刚进军颍川、鲁阳带，与侯景拒战攻守，权景宣、韦法保在赵刚的节度下纷纷撤回宜阳，逐渐把河南方向的防线稳固下来。

注解：

[1]　参考地图6《河南诸州形势图》。

[2]　参考地图7《河桥之战形势图》。

第九章

邙山之战——高欢的战略之失

河桥之战后，从元象元年（538年）至兴和三年（541年）都未发生重大的战事，东西魏双方都在恢复因战争造成的损失，南方的梁国则在一如既往的诵佛声中一步一步走向衰败。

一、兴旺的东魏

河桥之战发生的前后几年，东魏境内农业大丰收，这是高欢大量征发兵员、民力的基础。从天平四年（537年）九月至十一月，征发了司州境内10万人修建邺城皇宫，新宫城建成后，改元兴和。在大战后能随心所欲地调发如此大量的民夫进行工程兴建，反映出东魏实力之强。

司州包括清都尹（今河北临漳）、林虑郡（今河南林州）、阳平郡（今河北馆陶）、广平郡（今河北永年）、北广平郡（今河北南和县）、襄国郡（今河北永年北）、汲郡（今河南浚县南）、广宗郡（今河北广宗）、东郡（今河南滑县）、顿丘郡（今河南清丰）、濮阳郡（今河南濮阳县）、黎阳郡（今河南浚县北）、清河郡（今河北清河）13郡67县，人口多达145.9万，地域覆盖今河北邢台以南至河南黄河以北的土地。这一区域如今也是中国人口大县的高产区，例如滑县（现人口116万人）和濮阳（现人口104万人）都是百万人口的大县。[1]

是年，东魏孝静帝纳高欢次女太原公主为皇后。在形式上，高欢集重臣与皇亲于一身，与国家命运联系得更加紧密。然而，作为政治牺牲品的女儿们，其命运却十分多舛。高欢的长女嫁给孝武帝元修，孝武帝死后改嫁彭城王元韶。次女在高洋废静帝后降为中山王妃，静帝被杀后，改嫁高洋的头号重臣杨愔。可叹，即便是名门贵胄，也不免沦为权力运转的符号。

高欢对国内的人事安排作了一定调整，尚书令孙腾接替战死的高昂担任司徒，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为东北道行台，前颍州刺史奚思业为河南大使。这三人，尤以后两者的任职释放出的信号更为强烈，两人到山东、河北、河南三地主要的任务是征发兵员，以补充因河桥之战损失的军队。孝静帝下诏恢复高欢的丞相之职，高欢固辞不受。其实这个职务有和没有，区别也不大，重臣大将全都是高欢的人，军队牢牢掌控在手中，面子上的事，多一点少一点都一样。所以不受复丞相之命，大概高欢内心对沙苑之战的失败耿耿于怀。同时，河桥之战并没有达到他消灭西魏的战略目的，对雄杰非凡、自负非凡的高欢来说，丞相之职代表着他的功业水平，他要面对的，只是自己的执念。

高欢的世子高澄也渐渐长大，开始帮助高欢处理军政大事。对这个年少英杰的长子，高欢期许很高，命他执掌吏部事务，试图用他的锐气去解决困扰东魏的腐败问题。高澄敏锐地看出腐败问题症结一在胡汉矛盾冲突加剧，二在勋贵胡作非为。对于第一个问题，连高欢本人都处理得一团乱，他既想利用汉人的军事力量，又想确保鲜卑人的优势地位，这种处理方式让汉人始终有怨言，鲜卑贵族也不满，之所以暂时没发生太大的矛盾，是高欢勉强用个人威信在压服。但这种姑息方式迟早会把问题捂更大，高欢心中也十分明白，是以他想借助高澄这张新牌，去碰一碰老问题。

高澄主持吏部事务以后，大力任用汉人名士，例如博陵崔暹、崔昂、崔季舒都被重用。广宗人陈元康，自高欢创业时就颇见委用，与高澄关系也非常亲密。有一次高欢责骂高澄，打的高澄连滚带爬，陈元康劝高欢说：您作为渤海王，惩罚世子应该按照礼法来，哪能这么不顾体面乱打一气。高欢对陈元康也非常尊敬，便有所收敛，但有时高欢仍然忍不住打高澄，打完特意交代：“你再给陈元康说我打死你。”可见陈元康地位之高。

高澄秉承父意，重点解决胡汉矛盾冲突。解决冲突的最有效办法是按章办事，用硬性的、量化的标准去解决问题，避免人情政治给改革造成阻力。他对崔暹特加重用，让他当吏部郎，首先对官员选用制度进行改革。北魏末年以来官员任用基本上是论资排辈，特别是效仿南朝，议定门阀，门第高者当官就容易。这个制度在鲜卑贵族执政的前提下，为胡人的特权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汉人豪强上升的渠道和空间都极大压缩。高澄和崔暹废止了这个制度，选人唯才是举，把大量有才有德的汉人名士提拔起来，即便因为岗位限制一时没法任命的，也都收入高澄的行台府中作为宾客，经常举行宴会，让这些名士们随行，抬高他们的地位。由于这项政策涉及更多的是文官系统，掌兵的胡人将领少有涉及，阻力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得到了高欢的默许，并因之延续到高洋时代。

崔暹作为高澄的头号心腹，也得到了极大的荣崇。高澄每每在朝会时与崔暹互相牵着衣裾上朝，以同殿臣的身份请崔暹到家中作客。高澄在世时常想把妹妹嫁给崔暹，后来因为遇刺没有实现。高洋继位后继续执行高澄的政策，对崔暹同样非常尊崇，把高澄的女儿乐安公主嫁给崔暹的儿子崔达拏。在王公大臣人人自危、头号重臣杨愔都几乎被“精神病”高洋所杀时，崔暹始终安如泰山，直到天保十年病逝。高洋还经常问乐安公主嫁到崔家过得怎么样，公主说一切都好，只是婆婆不怎么待见她。高洋听后大怒，把崔达拏老母抓来杀了。崔达拏敢怒不敢言，等到北齐灭亡后，他一刀杀了乐安公主给母亲报了仇。婆媳矛盾是千古难题，闹一闹无可厚非，但闹到这个份上的，也是难得一见。

对于勋贵任性不法，高澄仍用崔暹整治。他任命崔暹为御史中尉，专门纠治京城权贵的不法行为。司徒孙腾、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领军将军高岳都是高欢的心腹重臣，在京师权倾一时，飞扬跋扈，时人称之为四贵。高澄先从这几人下手，他以受贿罪为名，把司马子如关在尚书省治罪，削减了他的官爵；又在尚书省问责高隆之，威胁要依法处置他。高欢的姐夫尉景，贪污腐败到了不知廉耻的地步，影响非常不好，高澄便把这位老姑父抓了起来。尉景气得让崔暹转告高澄说：“阿惠儿（高澄字子惠），你小子掌权了就要害死你姑夫吗！”高欢闻言，亲自跑到孝静帝那里哭着求情：“没有我姐夫，就没有我高欢的今天，请皇帝赦免他吧。”孝静帝被这父子俩的表演弄得不知所措，直到高欢第三次求情，皇帝才心领神会地配合高欢演了这场戏，下令赦免尉景的大罪，但剥夺他的冀州刺史之职，降为骠骑将军。高欢又到尉景家去探望，尉景气得说：“你又来催我死吗！”高欢姐姐常山君也有点生气：“你姐夫一大把年纪了，还能活几天，你们干嘛这么逼他。我当年为了养活你，天天从井里提水，手都磨出茧子了。”高欢没办法，向姐姐姐夫两口子跪拜谢罪，还把高澄叫过来当面责打，总算把面子上的事圆了过去。

对待亲戚，高欢还拉下脸来敷衍敷衍，对其他勋贵就不这么留情面了。他写信给京城的权贵们说：“高澄主事，崔暹他们办事，都是按律令来，你们虽都是我的元勋故旧，但犯了法的事，我也救不了你们。”有了高欢的支持，高澄惩办起权贵们就更有底气。他让崔暹大规模鞫治有贪污罪行的大臣，尚书元羡、雍州刺史慕容献、太师咸阳王元坦、并州刺史可朱浑元，都被罢免官职。

东魏的政局在高澄大力整斥下有所好转，国力一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在高氏父子整治吏治的问题上，必须时刻注意他们的民族属性，无论怎么样整治，高氏父子尤其是高欢，是绝对不允许有人损伤鲜卑贵族的根本利益的。事实上，统军打仗的勋贵们只是暂时削夺了部分官爵，许多人不久后仍然出现在军政要害岗位上，例如尉景的冀州刺史被免不久后，又被任命为青州刺史；并州刺史可朱浑元不久后又带兵出征，在高洋时被封为扶风王。可见高欢父子之真心。

更有甚者，高澄整顿吏治还夹杂着整治汉人豪强的因素。这个因素，恰恰成了引爆东西魏双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的导火索。

二、高慎之叛

高欢的心思，是有系统地把河北本地豪强组建的部曲一点一点打散，彻底消除他们的武力威胁。河桥战后，高欢有计划地招募河北地区汉人勇士戍边。541年，豫州刺史尧雄被征还邺都，然后总领司、冀、瀛、定、齐、青、胶、兖、殷、沧10州士卒10万人，分别驻守西南边境（即河南西南诸州）的险要之地，即与西魏南梁交界处。这看似是加强河桥战后边境地区的防御力量，但内中也颇有猫腻。这次征发的兵员颇具有针对性，大多选的是河北汉人豪强，并通过兵随将走的办法，把实际上私属豪强的乡兵部曲调离本地，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直接把汉人豪强赖以生存的资本剥夺掉，立即引发河北汉人豪强强烈的不满。范阳人卢勇河桥战后被强行安置在河南西部边境担任广州、阳州刺史，因为征战有功，他还破例被高欢准许带家人上任，而同期的其他汉人将领在外担任州郡职务，历来不允许带家属，可见高欢内心深处对广大汉人是有所忌讳的。卢勇看出高欢内心的想法，临死前给皇帝上书，要把自己的私人部曲全部上交给国家。冀州的豪强高法雄、封子元不愿到边地戍守，便举兵反叛，后被东魏镇压。

河北的豪强，自然以高乾兄弟为首。老大高乾已被孝武帝所杀，老三高昂战死在河桥，老二高慎时任御史中尉。高慎第一任妻子是崔暹的妹妹，因为感情不和，高慎休了崔暹妹妹，另取赵郡李氏李徽伯的女儿为妻。崔暹此时为高澄所委任，高澄亲自为崔暹之妹改嫁，并且亲自主持婚礼。这使得高慎与崔暹有了嫌隙。高妻李氏容色甚美，而且能工于书法，会骑马，颇有一些名声。高澄闻知，借机调戏李氏，还想逼奸李氏，李氏不从，被高澄把衣服都撕得稀烂。高慎大怒，认为全系崔暹这个死敌挑唆而致。他的个人情绪都带到了为官上，作为御史中尉，不仅不履行职责纠查百官，还多所宽纵，这无疑是跟锐意整顿的高澄对着干。高欢多次责骂高慎，后来以崔暹代为御史中尉，外放高慎作北豫州刺史。

北豫州是侯景的治下，是河南方向的战略中心。高慎虽然当了刺史，但高欢并不让他管军，另以将军奚寿兴统领军队，高慎只管一管民政。这么一来，纵使高慎没有反心，形势也逼得他不得不反了。

高慎与刺史府掾李棠商议设宴大会宾客，席间设下伏兵抓捕奚寿兴。奚寿兴起初推辞不肯去，李棠亲自去请，奚寿兴拗不过面子，又自信手中有兵，便欣然前往。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天真的镇将席间被捉。高慎统领守军，叛降西魏。高氏兄弟老四高季式时任永安戍的镇将，高慎命人送信让老四一同反叛。高季式做出了与当年高乾被杀时高昂一样的反应，他狼狈不知所为，便带着信去找高欢，以示绝无叛意。高欢仍旧厚待之。

高慎之叛，标志着高欢所代表的鲜卑贵族与河北汉人武装公开决裂。此后高季式虽仍拥有一部分私人部曲，但相比高昂自成一军的规模，已远为不如。高欢父子对汉人武装的动作还没有结束，这场悄无声息的分化瓦解行动将一直延续到高洋在位时期，并演变成一场令人叹息的悲剧。

从更大的维度来看，东魏解决私兵部曲，实际上代表着逐渐强化的中央皇权对豪强私兵的打击。东汉末年以来的豪强，既拥有一方的土地，又可蓄养奴客，基本上还是县以下社会的管理者。只要皇权一弱，必将孕育出私兵这种怪胎。东晋存续百余年，世家大族坐拥军队，共同维持着贵族凌驾于皇权之上的门阀政治，这是与中央集权严重相悖的。西魏也存在这种社会问题，但由于东西兵力对比悬殊，西魏政府既无力也不想立刻解决能够帮助自己巩固统治的豪强私兵。但这并不代表西魏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到府兵制逐渐形成后，各地的豪强乡兵逐渐纳入国家控制，世家大族、豪强、高门一类的社会阶层，才终于失去根基，从而彻底被皇权摧毁。

三、邙山会战

西魏大统九年（东魏武定元年、梁大同九年，543年）二月，高慎来降的消息传到长安，宇文泰军中上下莫不兴奋异常。北豫州虎牢关的重要性，在河桥之战中得到充分检验。西魏举行朝议，商量如何应对高慎事件。

此时的形势对西魏来说并不十分理想。虎牢关在洛阳东边，洛阳一带已经被侯景控制，如果要越过洛阳去夺占虎牢，必须战胜洛阳的东魏军。河桥之战中侯景给西魏军留下深刻的印象，诸将不太敢去撩拨侯景。太子少傅李远坚持出兵去接应高慎，他认为当以大军进逼洛阳，而后以奇兵绕出洛阳之东，接应高慎入关。这样的先例并非没有，独孤信进据洛阳之时，骑将怡峰也曾率一支轻骑兵杀入虎牢关，然后拨其民户而归。

对宇文泰来说，拿不拿得下虎牢关倒在其次，从李远的建议中，他看到了再次夺占洛阳的可能。河桥之战大败，宇文泰并不认为这是双方实力上的差距，沙苑之战他1：20都能打败高欢，河桥之战或许只是一个偶然性失误。高慎来降是一个天赐良机，如果能借着这个机会打透洛阳，那么关中的战略空间就更大了。

西魏军队随后做出了反应，太子少傅李远加授行台尚书的实职，带骑兵先行出发，宇文泰率大军继发，直逼洛阳。与此同时，急召在玉壁城的大将王思政，准备让他移兵镇守虎牢关。

东魏的反应也相当迅速，高欢唯恐西魏趁火打劫，迅速调集大军从晋阳南下，屯驻在河阳观察动静。

面对东魏大军的虎视眈眈，李远展现出惊人的勇气，他率兵绕到洛阳东面，杀到虎牢关城下，接应高慎西奔。高慎的兵力随即被收编，本人到达长安，被封为侍中、司徒、渤海公。李远接应过高慎后立即率兵退回洛阳以西，与宇文泰大军会合。

高慎叛逃事件对东魏政局产生了不小震动，特别是高慎兄弟的起家之地冀州，各家豪强不由得人人自危，生恐成为下一个高慎。高慎趁机写信给冀州豪强，招诱他们一同武装反抗高欢。高欢一方面善待高季式以示没有猜疑，另一方面派心腹高隆之到冀州安抚豪强。等到大形势稍稍安定下来，高欢又惺惺作态地要治崔暹逼反高慎的罪。高澄让陈元康为崔暹说情，高欢便顺水推舟地放了崔暹。

再看洛阳方向的军事形势。高欢遣妹夫厍狄干为领军大都督，率先锋过黄河增援洛阳一线，自领大军驻扎在黄河之北。厍狄干在河桥之战诸将都获大胜的情况下，先率军退却，虽没有受到高欢的责罚，但他一直耿耿于怀。这次进兵，他从晋阳出兵连家也没回，到河南与侯景会面后饭顾不上吃就又继续进兵，憋着一股劲要一雪河桥失利的耻辱。侯景觉得挺不好意思，派骑兵追上厍狄干送给他饭吃。

西魏方面，宇文泰吸取河桥之战失败的教训，在兵力分配上做出一定调整，不再把所有兵力集中到一处。总体上大致分为三路，第一路是中军主力；第二路是中军分出的一部分兵力，以于谨为主将，协同杨标的邵郡乡兵拔除洛阳外围据点；第三路是大行台左丞赵刚，率军赴颍川方向，进攻河南腹地。《周书：赵刚本》传称，他的一项职责是持节节度东南义军。从第三路的情况来看，高慎西奔后，东魏河南州郡又出现了河桥之战后的恐慌情绪，各地似乎出现一连串响应西魏豪强之兵。宇文泰的侄子宇文导担任留守任务，率禁军镇守华州。

在这样的形势下，东魏也有重点地调整了作战方向。东魏主力在黄河北岸持重不战，侯景率河南兵向西南防御赵刚，兼镇压响应西魏的豪强兵。而洛阳城附近，由于力不能及，高欢基本上选择了放弃。

于谨和杨标都是西魏排得上号的大将，进攻兵力空虚的洛阳外围自然是手到擒来，他们合兵攻陷柏谷坞（今河南偃师南），杨标留下镇守，于谨则率部与宇文泰会合。

赵刚方面，他率军与侯景大战，击败侯景的前锋，经过一个月的激战，打破阳城，生俘阳城守将陆腾。由于陆腾忠于职守，宇文泰对他很是嘉许，留用为帐内都督。后来陆腾感念宇文泰的信任，为北周出了不少力，成了一个镇压叛乱的专业户。

外围的战事比较简单，双方的注意力都在黄河两岸。

宇文泰本已进至黄河南岸，围攻河桥南城。高欢大军进迫河桥后，西魏军撤围后退至瀍河一线，派人在河桥的上游施放火船，企图把大桥烧毁，阻止东魏军南下。东魏行台郎中张亮放出百余艘小船，船上有长铁链系在北岸，船头有长钉，小船与西魏火船相遇钉在一起，北岸便把船拉回，避免了火船烧桥。

东魏大军顺利上桥过河，在邙山之北列阵，连续数天没有进攻。术士綦母怀文向高欢建议说，西魏旗帜服色都是黑色，我军是红色，黑色代表水，红色代表火，水克火，这对我军来说不吉利。不如变成赭黄色，取以土克水之义。高欢便让全军易色。綦母怀文是宿铁刀的发明者，他造出来的刀锋利异常，能砍透三十札甲。

宇文泰把辎重都留在瀍河，连夜率轻骑登上邙山，准备袭击东魏军。东魏侦察兵察知情况报告了高欢，高欢轻蔑地说：“渴死他们。”这话殊不可解，邙山与黄河近在咫尺，地下水源丰富，宇文泰虽然轻兵而来，但也不至于渴死。

天色未明，西魏军便发起了攻击。东魏提前列好的大阵起到了很好的防范作用，在敌方突袭时他们迅速做出了反应。东魏猛将彭乐率数千重甲骑兵突入西军大阵，像一块巨大的礁石，把汹涌的西军大潮撕开一道口子，随后没入西军的汪洋之中。

东魏军望见彭乐没入敌阵，惊恐的以为彭乐投降了敌军。沙苑之战时，勇猛的彭乐将军就是这样杀进敌阵，然后被西军扎开了肚子，这次是不是害怕再遭大败，所以先冲过去投降了西人。有人便向高欢报告彭乐叛逃，高欢大怒说：“这个彭乐当初背叛韩楼投降尔朱荣，后来又背叛尔朱氏逃到我这。我打天下原不在乎这一个人，只是痛恨这人反复无常！”

彭乐杀进西军大阵，冲开数重兵力直接杀进中军，从当时的战况看，彭乐带来的很可能是名震一时的甲骑具装。

甲骑具装，就是装备了重甲的骑兵。骑兵身上穿明光铠之类的全身性铠甲，明光铠对人体的遮护面积相当大，胸部、背部各有一片圆甲，俗称护心镜；颈部有盆领，能避免流矢射中咽喉要害；肩部和上臂有披膊，大腿有膝裙。这种优质铠甲可以最大限度地为士兵提供保护。同时马也装配了马铠，由一系列的面帘（护马头）、鸡颈（护颈）、当胸（护胸）、马身甲（护躯干）、搭后（护臀）和竖在马臀上的“寄生”（遮挡来自后面的流矢）组成。骑士一般配备马矟和弓，马矟也叫马槊，是加长版的单兵用矛。一个骑兵配备了这么全套的装具，防护和冲击能力都大幅提高，冲进步兵阵中，就像一个移动的堡垒，步兵想要正面击杀之，必须付出几倍的伤亡代价。而当几千甲骑具装组成冲锋队伍突入阵中时，当面的西军只好祈祷上天不要让自己死得太惨了。

彭乐杀进西魏中军，连杀带砍端了宇文泰的大营。宇文泰这次出征带上了西魏皇太子元钦以及部分元魏宗室，彭乐抓获了西魏临洮王元东、蜀郡王元荣宗、江夏王元升、钜鹿王元阐、谯郡王元亮、詹事赵善、督将僚佐等48人。这些俘虏全被系着脖子，手连着手排成队押回东魏阵中，东魏士兵以刀加之，一边走一边大声唱名，鼓荡起漫天的尘土杀回本阵。

东魏大军受彭乐鼓舞，迅速发起全面攻击，临阵俘斩西魏3万余人。高欢命彭乐乘胜追击，彭乐再度率骑兵杀出，追上了宇文泰。宇文泰身边的护卫人员早已溃不成军，没有能力抵抗彭乐。危急之下，宇文泰对彭乐说：“你真是个傻子，你杀了我，高欢还留你有什么用，还不赶快去阵前抢我们丢下的金银财宝，晚了可就没了。”彭乐一想也是，于是止住部队，返身回到西军的前营，抢了一堆金珠宝贝返回本阵。

彭乐向高欢报告，宇文泰从我的刀下侥幸逃跑，已经吓破了胆，以后不足为患了。高欢感觉他说的话有问题，便诘问彭乐怎么没活捉宇文泰。彭乐是个直脑筋，自感在阵前说的话没法瞒，便把宇文泰的话原样向高欢说了一遍。说完了还自作聪明地补了一句：“我可不是因为他说这话才放他的。”言下之意自己对高欢的忠诚是不以高欢的态度为转移的，只不过这条黑獭已经失去了价值，杀不杀都没什么区别了。

高欢顿时火冒三丈，大家殚精竭虑打了七八年仗，死了十几万人，为的就是消灭宇文泰和西魏。现在终于逮到绝世良机，你说放就放了！

高欢气得狂性大发，亲自把彭乐撂翻在地，抓着他的发髻向地上猛磕，一边打一边痛骂当初沙苑大战就是你彭乐喝醉了上阵导致大败。一边摔还不解恨，高欢抽出刀来要砍掉彭乐脑袋，咬牙切齿，怒不可遏，但终于顾念彭乐立有大功，刀往下虚砍了3次，最终还是不舍得杀他。

高欢在部下面前向来都把自己情绪控制得很好，从无失态。这次用这么狂暴的行为当众责打大将，反映出他内心多么强烈的恨意。

彭乐侥幸逃得一死，立即向高欢请命，再率5000名骑兵追赶宇文泰，定能把他活捉。高欢盛怒之下又骂彭乐：“你都把他放了一次，还说什么再去捉来。”于是命人拿来300匹绢布压到彭乐身上，以奖励他冲破西魏大阵的功劳。

西魏大军后撤，稍事休整，重新编成大阵。第二天，宇文泰以赵贵为左军主将，若干惠为右军主将，再次向东魏军发起冲击。这次冲击，与第一天的阵形应当有所区别。擅长骑兵作战的将领悉数集中到了中军和右军，据此推断，宇文泰的精锐骑兵应当全在这两部分。这种战术安排收到了明显成效，东魏军抵挡不住西魏精锐骑兵的冲击，阵势大乱。特别是步兵队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被打得四散奔逃，多数被西魏俘虏。西魏大将窦炽率军追击，竟一直追到石济关（今河南延津）。

高欢的中军猝然遭遇敌猛攻，也被打散，连坐下马都逃跑了。高欢的帐内武士赫连阳顺让马给高欢骑，只有7人或骑或跑跟上保护。西魏骑兵追至，眼看无幸，高欢的一个亲信都督尉兴庆站了出来。

尉兴庆与綦连猛、谢猥馁以射术高明并称，他们都是从尔朱氏阵营转投高欢的，对高欢非常忠诚，深得信赖。此战只有尉兴庆跟在身边，他对高欢说：“大王快跑，我留下断后，我身上这百来枝箭足以射死西军百八十人。”西军追兵都已经赶上来，尉兴庆这么说，摆明是要以牺牲自己来给高欢争取逃跑的时间。高欢感动地说：“你要活着回来，我就让你当怀州刺史；如若不幸，就让你儿子当刺史。”尉兴庆说：“我儿子太小，请大王把官位给我哥哥。”这番话说得可谓悲壮。尉兴庆转身与西军恶斗，最终战死，高欢侥幸得以逃脱。战后高欢不忘尉兴庆以死相救的大功，派人回来找尸首。尉兴庆每次上阵，都在背后写上自己的名字，所以很容易就找到。高欢便命在尉兴庆战死之处建起一座塔，后人称之为高王塔。

此战之前，东魏军中有士兵违禁杀驴，按军令应斩首。高欢暂时没杀，留着等回到晋阳再处理。这些士兵自知回到晋阳后难逃一死，便投降西军，并告知高欢中军的所在。宇文泰大喜，立即选出3000名骁勇之士，由大都督贺拔胜率领追杀高欢。贺拔胜的长兄贺拔允被高欢所杀，三弟贺拔岳也是被高欢挑唆侯莫陈悦所杀，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贺拔胜带的敢死队应当是以步兵为主，所持都是短兵器。贺拔胜在阵中看到高欢，便带13骑狂奔直追，边跑边大呼：“贺六浑（高欢鲜卑名，后世记为高欢的字），我贺拔破胡（破胡亦是贺拔胜的鲜卑名）今天一定要杀了你！”追到最近处，贺拔胜的矛尖几乎要扎到高欢背上。

高欢没命地奔逃，气都快喘不上来了。危急之时，东魏河州刺史刘丰开弓射箭，射死两名追骑。后来被誉为北齐三大名将之一的段韶（高欢外甥，娄昭君妹妹的儿子），奋死冲上，一箭射倒贺拔胜的坐下马。贺拔胜赶紧让人把副马牵来，等到他上马再追，高欢已在众军簇拥下跑远，再也追不上了。贺拔胜带来的敢死队都没带弓，气得他仰天悲叹：“今天没带弓来，真是天意不让高欢死在我手里！”此前，贺拔胜的几个儿子都与贺拔允一同在晋阳，贺拔允被诛时他们并未受到牵累，邙山战后，高欢切齿于贺拔胜追杀，一口气把他的儿子杀个精光。贺拔胜闻知，气得生了场大病，在战后第二年去世。

仗打到这里，颇有一些戏剧性，双方的中军都因为骑兵战术的运用被敌方摧毁一次，主帅也都遭遇了被追杀的厄运。这反映出双方主帅对大兵团作战的控制和运用都还存在一些缺陷，也隐隐令双方开始反思这种主帅亲自上阵的作战模式妥当与否。当然高欢、宇文泰可能都觉得自己作为当世枭雄，必须亲自上阵督战才能确保胜利，交给方面之帅可能会吃亏。这场战斗过后，高欢、宇文泰的反思程度是不一样的，宇文泰几乎被生擒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是后的几次大的战役，很难再见到他亲自出现在第一线。而高欢，受东魏军力强盛之赐，这位自负的统帅仍然把战争的统筹安排以及具体实施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直到再也没有后悔的余地。

东西魏各有胜负，战斗还没有结束。

高欢把部队重新整理，发起了反击。这是军力对比的必然结果。西魏第一天已丧失兵力3万余人，主力实际上已经极大损伤。《北齐书·高欢纪》说俘斩西军6万人，《北史·彭乐传》云杀西军3万人。参照历次西魏出动兵力的数量，其主力数上限不会多于8万人。如果一阵杀6万人，西魏哪里还能组织起进攻。故《资治通鉴》采3万之说。

东魏大军短暂慌乱后又整队发起反击，西军左军首先顶不住了。赵贵等五将军主持左军，抵挡不住东魏进攻，发生溃乱。中军失去左翼屏障也跟着溃败。与河桥之战一样，宇文泰的中军再次陷入激战。史言东魏军排着密集的进攻队形，像墙一样逼过来。西魏将军元定拿着长矛冲击，势如疯虎，杀得敌军不敢向前。勇将王雅率本部骑兵反向冲杀，亲手砍死9人，东魏人见他孤军无援，步兵骑兵一齐冲上来，不料即使围住也杀不过，王雅大杀一阵后安然回归本军，宇文泰赞叹：王雅浑身都是胆！

中军禁卫队武士王勇率300名勇士，手持短兵器，摧锋直进，反复冲杀，杀伤甚多。另外两个武士王杰、耿豪也奋勇作战，耿豪右手拿刀，左手持矛，直杀直砍，冲入东魏军中。诸将都以为耿豪要战死在敌军阵中，不料过了一会儿，耿豪一身是血拿刀又冲杀回来。战后这3人都被宇文泰赐名（王杰本名王文达，耿豪本名耿令贵），奖给他们3人2000匹布，并直接授予上等州刺史的官职。

西魏左军、中军大部溃败，引发全阵总崩溃，诸军左右不能相顾，前后不能相接，死伤惨重。独孤信、于谨两将被隔在前阵不能返回，东魏军冲杀过来，他们便率部立于道旁，假装是战败投降。东魏军见是降人便不再理会，继续追击。等他们过去后，独孤信、于谨便立即从后方进攻东魏军，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才使得中军的撤退又安全了一些。

右军以骑兵为主，情况稍微好一些，在主力溃败后，又坚持战到了天黑。东魏军屡次进攻，若干惠指挥骑兵部队反击，始终保持阵形不败。一直战到半夜，东魏军攻势才慢慢停下来。若干惠刚要退军，东魏人又开始追，他便下马慢慢走，让炊事兵做饭。眼见局势不幸，他壮怀激烈地对士兵们说：“我们在这里打到底是个死，打不过逃到长安，败军之罪也是个死，都是死，有什么不同吗？还不如拼死一搏，或许还能有个生路。”西军都被他鼓舞，迸发出杀红眼后不顾一切的豪气，又把大军旗鼓树起来，一副谁不想活便来战的样子。各股败残军兵都向若干惠靠拢过来，若干惠便让大军徐徐而行。东魏追兵见若干惠部有恃无恐，不像败逃而归的丧家之犬，疑心有伏兵便不敢追赶。西军右军因此得以安全撤兵而返。宇文泰留李远为殿军，各部败军纷纷向西撤退，洛阳、宜阳各地也纷纷弃守，河南方面战局又恢复成东强西弱。

洛阳龙门石窟

至此，西魏军完败，邙山大战的基本过程结束。

四、失在何处

东魏军大获全胜，对于下一步的行动，诸将意见各不相同。核心在于追还是不追。宇文泰败势已成，乘胜进攻，打破潼关直取长安并非不可能。然而很多将领以为大战过后，人疲马累，不宜犯险进攻关中。

行台郎中封子绘建议说：“宇文泰本来就不是什么英杰，还敢挟天子占名分。他们一战丧胆，现在正是消灭他们的好机会。”封子绘为了强化说服力，还把当初曹操平定汉中而不乘胜攻灭四川的例子拿出来，极力劝说高欢要继续追击。

高欢的头号智囊陈元康也说：“这次大捷，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时机可遇不可求，应当迅速追击。”

高欢便问：“如果遇上伏兵可如何是好。”陈元康说：“沙苑之战我们败成那样，西人一路都没有伏兵，何况此时。”高欢虽然嘴上说对，内心深处却不以为然，几经权衡，最终只派出大将刘丰继续进攻，大军主力撤回。丞相府功曹张纂押送西军战俘先返回邺城。

刘丰率军攻至弘农稠桑驿。弘农郡此时由大将王思政防守。宇文泰本来安排王思政去守虎牢关，邙山战后此安排已然成空，遂又让他去驻守弘农郡。王思政在大统八年时曾成功修筑起晋南第一要塞玉壁城，并在彼处打了一场经典的防守之战。此时回镇弘农，正是发挥了其善守城的长处。王思政到弘农后，解衣而卧，故意对将士们做出东魏人不足畏的样子。宇文泰撤军时留下一部分主力，由达奚武统率，与王思政协防。留守在华州的宇文导，闻讯向弘农方向增援。宇文导所部是禁军精锐，此前没有参与邙山战斗，正是生力。刘丰不敢冒险进攻，便撤军北返。东魏军撤回后，王思政赶紧修筑弘农郡城城墙，完善城头橹、雉堞、敌楼等防御设施，同时恢复屯田，囤积粮草，使得弘农郡城成为东部防线上一座坚强的要塞，终东魏北齐之世，弘农郡再也没有被跨越过。

清水氐族酋长李鼠仁从军中逃回清水县发动叛乱，清水县（即今甘肃清水）属陇右秦州清水郡，其地靠近天水，南与仇池氐人聚居区遥相呼应，如果变乱扩大，对陇右南部的安全有较大威胁。在念贤死后，独孤信一直是陇右的负责人，独孤信派兵屡次进攻不克。宇文泰急于平息事态，想亲自率兵平叛，丞相府典签赵昶自告奋勇前去说降，李鼠仁惧于宇文泰的积威，没作挣扎便又归顺。

宇文泰回军后，对不能阵斩高欢耿耿于怀的贺拔胜迁怒于蒋升。原来在邙山战前，素来好观天文玄象的蒋升向宇文泰劝谏说，天象不利于大规模出兵，硬要出兵肯定会遭遇不测。宇文泰劝解贺拔胜说：“时机不好硬要出兵，这是我自己的原因，与蒋升无关。”

截至此时，邙山之战对西魏军政形势造成的影响渐渐消除，西魏又恢复了稳定，这也意味着，高欢再一次失去在大规模战役胜利后消灭西魏的机会。对高欢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机会，可惜他失去了。

从天平元年（534年）到武定元年（543年），10年的时间，东西之间打了小关、沙苑、河桥、玉壁、邙山5次规模宏大的战役（两次玉壁之战将在后章单独论述），次次都是倾国之兵，而且多以东魏占据主动权。从战争形势看，东魏胜多负少，然而东魏始终不能把战争胜利扩大为灭国夺地。原因到底是什么，的确令人深思。

大约在北齐皇建元年（560年）至二年（561年）之间，也就是北齐孝昭帝高演在位期间，河北名士卢叔虎向皇帝上了一条平西策，这条平西策与后来的隋初名臣高颎的平陈策如出一辙，切中灭国之要害。可惜，隋文帝用之而能灭陈，北齐却失之交臂。我们且从卢叔虎的建议中探寻高欢失策之处。

平西策大意如下。北齐国富、地大、兵强，北周则反之，从形势上看北齐占绝对优势。但十年来兵马不休，之所以未能灭周，原因就在于抛开国势，单纯依靠野战争锋，这等于舍长用短，不是万全之策。如要灭周，不如在晋州平阳设立重镇，以重兵屯守，与蒲坂相对。如果关中不以重兵对抗，那么缓缓图之，晋南一带必然迟早夺回。如果出兵相争，非十万以上不可；而要出兵，所有兵员粮秣要关中保障，来回路远，供应很难。周军来战，齐军不出，周军若退，便追袭其后。如此数年，必然能把关中消耗得筋疲力尽，到时再进攻关中有胜无败。孝昭帝非常认可，甚至想亲自坐镇平阳城，亲眼看到灭周的那一天，只可惜这位皇帝不久后便去世，平西策不了了之。

卢叔虎平西策是建立在高欢10多年战争基础上的，没有高欢的实践，就没有平西策，这是肯定的，绝不能因此而否定高欢的水平。那么是否能据此而说高欢没有失策？不能。

大致捋一下，高欢的失策有如下两点：

一是不善用势而执着于用力。东魏国力强于西魏是很明显的现实，无论人力还是物力。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础。诚如卢叔虎所言，强者制弱，富者兼贫。站在后人的角度，自然能看到单靠轻兵野战无法消灭同样人才济济的西魏北周，但不能因此而说当时人发现不了问题是理所当然。弘农之战时暴露出关中经济困难，沙苑之战事实上是因弊以制之的绝佳机会，高欢只需以一个方面统帅，以重兵逼临，等西魏军饿后生乱即可。放大到国家战略层面，对待穷困的敌国，围而逼之，逼其生乱，然后在恰当的时机以军队攻击要害，这应当是最稳当的、最有效的灭国之策。高欢没有采取这种渐进式的最有效的战略，有可能是认为东西国力对比已经到了数量级的差别，因而直接以战争决胜。这就像一个强壮的力士折针，本可以捏着针身一下掰断，却偏偏要去硬顶针尖，难免被扎得鲜血淋漓。

二是战争统筹不力。平西策把晋州平阳郡作为重点突出出来，其背景是东西国防形势对峙的基本状态。豫西和晋南是对峙的两个方向，豫西即弘农、洛阳一线，因为道路险阻，已经被证明不是进攻的上佳之选。晋南是唯一的方向。高欢最初也曾考虑过在平阳建设重镇，旋又因部属不同意而作罢。从以后的事实来看，高欢每次调集重兵，都是从晋阳直接出发，作为晋中重镇，平阳没有发挥任何战略支点作用。如果平阳能够像王思政建弘农城一样建造一座集防守、补给、支援、进攻于一体的基地，将会给西魏晋南的黄河防线制造出空前的压力，玉壁城对黄河渡口的遮护作用会大大缩水，与平阳相距不超过400里的蒲坂、风陵、龙门等诸渡，即便仍在西魏手里，也只是东魏予取予求的囊中之物。或许高欢认为，即便把晋阳大本营前推到晋州平阳，也只不过省了400里的距离，这对占尽主动的东魏军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以至于这种区域性军事重镇的防守，东魏高层连重兵都不舍得派出，只委任给他们鄙视的汉人去死守。这样的战略，很难想象会给战争加分。

注解：

[1]　参考地图8《东魏司州简图》。

第十章

府兵创制——北朝最利之矛诞生

西魏大统九年（543年）十月，在经历了一年的春种秋收后，长安附近的军户们接到命令，中央将在栎阳（今陕西临潼区北约50华里）举行年度的校阅活动，刚刚进入农闲期的军户壮丁又忙碌起来。他们按照三丁选一、五丁选二的“三五简发”制度，选出若干人为兵，拿出精心保养的盔甲、军服和干粮，擦亮刀枪，个别富裕的家庭还要把战马拉出来遛一遛，以适应校阅的节奏。丁即是达到一定年龄、符合纳税兵役条件的成年人。北齐河清令规定18岁至65岁为丁，20岁开始可以当兵。西魏时则以18岁至64岁为丁，18岁起便可当兵。这副图景，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的北中国经常出现。后世史家把这群来自武川的政治家们的兵制称之为——府兵制。

一、西魏的军事危机

公元6世纪中叶，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互相对峙的三个国家中，最耀眼的当属西魏北周，这个曾经濒临灭亡的国家，在外敌进攻、内部贫困的条件下，创造出一套令人侧目的独特政治军事制度，从而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强盛的大一统帝国开辟出源头。历来国难出精兵，宇文氏主导的西魏政权，在历史长河中所做出的最耀眼的成就，便是创造出延续二百年的府兵制以及称雄北朝的府兵。

接上节所述，邙山之战对西魏军的损失是伤根动本的。西军伤亡起码不低于6万人，而且多是宇文泰中军主力。宇文泰接收贺拔岳部众时，兵力才1万多，经过数年的扩军，军队数量有所提升，其中既有随迁到关中的六镇鲜卑（主要是武川），也有关陇当地的汉人豪强。但核心的战斗力量鲜卑人占比不高，因为关中后来并未迁入太多六镇人，洛阳的原有六坊之众也多数被高欢掳到关东。也就是说宇文氏集团赖以起家的武川鲜卑镇兵，在邙山一战中损失殆尽了。这种级别的伤亡，比丢掉几座要塞来得更加厉害。

为了应对军力匮乏的危机，宇文泰紧急下达了征发关中陇右豪强为兵的命令。征豪强为兵，主要精神是把关中、陇右的豪强纳入中央系统，通过他们控制大量乡兵部曲，从而在最短时间内扩大国家武力。

大统九年（543年）十月，西魏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校阅活动。史书称之为阅，但这种阅与现代军事活动中阅兵不可同日而语。现代阅兵，以我国为例，分为首长检阅和分列式，主要目的是展示国家的武装力量，用以鼓舞民心士气。古代阅兵则重点以操练常备军为内容。西魏建国以后，但凡没有重大战事，便会在农闲时节组织大规模的校阅，操练军队，自大统三年（537年）至十四年（548年），先后举行了8次。校阅的兵员来自各地军府，他们要自备兵器、盔甲、衣服、战马，由政府选定的将领组织他们进行操演。这种经常化的校阅机制，使西魏军时刻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保证了在危急时刻能够迅速反应过来。

大统九年（543年）的这次阅兵，可以从中看出府兵制的基本形制，事实上从大统八年（542年），西魏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府兵制的创造性工作。《玉海》是目前对西魏府兵制阐述最详细的典籍之一，据该书卷137《兵制》引《后魏书》说：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十六年籍民之材力者为府兵。

可以推断，河桥之战也对西魏主力造成一定损失，因而在大统八年，西魏便开始了一些整军工作。整军的一个核心要义是把军队的属性从关西大行台下属升格为国家直管。这更加强化了西魏军建设的规范性。

在抓军队整编改革的同时，邙山之战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大统十年（公元544年），宇文泰把大统元年以来先后颁行天下的二十四条政令和十二条新制，合并成中兴永式，命尚书苏绰进行修订，整理为五卷，重新颁发实施。

苏绰是西魏时代最耀眼的政治家，他是陇右武功郡的望族，家学渊源，本人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他从宇文泰的行台郎中干起，一直做到尚书，12年间深受宇文泰信任，不仅大政方针多依他而行，政府运作的大体事务也都由苏绰定调。宇文泰外出征战或巡视，便把预先署名的空纸留给苏绰，让他自己做主，期寄之深，可以说堪与刘备之与诸葛亮、苻坚之与王猛相提并论。苏绰对西魏北周政治制度创革、社会习气的扭转甚至于魏晋以来北方浮华文风的改革都有巨大贡献。唐人令狐德棻撰《周书》，单独列传的只有宇文宪、苏绰、卢辩3人，其中宇文宪是北周后期举足轻重的宗室名将，《卢辩传》像是简版的职官志（《周书》无志，卢辩继承苏绰创六官，他的传内大部分是叙述六官职务），苏绰是单人详传。西魏对唐初来说还属近世，关陇贵族多有后人在唐初，他们对苏绰的重视具有相当客观性，从此足见苏绰之重要。

以上的这些改革都是在北魏以来军政制度基础上有所改易，特别是惩魏末军政等方面之弊，做出一些匡时救亡的举措，这反映出宇文泰对时局、政治、军事有着准确的判断和长远的考虑。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国家政治运作更加廉洁高效，军队的实力有所回升，邙山战后的军事危机得以暂时化解。

二、强大的暴兵机制

西魏约自大统八年（542年）开始创置府兵。在军事组织方面，八柱国之首宇文泰是全军统帅，除元魏宗室元欣挂名柱国，其余6位领兵的柱国各统2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分统2个开府大将军，开府大将军下有仪同将军，按《北史》说法，开府分团统领，1团下有2仪同，仪同下按级分别是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由于史籍资料的缺乏，尚不清楚1开府下到底有几个团，但按最少的算，1开府统2个团，1个柱国大将军下属便有16个仪同将军的编制。

在兵员选拔方面，西魏北周结合全国的行政区，划分出若干个军府，由军府按照“三五简发”的标准进行兵员选拔。这种选拔制度类似于普遍征兵制，理论上全国的成年男丁均有当兵的可能，但概率远比普遍征兵要低。事实上兵制与国力息息相关，国力强盛时全民征兵制更具行政强制力的保障，国力衰弱时著籍户口减少，政府无法大规模调发编户人口，便向募兵制转化。府兵制事实上兼具了征兵的强制性与募兵的优选性，具有一定制度优势。

北朝士兵所用武器

后勤供应方面，由于资料的缺乏，府兵供给的详细脉络至今仍不能梳理清楚。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府兵都要承担一部分军资筹备的义务。西魏北周的政策明确，府兵不担负赋税义务，只需要承担兵役和一些力役，北周宣帝时府兵负责修建了洛阳行宫，尉迟迥叛乱时这些修建宫殿的兵力一转身拿起武器便能投入作战。《北史》卷60记载：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也就是说只需要自备简单的武器。但唐人李繁所著《邺侯家传》（邺侯即中唐名臣李泌，他是北周柱国大将军李弼六世孙。李繁是李泌的儿子）称：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六家共备意思大概是六大柱国分别提供，也就是说统兵主将自行筹备。这两种说法都缺乏足够的旁证资料，但府兵需自备一定物资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木兰辞》中描述买马及配套设施的情景并非完全杜撰，大抵反映了北朝府兵的一些情况。

军事训练方面，府兵每年有固定的上番期，最初是一年分8个批次训练，也就是每个府兵一年要在军中至少45天，这45天要进行训练并承担作战任务。后来因为国力逐渐强盛，改为十二丁兵，也就是每年减少为在军1个月。《北史》卷60所说每月15天值班警戒，另15天教旗习战，所说是上番的府兵。这样保证了府兵的基本训练，同时每年还要定期组织集中校阅，如前文所述，大统九年的大阅便是。《隋书·礼仪志》和《玉海》记载校阅一年四季都可能举行，还有专用名称，春季叫“振旅”，夏季叫“茇（音拔）舍”，秋季叫“练兵”，冬季叫“大阅”。这只是常态情况下的训练与备战，如果国家爆发大的战争，府兵可能会大量集中以应对敌人，西魏末年因为高洋篡齐进行政治讨伐，当时集结的兵力规模相当庞大，连陇右的驻防兵力都参与到战争中。

西魏创置府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初的灵感可能始自于鲜卑人的八部大人制度，由各部大人共同统治部族。宇文泰在大统十六年（550年）府兵制基本成型前，曾对胡汉将领大批赐予鲜卑姓，像广为人知的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氏，李虎被赐姓大野氏。一些原本就是鲜卑的将领也被赐姓，像宇文护的心腹叱罗协被赐姓宇文。同时被赐名的也有不少，例如独孤信本名如愿，被赐名信，骑将刘道德因为颇富智计被宇文泰喻为像诸葛亮一样，赐名为亮。这种政策历来被指摘有胡化的嫌疑，表面上看是与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以来的潮流背道而驰的。但立足于西魏这种国弱民贫的具体环境，赐姓具有强化将领归属感与军队凝聚力的作用，无疑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大批量的赐姓并没有引发像当初孝文帝改胡姓为汉姓那样普遍性的抵制行为，大多数汉人将领都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并不影响官名富贵的政治待遇。

府兵制最大的好处是能帮助帝国在短时间内征发大量兵员，并能保证他们的训练水平，使得国家能够拥有一支强大的常备军。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族帝王们虽然靠国家强制力能够征发数十乃至上百万的大军，但往往因为被征发农民的抵制和缺乏有效训练，规模巨大的军队质量良莠不齐，战斗力非常低下，遇到局部失败极易引发全军崩溃，比如苻坚96万大军伐东晋的悲剧。

西魏在邙山之战后，主力军队从约八九万人锐减到二三万人，国防形势极度危险。但万幸的是高欢突然改变了进攻方向，把注意力转向晋南黄河沿线，那个方向有王思政经营的弘农和玉壁两大要塞，发挥了良好的堡垒作用。高欢死后高澄高洋的进攻方向又转向对柔然的打击，西魏得以有时间进行府兵的建置工作。等到府兵制基本建立起来，西魏大统十七年（南朝梁大宝二年，551年）至西魏废帝三年（南朝梁承圣三年，554年），西魏趁南梁内乱连续对南方用兵，其中攻汉中、上庸用兵规模在3万多人，平蜀动用兵力2.2万，平江陵用兵5万，总计出动兵力10万多人。西魏禅代后，北周于563年发动4万人两路夹攻河东，564年更是空前地集结起20万大军进攻洛阳，在总兵力上已然超越北齐，这种强大的兵力输出加上常年训练出的战斗力，为因乱制敌提供了坚实的军事基础，这在邙山之战前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可以说，府兵制日益成熟后的北周，在三国对峙形势中隐然居于优势地位。

三、八柱国、十二大将军

后世对西魏北周最深刻的印象，除了武帝灭佛，当属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自宇文泰于大统元年被授为柱国以后，柱国、大将军便开始成为西魏军方的代表名称。

事实上，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是西魏军的高层领导职务。与府兵制形成的过程一样，八柱国与十二大将军并非一下子就出现的。由于八柱国中宇文泰是全军统帅、元欣是宗室代表，实领兵的仅6人，下文称六柱国。

在大统八年（542年）府兵制开始萌芽时，所谓的柱国，仅有宇文泰一人，柱国此时是全军的统帅。其余5人中，以于谨地位最高，因征讨稽胡刘平叛乱而被授大将军之职。另外5位后来的柱国大将军，赵贵、独孤信、李虎、李弼、侯莫陈崇才是开府。到大统十五年前后，6人先后晋升为柱国大将军。

于谨早年在北魏从军参与过对六镇起义平叛作战，曾是北魏广阳王元深的谋主。后随尔朱氏与高欢作战，尔朱氏灭，于谨逃入关中依附贺拔岳，从此与宇文泰结缘。于谨是西魏军中最富智谋的大将，他早年就因为谋略过人被北魏灵太后通缉求索，魏末向宇文泰建迎孝武帝以占据政治名分之策。他相继担任过丞相府长史、行台尚书、尚书左仆射等行政职务，历来是宇文泰决策的重要助手。后来他对侯景叛降、南梁萧绎战守等作出过准确的预言，宇文护执政时又率先以柱国身份表示拥戴，足见其见识超卓、谋略深远。大统十五年（549年）晋升为柱国大将军。由于偏于谋略、出身不高，虽是第一个晋位大将军，升柱国反在诸将之后。

李弼出身尔朱氏，关中之乱时隶属侯莫陈悦。在宇文泰讨伐侯莫陈悦的关键之战秦州之战时反戈一击，为宇文泰立下大功。李弼骁勇善战，骑射俱佳，是六柱国中亲冒矢石、一线冲锋最多的一位。他多次充当先锋与东魏作战，特别是在河南多次与侯景交锋。沙苑之战率60名骑兵横截东魏20万人大阵是其经典之作，河桥之战创下阵斩敌先锋大将的记录。大统十四年他由骠骑大将军越级直接升格为柱国大将军。

独孤信的招牌是金牌岳父，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宇文泰之子北周明帝、李虎之子李昞（唐高祖李渊之父）、大将军杨忠之子隋文帝杨坚。但独孤信并非靠女儿起家，相反，他能够把三个女儿嫁给三家豪门，正是由于他自身煊赫的地位。独孤信的祖父一辈曾在武川做镇将，与贺拔胜、宇文泰几家合谋杀死拥兵作乱的六镇义军将领卫可孤。后来独孤信被任命到荆州驻防，因此与贺拔胜结缘。宇文泰收贺拔岳余众时，独孤信作为贺拔胜的代表也前来接收，可惜晚了一步。虽同为武川人，独孤信与宇文泰却隐隐约约存有嫌隙，大概就是从争夺贺拔军团控制权始。大统五年独孤信在陇右最高军政长官念贤去世后继任，在陇右足足干了11年，期间除了率陇右兵马会战河桥、邙山以及大统十六年（550年）伐北齐，其他时间一直被摁在秦州刺史任上，独孤信曾两次上书请求返回长安都被宇文泰拒绝，可以说他与中央关系之微妙是六大柱国中仅有的。独孤信的军事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在他治下，河西走廊此起彼伏的异己势力被渐渐削平，陇右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局面。独孤信在大统十四年晋升为柱国。

赵贵是武川镇出身，从祖父一辈便在武川定居，与宇文泰家世旧交。六镇之乱，赵贵被义军裏挟，后来辗转经尔朱氏到贺拔岳帐下。侯莫陈悦刺杀贺拔岳后，在诸将纷纷不知所以的时候，赵贵第一个提出迎宇文泰为军主，这个建议奠定了他在宇文泰集团绝对稳固的地位。赵贵虽常年在军中，但似乎野战争锋并非所长，在河桥、邙山两场规模宏大的战役中他作为一军主将都有失利的记录。后来颍川之战他总戎救援，也没能发挥出应有作用。即使在个人武勇方面，他也不如侯莫陈崇、李弼、独孤信等人敢于临阵单骑格杀。由此可见，赵贵的柱国更多是由政治地位所致。赵贵授柱国应当在大统十五年之后。

李虎同为武川人，他的祖上是西凉李氏王族，北魏统一北方后李氏祖先慢慢迁移到武川。六镇起义后李虎成为贺拔岳的部将，赵贵等将军迎宇文泰为主，李虎不同意，便脱身南走找贺拔胜来统领贺拔岳余众，返归关中时被高欢的军队俘虏送给孝武帝，孝武帝便让李虎回关中联络宇文泰。可见宇文泰与李虎也有一定隔阂。其后李虎在西魏所做贡献并不十分显赫，谋不如于谨，武不如李弼，为政又不如独孤信，能够升作柱国，大抵一方面是资格老，另一方面是统领了一些部众，在武川军团起家时是大股东。《周书》《北史》均把他列在诸柱国之首，只是因为李唐皇室祖先的缘故。

侯莫陈崇也是武川人，原为贺拔岳部将，与赵贵同谋迎宇文泰为军主。侯莫陈崇是一位勇猛的战将，随贺拔岳平定关中之乱时，他单骑出马在阵上生擒贼首万俟丑奴。在平定陇右诸郡、小关之战、沙苑之战、河桥之战中立下大功。这位勇猛的将军谋略不足，城府也不深，后来被宇文护逼死也是为此。大统十五年晋升柱国后一直排位在柱国最末。

这六位柱国与宇文泰资格相当，年岁相仿，加之各自在长期征战中都有部曲，在西魏北周政权中各拥有一系势力。西魏草创之时，六大柱国与宇文泰同心协力共御外敌，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的部将、子孙后来也遍布朝野，或带兵作战，或执掌大权，或与宇文氏结为秦晋之好，八柱国的威名因之延及唐初。

十二大将军方面。元魏宗室共有3人，元赞、元育、元廓，元廓后来即位为西魏恭帝。这三人实际并不领兵。另外9人分别是侯莫陈顺、宇文导、达奚武、杨忠、王雄、李远、贺兰祥、宇文贵、豆卢宁。

达奚武善骑射，有勇力，统军作战经验丰富，参与了西魏历次大战，父子两代经常担负华州、玉壁、原州等军事重镇的守将，足见朝廷之信任。大统十七年他独领一军南征汉中并夺取之，立下大功，成为十二大将军序列中为数不多的为国家扩大版图的一位。

杨忠以勇力闻名，由于最初在独孤信麾下，并有过3年在梁朝的俘虏生涯，故而在西魏军中起点较低。其人富于勇力，以力能挟虎拔舌而闻名。由于能征善战，杨忠后来居上，立下攻取随陆二郡的大功。到武帝时代，已经与达奚武并驾齐驱，为他儿子杨坚日后的仕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雄亦是勇将，单独领军拿下梁朝的安康、上庸诸郡。但不幸的是，这位将军暮年英雄不再，在宇文护大举围攻洛阳之战中，被北齐名将斛律光一箭射死，成为十二大将军唯一一位命丧敌军之手的。

李远是原州李氏三兄弟的老二，是陇右豪强的代表。原州李氏与宇文氏关系亲密，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五子宇文宪因为戎马倥偬无法照顾，都寄养在李贤家中。李氏三兄弟长期执掌原州刺史，直到李远的儿子李植参与北周明帝企图杀宇文护的密谋，李远被赐死，李氏一族的待遇才稍稍降低。

宇文导是宇文泰长兄的长子，在宇文氏皇族中年龄较长（生于511年，比宇文泰小6岁）。由于宇文氏宗族人丁不旺，宇文导深受宇文泰顾托，常年担负禁卫军统领要职，宇文泰凡是率军出征，他便担负留守任务。独孤信调离陇右后，他继任为秦州刺史，镇守陇右，在十二大将军这一层次是宇文氏的唯一代表。

贺兰祥是宇文泰外甥，资历稍浅。豆卢宁、侯莫陈顺立功不著。宇文贵与宇文泰本非同宗，因为作战勇敢被授大将军，其子宇文恺以善于营建著称于隋朝。

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为代表的西魏将领群，相比东魏北齐的将领群，有很多优秀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谋略水平普遍较高。东魏能够独当一面的帅才，前期以侯景、斛律金为主，后期以段韶、斛律光、高长恭为主，特别是后面三个让北周吃了不少苦头。但这五人在东西对峙的大格局中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反而在数十年你攻我杀中让西魏北周慢慢蚕食了不少领土。北齐武成帝、后主连续两代君主无能固然占一定比重，但疆场搏杀却是将军们的事，疆土的丢失，大半责任是要归到将军们的头上的。西魏前有于谨、独孤信、李弼、达奚武、杨忠、王思政等人，后有韦孝宽、宇文宪、尉迟迥、王轨、宇文神举等人，这些将帅虽不像侯景、斛律光这样名声在外，在单独对阵时或有不及，但是他们能普遍着眼于三国对峙的大形势，做出合理的判断并协助宇文泰完成一个一个具体的战役行动。像独孤信统辖陇右，于谨平江陵之策，王思政的堡垒战术和取河南之议，韦孝宽的平齐策，有的或许因为时势问题没有成行，但大多数都体现了将帅们对形势的清晰判断。同时西魏北周将帅们很多都有单独领军占领敌国大片领土的记录。对东魏北齐来说，同样是南方内乱，同样是派兵出征，仅仅取得淮南有限的土地，而且还被稳定下来的南朝打了个反击一举收复。北周一个王轨就能活捉南陈最强将军吴明彻，基本上消灭南陈主力，这其中的差别，真不可以道里记。扎实务实地开疆拓土，这才是将军们的最大作用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柱国、大将军套军职系统，在西魏禅代前后开始慢慢向勋官转化。李虎在大统十七年去世后，他的柱国之位准备授给功勋卓著的大将军达奚武，但达奚武看出宇文泰要逐步收回军权的考虑，把柱国之位让给元子孝，元子孝是元魏宗室，究竟这个柱国大将军给了谁无法考证，但可以看出李虎的这一系军力当是收归了宇文泰。周闵帝即位后，达奚武、宇文贵、贺兰祥、李远、豆卢宁以及原非大将军的宇文毓（宇文泰长子）、尉迟迥（宇文泰外甥）纷纷授柱国之位，宇文毓、尉迟迥显然并非领军将军，大约从此时起柱国、大将军就正式成为官号而非实职了。这也是后世称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何专指宇文泰、达奚武等人的原因之一。

四、乡兵中央化

乡兵的含义包括了家兵、宗族兵以及地方豪强兵，南北朝时乡兵之泛滥走向巅峰，对峙的三国均有乡兵。前节所说，东魏境内有高乾、卢伟等，西魏境内则是韦孝宽、司马裔、薛端、魏玄等，南梁的豪强如陈宝应、留异、陈霸先、王琳、鲁广达等，他们大多是掌握大量土地的某地豪强，有的还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依靠其宗族的力量和强劲的经济支撑，招纳饥民编成自家部曲，和平时期用以控制宗族、威慑一方、保卫自己的财产，战争时期便聚坞自保，与乱军对抗。

东魏剪除豪强武装的动作早就开始，兹不多述。南朝对地方武装的打击要到梁陈鼎革之际才展开。西魏在整合府兵的同时，也开始对乡兵这一影响政权稳定的社会顽疾开刀。着眼整个三国，东魏的整治行动以阴谋为基调，南朝——主要是南陈——以武力打击为基调，手段都比较单一，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反映出两国统治集团对乡兵问题的重视程度不高。唯有西魏是从政治、军事和经济多方面一齐动手，使得乡兵迅速融入国家军队，虽然在形态上没有整治彻底，但过程之顺、代价之小、对军队战斗力贡献之大，都是三国所仅有的。

西魏北周期间的地方豪强是乡兵构成的基础。如前所述，这些豪强乡兵在两国对峙中间地带，对占领和巩固当地乡土具有重要作用。他们的政治导向并不明显，属于典型的朝秦暮楚，东魏强则归东魏，西魏强则归西魏。没有战事的年代，各地豪强之间也会爆发火并，例如洛州大姓泉企和杜窟，两家各聚乡兵，洛州人慑于泉氏的强大势力，都倒向泉氏。两家的斗争最终在小关之战时演变为各为其主的战争，杜氏成为带路党，泉氏则在被敌国重创之后变为西魏的中央军。

大统九年（543年）征关陇豪右从军，这道命令的主要作用是把一部分拥有强大部曲的豪强纳入军队系统，任他们以官职，以他们为旗号，招抚流民编入军队。例如温县豪强司马裔，大统九年（543年）左右，他被任命为河内郡太守，这时河内郡还是东魏的领土，司马裔的任职最大意义是招揽河内郡归附的4000户流民。洛阳附近的豪强魏玄、韩雄、陈忻都在大统九年后不久的时间内晋升军职，然后被安置在边境任职，客观上起到了边招诱河南义众、边镇抚边境的作用。

但专任豪强统本州也只是权宜之计，更多时候西魏政府不愿让豪强坐镇本州，否则统一收回乡兵控制权便成了虚文。大统十二年（546年）凉州（今甘肃武威）刺史宇文仲和叛乱，瓜州（今甘肃敦煌）豪强令狐整率兵帮助独孤信平叛，战事结束后，瓜州民众一致推荐令狐整作刺史，令狐整出于尊重中央的考虑，上书请求别派他人，结果宇文泰立即另派朝廷官员镇抚凉州、瓜州。宇文泰任命中央官员的背景是独孤信已讨平陇右，中央有足够的军力控制这一地区，再派豪强任本州刺史殊无必要。令狐整从中也认识到朝廷控制乡兵的企图，遂顺坡下驴率本族部曲2000人到长安，请求编入中央府兵行列。宇文泰没有谦让，直接剥夺了令狐整的统兵权，此后令狐整长年任文职，再也没有与瓜州有任何瓜葛。这些迹象表明，西魏整治豪强乡兵充分考虑到各地的实际，在一定限度上保留了豪强对部曲的连续性控制，并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之成为府兵的补充。同时对已经水到渠成的州郡，则毫不留情地予以分解整编，基本上使豪强脱离本乡，使之无法再形成割据一方的力量。

豪强控制本族部曲依赖的是自己的钱粮，西魏在收豪强之兵时一同把乡兵的供给保障都纳入了府兵系统。京兆蓝田豪强王悦最初起兵时，还动不动自掏腰包杀牛犒劳战士。到大统十四年（548年）时，王悦率兵参加随陆战役，本部节约出的粮草拿出给大军使用，这已是确凿无疑的统一后勤供应模式了。豪强离开本土，不再具有以钱粮供养部队的条件，府兵系统的供应机制进行对接，这有效确保了乡兵能够平稳适应管辖权的接替，不会发生较大的乱子。纵观西魏整合乡兵纳入府兵系统的过程，并没有发生东魏高氏兄弟相继死亡时其他豪强不安而致叛乱的情况，足见西魏政策很接地气。

总之，北周能够转弱为强灭掉北齐，固然是多方面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军队是强弱转化中最关键的一个，其中尤以府兵制对军队战斗力贡献最大。这种兵制在北魏时代便已有萌芽，但只在西魏北周结出硕果，东魏北齐则没有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总结出有效的兵制，从中也可看出两个统治集团在政治眼界上的差距。

第十一章

玉壁之战——枭雄高欢之陨落

东魏武定四年（546年）八月的一天，东魏都城邺城外，有一群人围着一群打架的蚂蚁看得不亦乐乎。此时正值秋收，东魏人并非闲得没事干，而是听说这群蚂蚁大有讲究，于是都过来看热闹。这群蚂蚁分为黄色、黑色两种，据会占卜的人说，东魏军队衣服旗帜是黄色，西魏是黑色，这两种蚂蚁代表了两国军队，哪种蚂蚁打赢了，就预示着哪国的军队会打胜仗。此时的东魏人民惊讶地看到，黄色的蚂蚁全都被咬死了！

一、攻坚碰上硬钉子——第一次玉壁之战

西魏府兵创制的同时，东魏总结了历次洛阳战役的得失，鉴于洛阳至潼关的道路过于险阻，遂决定调整战略方向，从晋南方向进攻关中。然而不独高欢有此眼光，西魏也有人看出晋南攻防的关键点，并且先于高欢在那里筑起了强大的堡垒——玉壁城。

在详细叙述邙山战后的玉壁大战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大统八年（542年）已经发生过的一次玉壁攻坚之战。

西魏大统八年（东魏兴和四年，542年），河桥之战的硝烟尚未散去，刚刚被东魏晋封为渤海王的高欢，再次把征服者的目光投向了关中。

经历了河桥之战，双方暂时形成了军事上的对峙形势。总的来看，东魏兵力占优，但输在地利，自小关之战失利后，暂时无力打穿潼关一带西魏的防线。西魏地利占优，但兵力寡弱，特别是河桥之战元气大伤，无力在短时间内组织大规模的军力。但这样的均势远未消解高欢征服关中的欲望。兴和四年（542年）六月，高欢在邺城处理完一系列政务后返回晋阳，历时三个月调集重兵，从晋阳率兵南下，矛头指向汾、绛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高欢命令平阳太守封子绘在霍山以南，沿旧千里径旁边的山谷开凿一条新的孔道。东魏军南下从此得以不再翻越大山。然而恰恰也是这条孔道，35年后，为北攻的周军提供了便利。这自然是高欢最不可能预料到的结局。

汾、绛地区在今山西南部的汾河谷地。其地北接汾河谷地的北半部分太原盆地，南接晋陕交界一带的黄河渡口，是进攻关中的通路之一，同时也是最便捷、最短的路径。

对于这一必争之地，东西两方都志在必得。高欢率大军九月出发，十月到达绛州玉壁城（今山西稷山县城南）。东魏军惊奇地发现，在这条以往畅通无阻的大路上，赫然出现一座整葺一新的新城！

晋南，特别是晋西南对于西魏的最大军事意义，莫过于保卫黄河渡口。晋西南两个重要的渡口，一是蒲津渡（今山西永济），一是龙门渡（今陕西韩城），二者之中蒲津渡更加便捷。按照传统思维，只要扼守住渡口，从晋阳而来的东魏军便无法顺利过河进攻关中。至于把黄河防线前伸至玉壁城，无外乎给蒲坂和龙门加上一道保险杠，价值到底有多大，至少在第一次玉壁之战发生的前夕，东西魏的高层都没有意识到。

真正对它有把握的，是新玉壁城的始作俑者——王思政。

王思政，祖籍太原祁县，魏孝武帝的心腹，随驾西迁关中。由于不是武川旧将，王思政在关中并不十分得志，河桥之战后被任命为弘农郡守。王思政具有杰出的战略眼光和躬行实践的能力，他没有因为自己的遭际和处境而不思进取，相反，却能以一介郡守之小官，对西魏东北方向的整体防御做出了总体考量。

河桥战后，他敏锐地觉察到，东西魏在形成均势后的战略关键点将固化下来，而这个关键点必将着落在豫西、晋南两个方向。特别是晋南地区，由于西魏已经获取蒲坂这个重要的沿河据点，对黄河以北防守的关注度，较之以前必欲夺占渡口而后已的态度大有下降。当然这种偏重守御的态度与西魏军机动力量不足有关，然而王思政却在这里比别人多看了一眼。

玉壁城处于汾河南岸，城内外水源丰富，即便被包围，也不会有断水之忧。加之关城处于台地，如果加以整修，很容易在这片谷地建成一个易守难攻的堡垒。如此一来，使用少量兵力便可以固守城池，不仅可以有效阻挡晋阳的攻击，还可以以此为据点，逐步蚕食晋南的土地，甚至有机会威胁东魏的根本重地——晋阳。

这个战略考虑，得到了西魏决策层的同意。大统七年（541年），也就是战争发生的前一年，王思政以弘农郡守的身份移镇玉壁城，亲自指挥修筑城池。等到高欢大军气势汹汹地到来时，玉壁城已做好一切准备。

从外观来看，玉壁城像是一个放在高台上的大箱子。后世记载，玉壁城周长4公里，由于地处台地，城墙显得比普通城堡更加高大。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地势险要的变态城堡无异于攻城一方士兵的死地。

高欢不理会这些，他指挥重兵团团围困了玉壁城，在初冬冰冷的寒风中，东魏军开始艰苦的攻城之战。当然，最初东魏军可能没有充分预料到攻城的难处。从十月到十一月，东魏军苦战45天，没有证据表明东魏军使用了多少攻城器械，简单的作战记录也没有表明东魏军使用过什么有效的战术。可以推测，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东魏军一直在用人肉野蛮笨拙地进攻，同样的时间，他们可以打一场空前的大仗，然而在玉壁，他们寸步未进。除了牺牲人命，高欢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在此期间，高欢还命人向王思政招降，王思政让他的长史裴侠回书，辞气壮烈地拒降。

仗打成这样，明显出乎高欢的意料。不是东魏军战斗力下降，而是玉壁城太难打。天气已经开始转冷，汾河谷地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部队连伤带累，死人越来越多，高欢的信心开始动摇。

此时，关中的反应也开始明朗起来。前期由于惧怕高欢大军的声势，西魏军没有及时出兵救援玉壁。直到目睹玉壁坚城有效阻止了东魏的进攻，宇文泰才带兵出蒲坂，在汾河以南跃跃欲试，企图北上解围。

西魏主力此时力量很分散，于谨刚刚在夏州打平那里发生的叛乱，独孤信则远在岷州平叛。侯莫陈崇、李弼等将领均在此前一年之内有过征讨北方白额稽胡的记录，此次作战的将领序列中未发现他们的名字。可以推测，宇文泰的援兵数量不多，从王盟、尉迟纲等人担当主力的情况来看，大概只有宇文泰直系部队，兵力大概万余人。

但是这已经足够了。

东魏军被西魏援军这根稻草彻底击穿了心理底线，高欢下令全军撤退。这场仗是高欢起兵以来第一次失败的攻坚战，其艰苦程度给全体东魏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多年后，北齐后主在晋州城下提起攻坚战，大臣高阿那肱心生退意，于是援引玉壁之战的例子，他仍记忆犹新地说：“昔攻玉壁，援军来，即退。”足见此战影响之深远。

战后评估，高欢此战打得窝囊，战前没有充分考虑攻城难度是一大原因。但总体来看，高欢的战役安排是没有错的。《北齐书》记载：“十月己亥，围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于玉壁城，欲以致敌，西师不敢出。”那么据此来看，高欢的意图是围敌打援，企图在汾河谷地与西魏主力再次打一场决战。但是从后来的进度看，这场仗失去了打援的意义后，变成了单纯的拔点作战。无论从南夺蒲坂，还是西夺龙门，玉壁城都不能忽视。所以高欢选择强攻也不是全无道理。

经此一战，双方都认识到了坚壁策略的巨大意义。

西魏人马上推广玉壁经验，将王思政调回弘农郡本部，命令他全力修筑已经荒废了几百年的函谷关城。弘农方向是东魏经豫西进攻关中的必由之路，由于此前双方都不重视城防，弘农城在几次拉锯式作战中被双方反复夺取。王思政主持大修城墙，完善守御战具，并大规模屯田，积累粮食，很快便将弘农城变成一座更甚于玉壁的要塞，这座要塞的出现，为西魏关中防线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战役支点，不论是东面的洛阳，还是西北方向的河北诸郡，都得到有效支撑。此后30余年，东魏北齐军队再也没有踏过此城一步。

东魏方面，高欢领教了玉壁城的厉害，短时间内不敢再次进攻此地。然而对于志在灭西魏而后已的高欢来说，晋南和豫西两条路必须打通。邙山之战后，东魏军兵锋遭遇弘农这个综合性要塞，再也无法西进，而且这条路线相对偏远，不如晋南方便。眼望玉壁，别无他法，只有硬碰硬地强攻了。

二、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第二次玉壁之战

武定四年（546年），在邙山之战后3年，高欢再度调集重兵从晋阳南下，直扑玉壁城。空前惨烈的第二次玉壁之战爆发。

有必要看一下此时东西魏各自国内形势。

西魏方面。邙山之战后，宇文泰对整合内部力量更加注意。西魏立国在偏狭之地，无论国力、政治还是文化上都远远不能和东魏等量齐观。宇文泰精力主要放在政策改革上，其主要纲领体现在苏绰制定的《六条诏书》上，六条分别为：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讼狱、均赋役。《六条诏书》并未涉及具体的施政方案，但西魏北周的总体改革和政治理念都已基本确定下来。第三至第六条的核心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提高生产效率、任用贤能、强化法治、健全赋役制度，这与一般的强国之策没有太大区别。核心之处在于第一条和第二条。治心和教化的目的均在于按照儒家的传统政治理想来改革政治，通过加强官员和政府的建设，凝聚起一个天下大同、万众归心的文化上的内核。恰恰是这两条最务虚的纲领，收到了最深远最根本的效果。

北魏末年，政治上的动荡导致了文化上的丧乱，民心散乱，没有归属，官员腐败，唯利是图，这进一步加深了地方武装割据和政府功能的弱化。六条诏书切中了要害，从这些管根本的东西入手，特别是在治心治身指导下的擢贤良的纲领，迥异于魏晋以来唯才是举的用人模式，把品德重新放在才能之上，这无疑是后来北周政治清明、腐败得到遏制的根本原因。

东魏方面，高欢一以贯之地推行鲜卑为主的国策，在强化本族绝对统治权威的同时，对河北豪强的打击、排抑与吸收也基本达到效果，邙山之战由于本身并没有对东魏军造成太大损失，所以东魏政令统一、军力上升的状态非常好。

总的来看，玉壁之战是两方国力都在上升期的一场战役，这直接决定了战争规模和烈度不会比第一次玉壁之战弱。

这一次进攻作战，高欢碰上的是西魏传奇将军韦孝宽。韦孝宽是长安杜陵人，是当地大姓。万俟丑奴关中之乱时，他便率本乡豪强从军作战，孝武帝西迁后他转入宇文泰麾下。由于是汉人而不被重用，加之又非元魏旧臣，所以无论爵品还是实职都不高，一直在郡守级别的岗位上，与独孤信、达奚武等大名鼎鼎的将军们不可同日而语，但绝不能因此而低估了韦孝宽的能力。韦孝宽具备一切名将的素质，他见识深远，他后来给周武帝上的平齐策几乎预言了北周灭齐的过程；他能征惯战，北周末年三方之乱，几乎靠他一人之力逆转了形势；他机智灵活，因地制宜对抗北齐第一名将斛律光而不落下风；他奇谋百出，几乎把玉壁城建成北周间谍基地。如果高欢能多活20年，看到他在玉壁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怪物级别的人，相信他一定会改变硬攻玉壁的主意。

关于双方的兵力。西魏守城一方不详，但有一些旁证之例可供参考。

西魏北周府兵系统正在创建中，府兵与乡兵的分野此时仍然存在，韦孝宽还掌握着自己手中的乡兵。乡兵的规模由千人至万人不等。例如镇守邵郡的高凉人（今山西绛县）杨标，所统乡兵由最初的2000人发展到鼎盛时的万余人。可以推测，已在汾绛一带作战经年的韦孝宽，兵力当在万人以内。

东魏方面，从战后的统计数字推断，《北齐书·补帝纪第二》云：“死者七万人。”《周书·韦孝宽传》云：“伤及病死者十四五。”《北齐书·高欢纪》的阵亡比例是十分之二三，估计有所讳言。所以说，东魏军的兵力大体在15万左右。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

有这样的底牌，高欢自然仍是信心满满。基于全局性的眼光，高欢虽有把握拿下玉壁，但还是派出侯景从东边的邵郡方向袭扰西魏，以牵制西魏的兵力。武定四年（546年）九月，东魏主力大军攻至玉壁城下，连营数十里，声势之大，令长安城中的宇文泰惊惧不已，高欢来势汹汹，产生的危险不仅仅限于玉壁，后方的关中大本营也要考虑应对之策了。

此时西魏在晋南的防御已经比第一次玉壁之战更加稳固，东魏即使拿下玉壁城，想要立即进攻并夺取蒲津渡的难度也相当大。玉壁以西的龙门防御力量相对较弱，宇文泰最怕在这里出现什么问题。于是召来擅长算卜的檀特，询问他高欢是否能攻到龙门。檀特说：“狗岂能至龙门。”宇文泰之害怕可见一斑。

高欢大军到达城下之后，立即展开进攻，这场南北朝惨烈第一的攻城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攻城之前，为了避免重蹈第一次玉壁攻城的覆辙，东魏军进行了针对性的战前准备。

首先是抹平高度差。针对玉壁城墙相对较高的实际，东魏军首先在城南和城北堆起了土山，特别是城北地势尤其险要，东魏军站在与城墙差不多平齐的土山上，有效降低了仰攻的危险系数。

东魏军筑土山的位置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土山必然与城墙墙体有一定距离，否则堆积土山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城头的弓箭射击。也就是说，虽然土山高度与城墙拉平，但要从土山上跨上城头，必然还要借助器材，例如云梯之类。所以后来的作战记录中，没有出现东魏士兵直接从土山跳上城头的记录。可以推断，土山的功能，主要在于能使东魏士兵站在同样的高度上对城内进行弓箭压制射击。

同样的例子依稀可以在魏晋时代的其他战役中看到。例如官渡之战时，曹军龟缩在坚固的营寨中坚守不出，袁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太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

西魏守军进行了针对性反制措施。玉壁城南原有两座敌楼，为了占据制高点，守将韦孝宽命令将敌楼加高，仍然牢牢占据制高权，这样一来，东魏的土山实际上已失去作用。同时，韦孝宽还派兵出城袭击东魏的土山，夺取土山后尽数毁坏，以彻底破坏其制高作用。

高欢命人向韦孝宽喊话：“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韦孝宽不为所动，派出戴着铁面具的士兵上城，意在宣示守军铁一样的守城意志。东魏军善射者元盗向城上射箭，屡中铁面士兵的眼睛。

关于土山的具体形式，也有异议。有人认为土山实为紧贴城墙堆砌起来的登城坡道，东魏军可以从坡道上直接登上城头。但从记载来看，这一说法殊不可解。玉壁城的周长8里，每面约2里，西魏守军在城南加固的只有两个制高点。这两个敌楼显然不能全覆盖长达2里的城墙正面。也就是说，东魏军只要避开两座敌楼，在其他墙段堆砌坡道，即可顺利登上城头。但现有史料中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说法，只能存疑了。

堆砌土山的同时，高欢还对城内的水源打起了主意。玉壁城因为紧靠汾河，城中人习惯于出城到汾河汲水。东魏军遂连夜掘移汾河河道，一夜之间完成作业，使汾河远远离开玉壁城的控制范围。但是这一招似乎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四五十天的围城之战中，双方的作战记录中都没有出现西魏守军缺水的记载。可以推测，是因为靠近汾河，城内地下水源丰富，守军能够打井取水。

上面攻不过去，东魏转攻地下，他们在城南大规模开挖地道，企图一举攻入城内。

这种攻城法古已有之，春秋时期墨子概括出的12种攻城法中的穴攻即是。原理很简单，地道的最大功能在于避开坚固的城墙，直接把兵力投送到城内。

守军要破解此法，一是要及时掌握进攻方的地道方位，二是要及时堵截对方的进攻兵力。一般的方法是在城内挖地，然后放一个大瓮，派听力极佳的士兵听地下传来的挖掘声音，从而判断敌方地道的大致方位，以利防御。在堵截对方兵力上，一般是在城内开挖长堑，或是在敌地道口守株待兔，或是对向作业，找准方向挖通地道，在地道内进行对攻。

韦孝宽基本沿用了这些传统的办法。针对东魏的地道作战，他在城内四面挖开长堑，让士兵守在地道口。东魏士兵一冲到口部，立即以短兵器予以杀伤，有效遏制住东魏进攻。地道内空间狭窄，单位作战面只能一个或几个士兵能有效攻击，后面援军再多，也是一个一个上前送死的份。

见进攻不奏效，东魏军就缩在地道内与守军对峙，寻机再冲出来。守军同样不敢冲进地道对攻，否则就成了徒耗兵力，利敌不利我。西魏守军便在地道洞口生起柴火，用皮囊（烧炭或冶炼中的人力鼓风机）往地道内灌烟，熏的东魏军被迫退出地道外。

古代攻城车辆器械

地道战失效，东魏祭出攻城利器——攻车。截至止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攻车，大概有撞击类、钩扯类和攀缘类几种类型。撞击类攻车，即采用大型车辆装载巨大的木柱，吊起后撞击城墙或城门，用以打开城门或撞损城墙。钩扯类攻车，在车上安装立柱，柱顶以活动轴支撑长杆，杆顶有扒钩或巨斧，车抵近城墙后，长杆头转向城上，用扒钩或巨斧拉扯破坏雉堞。攀缘类攻车，一般造的很高，车顶有飞楼，即类似梯子可供士兵行走的器具，这类攻车主要用以辅助攻城一方直接攀上城头。

从记载来看，“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楯，莫之能抗。”东魏军主要用的是撞击类的攻车。把这么笨重庞大的器械从晋阳带到玉壁，可见高欢准备这次进攻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蛮力对抗抵挡不住重型冲车，守军便想了个邪招。韦孝宽命人缝制面积很大的布，从城上向下张设。这个方法的具体形式不可考，想必是用大布遮盖东魏军的视线，抑或是用布缓冲攻车的撞击力。果然这个办法收到了效果，冲车攻击遭到阻滞。东魏军用长竿缚上火炬伸上去烧布，同时还想伸到城楼上引火，西魏军便用长钩绑上利刃，将长竿一一割断。

冲车和火攻术再度失效。东魏军重新用起了地道战，但这次不再是徒送人命的肉搏式进攻，而是技术含量极高的土木作业。

东魏军在城东面摆开架子，动用极大人力开挖地道，为了防止西魏军对向作业挖通放烟，地道只挖到城墙底下，边挖边在地道中支起木柱以防止坍塌，待地道挖成后，放火烧掉木柱，地道轰然塌陷，地面上的城墙也随之垮塌。

久攻不下的城墙终于出现了缺口，东魏军士气大振，潮水一样涌向城缺，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东魏军，只要人进去，就意味着胜利！

关键时刻，王思政时代留下的防守理念和韦孝宽的守城准备发挥出巨大作用，面对缺口，守军迅速反应，运来大木栅挡住缺口，再用砖木加固，东魏军无法扩大缺口，仍是在狭小的空间进攻，无法发挥兵力优势，一波攻击后，仍然打不进去。

攻到这里，双方都应该意识到问题了，缺口是不大，但总比地道里开阔，为什么十几万人就是攻不进去。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东魏军的体力问题。

此次作战，东魏军在土工作业上耗费了太多的人力。两度地道战，尤其是第二次进攻，开挖了21条地道。还有一次庞大的汾河改道工程，这也是相当大的作业量。在当时技术条件极为原始的情况下，这样规模的土工作业是对战斗力的直接消耗。所以不难理解，这支疲惫的军队，即使在玉壁城已经出现致命危险的时候，依然无法把形势上的优势转化为实际胜利。

筋疲力尽的高欢，终于意识到这一顿猛攻有些不合适的地方，但事已至此，没法贸然撤退，无可奈何之下，他耍起了攻心战的手段。

高欢派仓曹参军祖珽向韦孝宽喊话：“你们坐困玉壁城这么久，从没有任何关中援军的消息，为何还不投降！”韦孝宽自然对这种小伎俩不屑一顾，他答道：“玉壁城兵力充足，粮秣足够，守军不劳，而东魏却疲劳发困，哪有刚刚打了十几二十天就投降的道理。”

事实上祖珽的攻心术确有其事实依据。玉壁之战打响后，西魏大本营关中迄今没有任何动静。纵观西魏大统十二年（东魏武定四年，546年）九月前后，除了凉州的宇文仲和叛乱外，西魏并没有大规模战争或足以影响大局的政治事件，而且，宇文仲和叛乱早在五月就已经被独孤信、于谨等柱国级的大将平定。西魏完全具备援救玉壁的条件。

但关中方向一直保持绝对静默。

分析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惧怕东魏的主力军团。邙山之战的惨败如在昨日，以刚刚补充汉人豪强力量的西魏新军，恐怕难以抵挡多达15万人的东魏大军。二是对玉壁城有充分的自信。第一次玉壁之战，王思政在那里坚守了40多天，经过韦孝宽的经营，此次作战，完全有理由相信能坚持较长时间，这势必会造成东魏军的巨大伤亡，过早出兵救援，反而正中东魏军围城打援的算中。

事实已不可考。不管韦孝宽心中作何想，他还在硬撑着和东魏人打心理战。祖珽命人向城中射悬赏书：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疋。韦孝宽不为所动，在悬赏书背面写道：“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然后原样射回东魏军营。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宋金富平之战时张浚和娄室的互相悬赏，两者套路如出一辙，只是韦孝宽略不如娄室幽默而已。

情急之下，高欢命人把韦孝宽的侄子韦迁押到城下，声言韦孝宽再不投降，就杀了韦迁。韦孝宽对此毫不顾惜，仍坚持抵抗。城中士兵被韦孝宽舍家为国的气概感动，士气更加高昂。

硬攻和心理战都不奏效，该怎么办。如果换成一般人，或许会知难而退，尽量减少损失。但偏偏统帅是高欢，一个有着充足信心和智慧的世之枭雄，一个带着倾国之兵意图消灭敌国的伟大统帅，让他在一个小小的玉壁城下止步，这是何等的耻辱。

带着枭雄特有的死不罢休式的坚韧与果决，高欢命令全军继续猛攻。

东魏军拖着疲惫的身躯和绝望的心情继续用肉体向玉壁城撞击，直到他们再也打不下去。此时侯景在邵郡方向失败的消息也已在大营传开，西魏邵郡守将杨标率兵反击侯景，侯景力不能支仓皇撤退，为防杨标越境来追，东魏军沿路伐木挡道60里，才勉强挡住西魏人的追击。种种迹象表明，第二次玉壁之战又将失利。

时间已经进入十一月，北方的严寒给东魏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寒冷的天气和巍然屹立的玉壁城彻底击溃了东魏军继续进攻的信心。在苦战50多天后，东魏军的灵魂人物垮了。

高欢已经52岁，无情的岁月一点点摧残着他的身体，玉壁城便是这一切的终点。在疲劳和沮丧的双重打击下，曾经强健无比、令西魏人胆战心惊的高欢旧病复发，他终于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一样，轰然倒在岁月的尘埃里。

高欢意识到他的身体和部队一样，不能再硬撑下去了。他下令，全军撤退。

全军将士都非常震惊，有关主帅被西魏人弓弩射中的谣言像野火一样在军营里蔓延。军心愈发乱得不可收拾。高欢没有时间理会这些，他命人将在城下阵亡的7万士卒合葬在一座大坟里，然后缓缓拔寨退兵。唯一稍可安慰的是，西魏人没敢出城追击。

关于第二次玉壁之战的时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周书·韦孝宽传》云：“神武苦战六旬。”意思是60天左右。《魏书·孝静纪》载：“冬十月甲寅，萧衍遣使朝贡。齐献武王围宝炬玉壁。十有一月壬午，班师。”时间约28天。《隋书》天文、五行两志云：“九月丁未高祖（高欢）围玉壁城，十一月班师。”《北齐书·补帝纪》云：“九月，神武围玉壁以挑西师，十一月庚子，舆疾班师。”《周书·文帝纪》亦云：“九月，齐神武围玉壁。苦战六旬。”

综合上述，围城之战当在九月丁未至十一月庚子，计55天。与《周书》《北齐书》记载较为吻合。

玉壁之战后，东西魏之间大规模的互相攻伐到此告一段落。作为标志性事件的玉壁之战具有重要的分水岭意义。

东西魏争霸以来，以地大兵强的东魏攻打地狭民贫的西魏，东魏以胜为主，但打了几次大仗后，东魏虽居胜势而不得实利，西魏虽危而不堕，这个颇为奇怪的现象，都可以从玉壁之战前后的史实中窥见端倪。

政治方面。北魏中后期以来，政治领域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中央控制力的弱化，随之带来的是权力和利益分割方面的乱象。连绵不断的女主专政、六镇起义、官僚腐败，无不是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那么作为北魏法统上的两个继承着，谁能在这个矛盾上取得突出性的转变，谁就能在东西对峙中取得优势。这一点，可以说宇文泰比高欢做的要好得多。东魏的权力构成，是高欢一族绝对的一元化，包括六镇勋贵和河北汉人豪强在内的众多潜在竞争者，都远非高欢的对手。这固然是高欢集团的先天基因所决定，本来也是一个政权发展和壮大的正常形态，但是在胡汉潮流相互冲击影响和交融的时代背景下，高欢本身的胡化汉人的属性，却无形中将权力基础统得过于狭窄。由北魏末的利益均沾，突然变为高欢时代的一家独大，六镇鲜卑之外的权贵和实力派，无由参与中央决策，在形成合力上，高欢隐然失了一着。所以，这种靠强力首领镇服的局面，很容易因为强力首领的死亡而导致大乱。玉壁之战后立即发生的侯景叛乱便是证据，这一点，甚至高欢本人生前也已经预料到。再来看西魏。西魏是一个股份制大杂烩式的政权，声名赫赫的八大柱国（实领兵的是七个柱国），其本质实际上是七个拥有部族兵力的实权股份。这使得宇文泰无法像高欢那样绝对一元化地统治西魏。七柱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有大致与本身实力相符的政治参与权，这使得诸族诸部在维护西魏的稳定与安全上，具有空前强大的凝聚力。同时，由于中兴永式的推行，儒教思想成为关中的主导思想，无论胡汉，均好习儒尚文，西魏高级官员对为官操守比较注重，在《周书》的250个列传人物中，有良吏、廉洁之称的官员达到60个，这在历朝历代中是绝对罕见的。如此清明的政治生态，使得西魏的官民矛盾大大缓解。反观东魏全盘继承北魏贪墨成风的官场习气，不难理解西魏为何屡败而不亡。

文化方面。主要集中在汉化与胡化潮流的互相激荡上。五胡乱华以来的历史，实质上是胡汉融合的过程。前秦天王苻坚、北魏孝文帝元宏和宇文泰是这一时期推动胡族汉化的三个杰出人物。苻坚和元宏自不必说，宇文泰对于推进汉化的作用，历来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特别是在陈寅恪先生对隋唐制度渊源作出论述后，人皆以为隋唐继承文化制度最少的西魏北周，是最不足道的。同时，论者也以为，宇文泰在关中大肆推行赐胡姓、恢复鲜卑八部军制等行为，是西魏北周坚持胡化的铁证。但纵观西魏建国以来的种种国策，无不是在极力推进汉化。首先在政治体制上，继承汉魏政治传统绝对赶不上东魏和南梁，宇文泰独辟蹊径，远法周礼，巧妙地把关中的历史传统承接到当下，意外地占据了不亚于汉魏政治传统的另一个制度制高点，不管怎么说，使得关中在制度和文化传承上起码不再那么贫瘠。其在胡汉力量的分配上，大统九年征关陇豪右之令，开启了汉人力量在西魏北周的进步之路，越来越多的汉人豪强开始进入帝国的既得利益圈，尽管宇文氏鲜卑贵族在核心利益上仍然排斥汉人，并且最终导致了其统治基础的狭窄化，然而相比于东魏扬胡抑汉的政治格局来说，西魏无疑在团结大多数人上做得更好。

军事方面。双方各有优势，西魏占据的关陇地区，据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四塞之固，关河之险，这不必细说。东魏则在人力上占优。东魏立国之初，便可以组织起20万人规模的军队，其背后所依靠的是关东地区肥沃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西魏则要到将近30年后，才能组织起20万人规模的庞大军队。但这些都是客观因素。玉壁之战所反映的，实则是东西双方对自身军事基础的长处和短板的扬弃。

西魏首先在发挥地理优势上下了很大功夫。东北方向的黄河防线，一是晋南的蒲津渡，一是晋西的龙门渡，沙苑之战后宇文泰迅速越过蒲坂向北发展，依靠河东的豪强敬氏兄弟攻略晋南的城池，巩固了包括玉壁在内的汾河谷地以南的部分，一度还威胁到晋南重镇平阳。晋南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敬氏兄弟裹挟的六县居然有10余万户之多。《文献通考》云：“其时以征伐不息，唯河北三数大郡多千户以下，复通、新附之郡，小者户才二十，口百而已。”西魏能得到这样一块人口众多的土地，无疑为巩固国防提供了巨大人力支持。同时，西魏对国防前线的经营建设也相当出色。玉壁城、弘农城、荆州城这三座大型要塞，在大统年间相继完成重修，迅速成为各个方向国防线上的重要战役支点，使得西魏能够防止一旦边境作战失利东魏军再度威胁关中大本营，从而一改西魏立国之初时国防线千疮百孔的态势。第二次玉壁之战结束后，事实上东魏北齐军队再也没有跨过晋南一线的黄河防线。反观东魏北齐，本身地形劣势就很明显，特别是副都晋阳，作为军事重地，其南北两面的要塞构筑很弱，而晋南方向尤甚，自平阳至晋阳没有形成系列的防线，以至于北周第二次攻齐之战，一旦平阳失守，整个晋南晋中发生连锁反应，导致晋阳迅速丢失。可以说，东魏人过度看重自身的兵力优势，却忽视了国防线上要塞战术的重要性，即使玉壁空前的惨败后，高欢和他的继承者仍然固执地坚守老一套思路，晋南的要塞建设投入几近于零。以至于等到北齐后期斛律光开始在晋南与北周进行筑城竞赛时，北齐这些战术层面的补救已经无法弥补东魏北齐在国防线上的失误，面对玉壁这样的大型要塞，只能望洋兴叹。

其次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东魏军队高层的用兵风格与西魏迥异。高欢起兵以来，基本不靠奇谋打仗，几乎都是硬碰硬，即使以少胜多的韩陵之战，亦是勇力的成分起了很大作用。对西魏则是一概靠硬攻。这种打法，表面上看没有任何不对的。高欢带兵有方，组织效率高，对诸将有绝对的威望，国内有充足的人力和经济支撑，东魏有绝对的理由打消耗性战争。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背后的东西，一味强攻猛打，带来的是军队的巨大伤亡和战斗力的巨大损耗。特别重要的是，东魏军碰上的是占据地理优势和善于在作战中总结的西魏军。具体到玉壁之战来说，从战术角度来说，面对一个易守难攻的坚城，进攻受挫后到底应该如何打下去，有无必要牺牲大量士兵生命去硬攻。从战役角度来说，进攻关中，有很多条路线，渡黄河也非蒲津渡不可，事实上关中更担心龙门渡。从战略角度来说，东西魏相持，玉壁城作为一个守御有余、进攻不足的要塞，究竟应该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如果反过来问宇文泰，相信会有与高欢式死打硬拼迥异的答案。战后检讨，作为进攻方，东魏在晋南一带具有绝对兵力优势，完全可以以一部兵力长期围困，如果有必要，可以在平阳就近驻军作为战役支援。或者以兵塞住玉壁北向的通道，而以重兵渡龙门，从北部进入关中，从而让这座坚城变成马其诺防线。但是崇尚实力的东魏人偏偏选中最低级的硬攻策略，白白在城下消耗了令人吃惊的兵力。

夏州统万城遗址

这次战役的失败，不由令人想起536年，也就是西魏刚立国的第二年，高欢亲率1万名骑兵远程奔袭宇文泰起家之地夏州，4天时间不生火做饭，狂奔600余里，连夜攻城，一气呵成拿下夏州，以围魏救赵之计解除了宇文泰对灵州的围攻，动作之快、谋划之准、计谋之奇，可谓高欢的得意之作。可惜这样的神来之笔没有扩大成东魏的战略优势，而以后的东魏再也没有打出这样精彩的奇谋加奇袭式的战斗。这不仅是高欢个人军事指挥艺术上的遗憾，也是东魏整个国家的遗憾。

玉壁之战后，东西魏军事上的均势更加明显。东魏认识到短时间内不能再对西魏发动大规模进攻，特别是高欢去世后，东魏内部政治格局面临重组的巨大风险，高欢的儿子们需要把精力更多投入镇抚内部势力上。而西魏却开始走上全面发展的轨道，玉壁之战标志着稳固的国防阵线已然建立，宇文泰下一步需要考虑的，是怎样用正在上升的国力，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高欢之死

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546年）冬天的晋阳，一片肃杀的气氛笼罩着这座城池。高欢刚刚班师回来，就让世子高澄到晋阳见面，次子高洋镇守邺城。这是将有大的政治动作的信号，晋阳的勋贵们都开始紧张起来。

但出人意料的是，高欢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西魏侦知这一消息，随即在国中宣扬高欢在玉壁作战时，被韦孝宽的强弩射中身亡。大败之余，谣言特别容易传播，为防有人趁势作乱，强撑着病体与在晋阳的勋贵大臣们见面，席间忆起起兵以来的旧事，想到自己将死，高欢悲从中来。大将斛律金起舞，唱起《敕勒歌》，高欢和之，满面流涕。

没有公开露面的这段时间里，高欢的病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他开始给高澄交代后事。高欢看到高澄脸色忧愁，便问他：“我都病成这样了，你马上就能接掌大权，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高澄犹豫不答。高欢早已看透儿子的心事，便说：“我知道你担心侯景，侯景在河南主兵十几年，早就有飞扬跋扈的势头，只不过有我在，他不敢怎么样，但他对你，肯定不会俯首帖耳。”

高欢任用侯景多年，早知此人不是池中之物，只是惜其才而用之。平时他心里有数嘴上不说，此时人之将死便对儿子和盘拖出，他并非毫无准备。接下来，他重点把军中的人事给高澄作了一番安排。他说：“厍狄干、斛律金两个老将忠诚可信，一定不会有负君命；可朱浑元、刘丰从西魏千里迢迢来归降，也一定不会有异心；贺拔焉过儿、潘乐心地和厚，是可以依靠的人；韩轨性格粗鲁，但能征善战，要稍稍宽容地对待他；唯独彭乐，始终拿不准他的真心，要多加防备。但是，以上这些人，都不是侯景的对手。能够制住侯景的，只有慕容绍宗。”慕容绍宗一直被刻意地压抑着，没有得到拔擢，为的是新主上台后多加厚待，就能得到慕容绍宗的死力。

武定五年（547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高欢说：“日食难道是我死的征兆吗？我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言下之意，上天终究承认了他作为一国之主的地位。弥留之中，高欢给孝静帝上了最后一次书，上书内容大概是汇报自己的一些情况，但具体内容已无从钩沉。高欢起事以来，始终把政治名分看得很重，开始是政治需要，到他晚年居然成了他追求完美的一项内容。当年孝武帝被逼西迁，高欢因此背上逼主的恶名，被西魏抓住这点讽刺了好多年。是以后来高欢对孝静帝曲尽臣节，再无一丝不敬，君臣有时举行宴会，高欢恭敬地俯伏在地上寿；孝静帝设法会乘车辇上香，高欢捧着香炉步行随从，君臣见高欢这样，也都非常尊敬孝静帝。然而越是这样，越发体现高欢内心对皇帝之位的万分渴望，这种渴望成为他政治理想的最核心的一部分。但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数十年东征西战，挣来千里江山，荣华富贵，在大限面前都成为虚无，反倒是平日里最不在意的天象，却成为最现实最能安慰他的东西。7天后，高欢溘然长逝，终年52岁。

高欢是南北朝末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之一，他以寡弱之兵起家，屡摧强敌，在一片乱世中创建出称雄一时的大国，功业实属一流。他气度恢宏，城府深沉，极善用人御人，所用之人，基本上都能尽忠事之。他意志坚定，对事业有极其强烈的担当，一旦认定就锲而不舍，终其之世，他的名字像一个魔咒一样始终笼罩在宇文泰的头上。然而也不是没有缺点，东魏民族矛盾、政治腐败等问题在他手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固然是社会积重难返，与他本人眼光不明也有一定关系；他过于自负，明知靠硬攻无法短时间内取胜，却连续发动大规模进攻作战，从而严重消耗了军力。王夫之曾把高欢与曹操作过比较，认为高欢的凶恶狡猾比曹操犹有过之。客观来说，高欢御人确有诈术，但这只是小节。在对国家大势的判断上，高欢的思维视野却明显不如曹操，曹操自赤壁之战意识到西、南两方终究不能迅速消灭，便不再动用国家级别的军队，这是一个合格统帅应有的自知之明，高欢看起来缺乏这样的认知。如果把外战的精力分到国内，彻底解决民族矛盾，打理好人事安排，让东魏持续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一个既大且强的国家，将更容易在三国对峙中取得胜势。

东西魏五次战役的激烈对撞，以高欢的逝世为终点。逝者已去，生者的明天仍在延续，而斗争将在日出后上演新的篇章。

叁　南天烽火

呜呼！国之将亡，必降妖孽。

汉则莽、卓流灾，晋则敦、

玄构祸，方之羯贼，

有逾其酷，悲夫！

——唐·姚思廉《梁书·侯景传》

第十二章

涡阳之战——失控的侯景

东魏武定五年（547年）正月的一天，新年的热闹刚过去没多久，东魏河南大行台侯景收到一封晋阳送来的高欢密信，信的大意是让他去晋阳朝见高欢。侯景微感疑惑，听说渤海王从玉壁回来后一直身体不好，最近还把世子叫到晋阳，应该是老命不久了，怎么还有空把他召回？他把信翻过来看了看背面，顿时心中了然。原来高欢早有约定，但凡是他的亲笔信，都会在信纸背面微微点一下，否则便不是本人所写，以防止有人调包。这封信并没有约定的标记，也就是说，这信大概是世子高澄假名所写。同时他还听晋阳来的人说，他家已经围了起来，老婆孩子都被控制。侯景心中翻江倒海，眼望河南大地，国家的主人已经换成那个黄发鲜卑小儿，他明白，这里已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

一、北朝第一叛降事件

侯景出身羯族，早年在怀朔镇当功曹小吏，与高欢熟识。他右腿比左腿短，行动不是很方便，不像其他北镇出身的将军一样精通骑射。然而上天并没有亏待侯景，他身体有残疾，脑子却非常好使。侯景当年与慕容绍宗同在尔朱荣帐下，向慕容绍宗学习兵法，没过多久，在兵法上便有独到的见解，慕容绍宗反过来还经常向他请教。高欢手下猛将极多，彭乐、高昂等以勇力著称的大将，都不入侯景的法眼，他轻蔑地说：“这些不过是像野猪一样只会猛冲猛打的人，担当不了大任。”侯景雄心勃勃，经常想率兵西捣关中、南取建康，灭掉宇文泰和萧衍两大敌人。高欢眼力非凡，看出侯景才能远在诸将之上，立孝武帝后，便让侯景率重兵在河南驻守。侯景临行前对高欢说：“我在外镇手握大兵，最怕有奸人捣鬼，以后大王你给我发命令，必须有一定的防伪标志，好让我能忠实地贯彻你的命令。”高欢遂与之约定，像本节开头说的那样，以书背微点来标记。这个事高欢连儿子们都没说，为的就是防止有人从中生乱。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个约定竟成为侯景判断高欢去世的证据。

从后人的角度来看，书信加暗号的细节，高欢不至于不给儿子说。但从高欢父子对侯景的猜忌来看，加不加暗号都不会改变侯景的忐忑，所以我们在尊重史料记载的同时应清楚地看到，侯景的叛乱早就注定，绝非一封所谓的书信所能影响。

高欢死后，高澄遵照遗嘱秘不发丧，只有高欢的头号心腹加智囊陈元康知道内情。皇帝（统帅）死后不立即发丧，主要是为了继续稳定人心，防止野心家们趁机作乱。高澄委任河北豪强封子绘（封隆之儿子）回老家渤海郡作郡守，临行前，高澄执手嘱咐，渤海是个小郡（郡治在今河北东光县，范围大致在河北景县、东光、南皮三县），本来不该让勋臣之后去当这小官，但现在是多事之秋，还得有劳你去坐镇。高澄所指，当是高氏父子对河北汉人豪强武力进行拆解，害怕他们这个时候群起而反对。封隆之父子在渤海郡的名望与高乾、高昂兄弟不相上下，委任他去镇守渤海郡，乃是以豪强制豪强的良策。

侯景与渤海王世子高澄的矛盾由来已久，他曾对司马子如说：“高王在，我不敢有别的想法，但是一旦哪天高王不在了，我不会屈身以事高澄这个鲜卑小儿。”司马子如吓得赶紧掩住侯景的口。敢于向外人道出对世子的轻视，侯景的态度自然早就为高澄所知。故而高欢临终前，高澄最担心的就是侯景的问题。高欢给他的权力太大了，侯景是整个河南方向的战略统帅，具有分裂国家的能力。

现在，高澄的担心变成了事实。在侯景看来，高澄上台毫无疑问要削夺自己的兵权，兵权被夺之日，便是他的死期。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趁手中有兵，搏个出路。

武定五年（547年）正月辛亥，高欢死后第五天，侯景发动了叛乱。一场祸及整个南北朝、堪称毁灭力第一的大动乱，由此拉开了序幕。

侯景叛乱的主要基础是他手中掌握的数万军队和河南诸州的土地。关于侯景的军队，《北史》《北齐书》诸传概称总数在10万左右，考虑到东魏的总兵力也就20万左右，侯景不可能统领国家一半的兵力，从后续作战失利丧失兵力的情况看，人数当在四五万左右，其中还包括分散在河南诸州的镇守部队。

土地城池方面，东魏授予侯景的管辖权覆盖荥阳、大梁以南，弘农以东，瑕丘以西，南接梁境的所有黄河以南的州郡，包括阳、洛、北豫、梁、西兖、广、颍、南兖、襄、北扬、郢、豫、东荆等十三州。这个区域，对照现在的河南地图，大致相当于抠掉黄河以北部分和南阳市，另外还要加上安徽西部和山东西南角的一部分，面积几乎相当于河南省。从账面上看是相当大的，无怪乎南梁人认为，侯景是带着东魏一半的土地来降。

以这些兵力和城池，如果单独对付东魏中央军，当有一战的资本。但是联系当时的三国对峙形势，侯景乐观不起来。河南地是三国对峙的核心地带，弘农、襄州、荆州一线与西魏接壤，南面则是南梁，两个敌国都虎视眈眈。最要命的是，侯景随时会受到东魏军的攻击，在北方，除了一条黄河他几乎无险可守。[1]

所以，出路只有一条，投降敌国！

正月间，侯景遣使向西魏请降。这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选择。侯景在河南的主要作用就是防遏西魏的进攻，他大半生戎马生涯，几乎都在与西魏厮杀中度过。此时化干戈为玉帛，用自己沾满西魏人鲜血的手去和他们握手，说实话他自己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果然，西魏方面一时没有消息。这情形在侯景预料之中，紧接着，他又遣使向南梁投降。

投降的信虽然发出去了，但都是远水不解近渴，侯景在求救的同时也没闲着，他立即发兵进攻不愿叛变的河南诸州，巩固河南的防守。颍州刺史司马世云是东魏四贵司马子如的亲侄子，依仗司马子如的权势，贪污腐败肆意妄为，因为听说御史中尉崔暹要治他的罪，遂据城响应叛军。侯景又设计控制住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又率军进攻广州刺史暴显。暴显仓促之下无法守御，只带了20多名骑兵逃往邺城，后来与高岳、韩轨的讨伐军会合。其余诸州，基本上都被侯景所控制。

到此，侯景这个南北朝第一大叛变专家，终于成功挑起三个国家同时炸锅。

东魏方面。高澄初摄大权便遭遇这种超级军事、政治难题，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高澄迅速召集高岳、段韶等宗室外戚重臣商议应对之策。诸老将勋贵趁机发难，声言崔暹纠治大臣太过严苛，所以才逼反侯景和司马世云等人，必须杀掉崔暹，才能平定侯景叛乱。

有高欢在时，诸将即使有抵触情绪，也不敢太过分。但形势已变，高澄不得不对老将勋臣们让步，他与陈元康商议，要不要杀崔暹以平诸将之愤，特别是能否缓解侯景之乱的危机。陈元康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么做，他坚持认为崔暹是依法行事，刚刚把国家刑典规范起来，此时杀崔暹，此前做的工作就全都付诸东流了。西汉七国之乱时汉景帝迫于诸侯王的压力杀了主张削藩的晁错，最终枉杀好人于事无补。高澄不再有此念头，遂决议立即出兵讨伐。东魏以韩轨、厍狄干为主将，率军南讨侯景于颍川，驻守洛阳河桥五城的慕容俨率本部兵配合主力大军进攻侯景。同时令大将斛律金率潘乐、薛孤延等将，驻兵河阳，遏制西魏方面的进攻。为防临近河南的诸州人心浮动出现变乱，高澄部署完主要军事行动后，到邺城附近巡行州郡，临行前将晋阳内政大事托付给大行台都官郎中赵彦深，以段韶主军坐镇，确保大本营的安全。

韩轨率军攻至颍川，此时侯景已把大本营驻扎在长社城。侯景素来看不起韩轨，轻蔑地说：“韩轨不过是个只会吃猪肠的小年轻。”东魏军围住长社城，在洧河上筑起大堰，河水淹没长社城墙。颍州刺史司马世云登城据守，看到韩轨等一班与司马子如同辈的老将，口出不逊之言，丝毫不顾旧日情谊。慕容俨所部兵趁机攻略叛军占据的州郡，他先是进攻陈郡（北扬州州治所在地，今河南沈丘），生擒侯景部将库狄曷赖及暑太守郑道合、兖州刺史王彦夏、行台狄畅等，又转攻项城，生擒侯景部将辛光及蔡遵，俘虏达2000人。侯景大惧，生恐继续对耗下去，他的根据地将会被东魏军一点一点蚕食掉。他再遣使西赴关中，称愿意割东荆州、北兖州、鲁阳、长社四城，请西魏速速来救。

西魏方面。正月间侯景请降，由于力量有限，西魏起初不想救援这个曾经的死敌。但到三月，随着形势进一步变化，河南诸州出现可利用的机会，西魏朝野的意见开始松动，一部分人想借机占据河南之地，特别以边境上常年与侯景作战的领军将军为主。荆州刺史王思政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当以大军乘虚而入。长安的诸重臣大将却认为侯景奸诈难测，不可急于出兵，应该静观其变，等待更好的机会。宇文泰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他既不愿坐失良机，又不想立即卷入与东魏的大战，便遣东部边境诸州的韦法保（九曲城守将）、贺兰愿德等救侯景，以长于外交工作的直合将军杨荐直接到长社城与侯景见面，宣谕侯景应迅速带兵入关，朝见西魏文帝。另以大将军李弼率一部主力军出弘农，袭击东魏洛阳以西镇戍，但不深入河南，只作威慑之势。面对这样的配置，侯景心中无疑是失望的。这点兵力，连他的牙缝都不够塞，在实力更加雄厚的东魏军面前，简直就是儿戏。但既然派了援兵来，也不能拒之不见，侯景亲自到西魏各路援军中与诸将见面，热情地接待招纳，而且从来不带警卫，以示对西魏忠诚无二。西魏诸将与之交接后，都深深感到侯景表面热情背后难以捉摸的诈伪。韦法保部将裴宽建议说：“侯景奸诈难测，虽说投降，但绝不会真投降。将军如果狠得下心，等他再来直接杀死，以除后患。如果不敢杀，一定不能听信他一面之词。”韦法保心中有数，但慑于双方兵力巨大的差距，不敢贸然动手杀侯景。

在西魏主力的威慑之下，东魏韩轨久攻不克，恐后路被断，于当年六月北撤。据《资治通鉴》云，侯景一改之前招纳西魏边将的态度，想与西魏李弼、赵贵二将会面，并当场抓住二将，控制西魏这股主力军。赵贵也想如法炮制抓住侯景，双方各怀奸心，都没有得逞。

西魏大行台左丞王悦劝宇文泰说：“侯景不会久屈人下，高欢刚死他就不顾恩义背叛东魏，以后同样也会背叛我们。千万不能再给他援兵，养虎遗患。”宇文泰便下令韦、贺兰诸军速速撤回，两军奉命都撤到原驻防地。

侯景眼见无法借西魏之力以自存，便留书给宇文泰说：我耻于在高澄小儿手下为臣，所以才造他的反，如今同样不会与兄弟你并肩共事。于是以南征梁地为由，率兵离开颍川，进攻谯城。此时南梁对侯景的援军已越过魏梁边境进入豫州的南境，东魏斛律金所部兵渡过黄河，屯扎在广武，企图截断西魏军后路。李弼兵力有限，便引兵返回长安。

南梁方面。南梁现在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因为一个神奇的老人，梁武帝萧衍。他是梁朝的开国皇帝，一刀一枪杀出一个天下。在与北魏数十年对抗中几乎不落下风，趁北魏六镇起义时，一度派兵攻下洛阳。让魏人畏之如虎的韦睿、千里狂飙以少胜多的白袍将军陈庆之都是他手下勇将。然而这个帝国随着武帝的衰老，一天天陷入自大、骄傲与昏乱相杂的状态而不能自拔，接纳侯景之降就从一个昏乱的梦开始。

梁中大同二年（547年）正月，梁武帝梦见东魏河南诸州都来投降。梁武帝颇感惊异，他对大臣们说：“我很少做梦，一旦梦见什么，必然会有验证。”大臣们都向皇帝表示祝贺，认为这是大大的吉兆。没过多久，侯景果然来降。梁武帝（464—549年）当时已是84岁高龄，出现意识混乱的情况毫不稀奇，这个梦到底是他臆想出来的还是后人附会的无从考证。但从科学的角度看，即使他做了此梦，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对于敌国的主要政治形势，作为一个执政多年的政治家，梁武帝不可能不知悉。侯景与高澄的矛盾、侯景主军河南的情况以及玉壁战后屡屡传出的高欢死讯，梁武帝必然了然于胸，在这个基础上分析东魏形势，应该对侯景未来走向有所判断，而其中最有利于梁朝的一种可能性，梁武帝估计思索甚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事属寻常。

侯景的使者丁和向梁武帝上降表，引起朝野的巨大反响。尚书令何敬容、尚书仆射谢举等人认为不可受降，梁武帝一时没有决断。过了几天他看似无意地对中领军朱异说：“我们国家太平无事几十年，如果突然接收这么多土地，到底合不合适，万一出了差错，岂不是得不偿失。”

朱异是梁朝后半期最受武帝信任的大臣，与尚书令何敬容一内一外，几乎代替皇帝行使了所有权力。一般来说，大臣做到这个地步，基本可以看出大臣本人的成色。忠诚能干的人多数不会越俎代庖，一手遮天的往往是善于阿谀奉承之辈。朱异正是后者。朱异从员外常侍干起，一直做到侍中、中领军，虽有一些小本事，但并非靠真才实学上位，而是靠揣摩上意，奉承拍马，他每次建言都顺着武帝的意思来，久而久之逐渐坐上高位。梁大司农傅岐也在禁省中任职10余年，对朱异的言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一次劝他：“你位居中枢，应该及时给皇帝提醒、纠偏，不能老是皇帝说啥就干啥。”朱异说：“国家大事，我不能违逆皇帝的意思，皇帝圣明，我们跟着干就是了。再说我也不是那种面折廷诤的人。”

面对武帝看似自言自语实则征求意见的话，朱异马上心领神会，他顺着武帝的意思说：“您的英明北方人也都非常仰慕，只是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纳入您的治下。侯景把东魏一半疆土拿来归顺，如果不接受，恐怕会让后来者寒心啊。”

如果武帝真心想听真话，绝不会去问最善于逢迎自己的人。他这么问，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坚定自己的决心。梁武帝于是决定，接受侯景的投降。他下诏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大行台，同时，他用起了当年陈庆之北伐时的老办法，趁火打劫。

梁中大同二年（547年）三月，梁军大举攻向豫州，策应侯景入梁，企图重现当年陈庆之千里入洛的奇迹。在武帝看来，这大概像十几年前陈庆之北伐一样易如反掌，根本不需要自己再操什么心。部署完这些大事，虔诚的佛教徒萧衍第四次，也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到同泰寺舍身（即出家为僧）。又好气又好笑的梁朝公卿大臣们再次拿出1亿万钱为皇帝赎身，至于前线的事，让那些伧荒武将们干去吧，反正皇帝陛下已经做出决策，即使打败了也与自己无关。

当年七月，梁司州刺史羊鸦仁（梁司州侨置于义阳，今河南信阳）、兖州刺史桓和（梁兖州侨置于淮阴，今江苏淮阴）、仁州刺史湛海珍等（梁仁州在今安徽宿州）各率所部兵会齐于悬瓠城（今河南汝南），侯景固请梁军北上支援，羊鸦仁遣其长史邓鸿率军前出至汝河，加强豫州的攻势。

二、末日北伐

汝南本是豫州的旧治，南朝自刘宋时被北魏夺走，齐梁两代把豫州侨置在寿阳（今安徽寿县）。此时豫州失而复得，对南梁来说无异打了一管鸡血。很久没有激动过的梁武帝萧衍立即决定扩大北伐规模，他令鄱阳王萧范（萧衍十弟萧恢之子）为元帅，都督众军进攻徐州方向，与豫州方向的梁军互相配合入侵东魏内地。

萧范在雍州作刺史时颇有异心，图谋等武帝死后拥兵作乱。朱异向武帝建议说：“萧范为人凶暴，派这样的人去北伐，恐怕会大行杀戮，让东魏人寒心，不如让南康王萧会理去更好些。”萧会理是萧衍的孙子，为人懦弱无谋，他被任命后带兵走到宿预（今江苏宿迁），武帝后悔，又令镇守寿阳的贞阳侯萧渊明为帅。萧渊明本来也没有什么军事才能，武帝决策北伐后他屡屡上书请求担当帅任，原因无他，梁朝上下都太轻敌了，他们把危险的军事行动当作探囊取物一般，谁都想在这次北伐中获取功劳。就连统领太子府卫兵的太子洗马也带兵参战，估计是萧纲为了积累自己的资本而争取的机会。萧渊明虽然极力请战，但素来没有实战经验，为人又软弱，统军作战实非其人，这为北伐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这次北伐是南梁最后一次北伐，是在乱象丛生、国力衰败、统治失序的情况下发动的一次军事冒险。萧渊明率冠军将军羊侃、北兖州刺史胡贵孙、谯州刺史赵伯超、潼州刺史郭凤、武州刺史萧弄璋等进军，萧弄璋率所部击破东魏碛泉、吕梁二城，此二城都在徐州东南，是外围防守要塞。梁军主力迅速跟进，屯驻徐州城东南的寒山。

冠军将军羊侃根据武帝堰河灌城的指示，带队在河上筑堰，截住泗河水淹徐州州城。泗河发源自山东泗水县，经曲阜、济宁、鱼台、沛县，流过徐州州城东北，并在此处与汴水合流，径流甚大。寒山在彭城县（即徐州州治）东南18里，只要截流成功，地处泗、汴两河交口的彭城县必然为水所灌。

羊侃是北魏投梁的降将，此人既有智略，又富勇力。起初在北魏时，魏宣武帝有一次调侃羊侃说：大家都说你猛如虎，岂不是羊质虎皮？羊侃便趴在大殿，以手硬抠地，硬生生把手指全插进地面，宣武帝惊叹。到南梁后，有一次少府向武帝进呈新造的两刃矟，长二丈四尺，围一尺三寸，武帝让羊侃试用一下。羊侃执矟上马，左右击刺，招法精妙，威武非凡，围观的人非常多，以至于有的人爬上树看。武帝高兴地说：“这棵树肯定要因为羊侍中而被压折。”没过一会儿树果然被压断，时人便戏称新造的矟为“折树矟”。

羊侃抵达寒山时东魏军尚未反应过来，东魏徐州守将王则不敢出城应战，按兵据守。此公在沙苑之战时镇守荆州，为西魏军围攻后弃城而逃；此时镇守徐州，在城内大肆贪污纳贿，名声极臭，但居然一直坚守城池没有陷落，也算得他命好，在这场比臭大赛中稍微强于他的对手萧渊明。

梁军一边进攻州城，一边筑堰，20多天后筑成，泗河水位迅速上涨，漫向彭城县城，淹没了城上的雉堞，几乎要把城墙冲垮。羊侃建议立即发起总攻，拿下彭城。但萧渊明惧怕失败，按兵不动。

东魏派高岳、慕容绍宗率兵10万救援徐州，大军进至彭城北的橐驼岘。

高澄发兵时，高岳想请大将潘乐作为副手。陈元康建议说：“潘乐虽是良将，但缓于机变，不如慕容绍宗。”高王临终前嘱咐说能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还是让他前去吧。

于是高澄便遣慕容绍宗再往前线。《资治通鉴》《南史·侯景传》及《北史·慕容绍宗传》等传互歧，有说高澄召慕容绍宗在寒山之战前，有说在攻涡阳前。存疑。但不影响慕容绍宗参加了这场战役的基本事实。

慕容绍宗自尔朱兆败死后归入高欢帐下。其人长于领兵作战，但高欢一直委以文职。作青州刺史期间，因为拒绝用高欢亲信孙骞的哥哥作州主簿，孙骞进谗言说：“慕容绍宗登青州城上感叹，想恢复他祖先南燕慕容氏的基业。高欢便将他免官召回。此后一直在邺城任职，没有什么实权。”高澄为了激发慕容绍宗的斗志，任命他为东南道行台，封为燕郡公。这一下把他拔擢到了开国诸老将的地位，慕容绍宗感激涕零，一如高欢死前所料。

梁将羊侃建议趁敌援军立足未稳立即击之，畏敌如虎的萧渊明再次拒绝。诸将帐中议事，提出的各种建议都被萧渊明否决，大家不知道这位主帅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问他什么打算，萧渊明说：“你们废什么话，我会临机应变的！”所谓的临机应变，说穿了就是他萧渊明也不知道怎么打。

梁军诸将都憋着一股劲要杀敌立功，不料却是这种结果。管理军队历来不能让兵闲着，闲着就出事，这是从古至今不变的道理。诸部梁军没仗可打，又是驻扎在敌国的地盘上，按捺不住冲动，便组团出去抢劫，弄的徐州附近老百姓怨声载道。大兵们一旦耍开了性子，萧渊明就再也约束不住了。他的号令只能管住自己从寿阳带来的兵，无奈之下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东魏军也憋了股劲要和梁军城下大战，不料等来的是沉默！慕容绍宗和高岳几乎要被逗笑了，这哪还是打仗，简直成了军事演习，这两位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将军立即抓住难得的战机，派兵下河决堰。梁军羊侃率兵在堰上据守，双方发生激战，羊侃抵挡不住，撇下还在中军大营“临机应变”的主帅，结阵退还江南去了。东魏军遂扒开堰，解除彭城的水淹之祸。

慕容绍宗率步骑1万进攻潼州刺史郭凤所部，双方激战，箭如雨下。萧渊明喝醉了酒，命诸将救堰上羊侃所部。诸部梁军都吓得不敢出战。唯有北兖州刺史胡贵孙带兵出战，临行前他对赵伯超说：“我们到这来就是为了打仗，拥兵不进是什么道理。”不料赵伯超男子汉大丈夫说不战就不战，还对他部下兵说：“敌军声势浩大，我们去打也是个死，还不如赶紧跑路。”部下众军见主帅如此说，便异口同声地说：“善。”赵伯超儿子赵威方要带兵出战，赵伯超死命拉住他，生恐招惹了东魏人。然后让部下选几匹好马，载着他的爱妾和财物南逃。

慕容绍宗率一部兵力佯装败退，在两翼埋下伏兵。梁军打得乱了章法，争相进攻。东魏军两翼杀出，包抄梁军后路，梁军大乱，萧渊明、胡贵孙都成了俘虏，将士被杀被俘数万人。《资治通鉴》云赵伯超也被俘，但后来建康围城时，赵伯超还随邵陵王萧纶带兵入援建康，事隔不到1年，不可能被东魏俘虏，《资治通鉴》此处似有误。据《南史·侯景传》记载，侯景在给梁武帝上表中说赵伯超逃回后，贿赂朱异，从而免去罪责。两相印证，赵伯超应该是逃脱了。

其余诸部梁军悉数溃散，郭凤逃归潼州（梁侨置于睢阳，今江苏睢宁），慕容绍宗穷追不舍，围攻睢阳城，郭凤吓得不敢守御，弃城南逃。

高澄打了胜仗，嘴上也不留德，他让杜弼写了篇檄文，指责梁武帝不遵守两国盟好的约定，擅自接纳叛臣，还兴兵进犯。其中还辛辣地讽刺梁武帝年老昏聩，用人不当，国政紊乱，安排继承人不合理——昭明太子萧统去世后，按惯例应当立萧统的儿子为太孙，但武帝立诸子中最长的萧纲，引发了诸子、孙对皇位的觊觎。这篇檄文是胜利者的言辞，虽然有些偏激，但所指梁朝的主要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可惜并没有引起梁朝的重视。

至此，梁北伐之战以彻底失败告终。消息传到建康，梁武帝吓得差点从座上跌下，丧魂落魄地说：“我们是不是要重演当年晋朝被胡人灭亡的悲剧。”一次局部战役的失败，对梁朝来说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梁武帝说出这种话，当是根据自己几十年的政治经验，从敌我双方军事形势对比中敏锐地嗅出一丝危险。然而这种神光一现的敏锐并没有持续下去，梁武帝很快又恢复了一个老年人常有的稀里糊涂的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下继续做出关于侯景的错误决策。而这错误，将会把他和梁帝国一起送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三、涡阳大战

在寒山大战的同时，东魏对侯景的进攻仍在持续。

侯景从颍川离开，一直在向东南方向进军，企图进入淮北与梁军接上头。他率军围攻谯城（今安徽亳州谯城区）不能得手，便转而进攻城父（在今谯城南），终于拿下此城。侯景向梁武帝上书，请求像当年送元颢入洛一样，派一个在梁的元魏宗室过来，扶立为傀儡皇帝，还可以占据一点政治主动权。梁武帝当即同意，派从东魏逃来的元氏宗室元贞到侯景军中，封其为咸阳王。

东魏大将刘丰率军尾追而来，与叛军对峙。

慕容俨俘获的侯景部将蔡遵，对邺城诸将说，侯景其实并非铁了心要叛变，如果朝廷能够宽容谅解，说不定还能息兵止戈。高澄信以为真，便写信给侯景，许诺如果侯景回归朝廷，便让他终生当豫州刺史，部下的文武僚属统统赦免罪过，他在晋阳的家眷也保证毫发不损。侯景让他的头号智囊王伟写了封回信，明白无误地说：“我侯景造反就是因为跟你没法共事，我走我的路，你小心点你的国家。”高澄故作姿态地说：“这个王伟文章写得这么好，怎么让他跟侯景跑了。”然后又故作聪明地给侯景回了封信，大意是本来咱们商量好的让你假装叛变，借机进攻西魏。没想到西魏不上当，那就去南梁骗萧衍吧。这封信故意让梁人得到，企图让梁武帝拒绝接纳侯景，不过很显然，他太欺负梁人的基本智商了，没人会信他。

既然嘴皮子功夫没用，索性开打。高澄派高岳率军南下支援刘丰，侯景听说高岳来援，不屑地说：他带的兵倒是很精锐，本人却一般化。高岳与侯景战，果然不能取得胜利。后来侯景听说慕容绍宗来了，顿时不敢再张狂，吓得说：“谁让慕容绍宗来的，难道高欢还没死？”他心里清楚得很，谁才是自己真正的克星。

东魏军进攻城父，城父城小难守，侯景率军退至涡阳。此时，侯景犹有兵4万余，马数千匹，实力仍相当强劲。涡阳在今安徽蒙城，非今涡阳县。涡阳之南有涡水，侯景夹河而阵。慕容绍宗率兵追至，侯景临阵问：“慕容公你率军来此，是来送客出境还是一决雌雄。”慕容绍宗毫不客气回答要战！遂顺风布阵。

面对人生中最强大的对手，稍不留神就是个死。侯景此时展现出一个奸雄的本色，他跟慕容绍宗打完招呼，转身入营，闭垒不战。东魏军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道侯景要搞什么鬼。慕容绍宗对众军说：“侯景打仗诡计多端，最喜欢偷袭侧后，我军一定要提防他又用这一手。”

果然，一会儿东魏军便见识到侯景的手段。叛军出营，绕到阵后发起进攻。东魏军无不庆幸，有了慕容绍宗的提醒，不至于被打个措手不及。但等他们准备转身合战时，他们才真正领教了什么叫“诡计多端”。

原来侯景让军士都穿短甲持短刀，入阵先砍马足人腿。这种打法在600多年后被南宋军队运用得炉火纯青，大破以重甲著称的女真骑兵，杀得“满万不可敌”的金军狼狈大败。其精髓并不多深奥，不过是拼着牺牲头一波士兵，扰乱敌军的阵形，再继之以骑兵冲突，进而获取整场战斗的胜利。由于士兵伤亡率特别高，几近于自杀式袭击，所以历来是居于弱势的步兵采取的战术。东魏军战阵合战，历来以骑兵冲突为主，从未使用过这种战法。侯景叛军也是正牌东魏军，慕容绍宗对侯景的战法也知根知底，虽然料到他会施展诡计，但万万没想到会用这种不要命的战法。

东魏军猝不及防，被杀的人仰马翻，伤亡惨重，刘丰当场被击伤，将军张遵业被侯景生擒，后被杀于涡阳。慕容绍宗收败军退入谯城，一时不敢出战。一位年轻的将军责怪慕容绍宗考虑不周，自愿带兵出击。慕容绍宗一看，原来是老将斛律金的长子，斛律光。

这位日后成为北齐三大名将、堪称军队柱石的将军，此时还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丁，他仗着一股血气之勇，自以为涡水之败只是一时偶然，凭他的本事，只要好好打，一定能杀败侯景。慕容绍宗对他的责难倒也不以为忤，他说：“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没见过侯景这么难对付的，你想打可以去试试，不过千万不要南渡涡水。”

斛律光恃勇而出，但一旦到了涡阳，面对侯景大军，又不由自主地胆怯下来，只敢以轻骑兵沿河放箭。侯景隔河对斛律光说：“你打仗是为了立功，我却是为了活命。你自信能拼得过我？我跟你父亲斛律金是老朋友，你何故追着打我。”

斛律光不为所动，继续射箭。侯景又说：“你这小子不敢过河与我决战，肯定是慕容绍宗教你的。”斛律光被说中心事，越加尴尬。侯景命部将田迁射斛律光，洞穿斛律光战马的胸口。斛律光换了匹马躲到树后，结果又被田迁射伤战马，斛律光无奈，便退回士兵丛中。斛律光原本也是射术精奇之人，他曾经引弓射落大雕，有射雕都督的美誉，如今在侯景面前，竟然被压制得全无士气。

侯景趁敌将夺气之机，指挥部队进攻，大军杀过涡水，击溃斛律光军，并生擒斛律光的副将张恃显。东魏军败走退入谯城，慕容绍宗酸溜溜地说：“我说了侯景难对付吧，你还不信，结果怎么样。”

话虽如此，但仗还得打下去。从晋阳调来的段韶夹涡水而列阵，段韶打仗历来计谋百出，他不想与侯景硬碰硬，便在上风纵火，等火至人奔之际再发兵突袭。侯景见有人纵火，便率骑兵下河，然后带着水踏湿河岸的草木，如此一来，大火便烧不过来，段韶也没办法，只好退兵。段韶在高欢去世时被留在晋阳主军，具体何时被派到涡阳前线不得而知，《北史》及《北齐书》段韶本传皆阙文，《资治通鉴》只说段韶到涡阳作战。这段记载细节清楚，可能存在一种情况，高澄虽然同意召慕容绍宗来助战，但毕竟不怎么放心，而段韶是亲姨表兄弟，把段韶一并派到前线可能更放心。陈元康建议召慕容绍宗时，高澄担心慕容绍宗在外镇守，突然召见恐怕会让他心生疑惧，再次发生叛乱事件，可兹为证。

经过几个回合的战斗，侯景暂时取得胜利，但他心里也越来越没底，慕容绍宗是东魏军中最熟悉自己战法的人，打了几仗，他缩回谯城不出来了，这可怎么办？

有胜利而无胜势，真是令人可怕。慕容绍宗不敢出战，并非不敢与侯景作战，这几场小败，对东魏军主力根本没有太大损伤，之所以不用最快的手段把侯景弄死，是因为有更加稳妥而安全的办法——等。

慕容绍宗对局势看得非常明白，侯景叛乱起初形势很复杂，西有宇文泰，南有萧衍，两家都蠢蠢欲动，但现在两方的入侵之军都被击退，侯景成了孤军。河南诸州，襄、颍、广、荆诸州虽然为西魏所据，豫州为南梁所据，但与侯景都相隔遥远。而且从这两家以往吃肉从不吐骨头的贪婪相来看，即使侯景掉头杀回颍州或豫州，难保不会被西魏或南梁就地缴械。侯景不会那么傻。那么只剩一条路了，就地顽抗。

这就正中东魏军下怀。涡阳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无粮可吃。这里四面八方都是东魏的地盘，侯景无处寻粮。因此，只需要慢慢地磨，等军粮吃光，侯景军中4万多副肚肠，会把叛军彻底击垮。有这么省劲的办法，何苦还去拼人命。

于是两军开始相持，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双方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唯一的结果是，侯景的粮食终于吃完了，军心开始浮动，这是个可怕的时候。侯景既不敢攻，也不敢逃。谯城有10多万守军，去硬攻就是放自己的血。逃，后有大军，前无去处，一逃肯定瞬间全军瓦解。

为了稳定军心，侯景骗士兵们说：“我们大家的家属子女全都被鲜卑小儿杀光了。”军士们都相信了，在饿火烧心的抓狂时刻，又激起对东魏的仇恨。然后侯景决定发兵，趁部队还有点力气，拼个你死我活吧。

慕容绍宗估计侯景的战斗力也差不多快耗尽了，便出兵对阵。当着叛军的面，慕容绍宗说：“你们不要听侯景胡说八道，你们的家属都好好的活着呢，渤海王连侯景的家属都没杀，何况你们这些从逆者。”说完他还把头发披散开，向着北斗星方向发誓绝没有一句假话。

这话的杀伤力太大，与肚中的饥饿交织在一起，瞬间击垮了侯景的军心。慕容绍宗趁势发动猛攻，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俘斩达4万多人。侯景沿着涡水向东南逃窜，从硖石（在今安徽寿县）渡淮河，收集散卒，只剩马步军兵800多人。慕容绍宗带兵穷追不舍，但惧怕侯景再有什么奸计，并不敢过分紧逼。侯景让人给慕容绍宗捎信说：我要是被捉了，你还有什么用处。慕容绍宗于是收兵而还。

侯景带兵继续南逃，路过一个小城，城上人看见侯景大骂：“你这个瘸腿的奴才，还要逃到哪里去。”侯景闻言大怒，不顾众军疲惫，硬是攻下此城，把骂他的人抓来杀了。

涡阳之战到此基本结束，东魏肃清了国内的叛乱，高澄凭借平侯景之乱巩固了他的权威，虽然暂时失去了河南西部与南部的土地，但随后便收回。西魏方面，由于朝野上下对侯景之乱非常谨慎，所以既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也没吃亏。南梁方面，寒山之战给企图趁火打劫的梁朝君臣敲响了警钟。持续1年的侯景叛乱事件，暂时归于沉寂，在东魏和南梁君主的眼里，那个只剩800名残兵的侯景，大概只剩下象征性意义了。

然而，只要种子还在，一切都不会停止。那些轻视侯景的人，终将会为自己的短视吞下苦果。

注解：

[1]　参考地图9《侯景叛乱形势图》。

第十三章

侯景乱梁——梁武帝的悲剧（上）

梁太清三年（549年）五月，建康城的暑热如约而至，86岁（虚岁）的老皇帝萧衍昏坐在宫内，忍受着令人发指的炎热的折磨。忽然他的孙子萧确（萧衍六子萧纶的儿子）急吼吼地推门而入，哭丧着脸喊道：“台城被侯景攻破了。”萧衍默然，许久，他问孙子：“还能一战吗？”后者说：“人心已经散了，没办法了。”萧衍心中最后一丝希望轰然而破，他绝望地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没多久，这位史上年龄第二大的皇帝（第一是十全老人清乾隆皇帝，享年89虚岁），带着无尽的悔恨饿死在皇宫中。

一、议和之错

侯景残兵渡淮后，基本上甩掉了东魏军的威胁，但更大的威胁还在前面。茫茫江南大地，何处是他的安身之所？所谓的河南王，只不过是个空头支票，这片他从未涉足过的土地，几乎没有一处是欢迎他的，当然，除了建康台城里那帮昏庸的统治者们。

正当侯景无所适从的时候，梁马头戍（今安徽怀远县南，淮河要津）守将刘神茂跑来告诉侯景说：“新任豫州刺史萧范还未到位，合肥城暂由韦黯临时管辖，趁着到城下与韦黯见面的机会抓住他，此城可得。”刘神茂甘当带路党，乃是因为与韦黯不和，故想借侯景之刀杀韦。乱世出混蛋，刘神茂此之谓也。如果不是这个小人引狼入室，侯景区区800名残兵在淮南诸城处处碰壁，不久便会露出真面目，或许能引起朝野的警惕，进而以重兵会剿，彻底消灭这个祸胎。

侯景得此良机便迅速引兵奔至寿阳城下，寿阳是豫州的州治，城大而坚，不易攻取。

守将韦黯是梁朝顶级名将韦睿的儿子，为人优柔寡断、少智无谋。他见侯景引兵前来，便令守军戒备，以防不测。侯景在城下大呼开门，韦黯以没有接到朝中命令为由拒绝开门。侯景大败之余，丧失了胆气，几乎要越城而走。刘神茂却说：“韦黯性格软弱，派人去劝劝，说不定就开了。”侯景便派其司马徐思玉入城劝说，徐思玉说：“如果侯景因为寿阳不开门而被东魏追兵所杀，一心盼望侯景南来的武帝必定会怪罪下来。”韦黯居然被说动，于是开门纳侯景而入。侯景的能力，几可与韦睿相匹敌，对付韦睿这个不成器的儿子自然是绰绰有余。他一入城，马上分命诸将据守城中，然后把韦黯抓起来，如果不是顾忌会招来梁军的围攻，几乎要把这个笨蛋杀掉泄愤。可叹韦睿一世英雄，生个儿子却如此不堪，如果地下有知，估计要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把这个儿子掐死。

此时建康对涡阳一线的情况尚且不了解具体情况，一心盼望侯景能够带来大片土地的梁朝君臣，对侯景败退很是担忧。有传言说侯景诱捕的广州刺史暴显发动兵变，导致侯景所部全军覆没，连他本人都死于乱军。后来淮河沿线的守军传来消息，说有一小股败军已经渡淮南下。太子萧纲长出一口气说：“但愿侯景得脱大难。”刚刚升为太子詹事、侍中的何敬容，一贯反对接纳侯景投降，他对萧纲说：“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死了才好。”然而对何敬容清醒的认识，武帝、太子及重臣朱异等主要决策者，对侯景问题的认识却相当肤浅而愚蠢。他们的观点仍然停留在以往国力强盛时期，认为侯景不过是一个力穷势孤的敌国叛将，接纳叛将对梁朝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中大通六年（534年）被侯景击垮的贺拔胜、杨忠，大同三年（537年）被西魏围逼的东魏荆州刺史王则，都曾逃入南梁寻求庇护，而北方的两国哪敢有什么言语？在梁武帝看来，接纳侯景并不会引起外交上的灾难与政治上的被动。这种静止的观点无疑是致命的。

寿阳兵变的消息传到建康后，武帝君臣知道侯景所作所为并没有怪罪，相反还下敕文让寿阳方面正式接纳侯景，与这道敕文一同发出的，还有正式任命侯景为豫州刺史、改任原豫州刺史萧范为合州刺史的命令。这简直让人无语。寿阳控扼淮河南岸，是西自义阳、东至钟离广袤的国防线上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点，同时它又屏卫着自合肥至历阳（今安徽和县）的江北之地，是名副其实的重镇。以重镇而委敌国叛将，反映出武帝对于国防安全认识的极度混乱。

光禄大夫萧介上书极力反对武帝纳侯景入寿阳，他认为侯景反复无常，绝不会甘心臣服于梁朝，之前许诺受降，还能指望他为梁朝带来点领土上的实惠，现在兵败将亡，已是无用之人，不能因为一个侯景而导致魏梁战端再起。武帝不纳。

豫州刺史之任，给侯景心理上的震撼以及刺激都是巨大的。以他所图，不过是暂时找到一个栖身之地，至于下江南取建康，他根本不敢想，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国家。但是这个愚蠢的命令让他改变了认识，以侯景常年征战的丰富军事经验，一个小动作，便能让他窥见梁朝可图的真实状态。然而事实上，即使不是侯景，换作一个稍具基本政治军事知识的人，也会看到梁朝君臣昏聩的状态，因为萧衍又犯错了。

太清二年（548年）的年初，梁武帝打算与东魏讲和了。

寒山之战惨败后，萧衍震惊于梁军战斗力之低下，萌生与东魏讲和之意。东魏国内刚经受大规模叛乱，也不愿过多树敌，双方均有罢战之意。高澄在邺城亲自接见寒山被俘的萧渊明，极尽宾主之礼。高澄让萧渊明遣人回建康告知东魏欲和之意，并透露如果讲和，便把萧渊明放回梁朝。

萧渊明派他的部属夏侯僧辩回建康报告情况，萧衍闻讯大喜，便给萧渊明作回书，明示了欲和之意。朝中议论鼎沸，大司农傅岐认为东魏请和只不过是借刀杀人之计，想彻底消灭侯景。朱异与御史中丞张绾迎合武帝的心思，力主罢战讲和。远在江陵的隐士陆法和听闻侯景入梁的消息，高深莫测地对人说：“侯景来了，我们收拾兵马去打他吧。”一个千里以外的草根匹夫都能看出侯景下一步的动向，武帝却依旧沉浸在无知与自大中。

侯景在寿阳听说讲和之事，旦夕焦虑，他派人截住去邺城回书的夏侯僧辩，尽知两国议和的内情。侯景便向武帝上书，极陈不可议和。他探知朱异在京中得宠，便送给他二百两黄金，请求他在武帝面前谏止议和，同时还贿赂制局监周石珍向皇帝建议罢和。不过这两个人都是见风使舵之辈，虽然接了侯景的贿赂，却不替侯景说话。

侯景又伪造了一封来自邺城的信，信中说南朝如想要回萧渊明，必须拿侯景来换。武帝想同意这封信的条件，大司农傅岐劝阻，他认为侯景来投降，既然接受了就不能再把人踢出去，这样很不讲信用。况且侯景百战之余，哪里会轻易受人摆布。然而武帝依然轻视侯景，认为他兵力穷尽，已经没有能力反抗中央的旨意。他给东魏回信：“萧渊明一回来，立马把侯景送还东魏。”

侯景毫无意外地知道了武帝回信的意思，气得他恨恨地说：“这个吴老头果然如此刻薄寡恩。”他又带着调戏的意味向武帝请示要和王谢高门大族通婚，王谢是东晋以来门第最高的士族，梁朝名士沈约是《宋书》的作者，也是家学渊源、名著一时的杰出之士，他也由衷地赞叹王氏“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萧衍自己也对王氏钦慕不已，他的妹妹嫁给了王氏，皇子萧纲也娶的王氏女。如此高贵的士族，自然不能配给北来的胡羯之人，武帝拒绝说，你似乎还配不上王谢高门的女儿，不如从朱、张等吴地著姓中选择一家。侯景被刺激得大发雷霆，他立誓要把吴地高门大姓的女人都配给他的士兵当奴隶。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侯景即使不想反，也不得不反了。他假托加强豫州武备之命，频繁向武帝索要物资，武帝为了显示朝廷的诚心，还一直不停地给侯景发送青布、兵器等各类物资。大战在即，双方还在假惺惺地你来我往，实在是一大奇观。只不过一方心怀不轨，另一方则愚人愚己，胜负之数，可谓此时已有其征。

从大局来看，梁朝与东魏议和实在并非其时。大概从武帝的角度看，侯景已是废人一个，不再具有挑动两国战和的能力，因此急于稳住寒山之败后军事形势的需求，大过了合理安置侯景的考虑。我们站在后人的角度，自然不能责备时人太过愚昧，但不揣冒昧地说，侯景对于梁魏形势的作用，绝不是一个无用之人。侯景对河南情况非常熟悉，如果梁朝以合理的措施制服侯景，使其居于河南边境，那么将会长久地给东魏带来边患，南北形势发生什么改观我们无法猜测太多，但肯定会对梁有利。其次从对侯景的具体处置措施来看，梁武帝先因贪图河南土地接纳侯景而启衅于东魏，背负上败盟的政治恶名，后又懦弱求和，陷侯景于绝地，让远来投效的人彻底寒心，于大于小，梁朝朝野都处理得相当糟糕。这和西魏的冷静观察、独善其身，东魏的连施反间、祸水南引相比，反差相当强烈，南北政治局势之优劣由此可知。

二、青丝白马寿阳来

侯景造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涡阳之战时被派到侯景军中打算立为魏国傀儡皇帝的元贞，不敢再在寿阳待下去，屡次上书要回到建康。侯景赤裸裸地说：“你没到河北做皇帝不要紧，我们马上要打到江南去，何不稍稍忍耐一段时间。”元贞于是偷偷逃回建康，把侯景的言行全部报告给武帝。镇守合肥的萧范和原司州刺史羊鸦仁，都察觉到寿阳城的异动，都向梁武帝上书说侯景要谋反。武帝仍然坚持认为侯景数百残兵已没有什么战斗力。侯景更加狂妄地向武帝上书，请求赐给他江州附近一个大郡以作为安身之所，否则就率兵渡江，直逼建康。

武帝居然说：“老百姓家里养几个客都能没问题，我只养了侯景一个客，还让他这么多牢骚话，是我这个主人没当好。于是更加愚蠢地给侯景送东西以安抚之。”

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公开造反。他大会城中诸将，以诛奸臣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宣誓起兵。为了发动叛乱，侯景在寿阳城中进行了疯狂的扩军行动，短短半年，所部兵由不足千人暴增至8000人。除豫州助防夏侯譒所部并入侯景军外，其余各部梁军未见有纳入叛军的成建制部队。夏侯譒是梁中期名臣夏侯夔的儿子，夏侯夔与其兄夏侯亶原有部曲1万余人，但分属两家，夏侯亶的两个儿子分去一部分军队到建康赴援，夏侯譒所部上限不过3000人（其兄弟夏侯撰、夏侯洪也有部曲），经过寒山之战的损耗，剩余也只在2000人左右。寿阳户数大约在8000户左右（隋朝人口鼎盛时，淮河以南的大县，4～6个县总户数多在3.4万～4万户之间，单个县大概5000～1万户，由于梁亡后寿阳数据阙如，故类推之），也就是说基本每户都要出1个兵。

侯景遣其大将宋子仙攻取木栅戍（在今安徽怀远县荆山西），自率主力攻下马头戍。此二地皆是寿阳东北面的要点，取之而能牢牢锁住淮河的渡口。可见直到此时，侯景尚未形成一个清晰的战略计划，他的所想，仍是巩固以寿阳为中心的诸郡，暂时求得安稳。至于率兵入京，只不过是一个狂妄的口号。

侯景闻听临贺王萧正德对朝廷素怀怨望，便与之结交，希望他作为内应。萧正德是临川王萧宏的儿子，武帝早年没生儿子时，把萧正德过继为儿子，昭明太子萧统出生后，萧正德又归还给萧宏。正德感到他本来会被立为太子的前程被断送，怨恨武帝不讲恩义，于是找机会逃到北魏，然而北魏对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并不重视。正德便又逃回南梁，在武帝一味纵容之下，复任轻车将军，封为临贺郡王。其人不学无术，藐视法度，率所部兵白昼抢劫，夺人妻女，与其弟萧正则、董暹、夏侯洪（夏侯譒之弟）并称为“四凶”。即使昏乱如武帝也容忍不下他的不法行为，萧正德被削去官职，只剩下临贺王的空爵。是以侯景一来勾引，他立即答应愿为内应。

武帝听说侯景造反了，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轻描淡写地说：“我折根短棍打他。”随后，建康对寿阳周围的兵力做出了调动，任命合州（今安徽合肥）刺史萧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今安徽凤阳县临淮关）刺史萧正表（萧衍弟萧宏之子、临贺王萧正德之弟）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此应是南司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另有羊鸦仁所任的司州是北司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阳）、通直散骑常侍、雄信将军裴之高为东道都督，邵陵王萧纶（萧衍第六子）使持节，总督诸军会剿侯景。武帝还放出话来，有能斩侯景的，不问南人北人，封二千户，并兼一州刺史；如是北人不愿在南方做官的，也多赠2万匹绢布。

这四州之兵给侯景制造了巨大压力，寿阳周围的战略空间很有限，如果继续在这里转战，将会被讨伐军逐渐挤压在江淮之间的狭小地带，即使不被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也将损耗大半，在四面是敌的南方，侯景绝无可能补充兵员。绝境之下，侯景与智囊王伟商议，率兵跳出四面合围的寿阳，渡江直取建康。

寿阳攻建康，常规来看，应先南下夺取合肥重镇，然后东下攻历阳，渡江直指建康。从武帝部署五州之军的情况来看，梁君臣的思路也是如此：司州之军逼侯景后路，淮上羊鸦仁与钟离之军压迫北路空间，京畿之军渡江，与合肥之军正面迎击，正是为了将渡江的路堵死，将侯景围捕于淮河之南。[1]

但侯景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太清二年（548年）九月，侯景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寿阳，扬声进攻合肥，萧范、裴之高两部迅速集结靠拢，准备迎击侯景于合肥坚城之下。如此一来，历阳左右兵力顿时空虚，侯景迅速抓住战机，改道向东直扑南谯州（今安徽滁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南谯州城，生俘助防将军董绍先和刺史丰城侯萧泰（武帝十弟萧恢之子）。稍后，侯景马不停蹄急攻历阳（今安徽和县）。历阳是建康江西岸的门户，隔江与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相望，陆路仅60余里。一旦拿下历阳，京师便危在旦夕。

都官尚书羊侃看出形势的严峻性，他意识到历阳已经守不住，西北两面的部队也远水解不了近渴，当下之计，只有让北线钟离之军攻寿阳，合肥兵力急速向历阳驰援，而最要紧的是采石矶，必须以精兵扼守，阻止侯景渡江。到了此时，朱异仍认为侯景不会渡江，只不过是四处打劫要挟朝廷给他更多实惠，不需要劳师动众。武帝大概也有这样的看法，但终究比朱异想得稍微全面一点，他令轻车将军王质率3000名水师沿采石矶段江面巡视，防备侯景渡江。羊侃只率1000名骑兵出台城外屯望国门，王质是文士出身，不是危急时刻能寄予重任的人，羊侃气愤地叹息：“我们要完了！”

历阳郡守庄铁见侯景来攻，派其弟趁黑夜偷袭侯景营寨，不料侯景有备，劫营之军被杀得全军覆没。侯景抓住庄铁之母不愿儿子死于战争的心理，通过其母劝降庄铁，庄铁遂降，历阳重镇落入侯景手中。庄铁劝侯景急速渡江，否则朝廷一旦反应过来，以兵扼守，那么纵有百万大军，也过不了江了。

侯景听从庄铁之策，立即派人侦察采石矶江面的消息。不久，斥候带来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好消息：采石矶空无一人！事情居然顺利到这个程度，侯景瞬间感觉人品爆棚。出于谨慎，侯景再派斥候前去侦察，约定如果对岸无兵的话，把江东岸的树枝折来一枝为验证，斥候果然带来树枝。

原来王质巡江时，临川太守陈昕（名将陈庆之之子）上书说王质的水军过于轻弱，恐怕不能胜任江防之任。武帝便命他为云旗将军，率本部兵换防。不料王质不顾江防大事，没等陈昕到位，他自己先溜之大吉。天险采石矶登时成了空门！

采石矶今貌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被武帝任命为平北将军的临贺王萧正德，派出十艘大船从采石矶过江，对外宣称载的是荻草，实际上是接应侯景大军。侯景狂喜：我的大事成了。遂率军渡江。等到叛军悉数过江，陈昕所部刚到，两军遭遇，陈昕没有其父白袍将军陈庆之的神勇，当场被击溃，本人被生擒。建康城中此时仍然不知道萧正德已经送款于叛军。

拿下采石矶，侯景继续发挥速度优势，分兵攻下淮南郡姑孰县（今安徽当涂县），然后继续向建康杀去。南津校尉江子一率水师千人南下迎敌，不料其副将董桃生率部分江北兵哗变，江子一只得率残军逃回台城，武帝亲自召见江子一询问情况，至此，才有人带来侯景渡江后的第一手消息。不过这个迟来的消息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侯景叛军已经杀到东府了，建康城脑满肠肥的君臣们即将亲眼看见侯景的尊容。

十月辛亥，侯景大军杀至建康城外的慈湖。建康城中公侯百姓承平日久，将近50年不见兵戈，一听说叛军杀到，登时吓得满城皆惧，以至于御街上都有人开始趁乱劫掠，京师秩序大坏。太子萧纲倒是颇有担当，他急忙入见武帝，请求一力承担防卫指挥的重任。武帝说：“这本就是你的责任，还用请示吗？”

萧纲于是任命自己的儿子扬州刺史萧大器为都督内外诸军事，都官尚书羊侃为副，主持台城的防守事宜，令太府卿韦黯、太子詹事柳津分屯台城六门，紧急启动修缮工作以加强防卫，临贺王萧正德出屯外城朱雀门，宁国县公萧大临出屯新亭（今南京菊花台附近）。从采石矶溃退回来的轻车将军王质回防外城南门宣阳门，另以南浦侯萧推（武帝七弟萧秀之子）、谢禧、西丰公萧大春（萧纲第六子）分守建康城外围3个要塞。

建康城系三国时孙吴所建，东晋时扩建，宋齐两代皆建都于此，到梁朝时扩建得更为完备。其城分内外三层，最外层系大城，周围20华里，共12个城门；中层系宫城，又称台城，共6个城门，周围6华里多；最内层就是皇帝的居所。外城的12个城门系南齐时增建，但城垣不很完善，12个城门与间断的城墙构成稀疏的防卫体系。台城城防设施较为完备，可供战守之用。内层则是皇帝生活及工作区，不具备防卫条件。

建康城的外围还有东府、白下、石头城3个小城。东府位于建康城西安门外青溪桥（今南京淮清桥）东，南临秦淮河，始建于东晋，自刘裕后，凡是加领扬州刺史的大官，都领兵镇守，是屏卫建康东面的要地，南浦侯萧推负责守卫。白下城位于建康城北14里，谢禧负责守卫。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清凉山，梁时位于建康城西。其城南临秦淮河，东面与南面共开3个城门。萧大春负责守卫。

萧纲的这一系列人事安排很是微妙。建康的防卫任务本来由制局监负责（制局监本来只负责兵器甲仗制造，自南齐以后，制局监取代了领军将军逐渐成为京师宿卫禁军的主管机构），侯景声言要诛杀的奸臣周石珍就是原禁军统领。萧纲的一系列任命中周石珍踪影全无，京师的兵权实际上落入萧纲诸子和太子东宫心腹手中，这固然有统一号令的考虑，但排抑武帝旧臣的意图昭然若揭。

古台城示意图

侯景军至城郊，派寿阳司马徐司玉入城，诈称从叛军中反正投诚，其实是要入城侦察台城的虚实。武帝亲自召见，徐思玉拿出侯景的上书，声言只为诛杀朱异等奸臣。武帝至此方才知道朝野对朱异的意见如此之大，危急之中，他想杀了朱异以绝侯景的口实，太子萧纲虽然对朱异颇有微词，但力劝武帝不能在这种时候自杀大臣。武帝登城察看叛军，责问朱异：“叛军如此嚣张，是谁的过错？”可怜一直坚称侯景不会叛乱、不会渡江的朱异，到此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侯景率军杀到宣阳门外的浮桥朱雀航，守卫浮桥的是建康令庾信，萧纲起初命令撤掉浮桥，萧正德心怀鬼胎说：“如果撤了浮桥，京中人心更加没法收拾。”于是朱雀桥得以继续保留。侯景大军杀到，庾信不敢继续开着浮桥，便命令拆之，刚刚撤出来一艘桥船，叛军已经杀到河对岸。庾信当时正在吃甘蔗，手中甘蔗被对岸叛军的流矢一箭射落，他抬头一看，见叛军个个面戴兽面，狰狞可怖，吓得这位后来写出《哀江南赋》的文学名士屁滚尿流，3000名守军跟着庾信作鸟兽散。王质的3000名士兵闻讯来援，不料这位软蛋又是不战而逃。

萧正德于是开宣阳门而出，重新开设好浮桥，迎接侯景入城。萧正德与侯景“神交”已久，初次见面，于马上作揖。入城后，萧正德北望台城皇宫方向下拜流涕，假惺惺地作出一副谢罪的模样。萧正德部下士兵军服外绛内碧，与侯景合流后反穿军服。不久侯景奉萧正德为梁帝，年号正平。

南北朝时建康外城至齐时才筑城墙，城防设施不如台城强大，俗有“篱门”之称。故而侯景入城，尚不至于对台城造成致命危险。然而即便如此，白下城和石头城的外围守军已经吓破了胆，萧大春和谢禧两部守军弃城北逃，二城皆为侯景所据。

扫清外围的梁军，侯景指挥部队全力进攻台城。叛军皆着青衣、戴铁面、举黑旗，他们人强马壮，擂鼓呼哨，声音振天，人数虽然不多，却给城上以极大心理震撼。侯景叛乱之前，民间谣传“青丝白马寿阳来”，如今果然应验。

三、最后的名将——羊侃

叛军杀进建康外城，居住于外城的官吏、百姓纷纷涌入台城，军士们冲入武库抢夺兵器，秩序一片混乱。彼时梁朝老将都已凋零殆尽，掌兵的少壮派将领都在外镇，可以依靠的只有羊侃。萧大器虽然挂名都督诸军事，实际上军队指挥都由羊侃负责。羊侃先是按区划分防卫地段，由各个宗室王公分片负责。羊侃杀了几个擅入武库的军士，又宣称城外射箭告知邵陵王萧纶的援军已杀至建康附近，城内人心逐渐安定下来。

侯景骑马绕城看了一圈，发现羊侃守御得法，无隙可乘，便分命诸军四面攻城。叛军纵火烧台城大司马门、东华门和西华门，羊侃命在城门上凿孔放水，浇灭大火，又令城上射箭，杀叛军数人。萧纲亲自坐着银鞍马带着黄金5000两、白银1万两赏赐羊侃，羊侃拒而不受，而以私财赏赐他的部曲，激励他们努力杀敌。

叛军又乘夜以长柄大斧劈砍东掖门，守军在城门上凿开洞，斩杀数名叛军。此计不成，侯景令叛军登上台城外的东宫宫墙向城内射箭，萧纲命人乘夜出城烧毁东宫的楼阁。侯景一怒之下又纵火烧毁士林馆、太府寺和乘黄厩，可怜繁华的建康城，被烧成一片灰烬。

萧纲与其兄昭明太子萧统一样也颇有才华，其宫中积累了大批珍贵书籍，东宫一烧，这些书籍全都毁灭在火海里，真可谓人间浩劫。

叛军又造出木驴攻城，城上扔下石头全部砸碎。叛军改制尖顶木驴，这种木驴大概顶部凸起，受力面有限，故而石头砸不碎。羊侃针对尖顶木驴制造雉尾炬，此炬尾上有羽灌油点燃，头部类似箭镞，投下时能扎到木驴上，进而焚毁之。

叛军又制造出高达十几丈的登城楼车，企图乘高临射，羊侃看出这种车头重脚轻，一动必倒，便让军士坐而观之，结果正如羊侃所说，楼车一动便倾倒，全然发挥不出作用。

侯景百计进攻而不能得逞，士兵伤亡惨重，便暂停攻城，在台城外筑起长墙，围住城池，作持久之战。

眼见叛军士气受挫，朱异、张绾便请派兵出城反击，梁武帝询问羊侃，遭到后者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叛军筑围持久，不过是想逼得城中人心不稳出来投降。如果出城作战，人少了不行，人多了，一旦失利，桥窄门小，想回都回不来，届时将会对士气带来巨大影响。然而武帝被急于退敌的心理冲昏了头脑，他仍命千余人出城交战。南津校尉江子一从前线退回来曾受到武帝的责备，这位62岁的老将义不受辱，与其弟江子四、江子五并力出战。可惜勇则勇矣，野战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兄弟三人当场战死，众军大乱争相回撤，结果被叛军追杀死伤惨重。

羊侃的儿子羊鷟先前被侯景俘虏，侯景把他押到城下要挟羊侃。羊侃当场表态：“我全族人都为国而死都不怕，哪会因为这一个儿子而耽误大事。”过了几天，侯景又把羊鷟押来，羊侃说：“我以为你已经被叛军杀了，原来你还在。我的身家性命已经给了国家，不能再怜惜你的死活。”为了表示决绝，他亲自张弓射子。叛军敬佩羊侃的气节，终于没有杀羊鷟。侯景的仪同将军李士哲久闻羊侃大名，请求他脱掉甲胄观看真容，羊侃坦然去胄，李士哲瞻望了好一会儿才走。

侯景攻台城不克，便分兵2000进攻仍然据守的东府城。东府守将萧推一贯比较悲催，他曾历任淮南、晋陵、吴郡三地太守，每到一处，当地便发生旱灾，以至于人送绰号“旱母”。好在这位“旱母”还比较有气节，他率守军死守不降，拒战三日，叛军硬是攻不下来。东府城位置关键，与台城互为犄角，时刻威胁着侯景的侧后。侯景不敢轻视，便率军力亲自来攻，双方攻战激烈，叛军用百尺楼车进攻东府，撞毁城头雉堞。由于东府城防守工事完善，侯景急切之间也奈何不了萧推。

不料关键时刻，又有带路党给叛军帮忙。萧纲长子宣城郡王萧大器的部下许伯众负责东北方向城楼的防守，重压之下，他倒戈投降，招引叛军上城。侯景大军一拥而入，全歼萧推守军，“旱母”将军被杀于城内。侯景逼令城中文武裸身而出，仪同将军卢晖略率兵持长刀夹城门，城内人出来一个杀一个，死者达3000多人。侯景到台城下耀武扬威地说：不投降的下场就是死。

侯景让人散布武帝已经病死的谣言，城内外闻之莫不耸动。这位领导帝国长达47年的老皇帝，随着时间的惯性已经成为国人的精神支柱，在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的生命是帝国安危的标志。武帝听说谣言，亲自登上大司马门，军民见其尚在，无不欢呼万岁。

侯景自九月攻至台城，时间已近两月，然而台城中依然严阵以待，守御得非常严密，叛军士气已现颓唐，不想点办法怕是坚持不下去。原本投降侯景的历阳守将庄铁，看到侯景久攻不下，吓唬历阳的叛军将领田英、郭骆说侯景已败，二将信以为真，弃城北逃寿阳。庄铁也不敢在历阳久驻，奉其母逃至寻阳，归降梁军。

起初他侯景认为南朝军队不堪一击，君臣软弱可欺，建康可以轻易拿下，为了尽可能地赚取人心，便严令军队不得侵害百姓。不料突然杀出一个羊侃，打得他进退不得，他生恐时间再长，各地勤王兵四面而至，部队必然溃散。为了激发斗志，侯景祭出最原始同时也是最残忍的办法，纵容军队烧杀抢掠。

建康城经过半个世纪经营，人烟辏集，经济阜盛，人口大约有140万左右，这在当时的世界是数一数二的超级城市。然而越是繁荣美好，此时在叛军野蛮而残忍的摧残之下越显得悲剧。城内外百姓被大肆杀戮，尸体堆如山积，官员富人家的子女都被配给士兵作奴仆，官民财富被叛军掠夺一空。石头城先前贮积的粮米也被吃尽，建康米价飞涨，百姓无计生存，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饿死的人几乎有原有人口的一半。

叛军不敢逼城进攻，便驱使百姓在城外堆起两座土山，稍有不从，或是身体羸弱不能干活的，都被叛军杀了填山。百姓不敢藏匿，纷纷被强迫着干活。侯景又令军中的北来奴隶，统统升为平民身份，补入军队作战，部队很快扩充数万人。

堆土山的战法与高欢攻玉壁城时的土山战法别无二致，羊侃的破法与韦孝宽守玉壁时也如出一辙，他在城中同样也堆起土山，夺取制高点，萧纲与世子萧大器带头和军士一起堆土山，将士深受鼓舞，士气大振。韦黯与东宫直后沈恪分别担当西山和东山的主将，与叛军的土山对攻。不料天公不作美，突然连降大雨，城内土山崩塌，叛军乘机从土山上搭梯攻上城头。梁军死命抵抗，无奈叛军越进越多，眼看就要抵挡不住，羊侃急中生智，命人多点火炬，扔到叛军越城之处，阻止他们继续往城里冲。城头一带大火燃起，叛军果然无法再进，已经进城的都被梁军杀死。羊侃又让人掘地道至城外，把叛军的土山陷塌。叛军进攻再次受挫。

硬攻不成，侯景开始打心理战。他把城中出降的士兵、奴隶都免为平民。梁朝实行的是世兵制，军户世代从军，还要种地屯田，饱受军将剥削压迫，社会地位和生活现状极惨。侯景此计打中了梁朝底层人民所苦之处，登时大受欢迎，台城中出城投降者络绎不绝。侯景从中发现了朱异的家奴，便任命他为仪同将军，还把建康外城朱异的府第抢来的财产全赐给他。侯景让这个家奴骑着高头大马，身穿华美的锦袍，到城下讽刺朱异说：“你辛苦当官50年才当了中领军，我刚刚投降河南王就当了仪同。”侯景军中的编制仍是东魏体制，仪同将军是一个军下属的领兵将军，类似于现代军队中的师、旅长。从家奴一跃而成为大将，这种诱惑力是致命的。台城内又跑出来数以千计的降人，侯景把他们编入军中，都加以优抚。于是叛军的数量非但没有越打越少，反而越聚越多，渡江之初才8000多人，此时已增至数万人。

陈昕被侯景俘虏在军中，此公虽不及乃父英勇，但气节一点也不输。他向负责看守的叛军将领范桃棒劝降，范桃棒贪图朝廷开出的重赏（封二千户，并兼一州刺史），便偷偷放出陈昕，让他进城向武帝禀报投降之事，声言愿带2000名兵投降，并袭杀侯景、王伟、宋子仙等首脑人物。武帝闻报大喜，当场许诺如果事成，便封范桃棒为河南王。太子萧纲却不敢相信陈昕的话，他怀疑这是侯景的诈降计，因而不同意纳降。范桃棒急于投降，便说如果城内怀疑，他只带本部亲兵500人入城，到城门边把甲胄除去，以示绝无诈意。武帝生气地质问萧纲为何不受降，朱异和大司农极力主张受降，但都被建康城实际上的主人萧纲拒绝。朱异抚膺长叹：“国家完了！”奸佞一生的朱异，在人生暮年表现出少见的正确与决绝，只可惜无济于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在此处对朱异做出评点：“太子纲固多疑而少断，朱异抚膺于此时，何其晚也。”不久，范桃棒密谋暴露，范、陈二人都被侯景所杀。

由于羊侃指挥得力，应对得法，叛军用尽各种方法，台城始终巍然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梁朝各地勤王大军都逐渐赶到建康附近，侯景叛军缺少后勤供应，士气逐渐下跌，即使是抢掠烧杀也不能维持其高昂的战斗状态了。梁朝似乎马上就要转危为安，但是……

羊侃去世了。

这真是个晴天霹雳。在大家的印象里，最可能在围城之战中先累死的应该是年近九旬的梁武帝。谁也不会想到“胆力俱壮”的武将羊侃会先死。萧纲一下乱了阵脚。羊侃死后，城中无一人能主军，不仅军队的指挥乱了套，连城内民心都开始浮动起来。

羊侃的赤胆忠心以及过硬的军事才能，在梁末是不多见的，他以自己出色的表现折服了梁朝君臣百姓，甚至连叛军都被他的气节征服。台城陷落后，侯景娶羊侃之女为小妻，厚待羊侃第三子羊鹍。后来侯景兵败，羊鹍坚持气节，伺机刺杀侯景，终于完成其父未竟之业。

四、无用的勤王军

侯景叛乱，梁各州郡都听说了消息，立即发兵勤王，只是因为侯景动作太快，各州知道消息后，建康已经被围。

发兵勤王的以武帝诸子、侄、孙为主。其时武帝八子，次子萧综、四子萧绩、五子萧续已死，三子太子萧纲在台城中，只有六子邵陵王萧纶在淮南、湘东王萧绎在荆州、武陵王萧纪在益州，萧纶掌握着淮南江北的机动兵力，萧绎、萧纪则握大州之兵，实力非常强劲。

自太清二年（548年）十一月起，邵陵王萧纶率谯州赵伯超、武州萧弄璋等部（3万），鄱阳王萧范之子萧嗣率雄信将军裴之高、贞威将军裴之横等部（1万），南康王萧会理（兵力不详），东扬州刺史、临城公萧大连（4万），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兵力不详），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心（兵力不详），司州刺史柳仲礼（1万）与前衡州刺史韦粲（7000）、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兵力不详）、高州（今广东茂名）刺史李迁仕（1万）等部，先后率兵入援。另有湘东王萧绎所遣萧方等（1万）、王僧辩（1万）、王琳、淳于量等诸部军马及其中军主力（3万），因为路途遥远，加上萧绎不愿出力救援，在建康围城期间并未全部到城下。以上诸部人马大概在12～15万之间，大大超过侯景的总兵力。

梁朝其余各州的守将、豪强，对北来的胡贼也非常抵触，不约而同地向建康派出了援兵。夏侯亶之子夏侯谊、夏侯损兄弟，萧正德的记室参军、江南名士顾野王，吴兴（今浙江湖州）豪强章昭达（后为陈朝开国将军）、沈众，南沙（今江苏常熟）县令岑之敬，新蔡豪强鲁悉达、广达兄弟（后为陈朝开国将军）、吴兴太守张嵊等，皆率本乡部曲到建康赴援，兵力在3万人左右。这些援军到达的时间不一，至迟的到次年一、二月间才到，在此一并列出。

首先到达建康外围的是邵陵王萧纶。他起初受命总督诸军围剿叛军，刚刚从京师出军至钟离，却扑了空。后闻侯景自历阳渡江，便急忙掉头南下。只以晋熙（今安徽太湖县）太守梅伯龙等率本部兵进攻叛军大本营寿阳。十一月间，率所部3万人从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区）渡江，西上救台城。萧纶听从赵伯超的建议，不走大路，直趋钟山下。

侯景起初不以为意，分兵去迎击援军，萧纶仗着锐气正盛，击退这一小股叛军，然后进军至玄武湖侧列阵。叛军无不大惊，侯景命人把掠夺来的财物、俘虏都运到石头城，想弃建康而逃。大将任约极力劝阻说：“我们还能逃到哪去？不如拼死一战。”侯景于是留宋子仙围城，自率精锐主力到覆舟山迎敌。萧纶这支援军来得虽然快，战斗力却不甚高，特别是逃跑将军赵伯超这种货色，压根就不是叛军的对手。两军主力相遇时恰逢黄昏，侯景故意命大军后退以待明日再战。梁军不知这是侯景诱敌之计，部将萧骏带队追击，不料被叛军反冲锋，萧骏赶忙撤军，赵伯超望见萧骏败退，吓得心胆俱裂，像寒山之战一样率本部人马逃跑。萧纶大军登时兵败如山倒，一口气逃到朱方（今江苏镇江丹徒区），京口囤积的辎重全都被侯景抢走。西丰公萧大春因为身体肥大跑不动，被叛军生擒。叛军把俘虏的萧纶部将霍俊押到台城下，让他告诉城上援军被击溃、萧纶被杀的消息。霍俊拼着一死说：“邵陵王的大军已到建康，才打了一场仗小有失利，现在仍在京口。”叛军以刀殴击霍俊，他仍不改口，侯景见他忠义便想放了他，不料萧正德狠毒异常，下令杀了霍俊。

萧纶援军刚败，从合肥来的援军裴之高、原讨伐军西道都督柳仲礼等相继到达建康。裴之高部先到，以200艘大船接柳仲礼从采石矶过江，诸部援军立营于王游苑。先前逃了两次的搞笑将军王质再次收合本部人马，与柳仲礼会合。柳仲礼的防区地接东魏、西魏，三国常年接战，其部队战斗力在梁朝诸州军队中属于一流，侯景甚为忌惮。此时城中羊侃刚刚去世，侯景想先从软杮子捏，趁城中人心大乱先拿下台城，于是命人把秦淮河南岸的居民悉数撵走，所有房舍瓦宇全部烧光，让梁军无资可依。

司州刺史柳仲礼原是雍州刺史萧纲的头号大将，其人勇力绝人，胆气勇壮，身长八尺，眉目疏朗，人才杰出。萧纲入朝为太子后，雍州系部队都由柳仲礼统属。柳仲礼曾率雍州兵击退过贺拔胜、杨忠的入侵，保住北部边境的安全，声威远在雍州系诸将之上。故而羊鸦仁入河南败退后，梁武帝以柳仲礼接任司州刺史以稳定局面。

柳部入援之时，于梁军来说形势最好。叛军内疲于坚城，外迫于最强的勤王军，如果柳仲礼诸军迅速发动进攻，与台城守军里应外合，即使不能全歼叛军，解台城之围应该不成问题。然而令人叹惋的是，援军内部出问题了。

此时汇聚至王游苑的勤王军多而且杂，计有司州柳仲礼部，江州韦粲部，淮上羊鸦仁部，合州裴之高部，南陵太守陈文彻部，高州李迁仕部，诸部援军兵力相差不多，虽然官爵有高有低，其中最高者当属韦粲，他被朝廷任命为散骑常侍，但因为各自隶属于不同的宗室王之下，历来互不服气，难以形成合力。指挥权不统一，就没法打仗。因此勤王军暂时停军不前，这给侯景留出了机会。

侯景见勤王军不进，便集中兵力再次发动对台城的进攻。台城内因为羊侃的去世对人事安排进行了一些调整，由大司农傅岐取代朱异任中领军，名义上负责京师军队；城防指挥改由世代将门的柳津负责，柳津即柳仲礼的父亲，他并没有什么实战经验，萧纲或许是考虑到他的年龄与经验，因为建康城太需要一个老到的将军来支撑摇摇欲坠的军心了。

叛军制造出更加强大得攻城器械，惩于之前冲车太高不稳的教训，叛军把车底盘造的更大，一车有20轮，行走起来稳定性好了许多。为了扫清冲车前进的障碍，叛军又用小车把台城前的堑壕用土填平。台城防守的要点在于居高临下，叛军几次造土山的目的就是为了拉平高度差。这次叛军用大冲车逼近城墙，车上点火焚烧城楼。材官将军吴景指挥军民在城内空地重建楼台，仍然牢牢占据着制高权。叛军一边点火一边挖地道进城，吴景在城内沿地道方向筑起缺月状的迂墙阻挡，又在城头投掷火炬烧毁叛军的冲车。

萧纲乘叛军退却，命太子洗马孟恭带1000人出城乘势掩杀，不料孟恭也是个软蛋，出门直接投降。侯景再次驱使百姓逼城堆起土山，城内反复挖地道反制，土山多次塌陷，压死不少民夫。柳津组织人在城内土山上搭设与城头相连的飞桥，极大提高了人员上城速度。守军从城头继续投掷火炬焚烧叛军土山上的攻具，叛军的土山无法维持，只好弃之而退。

叛军又在降将材官将军宋嶷的建议下决开玄武湖水灌城，台城顿时漫起大水。不过时值冬季枯水，水患并不大，台城依然能够坚守。

想捏软杮子，不料却碰了硬钉子。侯景很是郁闷，此时，秦淮河南岸的援军开始试着进军了。原来散骑常侍韦粲倡议各部援军公推一名大都督，统一指挥作战行动。以作战能力和威望而论，援军诸将帅非柳仲礼莫属，韦粲提议他做盟主。但柳仲礼年龄和官职在诸将中都不是最大，其他人并不是很甘心受制于一个年位较低的人，雄信将军裴之高带头反对，后来在韦粲的反复劝说下，才勉强同意推柳仲礼为大都督。乱世有乱象，好歹这几个人都还不算太乱，在城内已经到了极限、梁朝命运不绝如缕时留下了一点希望。

柳仲礼当即部署诸军移营，逼近秦淮河下寨，并命韦粲率部进至青塘。青塘地近石头城，正扼叛军后侧要道，如果占据这里，必然会招来叛军猛攻。韦粲担心自己兵力不足，柳仲礼把直阁将军刘师胤所部水军划归韦粲帐下，并承诺如果叛军攻他，自己一定率主力来救。柳仲礼的承诺让韦粲稍稍放下点心，他率部进至青塘，因为对当地道路不熟，到了后半夜才到达青塘，天色将亮时，部队还未完成宿营，防御设施还不完善，就在这个时刻，灾难来临了。

侯景起初就分出一部分兵力沿秦淮河据守，一直在监视援军的动静，韦粲部前出到建康东面的青塘部署都被叛军侦知。

客观地说，柳仲礼的部署是正确的。叛军能够持续不断围攻建康，靠的就是石头城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后勤支援。只要掐断他们的补给，攻城大军立即会产生恐慌情绪，到时再施以猛烈的攻势，以援军数倍于叛军的兵力，必能一举而击溃之。这是解开建康之围最快捷的办法。

然而再正确的战法也需要有正确的人来执行，可惜的是韦粲令人失望了。按照柳仲礼的部署，韦部到达后应立即据要点而固守，死死扼住叛军的后勤补给线，等待援军主力与叛军的决战。韦粲是梁朝首席名将韦睿的孙子，虽然是将门出身，但他和他的亲叔叔韦黯一样，并没有遗传韦睿的军事天才。韦粲长期在建康中央任职，并没有太多作战经验，是一个十足的文士。他在受领命令时对交通路线、行军时间、部署地域情况、宿营时间、敌军兵力以及建康城东的战守情况并没有侦察到位，及时掌握敌情我情战场环境的能力，是合格基层军官的基本素质，需要在常年带兵生涯中积累，这些皆是韦粲所无，这基本上决定了青塘之战的成败。

秦淮河今貌

侯景的判断力何等精准，他闻知有援军开进到青塘，立即明白柳仲礼的意图。他趁韦粲的营栅还没有立起来，立即率精锐兵力全力猛攻。关键时刻，韦粲又犯错了，他拒绝了部下拒守还没有完全立起来的营栅的建议，派兵迎击已经发起冲锋的叛军，同时令刘师胤率水军沿秦淮河出击，截断敌军的后路。这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战法！

已经在建康城下打了两个多月的叛军是建康地界最强大的存在，还没有哪支部队能打得过他们。韦粲的部队毫无意外地被击溃，刘师胤可耻地率部逃跑，韦粲当场阵亡，他的子弟亲戚数百人悉数死于乱军。

青塘大战进行中，柳仲礼得到消息，他当时正在吃早饭，闻讯大惊，立即飞马去救。侯景当时在阵中厮杀，猝然与柳仲礼遭遇。两人并不知道对方是谁，柳仲礼估计是看着侯景的旌旗直接来与叛军大将决战。柳仲礼本人勇猛非凡，直接杀到侯景跟前，他的马矟几乎要扎到侯景身上。不料突然背后一阵剧痛，原来是侯景的裨将支伯仁在后面挥刀砍中他肩膀。柳仲礼痛得无法再战，他的战马也被逼进泥塘中，叛军众矛齐下，眼看就要命丧当场，万幸部将郭山石杀到，把他救回大营。

不久，萧嗣（合州萧范之子）、萧确（萧纶之子）、萧方等（湘东王萧绎之子）与李迁士、樊文皎诸部过秦淮河进攻东府城，举火焚烧城前的木栅，叛军稍稍退却，至于是真退还是诱敌，大概只要侯景自己知道。李迁士和樊文皎率5000锐卒轻率地进击青溪，结果被侯景的大将宋子仙伏击，双方激战整日，直到天黑李迁士部才被迫退出战斗，樊文皎阵亡，其侄樊毅、樊猛率残部撤走。这场战斗发生在青塘之战后26天（据《资治通鉴》时间，青塘战斗在正月丁巳，樊文皎阵亡在正月癸未，《梁书》说在戊辰，考虑到《资治通鉴》尚可见到时人萧韶所作的《太清纪》，故从《资治通鉴》之说），地点又与青塘相隔参商——青塘在建康城西，青溪在城东，当非柳仲礼统一部署，很可能是诸部援军不服从指挥擅自进兵。

柳仲礼此前一直以梁朝第一名将自许，意气风发，甚是骄傲，不料青塘战斗打得差点把命丢了，他的锐气自此大减，再也不提打仗的事。侯景此战也险遭不测，他意识到援军并非全是乌合之众，于是敛兵固守秦淮河，不敢再过河交战。

青塘之战是勤王军唯一一次拿得出手的战斗。说其拿得出手，正是因为这是唯一一次战役安排正确、诸军稍有合作意识的战斗。然而最后的结果说明了一切，它反映出梁朝已经被这场叛乱摧毁了国家层面组织能力的事实。一旦一个国家陷入这种状态，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注解：

[1]　参考地图10《侯景渡江进攻建康形势图》。

第十四章

侯景乱梁——梁武帝的悲剧（下）

一、台城沦陷

叛军主力重返建康城下，他们把韦粲的首级拿到城下向守军示威。太子萧纲闻听韦粲战死痛哭流涕，悲叹道：“社稷所寄，惟在韦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阵。”

柳仲礼受重伤后，不敢再与叛军作战。邵陵王萧纶自京口败后，与临城公萧大连（萧纲即位后封南郡王）、新滏公萧大成（萧纲即位后封桂阳王）合兵绕道采石矶渡江，与秦淮河南岸的援军会合，萧纶兵力寡弱，虽曾有过节度诸路平叛大军的头衔，也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柳仲礼的指挥。他每天都到柳仲礼营前催问进兵事宜，不料柳仲礼闭口不谈何时出兵，惟剩拥妓饮酒，混然不理战守之事。

主帅如此，各股援军将帅更没有什么杀敌之志。实力强大的荆州、益州两个方镇的军队到现在只来了一支偏师（萧方等），昭明太子的儿子萧誉也只做出勤王的样子，声言要等上游各部援军会合才并兵东下，这个鬼都知道是谎言的借口天下人都看得明白，连皇帝的亲子亲孙都这么消极，诸将哪里还有什么战意。前不久外围援军虽然克服种种困难派人进城把援军大集的消息送到，城内欢欣鼓舞了一阵子，但现在援军突然不进，让台城刚鼓舞起来的士气又沉沦下去。柳津登城大骂其子柳仲礼不出兵作战，柳仲礼无话可说，但仍厚着脸皮拒不发兵。南安侯萧骏劝萧纶自率部队进攻叛军，萧纶也意志消沉，不敢进兵。

台城内的形势一天天坏下去。建康城经过50年的和平，所有人都把和平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战备工作在帝国的中心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从未有人关注。制局监制造的兵器都不符合作战要求，粮食的应急储备也从来没有超过半年，都是依靠各地临时供应。在侯景持续不断的围攻之下，城内粮食渐渐耗尽，各类战备物资也濒临枯竭，盐吃完了，人们便挖御厨里的干苔分食之。军士们饿得煮弩上的皮吃，又掘地抓老鼠，设罗抓鸟雀，原本宫中常有成群的鸽子飞来觅食，后来被人们捉得一个不剩。守城部队养了一批战马，起先还能杀马吃肉，后来马也不够吃了，就把死人肉割来杂在马肉中吃。这么一来，瘟疫便蔓延开来，只要是吃了死人肉的几乎都染病而死。叛军又在水源撒毒药，城中人吃水后很多患上浮肿病。战兵由围城之初的2万余人锐减至4000余人，城内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梁武帝向柳津问该当如何，柳津悲愤地说：“陛下你有不孝子萧纶，臣有不孝子柳仲礼，我们还能怎么办！”

叛军的粮食也差不多耗尽，东府城虽有粮米，但因南康王萧会理等部军队开到，石头城和东府城的交通时刻受到威胁，无法把粮食运到建康西面，侯景在王伟的建议下向朝廷议和，条件仍如起兵时所说，划出江西四镇给叛军。萧纲围城日久志气丧尽，乍见有一线生机，不由得喜出望外，他极力向武帝建议许和。

大难来临，最能考验人的品格。武帝毕竟是一刀一枪杀出的天下，对他来说，皇帝的尊严是绝对不能被挑战的，侯景这种胡羯杂种怎么有资格和大梁皇帝平起平坐地谈判，还大言不惭地提出什么条件。武帝断然拒绝：“和不如死。”

萧纲坚持己见，以援兵不进、叛军攻急为由固执议和之说。台城内军政大权都交给了萧纲，梁武帝实际已无法控制朝局，他无可奈何地让萧纲自做决定。

侯景要求萧纲派嫡长子宣城王萧大器出城为质，萧纲解围心急，便想派萧大器去叛军当人质，后在中领军傅岐固谏下改派三子萧大款出城。之后萧纲又愚蠢地命令诸部援军不得交战，还把力主死战的萧确召入城中，希望以这种诚意换取侯景早日撤围渡江。这个昏着把梁朝送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侯景也看出援军不能一战的本相，他一方面故意拖延时间，对台城说援军云集南岸，不敢从采石矶渡江撤兵，一方面暗中大修甲仗，为继续进攻作准备。其间虽有萧会理等部过河试探性进攻叛军，但都被击退，台城仍然危如累卵。

在此期间，侯景还让王伟起草撰写了一封表文，毫不客气地把武帝讽刺了一顿。表文说，武帝之所以沦落到现在这个境地，主要有十条过失：一是贪图河南之地，与东魏断绝多年的通好关系，从而招致战祸。二是不援河南而攻徐州，而且任人非贤，导致河南与徐州两个方向同时溃败。三是寒山之战后惊恐万分地又与东魏议和，有辱国之嫌。四是对萧渊明这个无能懦弱的败军之将，不仅不加以惩罚，还想背信弃义地想用侯景换他回来，让降人寒心。五是目光短浅，没有趁河南大乱进而取之。六是不辨忠奸，听信羊鸦仁诬陷侯景谋反。七是赏罚不明，赵伯超不战而逃却没有治罪。八是极度猜疑侯景，导致他不得不反。九是纵容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大肆索贿，阻塞言路，侯景屡次上表都被压制，导致主臣猜疑。十是鄱阳王萧范容不下侯景，屡次上书诬陷。

此外，表文还斥责武帝刚愎自用，听不进意见；好尚虚文，改革祖宗成法；改铜钱为铁钱，扰乱民间经济秩序；公开卖官，官多得像烂羊头烂羊胃；朝政混乱，内外不通；皇帝和太子都耽于享乐，建设佛寺浪费财力；诸子贪纵不法，为害一方，台城被围，宗室子弟竟无一人出力救援。

武帝看到表文又气又愧，然而又无可奈何。王伟这通雄文，除去诬陷侯景谋反的几条毫无道理，其他都是事实，确实点中了梁朝政治的要害。可叹武帝英明一世，到了晚节昏聩不智，直到敌人直斥其非才恍然知错，何其晚矣。

到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丁卯，叛军再度发起总攻，玄武湖被决开，大水冲入台城。负责守卫大阳门的是萧纶的世子萧坚，此人不理守城事务，天天只知道喝酒，部下将士都愤恨异常，没有固守之心，当天夜里，萧坚的部下董勋、白昙朗招引叛军登城而入。

大阳门失守后，守城军队彻底垮了，残军失去组织各自为战。浏阳县公萧大雅（萧纲第12子）率部死战，萧确也带人拼死抵抗，但都已没有意义。侯景拥立的伪皇帝萧正德带人从正面突破台城，他事先放出话来，城破之日，要杀光两宫，两宫系指皇宫和东宫，也就是要杀光武帝和太子及其僚属，自己名正言顺地当上皇帝。侯景却不让萧正德入城，只让他带兵守住大门。萧正德此时才恍然大悟自己是给侯景利用了。

至此，自太清二年（548年）十月起被围，到太清三年（549年）三月，坚守了5个月的帝国之都台城，终于落入叛军之手。50年繁华锦绣的建康城，变成一条臭水沟。

说它为臭水沟并不为过。建康城外城在叛军和勤王军的轮番劫掠之下大伤元气，建筑被焚毁无数，百姓被掳入军中，民间财富悉数被抢走，瘟疫横行，死人无数。建康城内外大小河沟里全是腐败的尸体流出的黄汤，臭气熏天，人不能闻。后来，一个曾经到建康朝拜过武帝的百济使者又来到残破的台城，看到这一幕悽惨的人间浩劫，不由跪地大哭。

宫城外烽火连天，喊杀场越来越近，独坐殿中的武帝萧衍，终于清晰地看到了他的末日。50年前的今天，他也是在这样的喊杀声中杀进台城，夺取了这个至高无上的位子。而今，天道轮回，他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权杖再次易主。来过了，经历了，辉煌了，失去了，一切回归原点，他的政治生命和肉体轮回完美地结合到一起，天道如此，又何必痛苦。

二、萧衍之死

侯景入城布置完防务后，当务之急就是见萧衍——这个自己在北朝时就曾夸下海口要捉来当太平寺主的“吴老儿”。他先命王伟到文德殿入见武帝，口称待罪阙下。武帝命侯景到太极东堂觐见。

宫中宿卫兵此时早已作鸟兽散，但武帝50年积威犹在，侯景不敢大意，带了500名卫士上殿。典仪人员引侯景到三公之榻坐下，武帝神色一如往常，仍然端严庄重，问：“卿久在军中，一定很辛苦吧。”侯景躬身低头，只吓得满头是汗，不知如何作答。武帝又问：“卿是哪州之人而敢来此，你妻儿老小还在北方吧。”侯景大将任约在旁应答说：“河南王的妻子全都被东魏所杀，只剩一人来此。”又问：“你们渡江时有多少人马？”提到赖以成事的军队，侯景方才缓过神来，他答道：“千人。”又问：“围台城的有多少人马？”答：“10万。”武帝似有不信，又问：“现在有多少人马？”侯景底气十足地吹嘘：“率土之内，都归我所有。”武帝顿时如霜打的茄子，气势弱了下来，低头再不说话。

稍后侯景又到永福省见太子萧纲，萧纲亦如其父，略无惧色。侯景又是惊惧得不能对话。

出殿后，侯景对部下说：“我当年冲锋陷阵，矢石交加，命在顷刻，也从无惧色，今天见了萧公却情不自禁地害怕，难道真的是天威难犯。”

自此侯景再也不见武帝，叛军将宫城侍从人员全部抓起来，乘舆、器服、财宝掳掠一空，皇帝所居的文德殿、太极东堂和太子所居的永福省全都驻兵看管。公卿、王侯、士人全都被集中关押，建康百姓纷纷外逃避难。

侯景矫诏大赦，自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先前所立的伪皇帝此时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侯景复尊武帝的太清年号，废萧正德为侍中、大司马。

萧正德悔恨交加地向武帝认错，武帝漠然地说：“惙其泣矣，何嗟及矣。”这个可耻的叛徒最终得到了应有报应，他不甘受制于侯景，写信约鄱阳王萧范里应外合袭破台城，最终被侯景杀掉。

武帝被软禁在文德殿，他成为侯景手中的奇货，侯景并不急于杀他，只要他还活着，勤王军必定投鼠忌器不敢进攻台城。侯景经常假惺惺地上奏启事，但都被武帝愤怒拒绝。萧纲痛哭流涕，劝武帝忍耐。对于一个86岁的老人，这时让他丢掉尊严不啻要了他的命。武帝见殿上士兵来来往往，牵驴驱马、执戈引弓纷纷乱乱，便问周石珍这是什么兵。后者对曰是侯丞相的兵，武帝怒曰什么侯丞相，不就是侯景吗！侯景闻言大怒，对待硬骨头的皇帝同样用上了硬手段，他下令减少武帝的膳食供应，用饥饿来消磨他的硬气。

然而精神再强硬，毕竟抵不过肉体的衰老。太清三年（549年）五月，武帝的身体终于再也支撑不住，他连饿带病，身体越来越虚弱，渐渐到了将死的地步。弥留之际他在净居殿的床上索要蜜水喝，侍从人员无计可施，他连呼“嗬、嗬”，气绝而亡。

梁武帝萧衍之死，标志着梁朝事实上的灭亡。在此之后，梁朝实际控制区域只剩荆州附近，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灭亡。

侯景严密控制梁武帝的死讯，他秘密把萧纲带到梁武帝灵前，萧纲悲啼不已，在侯景的挟裹下被立为新帝，年号大宝，是为梁简文帝。

此前，侯景假称武帝命令，让诸路勤王军各还本镇。柳仲礼召集诸军统帅会议，萧氏诸王、公、侯事各怀鬼胎，并不愿出死力决战，也不愿就此听侯景的指挥，毕竟萧氏诸人都有潜在的法统继承权。各州镇将见首都已经沦陷，顿时失去战意。柳仲礼不愿再战，表示愿入城朝见武帝，诸路援军就此一哄而散。柳仲礼、羊鸦仁、赵伯超、王僧辩等人率军入城，事实上投降了侯景。

侯景对诸军降将倒是百般抚慰，柳仲礼、王僧辩所部仍维持原有建制，各自回到原驻防地。赵伯超留在侯景军中为将，羊鸦仁被留在台城任五兵尚书。这种安排，大概是顾虑到柳、王二人背后的实力，不敢轻易扣留以防发生兵变。荆州方面派来的另一股军队，在王琳的率领下到达姑孰，听闻叛军已经攻陷台城，吓得把送来的20万石大米悉数沉到江中，全军返回江陵。萧绎主力3万人本就没打算前出救援，闻讯也撤回大本营。

轰轰烈烈的台城之战，至此告一段落。失去精神领袖的梁朝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侯景做梦也想不到他仅凭数百人过淮河，居然能一路南下，扩军十万，攻陷梁朝都城，还把享名50年的老皇帝萧衍活捉，这一连串意想不到的胜利，把他的野心刺激得越来越大。

三、亡在何处

梁朝是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朝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外交、工程技术等方面都有迥异于前代的建树，事实上南方的开发和建设从东晋就已开始，只不过总的经济体量尚不如北方，然而这种上升趋势已经很明显。《南齐书·王琨传》云：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已然如此，经过梁朝50年的建设，南朝的开发程度事实上又有很大提升。

在强盛国力支撑的基础上，南朝需要认真探索，彻底解决远期生存问题，具体来讲，就是南北战争背景下的国防安全问题。在梁之前，宋齐两代都在努力地探索南北对峙的终极命题，然而这种探索仅仅在宋文帝刘义隆在位期间稍稍深入，后续便因为皇帝的短命和朝代更替不断低层次循环，南朝似乎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立国和扩张模式，对北朝的和战也一直处在摇摆之间。陈朝则像是阉割后的梁，不仅疆土狭小，人物器局材质也远远无法与同期的北朝人物相比，这样的基本盘不太容易进行宏大的国家层面命题的探索与实践。陈朝虽然也有像太建北伐（关于太建北伐另有专章论述）这样的壮举，然而在北朝强大的国力面前，更像是用国家精血放了一场华丽的烟花，对南北形势的走向，陈基本已无可置喙。

南朝士族人物图

唯有梁朝，它有雄健的开国风气，有充沛的人才支撑，有对南方更广泛和深入的开发建设——这意味着梁朝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开国皇帝萧衍也有着开阔的视野和极其罕见的全面的知识体系——当然不可否认过于丰富的知识和他对社会的深入思考，促使他走上尊崇佛教的邪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有足够长的寿命，在封建帝制时代，这是保证大政方针连贯性、科学性的基本条件。因而，梁朝的发展过程及其探索最具有代表性，它几乎是南朝四代的缩影。要全面论述梁朝灭亡的缘由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这也不是笔者所敢企及的，兹仅就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作一探究。

其一是世家大族衰亡与社会秩序紊乱。

高门大族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被垄断数百年的政治参与权开放给较低阶层的士大夫，汉末以来持续200多年的贵族政治色彩淡化，使得社会的活力不断增强。宋以后王谢人物的作用也越来越弱化，但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宋齐梁三代，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阳夏袁氏、阳翟禇氏等两晋以来的高门，见于《宋书》《南齐书》《梁书》者60余人。其中不乏谢晦等实领兵居方镇的实权派、王昙首等进入核心决策层的人物。谢弘微在宋文帝执政期间，参与中枢决策，作用发挥甚重，《宋书》本传称“太祖即位，为黄门侍郎，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号曰五臣”。宋明帝刘彧朝，时任太傅、扬州刺史王彧，权势之盛，甚至到了让皇帝猜忌的地步，宋明帝临死前，考虑到成年的宗室子弟多已被杀，诸皇子幼弱，恐怕王彧擅权，便下诏诛杀王彧。但高门士族掌重权的情况到齐、梁两朝，特别是梁朝，已大为减少。齐朝尚有王俭、王融、谢抃等能够参与皇帝废立大事的重臣，到梁朝时，在皇帝的刻意打压下，王谢庾袁等高门几乎没有人真正参与到核心决策中来，唯一稍有才具的王亮被梁武帝打压，一度被废为庶人，而空有贤名的袁昂、谢朏却被尊于显位。武帝时尚书左丞范缜的一番谏语道破了梁武帝的心机，他说：“司徒谢朏本有虚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书令王亮颇有治实，陛下弃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梁武帝闻之色变，不让范缜继续说。也就是说，到梁武帝朝，王谢等世家大族不仅不复东晋时执掌最高权力的盛况，连基本的政治参与度都大大降低，逐渐被周舍、徐勉、朱异等吴地次等士族所取代。

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随着社会发展必然越来越广泛，这也是社会政治形态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万事都有一个过程，旧的秩序瓦解，新的秩序形成，需要有强力而合理的引导和规范，否则就会失序。发挥这个引导作用的只能是皇权，然而南四朝的一大特点是王朝更迭频繁，只在梁武帝时代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稳定。本该完成士族政治向寒人政治过度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梁朝，看起来并没有把握住历史形势。

伴随着皇权的刻意打压，世家大族本身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不愿参与庶务的王谢大族，越来越重视文学，宋文帝时重臣王裕任职尚书右仆射，“尝豫听讼，上问以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悦。”他们在政局中所起的作用逐渐弱化，往往成为皇权更迭的符号，到最后彻底沦为文士，刘宋时受到配享皇帝庙庭顶级待遇的王昙首，他的五世孙王褒在梁亡后入北周，衣冠余绪已然丧尽，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另一方面，一部分大族为了继续保持政治地位，不惜抛弃专事文义的玄学之风，降低格调参与政治。历来官员被授予中枢重要职务者，都要再三辞让以示名士风度，刘宋时司徒王华得官即拜，从不辞让，与寒门人士殊无两样。世家大族走下神坛，刺激低等士族们越来越多地积极参与到政局中。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在同时进行，到梁朝时逐渐由量变积累到质变，在寒门政治呼之欲出的时候，一个可怕的现象出现了——皇族执政能力急剧退化。

寒族处置庶政的能力自然无可厚非，可以说远远强于高门士族。但历史积淀不够、威望不足、目光短浅、权力欲过于旺盛等缺陷，也制约着他们的政治水平。在士族衰亡的关键时刻，没有人把好舵定好向，南朝寒门承担不了探索国家走向、解决深层次社会问题的重任。南朝固然由于国力不足不能完成统一，但东晋和刘宋初年志在统一、眼放天下的名士俯拾皆是，王谢庾桓等大族积极地承担起规复中原的政治责任，同时也频繁地进行北伐的具体实践，是以东晋虽然皇权极度衰弱，国运却始终安如泰山。而在齐梁以后，朝廷虽不缺精于吏事的庶政人才，但具有大视野、大胸襟的政治家扫地无一。相反，寒族觊觎高门士族的政治地位，想尽各种办法挤到士族行列，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消极现象。宋齐时宗王不断发兵造反，像宋晋安王刘子勋造反，他才十几岁就能指挥数万大军，并非本人能力突出，而是部下的寒士们急切地想通过战争积累功勋，进而提高自己的地位。梁朝也没有充分重视这一点，国家建设的重任就只能落到皇族头上。天监年以后的梁武帝及萧氏皇族丑态百出，他们没有在打压士族后迅速补位，成为事实上的领航者，反而几乎变成社会的累赘，政治崩坏、统治失序不可避免地到来，以至于在儒家统治理念最为强大的汉人社会，居然在最不该出问题的思想领域出现佛教喧宾夺主的乱象。侯景之乱对南方世家大族的摧毁如此彻底，事实上只是起到刽子手的作用，给已经名不符实的士族补了最后一刀。

其二是处置地方武力的失策。

东汉末年以来一个最突出的政治问题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割。西晋八王之乱给南朝提供了触目惊心的反面教材，但东晋士族架空皇帝的现实又让刘宋王朝重新委任宗王以兵权，为了防止宗王再度发展成西晋八王那样的肿瘤，刘宋政权加了一道保险措施——典签。典签官位极小，且多由寒人担任，起初颇被士人不齿，最初设置时只为辅助宗王或州郡守令阅办公文，而且不止一人，宋孝武帝刘骏未即位前封武陵王、雍州刺史，封国内设置了3名典签（董元嗣、沈法兴、戴明宝）。刘骏起兵讨伐弑父的太子刘劭，典签董元嗣为其出谋划策，往返建康与襄阳传递消息，最后还尽节于刘骏，被刘劭所杀。

北朝亦见有任典签的，如北齐之孟业、北周之赵昶，他们的作用更有限，对地方的军政几乎构不成制约。齐朝这一情况发生明显变化，齐高帝、武帝二帝惩于刘宋多次发生宗王威胁中央的事件（武陵王刘骏武力夺位为孝武帝、湘东王刘彧政变夺位为明帝、晋安王刘子勋自立为帝对抗中央），赋予典签更多权力，宗王的一举一动典签都可制约。《南史》齐诸王传云：“每至觐接，辄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部，权重蕃君。”齐明帝萧鸾即位后要杀齐武帝的几个儿子，都是命典签杀之。杀武帝第十三子萧子伦时，明帝怕逼反萧子伦，问计于萧子伦的典签华伯茂，后者说：“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办，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华伯茂亲自端着毒酒逼萧子伦喝，在他的积威之下，萧子伦空有一郡之兵，居然俯首帖耳地饮鸩而死。齐皇室子弟境遇如此之惨，梁武帝萧衍都是亲眼所见，是以梁朝建国后，典签的职权立即弱化。邵陵王萧纶在封国内横行不法，甚至违禁使用天子的仪仗，典签最初不敢向皇帝禀报，最后实在因为萧纶太过分才偷偷向皇帝告知其事。但梁武帝仍任命宗室子弟出镇地方大州，执掌一方军政大权，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还客观地存在着，用什么手段去制约地方政权坐大，似乎萧衍并未考虑清楚。

从现有史料看，梁武帝对宗室子弟的任用，起初也有考察，凡是皇帝子侄外放出镇州郡的，遵循先近畿州郡后外镇大州的原则，逐次选派出品德和能力都比较好的子侄出任大州刺史。梁武帝第八子武陵王萧纪最受宠爱，天监十三年（514年）他先任扬州刺史，受敕要注意“清、廉、慎、勤”，扬州刺史统管京师附近州郡，又在皇帝眼皮底下，是个考察培养才能的好地方。直到大同三年（537年）萧纪才被外放为益州刺史，单独镇守一方。这种选拔培养方式偏重于道德约束，一旦脱离皇帝的直接约束，宗王不免出现离心倾向。湘东王萧绎最初未封王时，德行、才学见称于京师，但出镇荆州之后，人性中残酷、狭隘、嫉刻、贪婪等缺点，都扩大成与中央的矛盾。

事实上地方势力过强的现象在梁中期就已显现出来，萧纪起初并不愿到益州，到任之后却非常享受益州的富足，作为益州刺史，他拥有州内人事、军事、财政等所有大权，对中央只需供献方物特产，就连萧纪本人也很少到京述职，梁武帝因为很久不见，居然要派专人到成都去给他画像。萧绎以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军事，事实上是长江中上游诸州军队的统帅，名义上所统兵力几达梁朝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强（淮南江北与江州以南兵力约占三分之二），萧绎之所以没有重演刘毅、谢晦等荆州刺史叛乱，仅仅是靠武帝的威信在震慑。大州如此，小州也具备一切割据的条件，像合州萧范、湘州萧誉、雍州萧察等，手中都掌握着一州军政财大权，能够轻松聚集起数万人的军队，这些地方武力对中央都有潜在的分裂倾向，只要中央统治力一弱，他们都可以凭借手中的军队做出自己的选择，血缘关系远的据州独立或是外叛（萧正表据城投降东魏），血缘关系近的举兵争夺皇位继承权（昭明太子的两个儿子萧誉、萧察都想与萧绎争夺皇位）。这种情形，既不可能实现梁武帝树藩镇拱卫中央的目的，也在客观上瓦解了国家的军力，使得这个曾经与北魏抗衡占据优势的国家再也组织不起来强大的北伐军，寒山之战即其例证。可以想见，即使不发生侯景之乱，等梁武帝寿终正寝后，各拥强兵的皇族子弟，极有可能像宋齐两朝一样发生地方威胁中央的战乱。

宋文帝刘义隆

钟离大捷梁军主将韦睿

其三是南北战争形态探索的得失。

北伐战争是南朝始终无法回避的政治课题，它的内涵由东晋时克复旧土的政治纲领，逐渐演变为宋以后巩固国防的大战略。宋文帝时元嘉北伐，由于汉人政权南迁已久，北方国土的历史归属都已出现各执一词的说法，宋人只敢底气不足地说河南是宋朝的旧土，而对关中、河北根本不敢置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寸步不让地说：“我自生发未燥，已闻河南是我地。”随着南北国力对比的变化，南朝宋齐两代都无法对北魏取得优势，宋时一度被北魏骑兵突袭至京口，齐时则因为皇权的更迭部分国土还被夺走。梁朝初期逐渐取得对北方的优势，钟离大捷是南朝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一次巨大的胜利。从军事角度看，南朝发展到梁，积累了东晋和宋齐两朝的经验，应当在如何北伐上有更成熟的战略与战法，然而从实际看，梁处理得并不好。

一个是进攻时机的把握。三国模式下的国与国战争形态加入许多不确定因素，国家之间的联合、对抗，都必须考虑到第三国的因素。从历朝的情况来看，基本上不出三国抗衡、二弱制一强、二强凌一弱、强弱联合制一强这4种模式。那么对于梁朝来说，东西魏分立之初，是一强对二弱，也就是梁强、二魏弱，当然这只是一个较短的时间；大约到沙苑之战前后，东魏迅速崛起，三国对峙形势转为二强凌一弱；到侯景之乱时，最强的东魏面临侯景叛乱、新老领导人交替的政治军事危机，基本上转化为三家平衡；到侯景之乱结束，则变为一弱对二强，即南弱北强。在梁的角度，二强凌一弱时，也就是西魏建国时，北伐的机会最好，其时东魏梁外交关系较好，双方基本没有什么冲突，梁的雍州与西魏荆州接壤，地理上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天险，但梁没有采取什么动作。稍次一等的形势，沙苑之战前，东西魏分立，梁一强对二弱，占据绝对主动地位，既可乘高欢进行兼并战争时进攻淮南，亦可针对关中采取攻势，537年西魏贸然出兵进攻汉中，被梁将兰钦击败，一度形成过汉中攻关中之势，西魏朝野大震，吓得送马请和，但这么好的形势下梁仍未有什么动作。

一个是战争方向的选择。南朝北伐，大致有过三种路线，一是沿淮南攻淮北，这条路线的优势是水道纵横，利于南方补给；二是自荆州出发攻河南腹地，这条路线旱路多，在南方兵力占绝对优势时可选；三是自襄阳向洛阳、关中方向进攻，经蓝田方向威胁长安，这条路线多山地，一般作为主攻方向的辅助。梁北伐以陈庆之入洛最引人瞩目，以钟离大捷胜利最大，但这两条路线都是沿淮河向北，也就是说，梁的进攻方向一直比较单一。当然这有地理条件的因素，然而淮河以北一直是北朝屯驻重兵之地，进攻不易取得什么成就。东魏建国之初，梁曾派兵入侵淮北，后被高欢遣任祥、尧雄等将击退，这场战役反映出梁朝的固执与片面。事实上梁朝彼时军力尚强，可以选择从襄阳北攻，襄阳郡是梁武帝起家之地，历来名将辈出，是一个很好的北伐基地。小关之战至沙苑之战这段时间，关中东面形势严峻，梁朝亦可从汉中北进，趁火打劫。但这两个方向都被梁朝所忽视，北伐因而不易取得成绩，更遑论进取中原、恢复统一了。

一个是力量运用的失当。就东晋南朝的北伐力量运用形态来看，多数是方镇体制，少数是举国体制。方镇体制即以一州或数州的兵力单独出兵北伐，像东晋时祖逖、殷浩、庾亮、桓温等都是以数州之兵进攻北方。举国体制即举全国之力，集结数十万兵力全力进攻北方，晋末刘裕北伐、宋文帝元嘉北伐都是举国体制。

东晋大将祖逖

这两种体制各有优劣，方镇体制劣在可运用的力量少，北伐不易扩大战果，是以桓温北伐，取得关中和洛阳后，一旦敌国反应过来进行全面抵抗，桓温便因为军力不足而旋得旋失。但方镇体制利在军队集结速度快，号令统一，作战效率高，可在短期内达成战略效果。举国体制劣在军队集结速度慢，后勤供应牵扯力量太大，且不易统一指挥，但好处也显而易见，人多力量大，对敌国进攻效果最明显。刘裕北伐相当于集结了全国的军队，故而取得了灭亡两个国家的大胜。梁朝与北朝数次大战，特别是大同元年（535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二魏后，事实上北伐只用的是淮南主力部队，故而与北方作战鲜有大胜。我们且作事后之论，寒山之战和羊鸦仁入豫州，梁朝运用的仍然是雍州前线和淮南前线的部队，事实上荆州、江州、湘州、益州诸州军队都未参与其事，固然雍州军和淮南军常年与北方作战，更适合应急作战，但仅靠这两部分军队明显力有未逮。特别是豫州方面的战事，羊鸦仁等诸部军队也就数万人，面对河南诸州广阔的区域明显力不从心。如果紧急调发荆州萧绎的部队北上，趁乱争夺河南数州之地，未尝没有取胜的可能。从这个层面上看，梁朝对北伐战争的整体认识还有很多局限性，很多时候他们把北伐战争当作军事冒险，孤注一掷地打陈庆之北伐这样的战争，事实上没有什么意义。

第十五章

巴陵之战——侯景的滑铁卢

梁大宝元年（550年）正月丙寅，梁朝负责观测星象的官员在白天看到了月亮。这一天是正月十六，在凌晨时分尚能看到月亮，这种天象并不十分稀奇。但观星人员据此作出一番令人心惊的占卜，他们说：“月昼光，有隐谋，国雄逃。”还说：“月昼明，奸邪并作，擅君之朝。”此时距梁武帝去世已经8个月，侯景事实上成为台城的主人，萧纲名为皇帝，实与囚徒无异。观星者作此预测，实际上是根据现实有感而发。

回望过去的549年，被软禁在皇宫中的简文帝萧纲，不自禁愤悔交加，这一年他错过太多可以挽救乾坤的机会，错过太多可以置侯景于死地的机会，天与不取，反守其咎，多少古人栽在这句话上，萧纲也成为这样的例子。

一、叛军对三吴的掠夺

侯景占领台城，遣散各股援军后，首先大肆进行封赏。他假皇帝之命，自封为大丞相、河南王、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使持节、录尚书事，迫不及待地把国家一切权力收归己有。叛军草草对台城战后事宜进行了安排，凡是北方人在台城为奴者，都被赦免为平民，其中大多数被编入侯景军中。围城之战数月以来，死尸逐渐增多，人们无暇掩埋，都烂在街市中，尸油流的河沟里到处都是，弄得建康城臭气熏天、瘟疫横生。叛军便把尸体都堆到一起焚烧，有些还没死透的人也都被残忍地烧死。尚书省外兵郎鲍正重病将死，叛军把他从家中拖出来也扔到火中焚烧，可怜鲍正被火烧得惨呼求救，来回挣扎，许久才死。

这种灭绝人性的罪行不论何时何地都是不可原谅的，它将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台城被围及陷落后，梁朝各地出现不同的反应。淮南一带的城池，由于迟迟得不到来自中央的消息，迫于东魏徐州的压力，不少都据城投降之。东徐州（今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刺史湛海珍、北青州（今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刺史王奉伯投降东魏，青州（梁侨置州，在今江苏连云港）刺史明少暇、山阳郡（属北青州）太守萧邻弃城南逃，其地均被东魏进占。侯景最初袭占的寿阳城，由王显贵负责留守，合州刺史萧范不断派兵围攻，王显贵据城复归东魏。梁朝的国防线退回淮河以南。上述州郡都是梁天监年间与北魏作战时夺来，如今一朝失之，良可痛惜。

然而损失还不止于此。合州刺史萧范闻听台城已失，生恐侯景来攻，便尽拔所部兵出守合肥东南的东关，声言要出兵东下讨伐叛军。东关在今安徽巢县，古施水注入巢湖后东南流出一条干流，古称濡须河，河经巢县而出向东南流入长江。濡须河现在已经被数条小河所取代，但在当年流经东关附近时，却与两岸的七宝山一道构成一道河道狭窄、重山掩护的险关。从战术角度来说，移兵于东关可以在遇敌时尽快以水师入长江，攻守逃俱佳，比合肥方便得多。萧范同时向东魏求救，并把两个儿子送到东魏当人质。可惜萧范的如意算盘打得并不好，合肥虽然战守条件不如东关，但毕竟是淮南重镇，其战略意义远比一座小小东关城重要得多。东魏军迅速入驻合肥城，但拒不发兵帮助萧范，萧范到此方知自己白白给了东魏一个大州，无奈之下，他仓皇率军沿长江西逃。合肥的丢失，令南朝丧失淮南江北一个综合性的地区战略枢纽，江北因之再也无法组织体系性防御，国防形势进一步恶化。

建康附近的州郡，有的慑于侯景的兵威望风归降，如秦郡（今江苏六合）、阳平（今江苏宝应）、盱眙三郡都是不战而降。但更多的则在本地州郡长官或豪强的统率下据城坚守。侯景稳定台城的局面后，立即部署诸军进攻江南江北一带州郡。

武帝死前，南康王萧会理已率本部勤王兵退至广陵，广陵与建康近在咫尺，而且兵力数万，对侯景威胁极大。侯景命董绍先持皇帝的敕令，召萧会理入台城，兵权交接给董绍先。萧会理的部属们都劝其拒绝这道不知真假的命令，固守广陵以对抗侯景。在如何应对董绍先这件事上，《南史》与《资治通鉴》对基本史实的记载出现了严重的冲突。

《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

《南史》云，萧会理所部兵力盛壮，有绝对的资本对抗侯景，但萧会理见到武帝手书的赦令后急欲入宫卫护皇帝，他倾向于典签范子鸾的建议，想假装归款于侯景，然后在京中就近筹划反击侯景的事宜。而《资治通鉴》则说，萧会理性格懦弱，虽然董绍先只带了200多饥疲不堪的残兵，但萧惧怕不接受命令会招致侯景的进攻，因而乖乖地交出了兵权。

这两种说法的根本依据是相反的，一个是想入城就近图谋杀死侯景，一个是懦弱地投降。后来萧会理在台城中与柳敬礼等人合谋，趁侯景出城时举兵占领台城，不幸谋事不密，反被叛军所杀。从后来的事实看，如果萧会理真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怎么会弃手中数万军队于不顾，反而单枪匹马深入虎穴搞兵变？《资治通鉴》的记载似有不妥。

此事反映出三吴及江北一带军事现状的端倪，可知大多数梁室旧臣对侯景抱有深刻的仇恨。这也是侯景为何肆其残虐的一个原因。

侯景以仪同三司萧邕为南徐州（治所在京口）刺史，并遣将徐相进攻晋陵（今江苏常州），守将据城投降。仪同来亮率兵进攻宣城，被宣城内史杨华设计诱斩。

湘潭侯萧退与北兖州（今江苏淮安市清浦区）刺史萧祇弃城投降东魏，侯景先后派萧弄璋与羊海两将去接管北兖州，不料先是州民据城自保，后是东魏遣军来争夺北兖州城，羊海率本部兵投降东魏，弄得侯景灰头土脸。

叛军大将宋子仙、于子悦各率本部进攻东扬州（今浙江绍兴）、吴郡（今江苏苏州）等地。东扬州刺史萧大连所部最盛时有4万余人，台城陷落后他率兵返回东扬州，州领会稽诸郡都是鱼米之乡，历来十分富有，州民都非常支持萧大连坚守城池。不料萧大连自台城退回后斗志全无，日日沉湎于饮酒作乐，全然不理防务，一概事务都交给东阳（今浙江东阳）人留异管理。宋子仙大军杀到时，东阳豪强留异甘当带路党招引叛军入城，萧大连连夜逃跑，在信安县（今浙江衢州）被活捉。

吴郡太守袁君正曾在台城被围时率军入援，台城沦陷后返回本郡。前来攻城的叛军仅有数百人，之所以如此嚣张，大概还是拜诸路援军消极怠战所赐，叛军对梁军表现出极大的蔑视。袁君正虽有兵力数千，却不敢与之一战，城中豪强陆氏生恐抵抗会招致叛军的屠杀与洗劫，劝说袁君正投降了于子悦。然而这种懦弱的友善并未换取叛军的慈悲，于子悦一入吴郡，便命令军队大肆抢劫，可怜素以富庶著称的三吴地区，也像台城一样被掠夺得处处狼烟，百姓或被杀或被虏为奴隶，处境极其悲惨。各地豪强纷纷立堡与叛军对抗，武力保卫乡土安全。东阳人李瞻起兵反击宋子仙，不幸兵败被俘。侯景用极其残酷的刑罚处死了李瞻，意图用残杀的手段慑服三吴百姓。史云李瞻被拉到建康市上，先被砍断四肢，然后剖腹挖出心肝肠，李瞻至死终无惧色，表现出极高的气节。

叛军的军事行动受到极大阻滞，侯景加派大将任约为南道行台，率重兵镇守姑孰，以镇压三吴的反抗。同时再次大规模免奴隶为平民，想以此激励他们为叛军出死力。为了稍微缓和三吴百姓的敌对情绪，侯景派侯子鉴到吴郡，把纵兵掠夺民间的将军于子悦、张大黑抓回建康杀死。

吴兴（今浙江湖州）太守张嵊与从台城逃来的御史中丞沈浚集兵固守，侯景先派行台刘神茂进攻吴兴，刘部在鳢渎（今地不详）遭到阻击，部众大溃。侯景令侯子鉴率军2万合兵再攻，吴兴守军战斗力毕竟不如质与量均占优的叛军，很快州城被破，张嵊被俘虏到建康处死。[1]

三吴主要州郡虽被叛军攻陷，但吴地豪强的抵抗决心却远远超出侯景的预料。江北广陵前刺史祖皓聚众起义，杀叛军将领董绍先，固守本郡。广陵地近建康的北大门京口，此地发生兵变对叛军威胁最大，侯景立即派部将郭元建进攻，稍后又自己亲率主力会攻，广陵城破，祖皓被擒。侯景为了泄愤，把祖皓绑起来乱箭射死，还把他的尸体车裂示众。广陵城中百姓不论男女老少，悉数半埋到地里，然后叛军纵马践踏，又用弓箭射死，广陵城为之一空。

宋子仙部在围攻吴郡新城太守戴僧易时，吴郡豪强陆缉、戴文举起兵杀侯景委任的伪吴郡太守苏单于，推前淮南太守萧宁为主，部众聚集至万余人。陆缉是群盗出身，习惯了不遵法度，攻下吴郡会稽城后纵兵抢掠，大失民心。不久便被叛军击败，吴郡复又落入叛军手中。文成侯萧宁又站出来，招引万余人武装对抗叛军。可惜临时拼凑出的部队根本不堪一击，很快被宋子仙部叛军击败，萧宁被杀。建康附近州郡，以吴郡对抗最为激烈，遭受叛军屠杀破坏也最严重，但即使如此也未能消去抵抗的决心，可见江南对侯景抵触之深。这是侯景在江南无法立足的根本原因。

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萧大心以本部兵据州反击侯景派来的豫章太守赵威方（逃跑将军赵伯超之子），赵威方被俘，后逃归建康。前合州刺史萧范率本部兵到达枞阳，与萧大心合兵。邵陵王萧纶也率残兵辗转来到江州，此时他是江南辈分最高、身份最贵、年纪最长的宗室王，萧大心把江州刺史让给六叔萧纶，想推萧纶为统帅，整合起江南诸州军队共同抗击叛军。萧纶看出单凭江南数州的弱兵不是叛军的对手，更兼萧大心与萧范各据数万军队已生嫌隙，凭他的实力根本无法调和，江州实不宜久留，他便推辞不受，沿江西上寻求更多的军力支持。

到大宝元年（550年）七月，叛军基本上攻陷三吴大部分地区。在战争持续期间，建康以南州郡受到叛军残酷的掠夺。承平50年的江南士族、民家应对灾难的措施很是缺乏，由于战争延绵，生产基本停滞，粮食供应急剧减少，而且大部分还被叛军抢走作军粮，再加上这一年前后发生灾荒，旱灾、蝗灾交替而作，民间余粮几乎耗尽。饥民纷纷跑到山间野外摘树皮草叶充饥，虽能暂缓一时，但后来连这些东西都被吃尽，饥民大批量饿死。州郡的富户虽家有金银财宝无数，但也买不到粮食，有的人穿着罗绮锦衣，怀里抱着金玉宝贝，饿得鸟面鹄形，气息奄奄，在家里绝望地等死。史云：“江南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又云：“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略尽矣。”这也客观说明了，侯景之乱是一场彻底的破坏性的、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反人类的战争，这种战争，绝不因其力量强大能够取得成功，它终将被最广泛最强大的人民的力量无情碾碎。

二、郢州失陷

大宝元年（550年）七月，任约自姑孰发兵进攻江州，被萧范之子萧嗣率兵击退。但不久后，因为两家军队共处一州，萧范与萧大心争夺地盘起了矛盾。寻阳王起初邀请萧范到江州，是想两藩合兵共拒侯景。但萧范到湓城后却想把江州据为己有，他自恃兵力多于萧大心，便分命诸将各占州县，萧大心原有之地被蚕食得只剩豫章一郡之地。如果仅是这样，两家的关系还不至于太糟糕。原历阳郡守庄铁跑到江州投奔萧大心，孰料两人起了矛盾，萧大心派兵围攻庄铁于豫章，庄铁先前在历阳时与萧嗣关系颇好，萧嗣与其父商议后想趁此机会兼并萧大心，便派大将侯瑱率兵救援庄铁。萧大心的部队被击退，由此两家互生敌意，萧大心下令闭关不与萧范占据的诸州往来，一概粮米物资不准卖给萧范。萧范部下数万之众，一时间粮草告急，饿死甚多，只剩下数千人马。萧范见北有叛军之逼，南有萧大心之拒，气得急火攻心，疽发背而死，其部众拥立萧范之弟萧恬为主，萧嗣困守晋熙郡皖城县城。

任约趁火打劫，率军再次进攻皖城，萧嗣手下人都劝投降，萧嗣毅然决定以残兵与叛军死战，他亲冒矢石上城交战，被流矢射中脖子，仍带箭杀敌，直到叛军暂时退却才拔箭，不料一拔之下立即伤重身亡。皖城随即崩溃，落入叛军之手。任约乘胜进军，逼降湓城（今江西九江）、豫章（今江西南昌）两处，萧范留下的16个儿子悉数被俘虏到石头城坑杀。江州刺史萧大心部众仅剩千余人，无力再战，便与任约议和，他的家人也都被抓回建康，后来与梁简文帝一同被侯景杀死。

侯景部将于庆又率兵攻略新淦（今江西清江县），被当地守军所败。此时从岭南起兵北上的陈霸先已有偏师到达，与新淦守军一同反击叛军。此时侯景已准备自江州西上进攻郢州一带，于庆部叛军旋军固守豫章。

江州沦陷，对中游郢、荆、湘、雍诸州，特别是荆州产生极大威胁。从湓城沿长江西上进攻郢州，水路大约500里，也就是几天的路程，郢州大震。

早在当年正月，萧纶离开江州后到达江夏（今湖北武汉江夏区），刺史萧恪举州让于萧纶，萧纶仍然不受。萧恪便推戴萧纶为承制，承制意即代行天子之命。萧恪是梁武帝第八弟萧伟的儿子，辈分虽然不低，但在宗室中的号召力远非萧纶之比，他看出萧纶志不在一州，又是台城之外排位最高的皇子，推他为承制，显然是想依附萧纶号令外藩诸皇子。萧纶至此不再谦虚，便在郢州开府置官，旁若无人地做起了承制。郢州也是一镇之地，萧恪手中有数千兵力，尊萧纶为承制，郢州原有官属部队并不是很愿意。萧纶所部兵将奴随主贵，对郢州官属很不客气，双方起了不少摩擦。萧恪的咨议参军江仲举建议举兵袭杀萧纶，萧恪倒是深明大义，他说大敌当前，自家兄弟骨肉先杀起来，岂不是自取灭亡。江仲举便背着萧恪联合诸将计议攻杀萧纶，不料密谋泄露，被萧纶先杀之。萧恪弄得颇为尴尬，狼狈地跑去给萧纶道歉，不过好在这两人都还胸怀大局，没有引起更大的冲突。

大宝元年（550年）八月，任约西上进攻郢州，萧纶遣司马蒋思安率5000名士兵袭击任约，出乎意料地击败叛军。但蒋思安没有巩固战果，战胜之后放松警惕，又被叛军打了一个反击，蒋思安退还郢州。萧纶整顿诸军，大修器甲，准备全力与叛军一决雌雄。郢州下辖江夏（州治）、武昌、竟陵、武陵、西阳、巴陵六郡，其州管辖范围虽然不大，但也是中游要冲。

从客观形势上看，郢州与三吴的州郡有明显的区别，它具有皇室最正的法统号召，本州军事、后勤实力都未受什么损失。如果萧纶在郢州立住脚，即使短期内打不胜叛军，但也有据州死守的能力，一旦各地援军望风来救，叛军进不能进，三吴又所在残破，形势必将慢慢向有利于梁军的一面转化。然而，形势又发生了最令人痛心的变化。

变化肇始于荆州。

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生恐萧纶据长兄之势和承制之位，招揽天下人心，势力慢慢壮大起来，便不顾大局地派兵进攻郢州，声言护送萧纶到江陵去，并协助郢州军抗击叛军。萧纶本身实力不如荆州，面对萧绎咄咄逼人的架势他无力与抗，只好率军逃出郢州。荆州方面的大将王僧辩率一万部队进驻郢州，原郢州刺史萧恪被萧绎远远赶到武州（今湖南常德）当刺史，萧绎随即任命儿子萧方诸为郢州刺史，以心腹鲍泉辅佐政事，名士颜之推掌书记，把郢州悉数收入囊中。

对叛军来说，郢州易主反倒不是好事。如果萧纶一直在郢州，以萧绎前此援建康迟迟不进军的表现，荆、郢两家必然互相掣肘，叛军进攻郢州反而容易得手。现在荆州势力扩张过来，江州以西萧绎独大，如果再贸然发动进攻，恐怕会引起荆州军的拼死反扑。

对这一形势，叛军的敏锐性不是很强，任约率部仍在当年九月发起对郢州的进攻，他的部队首先攻至武昌（今湖北鄂州）、西阳（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在湖北黄冈，但据《读史方舆纪要》云在黄冈东南130里，据方位当是湖北蕲春）二郡。武昌郡、西阳郡是郢州江夏郡以东两大沿江要点，是扼守江夏的门户，此时两郡都在西阳太守周炅掌控之下，他趁郢州易主之际保据两州，招引本地豪强固守城池，实力非常强劲。宁州刺史徐文盛率部2万从南方赶来讨伐叛军，湘东王萧绎命徐文盛与周炅合兵一处抵御任约。

逃亡到江北的邵陵王萧纶闻知任约来攻，勒兵南返，驻扎在西阳郡80里处。任约遣部将叱罗子通以200名骑兵奇袭萧纶，以200人便敢攻梁的藩王，叛军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可惜萧纶虽然兵众尚有七八千人，但戒备不严，被叛军区区200人打了个措手不及，萧纶单马逃走。当年十一月，任约率军进据武昌城外的樊山，樊山即今鄂州城西西山风景区，山扼樊口，地势险要。萧绎唯恐郢州有失，增派护军将军尹悦、巴州刺史王珣、定州刺史杜幼安率军至江夏。

周炅长期在西阳驻守，对本地地理情况非常熟悉，他与徐文盛合兵进攻任约，频战皆胜，在贝矶大败任约水军，叛军将领叱罗子通、赵迦罗被阵斩。任约是侯景部下一大悍将，自渡江以来鲜有败绩，樊山一战大败于荆州军，叛军的士气为之大沮。任约败军停于西阳，等待侯景的援军。萧绎亦令江夏王珣诸部东进武昌，与徐文盛合兵以拒叛军。

至此侯景方才明白过来，荆州军的实力并非之前建康城外的各路援军所比，于是暂缓对郢州的攻势，从史料记载来看，他把精力更多用在了整合三吴的占领区，以及建康的政治局面上来。

前东扬州刺史萧大连的中兵参军张彪起兵于若邪山（今浙江绍兴境内），聚众数万，攻掠浙东数县。侯景遣赵伯超、田迁等进讨张彪，大败之。赵伯超的侄子赵棱也在张彪军中，设计要杀掉张彪投降叛军，他假装与张彪盟誓，拿一柄小刀划破胸前滴血立誓，张彪也依样刺胸滴血，赵棱趁势抓住刀子刺进张彪胸口，把他扎得重伤倒地，赵棱又疯狂地砍杀张彪头部，张彪登时昏死过去。赵棱出门与张彪的部将说已经杀了首恶，其余人可以跟着他去投降侯景。部将韩武不信，进门去看张彪，张彪虽然伤重却一时未死，他气若游丝地说：“我还没死，快来救我。”因此而侥幸逃得一死。赵棱后被诛杀，但张彪的义军元气大伤，不敢与叛军抗衡，又散入若邪山中。

侯景派猛将宋子仙率军2万西上与任约合军，但仍然打不过武昌郡。侯景便出屯晋熙，顺道攻下宣城，逼降宣城守将杨白华。先前单马应召入台城的南康王萧会理，见叛军主力尽出，台城空虚，便密谋联合柳敬礼（柳仲礼之弟）、北兖州司马成钦，召集姑孰的3000名旧部，控制台城。不料谋事不密，被侯景的谋主王伟获知，萧会理、柳敬礼等人被逮捕，不久皆死狱中。萧贲是临川王萧宏的孙子、乐山侯萧正表的儿子，萧宏懦弱无能，数次北伐都因个人懦弱败坏大局；萧正表则拒不救援台城，后投降东魏；萧正表的哥哥萧正德更是臭名昭著，萧贲又是这样一个认贼作父的无耻之徒，一门祖孙三代出了这么多败类，这在皇室诸枝属中也是少见。

大宝元年（550年）十二月，侯景让简文帝萧纲晋封诸子为王，又大封叛军将领为朝中重臣。无耻的萧贲也被封为竟陵王。

大宝二年（551年）闰三月，任约顶不住徐文盛的进攻，屡屡向侯景告急，侯景便自率主力从建康出发。简文帝太子萧大器也被侯景随军带走，以为人质要挟简文帝不要轻举妄动。

侯景占领三吴地区后，通过长期持续残酷的掠夺，积累起可观的军事物资，叛军的水军规模也相应地从小到大，成为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据《南史》《梁书》诸书记载，叛军水师自石头城出发，队伍蜿蜒至新林，规模之盛，为江左诸朝所未有。

侯景主力实有2万余人，号称20万，进至西阳郡后夹长江筑垒，与徐文盛大军对峙。两军甫一相接立即展开大战，徐文盛挟破任约之威，以水师大破叛军，射中叛军将军厍狄式和，厍狄式和应弦落水而死。侯景奔还陆营。

叛军两攻武昌而不克，已经反映出梁军的一些真相。建康攻围战时，梁军举天下精兵将近20万，名臣猛将悉数到场，即使战斗力有所不及，但叛军里迫于坚城，外逼于援军，形势之差不复待言，梁军依然战败，这绝不是战斗力的原因。此时荆州以一州之力与叛军决死，两战皆摧其锋，可见梁朝的潜力依然还在，还没有到一触即溃的地步。

荆州军经过西阳之胜士气暴涨，诸将纷纷建议乘侯景水军新败继续追击，但徐文盛在关键时刻却犹豫不决起来。原来徐文盛的家属先前都在建康，他怕把侯景打急了，家小都被侯景杀掉，正所谓投鼠忌器，不敢妄动。

侯景虽败，对战争的敏锐嗅觉却丝毫未减。他一见梁军按兵不动，马上反应过来其中缘由。他命人把徐的家属从建康带来，并全数放归武昌。徐文盛大喜，对侯景感恩戴德，更加不愿发兵进攻。

摆在侯景面前的是个进退不得的难题：进，荆州军死死卡住长江水道，大军根本无法通行；退，立即会引发荆州军的追击。那么就一直耗死在西阳，等粮草告竭部队一哄而散？侯景不是坐以待毙的人，他想到了一个危险的招数，直取江夏。

郢州首府江夏此时守备非常虚弱，荆州军的主力一部分集中在荆、郢交界处，即王僧辩所统之军，一部分前压到武昌，即徐文盛、王珣诸部。郢州刺史萧方诸坐镇江夏城，其人年方15岁，是萧绎最宠爱的儿子。此子虽然颇有些文学方面的名声，但毕竟稚气未脱，根本没法胜任刺史的重任，一应政务都委托长史鲍泉。鲍泉是个文士出身，长得身体高大，一部茂盛的胡子，看起来非常有气势。不过他的性格和外形不成正比，非常懦弱，丝毫不敢得罪上级，政务上的事只要萧方诸稍有异议他就不敢坚持己见。萧方诸经常让鲍泉趴地上当马，骑在背上呼来喝去，还拿笔在他背上写上鲍的名字。两人自恃江夏城前有徐文盛大军屏卫，丝毫不把战守之事放在心上，经常饮酒作乐，州郡官员乐得自在，州里州外军政大事一派凌乱。

侯景打听到这个情况，便决意突袭江夏。江夏的形势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萧绎之所以命令王珣诸将把所有兵力都压到武昌、西阳一线，就是认为叛军绝对突破不了武昌的江防。侯景眼见大部队过不去，便决定孤注一掷。他派出两员最能战的大将宋子仙、任约，只率400名骑兵，悄悄越过武昌直取江夏城。

这400名骑兵在暮色中出发，人不下马，不生火做饭，狂奔一天，一无阻碍地到达江夏城外。此时萧方诸正和鲍泉喝完酒玩乐，萧坐在鲍的大肚子上，用五彩丝线给鲍泉辫胡子。城内军民都知道徐文盛大军在东死死挡住了侯景，因此都有恃无恐，城门到了黄昏还大开着，城外也没有派斥候。直到叛军骑兵迫近城池，城上巡逻的士兵远远望见有兵，才慌忙向萧方诸报告有敌情。鲍泉斥责说徐文盛又没败，怎会有敌军过来，这大概是王珣的兵回来了。过了一会儿城上守军来报告的越来越多，萧方诸这才慌了神，赶紧下令要关城门，可惜为时已晚，宋子仙、任约已经杀进城中，犹如天降恶魔一般一路杀进萧方诸的官衙。萧方诸、鲍泉都被生俘。

这场奇袭出乎所有人意料，给武昌诸军带来毁灭性打击。侯景立即整军，趁江南上刮起东南风，乘船沿江面中心强行通过，徐文盛诸军不知虚实，军心大乱，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叛军得以顺利抵达江夏。徐文盛和上甲侯萧韶弃军间道逃回江陵，王珣等家在江夏的将领茫然不知所措，在叛军的威胁下弃甲投降。

三、巴陵血战

叛军攻破郢州，下一个目标就是梁朝地方兵力最强盛的大州——荆州。萧绎此前令王僧辩统领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龛、宜州刺史王琳（先前投降叛军的将军王珣是其兄）、郴州刺史裴之横（本隶鄱阳王萧范，萧范父子死后西上投萧绎）诸将，倾其主力东下与叛军决战。王僧辩大军刚行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便得知江夏陷落，王僧辩立即停军不进，在巴陵据城固守。

《南史·侯景传》记载了一段有意思的细节，说萧绎与诸将分析叛军下一步的动向，大概有三种可能，一种是水陆两路分击合进，直取江陵，那么江陵就危险了，这是上策；一种是据守郢州，继续积蓄力量，不急于西上进攻，而是南下攻略湘州诸郡，那么荆州也不好对付，这是中策；一种是硬攻巴陵与王僧辩大军决战，巴陵地形易守难攻，又有主力大军在彼，叛军的锐气将会尽数消耗于巴陵坚城之下，这是下下之策。

岳阳洞庭湖风光

此段神文被收入《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嘲讽说，以萧绎的本事，哪能料敌如此精准？胡三省的质疑有一定道理。《南史》这段记载在《梁书》元帝、王僧辩、侯景诸纪传均无，可能是作者李延寿采《太清纪》所补。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李延寿专以博采见长，正史所有文辞必删汰之，事迹必概括之，以归简净。而于正史所无者，凡琐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迹，无不补缀入卷。”《太清纪》系梁上甲侯萧韶（即从武昌逃回江陵的那位）所撰，由于他后来被萧绎封为长沙王，故而该纪中关于萧绎的奉承话多而不实。上述这段神文很可能是萧韶根据后来战事的进展，给萧绎写的粉饰之词。

事实上从客观史实看萧绎绝没有这么从容自信，他的智商也绝没有多高。萧绎惧怕侯景大军压境，想求救于西魏，并令梁、秦二州刺史萧循（鄱阳王萧范之弟）以本州降魏作为条件。萧绎曾在太清三年（549年）四月接受过上甲侯萧韶从建康带来的一道梁武帝密诏，任命他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这道密诏不辨真假，但萧绎顺水推舟立即接受了命令。从法理上讲，他有权命令州刺史。但萧循所在的梁、秦二州（所辖区域都在汉中）传统上是益州的势力范围，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一贯与萧绎不和，萧循拒不接受降魏的命令。这道愚蠢的命令既给了西魏南侵的口实，也进一步加深了荆州与益州的矛盾，对缓解形势没有起到半分作用。

大宝二年（551年）四月，侯景闻知王僧辩大军屯于巴陵，便尽发主力西上进攻，大将宋子仙率1万人直指巴陵，侯景自率主力水陆并行进攻巴陵，任约率一部偏师沿陆路向江陵方向进攻，只留丁和以5000名士兵守江夏，丁和就是侯景派来最早向武帝递降书的那位。郢州至巴陵沿江的城戍不敢抵抗，纷纷望风投降。叛军兵锋直抵巴陵城下。

巴陵城在洞庭湖之北80里附近，是荆江、沅江、湘江三江合口入长江之处，水势浩大，江湖重险，历来是荆湘之间的要害之处。魏晋以来，江东之兵与荆州之兵作战，大体都在此决战。东晋桓玄自江州率军西上进攻荆州的殷仲堪，与侯景一样，也是自夏口出发沿江先打巴陵。刘宋时宋文帝刘义隆讨伐荆州刺史谢晦，大军交战亦在巴陵。盖因其地扼住长江主要航道，任东来西往之军，都不敢越此而过。

宋子仙先锋骑兵到达城下，探查巴陵城守的虚实。王僧辩命诸军用心戒备，一副内紧外松的样子，叛军在城下大呼：“城中守将是谁？”城上答曰：“是王领军。”王僧辩官授领军将军，故有此称谓。叛军又说：“何不早降！”王僧辩亲自上城调戏叛军：“你们想打江陵只管去，我这个小小的巴陵城不会碍着你们什么。我家老小百口都在湘东王那里当人质，我哪敢随随便便投降你们。”

叛军在江南已经习惯了逮谁灭谁的节奏，对巴陵区区小城自然没放在眼里，二话不说便支开架子围攻。围攻的路数和攻建康台城没有什么区别，仍旧是四面一齐攻城。

古代大船

作为荆州军中头号大将，王僧辩这时展示出定海神针般的功能。叛军到达之前，他便令城外公私船只都沉于城外江中，堵塞敌军乘水师迫城的通道。叛军水师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和实战锻炼，已经不亚于江南本地水军。虽然荆州水军在水战方面很有信心，并无太大必要搞这种招数，可随着战斗展开，这一招看似没必要的闲棋却发挥了巨大作用。巴陵城外水道纵横，江面开阔，如果任由叛军水军来去，攻城兵力可直接经水路投送到城墙下，节省出来的人力将直接倾斜到巴陵守军的头上。而现在，陆路替城中大兵们消耗了相当一部分叛军的体力。

叛军四面肉薄攻城，王僧辩惩于台城攻防战时梁军死气沉沉的教训，令守军擂鼓呐喊自壮声势，煽惑得城中士气大振。城上滚木檑石雨点一样砸下来，叛军远道来攻，没有带够攻城器械，士兵伤亡甚多，于是只好暂时撤退。侯景命人把王珣押到城下，让他劝降弟弟王琳。王琳在城上说：“兄长你不能为国尽忠，还有何脸面来劝我投降。”说罢引弓射之，王珣羞愧而退。

王僧辩乘士气正盛，派轻兵出城挑战，侯景亲自到城下指挥战斗。王僧辩则佩戴绶带，坐着乘舆，带上全副鼓吹仪仗，大大摇大摆地在城头上巡视，一副混不在乎的样子。这股十足的大将派头极大激发了守军的士气，连侯景这种久经沙场的老狐狸都佩服王僧辩的手段确实高明，不知他有没有后悔当时在台城接见王僧辩时没杀了他。

叛军悉力围攻巴陵，王僧辩守城行有余力，不时派兵出城挑战，双方各有胜负。这场苦战持续到大宝二年（551年）五月，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叛军粮草枯竭，难以支持，而且随着暑热来临，瘟疫开始流行起来，叛军减员日渐严重。城中形势也好不到哪去，王僧辩勇则勇矣，军队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经过长达一个月的高强度战斗，守军精神意志和体力也快到极限。这种关键时刻，谁能撑得更久，胜利的天平就倒向谁。

萧绎唯恐王僧辩有失，派晋州刺史萧正惠率军援王僧辩。荆州作为南朝数百年来最强方镇之一，地大兵强财帛丰厚的威力此时方才体现出来。萧绎经营荆州25年（梁普通七年授荆州刺史），号令统一，秩序稳定，人力物力财力积累得相当可观。以侯景百战百胜之兵，举全吴之财力，在巴陵城打到现在已濒临崩溃，而荆州在郢州大军遭到重创、主力苦战于巴陵之余，尚能派出援军，叛军这仗真是没办法打下去了，相信此时侯景的内心是崩溃的。

萧正惠自信他的两把刷子不够叛军吃的，推荐萧绎派大将胡僧祐带兵。胡僧祐此前在平定西沮（其地不详）蛮人叛乱时，拒不接受萧绎杀尽蛮人首领的命令，因而被生性嫉刻的萧绎投入狱中。胡僧祐是荆州军中威名仅次于王僧辩的大将，其声望和地位无疑是最适合领军的。萧绎权衡利弊，把胡从狱中放出来重新任为大将。行前萧绎反复告诫胡僧祐，中途如果遇到叛军，叛军要水战的话就攻而克之，如果要步战，就避而不战，直奔巴陵。这番话是针对叛军水军弱而步军强的特点而说，确有一定道理。

任约此前被分派率偏师攻江陵，据后来情况看，任约所部并没有迅速进攻，可能只是部署在巴陵以北，摆出攻江陵的架势，实际意图可能只是威慑江陵不敢轻举妄动。荆州援军出发后，侯景命任约率5000名精兵阻击。

胡僧祐率军行至芊口（在今湖北华容），双方遭遇。胡僧祐严格执行了萧绎的命令，他避开叛军兵锋，率军沿水路急进。任约则掉头紧紧咬住胡部，一直追到赤沙湖边的赤沙亭（在今湖北南县）。现在的南县是长江泥沙冲出来的平地，但当年还是一片浩渺的湖区，赤沙亭三面临水，水面开阔，是水军作战的极佳阵地。此时信州刺史陆法和率本部援军也到达赤沙亭，胡僧祐于是决定在此决战。胡、陆两部兵力仅2000余人，但久在江陵养精蓄锐，况且水战正是其所擅长，部队士气非常旺盛。

大宝二年（551年）六月甲辰，胡僧祐指挥部队在赤沙湖水面上展开阵形，以大舰攻任约。陆法和先前隐居在江陵，像苦修僧人一样在山间居住。每当天下有大事发生，他就神神秘秘地出来预言，由于他观察形势比较准确，所作预言很多都应验，当地人几乎把他当作神仙一样。巴陵战前他主动从深山老林里钻出来找萧绎请战，得到允许后纠集800多名洞蛮子弟赶赴前线。大战在即，陆法和故作镇定，带了一只轻舟顺流而下到叛军阵前观察情况，船一直行到任约军前一里才返回。或许是陆法和观察到任约军阵的弱点，回来之后，胡僧祐把攻击阵形稍作改变，大舰前先派出火船，放过去要烧叛军的船只，不料东南风大作，火船到不了敌阵，反而把自己烧了。火攻不成便展开硬攻，两军交战具体经过不详，叛军当场被击溃，士兵们争相逃命，很多都掉水里淹死，任约逃得不知去向。陆法和又站出来神神秘秘地说：“明日午时就抓住他了。”到了第二天午时，任约仍旧不见踪影，陆法和胸有成竹地说：“先前我在赤沙湖中的沙洲上建了一座寺庙，这是我留下的标志物，找到这个，就找到任约了。”

陆法和这番鬼话固然是胡说八道的，他常年在江陵隐居，哪里会闲得没事跑到距江陵数百里远的地方建一座庙。但仔细一琢磨，其实是根据当时的特点做出的合理推断。六月是长江流域的丰水期，赤沙湖水位上涨，许多沙洲以及沙洲上的建筑物都淹入水平面以下。赤沙湖附近水面极广，任约在水上战败，来不及跑回陆地，极有可能藏在水中。军士们四下到湖面寻找，果然发现一座寺庙，任约就抱着寺庙的梁柱藏在水下，只露出鼻子呼吸，于是当场擒获任约。

任约战败的消息传到巴陵时，叛军主力还在拼尽全力进攻，侯景命令纵火烧巴陵的城栅，结果因为风向不对没起作用。正在筋疲力尽之际，又听到这个消息，叛军的心理防线一下子崩溃了。侯景如丧肝胆，当夜烧营而退。分别留丁和、宋子仙守郢州，支化仁守鲁山镇（今湖北武汉之北），范希荣守江州，任延和、夏侯威生守晋熙郡，自率残兵数千东返建康。不料屋漏偏逢连夜雨，豫州刺史荀朗从濡须口入长江截击侯景，大破叛军后军，船只前后不能相顾。太子萧大器的座船一时脱离了叛军的控制，他的部属都劝萧大器借这个机会逃到北方。萧大器倒是颇有气节，他虽知回到建康肯定早晚逃脱不了侯景的魔掌，但顾念父亲简文帝还在台城，因而拒绝属下的建议，执意返回台城。

王僧辩指挥大军追击侯景，宋子仙被委以扼守郢州的重任，但当大败之余斗志尽失，叛军连失鲁山、江夏两城。宋子仙退据金城，遣使告诉王僧辩，愿意献出郢州全境，条件是允许叛军各部安全撤走。自来讲条件只有双方地位对等时才有意义，叛军大败之余哪里有什么资格谈条件。王僧辩假装答应宋子仙的条件，还送给叛军100艘船以示诚意。叛军果然放松了警惕，王僧辩速遣勇将杜龛率精悍之兵1000余人突然攻城，水军将领宋遥率众逼城，宋子仙无法抵挡，弃城而走，逃到白杨浦残军被彻底歼灭，宋子仙、丁和都被生擒。至此郢州全境的叛军全部肃清。

任约、宋子仙、丁和三将都被送到江陵，萧绎赦免任约并用之为将军，宋子仙、丁和都被杀死。特别是丁和，由于侯景之乱就是从丁和到建康请降开始，为了发泄江南百姓的怨气，萧绎命人用铁钉钉丁和之舌，然后碎剐处死。

巴陵之战是梁朝平定侯景之乱的一个转折点，侯景丧失两员首将，被歼灭数万精兵，百战百胜的神话也被梁军一鼓戳破。然而这样的转折来得太晚，江南旧有的贵族几乎被侯景扫荡一空，三吴膏腴之地被祸害得千里白骨，从统治机器到经济基础，从国防形势到外交局面，几乎全被侯景这个破坏狂魔打得百孔千疮。萧梁皇室面对的是一副残破的江山，以及外有强敌窥伺、内有强藩崛起的危险形势。对于萧梁王朝当下声望最隆、实力最强的湘东王萧绎来说，侯景似乎已经不是问题，叛军的丧钟在巴陵战后已然敲响。

然而萧绎将何去何从，他对接下来的形势是否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这个丧钟，究竟是为谁而鸣？

注解：

[1]　参考地图11《侯景叛军江南攻守形势图》。

第十六章

建康之战——新秩序的建立

《大学》有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公元梁承圣元年（552年）是一个处处透着新气象的年份。然而这个新，居然是从为祸江南数年的大魔头侯景身上开始的。四月的某一天，建康城中百姓家家户户都开始流传一个消息，侯景死了，反贼们也都被一举歼灭。这个消息让饱受4年折磨的士民们欣喜万分，他们纷纷走向御街打听情况。侯景的尸体果真已经运来放在市中，占领江陵的江南军神王僧辩下令，侯景尸体任由建康百姓处置。人们纷纷争抢着割掉侯景的肉拿回家吃掉，以解心中不共戴天之仇恨。

一、新皇帝的山寨闹剧

大宝二年（551年）六月巴陵大败后，侯景逃回建康，他此时方才认识到，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以往所向无敌、攻无不克的势头大概永远也回不来了，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普天之下，北方、南方，无一地不在举兵讨伐他；高氏、宇文氏、萧氏，莫不想食其肉而寝其皮。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于是乎，他选择了称帝。

王伟给侯景出主意，自来大臣篡位必须先行废立之事，目前来说应当把萧纲废掉，才能积累起威望。意气沮丧的侯景同意了。

八月戊午，侯景命伪卫尉彭隽、厢公王僧贵入宫，将萧纲幽闭到永福省，然后矫诏宣布禅位于豫章王萧栋。萧栋是昭明太子萧统的孙子，是所谓的武帝正嫡，立他的意思是纠正武帝当年立长不立嫡的错误。萧纲写退位诏书时也写到这一层，他写道：“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这无异于在他死前先狠狠地扇一耳光，辱人至此，连一旁监视萧纲的叛军将领都不禁动容。

此后萧纲一直被囚禁在永福省中，内外侍从人员悉数被撤，叛军以突骑严密看守。44天后，侯景的谋主王伟带人来给萧纲敬酒，称是上寿。萧纲知道大限将至，也不推辞，与王伟一场欢饮。王伟等萧纲醉后用土囊（指装了土的袋子）压到他身上，把萧纲活活压死，然后以门板抬尸，草草埋于城北酒库中。萧纲在建康的儿子萧大器（太子）、萧大心（原江州刺史，弃城投降的那位）、萧大钧、萧大球等20余人悉数被杀，在吴郡等地任职的萧大临等4人也全都被杀，萧纲一系子孙全军覆没。

平心而论，萧纲早有文名，在雍州任职期间也没有什么过错，虽然为政水平并不十分高明，但总算是个中规中矩的人，在朝野的声望还不错。他被幽禁在永福省时在门板墙壁上写了不少诗文，自己作序说：“有梁正士兰陵萧世赞（萧纲字世赞），立身行道，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他对自己的评价，基本与当时世人看法是一致的。侯景废掉萧纲引起了一些叛军臣僚的担忧和不满。王伟在永福省看到萧纲所写之文，实在感到理亏，便命人全部刮掉。伪太尉郭元建则直接劝谏侯景不要废掉这样一个没有恶名的皇帝，恐怕会丧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资本。侯景于政治本没多少经验，便想复废萧栋重尊萧纲。好在王伟极力劝阻，这种儿戏式的废立才没有重演。侯景把故太子萧大器的妃子赐给郭元建做妾，郭元建不忍看宗室妻妾落到如此下场，拒不与之相见，可谓贼中少有的正人君子。

十一月，建康城中再度上演禅让的闹剧，萧栋下诏退位，侯景正式登极，改国号为汉，建元为太始，并大赦天下。数万叛军贼党吹唇呼喊着庆贺。王伟遵照皇家的礼制，为侯景立七庙（七庙指四亲、二祧和始祖，四亲是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二祧是高祖的祖父和父亲，也就是六代祖先，始祖是本姓的开创人物）。侯景本是北地粗鄙无文之人，哪里知道有这讲究，他只记得父亲名叫侯标，祖父的名字浑不记得，幸好叛军中有故老知道其祖父名叫乙羽周，才避免一场尴尬。但祖父以上的名讳却是谁也不知道了，王伟便一顿胡编乱造，追遵东汉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侯霸为侯景始祖，奉晋名臣侯瑾为七世祖，勉强把七庙给凑了起来。

侯景起初起事叛乱，与其部将臣僚不讲究什么礼仪，来往相见都很随便。当了皇帝之后，王伟处处要求他按照皇帝的礼仪来待人接物，不准他随便出宫去走马射箭，不准他与臣下大呼小叫作乐。侯景野性惯了，被拘束在宫中常常怏怏不乐。

侯景的伪汉国是有别于人类所有政权的一种全新的政权模式，它没有政治口号，没有民众基础，没有经济基础，没有外交，没有纲纪，没有礼仪制度。总之，这是一个最不像王朝的王朝，它就像一个三头六臂的怪胎，从头到脚都散发着浓浓的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恶臭，它的肢体是除了破坏别的什么也不会干的魔鬼之手，它的存在似乎是上天为了荡涤江南的社会乱象而单独安排出来的。

幸亏，它活的时间不够长。

二、南朝新的希望之军

时间慢慢来到承圣元年（552年）的春天，跌落至谷底的南朝终于开始出现新的希望。

侯景称帝并未挽回多少人心，叛军内部在巴陵、郢州相继大败后已经开始人心惶惶。被晋升为司空的刘神茂率军在东阳讨伐张彪义军，早在大宝二年（551年）巴陵战败时便心下惴惴，萌生反叛侯景的打算。吴中士大夫和他手下部将都劝他起兵倒戈，刘神茂听从这一建议，他令部将元頵、李占据守建德江口，反过头来与叛军对垒。侯景非常恼火，派谢答仁、李庆绪引兵进攻刘神茂，在大宝二年（551年）十二月击破元頵、李占，二将被送到建康，以砍断手足的酷刑折磨至死。次年三月，叛军又击破刘神茂部，刘神茂被生俘。当初侯景800名残兵渡淮河，正是在刘神茂的指引下拿下重镇寿阳，从而开启江南大乱这场超级人间惨祸，这个罪有应得的反复小人终于得到报应。侯景亲自下令用大剉刀处死刘神茂，这种刀疑似大号铡刀，刘神茂像一根火腿肠一样被一截一截斩断，用他肮脏的血给自己写完人生最后一笔。

杀一个小人刘神茂对三吴百姓并没有什么震慑力，侯景曾对诸将说，但凡破城，就把当地军民杀个干净，是以叛军所到之处，制造了很多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吴士民因此对叛军深恶痛绝，都是面服而心不服，只要叛军力量稍稍减弱，便有当地豪强率百姓起而反抗。

新安郡豪强程灵洗起兵占据黟、歙二县，一度攻破新安郡治始新县（今浙江淳安县西北），新吴（今江西奉新）豪强余孝顷的武装反抗已持续一年之久，叛军与这两股豪强势力作战，迄未取得什么进展。

更令侯景闹心的还在后头。江陵方面的讨伐军5万余人在王僧辩统领下已进军至湓城，由于后援还未跟进，目前暂时停军于寻阳。来自岭南广州的另一股可怕的军队——陈霸先所部3万余人，也击破重重阻碍，率军进至豫章。陈霸先分其粮米30万石与王僧辩，两将在湓城白茅湾会盟。陈王两军合兵8万余人，兵力虽不及当年柳仲礼领衔的15万多勤王军，但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统军大将也都是梁末最负盛名的人物。更可怕的是，两支军队都归江陵调遣，这对惯以各个击破战术打击梁军的侯景来说，无异于噩梦。

陈霸先本是江南吴兴人，早年一直在广州任职，在太清元年（547年）左右已隐然成为岭南最强的实力派。湘东王萧绎此前授陈霸先为江州刺史，此时为加强对陈的掌控，改任其为东扬州刺史、领会稽太守，而以王僧辩为江州刺史。东扬州此时尚在叛军掌握之中，这一任命真实意图是要收回陈霸先对江州的控制权。王僧辩则一跃成为江州地区两大平叛部队的统帅，并统管江州一带军政大权。先前寻阳王萧大心的部将侯瑱以豫章降于侯景，此时迫于形势，又举州归降王僧辩。为了加强军力，湘东王萧绎又任命中书侍郎、寻阳太守韦载（梁名将韦睿之孙）为假节、都督太原（今江西彭泽）、高唐（今安徽宿松）、新蔡（今湖北黄梅）三郡诸军事，宣谕新蔡豪强鲁悉达、樊俊等各率部曲接受王僧辩的节制。鲁、樊二姓豪强部曲遂于州境迎接王僧辩大军，并献上不少粮秣物资。鲁悉达、广达兄弟势力在晋熙、新蔡等五郡势力极大，部曲盛壮，而且广积粮米，救济周围郡县因灾流离的百姓，甚得众心。王僧辩得鲁氏豪强相助，高兴地对鲁广达说：“鲁晋州亦是王师东道主人。”

承圣元年（552年）二月，王僧辩指挥诸军沿江进讨，遣侯瑱为先锋在前，一路连克南陵（今安徽南陵）、鹊头（今安徽铜陵）二城。王僧辩大军继进于大雷戍（今安徽望江），稍事休整后进至鹊头。叛军大将侯子鉴自合肥还救江南郡县，闻知王僧辩军势如破竹，不敢与之对抗，便引军退回淮南郡（今安徽当涂）。

王僧辩大军进至芜湖，叛军芜湖守将张黑弃城而逃。侯景大惧，装模作样地下诏赦湘东王萧绎和王僧辩之罪。这道诏令从法理上来说是伪汉国的命令，对汉国统治区域或许存在一定意义，但汉国并未得到原梁朝所有州郡的同意，也就是说对梁朝任命的官员没有什么效力。因此这道荒唐的命令连汉国这个山寨国家的官员们都觉得可笑。

赦罪令下达后，侯景命将军史安和率2000人到姑孰增援侯子鉴，并严令侯子鉴不得以水军接战，而以陆战待之。侯子鉴便收舰船入浦，结营于江岸上。王僧辩不知叛军虚实，大军停驻于芜湖一连10余日。侯景因之对王僧辩的意图产生了严重的误判，以为他不敢硬碰硬地进攻，便命令侯子鉴以水师进攻芜湖，企图一战歼灭荆州军的主力。叛军这种一厢情愿式的猜想最终加速了败亡，王僧辩抓住时机，迅速挥师进占姑孰南洲。关于王僧辩在芜湖、姑孰一线进军的时间，《资治通鉴》云王僧辩于二月癸酉至于芜湖，三月己巳朔（初一）侯景决定自率大军援姑孰，三月丁丑（初九）王僧辩进至姑孰。二月癸酉到三月己巳长达56天，时间记录肯定有误。

侯子鉴见王僧辩水师已入南洲，便指挥部队都乘坐鸼鳙船下河进攻。据《梁书·王僧辩传》描述，这种船是吴越地区常见的船只，船两侧各有80条棹，在水中行进非常快捷。叛军捉来当地水手驾驶，自恃可与江南本地水师一战，气焰非常嚣张。王僧辩令大船夹岸停泊暂避其锋，只以小船当面退却，引诱叛军来攻。等到叛军全都进入江心，大船全都驶出包抄叛军后路，两军搅成一团在江心大战。叛军将领毕竟以北人居多，如果是陆上被合围，可能还不觉得怎样，到了江心之上不免慌了神，何况王僧辩大军数倍于叛军。叛军在江心被击溃，士兵纷纷落水而死，伤亡达数千，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侯子鉴狼狈地收合残兵逃入东府城。

侯子鉴所部是叛军最后的骨干战斗力量，这一场仗伤亡如此惨重，基本上宣告了叛军败局已定。侯景在台城得知，吓得以被衾蒙面，瘫倒在床上，半天没说出一句话，过了许久，他才丧魂落魄地说：“误杀乃公！”

王僧辩大军进迫秦淮河外的张公洲（《陈书·高祖本纪》谓进至蔡洲，按《读史方舆纪要》云，张公洲是蔡洲中一个小渚），大军如黑云四合，杀气直透台城。3年前，柳仲礼率诸部勤王军也是停驻在此，但彼时诸军互不服气，人数虽多却是一盘散沙。如今梁军号令严明，将勇兵精，斗志旺盛；而叛军却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形势逆转，可见天道终不容邪物。侯景登上石头城观望王僧辩、陈霸先两军，看见王、陈两军阵容严整，不由灰心丧气，哀叹道：“这么多人，怎么打得过。”[1]

面对绝境侯景仍不死心，他分派卢晖略守石头城，纥奚斤守捍国城，命诸军在秦淮河口沉下许多大船，以堵塞水路，并且在秦淮河沿岸大规模筑起城栅，防范王僧辩进攻。为防士气低落导致部队崩溃，侯景把将官的家属全都迁入台城作为人质，可见叛军内部凝聚力之弱。

陈霸先与王僧辩商议认为，当年柳仲礼诸军屯驻秦淮南岸导致劳而无功，虽有各部援军不相统属的原因，但地势不利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叛军登北岸诸山，地势低下的南岸情况尽收眼中，现在绝不能再蹈柳仲礼的覆辙。于是陈霸先率本部绕过秦淮河口，自石头城西北进军，一路接连筑起城栅，向东威胁台城。侯景生恐梁军掐断石头城与台城的联系，便针锋相对地在石头城东北方向也筑起城栅。王僧辩本部兵也相继进到石头城北，企图以此为突破口攻进台城。侯景尽集主力1万余人，在石头城与梁军相对。孤注一掷的侯景感到前景无望，凶残的本性暴露出来，他让人杀掉此前在郢州俘虏的萧方诸和杜幼安，还命人掘开王僧辩父亲王神念的坟墓，剖棺焚尸，以泄胸中之恨。

三月丁亥，最后的决战终于到来。陈霸先与王僧辩分析形势，认为梁军众而叛军寡，应当把诸部军马分调开，从各个方向牵制叛军，令其处处受敌。于是梁军各部分开，荆州军杜龛、王琳所部精锐骑兵各攻一个方向，陈霸先分命将军徐度领2000名弩兵横截叛军之后，只留中坚部队当面列阵。侯景指挥叛军集中力量进攻梁军王僧志所部，王僧志稍有退却。徐度率弩兵自阵后射击叛军，侯景处处受牵制，正面进攻又迟迟没能取得突破，在徐度弩兵的袭扰之下被迫引军退走。陈霸先与杜龛、王琳引铁骑追击，石头城守将卢晖略吓破了胆，开北门投降。侯景复引百余悍勇骑兵，弃槊执刀猛攻陈霸先，这是侯景当年用来大破慕容绍宗的战法，曾经在涡阳倚之取得大胜，但此时大败之余，这种垂死挣扎的打法已经没什么用了。叛军攻阵没有奏效，当场崩盘，纷纷溃散。

三、侯景之死

石头城之战梁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叛军主力悉数被歼，侯景的末日已然清晰可见。承圣元年（552年）三月十九日，侯景逃到建康城外，凝视这座自己辛苦打下的城池，内心充满了绝望。台城现在已成死地，他不敢进城，绕城要走，王伟拉着他的马头说：“自古哪有叛天子？”侯景气急败坏地对王伟说：“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我当复一决耳。”稍后，他用皮囊盛着两个在江南生的儿子，带着数百亲信骑兵弃城奔朱方，意欲投奔谢答仁所部（谢答仁正在江南与张彪义军拒战）。正所谓树倒猢狲散，侯景一逃，王伟、侯子鉴分别弃台城和东府城逃窜，叛军彻底土崩瓦解。

王僧辩大军进入一片混乱的台城，大将侯瑱率兵穷追侯景（侯瑱的妻儿老小当初被收到台城作人质，侯瑱投降王僧辩后，其家属全被侯景所杀，二人仇深似海，故王僧辩遣其追击）。在寒山之战一战成名的逃跑将军赵伯超先前投入侯景帐下，此时摇身一变又成为投降将军，他率本部兵占领钱塘，拒绝侯景入城。侯瑱大军追至，侯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在吴郡收合的数千残兵一哄而散，只剩下3艘战船从松江入海，侯景把两个幼子都扔到海中，命船工急速驶向山东方向。

梁朝名将羊侃的儿子羊鹍也被侯景裹胁而去，羊鹍虽身陷叛军，却一直不忘其父羊侃志灭胡贼的遗志，他趁侯景睡觉时，密令船工掉头向西驶入江口，直奔京口而去。侯景醒来后发现方向不对劲，便问是何缘故，羊鹍骗他说郭元建大军尚在广陵，我们去那里投靠他。侯景转忧为喜，殊不知，他的生命已经随着这船走向了终点。

羊鹍与谢葳蕤（谢答仁之弟）、王元礼密谋杀侯景降梁军，三人执刀去杀侯景，侯景逃入船底，抽出小刀企图凿船透水逃命。羊鹍换了一条马槊，入船刺死侯景。

侯景叛军其他骨干分子，王伟在逃跑途中被抓获；另一名谋主索超世，逃跑途中被羊从所获，被斩于京口；镇守广陵的郭元建，会同从东府逃来的大将侯子鉴，投降北齐（551年高洋已篡东魏）；谢答仁、赵伯超等人降于王僧辩，彭隽等二流人物或杀或废，叛军伪侍中赵思贤奉侯景遗命带着传国玺北逃，途中遇上强盗，失落于草间，后来被郭元建找到，献给北齐文宣帝高洋。

侯景的尸体被人塞上一肚子盐送到台城，王僧辩命人剁掉侯景双手，遣使送给北齐文宣帝，意在炫耀荆州武功；侯景首级被砍掉送到江陵，萧绎下令枭后漆之，在武库中永久保存起来，这个南北朝头号魔头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首级居然和王莽享受同级待遇（王莽死后首级被漆，封存于东汉武库，后来在西晋惠帝元康五年时，因武库失火而焚毁，历经东汉、曹魏和西晋三朝共272年，事见《晋书》卷27《五行志》）；侯景的尸体则如本节开头所说，被建康百姓割食而尽，残骸被烧后扬灰，就连骨灰也被抢不到肉吃的人和水而吞，全身上下一点都没有浪费，也算对江南人民的一点贡献。侯景被扣押在晋阳的家属妻小，起先被东魏渤海王高澄下令处死，妻、子都被剥掉脸皮扔到大铁锅里油炸而死，女儿都被罚没到宫为婢，三岁以下的儿子被阉割。后来北齐文宣帝高洋梦见猕猴坐床，又命令把侯景仅存的几个儿子都扔到大铁锅里煮死。侯景生性残忍好杀，在江南作恶多端，他的亲人落得如此下场，正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

台城失陷后，据名士颜之推（《颜氏家训》的作者）回忆，梁武帝心知侯景他日必定要称帝于建康，他独坐时对近侍说，侯景从他姓名二字来分析，大概是小人百日天子的意思。侯景从大宝二年（551年）十一月十九日僭称天子，到次年（552年）三月十九日弃城而逃，首尾共计120天。

湘东王萧绎甚爱王伟文才，意欲赦免其死罪。作为叛军的二号人物，王伟对江南荼毒之深，实不亚于侯景，萧绎居然为一己之爱而不念其恶，对他的政治形象损坏是巨大的。荆州臣僚有念及于此的，知道正面劝说没什么用，便向萧绎说王伟之前写的一篇檄文作得很漂亮，萧绎便命人拿来看。孰料不看还罢，一看之下气得萧绎火冒三丈，当即下令把王伟的舌头钉到柱子上，然后剖腹剜心，碎剐处死。原来这篇檄文中有一句话说：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萧绎一向极其刻毒，绝不容忍别人讥笑他瞎一只眼，但凡触犯这个忌讳的绝没有好下场。因一言而杀人，如此狭隘的气宇格局，注定了萧绎也不会走远。

至此，历时3年又7个月的侯景之乱终于结束了（548年8月至552年3月）。这场叛乱对南北形势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一，梁朝的国力特别是军力在这场叛乱中受到极大削弱，其军队的三分之一被叛军消灭，担负对北方重要防御任务的淮南江北军队悉数被并入叛军，台城附近的京畿兵力也都摧毁殆尽，以往对北朝保持均势的江淮防线彻底被掏空，直接导致北朝军队深入江北；而随着梁朝中枢系统实质上的毁灭，梁朝各地本就出现离心趋势的藩王军、豪强部曲纷纷各据本州争夺天下，梁朝几大核心州郡出现严重的内讧，使得北朝两个虎视眈眈的敌国抓住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对自益州至扬州广袤的防线上进行重点突破，南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防危机。其二，南朝的政治局面出现质的转变，王谢高门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侯景叛军迥异于江南诸朝的开国阶层，他们出身北国荒蛮之地，对世家大族的概念略尽于无，作为侵略和破坏者的他们，也无须借助士族的政治品牌来维系权威，因之对江南士人的屠杀可以说毫无顾忌，然而如果仅止于此，倒也不能从根本上铲除士族，毕竟王谢等几家高门子弟人数众多，光靠杀是杀不完的。最根本的是叛乱中高门子弟的表现一无是处，完全没有担当起与政治地位相符的责任，他们不仅完全丢掉了晋宋以来的气节，在与叛军的作战中也没有丝毫亮眼之处，反倒是吴郡顾陆朱张甚至是江南洞溪豪强起而代之，担当了稳定地方、讨伐叛军的时代责任，湘东王萧绎给名士周弘正写信叹息说：“京师缙绅，无不附逆，王克已为家臣……”王僧辩到台城后，王克领衔众臣迎接，王僧辩讽刺他说：“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坠。”王克是投降侯景的梁臣，系琅玡王氏人物。江南上自皇室下至平民都看清了传统高门的本质，把他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江南政局是后无论是台面还是实质，都被寒族士人掌控。其三，侯景之乱用极其暴烈的形式快速结束了梁朝的统治，极大考验了对峙中的三国的政治判断力。西魏、北齐两国限于各自决策层的能力，对江南形势做出了深浅不一的判断，西魏看得更远，行动比较务实，趁机夺走襄阳、随郡等大片土地，无疑在国力上走出了坚实的一步。北齐却一再失招，虽暂时取得淮南江北部分土地，但国家关注方向有重要偏差，对梁的力量配比明显弱于西魏，取得的实际利益远远少于西魏，如此一来，北方的对峙形势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消长。

四、南朝新秩序的引领者——萧绎

大宝三年（552年）三月，王僧辩入据台城后，被湘东王萧绎改授扬州刺史之职，坐镇建康。王僧辩请陈霸先镇守京口。这种明显的主客之分，让陈霸先对王僧辩开始有了杀心。历史把王僧辩放到了左右南朝走向的风暴之眼，他却没有意识到危险近在肘腋。

台城光复后，王僧辩所部军队在城内烧杀抢掠，大肆搜刮钱财，还纵火烧毁了皇宫太极殿，影响极其恶劣。对此王僧辩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早就受到湘东王萧绎的暗示：“六门之内，自极兵威。”意思是王僧辩可以在台城为所欲为，包括杀掉简文帝一系子孙。王僧辩不愿落下一个杀君的罪名，便把这个任务推了出去。萧绎改派朱买臣完成这一任务，朱到台城后将废帝萧栋及其两个兄弟全都沉杀于江中。王僧辩虽然没起不义之事，但对部队烧杀抢掠不闻不问，杜龛、王琳等将领在台城多行不法，也从没有人纠治，台城百姓极其失望，反而怀念起侯景在的日子。可叹王僧辩虽然精通行军打仗，政治上的眼光却不长远。台城是江南国运所钟，也是日后梁朝嗣君所必争之处，王僧辩虑不及此，为日后的败亡种下了祸根。

此时梁朝面临的最急切的问题是重构政治秩序。重构秩序，以立新皇帝为关键。简文帝萧纲、废帝萧栋都已去世，梁武帝遗留下的政治法统该由谁继承？从平叛之功及血缘关系来讲，湘东王萧绎既是最大的功臣，又是梁武帝仅存的儿子中最年长的（六子邵陵王萧纶已于上年被西魏擒杀），他来继位是最合理的。但从理论上讲，废帝萧栋虽是叛军所立，但毕竟也是昭明太子正嫡，昭明太子的儿子岳阳王萧察也可以继承皇位。还有远在益州的梁武帝八子萧纪，被擒在北齐的贞阳侯萧渊明，也都或多或少地能与萧绎竞争皇位。

就看谁能夺得先机！

且从最弱的说起。萧察在大宝元年（550年）被萧绎进攻时，因为力不能支选择了投降西魏。西魏宇文泰便封萧察为梁王，在襄阳置官，承制封拜境内官员。彼时梁武帝刚刚去世，简文帝以太子的合法身份继位，萧察的小朝廷充其量只能算西魏的藩国，对梁朝并没有什么约束力。西魏由于国力有限，也不敢支持萧察政权对江南有什么图谋，只是有限地配合萧察打退了来自荆州的进攻。在以后的几年里，萧察始终扮演的是一个软弱的藩王角色，可怜巴巴地在西魏庇护下生存。但萧察因其昭明嫡子的身份，始终保留了对梁朝皇位的争夺权。这个如同肿瘤般的伪政权的存在，始终令萧绎如鲠在喉。

其次是武陵王萧纪。萧纪任益州刺史已17年有余，益州雄厚的财力物力使得萧纪成为萧绎强有力的竞争者。他在侯景之乱中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也没有派出多少部队下建康勤王。他一向与萧绎互不服气，闻知萧绎总戎讨伐侯景，便语带讽刺地说：“七官文士，岂能匡济。”且他的儿子萧圆正在西阳太守任上时聚兵数万，被萧绎所忌，后被剥夺官职并囚禁在江陵，江陵、益州遂成仇敌。武陵王萧纪可谓是侯景之乱平定后最有力的皇位竞争者，然而由于益州地处偏僻，对江南的掌控力略近于零，要争夺天下，萧纪必须踏平荆州，对他来说难度实在不小。

第三是萧绎。侯景之乱他实际上采取的是坐收渔利的策略，等到天下大乱，没有人能制住侯景时，他出来平定祸乱，收取人望。这种策略虽然遭到很多人非议，但毕竟最终平定了叛乱，长江沿线自荆州以东诸州都听从他的号令，隐然已是梁朝新的领袖。萧绎的自信心也空前膨胀，以至于平乱期间群臣3次劝进（大宝二年十月、十一月、承圣元年三年），他都装模作样地拒绝。

如果说只有萧梁内部争权，萧绎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势。但置身于三国对峙，不能忽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太清三年（549年）至承圣元年（552年），东魏北齐遣东南道行台尚书辛术南攻，相继夺占钟离、寿阳、下邳、东海、淮阴、山阳（今江苏淮安）、合肥、义阳诸州郡，后又令大将潘乐领军进攻广陵、历阳，侯景故将郭元建熟悉地理，作为北齐军的先导，攻陷江北诸州郡，占领了江北大部地区，南朝国防线退至长江，天险与北朝共有。但稍后潘、郭进攻秦郡（今江苏六合），被陈霸先、王僧辩击退。江北广陵、历阳二地军民不愿陷于北齐，邀陈霸先来取二城，此事虽未成功，但江北之民随陈霸先南渡长江返回京口的多达数万，可见民心仍系于江南。

西魏同样也对江南虎视眈眈，除了扶植附庸国，西魏丞相宇文泰还发兵攻占随、陆二郡，兵锋逼近荆州，对萧绎的根本重地构成严重威胁。

局势错综复杂，各方的眼光都聚焦在湘东王萧绎身上。

萧绎字世诚，梁武帝第七子，天资聪颖，在梁武帝家世好学的氛围熏陶之下，五六岁便能背诵经典。他年幼时一只眼睛生病，百般治疗却越来越重，梁武帝甚爱此子，便亲自配药治病，结果把萧绎的病眼给治瞎了。这件事成为萧绎终生的遗憾，日后凡是有人提起眼瞎之事他必然大怒。萧绎颇爱读书，喜欢与文士结交，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等有名的文士结为布衣之交。他读书成痴，即使到了晚上睡觉也不停，侍从人员每晚都派5人轮值给他朗读诗书，有时他睡着了侍从偷懒不读，他立刻能醒过来让接着读，侍从多有因为这个受责罚的。萧绎虽有些真才实学，也颇爱惜自己的名声，但见不得别人比他有才、有名，嫉妒心非常强。义兴昭长公主（梁武帝的妹妹、萧绎的亲姑姑）的儿子王铨兄弟八九人都有盛名，萧绎嫉妒得不得了，便把他妃子的父亲王珩改名为王琳（王铨的父亲叫王琳），以示自己高别人一头。这种态度也影响到其他领域，但凡与他有任何利益冲突的人都与之有矛盾。他与几个兄弟的关系都不好，与昭明太子的两个儿子更是势同水火。

这样一个人在形势推动下走上了潮头，可以说是梁朝的不幸。

大凡内难方殷、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一个集团的领袖首先要保证内部团结，即使内部有矛盾，也要从尽量减少内耗的角度考虑，妥善处理好外敌和内部矛盾的关系。但萧绎的为人和所作所为，令梁境内的藩王们都十分寒心，再遇上萧纪这种野心不亚于任何一位皇子的实权人物，难免会激起更大的矛盾。

大宝三年（552年）四月，野心膨胀的萧纪不出意外地在成都称帝，改元天正（与废帝萧栋的年号一样），益州地区继东晋末年谯蜀政权后，再次形成割据局面。这起事件应该早在萧绎算中，荆州方面早在大宝二年（551年）巴陵之战胜利后便派信州刺史陆法和西上峡口，屯兵塞住巴东至荆州的通道。大宝三年（552年）八月，武陵王萧纪不顾西魏已然攻陷汉中、上庸诸州郡，悍然率主力部队浮江东下，进攻湘东王萧绎，企图取而代之，成为总领群雄的首望。愚蠢的萧纪先失于军事，自陷腹背受敌的绝境，再失于政治，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进攻平定侯景之乱的功臣，失败的结局可以说先天已然注定。

正当荆益双方剑拔弩张之时，一个突发事件再度对萧绎带来考验，给本就乱象频生的梁朝再添了把大乱。

注解：

[1]　参考地图12《王僧辩、陈霸先进军路线图》。

第十七章

诸萧之战——丧钟为谁而鸣

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装模作样已久的梁湘东王萧绎终于接受部下的劝进之请，在江陵称帝。这位对皇位渴望非凡的湘东王，还来不及仔细享受皇帝之乐，便要应对四面八方的危险。侯景虽平，形势却比侯景之乱时还要严峻。

一、湘州之叛

就在萧绎称帝前一个月，湘州突然爆发叛乱。此时益州萧纪的部队已经沿长江东下，准备进攻荆州。形势如此危急之下，与荆州近在咫尺的大州突然叛乱，萧绎震惊万分。

这次叛乱的源头还要从王僧辩平定侯景叛乱说起。台城被梁军收复后，湘州刺史王琳自恃姊妹都被湘东王纳为妃子，平叛之战又立了大功，在台城内为所欲为，部下军士犯禁违法从不管制。王僧辩忌惮他的身份地位，也不敢多说什么，只得把情况上报萧绎请求按律杀之。不久后王琳便接到萧绎返回江陵的命令，他率本部兵东返荆州，走到巴陵时留了一手应急之计，他命长史陆纳率部停军不进，自己到江陵见萧绎，约定如果他回不来，陆纳便率军反叛。

王琳出身于兵家，手下招揽了万余兵马，这些人都是江淮间群盗，历来多行不法。王琳为人豪迈大气，倾身折节与部下将士交结，获得的赏赐之物大多散给部下，是以深得将士拥戴，所以他有底气以手下部队作为保全性命的资本。

王琳入江陵后，在晋见萧绎时被当场抓捕，而后投入狱中，随他一同晋见的副将殷晏被杀。萧绎任命儿子萧方略继任湘州刺史，又命廷尉卿黄罗汉、太府卿张载到巴陵陆纳军中宣布命令。陆纳心知王琳必然不免于祸，便按约定拒不受命，把黄罗汉和张载扣押在军中。萧绎闻讯又遣近侍太监陈旼到军中招抚陆纳，陆纳仍不受命，还当着陈旼的面把张载剖开肚子，把肠子拉出来系到马腿上，马跑起来把张载的肠子全都拉了出来，陆纳还不解恨，把张载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把心脏挖出来对着陈旼挥舞，残骸也被烧成灰烬。张载先前有宠于萧绎，嚣张跋扈，荆州士民痛恨万分，此时终于遭到报应。黄罗汉因为素来为官清廉、待人谨慎，而免于杀身惨祸。

湘江今貌

陆纳自知闹得动静越大，王琳就越安全，他一不做二不休，率军南下进占长沙，复又发兵向东南攻占衡阳郡（治所在今湖南株洲县）。

萧绎素知王琳之能，生恐仅靠江陵的兵力不好制服陆纳，而且萧纪的兵马已逼近峡口，必须尽快解决这场叛乱，便发檄急召远在建康的王僧辩率军平叛。同时令刚从西魏释放回来的宜丰侯萧循、平北将军裴之横等率军进攻长沙。萧循本来镇守汉中，萧绎在郢州之战时曾下令割汉中之地与西魏，以求西魏帮助平乱。萧循拒不从命，后来西魏大将达奚武进攻汉中，萧循外无援兵，力不能支，遂降于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把他放归江陵（详细经过将在《梁益之战》一节中叙述。侯景之乱的前后几年，西魏、北齐、梁各国发生的事情错综复杂，若综而叙之容易混乱，故每节都专述一事，望读者理解）。萧循知道萧绎生性嫉刻，便把自己带回来的部曲僮客悉数上交萧绎，因此被萧绎所容。

陆纳相继攻破湘州以南数个郡县，但他的叛乱行为不得人心，因此附近州县多有举兵对抗者。萧循驻兵于巴陵，与衡州刺史丁道贵、营州刺史李洪雅进攻陆纳。

陆纳此人也是诡计多端，他见诸军合围，自忖不能硬碰硬地打消耗战，便遣使请降，萧绎派受降使者到陆纳军中，一军将士都伏地哭泣，声称只是因为王琳获罪，众军暂时在湘州逃避，并没有其他想法。陆纳还把妻儿老小交给使者作为人质，以示诚意。萧循感到事情不对头，认定这是陆纳的缓兵之计，便令诸军严加戒备。陆纳果然派轻兵袭击巴陵城，若不是萧循预有准备，陆纳之计几乎得手。

陆纳攻巴陵不成，又转而攻李洪雅与丁道贵。王琳的部队本就剽悍善战，经过平侯景之战又得到很大锻炼，李、丁二部根本不是对手，都被陆纳击破。丁道贵被杀，李洪雅则因为一则诗谶，被陆纳供起来号称大将军。梁天监年间，僧人宝志写了首神秘莫测的诗：“太岁龙，将无理。萧经霜，草应死。余人散，十八子。”十八子就是李字。时人都以为萧氏当亡、李氏当兴。

承圣二年（553年）二月，王僧辩率大军西返巴陵。王僧辩在巴陵与侯景苦战，一举逆转整个平叛之战的形势，甚为时人所称道。萧循自以资历、威望都不如王僧辩，便让都督之位于王僧辩。王僧辩生恐威望太过引起萧绎的猜忌，推辞不受。萧绎欲用王僧辩之力，便分任二人为东西都督，共同率兵攻长沙。

陆纳在长沙大治水师，其中一艘大舰名曰“三王舰”，“三王”意指被萧绎害死的邵陵王萧纶、河东王萧誉、桂阳王萧慥（按，此说出自《南史·王僧辩传》，不甚准确，萧纶虽被萧绎逼迫，但并非死于萧绎之手，而是被西魏大将军杨忠所擒杀）。陆纳立3个藩王的木像于船上，每次出战前都祭祀以求福。陆纳造反本就不是什么正义之举，拿这种恶心人的做法来给萧绎添堵，正像是二狗互搏，都没有什么光彩。

王僧辩很熟悉陆纳部队的特点，不急于硬碰硬地对攻，而是慢慢筑连城向长沙城下推进。陆纳同样也知道王僧辩的厉害，不敢出兵进攻，在王僧辩的不断进逼之下退守长沙城。此后虽然发生过一些小的战斗，王僧辩还因为过于轻敌被陆纳部将吴藏、李贤明打了个偷袭，但总体上是王僧辩占据绝对优势，攻下长沙是迟早的事。

如果按王僧辩的战略，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活活磨死陆纳是上上之选，但此时荆州的外部形势越来越危险，益州大军即将突破峡口东下，陆法和快要抵挡不住，数次告急于萧绎。如果湘州迟迟拿不下来，便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情急之下萧绎命王琳到长沙劝陆纳投降，王僧辩把王琳放到攻城楼车上升起来给陆纳看，陆纳众军都感动泪下，声称只要放王琳入城就投降。王僧辩想以武力彻底解决陆纳，但架不住萧绎心急如焚，最终还是把王琳放归长沙城。湘州叛军果然归正，并接受萧绎的命令，承圣二年（553年）六月，全军西上进攻萧纪。

二、兄弟阋墙

湘州事平的时候，正是荆、益二州决战的关键时刻，萧绎、萧纪亲兄弟两个，正在三峡打得如火如荼。在权力面前，父子相残、兄弟相杀并不少见，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代代皆有。但唯独梁朝皇室之间的残杀尤为剧烈，诸萧的表现也特别愚蠢。我们姑且把时间回溯一下，看看诸萧氏子弟无耻而愚蠢的残杀史。

梁的宗室子弟众多，梁武帝萧衍兄弟有10余人，后人多有在武帝朝封王封侯者。萧衍本人有子八人，到梁武帝晚年，仅剩三子太子萧纲、六子邵陵王萧纶、七子湘东王萧绎、八子湘东王萧纪，孙子辈已经成年的也有不少，血缘最近的当属故昭明太子的两个儿子河东王萧誉、岳阳王萧察。由于梁武帝寿命超长，威望超高，萧氏宗室虽互有嫌隙，但武帝在时谁也不敢有异动。侯景之乱突然敲掉梁朝中枢神经系统，在外拥兵的藩王们突然之间失去精神和政治上的双重领袖，宗脉较远的宗室各据州郡观望形势，梁武帝的直系子孙们压抑许久的对权力的渴望一夜之间爆发出来，酿成一场场残酷的骨肉之争。

梁宗室之间的战争主要围绕争夺皇位继承权展开，其中最主要的是萧绎与昭明太子的两个儿子的战争。

梁武帝嫡长子昭明太子萧统早有贤名于本朝，是梁宗室子弟品行最端正、才能最突出的一位，只可惜天不假年，他在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病逝。所遗诸子尚未成年，梁武帝没有立萧统的儿子为皇太孙，而是立年长的皇子萧纲为太子。立嫡不立长是传统的宗法制度，萧衍的立储行为有悖传统，虽是出于稳固社稷的考虑，但内心颇觉有愧，因此昭明太子的诸子都超格封为郡王，并授以大州之任。

萧誉、萧察兄弟抱怨武帝不立其长兄萧欢为皇太孙，一直耿耿于怀。武帝晚年朝政逐渐紊乱，时任雍州刺史萧察在州中积聚财货，招诱勇士，渐渐与中央离心。太清二年（548年），梁武帝似乎对萧察的不臣之迹有所察觉，便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改授张缵为都督雍梁诸州诸军事，取代萧察，以萧察之兄萧誉接替张缵任湘州刺史。张缵是当时名士，甚为梁武帝赏识，同时还与荆州刺史萧绎过从甚密，任他为雍州军事长官，有巩固北部边防的用意。张缵虽然文才著称于一时，但品行却不甚高。他看不起年轻的诸王，认为他们无法与己相提并论，萧誉到湘州接替他时，张缵应接礼仪甚薄，让萧誉十分不快，于是故意留住张缵不让其到雍州上任。

太清三年（549年）二月，侯景叛军围攻台城，萧绎、萧察、萧誉和信州刺史、桂阳王萧慥各率本州军马准备赴援，张缵对萧誉怀恨在心，便跑到江陵骗萧绎说萧誉在长沙整治水师已毕，马上就要乘虚袭击江陵。萧绎大惊失色，他本就不愿下江东打侯景，顺坡下驴地把部队撤回江陵。桂阳王萧慥当时部队还停在江陵未还，萧绎生恐萧慥与萧誉合谋，便设计把萧慥杀掉。而后立即派兵进攻长沙，意图吞并湘州。

萧绎和萧誉兄弟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对继承权的争夺，如前节所述，梁武帝被贼所困，中央实际上丧失了安排继承人的话语权，这么一来在外的皇子皇孙都有可能继承皇位。萧誉兄弟由于是皇嫡长孙，法统地位比庶出的萧纶、萧绎、萧纪更正，是以萧绎迟早会与萧誉有一战，张缵挑拨只不过是催化了矛盾的进度。

萧绎长子萧方等率军进攻湘州，萧誉率军逆战，击败荆州军，萧方等落水而死，两家仇越结越深。萧绎又遣鲍泉、王僧辩进攻湘州，王僧辩深恐兵力不够，便想等待本部兵马集合完毕后再南下。萧绎生性气量狭窄，又多疑忌，以为王僧辩有异心，便命令鲍泉拘捕王僧辩，萧绎当面质问王僧辩，气极之下又执剑乱砍，王僧辩大腿中剑，血流满地，昏晕在地。萧绎仍不解恨，下令将王僧辩的家人全部投入狱中治罪。鲍泉独自率兵进攻湘州，此人就是后来在郢州之战中被侯景叛军生俘的那位才能平庸的大胡子文人。鲍泉进军于石椁寺，萧誉自恃骁勇率军逆战，结果被鲍泉击败；稍后荆州军进至橘子洲，萧誉再战又败，遂退守长沙。

与此同时，雍州刺史、岳阳王萧察与萧绎的矛盾也激化起来。此前萧察会兵东下援建康，先派司马刘方贵出发，刘方贵与萧察有矛盾，却与萧绎关系较好，于是倒戈与萧察对抗，萧察攻灭刘方贵后，去雍州接替萧察的张缵也在萧绎授意下发动兵变，稍后也被萧察扑灭。这两起事件令萧察极度痛恨萧绎，等到鲍泉二次进攻湘州时，萧察举兵二万南攻江陵。

一时间从雍州到荆州再到湘州战火遍地，梁武帝本意是巩固荆雍一带边防，却不料自己身陷重围之时，几个担负边防重任的儿孙却不管不顾地自相残杀起来，个中之惨，令梁武帝不得不反思自己对待宗室的政策。

萧梁宗室的内讧早有祸根，就是梁武帝对宗室子弟的过分放纵。从梁武帝萧衍第二子萧综事变时就已有端倪。萧综母亲吴氏原本是南齐皇帝东昏侯萧宝卷（因其被废杀，故齐皇室不敢追谥为帝）的妃子，东昏侯被杀后，吴氏成了梁武帝的妃子，然后在7个月后生下了萧综。人们传言萧综是东昏侯遗腹子，但萧衍为了显示其宽宏大度，坚定地表示这个儿子是自己的，对待萧综和自己的亲儿子没有什么两样。萧综长大后听到流言蜚语，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身世，终于有一天叛逃到北魏去投奔原南齐宗室萧宝寅。

临川王萧宏是萧衍的弟弟，一贯懦弱无能，但却被萧衍委以重任。梁天监四年（505年）萧宏率兵北伐北魏，在初期已经获胜的情况下却畏惧不前，深恐遭到失败，他闻听北魏有援军便弃军而逃，诸军找不到主帅也溃乱南逃，梁朝数年积累的粮草器械损失殆尽，导致梁朝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北伐荒唐地流产。对此萧衍也没有怪罪，只是象征性地免掉他的官职，不久便又官复原职。萧衍并非不知道他的弟弟无能，例如他有一次数落萧宏说：“我的才能比你强过百倍，但坐这个皇帝的位子仍然战战兢兢，你却这么恣意妄为。我不是不能废你或杀你，只是顾念兄弟情分，不忍对你这个愚笨的人下手。”后来萧衍听人传说萧宏在自家仓库私存武器铠甲，意图谋反，实地查看后发现原来30余间大仓库装的全是金银财宝。萧衍大笑说：“六弟的生活过得真是好。”后来对萧宏宠信如故，仍然让他做扬州刺史（京师建康地区的军政长官）这样重要的官职。

这种没有底线的放纵带来的危害是相当深远的。在开国一代功臣名将相继去世后，萧氏皇族的后辈逐渐走上权力的前台，他们纷纷被委以方镇重任。长期过于宽松的政治环境让这些皇族们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无视法纪约束，他们手中掌握的军政大权成为彼此争权夺利的工具，这与萧衍分封子弟以拱卫中央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使得梁朝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老路。

对于这种局势，萧氏皇族中人也有人比较清醒。例如萧衍的第六子萧纶。他是梁武帝诸子中比较有良心的一个，侯景之乱当上游诸萧不肯全力解围之时，他率本部兵马一直浴血奋战与侯景死拼，但因为实力不济，部下兵力损失殆尽。后来湘东王萧绎与河东王萧誉发生冲突时，他又出面调解矛盾，但因为自身力量弱小，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于是萧纶便整顿军马准备东下再攻侯景，不料湘东王萧绎丧心病狂地趁乱兼并萧纶，萧纶猝不及防，被打得溃不成军，后来走投无路被西魏大军在汝阳擒杀。萧纶在调停荆湘之争时，曾给七弟萧绎写过一封信，大意是：大敌仍在，父仇未报，我们在外镇守的三个兄弟（指六子萧纶、七子萧绎、八子萧纪）理应先报大仇，至于我们内部的矛盾，应该先放一放。如果自己先打起来了，岂不是反遂了侯景的意。况且兄弟叔侄内战，即使打胜了也是很残酷的事。

萧纶有这样的见识难能可贵，但无奈萧氏皇族长期积累的恶劣风气已经难以挽回。诸皇子、皇孙之间大打出手，更加刺激了本就心怀观望的地方实力派的野心。在起兵勤王、讨伐侯景的幌子遮掩之下，各地州郡长官和豪强纷纷招合流散，各霸一方，进一步把梁朝推向分裂的深渊。

视线还回到荆、雍、湘三州大战上。萧察率军进攻荆州，萧绎前后受敌一时无计，想起能征善战的王僧辩，便又厚着脸皮到狱中询问对策。王僧辩详细地策划了应对方略，萧绎大喜，当场赦免王僧辩，命令他率兵抵御萧察。萧绎这种刻薄的驭下之术，难免不令属下寒心。

萧察的部众对内讧本就不赞同，攻江陵时因为萧绎抵抗甚烈，加上天降大雨，萧察远道来攻十分不利，杜氏诸将杜岸、杜幼安、杜龛（后多被萧绎所用）举族叛归萧绎，萧察狼狈败还，尽杀杜氏的家属老小，挑起荆湘祸端的张缵也被萧察下令处死。约在西魏大统十五年（梁太清三年，549年）十月左右，萧察自感力不能敌荆州，遣使请降于西魏。宇文泰纳萧察之降，不过当时颍川之战刚刚结束，西魏在荆州方向（西魏荆州在穰城，今河南邓州）的部队遭到东魏毁灭性打击，一时无力遣军对襄阳进行实质性增援。

解除北面威胁后，萧绎改任王僧辩为征讨都督前赴长沙。事实上鲍泉率军攻战湘州颇有起色，已把萧誉围困在长沙城，但为讨好王僧辩，萧绎仍公开宣称鲍泉有十条大罪，让王僧辩带人抓捕鲍泉回来治罪。这种做派自然是给王僧辩台阶下，鲍泉以文才颇受萧绎宠信，不久后便免罪重新起用。王僧辩免于一死已是万幸，他只管接过军权继续进攻长沙，对萧绎的矫揉造作哪敢置一言。王僧辩本事强过鲍泉何止一点半点，他主持部队进攻长沙，很快便打破城池，生擒萧誉。萧誉被斩首处死，死前他哀告说：求一见七叔，当面诉说张缵这个奸贼的罪过。只可惜无人搭理。

三、荆益决战

承圣二年（553年）六月，梁元帝萧绎平定湘州之叛后，命诸军相继西上峡口，与益州军决战。梁武诸子，世上仅存二人，可这二人却丝毫不顾血肉之情，彼此都恨不得平吞了对方。继一系列的侄攻叔、叔杀侄的骨肉相残丑剧之后，梁朝顶级的宗室内讧终于上演。

萧纪字世询，萧绎的异母弟弟。萧纪在几个兄弟中文才不够突出，但因为幼子的缘故，梁武帝极其宠爱。天监十三年（514年）萧纪出任扬州刺史，梁武帝亲自修改中书省拟制的任命诏书，足见寄望之深。大同三年（537年），梁朝在南郑击败西魏入侵之军，益州、汉中形势大为改观，萧纪以幼子之地出镇益州这个最边远的大州，朝野群臣都揣测梁武帝是否会把皇位传给他。他在益州专制17年，政绩斐然，史称：“开建宁、越嶲，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贡献方物，十倍前人。”他还养马8000匹，加强川中武备。他本人武艺高超，尤其善于舞矟，每九天带队出去练兵，自己亲领部队操练。梁武帝为嘉奖他的功绩，加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

侯景围困建康时，萧纪考虑到如果发兵，路途非常遥远，而且要经过萧绎的防区荆州，况且即使打到建康，也未必打得过侯景，为保存实力，萧纪只遣其子萧圆照率3万名士兵出峡，受萧绎的统一节度指挥。但萧绎为了独揽平侯景的大功，不让萧圆照东下。蜀中之军本就对救建康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在巴东屯驻下来。梁武帝驾崩的消息传到蜀中后，萧纪又欲起蜀中之兵东下讨伐叛军，彼时平叛之战的形势渐渐为萧绎掌握，萧绎不愿萧纪来争功，便又报书给萧纪说：“蜀中斗绝，易动难安。弟可镇之，我自灭贼。”萧纪情知萧绎真实目的在于独揽大功，但对方既已表露出不同意自己出兵，如果硬要举兵东下，势必会提前引发战争，是以不敢发兵。

萧绎对萧纪的图谋洞若观火，他便把平定侯景之乱抓获的战俘给萧纪送过去几个，意思是东边的叛乱已经被平定，你萧纪如果敢东下，将面对整个江南的抵抗。

萧纪的世子太子萧圆照镇守巴东（今重庆奉节），侯景战俘送到巴东，萧圆照为了坚定其父进攻萧绎的决心，把侯景战俘全数扣留并藏起来，而后派人到成都报假信说，侯景之乱还未平定，听说荆州也已经被侯景攻破，请蜀中立即派大军东下，趁乱吞并荆州。

彼时西魏趁南梁内部散乱，以达奚武、王雄为首将拿下汉中和梁州（具体细节在《梁益之战》一节有详述），川北失去屏障，形势十分危险。但萧纪仍决定东下进攻荆州，虽然知道汉中的豪强纷纷起兵反抗西魏，却不派一兵一卒北上支援。

在梁朝宗室集体癫狂的洪流中，不管是谁都难以独善其身。舍外敌而搞内讧，这是梁宗室最愚蠢最丑恶的行为。

萧绎初闻萧纪盛兵东下，甚为恐惧，他让人画出萧纪的肖像，在其肢体上钉上钉子以魇镇萧纪。彼时湘州未平，益军又至，萧绎恐慌之下向西魏求救。西魏丞相宇文泰眼光何等敏锐，闻讯立即决策乘虚进攻益州（战争过程详见《梁益之战》），这直接导致南朝失去益州重镇，给国防形势造成极大被动。

承圣二年（553年）五月，萧纪大军开到巴东，这才知道侯景之乱已经平定，他颇有些后悔。已册封为太子的萧圆照劝其一不做二不休，一鼓作气消灭萧绎，以成皇帝之实。其时西魏大将尉迟迥率大军已破剑阁，蜀中危在旦夕。益州将士无心东下，日夜思归，不少部将都劝萧纪早点班师，还救成都根本之地。

然而大军又岂是随便撤来撤去的，事已到此，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打荆州，萧纪下令：再敢言退者死。益州大军进至西陵峡，旌旗千里，舳舻蔽空，声势十分浩大。萧绎部将陆法和在峡口拒守，由于荆州军主力都在湘州平乱，守在峡口的兵力十分寡弱，只能依托地利防守。陆法和在江岸两边到处筑城，往江里填上大量土石，还在江面上拦起铁锁，阻止船只通行。

萧纪也在江岸上起连城进逼荆州军，用大船撞断拦江铁锁，陆法和连连向萧绎告急。萧绎情急之下接连起用俘虏的侯景旧将任约、谢答仁为将军，令其率军西上救援陆法和。

萧绎自以势弱，便写信劝萧纪退兵，信中说：“甚苦大智，……以兹玉体，辛苦行阵。……吾年为一日之长，属有平乱之功。……傥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笔。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兄肥弟瘦，无复相代之期；让枣推梨，长罢欢愉之日。”写信的口吻仍是兄弟家信，刻意避开了两人都称帝而不能相下的尴尬。但萧纪自恃兵力尚强，希望通过一战消灭萧绎。

六月，王琳率湘州军也进抵峡口，荆州军兵力大增，双方形势陷入胶着，萧纪既无法迅速突破江防，更何谈攻灭江陵的远期目标。荆州军也无法一时间击败萧纪，只能凭险阻击，慢慢扭转劣势。

但是双方后方的形势却有天壤之别。荆州方面刚刚平定湘州叛乱，又与西魏暂时讲和，对江陵威胁最大的襄阳萧察也不敢贸然进攻，王僧辩所部军队据史料推断还留在荆州大本营，可以说萧绎几乎没有后顾之忧。益州方面却越来越糟糕，西魏尉迟迥大军突破剑阁，在带路党杨乾运的引导下攻克潼州（今四川绵竹），西魏军的前哨很可能已经抵达成都城附近，由于萧纪东下时把主力全都带走，成都附近的防守兵力极度薄弱。萧纪如果继续在峡口僵持下去，老巢被西魏端掉是毫无疑问的。无奈之下，他派将军谯淹分一部分主力驰援成都，同时遣度支尚书乐奉业去向萧绎请和。孰料这个原本被萧纪寄予重望的人——能够借其口辩恫吓萧绎退兵讲和——却转脸向萧绎送款，他一五一十地告诉萧绎，益州军粮草告罄，将士思归，崩溃是迟早的事，千万不可议和。

萧绎大喜，便回书不和，分命诸将加紧攻势。不久后，益州军在双重压力下终于崩溃。巴东的豪强发动叛乱，杀了峡口守将公孙晃。任约、谢答仁攻破蜀军的陆上营垒，引发益州军沿江两岸十四座城池的一连串投降。

萧纪心中忧虑万分，不知如何是好。他初出益州之时，曾令人把黄金铸成一斤一个的饼子，共铸了1万斤，银饼则铸了5万斤，还有数量极其庞大的绢帛。每次出战前，萧纪都把金银财帛拿出来给将士们看，以鼓励他们死战，但拿出来许多次也不舍得分发一丝一毫，士卒们颇有怨言。宁州刺史陈智祖请萧纪把金银分赏将士以提振士气，与荆州军作最后一搏，萧纪这个守财奴说什么也不愿意把他的钱发下去。这之后萧纪众军更加离心，有将军请见萧纪商量军情，萧纪统统不见，一个人闷在船里，以手捶床发泄郁闷。

荆州陆法和抓住战机，令湖阳（今河南唐河）人樊猛率3000人，乘坐轻便的小船，溯江而上直捣萧纪舟师中军。樊猛出身雍州，与其兄樊毅都是勇悍能战之辈，太清三年（549年）台城激战时樊氏兄弟与叛军血战整日全身而退，足见其勇。樊猛率军靠近萧纪的中军时命士卒擂鼓呐喊，乘着威势向益州船舰发起冲击。萧纪军连日进攻峡口江面没有进展，士气很是低迷，被樊猛这么突然一击顿时大乱，诸军不能列阵，被樊猛杀得七零八落，许多人都弃舟登岸逃命，死者多达数千人。萧纪带着心腹数百人逃命，峡口之西的江面都被荆州军截断，便顺流向东逃命。樊猛穷追不舍，追杀萧纪部众殆尽，最后带人登上萧纪的座船。萧纪绕床而躲，手持金囊扔给樊猛说：“以此雇卿，送我一见七官。”七官就是萧绎，萧纪毕竟是萧绎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亲兄弟，樊猛不敢造次杀人，便把萧纪看守起来。

萧绎听闻萧纪已被擒获，虽想立刻杀之以绝后患，但他又不愿背上杀弟的恶名，便给樊猛送去密令：“生还不成功（必须当场格杀，活着带回来就是失败）。”樊猛心领神会，在舟中杀死萧纪。萧纪的儿子萧圆照被生俘，与先前被萧绎囚禁的萧圆正关在一起。萧圆正见到哥哥哭着说：“你何苦去挑拨父亲和七伯的关系，弄得我们都这么悲惨。”萧圆照说：“我计划错了。”萧绎不给两兄弟送饭，把他们饿得啃自己胳膊充饥，13天后都饿死在狱中。萧纪伪政权就此灰飞烟灭。

萧绎明面上虽未下令杀两个侄子，但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又岂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江陵人听说萧纪二子死得这么惨，都为之叹息。稍后萧绎下诏开除萧纪一门的族籍，赐姓饕餮氏。这种刻薄的做法，实在令天下人寒心。

消灭益州军主力后，荆州军趁机西上略取巴东郡，但也就止步于此。西魏尉迟迥已攻下成都，控制今重庆以东的广大区域，荆州军不敢绝其盟好，停军固守已占领的州郡。

荆益两州的互掐，是典型的亲痛仇快的惨剧。西魏付出极其轻微的代价全取蜀汉之地，而梁朝国土大片沦丧，数万军队在内讧中毁灭，再也无法抵抗北朝的威胁，事实上已经敲响了灭亡的丧钟。

天下形势，斗转星移。公元6世纪中叶的中国，天下气运的权柄，已然悄悄转移到北方那个曾经最弱小的鲜卑政权上。

肆　三国鼎立

东西否隔，二国争强。

戎马生郊，干戈日用。

兵连祸结，力敌势均。

疆场之事，一彼一此。

——令狐德棻《周书·武帝传论》

第十八章

颍川之战——西魏扩张的失策

西魏大统十五年（549年）六月，一骑快马急速奔驰到长安，送来颍川前线十万火急的军书。西魏丞相宇文泰拆书阅之，果然是颍川失陷的消息：荆州军8000余人全军覆没，太原郡公、骠骑大将军、荆州刺史、都督河南诸军事王思政在颍川被东魏生擒。宇文泰对这样的结局早有预料，只不过仍然有些不安，自从高欢病亡之后，他以为世间再无敌手，谁知虎父无犬子，高澄的胆气、才能竟然不亚于乃父。

一、蛇吞象式进取之策

事情还要回溯到大统十三年（547年），是年正月侯景叛乱，遭到东魏围攻，绝望中的侯景割东荆州（今河南泌阳）、北兖州（北兖州旧在滑台，但东魏时并无北兖州，《资治通鉴》怀疑指北荆州，北荆州治所在伏流城，今河南伊川）、鲁阳（今河南鲁山）、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四城给西魏，请求西魏派出援兵。侯景在河南主军10多年，与西魏军大战数次，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从感情上讲，西魏没有理由帮助这个敌人。从实力上讲，宇文泰自忖力有不逮，不想卷入东魏的内乱。因此迟迟没有对侯景做出实质性回应，但到三月，这场叛乱引发的战争进一步陷入胶着状态，东魏对河南诸州迟迟恢复不了控制力，宇文泰心动了。

河南地尤其是颍川战略意义相当重要。颍川郡属颍州，地辖长社县（今河南长葛东北）、临颍县（今河南临颍县西北）、颍阴县（今河南许昌市区）3个县，该区域北临洧水，南临颍水，地势平坦，人烟稠密，曹魏首都即在此地，是河南诸州的核心区域。从战略方位上说，北接荥阳（今河南荥阳）、大梁（今河南开封），南扼豫州（今河南汝南），如要控制河南诸州郡，颍川郡是必争之地。荆州刺史王思政起初驻扎在荆州穰城（今河南邓州），侯景许割四城之地后，王思政立即发兵向东北方向狂奔360余里拿下鲁阳城，尔后继续向东急行军100余里杀进襄城郡（今河南襄城）。连得二地后王思政仍感没有吃饱，上书建议趁侯景与东魏的关注点都在豫州以南，迅速发兵占领河南诸州。

但多年与东魏作战的经验令西魏朝野仍持谨慎态度，时任淅州刺史崔猷极力反对王思政的意见。淅州即今河南西峡县，北朝置州泛滥，淅州实际上只领1郡（含修阳、中乡2县，皆在今河南西峡），也是边境州郡，崔猷在此任职两年多，对边境的形势有一定观察。他建议，经略河南并非不可，但不宜过激。颍川处于平原地带，易攻难守，而且远处于敌境之中，以位置而论，不如襄城郡更合适，襄城背靠西魏边境，即使遭到敌军围攻，进退余地都比较大。即使非要拿下颍川，也不必王思政亲自出马，以一部人马前出占据颍川即可。

宇文泰比较认同崔猷的意见，但他毕竟是戎马出身的军事统帅，看问题的角度与文士们不一样。面对机会，他不会白白浪费，即使不敢大动干戈，小范围的试探总是可以的。宇文泰命令驻扎在边境的部队，借侯景割地之机，进行小规模的试探性进攻，目的就是看看东魏在这片区域到底是什么情况。

将军魏玄与李义孙从新安附近出发，进攻已经失去有效控制的东魏北荆州伏流城，伏流城名义上是侯景所割之地，西魏取之有名。东魏主力部队正在豫州东南围攻侯景，这一带兵力空虚，魏、李二将几乎没费什么劲便拿下了伏流城。东魏北荆州一部分区域遂为西魏所得。

骠骑大将军李远自邙山大败后一直在弘农郡负责边境弘农以东诸镇戍的防务，他也受命率宜阳豪强陈忻等诸将进攻宜阳郡以东，拿下九曲城（上述两地皆在今河南宜阳以西）。东魏虽在河阳部署了斛律金、薛孤延等部队作为威慑，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约3000人的一小股东魏部队，在将军尔朱浑愿率领下，远道来救宜阳郡，陈忻与诸将将其击退。

与此同时，王思政再次上书，强烈要求迅速将行台治所迁移到颍川，并承诺，如果遭到东魏军围攻，水攻的话以一周为期（意指干支一轮，60天。《资治通鉴》云一周系期年，也就是1年，似有误），陆攻的话以3年为期，在此期限内不需要国家别派援军。宇文泰既为边境的试探性进攻所鼓舞，又觉得王思政作为河南方向军事总负责人，不好过于否定他的意见，便同意了进占颍川的建议。

大统十三年（547年）六月左右，王思政遂分派诸将，扑向被侯景抛弃的河南7州12镇。他率主力杀进颍川空城，部将权景宣向东南进攻，占据乐口（今河南漯河市郾城区召陵镇），乐口南到悬瓠城200余里，北与长社城亦200多里；郭贤则率本部兵镇守鲁阳郡三鸦城（在今鲁山县西南19里）。3支部队总计不过万余人，王思政主力8000有余，郭、权二将的兵力仅有千余人。这3支部队呈一个大三角形，其中大有讲究。王思政在北边一角，主要任务自然是以颍川郡为中心经略河南州郡，郭贤在西边一角，负责保卫后路，权景宣在南边一角，负责把豫州汝南郡与颍川隔开。所谓7州12镇，当有颍州、北荆州、东荆州、广州、襄州、豫州、洛州数州之地，除颍州、广州、襄州全部占领，其他各州都只占领一部，并未全取。但即使如此，王思政在河南拓展版图的面积，也是西魏开国以来所未有的。

自北魏永熙三年（534年）以来，西魏数次与东魏大战，几度侵入河南，但都旋进旋出，所得土地也仅局限于洛阳附近。而今，他们做梦也不敢妄想的河南地，竟然大部落入手中。举国的光荣与梦想，全系于王思政一身。这位出身太原王氏的高门子弟，终于凭自己的奋斗建立了不世功业，成为西魏军界绝无仅有的第一人！

由于荆州军力甚弱，王思政前出到河南州郡后，宇文泰加派河南郡守（西魏河南郡属熊州）梁昕从阎韩镇（在今河南渑池）紧急南下，移镇东荆州；原豫州刺史泉仲遵接替王思政任荆州刺史，率本部乡兵镇守荆州；骑将若干惠在侯景之乱前一年曾率军在鲁阳郡（今河南鲁山）与侯景交战，宇文泰遂令他就地镇守广州，以作为王思政的声援。这几部兵具体数量不详，但西魏单独领兵的将领例来以万余为上限，乡兵则多在3000人左右，以此推测，若干惠加上梁昕、泉仲遵的兵力总计大概在2万人以内，加上荆州系统的兵力，不超过3万人。面对广阔的河南大地，这就是西魏拿出的实力！力量小而野心大，用蛇吞象来形容最恰当。

二、筑城狂魔的神级表现

东魏是什么反应呢？王思政入据颍川时，梁朝两路并举大事北伐，一路进攻徐州，一路进攻豫州。东魏起用大将慕容绍宗，率军迎击梁军于徐州寒山，在大统十三年（东魏武定五年，547年）十一月击败梁军并擒获梁军主帅贞阳侯萧渊明，随后调头西进，击破侯景于涡阳。已经占领豫州汝南郡的羊鸦仁惧怕东魏来攻，不战而退。慕容绍宗于大统十四年（东魏武定六年，548年）二月间荡平叛军，收复豫州、北扬州、南兖州、梁州等地。完成了这一系列战役后，东魏军大概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休整，在4月间再度集结10余万大军，由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大都督刘丰率领，进攻颍川郡。

也就是说，从大统十三年（547年）六月王思政进占颍川，到大统十四年（548年）四月东魏来攻，东魏人留给王思政整整10个月时间，如果能穿越时空回去看看当时的王思政，估计会发现此公在长社城嘿嘿阴笑。要知道，王思政可是西魏第一号筑城狂魔，他筑玉壁城，高欢两次以倾国之兵强攻，硬是碰了个大钉子；他经营弘农郡城，使之成为边境综合战役支点，东魏北齐数十年无法跨过弘农一步；他又大修荆州穰城，把这座废弃的小城变成南部边境强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成为此后数十年对南朝作战的重要基地。

给这样一个人10个月的时间，就是凭空建城，也能弄起来一座坚城，何况颍川长社城并未损坏。然而史书并未明言王思政究竟在颍川干了些什么，或许他给西魏中央夸下海口，最主要的底气就来自于他的筑城天赋。既然无法查明王思政究竟有没有在颍川筑城，那就用事实说话吧。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这个万世不易的道理，王思政不会不懂。但是他不得不继续前进。占领颍川后，王思政已经看到了危机。万余名荆州兵，撒在广袤的河南七州，无异于一把胡椒面撒到一头烤全牛身上。相比于郭贤、权景宣手中各千余人的兵力，王思政手中的8000余人已算得兵力“雄厚”了。而他要面对的是东魏10万大军。

东魏领军大将太尉高岳，系高欢的族弟，韩陵之战立过大功，是高氏宗室中最善用兵者。高欢父子对高岳非常信任，他由于常年征战在家中积存了许多兵器甲胄，私藏兵器是造反大罪，但高欢、高澄父子从不过问。此公喜好酒色，生活奢侈，私德虽然不甚完美，但用兵之能不仅在高氏诸人属于一流，比之军中诸大将也不遑多让。对王思政来说，实是一个劲敌。

对东魏来说，颍川郡的失守实属意外。西魏自侯景叛乱以来迟迟不敢出动大军趁火打劫，看起来还不如南梁有胆色，如今突然发力，而且大面积侵占河南州郡，令人震惊之余，还颇是恼怒，就凭这点兵力，不知道西人哪来的底气。

高岳率大军进抵长社城外，自恃兵力占优，纵兵直攻城池。东魏兵如潮水蔓延，遍地铺开，快到城下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想象中长社城旌旗飘扬、雉堞整齐、矢注剑拔的场面并未出现，长社城城门大开，城上偃旗息鼓，根本不是要打仗的样子。难道西人不敢交战，已弃城而逃？正当东魏军疑惑之际，突然城中人喊马嘶，一队队精锐军卒从城中杀出，东魏军猝不及防被打得溃不成军，高岳慌忙引军后退。

这场别开生面的遭遇战，让高岳领教了西魏人的厉害，他不敢再攻，在城外安营扎寨，做好长期进攻的打算。

经过两次玉壁之战，东魏人对硬攻坚城这种战术作了检讨，对于坚城，如果一鼓作气不顾死活地猛攻，效果反倒不如围困。即使兵多，也要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慢慢打，城中粮食总有吃尽的时候。而且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还可以以城为点，围城打援。

高岳众军在长社城周围多修营垒，把城池团团围住。选择城池周围地势高的地方筑起土山，在土山上架设飞梯进攻城头，城下又用火攻车投火烧城上楼堞。王思政根据进攻手段一一应对，他掐准东魏人不敢薄城硬上，令众军多多准备火把和火箭，顺风投射到东魏人的攻城器械上，几乎烧了个干净。

东魏渤海王高澄亲自率军自虎牢关渡河巡幸洛阳，派大将彭乐率骑兵闪击洛阳以东的西魏镇戍，生俘西魏将裴宽。裴宽是河东裴氏人物，高澄对其非常钦慕，待之以礼。裴宽坚守气节不贪富贵，趁夜逃回西魏，大为宇文泰褒赏。不料此公命运多舛，北周武帝保定年间他镇守南部边境沔州，又被陈军生俘，最终卒于建康。

高澄又把驻扎在河阳的斛律金、薛孤延所部调到颍川，与高岳会攻长社城。东魏军拉开架子围攻长社城，他们筑起土山，架起攻具，百计硬攻。斛律金、薛孤延两部兵力不详，但据以往斛律金单独带兵经常有3万人的记载，数量估计与此相当，虽不好作确论，总不会少于万余人，也就是说东西魏双方兵力对比已达12：1，可谓悬殊。东魏诸将见有此优势，自谓胜算在握，不同程度有了轻敌之心。新调来的薛孤延负责监造攻城土山，此公在沙苑之战时一日砍断15把刀，还有一次行军期间路逢雷雨，一团雷火飘到薛孤延头上，把他的眉毛胡子都烧焦了，气得他大呼着挥刀追砍雷火，高欢赞叹：“薛孤延乃能与霹雳斗！”可以说是一员不折不扣的勇将。他监造土山浑不在意，日日醉酒不能理事，给西魏人以可乘之机。

陇山

王思政既然敢给朝廷作陆攻能抵挡3年的承诺，必然有他的道理。他见火烧虽能破坏敌军攻城器械，却奈何不了土山，便挑选精锐士兵，乘夜缒城而出，杀向东魏土山，薛孤延不能主持防守，所筑土山都被毁坏。

如此你来我往，两军攻战变成了消耗战，东魏10余万人不能奈何一座小小的颍州城。宇文泰闻听消息大为放心，看来王思政3年之限所言非虚。他便带着魏文帝的太子西巡陇右州郡，自长安到陇山，西北过原州（今宁夏固原），北过灵州（今宁夏灵武）秦长城，又向东至五原（今陕西定边），折向东南入蒲州（今山西永济）。期间魏文帝突发重病，宇文泰赶忙带太子回到长安以防不测。这一大圈跑下来大概3000多华里，宇文泰远离河南的战事，虽是巡视疆土，比窝在长安打理繁杂的政务，也是悠然乐哉。

三、水淹长社

颍川的战斗一直在持续。为了保证10万大军的供应，东魏任杜弼为行颍州事（颍州陷于西魏，故而杜弼只能暂任颍州事），统一调发河南方向的粮秣转输。杜弼是东魏有名的文士，他早年随窦泰参加小关之战，窦泰战败自杀，他和残兵6人逃回晋阳，高欢大痛之下责骂杜弼为何不规劝窦泰，后被贬为外郡司马。后来因为才能突出，被高欢召回专掌机密文书。杜弼为人方正，对东魏高层普遍腐败的现象非常忧心，劝高欢下决心整治腐败问题。高欢由此而发表了一通著名的对话，他说：“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者，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

对于高欢的敷衍态度，杜弼内心一直比较纠结。高欢率军进攻沙苑前，杜弼再次劝谏说要先除内贼，再灭外寇。言下之意要先惩治贪污腐败的勋贵，高欢便令军士张弓引箭，用刀、槊架起一条道让杜弼从下面过去，杜弼一个文士，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从刀槊下走了一遭，吓得汗如雨下。高欢说，刀槊举起来没往下砍就把你吓成这样了，那些勋贵大将们天天都是在枪林箭雨下提着脑袋过日子，他们贪是贪，但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更大，不要一味书生之见。

高欢虽如此说，但毕竟也有识人之明，仍把杜弼留在身边重用。高澄一贯也非常欣赏杜弼，因此把他调来专任大军后勤重任，另以大司农许惇专门负责黄河漕运，提高河北至洛阳的运输效率。10万人的供应不是个小数目，河南剩余诸州承担了最主要的调发任务，州县各级和百姓负担非常重，所幸杜弼处事公平，又能理中要害，故而各方面关系协调得非常顺畅，颍川围城大军得以后顾无忧地继续进攻。

时间来到大统十五年（东魏武定七年，549年）四月，高岳军10余万人，整整一年时间仍然没有攻下长社城。高澄不断调发部队到前线助战，但迟迟打不开局面，西魏8000余人简直像拥有魔法的天兵，怎么打也打不过。

负责协调漕运的大司农许惇建议堰起洧河灌城（《资治通鉴》云是刘丰的建议），当时正是夏初天气，河水上涨，高岳便命人在洧水下游作堰，把河水水位抬高，长社城北遂淹没在一片大水中，鱼鳖都随河水游到城下。经过长时间的浸泡，许多城墙开始崩塌，城中泉眼也因为城北水位升高而溢出大水，大水蔓延至城内，以至于军士连饭都不好做，只能把锅吊起来生火做饭。王思政激励士卒及时修复城墙，顽强地与东魏军战斗。

长达一年的战斗把东魏军的战斗意志也损耗殆尽，仗打到这个程度，已到了见分晓的关键时刻，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一步。为了保持住部队战斗力，高岳便把部队分成几个批次轮番进行休整，既能持续保持攻势，士卒又不致过于疲劳。

大水持续不退，东魏军因利乘便，调来大船临城攻击，让善射士兵向城中射箭。

东魏大将慕容绍宗先前请术士房豹给他算命，算出来他日后会有水厄。慕容绍宗此时见到有大水，不免心下惴惴，他连续几天做了几个凶梦，头上的蒜发（白头发）又突然落尽，他对人说，我20岁以后就开始长蒜发，现在突然无故掉尽甚是奇怪，蒜尽、算尽，难道是我的寿数到了？他便用浴盆在大船上洗澡。人们问他这是为何，他说是祈禳水厄。房豹说人命在天，又岂是祈禳所能解决的。慕容绍宗笑笑说不过是玩笑之举。

万万没想到，房豹的占卜居然真的应验。长社城下随即发生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惨剧，也正是这幕惨剧，加速了长社城的沦陷。

刘丰和慕容绍宗登上河堰察看情况，忽见洧河之北有大风暴起，顿时飞沙走石天色昏暗，两人便下堰登上大船以躲避大风，然后顺便坐船到城边察看城中情况，船上的弓箭手还挑衅般地向城中射箭。正当东魏军肆无忌惮地坐船闲逛之际，悲剧发生了。

从洧水之北刮起的这场大风劲力非常强劲，居然把船缆都刮断了，船顺风飘到城下，没法返回本军了！奇变突起，双方军士都惊呆了。西魏城上士兵赶紧拿出来搭钩，众军齐下把大船钩住，然后纷纷上船抓人。东魏军既没法逆风使帆，又来不及摇橹逃跑，只能眼睁睁看着西魏人上船。慕容绍宗无处逃窜，情急之下跳进水中，然而他又是个旱鸭子，挣扎了几下，便在水中淹死，时年49岁。可怜一代名将，被高欢雪藏10多年，刚刚开始建功立业，竟这么悲惨地横死。

刘丰也跳进水中，好在他还会点水，拼命地向本军大营的方向游。谁知风吹水动，刘丰游不远便被风吹得打旋，西魏军用搭钩拉住他，然后乱箭齐发，射死于水中。刘丰自灵州归命以来，一直以壮勇善战著称，他死之后，朝野震惊之余，深深为他感到叹息。

船上另一位大将慕容永珍被生擒活拿，王思政亲自召见他，涕泗齐下地说：“我军困窘如此，失败已是目之可及的事了，但我为人臣子不得不竭尽忠诚，我必须杀你啊！”然后命人牵出斩首。慕容绍宗等战死的大将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王思政命人收尸，都以礼埋葬。

东魏军一战送了两个高级将领的性命，虽属意外，对军心士气的打击也相当严重。高岳不敢再硬攻下去，便收兵退后扎营，上书邺城请求高澄再发援兵。

四、英雄末路

王思政一战杀敌两将，威名播于两国，两国对这件事也引发不一样的看法。

西魏宇文泰第一时间看到了危险。前年王思政入河南时所作的承诺，水攻60天为期。此时已是大统十五年（东魏武定七年，549年）五月，长社城被水淹已1个多月，再任由东魏这么攻下去恐怕不是办法，必须尽快救援。然而颍川孤悬境外，东魏10万大军驻于州城附近，派兵援之少则不能取胜，多则又恐重蹈当年邙山大战的惨剧。其时西魏征发关陇豪右从军不过数年，府兵建制也尚未完善，李弼、独孤信刚刚晋升为柱国大将军。赵贵、李虎、侯莫陈崇、于谨等人具体晋升时间不详，不知是否在五月前。总的来说，西魏的军力明显没有恢复邙山之战前的状态，与东魏军对比，尚有很大差距，派重兵东入河南，可以说危险系数很高。即使如此，为尽量保住王思政拓地的成果，宇文泰仍命赵贵、怡峰两将率兵至穰城，为最大限度发挥援兵的作用，赵贵受命节度东南荆、广、洛、豫等州部队，统一各军的指挥权。

东魏高澄第一时间看到了困难。侯景平后，东魏才真正开始权力交接。在长社城攻围战期间，高澄于四月接受东魏皇帝的册封，改渤海王为齐王，并任职为相国。他对颍川的战事关注度似乎并不甚高，对王思政守军已濒临极限的情况不太了解，或许是慕容绍宗和刘丰阵亡的消息把他给搞懵了，以至于过高估计颍川的实力。

陈元康劝说高澄亲自率军进攻颍川，理由是新主即位，还没有足以震慑诸老臣勋贵的事功。虽说侯景之乱被平定了，但毕竟这是家贼，与击灭外寇还不能同日而语。

高澄新封齐王时，王朝禅代的意味已非常明显，众臣多有劝高澄取东魏而代之，扯掉这层挂了15年（534—549年）的幌子。唯有陈元康老成持重，感到在河南尚有大战的情况下仓促禅代不合适，便极力谏阻。高澄虽也明白这层道理，但对陈元康也有了些看法。加上此公自高欢创业之初就参典机密，威望逐渐提升，对新主不是好事，高澄便借机任陆元规为大行台郎以分陈元康的权。所以陈元康这次提出亲征的建议，高澄没有第一时间同意，他说既然你有这建议，不妨到前线去察看一下情况，看看颍川到底能不能打下来。陈元康还真跑到颍川军中进行了实地了解，回来后再次建议：颍川肯定能拿下。

高澄便调集步骑11万人，亲自带队攻向颍川。东魏集结在颍川的兵力此时估计已达25万人，几乎是倾国之兵。此时夏至水涨，洧水的水量更大，高澄亲临实地察看情况后，心里更有底了，他不改水攻之策，命部队继续加高水堰，不泡塌长社城誓不罢休。但此时作堰的难度比夏初大多了，由于水流较大，东魏军3次起堰都被大水冲垮，高澄严令不许罢堰，他下令把负土的士卒连同土囊一块丢进河里，终于成功堰起洧河。

如此堰水一个月有余，到大统十五年（549年）六月，长社城在无休无止的水攻之下更加困难了。城内的人出不去，城外也运不进一丝一毫物资，缺粮倒还好说，更可怕的是盐也吃完了，长社军民一个个都因缺吃少盐病得浮肿。王思政带来的8000名守军伤亡极其惨重，在长达一年的战斗后只余3000多人，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但由于王思政平素私德良好，对待士卒又倾心抚恤，能得众军死力，故而即使苦战至此，也没有一人出降。

长社城岌岌可危，早就过了承诺的防守期限，王思政日夜盼望援军到来，但援军从来就没有什么信。那么节度东南诸州军事的赵贵在干什么？

赵贵来不了了。据《周书·文帝下》及《周书·赵贵传》云，赵贵领军自穰城出发，因为洧水灌城，援军不得至。这段不合常理的记载令人很是疑惑。穰城在今河南邓州，在颍州的西南方，洧水决口淹的是长社北面，南面却没有大水，怎么会妨碍赵贵进军？

有两种可能。一是东魏在颍川南面部署了阻击部队，东魏总兵力数量足够多，这么做有基础，但缺乏史料支撑。二是赵贵惧怕东魏兵力优势，不敢进军。从现有记载看，第二种可能性相当大。驻扎在鲁阳的骑将若干惠一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所动作，大统十五年（549年）他病逝于鲁阳军中；随队来救王思政的骑将怡峰也没有参战记录，碰巧的是这位老将也病死军中。这两人统领的都是骑兵部队，骑兵利在速度，是救急的上佳之选，宇文泰派兵的本意正是救城。驻扎在三鸦的郭贤则忙于和豫州蛮人鲁和作战，也没有赴援的迹象。颍川发生这么大规模激战的情况下，东南诸州的兵力居然都干看着不动，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主将不敢战。综合赵贵的经历，他在小关、沙苑、邙山、河桥历次大战中都没有什么出色表现，虽然地位显赫，也掩盖不了军事能力较弱的事实。

不管怎么说，王思政到底也没有盼来援军。长社北面的城墙在长时间浸泡下终于垮塌，大水冲入城中，王思政无处立足，率残兵站到高处避水。王大将军虎瘦雄心在，到了此时仍然不降。他北面再拜大哭说：“吾受国重任，本望平难立功。精诚无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穷，计无所出。唯当效死，以谢朝恩。”左右闻此悲怆之语皆大哭。

高澄对这位创造了奇迹的大将心怀钦佩，不想把他逼死，便派大臣赵彦深入城劝降，同时向城中宣示，有能生获王思政者，封侯，重赏；如果他身有损伤，左右亲近从人全部处死。

王思政本想横剑自杀，他的亲信督将骆训拉着他说：“公常语训等，但将我头降，非但得富贵，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岂不哀城中士卒也！”赵彦深也当面陈说高澄的意思，王思政心灰意冷之下，与赵彦深执手出降。

高澄大喜，接见这位坚持了一年多的传奇将军。王思政虽不自杀，但也有就死之意，他并不为高澄所屈，而是辞气慷慨地陈说自己力战的经过。高澄大为心折，厚待王思政。他部下残余的3000名军卒也都不杀，被打散后分配到戍边部队中。

宇文泰闻知颍川失陷，急命河南诸军拔回，权景宣、郭贤诸将都率军返回荆州本镇，所得诸州随即复归于东魏。至此，西魏持续两年的经略河南之举宣告失败。[1]

颍川之战是西魏扩张过程中一次严重的失策之举。尽管其事由地方镇将筹划，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魏朝野对扩大领土以及扭转东西两国对峙局势的渴望。东魏杜弼在战后分析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说，王思政之所以失败，主要是他“不察逆顺之理，不识大小之形，不度强弱之势”。杜弼所言不识大小之形，不度强弱之势，都基本符合客观实际，虽指王思政个人而言，实际上也间接反映出西魏朝野的一些情况。这场战争体现出二魏国力上的差距，战争结果给西魏敲响了警钟，在实力尚未发生质的飞跃时，河南这种一马平川的四战之地绝非进取之地。

王思政自孝武帝西迁后，一直名位不显，但他一直默默无闻地奋斗在西魏边境的各处要地，他提出并践行到底的筑坚城之策，为西魏巩固国防做出了重要贡献，两次玉壁之战克死高欢可以说他居功至伟。他为官多年，从不以治家业为念，处处效法古代名将，常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自况，这样的品德，在西魏诸将中是鲜有其匹的。也正是这样的人品和才能，让他赢得了敌国统帅的尊敬。东魏禅代于北齐后，王思政被任为都官尚书，其后得以善终。颍川之战以王思政个人的悲剧而结束，智与时不相埒固然可悲，但他用生命书写的灿烂一笔仍然光耀千古。

注解：

[1]　参考地图13《颍川之战形势图》。

第十九章

梁益之战——西魏的急剧扩张

一、杨忠攻取随郡、安陆

颍川之战的失败，遏止了西魏向东扩张的势头。然而西魏并未受到多大损失。面对东西双方暂时的均势，西魏把目光投向了南方，汉川和蜀地。

这片广袤的土地的主人是梁朝，但这个昔日庞大无比的南方帝国，已经在侯景之乱的打击下一夜之间变得衰弱无比。梁朝糟糕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以及军队豆腐一样的战斗力，都在侯景之乱中一览无余。这让西魏有了南下的信心和决心。

恰好梁朝人及时送上一个政治借口，侯景之乱中，梁朝竟陵（今湖北钟祥）太守孙皓举城投降西魏，宇文泰遣大都督符贵到竟陵镇守。梁朝雍州刺史萧察与湘东王萧绎发生内讧，萧绎派柳仲礼率兵北攻襄阳。孙皓闻讯，随即绑缚符贵复归柳仲礼。宇文泰大怒，西魏大统十五年（549年）十一月，借机派大将军杨忠率兵大举讨伐梁之随郡。

随郡郡治在今湖北随州，处于三国接壤的敏感地区。梁武帝时期，柳仲礼曾多次向北进攻，北魏末年进占安陆。但东西魏分立后，柳仲礼无法在这一地区占到便宜。侯景之乱后，梁朝中央对随郡前线的控制力急剧衰退。特别是襄阳全郡向西魏投降后，襄阳东邻的随州受到空前的压力。

西魏参与此战的将领，见于史籍的有荆州刺史（实任东南道行台仆射）长孙俭、代理荆州刺史泉仲遵、郢州刺史裴侠、豫州刺史权景宣、雍州大中正王悦、瀛洲刺史崔谦。这些人是长年活动在西魏南方前线的将领，除统帅杨忠位列十二大将军外，其余人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军事能力，都只是西魏军界的二流人物。更关键的是，杨忠所部兵力仅有2000名骑兵，所带粮草也不充裕。

拿出这样有点可怜的阵容，从客观上来看，西魏刚刚在河南遭受打击，荆州的军力和后勤力量都有相当损失。但从后来的结果和全局来看，即使是这点兵力，宇文泰也已成竹在胸。

柳仲礼把大本营安在安陆，自率轻兵前出至随郡。关于柳部兵力，《南史·柳仲礼本传》没有言明，《周书·杨忠传》中言其有1万名士兵。是否可信，不可考。但在侯景之乱时，其人曾声称要带3万人援救建康，实际人数约在1万人左右。援建康失败后柳仲礼当是全军而返，以万人而论，应当与实际没有太大出入。

杨忠大军在樊城稍事停留，然后向东进发。由于萧察初降西魏，而且保有一定军事力量，西魏对其不是很放心。杨忠理解中央的意图，为了震慑萧察，杨忠让全军多置大旗，出兵之时将大军分为几个部分，前进时不断变换旗帜，加上杨忠向外界散布兵力强盛的消息，萧察竟以为杨忠所部有3万之众，由此对西魏十分畏服。

杨忠大军到达随郡。此时双方主力还未遭遇，驻守随郡的是柳仲礼的部将桓和。柳仲礼的前锋驻扎在漴头（今安陆西北）。杨忠的考虑是，己方兵力单薄，且携带的后勤物资不多，不利围城攻坚，宜迅速抓住柳仲礼的主力部队决战。代理荆州刺史泉仲遵不同意，他认为，如果不攻下随郡，前有强敌，后有坚城，到时前后受敌，后果不堪设想。

杨忠对柳仲礼所部的威胁不太担心。柳仲礼虽是梁末的名将，但自青塘遭遇战后，柳仲礼“壮气外衰”，非复当初击败贺拔胜时的名将风范了。这样的将领，所率部队自然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杨忠敢于以2000人直面柳仲礼。然而泉仲遵所说也有一定道理，战场瞬息万变，万一有什么不测，这2000人的部队也经不起失败。考虑再三，杨忠决定先打随郡。决策一下，西魏军队立即蜂拥而上攻城。力主攻城的泉仲遵当先冲锋，杀上城头，后续士兵也紧紧跟上猛冲入城，梁军被西魏的士气压倒，城头上的兵力迅速被击溃，西魏军趁势一举拿下城池，生俘梁军守将桓和。

柳仲礼在漴头听说，惧怕大本营安陆有失，立即率兵回撤。西魏军闻讯，诸将纷纷表示要尽快出击，抢在柳仲礼回援前攻下安陆。杨忠力排众议，认为部队刚打了一仗，若是再强行军硬攻坚城，恐怕不利，不如抓住梁军不善野战的短处，追击柳仲礼，柳仲礼军一破，安陆就会望风投降。

西魏军于是向漴头方向追击。柳仲礼行军迟缓，没想到西魏军来得这么快，仓促之下应战，杨忠率骑兵亲自出击，击溃梁军，当场俘获柳仲礼。

这场战斗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像一只狼奇袭一只羊，失去了速度优势的梁军只有任人宰割的份。柳仲礼本人被俘的消息传到各郡，安陆、竟陵各地大震，安陆守将马岫以城降魏，竟陵守将王叔孙杀了孙皓以城降魏。至此，汉水以东、沔水以西的土地全归西魏所有。

萧绎在江陵尚与雍州刺史萧察相攻，听闻这一消息大惧。形势坏到这个程度，柳仲礼如此不堪一击，都是他始料未及的。特别是在战略形势上，西魏占领随、陆一带，像是向梁朝江北防线深深插了一把刀子，割断了江陵、郢州两大重镇的陆路联系，再加上襄阳已非梁有，蜀中的萧纪又虎视眈眈，江陵三面受敌，形势岌岌可危。[1]

杨忠率众进逼江陵，萧绎遣使请和，愿意以安陆、石城为界，承认西魏对随、陆的占领，以换取江陵暂时的安全。杨忠所部连战之后无力再攻江陵，同时粮秣告急，于是顺坡下驴，留大将权景宣驻守，自率本部返回荆州（西魏的荆州，治所在穰城）。

一年多后，梁邵陵王萧纶与湘东王萧绎矛盾更加激化，同时看到西魏在随陆地区愈发严重的威胁，于是与随陆的豪强段珍宝、夏侯珍洽合谋，意图内应外合，把随、陆之地送给北齐（高洋已于上年簒东魏，建北齐）。萧绎探听到消息，自己不敢派兵入随郡追击萧纶，遂让人通报杨忠。诸萧之间宁死不和的丑态显露无遗，杨忠自然乐得摘桃，立即派兵围攻萧纶所在的汝南城，萧纶无力抵抗，城破被擒。

夺人之地，对其首要人物历来不会大加杀戮。但杨忠有鉴于柳仲礼被俘送到长安后，在宇文泰面前诋毁杨忠夺战随、陆后大肆贪污，使得宇文泰差点要追究杨忠的责任，此次俘获萧纶一党，杨忠不由分说全部杀掉，以免再次受到诋毁。

随、陆一带的豪强和士民在这次短暂的征服战中没有受到太大打击，并不甘心臣服于西魏。杨忠大军撤离后，先后发生了随州吴士英、唐州（今河南唐河）田鲁嘉、定州（今址不详）李洪远3次叛乱。这些地方豪强本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只是凭借其号召力发动乡土民众进行暴乱，权景宣分头击破，逐步削平豪强势力，巩固了西魏在这里的统治。

西魏因乱取利达成战略目标，对江陵形成巨大的战略优势，同时在一定意义上把梁朝的疆域从随、陆一带一分为二，使得中游与下游割裂开来，为下一步向南攻略打开了很好的局面。然而更大的意义是精神层面的，西魏军以区区两千人，破坚城、灭强敌，进一步看清了梁军从内到外衰朽不堪的本质，极大增强了信心。

二、征伐汉中

西魏大统十七年（北齐天保二年，551年），西魏丞相宇文泰决策攻取梁朝汉中、上津一带。

汉中在北魏末年被梁朝攻取，继承北魏关中地盘的西魏没有余力向南发展，于是两国的分界线就维持在梁汉一带，主要以秦岭为界。西魏首都长安与汉中、上津直线距离相当近，只不过秦岭地势实在过于险峻，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难以展开，而且梁朝末年军队实力较弱，关中南部没有受到威胁。但从长远看，把首都放在国防线的南端，这与西魏的整体国防利益是相悖的。早在公元537年，在西魏刚刚立国不到3年的时候，西魏国内就已经围绕攻略汉中、解除关中南面的威胁展开了讨论，时任御史中尉董绍便提出了攻汉中的建议，西魏专门举行了朝议，同意董绍的建议。这个战略大体上是符合西魏利益的，但是当时国内形势刚刚稳定下来，高欢又在东方虎视眈眈，一部分人极力反对出兵。最后此战终于成行，这位北魏的遗老董绍被提前任命为梁州刺史，率少数兵力进攻汉中。这次带着黑色幽默性质的军事行动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当时还没有完全糊涂的萧衍尚能保持对全国的控制，梁汉一带的梁军严阵以待。董绍率众攻至汉中南郑城，梁军大将兰钦率众援救，大破董绍于南郑城下，杀伤3000余人，西魏军余部退入斜谷，又被兰钦追击，《梁书》云“斩获略尽”。关中大震，为防梁军乘胜追击，西魏不得不向梁朝送马2000匹以示和好。万幸梁朝没有进一步筹划北攻，而西魏就此不敢再打梁汉一带的主意。

然而到了大统十七年（551年）时，双方形势已经大非14年前。侯景之乱后，蜀中的萧纪与荆州的萧绎各不相服，双方矛盾激化，势不两立。雍州（治襄阳）的萧察向西魏投降。诸梁兄弟叔侄互相攻伐，北方防线千疮百孔，特别是汉中的梁军力量出现了很大削弱，这对西魏来说，是攻取梁汉的绝好时机。

西魏派出攻打梁汉的大将是王雄、达奚武，此二人位列十二大将军，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勇将。此次出兵的主次安排在《周书》文帝本纪和两人本传等相关史料中并未言明，但战后在评定功绩时，朝议欲因达奚武平汉中之功而晋升其为柱国大将军，王雄则无此待遇，由此来看，达奚武应当担当的是主要任务。

简要地看一下汉中周围的军事地理情况。汉中北以秦岭为界，与关中相邻。南以大巴山为界，与蜀中相邻。自关中通汉中，古时有三条孔道：自西向东分别为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这三条孔道均是秦岭山脉中的谷地。

褒斜道全长470华里，北口在斜谷城（今陕西眉县西南方约30里），南口在褒城（今陕西褒城北10里）。其道路几乎与褒河河谷重合，北高南低，利南下而不利北上，但河谷沿线地势崎岖，不利于长途行军，更难以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秦汉之际多凿栈道而通行。此道是三道中最易通行的道路，三国时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即由此道进军。

傥骆道全长420华里，南口在傥谷（今陕西洋县北30里），北口在骆谷（今陕西周至南120里），傥骆道全是山路，终南山的主要峰岭阻挡其间，《读史方舆纪要》云：“其中路屈曲八十里，凡八十四盘。”大部队行军极难，绕行路也极远，就连牛马都能累死，行军之难可想而知。2007年，终南山段开通隧道，单向通道18公里，80码的车速也就10多分钟就可穿越这段最难走的路，现代人已无法体会古人背着沉重的装具和兵器拼命地翻越大山的痛苦了。

子午道全长660华里，北口在子口（今陕西西安南百余里），南口在午口（今陕西洋县东160里）。子午道中山水相杂，距离偏远，比褒斜道险，比傥骆道远，历来不是行军的首选。

在战役任务分工上，达奚武主攻汉中方向，王雄主攻上津、魏兴方向。达奚武率3万大军于当年十月出散关，沿褒斜道进发。褒城距汉中南郑距离极近，只要能顺利出谷，攻略汉中就成功了一半。然而西魏军能做的不多，部队规模实在太大，既无法掩盖踪迹，也没办法加快行军速度，只能老老实实地一步一步在栈道上跋涉。如果梁军探听到消息，并在褒城谷口集结重兵，达奚武就只能认栽了。

梁军的反应令人大跌眼镜。汉中守将是萧纪任命的益州刺史萧循。在达奚武部长达数月的行军中，探听不到一点消息是不可能的。但萧循一没有向后方成都求救，二没有做好南郑外围的防御措施，不管是兵力准备还是思想准备，都几近于零。面对这样的敌人，西魏军得以轻松走出褒斜道，杀到汉中的武兴戍下。达奚武没有立即展开进攻，而是派刚刚因为平定随郡的功劳晋升为京兆郡守的王悦劝降。

武兴戍只是一个小小的军城，兵力不多。南郑方面也没有派一兵一卒来救援。面对严峻的攻守形势，守将杨贤做出了一个没有骨气的决定，投降。

西魏军兵不血刃拿下一城，留下少量兵力驻守，全军继续进发，顺利地到达南郑城下。

南郑城第一次史有记载的扩建是在汉高祖刘邦入汉中时，彼时南郑城周长40里。东晋咸康（东晋成帝的年号，335—342年）年间，梁州太守马勋截取城东的三分之一，另置小城，后世遂延续为汉中的首府。大城内又有小城，诸如南凭、北结、环雉、金墉、漆井，城防工事设施非常复杂，是一座综合性的要塞。

据有这样一座要塞，像废物一样的萧循依然没有什么反应，率军龟缩城中，不敢应战。达奚武指挥部队开始攻城，好在南郑城经营多年，西魏军的攻击一时无法奏效。

京兆郡守王悦向达奚武建议说，当务之急要防止蜀中的援兵杀到南郑外围，到时里外受敌形势就不妙了，不如提前派兵阻截，使其两面不能会合。南郑城西面120余里的白马戍（在今陕西勉县西20余里），地处沔水谷地，两边都是高山，是蜀中救兵的必经之路。王悦建议抢先拿下此戍，以便利用有利地形阻击。达奚武遂命王悦先率700名轻骑兵急行军前去抢城。

不得不说，王悦此人确实是个用脑子打仗的人。他跟随杨忠攻打随郡、安陆时，就提前预想到大军南征可能会遇到后勤不足的问题，于是命令所部军士注意节约，每天从牙缝里省出一些粮食以备急用。果然，大军打下安陆后便开始吃紧，王悦于是拿出本部省下的粮食600多石，极大缓解了粮荒。

王悦到达城下后，仔细分析了形势。白马戍的守军非常少，但如果一上来就强攻，虽然也能拿下这座小城，但自己手里仅有700人，如果攻城受到损失，那么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蜀军援军，可就力不从心了。形势虽急，王悦却装的一点也不急，他没有使蛮力硬攻，而是软硬兼施，摆形势说道理，让白马戍的守将看到，抵抗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投降西魏，那么就是另一番新人生了。白马戍守将梁深果然被说动，于是不战而降，拱手奉上城池。稍后，果然如王悦所料，萧纪派将军纪奇率6000兵来抢白马戍，纪奇见城已易手，也不知城中虚实，于是不敢硬攻，率兵返回。

回头看南郑城下的形势。西魏军主力骑兵居多，攻城非其所长，如果长期相持下去，以褒斜道这种漫长艰苦的令人发指的后勤补给线，西魏军迟早要把自己耗死，达奚武也没有什么良策，大军把南郑城团团围起来，做出一副困死南郑的架势。城中的梁军也相当害怕，西魏人这么死围下去，说不定哪天城就被打破了。麻秆打狼两头怕，终于有人先忍不住了，萧循决定投降。达奚武大喜，不战而得人之城，这是梦寐以求的好事。拿下南郑以后，其余各城必然望风归附。形势一片大好，达奚武欣然表示接受投降，然后准备与萧循商量下一步的具体动作。

然而形势突然有了变化。沉默了许久的蜀中，终于派来了大规模的援军。

那么自从达奚武、王雄两路大军开始入侵以来，蜀中都在忙什么？

蜀中此时正在忙着更大的事，称帝！

益州刺史萧纪的政治声誉因为不救建康和僭号称帝已经丧失殆尽，他不得不先做好内部势力的整合。达奚武、王雄两支大军在秦岭的大山中艰难地行军时，萧纪正在对他的下属进行大肆封赏，同时部署军队，做好东下进攻萧绎的准备。目睹这种情况，蜀中的大小官员都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封官赏爵也没有消弭他们的怨气。司马王僧略（萧绎大将王僧辩的弟弟）、直兵参军徐怦强烈谏阻萧纪称帝，萧纪不由分说将二人杀死。就连萧纪特加委任的中书令兼领益州刺史萧捴也相当不满。其人是梁武帝的亲侄子，他私下里对人说，善人是国家的基础，如今反而把他们诛杀，蜀中离灭亡不远了。这位可爱的萧大人说了这些还不满足，居然还在萧纪的伪年号“天正”上做起了文章，他说，当年桓玄篡晋自立，年号是“大亨”，人家都说这是“二月了”的意思，桓玄果然在仲春时节败亡，如今“天正”不就是“一止”吗，我们还能长久吗？

蜀中上下人心散乱，对西魏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没有反应，也算情理之中了。直到南郑被围，纪奇抢白马戍而不成，萧纪才意识到再不面对西魏威胁不行了，于是再派大将杨乾运率兵一万北上救援汉中。

消息很快传到南郑城，萧循顿时来了勇气，他立即决定不再向达奚武投降，打算等到杨乾运到达，来个里应外合，全歼西魏军于城下。

达奚武对萧循的反复非常恼怒，但城池迟迟攻不下，光恼怒是没用的，还是要面对现实。蜀中再派援兵，绝不能任由其进兵，好在白马戍这个要地已经拿下，他决定死死卡住白马，让杨乾运无法靠近南郑。

杨乾运也颇感无奈。达奚武围城已经一月之久，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进兵赴援，但蜀中迟迟不下命令，以至于打成现在这个样子，杨乾运只有徒负呼呼了。

杨部全军开到白马戍下，达奚武的第二波阻援兵力3000人已由猛将王杰、贺兰愿德率领到达城下，杨乾运棋慢一招，加上部队斗志不强，被西魏军大破于城下，当场被斩杀数千人。杨乾运本人败逃回巴州。达奚武则将俘斩的梁军首级摆在城下，告诉城中，蜀中的援军已经被打回去，城中不要再抱什么希望了。

萧循虽然害怕，但仍抱有一线希望，但愿能坚持到西魏人粮草吃完，让他们不战自退。西魏军自然明白梁军的用心。燕州刺史杨绍派人在城下骂阵，然后在城外设下伏兵，企图把梁军调出城外，在野战中击败之。萧循起初不理不睬，严令诸军不得出战。杨绍在城下继续加大力度，到底骂的是什么，史阙其文，但最后萧循受不了了，打！

梁军大开城门，出城突击，杨绍大喜，率部后撤，然后伏兵四起，把梁军杀得丢盔弃甲死伤惨重。萧循眼见硬拼不是办法，只好又龟缩城中，任凭杨绍怎么骂，誓死不再出战。

达奚武派行台左丞柳带韦入城劝降，柳带韦说，南郑之所以不想投降，凭恃的是外围的援军。但现在武兴、白马等要塞都已被攻陷，南郑陷入绝地，不论蜀中的援军，还是汉中各地的豪强，都没办法再来援救，死守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何况梁朝已经丧乱如此，几个宗室互相攻杀，即使你萧循想为国尽忠，你的国又在哪里？还不如投降西魏，这样还不失一个裂土封侯的归宿。

这番劝说，既点出了南郑的困境，又用梁朝丧乱的政治现实狠狠呛了萧循一回。回头看看蜀中的萧纪，称帝的欲望已经让他陷入疯狂，为这样的人效忠，像柳带韦所说，还有什么意义。灰心丧气之下，萧循答应达奚武，愿降。

达奚武此时感到胜券在握，反而对萧循的投降意愿不感兴趣，他打算硬攻南郑城，出一出被骗的恶气。他派人返回长安向宇文泰请示，希望打下南郑城后屠城，以震慑和打击梁朝人的士气。宇文泰新收了一个蜀中名士刘璠，对他非常器重，在刘璠的极力反对下，宇文泰驳回了屠城的请求。

达奚武把想法告诉诸将，贺兰愿德等将领认为应当硬攻而后屠之，赫连达、杨宽等将则认为，南郑城高池深，而且城中兵力几乎没有损失，如果硬攻，虽然可以打胜，但必然增加部队伤亡，不如接受其投降。几经讨论，达奚武也逐步认识到，自己所带军粮已经不多，硬攻虽然解气，但万一打不下来怎么办，到时骑虎难下，就是另一番形势了。于是强压怒气，接受萧循的请求。

愤怒没有用处，容忍才能长远。容忍一般是弱者才干的事，但强者在特定的形势下，克制自己的情绪也是必要的。达奚武收获了丰厚的回报，萧循率全城军民投降，西魏废帝元年（552年）五月，达奚武带南郑军民返回长安，留下王悦继续攻略汉中的郡县。

作为梁州的首府、剑阁以北唯一的重镇，南郑的沦陷是灾难性的。这直接导致了其他郡县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再加上王悦注意采用怀柔政策，汉中郡县没有经过什么大战便悉入敌手。

在达奚武进攻汉中的同时，王雄从子午谷险道出发，从长安直插梁朝的安康郡城。相比达奚武的一波三折，王雄的进展要顺利得多。连汉中的首府南郑战备工作都懈怠如此，偏在东北边陲的安康等郡，就更不要提什么战备工作了。王雄一路进攻，先后包围魏兴（今陕西安康）和上津（今湖北陨西），没发生什么值得记载的战斗便拿下两城。

达奚武还在南郑对峙时，王雄已经基本打平汉中东部的诸郡县。只不过因为南郑局面不定，宇文泰暂时没有召回王雄，并从王雄所部中抽取一部分兵力支援达奚武部。

但一时的军事胜利，并非意味着汉中就此安安稳稳纳入西魏的版图。西魏主力部队撤出汉中后，留下一小部分兵力驻守。安康的豪强黄众宝不服西魏的统治，趁机纠合族人围攻安康城，还杀了王雄留下的将军柳桧。另一个豪强扶猛也据险自守，抵抗西魏。宇文泰紧急命令王雄率大军平叛，黄众宝被王雄击杀，扶猛见势头不好，举兵投降西魏。这一系列的平叛战争比较零碎，不像攻打重要城池时那么集中，直到废帝二年（553年）的春天，王雄才基本平定各地豪强的反叛。为巩固汉中一带的统治，宇文泰命王雄把汉中的豪强大族全部迁到雍州，以便就近控制。被王雄俘虏的梁将安康郡守李迁哲也在其中，此公也是安康的大族，侯景之乱时，痛心梁宗室诸王各自为政，有心救援建康，但实力有限，闭门自守。李迁哲被俘送到长安面见宇文泰，宇文泰听说其名声，对其大加赞赏，任命其为大将。两年后汉中西部再次发生叛乱，宇文泰派兵镇压，鉴于李迁哲是当地的豪强出身，令其随大将田弘、贺若敦协助平叛。李迁哲后来官做到安康郡公，生了69个儿女，孙辈更是多得数不过来，以至于子孙参拜时，他需要对着簿子才能一一叫上姓名，也算北朝一大奇观！

迁豪强入关中后，西魏又在新夺取的汉中设州置官，正式将其纳入版图。

汉中的胜利，是西魏扩张的重要一步。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改变了其战略重点方向。西魏立国以来，宇文泰的主要精力是与东魏北齐争霸，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东魏北齐对攻。西魏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国内经济长期得不到恢复，军人死伤也非常惨重。虽然将近20年的战争为西魏赢得了稳固的国防形势，但这种代价巨大的战争形态，如果继续持续下去，与地大人多的北齐进行高强度大消耗的全面战争，很难说西魏会不会因战而毙。进攻汉中、随郡的战争，敲开了南方虚弱的大门，同时也检验出南方军队不堪一击的战斗力。向来以务实著称的宇文泰，立即调整了战略方向，既然东方的防线已经稳固下来，那就在不影响对齐防御的基础上，把一部分精力转向对南方的经略，小口快吃慢消化，区块化地蚕食梁朝的土地。

西魏废帝二年（553年）三月，就在汉中刚刚平稳下来的时候，宇文泰兴奋地派出自杨忠以来的第四拨大军，出散关南下，目标是——成都。

三、尉迟迥夺四川

从军事上看，汉中作为蜀中的北部屏障，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此地北邻秦岭，南阻大巴山，东接汉沔，如果背靠蜀中，加强军备设施建设，则可足以保障蜀中的战略安全。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就是着眼于此，将防守兵力屯驻汉中外围各个要塞，严防曹魏渗透，终诸葛亮之世，曹军不能越过汉中一步，蜀中因而得以高枕无忧。及至姜维时代，放弃了实兵外围拒敌于汉中之外的策略，采取收缩兵力、诱敌深入而击之的方法，这导致钟会伐蜀时一举而入汉中，北部的秦岭天险失去了作用，致使蜀军只能退守剑阁，丧失汉中。汉中的丢失，无疑加速了蜀汉的败亡。故而南朝宋、齐、梁三代，无不把保守汉中作为巩固四川形势的首要之举。

姜维

从经济上看，汉中盆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力也较深厚，是仅次于成都盆地的具备综合性军事基地条件的大州。北方一旦得之，取用汉中的民力资源，建设强大的南下基地，即使蜀中兵力可以暂时抵抗北方的进攻，长期持续下去，对蜀中绝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说，如果萧纪对汉中足够重视，在西魏动手前加强汉中诸塞的建设，为萧循增补一定兵力，便可以依托汉中优越的地理条件，以最小的代价拒西魏于秦岭之外。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晚了，几近疯狂的萧纪，把所有赌注都押在了攻打荆州上。

萧绎对蜀中军力也颇为忌惮，何况此时湘州的叛乱还未平息，襄阳的死敌萧察也虎视眈眈，北齐也时不时在江北挑起事端，不断蚕食江北梁朝的土地。萧绎自忖没有打败萧纪的把握，他环顾四周，彷徨无计，终于用起了饮鸩止渴的办法——向西魏求救。

宇文泰接到萧绎求救的请求，大喜。他召集群臣商议说：“蜀可图矣，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这番话放眼的是魏梁对峙的全局。

蜀中位居长江上游，四面皆山，具有极大战略优势，退可保蜀而自立，进可出峡攻荆州。西晋时王浚在益州大治水军，舳舻万里，东西并进，灭亡东吴，便是蜀中战略作用的直接体现。

魏梁对峙时，梁朝荆州与襄阳、随郡、安陆毗邻，上述三地虽已为西魏所占，但东有北齐强敌之逼，从此处进攻荆州，难免有侧后之忧。而从蜀中进军却没有这样的顾虑。

再则，蜀中经过十几年的经营，民殷国富，是理想的后勤基地。如果夺而占之，扩大西魏版图、增加赋税收入、增益人口，对于提升国力意义非同寻常。

于国有一利而必为，对于宇文泰这种务实的世之枭雄来说，萧绎之救一到，便是西魏取蜀的冲锋号。宇文泰将此事下诸朝议，朝中大臣却议论纷纷，所见非一。原因无外乎连年动兵，朝野疲惫。何况近几年北齐高洋屡有作为，北击契丹、攻柔然，南侵梁地，显示出不亚于其父的雄心。这时南下与梁人争利，一旦北齐重新发动大规模攻势，后果不堪设想。

宇文泰的外甥、尚书左仆射尉迟迥力排众议，他没有理会那些官僚们瞻前顾后的言论，单纯从军事上阐述了应该出兵的理由。汉中已经被西魏拿下，这已经具备了当年曹魏灭蜀的条件。再则，萧纪对北方形势不管不顾，全军主力东下攻荆州，蜀中必然空虚，对西魏来说是批亢捣虚的大好时机。

宇文泰深表赞同，在朝野意见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决策出兵伐蜀。

西魏废帝二年（北齐天保三年，553年）三月，尉迟迥率步骑2.2万人，出散关南下攻蜀。

尉迟迥是西魏军中中生代的将领，和其弟尉迟纲都是宇文泰重点培养的亲信将领。尉迟迥先后担任过宇文泰的帐内武士、西魏皇帝的侍从官，后任领军将军，不像杨忠、达奚武、王雄这种身经百战的老一代将领，实战经验不多。但是宇文泰敢于派尉迟迥作为伐蜀统帅，一则是出于培养亲戚子弟的考虑，第二，则表现出对萧纪极度的蔑视。

前文提到汉中通向蜀中有两条主要道路。现作一详述。

其一是金牛道。金牛道北起今陕西勉县，南至今四川剑阁。按《读史方舆纪要》，自勉县至剑阁大约340里。以今天勉县至剑阁的高速公路里程算，大概也是340多里。现今的高速公路与古金牛道路线几乎平行，故里程数差不多。金牛道是关中、汉中入蜀的诸条路中最便捷的一条。故而尉迟迥选择这条大路。

其二是米仓道。此道北起南郑，南达巴中。该道480多里，需要翻越米仓山，此山海拔2000米左右，行军的难度稍微比金牛道大。加之此道的南端在巴中，巴中在成都平原的东北方向，从巴中下重庆路更顺，去成都则不如走金牛、过剑阁便捷。

汉中的形势差不多稳固下来，尉迟迥沿途没有受到任何阻滞，直抵剑阁。

剑阁是成都平原的门户。此地险绝非凡，《水经注》云：“小剑戍西去大剑山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通衢，谓之剑阁。三国时诸葛亮认为大剑至小剑当隘束之路，乃立剑门县，以阁道三十里至险，复置尉守之。”因而始有剑阁雄关。钟会攻陷汉中后，与姜维对峙于剑阁，虽然挟破汉中的胜势，但急切之间也攻不破这道雄关。因此萧纪只要部署得当，在剑阁配置有力的防守部队，还是能够阻西魏于剑阁之外的。

剑阁一带的梁军，皆由萧纪任命的潼州刺史杨乾运统帅。杨乾运本是汉中傥城的豪强，北魏末被俘入梁。当萧纪在成都称帝时，杨乾运乞求回他的老家担任梁州刺史，萧纪怕他回到老家不好控制，便让他在蜀中内郡潼州当刺史。官职虽是一样，但驳了杨乾运的面子，杨乾运很不乐意。汉中白马戍一战，杨乾运被达奚武打得惨败。此时尉迟迥再率大军来伐，杨乾运不免犯了嘀咕。

剑阁关

其侄杨略劝说他，梁朝丧乱，侯景之乱刚刚平定，诸王不思团结一心共抗外敌，反而自家内部大打出手，为这样的国家效忠，真是不值得，不如投降西魏。

杨乾运深以为然，为了控制形势，他让杨略带2000名士兵到剑阁镇守，并嘱咐其子、婿等人，做好投降准备。

杨乾运这种想法，可以说跟宇文泰的纳降政策息息相关。杨忠伐随郡得梁大将柳仲礼，达奚武攻汉中获萧循、刘璠，王雄攻安康获李迁哲、扶猛，宇文泰一律不杀，都以礼待之，特别是有将才的李迁哲、扶猛还成为领军大将，为西魏攻略梁汉出力。宇文泰恢宏的气度，梁朝降将优厚的待遇，无疑对杨乾运有极大的诱惑力。

不久，西魏的劝降使者牛伯友带着杨乾运的孙子杨法洛到达剑阁，杨略接到两人，立即秘密把二人送至潼州。杨乾运表示愿意投降，遣人到关中向宇文泰致降书，宇文泰大喜，便令人带着免死铁券和梁州刺史的任命书再赴剑阁，双方之议遂成。此时，南安县（在今剑阁普安镇）人任果更直接，本人千里迢迢跑到关中向宇文泰投降，并面陈破蜀之策。国乱出奸，真是古今同例。

西魏废帝二年（553年）五月，尉迟迥前锋侯吕陵始达剑阁。杨略遂不战而弃城，退保安州，与杨乾运的女婿乐广会合。为保证投降之事不出意外，杨略先设计逮捕安州的大将任电。侯吕陵始遂顺利占领安州。雄关剑阁就此易手。

宇文泰闻讯大悦，西魏朝野上下一片欢呼，认为蜀中之破只在早晚了。这种情绪甚至延伸到了蜀中平定结束，宇文泰为了纪念占领安州这件关乎破蜀全局的大事，把安州改为始州，意即破蜀始于此州。

杨乾运随后也率军向尉迟迥投降，潼州（治所在今四川绵阳）也落入西魏掌中。随即反戈一击，作为尉迟迥的前驱，杀向成都平原的腹地。

潼州距离成都区区200余里，其间再无险阻。尉迟迥留其长史叱罗协在潼州留守，自率主力直攻成都。

留兵镇守，一则为了扼守后方要道，确保万无一失。二则鉴于达奚武、王雄攻陷汉中后，汉中反复出现豪强叛乱，潼州也必须留下一定兵力，防止出现叛乱。

果然，尉迟迥大军刚刚离开潼州，五城郡的氐人酋长赵雄杰煽动新、潼、安三州民反叛，聚结2万余人，梓潼郡民邓朏、王令公等招诱乡邑万余人，围逼潼州州城。由于预有准备，叱罗协率留守兵力从容拒战，仪同将军伊娄训、司马裔率步骑1000余人偷袭赵雄杰。破赵雄杰后，邓朏、王令公等人势孤而退，叱罗协派兵追击。西魏军骑多步少，机动性强，而且久经沙场，战斗力很强，乱军虽然占有10倍以上的人数优势，仍然被西魏军击溃，邓朏、王令公都被当场斩杀。此后川北剑南一带虽然仍有零星的反抗，但声势都江河日下，在叱罗协持续有力的打击之下，终于归于寂灭。

六月中旬，尉迟迥到达成都城下，立即展开兵力，把成都包围起来。此时尉迟迥的兵力，已有所增加。尉迟迥得杨乾运一部兵，杨部因有白马戍之战的兵力记载，至少万人。宇文泰又遣降将任果的子侄率2000人援助尉迟迥，除去留在潼州的数千兵力，总兵力约有3万人。

萧纪东下进攻荆州，把蜀中的兵力几乎抽空，成都的留守部队仅剩不到1万人，成都的物资也非常匮乏。早在杨乾运举潼州投降时，成都便丧失了斗志。也就是说，除了高大的城池，成都什么都没有了。

《孙子兵法》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尉迟迥敢以3万人而围坚城，就是吃准了成都极度空虚。随军出征的给事黄门侍郎李棠，自告奋勇入城劝降，企图像达奚武打南郑一样，不战而得成都。

负责留守成都的是萧捴。萧捴是蜀中少有的忠志之士，虽然成都空虚，他仍凭着一腔热血坚守。李棠来劝降，萧捴不理不睬，反而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逼其供出尉迟迥军中虚实。李棠不答，被杀。无奈之下，萧捴派兵出城作战，结果均被西魏军击败。萧捴没办法，闭城坚守。尉迟迥挥军攻城，一时也奈何不了成都。

与此同时，已经闻知西魏侵蜀的萧纪，正在西陵峡与萧绎军艰苦地对峙。萧纪进军途中，已经听说侯景之乱被平定了，他颇有悔意，责怪儿子萧圆照骗他。但大军已发，不能说撤就撤。进至西陵险峡后，萧绎派大将陆法和扼守西陵峡口，沿岸筑两城，拦江拉上铁锁防止蜀中军队进攻。萧纪督促众军猛攻，打破荆州军的铁链。萧绎大惧之下，释放平定侯景之乱时抓获的侯景部将任约、谢答仁，让二将率领荆州的留守部队西上增援。但此时梁原湘州刺史王琳因功高震主，被萧绎逮捕治罪，王琳的长史陆纳率众在湘州造反，导致萧绎不得不派大将王僧辩率一部兵力在湘州平叛。萧绎为了平息陆纳的愤怒，把王琳放回湘州，陆纳遂收兵归服。湘州事平后，王僧辩部2万名水军和王琳的湘州军并力西上，荆州军实力大增。萧纪、萧绎的局面登时逆转。

萧纪之前已派出大将谯淹率3万人回救成都。尉迟迥为防萧捴趁机里应外合，派元珍、乙弗亚率轻骑兵逆击谯淹。蜀军远道回援，疲惫不堪，加之步多骑少，被魏军击溃。谯淹率残部逃往巴州方向，隐藏到岷州一带的土著势力中。成都平原以东山水纵横，民情复杂，尉迟迥在围城的同时拿不出更多力量追击，便弃之不顾。谯淹此人倒也很能折腾，3年后联合岷州一带土著势力起兵反抗，时任益州刺史、北周十二大将军之一宇文贵，与大将贺若敦联手将其击溃。谯淹意图沿江东下投奔屯兵长沙的王琳，结果被贺若敦追而斩之。[2]

废帝二年（553年）八月，持续了50多天的成都围城之战也到了尽头。不久之前，萧纪派去救援成都的第二波部队，在萧济（萧捴之子）带领下向尉迟迥投降。萧捴彻底绝望，便率成都百官向尉迟迥投降，全蜀之地遂尽归西魏所有。

消息传到长安，西魏朝中一片欢腾。

征服汉中、四川，其意义是相当重大的。

第一是扩大了版图，极大改善了战略生存空间。西魏立国以来，其核心区域是关中和陇右，战略纵深极其有限。河西地区虽然被西魏打服，但仍屡屡有吐谷浑、羌人作乱，不能作为国家的战略纵深。关中面对的威胁，一是东方的北齐，一是南方的梁朝，形势最危险的时候，出关中即是敌境。如大统三年（537年）小关之战时，西魏被东魏堵着门打，窦泰的偏师甚至已经打进潼关。当然这只是初立国时，形势危急还可以理解。但即使是大统十七年（551年）后，西魏开始向南方主动出击时，关中仍然面临极大的威胁。梁将陆法和每每欲出击襄阳，经武关进攻关中。假设东南两国合力，这种战役目的并不是不可能达成。然而西魏彻底拿下汉中和蜀中，形势就大大不同了。梁汉一带为关中南面提供了重要的屏障，蜀中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关中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迁都成都可作为西魏国防形势恶化时的最后保证，这不仅是军事上，也是心理上对西魏的巨大鼓舞。

第二是增加了国力。西魏的原有疆域内，除关中条件稍好，其陇右、晋南、代北、豫西的地盘，要么在战争中被破坏得相当严重，人口大量减少，要么地僻民穷，没法出产太多粮食，导致国家经济水平一直很低。《隋唐嘉话》载，西魏俘虏一东魏士兵，互相庆贺抓到一名将军，只因其身着缣帛，这是西魏的将军才能穿得起的东西。可见其穷。蜀中号称天府之国，经过萧纪10多年的经营，积累了很丰富的物产。《隋书·地理志》云：“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周书》云：“时益州殷阜，军国所资。”宇文泰对蜀中的战略资源极其重视，曾有意让其五子宇文宪到益州做刺史，亲自主持蜀中大计。恭帝元年（554年），宇文泰组织力量，大修褒斜古道，修复关中到汉中500余里的大路。这条大动脉的修复，使得从蜀中经汉中向关中输送物资更加便捷，极大支撑了关中的经济。从而也使关中、汉中、蜀中更加有机地成为一个整体，这为日后北周超越北齐奠定了最重要的根基。

第三是提高了战略优势。占据蜀中，是宇文泰制服梁朝的首要步骤。蜀地位居长江上游，从战略形势而言，以水军出川，顺流而下，可对中游和下游构成极大威胁。自西晋灭吴以来，在江南立国的诸朝无不把蜀中作为保障国防安全的重要方向来考虑。东晋立国百余年，桓温和刘裕先后两次收复四川，其目的就是巩固长江上游，防范北朝夺取，进而威胁其安全。平心而论，得蜀中与破江南并无直接联系，如果江南国力强盛，以兵塞峡口，蜀中之军也未必能越峡而下江南。得蜀中与破江南的真正关系在于，当北朝国力盛时，蜀中在手，便可成为配合江汉和淮南进攻南朝的一大基地，起到数道并举、泰山压顶的效果。从北论之，伐江南不必得蜀中，然得之更有利。从南论之，保江南必保蜀中，失之必败。从后面30年的整体历史来看，西魏打下了蜀中，第一步为消灭江陵的萧绎政权提供了极大支援，使萧绎在面对北方的威胁时，不得不时刻在西面保持相当防守力量。第二步则为制衡江南提供了巨大战略支撑，使得后来的北周和隋在广阔的战线上对江南形成全面的战略威压态势，即使后来北周争夺湘州失败，周强陈弱的总体态势也没有变化。更遑论隋对陈了。

总结来看，宇文泰在对梁的攻略上，策略务实，动作有力，时机精准，远胜于北齐对梁的侵略。两相对比，北齐仅在淮肥一带取得了一些实惠，其带有消灭异己性质的萧韶南侵战争，派遣萧渊明去梁争继帝位的政治斗争，显得迟缓而蠢笨。《隋书》说北齐疆土促狭，高洋的原因其实最大。王夫之《读通鉴论》云：“夫高氏方与宇文争存亡之命，不能乘衅以窥梁，明矣。其以偏师奉渊明而入，直戏焉耳。邢子才雕虫之士，据长江而待其毙也有余。”虽说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高洋最根本的是对南北形势的考量上出现了失衡，把精力过多用在了对北方胡族的打击上。在梁末大乱这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中，没有把握住北齐的命运，在国运上输给宇文泰一步。

注解：

[1]　参考地图14《杨忠进军安陆路线图》。

[2]　参考地图15《尉迟迥灭蜀之战》。

第二十章

江陵之战——萧梁绝嗣

一、岌岌可危的江陵

恭帝元年（554年），西魏走过了建国以来的第二十个年头。在这一年，不甘一直受制于宇文泰的魏宗室元烈，图谋杀死宇文泰夺回政权。宇文泰发觉后随即以雷霆手段杀死元烈。西魏废帝对此极为不满，屡屡向周围的人表达愤怒之情。对于宇文泰来说，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虽然魏文帝时代元氏和宇文氏携手走过长达17年相安无事的美好岁月，但这显然没有化解元氏皇族对权力的渴望。对于皇帝的夺权倾向，宇文泰没有手软，他果断废黜之，另立魏文帝第四子齐王元廓为帝，是为恭帝。

这个小小的政治波澜并没有对天下形势产生太大影响。相对于已经衰弱到极点的元氏皇族，宇文泰更关注的是南方的梁朝。

梁朝现任皇帝是元帝萧绎，平定侯景之乱后，萧绎达到人生声望的极点——尽管这个顶点在北方两个可怕的邻国看来不算什么。他的外敌蜀中萧纪、湘州王琳都已平定，长江中游郢州、下游扬州都至少在名义上纳入其控制范围。北齐在侯景之乱时劫走江北之地，曾一度威胁到建康的安全，但经过王僧辩和陈霸先的苦战，江北的京口、六合等地重归己有，江防形势因此也稳定下来。萧绎的自信心开始膨胀，在这一年，他竟然向西魏发出国书，要求依据侯景之乱前的地图重新划分魏梁两国的疆界。言外之意，是想收回被西魏夺走的随郡、安陆等地。如果把时间范围扩展得更宽一些，那么理论上西魏苦战攻取的汉中、蜀中也都要归还梁朝。

宇文泰很生气。吃进来的东西，哪有吐出去的道理。萧绎做出这样的政治举动，显示了他十足的敌意。这无可挽回地把西魏和梁推向了全面战争的边缘。

宇文泰随即想起了长孙俭。长孙俭是西魏东南道行台仆射，荆州（西魏的荆州实际只有汉魏荆州的南阳郡，治所在穰，今河南邓州市）方向的主要军政负责人。他在镇守荆州期间，对江陵政权的形势看得很清楚，曾多次向宇文泰建议攻取江陵。宇文泰把长孙俭召回长安，详细询问江陵的形势和攻略江陵的策略，长孙俭说：“萧绎即位以来，虽然表面上与北方邻国修好，但实际上怀有异图，必须早作提防。江陵城在长江北岸，防御形势非常不利，但萧绎即位已经三年，却不还都建康。国家已经攻下蜀中，实力大增，现在正是攻灭梁朝的绝佳时机。”同时他还向宇文泰做出了保证，荆州备战已久，如果大兵南下，可以提供强大的战略支撑。宇文泰非常满意，攻取江陵的计划提上议事日程。长孙俭奉命返回荆州，暗中加紧筹措兵器、粮秣等物资，为进攻江陵做足准备。

在随、陆之战中投降西魏的梁朝下溠守将马伯符闻听这一消息，秘密向梁元帝萧绎通报情况。梁元帝不信西魏将要进攻，对此置之不理。

散骑郎庾季才以天象为借口劝说梁元帝：“从天象来看，将有大规模的军队入侵江陵，请求皇帝迁都建康。这样一来，即使江陵有失，范围最多不过是荆、湘二州，没有什么根本性影响。”梁元帝也精通天文，他说：“如果上天要让我灭亡，我躲也躲不过，迁都又有什么用。”

事实上关于江陵的区位战略形势，早在萧绎消灭萧纪时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以尚书仆射王褒、左户尚书周弘正为代表，他们认为，南朝的传统政治中心在建康，在江陵建都于法理和传统上都不合适。再则，江陵城在长江以北，没有大江之险可以依靠，一旦北方来攻，很难防御。

另一方则以萧绎的原班臣子宗懔、黄罗汉等荆州人士为代表，他们认为，江陵是萧绎的起家之地，已经经营数十年，如果迁都，必将带来极大震动。同时，扬州地区特别是建康附近，在侯景之乱中遭到巨大破坏，已经失去了政治中心的价值，不具备迁都的条件。

恰巧在这时，极具象征意义的长江百里洲又被江水冲积成100个（原本只有99个）。历来百里洲满百被视为将有新皇帝的征兆。例如东晋末年时，荆州的军阀桓玄为了凑出称帝的祥瑞征兆，把一块江心洲一分为二凑足百数，但后来又被江水冲散，桓玄不久便败亡。宋文帝刘义隆入京即位的前夕，本来是99块沙洲，突然被江水多冲出来一块。萧绎据此宣称，沙洲满百，是上天在宣示他的合法性。

当然这些自然巧合与王朝兴废并没有多大必然关联。即便是古人，也应当明白这道理。萧绎如此说，其实也是出于固守多年经营的老巢的考虑。如果贸然丢弃这块根据地，千里迢迢迁都建康，残破的旧都不一定比江陵好多少。

然而正如那句老话，驽马恋栈豆。弃建康而守江陵，实在是梁朝高层的巨大失策。

首先从地形上分析，江陵城在江北，其北面与襄阳毗邻，陆路不过五百余里，步兵急行军最多5天即可到达，骑兵就更不用说了。东北面则是已经沦陷入西魏的随、陆地区。随陆失陷后，江陵与重镇郢州的水道没有遮蔽，随时面对西魏威胁。这样一个两面受敌而又无天险的地区，一旦被敌方突袭，后果不堪设想。梁朝内部有一些人看到这样的威胁，例如前湘州刺史王琳，其人由于受到萧绎的猜忌，被改派为广州刺史，他对好友李膺说：“我知道萧绎不放心我，但是现在是危急用人之时，如果不想让我镇守湘州，可以让我镇守雍州（梁朝的侨置州，辖区在江陵和襄阳之间），以防备北方的威胁。”李膺很赞同他的想法，但怕得罪梁元帝，不敢陈说王琳的担心。

其次从梁朝内外形势来说。建康地区虽然屡遭北齐军的威胁，但经过王僧辩、陈霸先二将的奋力抵抗，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且有长江天险可以作为捍御，防守形势比江陵要好很多。王僧辩和陈霸先在平定侯景之乱中迅速崛起，是此时长江下游的实际控制者，而且已经逐渐有尾大不掉的势头。如果萧绎果断东下建康，坐镇京城，以其军事实力威慑二将，长江中下游的局势必然更加稳固。可惜萧绎只看到了建康的残破，而忽视了这座200多年古都的巨大政治潜力。

二、南方政治局势的变化

梁武帝执政的后期，梁朝已经出现严重的衰退趋势。重臣贺琛上书言事，从四个方面指出了梁朝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是对北方屡兴兵事导致国内不堪重负。二是社会风气日益腐化导致官员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三是朝廷选拔官员体制出现问题导致大量投机钻营的人混入官员队伍。四是苛政、赋役太多导致国力衰退。贺琛的四条奏事切中了梁武帝晚年政治局势变化的要害，但梁武帝此时年届八十，耄耋昏庸，他沉浸于群臣的奉承吹嘘，认为自己一手打下来的天下已经稳固万分，并坚信这万里江山的繁华将会永远持续下去。陡然见到这样言语犀利、直斥其非的奏章，梁武帝没有第一时间反省自己的过失和王朝的积弊，反而恼怒异常，认为贺琛是没事找事。梁武帝罕见地亲自口述敕书，斥责贺琛妄言朝政。这封敕书夹杂着梁武帝的怒气，既无官方诏书的端庄严谨，也无南朝辞赋的清新雅致，颇有一副泼妇骂街的喜感。摘录一段如下：

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复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绳逐”，并复是谁？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国容戎备”，何者宜省？何者未须？“四方屯传”，何者无益？何者妨民？何处兴造而是役民？何处费财而是非急？若为“讨召”？若为“征赋”？朝廷从来无有此事，静息之方复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闻。

贺琛以往言事颇受梁武帝的信任，所以这封奏书才说得直接了一点，但没想到梁武帝居然反应这么强烈，他吓得不敢再多说，唯有谢罪而已。随之阻止的不仅是贺琛纠治政风的愿望，整个梁朝也逐渐在梁武帝的昏聩中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江南的乱局，从主观角度来看，是因为萧梁宗室严重内讧，几个占据大州的宗室王不能协同对外。从客观角度来看，是因为侯景之乱对江南士族造成毁灭性打击，致使魏晋以来沿袭数百年的大族失去了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江南土著豪强借此机会走上前台，开始争夺政权。前者反映了萧梁高层人物对政治剧变应对能力不足，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引领和统驭作用，反而催化变乱进一步扩大化。后者则是南朝200多年士族与寒人斗争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际上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

王僧辩

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江陵政权在形式上重新成为江南的核心，但仍挡不住梁朝再度陷入像侯景之乱时的四分五裂局面。由于江陵力量弱小，梁朝的几大区域——扬州、郢州、湘州、广州——实际上都是各自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基本不受江陵政权的控制。

首先是扬州。西魏决策攻打江陵时，也就是侯景之乱刚刚平定时，扬州地区实际上的控制者是大将王僧辩和陈霸先。

王僧辩是梁陈之际的名将。早年就跟随萧绎，才能非常突出，是江陵政权的班底人物。他长年镇守竟陵，战功卓著。荆湘构逆时他攻杀萧誉，巴陵之战他一举扭转乾坤，建康之战更是殄灭巨贼，陆纳之叛他稳定形势，荆蜀决战又是他主持大计，这一系列卓著的战功让他走上江陵政权的绝顶地位，先后被萧绎任命为尚书令等显职。然而萧绎胸无大略，只知猜忌却不懂安抚，更不善于驾驭臣子。他委任王僧辩为扬州刺史经营旧京，自以为政权核心在荆州，却混不知建康数百年国运所钟之地，实已给王僧辩蒙上一层模模糊糊的权力光环，心怀异图之人怎会不向王僧辩聚集。王僧辩几次离开建康又返回建康，始终稳稳控制着扬州地区的军政大权，期间不见萧绎再派任何文臣武将到扬州制约王僧辩。功高震主历来容易产生矛盾，更何况萧绎素来猜忌又重，之所以没有出现冲突，只不过是外部压力大，使得主臣矛盾暂时被掩盖。虽说王僧辩在扬州期间发挥了重要的守土之责，击退了北齐郭元建南侵部队，但谁也不能保证大将在外能忠诚不渝。退一万步说，陈霸先的势力在扬州异军突起，他本非萧绎阵营的势力，王僧辩镇守扬州，是否有制衡陈霸先的意图？驱一虎吞一虎，始终不是良计。不论何种原因，王僧辩远镇扬州，尾大不掉的局势已经客观上形成。

陈霸先同样也是在平定侯景之乱中成名的。他本是吴兴土人，家世寒微，在南朝极重门阀出身的社会环境下，陈氏在吴兴被大族屡屡欺凌。即使是陈霸先立下平定侯景的大功后，仍然有人不把陈霸先当回事。王僧辩的女婿杜龛被委任为吴兴太守，他很鄙视陈霸先这种寒微出身的人，又看不惯陈霸先收拢的广州兵，经常借故治陈霸先族人的罪。陈霸先非常恼怒，但碍于王僧辩面子不好说什么。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梁朝之前或许不会有什么，世家大族占据绝对优势，江南土著根本无力与之抗衡。但梁末之际的江南土豪势力已经不容忽视，特别在江南大乱的背景下，很多富裕的土豪趁乱而起，招兵买马，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世家大族往往要给他们几分面子。例如晋安郡的土豪陈宝应、东阳郡土豪留异、临川郡土豪周续，在本地宗族势力很大，虽非朝廷官员，但却有与官员相侔的权力。侯景之乱后，他们趁乱聚集乡党起兵，地方官很畏惧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官位让给他们，萧绎政府后来也都被迫承认了既成事实。陈宝应、留异、周迪（周续的族人，后来代替周续任临川郡守）是梁末陈初江南土豪的代表人物，他们起初与陈霸先属于同一类人，都依靠乡党宗族势力与中央分割权力，与梁朝中央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并不能为江陵的偏安政权提供什么军事支持。发展到后来，在陈霸先整合江南土豪势力时，他们不甘为陈朝所制，纷纷起兵对抗，直到被逐次消灭，江南政局才重新归于统一的秩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身吴兴土豪、从岭南广州起家的陈霸先占据着扬州，自然对江陵萧绎政权只是名义上的支持。萧绎也非常明白，以致后来西魏来攻，萧绎连召陈霸先西上救援的命令都没下。

其次是湘州。湘州起初是河东王萧誉的地盘，后来经过陆纳叛乱暂时归入荆州地盘，但因荆蜀之战的牵制，王琳、陆纳旧部并未被打散，仍旧占据湘州。萧绎也曾想改善湘州的局面，迁王琳于广州，而以宗室萧循任湘州刺史，但时间太短，湘州军政还未来得及打理，以致这个与荆州唇齿相依的地方，始终没有成为稳固的战略后方。

第三是郢州。郢州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一个传奇人物——陆法和。陆法和隐居在江陵的山中，生活像苦行僧一样，见过他的乡民都说他神秘莫测。他曾准确地预见到江陵北部蛮人的叛乱，并在侯景最初投降梁朝时便看祸将不远。从此可以推断，这人绝不简单是个不闻世事的隐士，而很有可能是个默默观察世事、待时而动的奇才。巴陵之战时他协同胡僧祐生俘令梁人望而生畏的猛将任约，后来又在峡口大败武陵王萧纪。萧绎为酬谢陆法和的功劳，任其为郢州刺史。陆法和说话办事喜欢故弄玄虚，同时因为其眼光长远，对事物的判断准确而超前，人们都误以为他有些仙道之术。纵观史载陆法和的事迹，尽管史籍中他的传记充满了神怪色彩，但他的作为基本没有脱出梁陈之际地方实力派的正常轨道。陆法和经历几次大战后，实力有所扩充，部曲达到数千人，占据郢州后，俨然成为一个新的实力派。他主政郢州期间，在没有向萧绎请示的情况下，大治战船，作好武备，企图率兵袭击襄阳，并以此为基地北上进入武关攻打西魏。平心而论，这个虽然方向正确但显得有些急促的方案，不太适合当时江陵政权的情况，萧绎闻讯急忙制止陆法和。这个事件反映了萧绎和陆法和关系的微妙变化，从中可以窥出陆法和有拥兵自重的嫌疑，以及萧绎对他渐渐萌生的不信任。

第四是广州。广州刺史是萧勃，萧勃是梁朝宗室，但已属远枝（梁武帝三叔萧崇之的孙子），与梁元帝并无太多感情和共同利益。侯景之乱时被陈霸先拉来做广州刺史。萧勃能力平庸，眼界狭窄，一门心思占住岭南广州、交州之地独霸一方，一上任便反对陈霸先北上勤王。萧绎称帝后，虽对萧勃很不认可，但苦于力弱，又兼江陵局势刚刚稳定，没敢强夺广州。后来萧绎想了个一石二鸟之计，他派自己很不放心的大将王琳率本部兵南下广州任刺史，而让萧勃转任晋州刺史。萧勃顺利让位则罢，如果不让，双方打起来，萧绎坐观成败，便可一举削弱两股异己势力。可惜萧绎的如意算盘落空，萧勃不敢和江陵撕破脸，王琳到广州后，萧勃迁居广州始兴郡，两者相安无事。没过多久，西魏攻江陵，萧绎急忙又召王琳率部赴援，萧勃复为广州刺史，岭南实际上又成了独立王国。

在这种形势之下，萧绎实际上是在以荆州一州之地与西魏对抗。数年前建康城被侯景围攻的惨状依稀在目，而今这惨剧轮到了江陵。劫后余生的梁朝再次陷入可怕的危机。

三、江陵大战

萧绎并非不知道江陵的危险，特别是军事形势方面。雍州刺史萧察虽名为梁人，但早已与西魏暗自勾结，自萧绎攻杀湘州刺史萧誉（萧察亲兄）后，雍州与荆州已成不共戴天之势，常常互相攻伐。南朝荆州与雍州关系自来比较尴尬，这个源头，还要从刘宋建国说起。

宋武帝刘裕建国时本无雍州，雍州诸郡是荆州的下属郡县。刘裕吸取东晋时代荆州屡屡为士家大族控制的教训，为防荆州再成为大族或外镇大将对抗朝廷的基地，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以皇子出镇荆州，这在南朝遂成为定制，有效遏制了方镇对抗中央的趋势。二是把荆州一分为四，即分襄阳诸郡为雍州，分江夏武昌诸郡为郢州，分岳阳巴陵诸郡为湘州。使得荆州从原领郡31的大州，变为只领11郡的中等州。而雍州一跃成为拥有16个郡的大州，实力上开始超越荆州。雍州襄阳郡与北魏接壤，不断有南逃的汉人移居襄阳，历任雍州守将便效法当初东晋在京口收集江淮流民组建北府军，征募北方流民入伍，军事力量不断强大。同时由于雍州地处前线，常年战争使得本地民风尚武好斗。梁朝名将曹景宗就是雍州人，他年少时以游猎骑射为乐，“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到建康后，对江南柔靡的风气很不适应，“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梁武帝萧衍在雍州襄阳起兵反齐，其部将有人顾虑荆州的南齐军会有威胁，萧衍一针见血地说：“荆州本畏襄阳人。”鲜明地点出了雍州、荆州实力上的强弱之分。

这种情况在萧绎与萧察对峙时有所改变，因为萧察夹在西魏与萧绎之间，其领土颇受两者的蚕食，加上萧察本人能力远不如乃祖萧衍，雍州虽大，对荆州的威胁已不如当年。

江陵的城防形势其实也算不得很差。长江干流在江陵城的西南7里经过，也就是现在的下荆江河段。下荆江直线距离仅80公里，但其河道蜿蜒曲折，全长竟达240公里。《读史方舆纪要》称这段江水“自西而北，而东，而南，势多纡回”。又有无数支流小河汇入长江干流，这样的复杂地貌与水文条件，造成江陵城附近产生很多牛轭湖（简言之即弯曲河道冲出的小湖），史载古荆州地区有白湖、中湖、昏官湖、赤湖、女观湖等。三国时吴将陆抗在荆州与西晋羊祜对峙，曾经决开江陵北面的小河和湖泊，把荆襄接壤的地方变成一片沼泽地以阻挡晋军进攻。萧绎虽未决河，但江北地形本身潮湿泥泞，不利于大兵团野外作战，尤其对以骑兵为主的西魏军队，更能起到极大制约作用。

江陵城的城防设施也比较完备。当侯景之乱尚未平定时，萧绎考虑到雍州、湘州两个侄子的威胁，派长子萧方等在江陵城外围修筑城栅，周回达70余里。萧方等颇具才能，又忠于皇室，侯景之乱时，萧绎派他率军一万到建康增援，与侯景大战后还军。如果让他继续建设城防工事，当可更有作为。可惜萧方等生母徐妃淫荡（即徐娘半老典故中的那位徐娘），因为与萧绎感情不和，肆无忌惮地与人通奸，萧绎恨乌及屋，派萧方等带兵攻打萧誉，后死于乱军。

江陵城有内外两层。内城号称金城，是萧绎的宫城，虽小而坚固。外城有12门，萧绎仿照建康加意修缮，并全以建康旧名命名江陵12城门。另据史载，江陵城外还有一座小城，估计规模不大，战时可为犄角。

萧绎对江陵的城防颇有信心，同时又判断外交上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西魏暂时不会大举进犯，所以仍然好整以暇地举行讲经会，与大臣们悠然地讨论学术问题。

当时间的大幕落到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十月，在一派肃杀的初冬中，西魏出兵了。

十月壬戌，宇文泰以柱国大将军于谨为统帅，率领宇文护、杨忠、韦孝宽、李穆、郭彦等在朝大将，步骑五万人从长安出发，征讨江陵。荆州（西魏）系统的常胜将军权景宣以本部兵协同出击。

宇文泰亲自到青泥谷为大军践行，临行前长孙俭问主帅于谨：从萧绎的角度考虑，应对我军征讨，他有几种应对策略。于谨分析道：“三种。上策是发兵北攻，拿下汉沔流域的襄阳诸郡，隔汉水对峙，进可威胁关中，退可稳守襄阳。中策是收缩兵力，据守江陵子城，固守待援。下策是在江陵决战。”长孙俭又问：“那么萧绎最有可能采取哪种策略。”于谨说：“萧绎一方面认为我国受到北齐牵制，不敢调集重兵南下攻梁，另一方面恋土难移，必然会困守江陵。”于谨素来老谋深算，他人未出长安，却已号准了千里之外萧绎的脉。

具体的作战安排上，于谨的总体原则是速战速决，因为襄阳萧察所部其心难测，又兼郢州、湘州、扬州的外军可能援救江陵，所以必须求快。于谨大军经武关至荆州（西魏）、襄阳，会合萧察的部队，继续南进。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敌国侵犯，梁军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荆州沿边的城戍纷纷加固防守设施，并不断派出候骑侦察西魏军的动向。为尽可能地压缩战役进程，于谨先派杨忠、宇文护率轻骑2000人倍道兼行，直攻江陵城南江津戍，截断萧绎渡江南逃的退路。另以荆州（西魏）军权景宣所部主动进攻郢州，遏阻梁朝郢州方向的救兵。

萧绎所委任的兴州刺史席固已于数年前投降西魏，此人也随军征战。席固是襄阳本地人，对襄汉一带情况十分熟悉。虽史无确载席固是否为于谨出谋划策，但从后来战况的发展来看，西魏军进攻速度之快，必然与席固的出谋划策有关。

杨忠、宇文护一边急行军，一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击梁的沿边城戍，并不断捉获梁军的候骑，从而有效隐瞒了其行军信息。20天后，西魏前锋军出现在江陵城下！

西魏军未入境时，梁武宁太守宗均探听到消息，急忙向萧绎报告情况，萧绎的心腹大将胡僧祐和大臣黄罗汉都说，魏梁两国通好，他们不可能违盟出兵。萧绎也认为西魏不会大规模出兵，但为保险起见，他中止了讲经会，派侍中王琛出使西魏，探听消息。王琛走到荆州边境沔水边，没见到魏兵，便驰书报告：边境一派和平景象，根本没有魏兵入侵。萧绎便又放心地开始讲《老子》，只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下令内外戒严，提高战备等级，前来听讲的大臣们也都披上甲胄。

古代骑象作战的士兵

直到杨忠、宇文护的旗号打到江陵城下，萧绎终于慌了神儿，派人迅速征召扬州王僧辩部、广州王琳部两支劲兵入援。同时派兵出城，迎战魏军。

不料杨忠、宇文护并未在城下纠缠，而是越城而过，直扑城东南的江津戍。江津戍距江陵城约20里，是长江北岸重要渡口，与南岸第一要津马头戍相对，不论是陆路南下，还是水路东下，江津戍都是必经之地。萧绎明白西魏军要掐断他的后路，于是马上派兵追击，并祭出了北人难得一见的陆战神器——大象兵。

南北朝时生态环境大大优于现代，而且气候很温暖，以至大象能够生存于此并能训练成为战兵。所谓象兵，不外乎以人驱之，并在大象身上拴上刀枪，凭借大象的巨力冲破敌阵。杨忠率军与之接战，由于北人从未见过大象，初次与象兵作战难免恐慌。好在杨忠也是西魏宿将，其人素有勇力，曾经跟随宇文泰狩猎，他活捉一头猛兽，左手挟住兽腰，右手兽口拔舌，生猛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杨忠号召士兵不要惧怕大象，他亲自张弓射击大象，大象中箭护疼，返身冲向梁军大阵，扰乱阵脚，西魏军趁势冲杀，大败梁军。

经此一役，梁军不敢再战，杨忠、宇文护站稳江津戍后也不再主动出击，列营于城下等待于谨大军到来。同时收集所有长江北岸的船只，严密封锁渡口，不让一人一马渡江。

梁郢州刺史陆法和闻知西魏来犯，派兵出击，同时向萧绎报告请求援救江陵。关键时刻萧绎猜忌之心再犯，他自信还能撑到王僧辩、王琳两人来救，生怕陆法和万一打败西魏军，以大军入据江陵，这王位恐怕也不保，于是回复陆法和说，你只需要守好郢州，江陵我自己能应付。陆法和唯有叹息。

西魏权景宣探知陆法和出兵，便率军到涢水一线迎击。权景宣所部兵力只有几千人。荆州（西魏）部队原在大将王思政统领之下，总兵力大概在1万人左右，加上诸将的乡兵部曲，至多不超过1.5万。在大统十三年（547年）至大统十四年（548年）趁侯景叛东魏之际，王思政率权景宣、郭彦、杞秀等诸将横扫河南十二州，兵力有所扩充，但随后王思政被东魏高澄围于颍川，8000人的主力被全歼，荆州军力损失殆尽。后来长孙俭接任荆州刺史，经过数年惨淡经营，军力有所恢复，但这几年西魏频繁征调大军攻略蜀汉等地，没有多少兵力补充荆州，权景宣兵力也仅在3000左右，对比郢州陆法和，力量不免有些单薄。

但这些并不是决定因素，西魏军长年征战，无论是作战经验还是军队士气，都比梁军强不少。更关键的是，权景宣本人的指挥能力实在不容小觑。权景宣从军较早，从西魏建国时便在襄、邓一带作战，此人具有鬼魅般的战术天才，往往能够在不利的条件下打出令敌我双方都意想不到的战果。大统十四年（548年）王思政攻略河南，权景宣所部还不到1000人，硬是杀进河南腹地，转战数百里，把东魏军打得丢盔弃甲，直取豫州首府上蔡（今河南新蔡）。后来萧察的头号大将杜岸反叛，率500名骑兵趁乱偷袭襄阳，为保住襄阳，权景宣悄无声息率3000骑兵快马杀到襄阳城下，以多打少、以快打快，三下五除二灭掉叛军，帮助萧察生擒杜岸，其动作之快、战斗力之强悍令萧察印象深刻，直接促成了送质于西魏这件大事。

几年来对阵梁军从无败绩的强悍战史，使得权景宣有强大的自信。但对面的梁军却有些底气不足。陆法和受到萧绎严令不得出战，他只得龟缩郢州城中，只派司马羊亮率一部兵力到涢水一线虚张声势。权景宣得知这一情况，迅速抓住战机，自率主力从随郡南下直扑羊亮，同时又令部将率一部兵力攻打鲁山镇（故地在汉阳东北大别山上），鲁山镇地扼沔水、涢水古河道汇入长江的冲要之地，是汉阳城的北面门户，历来是郢州防守的重点。权景宣分路出击，又故意多设旗帜，营造出兵力雄厚、泰山压顶的假象，梁军越发胆怯。权景宣遂倾其主力而出，在涢水之畔大败羊亮，乘胜追奔至汉阳城下，梁军残部退回郢州，陆法和生恐郢州有失，不敢派兵救鲁山镇。很快，鲁山镇亦被西魏军拿下。陆法和此时不再指挥如意、气定神闲，他把大军收缩到郢州外围，严阵以待西魏军的攻击。权景宣明白，只要把郢州的大军逼在城里不出来，自己的战役目标就已达到，于是他继续大张旗鼓，在江边大造战船，做出要渡江攻打郢州城的架势，主力部队却退回休整，把号称通神的半仙陆法和糊弄得团团转，陆法和无奈，困守之余，又大玩神棍路数，他命人把州城城门涂上白土，自己穿着丧服，坐在苇席上，意思是国家不久将有大丧。主帅如此，郢州城内的梁军士气更加低落。距离江陵最近的一根大动脉，就此被西魏军废掉。

江陵城内此时已开了锅。萧绎在津阳门外校阅诸军，意图振奋士气，不料突遇暴风雨，还没阅完便狼狈结束。为鼓舞士气，萧绎又亲自骑马到城外察看城栅，命人进一步加固。回到城中后，他命大将胡僧祐、尚书右仆射张绾都督江陵城东防务，尚书左仆射王褒、四厢领直元景亮都督城西防务，其余王公分守诸城门，太子率宫中人员巡行城楼，帮助守城军士搬运木石。

西魏杨忠、宇文护占领江津戍后的第四天夜里，西魏主力大军杀到江陵城北40里的黄华戍。翌日，西魏军急行军攻至江陵城栅外。梁军设置的城栅类似于鹿角、拒马等设施，但又胜似这些。城栅以大木砍削而成，大约有一人多高，大多因地形而设，既可以阻止骑兵冲击，也可以防止步兵直接攻击城墙。梁军手执长矛在城栅内防守，魏军皆下马步战，纷纷爬上城栅向内攻击，但在梁军长矛挑刺之下死伤不少。西魏军猛将王杰（曾是宇文泰的帐内武士，骑射之技娴熟），张弓搭箭射死栅内最会使长矛的一名梁军，又督促本部兵向内猛冲，终于打开一个缺口，大队西魏军遂冲入栅内。[1]

眼见城外破围，梁军迅速采取反制措施，企图把西魏军撵回栅外。梁雟州刺史裴畿、新兴太守裴机（裴畿之弟）、武昌太守朱买臣、衡阳太守谢答仁开枇杷门（江陵南面的城门之一）出战，仗着一股锐气，杀了西魏军一个猝不及防，曾在征蜀战役中立下大功的西魏将军杨绍被梁军射中大腿，仪同将军（西魏军中，开府将军的副手，相当于现在的副团长）胡文伐被梁将裴机当场杀死。这场战斗暂时遏制了西魏军的攻势，但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西魏军一部在城栅内稳住了阵脚，两边相持下来。于谨命大军沿着城栅纵火，烧毁大量城边民居及城楼，然后又在城外筑起土墙，防止梁军开城冲击。

这对梁军来说无疑是可怕的局面。西魏军后续部队不断赶来，但梁军已无法冲出重围。萧绎心中最盼望的大救星王僧辩却迟迟没有消息，他再次给王僧辩下书：“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

那么王僧辩又在干什么？时任扬州东都督（陈霸先是西都督）的王僧辩其实早已接到萧绎的命令，但他却一直在不慌不忙地部署军队，去建康下书的主书李膺不住催促王僧辩赶紧出兵，王僧辩说：“西魏军骁勇善战，与他们直接对阵显然不太明智，我现在不急着出兵，就是在等待时机，只要魏军和萧察的部队全到了江陵，我便直接渡过汉水攻取襄阳，一举截断他们的后勤补给线，让他们困死在江陵城下。这不就是孙膑克庞涓的故伎嘛。”

李膺听了这话不由脊背发冷，他明白，王僧辩这是不想救萧绎了。多年的主臣猜忌，到了关键时刻发作出来，还能再说什么呢。当初萧绎几乎要把王僧辩活活砍死的时候，怎会想到有今天。

江陵近旁的信州（在今湖北夷陵）刺史徐世谱与晋安王萧方智的联军，已到江陵南岸的马头戍，但北岸的江津戍已被西魏杨忠、宇文护牢牢控制，梁军援兵不敢过江，只得在马头戍就地扎营，遥为声援。城中闻知消息，又派出王褒、胡僧佑、朱买臣、谢答仁冲击，想里应外合，打破西魏的包围，但均被阻回城中。

此时萧绎所召另一大将王琳已到达湘州长沙。王琳与王僧辩也只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而已，他没有第一时间过江入援，反而不紧不慢地在长沙屯驻下来，只命长史裴政先去江陵报信。不料刚刚过江，便被西魏抓获。

协同西魏作战的萧察听说抓了王琳的使者，便找来裴政说：“我是梁武帝的亲孙子、昭明太子萧统的亲儿子，难道不能做你们的皇帝吗。若是你听从我的安排，便让你全家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不听，我便杀了你。”

裴政知道萧察肯定想利用他，假装答应了他。萧察便把裴政锁到江陵城下，让他向城上喊话说，王僧辩听说江陵被围，已经在建康自立为帝。王琳兵力寡弱，缩在长沙不敢来援。城内还是早早投降吧。裴政使尽了气力大喊：“援兵大至，城里的人一定要鼓起劲来坚守，我被西魏抓住，只有一死报国了。”萧察气得让人杀了裴政，萧察的参军蔡大业说：“裴政作为梁初名将裴邃的孙子，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望，如果杀了他，恐怕会激起江陵人奋起反抗的决心。”萧察才恨恨地放了裴政。

西魏军主帅于谨久经大敌，他知道夜长梦多，梁人援军越来越多，不能再继续围困，于是立即下令全力攻城。西魏军在数十年中与东魏北齐大战10余次，积累了丰富的攻城与野战经验，用以对付梁人，实在是绰绰有余。面对坚城，骑兵发挥不了长处，于谨便命令步兵向前，对江陵发动总攻。

西魏军的攻势相当猛烈，梁军力不能支，发动全城老百姓顶着木板上城支援，萧绎也亲自到枇杷门督战。老将胡僧祐带头冲锋，时不时还带兵开城反冲击。但相比王僧辩和王琳，不管是长远的战略眼光还是战役指挥艺术，胡僧祐都远远不及，在城防危急的时刻，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还这么舍命冲在第一线，除了能鼓舞一下士气，实在没有别的什么作用了。没过多久，在激烈的战斗中，胡僧祐被流矢射中当场阵亡。梁军失去了唯一一个灵魂式人物，士气大坏，外城的抵抗顿时松懈下来。西城守城士兵丧失了抵抗下去的信心，大开西门迎接西魏军入城，江陵城终于破防！

大战面前，最能检验核心人物的成色。西门虽破，但梁军实力没有损耗太多，城防设施也仍完好，如果迅速夺回西门，集中力量围歼突入城中的西魏军，未始没有翻盘的可能，可是萧绎已经吓破了胆，在东北南三面仍然在激烈战斗的情况下，命令诸军退入金城（即江陵内城）。当夜，城南也被西魏军攻克，还在战斗的城北守军听说萧绎退入金城，士气一泄到底，当即作鸟兽散，西魏军团团围住金城。萧绎为了缓和魏军的攻势，派两名宗室王萧大封、萧大圆到于谨营中讲和，并作为梁朝的人质以显示诚意。于谨不予理睬，把二萧扣押在营中，继续指挥部队攻城。

萧绎退入金城后立即任命侍中王顗为都督，全面负责城防事宜。王顗是王僧辩的儿子，世代将门，对军事比较在行。在江陵被围之初，便有人建议让王顗负责城防大事，但由于萧绎对王僧辩的猜忌和提防，王顗只被任命为殿中卫士，直到此刻形势危急，才被重新起用。这一幕与数年前萧察攻江陵时，萧绎从狱中起用王僧辩何其相似。只是形势已今不如昔，萧绎已经用完了运气，起用一个王顗，对于形势没有太大作用了。

梁将裴畿、裴机、历阳侯萧峻见势不妙，跑出去投降于谨。于谨恼恨裴机杀了他的大将胡文伐，把裴畿、裴机兄弟全杀了。大将出降，进一步加剧了梁军的悲观情绪。

萧绎感到末日即将来临，不由悲从中来。他让人把江陵的书籍集中到东合竹殿上，一把火全部烧了个精光。这些书共有14万卷，其中很多是古籍、孤本，魏晋、南朝几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粹就此失传，实在是一场不亚于焚书坑儒的文化浩劫。萧绎又拿出自己的佩剑，砍斫庭柱把剑折毁。人问萧绎这是什么意思，萧绎说：“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烧完书后，萧绎决意投降，便命御史中丞王孝祀写降书。谢答仁、朱买臣劝萧绎说，如今城中兵力仍然有一定实力，趁着黑夜开城而出，渡江去找徐世谱和任约的部队，我们还有很大胜算。

谢答仁是侯景的旧将，此人跟随侯景南征北战，实战经验非常丰富，这番建议客观来说很符合实际，至少比坐困危城强得多。但萧绎心如死灰，已经丧失继续抵抗的决心，他对谢答仁说，我素来不会骑马，怎么去出城冲突。谢答仁说我可以扶着你一起跑。萧绎与王褒商议，王褒说，谢答仁是侯景的余孽，其心不保，万一他趁乱把你绑去献给西魏人呢。萧绎便回绝了谢答仁的建议。谢答仁又建议征发金城百姓当兵，还可再支撑一段时间。萧绎答应了，不料王褒等人坚决反对，认为垂死挣扎没有任何意义。萧绎遂命人出城投降。谢答仁再要进宫劝谏，萧绎拒不见他，谢答仁气得呕血而去。梁军的抵抗，到此终于全面停止。

而此时，距离西魏军开始总攻还不到一天。曾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强藩、抵抗侯景之乱的中流砥柱、繁荣了数十年的荆州，马上要迎来新的主人。

四、萧绎之死

西魏恭帝元年（梁承圣三年，北齐天保五年，554年）十一月甲寅，梁元帝萧绎先派其大臣王褒奉太子萧元良到西魏军营投降。王褒作为世代簪缨的琅琊王氏后人、梁朝头号重臣，全无一点气节，他手书：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于谨的官爵是柱国大将军、常山公）。展现了一副令人作呕的十足奴才嘴脸。

稍后，萧绎下令去掉了皇帝的仪卫，单人乘白马，开金城门出降。走到城门下的时候，这位酸秀才式的皇帝拔剑击门，叹曰：萧世诚一至此乎！（世诚是萧绎的字）。

西魏军看到敌国皇帝出降这一百年难遇的盛景，无不欢呼雀跃。几名按捺不住的西魏士兵越过护城河沟，拉着白马挟着萧绎去往大营。走到白马寺，西魏士兵夺走萧绎的白马，给他换了一匹劣马，一名健壮的鲜卑士兵押着萧绎面见于谨，落魄的皇帝顺从地下跪。这一跪，标志着统治南中国达52年的梁朝实质上的灭亡。

梁元帝被俘，西魏军蜂涌入城，于谨下令全军在江陵城中放开抢掠，可怜萧绎经营了十几年的财富，全被西魏军所抢。梁室宫中器物如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车辇法物，作为国祚的象征被于谨收缴后上交西魏国库。

江陵城内的士民也跟着遭殃，许多政府官员被俘作奴隶，百姓被掳走的更是不计其数，史载大约有10多万人被掳到关中，成为西魏勋贵重臣的奴隶。这些亡国奴后来的命运很凄惨，他们中健壮的人被驱往关中，老幼病弱的被杀，只有两三百家获免。大多数人以奴隶的身份悲苦地过完了一生，只有极少数人因为年老，在10多年后被北周官方释放。覆巢无完卵，国破民不幸，诚如是也。

西魏屠杀掳掠的暴行必须正视，这是其对外征战过程中极不光彩的一页。但西魏军中也有一些见识非凡的人，没有参与到洗劫的暴行。例如于谨的儿子于翼也随军征战，他对江陵的金银财物一毫不取，只是拣选一些有名望的士人另加礼遇。后来被称誉为尚书“六俊”的唐瑾，时任于谨长史，他也不取财物，只把梁元帝没烧完的书籍满满装了两大车，同时他对梁朝政府官员高看一眼，凡是有一些才能的，都向于谨建议收用而不是充作奴隶。关中大族裴宽的儿子裴尼，财物一无所取，只拿了一把梁元帝用过的素琴。掳掠的过程中，西魏军还惊讶地发现江陵的监牢中还关押着好几千囚犯，原来在于谨下令总攻时，有朝臣建议萧绎把囚犯全放出来充军，以加强防守力量，生性偏狭残忍的萧绎不准，下令把囚犯全部杀掉，不过因为战斗太激烈，直到城破也没来得及杀完。西魏人无不感叹。

雍州刺史萧察派一队骑兵把萧绎押到营中，数年来一直相互攻杀终于有了结果，萧察非常快意，他当面质问并侮辱萧绎，完全没有一点家人之情。萧绎不堪其辱，便偷偷对长孙俭说，我在宫中埋了数千斤黄金，想赠给你。长孙俭便带着萧绎返回皇宫，正要挖金子，萧绎却说，我是骗你的，哪有天子埋金的道理，我是因为难以忍受萧察的污辱才骗你带我到这里来的。

江陵大战之初，北齐曾派清河王高岳、河东王潘相乐、平原王段韶率兵救援，但北齐这支部队在江陵战役期间并未有什么动作，也不知其具体驻扎位置。从事实看来，北齐军的真正目的似乎不在救梁之急，联系此前北齐在河南和江北的侵梁行动，其意义更多在于坐观虎斗，从中渔利。所以直到江陵城破，北齐军所谓的援军也没有什么动作。

马头戍遥为声援的徐世谱、任约两军退回湘州巴陵郡与王琳会合，而远在建康、口口声声要直取襄汉的王僧辩连窝都没挪。于谨让萧绎下书召王僧辩投降，萧绎不写，他说，我现在做不了我自己的主，同样也做不了王僧辩的主。无奈之下，于谨下令杀掉萧绎，以及萧绎的太子萧元良、始安王萧方略、桂阳王萧大成。

目睹西魏军在江陵的暴行，萧察军中有人非常痛心疾首，有人向萧察建议说，江陵毕竟是我们梁朝的土地，被西魏人这么糟蹋，有骨气的人就要报仇。如今于谨大军的首脑都在江陵，不如假意宴请于谨，乘机刺杀他们，然后消灭西魏军。这样既能报仇，又能收取民望，即使是收服王僧辩、入践皇极也不是不可能。萧察却恬不知耻地说，西魏人对我很好，我不能这么做。

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沙场老将，于谨虽不知萧察的想法，但他却有着严密的提防。整个江陵战役前前后后，于谨严令萧察不许返回襄阳。西魏大军班师前，于谨奉西魏皇帝之命，立萧察为梁朝的新皇帝，仍以江陵为都城。然后顺手夺走了萧察的老巢襄阳。原本做着连占荆雍二州美梦的萧察叫苦不迭，一个被吸干榨净的江陵城，哪里比得上他经营多年的襄阳。于谨又命大将王悦驻兵江陵西城，名义上帮助萧察防范王琳、王僧辩等军来犯，实际上是监视萧察的动向。事已至此，萧察无计可施，只好乖乖服从，做了一个俯首帖耳的附庸皇帝。

平定江陵，是西魏建国以来一次辉煌的胜利。自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建国以来，西魏被东魏北齐死死压制在地旷人稀的关中陇右，无论是人口、经济规模还是战略空间都极为狭小，甚至有几次濒临灭亡。而今，经过宇文泰集团的努力经营，西魏连连出击，相继夺取汉中、蜀中、襄汉和江陵，人口规模骤然上升到900多万。纵观此时三国形势，北齐人口大约2000万，而失去荆州、益州的南朝，人口数下降至300万左右，从经济基础上来看，西魏初步具备了与北齐争衡的条件。

注解：

[1]　参考地图16《西魏围攻江陵形势图》。

第二十一章

钟山之战——南陈崛起

梁太平二年（557年）十月乙亥，江南初冬的寒风已开始眷顾走向末路的梁朝，梁朝相国、扬州牧、镇卫大将军、陈王陈霸先经过三次辞让，终于接受梁敬帝萧方智的禅位之命，即皇帝位于建康台城，即陈高祖武皇帝。梁敬帝萧方智被陈武帝封为江阴王，不久后被杀于宅邸，梁朝终于划上一个悲剧的句号。对于年已54岁的陈武帝（生于503年，卒于559年）来说，胜利无疑来得有些晚。面对江南残破的江山和并不稳固的帝位，回顾向来之路，陈霸先不由满是感叹。

一、高澄被刺——北朝第一迷案

在三国交争激烈，互相影响甚深的后三国时代，哪一方的大势都不是单由自己决定，陈霸先的即位之路亦是如此。回顾陈氏的崛起，还要从对梁朝末期形势影响最大的北齐说起。

东魏与北齐像梁陈一样也是禅代。高澄继承高欢的爵位后，举朝都认为高澄将会取东魏而代之，众臣纷纷劝进。魏孝静帝元善见自高澄嗣位后颇受欺凌，有一次高澄用大杯敬酒，孝静帝不愿曲意逢迎高澄，便不高兴地说：“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何用此活！”高澄当场大骂：“朕！朕！狗脚朕！”（意指孝静帝像狗脚一样不值钱）又让崔季舒打了孝静帝3拳。悲愤不已的孝静帝吟诵谢灵运的诗：“韩亡子房愤，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子房愤指秦灭六国后张良（字子房）愤而刺杀秦始皇于博浪沙，鲁连耻指战国末期时，赵国受困于秦军，欲复遵秦昭王为帝，以解邯郸之围，齐人鲁仲连耻于赵国屈从强秦。忠于元氏的魏臣从诗中读出孝静帝要诛杀高澄的意图，便发动了一次蹩脚的企图谋杀高澄的政变，但不幸被高澄发觉，参与其事的常侍侍讲荀济、祠部郎中元瑾、大长秋刘思逸、华山王元大器、淮南王元宣洪、济北王元徽等人都被诛杀，孝静帝亦受牵连而被幽禁3日。这些事都发生在侯景之乱期间，高澄篡逆之心昭然若揭，只是掣肘于战事连绵，无暇进行禅代大事。

颍川战后，如陈元康所言，主持大军攻灭西魏大将军王思政于颍川的高澄，威望达到嗣位以来的新高，正当他图谋进行禅代时，震惊东魏的刺杀案发生了。

东魏武定七年（549年）八月辛卯，东魏孝静帝在高澄的建议下册立了太子。此举例来被视为高澄稳定元魏旧臣之心的举措，册封太子的大典结束后，高澄召集中军将军、散骑常侍陈元康，主管吏部的杨愔，黄门侍郎崔季舒等人到他的宅邸城北东柏堂密议禅代大事。他家中主管膳食的奴隶兰京捧着饭到堂上，高澄生气地挥退之，而后不加遮掩地对陈元康等人说：“我昨晚梦见此奴挥刀砍我，我得赶紧把他杀了。”兰京听见后大惧，便纠结他的同党阿改等6人，假装上食，以盘托刀上堂刺杀高澄。兰京是梁朝大将兰钦的儿子，他在徐州时因战败被俘至东魏，先前他屡屡请求高澄放他回南朝而未获允许，因此还被高澄杖责，兰京久怀怨恨，故而有刺杀之举。

东柏堂的防卫人员，因为高澄与魏琅邪公主私通不想有人碍眼，经常被派出去，故而堂内防卫几近于零。高澄见兰京又端着盘子上来，怒不可遏地说你怎么又来了。兰京举刀大喝我来杀你，招呼同党来杀高澄。高澄大惊，赶忙跳下座位藏到床下。堂上众人都是文官，哪见过这种场面，杨愔吓得拔步就跑，靴子都跑丢了一只。崔季舒则跑到厕所中藏了起来。陈元康奋起与兰京等人夺刀，结果被扎伤肚子，肠子都流了出来，当夜伤重不治而亡。库直官（疑指高澄的贴身保卫人员）纥奚舍乐、王纮拔刀与刺客搏斗，纥奚舍乐不幸被杀。

高澄的二弟高洋别有他事出东门而去，闻讯立即部署擒捉刺客，兰京等人当场被砍死。高洋当众宣告内外众臣说大将军被奴仆所伤，并没有什么大碍。然后逐一处分诸事，不久后到晋阳处理军国大事，全面接掌大权。武定八年（550年）五月，高洋接受东魏孝静帝的禅让，改国号为齐，年号天保，是为北齐显祖文宣皇帝。

高澄被刺一案发生在魏齐禅代的前夕，绝非一起偶然的泄愤式的刺杀案。其真相因为史料的缺乏，甚至是某些人的刻意掩盖，淹没在历史中无从查寻。但我们细细观察这件刺杀案的前后过程，并参考当时的政治背景，不难发现其中还是有许多蛛丝马迹。

其一，关于案发前的预兆。高澄被刺前，已有许多关于刺杀的传言，其中最直接的是太史官对高澄说宰辅星光芒很暗弱，这预示着高澄将有不利。但高澄却对此置之一笑。兰京以厨艺颇精受到高澄的重视，虽然此奴因为不能被释放回南而很有怨言，但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厨子，高澄不怀疑兰京会刺杀他固然也是理所当然。我们从常理推断，一个小小厨奴的怨气，绝无可能影响到京师内外并催生出许多谣言。太史提醒高澄宰辅星暗，可能是听到了什么不利于高澄的传言。也就是说，针对高澄的阴谋实际上大有来头，并且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了。

其二，关于高洋的借故离开。高澄召集心腹重臣密谋禅代之事，并研究新朝的重要官员安排，这是当时最最重要的朝政大事，理应召集宗室心腹参加。作为高澄的亲弟弟，况且还是京畿大都督、尚书令的高洋，无疑是首要人选，为何他没有出现在城北东柏堂？据《陈元康传》云他是有别的事，那么有什么事还能比亲兄篡位还重要？何况高洋只是回到他的宅邸，并没有去别的重要所在。更有甚者，刺杀案发生后，高洋竟能毫不诧异地指挥众人，或许可以解释为高洋确实具备常人所无的超强心理素质。但我们仍不由不怀疑，高洋的离开是否并非巧合？

其三，关于案发后的处置。最令人怀疑的是，兰京、阿改等6人在京城卫戍部队面前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完全可以将他们控制起来详细审讯，而高洋当场命令把刺客杀死。这么重大的刺杀案，居然不加审讯，不找原因，这岂不是对死者的不负责，何况死者是高澄这么重要的人物？高澄和陈元康本人的死讯更是被隐瞒了数月之久，直到次年的正月才正式发丧。高洋是在怕什么吗？是怕元魏宗室的反扑，还是怕忠于高澄的政治势力的抵制？综合来看，在高澄被刺一案上受益最大的人是高洋，而案子本身透露出的种种不正常的讯息也都隐隐指向了高洋。

从当时的政治背景来看，高澄的死，确实符合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当然高洋因为兄弟嗣位之争，有理由、有可能、有动机去谋杀高澄，然而从大形势来看，高澄虽然平时不怎么善待自己的亲弟弟，兄弟两人可能积累下怨恨，但以高澄的威望，高洋无论如何没有可能撼动其兄的地位。真正具备谋刺高澄的意图与能力的，是东魏最可怕的一个松散的政治集团——鲜卑勋贵。如前文所述，高澄执政后大力打压鲜卑贵族，大面积起用河北汉人名士，这是对鲜卑勋贵既得利益的严重挑战。高欢的元从老将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高澄又恨又怕，但面对蒸蒸日上的汉人势力和高澄的强势姿态，鲜卑勋贵们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与之相抗的资本。那么，要解决这一矛盾，唯一手段就是肉体消灭。对于这一暗流，高澄不会没有防范，他的心腹崔季舒亦有一些察觉，故而他会故意当着诸勋贵的面吟鲍照的诗：“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意指高澄一旦去世，他任用的亲信会遭到清算。但说到底高澄的威望足以震慑勋贵老将，而且有河北汉人大族的强力支持，这也是他对邺下流传的谣言“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灯灯灭”不加理会的缘故。

历史终究把神秘的面纱留到了最后，我们无法找到任何关于鲜卑勋贵或是高洋谋杀高澄的有力证据，或许这正是历史本身的魅力。吸引人们探究高澄被刺一案的真相的动机，并非案子本身有多离奇，而是由高澄之死引发的东魏北齐政治潮流的改弦更张，以及对之后三国之局的深远影响。

高澄死后，高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东魏禅代的政治准备，他以惩治汉人代表崔暹、崔季舒为代价，换取勋贵集团特别是在晋阳掌军的诸老将的支持，本来还对缓解压力抱有幻想的东魏孝静帝见到高洋雷厉风行的状态，不由哀叹：“此人似不能见容，吾不知死在何地。”高洋即位后，对鲜卑勋贵（其中包含已鲜卑化的汉人、羯人等）进行大规模封赏，天保元年诏书中提到，已故功臣孙腾、尉景、娄昭、高昂、慕容绍宗、万俟干、段荣、刘贵、窦泰、刘丰、蔡俊都受到就墓致祭的褒扬，其中仅高昂系河北汉人。厍狄干、斛律金、贺拔仁、韩轨、可朱浑元、彭乐、潘相乐皆获封王爵，这些人全是六镇出身，无一是汉人。天保元年一系列诏书意味着北齐基本否定高澄的政治举措，虽然高洋在表面上仍然尊崇其兄高澄并追遵为皇帝，崔暹、崔季舒后来也获得赦免，但其后汉人势力再也没有恢复高澄时代的强势地位，对鲜卑勋贵起不到什么制约作用。因此可以说，高澄试图走向汉化的政策宣告破产，鲜卑勋贵重新牢牢掌握了政权，曾经一度好转的政治局面复又走向腐败。

军事方面，高洋对晋阳方面虽大加抚慰，但终究心存忌惮，为了稳定晋阳这个军事中心的局面，他一方面下诏免除太原郡3年的田租，一方面把注意力转向北方，他亲自率兵频繁北击柔然、契丹、突厥等胡族，不断强化他在北方的存在感。在天保四年（553年）到八年（557年）这关键的几年，北齐派去争夺淮南江北的军队，无论统帅质量还是军队数量，都远非北击柔然的军队之比，故而给危如累卵的南朝极大减轻了军事压力。

陈霸先无疑是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二、争夺江北

北齐禅代之初，正是江南极度虚弱的时期。北齐天保四年（553年）二月，北齐以侯景的旧将郭元建为统帅，在合肥训练水师2万，又遣邢景远、步大汗萨率众为援，意图东下进攻建康。梁元帝令王僧辩率建康诸军御之，陈霸先派3000名精锐到军前助战。双方在东关发生激战，北齐军大败，伤亡达万余人。

天保五年（554年），在江北失利的情况下，北齐仍不改北主南次策略，继续以主力进攻北方山胡。江淮之间苦于北齐统治民众怨声载道，有的豪强便借势发动反齐起义，宿预（今江苏宿迁）豪强东方白额率州民杀死北齐官员，据守城池。陈霸先抓住时机，率京口的部队渡江围攻广陵郡，王僧辩随即发兵援之，进攻江北的秦郡（今江苏六合）、泾州（今安徽天长）、盱眙等地。为了稳定江淮一带的局面，高洋遣大将段韶率军南下主持军事。段韶是北齐三大名将之一，其人善于用智，谋略深远，很受高欢的赏识。

他到淮南后，敏锐地看出淮南的主要矛盾在于江北陈霸先的部队，因而留下一部兵力进攻宿预，自率精兵数千人南下掩袭泾州。陈霸先诸部军队先前遇到的都是北齐三流将领，他们认为北齐来援必定是先北后南，一个城一个城地打，丝毫没有应对北齐援兵的准备，因而盱眙、泾州、秦郡的南军忽见段韶杀来都乱了阵脚，纷纷不战而退。陈霸先本人亦不知北齐军虚实，撤广陵之围渡江回到京口。宿预的东方白额因得不到有力支援，稍后也被段韶削平。

江淮局面至此为初期阶段，梁朝江陵政权受迫于西魏，无力顾及江北，基本上靠王僧辩、陈霸先二人支撑江北的局面。北齐亦无心于此，段韶在江淮一击即退，用意只是在北击柔然的同时保证南方有一个稳定的局面。这种情况下，王僧辩、陈霸先依靠各自手中三五万军队，成为扬州一带事实上的主人。王、陈二人经过平侯景之战，结下了亲厚的关系，王僧辩之子娶陈霸先之女为妻，两将在对北齐作战中也基本能做到同心协力。特别在陈霸先方面，因梁元帝的授命，他始终保持对王僧辩的尊敬，以示主次之分。

但表面的亲厚掩盖不住两家的深层次矛盾，二将手中均有强大的部队，对政权难保没有觊觎，一旦外力减弱，两家的利益诉求难免发生碰撞。不幸的是，这种利益诉求很快随着北齐对南方政策的变化，而被引爆为惊天的事变。

三、马失前蹄的军神

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十月，西魏发动入侵江陵的战争，旨在灭亡偏居江陵的梁朝政权。由于梁元帝统筹有误，丧失对扬州地区王僧辩、陈霸先两部军队的有效控制，导致江陵城迅速沦陷于西魏之手。江陵之战过程中，萧绎屡下诏命王僧辩督建康诸军入援，但直到江陵城陷也未等到后者的援军。梁元帝死后，王僧辩与陈霸先在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年底共同迎立元帝之子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承制。绍泰元年（555年）正月，事实上成为梁朝新的主宰者之一的王僧辩，为显示他的正义性，派大将侯瑱进攻在江陵之战中被北齐抢走的郢州——郢州刺史陆法和受逼于西魏和北齐，遂举州降于北齐清河王高岳。后来侯瑱与北齐郢州守将慕容俨拒战五六个月，引发梁军10余万人围攻，终因力不能支而撤走。

江北和郢州的战斗显示出梁朝正在恢复的生机，王僧辩、陈霸先两人的实力并不亚于江陵政权，假以时日，苟延残喘的梁朝新一届政权可能会稳定局面，甚至恢复疆土。北齐效仿当年梁武帝趁六镇之乱时立北海王元颢为魏帝的做法，扶植萧渊明为梁主，企图搅乱南朝的局面。

北齐政府方面和萧渊明本人都多次致信于南朝头号人物王僧辩，请求他接纳萧渊明入梁。萧渊明系梁武帝萧衍之侄，太清元年（547年）梁军北伐徐州时兵败被俘，人物本就猥琐，又是敌国所立，自然不能接来。王僧辩严词拒绝。

北齐派上党王高涣率兵护送萧渊明南下，企图像陈庆之送元颢入洛一样强行进入南朝。梁军在合肥东关阻击高涣，资历极深的梁将裴之横竟在此战被齐军斩杀。王僧辩闻之大惧，遂尔改变之前的主意，同意接纳萧渊明为主。

陈霸先在京口听说，多次下书于王僧辩，劝其不要犯糊涂。但王僧辩别有所虑，执意要纳萧渊明。二人遂生嫌隙。

纳萧渊明之策初看殊不可解。但如果站在王僧辩的角度看，并非全然没有道理。王陈二人兵力相侔，名望相亚，彼此共处于江东，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长远来看，二人发生矛盾是必然。王僧辩要巩固自己的势力，陈霸先正是心腹之患。面对北齐日甚一日的压力，王僧辩内外交困，处境着实不利。与其死扛北齐的压力，不如权且缓一缓，接纳一个傀儡萧渊明对王僧辩的实力并无实质损害，想来这大概是他的真实想法。

事实上王僧辩也是这么做的。北齐上党王高涣率军护送萧渊明抵达历阳，王僧辩率龙船和皇帝法架自江东来迎，但只把船只停在江中，不肯靠近江西岸。萧渊明在江岸边以南朝皇帝的身份与北齐上党王高涣盟誓，定下两国通好的盟约，高涣如约率军北返。萧渊明要求把自己的3000名卫队全数带过江去，王僧辩坚持不肯，双方讨价还价，只接了1000名散卒随同过江，事实上剥夺了萧渊明的武力。萧渊明入台城后即皇帝位，册封晋安王萧方智为皇太子，以安抚王僧辩、陈霸先诸将之心。同时向北齐称藩，王僧辩亦送其妾与子到邺城作为人质，以示诚意。

从表面上看，王僧辩纳萧渊明确如他所想，萧渊明和萧方智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完全掌控在他手中的傀儡，更大的好处是换取北齐撤军，建康的形势一下子稳定下来，真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

但长远来看，王僧辩此举无疑是一个低级错误。

梁朝自武帝以来几经挫折，简文帝、废帝萧栋、萧纪、梁元帝、萧方智陆续登台，还有西魏扶植的伪梁主萧察，搞得江南局势乱像频仍，个中最大原因乃是法统不正。梁元帝虽私德堪优，但凭灭侯景之功，总算勉强把梁室法统归到自己头上，不管怎么说，元帝一系已成为江南最合理也最具号召力的法统继承者。王僧辩要想稳定局面，光凭军事力量远远不够，他迫切需要一个合理的旗帜来凝聚江南散乱的人心，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智无疑是最佳人选。

王僧辩此前迟迟不派兵援救江陵，坐看梁元帝被西魏擒杀，已经在政治上大大减分，此时废萧方智而接纳萧氏远枝，则是在政治上又失一大分。这对手握重兵而又一直位居王僧辩之下的陈霸先，无疑送上一个天大的政治礼包。

承圣四年（555年）八月，江淮之间传言，北齐军再度大规模集结于寿春，似乎又要大举入寇，王僧辩遣使告知陈霸先，让他严加戒备。坐观形势的陈霸先敏锐地感到时机来临，他决定要动手了。

九月壬寅，陈霸先在京口府邸召集心腹部将侯安都、周文育、徐度与杜棱，密谋袭击王僧辩。侯、周、徐三人异口同声赞同其计，唯有杜棱反对，陈霸先恐杜棱出去乱说，便掏出手巾勒昏杜棱。随后陈霸先伪称率军备御齐人，水陆并进，直指王僧辩的驻扎地石头城。

大将侯安都率水师进至石头城北，石头城北城墙临接高冈，侯安都弃舟登岸，带头从城北爬城而入，陈霸先自率马步兵杀进石头城。王僧辩当时正在升帐议事，左右忽报城南城北有兵，紧接着忽见乱兵自外而入，王僧辩情知不妙急走而出，左右数十人拒战，但哪里是侯安都众军的对手。情急之下，王僧辩和他三子王頠逃上南城楼，这才发现是陈霸先的兵。石头城的戍兵闻变，在将军程灵洗带领下与陈霸先激战，但因仓促无备抵挡不住，程灵洗战败投降。

王僧辩在城上苦苦哀求，请饶其一命。陈霸先不为所动，命诸军纵火烧楼，王僧辩急忙下城，束手就缚。陈霸先大声质问王僧辩：“我有何罪，王公你竟要和齐人讨伐我？！”稍后又问：“既然要对付我，为何石头城没有防备？”王僧辩明知陈霸先这是故意泼脏水也不敢辩驳，只好低声下气地说：“我把建康的北大门给陈公你守卫，怎能说没有防备。”但多说无益，事变既已发生，王僧辩也就没有生路了。当夜，王僧辩父子二人被绞死。

王僧辩虽死，他的部队还在。自攻灭侯景后王僧辩在建康经营数年，他的部队势力散布于三吴地区（吴郡、吴兴、会稽），较大的有三股，其一是王僧辩之弟王僧智，他据守吴郡（今江苏苏州）；其二是王僧辩之婿、猛将杜龛，他据守吴兴（今浙江湖州）；其三是张彪，他据守会稽。此外兵力较盛的还有江州刺史侯瑱所部，以及先前被王僧辩派往岭南征伐广州刺史萧勃的王僧愔。这几部兵力总数应当比陈霸先部队多，但石头城事变太过突然，王僧辩余众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迎来了陈霸先的讨伐大军。一方是仓促迎战，一方是预有准备，结果可想而知，杜龛被打得措手不及，部将义兴太守韦载降于陈霸先，王僧智在吴郡战败，本人逃到吴兴郡。与此同时，陈霸先迅速逼萧渊明退位，复迎晋安王萧方智即皇帝位，是为梁敬帝。侯瑱、张彪各自据守本州，拒不归降陈霸先。

王僧辩、陈霸先的矛盾从积累到爆发表面上看不过几个月的功夫，事实上反映的是梁末南朝势力重构过程中的斗争，远非两家矛盾这么简单。这场规模浩大的斗争持续的时间、牵涉的人员、地域的广度以及战争的烈度，比北朝魏末以来的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而对参与其中的人考验也极其严峻。

王僧辩因缘际会，走在南朝各股势力的最前列，本来最有机会取代梁朝开创新的时代。但从他控制建康特别是江陵政权灭亡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大概是一位军事才干重于政治素质的将帅，对南朝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江陵政权灭亡前后，他以抛弃故主的政治代价，换取对建康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其长远意图应该是另立新朝。此举虽然倍受原江陵系势力的非议，对王僧辩立新主的政治正义性带来极大影响，并由此引发了王琳另立萧庄为主的重大事变，但王僧辩得以没有挂碍地继续控制建康，舍名而图实，勉强还算及格。到了萧渊明事件时，王僧辩面对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一方面是来自南朝内部的责难，一方面是来自敌国的军事压力，他做出的令人大跌眼镜的选择，基本上断送了政治前程，即使陈霸先的兵变没有成功，接纳伪主的愚蠢行为也将引发南朝各地实力派群起而攻之，其下场可想而知。

四、钟山风雨起苍黄

陈霸先依靠强大的军力和周密的准备，相继平定了王僧辩余部势力，但百密一疏，在他进攻三吴地区时，石头城突然出事了。

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本是王僧辩部下，他的从弟徐嗣先是王僧辩的亲外甥，徐嗣先与徐嗣徽亲弟弟嗣产、嗣宗从建康逃到秦州，说动徐嗣徽起兵。徐嗣徽素来不服陈霸先，便约南豫州刺史任约（即侯景旧将，后归降梁元帝为将，江陵沦陷后回到南豫州）共同起兵，二人趁陈霸先率兵在外，一举袭占石头城。同时，徐嗣徽约降于北齐，声称送秦州入齐，并请齐军火速渡江，合兵一处进攻建康。北齐派5000名士兵过江入据姑孰（今安徽当涂），遥为石头城声援。又令柳达摩等将从江北胡墅渡江给石头城送来3万石米和1000匹马，以加强石头城的防守力量。

石头城与建康台城近在咫尺，虽然此时三吴地区的战事还在进行当中，陈霸先把石头城之变放在首位，立即率主力撤回建康，集中力量应对这起突如其来的兵变。

新投降陈霸先的韦载为其分析形势，认为最坏的可能莫过于齐军渡江而东，与三吴地区王僧辩旧部混在一起，那样一来建康东西南北四面受敌——江北有齐军，建康西有石头城之逼，东有吴郡、吴兴和会稽的乱兵，南有姑孰的5000名齐军，则大势去矣。但从目前形势看齐军注意力似乎都在石头城，应当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迅速掐断齐军从建康附近渡江的路线，使其不能与三吴合流。陈霸先决断如流，立即分派侯安都、周铁虎等人进攻江北各渡口，烧毁齐军大船千余艘，并迅速在秦淮河之南修复侯景当年筑的堡垒（指王僧辩率军进攻建康时，侯景在建康外城之南所筑之垒），保护建康与东府城和南徐州（今江苏镇江）的交通路线，确保本军后勤无虞。

徐嗣徽、任约引军进攻台城，被陈霸先击溃，二将留下柳达摩守石头城，自率兵从采石渡迎接北齐援兵，返身进攻台城。陈霸先一面率主力向西进攻石头城，一面令侯安都以偏师袭击徐嗣徽的老巢秦郡（今江苏六合）。可怜柳达摩上了徐嗣徽的当，以不熟地形、不习水战的客军，迎战陈霸先的精锐之师，被杀得七零八落，险些丢了城池。侯安都攻下防守虚弱的秦郡，俘获徐嗣徽家中的琵琶和鹰，派人送到徐嗣徽军中，并客客气气地说：“昨天到兄弟你家中得到此物，现在奉还给你。”陈霸先于复杂的局势中镇定如恒，还能忙里偷闲地调戏徐嗣徽一把，其风度和超然真令人赞叹。徐嗣徽与任约本已从采石带来北齐援军万余人，忽闻老巢被破心中大惧，直接打击了他的锐气。双方再次在石头城下大战，陈霸先以逸待劳。毫无悬念地击溃远道而来的齐军，徐嗣徽和任约单舸逃走。

已遭大败的柳达摩再次遭到陈霸先进攻，石头城内兵少力弱，不堪再战。陈霸先也因三吴和江州侯瑱尚未平定，急于抽出力量荡平内乱。两家于是结盟，约定梁人送质于齐，齐兵全部撤出江南，梁朝不再追究徐嗣徽、任约之乱中涉事人员。石头城的第一次事变于此告一段落。

绍泰二年（556年）二月，陈霸先调集大军再次进攻三吴，王僧辩余部悉数被荡平，杜龛、张彪兵败身亡，王僧愔逃入北齐，次弟王僧智被杀。侯瑱仍然拒命不降。就在陈霸先准备全力进攻江州时，徐嗣徽、任约再次勾连北齐军渡江南侵。

北齐军此次出兵规模甚大，共约10万人。这样的规模放在当时三国中任一国，都是足以灭国的兵力。然而北齐的领军大将却令人跌破眼镜——萧轨。萧轨《北史》《北齐书》俱无传，唯《隋书》卷26《百官上》提到，梁天监九年（510年）曾检选5名“才地兼美”的官员任职尚书的五都令史，其中有萧轨之名。但510年距556年已45年，如果这个萧轨就是后来北齐这个萧轨，其年龄至少65岁，似乎并非一人。北齐萧轨官居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在北齐属于荣誉性官职，第二品，不开府置属官一般没有固定职权。东魏北齐历次大规模用兵均未见此人参战记录，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人具备率领10万人以上作战的能力。更诡异的是，大军另外几名主将，侍中裴英起、洛州刺史李希光、东广州刺史独孤辟恶、厍狄伏连（厍狄伏连后来于北齐后主时封为郡王，似乎并未参与此战）、尧难宗、东方老，诸人名位都在一个档次，彼此互不服气，号令不一，这对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北齐诸老将、勋贵没有一个随军征战，对比北齐以高岳领军进攻郢州、以高涣领军送萧渊明、以段韶领军攻淮南，这支南侵部队的将领阵容实在领人费解。如果作深入一步的推测，这支部队中有东方老、李希光等高昂旧将在内，这两将所统部队大都是高昂旧部，结合北齐文宣帝高洋抑汉尊胡的政治背景，很有可能是借战争之手削弱汉人的军事力量。如能打胜则获利于南朝，如果败了也不伤损北齐的核心利益。这种推测缺乏足够依据，只能留待新的史料出现时才能进一步钩沉。

萧轨率军渡江，由芜湖沿江北上进攻建康。陈霸先立即派将军黄丛南下，两军在梁山（今安徽芜湖鸠山区）遭遇。梁山即李白诗中“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的天门山，两山夹江而立，地形险峻。黄丛在此击败齐军水师，萧轨退保芜湖。为确保建康附近的安全，陈霸先又令大将侯安都过江袭击历阳，大破齐行台司马恭所部，巩固了建康西面沿江形势。

绍泰二年（556年）五月，萧轨率军北进，步骑兵从丹杨北上，水军则由徐嗣徽、任约带领沿江北上。梁军周文育、周铁虎二将相继在青墩、板桥浦等地大破北齐水军，徐嗣徽狼狈奔还，与萧轨的步骑兵合股而行，进占秣陵故城。哨骑已到台城下游弋，建康大震。

为稳定建康人心，陈霸先在大司马门外白虎阙集合宗室大臣和禁军部队，刑白马告天，陈霸先登坛誓师，谴责北齐违背盟约又来侵犯，鼓励建康军民齐心抗敌。陈霸先涕泗横流，辞气慷慨，观者莫不感奋。这种场面与二战时斯大林红场阅兵极其相似，妙处在于用宏大的仪式展示统帅决心，以此激发军队士气。面对亡国之危，梁军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战斗力，背靠已经千疮百孔的台城，与北齐军展开了殊死拼斗。

齐军占领台城之南的秣陵故城后，由于水师力量不足，在城南与梁军对攻不占优势，故而绕道从城东向北进攻，过城东之方山（今南京方山风景区附近）、倪塘（大约在今南京江宁区上坊镇泥塘村附近），北进至钟山的龙尾。这个战役安排似乎参考了侯景当年攻破台城的经验，意图到城北决开玄武湖灌城。

梁军大部集结在朱雀航以南抵抗齐军，大将周文育在陈霸先亲自督战下，大破徐嗣徽部于湖熟县（今南京江宁区湖熟镇）的白城。城北的准备却稍显不足，侯安都所部在钟山龙尾与齐军遭遇并激战，虽然梁军击伤齐军大将东方老，但梁军损失更重，军主张纂战死于此。齐军避开梁军城北防守兵力，过钟山向西北前进，占领了幕府山，抵达玄武湖之北。这一战役布置虽然绕了远道，但也有一定道理，建康之北过江就是北齐东南道大行台赵彦深的驻扎地，万一不利，齐军还可依靠江北援军。

至此齐军的意图全部暴露出来，陈霸先恍然大悟，并立即做出了天才般的战术布置。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敌军压境，应当立即攻而破之，先解决水淹台城的危险。陈霸先不然，他先派大将沈泰以3000名精兵北渡长江，奇袭北齐东南道大行台赵彦深于瓜步，俘获大批粮米。又令将军钱明率水师出江乘（在今南京仙林一带），截断齐军粮道。自率主力屯驻于覆舟山北（今南京九华山公园一带），扼守玄武湖南面要道，使齐军无法决湖。

陈霸先这一连串行云流水的安排简直令人拍案叫绝，梁军从东面、北面截断齐军退路，台城西面一带大江全是梁军水师的天下，玄武湖以南背靠坚城据险而守，放眼整个建康战场，齐军已被圈进一个大口袋，只待梁军宰杀了。在后人角度看来，陈霸先的战役安排似乎没什么稀奇。但在战场侦察手段有限、信息获取效率极其低下的古代，统帅很难做到即时掌握敌军动态。陈霸先能够做出这么精准而恰当的安排，大概靠的是他天才般的战场直觉和数十年积累的经验。

可叹北齐军诸将自作聪明，无端舍近求远自陷绝地，后路被断的齐军缺少粮秣，只能杀军中马驴为食。更可怕的是，天气也似乎和他们作对。进入六月后，建康附近连日大雨，天降大雨，齐军没遮没挡，只能坐困雨中，士卒手脚都被水泡烂了。相比之下，梁军背靠台城，地势较高，又有建筑物可以避雨，处境好了许多。为了缓解台城的粮荒，陈霸先侄子陈蒨（即后来的陈文帝）从吴兴运来大米3000斛、鸭子1000只。六月甲寅，大雨稍停，陈霸先感到时机已差不多，便命人炊米杀鸭，以荷叶裹饭，饭上盖以鸭肉，士卒人手一裹，次日天色未明，士兵们饱餐鸭肉盖饭，士气大振——现代南京人喜食鸭肉，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天色刚亮，陈霸先亲自指挥梁军发起总攻。大将侯安都陷阵极深，被齐军刺伤堕于马下，其部将萧摩诃年方24岁（532—604年），素以勇力著称，他单骑杀入阵中救起侯安都，齐军当者无不披靡。大将沈泰与吴明彻首尾并举，杀得齐军溃不成军。萧轨、东方老等将帅46人被生擒，唯有王僧愔、任约二人侥幸逃脱。

钟山一战，陈霸先全歼北齐10万大军，这是自梁天监六年（507年）钟离之战以来，南朝对北朝的又一次超级大胜。一时间北齐再也无力南下进攻，建康的局面顿时稳定下来，陈霸先因此在南朝获得压倒性的政治声望，这无疑为他取代梁朝建立了坚实基础。

北齐术士由吾道荣在战前对人说，萧轨大军南下可能会战败。《北史》卷89《由吾道荣传》更是渲染得神乎其神地说，萧轨战败当天，由吾道荣对人详细描述了战败的情景，后来有人询问败还的南征士卒，果然一如其言。此说近乎荒诞，但也反映出北齐内部对此战所持态度并不积极。

然而不论萧轨南侵之战是否有高洋剪除异己的成分，但总体来说，进攻南方失败的根由是北齐国策重心不在于此。陈霸先及其代表的集团，得以在这种形势下走上崛起之路。

五、南陈定鼎

绍泰二年（556年），南方终于大体上结束了侯景之乱10年来纷乱异常的局面，开始出现最强力的核心——陈朝。陈霸先稳定建康附近后，相继出兵平定王僧辩旧将侯瑱、广州刺史萧勃等势力，并对周迪、陈宝应、留异等江南土著豪强大加抚慰，基本上统一了江南半壁江山。唯有盘踞长沙的原湘州刺史王琳拒不应命。

王琳之前虽与梁元帝有过芥蒂，但始终以梁将自居。元帝亡后，王僧辩先立晋安王萧方智以续梁元帝之法统，本来有机会以政治主动权将王琳纳入控制之中。但萧渊明之变彻底击碎了王僧辩的政治正义性，虽然陈霸先随后复遵萧方智为帝，但已给王琳可资利用的口实。

西魏宇文泰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形势，他立即向王琳伸出了橄榄枝。双方沟通后，王琳愿意与西魏通好，并请求归还梁元帝及其太子萧方矩（又名萧元良）的灵柩。此前王琳率湘州之众频频进攻江陵，企图消灭萧察政权，一意与西魏、后梁为敌。但宇文泰何等人也，他既知江南大势操于王琳和陈霸先两人之手，而陈霸先势力又远远强于王琳，如果王琳也被削平，江南将重归一统，这种局面是西魏不愿见到的。因此，宇文泰不仅同意归还元帝灵柩，还封王琳为西魏大将军、长沙郡公，送还在江陵俘虏的梁家家属1000余人，这其中包括王琳的家属，以示对王琳的支持。西魏虽有后梁萧察这张牌，但梁室既已衰微，再利用萧察来挑战建康政权，实际已无多大作用。何况西魏对萧察的后梁政权一直持防范态度，不愿其利用江南的机会发展壮大。

陈霸先也试图拉拢王琳，他假朝廷之命封王琳为司空，让他到建康去任职。王琳有西魏撑腰，拒不应命，拥兵于湘州对抗陈朝。

此时的陈霸先已54周岁，在古代已是暮年。数十年戎马倥偬，这位老将的身体似乎已发出了警告。像宋武帝刘裕一样，陈霸先不等统一江南、恢复南朝旧疆，便在接受陈王爵位后仅3天，匆匆即位于建康，年号永定。然而不到两周年，永定三年（559年）六月，陈霸先便病重驾崩，时年56周岁。

陈武帝是梁末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南朝四位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开国形势最恶者非陈霸先莫属。其恶首在于南朝内部崩坏的程度最烈，其次在于北朝国力太强。陈霸先能于四面皆敌的形势中奋勇而起，外抗北齐之压，内平诸股敌对势力，苦心经营，竟能收拾起侯景之乱后10余年的局面，也算得上顶级人物了。他身前虽未完成彻底消灭王琳、统一江南的事业，但经历梁陈禅代，局面日趋稳定，梁朝的法统不再是江南唯一的旗帜，而且由于10余年来屡屡成为野心家你攻我杀的借口，江南人心慢慢由梁转而向陈，可以说日后南朝统一的政治基础已逐步建立起来，这才是陈武帝最大的功业。

第二十二章

争夺湘州——三国之局的形成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九月，一代枭雄宇文泰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双雄喋血的精彩活剧至此终于落下帷幕，宇文泰和高欢相见于地下，不知做何感想。正所谓：周文踞西府，齐武霸东藩。生年不解甲，死去同丘山。

一、北侯景、南王琳

557—559年是后三国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指东魏、西魏、南梁）形成的关键时期，北周、北齐、南陈经过一系列斗争，各自巩固了国内形势，稳定的三国相持局面再现于华夏大地。

后三国第一阶段形势突变，南朝土崩瓦解，三国不成其为三国，至陈再次统一江南为之一变。侯景是这10年变乱的起点，王琳是句点。

王琳的湘州势力在梁元帝时代已自成体系，王僧辩、陈霸先内讧让王琳看到了可乘之机。早在梁太平元年（556年）九月，他便趁陈霸先无暇西顾，自长沙举兵东下，袭击江夏城，据守郢州的原梁丰城侯萧泰力不能敌，举州降于王琳。梁太平二年（557年）三月，建康政权不得不承认王琳占据湘州、郢州二州的事实，忍气吞声地任命王琳为湘、郢二州刺史。

王琳拒不接受建康的诏命，在湘州大事准备讨伐陈霸先，其军队规模扩至数万人，号称10万。其中水师尤盛，战船有数千艘之多。因为其楼船行进时有嘶吼之声，与野猪叫声有些像，便命名楼船为“野猪”。梁太平二年（557年）六月，陈霸先命大将南徐州刺史侯安都、江州刺史周文育、太子左卫率周铁虎、南丹阳太守程灵洗、南兖州刺史吴明彻、徐敬成（大将徐度之子）等，率2万余人进攻郢州武昌郡。这个阵容是陈霸先帐下的顶级配置，侯安都、周文育各为西道和南道都督，侯、周和吴明彻都是陈霸先的元从老将，资历、才望和功劳都是一流，从这些将领安排可以推断，陈霸先对进攻王琳是志在必得。然而他无意中犯了一个大错。

侯安都和周文育各统一军，两人在军中名位相侔，互不统属，两将手下部队也是各自听命于本部主将，其情状与北齐萧轨之军别无二致。可叹陈霸先英雄一世，也犯了过于相信部将人品的低级错误。

侯、周二军进抵郢州，武昌郡守将樊猛畏惧侯、周二将声势，弃城而逃。江夏守将潘纯陀则固守不下，侯安都怒而攻之。王琳闻讯自率大军前至沌口，侯、周二将只留一军监视江夏，梁太平二年（557年）十月，主力进至沌口（在今汉阳以东，古沌水入汉江之江口）。

两军相持数日后大战，侯安都、周文育两军大败，除吴明彻逃归外，侯安都、周文育、徐敬成、周铁虎等大将都被生擒。王琳亲自接见生擒诸将，他们诸人旧日一同平定侯景都是老相识，又是各为其主，故而王琳没有杀侯安都、周文育和徐敬成，唯独周铁虎是王僧辩故将，王琳痛恨其背主降敌，将其处死。

王琳于是尽复郢州失地，又趁江州周文育所部尽丧于沌口，乘势发兵进占江州，声威之盛，一时直压陈霸先。

只可惜，恶人更有恶人磨。王琳虽然占领江州，却无意中引爆了江州、闽中一带积压了数十年的大火药桶——江州土豪。

南朝刘宋以来江州辖境大体包括今江西、福建两省，迄至于陈变化不大。随着宋末以来南朝政治、军事政策的变化，江左诸朝对江南的开发更加深入，江州地连建康和广州，赣江沿线的江州跟着繁荣起来。早在晋宋之交时，为了满足京师建康的需求，南康郡（今江西赣州）便经常伐木沿赣江运入京师，以至于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义时，义军竟能以货运南康木材为借口运兵（事见《晋书·卢循传》）。

经济的发达促使江州一带的豪强迅速崛起，前文已述江州地区有豫章熊昙朗、临川周迪、东阳留异、晋安陈宝应等人名著于一时（见前文《江陵之战》）。江州地区特别是闽越一带历来政府控制力较弱，故而豪强经常裹胁百姓造反，《梁书·羊侃传》称：“闽越欲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梁大同八年（542年）时，竟然还发生过安成郡（今江西安福）豪强刘敬躬举兵称帝的事件。陈霸先最初自岭南起兵北上参与平定侯景的战争，途经江州时，南康豪强蔡路养生恐陈霸先假途伐虢，双方还发生了一场激战。彼时陈霸先忙于北上，虽然击灭蔡氏，但对江州其余土豪势力只能置之不理。熊昙朗等人表面上接受梁、陈两朝的诏封，实际上仍趁建康政权无力制裁割据一方。

陈永定二年（558年）一月，王琳占领江州首府湓城，北齐闻讯把梁永嘉王萧庄送过江，王琳拥立其为梁帝。得意忘形之下，听从新吴（今江西奉新）豪强余孝顷先南后北的建议，分兵进攻江州势力最大的豪强周迪。当年五月，双方大战于临川，周迪初战不利，表示愿意归降王琳。余孝顷自恃兵强不许，与王琳派来助战的将军樊猛发生严重分歧，结果在周迪的援兵到达后形势逆转，余孝顷兵败被俘。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削弱王琳的军力，还激怒了包括周迪在内的江州一众豪强，使得王琳在即将东下进攻建康的关键时刻受到掣肘。

八月，陈霸先遣侄子临川王陈蒨率军5万，自建康出发征讨王琳。为避陈军锐气，刚刚经历临川之败的王琳撤回郢州。建康方面不敢穷追，以刚刚从王琳军中逃归的大将周文育、侯安都等人配合周迪进攻余孝顷的余部。直到永定三年（559年）十月，陈朝经历了武帝去世、文帝即位的风波，王琳才乘乱复出郢州，再次进攻建康。

陈武帝于永定三年（559年）六月突然去世，他仅剩的儿子陈昌被扣在北周当人质（陈昌、陈顼二人原在江陵被梁元帝扣为质子，江陵沦陷后被掳至长安），以侯安都为首的老臣宿将主张立功劳最大、血缘最近、年龄最长的临川王陈蒨（陈霸先兄长陈道谭之子）为帝。建康人心浮动，新即位的文帝忙于整理军政，无暇外顾，王琳选的就是这个时机。

永定三年（559年）十一月，王琳大军进至大雷戍（今安徽望江），进逼石城（今安徽安庆）。陈朝派大将侯安都、侯瑱（另一位大将周文育在进攻余孝顷余部时被豪强熊昙朗害死）从建康出发迎击，另以大将吴明彻绕出王琳后侧，进攻江州湓城，试图端掉王琳在江州的大本营，不料被守将任忠击溃，吴明彻仅以身免。侯瑱、侯安都不敢直犯王琳兵锋，引军退入芜湖。陈将程灵洗引军在南陵阻击王琳，骄横的王琳猝不及防，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程灵洗一击即退，在俘获王琳数艘青龙大船后亦退入芜湖。

北朝两国对此反应不一，王琳扶立的梁朝向北齐称臣，北齐着眼于争夺江东，派人到合肥准备水师，虽被陈军偷袭烧毁过一定数量船只，但仍虎视江北，此次王琳来攻建康，北齐水陆两边同时派出军队到江上，作为王琳的声援。北周则毫不犹豫地延续趁火打劫的作风，派荆州刺史史宁进攻郢州。一助一攻，助者有限，攻者凌厉，王琳不敢撤军回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建康进攻。好在郢州留守将军孙玚苦苦支撑，周军一时不能得手，王琳才能勉强继续在芜湖与陈军相持。

陈天嘉元年（560年）二月，王琳军在与侯瑱相持百余日后，利用春至水涨的机会，把合肥的水师通过濡须河引入长江，彼时西南风大起，王琳自以为天公作美，不顾陈军尚在咫尺的实际，沿江向北直进，企图直捣建康，消灭陈朝。侯瑱从芜湖出军进攻其侧后，湘州和建康的军队大决战终于开打。

两军船只接近，搅一在起混战，王琳命众船向陈军投掷火炬，不料西南风大，王琳在东北，陈军在西南，所投火炬反而烧到自己。侯瑱命诸船靠近敌船，以拍杆捶击敌船。拍杆系以大型木架支在船两侧，木架上放置长木棍，木棍顶端绑缚大石，士兵利用杠杆原理操纵木棍捶打敌船，古代船只都是木制，很容易被撞碎。陈军定州刺史章昭达所部平虏大舰是侯瑱部下的主力，屡屡击毁敌船。陈军又以小船靠近敌船，用熔化的铁汁浇到敌船。王琳的船队大乱，无法继续战斗，士卒纷纷落水而死，余者弃船上岸。北齐来助战的水师主将刘伯球被生擒，在芜湖西岸驻扎的慕容子会部2000人也被冲散。王琳与其心腹部将潘纯陀乘单舴艋船溃围而去，狼狈地逃到湓城。此战王琳主力几乎被全歼，虽然郢州尚有孙玚在坚守，但残部士气已然彻底丧尽，王琳想在江州收合离散继续与陈军对抗，但无人响应，王琳无奈之下只好逃奔北齐。

陈军随即乘胜进军湘州，江州、郢州、湘州各地王琳余部纷纷归降，除湘州北部三城为后梁占领，其余变乱州郡全都被陈朝拿下。至此，陈朝终于结束梁末10余年大乱，纷争不息的江南再次归于一统。陈文帝陈蒨跟随陈霸先创业，深谙10余年来国家政策失策与百姓所受之苦，一改梁末弊政，采取对外休兵罢战、对内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江南国力慢慢恢复。

王琳之乱是梁陈之际地方势力分裂的最高形态，这次变乱波及地域之大与侯景之乱不相上下，江南半壁全部陷入战火，虽然持续时间与战争烈度远不及侯景之乱，但在三国对峙的大背景下仍给南方带来极大危机。北有侯景，南有王琳，这两个南朝的灾星，都同时挑起南北三国同时介入战争，就其性质而论，是纯粹的破坏性战争。从王琳个人而论，虽然他自始至终打的是扶立梁室的旗号，但在明知江南已经重新步入统一的节奏的情况下，仍然为了一己权欲，不顾大势所趋与民心向背，悍然发动战争，失败的结局在开战时已然注定。

二、艰难的北周立国

在王琳和陈朝开战时，西魏恭帝三年（556年）九月，一代枭雄宇文泰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年的四月，宇文泰开始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北巡，当年九月因病死于云阳（今陕西泾阳县北），终年49周岁（507年出生），遗命以中山公、小司空宇文护负责朝政。宇文护为防意外，护送宇文泰遗体到长安后方始发丧。

宇文泰是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君主之一。虽然生前并未面南称孤，但实际是北周帝国的开创者。宇文泰为人深沉坚毅，智识宏远，机变超卓。他一生的最大功业是开创北周帝国，自20多岁开始参与镇压六镇起义，几乎是白手起家，从下级军官奋斗至一军统帅，后又成一国之主，非有过人的毅力决不能成功。他一生面对高欢父子这种超强对手，小关、沙苑、河桥、邙山历次大战，在亡国殒身、风雨飘摇的关头凭借超人的胆气、勇气和智慧屡屡转危而安。他一生务实进取，南取江汉，西定巴蜀，硬生生扭转劣势，变弱为强，为统一北方甚至统一中华、结束300多年乱世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一生识人用人无不恰中其的，用苏绰而开创关中政治新局面，用六柱国十二大将军而创下彪炳史册的战绩，扬名于隋唐两代的关陇政治集团无不出其麾下。他一生志在创革，复周礼夺取文化传续高地，令关中汉人精神上找到依归；设六官改革元魏腐败体制，虽仍袭用汉晋旧制而使政治清明；创府兵更是开创北朝隋唐200余年最强大的军队，为中华最伟大的盛世立下肇始之功。

我们不吝溢美地赞扬宇文泰的功业，也不能不看到他身后尴尬的政治局面。彼时西魏吞并巴蜀和江汉一带，领土和人口都急剧增长，经过数年经营，国势开始出现强劲上升状态。西魏上下经过20年战争，竭力稳固住东方防线，勉强与北齐形成均势，宇文泰采取东守南攻的策略，即使高澄意外遇刺、高洋骤然代魏出现重大政治契机时，宇文泰东伐也是一试即退，这种策略对巩固提高西魏国力作用甚巨。在这样的关头宇文泰去世，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强力领袖站出来，带领国家继续保持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然而新的强力领袖何尝好找。

宇文泰创业时间毕竟不长，元从功臣老将绝大多数都在世，六大领兵柱国尚存5人（李虎已去世），赵贵、独孤信、于谨原本就与宇文泰年位相当，在军界、政界威望相当高，这些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一旦处理不好，对大局影响甚巨。反观宇文泰宗族子弟，由于早年宇文泰兄弟诸人相继战死，族中人丁稀少，宇文泰诸子年纪都不大，庶长子宇文毓年方22岁（534年生），被立为世子的嫡长子宇文觉才14岁（542年生）。这两个年轻人没有参与宇文泰创业，根本无法驾驭那些老臣宿将们。常年执掌禁兵的宇文导本是最佳人选，但也于两年前去世。唯一年长且有一定资望的，就是中山公宇文导。

宇文护是宇文泰长兄宇文颢之子，胡名萨保，生于515年，宇文泰去世时他41岁，正是盛年。此人性格宽和，长期替宇文泰打理宗族事务。西魏与东魏历次大战宇文护均有参与，于谨平江陵之战与杨忠并为前锋，虽然不像于谨、李弼、杨忠、达奚武那样战功赫赫，但总体表现中规中矩，积累了一定政治资本。然而这远远不够。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十二月，刚刚积功升为柱国大将军的宇文护处理完宇文泰的丧事，遣人暗示魏恭帝退位。庚子，魏帝逊位。次年（557年）正月，宇文泰嫡子、世子宇文觉即天王位，国号周。宇文氏倡复周礼，故而效仿西周，天子称王而不称皇帝。后世为有别于西周、东周，称宇文周为北周。甫一即位，北周天王宇文觉即对功臣宿将进行封赏。综合556年年初六官始建之时的任命，5名老柱国大将军和新任柱国大将军宇文护分掌重权，于谨为大司寇，李弼为太师、大司徒，赵贵为太傅、大冢宰，独孤信为大宗伯、太保，宇文护为大司马。新调整的诸大将军（原十二大将军病故已新补充数人，兹不一一列举）宇文毓、达奚武、豆卢宁、李远、贺兰祥、尉迟迥统统提升为柱国。

这一系列任命体现出北周中央的权力分野。秋官府、大司寇于谨掌管全国刑狱事务，地官府大司徒李弼掌管民户、经济、赋税等事务，天官府、大冢宰赵贵主管皇宫事宜，春官府、大宗伯掌邦礼，冬官府、大司空侯莫陈崇掌管营建事宜，夏官府、大司马宇文护掌军。另太师、太傅、太保是名位最崇的三公，可见李、赵、独孤三人威望之隆。宇文护虽有军权在手，相府总管诸军也在他掌握之中，但因为名位较浅，赵贵、独孤信等人都不服气，各欲执政。六大领兵柱国各有部曲，如果一旦闹成政变，以宇文氏诸人之势单力薄，根本无法与之对抗，刚刚有了起色的国家也将陷入危机。宇文护便想寻求老臣的援助。彼时排名首位的柱国李弼年老多病，已无力参与朝政之争。于谨年龄、功劳都是诸老臣之首，但因此人素来多富智计，隐隐为宇文泰所忌，在诸柱国大将军中排名不靠前，北周立国封赏也没有授予三公之位。宇文护似乎料到于谨内心应当会有一定想法，便密访于谨，求其援手。作为一个老臣，于谨表示出与国同休戚共进退的担当，他在朝会上当众强调宇文护辅政的法统合理性，然后当众向宇文护下拜，表示绝对服从领导。于谨语气严厉，对诸部贵族不服宇文护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诸贵族、大臣不得不有所收敛。然而矛盾只是暂时掩盖下去，斗争很快变得更加激化。

宇文护接掌大权，势必对原有权力体系进行调整，不论是当轴大臣如赵贵、独孤信等人，还是新生代权要人物，都想保住自己的权利。赵贵与独孤信密谋，想袭杀宇文护以夺取摄政之权，然而独孤信意志又不坚定，事到临头又劝赵贵不要行此险招。临事犹豫乃大忌，结果二人的密谋被开府将军宇文盛告发，宇文护先发制人，逮捕赵贵，诏告天下而后杀之。独孤信由于是宇文氏姻亲（其女嫁与宇文毓），素来又是重臣，被赐于家中自尽。

两大臣的谋反有许多先天不足，他们既没有政治主动权，又没有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徒然以自身所谓的功劳地位对抗官方承认的执政大臣，结果只能是有死而已。

赵贵、独孤信之死进一步巩固了宇文护的地位，这一事件令周天王宇文觉恐惧不已。匹夫无罪，怀璧有辜。自来皇帝与权臣是天然的矛盾对立关系，即使其中一方妥协，矛盾仍然存在。司会（北周六官系统中天官府的属官，主要掌管财政，类似于度支郎中、户部尚书等职务）李植、军司马（北周六官系统中夏官府的属官，主要掌管兵马调动等事务）孙桓在宇文泰时代都掌握重权，宇文护上台后，其权力被逐渐侵蚀剥夺。李、孙心生怨望，遂向宇文觉提出诛灭宇文护的建议。两者一拍即合，随即定下诱宇文护入皇宫然后刺杀的计划。宇文觉本人带领心腹武士在皇宫练习擒拿之术，时刻准备捉杀宇文护。

这次政变计划同样十分可笑。放眼看当时形势，天子宇文觉几乎没有任何机会。长安外城兵力掌握在雍州刺史于谨之手，此人刚刚领衔表态支持宇文护。皇城禁兵掌握在尉迟纲手中，他也支持宇文护。唯一有利的条件是宫伯中大夫乙弗凤、张光洛、贺拔提、元进4人是宇文觉的心腹，宫伯中大夫是天官府的属官，《北周六典》云：“宫伯掌侍卫之禁，各更直于内。”王宫宿卫兵最高负责人尉迟纲和蔡佑（就是那位认宇文泰为父的猛将），目睹幼稚的天王在一帮年轻实力派鼓惑下跃跃欲试，不忍他以卵击石，苦苦哀求宇文觉不要铤而走险，宇文觉仍不听。

宇文护知道了宇文觉的图谋，便把李植、孙桓二人外放到梁州和潼州当刺史，还向宇文觉劝谏说疏不间亲，不要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挑拨离间，使叔侄相杀、外人得利。从这点可以看出，宇文护事实上并不愿与天子翻脸，毕竟大局未稳，两者撕破脸对谁都没好处。然而宇文觉仍不知回头，他与乙弗凤等人意图趁王公大臣们入宫朝见时当场刺杀之。同谋者之一张光洛惧怕事败身死，向宇文护告密。事情逼到这个份上，宇文护已无退路，便收捕乙弗凤等宿卫头目尽杀之，诏告天下废天子宇文觉，改拥宇文泰庶长子宁都郡公宇文毓为天王，是为周世宗明帝。

借此机会，宇文护还杀死了十二大将军之一李远。李远系司会李植之父，事发时李远尚在弘农镇守，他遵从朝廷诏命入朝，连同诸子李植、李叔谐、李叔谦、李叔让都被处死。李远是原州李氏的代表人物，其兄李贤、弟李穆都是当朝显贵，李贤、李穆二人因为李植一案都被剥夺一切官爵。

表面来看这起事件是周孝闵帝（宇文觉被追谥为孝闵帝）不满宇文护专权，事实上是关陇勋贵集团和宇文氏的一场权力之争。宇文觉一个年方15岁的少年，即位之日很短，后宫又乏人主持，即使开始有所不满，经历赵贵、独孤信一件事想必也会有所收敛，怎会又以身犯险不自量力地和宇文护斗？关陇勋贵集团眼见宇文泰一死宇文氏缺乏威权，纷纷萌生攫取最高权力的图谋，无论是赵贵独孤信的谋刺，还是李植等人的宫廷政变阴谋，更或是仪同将军齐轨在外朝的议论，都可以视作北周初年政争的主要推动力——而非年轻识浅的天王的想法。不过好在宇文泰创业之时对权贵们控制得严密，北周朝内没有形成较大的利益集团，六大柱国中于谨被刻意压制，独孤信长年在陇右任职，李虎去世较早，在中枢的赵贵心机城府和军事才能苦不甚高，李弼、侯莫陈崇以勇力见长，政治上的野心却不大，故而六柱国无法结党声援，他们乘两代交替挑起的针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因之也呈零散化态势，对宇文氏构不成太大威胁。宇文护采取的措施准确而有力，狠狠打击了顶级勋贵们的气焰，为权力交接提供了一个安稳的政治环境。

周明帝即位后，老牌柱国李弼去世，开国顶级勋贵逐渐凋零，令宇文护受到的挑战越来越少，主相之间的矛盾因之慢慢凸现出来。自当年年底明帝即位后，北周除了征讨吐谷浑与信州蛮人叛乱以外没有大的政事，宇文护归政于周明帝——周明帝听从朝臣建议改称天王为皇帝——但军权仍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这期间周明帝刻意策动群臣进行的一次朝议，又一次引爆主相之矛盾。河东名士乐逊上书言事，指出当朝军政的一些不足，其中选官广泛征求意见、不在边境寻衅、纠治浮华奢侈之风等方面不点名地批评了宇文护的执政作为。宇文护意识到新立的这位皇帝是个棘手的角色，于是再次废立。由于明帝为人谨慎，表面上又对宇文护非常尊重，废黜他没有充分的理由，宇文护便令负责皇宫膳食的厨师李安在饭中下毒，毒死明帝。

北周武成二年（560年）四月，明帝临死前仍不忘夺权的事，遗命宇文泰第四子、鲁国公宇文邕继位，是为北周高祖武皇帝。周武帝慑于宇文护连杀二帝的权威，对宇文护十分恭谨，彻底让出所有权力，并赐以极高的政治待遇，诏命宇文护在同州（原为东雍州，西魏改为华州，后又改为同州，在今陕西大荔）建立宇文肱（宇文泰之父，被追遵为德皇帝）的庙，以示荣崇。西周成王为褒奖功勋卓著的周公，令其可以在封国鲁国建立周文王的祖庙，周武帝此举意在表彰宇文护是周公一样佐幼主定乾坤的千古名臣。

至此，宇文护总算全面而稳定地掌握了北周最高权力。他全力维护宇文泰时的执政方针，持续提升宇文氏家族的权力，继续打压武川元从老将，不断把权力收归中央所有，是以北周虽然权臣跋扈、皇帝受制，国力却一直处于稳中有升的状态。

三、“一大人只十”——高洋之诅咒

北齐天保十年（559年），北齐也几乎鬼使神差地与陈朝、北周同步发生了皇帝驾崩、政权交接的惊天大事。这一年十月，北齐文宣帝高洋因病暴崩，长子济南王高殷即位于灵前，是为齐废帝。

高洋东魏武定八年（550年）篡魏建齐，在位十年。史言高洋“少有大度，志识沉敏，外柔内刚，果敢能断”，他在位期间改变了高欢时代频频征伐关中的国策，把重心放在巩固政治秩序、整治军队武备以及解决北部边患上，内重外轻的政策虽说减少了战争对国力的消耗，但也令北齐丧失了抓住南朝大乱扩大版图的绝好机会。至于北击柔然之战，虽说基本上打垮了柔然，但毕竟借突厥之力甚多，除了他本人身先士卒示范作用较好外，整个战争过程无足可观。历来南北分裂时，各国君主都会把统一天下作为长远目标，南方历朝且不必说，即使如石勒、苻坚、元宏之辈都有混一华夏的打算，反而是有北朝二百多年政治实践打底的高齐，却裹足不前，满足于困守关东一隅，这是其政治格局上的缺陷。国内政局如前文所述，由于中断了高澄扬汉抑胡的方针，鲜卑勋贵牢牢把持了政权，使得北魏末年以来的贪腐之风延续下来，成为北齐终身未愈的恶疾。在国家局势已经明显稳定、战争已非头等大事的情况下，高洋仍然不下力纠治勋贵阶层的腐败问题，这是他的极大的失策。高洋最令人非议的，是他在位末期的暴行。《北齐书》和《北史》都用专门的篇幅指摘高洋，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嗜杀。高洋杀的人包括高欢的儿子高涣、高浚等人在内的高氏宗室，元魏宗室，高隆之、杜弼等重臣，还有一些中下级官员，如果说杀兄弟和宗室以及元魏遗老还可算作剪除异己，那么杀普通官员就没有任何必要。杀到后来杀得手顺，高洋甚至把京师的死囚提解出来，只要想杀随时拉出来杀。他的嫔妃因为被疑与人私通被其杀死，首级当众扔出，骨头被制作成琵琶，群臣无不恐惧。他杀人方法多很残酷，或是肢解，或是火烧，或是扔进漳河淹死，杀元魏子弟721人全都扔进漳河，人有杀鱼者往往发现鱼肚中有人的指甲，邺城百姓恶心得许久不吃漳河鱼。二是纵酒淫乐。高洋末年或许是精神有些问题，一反即位之初励精图治的样子，通宵达旦地宴饮作乐，醉酒后连母亲娄太后都敢打，毫无节制的作乐直接导致他身体被掏空，死前病得不能进食，34岁就暴病身亡。三是大营宫室。他在位期间发动百万民夫加固长城，修建皇宫，对勋贵的赏赐大手大脚，国家府库贮积为之一空，基本上抵消了他前期治国的成绩。

高洋执政后期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的怨言，偏偏高洋又是个极其聪明的人，百官言行举止他都掌握得非常清楚，以至于众人敢怒不敢言。但怨气总归要有渠道发泄，邺城便流传出种种针对高洋的谣言和诅咒，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一大人只十”。高洋的年号是天保，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天保”拆开是“一大人只十”，也就是说高洋当皇帝只能当十年。《北史》说这个谣言出现于高洋即位元年，笔者推断，其真实性不知有几何，谁敢对刚上任的皇帝说三道四，即使是真的，其出现时间当在高洋执政的末年，反映的是朝野上下对高洋的态度。

废帝高殷即位后，于次年八月即被亲叔常山王高演所废，高演夺位称帝，是为北齐孝昭帝。高演系娄太后所生，高洋同母弟，他在朝中执掌重权，高洋重病将死时便已料到高演必将夺高殷之位，但碍于娄太后之威，不敢公然杀死亲弟。高洋近乎哀求着对高演说：“夺时但夺，慎勿杀也。”意思时我儿子的皇位你可以夺走，但请留他一命。可惜帝王之家，哪里讲什么感情，高殷后来被秘密处死。

好在高演也是有为之君，他即位后一改高洋末年的恐怖政治，对已故官员进行褒扬，扩大人才选拔范围，为减轻百姓负担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他在继续北击库莫奚等胡族的同时，还想进图关中，以实现高欢平灭宇文氏的夙愿。北齐政局一时出现欣欣向荣的势头，只可惜天不假年，高演称帝第二年便因意外受伤而死。他死前娄太后来看视，苦苦追问废帝高殷的下落，高演坚称不知，娄太后情知高殷已死，气得痛骂高演：“杀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高演自知皇太子高百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不可能守得住皇位，便下诏令同母弟长广王高湛入继大统，是为北齐武成帝。高澄、高洋、高演、高湛四兄弟皆是娄太后亲生，高演、高湛能相继为帝娄太后起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位老太太终归没能挡得住高氏宗室自相残杀的惨剧。高湛即位后也没放过高演的太子高百年，他令人在玄都苑凉风堂拖着高百年绕堂而走，边走边打，血流满地，高百年哀号乞命，惨不忍闻，后又斩首丢到池中，一池之水为之变红。高百年的妻子斛律氏（大将斛律光之女）手执高百年所赠玉玦，痛哭月余绝食而死，死后手仍紧紧握着玉玦，斛律光硬生生掰开才把她下葬。高湛生性残忍，对待宗室的狠毒尤甚于高洋、高演，高氏一门年龄稍大的多被武成帝诛杀——高澄之子高孝瑜、高孝琬，高洋之子高绍德，甚至已经淡出权力核心的高欢第四子高淹也被毒死。

至武成帝时，北齐总算结束皇帝频繁更迭，进入较长的武成帝时期。但北齐国势随着这几次伤筋动骨的折腾，以及武成帝低下的政治智慧，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颓势。

四、北周再夺湘州

陈永定三年（559年）至天嘉二年（561年）年间，周陈在湘州地区展开了争夺战。起初，北周史宁所部进攻郢州，在王琳部将孙玚拼死抵抗之下不果而退。但随着王琳的败没，北周指使后梁萧察政权进攻王琳原据之地，连克南平（今湖北公安）、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

陈天嘉元年（560年）八月，陈军武州刺史吴明彻部沿江西上，企图恢复这一地区。北周闻讯迅速派军司马贺若敦与开府将军独孤盛率军来救，兵力大概在6000～1万间（《陈书·侯瑱传》云贺若敦有1万人，《周书·贺若敦传》云仅6000人）。贺若敦系原东魏降将贺若统之子，他历代将家，极善用兵。沙苑大战时他力劝父亲贺若统降于西魏，其果敢勇猛为时人所称。贺若敦率军击败以水军为主的吴明彻部，乘胜南下攻占湘州长沙城。北周虽未全取湘州之地，但自南平至长沙，这一带地区像一把尖刀深深扎进湘州腹地，给陈朝带来极大被动。

湘州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对南朝国防形势来说，长江中游以荆州为重，但荆州已被北周和后梁占据，湘州事实上无险可守，然陈朝又不得不守之。湘州之重在长沙、巴陵，过长沙则湘州以南直至广州北界再无重镇，过巴陵则顺长江东下直迫江州，江东之势危如累卵。北周和陈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是以贺若敦拼死也要保住湘州长沙。区别只在于两方对湘州的态度，北周取湘州只为拓地，陈夺湘州却攸关生死，故而两家投入兵力和取胜决心就有了高下之分。

吴明彻败后，陈文帝即遣大将侯瑱、侯安都、徐度等顶级大将率军进攻湘州。陈天嘉元年（560年）九月，湘州北部连降大雨，湘州流域涨水，贺若敦与独孤盛的大军以步骑为主，水师数量又少，面对水师精强的陈军，劣势立时呈现出来。侯瑱率水师出击，截断北周军粮道。周军无计，只得四出劫掠，搜刮军需物资。为了迷惑陈军，贺若敦仿效当年刘宋大将檀道济唱筹量沙，在军营中堆起大土堆，土堆上覆盖一层大米，各营将士集中于粮前分米，人人手持鼓囊囊的粮袋，然后故意在营门附近找几个驻地村民询问情况。村民眼见北周军粮储备充足，回去后告知陈军，侯瑱信以为真，便不敢进兵攻贺若敦，令诸军据守险要，意欲以持久战耗尽周军的粮食。贺若敦针锋相对，增修营垒，建造房舍，摆出一副持久作战的样子。

但周军毕竟是在他国作战，湘州当地老百姓都支持陈军，不断有人送去粮米鸡鸭。贺若敦见状，令军士伏于船中，假扮湘州百姓给陈军送粮食，陈军靠近接纳，周军便突然袭击擒而杀之，如此几次，陈军生恐再上当，即使真的是当地百姓送粮也不敢接应。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困扰了陈军的后勤，但对周军的困境却没有什么改善，周军粮食一日少于一日，军心开始浮动，不断有人开小差投降，甚至有的还牵着战马去降敌。身处敌境，战马是保障部队机动的重要物资，长此下去可不是办法。贺若敦又想了一条诡计。他令人牵马从江边上船，船上有人见马来便拿鞭猛抽，如此几次，战马形成条件反射，见了船就不敢上。周军便把训练好的战马牵去，诈称要投降陈军。陈军像往常一样来牵马上船，不料马却死活不上。在陈军来回拉马时，周军突然冲出杀死陈军。这条计策堪称绝妙，陈军再也不敢接受周军投降兵士。麻秆打狼两头怕，陈军不敢碰周军，贺若敦也不敢贸然暴露实力。

檀道济

如此僵持近5个月，到陈天嘉二年（561年）正月，孤军深入湘州的周军形势逐步恶化。巴陵城的周军放弃抵抗，守将尉迟宪举城降陈。独孤盛所部水军亦被侯瑱击败于杨叶洲，湘州长沙城主殷亮亦降于陈军。只剩贺若敦主力困守于湘江边。侯瑱不敢招惹贺若敦这位诡计狂魔，便与他商量，如果周军肯退兵，陈军不仅不追击，还情愿送上战船帮周军渡江。贺若敦不敢大意，故意很硬气地说，周军来此为求决战，既未决战，决不肯撤兵。侯瑱后又屡屡催促，贺若敦便顺坡下驴，约定陈军后退一百里，留船于江岸，周军才可退军。侯瑱仗打了几个月撵不走贺若敦，早已心急如焚，便尽如所约，“礼送”贺若敦渡江北归。陈军遂全据湘州之地，将国境线一举北推至长江，与后梁隔江而望。

湘州争夺战，周军虽然全师而返，但没有争到湘州数州之地，可谓不败而败。陈军却依靠并不出色的战绩，硬生生把周军磨走，场面虽然不甚好看，却得到实惠，可谓不胜而胜。这个奇怪的结果是陈朝开国之锐气所致，也是南朝求稳求强的大势所致。钟山之战和湘州之战启示着三国君主们，北朝能趁乱夺走江陵和淮南，但要在南朝出现强力政权的情况下再夺南朝腹心之地，势比虎口拔牙。当561年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之时，三国的君主们意识到，天下形势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第二十三章

洛阳之战——周齐风云再起

北周保定二年（北齐河清元年，562年）是一个平凡中酝酿着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史载黄河水变清，北齐因之改元为河清，影响北齐三代六主的传奇女性娄太后去世，高湛平时想必恨极了母亲，大丧之日竟然不穿白衣，仍然穿着红袍作乐。由此可见，黄河变清估计也是北齐地方官投其所好，编出来的鬼话。从此之后，少了最后一道紧箍咒的武成帝可以放心地胡作非为，北齐正式迈上了往沟里走的轨道。这一年，北周把扣押在长安的陈朝人质陈顼、陈叔宝父子相继归还江南，这对父子一个穷折腾，一个毫无节操地败家，把一副大好家业尽数送给北朝，送两个人质却收到亡人之国的奇效，这是北周君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这一年，北周提拔杨忠、尉迟迥等中生代将领为司空、司马之职，杨忠、尉迟迥逐步走进北周的权力核心。正是这两个人代表的势力，若干年后将会上演争夺天下之权的终极大战，如果宇文护、宇文邕地下有知，会不会后悔这样的任命。

一、雄心勃勃宇文护

宇文护连杀二帝，威望盛于一时，朝廷授其大冢宰一职，后又诏五府总于天官，并加都督中外诸军事。这项任命极其重要，天、地、春、夏、秋、冬六个府分管全国事务，本来各不统属，五府总于天官府则意味着执掌全部朝政，再加都督军事，宇文护与丞相只剩名称上的差别。北周复周礼设六官是北朝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兹借宇文护这一任命作一介绍。

北周职官杂糅《周礼》和汉魏旧官制，职能多有重叠，体系非常繁杂，大致分为荣誉官职、职能官员、爵位、勋官、散官、戎号和命妇等七类。荣誉性官职包括三老三公三孤四辅，三老是一个固定的职务，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三孤是少师、少傅、少保，四辅是大前疑、大右弼、大左辅、大后丞，这些职务没有属官，不掌握事权，名义上是给天子提供辅助和建议，实际上北周多授予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老臣或宗室亲戚。爵位分11等，分别是国王、郡王、县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乡男，这与其他朝代的封爵没有太大差别。勋官共分11等，分别是上柱国、柱国大将军、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开府仪同大将军、上仪同大将军、仪同大将军、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多授予战功卓著的元勋大将、宗室亲戚等，后世所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均指此而言。勋官在北周建国之初已经虚职化，不再专指领兵大将。散官共分28等，类似于官阶，多附授于职事文官上，以示官阶。戎号共分45等，诸如骠骑、车骑、四征、四镇等，兹不一一列举，是武官的官阶标识，一般都附于武官职务上。命妇分内外两类，内命妇是皇帝的妃子，外命妇包括宗室女和官员夫人。同时，在官员等级标注方面，北周还设了自正九命至一命的十八级官员命品，正九命最大，一命最小，排序方法与其他朝代的品级虽然相反，但实质并无区别。

职能官实际掌握权力，是六官系统最重要的一部分。北周中央有丞相（后又改称大丞相），丞相下有六卿，即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掌大权。丞相和六官府都置属官，丞相府属官33类，管辖范围与六官府无缝对接。宇文泰死后，丞相一职空缺，政府在名义上失去首脑，故而北周武帝任命宇文护以天官府大冢宰总知其余五府事务，也就是说宇文护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地方官分别为总管和地方行政长官两类，陈寅恪先生指出北周六官实际仅限于中央文官系统的改革，军事系统和地方行政系统事实上还是汉魏旧官制的老一套，此言可谓极准。北周总管在汉魏官职系统中称为都督诸州军事，559年周明帝时改为总管，名虽别而实则同，是一州或数州的军事长官，负责指挥府兵作战。地方行政长官分为州刺史、郡守、县令3个大的等级，与汉魏差别不大。在此之外，军事系统还设有都督中外诸军事，是全国军队的总司令。由于丞相职位空缺，大司马官位又低，宇文护遂有此任命。

经过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宇文护的亲信腹心掌握了中外大权，北周政治局面为之一稳。相应地，北周其他建设水平也跟着上来了。北周府兵经过10余年的建设，兵员数量和部队训练质量都逐步提升，各军府的兵员调发、后勤供应经过对南朝几次作战也得到检验，北周保定元年（561年）三月，北周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也就是说府兵原来每年要番上值班45天，现在改为30天，可见兵力之充足、局面之稳定。

外交方面，北周与突厥的关系也取得相当不错的进展。突厥先世居于柔然之北，风俗与匈奴类似，世代为柔然人当铁工，柔然人轻蔑地称突厥人为“锻奴”。突厥人居于金山之下，金山形状颇像头盔，突厥语中头盔叫作“突厥”，后来遂成为部族名号。每当有新的可汗即位，部族长老便以大车乘毛毡载之来回奔走，往返九次接受族人朝拜。朝拜完，大臣扶其上马，然后用帛勒可汗脖子，在他昏迷之际松开帛，问他“你能做几年可汗”，可汗被勒得头晕目眩，往往胡说八道一通，长老们便根据这个判断可汗在位的年数。这种古老而残忍的习俗反映出突厥部族尚处在未开化的原始社会。自柔然在北齐和突厥合力打击下败亡后，突厥族在蒙古高原崛起，成为新兴的草原霸主。时任突厥可汗名俟斤，号木杆可汗。高洋击败柔然后又恐突厥成为下一个柔然，反过头来帮助柔然余部打击突厥，于是突厥与西魏一直交好。柔然余部后来怕不见容于北齐，又举族逃入关中。突厥木杆可汗自恃兵力强盛，要挟宇文泰杀掉柔然余部，宇文泰没办法，便收捕柔然3000余人，送交突厥人全部诛杀之。魏恭帝时木杆可汗想嫁女于宇文泰，因为宇文泰病死而作罢。古来国家嫁女于外国，都被视作耻辱，突厥人不知中原王朝的政治习惯，反而以与中原通婚为荣。保定三年（563年），突厥木杆可汗旧事重提，又提出嫁女于周武帝。北周遣御伯大夫（天官府的属官，正五命官）杨荐为使，与木杆可汗商量迎娶突厥公主事宜。北齐听说此事，怕两家结盟不利于本国，也遣使求娶公主，并向木杆可汗送上厚礼。木杆可汗的弟弟阿史那库头在东面主事，他力主与北齐结盟，还要把北周使者杨荐等人送交北齐处置。杨荐是宇文泰创业的老人，他早年往来通使，为宇文泰联络迎娶魏冯翊长公主，出使柔然为魏文帝迎娶郁久闾公主，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心知外交最终靠的是大局与实力，便当面对木杆可汗晓以利害，指出北周不像北齐屡屡算计突厥，如果背周结齐，突厥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木杆可汗遂决心绝齐联周，双方订立盟约共同进攻北齐，然后再嫁阿史那公主于周武帝。杨荐返回长安带回突厥同意结盟的消息，宇文护一时欣欣然于内政外交的辉煌成绩中，他决意出兵伐齐，开拓宇文泰没有能力干成的事业。

二、闪击晋阳

北周保定三年（北齐河清二年，563年），大概在九月，北周就联合突厥伐齐一事举行了朝议，商讨战争方向和派遣兵力问题。自550年西魏发兵声讨高洋篡魏以来，关中已经10多年没有出兵进攻北齐。按理说出兵问题应当慎之又慎，北周朝会讨论的重点应该是这场战争的可行性。但出乎意料的是，朝野上下与宇文护保持了高度一致，都同意出兵伐齐。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北周朝臣都认为既是与突厥联兵，那就直取晋阳，探一探北齐老巢的虚实。关于兵力问题，起初许多人认为，晋阳是北齐的根本重地，近年来北齐大将斛律光威名渐盛，不是个省油的灯，应至少派10万名士兵去打这场仗。

时任大司空杨忠力排众议，坚称只用1万骑兵便可成功。这位力能拔兽舌的猛将同时还对北齐头号大将斛律光表示出十足的轻蔑，认为朝臣们未免太害怕此人。杨忠当年独自领兵进攻南朝随陆二郡，以弱兵2000人，擒敌大将，杀梁藩王，拓地数百里，威名远扬。数年前还轻兵深入北齐境内迎接叛降的敌将司马消难，自来以勇猛敢战著称，他说这话有充分的底气。宇文护便以杨忠为首将，率将军杨纂、李穆、王杰、尔朱敏、元寿、田弘、慕容延、尉迟运、贺若敦等10余名开府以上的将军，领骑兵1万出战。

这个将领阵容派的不是很齐整，尔朱敏、元寿、慕容延3人无传，不知其事迹。杨纂是个不识字的粗汉，虽说资格非常老，经历过东西魏5次大战，但并无十分出色的战绩。李穆虽然因李植事件被除名，此时才刚刚晋升为大将军，表面看与杨忠的柱国大将军差一个档次，但他之前一直与杨忠官位不相上下，曾担任过三孤荣官，早年因救主之功被宇文泰赐以免死铁券，岂是杨忠能指挥得动的。贺若敦本来能够晋升到大将军，因湘州之战失利，从军司马贬为平民，后又调入冬官府任工部中大夫、外放到边远之地金州当刺史，此公心怀怨望，作战积极性也一般。尉迟运是尉迟迥之弟尉迟纲之子，是个新生代年轻将领，没有什么作战经验。要么是难管的老资格，要么是年轻的小字辈，杨忠这场仗在人事安排上存在着许多先天不足。

为了牵制北齐主力，宇文护又令太保达奚武率军3万从南线出发，直取北齐晋州平阳郡（今山西临汾）。南路军参战将领名单不详，首将达奚武年已老迈（504年出生），不复当年之勇敢，往岁到北齐接应司马消难已显疲态。派达奚武为南路统帅，客观上看也有些不妥。

与杨荐一同出使突厥的左武伯王庆留在突厥，接引突厥铁骑南下与周军会合。

三路大军合兵14万，直指北齐军事首都晋阳，这是东西两国从来没有过的阵势，北齐武成帝高湛急忙赶赴晋阳部署反击事宜，太子太保、尚书右仆射斛律光率步骑3万到晋州迎战南路周军。

杨忠率1万名骑兵北上，为了和突厥兵会合，行军几达2000里，到达什贲（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留下尔朱敏守卫这个据点，然后向西北进军至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武川镇是宇文泰、独孤信、杨忠等人的故乡，杨忠走访故居，祭祀先人，在周齐边境席卷20余个军镇，大约在恒州以北打破齐长城，进入北齐北部。

突厥大军从牙帐南来，需要一定时间，杨忠既入敌境，不敢再像在黄河边上一样耽搁时间，他留下老将杨纂在灵丘（今山西灵丘）迎接突厥大军，自率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雁门关一线北齐军驻防兵力，沿滹沱河谷地南下攻破显州（今山西原平北）。十二月底，突厥大军终于到达，与杨忠大军会合，并兵南下，直迫晋阳太原城。突厥大军西据风谷山（古太原城西15里）、东踞汾河，风谷山口是太原西面大道，汾河河曲在太原东南，是东面大道，突厥军这种布阵方法，像掐住了晋阳的喉咙。

以往东西两国大战，莫不是东魏进攻、西魏防守，战场多在河南与河东，北齐北部从无后顾之忧，故而晋阳之北兵力配备一直不多，因此杨忠能以区区1万人迅速击破20余城，重关险塞简直视如无物。

北齐武成帝高湛登城望见周军与突厥军兵势甚盛，吓得想逃回邺城。河间王高孝琬（高澄第三子）扣马苦劝高湛不能逃走，并请求让赵郡王高睿担任太原诸军统帅。高湛勉强答应留下来，令高睿督护诸军。平原王段韶总领战守事宜，是实际上的总指挥。

段韶长期镇守太原，当过并州刺史，期间偶尔被调到西南两面当救火队长，但大多数时间都在太原，对北齐北部的形势可谓了如指掌。杨忠攻破的城池，大多是原北魏六镇的区域，这里与北方草原交界，气候干旱，农牧混杂，人口稀少，无法为大军提供粮秣；长城沿线重峦叠嶂，险关连绵，对大部队来说自带坑爹属性。杨忠一个月以来狂飙突进，虽说给晋阳搂头来了一闷棍，但脑袋稍微清醒点的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回过味来，以杨忠现在的状态，他还凭什么打下去。

实际上，也不用头脑多清醒，晋阳以北糟糕的天气很快让双方部队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现实”两个字怎么写。

从北周保定三年（563年）十二月到四年（564年）正月，晋阳以北连降大雪，数尺厚的雪覆盖了千余里的地面。数千里奔袭入北齐腹地的北周、突厥联军，前有坚城，粮援断绝，野无所掠，面对这样的绝境，怎么办？数十年刀头舔血、马上征战的杨忠并没有害怕，他选择了速战。

北齐军在段韶的指挥下作好了一切战前准备，武成帝亲军大将綦连猛率300名骑兵出城侦察敌军动静，在城北15里处与突厥军遭遇，綦连猛见敌众我寡便率军后退，突厥军中一名骑将越队而出单骑格斗，綦连猛亲自出战，一个回合就将突厥骑将刺落马下。

突厥人不像当年的五胡，尚未进化到建立封建国家的程度，内部也没有具备相当文化程度的胡汉豪强出谋划策，进犯中原旨在抢掠财物人口，对攻城夺地本无太大的兴趣。木杆可汗决意南下，本是听信了北周使者的话，认为北齐全无防备，可以杀到重地晋阳大肆掠夺财物。此时望见北齐军阵容严整，心知已成主力决战之势，气势顿时弱了下来。木杆可汗责怪杨忠说：“尔言齐乱，故来伐之。今齐人眼中亦有铁，何可当邪！”于是部勒诸军屯于风谷山上，不肯下山与北齐军交战。杨忠苦求木杆可汗，无奈总是不听。杨忠无计，如果再僵持下去，粮草吃尽，只有死路一条，只好自率周军下山决战。

此时太原城外平地雪深数尺，战马无法奔驰，杨忠便带700名步卒在前开路，杀至城下2里附近。北齐军诸将纷纷要求出城逆战，段韶坚执不许，他说步卒没什么冲击力，不如等他们顶风冒雪地走近，再以精锐击之，必能大胜。果然如段韶所料，北周军步兵走到城下疲劳不堪，北齐军主力悉数冲出，两军一交，北周军毫无还手之力，阵亡者十之四五。杨忠部下开府将军权袭庆被齐军包围数百重，手下步卒全部战死，他本人也拼得矢尽弓折，刀和马槊都砍断了，权袭庆悲壮地脱下甲胄，向齐军大骂：有种来砍我头！齐军一拥而上将其杀死。

突厥大军见周军战败，立即全军北撤，丝毫不顾同盟的北周军还在被屠杀。

段韶虽在城下获得大胜，但考虑到突厥大军毫发未损，持重不敢追击。这一来可苦了代北的百姓，突厥人放开手脚大肆抢掠，人畜为之一空。突厥人跑到雁门关陉岭（今雁门勾注山），遍地是冰雪，路面打滑，人马都无法翻越，突厥士兵把毛毡铺在地上才勉强通过。由于天气过于寒冷，战马冻累交加，等到过长城时几乎死完，突厥士兵不得不截断马槊拄着走路，才算撤出齐境。

北面的战事至此告一段落。南线战场，晋州齐军不敢轻举妄动，牢守城池与周军对峙。周军也无可奈何，不能取得丝毫进展。斛律光得到太原大敌已退的消息后，便下书予达奚武说：“鸿鹄已翔于寥廓，罗者犹视于沮泽。”意思是鸟已飞走，在沮泽里张网设罗岂不可笑。达奚武才知杨忠已退军，他情知大势已去，于是引军退回。斛律光追击一番，小有斩获，随后北上到太原朝见武成帝。斛律光性格刚硬，当着武成帝的面刺激段韶说：“段婆善为送女客。”——段大妈最会当送闺女的娘家人。段子手斛律光之尖酸刻薄，令人忍俊不禁。

闪击晋阳之战出乎北齐意料，一战把两国数十年形成的齐强周弱的局势逆转过来，其意义在于昭示北周具备了抗衡北齐的国力。这一仗直捣北齐根本重地，创下北周军深入敌境的记录，还把北齐北部渣一样的国防布局打得百孔千疮，着实把北齐君臣吓出了一身冷汗。武成帝高湛的成色也被此战打得原形毕露，这位在国内杀兄弟杀侄子好不威风的皇帝居然事后沮丧地抱住斛律光大哭不止，让群臣一顿鄙视。

三、洛阳大战

晋阳之战揭了北齐几十年没有危险的盖子，面对被敌人打到家门口这种奇耻大辱，如果是神武帝高欢这种人物，必定会整军报复，或者如孝昭帝高演这种令主，也会大力整治北部边陲的战备。到了武成帝高湛头上，却如轻风拂面，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并未对武成帝的执政行为有什么大的触动。

河清三年（564年）二月，也就是晋阳之战刚刚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北齐完成了被后世称为《北齐律》的律法修订工作。《北齐律》是在北魏《麟趾格》的基础上修订的，共12篇，令40卷。《北齐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律法领域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律法，它总结了魏晋以来的律法的经验，针对法纪废弛的实际，制订出了较为完善的法条，对规范社会法治，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史载“是后为吏者始守法令”。

但是对武成帝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卵用。武成帝本性轻佻，他还是长广王时便与临漳人和士开相交甚深，高湛爱玩握槊之戏，和士开也擅长玩这个，因此两人好得如胶似漆。和士开天性好佞，他无耻地夸高湛说：“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高湛竟也厚颜无耻地说：“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文宣帝高洋恐怕和士开这种人把高湛带坏了，便把他发配到北部边陲从军。等到高湛一即位，立即把和士开召回京中，任以侍中，和氏兄弟尽封大官。君臣两人情投意合，恨不能天天待在一起。日常居处时，也不讲究什么君臣之礼，言谈举止极尽猥亵之能事，令人不忍直视。这种不学无术的人任居高官，可以想见北齐政局能有什么起色。和士开最丧家败国的，在于劝武成帝不要理会政事，只管放心交给大臣们去管就行了。武成帝便任赵彦深掌管人事，元文遥掌管财政，唐邕、白建掌管外兵和骑兵，冯子琮、胡长粲掌管太子东宫事宜，皇帝本人三四天才临朝一次，只是随意写写批示，从不多说话，朝政如何，都是大臣们的事，皇帝本人只管用心享乐。这种成色的皇帝，对日渐崛起的北周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办法。

《北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段子：北齐文宣帝在位时，北齐国力强盛，北周人害怕北齐趁冬天黄河结冰踏冰来攻，经常派人沿河砸冰。到了武成帝在位时，两国形势逆转，反倒是北齐经常沿河砸冰。斛律光听说这事，气愤地说：“国家尝有吞关陇之志，至此唯玩声色乎！”这个段子的真实性有几何姑且不论，以之来比拟晋阳之战后的两国形势却极精当。

保定四年（564年），宇文护听说先前被高欢扣押的族人还有一部分尚在人世，其中就有宇文护30年未见的老母和姑姑，便致书于北齐请求归还其母。这件事说来话长，早在534年贺拔岳到关中镇压万俟丑奴起义时，宇文泰随军征战，他的家属都留在晋阳。后来贺拔岳遇刺，宇文泰掌权于关中，高欢想招揽宇文泰不成，便尽杀宇文氏男丁，剩下的女眷如宇文护的母亲、婶母、姑姑等人都发配为奴。如今宇文护旧事重提索要亲人，齐武成帝惧怕北周再联合突厥来攻，便讨好似的想把健在的宇文护母亲和姑姑放回北周。

事实上北齐当时的国力军力，即使不比北周强多少，也不惧北周与突厥联合，只不过经晋阳一战太过突然，武成帝吓破了胆而已。段韶连年在北方与突厥作战，深知北周和突厥色厉内荏，他坚持上书不能随随便便说放人就放人，不能丢了北齐大国的脸面。于是北齐便遣使者，带着宇文护姑姑先入周，申明如果北周不再联合突厥攻，便放宇文护母亲阎氏归国。使者还带来一封在北齐授意下、以阎氏名义写的信。

这封信开头和结尾都是以阎氏的口吻吹嘘北齐对待自己多好，殊无足观。但为了取信于宇文护，信中写了大量宇文护与母分别的细节。虽是北齐吏人代笔，但仍记录了宇文泰家族在六镇起义中的许多细节，例如，“汝祖及二叔，时俱战亡。汝叔母贺拔及儿元宝，汝叔母纥干及儿菩提，并吾与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几间，将吾及汝送与元宝掌。贺拔、纥干，各别分散。宝掌见汝云：‘我识其祖翁，形状相似。’时宝掌营在唐城内。经停三日，宝掌所掠得男夫、妇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

信中还极其罕见地提到了属相，“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这在正史记录中极其少见，因之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可惜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并未收录这段文字，而只摘取信中的官样文章，这种做法甚为不智。

保定四年（564年）八月，北齐、北周之间经过两次斡旋，终于答应放阎氏归国，条件是北周不得再联合突厥攻齐。宇文护天性至孝，八十老母迎还国中，把他高兴得不知所云。周武帝亲率宇文氏族人以家人礼拜见阎氏，奉养极尽奢华之能事。

然而突厥对这一套并不感冒，依旧按照保定三年（563年）的盟约，要求北周出兵再次联合进攻北齐。

宇文护感到十分犯难，北齐刚刚送还其母，两国刚刚恢复友好，此时再出兵伐之，于情理上说不通。但如果不伐齐，势必得罪突厥，以突厥人的见利忘义很有可能转而与北齐结盟，这可就更糟糕了。权衡之下，宇文护决定舍小情而顾大局，再次伐齐。

勋州刺史韦孝宽闻知此事，上书极力劝阻出征。韦孝宽常年镇守勋州——即玉壁，处在对齐作战的第一线，这位年已55岁的老将（509年出生）深知他面对的齐军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韦孝宽经营玉壁多年，他非常善于用间，所遣间谍深入北齐内部，获取许多非常有用的情报。有许多北齐人也被韦孝宽的银弹策反，暗中为北周通风报信。在谍报工作极其不发达的北周，韦孝宽的情报工作几乎支撑起北周的半边天，他对北齐所作的判断，往往极其精准。保定二年（562年）时，韦孝宽征发民夫10万人在勋州北界筑戍城，仅以百余士兵警卫。部将姚岳不敢去，韦孝宽说，这座小城10天就能筑好，我这里距敌晋州400余里，他们2天才能知道消息，就算马上征兵来战，调度人马、筹措粮草需要5天，行军到这里需要不到2天时间，等两军开战，我们的城就筑好了。后来齐军派兵来攻，时间果然一天不差。

北齐晋阳北面防御薄弱，正是因为重兵都在晋州与洛阳之故。近些年斛律光、段韶、独孤永业等人频频在晋南和河南筑城、骚扰，兵力不断增强，防守设施不断加固，北周大规模进攻北齐，舍此别无他路。在兵力没有压倒性优势、北齐没有再现重大变故的情况下，贸然以主力大军杀过去，实在不合时宜。

宇文护对韦孝宽的建议置若罔闻，仍然决定东伐。保定四年（564年）九月，北周武帝正式下诏，命宇文护调发大军，进攻北齐。十月，北周征发20万大军，兵分四路，大举攻入北齐。

宇文护的总体作战方案是，以都督中外诸军事府下属的军队，也就是京师禁兵为主力，直取北齐洛阳。少师、邵州刺史杨标率军出轵关（今河南济源），进攻北齐邺城方向。驻守江陵的权景宣，率本部兵和西梁兵进攻北齐豫州（今河南汝南）。司空杨忠率军向北，接应突厥大军从长城进攻北齐。

北周此番动兵规模极大，国内兵力为之一空，仅留下少数禁兵，由尉迟纲总领镇守咸阳。西面与吐谷浑交界处历来边患较大，为了确保后方不乱，北周调瓜州刺史（今甘肃敦煌）李贤移防河州，并在河州设总管府，令李贤总领西道边防重任。

宇文护自率中军主力出潼关，进屯弘农，保障潼关至函谷的交通线安全。以柱国大将军尉迟迥为主将，率同州刺史达奚武、泾州总管王雄、齐国公宇文宪，领前锋大军10万人前出围攻洛阳。其余参战将领还有河南郡守魏玄、隆州总管陆腾、河州刺史辛威、南夏州刺史梁台、司右中大夫达奚震（达奚武之子）等。

达奚武、王雄都是老字号大将，资历均在尉迟迥之上。宇文护这种人事安排，明显是为了培植亲信，让宇文氏宗族亲戚积累更多资本。北齐洛阳守将是独孤永业，守军2万人，独孤永业作战向来以狡猾著称，他闭城不出，用坚城消磨周军锐气。尉迟迥率主力围住洛阳城，另以宇文宪、王雄、达奚武等将分别北出至邙山扎营，阻击北齐北面援军。

宇文护此次东伐，兵力之盛，开国以来前所未有，军中弥漫着一股过于乐观的气息，认为大兵到处，必定能顺利攻克洛阳。按照战前制定的方案，洛阳周军应派出一部分兵力前赴河阳掐断黄河渡口，但周军诸将自恃人多势众，不把黄河以北虎视眈眈的北齐军放在眼里，并没有派兵渡河断路，仅派出侦察兵到黄河南岸察看情况。

北齐方面，由于突厥在夏秋之季又两次入寇幽州，武成帝高湛在晋阳部署反击突厥事宜，闻知北周围攻洛阳，即遣兰陵王高长恭、大将军斛律光率军5万赴河阳救援。由于河桥南城没有周军扼守，北齐军顺利地渡过黄河，在邙山宿营，与宇文宪部对峙起来。武成帝迟迟得不到洛阳方面的消息，于是召主持反击突厥的平原王段韶商议对策，段韶认为，突厥犯塞入侵目的在于掳掠，太原城坚池深，一时没有什么大碍，北周累世死敌，这次倾国而来，是心腹大患，应先集中力量击退北周。武成帝即遣段韶率精骑1000人，南下赴洛阳解围。

与此同时，杨标所率部队穿过轵关陉（太行八陉之一），进入北齐怀州。杨标在边境镇守多年，与北齐军作战胜多败少，此次攻入敌境，由于北齐主力都被吸引到洛阳，怀州方向没有多少敌兵，周军进展非常顺利。杨标自北魏武泰年间（528年）崭露头角，此时估计已近60岁，多年胜多败少的成绩让这位老将飘飘然起来，他率军进入齐境非常轻敌，行军毫无防备，给北齐军以可乘之机。北齐命太尉娄睿（高湛的舅表兄弟）率一支偏师，突然袭击杨标部。周军猝不及防，被娄睿击溃。除了河内名将司马裔死战逃脱，其余军将或死或伤，就连杨标都成了俘虏。娄睿此人不学无术，虽有记载他曾参加过平定高归彦叛乱的战役，但那一场战斗有段韶主持，娄睿想必只是挂名。杨标威镇邵郡20多年，败在娄睿这样的人手中，真乃晚节丧尽。

南路权景宣率军杀入豫州，据守悬瓠城的北齐豫州道行台王士良是个65岁的老将，此公素有贤名，他曾经在晋阳担任过总知兵马的重任，后又多次在朝中任尚书等高官，武成帝即位初年外放到豫州负责西南边境的战区指挥事宜，在他的主持下，豫州守御准备得十分严密。权景宣手中兵力有限，担心进攻豫州不能得手，便想调头南下，攻略长江以北的郡县。但如此一来，南路军就无法与洛阳中路军构成战役配合，部将郭彦坚决反对，力劝权景宣进攻豫州。事实上，不单权景宣心里没底，豫州城中同样也没底。北齐的总兵力大概20万人左右，遍观诸路，邙山大军有5万人，留在太原防守突厥的应该也有数万人（晋阳历来是重兵驻扎地，晋阳战后未见有大的兵力调动，故而推断主力仍在），娄睿所部也有一定兵力，再除去邺城和东南方向的军队，豫州还会有多少部队可供王士良用？由于史料阙如，我们无法推断豫州的兵力，但绝对不会多于权景宣。一边是疑心重重，一边是虚有其表，很快，悬瓠城中先撑不住了，王士良的妻弟董远秀甘当带路党，派人勾连权景宣入城。权景宣立即进军围住悬瓠城，王士良无计抵御，举城投降。豫州是北齐西南方向的战区指挥中心，豫州一降，永州（今河南信阳长台关附近）刺史萧世怡也不战而降。

再来看洛阳方面。尉迟迥指挥主力围攻，起土山，挖地道，接连进攻30多天，仍然不能得手。邙山大营宇文宪、达奚武、王雄等，与北齐斛律光、高长恭对峙，由于连日阴天，兼有大雾，双方没有接触。段韶急于解围，率骑兵狂奔5昼夜，行程800余里抵达邙山，与斛律光和高长恭会合。段韶来不及歇息，亲自带200余名骑兵爬上邙山侦察地形，在太和谷与周军遭遇，段韶立即返回大营，通知诸将结阵待敌，他与斛律光、高长恭分别主持左、右、中三军。

不得不说，作为名贯北齐的大将，段韶确实比与其齐名的斛律光和高长恭更高明。他更善于从全局着眼考虑问题，总能在纷乱的局面中理出最关键的所在，而不像斛律光一样锐于决战。晋阳之战后斛律光笑话段韶过于软弱，事实上对于当时的晋阳来说，维持局面稳定、恢复正常秩序是第一要务，如果轻率地追击突厥，晋阳有失就一切完蛋。到现在，面对洛阳危局，段韶又展现出他不惧恶战的锐气，急行军数百里后说打就打，而且几乎第一时间就判断出敌我战术上的优劣，这种恐怖的战场统治力，只能用天才、本能之类的字眼来解释了。

周军前锋沿邙山谷地进发，在太和谷发现齐军。后来扬名于隋朝的名将史万岁，当时刚刚15岁，他和父亲史静都在军中，望见齐军的阵势立感不妙，史万岁劝父亲做好退兵的准备。史载史万岁“好读兵书，兼精占候”，换句话说，就是战场嗅觉极其敏锐，他肯定看出齐军准备非常充分，形势利敌不利我。然而情势紧急，有谁会去听一个15岁少年的建议。周军高举黑色军旗，漫山遍野地向齐军发起了总攻。

段韶充分利用了邙山的地形，本军全部在山顶平坡上结阵，周军以步兵在前，上山进攻。段韶喝问周军带兵将领说：“汝宇文护幸得其母，不能怀恩报德，今日之来，竟何意也？”周将回答：“天遣我来，有何可问。”段韶反诘之：“天道赏善罚恶，当遣汝送死来耳！”

齐军骑兵在前与周军步兵交战，慢慢引诱周军步兵向山顶冲来。待到周军步卒力气耗得差不多了，齐军骑兵悉数下马步战，这么一来，以有备之兵对疲惫之师，齐军大占优势。高长恭率中军冲杀得尤为猛烈，把当面周军阵型击溃。左右两翼也迅速发力，在半山坡把周军全部击溃，周军死伤惨重，滚落山下掉入溪谷而死者不可胜数。好在达奚武、王雄二人都是积年老将，危急之下尚能维持住局面，特别是王雄，这位年已57岁（507年出生）的老将虽然在出征路上患病，此时仍勉力作战，他的左翼兵与齐军右翼混战在一起，竟然与斛律光遭遇。王雄亲自策马冲锋，连杀齐军3人，斛律光见王雄势若疯虎，吓得赶紧退走，左右从骑都被周军冲散。王雄亲持马槊追杀斛律光，两人只距一丈有余。王雄边冲边大喊：“惜尔不杀得，但任尔见天子！”——我杀不了你也得活捉你献给我们皇帝陛下。21年前，也是在邙山，贺拔胜单骑追高欢，场景何其相似。只不过王雄虽有勇力，却忘了他追的这人有一个无比传奇的绰号：落雕都督。斛律光手中只剩一箭，危急中他尽显英雄本色，回手一箭，正射中王雄额头。王雄血流满面，趴在马背上逃回营中，当夜，这位英雄一世、扬威梁州的老将伤重不治而死，这也是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中唯一一位战死的。

达奚武有可能主持的是右翼军阵，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他的儿子达奚震等人奋力冲杀，也仅能维持一小部分队伍不乱。宇文宪部下也多被冲散，南夏州刺史望见几个本军士卒被敌军擒去，单枪匹马反冲入敌阵，接连射死两敌，齐军一时溃散，梁台救回被俘士卒。

北齐兰陵王高长恭忧心洛阳城，带500名骑兵越过邙山杀到城下。尉迟迥指挥大军攻城正急，高长恭众军虽勇，毕竟人数太少，被周军团团围住。高长恭由于长得颇美，恐威不足以服众，上战场经常戴上铁面具。城上守军不认识高长恭，不敢下城救援。高长恭急得没办法，便摘掉面具大呼求救。城上这才放出弩手，接应高长恭入城。围城周军随后得知邙山部队已经被击溃，大惊之下，连夜撤围而去。高长恭这一仗打得惊险而刺激，他俊美的长相和勇武的表现为战争平添了几分神奇色彩，北齐士兵还吟唱出一曲《兰陵王入阵曲》，成为北齐一大传奇。

宇文宪收合败军，意图待天明再战。但王雄一死，对士气影响太大，达奚武力劝宇文宪不要逞血气之勇，还是全军而返为好。宇文宪虽然只有20岁（544年出生），从无什么作战经验，但他不恃气好勇，听从达奚武的建议，亲自督励众军结阵而返。

兰陵王高长恭雕像

饶是如此，在北周三大名将会齐衔尾紧追的情况下，周军还是讨不到好，从邙山脚下一直到谷河，丢弃的辎重器甲遍山盈谷不可胜计，北周数十年积聚的甲仗物资一时丢了大半。宇文护率诸军狼狈退回关中。

杨忠率众北出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东北），因为北周集中保障的是进攻洛阳的中路军，杨忠这支偏师所带粮草不多，在沃野时缺粮耽搁了许多时间，杨忠连哄带骗忽悠着稽胡部落送上一些粮草，等到他准备继续进发时，洛阳兵败的消息已经传来，杨忠只好退兵。突厥军彼时已应约杀入塞内，越过雁门关一线，深入到肆州（今山西忻州）附近，几乎又杀到太原城下。肆州附近有北齐的军马场，养了数万骏马，为防突厥掠夺，只好迁到五台山北的山谷中躲避。后来突厥退走时，几万匹马都饿得瘦弱不堪，连远路都走不了。

南路权景宣大军在洛阳大败后，也弃城退入本国境内。擒获杨标的北齐太尉娄睿衔尾而至，相继收复永州、豫州等地。

至保定四年（564年）十二月，北周诸路军马全部退入本国境内，规模浩大的洛阳大战告一段落，两国边界恢复至战前状态。

伐齐之战失败，根本原因是周齐实力相近，没有打大歼灭战的可能。具体分析，一是决策不当，不应当在北齐刚刚送还宇文护母亲时出兵讨伐，在道义上失了着。二是部署错误，周军总数虽多，但宇文护在弘农分去一半，围攻洛阳的仅10万人，这10万人又分两片部署，事实上在邙山与齐军对峙的兵力最多也就5万，可以说与齐军旗鼓相当，这样的部署怎能达到围敌打援的目的？三是用人失当，宇文宪是邙山的主将，虽然他日后大显神威，成长为北周后期数一数二的统帅级名将，但毕竟此时经验尚浅，与达奚武相比还太稚嫩。如果遇到的是别人也罢，偏偏与之对垒的是北齐最杰出的三员大将，失败就在情理之中了。四是轻敌太过，北周十几年来四面出击，屡获大胜，国力随之上升，而且在建立府兵制后，能够动员20万兵力，这是西魏北周开国以来所未有之局面，轻敌情绪严重影响了高级将领，这对作战失败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回过头来看北齐，晋阳之战还能勉强解释为兵力部署上的失误，但洛阳之战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却不能再等闲视之了。其一是北齐国防形势的危险，北周四路大举，虽说也已使出吃奶的劲，但北齐应对起来也十分吃力，晋阳和洛阳两路同时受敌，洛阳方向仅仅凑出来5万兵力，晋阳更是险些再次遭受突厥人攻击，如果周军在洛阳再坚持个把月，恐怕乏人主持的晋阳就要有破城之险了。其二是周齐国力的消长，高欢时代经历数次大败，即使丧师数万的时候，这么危险的局面也从未出现。如今北周国力逐渐上升，北齐却每况愈下，在洛阳空前的大胜下，居然不敢向西反击，力量之弱可见一斑。

第二十四章

沌口之战——接连失误的北周战略

陈废帝光大元年（567年）二月的一个晚上，一位面容俊美的南朝将军，在狱中接到预料之中的一道圣旨，回想自己短暂的一生，这个名叫韩子高的美男子不免悲从中来。当天晚上，他和陈文帝时代的另一位重臣到仲举一同被杀于狱中，年仅29岁（538年生）。无论是被杀的韩子高和到仲举，还是授意杀人的陈朝安成王陈顼都没想到，这件事竟然波及北周，并间接导致北周当家人宇文护势衰身死，世事难料，于此可见一斑。

一、忧郁腹黑陈文帝

陈文帝天康元年（566年）三月，陈文帝陈蒨病逝，享年44岁（522年生）。陈蒨年轻时代对民间生活颇有了解，他成年时全程经历了梁末大乱，是以深知社会之弊和生民所苦，他即位为帝后，非常注意与民休息。湘州王琳、临川周迪相、东阳留异、晋安陈宝应相继起兵造反，闹得江南刀兵四起，战祸连年，但由于陈文帝志在稳定江南，赢得了江南大族的支持，故而陈朝仍在艰难中统一了江南。陈文帝为政勤勉，清素俭约，他目睹自陈朝立国以来“政道多昧，黎庶未康”的现状，坚持不大事营建，提倡体谅民间疾苦，多次下诏将历次战乱被掠为奴的人释为良民，是以执政6年有余，陈朝获得粗安，国力有较大提升。从一定程度上讲，陈朝后来大规模北伐的国力，就是陈文帝在位时打下的底子。

由于陈文帝执政的主要阶段是天嘉年间（560—565年），后世对陈文帝时代国力上升、社会稳定、经济复苏的局面称之为天嘉小康，陈文帝因之也在史册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然而如果细观史书的话，会发现陈文帝并非像传统认为的那么好，这位大局不错的皇帝，看起来却像一个忧郁而腹黑的小男人。且举几个例子以观之。

其一是陈昌溺亡事件。陈昌是陈霸先的第六子，陈朝立国时陈霸先诸子仅剩他尚在人间，还被扣押在长安当人质。后来陈文帝刚一即位（天嘉元年），北周不知是为了改善两国关系，还是存心搅乱陈朝政局，礼送陈昌回建康。陈文帝派大将侯安都亲自过江迎接这位先帝的儿子，很不巧的是，陈昌在渡江过程中淹死了。由于史料缺乏，没有直接证据能说明陈昌是否被暗杀。但他身份之尴尬、回国时机之敏感决定了他的死对有些人有好处，至于幕后是谁主使，令人不得不联想到陈文帝。事实上以位望之尊，功劳之巨，陈文帝又何须着急忙慌地杀死陈昌？

其二是陈顼改嗣事件。陈文帝、陈宣帝兄弟两人都是始兴王陈道谭的儿子（陈道谭在陈朝立国前已死，始兴王系追遵），由于陈文帝立功很大，陈武帝特封其为临川王——有自立门户、超越乃父的意思，始兴王的爵位改由陈顼继承。由于陈顼当时还被扣押在长安，陈文帝即位后，借口始兴王没有嗣王在家主祀，改封陈顼为安成王，而以自己的儿子陈伯茂继承始兴王爵位。这个改嗣事件事实上全无必要，真正用意似乎是有意抬高他的几个儿子的法统地位，把陈顼一系更加边缘化。然而改嗣事件的效果后来随着陈顼归国而逐渐淡化，陈顼以皇帝长弟的身份为稳定朝局做出巨大贡献，拥有了远超文帝诸子的威望，改嗣事件反过来造成了陈伯茂的人生悲剧。客观来看，陈顼的心胸比较开阔，他即位后只杀了陈伯茂这个对皇权带有直接威胁的侄子，陈文帝其他儿子都得到了极大优容，终生都过得非常好，这些，都是陈文帝那点小算盘始料未及的。

其三是杀侯安都事件。陈朝功臣以侯安都为首，其人不仅在陈霸先开国时立功甚大，为陈文帝顺利即位也出力甚巨。但是这位老功臣在天嘉四年（563年）被逮捕处死，理由是谋反。翻遍《南史》《陈书》诸传，侯安都确实因为功劳大而慢慢放纵起来，做了一些不是很合适的事，例如他高调的招纳宾客，肆无忌惮地包庇犯法的人，甚至在皇宫重云殿发生火灾时还带兵入宫。按理说权臣坐大理应防范，但侯安都一个大老粗武将，有时行为不甚检点也属情理之中，说到底毕竟没有谋反的倾向和行为。如果皇帝疑忌，收夺兵权、加以贬斥也就是了，反倒是陈文帝一边猜疑一边还刻意放纵侯安都，所用手段和春秋时郑伯克段于鄢如出一辙。作为皇帝，这么腹黑显得太有失水准。

陈文帝死前，心知陈顼势力已成，自己的儿子肯定比不过，于是故作姿态要效仿商朝实行兄终弟及，传位给兄弟。其真实意图，一方面是敲打他的几个心腹如孔奂、刘师知、到仲举、袁枢、韩子高，让他们警惕陈顼的威胁，力保太子的帝位。另一方面是想借陈顼辞让之机顺坡下驴，堵住他日后夺权的口。后来太子陈伯宗即位，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右仆射到仲举、右卫将军韩子高与始兴王陈伯茂密议，假称太后命令，让时任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刺史陈顼回扬州专任本州事务，实际上要剥夺陈顼军权。这些可笑的伎俩与陈文帝的小算盘一样可笑而小气，军权在手的陈顼已然众望在身，一道昭然若揭的政治辞令怎会让陈顼就范。很快，在中记室毛喜和丹阳尹吴明彻的支持下，陈顼发动政变，杀死中枢重臣刘师知，随后牢牢控制朝局，先后处死到仲举、韩子高等人。至此，陈顼叔夺侄位的大势已然形成，再也无可挽回。

陈顼夺位，本来可以预防。处在陈文帝的位置上，起初确实处于两难境地。要预防长弟夺幼子，肉体消灭是上策，但陈朝立国艰难，陈氏宗室势力一如北周人丁少弱，如果杀了长弟，反倒给老臣宿将留下可乘之机，必将酿成更大的政治动荡。但不预防的话，太子陈伯宗又肯定不是陈顼的对手，北齐连续上演的叔夺侄位的活剧，就是陈伯宗未来的写照。陈文帝犹犹豫豫反复徘徊，到死也没有拿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不留情面地骂了一通孔奂（陈文帝时任御史中丞），说他没有尽到保卫陈废帝的职责，宣帝夺位后又不能死节，这未免太过求全责备，也未免太高看孔奂的能力。文帝尚在时，就没有解决后陈顼坐大的问题，又焉能责怪几个中枢大臣。

二、湘州再叛

陈废帝光大元年（567年）四月，华皎举兵叛入北周，湘州再次陷入战乱之中。这次湘州之叛是梁末以来第三次（前两次均系王琳），为何湘州总是出现叛乱？从根本上讲，是随着南朝开发的深入，湘州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湘州崛起为长江中游仅次于荆州的大州。南朝要控制全国局面，势必要牢牢控制这片区域。但若像肢解荆州那样再肢解湘州，在西有益州、东有江州、北有荆州、南有广州的情况下，碎片化的湘州无法发挥出地区性战略重心的作用。因此梁末以来，湘州一直在任用大将镇守此区域，这是势所必然。

韩子高死后，原来与他交好的华皎不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华皎深恐也被陈顼杀了，便抢先动手。他假意上书，请求兼领广州。湘州本已是中游大州，再领广州，地盘过大，与建康处于分庭抗礼之地，非功勋宿将且忠贞不二者方可兼领。华皎此举不外乎试探陈顼对他的态度，陈顼自然不会把这两个大州交给先帝的心腹，但为稳住华皎，表面上还是答应。这种试探与应答聊胜于无，华皎内心早已判定陈顼容不下他，陈顼亦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朝廷的任命诏书还未发出去，华皎便公然反叛，他遣使到江陵，声称愿意拥梁王萧岿为主（萧察当时已经去世，子萧岿继位为梁王）。附梁就是附周，近在江岸的北周，是华皎最好的外援。

消息传到长安，北周舆论大哗。接纳华皎之叛，意味着与陈朝开战。但北周当时的国力，实在不适合再发大兵出国征战。御正大夫崔猷谏阻说，洛阳大战部队死伤大半（此语当属夸张，北周战参诸将均未记录伤亡数字，斛律光本传云俘斩仅3000余人，但周军受到严重打击当属无疑），根本无力再发动大战。且周陈两国一直友好往来，贸然兴兵，恐怕会招致日后的麻烦。

宇文护执意不听，他有自己的考虑。由于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能具体推定宇文护出于什么考虑打这场并没有十分把握的仗。但可以根据前后史料大胆地作一下猜想。

其一，是否有积攒政治声望的意图。宇文护连轼二帝，毕竟于理有亏。如果能打一场扬眉吐气、开疆拓土的大胜仗，自己的政治声誉必将极大挽回。其二，是否有灭陈的现实考虑。其时北周已据有全蜀，黔中诸郡也在陈文帝时软硬兼施夺到手中，湘州成为南陈的边防前线。现在进攻湘州，在地利上有较大便利。拿下湘州，顺流东下灭陈就举目在望了。这一条是北周的国家利益所在。其三，是否受到两次小规模战争的鼓舞。洛阳大战后，北周相继对河西稽胡部落和信州（今川东、鄂西交界处）蛮人用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削平了两地的叛乱，宇文护或许是受此鼓舞，认为周军的基本实力还在。

事实上宇文直的因素也不可小视。宇文直是宇文泰第六子，周武帝宇文邕的同母弟。宇文直为人轻浮诡诈，贪恋权力，素无信义。他见宇文护专权执政，不与亲兄亲近，反而投靠宇文护，以求进位荣身。保定元年（561年），宇文直得以出任襄州总管。襄州是山南第三大州，领7郡12县（广州11郡18县、荆州5郡13县），地处后梁之北，是北周在江陵方向的战区统帅部所在。宇文护把宇文直外放到此处，目的是让宇文直牢牢控制后梁这个仍具一定实力的傀儡政权，并监视南朝动静。此时南朝发生叛乱，正合上了宇文直要立功荣身的企图，虽然史无明文记载宇文直是否主张接纳华皎，但既地处瓜田李下，宇文直脱不了嫌疑。

北周朝中诸臣不敢违逆宇文护的意思，天和二年（567年）六月，北周决策出兵南下，准备进入湘州接人夺地。大军主帅是襄州总管、卫国公宇文直，主要兵力共分三部分，其一是荆州系统部队，主要是水军，荆州总管权景宣统领，人数失载，但权景宣长期负责监视后梁军，后梁军主力约2万人，权景宣部下当不会少于此数；其二是后梁水军，总兵力2万。其三是大将军元定所部陆兵，步骑数千人。总体估算，周军约5万人。

周军的总体部署是，荆州之众与后梁水军一同进军，由江陵顺江而下至洞庭湖，与华皎军会合，然后再东下扼住郢州，断绝陈军沿江来攻的水道。元定所部陆军分道进军，围攻郢州江夏郡，拒陈军于湘州之外。

华皎一贯被陈文帝委以重任，湘州兵力较强，故而他大旗一举，湘州周边南陈州郡迫于华皎之势，纷纷归附，他控制的区域大概有湘州诸郡和巴州巴陵（今湖南岳阳）、岳阳（今湖南平江）。唯有武州刺史陆子隆据守武陵一带（今湖南常德），据不归附华皎。

陈军方面，陈顼在与华皎虚与委蛇时便密令大将吴明彻为湘州刺史，令其率水军3万前往湘州突袭华皎。续后又遣大将淳于量率5万水军自建康向郢州，支援吴明彻。另以老将徐度都督冠武将军杨文通率步军从安成郡（今江西安福）出茶陵，巴山太守黄法慧从宜阳（今江西宜春）出醴陵，袭击湘州腹地。郢州刺史程灵洗、江州刺史章昭达合郢、江二州之兵聚于夏口，对抗周军。在部署军队的同时，陈顼下令将华皎在建康的家属全部杀光，又对叛乱州郡下达了曲赦巴、湘二州的诏令，声称叛乱罪在首逆华皎，从逆者如果投降朝廷可既往不咎。[1]

陈朝开国老将中，除了64岁的老将杜棱留镇建康外（韩子高被杀后，杜棱继任中领军），徐度、吴明彻、淳于量、章昭达、程灵洗一班大将倾巢而出，参战总兵力近10万人，可谓倾国之兵，足见陈朝争湘州之决心。

三、大战沌口

相比陈朝的志在必得，北周的布置显得草率许多。既然决定要接纳华皎，就意味着要与陈朝全面开战，打这种级别的仗，自然要用顶级阵容，才能尽可能提高胜率。但宇文护选中的是宇文直。宇文直此前从未打过仗，实战经验等于零。他虽说总督水步诸军，却领中军屯于鲁山镇（今湖北汉阳东北），无法实时掌控前线战况，周军水步两军因此不能得到有效协同。权景宣差堪大用，自王思政被俘后，他是荆州系统最有威望和能力的大将，但此公在东南边境连年战胜，慢慢滋生了骄傲自大的情绪，根本不把与陈军作战当回事，行军打仗的大事朝令夕改，全无章法，又因他专务纳贿，军心散漫，三军之重在于帅，这样一个帅带兵打仗，有何底气争胜。北周军内部已经是这个样，更不用说对后梁军的控制、与华皎军的配合，三股水军勉强凑到一起，没有居中调度的有力统帅，聚合到一起也是一盘散沙，更不要提后梁军那种战五渣。

华皎方面也存在问题。天嘉小康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正面作用，就是对南朝人心的控制，这种控制力源于社会局面的好转。陈朝相次削平江南土豪势力，为社会大多数人带来了好处，人心服陈，这是什么都不能战胜的强大力量。华皎这个时候站出来搞叛乱，而且把国土拱手让给敌国，既影响到现实生活，又危害到长期安全，势必为江南所不容。打非正义之仗，军心士心必然不高。可能只是一场败仗，就会瞬间导致部队瓦解。

决战就在这种情形下打响。

华皎先会合后梁王操的水军，后与北周权景宣水军一同东下，过洞庭湖进至夏口以西的沌口，与陈郢州刺史程灵洗、江州刺史章昭达对峙。此时吴明彻、淳于量两部援军也抵达夏口江面。周军气势较盛，陈军一时不敢进攻，勇将鲁广达大呼陷阵，他率战船向周军发起进攻，为给将士打气，他亲自坐在船楼上指挥进攻。北周军、华皎军虽然有诸多缺点，但到了战场上，周军多年开疆拓土积累下的士气和经验不白给，鲁广达虽然气势慷慨，毕竟不能变成刀子用，百般冲阵不果，又恰逢运气不好，江面刮起大风，风吹船摇，高高坐在楼船上的鲁广达坐不稳，一屁股掉进长江，好不容易救了上来，已是丢了半条老命。

这时老将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吴明彻、淳于量久经沙场，都不是易与之辈，初战失利并没有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这两条老狐狸水战经验丰富，想出来一条妙计。

江面水战，战船是基本平台，摧毁战船是决胜的第一要务。南北朝时没有火炮，打船一靠火烧，二靠暴力击碎。火攻之计对风力要求较高，顺风施火当然容易，如果风向忽变，有可能纵火把自己烧了，当年王琳在芜湖就是这样放火反把自己的船烧了。比较靠谱的是发拍。王琳之乱时，章昭达的平虏大舰曾用拍竿把王琳打得没脾气。但是拍竿也有缺点，一则击打敌船后重新把拍竿拉起来费时费力，不能很好地维持连续攻击能力；二则拍竿除了头部有石头，其他都是木质，击打数次之后，自身也会造成损伤，甚至断折不能使用。吴明彻就是针对这个缺点变换的战法。他选取一批小船，以重金赏赐士卒，开小船到敌大船下，硬挨敌船拍竿击打，说白了就是拿小船当肉盾。等到敌船拍竿发完一波，或是有的多次击打出现损耗时，吴明彻命大船急进，逼近敌船发拍，周军和华皎叛军的舰船登时被击打得破损碎裂。这种以小换大、丢卒保帅的战法，自是只有长年浸淫于水战的人能想得出来，权景宣、华皎、王操三股水军眼睁睁看着上当而无计可施。

但也不能一直这么挨打，华皎乘着风大，用大船满载柴薪点火去烧陈军。初时倒也有用，但一会儿风向一转，本军的战船也被烧的七荤八素。北人骑马，南人乘舟，周军本来水战就不是强项，现在被打成这样，加上权景宣早就把军心士气搞得乱成一锅粥，士兵们当即一哄而散，溃不成军。后梁水军更不用提，也一鼓而散。只剩下华皎，与心腹戴僧朔乘船逃走，到了洞庭湖口，生怕被吴明彻追上而不敢进巴陵城，径直向北逃往江陵。

陆路方面，元定奉命渡过长江进攻夏口城，沌口水战大败后，形势突然逆转，吴明彻和淳于量水师向夏口逼来，一直闭城不战的章昭达和程灵洗杀出来也是迟早的事，必须赶在敌军合围之前跑掉。可是元定发现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没船了。本军水军全部家当都被权景宣葬送，卫国公宇文直在江北，这时不见有人渡江来援，恐怕也早已北撤。天限南北，怎么办？这位自宇文泰创业时就在西魏的老将，一不做二不休，率军反杀向巴陵，目标直指湘州长沙郡，或许这位老将梦想着湘州或许还有一些华皎的余党在坚守。

很可惜，他的算盘落空了。

在沌口水战开打之前，陈朝步兵已翻越罗霄山，杀进湘州腹地，并成功攻取长沙、衡阳、湘东等郡，华皎留下的部队悉数被击败。此时陈朝大将徐度已经基本控制湘州腹地，元定一路杀来，正好自投罗网。

元定所率步骑兵狂奔到巴陵，一路砍竹开路，边走边打，这支数量不多的部队居然冲破巴陵陈军的阻击，冲到长沙附近。徐度调集诸郡兵力，把元定一步步挤压到湘州附近。元定穷途无路，军中粮草消耗殆尽，在敌境又得不到丝毫补给，无奈之下，只好向徐度投降。数千马步兵悉数被解除武装送到建康，元定虽未被杀，但一介降虏，了无意趣，加之本人气性又高，终于受不了破亡之辱，气恨交加病逝于江南。

《周书》对元定投降一事甚不以为然，虽在卷34《元定传》中，勉强把元定投降类比三国时黄权降魏，但在卷28《贺若敦传》中语气一转，借赞扬贺若敦从湘州全军而返，批评元定“曾粪土之不若也”。令狐德棻著《周书》文风一贯涯岸高峻，虽也有一些饰非之处，但对人物的评价基本比较客观，唯独对元定一事所语不是很令人信服。须知时移事异，当年贺若敦进兵湘州，后方极其稳定，权景宣大军坐镇于江陵，后梁水军时刻准备徼击陈军，侯瑱攻贺若敦兵力只在伯仲，不具备后来吴、徐、程、章四大顶级大将水陆合围周军的条件，贺若敦可谓进退有据，不存在被围歼的危险，只不过他应变能力更强，把一支部队的基干力量带回北周，也属难能。可又怎能以同样的标准硬套元定的情形。事实上，元定这种敢战不畏死的作风，是北周将帅群体的典型代表，正是有豪迈之气打底，北周才能以并不十分杰出的将帅群体，硬扛死敌数十年，慢慢扭转劣势走上强大之路。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可以没有卫霍之类的名将，但绝不能没有气节、没有精气神，否则任你名将如云，到头来一样埋名沙尘无所作为。

四、南陈反攻

陈军在湘州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士气。吴明彻、程灵洗等诸将乘胜向北周、后梁发起进攻。

沌口之西有沔州（今湖北汉川东南），沔州州境狭小，实仅一县之地（沔州下治1郡汉川，汉川下治1县甑山），由于地扼沌口冲要，故而置州。沔州守将裴宽到州之后，发现州城低矮，守城器材又少，军队数量也不多，一旦发生战事，极不利于防守。且此城逼临沔水，陈军长于水战，如果乘夏秋之际水涨来攻，这样的小城是万万抵挡不住的。因此他向襄州总管府申请加强战备，一方面是增加防守兵力，一方面是将州城移往北面羊蹄山，羊蹄山即阳台山，在今汉川市南，将州城置于这里，可以有效避开沔水。宇文直败退后为稳定局面，同意增兵守沔州，但不允许向北移城。裴宽没有办法，便在涨水时水能漫到的地方竖上大木，以防船只乘水接近。

正在襄阳总管府的部队向沔州增援时，从夏口而来的陈将程灵洗已杀到城下，但此时水势还小，程灵洗部下以水军为主，还构不成太大压力。裴宽坚守城池，还有余力出城反击，打了10多天后，天公发威，连日下起大雨，沔河涨水，居然将裴宽所竖大木都淹没了。程灵洗借助水势开船至城下，用大拍竿猛烈击打城楼，又用弓弩大石昼夜不停地进攻城头。裴宽坚守30多天，守城部队死伤过半，终于在女墙崩塌后抵挡不住，陈军杀进城中，生俘裴宽。此公和元定一样，后来也病逝于江南。

吴明彻则从陆路进攻后梁西面，梁军新败于沌口，元气大伤，无力救援，只靠几个坚城抵挡。最终吴明彻拿下孤立无援的河东郡（今湖北松滋），生俘后梁大将军许孝敬。与俘获北周将领不同的是，这位后梁首将被斩杀于建康。杀梁将而不杀周将，可见陈朝还保留着与周和好的可能。次年，或许是看透了后梁军不堪一击的本质，吴明彻再次举兵北攻，一直杀到江陵城下，引江水灌城。梁主萧岿不敢与战，在北周江陵总管田弘保护下出逃至江陵城北10余里的纪南城，江陵副总管高琳与后梁尚书仆射王操留江陵拒战。好在南陈水军虽利，陆战攻城却非强项，71岁的老将高琳率众苦战达100余天，江陵城得保无虞。吴明彻师老兵疲，后又遭到梁将马武、吉彻的袭击，最终引军退去，后梁国才避免国破家亡的危险。

沌口之战的引火者华皎投奔后梁国，被梁主萧岿任命为司空。此公倒是不枉《陈书》《南史》的好评，入梁后颇是忠谨，湘州、巴州被陈夺去后，华皎向北周建言，声称梁国土宇狭小，几乎不能自存，请北周再给一些国土，以示大国公义。北周乐得继续免费享用存亡继绝的美名，“割让”基州（今湖北荆门）、平州（今湖北当阳）、鄀州（今湖北钟祥）三州给后梁。

北周前线的总负责人卫国公宇文直难辞其咎，一贯贪狠无赖的宇文直想把责任推到最初向北周建言的殷亮，于是责令梁主萧岿治殷亮之罪。萧岿虽知宇文直这是找替罪羊，无奈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能杀了殷亮谢罪。对于水军总负责人权景宣，宇文直也绳之以法，削去他的一切官职。然而败军大罪，北周朝廷岂能不治，宇文直虽然百般推赖，最终也被免去襄州总管之职。这位只想揽功不想担罪的皇弟，没有深刻检讨自己的过失，反而埋怨起宇文护不讲情面，最终为投靠武帝、谋杀宇文护埋下伏笔。

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宇文护。作为沌口之战的决策者，宇文护事先决策武断，事中作战安排又明显失当，导致国家再遭一场大败，自于谨平江陵以来，多年来固若金汤的后梁国居然被陈军打到首都城下，这不啻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综合看洛阳之战和沌口之战，宇文护的战争嗅觉和战争天赋，远远弱于宇文泰，他总是不能客观判断敌我优劣之所在，总想用并不成熟的庙算去争取过于远大的战略目标，加之他的性格又过于固执，不像宇文泰那样从谏如流，遭受失败就是难免的了。威望与事功挂钩，两次大战的失败严重影响了宇文护的威信，周武帝后来谋诛宇文护，没有引起大的政治波动，不能不说与这两战有关。

在三国战争层面来看沌口之战背后的意义，则又是另一番境界。周齐陈近年来各有大战，基本都是以入侵者失败而告终，这标志着三国对峙进入了稳态，特别是陈朝改变了南朝自梁末以来军力积弱的状态，令北方两国不得不刮目相看。北周连连失误的扩张策略和战争实践，让三国的统治者们都意识到，再要发动大规模战争，很难取得较大战果，除非战争扩大为国家级的大战，靠拼国力、拼伤亡、拼消耗取得终极胜利。然而在三国国力并无明显差距的情况下，任意两方都不可能像蜀吴一样联盟对抗另一国，单独挑起战争，毫无疑问会遭到第三国的趁火打劫，是以三国都没有如此胆气。

何况三国各有内忧：北周长安城中那位至高无上却虚有其名的皇帝，一心盘算的是如何能从宇文护手中夺回大权；北齐武成帝于河清四年（565年）已将帝位传给太子高纬，自己躲起来享乐；陈顼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篡位准备，国内的老臣宿将、先帝旧臣们还要费一番心思去安顿，暂时顾不上别的。当569年的春天到来时，三国大舞台上就要有新的传奇人物大放异彩了。

注解：

[1]　参考地图17《周陈沌口之战形势图》。

第二十五章

宜阳汾北之战——周齐传奇将星之对决

北周天和四年（569年）八月，北周大冢宰宇文护接到一份奏报，和州新城郡孔城（和州州治所在地，今河南伊川县西南）发生叛乱事件，孔城防主能奔达被杀，叛乱的豪强举州归降北齐。宇文护急得火冒三丈，随即调遣部队前去平叛。被派去领兵的主将是齐国公宇文宪，这位在洛阳大战中失利的年轻宗室将军，将在一系列的边境拉锯战中大显身手。

一、冉冉升起的北周军界新星

天和四年（569年）八月北周孔城失陷，是周齐攻防转入边境冲突的标志性事件。两国由大规模军团决战降级为边境拉锯战，这是实力和形势决定的。孔城的失陷难保不是一件阴谋，能够刺杀镇将，并裹挟城池叛入敌国，除了要有像本地豪强这样的强大内应，还要有敌国军队的策应。况且像和州这种前哨型州郡，北齐一直馋涎欲滴，无时无刻不想夺之而后快，施展一点诡道也在情理之中。北周做出的反应中规中矩，迅速派兵到宜阳一带加强防备，防止河南方向边境州郡形成连锁反应。

若是放在10年前或者更早，北周本不用从关中调兵到河南。何者？彼时河南方向的重镇以弘农为战略核心，此地有王思政筑城于前，李远镇守于后，两人都是北周顶级名将，有如此人物主持，除非北齐发动10万人以上规模的进攻，其他情况以边境本地兵将防备足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坚城犹在，名将却已凋零。

截至天和三年（568年）年底，北周称名于后世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或死或老，已经没有几个继续活跃在战争一线了。李虎在西魏末年已经去世，李弼在北周建国后不久病亡，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三人被宇文护处死，于谨于天和三年（568年）五月以75岁高龄去世，老牌柱国一人不剩。十二大将军中（三位元氏大将军例不领兵，姑不论之），宇文导、贺兰祥、杨忠、侯莫陈顺、豆卢宁、宇文贵均已病亡，李远被宇文护所杀，王雄战死，达奚武是硕果仅存的一位，但也垂垂老矣不能再战。

天下板荡，鼎峙三方，一刻也缺不了名将。就在这种形势下，被令狐德棻誉为“智勇冠世、攻战如神”的宇文宪走上了前台。

宇文宪，胡名毗贺突（周齐鲜卑人物多把胡名以字行），北周太祖文帝宇文泰第五子，庶出。西魏大统十年（544年）出生在华州（今陕西大荔），幼年时因为避忌，与四兄宇文邕寄养在原州刺史李贤家中，在那里一直生活了6年时光。李贤对宇文邕兄弟的照顾相当好，以至于成年后他们仍念念不忘原州的生活，宇文邕在诏书中说：“食彼桑椹，尚怀好音，矧兹惠矣，其庸可忘。”李贤是陇西李氏的代表人物，李氏家族的汉人气质或多或少影响了宇文兄弟，宇文宪后来雍容大度、颇礼文士的性格，或许与这段经历很有些关系。

以战争起家的宇文泰很注重培养儿子们的军事技能，经常教授儿子们行军打仗的常识。有一次宇文泰赐诸子马匹，宇文宪竟选了一匹颜色驳杂的马。马驳则品相不好，宇文泰便问宇文宪怎么选不好看的马，宇文宪回答说，马色驳杂，或许体质比普通马匹更强，而且到了战场上非常好辨认。宇文泰大为称赞。这些都是常年行军打仗才能获得的经验，宇文宪能有此见识，足见宇文泰教育之功。

武成元年（559年），周明帝宇文毓任命年方15岁的宇文宪为益州刺史。自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尉迟迥平定益州后，考虑益州极易割据，中央政府不敢派功臣宿将统管，而是以宗室王镇守。宇文宪此时尚且年轻，没有任何行政经验，到益州更多是代表中央威慑地方势力。在管理行政事务上，宇文宪带着实习的态度留心学习，其谦虚宽容的态度让蜀地上下颇怀好感。宇文宪全仗隆州刺史陆腾辅助，武成元年（559年）前后，益州各地相继发生叛乱，陆腾全权负责指挥作战，稳定了蜀地局面。保定元年（561年），宇文宪被征还朝，被任命为小冢宰、雍州牧，从而结束了短暂的地方任职经历。小冢宰相当于天官府冢宰的副官，雍州牧是都城长安的地方长官，这两个位置历来是荣誉和亲幸的象征。此时宇文宪的兄弟们中，长兄宇文毓、三兄宇文觉都被宇文护所杀，二兄宇文震病死，四兄宇文邕作了皇帝，六弟宇文直、七弟宇文招出镇外州，其余诸弟尚且年轻，没有走上重要岗位。对于宇文氏一族来说宇文泰的法统是最重要的，在连废孝闵、明帝情况下，如果继续打压宇文泰一系，势必会减弱皇室威望。是以宇文护不得不考虑将宇文宪、宇文直等皇弟们委以重任。宇文宪在诸皇弟中年纪最长，性格宽厚，为人谦虚，很善于处理复杂矛盾，而且有过地方官经历，担任小冢宰后，其优长很快发挥出来，很为宇文护赏识，随后又被任命为柱国大将军。

从宇文宪的人生经历来看，军事方面并没有大的历练，只参加了一次洛阳大战。按理来说这种经历难以帮助他成长为名将，但宇文宪日后在周齐终级对决中突然爆发出魔王级别的表现，不能不说，真乃神机天纵。这是北周的幸运，也是北齐的悲哀。

二、政腐于内兵强于外的北齐

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十一月，北齐太上皇高湛病逝，后主高纬亲政。相比北周武力暴涨、国长上升、政治清明的良好势头，北齐政治局面却在日渐败坏，在武成帝父子的折腾下，末世王朝的基本特征已慢慢显露出来。

其一是严重腐败。名臣杜弼早在东魏立国时便提出要整治贪污腐败问题，但自从高欢那番著名的论断发表后（见本书第十八章《颍川之战》），贪污腐败被政府默许，后来竟慢慢变成北齐政坛的流行色，不仅贪污没事，不贪污的反而被时论所弃，正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北齐上下官员集体贪污，涉及人数之多，简直令人发指。《北齐书》记载有贪污腐败行为的有32人，勋贵大将自不必说，几乎人人皆墨，中级官员也为数不少。其中有很多人的事迹很能说明问题。以能干和改革著称的高澄心腹崔季舒，也有贪贿行为，这结结实实打了北齐政治核心的脸。出身河东名门的薛循义入齐贪贿，而同族众人在北周者却没有这种劣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北齐真乃锻炼贪污犯的大墨水池子。高欢儿子高湝历任大州，所过州郡无不大肆贪贿，但时人并不在乎这个，反而因为他为人宽恕，对他还抱有好感，这种社会风气令人悲哀。更可悲的还有大发国难财的，侯景之乱时，王则出任徐州刺史，一边抵御梁军北伐，一边在州里大肆贪污；洛阳大战时，太尉娄睿击败周将杨标后，到河南南部边境追击权景宣，借统军之便，所过州郡无不雁过拔毛，大厦将倾，先从内部腐朽，蛀虫们如此饥不择食、饥不择时、饥不择地，北齐还何以坚持。更可笑者，北齐贪腐大军里还有一些葛朗台、严监生之类的人物，比如后来官至中领军的厍狄伏连，把贪污聚敛的财物都藏在一个专门的仓库，家里人百余口，每天才让吃2升粮米，不让吃盐菜，家里来客人，妻子从喂马的草料中捡些豆子做豆饼招待，气得厍狄伏连把管马和做饭的人痛打一顿，妻子生病拿钱诊治他也气得不行，后来他死时，身上也只穿着一条破裤子，吝啬程度也算北朝一绝。

其二是佞幸用事。武成帝崩后，当朝最有权势的大臣有8人，时人号称“八贵”，分别是尚书右仆射和士开、领军将军娄定远、录尚书事赵彦深、尚书左仆射元文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掌中兵）、领军将军綦连猛和高阿那肱、度支尚书胡长粲（后主舅父），其中和士开是受武成帝托孤的头号重臣。和士开因善握槊得以经常入宫，与胡太后经常嬉戏，据后来史料推断，和士开似乎与胡太后产生了奸情。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佞臣居于高位，对朝政不是好事，因此引发了以赵郡王高睿（高欢之侄）为首的朝臣的强烈抵制。高睿声称，和士开弄权擅政，大肆贪贿，而且秽乱宫廷，必须把和士开贬离中枢，否则朝野不安。在几位重臣的压力下，胡太后与后主被迫先将黄门侍郎冯子琮（胡太后妹夫）外放，以慰重臣之意。和士开随后反咬一口说，高睿等人这是要剪除皇帝的羽翼，恐怕济南王之事将会重新上演（指孝昭帝废高殷为济南王）。可怜胡太后与后主这对愚蠢的母子，相信了和士开一面之词，并与和士开阴谋发动了政变，将高睿骗入宫中杀之。娄定远先被和士开以贿分化，高阿那肱本来就与后主关系亲密，元文遥被外放任刺史，再加上胡长粲本系外戚，反对和士开的势力很快就冰消瓦解。单是一个和士开还不够，齐后主的乳母陆令萱，以善于取媚有宠于胡太后和后主，被封为郡君、任为女侍中，在后宫独断专行，擅行威福，和士开和高阿那肱为巩固自己的权力，甘心拜陆为义母，嘴脸无耻、行为下作，简直令人作呕。北齐朝政几乎掌控在这样一群奸佞之人手中。

对比政界的混乱不可收拾，北齐军界依靠段韶、斛律光、高长恭等名将的主持，仍旧维持着与北周的均势，没有给北周暴露出什么致命短板。

段韶通过晋阳之战、洛阳之战，巩固了在军中的超一流地位。这位年已垂暮的老将，对政界不发一言，也有意无意地排斥在政局核心之外。和士开事件中，贵为左丞相的段韶竟然没有任何动作。同时，他还极力约束家人，力戒骄奢，以免给朝野上下留下口实。

斛律光在老一辈战将逐渐凋零后，逐渐成为军中的台柱子，洛阳和晋州两个战略方向，基本都是他在主持，并且基本没有过败绩。长年军旅生涯，造就了他典型的军人作风，他极为严厉，稍不如意就处以鞭挞，时论颇称其暴。这种急暴的作风延续到政界，令他招致不少议论，由此积累了不少怨恨。斛律光一门显贵，2个女儿嫁入皇家，子侄辈娶了3个公主，斛律光兄弟都位居显要，封侯封王不绝于世，有齐四朝，显贵最盛。斛律金在世时，常常感到忧虑，认为斛律家族以战功起家已经足够显赫，嫁女娶主，以女邀宠，不见得就是福。斛律金有此见识，但斛律光明显不如乃父，特别是在掌握军权的情况下，仍然粗犷如固，这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高长恭在洛阳异军突起，一夜之间成为皇宗子弟中最会用兵者，并且以铁面入阵等花边新闻成为军中传奇。但因出身高澄一系，威望越高，越招后主的猜忌。

三大将在后主初年威势正盛，北齐军队也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客观来看，北齐仍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强大国家。北齐文宣帝时有“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特点，后主时却是“政腐于内，兵强于外”。相比而言，高洋时国家底子尚厚，禁得起折腾，高纬时已是末世景象，军队固然强盛，但它依之而存的政局日渐败坏，前途就很危险了。

三、争衡宜阳与汾北

北周和北齐的国境线，从南至北大体沿黄河分布，从内蒙古到河南这一线，与今天的山西、陕西交界重合。但到晋南、豫西一带却形成了一块突出部，即北周夺取的勋州（今山西稷山）、南晋州（今山西绛县）、邵州（今河南济源）、中州（今河南新安）、和州（今河南嵩县）、熊州（今河南宜阳）等地。若以晋阳、邺都、长安为顶点划一个三角形，这块突出部基本处于三角形的中心，任哪一方占据此地，都将对对方首都产生巨大威胁。563年宇文护伐齐，主攻方向放在熊州洛阳一线，就是想从突出部的中央打开一条通路，向东北方向直攻北齐邺都。然而双方军力均衡，周军未能越过洛阳。[1]

以宇文宪、段韶为代表的周齐双方高层对此形势都洞若观火，并且都跃跃欲试蚕食对方土地。孔城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这一突发事件，使得北周熊州遭到极大威胁。

熊州州城宜阳东面与洛阳对峙，南面隔洛河与和州相望，若北齐同时从洛阳和和州出兵两面夹击，则熊、中、邵三州都将面临被切入北齐的危险。北周迅速作出反应，命宇文宪和柱国大将军李穆率军援救。李穆此时以花甲之年随军出征，主要作用还是帮带宇文宪。

然而事实上宇文宪已不需要帮带，洛阳之战时那个只会逞血气之勇的毛头小子，如今已是个沉着稳重的青年将军，他对宜阳的形势以及东西对峙的特点已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是大战打不起来。洛阳、宜阳一带双方都屯有重兵，各自也都有坚城作为依托，深入敌境作战难以取胜，北齐只是抓住一个小小的机会占据了一州之地，对双方实力均无大的影响。

其次是作战方法。宜阳、孔城、洛阳一带，山水阻隔，不利于大兵团展开作战。何况对手独孤永业向来以狡猾著称，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却捉这条狐狸，难度可想而知。

基于这两条考虑，宇文宪决定持重不战，将5万余部队屯驻在宜阳，目的是威慑洛阳的北齐军，使其没法向北切割熊、中、邵三州。同时采用在交通要道筑垒的方式，掐断洛阳向孔城增援的通道。几个月时间内，周军在宜阳以南连续筑起武申、旦郛、慈涧、崇德、安民、交城、鹿卢等7座军镇，这些军镇城池不大，专门用来屯驻军队，城与城之间相距不远，互相救援非常方便，同时采用一步一桩的方式逐步前推战线，极大缩短了后勤补给距离；如遇敌军来攻，便可缩回城中，固守待援。这种打桩战术非常奏效，北齐洛阳兵力不多，想救不敢动，怕被这些桩子绊倒，不救又心急如火，和州远在境外，眼看就要得而复失。

北齐坐不住了，当年年底派大将军斛律光率军4万赴洛阳救和州，大军刚出洛阳，便与北周鹿卢镇梁士彦所部守军猝然遭遇。斛律光身先士卒，仗着一股锐气，击溃了这支周军。

斛律光威声远振，成名多年，这次刚到洛阳就小胜一场，北齐军登时士气大振，期待斛律大将军带他们一鼓作气杀进北周。面对败退的周军，斛律光果然不失名将本色，大手一挥：不打了，筑城。

北齐军大跌眼镜。学北周打桩？放着胜仗不继续打，干这种费时费力的活有何用处？难道要一路打桩打到长安去？斛律光不以为然，派兵在洛河以南建造通关、丰化两个军镇，以保护通往宜阳、和州方向的大路。

英雄所见略同！

若从东魏天平元年（534年）算起，周齐两国在洛阳附近已经打了4次大仗，双方都没有占到太大便宜。洛阳就像一片结了冰的河，一拳砸下去很容易破冰而入，但暂时的快感过后，便是透骨的冰凉。原因不外洛阳地形易攻难守，虽居天下之中，又是北魏的旧都，但实在是一块好啃不好吃的烂肉。

宇文宪选择在此筑城缓进，既务实简便，又令北齐难以对付。斛律光在鹿卢城打了一仗后也看清了这一形势，如果率重兵一步步打过去，未必就拔不掉这些桩子，但肯定会被绊得狼狈不堪。与其拿士兵的血肉开道，还不如有样学样针锋相对。

通关、丰化二城筑好后，洛阳到和州的道路暂时获得安全。两军互相观望，摆明了谁先动谁吃亏，仗打到这份上，只好对峙。宇文宪派遣他的属官刘雄到齐军军营，当面声讨北齐违背之前两国互不侵犯的盟约。斛律光久经战阵，深知宇文宪此举不过是想打击齐军士气，对此他不驳不辩，客客气气地把刘雄送回宜阳。双方都持重不战，一直对峙了10个月之久。斛律光率兵撤退，宇文宪立即追击。姜还是老的辣，斛律光调头反击周军，俘斩2000余人，而后带着战果返回。战线依旧稳定在洛阳和宜阳之间，而和州却从此被北齐占据。不能责备宇文宪什么，在斛律光面前，北周没有几人能占到便宜，年轻的宇文宪能打得这么有声有色，已经非常不易了。

同年年底，北齐再次发兵，企图一步一步吃掉北周的突出部。这次的切入点，选在了南汾州。南汾州西靠黄河，东临平阳，南依汾河，北接晋阳，地方虽然不大，却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南汾州正南是勋州，勋州刺史是大名鼎鼎的守城将军韦孝宽。在北齐发兵进攻南汾州之前，韦孝宽根据自己多年守边的经验，向宇文护建议在勋州汾河以北筑垒坚守，逐步前推防线，进一步加强汾河以北诸城特别是南汾州的守御。这一建议可谓切中要害，孰料宇文护一口否决，并不无讽刺地说：“韦公子孙虽多，数不满百。汾北筑城，遣谁固守？”

韩城龙门黄河渡口

天统五年（569年）十二月，北齐斛律光率兵从晋州出发，直逼勋州之北，自华谷城而始（今山西稷山县北），由东至西狂筑堡垒，西端直抵龙门（今陕西韩城龙门镇）。这道堡垒防线横贯汾河以北，割断了南汾州和勋州的联系，使得南汾州的形势岌岌可危。

宇文护闻讯忧心忡忡，想不到韦孝宽的预言成真，他向宇文宪咨询对策，宇文宪建议，宇文护亲自督率大军到同州，以作为勋州前线的后援，同时自己率精兵前出黄河进行攻势作战，进而扳回汾北的劣势。宇文护同意此建议，宇文宪遂率兵2万，自龙门渡河攻击斛律光。

不得不说，宇文宪的选点很刁。以常理度之，如果宇文宪直接从勋州出兵，依托玉壁这座坚城作战，前可攻后可守，可保万全。但斛律光主力聚集于华谷，在此处作战难免又陷入胶着。而从龙门出击，虽然迎头会撞上斛律光在汾北砸下的一连串桩子，但以主力大军攻克小城，必然容易取胜。同时有韦孝宽在勋州牵制，斛律光不敢轻易离开华谷，周军两面夹击，取胜机会自然更大。

大军渡河后，北齐龙门镇守将王康德不敢交战，弃城而逃。北齐得知宇文宪再次出兵，派段韶、高长恭率兵出晋州助战。宇文宪不战而得龙门，兵威大振，北齐伏龙等城一边严阵以待，一边向主力部队求救。不料周军却忽然收缩兵力，不再进攻，一副见好就收的样子，齐军大惑不解。又过了几天，周军主动退出夺下的龙门镇城，又掘开汾河，使河道从龙门镇城北面流过，做出隔河对峙的样子。齐军见龙门镇成了空城，试探着进攻，发现周军确实已经退得干干净净，于是认定周军不敢再东下进攻，守备工作也稍稍放松。消息报到斛律光处，斛律光也暂时放下戒心，准备把主力转向南汾州，去夺了这座孤悬在外的州城。

不料这都是宇文宪的计策。龙门镇先吃后吐，汾河水道改移，全是战役欺骗，目的就是为了使齐军放松戒备。宇文宪所部主力仍旧在龙门以西待机作战，获悉斛律光按兵不动后，宇文宪闪电般杀过汾河，两天之内，连克龙门、伏龙、张壁等城，将齐军留在诸城的粮秣劫掠一空，又把这些城镇全都拆平。这一招欲擒故纵玩得斛律光眼花缭乱，眼睁睁看着辛苦了几个月筑的城毁于一旦，无奈之下，只好收缩兵力，全力扼制华谷，防备周军打透勋州向南汾州的通道。

宇文宪深知斛律光只是丢了几座小小城镇，主力部队损失不大，此时硬碰硬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留下大将军辛威，和韦孝宽一同牵制斛律光，自率主力向北救援南汾州。斛律光恍然大悟，终于判明宇文宪真正目的在于南汾州。眼见周军主力已然北去，那么扼守汾北通道已经没有意义，斛律光遂率部北撤晋州平阳郡，周军从勋州尾随追击，但由于兵力有限，未能迟滞斛律光。

此时南汾州已被齐将段韶、高长恭团团围困。宇文宪经两乳谷北上（今山西乡宁县西70里），在姚襄城（今山西吉县西50里）与齐军遭遇。姚襄城小而坚，与南汾州州城近在咫尺，宇文宪兵力仅2万有余，不敢越城而过，于是分遣大将军宇文盛向南汾州运粮支援，一面包围姚襄城，一面沿路挖开大沟，防备齐军来解围。

斛律光闻讯，再率5万大军直抵南汾州。这么一来，双方优劣立判，齐军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主将数质量上都大大超过宇文宪。齐军仗着兵多玩硬吃，斛律光部围困南汾州，段韶、高长恭率重兵来救姚襄城，宇文宪率众力战，然而因为兵力有限，又是几个月连续作战，没能顶住齐军攻击，只好率军退回。随后齐军再度合围南汾州，南汾州刺史杨敷（隋朝开国功臣杨素之父）竭力抵抗，无奈外援断绝势单力薄，苦战30多天后，南汾州城破，杨敷本人被生俘，后死于北齐。

汾北之战至此告一段落。检讨此战，宇文宪战略目的是稳住勋州突出部的国防形势，战役目的有二，一是打破斛律光隔绝汾北的企图，二是巩固南汾州一线防守。总体来看，除南汾州失陷外，其余目的均已达到。

从个人表现而言，宇文宪对战略形势判断准确，战役指挥灵活高效，战术行动干脆利落，独自挑起周军大梁，与北齐三大名将对阵而丝毫不惧，把号称北齐名将第一的斛律光弄得晕头转向，其名将本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南汾州陷入北齐后，带病出征的北齐头号大将段韶死于军中，短暂的三杰对一杰时代便告终结。北齐不缺高长恭式的突将，缺的是段韶式的智将。孝先（段韶字）一亡，天亡齐也！

四、逐年打雁遭雁啄

北周武帝宇文邕

北周天和七年（572年）三月，北周爆发了地震式的宫廷政变，天官府大冢宰宇文护被武帝宇文邕杀死。

宜阳汾北的战火刚刚落幕，北周的政治焦点回归长安城中，一股酝酿了10多年的政治风暴已经具备了强大的能量，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爆发出来。处在风暴中心的，正是帝国至高无上却徒有虚名的那个人——武帝宇文邕。

皇权从他手中溜走已经10年，或者说，皇权从来没有到他手中过。天和七年（572年）的春天，30岁的宇文邕的复仇之火终于再也压抑不住，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此时宇文护的威望已从辉煌的顶点慢慢坠落。两次对北齐作战失利（晋阳、洛阳），两次对南陈作战失利（湘州、沌口），让宇文护的专权更增添了几分失道寡助的色彩。再加上宇文护两废皇帝，用人失当，他的儿子、亲属们恃权放纵，做了不少坏事。一大批朝臣因此对宇文护积累了不少敌意，这些人既有领兵大将如李穆、韦孝宽，也有皇室姻亲重臣如窦炽、于翼，还有一些中层干将如柳庆、令狐整等人，宗室之中，齐国公宇文宪、蔡国公宇文广，虽然是宇文护阵营中人，但是目睹宇文护作威作福，也颇觉不妥。特别是宇文宪，因为才武过人被宇文护任命为大司马掌管军权，经常代替其向皇帝汇报一些军国大事，碰到宇文护办事不合适或是态度不敬的时候，宇文宪便两头说好话，缓解了不少矛盾。然而，宇文护却对这些矛盾视若无睹。忧劳兴国，逸豫亡身，或许正是执掌大权太久了，目空一切，高枕无忧，让他开始变得昏聩。

宇文邕看准时机，开始和周围的几个年轻人秘密商量诛灭宇文护，这些人包括内史下大夫王轨、小宗师宇文孝伯、右宫伯宇文神举。

宇文护的府第有重兵护卫，各府兵主要将领也都是宇文护的心腹，公开夺权肯定行不通。要杀宇文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刺杀。12年前孝闵帝谋刺不成反被杀的教训如在昨日，宇文邕并非不知道。但如今宇文护已不像12年前那么高度戒备，自己装孙子装了10多年，确实让宇文护相信自己是个胸无大志的傀儡。

在此期间，卫国公宇文直因为沌口之战失败而被宇文护责罚，对宇文护心生怨恨，进宫向宇文邕诉说委屈。对这个弟弟，宇文邕也是颇有不满，先前他作为同胞兄弟，却跑去支持宇文护，现在失意了才想起了亲哥哥，狼子野心，其心可诛。然而宇文邕所谋者大，宇文直手里仍然有兵，得到这个外朝强援，更加增添了杀宇文护后应对朝局动荡的底数，他收起了不满，向弟弟交了底，让他同谋刺杀宇文护。兄弟二人一拍即合，刺杀之谋终于定了下来。

三月十八日，宇文护从同州回来，那里是他的封地，还驻扎着由他的世子宇文训统率的蒲州总管府的直系军队。当然，宇文护去这个相当于北周副都的地方，不过是例行性的巡视，而非有所图谋。得知宇文护回来，宇文邕当机立断，把原本只有粗有轮廓的刺杀图谋，变成了详细的方案，而这个详细方案，他只告诉了亲弟弟宇文直。

当然并非宇文神举、宇文孝伯、王轨不可信任，皇宫禁地若是一下子聚集这么多人，难免不会引起宇文护的怀疑，宇文直作为叱奴太后的亲生儿子，进宫探母有天然的理由。

刺杀地点定在了叱奴太后的宫中。武帝对宇文护说，近来老太后经常酗酒，这么大年纪了老是这样可不成，偏偏老太太脾气挺倔，劝了也不听，只好屈尊请宇文护到宫中劝一劝。宇文护一无所疑，朝会过后便漫不经心地跟着皇帝到太后那里劝谏。他像往常一样到皇宫含仁殿朝见叔母叱奴太后，手里拿着一份皇帝宇文邕递给他的《酒诰》。这位权势熏天的权臣心里暗暗好笑，这对母子也真是有意思，他坐在太后赐的座位上，煞有介事地开读酒诰，宇文邕则执家人礼，恭敬地站在身后。

一切如常，除了宇文邕站的位置未免有点太靠后。不过宇文护对此没有任何警惕，执掌朝政15年的威势，让这位皇帝彻底变成了一只绵羊，给绵羊10个胆子它也不会咬人。宇文护正洋洋洒洒读着酒诰，忽觉后脑一阵剧痛，紧接着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慌乱中他回过头，只见平素恭顺温雅的宇文邕满面狰狞，正手持一根玉珽作势欲扑，宛如一头恶狼。太监何泉赶上举刀砍杀宇文护，由于太过紧张，居然没伤到宇文护分毫，预先埋伏在屋内的卫国公宇文直跳出来，举刀乱砍，血溅五步，一代权臣宇文护就此殒命。

北周武帝仅凭两人之力，杀死了专权15年的宇文护。

随后，宇文邕命宫伯长孙览出宫告知宇文神举、宇文孝伯、王轨，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诏声讨宇文护废杀先帝之罪，并收捕、杀死宇文护的儿子、心腹。宇文护的11个儿子全部被杀，宇文护一系势力被连根拔起。作为宇文护的主要助手，宇文宪惴惴不安，恐怕也会被治罪，于是在武帝召见时，免冠谢罪。好在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从大局出发，并没有对宇文宪过多指责。不治宇文宪的罪，有两重原因，一则宇文宪能征惯战，是不可多得的帅才。二则兄弟相杀，会减弱皇室力量。但这场政变带来的巨大湍流，却是宇文宪无法躲避，也不能躲避的。

武帝杀宇文护后，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拢权力。首先是撤销了中外府，中外府是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办事机关，在北周中外军的体制下，撤销这一机构，等于将军权直接交由皇帝本人。其次是不再推行五府总于天官的命令，从制度上来说，皇帝之下不再有一个类似宰相的官职或机构。第三是密集进行人事调整，除宇文盛继续担任大宗伯外，六官府的其余5个实权部门长官全部调整，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宇文宪。

宇文宪由原大司马晋升为大冢宰，不再掌管军队，其职由垂垂老矣的陆通担任。陆通长年在中央担任文官，作战经验极少，担任大司马显然不合适，这位谨慎的老文官不久后便病死，武帝又让才能平庸的七弟赵国公宇文招接任。

表面来看，如《周书》所言，武帝是忌惮宇文宪的威望和能力，齐、卫两个皇弟分别带兵一南一北出征，宇文宪打得风生水起名震两国，宇文直却灰头土脸一塌糊涂，宇文宪已是宗室中的头一号人才。但是纵观武帝亲政后的一系列安排，其意义绝不止于此。自宇文泰死后，北周实行的六官制逐步显现出弊端，事实上北周模仿周礼实施六官，一直以来从未彻底推开，除了中央文官系统表面上稍具其形，军队和地方行政系统仍然用的是汉魏以来的传统制度。明帝改天王而称皇帝就开了这样的头。到武帝时代，北周政治经济局面都已有较大发展，六官制的框架漏洞越来越多，必须进行相应修改，即使囿于周礼六官的框架限制无法彻底变革，武帝也决心从人事安排上一点一点撬动这种不太合理的制度的基础。武帝实施的改革，核心在于消灭大冢宰可以独揽大权的制度基础，完善形成皇帝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一元化行政体制，并逐步推开政府部门各司其职、避免机构重叠的行政套路。这对于隋朝最终建立三省六部制行政架构，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探索。

当然，这次政坛地震也影响到了皇室内部权力分配。宇文宪升任天官府冢宰，但由于五府不总于天官，宇文宪的职能退步为皇宫内部事务长官，实际上是被剥夺了军权。在诛杀宇文护事件中立了大功的卫国公宇文直，向武帝提出要当大司马，武帝觉得这个弟弟野心太大，而且有投靠宇文护的前科，仅任命他为大司徒。

建德二年（573年），武帝先后册封8个弟弟和子侄辈7人为王。宇文宪受封齐王，老六宇文直被封为卫王。宇文直心术不正，虽然帮助武帝夺权立了大功，但一直不受亲哥哥喜欢，求任大司马不成后，宇文直屡出怨言，同时还莫名其妙地对宇文宪产生了妒意。武帝和宇文直的母亲叱奴太后去世后，宇文直向武帝告状说，母亲去世了，宇文宪这人却没有一点孝心，日常饮食起居和平时一样，真是该治重罪。武帝洞悉宇文直的鬼蜮心术，当面斥责宇文直说，齐王和你我同父异母，他没有义务和我们一起尽孝心，而你作为太后的亲儿子，不好好守孝，却来乱告状，你说该治谁的罪。

宇文宪明知宇文直怀有敌意，还背地里陷害自己，但因为宇文直是武帝的同母弟弟，他还是以最大的耐心容忍。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为。宇文直的前科和他不知收敛的做法，迟早要付出代价，自己没必要和他争一日之长。

果然，宇文直屡屡遭受武帝打压，终于没按捺住野心，建德三年（574年）七月，趁武帝出巡云阳宫，宇文直发动兵变，率领部曲进攻皇宫外城，皇宫卫队长官尉迟运死命守住皇宫章肃门，随后又率卫队与宇文直叛军激战，武帝闻讯便派宇文宪率军急赴长安镇反。宇文直兵力不多，再加上名不正言不顺，眼见造反无望，于是仓皇逃往荆州。不久后被追兵生擒，送回长安囚禁起来，不久，武帝借口宇文直又有异图，下令杀死宇文直及其10个儿子。

对于宇文护，北周官方在其死后立即盖棺定论，将其定性为无君逆臣，基本抹杀了宇文护的功劳。抛开北周主相之争，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总体来说，宇文护是功大于过的。

一是稳定政局。前文已有论述，宇文护作为强力人物，带领宇文氏度过了宇文泰死后的一段危机，阻止了诸老将重臣分裂内战的可能。宇文护本人性格宽和，虽然是实际上的皇帝，也并未对异己力量大肆屠杀，这使得创业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接班交替能够平和进行，从而保证了国家整体稳定。这与关陇政治集团大多数人利益是一致的。

二是保持发展势头。宇文护执政后，大政方针总体上萧规曹随，保持了宇文泰基本套路，例如行周礼而不拘泥于周礼，扩大府兵组织，致力于发展关中经济等等。其执政15年间，北周逐渐消化、稳定新占领区，经济实力大大增长，从而在三国对峙中雄立一方。

北周府兵画像

三是集中军权。宇文泰设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统其国兵，具有先天的分治属性，只不过立国之初，在长年征战、一致对外的条件下并未呈现离心趋势。当外部威胁逐渐减小时，各领兵实力派难免对最高权力心生觊觎。宇文泰本人没有太好的办法，到他死之前，也仅兼并了李虎一部之兵力而已。宇文护借助权力更迭时机，将其余几部兵力全部集中，彻底改变了八部兵制，客观上消除了鲜卑部族式政权的痕迹，对北周汉化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当然宇文护的错误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导致宇文氏统治基础狭窄化。能够支持宇文氏统治的总体有三大势力，一是宗室，二是以武川军事贵族为主的关陇政治集团，三是汉人豪强。宇文护集权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这些大股势力发生冲突。宗室方面，宇文护强化其本支势力，大力排抑宇文泰诸子这一支力量，同时还分化了宇文邕与其兄弟的关系，如宇文宪被猜忌、宇文直后来被杀。关陇集团方面，宇文护兼并诸部势力过于剧烈，特别是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李远兄弟等诸派势力，或杀或废，致使人人自危，渐渐对宇文氏疏远了感情。特别是李远之弟李穆，原本是开国功臣，到北周灭亡前夕，才勉强做回大州总管的位置，可以说在同辈中大大落后，后来还不断被尉迟迥、于翼、王轨等新兴后辈超越。汉人豪强方面，则一直采取打压政策，如韦孝宽一直被死死摁在边镇守将位置上，权景宣始终未能进入中央决策圈，田弘奋斗一生不过挣到一个小小的郡公爵位，汉人豪强编入府兵系统不在少数，而政治待遇却矮人一等，这无异削弱了统治根基。

后世对宇文护的看法基本与北周政府当时的论调一致，即弄权废主的乱臣贼子，更有人以偏概全，津津乐道于史上屠龙第一人的谑头，这无疑是作为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悲哀。

注解：

[1]　参考地图18《北周突出部示意图》。

第二十六章

太建北伐——六朝之落日余晖

陈宣帝太建五年（573年）五月，陈朝北伐军元帅吴明彻率军开进秦郡（今江苏六合），这座陷于北齐之手达17年的江北重镇，再次回到南朝手中。这座江北重镇对吴明彻还有一重意义，秦郡是他的故乡。执掌10万大军，衣锦荣归，是人生中少见的荣耀。陈宣帝玉成其美，专门派人送上太牢（一牛、一猪、一羊，是祭礼中的最高等级），给吴明彻祭祀先祖。秦郡吴氏祖庙前，壮观的文武仪卫场面、超规格的祭礼给吴大元帅撑足了面子。北望中原，吴明彻心中明白，这份祭礼可不止意味着褒奖，战争，还远远没到论功行赏的时候。

一、从“四贵”到“八贵”再到“三贵”

吴明彻北伐的对象是北齐。彼时北齐居中用事的是录尚书事高阿那肱、侍中穆提婆和领军大将军韩长鸾，时人号称“三贵”。这不由不令人想起东魏北齐立国以来屡屡出现的“贵”。

吴明彻

勋贵政治是五胡十六国迄至北朝的一大特色，诸如汉之刘曜、赵之石虎、前燕慕容恪等等，北魏更是代不乏人。东魏、西魏立国之初亦各有千秋，西魏北周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更是煊赫一时。勋贵政治事实上是皇权不振、制度不完的衍生品，它与南朝门阀政治一样，都一定程度上分割了皇权。勋贵集团虽在创业立国之初有利于事权统一、提高行政效率，但长期允许他们把持政治，极易造成政局动荡，这对一个国家的损害是长远的。西魏北周创设六官，提高皇帝权威，宇文护又以强力手段大削关陇老牌勋贵的权力，是以开国勋贵虽然不断远离政治核心，却得保禄位、名垂后世，于国于己，都是幸事。反观东魏北齐，始终没能正确面对这一制度性问题，高澄时代虽然暂时打压过勋贵，但这一问题不幸混淆于胡汉冲突，削弱勋贵被变相等同于削弱鲜卑贵族，高氏诸帝无此见识，继续维持勋贵政治的存在，是以这个政治问题与腐败一样，变成了致命恶疾。

东魏开国之初有高岳、孙腾、高隆之、司马子如“四贵”，北齐武成帝时有和士开、娄定远等“八贵”，此时又有“三贵”。起初“四贵”好歹都是高欢创业时的元勋大将，虽然立身都有缺点，但毕竟也都有拿手的本事，都是血与火中历练出来的硬手，而且有高欢总揽其上，“四贵”总体还发挥着积极作用。到了武成帝时的“八贵”，尚有赵彦深、唐邕明于军政大事，在武成帝昏不理事的情况下，有外朝高睿的支撑，有军界三大将的震慑，总算还有人套着缰绳。到了“三贵”时期，北齐终于彻底失控了。

有必要介绍一下“三贵”的来历。

北齐墓出土的文物

穆提婆是陆令萱之子。陆令萱以后主乳母称霸于后宫，其时后主宠幸斛律皇后的婢女穆舍利，陆令萱为巩固自己地位，便认舍利为女，并撺掇后主立之为弘德夫人。后来舍利生了高恒（即后来的北齐幼主），母以子贵，竟然一步步爬到皇后之位，陆令萱也随之高升，被尊为太姬。彼时后主之母胡太后因为与胡僧通奸，被后主变相软禁起来，陆令萱成为事实上的皇太后。其子骆提婆也跟着穆皇后改姓为穆。陆令萱母子由此势倾中外，生杀予夺皆在掌握之中。

高阿那肱善于骑射，此外别无所长，仅在高洋北征柔然时因军功被拔擢，后在武成帝朝一味谄事皇帝、逢迎和士开，后来因为陪侍东宫，与高纬交好。高阿那肱器识连和士开都不如，但后主亲政后反而感到高阿那肱这种庸人可用，竟然任以外朝首脑。

韩长鸾本是行伍出身，有膂力，善骑射。早年作为警卫人员保卫东宫，被高纬相中，由此关系日渐亲近。后主即位后，韩长鸾当上侍中、领军，总知内省机密。这位老兄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不知经史，不懂政务，由于自己的出身，只喜爱武人，讨厌汉人士人（其人可能是破六韩氏改姓而来，鲜卑人），经常大骂汉人官员：“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去。”

这三个人当轴执政，与陆令萱内外勾连，随心所欲肆意妄为，忠臣良将渐渐被排斥在外，北齐国政江河日下。这期间，还爆发了高俨谋反和斛律光、高长恭被杀事件。

二、自毁长城

琅玡王高俨，高纬的同母弟弟，武成帝在时颇受宠爱，后主被立为太子，武成帝为了补偿，封其为侍中、中书监、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后迁司徒、尚书令、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掌管中外政事，并总领邺城禁兵，权力之大，仅与太子差了一个名分。武成帝感到高纬器识庸劣，每每有废立之心。高俨也心知肚明，并不尊敬后主，一次他看到高纬宫中新上了新冰早李，便对属官发怒说为何他没有，后来凡是有新奇物件，武成帝都是先满足他。狂妄的高俨甚至对武成帝说：“阿兄懦，何能率左右。”高俨在邺城代父执政，皇室诸叔父都向他下拜以取悦武成帝。武成帝但凡外出，都以高俨留守邺城。武成帝死后，高纬与和士开、穆提婆密议，要逐步削夺高俨的权力。高俨本不过是个少不更事的公子哥，少年得势、气焰嚣张，对时局并无深刻见解，得知后主要削他权力，第一反应是嫉恨和士开。在冯子琮、治书侍御史王子宜、开府高舍洛、中常侍刘辟疆等人鼓惑下，哄骗领军将军厍狄伏连诱杀和士开，并率京畿大都督所统禁兵3000人进至皇宫外千秋门，企图废掉后主。高俨对后主的来使说，和士开谋划着要废掉皇帝，把胡太后剃光头送去当尼姑。如果皇帝想赦免矫诏杀人之罪，就派陆令萱出来领着自己进宫谢罪。陆令萱其时执刀站在后主身后，战栗不敢言。广宁王高孝珩、安德王高延宗闻讯而来，一见这形势，便反问高俨为何不杀进宫去。高俨说人少不敢，二王气得说当年孝昭帝带兵杀杨愔夺位才80人，现在手中有兵数千却不敢进去。后来斛律光受诏入宫，这位军中一号人物站在了后主一边，强拉着后主到千秋门，禁兵一看后主现身不仅气沮，毕竟皇帝的威势不同凡响，又有斛律光助阵，数千禁兵一哄而散，高俨束手就缚，不久后被后主处死。

北齐武士俑

经过这件事，高纬对执掌重权的勋贵大臣更生疑忌，特别是一贯不喜屈意奉承皇帝的军界两大传奇将军斛律光和高长恭，更让人不敢放心。斛律光自段韶死后成为绝无仅有的军方一号人物，数十年征战令他挟威自重，虽不参与政治，但主持尚书省事务的赵彦深每每有朝政大事，都提前咨询斛律光，以示对他的尊重。祖珽被召回中枢后，一改这种习惯，事事都是自作主张，丝毫不与斛律光商议，双方的嫌隙与日俱增。祖珽眼盲，有一次乘马从斛律光面前走过而不自知，惹得斛律光大为光火——按照一般惯例，朝中大臣见了斛律光都礼让三分，从不敢过其前而不下马。又一次，祖珽在内省议事，声音大且傲慢，斛律光听了十分不悦。穆提婆求娶斛律光的庶女，本意是结好权要，以巩固他的地位，斛律光却鄙视他的出身，不肯许婚。后主赐给穆提婆一处晋阳的官田，这片田本是晋阳饲养军马的所在，斛律光便不客气地对后主说，这样做妨碍军务。祖珽、陆令萱、穆提婆遂与斛律光结怨。

邺城西郊林虑山

将相失和，于国危害甚深，况且斛律光得罪的不仅是朝中重臣，陆令萱、穆提婆母子是后主的代表，处敏感之地，与皇权对抗，更兼其女斛律皇后因为穆舍利逐渐得势而失宠，斛律光甚有怨言，这就很不妙了。北周间谍专家韦孝宽探听到这个消息，便令人在北齐邺城散布谣言，说什么“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言外之意是说斛律光手握重兵，要取高氏而代之。祖珽获知这些谣言，还怕不够混淆视听，又加了点猛料，他添了两句“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把陆令萱也拉了进去。后主闻之，心生疑惧，不由得想起斛律光所谓的“前科”。宜阳汾北之战结束时，斛律光带兵返京，后主命令途中就解散部队，各还本镇，斛律光认为部队还没赏赐便解散，于军心不利，便拒不解散，把部队一直带到邺城西北郊紫陌。

大军临京下寨，历来是大忌。后主心虽猜嫌，当时并没有表露出来。此时谣言四起，新账老账一起算，后主不由得动了杀心。后主先向韩长鸾询问意见，韩长鸾感到杀斛律光不利，不甚同意。但架不住祖珽和穆提婆反复进馋，后主终于下令，借口让斛律光陪后主出游，召其入宫，刘桃枝率宫中卫士当场勒死斛律光。后主寻令收杀镇守幽州的斛律羡，两兄弟的儿子也多数被处死。

斛律光一死，高长恭也感到了危机。彼时后主连杀博陵王高济（高欢第十二子）、赵郡王高睿（高欢之侄），宗室人人自危，高长恭在外掌兵威望日增，自感危机临近，于是大肆贪贿，企图以此自污，减少后主猜忌。后主曾问高长恭：“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指洛阳大战时高长恭入阵破周军。高长恭一时高兴，脱口而出：“家事亲切，不觉遂然。”不料这句话触了霉头，勾起后主对他的忌讳。后来陈朝北伐，江淮之间骚然，高长恭担心再次让他统军出战，忧心忡忡地说：“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此后生病便不再治疗，企图避祸，然而他最终还是没逃过厄运，后主派人以毒酒鸩杀高长恭。

客观上说，斛律光与高长恭都未对后主构成任何威胁，这二人的死或多或少是因高俨谋反而起。国之将亡，妖孽横生，后主这种自废武功的愚蠢行为对北齐国防力量的损害是灾难性的，随着老一辈将领彻底淡出，以斛律羡、高长恭为代表的中生代将领相继死于非命，北齐再无可与周、陈匹敌的大将，继政局崩溃后，北齐军事也步入崩溃的节奏。周武帝听说斛律光之死，高兴得进行了一次大赦，这真是亲者痛而仇者快。

三、周陈媾和

此时的周陈二国，却是另一番局面。前节已述，周武帝袭杀宇文护，全面收回皇权，并大事阅兵讲武，他于诛杀宇文护的当年（572年），举行规模盛大的校阅，并亲自到羌桥和斜谷，召见京城东西两面禁兵都督以上将领，大加赏赐以收拢军心。武帝还命人焚毁了壮丽的上善苑，释放出皇帝崇尚节俭、不事享乐的信号。

陈朝方面。废帝光大二年（568年），夺取朝中实权的安成王陈顼胁迫皇太后下令，废陈伯宗为临海王，陈顼即位为帝，是为陈宣帝。他上位后惩于宋齐梁三代以来宗室相杀的教训，没有迫害陈文帝的子孙，只杀了废帝陈伯宗和敌意很重的始兴嗣王陈伯茂，并将始兴王的法统重新收归己有，让他的儿子陈叔陵继嗣。原有文武大臣一遵其位，淳于量、吴明彻、章昭达、黄法氍分任军事（老将徐度、程灵洗皆于光大年间病卒），毛喜、周弘正、徐陵分任政事。569年陈宣帝改元太建，宣帝即位之初保持了文帝的执政风格，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多次下令减免民间赋税，抚恤历次战争中的伤病残人员，鼓励各地开垦荒地，恢复人口，并赦免和减轻部分罪犯的罪责，陈朝国力得到极大恢复，社会局面更趋稳定。是以期间虽然发生了广州刺史欧阳纥造反事件，亦旋起旋灭，不影响陈朝大局。

北周目睹如此局面，遂遣使与陈朝修好。起初陈朝还纠结于北周纳华皎之降一事，周使杜杲（唐初名臣杜如晦的叔高祖）一顿神扯淡，说陈朝纳郝烈之叛在先（此事史传失载）。陈使徐陵嗤之以鼻，说郝烈不过是个裹胁了几百户老百姓的小小土豪，哪里能和跨州连郡的华皎类比。杜杲强词夺理地说，虽然大小不一，但都是纳降，本质没有区别。外交语言说到这份上，徐陵为之无语。两国嘴仗打得各自宣布胜利，这且不提。陈宣帝想用沌口之战中俘虏的元定部下军士，换回北周在江陵俘虏的王褒、庾信等人。北周虽知这只不过是陈宣帝试探己方诚意，仍坚执不许，杜杲假装受不了陈宣帝的小把戏，愤而辞去。陈宣帝遣人追问，北周的意思不过是想合纵伐齐，如果我们陈朝同意，北周是否肯归还樊、邓一带的南朝旧土（指襄阳一带）。杜杲仍不许，但言语中仍留下了口子，如果你们对土地这么饥渴，何不到北齐寻求补偿。探明了北周底线，陈宣帝便不再啰唆。

杜杲出使，基本达成了与陈朝的战略联盟计划，两国遂中止战时状态，不再进行边境冲突。基于陈朝10余年国力恢复的现状，陈宣帝逐渐萌生了北伐齐国的想法。太建四年（572年）八月，他亲自整顿军务，制定了练兵条制十三科，下诏班行。释放出强烈的整军经武信号。

四、六朝最后的北伐

自东晋南渡以来，北伐始终是南朝一个顶级战略任务。凡是有作为的南朝君主，无不想借北伐拓地树威。计其数，大概有东晋建武元年（317年）祖逖北伐后赵，东晋咸康五年（339年）庾亮北伐后赵，东晋永和五年（349）年禇裒北伐后赵，东晋永和九年（353）殷浩北伐前秦，东晋升平三年（359年）谢万北伐前燕，东晋穆帝永和十年（354年）、永和十二年（356年）、太和四年（369年）3次北伐前燕、前秦，太元八年（383年）谢玄北伐前秦，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北伐南燕、后秦，刘宋元嘉七年（430年）、二十七年（450年）、二十九年（452年）3次北伐元魏，梁天监四年（505年）萧宏北伐元魏，梁大通三年（529年）陈庆之北伐元魏，梁太清元年（547年）萧渊明北伐东魏，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即陈太建五年（573年）陈朝发动的太建北伐。

南朝北伐，从目的上看，都是为了恢复旧土，东晋时举的是收复旧土的旗号，也就是夺回西晋时的版图；宋文帝以后历次北伐，只为夺取刘裕开国时所占的河南地，对关中河北事实上已无力染指；梁朝北伐的意图进一步缩小化，只为在淮河沿线与北魏争衡，战场多在寿阳、钟离一线。到了陈朝，江北之地尽失，陈朝北伐的现实意义，不过是夺取淮河以南的土地，巩固大江沿线的国防形势。

从北伐时机上看，南朝几乎都是选择北朝内乱，或者其他国家呈友军关系时。陈朝亦然。北齐政局紊乱，自杀大将，内部力量极大削弱；北周世代与北齐相攻，志在灭之，现在主动结盟，这是强有力的外援；再加上陈朝十几年积蓄国力，内部异己势力全部削平，北伐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

陈朝朝议，公卿大臣意见不甚统一，陈宣帝最终定策必须北伐。而后大臣意见的分歧聚焦在北伐统帅上。其时大将章昭达已经去世，开国老将以淳于量、吴明彻、黄法氍名位最重。公卿们多有推荐淳于量统军的，但陈宣帝与淳于量关系似乎并不融洽。太建三年（571年）时，淳于量因为私买梁帝陵中的树木，与江阴王萧季卿都被免官（梁敬帝禅位后被封为江阴王，王爵为萧季卿继承）。以淳于量位望之高，买点前朝帝陵的树木算不上什么大罪，却被给予免官的处分，从中可看出陈宣帝的刻意压制。更为吊诡的是，北伐大军出师前后，淳于量官复原职，同时加授中护军大将军，掌管京畿禁兵。这一升一降，令人费解，但从帝王心术来了解，或可又见一番境界。陈宣帝不如文帝，在陈朝开国过程中并未参与战争，对诸老将没有什么威信，如果把淳于量、吴明彻、黄法氍三位宿将都派出去掌兵，万一尾大不掉，三将拥兵反噬，建康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资本，所以对淳于量又打又拉，还委以京畿重任，可以理解为陈宣帝想留一道保险措施。淳于量也心知肚明，他旗帜鲜明地支持陈宣帝的决策，并派自己的儿子随军参战。

573年，陈太建五年，北齐武平四年，北周建德二年，三月壬午，陈宣帝下诏，以侍中、镇南将军吴明彻为都督征讨诸军事，调集10万大军，出师北伐。

陈军共分四路出击，中路吴明彻率主力渡江攻秦郡，西路黄法氍自采石过江，西攻历阳，东路吴兴太守徐敬成（老将徐度之子）率偏师渡江，攻广陵。这三路部队全是建康大军，另外，西阳太守周炅同步从西阳、武昌一带策应主力，进攻北齐罗州（今湖北蕲春北）

北齐对江北州郡的控制并不十分严密，军队力量配置较弱，加之齐人对淮南江北之地很不重视，认为这只是意外得来的边鄙之地，统治十分残暴，科敛极其严重。文宣帝高洋初取淮南时，为安抚淮南民心，命免淮南诸州郡10年赋税。北齐勋贵视淮南为异己之地，每每心怀耿耿，期满之后，北齐采取了报复式的征税行动，赋税徭役繁而且重，淮南民众十分不满。除此之外，北齐还禁断江淮间渔猎，百姓不能捕鱼补贴家用，怨声载道。更有甚者，一些奸臣猾吏还枉法胡为，把鲜卑商胡所欠官家的债务转记为江淮富人头上，令州县强制缴收；北地收来的战马，强迫高价卖给江淮豪强，钱刚收上来，又借口国家将有战争，强制无偿征用马匹，如此一来，北齐把江淮间豪强和平民全部得罪完了，民心所向可想而知。陈军过江后连战连捷，诸州郡士民终于盼来救星，或是应声归附，或是杀北齐守令而降。《陈书》卷21《孔奂传》载：“徐、豫酋长，降附相继，封赏选叙，纷纭重叠，奂应接引进，门无停宾。加以鉴识人物，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缙绅，莫不悦伏。”

吴明彻大军过江，沿滁河入六合，猛将程文季（老将程灵洗之子）率水师直逼州城。先前齐人在城外河口竖上大木栅，以防备陈人水军。程文季率兵拔掉木栅，扫清障碍，进至州城下。由于城州坚固，一时不能得手。

陈军渡江的消息传到邺城，北齐立即举行朝议商量对策。以散骑常侍王纮为首的众多朝臣反对出兵救淮南，理由是自宜阳汾北之战以来，大军屡屡失利，如果现在重兵战于南方，恐怕突厥和周人再度兴兵入寇，恐怕会有更大的失利。重西北轻东南一向是北齐的国策，高洋时代国力鼎盛尚且不能南北两面同时用兵，此时国力下滑，与北周分庭抗礼的同时无力南下与陈军开战。但后主并未同意王纮的建议，派尉破胡与高景安两路大军数万人，分别救援秦郡和历阳。[1]

尉破胡和高景安两部兵力实际数字不详。北齐的总兵力大约不足20万，中央直接掌握的主力约10万人驻扎在晋阳，这部分军队向来不敢轻动。其余兵力分散部署在沿边州镇，《陈书》诸传称北齐援军有10万人，似乎不可信。淮南方向的部队经过钟山一战损失殆尽，仓促之间再凑起来10万人以上的规模，对北齐来说无法可想。

当年高洋即位后整军，京师和晋阳的主力骑兵以鲜卑为主，兵员选拔标准非常苛刻，选中者无不是勇力绝人以一敌百，称之为“百保鲜卑”；汉人中的健儿，拣选后作为戍兵分配到沿边诸镇，称之为“勇士”。尉破胡与长孙洪略两将带来的部队装备比较精良，人员多以鲜卑为主，应当绝大多数来自邺城，其先锋有“大力”“犀角”“苍头”等各种队别，无不是身高力大的敢死之士。原梁朝降将王琳因为熟悉南方情况，随尉破胡南征，他建议说，陈军轻锐，不宜上来就与之决战，应当以长策制之。尉破胡不听，率军直扑秦郡。

陈军与北齐军的遭遇战首先在秦郡城外打响，北齐军初来乍到，士气正锐，两军一交，大力、苍头、犀角等鲜卑精兵奋勇向前，杀得陈军连连后退。一名来自西域的胡人善射，箭无虚发，连连射到陈军，陈军士卒甚是忌惮。吴明彻见迟迟打不开局面，便对部下勇将萧摩诃说：“如果杀了那个善射的胡人，敌军肯定为之夺气。”萧摩诃让人到阵前指认西域胡，然后饮了吴明彻赐的酒，翻身上马，单人独骑去冲敌阵。

萧摩诃13岁时便在其姑夫蔡路养处从军，侯景之乱时蔡路养与陈霸先为敌，萧摩诃单骑出战，陈霸先军中莫有敢当者。后来蔡路养兵败，萧摩诃归降侯安都，从此成为陈军中头号敢冲阵的勇将。

北齐阵上西域胡见萧摩诃冲过来，也挺身出阵10余步，要射杀这名敢于犯阵的陈将。他抬手正要开弓，说时迟那里快，萧摩诃一边策马急驰，一边掷出一柄铣鋧（不详其为何物，《资治通鉴》胡注说是小凿），正中西域胡额头，应手而死。齐军中10多名“大力”士兵出战来杀萧摩诃，萧摩诃左挡右刺，斩杀数人。这副场景很像后世演义中描述大将单挑定胜负的画面，陈军被萧摩诃勇悍绝伦的表现所鼓舞，大呼合战，将齐军击溃，尉破胡与王琳狼狈而逃，长孙洪略阵亡，吴明彻乘胜进攻秦郡城。经此一战，齐人胆寒，秦郡城迅速崩溃，遂为陈军收复。

吴明彻率军乘胜北进，攻克泾州（今安徽天长），直迫淮河一线。北齐败军向寿阳方向逃窜，吴明彻分遣数路偏师，分头攻打盱眙、钟离（今安徽凤阳）两个要点，自率主力穷追北齐败军。为防王琳等人逃到淮北，吴明彻不惜绕路，先北渡淮河打下仁州（今安徽固镇），遮断寿阳北逃的通路，然后调头向西，拿下寿阳西面的硖石口（在今安徽凤台），将寿阳城牢牢围在口袋中。

西路陈军渡过长江，进围历阳。北齐历阳王高景安援军来到历阳以西的大岘（今安徽含山县东北），黄法氍分遣部将任忠、鲁广达迎击高景安，将其击溃，阵斩北齐敷城王张元范，随后乘胜逐北，拿下濡须河上重要关隘东关（今安徽巢县）。黄法氍猛攻历阳城，以拍竿猛击城墙，齐军抵挡不住，投降陈军。随后诸军高歌猛进，相继攻破合肥、庐江、南谯州（今安徽滁县）。

东路陈军以水军为主，沿长江北出运河，过广陵而北，淮泗之间豪强纷纷响应陈军，运河沿线诸城不敢出战，多有弃城而降者。由于淮泗间水网纵横，利水军而不利步军，加之北齐主力都在淮西，徐敬成得以率军一直沿泗水北进，连克淮阴（今江苏清江）、山阳（今江苏淮安）、盐城、沭阳等地，兵威直逼下邳。

西线战场，陈军周炅击败北齐陆骞，尽取江北巴州（今湖北鄂州）、罗州（今湖北蕲春）等江北诸城，樊毅部越过大别山，攻下楚子城（今河南息县），西路军黄法氍部与之配合，包举淮河上游。

至太建五年（573年）九月，除了齐昌、霍州等为数不多的州郡，陈军北伐夺取淮河以南大部土地，西至于周，东至于海，沿淮要塞，只剩寿阳尚在北齐手中。

五、王琳之死

短短4个月时间，北齐尽失淮南之地，朝野极其震恐。在源文宗和赵彦深的坚持下，北齐任命自秦郡败回彭城的王琳再回淮南，任其在江淮招募士卒，以抗陈军。

王琳降齐后，一直汲汲于南伐陈朝。无奈北齐扬州方面负责人卢潜坚决贯彻重西北轻东南的国策，南伐之事被压制下来。卢潜还是个很懂民政的能臣，他竭力修正北齐重敛江淮的政策，减轻百姓负担，倡行良好风气，深受民众拥戴。陈宣帝还常常对臣下说，此人不死，北伐便不能行。因此卢潜的建议在北齐中央很有分量，王琳屡次上表要求南伐，卢潜便随后上表制止，两人嫌隙日重。

早在陈军渡江之初，北齐大司徒赵彦深便与源文宗商量应对陈军之策，源文宗提议让王琳主持淮南防务，他是江淮间人，名声早著，许多旧将散在江淮，必能有效应对南朝的北伐。无奈当时后主信不过王琳，仍以鲜卑将领统军。直到淮南大部陷落，后主方才同意以王琳为主将守寿阳。

王琳受命后紧急驰赴寿阳。此时形势大坏，陈军吴明彻的主力遮断寿阳北面的通路，西线樊毅所部沿淮河东下，掐住颍口，阻断河南方向的通路。寿阳陷入四面包围，已成死地。

太建五年（573年）七月，吴明彻尾追王琳而来，乘其新入寿阳防守未固，指挥大军一举攻克寿阳外城，王琳无法抵挡，率军退入内城固守。

形势岌岌可危，北齐后主却浑不在意，他照旧率诸勋贵重臣到晋阳巡幸，崔季舒、张雕等人劝阻说，这种情况下去晋阳，可能会让人以为北齐惧陈而迁都。赵彦深、唐邕等中枢大臣起初也同意，后来见后主坚执不从，便改变了意见。素来仇视汉官的韩长鸾遂怂恿后主杀死崔季舒、张雕等30多名汉官，尸体全都丢到漳河。

当年王琳郢州一战尽擒陈朝大将，如今却被手下败将团团围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命运莫测，当真教人无法可想。吴明彻令大军堰淝河灌寿阳城，城中遍地大水，引发传染病，士卒死者十之六七。北齐闻讯遣皮景和率兵数万南下救援，皮景和畏敌如虎，不敢渡淮，在寿阳30里外屯扎。

陈军诸将恐怕前有坚城，后有援军，请求吴明彻决断怎么办。吴明彻说，兵贵神速，皮景和不敢前进，肯定是害怕我军。于是决计先不管皮景和，全力猛攻寿阳城。吴明彻亲着甲胄到城下督战，陈军大受鼓舞，四面攻城，终于打破城池，生俘王琳、卢潜、王贵显、可朱浑道裕、李騊駼等人，吴明彻派兵押送回建康。

皮景和在严令催促下渡淮，听说寿阳已陷，再前进已没有意义，便迅速北撤。途中在寿阳西北苍陵，遭到猛将萧摩诃的截击，皮景和尽弃驼马辎重轻装北逃。

陈军中有不少王琳的旧将，昔日王琳驭下有恩，交情甚好，现在虽身陷缧绁，来探望慰问的旧将仍然不少，大家回忆旧情，相顾嘘唏，不少人找吴明彻请免王琳一死。昔日枭雄困羁笼中仍有这么大号召力，吴明彻心惊胆战，生怕王琳酿成变乱，便令人追斩王琳于寿阳城东20里处，首级送到建康示众。寿阳民众闻者莫不流涕，一个老叟不畏吴明彻责罚，带着酒脯来祭奠王琳，大哭尽哀，收起王琳的血，藏于怀中而去。王琳故吏仓曹参军朱玚向当朝用事的尚书仆射徐陵求情，得以将王琳首级带到寿阳八公山下葬，前来会葬的老部下达数千人。后来朱玚偷偷逃到北齐，向齐主请命了结王琳身后之事，扬州人茅知胜等5人把王琳的灵柩送到邺城，北齐便追赠王琳为忠武王，以礼下葬，王琳的长子王敬承袭了王爵。吴明彻心理上也受到很大影响，经常梦到王琳向他索要首级。

王琳生前身后的遭遇着实令人感叹。他为人豪迈大气，待人宽厚，治军有方，是梁陈之际杰出的人才。只是生不逢时，所遇王僧辩、陈霸先都是一时雄杰，江南群雄逐鹿，他无法争得头筹。等到当世英雄人物凋零殆尽，形势却逐渐稳定，他占湘郢、攻建康，因为不得人心而失败，委身北齐更是志气萎靡。他力图掌控命运，终于被命运所左右，徒负呼呼无所作为，以至于兵败身死，传首千里，唯有不变的人心，差可慰藉泉下之灵。

寿阳大捷是太建北伐一场关键性的胜利，从此淮南再无北齐军事存在。陈宣帝极为振奋，他一面重新调配力量，加强对已占领区域的消化。一面对北伐将帅大加封赏，陈宣帝派使者到寿阳亲自册封，授吴明彻豫州刺史，进号车骑大将军，寿阳城南20万人集结面听皇帝诏命，主帅荣宠，三军振奋。黄法氍授合州刺史，进号征西大将军。

当年年底，陈军主力再度北进，以淮泗为主攻方向，仍采用分进合击的策略，西路黄法氍以绝对优势兵力扫荡齐昌、霍州等地，中路吴明彻率军过淮河，向东北进攻，扫荡淮河沿线几座仍在负隅顽抗的城池。东路军仍然凭借水路便利，沿泗、沭、沂等水系北进，先后拿下朐山（今江苏灌云）、郁州（今江苏连云港）、北徐州（今山东临沂），形成对重镇彭城的战略夹击之势。

太建六年（574年），陈军诸部的攻势缓慢下来，诸路部队基本处于休整状态。至太建七年（575年）方始再度北进，但作战规模远远不如太建五年（573年），吴明彻总督诸将进克彭城以南的宿预（今江苏宿迁）、潼州（今安徽泗县）、下邳，之后停军于淮北，未再北进。

至此太建北伐的第一阶段、也即主要作战阶段结束，陈军拓地数百里，将国防线成功推进至淮北，战果极硕。北伐之所以取得如此迅速的胜利，一是靠陈朝天嘉小康打底，国力有了较大提升。二是江淮之间水网纵横，陈军水师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北齐军骑兵优势被极大限制。三是北齐战略安排失误，始终没有投入足够多的精锐力量。尉破胡、皮景和、陆骞之流都是寂寂无闻之辈，与陈朝第一流将帅对阵，而且兵力不占优势，自然胜算不大。四是陈朝挟开国之锐气，军队求战欲望强烈，故而多面开花，处处能胜。五是淮南距离陈朝本土不远，后勤补给畅通无阻。

客观地说，太建北伐是南朝比较成功的一次战争，它向世人展现出一个弱国的爆发力，展现出一个小国的尊严。如果说宋朝像一轮初升的朝日，那么陈朝便是垂落西山的夕阳。刘宋北伐气吞万里，初升之日霞光万丈，陈朝北伐同样余晖夺目，为南朝数百年历史点缀上灿烂的光辉。

陈宣帝的雄心更加高涨，他的目标似乎并未以夺占淮北为终点，北齐君臣的无能、军队战斗力的低下，让他对继续北伐有了更多底数。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陈朝需要认真考虑，随着周、齐、陈三国实力的消长，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

注解：

[1]　参考地图19《太建北伐第一阶段形势图》。

伍　三分归一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三方灭而杨氏兴，民之小康，

岂迥之所能竞乎！

自此以后，北朝事归隋论。

——王夫之《读通鉴论》

第二十七章

北周灭齐——北方再次恢复统一

北周建德四年（575年）八月，北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站在洛阳金墉城头，指挥部队抵御北周大军围攻。周军黑色军旗上画着的猛兽、鸷鸟露出狰狞的杀气，仿佛要平吞整个北齐。独孤永业心头涌上不祥的预感，摇摇欲坠的大齐，能否抵挡得住周人的进攻。

一、北周攻齐前的准备

建德四年（575年），从宇文泰创业以来，西魏北周已走过40个年头。宇文泰以武立国，宇文护巩固基业，到周武帝杀宇文护夺位时，北周国力已远非当年局促关陇、地僻民穷的困窘局面，逮至两次伐齐（晋阳、洛阳）之时，周武帝明白，北周已有问鼎青冀、混一北方的实力。

建德元年（572年）杀宇文护后，周武帝有意缓冲了一下南征北讨的节奏，一方面是出于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考虑，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两次伐齐的实践证明，北周国力虽强，但还未强到能够立即灭掉北齐。自建德元年（572年）始，周武帝把重心放在国内，干了一系列稳扎稳打的事情。

首先是减轻百姓负担。当年三月武帝下诏说：“故知为政欲静，静在宁民；为治欲安，安在息役。”这四句话道出他这个时期的核心为政理念。同时，诏书还对宇文护专权期间的国策做出了批判，“顷兴造无度，征发不已，加以频岁师旅，农亩废业”。诏书明确，“自今正调以外，无妄征发”。武帝还大倡勤俭之风，他专门下诏“断四方非常贡献”（当年四月诏）。皇太子宇文赟为取悦武帝，于岐州捕获两头白鹿献上，古代以白鹿为祥瑞之物，武帝罕见地正式下诏答复皇太子说：“在德不在瑞。”贡献方物特产和祥瑞，历来是地方孝敬皇帝的不成文做法，武帝明令禁止，给各级政府和百姓减去了不少麻烦。与此同时，武帝大事鼓励农业生产，关中发生旱灾、蝗灾导致农业歉收时，他都下诏罪己，以示诚心。农业兴旺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周武帝的政策对国力提升起到很大作用。

其次是灭佛。佛教在南北朝时的危害，前节已述（见本书第六章《弘农之战》）。到了南北朝后期，各国统治者仍没有充分重视，即使是佛教为害最烈的南方，陈武帝、陈文帝两代明主也没有汲取梁武帝的教训，多次到寺庙舍身。周武帝目睹佛教对国家政权的危害，下决心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他首先大集群臣及僧人、道士等，进行激烈的思想辩论，定儒教为第一，道教为第二，佛教为第三。有了思想领域的准备，再进行强硬的执行。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下诏彻底禁断佛教，所有佛经、佛像都毁掉烧掉，僧人强制还俗。起初武帝只想禁佛教，后来发现道教的诸多行迹和佛教也差不多，于是一体禁止。寺庙、观宇悉数解散，不得再占有土地。这起灭佛道事件，虽然一定程度造成宗教文化的衰退，但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使得北周消灭了佛道不事生产、侵占编户民、逃避赋役的寄生行为，为消灭北齐提供了强大的人力支撑。

第三是收揽人心。武帝一改宇文护专权时任人唯亲的做法，两次下诏公卿以下积极举荐人才，鼓励诏百官军民上书言事，指出国政的得失。一时间北周上下人人兴言，贤才辈出。武帝在打击宇文护残余势力的同时，还下诏称，凡是建德元年（572年）之前犯罪未被发现，但现在又被揪出来治罪而免官的，悉数听复旧官。皇帝的支持者一下子从中枢重臣延及下层官员。对于民间，武帝颇有意味地赦免江陵之战（指于谨平江陵之战）中被俘为奴隶的人为平民，免除东南道四个总管府辖区百姓三年赋役。这两个地区靠近边境，收揽他们的人心，毫无疑问是为即将到来的对敌作战打基础。

第四是加紧备战。建德元年（572年）至四年（575年）间，武帝虽未发兵征战，但战备工作却一直在扎实地推进。他先后举行3次讲武，训练中央禁兵。还多次接见和赏赐将领，并复置帅都督这一下级军官编制，这些行为无疑加强了对基层部队的控制力度。建德三年（574年）正月，北周在满足民间基本生存需求的前提下，令民间尽可能多地粜粮，这是加强国家战略储备、将大规模兴兵的强烈信号。当年十二月，更是明诏荆、襄、安、延、夏五州总管进一步征发士卒，到这个时候，北周上下都明显地看出，武帝要对外用兵了。

二、走向深渊的北齐

再看同时期的北齐。陈朝太建北伐一度令齐后主高纬心惊不已，他忧虑地问几个亲幸贵臣该怎么应对。穆提婆和韩长鸾依旧兴致勃勃地玩乐，他俩没心没肺地对后主说：“本是彼物，从其取去。”穆提婆更有惊人之语，即使黄河以南全丢给陈朝，我们还能划河自守，当一个龟兹国。人生如寄，不及时行乐，只顾发愁这些小事做什么。齐后主倒也挺听劝，一头扎进温柔乡里再不知愁是何物。后来北齐果真在黄河黎阳渡口修建城戍，用以防备南朝侵犯。

陈朝对淮北的蚕食在逐步加深，陈军吴明彻进入淮北后，虽未立即发动大规模进攻作战，但陈军诸部就地驻扎于新得各郡，长期维持在淮北的军事存在，目标就是要逐步夺取淮北重镇彭城。之所以没有行动，一则周陈媾和后，陈宣帝对北周攻齐有了一定心理预期，如果两家同时发兵，胜算可能会更大。二则渡淮后陈军逐渐远离陈国本土，淮南作为新得之地，似乎并未立即成为北伐军的后勤补给基地。强敌虎踞于国门，除了让皮景和在淮北保持一定军事力量，齐后主并无解决良策。

北齐传统军事策略的失误逐渐暴露出来。当年东西魏对峙，高欢连续发动五次大规模战役，对西魏始终保持强大军事压力，使其外不敢拓地，内不敢解兵。到了文宣帝高洋时代，国防重心改向北击柔然与突厥，西魏得以抽出兵力南下略取梁朝土地。武成帝时北齐意识到北周国力跃升，转而再兴两国战事，但北齐高层显然已无深远洞见，采取的军事方略并不得力。早在宜阳汾北之战时，韦孝宽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斛律光身为朝中位望隆重的大臣，不去匡正时弊，辅佐君主振兴朝政，却穷兵黩武，来争宜阳汾北这些无足轻重的土地。抛开斛律光政治作用发挥是否妥当不说，作为军事方面实际负责人，斛律光似乎没有从大局上考虑周齐对峙形势。当年卢叔虎筹划的平西策已相当完备，具备一定可操作性，但斛律光却丝毫不借鉴，以大将之尊，投身于无关痛痒的边境争夺战，急功近利之心昭然可见。这种短视行为的结果就是，北周得以在连番外战失败的情况下，好整以暇地整顿军队收拾残局。

与日趋朽烂的军政形势相比，北齐后主的荒淫生活却过得更加有声有色。穆舍利因脸肿失宠后，齐后主新纳美人冯小怜为淑妃，齐后主非常宠爱这位妃子，坐则同席，出则并马，海誓山盟地说要生死一处。齐后主奢极欲，大肆修建宫室，穷极壮丽，有时建好了不称其意，让人拆毁重建。晋阳太原城也依照邺都，修建十二院宫殿，壮丽不亚于邺都。晋阳西山上凿出大佛像，佛像前燃起大灯，一夜燃油万盆，灯光直照晋阳宫中。民夫和牛因为常年苦劳而死者不可胜数。宫中衣食之费也相当惊人，妃子一件衣服往往都要花费万匹，刚做好的衣服不久就扔掉，一个梳妆镜台价值千金。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后主喜欢弹琵琶，创作了一首无愁曲，一弹起来，近侍们竞相唱和，人数多至数百，民间讽刺后主为“无愁天子”。

惊人的浪费造成对百姓无度的索取，北齐民间赋敛越来越重，徭役也越来越频繁，人力非常疲惫，府库所藏金谷财帛也逐渐枯竭。为了聚敛钱财，后主令佞幸贵臣们公开卖官，以至于原来本是州郡自行辟举的功曹、主簿，都由中央卖后直接下诏任用，各地州郡的职事人员逐渐被富商大贾占据，这些人一上任便加倍盘剥百姓，毫无遮掩地贪污，各地都被祸害得民不聊生。中央政府更是烂得一塌糊涂，陆令萱、穆提婆母子和韩长鸾等人把持朝政，各引亲信居于要职，百官不行贿不能升迁，朝纲一片大乱。异姓封王再无约束，竟至数百人之多，开府千余，仪同无数，就连执掌外军兵权的领军将军都多至20余人。皇宫的奴婢、太监、商人、胡人、杂户、歌舞人、巫师被赐以富贵差不多有万余人，宫女得封为郡君者不计其数，就连宫中饲养的斗鸡、狗、马和鹰都赐封开府、仪同、郡君之名，荒淫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境界。这样一个国家，不亡何待？

三、流产的第一次伐齐

建德四年（575年）年初，北周武帝目睹北齐国内乱象，遂加紧战前准备，在河东至河南边境增加军粮储备，囤积兵力。北齐亦嗅到战争的味道，也在边境加强守备。北周柱国大将军于翼（老牌柱国于谨之子）颇知兵法，他上书劝止说，边境增兵这种行为，对战事实际上没有太大作用，反而会引起敌国警觉。当年宇文护伐齐，就是因为提前增兵储粮，让北齐预有准备。武帝遂从其建议，不再增兵。

在勋州玉壁城镇守30余年的老将韦孝宽揣知武帝要伐齐，便上书陈奏平齐三策。三策为武帝总体筹划了快中慢三种进攻方法。

第一策的大意是，抓住北齐内外交困的良机，与南陈、突厥、稽胡互相配合，大兴五路之兵进攻北齐。第一路周军主力出轵关（今河南王屋），直指北齐邺都腹心之地；第二路令广州（今河南鲁山）的地方部队攻河南；第三路以山南之兵沿黄河而下直攻河洛地区；第四路是北山稽胡，出河东威胁晋阳；第五路则是鼓动南陈进攻徐州，届时五路大军一起杀进北齐，必然令其无法招架。

第二策的大意是，如果不想这么急，可以和南陈约好牵制北齐，令其南北不得兼顾。在河东南部——也就是韦孝宽的防区，招募部队，广事屯田，发河东之众进攻晋州一带，如果北齐大军出动，周军便退回勋州固守，以坚壁清野之策待之。等到他们退兵，再出兵袭扰，以少量边境部队调动北齐晋阳大军，消耗他们的储备，消磨他们的士气，不出一二年，北齐必然内部生变，到时再趁乱取之，亦可收必胜之效。

第三策的大意是，如果不想以武力平灭北齐，那么就不必搞战备这一套，应该和北齐通好罢兵，固强本国国力，等待北齐自然灭亡。

历来谋臣智士献策，只要一说上中下三策，必然是上策太急、下策太缓，只有中策最能令人接受。韦孝宽这种计策也是如此。上策所谓五路大军，稽胡一路事实上最为关键，因为北齐重兵都在晋阳，威胁晋阳、牵制主力是核心任务，反倒是进攻河南已被数次大战证明并非攻击重点。稽胡部落时叛时服，听不听北周命令尚在两说，更何况让他们去攻打重兵云集的晋阳。而且以大军出轵关，后路极易被断，一旦战事不利，逃都逃不回。所以上策很难被武帝采纳。

中策事实上命中了攻齐的要害，进攻河东，可以通过大兵团决战，直接解决北齐军事首都晋阳，拿下晋阳后，河北山东没有重兵，自可传檄而定。但韦孝宽的计策止于骚扰，与武帝急于灭齐的心思合不上拍。

下策就没有任何讨论的价值，武帝励精图治，雄心外露，为的就是混一宇内，立万世不易之业，岂能干坐不动，自待敌之灭亡？

武帝对韦孝宽的决策没有明确表态，他先后和内史王谊、开府伊娄谦秘密研究伐齐的大方略，后来感觉人少研究不透，又与皇弟齐王宇文宪秘议。彼时北周老一代大将都已死尽，新生代以宇文宪最晓军事，宇文宪当即赞同伐齐。周武帝仍不踏实，又派纳言卢韫到安州询问于翼。于翼娶宇文泰之女，周明帝驾崩时以于翼为辅政大臣，与武帝关系亲密，建德二年（573年）被外派为安州总管。于翼继承了其父的军事才能，对周齐两国对峙形势看得很透，齐已内乱，伐之正当其时，他也力主马上出兵攻齐。

亲近大臣、宗室重臣和勋戚代表人物都支持，周武帝终于定下了决心。建德四年（575年）七月，周武帝在大德殿召集大将军以上文武官员，公开宣布要出师伐齐，并当场定下了数道并举、决战于河洛的大方针。但这一方针遭到一些朝臣的反对，内史上士宇文弼、民部中大夫赵煚和遂伯下大夫鲍宏建议，洛阳是四面受敌之地，河阳屯有北齐重兵，以宇文泰之神勇，尚且不能打过洛阳，何况现在；应当以大军直指汾、潞，直取晋州、并州，这才是上策。

但周武帝大方向一定，便不再听其他意见。七月丁丑，下诏出师，以陈王宇文纯（武帝第九弟）为前一军总管，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前二军总管，郑国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宇文盛（武帝第十弟）为后一军总管，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后二军总管，赵王宇文招（武帝第七弟）为后三军总管（以上六军皆是天子自将的中军）。齐王宇文宪率2万名精兵，先于主力出发，目标是拿下黎阳渡口。随国公杨坚、广宁侯薛回率3万名水军自渭河入黄河，作为主力的支持，有可能还要负责一部分后勤补给工作。梁国公侯莫陈芮率众1万守太行山南的道口，老将申国公李穆帅3万兵力守住河阳道口，这两路兵的主要任务是阻断北齐军救援洛阳的通路，为主力打洛阳提供侧翼保障。常山公于翼率安州之众2万余人，进攻豫州汝南郡一带。26天后，八月癸卯，周武帝自将主力6万人，直趋洛阳河阴。

周军总计调发兵力15万人，总体部署与564年宇文护东伐洛阳极其相似。唯其不同的是，周武帝锐于灭齐，亲自带兵进攻坚城，又拣起当年宇文泰事必躬亲、战必亲临的雄武之风。比之当年宇文护坐镇于后方的气势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宇文护事件颇受武帝猜忌的齐王宇文宪，在出兵前向皇帝献出私财16件金宝作为军费，武帝大为赞赏，不仅不要宇文宪的财物，还把他的上表转发给诸大臣，说作臣子的就应该这样，财物倒在其次，关键是赤心为国的心意最可贵。

由于周军打的旗号是吊民伐罪，需要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周军进入北齐境内后保持了严明的军纪，严禁随意伐木、践踏百姓庄稼。

李穆一路部队出轵关进攻河内，拿下轵关陉。于翼一路北出襄城，连克北齐19座城池。宇文宪则轻兵疾进，越过洛阳金墉城直取河阳南城，拿下黄河以南两城后，再度向东狂奔直趋洛口（洛河入黄河之河口），围攻其城。周武帝率主力大军进攻河阴城（今河南孟津西），拿下此城后，大军东进包围洛阳金墉城，展开了猛攻。

北齐方面，后主命高阿那肱统晋阳主力南下，狂奔向洛阳。洛阳守将独孤永业倒是临危不惧，洛阳金墉城素来易守难攻，城守设施也很完善，仓促之际，北周大军恐怕不能得手，只要晋阳援军一到，便可逆转形势。他一边死守，一边令人采办2000副马槽，还故意把消息散出去。马槽是骑兵的必需品，大事采办意味着大量骑兵的到来。独孤永业这个虚张声势的办法虽然奏效不大，但也多多少少影响了周军攻城的决心。

从周军的战况来看，周武帝的部署似乎非常正确。之前数次洛阳大战周军均未胜利，原因更多在于两边军力持平，并不在洛阳有多难打。韦孝宽之前指责斛律光争宜阳无谓之地，事实上隐含了宜阳、洛阳一带并不适合防守的意思。周军入齐后未经大战便打到洛阳城下，再次用实践证明洛阳并非上佳防守之地。当下洛阳已陷入周军战略包围之中，假以时日，洛阳失守并非不可能。

然而天缘凑巧，在周武帝就要打破逢洛阳不胜的怪圈之时，他突然得了重病。史载周武帝“口不能言，睑垂覆目，不复瞻视；一足短缩，又不得行。”从症状看似乎是轻度中风。名医姚僧垣为他诊疗，先恢复了语言能力。天子病重，事关社稷安危，核心一乱，仗也就无法打下去了。周武帝诏命各部立即退兵。所幸洛阳一带周兵强而齐兵弱，齐人不敢出兵穷追。周武帝撤到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姚增垣给他治好了病，武帝高兴地任命其为华州刺史。

北周第一次伐齐之战就此结束，北齐所失之地旋即恢复，但经此一战，北齐国防形势之弱暴露无遗，并无太大损失的北周，再次发动灭国之战只是时间问题了。

四、大战平阳

建德四年（575年）九月，周武帝病愈后，立即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第二次伐齐的准备。当年十月，周武帝出巡同州（今陕西大荔），次年正月，再到同州巡视，他亲自到涑川（即涑水），集结关中和河东的驻军进行大规模的校阅。这次巡视和校阅足足持续了两个月时间，直到建德五年（576年）三月，武帝才返回长安。四月至五月，武帝再度到同州视察军备情况。如此频繁的动作，可以看出北周第二次伐齐已是箭在弦上的事了。

建德五年（576年）九月，周武帝在正武殿举行大醮，祈求伐齐能够成功。十月，下诏出师河东，直指晋州（今山西临汾）。诏令中说，去年伐齐攻打洛阳，无法直击敌之要害，故而此次选择从河东进攻，目的就是一击扼喉，速亡北齐。不料诸将惩于去年刚刚败退，不愿这么快再出兵。老将窦炽时已70岁，他当众扼腕说：“臣虽朽迈，请执干橹，首启戎行。……然后归魂泉壤，无复余恨。”武帝赞而壮之，然后借机强调，此时北齐内乱方殷，机不可失，遂严令出兵，敢阻挠出兵者以军法论处。

十月己酉，武帝亲自挂帅出征，出河东伐北齐。总的部署是，天子六军主力攻晋州平阳郡，以平阳为中心，分遣诸军扼守四面要害，派偏师牵制洛阳方向，务必确保拿下平阳。

具体行军安排上，周武帝自将六军主力6万人，以越王宇文盛为右一军总管，杞国公宇文亮（宇文导之子）为右二军总管，随国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谯王宇文俭（周武帝第八弟）为左一军总管，大将军窦恭为左二军总管，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总管，内史王谊监诸军直迫平城城下。

齐王宇文宪、陈王宇文纯率步骑4万人作为全军的箭头，攻晋州以北诸城，相机沿汾河谷地一路北攻，吸引晋阳齐军主力。金州刺史达奚震率兵1万北出介休土军川（今介休市南50里），少师宇文盛（越王宇文盛同名，非宇文氏皇族）率步骑1万攻汾水关（今山西灵石），掐断晋州与并州的通道。

安州总管于翼仍率本部兵力约2万人，出陕州攻宜阳，目标是牵制洛阳方向齐军。

大将军韩明率步骑5000人出齐子岭，焉氏公尹升率步骑5000人守鼓钟镇（今山西垣曲县北60里），防遏轵关陉齐军援兵。凉城公辛韶率步骑5000人守蒲津关，赵王宇文招率步骑1万人出勋州攻华谷诸戍，韦孝宽率勋州兵配合出击，扫清晋州以南的北齐军，确保后路通畅。诸路兵力总计17万余，与第一次伐齐规模相当。[1]

由于战役安排老到狠辣，北周军一入齐境便迅速占据了主动权，北齐军应接不暇，各个战场的城戍都被北周攻取，平阳城陷入周军包围。北齐平阳守军不足1万人，在海昌王、晋州行台仆射尉相贵率领下殊死抵抗，该城防御设施是晋南之冠，攻之不甚容易。北周内史上士宇文弼率关中三辅子弟数百人随军征战，身上负伤3处，仍奋勇苦战。周武帝天天亲自到城下督战，周军舍命攻城，平阳形势非常危险。

同样是敌国君主攻城，同样是以少敌众，同样是在晋南，北周当年有韦孝宽这样的智勇之士力克高欢于坚城之下，北齐却没有这样的人才。

晋州城行台左丞侯子钦、刺史崔景嵩丧失抵抗勇气，秘遣人到周军请降。周将王轨率兵攻城，段文振率数十勇士登上城头，在崔景嵩接应下直奔尉相贵官衙将其生擒。擒贼擒王，主将一失，守军登时大乱，北周军一拥而入，占领平阳。

前军宇文宪节制晋州以北诸军向北进发。相比其他诸路军马，宇文宪打的是无依托作战。虽然后方有天子六军屯驻平阳城下可为声援，可一旦平阳局面不利，宇文宪部将会立即陷入北齐军四面八方的围攻。但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就是能为常人所不能。令狐德棻在《周书》卷12《宇文宪传》中热情洋溢地评价宇文宪说：“智勇冠世，攻战如神，比之异姓，则方召韩白，何以加兹？”确实所言不虚。宇文宪指挥大军连克洪洞、永安（今山西灵石东）等地，兵锋直逼晋阳。齐军退过汾河，烧毁汾河桥，宇文宪无法继续前进，便命宇文椿（宇文导之子）前出至永安之北的鸡栖原，监视晋阳方向齐军的动静。

在平阳发生大战时，北齐后主高纬正带着宠妃冯小怜在天池（在今山西岢岚）射猎，晋州遣使求救，从早上至中午一连来了3拨人。陪侍后主的右丞相高阿那肱斥责使者说，天子难得出来游乐，边境上那点小事有多急，不要来打扰陛下。到了晚上，使者又来，报说平阳已经陷落。高阿那肱这才不敢隐瞒，向后主报告了实情。

好在后主还没荒淫到丧失基本理智，他立即下令次日发兵南下迎击周军。高阿那肱受命先行，不料掌管晋阳兵马调发大权的尚书令唐邕与高阿那肱有嫌隙，故意克扣了部分兵力。冯小怜玩兴正浓，不愿后主马上南下，请求再猎一围，后主置十万火急的军情于不顾，又陪冯小怜打了一围。唐人李商隐读史至此，作诗二首讽刺后主，其一曰：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其二曰：巧笑知堪敌万几，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晋阳系误写，实应为晋州平阳）

后主发大军南下，但因为动作太慢，已失去收复平阳的战机。无奈只好一步一步迎战周军在汾北一带的兵力。北齐军10多万人进至千里径一线，其前锋被宇文椿击败，屯于鸡栖原。周武帝闻知齐军主力出动，派王谊到前军召宇文宪撤军。撤军前，宇文宪耍了个花招，他令屯驻在鸡栖原的部队不立营帐，而是采伐柏木搭建草庵。齐人见周军大事采伐动静很大，以为是北周大股兵力在此，于是持重不敢速战。等到天明，齐军才发觉上当，全军再次向南追击。

然而宇文宪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在其牵制之下，北齐援军迟迟不能南下，周军得以有时间休整喘息，大将梁士彦率生力军入守平阳，巩固了附近形势。周武帝感到拿下晋州的目标已经达到，且齐军士气正盛，己方苦战后不宜直撄其锋，便率六军主力徐徐退入勋州。

齐军主力尾随宇文宪部而来，在汾河高梁桥附近，齐军的先头部队与宇文宪遭遇。宇文宪左右仅有2000名骑兵，虽然知道齐军大队随后便到，他仍泰然自若，隔着河与齐军先锋段畅对话。段畅问宇文宪是何人，宇文宪骗他说是虞侯大都督（周军低级军官）。段畅观看宇文宪所部骑兵军容整齐，又见宇文宪气度非凡，怀疑他言语有假，于是一再逼问究竟是什么人。宇文宪见瞒不住，索性自言乃是大周齐王，又指着身旁的陈王宇文纯、梁国公侯莫陈芮、内史王谊等人一一告知。段畅大惊，连忙回去召兵追击，宇文宪与骁将宇文忻各率百骑殿后，斩杀百余名追击的齐军，然后绝尘而去。

后主率大军至城下，周将梁士彦据城拼死抵抗，城头楼堞都被齐军毁坏，几乎要被攻破。彼时周军主力都已退走，无人来救，众军都非常恐惧。梁士彦慷慨自若，对守城将士说：“死在今日，吾为尔先！”在他的感召下，周军奋力反击，暂时打退齐军的进攻。梁士彦发动妻妾带头上城修复城垣，随军的家属也都上城协助，3天内又将城墙修好。

齐军挖地道陷城，城墙塌陷10余步，众军要一鼓而入，正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后主突然敕令众军稍停。城下士兵们顿时懵然，不知后主意欲何为。原来冯小怜也随军前来，这位美人喜欢看热闹，平阳城马上就要被攻破，后主便想叫她来一起欣赏这壮观的破城战斗。

女人出门最难，冯小怜闻召，不慌不忙地梳妆打扮了半天，才施施然到阵前观看。梁士彦利用这宝贵的间隙指挥部队以大木塞住城墙的缺口，等到齐后主下令进攻时，士兵们都气得火冒三丈，没法破城了。

周武帝打下平阳后便返回长安，走前令宇文宪率6万兵支援平阳。宇文宪率军驻扎于涑水一带，遣宇文盛、宇文神举和尉迟迥率1万人先到晋州城外，给城中梁士彦打气助威。宇文宪主力进至蒙坑（今山西襄汾），静观齐军攻城。他探知城池尚坚，竟又不顾齐军主力在后，自顾自撤军返回涑水。这是何等的自信！

以坚城挫敌军锐气是周武帝的原意，宇文宪和梁士彦完美地实现了这一意图。周武帝优哉游哉地回了长安一趟，在长安待了3天，便又率大军亲至前线。

双方主力聚集于平阳城下，已是决战的态势。齐军一边围城，一边在城南挖开一条大沟，隔开周军主力。周武帝知道后主就在军中，马上就想开战，只是被大沟阻隔，无法合战。周武帝骑马到营中巡视，每到一处都呼喊领兵主将的名字，诸军莫不感奋，士气大振。齐王宇文宪观阵后对周武帝说：“易于耳，请破之而后食。”武帝见他如此说，心中更有底了。

齐后主问高阿那肱战还是不战。高阿那肱说没法战，10万大军光伤病和后勤人员就减去三分之一，不如退兵且守高梁桥，以等待时机。齐将安吐根却说，周军一点点人马，把他都杀了丢汾河里去。诸近臣都说：“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县军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后主似乎回过味来，斥责高阿那肱说：“尔富贵足，惜性命邪！”于是主动填平大沟，与周军合战。

双方将近20万人战在一处，情况甚是胶着。北齐安德王高延宗为人长大多力，骑射甚精，他带兵深得人心，故而部下兵颇有战斗力。高延宗率右军猛冲周军，生擒北周开府将军宗挺。齐后主带穆提婆等人在高处观战，突然看到阵上左翼部队纷纷后退，穆提婆以为大军要败，吓得忙对后主说快跑快跑，后主不辨是非，带着冯小怜就要逃跑。开府奚长乐和武卫将军张常山劝说，大军交战，一进一退都很正常，现在诸军都在苦战，围城部队也没有问题，如果皇帝一走，全军肯定崩溃。后主判断不清，又停了下来。穆提婆已是吓破了胆，哪敢多留，他拉着后主的肘说不要相信他们。后主毕竟还是信穆提婆的多，当场弃军而逃。奚长乐和张常山的话瞬间应验，齐军失去主帅，被周军击溃。

齐军解围北逃，平阳城终于免于灭顶之灾。梁士彦一番死里逃生，见到武帝后不胜感慨，他摸着周武帝的长须泣涕皆下，武帝也感动得流泪说：“朕有晋州，为平齐之基，宜善守之！”后梁的质子萧大圜也随军征战，武帝得意地问他：“齐遂克不？”萧大圜答道：“高欢昔以晋州肇基伪迹，今本既拔矣，能无亡乎。所谓以此始者必以此终也。”此言虽然不乏逢迎之意，但也鲜明地反映出北齐根基已经朽坏的事实。

周武帝以诸军久战凋敝，本想率军返回长安，部分将领也主张先收兵休整。梁士彦扣马切谏，请趁北齐之败穷追猛打，可收大功。周武帝遂坚定了继续攻齐的决心，遣齐王宇文宪率军追击齐后主。

可叹平阳之战，齐军本有机会收复州城，主力对决中本也有机会打败周军。可惜主昏于上，臣懦于下，齐军硬是错过两次机会，将坚城拱手让人。最为可怕的是，晋阳齐军主力大败于此，溃散奔逃，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无力抵挡周军。北齐之亡，实从平阳而始。

五、平灭北齐

建德五年（576年）十二月，北齐后主一路逃到晋阳，闻知周军宇文宪所部连克永安、高壁诸城，前锋已入雀鼠谷，周武帝也已率主力进至介休，于是召集众臣计议御敌之策。晋阳诸将惶惶不可终日，有说坚守的，有说弃守的，众议纷纷，莫衷一是。后主没有什么主见，只是一味惧怕周军声势，想留下安德王高延宗和广宁王高孝珩守晋阳，自己逃到北朔州（今山西朔县）避难。如果晋阳再守不住，那便继续北逃到突厥。这可真是彻底吓破了胆。

后主的畏敌严重影响了晋阳士气，穆提婆、封辅相、贺拔伏恩、慕容钟葵等近臣30余人南逃叛降北周。高延宗泣涕谏阻，怎奈后主执意要走，他先是把太后和太子送到北朔州，然后任命高延宗为相国，自己一走了之。后主北逃后，左右从官都不愿跟随，纷纷逃散，后主无计，在高阿那肱、高孝珩等数十骑陪同下，仓皇逃回邺城。

彼时晋阳太原城尚有不少部队，高延宗见后主已不可依靠，遂在晋阳诸将的坚持拥戴下宣布即皇帝位，改元为德昌。北齐军经历一系列惨败，早已对后主失去信心。高延宗即位后，任用唐邕、莫多娄敬显等能干忠臣，抄没显贵佞臣千余家，又大开府库，以金宝和后宫美女赏赐将士，诸将一时倾心，形势为之一振。后主在邺城听说高延宗所作所为，气得说：“我宁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

周武帝率军杀至太原城下，10余万人的大军漫山遍野而来，高延宗登城远眺，望之如黑云四合，声势惊人。北齐军起初都屯扎在太原城南，城西太谷另有开府那卢安生率1万兵扼守险要。高延宗率4万人出城合战，他亲自手持大槊，往来督战，时时突入阵中，所向无前。尚书令史沮山也身大力强，执长刀步从，杀伤周兵甚多。但毕竟双方兵力悬殊，高延宗抵挡不住周军攻势，率军退入城中固守。太谷守将那卢安生畏敌不敢战，尽率所部投降周军。

周武帝指挥众军围攻太原城，一场惨烈的攻城大战就此打响。

高延宗命莫多娄敬显、韩骨胡防守城南，和阿于子、段畅防守城东，自己在城北抵挡攻势最猛的齐王宇文宪。高氏在太原三世经营，城高池深，攻之甚难。在齐军拼死抵抗下，周军死伤枕藉。为鼓舞士气，周武帝亲自跃马阵前，率兵猛攻东门。有皇帝在阵前，谁还敢不舍生忘死。双方激战良久，城上齐军终于顶不住压力，阿于子、段畅率千骑投降周军。黄昏时分，周军终于从东门打进城中，一路放火烧屋，往城内突击。高延宗急忙回救东门，莫多娄敬显率兵从周军后面夹击，杀死2000余人。齐军本想关住东门来个瓮中捉鳖，不料城门洞里死尸太多，关不上城门。周武帝左右护卫兵几乎被杀绝，齐兵一拥而上，枪刀齐下，几乎要击中武帝。慌乱中承御上士张寿死命拉着武帝马头，贺拔佛恩在后拼命打马，才勉强从人堆中挤出东门。等到逃回本军营中，已是四更时分。

高延宗尽歼城内周兵，以为周武帝也死在乱军中，传令在死人堆里找一个长着长胡子的人——周武帝蓄着长须。虽然最终没有找到，齐军上下也都非常高兴，次日尽皆饮酒醉卧。周武帝逃回营中，被这一仗吓得失魂落魄。武帝一日一夜未睡，饥饿疲惫已极，本想收兵休整，齐王宇文宪和内史王谊力劝不可退，一退必为齐人所乘。新投降的齐将段畅极言城内空虚，机不可失，最好立即反攻。

周武帝于是整顿兵马，天大亮后再次发兵攻城。齐兵大部分还醉卧不起，高延宗也没办法整军，眼睁睁看着周军再次打破东门和南门。高延宗率众力战，但城池既破，以弱势兵力万难抵抗强大的周军，太原遂而易手。高延宗被周军生擒，周武帝敬重他的气节与勇猛，亲自下马执手见礼，高延宗惭愧无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武帝以礼待之，没有加害。

消息报至邺城，北齐君臣如丧肝胆，晋阳乃北齐根本重地，如今名城陷落，大兵就歼，如何抵挡周兵。唯有广宁王高孝珩虎瘦雄心在，他向后主建议，召任城王高湝以幽州之兵攻晋阳，洛州刺史独孤永业攻潼关威胁周军后路，再发京畿大兵出滏口陉（今河北邯郸西），庶几可以扳回劣势。后主不置可否。高孝珩又请后主拿出宫中宝物，赏募诸将，以提升军队士气，后主到此时仍然昏聩无比，他虽然口称给某官何赏，但只嘴上说说，从不真正落实。斛律孝卿劝后主到军中劳慰将士以激励士气，还亲自给他起草了发言词，后主登台要说话，突然一紧张记不起来，不由得哈哈大笑，将士们无不愕然，自此士气离散，无法再聚。

后主听信高元海、宋游道、卢思道、李德林等一班文臣的建议，将帝位禅让给太子高恒，改年号承光，自己退位为太上皇，希望给一蹶不振的国势冲冲喜。

高孝珩认为后主之所以昏庸无计，都是高阿那肱在君侧坏事，便与呼延族、莫多娄敬显、尉相愿合谋杀死高阿那肱，不料事泄不成，高孝珩避祸出外，率5000名士兵到信都（今河北冀州市）与任城王高湝会合。

周武帝在晋阳商议下一步作战方略，他问高延宗怎么打最好。高延宗黯然推辞，周武帝再三询问，他方才说：“若任城王据邺，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兵不血刃。”周武帝探知高湝并不在邺城，遂遣齐王宇文宪率大军星夜兼程杀向邺城。

高湝是高欢第十子，其兄弟15人，或死或杀，只剩其一人在世。高湝念念不忘其父开国创基的光荣与梦想，是宗室诸王中善能用兵的一位。此时他已招募士众达4万人，但后主并不信任他，所以只能与高孝珩两人委屈地待在信都。

建德六年（北齐承光元年，577年，）正月，北齐后主拒绝了大将高劢据城死战的建议，先送幼主、太后、冯妃等出奔青州。北周大军出太行山进入河北，一路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快便攻下邺都，后主逃出邺都，逃向青州。周将尉迟勤追到青州，活捉北齐后主、幼主。

首都一破，北齐各地望风瓦解。洛州刺史独孤永业还在与周将于翼相持不下，闻知皇帝被擒，顿时丧失斗志，举城投降。于翼趁势率军东下收取河南九州30余镇。河南悉平。

周武帝又遣宇文宪、杨坚率兵进攻据守不下的信都，并让齐后主写信招降高湝。后主先前在青州逃命时，才想起让高湝挽回败局，还让斛律孝卿捧诏去信都传位，不料这位使臣半道开溜，直接到邺城投降了周军。

任城王高湝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但父辈的光荣又令他绝不能不战而降。在其感念之下，冀州民众纷纷表示愿意决一死战，连僧人都主动投军作战。宇文宪兵至信都城下，高湝在城南结阵，派其心腹大将尉相愿出阵合战，不料尉相愿临阵倒戈，投降周军。高湝被迫收兵回城，杀了尉相愿一家，然而尉相愿的投降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灾难性的，高湝明白已到了最后关头，第二天再出城大战。宇文宪以精兵临之，一挟灭国之威，一处穷途之窘，胜负之数在战前就已明确。周军大破高湝军，俘斩达3万人，高湝、高孝珩被生擒。国破见节士，家亡知孝子。宇文宪对高湝忠于故国情怀很是赞同，他对高湝说：“任城王何苦至此。”高湝泣涕皆下，说，我是神武皇帝（高欢的谥号）的儿子，兄弟十五人，到现在只有我一人活着，现在我们齐国灭亡了，我今日一死以报国，无愧于社稷和祖宗了。广宁王高孝珩是高澄的儿子，面对亡国之恨，辞气慷慨，不卑不亢，宇文宪为之折节，亲自给他裹疮敷药，礼遇甚厚。宇文宪带着二王返回邺城，将近城池，想见四十年基业，如今拱手让人，高湝悲愤难抑，倒撞下马，跌得血流满面，见者无不动容。高孝珩悲叹：“李穆叔言齐氏二十八年（高洋称帝于559年，至亡国28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诸父兄弟无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无独见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庙算，展我心力耳。”

幽州守将潘子晃率突骑数万来救邺城，闻知京师已破，便到冀州信都郡投降了宇文宪。

北齐范阳王高绍义（文宣帝高洋之子）率兵席卷代北200余城，欲南取晋阳，但兵力寡弱，被周将宇文神举击败，高绍义逃入突厥。北齐所统之地，至此绝大部分被北周攻取，共得州55，郡162，县380，户3302528，口20006086。北齐自高欢创业，至后主亡国，历经46年，共四世七帝（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后主、幼主）。

北齐高氏皇族墓群

灭齐之战，平心而论，在周齐历次大战中并无十分大书特书之处。大战开打前，北齐弱势在于中央的无能，无法有效调度运用人力，致使能臣勇将不居其位，奸佞小人屡屡干扰破坏大计。从晋州之战、晋阳大战来看，周军并无十足胜算，对形势看得最清楚的周武帝甚至多次萌生适可而止的想法。然而国之将亡，纵使你有雄兵百万，纵使你有坚城纵横，又奈何得了政治昏乱、主弱臣奸。

回顾自北魏分裂以来，高欢与宇文泰开始斗智斗勇，大战五次，累世攻伐，上演了无数次经典活剧，让后人叹为观止。我们不搞成亡败寇式的片面定论，高欢和他的创业之臣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开创鼎足而立的强大国家，他们身上折射出的勇武奋进永不放弃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世尊敬。而北周宇文氏，偏居关陇一隅，君臣合力同心，神明奋发，高视宇内，以灵活机变的策略、顽强拼搏的精神、恢宏远大的气度、包怀万方的胸怀和奇姿杰出的人才，终于克成伟业，统一北方，他们的成功经验，更值得后人铭记。

注解：

[1]　参考地图20《北周灭齐之战形势图》。

第二十八章

吕梁之战——陈朝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陈宣帝太建十年（568年）三月，陈朝南兖州刺史吴明彻指挥大军乘船撤出清口，望着越来越远的彭城，他似乎心有不甘，但前有坚城不克，周军又断后路，不撤又如之何。吴明彻正在叹息时，忽然感觉船速急剧减慢，他出舱查看，顿时心惊，原来泗河水位下降，已不足以快速行驶。眼望周军在清口设置的车轮等阻碍物，吴明彻登时绝望，这次他无论如何逃不出周军的包围了。数十年征战，一朝英名尽丧，吴明彻的心理防线轰然崩溃。

一、志大意逸的陈宣帝

建德六年（577年），中华大地最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北周灭齐。北周凭借武帝的英明决策，在以宇文宪为首的将帅群的出色发挥下，以微弱的军事优势战胜北齐，令世人刮目相看。后梁主萧岿为表示忠心，亲自到邺城朝见周武帝。属国君主选择在这一时刻朝见，显示了对天子的极大尊重，让人不得不联想起当年西周天子总领天下、万国诸侯来朝的盛景。北周一向标榜周礼，遂借此机会，恢复西周时诸侯朝君的古礼，庄重严肃地按周礼接受萧岿朝觐。自秦朝统一六国后，因为没有类似于西周时的诸侯国，朝觐大礼随之消失，汉魏以来从来没有付诸实施过，自此重新举行，北周严格按照周礼规定的步骤，一丝不苟地行礼。

这次极具仪式感的朝觐行动，实际上也是做给邺城的北齐旧臣、百姓看的。属国来朝、威服远人的气势，自是北齐从来没有过的。军事成功与政治荣誉合二为一，令北周的国威极大地强化。周武帝在大礼后亲自宴请梁主萧岿，萧岿执酒上寿，自陈归附周朝以来，两国共抗时艰，后梁上下感念周天子存亡继绝、拯危救难，词义真切，席间谈及宇文泰的旧事，令本来对后梁颇带轻视的周武帝感慨嘘唏不已。酒酣耳势之际，周武帝亲自弹起琵琶，萧岿也亲自离席作百兽之舞，把武帝比作舜帝，君臣尽欢，其乐融融。

在遥远的建康城，陈宣帝却丝毫高兴不起来。自太建五年（573年）以来，他发兵攻齐，取得淮河南北大片土地。陈与北周本来是联盟关系，此时共同的敌人已经灭亡，北周成为新的敌人，这个敌人比北齐更加强大而果决。原来的三国鼎立变成南北对峙，当年北魏力抗宋齐梁三代而不败，南朝屡屡失地，国防线不断南退，这样的局面，现在重新出现在陈宣帝面前，这对宣帝无疑是个巨大的考验。

回顾陈朝在此前数年的对外政策，陈宣帝决定与北周联盟伐齐，起初具有一定正确性，取淮南而巩固大江，这是保卫国土安全的第一要务。但当北齐劣势逐渐暴露，甚至灭国之兆已然出现时，如果陈宣帝头脑清醒，他就该第一时间调整策略，认真考虑如何充分利用三国鼎立的局面以扩大陈朝利益。

天嘉小康给陈朝国力带来一定恢复，但毕竟总体上不如北朝，这种情形一如三国时孙吴不如曹魏。对陈朝而言，最佳策略是联弱以克强。陈取淮南、进兵淮北后，北齐实力进一步削弱，而北周则不断上升，继续执行联周伐齐的策略，违反了弱国生存的基本原则。

从军事上考虑，陈朝也不宜继续北进伐齐。东晋与汉、赵、秦对峙，历百年而不败，个中原因，除了人才济济、军力始终保持较高水准外，正确的战争策略也起到相当大作用。

据江南以抗北朝，建康是核心，荆汉是头领，江郢是腰腹，扬州是末尾，益州、淮南则是两翼肢干。失荆汉则上游危险，敌可顺江而下，包举湘广，江左无力制衡，故而东晋始终在荆州驻有强兵，即使屡有大族据荆州以自重，有晋一朝也不敢拆分荆州。失江郢则建康门户洞开，西断荆益，南绝江州，扬州之亡就危在旦夕。益州则是传统意义上的上游，所谓楼船下益州听起来很是骇人，实际意义却不甚大，但益州土沃财丰，又是威胁关中的绝佳所在，得益州退可资用，进可制敌，故而晋宋两代一旦行有余力，便举兵夺蜀以张国势。淮南对于保卫江防有重要意义，此地水网纵横，利于南军补给，进退裕如，得淮南而自守是保卫建康安全的最基本任务，也是进攻北方的基本条件。

所以，当太建北伐全取淮南之地后，陈朝最恰当的任务，近期战略目标应当是设法恢复荆汉一带，巩固这一上游重地，远期战略目标应当是攻取益州，巩固扩大国防资本。实现这两个战略目标固然存在困难，但也并非全无可能，特别是进攻荆汉，华皎之乱后，吴明彻、章昭达已然取得一定胜利。如果陈军和北齐罢战言和，反过头来联军以攻北周，说不定又是一番局面。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陈宣帝醉心于太建北伐取得的胜利，却不认真思考齐亡周强之后的事。太建七年（575年）至九年（577年），陈宣帝再命吴明彻北进，于吕梁大败北齐军，为太建北伐画上一个勉强及格的句号。然而危机已经浮上水面，陈宣帝即将吞下令人难以下咽的苦果。

二、吕梁丧师

太建九年（577年）十月，陈宣帝欲趁北周在徐兖一带立足未稳，再发大军进攻徐州。他询问心腹谋臣毛喜可不可战，毛喜坚决反对，理由有三，一是两淮之地刚刚收复，还没有完全消化巩固，不可贸然北进；二是周军挟灭国锐气，难与争锋；三是徐兖州境渐入北方，河流少而平原多，利北人骑乘而不利南人舟楫。高宗大不以为然。

进攻敌国，历来要乘其乱而制之。周武帝所谋者大，灭齐后，他大量任用北齐文武官员，尊重和礼遇北齐士人。周军破城入邺后，百姓家家恐惧乱走，著名大儒熊安生却令人扫洒家门，人问其故，他说：“周帝尊道重儒，必将见我矣。”周武帝果然亲自到其家中拜访，专门诏命熊安生不须下拜，两人执手叙话，相谈尽欢，武帝还通过他的口，把散齐宫财物于百姓的消息传播出去，此前北齐后主百般许诺却不出一分一毫的钱财，到此时被周武帝尽散于百姓，邺城民心一下稳定下来。李德林、颜之推等名士也都被武帝倾心委用，特别是李德林，周武帝多闻其善于撰文，把起草天子诏令的任务交给他，让他一依齐制尽心撰写。北齐最后一个投降的将军傅伏，周武帝不以他负隅顽抗而生气，反而以忠臣待之，武帝拿来一块羊排骨，把肉啃完后赐给傅伏说：“骨亲肉疏，所以相付。”还封授其比在北齐时还大的官。

周武帝还下诏禁止奢侈之风，宇文护执政时代在各地建造的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等宫殿，因为极尽壮丽，全部拆毁，殿中雕刻精美的器物，都赐给附近贫民。没过多久，又诏令原北齐在太原和邺城建造的华丽宫殿也依此法拆毁分赐。

北魏时俘虏的河西民户，世代为官府做奴隶，北齐代魏后，仍依其旧，这些奴隶们的生活非常悲苦。周武帝下诏悉数放免为平民，齐地百姓非常感念北周的恩德。

郑州的官员得到一条象征祥瑞的九尾狐，这条所谓的狐狸已死，官员们把狐狸骨头献给武帝。武帝斥责说，如果国家真的太平了，出现这种物件还有可能，如今天下还没太平，一定是假的，命人把狐狸骨烧了。这件小事反映出，周武帝远远没有把平灭北齐当作人生终极目标。

自古皇帝在建立大功业后，往往骄矜自伐，或是大兴土木，或是沉迷淫乐，几乎不能继续保持清醒头脑和良好作风。能像武帝这么认真执着、律己严政、恢宏图远的，实在少见。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对武帝赞不绝口：“周高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奢，高祖胜而愈俭。”

陈宣帝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对手，但多年连胜，这位自信的皇帝已经没有兴趣去研究敌国皇帝的所作所为了。太建九年（577年）十月，陈宣帝执意下诏南兖州刺史吴明彻进攻徐州彭城郡。

北周平齐后，在徐州设置了总管府，在晋州一战成名的大将梁士彦出任徐州总管。吴明彻大军本已距彭城不远，闻诏后立即整军北进。

梁士彦率军出城逆战，在吕梁（又称吕城，在州治东50里）与陈军遭遇。

猛将宇文忻率数千骑兵突击陈军，忽见对面阵上冲出12骑陈兵，为首一员猛将手执大槊勇不可当，杀入己阵，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宇文忻是北周十二大将军之一宇文贵的儿子，出身将门，精于骑射，12岁时就能驰马左右开弓，迅捷如飞。猛将见猛将，自然见猎心喜，他率骑兵亲自围攻这12骑陈军，要活捉这个不怕死的猛将。

此人正是陈军阵中第一个惯冲头阵的猛将萧摩诃。自北伐以来，陈军所向克捷，士气逐渐打得高涨起来，萧摩诃也杀得性发，当年对阵北齐百保鲜卑他一个人都敢正面冲杀，此时有兵有将，还有什么惧怕。

萧摩诃带的骑兵也是万里挑一的勇士，12骑在周军阵中来往冲杀，威风凛凛，令人叫绝。然而北周军究非北齐军可比，鏖战多时，萧摩诃受伤坠马，周兵层层叠叠围裹上来，眼看就要生擒萧摩诃。陈军阵中猛将周罗睺望见，急忙带人冲入垓心。此公是九江人，年少时喜好飞鹰走马，骑射之技冠绝时人，成年后参军，太建北伐以来一直在吴明彻麾下，与齐人作战十分勇猛，虽然一只眼睛被射瞎，仍然随军征战。

周罗睺入阵一顿冲杀，将萧摩诃救出。这两名勇将不顾性命地冲杀，极大激发了陈军士气，他们一鼓作气，击败周军。据《陈书》卷16《蔡景历传》记载，是役俘斩周军达万余人。梁士彦收兵退回彭城，此后数次合战，均被陈军击败。自建德四年（575年）伐齐以来，梁士彦也是见识过大场面、打过狠仗恶仗的人，原以为南军质弱，不堪一击，没想到竟然被硬碰硬地杀败，实在令人惊诧。好在梁士彦慌而不乱，野战不能胜就收兵入州城，着力固守城池，用城墙来消耗陈军的锐气。

太建十年（578年）正月，吴明彻进围彭城，派大将程文季起大堰于泗河上，一如当年萧渊明北伐寒山时的做法，想要水淹城池。堰成后泗水上涨，漫过河堤，淹至城下，吴明彻遂调来水军大船，环列于城下，昼夜不息地展开猛攻。北周担心梁士彦抵挡不住，派大将军王轨率兵来救。

对于陈军说，形势一片大好。好在哪里？好在周军一战受挫，不敢再撄陈军之锋，吴明彻可以放心地退兵了。

是的，退兵！而不是进兵！月满则亏，盛极则衰。陈军能在吕梁野战击败周军，不过是仗着一股锐气。而且陈朝是以一流将帅对阵北周二三流将领，胜一两阵本是意料之中。但锐气易聚更容易散，一旦碰上遭遇战，师老兵疲，就没有锐气可言。况且，北周派来的行军总管王轨，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

王轨是周武帝亲近的大将，曾参与诛杀宇文护的密谋，深为武帝所信任。晋州之战时，王轨率军逼城，里应外合，先登破城立了大功。其人深沉有谋略，是一个有帅才潜质的大将。王轨率一部分救兵到徐州后，有意避开陈军的锋锐，不与其正面交战，而是向东绕到吕梁城，在泗河入淮的河口之处做开了手脚。他令人竖大木于河口，再用铁锁联结大木轮沉于水中。内河水位一般都不甚深，把这些东西沉入水中，几乎可以阻断河道，让大船不能通过。王轨这一行动出人意料，又毒又狠，准确地掐中陈军命门。王轨还怕不保险，又在河口两岸筑城，一副不锁住河口绝不罢手的架势。至于梁士彦，晋州之战那么艰难的形势都能扛得住，还是让他继续顶一段时间吧。

陈朝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其中奥妙。吕梁之战打胜之时，陈宣帝决意让吴明彻继续北进打彭城，言语之中还要继续进图河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工部虽知边军征战之苦，却不理解皇帝开边的雄心壮志。对陈宣帝来说，前线军队究竟是什么状态他不关心，他关心的只是结果，拓定四海，一统天下，极边穷荒，莫不我有，哪位皇帝又能拒绝开疆拓土的诱惑。

中书舍人蔡景历苦劝陈宣帝说，部队连年北伐，师老将骄，军心已不可用，不能再打下去了。蔡景历是陈朝三世老臣，早年经历了侯景之乱，后来一路见证陈氏两代立国，其眼光和见地非一般人能比。但就是这样一位老臣的忠言，利令智昏的陈宣帝也听不进耳朵了，他认为蔡景历这是阻挠军心，大怒之余，把他外放到江州作豫章太守去了。

在前线的大将萧摩诃也看出形势不对头，他向吴明彻建议说，周将王轨截断我们水军的退路，我军前有坚城不克，后路又被掐断，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不如趁周军还没建好河口之城，迅速引兵击之，如此才能顺利退兵。

其实吴明彻又何尝不了解形势的险恶，但是他更了解陈宣帝对他的巨大期望，这份期望随着北伐连战连胜，已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如果此时退兵，淮北将再不可争，他日回到建康，怎么去面对失望的皇帝。这位年已66岁的老将焦虑不安，进退失据，急得身上都起了大疮。权衡之后，他仍然拒绝了萧摩诃的建议，为了稳定军心，他还当众斥责萧摩诃说：“搴旗陷阵，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萧摩诃吓得不敢再谏。

过了10多天，陈军围攻彭城仍然无法取胜，周军的第二波援兵又达吕梁，王轨命诸军筑起长围，阻挡陈军，又在交通要道上伏下重兵，静待陈军撤退时截杀。

萧摩诃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再度冒死向吴明彻进言，建议吴明彻率步兵在前，他率骑兵在后，一鼓冲破王轨大军，庶几能全军返回淮南。然而此时形势已然恶化到一定程度，先前陈军尚有一些主动权，此时周军援军既合，又哪里能说退就退。有人建议说不如破开大堰，马步兵都上船乘水南撤。吴明彻内外交困，疮病发作，已经没有精力去主持大计，然而到了此时，这位老将此时仍然心念陈宣帝的期望，他语带悲怆地对萧摩诃说：“老夫受脤专征，不能战胜攻取，今被围逼蹙，惭置无地。”好在他终于采纳萧摩诃的建议，命其率精锐骑兵先走，自己则率步兵在后。大军敌前撤兵，怕的就是军心散乱，一乱则极易强敌全歼。当年梁军寒山战败，殷鉴不远，吴明彻能有此胆气，也不失为名将本色。

萧摩诃率骑兵乘夜南走，他带80名骑兵先发开路，周军虽然于路设伏，仍抵挡不住萧摩诃的冲击，伏兵被冲开口子。陈军2000余名骑兵随后得以侥幸冲破周军防线，萧摩诃、周罗睺、任忠等骑将率军狂奔一夜，第二天拂晓终于逃入淮南，为陈朝保存了宝贵的骑兵力量。

吴明彻命诸军都上大船，破开大堰，乘着大水一路向南。初时水势甚大，行船倒也顺利。吴明彻想必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只要大船一入淮河，就是陈军的天下，周军人虽多也无可奈何。眼巴巴看着大船到了清口（即泗河入淮处），突然河水四散，水势剧减，大船被周军所置大木车轮阻住不能继续前进。周军四面合围，陈军惶惧不能战，被打得大溃，残存的3万人及随军辎重、器甲悉数被俘获。吴明彻、程文季被生擒，后来吴明彻被封为怀德公，但他已被北伐消磨得油尽灯枯，到长安不久，便连病带气而去世。程文季后来从长安逃跑，意图归陈，不料被周军擒获，最终死于长安狱中。

吕梁之败，陈军丧失了北伐军的大部主力，陈朝开国20余年，好不容易锻造出一支能战的部队，至此幡然成空。陈宣帝悔恨无及，空望淮北，他不由地想起毛喜和蔡景历的忠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然而后悔又有何用，比主力尽失更加严重的危机就要到来。陈宣帝不得不强压伤痛之心，把精力放在及早部署抵御北周入侵的事宜上。

三、周武帝之死与皇权危机

公元578年，北周改年号为宣政。这个颇有政治教化意味的年号，似乎在昭示武帝在武力灭国后急于消化巩固北齐占领区的意图。然而时势远未清靖，随着北齐骤然灭亡，曾经的盟友突厥，几乎瞬间变成北周的敌人，武帝的主要任务仍是武力消除边患。

原北齐范阳王高绍义进攻并州不成，逃奔突厥，突厥人立之为齐帝，声称要替他报仇。当年四月，他钵可汗率兵入寇幽州，大肆杀掠士民。周将刘雄拒战，被突厥战败杀之。代北稽胡部落本就叛服无常，突厥南犯后，稽胡人也随之俱反，扰乱西河。武帝闻讯大怒，下诏出兵北伐。令原国公姬愿、东平公宇文神举等将兵分五路北击突厥。

突厥称霸于漠北，当年趁周齐对峙，极尽要挟威胁之能事，逼得周齐两国争相赂遗，以争取其联盟。历来草原霸主都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双方早晚都有大战。解决突厥问题，或迟或早，都将摆上议事日程。武帝雄心万丈，决心趁士气方壮，消灭突厥人。不料天不假年，武帝亲率六军刚刚到达云阳，便突然重病不起。建德四年（575年）疑似中风的武帝这几年始终处于过度操劳的状态中，很可能旧病尚未痊愈。这次发病很快陷入弥留状态，水米不进，人事不知。名医姚僧垣赶来诊治，也束手无策。宣政元年（578年）五月，武帝在云阳去世，时年35岁（543—578年）。

周武帝是南北朝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他深沉有远略，始终着眼于谋国强国，扎扎实实地治国建军，目标也始终以灭齐为中心，没有在后三国风云变幻中迷失方向。当然这种务实的见识，也不是武帝凭空得来。当年高欢高洋父子，前一代聚焦于平灭关中，后一代着力于消灭胡人，强大的国力不能始终投入一个战略方向，哪一个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这是极其严重的浪费与失误。宇文护执政同样也是见异思迁，伐齐攻陈，大肆用兵，他想抓住每一次时机，却每每抓不住关键，以至于多次丧败，贻笑当世。武帝的经验，想必都是从中汲取。

周武帝严格贯彻了宇文泰、宇文护的治国方针，一以贯之地削弱掌军勋贵的权力。虽然造成鲜卑勋贵阶层离心的恶果，但北周得以持续在有序、清廉、公正的环境下运行，终武帝之世，北魏与北齐肆虐近百年的贪污腐败之风，在北周几乎绝迹，这对提升整个国家的向心力作用不可以道里计。同时，周武帝持续强化天子权威，打击勋贵，这是极其有远见的措施。鲜卑勋贵与国俱兴，又是军队的核心骨干，打击他们需要极大的决心与勇气。高洋少年时固然能快刀斩乱麻，但做了皇帝后，在打击勋贵上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形之下，孰劣孰优，显而易见。

从国家层面来说，武帝可以说是北周仅次于宇文泰的雄主，他将北周国运推向鼎盛，把北方归于一统，为全国再次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从宇文氏一姓来看，武帝的所作所为，却又隐伏着太多危机。勋贵阶层虽散而不党，对天子之权构不成威胁，但皇权本身，除了强力皇帝之外，并没有太过硬的保障。何以见得？

其一，政体尚未完善。北周官制一直处在剧烈而频繁的变动中，其中央官制是六官与汉魏旧制的杂糅品，天子之下没有固定的政府首脑，理论上丞相和天官府大冢宰都有可能成为实相。然而经过几代皇帝的有意打压，丞相一直缺位，大冢宰职权被限制，谁都不成其为首脑，政府权力由皇帝总揽。一旦强力皇帝去世，在新皇巩固权位的间隙，天官府冢宰和三公都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丞相，有资格参与权力竞争的人很多，这必将引发政权变乱。

其二，军制亦在持续变动。宇文护被诛后，撤都督中外诸军事府，而大司马的权位又没立即提升，事实是军权也收归皇帝所有。但武帝在短短5年内根本没有时间调整改革军权配属模式，国家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武帝动辄自将，统率府兵主力。常态调发上，以行军总管为临时统帅，战争停止后解兵归位，中枢没有一个稳定而成熟的机构掌控部队。一旦皇帝去世，军权将无所依归！在外的部队由总管府掌握，长安的禁兵则由低级将领掌握，诸王和大司马事实上都处于无兵可管的状态。这种模式的漏洞相当大，权臣有许多可乘之机。然而可惜的是，武帝锐志统一，他过分依赖这种高度集中的模式带来的便利，却没想到其中的弊端。可是我们又怎能苛责这位春秋鼎盛的皇帝，他怎会想到自己英年早逝，又怎会在统一战争如箭在弦之时，去思考身后之事？

四、淮南沦陷

周武帝死后，太子宇文赟即位，是为北周宣帝。由于周宣帝对齐王宇文宪等重臣极端不信任，自身又不学无术，毫无其父明见万里的雄才大略，导致决策层力量骤然减弱，这极大减缓了北周统一天下的节奏。

吴明彻败后，陈朝老一代将领凋零殆尽，除老迈不堪的淳于量尚在，其余十不存一。陈宣帝只好退而求其次，起用鲁广达、樊毅等才品一般的将领。具体安排上，中军大将军淳于量总督水陆诸军事，居中调度指挥。镇西将军孙玚都督荆州、郢州诸军事，平北将军樊毅都督淮河沿岸诸军事，武毅将军任忠都督合肥、霍州一带诸军事，鲁广达率兵镇守合肥。沿江三个方向严阵以待，防范周军南下。

宣政元年（578年）四月，陈军趁北周发兵北征突厥，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出淮河攻略清口一带。平北将军樊毅率沿淮之兵，在清口之南诸城，企图稳住淮北防线。但是陈朝君臣明显低估了周军的实力，北周徐州总管王轨（梁士彦因守土不力，被暂时撤职，由王轨接任），迅速作出反应并在4天后摧毁陈军筑的城池，樊毅被迫从清口退兵。《陈书》卷31《樊毅传》还特意为樊毅脆败找了借口，强调当时天降大雨导致作战不利，但大雨并非只落到陈军头上，周军也是在大雨中作战，姚察父子岂不察乎？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吕梁之败对陈朝军力造成的损害有多严重，面对如狼似虎的周军，陈军几乎没有与之对抗的能力了。

当年十二月，北周以滕王宇文逌为行军元帅，南侵陈朝。但这次南征有很多先天不足的因素，彼时周宣帝刚刚杀了宗室最善用兵的齐王宇文宪（宇文宪之死后文详述），大军乏人主持，滕王的才能也不见称朝中。其次，时任徐州总管王轨因事得罪过周宣帝，他的总管之位朝不保夕。将帅如此，南征绝无可能有所作为。大成元年（579年）二月，短短两个月后，周军还来不及出动一兵一卒，这次先天不足的南征就因为王轨的死（其事后文详述）而紧急叫停。

但就是这样虚晃一枪，也让陈朝惊恐万状。陈宣帝八月在建康举行了规模浩大的校阅活动，都督合霍蔡诸州军事任忠率步骑10万人在玄武湖列阵，水军陈景率楼船500艘出江北操练，至瓜步而返。这次校阅行动意在展示陈军的实力，提振自吕梁丧师后沮丧的军心。然而短时间内拼凑出的这10余万人的部队，究竟战斗力如何，还要靠战争来检验。

大成元年（579年）九月，周宣帝下诏伐陈，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统宇文亮、梁士彦两路兵南伐，宇文亮进攻黄城，梁士彦攻广陵（今河南息县，非扬州广陵），韦孝宽自引主力进攻寿阳。

周军选择的进攻角度很刁，没有选择从淮北南推，而是从豫州方向直插淮河上游，避开了水道，最大限度抑制了陈军的水军优势。韦孝宽率军进抵寿阳城外，《周书》韦孝宽传云周兵一到淮南，便有许多陈人甘当带路党，形势一片大好。揣其实而论之，淮南士民一贯痛恨北齐异族统治，没有可能向从来没有交集的北周送款。抑或这种记载也是故意为胜利者涂脂抹粉，姑且存疑。但不管有没有陈人带路，以韦孝宽近50年的战争经验，打这座没有重兵防守的城池，绝不会允许有意外情况出现。韦孝宽观察地形后，迅速派兵把寿阳城周围五处重要的河段守住，防止陈军出城决河，一旦大水漫延，水军不占优的周军就不好办了。

果然，陈寿阳守将吴文育果然派兵来决河，结果被早有准备的周军一顿胖揍撵回城中。陈宣帝闻讯大惊，立即令萧摩诃、樊毅率军赴援。具体战斗过程史无明文，两将最终没有解救得了寿阳，韦孝宽毫无意外地拿下该城。随后，周军继续挥师南下东进，陈朝刚刚校阅列阵的10余万大军仿佛是空气般的存在，面对周军并不猛烈的进攻和略显单薄的兵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江北诸军像丧家之犬一样纷纷弃城南逃。太建北伐所取江北之地，在短短3个月时间内，全部落入北周之手。可悲！可叹！可笑！

陈宣帝一生以重振南朝雄风自期，然而“德不逮文，智不及武”，对南北形势的基本判断出了问题，以至自不量力招致大败。后来陈宣帝绝口不言北伐，亦未见有明诏检讨太建北伐的过失，雄心内沮，曾经志向宏远的他意志萎靡，教人叹而怜之。然而北伐失败、壮志成空又岂是陈宣帝一人的悲剧？南北形势至此更加明朗，北强南弱已成定局，南朝气运至此是为衰落的转捩，数百年抗衡争斗，数千里大好江山，已经看到末日晚景了。

第二十九章

三方之乱——隋朝的奠基礼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甲子，北周静帝派杞国公宇文椿、大宗伯赵煚，带着皇帝玺绂策书，乘皇帝象辂，备卤薄大驾，持符节，百官悉数穿上朝服，到隋王杨坚府第，宣布皇帝禅位之命。杨坚经过三次辞让，终于接受皇帝禅让的诏命，到皇宫临光殿即皇帝位。刚步入不惑之年的杨坚（杨坚生于541年），登上了人生的顶峰，他在长安南郊设坛，柴燎告天，正式改国号为隋，改元开皇。一个时代悄然逝去，华夏重归一统的曙光不可阻挡地到来了。

一、宣帝乱政

北周宣帝宇文赟，字乾伯，周武帝宇文邕的长子，建德元年（572年）被立为太子。宣政元年（578年）六月，周武帝崩后，即位于灵前。宇文赟是个标准的纨绔子弟，好酒好色好乐，被立为太子后，耽于享乐，东宫宫尹刘昉、郑译、王端生性奸佞，与宇文赟臭味相投，厮混在一起。宫正（宫正是北周皇宫的侍从人员）宇文孝伯负责东宫事宜，目睹太子的种种不端行为，屡次向武帝进谏说太子不德，请选调正人君子，加强对太子的教育管理。武帝便又选尉迟运（尉迟迥的亲侄）为宫正，与宇文孝伯一同辅助管教太子。然而宇文赟本性难移，这两位宫正也是没有办法。武帝心知太子不德，便强制不许运酒入东宫，又让宫人每天记录太子所作所为，一有过失马上上报，武帝生起气来便亲自责打。宇文赟惧怕父亲的威严，故意做出一副恭顺的样子。每每举行朝议，太子也丝毫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朝臣一样进止拜奏。虽然在武帝看来，折辱太子的脾性都是为他好，但年轻的太子哪里会有这么高的觉悟，这种待遇只会加重他内心的逆反。

王轨目睹太子无德无才，多次劝武帝废太子而立秦王宇文贽，但武帝未允。后来武帝发兵征伐吐谷浑，令太子宇文赟挂帅，以宇文孝伯、王轨夹辅左右，宇文赟不学无术，在军中唯知淫乐，大小事务全由宇文孝伯和王轨打理。这两人回京后向武帝诉苦，武帝安排太子出征，本来就是想通过军功积累嗣主威信，没想到适得其反，他生气地亲自打了太子数十棍。郑译被除名为民。

后来武帝又问宇文孝伯，太子是否有所改进。宇文孝伯含糊其辞地说，太子畏惧皇帝，没有什么失德的行为。后来王轨乘皇帝举行内宴时，捋着武帝的胡子说：“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武帝再问宇文孝伯太子有无改变，宇文孝伯答云：“臣闻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爱，遂尔结舌。”武帝默然良久，最终也没有办法管教好太子。

宇文神举、尉迟运、乐运等人也多次提醒武帝太子失德，但建德年间的武帝，所有精力都放在灭齐准备上，既没有心力去教育太子，也不想因为废立太子分散精力，这个本来事关国本的问题，被暂时搁置一边。

当然武帝根本无法预料到自己英年早逝。或许在他看来，先解决外敌，等大事一毕，再回过头来管教太子也不算晚。实在没办法，等秦王宇文贽或其他皇子长大，还有选择的余地。只可惜，武帝最终没等到那一天。

长期高压的管教方式，不仅造成武帝父子的严重隔阂，这种隔阂又令本来品质就不好的太子产生了更加强烈的逆反情绪。他越是刻意自我抑制，日后若是爆发出来，就越要得到更多的补偿，这对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

宣帝即位后，马上暴露出本性。武帝殡殓期间，他便开始肆行奢欲。他摸着脚上的杖痕恨恨地说：“死晚矣！”还检视武帝后宫嫔妃，逼而幸之。武帝刚刚下葬，还没有过完法定的守丧期，宣帝便命天下除去丧服。京兆尹乐运上书切谏，宣帝不予理睬。

正式执政后，宣帝借口武帝时所定《刑书要制》过于严苛，便尽废其制，国政渐渐失去约束，由于犯罪成本降低，民间违禁犯法之事逐渐多了起来。过了没多久，宣帝感到法禁太宽无法肆行权威，便制定了更为严酷的《刑经圣制》，用以约束群臣，特别是用来整治上书劝谏他的大臣。这个所谓的《刑经圣制》的具体内容阙如，从其他史料中隐约可以见到其严酷程度。例如有的大臣上书劝谏皇帝，只要表奏文字有错漏现象，便可拿下治罪，甚至判处死刑。京师府兵不论兵将，只要发现夜间不值班这种细微过错便除名为民，逃亡的抄没家产。武帝朝的主要大臣，几乎都受到严重的猜忌。可以说，这种猜忌带来的严重后果根本无法估量。

宣帝具备了昏君的很多特征，例如荒淫无度。宣帝喜好声乐，日夜欢娱，从不止歇。郑译为了讨好宣帝，搜集原北齐后主的玩意，诸如鱼龙烂漫、俳优百戏、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诸般游戏之物，重现于北周皇宫。任何一个有一点历史责任感和敏锐性的皇帝，对这类亡国之物都会敬而远之，可宣帝不仅不排斥，还乐在其中。为了满足淫欲，宣帝大搜天下美女，下令仪同以上官员女儿不得擅自出嫁，让他挑选充实后宫才可以嫁人，闹得京中大小官员怨声载道。杞国公宇文亮出征南陈期间，他的儿媳被宣帝逼而奸之，宇文亮生恐因此被皇帝治罪，便举兵造反，幸亏当时有老将韦孝宽坐镇才没酿成严重后果。宣帝一反武帝俭朴的作风，大事营建，奢求无已。为了建造洛阳宫，他下令把府兵十二丁制复改为八丁制，府兵一年番上期限由30天增加到45天，各军府无不骚然。

即位第二年，即579年，宣帝为了方便享乐，把帝位传给太子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所居住的皇宫称为天台。百官到天台朝见，必须先斋戒沐浴以示尊敬。但即使这样，大臣们有事要上奏时也很难见到宣帝。宣帝只要一入后宫，就通宵达旦地淫乐，数天不再露面。不管多么紧急的事，大臣们都只能通过宦官代为传递。

在用人方面，宣帝的失策令人发指。诸葛亮云：“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周宣帝在这方面几乎无师自通。他一即位便将郑译越级提拔为开府、内史下大夫，刘蚄、郑译、王端等人把持了宣帝周围所有大事，这与北齐后主末期的“三贵”何其相似。如果只是这样，或许国家大事还不至于立即转坏，毕竟宣帝还保持着对群臣的强大威慑。宣帝上位后，借助其父留下的强有力的君权，不计后果地杀人立威。他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齐王宇文宪。

齐王宇文宪，经过几次大战的功勋，在朝中奠定了无与伦比的威望。此时宗室诸王以宇文宪为最长（宇文泰长子周明帝、次子宋国公宇文震、三子周闵帝、四子周武帝均已去世），理论上他拥有废立皇帝的建议权。主弱臣强，废昏立明，叔篡侄位，这种事南北朝几乎代代皆有。这令年轻的宣帝如芒在背。

宇文宪在武帝朝时就想急流勇退，稽胡叛乱时武帝派他挂帅出征，宇文宪托病不去，却被武帝训斥一番，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统兵出征。这位战则必胜的齐王赢得了上自武帝下自诸臣的一致认可，他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种现状的危害。武帝暴崩后，在京诸王似乎出现了一些异动，是以宣帝出于巩固帝位的政治需求，刚刚处理完武帝的丧事，便以雷霆手段对付宇文宪。

宣帝深知宇文宪在朝中的威望，不敢公开宣布齐王的罪状，他效仿当年武帝除宇文护的故智，派宇文孝伯召宇文宪入宫杀之。宇文孝伯苦苦哀请宣帝不要无故诛杀栋梁之臣，宣帝不听，便与刘昉、郑译、王端商议，派于智（老牌柱国于谨之子）罗织宇文宪的罪名。后来以诏封诸王为三公为名，召宇文宪进宫。为了把宇文宪骗进宫中，宣帝特意让宇文孝伯去召宇文宪。宣政元年（578年）六月甲子，宇文宪进宫见帝，一见殿门就被力士绑缚，他力陈无罪，宣帝让于智出面对质。宇文宪目光如炬辞气不挠，在场的人劝他说：“以王今日事势，何用多言？”宇文宪掷笏于地，被缢死于宫中。

笔者每读史至此，都不禁扼腕叹息。宇文宪英姿奋发，智勇兼备，谦和恭顺，胸怀大气，是北周最杰出的将帅，也是堪称柱石的社稷之臣，他虽然功高震主，却从无篡逆之心，猝遭横死，实在可悲可叹。笔者才力见识有限，不知用何言语方能评价宇文宪，故而摘引令狐德棻在《周书》卷12《宇文宪传》中的传论，以供读者客观评鉴：

自两汉逮乎魏、晋，其帝弟帝子众矣，唯楚元、河间、东平、陈思之徒以文儒播美，任城、琅邪以武功驰誉。何则？体自尊极，长于宫闱，佚乐侈其心，骄贵荡其志，故使奇才高行，终鲜于天下之士焉。齐王奇姿杰出，独牢笼于前载。以介弟之地，居上将之重，智勇冠世，攻战如神，敌国系以存亡，鼎命由其轻重。比之异姓，则方、召、韩、白，何以加兹。挟震主之威，属道消之日，斯人而婴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张耳、陈余宾客冢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齐之文武僚吏，其后亦多至台牧。异世同符，可谓贤矣。

杀宇文宪后，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慑诸臣的作用。宣帝趁势连杀宇文孝伯、尉迟运、宇文神举、王轨等大臣，这些人都曾在武帝面前说过太子的不是。偏偏他们又都是当朝最有能力、有忠心的骨干之臣，杀了他们，无疑极大削弱了皇帝的支持力量，造成勋贵大臣们进一步离心，为杨坚篡权埋下了伏笔。

二、杨坚崛起

杨坚，父亲杨忠，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忠去世后，杨坚袭爵为随国公。由于父亲功勋卓著，杨坚入仕的起点比较高。杨忠虽然靠军功起家，但其人颇有头脑，很明智地专注于军事，对朝政绝口不言。宇文护专权时期，杨忠的军功达于极盛，在老牌柱国相继凋零的情况下，成为军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宇文护想拉拢杨忠壮大声势。杨忠借故推辞，不与宇文护结党。杨忠此举，并非看出宇文护势不能久，也并非判定武帝终将夺权，只是保持了军界人物的低调本分，虽然当时得罪了宇文护，但从长远看来，这是保全家族富贵的最安全办法。

杨坚继续了乃父沉稳低调的性格，从年少时就不苟言笑，端方自持，与其他勋贵子弟鲁质少文迥然不同。宇文泰赞叹他：“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代间人意指六镇子弟）。宇文护专权时看出杨坚相貌非凡，居然动了杀心。此言是《隋书》记载，但彼时杨坚名位不高，硬要说宇文护想杀他实在有些牵强，或许是后人的附会。周明帝在位时专门派人为杨坚相面，推测他以后是否忠于周室。宇文宪和王轨都向武帝说杨坚貌有反相，武帝一笑置之，并不以为意。到底什么是反相，历来没有什么明确标准。但杨坚之所以招致这么多人猜忌，估计平时为人处世确实有胸怀有远见，举手投足有贵人气派，与常人不同。

杨坚之女嫁给宣帝为后，在朝中威望日渐提高，宣帝对他也有提防之心，曾经一次因为诸后争宠，生气地说要杀杨后全家。召杨坚入宫时，宣帝还曾命令左右，一旦他神色之间有不敬之意，立杀之于当场。好在杨坚深自晦匿，容色自若，才躲过杀身之祸。

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北周宣帝因为长期纵酒享乐，突发急病。联系宇文泰、宇文邕之死，都是得病即死，症状与中风极其相似，其家庭可能存在心脑血管方面遗传性疾病。杨坚当时适逢外放扬州任总管，他听说宣帝重病，立即托病不出，在长安观察形势。

纵观宣帝即位以来的所作所为，基本具备了亡国之君的所有特征。他败坏了国政，严重破坏了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他纵情声色，不恤民心民力，不顾朝野属望，让相当一部分朝臣对国家未来感到绝望；他自毁长城，杀死一大批骨干重臣，严重削弱宇文氏皇族对国家的控制力，让许多野心家有了可乘之机。

沉默寡言者一般内心世界很丰富，如果再加上成熟的政治经验，这种人就非常可怕，杨坚正是这样的人。宣帝暴病后，杨坚突然称病不出京，表明他敏锐地察觉到朝局的异动。

宣帝暴病后病情发展很快，药石无力，人几乎处于喑哑不能言的地步，宣帝在昏迷前召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自藩国来朝。五王一旦入京，幼主当不了国，必然是重新议定国家大事，要么类似北齐南陈叔篡侄位，要么爆发西晋八王之乱式的大动乱，但无论哪种情况，都能有效避免异姓干政。

但五王都在外郡，一召一来，时间很长。还没等到五王入京，宣帝便病逝了，北周帝国在这个短暂的时刻，处于权力真空状态。杨坚的机会顿时来了。

宣帝近臣刘昉和郑译两人处在皇权的咽喉要害，宣帝死前留的什么遗命，实际上都是他们两人说了算，如果利用好这个时机，他们可以借助皇权一跃登上帝国之巅。刘、郑二人自忖威不足以压服众臣，但又不想放弃这天大的权力诱惑，便秘不发丧，合谋矫诏引杨后之父杨坚入辅朝政。刘昉等人到杨坚府中密议矫诏夺权，因为事出仓促，杨坚起初犹豫不决，后来刘昉说，你不去，我刘昉就去。杨坚最终决定合谋夺权。

郑译是内史上大夫，平时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他伪造宣帝遗诏，任命杨坚为丞相，总百官而辅政。御正中大夫颜之仪负责诏令的校对——与后世门下省的封驳权类似，他一眼看穿这不是宣帝的诏书，便拒绝联署。刘昉、郑译便代签颜之仪的名字，明发百官，然后迅速召杨坚入皇宫。

颜之仪见事态紧急，想赶紧找宗室诸王商议，无奈年长的诸王都在外地，仓促之间，只找来大将军宇文仲，便拉他入宫，到皇帝御座上就座，颜之仪公开宣布这是宣帝钦定的托孤之臣。郑译、刘昉知道后，立即率右司卫上大夫杨惠与宫中近臣皇甫绩、柳裘等人入宫，驱逐颜之仪和宇文仲。杨惠是皇宫禁卫兵将领，手下有数千兵力，他倒向郑译，无疑为争夺大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宇文仲不详其出处，与宇文泰一枝血缘关系太远，况且名位又低，威不服众，颜之仪又是一个文士，政治斗争经验不足，他们二人见郑、刘等人气势汹汹地进宫，竟吓得不知所措。宇文仲紧张地离座而出。杨坚赶到宫中后，立即控制住宇文仲和颜之仪，把控了局面。

在这一突发事件中，北周政治、军事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首先是军权方面，由于大司马名位太低，且事实上没有兵权，京师府兵散布于各开府将军以下的众多将领手中，长安城中除了皇帝以外，没有一个总控兵力的人，也就是说，皇权没有军队支撑。这样一来，政变的成功率就相当高。其次是政治制度方面，政府缺乏首脑，皇帝暴崩后，长安城中立时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既无宗室长王出来说话，也没有哪位老臣具备稳定大局的权力，六官府谁都具备潜在的执政条件。故而杨坚矫诏成为丞相后，朝中百官虽然心知肚明，但竟无一个能够制约矫诏行为。

杨坚控制朝政后，立即逼迫幼主静帝下诏，加授自己为大冢宰，并令五府总于天官，掐断了其他五府首脑问政的途径。

六月，赵王宇文招等五王入京，对杨坚得权的既成事实无法反驳，只好暂时默认下来。杨坚表面上尊崇五王，让静帝赐以他们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殊礼。但双方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妥协。诸王苦于手中无兵，只好表面忍让。赵王宇文招企图通过鸿门宴刺杀杨坚，杨坚为稳住诸王，故意亲身犯险，到赵王家中赴宴。赵王亲自拿佩刀切瓜给杨坚吃，杨坚坦然不疑。其从人元胄扮演了类似樊哙的角色，半是提醒半是强拉地把杨坚拉走，这场鸿门宴便以失败告终。不久后，诸王都被剥夺权力，相继被杀。

长安城中就这么儿戏一般改天换地，杨坚崛起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然而这只是京师文官们眼中的景象，在外镇掌兵的大将们可就不以为然了，比如尉迟迥。

三、尉迟起兵

北周的权力分布，在杨坚夺权之时呈分散状态，虽然中枢出现了共主，但杨坚共主地位是通过不正当权力交接获得的，是否能够成为事实上的共主，除了在京高官层面的认可，尚需地方实力派的认可。

北齐亡国后，尉迟迥因为资历老、功劳多，再加上是外家亲戚，被任命为相州总管。他和侄子尉迟勤分别管辖河北和山东，这一带是原北齐的核心区域，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北周用亲近外戚镇守相、青，意图是加强对北齐故地的控制。

京师发生政变后，其影响逐渐扩散到四方州郡。尉迟迥作为在外权力最大的总管，对杨坚的威胁最大，此人一向与杨坚没有什么亲近关系，故而被列为亟待解决的重点人之首。杨坚借口会葬大行皇帝，命尉迟迥本人到长安，并以韦孝宽为相州总管取代其镇守邺城，另以北齐旧臣叱列长釜任相州刺史，收买河北山东的人心。

韦孝宽受命前往邺城任职，这位71岁的老将对天下形势洞若观火，邺城天下瞩目，谁知道那里是龙潭虎穴还是一片祥和，他故意放慢了速度，在路上观望形势。他走到朝歌时（今河南鹤壁），已得知朝廷诏命的尉迟迥派部将贺兰贵前来迎接，韦孝宽从贺兰贵言语中发现尉迟迥有不臣之迹，遂又放慢速度，同时还派人到相州求药，暗地观察尉迟迥动静。走到汤阴县时，叱列长釜从邺城逃回，估计也是察觉到尉迟迥有异动。魏郡太守韦艺奉尉迟迥之命前来迎接韦孝宽，韦艺是韦孝宽的侄子，韦孝宽询问尉迟迥的情况，韦艺心知尉迟迥已开始计划举兵讨伐杨坚，却不愿告知实情。韦孝宽威胁要杀了韦艺，这位心理素质不是很好的郡守不敢再瞒，便和盘托出尉迟迥的计划。韦孝宽虽知相州必有异变，亲耳听到后仍然惊诧不已。他马上带着韦艺西逃关中，沿途把驿站的马匹全都遣散，还嘱咐驿站吏员们说，尉迟迥快要到了，好好准备酒食款待。不久后，尉迟迥果然派大将军梁子康率数百骑追来，但每到一站，就有人盛情款待，兼之没有马匹可换，时间一晚，便再也追不上韦孝宽了。

杨坚得悉此事，再派破六韩裒到邺城诏尉迟迥入京，破六韩裒还与相州总管府长史晋昶密议对付尉迟迥的事。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尉迟迥避无可避，遂下决心起兵讨伐杨坚。

大象二年（580年）六月，尉迟迥奉赵王宇文招的儿子为主，杀了杨坚派来的使者，登邺城大会文武，声讨奸臣杨坚，号召天下忠臣起兵讨逆。尉迟迥自号大总管，承制置百官诸司。青州总管尉迟勤举兵响应，两处合兵，众号数十万。一时间北齐故地总管多有响应，支持尉迟迥的地区以邺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荥州（今河南荥阳）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今河南信阳，原北齐义阳）刺史李惠、东楚州（今江苏宿迁）刺史费也利进、东潼州（今安徽泗县）刺史曹孝达，各据州响应尉迟迥。远在江表的吴州（今江苏扬州）也受到了影响，州刺史于顗（于谨之孙）害怕吴州总管赵文表起兵响应尉迟迥，便刺杀赵文表，并诬告其结连尉迟迥。杨坚不知道吴州情况，怕穷究其实会逼反于顗，便就地授官，让他接替总管之职，以安抚吴州形势。

尉迟迥立即发兵四处略地，沂州（今山东临沂）、兖州、兰陵（以上二郡皆在今山东济宁一带）、建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巨鹿、曹州（今山东曹县）、亳州、昌虑（今山东滕州）、下邑（今河南夏邑）皆被拿下。为提高胜算，尉迟迥还分别遣使结联突厥和陈朝，许诺如果共同起兵讨伐杨坚，可以把淮南之地割还给陈朝。

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王雄之子）响应尉迟迥，同时举兵讨伐杨坚。郧州总管府的辖区大概包括今湖北随州以南、沔阳以北、钟祥以东、武汉以西的部分，是北周、原北齐、南陈的交界之处，屯驻着重兵，北周灭齐后，原安州总管于翼调离，州改为郧州，司马消难接掌此州。王谦是功勋子弟，素来恭谨礼让，被朝廷视作放心的人，因此得以出镇益州，他管辖的区域包括四川、重庆大部。

一时之间，北周遍地狼烟，后世将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人举兵称为三方之乱。

这种场面的出现，杨坚应当有所预料，他立即三道出兵，一路以韦孝宽为行军总管，出关中攻尉迟迥于相州；一路以梁睿为行军总管，发陇南之兵出散关攻王谦；一路以王谊为帅，发襄州总管府之兵攻司马消难。

韦孝宽自汤阴奔还关中，途经河阳之时，留驻此地，并设计遣散城中旧有800鲜卑兵。关中10万大军迅速赶赴河阳，尉迟迥的部队10余万人也在其子尉迟惇率领下杀奔怀州武德县（今河南武陟县附近），隔沁水布阵。[1]

至此，北周中央禁兵与相州兵正式进入交战状态。纵观形势，尉迟迥虽然声势浩大，又有西、南两处声援，但也不无危险。危险之一在于邺城形势。邺城扼南北要冲，没有山川大河，从晋州、并州、幽州或是洛阳四个方向进攻，都有长驱直下之势。危险之二在于幽州和并州。这两州一在北一在西，总管李穆、于翼都是能征惯战的功臣宿将，且地居险要，特别是李穆的并州直扼关中，有天然地利之便。高欢当年历次攻关中，都是以并州为基地。如果发并州之兵，配合相州兵渡黄河，胜算必然更大。但是李穆和于翼却出乎意料地声明支持杨坚。尉迟迥没办法，于是分偏师攻幽州和并州，结连突厥牵制幽州。

李穆兄弟与宇文泰交情极深，于翼是宇文泰的女婿（娶宇文泰之女平原公主），客观上看应当是最忠于周室的，然而这两人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支持杨坚。李穆的儿子李荣、侄子李崇（李贤之子）都想起兵响应尉迟迥，都被他制止，为表忠心，李穆还不知廉耻、迫不及待地派人送十三环金带给杨坚，言下之意是拥护他当皇帝。李崇心念宇文氏之旧恩，悲叹：“合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危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于翼同样拒绝了尉迟迥合兵讨伐杨坚的请求，发兵南拒相州兵，北据营州高宝宁，俨然又是一个恬不知耻的站队党。

尉迟惇大军布阵于沁水永平桥，绵延20余里，声威极壮。韦孝宽率诸军阵于河对岸，相持未战。彼时杨坚所遣关中之军，梁士彦、史万岁等人都在军中，李崇率怀州兵会于韦孝宽军中，韦孝宽奔波疲劳，已然重病不起，所有命令都是由随身侍奉的妇人传递，诸将多不听令，临时负责监军的阴寿震慑不住诸将，大军一时僵持于武德沁水河岸。

沁水今貌

韦孝宽长史李询密奏长安，说宇文忻、梁士彦、崔弘度3人都暗中与尉迟迥交结，收受了钱财。杨坚大惊，与郑译等人商议替换3将，李德林力劝说，临阵换将乃是大忌，如果换了他们几人，自韦孝宽以下全都不能安心，不如派一个明于智略的心腹前去监军。杨坚恍然，自称差点误了大事。但前线战况胶着，朝中诸大臣都不愿以身犯险，杨坚连问刘昉、郑译、崔仲方三人，他们都推脱不去，最后杨坚的相府属吏高颎自告奋勇前去监军。

高颎自幼聪慧，成年后曾在齐王宇文宪幕中为记室，参与过平齐之战，颇习兵事。高颎与杨坚颇有渊源，其父高宾是独孤信的故吏，杨坚娶独孤信之女，故而情熟。杨坚篡政时遣人招高颎入相府，高颎欣然入幕，后来因为胸有韬略，成为兴隋头号重臣。

高颎一到武德，立即与韦孝宽协力重振军政，10万大军恢复了统一而有力的指挥。周军在沁水上搭建浮桥，准备渡河攻击。

尉迟惇命军士在上流放火筏烧桥，高颎预先在桥上流放上土狗（不知其具体形制，《资治通鉴》解释为积土于水中，前锐后广，前高后卑，用来阻挡火筏子），火筏过不来无法烧桥，尉迟惇见周军开始上桥渡河，便命诸军退后，想乘敌半渡而击之。孝宽不会不知道，两百年前，前秦与东晋在淝水大战，晋军就是在渡河时趁秦军后撤准备半渡而击，一举大败秦军。韦孝宽不等全军渡河，趁对阵敌军后移，突然纵兵奋击，尉迟惇前军一乱，更刹不住阵势，后移变成了溃退，登时大败。韦孝宽乘胜进攻，追奔尉迟惇败军，尉迟惇狼奔豖突，逃回邺城。韦孝宽一路追击，当年八月，杀到邺城之下。

武德发生大战的同时，杨坚别遣杨素攻荥阳。荥阳守将宇文胄是北周宗室，此人早年曾被东魏俘虏，因为年幼没被杀，阉了之后放回西魏。可怜这位宗室虽有忠心，用兵却无所长，被杨素擒杀。于仲文（于谨之孙）率兵扫荡梁郡一带，响应尉迟迥起兵的州郡虽多，但彼此还未形成有力的联盟关系，被于仲文各个击破。

尉迟迥收合军队，集结13万兵力，在邺城城南与韦孝宽军大战。尉迟迥虽已64岁，仍能披甲上马，率自己的1万名亲卫军“黄龙兵”上阵搏杀，这1万名士兵中有1000人是尉迟迥从关中带过来的鲜卑兵，人人绿由锦袄，战斗力非常强悍。主帅临阵，尉迟迥军士气大振，城下一战，打退了韦孝宽的进攻。

邺城里的老百姓为了看热闹，纷纷爬上城头观战，时不时给两军喝彩。正在战事胶着之际，韦孝宽的行军长史李询和将军宇文忻商量，这么拼下去，不见得能打得过尉迟迥，不如想想奇谋。韦孝宽打仗从来不拘一格，放手让两人去安排。宇文忻带着一小队轻骑兵绕到尉迟迥军后面，人手一弓对着城头的老百姓一顿狂射，老百姓们吓得哇哇大叫，纷纷往城下跑。喧闹声传到两军阵上，韦孝宽心领神会，立即整兵突击。尉迟迥军不明白怎么回事，以为背后城破，慌乱之下手足无措，被韦军打败，退入城中，随即又如水银泻地一败不可收拾，邺城被打破！尉迟迥率残兵力抗，逃到城楼上，崔弘度与贺娄子干沿城墙龙尾爬上城楼，尉迟迥正要弯弓射之，崔弘度脱下头盔大喊，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我各为国事，亲戚之情也顾不了了。崔弘度的妹妹嫁给尉迟迥之子，两家本是姻亲。尉迟迥知道已无生路，掷弓于地，大骂杨坚一通后，引刀自尽。

没过多久，尉迟迥的亲族、余部被各个击破，山东河北诸州的变乱全部扫平。

王谦方面，隆州刺史高阿那肱为其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进兵关中，中策是占据汉中以固其势，下策是自保于剑南。王谦不敢轻易入关中直捣黄龙，采其中策，出兵据有汉中，阻住梁睿的部队。高阿那肱在齐虽为奸佞，此时竟然有此见识，着实令人惊讶。王谦失去先机，被梁睿击败，节节退入蜀中，最终兵败被杀。

司马消难方面，由于他本人并不通兵事，见周军来伐，便南逃入陈，陈军出兵支援，但也不敢过境交战。后来隋朝灭陈，司马消难被俘，虽然曾经造逆，但因为早年与杨忠关系颇好，竟然得以善终。

回顾尉迟迥从起兵到失败，才短短68天。为何败得如此彻底？尉迟迥在军事和政治两个层面都有失误。

政治上的失误是关键。杨坚发动政变，诛戮宇文氏宗室，尉迟迥起兵反对，政治上是得分的。然而万万不该奉赵王宇文招的儿子为主。打的是拥护周朝的旗号，自己却另立新主，虽然只是形式，然而却留给各地的实力派以犹豫的口实：你这么干，到底是为了讨伐杨坚还是想另立皇帝？如果尉迟迥打的是清君侧的旗号，坚持政治正确，想必会争取到更多支持。

军事上，困守邺城是失策。杨坚新夺大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关系都在打理中，为尉迟迥计之，以地方对抗中央，理当快刀斩乱麻，迅速进攻长安、控制中央。否则时间拖得越久，代表中央的杨坚获取的力量就越多。然而从尉迟迥的部署来看，重心显然在邺城。杨坚得以从容选将调兵，拣要害直接下手。本有可能演变成战略对抗的一场战争，打成了一次主力对决。杨坚赌的是一场战斗的胜败，尉迟迥押上的则是命运。从这个角度来说，杨坚是以小搏大，尉迟迥却是以大搏小。胜负之数，其实战前已然决定。

然而这也只是表面原因，无外乎谁的计谋更高，谁的军队更强。把眼光放得远一些，尉迟迥之败的背后，实则有更深刻的历史动因。杨坚以外戚身份，无一兵一卒而政变成功，如此剧烈的变化，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宇文氏定鼎立国，依靠的是武川镇军人集团，起兵之初，宇文氏、独孤氏、贺拔氏、尉迟氏、侯莫陈氏、李氏等，都有自己的部曲，宇文泰凭借个人杰出的领袖能力，成为武川镇集团的首领，最终化家为国。论其本质，西魏北周实则是一个类似股份制的大杂烩政权。确立法统后，宇文氏开始对武川镇其他大族进行翦削，这一方面强化了宇文氏绝对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则无疑造成武川勋贵阶层的离心。周武帝杀宇文护，其他政策或有改易，但强宇文而弱大族的大方针始终没变。同时，宇文氏政权一力强调鲜卑族贵族的统治地位，对汉人力量刻意压制。这些相沿以行的政策，导致宇文氏统治基础逐步弱化。例如并州总管李穆，其人是北周创业元老，于宇文泰有生死之恩。杨坚夺权后，他居然直言周德已衰。其他坚定支持杨坚的人，于谨、于翼、于仲文三代颇受器重，平定王谦的梁睿是元老梁御的儿子，窦炽是宇文氏的亲家，攻陷邺城的宇文忻则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宇文贵的儿子。恰恰是这些最该对宇文周有感情的人，关键时刻改旗易帜，原因不外乎宇文氏皇族已视他们如外人。令狐德棻批评李穆、于翼变节不忠，认为如果李穆举并州支持尉迟迥，或许能取得胜利。他看到了军事上的形势，却看不到在分配国家权力的道路上，宇文氏越走越孤独。得不到鲜卑勋贵和汉人的广泛支持，一旦有人起而反对，宇文氏脆败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北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王朝，在其事业刚刚走到顶点时，却猝然中止，政权一夜之间改姓易主，宇文氏一族也迅速凋零，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

大势如此，不论尉迟迥真的拥护宇文氏，还是意图夺权，在民族融合、关陇贵族重新洗牌的大背景下，起兵反抗代表天下人望的杨坚，只能是逆势而为。纵使政治正确，军事强大，幸而成功，也只是历史短暂的回潮。一个王朝黯然谢幕，尉迟迥用毕生的光荣和梦想为它奏响了送行曲。

三方之乱平定后北周掌握兵权的实力派全部归附杨坚，为防夜长梦多，变乱平息后不到半年，杨坚随即威逼周帝禅位，建立了隋朝。北周自太祖宇文泰创业，首尾47年（534—581年），历四代六帝（太祖、孝闵帝、明帝、武帝、宣帝、静帝）。

北周是北朝最富生机的一个朝代，它以强烈的危机感和转圜如意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策略，把历史的洪流从分裂扭转到统一的道路上；它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解决了纷扰数百年的民族危机问题，完成了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临门一脚；它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聚集了一群务实进取的雄杰之士，为开创隋唐三百年盛世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它具备了大一统王朝的基本潜质，却最终没有完成一统事业，良可痛惜。诚然，一家一姓之悲喜，对历史长河来说微不足道，但宇文氏两代创业之艰辛、过程之曲折、事业之辉煌，将永远铭刻青史。

注解：

[1]　参考地图21《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方之乱形势图》。

第三十章

灭陈之战——暌违400年的中华一统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二月隋朝立国，自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以来，中国陷入分裂已近400年，由三分对峙而短暂统一，再演变为土崩瓦解式的五胡十六国，而后元魏与南朝南北对峙，周齐陈三国对峙，最终汇总为隋陈对峙。历史的演进，总是向统一努力的。在南北朝已近尾声时，统一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隋朝身上。

杨坚篡权后，对宇文氏宗室大加杀戮，至北周灭亡前夕，共杀宇文泰子、侄、孙、侄孙61人，宇文泰、宇文导家族男丁被一网打尽，只留下宗室远枝宇文仲（与上节所提之宇文仲不是一人）的孙子宇文洛继静帝介国公之嗣，后来宇文洛也被杀死。杨坚之狠毒可见一斑。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批评说：“窃人之国，而戕其子孙至无遗类，此其残忍惨毒，岂复稍有人心。”

杨坚得天下虽易，对待前朝宗室虽狠，不过毕竟也算有为之主。他一面打击忠于北周的势力，一面整理国政，收买人心。凡北周所封赐之官爵，杨坚诏一例不降，以安固人心。他停止了北周在洛阳建造的东京宫，尽散周宣帝收集的百乐杂戏。鉴于北周法禁严苛，杨坚两次命令删减修订刑律，除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500条，共12卷。史称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在恢复社会经济上，隋朝于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用以应对荒年，百姓生活有了更大保障。统一铸五铢钱，禁断北齐、北周钱，销毁梁、益二州古钱和河西的西域金钱，民间深享其便。为了杜绝北齐以来官司在征收赋税上的弊政，杨坚下令大索貌阅，查实户口数，并在高颎主持下制定输籍之法，因此梳理出164万余口，国力逐渐增长。

在巩固政权方面，杨坚吸取北周宗王无兵、外镇不固的教训，分别让儿子杨广、杨秀到并州和益州作总管，掌握一方重兵，以拱卫社稷。开皇七年（587年），隋废附庸梁国，北方由实至形全归于一统。

在军事方面，隋朝一改周齐时代卑事突厥的政治传统，采取强硬手段与突厥全面开战，有限遏制了突厥向南侵略的态势。稳定北部局面的同时，隋朝不断加强南方边境的军事存在，对南陈进行试探性进攻。开皇八年（588年），各方面条件成熟之时，遂于十月展开全面进攻，杨坚之子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永安（重庆奉节），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共51.8万人，东接沧海，西至巴蜀，声势之浩大，只有200年前苻坚攻东晋可与之为比。

陈叔宝

再看陈朝的情况。太建北伐的成果全部丧失后，陈宣帝再无作为，于太建十四年（582年）正月郁郁而终。太子陈叔宝即位，是为后主。陈后主生长深宫之中，不恤国政，至德二年（584年）以后，贬逐毛喜等骨鲠之臣，任用江总、孔范、沈客卿、施文庆等佞幸无能之辈，不恤萧摩诃、任忠、鲁广达等大将，不亲政务，与宠妃张丽华等日日饮宴游玩，通宵达旦，以此为常。陈后主在建康大起宫苑，起居用度饰以金银，服玩瑰丽，冠于南朝诸帝。长期无度的享乐，导致陈朝国库空虚，陈后主不惜杀鸡取卵，让沈客卿加重征收赋税，以至于每年所收之税，高过往年十倍。民间不堪其繁，国政日趋败坏，军备也一懈千里。群臣但凡有犯颜直谏的，陈后主都非常厌恶。吴兴章华以陈高祖、陈文帝、陈宣帝三代功业劝谏，苦请陈后主正视隋军压境的现实，改弦更张，厘正国事，结果触怒后主被斩首处死。

这样的国家，焉能是隋朝的对手。隋军数路并进，突破长江。陈后主仍然笑谓群臣：“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奏伎、纵酒、赋诗不辍。陈军的抵抗毫无力量，江北和江东两面皆被隋朝名将贺若弼、韩擒虎突破，陈后主无路可逃，与两名宠妃避于井中，后被隋军生擒。陈朝遂亡。

后三国的阶段遂告终结。回首北魏末年以来诸国争雄，诸姓交替登场，其间有励志者，有堕落者；有不幸者，有侥幸者；有辉煌者，有失落者；有忠诚者，有奸宄者；有顺势者，有逆流者。一切的一切，挣扎于历史洪流，享受于时代潮头，他们共同终结了分裂，走向了统一，中华文明于此又开启了新的篇章。

而斗争的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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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北朝河西走廊形势图

地图2：高欢进兵形势图

地图3：可朱浑元逃亡路线图

地图4：小关之战形势图

地图5：沙苑之战形势图

地图6：河南诸州形势图

地图7：河桥之战形势图

地图8：东魏司州简图

地图9：侯景叛乱形势图

地图10：侯景渡江进攻建康形势图

地图11：侯景叛军江南攻守形势图

地图12：王僧辩、陈霸先进军路线图

地图13：颍川之战形势图

地图14：杨忠进军安陆路线图

地图15：尉迟迥灭蜀之战

地图16：西魏围攻江陵形势图

地图17：周陈沌口之战形势图

地图18：北周突出部示意图

地图19：太建北伐第一阶段形势图

地图20：北周灭齐之战形势图

地图21：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方之乱形势图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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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壹 天裂于北

第一章 河阴之变——北魏大分裂之始

第二章 邺城会战——高欢发迹之路

第三章 关中之乱——硝烟中崛起的武川军团

第四章 孝武西迁——东西魏首次碰撞

贰 双雄喋血

第五章 小关之战——宇文泰的战役妙笔

第六章 弘农之战——战争背后的关中经济困局

第七章 沙苑之战——奠定东西分立之局

第八章 河桥之战——东西魏重兵集团大碰撞

第九章 邙山之战——高欢的战略之失

第十章 府兵创制——北朝最利之矛诞生

第十一章 玉壁之战——枭雄高欢之陨落

叁 南天烽火

第十二章 涡阳之战——失控的侯景

第十三章 侯景乱梁——梁武帝的悲剧（上）

第十四章 侯景乱梁——梁武帝的悲剧（下）

第十五章 巴陵之战——侯景的滑铁卢

第十六章 建康之战——新秩序的建立

第十七章 诸萧之战——丧钟为谁而鸣

肆 三国鼎立

第十八章 颍川之战——西魏扩张的失策

第十九章 梁益之战——西魏的急剧扩张

第二十章 江陵之战——萧梁绝嗣

第二十一章 钟山之战——南陈崛起

第二十二章 争夺湘州——三国之局的形成

第二十三章 洛阳之战——周齐风云再起

第二十四章 沌口之战——接连失误的北周战略

第二十五章 宜阳汾北之战——周齐传奇将星之对决

第二十六章 太建北伐——六朝之落日余晖

伍 三分归一

第二十七章 北周灭齐——北方再次恢复统一

第二十八章 吕梁之战——陈朝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第二十九章 三方之乱——隋朝的奠基礼

第三十章 灭陈之战——暌违400年的中华一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