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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怀疑：从辛普森案批判美国司法体系 / （美）德肖维茨著;高忠义,侯荷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

书名原文：Reasonable Doubts: The O.J.Simpson Case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SBN 978-7-5118-0578-2

Ⅰ.①合… Ⅱ.①德… ②高… ③侯… Ⅲ.①司法制度—研究—美国 ②刑事诉讼—审判—研究—美国 Ⅳ.①D971.26 ②D9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4159号

合理的怀疑

[美]德肖维茨 / 著

责任编辑 王 扬

从辛普森案批判美国司法体系

(台)高忠义 侯荷婷 / 译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160千

版本 2010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出版 法律出版社

编辑统筹 独立项目策划部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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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责任印刷 张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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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ISBN 978-7-5118-0578-2

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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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E DOUBTS by ALAN M.DERSHOWITZ

Copyright © 1996 by Alan Dershowitz

Appendix copyright © 1997 by Alan Dershowitz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LAW Press ·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7670

目录

合理的怀疑

推荐序 世纪大审判的反思

导论

这是二十世纪九〇年代具代表性的案件，它牵涉这个年代最具争议性、各方意见最分歧的话题：虐待配偶、种族政治、经济地位不均、科学发明、对律师的批评，还有资讯立即传输。这确实是个很难的案子。

第一章 传言满天飞

——辛普森案早在审判前就已经决定了吗？

辛普森案，就像其他许多案子，不管电视摄影机的荧幕怎么拍，输赢是在法庭外决定的，甚至早在审判还没开始前就决定了。我们的法庭证据专家及早进行搜证，从而让警方的侦查结果受到严重的质疑，同时借由法律上的策略，让检方在公开预审时就被自己的错误锁住了，我们赢在这些早期的成果上。

第二章 发现真实

——刑事审判的目的在于寻求真相吗？

真相的发现虽然是刑事审判一个重要的目的，但绝非唯一目的。有罪的条件必须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但这与客观真理的追求有所不同，因为这明显偏好某种特定的真相。

第三章 真正的替察会撒谎

——为什么警察不据实公布搜索及逮捕过程？

况且，那些说谎的警察和纵容警察说谎的检察官都很少受到惩罚，而那些法官佯装相信警察的证词也从来不会受到批评。这就是为什么警察作伪证的风气会持续泛滥，而这也必然是克拉克为什么会决定冒险让富尔曼出庭作证的原因。许多人都同意，这项决定是造成检方失败的关键原因。

第四章 陪审团的怀疑是否合理？

各位陪审员，如果你们的合理怀疑未能被排除，因而不相信检方的论控，你们的誓词也要求你们必须作成被告无罪的判决。

第五章 种族因素的影响更甚于性别吗？

美国黑人很少与这类生活情节摆脱关系：在富裕的社区内被警察拦截下来临检，或是在逛服饰店时店员紧随在后，等等。哈佛大学法学院黑人教授查尔斯·奥格里特里（Charles Ogletree ）就曾说：“如果我头戴呢线帽，身穿连帽夹克，我就很可能会有麻烦。”这类差别待遇使黑人和白人对警员的观感会有明显不同。

第六章 媒体舞台上的法庭大戏

——为什么一般大众的观感与陪审团的认知之间有如此大的落差？

这是两场完全不同的审判：一场是在陪审团前进行的，一场是在社会大众前进行的。有些观察者既看到陪审团的审判也看到媒体的审判。有些则只看到媒体的审判；陪审员则只看到法庭内的审判。

第七章 金钱能够换取无罪判决吗？

在辛普森案中，被告有足够的财富让他的律师可以聘请世界首屈一指的鉴识专家，挑战检方所有证据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他没有这些资源他可能赢不了这场官司。就这点来说，他的金钱确实帮他保住了无罪判决。

第八章 检辩双方的角色

——检察官与律师都只专为他们的当事人辩护，而枉顾正义吗？

检方与辩方都被认定应该为他们的当事人辩护。但是检察官也被认为应为正义辫护，而辩方律师则甚至不被允许追求正义，如果这么做会危及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话。所以当威尔批评柯兰是个“好律师”，却是个“坏公民”的时候，他其实是用最高的褒扬在责难柯兰。

第九章 如果陪审团宣判辛普森有罪呢？

审判程序结束后，就有记者问我们有关上诉的策略：“你认为伊藤法官针对富尔曼录音带所做的裁定，是适当的上诉理由吗？”“伊藤法官准许陪审团看那卷未经派拉提斯具结的录音带，也没有经过交叉讯问过程，这样的裁定你觉得如何？”……可是，这足一场冗长而昂贵的初审，很难再这样玩一次。

第十章 一件开“恶例”的“大案子”？

时间将会让人冷静下来，离开这场闪光灯照耀下现代史上最受公众关注、也最具争议性的刑事审判，回顾整个美国的大局势，看看这套制度所反映出的一些正面特质，并且仔细思考哪些改变能增进整个司法体系的效率，同时也保持它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微妙平衡。

后记 你会怎么投？

感谢

推荐序

世纪大审判的反思

蔡兆诚 律师

“辛普森谋杀案”是二十世纪九〇年代最轰动，举世瞩目的案件，当时被称为“世纪大审判”（Trial of The Century）。辛案具有典型好莱坞耸动的戏剧元素——知名的黑人足球明星涉嫌谋杀其白人前妻及其男友；凶嫌企图逃亡，在高速公路上演出一场实况转播的警匪追逐；足球明星被以双重谋杀罪嫌起诉，他聘请全美最杰出的律师，组成梦幻律师团；唇枪舌剑的检、辩双方律师、种族歧视的警察、被告的虐妻记录、DNA证据和权威的专家证人（包括国人熟知的华裔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以及检方所谓如山铁证，陪审团却在短短四小时讨论后，即判定无罪。

除了案件本身，整个美国社会也卷入这场挑起种族伤痕的审判。绝大多数的美国白人相信辛普森有罪，相反的，绝大多数的美国黑人相信辛普森是无辜的。宣判结果使无数美国白人惊愕失措，怨愤莫名；也使许多美国黑人鼓掌叫好，感谢正义伸张。

事过境迁，当年的新闻热度已经消散，后人恐怕也不易理解本案为什么引发有史以来最广泛、热烈的媒体关注。这么高度争议的美国案件，为什么值得我们了解、学习？分析、探讨辛案的书籍汗牛充栋，为什么挑这一本？

重点不在于辛普森案本身，而在于作者借由本案对一些重大、基本的法律、社会议题提出充满洞见的精彩分析。

这些议题包括：

- 审判与真相（第二章，“发现真实——刑事审判的目的在于寻求真相吗？”）

- 执法之人为了执法而犯法（第三章，“真正的警察会撒谎——为什么警察不据实公布搜索及逮捕过程？”）

- 证据分析与判断（第四章，“陪审团的怀疑是否合理？”）

- 种族、性别因素的影响评估（第五章，“种族因素的影响更甚于性别吗？”）

- 媒体审判（第六章，“媒体舞台上的法庭大戏——为什么一般大众的观感与陪审团的认知之间有如此大的落差？”）

- 金钱正义（第七章，“金钱能够换取无罪判决吗？”）

- 律师角色（第八章，“检辩双方的角色——检察官与律师都只专为他们的当事人辩护，而枉顾正义吗？”）

只要稍微翻阅书中相关章节的讨论段落，势必会被作者精彩的分析、论证所吸引，打个比方，看过迈克尔·乔丹打NBA吧？依我之见，本书作者亚伦·德肖维茨即是美国法律界的迈克尔·乔丹，值得多加介绍。

伟大的运动员可以打破常人视为当然的体能限制，同理，杰出的学术作品，可以借由澄明的理性论证，破除一般人的成见、盲点及迷思。

德肖维茨是哈佛大学教授，也是知名的人权律师与法律评论家，他以第一名成绩自耶鲁大学毕业，二十八岁即取得哈佛法学院正教授资格，是哈佛法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并曾任美国最重要的人权团体之一美国公民自由运动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ties Union）的理事。

德肖维茨办过许多著名的案件，其当事人包括布洛（Claus von Büow，本案后来改编成很有意思的电影《亲爱的，是谁让我沉睡了》）、派翠西亚·赫斯特（Patrica Hearst，美国赫斯特报业的继承人，遭绑架，后竟与绑匪合作联手抢劫）、夏伦斯基（前苏联异议分子，德肖维茨到苏联为他辩护，撰有长文“一个美国律师在苏联法院体系”记述此事，过程高潮迭起，引人入胜）、F.李·贝利（F. Lee Bailey，美国名律师，也是辛普森案的梦幻律师团成员之一。他因承办山姆·谢柏医师杀妻一案，上诉翻案成功而名噪一时。该案后来改编成电影及电视影集《法网恢恢》。当他自己因案被控时，找的律师却是德肖维茨），以及许多死刑义务辩护的案件。

德肖维茨专攻宪法、人权、刑事诉讼程序与证据法，并长期在美国各大媒体发表法律评论，著作有多本成为畅销书，言论风格率直、犀利、雄辩滔滔，自诩为美国最敢言的律师。

他本身虽参与辛案担任辩方梦幻律师团中的策略顾问，本书却不失持平、客观。本书导论中明言，这本书是写给众多慎思的观察者，他们诚挚地相信辛普森谋杀了妮科尔·布朗以及高曼，而陪审团的无罪判决是不义的判决。“对于那些相信辛普森确实犯了谋杀罪的人，我的目标并非在改变他们的想法，而是要帮助他们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刑事审判制度会得出与他们所相信事实大不相同的结果。然后，一些坚信辛普森杀了布朗和高曼的人，也能够认为，将犯下恐怖罪行的辛普森开释的陪审团，的确做了正确而妥适（correct and just）的判决。”

综观全书，我相信德肖维茨教授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

不过，德肖维茨在辛案宣判五年后，接受法庭电视台（Court TV）专访时，观众问他：“你认为辛普森是无辜的吗？”他却暖昧地表示，执业伦理不容许他表示对客户有罪、无罪的意见，“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我是该案民事部分的陪审员，根据该案所提出的证据，我可能会和该案陪审团所投的票一样（按：辛普森刑案部分判决无罪后，被害人家属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巨额民事赔偿，判决结果，辛普森败诉。）”

当然，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证据认定标准不同，上述回答，不能据以推论德肖维茨改变看法，而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

访问中，他还强调：“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当一个他们认为有罪的人被无罪开释时，美国人似乎远比得知一个无辜的人被定罪，甚至被判死刑，还要更为难过。许多美国人似乎认为，宁可让十个无辜的人被定罪，也不能让一个犯人逍遥法外。而当那个犯人——这些人眼中的犯人——是非裔美国人时，情况似乎更糟。”“但是辛案在下个世纪不会被记得，该案算不上世纪大审判之一，它比不上纽伦堡大审、卢森堡案的审判、Sacco & Vanzetti。它相当于罗卜与利奥波德案（美国名律师达罗办过的名案，富商子弟绑架杀死自己的同学，在达罗的努力下，得免死刑），以及林德伯格绑票案的水准，全涉及名人。”

最后，要提醒法律圈外的读者，美国属英美法系，与我国大陆法系有基本而重大的差异。因此书中许多见解对我国并不适用。虽然，也有许多法律共通的本质，以及愈来愈像美国的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现象，使得本书的精辟分析对我们仍深具启发性。

导论

那一刻，整个世界似乎静止不动了。当辛普森案判决宣布的那一刻，每个人都还记得自己那时候在什么地方。他们或者坐着看电视，或者正在收听收音机广播。当时一位知名的媒体总裁这么说：“在此之前，只有肯尼迪被暗杀的新闻事件，才能在大白天引起万众瞩目。”但是解读辛普森案件不同于解读肯尼迪暗杀事件、日本偷袭珍珠港或是罗斯福病逝的消息。这些事情根本是晴天霹雳，完全无法预期。辛普森案则经由主审的兰斯·伊藤（Lance Ito）法官审慎地排定宣判日期。虽然一九九五年十月二日，太平洋时间下午三点，铃声从陪审团的会议室传出，表示在经过短短四个小时的慎重讨论之后，陪审团已经就判决达成共识了，但伊藤法官却决定要等到翌日早上十点再行宣布判决结果，好让双方律师、各大媒体、警察机关能够有时间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史上最受注目的刑事案件的未知结果。那天，全球预计会有超过一亿的观众停止手边的工作，观看或聆听由九位黑人（其中八个是女性）、两位白人、一位拉丁美洲裔人所组成的洛杉矶陪审团能否彰显正义。

判决公布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听取国家安全报告，以防可能的暴动发生。洛杉矶警察局全面戒备。当这让人紧张的时刻到来，长途电话的使用量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八。而且由于数百万美国民众打开电视机，导致用电量激增。早上十点至十点十五分之间（太平洋时间）的用水量因较少人使用盟洗室而降低了。纽约股市交易量也萎缩了百分之四十一。美国国务卿与中情局局长的会议也暂时延后几分钟。总统也暂时离开椭圆形办公室，与部属同仁一起看电视。本来总统预订在东岸时间上午宣布是否争取提名，但也因为这件事而延迟了。最高法院也安排好以传递纸条的方式，将辛普森案判决的结果通知正在开庭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全国的健身房、工厂生产线暂歇，邮局工作、医院手术室也停罢。这可说是美国商业史上最没有生产力的半个小时，这个时间估计损失了四亿八千万美元。甚至远在中东的以色列，正值犹太教的赎罪日（Yom Kippur），在这假期间，这个几乎不开启电视机的地方，也有上万个犹太人转到约旦的电视台观看审判结果。

史上从未有过这般万众瞩目的景象，大家都想知道这十二个“平常百姓”到底在前一天做了什么样的秘密决定。除了这十二个百姓之外，没有人晓得判决书上的内容——法官、被告、双方律师、警方、美国总统通通都不知道。《时代杂志》这么描述：“电视史上最悬疑的一刻。”

几乎每个人对于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判都有自己的意见。宣判结果揭晓前的夜晚到第二天早上，媒体上满是有关可能判决结果的“有根据的推测”。一堆人用茶叶算命法、用水晶球、塔罗牌推算。对于“解读”陪审团经验丰富的诉讼律师们，各自诊释为什么陪审团讨论的时间这么短，为什么陪审团不愿意直视被告，以及他们要求重阅部分审判记录的意义。

在美国东岸时间下午一时（太平洋时间早上十时），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办公室涌入了学生、媒体记者、电视台摄影机以及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朋友和同事。前天下午稍晚消息传出，即将宣判结果，我便得到辩方的邀请，飞往洛杉矶法庭聆听判决。但因正巧那是赎罪日前夕，我想待在剑桥和家人一起参加尼德（Kol Nidre）的礼拜。同时也想到或许应该开始准备写上诉状。的确，得知陪审团达成共识做出判决的那一刻起，我便开始勾勒上诉的相关论点。

身为上诉律师，我被制约成悲观主义者。我的职责就是做最坏的打算，为定罪后的被告提供一线生机。也因此辛普森总是指称我是他“上帝禁止”的律师——其因“上帝禁止判刑，你得上诉平反这案件。”我心里头总是觉得定罪的可能性较大——主要是因为大约有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的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都是如此。当我看伊藤法官在早上十点整要求法庭上的听众保持肃静时，我已经准备好接受可能的结果了。经过很快就结束的制式程序之后，法庭职员有点踌躇地说出关键的字眼，几乎破坏了这戏剧性的一刻。不过判决绝不含糊，陪审团宣判“无罪”。

我的办公室陷入沉默。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笑出声。我转向桌上的电视机，伸出手触碰荧幕，没人了解我的举动，因为之前我在牢房里见了辛普森好多次，他们都没有跟我一起去。每次会面，他总是在厚玻璃隔板的另一端。我们会彼此伸手“碰触”玻璃，是一种监狱式的握手方法，辩护律师与被告均了解其中的含义。所以当判决揭晓时，我才有经由电视和辛普森握手的举动。

这还不是欢呼的时候。两名无辜受害者被残酷杀害。有两个稚龄小孩将再也无法受到母亲的呵护；受害者的父母、姊妹、朋友们，也无法再拥抱他们亲爱的家人和朋友。有个男士被控告杀人而拘禁监狱中长达十六个月，陪审团依法判定他无罪，然而有大多数的美国人却认为他的确有罪。此时此刻，我必须再深刻反省，同时让我的学生助理从专业的满足感中冷静下来。

我的办公室中，大家对于刑案的结果只是静静地回应，与整个国家陷于愤怒与欢呼的景象大不相同。在以黑人学生为主的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法学院，“学生们双手合十地祷告，手握着手，当判决读出的刹那，教室里顿时欢声雷动。许多人喜极而泣、互相拥抱。”在受虐妇女收容所里的某个角落，她们也是相互拥抱哭泣——但不是为了喜悦。一位女士说：“太令我痛心了，我必须走开。”密尔沃基市（Milwaukee）的某个犹太社区的小吃店里，当辛普森的判决宣读时，整个餐厅回荡著“气馁的叹气声”。奥马哈市（Omaha）的一间酒馆里，“吧台旁的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内布拉斯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一位白人学生摇着头说：“这是替罗德尼·金（Rodney King）复仇！”亚特兰大（Atlanta）一家运动酒吧内的客人亦是非常愤慨，一位男士气愤地说：“就我而言，辩方律师柯兰（Cochran）和夏皮罗（Shapiro）是谋杀案的帮凶！”有的人嘘声表达不满，有的伫立着惊愕不已。华盛顿特区的街角上，一位黑人女士高兴得大喊：“我们赢了！”也有人感谢耶稣保佑；一位白人男子则大叫：“耶稣啊！”却不是出于感谢。

很多白人相信辛普森有罪，对司法制度并未彰显正义大表不满。罗德尼金被殴事件之后，（洛杉矶发生）黑人大暴动，但是这个案子之后愤怒的白人并没有进行暴动。作家本·斯坦（Ben Stein）预测：“白人会以白人的方式示威抗议，离开城市到爱达荷、奥勒冈或亚利桑那州，投票给金里奇（Gingrich）……停办所有白天托顾计划，切断黑人的医疗补助。”有的白人寄来充满种族歧视的咒骂，借此进行他们的“暴动”。一位旧金山的牙齿矫正医生约翰·布兰克福（John S.Blankfort），在处方笺上写着：“恭喜了——有个屠夫正在街上晃荡。如果这个‘黑鬼’如此清白，那他一定可以毫无困难地说出：‘祝你得到癌症。’”另一封信上则写着：“是那个‘黑鬼’（我一生始终避免使用这个字眼，不过，看到美国黑人对此判决的反应之后，今后会多多使用）谋杀犯干的，而且你明明知道！”

这些信以及数百封我收到的类似信件，并非是所有对陪审团判决不满的白人的典型反应。但是他们的激情，与对判决结果的直接反应都表现出许多人看这件案子的主观心态。这桩刑案不仅全球有所听闻，更有所感发，尤其是全美各地的反应更是强烈。有个一直注意本案发展的女士告诉我：“无罪释放的判决如同一记重拳击中我的胃。当我听到“无罪”这两个字，我觉得恶心、头晕目眩，深感恐惧——甚至觉得被侵害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根本不认识妮科尔·布朗（Nicole Brown）、罗纳德·高曼（Ronald Goldman）以及辛普森，但却对这个案子有这么强烈的“主观”反应？为何在这个天天发生谋杀案的悲惨时代，这桩谋杀案会如此扣人心弦？为何这个如此繁忙的国家会放下手边的一切，呆呆地站在电视墙前面，看着这十二个人传递他们对这个案子达成的共识，而对这个案子绝大多数美国人早在心里头下了判决？为何辛普森案变成了表征美国刑事审判制度弊端的显著象征？而且，透露这个国家的问题所在？或者，就如同一位评论家描述的，“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辛普森案俨然成为司法制度的越南——揭露出令人不忍卒睹的弊端。”为什么会这样？

表面上看来，答案相当简单。辛普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有名的谋杀案被告。他的审判发生在一个即时通讯的时代，地点则是全球主要媒体所在的首都。每个人只要透过电视，就能看到这出精彩好戏。观众可以读到他们所看到的事情，然后听听专家怎么分析所发生的事情，并且预测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情。辛普森案就像首件发生在这个资讯高速公路上，最扑朔迷离的连环车祸事件，撞在一起的车子清一色都是名牌——奔驰、班特利以及劳斯莱斯。轰动的案件里，存在着豪门与财势、一对“美丽恋人”、一场异族联姻、一桩令人发指的双尸命案、一个有魅力的刑案被告，高度戏剧性的汽车追捕以及刑事审判。这一幕又一幕，完全具备了推理小说里的情节与场景，而这些却是真实的。

这种表面的分析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个案件，甚至判决本身，让人如此着迷。但却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平常打死不会公开看那些小报或八卦节目，却在辛普森大审以及之后余波荡漾中，天天注意这些报道。这场世纪大审并非只是满足这个有偷窥癖好的世界，让人们看看那些名人如何从繁华中衰微，并以此为乐。它成了一场美国人的道德剧，在这千禧年的最后十年，牵涉到种族、性别、暴力、平权以及其他种种议题。辛普森案就像萨科一范塞提案（Sacco-Vanzetti）、斯科普斯案（Scopes），林德伯格案（Lindbergh）、卢森堡案（Rosenberg）、鲁比案（Ruby）、曼森案（Manson）、布格案（von Büow），以及过去许许多多类似的案子，不只触动了无休止的激情与仇恨的争论话题，也引发当代最令人感受压力的平权问题，以及刑事审判制度无效用的普遍质疑。

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写给大多数细心的观察者，他们真心地也可被理解地认为辛普森确实杀害了布朗与高曼，从而以为陪审团的无罪判决是误判。我也会试着解释，为何即使陪审员认为辛普森在事实上“做了此事”，但在法律上以及正义上，可以合理地判决他无罪。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说服那些认为辛普森确实有罪的读者，他们是错误的。相反的，我的目的在于解释，为什么在目前的刑事审判制度下，辛普森案的陪审团审慎考量之后所得的判决，却跟几百万明智而正派的人的结论有如此悬殊的差异，即使他们所看的是同样一个案件。

我同意加入辛普森的辩护律师团，主要是因为——不论正面或负面——这个案子能作为教育美国公民，甚至最后是整个世界的教材，让他们理解我们的刑事审判制度的现实面是如何。身为一个法学教授，我想亲身参与这整个过程。但我现在确实了解到，许多观察者从这个案子学到许多错误的教训，主要是因为媒体、广播以及电视节目处理这个事件的方式——把它当作日常娱乐在处理。可想而知，大部分美国人依赖有关这场审判的二手传播，所获得的讯息已经通过报道者、分析家有色眼镜的过滤。即使那些收看现场直播节目的观众，也只能看到法院正在进行什么事情，而看不到现场的实地调查经过，也看不到在律师的办公室，有许多关键性的决定在里面作成。

因此这就是本书的目的，要探讨整个调查过程、审判时当事人与法院的各项行为、判决结果、基于种族因素而产生的反应，以及这些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我会讨论一些对陪审团制度及当事人主义对抗式诉讼制度的批判。我也希望能够带入更广泛的观点来处理有关本案的争论，并且解释作成如此高度争议性判决的司法制度。我将会详述检察官指控辛普森的“如山铁证”到底是什么，并提问为什么这些证据在陪审团的眼中完全崩解。我会分析在当事人主义对抗式诉讼制度中，“真相”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会提出一些相当棘手的问题，有关警方在辛普森案伪造证据的程度，以及其他种种问题，例如种族、性别、财富、名望以及媒体在司法程序中的角色。

从辛普森案一开始，我就是个“局内人”，作为宪法策略家与辩方上诉专家。但是就身为一个法律系教授以及美国司法制度的评论者而言，我也是个“局外人”。我希望能借由我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来观察此案。对于那些相信辛普森确实犯了谋杀罪的人，我的目标并非在改变他们的想法，而是要帮助他们了解，为什么我们刑事审判制度会得出与他们所相信事实大不相同的结果。然后，一些坚信辛普森杀了布朗和高曼的人，也能够认为，将犯下恐怖罪行的辛普森开释的陪审团，的确做了正确而公正的判决。

第一章

传言满天飞

当晨间新闻报道，几个小时前在布兰特坞（Brentwood）发现一具血淋淋的女性尸体时，死者是妮科尔·布朗，也就是足球明星兼好莱坞演员辛普森的前妻，那时我对我太太说：“这可能是辛普森做的。在以往类似的案例里，前夫通常是凶手。”我所说“类似的案例”，是指被杀害的妇女，其前夫过去曾经因为殴妻而被逮捕，并就打老婆的罪名提出不争执之答辩——就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双尸命案发生在洛杉矶邻近地区，封闭性的布兰特坞社区，邦迪街南侧八百号的庭院走道台阶上，据现场情况研判，应该属于情杀与仇杀。死者身上多处“锐器造成的伤口”，刺伤，是主要死因。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三日发现尸体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只是个局外的旁观者，是个接受媒体邀访的法律专家。我也和其他人一样，被一步一步进展的故事给吸引住了。最初，很少人愿意相信举世喜爱的足球运动员、电影明星、赫兹租车公司（Hertz）产品代言人的辛普森，会犯下如此凶残的罪行。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四日在拉里·金（Larry King）的节目中，洛杉矶电台脱口秀主持人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概述洛杉矶居民的想法，不论黑人或白人，他说：“回应的听众完全是同情辛普森的，并祈祷他是无辜的。”

不过此时的洛杉矶警察局及洛杉矶的地方检察官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知道”辛普森是有罪的。他们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警方已经掌握一般民众还未得知的线索，而洛杉矶检察官也十分担忧辛普森深受欢迎的公众形象。在辛普森被捕后的第一天，也就是六月十八日，检察官吉尔·卡西迪（Gil Garcetti）告诉群集的媒体记者：

毋庸置疑的，辛普森是个不简单的人物，是个英雄，是人们难以忘怀的。我意思是他的确是个男子汉。一个蛮帅的家伙，风度气质也不错，又有才华。他也成功了。他也克服了最艰难的时刻，获得了成功，而且事业愈做愈大。他也做了不少善事。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掌握了一些事实，将会改变这一切。

从“好人”变成“坏人”

为了扭转辛普森在民众心中奠定的良好印象，警方及检察官进行一连串精心策划的反宣传来粉碎他良好的群众印象。就在辛普森被捕后几天，检警持续地透露给媒体一些不具名的“警方消息”、“侦察人员透露”、与“据熟悉内情人士指出”的内幕消息。六月十九日洛杉矶时报报道，一位不具名的“警方人士”告诉报社：有一条血迹横过辛普森的碎石车道；布朗住处犯罪现场的血迹，经检验与辛普森的血型相符；辛普森家浴室水槽里所发现的血迹，亦与布朗的血型吻合；而在辛普森住宅外查获一只沾染血迹的手套，与布朗住宅命案现场的手套可以凑成一对。

两天后，洛杉矶时报如此报道：虽然“检察官不愿对目前的调查结果表示意见”，但“某熟悉案情的人士”坚称，从命案现场、辛普森家宅的车道上，以及从辛普森的衣物、鞋子、家中其他物品上所采到的血迹样本，经过初步的DNA检测……都让人将辛普森和杀人凶手连结起来。报道还指出，遗留在辛普森的野马跑车（Bronco）上的血迹也将进行检验。某不知名的“侦查人员”“怀疑”，辛普森无法跟他的前妻复合“或许就是行凶的动机”。一个载辛普森到机场的加长型轿车司机告诉侦查人员，在晚间十点四十五分，他到了辛普森的住处要载他，但他不在家，“一直到刚过十一点的时候，辛普森才满身大汗，神情慌乱地坐进车子。”

六月二十二日，一卷九一一急救电话的录音带和一九八九年警方针对一九八五年布朗被殴打事件所作的报告，也提供给媒体。洛杉矶时报的头版标题写着：“九一一录音带显示辛普森火暴的夫妻关系。”文章开头写着：“从洛杉矶警方在星期三提供的几卷录音带里，听到辛普森前妻哭喊求救的声音，同时有个男的，听得出是辛普森，在破门之后，愤怒而粗鄙地吼叫。”（洛杉矶时报评论说：“媒体虽然一再地想拿到这些录音带，但是警方公开这些东西的时间恰好在星期三晚间新闻播报的时候——我们可以察觉出这件事是经过检方预先计划的。”）

其他一些“证据”，则是早先由“熟悉案情人士”所透露，但事后经过证实，这些消息根本就不可靠，但是这些消息很快就堆积如山，成为对辛普森不利的罪证。大致是如下的报道：

警方于辛普森家中找到一个“沾染血迹的滑雪面具”。

警方搜查到一件“尖锐的掘沟工具”，他们相信这是辛普森的“作案凶器”。

在辛普森飞往芝加哥的途中，有人看到他的手一直放在袋子里，很有可能是他欲掩饰犯罪时手上所造成的割伤。

在辛普森飞往芝加哥当晚所携带的高尔夫球袋里，找到“可能相当不利的证据”。

就在凶案发生前，一个慢跑者经过布朗住宅命案现场附近，她看到一辆车子跟辛普森的野马跑车有点像。

有个加油站的服务员或是顾客告诉警方，在六月十三日清晨，他看到一个长得像是辛普森的人，在奥海尔饭店（O'Hare-Plaza）南边的树林区出现，这间饭店就是辛普森在芝加哥时短暂停留的饭店。

芝加哥的警犬，在那个树林区找到太阳眼镜，和一个装有一双袜子的袋子。

“警方相信凶手用一把军用刀子行凶。”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九日星期天，卡西迪出现于《本周与大卫有约》（This Week with David Brinkley）的节目中，他向美国大众保证他们已经找到真正的凶手：

我不会感到震惊，如果我们看到辛普森——这事也许很快就会发生，或许就在之后的几个月内——他说：“没错，人是我杀的，但我不必负责。”在曼宁德兹（Menendez）的案子里，我们已经有了一次经验。我相信辩方律师在本案可能提出类似的辩护，只要律师看过那些证据的话。

就在第一次审讯之后，六月二日在法院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中，一位自信的洛杉矶辖区地方助理检察官玛西娅·克拉克（Marcia Clark），被委派承办此案。她宣称辛普森被指控的是谋杀罪，因为本件命案是出于“故意及预谋”。克拉克继续斩钉截铁地声称：“辛普森是单独被起诉的，因为他就是唯一的凶手。”在同一场记者会里，卡西迪则评论“我们看到一个美国英雄的堕落”。

另一方面，被告的辩护律师也并未沉默。辛普森的第一位辩护律师，霍华德·魏兹曼（Howard Weitzman），案发后几天，他一直想办法替辛普森辩护。他告诉媒体，警方已经告诉他，根本没有在辛普森家中找到任何沾血的手套，官方也未通知有任何检验结果证实辛普森的血型跟布朗住宅命案现场采得血样的血型是一致的。有个记者问到警方可能将会逮捕辛普森，魏兹曼回答说：“我希望那不是真的，但就如我们所知道的，警方常常会逮捕那些无辜的人。”

六月十四日，我被排定参加拉里·金的现场节目，去评论这场正在上演的法律大戏。在预想我该怎么谈的时候，我拨电话给魏兹曼，我跟他曾经在约翰·德罗宁（John DeLorean）一案共事过中[1]，希望他能简单地跟我描述一下整个事件，让我尽快地，也尽可能地掌握相关的案情。我知道有很多的传言，从在辛普森的家中寻获血手套、沾有血迹的滑雪面具，到宣称已经有辛普森的“自白”。魏兹曼向我保证他的当事人是完全无辜的，有关自白的报道根本是一派胡言。他也告诉我，没有什么滑雪面具，也没有在“辛普森的住宅里”寻获任何手套。当时我对整个案情还不太了解，所以没有继续追问，是否有任何种类的帽子或是否有一只手套在辛普森住家外面找到呢？

几天后，有关本案的传言又大量出现；媒体报道洛杉矶警方决定对辛普森提出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控诉。警方的算盘是要让辛普森在六月十七日星期五，早上十一时向警方投案，因为当天下午要进行初步审讯。

可是，当排定的时间一到，辛普森却不见踪影，卡西迪声称他是“躲避司法的逃犯”。接着他又发表一项戏剧性的声明，辛普森与他的朋友阿尔·柯林（Al Cowling）正在一辆白色的野马跑车里，沿着洛城公路行驶，据传辛普森拿着手枪指着他自己的脑袋。随即数十辆警车出动，展开一场追逐。此情此景，在全球数千万观众透过电视实况转播下目睹一切，最后辛普森回到自宅，拨了通电话给母亲之后，辛普森出来投降，并且被警方带回扣押。

驾着野马跑车逃逸的事件似乎更加证明辛普森的罪名，那时我确定这个已经杀死自己前妻的男人，最后可能会自杀。这个交织着爱恨情仇、谋杀、自裁的故事，好似上演着一出莎士比亚式的悲剧，一个现代版的奥赛罗，似乎只能照着既定的残酷剧本发展。然而，当辛普森投降就逮，他就非常有可能被认定犯了谋杀罪，而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地方检察官当时还没有决定是否求处死刑。）

如此看来，依常理判断，辛普森可能真的做了那件事，但是他仍然有可能脱罪，因为他有钱又有名。种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少被提出来，并不常拿来作联想。确实有些评论家认为，出身洛杉矶中南区的黑人陪审员，很难认同这样一个住在布伦特坞、有钱、有名、又娶了白人老婆，生活在白人的世界，而且有资力请得起第一流律师的黑人。在六月二十日的查理·罗斯秀（Charlie Rose show）节目中，焦点仍然锁定在辛普森的声望与财富，而我被问到，那些神通广大的律师可能怎样影响判决结果。我回答：“在本案中，辩护的品质只占百分之十的重要性。就像外科医生的技术。你是否患有癌症远比外科医生动手术的技巧更重要，〔而〕你有没有做那档子事……远比你的律师是谁更重要。一直有个迷思，好像只要有钱又厉害的律师，就能够让有罪变无罪。事实上这种情况很少见。”

决定加入辩护律师团

结束查理·罗斯秀的录影之后，我跟我的大儿子爱伦随即搭机飞往以色列，参加一场由伊瑟·魏兹曼（Ezer Weitzman）总统所召开的会议。就在我到大卫王饭店柜台报到的时候，罗伯·夏皮罗（Robert Shapiro）——当时他取代魏兹曼成为辛普森的辩护律师——打电话来，要我跟贝利（F. Lee Bailey）和吉拉·乌尔曼（Dean Gerald Uelman）一起参加辩护律师团。我曾经和夏皮罗在白兰度（Christian Brando）上诉案共事过[2]，我告诉他我得再考虑一下，因为之前我已经针对辛普森以及这个案子作了一些评论。他不晓得我评论了什么，要我简单说给他听。我说，虽然我强调无罪推定原则，但我也假设辛普森可能真的干了那件谋杀案，也谈了一些有关用心理疾病或义愤作为辩护的情况。

夏皮罗回应说：“那是因为你听了卡西迪的言论所致，这是他一直以来的论调。但是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辛普森发誓他没有杀人，这也是我们未来辩护的方向——清白无辜。”

我告诉夏皮罗，在最近几个重大案件相继提出“借口式”的辩护后，这倒是让人振奋的改变。不过由于我之前公开评论像辛普森这类案件可能的辩护策略，我怀疑会不会让我没办法给这个辩护团多少帮助。

“我们真的需要你，亚伦。”夏皮罗说：“他们正打算组成一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检察官团。卡西迪的前途就看能不能赢得辛普森一案了。我们需要仰赖你撰写诉状及宪法上的专业能力。”我告诉夏皮罗我还要考虑一下，明天再回电给他。

那天整晚，我和我的儿子再三考虑、前思后想，是否真应该加入辛普森的辩护律师团。每个礼拜有数百件案件要我帮忙，但是因为我是个全职的教授，授课量非常重，所以几乎全部回绝他们。我接案子有几项原则，包括，我能不能将案件用在教学上，我能否让学生有效参与其中（酬劳都是我自掏腰包的），还必须考虑案子是否能配合我的授课时间表（因为我从不取消课程），另外我的学术能力能否给这个辩护案件特殊的助益。不过单凭这些筛选标准，案子还是太多，超出我能够处理的范围，所以我再用几个因素来限制接案数量：这个案子能否带动社会探讨一些重要的、普遍性的争议问题？案情有无特别的地方能激发我的冲劲？辛普森案完全符合上面这几项标准，让我无法拒绝。我知道，借由辛普森案，能够让这一代的美国人了解什么是法律。作为一个法学教授，我不放弃这样一个重要的教育良机。

不过，我接办案件的考量因素不包括以下几点：我认为被告是有罪还是无辜的——通常我不清楚，至少在决定接办与否当时；他受公众欢迎或厌恶、或者具有争议性的特质；他是有钱人或是穷人；他胜算或败诉的机会如何。因为我具有终身职的教授资格，我相信我有特别的使命要接下那些可能需要我去挑战强权的案件——例如，政府、警方、检方、媒体、整个法界甚至学界。终生教职也赋予我挑战多数见解，为少数见解辩护的责任。而且就在我考虑怎么作决定的时候，我发现社会大众原本对辛普森的支持已经渐渐转移了，愤恨的情绪日益高涨。我不晓得他到底是有罪，还是清白的，或者介于两者之间。我也不晓得他的案子到底有多少胜算。我只知道这场官司将是全面的战争，一边是极富政治野心的检察官，不计任何代价想要打胜仗，另一边的辩护律师也有本钱可以好好大拼一场。我也知道洛杉矶警局——它的声名我早已知之甚稔——是本案的侦查总部，也就是他们将许多讯息泄漏给媒体的。这个案子确实让我非常亢奋，而我也决定接受夏皮罗的请求加入辩护律师团。

接连几天，往来于以色列与美国的电话与传真不曾间断过。耶路撒冷与洛杉矶的时差有十个小时之多，睡眠时间是少之又少。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研究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律救济途径，可以对付地方检察官与警方未审先判的媒体攻势。我的弟弟内森（Nathan）在纽约市执业，我请他帮忙拟一份法律意见，打算“声请解散正在听取证据的大陪审团，因为检警双方刻意不当地泄漏讯息，使大陪审团的成员暴露在偏见与错误的讯息中。”起初，我们的提案受到相当的怀疑，因为在类似辛普森案的其他案件中，这样的声请从未被准许。但是我们劝服了其他律师试试看，最后向法院提出了声请。

解散大陪审团

我和辩护团其他的律师实际上都很清楚，每一个刑事案件在刚开始的时候是相当重要的。媒体对案情的报道方式，会影响公众的观感。而且现在法院的审判过程都经过电视转播——或者即使没有电视转播，电视与其他媒体也会大幅报道——公众会盯着看法庭里头所进行的每一件事情。他们相信官司的成败在于律师的辩论、证人的证词、法官的指令，因为这是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整个案件进行中，这些可以看得相当清楚的部分确实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在许多案件中更重要的，是那些摄影机所看不到，或者平面媒体记者也挖不出来的。误以为法庭内律师的表现决定案子的输赢，这种迷思之所以一直存在，是因为那些媒体不断强化此一迷思，因为他们也希望强调自己所报道的事情的重要性。

但我相信辛普森案的结果如何，主要会在法庭之外决定，就在谋杀案发生后几个礼拜内。但这并不表示这场辩护不会输在审判期间内。没有律师团做好法庭工作，可能就会在接近胜利的关键时刻输掉整个官司。但如果没有夏皮罗在审判前的努力策划，再强的律师团也没办法打赢辛普森案。

夏皮罗一开始的众多决定里，首先便是聘请世界一流的法庭证据专家——亨利·李（即李昌钰）（Henry Lee）博士与迈克尔·巴登（Michael Baden）博士，他们马上飞往洛杉矶，并且开始详细勘查并拍摄犯罪现场，搜集相关物证、验尸报告，罪证检验室以及其他任何他们能找出来的东西。这些证据能够让辩方仔细掌握检警人员在侦查初期究竟做些什么事——这个策略在审判进行时被证实是相当关键的。

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团决定试图解散已经在进行听审本案的大陪审团，这是审判前另外一项相当重要的策略。我们知道如果这项声请能够通过的话，检察官就必须在预审的时候，向法官提出相关的证据。由大陪审团听审和采行法官预审是大大不同的。就可能的直接结果来看，或许这两种方式并没什么差别：无论由大陪审团进行听审或由法官进行预审，我们预期检方借以起诉辛普森的“合理根据”（probable cause）都能成立。前纽约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索尔·瓦屈特（Sol Wachtler）曾经说过：一位厉害的检察官可以让大陪审团“起诉一份火腿三明治！”合理根据的标准——无论由大陪审团或法官来审查——其审查密度都是相当低的，我们预期检察官应该能够提出合格的合理根据。所以这点并没有什么重要性。重要的是大陪审团的审查程序跟法官预审的程序是大不相同的。

大陪审团的听审是秘密进行的。辩方没有办法跟检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检方可以采用传闻证据与二手讯息来架构一个粗糙的案件事实。相反的，法官预审是公开进行的——在本案，应该会现场录影转播。辩方可以要求和检方的每一个证人进行交叉询问。而且因为是公开进行的，所以检方通常会尽可能提出最有力的事证。

这对我们造成了一种两难的情况。一方面，我们根据法庭证据专家所提供的讯息，知道检方还没有准备好提供组织完整的案件事实。血液检测并未完成，其他相关的证据评估也尚未完成。几个重要证人甚至也还没有进行访谈。预审可以进行交叉询问，借此我们可以在检方证人跟检察官组织好之前，锁定证人的特定证词。就这点来说，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只要我们拒绝抛弃预审的法定时限利益，就能够强迫检方证人在还没跟检方套好招以避免证词出现矛盾或错误之前，就出庭作证。这对辩方来说可能有远程的好处，亦即审判程序中的好处，而审判程序可能要拖到好几个月之后才会开始。

但近期来说可能会有些麻烦：预审可能会有电视现场直播，这可能变成检察官的秀场。辩方在预审时并不能提证据，因为预审的目的是要审查检察官所提的证据是否有足够的强度，而足以继续进行接下来的审判程序。我们担心电视直播预审程序可能对辩方来说是个公共关系上的大灾难。整个世界可能看到整队的检方证人，却没有辩方证人能够加以反制。

为什么律师们应该重视公共关系呢？他们的工作是说服法官和陪审团，不是说服公众或学者专家。但是陪审团的成员也是来自于普罗大众，他们会从电视上观看预审过程。而法官也是人，或多或少也会受到大众意见的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担忧，因为我们可能得放弃短期的公共关系利益，才能获得长期的法律程序利益。但最后我们决定勇敢地咬紧牙，声请解散大陪审团，进行预审。

在声请的时候，我们也附上了许多媒体的案情报道以及检方有关辛普森“罪嫌”的声明，并且要求法院“解散大陪审团，不得使之继续进行进一步的程序。”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出乎大家意料，地区法院主审法官塞西尔·米尔斯（Cecil Mills）裁定准许我们的声请，命令大陪审团自行解散，亦即自动从本案消失，因为“本案情况特殊，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部分陪审员已知悉一些非由检察官正式提出的、具有潜在偏见性的事项。”这是院方的委婉用词，指摘控方借由放风声或举行记者会，让大陪审团在审判之前就形成对被告不利的心证。这对辩方来说是初步的胜利，同时让检方或者选择声请由不同成员所组成的大陪审团来进行审判程序——因为这些成员也已经暴露在有偏见性的媒体报道中——或者接受法官的预审程序，地检署后来选择了后者。相较于其他的诉讼行为，检方的这项选择对于辩方的策略、审判程序以及本案最后的结果，或许有更加关键性的影响。

检方公布的案件事实

我们的第一场胜仗让检方得以将他们主张的案件事实公诸于世。事实上，在辩方还没有传讯任何证人之前，检方已经两次公布他们的案件事实。检方主张的案件事实主要是基于以下几项证据，以下依其重要性循序条列出来：

1. 在辛普森位于罗金汉（Rockingham）的私人住宅里，寻获了一只血手套，这个手套据称符合辛普森手掌的大小，是他曾用过的样式，而在布朗邦迪街住宅的犯罪现场也找到另一只手套，与之成对。这只手套上，有跟高曼衬衫一样的纤维、布朗和高曼的头发、野马跑车上的灰尘及一个黑人四肢上的毛发。手套上的血迹据传也与高曼、布朗和辛普森的相符。

2. 在辛普森卧房地板上发现有血渍的袜子，检方声称这个血迹的DNA测试反映与辛普森和布朗的吻合。

3. 在邦迪街犯罪现场房屋后门所发现的血迹。血迹在门上，四周则相当干净，检方声称这个血迹保存得比较完整，也发现其DNA血迹测试与辛普森的相合。

4. 在辛普森野马跑车上多处发现血迹：驾驶座旁边的车门、车内地板及中间置物箱。在门边的血迹是辛普森的；在置物箱的血鉴定是辛普森、布朗和高曼的，而在车内地板上的血迹则是布朗的。

5. 在犯罪现场被害者身旁的血滴，警方声称经由DNA的血液检测反应，证实是辛普森的。采集的其中一滴血，也经过传统血清检验证明，与辛普森的血液相同。

6. 在犯罪现场所发现的毛发与衣服纤维。辛普森的毛发是在犯罪现场一个毛织帽里找到的，另外毛发也在高曼的衣服上发现。其他在帽子里测出的纤维与野马跑车内地毯的纤维是一样的。高曼衣服上的蓝黑色纤维，也据称与犯罪现场那只血手套上的纤维和辛普森卧房内搜到的袜子纤维相符。

7. 在犯罪现场中的血鞋印是十二号（辛普森的尺寸），是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Bloomingdales）里一家布鲁诺·马利（Bruno Magli）鞋店所卖的一双一百六十美元的休闲鞋，这是辛普森有时候会去光顾的一家鞋店。

8. 在辛普森罗金汉住处不同地点发现的少量血迹，都证实是辛普森的：车道上、大厅里。测试反映当中也透露，在辛普森卧房的浴室水槽跟莲蓬头有血迹。

9. 就婚姻暴力史来看，包括一次身体攻击，还有为数众多的事件据称是与动机相符的态度。

10. 从时间方面看来，根据检方的预测，他们认为辛普森有充裕时间可以在布朗的邦迪街住处犯案，然后返回罗金汉家中与轿车司机会面。

检警所犯的证据错误

这是相当有力的论证。假设所有证据都被陪审团认定为真实，辛普森可能会被判决有罪。但是当我们听过法庭证据专家的意见——这个时候又加入了巴里·薛克（Barry Scheck）律师，与彼得·诺菲德（Peter Neufeld）律师——检方所谓的如山铁证，并非毫无错误与瑕疵。最后我们也发现到在侦查开始的几个小时内，警方与检察官犯了以下错误：

1. 警方拿布朗家中的毯子覆盖尸体，从而破坏了犯罪现场，使得控方后来宣称找到的毛发与纤维证据，其效力相当可疑。

2. 在从尸体上的衣物采集毛发和纤维样本之前，受害者的尸体就在犯罪现场被移动了。

3. 警方没有及时通知验尸官，但这却是洛杉矶警局规定的程序。

4. 警方不仅在没有申请搜索票获准前就私自进入辛普森的私人住宅里，还编了一个让人怀疑的故事。

5. 警方对于搜索票的事情不实陈述，法官最后认定刑警菲利普·范耐特（Philip Vannatter）对于事实“轻忽、毫不在意”。

6. 法医办公室由艾温·高登（Irwin L. Golden）医生进行解剖，但检方最后决定不传他作证。

7. 洛城警署派个实习警察安德莉亚·马佐拉（Andrea Mazzola）到犯罪现场跟丹尼斯·冯（Dennis Fung）一起采血样。马佐拉之前未曾担任过在犯罪现场采集血液证据的初阶勤务。

8. 范耐特将辛普森的血迹样本，放在一个没有封闭的玻璃瓶中长达三小时，还在登记检验前，去喝了一杯咖啡。审判证据法使辩方得以争执检方无法解释有一·五CC的血液去向不明。

9. 刑事鉴识人员在第一次调查时，没有在后门或袜子上找到血迹，只有在范耐特采得辛普森的血液样本并带来带去的几星期后，才又验出血迹。

10. 鉴识人员并没有在采集血液样本时计算数量；放入试管内待干时也没有清点；之后把血液取出试管的过程时也没有统计其数量。一直到六月十六日前，样本数量完全没有经过登记。

辩方律师团开始发展出一个计划，直接攻击最不利的证据——血手套、血袜、在罗金汉宅邸后门的血渍、野马跑车上的血渍以及这些证据搜集、处理的方式——但在检方还没有锁定这些证据之前，我们不希望泄露这个作战计划。

预审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大多数看到这些证据的人都会认定辛普森确实有罪，而以为检方确实掌握对他不利的“如山铁证”。检察官主张的案件事实，真的像一片山区——其中有些高峰，有些较小的山丘，此外则有许多深谷——但这些事实只有在审判开始后，辩方才有机会加以澄清。但当这些事确实浮现之后，就更加肯定我原先的看法，亦即早在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三号布兰特坞发现那两具尸体后的几周之内，就大势底定了。

辛普森案，就像其他许多案子，不管电视摄影机的荧幕怎么拍，输赢是在法庭外决定的，甚至早在审判还没开始前就决定了。我们的法庭证据专家及早进行搜证，从而让警方的侦查结果受到严重的质疑，同时借由法律上的策略，让检方在公开预审时就被自己的错误锁住了，我们赢在这些早期的成果上。

1. 迪罗林，一个知名的汽车设计师，被控违反毒品管制，被认定是受了警方陷害所以无罪开释。↩

2. 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的儿子杀了他姐姐的男朋友——死者据称侵犯他的姐姐——最后达成了认罪协商。↩

第二章

发现真实

“寻求真相”是辛普森案双方一再强调的词语。重新检阅审判纪录，我们会发现这个词被用了超过七十次。检察官们声称他们是在寻求真相，而辩方律师则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止。让陪审团听取所有有害于辛普森的证据是符合检方利益的——比如，辛普森与前妻争吵的细节——检方主张寻求真相必须包含此类的证据，尽管这跟本案的关联性相当薄弱。然而在另外一个场合，有项证据证实检方的关键证人，洛杉矶警局刑警马克·富尔曼（Mark Fuhrman）在法庭上没有据实陈述，检方却主张为了发现真相，这项证据必须加以排除。辩方也宣称真相已经遭到蒙蔽，并指控检方布下障碍阻止发现真相。然而就整个审判过程来看，专家学者认为检辩双方事实上对真相如何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有打赢官司。这些专家学者既对——也错。

在观察这项争论时，我想起一段故事，有个犹太拉比在听过一个丈夫酸溜溜地抱怨他妻子之后，向那个丈夫说：“我儿啊，你讲的没错。”然后又听过他的妻子同样唠唠叨叨地抱怨她丈夫之后，他也回她说：“我的女儿啊，你讲的没错。”拉比的一个年轻的学生就问：“但是他们不可能两个都对啊？”拉比回答：“我儿啊，你讲的没错。”所以在刑事诉讼中，当检方说他的目的是寻求真相，他并没有错——只是特定种类的真相。辩方也是追求特定种类的真相。而两边也都试着要掩饰对方所追求的真相。在争执有关富尔曼作证时否认曾说过“黑鬼”这样的字眼，是否构成伪证的证据时（译按：富尔曼作证时否认曾说过“黑鬼”的字眼，但辩方尝试提出录音带证明富尔曼曾经说过），克拉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法官大人，我们是在寻求真相，但我们所找的真相是谁犯了这件谋杀案。当然不会是富尔曼。富尔曼怎样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必须专注在找出这个真相，我恳请庭上让我们继续朝向寻找真相，也让陪审团能基于本案中适当可容许而且与寻求真相有关的证据来审判。

事实上，多数的刑事案件被告，都是有罪的。因此终极的真相通常站在检方那一边。但是由于检方的证人时常伪证某些事实，所以辩方经常掌握中介（intermediate）的真相。所以当事人双方都强调他们占有优势的特定部分真相，这点并不让人意外。要了解这些多重的程序，以及“真相”在其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我们必须先知道刑事审判与单向的真相追求有何不同。

科学真相与法律真相的差异

什么是刑事审判？它与历史及科学所问的问题有什么不同？我和哲学教授罗伯特·诺昔克（Robert Nozick）、古生物学教授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一起在哈佛大学教授一门通识课，这些问题就是我在课堂上对学生所提出的部分问题。课程名称为“有关思考之探索”（“Thinking About Thinking”），探讨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律师、神学家们是如何看待真理，怎么追求真理。历史学家与科学家的目的，至少就理论来说是要还原或发现真相。历史学家借由访谈证人、检阅史料、拼凑各种片断的记录来决定最近、或更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其真相究竟如何。古生物学家则借由分析化石遗骸、地质变动的状况，挖掘遗骸以及进行DNA测试，来探查更久远以前的真相。对历史学家与科学家而言，过去的发现都只是个开端，他们所作的研究，通常目的在于根据过去的事实来推断将来会发生什么，同时并建构成具有普遍性的规则——无论是历史规则或科学规则。

虽然历史与科学研究有其伦理道德界限，但这些原则所推论出的特定结果其检证标准仍旧是真或伪，而非道德判断。想象一下这个假设的情况。一位邪恶的科学家（或历史学家），从不当的来源发现或建立某项事实。即使这项事实经由独立的测试并加以确认，诺贝尔奖的评审仍然可能根据道德理由拒绝授奖，但他所发现的真实，却不会因为他获得该真实的手段上有道德瑕疵，而减损其作为真实的本质。科学家谴责“科学诈欺”，是因为它有可能产生假象。但如果欺罔的实验恰好证成真理，而这样的真理又可以借由非欺罔的实验加以复制，那么这项真理最终会得到认同。

换言之，在科学与历史的领域里，寻求真相时，不像法律有“排除法则”。历史与科学的探讨被认为应该对于所将发现的真相保持中立、超然的态度。历史学家不应偏好那些“政治上”、“爱国地”、“性别上”、“宗教上”正确的真相。当然，在实务操作上，部分史学家及科学家非常有技巧地引导他们的研究，避免揭穿特定的部分真相——就像特洛芬·李森科（Trofim Lysenko）为了斯大林主义所做的，或者就像某些为了迎合希特勒思想而建构的种族理论。但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与其说是以史学家或科学家的身份，倒不如说是以政策决定者的身份。

从那些对基础事实无知的公众中随机选出几个普通无特殊专业能力者，组成一个陪审团，这样的陪审团不是被赋予寻求历史或科学真相的责任。要寻求这类真相，必须依赖那些经年累月学习相关领域，同时对相关既定事实与理论相当熟悉的专业人士。

历史与科学研究并不要求研究者必须在种族、性别、宗教、或其他任何事上，代表一般民众——然而陪审团必须如此。可以确定的是，有歧视性的学科却冒着制造错误的风险，因为真理并不是特定族群的专利。但是，种族隔离主义者跟族群融合论者所求得的历史或科学真相，却具有同样的效力。就历史或科学研究而言，我们宁可以不公正的手段求得真理，而非以公正的手段得到错误的假象。

探求历史与科学真相也不需要在对手——以不同技能、资源、与风格——主张不同意见的背景下，才能加以决定。虽然追求同侪认同——终身教职、特殊奖项、著作契约等——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竞争，但是历史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必在对立竞争的情况下才能最有效地得出真相。

最后，所有科学或历史上发现的“真相”，都必须接受新证据的一再验证，并没有任何禁止“二重起诉”（double jeopardy）的限制。没有所谓的尊重“（判决）确定性”的考虑；也没有任何时效限制。总之，历史与科学研究基本上是追求客观真理。或许并非总是毫无限制的真理追寻；或许得出真理的结果，并不能合理化、正当化所有的卑劣手段。但它们的目标是相当明确而清楚的：借由历史与科学验证来获得可被证明的甚至可一再复制的真理。

寻求真相不是刑事审判的唯一目的

刑事审判在几个重要方面与此相当不同。真相的发现虽然是刑事审判一个重要的目的，但绝非唯一目的。若非如此，法官就绝不能指示陪审团必须开释那些他们认为“可能”犯案的被告，这是陪审团在刑案审判中应该做的。有罪的条件必须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但这与客观真理的追求有所不同，因为这明显偏好某种特定的真相。所偏好的真相，是认定嫌犯并未犯案，同时我们要求陪审团必须宁可错放，即使在某些案子中，被告似乎真的有罪。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哈蓝（John Harlan）在一九七〇年温绪（Winship）一案判决时说：“在刑案中我们要求必须达到没有任何合理怀疑的证明，才能定罪。这项要求是基于因为我们的根本价值观认为，误判一个无辜的人比错放有罪的人更糟。”如同一位十九世纪早期学者的阐释：“法律的公理……是宁可九十九个犯人逍遥法外，也不误判一个无辜的人。”通常的情况，会说十比一的比率。

刑案审判里，通常我们得在情况还不明朗时就作出决定。我们永远无法十分肯定萨科（Sacco）与范昔特（Vanzett）是否杀了在鞋子工厂的出纳员和守卫；也没法确定布鲁诺·豪普特曼（Bruno Hauptmann）是否绑架并杀害了林德柏格（Lindbergh）的小孩；也不清楚杰弗里·麦克唐纳（Jeffrey MacDonald）到底有没有用棍棒殴打妻子与小孩致死。这些争议的案子，司法部门每一件都相当确信地加以定罪——其中两个并且执行了死刑。但怀疑仍然存在，甚至十几年后还是存在。

相信辛普森的确杀害布朗与高曼的人，应该会承认他们并非十足肯定地知道“真相”。在谋杀案发生时他们并未亲身在场，犯罪现场的相关证据搜证过程与各种鉴定，他们也没有亲自参与。他们只能凭借那些不相识的人所说的话、所作的工作来推断。辛普森一案的陪审团也并非被要求就到底相不相信“他干了那件事”来投票。陪审团被要求的是，判定检察官所提的证据是否足以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而相信他确实犯下罪行。三号陪审员安妮斯·艾森巴哈（Anise Aschenbach）是一个六十一岁的白人女性，指出她相信辛普森可能是有罪的，“但是法律不允许作成有罪的判决。”如果辛普森一案真的只是纯粹的寻求真相，这位陪审团员就会被指示投票赞成定罪，因为依她的观点看起来，判定辛普森有罪比较像符合事实的真相。但是她被指示要做出一个“错误”的判决，虽然在她看来，他可能犯了那件案子，但是在法律上，他并没有做。

如此反常的结果造成一些改革者主张采用古苏格兰式的判决方式，以“未经证实”（not proven）的判决，取代英美法的“无罪”（not guilty）。即使“无罪”一词并不完全表示“清白”（innocent）的意思，而一些获判无罪的被告却也马上宣称自己真的是“清白”的。所以又有一些评论者主张采纳折中的办法：采用“有罪”、“清白”、“未经证实”几项作为判决方式，这样一来，当陪审团发现被告并没有犯罪时，可以给予“清白”的判决作为补偿，名正言顺地声明他的清白。而不单只是负面的表述，判定因为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可以证实有罪，所以被告无罪。

就某个层次来说，我们能够理解——大多数的人也都赞同——比起其他两种风险相当的决定，证实刑事犯罪的标准必须更高。但是就另一个层次来说，我们也反对那种以为不同的程序会发现不同“真相”的想法。比方说，如果辛普森正在进行中的民事赔偿诉讼，被民事庭的陪审团认定应该就刑事审判中作成无罪开释决定的同一行为，对谋杀案被害人的继承人负民事赔偿责任，社会大众会如何反应。难道这表示，他在民事赔偿中“做了那件事”，但是在刑事追诉中，“他没有做那件事？”（审订者按：这正是后来发展的结果，辛普森在后来的民事审判中败诉。）大部分美国人大概会因此认定“法律全是狗屁”，就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雾都孤儿》（Oliver Twist）里头，本伯先生（Mr. Bumble）所说的。如果发生了这样的结果，便更显示出法律是相当微妙的机制，可能相当细腻地区分，一方面剥夺个人的自由时应该要具备什么证据条件，另一方面剥夺个人财产时，又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审查相关的证据。就像在“温绪案”中哈蓝法官更进一步说明：

比方说，假如刑事审判的证据标准是优势证据标准（审订者按：优势证据标准，是一般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意指如果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证明，即可胜诉），而不是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那么因为事实认定错误而纵放有罪被告的风险就比较低，但因为事实认定错误，而误判一个无辜者有罪的风险就大幅升高。

优势证据标准

在刑事诉讼当中，证据审查的标准在于能否“排除合理的怀疑”；然而在民事诉讼当中，证据标准则只要求“优势证据”。简单说，要判一个刑事被告有罪，相较于认定民事被告必须负担金钱损害的赔偿，应该有更多、更好的证据。多少算多？如何算好？没有精确的量化标准。我们知道所谓的优势证据应该是说：即使是接近势均力敌的案件，较有说服力的一方获胜。在民事诉讼中，真相必须胜出，法律的拇指不偏向正义天秤的任何一方。

然而，我们对刑事诉讼中所谓“排除合理的怀疑”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楚了。我们只晓得在刑事诉讼中，法律是站在被告那边的，但是法庭也不愿意说明他们有多么倾向那一方。我一些法学院的学生，曾针对以下的一个假设案例进行辩论：一个城镇里，发生了一场致命车祸，肇事车辆为一台蓝色的巴士。城镇中有两家巴士公司拥有蓝色车子，A公司拥有百分之九十的蓝色车，B公司则拥有百分之十的蓝色车。这是刑案中对A公司不利的仅有证据。如果以这辆蓝色巴士百分之九十的“可能”属于A公司，因此判定A公司肇事，这样的证据能否“排除合理的怀疑”？如果一个个人或公司，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是无辜的，那么我们是否愿意为此将之定罪？

学生们一般对此疑问的反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统计上清清楚楚有百分之十可能是无辜的，这对刑事诉讼来说仍然过高而不容许加以定罪。接着我就会问学生，如果有个证人为检方作证，说他“确定”肇事的车辆就是A公司的，因为他看到A公司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足以定罪？同样的一群学生，当中大部分都改口说是。因为有证人，而且证人相当确定，而统计数据只是一个或然率而已。我又继续问道，如果此时辩方请出一位众所公认的专家，他证实这类检方证人的证词，在案子里的可信度只有百分之八十五，那他们是否会改变想法呢？这些学生仍然表示可以据此定罪，这表示他们可以根据百分之八十五概率的真相来判罪，但却不愿只凭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来判罪。有关这类问题的各种假设情况，仍然造成许多争论。而这类问题就是法院很少表示意见的难题，因为他们无法找到完全满意的解答。

我们确实了解为什么在民事诉讼中，能够允许较低标准的证明。在民事案件里，判错任何一边的风险是平等的，我们在任何一种可能的错误中并不偏好哪一种。但在刑事诉讼中，我们宁可错判让可能有罪的被告被释放，也不愿一个无辜的被告被监禁或被处死。

不同的证据标准不限于法律案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标准。比方说，有个女士要应征保姆工作，她提出了判决书证明她之前在一件虐待幼儿的案件中，被陪审团一致地认定无罪释放。你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雇用她，因为你不愿意就小孩的保姆冒任何风险。

证据排除法则

刑案的证据除了必须排除合理的怀疑，还有其他许多障碍延缓绝对真相的寻求，这是故意设立在刑事程序中以发挥其他的作用。有些障碍，其理由是因为长期而言有助于寻求真相，虽然可能牺牲具体个案的真相。排除刑求取得的自白为证据，可能造成个案的错误，因为这个自白虽出于刑求，但却是真实的，而且有独立的补强证据可加以证实。试想如果某案子的被告不只被迫招供是自己杀了失踪的受害者，同时也供出他埋尸的地点。借由排除这种欠缺任意性、但却真实的自白——可能因此使这个有罪的谋杀犯逍遥法外——长期来说，可以促进法律发现真相的目标，因为许多刑求取得的自白可能是不实在的。

当然，我们可以采用一条法则，可以同时满足发现真相的短期和长期目标——这套机制在我国尚未采行——也就是欠缺任意性的自白如果有独立的补强证据，就得采用。借由这样的法则，如果只是一句“是我犯的”，那欠缺任意性的自白就不能采认。但如果借由欠缺任意性的自白找出被害者的尸体，其上并有被告的指纹及DNA，那么就可以容许该自白作为证据。或者作为一种补救机制，欠缺任意性的自白本身，即使被证实为真也不能作为证据，但因为这项自白所找出的尸体，或其他物证则被容许作为证据。

但相反的，我们并不采用上面这些做法，而是采用证据排除法则，欠缺任意性的自白，以及它所有的成果都必须加以排除，即使这些成果能够证明自白的真确性。这样一种广泛的排除法则，其设计目的不只是为了发现真相，不论长期或短期。更是基于一些与真相毫不相干的重要价值观，包含隐私权（或者用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的十八世纪用语，称之为“安全”），一种免于遭受政府不当侵犯的自由，并保持身、心的完整性。因为那些引介“排除法则”的人士认为这些价值化真相更重要，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此。这项“排除法则”承认在特定情况下有罪的被告必须被释放，如此才能让检警知道寻求真相此一高贵的目的，并不能正当化不合理的搜索或强迫自白这类卑劣的手段。

如果当事人主义制度的唯一目的，只是在每一个案件中发现“真相”，这就简单多了。嫌犯可能被刑囚、他的家人会遭到威胁、住家被随便搜查、警方惯例进行测谎。的确，如果要达成寻求真相的目的，我们可能随时被抽血检测、验尿，每个公共建筑或工作场合都可能装置监视系统。如果我们以刑囚及威胁有时候会造成不实的指控为由，而反对这些方法——这些方法在集权国家是稀松平常的事——这些反对意见可能很难成立，因为只要要求出于刑囚或威胁的自白必须另有独立的证据能加以证实。我们仍旧无法容忍这样不顾一切地追求真相，我们的宪法也不容许，因为我们相信目的——即使追求真理这样高贵的目的——不能正当化所有可能的手段。因此，我们的司法体系反映出，在不一致的目标之间寻求平衡，这些目标包含真相、隐私、公正、确定性、与平等。

并且，“真相”是远比表象更加复杂的目标。多种不同的真相在我们的当事人主义制度里运作着。就最基本的层面来看，每件个案都有其终极的真相：“他到底有没有做？”然而在各种证据浮现时又出现各种不同的真相，这些真相可能互相矛盾。比方说，律师与当事人间的保密权——应保障其秘密沟通免于公开——借由鼓励当事人对辩护人坦诚以对，就长期来看将更有助于发现真相。但在任何特定案件中，这项特权可能会阻碍最终真相的发现——因为被告很少会对他的律师诚实透露自己犯了案。其他的权利也是一样，这些权利包含不自证己罪的权利，以及强暴被害人保护法限制强暴犯被告不得提出告诉人过去的性经历。

即使在个案中，也有不同形态——或说是不同层次——的真相。被告可能真的有被指控的犯罪行为——终极的真实！——但是警方可能在声请搜索票的时候撒谎。或者警方也可能假造不利嫌犯的证据，就如最近纽约州的州警因为伪造证据而被定罪，有些陪审员相信警方在辛普森一案也伪造证据。

打赢官司与寻求真相

英美法系的刑事审判主要采用当事人主义制度来解决争议。在这种制度下，无论哪一方都会依循法律途径和伦理规范，想尽办法打赢官司，或许长期对抗下来会有助于真实的发现，但是在实际案例中却未必总是让真相浮现出来。这种方式也未必能被大众接受和了解。

辛普森案审判期间的某个晚上，我和太太一齐前往波士顿交响乐厅欣赏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后有一位女士跑到中央走道上，我们本以为这位女士想更走近台前，目睹米多里（Midori）的风采，当时米多里正向观众鞠躬行礼。没想到，她却停在我们这一排，开始对我大吼：“你根本没有资格来欣赏音乐，你根本不关心正义，你只在意怎么打赢官司。”我回答她：“你只对了一半。当我是代表被告的律师，我的确是想要赢——依循一切公正、合法、合乎伦理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国家伸张正义的做法——双方都想办法要赢。这叫做当事人主义。”

我并非尝试说服我的批评者，因为即使我最亲近的朋友，我也很少能够说服他们，让他们接受文斯·伦巴第（Vince Lombardi）的判决格言（dictum）：“打赢官司不是一切，而是唯一的要务。”这段话描述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的角色。

向大众解释这个观念之所以这么困难的原因很多。第一，很少有人会公开承认赢得官司是他们的目的，即使是最具野心的辩护律师也对外宣称他们是在探求真相。这种姿态一部分也是为了赢得胜利，因为律师如果宣称他们关切的是真相的发现，会比那些直说是想打赢官司的律师更容易打赢官司。其次，虽然大家都知道辩护律师想要打赢官司——无论他们公开声称什么——检察官则被认为，至少在理论上，是追求正义的。没错，美国司法部的格言即是：“正义的伸张就是政府的胜利。”这样的说法只是理论而已，实际上，双方都明白地就是想要打赢官司。试问，有人真的会怀疑克拉克不是跟柯兰一样想打赢官司吗？在结辩时，她告诉陪审团，她不再担任辩护律师的工作，而改行当检察官，如此她才能奢侈地每天早上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知道自己对陪审团所说的都是实话，她只有在能证明被告确实有罪时，才会要求判决被告有罪。尽管如此冠冕堂皇，克拉克跟其他检察官在得知富尔曼是个种族主义者、骗子，而且会栽赃证据之后，他们仍然传富尔曼出庭作证。一位助理检察官曾经提醒辛普森一案的检察官们留意富尔曼。这些检察官也看过富尔曼的心理报告，承认他有种族歧视的心态与行为。检察官唯一不晓得的是，富尔曼——和他们自己——会被逮到面谈的录音带，这是富尔曼与一个相当有企图心的编剧家劳拉·麦金尼（Laura Hart Mckinny）间的面谈。有个可靠而良善的人指证富尔曼的种族主义背景，如果没有出现这些录音带，检察官会试图攻击这个证人的证词。就因为这些录音带的关系，才阻止检察官反驳证词的企图。

对于刑警范耐特，克拉克的作为也类似于此。任何理性的检察官应该会对范耐特的证词有所质疑，他说在发现双尸命案之后几小时，当他进入辛普森的住宅时，他和夏皮罗一样不怀疑辛普森涉嫌杀人。这个证词很像一篇专题报道的故事，但是克拉克却任它继续有效而不更正。

实务上，当事人主义制度让双方竭尽所能地想办法打赢官司——只要是合法，且合乎专业伦理规范的。因为大部分的被告都是有罪的，因此被告较有可能比检方更容易扯谎想要掩饰最终的真相。但由于检察官必须负责举证犯罪事实——这些罪证多半出于警方的证词——而辩方很少提出积极的抗辩事由，因此检方比较有可能为了制造出最终的真相，而运用不实的证词。

那些坚信辛普森犯下罪行的人，必定会对他的无罪开释相当愤怒。没有人想看到一个有罪的杀人犯被无罪开释，也没有人愿意看见一个原本清白的人被枉冤入狱。但是我们的法律制度不只是依结果的正确性来判断，它也强调程序的公正性。的确，最高法院曾经表示，因为考量到判决的确定性、联邦制度或者尊重陪审团，我们的法律制度要容忍有时候将可能无辜的人定罪，送进监牢甚至处死。美国的最高法院近来也承认：“我们的司法制度，就像操作这套制度的人一样，难免会犯错，”有时也会错判无辜的被告。最高法院的结论是，部分误判无辜者徒刑甚至死刑的判决，必须被容忍，“因为承认确实无辜的诉求，对于死刑案件所必备的确定性会有破坏效果，以及带来国家重审陈年证据的巨大负担。”

尽管理性的人可能并不认同最高法院的结论，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容忍一些无辜的人被不尽完美的司法制度处死，那么我们就应该更愿意偶尔错放那些人人都以为有罪的被告。这是一个在辛案判决以前，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做成的破釜沉舟的决定——虽然，从判决后的激烈反应来看，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这点。就像我先前所提的，排除法则的基础在于我们愿意释放一些有罪的被告，以保全那些通常与真相无关的价值。如果将公众针对陪审团无罪释放决定的反对意见，与假设法官适用排除法则而导致辛普森无罪开释的结果，这两件事比较起来应该是相当有趣的。

程序正义与寻求真相之间的冲突

如果主审的法官判定原先搜查辛普森住宅是违宪的行为，而所有在其住宅找到的相关证据都不能采用，群众的反应又会如何呢？这样的裁决会打击检方的举证——虽然可能并不严重。如此一来可能直接排除了在辛普森住宅后方所查获的血迹手套、在房间内找到的袜子还有在车道上发现的血迹这些物证。这也可能让原本基于初步搜索所获得的证据而取得许可的搜索票失效，则这些搜索票所得到的大量证据可能也会被排除。的确，倘若搜查辛普森住宅的行为是违宪的话，所有在其住宅四周寻获的东西都必须被排除，不得作为证据。

检察官还能维持另一半的事证——在布朗住处犯罪现场找到的证据仍然有效——因为在布朗住处进行搜索与扣押不需要合理的依据或搜索令。但是因为搜索辛普森住宅是违宪的行为，所以搜索获得的成果都不能作为证据，检察官所掌握对辛普森不利的证据就已经大幅降低了。

倘若主审法官真的禁用一切在辛普森住宅附近所搜索得到的证据，那么必定会有庞大的舆论反弹，抗议法官的滥权行为、反对所谓的排除法则、宪法甚至是整个司法制度。如果这项排除的裁定直接或间接造成被告无罪释放，群众的抗议势必会更加激烈。报纸头条还会耸动地写着：“杀人凶手因为法律技术性事由而被释放！”保守派更会主张废止排除法则。但是今天很多不满陪审团对辛普森案判决的自由派与民权主义者，可能会护卫这项决定，因为这是保障宪法权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然上面这一切都只是假设性的讨论，因为不太可能会有任何法官——由选举产生，而且具有旺盛企图心的法官——会有勇气认定搜索行为违宪，因而危及检方的整个论控。最近，我和一位以前的学生吃午餐，她希望受派担任加州地区法院法官。我问她如果法官提名委员会考她这么一个问题，她会如何回答：“如果你确信警方解释他们为什么到辛普森的住处、爬过后门、然后进入的说辞完全是扯谎，你会不会认定他们的搜索行为是违宪的？”她毫无迟疑地回答：“不可能！绝不会有法官这么做的——你在开玩笑吗？”

我认为她说没有法官会有勇气直接认定警方在辛普森案说谎，这种讲法言过其实，但我相信大部分的法官会像下面两位事实审法官做的决定一样：既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谎言。而法官也说谎，假装相信证人所讲的，虽然他明知道证人根本没有说实话。有这么多法官宁可假装相信那些他们明知道在扯谎的警察，而不愿援引那些不受欢迎的排除法则，认定搜证方式违宪所以欠缺证据效力，这道出了我们司法体系的什么呢？不单只有我认为辛普森案的法官不可能真的相信警方的话，虽然他们口中表示相信。斯科特·图罗（Scott Turow）在判决结果公布的隔天，在某个相当著名的专栏中这么写：

警方对于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辛普森住处内的解释，实在让人难以相信……不需要有四个刑警一起去通知布朗的死讯。这些警官无疑地知道司法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有五成以上被谋杀的美国妇女是遭其亲夫或男友谋害的。如此简单的可能性致使辛普森先生成为嫌犯……另外，富尔曼也曾在几年前辛普森殴妻时被叫到他的住处……

地方检察官让这些警官出庭作证瞎掰一通，而法官竟然也接受这种瞎扯，实在是可耻。但这一切，也只是例行公事……

图罗继续抨击检察官与法官：

大家若只斥责富尔曼与范耐特就有失重点了……是洛杉矶的地检署让他们出庭作证，是法官肯尼迪·鲍威尔（Kenedy Powell）（主持预审的法官）对该证词照单全收，而没有禁止这桩世纪末重大案件中最令人诟病的证据。并且，伊藤法官也拒绝变更他的裁定。……

无论是检察官或法官都没有善尽探求真相之责，找出为什么警方会跑到辛普森住处的理由。他们显然是认为如果揭发这个真相，将会让另外一个他们认为更重要的真相——亦即被告有罪——更难被证实。因此有些人深信刑事诉讼为了发现某种真相，就必须容忍一些只有局部真实，甚至谎言，的证据。当然检方失败是先前就已种下的因，不过我相信检方决定让刑警范耐特与富尔曼出庭作证，是钉死棺材的最后一根钉子，加速他们的失败。检察官粗率地作出代价如此高昂的决定，他们老早习惯警方往往会就其搜索或扣押行为做伪证，以至于连停下来想想这对陪审团可能造成什么影响都没有。

第三章

真正的警察会撒谎

当刑警范耐特在作证的时候表示，辛普森并没有比夏皮罗“更有嫌疑”，许多评论者与专家就认为他在掩饰真相；几乎每个人私下都这么说，有的人甚至公开这么讲。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地方检察官卡西迪甚至也向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表示，这样的证词简直“太可怕了”，他“不敢相信范耐特会说出他真正所做的。”

范耐特是一位有经验的刑警与证人，他为什么认为他可以编出这么荒唐的故事来掩饰真相，而不被揭穿呢？就像图罗所言：“如果一个资深的刑警没想到辛普森可能犯案，并且到他住处去查案的话，他们可能早就被炒鱿鱼了。”然而与范耐特一同前往辛普森住处的其他三位刑警，及派遣他们去的上司，都同声发誓他们只是想“告知”一位亡妇的前夫，并谈谈怎么“安置”两个小孩子，并不是要找辛普森可能涉案的证据。

使得这个猜谜游戏更令人费解的是，如果警察说的是实话，那么他们接下来的搜索就可能是合法的。这是符合宪法要求的例外情况之一，无须事先声请搜索票，其所获得的证据也可以被采用。

公开的秘密

有一次我问一位警察：“为什么在这类搜捕案里，总能厚颜无耻地欺骗大众？”他以一个粗俗的黄色笑话回答我：“为什么狗舔自己的睾丸？”答案是：“因为他们可以。”警方知道哪些谎是可以扯的，根本不会有事。某个警员作证指称，一个吸毒嫌犯不小心“掉”了一个小塑胶信封，里头就有大麻，我们听听前纽约刑事法庭的法官欧文·杨格（Irving Younger）对这个案子的意见：

如果这只是警方第一次作证说嫌犯掉了一包毒品在地上，这个事件就没什么好讲了。诡异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刑事法庭每年都有几百件甚至几千件案子，警方会作一模一样的证词；一言以蔽之，问题在于老是只有“不小心掉出来”这种证词……我们暂且就不论个案，长期来看，所有这一连串的案子，很明显地警方就是在作伪证，至少其中有儿件铁定是假的，搞不好全都是假的。

杨格法官解释了为什么一九六二年最高法院的“麦普诉俄亥俄州案”（Mapp v. Ohio）判决——认定该案证据取得方式违宪，故应排除证据，且无论在州法院或联邦法院都应被排除——会造成警方作伪证的大流行。

在麦普案之前，警察通常会说他没有什么理由就把被告拦下来，加以搜索，然后就发现被告身上有些管制毒品。这是实话。在麦普案之前，这是非法搜索，但是证据还是可以用。因为是不是非法搜索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警方作证的时候会说实话。但是在麦普案判决作成之后，事情就大大不同了。之后刚开始的几个礼拜，纽约的警方还是说实话，老老实实地交代他们搜索的情况，结果证据通通被排除不能用。然后警方就突然有了大发现，如果被告掉了几包毒品在地上，然后警方再逮捕他，那么这种搜索就合法了，搜索是合理的，而且证据也可以采用。你只要在纽约市刑事法庭坐上几个小时，你就会发现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警方都说被告将毒品掉在地上，然后警方就将他逮捕。甚至警方证词的一字一句，从这个案子到下个案子都完全一模一样。

虽然杨格法官很清楚“掉下来”的证词通常是谎话，但是他还是觉得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警方在他所审理个案中的证词，以警察的证词对抗那个持有管制毒品者的证词。他“不情愿地”作成这样的裁决，因为他相信“拒绝正视这种”“掉下来”的问题，将会动摇司法运作的公正性，但是他传达给警方的讯息是响亮清晰的。即使法官有勇气揭穿警界普遍作伪证的现象，也不愿——或者不能——在个案中有何作为。他还是会接受在他面前这个案子里头，“掉下来”的证词是可靠的。然后警方就会窃笑法官怎么这么好骗，继续去编造一样的谎言，并且深信他的伪证会让那个个被他逮到、有罪又惹人嫌的毒贩被定罪。

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警方享有打击毒贩的美誉，他的顶头上司也有漂亮的统计数字，检察官又添一笔胜绩，法官可以高喊一下“司法的公正性”，却不会因为真的释放了一个有罪的罪犯，而危及下次改选法官的机会。律师拿了毒犯的肮脏钱，反正他知道他已经尽力了。社会大众则很兴奋又有一个毒贩被扫出街头。

正因为法院对警方为了掩饰非法搜索和非法扣押而作的伪证这么客气，才会使伪证这么广被接受，并且成了我们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部分。就像杨格法官的解释：

警方觉得自己两面交战——一面得上街挥手罪犯，一面得上法庭打击“自由派”的法则。在这场战争中，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包括用伪证来对抗“自由派”的法则，因为那些法则经常会纵放“本来就应该”被关起来的坏蛋……让警方特别有机会（也特别有诱因）作出不实的证词，也是我们法律制度的特色。虽然最高法院制定规则要限制警方的行为，但是徒法仍不足以自行。

只有法官才能执行这些规则，但很少法官——尤其那些还想连任的法官——会有勇气以逮捕他的警方有违宪行为为由，而开释一个有罪的被告。也很少有法官敢直接看着警察的眼睛，并且说：“我不相信你，你在扯谎。”

但几乎所有听取或审查警方证词的法官私下都同意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亚历克斯·科津斯基（Alex Kozinski）法官的看法，他公开说：“在检察官、辩护律师、法官之间，长久以来这就是个公开的秘密，执法的警员作伪证是相当稀松平常的事。”原因在于：“排除法则……是一项重大的诱因……警方为了避免那些他们认为有罪、或是知道有罪的嫌犯被无罪释放，而选择扯谎。”无数的学术研究、犯罪报告、轶事听闻都确认警方对牵涉到搜索扣押行为的案件经常扯谎。我相信，可以公允地说警方在这类案件中如此惯用伪证，是个“公开的秘密”。

这里有个例子，莫伦委员会（Mollen Commission）——为了调查警方贪污腐化问题而成立的——在一九九四年这么评论纽约市警局：

在某些辖区，警方作伪证是相当稀松平常的事，所以在这些地方，就出现了这样的行话“谎证”（testilying），……为了达到他们认为“正当的”执法目的，警员经常作伪证）——而且为了这些目的，不管是老实的警员或惠顾的警员都会一样顽固地坚称他们的证词都是真的。在他们看来，不管逮捕的行为合不合法，被告事实上就是有罪，而且应该被逮捕。

这项报告又继续描述：

警方会编出一连串的故事。比方说，当警察非法阻拦一辆汽车临检，因为他们相信车内藏有毒品或枪支。警察会在报告中以及在宣誓下作不实陈述，说这辆车闯红灯（或违反了其他交通规则）才会被拦下来临检，然后他们就清楚地看到车子里藏有违禁品。当警方相信某人携带了毒品或枪支，为了掩饰他们的非法搜索行为，警方会坚决地谎称他们看到对方的口袋鼓鼓的，或者看到他们正在一手交钱一手交毒品。为了正当化警员闯入他们认为藏有毒品或钱的公寓的行动，他们假装是收到某个不知名人士的通报。

这类违反交通规则的托辞，正是刑警富尔曼用的计策之一，他向麦金尼夸称，他如果看到一对不同种族的情侣，开车经过路上，他就会用这种策略。

就莫伦委员会的观点来看，更麻烦的是，“种种证据显示……警方的主管人员不仅纵容此种行为，甚至鼓励这种非法的执勤方式。”委员会举出几个为了掩饰非法搜索而编出来的故事情节，这些都是警方的主管教导年轻警员杜撰的故事：

记住这样的剧本，你可以说（A）你看到好像有一场毒品交易正在进行；（B）你看到被告腰带的部位有东西鼓鼓的；或者（C）有个你还没查出是谁的黑人男子通知你，那个地方在进行毒品交易。

问题：所以，换句话说，副队长要告诉你的是：你可以用上面这些不实叙述的选项来说明逮捕情形。

警员：这就对了，随便挑一个用。

这样的实务操作不仅上级警官会用，根据莫伦委员会的报告：

有些已离职的或现任的检察官承认——“不列入记录地”——作伪证与制造假证据在警界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虽然不可原谅，但却被刻意忽略。这种纵容的机制如此微妙，以至于很难追究责任。

静默的蓝墙

但就如莫伦委员会的进一步观察，“作伪证的案件通常很难加以证实”，因为警方是训练有素的证人，当有明确的证据可以反驳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说谎了——但通常很少会有明确的证据。他们还受到“静默的蓝墙”（blue wall of silence）保护着。

“静默的蓝墙”是一个内规，禁止警员作出对另一警员不利的证词，也就是要求警员必须“支持”他们的同事，即使知道他的同事在扯谎。研究洛杉矶警局处理罗德尼·金被殴事件的克里斯多夫委员会（Christopher Commission）发现，这种掩饰事实的行为才是问题的关键。

富尔曼的录音带证实了这种心态确实存在。富尔曼描述洛杉矶警局督察室的态度如下：

这实在是太有趣了，马克！无论督察室的人去到哪里，什么都能干！我们就喜欢处理酒吧闹事，去查查那个好家伙在酒吧里狠K一个黑鬼这种事。

没问题，甚至连伤痕都没有，黛安。只是在身上捶个几拳而已，你能在黑鬼身上找到瘀青吗？相当难吧，哈？

富尔曼也指出老一辈的警员是怎么掩护大家的：

为什么不给他们进行第七十七次测谎？你知道，每个人都这么作……老鸟，你知道的。接着就会有个小家伙问他的同伙“那是什么？”然后你继续掐他，直到他讲实话。你知道吗，这实在很有趣！当然有些警察还是因为这样而调职。但无论如何，反正你在暗处，不会有事的。

最后，富尔曼又描述他如何篡改证据，把一位吸毒者手臂上很久以前的针疤痕，说成是一处刚打针的针孔痕迹：

所以，如果那会被认为是伪造报告，而如果……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看起来像三天前的疤痕，抓起疤痕，用力地扭挤几下，看起来血浆快要跑出来了，就好像是数个小时前才造成的……这不是作假报告，只是把一个坏人送进牢里。这才像个警察。

每份有关警方作伪证的客观调查报告都表示，警方作伪证的情形相当普遍、而且被纵容。而且这个问题在全国绝大部分的地方都相当严重。比方说，在纽约州北部，联邦调查局证实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二年间，“州警惯常伪造指纹证据。”州警作假指纹，这跟辩方指控警方在辛普森案伪造血迹非常相似。据检察官说：“检察官所取得嫌犯指纹的证据，一方面是来自警局登录有案的指纹资料，不然就是来自嫌犯曾经触碰过的相关物品，再来就是声明找到了犯罪现场的指纹。”一位检察官被特别指派去调查“全美十一州警察局共计千件以上的案子”，他说：“他不断被警方腐败的程度给吓到。”但是这个特别检察官也被“静默的蓝墙”挡住了。的确，他现在相信绝大多数的卑劣警察都能够逃过被起诉的命运，因为他的同僚会“尽可能地阻挠调查行动。”

更夸张的是，这位特别检察官发现为数众多的警官，甚至他们的长官，一同参与制造伪证，或是掩护工作。不过大多可以逃过被起诉的命运，甚至有些直接参与制造伪证的人，在案子侦办结束后，“仍然继续留在纽约州警局工作。”

不是只有乡下地方的警察会这么恶搞。几乎每一个大城市——从费城到芝加哥、匹兹堡、底特律、新奥尔良、波士顿——警方制造假证据、作伪证，或警员故意隐瞒事实，及其他类似的情况都时有所闻。《纽约时报》最近一则新闻头条是：“某警员因作伪证而辞职，但他声称是长官命令他这么做的。”这则新闻揭发了警方办案相当卑劣但又是普遍现象的一面。一位纽约市的警员坦承，他已经在六件刑案中至少作了十七次伪证，而因此让贩毒案的被告被判入狱服刑。同一地区的其他三十三位警员也因不同罪名而遭逮捕，其中包括作伪证、非法搜索与扣押。

现在，这名警员声称是一个“高阶警官”强迫他作伪证的。“事实上，”他说，“第一次我作伪证的时候，有个高阶警官当着其他两名高阶警官的面前，特别命令我得这么做，而且好几次核对我的证词，以确认我是否继续坚称那段我们都知道的虚假的故事，以便能够让那个毒贩被关进牢里。”

这类共谋伪证及掩盖事实的做法，不止上达高阶警官而已。我们很难想象，大多数的地方助理检察官起诉这些毒品交易案件时，会不知道警方作伪证。他们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因此暗中助长了这股歪风。

这就是为什么这故事的后半段并不会让人意外的原因了。那位坦承作了十七次伪证的警官将不会被起诉。地方检察官声称有“从宽处理的情况”（审订者按：美国检察官有广泛的起诉裁量权，即使被告确实有罪，也可决定不起诉）。总是会有从宽处理的情况。地检署通常很害怕起诉警察，怕他们会揭发地检署里头到底有哪些检察官明知道他们作伪证。大部分说谎的警员手中都握有一张最后的王牌，他们可以作出不利于那些逮捕他们的检察官的证词，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警员会因作伪证而被起诉了。

这件案子还有另一项从宽处理的原因——因为在某类案件中，警方作伪证的情况实在太普遍，而早就广被接受。一位秘密替莫伦委员会工作的警察表示，他害怕如果没有撒谎的话，其他警员会认为他是在进行某种秘密工作，因为真正的警察会撒谎。富尔曼在录音带中也描述了同样的事情，他发现有位办案伙伴拒绝撒谎时，他骂对方根本不是真正的警察。

富尔曼：他不晓得如何当一个警察。“我不能说谎”，你让我作恶。你知道，你应该做你分内之事，把这些坏蛋送进监牢里。如果你不停止这种惺惺作态。他就只幻想成为圈内人。但他根本不想玩。你知道的？要玩就得付点代价嘛。

麦金尼：那结果呢？

富尔曼：他没有撒谎。

麦金尼：……那他就不说谎了？

富尔曼：啊哈！骨子里根本就不是个警察，大家都说他是好人一个！

麦金尼：他不会因此被停职吗？

富尔曼：他终究会说的。他有一次跟我说：“我得考虑到我的老婆和小孩。”我说，“别跟我说因为你有老婆和小孩，……你要不就当我的伙伴，要不就滚出车子，我们两个同生共死耶！这就是我们一起待在这车子里得做的。你替我撒谎最多就是停职六个月，不会因为我而被炒鱿鱼，也不会因为我被起诉。但是你只要为我停职六个月，以后我也会这么帮你。如果你不肯，那就给我滚出去。”

麦金尼：为什么你跟你的伙伴这么讲？

富尔曼：是啊！应该连讲都不用讲的。

许多人都认为，如果金被殴事件没有被录影机拍下来，警方的证词可能就会跟全世界几百万人看到的大不相同了。的确，很多人都知道，警方会带把“备用”刀或“小型的廉价手枪”以栽赃手无寸铁的嫌犯，以防被指控过度使用暴力。辛普森案件第一份呈庭的文件就有警方的伪证。刑警范耐特在声请搜索状的时候，便发誓辛普森的芝加哥之行并非事先安排，即使他明知道早在谋杀案发生前，这个行程就已经排定了。伊藤法官很宽大地表示，这种说法“至少是草率的”，因为不符合事实。

伪证的帮凶

早在一九七〇年间，我在恶名昭彰的犹太防御联盟（Jewish Defense League）谋杀案中[1]，就见识到警方作伪证的腐败风气，自此我不断地写作、教学、演讲，讨论警方普遍作伪证的问题。一九八二年，我提出我自己的“司法游戏规则”，里头包含了以下几点：

第三条：以违宪手段判一个嫌犯有罪，比遵守宪法而判其有罪来得简单。有些案例，如果不违宪的话，就不可能判处被告有罪了。

第四条：关于是否为了让有罪的嫌犯被定罪而违反宪法规定，几乎所有的警察都说谎。

第五条：所有检察官、法官、辩护律师都知道第四条规则。

第六条：很多检察官为了将有罪的被告定罪，默示鼓励警方就有无违宪之行为撒谎。

第七条：每一个法官都知道第六条规则。

第八条：虽然大多数事实审法官知道警察说谎，也佯装相信他们的证词。

第九条：虽然所有上诉法院的法官都知道第八条规则，但仍有许多假装相信原审法官。

莫伦委员会的报告在一九九四年出版后，我写了一篇专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标题是：“伪证的帮凶”，文章开始如下：

莫伦委员会报告指出，在纽约市，警方作伪证是“相当普遍的”。而当我读到几位检察官该报告的质疑之后，这时我想到一句克劳德·雷恩斯（Claude Rains）在《北非谋影》（Casablanca）中传诵一时的回答，有人对克劳德说，里克（Ricks）的餐厅有人在赌博，他回答：“这真是令人震惊！太震惊了！”

曾经在州法院或联邦法院打过刑事官司的人都知道，警方作伪证的情况之猖獗，可以说根本不令人意外。“谎证”就像某个警察自己讲的——在检察官、被告律师与法官之间，长久以来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我这篇专文最后以一个相当悲观的注释结束：“可能会有几个警察被起诉，从现在开始二十五年后，还是会有另一个高层的调查委员会将对刑事审判体系中警方猖獗作伪证的情况表示：‘这真是令人震惊——太震惊了！’”

一位长期跟费城警察交手的律师也表示赞同我的观点。在《今天》（Today Show）节目的一次访谈当中，大卫·卢多夫斯基（David Rudovsky）这么说：

责任应归咎于警方。但是多年以来，费城的法官、地方检察官完全怠忽职守。不幸的是，有太多法官，虽非全部的法官，以及太多的地方检察官，他们的心态与警察一样，以目的来正当化手段。“如果他们真的捞过界，我们也会视而不见。”

卢多夫斯基的结论是：

问题是，在这种文化之下，警察不会打自己同僚的小报告。如果他们不干这事，那么依我看其他的机关就得做这件事。这是检察官、也是法官该介入的。而且除非他们改变对这种证词的错误态度，五年后我们仍会看到费城再度传出同样的丑闻。十年前我们已经看过，甚至十五年前就已经看过同样的事。每次发生这种事，那些民选的官员就会老调重弹：只是几个坏苹果。我们把它丢掉吧。

泄露了司法秘密

因为大家都知道真相是怎么一回事，也知道警方作伪证的情况相当猖獗，还知道我过去二十五年来就一直在谈这些事，所以当我在辛普森案进行中于《早安美国》节目评论有关警方作伪证的事情，某些人的反应让我十分惊讶。那时，富尔曼才刚刚在审判庭上证称，自己过去十年来从未用过一个带有种族歧视的字眼。

南希·辛德曼（Nancy Synderman）：富尔曼先生昨天稳稳站住了。对此你感到惊讶吗？

德肖维茨：没有，那是他们被训练出来的方式。警察总被训练得很冷静。他们是专业证人。纽约的莫伦委员会，在检阅警方数千小时的证词后，指出警方在法庭上作伪证的风气很猖獗，但律师抓不到他们作伪证，除非能有证人与他们对质。说来讽刺的是……

辛德曼：你是说警察局告诉刑警，说谎无所谓？

德肖维茨：不只警察局这么说，警察学校也是这么教的。他们称之为：“谎证”，他们可以很冷静地编造谎言，而不被察觉其中的破绽，除非你能拿着他们的话跟他们对质。

我接着解释一九八〇年代早期，富尔曼就已经签了一份不适任请求，里头他承认自己是个种族主义者、有暴力倾向、并经常使用带有种族歧视的字眼。不过，伊藤法官裁定贝利不能以这份不适任声明攻击他：

这是富尔曼自己的话，但我们不能拿他的话来跟他对质。所以我们所面临的状况是，他说他不是种族主义者，而〔凯瑟琳〕贝尔（Kathleen Bell）〔一个后来替辩方作证的证人〕说他的确是个种族主义者。陪审团没办法解决这点，因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需的工具已经被拿掉了。

说到警察的教育制度，我改了一段前纽约市警察罗伯特·罗西（Robert Leuci）说过的话，他受命卧底调查一九七〇年代警方与律师的腐化情况，之后以此为联邦政府作证。罗西说：“几乎早在警察学校里，就被教导如何作伪证。”我在另一本著作《最佳辩护》（The Best Defense）当中就引述了这段话，但却没有造成多大的回应。莫伦委员会的发现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回应，而我的评论也是根据莫伦委员会的报告。所以，我没有预期到我的言语会造成这样全国性的风暴。但它确实引起了风暴。

很快地，我就得到一些回应，相当激动、也相当有组织。洛杉矶市长跟警察局长组了大队人马修理我的评论。立法机关也决议声援警方。几个警察组织想要使我因为那些评论而受惩罚。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的理事长上电视节目向社会大众保证，他“在二十七年的警界生涯当中，从来不曾”听过有任何一个洛杉矶的警员扭曲任何事实。他还大剌剌地背书，“富尔曼绝对没有说谎，”而且“范耐特也绝对没有说谎，”只有德肖维茨说谎，这个人大声嚷嚷，他告诉社会大众有关警方经常就搜索及扣押等事作伪证。我的办公室被人盯梢。我也接到了恐吓电话。很多人要求哈佛法学院院长免除我的职位。更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从美国前司法部长到退休法官、警政署长、地方检察官、民选公职人员——他们都知道我所说的警方作伪证一事，是相当普遍的，而且高层对此刻意纵容也都是绝对真实的，但是他们却都摆出一副伪善的姿态。我想到一则老掉牙的笑话，有关一个前苏联异议人士因为说了斯大林是笨蛋而被逮捕，他辩称自己并没有犯诽谤罪和侮辱元首罪。但是法官说：“你被指控的不是这些罪，”这个慌乱的异议人士问说：“那么我犯了什么罪？”“你的罪名是，”法官轻声地回答他：“泄露国家机密。”

我感觉我也是因为泄露了司法秘密而遭到指控，因为我公开揭露了刑事审判圈内人都知道的秘密，但社会大众并不了解，至少白人群众是不了解的。而我得到的惩罚即是，有些懦夫知道我说实话，马上和我划清界线指称我的不是，并假装对我的看法大吃一惊，认为我不应该做出如此“不负责任”的举动，破坏律师这个秘密社群的规矩。

甚至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他没有理由了解警方作伪证的严重程度——也感觉有必要将他及法学院与我的言论划清界限。院长在接获数十封愤怒校友来信之后，以统一信函回复他们，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k）院长声称：“许多教授并不同意德肖维茨公开声明的部分言论，甚至全部。”我的教授同事们都非常熟悉警方作伪证的风气，我想他们不会不同意我所说的。虽然他们有些事后还告诉我，他们绝对没有勇气像我这样坦率地把它说出来，我总以为终身教职即意味着你不需要有胆量，就能够直言不讳地说出那些不受欢迎的真相。

那些对我的言论谴责得最厉害、最吵闹的人当中，有一个就是洛杉矶警察局长威利·威廉斯（Willie Williams）。他应该最清楚地知道，早在他到洛杉矶之前，他就干过费城警局局长，费城警局就曾传出伪证与栽赃的丑闻。在威廉斯攻击我之后的几个星期，他也被指控欺瞒有关自己不当接受拉斯维加斯饭店业者招待免费住宿一事。随后他指称是警局内的人员诬陷他，他并没有犯罪。

根据《新闻周刊》（Newsweek）的报道，一群效忠前局长戴瑞·盖兹（Darryl Gates）的警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策动这次针对威廉斯的调查，包括非法监听某个到拉斯维加斯的旅行团，但现在又加以否认。“这是为了赶走威廉斯的恶搞，”据某个身份未经证实的警方人士所述。换句话说，警员本来就看局长威廉斯不顺眼——在洛杉矶警局这样一个由白人占主导地位、且经常被批评种族歧视的警局，威廉斯是第一个担任局长的非裔美国人——所以就用非法的手段想“除掉”威廉斯，但是现在又设法掩饰他们的阴谋。

即使威廉斯局长在费城的时候，自己的警员就曾经传出栽赃的风波，到了洛杉矶警局又被自己的部属构陷，威廉斯局长仍然打死不承认——至少，在公开场合不承认警方作伪证是相当普遍的问题。

另一方面，纽约市警局局长威廉·布拉登（William F. Bratton）最近也承认“谎证”确实是个“需要探讨处理的问题”。他也把某些责任归咎于检察官：“当某个检察官一心想赢的时候，在审判前的准备程序中，检察官就容易强迫或诱导警方怎么作证。因为这样，某些较会揣摩上意的年轻警员就会知道怎样顺着法律的要求来作伪证。”一场由哈佛刑事司法学会（Criminal Justice Institute of Harvard）召开的研讨会中，布拉登局长——在领道波士顿警察局之后转任纽约市警局——说到，检警双方不能用“忽略它”的方式来处理谎证的问题。并且，布拉登说“他同意大部分德肖维茨的评论。”当场就有几个警察首长公开批判布拉登表示认同我的说法，但其中有不少却私下表示赞同他的论点。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布拉登公开宣布一项新的计划，要训练所有纽约市警局的警员，让他们在法庭上能够提供完全正确的证词。纽约时报将这项决定跟辛普森案联想在一起：

检察官与法律学者表示，认为警方时常非法逮捕，也习于制造假证据或作伪证的普遍观感，导致近几年来许多在纽约市及其他城市发生的案件最后作成无罪开释的结果。这种观感在辛普森案的审判过程再度被强化，因为富尔曼被发现他吹嘘自己篡改证据，并且为了让被告定罪而当庭说谎。

再回来谈论辛普森的审判：虽然对我来说——对大部分的观察者也是如此——相当明显地，审判前有关搜索与扣押行为的听证，充斥着警方的伪证，我很怀疑检方会冒险让说谎的刑警在审判中站上证人席作证。法官比陪审团更清楚警方作伪证的泛滥，但大部分法官可能依赖检察官的判断，而“相信”警方的证词，如果检察官不相信警方的话，他们会自己汰除掉。但另一方面陪审团就较难预测了——特别如果警方已经是公然而直接地说谎了。

以警方伪证为依据的检控

审判开始前，我写了个备忘录给辩护律师团，催促对检方的“高招”做好准备。我预期检方下一个动作即是不传唤富尔曼出庭作证。我猜想克拉克应该够聪明，会料到如果传富尔曼出庭作证，势必会落在辩方的把柄中，富尔曼带给这个案子太多包袱了。确实，我早就猜测富尔曼在抵达犯罪现场后的两个小时后，就被命令放手不要管这件案子，因为有人知道他是个麻烦人物。不过他却又自己慢慢设法回到这个案子，他跟着范耐特、汤姆·兰格（Tom Lange）与罗纳德·菲利普（Ronald Phillips）一起到辛普森家，翻过围墙，然后找到了手套。

检方仍然可以选择不传唤富尔曼出庭作证（就像辩方最后也选择不传罗莎·罗培兹〔Rosa Lopez〕和玛利·葛查斯〔Mary Ann Gerchas〕出庭作证）。但检方若不与富尔曼合作办案也不可能百分之百零风险，如果他没被传唤出庭的话，辩方可能就会反对将手套当作证据，因为“扣押物保管的连续性”（chain of custody）已经被破坏。但是因为富尔曼并非真正把手套从原来据称发现它的地方拿开的人，检察官还是可以单独引用手套作为证据，而不需要传这个危险的家伙作证。辩方也会要求陪审团考量为何这位证人不被传唤出庭作证，不过这种“缺了证人”的争论是鲜少有多大效果的。

每当我作为辩护律师的时候，我总是试着把自己放在检察官的立场，然后想我应该怎么决定个别的争点。在处理富尔曼的时候，我马上就清楚地认为我不会传他出庭，不论就伦理上的理由或技术上的理由。就伦理上而言，一个律师不太可能让一个将会在法庭上说谎的人出庭。有关富尔曼是否说过“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字眼，克拉克应该知道富尔曼说谎。克拉克看过富尔曼的心理报告，其中他显然使用此种字眼，并且有一个地方助理检察官也告诉过她有关富尔曼的种族主义心态，另外她也很清楚有几个相当可靠的证人，绝非别有用心，已准备好要宣誓作证确实听过富尔曼一再地使用这些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字眼。而且，据《新闻周刊》报道，有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检方知道当富尔曼否认使用那些歧视字眼时是在撒谎。

即使不考虑这些伦理因素，律师也不应该传一个会危害到整个案子的证人，而且他的证词也不全是必要的。克拉克最后决定不传唤负责操刀验尸的法医高登博士，因为她相信他的证词太薄弱经不起交叉讯问。高登博士和富尔曼一样，在预审时有出庭作证，但跟富尔曼不同的是，他在交叉讯问时没有出庭。在预审之后，已经有关于富尔曼种族主义倾向的新传闻出现了，我当初相信克拉克应该有能耐可以应付所面临的困境，不让她原本期待的“明星”证人出现在陪审团面前。结果我错了。克拉克犯了大错。她以为她传唤富尔曼出庭还是可以摆脱可能的麻烦，因为当警察扯谎的时候，检察官总会有办法处理掉的。陪审团——特别是白人为主组成的陪审团——倾向于相信能说善道，“纯正美国血统”的警员的证词，即使当他们真的在扯谎。黑人为主的陪审团则较会对他们的证词采取怀疑保留的态度。

这件案子可以看出白人主宰的传媒世界，似乎倒向富尔曼的童子军式证词。《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富尔曼不但禁得起贝利的猛烈攻击，也成为检方到目前为止最佳的证人。”《时代杂志》也报道：“富尔曼在辩方疲劳轰炸式的质问下稳稳站住，也使辩方乱了阵脚。”《华盛顿邮报》告诉它的读者，富尔曼已经使得贝利的交叉讯问看起来像是“绝望而脆弱的虚应故事”。《洛杉矶时报》则评论富尔曼“只受了几个小伤就安然过关了。”相反的，绝大多数的黑人陪审团员就不相信富尔曼的说辞，即使在麦金尼的录音带尚未公布以证实他们的怀疑之前。

如果录音带未被公布出来，就不可能明确知道克拉克是否能够摆脱传唤富尔曼作证所引起的麻烦。我还很清楚地记得作家彼得·曼索（Peter Manso）打电话告诉我，他知道哪里可以取得富尔曼的录音带，他声称自己从未使用种族歧视字眼的说辞，其实是个谎言。我即刻拨电话到柯兰的办公室，赶紧通知他们可以朝这个方向调查，或许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他们同时跟我反映也听到了类似的传闻。最后我们循线追查到麦金尼，知道更多富尔曼的过去。倘若录音带没找着，我们还是可以传唤几个证人到庭证明他们曾经听过富尔曼使用了种族歧视的字眼。不过克拉克也会试着破坏这几位善心人的名誉及其证词的可信度，因为她晓得这些人道出了事实的真相。伊藤法官准许让陪审团听的两段录音，让克拉克不可能质疑现场证人的可信度：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伊藤法官就必须允许让陪审团听更多录音片断，以佐证证人的证词。在克拉克决定传唤富尔曼为证人的当时，她根本不晓得有录音带。

况且，那些说谎的警察和纵容警察说谎的检察官都很少受到惩罚，那些法官佯装相信正说谎的警察也从来不会受到处罚。这就是为什么警察作伪证的风气会持续泛滥，而这也必然是克拉克为什么会决定冒险让富尔曼出庭作证的原因。图罗相信，而其他人也都同意，这项决定是造成检方失败的关键原因。

辛普森的判决唤醒大家注意警方的伪证问题。就如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凯瑟琳·苏利文（Kathleen Sullivan）所警告的，法官如果再不开始严肃看待警方伪证的问题，陪审团将会用他们的方式自己处理这件事。这也是柯兰极力劝说辛普森案陪审团应该做的，而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也深信陪审团的确这么做了。

加州大学洛杉矶法学院教授彼得·阿瑞尼拉（Peter Arenella）则表示了不同意见：

柯兰确实论证了有关陪审团的废弃（法律），自行判决。他主张只要辛普森被定罪，就等于赞同了富尔曼的种族主义，但我认为在一件谋杀案当中，会认为陪审团愿意传递这样的讯息，让审判庭作为责难种族主义的论坛，这种主观期望完全大错特错……我每天看着审判，确实有警员对这个陪审团说谎，陪审团必须解译这些谎言。但不幸地，这个陪审团不知道如何解译某些谎言。范耐特告诉陪审团，“我从来没有把辛普森当作嫌犯。”好吧，当然陪审团了解范耐特确实把辛普森当作嫌犯。但陪审团不知道的是，范耐特必须撒这样的谎，才能摆脱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的困扰，才能摆脱无搜索票侵入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说谎的原因，他们把说谎的重要性看得比实际上所需还重。

综观几位评论家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意见，都同意一个终极的论点：警方在辛普森案确实作了伪证，这些伪证原本可以避免，但就因为这些伪证而严重地侵害了检方的论控。

几近半打的委员会、好几打的研究报告以及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和其他自由派人士不断地抱怨、发牢骚仍然无法促成的事，能否借着辛普森无罪开释的结果而达成呢？这个结果是否最终能够说服执法者——从美国司法部长下至第一线的警员——让他们知道警方的伪证不仅危及民权，而且也对执法不利？

就如纽约市皇后区的地检署检察官理查德·布朗（Richard A. Brown）最近所说的：“重要的是，当警方被人认为是在说谎，这种观感就会被带入陪审团室。你必须记得，如果人们认为警方扭曲事实，他们就会输掉官司。”虽然之前纽约市警局局长布拉登可能针对辛普森案有感而发，承认警界谎证的情况相当普遍时，布朗曾经公开表示反对——但是布朗的这段话，可能就是在评论克拉克让警察公然作伪证，才会输掉这个案子。

大部分警察作伪证的情况是，那些正派的警员真的相信，如果他们不针对如何搜集不利于被告的证据一事撒点小谎，可能就会让有罪的被告逃脱法律的制裁。为了让社会大众和决策者知道警员的伪证——通常为了挽救一个案子——可能有时候会反挫到己方，并且输掉整个案子，让我们看看辛普森案的陪审团怎么回应刑警范耐特与富尔曼的证词是相当重要的。

1. 有关这个案子的细节，可以参考我另外一本著作《最佳辩护》（The Best Defense）。↩

第四章

陪审团的怀疑是否合理？

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尤其是美国白人——都深信辛普森杀害了布朗与高曼。除此之外，他们也相信任何一个理性的陪审团都不会作出与此不同的认定。根据《华盛顿邮报》在判决之后几天内进行的民调，发现有百分之七十的美国白人认为辛普森有罪，百分之六十三的民众认为陪审团的判决是出于偏见，有失公允。就全国民众来说：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认为辛普森有罪，百分之五十六的民众“不赞同”判决结果，还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民众认为陪审团偏袒辛普森。因此，很多美国人将陪审团的无罪裁定视为“种族主义的”、“错误的”、“令人厌恶的”、“非理性的”并且“愚蠢的”。但是在判定辛普森有罪之前，陪审团必须确信他的罪嫌“足以排除任何合理的怀疑”。或许陪审团在思量过后，认为罪嫌并未能符合这个严格的法律标准，而且解决如同侦探小说中谜样的难题并非陪审团的责任，他们的责任仅在于适用伊藤法官所指示的法律标准。问题还是存在：就法律上对此一词汇的定义而言，到底陪审团于本案中的怀疑是否“合理”？

合理的怀疑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怀疑才算“合理”呢？美国最高法院，以一种知识分子的敷衍姿态，宣称“合理的怀疑”一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本质上无法作出更进一步的明确定义。最高法院宣称，“试图解释‘合理的怀疑’此一词语，反而往往无法让陪审员更加明白其意涵何在。”这让我们想起法国政治家泰利伦（Talleyrand）的一句嘲讽语：“如果再继续解释下去，我们就没办法了解彼此了。”美国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的法官乔·纽曼（Jon Newman）抨击此种方法：“我发现这实在相当令人不安，我们竟然使用一种大家都认为愈解释会愈模糊的准则。”这种对于宪法中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概念如此怠于澄清的态度，有点类似最近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法官解释纯色情的方式，他说：我无法定义它，不过“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然而，“合理的怀疑”之问题所在是，陪审团不见得在看到它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什么，因为除了提出几个没什么帮助的陈腔滥调之外，立法机关与法庭显然都不愿意说清楚它是什么。法庭反倒十分愿意告诉陪审团合理的怀疑“不是”什么。以下则是一种标准的指示：

所谓能够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并非指州政府必须完全证实其论控毫无疑点……也不是说〔州政府〕必须证实其论控中的核心本质毫无任何可能怀疑的地方；完全不是这些意思。……并非任何或所有疑虑都能让被告享有特权……如果你们的合理怀疑已被排除而相信了被告的罪嫌，你们所作的宣誓要求你们必须作成被告有罪的判决。同样地，各位陪审员，知果你们的合理怀疑未能被排除，因而不相信检方的论控，你们的誓词也要求你们必须作成被告无罪的判决。

法官更进一步强调，“合理的怀疑并非不确定的怀疑，好像骨子里就有一种莫名的疑虑。它比那种出于猜测或可能性的感受更明确。”

某些定义了什么是合理怀疑的法院，却是以将举证责任完全移转到被告身上的方式来定义。这些法院告诉陪审团，怀疑必须“根据理性”，因而排除了深刻的不确定感觉或是对检察官的论控隐隐约约感到焦虑不安及怀疑。也有一些法院指示陪审团，检方的论控必须被证明具有“能够让你作成最重要的个人决定之确定感”，但是这种指示却未能告诉陪审员，他们应当宁可误放有罪的被告，而非错定了无辜者的罪。这在个人的选择中并没有类似的规则。在很多情况下，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是依照证据的优势程度来作决定。

纽曼法官查阅了许多有关合理怀疑之传统理论的社会科学文献，得出以下这个令人困惑的结论：“这些研究显示，传统的论控规范可能产生不当的判决。至少，从这类研究所道出的结论，我们可以了解，现在所使用的论控规范相当含混不清，而且很容易受陪审团对此各自迥异的诠释所影响。”因此，关于“排除合理的怀疑”，他建议采用一种较简单的定义，亦即“那些能让你确信被告有罪的证据”。

因为法官针对合理的怀疑所作的典型指示，往往非常有利于检察官，所以许多辩护律师引用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要求法官不要对这个名词下任何定义。他们宁可让陪审团凭着通常的理解来掌握这个词语的意义，同时也保留一点空间，可以在辩论终结前加以类推于本案的情况。律师们常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合理的怀疑可能出于无以名状的感知，就如可能出于理性的思考一般：有个猎人看到远远的地方有个像是鹿的东西，他瞄准那个东西，突然心头感到一阵不适。他不知为什么，所以犹豫了一下，仿佛有声音告诉他不可以扣扳机。当他决定扣扳机的时候，远端的东西晃了一下，猎人才看清楚那原来是个小女孩。

在辛普森一案中，伊藤法官则如此定义合理的怀疑：

这不仅只是可能的怀疑，因为任何与人相关的事物都存在某种可能或想象的怀疑。〔合理的怀疑〕是指整个论控，在经过对所有证据全盘的比较与考量之后，陪审团心里仍然觉得没办法一直全然确信检方所论控的事实。

在这种指导下，辛普森一案中陪审团的怀疑究竟“合理”与否？当然我们永远无法确知这个答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每一个陪审员当时的思维过程。但是我们想想下面这个思维模式，那可能就是本案陪审团所采用的——事实上，根据和几位陪审员访谈的结果，发现情况很有可能如下。

陪审员内心可能的怀疑

一开始是一位经验老到、备受尊敬且专办命案的刑警范耐特主导本案的调查工作。范耐特在清晨四点三十分到达布朗住处的命案现场。很快地，他被告知死者在一九八五年曾向警方报案，当时刑警富尔曼被派至死者的前夫辛普森住处了解情况。大约清晨五点十分左右，范耐特、富尔曼、兰格与菲利普等四位刑警，开车前往辛普森的住处。范耐特曾试着打几通电话，却无法唤醒任何人来开门之后，并且在富尔曼发现停放在门外的野马跑车门边有血迹之后，范耐特便准许富尔曼攀过围墙开门。

所以本案最初的法律争点之一，即是警方在没有搜索票的情况下闯入辛普森的住处是否合宪，而刑警范耐特也发誓，当他抵达辛普森位于罗金汉的住处时，他并不相信辛普森是嫌犯。富尔曼、菲利普、兰格也发誓到辛普森的宅邸只是要告知辛普森，他的前妻死亡的消息，并且谈谈怎么安置小孩子。最后，这四位刑警的长官替他们证词的可靠性背书，发誓是他指派这四位警员到辛普森的宅邸，目的只是为了“通知”辛普森。

陪审团不相信这样的证词。大部分的评论者也不相信。很难让人相信一个有经验、专办凶杀案的刑警，竟然会不怀疑这个死者的前夫有可能涉案，而且他还知道她的前夫曾经因为家庭暴力受到调查。

陪审员布兰达·莫兰（Brenda Moran）是个四十五岁的美国黑人，“透露陪审团如何怀疑负责侦办本案的刑警范耐特，”她说当范耐特在证人席上表示警方在案发后数小时内到达辛普森住处的时候，并没有将辛普森当作嫌犯，这根本就是在扯谎。另一位六十一岁的白人陪审员艾森巴哈也认同这个说法，她相信犯耐特“讲了些不实在的话。我不认为他老老实实地作证。”

不仅陪审团相信刑警范耐特欺骗他们，也深信警方根本就是串通好了，打算隐瞒某些事实——或许并不是共谋要伪造证据，但肯定是串通好了要隐瞒那四个警员跑到辛普森家的理由，以及为什么刑警富尔曼会被授权翻过围墙打开大门的理由。毕竟，五个警察都在宣誓下讲出同样的故事——一个陪审团根本就不相信的故事。就像陪审员尤兰达·克劳福德（Yolanda Crawford）所说的：“不是所有的警察都串通好了，但至少其中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当被问到，是否“一堆人”都牵连在里头，她回答：“我不这么认为，”只有富尔曼和少数几个其他的警察。陪审员莱昂内尔·克莱尔（Lionel Cryer）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只有少数几个警察——“或许一两个”——可能事先串通起来。

陪审团开始论述他们的想法——对某些人来说或许从未听过，但对另外一些人就不是那么新鲜了——他们认为那些警察串通好了要欺骗他们，并且互相掩饰，至少就该案的某些部分来说的确如此。

就因为陪审团已对警方心生怀疑，他们认为刑警范耐特除了对于前往辛普森罗金汉宅邸的真正理由有所隐瞒之外，也怀疑为什么范耐特将辛普森的血样带在身上将近三小时，却没有立即送到皮柏科技中心或者帕克中心去贮存并进行分析。如果只有这个怪异的举动，还不足以引起陪审团的怀疑，但是他的伪证与其他因素交错影响下，此行为的特殊性就大大提升了。陪审员莫兰跟媒体表示，陪审团怀疑范耐特带着辛普森的血液样本长达数个小时，“有可能是要伪造证据。”“他竟然带着血样走来走去两个小时。为什么他不到帕克中心或皮柏科技中心登记检验呢？他大可拿去化验。为什么要带着样品四处走动呢？他的一举一动是我最大的疑点……这有可能就是将血液洒在某个地方的时间。”

以下是一位记者对陪审团访谈的内容概要：

换句话说，陪审团不相信有必要指派四位刑警一起到那个地方通知这个坏消息，而他们一旦不相信这个事，陪审员开始怀疑警方可能有什么不轨的企图，特别是因为刑警范耐特竟然带着辛普森的血样在他的住处绕了那么久的时间。

几点因素综合起来，造成陪审团也开始怀疑警方有关辛普森血液样本的其他说词。举例来说，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三日负责抽取辛普森血液样本的护士塔诺·派拉提斯（Thano Peratis）对大陪审团及在预审中表示，他从辛普森的手臂上抽了七·九到八·一CC的血液。他的描述是相当精准的。当预审进行中，法官问他从辛普森身上抽了多少血，派拉提斯回答：“接近八CC……可能介于七·九到八·一之间。我看到针筒上的刻度，大概是八CC左右。”那时候他誓言自己所言皆属实。他不晓得自己的证词对检察官的论控大为不利，因为检方记录辛普森的血液只有六·五CC。之后辩方律师就针对“消失”的一·五CC血液大做文章。派拉提斯也不晓得在他抽取血液的三个礼拜以后，警方会声称他们在两件东西上找到辛普森的血迹，然而在谋杀案发生之后即刻进行的侦查行动当中，却没有发现这些血迹。而且这些血迹的数量恰好符合未登记的一·五CC的血液量，因此可能是之后被泼洒在这些物品上的。这两样东西是谋杀案发生后第二天早上在辛普森卧室里地板上所发现的袜子，以及在邦迪街布朗公寓的后门上所发现的血渍。

这两件东西中以袜子最为可疑。袜子上也发现布朗的血，而辩方宣称这也可能是后来粘上去的。辩方与检方的鉴定人都仔细地鉴识过这双袜子，他们都没有发现任何血迹。警方正式的清点报告里的确曾说，关于袜上的血迹是否存在的问题：“没有任何明显的血迹。”所以很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袜子上的血迹，但也可能袜子上本来就没有血迹。

为了解决这个谜团，检方声明将把袜子送往联邦调查局位在华盛顿的实验室进行检验，检查血液是否含有一种称为EDTA的防腐剂，此种成分并不会存在于刚从身体抽出来的血液中，但如果是保存在试管里的血液就会有这种物质。如果检测不出EDTA的存在，就可以证明血液是直接来自辛普森与布朗的身体，而并非如辩方律师所言，是来自试管。检察官预期：“毫无疑问地如果检验结果证实血样里头没有EDTA的存在，就不会再有人怀疑了。”检方清楚地表示EDTA的检验会有明确的结果，不会有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检方说：“检验结果只有两种可能：要不就是有EDTA，要不就是没有EDTA。无论检验结果如何……我们事先表达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

令检察官震惊的是，联邦调查局竟然检验出袜上的血迹含有EDTA，他们也发现袜上的血迹四周并不含有EDTA，这种结果排除了袜上残留有洗衣店清洁剂的可能性，也解释了袜子上血迹检验出EDTA的原因。根据检方先前的声明，事情应该可以说真相大白了。血迹检验结果证实有EDTA的存在，应该使得检方不得不“接受检验出来的结果”，如同他们之前的声明一般，他们也必须接受血迹确实是来自保存的血液参考样本，而不是直接来自于人体身上的血液。不过检方又改变方针，撤回先前的声明。一个联邦调查局的鉴定专家罗杰·玛茨（Roger Martz）承认他们的确发现了EDTA的存在，但也作证指称所发现EDTA数量跟直接来自人体血液内的含量一致。不过，辩方的检验专家则明确地反驳这种意见，作证指称任何血液中含有此一数量的EDTA的人——由于EDTA是一种抗血凝剂——可能早就“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了。”

一切又回到同样的问题：尽管有了此项检验证明，袜上血迹还是有可能直接来自人体，不过血迹也有可能是来自试管才会测出EDTA。

袜子上的血迹

另一个疑点就是血迹是否自然溅洒而成。我个人对这个证据一直保有高度的兴趣，案发几天后我便在警方的实验室里看见这袜子。巴登博士也看到了。我并非专家，不过他可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法医学鉴定专家，而他也没有注意到袜上有任何血迹。检方的几个鉴识专家也没有。因此，当警方在谋杀案发生数星期后声称在袜子上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时，我就对那双袜子感到非常怀疑。

当我一听到警方在袜子发现血迹之后，我随即从抽屉取出我日常穿的一双袜子，并坚持请我的家人在一旁看我做个实验。我把一只袜子套在我的脚上，另外一只则平放在桌上。然后我拿起红酒洒在两只袜子上面。我继续穿着那只袜子约十分钟左右；然后我将它脱掉，放在桌上跟另外一只摆在一起。两只袜子在滴上红酒的那一面，其形状相当类似。但袜子另一面里侧的形状就有了戏剧性的变化。穿在我脚上的那只，另一面的内侧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红酒斑点，大概在我脱袜前，斑点都已经干得差不多了，脱袜之后两边才开始互相接触。原本放在桌上的那只袜子，在滴酒的另一面则有明显可辨识的镜形残渍，因为酒汁渗透进去，并且直接和另一面相接触。（我为了让我的朋友看看实验的结果，大概浪费了将近一打的袜子，而其他的辩护团团员也差不多损失了这么多袜子。）

我这外行人的实验，也经由世界顶尖的血渍外形研究专家赫伯特·麦克唐奈博士（Herbert MacDonnell）在实验室里头加以复制。虽然麦克唐奈博士的实验报告不被伊藤法官允许于庭上直接报告出来，但允许博士回答下面这个问题。

根据您对袜子的观察，以及根据您过去四十年来在这个领域的经验，您认为这双袜子脚踝处标志13-A的地方其转晕的血渍形状，是否就是辛普森先生并没有穿上这双袜子，而是由某个人将它放在平面上，然后用血滴滴上的血渍形状？

麦克唐奈十分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他也有可能说错了，血液是在辛普森穿着那双袜子的时候溅上去的。不过检方关于血液如何沾上袜子的说辞，则开始受到质疑，因为这可能是出于偶然或另有令人怀疑的原因。

其余的相关证据或欠缺的东西，也让整个案情更加扑朔迷离。袜子上面并未检测出在犯罪现场为数相当多的衣服纤维、毛发、灰尘、浆果汁或其他东西。如果袜子上沾到的是犯罪现场的血液，那么为什么袜子没有沾上任何其他犯罪现场的东西？就如李博士——康奈蒂克州极负盛名的犯罪学专家，同时也是举世闻名的法医学权威——以他独特的方式作证指称：“如果鞋子跟浆果、土壤或纤维有所接触，理论上我们就会看到鞋子上沾染着这些东西。”

更重要的是，洛杉矶警局为了避免被指控从辛普森的家里偷走什么东西，排好所有的扣押物品，然后用录影机录下来，但是白布上面那些警方宣称所发现的东西里并没有袜子。负责录下搜索过程的警员威利·福特（Willie Ford）作证表示，并没有在辛普森的卧房发现任何袜子。同样地，也许这些矛盾的地方还是有合理的解释——也许相关事件的时间顺序搞混了——但至少这些情况还是相当令人怀疑。

陪审员艾森巴哈告诉媒体，她“被辛普森房里所找出的袜子给搞混了——刚开始根本没发现袜子，也没有血迹，但之后同样一双袜子却在三个地方沾上了血迹。”

后门上的血渍

在布朗公寓门上所发生的事情，同样令人有类似的疑惑，虽然并不像袜子引起这么大的质疑。刚开始的搜索并没有在门上发现任何血迹，但三个礼拜后辛普森的血迹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这些血渍上也有EDTA的成分，而且在紧邻的手把上也同样没有EDTA的成分。而这份血渍又有偏高的DNA——高于凶案发生后随即在现场发现的血渍中DNA。这实在是相当可疑——根据专家的论述——因为如果血渍里头早就含有DNA，经过几天天气变化的影响，特别是阳光和湿气的影响，DNA的浓度就会降低。和陪审员柯罗福特及克莱尔一样，陪审员艾森巴哈也特别提到“后门上”的血渍。克莱尔先生表示，该项血渍“确实非常有可能”是被“栽赃”的。

倘若五位搜证刑警能就最初搜索的情况对陪审团更坦白，或许陪审团就会打消所有的怀疑，认定只是巧合罢了。毕竟，真实生活不比小说情节，纯属巧合的情况就是会发生。但是检察官的论控必须根据证据的推论，而不能只用巧合来解释。陪审团因此必须考虑环境证据的推论效力，以及一连串巧合发生的可能性。

最后，有一卷关于抽取辛普森血液的护士访谈录影带，那访谈是在未经宣誓具结的情况下进行的。之前我曾经提过，派拉提斯作证指称自己抽了辛普森八CC的血，然后刑警范耐特将它带在身上，但检方最后能加以记录的却只有六·五CC。派拉提斯作证指称的八CC血，就变成辩方论证的关键所在。在控方反驳辩方的最后时刻，检方说服法官作成一项相当受到质疑的裁定，准许使用未经具结与未经交叉讯问的一卷录影带，这是由检察官汉克·戈德宝（Hank Goldberg）与派拉提斯所进行的“讨论”，其中派拉提斯相当清楚地表明他记得自己抽了辛普森六·五CC的血，而非原先他经过宣誓后所表示的八CC。

陪审团是否相信修改过的说辞实在颇令人怀疑。况且，警方又对搜索与扣押的事实有所欺瞒，这会让陪审团更加怀疑这一连串有关血渍、袜子以及后门上血渍的“巧合”。

如果陪审团怀疑那些之后才发现的袜子上及后门上的血渍，这种怀疑是否必然是“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出于种族偏见的”或者就是不恰当的？我们当然不能确知每个陪审员实际上究竟怎么分析这个重要的争点。陪审团怀疑检方有关袜子上以及后门上的血渍是辛普森在犯罪时留下来的这种说法，但我不也相信检方能证明这种怀疑就必然是非理性的。我相信许多理性的陪审员，不论他是什么种族或什么背景，如果他们不一概排除警方也会伪造证据的可能，特别是当警方确信被告有罪的时候，他们都会对这些血渍的证据有所怀疑。

我们不知道陪审团是否听到有关先前在纽约、费城及其他地方所传出有关警方伪造、变造证据的丑闻。我们也不晓得陪审团是否曾经听过这样的“耳语”，亦即刑警富尔曼自夸如何变造甚至伪造不利的证据，来修理非裔美籍的人士。我们也不晓得陪审员他们自己是否曾经经历、或从别人的经历中得知有关警方的恶行。但陪审员有适当的理由可以相信，至少有五个警察包括一个高阶主管，的确串通好了编出掩饰实情的故事，欺瞒他们有关搜索与扣押的真相。将血液洒在袜子上或后门上的行为甚至不需要动用到这么多警察。当然这并不表示陪审团必须十分肯定警方确实伪造了证物上的血渍，只要这些陪审员无法完全确定警方没有这么做就够了。就如李博士所说的：“这里头有些不对劲。”有一些陪审员指出，李博士的证词是相当具说服力的。

不管怎么样，对这两件证物所抱持的合理怀疑，不见得因此会对辛普森的起诉案产生合理的怀疑。毕竟，如果陪审团不怀疑其他证据有经过篡改，而单独考量这些其他证据，就足以排除合理的怀疑以证明被告的罪嫌，那么理性的陪审团岂非仍应将辛普森定罪？这是上面这个剧本所引出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可能的回答则有几个。

一个陪审团可能会采取的方法是，区分哪些证据他们觉得已遭篡改，而哪些证据他们认为不会有误的，两者分开来考量。换句话说，这办法是由检察官提出来针对刑警范耐特的证词的——要求他们相信富尔曼所说未曾使用“具种族歧视意味”的字词虽然是谎话，但证词的其他部分却是实在的。但是这种分开处理的模式还是有个大问题，因为对于富尔曼的其他说辞加以证实的那些警官们，他们自己有关搜索与扣押的证词，也已经被陪审团怀疑是为了隐瞒真相而编造的故事。另外一个问题是，检察官自己也难以把证据区分清楚。一旦陪审团准备对袜子与门上的血迹提出质询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更加怀疑其他证据的可信度。

沾血的手套

举例来说，仔细想想在辛普森住宅后方发现的手套，不同于袜子与门上的血迹证据，这个关键的物证，据称是富尔曼在发现谋杀案的当天早上找到的。不过，这个物证还是引起某些陪审团员的怀疑。

这双相当不利于辛普森的手套仍然有几个让人怀疑的理由。首先，手套在一个不可能的地点寻获，对此检方一直无法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起初检方辩称手套是辛普森从邻居的庭院攀爬过铁网篱笆时意外掉落的。但是对周边的植栽进行检验后，发现这种推测完全不可能。检方于是又改变了说辞，这次他们声称辛普森是故意将手套扔在后院以防被人发现。事后他们又了解到这个说法相当荒唐：一位杀人犯，既然可以藏好行凶的武器和他沾染血迹的衣裳，又怎么会故意将唯一对他最不利的物证就这样丢在警方必然会看到（也确实已经看到）的地方，所以检方又放弃了这种说法。最后他们又稍微修改了剧本，要陪审团相信这个“愚蠢的被告”是这么做的：亦即辛普森走到自己的房屋后面，想要将所有不利的证据通通埋在自己的后院里——刀子、衣服以及手套——但是他的头敲到冷气机，所以他就丢下了那只手套，忘了这个还没处理掉的证据。[1]

这个说法一样不近情理。这当然不是说，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人们可能有时候真的蛮笨的。但是跟其他令人怀疑的环境证据一起考量之下，这实在令人怀疑手套到底是富尔曼发现的，还是他栽赃出来的。其他的环境证据包括并未在手套弃置地点周边找到血迹，辛普森头上也找不到任何伤口可以说明他确实撞上了冷气机，并且当手套被发现时，上面的血滴仍旧未干。

上述最后一个情形尤其难以解释，因为案发当晚并没有下雨、也没有露水或是湿气。如果手套在晚上十时三十分时沾上血液，然后在十时四十五分的时候丢弃在辛普森的住处，到隔天早上六点十五分富尔曼宣称找到手套的时候，血液应该早就干透了。不过如果发生以下的状况，手套有可能仍保持潮湿：副队长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在凌晨两点三十分告知富尔曼不要再插手这件案子之后，富尔曼自己一个人走到犯罪现场，非常懊恼自己竟然被排除在这件有生以来最大的案子之外。一个人在邦迪街犯罪现场外面晃荡，然后他发现凶手逃跑时所丢下来的手套。他知道这只手套是让他能继续侦办这个案子的关键，他把手套放进自己的口袋（或者放在他的袜子里或是放在公事包中），然后思索如何假借开车载其他警员前往辛普森家的名义，进入辛普森的住处。

一旦到达辛普森的住处，他又独自四下晃来晃去，看到了那台白色野马跑车，他打开车门进去确认是辛普森的车子，然后故意或者不小心地将那只手套上（或者他鞋子上）的血沾到车子里面，随后去向其他警员回报他在辛普森的野马跑车上找到了血渍。[2]之后他翻过围墙，开门让其他人进去。然后跟卡托·凯林（Kato Kaelin）交谈，就是这个人告诉他，他曾经听到冷气机附近有三次声响。富尔曼之后就走到房屋后面——又是一个人过去——然后将手套丢在那边。那只手套上的血仍然是湿的，因为它还没有经过夜间冷空气的风干。

这一次，我这个外行人又做起实验来了，我拿了一双手套，一些红酒和一个装三明治的塑胶袋来进行实验，以验证这个假设的可能性。由实验结果看来，这样的情境假设似乎有其可能性。于是我们委托科学家依此法进行这项实验，科学家取了两只完全一样的手套，精确地于两只手套上洒下等量的血液，看似就像富尔曼发现的手套一样。其中一只手套放在户外数个小时，整个环境完全仿造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当晚的大气条件；另一只手套则放在袋子里面经过同样的时间。前一只放在室外的手套，上面的血在数小时后就已经干了。而另一只放在袋子里的手套，上面的血则还是湿的。这个实验如同我之前的袜子实验一般，还是无法证实手套是有人故意栽赃的。但是发现这手套的人曾在其他两件事情上对陪审团说谎，再加上把其他几项可疑的环境证据放在一起考量的话，手套上的血是湿的这件事，可能会让几位陪审员怀疑富尔曼有关手套的证词。

伊藤法官请求陪审员怀疑富尔曼的所有证词，他指示陪审团：“如果证人有意就证词某个实质部分加以欺瞒，那么他的证词其他部分就无法让人相信。如果这个证人有意地欺瞒某实质部分，你们可以拒绝采信他的全部证词，除非从所有证据看来，你们相信事实的可能性足以支持他……就其他部分所作的证词。”

回想一下，富尔曼有关如何寻获手套的证词并未经过证实。完全只能够由富尔曼个人的人格来担保。有一次陪审员艾森巴哈被问道：“如果是另外一位警察找到这个手套，他完全不是富尔曼这样的人，你会有任何不同的判断吗？”她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表示富尔曼“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她解释：“他这样的人格，让我认为他确实很有可能伪造了有关那只手套的证据。”这种可能性也让艾森巴哈对野马汽车上的血渍有所怀疑。“野马跑车上的血渍也有可能是他整个伪造计划的一部分——他当时也在车子里——我不能采用那样的证据，我必须排除这项证据的效力。”[3]

检方坚称，富尔曼不可能在未确定辛普森确实是嫌疑犯之前，就将手套刻意放在那个地方。或许辛普森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如果这样，富尔曼的栽赃不就正好会被揭穿。但这种论证并不能说服人。毕竟富尔曼曾被录下想象中最具自我毁灭效果（同时也毁掉检方论控）的陈述。而且富尔曼对黑人与白人婚姻的憎恨是毫无理性的。回到一九八五年，当他被布朗叫到辛普森家宅的时候，他可能非常愤怒竟然不能逮捕辛普森，因为砸毁自己的车窗并不是犯罪行为。因此当他一知道这场在一九九四年所发生的谋杀案之女性被害人是谁之后，富尔曼可能就已经认定是辛普森杀害他自己的前妻了——而这次他必然又免不了要用那些不堪入耳，“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字眼痛责辛普森了。

而且，在富尔曼与凯林谈话之前，并未真正“找到”那只手套，他可能从卡托那边略知辛普森的行踪。富尔曼说明自己在当时并不晓得辛普森的下落，他这个说法必然让人相当怀疑。接着又有三声撞击的声音。每件事几乎都发生得恰恰好。对一个之前曾经伪造证据来反驳被指控使用不当语词，并且也终于逃过一劫的人来说，这一切可能相当完美。所以富尔曼就独自一人前往声响发出的地方；他丢下手套并回头叫来同行的警员。他不该相信他们都会替他掩饰有关伪造证据的事情，因为他们其中有两个警察并不曾与他共事过的。虽然事后证明，几乎所有洛杉矶的警员都会配合掩护同事有关搜索与扣押行动所编造的谎言。

这样的情况真有可能发生吗？没有人有确定的答案。是否有任何证据显示手套可能是被栽赃的、因此证明富尔曼有机会也有动机这么做？当然有：手套的血液未干；发现手套的附近地方并没有血迹；那双手套并不符合辛普森的手；另外，手套上又有某不知名的白人毛发；[4]以及富尔曼单独在犯罪现场外面，又单独“发现”手套的事实；检方也提不出一个可能的说法来解释辛普森怎么掉手套的；富尔曼对整件案子的伪证；以及他严重的种族主义，与自夸他会如何设计那些跟白人女性结婚的黑人。

有个陪审员相信这五位警员串通好了要隐瞒有关搜索的真相，而且也相信可能是警方伪造出袜子的血渍与后门上的血渍，这就有合理的原因可以怀疑富尔曼的说辞是否实在，也可以怀疑他所说有关在辛普森家宅后面发现手套的过程。

这似乎正是陪审员艾森巴哈——这个白人陪审员刚开始时是投不利于辛普森的票，后来仍然认为辛普森可能犯案——对证据的分析。后来当艾森巴哈确信范耐特并没有“照规矩来”，而富尔曼也不可信任时，她便如此结论：“我觉得这些证据不太好。有这么多的疑点从中冒出，你也晓得富尔曼可能假造证据；加上车上的血迹也可能是出于同一手法。你晓得这的确让我很困惑。你晓得，他们收集证据的方式的确很令人疑惑。辩方所作的让我更怀疑（检方）所谓的最佳证据——血迹和血滴足迹的证据。”虽然她不太确定证据是否是栽赃的，她说：“如果我们要犯错，我们宁可错认他是无辜的，也不愿意相反的结果。”这位陪审员就是我们指为“亨利埃塔·方达”（Henrietta Fonda）的关键人物，因为之前她曾经让陪审团从十一比一支持无罪开释，转为十二比O支持定罪。

另外一位陪审团员希拉·伍兹（Sheila Woods），也把焦点着重于手套上，在《今天》节目中，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问她：

您认为，哪一项证据最令人质疑？

伍兹：在辛普森罗金汉住宅发现的手套。刑警富尔曼在凯林卧房后的一条羊肠小径上发现这只手套的情形相当诡异。这条小径上满是树叶，手套被寻获时还湿湿黏黏的，不过寻获手套的地点四周并未有任何血迹。而且麦克唐奈教授自己进行实验，用自己的血样来测试血液干涸的时间，结果发现手套应该在三到四小时间就已经干涸了，而这项实验结果也在法庭上作证加以描述。不过手套上的血渍在富尔曼发现的时候却是湿的。

库里克：所以事实上，是湿湿黏黏的。……我记得他们说微湿而有点黏。

伍兹：是，没错。

库里克：手套，在陪审团的脑海中，湿黏两字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吗？

伍兹：对，没错。

……

库里克：……不过你认为他可能有机会假造这个手套证据吗？

伍兹：有这个可能，他是共同前往辛普森住处通知他的前妻已被杀害之消息的四个警员之一。其他三位警察在屋内与阿乃尔·辛普森（Arnelle Simpson）和凯林谈话，不过当时富尔受却不知去向。

……

库里克：……不过这能证实富尔曼的确做了栽赃的事吗？

伍兹：没办法，没有证据。

库里克：因此您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伍兹：是的。

现在让我们假设有个陪审员相信，或者他有了合理的怀疑，认为警方可能伪造袜子上、后门上或手套上的血渍。我们假设陪审团确信刑警范耐特、富尔曼、兰格和菲利普，并没有说出他们为什么在没有搜索票的情况下到辛普森住处的真正原因。当然，即使这一切的事情并不能证明辛普森不是谋杀案的凶手，但警方的确有可能试图构陷一个有罪的被告。的确，当警方相信被告确实有罪的时候，比他们认为被告无辜的时候，更有可能伪造或变造证据。当然，警方认为被告有罪并不代表被告真的有罪。

那其他证据的效力呢？

陪审团在认定（或者有合理的怀疑这么认为）某些证据丧失证据效力之后，有几个可能的方法来处理其他证据。第一，陪审团可以将那些无效的证据当作从来就没有被提出来。很多评论家都认为所有理性的陪审员都应该这么做。他们指称单独考量其他的证据仍然足以排除合理的怀疑，因而证实辛普森的罪嫌。他们也指出在犯罪现场发现了一些不利于辛普森的证据，包括辛普森的血迹、一顶帽子上有和辛普森一样的毛发、和辛普森的鞋子一样大小的鞋印、还有一只左手的手套，和录影带中辛普森在某一场足球赛中所戴的手套很类似。即使排除了所有在辛普森家宅所找到的那些可疑证据，他们认为单独考量这些于犯罪现场找到的证据，就足以证实辛普森的罪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证据像是在辛普森住宅内发现他的血滴，这或许就不可能是由警方假造的，还有在野马跑车上也发现了辛普森、高曼和布朗的血迹。再者，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也显示辛普森有可能犯罪。最后一点，长期的婚姻失和也能够说明行凶的动机。这些评论家主张，不需要将那些引起争论且已被破坏的证据纳入考量，光是单独评量那些未经破坏的证据，就足以确定辛普森的罪嫌。

这个论证的错误在于，这些证据并不能被单独考量。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陪审员能完全忽视这些证据全是来自同一个警局，警方也有可能伪造、变造其他的证据，更何况这些证据也是同一个检察官办公室所提出的，他们可能在明知的情况下，还提出伪证来支持对辛普森宅邸的搜索。任何一个理性的陪审员，如果相信警方确实就其行为有所欺瞒，而且也伪造、变造了某些证据，他们不可能忽视这些感受，而对其他证据单独加以评估。警方所有的证据与证词，可能一起出现在陪审员的脑子里，让他们产生这样的假设，或者至少有些怀疑，所有这些东西的效力都已被破坏了。或许检方能够消除陪审团这样的假设或怀疑，但这确实并不容易。毕竟，被认为有意撒谎伪造某些证据的那些警察，很难不被认为不会有意捏造或破坏其他证据。

况且，检方的一些证据即使能被单独考量，也不能构成相当强有力的环境证据。帽子里找到的毛发和许多黑人男性的毛发类似，而且也没办法进一步确认纤维。辩方认为毛发与纤维是“相关性薄弱的证据”——它们不像血液那样可以被确认“符合”于某个特定个人。但即使毛发和纤维是辛普森的，也不令人惊讶。因为辛普森经常到布朗位于邦迪街的住处，那个地方四处都找得到他的毛发或脱落的衣服纤维。这些物质可能借由布朗的狗散布到犯罪现场与被害人身上，或者从那个屋子找来覆盖现场的毛毯散布出来的。或者这些东西可能因为和其他在犯罪现场侦查时所找到的证物放在同一个箱子而互相接触。

辛普森的鞋子与数百万位男士的尺寸一样。辩方也注明这是“相关性薄弱”的证据。检察官从未能确定辛普森的鞋子，与犯罪现场中留下的鞋印相符。

而在布朗住处附近找到有辛普森稀薄且褪色的血渍，以前他常常与自己的小孩在这些地方玩耍、遛狗、骑单车等，所以这些证据应该只是证明他早期曾在附近活动，与后来的凶案并没有关联。辩方律师并且指称调查干员冯，把采来的血液留在闷热的车上长达四个小时之久，如同在“烹煮”血液样本，其中的DNA已遭到破坏。最后，当血液样本送抵实验室的时候，山内处理这些样本的同时，也还在处理放在试管中辛普森的血液，并没有依照正确的程序换掉原来的手套、并且洗手后才处理另一个样本。因此这两个处理过程可能造成血液样本在实验室里头互相沾染，导致这些血渍不当地具有辛普森的血清反应。此外，这些样本并未送去检测是否含有EDTA的防腐剂成分，这原本可以测出这份血液样本是否受到实验室中试管里的血液所污染。在辛普森住宅附近所找到的几滴血滴很难据以定罪，因为可能出于轻微的切伤或刮伤，一个人自己的血滴本来就很容易出现在住家附近。而且，辛普森告诉警方——在他知道检方的证据之前——为了拿回野马汽车里头的无线电话，他曾经不小心割伤手指头。

再说，手套也与辛普森的手掌大小不合。

检方论控的主要凭借是，所有这许许多多的证据都无法排除辛普森的涉案——虽然这些证据单独看来都能合致辛普森无罪的情况。因此数量跟品质一样都会影响判断的结果。就某程度来说，部分承认已遭破坏的证据之效力问题已经削弱检方证据的数量优势，因此检方的环境证据已被严重地削弱了。比方说，陪审团可能就不采信野马跑车上所找到的血渍，因为怀疑那是事后有意或不小心地所粘上去的——可能是富尔曼或其他最先进入犯罪现场的警察，他们踩到犯罪现场的血之后，又为了搜索或移动车子而进入车内。辩方指出，车子里的血液量非常少，如果一个犯下谋杀案的凶手随即驾车逃逸，在车上所留下的血滴绝不会这么少。辩方也声称，血液的含量与位置倒是较符合由刑警富尔曼粘上去的推测，当那辆车子没有警方守护的情况下，他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这么做的。在车内地板上的血渍，则跟富尔曼用鞋子踩过犯罪现场所可能沾上的数量差不多，而这些血渍又因为草中的露水而更加湿润。仪表版上的血渍则跟富尔曼从手套上擦掉的血量接近。车门上的血滴则可能是来自辛普森的手上切伤所滴出来的，因为他的车用无线电话周边较尖锐的缘故。

陪审员艾森巴哈说，袜子、手套、后门以及汽车上的各种证据，其效力都不强，其他更间接的“环境证据”——毛发、鞋印、左手的手套、与辛普森在这些东西上的血液反应——都能够提出符合无罪假设的解释，即使综合所有这些证据一起考量也是如此。如果陪审团因为搜集及处理血液者的粗心大意，而暂且略过这些血液的证物，整个现场证据要指向有罪的解释就更弱、更难了。但即使陪审团的结论认定所有血液证据搜集的方式非常适当、也经过适当的程序进行DNA测试或传统血清测试，这里头仍然会有相当多的疑虑。如果陪审员理性地认定这些经过适当程序检测确认的血迹，可能是被刻意染在（或不小心沾染上）袜子、手套、后门与汽车上，这也会构成充分的怀疑，而使得陪审团决定无罪释放被告。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案件，不能仅以环境证据的本质来加以界定。它有目击证人所具有的缺点（目击者的可信度），也有一些环境证据所具有的缺点（既与无罪的假设一致，也跟有罪的假设一致）。为了要定罪，陪审团必须能够获得两项分开的结论：首先陪审团要先找出那些“环境”证据还没有被破坏——亦即针对哪一项证据，警方所作的陈述是正确的；其次陪审团必须决定这些未受破坏的“环境”证据能否仅指向一个合理的推论——亦即被告是有罪的。某种程度来说，一般相信许多证据都已经遭到破坏，因此较不可能认定其他证据指向有罪解释的方向。这是检方的负担——同时也是他们的两难处境。

同样的，检方有关犯案机会与诱因的证据，也无助于让陪审团作成有罪判决的决定。检方为了说明辛普森可以有时间犯下那件谋杀案，所提出的时间表其实也只能算是暖昧不清罢了。辩方律师又提出强而有力的论点，说明辛普森不可能在狗吠及撞上冷气机三次这么短的时间内，犯下如此凶残血腥的谋杀案，又能清理自己干净，然后及时回到自己住家内。无论任何，检方的论控主要是依赖凯林的证词——他们的狗叫声及他们的客人听到三声不怎么强大的声响。

至于动机部分，陪审团显然因为检方的证据矛盾而无法被充分说服。那些虐待妻子的男人很少会杀害自己的妻子（虽然杀害妻子的人之前多有虐妻的行为），而这些陪审员也无法因为五年前所发生的一段单独暴力事件——陪审团唯一知道的一次暴力事件——以及其他许多让人不快的事情，就被说服而相信辛普森杀了布朗与高曼。

产生“合理的怀疑”

所以有些陪审员可能是这么想的：

1. 我们认为那五位警察对搜证过程有所欺瞒。

2. 我们怀疑范耐特可能将携带在身上的辛普森的血液，洒在袜子与后门上。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但确实有这个可能，尤其是因为有关采集的血液数量前后证词不一、原先报告中没有提到的血渍、不在录影带里搜索物清单上的袜子、袜子上血迹散布的情况、里头含有EDTA成分的事实以及在新血上才会发现的高浓度DNA.

3. 我们无法信任富尔曼跟我们说的任何事情，特别是这些说辞无法被独立证实的情况下。他对我们说谎，也是个有种族偏见的人。我们必须怀疑富尔曼有假造手套证据的可能性，尽管这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不过照一切情形看来，他还是有栽赃的机会与动机。而令人怀疑的是，在富尔曼声称寻获到手套的现场周围，并未发现有任何血迹的反应。再者，手套并不符合辛普森的尺寸。我们亲眼看到这个事实。

4. 姑且不提以上三点，还是有其他更多的证据可以证明辛普森的罪行，不过上述三点使得我们也对其他证据起了疑心。假使我们相信其他一切证据都是未受破坏的，这仍然有可能将他定罪。但是我们对遗留在汽车上的血迹，以及其他一些证据仍然心存怀疑。我们也听了许多专家针对血液采集与分析的过程，其中各种相互冲突的意见。我们相信李博士的证词，他说：“这里头有些不对劲。”

5. 综观一切，此案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有些证据已经遭到破坏；其他证据也因为小小的疏失而受到质疑；我们不晓得该相信谁，也不知道该信任谁的说辞；而那些毫无异议的证据，也相当暧昧而无法作成明确的决定。

6. 法官曾经指示我们，倘若发现证人对某个论点说谎，我们应该对他其余的证据也抱持怀疑的态度，甚至可以全盘否定他的证词。而辩方也要求我们对检察官的论控采用这个一般性的原则。如同李博士的说法：“假如我在餐厅里点了一道意大利面，当我在吃这盘意大利面的时候，发现了一只蟑螂。我看着它，又发现另外一只蟑螂。除非我是白痴才会继续吃完整盘意大利面，然后说里头有十三·三二五只蟑螂。如果你发现了一只蟑螂，这盘面就是有蟑螂。这是有或无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相信检方所提出的证据有部分是刻意伪造、变造的，我们对其他证据就应该也抱持着怀疑的态度。这样听起来才合理。我们也真的对检察官提出的警察证人失去信心了，还记得克拉克在结辩中发表一段感言，谈到自己为什么会成为一位检察官，原因就是她只想传唤会说出真相的证人出庭。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说这番话的检察官竟然会传唤非法搜索的警官富尔曼、范耐特和其他警员出庭作证。

7. 因此，尽管我们不见得认定辛普森是清白的，不过对他的罪嫌也有合理的怀疑。

从对陪审团的访谈间，我们发现至少有几位陪审员确实是因为如上的想法而做成判决的。事实上，他们如果采用类似这样的思考模式，我们岂能说这些陪审员的行为是非理性、情绪化、有种族偏见或不公正的？

当然，可能有些陪审员以不同的思维模式作成同样的裁决。想想下面这种不同的剧本。几位陪审团的成员同意：首先，他们相信警察对搜索过程有所欺瞒；第二，（范耐特可能滴洒辛普森的血液在袜子上和门上）；第三，（手套可能是富尔曼无中生有的）。但是就其余的证据，他们则相信这些证据确实能排除合理的怀疑而证实辛普森的罪嫌。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带方试图构陷一个有罪的嫌犯。虽然他们相信被告有罪，但是他们拒绝加以定罪，因为根据警方刻意伪造的证据而定被告的罪，这绝对是错误的。有个黑人的陪审员克莱尔提交了一份书面建议书，里面提到他相信有些警察在证人席上公然说谎，并且“试图构陷一个谋杀犯。”这样的判决可能是一种陪审团的废弃（jury nullification），但是却跟大部分评论者所讨论的陪审团之废弃大不相同。这并不是基于种族歧见而产生的陪审团之废弃（虽然陪审员的心中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种族的考量）。这种陪审团裁定废弃的情况早已合法地深植于我们的历史中。

陪审团的正义——废弃裁定

陪审团的废弃裁定是指，“在特定案件中，当陪审团——根据它自己的公平正义观——拒绝适用某法律来判定被告有罪，即使事实显示只有有罪，没有作成其他结论的可能。”纽约州东区地方法院法官杰克·温斯坦（Jack B. Weinstein）认为：

陪审团审理程序的正当性，必须依赖对于其判决结果的尊重，无论其判决结果如何·试图区分“正确”的判决——依照法律条文而达成的判决——与“错误”的判决——“废弃裁判”的法律判决——可能是相当危险的，而且这种区分很大部分是根据个人的偏见。在一个由法官及司法体系所护卫的宪法运作上，行使废弃裁定确实是一个具正当性的结果。当陪审团拒绝依其所认为不公正的法律而判定被告的罪责时，他们的确在行陪审团应尽的责任。

陪审团的废弃权有其深层的根源，在美国法学上也有摆荡曲折的发展历史。一八九五年时，最高法院承认陪审团有行使废弃裁定的权力，规定法官不得推翻陪审团无罪开释的判决，即使有压倒性的证据显示被告有罪。

十九世纪时，陪审团的废弃权限是起因于种族问题。北方的陪审团借由废弃权来削减蓄奴法规的效力。陪审团非常不愿意对逃脱的奴隶判处死刑，以至于被释放的人数如此众多，终而推动国会与州立法部门废除这样唯一死刑的法制。一九六〇年代及七〇年代的时候，反战运动者与黑人民权运动者，例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即大力鼓吹陪审团行使废弃权，和市民不服从运动者站在同一阵线，同时对抗越战与种族隔离政策。在金博士推动市民不服从运动，与透过陪审团的个案废弃权来挑战种族隔离政策的同时，全部由白人组成的南方陪审团却使用废弃权以释放那些谋杀黑人民权运动者的凶手。

有时陪审团废弃个案法律，他们所不同意的并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如何被执行的问题。他们反对执法程序更甚于法律的本质。就如温斯坦法官（Jack Weinstein）所说的：“有些陪审员确实愿意遵守法律，但想到警察与社会的偏见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无法信任执法者。”陪审团所干预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执法者的作为。一个当代的陪审团个案废弃权是表现在有关“受暴妇女症候群”的案件，许多人赞许这种案件中的陪审团废弃权，但她们却也是属于那些严厉批评辛普森案判决的人。虽然正当防卫的法规相当明确——一个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可以杀掉加害者或使他重伤，但她只能在生命处于立即危险，并且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之下，例如逃离或向九一一求救，才能免责——有些陪审团释放了一些受暴力侵害而反抗的妇女，虽然她们并不符合阻却违法的严格要件。洛雷纳·博比特（Lorena Bobbitt）案是个不寻常的案例。更多典型的案例，则是释放那些趁丈夫熟睡时开枪射杀他们的妇女，虽然这些妇女经常受到她们丈夫的暴力侵害。

在辛普森案中，几位陪审员行使个案废弃权的方式——拒绝判处一个被认为有罪的被告应有的刑责，因为他受到警方的“构陷”——得到某些支持，其中也来自司法当局。这种个案废弃权的行使，与排除法则、“良心受到震撼”的检验标准以及“政府的严重不法行为”之辩护有关，这些规则都要求释放有罪的被告，以便向警方传递更加重要的讯息。即使有相当充分的罪证，如果上诉法院最终发现检方的证据有些是伪造的，或者作了伪证的话，上诉法院有时也会废弃有罪判决。

最近在费城传出了一件警方伪造证据的丑闻。几个差劲的警察到处抓人，将毒品栽赃给他们，不管无辜的或确实有罪的。费城地检署现在重新侦办所有和这些警察有关的案子。在一九九五年十月的一场电视访谈中，费城地方检察官林恩·亚伯拉罕（Linn Abraham）表示，如果警方伪造了对被告不利的证据，即使职业杀手也必须被无罪开释。

当柯兰要求陪审团行使个案废弃权，以“制止”本案所发生的这种警察行为，辛普森案的检察官指责柯兰的行为不当。伊藤法官则裁定柯兰只是在其立场作适当的论证。

另有一些陪审员的心里则可能有类似个案废弃权的其他思维模式——或自觉或不自觉地——综合上述的推演。比方说，有些陪审员可能相信，就理性的层次而言，其余的证据确实能够合乎逻辑地证明辛普森的罪嫌；但是若在本案投票支持定罪，却会让他们产生一种不确定或不舒服的苦恼感受，因为他们相信警方确实作了伪证，而且伪造了部分证据。认为警方试图“构陷一个杀人凶手”的同一名黑人陪审员也说，虽然他相信“辛普森可能有罪”，但他就是“不能相信搜集证据的警方。”

如果是一件不那么引起公众情绪激昂的案子，我怀疑有多少相信警方确实恶意伪造不实证据的陪审员，会投票支持有罪的判决——即使他们也相信被告几乎可以确定是有罪的。我问过许多不同领域的朋友、同事、学生，以及从事各种政治游说事务的人。答案各有不同，但是许多人——包含那些保守派的人——也承认，如果他们确实相信警方刻意伪造、变造证据，即使他们也一样确信被告有罪，他们在投票支持定罪的时候会很痛苦。在判决宣布几周后，一场讨论辛普森案的会议上，我要求与会的六百位犯罪学者举手表决，表达他们的意见。这些与会者多数是白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表示无法判决被告有罪，如果他们认定警方试图要构陷被告的话，即使他们也相信被告确实有罪。我一个最亲近的朋友，信奉东正教的犹太人，对于法律与秩序都抱持较保守的看法，告诉我他曾经在某个案子里担任陪审员，该案的被告明显有涉入毒品交易。但陪审员结论认为警方对他们欺瞒，因此释放了那个毒品交易犯。理性的人可能并不支持这种行使个案废弃权的方式，但这确实符合几世纪以来美国陪审团制度的运作传统。

最近我又问了一位法官朋友，问他这种个案废弃权的行使方式是否适当。他很快地回答并不适当。接着我问他，作为一个法官，假使他认定警方恶意伪造证据来对付一个他自己也认为有罪、而且也被定罪的被告，他会怎么做？他说，“我会撤销原来的有罪判决，”我又追问他：“即使你也认为嫌犯有罪，你还是会这么做吗？”他回答：“当然！”我问他两种情形有何不同，他回答说：“我是一个法官，我的职责是确保司法制度不受伪证所污染。”或许一些陪审员，就如同苏利文教授所推测的，也认为使司法体系免于受伪证与栽赃的破坏，是他们的职责。

当然也不太可能完全排除种族因素的干预，或其他不适当因素，这些考量确实在陪审员的思考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最高法院之所以如此关注陪审团的种族比例，是因为他们认为有时候种族问题确实会造成影响，就如同性别、宗教，以及被告、被害人、陪审团、律师与法官所具有的其他分类特征。但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个不受欢迎、饱受批评的陪审团判决，即使种族问题的影响并不能完全被排除，也可以用不涉及种族问题的方式来加以解释。

简言之，我相信检方深知部分证据不实，不过为了证实他对被告有罪的确信，仍然以这些不实的证据来进行论控。这也是所有检察官经常会做出的典型决定。不同的一点在于，这一次陪审团不会让检方这么顺利达到起诉的目的。而到最后，陪审团一致认为辩方的论证比检方更诚实。辩方并没有传唤可信度有问题的证人，像是罗培兹和葛查斯等人，辩方主要是凭借几位平时替检方作证的科学家们。检方的论控主要是倚靠警方的证词，其中有几名警员被公认是在扯谎。辩方一直维持在让陪审团对辩方保有相当程度的可信度下运作。根据“幕后”陪审员的说法——他们受雇于陪审团顾问，观察审理情形，并给予陪审团的意见——“案件审理至最后，检察官给人的感觉反而不及辩方律师来得诚实。”

不管辛普森是不是犯了案，也无论判决最后是否发现了“真实”，或仍是“虚假”，我相信陪审团公开地作成无罪的判决，借由传达明确的讯息，让执法者知道依循往例并不会永远被容忍，如此长期来看将会促进发现真实的功能。“依循往例”是检方的术语，系指警方为了证实他们所“确知”的被告罪嫌，而欺瞒了某些事实，检方明知道如此，或者至少在相当怀疑的情况下却还使用警方证言。“依循往例”也是指法官佯装相信说谎的警方证人，以避免排除了那些足以将被告定罪的证据。

在辛普森案中，检方因为认定被告真的有罪，因此使用警方的错误证词来确保作成有罪的判决，这点并无异常之处。法官假装相信错误的证词也并无异常。异常的是本案中种种特殊的情境一起作用之下，让陪审团不信任那些说谎的警员，不信任检方的论控，从而找出合理的怀疑。这些环境包括辩方所能掌握的种种消息管道，让他们能够挑战检方以往通常不被挑战的各种论控；检方决定在一个较容易接受辩方挑战警方证词的地方遴选陪审员；几个警员不适任、作伪证以及可疑行为的综合影响；最近几年在洛杉矶，已经酝酿出一股对洛杉矶检警不信任的气氛；富尔曼的录音带有幸能够公诸于世，部分归诸于辩方的消息来源，使得他们可以借由在北卡罗莱纳州进行的诉讼，以获得这些录音带[5]；以及克拉克和她的同僚的一些非常糟糕的错误决定。

即使是对于那些仍然相信辛普森有罪的陪审员，上述提及的每一项因素都可能引发他们对此案产生合理的怀疑。其他陪审员即使对辛普森的罪嫌并无合理的怀疑，也会拒绝判他有罪，因为他们深信警官试图“构陷”一个有罪的被告。然而也有一些陪审员认为，根据他们所看到所听到的证据，他们相信辛普森是清白的。

有着不同人生经验的陪审员，看到这些同样的证据，或许会判其有罪。这就是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本质。这个陪审团所作出的判决就美国司法体系的传统来说是恰当的，但就那些认定这个制度错误不当的种族主义者或精英分子而言，它并不处理那些他们强加给它的恶名。

1. 还有另外一套剧本，也就是辛普森试着从侧门进入的时候不小心掉了那只手套。但手套的位置显然推翻了这种推测。↩

2. 富尔曼作证指出，那辆野马跑车停放的方式“有点倾斜”，“有点异于一般人停车的方式”，但稍后警方的照相中发现，那辆车停放的方式并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这让人怀疑富尔曼是否进入车里头，并且加以移动。↩

3. 除了主张那只手套可能是被栽赃的之外，辩方也发现这项证据其他不合常理的地方。首先，让人相当惊讶地，手套上根本找不到一根黑人手臂上的毛发，如果辛普森拥有这双手套并且带了四年，上面怎么可能会没有发现毛发呢？其次，当实验室里试管中的辛普森血液有一些喷出来之后，紧接着柯林斯·山内（Collins Yamauchi）处理那只手套。因此，在实验室试管血液喷出事件之后，山内很可能并没有在处理手套之前，换掉原先他处理试管血液时所带的手套，因为无论就血液的位置及血液里头所含的DNA数量，恰好跟实验室里头发生的那场小意外所可能移转的数量及位置差不多。↩

4. 那个毛发并非富尔曼的。↩

5. 那个制作录音带的妇女，麦金尼，拒绝翻拷，辩护律师团必须送部分人 去到她住居所在地的州法院要求取得这些录音带。↩

第五章

种族因素的影响更甚于性别吗？

“这个故事与种族和性别有关，也探讨两者间的互动关系，”一位从事女性研究的教授这么说：“这个案子是一个黑人男性和一个白人女性结婚，最后却由黑人女性审判。”虽然大部分新闻媒体聚焦在辛普森大审的种族成分上，但也有一些观察者说：“女性……站在舞台的中心：布朗是个被殴打，而且被谋杀的前妻；克拉克是本案的首席检察官；陪审团的成员亦以女性为主；再者，无罪释放的判决公布后，我们还记得电视中的黑人女性，向着天空微笑，感谢主耶稣的保佑；可是白人女性，似乎便咽了，说不出话来。”

选择审判地点

花了四个小时决定作成无罪判决的陪审团，共有九个黑人成员，但整个陪审团也有十个女性——其中八个女性是黑人。陪审团成员的种族比例不完全是意外。地方检察官卡西迪在审判前所作的一项决定造就了这样的组合，使得陪审团必然是以黑人为主。卡西迪原本可以选择在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进行辛普森案的审判。但他却选择了洛杉矶市中心，这边的陪审员资料库大部分是黑人。对于他为什么这么做有各式各样的揣测；从方便考量、安全考量到便利媒体报道都有人猜测。普利策奖得主——记者威廉·洛克曼（William Lockman）这么报道：

政治上，卡西迪以为有罪判决对他来说有如探囊取物，他比较喜欢由黑人主导的陪审团来作成这个有罪判决（而且他知道完全由黑人组成的，或者以黑人为主而组成的洛杉矶陪审团，经常判黑人被告有罪甚至送他们进毒气室）。在罗德尼·金事件的窘况发生后，卡西迪不希望辛普森被白人主导的陪审团判定有罪。所以打一开始，种族就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许多人都故意打这个算盘。

卡西迪坚称将审判移往市中心进行与陪审团的种族因素并无关连。不过评论者在审判进行中及审判后，都不断猜测卡西迪其他的可能动机：

卡西迪说，之所以决定将此案移至市中心进行审判，主要是因为“圣塔莫尼卡并没有适当的硬体设备来进行这样一个案件的审理。”但在此同时，卡西迪曾经私下透露，他相信由西岸白人主导的陪审团来作成有罪判决的话，会欠缺“可信度”。

如此一来，案子移到市中心审理，地方检察官卡西迪才能加以微观掌控。

事实上，一位颇具经验的洛杉矶刑事辩护律师，哈蓝·布朗（Harland Braun）确实认为一个以黑人为主的陪审团能够增加有罪判决的胜算：

我想黑人占多数的陪审团，有助于检方……如果陪审团中只有几位黑人，他们可能会冒险与其他人完全对立。不过如果黑人占大多数的话，焦点便转到自己身上：“我们要被看做一群傻蛋，还是被看做是负责的人呢？”……为了证明他们不是受种族情绪影响，黑人陪审员可能有作成有罪判决的诱因。

卡西迪选择在市中心审理的另一原因，是要由大陪审团来决定是否起诉，而非采（法官）预审听证的方式来处理是否起诉的问题。如果依循大陪审团的程序进行，对检方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大陪审团的审理程序采秘密进行，且辩方不能参加；所以，检方可以确保能够起诉，而无须在审判开始前让辩方得知他们主张的案情及证据。洛杉矶郡唯一的大陪审团就在市中心，所以卡西迪才要把案子移到那边审理。但出乎意料的是，因顾虑大陪审团受到舆论误导、形成预断——主要是卡西迪办公室与洛杉矶警察局所造成的——辩方律师团成功地使大陪审团被解散。在检察官敲定以市中心为此案审判地点之后，他们试图排除一些黑人陪审员，虽然表面上遵守最高法院的标准，即不得以种族差异作为行使任意排除权的标准。检方行使排除权而筛掉的十个名额当中，有八个是黑人。即使在审判开始后，检方也成功地排除掉几个他们认为可能同情辛普森的黑人陪审员。辩方也试着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向来促成陪审团的组成——在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不论刑事或民事，这都是相当常见的技巧。

在家庭失和与谋杀之间

女性陪审员的比例会这么高则是纯属巧合，虽然辩方也曾花很多时间深入思考，检方将这个案子的审理方向导向因家庭暴力导致谋杀，这样的做法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就像某个检察官所说的，“依我方的意见，这个案子本质上是一宗家庭暴力案件。”检方试图要证实这样一个看法，亦即如同某个检察官所说的“一个巴掌就是谋杀案件的序曲。”

辩方律师对所谓家庭失和的证据有两种想法。一方面，打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检察官强调所谓的“家庭暴力”，其实是自暴其短。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可以证明，如果必要的话，一个男人打过自己伴侣一巴掌或作出其他暴力举动之后，会继续杀害他们的比例相当低——精确地讲少于两千五百分之一。我们手中还握有另外一张王牌。案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请到研究“被暴妇女症候群”的世界级权威学者莱昂那·沃克（Leorne Walker），她就是创造这个名词的心理学家，她针对此一议题作出许多研究，从而奠定她在学界的声望。我十分清楚沃克博士的研究领域，因为我对与正当防卫高度相关的被暴妇女症候群相当感兴趣。多年以来这是我上课的讲题，我也在诉讼案件中为受虐的一方进行诉讼，并且也有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发表。

前阵子我和沃克医师在《夜线》（Nightline）的特别节目中进行辩论，双方一直保持联系。所以当我参与辛普森的辩护时，我随即建议律师团应该先发制人，先取得她的专业咨询服务。我之前读过她的著作，所以我知道沃克博士会作出这样的结论，亦即辛普森并不符合她研究报告中所指暴力侵害者的典型人格，而她也会同意我们的评估，亦即没有任何科学的研究能够据以认定辛普森符合家庭谋杀案凶手的任何分类特征。

因此我们相当有信心可以就辛普森以往与布朗失和、争执的事件，与后来残酷的谋杀案之间的关联性，同检方进行理性的、学术的、或科学的论辩。但我们了解，家庭暴力的争议并非总是能够进行理性地、学术地或科学地论辩。这是个备受争议的议题，特别在女性主义者之间。这也是个政治议题，所以卡西迪一有机会就炒作它。我们也知道检方会在法官允许的程度下，尽其所能地提出任何有关家庭暴力与家庭失和的证据。这是因为两个不同但有些重叠的理由，首先是家庭暴力事件的证据与本案谁是凶手的问题有直接的关联性。就像检察官所讲的，这些意外事件显示了“动机”与（凶手的）“身份”。根据检方的说法，以往家庭暴力的事件就可以证明侵害者有行凶的动机，因此这就是辛普森而非其他的陌生人杀害了他的前妻，亦即以往受他虐待的被害人。

在辛普森与布朗之间

检方尽可能引用证据来说明辛普森怎么对待他的前妻，还有第二个理由，就是要彻底摧毁他之前在社会上所具有的正面形象。谋杀案发生后的几天——在警方尚未对媒体公开那些恶名昭彰的九一一录音带之前——社会大众普遍不相信像辛普森这样一个“好人”会犯下这么凶残的凶杀案。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四日，在拉里·金的节目当中，我以评论者的身份参加节目，那时我还未受邀参与辩护律师团，我听到洛杉矶电台脱口秀节目一个相当伶牙俐齿的主持人杰克逊，描述着观众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我从来没有遇过任何人——这一整天我一直和人谈这个问题——对辛普森有一点点的不满。他们非常希望他是清白的。”这种正面的印象不仅局限于黑人听众：“我只能以一个白人男性的立场来说。我不认为我们会看到他，然后想：‘这是个不错的黑人男性。’事实上是，我们会看着他，然后想：‘这是个很棒的家伙。’至少这是他的形象。”

不过从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开始，九一一的录音带经过一再播放之后，他在公众心理的正面印象就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虽然录音带并没有透露他对布朗有任何暴力攻击的行动——确实，在九一一接线员问到辛普森是不是要打她的时候，布朗回答“我不知道”——但这些录音带确实透露了辛普森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大部分的群众开始渐渐厌恶起这样一个人，他竟然大喊“我不会再给你任何狗屎……我还没要走……当我要走的时候，我会带着那两个小孩一起走。”许多听过九一一录音带的人不再希望辛普森是无辜的。

这样的现象——在法界，这称为“坏人理论”——是我们最害怕看到的，因为它会在潜意识下不知不觉地发酵。它会事先误导陪审员相信那些有罪的证据，而不信任那些无罪的证据。

〔这些制造坏人的〕证据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会造成陪审团的困惑：尽管有法官的指示，陪审团还是会以被告的人格作为他在这个案件有罪或无罪的证据……“坏人理论”（他以前就干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检方也了解这种现象。当一个妇女被凶残地谋杀了，她以前如何被前夫虐待的证据都会让那个人在公众与陪审团的眼里变得更为可怖，无论他到底有没有杀了她。这也是为什么侦办辛普森案的检方千方百计要引入那些与谋杀案只有极微弱关联性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辛普森在录制训练用的录影带时所说的一个笑话以及据称他曾经向一个熟朋友罗纳德·希普（Ronald Shipp）提到他所做的梦、还有一段轶闻，据说辛普森有次在酒吧里，抓着她太太的胯下，然后说：“这是我的。”在这些与家庭暴力有关的轶闻里头，被害人如今已被残酷地杀害，再来回顾这些过去的事情，辛普森就变成相当可怕的样子。而法院通常会排除这样的“坏人”证据，因为这会造成一种危险情况，某些陪审员可能以其他模糊的证据证明被告是“坏人”、所以有罪，即使就眼前审理的案件来说，他真的是清白的。

我们了解这种风险，并试着说服法官尽量减少让陪审团听取有关被告家庭失和的证据，以降低这种风险。因为我在此项议题上有相关的学术经验，因此我被要求针对此相关争点写一份诉状。我们告诉法院：

最近有关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十二到十五秒钟，就有一位女性遭男性殴打……这表示每年有两百一十万两千四百位（以每十五秒计算一位）到两百六十二万八千位（以每十二秒计算一位）女性遭到男性殴打。有些研究更估计每年有多达四百万名女性遭到丈夫或男友的殴打……不过一九九二年时，根据联邦调查局标准犯罪报告（Uniform Crime Reports），我们发现总共有九百一十三位女性遭到丈夫杀害，有五百一十九位遭到男友杀害。换句话说，一年有两百五十万到四百万件的家庭暴力伤害案件，但是只有一千四百三十二件家庭谋杀案。部分家庭的谋杀案件是在长期的暴力侵害后所发生的，但是很明显地，绝大多数的暴力侵害案件，甚至大多数的严重家庭暴力事件并不会变成谋杀案。事实上，谋杀案件对暴力侵害案件的比例是介于〇·〇〇〇六比一（一千五百件谋杀案对两百五十万件“殴打案件”），与〇·〇〇〇三七五比一之间（一千五百件谋杀案对四百万“殴打案件”）。

当然，遭受丈夫或男友殴打且后来被发现死亡的妇女，有相当高比例是被殴打她们的人所杀害。但同样地，也有许多妇女之前并未受到殴打，但也被她们的丈夫或男友杀害。事实是，那些被杀害的妇女大部分是被那些与他们有关系的男性所杀害，无论这些男人之前是否曾经殴打过她们。殴打行为本身，并不是谋杀案适当的独立指标。从事后来看，先前的关系——（不管）有殴打或没有殴打——对于那些杀害妇女的案件来说是不错的指标。但当然，没有哪个陪审团会被容许单单因为被告之前曾经与死者有关系，而推论是他杀了他的前妻。

殴打与谋杀的关系相当复杂，我们也主张陪审团可能很容易被混淆，而将过去家庭失和的历史看得过重。然而伊藤法官裁定：“被告之前对布朗的攻击可以作为本次审判的证据，借以证明被告的动机、意图、计划与身份。”但他也同意每一件据称的失和证据在让陪审团听取之前，必须先行个别审核。

早在审判前的准备工作中，我预言检方会先从虐妻的证据开始，而不由物证开始举证，这点引起辩护律师团的惊讶。传统谋杀案都会以“倒叙法”来进行检控。检方先从尸体谈起——验尸报告、死因、犯罪现场证据——再把焦点倒转回被告。我们希望本案的检察官落入依时序排列举证的陷阱，先说出辛普森夫妇的婚姻情况。我们相信他们如果先将最有争论的证据提出来，检方将耗掉其所具有的先行举证与最后论告的优势。（审订者按：美国的刑事审判是由检方先行举证，再由辩方举证。最后的言词辩论，则颠倒过来，由辩方先进行，之后才是检方。从心理学的观点而言，开头和结尾有较大的效果，这是检方在程序上的优势。）刚开始几天所提出的证据，咸认与最后的辩论一样对陪审团有最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案件中。

借着我方的公开声明与法庭书状，我们诱使检方误判我们最担心的是将辛普森之前的婚姻暴力当作证据。我们也知道检察官卡西迪正参与一场竞争激烈的改选，他会故意挑出婚姻暴力的重点以争取女性的选票。在记者会上，他把焦点着重在这个政治意味浓厚的议题上。而克拉克也强调本案的此一面向。的确，有许多人推测，克拉克女士会被选为主办此案的检察官，部分是因为她的经验与对于妇女受暴力侵害案件的高度兴趣。她刚刚赢得一场有罪判决，成功地将一名跟踪某电视女星丽贝卡·谢弗（Rebecca Schaeffer）长达三年，最后并将之杀害的男子定罪。

避免朝向家庭暴力的争点

在柯兰还没有担任辩护律师团的首席之前，我们努力地想了很久，由女性来主导律师团会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就家庭失和的争点而言会有什么影响。等到陪审团选定，发现里头有这么多女性之后，我们又回头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这样，如果我们也因为这些原因选出一个女性来主导辩方律师团，那么我们等于坐实了检察官将这件案子当作家庭暴力事件来处理的意图。从审判一开始到辩论终结前，我们以各种刑事鉴识问题作为辩护的主轴：检察官的物证以及其搜集证据的方式、检验的方式以及其证人对被告罪嫌的证词，是否能排除合理的怀疑？因此我们倾向由经验丰富的刑事鉴定专家（薛克、诺菲德、罗伯特·布莱齐尔〔Robert Blasier〕）以及能够检阅警方证词可靠性的专家（柯兰、贝利、夏皮罗）组成辩护律师团。有些女性团员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肖恩·查普曼〔Shawn Chapman〕、莎拉·卡普兰〔Sarah Kaplan〕以及陪审团顾问乔伊莲·迪米特里厄斯〔Jo-Ellan Demetrius〕），但我们不打算特别突出她们的角色，或指派她们特别的工作以处理家庭暴力的问题。

结果检方掉落我们预设的陷阱，在审判开始的前十天，尽全力传唤一整队证人出庭，详加描绘辛普森与布朗长达十八年的关系。同时，检方能够引用的有关家庭失和的证据数量已经被大幅削减。在审判前，法官裁定证据是否容许被提出时，检方原本列了五十九件家庭暴力“事故”，但后来自行撤回了十八件，因为检方了解这些事件并无多大关联，也可能不被允许。另外有十二件家庭暴力事件的相关证据，被伊藤法官禁止提出。另外还有十件实在太乏味了，辩方也不争执反对其提出。总计检方提出了十九件事故，当中有许多件事故的关联性相当有疑义，只有两件真的牵涉到辛普森与布朗之间的肢体冲突。除了那个笑话以及梦境之外，还包括辛普森威胁说要告发妮科尔逃税的事情，以及两次辛普森送花到她家所发生的事情。

稍后在审判进行中，检方发现他们所提有关家庭失和的证据，并没有让被解任的陪审员留下太多印象，结果检察官反倒再找出更多有关家庭失和的证据。最后，他们总共只找出一件肢体暴力的事故，发生在一九八九年他们都烂醉如泥的新年前夕——距离这件谋杀案五年半之前。这次被告对布朗动了气（发生在办理离婚手续期间），而这也是妮科尔自己承认唯一一次的肢体冲突。

但是社会大众看到的景象就大大不同了。大家都看得到那些被容许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还有很多不被容许提出的也都出现在媒体上。听说有次辛普森在海边赏了妮科尔一巴掌，有次在停车场车子还缓缓移动的时候，辛普森把她推出车外，此外在妮科尔死前几天，因为害怕辛普森跟踪她，曾经跟受暴妇女救援中心联络。此外还据说——由《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所透露——据称在一九九二年离婚判决作成之后，布朗有一本日记描述有关她跟辛普森离婚的经过，里头也有提到被殴打的细节。

因此，许多民众已经将辛普森当作一个长期殴妻的暴力倾向者，具有长期且未曾中断的虐妻史，这点并不让人意外。陪审团方面则听到有关辛普森偶尔粗暴地对待妻子的事情，常跟她吵架；有一次在新年前夕喝得烂醉如泥的情况下，打了她。我们永远不知道究竟哪一种描述跟事实较接近，因为那些媒体上所报道的轶闻并非宣誓下的证词或经过交叉讯问。辛普森自己也没有多加描述他们的关系或提出反证。

无论是陪审团知道的情形也好，一般民众知道的情形也罢，两者都不是什么好形象。家庭暴力没有任何正当化的理由。但也没有任何科学上可被接受的证据可以证实家庭暴力——即使辛普森被指控的那类最糟糕的家庭暴力——是谋杀的前奏。伊藤法官准许陪审团听取的那些有关家庭暴力的证据——就家庭暴力相关证据的裁准提出，他相当偏向检察官——也只能构成一个非常脆弱而有重大争议的论断，因为不能在缺乏任何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主张辛普森从殴打升高到谋杀。就科学实证的事实来说——不同于律师的修辞——一个巴掌很少会是谋杀案的前奏。

当然检方还有更多更多的证据。如果只有辛普森之前曾经打那个惨遭杀害的前妻的证据，检方自己也不敢将这个案子提交法院审判。而是结合了殴妻的证据（据称证实了行凶的动机与模式）、刑事鉴定的证据（据称证实了凶手的身份）以及时间顺序（据称证实了行凶的机会）才让检方“如山的铁证”这么壮观。

一开始时我们判断如能挑战刑事鉴定的证据，并利用时间顺序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我们就无须担心那些有关家庭暴力的证据了。任何一个案子，我们能做的都非常有限。我们真的并不想特别突出什么，也无意诋毁什么，特别是在一个由女性主导的陪审团面前。我们最后决定不传我们的专家证人沃克博士出庭作证，以避免过度强调这个争点，或者诱发检察官也请他们的证人来作反证。我们认为，陪审团顾问也确认，检察官误判了陪审团的意向，错误地假定女性陪审员会以家庭暴力的观点，来看这些鉴定人的意见以及整个时间顺序的证据，而不是从种族差异的角度或者对洛杉矶警局既有的不信任来看这些。

一九九二年，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与克拉伦斯·汤姆斯（Clarence Thomas）一案让很多观察者相信黑人女性——我们的陪审团有八名黑人女性——比较会从她们作为黑人的身份认同来看世界，而非从女性的身份认同来看世界。虽然这种一般化的推论是相当令人怀疑的，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对此一争点有所判断。因为我们有陪审团顾问，我们可以掌握审理本案的个别的黑人女性陪审员，而非只是凭着黑人女性通常如何来作判断。但由于我们对陪审员的资讯掌握得仍然很有限，我们仍需要作一般性的推论。

死刑议题的种族脉络

我总是相信，在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种族议题是个显著的特点。种族议题攸关重大，从警察怎么对待某个人，到州长决定是否为死刑犯减刑。超过二十五年来，种族问题一直是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所教授的一年级刑法课程的重点。我告诉我的学生，在美国攻读刑法若忽略了种族议题就是对真相视若无睹。很多教授刑法的老师——特别当这位教授既是白人又是男性——刻意回避有争议性的话题，例如种族和性别的议题等。他们似乎认为在课堂中讨论这类麻烦问题，最后没有人会是赢家。而大部分那些允许讨论这类话题的教授，则超然于争论之外，允许学生“发泄”一下他们的愤怒，但却很少表述他们自己的意见。我采取相反的做法。因为许多学生不愿在课堂上表述他们认为可能“政治不正确”的意见，所以在讨论这类争议的问题时，我会权充魔鬼的代言人。

很多学生都知道我对种族的看法有非常浓厚的个人色彩，尤其有关死刑议题上，因为早在我还未成为法学教授之前，我就开始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在我担任最高法院亚瑟·戈德宝大法官（Arthur Goldberg）的助理时，负责写一份法律分析，这份法律分析提出因为种族因素而差别适用死刑是否合宪的问题。这份备忘录后来发展成为三位大法官——戈德宝、布伦南（William Brennan）与道格拉斯（Willism Douglas）大法官——的不同意见书，这是美国司法史上第一次质疑死刑的合宪性问题，并引发法律界开始挑战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我们社会种族歧视的脉络下。

其后二十五年，我极力反对基于加害者的种族因素而差别适用死刑的运作方式。在最高法院针对此一问题作出最重要判决的前夕，我参与《夜线》节目的辩论：我所采取的立场是，因为黑人杀死白人比白人杀死黑人更容易获判死刑，死刑制度依其执行方式，违反宪法的“平等保障”条款。

乔治亚州的检察长迈克尔·鲍尔斯（Michael Bowers）回应说，这是“刚好在那些较严重的犯罪行为中，通常被害的都是白人，或者说白人受害的概率较高，而在那些较不严重的案子中，则受害者比较可能是黑人。”我的回答是，这绝对不只是“刚好”——这“绝非巧合”。相对的，这反映出一种“种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这表示，当有个白人被杀害的时候，我们认为整个环境非常严重、非常恶化，而当一个黑人被杀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有色眼镜来看这些个案。

相当有趣的是，一些现在坚信辛普森案的判决是出于黑人的种族偏见的保守主义者，与那些反对将不对等的死刑判决归咎于白人种族偏见的人，恰好是同一批人。由白人主导的陪审团判处杀害白人的黑人是死刑的概率，远高于判处杀死黑人的白人是死刑。当我们根据统计数字以平等保障原则向最高法院提出质疑的时候，许多保守主义者即刻争辩，我们不能确切认定这些判决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否即为种族差异。我在《夜线》节目上跟鲍尔斯检察长争论时，他刻意忽略那些统计数字的证据，要求必须证明特定案件的陪审团确实“有意地”因为种族因素给予差别待遇。我的回答如下：

检察长说，统计数据怎么显示都不重要，除非你能证明在个案的审判中，陪审员坐在那里，并且说：“我们打算考虑种族因素。”好吧，我们不能进入陪审团的会议室，我们也不能进入陪审员的心里。我们只有一个方法能够想象这些陪审员、检察官与法官究竟采用怎样的标准——不管有意地或无意地——那就是看大量个案的结果。比方说，有位雇主有个“从不”的行为模式，从不雇用黑人——总是喜欢白人——我们不可能知道在个别面试的时候，那个白人是不是真的比那个黑人更有能力，但仅管如此，这个国家的法院仍然会说：“这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

种族的过滤镜

任何人——白人、黑人、拉丁美洲裔人、亚洲人、犹太人、男性、女性、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都是以他们自己的经验认同来看世界。我甚至愿意相信，原来那十二位来自西米谷（Simi Valley）的陪审员，虽然看到录影带上洛杉矶警察殴打罗德尼·金的画面，却判行凶的洛杉矶警察无罪，他们跟后来以同一犯罪事实同一证据判定这些警察有罪的洛杉矶陪审员，都是诚实的，只是他们看录影带的方式不同。

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支持这项结论，不论对白人陪审员或黑人陪审员而言。南加州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达内尔·亨特（Darnell Hunt），组成一个白人陪审团和一个黑人陪审团，看看他们对同样辛普森案的证据有什么不同的观感。他的初步结论为：“由于我们这个社会仍然严重地相互隔离，黑人与白人的生活经验相当迥异，因此他们时常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同一个事件或个人。”范德毕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法学教授南希·金（Nancy J. King）针对种族因素影响陪审团判决所作的研究，提出结论表示：“研究报告……确认在某些个案中，陪审员的种族背景确实会影响陪审团的判决。”两种经常发现的结论是：（一）黑人比白人更可能判被告无罪，（二）黑人和白人都常判与自己同种族的人无罪。

很多研究调查都发现，白人陪审员比黑人陪审员更常判黑人被告有罪，而如果受害者是黑人，却常常判被告无罪。

一项模拟陪审员的研究显示，黑人陪审员比较常判被告无罪，无论所属族群为何，而白人陪审团在讨论时，特别抗拒对黑人被告产生合理的怀疑。其他类似的研究也发现黑人和白人陪审团都比较偏袒同种族的被告。在这些研究里，白人受访者比较容易认定属于少数族群的被告有罪，相对的，在同一条件下认定白人被告有罪的比例则较低。

其中一项调查也有令人惊讶的结果，发现黑人陪审员——特别是黑人女性的陪审员，比较容易判被告有罪。但是另一方面，一九八四年一份有关佛罗里达州达德郡（Dade）陪审员种族比例与判决结果关联性的档案研究发现，“只要陪审团里头有一个黑人，就比那些全部都是白人的陪审团较少判黑人被告有罪。”

这些社会科学的研究资料肯定了我们的观点，亦即在辛普森案中，如果是白人陪审团，相较于以黑人占多数的陪审团来说，可能我们计划性地攻击警员证词之可信度的做法，就比较难引起共鸣。每个陪审员都会将研究者称作偏见的东西带人思考：“这类的偏见来自于陪审团的组成分子，以及陪审员带进法庭的各种不同观点，而这些观点可能与个案并没有特殊的关联性。”华盛顿特区市长马利昂·贝利（Marion Barry）被控的案件就被评为一个具有“过滤性诠释”的例子：

关于那件案子在审判前公开的事证：包含一卷录影带，其中贝利被以前的女友引诱在旅馆房间内抽古柯硷，该名女友其实是与联邦调查员合作，成功逮捕了他。很多华盛顿特区的白人市民观看录影带后，都认为贝利是被逮个正着，证据确凿就是有罪。反观很多黑人市民在看过同样的录影带后认为，一个黑人的首长因为白人的调查局干员设下陷阱而被捕，对他有更多的同情而非谴责。每一个族群从审判前公开的事证发展出不一样的偏见，这主要是因为观察者不同的诠释角度所致。

警察殴打罗德尼·金案的两个不同的审判结果，也是另一个过滤效果的明显例子。

没有哪个团体的诠释性偏见必然比其他团体的偏见更不正确：“所有陪审员都是某个团体的成员，不论是宗教、种族、经济、性别或地区团体，都影响着他们对人事的看法。”某个方面的普遍偏见未必比另一方面、同样强烈的偏见更不正确、更具争议。其他的研究者也回应了这个主题：

近来调查陪审团决策过程的各项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亦即每个陪审员有其特有的生活经验、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接收到有关特定案件的讯息，最后得出他所认为属于这个事件最合理的描述，然后作成对应此一故事的最适判决。陪审员可能就同一事实有不同的诠释，这完全看他们选择哪一个故事来代表他们所处理的案子。对于哪一个特定的故事才是该事件最合理的解释，不同种族背景可能会影响陪审员的判断，所以黑人与白人陪审员在评估同样的证据之后，可能作成不同的判决。

研究结果似乎有一致的共识，种族背景比较有可能借由对证据的观点，间接影响陪审团的判决，而不是直接、明白地以种族偏好发生作用。此种观察种族背景如何影响陪审团判决的方法，可以解释几项针对陪审员所作的调查研究中所得出的结果。在一些模拟陪审员的研究里头，研究者系统性地变换在模拟审判案件中证据的强度，结果显示种族因素只有在证据未能明确指向何种结论时，既非充分也非脆弱的情况下，才会强烈地影响判决结果。

这些研究结果与克拉克和其他检察官的想法大相径庭，陪审员不见得会不顾证据地“偏向自己的种族”。反而是他们的生活经验会制约他们对证据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又转而影响他们的判决。

美国黑人眼中的警察

许多黑人的生活经验中有一项特殊因素，可能影响他们对刑案证据的看法，这项因素也是整个辛普森案大审的核心。很多黑人陪审员可能不需要听到富耳曼的录音带就相信警察可能会撒谎、伪造、并变造证据，来陷害一个黑人男性。许多在洛杉矶或其他地方的黑人，早就不时受到警员种族歧视的骚扰。每天他们都从白人优势的权威体制中感受到微妙的种族歧视。

美国黑人很少与这类生活情节摆脱关系：在富裕的社区内被警察拦截下来临检，或是在逛服饰店时店员紧随在后等。哈佛大学法学院黑人教授查尔斯·奥格里特里（Charles Ogletree）就曾说：“如果我头戴呢线帽，身穿连帽夹克，我就很可能会有麻烦。”这类差别待遇使黑人和白人对警员的观感会有明显不同。

这种差异最近在一项与辛普森案直接有关的调查研究中被确认，该项研究系以八百个担任过陪审员的民众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发现，“在执法员警与被告证词间有冲突的时候，百分之四十二的白种人相信警方。但在同一情况下，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黑人表示相信警方。”

有关刑警范耐特和富尔曼不当行为的证据，直接地触发黑人陪审员这种信念与态度。根据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黑人陪审员影响陪审团判断的最重要信念，即是他们对警察的普遍认知——警察可能说谎、可能伪造、变造证据以及为了调查或起诉被告而侵害其受宪法保障之权利，特别当被告是黑人的时候。另一方面，对白人来说，警方的伪证则是远超过他们经验范围的概念。“对白人来说，这种情况只能想象。”

很有可能在某些个案中，属于少数族群的陪审员比起那些属于白种主流族群的陪审员，对于整个刑事审判体系以及各种变化有更完整而真实的认知。由于他们对执法者有截然不同的认知，中产阶级的白人陪审员比非裔美籍人士更倾向于信任警方总是说实话，行为端正，并且保护无辜者。

很多美国白人很难相信辛普森案中的血迹证据竟然还有疑虑……大部分的美国黑人则不会感到有什么意外。那是因为我们大多知道或听过，警方为了让被捕的嫌犯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会干出这种恐怖的勾当。富尔曼的行径对黑人来说，并未像对白人那样造成他们如此大的震撼。

就像《纽约时报》于社论版上针对“警方的暴行”以繁复的修辞加以质问，文章引用的例子从洛杉矶、新奥尔良至费城的警方皆有：

警察与彻头彻尾的罪犯之差别，只不过是警察多穿一件制服罢了，成长在这等是非不分的环境下会是什么样子？愈来愈多的美国人都发现这个现象。这影响了不少社区团体、陪审团的看法，被视为腐败的风气……从小目睹警方不合法行为的孩童，终将长大成人，成为陪审团的一员。所以当他们对警方提出的证词带有偏见时，应该没有人感到惊讶才对。

黑人？／女性？／黑人女性？

那么陪审员的性别差异，以及婚姻暴力的证据又有什么影响呢？评论家认为：“种族因素对陪审团心里的影响还是高于性别因素的影响。”检方试图激发陪审团——在十二个陪审员中有九个是女性——对布朗的同情，特别借由提出过去她如何受到辛普森家庭暴力的证据，来达成此一目的。相对的，辩方则向陪审团——有九名陪审员是黑人——提出证据证明，警方因为种族因素而伪造、变造证据、作假证词、并且在谋杀案的侦查及起诉过程中屡次有违宪的行为。如果辩方所诉诸的证据较有效果，许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结论，亦即陪审员在种族问题上的成见明显比她们作为女性对受暴妇女的同情更深。

女性——无论黑人或白人——虽然有这么多的共同点，但对于这个判决有如此不同的看法，这显示种族的藩篱远比一般人所想像得更高更厚。

“无罪”判决显示，女性在陪审团里头，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仍然以辩方所挑起的种族议题为主，远胜于检方所提出的家庭暴力问题。

这些分析结果似乎假设辛普森案的黑人陪审员，让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被种族认同的情绪给淹没了，或者因为他们对被告的认同以及种族的一体感所以使他们做成了那样的判决，无视于种种的证据。不过种族因素和性别因素可能以更加微妙、更加不明显的方式对陪审团思考模式产生影响。

首先，就本案中种族问题对许多黑人陪审员的认知与信念之影响，远胜过性别问题这点来说，评论者所谓“种族因素胜过性别因素”的论点是正确的。若在文化经验的脉络下诠释陪审员的“成见”，此一论点也完全说得通。黑人与白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差异，远高于男性与女性日常生活经验的差距。日复一日，同种族的男性、女性都会互相往来，就如他们也跟其他同种族的人往来一样。虽然他们的经验与信念有所差异，但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的经验与信念是相互重叠的。相反的，就我们这个社会的许多方面来说，黑人与白人几乎是完全与对方隔绝的两个群体，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然而具相同种族身份、有类似社会经济特质的男女两性，则几乎住在一模一样的世界中。所以毫无疑问地，黑人陪审员会将那些根本上具有较大差异的认知带进陪审团室，从而在以陪审团为对象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种族因素所造成的差异，远高于性别因素所带来的差异。

很多黑人女性发现种族主义对她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远高于性别主义：

对许多黑人女性来说，性别主义在种族主义下根本微不足道，然而，白人女性在这样一个以白人为主流优势的社会里，种族问题并不困扰她们，所以她们才能够自在地将焦点放在性别主义上。但是当黑人女性打破阶层，可能甚至对她们自己不利，在汤姆斯被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公听会上，站到汤姆斯那一边而攻击希尔的行为，常使白人女性感到异常困惑。

南加州大学的儿童福利学教授唐娜·富兰克林（Donna Franklin）认为，黑人女性可能认同黑人的男性被告，而不是白人的女性受害人，因为种族歧视让黑人女性无法获致适当的经济地位来追求女性主义。她说：

黑人女性妒忌白人女性的是，她们有男性照顾她们。这是黑人女性未曾有的奢侈享受。整个体系剥夺了我们的保护者、供应者。我们希望能安坐在市中心商店街的咖啡厅里头，写下像是《女性迷思》（The Femine Mystique）这样一本书。这是为什么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总是有隔阂。除非我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进入到下一个层次。

除了这项显着的文化差异外，种族因素何以超越性别因素成为陪审团检视证据的重点，其第二个原因可能在于，本案中的许多证据都倾向于诱发种族差异所命定的信念，而非性别所命定的信念。有些陪审员承认，有关警方恶行的证据远比有关家庭暴力的证据更直接地与辛普森的有罪或无辜相关连。女性可能比男性对于家庭暴力的问题更敏感，但这不表示她们会轻易地被愚弄，而相信家庭暴力是家庭谋杀的指标。确实，就如某个学者所表示的，女性比起男性更笃定、更不会摇摆不定，所以也更能抗拒这种策略运用：

这些陪审员是女性，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她们比较能够评估克拉克对她们所打的是什么牌……说他最后就杀了人，对整个司法程序来说岂非过于跳跃？……我想这些陪审员说明了，虽然你有很好的理由可以推论，如果某人之前打了人，可能之后就会杀了她，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人真的这样做了。我想陪审团表现出她们卓越的能力，足以将她们自己与任何个人的偏见隔离开来。

但即使这样的认知，也可能是受到陪审员的观念中有关种族问题与性别问题相对比重的影响。

但并不是只有对非裔美籍人士来说，才是“种族考量远胜于性别考量”。许多白人记者也用种族因素来看本案。《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记者杰西卡·西格尔（Jessica Seigel）说，辛普森案“只是个种族问题……如果今天换成是乔·纳马思（Joe Namath）的杀妻案，你想我们还有必要这样大费周章吗？”《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记者杰弗里·杜宾（Jeffery Toobin）也同意：“对我来说，这件案子之所以将在五年内、十年内持续被瞩目，是因为它描绘出美国的种族问题。”很多女性认为婚姻暴力“应该是本案的核心争点”，但那只是她们自己的关怀重心。令一些女性主义者“愤慨”的是，“一但当检方判定婚姻暴力的议题不能引起陪审团的共鸣时，他们马上加以废弃，而这项议题也从全国新闻媒体的荧幕前消失了。”

没有一位刑案的辩护律师在评估检方主张的案件事实及考虑怎么提出辩方答辩时，会忽略这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确实印证了我们最初的直觉，亦即尽量减少有关家庭暴力证据的辩论，将我们的火力集中在像是富尔曼与范耐特这样的警员，其证词的可信度问题，以及警方鉴识人员究竟适不适任，有没有成见。如果我们的陪审团像西米谷陪审团那样全部都是白人的话，我们可能要重新考量一下答辩的方式。辩护律师多半打自己接到的牌。他们很少处于发牌地位，无论台面上或台面下。

大打“种族牌”

在本案，我们使用伊藤法官所准许使用的证据来进行科学性的以及可信度上的挑战，这当然远比我们所能取得的证据少了许多。柯兰在辩论终结之前作了以下的答辩：

不要再掩饰真相了……两位检察官现在都同意……这其中的确有谎言、伪证以及抱持种族大屠杀论调的种族主义者，还有他多次刻意地在本案中作出伪证……诸位陪审员，你们完全有权说我们绝不再接受这种事了……当一位证人在他的证词中最实质的部分扯谎，你们可以凭着判断事实的权力，将他的证言全部舍弃……你们就是必须传达这种讯息的人。

他也用希特勒（Adolf Hitler）这样一个具高度争议性的人来作推论：

不久之前，这世界上有另一个人也有同样的想法，他想将某些人全部烧死，他有种族主义的思维模式，他在他的国家也有权力这样对付那些人。人们并不在乎。人们说他只是疯掉了。他只是个半生不熟的画家。他们并没有做任何事来防着他。这个人、这个灾星，却变成世上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人。因为人们毫不在乎，或者懒得阻止他，希特勒攫取了权力，可以推行他的种族主义论，可以推行他的反宗教。没有人想阻止他，结果最后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富尔曼，富尔曼现在想要把所有的黑人都抓来，把他们烧死或炸死。这就是种族屠杀式的种族主义。

此一说法引来广大的争议，许多批评者包括我们辩护律师团一员的夏皮罗，指称他是打着种族牌以撼动人心。虽然检察官反对，伊藤法官仍准许柯兰继续答辩。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柯兰这样的论证。虽然我参加了结辩的准备，但我的角色限于有关证据的争点，以及克拉克可能会针对辩方结辩提出怎样的反驳。我不是完全不晓得柯兰会用各种繁复的辞藻来作结辩，但我在事先也不晓得柯兰会提到希特勒。虽然我不确定如果是我自己会不会作这样的论证，但我并没有因此而觉得被触怒。下面是我在判决不久后写的一段话：

希特勒残酷无比地加害于数百万名无辜犹太人的罪行，当然不能与范耐特先生的滥行搜索、殴打、非法逮捕、作伪证、画上纳粹党的印记以及据称的栽赃行为，相提并论。不过，柯兰先生并未建议我们作任何诸如此类的比较，批评他的人应该先读清楚他确确实实所说出来的，而非只是媒体的断章取义。他所论证的，只是希特勒与富尔曼先生确实有着类似的观点，这点他说得对。富尔曼先生曾经声言赞同种族净化——大规模地烧死、射杀、或炸死黑人，特别是那些跟异族通婚者。柯兰先生也提醒他的听众，如果我们忽略这样的种族主义论者的观点，可能会危及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特别当这些人穿上了制服、戴上警徽、配上枪支的时候……事实上，柯兰先生清楚地区分了希特勒与富尔曼，指出希特勒“最终攫取了权力”，因此可以将他的种族主义思想付诸实行。当然我们在引用大屠杀或希特勒作推论时，应该相当谨慎。但我们应该无惧于提醒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漠视洛杉矶警局长期以来所纵容的结构性种族主义，必然会为我们所有人带来灾难。柯兰先生勇于站出来作为被攻击的标靶，只为了提醒他的听众，当人们不在乎种族主义的蔓延，不试着加以阻止时，有一天这就可能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

然而，当我听到柯兰说出如此具争议性的言词时，我开始担忧起来——并不是道德上的的问题——而是技术上的问题。我第一个反应是，想到法国政治家泰利伦一句着名的话：“这比犯罪还严重，这是一大失策。”我担心柯兰的言论可能会引发种族分化的效应，可能造成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的判决。确实，在判决作成后，有个白人陪审员站在这样的立场来批评柯兰的结辩：“他的话让我相当愤怒而且作呕。他让我感觉就像在煽动情绪，这让我感觉很困扰，他没办法就事论事。”当问到她是否相信柯兰的话是针对黑人陪审员而说的，这个陪审员回答：“可能吧，因为那段话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我几乎笑了好一阵子。他好像只是用某种地狱火或者诅咒来恐吓人，有点表演过了头，有点像传教师的方法。”另一个陪审员——拉丁美洲裔人——听到柯兰的结辩时，他感觉“好像在教堂里”。没有人能确知柯兰的滔滔不绝究竟对陪审员有无正面的影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最后，所有接受访谈的陪审员都把重点放在证据，而非柯兰的雄辩，而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喜欢柯兰，也信任他。

备受批评的黑人陪审团

在判决之后不久，克拉克提出了一个想法简单的种族解释论，而也得到许多评论者及观察者附和：自由派或许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是一个由黑人主导的陪审团在这样的案件里，就是不会将被告定罪。他们不想要实现正义。[1]文森特·布廖西（Vincent Bugliosi，控告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帮派案的检察官）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我不曾看过罪嫌这么明确的案子……然而陪审团显然漠视如山的罪证，反而赞同辩方的论证，认为这完全是一个有关种族的案子。”显然，持这种意见的人相当多：

自从辛普森一案的判决揭晓后，不少人似乎以为陪审团制度需要重新思考，黑人无法将事实真相和虚构情节分辨清楚，而一个以黑人为主的陪审团将会无视于事实真相，而无罪开释一个黑人被告。

检方的支持者说，种族问题蒙蔽了陪审员对证据的判断能力。

因为柯兰的挑拨——一位好律师，却是坏公民——使陪审团变成了政治党派，没有尽到应有的本分，未能针对这个牵涉两名惨死被害者的命案作出公正的判决，反倒去做那些不是他们该做的事。这些陪审员强奸了他们的职责，只为了表达有关种族主义、警察腐败或其他什么事情的讯息。

这些简化的观点所传达出来的极端主张，一样可以从一些与种族不相干的案情中推导出。真实的情况是复杂而多层次的。虽然我们永远无法进入这些陪审员的心里——即使有一些人曾经说明自己投票的原因——很明显的，单单种族问题并不能解释这个判决，特别是这个陪审团还有三位不是黑人的成员，其中之一之前还曾经改变过陪审团原来十一比一的无罪判决。这并不是说，如果将这个案子提交给一个全是白人或者由白人占多数的陪审团来审理，判决结果还是会一模一样。种族问题确实有关系，不管隐秘地或公开地发挥作用。

比方说，有一位中产阶级的黑人陪审员表示，他在担任本案的陪审员时，从法警的态度第一次直接感受到种族主义。这个经验让他开始用“有色的眼光”来看警方的证词。虽然他认为辛普森可能犯案，但他相信警方可能“意图构陷一个谋杀犯”。这个陪审员因为在这个案子受到法警的不当对待，而开始认真地思考这种可能性。如果他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么这确实说明了种族问题如何影响陪审员的判断，的确是难以测知的。（有趣的是，当辩方律师团听说法警可能带有种族主义心态，我们对于如何回应有两个想法：一方面，没有人愿意忍受任何一种形态的歧视，但另一方面，我们疑心法警被看到的任何种族主义表现，会对检方不利。作为辩方律师，我们必须将当事人的利益摆在第一。）

也的确因为种族、性别、宗教、阶级、年龄以及其他的因素都有其影响，所以宪法要求陪审团的选择过程不能使用任何歧视性的标准。有时候，不具歧视性的标准也会选出白人占过当优势的陪审团；但有时候这种标准也会选出黑人占过当优势的陪审团。在本案中，辩方对于陪审团的种族比例或性别比例能够着力的地方实在有限。检方、法官，以及陪审团召集委员对于最后的陪审员组合远比辩方有影响力。

在我们知道陪审团的种族比例之前，柯兰就被选为辩护团的主席了，虽然是在知道审判将于洛杉矶市中心举行这个讯息之后。如果这个审判在圣塔莫尼卡或者西米谷进行，柯兰还会被选为主席吗？我想会的，但我不敢确定。如果在圣塔莫尼卡或者西米谷进行审判，黑人检察官克里斯托弗·达登（Christopher Darden）会不会被选为承办本案的检察官呢？我不知道。如果被害人当中都没有女性，克拉克还会被任命担任本案的承办检察官吗？没有人会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从一开始，辩方律师的选择就已经是配合可能的陪审团了。纽约的犹太律师讲话很快，通常不会被委任到德州的乡下地方打官司。讲话很慢的德州律师也不会被委任到纽约的布朗区（Bronx）打诉讼。当我建议让薛克与诺菲德在法庭里头担任较吃重的工作时，就有人开始担心他们的腔调、风格以及出身是不是会有不利的影响。的确，很快问题就出来了，很明显的伊藤法官不习惯这些纽约人：他们讲话太大声，又太快，攻击性又太强，不对他的味。这就是审判实务的真实面貌。

所以种族与性别的问题也是一样。有些黑人陪审员比较会仔细聆听黑人律师说话，就如同犹太陪审员会比较认同一位犹太律师。我们当然希望且预期柯兰的种族背景能在部分黑人陪审员身上产生加分效果，就像检方希望达登的族群背景跟克拉克的性别能够替他们加分一样。

我们当然也希望并预期某些黑人陪审员，会接受白人警察伪造黑人被告相关证词的可能性。我们相信范耐特和富尔曼并未道出真相。我们希望陪审员会赞同我们的想法。我们庆幸陪审团的成员大部分是黑人，因为他们较能接受关于警方作伪证、篡改证据等的论证——这些都是我们认为正确无误的。如果这样的做法是打种族牌，那么种族牌确实是该打的牌——因为事实上，警方确实经常撒谎，也确实有时候会伪造、变造证据，而陪审员将他们的人生经验带入法庭，让他们对这些可能性的感觉更为敏锐，这也是好的。

当然，一个以黑人成员为主的陪审团也可能在某些案子中判断错误，认定警方作伪证，然而实情却非如此。同样的，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团也可能在某些案子中判断有误，虽然警方确实作伪证，但陪审团却没有发现。哪一种错误比较糟糕呢？我认为，在我们现行的司法体系中，陪审团应该宁可错认警方作伪证，虽然事实上没有，也比警方作伪证，但陪审团却没有发现来得好。这其实是一个辛普森案的陪审员——一个白人女性——为了描述她为什么赞同无罪判决，即使她也不确定警方是否真的伪造、变造证据，在判决后所说的。艾森巴哈说：“如果我们必然犯错，我宁可错放一个清白的人，也不愿冤枉他。”依照我们的法律制度来讲，这样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无罪推定原则有优越效力，亦即宁可错放十个有罪的被告，也比错判一个无辜者有罪来得好。我相信这也是个好政策，因为大部分的法官拒绝揪出警方的伪证，即使这种情况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已经是相当明显了。陪审团是我们唯一真正能够对抗警方伪证的保障，如果黑人陪审员比起白人较开放，而能够认定警方作伪证，那么这是一种促进正义的种族“偏见”。

的确，我们应该问问为什么这么多批评者将矛头指向黑人陪审员（以及一般的黑人），抨击他们“闭眼不看”辛普森或许有罪的可能性，而为什么较少人批评白人回避正视警方可能伪造证据对付他的可能性。《华盛顿邮报》的一名白人记者洛兰·亚当斯（Lorraine Adams）认为，美国黑人在处理案子时，比白人更能敞开心胸看事实。“白人……敌对意识较高，也比较不愿倾听……我发现白人对于黑人在刑事审判体系中的经验不愿意听，不愿意真正的倾听、吸收，并且给他们适度的评价。”亚当斯尤其批评白人媒体，这些媒体在报道有关警方“共谋”的主张时，“总是说这令人难以置信”。她发现，黑人“比较能够接受辛普森可能有罪的论证。”这个观察也让《洛杉矶时报》记者安德烈娅·福特（Andrea Ford）跟着质问，为什么媒体的报道不“试着解释为什么白人能够这么确定地认为他有罪？为什么黑人，不像白人，就必须解释他们的立场？”

事实上，黑人对于警方的怀疑——即使有时候过度了——大体上来说是相当准确的，而白人对警方的信任则通常是过度了。根据《洛杉矶时报》的一项民调，百分之六十七的白人认为警方的“不实证词”是“不常见的”，但只有百分之二十一的黑人相信这是不常见的。尽管民调的用词含混，根据实证显示，黑人受访者的认知较接近事实。

福特继续说道：“所谓‘这些（黑）人是不理性的，他们根本无视于证据的存在。’这种指责是有潜在因素的。好吧，那么在这次早期的民调当中，白人在得到些微的证据之前就断定〔辛普森〕是有罪的，这算是理性吗？我看不出这其中的道理。”几个白人记者对于暗示白人心胸较宽、较“理性”，而黑人则心胸较窄这种假设，也感到“同样地愤怒”。

倘若我们以较宽广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都能同意（我也这么希望），属于不同种族背景的各个陪审团——在特定案件或在普遍地所有案件中——都是为了美国的司法公义而努力。曾经好几个世代以来，黑人不得担任陪审员，即使陪审团所审判的是黑人被告。那些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犯了很多错，因为他们用那种只适用于白人生活经验的偏差角度来看证据。全由黑人组成的陪审团也会犯类似的错误。在我们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直到今天，陪审团仍以白人为主，只有少数的黑人能担任这项工作。这些陪审团，也会因为充斥着主流白人的偏见而犯错（虽然我们希望这种偏见能够因为少数但确实存在的黑人陪审员而有所改善），但我们却鲜少听到主流社群或媒体对于这些错误的抱怨。

有些人相信，本案这个以黑人为主的陪审团，可能因为他们的黑人偏见而犯了错，并且这种偏见并没有因为陪审团里三个非黑人的陪审员而有所改善，这些人应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司法体系的脉络里，几百年来陪审团所可能犯下的另外一种错误。这不是主张我们必须在陪审团的审理制度中，进行某种“赞助性的优惠措施”（affirmative action）。而是试图要解释，在衡量证据时，某种程度上基于种族或性别背景的偏见，是我们这个陪审制度固有的本质。有时候偏见会倾向这一方，有时候它又倒向另一方。然而，比起其他的案件，以种族偏见的理由批评这个判决，可能过于喧闹、过于愤慨，并且过于强烈，当然罗德尼·金案的判决是个例外。而且，人们用来批评辛普森案判决的字词，并未被拿来批评其他案子的判决。将辛普森案的陪审团定型为“严重受情绪操控、宰制的黑人种族主义者”，并且将判决评为：“受种族主义诱发，并且属于种族主义者的判决”、“惺惺作态”、“全然地不可置信”、“美国司法史上最大的丑剧”等，这些都显示，除了不同的意见之外，背后还有些东西。这显示，对于评估白人陪审团与黑人陪审团的“错误”判决，他们有双重标准。

判决揭晓后的几个礼拜，达登对辛普森案的判决提出与克拉克截然不同的评价。他不打算将这项判决定型为“种族因素的考量”，因为就他的观点，“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在里头产生作用。他说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洛杉矶警局长期以来滥用职权的丑闻，使得这个以黑人为主的陪审团，在衡量合理怀疑的标准时，决定判辛普森无罪开释。达登质问：如果陪审员的“经验总是负面的，如果这牵涉到警方与法院的勾结，那么我们还能期待陪审团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接着他报告，几乎所有的非裔美籍人士，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可以说出一段怎样被警方不义对待的亲身经验。达登因此肯定了辩护律师团的策略，亦即挑战洛杉矶警局几名特定员警，因为他们预期审理辛普森的陪审团比起其他将警方滥权行为当做事不关己的抽象事务的陪审团，对于这样的挑战更能够坦然接受。对于其他人来说——当然包含他的一些检察官同事——会把这个判决看做全然基于种族因素，所以达登强调，“种族因素那面旗子的确是挺好摇的。”

本案的陪审员——四分之三是黑人女性——比较会以种族因素的观点，而非性别因素的观点来看本案的争讼，因为究其事实，本案与种族因素的关联性比与性别的相关因素更为接近。即便是对陪审团内唯一的白人女性而言，这件案子也与警方的种族偏见较有关系，至于被告的家庭暴力则在其次。

1. 克拉克不是唯一沉溺在此种顽固想法的白人女性。全国妇女组织洛杉矶分会的会长塔米·布鲁斯（Tammy Bruce）因为对辛普森案提出具有种族歧视的评论，而遭到总会的公开谴责。全国妇女组织总会会长告诉布鲁斯，她的言论“明显违反全国妇女组织终止种族主义的承诺”，必须为此致歉。↩

第六章

媒体舞台上的法庭大戏

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道出了许多美国人的心声，在陪审团做出判决之后他说，“人生有许多千钧一发、死里逃生的事，但辛普森的有罪或无罪并非如此，辛普森轻轻松松地躲掉了谋杀罪的指控。”社会大众认定辛普森一定有干那件事，这与陪审团的判决大相径庭。社会大众问的是：“他有做那件事吗？”而陪审团问的则是：“检察官是否排除合理的怀疑，而证实了他所指控的案情？”即使我们消除这两组不同“事实认定者”的不同问法及其答案间的差异，两者仍有极大落差。我知道并没有设计完美的民意调查可计算出社会大众是否认为检察官已排除合理的怀疑，而证实了他的指控。但就我所看到、听到以及读到的，我可以想像有相当多的人——尤其是白人——不仅相信辛普森确实犯了谋杀罪，而且也认为检察官已经排除合理的怀疑，而证实他确实作了那件事。部分原因在于，多数人并不了解上面这两个问法究竟有何不同。有些人确实知道这两者的差别，但却假装他们不知道，或者将之贬抑为单纯的玩弄法律伎俩（或者，就像我的一名读者所说的，“合理怀疑的法律咒语”）。但也有许多人了解其中差异，也认同这项法律标准，却仍然相信，本案显然已达到此一有罪判决的标准。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并且试着在第四章中说明理由何在。在本章，我要提出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这种巨大落差是怎么来的？

其中一个答案，也是这个陪审团判决的批评者所提出的答案，认为由于陪审团里有九个黑人，因此反映出黑人族群相信辛普森并没有犯案的观感，或者说，即使他真的犯案，也不应该被白人的体制定罪。但是这对那些不是黑人的陪审员又怎么解释？他们只是顺从黑人陪审员的意见吗？显然艾森巴哈不太可能受到族群团结的影响。她的确对柯兰的雄辩非常感冒。但即使我们对于陪审员的认识有限，此种化约论的论调也不太可能成立。那么，社会大众，特别是白人社群对于辛普森案的看法与陪审团的判决之间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是否还有其他的解释？

我知道，没有任何有效的民调或者其他研究，可以区别以下这两种不同资讯如何影响了人们对本案的看法：一方面是人们看到多少实际的审判过程，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过滤的二手资料，例如记者报道、分析者的论述、脱口秀来宾的意见以及朋友转述等所获得的资讯。但我确实从自己的观察中看出，有许多人——包含一些所谓的“专家”，但没有亲自观看审判过程——而严重误会了实际呈现在陪审团前的证据，与辩方实际提出的抗辩。

不合手的手套

比方说，我们可以想想整个审判过程中最戏剧性的一刻，也就是检察官达登要求辛普森试戴那双手套时。那天我恰好在法庭里头，就坐在离辛普森试戴手套几尺远的地方。我一分一秒地仔细观察这出戏。每个在场坐得近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那双手套根本就不合辛普森的手。或许检察官应该给个解释，为什么这双手套不合他的手。但事实就是，这双手套根本就不合。我们听听看一个当天坐在前排，相当受敬重的美联社记者琳达·朵取（Linda Deuch）的说法。在大审之后，她被问到本案的关键时刻是什么时候，她说：“我觉得真正决定性的时刻，是辛普森当庭试戴手套的那天，结果很清楚地那双手套完全不合他的手。我就坐在他后面……”那些坐得非常近，看得非常清楚的陪审员，显然也认为那双手套不合。但对于从《纽约时报》记者肯尼思·诺布尔（Kenneth Noble）的报道读到这项关键事件的几百万美国人，这整件事却显得完全不同。

“那双手套完全符合辛普森的双手”，某份报纸转载该篇《纽约时报》报道的标题这么写。“试戴血手套的时候，辛普森觉得有点紧”，另外一份报纸这么写。该篇报道有意描写“由于辛普森手上已经戴了一双橡胶手套，他试了一阵子，而手套显得过小，才把手挤进皮手套，看起来太紧，手指头上也还有空间”。接着诺布尔引述了一个“专家”的意见，法学教授劳里·利文森（Laurie Levenson）说：“就我的意见来说，这双手套太紧，但手套是戴上手了。”

这完全不是我、朵取以及最重要的那些陪审员所看到的事实。但是那些没有在现场或透过电视新闻转播看到实际情况，而只是从《纽约时报》阅读相关报道的读者，对于这个关键事件可能有完全不同于陪审团的印象，这点并不让人意外。

检察官清楚地知道陪审团看到了什么——也就是那双手套根本不合——理所当然地，也尝试想要加以解释。《纽约时报》对那双橡胶手套的报导有蛮多的臆测。对此我有第一手的资讯。试戴手套后，法庭休息的时候，我和辛普森一起进到拘留室，其他律师正在跟记者谈论刚刚所发生的事情。我拿着那双血手套，要求辛普森不戴那双橡胶手套再试试看，因为我预期检察官会要求他这么做。他在拘留室再次试戴了那双血手套，结果发现并没有更合手。检察官显然试过了同样的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因为他们从未再要求辛普森在法庭上不戴橡胶手套时再试戴那双皮手套。但由于那些不做实验，就妄自推测的饱学之士，因此造成大众仍以为，如果辛普森脱下橡胶手套直接戴的话，那双手套应该是合手的。

人们确实都听专家的话，而这些专家有责任必须在他们提供专业意见之前先搞清楚事实是什么。比方说，耶鲁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约翰·兰伯恩（John Langbein），他在一九九五年十月四日的马克奈（MacNeil）／雷瑞（Lehrer）《新闻时刻》节目中，批评陪审员莫兰“对于那个非常有力的专业证据，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她自己的意见，解释那双手套为什么不合手。”然而有关手套缩水的假设，唯一的专家科学证据，则是辩方的证人麦克唐奈教授，他做了广泛的实验，发现手套泡过血水之后并不会缩小。麦克唐奈教授在一九九五年九月十八日跟陪审团报告他的实验，他用两只跟本案一模一样的手套涂上血水，然后在与案发当天（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相同的温度与湿度下，让手套风干。检方的专家理查德·鲁宾（Richard Rubin），其实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没有做任何实验。但即使鲁宾也作证说，少量的血水——例如本案中手套上所发现的血水——不会让手套严重缩水。如果因为泡过雨水或雪水而使手套缩小，那么那双手套应该在凶案发生的那个夜晚之前就已经缩小了，而且在案发当晚也不可能合他的手。

兰伯恩教授词锋犀利的提问，显示他根本不晓得麦克多尼尔教授的证词，不像陪审团听过了麦克唐奈教授的证言。兰伯恩还表示，辛普森的罪嫌“相当容易证实”，部分是因为“他的卧房被发现满是血迹”。事实上，在辛普森的卧房里头，根本没有发现任何血迹，除了他的袜子经过显微镜观察之后发现确实有些血渍，而陪审团相信这可能被动过手脚。那些听到兰伯恩教授讲话的观众，会被他的无知加上十分肯定的样子以及专业的权威严重误导。这是一种危险的结合，让那些处于局外，依赖兰伯恩教授这样评论者的社会大众，与实际在场的陪审员间认知上的鸿沟，更为扩大。

评论家的偏见

脱口秀的来宾也误导了大众。比方说，洛杉矶KABC广播电台的赖拉里·埃尔德（Larry Elder）坚称，当一九八五年布朗向九一一求救的时候，富尔曼发现辛普森把她“打得屁滚尿流”。这项“事实”后来变成“证实”富尔曼对辛普森没有敌意的整个论证基础，因为如果他对辛普森有敌意，他在一九八五年就可以轻松地以伤害罪将辛普森逮捕起来。但是埃尔德当然是大错特错。当富尔曼到的时候，他看到辛普森砸破了自己的车窗，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他动布朗一根汗毛。富尔曼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可以逮捕辛普森，所以埃尔德的论述完全不能成立。然而他一再重复这种错误的说法，而他的听众可能信以为真。

另外一个例子，产生误道的影响力更大，是威尔所提供的讯息，他竟然告诉他的读者：“即使对辛普森不利的证据当中有百分之九十都被排除了——的确，如果辩方能够决定哪些是可以被排除的百分之九十的话——剩下百分之十的证据仍然足以定辛普森的罪。”

或许因为他不是讼案律师，威尔没办法理解案件主张的效力不是单靠证据的数量决定的。当然，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在数量上可以算是“充足”——如果那些证据在品质上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像富尔曼以及范耐特这样的警察没有对这些证据动手脚。但是如果所有的证据都被污染了，那么不管这些证据在数量上再怎么多都没有用。比方说，我在二十世纪七〇年代替前苏联的一些异议分子打官司。每个人——特别是威尔——都承认KGB确实常常捏造证据。比方说，KGB伪造证据证明安纳托利·夏伦斯基（Anatoly Scharasky）是美国间谍。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些证据。威尔难道会认为只要KGB再找到更多的证明文件，就可以证实夏伦斯基真的“有罪”？当然不会。一个有能力伪造一份证明文件的警察机关，就有能力伪造许多证明文件。的确，现在普遍都已经知道，KGB有个部门就是专门伪造文件的。

我并不是将洛杉矶警察局比为KGB，我也不是要论证辛普森案当中所有的有罪证据都是伪造的。我只是要说，如果有些证据的效力已经被破坏了——有关袜子的部分就相当引人注目——那么，陪审团就必须抱着怀疑的态度来检视这些腐败警察所取得的每一项证据。这种怀疑的态度可能非常合理地使陪审团对检方所提出的证据大打折扣，一旦这些证据的证明力不被相信之后，光靠间接证据就比较难说服人了。

原本最有力的血证，却是最可能被动了手脚的证据：手套上、袜子上、门廊上，以及野马汽车上的血迹。而最不可能被动手脚的血迹——凶案现场消退的辛普森的血渍，以及他自己家中的血渍——则是最薄弱的罪证，而且和他的无罪解释相当一致。其他的许多证据——头发、衣服的纤维、脚印等——也跟他的无罪解释一致。检察官主张的案情则是由这些个别而言相当暖昧不清的证据所组合而成。因此，就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来看，任何百分之十——即使是未被动过手脚——的证据，都是不充分的。唯一的例外是辛普森罗金汉住宅的手套以及袜子，但是他们的效力都受到合理怀疑的影响。的确，如果我照着威尔的脚本，挑选出百分之十的证据，呈给陪审团，我会挑选最显着的有罪证明——袜子、手套，以及后廊的血迹采样——因为这些证据最可能有被动手脚。没有这些证据的话，有其他的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证据能都不够符合“排除合理怀疑，建立有罪确信”的标准。

我很怀疑，威尔是否真的相信那四个警察所说的，他们进入辛普森的房子时，尚未怀疑他。如果事实不是如此，那么警方就是集体说谎，并且掩饰他们的非法行为。我也怀疑，威尔是否真的确信那些袜子并没有受到破坏，如果他真的确信如此，那么又怎么说明我在第四章所提出的一连串无法解释的巧合。或者他相信警方其实只是试着“陷害”一个有罪的嫌犯，如果他这么相信，他还能够投票赞成定罪吗？或者他根本就不是有系统地来思考这些因素？我相信威尔因为未考虑这些情节，加上他那种无充分根据的确信，以为检察官所提证据当中任何百分之十的部分都足以排除合理的怀疑而认定有罪，所以导致他自称有“部分”种族主义色彩的假设。下面这段话是他自己讲的：

某些预设，其中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高姿态，认为陪审团员既不称职，也是坏公民——他们会被辩护律师大谈种族的辩词所操纵，他们没有足够的智识处理证据的论证，或者更糟的，他们欠缺公民的良心来尽其职责。但是，这些预设似乎有部分是正确的，因为有些陪审团根本拒绝花时间去审慎讨论。

威尔主张“种族主义色彩的预设”的确有“部分是确实的”，就是认知到某种不为美国社会所接受的偏见。太多美国人似乎怀着这种对黑人陪审员的种族偏见，而早就准备用有色眼镜来看本案的证据，特别是当这种观点又受到令人尊重的记者威尔所肯定。威尔急于认定辛普森案的陪审团必然是根据种族因素而作出这样的判决，但又打死不愿意相信以往那些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团所判的死刑判决是基于种族因素，两者相较，相当有趣。在一九八七年，最高法院审查乔治亚州的死刑判决，上诉理由挑战该州的死刑运作，该州的陪审团在黑人杀死白人的案件中判处凶手死刑的概率，高出在白人杀死黑人时判处凶手死刑的概率有四倍之多。威尔驳斥别人的结论——该结论是根据广泛的调查统计结果——认为这些判决绝非根据种族因素。他将这样的数据解释为“恰好与种族吻合的统计差异”，并且制造出种种合理的解释来“显示”乔治亚州由白人主导的陪审团在审判中考量每一个因素，就是不考虑种族因素。但是在没有数据、没有统计或其他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威尔却确信辛普森案中陪审团的决定是基于种族考量。这难道不是种族偏见吗？

我仔细想过威尔对这个案子所抱持的观点，他确实很有影响力，并代表了其他评论者所透露出的偏见。如果没有这样的偏见或倾向，证据看起来与威尔所描述的大相径庭。辩方主张袜子上的血迹是事后被栽赃的，而检方指控辛普森杀了两个人，如果比较这两者主张的强度，会相当有趣。难道真的可以说，辩方主张血迹是后来被放在袜子上的——范耐特带着辛普森的血液样本到处晃、卧室的录影带、验出EDTA的成分、血迹泼洒的形状等——就会比检方所提的有罪证据没有说服力吗？然而那些将检方的指控描述为“简单明白”的评论者，大部分却将辩方所主张的警方栽赃评为“臆测性的”或“无根据的”。事实上，检辩双方的论证都不足以称为简单明白；双方都有他们的证据基础，也有臆测的成分。但是检方有义务要证实被告的罪嫌，而辩方只需引起陪审团对血迹是否事后被放在袜子上产生合理的怀疑，就足够了。

聪明的心智，会因为预设有罪或无罪，而对同样的事实有截然不同的分析结果，这实在是件引人深思的事。同样这批人，他们不能想像富尔曼可能栽赃那只手套——因为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但却完全能够接受辛普森从芝加哥回来时，将凶器跟血衣放在旅行袋里，然后由他的朋友也是卡达襄律师带回家这种离谱的故事。如果这些事要发生，辛普森必须采取下列行动以及思考程序：他必须让刀子跟血衣通过从洛杉矶到芝加哥机场的安全检查，而且他明知道在飞机降落芝加哥之前，尸体可能就会被发现，而警方可能已经在芝加哥的奥哈尔机场等着他跟他的旅行袋了。一旦到达芝加哥，他在那里知道尸体被发现了，并且同意立即回返，这时他又必须决定要把刀子跟血衣再带回洛杉矶——再一次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而这次洛杉矶警方可能已经知会机场安全人员要进行搜索。而且，辛普森应该知道洛杉矶警方可能在机场等着他，很可能还准备了搜索令或逮捕令。事实上，警方确实有机会搜索辛普森所有的旅行袋，但他们没这么做，却让卡达襄先生将旅行袋带回家。就是那只旅行袋被认为里头藏有刀子和血衣。

根据这个剧本，辛普森是鸿福齐天能够通过这重重的关卡：警方允许辛普森的“共犯”把东西带回家。甚且，检方知道卡达襄持有该旅行袋几个月之后，才尝试讯问他旅行袋中的东西。

跟这个有关旅行的证物理论一样荒谬的是，直到现在还有人仍不断提出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心中早已判定辛普森有罪，所以被这样的信念蒙蔽了，同时因为他们想不出辛普森到底怎么处理掉武器和血衣而备感挫折。同样这批聪明人却拒绝考虑那个听写富尔曼录音带的警察可能会栽赃那只血手套。

扭曲辩方的论证

媒体上的专家也不断复制及强化其他许多影响深远的迷思。其中最致命也最普遍流传的就是，为了打赢官司，辩方必须证明整个洛杉矶警局、联邦调查局以及检验血液样本的实验室人员都参与大规模的同谋。这个理论是从威尔的主题变形而来的，因为这假设了检方的论控证据相当强，所以如果其中有任何部分是没有被动过手脚的，那些证据仍会压倒性地指向有罪。因此得出，辩方必须声称所有证据都被动了手脚。而要使所有证据都被动过手脚，必须有广泛的、普遍的共谋和掩饰。那些评论者一个接着一个鼓起如簧之舌地质问，为什么洛杉矶警局的警员能够聪明地完成这么大规模的设局陷害，却会笨到用这种拙劣的方式搞砸了调查工作。就像某个专家所说的：“他们不可能既是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也是笨警探基斯东·柯普（Keystone Kops）。”即使喜剧演员——例如，罗伯特·克莱因（Robert Klein）——也嘲笑辩方的论证。Des Moines Register的专栏作家就用夸张的笔调来嘲笑辩方的论证：

当有疑问的时候就辩称对方串谋。当有双重疑问的时候，就辩称对方串谋并且不适任。换句话说，警方聪明到可以设下网罗来构陷辛普森，但是笨到将血液样本当作跟麦当劳得来速拿到的调味包一样地处理。既说警方串谋构陷又说警方不适任，辩方就像又嫌菜不好吃，又嫌分量太少。

《圣彼德堡时报》（St. Petersburg Times）写着“辩方律师指控洛杉矶警局全警局串谋构陷辛普森。”《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则评论“需要一大票人共谋，才能伪造出对辛普森不利的如山铁证。”甚至《纽约时报》也将辩方的主张简化为——在一份新闻报道中——“广泛而大规模的共谋串通。”

这些报道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辩方从来没有论称有广泛的共谋。陪审团知道辩方事实上主张的是什么，而且也有几个陪审员在判决作成之后表示，他们认同我们小范围而且有根有据的论证。我们的确指控一些洛杉矶警局的警员串谋，对于他们为什么在没有令状的情况下到辛普森的住处，并且闯人他的家这个问题有所欺瞒。陪审团——以及许多有经验的律师——也同意我们争论这项串谋。证实了这件事的可能性之后，我们接着质问一些为数更少的坏警察的行为——范耐特与富尔曼——他们可能很容易就把范耐特带在身上长达数个小时的辛普森血液样本洒得到处都是，可能洒在袜子上、手套上以及后门廊上面。这就是辩方所谓的共谋。而且如果陪审团相信这个共谋的行为可能发生，那么他们就能合理地不信任检方剩下的证据，不需要把其他一大票人都当做参与任何的串谋或掩饰计划。甚且，如果辩方是正确的，串谋者绝不是庞德一流的人物。毕竟，他们被发现了。他们只能当柯普，但是他们是居心不良的柯普。

最后，过失与故意伪造证据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过失制造了伪造证据的机会。如果洛杉矶警局的警员在搜集证物的时候相当小心——依照作业程序规定进行——范耐特就绝对没有机会带着辛普森的血液样本在外面晃了三个小时。富尔曼也不会——他本来应该不能插手这个案子的——有机会去“找到”手套。如果那些刑事鉴识人员的现场搜证一开始就明确建立，案发当天袜子上以及后门是否有那些血渍的话，也就不会有人能够伪造这项证据、或者被辩方声称它是被栽赃的。如果派拉提斯把他到底搜集了多少辛普森的血液精确地记录下来，任何人都不会有机会争论范耐特到底有没有把血洒到袜子上及后门板上。

另外一个有关血证的迷思则是，单单DNA检测结果就可证实辛普森确有犯案，因此为了确保无罪判决，辩方必需推翻那份DNA检测。然而最后陪审团产生合理怀疑的推理过程，这在第四章中有摘要说明，都以DNA检测是正确无误的为前提，相信血液确实是由辛普森、高曼、布朗他们本人而来的。如果任何陪审员对DNA有所怀疑——不论是对这项科技本身的质疑，或者更可能地，对于在本案中不专业的状况下应用这项科技有所质疑——这些疑虑应该不能算是前所描述的合理的怀疑。换句话说，即使陪审员相信这些血证经过适当的分析及辨识程序，他们仍然可能对于这些最不利的血滴物证——那些在袜子上、手套上、后门板上以及车上所发现的——产生合理的怀疑，认为可能是事后洒上去的。

有些迷思很难消除。在案子一开始的时候，检方宣称凶器是一把辛普森在凶案发生前从某一间餐具店买来的刀子。他们甚至把店主找来，在预审的时候证实辛普森有去买刀子。然后辩方在辛普森的家中找到这把刀子，根据加州的实务惯例，交由法官密封存放在一个信封里头，然后提交给法院。每个人都猜测那个秘密信封里到底放了什么东西。我永远忘不了在那个“信封”的故事上了新闻头条不久之后，有次跟一个电视记者意外碰面的情况。那时候，我的女儿跟我在玛莎葡萄园的机场；她问说可不可以从卖零食的自动贩卖机买些巧克力，我跟她说可以买巧克力，不过吃完晚餐才可以吃。我找了个美国航空公司的信封将一把巧克力放在里头。一个记者接着就走过来问我，“信封里头是什么？”我回答，“我等等告诉你。”那个记者以为抢到了一条独家新闻，她赶紧把摄影机调过来，就只为了听我跟她说信封里头放着巧克力。我甚至把信封口掏开让她看看里头。她说：“不是这个信封啦——是辛普森案中的那个信封。”我回答：“哦，那个啊！我不能揭露出来。”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一堆人猜测那个信封里到底有什么，大多数的专家认定里面就是辛普森在凶案发生前买的刀子——而且这把刀从来没用过。虽然我不能确认这点，但也不会加以否认。

还有一些媒体报道的迷思是检方搞出来的。看看这个，辛普森自己在判决宣布之后的那一天亲自加以澄清了。有个女人扣应到一九九五年十月四日的拉里·金脱口秀节目，提问有关检方声称大轿车的司机那天看到有个六尺高的非裔美国人急忙地从车道走向房子里，而这个黑人看来一定是辛普森，他为了藏匿血手套不成而急忙回家。对于这个处在黑漆漆的夜里、模糊不清的人影，一堆人向着不利于辛普森的地方猜想。辛普森自己打电话到节目澄清这个疑云。“那是我，”他说，“我那时走出我的前门，放下我的行李，然后再走进去。”

但是司机的证词，说有个男人从车道走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本没有这样的证词。克拉克在进行结辩时，试图要扭曲驾驶的证词指向车道，但她没有成功，因为这根本不是那个司机看到的事情。他看到的正是辛普森所说的。事实上，他还在地图上指指点点跟法院解释那个人从哪边走到哪边。那个影子根本就没有靠近车道。然而这个离奇事件仍然持续到辛普森自己能够在电视上澄清为止，而这些情况柯兰早先已经在法庭中说过了。这个迷思甚至延续到今天，还写在布朗家人跟高曼家人所提的民事官司状子上，但这是错的。因此，这一个可疑的犯罪情节，很容易以完全清白的方式加以解释，但是许多人却深信辛普森一定有罪，而把这些事证列人有罪的证据。

两场完全不同的审判

因此有个重要的理由，为什么许多民众对于事实的看法跟陪审团的看法有这么大的出入，那是因为这是两场完全不同的审判：一场是在陪审团前进行的，一场是在社会大众前进行的。（事实上，应该说有三场不同的审判——第三场是黑人社群的媒体。他们多半倾向有利辛普森的报道。但是我仍然把焦点放在主流媒体上，因为我提的问题是，为什么白人民众跟作成判决的陪审团在认知上有这么大的落差？）有些观察者既看到陪审团的审判，也看到媒体的审判。有些则只看到媒体的审判；陪审员则只看到法庭内的审判。关于婚姻暴力事件的争点，很明显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审判。社会大众看到并听到许多未经证实的、声称是暴力虐待的事情；陪审团则只有听到一件被允许提出的肢体暴力例证，以及少数几个有争议的例子，是关于辛普森怎么粗鲁无礼、不体谅的行为。

社会大众跟陪审团获得完全不同的资讯，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威廉·肯尼迪·史密斯（William Kennedy Smith）强暴案，社会大众所知道有关控辩双方的背景与历史的讯息远多于陪审团。同样的，在范布罗一案以及其他许多案子里，也是如此。然而辛普森案至少有两方面是比较特殊的。首先是辩方在一开始所作的冒险决定，亦即挑战秘密的大陪审团程序，从而迫使检方在预审中公开提出其论控及相关证据。这个决定有助于辩方在陪审团开始审理前得知检方的步数，但付出的代价就是舆论对这个案子的不利影响，并且可能因此而加深了社会大众与陪审团之间对本案的认知差距。

辛普森案另一个特殊的地方是，被害者的声音比以往任何一个案件都要大声、清楚而频繁地在媒体上呈现。但是这些在法庭里就未必能这么清楚地听到了。历史上，美国的刑事审判所牵涉到的就是两个当事人——检方与辩方——对抗式的争讼。虽然检方通常旨在为被害人发言，特别是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但是检方真正的当事人是州政府，而不是被害人。尽管这个清清楚楚的法律规则区分了州政府的利益与被害人的利益，但是被害人的家属通常会倚赖检方为他们说话。这时常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检方实际的利益可能跟被害者家属的利益完全不同。

在辛普森案中，被害人的家属，特别是高曼的家人，努力地为他们自己发言——在法庭外。当然他们也全力配合检察官。但他们的声音也可以独立地发出，而被听到。他们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的律师规律地出现在电视节目上；他们几乎每天都就坐在法庭里；他们也自己提出民事诉讼告辛普森。就这方面来说，辛普森案在舆论之前受审的情况倒像是法国式的审判，而非传统的美式审判。在法国，被害人跟他的家人在刑事诉讼中确实扮演着法律上的角色。在辛普森案，虽然被害人的家属不能在法庭内扮演正式的法律角色，但是他们却突显于法庭之外。

甚且，整个电视产业都绕着被害人跑。在辛普森案，葛拉多·里韦拉（Geraldo Rivera）变成了被害人在荧光幕前的代言人。他的每一场表演，每个晚上都由几百万人收视着，从被害人的观点来呈现这整个案子。虽然他努力地呈现不同的观点，这点很值得赞扬，但是里韦拉公开地站到被害人那一边，并且为他们的观点而发声。那些固定从里韦拉那边获得本案相关讯息的人，自然是从一个假设辛普森有罪的观点来听这些讯息。其他的节目，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没有任何节目、专家或报纸——所有迎合那些坚信辛普森有罪的大多数白人观众的媒体显然不会呈现出跟里韦拉相反的观点。这只能导致白人大众的观点与陪审团判决间的鸿沟更形扩大。

辩方当然意识到这种鸿沟的存在，而有几点理由让我们对此非常关切。如果最后是无罪开释，我们知道我们的当事人将回到这个世界，而许多人还是将他当做一个罪人。如果最后是有罪判决，我们可能得面临上诉法院会因为被告的“显然有罪”，而倾向于将原审的种种错误当做“无害的”，这是法院常说的。如果陪审团不能达成一致的判决（审订者按：hung jury，指陪审团不能达成一致的判决，此时法院应宣告审判无效，检方可以再度起诉，法院则须另组陪审团审判），那我们可能很难再找到几打仍然可以遵守无罪推定原则的陪审员。有鉴于此，在审判进行中我们并没有保持沉默。我们既在法庭上，也在舆论审判中替当事人辩护。

我时常被问到，以一种指责的语气，为什么我在媒体上替我的当事人辩护。首先，我不否认我有这么做。有些律师绝不肯对媒体公开发言，将他们辩护的理由、事实留到法庭上再说。其他的则会对媒体放风声，然后再公开地否认他们是消息来源。Williams and Connolly法律事务所——传奇律师爱德华·威廉斯（Edward Bennett Williams）的老事务所——有个规矩就是不在媒体前谈他们自己的案子。当威廉斯主道这个事务所的时候，对媒体表示意见是没有必要的。他有直接的管道通往报社老板、编辑以及高层的记者，因此他是世界级的新闻制造者。现在一些他以前老事务所的客户，可能因为这个严格的规矩而受罪。他们受罪的原因在于，检方老是在媒体面前打官司，他们不仅会败在舆论的法庭，也会败在审判的法庭。

检方与媒体的互利关系

大部分较具规模的检察署都会有全职的人员编制来处理公共关系，对于重大案件会聘任媒体顾问，厚厚一叠媒体通讯录里记载着一些较友善的记者家中的电话号码，可以信任地漏些独家给他们。在最近有关媒体与高曝光率案件的公共讨论中，我的朋友琳达·费尔斯坦（Linda Fairstein）——曼哈顿地检署性犯罪部门的主管——一本正经地讲，如果她曾经漏消息给媒体的话，早就被炒鱿鱼了。我偷笑地回答：“当然，你会被炒鱿鱼，因为你的老板想要由他自己来泄露消息。”她的老板，传奇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就被指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泄露者以及媒体信使。他是组织、动员媒体的总司令，而他的学生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f Giuliani）则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发挥他跟媒体合作的高超技术，从而当选纽约市长。

当辩方律师走到媒体面前时，跟检察官比起来简直就是外行人，这主要是因为检察官掌握了固定的秘密消息管道，这些是媒体想要的，也是检方希望媒体公开的东西。但检察官不希望自己的指纹留在那些讯息上，所以他们跟自己辖区内的首要媒体建立了长期的伙伴关系。这些接收检方重要讯息的人很少会回头害那些跟他们合作的检察官，既不会透露消息来源，也不会做负面报道，因为担心这么做会断了消息来源。另方面来说，辩方律师很少有机会取得秘密消息；当他们真的拿到的时候，这些讯息往往是他们不愿意曝光的那一类——比方说，被告自承有犯罪行为。

况且，媒体对于个别辩护律师的案子并非全都感兴趣，只是片断的、零星的，然而检察署——整个城市或整个郡——却是有新闻价值的故事的稳定来源。因此，媒体对辩方律师不需要像对检察官那样殷勤。除此之外，大部分的被告甚至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如果我们用的是英国式的规则，或许他们会比较愉快些，因为英式规则对媒体报导进行中的案件有限制，并且禁止检察官与律师对媒体表示任何意见，直到判决宣布为止。

相反的，检方则是靠媒体过日子。大部分的地方检察官都是经由选举产生。他们必须让自己的名字能够在公开场合持续曝光。甚者，因为大部分的被告都是有罪的——就统计数据来讲——因此尽快地让这整个故事曝光，对检察官就越有利，这样才能创造一个有利于定罪的气氛。检察官也希望让潜在的证人，特别是那些接近被告的证人，让他们了解被告已经快完蛋了，所以他们可能倾向于放弃被告，转而跟检察官达成认罪协商的交易。（朱利亚尼在一些大案件中就公开地传达这种讯息。）最后，即使在伦理上或法律上对检察官喂消息给媒体的行为有限制，他们总是可以让警察来代劳。检方跟警方泄漏讯息是攻击被告的过程中攻防部署的重要部分，如果辩方律师忽略这点，可能会冒相当危险而危及当事人。

例如《洛杉矶时报》，在辛普森案判决宣布之后的一篇报道中这么评论，“检警以及相关消息来源首先投人媒体战，媒体战迅即围绕了辛普森谋杀案。”他们进行一系列“有计划的放消息”以及公开证据，而布朗打给警方的九一一求救录音带的公开播放则是两者的结合。《新闻周刊》派驻西岸的编辑斯特赖克·马圭尔（Stryker McGuire）经常接受这类讯息，认定检警精心设计放消息，塑造公众观感并影响法律策略，以胜过辛普森原来的超人气。

辩方团队别无选择，只能在舆论的审判庭上为被告尽力辩护，因为这是检警故意展开本案审判的场景。就像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最近所讲的：

辩护人的职责并非在法庭里面才开始。他（她）不能忽略法律程序对当事人的实际意涵……辩护人可以采取合理的步骤为当事人的名誉辩护，并削减起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检方的检控被认为是不当或出于不良动机时。辩护律师可以追求合法的策略，以获得驳回起诉的判决或减轻原先起诉的罪名，包括尝试在舆论的法庭里证明当事人根本就不应当被起诉。

凡是辩护律师“可以”做的，他就“应该”去做，只要这是为当事人辩护所必须。一个热诚的辩护律师有专业上的义务必须采取每个合法且在伦理上容许的步骤，以维护当事人最大的利益——即使辩护人觉得这些步骤是他个人所厌恶的。有关公开在媒体面前表示意见是否会伤及特定当事人权益，理性的律师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有，也的确有不同的意见。然而一旦认定这样做有帮助，律师就不应该拒绝当事人在舆论的公审前替他辩护的要求，除非这样的辩护会违反某种伦理上或法律上的规则。

镜头下的法庭

辩护律师所面临的最困难决定之一是，支持或反对电视转播审判过程。有时候法院不经检辩双方表示意见即作出决定，但经常法院会要求检辩双方就此表示意见。当法院这么问的时候，辩护律师应该只考量当事人的最大利益，而不是就自己的观点衡量电视转播能否增加他们的曝光率，对自己将来的生涯有帮助。

在辛普森案中，法院也征询我们的意见，我必须先放下自己作为自由派人士认为所有审判都应该电视转播的观点。我也必须放下我作为教师，认为只有对大众有教育意义的审判才应该转播的观点。我也不会考量电视转播对于律师的形象、或我个人的声望有何影响。唯一适当的问题是，电视转播会如何影响辛普森案得到较有利的结果。

在每一个案件中，答案都会有所不同。有些被告可能因电视转播而受益，然而有些可能在电视机前输掉他们的官司。我的思考主要受到最近一次替泰森打上诉官司的经验所影响。他的审判并未有电视转播，全世界都借由那些一直报道审判过程的记者得知本案的证据，其中大部分记者都有明显的反泰森偏见。而且，承审法官帕特里夏·吉福德（Patricia Gifford）作的许许多多裁定，如果本案有全国性电视转播的话，一定让她吃不了兜着走。首先，她使自己被检察官们挑选出来，而不是像美国各大都市的情况一样（除了印第安纳波里市〔Indianapolis〕以外），以随机分案承审本案。她也排除了三个关键证人的证词，他们原本可以证明被害人所说她对泰森不感兴趣完全是说谎。

最后，在他们的结辩当中，检方对陪审团所说的话完全是他们不敢对全国电视观众讲的。比方说，检方提出了“为性穿着”的理论，跟陪审团暗示，如果所谓的被害人真的想要跟泰森发生性关系，她会穿上她的黑色透明内裤而不是圆点内裤。因为检察官拥有最后发言权，辩方没办法告诉陪审团，那件黑色透明内裤在他打电话给被害人的时候才刚洗过，所以还没干。检方还暗示被害人是处女，而事实上她早就跟高中同学自愿地发生性关系——那个同学后来还被她诬控强暴。

我相信泰森因为没有电视现场转播而吃亏了，尤其他的辩护律师根本不跟媒体说话，而检方则不停地对着每个人说。我不想看到同样的错误发生在辛普森案身上。当然，让电视台转播辛普森审判过程也有缺点。但是权衡之下，我们相信电视摄影机将能清楚地监看检方的各项论控以及法官的裁定。至于对媒体表示意见，我们知道检方跟警方将会持续地漏出消息，所以我们也希望让世界听听、看看我们这一边的论证。

作为一个上诉律师，我对电视转播的想法跟作为事实审辩护人时有些不同。虽然法律明白要求上诉审法官必须根据冰冷的纪录以及法律争点来裁决上诉案件，但我知道上诉法院法官也是人，也会受到公众对于原审判决公正与否，以及被告有罪或无辜的观感所影响。我也知道上诉法院法官看那些高曝光率的案子，会形成自己的印象。在我们必须决定是支持或反对电视转播辛普森审判过程的时候，舆论对辛普森的认知是负面的，特别在那些大多数法官所出身的社群里头。我知道我们有很强的证据，而我认为将这个案子呈现给电视观众，我们将所失有限，而所获不少。

一开始电视转播对辛普森来说是弊多于利，因为在辩方能够传唤证人之前，检方已经将他们的论控、事证铺排在大众面前两次了。但是长期来讲，转播对辛普森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那些看过大部分审判过程的人，对于检方论控的弱点应该比那些仅从新闻记者的眼睛和语言看本案的人还清楚。许多有关检方证据、辩方证据及论证以及本案基本事实的错误观念，只会被晚间新闻的摘要报道所加强，这些报道通常伴随独断的二流评论，而数百万美国人就借此而获得“新闻”。很显然的，有几个熟面孔的评论者——很忙的律师——很少看白天的审判过程，他们在描述、评估所发生的事情时，常常是错得离谱而荒唐。看着这些法学评论者对所知相当有限的争点大胆臆测时，常让人觉得很难堪。更让人尴尬的，那些专业记者——大部分都不是律师——在描述、分析法院中的各项“行动”时，远比那些律师更敏锐。有些当然是相当机敏的法律分析家——就像许多CNN和法庭电视台的记者，还有一些主要新闻网的记者——但就整个令人遗憾的通则来说，他们只是例外。

从本案结束以来，针对未来的审判应否开放转播有许多争辩。这是个错误的提问。正确的问法应该更宽广：在我国，审判应否依现在的报道模式由媒体报道，或者我们应该引进一套如大不列颠、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规范审判报道的制度，根据那些制度，律师不得对媒体发言，而媒体对于审判中案件的报道范围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一旦决定律师——检方与辩方——可以在法院台阶上以及《夜线》节目上打官司，那么不让电视摄影机进入法庭实在是一件很蠢的事。电视摄影机能确保较高的准确性、较少的偏见以及对审判更直接的观察。确实，这会有一些小小的额外成本，律师可能会对媒体演戏，或许电视转播也会造成审判进度上的一些迟延。但是大部分真正的成本，被不当归咎于电视转播审判的，其实应该正确的归咎于媒体审判。电视摄影机在法院台阶上的干扰，更甚于在法庭内的干扰。几乎摄影机在法庭内能作的每件坏事，在法院台阶上都能搞得更糟（审订者按：作者一再提到法院台阶，因为美国法院大多在入口处有台阶，可能因为取景的考虑，媒体常在该处采访，诉讼双方也常在该处发表意见。）

想象一下，如果在辛普森案中的其他条件都一样，但是把电视摄影机移出法庭，会有什么变化。“马戏表演”的气氛反而会更加热络。相对而言，社会大众则永远看不到庄严而实质的法庭审判程序。这个案子仍然会有媒体审判，但是不能受证据法则之益。这会是场人人可以参加的案子，有太多来自记者、律师、到处转台的专家以及饱学之士的推论。顶多只有几打记者和少数旁听听众，此外没有人可以亲自看到那个手套到底是不是合手。电视转播有助于让人更诚实些。

就我的意见来说，管制这唯一不带偏见、直接而完全诚实的审判报道者——法庭内的电视摄影机——实在是没多大道理，因为既然我们都已让许多偏见更深、特定立场强烈、而且更不确实的记者大肆报道。我们的宪法不会容许我们采英国的法制，那种作法几乎等于新闻检查；就政策考量来说，这也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在英式的法制下，水门案、白水案，以及许多丑闻将永远不会被披露。我们必须学着与辛普森案所示范的电视转播审判共存——或许达于极端。那些看法院审判过程的美国人，跟那些阅读相关报道的人不再是经历不同的审判，就像在辛普森案的情况那样。我们必须试着缩小陪审团跟舆论法庭两者判决之间的鸿沟，否则我们将会失去社会大众对司法制度的信任。

第七章

金钱能够换取无罪判决吗？

辛普森案判决宣布之后，在那些针对法律制度的批评里，最常听到的就是金钱决定了审判结果。事实上，这样的批评包含了真相中一个重要的核心，但是必须用适当的角度来看。

相较于其他穷被告

我们可以用几个参考点，来比较辛普森案跟其他案件被告的花费有多少差距。首先，也是最常被提到的，就是跟那些较不富有的被告相比。辛普森在这场官司上所花的钱远超过一般被告的好几倍，即使是死刑案件的被告。的确，大部分会受判极刑的被告都是相当贫穷的，而且许多州政府也严格限制法院指定的辩护人所能够收取的酬劳数额。这不表示那些受任的律师不能够为这个案子付出他们所想尽力的一切，但是这笔差额当然就得他们自己出了。我的个人经验是，因为我曾经替一对兄弟打一场死刑官司超过十年，为了替他们辩护，我自己花了数万美金。最后，死刑判决终于得以逆转，但是也花了由一群优秀的志愿律师和学生所组成的辩护团队数千小时无偿的时间。

很少死囚会遇到律师愿意花自己的时间及金钱来救他们的命。大部分都被丢给一个菜鸟律师，没有调查的预算，也没有打一场官司至少所需要的几千块美金，连上诉的费用都付不起。有件现在正等着上诉审审查的案子，本案的死囚——许多观察者相信可能是无辜的——是由一个菜鸟律师来负责辩护，那个律师只花了不到二十小时来准备案子，而且也没有对检方的主要证人进行交叉讯问，那些主要证人当中甚至可能有本案真正的杀人凶手。现在拿这个案子跟辛普森案辩护团所付出的劳心劳力，及相关的辩护费用比较看看。

这种差距是不公平的。但是这种不公平制度的受害者，是那些被剥夺的、缺乏资源可以挑战检方指控的穷被告。消除这种不公平的方法，不是如同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借由限制被告所能花费的金额，把那些像辛普森的富有被告，拉到跟穷被告一样的条件层次上。穷被告不会因为这项限制而受惠。的确，他们也会因此受害，因为那些富有被告所花的钱通常是有利于所有被告的。比方说辛普森辩护团针对洛杉矶警局刑事鉴识中心的失职所作的挑战，将有助于其他穷被告作同样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为穷被告辩护的律师不赞同限制有钱被告的花费。的确，他们呼吁增加为穷被告所配置的各项资源——那些严重关切辛普森案所反映出来被告贫富差距的人，反而用伪善的理由反对这项增加资源的建议。

检方的庞大资源

第二个比较的基础则在于像辛普森这样的有钱被告，跟检方所能使用的资源其间的差别。在这里，差距可能更悬殊。检方总是掌控比辩方更多的资源，即使被告是辛普森、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利昂娜·赫尔姆斯利（Leona Helmsley）或泰森。

可以肯定地讲，检方在辛普森案所花费的各项资源绝对远高于辩方。辩方有一打的律师，而检方几乎用了四打的律师。最近有份助理检察官所写的内部备忘录，显示洛杉矶地检署有史以来没有哪件案子像辛普森案一样投入、消耗了这么多人力。尽管洛杉矶地检署有接近一千名的律师，富尔曼的案子却必须送到州检察长办公室以决定是否起诉，因为地检署的所有人几乎多少都有涉入——直接、间接或代理——检控辛普森的案子。辩方只有几个调查人员，而检方则能够获得整个洛杉矶警局、联邦调查局、芝加哥警局、甚至国际刑警组织的支援——数万名的人力。

除了这些重要的资源之外，检方也有权力威胁某些证人，或同意豁免（起诉）来利诱；它也有加州州政府整个统治权做后盾——包含课税的权力。法官几乎都站在检方那一边，因为法官以前多半也是检察官。不论个人财富多寡，没有任何被告有条件可以跟一个政府、它的警力、它的检察官、还有它的法官相抗争。最后，检方代表的是“人民”——一个冠冕堂皇的符号象征。在下一章，我会再探讨检方跟辩方还有哪些重大的差异——这样的差异造成检方拥有金钱所无法估算的优势利益。

许多现在对辛普森整个辩护团能够花费这么庞大资源提出批评的人，他们真正抱怨的是，辛普森就是那极少数人能够站在稍微对等的地位上挑战检察官的指控。大部分人自然地会支持检方，希望检方打赢，而检方也几乎所向无敌。任何支援被告挑战检察官的人都不会受到欢迎。任何东西只要冠上“检方”、“被害人”或“地方检察官”这样的标签就是受欢迎的。以地方检察官的职位作为垫脚石，攀向更高的政治职位绝非特例。克林顿总统，就像美国许多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市长一样，之前都是检察官。法官也是一样，很多人以前都是检察官（就像伊藤法官），但辩护律师就很少了。

为了让我们的当事人主义司法制度能够运作，诉讼双方当事人必须有较对等的地位，让辩方能够适当地挑战检方主张的犯罪事实。没有挑战的话，警方与检方会变得很懒甚至腐化。他们变得太习惯打赢官司，甚至在相当有疑问的案子里也能莫名其妙地赢。因此，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必须尽快地提供那些穷被告适度的扶助。如果辛普森只是另外一个穷被告，欠缺所需要的资源来挑战检方的各项刑事鉴识证据，他现在很可能还在牢里。他的律师，就像大部分的辩护律师，将别无选择而只能接受检方的刑事鉴识证据。他们也没办法再跑到北卡罗来纳州去打上诉官司，争执富尔曼的那些录音带。这绝对是不公平的。连达登检察官也承认这点，他说过，他之所以决定接下辛普森案，其中有个原因就是，这是辩方有适当资源能够跟他站在相当地位上抗衡的少数案件之一。

还有些人抱怨辛普森“买了”他的无罪开释。但想想看：如果辛普森生病了，没有人会抱怨他花钱接受最好的医疗照顾，包括聘请一群有经验的专家来替他诊治。在我们的自由市场体系下，他能够获得比那些穷病人更好的医疗照顾是可以被接受的。当然我们必须努力提升穷病人所能接受到的医疗照护水平，但大概没有几个人会建议把富有病人所能接受的医疗照护，降低到跟最穷的病人同一等级上。但如果同样有钱的人花钱为自己辩护，他却被指控为扭曲这个司法体系。

的确，有钱人比穷人能够得到更好的法律协助，这点表示了我们的司法体系有严重失误之处——医疗照顾的例子也是一样。但是改善这种不公平的方法，并不是剥夺有钱人跟资源庞大的州政府相抗衡的条件。而是要提供穷被告更多的资源，让他们也能够试着让检方诚实地打官司。

有钱才能挑战检方

最近有份研究针对美国的司法体系，结论指出金钱对于陪审团的判决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其发挥作用的方式跟传统见解大不相同。这确实是相当清楚的：金钱能够买到更详尽的研究（作者指的是“调查”）；研究可以挖掘出事实，而事实可以改变陪审团。这份研究结论也同样指出，法庭上高酬劳律师的种种技巧，比起他们的调查能力以及相关资源来讲显得较不重要：“律师三寸不烂之舌的重要性可能被高估了；律师传到陪审团面前作证的证人才是主要负责说服工作的人。因此律师最重要的角色在于建构出一套坚实的案件事实。”

甚至，在一个清清楚楚的案子里，就算倾全世界的财富也不可能改变判决的结果。许多有钱的被告输掉了官司，尽管他们耗掉了大笔的财富来打官司：米尔肯的财富并没有让他免于牢狱之灾，赫尔姆斯利也是一样；帕特里夏·哈特（Patricia Heart）家族的资源，可能甚至让法院刻意倒向另一边以宣示她并没有因为财富而得到任何偏袒。然而，的确没有哪个有钱人被处死刑的。由于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救了利奥波德（Leopold）与罗卜（Loeb）,让他免于坐电椅，死刑好像只是保留给穷人。这是不同的丑闻，但是这不能证明金钱本身可以为有钱的罪人买到无罪开释。

虽然有人一再宣称任何刑事案件必然都有些弱点，而高价的律师可以用他无限的调查资源不断找出这些弱点，但是这并不是真的。有个德州老律师办公室门板上挂了一项标语：“合理的怀疑需要不合理的价钱，”这实在是夸张了些。在一个罪证明确的案子里，没有任何价格可以买到合理的怀疑。然而，在势均力敌的案件中，金钱所能买到的调查及其他所需资源，确实能够让判决结果在有罪或无罪间有着很大的影响。

辛普森案可以看出这些人的观点及其结论是否正确。辛普森的财富让他的律师可以聘请世界首屈一指的鉴识专家，并且挑战每一项州政府所提出的鉴识证据。他的财富也让他可以请到法律专家——比方薛克、诺菲德与布莱齐尔——他们的学识丰富，可以最适当地运用这些鉴识专家，即刻分派他们适当的任务。陪审员的评论也确认了这项结论，亦即“证人”比“律师的三寸不烂之舌”更能在势均力敌的案子里发挥影响力。

当然，即使被告有钱，也未必总是能将钱花在刀口上。比方说，在克劳斯·布洛（Claus von Büow）一案中，辩方律师在初审的时候根本就没打算挑战州政府的鉴识证据。一个致命的错误几乎赔上了布洛的自由，他初审时原来所委任的律师“同意”（stipulate）在那个著名的“黑色袋子”里找到的针筒，里面是胰岛素。（审订者按：stipulate是英美证据法上的一种特殊的制度，类似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自认”。诉讼双方可以就特定事实stipulate，此种情形，法院必须接受以双方同意的事实做为判决的基础，不必就此部分调查证据，也不可以根据证据就事实做不同的认定。这是当事人主义的表现，于民事、刑事案件均可适用。）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这个律师承认他根本在关键时刻打磕睡：

当最近被问到辩方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同意针筒里是胰岛素，前辩方律师团的成员约翰·希恩（John F. Sheehan），现在转任罗德岛地区法院法官，回答：“我不晓得我在干什么。我根本就不该那么签的，因为针筒里根本就没有胰岛素。我想我们没有好好准备我们的案子。我们没有充足的医学证据去反驳他们所提出的主张。之后我们才发现那项证据。”

希恩法官说“我们后来发现了”那项可以反驳检方主张的医学证据，他的确做错了。当我的辩护律师团接手那件案子的时候，我们从头开始，重新检视检方所提的每一项鉴识证据——要付酬劳的。我们请了第一流专家，从而能够在上诉二审时摧毁检方的鉴识证据。这花了我们数十万元才找出事情的真相，但这样的钱是用在刀口上的。如果布洛缺少足够的资源去重新调查，二审的结果很可能就跟初审一样，一个准备不周的辩护团，有充分的资源去挑战鉴识证据，却选择“同意”一项致命并且不符合真实的不利事项。

在辛普森案里，我们几乎没有同意任何事项，并且几乎挑战了每一件事。我们独自进行调查，并且重新调查每一项检方证人的结论。在案子将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对洛杉矶警局鉴识组的了解比他们的主管还深。在进行这项反复的调查时，我们做了检方通常会做、而辩方很少做的事情：我们翻遍了每一颗石头。当检方彻底完成罪证的搜集工作时，他们会被赞扬找出事情的真相。但是当辩方律师同样地仔细进行每一项无罪证据的搜集工作后，他们会被谴责试图用金钱“购买”无罪判决。辩方只有在一个情况下能够花钱“买”到无罪判决，也就是另一造——警方与检方——留有瑕疵让人挖掘，而且事实有足够的疑点，存有做无罪解释的空间。在辛普森案里金钱确实很重要，缺钱使得数千个案件中的被告，没有公平的机会去挑战检察官的证据，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准备挑战的工作。

该是到了为每个被告，特别是那些面对死刑或长期徒刑的被告，提供充足的资源去挑战检方指控的时候了。当然这不是建议每个穷被告都应该有一组十二人的辩护律师、三个调查员以及六个鉴识专家来支援他们。但是所有的穷被告——也确实包含那些劳动阶层的被告——被一大群的检察官、警察跟专家起诉，应该要提供他们适度对等的辩护团。那些相信刑事审判应该更重视真实发现，而较少促进其他价值观的人应该支持这样的改革计划，因为长期而言一个不受挑战的检方就不太可能促进发现真相，而被那些辩方有适当资源能够站在对等地位上积极挑战的检方，则较能促进发现真相。如果司法要保持她的天平两端平衡，辩方就应该享有跟检方对等的资源。

在辛普森案中，被告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挑战检方所有证据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他没有这些资源——或者取得这些资源的知名度——他可能赢不了这场官司。就这点来说，他的金钱确实帮他保住了无罪判决，就像他如果患了某种可以治疗的疾病，花钱也可以让他康复。但是金钱并不能治愈那些无可救药的疾病；而那些罪证清楚明确的被告也不可能用钱买得到无罪开释。

第八章

检辩双方的角色

在刑事案件中辩方律师与检察官的角色往往受到许多民众的误解，包括那些知识水平相当高的民众。甚至有许多律师他们也未能真正明白自己在一场胶着的刑事初审中究竟是为谁而发言。

在辛普森案判决之后几个星期，我的妻子跟我走到纽约市的麦迪逊路，有个穿着入时的女人走近我们，然后说：“我以前这么敬爱你，但我现在对你极度失望——我的丈夫恐怕就会讲出更难听的话了。”她解释：“你过去都替犹太人辩护，像是夏伦斯基与波拉德（Polard）[1]，现在你竟然为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像是辛普森这样的人辩护。”我回答，她以前对我的敬爱也是错误的，因为她不了解我所做的事情。再走过几个街口，有个黑人男性跑过来抱着我对我说：“做得好。我太欣赏你所做的了。”我对他说不要因为我怎么做而欣赏我，否则他很快就会失望的。

这两个路人——还有其他数以百计像他们一样的人——都是过去几年来我所遇到的，特别从辛普森案判决确定以来——显现了公众对辩护律师的反应。当我们代表他们所喜爱的被告辩护时，社会大众就喜爱我们。当我们代表他们所不喜欢的被告时，社会大众就恨我们。对某些刑案律师来说，这完全不会造成问题，因为他们会先挑选那些受欢迎的当事人。这些律师永远不会想替那些群众所不喜欢的当事人打官司。我认识好几个这样的律师，他们会先跟公共关系顾问咨询，决定接不接一个极具争议性人物的案子。

其他的刑案律师则会看个案当事人被起诉的原因，以及他所属的特定团体。他们会替那些一般大众所不喜欢的被告辩护，只要特定的社群喜欢就够了。许多女性主义律师会替那些杀害或伤重某个男性的女人辩护，而不管相关的环境条件如何，因为她们知道可以获得一些女性主义团体的支持。威廉·孔斯特勒（William Kunstler），一个政治性的律师，通常为那些不受一般群众欢迎的当事人打官司；但这些当事人总是受到特定的、“左”倾的支持者欢迎。当然，也有和孔斯特勒相对的右派律师。

那些真正是公民自由运动者（civil libertarians）的刑事律师，并没有支持的群众。许多律师宣称他们是公民自由运动者，其实只是用公民自由运动的理念去实行他们个人的政治目的而已。有段时间，左派人士被那些反劳工势力，例如麦卡锡主义者与反移民的狂热分子所迫害，此时就有很多左派人士变成了公民自由运动者。最近，因为一些公民自由运动者受雇来打击一些左派人士的主张——例如种族移民配额、大学言论法规与“政治正确”——有些人开始将公民自由运动者当做左派的对敌。与此同时，有些保守主义者同样披着公民自由运动的外衣来挑战这些主张。许多非裔美国人在路易斯·法拉汉（Louis Farrakhan）被许多大学限制言论时表态支持言论自由，但是后来却又管制白人种族者的言论。许多犹太人原本支持迈尔·卡亨（Meir Kahane）的言论自由，但是却对美国公民自由运动联盟（ACLU）声援新纳粹有权在斯科基（Skokie）游行的做法大吃一惊。只接受与自己利益相符合的主张的公民自由运动者，常常对那些真正的公民自由运动者感到“失望”，因为后者保护个人权益的做法不会考虑到政治、性别、种族、或其他特定政策取向。

犹太人的失望

因为辛普森案判决倾泻而出的“失望感”，极端迥异于我过去二十年律师生涯所处理过的任何一个案子。许多人将自己投注到那个无罪判决，仿佛自己被这个不当判决剥夺了正义。一些对我表示憎恶的信件，过去都还只限于一些攻击我犹太背景的反犹太人士，但现在却突然地暴增，多半来自主流群众，当然还是一样激烈。的确，有些最激情、恨意最强、偏见最深的字眼是出自于一些犹太人所寄来的信。他们说他们过去很喜爱我，但现在却痛恨我。他们大部分将焦点放在三个论调上。第一个是那些辱骂信件的典型特征：你怎么能够替一个我认为有罪的人辩护？代表性的例子如下：

在过去，我曾经购买你所写的书，听过你在电台上的演讲，并且很敬佩你的才智与你对人权、民权的奉献……很明显的，你的人生观应用到辛普森初审。你不计代价地打赢了，但却完全没有顾及到我们免于受杀人凶手侵害的权利，这完全是不道德的、令人僧恶的、并且自私的。每个人都有权辩护，但是应该基于事实，而非像你这样的人所编出来的谎言。是应该修法改变替当事人辩护的法律了……当辛普森再度杀人的时候，那血将沾在你和你们辩护律师团的手上。

此刻我心中非常的痛苦，此时我写着这封信。我不能相信我的偶像竟然背叛我，就如你所做的……从我第一次开始读你的每一本作品，我完全信仰你所坚持的事情。我总是相信是你拿着火炬，照亮我们的道路，保障我们犹太人的权益，也保障我们免于受到那些反犹太人团体的伤害……你决定参加辛普森的辩护团，将我们对你的信任弃如敝屣……难道打赢官司是你唯一看重的事？你的兄弟高曼被你的当事人残杀，你有没有想过他呢？他能在哪里赢回正义呢？我们犹太人又怎么办呢？我们何时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呢？可耻、可耻、可耻。

我寄给你一本《厚颜无耻》（Chutzpah）……我发现这本书蛮有启发性的……我们许多人对于所谓司法程序都有一点了解……然而，特别是你应该适用更高道德标准的人。我本来应该要求你不可以参加那样一种精巧的诡计，那将扭曲真实、而荒唐到释放一个犯了滔天大罪的被告……我不想听什么律师的职责。没有人强迫你得接这个案子。应该让那些不顾道德的差劲律师去替那个显然有罪的人辩护……现在我只要想到你就想到辛普森的罪孽。

我现在写这封信表示我对你协助辛普森无罪开释这件事极度地厌恶。你竟然能够为那个显然冷血地杀害无辜者的屠夫辩护，这件事实在让人作呕。我曾经将你看作美国好人的典型。现在你却像那最邪恶的魔鬼。

我已习惯了这类的信件。在我替波拉德、卡安拉比、犹太防御联盟的成员、伯纳德·伯格曼（Bernard Bergman）拉比[2]和其他犹太人辩护时，就曾经收到来自反犹太人团体、反锡安运动团体这类的批判。也因为布洛、泰森、米尔肯与汉姆斯基这些人的案子接到类似的信件。就影响层面来讲，唯一的差别是，来自犹太人的那些批评信件指责我不忠诚，因为我站到黑人被告那边，而不是犹太人的受害者这边。这类的批评完全源自于无视辩护律师在我国司法争讼制度中的角色。我作为一个刑案辩护律师的职责不是审判我的当事人到底无辜还是有罪。一般来说，我不知道。我的职责是积极地以各种规则来进行辩护。这是我在辛普森案所做的，而我对我的这项工作感到骄傲。

第二类的论调则特别让人困惑，好像主要是来自于犹太人。这些信件表达出一种对犹太人的偏见，而这样的偏见通常是来自一些偏执的非犹太人，亦即：犹太人只爱钱。“贪婪”这个字一再地出现，但这次却是来自犹太人。有些例子如下：

我甚至不能想象你怎么还敢走进会堂，为你对金钱的贪婪辩解……

作为一个大屠杀的生还者，我对你竟然还是个犹太人感到羞愧。你没有看到＄而不动心的。你实践了犹太人给旁人的刻版印象，我要宣告你：不是犹太人。你表现了你的贪婪、你的厚颜、当你去到加州为另外一个贪婪、也不是个黑人、只是个黑鬼就像其他黑人一样都嗑药都欺骗他们的妻子。作为一个犹太人，去为犹太人辩护。

这个追着＄＄跑的人。你可能被我们犹太人逐出教门，不过在地狱里头，你或许能够用你当编子的本领赚到＄＄＄＄。

你在辛普森案里头的角色表现出一副清楚的形貌，就是一个连自己的老母都能卖掉的律师——如果价钱妥当的话……我是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我总是想到家乡罗兹（Lodz）的犹太人街上的会堂（Judenrat）以及其他各地犹太人街的会所……你让我想起这些，但你得到的是几块钱或几分钱。

或许哈佛大学应该将它的荣誉徽章改个样子，改成“VERITA＄”

我从来不会因为金钱而接案子，而我所接的案子有一半都是免费服务的。事实上，我从辛普森案所得到的酬劳是相当少的，但是当那些批评者不喜欢律师所辩护的那一方时，他们通常就把矛头指向酬金。

第三种论调最让人困惑。主要是针对柯兰提出富尔曼与希特勒之间的“比较”后，他因为在庭上受到谋杀的恐吓而聘请伊斯兰教国家组织的保全人员，以及他“大玩种族牌”的举动。这里有些例子：

你和其他那些犹太人律师怎么能跟反犹太人的柯兰来往呢？谁是法拉汉这个全美国最反犹太人家伙的朋友呢？谁又突然变成了柯兰的贴身保镖呢？

你已经让你一些犹太朋友非常失望了，他们原来喜爱、尊敬、支持并且赞赏你，可是现在你却和那个有种族主义的辩护律师在一起，他的保镖竟是反犹太的伊斯兰教国家组织人员。

你最近参与的活动已经使那些在大屠杀中蒙难的先灵受辱，我对你任何有关的犹太人精神与伦理的演说将永远不再感兴趣。

我实在不能相信，写下《厚颜无耻》这本书的作者对于那样一个受伊斯兰教国家组织保护，并且支持在华盛顿特区进行反犹太人游行的人，竟然有如此反常的对待，还跟他联手。

我非常痛心地写下这些：我因为良心的驱使，拒绝承认你是犹太人同胞。当你写了《厚颜无耻》，并且向世人公开你的犹太人血统时，你让我感到非常骄傲，但是你现在竟然拥抱一个无耻的杀人凶手以及他的律师。甚至当那个律师团的头头召唤希特勒，来正当化他替当事人辩护而耍弄的种种无耻技俩时，你还替他说话。你怎么能够背叛我们六百万的兄弟姊妹？

几年前我在读过你的《厚颜无耻》这本书之后，写过一封表示敬慕的信给你。我那时对你以及你所坚持努力的事感到欣慰——为你凭着天赋以及勇气、精力去为真正的正义而战，感到骄傲……现在我再次写信给你，是表达对你的僧恨。看着你在辛普森审判中的所作所为，我对你以及你所做的辩护感到作呕——竟然不计代价地释放一个富有而有罪的（黑）人：污蔑警方，对大众说谎、还把希特勒从地狱中唤回来作为杀人凶手的辩护证人。

犹太人、黑人与希特勒

值得一提的是，有这么多的来信者完全误解了《厚颜无耻》这本书所要传达的讯息，他们误以为这本书仅仅是为犹太人权利请命的书，而不是以普世的人权观点来为犹太人辩护。在这里更关键的是，犹太人对于一个黑人引述希特勒作为例子的愤怒，似乎是有点过头了，因为有许多犹太人时常对一小小的批评就义愤填膺地拿希特勒来比拟。本·伽里恩（Ben-Gurion）就曾拿贝让（Begin）跟希特勒比较。反中伤联盟（Anti-Defamation）的前任领导人就称法拉汉为“黑人希特勒”。其他人最近则拿希特勒跟一堆人比较，例如俄罗斯的右派政治人物弗拉迪米尔·津日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亚瑟尔·阿拉法特（Yassir Arafat）、阿里埃勤·沙龙（Ariel Sharon）、伊拉克海珊总统（Saddam Hussein）以及脱口秀主持人戈登·利迪（Gordon Liddy）。最近一些更令人感到痛心的事件是，一些极端主义的美国人和以色列的拉比也将前任总理拉宾比作希特勒，而在暗杀事件发生之前，那些咒骂柯兰的人当中就有几个开始批评拉宾了。的确，有个批评过柯兰的拉比就曾经将拉宾比作希特勒。但是这些人对柯兰的批评是非常大声的、持续的而且被广泛流传，包括反中伤联盟的前任领道人就曾经在众目睽睽下严词批评柯兰。

然而事实上，柯兰并没有将富尔曼这个人比作希特勒。他所比较并责难的是他们的种族主义观点。根据《洛杉矶时报》，柯兰的陈述是受到他跟一位犹太律师查尔斯·林德纳（Charles Lindner）的对话所启发：

“当柯兰跟我开始讨论有关富尔曼的事情时，我提到我妈妈在慕尼黑的经验……”这位刑庭律师联合会的前任主席林德纳说道，“我妈妈她全家人都被一个疯疯癫癫的，但没有人搭理的油漆匠用瓦斯给毒死在房间里，等到人们注意到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时，已经太迟了。”

林德纳将自己的家庭历史说给柯兰听，是“为了让柯兰心里有个谱，可以谈谈富尔曼那种恐怖的人格特质。”报纸上引述林德纳的话说：“我是诱发柯兰作出此一评论的人。那些人以为希特勒的比喻是针对犹太人而来的，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所要传达的意思……只是我们不应该允许像这样的一个人——不管希特勒或富尔曼——操控人们的生杀大权。”

柯兰为了警告他的听众，当人们不在乎种族主义，也不试着阻止它的蔓延时，它就可能超出控制；就因为这样，柯兰成为众矢之的。我也听过某个有名的犹太人在许多场合所作的类似评论。想象如果富尔曼用描述黑人的那一套说辞来描述犹太人——如果他说，“唯一好的犹太人就是死掉的犹太人”或者“应该把犹太人全部围起来，然后通通烧死、变成肥料。”然后如果有个犹太律师说富尔曼这些说法显示他跟希特勒是“同样的想法”，有人会反对吗？我很怀疑。并且犹太人也不会反对一个犹太同胞表达“如果我们忽略这些想法，它们可能会升高为行动”的关切。

或许德国的乌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部长所说过的一段话最能清楚表现大屠杀纪念运动所要传达的普遍讯息，他说：“纳粹修理共产党的时候，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然后他们修理犹太人时，我也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接着他们要修理经贸整合主义者时，我也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经贸整合主义者。然后他们修理天主教徒时，我也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修理我……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任何人为别人说话了。”当一个非裔美国人忧虑多数人对于一个警察的黑人种族屠杀论调如此漠视，可能会导致对种族屠杀行为的默许时，我想没有人应该反对。

另外一个针对柯兰的批评则是，他雇用伊斯兰教国家组织的人为个人保镖以因应放话要杀他的威胁。虽然柯兰向我保证他用这些保镖只是临时应急，而且他没有其他恶意，但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我也这么告诉他。他表示同意，并且告诉我他不会再雇用他们了。辛普森也没有雇用伊斯兰教国家组织的保镖。辛普森或柯兰也都没有参加法拉汉在华盛顿特区所发起的百万人大游行。事实上，柯兰特别谴责法拉汉传达这种憎恨的讯息。借由区分和我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朋友（柯兰）和我所不能理解的敌人（法拉汉），我想我对朋友可以有一些影响的。

最后，还有一种强烈的批评是针对辩方“大玩种族牌”而来的。这个词语——就如亨利·路易斯·盖兹（Henry Louis Gates Jr.）告诉我们的——本身就是一个阻挡不同种族相互沟通的障碍，而这项障碍“也恼怒了很多黑人”。当克拉克在被告知有关富尔曼的种族主义心态之后，仍然选择拥抱他，此时种族问题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审判庭。当他否认自己用过那些种族主义者的词汇时，她必须知道富尔曼是在撒谎。其他好几打的检察官、警员，以及富尔曼的朋友也是如此，他们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容许他继续撒谎，完全不纠正他，直到那些录音带被找出来为止。这所谓的种族牌是检方先打的，但是辩方打赢了，而辩方也不得不这么跟着打。

就如受敬重的利昂·希金博特姆（Leon Higginbotham）法官所说的，“如果被告是犹太人，而警方是长期以来一直表现反犹太人的，而且还曾经伪造证据构陷无辜的犹太人，这时如果有任何人说辩方律师是在打反犹太主义悲情的牌，我绝对不相信。”如果那个反犹太证人的歧视心态没有被揪出来，哪里能说这个犹太人被告的律师有尽责呢？

还有许多非犹太人所写的憎恨信件，虽然他们没有人宣称对我感到失望：

当我第一次知道富尔曼说过，“他想把所有的黑鬼烧死”，我完全被吓到了。我想他是最烂的、最恐怖的、最可怕的、最卑鄙的人……接着判决出来了，辛普森获判“无罪”，然后我马上改变了我的想法。我现在认为富尔曼所说的，是自希特勒以来这世界上所曾出现过最正确的话。

我一直注意你在电视上的表现。你那像黑鬼的头发，看起来就知道你是黑鬼的同伙。放掉那个黑白混血的陪审团都是一些低级、没受过什么教育的黑鬼……你在这个案子里头应该扮演的角色，就是脖子上被画一刀，就像辛普森那个大黑鬼对高曼所作的。布朗则是自作自受。

对辩护律师的误解

另外，稍微理性一些的信件则强调辩方用“卑劣”的技巧“让有罪的当事人脱罪”。有封信里还加了段《纽约时报》的漫画，代表了许多美国人的心声。漫画里有个囚犯对他的牢友抱怨：“我有个很卑劣的律师，但是最后证实他还不够卑劣。”这是相当常见的论调，就像下面这封信所说的：

老鼠从最小的缝隙逃掉，你的每个卑劣伎俩也是这样。在你看来，“正义”只是一场游戏——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你也知道的，正义早就被冲落马桶。整个审判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伊藤一再地隐瞒陪审团。你跟你的同伙都臭气熏天。呸！你不是为了正义服务的。

对于律师——特别是刑案的辩护律师——最常见的抱怨是，指责他们扭曲了事实，这种指控某程度上说得通。但就如我在第二章所解释的，刑事审判绝不是单纯地追求真实。当辩护律师代表一个确实有罪的当事人时——就如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的职责是尝试用所有公平且合乎伦理的手段，来防止有关当事人有罪的事实被浮现。如果做不到这点——无法或者不愿去反对那些不当获得的事实——就是失职，可能让一个辩方律师被解任，然后使得他的当事人被重新审判，而这件官司可能由另一个热切而且愿意也能够试着让真相不被证实的辩方律师负责。

不论你喜不喜欢——我喜欢它——这是我们的宪法以及法律体系对辩方律师的要求。我们的法律体系也允许检方试着防止特定的事实被证明，如果辩方试着用传闻证据或其他不当的证据来证明它的话。但是我们的法律体制坚持唯有以合法且合乎伦理的手段才能排除。一个“低劣”律师——至少根据专业人员责任条例——则是那些试着用不合伦理或不法的手段来防止真相浮出的人。低劣律师也是那种行为举止通常不符合专业且适当辩护角色的人。

在辛普森案，就如其他任何冗长而胶着的案子一样，两造表现得都不完美。（其他参与者也是如此，包括从法官到媒体）检方与辩方在史无前例的公众关注与监视的压力下长期奋战。可以公平地说，两边都有犯错，都失去耐性、过度拘泥在细节上，几乎都将逾越——或许在某些情况下，已经逾越了——许多法律上、及道德上的限度。这对那些喜欢发表后见之明的人倒是表现的时机，就像许多评论者真的抓住时机好好说教一番。只挑错误，不谈律师哪些地方做对了，是件容易的事。每个大律师都有他们表现出色的时刻，当然也有表现非常糟糕的时候。我确实错估了我那段有关警方伪证的言论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我能够重来，我会等到审判结束才说这个问题有多么普遍。几乎我所提过的每个辩护律师，最后都会后悔他们在本案所提出的某段陈述、某个问题、论证或决定。我很确定检方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谨慎考量事后评论所可能产生的危险性后，我现在要谈谈其中几个问题——不是要称赞辩方或者无故责难检方，而是要说明我认为相当重要的几个面向。媒体及公众喜欢品评辩方律师的表现（还有其他法律程序的参与者），但却不会考量到其职务的客观专业属性，反倒多以他们自己是不是跟辩方律师站在同一边，来评断辩方律师的是与非。大部分美国人在这件案子上都站在检方那一边，因此论断检方的表现比辩方律师好。然而只要仔细检视过整个审判记录就会发现，无论就法律伦理、专业素养以及公正、有效的论辩，检方都比辩方差得太多。而且，检方在伦理上与专业上的疏失，都是造成他们最后失掉官司的关键因素。

检方透露了较多的讯息，时常对媒体说话，也更常大肆地将案子放在媒体面前公审。甚至在辩方团队还没有组成之前，他们就开始这么做了。他们所透露的许多消息，后来都证明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检方在审判开始前大肆地让案件曝光，更使辩方有理由可以声请撤销大陪审团程序，从而严重地伤害了它自己的论控立场。在接下来的预审当中，检方被强迫提出还不成熟的论控，这也对辩方有很大的帮助。

就审判本身，检察官传了几个至少相当可能说谎话的证人，而辩方则决定不传唤那些可信度可能被质疑的证人，虽然柯兰曾跟陪审团说过要传他们。检方所传的两个证人——范耐特与富尔曼——可能已经使得他们丧失所有打赢官司的机会，甚至连让陪审团无法作成决定都不可能（hung jury）。我前面主要谈的是范耐特。现在来谈谈富尔曼。

使检方失败的富尔曼

洛杉矶地检署特别调查小组的高层组员作了份内部备忘录，显示地检署达成共识，认定“富尔曼的行为……是输掉这个案子的主要原因。”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克拉克也是输掉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因为她是本案首要的开庭检察官，是她决定传唤富尔曼作证。有人为她辩解，说她不知道那些录音带，所以她传富尔曼作证的决定，在伦理上是允许的，在技巧上是明智的。但让我们看看事实上那时候她所知道的，她那时候不只传富尔曼作证，而且在陪审团面前尽可能地支持他、拥抱他、担保他的可信度。

要记得，是克拉克要富尔曼否认对他有关种族主义心态的指控。这是她开始交叉讯问时所说的，还带着一副不寻常的笑脸：

问：富尔曼刑警，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觉得今天的作证如何吗？

答：蛮紧张的。

问：没关系。

答：有点勉强。

问：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答：一直以来——从六月十三日以来，我看到很多证据被忽略，反而出现了很多针对我个人的质疑。我觉得这相当糟糕。

问：没关系。你在媒体上听到很多有关你本身的事情吗？

答：每天都有。

问：好，由于那些事实，你表示你对这次的作证有些紧张。你有没有先在几个地方检察官面前将你的证词说给他们听，以作为出庭作证的准备，并且让他们先给你推演一下辩方可能会如何辩解呢？

答：有的。

问：你们有讨论到你在本案所担任的工作，就是到邦迪街、还有罗金汉这两个地方的事吗？

答：没有。

问：有讨论其他议题吗？

答：有的。

问：现在，回到一九八五年与一九八六年，警官，请你告诉我们你是否知道或遇到一个叫贝尔的人吗？

答：是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

问：但是你知道这个名字，不是吗，警官？

答：是的。

问：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答：在九四年，我相信是在九四年秋天。我记不得几月。

问：你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听到这个名字？

答：因为有人宣称我在八五年或八六年跟她说了什么。

问：警官，你在哪里听到这样的宣称？

答：在新闻上。

问：你记不记得曾经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六年间在海岸防卫队的办公室遇过一个叫贝尔的女人？

答：没有。

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自称贝尔的女人〔在拉里·金的脱口秀节目里〕？

答：有的。

问：你认得她吗？

答：不，我不认得她。

问：在这封信中贝尔所描述的这段对话，真有发生吗？

答：没有，没这回事。

这个时候克拉克对富尔曼实在是百般照料，这是她对他的认知，她也知道在审判结束前陪审团绝对不会知道真相。

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富尔曼填了一项声请，想要拿一份因不适任而自请离开洛杉矶警局的离职金。在进行那些程序的时候，他对医生抱怨，在他服务于海岸防卫队的最后六个月时，他讨厌透了“那一大票没什么志向，应该被丢进牢里的墨西哥人和黑鬼。”那时他明确地用了带有种族歧视的字眼，他也对医生承认，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暴力的事”，而且他“变得无法控制愤怒的情绪”，他说，大概是工作“压力”造成的吧。他还说，“他对那些关在牢里的人，还有那些拒捕的人，会变得很暴力。”以及“他可能会杀掉什么人，如果他不赶快离开这样的工作。”“如果他不喜欢哪个人，他会变得很愤怒，然后跟他说话时就想割掉他的喉陇。”他喜欢“把枪指着〔某人〕脑袋”的感觉，“如果那个人正在干什么坏勾当、耍酷，以为没人会看到”。他吹捧怎样狠狠修理那些不讲话的嫌犯，“掐着他们的脖子”，然后说要“打断他的手掌、扁他的脸、手臂、和双脚，如果必要的话”；他说“他正想要把某人送进医院，”让他带着“折掉的手掌、花掉的大脸、断掉的手臂以及膝盖”，而且“如果〔他〕试着掐着哪个人的脖子，〔他可能〕会试着把他弄死。”从上述的对话，很明显的富尔曼的愤怒主要是针对少数族群。有个心理医生明白地警告说，富尔曼的“整体〔逮捕〕人数”不太对劲，因为他总是想要来一场“大搜捕”。

这项不适任声明在一九八三年被否决了，因为富尔曼“不诚实”，他可能“装病”，也就是为了得到一笔离职金而伪装。所以任何人读过这份档案——克拉克就读过了——将会认定富尔曼要不就是个种族主义者，要不就是个骗子，也或者两个都是。因为伊藤法官裁定以富尔曼过去十年内的表现来判断他的种族主义心态，而那件事情距离裁判当时已经快十二年了。因此，克拉克了解陪审团将不会知道富尔曼对医生所说的话。但事实上，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六年间，他又重复稍早曾向医生说的那些话，而这一次则被录下来了。他经常使用充满种族歧视的字眼，非常频繁到这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用语的一部分。

克拉克必然早就知道他这类种族主义倾向，以及反应在这些谈话中的暴力倾向，这都不是一夜之间可能改变的。而且，她知道无数的证人——许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私心的——准备要坐上证人席，证实富尔曼十年来一直对他们讲同样的话。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贝尔，这个女人不愿意替辩方作证，因为她相信辛普森是有罪的。贝尔写了下面这封信给柯兰：

亲爱的柯兰先生：

我写这封信给你，是有关我昨天晚上在新闻中看到的事情。我想这实在很荒谬，辛普森的辩护团竟然暗示，辛普森之所以被起诉，其中必然有种族因素的考量。接着我就随便看看电视的节目，我很惊讶地看到刑警富尔曼，这个人我曾经跟他有一次不幸的会面。你可能昨晚已经从你的电话答录机当中得到讯息了，我昨天打给你，告诉你富尔曼先生可能是比你所能想象更严重的种族主义者。

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六年间，我在雷东杜海滩（Redondo Beach）替二十一世纪鲍伯·马赫地产公司（现在已经停业）作地产中介。那个时候，我的办公室就在太平洋滨海高速公路旁的海岸防卫队楼上。有次偶然的机会，我停下来跟两个正在那边工作的防卫队员打招呼。我在那边看到富尔曼先生两次了。我特别记得他是因为他又高又壮。

跟这两个人讲话之后我才知道富尔曼先生是西林区（Westwood）的警察，我不知道这个人讲得实不实在，但他说他现在被派到防卫队的一个特别小组。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能升官，但富尔曼警官说，每次他看到一个“黑鬼”（他这么讲的）开车带着一个白人女子，他就会把他们拦下来。我问他，如果他没有理由的话，还会这么做吗，然后他说他会找个理由。我看着那两个防卫队员，看他们知不知道他是否只是开玩笑，但很显然地他所讲的是非常认真的。

富尔曼警官继续说，再也没有哪件事比把黑鬼通通抓起来、一次杀光光，让他更痛快了。他好像说要把他们烧死还是炸死。我被吓呆了，所以记不得他实际说的是哪个字。然而，我确实记得他所说的是我曾听过最恐怖的一件事情。更让我惊讶的是，他还是个警察呢。

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有打电话给洛杉矶警局抱怨有关富尔曼警员的事，然而那时候我不记得他的姓。我想洛杉矶警局应该有这件事的记录吧。

现在我知道富尔曼先生是侦查员，我必须建议你们进一步查查他的背景。我绝对不是辛普森先生的球迷，但我憎恶看到任何人被富尔曼警官极端的恨意所伤害……

诚挚地，凯思琳·贝尔

最后，除了贝尔还有一些其他的证人，一个地方助理检察官，名字叫做路辛纳·科尔曼（Lucinne Coleman）——洛杉矶地检署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前辈——提供给克拉克一些来自可靠的警界高层有关富尔曼的负面讯息。在一九九四年八月中旬，科尔曼，这个克拉克“多年”的朋友，去找她并且跟她说有关她跟洛杉矶警局命案组侦查员安迪·珀迪（Andy Purdy）在一个月前的一次对话。当科尔曼对珀迪提起有关辛普森的辩护团宣称“富尔曼伪造了罗金汉宅邸的手套这项证据”，科尔曼说：“这太荒谬！”珀迪却回答：“这些宣称一点都不离谱。”珀迪继续告诉科尔曼，有关他“最近与一位犹太女人结婚，富尔曼就在珀迪的抽屉上画了个纳粹标志。”科尔曼还跟克拉克说，她知道有个“叫做马克斯韦尔（Maxwell）的黑人警员，有次在野餐或烤肉时，听到富尔曼告诉其他人，他看到布朗的胸部，而且看起来好大。”其他的警员，根据科尔曼所说，也听过富尔曼提到有关布朗的大胸部。科尔曼也告诉克拉克，她曾经“听过富尔曼在周末穿戴纳粹的衣饰到处晃。”据科尔曼说，克拉克发脾气地说：“这只是辩方扯出来的屁话！”科尔曼回答：“她没有听过辩方这么说，而是听过洛杉矶警局的警员这么讲。”当科尔曼“建议地检署调查这些风声”，克拉克“生气地”表示，她对“其他检察官为了扩权而试图插手她的案子，早已感到厌烦。”

因此，克拉克在还没有传唤富尔曼出庭作证之前，就已经相当清楚有关富尔曼的每一件事，而那些事情最后以录音带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她所不知道的是，会有那些录音带证实这一切。富尔曼种族主义心态的本质——他使用种族歧视的字眼、他强烈憎恨那些娶了白人女性的黑人男子、他故意撒谎以及许多对于他伪造证据的指控——这些都是克拉克所知道的。尽管如此，她还是传他作证，因为她以为陪审团不会相信那些无私心的证人所说的，而这些证人的证词最后也由法官裁定不让陪审团看的文件所证实。这项决定，根据她自己的同事所述，可能就已经让她输掉了这场官司。

克拉克的激烈反应

再次伤害检方论控的是，检方——特别是克拉克——一再地用非专业的语言与修辞，对辩方律师进行人身攻击。虽然克拉克相当谨慎地不在陪审团面前涉入这样的作为，但是许多法庭观察者相信，她经常情绪失控，因而严重地伤害了伊藤法官对她的信任度。我个人第一次经历过克拉克在法庭上的古怪表现，是在法官面前争论某个事情的时候。我之所以被要求争论这个相当乏味而技术性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制造一些可以上诉的审判纪录。这项争议牵涉到伊藤法官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剔除任何一个陪审团的预备人选，因为那时我们只剩下两个可以剔除的名额了。我的这场争辩就发生在检方要求辛普森试戴手套后的第二天。我是这么开始的：

早安。

法官大人，非常感谢你同意我这次的行程。我知道陪审团早上不在，我会尽量长话短说。我们非常关切这场冗长的审判，最后陪审团是否无法达成一致判决的情况。被告辛普森有权让他的案子由这个陪审团来裁决，而不是另外再组一个陪审团。昨天的事件以及一些事情就跟其他的事情一样，让我们更清楚，如果还要再重行审判，检方将会受益。

如果检方还有第二次机会，如果他们能够重新来过，很明显的他们绝对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案子。

我怀疑在下一次的审判里，辛普森是否有可能还被要求试戴那些手套。我也怀疑我们还会不会看到冯被传唤作证。

这就是为什么法律禁止二重起诉的缘由，无论就美国宪法以及其他广义的解释来说，或在加利福尼亚的法律之下，都只给检方仅只一次的攻击机会，而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在描述我们“忧虑”检方可能转而攻击陪审员，好让陪审团最终无法作成判决之后，我提出两项动议。首先，不得再剔除任何一个陪审员，除非有“明显的必要性”；第二项动议，如果最后无法达成共识决，法院应该针对陪审员被拒斥的理由进行一场“证据公听会”。这些要求都是非常学理的，用一种传统的、低调的语气来提出。

克拉克就起身回应了。这是她开头讲的——高分贝且尖锐的声音：

辩方提出的所有动议，我认为这是最具侵略性的、最毫无根据、也最毫无基础的一项。

这是精心设计且具煽动性的提案，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的支持，没有任何事实基础作支持。这是一个卑劣的阴谋，如果不是鼓动陪审团本身的话，就是企图鼓动各个族群。

法官大人，这或许是宪法保障的言论，但宪法保障并不表示合乎道德的，也不表示合乎伦理的，而且也不表示真实的。

而且这项动议所包含的种种无根据、无基础、煽动性的主张，是我在这个案子中所见过最低劣的伎俩。

如果这是克拉克唯一一次用这么夸张且具指控意味的语言，的确让人怀疑这是恰当的吗？但她几乎每天用这样的言词来对付辩护团的每个成员。当我坐下之后，夏皮罗悄悄地跟我说，“欢迎来到‘玛西亚金曲排行榜’”。

那个晚上，当我接受赖瑞·金的访问，谈谈有关克拉克的激烈言词时，我建议媒体把克拉克如何将每个辩方所提出的声请，咆哮痛指为“最低劣”、“最具侵略性”而且最不道德等这些场景，集合起来拍成一部短片，片名就叫做“玛西亚精选集”。媒体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所以我自己整理了我最喜欢的几幕。可能用文字表现的效果不如在录影带上的效果，但也确实呈现了克拉克如同不时咆哮的个性，也因此在法庭上几乎每个人——特别是伊藤法官——都不再把她的激烈反应当一回事。

以下她是针对卡尔·道格拉斯（Carl Douglas）：

我非常震惊。非常地震惊。我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的辩方律师，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事……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而且我也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无耻的事，企图要……击垮检方、偷袭我们……我觉得这简直不可置信——我所看到的这一切。要听这卷录音带根本就只是——我说不出来……这是个恶毒的计划。这根本是阴谋。

以下她是针对杰拉德·乌尔曼教授（Gerald Uelmen）：

这是相当离谱的。这是很荒谬的。乌尔曼先生站在那里，并争辩得满嘴口沫。真是厉害的功夫！……我是说，你们有听过这种最笨的举动吗？你知道，我现在要去搬些证据来了。

克拉克也时常指控乌尔曼作出“令人发笑的主张”。

克拉克当她自己的慷慨激昂被人说成“歇斯底里”的时候，克拉克也会大声指控别人对她性别歧视。

以下是她针对薛克教授：

薛克先生提了个非常不道德、也不适当的问题，我想审判记录可以送给本州的每个律师……我发现这不只是糟糕，而且我也感到羞愧，作为法庭的一个官员，看到这样的行径……没有哪个律师——只要半个脑袋，IQ在五以上就够了——会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对……极度不恰当、不道德而且精心设计阴谋来妨碍正义的实现，并侵害人民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她针对布莱齐尔昔：

我真的对刚刚辩方那种态度相当愤怒。这是突袭……这是很荒谬的。

她针对诺菲德：

我可以照着他们这种吹毛求疵的游戏去玩，挑出他们每一个细微的差错。我要求使用制裁，他们应该被关进牢里，他们应该被谴责。我不会这么做。我不需要这么做。我只要执行法律就够了。我只要好好地进行论控，不需要玩这种小把戏……究竟谁该受到最后的惩罚？最后谁该为这个案子付钱？这真是令人作呕。你知道这个案子搞出了什么？……将小小的山丘一层一层地叠成大山，提那种小毛病实在是很荒谬……我从没有看过法律用这种方式来实现的，竟然有律师要求课对方罚金，绝不可能……我实在被吓到了、实在感到羞愧，对我的专业，我从来没看过这种搞法的……这太荒谬了。我意思是，案子到了过分的地步，这是我以前从没看过的。我真的说不出话来，我不能相信我所听到的……这太荒唐了。

有关一个小手套，克拉克带着强烈的性暗示，不怀好意地讲：“小号的啊——我猜那是贝利先生的。”

虽然克拉克确实被辩方恼怒了，而且虽然她的部分批评也是因为辩方的行为而起，她这样滥用夸张的修辞，以至于全然没有正面的效果。没有哪个辩方律师——即使最谨慎、最低调的，例如乌尔曼——能够逃脱她的胡乱指责。伊藤法官告诫、也课罚、批评她如此一再出现的非专业举措。辩方也被批评用语不够专业，但主要是克拉克才能把这场审判变成一场肥皂剧跟耍嘴皮的比赛。

最后，伊藤法官对双方都课了些惩罚。大部分的罚锾都是小额罚款，但他对检方课了一项证据裁罚，禁止引用某项证据，由于缺少这项证据，险些让检方失掉了最后几个陪审员的票。联邦调查局纤维鉴识专家道格拉斯·迪德里奇（Douglas Deedrich）本来准备要作证，在帽子和手套上的纤维是一九九三年或一九九四年出厂的野马汽车里面才有的。（辛普森的野马汽车是一九九四年的车款。）这项证据，虽然并不能带来什么肯定的答案，但还是能支持检方的论控。但因为检方违反了事证开示规则（discovery），没有给辩方看过相关纤维的照片，让辩方可以请自己的专家再行检验，因此伊藤法官裁定这个联邦调查局的专家不能出庭对陪审团作证。陪审团可能因此还是保留原来的印象，亦即这些纤维可能来自野马汽车，但不只是一九九三年或一九九四年出厂的款式。贝利教授就主张，检方之所以未能公开照片，或者是刻意的，或者是疏忽的。但无论如何，这都严重地伤害了检方的论控。

就每个相关的专业标准来判断，检方都表现得比辩方糟糕。最重要的是，它丧失原来许多观察家所认定的公开而严谨的论控。即使那些将判决结果主要“归咎于”陪审团认知的人，也承认是检方自己决定将辛普森案审判移到市中心，在那边由弱势族群为主组成陪审团的概率就大大升高了。大部分颇有见识的评论者，即使那些对辩方不假辞色的人，都赞同辩方所做的远比检方好多了。几个陪审员也同意。其中有个人，从审判刚开始几个月就参与审判程序了，他这么说：

他们就是不能让问题尖锐而简单。他们瞎摸一通，实在让人很烦，不断地交头接耳。仿佛他们完全不确定该怎么对我们说出他们必须说的。有时候他们整理出点头绪了，但表现的方式实在是笨得可以；草率的、没有组织的，很少让人留下什么印象——即使证据本身是很有力的。经常当检方要攻击的时候，我们陪审团就开始有点坐立难安，有点浮躁。

然而还是有很多民众似乎支持克拉克跟她的检察官辱骂辩方律师。

正义的化身？／魔鬼代言人？

有个普遍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检察官比起辩方律师更容易被人接受，也有另外一个较特别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辛普森案的情况特别显著。通常的原因是，检察官代表的是好人：他们代表法律与秩序、他们代表受害者与人民或者州政府、他们控诉罪人——至少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他们是公仆；他们站在真理与天使的那一边。相反的，辩方律师通常代表有罪的被告。（感谢上帝。若是大部分被告都是无辜的，会有哪个人想要活在这种国家？或许在伊朗、伊拉克、或中国，大部分被告都是无罪的。但在我们这个国家则不会这样。若有，除了其他因素，也要归因于辩方律师的努力。）辩方律师则是局外人；他们被当成司法的障碍，老是用那些特权、权利、与技巧去排除相关的证据，去模糊对被告不利的事实；如果他们是受聘雇而非指定的，他们就能够从这种恶魔的工作获得报偿。

甚且，辩方律师应当尽力用所有合法的与合乎伦理的手段，让被告获得无罪判决。他们不能够有其他的打算。他们不能将爱国心、公民的良善责任、宗教、性别或种族认同或其他任何的理念与承诺，看得比其当事人的利益更重要。其实这种想法既不理性也不合当代的现实。下面这是一个英国律师，叫作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在一八二〇年的时候所说的话：

一个辩护律师，对当事人负有神圣的职责，他在这世界上只认得一个人，就是受到官署控告的当事人，别无其他。要用各种必要的手段来救当事人，保护那个当事人免于必须负担任何其他人的风险或损失，也不使任何人侵害他，这是最高且毫无疑虑的职责；他必须无视于对其他任何人可能造成的一切不安、痛苦、折磨与伤害。必须要把爱国的职责跟作为一个辩护人的职责区分清楚，并将前者揉碎，让它随风而逝，如果有此必要的话。他必须无视于任何结果地去作，如果他的命运知此不幸让他的国家跟他的当事人陷于利益冲突的话。

所以当威尔批评柯兰是个“好律师”，但是个“坏公民”的时候，他其实是用最高的褒扬在责难柯兰。在刑事审判进行中，如果没有依循这个标准，那便是在服侍两个主人，这是有罪的，既违反法律专业的规则，也违反圣经的训诫。

一个好的辩护律师，特别是具有公民自由权思维的，绝对不可能比选举出来的官员更讨人欢心，因为他（她）时常要代表那些非常不受欢迎的被告——但有时候还是会赢得支持。在佛罗里达州，公设辩护人是要自己去竞选的。我只能用想象的来猜竞选情况会是怎样。某个候选人说：“投我一票当你们的公设辩护人，我会赢得比对手更多的案件。我是一个好的辩护律师，所以街上会充满杀人犯、强暴犯、还有抢劫犯。”他的对手则回应：“不，投给我。我是世界上最糟的律师。如果我选上了，没有被告可能打赢官司。整个街道都会很平安，我也安心地待在办公室里头。”

相反的，检察官被认为应该做个好公民。因此，作为一个检察官是竞选公职的垫脚石，这点并不让人意外。检察官的职务就是取悦大众。一个辩护律师——无论私人律师或公设辩护人——则是替他的当事人打赢官司，不管社会大众会怎么想。一个辩护律师必须积极地依法为他的当事人辩护，不论当事人是有罪或无辜的、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有钱或贫穷的、男性或女性、黑人或白人。因为大部分的被告都是有罪的，也因为有更大的比例被推定是有罪的，辩方律师必然将继续在多数的情况下让多数的社会大众失望。相反的，检察官将继续作为多数民众的英雄——不论他们打赢或打输，无论他们的检察官工作做得好或像辛普森案的检察官一样做得普普通通。

最近，我那具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妻子，发生一件小小的法律争端，最后达成和解，圆满结束。对方的律师蛮正派的，很努力地想要平和地解决问题，最后也圆满达成了。这个律师总是很有礼貌的、讲话和气并且低调的。当我们手上拿着和解书离开调解会场时，我的妻子——也是很平和、礼貌且低调的——开始告诉我她无法忍受对方的律师，并且认为他在代表他的当事人时是个“恐怖的人”。她当然了解这也是别人对我的评价。但是即使我们拿她的反应来打趣，她又开始嫌恶起对方的每一件事，特别是他们的律师。她发现很难将同一个案件里的律师跟当事人区分开来，尤其是与个人相关的案件。这个小小的事情让我更深地理解许多人对辩护律师的反应，特别是那些他们觉得——或认为——有人干了什么坏事，而辩方律师更助长这种恶事的案件中。

所以本章标题所问的事情，其答案就是检方与辩方都被认定应该为他们的当事人辩护。但是检察官也被认为应为正义辩护，而辩方律师则甚至不被允许追求正义，如果这么做会危及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话。并且，依据统计数字，大部分的刑事被告都是有罪的，所以辩方律师通常就不可能做那种为正义服务的工作——至少在短期来说不是这样的。而是借由积极地为他们的当事人辩护，无论有罪或无辜，他们将有助于维系这样一个司法体系，亦即被定罪的那些被告当中，只有极少数是无辜的。

1. 夏伦斯基是一个犹太裔的异议人士，被苏维埃政府误控为美国派来的 间谍。乔纳森·波拉德（Jonathan Polard）是一个美籍犹太人，被指控为以色列担任间谋工作。↩

2. 伯纳德·伯格曼是纽约市某个安养院的负责人，因被控诈欺入狱。↩

第九章

如果陪审团宣判辛普森有罪呢？

“你认为伊藤法官针对富尔曼录音带所做的裁定，是适当的上诉理由吗？”“希普有关辛普森梦见杀妻的证词，被伊藤法官裁定有效，你相信以这样的上诉理由能够改变有罪判决的结果吗？”“伊藤法官准许陪审团看那卷未经派拉提斯具结的录影带，也没有经过交叉讯问过程，这样的裁定你觉得如何？”

我的回答总是相同的。这些争点每个都很有力，但是上诉法院很少会基于单一或多项的争点，而废弃一个经历九个月才做成的判决。我们必须说服上诉法院法官，让他们相信被告蒙受明显的不公裁判。理论上，上诉法院法官有权改变任何具有严重法律错误的判决，除非这样的错误是“无害的”——亦即，除非此一错误的认定与有罪判决无关。但实务上，上诉法院实际上极少会去仔细地判断到底发生了哪一个错误，这样的错误是否无害，并据以改变原审判决。在某几个州，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案子到了上诉法院仍然维持原审判决。在其他地方，此一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九十五。没有哪个州是低于百分之九十的。[1]要打赢一场刑事案件的上诉官司，可能比攻山头还难。尽管如此，几乎每一件被判决有罪的刑事案件都还会再上诉，而且大部分有钱的刑事被告，甚至在初审开始之前就在考虑上诉了。在有罪判决的情况下，上诉律师就像一份保险一样。

刑事上诉程序

刑事有罪判决的上诉程序，往往是人们最不熟悉、最不了解的刑事诉讼程序。一般人注目的焦点往往放在警方一连串的调查与秘密查访过程以及电视报道的各种情节。每个人都知道米兰达规则（Miranda rule）；的确，连学校里的小孩子都可以默念出那段公式：“你有权聘请辩护人……”审判本身就是好几幕的戏码串在一起。即使惩罚的实施——从打手心到坐牢甚至处死——也时常被描绘成舞台或荧幕上的表演。但想想看，你看过几次上诉的官司？无论是真实的或被戏剧夸张的。的确，大部分美国人甚至不能清楚想象上诉的情况。

常常有一些不是律师的朋友问我，上诉法庭有没有陪审团？有没有证人？或者法官有没有针对哪一点进行讨论？然后依此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当然，有个蛮典型的律师笑话，是有关上诉的：有个律师打电报通知他的当事人：“正义已然伸张。”当事人赶紧回复：“立即上诉。”但即使这个虚构的故事，也偏重当事人对审判结果的认知，而非有关上诉的问题。

虽然相对上印象比较模糊，刑事上诉程序就许多层面来讲是刑事审判程序中最重要的阶段。上诉对于其他程序有深远而长久的影响。比方说，众所周知的米兰达规则，就是从美国最高法院的上诉判决所延伸出来的。但是最高法院并非刑事审判体系中唯一重要的上诉法院，虽然它是最有影响力的法院，因为它对联邦法律的解释，包括对联邦宪法的解释，对所有法院都有拘束力——但它只受理全国所有刑事上诉案件的一小部分而已。州政府以及下级的联邦上诉法院才是刑事审判体系的主力，决定绝大多数的刑事上诉案件。

所有被判有罪并且课处任何刑罚的人——包含缓刑或罚金——都被赋予权利得以提起一次上诉。这项权利是否已经入宪则完全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这项权利是五十州的州法及联邦法律所共同认可的。[^12]: 这不包括改变课刑，改变课刑的比例比较高。

另一方面，若陪审团已经驳回检察官的起诉，政府不得再行上诉。理由是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禁止二重追诉的单方规则（既适用于州政府也适用于联邦政府）。一旦陪审团无罪开释了某个被告，就不得再根据同一犯罪行为起诉他。即使检察官赢得上诉，也因为不得再行起诉而使上诉失效，而且根本就不允许检察官有上诉的机会。但如果辩方选择上诉，他可能会再次受审，假如他赢得上诉的理由容许重新审判（审订者按：被告上诉成功时，原审判决撤销。如果上诉成功的理由，是因为原审程序上有瑕疵，可以由原审法院予以重新审判。但这也要检方有意愿重新审判）。

如果被告请不起上诉律师，或者付不起审判记录的费用，或是拟上诉状子的费用，政府有义务为他付费（或者在缺律师的情况下，帮上诉的被告委任一名义务律师，从而由专业公会负责费用）。一旦提起上诉，大致的程序是：首先，原审记录打两份交给两造当事人（政府与辩方）。辩方律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原审的辩护人，在阅读过上诉状之后，将攻击的焦点放在原审法官裁定适法性的问题上。

这是理解的关键，因为上诉是有限制的，至少在理论上，必须挑战原审法官各项裁定的适法性问题。就像范布劳案的原审法官说：“范布罗的审判已经结束。接下来将要进行审判正当性的审理。”或者像英国人的一个讽刺笑话：“法律假定每个人都知道法律，除了大英帝国国王所任命的法官之外；因为他们有个上诉法院可以让他们怎么裁判都对。”

法律争点包含证据的裁定（宪法上的或其他的）；法官对陪审团的指导；反对陪审团组成的裁定；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刑度的量定。原审法官所做最重要的法律裁定中多半是牵涉到事实的部分。而这部分可能相当令人困扰。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判定被告的罪，此一问题——听起像是这样的实质问题：被告是否有罪？——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跟被告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罪或无辜有关，但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一个被告可能完全无辜，但却可能有充足的证据让陪审团将他定罪。让我说明一下：想象有个案子，其中有个证人作证指出她看到被告故意杀害被害人（为了说明方便，假设这个案子就是这么单纯，没有正当防卫的问题，也没有精神衰弱心神丧失等问题）。如果陪审团相信这个证词的话，这个证词本身就足够将被告定罪了。但假设这个唯一证人是个有精神病的骗子，故意构陷一个无辜的被告。在这种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明显地辨别，但有时候真的以极微妙的方式发生了——至少在理论上，上诉法院不能够撤销原判决。证据只要在法律上成立就足够了，虽然在事实上可能有疑问。

当然陪审团很少会只因为一个有精神病骗子的不实证词，而判一个被告有罪。但如果哪个陪审团真的这么做了，上诉法院必须找出某些方法来弥补，而非推翻原审法官基于效力不足之证据所作的裁判。有些上诉法院会自行依职权找出其他事实。当上诉法院对上诉人（被定罪而提起上诉的被告）是否有罪，产生实质的怀疑时，许多人〔虽然绝非全部〕会想其他办法来改变原判决。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理论上上诉法院的职权是有限的，它只能重新检视原审法官依法所做的裁定。上诉法院法官毕竟是人，也对上诉人有罪无罪有其自身的认定，虽然事后批评陪审团的判决并非他们的法定职权。最近有个著名的上诉法院法官向我在哈佛大学的刑法学生说，他和他的同事如果相信上诉人可能真的无辜的话，就比较可能去想办法从原审判决中挑个错。

无论如何，上诉时必须妥善利用原审的判决书。上诉法院的决定应该是要根据原审的书面记录。这就是为什么重新检视原审判决书是上诉关键的第一步。上诉律师的下一步，就是确认什么可以构成错误的法律裁定。在研究那冗长审判记录的枯燥过程中，上诉律师通常会留意那些原审辩护人在原审所提出的反对，从其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当然不是所有在原审时所提出的反对，都是有效而可以作为上诉的争点。但如果原审辩护人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反对，这些争点就“未能保留”，如要基于这些争点进行上诉是很难成功的。

一旦上诉律师列出了一连串可争执的问题，就要开始撰写诉状。典型的上诉书几乎长达五十页。这个页数限制给了上诉律师相当沉重的负担，特别在原审非常冗长的情况下。最近有些州法院的原审，包含辛普森案，以及梅嫩德斯兄弟（Menendez）进行了数月之久。一场历时数月的审判，其记录要将近五千页（随便算一算，一次开庭约有两百五十页的记录）。事实上，辛普森案的记录接近四万五千页。因此从一份数千页的记录中，如何整理出重要的争点并且浓缩到五十多页，可能就让上诉律师相当头大了。但是上诉律师还是得选择挑选哪些争点，并且简短地论证，或根本加以删除。

除了上诉状的长度限制之外，还有时间的限制；通常上诉人有一个月或四十五天的时间提起上诉状。（诉状长度跟时间限制两者加起来，常会使得律师要求两个限制都适度放宽，其理由则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名言——“如果有更长的时间，我就会写出较短的诉状。”）

在提出上诉状大约一个月之后，检方的答辩状也得提出来。在答辩状里头，检方通常试图辩护原审法官的裁定（因为检方不能就无罪判决提起上诉，所以州政府很少在上诉法院中攻击原审法官的裁定。因此检方作为原审判法院辩护人的角色，就会在法官跟检察官之间产生一个危险的联盟，而这个联盟将影响整个刑事审判程序）。此外，为了替原审法院的裁定辩护，州政府也会试着证明原审被告真的有罪，而检方在原审时所提出的证据也是相当充分的。

不像在原审中，检方总是能够取得对陪审团的最后陈述权；在上诉审中，被告通常获得最后陈述权，不论书面的或口头的。上诉人的律师通常会针对州政府的论证提出简短的答辩（通常二十五页左右）。这可能是上诉程序中最重要的文件，因为这份文件可以清楚地凸显两造主张的差异，而且这份文件将成为上诉人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书面陈述。但有许多非常怠惰的上诉律师放弃撰写答辩状的机会。部分理由在于，他们相信法官和他们一样懒惰，根本不去看上诉人的简短答辩。虽然这完全是真实的——的确，有些法官似乎根本就不看任何诉状，而有些则好像只读政府所提的状子——一个上诉律师仍然欠缺足够的正当理由，放弃提出这样的答辩状。

上诉言词辩论

一旦所有该写的书类都写了，上诉程序就进展到唯一具有戏剧效果的一幕了：言词辩论。这场言词辩论在一整组的法官面前开始进行。大部分的言词辩论都很无聊。上诉人的辩护律师就只念着诉状；法官就点点头，或者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或者读着写着其他的东西。有时候法官当中会有人提个问题，调剂一下沉闷的气氛。突然被吓到的上诉人律师则试着尽快回过神来回答问题，然后再回到原来准备的书类上。

有时候，会碰到一个法官，试图打败辩护律师，或者使他们难堪，从而获得一些成就感。有些法官看起相当谨慎，尽量少与辩护律师交手，以避免他们的准备不周——或者简单讲就是笨——被暴露出来。也有法官似乎存心要跟辩方律师对抗——或者跟其他的原审法官。但是在最好的情况下，言词辩论可以相当有戏剧张力，并迸发出智慧交流的火花。如果言词辩论进行的相当有效果，上诉人的辩护律师真的可以改变法官的想法。这并不会时常发生，但是当它确实发生的时候，有些事情就要即时把握了。

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言词辩论不太可能会有像盛大的初审那么多听众在场。没有对证人的交叉讯问，也没有对陪审团的情绪诉求，也没尖锐的异议声——也没有陪审团在颤抖的被告面前宣读判决的戏剧性时刻。因此，对那些热爱庞大听众以及戏剧性时刻的律师来说，进行刑事上诉实在不是他们想做的事。但永远都赢也不是律师做得来的事。就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刑事上诉律师，他们大部分的案子都输。这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刑事原审判决可以在上诉时改判。刑案上诉律师的工作，就是把当事人的机会从百分之五提升到百分之十，或甚至百分之二十。然而，除了在最不寻常的情况下，多半不可能让他们有更好的结果。

当然，有些律师抱着必胜的心情打上诉官司。他们会推掉那些麻烦的案子或普通的案子，只接那些看起很容易赢的官司。一个律师如果这么挑的话，就可能提高他的胜负率，但胜负率高绝对不会让他变成一个好律师。一个律师如果都打那些最难的官司（指那些只有百分之五的机会可以打赢的官司），同时多半会赢（比方说百分之二十），他绝对比那些只挑最好打的（比方说有百分之七十打赢的机会），而也赢了其中大部分案件（比方说百分之六十）的律师要好。评量一个律师的优劣，就像评量一个驾驶，我们不能不考量他所接案件的困难度。

针对伊藤法官的裁定提出上诉

在辛普森案一开始我就被邀请参加辩护团，因为我在困难的刑事上诉案件中有不错的胜绩，也因为我是个初审的策略家。这两个角色常常相辅相成，因为大部分初审的策略都牵涉到既能够在初审提出，也能够在被判有罪的情况下，于上诉庭中提出的法律争点。我的角色，跟乌尔曼搭配，就是注意伊藤法官跟其他可能的上诉审法官，据以构建相关的法律争点。我们也希望伊藤法官能够知道我们总是留意着可能的上诉情况，企图借此影响他，使他在作裁定时能更谨慎，才不会在上诉时被撤销原审判决。

我的办公室持续整理着一串在上诉时可以提出的争点，随着伊藤法官在初审时对辩方所做越来越多的不利裁定而修改。就在审判结束后，这分清单已经相当长了。在陪审团令人意外地宣布已经作成判决，跟宣读判决书之间的那个漫漫长夜，我仍然持续列出我所认为如果作成有罪判决，在上诉时能够提出的最有力争点。

富尔曼的录音带

依重要性排序，首先是富尔曼的录音带。伊藤法官几乎全数裁定不得提出，只让陪审团听两段较温和、甚至有些不甚清楚地提到“黑鬼”这个字的片断。他不准让陪审团听富尔曼吹捧他如何捏造证据，或者非法逮捕非裔美国人的被告、痛扁他们并且瞒过这一切的种种。他也不准让陪审团听富尔曼描述他对那些拒绝说谎、拒绝互相掩护的警察是什么态度。借由让陪审团听那两段使用种族歧视的字眼，伊藤法官允许陪审员推断，富尔曼很可能忘掉他自己在一些没有恶意的情况下用过这些字词——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听过富尔曼到底讲过几次这些字，并且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用这些字，他真的是恶意地使用这些字词。

因此，我们相信伊藤法官滥用他的职权，来限制我们向陪审团证明，这个宣称发现唯一最重要的不利物证的人，自己承认是个种族主义者、骗子、跟伪造证据的人。可是伊藤法官却准许陪审团听取所谓被告的长期不良记录、与家庭失和的证据，包括希普的梦、录影带的“笑话”、还有对他妻子胯下的粗野指称，这种宽松的裁定标准与前述严苛的裁定两相比较之下，我们更觉得伊藤法官是相当不公正的。我们希望上诉法院能够同意我们的论证，亦即富尔曼那些被排除使用的自述片断是跟他的可信度，以及习惯说谎、伪造证据的癖好有关，就像玩笑和所谓的梦境，跟辛普森杀人的倾向有关一样。然而我们对于上诉法院会因为这些任意的证据裁量而改变原审裁判的可能性，并未抱太大希望，因为这些裁量权被认为是法官主持审判程序的判断信号。

我们有个自认为相当有力的相关争点。这牵涉到伊藤法官如何干预我们实施对刑警富尔曼的交叉讯问权。在富尔曼一贯地否认他在过去十年内曾经使用种族歧视的字眼时，而且也在我们知道那些录音带之前，辩方要求等到我们传唤自己的证人之后再对富尔曼进行交叉讯问，因为我们知道将传唤的辩方证人将会作出跟富尔曼相反的证词。我们希望保留可以直接跟富尔曼对质有关这些辩方证人的陈述和证据。接着出乎意料之外地，我们被那些富尔曼的录音带给吓到了，这些证据当然比目击证人更好，因为富尔曼在陪审团听着他自己声音的情况下根本就百口莫辩。这些录音带给了我们继续进行交叉讯问的基础，并且可以质问富尔曼他对这些录音带还有什么话说。然而，富尔曼决定主张他不作将使自己入罪证词的权利，对有关录音带的一切问题拒不回答。伊藤法官容许他不在陪审团聆听证言的情况下，主张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拒绝回答下列乌尔曼所提的问题：

问：富尔曼刑警，你就本案在预审时所作的证词是否完全真实？

答：我希望主张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的权利。

问：你是否曾经窜改警方的记录？

答：我希望主张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的权利。

问：你是否故意针对我所质问你的这些问题主张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的权利？

答：是的。

问：法官大人，我只有另外一个问题。

法院：乌尔曼先生，什么问题？

问：富尔曼刑警，你是否在本案里，伪造、变造任何证据？

答：我坚持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的权利。

由于富尔曼表示他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伊藤法官就禁止辩方律师再传他完成辩方的交叉讯问权。这让辩方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陪审团意识到我们没有完成我方对富尔曼的交叉讯问权。他们也知道——多半知道——那些录音带的存在。然而辩方还是没有传富尔曼质问他任何有关录音带的事。我们担心这会让陪审团误以为是因为我们知道富尔曼对那两段录音片断有妥当的解释，所以才不愿意再质问进一步的问题。

就我们的观点来看，让富尔曼的事悬在半空中是相当不公平的。我们希望陪审团了解为什么富尔曼没有被传唤，并且知道结束对他的交叉讯问并不是我们的决定。我们要求伊藤法官或者要求富尔曼在陪审团面前行使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的权利，或者至少他得指导陪审团富尔曼是因为已经主张不作使自己入罪证词的权利，才没有被辩方传唤。

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有相当多的争议与困扰，而且适用在证人而非被告身上也是相当可疑的。该项增修条文的相关文字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人应……被强迫在刑事案件中，作为使自己入罪的证人。”法院已经解释该条文系指被告在刑事案件中可以拒绝回答使自己入罪的问题，而陪审团不得以此认定被告有罪。但是实际上，如果某人主张这项权利不作使自己入罪的证词，就表示他有什么事情隐瞒。毕竟，他无法适当地声称他的回答可能对他不利，因为除非这些答案事实上真的有这样的效果。

尽管如此，当被告在刑事案件中接受审判时，陪审团会被指示不能引申出那项推论，因为这么做可能不当地侵害了被告这项权利。如果被告可以拒绝回答使自己入罪的问题，而陪审团也可以根据他拒绝回答的事实作出对他不利的认定，这项权利就会失去大部分的保障效果了。然而，法院已经规定在民事案件中，被告固然有权可以拒绝回答那些可能在后续刑事案件当中对他造成不利影响的问题，但是民事法院的陪审团仍然可以依此推论他有所隐瞒。这项区分是有意义的，因为这项权利只是针对使自己入罪——亦指刑事惩罚，而非民事损害赔偿、不利益或任何其他的事。

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并非受审判的客体。因此，在系争问题上，他与其被类推为刑事案件的被告，倒不如被类推为民事案件被告较适当。他可能在后续的刑事案件中被起诉，而如果他被起诉，在后续案件中的陪审团并不能因其主张此项权利，而作对其不利的认定。但是在目前这个案件中富尔曼只是证人而非被告，陪审团不可能将其定罪，陪审团应可依其所述——若对辩方问题诚实答复，将使自己入罪，故而拒答——而得出负面之推论。所以陪审团能够做的就是不相信他的证词。

这就是我们针对伊藤法官所做的主要论证。他拒绝接受这种论述，但他同意如下地引道陪审团：

刑警富尔曼在本案中无法再作为证人提供进一步的证词。他之所以不适于提供进一步的证词并接受交叉讯问，其理由你们可以在评估他作为证人的可信度时，加以斟酌。

然而，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么指导陪审团，因为检方向加州上诉法院请求发出令状，搁置伊藤法官这项裁定以防止他对陪审团提出此一有关富尔曼的指导。最后要说一点，在审判进行中这样的声请实在是极不合常规的；这种令状通常不会发给。但上诉法院连给辩方答辩的机会都没有，就发出令状，命令伊藤法官不得对陪审团提出这项建议指导。上诉法院这个动作让我们觉得，如果陪审团判决辛普森有罪，我们是不太可能在上诉审时打赢的。

有关血液样本的录影带

但我们仍然得准备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另一个上诉争点可能是伊藤法官准许陪审团看一份未经宣誓且未经交叉讯问的录影带，是有关一个抽取辛普森血液样本的护士派拉提斯的陈述。在预审时，派拉提斯已经作证过了，经过宣誓，也接受交叉讯问，他作证指称他从辛普森身上抽取了七·九到八·一CC的血。原先当他作出这项证词时，派拉提斯跟检方都不了解这项证词的重要性。只有在稍后，证词的重要性才渐渐浮现，因为检方只记录到六·五CC的血，因而辩方强烈地主张未登记的一·五CC血液，是被刑警范耐特用来将辛普森的血洒到袜子上及后门上。因此，检方有必要让派拉提斯改变他的证词，让检方登录的血液在数量没有落差。

在检方论控的尾声时——那时候，检方拒绝传唤派拉提斯作证，因为这次他们了解到他的证词具有多么可怕的破坏性了——派拉提斯需要在一场冠状动脉输道手术上帮忙。他的医生说他不能被传唤作辩方证人。因此，辩方得到准许，让陪审团听取派拉提斯在预审时经过具结及交叉讯问的证词，那时他计算抽取辛普森的血量是介于七·九到八·一CC间。检方对此一情况非常不满意，所以检方找了个检察官到派拉提斯家，拿着一个录影带要他换套说法：现在他想起来了，他所抽取的辛普森血液，真正数量是六·五CC，而他之前讲大约七·九到八·一CC之间的证词是错误的。唯一的问题是，这项用录影带所作的撤回并没有经过具结，也没有将过辩方进行交叉讯问。因此这是典型的传闻证据。但是伊藤法官却准许陪审团听取这项证据，前提是这项未经具结的录影带无法承认其本身的真实或虚伪，但是确实违背之前预审时经过具结的陈述。这实在是骗人的把戏，因为陪审团根本就没有作出这样精密的区分。我们相信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上诉争点，因为最高法院已经针对未经辩方进行交叉讯问的传闻证据，其引用的法则作了谨慎的限制。

我们的最后一组上诉争点，将挑战在尸体发现后随即进行的搜索及扣押行动。几乎没有人真的相信——很显然地，包含地方检察官卡西迪自己——那四个警员没有怀疑辛普森可能涉及谋杀案，而去到他家只是为了通知他前妻的死讯。这个粗浅的假故事，却被肯尼迪鲍威尔法官及伊藤法官所接受。我们不期待上诉法院会有不同的反应。上诉法院几乎总是依从下级法院对于搜索、扣押行为合法性的认定。但我们仍然必须争辩这个问题。我们会论证伊藤法官拒绝重新讨论搜索扣押合法性问题的争议是错误的，因为根据新发现的富尔曼的录音带，警方的行为受到更严重的合法性质疑。眼前有个警察夸口他怎样捏造假故事去进行非法搜索，但伊藤法官却继续闭着他的眼睛，不理会警方如何严重侵害辛普森受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保障，有不受非法搜索与扣押的权利。

还有其他的上诉争点，但这些是最有说服力的。

奥利弗·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经说过，“对法院事实上会怎么做的预测，其实也是最虚伪的，那就是我所说的依法处理。”因此，上诉律师的职责就是去预测上诉法院实际上会怎么做。我很认真地看待这项工作。我不是拉拉队长。就这方面来说，我的工作有点像放射学检验师，我必须准确地阅读X光图，不能给病人有错误的希望。我必须阅读初审记录，并尽我所能地准确评估上诉成功的期望值。我一直牢记在心，对于如果辛普森在初审被判有罪，有没有机会在上诉审时获得改判这个问题，我绝非一个乐观主义者。这些争点都是很有力的，但是上诉法院法官也是人，同样看着电视、读着同样的报纸、听着那些跟他们有一样背景、种族、社会阶层以及性别的人的蜚短流长。那些将会审判这件上诉案的法官，大概也来自那些最坚信辛普森有罪的美国人。

况且，这是一场冗长而昂贵的初审，很难再这样玩一次。上诉法院法官几乎可以确定伊藤法官有几项裁定是错误的。我有些朋友，他们在其他上诉法院担任法官非常相信这点，因为有些错误实在是太明显了。但我怀疑上诉法院会不会把这些错误当做“不影响判决结果的”。也就是说，他们会认定即使伊藤法官都正确地裁定，检察官的证据仍是有压倒性的证明力，以至于任何一个陪审团都会判决辛普森有罪。这种推测的结论在上诉案件中相当普遍，而且通常是错误的。但因为一旦确认了有罪判决，被告就没有重审的机会了，所以我们很难去测试什么是不影响判决结果的错误。如果辛普森被判有罪，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伊藤法官许多错误的裁定是否导致有罪判决的结果。然而辛普森很幸运，这是一个我们永远不必回答的问题。

1. 这不包括改变课刑，改变课刑的比例比较高。↩

第十章

一件开“恶例”的“大案子”？

约莫一个世纪前，霍姆斯大法官这么提醒我们：

大案子，就像困难的案子一样，都会产生恶例。因为那些大案子之所以被称为大，不是因为他们在形构未来的法律上具有真正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一些当前的强大利益因素，挑发了公众的情感，并且扭曲了判断。

霍姆斯或许已经警告世人，辛普森案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有一点可能相当危险的，也就是公众对于辛普森案判决的情绪反应如此强烈，可能会扭曲许多原本相当有思辨能力的人的判断，并且改变我们的司法体系，而这样的改变又可能摧毁执法者的权力与刑事被告的权利两者之间的脆弱平衡。

就某种层次而言，对于改变的呼吁是可理解的。辛普森案是第一件受到这么多人在这么长的一段期间内近距离紧密关注的刑事审判案件。任何复杂的机制用显微镜来看都会发现它的缺失。在辛普森案，这个现象是由两个因素所造成的。首先，“好人”输了，而“坏人”赢了——至少就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来看是如此。其次，每个人的行为——律师的行为、法官的行为、证人的行为、警员的行为、媒体的行为——都不足为训。对许多律师来说，在这样一段相当冗长的时间内，承受公众高度关注以及争议性的审判过程，在这些压力下有这样的表现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部分的社会大众——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唯一一件紧迫追踪的案子——各方比较是很自然的。但他们所看到的事情，可以肯定地说，绝不是令他们感到愉快的。

就我看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也不是全部都喜欢。这场审判拖太久了。很多专家的证词我也不了解——我已经教了二十五年的法律跟科学了。两方都用太多手段去操控陪审团的成员名单。伊藤法官同意了太多论证——但对这些论证的内容却很少留意。花太多时间在争论一些小细节上。太多律师把他们自己的目标放在当事人的目标之前。太多预备的陪审员拒绝担任陪审团工作。而法官对陪审团的态度也太高傲了，好像在施舍什么一样。但持平来讲，这场审判的水平要比我过去三十年来观察过的其他案件高出许多。然而公众却把辛普森案看做司法体系“腐败”，因而需要“修理”的例证。我很怀疑如果检察官最后赢了，这种观感还会不会这么普遍。

整个司法体系出了什么问题？

已经有好多人呼吁应降低检方的举证责任，好让被告能够以不那么严格的证据被定罪，而不要再以“排除合理的怀疑”之标准。也有人要求一方面保留陪审团进行审判，一方面采行大陆法系的专业法官制。也有人建议采纳英式审判的规则，限制媒体的采访自由及言论自由，并且不要进行审判电视转播。也有人建议限制律师酬金的上限——有点像限制选举经费一样。我也听过有人建议辩方律师不能为那些他们相信事实上有罪的被告辩护，就像也有人要求律师不能对陪审团诉诸政治情绪或种族情绪。也已经有人建议废除所有排除法则——那些禁止引用不当取得之确实证据的规则——这是诉求在于促使刑事审判程序成为纯粹真实发现的程序。也有一些人提出撤废不为使自己入罪证词之特权——或者至少让陪审团从主张这项特权的行为中得出有罪的推论。

除了这些根本的改变诉求之外，还有很多小规模的修正意见在辛普森案判决后的余波荡漾里出现。单就陪审团来考量，已经有人建议限制陪审团的咨询顾问，[1]废除对预备陪审员的任意剔除权，接受多数决制的陪审团判决，废除陪审团隔离制、并允许陪审员在证人作证结束前讯问证人，并相互讨论。

其他的观察者则将焦点放在辛普森案的冗长程序上，建议减少陪席律师，法官有更大的诉讼指挥权，限制律师就同一争点重复争议的权限，要提升律师的礼节与公民道德，并依照个案的复杂程度限制审理时间。

大部分所建议的改变都已经列入法律与秩序推动计划了，但因为一九六〇年代早期的最高法院华伦法庭为宪法增修条文第四、第五、第六条注入新的活力，这些建议事项又成为次要事项[2]。而那些主张压缩被告权利的人，现在则利用辛普森案所引发出来的民气，意图将其主张列入优先计划中。许多建议是借自其他国家，有不同的自由传统，种族同质性较高，也比较没有重大犯罪问题的困扰。有些制度在某个国家行得通，但在其他的国家则行不通。

我在世界各地参与也观察了许多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中国、俄罗斯、以色列、德国、意大利、法国、南非、加拿大、丹麦、英国与波兰。我可以自信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一套制度比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制度更能够在检察官、被告、受害人以及公众的权益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我们的制度相当敏锐地——至少跟其他国家比较下——保障被告的权利，因为他们可能是被误控的；也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因为辩方的技巧可能使他们受到二度伤害（例如性侵害案件受害者保护法通过之前的强暴案受害者，该法案是本国首创的）；也照顾到执法者的需求，因为预算的限制，在许多国家这些需求仍然未能满足；也保障公众知情的权利，并且得以观察司法体系运作的情况。

正义不只是结果本身。它是一个过程。一个不公正的结果——如果你是那些坚信辛普森案判决不公的人——未必将造成一个不公正的制度。基本上，美国的司法体系没有被破坏。虽然美国的司法体系离完美还很远，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制度已达完美。在富人跟穷人之间，他们对正义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必须重新配置给穷人更多的资源。司法制度可能错放了很多有罪的人，也有一些是无辜被定罪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减少前者而不增加后者，每一次我们让罪人可以更容易地被定罪，我们也就使得无辜的人更容易被入罪了。

降低定罪标准

比方说，我不会怀疑最近在强暴案件论控上的改变——亦即指控者的言词不再需要经由繁复的程序来证实，以及性侵害案件受害者保护法的引入——都造成许多原本会被释放的强暴犯被定罪。但是在此同时，我也不怀疑这些善意的改变也导致了一些原本可被无罪开释的无辜被告，现在却被定罪。麻烦的地方就在比例上的变化。我相信有罪被告被定罪的比率之增加幅度，应该高于无辜者被定罪的比率之增加幅度。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项交易或许值得。但这是一项交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让有罪的人更容易地被定罪也是一样的。代价总是无辜者被定罪的比率也升高，或者违反人权的比率也升高。

如果我们希望降低定罪的证据标准，情况必然如此演变。更多无辜的被告可能被定罪。如果我们要废除那些保障隐私与身体不受伤害的法律，可能会增加有罪的人被定罪的可能性，但是也会有相当多违反人权的情况出现。我们在改变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并且仔细考量，不要因为单一的“大案子”造成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以至于损及了让我们这套制度多年来保持平衡的判断力。

法官VS陪审团

任意更动我们现行由陪审团审理刑事案件的制度，可能会造成悲剧。就像民主制度一样，陪审团有时候也会作出坏的判决。但是很少人只因为选民有时候会选出烂的议员、州长或总统，而要求不再进行普选。下一次选举或许会得出较好的结果——或许。无论如何，除了普选之外，我们还有什么选择？柏拉图式的护民官？选举人团？专家小组？

陪审团之外的另一项选择就是法官。在这个国家，法官通常或者经由选举产生，因此必须满足选民的需求，或者被任命为终身职，因此无须对任何人负责。就我的经验来说，就任何标准来说大部分的陪审团都比法官要好。他们比较诚实、比较不受外部因素影响、工作比较认真、更专注、心胸较开阔、比较少投机心态而且时常更聪明。最重要的，陪审团的心证是公开的，然而法官就不是如此了。陪审团听到的每件事都有公开的记录，然而在检察官与法官之间，秘密或一造接触的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陪审团都好，所有的法官都差。作为一个上诉律师，我不断地在法官面前论辩原审的陪审团判决有多差。作为一个法学教授，我也批评过很多陪审团的判决。的确，我的书《以滥权为上诉理由》（The Abuse Excuse），就是一份抱怨许多陪审团以不当理由判决被告无罪开释的汇整。甚且，许多我所认识最好的人，无论在个人品德上或专业能力上，都是法官。有几个法官我认为相当可信任，能够将自己的自由或生命交由他定夺，但还有一些法官连裁判闯越马路的案件都无法令人信任。但是就大部分的情况来说，我宁愿让我的当事人——无辜或有罪或介于二者间的某种情况——由陪审团来审判，而非法官，特别在高度争议性的案件，或者被告不受欢迎的案件中。陪审团是我们民主机制当中很重要的守护者，一个防止政府过当行为的保险措施。就像所有的保险性政策一样，我们可能因为必须付出代价而感到可惜，但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如果辛普森的判决，无论公正或不公正，使美国人对我们这一项历史最久也最重要的机制——陪审团审判——感到恼怒的话，这将是个大悲剧。

限制陪审团顾问

然而，保留由陪审团进行审判的机制，并不表示我们不能改变它现行运作的方式。目前陪审团的运作方式是，检辩双方所聘请的陪审团顾问有任意剔除权（peremptory challenges），以民意调查或其他繁复的资讯搜集方式来筛选陪审员，而这些都是可待商榷的。只要检方跟辩方的地位能保持对等，我对于全面限制这种协助挑选陪审员的做法并不反对。但是，问题在于，没有陪审团专家，双方的对等地位可能严重失衡，而偏向检察官那一边，因为检察官可以使用警力及官方资料库，来协助他们挑选潜在适当的陪审员，而辩方则没办法取得这样的官方资源。如果双方都有同样的资源取用权——或者都没有——那么使用陪审团专家就比较没有正当性了。

多数决VS共识决

可是另一方面，陪审团判决若采多数决将是弊多利少。现在很少案件最后让陪审团无法作出决定，或者需要更长的思考时间，而那些真的造成如此状况的案件，则多半是介于有罪无罪间的模糊地带。一个被告真的应该被定罪吗，如果一个或多个陪审员在长考之后仍然未能相信他的罪嫌？当然，总是有各种可能性，可能有一两个陪审员在一个相当清楚明确的案件中，为了一些不适当的考量而让整个陪审团无法达成共识决。然而就数据来看，这在今天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辛普森案中，原先的投票是十比二支持无罪开释。如果十票就足以决定判决，这个陪审团需要思考的时间可能不用超过四小时。甚且，就如我先前提过的，在稍早另一件案子中有个陪审员——艾森巴哈——原本在一场十一比一的无罪表决中投有罪的票，她是唯一认定有罪的那一票，但她最后说服了其他十一个陪审员改投有罪的票。如果我们允许多数决的判决方式，该案的被告就会被无罪开释了。

强制性的陪审团服务

有一项应该采行的陪审团改革措施，就是所有人的强制性陪审团服务，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除，除了那种最紧急的特殊情况之外。在今天，大部分的州几乎所有从事商业或者专业工作者，都有办法躲掉陪审团的服务。结果在我们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陪审团就主要包含了那些退休人员、失业者或者半失业的公民，对他们来说一天五美元或十美元才是从事陪审团服务的诱因。那些抱怨陪审员教育水平或者职业地位“低”的人，反而逃避陪审团服务。每次我演讲有关刑事审判的题目，我都会问在场的听众举手看看他们参加了几次陪审团的服务，有些人举手。然后我再问哪些人曾逃避过陪审团工作，许多人都举手。我怀疑那些批评辛普森案判决的人当中，有多少人参加过陪审团服务。

在麻州，我们已经引进了强制陪审团服务，而我也被传唤过，就如我许多的同事一样。差不多在两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接到陪审团服务通知。他是个非常忙碌的人，并且有份很重要的工作，但他参加了陪审团的服务。他的名字是史帝芬·布莱耶（Stephen Breyer），他现在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候补法官。他参加陪审团服务的时候是担任州法院的工作，他那时是美国上诉法院第一巡回庭的首席法官。如果首席法官布莱耶能够参加陪审团服务，那些专业人士就没有任何借口了。

为了让陪审团服务工作能够对每个人更有吸引力，每日的车马费应该提高，废除隔离制，一些羞辱人而不切实际的限制也应放宽。陪审团应该被当做从事正当工作的成人看待。他们应被允许更全面地参与整个初审的司法程序，比方说有时候提些问题，并互相交谈。为了缩短审判时间，应该借由符合实际的时间限制来规范双方，并要求大部分的法律争点在陪审团进入之前或之后全部提出。如果这些改变能够增加陪审员的候选名单，那么这种作法虽有小风险，但收益却是值得的。

限制媒体报道？

另一类主要的建议则来自于对辛普森案的回应，有关限制媒体报道审判过程及律师评论。美国人对媒体报道审判过程的态度总是引发一些伪善者的大声疾呼。民调显示，美国人多数希望媒体不要报道辛普森案的审判，但同时民调也发现他们收看的比例是空前的高。对美国人来说，用双手十指投票是很容易的；如果他们不喜欢电视转播实际的审判过程，让他们自己把频道换到虚构的法庭戏，或者其他任何他们想看的东西。但是只要观众转到审判过程现场直播的频道上，这样的转播就会继续存在，除非法官决定拔掉插头，伊藤法官一直威胁要这么做，但始终没这么做（除了在克拉克作结辩的时候，因为镜头早已经切掉，影像就停格在辛普森写纸条给他一名律师的画面，所以伊藤法官就把插头拔掉了几分钟）。

现场电视转播可能放大司法制度的缺失，并将它显现出来，什么小缺点都逃不过。但在民主社会里，社会大众有权看他们的政府机制怎么运作，怎么结束。而且无论法官、律师、或其他参与者的形象，现场转播通常会带出最好的一面，而非最坏的一面。如果人们觉得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审判过程很糟糕，我建议他去当地的法庭，并静静地坐在后排。他们会看到怠惰、没准备、粗鲁、迂腐、装腔作势、而且无聊乏味、烦人的法庭实况——我只是说法官！律师也可能更糟糕。摄影机有助于让整个体系因为公开而更诚实。

几乎所有批评摄影机让辛普森案变成一个媒体杂耍秀的人，都搞错方向了。杂耍秀是在法庭外进行的，而且把摄影机移出法庭对此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有些最具杂耍气氛的审判过程，反而没有媒体转播呢。记得在Chicago Seven一案，律师和被告在法庭内、法庭外的表现都很荒唐，成为众人的笑柄，然而当时并没有电视现场转播。

当然，这种观察的结果会使得有些人建议，限制律师在法庭内与法庭外的发言范围。如果是针对检察官加以限制，那么辩护律师——他们的当事人大多都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大概就不会有什么兴致在公众意见的法庭上为他们的当事人辩护了。至于法庭内的陈述，加州州长彼得·威尔森（Peter Wilson）就曾建议立法禁止律师在结辩时炒作“政治性的修辞”，虽然这项表态显然是针对柯兰结辩时要求“传达讯息”而来的政治伎俩，然而这种限制恐怕对检察官才是最有影响的。“你们的有罪判决将传达明确的讯息给那些侵害者。”——或者对强暴犯，或者对那些付不出子女生活费的离家父亲，或者任何那些接受审判的被告——“这类行为是不被洛杉矶市民所接受的。”——或者费城、波士顿、任何这个审判进行的地方。

公众的审判确实传达了一些讯息。他们本质上时常是政治性的。他们既受法庭外的社会所影响，也对之产生影响。以为陪审员或者被隔离的陪审员可以在真空中、不受任何影响的情况下作决定，这实在是太天真了。合理地限制那些过当的政治诉求，并且平等地规范两造，可能有助于在一些案件中淡化政治性的色彩，但这些限制无法消除种、性别以及警方非行的争议，只要在那些案件中，这些议题与证据密切关联的话。陪审团决定案子，主要是根据证据，而非律师的口沫横飞。在辛普森案中，如果某些陪审员确实传达了什么讯息，他们会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柯兰的要求，而是因为刑警富尔曼与范耐特——以及传唤他们作证的检方——挑战他们接受或者拒绝警方的不实证词。结果他们表示拒绝。

警方作伪证的弊端

辛普森案确实诱发了一项最重要、也应该采行的改革措施：诚实地承认确实有必要将警方作伪证的行为，从刑事审判体系中彻底根除，既因为这将危及人权，也因为那些作法会让某些陪审员即使相信被告有罪也必须加以无罪开释。纽约市警局的局长布拉登就深刻知道这个教训。因为辛普森案的影响，他引进了一套计划，要训练警员在法庭上作确实的证词。但是警方只有在合法搜索、逮捕的情况下，才会作出正确的证词。作伪证通常就是为了掩饰非法的行为。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警方、检察官和法官会不会在打击犯罪时，认真看待这种防止警方非法的新措施——以及会不会让这个国家的其他城市跟进。

虽然我们还在等待警方学习如何更诚实地作证，要求废止排除规则的呼声仍然继续存在，同样地，反对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的声音也不曾消失。但是除非我们能够得到保证，会有一个适当的机制来确保警方不会践踏被告的权利，否则这样的保护不应该妥协。

至于限制律师收费的上限，这只是对辛普森案无罪判决结果一种不经大脑的反应动作而已，这种无罪开释的结果，在双方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绝对不可能发生。辩方花了很多钱，因为他们必须如此——主要是付酬金给辩方的专家，来重新验证检方专家的工作。付给律师的酬金在计算所花的时间实际上是相当少的，因为所有在这个案子的律师都同意限制领取的酬金。最后，检方花得比辩方还多，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一个真正促进正义的改革措施，应该是将更多的钱花在穷被告身上，这些人今天还远远跟不上检方所享有的丰沛资源，这在死刑的案子中尤其重要。

大部分的建议都是出于对辛普森案判决的不满，也都有同样一个目的：让那些被控告并且被认为真的有罪的人更容易被定罪。任何有利检方、伤害辩方的建议，确实受到政客的欢迎，他们总是跟受害者站在一起，并修理被告。毕竟，受害者会投票，而受刑人不会。辛普森被无罪开释的这项事实不应该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要看看，事实上绝大多数被指控的被告最后都被定罪。只有很小部分的人被释放。即使存在着无罪推定原则与程序保障原则，刑事审判的利益衡平仍然是偏向检方的。就只因为辛普森被无罪开释这样一个罕有的例子，而要将利害衡量的天平更调往检察官那边，将会辜负了霍姆斯大法官充满智慧的告诫。

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辛普森审判是不是一个制造恶例的大案子，或者只是另一场媒体事件，对所有参与其间的人带来暂时的困扰而已。我想，毫无争议地，这是二十世纪九〇年代具代表性的案件，它牵涉到这个年代最具争议性、各方意见最分歧的话题：虐待配偶、种族政治、经济地位不均、科学发明、对律师的批评、还有资讯立即传输。这确实是个很难的案子——对被害人的家庭、对被告及其家人、对法官、对律师、对警方、对媒体、对社会大众都是如此。这场审判确实对世界上许多人具有“当前的重大利益”，它那不受欢迎、颇遭误解的判决结果，也诱发了长期存在的强烈情绪，而这个案子也将持续好几年受到争议。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这么近的距离下看了这么多有关这个不寻常案件的一切，它确实对一些人的判断力有负面影响。

时间将会让人冷静下来，离开这场闪光灯照耀下现代史上最受公众关注、也最具争议性的刑事审判，回顾整个美国的大局势，看看这套制度所反映出的一些正面特质，并且仔细思考哪些改变能增进整个司法体系的效率，同时也保存它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微妙平衡。作为一个法学教授，我很高兴有这样的特权可以参与此一案件，有助于教育百万民众有关美国刑事审判制度的优点与缺陷。无论在大学或在法学院里，我计划继续用辛普森案及后续的风波来教授另一个时代的学生，有关法律如何运作——以及法律不能作什么。没有任何大学的刑事诉讼课程，能够轻易地忽略这样一个引起如此多、如此长久且属于当代关切议题的戏剧性案例。

现在“加利福尼亚州人民控诉奥兰索·詹姆斯·辛普森”一案（The People of California v. Orenthal James Simpson）已经结束，我们必须开始努力思考，以求理解并落实这个具高度争议的案件所带给我们的教训。

1. 检辩双方刚开始都有顾问来协助他们挑选陪审员，并且评估证人证词。检方后来停止聘任顾问。↩

2. 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限制搜索行动，并且借由排除法则来加以落实；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则保障不作使自己入罪证词之权利；而宪法增修条文第六条则提供受辩护权，即使穷被告也应加以保障。↩

后记

你会怎么投？

本书的目标是在法律、种族、性别和社会的脉络中，探讨辛普森案判决及其后续发展。它的目的不在于改变那些认为种种证据都明确指向辛普森有罪的读者他们心里的想法。虽然我郑重地表示不同意，我要引述格罗奇马克斯（Groucho Marx）在《鸭羹》（Duck Soup）里头的一段论证：“你要相信谁，我还是你自己的眼睛？”虽然我知道这徒劳无益。

陪审团的判决已经完成，而历史的判决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更远的距离。对那些还相信辛普森可能有犯下罪行的读者，这个案子所提出最困难的问题将如同陪审员克莱尔所遇到的问题[1]。我会直接跟我的读者说：

如果你在本案担任陪审员，认定警方意图“构陷”一个有罪的人，你会怎么投呢？如果你也相信警员故意伪造证据来对付这个人，你能够投出有罪的票，将这个你相信有罪的人定罪吗？那些因为秉持这些信念，而决定将他无罪开释的陪审员，是否违反他们的誓言并且表现失当呢？

对那些相信如果警方意图“构陷”一个有罪的人，就不可能投票将被告定罪的读者来说——或甚至对那些相信辛普森可能真的犯下罪行，但检方无法符合法律的证据标准，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的人——他们对法律的不满意必然将一直存在。一个在历史上的错误判决有可能是合法的——而且合乎道德的——公正判决吗？作为一个苏格拉底式教学的法学教授，我将这个麻烦的问题留给你们自己去想。

1. 另外三个陪审员最近也暗示——在某一本书以及某一次访谈中——他们也相信辛普森可能真的涉人那件谋杀案当中，但是检察官无法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以证明他们的论控。他们对陪审团决定性程序的描述，证实了许多本书第四章所提出的命题。他们先是不相信警方对搜索过程的陈述；这导致他们怀疑范耐特带着那个血液试管到处晃，也怀疑派拉提斯改变有关他抽了多少血的说辞，也怀疑袜子上、手套上及其他的血渍。参考阿曼达·科利（Armanda Colley）、凯莉·贝斯（Carrie Bess）与玛西娅—鲁宾·杰克逊（Marcia Rubin Jackson）所著的《福尔曼女士》（Madam Foreman）（Dove Books，1996）第100～141、187～213页。↩

感 谢

承蒙蔡兆诚律师热心协助，

审订本书前言、第一、二、三、五、六、七章之译文，

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