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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隙碎笔：插图版

我与地坛：插图版

夏天的玫瑰：插图版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图版

放下与执着：插图版

版权信息

病隙碎笔：插图版

作　　者：史铁生

摄　　影：史铁生　陈希米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于向勇　康慨

特约策划：楚　静

营销支持：刘　健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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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病隙碎笔 1

病隙碎笔 2

病隙碎笔 3

病隙碎笔 4

病隙碎笔 5

病隙碎笔 6

我不断地眺望

那最初之在：

一方蓝天，

一条小街，

阳光中缥缈可闻的一缕钟声。

爱，

原就是自卑弃暗投明的时刻。

自卑，

或者在自卑的洞穴里步步深陷，

或者转身，

在爱的路途上迎候解放。

爱是软弱的时刻，是求助于他者的心情，

不是求助于他者的施予，是求助于他者的参加。

爱，即分割之下的残缺向他者呼吁完整，

或者竟是，向地狱要求天堂。

所谓命运，

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

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我们一起坐在地坛的老柏树下，

看天看地，听上帝一声不响。

上帝他在等待。

古园寂静，

你甚至能感到神明在傲慢地看着你，

以风的穿流，

以云的变幻，

以野草和老树的轻响，

以天高地远和时间的均匀与漫长……

真正的信心前面，

其实是一片空旷，

除了希望什么也没有，

想要也没有。

你能够与我一同笑看

病隙碎笔 1

约伯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约伯的信心前面没有福乐做引诱，有的倒是接连不断的苦难。不断的苦难曾使约伯的信心动摇，他质问上帝：作为一个虔诚的信者，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

一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写过剧本的人知道，要让一出戏剧吸引人，必要有矛盾，有人物间的冲突。矛盾和冲突的前提，是人物的性格、境遇各异，乃至天壤之异。上帝深谙此理，所以“人间戏剧”精彩纷呈。

写剧本的时候明白，之后常常糊涂，常会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其实谁也有“我怎么这么走运”的时候，只是这样的时候不嫌多，所以也忘得快。但是，若非“我怎么这么”和“我怎么那么”，我就是我了吗？我就是我。我是一种限制。比如我现在要去法国看“世界杯”，一般来说是坐飞机去，但那架飞机上天之后要是忽然不听话，发动机或起落架谋反，我也没办法再跳上另一架飞机了，一切只好看命运的安排，看那一幕戏剧中有没有飞机坠毁的情节，有的话，多么美妙的足球也只好由别人去看。

二

把身体比作一架飞机，要是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机长就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

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常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猜想上帝的剧本里这一幕是如何编排。

有时候我设想我的墓志铭，并不是说我多么喜欢那路东西，只是想，如果要的话最好要什么？要的话，最好由我自己来选择。我看好《再别康桥》中的一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在徐志摩先生，那未必是指生死，但在我看来，那真是最好的对生死的态度，最恰当不过，用作墓志铭再好也没有。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

但既然这样，又何必弄一块石头来做证？还是什么都不要吧，墓地、墓碑、花圈、挽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遗忘，去读那诗句。我希望“机长”走到我面前时，我能镇静地把这样的遗言交给他。但也可能并不如愿，也可能“筛糠”。就算“筛糠”吧，讲好的遗言也不要再变。

三

有一回记者问到我的职业，我说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这不是调侃，我这四十八年大约有一半时间用于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或许“铁生”二字暗合了某种意思，至今竟也不死。但按照某种说法，这样的不死其实是惩罚，原因是前世必没有太好的记录。我有时想，可否据此也去做一回演讲，把今生的惩罚与前生的恶迹一样样对照着摆给——比如说，正在腐败着的官吏们去做警告？但想想也就作罢，料必他们也是无动于衷。

四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这游历当然是有风险，但去大河上漂流就安全吗？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做些准备，生病通常猝不及防；漂流是自觉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抵抗；漂流，成败都有一份光荣，生病却始终不便夸耀。不过，但凡游历总有酬报：异地他乡增长见识，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激流险阻锤炼意志，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五

坐上轮椅那年，大夫们总担心我的视神经会不会也随之作乱，隔三岔五推我去眼科检查，并不声张，事后才告诉我已经逃过了怎样的凶险。人有一种坏习惯，记得住倒霉，记不住走运，这实在有失厚道，是对神明的不公。那次摆脱了眼科的纠缠，常让我想想后怕，不由得瞑揖默谢。

不过，当有人劝我去佛堂烧炷高香，求佛不断送来好运，或许能还给我各项健康时，我总犹豫。不是不愿去朝拜（更不是不愿意忽然站起来），佛法博大精深，但我确实不认为满腹功利是对佛法的尊敬。便去烧香，也不该有那样的要求，不该以为命运欠了你什么。莫非是佛一时疏忽错有安排，倒要你这凡夫俗子去提醒一二？唯当去求一份智慧，以醒贪迷。为求实惠去烧香磕头念颂词，总让人摆脱不掉阿谀、行贿的感觉。就算是求人办事吧，也最好不是这样的逻辑。实在碰上贪官非送财礼不可，也是鬼鬼祟祟的才对，怎么竟敢大张旗鼓去佛门徇私舞弊？佛门清静，凭一肚子委屈和一沓账单还算什么朝拜？

六

约伯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约伯的信心前面没有福乐做引诱，有的倒是接连不断的苦难。不断的苦难曾使约伯的信心动摇，他质问上帝：作为一个虔诚的信者，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但上帝仍然没有给他福乐的许诺，而是谴责约伯和他的朋友不懂得苦难的意义。上帝把他伟大的创造指给约伯看，意思是说：这就是你要接受的全部，威力无比的现实，这就是你不能从中单单拿掉苦难的整个世界！约伯于是醒悟。

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倘其预设下丝毫福乐，信心便容易蜕变为谋略，终难免与行贿同流。甚至光荣，也可能腐蚀信心。在没有光荣的路上，信心可要放弃吗？以苦难去做福乐的投资，或以圣洁赢取尘世的荣耀，都不是上帝对约伯的期待。

七

曾让科学大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是：宇宙何以能够满足如此苛刻的条件——阳光、土壤、水、大气层，以及各种元素恰到好处的比例，以及地球与其他星球妙不可言的距离——使生命孕育，使人类诞生？

若一味地把人和宇宙分而观之，人是人，宇宙是宇宙，这脑筋就怕要永远伤下去。天人合一，科学也渐渐醒悟到人是宇宙的一部分，这样，问题似乎并不难解：任何部分之于整体，或整体之于部分，都必定密切吻合。譬如一只花瓶，不小心摔下几块碎片，碎片的边缘尽管参差诡异，拿来补在花瓶上也肯定严丝合缝。而要想复制同样的碎片或同样的缺口，比登天还难。

八

世界是一个整体，人是它的一部分，整体岂能为了部分而改变其整体意图？这大约就是上帝不能有求必应的原因。这也就是人类以及个人永远的困境。每个角色都是戏剧的一部分，单捉出一个来宠爱，就怕整出戏剧都不好看。

上帝能否插手人间？一种意见说能，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呀。另一种意见说不能，他并没有体察人间的疾苦而把世界重新裁剪得更好。从后一种理由看，他确实是不能。但是，从他坚持整体意图的不可改变这一点想，他岂不又是能吗？对于向他讨要好运的人来说，他未必能。但是，就约伯的醒悟而言，他岂不又是能吗？

九

撒旦不愧是魔鬼，惯于歪曲信仰的意义。撒旦对上帝说：约伯所以敬畏你，是因为你赐福于他，否则看他不咒骂你！上帝想看看是不是这样，便允许撒旦夺走了约伯的儿女和财产，但约伯的信心没有动摇。撒旦又对上帝说：单单舍弃身外之物还不能说明什么，你若伤害他的身体，看看会怎样吧！上帝便又允许撒旦让约伯身染恶病，但信者约伯仍然没有怨言。

撒旦的逻辑正是行贿受贿的逻辑。

约伯没有让撒旦的逻辑得逞。可是，他却几乎迷失在另一种对信仰的歪曲中：“约伯，你之所以遭受苦难，料必是你得罪过上帝。”这话比魔鬼还可怕，约伯开始觉到委屈，开始埋怨上帝的不公正了。

这样的埋怨我们也熟悉。好几次有人对我说过，也许是我什么时候不留神，说了对佛不够恭敬的话，所以才病而又病，我听了也像约伯一样顿生怨愤——莫非佛也是如此偏爱恭维、心胸狭窄？还有，我说约伯的埋怨我们也熟悉，是说，背运的时候谁都可能埋怨命运的不公平，但是生活，正如上帝指给约伯看到的那样，从来就布设了凶险，不因为谁的虔敬就给谁特别的优惠。

十

可是上帝终于还是把约伯失去的一切还给了约伯，终于还是赐福给了那个屡遭厄运的老人，这又怎么说？

关键在于，那不是信心之前的许诺，不是信心的回扣，那是苦难极处不可以消失的希望啊！上帝不许诺光荣与福乐，但上帝保佑你的希望。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亦不可以放弃希望——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存在。命运并不受贿，但希望与你同在，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

十一

重病之时，我总想起已故好友周郿英，想起他躺在病房里，瘦得只剩一副骨架，高烧不断，溃烂的腹部不但不愈合反而在扩展……窗外阳光灿烂，天上流云飞走，他闭上眼睛，从不呻吟，从不言死，有几次就那么昏过去。就这样，三年，他从未放弃希望。现在我才看见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信心。三年，那是一分钟一分钟连接起来的，漫漫长夜到漫漫白昼，每一分钟的前面都没有确定的许诺，无论科学还是神明，都没给他写过保证书。我曾像他所有的朋友一样赞叹他的坚强，却深藏着迷惑：他在想什么，怎样想？

可能很简单：他要活下去，他不相信他不能够好起来。从约伯故事的启示中我知道：真正的信心前面，其实是一片空旷，除了希望什么也没有，想要也没有。

但是他没能活下去，三年之后的一个早晨，他走了。这是对信心的嘲弄吗？当然不是。信心，既然不需要事先的许诺，自然也就不必有事后的恭维，它的恩惠唯在渡涉苦难的时候可以领受。

十二

求神明保佑，可能是人人都会有的心情。“人定胜天”是一句言过其实的鼓励，“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才是实情。生而为人，终难免苦弱无助，你便是多么英勇无敌，多么厚学博闻，多么风流倜傥，世界还是要以其巨大的神秘置你于无知无能的地位。

有一部电影，《恺撒大帝》。恺撒大帝威名远扬，可谓“几百年才出一个”。其中一个情节：他唯一倾心的女人身患重病，百般医药，千般祈告，终归不治。恺撒，这个意志从未遭遇过抗逆的君主，涕泪横流仰面苍天，一声暴喊：“老天哪！把她还给我，恺撒求你了！”那一声喊让人魂惊魄动。他虽然仍不忘记他是恺撒，是帝王，说话一向不打折扣，但他分明是感到了一种比他更强大的力量，他以一生的威严与狂傲去垂首哀求，但是……结果当然简单——剧场灯亮，恺撒时代与电影时代相距千载，英雄美人早都在黑暗的宇宙中灰飞烟灭。

我也曾这样祈求过神明，在地坛的老墙下，双手合十，满心敬畏（其实是满心功利）。但神明不为所动。是呀，恺撒尚且哀告无功，我是谁？古园寂静，你甚至能感到神明在傲慢地看着你，以风的穿流，以云的变幻，以野草和老树的轻响，以天高地远和时间的均匀与漫长……你只有接受这傲慢的逼迫，曾经和现在都要接受，从那悠久的空寂中听出回答。

十三

有三类神。第一类自吹自擂好说瞎话，声称万能，其实扯淡，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事并不鲜见。第二类喜欢恶作剧，玩弄偶然性，让人找不着北。比如足球吧，世界杯赛，就是用上最好的大脑和电脑，也从未算准过最后的结局。所以那玩意儿可以大卖彩票。小小一方足球场，满打满算二十几口人，便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让人料想不及，让人哭，让人笑，让翩翩绅士当众发疯，何况偌大一个人间呢。第三类神，才是博大的仁慈与绝对的完美。仁慈在于，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给路。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用一种解释。完美呢，则要靠人的残缺来证明，靠人的向美向善的心愿证明。在人的字典里，神与完美共用一种解释。但是，向美向善的路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完的路，你再怎样走吧，“月亮走我也走”，它也还是可望而不可及。

刘小枫先生在他的书里说过这样的意思：人与上帝之间有着永恒的距离。这很要紧。否则，信仰之神一旦变成尘世的权杖，希望的解释权一旦落到哪位强徒手中，就怕要惹祸了。

十四

唯一的问题是：向着哪一位神，祈祷？

说瞎话的一位当然不用再理他。

爱好偶然性的一位，有时候倒真是要请他出面保佑。事实上，任何无神论者也都免不了暗地里求他多多关照。但是，既然他喜欢的是偶然性而并不固定是谁，你最好就放明白些，不能一味地指靠他。

第三位才是可以信赖的。他把行与路做同一种解释，就是他保证了与你同在。路的没有尽头，便是他遥遥地总在前面，保佑着希望永不枯竭。他所以不能亲临俗世，在于他要在神界恪尽职守，以展开无限时空与无限的可能，在于他要把完美解释得不落俗套、无与伦比，不至于还俗成某位强人的名号。他总不能为解救某处具体的疾苦，而置那永恒的距离失去看管。所以，北京人王启明执意去纽约寻找天堂，真是难为他了。

十五

我寻找他已多年，因而有了一点儿体会：凡许诺实惠的，是第一位；有时取笑你，有时也可能帮你一把的是第二位；第三位则不在空间中，甚至也不在寻常的时间里，他只存在于你眺望他的一刻，在你体会了残缺去投奔完美、带着疑问但并不一定能够找到答案的那条路上。

因而想到，那也应该是文学的地址，诗神之所在，一切写作行为都该仰望的方向。奥斯威辛之后人们对诗产生了怀疑，但正是那样的怀疑吧，使人重新听见诗的消息。那样的怀疑之外，诗，以及一切托名文学的东西，都越来越不足信任。文学的心情一旦顺畅起来，就不大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有它。说生活是最真实的，这话怎么好像什么也没说呢？大家都生活在生活里，这样的真实如果已经够了，文学干吗？说艺术源于生活，或者说文学也是生活，甚至说它们不要凌驾于生活之上，这些话都不易挑剔到近于浪费。布莱希特的“间离”说才是切中要害。艺术或文学，不要做成生活（哪怕是苦难生活）的侍从或帮腔，要像侦探，从任何流畅的秩序里听见磕磕绊绊的声音，在任何熟悉的地方看出陌生。

十六

写《务虚笔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凡我笔下人物的行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经露面，某些正蛰伏于可能性中伺机而动。所以，那长篇中的人物越来越互相混淆——因我的心路而混淆，又混淆成我的心路：善恶俱在。这不是从技巧出发。我在哪儿？一个人确切地存在于何处？除去你的所作所为，还存在于你的所思所欲之中。于是可以相信：凡你描写他人描写得（或指责他人指责得）准确——所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之处，你都可以沿着自己的理解或想象，在自己的心底找到类似的埋藏。真正的理解都难免是设身处地，善如此，恶亦如此，否则就不明白你何以能把别人看得那么透彻。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读者也一样，在迷途面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干净，你以什么与之共鸣呢？可有谁一点儿都不体会丑恶所走过的路径吗？

这便是人人都需要忏悔的理由。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因而是已经需要忏悔的时刻。这似乎有点过分，但其实又适合国情。

十七

眼下很有些宗教热的味道，至少宗教一词终于在中国摆脱了贬义，信佛、信道、信基督都可以堂堂正正，本来嘛。但有一个现象倒要深想：与此同时，经常听到的还是“挑战”，向着这个和向着那个，却很少听到“忏悔”。忏悔是要向着自己的。前些天听一位学者说，他在考证“文革”时期的暴力事件时发现，出头做证的只有当年的被打者，却没有打人的人站出来说点儿什么。只有蒙冤的往事，却无抚痛的忏悔，大约就只能是怨恨不断地克隆。缺乏忏悔意识，只好就把惨痛的经验归罪给历史，以为潇洒，以为豁达。好像历史是一只垃圾箱，把些谁也不愿意再沾惹的罪孽封装隐蔽，大家就都可以清洁。

忏悔意识，其实并非只是针对那些“文革”中打过人的人。辉煌的历史倘不是几个英雄所为，惨痛的历史也就不由几个歹徒承办。或许，那些打过人的人中，已知忏悔者倒要多些，至少他们的不敢站出来这一点已经说明了良心的沉重。倒是自以为与那段历史的黑暗无关者，良心总是轻松着——“笑话，我可有什么要忏悔？”但是，你可曾去制止过那些发生在你身边的暴行吗？尤其值得这样设想：要是那时以革命的名义把皮带塞进你手里，你敢于拒绝或敢于抗议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样一问，理直气壮的人肯定就会少下去，但轻松着的良心却很多，仍然很多，还在多起来。

十八

记得“文革”刚开始时，我曾和一群同学到清华园里去破过“四旧”，一路上春风浩荡落日辉煌，少年们满怀豪情。记不清是到了谁家了，总之是一位“反动学术权威”吧，到了人家的客厅里砸碎几只花瓶，又去人家的卧室里割破了两双尖皮鞋，然后便想不出再要怎样表现一腔忠勇。幸亏那时知识太少，否则就可能亲手毁灭一批文物，可见知识也并不担保善良。正当我们发现了那家主人的发型有阶级异己之嫌，高叫“剪刀何在”时，楼门内外传来了更为革命的呐喊：“非红五类不许参加我们的行动！”这样，几个同学留下来继续革命，另几个怏怏离去。我在离去者中。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风忧怨，少年们默然无语，开始注意到命运的全面脸色。

待暴力升级到拳脚与棍棒时，这几个不红不黑的少年已经明确自己的地位，只做旁观了。我不敢反对，也想不好该不该反对，但知不能去反对，反对的效果必如牛反对拖犁和马反对拉车一般。我心里兼着恐惧、迷茫、沮丧，或者还有一些同情。恐惧与同情在于：有个被打的同学不过是因为隐瞒了出身，而我一直担心着自己的出身是否应该再往前推一辈，那样的话，我就正犯着同样的罪行。迷茫呢，说起来要复杂些：原来大家不都是相处得好好的吗，怎么就至于非这样不可？此其一。其二，你说打人不对，可敌人打我们就行，我们就该文质彬彬？伟大的教导可不是这样说的。其三，其实可笑——想想吧，什么是“我们”？我可是“我们”？我可在“我们”之列？我确实感觉到了那儿埋藏着一个怪圈。

十九

几年以后我去陕北插队。在山里放牛，青天黄土，崖陡沟深，思想倒可以不受拘束，忽然间就看清了那个把戏：我不是“我们”，我又不想是“他们”，算来我只能是“你们”。“你们”是不可以去打的，但也还不至于就去挨。“你们”是一种候补状态，有希望成为“我们”，但稍不留神也很容易就变成“他们”。这很关键，把越多的人放在这样的候补位置上，“我们”就越具权势，“他们”就越遭孤立，“你们”就越要乖乖的。

这逻辑再行推演就更令人胆寒：“你们”若不靠拢“我们”，就是在接近“他们”；“你们”要是不能成为“我们”，“你们”还能总是“你们”？这逻辑贯彻到那副著名的对联里去时，黑色幽默便有了现实的中国版本。记得我站在高喊着那副对联的人群中间，手欲举而又怯，声欲放却忽收，于是手就举到一半，声音发得含含糊糊。“你们”要想是“我们”，“你们”就得承认“你们”是混蛋，但是但是，“你们”既然是混蛋又怎能再是“我们”？那个越要乖乖的位置其实是终身制。

二十

我曾亲眼见一个人跳上台去，喊：“我就是混蛋！”于是赢来一阵犹豫的掌声。是呀，该不该给一个混蛋喝彩呢？也许可以给一点吧，既然他已经在承认是蛋的一刻孵化成混。不过当时我的心里只有沮丧，感到前途无比暗淡。我想成为“我们”，死也不想是“他们”。所以我现在常想，那时要有人把皮带塞给我，说“现在到了你决定做‘我们’还是做‘他们’的时候了”，我会怎样？老实说，凭我的胆识，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把那皮带攥出汗来，举而又怯，但终于不敢不抡下去的——在那一刻孵化成混。

二十一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我非常地害怕了“我们”，有“我们”在轰鸣的地方我想都不如绕开走。倒不一定就是怕“我们”所指的那很多人，而是怕“我们”这个词，怕它所发散的符咒般的魔力，这魔力能使人昏头昏脑地渴望被它吞噬，像“肯德基家乡鸡”那样整整齐齐都排成一股味儿。我说过我不喜欢“立场”这个词，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和“立场”很容易演成魔法，强制个人的情感和思想。“文革”中的行暴者，无不是被这魔法所害——“我们”要坚定地是“我们”，“你们”要尽力变成“我们”，“我们”干吗？当然是对付“他们”。于是沟堑越挖越深，忠心越表越烈，勇猛而至暴行，理性崩塌，信仰沦为一场热病。

二十二

“上山下乡”已经三十年，这件事也可以更镇静地想一想了：对于那场运动，历史将记住什么？“老三届”们的记忆当然丰富，千般风流，万种惆怅，喜怒悲忧都是刻骨铭心。但是你去问吧，问一千个“老三届”，你就会听见一千种心情，你就会对“上山下乡”有一千种印象：豪情与沮丧，责任与失落，苦难与磨炼，忠勇与迷茫，深切怀念与不堪回首，悔与不悔……但历史大概不会记得那么详细，历史只会记住那是一次在“我们”的旗帜下对个人选择的强制。再过三十年，再过一百年，历史越往前走越会删除很多细节，使本质凸现：那是一次信仰的灾难。

并没有谁捆绑着我们去，但“我们”是一条更牢靠的绳子。一声令下，便树立起忠与不忠的标识。我那时倒没有很多革命的准备，也还来不及忧虑前途，既然大家都去，便以为是一次壮大的旅游或者探险，有些兴奋。也有人确是满怀了革命豪情，并且果然大有作为。但这就像包办婚姻，包办婚姻有时也能成全好事，但这种方法之下不顺心的人就多。我记得临行时车站上有很多哭声，绝非“满怀豪情”可以概括。

二十三

不过我现在也还是相信，贫困的乡村是需要知识青年的，需要科学，需要文化，需要人才。但不是捆绑的方法，不能把人才强行送过去，强行一旦得逞，信仰难保不是悲剧。很可能，人才被强行送过去的同时，强行本身也送过去了。贫困的乡村若因而成长起几个强徒，那祸害甚至不是科学能够抵挡的。

方法常常比目的还要紧。比如动物园里的狼，关在笼子里，写一块牌子挂上，说这是狼，可谁看了都说像狗。狼不是被饲养的，狼是满山遍野里跑的，把狼关在笼子里一养，世界上就有了狗。

二十四

直到有一年，奥运会上传来一阵歌声，遥远却又贴近：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这下才让我恍然而悟“我们”的位置，这个词原来是要这样用的呀，真是简单又漂亮！我迷上奥运会，要紧的原因其实在这儿。飘荡在宇宙中的万千心魂，苍茫之中终见一处光明，“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于是牵连浮涌，聚去那里，聚去那声音的光照中。那便是皈依吧，不管你叫他什么，佛法还是上帝。

所以，“我们”的位置并不在与“他们”的对立之中，而在与神的对照之时。当然是指第三位神，即尽善尽美所发出的要求，所发出的审问，因而划出了现实的残缺，引导着对原罪的领悟，征求忏悔之心。这是神对人的关切，并没有行贿受贿的逻辑在里面，当然不是获取实惠的方便之门。

二十五

灵魂不死，是一个既没有被证实，也没有被证伪的猜想。而且，这猜想只可能被证实，不大可能被证伪。怎样证伪呢？除非灵魂从另一个世界里跳出来告密。

可是，却有一种强大的意志信誓旦旦地宣布：死即是绝对的寂灭，并无灵魂的继续，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唯此才是科学，相反的期待全属愚昧，是迷信。相信科学的人竟很少对此存疑，真是咄咄怪事。未被证伪而信其伪，与未被证实而信其实，到底怎么不一样？倘前者是科学，后者怎么就一定愚昧？莫非不能证明其有，便已经是证明其无了？这就更加奇怪，岂不等于是说一切猜想都是愚昧吗？可是，哪一样科学不是由猜想作为引导？

局面似乎不好收拾。首先，人出生了，便迟早要死，迟早会对死后的境况持一种态度。其次，死后无非那两种可能，并无第三类机会。最后，那两种可能无论你相信哪一种，都一样不好意思请科学来撑腰。

二十六

但猜想是必要的。猜想的意义并不一定要由证实来支持。相反，猜想支持着希望，支持着信心。一定要把猜想列为迷信，只好说，一律地铲除迷信倒不美妙。活着，不是仅仅有了科学就够。当然，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的，自封神明愚弄百姓的，理应铲除。但其所以要铲除，倒不是看它不科学，是看它不人道。原子弹很科学，也要铲除。一个人，身患绝症，科学已无能给他任何期待，他满心的坚强与泰然可是牵系于什么呢？地球早晚要毁灭，太阳也终于要冷下去，科学尚不知那时人类何去何从，可大家依然满怀豪情地准备活下去，又是靠着什么？靠着信心，靠着对未来并无凭据的猜想和希望。但这就是迷信吗？但这不能铲除。相反，谁要铲除这样的信心，甚或这样的迷信，倒不允许。先哲有言：科学需要证明，信仰并不需要。事实上，我们的前途一向都隐藏在神秘中，但我们从不放弃，不因为科学注定的局限而沮丧。那也就是说，科学并非我们唯一的依赖，甚至不是根本的依赖。

二十七

既然人死后，灵魂的有与无同样都拿不到证据（真是一件公平的事啊），又为什么会有泾渭分明的两种信奉，一种宁可信其有，另一种偏要宣布其无呢？依我想，关键在于接下来互不相同的推演。

信其有者的推演是：于是会有地狱，会有天堂，会有末日审判，总之善恶终归要有个结论。这大约就是有神论。不过，有神论对神的态度并不都一致，这是另外的话。

宣布其无者的推演是：当然就没有什么因果报应，没有地狱，没有天堂，也没有末日审判。此属无神论。但无神论也有着对神的描画，否则怎么断定其无呢？且其描画基本一致，即那是一种谁也没见过、也不可能见过，然而却束缚人，甚至威胁着人类自由的东西。“不，那根本是没有的！”

二十八

这其实就有点儿问题了：根本没有的东西如何威胁人？根本没有，何至于这么着急上火地说它没有？显然是有点儿什么，不一定有形，但确乎在影响我们。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存在，你能撞见谁的梦吗？或者摸一摸谁的幻想？神，在被猜想之时诞生，在被描画的时候存在，在两种相反的信奉中同样施展其影响。

信其有者，为人的行为找到了终极评判乃至奖惩的可能，因而为人性找到了法律之外的监督。比如说警察照看不到的地方，恶念也有管束。当然，弄不好也会为专制者提供方便，强徒也会祭起神明。

信其无者则为人的为所欲为铺开坦途，看上去像是渴盼已久的自由终于降临，但种种恶念也随之解放，有恃无恐。但这也并不就能预防专制，乱世英雄大权独握，神俗都踩在脚下。

二十九

说白了，作恶者更倾向于灵魂的无。死即是一切的结束，恶行便告轻松。于此他们倒似乎勇敢，宁可承担起死后的虚无，但其实这里面掩藏着潜逃的颤栗，即对其所作所为不敢负责。这很像是蒙骗了裁判的犯规者，事后会宽慰有加地告诉你：比赛已经结束，录像并不算数。

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是人类高贵的猜想，就像艺术，在科学无言以对的时候，在神秘难以洞穿的方向，以及在法律照顾不周的地方，为自己填写下美的志愿，为自己提出善的要求，为自己许下诚的诺言。

但是恶行出现了。恶行警觉地发现，若让那高贵的猜想包围，形势明显不妙。幸亏灵魂不死难于证实，这不是个好消息吗？恶行于是看中“证实”二字，慌不择路地拉扯上科学——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向那高贵的猜想发难。但是匆忙中它听差了，灵魂不死的难于证实并不见得对它是个好消息，那只是说，科学在这个问题上持弃权态度。科学明白：灵魂的问题从来就在信仰的领域，“证实”与“证伪”都是外行话。

三十

可什么是恶呢？有时候善意会做成坏事，歹念碰巧了竟符合义举。这样的时候善恶可怎么评断，灵魂又据何奖惩？以效果论吗，有法律在，其他标准最好都别插嘴。以动机论吗，可是除了自己，谁又吃得准谁一定是怎么想的？所以，良心的审判，注定的，审判者和被审判者都只能是自己。这就难了，自我的审判以什么做标准呢？除非是信仰！或者你心里早有着一种善恶标准，或者你就得费些思索去寻找它。这标准的高低姑且不论，但必超乎于法律之外，必非他人可以代劳，那是你自己的事，是灵魂独对神的倾诉、忏悔和讨教。这标准碰巧了也可能符合科学，但若不巧，你的烦忧恰恰是科学的盲区呢？便只好在思之所极的空茫处，为自己选择一种正义，树立一份信心。这选择与树立的发生，便可视为神的显现。这便是信仰了，无需实证却可以坚守。

善恶的标准，可以永久地增补、修正，可以像对待幸福那样，做永久的追寻。怕只怕人的心里不设这样的标准，拆除这样的信守，没有这样的法庭也不打算去寻找它，同时快乐地宣扬这才是人性的复归。

三十一

不过麻烦并没有完：倘那选择与树立完全由着自己说了算，事情岂不荒唐？岂不等于还是没有标准？岂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自做神明？一家一面旗，都说自己替天行道，冷战热战于是不亦乐乎，神明与神明的战争并不见得比群殴来得文明。

所以必有一个问题：神到底在哪儿？神到底负责什么事？

所以必有一种回答：神永远不是人，谁也别想冒充他。神拒绝“我们”，并不站在哪一家的战壕里。神，甚至是与所有的人都作对的——他从来都站在监督人性的位置上，逼人的目光永远看着你。在对人性恶的觉察中，在人的忏悔意识里，神显现。在人性去接近完美却发现永无终途的路上，才有神圣的朝拜。

三十二

“因果报应”还是靠近着谋略。善行义举，不为今生利禄，但求来世福报，这逻辑总还是疙里疙瘩地与撒旦的思想类似。倘来世未必就有福报呢，善行义举是不是随之就有疑问？那样的话，岂不仍是谋略？说得不好听，有点放长线钓大鱼的意思。这样的谋略潜移默化，很容易成为贿赂的参考——既然可以为来世的福报去阿谀神明，何以不能为今生的利禄去谄媚高官？

三十三

我听到过一种劝人为善的教导，说是做人不要怕吃亏，吃亏未尝不是好事。可接下来的逻辑让人迷惑：你今生吃多少亏，来世便得多少福，那个占了你便宜的人呢，来世便有多少苦。再往下听：你不妨多让别人占些便宜去，不要以为这不划算，其实是别人用他的福换走了你的苦。好家伙！原是劝人不要怕吃亏，怎么最后倒赚走了别人的福去？

三十四

气功，从一听说它我就相信。截断物欲的追逼，放弃人类的妄自尊大，回到与万物平等的地位，物我两忘，谛听自然神秘的脚步……我相信气功确有科学不可比及的力量。比如在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地方创造奇迹，比如在沉思默想中看见生命更深处的奥秘。还有一些听上去更近科学的功法，比如沟通宇宙信息，比如超越三维空间汲取更高级的能量，比如从更微观的世界中脱胎换骨，这些我都倾向于相信。甚至风水、符咒之类，大概也不是全无道理。世界之神秘，是人的智力永难穷尽的，没理由不相信奇迹的存在。

但若以奇迹论神明，就怕那神明还是说瞎话的一位。奇迹能把这人间照顾得周全吗？能改变这“人间戏剧”只留下幸运的角色吗？能使人间只有福乐，不存悲忧吗？要是不能，就算它上天入地擒风缚雨也并没有真正改变人的处境。神明一落到实惠，总难免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人间呢，仍要有各类角色，大家还是得分工合作把所有的角色都承担起来。所谓奇迹，大概就像“宝葫芦的秘密”，把别人的好运偷来给你，差别守恒，无非角色调换一下位置拉倒。

三十五

看足球就像看人生。或看它是一场圣战，全部热情都在打败异己。或视之为一次信心的锤炼和精神狂欢，场地上演出的是坎坷人生的缩影，看台上唱诵的是对不屈的颂扬，是爱的祈盼。再是说，这火爆的游戏真是荒唐，执迷不悟，如痴如癫压根儿是一场错误，何如及早抽身脱离红尘，去投奔无苦无忧的极乐之地？

第三种态度常令我暗自踌躇。越是接近人生的终点，越是要想：这人间真的可爱吗？说可爱，太过简单，简单得像一句没有内容的套话，其实人人心底都有一幅更美好的图景。就连科学也已经看见，人的自命不凡已经把这个星球搞得多么乌烟瘴气，贪婪鼓舞着贪婪，纷争繁衍着纷争，说不定哪天冒出个狂人，一场细菌大战，人间戏剧忽然收场。也许人间真的是一场错误？也许，在某一种时空中真的存在着极乐？人是这样的渺小无知，人的智识之外，宇宙的神秘浩瀚无边，为什么肯定没有那样的地方？人不知其所在罢了，人却可能在来生去投靠它。这真是多么迷人的图景！于是正有很多这样的理想流行，天上人间，美妙超过以往的种种主义，种种法门汇成一句话：到那儿去吧，这儿已经无可留恋，这儿已是残山剩水，那儿才是你的梦中天堂。信与不信，常让我暗自踌躇。

三十六

单说遏制人类的贪婪吧，乐观的理由就少，悲观的根据越来越多。森林消失，草原沙化，河流干涸，海洋污染，天上破着个大窟窿而且越来越大，但人类还在热火朝天地敲榨和掠夺。这差不多已经成了习惯，真能遏制吗？令人怀疑。比如我，下了好大决心，也只抗拒了羊绒衫的诱惑——据说那东西破坏植被，但更多的诱惑只在理论上抗拒。人类也真是发明了很多好玩意儿，空调、汽车、飞机、化肥、农药、电脑……丰富得超过有用的商品、新奇得等于屠杀的美味、舒适得近似残废的生活……人能齐心协力放弃这样的舒适吗？还是让人怀疑。就算有九十九个人愿意放弃，但剩下一个人坚持，舒适的魔力就要扩散，就会有二、三、四、五、六……个人出来继承和发扬。

常能读到一些“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精彩理论，赞叹之余一走神儿，看见生活自有其不要命的步伐。魔法一旦把人套住，大概就只有“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了。

三十七

设想有一处不同于人间的极乐之地，不该受到非难。但问题是，谁能洞开通向那儿的神秘之门？

这就又惹动了争夺。大师林立，功法纷纭，其实都说着同一句话：跟随我吧。到底应该跟随谁呢？这神秘的权力究竟是谁掌握着？无从分辨。似乎就看谁许下的福乐更彻底了。

既已许下福乐，便不愁没人着迷，于是又一场蜂拥，以当年眺望“主义”的热情去眺望另一维时空了——原来天堂并不在咱这地界，以往真是瞎忙。于是调离苦难的心情愈加急迫，然而天堂的门票像是有限，怎么办？那就只好谁先觉悟谁先去吧，至于那些拿不到门票的人嘛，实在是他们自己慧根不够、福缘浅薄，又怨得哪一个？

闹来闹去这逻辑其实又熟悉：为富不仁者对穷人不是也这么说吗——你自己无能，又怨得谁个？这逻辑也许并不都错，但这漠然无爱的境界不正是人间凶险的首要？记得佛门有一句伟大教诲：一人未得度，众生都未得度。佛祖有一句感人的誓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怎么到了一些自命的佛徒那里，竟变得与福利分房相似？——房源（或者福运）有限，机不可失，大家各显神通吧。

三十八

因此我大大地迷惑：就算那极乐之地确凿，就算我们来生确实有望被天堂接纳，但那可是凭着“先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情就能够去的吗？倘天堂之门也是偏袒着争抢之下的强者，天堂与人间可还有什么两样？好吧，退一步想，就算争抢着去的也就去了，但这漠然无爱的心情被带去天堂，天堂还会永远无忧吗？争抢的欲望，不会把那儿也搅得“群雄并起，天上大乱”？

所以我宁可还是相信，所谓天堂即是人的仰望，仰望使我们洗去污浊。所谓另一维时空，其实是指精神的一维，这一维并不与人间隔绝，而是与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重叠融会。

神秘的力量，毫无疑问是存在的。神秘，存在于冥冥之中。这其实很好，恰为人间的梦想与完善铺筑起无限的前途。但是，这无限既由神秘所辖，便不容凡人染指。原因简单：有限的凡人怎么可能通晓无限的神秘？神秘的商标一旦由凡人注册，就最值得大众担心——他掌握着神秘的权力啊，有什么疑问还敢跟他讨论？有什么不同意见还敢跟他较真儿？岂不又是“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吗？

三十九

如果奇迹并不能改变这“人间戏剧”，苦难守恒，幸运之神无非做些调换角色的工作，众生还能求助于什么呢？只有相互携手，只有求助于爱吧。

这样说，明显已经迂腐，再要问爱是什么，更要惹得潇洒笑话。比如说爱情，潇洒曾屡次告诫过我们了：其实没有。有婚姻，有性欲，有搭伙过日子，哪有什么爱情？这又让迂腐糊涂：你到底是说什么没有，什么？迂腐真是给潇洒添乱——你要是说不出没有的是什么，你怎么断定它没有？你要是说出没有了什么，什么就已经有了。爱情本来是一种心愿，不能到街上看看就说没有。而没有这份心愿的人也不会说它没有，他们觉得婚姻和性欲已经就是了。

所以，“爱的奉献”这句话也不算很通顺。能够捐资，捐物，捐躯，可心愿是能够捐的吗？爱如果是你的心愿，爱已经使你受益，无论如何用不上大义凛然。

四十

在街市上我见过两只狗，隔着熙攘的人群，远远地它们已经互相发现，互相呼唤，眉目传情。待主人手上的绳索一松，它们就一个从东一个从西，钻过千百条人腿飞奔到一起，那样子就像电影中久别的情人一朝重逢，或历尽劫波的夫妻终于团聚。它们亲亲密密地偎依，耳鬓厮磨，窃窃地说些狗话。然后时候到了，主人喊了，主人“重利轻别离”，它们呢，仍旧情意缠绵，觉得时间怎么忽然走得这样快？主人过来抓住绳索，拍拍它们的脑门儿，告诉它们：你们是狗啊，要本分，要把你们的爱献给某一处三居室。它们于是各奔东西，“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消失在人海苍茫之中，而且互相不知道地址。

我常想，这两只狗一定知道它们怀念的是什么，虽然它们说不出，抑或只因为我们听不懂。不过可以猜想：只身活在异类当中，周围全是语言难通的两足动物，孤独还能教它们怀念什么呢？只是我未及注意它们的性别，不知那是否仅仅出于性欲。

四十一

不管怎么说，给爱下定义是要惹上帝发笑的。不如先绕开它，换个角度，这样问：什么时候，你第一次感到了爱？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你感到了需要爱？

我常回想那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时候？

那大约要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女孩儿，与我同年，她长得漂亮吗？但是我的目光总被她吸引，只要她在，我的注意力就总是去围绕她。最初发现她是在一次“六一”儿童节的庆祝会上，她朗诵一首诗，关于一个穷苦的黑人孩子的诗……会场中先还有些喧闹，但忽然喧闹声沉落下去，只剩下她的声音在会场中飘荡，清纯、稚气，但却微微地哽咽，灯光全部聚向她时，我看见她的眼边有泪光……从那以后我总想去接近她，但又总是远远地看她并不敢走去近前，甚至跟她说话也有自惭形秽之感，甚至连她的住处也让我想象迭出觉得神圣不可及。这是爱吗，爱的萌动？但这与性有多少关系呢？那女孩儿，现在想来真的不能算漂亮，身上一点女人的迹象也还没有。是什么触动了我呢？

四十二

如果那一次触动中其实有着懵懂的性因素，可同样的触动也曾来自一个男孩儿，他住在一座不同寻常的房子里，我在《务虚笔记》中写过那座房子。在《务虚笔记》中我借助对一个女孩儿的眺望，写过，我怎样走进了那座漂亮的房子，看见了里面的生活。那是一座在我当时看去不可思议的房子，和一种我想象不到的生活，在《务虚笔记》中我写到了我当时的感受。在走不尽的灰暗小街的缠缠绕绕之中，在寂寞的冬天的早晨，朦胧的阳光之下，那座房子明朗、清洁、幽静，仿佛置身世外。那里面的布设和主人们的举止，都高雅得让我惊诧，让我羡慕，让一个欲念初萌的孩子从头到脚弥漫开沉沉的自卑。我很快就感觉到了一种冷淡，和冷淡的威胁。不错，是自卑，我永远都看见那一刻，那一刻永不磨灭。那儿的人是否傲慢地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自卑与生俱来，重要的是那冷淡的威胁其实是由自卑构筑，即使那儿的人没有任何傲慢的表示我也早就想逃跑了。《务虚笔记》中写的是：我想回家。我跑出了那座美丽的房子，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但是家——那一向等待着我的温暖之中，忽然掺进了一缕黯然。家，由于另一种生活的衬照，由于冷淡的威胁，竟也变得孤独堪怜。在《务虚笔记》中，我借助于画家Z的形象去看过我自己那时的心情……

四十三

自卑，历来送给人间两样东西：爱的期盼，与怨愤的积累。

我想，画家Z曾经得到的是后一种。我呢？我之所以能够想象他，想象他就是在那次回家的路上走进了怨愤，料必因为Z是我的一部分，至少曾经是这样。要征服那冷淡，要以某种姿态抵挡乃至压倒那冷淡的威胁，自卑于是积累起怨愤，怨愤再加倍地繁衍自卑——这就是画家Z。相反，若是梦想着世间不再有那样的冷淡，梦想着，被那冷淡雕铸的怨愤终于消散，所有失望过和傲慢过的心灵都能够相互贴近，那就是爱的期盼。甚至纯真的心从不多看那冷淡一眼，唯热盼着与另外的心灵沟通，不屈不挠地等待，走遍一生去寻找，那就是爱的路程。在《务虚笔记》中，我借助诗人L、女教师O和F医生的身影，走进这样的梦想，借助于对他们的理解看见了我的另一种心情。

这两种心情似乎都是与生俱来，盘根错节同时都在我心里，此起彼伏，铺设成我的心路。别人也都是这样吗？我只知道，兼具这两种心情的我才是真实的我。我站在Z的脚印上，翘望L、O和F的方向。我体会着Z的自卑，而神往于L、O和F痴心不改的步伐。而且，越是Z的消息沉重，越是L、O和F的消息明媚动人。我知道了，爱，原就是自卑弃暗投明的时刻。自卑，或者在自卑的洞穴里步步深陷，或者转身，在爱的路途上迎候解放。

四十四

不过自卑，也许开始得还要早些。开始于你第一次走出家门的时候。开始于你第一次步入人群，分辨出了自己和别人的时候。开始于你离开母亲的偏袒和保护，独自面对他者的时候。开始于这样的时候：你的意识醒来了，看见自己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躯体中，而在自己之外世界是如此巨大，人群是如此庞杂，自己仿佛囚徒。开始于这样的时候：在这纷纭的人间，自己简直无足轻重，而这一切纷纭又都在你的欲望里，自己二字是如此不可逃脱，不能轻弃。开始于这样的时候：你想走出这小小躯体的囚禁，走向别人，盼望着生命在那儿得到回应，心魂从那儿连接进无比巨大的存在，无限的时间因而不再是无限的冷漠……但是，别人也有这样的愿望吗？在墙壁的那边，在表情后面，在语言深处，别人，到底都是什么？对此你毫无把握。但囚徒们并不见得都想越狱出监，囚徒中也会有告密者，轻蔑、猜疑和误解加固着牢笼的坚壁，你热烈的心愿前途未卜，而一旦这心愿陷落，生命将是多么孤苦无望，多么索然无味，荒诞不经。我能记起很多次这样的经历。从幼年一直到现在，我有过很多次失望——可能我也让别人有过这类失望——很多次深刻的失望其实都可以叫作失恋，无论性别，因为在那之前的热盼正都是爱的情感：等待着他人的到来，等待着另外的心魂，等待着自由的团聚。虽因年幼，这热盼曾经懵然不知何名，但当有一天，爱的消息传来，我立刻认出那就是它，毫无疑问一直都是它。

四十五

爱这个字，颇多歧义。母爱、父爱等等，说的多半是爱护。“爱牙日”也是说爱护。爱长辈，说的是尊敬，或者还有一点威吓之下的屈从。爱百姓，还是爱护，这算好的，不好时里面的意思就多了。爱哭，爱睡，爱流鼻涕，是说容易、控制不住。爱玩，爱笑，爱桑拿，爱汽车，说的是喜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是想的意思，随便你。“你爱死不死”，也是说请便，不过已经是恨了。

爱，与喜欢混淆得最严重。“我爱你”，可能是表达着一次真正的爱情，也可能只是好色之徒的口头禅，还可能是各有所图的一回交易。喜欢，好东西谁不喜欢？快乐的事谁不喜欢？没有理由谴责喜欢，但喜欢与爱的情感不同。爱的情感包括喜欢，包括爱护、尊敬和控制不住，除此之外还有最紧要的一项：敞开。互相敞开心魂，为爱所独具。这样的敞开，并不以性别为牵制，所谓推心置腹，所谓知己，所谓同心携手，是同性之间和异性之间都有的期待，是孤独的个人天定的倾向，是纷纭的人间贯穿始终的诱惑。

四十六

所以爱是一种心愿，不在街上和衣兜里，也不在储蓄所。睁着俩眼向外找，可以找到救济（包括性方面的救济），仅此而已。

爱却艰难，心魂的敞开甚至危险。他人也许正是你的地狱，那儿有心灵的伤疤结成的铠甲，有防御的目光铸成的刀剑，有语言排布的迷宫，有笑靥掩蔽的陷阱。在那后面，当然，仍有孤独的心在颤栗，仍有未息的对沟通的渴盼。你还是要去吗？不甘就范？那你可要谨慎，以孤胆去赌——他人即天堂，甚至以痛苦去偿你平生的夙愿。爱不比性的地方正在这里，性唯快乐，爱可没那么轻松。潇洒者早有警告：哥们儿你累不累？

四十七

爱情所以选中性作为表达，作为仪式，正是因为，性，以其极端的遮蔽状态和极端的敞开形式，符合了爱的要求。极端的遮蔽和极端的敞开，只要能表达这一点，不是性也可以，但恰恰是它，性于是走进爱的领地。没有什么比性更能体现这两种极端了，爱情所以看中它，正是要以心魂的敞开去敲碎心魂的遮蔽，爱情找到了它就像艺术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以期梦想可以清晰，可以确凿，可以不忘，尽管人生转眼即是百年。

但也正因为这样，性可以很方便地冒充爱情，正像满街假冒艺术的雕塑还少吗？如果仪式之后没有内容，如果敞开的只是肉体，肌肤相依而心魂依然森严壁垒，那最多不过还是“喜欢”和“控制不住”。（假冒的仪式越来越多，比如种种的宣誓，种种隆重的典礼和剪彩，比如荒诞可以成为时尚，真诚可以用作包装……）其实好色倒也是人情之常。红灯区如同公厕，利于卫生。只是这样无可厚非下去似乎文不对题——在美妙的肉体唾手可得的年代，心灵的孤独怎样了？爱怎样了？以及，性又随之怎样了呢？

性冷漠据说在蔓延，越是性解放的地方，性越是失去着激情。是性不应该解放吗？不，总把性压迫在罪恶的阴影下是要出事的。但也不宜被解放到无根无据的地步，倘其像吐痰一样毫无弦外之音，爱凭什么偏要对它情有独钟，偏要向它注入奔涌不息的能量呢？

四十八

爱之永恒的能量，在于人之间永恒的隔膜。爱之永远的激越，由于每一个“我”都是孤独。人不仅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且是一个个分开着被抛来的。

在上帝那儿，在灵魂被囚进肉体之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初，并无我、你、他之分别，巨大的存在之消息浑然一体，无分彼此内外，浮摇漫展无所不在。然后人间诞生了，人间诞生了其实就是有限诞生了。巨大的存在之消息被分割进亿万个小小的肉体，小小的囚笼，亿万种欲望拥挤摩擦，相互冲突又相互吸引，纵横交错成为人间，总有一些在默默运转，总有一些在高声喊叫，总有一些黯然失色随波逐浪，总有一些光芒万丈彪炳风流，总有弱中弱，总有王中王——不管是以什么方式，不管是以什么标牌，不管是以刀枪、金钱还是话语……总归一样。尼采说对了：权力意志。所有的种子都想发芽，所有的萌芽都想长大，所有的思绪都要漫展，没有办法的事。把弱者都聚拢到一块儿去平安吧，弱者中会浮涌出强人。把强人都归堆到一块儿去平等呢，强人中会沉淀出弱者。把人一个个地都隔离开怎么样？又群起而不干。小时候，我们几个堂兄弟之间经常打架，奶奶就嚷：“放在一块儿就打，分开一会儿又想！”奶奶看得明白，就这么回事。

四十九

说真的，我不大相信“话语霸权”之类的东西可能消灭，就像我也不大相信可以消灭人的贪婪。但消灭霸权和贪婪正在成为人的愿望，这就好，就像爱情，要紧的是心愿。我怀疑上帝是不是闷了，寂寞得不行，所以摆布一场反反复复的游戏？别管上帝的事吧。人呢，就像我和我的堂兄弟们一样，要紧的是相互想念，虽然打架。那巨大的存在之消息，因分割而冲突，因冲突而防备，因防备而疏离，疏离而至孤独，孤独于是渴望着相互敞开——这便是爱之不断的根源。

敞开，不是性的专利，性是受了爱的恩宠，所以生气勃勃。如果性已经冷漠，已经疲倦，已经泛滥到失去了倾诉的能力，那就让它仅仅去负责繁殖和潇洒。敞开，可以找到另外的仪式和路径，比如艺术，比如诗歌，比如戏剧和文学。不过文学这个词并不美妙，并不恰切，不如是写作，不如是倾诉和倾听，不如是梦幻、是神游。因为那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本不该有什么规范，本不该去符合什么学理，本不必求取公认，那是天地间最自由的一片思绪呀，是有限的时空中响彻的无限呼唤。为此上帝也看重它，给它风采，给它浪漫，给它鬼魅与神奇，给它虚构的权力去敲碎现实的呆板，给它荒诞的逻辑以冲出这个既定的人间，总之给它一种机会，重归那巨大的存在之消息，浩浩荡荡万千心魂重新浑然一体，赢得上帝的游戏，破译上帝以斯芬克斯的名义设下的谜语。

五十

但这是可能的吗？迫使上帝放弃他的游戏，可能吗？放弃分割，放弃角色们的差异，让上帝结束他非凡的戏剧，这可能吗？那么喜欢热闹的上帝，又是那么精力旺盛、神通广大，让他重新回到无边的寂寞中去，他能干？要是他干，他曾经也就不必创造这个人间。喜好清静如佛者，也难免情系人间。我还是不能想象人人都成了佛的图景，人人都是一样，岂不万籁俱寂？人人都已圆满，生命再要投奔何方？那便连佛也不能有。佛乃觉悟，是一种思绪。一团圆满一片死寂，思之安附，悟从何来？所以有“烦恼即菩提”的箴言。

人间总是喧嚣，因而佛陀领导清静。人间总有污浊，所以上帝主张清洁。那是一条路啊！皈依无处。皈依并不在一个处所，皈依是在路上。分割的消息要重新联通，隔离的心魂要重新聚合，这样的路上才有天堂。这样的天堂有一个好处：不能争抢。你要去吗？好，上路就是。要上路吗？好，争抢无效，唯以爱的步伐。任何天堂的许诺，若非在路上，都难免刺激起争抢的欲望。不管是在九天之外，或是在异元时空，任何所谓天堂只要是许诺可以一劳永逸地到达，通向那儿的路上都会拥挤着贪婪。天堂是一条路，这就好了，永远是爱的步伐，又不担心会到达无穷的寂寞。上帝想必是早就看穿了这一点，所以把他的游戏摆弄个没完。佛陀谙熟此道，所以思之无极。谢天谢地，皈依是一种心情，一种行走的姿态。

五十一

爱是软弱的时刻，是求助于他者的心情，不是求助于他者的施予，是求助于他者的参加。爱，即分割之下的残缺向他者呼吁完整，或者竟是，向地狱要求天堂。爱所以艰难，常常落入窘境。

所以“爱的奉献”这句话奇怪。左腿怎么能送给右腿一个完整呢？只能是两条腿一起完整。此地狱怎么能向彼地狱奉献一个天堂呢？地狱的相互敞开，才可能朝向天堂。性可以奉献，爱却不能。爱就像语言，闻者不闻，言者还是哑巴。甘心于隔离地活着，唯爱和语言不需要。爱和语言意图一致——让智识走向心魂深处，让深处的孤独与惶然相互沟通，让冷漠的宇宙充满热情，让无限的神秘暴露无限的意义。巴别塔虽不成功，语言仍朝着通天的方向建造。这不是能够嘲笑的，连上帝也不能。人的处境是隔离，人的愿望是沟通，这两样都写在了上帝的剧本里。

五十二

可这有什么用吗？通常的嘲笑和迷惑就在这里：人不可能永生，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爱有什么用？心魂的敞开有什么用？热情又有什么用呢？但，什么是有用？若仅仅做一种活物，衣食住行之外其实什么都可以取消。然而，乖张如人者偏不安守这样的地位，好事如上帝者偏不允许这样的寂寞，无限膨胀的宇宙偏偏孕育出一种不衰的热情。先哲有言：“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人即热情，这热情并不派什么别的用场。人就是飘荡在宇宙中的热情消息，就是这宇宙之热情的体现，或者，唯宇宙之热情称为人。若问“热情何用”，等于是问“人何用”，等于问“宇宙何用”“无用何用”。从必死的角度看，衣食住行又有何用？不如早早结束这一场荒诞。说人就是为了活着，也对，衣食住行是为了活着，梦想也是，倘发狠去死，一切真都是何必？但是，说人只是为了活着，意思就大不一样，丰衣足食地关在监狱里如何？

五十三

但是死，那么容易吗？我是说，谁能让“无用的热情”死去？谁能让宇宙的热情的消息飘散？谁能用一瓶安眠药让世界永远睡去？

宇宙这只花瓶是一只打不烂的魔瓶，它总能够自我修复，保持完整，热情此消彼长永不衰减。人间这出戏剧是只杀不死的九头鸟，一代代角色隐退，又一代代角色登台，仍然七情六欲，仍然悲欢离合，仍然是探索而至神秘、欲知而终于知不知，各种消息都在流传，万古不废。

五十四

这也许荒诞。荒诞如果难逃，哀叹荒诞岂不更是荒诞！荒诞如果难逃，自然而然会有一种猜想：或许这人间真的不过是一座炼狱？我们是来服刑的，我们是来反省和锻炼的，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下放与下凡异曲同工。迷信和神话中常有这类说法：天神有罪，被谴人间，譬如猪八戒。天神何罪？多半都是“天蓬元帅”一般受了红尘的引诱。好吧，你就去红尘走一遭，在肉体的牢笼中再加深一回对苦难的理解。贾宝玉和孙悟空这一对女娲的弃物，也都是走了这条路，不过比八戒多着自愿的成分。

这样的猜想让人长舒一口气，仿佛西绪福斯的路终于可以有头，终有一天可以放假回家万事大吉，但细想这未必美妙，彻底的圆满只不过是彻底的无路可走。

五十五

经过电子游戏厅，看见痴迷又疲惫的玩客，仿佛是见了人间的模型。变幻莫测的游戏是红尘的引诱，一台台电脑即姓名各异的肉身。你去品尝红尘，要先具肉身——哪一样快乐不是经由它传递？带上足够的本金去吧，让欲望把定一台电脑，灵魂就算附体了，你就算是投了胎，五光十色的屏幕一亮你已经落生人间。孩子们哭闹着想进游戏厅，多像一块块假宝玉要去做“红楼梦”。欲望一头扎进电脑，多像灵魂钻进了肉身？按动键盘吧，学会入世的规矩。熟练指法吧，摸清谋生的门道。谢谢电脑，这奇妙的肉身为实现欲望接通了种种机会——你想做英雄吗？这儿有战争。想当领袖吗？这儿有社会。想成为智者？好，这儿有迷宫。要发财这儿有银行可抢。要拈花惹草这儿有些黄色的东西您看够不够？要赌博？咳呀那还用说，这儿的一切都是赌博。

你玩得如醉如痴，噼里啪啦到噼里啪啦，到本金告罄，到游戏厅打烊，到老眼昏花，直到游戏日新月异踏过你残老的身体，这时似乎才想起点别的什么。什么呢？好像与快乐的必然结束有关。

荒诞感袭来是件好事，省得说“瞎问那么多有什么用”。其实应该祝愿潇洒从头至尾都不遭遇荒诞的盘查，可这事谁也做不了主，荒诞并非没有疏漏，但并不单单放过潇洒。而且你不能拒绝它：拒绝盘查，实际已经被盘查。

五十六

怕死的心理各式各样。作恶者怕地狱当真。行善者怕天堂有诈。潇洒担心万一来世运气不好，潇洒何以为继？英雄豪杰，照理说早都置生死于度外，可一想到宏图伟业忽而回零，心情也不好。总而言之，死之可怕，是因为毕竟谁也摸不清死要把我们带去哪儿。

然而人什么都可能躲过，唯死不可逃脱。

可话说回来，天地间的热情岂能寂灭？上帝的游戏哪有终止？宇宙膨胀不歇，轰轰烈烈的消息总要传达。人便是这生生不息的传达，便是这热情的载体，便是残缺朝向圆满的迁徙，便是圆满不可抵达的困惑和与之同来的思与悟，便是这永无终途的欲望。所以一切尘世之名都可以磨灭，而“我”不死。

五十七

“我”在哪儿？在一个个躯体里，在与他人的交流里，在对世界的思考与梦想里，在对一棵小草的察看和对神秘的猜想里，在对过去的回忆、对未来的眺望、在终于不能不与神的交谈之中。

正如浪与水。我写过：浪是水，浪消失了，水还在。浪是水的形式，水的消息，是水的欲望和表达。浪活着，是水，浪死了，还是水。水是浪的根据，浪的归宿，水是浪的无穷与永恒。

所有的消息都在流传，各种各样的角色一个不少，唯时代的装束不同，尘世的姓名有变。每一个人都是一种消息的传达与继续，所有的消息连接起来，便是历史，便是宇宙不灭的热情。一个人就像一个脑细胞，沟通起来就有了思想，储存起来就有了传统。在这人间的图书馆或信息库里，所有的消息都死过，所有的消息都活着，往日在等待另一些“我”来继续，那样便有了未来。死不过是某一个信号的中断，它“轻轻地走”，正如它还会“轻轻地来”。更换一台机器吧——有时候不得不这样，但把消息拷贝下来，重新安装进新的生命，继续，和继续的继续。

病隙碎笔 2

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

一

我是史铁生——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有点怪，好像我除了是我还可以是别的什么。这感觉一直不能消灭，独处时尤为挥之不去，终于想懂：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并非全是史铁生。

多数情况下，我被史铁生减化和美化着。减化在所难免。美化或出于他人的善意，或出于我的伪装，还可能出于某种文体的积习——中国人喜爱赞歌。因而史铁生以外，还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浑沌的我。这样的我，连我也常看他是个谜团。我肯定他在，但要把他全部捉拿归案却非易事。总之，他远非坐在轮椅上、边缘清晰齐整的那一个中年男人。白昼有一种魔力，常使人为了一个姓名的牵挂而拘谨、犹豫，甚至于慌不择路。一俟白昼的魔法遁去，夜的自由到来，姓名脱落为一张扁平的画皮，剩下的东西才渐渐与我重合，虽似朦胧缥缈了，却真实起来。这无论对于独处，还是对于写作，都是必要的心理环境。

二

我的第一位堂兄出生时，有位粗通阴阳的亲戚算得这一年五行缺铁，所以史家这一辈男性的名中都跟着有了一个“铁”字。堂兄弟们现在都活得健康，唯我七病八歪终于还是缺铁，每日口服针注，勉强保持住铁的入耗平衡。好在“铁”之后父母为我选择了“生”字，当初一定也未经意，现在看看倒像是我屡病不死的保佑。

此名俗极，全中国的“铁生”怕没有几十万？笔墨谋生之后，有了再取个雅名的机会，但想想，单一副雅皮倒怕不伦不类，内里是什么终归还是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个老同学对我说过：初闻此名未见此人时，料“铁生”者必赤膊秃头。我问他，可曾认得一个这样的铁生？不，他说这想象毫无根据煞是离奇。我却明白：赤膊秃头是粗鲁和愚顽常有的形象。我当时心就一惊：至少让他说对一半！粗鲁若嫌不足，愚顽是一定不折不扣的。一惊之时尚在年少，不敢说已有自知之明，但潜意识不受束缚，一针见血什么都看得清楚。

三

铁，一种浑然未炼之物。隔了四十八年回头看去，这铁生真是把人性中可能的愚顽都备齐了来的，贪、嗔、痴一样不少，骨子里的蛮横并怯懦，好虚荣，要面子，以及不懂装懂，因而有时就难免狡猾，如是之类随便点上几样不怕他会没有。

不过这一个铁生，最根本的性质我看是两条，一为自卑（怕），二为欲念横生（要）。谁先谁后似不分明，细想，还是要在前面，要而唯恐不得，怕便深重。譬如，想得到某女之青睐，却担心没有相应的本事，自卑即从中来。当然，此一铁生并不早熟到一落生就专注了异性，但确乎一睁眼就看见了异己。他想要一棵树的影子，要不到手。他想要母亲永不离开，却遭到断喝。他希望众人都对他喝彩，但众人视他为一粒尘埃。我看着史铁生幼时的照片，常于心底酿出一股冷笑：将来有他的罪受。

四

说真的他不能算笨，有着上等的理解力和下等的记忆力（评价电脑的优劣通常也是看这两项指标），这样综合起来，他的智商正是中等——我保证没有低估，也不想夸大。

记忆力低下可能与他是喝豆浆而非喝牛奶长大的有关。我小时候不仅喝不起很多牛奶，而且不爱喝牛奶，牛奶好不容易买来了可我偏要喝豆浆。卖豆浆的是个麻子老头，他表示过喜欢我。倘所有的孩子都像我一样爱喝豆浆，我想那老头一定更要喜欢。

说不定记忆力不好的孩子长大了适合写一点小说和散文之类。倒不是说他一定就写得好，而是说，干别的大半更糟。记忆力不好的孩子偏要学数学，学化学，学外语，肯定是自找没趣，这跟偏要喝豆浆不一样。幸好，写小说写散文并不严格地要求记忆，记忆模糊着倒赢得印象、气氛、直觉、梦想和寻觅，于是乎利于虚构，利于神游，缺点是也利于胡说白道。

五

散文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没法说它是什么，只可能说它不是什么。因此它存在于一切有定论的事物之外，准确说，是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定论之外。在白昼筹谋已定的种种规则笼罩不到的地方，若仍漂泊着一些无家可归的思绪，那大半就是散文了——写出来是，不写出来也是。但它不是收容所，它一旦被收容成某种规范，它便是什么了。可它的本色在于不是什么，就是说它从不停留，唯行走是其家园。它终于走到哪儿去谁也说不清。我甚至有个近乎促狭的意见：一篇文章，如果你认不出它是什么（文体），它就是散文。譬如你有些文思，不知该把它弄成史诗还是做成广告，你就把它写成散文。可是，倘有一天，人们夸奖你写的是纯正的散文，那你可要小心，它恐怕是又走进某种定论之内了。

小说呢？依我看小说走到今天，只比散文更多着虚构。

六

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近似的）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蹚，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我的写作因此与文学关系疏浅，或者竟是无关也可能。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唠叨；走得孤单寂寞，四下里张望；走得触目惊心，便向着不知所终的方向祈祷。我仅仅算一个写作者吧，与任何“学”都不沾边。学，是挺讲究的东西，尤其需要公认。数学、哲学、美学，还有文学，都不是打打闹闹的事。写作不然，没那么多规矩，痴人说梦也可，捕风捉影也行，满腹狐疑终无所归都能算数。当然，文责自负。

七

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要不这辈子干什么去呢？当然也可以干点别的，比如画彩蛋，我画过，实在是不喜欢。我喜欢体育，喜欢足球、篮球、田径、爬山，喜欢到荒野里去看看野兽，但这对于史铁生都已不可能。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开始时我这样劝他：你死也就死了，你写也就写了，你就走一步说一步吧。这样，居然挣到了一些钱，还有了一点名声。这个愚顽的铁生，从未纯洁到不喜欢这两样东西，况且钱可以供养“沉重的肉身”，名则用以支持住孱弱的虚荣。待他孱弱的心渐渐强壮了些的时候，我确实看见了名的荒唐一面，不过也别过河拆桥，我记得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它伸出过善良的手。

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吗？所以被送上这不见终点的路。

八

史铁生和我，最大的缺点是有时候不由得撒谎。好在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诚实。这不矛盾。我们从不同时撒谎。我撒谎的时候他会悄悄地在我心上拧一把，他撒谎的时候我也以相似的方式通知他。我们都不是不撒谎的人。我们都不是没有撒过谎的人。我们都不是能够保证不再撒谎的人。但我们都会因为对方的撒谎而恼怒，因为对方的指责而羞愧。恼怒和羞愧，有时弄得我们寝食难安，半夜起来互相埋怨。

公开的诚实当然最好，但这对于我们，眼下还难做到。那就退而求其次——保持私下的诚实，这样至少可以把自己看得清楚。把自己看看清楚也许是首要的。但是，真能把自己看清楚吗？至少我们有此强烈的愿望。我是谁？以及史铁生到底何物？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

公开的诚实为什么困难？史铁生和我之间的诚实何以要容易些？我们一致相信，这里面肯定有着曲折并有趣的逻辑。

九

一个欲望横生如史铁生者，适合由命运给他些打击，比如截瘫，比如尿毒症，还有失学、失业、失恋等等。这么多年我渐渐看清了这个人，若非如此，料他也是白活。若非如此他会去干什么呢？我倒也说不准，不过我料他难免去些火爆的场合跟着起哄。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我是了解的。他会东一头西一头撞得找不着北，他会患得患失总也不能如意，然后，以“生不逢时”一类的大话来开脱自己和折磨自己。不是说火爆就一定不好，我是说那样的地方不适合他，那样的地方或要凭真才实学，或要有强大的意志，天生的潇洒，我知道他没有，我知道他其实不行可心里又不见得会服气，所以我终于看清：此人最好由命运提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防不可救药。不过呢，有一弊也有一利，欲望横生也自有其好处，否则各样打击一来，没了活气也是麻烦。抱屈多年，一朝醒悟：上帝对史铁生和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十

我想，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是：残疾与爱情。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是属物的，是现实。爱情属灵，是梦想，是对美满的祈盼，是无边无限的，尤其是冲破边与限的可能，是残缺的补救。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人间所有的故事，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但究其底蕴终会露出这两种消息。现实与梦想，理性与激情，肉身与精神，以及战争与和平，科学与艺术，命运与信仰，怨恨与宽容，困苦与欢乐……大凡前项，终难免暴露残缺，或说局限，因而补以后项，后项则一律指向爱的前途。

就说史铁生和我吧，这么多年了，他以其残疾的现实可是没少连累我。我本来是想百米跑上个九秒七，跳高跳他个两米五，然后也去登一回珠穆朗玛峰的，可这一个铁生拖了我的后腿，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这倒好，别人还以为我是个好吹牛的。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他竟忽然不走，继而不尿，弄得我总得跟他一起去医院“透析”——把浑身的血都弄出来洗，洗干净了再装回去，过不了三天又得重来一回。可不是麻烦吗！但又有什么办法？末了儿还得我来说服他，这个吧那个吧，白天黑夜的我可真没少费话，这么着他才算答应活下来，并于某年某月某日忽然对我说他要写作。好哇，写呗。什么文学呀，挨不上！写了半天，其实就是我没日没夜跟他说的那些个话。当然他也对我说些话，这几十年我们就是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过来的，要不然这日子可真没法过。说着说着，也闹不清是从哪天起他终于信了：地狱和天堂都在人间，即残疾与爱情，即原罪与拯救。

十一

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

物质性（譬如肉身）永远是一种限制。走到（无论哪儿）之到，必仍是一种限制，否则何以言到？限制不能拯救限制，好比“瞎子不能指引瞎子”。天堂是什么？正是与这物质性限制的对峙，是有限的此岸对彼岸的无限眺望。谁若能够证明另一种时空，证明某一处无论多么美好的物质性“天堂”可以到达，谁就应该也能够证明另一种限制。另一种限制于是呼唤着另一种彼岸。因而，在限制与眺望、此岸与彼岸之间，拯救依然是精神的恒途。

这是不是说天堂不能成立？是不是说“走向天堂”是一种欺骗？我想，物质性天堂注定难为，而精神的天堂恰于走向中成立，永远的限制是其永远成立的依据。形象地说：设若你果真到了天堂，然后呢？然后，无所眺望或另有眺望都证明到达之地并非圆满，而你若永远地走向它，你便随时都在它的光照之中。

十二

残疾与爱情，这两种消息，在史铁生的命运里特别地得到强调。对于此一生性愚顽的人，我说过，这样强调是恰当的。我只是没想到，史铁生在四十岁以后也慢慢看懂了这件事。

这两种消息几乎同时到来，都在他二十一岁那年。

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的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是的，您不能再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摩擦。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十三

残疾，就这么来了，从此不走。其实哪里是刚刚来呀，你一出生它跟着就到了，你之不能（不只是不能走）全是它的业绩呀，这一次不过是强调一下罢了。对某一铁生而言是这样，对所有的人来说也是这样，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它如影随形地一直跟着我们，徘徊千古而不去，它是不是有话要说？

它首先想说的大约是：残疾之最根本的困苦到底在哪儿？

还以史铁生所遭遇的为例：不，它不疼，也不痒，并没有很重的生理痛苦，它只是给行动带来些不方便，但只要你接受了轮椅（或者拐杖和假肢、盲杖和盲文、手语和唇读），你一样可以活着，可以找点事做，可以到平坦的路面上去逛逛。但是，这只证明了活着，活成了什么还不一定。像一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像风摧不死沙打不枯的一棵什么草，几十年如一日地运转就像一块表……我怀疑，这类形容肯定是对人的恭维吗？人，不是比牛、树和机器都要高级很多吗？“栗子味儿的白薯”算得夸奖，“白薯味儿的栗子”难道不是昏话？

人，不能光是活着，不能光是以其高明的生产力和非凡的忍受力为荣。比如说，活着，却没有爱情，你以为如何？当爱情被诗之歌之，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时候（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却有一些人活在爱情之外，这怎么说？而且，这样的“之外”竟常常被看作正当，被默认，了不起是在叹息之后把问题推给命运。所以，这样的“之外”，指的就不是尚未进入，而是不能进入，或者不宜进入。“不能”和“不宜”并不写在纸上，有时写在脸上，更多的是写在心里。常常是写在别人心里，不过有时也可悲到写进了自己的心里。

十四

我记得，当爱情到来之时，此一铁生双腿已残，他是多么渴望爱情啊，可我却亲手把“不能进入”写进了他心里。事实上史铁生和我又开始了互相埋怨，睡不安寝食不甘味，他说能，我说不能，我说能，他又说不能。糟心的是，说不能的一方常似凛然大义，说能的一对难兄难弟却像心怀鬼胎。不过，大凡这样的争执，终归是鬼胎战胜大义，稍以时日，结果应该是很明白的。风能不战胜云吗？山能堵死河吗？现在结果不是出来了？——史铁生娶妻无子活得也算惬意。但那时候不行，那时候真他娘见鬼了，总觉着自己的一片真情是对他人的坑害，坑害一个倒也罢了，但那光景就像女士们的长袜跳丝，经经纬纬互相牵连，一坑就是一大片，这是关键：“不能”写满了四周！这便是残疾最根本的困苦。

十五

这不见得是应该忍耐的、狭隘又渺小的困苦。失去爱情权利的人，其人的权利难免遭受全面的损害，正如爱情被贬抑的年代，人的权利普遍受到了威胁。

说残疾人首要的问题是就业，这话大可推敲。就业，若仅仅是为活命，就看不出为什么一定比救济好；所以比救济好，在于它表明残疾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既是权利，就没有哪样是次要的。一种权利若被忽视，其他权利为什么肯定有保障？倘其权利止于工作，那又未必是人的特征，牛和马呢？设若认为残疾人可以（或应该，或不得不）在爱情之外活着，为什么不可能退一步再退一步认为他们也可以在教室之外、体育场之外、电影院之外、各种公共领域之外……而终于在全面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之外活着呢？

是的是的，有时候是不得不这样，身体健全者有时候也一样是不得不呀，一生未得美满爱情者并不只是残疾人啊！好了，这是又一个关键：一个未得奖牌的人，和一个无权参赛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十六

可是且慢。说了半天，到底谁说了残疾人没有爱情的权利呢？无论哪个铁生，也不能用一个虚假的前提支持他的论点吧！当然。不过，歧视，肯定公开地宣布吗？在公开宣布不容歧视的领域，肯定已经没有歧视了吗？还是相反，不容歧视的声音正是由于歧视的确在？

好吧，就算这样，可爱情的权利真值得这样突出地强调吗？

是的。那是因为，同样，这人间，也突出地强调着残疾。

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名为人者，已经是一种限制。肉身生来就是心灵的阻障，否则理想何由产生？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歧视到处都有。歧视的原因，在于人偏离了上帝之爱的价值，而一味地以人的社会功能去衡量，于是善恶树上的果实使人与人的差别醒目起来。荣耀与羞辱之下，心灵始而防范，继而疏离，终至孤单。心灵于是呻吟，同时也在呼唤。呼唤什么？比如，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残疾与爱情的消息总就是这样萦萦绕绕，不离不弃，无处不在。真正的进步，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

但对残疾人爱情权利的歧视，却常常被默认，甚至被视为正当。这一心灵压迫的极例，或许是一种象征，一种警告，以被排除在爱情之外的苦痛和投奔爱情的不息梦想，时时处处解释着上帝的寓言。也许，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

十七

残疾人的爱情所以遭受世俗的冷面，最沉重的一个原因，是性功能障碍。这是一个最公开的怀疑——所有人都在心里问：他们行吗？同时又是最隐秘的判决——无需任何听证与申辩，结论已经有了：他们不行。这公开和隐秘，不约而同都表现为无言，或苦笑与哀怜，而这正是最坚固的壁垒、最绝望的囚禁！残疾人于是乎很像卡夫卡笔下的一种人物，又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里的哭魂。

难言之隐未必都可一洗了之。史铁生和我，我们都有些固执，以为无言的坚壁终归还得靠言语来打破。依敝人愚见，世人所以相信残疾人一定性无能，原因有二。一是以为爱情仅仅是繁殖的附庸，你可以子孙满堂而不识爱为何物，却不可以比翼双飞终不下蛋。这对于适者生存的物种竞争，或属正当思路，可人类早已无此忧患，危险的倒是，无爱的同类会否相互欺压、仇视，不小心哪天玩响一颗原子弹，辛辛苦苦的进化在某一个傍晚突然倒退回零。二是缺乏想象力，认定了性爱仅仅是原始遗留的习俗，除了照本宣科地模仿繁殖，好歹再想不出还能有什么更美丽的作为，偶有创意又自非自责，生怕混同于淫乱。看似威赫逼人的那一团阴云，其实就这么点儿事。难言之隐一经说破，性爱从繁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残疾人有什么性障碍可言？完全可能，在四面威逼之下，一颗孤苦的心更能听出性爱的箴音，于是奇思如涌、妙想纷呈把事情做得更加精彩。

十八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说：“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这一关于疯癫的论说，依我看也适用于残疾，尤其适用于所谓残疾人的性障碍。肢体或器官的残损是一个生理问题，而残疾人（以及所有人）的性爱问题，根本都在文化。你一定可以从古今中外的种种性爱方式中，看出某种文化的胜迹，和某种文化的囚笼。比如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对性爱的描写，无论多么露骨，也不似西门庆那样脏。

性，何以会障碍？真让人想不通。你死了吗？

性在摆脱了繁殖的垄断之后，已经成长为一种语言，已经化身为心灵最重要的表达与祈告了。当然是表达爱愿。当然是祈告失散的心灵可以团圆。这样的欲望会因为生理的残疾而障碍吗？笑话！渴望着爱情的人你千万别信那一套！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视他人之疑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你一定能找到你的方式，一定能以你残损的身体表达你美丽的心愿，一定可以为爱的祈告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乃至独领风流的性语言。史铁生和我，我们看不出为什么不能这样。也许，这样的能力，唯那无言的坚壁可以扼杀它，可以残废它。但也未必，其实只有残疾人自己的无言忍受、违心屈从才是其天敌。

残疾人以及所有的人，固然应该对艰难的生途说“是”，但要对那无言的坚壁说“不”，那无言的坚壁才是人性的残疾。福柯在同一部书中，开宗明义地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而能够打破这禁闭的，能够揭穿这无形共谋的，是爱的祈告，是唤起生命的艺术灵感，是人之“诗意地栖居”。

十九

有人说过：性，从繁殖走向娱乐，是一种进步。但那大约只是动物的进步，说明此一门类族群兴旺已不愁绝种。若其再从娱乐走向艺术，那才能算是人的进步吧。

是艺术就要说话，不能摸摸索索地寻个乐子就完事。性的艺术，更是以一种非凡的语言在倾诉，在表达，在祈祷心灵深处的美景。或者，其实是这美景之非凡，使凡俗的肉身禀领了神采。当然，那美景如果仍然是物质的，你不妨就浑身珠光宝气地去行你的事吧。但那美景若是心灵的团聚，一切饰物就都多余，一切物界的标牌就仍是丑陋的遮蔽，是心灵隔离的后遗症。心灵团聚的时刻，你只要上帝给你的那份财富就够了：你有限的身形，和你破形而出的爱愿。你颤抖着、试着用你赤裸的身形去表达吧，那是一个雕塑家最纯正的材料，是诗人最本质的语言，是哲学最终的真理，是神的期待。不要害怕羞耻，也别相信淫荡，爱的领域里压根儿就没它们的汤喝。任何奇诡的性的言辞，一旦成为爱的表达，那便是魔鬼归顺了上帝的时刻……谴责者是因为自己尘缘未断。

什么是纯洁？我们不因肉身而不洁。我们不因有情而不洁。我不相信无情者可以爱。我倒常因为看见一些虚伪的标牌、媚态的包装和放大的凛然，而看见淫荡。淫荡不是别的，是把上帝寄存于人的财富挪作他用。

二十

但是，喂！这一位铁生，你不是在把爱和爱情混为一谈吧？你不是在把它们混淆之后，着意地夸大男女私情吧？

问我吗？我看不是。

而且谁也别吓唬人，别想再用人类之爱、民族之爱或祖国之爱一类的大词汇去湮灭通常所说的爱情。那样的时代，史铁生和我都经历过。是那样的时代把爱情贬为“男女私情”的。是那样的时代，使爱情一词沾染了贬义，使她无辜地背上了狭隘、猥琐一类的坏名声。套用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吧：不能用贬低个人的爱愿来确认人类之爱的崇高。

完全没有不敬仰人类之爱（或曰：博爱）的意思，个人的爱情正在其中，也用不着混为一谈。如果个人的爱情可以被一个什么东西所贬低、所禁闭，那个东西就太可能无限地发育起来，终于有一天它什么事都敢干。此一铁生果然愚顽，他竟敢对一首旷古大作心存疑问——“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疑问在于这后一抛。这一抛之后，自由到底还剩下什么？但愿所抛之物不是指爱情的权利或心中的爱愿，只是指一位具体的恋人，一桩预期的婚姻。但就算这样，我想也最好能有一种悲绝的心情，而不单是豪迈。不要抛得太流畅。应该有时间去想想那个被抛者的心情，当然，如果他（她）也同样豪迈，那算我多事。其实我对豪迈从来心存敬意，也相信个人有时候是要做出牺牲的。不过，这应该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他宁愿不那么豪迈，他应该有理由怯懦。可是，“怯懦”一词已经又是圈套，它和“男女私情”一样，已经预设了贬抑或否定，而这贬抑和否定之下，自由已经丢失了理由（这大约就是话语霸权吧）。于是乎，自由岂不就成了一场魔术——放进去的是鸽子，飞出来的是老鹰？

二十一

这一个愚顽的人，常在暮色将临时独坐呆问：爱情既是这般美好，何以倒要赞誉它的止步于1对1？为什么它不能推广为1对2、对3、对4……以至n对n，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这时候我就围绕他，像四周的黑暗一样提醒他：对了，这就是理想，但别忘了现实。

现实是：心灵的隔离。

现实是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实，因而偏离了上帝之爱的角度，只去看重人的社会价值，肉身功能（力量、智商、漂亮、潇洒），以及物质的拥有。若非这样的现实，爱情本不必特别地受到赞美。倘博爱像空气一样均匀深厚，为什么要独独地赞美它的一部分呢？但这样的现实并未如愿消散，所以爱情脱颖而出，担负起爱的理想。它奋力地拓开一片晴空，一方净土，无论成败它相信它是一种必要的存在，一种象征，一路先锋。它以其在，表明了亘古的期愿不容废弃。

博爱是理想，而爱情，是这理想可期实现的部分。因此，爱情便有了超出其本身的意义，它就像上帝为广博之爱保留的火种，像在现实的强大包围下一个谛听神谕的时机，上帝以此危险性最小的1对1在引导着心灵的敞开，暗示人们：如果这仍不能使你们卸去心灵的铠甲，你们就只配永恒的惩罚。

那个愚顽的人甚至告诉我，他听出其中肯定这样的意思：这般美好的爱愿，没理由永远止步于1对1——我不得不对他，以及对愚顽，刮目相看。

二十二

所以，残疾人（以及所有的残缺的人），怎能听任爱情权利的丢失？怎能让爱愿躲进荒漠？怎能用囚禁来解救囚禁，用无言来应答无言？

诚实的人你说话吧。用不着多么高深的理论来证明，让诚实直接说话就够了，在坦诚的言说之中爱自会呈现，被剥夺的权利就会回来。爱情，并不在伸手可得或不可得的地方，是期盼使它诞生，是言说使它存在，是信心使它不死，它完全可能是现实但它根本是理想啊，它在前面，它是未来。所以，说吧，并且重视这个说吧，如果白昼的语言已经枯朽，就用黑夜的梦语，用诗的性灵。

这很不现实，是吗？但无爱的现实你以为怎么样？

二十三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标题竟是“生命的唯一要求是活着”。这话让我想了好久，怎么也不能同意。死着的东西不可以谓之生命，生命当然活着，活着而要求活着，等于是说活着就够了，不必有什么要求。倘有要求，“生命”就必大于“活着”，活着也就不是生命的唯一。

如果“活着”是指“活下去”的意思，那可是要特别地加以说明。“活着”和“活下去”不见得是一码事。“活着”而要发“活下去”的决心，料必是有什么使人难以活着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呢？显然不只是空气、水和营养之类的问题，因为在这儿“生命”显然也不是指老鼠等等。比如说爱情和自由，没有，肯定还能活下去吗？当然，老鼠能，所以它只是“活着”，并不发“活下去”的决心，并不以为活着还有什么再需要强调的事。当生命二字指示为人的时候，要求就多了，岂止活着就够？说理想、追求都是身外之物——这个身，必只是生理之身，但生理之身是不写作的，没有理想和追求，也看不出何为身外之物。一旦看出身外与身内，生命就不单单是活着了。

而爱，作为理想，本来就不止于现实，甚至具有反抗现实的意味，正如诗，有诗人说过：“诗是对生活的匡正。”

（我想，那篇文章的作者必是疏忽了“唯一”和“第一”的不同。若说生命的第一要求是活着，这话我看就没有疑问。）

二十四

但是反抗，并不简单，不是靠一份情绪和勇敢就够。弄不好，反抗是很强劲而且坚定了，但怨愤不仅咬伤自己，还吓跑了别人。

比如常听见这样的话：我们残疾人如何如何，他们健全人是不可能理解的。要是说“他们不曾理解”，这话虽不周全，但明确是在呼唤理解。真要是“不可能理解”，你说它干吗？说给谁听？说给“不可能理解”的人听，你傻啦？那么就是说给自己听。依史铁生和我的经验看，不断地这样说给自己听，用自我委屈酿制自我感动，那不会有别的结果，那只能是自我囚禁、自我戕害，并且让“不可能理解”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自虐者自虐而束手无策。

再比如，还经常会碰见这样的句式：我们残疾人是最（）的，因此我们残疾人其实是最（）的。第一个括号里，多半可以填上“艰难”和“坚强”，第二个括号里通常是“优秀”或与之相近的词。我的意思是，就算这是实情，话也最好让别人说。这不是狡猾。别人说更可能是尊重与理解，自己一说就变味——“最”都是你的，别人只有“次”。况且，你又对别人的艰难与优秀了解多少呢？

最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话出自残疾人之口，竟会赢得掌声。这掌声值得仔细地听，那里面一定没有“看在残疾的分儿上”这句潜台词吗？要是一个健全人这样说，你觉得怎样？你会不会说这是自闭，自恋？可我们并不是要反抗别人呀，恰恰是反抗心灵的禁闭与隔离。

二十五

那掌声表达了提前的宽宥，提前到你以残疾的身份准备发言但还未发言的时候。甚至是提前的防御，生怕你脆弱的心以没有掌声为由继续繁衍“他们不可能理解”式的怨恨。但这其实是提前的轻蔑——你真能超越残疾，和大家平等地对话吗？糟糕的是，你不仅没能让这偏见遭受挫折，反给它提供了证据，没能动摇它反倒坚定着它。当人们对残疾愈发小心翼翼之时，你的反抗早已自投罗网。

这样的反抗使残疾扩散，从生理扩散到心理，从物界扩散进精神。这类病症的机理相当复杂，但可以给它一个简单的名称：残疾情结。这情结不单残疾人可以有，别的地方，人间的其他领域，也有。马丁·路德·金说：“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想他也是指的这类情结。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遗患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这“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性，看异己全是敌人，以致左突右冲反使那罗网越收越紧。被压迫者，被歧视或被忽视的人，以及一切领域中弱势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这“残疾情结”的暗算，放弃自卑，同时放弃怨恨；其实这两点必然是同时放弃的，因为曾经，它们也是一齐出生的。

二十六

中国足球的所谓“恐韩症”，未必是恐惧韩国，而是恐惧再输给韩国，未必是恐惧韩国足球的实力，而是恐惧区区韩国若干年来（其足球）竟一直压着我们，恐惧这样的历史竟不结束，以及本世纪内难道还不能结束吗？这恐惧，已不单是足球的恐惧，简直成了民族和国家的心病。要我说，其实，是这心病造成和加重了足球的恐惧，或者是它们俩互相吓唬以致恶性循环。本来嘛，足球就是足球，哪堪如此重负！世界上那么多民族、国家，体育上必各具短长，输赢寻常事，哪至于就严重到了辜负人民和祖国？倘民族或祖国的神经竟这般敏感和脆弱，倒值得想一想，其中是否蓄积着“残疾情结”？

有位著名的教练曾在电视上说：我们踢足球，就是为了打败外国队！这样的目标与体育精神有着怎样的差距姑且不论，单这样的心理，决心（如赛前所宣称）就难免变成担心（如赛后所发现）。决心基于自信，尤其是相信自己有超越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把每一次比赛都看成这样的机会。（顺便说一句，我喜欢申花队“更进一步”的口号，不喜欢国安队的“永远争第一”。至少，“更进一步”没法弄虚作假，“争第一”的手段可是很多。）担心呢，原因就复杂，但肯定已经离开了对自己的把握；把握住自己，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输了也可以是更进一步。要是把人民的厚望、祖国的荣誉，乃至历来的高傲和高傲不曾实现所留下的委屈一股脑儿都交给足球，谁心里也没底，不担心才怪。

说句公道话，教练和球员们的负担是太重了，重到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也不是他们应该承受的。别再说什么“爱国主义和政治思想抓得不够”了，这么多年，每一次失败都像重演，每一次教训都像复制，每一次电视台上沉痛的检讨都仿佛录像重播，莫非只有赢球那天才算政治思想抓够了？能不能从下一次来个彻底甚至过头的改变？比如说，不必期望下一次就能赢，只盼下一次能输他个漂亮！漂亮到底，对，明明已经出局也还是抱住漂亮不撒手！体育，原是要在模拟的困境中展现坚强、美丽的精神。爱国——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到用不着“主义”来加封，有吃饭主义吗？我不信有哪位教练或球员不爱祖国。但美丽的精神不更是荣誉？胆战心惊地去摸一把彩的心情，倒是把祖国轻看。

二十七

作家陈村说过：让中国人心理不平衡的事情有两件，一是世界杯总不能入围，二是诺贝尔文学奖总不能到手，这两件事弄得球迷和文人都有点魔魔道道。关于后一项，真是不大好再说什么了，要么是酸，要么是苦，甚至于辣，敬仰与渴望、菲薄与讥嘲也都表达过了，剩下的似乎只有闷闷不乐。

说一件真事：五六淑女闲聊，偶尔说起某一女大学生做了“三陪小姐”，不免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百哪！”——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千的也有！”——还是嗤之以鼻。有一位说：“要是一晚上给你几十万呢？”这一回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相视大笑。这刹那间的沉默颇具深意——潜意识总是诚实的。那么，做一次类推的设想，五六作家，说起各种文学奖，一致的意见是：艺术不是为了谁来拍拍你的后脑勺儿。此一奖——摇头。彼一奖——撇嘴。诺贝尔奖呢？——我总想，是不是也会有那么一瞬间的沉默以及随后的大笑？

几位淑女沉默之后的大笑令人钦佩，她们承认了几十万元的诱惑，承认自己有过哪怕是几秒钟的动摇，然后以大笑驱逐了诱惑，轻松坦然地确认了以往的信念。若非如此，沉默就可能隐隐地延长，延长至魔魔道道，酸甜苦辣就都要来了。

很难有绝对公正的评奖这谁都知道，何不实实在在把诺贝尔奖看作是几位瑞典老人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关怀和好意？瑞典我去过一次，印象是：离中国真远呀。

二十八

残疾人中想写作的特别多。这是有道理的，残疾与写作天生有缘，写作，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残疾人可谓是“近水楼台”。但还有一个原因不能躲闪：他们企望以此来得到社会承认，一方面是“价值实现”，还有更具体的作用，即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事实。这没什么不好意思。他们和众人一道来到人间，却没有很多出路，上大学不能，进工厂不能，自学外语吗？又没人聘你当翻译，连爱情也对你一副冷面孔，而这恰好就帮你积累起万千感慨，感慨之余看见纸和笔都现成，他不写作谁写作？你又不是木头。以史铁生为例，我说过，他绝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我记得他曾在某一条少为人知的小巷深处，一家街道工厂里，一边做工一边做过多少好梦，我知道是什么样的梦使他屡屡决心不死，是什么样的美景在前面引诱他，在后面推动他……总之，那个残疾的年轻人以为终有大功告成的一天，那时，生命就可以大步流星如入无人之境。他决心赌一把。就像歌中唱的：我以青春赌明天。话当然并不说得这么直接，赌——多难听，但其实那歌词写得坦率，只可惜今天竟自信到这么流行。赌的心情，其实是很孱弱、很担惊受怕的，就像足球的从决心变成担心，它很容易离开写作的根本与自信，把自己变成别人，以自己的眼睛去放映别人的眼色，以自己的心魂去攀登别人的思想，用自己的脚去走别人的步。残疾，其最危险的一面，就是太渴望被社会承认了，乃至太渴望被世界承认了，渴望之下又走进残疾。

二十九

二十多年前，残疾人史铁生改变了几次主意之后，选中了写作。当时我真不知这会把他带到哪儿去，就是说，连我都不知道那终于会是一个陷阱还是一条出路。我们一起坐在地坛的老柏树下，看天看地，听上帝一声不响。上帝他在等待。前途莫辨，我只好由着史铁生的性子走。福祸未卜很像是赌徒的路，这一点由他当时的迷茫可得确证。他把一切希望都押在了那上面，但一直疑虑重重。比如说，按照传统的文学理论，像他这样寸步难行的人怎么可能去深入生活？像他这么年轻的人，有多少故事值得一写？像他这么几点儿年纪便与火热的生活断了交情的人，就算写出个一章半节，也很快就要枯竭的吧，那时可怎么办？我记得他真吓得够呛，哆嗦，理论们让他一身一身地冒汗——见过就要输光的赌徒吗？就那样儿。他一把一把地赌着，尽力向那些理论靠拢，尽力去外面拾捡生活，但已明显入不敷出，眼看难以为继。

他所以能够走过来，以及能在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不谦虚地说，幸亏有我。

我不像他那么拘泥。

就在赌徒史铁生一身一身地出汗之际，我开始从一旁看他，从四周看他，从远处甚至从天上看他，我发现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是疑问，从里到外根本一个谜团。我忽然明白了，我的写作有他这样一个原型差不多也就够用了，他身上聚集着人的所有麻烦。况且今生今世我注定是离不开他了，就算我想，我也无法摆脱他到我向往的地方去，譬如乡下，工厂，以及所有轰轰烈烈的地方。我甚至不得不通过他来看这个世界，不得不想他之所想，思他之所思，欲他之所欲。我优势于他的仅仅是：他若在人前假笑，我可以在他后面（里面）真哭——关键的是，我们可以在事后坦率地谈谈这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谁的错儿？

三十

这么着，有一天他听从了我的劝告，欣羡的目光从外面收回来，调头向里了。对一个被四壁围困的人来说，这是个好兆头。里面比较清静（没有什么理论来干扰），比较坦率（说什么都行），但这清静与坦率之中并不失喧嚣与迷惑（往日并未消失，并且“我从哪儿来？”），里面竟然比外面辽阔（心绪漫无边际），比外面自由（不妨碍别人），但这辽阔与自由终于还是通向不知，通向神秘（智力限制，以及“我到哪儿去，终于到哪儿去？”）。

设若你永远没有“我是谁”等等累人的问题，永远只是“我在故我玩儿”，你一生大约都会活得安逸，山是山，水是水，就像美丽的鹿群，把未来安排在今天之后，把往日交给饥饿的狮子。可一旦谁要是玩腻了，不小心这么一想——“我是谁”，好了，世界于是乎轰然膨胀，以至无边无际。我怀疑，人，原就是一群玩腻了的鹿。我怀疑宇宙的膨胀就是因为不小心这么一想。这么一想之后，山不仅是山，水不仅是水，我也不仅仅是我了——我势必就要连接起过去，连接起未来，连接起无穷无尽的别人，乃至天地万物。

史铁生呢？更甭提，我本来就不全是他。可这一回我大半是把他害了，否则他可以原原本本是一头鹿的。

可现在已是“这么一想”之后，鹿不鹿的都不再有什么实际意义。史铁生曾经使我成为一种限制，现在呢，“我是谁”的追问把我吹散开，飘落得到处都在，以至很难给我划定一个边缘，一条界线。但这不是我的消散，而恰是我的存在。谁都一样。任何角色莫不如此。比如说，要想克隆张三，那就不光要复制全部他的生理，还要复制全部他的心绪、经历、愚顽……最后终于会走到这一步：还要复制全部与他相关的人，以及与与他相关的人相关的人。这办得到吗？所以文学（小说）也办不到，虽然它叫嚷着要真实。所以小说抱紧着虚构。所以小说家把李四、王五、刘二……拆开了，该扔的扔，该留的留，放大、缩小、变形……以组（建构或塑造）成张三。舍此似别无他法，故此法无可争议。

三十一

但这一拆一组，最是不可轻看。这一拆一组由何而来？毫无疑问是由于作者，由于某一个我的所思所欲。但不是“我思故我在”，是我在故我思，我在故我拆、故我组、故我取舍变化，我以我在而使张三诞生。我在先于张三之在。我在大于张三之在，张三作为我的创想、我的思绪和梦境，而成为我的一部分。接下来用得上“我思故我在”了——因这一拆一组，我在已然有所更新，我有了新在。就是说，后张三之在的我在大于先张三之在的我在。那么也就是说，在不断发生着的这类拆、组、取舍、变化之中我不断地诞生着，不断地生长。

所以在《务虚笔记》中我说：我是我印象的一部分，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那就是说：史铁生与张三类同，由于我对他的审视、不满、希望，以及他对我的限制等等，他成为我的一部分。我呢？我是包括张三、李四、某一铁生……在内的诸多部分的交织、交融、更新、再造。我经由光阴，经由山水，经由乡村和城市，同样我也经由别人，经由一切他者以及由之引生的思绪和梦想而走成了我。那路途中的一切，有些与我擦肩而过从此天各一方，有些便永久驻进我的心魂，雕琢我，塑造我，锤炼我，融入我而成为我。我原是不住的游魂，原是一路汇聚着的水流，浩瀚宇宙中一缕消息的传递，一个守法的公民并一个无羁无绊的梦。

三十二

所以我这样想：写作者，未必能够塑造出真实的他人（所谓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写作者只可能塑造真实的自己——前人也这样说过。

你靠什么来塑造他人？你只可能像我一样，以史铁生之心度他人之腹，以自己心中的阴暗去追查张三的阴暗，以自己心中的光明去拓展张三的光明，你只能以自己的血肉和心智去塑造。那么，与其说这是塑造，倒不如说是受造，与其说是写作者塑造了张三，莫如说是写作者经由张三而有了新在。这受造之途岂非更其真实？这真实不是依靠外在形象的完整，而是根据内在心魂的残缺，不是依靠故事的滴水不漏，也不是根据文学的大计方针，而是由于心魂的险径迷途。

文学，如果是暗含着种种操作或教导意图的学问（无论思想还是技巧，语言还是形式，以及为谁写和不为谁写式的立场培养），我看写作可不是，我希望写作可不要再是。写作，在我的希望中只是怀疑者的怀疑，寻觅者的寻觅，虽然也要借助种种技巧、语言和形式。那个愚钝的人赞成了我的意见，有一回史铁生说：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那一回月朗风清，算得上是酒逢知己，我们“对影成三人”简直有些互相欣赏了。寻觅者身后若留下一行踪迹，出版社看着好，拿去印成书也算多有一用。当然稿酬还是要领，合同不可不签，不然哪儿来的“花间一壶酒”？

我想，何妨就把“文学”与“写作”分开，文学留给作家，写作单让给一些不守规矩的寻觅者吧。文学或有其更为高深广大的使命，值得仰望，写作则可平易些个，无辜而落生斯世者，尤其生来长去还是不大通透的一类，都可以不管不顾地走一走这条路。没别的意思，只是说写作可以跟文学不一样，不必拿种种成习去勉强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上厕所也得弄清楚进哪边的门吧。

三十三

历来的小说，多是把成品（完整的人物、情节、故事等等）端出来给人看，而把它的生成过程隐藏起来，把作者隐藏起来，把徘徊于塑造与受造之间的那一缕游魂隐藏起来，枝枝杈杈都修剪齐整，残花败叶、踌躇和犹豫都打扫干净，以居高者的冷静从容把成品包扎好，推向前台。这固然不失为一种方法，此法之下好作品确也很多。但面对成品，我总觉意犹未尽。这感觉，从读者常会要求作者签名并好奇地总想看看作者的相貌这件事中，似乎找出了一点答案——那目光中恐怕不单是敬慕，更多的没准儿是怀疑，尤其对着所谓“灵魂工程师”，怀疑就更其深重。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某贵妇寿诞，有人奉上赞美诗，第一句“这个婆娘不是人”，众目惊瞠；第二句“九天神女下凡尘”，群颜转悦。我总看那读者的目光也是说着这两句话，不过每句后面都要改用问号。

我便想，那些隐藏和修剪掉的东西就此不见天日是否可惜？岂止可惜，也许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塑造与受造之中的犹豫、徘徊，是不是更有价值？拆、组、取舍之间，准定没有更玄妙动人的心流？但这些，在成品张三身上（以及成品故事之中）却已丢失。为了要个成品，一个个仿真人物、情节和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值得把这些最为真切，甚至是性命攸关的心流都扔掉？为一个居高从容的九天神女，就忍心让谁家的老祖宗不是人？

三十四

在创作意图背后，生命的路途要复杂得多。在由完整、好看、风格独具所指引的种种构思之间，还有着另外的存在。一些深隐的、细弱的、易于破碎但又是绵绵不绝的心的彷徨，在构思的缝隙中被遗漏了，被删除了。所以这样，通常的原因是它们不大适合于制造成品，它们不够引人，不够流畅，不完整，不够惊世骇俗，难以经受市场的挑剔。

听说已经有了（或终将会有）一种电脑软件，只要输入一些性格各异的人物，输入一个时代背景或生活环境，比如是战争，是疑案，是恋情，是寻宗问祖，行侠仗义……再输入一种风格，或惨烈悲壮，或情意缠绵，或野狐禅，或大团圆……好了，电脑自会据此编写出一个情节曲折的完整故事。要是你对这故事不甚满意，你就悠然地伸出一个手指，轻轻点一下某键，只听得电脑中“嘁哩喀喳嘁哩喀喳”地一阵运行，便又有一个迥异于前的故事扑面而来。如是者，可无穷尽。

这可真是了得！作家还有什么用？

但很可能这是件好事，在手和脑的运作败于种种软件之后，写作和文学便都要皈依心魂了。恰在脑（人脑或电脑）之聪颖所不及的领域，人之根本更其鲜明起来。唯绵绵心流天赋独具，仍可创作，仍可交流，仍可倾诉和倾听，可以进入一种崭新但其实古老的世界了。那是不避迷茫，不拒彷徨，不惜破碎，由那心流的追索而开拓出的疆域。就像绘画在摄影问世之后所迸发的神奇。

三十五

因此我向往着这样的写作——史铁生曾称之为“写作之夜”。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很可能是第五只眼睛，他不是外来者，也没有特异功能，他是对生命意义不肯放松的累人的眼睛。如果还有什么别的眼睛，尽可都排在他前面，总之这是最后的眼睛，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盼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因为，在这样的消息里，比如说，才能看见“我是谁”，才能看清一个人，一个犹豫、困惑的人，执拗的寻觅者而非潇洒的制作者；比如说我才有可能看看史铁生到底是什么，并由此对他的未来保持住兴趣和信心。

幸亏写作可以这样，否则他轮椅下的路早也就走完了。有很多人问过我：史铁生从二十岁上就困在屋子里，他哪儿来那么多可写的？借此机会我也算做出回答：白昼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却漫长，尤其那心流所遭遇的黑暗更是辽阔无边。

三十六

这条不大可能走完的路，大体是这样开始的——

有一回，我在平时最令此一铁生鄙视的人身上让他看见了自己，在他自以为纯洁之处让他看见了另外的东西。开头他自然是不愿承认。好吧，我说：“你会不会嫉妒？”他很自信，说不会。我说，是吗？“那张三家比你家多了一只老鼠你为什么嫉妒？”他说：“废话，我嫉妒他多一只老鼠干吗？”话音未落他笑了，说“这是圈套”。但这不是圈套。你知道什么可以嫉妒，什么不必嫉妒，这说明你很会嫉妒。我的意思是，凡你身有体会的东西你才能真正理解，凡你理解了的品质你才能恰切地贬斥它或赞美它，才能准确地描画它。笑话！他说：“那么，写偷儿就一定得行窃，写杀人犯就一定要行凶吗？”但佛家有言：心既生恨，已动杀机。你不可能不体会那至于偷窃的贪欲，和那竟致杀戮的仇恨。这便是人性的复杂，这里面埋藏或蛰伏着命运的诸多可能。相反的情况也是一样，爱者之爱，恋者之恋，思者之思，绵绵心流并不都在白昼的确定性里，还在黑夜的可能性中，在那儿，网织成或开拓出你的存在，甚或你的现实。

三十七

还有一回，是在一出话剧散场之后，细雨蒙蒙，街上行人寥落，两旁店铺中的顾客也已稀疏，我的心绪尚不能从那剧中的悲情里走出来，便觉雨中的街灯、树影，以及因下雨而缓行的车辆都有些凄哀。这时，近旁一阵喧哗，原来是那剧中的几个演员，已经卸装，正说笑着与我擦身而过，红红绿绿的伞顶跳动着走远。我知道这是极其正当和正常的，每晚一场戏，你要他们总是沉在剧情里可怎么成？但这情景引动我的联想——前面，他们各自的家中，正都有一场怎样的“戏剧”在等候他们？所有散了戏的观众也是一样，正有千万种“戏剧”散布在这雨夜中，在等候他们，等候着连接起刚刚结束的这一种戏剧。黑夜均匀地铺展开去，所有的“戏剧”其实都在暗中互相关联，那将是怎样的关联啊！这关联本身令我痴迷，这关联本身岂非更是玄奥、辽阔、广大的存在？条条心流暗中汇合，以白昼所不能显明的方式和路径，汇合成另一种存在，汇合成夜的戏剧。那夜我很难入睡，我听见四周巨大无比的夜的寂静里，全是那深隐、细弱、易于破碎的万千心流在喧嚣，在聚会，在呼喊，在诉说，在走出白昼之必要的规则而进入黑夜之由衷的存在。

三十八

再有一回是在地坛——我多次写过的那座荒芜的古园（当然，现在它已经被修剪得整整齐齐够得上一个成品了）。我迎着落日，走在园墙下。那园墙历经数百年风雨早已是残损不堪，每一块青砖、每一条砖缝都可谓饱经沧桑，落日的光辉照耀着它们，落日和它们都很镇静，仿佛相约在其悠久旅程中的这一瞬间要看看我，看看这一个生性愚顽的孩子，等候此一铁生在此一时刻走过它们，或者竟是走进它们。我于是驻足。如梦如幻，我真似想起了这园墙被建造的年代。那样的年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时刻，太阳也是悬挂在那个地方，一样的红，一样的大，正徐徐沉落。一个砌墙的人，把这一铲灰摊平，把这一块砖敲实，一抬头，看见的也是这一幕风景。那个砌砖的人他是谁？有怎样的身世？他是否也恰好这样想过——几百年后，会不会有一个愚顽的人驻足于此，遥想某一个砌墙的人是谁？想自己是谁？想那时的戏剧与如今的戏剧是怎样越数百年之纷纭戏剧而相互关联？但很多动人的心流或命运早已遗漏殆尽，已经散失得不可收拾，被记录的历史不过一具毫无生气的尸骸。

三十九

历史可能顾不得那么多，但写作应该不这样。历史可由后人在未来的白昼中去考证，写作却是鲜活的生命在眼前的黑夜中问路。你可以不问，跟着感觉走，但你要问就必不能去问尸骸，而要去问心流。这大约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主观性真理”。他的意思是：“在这些真理中，是不存在供人们建立其合法性以及使其合法的任何客观准则的，这些真理必须通过个体吸收、消化并反映在个体的决定和行动上。主观性真理不是几条知识，而是用来整理并催化知识的方法。这些真理不仅仅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某些事实，而且也是发扬生命的难以捉摸、微妙莫测和不肯定性的依据。”

四十

难以捉摸、微妙莫测和不肯定性，这便是黑夜。但不是外部世界的黑夜，而是内在心流的黑夜。写作一向都在这样的黑夜中。从我们的知识（“客观性真理”）永远不可能穷尽外部世界的奥秘来看，我们其实永远都在主观世界中徘徊。而一切知识都只是在不断地证明着自身的残缺，它们越是广博高妙越是证明这残缺的永恒与深重，它们一再地超越便是一再地证明着自身的无效。一切谜团都在等待未来去解开，一切未来又都是在谜团面前等待（是啊，等待戈多）。所以我们的问路，既不可去问尸骸，又无法去问“戈多”。

但这并不证明人生的无望，那内在的徘徊终于会被逼迫出一种智慧——正如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在其《生命的意义》中所说：生命的意义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提出的。

我无法全面转述弗氏伟大精妙的思想，我只有向读者推荐他，并感谢刘小枫先生和徐凤林先生让这个只懂中文的铁生读到了他。我的简陋理解是：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那意义本非与生俱来，生理的人无缘与之相遇。那意义由精神所提出，也由精神去实现，那便是神性对人性的要求。这要求之下，曾消散于宇宙之无边的生命意义重又聚拢起来，迷失于命运之无常的生命意义重又聪慧起来，受困于人之残缺的生命意义终于看见了路。

四十一

说到人性，还要唠叨一句：人性解放，必定善哉？怕是未必。三寸金莲解放成大脚片子当然是好，但大脚就保证不受欺压吗？纳妾是过了景，但公款嫖娼却逢其时。“铁嘴儿”“半仙儿”人人喊打，可造人为神的现代迷信并不绝迹。残疾人走进了奥运会，兴奋剂是否也就要走近残疾人了呢？人性中，原是包含着神性和魔性两种可能，浮士德先生总是在。

比如一切以商品、利润为号召的主义，谁也甭说谁，五十步恨百步而已。大家都看见了地球的衰危可谁肯后退一步？先下手的并不松手，后下手的更是一肚子冤屈，叫骂着“为富不仁”却加紧行其不仁之事。千年之“禧”全球火爆，偏与神约无关，下一个千年又能怎样？谈判之风像是不坏，可谁跟地球谈判？谁跟大气层谈判？神约既已放弃，人性更容易解放成魔性，或者是，魔性一经有了人性做招牌，靡非斯特宏图大展正是一路势如破竹了。

平均主义是谁也没法再夸它了，况且，也不太能想象这人间失去竞争会是怎样一种寂寞荒凉。但愚顽的人老是想：竞争干吗就不能朝着另一种方向？比如说竞争朴素，竞争自家的装修更趋自然节俭，大家的地球更加茁壮丰沛。各种主义冷争热战各执一词，加起来还是画地为牢，不能在现有的主义之外寻找新途吗？

四十二

愚顽的人多是这样说着说着就跑题，让人笑话你这是做的什么梦？不过我总是忍不住相信，人原是为了梦想而来，原就是这么乘梦而来的。史铁生是什么？是我的一个具体的梦境。我呢，我是他无边的梦想。我们一向就是这么相依为命，至死方休啊。

我常在夜深人静之时问他：怎么样你觉着，活得还好吗？于是由生至死的这一路风光便依次展现，如同录像，你捏住遥控器，可以倒带看看开头，也可以快进先看看结尾，可以无论停在哪一段落再仔细瞧瞧。他握住我的右手，说：“你的手真凉啊。”我握住他的左手：“你的也是，你冷吗？”但这终归是他的问题，是截瘫和尿毒症的问题，肉身问题，是苦海、惩罚、原罪。

我的问题是，既入惩罚之地，此一铁生你怎么办？我给他的建议是：最好把惩罚之地看成锤炼之地。但既是锤炼之地，便又有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猜想——我曾经不在这里，我也并不止于这里，我是途经这里。途经这里，那么我究竟要到哪儿去，终于会到哪儿去呢？我不信能有一种没有过程的存在，因此我很有信心地说：我在路上。这就难免还有一问：如此辛辛苦苦，就是为了在路上吗？真是何苦，你干吗一定要来呀？于是又要想想我是怎么来的了。我说过，就像现在不能离开过去和未来而是现在一样，我也不能离开别人而是我，我不能离开天离开地离开万物万灵……离开一切他者而是我。那么我是怎么来的？我是从一切中来啊，我是由一切所孕育、所催生的一缕浪动的消息，微薄但是独具。这样的消息并不都是由我决定，但这样的消息不死不灭总是以“我”为名——不信去问所有的人好了，他们无不是以“我”的角度在行走，在迷茫，在领悟。可我又说过，这一颗心盼望着走向宁静。是呀，宁静，但不是空无。怎么可能有绝对的无呢？那不是空无那是我的原在！原在——前人用过这个词吗？恕我无知，倘前人不曾用过，我来解释一下它的意思——那即是神在，我赖以塑造和受造的最初之在。

四十三

我不断地眺望那最初之在：一方蓝天，一条小街，阳光中缥缈可闻的一缕钟声，于恐惧与好奇之中铺筑成无限。因而我看着他的背影，看他的心流一再进入黑夜，死也不是结束。只有一句话是他的保佑：“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

病隙碎笔 3

我们太看重了白昼，又太忽视着黑夜。生命，至少有一半是在黑夜中呀——夜深人静，心神仍在奔突和浪游。更因为，一个明确走在晴天朗照中的人，很可能正在心魂的黑暗与迷茫中挣扎，黑夜与白昼之比因而更其悬殊。

一

从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到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学画画之关心点的不同，中国孩子总是问老师“我画得像不像”，美国孩子则是问“我画得好不好”。

先说“像不像”。像什么呢？一是像老师的范本，二是像名家或传统的画路。我在电视上见过几个中国孩子比赛水墨画，看笔法都是要写意，但其实全有成规：小鸡是几笔都是几笔，小虾则一群与一群的队形完全一致，葫芦的叶子不仅数目相等并且位置也一样，而白菜的旁边总是配上两朵蘑菇……这哪里还有自己的意，全是别人的实呀！三是像真的。怎样的真呢？倘其写意也循成规，真，料必也只是流于外在的形吧。

再说“好不好”。根据什么说它好不好呢？根据外在的真，只能是像不像。好不好则必牵系着你的心愿，你的神游，神游阻断处你的犹豫和彷徨，以及现实的绝境给你的启示，以及梦想的不灭为你开启的无限可能性。这既是你的劫数也是你的自由，这样的舞蹈你能说它像什么吗？它什么也不像，前面没有什么可以让它像的东西，因而你只有问自己，乃至问天问地：这，好不好？

二

国画，越看越有些腻了。山水树木花鸟鱼虫，都很像，像真的，像前人，互相像，鉴赏家常也是这样告诉你：此乃袭承哪位大师、哪一门派。西画中这类情况也有。书法中这样的事尤其多，寿字、福字、龙虎二字，写来写去再也弄不出什么新意却还是写来写去，让人看了憋闷，觉得书者与观者的心情都被囚禁。

艺术，原是要在按部就班的实际中开出虚幻，开辟异在，开通自由，技法虽属重要但根本的期待是心魂的可能性。便是写实，也非照相。便是摄影，也并不看重外在的真。一旦艺术，都是要开放遐想与神游，且不宜搭乘已有的专线。

曾经我不大会看画，众人都说好，便追去看。贴近了看，退远了看，看得太快怕人说你干吗来，看得慢了又不知道看什么，看出像来暗自快慰，看着不像便怀疑人家是不是糊弄咱。后来，有一次，忽然之间我被震动了——并非因为那画面所显明的意义，而是因其不拘一格的构想所流露的不甘就范的心情。一俟有了这样的感受，那画面便活跃起来，扩展开去，使你不由得惊叹：原来还有这样的可能！于是你不单看见了一幅画，还看见了画者飞扬的激情，看见了一条渴望着创造的心迹，观者的心情也便跟随着不再拘泥一处，顿觉僵死的实际中处处都蕴藏着希望。

三

不过，倘奇诡、新异肯定就好，艺术又怕混淆于胡来。贬斥了半天“像”，回头一想，什么都不像行吗？换个角度说，你根据什么说A是艺术，B是创作，而C是胡来？所谓“似与不似之间”，这“之间”若仅是画面上分寸的推敲，结果可能还是成规，或者又是胡来。这“之间”，必是由于心神的突围，才可望走到艺术的位置；可以离形，但不能失神，可以脱离实际沉于梦幻，却不可无所寻觅而单凭着手的自由。这就像爱与性的关系：爱中之性，多么奇诡也是诉说，而无爱之性再怎么像模像样儿也还是排泄。

什么都不像既然也不行，那又该像什么呢？像你的犹豫，像你的绝望，像你的不甘就范的心魂。但心魂的辽阔岂一个“像”字可以捕捉？所以还得是“好不好”；“好不好”是心魂在无可像处的寻觅。

四

中国观众，对戏剧，对表演，也多以“像不像”来评价。医生必须像医生，警察千万得像警察。可医生和警察，脱了衣裳谁像谁呢？脱了衣裳并且入梦，又是怎么个像法呢？（有一段相声说：梦，有俩人商量着做的吗？）像，唯在外表，心魂却从来多样。心魂，你说他应该像什么？只像他自己不好吗？只像他希望自己所是的那样，不好吗？可见，“像不像”的评价，还是对形的要求，对表层生活的关注，心魂的辽阔与埋藏倒被忽视。

所以中国的舞台上与中国的大街上总是很像。中国的演员，功夫多下在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的“像”上。中国观众的期待，更是被培养在这个“像”字上。于是，中国的艺术总是以“像”而赢得赞赏。极例是“文革”中的一个舞蹈《喜晒战备粮》：一群女孩儿不过都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跳到台上去筛一种想象中的谷物。筛来筛去，这我在农村见过，觉得真像，又觉得真没劲——早知如此，给我们村儿的女子们换身衣裳不得了？想来我们村儿的女子们倒更要活泼得多了。还有所谓的根雕，你看去吧，好好的天之造物，非得弄得像龙像凤，像鹰像鹤，偏就不见那根须本身的蓬勃与呼啸。还是一个“像”字作怪。“不肖子孙”所以是斥责，就因其不像祖宗，不按既定方针办。龙与鹤的意思都现成，像就是了，而自然的蓬勃与呼啸是要心魂参与创造的，而心魂一向都被忽视。

五

像字当头，艺术很容易流于技艺。用笔画，会的人太多，不能标榜特色总归是寂寞，就有人用木片画，用手指或舌头画，用气吹着墨液在纸上走。有个黄色笑话，说古时某才子善用其臀作画，蘸了墨液在纸上只一坐，像什么就不说了，但真是像。玩笑归玩笑，其实用什么画具都不要紧，远古无“荣宝斋”时，岩洞壁画依然动人魂魄。古人无规可循，所画之物也并不求像，但那是心魂的奔突与祈告，其牵魂的力量自难磨灭。我是说，心魂的路途远未走完，未必是工具已经不够使。

六

外在的“像”与“真”，或也是艺术追求之一种，但若作为艺术的最高鉴定，尴尬的局面在所难免。比如，倘若真就是好，任何黄色的描写就都无由贬斥，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都能叫艺术，作者只要说一句“这多么真实”，或者“我的生活真的是这样”，你说什么？他反过来还要说你：“遮遮掩掩的你真是那样干吗？虚伪！”是呀，许你满台土语，就不许我通篇脏话？许你引车卖浆惟妙惟肖，就不许我鸾颠凤倒纤毫毕现？许你衣冠楚楚，倒不许我一丝不挂？你真还是我真？哎哎，确也如此——倘去实际中比真，你真比不过他。不过，若只求实际之真，艺术真也是多余。满街都是真，床上床下都是真，看去呗。可艺术何为？艺术是一切，这总说不通吧？那么，艺术之真不同于实际之真，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艺术是假吗？当然也不是。倒是满街的实际，可能有一半是假；床上床下的真，可能藏着假情假意，一丝不挂呢，就真的没有遮掩？而在这真假之间，心魂一旦感受到荒诞，感受到苦闷有如囚徒，便可能开辟另一种存在，寻觅另一种真了。这样的真，以及这样的开辟与寻觅本身，被称为艺术，应该是合适的。

七

说艺术之真有可能成为伪善的借口，成为掩盖实际之真的骗术，这可信。但因此就将实际之真作为艺术的最高追求，却不能接受。

“艺术源于生活”，我曾以为是一句废话——工农兵学商，可有哪一行不是源于生活吗？后来我明白，这当然不是废话，这话意在消解对实际生活的怀疑。

有位大诗人说过，“诗是对生活的匡正”。他不知道“匡正”也是源于生活？料必他是看出了“源于生活”要么是废话，要么就会囿于实际，使心魂萎缩。

粉饰生活的行为，倒更会推崇实际，拒斥心魂。因为，心魂才是自由的起点和凭证，是对不自由的洞察与抗议，它当然对粉饰不利。所以要强调艺术的不能与实际同流。艺术，乃“于无声处”之“惊雷”，是实际之外的崭新发生。

八

“匡正”，不单是针对着社会，更是针对着人性。自由，也不仅是对强权的反抗，更是对人性的质疑。文学因而不能止于干预实际生活，而探问心魂的迷茫和意义才更是它的本分。文学的求变无疑是正当，因为生活一直在变。但是，生命中可有什么不变的东西吗？这才是文学一向在询问和寻找的。日新月异的生活，只是为人提供了今非昔比的道具，马车变成汽车，蒲扇换成空调，而其亘古的梦想一直不变，上帝对人的期待一直不变。为使这梦想和期待不致被日益奇诡、奢靡的道具所湮灭，艺术这才出面。上帝就像出题的考官，不断变换生活的题面，看你是否还能从中找出生命的本义。

对于科学，后人不必重复前人，只需接过前人的成就，继往开来。生命的意义却似轮回，每个人都得从头寻找，唯在这寻找中才可能与前贤汇合，唯当走过林莽，走过激流，走过深渊，走过思悟一向的艰途，步上山巅之时你才能说继承。若在山腰止步，登峰之路岂不又被埋没？幸有世世代代不懈的攀登者，如西绪福斯一般重复着这样的攀登，才使梦想照耀了实际，才有信念一直缭绕于生活的上空。

九

不能把遮掩实际之真的骗术算在艺术之真的头上，就像不能把淫乱归在性欲名下。而实际之真阻断了心魂恣肆的情况，也是常有，比如婚内强奸也可导致生育，但爱情随之荒芜。

实际的真与否，有舆论和法律去调教，比如性骚扰的被处罚，性丑闻的被揭露，再比如拾金不昧的被表彰。但艺术之真是在信仰麾下，并不受实际牵制，它的好与不好就如爱情的成败，唯自作自受。一般来看，掩盖实际之真的骗术，多也依靠实际之假，或以实际的利益为引诱，哪有欺世盗名者希望大家心魂自由的呢？

黄色所以是黄色，只因其囿于器官的实际，心魂被快感淹没，不得伸展。倘非如此，心魂借助肉体而天而地，爱愿借助性欲而酣畅地表达，而虔诚地祈告，又何黄之有？一旦心魂驾驭了实际，或突围，或彷徨，或欢聚，你就自由地写吧，画吧，演吧，字还是那些字，形还是那些形，动作还是那些动作，意味却已大变——爱情之下怎么都是艺术，一黄不染。黄色，其实多么小气，而“金风（爱）玉露（性）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那是诗是歌是舞，是神的恩赐呀谁管得着？

其实，对黄色，也无须太多藏禁。那路东西谁都难免想看看，但正因其太过实际，生理书上早都写得明白，看看即入穷途。半遮半掩，倒是撩拨青少年。

十

我们太看重了白昼，又太忽视着黑夜。生命，至少有一半是在黑夜中呀——夜深人静，心神仍在奔突和浪游。更因为，一个明确走在晴天朗照中的人，很可能正在心魂的黑暗与迷茫中挣扎，黑夜与白昼之比因而更其悬殊。

这迷茫与挣扎，不是源于生活？但更是“匡正”，或“匡正”的可能。这就得把那个“像”字颠来倒去鞭打几回！因为，这黑夜，这迷茫与挣扎，正是由于无可像者和不想再像什么。这是必要的折磨，否则尽是“酷肖子孙”，千年一日将是何等无聊？连白娘子都不忍仙界的寂寞，“千年等一回”来寻这人间的多彩与真情。

十一

不能因为不像，就去谴责一部作品，而要看看那不像的外形是否正因有心魂在奔突，或那不像的传达是否已使心魂震动、惊醒。像，已经太腻人，而不像，可能正为生途开辟着新域。

“艺术高于生活”，似有些高高在上，轻慢了某些平凡的疾苦，让人不爱听。再说，这“高于”的方向和尺度由谁来制定呢？你说你高，我说我比你还高，他说我低，你说他其实更低，这便助长霸道，而霸道正是瞒与骗的基础。那就不如说“艺术异于生活”。“异”是自由，你可异，我亦可异，异与异仍可存异，唯异端的权利不被剥夺是普遍的原则。

不过，“异”主要是说，生理的活着基本相同，而心魂的眺望各有其异，物质的享受必趋实际，而心魂的眺望一向都在实际之外。但是，实际之外可能正是黑夜。黑夜的那边还有黑夜，黑夜的尽头呢？尽头者，必不是无，仍是黑夜，心魂的黑夜。人们习惯说光明在前面引领，可光明的前面正是黑夜的呼唤呀。现成的光明俯拾即是，你要嫌累就避开黑夜，甭排队也能领得一份光明，可那样的光明一定能照亮你的黑夜吗？唯心神的黑夜，才开出生命的广阔，才通向精神的家园，才是要麻烦艺术去照亮的地方。而偏好实际，常常湮灭了它。缺乏对心魂的关注，不仅限制了中国的艺术，也限制着中国人心魂的伸展。

十二

“普遍主义”很像“高于”，都是由一个自以为是的制高点发放通行证，强令排异，要求大家都与它同，此类“普遍”自然是得反对。但要看明白，这并不意味着天下人就没有共通点，天下事就没有普遍性。要活着，要安全，要自由表达，要维护自己独特的思与行……这有谁不愿意吗？因此就得想些办法来维护，这样的维护不需要普遍吗？对“反对普遍主义”之最愚蠢的理解，是以为你有你的实际，我有我的实际，因此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可是，日本鬼子据其实际要侵略你，行吗？村长据其实际想强奸某一村民，也不行吧？所以必得有一种普遍的遵守。

十三

语言也是这样，无论谈恋爱还是谈买卖，总是期望相互能听懂，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不如各自回家去睡觉。要是你听不懂我的我就骂人，就诉诸强迫，那便是霸道，是要普遍反对的。可是，反抗霸道若也被认为是霸道，事情就有些乱。为免其乱就得有法律，就得有普遍的遵守。然而又有问题：法律由谁来制定？只根据少数人（或国）的利益显然不对吧？所以就得保证所有的人（或国）都能自由发言。

说到保护民族语言的纯洁与独立，以防强势文化对它的侵蚀与泯灭，我倾向赞成，但也有些疑问。疑问之一：这纯洁与独立，只好以民族为单位吗？为什么不更扩大些或更缩小些？疑问之二：民族之间可能有霸道，民族之内就不可能有？民族之间可以恃强凌弱，一村一户中就不会发生同样的事？为什么不干脆说“保护个人的自由发言”呢？

本当是个人发言，关注普遍，不知怎么一弄，常常就变成了集体发言，却只看重一己了。只有个人自由，才有普遍利益，只因有普遍的遵守，才可能保障个人的自由，这道理多么简单。事实上，轻蔑个人自由的人，也都不屑于普遍的遵守，道理也简单：自由一普遍，霸字搁在哪儿？

十四

远来的和尚，原是要欣赏异地风俗，或为人类学等等采集标本，自然是希望着种类的多样，稀有种类尤其希望它保持原态，不见得都有闲心去想这标本中人是否活得煎熬，是否也图自由与发展？他们不想倒也罢了，标本中人若为取悦游僧和学者而甘做标本，倒把自己的愿望废置，把自己必要的变革丢弃，事情岂不荒唐？

十五

前不久，可能是在电视上也可能是在报纸上，见一位导演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有人说您的‘中国特色’其实是迎合外国人的口味。”导演说：“不，因为我表现的是人的普遍情感，所以外国人也能接受。”我便想：什么是普遍情感？这普遍是谁的统计？怎么统计的？其依据和目的都是什么？以及被这统计所排除、所遗漏的那些心魂应当怎样处置？尤其，这普遍怎么又成了特色？是什么人，会认此普遍为特色呢？是不是由市场判定的普遍？是不是由外国口味判定的中国特色？

一个创作者，敢说他表现的是普遍，这里面隐约已经有了一方“父母官”的影子。一个创作者，竟说他表现的是普遍，谦虚得又似过头，这岂非是说自己并无独到之见？一个创作者，至少要自以为有独特的发现，才会有创作的激情吧？普遍的情感满街都是，倘不能从中见出独具的心流，最多也只能算模仿生活。内在的新异已被小心地择出或粗心地忽略，一旦走上舞台和银幕，料必仍只是外在的像。这样的“创作”，我在想，其动力会是什么呢？不免还是想到了“迎合”，迎合市场，迎合“父母官”，迎合一种固有的优势话语，或者迎合别的什么。未必就是迎合大众，倒可能是麻醉大众。大众的心流原本是多么丰富，多么不拘，多么辽远，怎么迎合得过来？唯把他们麻醉到只认得一种戏路，只相信一种思绪配走上舞台或银幕，他们才可以随时随地被迎合。所以我又想，是否正因为这堂而皇之的普遍，万千独具的心流所以被湮灭，以致中国特色倒要由外国人来判定？还有，为什么要以国为单位来配制特色？为什么不让每一缕心魂自然而然地表现其特色呢？

十六

别抱怨摆弄实际之真的所谓艺术总是捉襟见肘吧，那是必然。正因为实际走到了末路，艺术这才发生，若领着艺术再去膜拜实际，岂非鬼打墙？所以，艺术正如爱情，都是不能嫌累的事。心魂之域本无尽头，比如“诗意地栖居”可不是独享逍遥，而是永远地寻觅与投奔，并且总在黑夜中。

十七

要讲真话，勿瞒与骗，这是中国人普遍推崇的品质。可从来，有几人真能做得彻底，真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且莫苛求“言必行”吧。）倒是常听见这样的表白：“有些话我不能讲，但我讲的保证都是真话。”说实在的，能如此也已经令人钦佩。扪心自问，我自己顶多也就这样。但这绝不是说我钦佩我自己，恰恰相反，用陕北话说：我这心里头害麻烦。翻译成北京话就是：糟心。有点儿像吸毒，自个儿也看不起自个儿，又戒不掉。软弱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软弱但还是软弱着，虚伪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虚伪却还是“有些话不能讲”——真真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就完了吗？钦佩着勇敢者之余，软弱如我者想：岂有此理的深处就怕还藏着另外的道理，未必一副硬骨头就能包打天下。说真话、硬骨头、匕首与投枪，于虚伪自然是良药，但痼疾犹在，久不见轻，大概还是医路的问题。自古就有“文死谏”的倡导，意思也就是硬骨头、讲真话，可这品质世世代代一直都被倡导，或只被倡导，且有日趋金贵之势，岂不令人沮丧？怎么回事？中国人一向推崇的品质，怎么竟成了中国人越来越难得的高风亮节？

十八

说真话有什么错吗？当然没有，还能是说假话不成？但说真话就够了吗？这就又得看看：除了实际之真，心魂之真是否也有表达？是否也能表达？是否也提倡表达？是否这样的表达也被尊重？倘只白昼在表达，生命至少要减半。倘黑夜总就在黑夜中独行，或聋，或哑，或被斥为“不打粮食”，真，岂不是残疾着吗？比如两口子，若互相只言白昼，黑夜之浪动的心流或被视为无用，或被看作邪念，千万得互相藏好，那料必是要憋出毛病的。比如憋出猜疑和防备，猜疑和防备又难免流入白昼，实际之真也就要打折扣了。这还不要紧，只要黑夜健在，娜拉大不了是个出走。但黑夜要是一口气憋死，实际被实际所囚禁，艺术和爱情和一切就都只好由着白昼去豢养、去叫卖了。失去黑夜的白昼，失去匡正的生活，什么假不能炒成真？什么阴暗不能标榜为圣洁？什么荒唐事不能煽得人落泪？于是，什么真也就都可能沦落到“我不能说”了。

十九

听说有一位导演，在反驳别人的批评时说：“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让观众落了泪。”反驳当然是你的权利，但这样的反驳很无力，让人落泪就一定是好艺术吗？让人哭，让人笑，让人咬牙切齿、捶胸顿足，都太容易，不见得非劳驾艺术不可。而真正的好艺术，真正的心路艰难，未必都有上述效果。

我听一位批评家朋友说过一件事：他去看一出话剧，事先掖了手绢在兜里，预备哭和笑，然而整个演出过程中他哭不出也笑不出，全场唯鸦雀无声。直到剧终，掌声虽也持久，但却犹豫。直到戏散，鱼贯而出的人群仍然没有什么热烈的表示，大家默默地走路，看天，或对视。我那朋友干脆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发呆。他说这戏真好。他没说真像。他说看戏的人中有说真好的，有说不好的，但没见有谁说真像或者不像。他说，无论说真好的还是说不好的，神情都似有些愕然，加上天黑。他说他在那没人的地方坐了很久，心里仍然是一片愕然，以往的批评手段似乎都要作废，他说他看见了生命本身的疑难。这戏我没看。

二十

我看过一篇报告文学，讲一个叛徒的身世。这人的弟弟是个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俩早年先后参加了革命，说起来他还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动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实他跟弟弟一样对早年的选择终生无悔，即便是在他屈服于敌人的暴力之时，即便是在他饱受屈辱的后半生中，他也仍于心中默默坚守着当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爱戴的人，他却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别，细究因由其实简单：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当然，还在于，他不幸被敌人抓去了，弟弟没这么倒霉。就是说，弟弟的不怕未经证实。于是也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这种可能又引出另外两种可能：一是弟弟确实不怕死，也不怕折磨，这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个叛徒，多一个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结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数目不变，只不过兄弟俩倒了个过儿。

谁是叛徒无关紧要，就像谁是哥谁是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世上确有哥哥这样的人，确有这样饱受折磨的心。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人的那天，我也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坐很久，心中全是愕然，以往对叛徒的看法似乎都在动摇。我慢慢地看见，勇猛与可敬之外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人生处境。我看见一片蛮荒的旷野，神光甚至也少照耀，唯一颗诉告无处的心随生命的节拍钟表一样地颤抖，永无休止。不管什么原因吧，总归有人处于这样的境地，总归有这样的心魂的绝境，你能看一看就忘了吗？我尤其想起了这样的话：人道主义者是不能使用“个别现象”这种托词的。

二十一

这样的事让我不寒而栗。这样的事总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他，你怎么办？这问题常使我夜不能寐。一边是屈辱，一边是死亡，你选择什么？一边是生，是永恒的耻辱与惩罚，一边是死，或是酷刑的折磨，甚至是亲人遭连累，我怎样选择？这问题在白昼我不敢回答，在黑夜我暗自祈祷：这样的事千万别让我碰上吧。但我知道这不算回答，这唯使黑夜更加深沉。我又对自己说：倘这事真的轮到我头上，我唯求速死。可我心里又明白，这不是勇敢，也仍然不是回答，这是逃避，想逃开这两难的选择，想逃出这最无人道的处境。因为我还知道，这样的事并不由于某一个人的速死就可以结束。何况敌人不见得就让你速死，敌人要你活着，逼你就范是他们求胜的方法。然而，逼迫你的仅仅是敌人吗？不，这更像合谋，它同时也是敌人的敌人求胜的方法。在求胜的驱动之下，敌对双方一样地轻蔑了人道，践踏和泯灭着人道，那么不管谁胜，得胜的终于会是人道吗？更令人迷惑的是，这样的敌对双方，到底是因何而敌对？各自所求之胜，究竟有着怎样根本的不同？我的黑夜仍在黑夜中。而且黑夜知道，对这两难之题，是不能用逃避冒充回答的。

二十二

对这样的事，和这样的黑夜，我在《务虚笔记》中曾有触及，我试图走到三方当事者的位置，演算各自的心路。

大凡这类事，必具三方当事者：A——或叛徒，或英雄，或谓之“两难选择者”；B——敌人；C——自己人。演算的结果是：大家都害怕处于A的位置。甚至，A的位置所以存在，正由于大家都在躲避它。比如说，B不可以放过A吗？但那样的话，B也就背叛了他的自己人，从而走到了A的位置。再比如，C不可以站出来，替下你所担心的那个可能成为叛徒的人吗？但那样C也就走到了A的位置。可见，A的位置他们都怕——既怕做叛徒，也怕做英雄，否则毫不犹豫地去做英雄就是，叛徒不叛徒的根本不要考虑。是的，都怕，A的位置这才巩固。是的，都怕，但只有A的怕是罪行。原来是这样，他们不过都把一件可怕的事推给了A，把大家的罪行推给了A去承担，然后，一方备下了屠刀、酷刑和株连，一方备下了赞美，或永生的惩罚。

二十三

大家心里都知道它的可怕，大家却又一起制造了它，这不荒唐吗？因此，很久以来我就想为这样的叛徒说句话。就算对那两难的选择我仍未找到答案，我也想替他问一问：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他不该一腔热血而做出了他年轻时的选择吗？他不该接受一项有可能被敌人抓去的工作吗？他一旦被抓住就不该再想活下去吗？或者，他就应该忍受那非人的折磨？就应该置无辜的亲人于不顾，而单去保住自己的名节，或单要保护某些同他一样承诺了责任的“自己人”吗？

我真是找不出像样的回答。但我不由得总是想：有什么理由使一个人处于如此境地？就因为他要反对某种不合理（说到底是不合人道之理）的现实，就应该处于更不人道的境地中吗？

我认真地为这样的事寻找理由，唯一能找到的是：A的屈服不仅危及了C，还可能危及“自己人”的整个事业。然而，倘这事业求胜的方法与敌人求胜的方法并无根本不同，将如何证明和保证它与它所反对的不合理一定就有根本的不同呢？于是我又想起了圣雄甘地的话：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种方法。这话也可引申为：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人道，人道本身就是方法。那也就是说：人道存在于方法中，倘方法不人道，又如何树立人道，又怎么能反对不人道？

二十四

这真正是一道难题：敌人不会因为你人道，他也就人道。你人道，他很可能乘虚而入，反使其不人道得以巩固。但你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你就也蔑视了人道，你就等于加入了他，反使不人道壮大。仇恨的最大弊端是仇恨的蔓延，压迫的最大遗患是压迫的复制。“自己人”万勿使这难题更难吧。以牙还牙的怪圈如能有一个缺口，那必是更勇敢、更理性、更智慧的人发现的，比如甘地的方法，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方法。他们的发现，肯定不单是因为骨头硬，更是因为对万千独具心流更加贴近的关怀，对人道更为深彻的思索，对目的更清醒的认识。这样的勇敢，不仅要对着敌人，也要对着自己，不仅靠骨头，更要靠智慧。当然，说到底是因为：不是为了坐江山，而是为了争自由。

电视中正在播放连续剧《太平天国》。洪秀全不勇敢？但他还是要坐江山。杨秀清不勇敢？可他总是借天父之口说自己的话。天国将士不勇敢吗，可为什么万千心流汇为沉默？“天国”看似有其信仰，但人造的神不过是“天王”手中的一张牌。那神曾长了一张人嘴，人嘴倘合王意，王便率众祭拜，人嘴如若不轨，王必率众诛之，而那虚假的信仰一旦揭开，内里仍不过一场权力之争，一切轰轰烈烈立刻没了根基。

二十五

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见赵子龙在长坂坡前威风八面，于重重围困中杀进杀出，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禁为之喝彩。现在却常想，那些被取了首级的人是谁？多数连姓名也没有，有姓名的也不过是赵子龙枪下的一个活靶。战争当然就是这么残酷，但小说里也不曾对此多有思索，便看出文学传统中的问题。

我常设想，赵子龙枪下的某一无名死者，曾有着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期待，曾有着怎样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样的时刻得知了他的死讯，或者连他的死讯也从未接到，只知道他去打仗了，再没回来，好像这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为了给他的亲人留下一个永远的牵挂，就是为了在一部中国名著中留下一行字：只一回合便被斩于马下。这个人，倘其心流也有表达，世间也许就多有一个多才多艺的鲁班，一个勤劳忠厚的董永，抑或一个风流倜傥的贾宝玉（虽然他不可能那么富贵，但他完全可能那么多情）。当然，他不必非得是名人，是个普通人足够。但一个普通人的心流，并非普遍情感就可以概括，倘那样概括，他就仍只是一个王命难违的士兵，一个名将的活靶，一部名著里的道具，其独具的心流便永远还是沉默。

二十六

我的一位已故艺术家朋友，生前正做着一件事：用青铜铸造一千个古代士兵的首级，陈于荒野，面向苍天。我因此常想象那样的场面。我因此能看见那些神情各异的容颜。我因此能够听见他们的诉说——一千种无人知晓的心流在天地间浪涌风驰。实际上，他们一代一代在那荒野上聚集，已历数千年。徘徊，等待，直到我这位朋友来了，他们才有可能说话了。真不知苍天何意，竟让我这位朋友猝然而逝，使这件事未及完成。我这位艺术家朋友，名叫：甘少诚。

二十七

叛徒（指前述那样的叛徒，单为荣华而出卖朋友的一类此处不论）就正是由普遍情感所概括出的一种符号，千百年中，在世人心里，此类人等都有着同样简化的形象和心流。在小说、戏剧和电影中，他们只要符合了那简化的统一（或普遍），便是“真像”，便在观众中激起简化而且统一的情感，很少有人再去想：这一个人，其处境的艰险，其心路的危难。

恨，其实多么简单，朝他吐唾沫就是，扔石头就是。

《圣经》中有一个类似的故事，看耶稣是怎么说吧：法利赛人抓来一个行淫的妇女，认为按照摩西的法律应该用石头砸死她，他们等待耶稣的决定。耶稣先是在地上写下一行字，众人追问那字的意思，耶稣于是站起来说，你们中谁没有犯过罪，就去用石头砸死她吧。耶稣说完又在地上写字。那些人听罢纷纷离去……

因此，我想，把那个行淫的妇女换成那个叛徒，耶稣的话同样成立：你们中谁不曾躲避过A的位置，就可以朝他吐唾沫、扔石头。如果人们因此而犹豫，而看见了自己的恐惧和畏缩，那便是绝对信仰在拷问相对价值的时刻。那时，普遍情感便重新化作万千独具的心流。那时，万千心流便一同朝向了终极的关怀。于是就有了忏悔，于是忏悔的意义便凸显出来。比如，这忏悔的人群中如果站着B和C，是否在未来，就可以希望不再有A的位置了呢？

二十八

众人走后，耶稣问那妇女：没有人留下定你的罪吗？答：没有。耶稣说：那我也就不定你的罪，只是你以后不要再犯。这就是说，罪仍然是罪，不因为它普遍存在就不是罪。只不过耶稣是要强调：罪，既然普遍存在于人的心中，那么，忏悔对于每一个人就都是必要。

有意思的是，当众人要耶稣做决定时，耶稣为什么在地上写字？为什么耶稣说完那些话，又在地上写字？我一直想不透。他是说“字写的法律与心做的忏悔不能同日而语”吗？他是说“字写的简单与心写的复杂不可等量齐观”吗？或者，他是说“字写的语言有可能变成人对人的强暴，唯对万千心流深入的体会才是爱的祈祷”？但也许他是取了另一种角度，说：字，本当从沉默的心中流出。

二十九

对于A的位置，对于这位置所提出的问题，我仍不敢说已经有了回答，比这远为复杂的事例还很多。我只是想，所有的实际之真，以及所谓的普遍情感，都不是写作应该止步的地方。文学和艺术，从来都是向着更深处的寻觅，当然是人的心魂深处。而且这样的深处，并不因为曾经到过，今天就无必要。其实，今天，绝对的信仰之光正趋淡薄，日新月异的生活道具正淹没着对生命意义的寻求。上帝的题面一变，人就发昏，原来会做的题也不会了；甚至干脆不做了，既然窗外有着那么多快乐的诱惑。看来，靡非斯特跟上帝的赌博远未结束，而且人们正在到处说着那句可能使魔鬼获胜的话。

插队时，村中有所小学，小学里有个奇怪的孩子，他平时替他爹算工分，加加减减一丝不乱，可你要是给他出一道加减法的应用题，比如说某工厂的产值，或某公园里的树木，或某棵树上的鸟，加来减去他把脚丫子也用上还是算不清。我猜他一定是让工厂呀、公园呀、树和鸟呀给闹乱了，那些玩意儿怎么能算得清？别小看靡非斯特吧，它把生活道具弄得越来越邪乎，于中行走容易找不着北。

三十

我想我还是有必要浪费一句话：舍生取义是应该赞美的，为信仰而献身更是美德。但是，这样的要求务须对着自己，倘以此去强迫他人，其“义”或“信仰”本身就都可疑。

三十一

“我不能说”，不单因为惧怕权势，还因为惧怕舆论，惧怕习俗，惧怕知识的霸道。原是一份真切的心之困境，期望着交流与沟通，眺望着新路，却有习俗大惊失色地叫：“黄色！”却有舆论声色俱厉地喊：“叛徒！”却有霸道轻蔑地说：“你看了几本书，也来发言？”于是黑夜为强大的白昼所迫，重回黑夜的孤独。

入夜之时，心神如果不死，如果不甘就范，你去听吧，也许你就能听见如你一样的挣扎还在黑夜中挣扎，如你一样的眺望还在黑夜中眺望。也许你还能听见诗人西川的话：我打开一本书/一个灵魂就苏醒/……/我阅读一个家族的预言/我看到的痛苦并不比痛苦更多/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

你不必非得看过多少本书，但你要看重这沉默，这黑夜，它教会你思想而不单是看书。你可以多看些书，但世上的书从未被哪一个人看完过，而看过很多书却没有思想能力的人却也不少。

三十二

中国的电影和戏剧，很少这黑夜的表达，满台上都是模仿白昼，在细巧之处把玩表面之真。旧时闺秀，新潮酷哥，请安、跪拜、作揖、接吻，虽惟妙惟肖却只一副外壳。大家看了说一声“真像”，于是满足，可就在回家的路上也是各具心流，与那白昼的“真”和“像”迥异。黑夜已在白昼插科打诨之际降临，此刻心里正有着另一些事，另一些令心魂不知所从的事，不可捉摸的心流眺望着不可捉摸的前途，困顿与迷茫正与黑夜汇合。然而看样子他们似乎相信，这黑夜与艺术从来吃的是两碗饭，电影、戏剧和杂技唯做些打岔的工作，以使这黑夜不要深沉，或在你耳边嘀咕：黑夜来了，白昼还会远吗？人们习惯于白昼，看不起黑夜：困顿和迷茫怎么能有美呢？怎么能上得舞台和银幕呢？每个人的心流都是独特，有几个人能为你喊一声“真像”？唔，艺术已经认不出黑夜了，黑夜早已离开了它，唯白昼为之叫卖、喝彩。真不知是中国艺术培养了中国观众，还是中国观众造就了中国艺术。

你看那正被抢救的传统京剧，悦目悦耳，是可以怡然自得半躺半仰着听的，它要你忘忧，不要你动心，虽常是夜场但与黑夜无关，它是冬天里的春天、黑夜中的白昼。不是说它不该被抢救，任何历史遗迹都要保护，但那是为了什么呢？看看如今的圆明园，像倒还是有得可像——比如街心花园，但荒芜悲烈的心流早都不见。

三十三

夜深人静，是个人独对上帝的时候。其他时间也可以，但上帝总是在你心魂的黑夜中降临。忏悔，不单是忏悔白昼的已明之罪，更是看那暗中奔溢着的心流与神的要求有着怎样的背离。忏悔不是给别人看的，甚至也不是给上帝看的，而是看上帝，仰望他，这仰望逼迫着你诚实。这诚实，不止于对白昼的揭露，也不非得向别人交代问题，难言之隐完全可以藏在肚里，但你不能不对自己坦白，不能不对黑夜坦白，不能不直视你的黑夜：迷茫、曲折、绝途、丑陋和恶念……一切你的心流你都不能回避。因为看不见神的人以为神看不见，但“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于是神使你看见——神以其完美、浩瀚使你看见自己的残缺与渺小，神以其无穷之动使你看见永恒的跟随，神以其宽容要你悔罪，神以其严厉为你布设无边的黑夜。因此，忏悔，除去低头还有仰望，除知今是而昨非还要询问未来，而这绝非白昼的戏剧可以通达，绝非“像”可能触及，那是黑夜要你同行啊，要你说：是！

这样的忏悔从来是第一人称的。“你要忏悔”——这是神说的话，倘由人说就是病句。如同早晨醒来，不是由自己而是由别人说你做了什么梦，岂不奇怪？忏悔，是个人独对上帝的时刻，就像梦，别人不得参与。好梦成真大家祝贺，坏梦实行，众人当然要反对。但好梦坏梦，止于梦，别人就不能管，别人一管就比坏梦还坏，或正是坏梦的实行。君不见“文革”时的“表忠心”和“狠斗私心一闪念”，其坏何源？就因为人说了神的话。

三十四

坏梦实行固然可怕，强制推行好梦，也可怕。诗人顾城的悲剧即属后一种。我不认识顾城，只读过他的诗，后来又知道了他在一个小岛上的故事。无论是他的诗，还是他在那小岛上的生活，都蕴藏着美好的梦想。他同时爱着两个女人，他希望两个女人互相也爱，他希望他们三个互相都爱。这有什么不好吗？至少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这不可能吗？可不可能是另外的问题，好梦无不期望着实现。我记得他在书中写过，他看着两个女人在阳光下并肩而行，和平如同姐妹，心中顿生无比的感动。这感动绝无虚伪。在这个越来越以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社会，在这个心魂越来越要相互躲藏的人间，诗人选中那个小岛做其圆梦之地，养鸡为生，过最简朴的生活，唯热烈地供奉他们的爱情，唯热切盼望那超俗的爱情能够长大。这样的梦想不美吗？倘其能够实现，怎么不好？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好梦并不统一，并不由一人制订，若把他人独具的心流强行编入自己的梦想，一切好梦就都要结束。

看顾城的书时，我心里一直盼望着他的梦想能够实现。但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那结尾是一次屠杀，因此我每看到一处美丽的地方，都暗暗希望就此打住，停下来，就停在这儿，你为什么不能就停在这儿呢？于是我终于看见，那美丽的梦想后面，还有一颗帝王的心：强制推行，比梦想本身更具诱惑。

三十五

B和C具体是谁并不重要。麻烦的是，这样的逻辑几乎到处存在。比如在朋友之间，比如在不尽相同的思想或信仰之间，也常有A、B、C式的矛盾。甚至在孩子们模拟的“战斗”中，A的位置也是那样原原本本。

我记得小时候，在幼儿园玩过一种“骑马打仗”的游戏，一群孩子，一个背上一个，分成两拨，互相“厮杀”，拉扯、冲撞、下绊子，人仰马翻者为败。老师满院子里追着喊：别这样，别这样，看摔坏了！但战斗正未有穷期。这游戏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对战俘的惩罚：弹脑蹦儿，或连人带马归顺敌方。这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经捉回，便被“游街示众”，被人弹脑蹦儿、拧耳朵（相当于吐唾沫、扔石头）。到后来，天知道怎么这惩罚竟比“战斗”更具诱惑了，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来。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于是，为免遭惩罚，孩子们便纷纷效忠那一两个头领。然而这游戏要玩下去，不能没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于是到了。我记得从那时起，每天早晨我都要找尽借口，以期不必去那幼儿园。

三十六

不久前，我偶然读到一篇英语童话——我的英语好到一看便知那是英语，妻子把它变成中文：战争结束了，有个年轻号手最后离开战场，回家。他日夜思念着他的未婚妻，路上更是设想着如何同她见面，如何把她娶回家。可是，等他回到家乡，却听说未婚妻已同别人结婚；因为家乡早已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消息。年轻号手痛苦之极，便又离开家乡，四处漂泊。孤独的路上，陪伴他的只有那把小号，他便吹响小号，号声凄婉悲凉。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国家，国王听见了他的号声，使人把他唤来，问他：你的号声为什么这样哀伤？号手便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国王。国王听了非常同情他……看到这儿我就要放下了，猜那又是个老掉牙的故事，接下来无非是国王很喜欢这个年轻号手，而他也表现出不俗的才智，于是国王把女儿嫁给了他，最后呢？肯定是他与公主白头偕老，过着幸福的生活。妻子说不，说你往下看：……国王于是请国人都来听这号手讲他自己的故事，并听那号声中的哀伤。日复一日，年轻人不断地讲，人们不断地听，只要那号声一响，人们便来围拢他，默默地听。这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号声已不再那么低沉、凄凉。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号声开始变得欢快、嘹亮，变得生气勃勃了。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就这么结束了？对，结束了。当意识到它已经结束了的时候，忽然间我热泪盈眶。

我已经五十岁了。一个年至半百的老头子竟为这么一篇写给孩子的故事而泪不自禁，其中的原因一定很多，多到我自己也说不清。不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的幼儿园，想起了那惩罚的游戏。我想，这不同的童年消息，最初是从哪儿出发的？

病隙碎笔 4

看见苦难的永恒，实在是神的垂怜——唯此才能真正断除迷执，相信爱才是人类唯一的救助。这爱，不单是友善、慈悲、助人为乐，它根本是你自己的福。这爱，非居高的施舍，乃谦恭的仰望，接受苦难，从而走向精神的超越。

一

有位学者朋友给我写信，说我是“证明了神性，却不想证明神”。老实说，前半句话我绝不敢当，秉性愚钝的我只是用着傻劲儿，希望能够理解神性，体会神性；而对后半句话我又不想承认。不过确实，在我看来，证明神性比证明神更要紧。理由是：没有信仰固然可怕，但假冒的“神”更可怕——比如造人为神。事实是，信仰缺失之地未必没有崇拜，神性不明之时，强人最易篡居神位。我们几时缺了“神”吗？灶王、财神、送子娘娘……但那多是背离着神性的偶像，背离着信仰的迷狂。这类“神明”也有其性，即与精神拯救无关，而是对肉身福乐的期许；比如对权、财的攀争，比如“乐善好施”也只图“来生有报”。这不像信仰，更像是行贿或投资。所以，证明神务先证明神性，神性昭然，其形态倒不妨入乡随俗。况且，其实，唯对神性的追问与寻觅，是实际可行的信仰之路。

二

我读书少，宗教知识更少，常发怵与学者交谈。我只是活出了一些问题，便思来想去，又因能力有限，所以希望以尽量简单的逻辑把信仰问题弄弄明白。

那位学者朋友还说，我是“尽可能避开认同佛教”。这判断有点儿对。但这点儿对，并不是指“尽可能避开”，而是说我确实对一些流行的佛说有着疑问。

大凡宗教，都相信人生是一次苦旅（或许这正是宗教的起因吧），但是，对苦难的原因则各说不一，因而对待苦难的态度也不相同。流行的佛说（我对佛学、佛教所知甚微，故以“流行的”做出限定）相信，人生之苦出自人的欲望，如：贪、嗔、痴；倘能灭断这欲望，苦难就不复存在。这就预设了一种可能：生命中的苦难是可以消灭的，若修行有道，无苦无忧的极乐世界或者就在今生，或者可期来世。来世是否真确大可不论，信仰所及，无需实证。但问题是：

三

脱离一己之苦可由灭断一己之欲来达成，但是众生之苦犹在，一己就可以心安理得吗？众生未度，一己便告无苦无忧，这虽不该嫉妒甚至可以祝贺，但其传达的精神取向，便很难相信还是爱的弘扬，而明显接近着争的逻辑了。

争天堂，与争高官厚禄，很容易走成同一种心情。种什么神根，得什么俗果。猪八戒对自己仅仅得了个罗汉位耿耿于怀，凡夫俗子为得不到高级职称而愤愤不平就有了神据。我是说，这逻辑用于俗世实属无奈，若再用于信仰岂不教人沮丧？大凡信仰，正当在竞争福乐的逻辑之外为人生指引前途，若仍以福乐为期许，岂不倒要助长了贪、嗔、痴？

（眼下“欧锦赛”正是如火如荼，荷兰球星博格坎普在批评某一球队时有句妙语：“他们是在为结果踢球。”博格坎普因此已然超出球星，可入信者列了。因信称义，而不是因结果，而信恰在永远的过程中。）

四

如何使众生不苦呢？强制地灭欲显然不行。劝诫与号召呢？当然可以，但未必有效。这个人间的特点是不可能没有矛盾，不可能没有差别和距离，因而是不可能没有苦和忧的。再怎么谴责忧苦的众生太过愚顽，也是无济于事，无济于事而又津津乐道，倒显出不负责任。天旱了不下雨，可以无忧吗？孩子病了无医无药，怎能无苦？而水利和医药的发展正是包含着多少人间的苦路，正是由于人类的多少梦想和欲望呀。享用着诸多文明成果的隐士，悠然地谴责创造诸多文明的俗人，这样的事多少有些滑稽。当然，对此可以有如下反驳：要你断灭的是贪、嗔、痴，又没教你断灭所有的欲望。但是，仅仅断灭了贪、嗔、痴并不能就有一个无苦无忧的世界；久旱求雨是贪吗？孤苦求助是痴吗？那么，诸多与生俱来的忧苦何以救赎？可见无苦无忧的许诺很成问题。再要么就是断灭人的所有欲望，但那样，你最好就退回到植物去，一切顺其自然，不要享用任何人类文明，也不必再有什么信仰。苦难呼唤着信仰，倘信仰只对人说“你不当自寻烦恼”，这就像医生责问病人：没事儿撑的你生什么病？

我赞成祛除贪、嗔、痴的教诲，赞成人类的欲望应当有所节制（所以我也不是“尽可能避开认同佛教”），但仅此，我看还不能说就找到了超越苦难的路。

五

以无苦无忧的世界为目标，依我看，会助长人们逃避苦难的心理，因而看不见人的真实处境，也看不见信仰的真意。

常听人讲起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忙碌的渔夫在海滩上撞见一个悠闲的同行，便谴责他的懒惰。同行懒洋洋地问：可你这么忙到底为了什么？忙碌者说：有朝一日积攒起足够的财富，我就可以不忙不累优哉游哉地享受生命了。悠闲者于是笑道：在下当前正是如此。这故事明显是赞赏那悠闲者的明智。但若多有一问，这赞赏也许就值得推敲：倘遇灾年，这悠闲者的悠闲何以为继？倘那忙碌的渔夫给他送来救济，这明智的同行肯定拒不接受而情愿饿死吗？

这并不是说我已经认同了那位忙碌的人士，其实他与那悠闲者一样，只不过他的“无苦无忧”是期待着批发，悠闲者则偏爱零买零卖。要紧的是还有一问：倘命运像对待约伯那样，把忙碌者之忙碌的成果悉数摧毁，或不让悠闲者有片刻悠闲而让他身患顽疾，这怎么办？在一条忧苦随时可能袭来的地平线上，是否就能望见一点真信仰的曙光了？

六

再有，以福乐为许诺——你只要如何如何，便可抵达俗人不可抵达的极乐之地——这在逻辑上太近拉拢。以拉拢来推销信仰，这“信仰”非但靠不住，且很容易变成推销者的福利与权柄。

比如潇洒的人，他只要说一句“小乐足矣，不必天堂”，便可弃此信仰于一旁，放心大胆去数钞票了。是嘛，天堂唯乐，贪官也乐，天堂尚远，钞票却近，况乎见乐取小，岂不倒有风度？我是说，以福乐相许，信仰难免混于俗行。

再看所谓的“虔诚者”。福乐许诺之下的虔诚者，你说他的终极期待能是什么？于是就难辨哪一笔捐资是出于爱心，哪一笔献款其实是广告，是盯着其后更大的经济收益。你说这是不义，但“圣者”可以隔世投资以求来生福乐，我辈不才，为什么就不能投一个现世之资，求福乐于眼下？商品社会，如是种种就算无可厚非，但不知不觉信仰已纳入商业轨道，这才是问题。逻辑太重要，方法太重要，倘信仰不能给出一个非同凡响的标度，神就要在俗流中做成权贵或巨贾了。

再说最后的麻烦。天堂若非一个信仰的过程，而被确认为一处福乐的终点，人们就会各显神通，多多开辟通往天堂的专线。善行是极乐世界的门票，好，施财也算善行，烧香也算，说媒也算，杀恶人（我说他恶）也算，强迫他人行“善”（我说是善）也算……什么？我说了不算？那么请问：谁说了算？要是谁说了都不算，这“信仰”岂不作废？所以终于得有人说了算——替天行道。于是，造人为神的事就有了，其恶果不言自明。关键是，这样的事必然要出现，因为：许诺福乐原非神之所为，乃人之所愿，是人之贪婪酿造的幻景，人不出面谁出面？

七

看看另一种信仰是怎么说吧：人是生而有罪的。这不仅是说，人性先天就有恶习，因而忏悔是永远要保有的品质，还是说，人即残缺，因而苦难是永恒的。这样的话不大招人喜欢，但却是事实（非人之所愿，恰神之所为）。不过，要紧的还不在于这是事实，而在于因此信仰就可能有了非同凡响的方向。

看见苦难的永恒，实在是神的垂怜——唯此才能真正断除迷执，相信爱才是人类唯一的救助。这爱，不单是友善、慈悲、助人为乐，它根本是你自己的福。这爱，非居高的施舍，乃谦恭的仰望，接受苦难，从而走向精神的超越。这样的信仰才是众妙之门。其妙之一：这样的一己之福人人可为，因此它又是众生之福——不是人人可以无苦无忧，但人人都可因爱的信念而有福。其妙之二：不许诺实际的福乐，只给人以智慧、勇气和无形的爱的精神。这，当然就不是人际可以争夺的地位，而是每个人独对苍天的敬畏与祈祷。其妙之三：天堂既非一处终点，而是一条无终的皈依之路，这样，天堂之门就不可能由一二强人去把守，而是每个人直接地谛听与领悟，因信称义，不要谁来做神的代办。

八

再有，人既看见了自身的残缺，也就看见了神的完美，有了对神的敬畏、感恩与赞叹，由是爱才可能指向万物万灵。现在的生态保护思想，还像是以人为中心，只是因为经济要持续发展而无奈地保护生态，只是出于使人活得更好些，不得已而爱护自然。可什么是好些呢？大约还得是人说了算，而物质的享乐与奢华哪有尽头？至少现在，到处都一样，好像人的最重要的追求就是经济增长，好像人生来就是为了参加一场物质占有的比赛。而这比赛一开始，欲望就收不住，生态早晚要遭殃。这不是哪一国的问题，这是全人类的问题，因而这不完全是政治问题，根本是信仰问题。人为什么不能在精神方面自由些再自由些，在物质方面简朴些再简朴些呢？是呀，这未免太浪漫，离实际有些远，但严谨的实际务要有飞扬的浪漫一路同行才好。人用脑和手去工作、去治理，同时用心去梦想；一个美好的方向不是计算出来的，很可能倒是梦想的指引。总之，人为什么不能以万物的和谐为重，在神的美丽作品中“诗意地栖居”呢？诗意地栖居是出于对神的爱戴，对神的伟大作品的由衷感动与颂扬，唯此生态才可能有根本的保护。经济性的栖居还是以满足人的物欲为要，地球则难免劫难频仍，苟且偷生。

九

说到人格的神，我总不大以为然。神自有其神格，一定要弄得人格兮兮有什么好处？神之在，源于人的不足和迷惑，是人之残缺的完美比照。一定要为神在描画一个人形证明，常常倒阻碍着对神的认信。神的模样，莫如是虚。虚者，非空非无，乃有乃大，大到无可超乎其外。其实，一切威赫的存在，一切命运的肇因，一切生与死的劫难，一切旷野的呼告和信心，都已是神在的证明。比如，神于西奈山上以光为显现，指引了摩西。我想，神就是这样的光吧，是人之心灵的指引、警醒、监督和鼓励。不过还是那句话，只要神性昭然，神形不必求其统一。

十

我是个愚顽的人，学与思都只由于心中的迷惑，并不很明晰学理、教义和教规。人生最根本的两种面对，无非生与死。对于生，我从基督精神中受益；对于死，我也相信佛说。通常所谓的死，不过是指某一生理现象的中断，但其实，宇宙间无限的消息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损，所以，死，必牵系着对整个宇宙之奥秘的思悟。对此，佛说常让我惊佩。顿悟是智者的专利，愚顽如我者只好倚重一个渐字。

任何宗教或信仰，我看都该分清其源和流。一则，千百年中，源和流可能已有大异。二则，一切思想和智慧必是以流而传之，即靠流传而存在。三则，唯在流中可以思源，可以有对神性的不断的思悟，而这样的思悟才是信仰之路。我是说，要看重流。流，既可流离神性，也可历经数代人的思悟而更其昭然，更其丰沛浩荡。

病隙碎笔 5

一棵树上落着一群鸟儿，把树砍了，鸟儿也就没了吗？不，树上的鸟儿没了，但它们在别处。同样，此一肉身，栖居过一些思想、情感和心绪，这肉身火化了，那思想、情感和心绪也就没了吗？不，他们在别处。倘人间的困苦从未消失，人间的消息从未减损，人间的爱愿从未放弃，他们就必定还在。

一

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只要你这样问了，答案就肯定是：有。因这疑问已经是对意义的寻找，而寻找的结果无外乎有和没有；要是没有，你当然就该知道没有的是什么。换言之，你若不知道没有的是什么，你又是如何判定它没有呢？比如吃喝拉撒，比如生死繁衍，比如诸多确有的事物，为什么不是？此既不是，什么才是？这什么，便是对意义的猜想，或描画，而这猜想或描画正是意义的诞生。

二

存在，并不单指有形之物，无形的思绪也是，甚至更是。有形之物尚可因其未被发现而沉寂千古，无形的思绪——比如对意义的描画——却一向喧嚣、确凿，与你同在。当然，生命中也可以没有这样的思绪和喧嚣，永远都没有，比如狗。狗也可能有吗？那就比如昆虫。昆虫也未必没有吗？但这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

三

既然意义是存在的，何以还会有上述疑问呢？料其真正的疑点，或者忧虑，并不在意义的有无，而在于：第一，这类描画纷纭杂沓，到底有没有客观正确的一种？第二，这意义，无论哪一种，能否坚不可摧？即：死亡是否终将粉碎它？一切所谓意义，是否都将随着生命的结束而变得毫无意义？

四

如果不是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人）都有着对意义的描画与忧虑，那就是说，意义并非与生俱来。意义不是先天的赋予，而显然是后天的建立。也就是说，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们使它有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

建立意义，或对意义的怀疑，乃一事之两面，但不管哪面，都是人所独具。动物或昆虫是不屑这类问题的，凡无此问题的种类方可放心大胆地宣布生命的无意义。不过它们一旦这样宣布，事情就又有些麻烦，它们很可能就此成精成怪，也要陷入意义的纠缠了。你看传说中的精怪，哪一位不是学着人的模样在为生命寻找意义？比如白娘子的“千年等一回”，比如猪八戒的梦断高老庄。

五

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此言如果不错，那就是说：“我”，和生命，并不完全是一码事。

没有精神活动的生理性存活，也叫生命，比如植物人和草履虫。所以，生命二字，可以仅指肉身。而“我”，尤其是那个对意义提出诘问的“我”，就不只是肉身了，而正是通常所说的：精神，或灵魂。但谁平时说话也不这么麻烦，一个“我”字便可通用——我不高兴，是指精神的我；我发烧了，是指肉身的我；我想自杀，是指精神的我要杀死肉身的我。“我”字的通用，常使人忽视了上述不同的所指，即人之不同的所在。

六

不过，精神和灵魂就肯定是一码事吗？那你听听这句话：“我看我这个人也并不怎么样。”——这话什么意思？谁看谁不怎么样？还是精神的我看肉身的我吗？那就不对了，“不怎么样”绝不是指身体不好，而“我这个人”则明显是就精神而言，简单说就是：我对我的精神不满意。那么，又是哪一个我不满意这个精神的我呢？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我，不仅高于（大于）肉身的我并且也高于（大于）精神的我，从而可以对我施以全面的督察呢？是灵魂。

七

但什么是灵魂呢？精神不同于肉身，这话就算你说对了，但灵魂不同于精神，你倒是解释解释这为什么不是胡说？

因为，还有一句话也值得琢磨：“我要使我的灵魂更加清洁。”这话说得通吧？那么，这一回又是谁使谁呢？麻烦了，真是麻烦了。不过，细想，这类矛盾推演到最后，必是无限与有限的对立，必是绝对与相对的差距，因而那必是无限之在（比如整个宇宙的奥秘）试图对有限之在（比如个人处境）施加影响，必是绝对价值（比如人类前途）试图对相对价值（比如个人利益）施以匡正。这样看，前面的我必是联通着绝对价值，以及无限之在。但那是什么？那无限与绝对，其名何谓？随便你怎么叫他吧，叫什么其实都是人的赋予，但在信仰的历史中他就叫作：神。他以其无限，而真。他以其绝对的善与美，而在。他是人之梦想的初始之据，是人之眺望的终极之点。他的在先于他的名，而他的名，碰巧就是这个“神”字。

这样的神，或这样来理解神性，有一个好处，即截断了任何凡人企图冒充神的可能。神，乃有限此岸向着无限彼岸的眺望，乃相对价值向着绝对之善的投奔，乃孤苦的个人对广博之爱的渴盼与祈祷。这样，哪一个凡人还能说自己就是神呢？

八

精神，当其仅限于个体生命之时，便更像是生理的一种机能，肉身的附属，甚至累赘（比如它有时让你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但当他联通了那无限之在（比如无限的人群和困苦，无限的可能和希望），追随了那绝对价值（比如对终极意义的寻找与建立），他就会因自身的局限而谦逊，因人性的丑陋而忏悔，视固有的困苦为锤炼，看琳琅的美物为道具，既知不断地超越自身才是目的，又知这样的超越乃是永远的过程。这样，他就不再是肉身的附属了，而成为命运的引领——那就是他已经升华为灵魂，进入了不拘于一己的关怀与祈祷。所以那些只是随着肉身的欲望而活的，你会说他没有灵魂。

九

比如希特勒，你不能说他没有精神，由仇恨鼓舞起来的那股干劲儿也是一种精神力量，但你可以说他丧失了灵魂。灵魂，必当牵系着博大的爱愿。

再比如希特勒，你可以说他的精神已经错乱——言下之意，精神仍属一种生理机能。你又可以说他的灵魂肮脏——但显然，这已经不是生理问题，而必是牵系着更为辽阔的存在，和以终极意义为背景的观照。

这就是精神与灵魂的不同。

精神只是一种能力。而灵魂，是指这能力或有或没有的一种方向，一种辽阔无边的牵挂，一种并不限于一己的由衷的祈祷。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能歧视傻人和疯人的原因。精神能力的有限，并不说明其灵魂一定龌龊，他们迟滞的目光依然可以眺望无限的神秘，祈祷爱神的普照。事实上，所有的人，不都是因为能力有限才向那无边的神秘眺望和祈祷吗？

十

其实，人生来就是跟这局限周旋和较量的。这局限，首先是肉身，不管它是多么聪明和健壮。想想吧，肉身都给了你什么？疾病、伤痛、疲劳、孱弱、丑陋、孤单、消化不好、呼吸不畅、浑身酸痛、某处瘙痒、冷、热、饥、渴、馋、人心隔肚皮、猜疑、嫉妒、防范……当然，它还能给你一些快乐，但这些快乐既是肉身给你的就势必受着肉身的限制。比如，跑是一种快乐，但跑不快又是烦恼，跳也是一种快乐，可跳不高还是苦闷，再比如举不动、听不清、看不见、摸不着、猜不透、想不到、弄不明白……最后是死和对死的恐惧。我肯定没说全，但这都是肉身给你的。而你就像那块假宝玉，兴冲冲地来此人间原是想随心所欲玩他个没够，可怎么先就掉进这么一个狭小黢黑的皮囊里来了呢？这就是他妈的生命？可是，问谁呢你？你以为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儿？待着吧哥们儿！这皮囊好不容易捉你来了，轻易就放你走吗？得，你今后的全部任务就是跟它斗了，甭管你想干吗，都要面对它的限制。这样一个冤家对头你却怕它消失。你怕它折磨你，更怕它倏忽而逝不再折磨你——这里面不那么简单，应该有的可想。

但首先还是那个问题：谁折磨你？折磨者和被折磨者，各是哪一个你？

十一

有一种意见认为：是精神的你在折磨肉身的你，或灵魂的你在折磨精神的你。前者，精神总是想冲破肉身的囚禁，肉身便难免为之消损，即“为伊消得人憔悴”吧。后者，无论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还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总归也都使你殚思竭虑耗尽精华。为此，这意见给你的忠告是：放弃灵魂的诸多牵挂吧，唯无所用心可得逍遥自在，或平息那精神的喧嚣吧，唯健康长寿是你的福。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肉身的你拖累了精神的你，或是精神的你阻碍了灵魂的你。前者，比如说，倘肉身的快感湮灭了精神的自由，创造与爱情便都是折磨，唯食与性等等为其乐事。然而，这等乐事弄来弄去难免乏味，乏味而至无聊难道不是折磨？后者呢，倘一己之欲无爱无畏地膨胀起来，他人就难免是你的障碍，你也就难免是他人的障碍，你要扫除障碍，他人也想推翻障碍，于是危机四伏，这难道不是更大的折磨？总之，一个无爱的人间，谁都难免于中饱受折磨，健康长寿唯使这折磨更长久。因此，爱的弘扬是这种意见看中的拯救之路。

十二

但是，当生命走到尽头，当死亡向你索要不可摧毁的意志之时，便可看出这两种意见的优劣了。

如果生命的意义只是健康长寿（所谓身内之物），死亡便终会使它片刻间化作乌有，而在此前，病残或衰老必早已使逍遥自在遭受了威胁和嘲弄。这时，你或可寄望于转世来生，但那又能怎样呢？路途是不可能没有距离的，存在是不可能没有矛盾的，生是不可能绕过死的，转世来生还不是要重复这样的逍遥和逍遥的被取消，这样的长寿和长寿的终于要完结吗？那才真可谓是轮回之苦哇！

但如果，你赋予生命的是爱的信奉，是更为广阔的牵系，并不拘于一己的关怀，那么，一具肉身的溃朽也能使之灰飞烟灭吗？

好了，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一切意义都不能逃避的问题来了：某一肉身的死亡，或某一生理过程的中止，是否将使任何意义都掉进同样的深渊，永劫不复？

十三

如果意义只是对一己之肉身的关怀，它当然就会随着肉身之死而烟消云散。但如果，意义一向牵系着无限之在和绝对价值，它就不会随着肉身的死亡而熄灭。事实上，自古至今已经有多少生命死去了呀，但人间的爱愿却不曾有丝毫的减损，终极关怀亦不曾有片刻的放弃！当然困苦也是这样，自古绵绵无绝期。可正因如此，爱愿才看见一条永恒的道路，终极关怀才不至于终极地结束，这样的意义世代相传，并不因任何肉身的毁坏而停止。

也许你会说：但那已经不是我了呀！我死了，不管那意义怎样永恒又与我何干？可是，世世代代的生命，哪一个不是“我”呢？哪一个不是以“我”而在？哪一个不是以“我”而问？哪一个不是以“我”而思，从而建立起意义呢？肉身终是要毁坏的，而这样的灵魂一直都在人间飘荡，“秦时明月汉时关”，这样的消息自古而今，既不消逝，也不衰减。

十四

你或许要这样反驳：那个“我”已经不是我了，那个“我”早已经不是（比如说）史铁生了呀！这下我懂了，你是说：这已经不是取名为史铁生的那一具肉身了，这已经不是被命名为史铁生的那一套生理机能了。

但是，首先，史铁生主要是因其肉身而成为史铁生的吗？其次，史铁生一直都是同一具肉身吗？比如说，三十年前的史铁生，其肉身的哪一个细胞至今还在？事实上，那肉身新陈代谢早不知更换了多少回！三十年前的史铁生——其实无需那么久——早已面目全非，背驼了，发脱了，腿残了，两个肾又都相继失灵……你很可能见了他也认不出他了。总之，仅就肉身而论，这个史铁生早就不是那个史铁生了，你再说“那已经不是我了”还有什么意思？

十五

可是，你总不能说你就不是史铁生了吧？你就是面目全非，你就是更名改姓，一旦追查起来你还得是那个史铁生。

好吧你追查，可你的追查根据着什么呢？根据基因吗？据说基因也将可以更改了。根据生理特征吗？你就不怕那是个克隆货？根据历史吗？可书写的历史偏又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还能根据什么？根据什么都不如根据记忆，唯记忆可使你在一具“纵使相逢应不识”的肉身中认出你曾熟悉的那个人。根据你的记忆唤醒我的记忆，根据我的记忆唤醒你的记忆，当我们的记忆吻合时，你认出了我，认出了此一史铁生即彼一史铁生。可我们都记忆起了什么呢？我曾有过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背后我曾有过的思想、情感、心绪。对了，这才是我，这才是我这个史铁生，否则他就是另一个史铁生，一个也可以叫作史铁生的别人。就是说，史铁生的特点不在于他所栖居过的某一肉身，而在于他曾经有过的心路历程，据此，史铁生才是史铁生，我才是我。不信你跟那个克隆货聊聊，保准用不了多一会儿你就糊涂，你就会问：哥们儿你到底是谁呀？这有点儿“我思故我在”的意思。

十六

打个比方：一棵树上落着一群鸟儿，把树砍了，鸟儿也就没了吗？不，树上的鸟儿没了，但它们在别处。同样，此一肉身，栖居过一些思想、情感和心绪，这肉身火化了，那思想、情感和心绪也就没了吗？不，他们在别处。倘人间的困苦从未消失，人间的消息从未减损，人间的爱愿从未放弃，他们就必定还在。

树不是鸟儿，你不能根据树来辨认鸟儿。肉身不是心魂，你不能根据肉身来辨认心魂。那鸟儿若只看重那棵树，它将与树同归于尽。那心魂若只关注一己之肉身，他必与肉身一同化作乌有。活着的鸟儿将飞起来，找到新的栖居。系于无限与绝对的心魂也将飞起来，永存于人间；人间的消息若从不减损，人间的爱愿若一如既往，那就是他并未消失。那爱愿，或那灵魂，将继续栖居于怎样的肉身，将继续有一个怎样的尘世之名，都无关紧要，他既不消失，他就必是以“我”而在，以“我”而问，以“我”而思，以“我”为角度去追寻那亘古之梦。这样说吧：因为“我”在，这样的意义就将永远地被猜疑，被描画，被建立，永无终止。

这又是“我在故我思”了。

十七

人所以成为人，人类所以成为人类，或者人所以对类有着认同，并且存着骄傲，也是由于记忆。人类的文化继承，指的就是这记忆。一个人的记忆，是由于诸多细胞的相互联络，诸多经验的积累、延续和创造；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由于诸多个体及其独具的心流相互沟通、继承和发展。个人之于人类，正如细胞之于个人，正如局部之于整体，正如一个音符之于一曲悠久的音乐。

但这里面常有一种悲哀，即主流文化经常湮灭着个人的独特。主流者，更似万千心流的一个平均值，或最大公约数，即如诗人西川所说：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在这最大公约中，人很容易被描画成地球上的一种生理存在，人的特点似乎只是肉身功能（比之于其他生命）的空前复杂，有如一台多功能的什么机器。所以，此时，艺术和文学出面。艺术和文学所以出面，就为抗议这个最大公约，就为保存人类丰富多彩的记忆，以使人类不单是一种多功能肉身的延续。

十八

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永恒的消息赖以传扬的载体。因那无限之在的要求，或那无限之在的在性，这消息必经某种载体而传扬。就是说，这消息，既是在的原因，也是在的结果。否则它不在。否则什么问题都没有。否则我们无话可说，如同从不吱声的X。X是什么？废话，它从不吱声怎么能知道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它就传扬什么消息，反过来也一样，它传扬什么消息，它就是什么。并非是先有了消息，之后有其载体，不不，而是这消息，或这传扬，已使载体被创造。那消息，曾经比较简陋，比较低级，低级到甚至谈不上意义，只不过是蠕动，是颤抖，是随风飘扬，或只是些简单的欲望，由水母来承载就够了，有恐龙来表达就行了。而一种复杂而高贵的消息一旦传扬，人便被创造了。是呀，当亚当取其一根肋骨，当他与夏娃一同走出伊甸园，当女娲在寂寞的天地间创造了人，那都是由于一种高贵的期待在要求着传扬啊！亚当、夏娃、女娲，或许都是一种描画，但那高贵的消息确实在传扬，确实的传扬就必有其确实的起点，这起点何妨就叫作亚当、夏娃，女娲和伏羲呢？正如神的在先于神的名，其名用了哪几个字本无需深虑。传说也正是这样：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人类社会从而开始。女娲和伏羲的传说大致也是如此。

十九

但这消息已经是高贵得不能再高贵了吗？只要你注意到了人性的种种丑恶，肉身的种种限制，你就是在谛听或仰望那更为高贵的消息了。那更为高贵的消息，也许不能再经由蛋白质所建构的肉身来传扬，不能再以三维的有形而存在，或者仅仅是因为我们受这三维肉身的限制而不能直接与它相遇，甚至不能逻辑性地与之沟通，因而要以超越时空的梦想、描画和祈祷来追寻它，来使这区区肉身所承载的消息得以辽阔，得以升华。这便是信仰无需实证的原因；实证必为有限之实，信仰乃无限之虚的呼唤。

二十

因而也可以猜想，生命未必仅限于蛋白质的建构，很可能有着千变万化的形式，这全看那无限的消息要求着怎样的传扬了。但不管它有怎样的形式（是以蛋白质还是以更高级的材料来建构），它既是消息的传扬，就必意味着距离和差异。它既是无限，就必是无限个有限的相互联络。因此，个人便永远都是有限，都是局部。那么，这永远的局部，将永远地朝向何方呢？局部之困苦，无不源于局部之有限，因而局部的欢愉必是朝向那无限之整体的皈依。所以皈依是一条永恒的路。这便是爱的真意，爱的辽阔与高贵。

无聊的人总是为皈依标出一处终点，期求着一劳永逸的福果，一尊宝座，或种种超出常人的功能（比如特异功能）。没有证据说那神乎其神的功能全属伪造，但这样的期求哪里还是爱愿呢？不过是宫廷朝政中的权势之争，或绿林草莽间的称王称霸的变体罢了。究其原因，仍是囿于一己之肉身的福乐。然而你就是钢筋铁骨，还不是“荒冢一堆草没了”？你就是金刚不坏之身，还不是“沉舟侧畔千帆过”？那无限的消息不把任何一尊偶像视为永恒，唯爱愿于人间翱飞飘缭历千古而不死。

二十一

你要是悲哀于这世界上终有一天会没有了你，你要是恐惧于那无限的寂灭，你不妨想一想，这世界上曾经也没有你，你曾经就在那无限的寂灭之中。你所忧虑的那个没有了的你，只是一具偶然的肉身。所有的肉身都是偶然的肉身，所有的爹娘都是偶然的爹娘，是那亘古不灭的消息使生命成为可能，是人间必然的爱愿使爹娘相遇，使你诞生。

这肉身从无中来，为什么要怕它回到无中去？这肉身曾从无中来，为什么不能再从无中来？这肉身从无中来又回无中去，就是说它本无关大局。大局者何？你去看一出戏剧吧，道具、布景、演员都可以全套地更换，不变的是什么？是那台上的神魂飘荡，是那台上台下的心流交汇，是那幕前幕后的梦寐以求！人生亦是如此，毁坏的肉身让它回去，不灭的神魂永远流传，而这流传必将又使生命得其形态。

二十二

我常想，一个好演员，他/她到底是谁？如果他/她用一年创造了一个不朽的形象，你说，在这一年里他/她是谁？如果他/她用一生创造了若干个独特的心魂，他/她这一生又是谁呢？我问过王志文，他说他在演戏时并不去想给予观众什么，只是进入，我就是他，就是那个剧中人。这剧中人虽难免还是表演者的形象，但这似曾相识的形象中已是完全不同的心流了。

所以我又想，一个好演员，必是因其无比丰富的心魂被困于此一肉身，被困于此一境遇，被困于一个时代所有的束缚，所以他/她有着要走出这种种实际的强烈欲望，要在那千变万化的角色与境遇中，实现其心魂的自由。

艺术家都难免是这样，乘物以游心，所要借助和所要克服的，都是那一副不得不有的皮囊。以美貌和机智取胜的，都还是皮囊的奴隶。最要受那皮囊奴役的，莫过于皇上；皇上一旦让群臣认不出，他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梵高是“向日葵”，贝多芬是“命运”，尼采是“如是说”，而君王是地下宫殿和金缕玉衣。

二十三

无论对演员还是对观众，戏剧是什么？那激情与共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现实中不被允许的种种愿望终于有了表达并被尊重的机会。无论是恨，是爱，是针砭、赞美，是缠绵悱恻、荒诞不经，是堂吉诃德或是哈姆雷特，总之，如是种种若在现实中也有如戏剧中一样地自由表达，一样地被倾听和被尊重，戏剧则根本不会发生。演员的激情和观众的感动，都是由于不可能的一次可能，非现实的一次实现。这可能和实现虽然短暂，但它为心魂开辟的可能性却可流入长久。

不过，一旦这样的实现成为现实，它也就不再能够成为艺术了。但是放心，不可能与非现实是生命永恒的背景，因此，艺术，或美的愿望，永远不会失其魅力。

二十四

然而，有形的或具体的美物，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丧失其美。美的难于确定，使毛姆这样的大作家也为之迷惑，他竟得出结论说：“艺术的价值不在于美，而在于正当的行为。”（见《毛姆随想录》）可什么是正当呢？由谁来确定某一行为的正当与否呢？以更加难于确定的正当，来确定难于确定的美，岂不荒唐？但毛姆毕竟是毛姆，他在同一篇文章中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他们（指艺术家）的目标是解除压迫他们灵魂的负担。”好了，这为什么不是美的含意呢？你来了，你掉进了一个有限的皮囊，你的周围是隔膜，是限制，是数不尽的墙壁和牢笼，灵魂不堪此重负，于是呼喊，于是求助于艺术，开辟出一处自由的时空以趋向那无限之在和终极意义，为什么这不是美的恒久品质，同时也是人类最正当的行为呢？

二十五

所以要尊重艺术家的放浪不羁。那是自由在冲破束缚，是丰富的心魂在挣脱固定的肉身，是强调梦想才是真正的存在，而肉身不过是死亡使之更新以前需要不断克服和超越的牢笼。

因此有件事情饶有趣味：男演员A饰男角色甲，女演员B饰女角色乙，在剧中有甲和乙做爱的情节，那么这时候，做爱的到底是谁？简直说吧，你能要求A和B只是模仿而互相毫无性爱的欲望吗？这样的事，尤其是这样的事，恐怕单靠模仿是不成的，仅有形似必露出假来——三级片和艺术片的不同便是证明：前者最多算是两架逼真的模型，后者则牵连着主人公的浩瀚心魂和历史。讲台前或餐桌上可以逢场作戏，此时并不一定要有真诚，唯符合某种公认的规矩就够。可戏剧中的（比如说）性爱，却是不能单靠肉身的，因为如前所说，人们所以需要戏剧，是需要一处自由的时空，需要一回心魂的酣畅表达，是要以艺术的真去反抗现实的假，以这剧场中的可能去解救现实中的不可能，以这舞台或银幕上的实现去探问那布满四周的不现实。这就是艺术不该模仿生活，而生活应该模仿艺术的理由吧。

二十六

但这是真吗？或者其实这才是假？不是吗，戏剧一散，A和B还不是各回各的妻子或丈夫身边去？刚才的怨海情天岂非一缕轻风？刚才的卿卿我我岂不才是逢场作戏？这就又要涉及对真与假的理解，比如说，由衷的梦想是假，虚伪的现实倒是真吗？已有的一切都是真理，未有的一切都是谬误吗？看来还要对真善美中的这个真字做一点分析：真，可以指真实、真理，也可以指真诚。毛姆在他的《随想录》中似乎全面地忽视了后者，然后又因真理的流变不居和信念的往往难于实证而陷入迷途。他说：“如果真理是一种价值，那是因为它是真的，不是因为说出真理是勇敢的。”又说：“一座连接两个城市的桥梁，比一座从一片荒地通往另一片荒地的桥梁重要。”这些话真是让我吃惊。事实上，很多真理，是在很久以后才被证明了它的真实的，若在尚未证明其真实之前就把它当作谬误扫荡，所有的真理就都不能长大。而在它未经证实之前便说出它，不仅需要勇敢，更需要真诚。至于桥梁，也许正因为有从荒地通往荒地的桥梁，城市这才诞生。真诚正是这样的桥梁，它勇敢地铺向一片未知，一片心灵的荒地，一片浩渺的神秘，这难道不是它最重要的价值吗？真理，谁都知道它是要变化，要补充和要不断完善的，别指望一劳永逸。但真诚，谁会说它是暂时的呢？

二十七

科学的要求是真实，信仰的要求是真诚。科学研究的是物，信仰面对的是神。科学把人当作肉身来剖析它的功能，信仰把人看作灵魂来追寻它的意义。科学在有限的成就面前沾沾自喜，信仰在无限的存在面前虚怀若谷。科学看见人的强大，指点江山，自视为世界的主宰；信仰则看见人的苦弱与丑陋，沉思自省，视人生为一次历练与皈依爱愿的旅程。自视为主宰的，很难控制住掠夺自然和强制他人的欲望，而爱愿，正是抵挡这类欲望的基础。但科学，如果终于，或者已经，看见了科学之外的无穷，那便是它也要走进信仰的时候了。而信仰，亘古至今都在等候浪子归来，等候春风化雨，狂妄归于谦卑，暂时的肉身凝成不朽的信爱，等候那迷恋于真实的眼睛闭上，向内里，求真诚。

二十八

让人担心的是A和B从剧场回家之后的遭遇，即A之妻和B之夫会怎么想？

从一些这样的妻子和丈夫并未因此而告到法院去，也未跟A或B闹翻天的事实来看，他们的爱不单由于肉身，更由于灵魂。醋罐子所以不曾打破，绝不是因为什么肚量，而是因为对艺术的理解，既然艺术是灵魂要突破肉身限定的昭示，甚至探险，那飞扬的爱愿唯使他们感动。此时，有限的肉身已非忠贞的标识，宏博的心魂才是爱的指向——而他们分明是看到了，他们的爱人不光是一具会行房的肉身，而是一个多么丰盈、多么懂得爱又是多么会爱的灵魂啊。

这未免有些理想化。但理想化并不说明理想的错误，而艺术本来就是一种理想。“理想化”三个字作为指责，唯一的价值是提醒人们注意现实。现实怎样？现实有着一种危险：A之妻或B之夫很可能因此提出一份离婚申请。在现实中，这不算出格，且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但这毕竟只是现实，这样的爱情仍止于肉身。止于肉身又怎样，白头偕老的不是很多吗？是呀，没说不可以，可以，实在是可以。只是别忘了，现实除了是现实还是对理想的吁求，这吁求也是现实之一种。因此A和B，他们的戏剧以及他们的妻与夫，是共同做着一次探险。险从何来？即由于现实，由于肉身的隔离和限制，由于灵魂的不屈于这般束缚，由于他们不甘以肉身为“我”而要以灵魂为“我”的愿望，不信这狭小的皮囊可以阻止灵魂在那辽阔的存在中汇合。这才是爱的真谛吧，是其永不熄灭的原因。

二十九

我正巧在读《毛姆随想录》，所以时不时地总想起他的话。关于爱，我比较同意他的意见：爱，一是指性爱，一是指仁爱（我猜也就是指宏博的爱愿吧）。前者会消逝，会死亡，甚至会衍生成恨。后者则是永恒，是善。

可他又说：“人生莫大的悲哀……是他们会终止相爱……两个情人之中总是一个爱而另一个被爱；这将永远妨碍人们在爱情中获得完美幸福……爱情总是少不了一种性腺的分泌，这当是无可置疑的。对于极大多数的人，同一的对象不能永久引发出他们的这种分泌，还有随着年事增长，性腺也萎缩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十分虚伪，不肯面对现实……难道爱怜与爱情可以同日而语吗？”性爱是不能忽视荷尔蒙的，这无可非议。但性爱就是爱情吗？从“这将永远妨碍人们在爱情中获得完美幸福”一语来看，支持性爱的荷尔蒙，并不见得也能够支持爱情。由此可见，性爱和爱情并不是一码事。那么，支持着爱情的是什么呢？难道“性腺也萎缩了”，一对老夫老妻就不再可能有爱情了吗？并且，爱情若一味地拘于荷尔蒙的领导，又怎能通向仁爱的永恒与善呢？难道爱情与仁爱是互不相关的两码事？

三十

单纯的性爱难免是限于肉身的。总是两个肉身的朝朝暮暮，真是难免有互相看腻的一天。但，若是两个不甘于肉身的灵魂呢？一同去承受人世的危难，一同去轻蔑现实的限定，一同眺望那无限与绝对，于是互相发现了对方的存在、对方的支持，难离难弃……这才是爱情吧。在这样的栖居或旅程中，荷尔蒙必相形见绌，而爱愿弥深，衰老的肉身和萎缩的性腺便不是障碍。而这样的爱一向是包含了怜爱的，正如苦弱的上帝之于苦弱的人间。毛姆还是糊涂哇。其实怜爱是高于性爱的。在荷尔蒙的激励下，昆虫也有昂扬的行动；这类行动，只是被动地服从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最多是肉身间短暂的娱乐。而怜爱，则是通向仁爱或博爱的起点啊。

仁爱或博爱，毛姆视之为善。但我想，一切善其实都是出于这样的爱。我看不出在这样的爱愿之外，善还能有什么独具的价值，相反，若视“正当”为善，倒要有一种危险，即现实将把善制作成一副枷锁。

三十一

耶稣的话：“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林语堂说：“这就是耶稣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一种近二千年来浮现在人了解力之上的命令的声音。”

我想，“正当”也会是一种强迫和命令的声音，但它不会是温柔的声音。差别何在？就在于，前者是“近两千年来浮现在人了解力之上的”声音，是无限与绝对的声音，是人不得不接受的声音，是人作为部分而存在其中的那个整体的声音，是你终于不要反抗而愿皈依的声音。而后者，是近两千年来人间习惯了的声音，是人智制作的声音，是肉身限制灵魂、现实胁迫梦想的声音，是人强制人的声音。

三十二

我希望我并没有低估了性爱的价值，相反，我看重这一天地之昂扬美丽的造化，便有愁苦，便有忧哀，也是生命鲜活的存在。低估性爱，常是因为高估了性爱而有的后果。将性腺作为爱的支撑，或视为等值，一旦“东风无力百花残”或“无边落木萧萧下”，则难免怨屋及乌，叹“人生苦短”及爱也无聊。尚能饭否或尚能性否，都在其次，尚能爱否才是紧要，值得双手合十，谓曰：善哉，善哉！

我曾在另外的文章里猜想过：性爱，原是上帝给人通向宏博之爱的一个暗示，一次启发，一种象征，就像给戏剧一台道具，给灵魂一具肉身，给爱愿一种语言……是呀，这许多器具都是何等精彩，精彩到让魔鬼也生妒意！但你若是忘记了上帝的期待，一味迷恋于器具，靡非斯特定会在一旁笑破肚皮。

三十三

性爱，实在是借助肉身而又要冲破肉身的一次险象环生的壮举。你看那姿态，完全是相互融合的意味；你听那呼吸，那呼喊，完全是进入异地的紧张、惊讶，是心魂破身而出才有的自由啊！性爱的所谓高峰体验，正是心魂与心魂于不知所在之地——“太虚幻境”或“乌托之邦”——空前的相遇。不过，正也在此时，魔鬼要与上帝赌一个结局：也许他们就被那精彩的器具网罗而去，也许，他们由此而望见通向天国的“窄门”。

三十四

因此，我虽不是同性恋者，却能够理解同性恋。爱恋，既是借助肉身而冲破肉身，性别就不是绝对的前提，既是心魂与心魂的相遇，则要紧的是他者。他者即异在。异性只是异在之一种，而且是比较习常的一种，比较地拘于肉身的一种，而灵魂的异在却要辽阔得多，比如异思和异趣，尤其是被传统或习常所歧视、所压迫着的异端，更是呼唤着爱去照耀和开垦的处女地。在我想，一切爱恋与爱愿，都是因异而生的。异是隔离，爱便是要冲破这隔离；异又是禁地，是诱惑，爱于是有着激情；异还可能是弃地，是险境，爱所以温柔并勇猛（我琢磨，性腺的分泌未必是爱的动因，没准儿倒是爱的一项后果或辅助）。这隔离与诱惑若不单单由于性之异，凭什么爱恋只能在异性之间？超越了性之异的爱恋，超越了肉身而在更为辽阔的异域团聚的心魂，为什么不同样是美丽而高贵的呢？

三十五

人与人之间是这样，群、族乃至国度之间也应该是这样——异，不是要强调隔离与敌视，而是在呼唤沟通与爱恋。总是自己恋着自己，狭隘不说，其实多么猥琐。党同伐异，群同、族同乃至国同伐异，我真是不懂为什么这不是猥琐而常常倒被视为骨气？我们从小就知道要对别人怀有宽容和关爱，怎么长大了倒糊涂？作为个人，谦虚和爱心是美德，怎么一遇群、族、国度就要以傲慢和警惕取而代之？外交和国防自然是不可不要，就像家家门上都得有把锁，可是心里得明白：这不是人类的荣耀，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千万别把这不得已而为之看成美德，一说“我们”便意味着迁就和表彰，一提“他们”就已经受了伤害。

三十六

“第三者”怎么样？“第三者”不也是不愿受肉身的束缚，而要在更宽阔的领域中实现爱愿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比如诗人顾城的故事，开始时仿佛是，结果却不是。“第三者”的故事各不相同，绝难一概而论。

“第三者”的故事通常是这样：A和B的爱情已经枯萎，这时出现了C——比如说A和C，崭新的爱情之花怒放。倘没有什么法律规定人一生只能爱一次，这当然就无可指责。问题是，A和B的爱情已经枯萎这一判断由谁做出？倘由C来做出，那就甭说了，其荒唐不言而喻；所以C于此刻最好闭嘴。由B做出吗？那也甭说，这等于没有故事。当然是由A做出。然而B不同意，说：“A，你糊涂哇！”所以B不退出。C也不退出，A既做出了前述判断，C就有理由不退出。我曾以为其实是B糊涂，A既对你宣布了解散，你再以什么理由坚持也是糊涂。可是，故事也可能这样发展：由于B的坚持，A便有回心转意的迹象。然而C现在有理由不闭嘴了，C也说：“A，你糊涂哇！”于是C仍不退出。如果诗人顾城最初的梦想能够在A、B、C间实现，那就会有一个非凡的故事了。但由B和C都说“A，你糊涂哇”这件事看来，A可能真是糊涂——试图让水火相容，还不糊涂吗？可是，糊涂是个理性概念，而爱情，都得盘算清楚了才发生吗？我才明白，在这样的故事里，并没有客观的正确，绝不要去找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不是理性的领域，但也不是全然放弃理性的领域，这是存在先于本质的证明；一切人的问题，都在这样的故事里浓缩起来，全面地向你提出。

三十七

我想，在这样的处境中，唯一要做并且可以做到的是诚实。唯诚实，是灵魂的要求，否则不过是肉身之间的旅游，“江南”“塞北”而已，然而“小桥流水”和“大漠孤烟”都可能看腻，而灵魂依然昏迷未醒。“第三者”的故事中，最可悲哀、最可指责也是最为荒唐的，就是欺骗——爱情，原是要相互敞开、融合，怎么现在倒陷入加倍的掩蔽和逃离了呢？

通常的情况是A和C骗着B。不过这也可能是出于好意——何苦让B疯癫、跳楼或者割腕呢？尤其B要是真的出了事，A和C都难免一生良心不安。于是欺骗似乎有了正当的理由。可是，被骗者的肉身平安了，他的灵魂呢，二位可曾想过吗？B至死都处在一个不是由自己选择而是由别人决定的位置上；所有人都笑着他的愚蠢，只他自己笑着自己的幸福。然而，你要是人道的，你总不能就让他去跳楼吧？你要是人道的，你也不能丢弃爱情一辈子守着一个随时可能跳楼的人吧？是呀，甭说那么多好听的，倘这故事真实地发生在你身上，说吧，简单点儿，你怎么办？

三十八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在这样的故事里我宁愿是B。不要疯癫，也别跳楼，痛苦到什么程度大约由不得我，但我必须拎着我的痛苦走开。不为别的，为的是不要让真变成假，不要逼着A和C不得不选择欺骗。痛苦不是丑陋，结束也不是，唯要挟和诅咒可以点金成石，化珍宝为垃圾，使以往的美丽毁于一旦。是呀，这是B的责任，也是一个珍视灵魂相遇的恋者的痛苦和信念。“第三者”的故事，通常只把B看作受害者而免去了他的责任，免去了对他的灵魂提问。第二个想法是：在这样的故事里，柔弱很可能美于坚强，痛苦很可能美于达观。爱情不是出于大脑的明智，而是出于灵魂的牵挂，不是肉身的捕捉或替换，而是灵魂的漫展和相遇。因而一个犹豫的A是美的，一个困惑的B是美的，一个隐忍的C是美的；所以是美的，因为这里面有灵魂在彷徨，这彷徨看似比不上理智的决断，但这彷徨却通向着爱的辽阔，是爱的折磨，也是命运在为你敲开信仰之门。而果敢与强悍的“自我”，多半还是被肉身圈定，为荷尔蒙所胁迫，是想象力的先天不足或灵魂的尚未觉悟。

三十九

爱情，从来与艺术相似，没有什么理性原则可以概括它、指引它。爱情不像婚姻是现实的契约，爱情是站在现实的边缘向着神秘未知的呼唤与祈祷，它根本是一种理想或信仰。有一句诗：我爱你，以我童年的信仰。你说不清它是什么，所以它是非理性的，但你肯定知道它不是什么，所以它绝不是无理性。对于现实，它常常是脆弱的——比如人们常问艺术：这玩意儿能顶饭吃？——明智而强悍的现实很可能会泯灭它。但就灵魂的期待而言，它强大并且坚韧，胜败之事从不属于它，它就像梵高的天空和原野，燃烧，盛开，动荡着古老的梦愿，所有的现实都因之显得谨小慎微，都将聆听它对生命的解释。因而我在《向日葵》的后面常看见一个赴死的身形，又在《有松树的山坡》上听见亘古回荡的钟声。

四十

那回荡的钟声便是灵魂百折不挠的脚步，它曾脱离某一肉身而去，又在那儿无数次降临人世，借无数肉身而万古传扬。生命的消息，就这样永无消损，永无终期。不管科学的发展——比如克隆、基因、纳米——将怎样改变世界的形象，改变道具和布景，甚至改变人的肉身，生命的消息就如这钟声，或这钟声之前荒野上的呼唤，或这呼唤之上的浪浪天风，绝不因某一肉身的枯朽而有些微减弱，或片刻停息。这样看，就不见得是我们走过生命，而是生命走过我们；不见得是肉身承载着灵魂，而是灵魂订制了肉身。就比如，不是音符连接成音乐，而是音乐要求音符的连接。那是固有的天音，如同宇宙的呼吸，存在的浪动，或神的言说，它经过我们然后继续它的脚步，生命于是前赴后继永不息止。为什么要为一个音符的度过而悲伤？为什么要认为生命因此是虚幻的呢？一切物都将枯朽，一切动都不停息，一切动都是流变，一切物再被创生。所以，虚无的悲叹，寻根问底仍是由于肉身的圈定。肉身蒙蔽了灵魂的眼睛，单是看见要回那无中去，却忘了你原是从那无中来。

四十一

当然，每一个音符又都不容忽略，原因简单：那正是音乐的要求。这要求于是对音符构成意义，每一个音符都将追随它，每一个音符都将与所有的音符相关联，所有的音符又都牵系和铸造着此一音符的命运。这就是爱的原因，和爱的所以不能够丢弃吧。你既是演奏者，又是欣赏者；既是脚步，又是聆听。孤芳自赏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单独的音符怎么听也像一声噪响，孤立的段落终不知所归。音符和段落，倘不能领悟和追随音乐的要求，便黄钟大吕也是过眼烟云，虚无的悲叹势在必然。以肉身的不死而求生命的意义，就像以音符的停滞而求音乐的悠扬。无论是今天的克隆，还是古时的炼丹，以及各类自以为是的功法，都不可能使肉身不死。不死的唯有上帝写下的起伏跌宕、苦乐相依的音乐，生命唯在这音乐中获得意义，驱散虚无。而这永恒的音乐，当然是永恒地要求着音符的死生相继，又当然会跳过无爱的噪响，一如既往保持其美丽与和谐。

四十二

爱，即孤立的音符或段落向着那美丽与和谐的皈依，再从那美丽与和谐中互相发现：原来一切都是相依相随。倘若是音符间的相互隔离与排拒，美丽与和谐便要破坏。但上帝的音乐岂容破坏？比如说，地球的美丽是不容破坏的，生态的和谐是不容破坏的，被破坏的只可能是破坏者自己。比如说，上帝之手将借助干旱、沙尘暴、艾滋病、环境污染、臭氧层破洞……删除造成这一切不和谐的赘物。癌症是什么？是和谐整体中的一个失去控制的部分，这差不多是对无限膨胀着的人类欲望的一个警告。艾滋病是什么？是自身免疫系统的失灵，而生态的和谐正是地球的自身免疫系统。上帝是严厉而温柔的，如果自以为是的人类仍然听不懂这暗示，地球上被删除的终将是什么应该是明显的。

四十三

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几千本，看似各成一体相互孤立，其实全有关联。几千年的消息都在那儿排开，穿插，叠摞，其相互关联的路径更是玄机无限，鬼神莫测。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但其中任何一本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我猜想，基因谱系也并不是孤立的每人一份，上帝不见得有那样的耐心，上帝写的是大文章，每个人的基因谱系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段落，把这些段落连成一气才可能领悟上帝的意图。领悟，而非破解。用陈村的话说，上帝的手艺哪能这么简单？比如，基因谱系中何以会有很多不知所云的段落？不知所云只是对人而言，只是对“岭”和“峰”而言，是整体对部分而言。部分只好是“知不知，尚矣”。这便是命运永远的神秘，便是人要对上帝保持谦恭，要对他说“是”，要以爱作为祈祷的缘由。

四十四

听说有个人称“易侠”的人，《易经》研究得透彻，不仅可以推算过去，还能够预测未来。我先是不信，可是说的人多了，有的还是亲身体验，我便将信将疑地有些怕——倘那是真的，岂不是说未来早都安排妥当，那人的努力还有什么用处？再那么认真地试图改变什么岂不是冒傻气？但后来想想，也没什么可怕，未来的已定与未定其实一样，未定得往前走，已定也还是得往前走，前面呢，或一个死字挡道，或一条无限的路途。这就一样了——反正你在过程之外难有所得。

我写过，神之下凡与人之下放异曲同工，都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很可能“改造客观世界”倒是瞎说，前面终于是死亡或无限，你改造什么？而“改造主观世界”确凿是你躲不开的工作。比如戏剧，演员身历其境，其体会自然与旁观者的不同。下凡或下放大约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下去吧，亲身经历一回，感受会不一样。倘“易侠”的预测真的准确，就更可以坚定这改造的决心了——是呀，剧本早都写好了，演员的责任就很明确：把戏演好，别的没你什么事。何谓演好？就是在那戏剧的曲折与艰难中体会生命的意义，领悟那飘荡在灯光与道具之上的戏魂，改变你固有的迷执。

四十五

说文学（和艺术）的根本是真实，这话我想了又想还是不同意。真实，必当意味着一种客观的标准，或者说公认的标准，否则就不能是真实，而是真诚。客观或公认的标准，于法律是必要的，于科学大约也是必要的，但于文学就埋藏下一种危险，即取消个人的自由，限定探索的范围。文学，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探问神秘和沉入梦想。比如梦想，你如何判定它的真实与否呢？就算它终于无用，或是彻底瞎掰，谁也不能取消它存在与表达的权利。即便是现实，也会因为观察点的各异，而对真实有不同的确认。一旦要求统一（即客观或公认）的真实，便为霸权开启了方便之门。而不必统一的真实则明显是一句废话。

四十六

不必统一的真实，不如叫作真诚。文学，可以是从无中的创造，就是说它可以虚拟，可以幻想，可以荒诞不经，无中生有，只要能表达你的情思与心愿，其实怎么都行，唯真诚就好。真诚，不像真实那样要求公认，因此它可以保障自由，彻底把霸权关在了门外。

不过，当然，在真诚的标牌下完全有可能瞎说，胡闹，毫无意义地扯淡——他自称是真诚，你有什么话讲？可是，你以为真实的旗帜下就没人扯淡吗？总是有扯淡的，但真诚下的扯淡比真实下的扯淡整整多出了一个自由，这可是多么值得！说到底，文学（和艺术）是一种自由，自由的思想，自由的灵魂。倘不是没有自我约束的自由，那就叫作真诚，或者是谦恭吧。

四十七

不过，我对文学二字宁可敬而远之。一是我确实没什么学问，却又似乎跟文学沾了一点儿关系。二是，我总感到，在各种学（包括文学）之外，仍有一片浩瀚无边的存在；那儿，与我更加亲近，更加难离难弃，更加缠缠绕绕地不能剥离，更是人应该重视却往往忽视了的地方。我愿意把我与那儿的关系叫作：写作。到了那儿就像到了故土，倍觉亲切。到了那儿就像到了异地，倍觉惊奇。到了那儿就像脱离了这个残损而又坚固的躯壳，轻松自由。到了那儿就像漫游于死中，回身看时，一切都有了另外的昭示。

四十八

有位评论家，隔三岔五地就要宣布一回：小说还是得好看！我一直都听不出他到底要说什么。这世界上，可有什么事物是得不好看的吗？要是没有，为什么单单拧着小说的耳朵这样提醒？再说了，你认为谁看着你都好看吗？谁看着你看着好看的东西都好看吗？要是你给他一个自以为好看的东西，他却拧着你的耳朵说：“你最好给我一个好看的东西！”——你是否认为这是一次有益的交流？也许有益：你知道了好看是因人而异的。还有：但愿你也知道了，总是以自己的好看要求别人的好看，这习惯在别人看来真是不好看。

好看，在我理解，只能是指易读。把文章尽量写得易读，这当然好，问题是众生思绪千差万别，怎能都易到同一条水平线上去？最易之读是不读，最易之思是不思，易而又易，终于弄到没有差别时便只剩下了简陋。

四十九

不知自何时起，中国人做事开始提倡“别那么累”，于是一切都趋于简陋。比如“文革”中的简易楼，简易到没有上下水，清晨家家都有人端出一个盆来在街上走，里面是尿。比如我座下的国产轮椅，一辆简似一辆，有效期递减；直到最近又买了一辆进口的，这辆真是做得细致，做得“累”，然而坐着却舒服。再比如我家的屋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我无力装修故保留至今——不过是盖房时空出一个方洞，挡之以一块同大的板，再要省事就怕不是人居了。

五十

爱因斯坦说：“凡是涉及实在的数学定律都是不确定的，凡是确定的定律都不涉及实在。”因为，任何实在，都有着比抽象（的定律）更为复杂的牵系。各种科学的路线，都是要从复杂中抽象出简单，视简单为美丽，并希望以此来指引复杂。但与此同时，它也就看见了抽象与实在之间其实有着多么复杂的距离。而文学，命定地是要涉及实在，所以它命定地也就不能信奉简单。人类所以创造了文学，就是因为在诸多科学的路线之外看见了复杂，看见了诸学所“不涉及”的“实在”，看见了实在的辽阔、纷繁与威赫。所以，文学有理由站出来，宣布与诸学的背道而驰，即：不是从复杂走向简单，而是由简单进入复杂。因此我常有些很可能是偏颇的念头：在看似已然明朗的地方，开始文学的迷茫路。

五十一

简单与复杂，各有其用，只要不独尊某术就好。一旦独尊，就是牢狱。牢狱并不都由他人把守，自觉自愿画地为牢的也很多。牢狱也并不单指有限的空间，有的人满世界走，却只对一种东西有兴趣。比如煽情。有那么几根神经天底下的人都是一样，不动则已，一动而泪下，谙熟了弹拨这几根神经的，每每能收获眼泪。不是说这不可以，是说单凭这几根神经远不能接近人的复杂。看见了复杂的，一般不会去扼杀简单，他知道那也是复杂的一部分。倒是只看见了简单的常常不能容忍复杂，因而愤愤然说那是庸人自扰，是“不打粮食”，是脱离群众，说那“根本就不是文学”，甚至“什么都不是”，这样一来牢狱就有了。话说回来，不是文学又怎么了？什么都不是又怎么了？一种思绪既然已经发生，一种事物既然已经存在，就像一个人已经出生，它怎么可能什么都不是呢？它只不过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名字罢了。可是文学，以及各种学，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啊！

五十二

文如其人，这话并不绝对可信。文，有时候是表达，是敞开，有时候是掩盖，是躲避，感人泪下的言辞后面未必没有隐藏。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常在渴望表达的时候却做了很多隐藏，而且心里明白，隐藏的或许比表达的还重要。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心里明白却还要隐藏？知道那是重要的却还要躲避？

不久前读到陈家琪的一篇文章，使我茅塞顿开。他说：“‘是人’与‘做人’在我们心中是不分的；似乎‘是人’的问题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要讨论的只是如何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又说：“‘做人’属于先辈或社会的要求。你就是不想学做人，先辈和社会也会通过教你说话、识字，通过转换知识，通过一种文明化的进程，引导或强迫你去做人。”要你如何做人或标榜自己是如何做人的文学，其社会势力强大，不由得使人怕，使人藏，使人不由得去筹谋一种轻盈并且安全的心情；而另一种文学，恰是要追踪那躲避的，揭开那隐藏的，于是乎走进了复杂。

五十三

那复杂之中才有人的全部啊，才是灵魂的全面朝向。刘小枫说：“人向整体开放的部分只有灵魂，或者说，灵魂是人身上最靠近整体的部分。”又说：“追求整体性知识需要与社会美德有相当程度的隔绝……”要看看隐藏中的人是怎么一回事，不仅复杂而且危险。最大的危险就是要遭遇社会美德的阴沉的脸色。

五十四

我一直相信，人需要写作与人需要爱情是一回事。

人以一个孤独的音符处于一部浩瀚的音乐中，难免恐惧。这恐惧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愿，却不知道别人的心愿；他知道自己复杂的处境与别人相关，却不知道别人对这复杂的相关取何种态度；他知道自己期待着别人，却没有把握别人是否对他也有着同样的期待；总之，他既听见了那音乐的呼唤，又看见了社会美德的阴沉脸色。这恐惧迫使他先把自己藏起来，藏到甚至连自己也看不到的地方去。但其实这不可能，他既藏了就必然知道藏了什么和藏在了哪儿，只是佯装不知。这，其实不过是一种防御。他藏好了，看看没什么危险了，再去偷看别人。看别人的什么呢？看别人是否也像自己一样藏了和藏了什么。其实，他是要通过偷看别人来偷看自己，通过看见别人之藏而承认自己之藏，通过揭开别人的藏而一步步解救着自己的藏——这从恋人们由相互试探到相互敞开的过程，可得证明。是呀，人，都在一个孤独的位置上期待着别人，都在以一个孤独的音符而追随那浩瀚的音乐，以期生命不再孤独，不再恐惧，由爱的途径重归灵魂的伊甸园。

五十五

奇斯洛夫斯基的《情戒》，就是要为这样的偷看翻案，使这背了千古骂名的行为得到世人的理解，乃至颂扬。影片说的是一个身心初醒的大男孩，爱上了对面楼窗里的一个成熟女人，不分昼夜地用望远镜偷看她，偷看她的美丽与热情、孤独与痛苦。当这女人知道了这件事后，先是以不齿的目光来看他。幸而这是个善良的女人，善良使她看见了大男孩的满心虔诚。但她仍以为这只是性的萌动与饥渴，以为可以用性来解救他。但当她真的这样做了，大男孩却痛不欲生，惊慌地逃离，以致要割腕自杀。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期待远不止于性啊！他的期待中，当然，不会没有性。其身心初醒就像刚刚走出了伊甸园，感到了诱惑，感到了孤独，感到了爱——这灵魂全面且巨大的吁求！性只是其一部分啊，部分岂能代替整体？尤其当性仅仅作为性的解救之时，性对那整体而言就更加陌生，甚至构成敌意。大男孩他说不清，但分明是感到了。他的灵魂正渴望着接近那浩瀚的音乐，却有一种筹谋——试图把复杂的沉重解救到简单的轻盈中去的筹谋，破坏了这音乐之全面的交响。

五十六

当然，这大男孩会逐日成熟，就像人出了伊甸园会越走越远。未来，他也许仍会记得灵魂所期待的全面解救，性从而成为爱的仆从，部分将永久地仰望整体。但也许他就会忘记整体，沉湎于部分所摆布的快乐之中；就像那个成熟的女人，以为性即可解救被逐出了伊甸园的人。未来什么都是可能的。但现在，对于这个大男孩，灵魂的吁求正全面扑来，使他绝难满足于部分的快乐。所幸者，在影片的末尾，那成熟的女人似也从这男孩的迷茫与挣扎中受了震动，仿佛重新听见了什么。

五十七

应该为这样的偷看平反昭雪。除了陷害式的偷看，世间还有一种“偷看”，比如写作。写作，便是迫于社会美德的围困，去偷看别人和自己的心魂，偷看那被隐藏起来的人之全部。所以，这样的写作必“与社会美德有相当程度的隔绝”。这样的偷看应该受到颂扬，至少应该受到尊重，它提醒着人的孤独，呼唤着人的敞开，并以爱的祈告去承担人的全部。

五十八

所以，别再到那孤独的音符中去寻找灵魂，灵魂不像大脑在肉身中占据着一个有形的位置，灵魂是无形地牵系在那浩瀚的音乐之中的。

据说灵魂是有重量的。有人做过试验，人在死亡的一瞬间体重会减轻多少多少克，据说那就是灵魂的重量。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解剖、寻找，“升天入地求之遍”，却仍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假定灵魂确有重量，这重量就一定是由于某种有形的物质吗？它为什么不可以是由于那浩瀚音乐的无形牵系或干涉呢？

这很像物理学中所说的波粒二象性。物质，“可以同时既是粒子又是波”，“粒子是限制在很小体积中的物体，而波则扩展在大范围的空间中”。它所以又是波，是“因为它产生熟知的干涉现象，干涉现象是与波相联系的”。我猜，人的生命，也是有这类二象性的——大脑限制在很小的体积中，灵魂则扩展得无比辽阔。大脑可以孤立自在，灵魂却牵系在历史、梦想以及人群的相互干涉之中。因此，唯灵魂接近着“整体性知识”，而单凭大脑（或荷尔蒙）的操作则只能陷于部分。

五十九

这使我想到文学。文学之一种，是只凭着大脑操作的，唯跟随着某种传统，跟随着那些已经被确定为文学的东西。而另一种文学，则是跟随着灵魂，跟随着灵魂于固有的文学之外所遭遇的迷茫——既是于固有的文学之外，那就不如叫“写作”吧。前者常会在部分的知识中沾沾自喜。后者呢，原是由于那辽阔的神秘之呼唤与折磨，所以用笔、用思、用悟去寻找存在的真相。但这样的寻找孰料竟然没有尽头，竟然终归“知不知”，所以它没理由洋洋自得，其归处唯有谦恭与敬畏，唯有对无边的困境说“是”，并以爱的祈祷把灵魂解救出肉身的限定。

六十

这就是“写作的零度”吧？当一个人刚刚来到世界上，就如亚当和夏娃刚刚走出伊甸园，这时他知道什么是国界吗？知道什么是民族吗？知道什么是东西方文化吗？但他却已经感到了孤独，感到了恐惧，感到了善恶之果所造成的人间困境，因而有了一份独具的心绪渴望表达——不管他动没动笔，这应该就是而且已经就是写作的开端了。写作，曾经就是从这儿出发的，现在仍当从这儿出发，而不是从政治、经济和传统出发，甚至也不是从文学出发。“零度”当然不是说什么都不涉及，什么都不涉及你可写的什么作！从“零度”出发，必然也要途经人类社会之种种——比如说红灯区和黑社会，但这与从红灯区和黑社会出发自然是不一样。

一个汉人在伊甸园外徘徊、祈祷，一个洋人也在伊甸园外徘徊、祈祷，如果他们相遇并且相爱，如果他们生出一个不汉不洋或亦汉亦洋的孩子，这孩子在哪儿呢？仍是在伊甸园外，在那儿徘徊和祈祷。这似乎有着象征意味。这似乎暗示了人或写作的永恒处境，暗示了人或写作的必然开端。什么国界呀、民族呀、甲方乙方呀，那原是灵魂的阻碍，是伊甸园外的堕落，是爱愿和写作所渴望冲开的牢壁，怎么倒有一种强大的声音总要把这说成是写作的依归呢？

六十一

回到原来的话题吧。从人的“魂（波）脑（粒）二象性”——恕我编造此名，也是一种无知无畏吧——来看，人就不能仅仅是有形的肉身。就是说，生命既是有形的、单独的粒子，又是无形的、呈互相干涉的波。甚至一个人的出生，一个承载着某种意义的生命之诞生，也很像量子理论的描述：“在亚原子水平上，物质并不确定地存在于一定的地方，而是显示出‘存在的倾向性’；原子事件也不在确定的时间以一定的方式发生，而是显示出‘发生的倾向性’。”“亚原子粒子并非孤立的实体，而只能被理解为实验条件与随后的测定之间的相互关系，量子论从而揭示了宇宙的一种基本的整体性。”人的生命，或生命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能孤立地理解的，还是那句话，它就像浩瀚音乐中的一个音符，一个段落，孤立看它不知所云，唯在整体中才能明了它的意义。什么意义？简单说，就是音符或段落间的相关相系，不离不弃，而这正是爱的昭示啊！

六十二

那么，灵魂与思想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任何思想都是有限的，既是对着有限的事物而言，又是在有限的范围中有效。而灵魂则指向无限的存在，既是无限的追寻，又终归于无限的神秘，还有无限的相互干涉以及无限构成的可能。因此，思想可以依赖理性。灵魂呢，当然不能是无理性，但它超越着理性，而至感悟、祈祷和信心。思想说到底只是工具，它使我们“知”和“知不知”。灵魂则是归宿，它要求着爱和信任爱。思想与灵魂有其相似之处，比如无形的干涉。但是，当自以为是的“知”终于走向“知不知”的谦恭与敬畏之时，思想则必服从乃至化入灵魂和灵魂所要求的祈祷。但也有一种可能，因为理性的狂妄，而背离了整体和对爱的信任，当死神必临之时，孤立的音符或段落必因陷入价值的虚无而惶惶不可终日。

病隙碎笔 6

尴尬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因为，反躬自问是一切爱愿和思想的初萌。要是你忽然发现你处在了尴尬的地位，这不值得惊慌，也最好不要逃避，莫如由着它日日夜夜惊扰你的良知，质问你的信仰，激活你的思想；进退维谷之日正可能是别有洞天之时，这差不多能算规律。

一

一个人对一个人说（碰巧让我听见）：“他们提倡爱，可他们挣的钱可不比谁少。”“他们”不知是指谁，我听了心里却忽悠悠地一下子没了着落。我知道这问题我心里一直都有，只是敷衍着，回避着，就像小时候听见死，心里黑洞洞的不敢再想。我不能算是穷人，也没打算把财产都捐献出去，可我像“他们”一样，自以为心存爱愿。也许是要为自己辩护，也许不完全是，觉得这问题是得认真想想了。

这问题的完整表述是这样：对所有提倡爱并自信怀有爱愿的人来说，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你贫穷，因而生活得比你远为艰难的时候，你的爱愿何以落实？或者说，当他人的贫困与你的相对富足并存之时，你的爱愿是否踏虚蹈空？甚至，你的提倡算不算是一种虚伪？

二

这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不容含糊的问题。但想来，这还会是一个令多数人陷于尴尬的问题。因为你很少可能不是一个相对富足的人，因为贫困之下还有更贫困，更贫困之下还有更更贫困；差别从未在人类历史上消灭过，而且很难想象它终于会消灭。还有一层，贫困的位置其实是谁都不喜欢的，一有机会，这位置很少有人愿意留给自己。这样，依照前述逻辑，还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心怀爱愿呢？还有多少爱愿敢说是脚踏实地呢？甚至，爱愿，还剩下多少脚踏实地的机会呢？然而爱愿是要弘扬与实践的，是要蔚然与恒久的呀。可要是依照前述逻辑，爱愿，或爱的信奉，就只少数人够资格享有它了，而且还是在一个随时希望放弃这资格的时间段里。

三

然而，这种注定是少而临时的资格，这种仅以贫富为甄别的爱愿，还是人类亘古期盼的那种爱愿吗？不错，人应当互爱互助，应当平等，为富不仁是要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受谴责的是“不仁”，而非“为富”呀。请稍微冷静些，想一想被溺爱惯坏的孩子吧——爱愿若仅意味着贫富的扯平，它不会成为游手好闲者的倚赖吗？它不会成为好吃懒做者的温床吗？甚至，它不会娇纵出觊觎他人劳动成果的贼目与偷手吗？

于是乎还有一件事也就明白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爱愿何以越来越稀疏，越狭隘，最后竟弄到荒唐滑稽的地步。比如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公交车上上来一位老人，是否给他让座也要先问问他是贫农还是地主，是工人还是工贼。

四

为贫困者捐资，无疑是爱愿的一种实践，但这就能平定前述那严峻的一问吗？先看看捐资之后怎样了吧。捐资之后，捐资者与受捐者就一样富有了吗？大半不会。大半还会是捐资者比受捐者富有，还会是贫与富并存，贫富之间的差距也不见得就能缩小，因而前述局面并无改观——爱愿依然要面对那严峻的一问，而且依然是不容含糊。除非你捐到一贫如洗。可这样的人有吗？

且慢，这样的人历史中确凿是有几个的！有几位伟人，有几位圣贤，料必也会有几位不为人知的隐者。不过这又怎样呢？事实上他们也只能作为爱愿的引导和爱者的崇尚，不大可能推广。崇尚而不可能推广，这就怪了，这里头有事儿，当然不是咬牙跺脚写血书的事儿。

五

什么事儿呢？比如平均主义。贫富扯平不就是平均主义吗？可平均主义的后果料必一大半中国人都还记得。平均绝难平均到全面富裕，只可能平均到一致的贫穷——就像赛跑，不可能大家跑得一样快，但可以让大家跑得一样慢。但麻烦还不在这儿，麻烦的是，平均主义是要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为什么？很简单：既不能平均到全面富裕，便只好把些不听话的削头去足都码码齐，即便是码成一致的贫穷也在所不惜。不听话的——真正的麻烦在这儿！平均必然要以强制为倚靠，强制会导致什么，历史已屡有证明。三十年前我在农村插队，村中就有几个脑筋“跑得快”的，只因想单干，就被推到台上去批斗。另几个不听话的，只为把自家的细粮卖了，换成更经吃的玉米和高粱，便被一绳捆去，以“投机倒把罪”坐了班房。

六

平均不是平等。平等是说人的权利，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平均单讲收获，各位请在终点上排齐。平等，应该为能力低弱或起步艰难的人提供优越条件，但不保证所有的人一齐撞线。平均却可能鼓励了贪懒之徒，反正最后大家都一样。平均其实是物质至上的，并不关涉精神；精神可怎么平均？比如自由和爱情，怎么平均？平均只可能是一个经济概念，均贫富。平等则指向人的一切权利。平等的信念必然呼唤法治，而平均的热情多半酝酿造反。这样的造反当然不会造出法治，只不过再次泄露“宝葫芦的秘密”——分田分地真忙。但这样忙过之后怎样了呢？我曾在陕北插队，那是个特殊的地方，解放得早，先后有过两次土改：第一次均贫富之后不久，又出现了新贫农和新富农，于是又来了一次。这有点儿像孩子玩牌，矫情，一瞧要输就推倒重来。这样的玩法不可再三，再三的结果是大家都变得懒惰、狡猾；突出的事例是，分到田的人先都把田里的树伐作自家的木材，以期重新发牌时不会吃亏。可后来发现这其实白搭，再洗牌时所有的地里都只剩着黄土了。

七

崇尚而不能推广，原因就在这儿。平均，原也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啊，然而不好意思，人性确凿是有些丑陋。人生来就有差别，不可能都自觉自愿去平均；这是事实而非道理，道理出于事实而非相反。当然爱愿并不满足于事实，这是后话。

那么，强制平均怎样？可强制本身就不平均——谁来强制，谁被强制呢？或者，以强制来使人自觉自愿？这玩笑就开得大了，多半就要成全了强人篡取神位的图谋。倘人言即是神命，对也是对，错也是对，芸芸众生岂不凶多吉少？

人是不可替代神的，否则人性有恃无恐，其残缺与丑陋难免胡作非为。唯神是可以施行强制的——这天，这地，这世界，这并不完美的人性，以及这差别永在、困苦叠生的人之处境，都可理解为神的给定。上帝曾向约伯指明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休想篡改这个给定，你必须接受它。就连耶稣，就连佛祖，也不能篡改它。不能篡改它，而是在它之中来行那宏博的爱愿。

八

必须接受人的罪性。人性并不那么清洁和善美。但幸而，人性中还埋藏着可以开掘的几分明智。这明智并不就是清洁和善美，但因其能够向往清洁和善美，能够看见人的残缺与丑陋，于是能够指望他建立起信仰，以及建立起一种叫作法律的东西，以此弥补人性的残缺，监视和管束人性的丑陋。

法律实出无奈，既是由于人的丑陋，当然也是出于人的爱愿。

贫穷的并不都是因为懒惰，富有的也未必全是靠着勤劳，相反，巧取豪夺也可致富，勤劳本分也有受了穷的。对此爱愿当然不可袖手一旁。但爱愿曾一时糊涂，相信了平均，结果不单事与愿违，反而引狼入室弄出了强制。

九

但法律不是强制吗？不过，此强制与彼强制有些不同。其一：法律是事先商定的规则，由不得谁见机行事，任意修改。比如足球，并非是由裁判说了算，而是由规则说了算，是为法治，故黑哨也逃不脱制裁。其二：法律是由大家商定的，不是由什么人来强制大家商定的，所以大家才自愿受其制约。又比如足球，一切规则都是为了保持足球的魅力，以赢得人们广泛的喜爱，倘只取决于权势的好恶，看台上寥寥然只坐着几门谁家的亲戚，那足球也就完了。

任何规则，都要有众人的理解与拥护才行，否则不过一纸空文。再比如足球，单是裁判和球员知其规则还不行，球迷要是不懂，这球也甭踢。比如说，自家一输球，看台上就起哄，再输，球迷就退场，那还不如甭踢，先就算你们赢了吧。不过，要是裁判有“猫儿腻”呢？当然，误判应当理解，偏袒也要忍耐而后申诉，但若有人以权压众，包庇、怂恿黑哨呢？甚至事先就已排定了比赛的结果呢？球迷们那就给他一大哄吧，然后退场——此乃义举，算得上护法行动。

十

法律不担保均贫富，正如规则不担保比赛结果。要是有谁担保了比赛结果，没问题你把他告上法庭。可要是有人担保了均贫富呢？人们却犹豫，甚至可能拥护他。就算发此誓愿者确无他图，可历史上有谁真正做到过均贫富吗？真正做到，同时又不损害人的自由，可能吗？就比如，有谁能让大家自由奔跑，又保证大家跑得一样快吗？有谁能把这山高谷深日烈风寒的行星改造得“环球同此凉热”吗？

骂一骂富人这很容易，甚至也不都是毫无理由，社会的不公既在，经常也就需要一些敏锐甚至挑剔的眼睛。不过另有一种可能：这愤怒其实比前述的尴尬还不如。尴尬是因为能够反躬自问，而比如说喊着“开‘奔驰’的出去”的（听说最近上演着一出话剧，剧终时，剧中人便高亢地向观众这样喊），大约从未反观自己，否则他不难看出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那么他出不出去呢？都出去了，只剩一个最穷的人，戏还怎么演呢？

十一

尴尬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因为，反躬自问是一切爱愿和思想的初萌。要是你忽然发现你处在了尴尬的地位，这不值得惊慌，也最好不要逃避，莫如由着它日日夜夜惊扰你的良知，质问你的信仰，激活你的思想；进退维谷之日正可能是别有洞天之时，这差不多能算规律。

比如说，法律，正就是爱愿于尴尬之后的一项思想成果。而且肯定，法律的每一次完善，都是爱愿几经尴尬之后的别开生面。斥骂的畅快，往好里说是童言无忌，但若挺悠久的一种文化总那么孩子气，大半也不是好兆。比如说，那就为诘问备好了麻木，以愤怒代替了思考，尴尬倒是没了，可从此爱闹脾气。反躬自问越少，横眉冷对越多，爱愿消损，思想萎钝，规则一旦荒芜，比如说足球吧，怎么踢呢？很可能就会像一个自闭的儿童，抱了皮球，一脚一脚地朝着墙壁发狠，魔魔道道地自说自话。

十二

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事可怎么说？谁敢说这样的事已经没有？那么法律，对这样的结果也是听之任之吗？规则不是不担保结果吗？

但这不是结果呀，这正是法律或规则的起因。“朱门酒肉臭”先放一放再说，“路有冻死骨”则是在要求着法律的出面与完善。人有生的权利，有种种与生俱来的平等的权利，此乃天之赋予，即神命，是法律的根据。再比如足球，游戏规则是人订的，但游戏——游戏的欲望、游戏的限制、游戏的种种困阻和种种可能性，都是神定。这简直就是人生的比喻，人世的微缩，就像长河大漠就像地久天长就像宇宙无垠就像命运无常，都是神的给定，是神为使一种美丽的精神得以展开而设置的前提。这不是规则的结果，而是对规则的呼唤，是规则由之开始的地方。在这一切给定之后，神说：人生而平等（不是平均）。生，乃人之首要的平等权利。因而，倘有穷到活不下去的人，必是法律或规则出了问题，是完善它的时候，而非废弃它的理由。

十三

可要是这么说，是不是就有点儿可笑？法律既定，一有“冻死骨”，你就说这不是结果，这是法律的开始之地，是法律需要完善的时候，那法律还有什么权威？它岂不又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非也，这不是任人打扮，这是神命难违。法律也不是绝对权威，绝对的权威是神命：人有生的权利！倘这儿出了差错，错的一定是人，唯去检点和完善人订的规则，切不可怀疑那绝对的命令。

可要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穷得活不下去了呢？也得白白送给他衣食住所吗？是的，也得！穷，但不能让他穷到活不下去，这正是担保平等但不担保平均，担保权利但不担保结果呀。情愿如此潦倒而生的人，也是背弃了神约，背弃了爱愿（他只顾自己），但神不背弃任何人，爱愿依然照顾着他，随时为他备下一个平等的起点。

十四

幸而情愿这样潦倒而生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是听得见神的要求的。爱愿，不能是等待神迹的宠溺，要紧的一条是对神命的爱戴，以人的尊严，以人的勤劳和勇气，以其向善向美的追求，供奉神约，沐浴神恩。

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是这世界上的某地，其监狱有如宾馆，狱中的食物稍不新鲜囚犯们也要抗议，文章作者（以及我这读者）于是不解：那么惩罚何以体现？我们被告知：此地的人都是看重自由的，剥夺自由已是最严厉的惩罚。又被告知：不可虐待囚徒，否则会使他们仇视社会。这事令我感动良久。这样的事出于何国何地无需计较，它必是出于严明的法律，而那法律之上，必是神命的照耀。唯对热爱自由、看重尊严的人，惩罚才能有效，就像唯心存爱愿者才可能真有忏悔。否则，或者惩罚无效，或者就复制着仇恨。没有规矩何出方圆？没有神领又何出规矩呢？爱愿必博大而威赫地居于规则之上。

十五

法律或规则既为人订，就别指望它一定没有问题。无法无天的地方已经很少，但穷到活不下去的却大有人在。比如有病没钱治的。比如老了没人养的。比如，设若资本至尊无敌，那连本钱都凑不足的人可怎么起步？比如我，一定要跟刘易斯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不等着做“冻死骨”才怪。所以有了残奥会。残奥会什么意思？那是说：爱愿高于规则，神命高于人订。换言之：规则是要跟随爱愿的，人订是要仰仗神命的。但残奥会也要有规则，其规则仍不担保结果，这再次表明：神命并不宠爱平均，只关爱平等。残奥会的圣火并不由次神点燃，故其一样是始于平等，终于平等。电视上有个定期的智力比赛，这节目曾为残疾人开过一期专场，参赛者有肢残人，有聋哑人，有盲人，并无弱智者，可这一期的赛题不仅明显容易，而且有更多的求助于他人的机会，结果是全部参赛者都得了满分。我的感受是：次神出面了。次神是人扮的，向爱之心虽在，却又糊涂到家，把平等听成了平均。

十六

很久了，我就想说说尿毒症病人“透析”的事。三年前我双肾失灵，不得不以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但透析的费用之高是很少有人能自力承担的，幸而我得到了多方支援，否则不堪设想。否则会怎样？一是慢慢憋死（有点儿钱），二是快快憋死（没钱）。但憋死的过程是一样的残酷——身体渐渐地肿胀，呼吸渐渐地艰难，意识怪模怪样地仿佛在别处，四周的一切都仿佛浸泡在毒液里渐渐地僵冷。但这并不是最坏的感觉，最坏的感觉是：你的亲人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你，看着这样的过程，束手无策。但这仍不见得是最坏的感觉，最坏的感觉是：人类已经发明了一种有效的疗法，只要有钱，你就能健康如初，你就能是一个欢跳的儿子，一个漂亮的女儿，一个能干的丈夫或是一个温存的妻子，一个可靠的父亲或是一个慈祥的母亲，但现在你没钱，你就只好撕碎了亲人的心，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分一秒地撕，用你日趋衰弱的呼吸撕，用你忍不住的呻吟和盼望活下去的目光撕，最后，再用别人已经康复的事实给他们永久的折磨。谁经得住这样的折磨？是母亲还是父亲？是儿子还是女儿？是亲情还是那宏博的爱愿？

十七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幸而经历到一半时得到了救援。因而我知道剩下的一半是什么。我活过来了，但是有不得不去走那另一半的人呀。我闭上眼睛不去看他们，但你没法也闭上心哪。我见过一个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门外，空望着对面的墙壁，大夫跟她说什么她好像都已经听不懂了。我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儿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还是不能救活他们未成年的孩子。看见和听见，这多么简单，但那后面，是怎样由希望和焦虑终于积累成的绝望啊！

我听有位护士说过：“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觉得真还不如压根儿就没发明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都得死。”这话不让我害怕，反让我感动。是呀，你走进透析室你才发现（我不是说其他时候就不能发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类走到今天，怎么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呢？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界线？这是怎么了？人类出了什么事？

如果你再走进另一些病房，走到植物人床前，走到身患绝症者的床前，你就更觉荒诞：这些我们的亲人，这些曾经潇洒漂亮的人，这些曾经都是多么看重尊严的人，如今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吃喝拉撒全靠它们，呼吸和心跳也全靠它们，他们或终日痛苦地呻吟，或一无知觉地躺着，或心里祈盼着结束，或任凭病魔摆布。首先，这能算是人道吗？其次，当社会为此而投入无数资财的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得了并不难治的病，却因为付不起医疗费就耽误了。这又是怎么了？人类到底出了什么事？

十八

出了什么事？比如说，高科技在飞速发展，随之，要想使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仅仅保持住呼吸和心跳，将越来越不是一件难事了，但它的代价是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一方面，新的医疗手段和设备肯定是昂贵的，其发展的无止境意味着资金投入的无止境。另一方面，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如果人的生存权利平等，如果仅仅保持住心跳和呼吸也算生存，那么这种高科技、高资金的投入就更是无止境。两个无止境加起来，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有限的社会财富，将越来越多地用于延长身患绝症者的痛苦，而对其他患者的治疗投入就难免捉襟见肘了。

绝没有反对科学发展的意思。但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医学必然或者已经提出一些哲学问题了。医学已不再只是一门救死扶伤的技术，而是也要像文学和哲学那样问一下生命的意义了，问一下什么是生？什么是死？生的意义如何？以及，“安乐死”是否正当？

十九

在不久前的《实话实说》节目中，听到一位法律专家陈述他反对“安乐死”的理由，他说得零乱，总结下来大致是两点。其一：“安乐死”从实行（即立法和执法）的角度看，困难很多，因此他认为是不应该的。这可真叫逻辑混乱。一事之应不应该实行，并不取决于其实行是否有困难，而是取决于其实行是否正当。倘不正当，实行已失前提，还谈什么困不困难？倘其正当，那正是要克服困难的理由（以及正是表明法律专家并不白吃饭的时候），否则倒是默允或纵容了不正当。这样看，无论“安乐死”应不应该实行，都与困难无关，那专家说了半天等于什么都没说。

当然，应不应该，并不等于能不能够。见报纸上有文章说，从中国目前的条件看，“安乐死”还不能够很快实行。这我同意。但这又不等于说，我们不应该从现在就开始探讨它的正当性和可行性。

二十

我住过很多回医院，见过很多身患绝症的人，见过他们对平安归去的祈盼，见过因这祈盼不得回应而给他们带来的折磨，生理的和精神的折磨，分分秒秒不得间歇。我真是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似乎只是为了一种貌似人道的习俗。这样的时候，你既看不到人的尊严，也看不到人的爱愿，当然也就看不出任何一点人道；那好像只是一次刑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被病魔百般戏弄，失尽了尊严和自由，而另一些他的同类呢，要么冷漠地视而不见，要么爱莫能助，唯暗自祈祷着自己的归程万勿这般残忍。这简直是对所有人的一次侮辱，其辱不在死，人人都是要死的；其辱在于，历来自尊的人类在死亡面前竟是如此慌张和无所作为。刑罚所以比死更可怕，就在于人眼睁睁地丧失了把握命运的能力。我想，创造刑罚的人一定是深谙这一点的。可我们为什么要让那必来的“归去”成为刑罚呢？为什么不能让它成为人生之旅的光明磊落的结束，坦然而且心怀敬意地送走我们所爱的人呢？

当有人（以及每一个人都可能）受此酷刑的折磨与侮辱之时，法律和法律之上的爱愿，只摆出几项改变它必然要遇到的困难，就可以溜之大吉并且心安理得了吗？

二十一

那位法律专家反对“安乐死”的另一个理由是：“人没有死的权利。”但是为什么呢？他未提供有力的说明。他除了说得有些蛮横，还说得有些含糊：“死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自然而然的事就一定正当吗？真若这样，要你法律专家干吗？不过，这一回的问题好像真的不太简单。

人没有死的权利——第一，这话可以翻译成：个人没有死的权利。比如“文革”中，一个终于受不住摧残与屈辱的人，要是自杀了，必落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凭此罪名，你生前的一切就都被否定，你的亲朋好友就都可能受到株连。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你必须老老实实忍受屈辱，无权反抗，连以死抗争的权利都没有。当然，你已经自杀了说明你可以自杀，任何罪名对你都已毫无作用，但其实，那罪名是说给生者听的，是对一切生者的威吓，那是要取消所有人抗议邪恶势力的最后权利。还说“人没有死的权利”吗？一个人若连以死抗争的权利都被剥夺，可想而知，他还会有怎样的生的权利。

二十二

人没有死的权利——第二，此言也可作如下想：生的权利既为天赋，人便无权取消它；死既为天命之必然，故只可顺其自然。话说到这儿，真像是有些道理了。

但是未必。且不论生死之界定尚属悬案，只说：真这样顺其自然，医学又是干什么用的？医学，不是在抗拒死亡吗？倘若顺其自然，那么不仅医学，一切学、一切人的作为就都要取消。那样的话可真是顺其自然了——人将跑成一群漫山遍野地觅食、交配、繁衍，然后听天由命的物类了。理想也无，爱愿也无，前途嘛，不过是地平线以内四季的安排。有人说了：这样不好吗？可更多的人说：这样不好！说好的人就这样去好吧。说不好的人就有麻烦：为什么不好？以及，怎样才好？

二十三

人热爱自然，但料必没人会说人等同于自然。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从自然中升华出来的异质，是异于自然的情感，异于物质的精神，异于其他物种的魂游梦寻，是上帝之另一种美丽的创造。上帝是要“乘物以游心”吧？他在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又做了一点手脚（比如抽取了亚当的一条肋骨，比如给了女娲一团泥巴），为的是看看那冷漠的天地间能否开放出一种热情，看看那热情能否张扬得精彩纷呈，再看看那精彩纷呈能否终于皈依他的爱愿。人热爱自然正如人珍重自己的身体，人不能等同于自然正如人要记住上帝的期待，否则自然无思无欲无梦无语，有了大熊猫等等也就足够，人来干吗？

依我浅见——绝非谦虚，我甚至有点儿不敢说但还是说吧：中国文化的兴趣，更多地是对自然之妙构的思问，比如人体是如何包含了天地之全息，比如生死是如何地像四季一样轮回，比如对天地厚德、人性本善的强调。这类思问玄妙高深精彩绝伦，竟令几千年后的现代物理学大为赞叹！所以中国人特别地喜欢顺其自然，淡泊无为，视自然为心性的依归。但那异于自然的情感呢，就比较地抑制；异于自然的精神呢，就比较地枯疏。所以中国人的养身之道特别发达，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就不大顽固。

二十四

反对“安乐死”，看身患绝症者饱受折磨与屈辱而听之任之，大约都是因为不大过问生命的意义。人不是苟活苟死的物类，不是以过程的漫长为自豪，而是以过程的精彩、尊贵和独具爱愿为骄傲的。医学其实终不能抗拒死亡，人到底是要死的这谁都明白，那么医学（以及种种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医学说到底仍只是一份爱愿，是上帝倡导爱愿的一项措施，是由之而对人间爱愿的一次期待。当有人身患绝症，生命唯饱受折磨而无任何意义之时，其他人却以顺其自然为由而袖手一旁，人间爱愿岂非自寻其辱？上帝的期待岂不就要落空？

“安乐死”还是不应该吗？还是要“自然而然”地任那绝症对人暴施折磨和侮辱吗？难道还有谁看不出“安乐死”并不是要取消人之生的权利，而是要解除那残酷的刑罚，是在那疑难的一刻仍要信奉神命、行其爱愿吗？神命难违，神不单给了人生的权利，还给了人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二十五

神命不可违。可我心里一直都有个疑问：神是谁？神在哪儿？其实，哪一份神命不由人传？哪一种神性不由人来认信？哪一位先知或布道者不是人呢？如此，神还有什么超凡独具？还有什么绝对权威？谁不能造一个乃至若干个神出来，然后挟神祇以令众生？神岂不又是任人打扮了吗？

除非神亲临做证。除非神迹昭然——比如刹那间使饥饿的流民获得食品，转眼间使病残者康复如初。除非神于此刻亲宣其命，众目皆见，众耳皆闻。但是第一，真正见过神迹的人很少，通常都是人传，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第二，因上述神迹而皈依信仰者，信的未必是神命，多半是看重了神的馈赠，这就难免又发展成对实利的膜拜，和对爱愿的淡忘。

那么，可有并非人传，而是众目皆见众耳皆闻的神迹吗？有啊，有啊！我们头上脚下的这个气象万千的星球不是吗？约伯终于对之说“是”的一切，不是吗？为什么把一根木棍变成蛇算得神迹，沧海桑田、日走星移倒不算？为什么点石成泉算得神迹，时时处处的“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倒不算？为什么天地之种种慷慨的馈赠算，而世间之种种严酷的困阻就不算？

二十六

神命不可违，神命就得是一种绝对的价值要求，只可被人领悟，不能由人设定。故，那样的价值要求必得是始于（而非终于）天赋的事实（比如说“第一推动”），是人智不能篡改而非不许篡改的。不许，仍是人智所为；不能，才为人力不逮。那是什么呢？那正是神迹呀！这天之深远，地之辽阔，万物之生生不息，人之寻求不止的欲望和人之终于有限的智力，从中人看见了困境的永恒，听见了神命的绝对，领悟了：唯宏博的爱愿是人可以期求的拯救。

为什么单单是爱愿呢？恨不可以吗？以及独享福乐，不可以吗？恨与享乐，不过是顺从着人之并不清洁善美的本性，那是任何物种都有的自然倾向，因而那仍不过是顺其自然，并未看见人智之有限，并未听懂那天深地远之中的无声天启。那样的话，仍是只要有着大熊猫等等就够了，这冷漠的世界仍难升华出美丽的精神。所以，终于（而非出于）自然的拯救算不上拯救；断灭一切欲望以达无苦无忧的极乐之地，那是人的臆想，既非天赋事实，又非天启智慧，那才是出于人之妄念，终于人之无明吧。

二十七

我想，哪种文化也不是“第一推动”，哪种宗教也都不是“绝对的开端”，它们都是后果，或闻天启而从神命，或视人性本善为其圭臬。“第一推动”或“绝对的开端”，只能是你与生俱来的、躲不开也逃不脱的面对。唯在此后（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人类）才有了生命的艰难，精神的迷惘，才有了文化和信仰，理性和启示，或也才有了妄念与无明。倘不是从这根本的处境出发，只从寺庙或教堂开始，料必听到的只是人传。

这又让我想到了文学，想到了“写作的零度”。只从经济、政治出发则类似数典忘祖，只从某种传统出发则近乎原地踏步，文学的初衷原是在那永不息止的“推动”与“开端”中找到心魂的位置。所以，文学料必在文学之外，论文料必在论文之外，神命料必在理性之外，人的跟随料必在现实之外。

二十八

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语虽是人言，却既暗示了人不能篡改的天赋事实，又暗示了人要超越其自然本性的方向。己所不欲，意味着人之有欲，且欲之无限——这是天赋事实。人欲无限，则可能损及别人（他者），而为别人（他者）所不欲——这也是天赋事实。人在人群，每个人就都是自己也都是他人，人类是万灵万物之网的一脉，个人又是人类整体之一局部——这是人之独闻的天启，人于是恍然而悟：原来如此，唯整体的音乐可使单独的音符连接出意义，唯宏博的爱愿是人性升华的路径。所以爱愿不是人的自然本性，而是人超越大熊猫等等而独具的智慧，是见自然绝地而有的精神追寻，是闻神命而有的觉醒。

二十九

神，当然不是理性推导出来的，但却是理性看到了理性的无能才听见的启示。我不大相信理性走入绝地之前的神，那样的神多半是信徒期求优待——今生不可那就来世——所推举的偶像；优待哪有个完呢？弄来弄去便与贪官纵容自己的亲朋同流，结果是爱愿枯萎，人间唯多出几个乱收费的假庙。

理性走入绝地，有限的人智看见了无限的困阻，人才会变得谦恭，条条计策终见迷茫，人才在服从与祈祷中听见神命。但我还是不大相信这时就可以弃绝理性，因为那绝地之上等着人的除了倡导爱愿的神还有别样的神，比如还有道破人生苦短、号召及时行乐的神。价值相对主义可能会说：诸神平等，怎么都行。但怎么都行不等于怎么都好，保护大熊猫不等于人也要做大熊猫。或有人说：大熊猫怎么了？人还不如大熊猫呢！那人也不如耗子吗？就算也不如，那圣雄甘地如不如希特勒呢？还是不如？那好，大家提防着你就是。所以还得提防着价值相对主义。

人居各地，习俗不一，人在人群，孤独无二，魂拘人身，根本的困境与救路都是一样的。受贿的神受不同的贿，指引爱愿的神却并不因时因地而有改变。

三十

物质至上，并非一国一地之歧途，而是全人类的迷失。你看一切政府的共同目标是什么？你看全球各地的斗志昂扬都基于什么？无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以及消费指数的增长；增长增长再增长，似乎人类的前途、生命的意义全系于物质占有和消费水平的可持续增长。这样的竞赛之下，谁还顾得上地球？谁还顾得上生态？相互的警告与斥责，不过是五十步恨百步，或百步对五十步的先期防范，讨价还价中哪还有什么爱愿和理性？完全像贪婪的子孙在争夺父母（地球）的遗产。本来嘛，做买卖的谁不想赚？非要让先赚的让着后赚的，一百步等着五十步，实在也是不通事理。可是话说回来，五十步恨百步也未必是恨其掠夺地球，也未必是恨那消费模式腐蚀着人类灵魂，更可能是恨着自己的手慢，好东西先都让别人拿了去。如此这般地增长了再增长，赚了又赚，五十望一百，一百望一千一万，结果无非是地球日益枯萎，人间恨怨飙升。而这未必只是政治、经济问题（把这仅仅看作政治、经济问题，我疑心那还是中着物欲的魔法，还是像五十望一百而不成时的心理不平衡），多半是信仰出了毛病，是如林语堂所说：近两千年来人已经听不懂了神的声音。岂止听不懂，是干脆不要听，是如陈嘉映所说：“生活真容易变得有趣，所以没有人思考。”诗意地栖居吗？就怕诗人早也认同了饭局中的操作与推销。

三十一

有位一向自诩关怀生命意义的老友，忽一日自信看透了人生，说：“咳，什么意义不意义、道德不道德的，你说是不是？”不小心我说了“不是”。场面于是有些沉闷，大家对坐无言，然后避开这话题胡乱说些别的。但我知道他心里在说什么——“虚伪！”我也知道这一句谴责后面的理由——“老实说，你不看重名利？”我还知道支持这理由的所谓看透——“什么信仰呀爱愿呀，这个呀那个呀，说说罢了，人生实实在在，不过死前的一次性消费，唱高调的不是傻瓜就是装蒜。”

虚伪，这两个字厉害，把它射向诚实，效果多佳。比如黄色小说的自卫反击：“各位的做爱难道不是这样？为何不从实招来？”想想也是，诚实于是犹豫。黄色见状，嘴上或心里必是脆脆的一声：“虚伪！”诚实容易被这一声断喝吓糊涂，其实呢，黄色只见了性爱之形同，而难识心魂之异彩——本来嘛，爱情之要，原是黄色的盲区。不过“虚伪”二字真是厉害，它所以百发百中，皆因人非圣贤，谁心里没有一些阴暗和隐藏？但这些可能是污浊的品质，恰是人应当忏悔和道德不可或缺的缘由，怎能借坦荡与实在之名视其为正当？这差不多是个悖论：你说他虚伪，是因其知污浊而隐藏，你说那隐藏的并不污浊，甚至美妙到可供炫耀，那虚伪岂不要换成谦逊了？

上述的虚伪固然不是美德，但毕竟留了一份美好的畏惧在头上，而上述的坦荡和实在，则无所畏惧到彻底不识了好歹。好与歹，岂可由实在引出？好与歹根本是心魂的询问。难怪价值相对主义说怎么都好，它是执实在而不思不悟，助人欲以坦然胡行。有了美好的畏惧在，虚伪则可望迷途知返，人便有了忏悔的可能。我有时设想，最不可救药的虚伪什么样儿？比如说，有一天忏悔也不是因为看见了自己的污浊，而是追随着时髦，受洗也不是为了信守神约，而是看它为一枚高雅的徽标，信仰呀爱愿呀都跟把黑发染黄一样成了美容店的业务，那才真叫麻烦。

三十二

但爱愿都是什么呢？如何才算是爱愿呢？爱愿既然高于规则，它就不能再是规则。爱愿既然是天启，它就不能又是人说。比如，爱愿之紧要的一条是爱他人，这分寸如何把握？就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可能的把握，但它也只说出了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己之所欲，怎样呢？务施于人吗？你欲丰衣足食，务使别人也丰衣足食，你欲安居乐业，务使别人也安居乐业，这当然好。但是，你欲欺世盗名，也务使别人偷梁换柱吗？你欲做伪证，也务使别人知法犯法吗？显见是不行，那是教人作恶呀。那么，你欲捐资扶贫，你欲安贫乐道，你欲杀身成仁，这总不是恶了吧？那么，别人也都得这样吗？你说不必。你甚至说，强迫捐资岂非掠夺？强使乐道，道将非道；强逼成仁，仁安在哉？如此说来，自扫门前雪吧，不如少管别人的事。人欲乘凉，我独种树，人欲出人头地，我看平常是真，相安莫扰各行其是，岂不天下都乐？可是有个别人叫希特勒，他要打仗，还有几个别人叫“四人帮”，他们要焚书坑儒，怎么办？你可能会说：这已经跑题了——倘其自己跟自己打，自己烧自己的书，请便，但你把仗打到别人头上，那就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训，故此一条圣训已经把话说全。就算是这样吧，那么“勿施于人”要不要务施于人呢？要，是“勿施”之否定；不要，是否定了“勿施”。你说：还是独善其身的好。但这是绕圈子，希特勒打来了，“四人帮”烧来了！你说：那正是因为他们违背了圣训呀！倘人人遵此训而独善，岂不众生皆善，哪还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但他们要是压根儿就不信你那圣训呢？好了，不管你是指责他们的违背，还是遗憾于他们的不信，都说明这圣训压根儿就有务施于人的倾向。

三十三

怎么回事？哪儿出了毛病？“务施”者，难免为他人所不欲，故当“勿施”；“勿施”者，又难免误失了圣训，故又当“务施”。那么，“勿施”与“务施”的分寸谁来把握？鱼和熊掌可否兼得？水与火，怎样和谐共处，相得益彰？

但这是能由人说的吗？人一说就是“务施”，就是“勿施”，或就是“误失”，就又要掉进那个逻辑陷阱。

这事必由神说。人，必要从那不可更改的天赋事实（第一推动，或绝对开端）之中，从寂静之中，大音希声之中，谛听天启。

可是先生，你这就不是绕圈子吗？你说你听见了此般天启，我还说我听见了彼般天启呢！这像不像把猴子扮成人，等他说人话？像不像把人扮成神，由他行天道？

三十四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要把这一节写满：这怎么办？

或要用一生来问：这怎么办？

人将听见，那无穷之在莫不是：这怎么办，和这怎么办？

三十五

在逻辑的盲区，或人智的绝地，勿期圆满。但你的问，是你的路。你的问，是有限铺向无限的路，是神之无限对人之有限的召唤，是人之有限对神之无限的皈依。尼采有诗：“自从我放弃了寻找，我就学会了找到。”我的意见是：自从我学会了寻找，我就已经找到。

叹息找不到而放弃寻找的，必都是想得到时空中的一处福地，但终于能够满足的是大熊猫和竹子，永远不能不满足的是人和人的精神；精神之路恰是在寻找之中呀。寻找着就是找到着，放弃了，就是没找到。就比如，活着就是耗损，就是麻烦，彻底的节约和省事你说是什么？但死也未必救得了这麻烦。宇宙本是一团无穷动啊，你逃得了和尚逃得了庙？天行健，生命的消息不息不止，那不是无穷动吗？人在此动之中，人即此动之一环，你省得了什么事？于人而言，无穷动岂不就是无穷地寻找？

问吧，勿以为问是虚幻，是虚误。人是以语言的探问为生长，以语言的构筑为存在的。从这样不息的询问之中才能听见神说，从这样代代流传的言说之中，才能时时提醒着人回首生命的初始之地，回望那天赋事实（第一推动或绝对开端）所给定的人智绝地。或者说，回到写作的零度。神说既是从那儿发出，必只能从那儿听到。

版权信息

我与地坛：插图版

作　　者：史铁生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于向勇　马占国

策划编辑：楚　静

特约编辑：王槐鑫

营销编辑：刘晓晨　罗　昕　刘文昕

内文插图：吴冠中

版式设计：潘雪琴

封面设计：仙　境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目录

版权信息

散文篇

我与地坛

秋天的怀念

合欢树

我二十一岁那年

“忘了”与“别忘了”

我的梦想

好运设计

“文革”记愧

相逢何必曾相识

黄土地情歌

归去来

散文三篇

故乡的胡同

记忆与印象1

记忆与印象2

诗歌篇

今晚我想坐到天明

另外的地方

最后的练习

节日

遗物

希米，希米

永在

预言者

生辰

秋天的船

鸽子

不实之真

冬妮娅和尼采

葛里戈拉

我 在

散文篇

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我与地坛

/一/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儿？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那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二/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儿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呵，我想我一定使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待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的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岁呀！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我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地，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儿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儿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过见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待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儿形象。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罢。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

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三/

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飘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杨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坐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一只孤零的烟斗。

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

/四/

现在让我想想，十五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有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

十五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这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女人个子却矮，也不算漂亮，我无端地相信她必出身于家道中衰的名门富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个娇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观望似总含着恐惧，她轻声与丈夫谈话，见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话头。我有时因为他们而想起冉阿让与柯赛特，但这想法并不巩固，他们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两个人的穿着都算得上考究，但由于时代的演进，他们的服饰又可以称为古朴了。他们和我一样，到这园子里来几乎是风雨无阻，不过他们比我守时。我什么时间都可能来，他们则一定是在暮色初临的时候。刮风时他们穿了米色风衣，下雨时他们打了黑色的雨伞，夏天他们的衬衫是白色的裤子是黑色的或米色的，冬天他们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们只喜欢这三种颜色。他们逆时针绕这园子一周，然后离去。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

曾有过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他也是每天都到这园中来，来唱歌，唱了好多年，后来不见了。他的年纪与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来，唱半小时或整整唱一个上午，估计在另外的时间里他还得上班。我们经常在祭坛东侧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东南角的高墙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东北角的树林里做什么。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几口烟，便听见他谨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复复唱那么几首歌。“文化革命”没过去的时候，他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老也记不住这歌的名字。“文革”后，他唱《货郎与小姐》中那首最为流传的咏叹调。“卖布——卖布嘞，卖布——卖布嘞！”我记得这开头的一句他唱得很有声势，在早晨清澈的空气中，货郎跑遍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去恭维小姐。“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他的技术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常出差错，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点儿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们都有结识的愿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这样的次数一多，便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回去啦？”我说：“是，你呢？”他说：“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车速），想再多说几句，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他说：“那就再见吧。”我说：“好，再见。”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也许他考上哪家专业的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

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饮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儿眯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儿什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戗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而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他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了，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个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中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艾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她走出北门回家去，我竟有点儿担心，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一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儿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且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

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一批新人。十五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薄暮时分唯男人独自来散步，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我悬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走，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支指针；女人的头发白了很多，但依旧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了，或许可以用“搀”吧，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

/五/

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三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栾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我问她住在哪儿？她随手指一下，就喊她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蜓，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栾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

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即不知为什么要给它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它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做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惶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儿比一会儿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下来，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一地，铺散在她脚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她呆呆地望着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她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喑哑地响着的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

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也没有肥力的沙漠。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欢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设若智慧或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六/

设若有一位园神，他一定早已注意到了，这么多年我在这园里坐着，有时候是轻松快乐的，有时候是沉郁苦闷的，有时候优哉游哉，有时候恓惶落寞，有时候平静而且自信，有时候又软弱，又迷茫。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吗要写作。

现在让我看看，它们迄今都是怎样编织在一起的吧。

你说，你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是的，至少这是很关键的因素。为什么要活下去试试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不甘心，机会难得，不试白不试，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死神很守信用，试一试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说不定倒有额外的好处呢是不是？我说过，这一来我轻松多了，自由多了。为什么要写作呢？“作家”是两个被人看重的字，这谁都知道。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儿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再去死呢也就多少说得过去了。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想，这不用保密。这些现在不用保密了。

我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最不为人打扰的角落，偷偷地写。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在不远的地方一直唱。要是有人走过来，我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我怕写不成反落得尴尬。我很要面子。可是你写成了，而且发表了。人家说我写的还不坏，他们甚至说：真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我心说你们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我确实有整整一宿高兴得没合眼。我很想让那个唱歌的小伙子知道，因为他的歌也毕竟是唱得不错。我告诉我的长跑家朋友的时候，那个中年女工程师正优雅地在园中穿行。长跑家很激动，他说好吧，我玩命跑，你玩命写。这一来你中了魔了，整天都在想哪一件事可以写，哪一个人可以让你写成小说。是中了魔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在人山人海里只寻找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试剂就好了，见人就滴两滴看他是不是一篇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显影液就好了，把它泼满全世界看看都是哪儿有小说，中了魔了，那时我完全是为了写作活着。结果你又发表了几篇，并且出了一点儿小名，可这时你越来越感到恐慌。我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质，刚刚有点儿像个人了却又过了头，像个人质，被一个什么阴谋抓了来当人质，不定哪天就被处决，不定哪天就完蛋。你担心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文思枯竭，那样你就又完了。凭什么我总能写出小说来呢？凭什么那些适合做小说的生活素材就总能送到一个截瘫者跟前来呢？人家满世界跑都有枯竭的危险，而我坐在这园子里凭什么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写呢？你又想到死了。我想见好就收吧。当一名人质实在是太累了太紧张了，太朝不保夕了。我为写作而活下来，要是写作到底不是我应该干的事，我想我再活下去是不是太冒傻气了？你这么想着你却还在绞尽脑汁地想写。我好歹又拧出点儿水来，从一条快要晒干的毛巾上。恐慌日甚一日，随时可能完蛋的感觉比完蛋本身可怕多了，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想人不如死了好，不如不出生的好，不如压根儿没有这个世界的好。可你并没有去死。我又想到那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可是不必着急的事并不证明是一件必要拖延的事呀？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是的，我还是想活。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回事，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欲望。可我不怕死，有时候我真的不怕死。有时候，——说对了。不怕死和想去死是两回事，有时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来就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我有时候倒是怕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可我为什么还想活呢？因为你还想得到点儿什么，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得到点儿什么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价值感之类，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这不对吗？我不该得到点儿什么吗？没说不该。可我为什么活得恐慌，就像个人质？后来你明白了，你明白你错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你明白了这一点是在一个挺滑稽的时刻。那天你又说你不如死了好，你的一个朋友劝你：你不能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好作品等着你去写呢。这时候你忽然明白了，你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是的，这样说过之后我竟然不那么恐慌了。就像你看穿了死之后所得的那份轻松？一个人质报复一场阴谋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把自己杀死。我看出我得先把我杀死在市场上，那样我就不用参加抢购题材的风潮了。你还写吗？还写。你真的不得不写吗？人都忍不住要为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你不担心你会枯竭了？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活着的问题在死之前是完不了的。

这下好了，您不再恐慌了不再是个人质了，您自由了。算了吧您，我怎么可能自由呢？别忘了人真正的名字是：欲望。所以您得知道，消灭恐慌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灭欲望。可是我还知道，消灭人性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消灭欲望。那么，是消灭欲望同时也消灭恐慌呢，还是保留欲望同时也保留人性？

我在这园子里坐着，我听见园神告诉我：每一个有激情的演员都难免是一个人质。每一个懂得欣赏的观众都巧妙地粉碎了一场阴谋。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总是坐得离舞台太近了。

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

/七/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看见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我当然记得园工们种那棵藤萝时的情景，我却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它已经长到了碗口粗。有一天我在这园子里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哪？”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的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

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写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

修改于一九九〇年一月七日

秋天的怀念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一九八一年

合欢树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儿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有用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了，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我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地，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儿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儿，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容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了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儿里只有那棵树。

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眼前。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儿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一九八五年

我二十一岁那年

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有十二间病室，除去1号2号，其余十间我都住过。当然，绝不为此骄傲。即便多么骄傲的人，据我所见，一躺上病床也都谦恭。1号和2号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认为我住那儿为时尚早。

十九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满目洁白，阳光中飘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庙宇我感觉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10号病室。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我说：“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她笑了笑。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他们给我带来很多书。

10号有六个床位。我是6床。5床是个农民，他天天都盼着出院。“光房钱一天就一块一毛五，你算算得啦，”5床说，“死呗可值得了这么些？”3床就说：“得了嘿，你有完没完！死死死，数你悲观。”4床是个老头，说：“别价别价，咱毛主席有话啦——既来之，则安之。”农民便带笑地把目光转向我，却是对他们说：“敢情你们都有公费医疗。”他知道我还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1床不说话，1床一旦说话即可出院。2床像是个有些来头的人，举手投足之间便赢得大伙儿的敬畏。2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词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2床讲话时，所有名词都以“这个”“那个”代替，因而讲到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迹却听不出是谁人所为。4床说：“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儿。刚有的一点儿舒心顷刻全光。一天一块多房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一天好几块的药钱、饭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何况为了给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负债累累了。我马上就想那农民之所想了：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我赶紧松开拳头让自己放明白点儿：这是在医院不是在家里，这儿没人会容忍我发脾气，而且砸坏了什么还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资去赔？所幸身边有书，想来想去只好一头埋进书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个月！我平白地相信这样一个期限。

可是三个月后我不仅没能出院，病反而更厉害了。

那时我和2床一起住到了7号。2床果然不同寻常，是位局长，十一级干部，但还是多了一级，非十级以上者无缘去住高干病房的单间。7号是这普通病房中唯一仅设两张病床的房间，最接近单间，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级的人去住。据说刚有个十三级从这儿出去。2床搬来名正言顺。我呢？护士长说是“这孩子爱读书”，让我帮助2床把名词重新记起来。“你看他连自己是谁都闹不清了。”护士长说。但2床却因此越来越让人喜欢，因为“局长”也是名词也在被忘之列，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插队的。”2床说他的“那个”也是，两个“那个”都是，他在高出他半个头的地方比画一下：“就是那两个，我自己养的。”“您是说您的两个儿子？”他说对，儿子。他说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结合。他说：“我们当初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嘛。”我说：“农村？”“对对对。什么？”“农村。”“对对对农村。别忘本呀！”我说是。我说：“您的家乡是哪儿？”他于是抱着头想好久。这一回我也没办法提醒他。最后他骂一句，不想了，说：“我也放过那玩意。”他在头顶上伸直两个手指。“是牛吗？”他摇摇头，手往低处一压。“羊？”“对了，羊。我放过羊。”他躺下，双手垫在脑后，甜甜蜜蜜地望着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语。大夫说他这病叫作“角回综合征，命名性失语”，并不影响其他记忆，尤其是遥远的往事更都记得清楚。我想局长到底是局长，比我会得病。他忽然又坐起来：“我的那个，喂，小什么来？”“小儿子？”“对！”他怒气冲冲地跳到地上，说：“那个小玩意，娘个×！”说：“他要去结合，我说好嘛我支持。”说：“他来信要钱，说要办个这个。”他指了指周围，我想“那个小玩意”可能是要办个医疗站。他说：“好嘛，要多少？我给。可那个小玩意！”他背着手气哼哼地来回走，然后停住，两手一摊：“可他又要在那儿结婚！”“在农村？”“对，农村。”“跟农民？”“跟农民。”无论是根据我当时的思想觉悟，还是根据报纸电台当时的宣传倡导，这都是值得肃然起敬的。“扎根派。”我钦佩地说。“娘了个×派！”他说，“可你还要不要回来嘛？”这下我有点儿发蒙。见我愣着，他又一跺脚，补充道：“可你还要不要革命？！”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么，2床的坦诚都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逻辑了。整个冬天就快过去，我反倒拄着拐杖都走不到院子里去了，双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无可遏止地萎缩，这才是需要发愁的。

我能住到7号来，事实上是因为大夫护士们都同情我。因为我还这么年轻，因为我是自费医疗，因为大夫护士都已经明白我这病的前景极为不妙，还因为我爱读书——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大夫护士们尤为喜爱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他们都还把我当孩子。他们的孩子有不少也在插队。护士长好几次在我母亲面前夸我，最后总是说：“唉，这孩子……”这一声叹，暴露了当代医学的爱莫能助。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帮助我，只能让我住得好一点儿，安静些，读读书吧——他们可能是想，说不定书中能有“这孩子”一条路。

可我已经没了读书的兴致。整日躺在床上，听各种脚步从门外走过；希望他们停下来，推门进来，又希望他们千万别停，走过去走你们的路去别来烦我。心里荒荒凉凉地祈祷：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也给我留下！我确曾在没人的时候双手合十，出声地向神灵许过愿。多年以后才听一位无名的哲人说过：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如今来想，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暝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向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向往并不因此消灭。

主管大夫每天来查房，每天都在我的床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别急。”按规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几位主任时常都来看看我：“感觉怎么样？嗯，一定别着急。”有那么些天全科的大夫都来看我，八小时以内或以外，单独来或结队来，检查一番各抒主张，然后都对我说：“别着急，好吗？千万别急。”从他们谨慎的言谈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我这病要是因为一个肿瘤的捣鬼，把它找出来切下去随便扔到一个垃圾桶里，我就还能直立行走，否则我多半就是把祖先数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这一优势给弄丢了。

窗外的小花园里已是桃红柳绿，二十二个春天没有哪一个像这样让人心抖。我已经不敢去羡慕那些在花丛树行间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轻人。我记得我久久地看过一个身着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阳；只要这样我想只要这样！只要能这样就行了就够了！我回忆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是什么感觉？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是什么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踢着它走是什么感觉？没这样回忆过的人不会相信，那竟是回忆不出来的！老人走后我仍呆望着那块草地，阳光在那儿慢慢地淡薄，脱离，凝作一缕孤哀凄寂的红光一步步爬上墙，爬上楼顶……我写下一句歪诗：轻拨小窗看春色，漏入人间一斜阳。日后我摇着轮椅特意去看过那块草地，并从那儿张望7号窗口，猜想那玻璃后面现在住的谁？上帝打算为他挑选什么前程？当然，上帝用不着征求他的意见。

我乞求上帝不过是在和我开着一个临时的玩笑——在我的脊椎里装进了一个良性的瘤子。对对，它可以长在椎管内，但必须要长在软膜外，那样才能把它剥离而不损坏那条珍贵的脊髓。“对不对，大夫？”“谁告诉你的？”“对不对吧？”大夫说：“不过，看来不太像肿瘤。”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写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许把这四个字写到千遍万遍就会赢得上帝的怜悯，让它是个瘤子，一个善意的瘤子。要么干脆是个恶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种，那也行。总归得是瘤子，上帝！

朋友送了我一包莲子，无聊时我捡几颗泡在瓶子里，想，赌不赌一个愿？——要是它们能发芽，我的病就不过是个瘤子。但我战战兢兢地一直没敢赌。谁料几天后莲子竟都发芽。我想好吧我赌！我想其实我压根儿是倾向于赌的。我想倾向于赌事实上就等于是赌了。我想现在我还敢赌——它们一定能长出叶子！（这是明摆着的。）我每天给它们换水，早晨把它们移到窗台西边，下午再把它们挪到东边，让它们总在阳光里；为此我抓住床栏走，扶住窗台走，几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这事我不说，没人知道。不久，它们长出一片片圆圆的叶子来。“圆”，又是好兆。我更加周到地侍候它们，坐回到床上气喘吁吁地望着它们，夜里醒来在月光中也看看它们：好了，我要转运了。并且忽然注意到“莲”与“怜”谐音，毕恭毕敬地想：上帝终于要对我发发慈悲了吧？这些事我不说没人知道。叶子长出了瓶口，闲人要去摸，我不让，他们硬是摸了呢，我便在心里加倍地祈祷几回。这些事我不说，现在也没人知道。然而科学胜利了，它三番五次地说那儿没有瘤子，没有没有。果然，上帝直接在那条娇嫩的脊髓上做了手脚！定案之日，我像个冤判的屈鬼那样疯狂地作乱，挣扎着站起来，心想干吗不能跑一回给那个没良心的上帝瞧瞧？后果很简单，如果你没摔死你必会明白：确实，你干不过上帝。我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里先是完全的空白，随后由着一个死字去填满。王主任来了。（那个老太太，我永远忘不了她。还有张护士长。八年以后和十七年以后，我有两次真的病到了死神门口，全靠这两位老太太又把我抢下来。）我面向墙躺着，王主任坐在我身后许久不说什么，然后说了，话并不多，大意是：还是看看书吧，你不是爱看书吗？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将来你工作了，忙得一点儿时间都没有，你会后悔这段时光就让它这么白白地过去了。这些话当然并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这些话我将受用终生，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我频繁地对死神抱有过热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记得王主任这些话，因而还是去做些事。使我没有去死的原因很多（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亦为其一，慢慢地去做些事于是慢慢地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有一年我去医院看她，把我写的书送给她，她已是满头白发了，退休了，但照常在医院里从早忙到晚。我看着她想，这老太太当年必是心里有数，知道我还不至去死，所以她单给我指一条活着的路。可是我不知道当年我搬离7号后，是谁最先在那儿发现过一团电线？并对此做过什么推想？那是个秘密，现在也不必说。假定我那时真的去死了呢？我想找一天去问问王主任。我想，她可能会说“真要去死那谁也管不了”，可能会说“要是你找不到活着的价值，迟早还是想死”，可能会说“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坏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可能会说“不，我看得出来，你那时离死神还远着呢，因为你有那么多好朋友”。

友谊医院——这名字叫得好。“同仁”“协和”“博爱”“济慈”，这样的名字也不错，但或稍嫌冷静，或略显张扬，都不如“友谊”听着那么平易、亲近。也许是我的偏见。二十一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着友谊。还在乡下插队的同学不断写信来，软硬兼施劝骂并举，以期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气；已转回北京的同学每逢探视日必来看我，甚至非探视日他们也能进来。“怎进来的你们？”“咳，闭上一只眼睛想一会儿就进来了。”这群插过队的，当年可以凭一张站台票走南闯北，甭担心还有他们走不通的路。那时我搬到了加号。加号原本不是病房，里面有个小楼梯间，楼梯间弃置不用了，余下的地方仅够放一张床，虽然窄小得像一节烟筒，但毕竟是单间，光景固不可比十级，却又非十一级可比。这又是大夫护士们的一番苦心，见我的朋友太多，都是少男少女难免说笑得不管不顾，既不能影响了别人又不可剥夺了我的快乐，于是给了我十点五级的待遇。加号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紧挨着窗，在那儿我度过了二十一岁中最惬意的时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静静地读书，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时读到的，也开始像模像样地学着外语。一过中午，我便直着眼睛朝大街上眺望，尤其注目骑车的年轻人和5路汽车的车站，盼着朋友们来。有那么一阵子我暂时忽略了死神。朋友们来了，带书来，带外面的消息来，带安慰和欢乐来，带新朋友来，新朋友又带新的朋友来，然后都成了老朋友。以后的多少年里，友谊一直就这样在我身边扩展，在我心里深厚。把加号的门关紧，我们自由地嬉笑怒骂，毫无顾忌地议论世界上所有的事，高兴了还可以轻声地唱点儿什么——陕北民歌，或插队知青自己的歌。晚上朋友们走了，在小台灯幽寂而又喧嚣的光线里，我开始想写点儿什么，那便是我创作欲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时忘记了死，还因为什么？还因为爱情的影子在隐约地晃动。那影子将长久地在我心里晃动，给未来的日子带来幸福也带来痛苦，尤其带来激情，把一个绝望的生命引领出死谷。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会成为永远的珍藏和神圣的纪念。

二十一岁、二十九岁、三十八岁，我三进三出友谊医院，我没死，全靠了友谊。后两次不是我想去勾结死神，而是死神对我有了兴趣；我高烧到四十多度，朋友们把我抬到友谊医院，内科说没有护理截瘫病人的经验，柏大夫就去找来王主任，找来张护士长，于是我又住进神内病房。尤其是二十九岁那次，高烧不退，整天昏睡、呕吐，差不多三个月不敢闻饭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压也不安定，先是低压升到一百二接着高压又降到六十，大夫们一度担心我活不过那年冬天了——肾，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样，治疗手段又像是接近于无了。我的同学找柏大夫商量，他们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这事告诉我父亲？他们决定：不。告诉他，他还不是白着急？然后他们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学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们去向我父亲解释；活着的我由唐大夫多多关照。唐大夫说：“好，我以教学的理由留他在这儿，他活一天就还要想一天办法。”真是人不当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过我又活了，看样子极可能活到下一个世纪去。唐大夫就是当年把我接进10号的那个女大夫，就是那个步履轻盈温文尔雅的女大夫，但八年过去她已是两鬓如霜了。又过了九年，我第三次住院时唐大夫已经不在。听说我又来了，科里的老大夫、老护士们都来看我，问候我，夸我的小说写得还不错，跟我叙叙家常，唯唐大夫不能来了。我知道她不能来了，她不在了。我曾摇着轮椅去给她送过一个小花圈，大家都说：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远记得她把我迎进病房的那个中午，她贴近我的耳边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倏忽之间，怎么，她已经不在了？她不过才五十出头。这事真让人哑口无言，总觉得不大说得通，肯定是谁把逻辑摆弄错了。

但愿柏大夫这一代的命运会好些。实际只是当着众多病人时我才叫她柏大夫。平时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她开玩笑时自称是我的“私人保健医”，不过这不像玩笑这很近实情。近两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十九年前的深秋，病房里新来了个卫生员，梳着短辫儿，戴一条长围巾穿一双黑灯芯绒鞋，虽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里话，却满身满脸的乡土气尚未退尽。“你也是插队的？”我问她。“你也是？”听得出来，她早已知道了。“你哪届？”“老初二，你呢？”“我六八，老初一。你哪儿？”“陕北。你哪儿？”“我内蒙。”这就行了，全明白了，这样的招呼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这样的问答立刻把我们拉近。我料定，几十年后这样的对话仍会在一些白发苍苍的人中间流行，仍是他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后世的语言学者会煞费苦心地对此做一番考证，正儿八经地写一篇论文去得一个学位。而我们这代人是怎样得一个学位的呢？十四五岁停学，十七八岁下乡，若干年后回城，得一个最被轻视的工作，但在农村待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干的呢，同时学心不死业余苦读，好不容易上了个大学，毕业之后又被轻视——因为真不巧你是个“工农兵学员”，你又得设法摘掉这个帽子，考试考试考试这代人可真没少考试，然后用你加倍的努力让老的少的都服气，用你的实际水平和能力让人们相信你配得上那个学位——比如说，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得一个学位的典型途径。这还不是最坎坷的途径。“小柏”变成“老柏”，那个卫生员成为柏大夫，大致就是这么个途径，我知道，因为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她的丈夫大体上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都是朋友了；连她的儿子也叫我“老史”。闲下来细细去品，这个“老史”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谊中。真说不定，这与我二十一岁那年恰恰住进了“友谊”医院有关。

因此偶尔有人说我是活在世外桃源，语气中不免流露了一点儿讥讽，仿佛这全是出于我的自娱甚至自欺。我颇不以为然。我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从不相信有什么世外桃源。但我相信世间桃源，世间确有此源，如果没有恐怕谁也就不想再活。倘此源有时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讥讽并不能使其强大。千万年来它作为现实，更作为信念，这才不断。它源于心中再流入心中，它施于心又由于心，这才不断。欲其强大，舍心之虔诚又向何求呢？

也有人说我是不是一直活在童话里？语气中既有赞许又有告诫。赞许并且告诫，这很让我信服。赞许既在，告诫并不意指人们之间应该加固一条防线，而只是提醒我：童话的缺憾不在于它太美，而在于它必要走进一个更为纷繁而且严酷的世界，那时只怕它太娇嫩。

事实上在二十一岁那年，上帝已经这样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级童话和永恒的谜语向我略露端倪。

住在4号时，我见过一个男孩。他那年七岁，家住偏僻的山村，有一天传说公路要修到他家门前了，孩子们都翘首以待好梦联翩。公路终于修到，汽车终于开来，乍见汽车，孩子们惊讶兼着胆怯，远远地看。日子一长孩子便有奇想，发现扒住卡车的尾巴可以威风凛凛地兜风，他们背着父母玩得好快活。可是有一次，只一次，这七岁的男孩失手从车上摔了下来。他住进医院时已经不能跑，四肢肌肉都在萎缩。病房里很寂寞，孩子一瘸一瘸地到处串；淘得过分了，病友们就说他：“你说说你是怎么伤的？”孩子立刻低了头，老老实实地一动不动。“说呀？”“说，因为什么？”孩子嗫嚅着。“喂，怎么不说呀？给忘啦？”“因为扒汽车，”孩子低声说。“因为淘气。”孩子补充道。他在诚心诚意地承认错误。大家都沉默，除了他自己谁都知道：这孩子伤在脊髓上，那样的伤是不可逆的。孩子仍不敢动，规规矩矩地站着用一双正在萎缩的小手擦眼泪。终于会有人先开口，语调变得哀柔：“下次还淘不淘了？”孩子很熟悉这样的宽容或原谅，马上使劲摇头：“不，不，不了！”同时松了一口气。但这一回不同以往，怎么没有人接着向他允诺“好啦，只要改了就还是好孩子”呢？他睁大眼睛去看每一个大人，那意思是：还不行么？再不淘气了还不行么？他不知道，他还不懂，命运中有一种错误是只能犯一次的，并没有改正的机会，命运中有一种并非错误的错误（比如淘气，是什么错误呢），但这却是不被原谅的。那孩子小名叫“五蛋”，我记得他，那时他才七岁，他不知道，他还不懂。未来，他势必有一天会知道，可他势必有一天就会懂吗？但无论如何，那一天就是一个童话的结尾。在所有童话的结尾处，让我们这样理解吧：上帝为了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

住在6号时，我见过有一对恋人。那时他们正是我现在的年纪，四十岁。他们是大学同学。男的二十四岁时本来就要出国留学，日期已定，行装都备好了，可命运无常，不知因为什么屁大的一点儿事不得不拖延一个月，偏就在这一个月里因为一次医疗事故他瘫痪了。女的对他一往情深，等着他，先是等着他病好，没等到；然后还等着他，等着他同意跟她结婚，还是没等到。外界的和内心的阻力重重，一年一年，男的既盼着她来又说服着她走。但一年一年，病也难逃爱也难逃，女的就这么一直等着。有一次她狠了狠心，调离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了，但是斩断感情却不这么简单，而且再想调回北京也不这么简单，女的只要有三天假期也迢迢千里地往北京跑。男的那时病更重了，全身都不能动了，和我同住一个病室。女的走后，男的对我说过：你要是爱她，你就不能害她，除非你不爱她，可那你又为什么要结婚呢？男的睡着了，女的对我说过：我知道他这是爱我，可他不明白其实这是害我，我真想一走了事，我试过，不行，我知道我没法不爱他。女的走了男的又对我说过：不不，她还年轻，她还有机会，她得结婚，她这人不能没有爱。男的睡了女的又对我说过：可什么是机会呢？机会不在外边而在心里，结婚的机会有可能在外边，可爱情的机会只能在心里。女的不在时，我把她的话告诉男的，男的默然垂泪。我问他：“你干吗不能跟她结婚呢？”他说：“这你还不懂。”他说：“这很难说得清，因为你活在整个这个世界上。”他说：“所以，有时候这不是光由两个人就能决定的。”我那时确实还不懂。我找到机会又问女的：“为什么不是两个人就能决定的？”她说：“不，我不这么认为。”她说：“不过确实，有时候这确实很难。”她沉吟良久，说：“真的，跟你说你现在也不懂。”十九年过去了，那对恋人现在该已经都是老人。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各自在哪儿，我只听说他们后来还是分手了。十九年中，我自己也有过爱情的经历了，现在要是有个二十一岁的人问我爱情都是什么？大概我也只能回答：真的，这可能从来就不是能说得清的。无论她是什么，她都很少属于语言，而是全部属于心的。还是那位台湾作家三毛说得对：爱如禅，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那也是在一个童话的结尾处，上帝为我们能够永远地追寻着活下去，而设置的一个残酷却诱人的谜语。

二十一岁过去，我被朋友们抬着出了医院，这是我走进医院时怎么也没料到的。我没有死，也再不能走，对未来怀着希望也怀着恐惧。在以后的年月里，还将有很多我料想不到的事发生，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七日

“忘了”与“别忘了”

/一/

一家残疾人刊物的编辑在向我约稿的时候，我正忙着别的事，忙得不亦乐乎，便有推辞之意。编辑怅然道：“别忘了你也是残疾人。”话说得不算十分客气，但我想这话还是对的。虽然这不说明我不该忙些别的事，可我确实应该别忘了我是个残疾人。

/二/

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少女与一个瘸腿的男青年恋爱。少女偶然说到一只名叫“点子”的鸽子，说这名字有点儿让人以为它是个瘸子，男青年听了想起自己，情绪坏了。少女发现了便惊惶地道歉：“我忘了，你能原谅我吗？真的，我忘了。”于是男青年心底荡起渴望已久的幸福感。不是因为她的道歉，而是因为她忘了，忘了他是个残疾人。

/三/

上音乐厅去听听音乐或去体育馆看看球赛，想必都是极惬意的事，但对残疾人却是好梦。音乐厅和体育馆门前都是高高的台阶没有坡道，设计体育馆的人曾经把我们忘了一回，之后，音乐厅的设计者又把我们忘了一回。时至今日，那么多新建的大型公共场所以及住宅楼还是绝大多数都把我们忘了。这样我们自己就难忘，偶尔要忘，那些全如珠穆朗玛峰一般险峻的台阶便来提醒，于是我们便呼吁过而且还要呼吁：建筑设计师们可别忘了我们，别忘了我们是残疾人，我们上不去珠穆朗玛峰和台阶。

/四/

有一回我写的小说受到表彰，前辈们在表彰这篇小说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它的作者是一名残疾人，于是台下的掌声也便不同凡响。当时我心里既感激大家对我的关怀和鼓励，又不免有一缕阴云来笼罩：到底是那小说确凿值得表彰呢？还是单因为它出自一个残疾人的笔下才有了表彰的理由？至少是这两条不能再动的腿，在那表彰的理由中占了一定的比例吧？这时，我的心头只有一句话萦绕不去：忘了我的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吧。又有一次我的小说遭了批判，老实说，我颇以为批判得无理。正当我愤愤然之际，有朋友来为我打抱不平了。我自然很高兴。不料这朋友却说：“我跟他们（指批判者）说了你的情况，你放心吧，没事了。”什么情况？腿，残疾。本来可能还有什么事呢？为什么就又没事了呢？（顺便说一句，我仍以那朋友为朋友，但他那一刻无疑是犯了糊涂。）我如坠入五里雾中，心头又是那句话来回翻滚：忘了这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行不行？

/五/

有一个人，叫王素岭。她自学外语且水平相当高，她双腿残疾且残得相当重，她曾经找不到工作，便以教孩子们学外语为乐，结果证明她教学的水平也相当高。她真想当一名教师，可是学校不要她，因为校方忘不了她是个残疾人。后经各有关方面百般呼吁和努力，她终于当上了教师。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是吃力地架着双拐站着讲课的。四十五分钟又四十五分钟，她真累，她为什么不坐下来讲呢？因为校方说老师必须要站着讲课，否则就别当老师。这时候校方显然又忘了她是个残疾人。

/六/

有一个人，叫顾阿根，是一个公司的头头，是一个残疾人。我见过他，见他在冬日的寒风中瘸着腿为公司的事务四处奔走，蹬起自行车来也如飞。脸上的汗和脸上的笑都正常到使人相信：他那时一定把自己是个残疾人给忘了。最近他正在筹建一个“残疾人用具用品专卖店”。他还准备购置两辆三轮摩托车，为不能出门和无力提拿重物的残疾顾客送货到家。他说该店的宗旨是：“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与健康人同等的购物机会，让千百万残疾人能够买到他们所需的特殊用品，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社会大家庭一员应有的温暖，让千百万残疾人的家属解除后顾之忧。”他说，这几年他和他的公司都有了一些钱，他在赚钱之初便一直是为着实现这一心愿。他说他忘不了残疾人，忘不了自己也是个残疾人，忘不了残疾人生活得很难。

/七/

也有这样的残疾人，怕别人注意到自己的残疾，甚至到了不愿意上街不愿意离家去工作的地步；由怕便容易转为怒，当人家完全没有恶意地说到“瘫”“瘸”“瞎”等字眼的时候，他也怒不可遏甚至有同人家拼命的意思；由怒而进一步就变为累月积年日趋暴烈的愤恨，觉得天地人都太不公正，都对不起他，万事万物都是没有良心的坏种。您也许会想，他一定是希望别人把他的残疾忘掉吧？但事情有时出乎您的意料：当他一旦做出一点儿成绩来，却又愿意别人注意到他的残疾，甚至自愿把那残疾渲染得更重些，仿佛那倒成了资本，越多越好。

听说还有这样的人，自恃身有残疾，便敢于在大街上闯红灯，说起警察拿他没辙来，竟似颇觉荣耀。

/八/

最后我们来看一出小戏。人物：男A，男B。时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任意一天。地点：反正不是渺无人烟或地广人疏之处。幕启时，二人已闲聊半天了。

男A：“嘿，对了，我想起一件事。”

男B：“什么？”

男A：“你认识的人中，还有没有未婚的大龄男青年？”

男B：“干吗？”

男A：“有好几个人托我留心着点儿。现在未婚的大龄女青年可真是不少。”

男B想了一会儿，说：“没有，没有了。”

两个人都叹一回，然后继续闲聊。

幕落。

您一定觉得这戏乏味。现在让我再把这二人详细介绍一下：男A，40岁，已婚，与男B是老熟人；男B，33岁，未婚，是个残疾人但肯定不是弱智。就是说，男B正是一个未婚大龄男青年，只是有残疾。这戏就不那么枯燥了，有可思考之处了：男A把男B忘了。男B也把男B忘了。不过，男A真把男B忘了吗？显然没有，所以他才把男B除外了。男B真的把自己忘了吗？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九/

综上八节而观之，到底是“忘了”好呢还是“别忘了”好？看来这问题不是用非此即此的逻辑可以寻出答案的。我想读者诸君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该忘的时候忘了好，不该忘的时候还是别忘。那么，什么时候该忘什么时候不该忘呢？这却很难具体回答。世事之复杂，非以上八节所述可以概括，但我想，只要人道主义得以弘扬并蔚成风气，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在该忘时忘，在不该忘时不忘了。

譬如第三节中提到的那些台阶，倘所有的设计师都能想到，残疾人也要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也要有自立的骄傲和平等于人的自豪，也要有听听音乐看看球赛的雅兴和逛逛商店或公园的闲情，那么他们必会想到修一条坡道，而且会发现这并不比把观光缆车的钢索架到泰山去更麻烦。

譬如第五节中提到的校方，倘其知道大凡一个人是要吃饭的，也是要从工作中实现人之价值的；倘其知道像王素玲这样的人可以靠自学走上讲台，本身就是对孩子们的一个多么好的教育；倘其知道若为她预备一把椅子，这本身就会在孩子们心中埋下多么美好的种子，那么我相信，校方会抢着要她来教书了，并把破除那条残酷的规矩视为一种光荣。

/十/

那么，人道主义是否仅仅意味着救死扶伤，从而仅仅意味着别人来理解和帮助我们残疾人呢？显然不。人道主义的最美妙之处在于这样的倡导：一切人，不管其肉体和社会职能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精神（或说灵魂）都是平等的，因而他们生于斯世，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所应尽到的义务也便是平等的。（当然，有被选举权的人不都能当上总统，而同是尽了义务的，其社会或经济效益也不可能一般大——这是另外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看看自己有什么毛病吧。

譬如第七节中提到的那种人，我们只好说：悲夫！他竟不知残疾本身从来不是耻辱，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光荣。如果用不幸的残疾去换取某种特权，如果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样总需依仗父母的娇惯，那么，当人们送来了特权也送来了嘲讽，送来了迁就也送来了轻蔑，我们就没理由反对这种搭配了，因为是我们自己先把自己摆在了低于常人的位置上，摆在了深渊里。

譬如第四节中提到的那个史铁生，他是否过于敏感了呢？人们提到他是个残疾人难道有悖事实吗？大家多给他一点儿鼓励的掌声，难道不是人情之常么？假如确有那么一缕阴云的话，也是很敏感的产物。试想这敏感若多起来，谁跟他说话能不提心吊胆百般戒备呢？这样下去哪还有平等可言呢？“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有时候，使我们处于不平等之地位上的，是我们自己，非他人也。所以现在的这个史铁生想，还是第六节中提到的那个顾阿根更懂得，什么时候该忘什么时候该不忘。

再来说说那出小戏。男A把男B忘了，我们只想到了遗憾二字。男B也把男B忘了，我们便想到阿Q画押时唯怒不能画得圆。不过我相信男B并没有真忘了自己，只不过心向往之而不敢为罢了，于是渐渐把自己推向了麻木。所以我想，“忘我”未必都是好事，有时竟是生命的衰竭和绝望。不争者的不幸，一方面可怜，一方面可怒。这小戏是个象征：人道主义不仅意味着我们该有人的权利，还意味着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去争取，倘自己先就胆怯，则天上掉大饼的机会微乎其微。

总之，我们既然要求的是平等，既然不谋为鬼也不想成神，事情其实就很简单了：让我们的肉体不妨继续带着残疾，但要让我们的精神像健康人一样与世界相处。

一九八七年

我的梦想

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个体育迷。我不光喜欢看足球、篮球以及各种球类比赛，也喜欢看田径、游泳、拳击、滑冰、滑雪、自行车和汽车比赛，总之我是个全能体育迷。当然都是从电视里看，体育馆场门前都有很高的台阶，我上不去。如果这一天电视里有精彩的体育节目，好了，我早晨一睁眼就觉得像过节一般，一天当中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想着它，一分一秒都过得愉快。有时我也怕很多重大比赛集中在一天或几天（譬如刚刚闭幕的奥运会），那样我会把其他要紧的事都耽误掉。

其实我是第二喜欢足球，第三喜欢文学，第一喜欢田径。我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多少，是由谁保持的，保持的时间长还是短。譬如说男子跳远纪录是由比蒙保持的，二十年了还没有人能破；不过这事不大公平，比蒙是在地处高原的墨西哥城跳出这八米九零的，而刘易斯在平原跳出的八米七二事实上比前者还要伟大，但却不能算世界纪录。这些纪录是我顺便记住的，田径运动的魅力不在于纪录，人反正是干不过上帝；但人的力量、意志和优美却能从那奔跑与跳跃中得以充分展现，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它比任何舞蹈都好看，任何舞蹈跟它比起来都显得矫揉造作甚至故弄玄虚。也许是我见过的舞蹈太少了。而你看刘易斯或者摩西跑起来，你会觉得他们是从人的原始中跑来，跑向无休止的人的未来，全身如风似水般滚动的肌肤就是最自然的舞蹈和最自由的歌。

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他身高一米八八，肩宽腿长，像一头黑色的猎豹，随便一跑就是十秒以内，随便一跳就在八米开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赛中他的动作也是那么舒展、轻捷、富于韵律；绝不像流行歌星们的唱歌，唱到最后总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要干什么。不怕读者诸君笑话，我常暗自祈祷上苍，假若人真能有来世，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有刘易斯那样一副身体就好。我还设想，那时的人又会普遍比现在高了，因此我至少要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那时的百米速度也会普遍比现在快，所以我不能只跑九秒九几。做小说的人多是白日梦患者。好在这白日梦并不令我沮丧，我是因为现实的这个史铁生太令人沮丧，才想出这法子来给他宽慰与向往。我对刘易斯的喜爱和崇拜与日俱增。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想若是有什么办法能使我变成他，我肯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我来世能有那样一个健美的躯体，今生这一身残病的折磨也就得到了足够的报偿。

奥运会上，约翰逊战胜刘易斯的那个中午我难过极了，心里别别扭扭别别扭扭的一直到晚上，夜里也没睡好觉。眼前老翻腾着中午的场面：所有的人都在向约翰逊欢呼，所有的旗帜和鲜花都向约翰逊挥舞，浪潮般的记者簇拥着约翰逊走出比赛场，而刘易斯被冷落在一旁。刘易斯当时那茫然若失的目光就像个可怜的孩子，让我一阵阵心疼。一连几天我都闷闷不乐，总想着刘易斯此时会怎样痛苦，不愿意再看电视里重播那个中午的比赛，不愿意听别人谈论这件事，甚至替刘易斯嫉妒着约翰逊，在心里找很多理由向自己说明还是刘易斯最棒；自然这全无济于事，我竟然比刘易斯还败得惨，还迷失得深重。这岂不是怪事么？在外人看来这岂不是发精神病么？我慢慢去想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一个美的偶像被打碎了么？如果仅仅是这样，我完全可以惋惜一阵再去竖立起约翰逊嘛，约翰逊的雄姿并不比刘易斯逊色。是因为我这人太恋旧骨子里太保守吗？可是我非常明白，后来者居上是最应该庆祝的事。或者是刘易斯没跑好让我遗憾？可是九秒九二是他最好的成绩。到底为什么呢？最后我知道了：我看见了所谓“最幸福的人”的不幸，刘易斯那茫然的目光使我的“最幸福”的定义动摇了继而粉碎了。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这三个字，他在所有人的欲望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局限的无尽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么史铁生的不能跑与刘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丧与痛苦的根源。假若刘易斯不能懂得这些事，我相信，在前述那个中午，他一定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在百米决赛的第二天，刘易斯在跳远决赛中跳出了八米七二，他是个好样的。看来他懂，他知道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火为何而燃烧，那不是为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战败，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我不敢说刘易斯就是这样，但我希望刘易斯是这样，我一往情深地喜爱并崇拜这样一个刘易斯。

这样，我的白日梦就需要重新设计一番了。至少我不再愿意用我领悟到的这一切，仅仅去换一个健美的躯体，去换一米九以上的身高和九秒七九乃至九秒六九的速度，原因很简单，我不想在来世的某一个中午成为最不幸的人；即使人可以跑出九秒五九，也仍然意味着局限。我希望既有一个健美的躯体又有一个了悟了人生意义的灵魂，我希望二者兼得。但是，前者可以祈望上帝的恩赐，后者却必须在千难万苦中靠自己去获取——我的白日梦到底该怎样设计呢？千万不要说，倘若二者不可兼得你要哪一个？不要这样说，因为人活着必要有一个最美的梦想。

后来得知，约翰逊跑出了九秒七九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对此我们该说什么呢？我在报纸上见了这样一条消息：他的牙买加故乡的人们说，“约翰逊什么时候愿意回来，我们都会欢迎他，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他都是牙买加的儿子。”这几句话让我感动至深。难道我们不该对灵魂有了残疾的人，比对肢体有了残疾的人，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爱吗？

一九八八年

好运设计

要是今生遗憾太多，在背运的当儿，尤其在背运之后情绪渐渐平静了或麻木了，你独自待一会儿，抽支烟，不妨想一想来世。你不妨随心所欲地设想一下（甚至是设计一下）自己的来世。你不妨试试。在背运的时候，至少我觉得这不失为一剂良药——先可以安神，而后又可以振奋。就像输惯了的赌徒把屡屡的败绩置于脑后，输光了裤子也还是对下一局存着饱满的好奇和必赢的冲动。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吗？无非是说迷信，好吧你就迷信它一回。无非是说这不科学，行，况且对于走运和背运的事实，科学本来无能为力。无非说这是空想，这是自欺，是做梦，没用，那么希望有用吗？希望是不是必得在被证明了是可以达到的之后才能成立？当然，这些差不多都是废话，背了运的时候哪想得起来这么多废话？背了运的时候只是想走运有多么好，要是能走运有多好。到底会有多好呢？想想吧，想想没什么坏处，干吗不想一想呢？我就常常这样去想，我常常浪费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蠢事。

我想，倘有来世，我先要占住几项先天的优越：聪明、漂亮和一副好身体。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人一生下来就有走运的和不走运的。譬如说一个人很笨，生来就笨，这该怨他自己吗？然而由此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却完全要由他自己负责——他可能因此在兄弟姐妹之中是最不被父母喜爱的一个，他可能因此常受老师的斥责和同学们的嘲笑，他便更加自卑、更加委顿，饱受了轻蔑终也不知这事到底该怨谁。再譬如说，一个人生来就丑，相当丑，再怎么想办法去美容都无济于事，这难道是他的错误是他的罪过？不是。好，不是。那为什么就该他难得姑娘们的喜欢呢？因而婚事就变得格外困难，一旦有个漂亮姑娘爱上他却又赢得多少人的惊诧和不解，终于有了孩子，不要说别人就连他自己都希望孩子长得千万别像他自己。为什么就该他是这样呢？为什么就该他常遭取笑，常遭哭笑不得的外号，或者常遭怜悯，常遭好心人小心翼翼地对待呢？再说身体，有的人生来就肩宽腿长潇洒英俊（或者婀娜妩媚娉娉婷婷），生来就有一身好筋骨，跑得也快跳得也高，气力足耐力又好，精力旺盛，而且很少生病，可有的人却与此相反生来就样样都不如人。对于身体，我的体会尤甚。譬如写文章，有的人写一整天都不觉得累，可我连续写上三四个钟头眼前就要发黑。譬如和朋友们一起去野游，满心欢喜妙想联翩地到了地方，大家的热情正高雅趣正浓，可我已经累得只剩了让大家扫兴的份了。所以我真希望来世能有一副好身体。今生就不去想它了，只盼下辈子能够谨慎投胎，有健壮优美如卡尔·刘易斯一般的身材和体质，有潇洒漂亮如周恩来一般的相貌和风度，有聪明智慧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般的大脑和灵感。

既然是梦想不妨就让它完美些罢。何必连梦想也那么拘谨那么谦虚呢？我便如醉如痴并且极端自私自利地梦想下去。

降生在什么地方也是件相当重要的事。二十年前插队的时候，我在偏远闭塞的陕北乡下，见过不少健康漂亮尤其聪慧超群的少年，当时我就想，他们要是生在一个恰当的地方他们必都会大有作为，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必定成就非凡。但在那穷乡僻壤，吃饱肚子尚且是一件颇为荣耀的成绩，哪还有余力去奢想什么文化呢？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上学，自然也没有书读，看不到报纸电视甚至很少看得到电影，他们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便只可能遵循了祖祖辈辈的老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夏忙冬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如常地流逝，然后他们长大了，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才华逐步耗尽变作纯朴而无梦想的汉子。然后，可以料到，他们也将如他们的父辈一样地老去，唯单调的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注定的痕迹，而人为什么要活这一回呢？却仍未在他们苍老的心里成为问题。然后，他们恐惧着、祈祷着、惊慌着听命于死亡随意安排。再然后呢？再然后倘若那地方没有变化，他们的儿女们必定还是这样地长大、老去、磨钝了梦想，一代代去完成同样的过程。或许这倒是福气？或许他们比我少着梦想所以也比我少着痛苦？他们会不会也设想过自己的来世呢？没有梦想或梦想如此微薄的他们又是如何设想自己的来世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希望我的来世不要是他们这样，千万不要是这样。

那么降生在哪儿好呢？是不是生在大城市，生在个贵府名门就肯定好呢？父亲是政绩斐然的总统，要不是个家藏万贯的大亨，再不就是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或者父母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你从小就在一个备受宠爱备受恭维的环境中长大，你从小就在一个五彩缤纷妙趣频逢的环境中长大，呈现在你面前的是无忧无虑的现实，绚烂辉煌的前景，左右逢源的机遇，一帆风顺的坦途……不过这样是不是就好呢？一般来说这样的境遇也是一种残疾，也是一种牢笼。这样的境遇经常造就着蠢材，不蠢的几率很小，有所作为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凡有点儿水平的姑娘都不肯高攀这样的人；固然他们之中也有智能超群的天才，也有过大有作为的人物，也出过明心见性的悟者，但毕竟几率很小比例很低。这就有相当大的风险，下辈子务必慎重从事，不可疏忽大意不可掉以轻心，今生多舛来生再受不住是个蠢材了。

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

生在一个介于此二者之间的位置上怎么样？嗯，可能不错。

既知晓人类文明的丰富璀璨，又懂得生命路途的坎坷艰难，这样的位置怎么样？嗯，不错。

既了解达官显贵奢华而危惧的生活，又体会平民百姓清贫而深情的岁月，这位置如何？嗯！不错，好！

既有博览群书并入学府深造的机缘，又有浪迹天涯独自在社会上闯荡的经历；既能在关键时刻得良师指点如有神助，又时时事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绝非平步青云；既饱尝过人情友爱的美好，又深知了世态炎凉的正常，故而能如罗曼·罗兰所说“看清了这个世界，而后爱它”。——这样的位置可好？好。确实不错。好虽好，不过这样的位置在哪儿呢？

在下辈子。在来世。只要是好，咱可以设计。咱不慌不忙仔仔细细地设计一下吧。我看没理由不这样设计一下。甭灰心，也甭沮丧，真与假的说道不属于梦想和希望的范畴，还是随心所欲地来一回“好运设计”吧。

你最好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

也就是说，你父亲是知识分子但千万不要是那种炙手可热过于风云的知识分子，否则，“贵府名门”式的危险和不幸仍可能落在你头上：你将可能没有一个健全、质朴的童年，你将可能没有一群烂漫无猜的伙伴，你将会错过唯一可能享受到纯粹的友情、感受到圣洁的忧伤的机会，而那才是童年，才是真正的童年。一个人长大了若不能怀恋自己童年的痴拙，若不能默然长思或仍耿耿于怀孩提时光的往事，当是莫大的缺憾；对于我们的“好运设计”，则是个后患无穷的错误。你应该有一大群来自不同家庭的男孩儿和女孩儿做你的朋友，你跟他们一块儿认真地吵架并且翻脸，然后一块儿哭着和好如初。把你的秘密告诉他们，把他们告诉给你的秘密对任何人也不说。你们订一个暗号，这暗号一经发出你们一个个无论正在干什么也得从家里溜出来，密谋一桩令大人们哭笑不得的事件。当你父母不在家的时候，随便找个理由把你的好朋友都叫来——比如说为了你的生日或为了离你的生日还差一个多月，你们痛痛快快随心所欲地折腾一天，折腾饿了就把冰箱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然后继续载歌载舞地庆祝，直到不小心把你父亲的一件贵重艺术品摔成分文不值，你们的汗水于是被冻僵了一会儿，但这是个机会是你为朋友们献身的时刻，你脸色煞白但拍拍胸脯说这怕什么这没啥了不起，随后把朋友们都送走，你独自胆战心惊地策划一篇谎言（要是你家没有猫，你记住：邻居家不一定都没有猫）。你还可以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去冒险，到一个据说最可怕的地方，比如离家很远的一片野地、一幢空屋、一座孤岛、孤岛上废弃的古刹、古刹四周阴森零落的荒冢……都是可供选择的地方。你从自己家的抽屉里而不要从别人家的抽屉里拿点儿钱，以备不时之需；你们瞒过父母，必要的话还得瞒过姐姐或弟弟；你们可以不带那些女孩子去，但如果她们执意要跟着也就别无选择，然后出发，义无反顾。把你的新帽子扯破了新鞋弄丢了一只这没关系，把膝盖碰出了血把白衬衫上洒了一瓶紫药水这没关系，作业忘记做了还在书包里装了两只活蛤蟆一只死乌鸦这都毫无关系，你母亲不会怪你，因为当晚霞越来越淡继而夜色越来越重的时候，你父亲也沉不住气了，他正要动身去报案，你们突然都回来了，累得一塌糊涂但毕竟完整无缺地回来了，你母亲庆幸还庆幸不过来呢还会再存什么别的奢望吗？“他们回来啦，他们回来啦！”仿佛全世界都和平解放了，一群平素威严的父亲都乖乖地跑出来迎接你们，同样多的一群母亲此刻转忧为喜光顾得摩挲你们的脸蛋和亲吻你们的脑门儿：“你们这是上哪儿去了呀，哎哟天哪，你们还知道回来吗！”你就大模大样地躺在沙发上呼吃唤喝，“累死了，哎呀真是累死了！”——你就这样，没问题，再讲点儿莫须有的惊险故事既吓唬他们也陶醉自己，你就得这样，只要这样，一切帽子、裤子、鞋、作业和书包、活蛤蟆以及死乌鸦，就都微不足道了。（等你长到我这样的年龄时，你再告诉他们那些惊险的故事都是你为了逃避挨揍而获得的灵感，那时你年老的父母肯定不会再补揍你一顿，而仍可能摩挲你的脸甚至吻你的脑门儿了。）但重要的是，这次冒险你无论如何得安全地回来——就像所有的戏剧还没打算结束时所需要的那样，否则接下去的好运就无法展开了。不错，你的童年就应该是这样的，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设计，一个幸运者的童年就得是这样。我的纸写不下了，待实施的时候应该比这更丰富多彩。比如你还可颇具分寸地惹一点儿小祸，一个幸运的孩子理应惹过一点儿小祸，而且理应遇到过一些困难，遇到过一两个骗子、一两个坏人、一两个蠢货和一两个不会发愁而很会说笑话的人。一个幸运的孩子应该有点儿野性。当然你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因为一个幸运的人必须从小受到文化的熏陶，野到什么份上都不必忧虑但要有机会使你崇尚知识，之所以把你父亲设计为知识分子，全部的理由就在于此。

你的母亲也要有知识，但不要像你父亲那样关心书胜过关心你。也不要像某些愚蠢的知识妇女，料想自己功名难就，便把一腔希望全赌在了儿女身上，生了个女孩儿就盼她将来是个居里夫人，养了个男娃就以为是养了个小贝多芬。这样的母亲千万别落到咱头上，你不听她的话你觉得对不起她，你听了她的话你会发现她对不起你。她把你像幅名画似地挂在墙上后退三步眯起眼睛来观赏你，把你像颗话梅似的含在嘴里颠来倒去地品味你，你呢？站在那儿吱吱嘎嘎地折磨一把挺好的小提琴，长大了一想起小提琴就发抖，要不就是没日没夜地背单词背化学方程式，长大了不是傻瓜就是暴徒。你的母亲当然不是这样。有知识不是有文凭，你的母亲可以没有文凭。有知识不是被知识霸占，你的母亲不是知识的奴隶。有知识不能只是有对物的知识，而是得有对人的了悟。一个幸运者的母亲必然是一个幸运的母亲，一个明智的母亲，一个天才的母亲，她自打当了母亲她就得了灵感，她教育你的方法不是来自教育学，而是来自她对一切生灵乃至天地万物由衷的爱，由衷的颤栗与祈祷，由衷的镇定和激情。在你幼小的时候她只是带着你走，走在家里，走在街上，走到市场，走到郊外，她难得给你什么命令，从不有目的地给你一个方向，走啊走啊你就会爱她，走啊走啊，你就会爱她所爱的这个世界。等你长大了，她就放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去，她深信你会爱这个世界，至于其他她不管，至于其他那是你的自由你自己负责，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你能常常回来，你能有时候回来一下。

在你两三岁的时候你就光是玩，成天就是玩，别着急背诵《唐诗三百首》和弄通百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去玩一把没有钥匙的锁和一把没有锁的钥匙，去玩撒尿和泥，然后用不着洗手再去玩你爷爷的胡子。到你四五岁的时候你还是玩，但玩得要高明一点儿了，在你母亲的皮鞋上钻几个洞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往你父亲的录音机里撒把沙子听听声音会不会更奇妙。上小学的时候，我看你门门功课都得上三四分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去做些别的事，以便让你父母有机会给人家赔几块玻璃。一上中学尤其一上高中，所有的熟人几乎都不认识你了，都得对你刮目相看：你在数学比赛上得奖，在物理比赛上得奖，在作文比赛上得奖，在外语比赛上你没得奖但事后发现那不过是老师的一个误判。但这都并不重要，这些奖啊奖啊奖啊并不足以构成你的好运，你的好运是说你其实并没花太多时间在功课上，你爱好广泛，多能多才，奇想迭出，别人说你不务正业你大不以为然，凡兴趣所至仍神魂聚注若癫若狂。

你热爱音乐，古典的交响乐，现代的摇滚乐，温文尔雅的歌剧清唱剧，粗犷豪放的民谣村歌，乃至悠婉凄长的叫卖，孤零萧瑟的风声，温馨闲适的节日的音讯，你都听得心醉神迷，听得怆然而沉寂，听出激越和威壮，听到玄缈与空冥，你真幸运，生存之神秘注入你的心中使你永不安规守矩。

你喜欢美术，喜欢画作，喜欢雕塑，喜欢异彩纷呈的烧陶，喜欢古朴稚拙的剪纸，喜欢在渺无人迹的原野上独行，在水阔天空的大海里驾舟，在山林荒莽中跋涉，看大漠孤烟看长河落日，看鸥鸟纵情翱飞看老象坦然赴死，你从色彩感受生命，由造型体味空间，在线条上嗅出时光的流动，在连接天地的方位发现生灵的呼喊，你是个幸运的人因为你真幸运，你于是匍匐在自然造化的脚下，奉上你的敬畏与感恩之心吧，同时上苍赐予你不屈不尽的创造情怀。

你幸运得简直令人嫉妒，因为体育也是你的擅长。九秒九一，懂吗？两小时五分五十九秒，懂吗？就是说，从一百米到马拉松不管多长的距离没有人能跑得过你；两米四五，八米九一，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没人比你跳得高也没人比你跳得远；突破二十三米、八十米、一百米，就是说，铅球也好铁饼也好标枪也好，在投掷比赛中仍然没有你的对手。当然这还不够，好运气哪有个够呢？差不多所有的体育项目你都行：游泳、滑雪、溜冰、踢足球、打篮球，乃至击剑、马术、射击，乃至铁人三项……你样样都玩得精彩、洒脱、漂亮。你跑起来浑身的肌肤像波浪一样滚动，像旗帜一般飘展；你跳起来仿佛土地也有了弹性，空中也有着依托；你披波戏水，屈伸舒卷，鬼没神出；在冰原雪野，你翻转腾挪，如风驰电掣；生命在你那儿是一个节日，是一个庆典，是一场狂欢……那已不再是体育了，你把体育变得不仅仅是体育了，幸运的人，那是舞蹈，那是人间最自然最坦诚的舞蹈，那是艺术，是上帝选中的最朴实最辉煌的艺术形式，这时连你在内，连你的肉体你的心神，都是艺术了，你这个幸运的人，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偏偏是你被上帝选作了美的化身。

接下来你到了恋爱的季节。你十八岁了，或者十九或者二十岁了。这时你正在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读一个最令人仰慕的系最令人敬畏的专业，你读得出色，各种奖啊奖啊又闹着找你。现在你的身高已经是一米八八，你的喉结开始突起，嘴唇上开始有了黑色但还柔软的胡须，就是在这时候你的嗓音开始变得浑厚迷人，就是在这时候你的百米成绩开始突破十秒，你的动静坐卧举手投足都流溢着男子汉的光彩……总之，由于我们已经设计过的诸项优点或说优势，明显地追逐你的和不露声色地爱慕着你的姑娘们已是成群结队，你经常在教室里看见她们异样的目光，在食堂里听出她们对你嘁嘁喳喳的议论，在晚会上她们为你的歌声所倾倒，在运动会上她们被你的身姿所激动而忘情地欢呼雀跃，但你一向只是拒绝，拒绝，婉言而真诚地拒绝，善意而巧妙地逃避，弄得一些自命不凡的姑娘委屈地流泪。但是有一天，你在运动场上正放松地慢跑，你忽然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也在慢跑，她的健美一点儿不亚于你，她修长的双腿和矫捷的步伐一点儿不亚于你，生命对她的宠爱、青春对她的慷慨这些绝不亚于你，而她似乎根本没有发现你，她顾自跑着目不斜视，仿佛除了她和她的美丽这世界上并不存在其他东西，甚至连她和她的美丽她也不曾留意，只是任其随意流淌，任其自然地涌荡。而你却被她的美丽和自信震慑了，被她的优雅和茁壮惊呆了，你被她的倏然降临搞得心恍神惚手足无措。（我们同样可以为她也做一个“好运设计”，她是上帝的一个完美的作品，为了一个幸运的男人这世界上显然该有一个完美的女人，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于是你不跑了，伏在跑道边的栏杆上忘记了一切，光是看她。她跑得那么轻柔，那么从容，那么飘逸，那么灿烂。你很想冲她微笑一下向她表示一点儿敬意，但她并不给你这样的机会，她跑了一圈又一圈却从来没有注意到你，然后她走了。简单极了，就是说她跑完了该走了，就走了。就是说她走了，走了很久而你还站在原地。就是说操场上空空旷旷只剩了你一个人，你头一回感到了惆怅和孤零——她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来。但你把她记在了心里。但幸运之神仍然和你在一起。此后你又在图书馆里见到过她，你费尽心机总算弄清了她在哪个系。此后你又在游泳池里见到过她，你拐弯抹角从别人那儿获悉了她的名字。此后你又在滑冰场上见到过她，你在她周围不露声色地卖弄你的千般技巧万种本事，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此后你又在领奖台上和她站到过一起，这一回她对你笑了笑使你一生再也没能忘记。此后你又在朋友家里和她一起吃过一次午饭（你和你的朋友为此蓄谋已久），这下你们到底算认识了，你们谈了很多，谈得融洽而且热烈。此后不是你去找她，就是她来找你，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不是她来找你就是你去找她，春夏秋冬……总之，总而言之，你们终成眷属；你是一个幸运的人——至少我们的“幸运设计”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万事如意。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好运设计”至此显得有些潦草了。是的。不过绝不是我们无能把它搞得更细致、更完善、更浪漫、更迷人，而是我忽然有了一点儿疑虑，感到了一点儿困惑，有一道淡淡的阴影出现了并正在向我们靠近，但愿我们能够摆脱它，能够把它消解掉。

阴影最初是这样露头的：你能在一场如此称心、如此顺利、如此圆满的爱情和婚姻中饱尝幸福吗？也就是说，没有挫折，没有坎坷，没有望眼欲穿的企盼，没有撕心裂肺的煎熬，没有痛不欲生的痴癫与疯狂，没有万死不悔的追求与等待，当成功到来之时你会有感慨万端的喜悦吗？在成功到来之后还会不会有刻骨铭心的幸福？或者，这喜悦能到什么程度？这幸福能被珍惜多久？会不会因为顺利而冲淡其魅力？会不会因为圆满而阻塞了渴望，而限制了想象，而丧失了激情，从而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只是遵从了一套经济规律、一种生理程序、一个物理时间，心路却已荒芜，然后是腻烦，然后靠流言蜚语排遣这腻烦，继而是麻木，继而用插科打诨加剧这麻木——会不会？会不会是这样？地球如此方便如此称心地把月亮搂进了自己的怀中，没有了阴晴圆缺，没有了潮汐涌落，没有了距离便没有了路程，没有了斥力也就没有了引力，那是什么呢？很明白，那是死亡。当然一切都在走向那里，当然那是一切的归宿，宇宙在走向热寂。但此刻宇宙正在旋转，正在飞驰，正在高歌狂舞，正借助了星汉迢迢，借助了光阴漫漫，享受着它的路途，享受着坍塌后不死的沉吟，享受着爆炸后辉煌的咏叹，享受着追寻与等待，这才是幸运，这才是真正的幸运，恰恰死亡之前这波澜壮阔的挥洒，这精彩纷呈的燃烧才是幸运者得天独厚的机会。你是一个幸运者，这一点你要牢记。所以你不能学那凡夫俗子的梦想，我们也不能满意这晴空朗日水静风平的设计。所谓好运，所谓幸福，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程序，而完全是心灵的感受，是强烈的幸福感罢了。幸福感，对了。没有痛苦和磨难你就不能强烈地感受到幸福，对了。那只是舒适只是平庸，不是好运不是幸福，这下对了。

现在来看看，得怎样调整一下我们的“设计”，才能甩掉那道不祥的阴影，才能远远地离开它。也许我们不得不给你加设一点儿小小的困难，不太大的坎坷和挫折，甚至是一些必要的痛苦和磨难，为了你的幸福不致贬值我们要这样做，当然，会很注意分寸。

仍以爱情为例。我们想是不是可以这样：一开始，让你未来的岳父岳母对你们的恋爱持反对态度，他们不大看得上你，包括你未来的大舅子、小姨子、大舅子的夫人和小姨子的男朋友，等等一干人马都看不上你。岳父说要是这样他宁可去死。岳母说要是这样她情愿少活。大舅子于是奉命去找了你们单位的领导说你破坏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小姨子流着泪劝她的姐姐三思再三思，爹有心脏病娘有高血压。岳父便说他死不瞑目。岳母说她死后做鬼也不饶过你们。你是个幸运的人你真没看错那个姑娘，她对你一往情深始终不渝，她说与其这样不如她先于他们去死，但在死前她有必要提个问题：“请问他哪点不如你们？请问他有哪点不好？”是呀，他哪点不好呢？你，是说你，你有哪点不好呢？不仅这姑娘的父母无言以对，就连咱们也无以作答。按照已有的设计，你好像没有哪点不好，你简直无懈可击，那两个老人倘不是疯子不是傻瓜不是心理变态，他们为什么会反对你成为他们的女婿呢？所以对此得做一点儿修改，你不能再是一个完人，你得至少有一个弱点，甚至是一种很要紧的缺欠，一种大凡岳父岳母都难以接受的缺欠，然后你在爱情的鼓舞下，在那对蛮横老人颇合逻辑的蔑视的刺激下，痛下决心破釜沉舟发奋图强历尽艰辛终于大功告成终于光彩照人终于震撼了那对老人，令他们感动令他们愧悔于是心悦诚服地承认了你这个女婿，使你热泪盈眶欣喜若狂忽然发现天也是格外地蓝地球也是出奇地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幸福地久天长……是不是得这样呢？得这样。大概是得这样。

什么样的缺欠呢？你看给你设计什么样的缺欠比较适合？

笨？不不，这不行，笨很可能是一件终生的不幸，几乎不是努力可以根本克服的，此一点应坚决予以排除。

丑呢？不，丑也不行，丑也是无可挽回的局面，弄不好还会殃及后代，不行，这肯定不行。

无知呢，行不行？不，这比笨还不如，绝对的（或相当严重的）无知与白痴没什么区别；而相对的无知又不是一项缺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你总得做一点儿让步嘛。譬如说木讷一点儿，古板一点儿行吗？缺乏点儿活力，缺乏点儿朝气，缺乏点儿个性，缺乏点儿好奇心，譬如说这样，行吗？噢，你居然还在问“行吗”，再糟糕不过！接下来你会发现他还缺乏勇气，缺乏同情，缺乏感觉，遇事永远不会激动，美好不能使其赞叹，丑恶也不令其憎恶，他既不懂得感动也不懂得愤怒，他不怎么会哭又不大会笑，这怎么能行？他还是活的吗？他还能爱吗？他还会为了爱而痛苦而幸福吗？不行。

那么狡猾一点儿可以吗？狡猾，唉，其实人们都多多少少地有那么一点儿狡猾，这虽不是优点但也不必算作缺点，凡要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种类，有点儿狡猾也是在所难免。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若是存心算计别人、不惜坑害别人的狡猾可不行。那样的人我怕大半没什么好下场。那样的人同样也不会懂得爱（他可能了解性，但他不懂得爱，他可能很容易猎获性器的快感，但他很难体验性爱的陶醉，因为他依靠的不是美的创造而仅仅是对美的赚取），况且这样的人一般来说都没什么真正的才华和魅力，否则也无须选用了狡猾。不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想，狡猾都不行。

要不，有一点儿病？噢老天爷，千万可别，您饶了我吧，无论如何帮帮忙，下辈子万万不能再有病了，绝对不能。咱们辛辛苦苦弄这个“好运设计”因为什么您知道不？是的您应该知道，那就请您再别提病，一个字也别再提。

只是有一点儿小病呢？小病也不行，发烧感冒拉肚子？不不，这没用，有点儿小病不构成对什么人的威胁，也不能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最终使你的幸福加倍，有也是白有。但这绝不是说你没病则已，有就有它一种大病，不不！绝没有这个意思；你必须要明白，在任何有期徒刑（注意：有期）和有一种大病之间，要是你非得做出选择不可的话，你要选择前者，前者！对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要是你得了一种大病，别急听我说完，得了一种足以使你日后的幸福升值的大病，而这病后来好了，完全好了，这怎么样？唔，这倒值得考虑。你在病榻上躺了好几年，看见任何一个健康的人你都羡慕，你想你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你都知足，然后你的病好了，完好如初，这怎么样？说下去。你本来已经绝望了，你想即便不死未来的日子也是无比暗淡，你想与其这样倒不如死了痛快，就在这时你的病情突然有了转机。说下去。在那些绝望的白天和黑夜，你祷告许愿，你赌咒发誓，只要这病还能好，再有什么苦你都不会觉得苦再有什么难你也不会觉得难，一文不名呀，一贫如洗呀，这都有什么关系呢？你将爱生活，爱这个世界，爱这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时，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个奇迹使你完全恢复了健康，你又是那么精力旺盛健步如飞了，这样好不好？好极了，再往下说。你本来想只要还能走就行，可你现在又能以九秒九一的速度飞跑了；你本来想要是再能跳就好了，可你现在又可以跳过两米四五了；你本来想只要还能独立生活就够了，可现在你的用武之地又跟地球一样大了；你本来想只要还能算个人不至于把谁吓跑就谢天谢地了，可现在喜欢你的好姑娘又是数不胜数铺天盖地而来了。往下说呀，别含糊，说下去。当然你痴心不改——这不是错误，大劫大难之后人不该失去锐气，不该失去热度，你镇定了但仍在燃烧，你平稳了却更加浩荡，你依然爱着那个姑娘爱得山高海深不可动摇，这时候你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自然也不会再反对你们的结合了，不仅不反对而且把你看作是他们的光彩是他们的荣耀是他们晚年的福气是他们九泉之下的安慰。此刻你是多么幸福，你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在蓝天阔野中跑，在碧波白浪中游，你会是怎样的幸福！现在就把前面为你设计的那些好运气都搬来吧，现在可以了，把它们统统搬来吧，劫难之后失而复得，现在你才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了。苦尽甜来，对，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好运道。

苦尽甜来，对，只要是苦尽甜来其实怎么都行，生生病呀，失失恋呀，要要饭呀，挨挨揍呀（别揍坏了），被抄抄家呀，坐坐冤狱呀，只要能苦尽甜来其实都不是坏事。怕只怕苦也不尽，甜也不来。其实都用不着甜得很厉害，只要苦尽也就够了。其实都用不着什么甜，苦尽了也就很甜了。让我们为此而祈祷吧。让我们把这作为一条基本原则，无论如何写进我们的“好运设计”中去吧，无论如何安排在头版头条。

问题是，苦尽甜来之后又怎样呢？苦尽甜来之后又当如何？哎哟，那道阴影好像又要露头。苦尽甜来之后要是你还没死，以后的日子继续怎样过呢？我们应当怎样继续为你设计好运呢？好像问题还是原来的问题，我们并没能把它解决。当然现在你可以不断地忆苦思甜，不断地知足常乐，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你以后的生活设计得无比顺利，但这样下去我们是不是绕了一圈又回到那不祥的阴影中去了？你将再没有企盼了吗？再没有新的追求了吗？那么你的心路是不是又要荒芜，于是你的幸福感又要老化、萎缩、枯竭了呢？是的，肯定会是这样。幸福感不是能一次给够的，一次幸福感能维持多久这不好计算，但日子肯定比它长，比它长的日子却永远要依靠着它。所以你不能失去距离，不能没有新的企盼和追求，你一时失去了距离便一时没有了路途，一时没有了企盼和追求便一时失去了兴致和活力，那样我们势必要前功尽弃，那道阴影必会不失时机地又用无聊、用乏味、用腻烦和麻木来纠缠你，来恶心你，同时葬送我们的“好运设计”。当然我们不会答应。所以我们仍要为你设计新的距离，设计不间断的企盼和追求。不过这样你就仍然要有痛苦，一直要有。是的是的，一时没有了痛苦的衬照便一时没有了幸福感。

真抱歉，我们没想到会是这样。我们一向都是好意，想使你幸福，想使你在来世频交好运，没想到竟还得不断地给你痛苦。那道讨厌的阴影真是把咱们整惨了。看看吧，看看是否还有办法摆脱它。真对不起，至少我先不吹牛了，要是您还有兴趣咱们就再试试看，反正事已至此，我想也不必草草率率地回心转意。看在来世的分上，就再试试吧。

看来，在此设计中不要痛苦是不大可能了。现在就只剩了一条路：使痛苦尽量小些，小到什么程度并没有客观的尺度，总归小到你能不断地把它消灭就行了。就是说，你能够不断地克服困难，你能够不断地跨越距离，你能够不断地实现你的愿望，这就行了。痛苦可以让它不断地有，但你总是能把它消灭，这就行了，这样你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混账玩意而不断地得到幸福感了。只要这样行，接下来的事由我们负责。我们将根据以上要求为你设计必要的才能、必要的机运、必要的心理素质、意志品质，以及必要的资金、器械、设施、装备，乃至大夫护士、贤妻良母、孝子乖孙等等一系列优秀的后勤服务。总之，这些我们都能为你设计，只要一个人永远是个胜利者这件事是可能的，只要无论什么样的痛苦总归是能被消灭的这件事是可能的，只要这样，我们的“好运设计”就算成了。只好也就这样了，这样也就算成了。

不过，这是不是可能的？你见没见过永远的胜利者？好吧，没见过并不说明这是不可能的，没见过的我们也可以设计。你，譬如说你就是一个永远的胜利者，那么最终你会碰见什么呢？死亡。对了，你就要碰见它，无论如何我们没法使你不碰见它，不感到它的存在，不意识到它的威胁。那么你对它有什么感想？你一生都在追求，一直都在胜利，一向都是幸福的，但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想你终于追求到了什么呢？你的一切胜利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这时你不沮丧，不恐惧，不痛苦吗？你从来没碰到过不可逾越的障碍，从来没见过不可消除的痛苦，你就像一个被上帝惯坏了的孩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从来没遭遇过绝境，但死神终于驾到了，死神告诉你这一次你将和大家一样不能幸免，你的一切优势和特权（即那“好运设计”中所规定的）都已被废黜，你只可俯首帖耳听凭死神的处置，这时候你必定是一个最痛苦的人，你会比一生不幸的人更痛苦（他已经见到了的东西你却一直因为走运而没机会见到），命运在最后跟你算总账了（它的账目一向是收支平衡的），它以一个无可逃避的困境勾销你的一切胜利，它以一个不容置疑的判决报复你的一切好运，最终不仅没使你幸福反而给你一个你一直有幸不曾碰到的——绝望。绝望，当死亡到来之际这个绝望是如此的货真价实，你甚至没有机会考虑一下对付它的办法了。

怎么办？你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你说事情不会是这样，你的胜利依旧还是胜利，它会造福于后人；你的追求并没有白费，它将为后人铺平道路；而这就是你的幸福，所以你不会沮丧不会痛苦你至死都会为此而感到幸福。这太好了，一个真正的幸运者就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有如此高尚的情操——让我们暂时忘记我们只是在为自己设计好运吧，或者让我们暂时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享有同样的好运吧——一个幸运者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住自己的好运，才能使自己最终得享平安和幸福。但是——但是！就算我们没有发现您的不诚实，一个如您这般聪明高尚的人总该知道您正在把后人的路铺向哪儿吧？铺到哪儿才算成功了呢？铺到所有的人都幸福都没了痛苦的地方？那么他们不是又将面对无聊了吗？当他们迎候死亡时不是就不能再像您这样，以“为后人铺路”而自豪而高尚而心安理得了吗？如果终于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幸福都没了痛苦，您的高尚不就成了一场骗局您的胜利又怎么能胜得过阿Q呢？我们处在了两难境地。如果您再诚实点儿，事情可能会更难办：人类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毁灭的，宇宙在走向热寂。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走向哪儿？我们再朝哪儿走？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欢乐何在？我们的幸福何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

是的，我们已入绝境。现在你就是对此不感兴趣都不行了，你想糊弄都糊弄不过去了，你曾经不是傻瓜你如今再想是也晚了，傻瓜从一开始就不对我们这个设计感兴趣，而你上了贼船，这贼船已入绝境，你没处可退也没处可逃。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只占着一项便宜，那就是死神还没驾到，我们还有时间想想对付绝境的办法，当然不是逃跑，当然你也跑不了。其他的办法，看看，还有没有。

过程。对，过程，只剩了过程。对付绝境的办法只剩它了。不信你可以慢慢想一想，什么光荣呀，伟大呀，天才呀，壮烈呀，博学呀，这个呀那个呀，都不行，都不是绝境的对手，只要你最最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过程你无论怎样都得落入绝境，只要你仍然不从目的转向过程你就别想走出绝境。过程——只剩了它了。事实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现在你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你想你会说得多么自信，现在你对一切神灵鬼怪说谢谢你们给我的好运，你看看谁还能说不。

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你依然没有玩够，但你却不惊慌，你知道过程怎么能有个完呢？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巧妙的设计。

但是我们的设计呢？我们的设计是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如果为了使你幸福，我们不仅得给你小痛苦，还得给你大痛苦，不仅得给你一时的痛苦，还得给你永远的痛苦，我们到底帮了你什么忙呢？如果这就算好运，我，比如说我——我的名字叫史铁生，这个叫史铁生的人又有什么必要弄这么一份“好运设计”呢？也许我现在就是命运的宠儿？也许我的太多的遗憾正是很有分寸的遗憾？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所以有那么一天我终于要写一篇题为《好运设计》的散文，并且顺理成章地推出了我的好运？多谢多谢。可我不，可我不！我真是想来世别再有那么多遗憾，至少今生能做做好梦！

我看出来了——我又走回来了，又走到本文的开头去了。我看出来了，如果我再从头开始设计我必然还是要得到这样一个结尾。我看出来了，我们的设计只能就这样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上帝爱我！——我们的设计只剩这一句话了，也许从来就只有这一句话吧。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文革”记愧

多年来有件事总在心里，不知怎么处置。近日看《干校六记》，钱锺书先生在书前的小引中说，若就那次运动（当然是指“文革”）写回忆的话，一般群众大约都得写《记愧》。这话已触到我心里的那件事。钱先生却还没完，接着写道：“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我想，到了把那件事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时候了，以免岁月将其遗失。这样，也恰好有了篇名。

一九七四年夏天，双腿瘫痪已两年，我闲在家里没事做。老朋友们怕我寂寞常来看我，带书来，带新闻来，带新的朋友来。朋友的朋友很容易就都成了朋友，在一起什么都谈，尽管对时势的判断不全相同，对各种主义和思想的看法也不再能彻底一致。那年我二十三岁，单单活明白了一点：对任何错误乃至反动的东西，先要敢于正视，回避它掩盖它则是无能和理亏的表现。除此一点之外，如今想来是都可以作为记愧而录的。

先是朋友A带来了朋友B。不久，B带来三篇手抄本小说给我看。现在记得住标题的只有《普通的人》一篇。用今天的标准归类，它应该属于“伤痕文学”，应该说那是中国最早的“伤痕文学”。我看了很受震动，许久无言，然后真心相信它的艺术水平很高和它的思想太反动。这样的评判艺术作品的方法，那时很流行，现在少些了。B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能找到的理论根据比他的多，也比他的现成而且有威力。“中间人物论”呀，“写阴暗面”呀，“鼻涕和大粪什么时候都有”呀，“阶级立场”和“时代潮流”呀，等等，足令B无言以对或有话也不再说了。我自视不是人云亦云者流，马列的书读得本来不算少，辩论起来我又天生有几分机智，能为那些干瘪的概念找出更为通顺的理由，时而也让B陷入冥想。现在我知道，为一个给定的结论找理由是一件无论如何可以办到的事。B为人极宽厚，说到最后他光是笑了，然后问我能否把这些小说给他复写几份。我也显出豁达，平息了额与颈上暴胀的血管，说这有什么不行？一来我反正闲得很，二来我相信真理总是真理，不会因为这样的小说的存在而不是真理了，存在的东西不让大家看到才是软弱或者理屈。我们一时都没想起世上还有公安局。

我便用了几个上午帮他抄那些小说。抄了一篇或者两篇的时候，我忽然抄不下去，笔下流出的字行与我的观念过于相悖，越抄心里越别扭起来，竟觉得像是自己在作那小说。心一惊，停一会儿，提醒自己。这不是我写的，我只是抄，况且我答应了朋友怎么能不抄完呢？于是又抄，于是又别扭又心惊，于是自己再提醒自己一回，于是……终于没有抄完，我给B写信去，如实说了我再不想抄下去的原因。B来了，一进门就笑了，依然笑得宽厚，说那就算了吧，余下的他另想办法。我便把抄好的和没抄的都给他拿去。

不久就出事了。B把稿子存放在A处，朋友C从A处拿了那篇《普通的人》到学校里去看，被她的一个同学发现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了。C立刻被隔离审问，那篇稿子也落在公安人员手里。我们听说了，先还只是为C着急，几个朋友一起商量怎么救她，怎么为她开脱罪责。想来想去，不仅想不出怎么救C，却想起了那稿子上全是我的笔迹。这时我还未及感到后果的严重，便并不坚决地充了一会儿英雄，我说干脆就说是我住院时从一个早已忘记了姓名的病友那儿抄来的吧。几个朋友都说不好，说公安局才不那么傻；我也就不坚持。几个朋友说先别急，等A和B来了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眼前的祸事梦一样地消失。

傍晚，A和B都来了，我们四五个人聚到地坛公园荒芜的小树林里去，继续商量对策。只是A和B和我与此事有关，其他人都是来出谋划策。这时问题的焦点已转到倘若公安局追查下来怎么办？因为想到C处很可能还留有我的其他笔迹，因为想到C也可能坚持不住。据说这时C还在学校隔离室里坚持着死不交代，大家一会儿为她担忧，一会儿又怪她平时就是不管什么事都爱臭显摆并且对人也太轻信。怪C也晚了，C正在隔离室里。大家又怨A，说C一贯马里马虎你还不知道吗，怎么就把那稿子给她拿到学校去？A后悔不迭，说C是死求活求保证了又保证的。怨谁也没用了，当务之急还是想想怎么应付公安人员可能的追查吧。B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绝不能说出原作者。大家说这是一定的。那么，公安局追查下来又怎么办呢？大家绞尽脑汁编了许多枝叶丰满的谎话，但到底都不是编惯了谎话的人，自己先就看出很多破绽。夜色便在这个问题前无声地扩散得深远了。第一个晚上就是这么结束的——什么办法也没想出来，默祈着C能坚持到底，但如果真如此又感到对C无比歉疚；幻想着公安局不再深究，但又明白这不会不是幻想。

十四年过去了，我已记不清从事发到警察来找我之间到底是几天了，也记不住这几天中的事情是怎样一个顺序了。只记得我们又聚到地坛去商议了好几回。只记得我一回比一回胆怯下去。记得有一个晚上，还是在那片荒芜的小树林里，A和B都认为还是我一开始编造的那个谎话最为巧妙，若警察根据笔体找到我就由我来坚持那个谎话——就说是我在住院时从一个不知名的病友那儿抄来那篇小说的。我未置可否，过了一会儿我只提醒说：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类”之首，我的妈妈仍在以地主的资格每日扫街呢。大家于是沉默良久。我本还想说由我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因为唯独我是反对这篇小说的，怎么能让一个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没说。后来A替我说出了这个意思，以后多年，我一直把这逻辑作为我良心的庇护所而记得牢固。可是一年年过去，这逻辑也愈显其苍白了，一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我当时主要是害了怕，二是反对这小说和不反对抄这小说同样是我当时的信念。信念又怎么样呢？设若我当时就赞成这小说呢？我敢把这事担当下来拒不交代吗？我估计百分之九十还是不敢。因为我还记得，那些天有人对我说：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说不出给我小说原稿的人的姓名，他们就可以判定这小说是我写的——不管他们是真这么认为，还是为了威逼我，还是出于必得有个结果以便向上边交代，反正他们急了就会这么干。我听了确乎身上轮番出了几回汗。尤其看到父母亲人，想到他们的出身和成分本来就坏，这一下不知要遭怎样的连累了。夜里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烟，体会着某些叛徒的苦衷。有些叛徒是贪图荣华富贵，有些叛徒则是被“株连九族”逼迫而成，现在平心去论，一样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会怎么样呢？轻松是会轻松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脑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贪生怕死和贪图荣华富贵之间仍有着不小的差别。几年之后我倒确凿有几回真的不怕死过，心想要是一九七四年的事挪来现在发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犹豫地挺身就死了，但这几回的不怕死是因为残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头，后才顺带想做一回烈士的。这当然可笑。我才知道，渴望活也可以是比不怕死更难能可贵的。但渴望活而又怕死却造就了很多千古遭骂的叛徒。最好当然是渴望活而又不怕死，譬如许云峰。不过，毕竟许云峰喊的是共产党万岁而明确是坐国民党的牢。大智大勇者更要数张志新。可张志新若也坚定不移于当时人人必须信奉的一种思想，料必她也就不可能有那般大智大勇了。话扯远了，拉回来，还说我，我不及张志新之万一是不容争辩的。至于哥们儿义气呢？但“株连九族”却更是殃及亲人的呢！所以“株连九族”有理由被发明出来。

我原是想把这件事如实记录下来的，但亏心和丢脸的事确已从记忆的筛眼里走漏一些了，写到这儿我停笔使劲回忆了两天，下面的事在记忆中仍呈现了两种模样。与B已多年不见，为此文去找他核对似大不必要，就把两种模样的记忆都写下来吧。最可能的是这样：正当我昼夜难安百思不得良策之际，B来了，B对我说：“要是追查到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我听了虽未明确表示赞同，却一句反对的话也没说，焦虑虽还笼罩，但心的隐秘处却着实有了一阵轻松。许久，我只说：“那你怎么办？”B说：“这事就由我一人承担吧。”说罢他匆匆离去，我心中的愧便于那时萌生，虽料沉重只是要匀到一生中去背负，也仍怔怔地不敢有别种选择也仍如获救了一般。其次也可能是这样：B来了，对我说：“要是警察来找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C已经全说了。”我听了心里一阵轻松。C确实是在被隔离的第三天熬不住逼问，全说了。但这是B告诉我的呢，还是之后我才听别人说的呢？我希望是前者，但这希望更可以证明是后者吧，因为记忆的筛眼里不仅容易走漏更为难堪的事，还容易走进保护自己少受谴责的事。我就没有谴责过C，我没有特别注意不去谴责C，想必是潜意识对自己说了实话：实际我与C没什么两样。总之，不管哪个记忆准确，我听了B的话后心里的那一阵轻松可以说明一切。——这是着重要记录下来的。

后来警察来找我，问我原稿是谁给我的，我说是B；问我原作者是谁，我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B从未跟我说起过原作者是谁，这一层B想得周到。我当时很为B把这一层想得周到而庆幸。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一九七八年我也开始写小说，也写了可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那几年我常留意报刊上的小说及作者介绍，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谁，但终未发现。我也向文学界的朋友们打听过，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说，却没有谁知道作者的情况。一九八三年在崂山旅游时遇到B，互相说笑间仍有些不自然，我终未能启口问他此事，因为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了结的我完全不知，深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现在想，倘那篇《普通的人》渐渐被淡忘了，实在是文学史上的缺憾。

随忆随记，实指望没把愧走漏太多就好。

一九八八年

相逢何必曾相识

等有一天我们这伙人真都老了，七十，八十，甚至九十岁，白发苍苍还拄了拐棍儿，世界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是（夏令时）傍晚七八点钟的太阳，即便到那时候，如果陌路相逢我们仍会因为都是“老三届”而“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么不管在哪儿，咱们找一块不碍事的地方坐下——再说那地方也清静。“您哪届？”“六六。您呢？”（当年是用“你”字，那时都说“您”了，由此见出时间的作用。）“我六八。”“初六八高六八？”“老高一。”“那您大我一岁，我老初三。”倘此时有一对青年经过近旁，小伙子有可能拉起姑娘快走，疑心这俩老家伙念的什么咒语。“那时候您去了哪儿？”“云南（或者东北、内蒙古、山西）。您呢？”“陕北，延安。”这就行了，我们大半的身世就都相互了然。这永远是我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六六、六七、六八，已经是多么遥远了的年代。要是那一对青年学过历史，他们有可能忽然明白那不是咒语，那是二十世纪中极不平常的几年，并且想起考试时他们背诵过几个拗口的词句：插队，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他们恰恰是钻研史学的，如果他们走来，如同发现了活化石那样地发现了我们，我想我们不太介意，历史还要走下去，我们除了不想阻碍它之外，正巧还想对“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的世界有一点儿用处。

我们能说点儿什么呢？上得了正史的想必都已上了正史。几十年前的喜怒哀乐和几百几千年前的喜怒哀乐一样，都根据当代人的喜怒哀乐成为想象罢了。我们可以讲一点儿单凭想象力所无法触及的野史。

比如，要是正史上写“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边疆”，您信它一半足够了，记此正史的人必是带了情绪。我记得清楚，一九六八年年末的一天，我们学校专门从外校请来一位工宣队长，为我们做动员报告，据说该人在“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上很有成就。他上得台来先是说：“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台下便很安静了。然后他说：“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台下的呼吸声就差不多没有，随后有人带头喊亮了口号。他的最后一句话尤为简洁有力：“你报名去，我们不一定叫你去，不报名的呢，我们非叫你去不可。”因而造成一段历史疑案：有多少报了名的是真心想去的呢？

什么时候也有勇敢的人，你说出大天来他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威赫如那位工宣队长者反而退怯。这里面肯定含着一条令人快慰的逻辑。

我去了延安。我从怕去变为想去，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是以后屡屡证明了的惯做白日梦的禀性所致，以及不敢违逆潮流之怯懦的作用。唯当坐上了西行的列车和翻山越岭北上的卡车时，才感受住一缕革命豪情。唯当下了汽车先就看见了一些讨饭的农民时，才于默然之间又想到了革命。也就是在那一路，我的同学孙立哲走上了他的命定之途。那是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引发的灵感。他捧定那书看了一路，说：“咱们干赤脚医生吧。”大家都说好。

立哲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知青典型，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页。但若正史上说他有多么高的政治水平，您连十分之一都甭信。立哲要是精于政治，“四人帮”也能懂人道主义了。立哲有的是冲不垮的事业心和磨不尽的人情味，仅此而已。再加上我们那地方缺医少药，是贫病交困的农民们把他送上了行医的路。所以当“四人帮”倒台后，有几个人想把立哲整成“风派”“闹派”时，便有几封数百个农民签名（或委托）的信送去北京，担保他是贫下中农最爱戴的人。

我们那个村子叫关家庄，离延川县城八十里，离永坪油矿三十五里，离公社十里。第一次从公社往村里去的路上，我们半开玩笑地为立哲造舆论：“他是大夫。”“医生噢？”老乡问，“能治病了吧？”“当然，不能治病算什么医生。”“对。就在咱庄里盛下呀是？”“是。”“咳呀，那就好。”所以到村里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找立哲看病，我们七手八脚地都做他的帮手和参谋。第一个病人是个老婆儿，发烧、发冷、满脸起红斑。立哲翻完了那本《农村医疗手册》说一声：丹毒。于是大伙儿把从北京带来的抗生素都拿出来，把红糖和肉松也拿出来。老婆儿以为那都是药，慌慌地问：“多少价？”大伙儿回答：“不要钱。”老婆儿惊诧之间已然发了一身透汗，第一轮药服罢病已好去大半。单是那满脸的红斑经久不消。立哲再去看书，又怀疑是红斑狼疮。这才想起问问病史。老婆儿摸摸脸：“你是问这？胎里坐下的嘛。”“生下来就有？”“噢——嘛！”当然，后来立哲的医道日益精深，名不虚传。

说起那时陕北生活的艰辛，后人有可能认为是造谣。“糠菜半年粮”已经靠近了梦想，把菜去掉换一个汤字才是实情。“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呢，就怕真的掰开倒全要作废，所以才不实行。怎样算一个家呢？一眼窑，进门一条炕，炕头连着锅台，对面一张条案，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便是全部家当。怎样养活一个家呢？男人顶着月亮到山里去，晚上再顶着月亮回来，在青天黄土之间用全部生命去换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粮。民歌里唱“人凭衣裳马凭鞍，婆姨们凭的是男子汉”，其实这除了说明粮食的重要之外不说明其他，婆姨们的苦一点儿不比男人们的轻，白天喂猪、养鸡、做饭，夜晚男人们歇在炕头抽烟，她们要纺线、织布、做衣裳，农活紧了她们也要上山受苦，一家人的用度还是她们半夜里醒来默默地去盘算。民歌里唱“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差不多是真的。好在我们那儿离油矿近，从废弃的油井边掏一点儿黑黑的原油拿回家点灯，又能省下几个钱。民歌唱“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说是夸张吗？那是因为其时其地的牛马们苦更重，要是换了草原上的牛马，就不好说谁夸张了谁。猪是一家人全年花销的指望，宁可人饿着不能饿了它们，宁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们养肥，然后卖成钱，买盐，买针线、农具、染布的颜料、娃娃上学要用的书和笔，余下的逐年积累，待娃娃长大知道要婆姨了的时候去派用场。唯独狗可以忽视，所以全村再难找到一头有能力与狼搏斗的狗了。然而，狗仍是最能让人得到温暖的动物，它们饿得昏昏的也还是看重情谊，这自然是值得颂扬的；但它们要是饿紧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你看那生性自轻自贱的目光吧——含满了惭愧和自责，这就未必还是好品质。我彻底厌恶“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理论。人不是一辈子为了当儿子（或者孙子）的，此其一；人在数十万年前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动物，此其二；第三，人若不嫌母丑母亲就永远丑下去，要是不嫌家贫闹革命原本是为了什么呢？找遍陕北民歌你找不到“狗不嫌家贫”这样的词句，有的都是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苦难中的别离，煎熬着的深情，大胆到无法无天的爱恋：“三天没见哥哥面，大路上行人都问遍。”“风尘尘不动树梢梢摆，梦也梦不见你回来。”“白格生生蔓菁绿缨缨，大女子养娃娃天生成。”“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上队伍上横山。”“洗了个手来和白面，三哥哥吃了上前线。”“想你想得眼发花，土坷垃看成个枣红马。”“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所有的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在黄褐色的高原上顺天游荡。在山里受苦时，乡亲们爱听我们讲北京的事，听得羡慕但不嫉妒，“哎呀——，哎呀——”地赞叹，便望那望不尽的山川沟壑，产生一些憧憬，说“咱这搭儿啥时也能像了北京似……”接着叹一声：“不比当年了嘛，人家倒把咱给忘球喽。”于是继续抡动起七八斤重的老镢，唱一声：“六月里黄瓜下了架，巧口口那个说下哄人的话。”再唱一声：“噢，噢，噢嗬，噢嗬嗬，噢嗬嗬——！说是了天上没灵儿神，刮风了下雨是吼雷儿声，我问你就知情是不知儿情……”

我们刚去的那年是个风调雨顺的丰产年，可是公粮收得紧，前一年闹灾荒欠下的公粮还要补足，结果农民是丰产不丰收，我亲眼见村里几个最本分的汉子一入冬就带着全家出门要饭去了。胆大又有心计的人就搞一点儿“投机倒把”，其实什么投机倒把，无非是把自家舍不得吃的一点儿白面蒸成馍，拿到几十里地外的车站去卖个高价，多换些玉米高粱回来，为此要冒坐大狱的危险。有手艺的人就在冬闲时出门耍手艺，木匠、石匠，还有画匠。我还做过几天画匠呢。外头来的那些画匠的技艺实在不宜恭维，我便自告奋勇为乡亲们画木箱。木箱做好，上了大红的漆，漆干了在上面画些花鸟鱼虫，再写几个吉利的字。外来的画匠画一对木箱要十几块钱，我只要主人顶我一天工，外加一顿杂面条条儿。那时候真是馋呀，知青灶上做不成那么好吃的杂面条条儿；山里挖来的小蒜捣烂，再加上一种叫作Ce Ma（弄不清是哪两个字）的佐料，实在好吃得很。我的画技还算可以，真的，不吹牛。老乡把我画的木箱担到集上卖，都卖了好价钱。画了十几对不能再画了。大家都认为，画一对木箱自家用，算得上是为贫下中农做了好事，但有人把它担到集上去赚钱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便再难吃上那热热的香香的杂面条条儿了。

历史总归会记得，那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曾经来过一群北京学生，他们在那儿干过一些好事，也助长过一些坏事。比如，我们激烈地反对过小队分红。关家庄占据着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队分红试点，我们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欲，越大当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见共产主义的明天。谁料这样搞的结果是把关家庄搞成全川最穷的村了。再比如，我们吆三喝四地批斗过那些搞“投机倒把”或出门耍手艺赚钱的人，吓得人家老婆孩子“好你了，好你了”一股劲央告。还有，在“以粮为纲”的激励下，知识青年带头把村里的果树都砍了，种粮食。果树的主人躲在窑里流泪，真仿佛杨白劳再世又撞见了黄世仁。好在几年后我们知道不能再那么干了，我们开始弄懂一些中国的事了。读了些历史也看见了些历史，读了些理论又亲历了些生活，知道再那样干不行。尤其知青的命运和农民们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了，这是我们那几届“老插”得天独厚之处，至少开始两年我们差不多绝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将在那高原上繁衍子孙了，谁处在这位置谁都会幡然醒悟，那样干是没有活路的。

当然，一有机会我们还是都飞了，飞回城，飞出国，飞得全世界都有。这现象说起来复杂，要想说清其中缘由，怕是得各门类学者合力去写几本大书。

一九八四年我在几位作家朋友的帮助下又回了一趟陕北。因为政策的改善，关家庄的生活比十几年前自然是好多了，不敢说丰衣，钱也还是没有几个，但毕竟足食了。乡亲们迎我到村口，家家都请我去吃饭，吃的都是白面条条儿。我说我想吃杂面条条儿。众人说：“哎呀，谁晓得你爱吃那号儿？”但是，农民们还是担心，担心政策变了还不是要受穷？担心连遇灾年还不是要挨饿？陕北，浑浊的黄河两岸，赤裸的黄土高原，仍然是得靠天吃饭。

那年我头一次走了南泥湾。歌里唱她是“陕北的好江南”，我一向认为是艺术夸张，但亲临其地一看，才知道当年写歌词的人都还没学会说假话呢。那儿的山是绿的，水是清的，空气也是湿润的，川地里都种的水稻，汽车开一路，两旁的树丛中有的是野果和草药，随时有野鸡、野鸽子振翅起落。究其所以，盖因那满山遍野林木的作用。深谙历史的人告诉我，几百年前的陕北莽莽苍苍都是原始森林。但是一出南泥湾的地界，无边无际又全是灼目的黄土了。我想，要是当年我们一来就开始种树造林，现在的陕北已是一块富庶之地了。我想要是那样，这高原早已变绿，黄河早已变清了。我想，眼下这条混浊的河流，这片黄色的土地，难道是民族的骄傲吗？其实是罪过，是耻辱。但是见过了南泥湾，心里有了希望：种树吧种树吧种树吧，把当年红卫兵的热情都用来种树吧，让祖国山河一片绿吧！不如此不足使那片贫穷的土地有个根本的变化。

篇幅所限，不能再说了。插队的岁月忘不了，所有的事都忘不了，说起来没有个完。自己为自己盖棺论定是件滑稽的事，历史总归要由后人去评说。再唠叨两句闲话作为结束语吧：要是一罐青格凌凌的麻油洒在了黄土地上，怎么办？别着急，把浸了油的黄土都挖起来，放进锅里重新熬；当年乡亲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再有，现在流行“侃大山”一语，不知与我们当年的掏地有无关联？掏地就是刨地，是真正抡圆了镢头去把所有僵硬的大山都砍得松软；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过的。还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我们十七八岁去插队时，男生和女生互相都不说话，心里骚骚动动的但都不敢说话，远远地望一回或偶尔说上一句半句，浑身热热的但还是不敢说下去；我们就是这样走进了人生的。这些事够后世的年轻人琢磨的，要是他们有兴趣的话。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四日

黄土地情歌

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呢，跟二十几岁的人在一起玩不觉得有什么障碍，偶尔想起自己已经四十岁，倒不免心里一阵疑惑。

某个周末，家里来了几个客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小伙子们没有辜负好年华，都大学毕了业，并且都在谈恋爱；说起爱情的美妙，毫不避讳，大喊大笑。本该是这样。不知怎么话题一转，说起了插队。可能是他们问我的腿是怎么残废的，我说是插队时生病落下的。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说：我爸我妈常给我讲他们插队时候的事。我说：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他又说了一遍：我爸我妈，一讲起他们插队时候的事，就没完。

“你爸和你妈，插过队？”

“那还有错儿？”

“在哪儿？”

“山西。晋北。”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一。知青的第二代，我是老大。”

“你爸你妈他们哪届的？”

“六六届，老高三。今年四十五了。”

不错，回答得挺内行。我暗想：这么说，我们这帮老知青的第二代都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这么说，再有个三五年，我们都可以当爷爷奶奶了？

“你哪年出生？”我愣愣地看他，还是有点儿不信。

“七〇年。”他说，“我爸我妈他们六八年走的，一年后结婚，再一年后生了我。”

我还是愣着，把他从头到脚再看几遍。

“您瞧是不是我不该出生？”他调侃道。

“不不不。”我说。大家笑起来。

不过我心里暗想，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

“你爸你妈怎么给你讲插队的事？”

他不假思索，说有一件事给他印象最深：第一年他爸他妈回北京探亲，在农村干了一年连路费都没挣够，只好一路扒车（扒车，就是坐火车不买票或只买一张站台票，让列车员抓住看你确实没钱，最多也就是把你轰下来）。没钱，可那时年轻，有一副经得起摔打的好身体，住不起旅馆就蹲车站，车上没你的座位你就站着，见查票的来了赶紧往厕所躲，躲不及就又被轰下去，轰下去就轰下去，等一辆车再上，还是一张站台票。归心似箭，就这样一程一程，朝圣般地向京城推进。如此日夜兼程，可是把他爸他妈累着了。有一次扒上一趟车，谢天谢地车上挺空，他爸他妈一人找了一条大椅子纳头便睡。接连几个小站过去，车上的人多了，有人把他爸叫起来，说座位是大家的不能你一个人睡，他爸点点头让人家坐下。再过一会儿，又有人去叫他妈起来。他爸看着心疼。爱情给人智慧，他爸灵机一动，指指他妈对众人说：“别理她，疯子。”众人于是退避三舍，听由他妈睡得香甜。

我说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困境，不单是指经济方面，主要是指舆论。二十年前的中国，爱情羞羞答答的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得不犯的错误；尤其一对知识青年，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尚未大有作为，先谈情说爱，至少会被认为革命意志消沉。革命、进步、大有作为，甚至艰苦奋斗，这些概念与爱情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差不多全是独身。那时候，爱情如同一名逃犯，在光明正大的场合无处容身；戏里不许有，书里不许有，歌曲里也不许有。不信你去找，那时的中国的歌曲里绝找不到爱情这个词。以往的歌曲除了《国歌》，外国歌曲除了《国际歌》，一概被指责为“黄色”。所以，我看着我这位年轻的朋友，心里不免佩服他父母当年的勇敢，想到他们的艰难。

但是二十岁上下的人，不谈恋爱尚可做到，不向往爱情则不可能，除非心理有毛病。

当年我们一同去插队的二十个人，大的刚满十八，小的还不到十七。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到西安、到铜川，再换汽车到延安，一路上嘻嘻哈哈，感觉就像是去旅游。冷静时想一想未来，浪漫的诗意中也透露几分艰险，但“越是艰险越向前”，大家心里便都踏实些，默默地感受着崇高与豪迈。然后互相勉励：“咱们不能消沉。”“对对。”“咱们不能学坏。”“那当然。”“咱们不能无所作为。”“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咱们不能抽烟。”“谁抽烟咱们大伙儿抽谁！”“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唏——！”所有人都做出一副轻蔑或厌恶的表情，更为激进者甚至宣称一辈子不做那类庸俗的勾当。但是插队的第二年，我们先取消了“不能抽烟”的戒律。在山里受一天苦，晚上回来常常只能喝上几碗“钱钱饭”，肚子饿，嘴上馋，两毛钱买包烟，够几个人享受两晚上，聊补嘴上的欲望，这是最经济的办法了。但是抽烟不可让那群女生看见，否则让她们看不起。这就有些微妙，既然立志独身，何苦又那么在意异性的评价呢？此一节不及深究，紧跟着又纷纷唱起“黄歌”来。所谓黄歌，无非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呀，《喀秋莎》呀，《灯光》《小路》《红河村》，等等。不知是谁弄来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大家先被歌词吸引。譬如：“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譬如：“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烁着灯光。”多美的歌词。大家都说好，说一点儿都不黄，说不仅不黄而且很革命。于是学唱。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认真地学唱，认真的程度不亚于学《毛选》。推开窑门，坐在崖畔，对面是月色中的群山，脚下就是那条清平河，哗哗啦啦日夜不歇。“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荡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歌声在大山上撞起回声，顺着清平川漫散得很远。唱一阵，歇下来，大家都感动了，默不作声。感动于什么呢？至少大家唱到“姑娘”“爱人”时都不那么自然。意犹未尽，再唱：“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要记住红河村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难道这歌也很革命么？管他的！这歌更让人心动。那一刻，要是真有一位姑娘对我们之中的不管谁，表示与那歌词相似的意思，谁都会走过去坐在她的身旁。正如《毛选》中云“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一样，对二十岁上下的人来说，爱情是主流，反爱情的反动也只是一股逆流。不过这股逆流一时还很强大，仍不敢当着女生唱这些歌，怕被骂作流氓，爱情的主流只在心里涌动。既是主流，就不可阻挡。有几回下工回来，在山路上边走边唱，走过一条沟，翻过一道梁，唱得正忘情，忽然迎头撞上了一个或是几个女生，虽赶忙打住但为时已晚，料必那歌声已进入姑娘的耳朵（但愿不仅仅是耳朵，还有心田）。这可咋办？大家慌一阵，说：“没事。”壮自己的胆。说：“管她们的！”撑一撑男子汉的面子。“她们听见了吗？”“那还能听不见？”“她们的脸都红了。”“是吗？”“当然。”“听他胡说呢。”“嘿，谁胡说谁不是人！”“你看见的？”“废话。”这倒是个不坏的消息，是件值得回味的事，让人微微地激动。不管怎么说，这歌声在姑娘那儿有了反映，不管是什么反映吧，总归比仅仅在大山上撞起回声值得考虑。主流毕竟是主流，不久，我们听见女生们也唱起“黄歌”来了：“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是谁叫你这样伤心？问他的是那赶车的人……”

想来，人类的一切歌唱大概正就是这样起源。或者说一切艺术都是这样起源。艰苦的生活需要希望，鲜活的生命需要爱情，数不完的日子和数不完的心事，都要诉说。民歌尤其是这样。陕北民歌尤其是这样。“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三年两年忘不了你。有朝一日见了面，知心的话儿要拉遍。”“蛤蟆口灶火烧干柴，越烧越热离不开。”“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白脖子鸭儿朝南飞，你是哥哥的勾命鬼。半夜里想起干妹妹，狼吃了哥哥不后悔。”情歌在一切民歌中都占着很大的比例，说到底，爱是根本的希望，爱，这才需要诉说。在山里受苦，熬煎了，老乡们就扯开嗓子唱，不像我们那么偷偷摸摸的。爱嘛，又不是偷。“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觉还想你。把住哥哥亲了个嘴，肚子里的疙瘩化成水。”但是反爱情的逆流什么时候都有：“大红果子剥皮皮，人家都说我和你，本来咱俩没关系，好人摊上个赖名誉。”“不怨我爹来不怨我娘，单怨那媒人×嘴长。”“我把这个荷包送与你，知心话儿说与你，哥哎哟，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你就说是十字街上买来的，掏了（么）三两银，哥哎哟，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不过我们已经说过了，主流毕竟是主流，把主流逼急了是要造反的：“你要死哟早早些死，前晌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对面价沟里拔黄蒿，我男人倒叫狼吃了。先吃上身子后吃上脑，倒把老奶奶害除了。”“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迟来早去是你的人，跌到一起再结婚。”真正是无法无天。但上帝创造生命想必不是根据法，很可能是根据爱；一切逆流便是有法的装饰，也都该被打倒。老乡们真诚而坦率地唱，我们听得骚动，听得心惊，听得沉醉，那情景才用得上“再教育”这三个字呢。我在《插队的故事》那篇小说中说过，陕北民歌中常有些哀婉低回的拖腔，或欢快嘹亮的呐喊，若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大山里，这拖腔或呐喊便可随意短长。比如说《三十里铺》：“提起——这家来家有名……”比如《赶牲灵》：“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儿哟——三盏盏的那个灯……”“提起”和“骡子儿哟”之后可以自由地延长，直到你心里满意了为止。根据什么？我看是根据地势，在狭窄的沟壑里要短一些，在开阔的川地里或山顶上就必须长，为了照顾听者的位置吗？可能，更可能是为了满足唱者的感觉，天人合一，这歌声这心灵，都要与天地构成和谐的形式。

民歌的魅力之所以长久不衰，因为它原就是经多少代人锤炼淘汰的结果。民歌之所以流传得广泛，因为它唱的是平常人的平常心。它从不试图揪过耳朵来把你训斥一顿，更不试图把自己装点得多么白璧无瑕甚至多么光彩夺目，它没有吓人之心，也没有取宠之意，它不想在众人之上，它想在大家中间，因而它一开始就放弃拿腔弄调和自命不凡，它不想博得一时癫狂的喝彩，更不希望在其脚下跪倒一群乞讨恩施的“信徒”，它的意蕴是生命的全息，要在天长地久中去体味。道法自然，民歌以真诚和素朴为美。真诚而素朴的忧愁，真诚而素朴的爱恋，真诚而素朴的希冀与憧憬，变成曲调，贴着山走，沿着水流，顺着天游信着天游；变成唱词，贴着心走沿着心流顺着心游信着心游。

其实，流行歌曲的起源也应该是这样——唱平常人的平常心，唱平常人的那些平常的牵念，喜怒哀乐都是真的、刻骨铭心的、魂牵梦萦的，珍藏的也好，坦率的也好，都是心灵的作为，而不是喉咙的集市。也许是我老了，怎么当前的流行歌曲能打动我的那么少？如果是我老了，以下的话各位就把它随便当成什么风刮过去拉倒。我想，几十几百年前可能也有流行歌曲，有很多也那么旋风似的东南西北地刮过（比如“大跃进”时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因其不是发源于心因而也就不能留驻于心，早已被人淡忘了。我想，民歌其实就是往昔的流行歌曲之一部分，多少年来一直流传在民间因而后人叫它民歌。我想，经几十甚至几百年而流传至今的所有歌曲，或许当初都算得流行歌曲（不能流行起来也就不会流传下去），它们所以没有随风刮走，那是因为一辈辈人都从中听见自己的心，乃至自己的命。“门前有棵菩提树，站在古井边，我做过无数美梦，在它的绿荫间……”“老人河啊，老人河，你知道一切，但总是沉默……”不管是异时的还是异域的，只要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就必定能够流进心里去。可惜，在此我只能列举出一些歌词，不能让您听见它的曲调，但是通过这些歌词您或许能够想象到它的曲调，那曲调必定是与市场疏离而与心血紧密的。我听有人说，我们的流行歌曲一直没有找到自己恰当的唱法，港台的学过了，东洋西洋的也都学过了，效果都不好，给人又做偷儿又装阔佬的感觉。于是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专门弄土，但那土都不深，扬一把在脑袋上的肯定不是土壤，是浮土要么干脆是灰尘。“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门前刮过”，虽然“高”和“大”都用上了，听着却还是小气；因为您再听：“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这无异于是声称，他对生活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他没心没肺。真要没心没肺一身的仙风道骨也好，可那时候“风”里恰恰是能刮来钱的，挣钱无罪，可这你就不能再说你对生活没有什么看法了。假是终于要露马脚的。歌唱，原是真诚自由的诉说，若是连歌唱也假模假式起来，人活着可真就绝望。我听有人说起对流行歌曲的不满，多是从技术方面考虑，技术是重要的，我不懂，不敢瞎说。但是单纯的技术观点对歌曲是极不利的，歌么，还是得从心那儿去找它的源头和它的归宿。

写到这儿我怀疑了很久，反省了很久：也许是我错了？我老了？一个人只能唱他自己以为真诚的歌，这是由他的个性和历史所限定的。一个人尽管他虔诚地希望理解所有的人，那也不可能。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历史是不同的，这是代沟的永恒保障。沟不是坏东西，有山有水就有沟，地球上如果都是那么平展展的，虽然希望那都是良田但事实那很可能全是沙漠。别做暴君式的父辈，让儿女都跟自己一般高（我们曾经做那样可怜的儿女已经做得够够的了）。此文开头说的那位二十一岁的朋友——我们知青的第二代，他喜欢唱什么歌呢？有机会我要问问他。但是他愿意唱什么就让他唱什么吧，世上的紧张空气多是出于瞎操心，由瞎操心再演变为穷干涉。我们的第二代既然也快到了恋爱的季节，我们尤其要注意：任何以自己的观念干涉别人爱情的行为，都只是一股逆流。

一九九一年八月

归去来

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类。她说，她熬着伤痛，昏睡，偶尔醒来就看见那束花在阳光里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说，有十几天，也许更久，别的花慢慢凋谢，唯独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来给她信心和帮助。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儿，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做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级，却在土窑洞里做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做证这既非讹传也无夸张。我与立哲中学同学，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窑洞。他第一次操刀手术，我就在他身旁，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儿割去包皮。此后他的医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以数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一九七四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一九七八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的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在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就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十年给了他终身受益的磨炼，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待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唯更深更重。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二医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念的书，考试前三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有一天一伙同在陕北插队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队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电话回家：“妈，你准备准备，我明天结婚。”“精神病！这哪儿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陕北这帮人一块吃顿饭就得。”

婚后不久，立哲和北玲相继去了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一去又是十年。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轻，朝气蓬勃；立哲却胖起来了，激素的作用，听说他又添了糖尿病。信却少，他们太忙。听说立哲对实验动物过敏，几次因窒息被送进医院，他的导师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转行；之后听说他们开办了“北方饺子公司”，“孙太太的饺子”声誉极好；之后又听说他们创建了“万国图文”和“万通科技”公司，在美国每年注册的这类公司有上万家，三年后仍然存在的只有百分之七，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有了三四个子公司。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向我描述立哲：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常是一手抓一个电话，脖子上再夹一个，旁边另外的电话铃又响起来。我能看见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脚步。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下棋和钓鱼，没有坐下来的时候，看着他，就像看一场乒乓球赛，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她的稳重、精细、知人善任，恰恰是立哲的好搭档。令人惊佩的是，与此同时，北玲获取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还担任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比较文学家》杂志主编。

一九八九年，北玲回国探亲，带着出生仅四个月的小女儿，说是想让女儿早些看到中国。小女儿长得很漂亮，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不知她对故乡的第一印象如何。我问北玲，把女儿留在中国吗？她说：“不，儿子小时候不得不跟我分开，这回我不能再离开女儿，我得做个像样的母亲了。”天色渐晚，我请北玲吃炸酱面，一边听她讲在美国的创业史。先是一边读书一边在饭馆里打工，干最低等的活，一个人负责收拾三四十张餐桌的餐具，一秒钟都不停地跑，可竟连其他国家的打工者都歧视他们，小费都被别人敛去不给他们留一文。立哲还在搬家公司干过，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来两腿打颤，有一次电梯坏了，但不能违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几层楼，钱却不多挣。后来他们自己办起“饺子公司”，开始时食客们尚不识“孙太太的饺子”，全靠电话征订：“要饺子吗？孙太太的饺子物美价廉。”孙先生下了课先去四处采购，回到家熬上排骨汤，抡圆了膀子拌肉馅，配料极有讲究不容半点儿含糊。芝加哥亮起万家灯火，是孙先生和孙太太开始包饺子的时候了，正是不夜城歌舞喧喧之际，他们熬着瞌睡把饺子包得满屋子没地方搁。几百个饺子在凌晨前包好，先生和太太才都躺下睡一会儿。天很快亮了，饺子冻好，包装整齐，孙先生开着破汽车一家一户地送。立哲那辆汽车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盘锈烂了，坐在车里往起一站，身体忽然矮下去，鞋底竟与路面直接摩擦。随后办起了“万国图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贵公司能做吗？”孙先生泰然答道：“当然。”北玲便笑。其时他们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几个字母呢。但既是“万国图文”就得是“当然能做”，否则信誉何在？两口子埋头一宿，居然摸出门道，一份漂亮的阿拉伯文名片按期交货。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设备不够，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设备工作，周六周日昼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监似的按时来送饭。就这样创业。真难，真苦。北玲说：“插队过来的人，什么苦没受过？不怕。”可图的什么呢？北玲半晌不语，笑笑。很可能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运，不能放弃理想的命运。“其实也简单，”她说，“中国人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此前立哲已回国一趟，筹备在中国投资办高技术企业。立哲和北玲都屡屡说起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盼望中国不能再落后。我见北玲的脸上有明显的疲倦。她说一年前胃上刚刚切除了一个瘤子，“良性的，没事了”。

可那瘤子半年后竟发展成癌，扩散到肝，已是晚期。立哲痛哭失声，做了多年医生他曾治好过多少病人，如今他知道很可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了。北玲却无比镇定，把一切向立哲做了嘱咐，平静地上了手术台。肝脏切去五分之三，有四十分钟她是处于心跳循环停止的冰冻状态，立哲在手术室外等候，非常可能北玲就此不能醒来。北玲命真硬，又挺过来了，睁开眼，躺在病房里，见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开得简单、自在、潇洒，阳光下和月光里都仿佛带着遥远的那片故土的声音。

一九九一年秋天，立哲带北玲回国治病。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来看我。北玲并不显出多少病容，啃着一根玉米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来，“嘿铁生，我吃了一路煮老玉米，还有烤白薯。”坐下，依旧谈笑风生。那个细雨的早秋初见她时的情景，恍如昨日。她摘去头巾，笑说：“瞧瞧我，没样儿啦。”放疗化疗把她的旧发脱光，但又已长出了短短的新发。我不大相信她真的患了绝症，不信她会死，虽然知道谁都会死。那样一个乐观潇洒的灵魂，怎么可能就消失？

北玲住进医院。立哲一面照顾她，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立哲心里苦，解忧之法是和老同学们聊聊，他有时喟叹人这一生真是短暂，多少事想做还都未及做。但他的喟叹并不导致颓丧，而是推出这样的结论：干吧，得赶紧干了，一辈子其实没多少时间。他说：为自己的祖国干事，感觉到底是不一样，心里有了根。他说：这十年，我是洋累也受了洋福也享了，可是根这东西，离了它心里总是没着落。他说：十年陕北，十年美国，至少我又要回来干十年了。他说：要是干得好，最终我还是要把关家庄的医院重新建起来，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医院。谈话间，立哲掀开衣襟给自己打一针，是胰岛素，糖尿病还在作怪。我偷问立哲：“看样子北玲的病应该还有办法吧？”立哲叹气摇头：“除非奇迹。我现在是求签烧香的事都干过了，只要她的病能好。”

解忧的另一个办法是工作。立哲先后建立起“美国万通科技有限公司驻北京总代表处”“北京万国电脑图文有限公司”“金华快印公司”等三四家公司，投资几百万元。那是他和北玲在美国十年拼命挣来的钱呀，真正的血汗钱！我说，你得谨慎，别全赔进去。他说不会。他说刚到美国时还不是身无分文，大不了还那样。我说你的年纪不比当初啦，又有病。他说，守着钱过平安日子，我更得病，不干事本身就是病。常使立哲苦恼的是，“大锅饭”意识已经在很多国人身上成了习惯，处处的办事效率慢得让人不能理解。“知道在美国申办一个公司，要多久批准吗？”“三天？”“猜。”“一天？”“再猜。”“多久？”“吓死你，十分钟！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怎么都有饭吃。这要是不改，最后大家都饿着。”有一次我问立哲的司机：“跟立哲干活累吧？”司机撇撇嘴点点头：“不过孙老板比谁都累。”我记起老同学们早就给立哲的评语：此人走到哪儿哪儿不能安闲，总搅起一群人跟着他转。

今年春节我们一起过的。爆竹声中，北玲兴致很高，一定也要动手包饺子。那时她必定想着就在北京的父母。但是她不能回家，父亲有心脏病，她患癌症的事还一直没敢告诉父亲。回国后只跟父亲通过两次电话，说自己还在美国，一切都好。父亲出差离京时，她回去住过两天，看看想念已久的家。她希望自己好起来，那时再看父亲。她当然也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双小儿女。北玲的病床前贴着他们的照片，想他们，天天看。癌变已扩散到全身，最后那段时光她整日整夜地呻吟不止，疼极了有时真觉得熬不住了，但想起孩子，她“真是不想死呀”。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吧？她又说：“不！”怕给儿女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最后的时刻可能不太久了，立哲还是把孩子接来。女儿三岁，北玲见了她几次就不让她再来，但经常要从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北玲对立哲说：“婕妮还不大懂事，别让她对我有太多的印象吧。”儿子捷声八岁，不让他来他会疑心的，他来时北玲戴上假发强作欢颜，问他的琴弹得怎样了，懵懵的八岁的男孩儿便像往日那样弹琴给母亲听，请母亲指导。琴声响起来，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北玲静静地听竟一次也没有呻吟，不知是强忍着，还是儿子的琴声一时驱走了病魔。后来我献给北玲的挽联，上句是：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婕妮当解慈母意。还有丈夫，北玲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立哲在事业上生活上都会碰到更多的艰难，我几次见她躺在病床上还在为丈夫的身体操心，提醒他按时吃药、打针。听说立哲在国内投资遇到的诸多困阻，看着立哲累死累活地工作，她真有心劝立哲不要干了，好好把儿女带大就行了，但几个公司是她与立哲多年的心血，为吾土吾民做一份贡献是他们一生的共同理想，因此她又不再说什么，很可能是想自己离去时把一切困苦也都带走。我那挽联的下句是：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我与北玲无话不谈，几次同她说起死，她毫无惧色，说她在那次大手术的四十分钟冰冷状态时已经死过一回了，她说那时她感到自己飘飘然飞进宇宙，“自由自在地飞呀飞呀”，飞过很多很多星球，心神清朗宏阔极了，并且看见了她曾住过的这颗星球……我真的不相信一颗如此博大的爱心会化为乌有，我真是不信北玲的心魂可以消失。我知道她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连天的黄土高原，看热烈的山丹丹花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蓬勃开放。

立哲和我们几个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同学屡次说起，要一块回陕北一趟，坐汽车去，慢慢走，把那青天黄土都看遍。那时北玲的心魂一定也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左右，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指点，给我们鼓舞，给我们拉着琴唱那深情豪放的民歌……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散文三篇

/玩具/

我有生的第一个玩具是一只红色的小汽车，不足一拃长，铁皮轧制的外壳非常简单，有几个窗但是没有门，从窗间望见一个惯性轮，把后车轮在地上摩擦便能“嗷嗷——”地跑。我现在还听得见它的声音。我不记得它最终是怎样离开我的了，有时候我设想它现在在哪儿，或者它现在变成了什么存在于何处。

但是我记得它是怎样来的。那天可谓双喜临门，母亲要带我去北海玩，并且说舅舅要给我买那样一只小汽车。母亲给我扣领口上的纽扣时，我记得心里充满庄严；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很久，我不知道世上还有比那小汽车更美妙更奢侈的玩具。到了北海门前，东张西望并不见舅舅的影。我提醒母亲：舅舅是不是真的要给我买个小汽车？母亲说：“好吧，你站在这儿等着，别动，我一会儿就回来。”母亲就走进旁边的一排老屋。我站在离那排老屋几米远的地方张望，可能就从这时，那排老屋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梁柱和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走进了我永不磨灭的记忆。独自站了一会儿我忽然醒悟，那是一家商店，可能舅舅早已经在里面给我买小汽车了呢，我便走过去，爬上很高很高的台阶。屋里人很多，到处都是腿，我试图从拥挤的腿之间钻过去靠近柜台，但每一次都失败，刚望见柜台就又被那些腿挤开。那些腿基本上是蓝色的，不长眼睛。我在那些蓝色的旋涡里碰来转去，终于眼前一亮，却发现又站在商店门外了。不见舅舅也不见母亲，我想我还是站到原来的地方去吧，就又爬下很高很高的台阶，远远地望那绿色的门窗和红色的梁柱。一眨眼，母亲不知从哪儿来了，手里托着那只小汽车。我便有生第一次摸到了它，才看清它有几个像模像样的窗但是没有门——对此我一点儿都没失望，只是有过一秒钟的怀疑和随后好几年的设想，设想它应该有怎样一个门才好。我是一个容易惭愧的孩子，抱着那只小汽车觉得不应该只是欢喜。我问：“舅舅呢，他怎么还不出来？”母亲愣一下，随我的目光向那商店高高的台阶上张望，然后笑了说：“不，舅舅没来。”“不是舅舅给我买的吗？”“是，舅舅给你买的。”“可他没来呀？”“他给我钱，让我给你买。”这下我听懂了，我说：“是舅舅给的钱，是您给我买的对吗？”“对。”“那您为什么说是舅舅给我买的呢？”“舅舅给的钱，就是舅舅给你买的。”我又糊涂了：“可他没来他怎么买呢？”那天在北海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都在给我解释为什么这只小汽车是舅舅给我买的。我听不懂，无论母亲怎样解释我绝不能理解。甚至在以后的好几年中我依然冥顽不化固执己见，每逢有人问到那只小汽车的来历，我坚持说：“我妈给我买的。”或者再补充一句：“舅舅给的钱，我妈进到那排屋子里去给我买的。”

对，那排屋子：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柱子，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我永远不会忘。惠特曼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孩子逐日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倾向那东西；/于是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在那一天的某一部分，/或继续了好几年，或好几年结成的伸展着的好几个时代。”正是这样，那排老屋成了我的一部分。很多年后，当母亲和那只小汽车都已离开我，当童年成为无比珍贵的回忆之时，我曾几次想再去看看那排老屋。可是非常奇怪，我找不到它。它孤零且残缺地留在我的印象里，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梁柱和高高的台阶……但没有方位没有背景周围全是虚空。我不再找它。空间中的那排屋子可能已经拆除，多年来它只作为我的一部分存在于我的时间里。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了它。事实上我很多次就从它旁边走过，只是我从没想到那可能就是它。它的台阶是那样矮，以至我从来没把它放在心上。但那天我又去北海，在它跟前偶尔停留，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往那台阶上爬，他吃力地爬甚至手脚并用，我猛然醒悟，这么多年我竟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那台阶并不随着我的长高而长高。这时我才仔细打量它。绿色的门窗，对，红色的柱子和青灰色的台阶，对，是它，理智告诉我那应该就是它。心头一热，无比的往事瞬间涌来。我定定神退后几米，相信退到了当年的位置并像当年那样张望它。但是张望越久它越陌生，眼前的它与记忆中的它相去越远。从这时起，那排屋子一分为二，成为我的两部分，大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两部分。那么，如果我写它，我应该按照哪一个呢？我开始想：真实是什么。设若几十年后我老态龙钟再来看它，想必它会二分为三成为我生命的三部分。那么真实，尤其说到客观的真实，到底是指什么？

/角色/

在电影里，我见过一排十几个也许二十几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产科的婴儿室一尘不染，他们都裹在白色的襁褓里一个紧挨一个排成一排，睡着，风在窗外摇动着老树的枝叶但这个世界尚未惊动他们，他们睡得安稳之极，模样大同小异。

那时我想：曾经与我紧挨着的那两个孩子是谁呢？（据悉我也是在医院里出生的，想必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一排最初的伙伴儿。）与我一同来到人间的那一排孩子，如今都在做着什么都在怎样生活？当然很难也不必查考。世上的人们都在做着什么，他们也就可能在做着什么；人间需要什么角色，他们也就可能是什么角色。譬如部长，譬如乞丐，譬如工人、农民、教授、诗人，毋庸讳言譬如小人，当然还譬如君子。

可以想见，至少几十上百年内人间的戏剧不会有根本的改动，人间的戏剧一如既往还是需要千差万别的各种角色。那么电影里的那一排孩子将来都可能做什么都可能成为什么角色，也就大致上有了一个安排方案，有了分配的比例。每天每天都有上百万懵懂但是含了欲望的生命来到人间。欲望，不应该受到指责，最简单的理由是：指责，已经是欲望的产物。但是这一排生命简直说这一排欲望，却不可能得到平等的报答。这一排天真无邪稚气可掬的孩子，他们不可能都是爱因斯坦，也不可能都是王小二，不可能全是凡夫俗子也不可能全是巾帼豪杰，这都不要紧，这都不值得伤脑筋，最最令人沮丧的是他们不可能都有幸福的前程，不可能都交好运，同样，也不可能都超凡入圣或见性成佛。即便有九十九个幸福而光荣的位置相应只有一个痛苦或丑陋的位置在前面，在未来等待着这些初来乍到的生命，令人沮丧的局面也毫无改观：谁，应该去扮演那不幸的一个？和，为什么？

我不相信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个美满的答案。释迦世尊的回答可能是最为精彩的回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藏菩萨也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但是在他们这样回答之时他们已经超越痛苦步入慈悲安详，在他们这样回答之后他们已经脱离丑陋成了英雄好汉，可问题呢，依旧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未得答案。因为正像总统的位置是有限的，佛与菩萨的名额但愿能稍稍多一点儿而已。

我不再寻找它的答案。尼采说：自从我厌倦了寻找，我便学会了找到。

有一个朋友死了。K，她在命运的迷茫之中猝然赴死。爱她的人说，要是我们早一点儿知道，我们可以使她不死。是的，这是可能的。但是，谁能让亿万命途都是晴空朗照？谁能保障这世上没有人在迷茫中痛不欲生？K这样去死了，或者其实是：有一个人这样去死了，这个人的名字恰恰叫作K。因为产科婴儿室里的那一排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都还没有名字。

有一个人双腿瘫痪了。S，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连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再想站起来走一分钟都不可能了。爱他的人说，将来，将来也许会有办法让他重新站起来走。可能的，在不规定期限的将来这是可能的。但是不管多么长久的将来，人间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伤病，医学的前途不可能没有新的难题。那么将来的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对他自己和对爱他的人来说与现在这个S有什么不同呢？现在是将来的过去，现在是过去的将来，将来是将来的现在。产科婴儿室里每天都有一排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他们都还没有名字。

有一个人步入歧途。L，也许因为贫穷，也许因为愚昧，也许因为历史的驱使，他犯了罪甚至可能是不可饶恕的罪。爱他的人说：贫穷、愚昧和历史，难道应该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吗？为什么他不可饶恕？是的，他不可饶恕，因为人类前行要以此标明那是歧途。但是人类还要前行，还要遇到歧途还要标明那是歧途。产科婴儿室里那些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他们还都没有名字，他们之中的谁，将叫作L？

有一天，不是在电影里也不是在产科婴儿室，我看见一排正在离去或者已经离去的伙伴，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排，安静之极，风在窗外摇动老树的枝叶但世界已不再惊扰他们了。用任何尘世的名字呼唤他们，他们都不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死者。

/姻缘/

一

我在陕北的一处小山村插过队。我写过那地方，叫它作“清平湾”，实际的名称是关家庄。因为村前的河叫清平河，清平河冲流淤积出的一道川叫清平川。清平川蜿蜒百余里，串联起几十个村落。在关家庄上下的几个村子插队的，差不多都是我的同学，曾在同一所中学甚至同一个班级念书。也有例外，男士A不是我的同学但是和我们一起来到清平川插队，他是为了和我的同学男士B插在一处。但是阴差阳错，到了清平川，公社知青办的干部们将我和B等几个同学分配在关家庄，却把A与我的另几个同学安置在另一个村。费几番周折也没能改变命运的意图。这样男士A便在另一个村中与我的同学女士C相识，在同一个灶上吃饭，在同一块地里干活，从同一眼井中担水，走同一条路去赶集，数年后二人由恋人发展成夫妻，在同一个屋顶下有了同一个家。有一回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可记得你们的媒人是谁吗？是B！”大家愣一下，笑道：“不，不是B，是公社知青办那几位先生。”大家笑罢又有了进一步觉悟，说：“不不还是不对，不是B也不是那几位先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若非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A和C何缘相识呢？”思路如此推演开去，疑为A和C的媒人者纷纭而至呈几何级数增长，且无止境。

二

我难得登高望远。坐轮椅正坐至第二十个年头，尚无终期。

某一日电梯载我升上十几层高楼，临窗俯瞰，见城市喧嚣浩瀚比以前更大得触目惊心，楼堂房舍鳞次栉比也更多彩多姿，纵横交织的街道更宽阔美丽。唯如蚁的人群一如既往地埋头奔走，动机莫测出没无常；熙来攘往擦肩而过，就像互相绕开一棵树或一面墙；忽而也见两三位远远地扑来一处交头接耳，之后又分散融入人流再难辨认；一串汽车首尾相接飞驰向东，当中一辆不知瞬间受了什么引诱，减速出例掉头改道又急驶向西了；飘飘扬扬的一缕红裙，飘飘扬扬地分外醒目，但倏地永远不见了，于原来的地位上顶替以一位推车的老人；老人缓缓地走，推的是一辆婴儿车，车厢里的小孩儿顾自酣甜地睡着……我想，这老人这小孩儿恰是人间亿万命途的象征，来路和去向仍是一贯地神秘。

居高而望这宏大的人间，很可能正像量子力学家们对微观世界的测验和观察吧。书上说：“经典力学具有完全确定的性质，即给出力和质量以及初始位置和速度，就能够精确地预言运动客体的未来或过去的性状。但是，在量子力学中，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指出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不能同时精确测定的；因此牛顿定律不能适用于原子范围。量子力学定律并不描述粒子轨道的细节，它只能给出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的相对几率。”书上说，后来，物理学家把一切物质都看作具有波粒二象性。我想，人也是这样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吧。你每一瞬间都处于一个位置都是一个粒子，但你每时每刻都在运动你的历史正是一条不间断的波，因而你在任何瞬间在任何位置，都一样是命途难测。书上说：“物质世界是由同时存在着的无穷大的场构成。”那么人间社会料必也是如此；在几十亿条命运轨道无穷多的交织组合之间，一个人的命运真可谓朝不虑夕了。你能知道你现在正走向什么？你能知道什么命运正向你走来吗？

我坐在十几层高楼的窗前，想起往日的一个男孩儿。那男孩儿七岁时有一次问他的母亲：“什么是结婚？”母亲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想要在一起生活。”七岁的男孩儿于是问父亲：“你结婚了吗？”父亲说：“如果我是你的父亲，我肯定是结过婚了。”男孩儿迷茫地想了一会儿，说：“我不结婚。”母亲笑道：“你现在当然不要结，但将来你会结。”“为啥？”“因为，一般来说，所有的人都要结婚。”为此男孩儿郑重其事地想了一个下午，晚上他又问母亲：“那我和谁结婚呢？”母亲说：“这现在谁也不知道。不过那个女孩儿可能正在向你走来。”男孩儿于是独自到阳台上去，俯瞰街上埋头奔走的人流，很想辨出那个女孩儿，很想看见她从哪儿走来……

这时我忽然想起问我的妻子：“我七岁那年，你在哪儿？”她正读一本书，抬头望了望我，说：“下次别再忘了——又过了三年我才出生。”她笑了。可我没笑。“那么那时你的父母，他们在哪儿？”“很可能那时，”她一边重新埋下头去一边说，“我的父母还不相识。”

三

从上海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夏夜的外滩，情侣的密度当属世界之最。骄阳落去，皎月初升，江风习习吹开熏蒸的溽热之时你瞧吧，沿江的栅栏边，情男恋女伏栏面水倾诉衷肠，一条大队直排出几里，仿佛对黄浦江夹道的欢迎与欢送；一对紧挨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甚至互相不能留出间隙，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倘忽略每一颗头的扭向让你猜哪两个是一对，你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错点了鸳鸯。我对他的描述略表怀疑。“怎么你不信？”我的这位富于想象力的朋友笑道：“这么说吧，要是这时有谁下一道命令，譬如喊一二三，或者吹一声哨，情男恋女们无须移动位置只要一齐转头一百八十度，便可在全新的组合中继续谈情说爱。”

“很可能，”我说，“这样的命令已经下过了。”

“下过了？”这一回轮到他怀疑。

“下过了，但是你没听见。”

“你听见了？”

“我有时感到我听见了。在你去外滩之前，在你去外滩之前很久上帝的哨子已经吹过了，因此你看见了你所看到的情景，你看见了你只能看到的一种组合。”

不久前我读一本书，书上说到洗牌。一局牌（不论是扑克还是麻将）开始，先要洗牌。连续的输家抱怨手气不好，尤其要洗牌，别人洗过了他还不能放心，一定要自己再洗，一面把牌打乱一面心中祈祷好运的来临。那本书的作者说：当然这会改变他的牌运，但是，到底是改变得更好了还是改变得更坏了却永远不能知道。被你洗掉了的种种排列，未及存在就已消逝，上帝只取其中一种与你遭遇。

一九九二年春节

故乡的胡同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

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四十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它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杈杈地漫展，以及曲曲弯弯地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它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四十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儿眼，然后顽固地再看那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

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继续的鸽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号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楼说她就是在那儿听见我来了，说那天下着罕见的大雪。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地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地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那是我头一回离家在外，那一天很长，墙外磨刀人的喇叭声尤其漫漫。幼儿园是那老太太办的，都说她信教。

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庙。僧人在胡同里静静地走，回到庙去沉沉地唱，那诵经声总让我看见夏夜的星光。睡梦中我还常常被一种清朗的钟声唤醒，以为是午后阳光落地的震响，多年后我才找到它的来源。现在俄国使馆的位置，曾是一座东正教堂，我把那钟声和它联系起来时，它已被推倒。那时，寺庙多也消失或改作他用。

我的第一个校园就是往日的寺庙，庙院里松柏森森。那儿有个可怕的孩子，他有一种至今令我惊诧不解的能力，同学们都怕他，他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受宠若惊，他说他最后跟谁好谁就会忧心忡忡，他说他不跟谁好了谁就像是被判离群的鸟。因为他，我学会了谄媚和防备，看见了孤独。成年以后，我仍能处处见出他的影子。

十八岁我去插队，离开这片故土三年。回来时两腿残废了找不到工作，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它们几乎没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她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可以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镇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

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后我的恋人也远去他乡，但那时她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

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瞰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杈杈地漫展以及曲曲弯弯地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记忆与印象1

关于往日，我能写的，只是我的记忆和印象。我无意追踪史实。我不知道追踪到哪儿才能终于追踪到史实；追踪所及，无不是记忆和印象。有位大物理学家说过：“物理学不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能够谈论什么。”这话给了我胆量。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

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陈村有一回对我说：人是一点儿一点儿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他说得很平静，我漫不经心地附和，我们都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

这就是说，我正在轻轻地走，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这样的时候，不知别人会怎样想，我则尤其想起轻轻地来的神秘。比如想起清晨、晌午和傍晚变幻的阳光，想起一方蓝天，一个安静的小院，一团扑面而来的柔和的风，风中仿佛从来就有母亲和奶奶轻声的呼唤……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由衷地惊讶：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

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完全的无中生有。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一来二去便连接出一个现实世界。真的很像电影，虚无的银幕上，比如说忽然就有了一个蹲在草丛里玩耍的孩子，太阳照耀他，照耀着远山、近树和草丛中的一条小路。然后孩子玩腻了，沿小路蹒跚地往回走，于是又引出小路尽头的一座房子，门前正在张望他的母亲，埋头于烟斗或报纸的父亲，引出一个家，随后引出一个世界。孩子只是跟随这一系列情况走，有些一闪即逝，有些便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以及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原因。这样，终于有一天孩子会想起开端的玄妙：无缘无故，正如先哲所言——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其实，说“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两句话都有毛病，在“进入情况”之前并没有你，在“被抛到这世界上来”之前也无所谓人。——不过这应该是哲学家的题目。

对我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我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越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但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

奶奶和母亲都说过：你就出生在那儿。

其实是出生在离那儿不远的一家医院。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蹚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檐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母亲稍后才看见我来了。奶奶说，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这件事母亲后来闭口不谈，只说我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骨头”，她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着欣慰，看我渐渐长得像回事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蹒跚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太阳晒热的砖石的气味，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另两块种满了西番莲。西番莲顾自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进钻出，嗡嗡地开采。蝴蝶悠闲飘逸，飞来飞去，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覆盖着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声音，有些缥缈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铃声？还是歌声？说不清，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但我一走到那块蓝天下面就听见了他，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经听见他了。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他，去寻找他、看望他，甚或去投奔他。

我迈过高高的门槛，艰难地走出院门，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细长、规整，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走向东边的朝阳，走进西边的落日。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通向哪里，都不知连接着什么，唯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懈，如风如流……

我永远都能看见那条小街，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群黑色的斑点，他闭上眼睛，有点儿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睁开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有两个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檐下悄然走过……几只蜻蜓平稳地盘桓，翅膀上闪动着光芒……鸽哨声时隐时现，平缓，悠长，渐渐近了，扑棱棱飞过头顶，又渐渐远了，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这是件奇怪的事，我既看见我的眺望，又看见我在眺望。

那些情景如今都到哪儿去了？那时刻，那孩子，那样的心情，惊奇和痴迷的目光，一切往日情景，都到哪儿去了？它们飘进了宇宙，是呀，飘去五十年了。但这是不是说，它们只不过飘离了此时此地，其实它们依然存在？

梦是什么？回忆，是怎么一回事？

倘若在五十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有一个观察点，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那条小街，小街上空的鸽群，两个无名的僧人，蜻蜓翅膀上的闪光和那个痴迷的孩子，还有天空中美妙的声音，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远镜以光的速度继续跟随，那个孩子便永远都站在那条小街上，痴迷地眺望。要是那望远镜停下来，停在五十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五十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演。

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

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白昼是一种魔法、一种符咒，让僵死的规则畅行无阻，让实际消磨掉神奇。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所圈定。

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

甚至盼望站到死中，去看生。

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中，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听所有的梦者诉说，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风，四处游走，串联起夜的消息，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另一种世界，蓬蓬勃勃，夜的声音无比辽阔。是呀，那才是写作啊。至于文学，我说过我跟它好像不大沾边儿，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消逝的钟声/

站在台阶上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我大约两岁多。

我记事早。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三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九五三年，那年我两岁。

终于有一天奶奶领我走下台阶，走向小街的东端。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像什么也没有。谁料，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那街上有酒馆，有杂货铺，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因为有小吃摊，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最向往的去处。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什么呀，奶奶？”“啊，骆驼。”“干吗呢，它们？”“驮煤。”“驮到哪儿去呀？”“驮进城里。”驼铃一路丁零当啷丁零当啷地响，骆驼的大脚蹚起尘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七八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行人和车马都给它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那儿是哪儿？”奶奶说：“再往北就出城啦。”“出城了是哪儿呀？”“是城外。”“城外什么样儿？”“行了，别问啦！”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不，我想去城外”，我说“奶奶我想去城外看看”，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带你去个更好玩儿的地方不好吗？那儿有好些小朋友……”我不听，一路哭。

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零乱，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大门。啊，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间。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踩上去吱吱作响。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

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穿过长廊，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他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儿弹响风琴，琴声飘荡，满屋子里的阳光好像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退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唯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宁静又欢欣，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沉暗的墙壁、高阔的屋顶也似都活泼起来，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一响，这孩子就傻了似的不哭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羡慕所有那些孩子，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徒然地睁大眼睛，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后来的事都记不大清了，好像那个大胡子的老头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光线就暗下去，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在那片树林里了，还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说是幼儿园给的圣诞礼物。

这时候，晚祷的钟声敲响了——唔，就是这声音，就是他！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缥缥缈缈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

“他在哪儿呀，奶奶？”

“什么，你说什么？”

“这声音啊，奶奶，这声音我听见过。”

“钟声吗？啊，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

这时我才知道，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暮色浓重了，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了阳光。风过树林，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霞与初月，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

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没去过。

不知何时，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并且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消逝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都被拆除了。我想，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必是想在那幼儿园也给我报个名，但未如愿。

再次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四十年以后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地球另一面，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它。在清洁的空气里，在透彻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在安静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随时都听见它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认真地听它，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个世界都好像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我的幼儿园/

五岁，或者六岁，我上了幼儿园。有一天母亲跟奶奶说：“这孩子还是得上幼儿园，要不将来上小学会不适应。”说罢她就跑出去打听，看看哪个幼儿园还招生。用奶奶的话说，她从来就这样，想起一出是一出。很快母亲就打听到了一所幼儿园，刚开办不久，离家也近。母亲跟奶奶说时，有句话让我纳闷儿：那是两个老姑娘办的。

母亲带我去报名时天色已晚，幼儿园的大门已闭。母亲敲门时，我从门缝朝里望：一个安静的院子，某一处屋檐下放着两只崭新的木马。两只木马令我心花怒放。母亲问我：“想不想来？”我坚定地点头。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她把我们引进一间小屋，小屋里还有一个老太太正在做晚饭。小屋里除两张床外，只放得下一张桌子和一个火炉。母亲让我管胖些并且戴眼镜的那个叫孙老师，管另一个瘦些的叫苏老师。

我很久都弄不懂，为什么单把这两个老太太叫老姑娘？我问母亲：“奶奶为什么不是老姑娘？”母亲说：“没结过婚的女人才是老姑娘，奶奶结过婚。”可我心里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结婚嘛，不过发几块糖给众人吃吃，就能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在我想来，女人年轻时都是姑娘，老了就都是老太太，怎么会有“老姑娘”这不伦不类的称呼？我又问母亲：“你给大伙儿买过糖了吗？”母亲说：“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给大伙儿买糖？”“那你结过婚吗？”母亲大笑，揪揪我的耳朵：“我没结过婚就敢有你了吗？”我越发糊涂了，怎么又扯上我了呢？

这幼儿园远不如我的期待。四间北屋甚至还住着一户人家，是房东。南屋空着。只东西两面是教室，教室里除去一块黑板连桌椅也没有，孩子们每天来时都要自带小板凳。小板凳高高低低，二十几个孩子也是高高低低，大的七岁，小的三岁。上课时大的喊小的哭，老师呵斥了这个哄那个，基本乱套。上课则永远是讲故事。“上回讲到哪儿啦？”孩子们齐声回答：“大——灰——狼——要——吃——小——山——羊——啦！”通常此刻必有人举手，憋不住尿了，或者其实已经尿完。一个故事断断续续要讲上好几天。“上回讲到哪儿啦？”“不——听——话——的——小——山——羊——被——吃——掉——啦！”

下了课一窝蜂都去抢那两只木马，你推我搡，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两个老太太——还是按我的理解叫她们吧——心惊胆战满院子里追着喊：“不兴这样，可不兴这样啊，看摔坏了！看把刘奶奶的花踩了！”刘奶奶，即房东，想不通她怎么能容忍在自家院子里办幼儿园。但“骑马打仗”正是热火朝天，这边战火方歇，那边烽烟又起。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蹦儿，或者连人带马归顺敌方。这样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的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押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至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了，到后来，无须“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性，在那时就已暴露：为了免遭惩罚，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阿谀，谄媚，唯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是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

做叛徒要比做俘虏可怕多了。俘虏尚可表现忠勇，希望未来；叛徒则是彻底无望，忽然间大家都把你抛弃了。五岁或者六岁，我已经见到了人间这一种最无助的处境。这时你唯一的祈祷就是那两个老太太快来吧，快来结束这荒唐的游戏吧。但你终会发现，这惩罚并不随着她们的制止而结束，这惩罚扩散进所有的时间，扩散到所有孩子的脸上和心里。轻轻的然而是严酷的拒斥，像一种季风，细密无声从白昼吹入夜梦，无从逃脱，无处诉告，且不知其由来，直到它忽然转向，如同莫测的天气，莫测的命运，忽然放开你，掉头去捉弄另一个孩子。

我不再想去幼儿园。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开始装病，开始想尽办法留在家里跟着奶奶，想出种种理由不去幼儿园。直到现在，我一看见那些哭喊着不要去幼儿园的孩子，心里就发抖，设想他们的幼儿园里也有那样可怕的游戏，响晴白日也觉有鬼魅徘徊。

幼儿园实在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印象。倒是那两个老太太一直在我的记忆里，一个胖些，一个瘦些，都那么慈祥，都那么忙碌，慌张。她们怕哪个孩子摔了碰了，怕弄坏了房东刘奶奶的花，总是吊着一颗心。但除了这样的怕，我总觉得，在她们心底，在不易觉察的慌张后面，还有另外的怕。另外的怕是什么呢？说不清，但一定更沉重。

长大以后我有时猜想她们的身世。她们可能是表姐妹，也可能只是自幼的好友。她们一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都弹得一手好风琴，似可证明。我刚到那幼儿园的时候，就总听她们向孩子们许愿：“咱们就要买一架风琴了，幼儿园很快就会有一架风琴了，慢慢儿地幼儿园还会添置很多玩具呢，小朋友们高不高兴呀？”“高——兴！”就在我离开那儿之前不久，风琴果然买回来了。两个老太太视之如珍宝，把它轻轻抬进院门，把它上上下下擦得锃亮，把它安放在教室中最醒目的地方，孩子们围在四周屏住呼吸，然后苏老师和孙老师互相推让，然后孩子们等不及了开始嘁嘁喳喳地乱说，然后孙老师在风琴前庄重地坐下，孩子们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然后琴声响了孩子们欢呼起来，苏老师微笑着举起一根手指：“嘘——嘘——”满屋子里就又都静下来，孩子们忍住惊叹可是忍不住眼睛里的激动……那天不再讲故事，光是听苏老师和孙老师轮流弹琴，唱歌。那时我才发觉她们与一般的老太太确有不同，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涌现着天真。那琴声我现在还能听见。现在，每遇天真纯洁的事物，那琴声便似一缕缕飘来，在我眼前，在我心里，幻现出一片阳光，像那琴键一样地跳动。我想她们必是生长在一个很有文化的家庭。我想她们的父母一定温文尔雅善解人意。她们就在那样的琴声中长大，虽偶有轻风细雨，但总归晴天朗照。这样的女人，年轻时不可能不对爱情抱着神圣的期待，甚至难免极端，不入时俗。她们窃窃描画未来，相互说些脸红心跳的话。所谓未来，主要是一个即将不知从哪儿向她们走来的男人。这个人已在书中显露端倪，在装帧精良的文学名著里面若隐若现。不会是言情小说中的公子哥。可能会是，比如说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但绝不是渥伦斯基或卡列宁一类。然而，对未来的描画总不能清晰，不断的描画年复一年耗损着她们的青春。用“革命人民”的话说：她们真正是“小布尔乔亚”至极，在那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做着与世隔绝的小资产阶级温情梦。大概会是这样。也许就是这样。假定是这样吧，但是忽然！忽然间社会天翻地覆地变化了。那变化具体是怎样侵扰到她们的生活的，很难想象，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过于特别的地方，像所有衰败的中产阶级家庭一样，小姐们唯惊恐万状、睁大了眼睛发现必须要过另一种日子了。颠沛流离，投亲靠友，节衣缩食，随波逐流，像在失去了方向的大海上体会着沉浮与炎凉……然后，有一天时局似乎稳定了，不过未来明显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任性地描画。以往的描画如同一沓精心保存的旧钞，虽已无用，但一时还舍不得扔掉，独身主义大约就是在那时从无奈走向了坚定。她们都还收藏着一点儿值钱的东西，但全部集中起来也并不很多，算来算去也算不出什么万全之策，唯知未来的生活全系于此。就这样，现实的严峻联合起往日的浪漫，终于灵机一动：办一所幼儿园吧。天真烂漫的孩子就是鼓舞，就是信心和欢乐。幼儿园吗？对，幼儿园！与世无争，安贫乐命，倾余生之全力浇灌并不属于我们的未来，是吗？两个老姑娘仿佛终于找回了家园，云遮雾罩半个多世纪，她们终于听见了命运慷慨的应许。然后她们租了一处房子，简单粉刷一下，买了两块黑板和一对木马，其余的东西都等以后再说吧，当然是钱的问题……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回那幼儿园去看过一回。果然，转椅、滑梯、攀登架都有了，教室里桌椅齐备，孩子也比以前多出几倍。房东刘奶奶家已经迁走。一个年轻女老师在北屋的廊下弹着风琴，孩子们在院子里随着琴声排练节目。一间南屋改作厨房，孩子们可以在幼儿园用餐了。那个年轻女老师问我：“你找谁？”我说：“苏老师和孙老师呢？”“她们呀？已经退休了。”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哪是什么退休呀，是她们的出身和阶级成分不适合教育工作。后来“文革”开始了，又听说她们都被遣送回原籍。

“文革”进行到无可奈何之时，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孙老师。她的头发有些乱，直着眼睛走路，仍然匆忙、慌张。我叫了她一声，她站住，茫然地看我。我说出我的名字：“您不记得我了？”她脸上死了一样，好半天，忽然活过来：“啊，是你呀，哎呀哎呀，那回可真是把你给冤枉了呀。”我故作惊讶状：“冤枉了？我？”其实我已经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可事后你就不来了。苏老师跟我说，这可真是把那孩子的心伤重了吧？”

那是我临上小学前不久的事。在东屋教室门前，一群孩子往里冲，另一群孩子顶住门不让进，并不为什么，只是一种游戏。我在要冲进来的一群中，使劲推门，忽然门缝把我的手指夹住了，疼极之下我用力一脚把门踹开，不料把一个女孩儿撞得仰面朝天。女孩儿鼻子流血，头上起了个包，不停地哭。苏老师过来哄她，同时罚我的站。我站在窗前看别的孩子们上课，心里委屈，就用蜡笔在糊了白纸的窗棂上乱画，画一个老太太，在旁边注明一个“苏”字。待苏老师发现时，雪白的窗棂已布满一个个老太太和一个个“苏”。苏老师颤抖着嘴唇，只说得出一句话：“那可是我和孙老师俩糊了好几天的呀……”此后我就告别了幼儿园，理由是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其实呢，我是不敢再见那窗棂。

孙老师并没有太大变化，唯头发白了些，往日的慈祥也都并入慌张。我问：“苏老师呢，她好吗？”孙老师抬眼看我的头顶，揣测我的年龄，然后以对一个成年人的语气轻声对我说：“我们都结了婚，各人忙各人的家呢。”我以为以我的年龄再问下去不合适，但从此心里常想，那会是怎样的男人和怎样的家呢？譬如说，与她们早年的期待是否相符？与那阳光似的琴声能否和谐？

/二姥姥/

由于幼儿园里的那两个老太太，我总想起另一个女人。不不，她们之间从无来往，她与孙老师和苏老师素不相识。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与她们一起出现，仿佛彼此的影子。

这女人，我管她叫“二姥姥”。不知怎么，我一直想写写她。

可是，真要写了，才发现，关于二姥姥我其实知道得很少。她不过在我的童年中一闪而过。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母亲在世时我应该问过，但早已忘记。母亲去世后，那个名字就永远地熄灭了；那个名字之下的历史，那个名字之下的愿望，都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如同从不存在。我问过父亲：“我叫二姥姥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想了又想，眼睛盯在半空，总好像马上就要找到了，但终于还是没有。我又问舅舅，舅舅忘得同样彻底，唯影影绰绰地听人说过，她死于“文革”期间。舅舅惊讶地看着我：“你还能记得她？”

这确实有些奇怪。我与她见面，总共也不会超过十次。我甚至记不得她跟我说过什么，记不得她的声音。她是无声的，黑白的，像一道影子。她穿一件素色旗袍，从幽暗中走出来，迈过一道斜阳，走近我，然后摸摸我的头，理一理我的头发，纤细的手指在我的发间穿插，轻轻地颤抖。仅此而已，其余都已经模糊。直到现在，直到我真要写她了，其实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要写她，以及写她的什么。

她不会记得我。我是说，如果她还活着，她肯定也早就把我的名字忘了。但她一定会记得我的母亲。她还可能会记得，我的母亲那时已经有了一个男孩。

母亲带我去看二姥姥，肯定都是我六岁以前的事，或者更早，因为上幼儿园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她。她很漂亮吗？算不上很，但还是漂亮，举止娴静，从头到脚一尘不染。她住在北京的哪儿我也记不得了，印象里是个简陋的小院，简陋但是清静，什么地方有棵石榴树，飘落着鲜红的花瓣，她住在院子拐角处的一间小屋里。唯近傍晚，阳光才艰难地转进那间小屋，投下一道浅淡的斜阳。她就从那斜阳后面的幽暗中出来，迎着我们。母亲于是说：“叫二姥姥，叫呀？”我叫：“二姥姥。”她便走到我跟前，摸摸我的头。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知道她脸上是微笑，微笑后面是惶恐。那惶恐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到来，从她手上冰凉而沉缓的颤抖中我明白，那惶恐是在更为深隐的地方，或是由于更为悠远的领域。那种颤抖，精致到不能用理智去分辨，唯凭孩子混沌的心可以洞察。

也许，就是这颤抖，让我记住她。也许，关于她，我能够写的也只有这颤抖。这颤抖是一种诉说，如同一个寓言可以伸展进所有幽深的地方，出其不意地令人震撼。这颤抖是一种最为辽阔的声音，譬如夜的流动，毫不停歇。这颤抖，随时间之流拓开一个孩子混沌的心灵，连接起别人的故事，缠绕进丰富的历史，漫漶成种种可能的命运。恐怕就是这样。所以我记住她。未来，在很多令人颤抖的命运旁边，她的影像总是出现，仿佛由众多无声的灵魂所凝聚，由所有被湮灭的心愿所举荐。于是那纤细的手指历经沧桑总在我的发间穿插、颤动，问我这世间的故事都是什么，故事里面都有谁？

二姥姥比母亲大不了几岁。她叫母亲时，叫名字。母亲从不叫她，什么也不叫，说话就说话，避开称谓。母亲不停地跟她说这说那，她简单地应答。母亲走来走去搅乱着那道斜阳，二姥姥仿佛静止在幽暗里，素色的旗袍与幽暗浑成一体，唯苍白的脸表明她在。一动一静，我以此来分辨她们俩。母亲或向她讨教裁剪的技巧，把一块布料在身上比来比去，或在许多彩色的丝线中挑拣，在她的指点下绣花，绣枕头和手帕。有时候她们像在讲什么秘密，目光警惕着我，我走近时母亲的声音就低下去。

好像只有这些。对于二姥姥，我能够描述的就只有这些。她的内心，除了母亲，不大可能还有另外的人知道。但母亲，曾经并不对谁说。

很多年中，我从未想过二姥姥是谁，是我们家的怎样一门亲戚。有一天，毫无缘由地（也可能是我想到，有好几年母亲没带我去看二姥姥了），我忽然问母亲：“二姥姥，她是你的什么人？”母亲似乎猝不及防，一时嗫嚅。我和母亲的目光在离母亲更近的地方碰了一下，我于是看出，我问中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母亲于是也明白，有些事，不能再躲藏了。

“啊，她是……嗯……”

我不说话，不打断她。

“是你姥爷的……姨太太。你知道，过去……这样的事是有的。”

我和母亲的目光又轻轻地碰了一下，这一回是在离我更近的地方。唔，这就是母亲不再带我去看她的原因吧。

“现在，她呢？”我问。

“不知道。”母亲轻轻地摇头，叹气。

“也许她不愿意我们再去看她。”母亲说，“不过这也好。”

母亲又说：“她应该嫁人了。”

我听不出“应该”二字是指必要，还是指可能。我听不出母亲这句话是宽慰还是忧虑。

“文革”中的一天，母亲从外面回来，对父亲说她在公共汽车上好像看见了二姥姥。

“你肯定没看错？”母亲不回答。母亲洗菜，做饭，不时停下来呆想，说：“是她，没错儿是她。她肯定也看见我了，可她躲开了。”

父亲沉吟了一会儿，安慰母亲：“她是好意，怕连累咱们。”

母亲叹息道：“唉，到底谁连累谁呢……”

那么就是说，这之后不久二姥姥就死了。

/一个人形空白/

我没见过我应该叫他“姥爷”的那个人。他死于我出生前的一次“镇反”之中。

小时候我偶尔听见他，听见“姥爷”这个词，觉得这个词后面相应地应该有一个人。“他在哪儿？”“他已经死了。”这个词于是相应地有了一个人形的空白。时至今日，这空白中仍填画不出具体的音容举止。因此我听说他就像听说非洲，就像听说海底或宇宙黑洞，甚至就像听说死；他只是一个概念，一团无从接近的虚缈的飘动。

但这虚缈并不是无。就像风，风是什么样子？是树的摇动，云的变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因而，姥爷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沉闷，甚至惊慌？那危险，莫名但是确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所以我从不多问，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

但当有一天，母亲郑重地对我讲了姥爷的事，那风还是显得突然与猛烈。

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早春的一个午后，母亲说：“太阳多好呀，咱们干吗不出去走走？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随风摇荡，果然，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那枪声沉闷至极。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姥爷”一词从不出现，母亲只说“他”，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我不问，只是听。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童年，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作“历史”的东西里去了，永不复返。

母亲艰难地讲着，我唯默默地走路。母亲一定大感意外：这孩子怎么会这么镇静？我知道她必是这样想，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小心地摸索。我们走过几里长的郊区公路，车马稀疏，人声遥远，满天都是杨花，满地都是杨花的尸体。那时候别的花都还没开，田野一片旷然。

随后的若干年里，这个人，偶尔从亲戚们谨慎的叹息中跳出来，在那空白里幽灵似的闪现，犹犹豫豫期期艾艾，更加云遮雾罩面目难清——

“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吧？别说他没想到，老家的人谁也没想到……”

“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打得死去活来，这下大伙儿才知道他是个抗日的呀……”

“后来听说有人把他救了出去。没人知道去了哪儿。日本投降那年，有人说又看见他了，说他领着队伍进了城。我们跑到街上去看，可不是吗？他骑着高头大马跟几个军官走在队伍前头……”

“老人们早都说过，从小就看他是个人才，上学的时候门门儿功课都第一……可惜啦，他参加的是国民党，这国民党可把给他害了……”

“这个人呀，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觉！听说过他在村儿里办幼儿园的事吗？自己筹款弄了几间房，办幼儿园，办夜校，挨家挨户去请人家来上课，孩子们都去学唱歌，大人都得去识字，我还让他叫去给夜校讲过课呢……”

“有个算命的说过，这人就是忒能了，刚愎自用，惹下好些人，就怕日后要遭小人算计……”

“快解放时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回来，劝他快走，先到别的地方躲躲，躲过这阵子再说，他不听嘛……他说我又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共产党顺天意得民心那好嘛，我让位就是，可是你们记住，谁来了我也不跑。我为什么要跑？”

“后来其实没他什么事了，他去了北京，想着是弃政从商踏踏实实做生意去。可是，据说是他当年的一个属下，给他编造了好些个没影儿的事。唉，做人呀，什么时候也不能太得罪了人……”

“其实，只要躲过了那几天，他不会有什么大事，怎么说也不能有死罪……直到大祸临头他也没想到过他能有死罪……抓他的时候他说：行啊，我有什么罪就服什么刑去。”

……

这里面必定隐匿着一个故事，悲惨的，或者竟是滑稽的故事。但我没有兴致去考证。我不想去调查、去搜集他的行迹。从小我就不敢问这个故事，现在还是不敢——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故事有时候是必要的，有时候让人怀疑。故事难免为故事的要求所迫：动人心弦，感人泪下，起伏跌宕，总之它要的是引人入胜。结果呢，它仅仅是一个故事了。一些人真实的困苦变成了另一些人编织的愉快，一个时代的绝望与祈告，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潇洒的文字调遣，不能说这不正当，但其间总似拉开着一个巨大的空当，从中走漏了更要紧的东西。

不是更要紧的情节，也不是更要紧的道理，是更要紧的心情。

因此，不敢问，是这个隐匿的故事的要点。

“姥爷”这个词，留下来的不是故事，而是一个隐匿的故事，是我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惧怕。我记得我从小就蹲在那片虚缈、飘动的人形空白下面，不敢抬头张望。所有童年的游戏里面都有它的阴影，所有的睡梦里都有它的嚣叫。我记得我一懂事便走在它的恐怖之中，少年所有的期待里面都有它在闪动，所有的憧憬中都有它黑色的翅膀在扑打。阳光里总似潜伏着凄哀，晚风中总似飘荡着它的沉郁，飘荡着姥姥的心惊胆战，母亲的噤若寒蝉，奶奶和父亲的顾左右而言他，二姥姥不知所归的颤抖，乃至幼儿园里那两个老太太的慌张……因此，我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我怕它一旦成为故事就永远只是一个故事了。而那片虚缈的飘动未必是要求着一个具体的形象，未必是要求着情节，多么悲惨和荒诞的情节都不会有什么新意，它在要求祈祷。多少代人的迷茫与寻觅、仇恨与歧途、年轻与衰老，最终所能要求的都是：祈祷。

有一年我从电视中看见，一个懂得忏悔的人，走到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墓前，双腿下跪，我于是知道忏悔不应当只是一代人的心情。有一年，我又从电视中看见，一个懂得祈祷的人走到二战德国阵亡士兵的墓前默立哀悼，我于是看见了祈祷的全部方向。

姥姥给我留下的记忆很少。姥姥不识字，脚比奶奶的还要小，她一直住在乡下，住在涿州老家。我小的时候母亲偶尔把她接来，她来了便盘腿坐在床上，整天整天地纳鞋底，上鞋帮，缝棉衣和棉被，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动作一边给我讲些妖魔鬼怪的故事。母亲听见她讲那些故事，便来制止：“哎呀，别老讲那些迷信的玩意儿行不行？”姥姥惭愧地笑笑，然后郑重地对我说：“你妈说得对，要好好念书，念好书将来做大官。”母亲哭笑不得：“哎呀哎呀，我这么说了吗？”姥姥再次抱歉地笑，抬头看四周，看玻璃上的夕阳，看院子里满树盛开的海棠花，再低下头去看手中的针线，把笑和笑中的迷茫都咽回肚里去……

现在我常想，姥姥知不知道二姥姥的存在呢？照理说她应该知道，可在我的记忆里她对此好像没有任何态度，笑骂也无，恨怨也无。也许这正是她的德性，或者正是她的无奈。姥姥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姥爷对她真正是一个空白的人形；她见到姥爷之前姥爷是个不确定的人形；见到姥爷之后，那人形已不可更改。那个空白的人形，有二姥姥可以使之嬉笑怒骂声色俱全。姥姥呢，她的快乐和盼望在哪儿？针针线线她从一个小姑娘长成了女人，吹吹打打那个人形来了，张灯结彩他们拜了堂成了亲，那个人形把她娶下并使她生养了几个孩子，然后呢，却连那人形也不常见，依然是针针线线度着时光。也不知道那人形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忽然一声枪响，她一向空白的世界里唯活生生地跳出了恐怖和屈辱，至死难逃……

母亲呢，则因此没上成大学。那声枪响之后母亲生下了我，其时父亲大学尚未毕业，为了生计母亲去读了一所会计速成学校。母亲的愿望其实很多。我双腿瘫痪后悄悄地学写作，母亲知道了，跟我说，她年轻时的理想也是写作。这样说时，我见她脸上的笑与姥姥当年的一模一样，也是那样惭愧地张望四周，看窗上的夕阳，看院中的老海棠树。但老海棠树已经枯死，枝干上爬满豆蔓，开着单薄的豆花。

母亲说，她中学时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给全班同学朗读。母亲说，班上还有个作文写得好的，是个男同学。“前些天咱们看的那个电影，编剧可能就是他。”“可能？为什么？”“反正那编剧的姓名跟他一字不差。”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客人，偏巧认识那个编剧，母亲便细细询问：性别、年龄、民族，都对；身材相貌也不与当年那个少年可能的发展相悖。母亲就又急慌慌地问：“他的老家呢，是不是涿州？”这一回客人含笑摇头。母亲说：“那您有机会给问问……”我喊起来：“问什么问！”母亲的意思是想给我找个老师，我的意思是滚他妈的什么老师吧！——那时我刚坐进轮椅，一副受压迫者的病态心理。

有一年作协开会，我从“与会作家名录”上知道了那个人的籍贯：河北涿州。其时母亲已经去世。忽然一个念头撞进我心里：母亲单是想给我找个老师吗？

母亲漂亮，且天性浪漫，那声枪响之后她的很多梦想都随之消散了。然而那枪声却一直都不消散。“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有一天我去找她，办公室里只她一个人在埋头扒拉算盘。“怎么就您一个？”“都去造反了。”“不让您去？”“别瞎说，是我自己要干的。有人抓革命，也得有人促生产呀！”很久以后我才听懂，这是那声枪响磨砺出的明智——凭母亲的出身，万勿沾惹政治才是平安之策。那天我跟母亲说我要走了，大串联去。“去哪儿？”“全国，管它哪儿。”我满腔豪情满怀诗意。母亲给了我十五块钱——十块整的一针一线给我缝在内衣上，五块零钱（一张两元、两张一元和十张一角的）分放在外衣的几个衣兜里。“那我就走了。”我说。母亲抓住我，看着我的眼睛：“有些事，我是说咱自己家里的事，懂吗？不一定要跟别人说。”我点点头，豪情和诗意随之消散大半。母亲仍不放手：“记住，跟谁也别说，跟你最要好的同学也别说。倒不是要隐瞒什么，只不过……只不过是没那个必要……”

又过了很多年，有人从老家带来一份县志，上面竟有几篇对姥爷的颂扬文字，使那空白的人形有了一点儿确定的形象。文中说到他的抗日功劳，说到他的教育成就，余者不提。那时姥姥和母亲早都不在人间，奶奶和父亲也已去世。那时，大舅从几十年杳无音信之中忽然回来，一头白发，满面沧桑。大舅捧着那县志，半天不说话，唯手和脸簌簌地抖。

/叛逆者/

姥爷还在国民党中做官的时候，大舅已离家出走参加了解放军。不过我猜想，这父子俩除去主义不同，政见各异，彼此肯定是看重的。所以我从未听说过姥爷对大舅的叛逆有多么愤怒。所以，解放前夕大舅也曾跑回老家，劝姥爷出去避一避风头。

姥爷死后，大舅再没回过老家。我记得姥姥坐在床上纳鞋底时常常念叨他，夸他聪明，英俊，性情仁义。母亲也是这样说。母亲说，她和大舅从小就最谈得来。

四五岁时我见过一次大舅。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玩，院门外大步流星走来了一个青年军官。他走到我跟前，弯下腰来仔细看我：“嘿，你是谁呀？”现在我可以说，他那样子真可谓光彩照人，但当时我找不出这样的形容，唯被他的勃勃英气惊呆在那儿。呆愣了一会儿，我往屋里跑，身后响起他爽朗的大笑。母亲迎出门来，母亲看着他也愣了一会儿，然后就被他搂进臂弯，我记得那一刻母亲忽然变得像个小姑娘了……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屋里……然后他送给母亲一个漂亮的皮包，米色的，真皮的，母亲喜欢得不得了，以后的几十年里只在最庄重的场合母亲才背上它……再然后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到中山公园去，在老柏树摇动的浓荫里，大舅和母亲没完没了地走呀，走呀，没完没了地说。我追在他们身后跑，满头大汗，又累又无聊。午饭时我坐在他俩中间，我听见他们在说姥姥，说老家，说着一些往事。最后，母亲说：“你就不想回老家去看看？”母亲望着大舅，目光里有些严厉又有些凄哀。大舅不回答。大舅跟我说着笑话，对母亲的问题“哼哼哈哈”不置可否。我说过我记事早。我记得那天春风和煦，柳絮飞扬；我记得那顿午饭空前丰盛，从未见过的美味佳肴，我埋头大吃；我记得，我一直担心着那个空白的人形会闯进来危及这美妙时光，但还好，那天他们没有说起“他”。

那天以后大舅即告消失，几十年音信全无。

一年又一年，母亲越来越多地念起他：“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听得出，母亲已经不再那么怪他了。母亲说他做的是保密工作，研究武器的，身不由己。母亲偶尔回老家去从不带着我，想必也是怕我挨近那片危险——这不会不使她体谅了大舅。为了当年对大舅的严厉，想必母亲是有些后悔。“这么多年，他怎么也不给我来封信呢？”母亲为此黯然神伤。

大舅早年的离家出走，据说很有些逃婚的因素，他的婚姻也是由家里包办的。“我姥爷包办的？”“不，是你太姥爷的意思。”大舅是长孙，他的婚事太姥爷要亲自安排，这关系到此一家族的辽阔土地能否有一个可靠的未来。这件事谁也别插嘴，姥爷也不行——别看你当着个破官；土地！懂吗？在太姥爷眼里那才是真东西。

太姥爷，一个典型的中国地主。中国的地主并非都像“黄世仁”。在我浅淡的记忆里，太姥爷须发全白，枯瘦，步履蹒跚，衣着破旧而且邋遢。因为那时他已是一无所有了吧？也不是。母亲说：“他从来就那样，有几千亩地的时候也是那样。出门赶集，见路边的一泡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抖落到自家地里。”他只看重一种东西：地。“周扒皮”那样的地主一定会让他笑话，你把长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蹋你的地？就不怕你的地里长不出好庄稼？太姥爷比“周扒皮”有远见，对长工们从不怠慢。既不敢怠慢，又舍不得给人家吃好的，于是长工们吃什么他也就跟着一起吃什么，甚至长工们剩下的东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以自家之肠胃将其酿成自家地里的肥。“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类的倡导看来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太姥爷守望着他的地，盼望年年都能收获很多粮食。很多粮食卖出很多钱，很多钱再买下很多地，很多地里再长出很多粮食……如此循环再循环，到底为了什么他不问。他梦想着有更多的土地姓他的姓，但是为什么呢？天经地义，他从未想过这里面还会有个“为什么”。而他自己呢？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一个坐在自己的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

这才是中国地主的典型形象吧。我的爷爷、太爷、老太爷，乃至老老太爷都是地主，据说无一例外莫不如此，一脑袋高粱花子，中着土地的魔。但再往上数，到老老老太爷，到老老老老……太爷，总归有一站曾经是穷人，穷得叮当响，从什么什么地方逃荒到了此地，然后如何如何克勤克俭，慢慢富足起来——这也是中国地主所常有的、牢记于心的家史。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这瘦老头对我倒是格外亲切，我的要求他一概满足，我的一切非分之想他都容忍，甚至我的一蹦一跳都让他牵肠挂肚。每逢年节，他从老家来北京看我（母亲说过，他主要是想看看我），带来乡下的土产，带来一些小饰物给我挂在脖子上，带来特意在城里买的点心，一点儿一点儿地掰着给我吃……他双臂颤巍巍地围拢我，不敢抱紧又不敢放松，好像一不留神我就会化作一缕青烟飞散。想必是因为他的长子已然夭折，他的长孙又远走他乡，而他的晚辈中我是唯一还不懂得与他划清界限的男人。而这个小男人，以其孩子特有的敏锐早已觉察到，他可以对这个老头颐指气使为所欲为。我在他怀中又踢又打胡作非为，要是母亲来制止，我只需加倍喊叫，母亲就只好躲到一边去忍气吞声。我要是高兴捋捋这老头的胡须，或漫不经心地叫他一声“太姥爷”，他便会眉开眼笑得到最大的满足。但是我不能满足他总想亲亲我的企图——他那么瘦，又那么邋遢。

大舅抗婚不成，便住到学校去不回家。暑假到了，不得不回家了，据说大舅回到家就一个人抱着铺盖睡到屋顶上去。我想姥爷一定是同情他的，但爱莫能助。我想大舅母一定只有悄然落泪，或许比她的婆婆多了一些觉醒，果真这样也就比她的婆婆更多了一层折磨。太姥爷呢，必定是大发雷霆。我想象不出，那样一个瘦老头何以会有如此威严，竟至姥爷和大舅也都只好俯首听命。大舅必是忍无可忍，于是下决心离家出走，与这个封建之家一刀两断……

那大约已是四十年代中期的事，共产主义的烽火正以燎原之势遍及全国。

天下大同，那其实是人类最为悠久的梦想，唯于其时其地这梦想已不满足于仅仅是梦想，从祈祷变为实际（另一种说法是“由空想变成科学”），风展红旗如画，统一思想统一步伐奔向被许诺为必将实现的人间天堂。

四十多年过去，大舅回来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白发驼背的老人。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弯下腰来问我：“嘿，你是谁？”那时我刚来到人间不久。现在轮到我问他了：你是谁？我确实在心里这样问着：你就是那个光彩照人的青年军官吗？我慢慢看他，寻找当年的踪影。但是，那个大步流星的大舅已随时间走失，换成一个步履迟缓的陌生人回来了。我们互相通报了身份，然后一起吃饭，喝茶，在陌生中寻找往日的亲情。我说起那个春天，说起在中山公园的那顿午餐，他睁大眼睛问我：“那时有你吗？”我说：“我跟在你们后头跑，只记得到处飘着柳絮，是哪一年可记不清了。”终于，不可避免地我们说到了母亲，大舅的泪水夺眶而出，泣不成声。他要我把母亲的照片拿给他，这愿望想必已在他心里存了很久，只不敢轻易触动。他捧着母亲的照片，对我的表妹说：“看看姑姑有多漂亮，我没瞎说吧？”

这么多年他都在哪儿，都是怎么过来的？母亲若在世，一定是要这样问的。我想还是不问吧。他也只说了一句，但这一句却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这些年，在外边，我净受欺负了。”是呀是呀，真正是回家的感觉，但这里面必有很多为猜想所不及的、由分分秒秒所构筑的实际内容。

那四十多年，要是我愿意我是可以去问个究竟的，他现在住得离我并不太远。但我宁愿保留住猜想。这也许是因为，描摹实际并不是写作的根本希冀。

他早已退休，现在整天都在家里，从早到晚侍候着患老年痴呆症的舅母。还是当年的那个舅母，那个为他流泪多年的人。他离家时不过二十出头吧，走了很多年，走了很多地方，想必也走过了很多情感，很多的希望与失望都不知留在了哪儿，最后，就像命中注定，他还是回到了这个舅母身边。回来时两个人都已是暮年。回来时，舅母的神志已渐渐离开这个世界，执意越走越远，不再醒来。他守候在她身边，侍候她饮食起居，侍候她沐浴更衣，搀扶她去散步，但舅母呆滞的目光里再也没有春秋寒暑，再也没有忧喜悲欢，太阳在那儿升起又在那儿降落，那双眼睛看一切都是寻常，仿佛什么也不想再说。大舅昼夜伴其左右，寸步不离，她含混的言语只有他能听懂……

这或可写成一个感人泪下的浪漫故事。但只有在他们真确的心魂之外，才可能制作“感人”与“浪漫”。否则便不会浪漫。否则仍然没有浪漫，仍然是分分秒秒构筑的实际。而浪漫，或曾有过，但最终仍归于沉默。

我有一种希望，希望那四十多年中大舅曾经浪漫，曾经有过哪怕是短暂的浪漫时光。我希望那样的时光并未被时间磨尽，并未被现实湮灭，并未被“不可能”夺其美丽。我不知道是谁，曾使他夜不能寐，曾使他朝思暮想心醉神痴，使他接近过他离家出走时的向往，使那个风流倜傥的青年军官梦想成真，哪怕只在片刻之间……我希望他曾经这样，我希望不管现实如何或实际怎样，梦想，仍然还在这个人的心里，“不可能”唯消损着实际，并不能泯灭人的另一种存在。我愿意在舅母沉睡时，他独自去拒马河寂静的长堤上漫步，心里不仅祈祷着现实，而因那美丽的浪漫并未死去，也祈祷着未来，祈祷着永远。

/老家/

常要在各种表格上填写籍贯，有时候我写北京，有时候写河北涿州，完全即兴。写北京，因为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约死也不会死到别处去了。写涿州，则因为我从小被告知那是我的老家，我的父母及祖上若干辈人都曾在那儿生活。查词典，“籍贯”一词的解释是：祖居或个人出生地。——我的即兴碰巧不错。

可是这个被称为老家的地方，我是直到四十六岁的春天才第一次见到它。此前只是不断地听见它。从奶奶的叹息中，从父母对它的思念和恐惧中，从姥姥和一些亲戚偶尔带来的消息里面，以及从对一条梦幻般的河流——拒马河——的想象中，听见它。但从未见过它，连照片也没有。奶奶说，曾有过几张在老家的照片，可惜都在我懂事之前就销毁了。

四十六岁的春天，我去亲眼证实了它的存在；我跟父亲、伯父和叔叔一起，坐了几小时汽车到了老家。涿州——我有点儿不敢这样叫它。涿州太具体，太实际，因而太陌生。而老家在我的印象里一向虚虚幻幻，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声音，甚或一种光线、一种气息，与一个实际的地点相距太远。我想我不妨就叫它Z州吧，一个非地理意义的所在，更适合连接起一个延续了四十六年的传说。

然而它果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有残断的城墙，有一对接近坍圮的古塔，市中心一堆蒿草丛生的黄土据说是当年钟鼓楼的遗址，当然也有崭新的酒店、餐馆、商厦，满街的人群，满街的阳光、尘土和叫卖。城区的格局与旧北京城近似，只是缩小些，简单些。中心大街的路口耸立着一座仿古牌楼（也许确凿是个古迹，唯因旅游事业而修葺一新），匾额上五个大字：天下第一州。中国的“天下第一”着实不少，这一回又不知是以什么为序。

我们几乎走遍了城中所有的街巷。父亲、伯父和叔叔一路指指点点感慨万千：这儿是什么，那儿是什么，此一家商号过去是什么样子，彼一座宅院曾经属于一户怎样的人家，某一座寺庙当年如何如何香火旺盛，庙会上卖风筝，卖兔爷，卖莲蓬，卖糖人儿、面茶、老豆腐……庙后那条小街曾经多么僻静呀，风传有鬼魅出没，天黑了一个人不敢去走……城北的大石桥呢？哦，还在还在，倒还是老样子，小时候上学放学他们天天都要从那桥上过，桥旁垂柳依依，桥下流水潺潺，当初可是Z州一处著名的景观啊……咱们的小学校呢？在哪儿？那座大楼吗？哎哎，真可是今非昔比啦……

我听见老家在慢慢地扩展，向着尘封的记忆深入，不断推新出陈。往日，像个昏睡的老人慢慢苏醒，欷歔叹惋之间渐渐生气勃勃起来。历史因此令人怀疑。循着不同的情感，历史原来并不确定。

一路上我想，那么文学所求的真实是什么呢？历史难免是一部御制经典，文学要弥补它，所以看重的是那些沉默的心魂。历史惯以时间为序，勾画空间中的真实，艺术不满足于这样的简化，所以去看这人间戏剧深处的复杂，在被普遍所遗漏的地方去询问独具的心流。我于是想起西川的诗：

我打开一本书/一个灵魂就苏醒/……/我阅读一个家族的预言/我看到的痛苦并不比痛苦更多/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

我的老家便是这样。Z州，一向都在沉默中。但沉默的深处悲欢俱在，无比生动。那是因为，沉默着的并不就是普遍，而独具的心流恰是被一个普遍读本简化成了沉默。

汽车缓缓行驶，接近史家旧居时，父亲、伯父和叔叔一声不响，唯睁大眼睛望着窗外。史家的旧宅错错落落几乎铺开一条街，但都久失修整，残破不堪。“这儿是六叔家。”“这儿是二姑家。”“这儿是七爷爷和七奶奶。”“那边呢？噢，五舅曾在那儿住过。”……简短的低语，轻得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以至那一座座院落也似毫无生气，一片死寂。

汽车终于停下，停在了“我们家”的门口。

但他们都不下车，只坐在车里看，看斑驳的院门，看门两边的石墩，看屋檐上摇动的枯草，看屋脊上露出的树梢……伯父首先声明他不想进去：“这样看看，我说就行了。”父亲于是附和：“我说也是，看看就走吧。”我说：“大老远来了，就为看看这房檐上的草吗？”伯父说：“你知道这儿现在住的谁？”“管他住的谁！”“你知道人家会怎么想？人家要是问咱们来干吗，咱们怎么说？”“胡汉三又回来了呗！”我说。他们笑笑，笑得依然谨慎。伯父和父亲执意留在汽车上，叔叔推着我进了院门。院子里没人，屋门也都锁着，两棵枣树尚未发芽，疙疙瘩瘩的枝条与屋檐碰撞发出轻响。叔叔指着两间耳房对我说：“你爸和你妈，当年就在这两间屋里结的婚。”“你看见的？”“当然我看见的。那天史家的人去接你妈，我跟着去了。那时我十三四岁，你妈坐上花轿，我就跟在后头一路跑，直跑回家……”我仔细打量那两间老屋，心想，说不定，我就是从这儿进入人间的。

从那院子里出来，见父亲和伯父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走，向一个个院门里望，紧张，又似抱着期待。街上没人，处处都安静得近乎怪诞。“走吗？”“走吧。”虽是这样说，但他们仍四处张望。“要不就再歇会儿？”“不啦，走吧。”这时候街的那边出现一个人，慢慢朝这边走。他们便都往路旁靠一靠，看着那个人，看他一步步走近，看他走过面前，又看着他一步步走远。不认识。这个人他们不认识。这个人太年轻了他们不可能认识，也许这个人的父亲或者爷爷他们认识。起风了，风吹动屋檐上的荒草，吹动屋檐下的三顶白发。已经走远的那个人还在回头张望，他必是想：这几个老人站在那儿等什么？

离开Z州城，仿佛离开了一个牵魂索命的地方，父亲和伯父都似吐了一口气：想见她，又怕见她，哎，Z州啊！老家，只是为了这样的想念和这样的恐惧吗？

汽车断断续续地挨着拒马河走，气氛轻松些了。父亲说：“顺着这条河走，就到你母亲的家了。”叔叔说：“这条河也通着你奶奶的家。”伯父说：“哎，你奶奶呀，一辈子就是羡慕别人能出去上学、读书。不是你奶奶一再坚持，我们几个能上得了大学？”几个人都点头，又都沉默。似乎这老家，永远是要为她沉默的。我在《奶奶的星星》里写过，我小时候，奶奶每晚都在灯下念着一本扫盲课本，总是把《国歌》一课中的“吼声”错念成“孔声”。我记得，奶奶总是羡慕母亲，说她赶上了新时代，又上过学，又能到外面去工作……

拒马河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他们说这河以前要宽阔得多，水也比现在深，浪也比现在大。他们说，以前，这一块平原差不多都靠着这条河。他们说，那时候，在河湾水浅的地方，随时你都能摸上一条大鲤鱼来。他们说，那时候这河里有的是鱼虾、螃蟹、莲藕、鸡头米，苇子长得比人高，密不透风，五月节包粽子，米泡好了再去劈粽叶也来得及……

母亲的家在Z州城外的张村。那村子真是大，汽车从村东到村西开了差不多一刻钟。拒马河从村边流过，我们挨近一座石桥停下。这情景让我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课书：拒马河，靠山坡，弯弯曲曲绕村过……

父亲说：“就是这桥。”我们走上桥，父亲说：“看看吧，那就是你母亲以前住过的房子。”

高高的土坡上，一排陈旧的瓦房，围了一圈简陋的黄土矮墙，夕阳下尤其显得寂寞，黯然，甚至颓唐。那矮墙，父亲说原先没有，原先可不是这样，原先是一道青砖的围墙，原先还有一座漂亮的门楼，门前有两棵老槐树，母亲经常就坐在那槐树下读书……

这回我们一起走进那院子。院子里堆着柴草，堆着木料、灰沙，大约这老房是想换换模样了。主人不在家，只一群鸡“咕咕”地叫。叔叔说：“就是这间屋。你爸就是从这儿把你妈娶走的。”

“真的？”

“问他呀。”

父亲避开我的目光，不说话，满脸通红，转身走开。我不敢再说什么。我知道那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不能忘记的痛苦。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我和妹妹曾跟随父亲一起去给母亲扫墓，但是母亲的墓已经不见，那时父亲就是这样的表情，满脸通红，一言不发，东一头西一头地疾走，满山遍野地找寻着一棵红枫树，母亲就葬在那棵树旁。我曾写过：母亲离开得太突然，且只有四十九岁，那时我们三个都被这突来的噩运吓傻了，十年中谁也不敢提起母亲一个字，不敢说她，不敢想她，连她的照片也收起来不敢看……直到十年后，那个清明节，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起该去看看母亲的坟了；不约而同——可见谁也没有忘记，一刻都没有忘记……

我看着母亲出嫁前住的那间小屋，不由得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在哪儿？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注定，四十多年后她的儿子才会来看望这间小屋，来这儿想象母亲当年出嫁的情景？一九四八年，母亲十九岁，未来其实都已经写好了，站在我四十六岁的地方看，母亲的一生已在那一阵喜庆的唢呐声中一字一句地写好了，不可更改。那唢呐声，沿着时间，沿着阳光和季节，一路风尘雨雪，传到今天才听出它的哀惋和苍凉。可是，十九岁的母亲听见了什么？十九岁的新娘有着怎样的梦想？十九岁的少女走出这个院子的时候，历史与她何干？她提着婚礼服的裙裾，走出屋门，有没有再看看这个院落？她小心或者急切地走出这间小屋，走过这条甬道，转过这个墙角，迈过这道门槛，然后驻足，抬眼望去，她看见了什么？啊，拒马河！拒马河上绿柳如烟，雾霭飘荡，未来就藏在那一片浩渺的苍茫中……我循着母亲出嫁的路，走出院子，走向河岸，拒马河悲喜不惊，必像四十多年前一样，翻动着浪花，平稳浩荡奔其前程……

我坐在河边，想着母亲曾经就在这儿玩耍，就在这儿长大，也许她就攀过那棵树，也许她就戏过那片水，也许她就躺在这片草丛中想象未来，然后，她离开了这儿，走进了那个喧嚣的北京城，走进了一团说不清的历史。我转动轮椅，在河边慢慢走，想着：从那个坐在老槐树下读书的少女，到她的儿子终于来看望这座残破的宅院，这中间发生了多少事呀。我望着这条两端不见头的河，想：那顶花轿顺着这河岸走，锣鼓声渐渐远了，唢呐声或许伴母亲一路，那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她是怎样的心情？一个人，离开故土，离开童年和少年的梦境，大约都是一样——就像我去串联、去插队的时候一样，顾不上别的，单被前途的神秘所吸引，在那神秘中描画幸福与浪漫……

如今我常猜想母亲的感情经历。父亲憨厚老实到完全缺乏浪漫，母亲可是天生的多情多梦，她有没有过另外的想法？从那绿柳如烟的河岸上走来的第一个男人，是不是父亲？在那雾霭苍茫的河岸上执意不去的最后一个男人，是不是父亲？甚至，在那绵长的唢呐声中，有没有一个立于河岸一直眺望着母亲的花轿渐行渐杳的男人？还有，随后的若干年中，她对她的爱情是否满意？我所能做的唯一见证是：母亲对父亲的缺乏浪漫常常哭笑不得，甚至叹气连声，但这个男人的诚实、厚道，让她信赖终生。

母亲去世时，我坐在轮椅里连一条谋生的路还没找到，妹妹才十三岁，父亲一个人担起了这个家。二十年，这二十年母亲在天国一定什么都看见了。二十年后一切都好了，那个冬天，一夜之间，父亲就离开了我们。他仿佛终于完成了母亲的托付，终于熬过了他不能不熬的痛苦、操劳和孤独，然后急着去找母亲了——既然她在这尘世间连坟墓都没有留下。

老家，Z州，张村，拒马河……这一片传说或这一片梦境，常让我想：倘那河岸上第一个走来的男人，或那河岸上执意不去的最后一个男人，都不是我的父亲，倘那个立于河岸一直眺望着母亲的花轿渐行渐杳的男人成了我的父亲，我还是我吗？当然，我只能是我，但却是另一个我了。这样看，我的由来是否过于偶然？任何人的由来是否都太偶然？都偶然，还有什么偶然可言？我必然是这一个。每个人都必然是这一个。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从老家久远的历史中抽取一个点，一条线索，作为开端。这开端，就像那绵绵不断的唢呐声，难免会引出母亲一样的坎坷与苦难，但必须到达父亲一样的煎熬与责任，这正是命运要你接受的“想念与恐惧”吧。

/庙的回忆/

据说，过去北京城内的每一条胡同都有庙，或大或小总有一座。这或许有夸张成分。但慢慢回想，我住过以及我熟悉的胡同里，确实都有庙或庙的遗迹。

在我出生的那条胡同里，与我家院门斜对着，曾经就是一座小庙。我见到它时它已改作油坊，庙门、庙院尚无大变，唯走了僧人，常有马车运来大包大包的花生、芝麻，院子里终日磨声隆隆，呛人的油脂味经久不散。推磨的驴们轮换着在门前的空地上休息，打滚儿，大惊小怪地喊叫。

从那条胡同一直往东的另一条胡同中，有一座大些的庙，香火犹存。或者是庵，记不得名字了，只记得奶奶说过那里面没有男人。那是奶奶常领我去的地方，庙院很大，松柏森然。夏天的傍晚不管多么燠热难熬，一走进那庙院立刻就觉清凉，我和奶奶并排坐在庙堂的石阶上，享受晚风和月光，看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僧尼们并不驱赶俗众，更不收门票，见了我们唯颔首微笑，然后静静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有如晚风掀动松柏的脂香似有若无。庙堂中常有法事，钟鼓声、铙钹声、木鱼声，噌噌吰吰，那音乐让人心中犹豫。诵经声如无字的伴歌，好像黑夜的愁叹，好像被灼烤了一白天的土地终于得以舒展便油然飘缭起的雾霭。奶奶一动不动地听，但鼓励我去看看。我迟疑着走近门边，只向门缝中望了一眼，立刻跑开。那一眼印象极为深刻。现在想，大约任何声音、光线、形状、姿态，乃至温度和气息，都在人的心底有着先天的响应，因而很多事可以不懂但能够知道，说不清楚，却永远记住。那大约就是形式的力量。气氛或者情绪，整体地袭来，它们大于言说，它们进入了言不可及之域，以至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本能地审视而不单是看见。我跑回到奶奶身旁，出于本能，我知道了那是另一种地方，或是通向着另一种地方；比如说树林中穿流的雾霭，全是游魂。奶奶听得入神，摇撼她她也不觉，她正从那音乐和诵唱中回想生命，眺望那另一种地方吧。我的年龄无可回想，无以眺望，另一种地方对一个初来的生命是严重的威胁。我钻进奶奶的怀里不敢看，不敢听也不敢想，唯觉幽冥之气弥漫，月光也似冷暗了。这个孩子生而怯懦，禀性愚顽，想必正是他要来这人间的缘由。

上小学的那一年，我们搬了家，原因是若干条街道联合起来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机关看中了我们原来住的那个院子以及相邻的两个院子，于是他们搬进来我们搬出去。我记得这件事进行得十分匆忙，上午一通知下午就搬，街道干部打电话把各家的主要劳力都从单位里叫回家，从中午一直搬到深夜。这事很让我兴奋，所有要搬走的孩子都很兴奋，不用去上学了，很可能明天和后天也不用上学了，而且我们一齐搬走，搬走之后仍然住在一起。我们跳上运家具的卡车奔赴新家，觉得正有一些动人的事情在发生，有些新鲜的东西正等着我们。可惜路程不远，完全谈不上什么经历新家就到了。不过微微的失望转瞬即逝，我们冲进院子，在所有的屋子里都风似的刮一遍，以主人的身份接管了它们。从未来的角度看，这院子远不如我们原来的院子，但新鲜是主要的，新鲜与孩子天生有缘，新鲜在那样的季节里统统都被推崇，我们才不管院子是否比原来的小或房子是否比原来的破，立刻在横倒竖歪的家具中间捉迷藏，疯跑疯叫，把所有的房门都打开然后关上，把所有的电灯都关上然后打开，爬到树上去然后跳下来，被忙乱的人群撞倒然后自己爬起来，为每一个新发现激动不已，然后看看其实也没什么……最后集体在某一个角落里睡熟，睡得不省人事，叫也叫不应。那时母亲正在外地出差，来不及通知她，几天后她回来时发现家已经变成了公社机关，她在那门前站了很久才有人来向她解释，大意是：不要紧放心吧，搬走的都是好同志，住在哪儿和不住在哪儿都一样是革命需要。

新家所在之地叫“观音寺胡同”，顾名思义那儿也有一座庙。那庙不能算小，但早已破败，久失看管。庙门不翼而飞，院子里枯藤老树荒草藏人。侧殿空空。正殿里尚存几尊泥像，彩饰斑驳，站立两旁的护法天神怒目圆睁但已赤手空拳，兵器早不知被谁夺下扔在地上。我和几个同龄的孩子便捡起那兵器，挥舞着，在大殿中跳上跳下杀进杀出，模仿俗世的战争，朝残圮的泥胎劈砍，向草丛中冲锋，披荆斩棘草叶横飞，大有堂吉诃德之神采，然后给寂寞的老树“施肥”，擦屁股纸贴在墙上……做尽亵渎神灵的恶事然后鸟儿一样在夕光中回家。很长一段时间那儿都是我们的乐园，放了学不回家先要到那儿去，那儿有发现不完的秘密，草丛中有死猫，老树上有鸟窝，幽暗的殿顶上据说有蛇和黄鼬，但始终未得一见。有时是为了一本小人书，租期紧，大家轮不过来，就一齐跑到那庙里去看，一个人捧着大家围在四周，大家都说看好了才翻页。谁看得慢了，大家就骂他笨，其实都还识不得几个字，主要是看画，看画自然也有笨与不笨之分。或者是为了抄作业，有几个笨主儿作业老是不会，就抄别人的，庙里安全，老师和家长都看不见。佛嘛，心中无佛什么事都敢干。抄者撅着屁股在菩萨眼皮底下紧抄，被抄者则乘机大肆炫耀其优越感，说一句“我的时间不多你要抄就快点儿”，然后故意放大轻松与快乐，去捉蚂蚱、逮蜻蜓，大喊大叫地弹球儿、扇三角，急得抄者流汗，撅起的屁股有节奏地颠，嘴中念念有词，不时扭起头来喊一句：“等我会儿嘿！”其实谁也知道，没法等。还有一回专门是为了比赛胆儿大。“晚上谁敢到那庙里去？”“这有什么，嘁！”“有什么？有鬼，你敢去吗？”“废话！我早都去过了。”“牛×！”“嘿，你要不信嘿……今儿晚上就去你敢不敢？”“去就去有什么呀，嘁！”“行，谁不去谁孙子敢不敢？”“行，几点？”“九点。”“就怕那会儿我妈不让我出来。”“哎哟喂，不敢就说不敢！”“行，九点就九点！”那天晚上我们真的到那庙里去了一回，有人拿了个手电筒，还有人带了把水果刀好歹算一件武器。我们走进庙门时还是满天星斗，不一会儿天却阴上来，而且起了风。我们在侧殿的台阶上蹲着，挤成一堆儿，不敢动也不敢大声说话，荒草摇摇，老树沙沙，月亮在云中一跳一跳地走。有人说想回家去撒泡尿。有人说撒尿你就到那边撒去呗。有人说别的倒也不怕，就怕是要下雨了。有人说下雨也不怕，就怕一下雨家里人该着急了。有人说一下雨蛇先出来，然后指不定还有什么呢。那个想撒尿的开始发抖，说不光想撒尿这会儿又想屙屎，可惜没带纸。这样，大家渐渐都有了便意，说憋屎憋尿是要生病的，有个人老是憋屎憋尿后来就变成了罗锅儿。大家惊诧道：是吗？那就不如都回家上厕所吧。可是第二天，那个最先要上厕所的成了唯一要上厕所的，大家都埋怨他，说要不是他我们还会在那儿待很久，说不定就能捉到蛇，甚至可能看看鬼。

有一天，那庙院里忽然出现了很多暗红色的粉末，一堆堆像小山似的，不知道是什么，也想不通到底何用。那粉末又干又轻，一脚踩上去噗的一声到处飞扬，而且从此鞋就变成暗红色再也别想洗干净。又过了几天，庙里来了一些人，整天在那暗红色的粉末里折腾，于是一个个都变成暗红色不说，庙墙和台阶也都变成暗红色，荒草和老树也都变成暗红色，那粉末随风而走或顺水而流，不久，半条胡同都变成了暗红色。随后，庙门前挂出了一块招牌：有色金属加工厂。从此游戏的地方没有了，蛇和鬼不知迁徙何方，荒草被锄净，老树被伐倒，只剩下一团暗红色漫天漫地逐日壮大。再后来，庙堂也拆了，庙墙也拆了，盖起了一座轰轰烈烈的大厂房。那条胡同也改了名字，以后出生的人会以为那儿从来就没有过庙。

我的小学，校园本也是一座庙，准确说是一座大庙的一部分。大庙叫柏林寺，里面有很多合抱粗的柏树。有风的时候，老柏树浓密而深沉的响声一浪一浪，传遍校园，传进教室，使吵闹的孩子也不由得安静下来，使琅琅的读书声时而飞扬时而沉落，使得上课和下课的铃声飘忽而悠扬。

摇铃的老头，据说曾经就是这庙中的和尚，庙既改作学校，他便还俗做了这儿的看门人，看门兼而摇铃。老头极和蔼，随你怎样摸他的红鼻头和光脑袋他都不恼，看见你不快活他甚至会低下头来给你，说：想摸摸吗？孩子们都愿意到传达室去玩，挤在他的床上，挤得密不透风，没大没小地跟他说笑。上课或下课的时间到了，他摇起铜铃，不紧不慢地在所有的窗廊下走过，目不旁顾，一路都不改变姿势。叮当叮当——叮当叮当——铃声在风中飘摇，在校园里回荡，在阳光里漫散开去，在所有孩子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那铃声，上课时摇得紧张，下课时摇得舒畅，但无论紧张还是舒畅都比后来的电铃有味道，浪漫，多情，仿佛知道你的惧怕和盼望。

但有一天那铃声忽然消失，摇铃的老人也不见了，听说是回他的农村老家去了。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他仍在悄悄地烧香念佛，而一个崭新的时代应该是无神论的时代。孩子们再走进校门时，看见那铜铃还在窗前，但物是人非，传达室里端坐着一名严厉的老太太，老太太可不让孩子们在她的办公重地胡闹。上课和下课，老太太只在按钮上轻轻一点，电铃于是“哇——哇——”地叫，不分青红皂白，把整个校园都吓得要昏过去。在那近乎残酷的声音里，孩子们懂得了怀念：以往的铃声，它到哪儿去了？唯有一点是确定的，它随着记忆走进了未来。在它飘逝多年之后，在梦中，我常常又听见它，听见它的飘忽与悠扬，看见那摇铃老人沉着的步伐，在他一无改变的面容中惊醒。那铃声中是否早已埋藏下未来，早已知道了以后的事情呢？

多年以后，我二十一岁，插队回来，找不到工作，等了很久还是找不到，就进了一个街道生产组。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几间老屋尘灰满面，我在那儿一干七年，在仿古的家具上画些花鸟鱼虫、山水人物，每月所得可以糊口。那生产组就在柏林寺的南墙外。其时，柏林寺已改作北京图书馆的一处书库。我和几个同是待业的小兄弟常常就在那面红墙下干活儿。老屋里昏暗而且无聊，我们就到外面去，一边干活一边观望街景，看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时间似乎就轻快了许多。早晨，上班去的人们骑着车，车后架上夹着饭盒，一路吹着口哨，按响车铃，单那姿态就令人羡慕。上班的人流过后，零零散散地有一些人向柏林寺的大门走来，多半提个皮包，进门时亮一亮证件，也不管守门人看不看得清楚便大步朝里面去，那气派更是让人不由得仰望了。并非什么人都可以到那儿去借书和查阅资料的，小D说得是教授或者局级才行。“你知道？”“废话！”小D重感觉不重证据。小D比我小几岁，因为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三公分，中学一毕业就到了这个生产组；很多招工单位也是重感觉不重证据，小D其实什么都能干。我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面庙墙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用看表也不用看太阳便知此刻何时。一辆串街的杂货车，“油盐酱醋花椒大料洗衣粉”一路喊过来，是上午九点。收买废品的三轮车来时，大约十点。磨剪子磨刀的老头总是星期三到，瞄准生产组旁边的一家小饭馆，“磨剪子来嘿——抢菜刀——”声音十分洪亮；大家都说他真是糟蹋了，干吗不去唱戏？下午三点，必有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出现，一个牵定一个的衣襟，咿咿呀呀地唱着，以为不经意走进的这个人间将会多么美好，鲜艳的衣裳彩虹一样地闪烁，再彩虹一样地消失。四五点钟，常有一辆囚车从我们面前开过，离柏林寺不远有一座著名的监狱，据说专门收容小偷。有个叫小德子的，十七八岁没爹没妈，跟我们一起在生产组干过。这小子能吃，有一回生产组不知惹了什么麻烦要请人吃饭，吃客们走后，折箩足足一脸盆，小德子买了一瓶啤酒，坐在火炉前稀里呼噜只用了半小时脸盆就见了底。但是有一天小德子忽然失踪，生产组的大妈大婶们四处打听，才知那小子在外面行窃被逮住了。以后的很多天，我们加倍地注意天黑前那辆囚车，看看里面有没有他；囚车呼啸而过，大家一齐喊“小德子！小德子！”小德子还有一个月工资未及领取。

那时，我仍然没头没脑地相信，最好还是要有一份正式工作，倘能进一家全民所有制单位，一生便有了倚靠。母亲陪我一起去劳动局申请。我记得那地方廊回路转的，庭院深深，大约曾经也是一座庙。什么申请呀简直就像去赔礼道歉，一进门母亲先就满脸堆笑，战战兢兢，然后不管抓住一个什么人，就把她的儿子介绍一遍，保证说这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孩子其实仍可胜任很多种工作。那些人自然是满口官腔，母亲跑了前院跑后院，从这屋被支使到那屋。我那时年轻气盛，没那么多好听的话献给他们。最后出来一位负责同志，有理有据地给了我们回答：“慢慢再等一等吧，全须全尾儿的我们这还分配不过来呢！”此后我不再去找他们了。再也不去。但是母亲，直到她去世前还在一趟一趟地往那儿跑，去之前什么都不说，疲惫地回来时再向她愤怒的儿子赔不是。我便也不再说什么，但我知道她还会去的，她会在两个星期内重新积累起足够的希望。

我在一篇名为《合欢树》的散文中写过，母亲就是在去为我找工作的路上，在一棵大树下，挖回了一棵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越长越大，其实是一棵合欢树。

大约一九七九年夏天，某一日，我们正坐在那庙墙下吃午饭，不知从哪儿忽然走来了两个缁衣落发的和尚，一老一少仿佛飘然而至。“哟？”大家停止吞咽，目光一齐追随他们。他们边走边谈，眉目清朗，步履轻捷，颦笑之间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空阔甚至是虚拟了。或许是我们的紧张被他们发现，走过我们面前时他们特意地颔首微笑。这一下，让我想起了久违的童年。然后，仍然是那样，他们悄然地走远，像多年以前一样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不是柏林寺要恢复了吧？”

“没听说呀？”

“不会。那得多大动静呀咱能不知道？”

“八成是北边的净土寺，那儿的房子早就翻修呢。”

“没错儿，净土寺！”小D说，“前天我瞧见那儿的庙门油漆一新我还说这是要干吗呢。”

大家愣愣地朝北边望。侧耳听时，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声音传来。这时我才忽然想到，庙，已经消失了这么多年了。消失了，或者封闭了，连同那可以眺望的另一种地方。

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时代结束了。

傍晚，我独自摇着轮椅去找那小庙。我并不明确为什么要去找它，也许只是为了找回童年的某种感觉？总之，我忽然想念起庙，想念起庙堂的屋檐、石阶、门廊，月夜下庙院的幽静与空荒，香缕细细地飘升，然后破碎。我想念起庙的形式。我由衷地想念那令人犹豫的音乐，也许是那样的犹豫，终于符合了我的已经不太年轻的生命。然而，其实，我并不是多么喜欢那样的音乐。那音乐，想一想也依然令人压抑、惶恐、胆战心惊。但以我已经走过的岁月，我不由得回想，不由得眺望，不由得从那音乐的压力之中听见另一种存在了。我并不喜欢它，譬如不能像喜欢生一样地喜欢死。但是要有它。人的心中，先天就埋藏了对它的响应。响应，什么样的响应呢？在我（这个生性愚顽的孩子！）那永远不会是成就圆满的欣喜，恰恰相反，是残缺明确地显露。眺望越是美好，越是看见自己的丑弱，越是无边，越看到限制。神在何处？以我的愚顽，怎么也想象不出一个无苦无忧的极乐之地。设若确有那样的极乐之地，设若有福的人果真到了那里，然后呢？我总是这样想：然后再往哪儿去呢？心如死水还是再有什么心愿？无论再往哪儿去吧，都说明此地并非圆满。丑弱的人和圆满的神之间，是信者永远的路。这样，我听见，那犹豫的音乐是提醒着一件事：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这大约就是佛之慈悲的那一个“悲”字吧。“慈”呢，便是在这一条无尽无休的路上行走，所要有的持念。

没有了庙的时代结束了。紧跟着，另一个时代到来了，风风火火。北京城内外的一些有名的寺庙相继修葺一新，重新开放。但那更像是寺庙变成公园的开始，人们到那儿去多是游览，于是要收门票，票价不菲。香火重新旺盛起来，但是有些异样。人们大把大把地烧香，整簇整簇的香投入香炉，火光熊熊，烟气熏蒸，人们衷心地跪拜，祈求升迁，祈求福寿，消灾避难，财运亨通……倘今生难为，可于来世兑现，总之祈求佛祖全面的优待。庙，消失多年，回来时已经是一个极为现实的地方了，再没有什么犹豫。

一九九六年春天，我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很远的地方，地球另一面，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天傍晚，会议结束，我和妻子在街上走，一阵钟声把我们引进了一座小教堂（庙）。那儿有很多教堂，清澈的阳光里总能听见飘扬的钟声。那钟声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家附近有一座教堂，我站在院子里，最多两岁，刚刚从虚无中睁开眼睛，尚未见到外面的世界先就听见了它的声音，清朗、悠远、沉稳，仿佛响自天上。此钟声是否彼钟声？当然，我知道，中间隔了八千公里并四十几年。我和妻子走进那小教堂，在那儿拍照，大声说笑，东张西望，毫不吝惜地按动快门……这时，我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地望着前方耶稣的雕像。（后来，在洗印出来的照片中，在我和妻子身后，我又看见了她）她的眉间似有些愁苦，但双手放松地摊开在膝头，心情又似非常宁静，对我们的喧哗一无觉察，或者是我们的喧哗一点儿也不能搅扰她吧。我心里忽然颤抖——那一瞬间，我以为我看见了我的母亲。

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的黑夜里重复一回：母亲，她并没有死，她只是深深地失望了，对我，或者尤其对这个世界，完全地失望了，困苦的灵魂无处诉告，无以支持，因而她走了，离开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不再回来。在梦中，我绝望地哭喊，心里怨她：“我理解你的失望，我理解你的离开，但你总要捎个信儿来呀，你不知道我们会牵挂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念你吗？”但就连这样的话也无从说给她，只知道她在很远的地方，并不知道她到底在哪儿。这个梦一再地走进我的黑夜，驱之不去，我便在醒来时、在白日的梦里为它作一个续：母亲，她的灵魂并未消散，她在幽冥之中注视我并保佑了我多年，直等到我的眺望已在幽冥中与她汇合，她才放了心，重新投生别处，投生在一个灵魂有所诉告的地方了。

我希望，我把这个梦写出来，我的黑夜从此也有了皈依了。

/九层大楼/

四十多年前，在北京城的东北角，挨近城墙拐弯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红色的九层大楼。如今城墙都没了，那座大楼倒是还在。九层，早已不足为奇，几十层的公寓、饭店现在也比比皆是。崇山峻岭般的楼群中间，真是岁月无情，那座大楼已经显得单薄、丑陋、老态龙钟，很难想象它也曾雄踞傲视、辉煌一时。我记得是一九五九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它就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矗立在四周黑压压望不到边的矮房之中，明朗，灿烂，神采飞扬。

在它尚未破土动工之时，老师就在课堂上给我们描画它了：那里面真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煤气，有暖气，有电梯；住进那里的人，都不用自己做饭了，下了班就到食堂去，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儿有俱乐部，休息的时候人们可以去下棋、打牌、锻炼身体；还有放映厅，天天晚上有电影，随便看；还有图书馆、公共浴室、医疗站、小卖部……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慢慢地，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吗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到那时候，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就行了，别的事您就甭操心了，国家都给你想到了，比你自己想得还周到呢。你们想想，钱还有什么用？擦屁股都嫌硬！是呀是呀，咱们都生在了好时代，咱们都要住进那样的大楼里去。从现在起，那样的大楼就会一座接一座不停地盖起来，而且更高、更大、更加雄伟壮丽。对我们这些幸运的人来说，那样的生活已经不远了，那样的日子就在眼前……老师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我们则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得鼓掌，由衷地庆贺，心说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我和几个同学便常爬到城墙上去看，朝即将竖立起那座大楼的方向张望。

城墙残破不堪，有时塌方，听说塌下来的城砖和黄土砸死过人，家长坚决禁止我们到那儿去。可我们还是偷偷地去，不光是想早点儿看看那座大楼，主要是去玩。城墙千疮百孔，不知是人挖的还是雨水冲的，有好些洞，有的洞挺大，钻进去，黑咕隆咚地爬，一会儿竟然到了城墙顶，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那儿荒草没人，洞口自然十分隐蔽，大家于是都想起了地道战，说日本鬼子要是再来，把丫的引到这儿，“乒！乒乒——”怎么样？

九层大楼的工地上，发动机日夜轰鸣，塔吊的长臂徐徐转动，指挥的哨声“嘟嘟”地响个不停。我们坐在草丛边看，猜想哪儿是俱乐部，哪儿是图书馆，哪儿是餐厅……记不得是谁说起了公共浴室，说在那儿洗澡，男的和女的一块儿洗。“别神了你！谁说的？”“废话，公共浴室你懂不懂？”“公共浴室怎么了，公共浴室就是澡堂子，你丫去没去过澡堂子？”“哎哟哎哟你懂啊？公共浴室是公共浴室，澡堂子是澡堂子！”“我不比你懂？澡堂子就是公共浴室！”“那干吗不叫澡堂子，偏要叫公共浴室？”这一问令对方发蒙。大家也都沉思一会儿，想象着，真要是那样不分男女一块儿洗会是怎样一种场面。想了一会儿，想不出什么名堂，大家就又趴进草丛，看那工地上的推土机很像鬼子的坦克，便“乒乒乓乓”地朝那儿开枪。开了好一阵子，煞是无聊，便有人说那些“坦克”其实早他娘的完蛋了，兄弟们冲啊！于是冲锋，呐喊着冲下城墙，冲向那片工地。

在工地前沿，看守工地的老头把我们拦住：“嘿嘿！哪儿来的这么一群倒霉孩子？都他妈给我站住！”只好都站住。地道战和日本鬼子之类都撇在脑后，这下我们可得问问那座大楼了：它什么时候建成啊？里面真的有俱乐部有放映厅吗？真的看电影不花钱？在公共浴室，真是男的女的一块儿洗澡吗？那老头大笑：“美得你！”怎么是“美得你”？为什么是“美得你”？这问题尚不清楚，又有人问了：那，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老头道：“就怕吃死你！”所有的孩子都笑，相信这大概不会假了。至于吃死嘛——别逗了！

但是我从没进过那座大楼。那样的大楼只建了一座即告结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儿，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那座九层大楼建成不久，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就到了。说不定是“老吃炖肉”这句话给说坏了，结果老也吃不上炖肉了。肉怎么忽然之间就没了呢？鱼也没了，油也没了，粮食也越来越少，然后所有的衣食用物都要凭票供应了。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日子，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人们谨慎又庄严地排好队，领取各种票证：红的、绿的、黄的，一张张如邮票大小的薄纸。领到的人都再细数一遍，小心地掖进怀里，嘴里念叨着，这个月又多了一点儿什么，或是又少了一点儿什么。都有什么，以及都是多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开始知道饿是怎么回事了。饿就是肚子里总在叫，而脑子里不断涌现出好吃的东西。饿就是晚上早早地睡觉，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带到梦里去。饿，还是早晨天不亮就起来，跟着奶奶到商场门口去等着，看看能不能撞上好运气买一点儿既不要票而又能吃的东西回来；或者是到肉铺门前去排队，把一两张彩色的肉票换成确凿无疑的一点儿肥肉或者大油。倘那珍贵的肉票仅仅换来一小条瘦肉加猪皮，那简直就是一次人格的失败，所有的目光都给你送来哀怜。要是能买到大油情况就不一样了，你托着一块大油你就好像高人一等，所有的路人都向你注目，当然是先看那块大油然后才看你。目光在大油上滞留良久，然后挪向你，这时候你要清醒，倘得赞许，多半是由于那块大油，倘见疑虑，你务必要检点自己。当然，油不如人的时候也有，倘那大油是一块并不怎么样的大油，油的主人却慈眉善目或仪表堂堂，对此人们也会公正地表示遗憾，眉宇间的惋惜如同对待一个大牌明星偶尔的失误。而要是一个蒙昧未开的孩子竟然托着一块极品大油呢，人们或猜他有些来历，或者就要关照他说：“拿好了快回家吧！”意思是：知道你拿的什么不？

实在说，那几年我基本上还能吃到八成饱，可母亲和奶奶都饿得浮肿，腿上、手上一按一个坑。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农村已经饿死了很多人。但我在我家门前见过两兄弟，夏天，他们都穿着棉衣，坐在太阳底下数黄豆。他们已经几天没吃饭了，终于得到一把黄豆便你一个我一个地分，准备回去煮了吃。我还见过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上课时他趴在桌上睡，老师叫他站起来，他一站起来就倒下去。过后才知道，他的父母不会计划，一个月的粮食半个月就差不多吃光，剩下的日子顿顿喝米汤。

我的奶奶很会计划，每顿饭下多少米她都用碗量，量好了再抓出一小撮放进一个小罐，以备不时之需。小罐里的米渐渐多起来，奶奶就买回两只小鸡，偶尔喂它们一点儿米，希望终于能够得到蛋。“您肯定它们是母鸡？”“错不了。”两只小鸡慢慢长大了些，浑身雪白，我把它们放在晾衣绳上，使劲摇，悠悠荡荡悠悠荡荡我希望它们能就势展翅高飞。然而它们却前仰后合，一惊一乍地叫，瞅个机会“扑棱棱”飞下地，惊魂久久不定。奶奶说：“那不是鸽子那是鸡！老这么着你还想不想吃鸡蛋？”

两只鸡越长越大，果然都是母的，奶奶说得给它们砌个窝了。我和父亲便去城墙下挖黄土，起城砖，准备砌鸡窝。城墙边，挖土起砖的人络绎不绝，一问，都是要砌鸡窝，便互相交流经验。城墙于是更加残破，化整为零都变成了鸡窝。有些地方城砖已被起光，只剩一道黄土岗，起风时黄尘满天。黄尘中，九层大楼依然巍峨地矗立在不远处，灿烂如一道晚霞。挖土的人们累了，直直腰，擦擦汗，那一片灿烂必进入视野，躲也躲不开。

想不到的是，就在那九层大楼的另一侧，在它的辉煌雄伟的遮掩之下，我又见到了那座教堂的钟楼，孤零零的，黯然无光。它的脚下是个院子，院子里有几排房，拥拥挤挤地住了很多人家。但其中的一排与众不同，门锁着，窗上挂着白色的纱帘，整洁又宁静。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就住在那院子里，是他带我去他家玩，不期而遇我又见到了那座钟楼。它肯定是我当年看到的那座吗？如果那儿从来只有一座，便是了。我不敢说一定。周围的景物已经大变，晾晒的衣裳挂得纵横交错，家家门前烟熏火燎，窗台上一律排放着蜂窝煤和大白菜。收音机里正播放着长篇小说《小城春秋》。董行佶那低沉郁悒的声音极具特色，以至那小说讲的都是什么我已忘记，唯记住了一座烟雨迷蒙的小城，以及城中郁郁寡欢的居民。

我并不知道那排与众不同的房子是怎么回事，但它的整洁宁静吸引了我。我那同学说：“别去，我爸和我妈不让我去。”但我还是走近它，战战兢兢地走上台阶，战战兢兢地从窗帘的缝隙间往里看。里面像是个会议室，一条长桌，两排高背椅，正面墙上有个大镜框，一道斜阳刚好投射在上面，镜框中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这儿是干吗的？”

“不知道。我爸和我妈从来都不让我问。”

“唔，我知道了。”

可是我知道了。镜框中的女人无比安详，慈善的目光中又似有一缕凄哀。不，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是谁，但她的眼神、她的姿态、她的沉静，加上四周白色的纱帘和那一缕淡淡的夕阳，我心中的懵懂又一次被惊动了，虽不如第一次那般强烈，但却有久别重逢的喜悦。我仿佛又听见了那钟声，那歌唱，脚踩落叶的轻响，以及风过树林那一片辽阔的沙沙声……

“你知道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

“那你说你知道了？”

“我就是知道了。不信拉倒。”

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五日完成

二〇〇六年三月陈希米补记

记忆与印象2

历史的每一瞬间，都有无数的历史蔓展，都有无限的时间延伸。我们生来孤单，无数的历史和无限的时间因破碎而成片断。互相埋没的心流，在孤单中祈祷，在破碎处眺望，或可指望在梦中团圆。记忆，所以是一个牢笼。印象是牢笼以外的天空。

/重病之时/

重病之时，有几行诗样的文字清晰地走进过我的昏睡：

最后的练习是沿悬崖行走

梦里我听见，灵魂

像一只飞虻

在窗户那儿嗡嗡作响

在颤动的阳光里，边舞边唱

眺望就是回想。

重病之时整天是梦。梦见熟悉的人、熟悉的往事，也梦见陌生的人和完全陌生的景物。偶尔醒来，窗外是无边的暗夜，是恍惚的晴空，是心里的怀疑：

谁说我没有死过？

出生以前，太阳

已无数次起落

悠久的时光被悠久的虚无吞并

又以我生日的名义

卷土重来。

重病之时，寒冷的冬天里有过一个奇迹——我在梦中学会了一支歌。梦中，一群男孩和女孩齐声地唱：生生露生雪，生生雪生水，我们友谊，幸福长存。莫名其妙的歌词，闻所未闻的曲调，醒来竟还会唱，现在也还会。那些孩子，有我认识的，也有的我从未见过，他们就站在我儿时的那个院子里，轻轻地唱，轻轻地摇，四周虚暗，瑞雪霏霏。

这奇妙的歌，不知是何征兆。

懂些医道的人说好——“生生”，是说你还要活下去；“生水”嘛，肾主水，你不是肾坏了吗？那是说你的生命之水枯而未竭，或可再度丰沛。

是吗？不有些牵强？

不过，我更满意后两句：我们友谊，幸福长存。

那群如真似幻的孩子，在我昏黑的梦里翩然不去。那清明畅朗的童歌，确如生命之水，在我僵冷的身体里悠然荡漾。

妻子没日没夜地守护着我；任何时候睁开眼，都见她在我身旁。我看她，也像那群孩子中的一个。

我说：“这一回，恐怕真是要结束了。”

她说：“不会。”

我真的又活过来。太阳重又真实。昼夜更迭，重又确凿。我把梦里的情景告诉妻子，她反倒脆弱起来，待我把那支歌唱给她听，她已是泪水涟涟。

我又能摇着轮椅出去了，走上阳台，走到院子里，在早春的午后，把那几行梦中的诗句补全：

午后，如果阳光静寂

你是否能听出

往日已归去哪里？

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极处

在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之中

生死同一。

/八子/

童年的伙伴，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八子。

几十年来，不止一次，我在梦中又穿过那条细长的小巷去找八子。巷子窄到两个人不能并行，两侧高墙绵延，巷中只一户人家。过了那户人家，出了小巷东口，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宽阔的空地上有一棵枯死了半边的老槐树，有一处公用的自来水，有一座山似的煤堆。八子家就在那儿。梦中我看见八子还在那片空地上疯跑，领一群孩子呐喊着向那山似的煤堆上冲锋，再从煤堆爬上院墙，爬上房顶，偷摘邻居院子里的桑葚。八子穿的还是他姐姐穿剩下的那条碎花裤子。

八子兄弟姐妹一共十个。一般情况，新衣裳总是一、三、五、七、九先穿，穿小了，由排双数的继承。老七是个姐，故继承一事常让八子烦恼。好在那时无论男女，衣装多是灰、蓝二色，八子所以还能坦然。只那一条碎花裤子让他备感羞辱。那裤子紫地白花，七子一向珍爱还有点儿舍不得给，八子心说谢天谢地最好还是你自个儿留着穿。可是母亲不依，冲七子喊：“你穿着小了，不八子穿谁穿？”七、八于是齐声叹气。八子把那裤子穿到学校，同学们都笑他，笑那是女人穿的，是娘们儿穿的，是“臭美妞才穿的呢！”八子羞愧得无地自容，以至蹲在地上用肥大的衣襟盖住双腿，半天不敢起来，光是笑。八子的笑毫无杂质，完全是承认的表情，完全是接受的态度，意思是：没错儿，换了别人我也会笑他的，可惜这回是我。

大伙儿笑一回也就完了，唯一个可怕的孩子不依不饶。（这孩子，姑且叫他K吧；我在《务虚笔记》里写过，他矮小枯瘦但所有的孩子都怕他。他有一种天赋本领，能够准确区分孩子们的性格强弱，并据此经常地给他们排一排座次——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以及我不跟谁好——于是，孩子们便都屈服在他的威势之下）K平时最憷八子，八子身后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哥；K因此常把八子排在“我第一跟你好”的位置。然而八子特立独行，对K的威势从不在意，对K的拉拢也不领情。如今想来，K一定是对八子记恨在心，但苦于无计可施。这下机会来了——因为那条花裤子，K敏觉到降伏八子的时机到了。K最具这方面才能，看见谁的弱点立刻即知怎样利用。拉拢不成就要打击，K生来就懂。比如上体育课时，老师说：“男生站左排，女生站右排。”K就喊：“八子也站右排吧？”引得哄堂大笑，所有的目光一齐射向八子。再比如一群孩子正跟八子玩得火热，K踅步旁观，冷不丁拣其中最懦弱的一个说：“你干吗不也穿条花裤子呀？”最懦弱的一个发一下蒙，便困窘地退到一旁。K再转向次懦弱的一个：“嘿，你早就想跟臭美妞儿一块儿玩儿了是不是？”次懦弱的一个便也犹犹豫豫地离开了八子。我说过我生性懦弱，我不是那个最，就是那个次。我惶惶然离开八子，向K靠拢，心中竟跳出一个卑鄙的希望：也许，K因此可以把“跟我好”的位置往前排一排。

K就是这样孤立对手的，拉拢或打击，天生的本事，八子身后再有多少哥也是白搭。你甚至说不清道不白就已败在K的手下。八子所以不曾请他的哥哥们来帮忙，我想，未必是他没有过这念头，而是因为K的手段高超，甚至让你都不知何以申诉。你不得不佩服K。你不得不承认那也是一种天才。那个矮小枯瘦的K，当时才只有十一二岁！他如今在哪儿？这个我童年的惧怕，这个我一生的迷惑，如今在哪儿？时至今日我也还是弄不大懂，他那恶毒的能力是从哪儿来的？如今我已年过半百，所经之处仍然常能见到K的影子，所以我在《务虚笔记》中说过：那个可怕的孩子已经长大，长大得到处都在。

我投靠在K一边，心却追随着八子。所有的孩子也都一样，向K靠拢，但目光却羡慕地投向八子——八子仍在树上快乐地攀爬，在房顶上自由地蹦跳，在那片开阔的空地上风似的飞跑，独自玩得投入。我记得，这时K的脸上全是嫉恨，转而恼怒。终于他又喊了：“花裤子！臭美妞！”怯懦的孩子们（我也是一个）于是跟着喊：“花裤子！臭美妞！花裤子！臭美妞！”八子站在高高的煤堆上，脸上的羞惭已不那么纯粹，似乎也有了畏怯、疑虑，或是忧哀。

因为那条花裤子，我记得，八子也几乎被那个可怕的孩子打倒。

八子要求母亲把那条裤子染蓝。母亲说：“染什么染？再穿一季，我就拿它做鞋底儿了。”八子说：“这裤子还是让我姐穿吧。”母亲说：“那你呢，光眼子？”八子说：“我穿我六哥那条黑的。”母亲说：“那你六哥呢？”八子说：“您给他做条新的。”母亲说：“嘿这孩子，什么时候挑起穿戴来了？边儿去！”

一个礼拜日，我避开K，避开所有别的孩子，去找八子。我觉着有愧于八子。穿过那条细长的小巷，绕过那座山似的煤堆，站在那片空地上我喊：“八子！八子——”“谁呀？”不知八子在哪儿答应。“是我！八子，你在哪儿呢？”“抬头，这儿！”八子悠然地坐在房顶上，随即扔下来一把桑葚：“吃吧，不算甜，好的这会儿都没了。”我暗自庆幸，看来他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给忘了。

我说：“你下来。”

八子说：“干吗？”

是呀，干吗呢？灵机一动我说：“看电影，去不去？”

八子回答得干脆：“看个屁，没钱！”

我心里忽然一片光明。我想起我兜里正好有一毛钱。

“我有，够咱俩的。”

八子立刻猫似的从树上下来。我把一毛钱展开给他看。

“就一毛呀？”八子有些失望。

我说：“今天礼拜日，说不定有儿童专场，五分一张。”

八子高兴起来：“那得找张报纸瞅瞅。”

我说：“那你想看什么？”

“我？随便。”但他忽然又有点儿犹豫，“这行吗？”意思是：花你的钱？

我说：“这钱是我自己攒的，没人知道。”

走进他家院门时，八子又拽住我：“可别跟我妈说，听见没有？”

“那你妈要是问呢？”

八子想了想：“你就说是学校有事。”

“什么事？”

“你丫编一个不得了？你是中队长，我妈信你。”

好在他妈什么也没问。他妈和他哥、他姐都在案前埋头印花（即在空白的床单、桌布或枕套上印出各种花卉的轮廓，以便随后由别人补上花朵和枝叶）。我记得，除了八子和他的两个弟弟——九儿和石头，当然还有他父亲，他们全家都干这活儿，没早没晚地干，油彩染绿了每个人的手指，染绿了条案，甚至墙和地。

报纸也找到了，场次也选定了，可意外的事发生了。九儿首先看穿了我们的秘密。八子冲他挥挥拳头：“滚！”可随后石头也明白了：“什么，你们看电影去？我也去！”八子再向石头挥拳头，但已无力。石头说：“我告妈去！”八子说：“你告什么？”“你花人家的钱！”八子垂头丧气。石头不好惹，石头是爹妈的心尖子，石头一哭，从一到九全有罪。

“可总共就一毛钱！”八子冲石头嚷。

“那不管，反正你去我也去。”石头抱住八子的腰。

“行，那就都甭去！”八子拉着我走开。

但是九儿和石头寸步不离。

八子说：“我们上学校！”

九儿和石头说：“我们也上学校。”

八子笑石头：“你？是我们学校的吗你？”

石头说：“是！妈说明年我也上你们学校。”

八子拉着我坐在路边。九儿拉着石头跟我们面对面坐下。

八子几乎是央求了：“我们上学校真是有事！”

九儿说：“谁知道你们有什么事？”

石头说：“没事怎么了，就不能上学校？”

八子焦急地看着太阳。九儿和石头耐心地盯着八子。

看看时候不早了，八子说：“行，一块儿去！”

我说：“可我真的就一毛钱呀！”

“到那儿再说。”八子冲我使眼色，意思是：瞅机会把他们甩了还不容易？

横一条胡同，竖一条胡同，八子领着我们曲里拐弯地走。九儿说：“别蒙我们八子，咱这是上哪儿呀？”八子说：“去不去？不去你回家。”石头问我：“你到底有几毛钱？”八子说：“少废话，要不你甭去。”曲里拐弯，曲里拐弯，我看出我们绕了个圈子差不多又回来了。九儿站住了：“我看不对，咱八成真是走错了。”八子不吭声，拉着石头一个劲儿往前走。石头说：“咱抄近道走，是不是八子？”九儿说：“近个屁，没准儿更远了。”八子忽然和蔼起来：“九儿，知道这是哪儿吗？”九儿说：“这不还是北新桥吗？”八子说：“石头，从这儿，你知道怎么回家吗？”石头说：“再往那边不就是你们学校了吗？我都去过好几回了。”“行！”八子夸石头，并且胡噜胡噜他的头发。九儿说：“八子，你想干吗？”八子吓了一跳，赶紧说：“不干吗，考考你们。”这下八子放心了，若无其事地再往前走。

变化只在一瞬间。在一个拐弯处，说时迟那时快，八子一把拽起我钻进了路边的一家院门。我们藏在门背后，紧贴墙，大气不出，听着九儿和石头的脚步声走过门前，听着他们在那儿徘徊了一会儿，然后向前追去。八子探出头瞧瞧，说一声“快”，我们跳出那院门，转身向电影院飞跑。

但还是晚了，那个儿童专场已经开演半天了。下一场呢？下一场是成人场，最便宜的也得两毛一位了。我和八子站在售票口前发呆，真想把时钟倒拨，真想把价目牌上的两角改成五分，真想忽然从兜里又摸出几毛钱。

“要不，就看这场？”

“那多亏呀？都演过一半了。”

“那，买明天的？”

我和八子再到价目牌前仰望：明天，上午没有儿童场，下午呢？还是没有。“干脆就看这场吧？”“行，半场就半场。”但是卖票的老头说：“钱烧得呀你们俩？这场说话就散啦！”

八子沮丧地倒在电影院前的台阶上，不知从哪儿捡了张报纸，盖住脸。

我说：“嘿八子，你怎么了？”

八子说：“没劲！”

我说：“这一毛钱我肯定不花，留着咱俩看电影。”

八子说：“九儿和石头这会儿肯定告我妈了。”

“告什么？”

“花别人的钱看电影呗。”

“咱不是没看吗？”

八子不说话，唯呼吸使脸上的报纸起伏掀动。

我说：“过几天，没准儿我还能再攒一毛呢，让九儿和石头也看。”

有那么一会儿，八子脸上的报纸也不动了，一丝都不动。

我推推他：“嘿，八子？”

八子掀开报纸说：“就这么不出气儿，你能憋多会儿？”

我便也就地躺下。八子说“开始”，我们就一齐憋气。憋了一回，八子比我憋得长。又憋了一回，还是八子憋得长。憋了好几回，就一回我比八子憋得长。八子高兴了，坐起来。

我说：“八成是你那张报纸管用。”

“报纸？那行，我也不用。”八子把报纸甩掉。

我说：“甭了，我都快憋死了。”

八子看看太阳，站起来：“走，回家。”

我坐着没动。

八子说：“走哇？”

我还是没动。

八子说：“怎么了你？”

我说：“八子你真的怕K吗？”

八子说：“操，我还想问你呢。”

我说：“你怕他吗？”

八子说：“你呢？”

我不知怎样回答，或者是不敢。

八子说：“我瞧那小子，顶他妈不是东西！”

“没错儿，丫老说你的裤子。”

“真要是打架，我怕他？”

“那你怕他什么？”

“不知道。你呢？”

“我也不知道。”

现在想来，那天我和八子真有点儿当年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意思。

终于八子挑明了。八子说：“都赖你们，一个个全怕他。”

我赶紧说：“其实，我一点儿都不想跟他好。”

八子说：“操，那小子有什么可怕的？”

“可是，那么多人，都想跟他好。”

“你管他们干吗？”

“反正，反正他要是再说你的裤子，我肯定不说。”

“他不就是不跟咱玩吗？咱自己玩，你敢吗？”

“咱俩？行！”

“到时候你又不敢。”

“敢，这回我敢了。可那得，咱俩谁也不能不跟谁好。”

“那当然。”

“拉钩，你干不干？”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他要不跟你好，我跟你好。”

“我也是，我老跟你好。”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轰”的一声，电影院的门开了，人流如涌，鱼贯而出，大人喊孩子叫。

我和八子拉起手，随着熙攘的人流回家。现在想起来，我那天的行为是否有点儿狡猾？甚至丑恶？那算不算是拉拢，像K一样？不过，那肯定算得上是一次阴谋造反！但是那一天，那一天和这件事，忽然让我不再觉得孤单，想起明天也不再觉得惶恐、忧哀，想起小学校的那座庙院也不再觉得那么阴郁和荒凉。

我和八子手拉着手，过大街，走小巷，又到了北新桥。忽然，一阵炸灌肠的香味儿飘来。我说：“嘿，真香！”八子也说：“嗯，香！”四顾之时，见一家小吃摊就在近前。我们不由得走过去，站在摊前看。大铁铛上“嗞啦嗞啦”地冒着油烟，一盘盘粉红色的灌肠盛上来，再浇上蒜汁，晶莹剔透煞是诱人。摊主不失时机地吆喝：“热灌肠啊！不贵啦！一毛钱一盘的热灌肠呀！”我想那时我一定是两眼发直，唾液盈口，不由得便去兜里摸那一毛钱了。

“八子，要不咱先吃了灌肠再说吧？”

八子不表赞成，也不反对，意思是：钱是你的。

一盘灌肠我们俩人吃，面对面，鼻子几乎碰着鼻子。八子脸上又是愧然的笑了，笑得毫无杂质，意思是：等我有了钱吧，现在可让我说什么呢？

那灌肠真是香啊，人一生很少有机会吃到那么香的东西。

/看电影/

我和八子一起去的那家影院，叫“交道口影院”。小时候，我家附近，方圆五六里内，只这一家影院。此生我看过的电影，多半是在那儿看的。

“上哪儿呀您？”“交道口。”或者：“您这是干吗去？”“交道口。”在我家那一带，这样的问答已经足够了，不单问者已经明白，听见的人便都知道，被问者是去看电影的。所以，在我童年一度的印象里，交道口和电影院是同义的。记得有一回在街上，一个人问我：“小孩儿，交道口怎么走？”我指给他：“往前再往右，一座灰楼。”“灰楼？”那人不解。我说：“写着呢，老远就能看见——交道口影院。”那人笑了：“影院干吗？我去交道口！交道口，知道不？”这下轮到我发蒙了。那人着急：“好吧好吧，交道口影院，怎么走？”我再给他指一遍；心说这不结了，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但也就在这时，我忽然醒悟：那电影院是因地处交道口而得名。

八十年代末这家电影院拆了。这差不多能算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我很少看电影了，一是票价忽然昂贵，二是有了录像和光盘，动听的说法是“家庭影院”。

但我还是怀念“交道口”，那是我的电影启蒙地。我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神秘的旅伴》，片名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我只记得一个漂亮的女人总在银幕上颠簸，神色慌张，其身形时而非常之大，以至大出银幕，时而又非常之小，小到看不清她的脸。此外就只是些破碎的光影，几张晃动的、丑陋的脸。我仰头看得劳累，大约是太近银幕之故。散场时母亲见我还睁着眼，抱起我，竟有骄傲的表情流露。回到家，她跟奶奶说：“这孩子会看电影了，一点儿都没睡。”我却深以为憾：那儿也能睡吗，怎不早说？奶奶问我：“都看见什么了？”我转而问母亲：“有人要抓那女的？”母亲大喜过望：“对呀！坏人要害小黎英。”我说：“小黎英长得真好看。”奶奶拊掌大笑道：“就怕这孩子长大了没别的出息。”

通往交道口的路，永远是一条快乐的路。那时的北京蓝天白云，细长的小街上一半是灰暗错落的屋影，一半是安闲明澈的阳光。一票在手有如节日，几个伙伴相约一路，可以玩弹球儿，可以玩“骑马打仗”。还可在沿途的老墙和院门上用粉笔画一条连续的波浪，碰上院门开着，便站到门旁的石墩上去，踮着脚让那波浪越过门楣，务使其毫不间断。倘若敞开的院门里均无怒吼和随后的追捕，这波浪便可一直能画到影院的台阶上。

坐在台阶上，等候影院开门，钱多的更可以买一根冰棍骄傲地嘬。大家瞪着眼看他和他的冰棍，看那冰棍迅速地小下去，必有人忍无可忍，说：“喂，开咱一口。”开者嘬也，你就要给他嘬上一口。继续又有人说了：“也开咱一口。”你当然还要给，快乐的日子里做人不能太小气。大家在灿烂的阳光下坐成一排，舒心地等候，小心地嘬——这样的时刻似乎人人都有责任感，谁也不忍一口嘬去太多。

有部反特片，《徐秋影案件》，甚是难忘。那是我头一回看露天电影，就在我们小学的操场上。票价二分，故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家长的赞助。晚霞未落，孩子们便一群一伙地出发了，扛个小板凳，或沿途捡两块砖头，希望早早去占个好位置。天黑时，白色的银幕升起来，就挂在操场中央，月亮下面。幕前幕后都坐满了人。有一首流行歌曲怀念过这样的情景，其中一句大意是：如今再也看不到银幕背后的电影了。

那个电影着实阴森可怖，音乐一惊一乍的令人毛骨悚然，黑白的光影里总好像暗伏杀机。尤其是一个漂亮女人（后来才知是特务），举止温文尔雅，却怎么一颦一笑总显得犹疑、警惕？影片演到一半，夜风忽起，银幕飘飘抖抖更让人难料凶吉。我身上一阵阵地冷，想看又怕看，怕看但还是看着。四周树影沙沙，幕边云移月走，剧中的危惧融入夜空，仿佛满天都是凶险，风中处处阴谋。

好不容易挨到散场，八子又有建议：“咱玩抓特务吧。”我想回家。八子说不行，人少了怎么玩？月光清清亮亮，操场上只剩了几个放电影的人在收起银幕。谁当特务呢？白天会抢着当的，这会儿没人争取。特务必须独往独来，天黑得透，一个人还是怕。耗子最先有了主意：“瞧，那老头！”八子顺着她的手指看：“那老头？行，就是他！”小不点说：“没错儿，我早注意他了，电影完了他干吗还不走？”那无辜的老头蹲在小树林边的暗影里抽烟，面目不清，烟火时明时暗。虎子说：“老东西正发暗号呢！”八子压低声音：“瞧瞧去，接暗号的是什么人？”一队人马便潜入小树林。八子说：“这哪儿行？散开！”于是散开，有的贴着墙根走，有的在地上匍匐，有的隐蔽在树后；吹一声口哨或学一声蛐蛐叫，保持联络。四处灯光不少，难说哪一盏与老头有关，如此看来就先包围了他再说吧。四面合围，一齐收紧，逼近那“老东西”。小不点眼尖，最先哧哧地笑起来：“虎子，那是你爷爷！”

几十年后我偶然在报纸上读到，《徐秋影案件》是根据的一个真实故事，但“徐秋影”跟虎子他爷爷那夜的遭遇一样，是个冤案。

模仿电影里的行动，是一切童年必有的乐事。比如现在的电影，多有拳争武斗，孩子们一招一式地学来，个个都像一方帮主。几十年前的电影呢，无非是打仗的、反特的、入敌营去侦察的；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后必是胜利大反攻，咱的炮火愤怒而且猛烈，歼敌无数。因而，曾有一代少年由衷地向往那样的烽火硝烟。（“首长，让我们上前线吧，都快把人憋死了！”“怎么，着急了？放心，有你们的仗打。”）是呀，打死敌人你就是英雄，被敌人打死你就还是英雄，这可是多么值得！故而冲锋号一响，银幕上炮火横飞——一批年轻人撂倒了另一批年轻人，一些被怀念的恋人消灭了另一些被怀念的恋人——场内立刻一片欢腾。是嘛，少男少女们花钱买票是为什么来的？开心，兴奋，自由欢叫，激情涌泄。这让我想通了如今的“追星族”。少年狂热古今无异，给他个偶像他就发烧，终于烧到哪儿去就不好说。比如我们这一代，忽然间就烧进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了，造反了，大批判了，电影是没得看了，电影院全关张了，电影通通有问题了。电影厂也不再神秘，敞开大门，有请各位帮忙造反。有一回去北影看大字报，发现昔日的偶像都成了“黑帮”，看来看去心里怪怪的。“黄世仁”和“穆仁智”一类倒也罢了，可“洪常青”和“许云峰”等怎么回事？一旦弯在台上挨斗，可还是那般大义凛然？明白明白，要把演员和角色择开，但是明白归明白，心里还是怪怪的。

电影院关张了几年，忽有好消息传来：要演《列宁在十月》了，要演《列宁在一九一八》了。“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又响了，这一回给咱送来了什么？人们一遍遍地看（否则看啥），一遍遍复习里面的台词（久疏幽默），一遍遍欣赏其中的芭蕾舞片断（多短的裙子和多美的其他），一遍遍凝神屏气看瓦西里夫妇亲吻（这两口子胆儿可真大）。在我的印象里，就从这时，国人的审美立场发生着动摇，竭力在炮火狼烟中拾捡温情，在一个执意不肯忘记仇恨的年代里思慕着爱恋。

《艳阳天》是停顿了若干年后中国的第一部国产片。该片上演时我已坐上轮椅，而且正打算写点儿什么。票很难买，电影院门前彻夜有人排队。托了人，总算买到一张票，我记得清楚，是早场五点多的，其他场次要有更强大的“后门”。

还是交道口，还是那条路，沿途的老墙上仍有粉笔画的波浪，真可谓代代相传。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那是我的第一辆轮椅，是父亲淘换了几根钢管回来求人给焊的，结构不很合理，前轮总不大灵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凌，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因为那是一条永远快乐的路吗？）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儿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唯朦胧地都怀着希望。她把我推进电影院，安顿好，然后回家。谢天谢地她不必在外面等我，命运总算有怜恤她的时候——交道口离我家不远，她只需送我来，只需再接我回去。

再过几年，有了所谓“内部电影”。据说这类电影“四人帮”时就有，唯内部得更为严格。现在略有松动。初时百姓不知，见夜色中开来些大小轿车，纷纷在剧场前就位，跳出来的人们神态庄重，黑压压地步入剧场，百姓还以为是开什么要紧的会。内部者，即级别够高、立场够稳、批判能力够强、为各种颜色都难毒倒的一类。再就是内部的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影片嘛，东洋西洋的都有，据说运气好还能撞上半裸或全裸的女人。据说又有洁版和全版之分，这要视内部的级别高低而定。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呀——检票员不得已而是外部，放映员没办法也得是外部，可外部难免也有其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如此一算，全国人民就都有机会当一两回内部，消息于是不胫而走。再有这类放映时，剧场前就比较沸腾，比较火爆，也不知从哪儿涌出来这么多的内部和外部！广大青年们尤其想：裸体！难道不是我们看了比你们看了更有作用？有那么一个不太长久的时期，一张内部电影票，便是身份或者本领的证明。

“内部电影”风风火火了一阵子之后，有人也送了我一张票。“啥名儿？”“没准儿，反正是内部的。”无风的夏夜，树叶不动，我摇了轮椅去看平生的第一回内部电影。从雍和宫到那个内部礼堂，摇了一个多钟头，沿街都是乘凉的人群。那时我身体真好，再摇个把钟头也行。然而那礼堂的台阶却高，十好几层，我喘吁吁地停车阶下，仰望阶上，心知凶多吉少。但既然来了，便硬着头皮喊那个检票人——请他从台阶上下来，求他帮忙想想办法让我进去。检票人听了半天，跑回去叫来一个领导。领导看看我：“下不来？”我说是。领导转身就走，甩下一句话：“公安局有规定，任何车辆不准入内。”倒是那个检票人不时向我投来抱歉的目光。我没做太多争取。我不想多做争辩。这样的事已不止十回，智力正常如我者早有预料。只不过碰碰运气。若非内部电影，我也不会跑这么远来碰运气。不过呢，来一趟也好，家里更是闷热难熬。况且还能看看内部电影之盛况，以往只是听说。这算不算体验生活？算不算深入实际？我退到路边，买根冰棍坐在树影里瞧。于是想念起交道口，那儿的人都认识我了，见我来了就打开太平门任我驱车直入——太平门前没有台阶。可惜那儿也没有内部电影，那儿是外部。那儿新来了个小伙子，姓项，那儿的人都叫他小项。奇怪小项怎么头一回见我就说：“嘿哥们儿，也写部电影吧，咱们瞧瞧。”

小项不知现在何方。

小项猜对了。小项那样说的时候，我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那完全是因为柳青的鼓励。柳青，就是长影那个导演。第一次她来看我就对我说：“干吗你不写点儿什么？”她说中了我的心思，但是电影，谁都能写吗？以后柳青常来看我，三番五次地总对我说：“小说，或者电影，我看你真的应该写点儿什么。”既然一位专业人士对我有如此信心，我便悄悄地开始写了。既然对我有如此信心的是一位导演，我便从电影剧本开始。尤其那时，我正在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恋爱中投注着全部热情，我想我必得做一个有为的青年。尤其我曾爱恋着的人，也对我抱着同样的信心——“真的，你一定行”——我便没日没夜地满脑子都是剧本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通往交道口的路上，经常就有一对暂时的恋人并步而行（其实是脚步与车轮）。暂时，是明确的，而暂时的原因，有必要深藏不露——不告诉别人，也避免告诉自己。但是暂时，只说明时间，不说明品质，在阳光灿烂的那条快乐的路上，在雨雪中的那家影院的门廊下，爱恋，因其暂时而更珍贵。在幽暗的剧场里他们挨得很紧，看那辉煌的银幕时，他们复习着一致的梦想：有一天，在那儿，银幕上，编剧二字之后，“是你的名字”——她说；“是呀但愿”——我想。

然而，终于这一天到来之时，时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暂时。我独自看那“编剧”后面的三个字，早已懂得：有为，与爱情，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但暂时，亦可在心中长久，而写作，却永远不能与爱情无关。

/珊珊/

那些天珊珊一直在跳舞。那是暑假的末尾，她说一开学就要表演这个节目。

晌午，院子里很静。各家各户上班的人都走了，不上班的人在屋里伴着自己的鼾声。珊珊换上那件白色的连衣裙，“吱呀”一声推开她家屋门，走到老海棠树下，摆一个姿势，然后轻轻起舞。

“吱呀”一声我也从屋里溜出来。

“干什么你？”珊珊停下舞步。

“不干什么。”

我煞有介事地在院子里看一圈，然后在南房的阴凉里坐下。

海棠树下，西番莲开得正旺，草茉莉和夜来香无奈地等候着傍晚。蝉声很远，近处是“嗡嗡”的蜂鸣，是盛夏的热浪，是珊珊的喘息。她一会儿跳进阳光，白色的衣裙灿烂耀眼，一会儿跳进树影，纷乱的图案在她身上漂移、游动；舞步轻盈，丝毫也不惊动海棠树上入睡的蜻蜓。我知道她高兴我看她跳，跳到满意时她瞥我一眼，说：“去！”——既高兴我看她，又说“去”，女孩子真是搞不清楚。

我仰头去看树上的蜻蜓，一只又一只，翅膀微垂，睡态安详。其中一只通体乌黑，是难得的“老膏药”。我正想着怎么去捉它，珊珊喘吁吁地冲我喊：“嘿快，快看哪你，就要到了。”

她开始旋转，旋转进明亮，又旋转得满身树影纷乱，闭上眼睛仿佛享受，或者期待，她知道接下来的动作会赢得喝彩。她转得越来越快，连衣裙像降落伞一样张开，飞旋飘舞，紧跟着一蹲，裙裾铺开在海棠树下，圆圆的一大片雪白，一大片闪烁的图案。

“嘿，芭蕾舞！”我说。

“笨死你，”她说，“这是芭蕾舞呀？”

无论如何我相信这就是芭蕾舞，而且我听得出珊珊其实喜欢我这样说。在一个九岁的男孩看来，芭蕾并非一个舞种，芭蕾就是这样一种动作——旋转，旋转，不停地旋转，让裙子飞起来。那年我可能九岁。如果我九岁，珊珊就是十岁。

又是“吱呀”一声，小恒家的屋门开了一条缝，小恒蹑手蹑脚地钻出来。

“有蜻蜓吗？”

“多着呢！”

小恒屁也不懂，光知道蜻蜓，他甚至都没注意珊珊在干吗。

“都什么呀？”小恒一味地往树上看。

“至少有一只‘老膏药’！”

“是吗？”

小恒又钻回屋里，出来时得意地举着一小团面筋。于是我们就去捉蜻蜓了。一根竹竿，顶端放上那团面筋，竹竿慢慢升上去，对准“老膏药”，接近它时要快要准，要一下子把它粘住。然而可惜，“老膏药”聪明绝顶，珊珊跳得如火如荼它且不醒，我的手稍稍一抖它就知道，立刻飞得无影无踪。珊珊幸灾乐祸。珊珊让我们滚开。

“要不看你就滚一边儿去，到时候我还得上台哪，是正式演出。”

她说的是“你”，不是“你们”，这话听来怎么让我飘飘然有些欣慰呢？不过我们不走，这地方又不单是你家的！那天也怪，老海棠树上的蜻蜓特别多。珊珊只好自己走开。珊珊到大门洞里去跳，把院门关上。我偶尔朝那儿望一眼，门洞里幽幽暗暗，看不清珊珊高兴还是生气，唯一缕无声的雪白飘上飘下，忽东忽西。

那个中午出奇地安静。我和小恒全神贯注于树上的蜻蜓。

忽然，一声尖叫，随即我闻到了一股什么东西烧焦了的味儿。只见珊珊飞似的往家里跑，然后是她的哭声。我跟进去。床上一块黑色的烙铁印，冒着烟。院子里的人都醒了，都跑来看。掀开床单，褥子也煳了，揭开褥子，毡子也黑了。有人赶紧舀一碗水泼在床上。

“熨什么呢你呀？”

“裙子，我的连……连衣裙都皱了。”珊珊抽咽着说。

“咳，熨完就忘了把烙铁拿开了，是不是？”

珊珊点头，眼巴巴地望着众人，期待或可有什么解救的办法。

“没事儿你可熨它干吗？你还不会呀！”

“一开学我……我就得演出了。”

“不行了，褥子也许还凑合用，这床单算是完了。”

珊珊立刻号啕。

“别哭了，哭也没用了。”

“不怕，回来跟你阿姨说清楚，先给她认个错儿。”

“不哭了珊珊，不哭了，等你阿姨回来，我们大伙儿帮你说说（情）。”

可是谁都明白，珊珊是躲不过一顿好打了。

这是一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故事。“阿姨”者，珊珊的继母。

珊珊才到这个家一年多。此前好久，就有个又高又肥的秃顶男人总来缠着那个“阿姨”。说缠着，是因为总听见他们在吵架，一宿一宿地吵，吵得院子里的人都睡不好觉。可是，吵着吵着忽然又听说他们要结婚了。这男人就是珊珊的父亲。这男人，听说还是个什么长。这男人我不说他胖而说他肥，是因他实在并不太胖，但在夏夜，他摆两条赤腿在树下乘凉，粉白的肉颤呀颤的，小恒说“就像肉冻”，你自然会想起肥。据说珊珊一年多前离开的，也是继母。离开继母的家，珊珊本来高兴，谁料又来到一个继母的家。我问奶奶：“她亲妈呢？”奶奶说：“小孩儿，甭打听。”“她亲妈死了吗？”“谁说？”“那她干吗不去找她亲妈？”“你可不许去问珊珊，听见没？”“怎么了？”“要问，我打你。”我嬉皮笑脸，知道奶奶不会打。“你要是问，珊珊可就又得挨打了。”这一说管用，我想那可真是不能问了。我想珊珊的亲妈一定是死了，不然她干吗不来找珊珊呢？

草茉莉开了。夜来香也开了。满院子香风阵阵。下班的人陆续地回来了。炝锅声、炒菜声就像传染，一家挨一家地整个院子都热闹起来。这时有人想起了珊珊。“珊珊呢？”珊珊家烟火未动，门上一把锁。“也不添火也不做饭，这孩子哪儿去了？”“坏了，八成是怕挨打，跑了。”“跑了？她能上哪儿去呢？”“她跟谁说过什么没有？”众人议论纷纷。我看他们既有担心，又有一丝快意——给那个所谓“阿姨”点儿颜色看，让那个亲爹也上点儿心吧！

奶奶跑回来问我：“珊珊上哪儿了你知道不？”

“我看她是找她亲妈去了。”

众人都来围着我问：“她跟你说了？”“她是这么跟你说的吗？”“她上哪儿去找她亲妈，她说了吗？”

“要是我，我就去找我亲妈。”

奶奶喊：“别瞎说！你倒是知不知道她上哪儿了？”

我摇头。

小恒说看见她买菜去了。

“你怎么知道她是买菜去了？”

“她天天都去买菜。”

我说：“你屁都不懂！”

众人纷纷叹气，又纷纷到院门外去张望，到菜站去问，在附近的胡同里喊。

我也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去喊珊珊。走过老庙，走过小树林，走过轰轰隆隆的建筑工地，走过护城河，到了城墙边。没有珊珊，没有她的影子。我爬上城墙，喊她，我想这一下她总该听见了。但是晚霞淡下去，只有晚风从城墙外吹过来。不过，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下了城墙往回跑，我相信我这个想法一定不会错。我使劲跑，跑过护城河，跑过工地，跑过树林，跑过老庙，跑过一条又一条胡同，我知道珊珊会上哪儿，我相信没错她肯定在那儿。

小学校。对了，她果然在那儿。

操场上空空旷旷，操场旁一点儿雪白。珊珊坐在花坛边，抱着肩，蜷起腿，下巴搁在膝盖上，晚风吹动她的裙裾。

“珊珊。”我叫她。

珊珊毫无反应。也许她没听见？

“珊珊，我猜你就在这儿。”

我肯定她听见了。我离她远远地坐下来。

四周有了星星点点的灯光。蝉鸣却是更加热烈。

我说：“珊珊，回家吧。”

可我还是不敢走近她。我看这时候谁也不敢走近她。就连她的“阿姨”也不敢。就连她亲爹也不敢。我看只有她的亲妈能走近她。

“珊珊，大伙儿都在找你哪。”

在我的印象里，珊珊站起来，走到操场中央，摆一个姿势，翩翩起舞。

四周已是万家灯火。四周的嘈杂围绕着操场上的寂静、空旷，还有昏暗，唯一缕白裙鲜明，忽东忽西，飞旋、飘舞……

“珊珊回去吧。”“珊珊你跳得够好了。”“离开学还有好几天哪，珊珊你就先回去吧。”我心里这样说着，但是我不敢打断她。

月亮爬上来，照耀着白色的珊珊，照耀她不停歇的舞步；月光下的操场如同一个巨大的舞台。在我的愿望里，也许，珊珊你就这么尽情尽意地跳吧，别回去，永远也不回去，但你要跳得开心些，别这么伤感，别这么忧愁，也别害怕。你用不着害怕呀珊珊，因为，因为再过几天你就要上台去表演这个节目了，是正式的……

但是结尾，是这个故事最为悲惨的地方：那夜珊珊回到家，仍没能躲过一顿暴打。而她不能不回去，不能不回到那个继母的家。因为她无处可去。

因而在我永远的童年里，那个名叫珊珊的女孩一直都在跳舞。那件雪白的连衣裙已经熨好了，雪白的珊珊所以能够飘转进明亮，飘转进幽暗，飘转进遍地树影或是满天星光……这一段童年似乎永远都不会长大，因为不管何年何月，这世上总是有着无处可去的童年。

/小恒/

我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里，只小恒和我两个男孩。我大小恒四岁，这在孩子差得就不算小，所以小恒总是追在我屁股后头，是我的“兵”。

我上了中学，住校，小恒平时只好混在一干女孩子中间；她们踢毽他也踢毽，她们跳皮筋他也跳皮筋，她们用玻璃丝编花，小恒便劝了这个劝那个，劝她们不如还是玩些别的。周末我从学校回来，小恒无论正跟女孩们玩着什么，必立即退出，并顺便表现一下男子汉的优越：“咳这帮女的，真笨！”女孩们当然就恨恨骂，威胁说：“小恒你等着，看明天他走了你跟谁玩！”小恒已经不顾，兴奋地追在我身后，汇报似的把本周院里院外的“新闻”向我细说一遍。比如谁家的猫丢了，可同时谁家又飘出炖猫肉的香味。我说：“炖猫肉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儿吗？”小恒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跳过去，又说起谁家的山墙前天夜里塌了，幸亏是往外塌的，差一点儿就往里塌，那样的话这家人就全完了。我说：“怎么看出差一点儿就往里塌呢？”小恒再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也跳过去，又说起某某的爷爷前几天死了，有个算命的算得那叫准，说那老头要是能挺到开春就是奇迹，否则一定熬不过这个冬天。我忍不住大笑。小恒挠着后脑勺，半天才想明白。

小恒长得白白净净，秀气得像个女孩。小恒妈却丑，脸又黑。邻居们猜小恒一定是像父亲，但谁也没见过他父亲。邻居中曾有人问过：“小恒爸在哪儿工作？”小恒妈啰里啰唆，顾左右而言他。这事促成邻居们长久的怀疑和想象。

小恒妈不识字，但因每月都有一张汇票按时寄到，她所以认得自己的姓名；认得，但不会写，看样子也没打算会写，凡需签名时她一律用图章。那图章受到邻居们普遍的好评——象牙的，且有精美的雕刻和镶嵌。有回碰巧让个退休的珠宝商看见，老先生举着放大镜瞅半天，神情渐渐肃然。老先生抬眼再看图章的主人，肃然间又浮出几分诧异，然后恭恭敬敬把图章交还小恒妈，说：“您可千万收好了。”

小恒妈多有洋相。有一回上扫盲课，老师问：“锄禾日当午，下一句什么？”小恒妈抢着说：“什么什么什么土。”“谁知盘中餐？”“什么什么什么苦。”又一回街道开会，主任问她：“‘三要四不要’（一个卫生方面的口号）都是什么？”小恒妈想了又想，身上出汗。主任说：“一条就行。”小恒妈道：“晚上要早睡觉。”主任忍住笑再问：“那，不要什么呢？”“不要加塞儿，要排队。”

一九六六年春，大约就在小恒妈规规矩矩排队购物之时，“文化大革命”已悄悄走近。我们学校最先闹起来，在教室里辩论，在食堂里辩论，在操场上辩论——清华附中是否出了修正主义？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清华附中从来就没走错过半步社会主义。辩论未果，六月，正要期末考试，北大出事了，北大确凿是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停课，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一路兴高采烈——既不用考试了，又将迎来暴风雨的考验！未名湖畔人流如粥。看呀，看呀，我心里渐渐地郁闷——看来我是修正主义“保皇派”已成定局，因而我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也似无可非议。唉唉！暴风雨呀暴风雨，从小就盼你，怎么你来了我却弄成这样？

有天下午回到家，坐着发呆，既为自己的立场懊恼，又为自己的出身担忧。这时小恒来了。几个星期不见，他的汇报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嘿，知道吗？珊珊他爸有问题！”

“谁说？”

“珊珊她阿姨都哭了。”

“这新鲜吗？”

“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没回家了。”

“又吵架了呗。”

“才不是哪，人家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怎么说？”

“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倒是，他不是谁是？”

“街东头的辉子，知道不？他家有人在台湾！”

“你怎么知道的？”

“还有北屋老头，几根头发还总抹油，抽的烟特高级，每根都包着玻璃纸！”

“雪茄都那样，你懂个屁！”

“9号的小文，她爸是地主。她爸叫什么你猜？徐有财。反动不反动？”

我不想听了。“小恒，你快成‘包打听’了。”我想起奶奶的成分也是地主，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该怎么算？那天我没在家多待，早早地回了学校。

学校里天翻地覆。北京城天翻地覆。全中国都出了修正主义！初时，阶级营垒尚不分明，我战战兢兢地混进革命队伍也曾去清华园里造过一次反，到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砸了几件摆设，毁了几双资产阶级色彩相当浓重的皮鞋。但不久，非“红五类”出身者便不可造反，我和几个不红不黑的同学便早早地做了逍遥派。随后，班里又有人被揭露出隐瞒了罪恶出身，我脸上竭力表现着愤怒，心里却暗暗地发抖。可什么人才会暗暗地发抖呢？耳边便响起一句话现成的解释：“让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去发抖吧！”

再见小恒时，他已是一身的“民办绿”（自制军装，唯颜色露出马脚，就好比当今的假冒名牌，或当初的阿Q，自以为已是革命党）。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一遍，不便说什么，唯低头听他汇报。

“嘿不骗你，后院小红家偷偷烧了几张画，有一张上居然印着青天白日旗！”

“真的？”

“当然。也不知让谁看见给报告了，小红她舅姥爷这几天正扫大街哪。”

“是吗？”

“西屋一见，吓得把沙发也拆了。沙发里你猜是什么？全是烂麻袋片！”

四周比较安静。小恒很是兴奋。

“听说后街有一家，红卫兵也不知怎么知道的，从他们家的箱子里翻出一堆没开封的瑞士表，又从装盐的坛子里找出好些金条！”

“谁说的？”

“还用谁说？东西都给抄走了，连那家的大人也给带走了。”

“真的？”

“骗你是孙子。还从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那家的老头老太太跪在院子里让红卫兵抽了一顿皮带，还说要送他们回原籍劳改去呢。”

小恒的汇报轰轰烈烈，我听得胆战心惊。

那天晚上，母亲跟奶奶商量，让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奶奶悄然落泪。母亲说：“先躲过这阵子再说，等没事了就接您回来。”我真正是躲在角落里发抖了，不敢再听，溜出家门，心里乱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学校。

几天后奶奶走了。母亲来学校告诉我：奶奶没受什么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这一口气是为什么松的。良心，其实什么都明白。不过，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恶。多年来，我一直躲避着那罪恶的一刻。但其实，那是永远都躲避不开的。

母亲还告诉我，小恒一家也走了。

“小恒？怎么回事？”

“从他家搜出了几大箱子绸缎，还有银圆。”

“怎么会？”

“完全是偶然。红卫兵本来是冲着小红的舅姥爷去的，然后各家看看，就在小恒家翻出了那些东西。”

几十匹绫罗绸缎，色彩缤纷华贵，铺散开，铺得满院子都是，一地金光灿烂。

小恒妈跪在院子中央，面如土灰。

银圆一把一把地抛起来，落在柔软的绸缎上，沉甸甸的但没有声音。

接着是皮带抽打在皮肉上的震响，先还零碎，渐渐地密集。

老海棠树的树荫下，小恒妈两眼呆滞一声不吭，皮带仿佛抽打着木桩。

红卫兵愤怒地斥骂。

斥骂声惊动了那一条街。

邻居们早都出来，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街上的人吵吵嚷嚷地涌进院门，然后也都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有人轻声问：“谁呀？”

没人回答。

“小恒妈，是吗？”

没人理睬。

小恒妈哀恐的目光偶尔向人群中搜寻一回，没人知道她在找什么。

没人注意到小恒在哪儿。

没人还能顾及小恒。

是小恒自己出来的。他从人群里钻出来。

小恒满面泪痕，走到他妈跟前，接过红卫兵的皮带，“啪！啪啪！啪啪啪……”那声音惊天动地。

连那几个红卫兵都惊呆了。在场的人后退一步，吸一口凉气。

小恒妈一如木桩，闭上双眼，倒似放心了的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没人去制止。没人敢动一下。

直到小恒手里的皮带掉落在地，掉落在波浪似的绸缎上。

小恒一动不动地站着。小恒妈一动不动地跪着。

老海棠树上，蜻蜓找到了午间的安歇地。一只蝴蝶在院中飞舞。蝉歌如潮。

很久，人群有些骚动，无声地闪开一条路。

警察来了。

绫罗绸缎扔上卡车，小恒妈也被推上去。

小恒这才哭喊起来：“我不走，我不走！哪儿也不去！我一个人在北京！”

在场的人都低下头，或偷偷叹气。

一个老民警对小恒说：“你还小哇，一个人哪儿行？”

“行！我一个人行！要不，大妈大婶我跟着你们行不？跟着你们谁都行！”

是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再走进那个院子时，只见小恒家的门上一纸封条、一把大锁。

老海棠树已然枝枯叶落。落叶被阵阵秋风吹开，堆积到四周的台阶下，就像不久前屏息战栗的人群。

家里，不见了奶奶，只有奶奶的针线笸箩静静地躺在床上。

我的良心仍不敢醒。但那孱弱的良心，昏然地能够看见奶奶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还能看见：苍茫的天幕下走着的小恒，前面不远，是小恒妈踽踽而行的背影。或者还能看见：小恒紧走几步，追上母亲，母亲一如既往地搂住他弱小且瑟缩的肩膀。荒风落日，旷野无声。

/老海棠树/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儿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丫，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桠，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的海棠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

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叨唠：“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得一辈子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的张望。

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唰啦——唰啦——”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唰啦唰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咳，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奶奶说：“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不行。”

这样我才明白，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她，她不是为挣钱，她为的是劳动。她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她无地自容。这话让她独自愁叹。这话让她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她要补偿这罪孽。她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她想着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儿懂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她说过：得跟上时代。

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摩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就回答：“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唯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孙姨和梅娘/

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在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一九七二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唯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

“一个特棒的老太太，五七年的右派。”

“右派？”

“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儿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也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

“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刺激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唯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时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儿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儿忠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罩的梅娘吧。

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儿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家帮忙呢。“帮什么忙？”“其实就是当保姆。”“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这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她的什么历史？瑞虎没说，我也不问。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话说到这儿最好止步；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至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比如右派，比如孙姨。

其实孙姨与瑞虎家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家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援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

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歧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现在也不敢问。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谁能预见到“右派”终有一天能平反啊。

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得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亲当年的苦难，从而越来越多地想到孙姨的当年，她的苦难唯加倍的深重。

我想，无论她是怎样一个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儿叫柳青。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写作的领路人。并不是说我的写作已经多么好，或者已经能够让她满意，而是说，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经由这条路，我的生命才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一九七三年夏天我出了医院，坐进了终身制的轮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这终身制终于会怎样结束。这时候柳青来了。她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写点儿什么的。”那时她在长影当导演，于是我就迷上了电影，开始写电影剧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写了自以为可以拍摄的三万字，柳青看了说不行，说这离能够拍摄还差得远。但她又说：“不过我看你行，依我的经验看你肯定可以干写作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继续写，目标只有一个——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银幕上。我差不多是写一遍寄给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这一稿真的不错，我给叶楠看了他也说还不错。”我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从那时起，彩蛋也不画了，外语也不学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写作了。

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干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儿旺着呢！”

/M的故事/

多年以前，一个夏天的中午，阵雨之后阳光尤其灿烂，在花园里，一群孩子跳跳唱唱地像往常那样游戏。

有个七岁的小姑娘，M，正迷恋着写字；她蹲在路旁的水洼边，用手指蘸着雨水，在已经干燥的路面上写她刚刚学会的字。可能是写不好，也可能是写到一半，字迹就让炽热的阳光吸干了，小姑娘有些扫兴。她离开那儿。

走到树荫下的一道矮墙边，她已经又快乐起来。她爬上矮墙。

她坐在矮墙上荡着双腿，欣赏她的糖纸，一张张地翻看，把最暗淡的排在最后，在最可心的上面亲一下。可能是那矮墙还有些潮湿，很凉，她想换个姿势蹲着。但这过程中她发现站在矮墙上的感觉其实更好，蹲下了又站起来。高高地站在那矮墙上，没来由地让她兴奋，她喊：“嘿——，看我呀你们！”

孩子们都驻足看她，向她仰起羡慕的笑脸。大概是这感觉让她有所联想，七岁的小姑娘整理一下衣裙，快乐地宣布：“我是毛主席！”

孩子们似乎也都激动，仰着笑脸向她围拢。

但是，一个个笑脸忽然僵滞，笑容慢慢收敛。

因为有个声音说：“M，你反动！”

整整那一个夏天，M的全家都在担忧。

尤其傍晚，窗外，院子里，孩子们依旧唱唱跳跳地玩耍；忽不知是谁想起了M，想起了她的“罪行”，或是想起了“声讨”的快乐，于是乎孩子们齐声地喊：“M，反动！M，反动！M，反动……”虽不过是孩子们别出心裁的游戏，M全家却听得胆战心惊。

全家人唯低头吃着晚饭，谁也不说话。

“反动！反动！反动……”那声音随晚风一浪一浪飘进家中，撞上屋中的死寂，一声声都似尖厉，拖着空旷的回音。

晚饭草草结束。

洗碗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随后，家里的灯都熄掉。

月光开始照耀。“声讨”仍在继续。

全家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坐在月影里，默默地听着，不去反驳，不去制止。爸和妈偶尔去窗边望望，只盼那孩童的游戏自生自灭，唯恐引得大人们当真。

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天起，没有人跟M玩了。

从那天开始，小姑娘M害怕起大喇叭的广播，怕广播中会出现她的名字。

那时候广播喇叭无处不在，吊在楼顶，悬在杆头，或藏在茂密的树冠里。

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七岁的小姑娘常常独自走进花园，对着寂静的花草，对着飞舞的蜜蜂和蝴蝶，对着风，祈祷，对着太阳诉说自己的无辜，或忠诚。

“那天我错了，但我不是那样想的。”

“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向毛主席保证！”

“我是怎么想的，毛主席他不会不知道。”

她听见蝉歌唱得悠然，平静，心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事了。

她听见大喇叭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心想，看来不会有事了。

她知道，一般出事前总是播放“拿起笔做刀枪”那样的歌，歌一完，广播里就会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说他干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说他是反革命。可现在没有，现在并没播放那样的歌。是吗？再听听。没错儿，现在又播放样板戏了。

小姑娘长长地吐一口气，坐下，看天边的晚霞慢慢暗淡下去。

但是，没人跟她玩了。这才是真正的恐惧。

她盼望着有人来跟她玩。但她盼望的并不是游戏的快乐，而是孩子们能够转变对她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疑难。

一颗七岁的心，正在学着根据别人的脸色来判断自己的处境。

一颗七岁的心已经懂得，要靠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但是，有什么办法吗？

她想起家里还有一罐水果糖。无师自通，她有了一个小小的诡计：给孩子们发糖，孩子们就会来跟她玩了。每人发一块，他们就会重新喜欢她了。

爸和妈都不在家。她冲孩子们喊：“喂——真的，我家有好多好多糖呢！”

糖罐放在柜顶上。她蹬着椅子，椅子上面再加个小板凳，孩子们围着她，向她仰起笑脸。她吃力地取下糖罐，心里又松一口气——本来还怕够不到那糖罐呢。

孩子们便跟她一起唱唱跳跳地玩了，像以前一样，唯比以前多出了一个目的。

“还有糖吗？”

“看，还多着呢。”

她再给每人都发一块。

孩子们慢慢忘记着“反动”的事，单记得那罐子里的糖果色彩繁多。

“我想再吃一块绿色的行吗？”

“紫色的，我还没吃过紫色的呢！”

又是每人一块。

那年月，糖果并不普通。所以爸爸把它放在了柜顶上。但七岁的小姑娘已经顾不得糖果的珍贵了，唯在心里感动着它们的作用。

工间操，妈妈回来了，她让孩子们躲在床下。妈妈走了，她把孩子们放出来。她怕孩子们离开，再给每人发一块，她怕孩子们一离开就会又想起“反动”。

孩子们很快就摸出了一个诀窍——以“离开”相威胁，或以“再来”相引诱，就能够一次次得到糖果。

甚至到了傍晚，孩子们要回家了，走到门口又站住。

“再吃最后一块吧？”

“行，那你们明天还来吗？”

“要不两块吧，最后的。”

“明天你们还来，行吗？”

多年以后，小姑娘早已成年，我把我写的这个故事给她看。看罢，她沉吟许久，竟出人意料地说：好像不是这样——

“好像不这么简单。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大对。”

“哪儿？”我问，“什么地方不对？”

她说是结尾。“我给他们糖，不是想让他们不走，不是想让他们再来，而是想让他们快走吧。最后再给你们每人两块，我是想让他们别再来了。”

“为什么？你不是害怕没人跟你玩吗？”

“噢，是呀……”

“那，为什么又不想让他们再来？”

“噢，太久了真是太久了，我自己都有点儿忘了。”

她慢慢地踱步，慢慢地追忆：“因为，他们不走，他们就还会要。他们要是再来，我想他们一定还会要。可罐子里的糖，已经少了很多。”

“你是害怕妈妈发现？”

“不，我可能倒是希望她发现。她没发现，我心里反而难过。”

“最后呢，她发现了吗？”

“没有，她一直都没发现。”

“照理说她应该不难发现啊？”

“是呀。不过也许，她早就发现了。也许她是故意不发现的。”

/B老师/

B老师应该有六十岁了。他高中毕业来到我们小学时，我正上二年级。小学，都是女老师多，来了个男老师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还因为他总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我们还当他是转业军人，其实不是，那军装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处理物资。

因为那身军装，还因为他微微地有些驼背，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师的年龄。“您今年三十几？”或者：“有四十吗，您？”甚至：“您面老，其实您超不过五十岁。”对此B老师一概以微笑作答，不予纠正。

他教我们美术、书法，后来又教历史。大概是因为年轻，且多才多艺，他又做了我们的大队总辅导员。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我记得，大队日开始过得正规；出旗，奏乐，队旗绕场一周，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唱队歌，宣誓，各项仪式一丝不苟。队旗飘飘，队鼓咚咚，我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B老师再举起拳头，语气昂扬：“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孩子们齐声应道：“时刻准备着！”那一刻蓝天白云，大伙儿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大队室也变得整洁、肃穆。“星星火炬”挂在主席像的迎面。队旗、队鼓陈列一旁。四周的墙上是五颜六色的美术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类。我们几个大队委定期在那儿开会，既知重任在肩，却又无所作为。

B老师要求我们“深入基层”，去各中队听取群众意见。于是乎，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以及我这个宣传委员，一干人马分头行动。但群众的意见通常一致：没什么意见。

宣传委员负责黑板报。我先在版头写下三个美术字：黑板报（真是废话）。再在周围画上花边。内容呢，无非是“好人好事”“表扬与批评”，以及从书上摘来的“雷锋日记”，或从晚报上抄录的谜语。两块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礼拜日休息时写满。

春天，我们在校园里种花。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种子，撒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B老师钉几块木牌，写上字，插在松软的土地上：让祖国变成美丽的大花园。

秋天我们收获向日葵和蓖麻。虽然葵花瘦小，蓖麻子也只一竹篓，但仪式依然庄重。这回加了一项内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队委念一篇献词。然后推选出几个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篓，队旗引路，去献给祖国。祖国在哪儿？曾是我很久的疑问。

那时的日子好像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顾自欢欣地流淌，绝不以为梦想与实际会有什么区别。

B老师也这样，算来那时他也只有二十一二岁，单薄的身体里仿佛有着发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节演节目，他扮成一棵大树，我们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们中间，贴一身绿纸，两臂摇呀摇呀似春风吹拂，于是我们纷纷开放。他的嗓音圆润、高亢：“啊，春天来了，山也绿了，水也蓝了。看呀孩子们，远处的浓烟那是什么？”花朵们回答：“是工厂里炉火熊熊！是田野上烧荒播种！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们要为这伟大的时代做些什么？”“努力学习，健康成长，为人类贡献甘甜的果实！”

新年又演节目，这回他扮成圣诞老人——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老皮袄，再用棉花贴成胡子，脚下是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舞台灯光忽然熄灭，再亮时圣诞老人从天而降。孩子们拥上前去。圣诞老人说：“猜猜孩子们，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有猜东的，有猜西的，圣诞老人说：“不对都不对，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台词应该说设计不俗，可是坏了，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又岂可从天而降？在当时，大约学校里批评一下也就作罢，可据说后来，“文革”中，这台词与B老师的出身一联系，便成了他的一条大罪。

B老师的相貌，怎么说呢？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混乱。倒不是说他长得不够有特点，而是因为众人多以为他丑——脖子过于细长，喉结又太突出；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当然我也不能不顾事实一定说他漂亮，故在此问题上我态度暧昧。比如“白鸡脖”这外号在同学中早有流传，但我自觉自愿地不听，不说，不笑。

实在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相貌特征，我最多说一句“他很瘦”。

在我看来，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褪色的军装，使他显得尤其朴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严肃，使他显得格外干练；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让他看起来特别厚道、谦和。

是的，B老师没有缺点——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少年就这么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学校里最漂亮的那个女老师能嫁给他。姑且叫她G吧。G老师教音乐，跟B老师年纪相仿，而且也是刚从高中毕业。这不是很好吗？G老师的琴弹得好，B老师的字写得好，G老师会唱歌，B老师会画画，这还有什么可说？何况G老师和B老师都是单身，都在北京没有家，都住在学校。至于相貌嘛，当然应该担心的还是B老师。

可是相貌有什么关系？男人看的是本事。B老师的画真是画得好，在当年的那个少年看来，他根本就是画家。他画雷锋画得特别像。他先画了一幅木刻风格的，这容易，我也画过。他又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的，这就难些，我画了几次都不成。他又画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这有多难，一笔不对就全完，可是他画得无可挑剔。

他的宿舍里，一床、一桌、一个脸盆，此外就只有几管毛笔、一盒颜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画雷锋，他好像不大画别的；写字也是写雷锋语录，行楷篆隶，写了贴在宿舍的墙上。同学中也有几个爱书法的，写了给他看。B老师未观其字先慕其纸：“嗬，生宣！这么贵的纸我总共才买过两张。”

当年的那个少年一直想不通，才华出众如B老师者，何以没上大学？我问他，他打官腔：“雷锋也没上过大学呀，干什么不是革命工作？”我换个方式问：“您本来是想学美术的吧？”他苦笑着摇头，终于说漏了：“不，学建筑。”我曾以为是他家境贫困，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出身，他的出身坏得不是一点儿半点儿。

礼拜日我在学校写板报，常见他和G老师一起在盥洗室里洗衣服，一起在办公室里啃烧饼。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只剩了B老师一人，他坐在办公桌前看书，认真地为自己改善着伙食——两个烧饼换成了一包点心。

“G老师呢？”

“回家了。”

“老家？”

“欸——”他伸手去接一块碎落的点心渣，故这“欸”字拐了一个弯。点心渣到底是没接住，他这才顾上补足后半句：“她在北京有家了。”

“她家搬北京来了？”

B老师笑了，抬眼看我：“她结婚了。”

G老师结婚了？跟谁？我自知这不是我应该问的。

B老师继续低头享受他的午餐。

可是，这就完了？就这么简单？那，B老师呢？我愣愣地站着。

B老师说：“板报写完了？”

“写完了。”

“那就快回家吧，不早了。”

多年后，我摇了轮椅去看B老师，听别的老师说起他的婚姻，说他三十几岁才结婚，娶了个农村妇女。

“生活嘛，当然是不富裕，俩孩子，一家四口全靠他那点儿工资。”

“不过呢，还过得去。”

“其实呀，曾经有个挺好的姑娘喜欢他，谈了好几年，后来散了。”

“为什么？咳，还说呢！人家没嫌弃他，他倒嫌弃了人家。女方出身也不算好，他说咱俩出身都不好将来可怎么办？他是指孩子，怕将来影响孩子的前途。”

“那姑娘人也好，长得也好，大学毕业。人家瞧上了你，你倒还有条件了！”

“那姑娘还真是瞧上他了，分手时哭得呀……”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劝他，说出身有什么关系？你出身好？”

“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是出身好我干吗不娶她？”

“B老师呀，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要我说呀，他是聪明了一时，糊涂了一世！”

“也不知是赌气还是怎的，他就在农村找了一个。这个出身可真是好极了，几辈子的贫农，可是没文化，你说他们俩坐在一块儿能有多少话说？”

“他肯定还是忘不了先前那个姑娘。大伙儿有时候说起那姑娘，他就躲开。”

“不过现在他也算过得不错，老婆对他挺好，一儿一女也都出息。”

“B老师现在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区里的，市里的。”

七几年我见过他一回，那身军装已经淘汰，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的确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年代。他站在楼前的花坛边跟我说话，一群在校的学生从旁走过，冲他喊：“白鸡脖，上课啦！”他和颜悦色地说：“上课了还不赶紧回教室？”我很想教训教训那帮孩子，B老师劝住我：“咳没事，这算什么？”

八几年夏天我又见过他一回，“的确良”换成一件T恤衫，但还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这一回，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长了。

“B校长，该走了！”有人催他。

“有个会，我得去。”他跳上自行车，匆匆地走了。

催他去开会的那个老师跟我闲聊。

“B校长入党了，知道吗？”

“怎么，他才入党呀？”在我的印象里B老师早就是党员了。

“是呀，想入党想了一辈子。B校长，好人哪！可世界找不着这么好的人！”

那老师说罢背起手，来回踱步，看天，看地，脸上轮换着嘲笑和苦笑。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问：“怎么了？”

“怎么了？”他站住，“百年不遇，偏巧又赶上涨工资！”

“那怎么了，好事呀？”

“可名额有限，群众评选。你说现在这事儿邪不邪？有人说你老B既然入了党还涨什么工资？你不能两样儿全占着……”

这老师有点儿神经质，话没说完时已然转身撤步，招呼也不打，唯远远地在地上留下一口痰。

/庄子/

“庄子哎！回家吃饭嘞——”我记得，一听见庄子的妈这样喊，处处的路灯就要亮了。

很多年前，天一擦黑，这喊声必在我们那条小街上飘扬，或三五声即告有效，或者就要从小街中央一直飘向尽头，一声声再回来，飘向另一端。后一种情况多些，这时家家户户都已围坐在饭桌前，免不了就有人叹笑：瞧这庄子，多叫人劳神！有文化的人说：庄子嘛，逍遥游，等着咱这街上出圣人吧。不过此庄子与彼庄子毫无牵连，彼庄子的“子”读重音，此庄子的“子”发轻声。此庄子大名六庄。据说他爹善麻将，生他时牌局正酣，这夜他爹手气好，一口气已连坐五庄，此时有人来报：“道喜啦，带把儿的，起个名吧。”他爹摸起一张牌，在鼻前闻闻，说一声：“好，要的就是你！”话音未落把牌翻开，自摸和！六庄因而得名。

庄子上边俩哥俩姐。听说还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姐，跟着自己的母亲住在别处。就是说，庄子他爹有俩老婆——旧社会的产物，但解放后总不能丢了哪个不管。俩老婆生下一大群孩子。庄子他爹一个普通职员，想必原来是有些家底的，否则敢养这么多？后来不行了，家底渐渐耗尽了吧，庄子的妈——三婶，街坊邻居都这么叫她——便到处给人做保姆。

我不记得见过庄子的父亲，他住在另外那个家。三婶整天在别人家忙活，也不大顾得上几个孩子，庄子所以有了自由自在的童年。哥姐们都上学去了，他独自东游西逛。庄子长得俊，跟几个哥姐都不像。街坊邻居说不上多么喜欢他，但庄子绝不讨人烦，他走到谁家就乐呵呵地在谁家玩得踏实，人家有什么活儿他也跟着忙，扫地，浇花，甚至上杂货铺帮人家买趟东西。人家要是说“该回家啦庄子，你妈找不着你该担心了”，他就离开，但不回家，唱唱跳跳继续他的逍遥游。小时候庄子不惹事，生性腼腆，懂规矩。三婶在谁家忙，他一个人玩腻了就到那家院门前朝里望，故意弄出一些声响；那家人叫他进来，他就跑。三婶说“甭理他，冻不着饿不着的没事儿”，但还是不断朝庄子跑去的方向望。那家人要是说“庄子哎快过来，看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庄子跑走一会儿就还回来，回来还是扒着院门朝里望，故意弄出些响声。倘那家人是诚心诚意要犒赏他，比如说抓一把糖给他，庄子便红了脸，一边说着“不要，我们家有”，一边把目光转向三婶。三婶说“拿着吧，边儿吃去，别再来讨厌了啊”，庄子就赶紧揪起衣襟，或撑开衣兜。有一回人家故意逗他：“不是你们家有吗，有了还要？”谁料庄子脸上一下子煞白，揪紧衣襟的手慢慢松开，愣了一会儿，扭头跑去再没回来。

庄子比我小好几岁，他上了小学我已经上中学；我上的是寄宿学校，每星期回家一天，不常看见他了。然后是“文革”，然后是插队。

插队第一年冬天回北京，在电影院门前碰见了庄子。其时他已经长到跟我差不多高了，一身正宗“国防绿”军装，一辆锰钢车，脚上是白色“回力”鞋，那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束，狂，份儿。“份儿”的意思，大概就是有身份吧。我还没认出他，他先叫我了。我一愣，不由得问：“哪儿混的这套行头？”他“咳”一声，岔开话茬儿：“买上票了？”我说人忒多，算了吧。正在上演的是《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面有几个《天鹅湖》中的镜头，引得年轻人一遍一遍地看，票于是难买。据说有人竟看到八遍，到后来不看别的，只看那几个镜头；估摸“小天鹅”快出来了才进场，举了相机等着，一俟美丽的大腿勾魂摄魄地伸展，黑暗中便是一片“嘁哩咔嚓”按动快门的声音。对“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这算得人体美的启蒙一课。庄子又问：“要几张？”我说：“你有富余的？”他摇摇头：“要就买呗。”我说：“谁挤得上去谁买吧，我还是拉倒。”庄子说：“用得着咱挤吗？等那群小子挤上了帮你买几张不得了？”“哪群小子？”庄子朝售票口那边扬了扬下巴：“都是哥们儿的人。”售票口前正有一群“国防绿”横拥竖挤吆三喝四，我明白了，庄子是他们的头儿。我不由得再打量他，未来的庄子绝非蛮壮鲁莽的一类，当是英武、风流、有勇有谋的人物。“怎么着，没事跟咱们一块儿玩玩儿去？”他说。我没接茬儿，但我懂，这“玩玩”必是有异性参与的，或是要谋求异性参与的。

插队三年，又住了一年多医院，两条腿彻底结束了行程，我坐着轮椅再回到那条小街上，其时庄子正上高中。我找不到正式工作，在家待了些日子就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那小工厂的事我不止一次写过：三间破旧的老屋里，一群老太太和几个残疾人整天趴在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画山水楼台，画花鸟鱼虫，画才子佳人，干一天挣一天的钱。我先是一天八毛，后来涨到一块。

老屋里阴暗潮湿，我们常坐到屋前的空地上去干活。某日庄子上学从那小工厂门前过，看见我，已经走过去了又掉头回来，扶着我的轮椅叹道：“甭说了哥，这可真他妈不讲理。”确实是甭说了，我无言以答。庄子又说：“找他们去，不能这么就算完了吧？”“都找了，劳动局、知青办，没用。”“操！丫怎么说？”“人家说全须儿全尾儿的还管不过来呢。”“哥，咱打丫的你说行不行？”我说：“你先上学去吧，回头晚了。”他说：“什么晚不晚的，那也叫上学？”大概那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时候。庄子挨着我坐下，从书包里摸出一包“大中华”。我说：“你小子敢抽这个？”他说：“人家给的，就两根儿了，正好。”我停下手里的活，陪他把烟抽完。烟缕随风飘散，我不记得我们还说了些什么。后来他站起来，把烟屁一蹍，一弹，弹上屋顶，说一声“谁欺负你，哥，你说话”，跳上自行车急慌慌地走了。

庄子走后，有个影子一歪一拧地凑过来，是鲇（黏）鱼。鲇鱼的大名叫得挺古雅，可惜记不得了，总之那样的名字后头若不跟着“先生”二字，似乎这名字就还没完。鲇鱼——这外号起得贴切，他拄着根拐杖四处流窜，影子似的总给人捉不住的感觉，而且此人好崇拜，他要是待见谁就整天在谁身边絮叨个没完，黏得很。

鲇鱼说：“怎么着哥们儿，你也认识庄子？”我说是，多年的邻居，“你也认识他？”鲇鱼一脸的自豪：“那是，我们哥儿俩深了。再说了，这一带你打听打听去，庄子！谁不知道？”我问为什么。他踢踢庄子刚才扔掉的烟盒说：“瞧见没有，什么烟？”我心里一惊：“怎么，庄子他……拿人东西？”“我操，哥们儿你丫想哪儿去了？庄子可不干那事。拂爷（北京土语：小偷）见了庄子，全他妈尿！”“怎么呢？”“这我不能跟你说。”不说拉倒，我故意埋头干活。我知道鲇鱼忍不住，不一会儿他又凑过来：“狂不狂看米黄，瞅见庄子穿的什么裤子没？米黄的毛哔叽！哪儿来的？”“哪儿来的？”“这我不能告诉你。”“不说就一边儿去！”“嘿别，别介呀。其实告诉你也没事，你跟庄子也是哥们儿，甭老跟别人说就行。”“快说！”“你想呀，三婶哪儿有钱给他买这个？拂爷那儿来的。操你丫真他妈老外！这么说吧，拂爷的钱反正也不是好来的，懂了吧？”我还是没太懂，拂爷的钱凭什么给庄子？“庄子给他们戳着。”“戳着？”“就是帮他们打架。”“跟谁打，警察？”“哥们儿存心是不？不跟你丫说了。”“那你说跟谁打？”“拂爷一个个头日脑的，想吃他们的人多了。比方说你是拂爷……”“你才是哪！”“操，你丫怎恁爱急呀？我是说比方！打个比方你是个拂爷，要是有人欺负你跟你要钱呢？不是吹的，你提提庄子的大名就全齐了。”“你是说六庄？”“那还有假？谁不服？不服就找地方儿练练。”“庄子，他能打架？”鲇鱼又是一脸的不屑：“那是！”“没听说他有什么功夫呀？”“咳，俗话说了，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真是看不出来，庄子小时候蔫儿着呢。”“操你丫老说小时候干吗？小时候你丫知道你丫现在这下场吗？”“我说你嘴里干净点儿行不？”“我操，我他妈说什么了？”“听着，鲇鱼，你的话我信不信还两说着呢。”“嘿，不信你看看庄子脑袋去，这儿，还有这儿，一共七针，不信你问问他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算了，反正你丫也不信。”“说！”“跟大砖打架留下的。”“大砖是谁？”“唉，看来真得给你丫上一课了。哥们儿什么烟？”“‘北海’的。”“别噎死谁，你丫留着自个儿抽吧。”鲇鱼点起一支“香山”。

据鲇鱼说，庄子跟大砖在护城河边打过一架。他说：“大砖那孙子不是东西，要我也得跟丫磕。”据鲇鱼说，大砖曾四处散布，说庄子那身军装不是自己家的，是花钱跟别人买的，庄子他妈给人当保姆，他们家怎么可能有四个兜的军装（指军官的上装）？大砖说花钱买的算个屁呀，小市民，假狂！这话传到了庄子耳朵里，鲇鱼说庄子听了满脸煞白，转身就找大砖约架去了。大砖自然不能示弱，这种时候一，一世威名就全完了。鲇鱼说：“那时候大砖可比庄子有名，丫一米八六，又高又奘，手倍儿黑。”据他说，那天双方在护城河边拉开了阵势，天下着雨，大伙儿等了一阵子，可那雨邪了，越下越大。大砖说：“怎么着，要不改个日子？”庄子说：“甭，下刀子也是今儿！”于是两边的人各自退后十步，庄子和大砖一对一开练，别人谁也不许插手。鲇鱼说——

庄子问：“怎么练吧？”

大砖说：“我从来听对方的。”

庄子说：“那行！你不是爱用砖头吗？你先拍我三砖头，哪儿全行，三砖头我没趴下，再瞧我的。”庄子掏出一把刮刀，插在旁边的树上。

大砖说：“我操，哥们儿，砖头能跟刮刀比吗？”

庄子说：“要不咱俩调个过儿，我先拍你？”

大砖这时候就有点儿含糊。鲇鱼说：“丫老往两边瞅，准是寻思着怎么都够呛。”

庄子说：“嘿，麻利点儿。想省事儿也成，你当着大伙儿的面说一声，你那身皮是他妈狗脱给你的。”

大砖还是愣着，回头看他的人。鲇鱼说：“操这孙子一瞧就不行，丫也不想想，都这会儿了谁还帮得了你？”

庄子说：“怎么着倒是？给个痛快话儿，我可没那么多工夫陪你！”

大砖已无退路。他抓起一块砖头，走近庄子。庄子双腿叉开，憋一口气，站稳了等着他。鲇鱼说大砖真是了，谁都还没看明白呢，第一块就稀里糊涂拍在了庄子肩上。庄子胡噜胡噜肩膀，一道血印子而已。

庄子说：“哥们儿平时没这么臭吧？”

庄子的人就起哄。鲇鱼说：“这一哄，丫大砖好像才醒过闷儿来。”

第二块算是瞄准了脑袋，咔嚓一声下去，庄子晃了晃差点儿没躺下，血立刻就下来了。血流如注，加上雨，很快庄子满脸满身就都是血了。鲇鱼说：“哥们儿你是没见哪，又是风又是雨的，庄哥们儿那模样儿可真够吓人的。”

庄子往脸上抹了一把，甩甩，重新站稳了，说：“快着，还有一下。”

鲇鱼说行了，这会儿庄子其实已经赢了，谁狂谁全看出来了。鲇鱼说：“丫大砖一瞧那么多血，连抓住砖头的手都哆嗦了，丫还玩个屁呀。”

最后一砖头，据鲇鱼说拍得跟棉花似的，跟蔫儿屁似的。拍完了，庄子尚无反应，大砖自己倒先大喊一声。鲇鱼说：“那一声倒是惊天动地，底气倍儿足。”

庄子这才从树上拔下刮刀，说：“该我了吧？”

大砖退后几步。庄子把刀在腕子上蹭了蹭，走近大砖。双方的人也都往前走几步，屏住气。然后……鲇鱼说：“然后你猜怎么着？丫大砖又是一声喊，我操那声喊跟他妈娘们儿似的，然后这小子撒腿就跑。”

据说大砖一直跑进护城河边的树丛，直到看不见他的影子了还能听见他喊。

这就完了！鲇鱼说：“大砖丫这下算是栽到底了，永远也甭想抬头了。”

庄子并不追，他知道已经赢了，比捅大砖一刀还漂亮。据说庄子捂住伤口，血从指头缝里不住地往外冒，他冲自己的人晃晃头说：“走，缝几针呗。”

可是后来庄子跟我说：“你千万别听鲇鱼那小子瞎嘞嘞。”

“瞎嘞嘞什么？”

“根本就没那些事。”

“没哪些事？”

“操，丫鲇鱼嘴里没真话。”

“那你头上这疤是怎么来的？”

“哦，你是说打架呀？我当什么呢！”

“怎么着，听你这话茬儿还有别的？”

“没有，真的没有。我也就是打过几回架，保证没别的。”

“那‘大中华’呢？还有这裤子？”

“我操，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烟是人家给的，这裤子是我自己买的！”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

“哎哟喂哥，这你可是伤我了，向毛主席保证这是我一点儿一点儿攒了好几年才买的。妈的鲇鱼这孙子，我不把丫另一条腿也打瘸了算我对不住他！”

“没鲇鱼的事。真的，鲇鱼没说别的。”

庄子不说话。

“是我自己瞎猜的。真的，这事全怪我。”

庄子还是不说话，脸上渐渐白上来。

“你可千万别找鲇鱼去，你一找他，不是把我给卖了吗？”

庄子的脸色缓和了些。

“看我的面子，行不？”

“嗯。”庄子点上一支烟，也给我一支。

“说话算数？”

“操我就不明白了，我不就穿了条好裤子吗，怎么啦？招着谁了？合算像我们这样的家……操，我不说了。”

“像我们这样的家”——这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觉着真是伤到他了。直到现在，我都能看见庄子说这话时的表情：沮丧，愤怒，几根手指捏得“嘎嘎”响。自他死后，这句话总在我耳边回荡、震响，日甚一日。

“没有没有，”我连忙说，“庄子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怕你……”

“我就是爱打个架哥你得信我，第一我保证没别的事，第二我决不欺负人。”

“架也别打。”

“有时候由不得你呀哥，那帮孙子没事丫拱火！”

“离他们远点儿不行？”

我们不出声地抽烟。那是个闷热的晚上，我们坐在路灯下，一丝风都没有，树叶蔫蔫地低垂着。

“行，我听你的。从下月开始，不打了。”

“干吗下月？”

“这两天八成还得有点儿事。”

“又跟谁？什么事？”

“不能说，这是规矩。”

“不打了，不行？”

“不行，这回肯定不行。”

谁想这一回就要了庄子的命。

一九七六年夏天，庄子死于一场群殴。混战中不知是谁，一刀恰中庄子心脏。

那年庄子十九岁，或者还差一点儿不到。

最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为了一个女孩。可鲇鱼说绝对没那么回事，“操我还不知道？要有也是雪儿一头热。”

雪儿也住在我们那条街上，跟庄子是从小的同学。庄子在时我没太注意过她，庄子死后我才知道她就是雪儿。

雪儿也是十九岁，这个季节的女孩没有不漂亮的。雪儿在街上坦然地走，无忧地笑，看不出庄子的死对她有什么影响。

庄子究竟为什么打那一架，终不可知。

庄子入殓时我见了他的父亲——背微驼，鬓花白，身材瘦小，在庄子的遗体前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庄子穿的还是那件军装上衣，那条毛哔叽裤子。三婶说他就爱这身衣裳。

/比如摇滚与写作/

如今的年轻人不会再像六庄那样，渴慕的仅仅是一件军装，一条米黄色的哔叽裤子。如今的年轻人要的是名牌，比如鞋，得是“耐克”“锐步”“阿迪达斯”。大人们多半舍不得。家长们把“耐克”一类颠来倒去地看，说：“啥东西，值得这么贵？”他们不懂，春天是不能这样计算的。

我的小外甥没上中学时给什么穿什么，一上中学不行了，在“耐克”专卖店里流连不去。春风初动，我看他快到时候了。那就挑一双吧。他妈说：“捡便宜的啊！”可便宜的都那么暗淡、呆板，小外甥不便表达的意思是：怎么都像死人穿的？他挑了一双色彩最为张扬、造型最奇诡的，这儿一道斜杠，那儿一条曲线，对了，他说“这双我看还行”。大人们说：“这可哪儿好？多闹得慌！”他们又不懂了，春天要的就是这个，要的就是张扬。

大人们其实忘了，春天莫不如此，各位年轻时也是一样。曾经，军装就是名牌。六十年代没有“耐克”，但是有“回力”。“回力”鞋，忘了吗？商标是一个张弓搭箭的裸汉；买得起和买不起它的人想必都渴慕过它。我还记得我为能有一双“回力”，曾是怎样地费尽心机。有一天母亲给我五块钱，说：“脚上的鞋坏了，买双新的去吧。”我没买，五块钱存起来，把那双破的又穿了好久。好久之后母亲看我脚上的鞋怎么又坏了，“穿鞋呀还是吃鞋呀你？再买一双去吧。”母亲又给我五块钱。两个五块加起来我买回一双“回力”。母亲也觉出这一双与众不同，问：“多少钱？”我不说，只提醒她：“可是上回我没买。”母亲愣一下：“我问的是这回。”我再提醒她：“可这一双能顶两双穿，真的。”母亲瞥我一眼，但比通常的一瞥要延长些。现在我想，当时她心里必也是那句话：这孩子快到时候了。母亲把那双“回力”颠来倒去地看，再不问它的价格。料必母亲是懂得，世上有一种东西，其价值远远超过它的价格。这儿的价值，并不止于“物化劳动”，还物化着春天整整一个季节的能量。

能量要释放，呼喊期待着回应，故而春天的张扬务须选取一种形式。这形式你别担心它会没有；没有“耐克”有“回力”，没有“回力”还会有别的。比如，没有“摇滚乐”就会有“语录歌”，没有“追星族”就会有“红卫兵”，没有耕耘就有荒草丛生，没有春风化雨就有了沙尘暴。一个意思。春天按时到来，保证这颗星球不会死去。春风肆意呼啸，鼓动起狂妄的情绪，传扬着甚至是极端的消息，似乎，否则，冬天就不解冻，生命便难以从中苏醒。

你听那“摇滚乐”和“语录歌”都唱的什么？没有什么不同，你要忽略那些歌词直接去听春天的骚动，听它的不可压抑，不可一世，听它的雄心勃勃但还盲目。你看那摇滚歌手和语录歌群，同样的声嘶力竭，什么意思？春光迷乱！春光迷乱但绝不是胡闹，别用鄙薄的目光和嘴角把春天一笔勾销。想想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时的惊讶与好奇吧。想想那条魔魔道道的蛇，它的谗言，它的诱惑，在这繁华人世的应验吧。想想春风若非强劲，夏天的暴雨可怎样来临？想想最初的生命之火若非猛烈，如何能走过未来秋风萧瑟的旷野（譬如一头极地的熊，或一匹荒原的狼）？因而想想吧，灵魂一到人间便被囚入有限的躯体，那灵魂原本就是多少梦想的埋藏，那躯体原本就是多少欲望的储备！

因而年轻的歌手没日没夜地叫喊，求救般地呼号。灵魂尚在幼年，而春天，生命力已如洪水般暴涨；那是幼小的灵魂被强大的躯体所胁迫的时节，是简陋的灵魂被豪华的躯体所蒙蔽的时节，是喑哑的灵魂被喧腾的躯体所埋没的时节。

万物生长，到处都是一样，大地披上了盛装。一度枯寂的时空，突然间被赋予了一股巨大的能量，灵魂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欲望被刺激得不能安宁。我猜那震耳欲聋的摇滚并不是要你听，而是要你看。灵魂的谛听牵系得深远那要等到秋天，年轻的歌手目不暇接，现在是要你看。看这美丽的有形多么辉煌，看这无形的本能多么不可阻挡，看这天赋的才华是如何表达这一派灿烂春光。年轻的歌手把自己涂抹得标新立异，把自己照耀得光怪陆离，他是在说：看呀——我！

我？可我是谁？

我怎样了？我还将怎样？

我终于又能怎样呢？

先别这样问吧，这是春天的忌讳。虽不过是弱小的灵魂在角落里的暗自呢喃，但在春天，这是一种威胁，甚至侵犯。春天不理睬这样的问题，而秋天还远着呢！秋天尚远，这是春天的佳音，春天的鼓舞，是春风中最为受用的恭维。

所以你看那年轻的歌手吧，在河边，在路旁，在沸反盈天的广场，在烛光寂暗的酒吧，从夜晚一直唱到天明。歌声由惆怅到高亢，由枯疏到丰盈，由孤单而至张狂（但是得真诚）……

终至于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扯断琴弦，击打麦克风（装出来的不算），熬红了眼睛，眼睛里是火焰，喊哑了喉咙，喉咙里是风暴，用五彩缤纷的羽毛模仿远古，然后用裸露的肉体标明现代（倘是装出来的，春风一眼就能识别），用傲慢然后用匍匐，用嚣叫然后用乞求，甚至用污秽和丑陋以示不甘寂寞，与众不同……直让你认出那是无奈，是一匹牢笼里的困兽（这肯定是装不出来的）！——但，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被困在了牢笼？其实春天已有察觉，已经感到：我，和我的孤独。

我，将怎样？

我将投奔何方？

怎样，你才能看见我？我才能走进你？

那无奈，让人不忍袖手一旁。但只有袖手一旁。不过慢慢地听吧，你能听懂，其实是那弱小的灵魂正在成长，在渴望，在寻求，年轻的歌手一直都在呼唤着爱情。从夜晚到天明一直呼唤着的都是：爱情。自古而今一切流传的歌都是这样：呼唤爱情。自古而今的春天莫不如此。被有形的躯体，被无形的本能，被天赋的才华困在牢笼里的，正是那呢喃着的灵魂，呢喃着，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于是，年轻的恋人四处流浪。

心在流浪。

春天，所有的心都在流浪，不管人在何处。

都在挣扎。

在河边。在桥上。在烦闷的家里，不知所云的字行间。在寂寞的画廊，画框中的故作优雅。阴云中有隐隐的雷声，或太阳里是无依无靠的寂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目光最为迷茫的那一个。

空空洞洞的午后。满怀希望的傍晚。在万家灯火之间脚步匆匆，在星光满天之下翘首四顾。目光洒遍所有的车站，看尽中年人漠然的脸——这帮中年人怎都那样儿？走过一盏盏街灯。数过十二个钟点。踩着自己的影子，影子伸长然后缩短，伸长然后缩短……一家家店铺相继打烊。到哪儿去了呀你？你这个浑蛋！

（你这个冤家——自古的情歌早都这样唱过）

细雨迷蒙的小街。细雨迷蒙的窗口。细雨迷蒙中的琴声。

直至深夜。

春风从不入睡。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

但力量凶猛，精力旺盛，才华横溢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跟警察逗闷子。对父母撒谎。给老师提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在街上看人打架，公平地为双方数点算分。或混迹于球场，道具齐备，地地道道的“足球流氓”。

也把迷路的儿童送回家，但对那些家长没好气：“我叫什么？哥们儿这事可归你管？”或搀起摔倒在路边的老人，背他回家，但对那些儿女也没好气：“钱？那就一百万吧，哥们儿我也算发回财。”

不知道中年人怎都那样儿？

不知道中年人是不是都那样儿？

剩下的他们都知道。

一群鸽子，雪白，悠扬。一群男孩和女孩疯疯癫癫五光十色。

鸽子在阳光下的楼群里吟咏，徘徊。男孩和女孩在公路上骑车飞跑。

年年如此，天上地下。

太阳地里的老人闭目养神，男孩和女孩的事他了如指掌——除了不知道还要在这太阳底下坐多久，剩下的他都知道。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流浪的歌手，抑或流浪的恋人——在瓢泼大雨里依偎伫立，在漫天大雪中相拥无语。

大雨和大雪中的春风，抑或大雨和大雪中的火焰。

老人躲进屋里。老人坐在窗前。老人看得怦然心动，看得嗒然若失：我们过去多么规矩，现在的年轻人呀！

曾经的禁区，现在已经没有。

但，现在真的没有了吗？

亲吻，依偎，抚慰，阳光下由衷地袒露，月光中油然地嘶喊，一次又一次，呻吟和颤抖，鲁莽与温存，心荡神驰，但终至束手无策……

肉体已无禁区。但禁果也已不在那里。

倘禁果已因自由而失——“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爱人？”

春风强劲，春风无所不至，但肉体是一条边界——你还能走进哪里，还能走进哪里？肉体是一条边界，因而一次次心荡神驰，一次次束手无策。一次又一次，那一条边界更其昭彰。

无奈的春天，肉体是一条边界，你我是两座囚笼。

倘禁果已被肉体保释——“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爱人？”

所有的词汇都已苍白。所有的动作都已枯槁。所有的进入，无不进入荒茫。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互相近在眼前但是：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呀——

群山响遍回声。

群山响彻疯狂的摇滚，春风中遍布沙哑的歌喉。

整个春天，直至夏天，都是生命力独享风流的季节。长风沛雨，艳阳明月，那时田野被喜悦铺满，天地间充斥着生的豪情，风里梦里也全是不屈不挠的欲望。那时百花都在交媾，万物都在放纵，蜂飞蝶舞、月移影动也都似浪言浪语。那时候灵魂被置于一旁，就像秋天尚且遥远，思念还未成熟。那时候视觉呈一条直线，无暇旁顾。

不过你要记得，春天的美丽也正在于此。在于纯真和勇敢，在于未通世故。

设若枝丫折断，春天唯努力生长。设若花朵凋残，春天唯含苞再放。设若暴雪狂风，但只要春天来了，天地间总会飘荡起焦渴的呼喊。我还记得一个伤残的青年，是怎样在习俗的忽略中，摇了轮椅去看望他的所爱之人。

也许是勇敢，也许不过是草率，是鲁莽或无暇旁顾，他在一个早春的礼拜日起程。摇着轮椅，走过融雪的残冬，走过翻浆的土路，走过滴水的屋檐，走过一路上正常的眼睛，那时，伤残的春天并未感觉到伤残，只感觉到春天。摇着轮椅，走过解冻的河流，走过湿润的木桥，走过满天摇荡的杨花，走过幢幢喜悦的楼房，那时，伤残的春天并未有什么卑怯，只有春风中正常的渴望。走过喧嚷的街市，走过一声高过一声的叫卖，走过灿烂的尘埃，那时，伤残的春天毫无防备，只是越走越怕那即将到来的见面太过俗常……就这样，他摇着轮椅走进一处安静的宅区——安静的绿柳，安静的桃花，安静的阳光下安静的楼房，以及楼房投下的安静的阴影。

但是台阶！你应该料到但是你忘了，轮椅上不去。

自然就无法敲门。真是莫大的遗憾。

屡屡设想过她开门时的惊喜，一路上也还在设想。

便只好在安静的阳光和安静的阴影里徘徊，等有人来传话。

但是没人。半天都没有一个人来。只有安静的绿柳和安静的桃花。

那就喊她吧。喊吧，只好这样。真是大煞风景，亏待了一路的好心情。

喊声惊动了好几个安静的楼窗。转动的玻璃搅乱了阳光。你们这些幸运的人哪，竟朝夕与她为邻！

她出来了。

可是怎么回事？她脸上没有惊喜，倒像是惊慌：“你怎么来了？”

“啊老天，你家可真难找。”

她明显心神不定：“有什么事吗？”

“什么事？没有哇？”

她频频四顾：“那你……”

“没想到走了这么久……”

她打断你：“跑这么远干吗，以后还是我去看你。”

“咳，这点儿路算什么？”

她把声音压得不能再低：“嘘——今天不行，他们都在家呢。”

不行？什么不行？他们？他们怎么了？噢……是了，就像那台阶一样你应该料到他们！但是忘了。春天给忘了。尤其是伤残，给忘了。

她身后的那扇落地窗，里边，窗帷旁，有张紧张的脸，中年人的脸，身体埋在沉垂的窗帷里半隐半现。你一看他，他就埋进窗帷，你不看他，他又探身出现——目光严肃，或是忧虑，甚至警惕。继而又多了几道同样的目光，在玻璃后面晃动。一会儿，窗帷缓缓地合拢，玻璃上只剩下安静的阳光和安静的桃花。

你看出她面有难色。

“哦，我路过这儿，顺便看看你。”

你听出她应接得急切：“那好吧，我送送你。”

“不用了，我摇起轮椅来，很快。”

“你还要去哪儿？”

“不。回家。”

但他没有回家。他沿着一条大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傍晚，走到了城市的边缘，听见旷野上的春风更加肆无忌惮。那时候他知道了什么？那个遥远的春天，他懂得了什么？那个伤残的春天，一个伤残的青年终于看见了伤残。

看见了伤残，却摆脱不了春天。春风强劲也是一座牢笼，一副枷锁，一处炼狱，一条命定的路途。

盼望与祈祷。彷徨与等待。以至漫漫长夏，如火如荼。

必要等到秋天。

秋风起时，疯狂的摇滚才能聚敛成爱的语言。

在《我与地坛》里有这样一段话：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终于一天，有人听懂了这些话，问我：“这里面似有个爱情故事，干吗不写下去？”

“这就是那个爱情故事的全部。”

在那座废弃的古园里你去听吧，到处都是爱情故事。到那座荒芜的祭坛上你去想吧，把自古而今的爱情故事都放到那儿去，就是这一个爱情故事的全部。

“这个爱情故事，好像是个悲剧？”

“你说的是婚姻，爱情没有悲剧。”

对爱者而言，爱情怎么会是悲剧？对春天而言，秋天是它的悲剧吗？

“结尾是什么？”

“等待。”

“之后呢？”

“没有之后。”

“或者说，等待的结果呢？”

“等待就是结果。”

“那，不是悲剧吗？”

“不，是秋天。”

夏日将尽，阳光悄然走进屋里，所有随它移动的影子都似陷入了回忆。那时在远处，在北方的天边，远得近乎抽象的地方，仔细听，会有些极细微的骚动正仿佛站成一排，拉开一线，嗡嗡嘤嘤跃跃欲试，那就是最初的秋风，是秋风正在起程。

近处的一切都还没有什么变化。人们都还穿着短衫，摇着蒲扇，暑气未消草木也还是一片葱茏。唯昆虫们似有觉察，迫于秋天的临近，低吟高唱不舍昼夜。

在随后的日子里，你继续听，远方的声音逐日地将有所不同：像在跳跃，或是谈笑，舒然坦荡阔步而行，仿佛歧路相遇时的寒暄问候，然后同赴一个约会。秋风，绝非肃杀之气，那是一群成长着的魂灵，成长着，由远而近一路壮大。

秋风的行进不可阻挡，逼迫得太阳也收敛了它的宠溺，于是乎草枯叶败落木萧萧，所有的躯体都随之枯弱了，所有的肉身都遇到了麻烦。强大的本能，天赋的才华，旺盛的精力，张狂的欲望和意志，都不得不放弃了以往的自负，以往的自负顷刻间都有了疑问。心魂从而凸显出来。

秋天，是写作的季节。

一直到冬天。

呢喃的絮语代替了疯狂的摇滚，流浪的人从哪儿出发又回到了哪儿。

天与地，山和水，以至人的心里，都在秋风凛然的脚步下变得空阔、安闲。

落叶飘零。

或有绵绵秋雨。

成熟的恋人抑或年老的歌手，望断天涯。

望穿秋水。

望穿了那一条肉体的界线。

那时心魂在肉体之外相遇，目光漫漶得遥远。

万物萧疏，满目凋敝。强悍的肉身落满历史的印迹，天赋的才华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因而灵魂脱颖而出，欲望皈依了梦想。

本能，锤炼成爱的祭典——性，得禀天意。

细雨欷歔如歌。

落叶曼妙如舞。

衰老的恋人抑或垂死的歌手，随心所欲。

相互摸索，颤抖的双手仿佛核对遗忘的秘语。

相互抚慰，枯槁的身形如同清点丢失的凭据。

这一向你都在哪儿呀——

群山再度响遍回声，春天的呼喊终于有了应答：

我，就是你遗忘的秘语。

你，便是我丢失的凭据。

今夕何年？

生死无忌。

秋天，一直到冬天，都是写作的季节。

一直到死亡。

一直到尘埃埋没了时间，时间封存了往日的波澜。

那时有一个老人走来喧嚣的歌厅，走到沸腾的广场，坐进角落，坐在一个老人应该坐的地方，感动于春风又至，又一代人到了时候。不管他们以什么形式，以什么姿态，以怎样的狂妄与极端，老人都已了如指掌。不管是怎样的嘶喊，怎样的奔突和无奈，老人知道那不是错误。你要春天也去谛听秋风吗？你要少男少女也去看望死亡吗？不，他们刚刚从那儿醒来。上帝要他们涉过忘川，为的是重塑一个四季，重申一条旅程。他们如期而至。他们务必要搅动起春天，以其狂热，以其嚣张，风情万种放浪不羁，而后去经历无数夏天中的一个，经历生命的张扬，本能的怂恿，爱情的折磨，以及才华横溢却因那一条肉体的界线而束手无策！以期在漫长夏天的末尾，能够听见秋风。而这老人，走向他必然的墓地。披一身秋风，走向原野，看稻谷金黄，听熟透的果实砰然落地，闻浩瀚的葵林掀动起浪浪香风。祭拜四季；多少生命已在春天夭折，已在漫漫长夏耗尽才华，或因伤残而熄灭于习见的忽略。祭拜星空；生者和死者都将在那儿会聚，浩然而成万古消息。写作的季节老人听见：灵魂不死——毫无疑问。

/想念地坛/

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

坐在那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长满了野草的残墙断壁，暮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檐铃，雨落空林，蜂飞蝶舞草动虫鸣……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地坛的安静并非无声。

有一天大雾迷漫，世界缩小到只剩了园中的一棵老树。有一天春光浩荡，草地上的野花铺铺展展开得让人心惊。有一天漫天飞雪，园中堆银砌玉，有如一座晶莹的迷宫。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云开，太阳轰轰烈烈，满天满地都是它的威光。数不尽的那些日子里，那些年月，地坛应该记得，有一个人，摇了轮椅，一次次走来，逃也似的投靠这一处静地。

一进园门，心便安稳。有一条界线似的，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来，悠远、浑厚。于是时间也似放慢了速度，就好比电影中的慢镜，人便不那么慌张了，可以放下心来把你的每一个动作都看看清楚，每一丝风飞叶动，每一缕愤懑和妄想、盼念与惶茫，总之把你所有的心绪都看看明白。

因而地坛的安静，也不是与世隔离。

那安静，如今想来，是由于四周和心中的荒旷。一个无措的灵魂，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

记得我在那园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儿呆坐，张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叹，在那儿睡了又醒，醒了看几页书……然后在那儿想：“好吧好吧，我看你还能怎样！”这念头不觉出声，如空谷回音。

谁？谁还能怎样？我，我自己。

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儿坐在了这儿？我仔细看他，看他究竟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看看他终于怎样去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我已经消失，已经不在，唯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恒久，辽阔，但非死寂，那中间确有如林语堂所说的，一种“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

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临的轻松和快慰，也不考虑词句，也不过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写，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

只是多年以后我才在书上读到了一种说法：写作的零度。

《写作的零度》，其汉译本实在是有些磕磕绊绊，一些段落只好猜读，或难免还有误解。我不是学者，读不了罗兰·巴特的法文原著应当不算是玩忽职守。是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譬如那一条蛇的诱惑，以及生命自古而今对意义不息的询问。譬如那两片无花果叶的遮蔽，以及人类以爱情的名义、自古而今的相互寻找。譬如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惩罚，以及万千心魂自古而今所祈盼着的团圆。

“写作的零度”，当然不是说清高到不必理睬纷繁的实际生活，洁癖到把变迁的历史虚无得干净，只在形而上寻求生命的解答。不是的。但生活的谜面变化多端，谜底却似亘古不变，缤纷错乱的现实之网终难免编织进四顾迷茫，从而编织到形而上的询问。人太容易在实际中走失，驻足于路上的奇观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儿，倘此时灵机一闪，笑遇荒诞，恍然间记起了比如说罗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比如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便是回归了“零度”，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零度，这个词用得真好，我愿意它不期然地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平白无故地生命他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就是这样的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必都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

否则，写作，你寻的是什么根？倘只是炫耀祖宗的光荣，弃心魂一向的困惑于不问，岂不还是阿Q的传统？倘写作变成潇洒，变成了身份或地位的投资，它就不要嘲笑喧嚣，它已经加入喧嚣。尤其，写作要是爱上了比赛、擂台和排名榜，它就更何必谴责什么“霸权”？它自己已经是了。我大致看懂了排名的用意：时不时地抛出一份名单，把大家排比得就像是梁山泊的一百零八，被排者争风吃醋，排者乘机拿走的是权力。可以玩味的是，这排名之妙，商界倒比文坛还要醒悟得晚些。

这又让我想起我曾经写过的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矮小瘦弱的孩子，他凭什么让人害怕？他有一种天赋的诡诈——只要把周围的孩子经常地排一排座次，他凭空地就有了权力。“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第十跟谁好”和“我不跟谁好”，于是，欢欣者欢欣地追随他，苦闷者苦闷着还是去追随他。我记得，那是我很长一段童年时光中恐惧的来源，是我的一次写作的零度。生命的恐惧或疑难，在原本干干净净的眺望中忽而向我要求着计谋；我记得我的第一个计谋，是阿谀。但恐惧并未因此消散，疑难却因此更加疑难。我还记得我抱着那只用于阿谀的破足球，抱着我破碎的计谋，在夕阳和晚风中回家的情景……那又是一次写作的零度。零度，并不只有一次。每当你立于生命固有的疑难，立于灵魂一向的祈盼，你就回到了零度。一次次回到那儿正如一次次走进地坛，一次次投靠安静，走回到生命的起点，重新看看，你到底是要去哪儿？是否已经偏离亚当和夏娃相互寻找的方向？

想念地坛，就是不断地回望零度。放弃强力，当然还有阿谀。现在可真是反了！——面要面霸，居要豪居，海鲜称帝，狗肉称王，人呢？名人，强人，人物。可你看地坛，它早已放弃昔日荣华，一天天在风雨中放弃，五百年，安静了；安静得草木葳蕤，生气盎然。土地，要你气熏烟蒸地去恭维它吗？万物，是你雕栏玉砌就可以挟持的？疯话。再看那些老柏树，历无数春秋寒暑依旧镇定自若，不为流光掠影所迷。我曾注意过它们的坚强，但在想念里，我看见万物的美德更在于柔弱。“坚强”，你想吧，希特勒也会赞成。世间的语汇，可有什么会是强梁所拒？只有“柔弱”。柔弱是爱者的独信。柔弱不是软弱，软弱通常都装扮得强大，走到台前骂人，退回幕后出汗。柔弱，是信者仰慕神恩的心情，静聆神命的姿态。想想看，倘那老柏树无风自摇岂不可怕？要是野草长得比树还高，八成是发生了核泄漏——听说切尔诺贝利附近有这现象。

我曾写过“设若有一位园神”这样的话，现在想，就是那些老柏树吧；千百年中，它们看风看雨，看日行月走人世更迭，浓荫中唯供奉了所有的记忆，随时提醒着你悠远的梦想。

但要是“爱”也喧嚣，“美”也招摇，“真诚”沦为一句时髦的广告，那怎么办？唯柔弱是爱愿的识别，正如放弃是喧嚣的解剂。人一活脱便要嚣张，天生的这么一种动物。这动物适合在地坛放养些时日——我是说当年的地坛。

回望地坛，回望它的安静，想念中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重新铺开一张纸吧。写，真是个办法，油然地通向着安静。写，这形式，注定是个人的，容易撞见诚实，容易被诚实揪住不放，容易在市场之外遭遇心中的阴暗，在自以为是时回归零度。把一切污浊、畸形、歧路，重新放回到那儿去检查，勿使伪劣的心魂流布。

有人跟我说，曾去地坛找我，或看了那一篇《我与地坛》去那儿寻找安静。可一来呢，我搬家搬得离地坛远了，不常去了。二来我偶尔请朋友开车送我去看它，发现它早已面目全非。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恰如庄生梦蝶，当年我在地坛里挥霍光阴，曾屡屡地有过怀疑：我在地坛吗？还是地坛在我？现在我看虚空中也有一条界线，靠想念去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三日完成

二〇〇六年三月陈希米补记

诗歌篇

生命之花在黑夜里开放

在星光的隙间，千遍万遍

讲述爱的寓言。

白色的鸟群便从黑暗中聚拢

于曦光微明的水面——

无边无际地飞开

今晚我想坐到天明

黑夜有一肚子话要说

清晨却忘个干净

白昼疯狂扫荡

喷洒农药似的

喷洒光明。于是

犹豫变得剽悍

心肠变得坚硬

祈祷指向宝座

语言显露凶光……

今晚我想坐到天明

坐到月影消失

坐到星光熄灭

从万籁俱寂一直坐到

人声泛起。看看

白昼到底是怎样

开始发疯……

另外的地方

时至今日

箴言都已归顺

那只黑色的鸟儿，在笼中

能说会道。

一张雄心勃勃的网上

消息频传

真理战胜真理

子弹射中子弹。

这时你要闭上双眼

置身别处，否则

光芒离你太近

喧嚣震破耳鼓。

话语覆盖话语

谎言揭露谎言

诸神纷至沓来

白昼会抹杀黑暗。

但你要听，以孩子的惊奇

或老人一样的从命

以放弃的心情

从夕光听到夜静。

在另外的地方

以不合要求的姿势

听星光全是灯火，遍野行魂

白昼的昏迷在黑夜哭醒。

而雨，知道何时到来

草木恪守神约

于意志之外

从南到北绿遍荒原。

风不需要理由

耕耘不需要理由

阳光和时间都不需要它

上帝说好呀，此外无言。

最后的练习

最后的练习是沿悬崖行走

梦里我听见，灵魂

像一只飞虻

在窗户那儿嗡嗡作响

在颤动的阳光里，边舞边唱

眺望即是回想

谁说我没有死过？

出生以前，太阳

已无数次起落

悠久的时光被悠久的虚无

吞并，又以我生日的名义

卷土重来

午后，如果阳光静寂

你是否能听出，往日

已归去哪里？

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极处

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中

生死同一

节日

呵，节日已经来临

请费心把我抬稳

躲开哀悼

挽联、黑纱和花篮

最后的路程

要随心所愿

呵，节日已经来临

请费心把这囚笼烧净

让我从火中飞入

烟缕、尘埃和无形

最后的归宿

是无果之行

呵，节日已经来临

听远处那热烈的寂静

我已跳出喧嚣

谣言、谜语和幻影

最后的祈祷

是爱的重逢

遗物

如果清点我的遗物

请别忘记这个窗口

那是我常用的东西

我的目光

我的呼吸、我的好梦

我的神思从那儿流向世界

我的世界在那儿幻出奇景

我的快乐

从那儿出发又从那儿回来

黎明、夜色都是我的魂灵

如果清点我的遗物

请别忘记这棵老树

那是我常去的地方

我的家园

我的呼喊、我的沉默

我的森林从那儿轰然扩展

我的扩展从那儿通向空冥

我的希望

在那儿生长又在那儿凋零

萌芽、落叶都是我的痴情

如果清点我的遗物

请别忘记这片天空

那是我恒久的眺望

我的祈祷

我的痴迷、我的忧伤

我的精神在那儿羽翼丰满

我的鸽子在那儿折断翅膀

我的生命

从那儿来又回那儿去

天上、地下都是我的飞翔

如果清点我的遗物

请别忘记你的心情

那是我牵挂的事呵

我的留恋

我的灵感、我的语言

我的河流从你的影子里奔涌

我的波涛在你的目光中平静

我的爱人

没有离别却总是重逢

我是你的你也是我的——路程

希米，希米

希米，希米

我怕我是走错了地方

谁想却碰上了你！

你看那村庄凋敝

旷野无人、河流污浊

城里天天在上演喜剧。

希米，希米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谁跟你说我在这里？

你听那脚步零乱

呼吸急促、歌喉沙哑

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

希米，希米

见你就像见到家乡

所有神情我都熟悉。

看你笑容灿烂

高山平原、风里雨里

还是咱家乡的容仪。

希米，希米

你这顺水漂来的孩子

你这随风传来的欣喜。

听那天地之极

大水浑然、灵行其上

你我就曾在那儿分离。

希米，希米

那回我启程太过匆忙

独自走进这陌生之乡。

看这山惊水险

心也空荒，梦也恓惶

夜之望眼直到白昼茫茫。

希米，希米

你来了黑夜才听懂期待

你来了白昼才看破樊篱。

听那光阴恒久

在也无终，行也无极

陌路之魂皆可以爱相期？

永在

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

坦然赴死，你能够

坦然送我离开，此前

死与你我毫不相干。

此前，死不过是一个谣言

北风呼号，老树被

拦腰折断，是童话中的

情节，或永生的一个瞬间。

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

入死而观，你能够

听我在死之言，此后

死与你我毫不相干。

此后，死不过是一次迁徙

永恒复返，现在被

未来替换，是度过中的

音符，或永在的一个回旋。

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

历数前生，你能够

与我一同笑看，所以

死与你我从不相干。

预言者

迷迷荡荡的时间呵

已布设好多少境遇！

偷看了上帝剧本的

预言者，心中有数。

因之一切皆有可能

而我只能在此，像

一名年轻的号手，或

一位垂暮的琴师。

应和那时间借以铺陈的

音乐，剧中情节，或

舞中之姿，以及预言者

未及偷看的，无限神思。

生辰

这世界最初的声音被谁听去了？

水在沙中嘶喊，风

自魂中吹拂

无以计数的虚无

如同咒语，惊醒了

一个以“我”为据的角度。

天使的吟唱，抑或

诸神的管弦，那声音

铺开欲海情天

浪涌云飞，也许是

思之所极的寂寞

梦之所断的空荒

未来与过去，模铸进

一个名为“尘世”的玩具。

一阵不可企及的钟声里

一方透明的隔离后面——

玻璃的沁凉与沉实，被

感觉到的时刻

天使和魔鬼相约而至，跳入

一个孩子的眼睛

他的皮肤

他的身体

他的限定，和他

不可限定的痴迷……

一条小街，无来由地

作为开端，就像

老祖母膝下的线团

滚开去，滚开去……

数不清的惊奇牵连成四季

冬去春来

花落花开

编织出一个球体的表面

河汉迢迢

关山漫漫

或缠绕成——比如说

潘多拉的应许

斯芬克斯的诘问。

但那最初的声音里，你可听见

早已写下了最终的消息？

不过要等到秋天，等到

金风如舞

细雨如歌

方可悉闻她的旋律。是呀

老祖母早已心知肚明，而你

要记住她的表情

要跟随她的姿态

当一切都皈依了永恒复返

你或许才能听清，老祖母

默然而知或怡然哼唱的

那个曲调。

秋天的船

我躺倒在甲板

枕断桅残樯，听浪

依旧传达水的消息——

连绵不断

连绵不断……

浸入我的行船。秋天

多么安静、畅朗、舒然

让人潜心体会，沉没的

每一个深度

每一次瞬间

像浪一样，回归

水的心田……

淹没即是皈依

我久已的盼望——

在忘川之滨

看水色天魂……

秋风不止于收获，而在它

镇定的节奏

沉缓的歌吟

内容并不要紧，虽说

在所难免，就像我已漂泊了

上万个暑夜寒晨。

多少次欲沉又浮，都只为

那节奏尚未降临；心绪

慌张，不能听清那

深处的思问。

而如今，在这张苍老的琴上

随处一敲，便都是

美妙的弦音……

在遥远的春天

第一次传闻死的消息

我曾注目一个老人——

混浊的眸光

伛偻的脊背，以及

背后深阔的天际……

你惊诧于他的坦然，直到

四季更迭，死神的嗤笑

响进我的每一个骨节

方才幡然醒悟，他

并不在看，而只是听

听那无死无碍的风呵

吹响落叶

吹散浮云

吹动浪的玄想，吹醒

无处不在的——歌神

和弦，适合这个季节

疏缓，深稳，回荡

似天地应合……

顾自弹拨，顾自

前行，每一步都是

宿命的歌唱

怒放的春花和夏天的苦雨

一切歧途，都因之

得以匡正。

但是仔细听吧——就像

那位老人，你是否听出

死即迁徙

在却无穷

始终就是一件事呀：你

和我，死也不能逃离。

鸽子

所有窗外都是它们的影子

所有梦里都是它们的吟哦

像撕碎的纸屑，飞散的

那些格子，和那些

词不达意的文字……

被囚禁的欲望羽化成仙

触目惊心，一片雪白

划过阴沉的天际

在楼峰厦谷人声鼎沸的地方

彻日徘徊。

峭立千仞的楼崖上

孤独的心在咕咕哼唱

眺望方舟。

那洪水已平息了数千年

但在它们眼里

却从未结束

汪洋，浩瀚，苍茫……

最是善辨方向的这些鸟儿呵

在拥挤不堪的欢庆声中

四处流浪……

一遍遍起飞又一遍遍降落

中了魔法似的，一圈又一圈

徒劳而返。

风中伫立，雨中谛听

风雨中是否残留着

祖先的消息？风雨中

你是否想起了，数千年

淡忘的归途？

说一件最简单的事吧

你我之间，到底隔着什么？

每一双望眼都是一只孤单的

鸽子，每一行文字都是一群

眺望的精灵。

期期艾艾，吟吟咏咏

漫天飘洒的可是天堂中

祭祀的飞花？抑或菩提树

已枝叶飘零？

那绵长的哨音响自童年

历长风沛雨

过大漠群山

而如今，已思绪疏缓

响在我暮年的每一个

宁静瞬间。

于是我看见——

窗外是它们牵连的身影

梦里是它们浩渺的吟哦

于是我听到——

所有的吟哦都在呼唤

所有的呼唤全是情缘

情缘入梦，化作白色鸟群

在苍茫的水面上，汇合成

古老的哀歌。

这哀歌，唤醒童年的信仰

白色的鸟群，一代代

承载着转世的鸽魂。

归途如梦，还是

梦即归途？不过

这流浪的心呵，真有必要

询问终点吗？梦却忘记了

梦的缘由。

幸而鸽魂不散，哀歌不停

要我听从那由来已久的

投奔，抑或永恒的轮回

心欲靠拢

梦即交融

生命之花在黑夜里开放

在星光的隙间，千遍万遍

讲述爱的寓言。

白色的鸟群便从黑暗中聚拢

于曦光微明的水面——

无边无际地飞开

无边无际地漫展

无边无际于

在之无穷……

不实之真

我们是相互独立的

一个个宇宙

我们出自被分裂的

同一个神

西绪福斯猜中了

斯芬克斯的谜语

救世之神来传布

创世之神的旨意

因而，我是永行之魂

你，是我向往的我们

他，是我们轮回的路

这游戏是，创世发明

玩偶，是玩偶的游戏

路途，是路途的标记

无限，是有限的眺望

有限与无限互为证据

可能性，使戏剧归于想

不现实，使音乐可以观

画中遍布着远方的声音

梦的自由，在不实之真

从而我们走进这

相互交叠的宇宙

继而仰望那

万法归一的神

天父令开始再到开始

神子说徒劳未必徒劳

众生的脚步轮回不止

圣灵的降临可在随时

冬妮娅和尼采

寒冷的火焰和炽热的冰霜

我都受够了。如今只盼

在那条细雨迷蒙的小街上

小酒店滴水的屋檐下

相遇我久别的一位小学同学

他众所周知的名字是：尼采。

小街中央的那座老房子

曾住着我童年的冬妮娅。

也是这样的雨中，我躲在

小酒店的橱窗后，等她出来

看她那双红色的小雨靴

优雅地走过，路上的泥泞。

但我害怕我的幼儿园，害怕

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一个

骨瘦如柴的孩子给所有的孩子

排座次；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

让所有的孩子卑躬屈膝。唯有

冬妮娅和尼采，能对他嗤之以鼻。

寒冷的火焰和炽热的冰霜

让那可怕的孩子长大到

比比皆是；而我步履蹒跚

也已是老态龙钟。这一条

细雨迷蒙的回家的路呵

让我魂牵梦绕，走尽终生。

美丽的冬妮娅，她还在吗？

还有我那位智慧的尼采同学……

葛里戈拉

葛里戈拉　快救救我吧

请在来的路上　染红晚霞

将星光布满天穹

让晚风吹过面颊

葛里戈拉　快救救我吧

请在来的路上　放出花香

将故事洒进树影

让月光遍地如霜

葛里戈拉　快救救我吧

请在来的路上　唤醒流萤

将童谣教给蟋蟀

让田间处处蛙鸣

葛里戈拉　快救救我吧

请在来的路上　疏浚银河

将云彩铺进梦里

让夜神唱响天国

葛里戈拉　快救救我吧

请在来的路上　想想办法

将天真留给孩子

让英雄都能回家

葛里戈拉　葛里戈拉

请你即刻上路　人都病了

我　在

我在我里面想：我是什么？

我是我里面的想。我便

飞出我，一次次飞出在

别人的外面想：他是什么？

这一切正在发生

想它时，已成为过去。

这一切还将发生

想它时，便构成现在。

仰望一团死去的星云

亿万年前的葬礼，便在

当下举行。于是我听见

未来的，一次次创生。

一次次创生我里面的想

飞出我，创生他外面的问。

一九五一年便下起一九五七年的

雪

往日和未来，都刮着今天的风。

【诗后语】本人于诗，实属“票友”。以上姑且称为诗的文字，修修改改历时总也在十年以上，故每一首都不能确定其完成日期。仰慕诗歌已久，偶尔自娱自乐而已；终不怕献丑的原因，全在林莽老兄与蓝野老弟的鼓励。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日

版权信息

夏天的玫瑰：插图版

作　　者：史铁生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于向勇　马占国

策划编辑：楚　静

特约编辑：王槐鑫

营销编辑：刘晓晨　罗　昕　刘文昕

内文插图：吴冠中

版式设计：潘雪琴

封面设计：仙　境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目录

版权信息

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午餐半小时

没有太阳的角落

“傻人”的希望

黑黑

小小说四篇

巷口老树下

夏天的玫瑰

老人

奶奶的星星

来到人间

命若琴弦

我之舞

小说三篇

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

钟声

别人

老屋小记

死国幻记

两个故事

小小说七篇

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之死”在这里是一个专用词，那是法律系解教授和他夫人陈谜的外号，前者为“之死先生”，后者是“之死夫人”。就连他们的独生子也这样叫。两位老人也不免为之尴尬，但所幸的是只有熟人才这样叫，而且叫起来也并无恶意。

解教授身材高而且不瘦，脸上的表情总是很认真。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不曾欺骗过任何人。他常说，他是研究“法”的，“法”就其维护真理、伸张正义的本质来讲，是最光明正大的事业，从事这一事业的人，本身就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欺骗行为。

陈谜个子小而且不胖，一张孩子般小而圆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看上去很善良。她认为自己一辈子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她常想，不欺骗人固然很好，但如果总觉着自己被人欺骗了，岂不把别人想得太坏？岂不也等于欺骗人？

曾有过一位朋友，向这两位老人借了三十元钱，不知是因为遗忘还是有意，竟一直没还。解教授皱皱眉毛，说：“这不好，三十元钱我们可以白送，如果他需要。但欺骗……不好。”陈谜立刻像受了什么冤屈似的反驳：“倘若人家有钱，人家就会还；人家不来还，就说明人家实在是有困难。你怎么能这样想？”解教授欣然同意了妻子的正直，并且由衷地感到惭愧。这以后，两位老人甚至不敢登那位朋友的家门了，因为怕人家以为是来讨账，那样岂不既有被骗之嫌，又有骗人之嫌么——这是他们的独生子当笑话向别人讲的。

这样两位老人，何以竟有“之死”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外号呢？据说那是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得来的。

在一个有风的下午，两位老人去参加一个斗争“走资派”的大会。原来的学校党委书记弯着腰在台上站了六个多小时，头上还流着血，血还把白头发染红了。陈谜看着看着，忍不住哭出了眼泪。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好心的同志对她说：“要是心里难受，就回家哭，在会场上哭，你真是老糊涂了。”陈谜顿时惊得站住，眼睛愣愣地瞪着，嘴里说道：“哎呀哎呀，啧啧啧……”仿佛彻悟了世间的一切。

待她总算走回家，把这事告诉了解教授。解教授平生第一次像做了贼似的看着妻子，半晌才说：“这，这可是明目张胆的同情……”两位老人晚饭没吃，觉也不睡，背着独生子，商量该如何澄清一下“事实”。

“你不能说你是想起了别的什么辛酸事么？”

“那不是欺骗吗？再说，那样人家会说你是不认真参加政治活动……你看我是不是说沙子迷了眼？”

“那也没人信，沙子怎么会一下子迷了两只眼，你不是两只眼睛都流了泪吗？……我看你可以说你有‘见风流泪’的毛病。”

“对对对！我年轻时还真有过‘见风流泪’的毛病，不过现在好了，不过这也就不算欺骗了。”

“你还得强调一下，你根本不是哭，确实是……”

“对对对……”

半夜，陈谜去敲了临时革委会主任的家门，对主任说，她年轻时就留下了“见风流泪”的毛病。本来她还想说，在斗争会上她根本不是哭，但灵机一动想到，那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没说。主任莫名其妙了，以为陈谜年轻时留下的大约是“梦游”的毛病，便一直把她送回了家。

“她为什么一直送我回家？还总是这么紧拉着我？”陈谜对尚未睡下的解教授说。两位老人都心惊肉跳了。

天还没亮，陈谜又到了“造反司令部”门前。一个多小时以后，她对第一个来开门的造反派说，她年轻时留下的“见风流泪”病到今天确实还不见轻。那个造反派戴个黑边眼镜，仔细看了看陈谜因彻夜未眠而发红的眼，认为她定是走错了地方。因为校医院是在“造反司令部”的旁边，他把她指引到校医院的眼科门诊室去了。

“莫非真要让我检查眼睛？”她想着，在眼科门诊室前战战兢兢地徘徊，渐渐她感到半身麻木，头晕目眩，直到摔倒在地为止。

就这样，陈谜得了脑血栓，偏瘫了。看过契诃夫的小说《一个官员之死》的好心人，便给解教授夫妇取下了“之死”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外号，并且不怀恶意地叫他们。陈谜听了感到尴尬，但却也感到幸运：没有追究她眼科检查的结果。从此以后，她处处谨慎小心，强令自己的感情紧跟形势，再没犯错误。解教授也为此事感到难堪。从那时起，他觉得在他与别人之间，别人与别人之间，甚至自己与自己之间，欺骗出现了。

一个不曾欺骗过任何人，一个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两位老人和谐地度过了几十年，活到了六十岁，活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真正是个风雷激、云水怒的时代，一切都要变。

解教授在家里常常看着看着报纸便骂出声来：“狗屁不通！”可到了教研组的读报会上，却一言不发。他岂不是变了？变得欺骗了？有时，解教授的老朋友来家聊天，或是独生子的同学来家谈事，陈谜——她的半身不遂大有好转了——总是不厌其烦地说：“小点儿声，小点儿声，无论说什么都要小点儿声。”然后，她就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虽然四周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她战战兢兢的毛病算是留下了，那或许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陈谜岂不是变了？变得多心了？独生子也变了，他有什么事都瞒着二老，他害怕二老的诚实。就是两位老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也变了，变得常拌嘴了。解教授说：“民族将亡，我还有什么可活！”陈谜央告：“你就小点儿声吧，老糊涂了？”解教授生气地拍桌子：“你才老糊涂呢！”陈谜便在床边愣愣地坐下，叹一口气，觉得世间的一切总不能彻悟。

一切都要变。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春，一个巨变降临在解教授家：独生子——他们一向认为还是个孩子的独生子，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抓进了监狱。解教授捶胸顿足地发怒，陈谜抽抽搭搭地啼哭。

解教授拍着桌子喊：“悼念周总理何罪之有？”

陈谜哆哆嗦嗦地关上窗户说：“哎呀哎呀，啧啧啧……你就小点儿声吧！”

解教授气愤地来回踱步：“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有集会、游行的自由！这样抓人是违法的！”

陈谜坐在角落里：“哎呀哎呀，啧啧啧……可言论自由、集会和游行的自由只给人民，不给敌人呀，你不是也这么说嘛。”

解教授一愣，马上说：“我们的儿子不是人民吗？”

“可自从他在天安门自由言论了之后、自由集会了之后，人家就不承认他是人民了，还给不给他言论的自由、集会和游行的……也就难说了。”

“什么？”解教授完全愣住了。

“唉，这孩子真不听话！用自由的言论把言论的自由给弄丢了，要不自由言论，本来他可以永远言论自由，也就还是人民。可这自由言论了之后，之后，之后人家就有理了，你说人家这还违法吗？”陈谜巴望丈夫给她一个满意的回答。

但解教授一下子跌倒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妻子，默默地听着角落里的啜泣声。许久，许久，他一动不动。

陈谜害怕了，叫一声：“解……”

“谜，”解教授慢慢地说，“我教了一辈子法律，却一直没发现这个毛病。这毛病，就出在——什么样的人是人民，什么样的人是敌人，没有一个严谨的法律标准，而是由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说了算，法律在这儿成了装饰……给瞎子戴一副眼镜，给哑巴的嘴上吊一个扩音器，却要把能看的眼睛挖掉，把能说的嘴巴缝上……”

“你，住口！”陈谜腾地站起来，惊叫道，“你疯啦？儿子还没出来，你也想进去吗？你老糊涂了！”

解教授严肃地说：“不，我老明白了。你也并不糊涂，你是被法西斯式的镇压吓出毛病来了。”解教授平生第一次用负疚的目光看着妻子，“你被欺骗了，真的，欺骗你的，也有我。”

陈谜不说话了，她想：“再说下去，不知老头子会说出什么来，反正说什么也没用了，儿子毕竟是坐了牢，老头子要是再……”她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她那小而圆的脸上布满了恐惧的皱纹，因为她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那人要是听见老头子刚才说的话可怎么办？……

这之后，解教授整天埋头于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以及其他参考书之中了，他开始重新研究他的“法”。陈谜埋怨他不关心儿子，他说：“这不是儿子一个人的事。”

这之后的若干天内，陈谜都是在战战兢兢和抽抽搭搭中度过的。她白天想儿子，夜里就梦见儿子，眼边的皱纹没有了，代之以一片发亮的红色。

有一天她梦见儿子被打断了腿，哭着喊妈妈。第二天，她决心写一封信说明儿子的情况。写什么呢？写儿子只是悼念周总理，并没干别的？不行，这岂不又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写儿子并没烧汽车，只是在一边看着？也不行，看着为什么不制止？要不，光写儿子不懂事？还是不行，不懂事怎么懂得反王张江姚？……再不，只写儿子身体不好，请别打得那么厉害？更不行，这岂不又成了明目张胆的同情？唉，可怎么写呢？再说，写给谁呢？写给毛主席？不行，怕落在江青手里。写给党中央？也不行，王张江姚正得势哪。写给市委？唉，天安门抓人打人，市委又不是不知道……她忽然眼睛一亮，写给法院！告那群坏蛋！但她的目光马上又黯淡了，目前的法院似乎只管离婚，政治案件只有刚才想过的那几个地方能管，可那又都不行。唉，怎么办呢？陈谜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望着蓝色的天空，她仿佛听见棍棒打在骨头上的声音，不由说道：“老天爷保佑吧！”待她说出这句话时，不由浑身一抖，心想：“这样的话我怎么竟在屋子外面说出了口？要是让别人听了去，会说我是宣传迷信的，会说我是妄图复辟封建……”她急忙翘首四望，不远处又是那个穿红衣服的人。陈谜小而圆的脸上出现了死人般的皱纹。她急忙跑回屋里，跑到解教授跟前，说：“哎呀哎呀，我刚才又说了一句错话，办了一件错事，而且，而且肯定被人听去，报，报告了。”一阵半身麻木头晕目眩，她的脑血管里又有了栓塞。

陈谜病倒了，住在医院里，在她神志最不清醒的时候，她也没呼唤过儿子，因为在她的大脑里铭刻着一个逻辑：真心话绝不可在家门以外的地方说。在她心里最明白的时候，她也总觉得自己是住在眼科病房里，人家要来检查她的“见风流泪”，新账老账要一起算了。无论解教授怎样安慰她，怎样向她解释，她都是将信将疑。

一切都在变，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秋，似乎一切都已经变了。十月九日晚上，当解教授激动、兴奋地来到医院里，把那个好消息——“四人帮”被逮捕了——小声告诉陈谜的时候，她惊吓得赶紧捂住了丈夫的嘴。只是在值班护士向她证实了这一消息的时候，她才把手从解教授的嘴上拿开，急切地要听下文。

陈谜已经有十几年没扑在丈夫怀里哭了，如今这老夫妻又重温了一次年轻的梦。她尽情地哭着，时而又像孩子那样擦着眼泪微笑。

陈谜抽抽搭搭地说：“哎呀，这回可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儿子出来时我也出院。穿红衣服的……也不怕了。”

解教授紧捏着妻子的手，说：“这些日子我在偷偷地写一篇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陈谜又有些惊慌：“你可先别，先别瞎写什么哪，再看看……等儿子出来，就挺好的了，可别再……”

解教授听了，沉吟了许久，之后，不明不白地说了一句：“谜，我这辈子对不起你，不过我也是刚刚……我们有个好儿子。”

过了几天，陈谜的身体好多了。在一个有风的下午，她出来走走。风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句话，吹进了她的耳朵。她顿时惊得站住，眼睛愣愣地瞪着，嘴里说着：“哎呀哎呀，啧啧啧……”仿佛又一次彻悟了世间的一切。

陈谜战战兢兢地溜出医院，战战兢兢地溜回家来。

“你怎么啦？”解教授赶紧扶住歪歪斜斜扑进家门的陈谜。

她哆哆嗦嗦地关上窗户，抽抽搭搭地说：“儿子恐怕还不是人民，我听人说了，在‘四人帮’打倒之前，儿子就自由言论……唉！‘四人帮’打倒之前，自由言论之后……恐怕儿子还是‘反革命’。这之前……那之后……之前……之后……”

“之死！”解教授第一次说出了这两个字，而且是异常气愤地，而且是对着他的“之死夫人”。

陈谜却充耳不闻，急着说她的：“你可别写什么了，把写的烧了吧……”她冲到桌前，抓起写满字迹的稿纸，一看，上面竟也有“老天爷”三个字。

解教授让她回忆一下《国际歌》，于是轻轻地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然后又说：“也不靠老天爷。”

陈谜“啊！”地惊叫一声，向后倒去。

解教授抱住她的时候，她的目光正在黯淡下去，黯淡下去……“老天爷！”她喃喃地说，目光最后一闪，又像是希望着什么。

“之死夫人”带着她那胆小而混沌的灵魂死去了。“之死先生”再生了。解教授要用勇敢去捍卫诚实，要用民主和法制去捍卫真理。

死去的妻和狱中的儿，消灭的妖和还魂的鬼……怎样才能保证这一切不重演呢？——诸位看官，解教授为陈谜送葬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些。

一九七八年十月

午餐半小时

“轧轧轧”的缝纫机声骤然全停，世界轻松了下来。暖洋洋的太阳从倚里歪斜的小窗户里照进来，光柱中飘着无数飞尘。人们纷纷伸懒腰、打哈欠，互相瞧瞧，张张苍老而呆板的面孔都像是融化了，从眼窝和嘴角现出淡淡的笑来。半小时午餐时间到了，喘口气的时间到了，尽情笑骂一阵子的时间也就到了——这是照例的规矩，就像是西方的愚人节。

最幸福的人就在于他们有一种天赋——自行其乐。“什么叫福分？你他妈觉着是福分，那就是福分，嘁！”这理论是熨活儿的白老头嚼着馒头夹臭豆腐时发明的。至于是谁热情传播的却搞不清，反正所有的人都信服。也许这理论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相近，可总共这八个半人（有一个双腿瘫痪的小伙子只能算半个人）谁也不知道阿Q是什么，倒是有人知道鲁迅。为了他是否也住在中南海，大伙儿昨天刚刚探讨过，尽管那个瘫痪小伙子表示了不同意见，但最后大伙儿还是同意了白老头的见解：那么有名的人，还用说？嘁！

搪瓷缸子响了一两阵，这间低矮的老屋里弥漫着浓厚的韭菜馅味儿。“搁了几毛钱肉？”“肉？哼，舌头肉！”于是世界又是那么安静了。别忙，逗闷子的合适话题眼下还没找到。

后窗户外传来汽车急刹车的声音，人们一齐停止了咀嚼，支棱起耳朵。“活腻啦！”——准是什么也没轧着；又一阵发动机的隆隆声，汽车开远了。序幕也就拉开了。

“昨天下班，”眯缝着两只小圆眼睛的夏大妈向前探了一下脖子，急忙把嘴里的一块烙饼咽下去，“昨天下班，”她又赶紧喝了口水，做了一次深呼吸，“昨天下班，差点儿没把我吓死，走着走着，脊梁后头就是这么一响。”

“妈呀！怎没把你噎死呢！”坐在对面的“小脚儿”掰了一块菜包子扔进嘴里，“就这点儿屁事，我还当你捡了个金刚钻呢。”她撇一下嘴，转过脸去，右腿搭在左腿上，四五寸长的缠足得意地摆动几下。

瘫痪的小伙子边吃边扒拉着算盘：“夏大妈，您这月半天事假，半天病假，扣您九毛二。”

“我回头一看，”夏大妈接茬说，“胡同这么窄，汽车这么宽，我可往哪儿躲？我这个跑呀……要是你那两只宝贝脚，非给汽车打眼儿，没治儿。”她瞅空报复了“小脚儿”一句。“赶我跑到胡同口，汽车才开过去。几个小学生说是‘红旗’；光听人说红旗车，可咱压根儿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算红旗车，你说……”她在腿上拍了一巴掌，似乎颇为没能把红旗车看个仔细而遗憾。

众人听到“红旗”都肃然得没有了笑声，只有白老头不以为然地“嘁！”了一声说道：“你可真算白活。红旗车？个儿大！漂亮！窗户上的玻璃枪子儿打不透，德国造儿，全那样！”他的目光和瘫小伙子的目光相遇了，于是又补充道：“眼下中国也试验成功了，坐那车的全是中央的名人，早年马连良……”听见瘫小伙偷偷地笑，白老头含糊了。

然而“小脚儿”却独自哧哧地笑了起来，众人越是骂她“疯老婆子”，她越是笑得前仰后合了。

“叫车，叫车！这儿疯了一个！”白老头一本正经地朝门口跑去，“今儿早晨一来，我就看她屁股不像屁股，脸不像脸的了……”

“白大爷，一天事假，俩半天儿病假，扣您一块八毛五。”瘫小伙儿又算清了一笔账。

“扣吧扣吧，省得钱多贼惦记。”白老头在门旮旯蹲下来，慷慨地说，眼睛却仍旧看着“小脚儿”，一脸得意而狡猾的笑。

“小脚儿”终于止住了笑，却打起嗝逆来：“呃！刚才这老东西说我，”她戳了夏大妈一指头，“呃！我非给汽车打眼儿不可，呃！我要是给红旗车打了眼儿，可他妈算我造化了，呃！消消停停一躺，来俩勤务兵伺候我，吃香的喝辣的，呃！”

“您还抽点儿什么不？”白老头眯缝起眼睛凑过来，脸上又换了一副恭维的神情。

“呃！那是！”“小脚儿”斜扫了白老头一眼，板起面孔。“白老头子——哼！到那咱我还未准用你呢；白老头子！买两条中华过滤嘴儿去。”

“喳！”白老头应道，随即抓起“小脚儿”的手，认真地号起脉来。“您是醒着呢吗？”他又说。

“小脚儿”搡了他一把：“怎么着？他撞了我！”瞧她的意思，仿佛“造化”绝不是什么难事。

“就冲您这把糟骨头？还消消停停一躺呢？是消消停停一躺——在太平间，要不火葬场。”白老头撅断一根火柴，不紧不慢地剔着一嘴黄牙。

“小脚儿”圆睁着眼睛没了词儿，事情真有点儿窝囊了。“我死了有我儿子呢！”她忽又来了精神。

“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山挖一点儿就会少一点儿，有什么挖不完呢？三七二十一，三下五除二……”瘫小伙子念经一样地自言自语，头不抬，眼不斜，清理着账目，咬着半拉火烧。

“你儿子怎么着？”有人感兴趣地问。

“他得给我儿子找房结婚！我儿子三十二了，对象二十九了，着哇！”“小脚儿”眼睛都亮多了，虽说菜包子滚到了地上，“这回算抄上了！房管所那破房咱还是看不上了，得他妈给我一个单元，有厨房有厕所的。我儿子儿媳妇住一间，我自个儿住一间……”

白老头捅捅她：“我提个醒儿——你可早让车撞死了。不要紧！那间房我替你住着，将来还能给你看看孙子什么的。”他又耸耸鼻子，大约流些眼泪也容易：“你就算积了阴德，下辈子准托生只好东西。”

有人刚要笑，可是话又被另一个老太太接了过去。说是老太太，其实也并不怎么老，不过是拔了满口的牙一直没镶上，外加有点儿哮喘。嗓子里的“小哨儿”一响，她说道：“不知怎的！让汽车撞着也分个命好命歹。我们老头子地震那年让车撞折了腿，是农村的手扶拖拉机撞的，你讹谁去？开车的穷得叮当响，怪可怜的……可我们老家有个傻丫头去年让一辆‘上海’撞死了，怎么着？一千块钱！一千哪！才是辆‘上海’……”

众人的眉毛都皱成八字，嘴张得唯恐不圆。这儿再没什么开玩笑的意思了，每个人都放慢了咀嚼的频率，似乎盘算着什么。一时老屋里颇有些寂寞，就连白老头脸上也没有了狡猾的笑纹。

“罗婶儿病假三天，扣您两块七毛七。”唯瘫小伙子例外。

“要是我，”被称作罗婶儿的说，“我就不要那一千块钱，多少钱也有花完的时候，我让他们给我找个正式工作，或者给坐‘红旗’的他们家当保姆就行。我们有个老街坊，不知哪辈子积了德，在一个大干部家当保姆，人家顺手给你点儿什么破的旧的，用不着的，吃不了的，就他妈够你一发。当然，给我分个正式工作也行……”

众人眉间的竖纹一齐消失，可以算茅塞顿开。

“要不还得说是现在好？”专管钉扣子的卢奶奶从老花镜上头挑着一只眼（对了，她只有一只眼）看着大伙儿，也有了感触，“早年我们老头子给个开药铺的掌柜的拉包月车，十冬腊月我抱着我们大闺女去找他，他从厨子那儿给大闺女拿了块年糕，还不挨了顿骂？有钱的吃什么？吃……”她伸开两手的拇指和食指，似乎中间是偌大的一个碗或者盘，“吃、吃”了半天，终于也没“吃”出什么来。花镜后面的一只眼眨了又眨：“你瞧，头两天我们老头子还念叨着……噢，吃绿毛乌龟，还让海军捞了活对虾，空军给运……”

“那是林彪！您弄混了。”瘫小伙子双手捧腮，似笑非笑地说。

“嘁！”白老头咧着嘴站起来，就地转了个圈又在凳子上坐下，“你可跟着瞎掺和呀？林彪又成药铺掌柜的了吧，你又吃了林彪的年糕了吧，老了老了弄个历史问题你可怎么跟儿女交代！”

哄笑声中，卢奶奶慢慢合拢伸开的手指，满脸羞愧地笑了一会儿，不言语了。

人们重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要是我，说什么也得让他们把我们孩子他爸调回北京来，支援三线时说是三年就回来，这可倒好，我们小援子今年都十三了。”墙角处有人叹了口气。

火炉前有人点了支烟：“甭提了，要是我，能求他们帮着把我儿子从云南转回来就行了。”

“还得给分个正式工作！”柱子后头吐出了一口痰，“我们二小子从内蒙古回来两年多了，一直分配不出去。要是红旗车开到厂门口，下道命令？厂长也得屁颠屁颠的！可惜……”

“唉！也甭贪心不足，能给咱们老姐们儿涨几块钱工资就行啊……”

低矮的老屋里又一次沉默了，说是水足饭饱后的发呆，显然不准确，因为一双双眼睛都闪着一种奇异的光——向往的光？欣喜的光？还是如愿以偿的光？说不好。总之，是这间东倒西歪的小车间里罕见的光，是这些年过半百的眼睛里少有的光。人们像一尊尊石像，直勾勾地望着一个固定的地方；有的在抠腮边的痣，有的在揪鼻孔里的毛，有的从鼻孔里抠出些东西来在手指间揉着……好像都在谛听着什么福音。

“冰——棍儿！”深秋的风送进来一声悠长的呼唤，竟把人们从那忘我的境界中唤醒过来。

“唉，我可不想让汽车撞死。”不知是谁最先恍然大悟了。小巷深处响起一阵开心的笑，夹杂着庸俗的污言秽语。

“轧轧轧”的缝纫机声响了，世界又紧张起来。

一九七九年

没有太阳的角落

她像一道电光，曾经照亮过这个角落，又倏地消逝了。

这是我们的角落，斑驳的墙上没有窗户，低矮的屋顶上尽是灰尘结成的网。我们喜欢这个角落。铁子说这儿避风，克俭说这儿暖和，我呢？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想离窗户远一点儿，眼不见心不烦——从那儿可以看见一所大学的楼房，一个歌舞团的大门和好几家正式工厂的烟囱。我们喜欢这个角落，在这儿才可以感到一点儿做人的乐趣；这儿是整个“五七”生产组最受人重视的“技术角”。铁子把仕女的图样设计得婀娜窈窕，大妈大婶们才能整天在那些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然后只有我和克俭能为仕女们长上脉脉含情的五官。大妈大婶们都很看得起我们，“啧啧”地赞不绝口。

“到底是年轻人哪！”

克俭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咱们生产组可离不了你们。”

铁子舒心地点上一支烟。

“就是正式工厂真的要你们，咱也不能给！”

我说：“那公费医疗呢？工资还是一天八毛？”

“就你矫情。依着我们还不好办？我们都是有儿女的人……”一个大妈竟擦起眼泪来。

我们哼起了《菩提树》，互相谁也不看谁。

门前有棵菩提树，

站在古井边，

我做过无数美梦，

在它的绿荫间。

……

这深沉的旋律能够安慰心灵。我想，铁子和克俭一定也和我一样，想起了那梦一般的童年和那梦一般的插队生活，在陕西，在东北和内蒙古……

我们？我们是怎么回事？唔……

清晨、晌午或者傍晚，你会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看见我们。我们三个结队而行，最怕碰见天真稚气的孩子。

“妈妈你看哟！”

我们都低下头。

“叔叔们受了伤，腿坏了，所以……”

铁子把手摇车摇得飞快，我和克俭也想走快些，但是不行。

“瘸子吗？”

母亲的巴掌像是打在我们心上。

这最难办，孩子无知，母亲好心。如果换了相反的情况，我们三个会立刻停了下来，摆开决死的架势……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么？那些像为死人做祈祷一样地安慰我们的知青办干部，那些像挑选良种猪狗一样冲我们翻白眼的招工干部，那些在背后窃笑我们的女的，那些用双关语讥嘲我们的男的，还有父母脸上的忧愁，兄弟姐妹心上的负担……够了！既然灵魂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何必还在人的躯壳里滞留？！我不想否认这世间存在着可贵的同情。有一回，一个大妈擦着眼泪劝我说：“别胡想，别想那么多，将来小妹会照顾你的，她不会把哥哥丢了……”我不知当时我的脸色是什么样子，那个大妈哆哆嗦嗦搂住我，一个劲儿叫我的名字。天哪，原来这就是我活在世上的价值！废物、累赘、负担……没有人相信我们可以独立，可以享受平等，就像没有人相信我们可以得到正式工作一样。可我们的仕女图画得并不比那些正式工人画得差，画得少。我们忍着伤痛，付出比常人更大的气力，为的是独立，为的是回到正常人的行列里来，为的是用双手改变我们的形象——残废。

“算了吧，”铁子对我说，“等到二老归西，难道咱们还那么不知趣地活着？”

“弄个炸药包，和他们同归于尽！”克俭说。

“和谁？”

“谁冲咱们翻白眼就和谁！”克俭把拐杖使劲往地上一杵，险些摔倒了。

幸亏人可以死。我们好像什么都不怕了，哼着歌走在小巷深处。

今天像往日一样，

我流浪到深夜，

我在黑暗中行走，

闭上了我的两眼；

……

春风乍起，吹绿了柳条的时节，她来的。

“我叫王雪，我坐在这儿行吗？”她走进了我们的角落。

“当然。”

“只要你乐意。”

“有什么行不行的？”

我们每人一句，都是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腔调。克俭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句什么，不外乎“德性”“臭酸相儿”一类的评语。铁子冷酷的目光在眼镜后面闪了几下，“哼”了一声，低下头去。这是一种防御，一种以攻为守式的防御，防御什么呢？

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

“你也是病退回来的？”我问。

她摇摇头：“我是困退回来的。”

“你干吗不去正式工厂？”我的语气就像是在说：“您何必屈尊到这个角落里来呢？”

“待分配，和你们一样呀！”她总想朝我们笑一笑，但都被我们依次“抵抗”了回去。

“和我们一样？”铁子冷笑了一声，没抬头。

她朝大妈大婶群里望了一眼，说：“你们不也是待分配的知识青年吗？”

我们谁也没吭声。待分配？天知道我们待了几年了。像处理西瓜似的被人扒拉过来扒拉过去，拍拍听听，又放在了一边。最后我们就“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有了我们的角落。

“我先坐在这儿看看你们是怎么画的。”她终于有机会朝我笑了一下，大概是因为我在我们之中还算好惹一点儿的。

角落里静悄悄的。那所大学里在做广播体操。

她把头和铁子挨得那么近；她的肩和克俭的肩碰在一起了。这两个蠢家伙，竟像是两个大气不敢出的小学生！刚才的威风哪儿去了？我想笑。他俩都没闯进过姑娘的心，都还没来得及和姑娘挨得那么近就……只有我，但那也都是往事了。

克俭一连画坏了好几笔；铁子把仕女的头发画得像拆下来的旧毛线。我脑子里一下子闪过好多往事，都是什么呢？好像又是那封信……

但她突然“咯咯咯”地笑起来了。

我们尴尬地抬起头。

她还在“咯咯咯”地笑。

铁子脸上最先出现了恼怒。

“我能看见我的鼻子！”她说，“我正看你们画画，就看见了我的鼻子，原来人可以看见自己的鼻子！”她那大而黑的眸子对在一起，轻轻地晃着头寻找鼻子，依旧“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们都笑了起来。角落里吹来一阵轻松的风，好像还有一点儿温暖。

春雨蒙蒙，天空里闪过一道电光，搅动了三颗枯萎的心。

我们的角落里从早到晚萦回着歌声：《菩提树》《土拨鼠》《命运》《茫茫大草原》……先是轻轻地哼，后是低声地唱。我看见铁子认真地控制着自己的口型，克俭竭力压低自己的下巴颏，为了使歌声更低沉浑厚一些，似乎那样更能显出男子汉的气魄。我偷眼去看王雪。我发现铁子和克俭也在偷偷地看她。王雪随着我们歌声的节奏轻轻地晃着头，两个小辫一个弯了一个直，一个直了一个又弯。我们的歌声更响亮了。

老人河，啊，老人河！

你知道一切，但总是沉默，

……

“你的嗓子真好，男低音！”王雪忽然说。

我们三个一齐望着她。

“你。”

“我？”

“就是你！”王雪被逗笑了。

铁子和克俭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不敢说其中没有一点儿嫉妒。

“你们干吗光唱这些让人伤心的歌？”

“你爱听什么？”克俭说。他的脸红了一下。

“《晒稻草》，我最爱听胡松华唱的《晒稻草》。”王雪清了一下喉咙唱起来。

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把稻草晒干，

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相距很远。

……

我又想起了那封信，那是一个好心人写给我心上的姑娘的……算了，不要想那些过去的事吧。

她爬到赶车台上去，让妈妈上草堆，

她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快乐向前。

王雪还在轻轻地唱，随着欢快的节拍摆着两条小辫。

我们三个干脆停下了手里的活，愣愣地看着她，目不转睛。心中的防御工事已经拆除了，没有进攻，没有退守，没有伪善也没有卑屈……心就像和平的蓝天，就像无猜的童年；眼前出现了一泓春水，闪着无数宝石一样的光斑，轻轻拍打着寂寥的堤岸。她长得多美！但并不像那些做作的演员，用浓眉大眼招待观众，用装腔作势取媚邀宠。她怎么说呢？长得真实。她的心写在脸上，她看得起我们。

忽然铁子唱起了那支歌。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那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王雪像听了侯宝林的相声似的大笑起来，笑得喘不过气，笑得弯了腰。“什么破歌呀？！还有愿意挨鞭子的哪？肯定是你瞎胡编的……”她那样随便地拽住铁子的胳膊，摆着、晃着。

她可真不像有二十三岁了，她还像个小姑娘呢。

正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我们边唱边画，边画边唱，唱《晒稻草》，唱《友谊地久天长》，唱《哎哟，妈妈》，唱那些欢乐的歌。我们的产额天天在增长，令大妈大婶们惊讶。王雪贪婪地学着，我们争着把看家的本事都端出来教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三个都用了长辈似的口吻和她说话，不是教训，是——譬如：

“王雪，你考大学吧，你别像我们似的。”

“王雪，你应该学外语，当翻译。”

“王雪，你不如学小提琴，只要下功夫准行。”

“王雪，你得注意锻炼身体。”

“王雪，你要记住‘防人之心不可无’。”

“王雪，晚上回家走大街，别走那些小黑胡同。”

……

王雪每天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来上班，打扫车间，打扫我们的角落。灰尘结成的网没有了，斑驳的墙上挂上了漂亮的年历。遇上一天她来晚了或是请了假，我们就总会念叨她，角落里就没有了歌声，我们就又想起了招工干部挑剔的目光和母亲脸上的忧愁。那些日子，我们生活中的全部乐趣更是都在这个角落里了，但要有王雪，只要有王雪，只能是王雪。为什么呢？我还没来得及细想。

我们三个也都早早地就来上班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早，一个比一个早，而过去我们都是踩着铃声走进角落的。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为什么。当我发现我们三个之间出现了一种隔阂的情绪时，我才明白了，那是由不自觉的嫉妒造成的，我们都想和王雪多耽一会儿，一天八小时太短了！而嫉妒说明了什么呢？有一次铁子和克俭竟吵起架来，无非是要在王雪面前证明自己的见解是对的。年轻人啊，残废了，却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在跳！

我感到了这个，不那么早早地去上班了。不，我绝不是小说中那种高尚的情敌，正是因为我深深爱上了王雪，心上的防御工事就又自然地筑起来了——那是一道深壕沟，那是一道深深的伤疤，那上面写着三个醒目的大字“不可能”。何况还有那封信呢？那封信……哦，心在追求人间仅有的一点儿欢乐的同时，却在饱受着无穷痛苦的侵蚀，这痛苦无处去诉说，只有默默地扼死在心中，然后变成麻木的微笑，再去掩饰心灵的追求。

铁子和克俭也都不那么早地来上班了，因为一个大婶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自打王雪来了以后，你们也都不睡懒觉了。”唉，他们和我一样，我敢打赌！

王雪可真还是个小姑娘呢，她一点儿也看不出这些细微变化的原因。

夏天的晚上，她央求我们和她一块儿去附近的小公园看露天电影晚会。

她举着已经买好了的四张票，说：“《玛丽亚》，可好看了，去吧！”

“我不爱看电影。”铁子说，“那样的电影，看完了三天都堵心。”

“那咱们看《甜蜜的事业》，同时演好几部呢。”

“我也不去。”克俭说，“甜蜜啥呀？甜蜜个屁！”

“那你去吧，啊？”她又对我说，“散了电影，路可黑了……”

“你害怕吗？”我们同时问。

她皱着眉，难为情地点了一下头：“嗯。”

我们都同意陪她去了。因为能保护她，我有一种自豪感；铁子和克俭大概也是。

小公园里晚风习习，凉爽，飘着阵阵清淡的花香。多少年了？五年了！自从架上这两只拐杖我就再没来过这儿。来这儿干什么呢？只能勾起往事：这儿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欢歌笑语恍如昨日；这儿遗留着我少年时代的希望，不过已经认不出哪棵白杨是我栽下的了；那片草地上曾有过一群即将去插队的青年，用心里涌出的朴素无华的诗句讴歌美丽的理想……可是后来呢？

天还没黑，银幕前只坐了几个孩子，仰着小脸望着空白的银幕。他们怎么会那么有耐心？噢，他们会幻想出五彩缤纷的画面，去填补空白的银幕。他们还太小呢。

铁子和克俭也都沉默着。

王雪哧哧地笑起来。

小树林里对对情人在漫步，在依偎，在亲吻。

“你别笑，将来你也那样。”我不知怎么竟会说出这样的话。

王雪满脸绯红。“去你的，我才不呢……”她嗫嚅地说。

唉，还是别想这些的好。

可是铁子又冒出了一句不该说的话：“王雪，你跟我们在一起走不嫌寒碜吗？”

“寒碜？为啥？”王雪一跳，揪下了两片树叶，淘气地塞进了克俭的脖子。

“你不怕吗？”我问。

“怕？怕啥？”

我没法回答她了。那封信！那封信是这样写的：“你不要和他来往过密，你应该慢慢地疏远他。因为他可能会爱上你，而你只能使他痛苦，会害了他。”那时我就懂了，我没有爱和被爱的权利，我们这样人的爱就像是瘟疫，是沾不得的，可怕的。我就离开了我心上的姑娘。她现在在哪儿呢？

“怕啥吗？问你！”王雪在我肩上捶了一拳，手里托着一只花牛牛。啊，但愿你永远像个小姑娘。

“噢，我是说天黑了，你不怕吗？”

“去去去！”她不好意思了。“我们看《甜蜜的事业》还是看《三笑》？”她打岔说。

又是克俭说：“三笑？笑个屁！”

铁子说：“看《猎字九十九》吧，图个热闹算了。”

“不！我想看《甜蜜的事业》。”王雪站住不走了。

“那你一个人去看吧，散了电影一个人回去。”铁子故意逗她。

她不言语了，捧着花牛牛委屈地跟在我们身后走。

我真有点儿可怜她，但铁子和克俭忍着笑冲我挤眼。我忽然觉得世界是那么美好、甜蜜，我们像三个顽皮的小哥哥，逗弄着一个可爱的小妹妹。

她可真像是个小妹妹。一演到打斗和紧张的地方就闭起眼睛，紧抓住我的拐杖，或者嘟嘟囔囔地埋怨铁子和克俭。我有个强烈的愿望：时间停下来，让她永远是个小妹妹，让我们永远做她顽皮的小哥哥，永远这样相处在一起，忘记过去、现在和将来，忘记一切……有一次我真的忘记了我自己：为了去捡王雪掉在地上的毛线团，我的手竟离开了双拐，像健康人那样去追赶、弯腰伸手，“啪！”我的胳膊摔破在石头上……我愿意再摔十次，因为王雪当时心疼得快要哭了，是我满不在乎的样子才又使她破涕为笑。

人们说，爱情是压制不住的。真的，只需要找一个借口，理智就会服从感情，什么“决心”之类就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个夏天，在那个小公园里，我们一起度过了好多个甜蜜的夜晚。借口就是：在漆黑的小路上我们得保护王雪，得把她送上回家的汽车。都看了些什么电影，记不得了；只记得落日、晚风、明月、繁星和那个不把我们另眼相看的“小妹妹”。

秋风起了，吹黄了小路两旁的草丛，吹谢了草地上的野花，吹光了小树林的茂叶，吹去了小公园里甜蜜的夜晚……如今想来，那只是一场梦。

一天，王雪忽然发起愁来，独自默默地发呆，叹气，好像一夜之间变成名副其实的大姑娘了。

“你怎么了？”铁子问。

她看看我们，想说又没说。

“你病了？”克俭问。

她想说又没说，脸上起了一片红晕。

“有什么难事告诉我们，谁欺侮你了？”

“谁活得腻歪了？谁？告诉我！”克俭把手指弄得“嘎巴巴”直响。

“没有谁欺侮我。”她吞吞吐吐起来，“是妈妈，妈妈非让我见那个人不可……”

角落里静极了。

“是二姨给我介绍的，一个大学生……”

听得见风把电线刮得呜呜地响。

虽然这是早已想到了的事，虽然我早就筑起了护御工事，但我的心仍像掉进了一眼枯井，往下掉，忽忽悠悠地往下掉……我说不清那一瞬间都想了些什么。好像只想着明天，明天可怎么过呢？我还能拄双拐兴致勃勃地朝这儿走么？希望，尽管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希望，但是没有它是多么可怕！我迫切地想要一支烟……铁子和克俭已经点起了烟，把打火机递给我……“扑通！”我的心摔在了漆黑的井底。我真想就永远待在这井底，忘记世界，也让世界忘记我……

然而王雪那求助的目光望着我们，像一个信赖我们的小妹妹那样。“我应该去见他吗？”她说。

王雪是个好姑娘，她应该享有比别人更多的幸福，她最应该！她单纯，不会想到要避开我们，难道因为这个我们反而要影响她的幸福吗？难道好人只有用牺牲去证明她的好么？难道幸福只是为那些把我们另眼相看的人预备的？我们的心灵不是在顽固地追求么？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不想见，有啥意思……”

她在盼望我们的帮助，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因为她还像个“小姑娘”呢。原谅我刚才那一瞬间的罪过吧，我是多么自私。

“你应该去见。”铁子最先缓过劲儿来。

“爱情是有意思的。”我说。

“就是！”克俭也说。

“处理得好，爱情会使你幸福，对工作和学习都是一种促进力量，世界都会变得美好起来……”我是在背书么？但书的作者未必有我体会得深。

我们三个都一本正经起来，谁也不说谁“酸文假醋”“装蒜”或“瞎掰”——像三个称职的哥哥似的。我奇怪我们都能说出那么像样的爱情伦理，唔，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过去都像是那只吃不到甜葡萄的狐狸罢了。王雪那么出神地、松心地、信赖地听着我们的“爱情伦理学”。她佩服我们了，她更看得起我们了，她眼睛里的闪光告诉了我们这个。我们被一种自豪感驱使着，为了无私地爱护着一个“小妹妹”。

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又结队走在幽深而寒冷的小巷里的时候，我们又唱起了那支一夏天都忘记了唱的歌。

今天像往日一样，

我流浪到深夜，

我在黑暗中行走，

闭上了我的两眼，

好像听见那树叶对我轻声呼唤，

朋友，回到我这里来找寻平安。

我们又都早早地来上班了。不，跟过去不同，我们三个之间谁也不嫉妒谁，只是想和王雪再多待一会儿。因为她的男朋友有办法给她安排一个正式工作，王雪要走了，要离开这个角落了。她说以后还会来看我们。我们的心还要什么呢？在这世界上？

冬天，王雪当上了正式工人。她去报到的那天，我们三个冒了小雪又去了一次那个小公园。

雪花飘呀飘，像我们那紊乱的心绪，雪花无声地落呀落，世界是那样孤寂。

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小路上留下了奇特的脚印和车辙。这小公园里，好像到处都有她的歌声。

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把稻草晒干，

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相距很远，

……

我用手去接那晶莹的雪花，雪融化在掌心里，像一滴泪。

她像一道电光，曾经照亮过这个角落，又倏地消逝了。我们祝愿她幸福，她是个好人。

一九八〇年二月

“傻人”的希望

缺心眼儿的人怕别人说他缺心眼儿，就像心眼儿多的人怕别人说他心眼儿多一样。这似乎是个规律。根据这规律，席二龙并不缺心眼儿似的。有一回，别人使劲拍他的后脑勺，说那无疑疙疙瘩瘩的像核桃，娶媳妇怕是困难了。二龙急了，说：“你要把我惹急了，我趁你不留神，一刀宰了你！”别人说：“那你也得挨枪毙。”二龙愤愤不平地喊：“我缺心眼儿！谁不知道？缺心眼儿的才不枪毙呢。”凭这一点判断，席二龙不仅有自知之明，而且对客观世界也颇有所知，即便算不得机灵，可也算不得傻。

可是二龙有时也真冒点儿傻气。从六十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中国有过一回更名改姓的竞赛热潮：姓卫的倘若嫌原名不好听，女的就可以改作“卫红”，男的就可以改作“卫革”或“卫东彪”；姓向的也可如法改革；复姓东方者尤其得天独厚，除去“红”这个好字眼不得擅用外，什么“赤”呀、“亮”呀、“春”呀、“盛”和“胜”呀，随手拈来，无一不好。席二龙耳闻目睹，羡慕之余也动了改革之心。无奈姓席，“席红”？“席革”？总都像是一张什么席，毫无气派。要不就学某些姓“钱”姓“刁”的干脆连姓也改了？可他那位盼子成龙的父亲还在世，又不让。这天他抱了一摞报纸坐在桌前，那上面好听的字眼多啦，凭什么姓席的就不能叫得气派点儿呢？老天长眼，报纸上的头一行字里就有席，他乐得跳起来：“就叫‘席万岁’吧！”然而他又坐下了，举起巴掌在脖子上狠狠一击，仿佛那儿落了只蚊子。前面说过，二龙对客观世界颇有所知，很快就明白了叫“万岁”绝不高明。他又往下看。功夫不负苦心人，第二行又有席字。席二龙改名为“席身体”了，他也想叫“席健康”，但那太俗。这都是往事了。揭人家的短总该适可而止。

林彪死后，席身体又叫席二龙了。只是在批孔老二的时候，别人又拿他开心，叫他作“席老二”。他拍拍厚实的胸脯喊：“他妈他是孔老二，他妈我是席二爷！”别人于是问：“席二奶奶身体可好？”他满脸涨红地笑了，两手端起棉裤的裤腰往上提，裸露的粗腰在更粗的棉裤腰里直转。唯男大当婚一事是二龙一块难言的心病。

细论起来，席二龙到底是有点儿缺心少肺的，但除了后脑勺长得欠佳，其余各部分都称得上粗壮、匀称、绝非一辈子难以为姑娘所爱的那一种。至于穿戴邋遢，那是因为母亲长年卧病，不能帮他料理之过。再者，他还要供养母亲（哥哥不孝，结了婚就一分钱也不给妈了），也顾不上讲究穿戴，而且总得为日后结婚攒几个钱吧？二龙就没立轰轰烈烈的志向，图清洁队工资高点儿，当了掏粪工人。后来他觉得这实在是一大失算：猪肉少了，卖肉的有了可开的后门儿；一演外国电影，卖电影票的也有了资本；逢死人多的时候，火葬场都长了行市！唯独掏大粪绝无私利可图，谁缺那玩意儿？“虽说那玩意儿全是从后门儿来的！”二龙急了，管谁爱听谁不爱听呢，就这么说！二龙不傻，这笔账算得过来——挣钱多点儿顶屁用？没后门儿可开才不吃香呢！不吃香就难找对象，不吃香也没脸找对象，何况后脑勺还像核桃呢？二龙想起来就窝囊。怎么办呢？

二龙决计换个工作了。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对象，他便把几年勒裤腰带勒下的二百块钱全取了出来，活动活动路子，换个有后门可开的工作去。“别以为席二爷不懂这一套！”他咕哝着，一边蘸着唾沫嘎巴嘎巴地点钞票。

及至二百块钱只剩下一小把硬币的时候，傻小子有点儿傻造化，二龙当上了建筑工人，专管盖楼房的。他索性把剩下的硬币全买了猪头肉和二锅头，凑到母亲的病床边。人生难得几回乐，喝他一回！母亲也高兴，二龙更高兴。

喝着喝着二龙想起了哥哥，说：“妈，哥和嫂的房子也够小的了，等赶明儿我给他们弄一套单元。”

母亲就愿意看着俩儿子能亲亲热热的，说：“妈活一天算一天，将来还不是你们哥俩亲？”她直劲给二龙夹猪头肉。

吃着吃着，二龙又想起了叔叔，说：“妈，二叔家的房子也够不方便的了，等赶明儿我给他们弄一套单元。”

“你爸死后，二叔待咱不错。”母亲给二龙斟酒。

吃着喝着，二龙又想起对门刘三婶来，说：“妈，三婶待咱也不错，等赶明儿我给她们弄……”

“唉，先顾顾你自个儿吧，你都三十二啦！”

“妈，这回好办了。我弄一套单元，您一人住一间，我们俩住一间。”

“你和谁？”母亲眉开眼笑地看二龙，以为儿子真找着对象了呢。

二龙转了转脖子，在乌黑发亮的领子上蹭蹭痒，说：“不行，我得要三间一套的单元。”

“干吗？”

“将来孩子要是长大了呢？”

母亲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叹了口气。他嘿嘿地笑了，满脸涨红，两手端起裤腰，裸露的粗腰又在里面转了。

二龙独自合计了好几天，决定务必得让妈抱上孙子再死（嫂子生了两个全是丫头，而母亲的寿命看来不会很长），刻不容缓，他着手托人介绍对象了。他自知缺心眼儿，而且后脑勺出奇地难看，所以不打算找城里的姑娘。“我还看不上她们呢！一个个机灵鬼儿似的，往后欺侮我，我妈该难受了。”这是他的理由，似乎他自己难受与否倒还在其次。他对世界也了解，深信能弄到房子的人，弄到别的也不难；弄到什么都不难的人，托人给介绍个对象也就不必太难为情。他逢人便托、无论男女老少，见面没三句话，就端端裤腰说：“咱条件也不高，找个农村的，模样别太丑就行。我能弄到一套单元。”就这么一句，多了也想不出来。

过了一年多，他感到别人没把他的大事放在心上，都说“行啊行啊，我给你留神”，可都是光说不练。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二龙则是“缺心少肺忽生一智”——何不显显能呢？他开始了外事活动，只要是说得上话的，处处吹嘘：“等赶明儿我给你弄一套房子，我在建筑公司专管盖楼房，我有路子。”然后再说那句“模样别太丑就行”。一般熟知他的人都不信他的，可也不忍心泼他的冷水，打碎他的希望。却偏偏有一天他碰上了一个不了解他而又认真的人。

“等赶明儿我给你弄一套房子。”二龙说。

“你能弄到房子？”那人来了兴致。

“我在建筑公司专管盖楼房，我有路子。”

“噢！党委书记是你的亲戚？”

“那倒不是。”

“噢！革委会主任是你父亲的老战友？”

“没听我爸说过有老战友。”

“噢？”

“我跟领导说说就行，都是一个单位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谁和谁呢？”

那人像见了鬼似的蹦起来，立正了有一刻钟，然后哈哈大笑了。

“……模样别太丑就行。”二龙还在说。

“就凭你和领导说说？那我也会！”

“我们是内部，你算老几？”二龙觉得那人真可笑。

“算了吧老兄，你是真傻还是跟我装傻？”

二龙急了，因为总算有人认认真真地跟他商量终身大事了，机不可失！他站起来，抓住那人的胳膊：“你不信？”

那人吓得一哆嗦：“嗯，不太信……”

二龙把那人揪到窗前，指着远处，远处有一架起重机的长臂悬在落日的红光中。他说：“不信咱俩去看看，那座楼我们正盖着呢。领导说了，那座楼是给本单位职工盖的，重点照顾岁数大了要结婚的。我席二龙缺心眼儿谁不知道？不会说瞎话！”

那人听了也觉着有些道理，便又问：“可只照顾你，又不照顾我呀。”

“凭什么不照顾？”二龙脖子一梗。

“不是说照顾本单位职工吗？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

二龙提提裤子，心眼儿来得真快：“就说你是我弟弟！”

“嗬！我姓啥？你姓啥？”

二龙扑通一声坐在床上。是呀，这倒没料到。他傻了一会儿眼，又傻了一会儿眼，心里盘算：“这可又难了。”爱情的力量据说可以很大，二龙再傻了一会儿眼后，一拍大腿：“豁了！你要给我说成了媳妇儿，我把房让给你！”

“真的？”

“真的。”

“一言为定！”

“我席二龙不会说瞎话。”

从那人家出来，二龙不知不觉来到那幢尚未竣工的楼前。多好的一座楼呀！前面有阳台，后面也有阳台。二龙给它砌过砖，抹过灰，每一块砖他都是那么拿鸡蛋似的生怕碰坏一个角。那是自己的楼呀！二龙攀上脚手架，走到楼房里去。他记得砌这几个窗口的时候他当过一回临时小组长。他喊过一声：“这回谁不卖力气，让他妈谁绝后！”哥几个真给他争气——超额完成任务，受到了党支部的表扬。二龙又走到他早已看中的那套单元里去，他每天都要来这儿看看的。记得在这儿他差点儿和一个工人打起来，因为人家砌歪了一块砖，他骂人家是“丫头养的”。可现在呢？这房子八成得让给别人了……月光从没有玻璃的窗框里洒进来，洒了一墙、一地。二龙摸摸地板，地板是钢筋水泥的；又摸摸墙壁，墙壁砌得真结实。“我席二龙不能说瞎话。”他冲着墙说，泪珠子摔碎在地板上。

真不含糊，没过三天那人家就给二龙介绍了一个模样不太丑的农村姑娘。消息很快传遍每一个知道席二龙的人的耳朵。“谁？就是那个席身体，啧啧啧，傻小子有点儿傻福气！”人们背后说。“二龙，听说对象挺漂亮？”人们当面问。他嘿嘿一笑：“比咱强多了。”

二龙忘记房子的事带来的悲酸，高兴了，穿戴也干净利落了，干活比以往更卖力气；可是谁要让他加班或者开会，就火冒三丈：“他妈席二爷没挣那份儿开会的钱！就晚上有会儿工夫，我有约会！”管你是书记是主任呢，全这么说，而且说完就走。谁笑话？记住他！等结婚那天要给他喜糖吃才怪呢！

晚风中二龙和姑娘遛马路，转商场，逛公园。

湖波荡漾，柳丝依依。长椅的这头坐着姑娘，那头坐着二龙，中间放着二龙给姑娘买的红皮包。二龙想：“咱可不能那么搂搂抱抱的，让人看了，有多流氓？”

“二龙，城里可真好。”姑娘说。

“可不！”二龙说。

“二龙，我还是头一回逛这个公园呢。”

“可不！”

“二龙，那座楼房可真高。”

“可不！”

“二龙，听说楼房里做饭不用煤，取暖不用火？”

“可不！”

“二龙，咱以后也住楼房吗？”

“可……不……！”

“真的？”姑娘高兴了。

“……”二龙可难受了。

“你说话呀！”姑娘焦急的大眼睛望着他呢。

二龙心想：“豁了！”一拍大腿：“可不！”

二龙历来以“我席二龙不说瞎话”而自傲，这回可难坏了他。你说那房让给那人不让呢？不让？那人会说他席二龙说瞎话。让？姑娘又会说他说瞎话。而且天哪！姑娘将来就是“孩子他妈”，会骂他一辈子的！这事实在是失算，可现在还有什么辙呢？

他独自默默地溜达，想啊想的，居然给他想出辙来了：“我又没说把一套房全让给他，让给他一间，妈住一间、我们俩住一间不就行了么？孩子？以后再说吧。”他朝那座楼跑去。自从脚手架拆掉以后，他就去盖别的楼了，一个月没来，嗬！玻璃都安好了！二龙跑上楼梯，往左走有三个单元，往右走有三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间房、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真他妈盖了！”二龙拍着阳台上的栏杆自言自语着。

二龙又天天来看这楼房了。母亲教他的：勤看着点儿，只要一能住人咱就先搬进去占两间，留一间给那个人，咱也不能坑害人家。

这天二龙跑进楼，发现有点儿古怪：左边楼道口安了一扇新门，右边楼道口也是；他又跑上二楼、三楼，全是。“管他的，多安个门还不好？”

这天二龙又跑到楼前，又有点儿稀奇：楼前砌起了高墙，楼后也砌起了高墙，楼左楼右全是。“管他的，多一道围墙更安全！”

这天二龙再跑到楼前，简直邪门儿：墙上拉起了电网。“管他的，现在贼多，不能不防。”

忽然有一天，建筑公司里到处传说：“那座楼房不归咱们啦！”二龙问了又问还是不信，没下班就跑到楼前，门口添了巡逻的士兵。左面楼道口的门上写着“1”，右面门上写着“2”。很清楚：三套单元合为一套单元，每套单元里面有九间房、三个厨房和三个厕所。很清楚：两个厨房已改成贮藏室，两个厕所正在改成洗澡间。不太清楚的是：谁来住？

在那座楼房的每一个窗口都挂上了轻柔漂亮的纱帘的时候，建筑公司里到处传说：“席二龙这阵子可真是傻了，结婚的双人床都买好了，姑娘又不愿意了。”真是，二龙现在可是真傻了，人也瘦了。不信你就去那座楼前等着，每晚他都来，站在高墙外，痴呆呆地望着他早已选中的那个窗口。阳台上有时出现几个漂亮姑娘，二龙并不是看她们，二龙觉得她们并不比那个农村姑娘好看。他只是后悔自己不该说瞎话。他在高墙下站上二三十分钟，想起家里病重的母亲，觉得不该站得太久，于是叹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谁让我席二龙说瞎话来？说让给人家一套，又只想让给人家一间，天报应，活该！”

他端起裤腰往上提，裸露的腰在里面转。

一九八〇年三月

黑黑

需要首先说明，这是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事。

/一/

我那时是真的准备好自杀了，但我想，何不看看那阔别了多年的故乡之后再去死呢？反正是遣送，一切都用不着我费心去安排。

我给前妻发了最后一封信，独自登上了西去的列车。信很简单：“在大家竞相高歌光明的时候，谁道破了黑暗，谁也就面临了没有尽头的黑暗——不知道这本身是光明还是黑暗。”反正我是准备去死了，不怕在我的档案中再加上一条“冥顽不化”。不，我不是英雄。英雄不都是高瞻远瞩，信心百倍，从来不曾有过悲观、沮丧和伤感情绪的么？我呢？凭良心说，那时只剩了悲观、沮丧和伤感。铺盖卷在行李架上晃悠着，那上面捆着一条很结实的绳子……

/二/

故乡的山水依旧，故乡的人却多是陌生的。有些上岁数的我还能认出他们，可他们却怎么也想不起我了。我无可奈何地向他们笑笑，想起了古人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但也颇觉无聊。只有故乡的黄土令我欣慰，大约埋在里面是很惬意的。

年轻的队长引我走上崖畔。清平河在村前无力地流着，真像小时候村里那个说书瞎子的琴声。然而我想起了贺敬之的《信天游》：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进村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挖野菜的孩子在啃着一块糠团子。

年轻的队长一直上下打量着我，态度并不严厉，而且和善得近乎谦卑。大约是因为我穿的是制服，而且皮鞋虽旧却毕竟是皮鞋。从公社来村里的路上，碰上了一个拦羊的老汉。队长走过去和他嘁嘁喳喳地说话。“咋？在北京当干部还嫌不美？这看做过了[1]没有！”是老汉惊惜的声音。游子的悲哀，莫过于慈母的误解了吧？

崖顶上有两眼破旧的窑洞，围着一道石头堆砌成的院墙。我的心战栗了。母亲再也不会站在院前的磨盘上喊我回家吃饭了。那儿，曾经是我的摇篮。

“就是右面这眼。”队长说。

没想到这也是我的墓地，我想。

“你大爹过世后，这窑归了张山家。张山，认得？张世发的儿，不认得？”

院门“嘎”地被推开了。忽然一阵狗叫。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别怕。”队长说，“黑黑没力气咬人了。”

黑黑！我以为是幻觉：左面那眼窑前趴着一只黑狗。小时候我也有一只黑狗。听瞎子说《大闹天宫》时，我曾憎恶过我那只黑狗。可是有一次，我拦羊时碰上了狼，要不是我那只健壮的黑狗，别说羊，连我也不至于有今天了。说来可笑，从那时起，我总认定二郎神的狗是黄的。孩子自有孩子解决问题的逻辑，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解释无可否认的矛盾，却又急于按着自己的想象去编排，为了求得心理的和谐。

这不是幻觉，左面那眼窑前确实趴着一只黑狗，没有光泽的黑毛已经遮盖不住一条条的肋骨，瘪瘪的肚子两边立着尖尖的大腿骨，骨尖似乎随时要刺破它自己的皮。它充满敌意的眼睛盯着我，却一动不动，只是不时嘶叫两声。这时我才觉到，它的嘶叫是那么疲弱，简直像孤苦病老的人在呻吟。

狗，多少唤起了我的兴致，唤起了我的乡情。我向黑黑走去。

黑黑挣扎着站了起来，龇着牙，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别逗它了，黑黑活不了几天啦。”队长的声音充满了同情和怜惜。

我掰了一块剩馒头扔给了黑黑，可是它看也不看，依然警惕地注视着我。喔嗬！是只好狗，童年的经验告诉我。我甚至觉得它就是当年救了我命的那只黑狗，或者是它的子孙。我的那只黑狗早已经死了，最终是被一只狼咬死的，父亲把它的皮做成了褥子，捎给了我——我又把它带回来了。

“黑黑吃吧！那么好的白馍馍，傻黑黑！”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站在窑顶上冲黑黑喊。

“你下来，让它吃。”我对男孩子说。

男孩子绕到窑前，一把抱住黑黑的头。黑黑眼里虽然还闪着凶光，但却趴在男孩子怀里，用一种奇特的声音叫着，像一只挨冻的母鸡发出的拖长的叫声。这声音我懂，它是在喃喃地诉说刚才的委屈呢。看来，这个男孩子是它最信赖的人。

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恶作剧的想法：如果此刻男孩子狠狠地揍黑黑一顿怎么样……

/三/

我住在东窑。黑黑守在西窑。从不见张山，西窑门上一直挂着一把大铜锁，发黄的窗纸上尽是雨点打过的泥痕。黑黑警惕着我，怕我侵犯它的领地。我警惕着别人，说不定什么时候要把我揪去批判一阵。黑黑顾不上理我，它饿；我也没心思理它，我想死。我们相安无事。各念各的经。只是偶尔男孩子来，送给黑黑半瓢泔水或是一把红薯须，黑黑便囫囵地吞下去，舔舔男孩子的手，依旧趴在窑前，守卫着它的领地。过往人、乡亲们常站在院门前往里张望，多半是为了参观一下北京来的人，然而却总要夸奖一阵黑黑才走。“婆姨带着娃走了，唉！张山倒是养了这么条好狗……”人人都这么说。

我之所以还没有动用那根行李绳，一是因为窑洞里没有房梁，二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够故乡的山水。不过，也许这两点都不是原因。真算幸运，人们顾不上理我，他们为饥荒所奴役，于是我倒有了自由。我在田间小路上独自徘徊，看见雾一般盛开的荞麦花，听见蜂群“嗡嗡”地劳作；我去枣林深处悄然漫步，感慨老树根边又萌发了新苗，叹息鸟类追逐着生活；晚上到场院里望月，为母牛给小牛喂奶所感动；夜间噩梦难眠，为荒野里野兽的呼嗥而神往……万物都是本能地不愿意死的，何况人！可只有人有时候会想到自杀，人高级在哪儿呢？

七月里，一场暴雨，发了山洪。村前那条温顺的小河顿时激怒起来，波涛汹涌，浊浪排天，咆哮着，把山里的朽树举上浪尖，把来不及回村的羊群抛进涛谷……我跑下山去，跑到河边。平时这条简直称不上河的细水刚能没过膝盖，而此刻，河面足有几十米宽。雨雾中看不清对面的山，好像这黄水是与天相连的；天也是黄褐色的，时而亮起一道闪电，像火一样；滚滚的雷声片刻不息。我想起了那幅油画——《九级浪》；不过，那是海。但我想，要是有一条古老的帆船，这水也足以把它擎起，当然，也足以把它打翻……我被这黄河子孙的壮举惊呆了。在我的记忆里没有过这样的场面，也许是因为，那时的荒山还没有开垦到今天这般彻底，山间的树木还没有砍伐到今天这般干净。

“看！黑黑又在那儿发疯呢！”有人喊了一声。

我朝崖顶上望去。是黑黑！它站在崖边，抻长着脖子在狂吠，好像就要扑向狂涛似的。浑身的毛一缕一缕地贴在它瘦骨嶙峋的身上。雷声和水声太响，但凭黑黑那副样子，可以断定它的声音是暴怒的、嘶哑的，充满了恐惧也充满了怨恨的。

“这张山真是养了条好狗！”人们又都这么说。

我走上崖顶。

男孩子正倚在院墙上，披着一片破麻袋。

“黑黑这是怎么了？”我问男孩子。

“它难受呗。”

“为什么？”

“为的良心呗。”

“良心？”

“你看它叫得多心酸。”

黑黑在崖边蹲下了，趴下了，把头贴在地上，放在两只前爪中间；与其说它是在喘息，不如说是在战栗。我走近它，它竟然没有发觉似的，叫声却是呜呜咽咽的。黑黑今天实在是反常。

“它哭呢。”男孩子说。

“哭？为啥？”

“为张山呗，张山给人绑走那天，黑黑不在窑里。要不它是能追去，可它回来那辰儿山洪下来了，隔断了路。一发山洪，黑黑就哭呢，它好后悔……”

“张山是被抓走的？为什么？”

男孩子一愣，再问，他什么也不说了。

忽然，黑黑猛醒了似的跑向西窑门前，来来回回地巡察它的领地，看看那紧锁的窑门、打湿的窗纸和那结起了蜘蛛网的门楣，才又放心了似的在前门趴下。它的叫声又变成“呼噜呼噜”的，大约是化悲痛为力量了。

张山是一个谜。

在山间锄地的时候，我千方百计、拐弯抹角地向乡亲们探问张山的事，然而所有的人都是守口如瓶，或者说一句：“你慢慢就晓得啦。”但从乡亲们的叹气、摇头和沉思中我感到，所有的人都同情张山，并且似乎都带着一种内疚，有几次我甚至觉得，乡亲们爱戴张山，当他们叼着烟袋“吧嗒吧嗒”地沉思之际，大概是在为张山而祈祷上苍呢。

/四/

我诚心诚意想和黑黑做个朋友了。孤苦的心会因同命相怜而靠拢，我这样想。

我把一块红薯放在地上，“啧啧”地招呼黑黑。

黑黑睬也不睬。我举着红薯凑近它。它又挣扎着站起来，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你也喜欢黑黑了？”男孩子又出现在窑顶上。

我解嘲般地笑笑说：“可它比我还不懂人情世故。”

男孩子没懂我的意思。他说：“黑黑可通人性，心忠着哩！可它怕你的皮鞋。”

“它能认得皮鞋？”

“当然，那些人也穿这！”

“谁？”

男孩子意识到说漏了嘴，又不言语了。

我换了一双球鞋，重又踢踢那块红薯，向黑黑表达友谊的愿望。

黑黑还是不理睬。

“你先躲起。”男孩子指点着我。

噢，是了，我得让黑黑相信，我的施舍毫不包藏祸心，而是彻底的好意。我若无其事地走进窑去，关了门，从门缝里观察黑黑。

黑黑真机灵，它也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并仍“呼噜呼噜”地表示余怒未消，好像是在说：“少跟我来这套吧！”但它毕竟是饿得很，左顾右盼了一会儿，便匆忙解除了警备，不叫了，并急着去吞掉了那块红薯。它吞得那么匆忙、慌张，不时溜一眼我的窑门。唉，那可怜的眼神简直像人。我从门里又扔出一块红薯，黑黑迟疑了一下，但一经尝到甜头，理智便成了俘虏，它又吃了。

真妙！此后，黑黑再见了我，虽然不停地转动着耳朵——心有余悸，但却不叫了，而且是那样眼巴巴地望着我；再扔给它什么食物，它也就自认卑贱地吃了。但是，它绝不允许我接近它身后的窑门。

有一回，我故意用一块蘸了油腥的菜团把它引开，悄悄走近那窑门。黑黑发现了，吼叫着向我奔来。我们是朋友，这只能保证它不咬我，但它却执意用吼叫（近乎斥责般的吼叫）示意我离开。我忽然对那眼窑洞产生了神秘感，也许那是狗的神坛吧？也许里面有黑黑的偶像？

夏天的暴雨、冰雹、洪水铸成了大祸。没来得及收割的麦子被打烂在黄土里；正扬花吐穗的玉米、高粱歪倒在山坡上，裸露着紫红色的根须，预示着秋冬生活的艰难。家家户户都开始吃糠了，孩子们着小篮去山里寻野菜；人们把仅存的粮食更经心地贮存好，以备来年的春荒——春天可不能没吃的，那是要力气的时候。

谁还顾得上黑黑呢？虽然它是一只通人性的好狗。糠被人吃了，红薯皮、红薯须、泔水之类便只够供养猪的了。男孩子挨了家里的骂，空着手跑来安抚一下黑黑，也安慰一下自己。我呢？经常做梦又到了“全聚德”“东来顺”“丰泽园”，醒来便狼吞虎咽地大吃其酸糠饼和隔年的苦红薯。黑黑却还是固守在窑前，不去行乞，不去偷盗，在领地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悄悄地出去寻觅一回，把人类的大便再来消化吸收一遍。

我有些厌恶黑黑了。我觉得它体现着一种反自然的丑行，倒不仅仅是因为它吃屎，而是因为它如此固执地守卫着它的神坛。

“好狗，真是条好狗！”过往的人们说。

“我家要是有粮，我就把黑黑领回去。”过往的人们又说。

“黑黑不会跟你走，好狗不嫌家贫，好狗是领不走的！”过往的人们还说。

黑黑呀！可也真是难，似乎只有甘心于受苦受难，方能做一只好狗。

我联想到自己。我为什么还不去死呢？这地球就是我固守的神坛么？我心灵上所受的凌辱和压抑难道比屎要香些吗？谁知道灵魂离开这血肉的躯壳，不会在别的地方找到真理、自由和幸福呢？

那夜里，我总听见黑黑在院子里叫。那种叫声是以前没听到过的：时而咿咿呀呀，时而吭吭哧哧，时而叽叽咕咕，像叹息，像怅惘，像受着煎熬。黑黑也感到空虚了吧？我想，苦笑了一下，开始整理那根久违了的行李绳。也许挂在门楣上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我下意识地推开门，把绳子挂在门楣上……

忽然我发现听不见黑黑的叫声了，啊！黑黑不见了。这似乎是件挺有趣的事情，我坐在门槛上看着黑黑那片空荡荡的领地，但愿它不是又去吃屎了。我忽然感到要发生奇迹。我巴望着发生点儿什么奇迹。人在空虚到极点的时候，生活里一点点反常的现象也会提起人们的兴致。我一直在门槛上坐到天亮。喔嗬！擅离职守！黑黑也想开了！它一直没回来。我又把行李绳扔到角落里去。

早晨，男孩子又站在了窑顶上。“啊！黑黑寻男人去了！”他对我说。

“寻张山？”

男孩子哈哈大笑：“黑黑想成家了呢！”

我恍然大悟。真的，时隔多年，我竟忘记了这种事。昨夜那叫声多像个发痴的恋人！那叫声中有一种美好的愿望，黑黑去追求了！感情的需要，生存的需要，可以使任何生命冲破习惯的樊笼。这就是创造，这就是创造的原因和动力。外界再严酷的束缚，内心再迂腐的观念，都不是生活本身的对手。

我又忘记了死。我随时随地都在设想着黑黑的幸福。此刻你在哪儿呢？在和你的情侣漫山遍野地追逐，自由自在地欢笑吧？在荒草丛中打滚儿，在你的“情侣”怀里撒娇吧？追捕猎物，体尝创造的乐趣吧？茹毛饮血，共度收获的欢愉吧？互相理毛、亲吻，享受着甜蜜的爱恋？对着荒野呼叫，抒发着原始的激情？星光下，你安心地酣睡，身旁有你可依赖的朋友为你挡风，为你警卫；你喃喃地呓语，做着美梦；你咬它一口，为了它对你不够温存；你“喔噜喔噜”发一阵脾气，为了它对你缺乏理解；你们互相怄一阵子气，然后又言归于好；你们依偎着哭一场，又互相安慰对方受伤的心灵；你们互吐衷肠，没有猜疑、没有防范……早晨，阳光照亮了洞穴，你们向着天空高歌，抖擞精神，又向那广袤无垠的大漠跑去，心里升起新的美好的憧憬……我的心跟随着黑黑，自由地驰骋，沉浸在一种朦胧的希望中。

/五/

可是，没多久，黑黑度“蜜月”回来了。

它是悄悄地回来的。晌午，我正在黑黑的领地上来回踱步，嚼着糠团子，它轻轻地拱开院门进来了。它并不叫，也并不马上要求我离开它的领地，只是一溜小跑，又在它的岗位上趴下，那一脸尴尬的神情像是在说：“这不怨你，这怨我，好在是你，不是外人。”

黑黑仿佛提不起任何兴致，一味地趴着，转着眼珠想心事。是旅途的疲劳？是对“情侣”的思念？是仍沉湎于过去的幸福中？草丛中绿色的美梦，明月下喁喁的情语，有平等的同类对你的关心，对你的温存，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趴在这冷寂的窑前……唔，山野的风是寒冷的，可是在这儿又有谁给你些微温暖呢？在黑黑度“蜜月”的时候，我捅开过西窑的窗纸：一股冲鼻的霉味儿；土炕上铺着一条发红的炕席；窑堂里有两个空囤子；条案上落满了尘土，印满了老鼠的脚印。就这些，黑黑守卫着的就是这些。呜呼！习惯真可怕！狗毕竟是狗，狗性难移；我恨不得揍它一顿。可是，一看见黑黑那副任劳任怨的忠厚相儿，我又于心不忍了。更何况，我自己如此，又有什么资格来苛求一只狗呢？

黑黑这次回来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少言寡语”了。一连多少天，它总是默默地趴在窑前发愁。

有一天，不知男孩子从哪儿弄来了一只死乌鸦。“犒劳犒劳黑黑！”他说。然后，他在黑黑的肚子上摸摸，笑着喊起来：“黑黑要当妈妈啦！”

噢，原来它是在为这事发愁。是啊，独自生活尚且艰难，生儿育女又将怎样呢？未来的生活是美好还是苦难？人不了解狗，正像狗不了解人一样，不知黑黑是在怎样盘算。

男孩子拿来了一个柳条筐，在里面铺好了麦秸和麻袋。黑黑在男孩子腿旁蹭来蹭去，感激涕零。“我的孩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如果它会说话，准会这样说。母亲是无私的，母性最能得到尊重和触动他人的恻隐之心。我把我那条狗皮褥子拿来围在柳条筐上。我忽然觉得恐怖，黑黑竟也在我周围蹭来蹭去，向我表示感激——它不可能明白那张皮的由来。同时，我重又感到了做人的骄傲：我们是可以总结历史教训的，譬如说我，我就道出了黑暗的事实，这黑暗的初萌与历史上的一些悲剧何其相似！虽然我因此而被遣送，妻离子散……

黑黑的肚子越来越大了。事到临头，它反而振作起来。是做母亲的热望鼓舞了它吧？它经常扒着柳条筐察看麦秸和麻袋是否铺得适当，还时常跳进去试试，整理一番，哼哼唧唧地叨咕些什么，许是在练习一支摇篮曲吧。唉，不管怎么说，肚里的小生命并不知道外间的炎凉，做母亲的要为它们考虑周到。

黑黑开始学坏了。它时常离开自己的岗位，开始行乞了，开始随处摇尾乞怜了。它开始和别的饿狗厮打了。为了争夺一块红薯皮或猪食槽里的一点儿残羹剩饭。

后来，黑黑竟开始偷盗了。头两次，它还有些惭愧。当我发现我的一碗剩米汤被舔得干干净净而咒骂不休时，黑黑躲在柳条筐后面，屏住呼吸，连头都不敢抬。我踢它两脚，它不躲也不叫，甘愿受罚。然而它并不改，接二连三地偷。我准备用棍子好好教训它一顿，是男孩子提醒了我。

“黑黑心焦呢！”

“你替它讲情吗？”

“你没见黑黑的奶子？一点儿也不胀，可它就快生养了！”

我原谅了这个可怜的母亲。

但是，黑黑愈发不知深浅了，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要找黑黑算账。这家被它偷了几块干粮，那家被它盗了一盆泔水，自留地的玉米被它压倒啃了，红薯地里的红薯被它刨了……人们愤愤地骂着：“这贱狗！再偷剥你的皮呀！”有人用石头砸它，有人用锄把抡它，它尖声地讨饶，尖声地求救。幸亏男孩子是黑黑坚强的保护人。

“把院门关好，别让黑黑跑出来！”队长对我说。可我希望母性能使黑黑的性格有个突变。我故意把院门留一条窄缝。

就在分娩之前的那天晚上，黑黑拖着一条被打瘸了的腿跑回来了。它嗷嗷地呻吟着，哭泣着。男孩子安慰它：“怨人家吗？人家也没有吃的呢，人家的娃娃也没奶吃呢……”

夜里，黑黑生下了一窝小狗。

儿女一落地就能安慰母亲的心了，它们“叽叽叽”地争抢着奶头；奶汁流进了儿女的小嘴巴，母亲的屈辱还算得了什么呢？黑黑舔舔这个儿子的脑门儿，吻吻那个女儿的眼窝，哼哼唧唧地唱一回，眼睛里充满了慈爱和满足。冷寂的窑前有了生机。

从院前经过的人们又都停下来，围着柳条筐看一会儿，赞叹一会儿，好像忘记了黑黑一时的不轨行为，又记起了它是一条好狗。

“喂，要养狗的就抱这狗儿子，保险把家看得好，保险！”

“再让黑黑给奶一阵儿吧，狗儿子将来长得壮实些儿。”

“黑黑抓过獾呢！”

“张山那几张獾皮闹卖了钱儿！”

“有一回狼来拱张山家的猪圈，黑黑拼了死命……”

……

黑黑和它的儿女们就这样在柳条筐里厮守了好几天。

小狗们吃得越来越多了，黑黑的奶子又瘪了。它又拖着瘦弱的身子四处奔走了。

正是深秋，庄稼收完了，田野里一片萧条。黑黑一无所获。

正是荒年，夏天的洪水把麦子毁了，秋粮也所收无几，家家锅里又都熬着米汤，蒸着糠团。黑黑一无所获。

食槽被舔得精光，老母猪也饿得直哼哼。

人粪也难找……

小狗们在叫，在哭。它们还不会自己觅食。

黑黑每天拖着疲乏的身子出去，怀着受了打击的心回来，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儿女们的小嘴，儿女们又受了骗似的哭叫……黑黑的目光又呆滞了。它大约是后悔了那山野里的欢乐，生活比它设想的要艰难得多。

/六/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黑黑仍旧饥肠辘辘地到处奔走着。家家户户都闭了院门。黑黑不敢回去领受儿女们的责备，也不忍心再去用干瘪的奶头哄骗它们。它追击了一只野兔，但没追着。它又追击一只妄图偷鸡的狐狸，仍然只落了个气喘吁吁、浑身酸软。后来，它看见了一只觊觎羊圈的饿狼，自己瘦得已不是人家的对手，便只有嚎叫一阵，狗仗人势的份。狼逃了，黑黑走近羊圈。不知是那高尚母性的驱使，还是那原始野性的复活，它受了血肉的吸引，竟一时忘却了做狗的本分，它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这些丰盛的美味——大概是这样吧，总而言之，我也不知道它施展了怎样的本领，竟然拱开了那布满葛针的柴门，拖走了一只小羊。假若它把小羊就地吃光，再舔净嘴上的血迹，大约谁也不会怀疑这不是狼干的事。但黑黑却自以为高明地又把柴门关好，叼着小羊来博儿女的欢心。也许它做好了挨一顿痛打的准备，但它不明白，这罪行已经超过了人们所能容忍的限度。

男孩子和我也慌了手脚，急忙帮助黑黑掩盖罪行——擦干净筐边的血迹，把吃剩下的皮、骨扔进河里。然后，我狠狠踢了它几脚。黑黑反而安心了，以为人们体谅了它的苦衷，宽恕了它的错误，它又可以重新做一只好狗了。

但是，老羊倌的狗从来就比一般的狗聪敏，那夜它追击了那只饿狼回来，立刻就发现上了黑黑的当。很快，人们便找到了罪魁祸首。

黑黑的刑期到了，但它毫无准备，仍在和儿女们嬉戏玩耍。

人们围在柳条筐边。黑黑绝没料到会后患无穷，以为既已挨了打，并得到了宽恕，此番人们绝不会再有恶意。但还是需要再讨好一番，它向人们摇尾。

“从前是那么一只好狗。”人们说。

黑黑不懂“从前”二字的含义，但因为常听便似乎是听懂了“好狗”二字。它把前爪伸给人们。

人们一巴掌把它打了个趔趄，它理解成“闹着玩”，便又在熟识的人们腿边转来转去。人们又一脚把它踢翻，它以为这一翻滚，大约更能说明自己的忠诚。

“可是一回吃了羊，它就会记下羊的味道，下回还要吃。”人们把绳子打了个活结。

小狗们尖声地叫了。黑黑跳进柳条筐，舔舔这个，舔舔那个。没什么可怕的，将来你们也要跟人们去的，要做一只好狗——黑黑的目光是那样平静，那样憨厚。

人们把绳索往黑黑脖子上套。黑黑抻长脖子欣然接受，以为那是人们的特殊奖赏，以为那正是一只好狗的殊荣——城里那只会钻火圈的肥狗，脖子上就有一条漂亮的锁链……

但是，绳索拉紧了。黑黑跟着拉住绳索的人跑，它似乎有些诧异了：为什么这绳索越来越紧呢？

黑黑渐渐感到出了问题：那么多陌生人倚在西窑门前，坐在它的“神坛”的窗台上，它发出尖声的警告。

拉绳的人把绳子的另一头扔过一杈树枝，然后用劲拉。黑黑觉得这玩笑开得实在有些过分了：它尖声地抗议。

而人们并不松手，并且几个人一起拉。黑黑感到窒息，但还没容得它醒悟，它的身体已经悬向半空。

黑黑那最后一闪的目光给我印象极深，是那样惶惑，那样惊恐，那样冤屈。它看见了什么呢？也许看见了它的主人，也许看见了它的“神坛”，也许看见了往日的欢乐和功勋……谁知道！也许它终于看见了无边的黑暗，但却已经来不及了。它只来得及侧过脸去，望了一眼它的柳条筐。

小狗们正扒在筐沿上，津津有味地看着母亲又蹬又踹的精彩表演。它们能懂得什么呢？当它们长成大狗的时候，这记忆早已经磨灭了，即使记得，也只会以为那是一只好狗的善终。

是我和男孩子把黑黑的尸体拖到村后的山坡上，埋了。我鄙视它，虽然它那副忠厚相儿总浮上眼前，让我心酸。我忽然懂得了狗类的无望，同时看见了人类的光明。人，可以随时发现黑暗的萌生，从而寻得战胜黑暗的道路……

所以我没有自杀。我今天能够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并且不用担心什么人又来给我加一顶沉重的帽子，正是因为人类战胜了那个黑暗的年代。

一九八一年十月

小小说四篇

/春/

老师挥起了双手，但歌声显得很沉闷。很多男学生和很多女学生都往窗外看。

远处的树丛中响着一把圆号。又是那个青年，吹了一冬天了，大概是想吹出山谷的声音，但他的山谷中似乎只有石头。

“你们觉得吹得好吗？”老师的脸色很难看。

他重新挥起双手。歌声还是很疲倦。

树丛里晃着一个青年的身影，闪亮的是那把圆号。青年不时停下来，往树丛前面的草地上看。圆号声吹出了山谷里鹰的盘旋。

这家伙有门儿了，老师想。但眼前这些懒散的学生实在让他头疼。“来！重来，要严肃！”

没精打采的男声和女声混杂着响起来。

“休息！”老师喊。

青年又走到树丛边，朝草地上张望。

一个穿着工作服、戴着工作帽的人在给草地上的果树浇水，也正扭过脸去朝树丛中看。

圆号声又响了。山谷里，溪水冲开了冰层，瀑布飞溅，响着巨大的轰鸣。

老师想：这家伙怎么忽然来了灵感？

草地上，给果树浇水的那个人一听不见号声就扭过脸去看那片树丛。水喷湿了工作服。

圆号声就又响了，吹出了矮树林的恬静和黑苍苍的大树林的庄严，星星似的野花，还有雄山羊“咔啦咔啦”的角斗声……

他的山谷忽然有了活气，老师觉得很怪。

圆号声一直没停。青年一边吹一边往草地上偷看。草地上的那个人一直在听，坐在草地上，水早已经漫出了果树周围的土埂。

老师忽然猜到了一件事，转过身来看着他的学生——喉结鼓起来的男学生和胸前紧绷绷的女学生。他懂了应该怎样指挥。

“男同学的声音可真够粗的。”他说。微笑着，闭起眼睛，感慨似的晃着头。

男声部变得很够劲儿了，很多男学生都尽力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浑厚，悄悄地控制着口型。

“女同学的声音就是另一个样儿。”他说。仿佛那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女声部更显得清朗、纤细了。

老师在心里笑，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果树上挂着工作服和工作帽，一个年轻的姑娘在给果树浇水。老师没猜错。

圆号声响着：山谷里的鹰在盘旋；鹿群正涉过融化的冰河，急急忙忙到远方的乐土去……

/夏/

他们一直在街上走着，谁也不说话。柏油路面晃得人眼睛疼，汽车的噪音很大。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

“我不想吃，我不饿。”姑娘说。

他们走进一家饭馆，坐在一个角落里，看得见街上白花花的太阳和一些红得刺眼的阳伞。

姑娘把桌上的一摊水画开，画成很古怪的形状。她不断地长出气。

小伙子看着杯子里啤酒的气泡。

“不管我怎么跟他们说，他们还是那么说。”姑娘很快地看了小伙子一眼，又垂下头。

小伙子不停地喝着啤酒，又去买了两个菜。

“我一点儿都不饿。”姑娘说。

“他们怎么说？”

“还是那么说……还是说……”

玻璃上有一只小虫，“嗡嗡”地叫着。街上到处是卖雪糕和卖茶水的疲倦的吆喝声。

“你呢？你自己呢？”小伙子问。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不应该总耽误着你。”

“也许他们应该总耽误着我们吧？”

“可是我爸爸血压高，妈妈又有心脏病。”

小伙子又去买汽水。他们今天已经喝了好几瓶了。桌上的菜谁也没动。

“好吧，我等。”小伙子把一瓶汽水“咚”地放在姑娘面前，“等你有了血压高，我也有了心脏病。”

她笑不出来，要是往常她又笑个不停了。

“你应该跟那个人好，其实……”

“你说了一百回了！”

“其实她比我好，真的比我好。”

“我只说一百零一回：比你好的人多了，可爱不爱是另一回事！”

他们又默默地坐着，不再说话，谁也不看谁。蜻蜓飞得低了。远处有一片发亮的云彩。

“会下雨吗？”姑娘先说。

“带着伞呢。”小伙子回答。他正看着汽水瓶上的北冰洋。也许那儿不错，有一间房子的话。

“你少喝点儿吧。”

“没关系，啤酒，加了汽水的。”

姑娘想，等将来自己当了母亲的时候，成了老太太，一定要理解自己的女儿，或者儿子。

“假如是你自己不愿意，那……那就算了。”小伙子说，晃晃手里的杯子，“咕咚咚”喝光。

发黑的云彩上来了。应该下一点儿雨了。

“否则，我跟你说了，法律是保护我们的。”

“没用，他们才不管那一套。”

“问题是你不敢。”

“可爸爸血压高，妈妈又有心脏病。”

他们又沉默着坐了很久，然后离开了那儿。

灰黑的云层下面飞着一群鸽子。鸽子显得格外洁白，像一群闪电，像一群精灵。

“你真的能等吗？”姑娘眼里有泪光。

“当然。我们的日子比他们长。”小伙子支开了雨伞。下雨了。

/秋/

小姑娘睡着了，坐着，就睡着了。

老头儿把小竹车的前轮翘得悬空起来。孩子是坐在后轮这一边的，这样她就等于是躺着了，能睡得舒服些。老头儿推着竹车往前走，比原来费劲多了。落叶在他脚下“吱吱”地响。

老头儿觉得太阳很温和。可是，小姑娘一会儿把脸扭向这边，一会儿又扭向那边。路边有一块大石头，他把竹车的前轮架在上面，支开一把伞，罩在车上，然后推起车再往前走。孩子安稳地睡在伞荫里，她刚才玩得太累了。

他走得很慢，也许是因为老了，也许是怕晃醒了孩子。他已经穿上了棉裤，腿有病。小姑娘却还偏要穿着那件红色的连衣裙，好在总算给她套上了一件黄毛衣，又穿上了毛裤。这会儿孩子睡着了，老头儿又觉得寂寞。他吃力地把稳竹车，前车轮才不至于垂下去。土路被夏天的雨水弄得坑坑洼洼，需要十分小心，车里的小姑娘才不会被震醒。

路上挺安静。不知从哪一天起蝉就不叫了，老头儿还答应给孩子捉一只呢，一夏天都没捉到。他想起小时候爬上树去掏鸟窝的事，他的爷爷在树下喊，怕他摔坏了腿。那时他不在乎，现在可不行了，腿总是疼，不得劲儿。唉！总要跑医院，总得去扎针……

竹车震了一下，老头儿慌忙低下头，从伞边望望孩子。小姑娘睡着。他不敢再去想别的，注意看着前面的路，把前车轮再翘高些。

一路上他总听见什么地方响着一种琴声。

老头儿坐在医院的长椅上时，才觉得胳膊和腰也有些酸疼了。他轻轻地揉着、捶着。

“哈哈，你醒啦？”他拿掉伞，发现孩子醒了。

小姑娘睁着眼睛，愣着。

“你喝不喝点儿水？橘子水？”老头儿晃着水瓶。

孩子四下里张望。

“找你的小狗熊？”他从提兜里掏出一个毛茸茸的小狗熊，摇着，又捶捶背。

“爷爷，谁在弹琴？”小姑娘睖睁着问。

“琴？”老头儿也四下里张望，他也总听见一种琴声，“没有，没有琴，是你在做梦。”

老头儿被大夫叫进去扎针了。

孩子玩着小狗熊。她看见窗外滚动着金黄的落叶，闪闪地耀眼，一层层掀起，又落下。

她长大了还记得：爷爷腿疼，腿上扎了好多针。还记得琴声似的秋风……

/冬/

弟弟用手指头化开了玻璃上的一块冰花，看见了黑漆漆的夜。门上有一个小洞，他把玩具手枪的枪筒插出去，对准外面呼啸的北风。

妈妈不在家。一到晚上她就到大森林中去。

“妈妈一个人不怕吗？”弟弟转过身来问。

“不怕。”姐姐回答。姐姐正在灯下做功课。

“妈妈干吗非得去不可呢？”

“妈妈得去照看森林里的那条路。”

“有狼吗？”

姐姐没回答，望望墙上爸爸的遗像，想：那时候自己和弟弟现在一般大。“困吗？”姐姐问。

弟弟摇摇头，把枪筒插出去，开一枪。又开了一枪。又开了一枪……外面的风还是很大，远处的大森林恐怖地喧嚣着。

“妈妈非得去照看那条路吗？”弟弟问。

“当然。火车得把木材运出去。”

弟弟坐在小板凳上想着：妈妈不会碰到狼，因为狼已经被猎人打死了。他去找那本小人书。

他翻到了那一页，给姐姐看：“看，没有狼。”

姐姐看看爸爸的遗像。她想起爸爸最后对她说的话：“其实有狼，森林里常常会有狼。你怕吗？”那时候，弟弟还不懂事，只有一岁。

“有狼。”姐姐说，“爸爸打死过很多狼，可那回爸爸又碰到了很多狼……”

弟弟坐在炕上想着。姐姐又往炉膛里加了几块柴。窗玻璃上的冰花又结满了。

“爸爸干吗要到森林里去？”

“爸爸得去照看那条路。”

“非照看那条路不可吗？”

“当然。火车要把兽皮和药材运出去。”

“你敢到大森林里去吗？”

“你呢？”

弟弟又化开玻璃上的冰花，望着黑夜，听着北风在森林中穿行，想象着自己敢不敢去。

后来，他睡着了，玩具手枪还插在门上的那个小洞上。

一九八二年十月

巷口老树下

路灯昏黄。飞蛾冲撞着欢聚的蚊群。正是晚饭后乘凉的时光，小巷口上喧闹如常：女孩子们踢踢踏踏地跳皮筋，男孩子风也似的追逐喊叫，姑娘们借着路灯的微光飞快地编织着，老太太们则在抱怨今年的西红柿涨了价，西瓜也不甜。

老槐树的枝叶一动不动。小巷里弥散着蒸腾的暑气。老槐树旁聚集了一个兴奋的人堆：赤亮的脊背和鲜艳的衬衫交相辉映，各式发型黑乎乎地扎在一处，不断爆发出激动的叫喊：“国徽！麦穗！麦穗！国徽！”那是在用五分的钢镚儿算命。

邓丽君正在谁家的窗户里深情地唱着：“轻轻的一个吻……”

算过了命的人纷纷挤出人堆，抖着汗湿的衣衫，摇着芭蕉扇，在老槐树的另一边重又组成一群。或站，或蹲，或坐，或靠在墙上，或倚在树旁，先是无言地思忖着，旋即火光闪亮，抽起了闷烟。

壁虎隐蔽在墙上老槐树的黑影里，正阴沉地注视着一只向上爬来的甲虫……

“看来，”绞着辫梢儿的姑娘鼓起两腮，望着深远的夜空，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看来这‘八卦算命法’还挺灵。”

吹着口哨的小伙子弹弹烟灰，阿谀地探过头来：“你的命是什么？”

“名落孙山。”姑娘凄然地回答。

“你还惦记着考大学？”小伙子语气中含着挖苦。

“你少讨厌！我说的是招工。到这个月底，就毕业整两年了……”

“嗐！你何必当真呢？各种各样的算命法我见得多啦！”这是个可以显露博学的机会，小伙子兴致勃勃劝慰姑娘，“什么八卦算命法，听燕生那小子胡嘞嘞，两口子都得分家。他还说我的命是‘鹏程万里’呢，孙子才信！”但他从姑娘的脸上立即看到自己的劝慰是如此缺乏说服力，于是把目光转到一个架双拐的小伙子身上：“你猜他算的命是什么？——‘乘龙快婿’！也不知他自己是快婿，还是他能招个快婿？真能把死人气活过来！”

姑娘格格地笑了。众人也都笑了。架双拐的小伙子羞红了脸分辩：“我并没有说我信了呀！我说我信了么？”

“我可信！我的命是‘虎落平阳’。”一个“英雄”蹲在墙角，愤然踩灭烟头，骂道，“姥姥的，真他妈灵！”

“咱俩差不多，我是‘秦琼卖马’。”又一条“好汉”说，“燕生这‘八卦算命法’真有些灵。”

“我也信。我是‘布衣草履’，可不是吗，一辈子穷命！”

“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持不同意见者发言，“我倒是算了个‘久旱逢雨’呢，老天爷长眼，屋漏逢雨倒差不多！”

“扯淡！我前天就算了个‘金榜题名’，结果怎么样？今儿早晨发了第三榜，他姥姥的，这回涨工资又吹了！”

算得坏命的宣称“灵验”，算得好命的发誓“不信”，似乎命运的好坏本是应该谦逊的事。

“反正我说灵！”“灵验”派坚持。

“灵个屁！”“不信”派顽固。

墙上，壁虎敏捷地向甲虫靠近，又机警地藏身于另一片黑影中……

轻摇扇，慢啜茶，“灵验”派的同人们互相告慰，像是坚定了信念，又像是为了坚定信念。

卡车在巷口前呼啸而过，卷起一片呛人的烟尘。烟尘散处，一位形容枯槁、貌似干姜般的老头摇晃了过来，“不懂装懂！”他愤愤然说，“说我‘子孝孙贤’！”他像蒙受了不白之冤似的摊开双手，满脸皱纹都在抖动，“街里街坊的，谁也瞒不了谁，我重孙子都有了，可你们说，有哪个孝顺？”

“您是说燕生这‘八卦算命法’不灵么？”有人给老头让座。

“自然是不灵！”老头使足力气“呸”了一声，“就说燕生那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八卦算命，老辈子就有！古来有能为的人谁不懂八卦？‘三国’的孔明，‘封神’的太公姜子牙！这八卦是太乙真人下传凡世的，难道是这么容易的么？孔圣人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光凭三个钢镚儿扔来扔去就想算得准命么？”

此一番“深通”经史的广征博引，又在老槐树下引动了深思。

甲虫似乎感到了什么危险，停步在一条砖缝里，屏息静听，凝神四顾；壁虎一动不动，似乎也懂得兵不厌诈，静候良机。

……

轻划火，慢点烟。“不信”派的友邻们互相鼓舞，像是保持着镇定，又像是为了保持镇定。

起了一阵微风，飘来一股烂西瓜的气味。

微风过处，从小巷的另一端急匆匆地跑过来一个中年妇女。“嘘——”她绕过人群，神秘而且担忧地抓住一个姑娘的胳膊，同样神秘而且担忧地说，“还不快去看看你爸爸！”

“怎么了？”姑娘懒洋洋地问。

“我怕他又要犯病了！”中年妇女诚惶诚恐，“他在那儿一个人走来走去，搓手跺脚，嘴里又那么叽叽咕咕的……”

“没治！”姑娘伸伸懒腰说，然后无可奈何地向小巷的另一端走去。

“又是为了什么事呢？”中年妇女接过别人递给的一把葵花子，嗑着，依然神秘而且担忧地望着众人。于是众人嘁嘁喳喳地议论开了：

“他刚才算命的时候脸色就发白。”

“还偷偷地双手合十，让我看见了。”

“结果算了个‘推车靠崖’。”

“燕生不想再给他算了，可他偏说第一回不算数，说他把钢镚儿只摇了两下，少摇了一下……”

“第二回偏又那么巧，算了个什么‘如履薄冰’！”

人们都踮起脚尖，朝小巷那头张望。

“他这病怎么落下的呢？”不知情的人问。

“他亲眼看着老娘让红卫兵打死了，老婆前两年又喝了敌敌畏，说是与‘四人帮’有牵连，都怪他自己吓的……”知情的人说。

看来，“八卦算命法”确是灵验。“灵验”派的信念可以因此愈加坚定了。然而不，全体“灵验”派的党徒都紧张乃至默想；烟末洒落在发抖的纸烟上，芭蕉扇骤然停于胯下或者胸前，眼睛盯着杯子里漂浮不定的茶叶棍儿……风也是热的，邓丽君还在咿咿呀呀地唱得烦人。倒是“不信”派诸君能够泰然处之，释然而且大度地说：“这算不了什么，不过是碰得巧罢了。”

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隐隐传来一阵悲凉的哭号，间或还有凄切的呼唤。人们“呼啦”一下子站起，耸起耳朵辨别方向。

一个男孩子仓皇地跑过来。

“是谁家？”众人争先发问。

“三、三十八号张、张大妈家……”男孩子气喘着。

众人又都松心地落座：“怎么回事？”

“小、小生子，和、和人打架，让人扎、扎、扎死了！”

“死了？”

“死了。”

“真的？”

“真的。”

“你怎么知道？”

“警察说的，今天下午在……”

人们重又啜茶，吸烟，摇扇……

“哼，早晚有这么一出，我说过。”好几个人居然都有先见之明。

“国徽！麦穗！国徽！麦穗！什么命？……”老槐树那边又到了关键时刻。

“哎——”老槐树这边有人灵机一动，“刚才张大妈算的是什么命？”

“好像是‘苦尽甜来’。”

“不，是‘苦尽甘来’——没错儿！她当时还说要请燕生吃炖肉呢……”

甲虫突然发现了壁虎，转身飞逃。但悔之已晚，壁虎纵身一跳……

远处的哭诉声愈加惨然了。

如此一来，“八卦算命法”还是难信，“不信”派们又有一个可以炫耀的机会了。但是怪，所有“不信”派诸君都愕然乃至躁动：屁股在凳面上碾动，脚跟在土地上刨坑，“噼噼啦啦”，蚊子真讨厌，浑身都发痒。于是轮到“灵验”派们释然而且大度地说：“灵还是灵，不灵的时候毕竟是少。”

算得坏命而宣称“灵验”，宣称“灵验”却又为“灵验”的事实而紧张；算中好命而发誓“不信”，发誓“不信”却又为“难信”的证据所躁动。人类的真心哪，似乎永远难于窥见。

深默着。

深默着。

还是有人不死心。“你们说燕生算得不灵么？”一个抱着孩子悠来荡去的青年妇女又开了腔，“可我们那口子刚才替他二姨姥姥的六表叔算了一命，你说不灵？他给我们娘儿仨算的不是‘鸡飞蛋打’，就是‘梦里南柯’，给他二姨姥姥的六表叔算的是‘父荣子贵’！‘父荣子贵’！可燕生也不知道是给他二姨姥姥的六表叔算的呀！再说，燕生也不知道他二姨姥姥的六表叔是副部长呀！”

“算了吧，你们那口子的二姨姥姥的六表叔是副部长，你说过总有八百回了。”一个牵着小孩手的男人在青年妇女身旁停下来，“连我们小威威都知道。是不是，威威？”

小孩点头做证：“他说他家那个外国挂历就是他二姨姥姥送的，还有一件进口背心。”

老槐树下“轰”地响起一片笑声：

“再多绕几个圈儿，皇上还是我小舅子呢！”

“咱们这小胡同里还真藏龙卧虎，住着副部长二表妹的姨外孙子……”

“应该写个牌子挂在老槐树上！”

“可惜路太窄，红旗轿车开不过来！”

青年妇女有些羞愧，连忙打岔说：“咱没跟你们说这个，咱说的是燕生这‘八卦算命法’怎么会这么灵！”

“给你二姨姥姥的六表叔算了好命就是灵？”

“天地良心！我是这么说的么？我们娘儿仨可是‘鸡飞蛋打’‘梦里南柯’啊！”她恼羞成怒了，“你当我不知道你算了什么命哪？你算了两回都是‘金鹰展翅’！”

“所以我不信嘛！你瞧，我只够得是‘秃尾巴鸡’的份儿。”男人耸动着瘦骨嶙峋的双肩。

“……”青年妇女没了词儿。但急中可以生智，急中生智的时候又往往可以道破真情，“你那是得了便宜卖乖！算了好命假装不信，可心里甭提多美呢，恨不能那是真的！”她喊道。

这是一句敏锐的判断！所有算中好命而发誓“不信”的人们都尴尬，尴尬而至无言，无言铸成愤怒，愤怒终于爆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才是算了坏命心里难受，倒装着认命呢！放心，没人可怜你！”

这是一记准确的回击！所有算得坏命而宣称“灵验”的人们都惊服，惊服于是自怜，自怜导向怨恨，怨恨终于难以压抑，于是有人发话了：“谁用你可怜了？现在这年头，谁有本事谁享福，谁没能耐谁活该，谁也不用可怜谁，谁也不用谁可怜！他姥姥的。”

“喂，你要认命谁也不拉着，可是别骂人！”自然有人搭腔。

“我又没骂你！”

“你骂谁？”

“谁认头就骂谁！”

“再骂我打你丫头养的！”

……

老槐树这边眼看要爆发一场“热战”，突然，老槐树那边的人堆中爆发出一阵惊叫：

“错了！错了！全错了！燕生把命算错了！”

“怎么回事？”老槐树这边的人都如弹簧般蹦起，无论是“灵验”派，还是“不信”派。“热战”没有爆发，冷战也告平息。

一个小姑娘挤出人堆，得意地向这边的人显摆她的先知：“原来那张‘八卦算命图’上写着，国徽是画一长横，麦穗才是画一短横，可燕生哥给弄错了，弄成国徽是短横，麦穗倒是长横了……”

瞬间，算得坏命而宣称“灵验”的人们的脸上都现出欣喜的神色。然后，叫嚷着，笑骂着，蹦蹿着，丢却了刚才的誓言，忘却了自己的派属，抱着新的祈望重又投入到老槐树那边的人堆中去，重又把钢镚儿抛向空中。老槐树这边，单剩下算中好命而发誓“不信”的人们。他们没有心思为胜利而骄傲，虽然他们早先的预见已经得到了证实。他们木然地站着，呆愣着，机械地摇着扇子……

“……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还在唱。

壁虎正吞咽着甲虫……

一九八二年

夏天的玫瑰

傍晚，老头儿跟每天一样，从城里回来。他终于买来了那只青铜的公牛。本来今天应该很高兴，可是他刚才又碰上了那个年轻的父亲。老头儿后悔没再跟那个年轻的父亲说说。

蒙蒙的细雨，零零碎碎地从早晨一直下到了傍晚。这会儿，起了一点儿风，有些凉了。快要到秋天了。

“算了，还是少管别人的闲事吧，饶着管了，别人还不高兴……”一路上，老头儿不断地劝着自己。他竭力想忘掉那个倒霉的孩子。

他扛着那根烫满了小窟窿眼儿的竹竿，弓着腰，蹒跚地走着。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开阔的田野、错落的农舍和工厂的楼房、路边的水车，还有远处黑色的林带，都蒙在无边的细雨中。他回家去。竹竿上只剩了一只小风车儿，静静地转着，像一团红色的雾。他就靠卖这小风车儿为生。

雨中的黄昏，很静。郊外的土路又细又长。

远处的村落里，大喇叭唱着。“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是一支洋歌儿。

老头儿在竹竿的顶端罩了一把雨伞。每逢雨天他就这样。那只纸叠的小风车儿在灰暗的雨伞下面默默地转着，就像那支歌。

他抱着那只刚买来的铜牛，拄着一支木拐，慢慢地走着。那铜牛不轻。他不时停下脚步，用衣袖擦去溅在牛身上的雨点。他每天都要到城里去卖小风车儿，每天都这个时候回来。牛身上布满了粗糙的气孔、绿锈和凹凸不平的铸痕，老头儿总觉得那是些伤疤。他早就想买这只牛，牛的高高隆起的肩峰一直吸引着他。吸引他的还有牛的四条结实的腿和牛的向前冲去的姿势。今天总算把它买回来了，老头儿很高兴。可他一觉得高兴，就又想起了那个孩子。

那孩子可真倒霉，刚生下来就这么倒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是残废。”好几个大夫都这么说，那个老大夫也这么说。唉，可怎么好……老头儿想着，看了看天。

可孩子还什么都不懂呢，不知道这下子可遭了瘟哪，将来才倒了血霉呢。老头儿想着，又后悔自己没再跟那对年轻的父母多说说了。

不远处，是一条铁路。穿着雨衣的检路工在高高的路基上走着，不时传来铁锤敲打路轨的“叮当”声。老头儿站住。他知道，在那铁轨的遥远的尽头，是他的故乡……

“她准是也老了，她老了准也还是挺漂亮的。”他望着高高的路基，在心里对自己说。近几年来，他常常想，他也许该回到故乡去了。

老头儿又走了一会儿，然后在路边的土埂上坐下来，把铜牛放在并拢的双腿上。他走得有点儿累了，拄拐杖的那条胳膊又开始发酸、发疼。他拍拍牛的结实的脊背，对自己说：“别像个老傻瓜似的胡思乱想了。”“也别净替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瞎操心了。”他又劝自己忘掉那个不幸的孩子。他出神地看着那只青铜的公牛，真佩服它有那么一身漂亮的肌肉。老头儿从蓝布提兜里掏出水壶，喝了一口；不是水，是酒。

小风车儿像一团红色的雾，在他白发苍苍的头顶上。空旷的田野上空，光是飘着雨。

“……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再也没有一朵鲜花，陪伴在她的身旁……”隐隐约约还可以听到村子里的喇叭声。放广播的准是个年轻人。

这歌倒是像唱着老头儿的身世。

他就靠卖这种纸叠的小玩意儿为生，干不了别的了，老了，而且两条腿的下半截都是假的，用钢箍箍在大腿上的。刚箍上的时候很疼，现在早就习惯了。晚上，他在灯下把一张张红红绿绿的电光纸裁开，叠成一个个四角的小风车儿，再用大头针把它们钉到白天捡回来的冰棍棍儿上去。他喜欢喝酒，喜欢一边做着小风车儿一边喝酒。风车儿做好了，够第二天卖的了，他把它们都插到竹竿上，还要再喝一点儿酒。他一边咂摸着酒，一边欣赏着那些小风车儿，吹吹这个，吹吹那个，看看它们是不是都转得很好。喝完酒，他爬上床，卸下假腿，睡一会儿。天不亮，他就起来，做一点儿吃的，动身到城里去卖小风车儿了。二十多年，天天如此。二十多年前，在他还有一条好腿的时候，他还在建筑队当过小工，后来不行了。好些现在已经当了父母的人都玩过他做的小风车儿。

人们都知道这个卖风车儿的老头儿，知道他的腿是假的，木头做的。人们都知道他的歌谣。“跑呀跑，转呀转，小风车儿，变呀变。”是他胡诌出来的。他很会招引孩子，——得把小风车儿卖出去。

“老爷爷，变成了什么呀？”“噢嗬，老爷爷可是什么也变不成啦。”他摸摸每一个孩子的头。“小风车儿变成了什么呀？”“你们看那里头有什么呀？”一团团红红绿绿的雾。“是一只小兔子吗？”“不，是个新郎官儿！”老头儿捏捏小姑娘的脸蛋儿。“是云彩！”“云彩里有你的新娘子！”老头笑了，拍拍男孩子的肩膀……这是他最高兴的时候，仿佛自己也回到了童年。可这时候，他又要想起故乡，想起心中的那片乐土，想起一些令人心碎的往事。他希望这些孩子可别有哪一个将来要得“脉管炎”，这些欢笑着的小脸儿可别有一天要变得悲伤。孩子们散去了，举着小风车儿飞跑，一团团云，一团团雾……他默默地为孩子们祈祷。他独自回家去。他没有孩子。他的腿，一条是在二十岁的时候锯掉的，另一条是在三十多岁，都是因为“脉管炎”。

雨悄声地飘洒着，“沙沙沙”地落在田野上、土路上和老头儿的雨伞上。他的背驼得很厉害，蓝布褂子的背部让太阳晒得发了白。他的头发也全是白的。竹竿上那只红色的小风车儿显得很鲜艳。老头儿一直看着那只青铜的公牛。吸引他的还有那对犄角，像一张弓，尖利的两端向前弯去，向前直冲。“真横！”老头儿握住牛的犄角：“老虎又怎么着？老虎也未必经得住它这一下子。”老头儿还记得他那两条小腿，稍一用劲，那两条粗壮的小腿就全是见棱见角的疙瘩肉。他记得，在老家时他扛起过二百斤重的麻袋，后来他又记得好像是三百斤，或者是差一点儿不到四百斤。他又摸摸牛的四条健壮的腿。“真壮！”他赞叹地摇摇头。“妈的，这家伙！”

老头儿总爱自己跟自己叨咕点儿什么。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常常叨咕着一句话：“她也老了，她准是也跟我一样，老了。”他就干脆不睡了，爬起来，再喝几口酒。谁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人。人们说，人老了有时候就变得古怪，尤其是一辈子没结过婚的人。他喝着酒，又去吹吹那些小风车儿，想着一些往事。许多年前，他到这远离故乡的地方来治病，锯掉了一条腿，他就再也没有回故乡去……

“……当那爱人的金色指环，失去闪烁的光芒，当那珍贵的友情枯萎……”

老头儿在土埂上坐了很久，撅起来的后衣襟被雨水打湿了。天可真是要冷了，他打了个寒噤。黄昏时分的光亮度变得很快，一会儿比一会儿暗。小风车儿在灰蒙的暮色中闪着一点儿红光。老头又想起了那个孩子。唉，干吗非让一个注定要倒霉的人到这世上来不可呢？世上可不缺倒霉的人！他想。“那对小夫妻不听我的，依我说就别再抢救那孩子了。当然啦，谁舍得自个儿的孩子呢？可舍不得他，是为了让他来受罪吗？让人看不起？”他叨叨咕咕地跟自己说着。他站起来，回家去。不过，他真正的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那条铁路的尽头。

老傻瓜，谁又会听你的呢？人们要么不把这当成什么大事，要么倒说你是悲观主义。王八蛋主义！你要是说“为了别给社会增加负担”，有些人倒会同意，可是，“社会负担”这句话对残废人来说是多大的负担呀！最好是别给社会增加负担，也别让一个人总是觉着自己是个负担。人来一世可不是为了当别人的负担的。有些事是避免不了的。半路残废的事就没办法。可有些能避免的事干吗也不去避免呢？老说什么人道不人道的，让一个孩子来倒几十年霉就是人道？人们也不知都怎么了，就顾不上为那个孩子的一辈子多想想。我可不觉着那是乐观主义。王八蛋主义。我说那是造孽……可话又说回来了，老傻瓜，谁听你的呢？老头儿一路走一路想，又觉着还不如忘了这件事的好。

他让自己不去想这些事，又欣赏起他的铜牛来。还有这牛尾巴，甩得多有劲！他用手指尖捏捏牛尾巴，仿佛能觉出它的弹性。他想买这只牛已经很久了。有一天，他在城里卖小风车儿的时候，忽然发现了这只青铜的公牛。它站在橱窗里，梗着脖子，四只蹄子紧紧地抠在地上，身体的重心全移到了高高隆起的厚实的肩峰上，低着头，两只犄角像是两把挥舞着的尖刀。老头儿愣住了，被牛的骄蛮的姿态吸引住了。牛身上每一块绷紧的肌肉都流露出勃勃的生气和力量，每一条胀鼓的血管都充满了固执和自信，每一根鲜明的骨头都显示着野性的凶猛，使人想到一只被它顶死的老虎，想到它被老虎咬伤的地方淌着黏稠的鲜血，想到它冲向对手时发出的暴怒的咆哮，想到它踏在老虎尸体上时那傲视一切的眼神，它晃着那对刀一样的犄角，喷着粗气，在荒野上飞奔狂跳……商店的台阶很高，老头儿开始往上爬。他望着那只牛，沉静了多年的血液又在身体里动荡、奔突。老头儿忽然明白了，他常常在梦中看见而醒来又变得模糊的那个形象，正是这样一只牛……

有三十多年了，老头儿经常重复地做着一个梦：他的腿没有了，独自在一片陌生的荒野上爬，想要爬回家去。可是他不知道家在哪儿，应该往哪边爬，他从未见过这片无边际的荒野。他爬着，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堆眼睛在盯着他。那是狼！一群狞笑着的狼！他慌忙往后退，转过一个墙角，屏住呼吸往另一个方向爬。可前面又有两只佯睡的老虎，正眯缝着眼睛瞄着他！他又赶紧往左爬，擦着地皮，一点儿一点儿往前挪，爬过一间豪华的大厅，爬进一条幽暗的楼道。又有一堆纠缠在一起的毒蛇向他抬起头，吐着芯子！幸好右边是河滩，他躲在一块礁石后面。那不是礁石，是一群大鳄鱼！没处逃了，无路可走了。他猛地来了一股劲，叫喊着在荒野上东奔西突，用头去撞那些狰狞的猛兽。他看见了自己强壮、庞大的身影在荒野上蹦跳、咆哮……醒了，他正用头撞着床边的桌子，拳头在墙上打得掉了一块皮，流着血……

就是这样一只牛！尖利的犄角、高耸的肩峰、粗壮的腿，一身漂亮的肌肉，向前冲的骄蛮的姿态。“多少钱？”老头儿问。售货员告诉他，他吓了一跳。老头儿买不起，但老头儿决心要买；多卖点儿小风车儿就行了，少喝点儿酒就行了。这以后，他天天夜里梦见那只青铜的公牛，梦见它在荒野上横冲直撞，冲散了狼群，撞倒了老虎，踏烂了毒蛇和鳄鱼，牛的青铜的盔甲闪着威严的光，洪亮的叫声像是吹响的铜号……老头儿像个初恋的情人似的，天天到那家商店去，爬上高高的台阶，去看那只牛。人多的时候，他就站在人群后面，从缝隙里看；人少的时候，他就让售货员把牛端下来。每看一回，他感动一回，每一回都有新发现。他觉得牛身上那些凹凸不平的伤疤也是漂亮的。“可它还是这么使劲儿地顶。”他说。售货员纳闷儿地看看他。“多少钱？”他又问。售货员又告诉他一遍。老头儿逐日计算着自己攒下的钱，想象着把牛摆在自己的床头，夜晚就不会孤独。

天黑了，雨仍然没停。看不见那只小风车儿，也看不见老头儿的白发。夜和雨不知把人们都藏到哪儿去了，这世界上似乎只有老头儿蹒跚、沉重的脚步声。他的胳膊又在隐隐地疼，最近他的胳膊时常这样疼。“可别又是那种病，妈的！”老头儿骂着。雨似乎更大了，他把牛盖在自己的衣襟下，贴在胸口上。他终于把它买回来了，觉得心里踏实、安稳，觉得心里有劲儿、高兴。要不要给它报个户口呢？老头儿想，笑了。老头儿往家走。

远远地看见了一片灯光。他走到了三岔路口。一条路是通向他的小屋的，另一条通向那所产院。老头儿又想起了那个倒霉的孩子。“他们还在抢救他呢。”老头儿说。他又在路边的土埂上坐下，犹豫着该不该再去跟那对年轻的父母说说。“不是把什么样的人救活都是人道，你们得为孩子的一辈子想想……”

“……我不愿看你继续痛苦、孤独地留在枝头上……我把你那芬芳的花瓣，轻轻散布在花坛上……”

老头儿也快会唱这支歌了。

那个一生下来就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要成为残废的孩子呀！干吗一定要把他救活呢？当然，还有另外百分之五。可这是赌博，是对比太悬殊的赌博！是拿一个人的一辈子在赌博！为什么呀？为了满足父母的感情，就不怕把一个注定要受尽折磨的人带到世上来？！

老头儿站起来，朝那所产院走去。他想去求求那对年轻的父母：让那个倒霉的孩子安静地去吧，那才是人道。他想，王八蛋主义！

可我干吗还活着呢？在去医院的路上他想。

我不一样，我能顶得住，那个孩子可不见得行，老头儿想。

再说，我也有时候快顶不住了，他又想。

何必让一个人平白无故地来顶住那么多倒霉的事儿呢？说说轻巧。

过去，我是怕给我的亲人们弄得难受，我才活着，老头儿想。

我是半路残废的，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残废就去死，活着的人可怎么想？小时候，我们村儿里有个人就那么寻了死，活着的人都叹气……

主要是，大伙儿对我都不错，我不能做对不起他们的事，让他们说我没良心，他想。

有些事不那么简单，不好说……

可这孩子的事挺明白。他还什么都不懂呢，让他去吧，那是爱他。给他做件好看的衣裳……

老头儿走了很久才到了产院。他看见那个年轻的父亲站在走廊上。

“孩子怎么样了？”老头儿问。

“他不用再受折磨了。”年轻的父亲说。

“他好了？”

“他去了。不抢救了，他安静地去了。”

“……”

“谢谢您，您说得对。”

那支歌叫：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老头儿想。

老头儿从心里感谢这个年轻的父亲，可老头儿的心突然又像是被撕碎了；他看见年轻父亲的眼里闪着泪光。老头儿眼里也一样，他也喜欢孩子，是孩子都喜欢。他觉得没有人比他更懂得这个年轻父亲的心。他坐在年轻父亲的身边。

他们都不说话，望着落雨的天空。雨丝在路灯下闪光，密密地编织着爱的轻纱，或是爱的罗网。

老头儿忽然想起了那只青铜的公牛。他把牛放在年轻父亲的腿上。

“你看，这家伙多精神。”

年轻的父亲点点头。

“是挺壮的。”

“横劲儿！嗯？给你吧。”

“不，我不要。”

“拿着。”

“我不要。”

“拿着！”

“够贵的吧？哪儿买的？”

“不贵，没多少钱。”

“你看它，多大劲儿！老虎也不是个儿。你看这犄角，这脊背，这腿……他母亲怎么样啦？”

“她老是唱那支歌。”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

“别让她老唱这么难受的歌。”老头儿说。

“您去跟她说说，行吗？”

“她还有你。你呢？你也还有她。”

“您去跟她说说吧。”

老头儿走进病房。他对那个年轻的母亲说：“早年我们村儿里有两口子，第二回生了个挺好看的孩子……”他说了好些过去他家乡的事。“快把身子养好，赶明儿你们再生一个，我给他做个四角儿都不一样色儿的风车儿，用好纸。”他不知道还应该说点儿什么。

后来，老头儿独自回家去了。他在铁路高高的路基下面走。铁路伸向他遥远的故乡。他想，他也许应该回去了；假如她需要他，他就留下来，假如她已经把他忘记，他就再回来卖他的小风车儿。反正卖小风车儿也是件挺高兴的事，总能跟孩子们在一起，而且，靠卖风车儿自己养活自己，就不是社会的负担……

一列客车隆隆地开过，车窗里的灯光照亮了那只小风车儿。小风车儿在夜风里转着，像一团红色的雾，像一朵玫瑰。

一九八三年

老人

暴雨过后，树林里飘溢着草木和泥土的气息。这是一座荒芜了的古苑。远处，殿堂的屋顶在夕阳下泛起耀眼的黄光了。时间是一九七八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两个人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他们同时收拢了伞，仿佛刚刚觉出雨停了。他们一直坐在老柏树下的青石上，鞋和裤筒都湿透了。

“别总想那些年的事了，咱们见面又不是为了伤心。”年老的男人想笑一笑，但笑得很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发僵。

“忘不了。”另一个老人说。她显得精神恍惚。

“连我自己都不记得那么清楚了。”

“冬冬就说，有时候是冤枉人的人比被冤枉的人记得还清楚。”女的说。

男的不出声地笑笑，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脚。怎么会忘呢？他又想起了那条冰冷的河、无边的雪野上的那缕孤烟，还有春天翻了浆的小路……“总回忆往事是衰老的象征，咱们还不老。”他低着头说。

“不，毕竟是老了。”她望望他的头发，也想到了自己的头发。“冬冬说我越来越像他外公、外婆了。有时候连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我的一举一动，甚至说话的声音、语气，都像他们。”

云散尽了，落日很大，很静。一群鸽子在那一大片红光中飞着。

“我并不记恨他们。”男的说。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说：“可我真是没想到，他们会那样去死……在我的印象中，你父亲非常坚强，你母亲也总是很乐观。”

“越是这样的人，越受不住冤屈和悔恨。”女的说，“主要是悔恨。那些日子他们时常提起你，对我说，如果还能见到你，让我告诉你，当年的争论是你对了。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去死。那情景就像是一对殉情的恋人。那是一九六八年。”

一群孩子从不远处的一片木板房里跑了来，在树林里叫喊着，追逐着；有的穿着凉鞋，有的穿着棉鞋，有一个小姑娘光着脚。

“那是什么地方？”年老的男人问。

“木板房里吗？好像是个接待站。”

“是从各地来的。”女的又说，望着那群孩子。

“还当是带他们来逛北京呢。”还是女的说。

“问题都在解决，一切都在好起来。”男的望着那片木板房。

孩子们在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在水洼里蹚来蹚去，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又滚又爬，在树枝上打摽悠儿，钻到石凳下去捉蜗牛……响亮的笑声就像树丛间那些归巢的鸟儿。

“孩子们总是想那些高兴的事，心里除了希望，没有别的。”男的说。

“所以他们是孩子。”

“我们也还不老，也还是要有一颗童心。”

“可我们有过。冬冬说……”

他望着那群孩子，臂肘支在膝盖上，十指交叉在一起，紧握着。她看着他。他有那么多深深的抬头纹了，那里面至少有一条是她亲手刻下的，她想。

“冬冬怎么说？你还没说完呢。”他提醒道。

“慢慢再说吧。”她避开他的目光。

树林里飘浮起薄薄的水雾。草地上还剩些淡淡的阳光，一条一缕、星星点点的。

“喔！看那是啥地方？”那个光脚丫的小姑娘跑着喊，站住，呆望着远处的古殿。

“哟！”一个穿棉鞋的男孩子跑到小姑娘身旁，也愣住了，“好阔气呀！”

孩子们都围拢过来。古老的殿堂在夕阳中显得辉煌。

“是我最先看见的。”光脚丫的小姑娘说。

“我第二，我第二先看见的。”那个男孩子一股劲对小姑娘说，希望她能证明这一点。

年老的男人出神地望着那群孩子。他又想起了那条冰冷的河，河底的沙砾扎着他的脚，他在那水面上看见过他的冬冬……

女的摘去落在他背上的一根白发。

他没理会；只是出神地望着那群孩子，像囚徒望着蓝天。

他这么喜欢孩子！她想着，心里难过极了。

“童心是个永恒的主题。”他说，醒来了似的，“我最近发表了一个歌颂童心的短篇，你看到了吗？”

女的没有回答，装作没太注意的样子。

“童心总是想着未来，除了希望，没有别的。”

女的心想：那才糟呢！那希望是经不住磕碰的。“我们都是那样过来的。”她说。

那群孩子静悄悄的，或蹲或站，望着矗立在远处的大殿、大殿闪光的屋顶和红墙。

两个老人也沉默着。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他搓了一把自己疲倦的脸，转过头来笑笑。

“当然。”她靠在他肩头。她在他衣领里看见了许多疤痕，她没说什么，那是预料中的事。他还是比她坚强，像过去一样。她忘不了过去。

“还记得家乡的那个小池塘吗？”男的说，希望气氛能轻松些。“有一回我让螃蟹夹了脚，你在船上又笑又唱。那时候你总爱唱。在大学里你还是爱笑爱唱。”

两颗斑白的头离得更近了。一只蜂儿在他们头上“嗡嗡”地飞，被他赶开了。

“可生活并不像那些歌。”她说。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们都老了。你说童心？其实我们的心都不那么干净了。”

“只要我们不要总是想过去！不要总背着那么沉重的负担！”

“不，冬冬也没说要背着过去的沉重的负担！”

“冬冬怎么说？”

“噢，以后慢慢再说吧。冬冬的心才真正是干净的，童心。还是以后说吧……”

那群孩子依然望着古殿的屋顶和红墙。落霞变幻着色彩，古殿显得遥远而神秘。

忽然，木板房那边传来一阵喧哗，夹杂有哭声。孩子们都惊慌地转过身去，听着，望着，互相对视片刻，“呼啦”，都朝那片木板房跑回去。光脚丫的小姑娘摔倒了，但她很快爬起来，追上去，顾不得哭。

“本该是无牵无挂的年龄。”女的望着跑去的孩子说。

“倒像是受惯了惊吓似的。”她又说，“这些年哪！”

“别总想那些年。那些年都过去了。”

女的心里颤抖了一下。四周的水雾更浓了。

许久，女的到底忍不住了，说：“还记得小时候，你外婆讲的那只‘寒号虫’吗？冬冬说……”

“说什么？”

她觉得还是不应该说。将来？将来是后人的事。伤疤、白发、毁掉了的青春、妻离子散……还要他怎么样？还要这一代怎么样呢？

“冬冬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总是一说到冬冬就……”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他正忙着考大学，要不他也来了。哦，他记得你，记得。那天晚上他一直在等你回来，坐在阳台上不肯回屋，他说你不会忘了他的生日——那年他六岁。今年他二十六了。”

男的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不倒翁。那是一个磨损得很旧了的不倒翁，在他手心里摇晃着，像是在叹息时光的飞逝。

“哦，不过你的话没说完。”

“冬冬好不容易才同意了报考理工科。我怕他拧；他和你的脾气一样，拧。”

“还是没说完，你刚才说到了‘寒号虫’。”

白蒙蒙的水雾在他们身边飘绕。如果是在天上，这就是云。她常梦见他，他也梦见她，还有他们的冬冬。醒来，他们都想到过天堂……不再让铁门和铁条分割人的心。

将来是后人的事？那么谁对过去的事负责呢？她想。她觉得还是应该说。“‘寒号虫’总是在夜里叫：‘冷死我，冻死我，等到天明垒个窝！’可是，第二天夜里它还是那样叫，老是那样叫。”

“冬冬一定是说，我是一只‘寒号虫’。”

“今天我没让他来，我怕他来了要和你吵。他很不喜欢你近来发表的作品。你总说‘不要总去想过去的事了’，可冬冬说，那为什么还要开历史课？既然最近的历史都应该忘记，干吗还总在说旧社会的苦？还……”

“他肯定还有更激烈的话。”

“他爱你。这是真的。在他懂事之后，他一直很尊敬你。你唯一的一张照片是他保存下来的。”

那群孩子又“叽叽喳喳”地回到了树林里。

“大概没出什么事。”两个老人互相安慰说。

孩子们又聚在一起，朝远处张望。那儿只剩了一座兀傲的灰影。太阳沉没了。

“好气派的地方！”一个孩子说。

“是啥地方呀？”最小的一个小姑娘问。

“唏——这你还不知道？”大一点儿的孩子说。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吧。”

“看，不是还有两根石柱子？”大一点儿的那个孩子不断地吸着鼻涕，很满意自己的回答。

孩子们又都默默地望着那座灰影了。

“那里头有什么呢？”

“咱们上去瞧瞧吧。”

“唏——看把你们能的！”

孩子们又都不说话了，严肃的样子像大人。

年老的男人低声说：“冬冬想得太简单，他还太年轻呢。”

女的心里又颤抖了一下，想：真是老了。“他们当年就是这么说我们的。”她说。

“我们那时确实是太年轻。”

“可最后，错的不是你。”

“那要看探索什么和怎样探索。”

“冬冬说，都被规定好了还叫什么探索呢？”

这时候响起了一阵警笛声，越来越近。那群孩子又是一阵慌乱，但马上又都平静下来。一辆白色的急救车开到木板房那边去了。

“有人得了急病了。”他说，朝那边望了一会儿。

“我原以为没出什么事的。”女的说。

等男的转回头来，女的捅捅他，指指那群孩子：“你注意没有？只少了一个小姑娘。”

孩子们散开了，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又在树林里叫着、笑着、蹦跳追逐了。只是其中没有那个光脚丫的小姑娘。

两个老人沉默着坐在老树下。天暗下来。他们看得见对方的白发。男的在想着那条冰冷的河、无边雪野上的孤烟，还有泥泞的小路和牛车的木轮……虽然那对他自己来说都已成了过去。女的总想着那个光脚丫的小姑娘和她的那群小伙伴，想着他们将来长大了的时候……

“真的，冬冬的心才是干净的，童心。”她说。

“我能不能见见他？”他瞥了一下手里的不倒翁，“也许，我给他带回来两个老头儿。”

“为什么只是见见？他以后会常去看你。”

“以后？现在我也不会妨碍别人的。”

“不不，我知道，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想等高考报名后再让他来见你……他很拧。”

“像我一样拧。你说过了。”

“他好钻牛角尖。他要是和你争论起来，他非得改报文科不可。他对文史哲都感兴趣。”

又沉默着坐了一会儿，男的站起来，伸出一只瘦削的手，把女的也拉起来。女的站起来的时候，显得有些吃力。

“人老了有时候很可笑。”他说。

“平时并不这样，只不过是今天坐得太久了。”她说。她希望在他面前仍然显得年轻。

“不，我是说我自己。”

“冬冬也总是说我，说我是个古怪的老太婆。”她笑着。她想到他们俩都老了，却又有一种亲切感。

“可不是吗？你也在限制冬冬，在规定他。”

她挽着他的胳膊，像很多年前那样走着。

“我知道我不应该限制他，可是我怕。冬冬说起话来，嘴上没个把门儿的。他像你，长得也像你，比你还魁梧……”她一路絮絮叨叨地说着。

苍茫的暮色中，他们走出了荒芜的古苑。

女的忽然站住：“那么就明天，让冬冬来？”

“只要今天夜里我别冻死。你说他一直当瓦工？那正好，明天我们商量着垒个窝。”

她高兴地依在他肩上。“其实我常对自己说，我们老了，可别再像他们，临终时只有悔恨。”她的声音有些发娇，虽然老了。

“你书包里是什么？”

“对了，杏！你最爱吃的那种酸杏！”

他酸得直闭眼睛：“你说什么？冬冬长得比我还高？”

“冬冬对他的女朋友说，‘我们老了可别像他们’，他是指我们……”

一九八三年

奶奶的星星

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儿？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噢噢——睡觉吧，麻猴来了我打它……”那是奶奶的催眠曲。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阳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成和平的梦境，我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是奶奶带大的。不知有多少人当着我的面对奶奶说过：“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那时候我懂些事了，趴在奶奶膝头，用小眼睛瞪那些说话的人，心想：瞧你那讨厌样儿吧！翻译成孩子还不能掌握的语言就是：这话用你说么？

奶奶愈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笑笑：“等不到那会儿哟！”仿佛已经满足了的样子。

“等不到哪会儿呀？”我问。

“等不到你孝敬奶奶一把铁蚕豆。”

我笑个没完。我知道她不是真那么想。不过我总想不好，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爸爸、大伯、叔叔给她买什么，她都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奶奶最喜欢的是我给她踩腰、踩背。一到晚上，她常常腰疼、背疼，就叫我站到她身上去，来来回回地踩。她趴在床上“哎哟哎哟”的，还一个劲夸我：“小脚丫踩上去，软软乎乎的，真好受。”我可是最不耐烦干这个，她的腰和背可真是够漫长的。“行了吧？”我问。“再踩两趟。”我大跨步地打了个来回：“行了吧？”“唉，行了。”我赶快下地，穿鞋，逃跑……

于是我说：“长大了我还给您踩腰。”

“哟，那还不把我踩死？”

过了一会儿我又问：“您干吗等不到那会儿呀？”

“老了，还不死？”

“死了就怎么了？”

“那你就再也找不着奶奶了。”

我不嚷了，也不问了，老老实实依偎在奶奶怀里。那又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

一个冬天的下午，一觉醒来，不见了奶奶，我扒着窗台喊她，窗外是风和雪。“奶奶出门儿了，去看姨奶奶。”我不信，奶奶去姨奶奶家总是带着我的；我整整哭喊了一个下午，妈妈、爸爸、邻居们谁也哄不住，直到晚上奶奶出我意料地回来。这事大概没人记得住了，也没人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小时候，奶奶吓唬我的最好办法，就是说：“再不听话，奶奶就死了！”

夏夜，满天星斗。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

“怎么呢？”

“人死了，就变成一个星星。”

“干吗变成星星呀？”

“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

我们坐在庭院里，草茉莉都开了，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放在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轰蚊子。凉凉的风，蓝蓝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

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知道那是神话，但到夏天的晚上，我却时常还像孩子那样，仰着脸，揣摸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我慢慢去想奶奶讲的那个神话，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

奶奶是小脚儿。奶奶洗脚的时候总避开人。她避不开我，我是“奶奶的影儿”。

“这有什么可看的！快着，先跟你妈玩去。”

我蹲在奶奶的脚盆前不走。那双脚真是难看，好像只有一个大脚趾和一个脚后跟。

“您疼吗？”

“疼的时候早过去啦。”

“这会儿还疼吗？”

“一碰着，就疼。”

我本来想摸摸她的脚，这下不敢了。我伸一个指头，拨弄拨弄盆里的水。

“你看受罪不！”

我心疼地点点头。

“赶明儿奶奶一喊你，你就回来，奶奶追不上你。嗯？”

我一个劲点头，看着她那两只脚，心里真害怕。我又看看奶奶的脸，她倒没有疼的样子。

“等我妈老了，脚也这样儿了吧？”

一句话把奶奶问得哭笑不得。妈妈在外屋也忍不住地笑，过来把我拉开了。奶奶还在里屋念叨：“唉，你妈赶上了好时候，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

晚上睡在奶奶身旁，我还想着这件事，想象着一个老妖婆（就像《白雪公主》里的那个老妖婆，鼻子有钩，脸是蓝的），用一条又长又结实的布使劲勒奶奶的脚。

“您妈是个老妖婆！”我把头扎在奶奶的脖子下，说。

“这孩子，胡说什么哪？”奶奶一愣，摸摸我的头，怀疑我是在说梦话。

“那她干吗把您的脚弄成那样儿呀？”

奶奶笑了，叹口气：“我妈那还是为我好呢。”

“好屁！”我说。平时我要是这么说话，奶奶准得生气，这回没有。

“要不能到了你们老史家来？”奶奶又叹气。

“我不姓屎！我姓方！”我喊起来。“方”是奶奶的姓。

奶奶也笑，里屋的妈妈和爸爸也笑。但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像往常那样笑得开心。

“到你们老史家来，跟着背黑锅。我妈还当是到了你们老史家，能享多大福呢……”奶奶总是把“福”读成“斧”的音。

老史家是怎么回事呢？奶奶干吗总是那么讨厌老史家呢？反正我不姓屎，我想。

月光照在窗纸上，一个个长方格，还有海棠树的影子。街上传来吆喝声，听不清是卖什么的，总拖着长长的尾音。我看见奶奶一眨不眨地睁着眼睛想事。

“奶奶。”

“嗯？睡吧。”奶奶把手伸给我。

奶奶想什么呢？她说过，她小时候也有一双能蹦能跳的脚。拉着奶奶的手睡觉，总能睡得香甜。我梦见奶奶也梳着两个小“抓髻”，踢踢踏踏地跳皮筋，就像我们院里的惠芬三姐，两个“抓髻”，两只大脚片子……

惠芬三姐长得特别好看。我还只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她好看了。她跳皮筋的时候我总蹲在一边看，奶奶叫我也叫不动。但惠芬三姐不怎么爱理我。她不太爱理人。只有她们缺一个人抻皮筋的时候，她才想起我。我总盼着她们缺一个人。她也不爱笑，刚跳得有点儿高兴了，她妈就又喊她去洗菜，去和面，去把她那群弟弟妹妹的衣裳洗洗。她一声不吭地收起皮筋，一声不吭地去干那些活。奶奶总是夸她，夸她的时候，她也还是一声不吭。

惠芬三姐最小的弟弟叫八子，和我同岁。他们家有八个孩子，差不多一个比一个小一岁。他们家住南屋，我们家住西屋。

院子中间，十字砖路隔开四块土地，种了一棵梨树和三棵海棠树。春天，满院子都是白花；花落了，满地都是花瓣。树下也都种的花：西番莲、草茉莉、珍珠梅、美人蕉、夜来香……全院的人都种，也不分你我。也许因为我那时还很小，总记得那些花都很高。我和八子常在花丛里钻来钻去。晚上，那更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往茂密的花丛中一蹲，学猫叫。奶奶总愿意把我们拢到一块儿，听她说谜语：“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咳，是星星！”奶奶就会那么几个谜语。八子不耐烦了，又去找纸叠“子弹”；我们又钻进花丛。“别崩着眼睛！唉……”奶奶坐在门前喊。“没有，我们崩猫呢！”八子说。有一只外头来的大黑猫，是我们的假想敌。“猫也别崩，好好的猫，你们别害巴它！”奶奶还在喊。我们什么都听不见了，从前院追到后院，又嚷又叫，黑猫蹿上房，逃跑了。

八子特别会玩。弹球儿他总能赢，一赢就是大半兜，好的不多，净是大麻壳、水泡子。他还会织逮蜻蜓的网，一逮就是一大把，每个手指缝夹两只。他还敢一个人到城墙根去逮蛐蛐，或者爬到房顶上去摘海棠。奶奶就又喊：“八子，八子！什么时候见你老实会儿！看别摔了腰！”八子爱到我们家来，悄悄地，不让他妈知道；奶奶总把好吃的分给我们俩——糖，一人两块，或者是饼干，一人两三块。八子家生活困难，平时吃不到这些东西。八子妈总是抱怨：“有多少东西，也不够我们家那几个‘小饿狼儿’吃的。”我和八子趴在奶奶的床上，把糖嘬得咂咂地响，用红的、蓝的玻璃纸看太阳，看树，看在院里晾衣服的惠芬三姐，我们俩得意地嘻嘻哈哈笑。“八子！别又在那儿闹！”惠芬三姐说话总绷着脸，像个大人。八子嘴里含着糖，不敢搭茬。“没闹，”奶奶说，“八子难得不在房上。”其实奶奶最喜欢八子，说他忠厚。

上小学的时候，我和八子一班。记得我们入队的时候，八子家还给他做不上一件白衬衫，奶奶就把我的两件白衬衫分一件给八子穿。八子高兴得脸都发红，他长那么大一直是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临去参加入队仪式的早晨，奶奶又把八子叫来，给我们俩每人一块蛋糕和两个鸡蛋。八子妈又给了我们每人一块补花的新手绢，是她自己做的。八子妈没日没夜地做补花，挣点儿钱贴补家用。

奶奶后来也做补花，是八子妈给介绍的。一开始，八子妈不信奶奶真要做，总拖着。奶奶就总问她。

“八子妈，您给我说了吗？”

“您真要做是怎么的？”八子妈肩上挂着一绺绺各种颜色的丝线。

“真做。”

“行，等我给您去说。”

过了好些日子，八子妈还是没去说。奶奶就又催她。

“您抽空给我说说去呀？”

“您还真要做呀？”

“真做。”

“您可真是的，儿子儿媳妇都工作，一月一百好几十块，总共四口人，受这份累干吗？”

“我不是缺钱用……”奶奶说。

奶奶确实不是为挣那几个钱。奶奶有奶奶的考虑，那时我还不懂。

小时候，我一天到晚都是跟着奶奶。妈妈工作的地方很远，尤其是冬天，她要到天挺黑挺黑的时候才能回来。爸爸在里屋看书、看报，把报纸弄得窸窸窣窣地响。奶奶坐在火炉边给妈妈包馄饨。我在一旁跟着添乱，捏一个小面饼贴在炉壁上，什么时候掉下来就熟了。我把面粉弄得满身全是。

“让你别弄了，看把白面糟蹋的！”奶奶掸掸我身上的面粉，给我把袄袖挽上。

“那您给我包一个‘小耗子’！”

“这是馄饨，包饺子时候才能包‘小耗子’。”

可奶奶还是擀了一个饺子皮，包了一个“小耗子”。和饺子差不多，只是两边捏出了好多褶儿，不怎么像耗子。

“再包一只‘猫’！”

又包一只“猫”。有两只耳朵，还有点儿像。

“看到时候煮不到一块儿去，就说是你捣乱。”

“行，就说是我包的！”

奶奶气笑了：“你要会包了，你妈还美。”

“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我拉长声音学着往常奶奶的语调，“看你妈这会儿有多美！”

奶奶常那么说。奶奶最羡慕妈妈的是，有一双大脚，有文化，能出去工作。有时候，来了好几个妈妈的同事，她们“叽叽嘎嘎”地笑，说个没完，说单位里的事。我听不懂，靠在奶奶身上直想睡觉。奶奶也未必听得懂，可奶奶特别爱听，坐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支棱着耳朵，一声不响。妈妈她们大声笑起来。奶奶脸上也现出迷茫的笑容，并不太清楚她们笑的是什么。“妈，咱们包饺子吧。”妈妈对奶奶说。奶奶吓了一跳，忙出去看火，火差点儿就要灭了；奶奶听得把什么都忘了。客人们走后，奶奶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说：“你们刷碗、添火吧，我累了。”妈妈让奶奶躺会儿。奶奶不躺，坐在那儿发呆。好半天，奶奶又是那句话：“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爸爸、妈妈都悄悄的。只有我敢在这时候接奶奶的茬：“看你妈多美，大脚片子，又有文化，单位里一大伙子人，说说笑笑多痛快。”“可不是么。我就是没上过学。我有个表妹……”“知道，知道。”我又把话茬接过去，“你有个表妹，上过学，后来跑出去干了大事。”“可不真的？”奶奶倒像个孩子那样争辩。“您表妹也吃食堂？”我这一问把爸爸、妈妈全逗乐了。奶奶有些尴尬：“六七岁讨人嫌。”奶奶骂我只会这一句。不知为什么，奶奶特别羡慕别人吃食堂，说起她羡慕或崇拜的人来，最后总要说明一句：“人家也吃食堂。”

后来，一九五八年，街道上也办了食堂。奶奶把家里的好多坛坛罐罐都贡献了出去。她愿意早早地到食堂门口去等着开饭。中午，爸爸、妈妈都不回来，她叫我放了学到食堂去找她。卖饭的窗口开了，她第一个递上饭票去：“要一个西红柿，一个……嗯……”她把“一个”咬得特别清楚，但却不自然；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又很骄傲似的。现在回想起来，她大概是觉得自己和那些能出去工作的人相仿了，可她毕竟又没出去工作过。

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些日子，奶奶晚上总去开会，总不让我跟着。“又不是去看戏！”奶奶说，脾气变得很急躁。

我跟着奶奶看过不少老戏。奶奶做补花挣了钱，就请别人看戏，请八子妈，请姨奶奶，也请院里的另一个老太太，自然每次都得请我——她的“影儿”也得占一个座位。奶奶不会看戏，每次看戏之前都得请教那“另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懂戏，也并非真懂，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个“名人爱好者”。什么梅兰芳、姜妙香、袁世海、张君秋……奶奶和我都是从她那儿得到启蒙的。我坐在剧场的椅子上睡觉，我是为中间的十五分钟休息来的；休息的时候小卖部卖酸梅汤，我使劲说渴，至少可以喝两瓶。奶奶总是说：“我年轻时候什么戏也没看过。”她大约是为补上这一课来的；平时胡同里几个老头、老太太在一块儿聊天，谁都比奶奶懂戏。奶奶什么事都要强。不过只有一回，奶奶和那个老太太是都看懂了，不是戏，是电影《祝福》。看完了，奶奶直哭，那个老太太也直哭。“那时候可不就是那么样儿。”那个老太太说。“可不就那么样儿。”奶奶说。两个人的眼睛都红红的。我不声不响地跟在奶奶身后走。最惨的不是祥林嫂最后摔倒在雪地上，而是她捐了门槛，高高兴兴地回来的时候。奶奶后来总爱给别人讲《祝福》，还是把“福”念成“斧”的音。不过她再也不愿意看那个电影了。

一天晚上，奶奶又要去开会，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服，坐在桌边发愣。

妈妈把我叫过来，轻声对奶奶说：“今天让他跟您去吧，回来道儿挺黑的。小孩儿，没关系。”

我高兴地喊起来：“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我搀您去，那条路我特熟！”

“嘘，喊什么！”妈妈给了我一巴掌。妈妈的表情挺严肃。

我跑去找八子，我们俩早就想晚上去一回学校了。我们学校原来是一座大庙，八子说，晚上那儿的蛐蛐准少不了。

学校有好几层院子，有好几棵又粗又高的老柏树，院墙上长满了草，红色的灰皮脱落了很多。天还没黑，知了在老柏树上“伏天儿——伏天儿——”地叫着。奶奶到紧后院去开会，嘱咐我们就在前院玩。这正合我们的心意，好玩的东西全在前院，白天被高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爬杆、沙坑，这会儿全空着。

“八子，真是跟你妈说了？”奶奶又问。

“真说了。”

八子冲我笑。他才不用跟他妈说呢，他常常在外面玩到半夜，他妈顾不上管他。我常常为此羡慕八子。

我们先玩爬杆，我爬不过八子。又玩双杠，一人占一头，喊一声“开始！”各自从双杠上蹿过去抓对方，几个来回之后，我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被八子抓住。八子身体好，也跑得快。跟八子出去玩，我不用担心挨欺负，八子打架也特别厉害。

八子的功课一般，不像惠芬三姐，惠芬三姐很用功，还是少先队大队委。我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但我至今记得，一有算术比赛，八子的成绩总比我好。他就是不用功，不按时完成作业，语文总考六十几分。小学毕业时，我考上了一所名牌中学，八子只考上了三流学校。现在想想，八子的天资其实比我强，我纯粹是靠了奶奶的督促，靠爸爸妈妈总能在课后帮我补习。谁管八子呢？他晚上不是帮家里干活，就是跑出去疯玩。惠芬三姐是个例外，她不声不响地干活，又不声不响地读书。八子妈嫌她晚上读书费电，她就每天早早地起来在院子里用功。一九六五年，惠芬三姐考上了大学。那时候她戴上了眼镜，更漂亮了，文质彬彬的，有学问的样子。我真羡慕八子有这样一个姐姐。八子却不放在心上，总拿她的“四眼儿”开玩笑。惠芬三姐不屑于理他。八子也不太爱理惠芬三姐。

太阳落了。

“嘟——嘟嘟——”天完全黑下来时，蛐蛐果然不少。“嘟嘟——嘟嘟嘟——”东边也叫，西边也叫。我们顺着声音找，找到了一处墙根下。八子对准砖缝滋了一泡尿，一会儿，蛐蛐就蹦出来，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八子很快就把蛐蛐逮住，看看，又扔了。

“老迷嘴，不开牙。”他说。

我们又找，找到一块大石头旁边，蛐蛐不叫了。八子示意我别出声，我们蹲在石头边静静地等，大气不出。蛐蛐又叫起来，“嘟嘟嘟——”八子笑了。

“哟，我没尿了。”

“我有！”我说。

“嘘，小点儿声。冲这儿撒，对准了。”

逮到了一只好的。八子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卷成纸筒，把蛐蛐装进去。

月光真亮，透过老柏树浓黑的枝叶，洒在院子里，斑斑点点。那么大的院子里只有我们俩。教室都是原来大庙的殿堂，这会儿黑森森的，静悄悄的，有点儿瘆人。星星都出来了。我想起了奶奶。八子逮起蛐蛐来入迷，撅着屁股扎在草丛里，顺着墙根爬。

我对八子说：“我去看看后院有没有蛐蛐。”

紧后院的南房里亮着灯。我悄悄地爬上石阶，扒着窗台往里看。一排排的课桌前坐的全是老头、老太太。我看见奶奶坐在最后排，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样子就像个小学生。我冲她招招手。没看见，她听得可真用心。我直想笑。奶奶常说，她要是从小就上学，能知道好多事，说不定她早就参加了革命呢！“我说不定就从你们老史家跑出去了呢。我有个表妹，就是从婆家跑出去的，后来进了共产党……”奶奶老是讲她那个表妹，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知道了好些事，早早地放了脚，跑出去干了大事。我又想笑了：奶奶跑起来是什么样呢？还是用脚后跟跑吗……

讲台上有个人在讲话。讲台两边还坐着好几个人。有个女的老是给他们倒水喝。

我见过奶奶的那个表妹一回，只见过一回，在一个大楼里。奶奶紧拉着我的手，在又宽又长的楼道里走，东问西问。后来人家让我们在一间屋子里等着，屋子里有好多沙发，可奶奶不让我坐，她自己也站着。等了老半天，才来了一个女的，奶奶让我管她叫表奶奶……

讲台上的那个人讲个没完没了。

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远远地望着过奶奶。她直了直腰，两只手也没敢离开膝头。这下您知道上学的滋味了吧？我又在心里笑。奶奶每天晚上都抱着那本扫盲课本念，有一课是《国歌》，她老是把“吼声”念成“孔声”。“又是孔声！”连我都能提醒她了。她挺难为情，声音变小，慢慢又大起来，念到“吼声”的时候声音又变小，停好一阵，大概是在心里重复……

就在这时候，我忽然听清了讲台上那个人讲的话：“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富农，都是靠剥削农民生活，过的都是好逸恶劳，光吃不做的剥削阶级生活……”

什么？再听。

“……地、富、反、坏、右，你们是占的前两位。今后呢？你们还是要认真改造自己……”

我赶紧离开窗台，站在台阶下不知该干什么，脑袋里“嗡嗡”的。地主？奶奶也是地主？

八子来了。“嘿！看，六个！”

我应了一声，赶紧往前院走。

“后院有吗？你怎么啦？”

“后院没有，咱们还上前院吧。”

“前院都没啦！”

“那，咱们玩爬杆去吧。”我拉着八子紧往前院走，我怕他也听见……

奶奶拿回来一个白色的卡片。爸爸、妈妈围在奶奶身边看，样子倒像是很高兴。奶奶直擦眼泪。

“这回就行了，您就甭难受了。”爸爸说。

“就是说，您跟大伙儿都一样了，也有选举权了。”妈妈说。

我趴在床上不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又不敢问。

“跟了你们老史家，唉……”奶奶又是那句话，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解放前我也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呀，比老妈子能强多少……”

“您可不能这么想。”妈妈说，“您过的日子再不舒心，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呀！工人、农民呢？人家过的什么日子？”

奶奶的脸腾地红了，慌忙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那么一说。人家过得牛马不如，这我都知道。”

过了一会儿，奶奶又对爸爸说：“你还记得给老史家扛活的刘四吗？后来得肺病死了，剩下刘四媳妇带着仨孩子……那时候我也是自个儿带着你们仨。我就跟你大哥说过，真要是分了家，咱们这份儿由我做主，我就把那一亩多地给了刘四媳妇……”

“您可也别总说这事儿。”妈妈又说，“那是因为您有，不在乎那一亩多。”

奶奶愣了一会儿，说：“可不也是，让我都给，我准不干。还不是剥削思想？”

“行了，”爸爸弹弹那张白卡片说，“这回您就过舒心日子吧。”

奶奶把白卡片用一条新毛巾包起来，说：“打解了放，没什么人告诉我，我也是爱这新社会。我可不想再受你们老史家的气……哟，这孩子八成着凉了吧？我说不带他去……”奶奶才发现我蔫蔫地趴在床上，忙打住话头，哄我去睡觉。

奶奶摸摸我的头：“不烧。准是玩累了。”

奶奶给我打来洗脚水，又摸摸我的头：“明儿奶奶给你包饺子，扁豆馅的，爱吃吗？”奶奶也好像高兴起来了。

直到半夜我还没睡着。我听见奶奶总翻身，大概也没睡着。我不敢动，我怕奶奶知道我在想什么。窗外，海棠树的叶子轻轻地摇晃，露出几颗星星。奶奶怎么会是地主呢？我想起过去奶奶给我讲《半夜鸡叫》的时候……“周扒皮就靠剥削人过日子。”奶奶说。“什么叫剥削呀？”我问。“就是光吃饭不干活儿。”“那我是吗？”“你不是，你还小。”“那您是吗？”……真的，奶奶那时就不说话了，是爸爸把话接了过去：“奶奶不是做补花吗？奶奶老了，我们工作养活奶奶。”……唉，我心里乱七八糟的，一宿都没有睡安稳。海棠树的叶子不动了，仍然看得见那几颗星星……

有好几年，我心里总像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闷。我也不再敢唱那支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过队日时，大家一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啊！

我是解放后出生的，但还赶上了一些旧北京的“尾巴”。大人们都说我记事早。那时候，从早到晚，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和耍手艺的不断。

一清早，就有挎着笸箩卖烧饼果子的，挎着小一点儿的笸箩卖烂糊芸豆的，挑着挑儿卖老豆腐的。卖烂糊芸豆的还有一块布，你要是多花一分钱，他就把芸豆包在布里，给你捏成一个小芸豆饼。奶奶有时候给我买一小碗芸豆，但绝不让捏成饼，说他那块布“一点儿都不干净”。我就是想要一个芸豆饼，于是哭、闹。奶奶找来一块干净布，自己给我捏。我还是哭、还是闹，说那根本不是芸豆饼，跟卖的一点儿都不一样。奶奶就说：“再不听话，你长大了也去卖芸豆！那个卖芸豆的老头儿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没出息，去卖芸豆。”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东直门北小街附近。北小街再往北就出了城，很荒凉，破城墙、护城河边长满了荒草，地坛附近全是乱坟岗子，再走就是农村了。总有些赶大车的、拉排子车的从城外来，从北小街走过。马蹄子踩在地上“咕叽咕叽”的。在我的印象里，北小街永远是满地泥泞、满地马粪。马的鼻子里喷着白气，赶车的人穿得很破、很脏，“哦——哦——”地喊着。我心里挺怕。奶奶拉着我的手站在路边，就又对我说：“看你听话不听话，那些赶大车的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就得去给人家赶大车。”

奶奶总这么说。中午，修理雨伞旱伞的在街上吆喝，我又闹着不睡午觉，我愿意看那个人用猪血把一条条的高丽纸粘到伞上去。一会儿，磨剪子磨刀的又在外面吹喇叭，“呜哇——”，我又想看那个喇叭。奶奶就又是那些话，要么是“不听话就得去磨刀”，要么是“那个修理雨伞的就是因为不听话，才那么没出息”……

自从知道了奶奶是地主（后来我又入了少先队），想起这些事，我心里就对自己说：奶奶可不是看不起劳动人民么？

可是还有另外一些事，让我没法解释。也是我很小很小时候的事。门口来了一个买破烂的女人，敲着一个像瓶子盖似的小鼓儿，背着一个柳条筐，筐里还站着一个比我还小的女孩儿。奶奶拿了几件破衣服交给那个女的。“您要多少？”那女的问，翻来覆去地查看那几件破衣服。“这衣裳可还不算破。”奶奶说。“还不破？您瞧这袖子，这肩膀儿！顶多值……”那女的笑笑，说了个价儿。“那可不卖。”奶奶要收回那几件衣服。那女的抓着衣服不撒手：“那您说个价儿。”奶奶又说了个价儿。“唉，您指着它发财哪？行啦，算我亏本儿！”那女的把衣服扔到筐里，然后慢慢地掏钱。奶奶摸摸筐里那个小女孩的脸蛋儿，奶奶就喜欢女孩子。“多大啦？”奶奶问那女的。“两生儿。”“几个？”“仨，仨丫头！”“她爸做什么？”“没了。”那女的把钱递到奶奶手里。奶奶忽然不言声儿了，愣怔地看着那娘儿俩。她们穿的衣服一点儿不比筐里的衣服好。那女的背起筐来要走，奶奶又把她叫住。奶奶回屋里拿了两件我穿小了的衣服来，给那个女的：“这可不破，我们这孩子穿着小点儿了。”“您要多少？”“不是。”奶奶说，“您要不嫌，就给您这小闺女儿穿吧。”“哎哟，那敢情……”那女的把衣服在小女孩身上比比，笑着，“大妈您瞧，还真挺合适的……”我心里真高兴，又“呱嗒呱嗒”跑回屋去，把我的好几件衣服都抱来。奶奶的眼圈直发红。那女的已经走了。为这事，奶奶总对爸爸妈妈夸我，说：“这孩子大了心眼儿错不了。”

也许这又像妈妈说的，是因为我们有吧？可是我总觉得，奶奶的心肠绝不像个地主。周扒皮会那样吗？

不过，奶奶还是像个地主。住在北小街的时候，逢年过节，奶奶总把爷爷的旧照片摆在桌上，照片前摆两盘点心。我没有见过爷爷，妈妈说她也没见过。照片上的那个男人穿一身缎子衣服，还戴个瓜皮帽，真像黄世仁，也像穆仁智。我想吃块点心，奶奶不让，说那是给爷爷的。

“这个人长得真难看。”我说。

“咳，不许瞎说！”奶奶把我从照片前拉开。

我还是远远地望着那照片：“他怎么长得那样儿呀？”

“他是你爷爷。”

“他是我爸爸的爸爸？”

“嗯。”

“他是您的什么呀？”

奶奶又被逗笑了：“去问你妈，你爸爸是你妈的什么。”

我跑去问，回来告诉奶奶：“是爱人。”

奶奶不言语，像是想着别的事……

奶奶那会儿不是在思念“失去的天堂”吧？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懂得了“阶级敌人总是思念他们那已经失去的天堂”，就这么想。不过自从我上了小学以后，奶奶已经不再供爷爷的照片了。

唉，奶奶是地主，这个念头总折磨着我。睡觉的时候，我不再把头扎在奶奶脖子底下了。奶奶以为我是长大了，不好意思再那样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为什么。而且我心里也明白：我还是跟奶奶好——这想法更折磨人。星星还是那些星星，在树叶间闪亮。奶奶会死吗？想到这儿，我还是害怕……

经常有个老头儿到我们家里来。奶奶让我管他叫表爷爷。一身农村人的打扮，说是从河北老家来。我很少叫他“表爷爷”，心里只管他叫“馋老头儿”。他一来就盘腿往床上一坐，喝茶、抽烟，满地上吐黏痰。奶奶就得去给他买肉、打酒。有一次爸爸小声对妈妈说话，让我听见了：“要说地主，他才真是地地道道的地主呢。”怪不得他这么讨厌呢，我想。

“馋老头儿”夹一块肉、喝一口酒，谁也不让，好像他就应该到这儿来吃，来喝。

奶奶坐在他对面，陪他说话。

依我看，这“馋老头儿”说的全是反动话。

“老嫂子，您猜怎么着？”他说，“现在难得喝这么口好酒了。有钱你也不敢这么买着喝。”

“是你劳动挣来的钱，你就甭怕。”奶奶说。

“那倒也是。您猜怎么着？村儿里对我还真不错，瞧我这岁数，让我喂牲口。活动活动，身子骨儿倒结实了。”

“你可得好好儿的。”

“那是。再者话说了，你不好好给人家干也得行啊？”他喝得满脸发红，“嗞儿咋”地响。

“给人家干？”奶奶不满意地斜了他一眼，“你这是给自个儿干。过去人家才是给你干哪！”

“说的是，说的是。”那“馋老头儿”连连点头，低头光是吃，不言语了。

“你的帽子摘了吗？”半天，奶奶又问。

“摘了，头年就摘了。”

什么帽子？摘什么帽子？那时我还不懂。

“老嫂子，您猜怎么着？我还真是心服口服。可不是吗？一样爹妈生的，肉长的，凭什么你就光吃不干呢……”他好像再找不出什么词儿来表白了，又说，“我可不像史五爷那么混横儿不说理。”

“史五爷怎么着？”

“还戴着呢。老话儿说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就是得了人心。你史五爷逞能，有你的好儿？”

我越听越糊涂，这家伙到底是不是地主？也许他是装的？可又不像。不过我还是讨厌他，老是满地吐黏痰。还有，一来就吃肉、喝酒，电影里的地主就那样。奶奶还老给他喝。唉，可不是吗？奶奶也是地主呀……

有好几年，对这件事我心里总是惶惶的。我希望那是假的，但愿是那个晚上我听错了。我去想奶奶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一会儿觉得奶奶真是有点儿像地主，一会儿又觉得一点儿也不像。我几次想问妈妈，又怕妈妈真说是。我真想找个人说说。我跟八子说了。八子听了一愣，然后直笑：“你别瞎说了，奶奶要是地主我死了去！”八子也管我奶奶叫奶奶。“真的，我亲耳听见的。”我说。“准保是你听错了。”“也许是。”我说，心里轻松了许多。八子又说：“解放前才有地主呢，现在哪儿有哇？”我的心又一阵子紧：“说的就是解放前。”“反正我敢说，奶奶不是！”八子又拍拍自己的胸脯，“要是，我死去！”八子说得那么肯定，我觉得周围的空气都明澈了许多。那是个夏天的中午，院子里静悄悄的。海棠已经有红的了，梨还是青的，树荫下好凉快。八子揉着一团儿面筋。我们常用面筋去粘树上落的蜻蜓。把面筋放在竹竿的顶端，把竹竿慢慢升高，接近正在“做梦”的蜻蜓，“扑噜噜”，蜻蜓使劲扇动翅膀，但已经被粘住，跑不了啦……奶奶不会是地主，奶奶还总让我教她唱《社会主义好》呢。奶奶不会是地主，妈妈从单位里借来一张桌子，奶奶总是把热锅什么的放在我们家自己的桌子上，说“可别把公家的桌子烫坏了”，她怎么会是地主呢……

一九六六年，我快十六岁了，早已经过了入团的年龄。可我却总入不上。爸爸、妈妈才跟我讲了奶奶的事。

“你知道奶奶的成分是什么吗？”

我心里“轰”地一阵紧张，不吭声。

“你大概已经知道了吧？”

我说不出话来。

奶奶的娘家并不是地主，是个做小买卖的——开一个卖棉花兼弹棉花的小店，总共一间半门脸儿。奶奶从小长得漂亮，父母指望能靠她发财，立志要把她嫁到富贵人家去。那时代，在一个小县城，要想做成富贵人家的贤妻良母，需要长得漂亮，需要把脚裹得特别小，需要会做各种针线活，需要会看公婆和男人的眼色……唯独不需要念书识字，“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奶奶不能像她的弟弟、妹妹那样去上学，也注定了要有一双小脚儿，要学会恭谦、驯顺、忍气吞声。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奶奶长得好，只是因为她的父母希望攀一门阔亲戚。

父母的愿望竟真实现了。十七岁，奶奶嫁到了老史家。史家是全县的首富，全县将近一半的土地都姓史。不过史家要的仅仅是一个漂亮而且贤惠的儿媳妇，奶奶的父母照样开着那一间半门脸儿的小棉花店。奶奶的父母唯有想到女儿是走了运，才觉得多年的希望没有全落空。

奶奶可真是“走了运”，上有公公、婆婆，下有一大群小叔子、小姑子；公婆之上还活着一对老公公、老婆婆。奶奶既是儿媳妇，又是孙子媳妇。伺候了这个伺候那个，给这个磕了头给那个鞠躬，听完了这个的申斥再去给那个赔不是，似乎老史家主要是缺一个老妈子，缺一个挨骂的，缺一个出气筒，才把奶奶娶过来的。只有奶奶的婆婆还算通些情理，因为她也是那么熬过来的，而且还没熬完。

“你看过《家》吗？”爸爸问我。

我点点头。

“就是那样。那种大家庭都是那样儿。奶奶的地位比使唤丫头也差不多。”

奶奶病了，但是在那个大家庭，专为孙子媳妇做些可口的饭菜，等于是造反。奶奶的父母给奶奶送来些点心，但是得交到老公公那儿去。老地主还稀罕几块点心？但这是规矩。

我听奶奶说起过这件事，奶奶根本没见到那几块点心，奶奶的婆婆说了一句：“人家娘家送来的，她又病着……”于是也遭了一顿训斥。

“你还记得《家》里瑞珏是怎么死的吗？”

我又点点头。

“奶奶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那样。老公公、老婆婆不让找大夫，更甭说去医院，他们舍不得花那份钱……”

在伯父前头，我还应该有个姑姑的。我记起来了，奶奶常念叨她那个闺女，“模样儿可俊了，要不是你们老史家，那孩子何至于死呀！”奶奶喜欢女孩子，就是因为她没个闺女。一看见别人的闺女，她就眼热，就想起自己那个死了的女孩子。所以奶奶对妈妈特别好，把妈妈当亲闺女看。

“不是因为别的，因为那是规矩。”爸爸说，“就像你老太爷，出门儿几十里，一泡屎也要憋回来拉到自家的地里。因为那是规矩。那个社会，可笑和可恨的规矩太多了。”

奶奶生了三个儿子：伯父、父亲、叔叔。叔叔还不到一岁，爷爷就死了。爷爷一死，奶奶在那个大家庭里就更没有地位了，没有权也没有钱。想给自己做件衣服，还得打着三个儿子的旗号去跟公公要。算计来算计去，要是能从给三个儿子做衣服的钱里省出一点儿来，自己才能做件汗衫。大概唯因奶奶生了三个儿子，都是史家之后，奶奶才仍然能在老史家吃饭吧。

奶奶还不如让老史家给轰出去呢，我想，那样奶奶现在也就不是地主了。

其实奶奶给他们干的活也足够换来一天三顿饭了。无论什么时候，奶奶总得伺候得公公、婆婆、小叔子、小姑子以及儿子们都吃了饭，她自己才能吃。老妈子也不过如此了，老妈子也是永远吃剩饭。

奶奶真想离开那个家。奶奶的表妹就是不堪忍受那种日子，跑出去参加了共产党。可是奶奶的表妹上过学，碰巧知道了有共产党，奶奶知道什么呢？她想跑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再说她也不敢跑，连改嫁她都不愿意，她要守节，她受的就是那种教育。奶奶从二十几岁守寡到今天。

她只盼着儿子们都长大。伯父稍大一点儿，奶奶壮着胆子提出了分家的要求，但立刻遭到公公的痛骂。小姑子、小叔子也旁敲侧击：“嫂子，您要是想改嫁也行，家不能分！”对奶奶来说，这话是最大的侮辱了。奶奶只有自己偷偷地掉眼泪。再说，离开老史家，三个儿子怎么上学呢？上不起。也许是受了她那个表妹的影响，奶奶执意要三个儿子都上学，而且都要上到大学。吝啬而且迂腐的老地主，连屎都要拉到自家地里，自然不忍心把钱送到学校去，奶奶豁出去了，吵、闹、骂他们欺负孤儿寡母。奶奶竟然变得那么勇敢！可不是，奶奶还怕什么呢？她全部的心愿就是她的三个儿子。她不愿意三个儿子将来跟自己似的，更不愿意三个儿子将来跟老史家的人似的。她只知道上学好，她的表妹好，她的表妹之所以好，就是因为上过学。她那时候不知道别的……

我的心一阵阵发疼。我想起奶奶夜里睁着眼睛想事的样子；想起她的叹气声；想起了她的脚；想起她捧着爸爸给她买的扫盲课本，在灯下一字一顿地念，总是把“吼声”念成“孔声”……

“她干吗算地主？”

“她吃了剥削饭。”

“她给老史家干的活儿就不算啦？”我那时真小。

“那是历史，历史造成的。”爸爸说。

唉，历史！“那现在呢？”

“早就不算地主了。奶奶改造得好，早就摘了地主帽子。再说，奶奶干吗不爱新社会呢？她这一辈子，真正有了自由，真正过了舒心的日子，倒是在解放后。现在奶奶和大伙儿都一样了……”

我松了一大口气，在心里骂了一句最难听的话，骂那个“老史家”。

奶奶知道爸爸、妈妈把她的事告诉了我，见了我还有些难为情，又说要给我包扁豆馅饺子，小心地注意着我的反应。

我心里又高兴又难过，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说：“包吧。”语气倒像是很勉强。

奶奶转悠过来转悠过去，不说话，偷偷地观察着我的表情。我一看她，她就又把目光躲开。我很想开句玩笑，打破这尴尬的气氛，又想不出逗乐的话。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又把头扎在奶奶的脖子底下。

“这么大了还……没臊！”奶奶说。

我觉出她也松了一口气。奶奶的观察力实在是末流的，她难道没有注意到，我有好几年没把头扎在她脖子下了吗？

奶奶活了七十三岁，真正舒心的日子只有那么几年，就是从摘了地主帽子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间的那七八年。那些年，她整天都很忙，整天都很高兴。她要给全家人做饭，要做补花，要负责全院的清洁卫生。奶奶是全院的卫生负责人。我还记得别人把写了她名字的小红字条贴在院门上时，她是多么不好意思，又是多么掩饰不住地高兴。为这事她得罪了八子妈，八子家的卫生总是搞不好。

奶奶买了一把长把笤帚，扫起院子来不用弯腰。她的腰和背还是老酸疼。早晨，人们纷纷出门上班的时候，奶奶去扫院门前的街道，和所有过往的街坊们打招呼。她愿意被人们看见。说她爱虚荣也行，说她是显摆也对，她把门前扫得很干净。然后她就冲八子和我喊：“可别再糟蹋啦，啊？奶奶刚扫完！”确实是喊给别人听的，但那声音中也确实流露着舒心的骄傲。

奶奶坚持做补花。有时候活儿催得紧，她一直要做到半夜去，急得她就像小学生完不成作业那样。全家人谁也帮不上忙，跟着着急。有一次妈妈说：“我看您就辞了这活儿吧。”“敢情你们都有工作！”奶奶喊。奶奶从没有对妈妈喊过，吓得全家都不敢言语。奶奶盼望能进补花厂，但她知道没什么可能，她的岁数太大了，人家不会要。她总埋怨八子爸不让八子妈进补花厂。“趁她还年轻，你就让她去得了。要不赶明儿后悔一辈子！”奶奶对八子爸说。八子爸笑笑：“是我不让她去吗？”“去不了，”八子妈赶紧说，“这几个‘劳神精’谁管？”奶奶又说八子爸：“让你要这么多！”“是我生的吗？”八子爸抽着烟笑。“不要脸！”八子妈骂。

活儿不紧的时候，和八子妈还有其他几个妇女一块儿做补花，是奶奶最高兴的时候。她们互相称“老刘”“老魏”“老林”。奶奶是“老方”。奶奶非常喜欢这种称呼，在家里也“老刘”“老魏”地念叨，是因为新奇，更透着自豪和满足。“我们老姐儿几个有说有笑的，也不觉着累。”奶奶说。“老了老了，没承想还赶上了好时候。”奶奶说。“唉，你们生的是时候呀！我还有几天儿？”奶奶也常流露出遗憾。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呢？

我知道，奶奶是真心爱这新社会的。

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人变的，是为了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何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

奶奶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社会主义的工作怎么能给一个地主呢？后来，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生负责人了。权力当然更重要。

奶奶倒没有哭，她吓傻了。爸爸、妈妈也吓傻了。好多人都吓傻了。好多吓傻了的人也都在做着傻事，做傻事时的样子也都足以把别人吓傻。

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用了半天时间，把院子里的花全刨了。接着是北屋宋家几个闺女把自己家的硬木大立柜抬到院当中，用斧子给劈了。爸爸也偷偷地烧了几本书。奶奶整天躲在屋子里，掀开一角窗帘往外看；也不怎么做饭，顿顿下挂面。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几根金条。街道积极分子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人扔出去的，一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二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八子家成分好，其余的都是黑九类。

惠芬三姐当了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一条武装带，长辫子剪了，剪成了短发。说实在的，我觉得她更漂亮了。

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阴阳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院里很乱，惠芬三姐带了好几个大学的红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像是全院大扫除，各家的东西都摆到了院子里。我们家里也都空了，爸爸、妈妈和奶奶坐在凳子上低声说着什么，很恐怖、很警觉的样子。

“真是没想到。”妈妈说。

“平时看着可是挺老实的人。”奶奶说。

“您可别再这么说了，老实人会藏这些东西？”

“谁呀？藏了什么？”我问。

原来是惠芬三姐带着人从那个最懂戏的老太太家抄出了两箱子绸缎、一盒子金银首饰，还有一本书，书上有蒋介石的像。

“在哪儿呢？”

“已经送走了，连东西带人都送走了。”

我隔着窗户往外看。又来了几个红卫兵，惠芬三姐正和一个挺高挺魁梧的男的说话，嗓门儿很大。她过去可从来不大声说话的。她还说了一句“×他妈的”，从表情上看好像她并没有那么说。也许是我听错了？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也都那么说了。我觉得我们男生那么说说还可以……

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

晚上，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粮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经是秋天了。自行车轧在干黄的落叶上“嚓嚓”地响。路灯的光线很昏暗，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变长，变长，又消失了。我好像一时忘记了奶奶，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那条路很长，全是落叶……

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啦？”

“没怎么。我们怕出事，和你爸爸商量，不如先让奶奶到老家去。”

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

“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奶奶，再给她送些东西去。”妈妈说，声音有些抖。

忘记是为了什么了，我又回了一趟家（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花没了；地上刨得乱七八糟的，没人管；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八子家也搬走了，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一个大院子里去了。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被轰走了，空下来不少好房。

我走进屋里，才又想到，奶奶走了。屋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奶奶不在了。奶奶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那个小线笸箩还在床上，里面是一绺绺彩色的丝线，是奶奶做补花用的。我一直默默地坐着。天黑了。是阴天，没有星星。奶奶这会儿在哪儿呢？干什么呢？屋里没有别人，我哭了。我想起小时候，别人对奶奶说：“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奶奶笑笑说：“等不到那会儿哟！”……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我时常想起奶奶。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接着是上山下乡。抡镢头的为革命而抡镢头，养妾选美的为革命而养妾选美；饥寒交迫的为革命而饥寒交迫，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奶奶回来了，奶奶岁数太大了，农村里没她干的活，公社给了证明，说奶奶改造得好，态度非常老实。奶奶又在北京落下了户口。

一九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那年奶奶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爸爸、妈妈又都到云南干校去了，又剩了我跟奶奶。或者说是，奶奶跟着我。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譬如说奶奶，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也可以说这是命运，但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

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在车站坐了半宿，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我推推院门，院门开了。我推推屋门，门上有锁。我一愣。院里的人还都没起，很静，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呢？还是那四棵树，一棵梨树，三棵海棠，但树叶都被虫子咬得斑斑驳驳的。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歪七扭八，灰压压的。

北屋门一响，宋家老头出来了：“哟，你回来啦？你奶奶这几天净念叨你呢。”

“我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

“你没瞧见？就在外头扫街哪。”

我跑出院门。远远的晨雾中，有一个人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奶奶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怕让人看见。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像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

奶奶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

我把奶奶搀进屋，劝她，安慰她。我才不说“这是群众运动，您应当理解”呢！她怎么会理解呢？多少大人物不是都不理解吗？只是当我说到“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的时候，奶奶才不哭了，连连点头，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街道积极分子对她也不错，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心里去，扫起街来也得悠着点儿。奶奶扫街总是超额，甚至加倍。

“还记得八子吗？”奶奶问我。

“当然。”我早就听说八子这几年在街上很出名，外号叫“八爷”，一般的流氓小偷都服他。八子没有去插队。

“可不是吗，唉！可是他见了我，还是管我叫奶奶。”奶奶说。这似乎使她非常感动。

奶奶又说：“没人的时候我跟八子说，可得好好的，要不将来后悔一辈子。他倒是低头儿听着。别人说他，他连听都不听呢。”

“他进工厂了？”

“没有。先前他想进工厂，人家说他不去插队，不给他分配。这会儿人家给他分配了，他又嫌工作不好，不去，等着。他可倒也不缺钱花，又抽烟，又喝酒。他还老跟我说：像您这么老实管什么用！”

“惠芬三姐呢？”

“咳，还提惠芬呢！分配在外地，二十七八了，还没个对象。她那个对象武斗的时候死了，惠芬总还是想着那个人，时常说点子不着边儿的话，说不是那个人她就不结婚……可那个人都死了好几年啦。这都是八子跟我说的。头些日子，我扫街时候碰上了惠芬，她头也不抬。八子说，她不是光不理我，谁她都不理……”

我想起一九六六年查抄“四旧”的时候了，在院子里，惠芬三姐和一个男大学生说话，那男的又高又魁梧，他会不会就是惠芬三姐的对象呢？

唉！“奶奶，咱们包扁豆馅饺子吧！”我说。世上的事都想明白了好像也不符合辩证法。

“行啊！”奶奶高兴起来，“我给你钱，你去买肉馅吧。”

妈妈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回了北京好好照顾奶奶，想办法给奶奶弄点儿好的吃。奶奶一个人老是熬粥、吃馒头、炒白菜什么的；她不愿意去买肉，怕让人看见说她没改造好。

“您管他那些呢！”我说，“肉铺里卖肉就是为让人吃的。革命就是为让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

“可还有好些人连馒头、炒白菜都吃不上呢。老家的人，好些贫下中农，吃也吃不饱。”奶奶一本正经的神气。

我真得承认：奶奶的觉悟比我高。我开了个玩笑：“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说贫下中农现在还吃不饱，那还行？”

奶奶吓坏了，说不出话来。可不？在那些年，这可不是玩笑。

最后这几年，奶奶依旧是很忙。天不亮就去扫街。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专政学习班”。下午又去挖防空洞。

“您这么大岁数，挖什么呀？还不够添乱的呢！”我说。

奶奶听了不高兴：“我能帮着往外撮土。”

“要不我替您去吧。我挖一天够您挖十天的。我替您去干一天，您就歇十天。”

“那可不行。人家让我去是信任我。你可别外头瞎说去。好不容易人家这才让我去了。”

奶奶还是那么事事要强。

最让奶奶难受的是人家不让她去值班。那时候，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人值班。绝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老头、老太太，都是成分好的，站在胡同口，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监视坏人，维护治安。每个人值两个小时，一班接一班。奶奶看人家值班，很眼热，但她的成分不好。

一天，街道积极分子来找奶奶，说是晚十点到十二点这一班没人了，李老头病了，何大妈家里离不开，一时没处找人去，让奶奶值一班。奶奶可忙开了，又找棉袄，又找棉鞋。秋风刮得挺大。

“真要是有坏人，您能管得了什么？他会等着让您给他一拐棍儿？”

“人家这是信任我。”

“就算您用拐棍儿把他的腿钩住了，他也得把您拉个大马趴。”

“我不会喊？”

“我替您去吧。”

“那可不行！”奶奶穿好了棉衣，拿着拐棍儿，提着板凳，掖着手电筒，全副武装地出了门。

我出门去看了看。奶奶正和上一班的一个老头在聊天。还不到十点。两个人聊得挺热火。风挺大，街上没什么人。那老头在抱怨他孙子结婚没有房……

十点刚过，奶奶回来了。

“怎么啦？”

奶奶说：“又有人接班了。”脸色挺难看。

“有人了更好。咱们睡觉。”

奶奶不言语，脱棉袄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地上了，玻璃摔碎了。

“您累了吧？我给您按摩按摩？”

奶奶趴在床上。我给她按摩腰和背。她还是一到晚上就腰酸背疼。我想起小时候给奶奶踩腰，觉得她的腰背是那样漫长。如今她的腰和背却像是山谷和山峰，腰往下塌，背往上凸。

我看见奶奶在擦眼泪。

“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说。

“敢情你们都没事儿。我妈算是瞎了眼，让我到了你们老史家来……”

海棠树的叶子又落了，树枝在风中摇。星星真不少，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

那是一九七五年，奶奶七十三岁。那夜奶奶没有再醒来。我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变凉。估计是脑溢血。很可能是脑溢血。

给奶奶穿鞋的时候我哭了。那双小脚儿，似乎只有一个大脚趾和一个脚后跟。这双脚走过了多少路啊。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如今走到了头。也许她还在走，走进了天国，在宇宙中变成了一颗星星……

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奶奶带大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而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一个好的社会，是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爱的。奶奶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知道她这一生的人，都不怀疑这一点。

当然，最后这几年，她心里一定非常惶惑。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每天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在那个“专政学习班”里，奶奶是学得最好的一个。她一字一顿地念，像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书。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大懂，不时看看我，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一讲。我故意装得很忙，不给她这个机会，心想：您就是学得再好，再虔诚些，人家又能对您怎么样？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净是些狗屁不通的社论。奶奶给我倒茶，终于找到了机会。

“你给我讲讲这一段行不？”

“咳，您不懂！”

“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老是不懂。”

“您懂了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

奶奶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她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响。第二天晚上，她还是一字一句地自己念报纸，不再问我。我一看她，她的声音就变小，挺难为情似的……

老海棠树还活着，枝叶间，星星在天上。我认定那是奶奶的星星。据说有一种蚂蚁，遇到火就大家抱成一个球，滚过去，总有一些被烧死，也总有一些活过来，继续往前爬。人类的路本来很艰难。前些时候碰上了惠芬三姐，听说因为她“文革”中做了些错事，弄得她很苦恼，很多事都受到影响。我就又想起了奶奶的星星。历史，要用许多不幸和错误去铺路，人类才变得比那些蚂蚁更聪明。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来到人间

星期六晚上，男的八点多才回到家，在过道里锁车的时候就感到意外：孩子没喊他，也没听见孩子的笑声。

屋里光线很暗，没开大灯，只一盏八瓦的小灯亮在紧里头的写字台上。女的坐在床沿上，见他进来，只把两条腿变了下位置，脸依然冲着电视，披了件旧外套，像是怕冷的样子。床上扔满了玩具。孩子在玩具中间睡着了，没脱衣裳，身上盖了条毛毯。

“没想到又这么晚。”男的说，看了看手表。女的没搭腔。

男的走到床的另一侧，一边解风衣扣一边俯身看看孩子：“怎么这么睡？”

女的还是没回头，说：“饭在厨房里，锅里。”声音囔囔的，掏出手绢擤鼻子。

男的又绕到女的身旁，站着看电视，把胳膊抱在胸前，注意着妻子的脸。电视的光忽明忽暗在她脸上晃，让人弄不清她的表情。电视里在播球赛。他知道她从来不爱看球赛。

“怎么了你？”男的问。

“饭在锅里，凉了热热。”妻子的声音仍旧囔囔的，鼻音很重。

男的愣了一会儿，正转身要去厨房，听见女的长出气，并且像啜泣那样颤抖。

“到底怎么了你？”男的又转回身来问。

“你先吃饭去。”

男的走了几步，伸手去开大灯。

“别开！”女的说。

男的退回到床边，挨着女的坐下，瞪着电视发愣。街上过汽车，荧光屏咔嚓咔嚓地闪。

“到底怎么啦？”

女的不说话，一条腿不住地颠。

“是不是孩子又怎么了？”

“她没说幼儿园好不好？”男的又问。

这下女的忍不住了，“咹——咹——”地哭起来，把头顶在丈夫肩上，浑身不住地抽动。丈夫茫然地坐着，抓紧妻子冰凉的手。

这孩子一来到世上，面前就摆好了一条残酷的路。先天性软骨组织发育不全。一种可怕的病。能让人的身体长不高，四肢长不长，手脚也长不大，光留下与正常人一样的头脑和愿望。一条布满了痛苦和艰辛的路，在等一个无辜的小姑娘去走。也许要走六十年，七十年，或者还要长，重要的是没有人知道这种病到什么时候才有办法治。

孩子不知道这些。和别的孩子一样，她睁开眼睛，看见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小拳头紧攥着，蹬蹬腿，踹踹脚，想来这个世界上试试似的。饿了，或者尿了，她也哭。吃饱了，高兴了，她也笑。买只红气球挂在床栏杆上，太阳把气球照得透明闪亮，她皱着眉头不眨眼地看。和别的孩子完全一样。

“你说她是吗？”年轻的母亲说，不愿意说出那个病名。人们一般管那种病叫“侏儒症”。

年轻的父亲捅捅那只气球。一片红光飘来飘去，孩子的眼睛跟着转，笑了。还在襁褓里，这孩子就会笑。

妻子斜靠在被摞上，两手垫在脑后，眨巴着眼睛看对面的墙，像是那儿有一道题。丈夫趴在椅背上，交叉起两手顶着下巴，好像另一道题写在妻子的脚上。对面阳台上有个人在给盆花浇水，一边唱着京戏，遇着高音就巧妙地变个调子。孩子什么都不管，看着那只红气球，“咿咿唔唔”地说着自己的歌，仿佛知道童年不会太长，得抓紧懂事前的这段好时光。

“要不再到别的医院去看看？”母亲说。

父亲好一会儿没有出声，把目光从妻子的脚上转向窗外的天上。

“我看她不像。”母亲又说。

父亲猛地站起来：“那就走！”

两口子急急忙忙把孩子裹好，抱起来，出了门，就像这回准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团有个编剧，”一边下楼梯女的一边说，“头一回化验说是肝炎，还很厉害，没过几天又到另一个医院去化验，结果各项指标都正常。咱们上哪儿？”

街上永远有那么多人，那么多车，简直不知道是为什么。男的站在马路边想了想，说：“这回咱们不去太大的医院了。”

女的没有哭太久。“把灯开开吧。”她说。

男的把大灯拉开。

“把电视关了吧。”

男的把电视关掉。

女的开始收拾床上的玩具，一样一样收进一只小木箱。然后给孩子脱衣服。“，把衣服脱了睡。”不管你心里愿不愿意承认，孩子现在四岁了，个子就是比其他同岁的孩子矮，胳膊腿也明显地短。孩子一岁多的时候，这种病的特征开始显露，再不用跑医院检查了，剩下的是怎么接受这个事实。“，妈妈在这儿，脱了衣服好好睡。”孩子在梦里睁开眼看了看妈妈，又看见了爸爸，困得又闭上眼睛，呼吸中带着抽噎。

两个人一直看着孩子睡熟了，呼吸平稳了。

“嗯。”男的说，是问话，看着女的。

“下了班我去接她，”女的说，“一进幼儿园就见她一个人靠窗台站着，光是看着别的孩子在院里玩。一见我来，她就跑过来，拽着我要回家。两个阿姨在聊天。我问阿姨她怎么样，阿姨说还好。不过才两个礼拜，谁知道时间长了怎么样呢？对了，你先吃饭吧。”

“等会儿。”

“出幼儿园没多远，她就跟我说，她的被子和枕头都丢在幼儿园了，让我回去拿。我说不用，星期一还要来呢。她一下子就哭起来，蹲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走了，非让我把她的被子和枕头都拿回来不可。我说：‘你不是想上幼儿园吗？’她光是哭。我说：‘你怎么又不想上了呢？’她光是哭。要不我去把饭给你拿来？”

“不用，不着急。”男的等着她往下说。

“她用胳膊钩住路边的一棵小树，就是不走。小胳膊钩也钩不住，就用两只胳膊这么抱着。我拉她也拉不动，就打了她一下。”女的用手抹眼泪，伤心地摇头。

男的焦急地等着她往下说。

“我还从来没打过她。我不知道我今天是怎么了。我从来没打过她一下。”

“我知道，我知道。这也没什么。”

“我打了她一巴掌。”女的仰起脸，把一缕头发拢到耳后，声音放得平缓些，“她就一个人哭着往幼儿园走，走到幼儿园门口又不敢进去，自己靠墙边儿站着，把脸扭过去不朝我这边看。好半天，还是我先过去跟她说对不起，问她为什么不想再上幼儿园了。她说：‘你把被子和枕头拿回来，我再告诉你。’你看她。”

男的想：糟糕的就是她还这么聪明。

“我本来想说，你告诉我，我就去把被子和枕头拿回来。”

“千万别这么说。”

“就是。我知道不能骗她。”女的说，“她又让了一步，说：‘你要是拿不动，明天让爸爸来拿。’”

“你答应了？”

“没。我知道咱们不能骗她。”

男的叹了口气。“嗯，后来呢？”

“这会儿天就快黑了。我狠了狠心，猛地抱起她来就走。你猜她怎么？也不哭了，也不喊了，使劲闭着嘴，一直到家，一句话都不说。我跟她说什么她也不理我。你说她这脾气。”

“就是，这孩子又聪明又有个性。”男的说。

女的到厨房去拿来个面包，给男的。

“不用。等会儿再吃。”男的把面包搁在桌上，“她到底跟你说为什么了没有？”

“回到家她还是不理我，自己坐在床上摆弄那只塑料狗。我把饭做好摆在桌子上，她连看也不看。我把所有的玩具都给她拿出来，好，她连那只塑料狗也甩到一边去。我坐在床上，想跟她一块儿玩，她干脆一个人跑到厕所里去，把厕所的门插上。过了一会儿，我贴着厕所的门听，听见她在厕所里小声哭。我扒着门缝跟她说：‘是不是别的小朋友说你什么了？’她立刻‘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说别的孩子管她叫大头，叫她大脑壳，还管她叫丑八怪。还有，我说，‘你告诉阿姨了没有？’她说她才不去告诉阿姨呢，她说她知道阿姨光喜欢别的孩子。”

女的又抽泣起来。男的不说话。

“我怀疑是阿姨那么叫过她，孩子们怎么想得起来那么叫她？”

“你先别这么瞎怀疑。”男的说，“先冷静点儿。”

“我要去找阿姨谈谈，找她们园长！”

“谈谈不是不可以，必要的时候甚至……不过这都不是最要紧的。”

“我让她把门开开，她说不，除非我答应明天把她的被子和枕头都拿回来。我说好吧。”

“你这么说了？”

“我没骗她！我明天就去把她的东西都拿回来！不让她去了。让她自己在家里玩。要不就把原来看她的那个老太太再请来，多少钱都行，五十，六十也行！”

“你再好好想想。”

“我早想了！”

“问题不在钱上，问题是她不能总在家里！”

“我也没说在钱上。得得得！我不听你说！”

“咱们别又吵。你想想，孩子总有一天……”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我养她，养她一辈子。你不养算了，我一个人养！”

“你又不冷静。”男的说，站起来朝厨房走去。

女的追到过道里说：“就你那德行冷静！”然后又回到屋里，坐在沙发上，呆愣着坐了好一会儿，眼泪又止不住地流。

死应该是一件轻松的事。生才是严峻的。一个人快要死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安慰他：“放心吧！伙计，不管怎么说，你把你的路走完了，走得还不坏。”对一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呢？你能安慰他什么？你能知道这个娇嫩的肉体和天真的心灵，将来会碰上什么吗？你顶多可以跟他说：“行了伙计，既然来了，就得开始了。”

对所有的人来说，也都是这样。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碰上什么。生活中随时可能出现倒运的事。

丈夫很有才气，得了硕士学位，现在是工程师，身高一米八三。妻子是话剧演员，当然漂亮，身高一米六八。有一套一居室的房子，有厨房、厕所、煤气、暖气。女的还在香港有个叔叔，送给他们彩电、冰箱、录音机。然后，这个孩子来了，上帝像是生怕世上有一个平平安安的家庭。

妻子生这孩子的时候就不太顺利。孩子先是窒息、抽风，之后又得了肺炎，一直在医院里抢救。母亲也出了点儿毛病，住在另一间病房里。母女俩还没见过面。有一天大夫告诉父亲：“发现您这孩子有一种先天性的疾病。”“嗯？什么病？”“软骨组织发育不全。”“我不懂，对病我一点儿都不懂。”“这病，怎么说呢？不好治，而且……”“会死吗？”年轻的父亲有些慌。“那倒不会，这病没有生命危险。”接着，大夫把那种病的后果告诉了他。

年轻的父亲跑到医院的小花园里坐着。夏天的中午，小花园里没什么人，晒蔫了的洋槐树下有一条长椅，水泥路面上浮着一层颤抖的热气。他坐了一个多小时，才渐渐明白发生了什么。一个矮人儿，只有一米一二高，头很大，躯干也像成年人的一样，只是四肢短，手指像脚趾一样又粗又短。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就嘲弄过那样的人，追在人家身后喊“大个儿”，没人教过他，也没有人制止他。他已经把这事忘了很多年了。这些年他忙这忙那，忙着考大学，忙着考研究生，不知不觉已经做了父亲。现在他清晰地记起来，那个矮人怎样装作没听见他的话，怎样急匆匆地走，想要摆脱他。现在他才想到，他曾给过一个心灵怎样的折磨。那颗心上已经磨出了老茧，已经不反抗了，只是逃避。他将有一个那样的女儿。

“不对！”他的一个老同学跟他说，“糟糕的不是你有一个那样的女儿，是有一个灵魂要平白无故地来世上受折磨！”

“这我想过。不过，所有的人不都是一样吗？譬如说我现在。”

“不一样。当然，人世间的痛苦你都可能碰上。可她呢？她是生来就注定了，痛苦要跟她一辈子。”

“她也许能因此成为一个很有作为的人呢？”

“战争能造就不少英雄，但是为了造就英雄就发动一场战争，有这回事吗？”

“那当然不。”他说。

“人是不得不成为英雄的。”

“这我同意。”

“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她的肺炎很厉害，救得活救不活还不敢说。”

“这是暗示。”

“我知道是暗示。”

“你也可以给大夫一个暗示。”

“这我得跟我爱人商量。”

“她会同意吗？”

“我想不会。”

“你得说服她。”

“她肯定不听。”

正如父亲所预料的那样，年轻的母亲一听便大哭起来：“不！不！我就要她！什么模样我也要！”

男的把饭菜热好，端进屋里。女的在看当天的晚报。

“你不再吃点儿？”

“什么叫再吃点儿？我也一点儿没吃呢！”

男的听出，她已经冷静下来了。男的又跑去拿了一个碗和一双筷子，盛好饭放在茶几上，自己在另一个沙发上坐下。

“你怎么买着鱼了？哪儿买的？”

她没回答，把自己的饭拨一半到男的碗里。

“什么鱼？是鲤鱼吗？”男的拨弄着碗里的鱼，很快地朝女的脸上扫一眼。

过了一会儿，男的又说：“我看像鲤鱼。”

“不是。”女的勉强回答。

“不是鲤鱼？”男的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

“我看她现在还太小。”女的说。

男的在嘴里费劲儿地捯着鱼刺，考虑怎么回答她。

“再过一年，啊？怎么样？明年再让她去。”

“还不是一样吗？反正早晚有这么一天，她得知道她长得丑。”

“我答应了她，你没见她多高兴呢，立刻不哭了，一个人在床上玩，让我跟她一块儿玩。我到厨房去，她跑到厨房来问我：‘你说我丑吗？’”

“你怎么说？”

女的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低头吃饭。

“你准又说她不丑。我跟你说不能骗她！”

“等她再大点儿，到五岁，再告诉她，可能会好一点儿。”

“干吗不到六岁？干吗不到七岁？大点儿也长不好！别说五岁。头一回知道自己是畸形人，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别说五岁，五十岁也受不了。岁数越大也许越糟糕。”

“那怎么办？”

“没别的办法。得让她知道，让她及早在心里接受这个事实。”

男的又想起自己小时候嘲弄过的那个矮人。是接受这个事实，可不能是习惯、麻木和自卑，男的在心里对自己说，得让她保留生来的自尊。

“我怕她受不了。”女的说。

“谁受得了？谁他妈的也受不了！”男的喊，使劲把饭碗蹾在茶几上。

妻子吓坏了。丈夫在屋里走了两个来回，赶紧把攥紧的拳头松开，提醒自己：要冷静。

“要是世界上只有你、我和她，咱们就永远不让她知道。”男的说。

“不过，”男的又说，“即便那样也不行，她自己早晚也会发现，你就长得比她漂亮。”

“还不如让我是她，让她是我。”母亲说。

“别瞎说了。”

“真的，我真的愿意。”

“我知道，”父亲抓住母亲的手，“我知道。不过不可能。即便可能又怎么样呢？她也会像你现在这样，你也会像她这样。这事轮上谁，谁也受不了。”

“要是她是我，我是她，我就受得了。”

“咱们别说废话了好不好？”男的说。

“就让她再过一年再去吧。”女的坐到床上，看着熟睡的孩子。

男的不说话。

“我已经答应她了，我不能骗她。”

父亲还是不说话。

母亲看着梦中的孩子。“咱们还不如不生她。还不如那时候不让她活。”

孩子能满床上爬了，满床上爬着追那只气球。气球在她眼前飘，她总是抓不住，捉不着。气球飘到桌子上，飘上玻璃窗，飘上屋顶，又飘下来。孩子嘎嘎地笑，尖声地叫，一心一意地追。她挺聪明，等到气球滚到她跟前，一下子扑上去，抱着气球坐在床上笑，举起来给爸爸妈妈看。忽然“砰！”的一声。孩子吓愣了，抬起头来看看桌子上，看看屋顶上，看爸爸，看妈妈，“哇——”地哭开了。

孩子那惶然四顾的样子，给了父母很深刻的印象。还有那一声哭，使人想起一个在人丛中走丢了的孩子，发现左右没有了父母，都是些陌生的人。

夫妻俩越来越多地想到孩子的将来。

“你说她能长到一米四吗？女孩子只要能长到一米四，也就还可以。”女的跟好多人这么说过，有的人不言语，有的人说“也许差不多”。年轻的母亲叹气，心里什么都明白：要真能长到一米四，还算什么有病呢……

孩子又得了一场大病，肾炎。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小姑娘。母亲请了假在家里，抱她去打针，按时给她喂药，大夫说不能让她吃盐。父亲的工作放不下，每天尽量早地跑回家。孩子明显地没有精神，不爱笑，总睡。

“今天好点儿吗？”

“打针的时候恨不能把嗓子哭破了。从注射室出来，她使劲把脑袋往门框上碰。这脾气长大了可怎么办？”

窗外正下着雪。从三层楼的窗口望出去，家家户户的灰房子上，都有一个白色的屋顶。雪花静静地飘落。他们知道自己要比孩子先离开世界，知道这孩子无论碰上什么事都将是一个“难”字，一个“苦”字，不知道她能不能应付得了。

“她真还不如不来。”母亲说。

“当初不如听那个大夫的话。”父亲说。

“其实，那时候她等于还没有生命。”他又说。

“什么？”

“人是在开始懂事了，才算有了生命。”

“我没懂你的意思。”

“那时候如果听了大夫的话，其实她一点儿都不知道痛苦。跟没生她一样。”

女的想了一会儿，说：“真的，是这么回事。”

“当时我就跟你说过。”男的说。

“你根本没这么说。”

“我说了。你根本一句都听不进去。”

“我光想，她长得再丑我也一样会爱她。”

“我说你应该替她想想。我还说，这不光是我们受得了受不了的事。你根本听不进去。”

女的想着过去的事和以后的事。

“咱们可以再生一个正常的。”男的忽然说。

“像咱们这种情况，也允许再生一个。”男的又说。

妻子把脸埋在手里，痛苦地摇头。

“我问过大夫了，行。”丈夫说，“这病不是遗传，咱们生这样的孩子，其实非常偶然。”

妻子抬起头，认真地听。

“是否正常，可以在怀孕期间检查出来。”

一直到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女的才又说起这件事。

“不，我不想再要了。我怕那样咱们会偏心。我就要她一个。咱们别再要了。”

“咱们不会不偏心？”丈夫说。

“肯定会。不是偏那个就是偏这个。”

孩子睡在两个人中间。雪早停了，一缕月光照在床上。两个人都看着睡在中间的孩子。

“还有几个加号？”

“三个。还是跟原来一样。尿还是发红。”

“其实她现在也还什么都不懂。”男的说。

“这是命。”女的一下子没懂他的意思。

“我是说，她现在也可以一点儿痛苦都没有，跟没生她一样。”

“什么？你说什么？”妻子恐怖地看着丈夫。

一团云彩又挡住了月亮，屋里完全黑暗。没有声音。两个人都知道对方没有睡。过了很久，丈夫感觉到床在颤动。妻子在哭。

男人在夜里才哭。男人睡着了的时候才把握不住自己。妻子把他推醒。那时月光又落在地上。他立刻很清醒：无论什么事，也不管对不对，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因为爱这孩子，所以不想让她受以后这几十年的痛苦，但正是因为爱又做不到。就像算命，不管算得准不准，反正你不会相信。或者不管你信不信，你还得活下去，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

母亲该给孩子喂药了，父亲穿着单薄的衣服下地去拿暖壶。

现在孩子懂事了，生命真正开始了。夫妻俩一直害怕着这一天，没料到竟来得这么早。她有了记忆，知道了歧视，懂得气愤和痛苦了。她还不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她想逃避，还不知道这是逃不开的。

“这不过是第一回。”男的说，半坐半躺在床上。他又想起那个被他嘲弄过的人。

女的躺在被窝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孩子睡在她身边。街上传来洒水车“当当当”的铃声。

“这回还不是最难办的呢。”男的又说，“不过咱们得跟她说实话。”

“怎么说？”

“怎么说倒是小事。”

“那你说，你跟她说。”

“我当然可以说。不过，你答应了她不去幼儿园，她会说是你不让她去的。”

“你跟她说。然后我紧跟着就说，你说得对。”

“也行。不过怎么说呢？”

“你就说，所有的孩子都得上幼儿园。”

“不是，主要不在这儿。上幼儿园好办，硬把她送去她也得去。”

“那你说怎么说？”

“得让她知道，她确实是长得不好看。”

“我看说这个还早。她还太小。”

“就得现在说！大了就更难办。”

“她脾气倔极了，她能干脆不理你。”

“那也得说。”

“还是你自己跟她说吧。她要是闹脾气，我好哄她。”

“就怕这样！就怕我什么都跟她说了，你再来说好听的，说不是那么回事，‘你长得不丑，你长得漂亮，你跟别的孩子一样，大伙儿都会喜欢你。’怕就怕这个！比不说还坏！”

“我不是这么哄。我没说这么哄。”

“那你怎么哄？我问你，你怎么哄？”

女的坐起来，披上衣服，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皱着眉头不说话。

楼上传来“嚓啦嚓啦”的拖鞋声，一会儿又“嚓啦嚓啦”地走回来。

男的赶紧又把攥紧的拳头松开，说：“但是她可以在其他方面不比别人差，你得这么说，她能在很多方面超过别人，做得比别人强。”

第二天是星期日，孩子很早就醒了，赖在被窝里不起来，看着春天的太阳照进屋里，太阳光越来越多，自己躺在床上唱。

母亲做好了早点，进屋来说：“快起床吧，小懒丫头，吃完饭带你去公园。”

“真的？”

“真的。”

“爸爸！是真的吗？”爸爸还在厨房里。

她跳出被窝，抱住妈妈的脖子，在床上蹦，在妈妈的脸上亲。这孩子会来事儿。

“妈妈！我穿哪件毛衣呀？”

“妈妈！我穿什么裤子呀？”

“我的新皮鞋呢？爸爸！你给我买的新皮鞋放在哪儿啦？”

年轻的父母在过道里擦肩而过，互相看了一眼，表情都很严肃，甚至是紧张。

临出门的时候，孩子忽然有些担心：“妈妈，我不去幼儿园了吧？”

“不去。不去幼儿园。”

丈夫扽了一下妻子的衣襟。孩子一蹦一蹦地跑到楼道里去了。

“我知道，我知道。”妻子赶忙解释，“可是现在没法说。”

“那你也别那么说呀，‘不去！’‘不去！’说得那么肯定。”

两个人都叹气，急忙出来。孩子站在楼梯上喊他们。

公园里有了春天的模样，柳条绿了，湖面上有了游船。孩子一进公园就跑起来，跑跑停停，转回身喊她的父母。

“快来呀你们！草！草！”

草也绿了。孩子蹲在地上看，用手摸摸。

“有的草是绿的，爸爸，有的草是黄的。”孩子说。

“草跟草不一样。”父亲说。孩子已经跑开了。

到了儿童运动场，孩子不进去，只是扒着栅栏朝里面看，一声不响。

“你不想去滑滑梯吗？”母亲问她。

“你看，里面有那么多小朋友在玩。”父亲说。

孩子猛地跑开，故意蹦跳着，在地上捡石子，好像是说她自己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她会掩饰自己的愿望了。

“这样下去她会离群，”父亲对母亲说，“她会慢慢变得孤僻。”那个极力想摆脱他的矮人，又浮现在他眼前，这几年他不断地想起那件事。

“船！船！妈妈，咱们划船吗？”孩子又跑回来，抱住母亲的腿。

“告诉妈妈，你们幼儿园有船吗？”母亲说。

孩子一愣。

妻子看一眼丈夫，丈夫点点头，鼓励她。

“妈妈，我想划船。”

“那你得答应妈妈一件事，明天去幼儿园。”

“嘘——”丈夫做了个不满意的表情。

“嗯？”妻子有些慌张。

“别这么说，别这么许愿似的。”丈夫小声说。

孩子拉着母亲的手默默地走，专心地望着湖面上的船。

“爸爸带你划船去，走！”父亲拉过孩子的手。

孩子有些犹豫，把手缩回来，望望妈妈。湖面上那些划船的人真让人羡慕。

“走，咱们划船去，妈妈也去！”母亲说。

在船上，孩子一直不说话。船桨有时打起水花，孩子忍不住笑起来，尖声叫，但很快又静下来，像个大人似的，心事重重地看着船边荡漾的湖水。

“你看她。”母亲悄声说。

“嘘——”父亲说，“哎，那个愁眉苦脸的，看咱们的船快不快！”

孩子故意不看他们，装听不见。划船原来是这么没意思。这样，明天就得上幼儿园去了。

“行了，你瞧她这脾气吧。”

“嘘——”

整个上午，孩子再没有真正笑过。父母俩想尽办法让她高兴起来，孩子却想回家了。

“咱们吃点儿饭吧，回家去没有饭吃呀。”父亲对孩子说。

在饭馆里等饭的时候，父亲给孩子讲了个故事：“从前我认识一个小个子的人，很矮，只有筷子这么高……”

孩子笑起来：“真的？那他用什么吃饭呢？”

“别笑，还没人敢笑话他。别看他个子矮。这个人很了不起，从来不把高个子的人放在眼里，很多事别人干不了，可他能干。”

“他能干什么？”

“嗯……很多，譬如说，他研究出了一种药，这种药矮个子的人吃了就能长高。”

“那他干吗不给自己吃一点儿？”

“嗯……可是他已经老了。别人吃了这种药都长高了，可是他自己却不会再长高了。所以没人敢笑话他矮，大伙儿都特别尊敬他。”

“这个人从小就上幼儿园。”母亲插嘴说。

丈夫差点儿没跳起来，狠狠瞪了妻子一眼。

孩子又低下头。过了一会儿，她又喊着要回家了，一个人先跑到饭馆外边去。

“我跟你说了，上幼儿园是小事！”丈夫冲妻子喊，跑出去追孩子。

女的呆呆地坐在饭馆里，想哭又哭不出来。服务员把饭菜端来了。她问多少钱，服务员说交过钱了。等服务员走开，她也走出饭馆。

她看见丈夫和孩子在草坪那边的长椅上，孩子正扯破了嗓子哭。她赶紧跑过去。

“看，妈妈来了。”父亲说，“妈妈给你道歉来了。”

“妈妈，”孩子哭着说，“我不去幼儿园。”

母亲抱着孩子，“，不哭，不哭。”不知再说什么好。

“妈妈骗了你，妈妈要给你说对不起。”丈夫给妻子使眼色。

孩子用脚使劲踢爸爸：“你甭说！不用你说！你走！你滚一边去！”

母亲还是说不出话来，光流眼泪。

“他还说，”孩子哭着对妈妈说，“还说我就是大脑袋，就是、长得、难看，他还说。”

“那怕什么？那没关系。”母亲抹掉眼泪，尽量让声音平缓、柔和，“大脑袋怕什么？矮个子也没关系，你能在其他地方比别人强，比别人更有用。”

“不！不！”孩子喊起来，“我不是！我不是！爸爸、才、是哪！”她从母亲怀里挣脱出来，一个人哭着往前走去。

丈夫拍拍妻子的背：“这会儿你别再哭，有一个就够了。”

“我知道。我没哭。”

两个人跟在孩子后面追上去。

到家以后，孩子又把自己关在厕所里。

女的在厨房里洗菜、切菜。男的淘米。男的隔一会儿到阳台上去一回，从窗户缝往厕所里看看。

“干什么呢？”母亲问。

“靠墙站着，把鞋给脱了。”

母亲去敲厕所的门：“快开门，妈妈要上厕所。”没有回答。“把鞋穿上，要不该着凉了。”

过了一会儿，父亲又到阳台上去，回来说：“把袜子也脱了。”

“她这脾气可怎么办？”

“我看倒好。她得有点儿脾气。得让她有点儿脾气。”

妻子靠在丈夫怀里，觉得身上一点儿劲儿都没有了。“得让她把鞋穿上，要不该着凉了。”

“不会。放心，不会。”丈夫说，“得让她保持住这种硬劲儿。没办法。无论将来她遇见什么，她不能太软了，得有股硬劲儿。”

天渐渐黑了。夫妻俩站在厨房通向阳台的门旁，听着孩子的动静。

过了很久，厕所的门轻轻响了一下。

孩子站在厨房门前的过道里，看见爸爸搂着妈妈，外面是万家灯火，还有深蓝色的天空和闪闪的星星……

一九八五年

命若琴弦

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躜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也无所谓到哪儿去，每人带一把三弦琴，说书为生。

方圆几百上千里的这片大山中，层峦叠嶂，沟壑纵横，人烟稀疏，走一天才能见一片开阔地，有几个村落。荒草丛中随时会飞起一对山鸡，跳出一只野兔、狐狸或者其他小野兽。山谷中常有鹞鹰盘旋。

寂静的群山没有一点儿阴影，太阳正热得凶。

“把三弦子抓在手里。”老瞎子喊，在山间震起回声。

“抓在手里呢。”小瞎子回答。

“操心身上的汗把三弦子弄湿了。弄湿了晚上弹你的肋条？”

“抓在手里呢。”

老少二人都赤着上身，各自拎了一条木棍探路，缠在腰间的粗布小褂已经被汗水洇湿了一大片。蹚起来的黄土干得呛人。这正是说书的旺季。天长，村子里的人吃罢晚饭都不待在家里；有的人晚饭也不在家里吃，捧上碗到路边去，或者到场院里。老瞎子想赶着多说书，整个热季领着小瞎子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紧走，一晚上一晚上紧说。老瞎子一天比一天紧张、激动，心里算定：弹断一千根琴弦的日子就在这个夏天了，说不定就在前面的野羊坳。

暴躁了一整天的太阳这会儿正平静下来，光线开始变得深沉。远远近近的蝉鸣也舒缓了许多。

“小子！你不能走快点儿吗？”老瞎子在前面喊，不回头也不放慢脚步。

小瞎子紧跑几步，吊在屁股上的一只大挎包叮啷哐啷地响，离老瞎子仍有几丈远。

“野鸽子都往窝里飞啦。”

“什么？”小瞎子又紧走几步。

“我说野鸽子都回窝了，你还不快走！”

“噢。”

“你又鼓捣我那电匣子呢。”

“噫——鬼动来。”

“那耳机子快让你鼓捣坏了。”

“鬼动来！”

老瞎子暗笑：你小子才活了几天？“蚂蚁打架我也听得着。”老瞎子说。

小瞎子不争辩了，悄悄把耳机子塞到挎包里去，跟在师父身后闷闷地走路。无尽无休的无聊的路。

走了一阵子，小瞎子听见有只獾在地里啃庄稼，就使劲学狗叫，那只獾连滚带爬地逃走了，他觉得有点儿开心，轻声哼了几句小调儿，哥哥呀妹妹的。师父不让他养狗，怕受村子里的狗欺负，也怕欺负了别人家的狗，误了生意。又走了一会儿，小瞎子又听见不远处有条蛇在游动，弯腰摸了块石头砍过去，“哗啦啦”一阵高粱叶子响。老瞎子有点儿可怜他了，停下来等他。

“除了獾就是蛇。”小瞎子赶忙说，担心师父骂他。

“有了庄稼地了，不远了。”老瞎子把一个水壶递给徒弟。

“干咱们这营生的，一辈子就是走。”老瞎子又说，“累不？”

小瞎子不回答，知道师父最讨厌他说累。

“我师父才冤呢。就是你师爷，才冤呢，东奔西走一辈子，到了没弹够一千根琴弦。”

小瞎子听出师父这会儿心绪好，就问：“师父，什么是绿色的长乙（椅）？”

“什么？噢，八成是一把椅子吧。”

“曲折的油狼（游廊）呢？”

“油狼？什么油狼？”

“曲折的油狼。”

“不知道。”

“匣子里说的。”

“你就爱瞎听那些玩意儿。听那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天底下的好东西多啦，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我就没听您说过，什么跟咱们有关系。”小瞎子把“有”字说得重。

“琴！三弦子！你爹让你跟了我来，是为让你弹好三弦子，学会说书。”

小瞎子故意把水喝得咕噜噜响。

再上路时小瞎子走在前头。

大山的阴影在沟谷里铺开来。地势也渐渐地平缓，开阔。

接近村子的时候，老瞎子喊住小瞎子，在背阴的山脚下找到一个小泉眼。细细的泉水从石缝里往外冒，淌下来，积成脸盆大的小洼，周围的野草长得茂盛，水流出去几十米便被干渴的土地吸干。

“过来洗洗吧，洗洗你那身臭汗味。”

小瞎子拨开野草在水洼边蹲下，心里还在猜想着“曲折的油狼”。

“把浑身都洗洗。你那样儿准像个小叫花子。”

“那您不就是个老叫花子了？”小瞎子把手按在水里，嘻嘻地笑。

老瞎子也笑，双手掏起水往脸上泼。“可咱们不是叫花子，咱们有手艺。”

“这地方咱们好像来过。”小瞎子侧耳听着四周的动静。

“可你的心思总不在学艺上。你这小子心太野。老人的话你从来不着耳朵听。”

“咱们准是来过这儿。”

“别打岔！你那三弦子弹得还差着远呢。咱这命就在这几根琴弦上，我师父当年就这么跟我说。”

泉水清凉凉的。小瞎子又哥哥呀妹妹的哼起来。

老瞎子挺来气：“我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咱这命就在这几根琴弦上，您师父我师爷说的。我都听过八百遍了。您师父还给您留下一张药方，您得弹断一千根琴弦才能去抓那服药，吃了药您就能看见东西了。我听您说过一千遍了。”

“你不信？”

小瞎子不正面回答，说：“干吗非得弹断一千根琴弦才能去抓那服药呢？”

“那是药引子。机灵鬼儿，吃药得有药引子！”

“一千根断了的琴弦还不好弄？”小瞎子忍不住哧哧地笑。

“笑什么笑！你以为你懂得多少事？得真正是一根一根弹断了的才成。”

小瞎子不敢吱声了，听出师父又要动气。每回都是这样，师父容不得对这件事有怀疑。

老瞎子也没再作声，显得有些激动，双手搭在膝盖上，两颗骨头一样的眼珠对着苍天，像是一根一根地回忆着那些弹断的琴弦。盼了多少年了呀，老瞎子想，盼了五十年了！五十年中翻了多少架山，走了多少里路哇，挨了多少回晒，挨了多少回冻，心里受了多少委屈呀。一晚上一晚上地弹，心里总记着，得真正是一根一根尽心尽力地弹断的才成。现在快盼到了，绝出不了这个夏天了。老瞎子知道自己又没什么能要命的病，活过这个夏天一点儿不成问题。“我比我师父可运气多了，”他说，“我师父到了儿没能睁开眼睛看一回。”

“咳！我知道这地方是哪儿了！”小瞎子忽然喊起来。

老瞎子这才动了动，抓起自己的琴来摇了摇，叠好的纸片碰在蛇皮上发出细微的响声，那张药方就在琴槽里。

“师父，这儿不是野羊岭吗？”小瞎子问。

老瞎子没搭理他，听出这小子又不安稳了。

“前头就是野羊坳，是不是，师父？”

“小子，过来给我擦擦背。”老瞎子说，把弓一样的脊背弯给他。

“是不是野羊坳，师父？”

“是！干什么？你别又闹猫似的。”

小瞎子的心扑通扑通跳，老老实实地给师父擦背。老瞎子觉出他擦得很有劲。

“野羊坳怎么了？你别又叫驴似的会闻味儿。”

小瞎子心虚，不吭声，不让自己显出兴奋。

“又想什么呢？别当我不知道你那点儿心思。”

“又怎么了，我？”

“怎么了你？上回你在这儿疯得不够？那妮子是什么好货！”老瞎子心想，也许不该再带他到野羊坳来。可是野羊坳是个大村子，年年在这儿生意都好，能说上半个多月。老瞎子恨不能立刻弹断最后几根琴弦。

小瞎子嘴上嘟嘟囔囔的，心却飘飘的，想着野羊坳里那个尖声细气的小妮子。

“听我一句话，不害你。”老瞎子说，“那号事靠不住。”

“什么事？”

“少跟我贫嘴。你明白我说的什么事。”

“我就没听您说过，什么事靠得住。”小瞎子又偷偷地笑。

老瞎子没理他，骨头一样的眼珠又对着苍天。那儿，太阳正变成一汪血。

两面脊背和山是一样的黄褐色。一座已经老了，嶙峋瘦骨像是山根下裸露的基石。另一座正年轻。老瞎子七十岁，小瞎子才十七。

小瞎子十四岁上父亲把他送到老瞎子这儿来，为的是让他学说书，这辈子好有个本事，将来可以独自在世上活下去。

老瞎子说书已经说了五十多年。这一片偏僻荒凉的大山里的人们都知道他：头发一天天变白，背一天天变驼，年年月月背一把三弦琴满世界走，逢上有愿意出钱的地方就拨动琴弦唱一晚上，给寂寞的山村带来欢乐。开头常是这么几句：“自从盘古分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道君王安天下，无道君王害黎民。轻轻弹响三弦琴，慢慢稍停把歌论，歌有三千七百本，不知哪本动人心。”于是听书的众人喊起来，老的要听董永卖身葬父，小的要听武二郎夜走蜈蚣岭，女人们想听秦香莲。这是老瞎子最知足的一刻，身上的疲劳和心里的孤寂全忘却，不慌不忙地喝几口水，待众人的吵嚷声鼎沸，便把琴弦一阵紧拨，唱道：“今日不把别人唱，单表公子小罗成。”或者：“茶也喝来烟也吸，唱一回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满场立刻鸦雀无声，老瞎子也全心沉到自己所说的书中去。

他会的老书数不尽。他还有一个电匣子，据说是花了大价钱从一个山外人手里买来，为的是学些新词儿，编些新曲儿。其实山里人倒不太在乎他说什么唱什么。人人都称赞他那三弦子弹得讲究，轻轻漫漫的，飘飘洒洒的，疯癫狂放的，那里头有天上的日月，有地上的生灵。老瞎子的嗓子能学出世上所有的声音，男人、女人、刮风下雨，兽啼禽鸣。不知道他脑子里能呈现出什么景象，他一落生就瞎了眼睛，从没见过这个世界。

小瞎子可以算见过世界，但只有三年，那时还不懂事。他对说书和弹琴并无多少兴趣，父亲把他送来的时候费尽了唇舌，好说歹说连哄带骗，最后不如说是那个电匣子把他留住。他抱着电匣子听得入神，甚至没发觉父亲什么时候离去。

这只神奇的匣子永远令他着迷，遥远的地方和稀奇古怪的事物使他幻想不绝，凭着三年朦胧的记忆，补充着万物的色彩和形象，譬如海，匣子里说蓝天就像大海，他记得蓝天，于是想象出海；匣子里说海是无边无际的水，他记得锅里的水，于是想象出满天排开的水锅。再譬如漂亮的姑娘，匣子里说就像盛开的花朵，他实在不相信会是那样，母亲的灵柩被抬到远山上去的时候，路上正开遍着野花，他永远记得却永远不愿意去想。但他愿意想姑娘，越来越愿意想；尤其是野羊坳的那个尖声细气的小妮子，总让他心里荡起波澜。直到有一回匣子里唱道，“姑娘的眼睛就像太阳”，这下他才找到了一个贴切的形象，想起母亲在红透的夕阳中向他走来的样子。其实人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所知猜测着无穷的未知，以自己的感情勾画出世界。每个人的世界就都不同。

也总有一些东西小瞎子无从想象，譬如“曲折的油狼”。

这天晚上，小瞎子跟着师父在野羊坳说书，又听见那小妮子站在离他不远处尖声细气地说笑。书正说到紧要处——“罗成回马再交战，大胆苏烈又兴兵。苏烈大刀如流水，罗成长枪似腾云，好似海中龙吊宝，犹如深山虎争林。又战七日并七夜，罗成清茶无点唇……”老瞎子把琴弹得如雨骤风疾，字字句句唱得铿锵。小瞎子却心猿意马，手底下早乱了套数……

野羊岭上有一座小庙，离野羊坳村二里地，师徒二人就在这里住下。石头砌的院墙已经残断不全，几间小殿堂也歪斜欲倾百孔千疮，唯正中一间尚可遮蔽风雨，大约是因为这一间中毕竟还供奉着神灵。三尊泥像早脱尽了尘世的彩饰，还一身黄土本色返璞归真了，认不出是佛是道。院里院外、房顶墙头都长满荒藤野草，蓊蓊郁郁倒有生气。老瞎子每回到野羊坳说书都住这儿，不出房钱又不惹是非。小瞎子是第二次住在这儿。

散了书已经不早，老瞎子在正殿里安顿行李，小瞎子在侧殿的檐下生火烧水。去年砌下的灶稍加修整就可以用。小瞎子撅着屁股吹火，柴草不干，呛得他满院里转着圈咳嗽。

老瞎子在正殿里数叨他：“我看你能干好什么。”

“柴湿嘛。”

“我没说这事。我说的是你的琴，今儿晚上的琴你弹成了什么。”

小瞎子不敢接这话茬，吸足了几口气又跪到灶火前去，鼓着腮帮子一通猛吹。“你要是不想干这行，就趁早给你爹捎信把你领回去。老这么闹猫闹狗的可不行，要闹回家闹去。”

小瞎子咳嗽着从灶火边跳开，几步蹿到院子另一头，呼哧呼哧大喘气，嘴里一边骂。

“说什么呢？”

“我骂这火。”

“有你那么吹火的？”

“那怎么吹？”

“怎么吹？哼，”老瞎子顿了顿，又说，“你就当这灶火是那妮子的脸！”

小瞎子又不敢搭腔了，跪到灶火前去再吹，心想：真的，不知道兰秀儿的脸什么样。那个尖声细气的小妮子叫兰秀儿。

“那要是妮子的脸，我看你不用教也会吹。”老瞎子说。

小瞎子笑起来，越笑越咳嗽。

“笑什么笑！”

“您吹过妮子脸？”

老瞎子一时语塞。小瞎子笑得坐在地上。“日他妈。”老瞎子骂道，笑笑，然后变了脸色，再不言语。

灶膛里腾的一声，火旺起来。小瞎子再去添柴，一心想着兰秀儿。才散了书的那会儿，兰秀儿挤到他跟前来小声说：“哎，上回你答应我什么来？”师父就在旁边，他没敢吭声。人群挤来挤去，一会儿又把兰秀儿挤到他身边。“噫，上回吃了人家的煮鸡蛋倒白吃了？”兰秀儿说，声音比上回大。这时候师父正忙着跟几个老汉拉话，他赶紧说：“嘘——我记着呢。”兰秀儿又把声音压低：“你答应给我听电匣子你还没给我听。”“嘘——我记着呢。”幸亏那会儿人声嘈杂。

正殿里好半天没有动静。之后，琴声响了，老瞎子又上好了一根新弦。他本来应该高兴的，来野羊坳头一晚上就又弹断了一根琴弦。可是那琴声却低沉、零乱。

小瞎子渐渐听出琴声不对，在院里喊：“水开了，师父。”

没有回答。琴声一阵紧似一阵了。

小瞎子端了一盆热水进来，放在师父跟前，故意嘻嘻笑着说：“您今儿晚还想弹断一根是怎么着？”

老瞎子没听见，这会儿他自己的往事都在心中，琴声烦躁不安，像是年年旷野里的风雨，像是日夜山谷中的流溪，像是奔奔忙忙不知所归的脚步声。小瞎子有点儿害怕了：师父很久不这样了，师父一这样就要犯病，头疼、心口疼、浑身疼，会几个月爬不起炕来。

“师父，您先洗脚吧。”

琴声不停。

“师父，您该洗脚了。”小瞎子的声音发抖。

琴声不停。

“师父！”

琴声戛然而止，老瞎子叹了口气。小瞎子松了口气。

老瞎子洗脚，小瞎子乖乖地坐在他身边。

“睡去吧，”老瞎子说，“今儿个够累的了。”

“您呢？”

“你先睡，我得好好泡泡脚。人上了岁数毛病多。”老瞎子故意说得轻松。

“我等您一块儿睡。”

山深夜静。有了一点儿风，墙头的草叶子响。夜猫子在远处哀哀地叫。听得见野羊坳里偶尔有几声狗吠，又引得孩子哭。月亮升起来，白光透过残损的窗棂进了殿堂，照见两个瞎子和三尊神像。

“等我干吗，时候不早了。”

“你甭担心我，我怎么也不怎么。”老瞎子又说。

“听见没有，小子？”

小瞎子到底年轻，已经睡着。老瞎子推推他让他躺好，他嘴里咕囔了几句倒头睡去。老瞎子给他盖被时，从那身日渐发育的筋肉上觉出，这孩子到了要想那些事的年龄，非得有一段苦日子过不可了。唉，这事谁也替不了谁。

老瞎子再把琴抱在怀里，摩挲着根根绷紧的琴弦，心里使劲念叨：又断了一根了，又断了一根了。再摇摇琴槽，有轻微的纸和蛇皮的摩擦声。唯独这事能为他排忧解烦。一辈子的愿望。

小瞎子做了一个好梦，醒来吓了一跳，鸡已经叫了。他一骨碌爬起来听听，师父正睡得香，心说还好。他摸到那个大挎包，悄悄地掏出电匣子，蹑手蹑脚出了门。

往野羊坳方向走了一会儿，他才觉出不对头，鸡叫声渐渐停歇，野羊坳里还是静静的没有人声。他愣了一会儿，鸡才叫头遍吗？灵机一动扭开电匣子。电匣子里也是静悄悄。现在是半夜。他半夜里听过匣子，什么都没有。这匣子对他来说还是个表，只要扭开一听，便知道是几点钟，什么时候有什么节目都是一定的。

小瞎子回到庙里，老瞎子正翻身。

“干吗哪？”

“撒尿去了。”小瞎子说。

一上午，师父逼着他练琴。直到晌午饭后，小瞎子才瞅机会溜出庙来，溜进野羊坳。鸡也在树荫下打盹，猪也在墙根下说着梦话，太阳又热得凶，村子里很安静。

小瞎子踩着磨盘，扒着兰秀儿家的墙头轻声喊：“兰秀儿——兰秀儿——”

屋里传出雷似的鼾声。

他犹豫了片刻，把声音稍稍抬高：“兰秀儿！兰秀儿——”

狗叫起来。屋里的鼾声停了，一个闷声闷气的声音问：“谁呀？”

小瞎子不敢回答，把脑袋从墙头上缩下来。

屋里吧唧了一阵嘴，又响起鼾声。

他叹口气，从磨盘上下来，怏怏地往回走。忽听见身后嘎吱一声院门响，随即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向他跑来。

“猜是谁？”尖声细气。小瞎子的眼睛被一双柔软的小手捂上了。——这才多余呢。兰秀儿不到十五岁，认真说还是个孩子。

“兰秀儿！”

“电匣子拿来没？”

小瞎子掀开衣襟，匣子挂在腰上。“嘘——别在这儿，找个没人的地方听去。”

“咋啦？”

“回头招好些人。”

“咋啦？”

“那么多人听，费电。”

两个人东拐西弯，来到山背后那眼小泉边。小瞎子忽然想起件事，问兰秀儿：“你见过曲折的油狼吗？”

“啥？”

“曲折的油狼。”

“曲折的油狼？”

“知道吗？”

“你知道？”

“当然。还有绿色的长椅。就是一把椅子。”

“椅子谁不知道。”

“那曲折的油狼呢？”

兰秀儿摇摇头，有点儿崇拜小瞎子了。小瞎子这才郑重其事地扭开电匣子，一支欢快的乐曲在山沟里飘荡。

这地方又凉快又没有人来打扰。

“这是《步步高》。”小瞎子说，跟着哼。

一会儿又换了支曲子，叫《旱天雷》，小瞎子还能跟着哼。兰秀儿觉得很惭愧。

“这曲子也叫《和尚思妻》。”

兰秀儿笑起来：“瞎骗人！”

“你不信？”

“不信。”

“爱信不信。这匣子里说的古怪事多啦。”小瞎子玩着凉凉的泉水，想了一会儿，“你知道什么叫接吻吗？”

“你说什么叫？”

这回轮到小瞎子笑，光笑不答。兰秀儿明白准不是好话，红着脸不再问。

音乐播完了，一个女人说：“现在是讲卫生节目。”

“啥？”兰秀儿没听清。

“讲卫生。”

“是什么？”

“嗯——你头发上有虱子吗？”

“去——别动！”

小瞎子赶忙缩回手来，赶忙解释：“要有就是不讲卫生。”

“我才没有。”兰秀儿抓抓头，觉得有些刺痒。“噫——瞧你自个儿吧！”兰秀儿一把扳过小瞎子的头，“看我捉几个大的。”

这时候听见老瞎子在半山上喊：“小子，还不给我回来！该做饭了，吃罢饭还得去说书！”他已经站在那儿听了好一会儿了。

野羊坳里已经昏暗，羊叫、驴叫、狗叫、孩子们叫，处处起了炊烟。野羊岭上还有一线残阳，小庙正在那淡薄的光中，没有声响。

小瞎子又撅着屁股烧火。老瞎子坐在一旁淘米，凭着听觉他能把米中的沙子拣出来。

“今天的柴挺干。”小瞎子说。

“嗯。”

“还是焖饭？”

“嗯。”

小瞎子这会儿精神百倍，很想找些话说，但是知道师父的气还没消，心说还是少找骂。

两个人默默地干着自己的事，又默默地一块儿把饭做熟。岭上也没了阳光。

小瞎子盛了一碗小米饭，先给师父：“您吃吧。”声音怯怯的，无比驯顺。

老瞎子终于开了腔：“小子，你听我一句行不？”

“嗯。”小瞎子往嘴里扒拉饭，回答得含糊。

“你要是不愿意听，我就不说。”

“谁说不愿意听了？我说‘嗯’！”

“我是过来人，总比你知道得多。”

小瞎子闷头扒拉饭。

“我经过那号事。”

“什么事？”

“又跟我贫嘴！”老瞎子把筷子往灶台上一摔。

“兰秀儿光是想听听电匣子。我们光是一块儿听电匣子来。”

“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了？”

“我还问她见没见过曲折的油狼。”

“我没问你这个！”

“后来，后来，”小瞎子不那么气壮了，“不知怎么一下就说起了虱子……”

“还有呢？”

“没了。真没了！”

两个人又默默地吃饭。老瞎子带了这徒弟好几年，知道这孩子不会撒谎，这孩子最让人放心的地方就是诚实，厚道。

“听我一句话，保准对你没坏处。以后离那妮子远点儿。”

“兰秀儿人不坏。”

“我知道她不坏，可你离她远点儿好。早年你师爷这么跟我说，我也不信……”

“师爷？说兰秀儿？”

“什么兰秀儿，那会儿还没她呢。那会儿还没有你们呢……”老瞎子阴郁的脸又转向暮色浓重的天际，骨头一样白色的眼珠不住地转动，不知道在那儿他能“看”见什么。

许久，小瞎子说：“今儿晚上您多半又能弹断一根琴弦。”想让师父高兴些。

这天晚上师徒俩又在野羊坳说书。“上回唱到罗成死，三魂七魄赴幽冥，听歌君子莫嘈嚷，列位听我道下文。罗成阴魂出地府，一阵旋风就起身，旋风一阵来得快，长安不远面前存……”老瞎子的琴声也乱，小瞎子的琴声也乱。小瞎子回忆着那双柔软的小手捂在自己脸上的感觉，还有自己的头被兰秀儿扳过去时的滋味。老瞎子想起的事情更多……

夜里老瞎子翻来覆去睡不安稳，多少往事在他耳边喧嚣，在他心头动荡，身体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要爆炸。坏了，要犯病，他想。头昏，胸口憋闷，浑身紧巴巴她难受。他坐起来，对自己叨咕：“可别犯病，一犯病今年就甭想弹够那些琴弦了。”他又摸到琴。要能叮叮当当随心所欲地疯弹一阵，心头的忧伤或许就能平息，耳边的往事或许就会消散。可是小瞎子正睡得香甜。

他只好再全力去想那张药方和琴弦：还剩下几根，还只剩最后几根了。那时就可以去抓药了，然后就能看见这个世界——他无数次爬过的山，无数次走过的路，无数次感到过她的温暖和炽热的太阳，无数次梦想着的蓝天、月亮和星星……还有呢？突然心里一阵空，空得深重。就只为了这些？还有什么？他朦胧中所盼望的东西似乎比这要多得多……

夜风在山里游荡。

猫头鹰又在凄哀地叫。

不过现在他老了，无论如何没几年活头了，失去的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像是刚刚意识到这一点。七十年中所受的全部辛苦就为了最后能看一眼世界，这值得吗？他问自己。

小瞎子在梦里笑，在梦里说：“那是一把椅子，兰秀儿……”

老瞎子静静地坐着。静静地坐着的还有那三尊分不清是佛是道的泥像。

鸡叫头遍的时候老瞎子决定，天一亮就带这孩子离开野羊坳。否则这孩子受不了，他自己也受不了。兰秀儿人不坏，可这事会怎么结局，老瞎子比谁都“看”得清楚。鸡叫二遍，老瞎子开始收拾行李。

可是一早起来小瞎子病了，肚子疼，随即又发烧。老瞎子只好把行期推迟。

一连好几天，老瞎子无论是烧火、淘米、捡柴，还是给小瞎子挖药、煎药，心里总在说：“值得，当然值得。”要是不这么反反复复对自己说，身上的力气似乎就全要垮掉。“我非要最后看一眼不可。”“要不怎么着？就这么死了去？”“再说就只剩下最后几根了。”后面三句都是理由。老瞎子又冷静下来，天天晚上还到野羊坳去说书。

这一下小瞎子倒来了福气。每天晚上师父到岭下去了，兰秀儿就猫似的轻轻跳进庙里来听匣子。兰秀儿还带来煮熟的鸡蛋，条件是得让她亲手去扭那匣子的开关。“往哪边扭？”“往右。”“扭不动。”“往右，笨货，不知道哪边是右哇？”“咔嗒”一下，无论是什么便响起来，无论是什么俩人都爱听。

又过了几天，老瞎子又弹断了三根琴弦。

这一晚，老瞎子在野羊坳里自弹自唱：“不表罗成投胎事，又唱秦王李世民。秦王一听双泪流，可怜爱卿丧残身，你死一身不打紧，缺少扶朝上将军……”

野羊岭上的小庙里这时更热闹。电匣子的音量开得挺大，又是孩子哭，又是大人喊，轰隆隆地又响炮，嘀嘀嗒嗒地又吹号。月光照进正殿，小瞎子躺着啃鸡蛋，兰秀儿坐在他旁边。两个人都听得兴奋，时而大笑，时而稀里糊涂莫名其妙。

“这匣子你师父哪儿买来的？”

“从一个山外头的人手里。”

“你们到山外头去过？”兰秀儿问。

“没。我早晚要去一回就是，坐坐火车。”

“火车？”

“火车你也不知道？笨货。”

“噢，知道知道，冒烟哩是不是？”

过了一会儿兰秀儿又说：“保不准我就得到山外头去。”语调有些恓惶。

“是吗？”小瞎子一挺坐起来，“那你到底瞧瞧曲折的油狼是什么。”

“你说是不是山外头的人都有电匣子？”

“谁知道。我说你听清楚没有？曲、折、的、油、狼，这东西就在山外头。”

“那我得跟他们要一个电匣子。”兰秀儿自言自语地想心事。

“要一个？”小瞎子笑了两声，然后屏住气，然后大笑，“你干吗不要俩？你可真本事大。你知道这匣子几千块钱一个？把你卖了吧，怕也换不来。”

兰秀儿心里正委屈，一把揪住小瞎子的耳朵使劲拧，骂道：“好你个死瞎子。”

两个人在殿堂里扭打起来。三尊泥像袖手旁观帮不上忙。两个年轻的正在发育的身体碰撞在一起，纠缠在一起，一个把一个压在身下，一会儿又颠倒过来，骂声变成笑声。匣子在一边唱。

打了好一阵子，两个人都累得住了手，心怦怦跳，面对面躺着喘气，不言声儿，谁却也不愿意再拉开距离。

兰秀儿呼出的气吹在小瞎子脸上，小瞎子感到了诱惑，并且想起那天吹火时师父说的话，就往兰秀儿脸上吹气。兰秀儿并不躲。

“嘿，”小瞎子小声说，“你知道接吻是什么了吗？”

“是什么？”兰秀儿的声音也小。

小瞎子对着兰秀儿的耳朵告诉她。兰秀儿不说话。老瞎子回来之前，他们试着亲了嘴儿，滋味真不坏……

就是这天晚上，老瞎子弹断了最后两根琴弦。两根弦一齐断了。他没料到。他几乎是连跑带爬地上了野羊岭，回到小庙里。

小瞎子吓了一跳：“怎么了，师父？”

老瞎子喘吁吁地坐在那儿，说不出话。

小瞎子有些犯嘀咕：莫非是他和兰秀儿干的事让师父知道了？

老瞎子这才相信：一切都是值得的。一辈子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能看一回，好好看一回，怎么都是值得的。

“小子，明天我就去抓药。”

“明天？”

“明天。”

“又断了一根了？”

“两根。两根都断了。”

老瞎子把那两根弦卸下来，放在手里揉搓了一会儿，然后把它们并到另外的九百九十八根中去，绑成一捆。

“明天就走？”

“天一亮就动身。”

小瞎子心里一阵发凉。老瞎子开始剥琴槽上的蛇皮。

“可我的病还没好利索。”小瞎子小声叨咕。

“噢，我想过了，你就先留在这儿，我用不了十天就回来。”

小瞎子喜出望外。

“你一个人行不？”

“行！”小瞎子紧忙说。

老瞎子早忘了兰秀儿的事。“吃的、喝的、烧的全有。你要是病好利索了，也该学着自个儿去说回书。行吗？”

“行。”小瞎子觉得有点儿对不住师父。

蛇皮剥开了，老瞎子从琴槽中取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他想起这药方放进琴槽时，自己才二十岁，便觉得浑身上下都好像冷。

小瞎子也把那药方放在手里摸了一会儿，也有了几分肃穆。

“你师爷一辈子才冤呢。”

“他弹断了多少根？”

“他本来能弹够一千根，可他记成了八百。要不然他能弹断一千根。”

天不亮老瞎子就上路了。他说最多十天就回来，谁也没想到他竟去了那么久。

老瞎子回到野羊坳时已经是冬天。

漫天大雪，灰暗的天空连接着白色的群山。没有声息，处处也没有生气，空旷而沉寂。所以老瞎子那顶发了黑的草帽就尤其躜动得显著。他蹒蹒跚跚地爬上野羊岭。庙院中衰草瑟瑟，蹿出一只狐狸，仓皇逃远。

村里人告诉他，小瞎子已经走了些日子。

“我告诉他我回来。”

“不知道他干吗就走了。”

“他没说去哪儿？留下什么话没？”

“他说让您甭找他。”

“什么时候走的？”

人们想了好久，都说是在兰秀儿嫁到山外去的那天。

老瞎子心里便一切全都明白。

众人劝老瞎子留下来，这么冰天雪地的上哪儿去？不如在野羊坳说一冬书。老瞎子指指他的琴，人们见琴柄上空荡荡已经没了琴弦。老瞎子面容也憔悴，呼吸也孱弱，嗓音也沙哑了，完全变了个人。他说得去找他的徒弟。

若不是还想着他的徒弟，老瞎子就回不到野羊坳。那张他保存了五十年的药方原来是一张无字的白纸。他不信，请了多少个识字而又诚实的人帮他看，人人都说那果真就是一张无字的白纸。老瞎子在药铺前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他以为是一会儿，其实已经几天几夜，骨头一样的眼珠在询问苍天，脸色也变成骨头一样的苍白。有人以为他是疯了，安慰他，劝他。老瞎子苦笑：七十岁了再疯还有什么意思？他只是再不想动弹，吸引着他活下去、走下去、唱下去的东西骤然间消失干净。就像一根不能拉紧的琴弦，再难弹出赏心悦耳的曲子。老瞎子的心弦断了。现在发现那目的原来是空的。老瞎子在一个小客店里住了很久，觉得身体里的一切都在熄灭。他整天躺在炕上，不弹也不唱，一天天迅速地衰老。直到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直到忽然想起了他的徒弟，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可那孩子在等他回去。

茫茫雪野，皑皑群山，天地之间躜动着一个黑点。走近时，老瞎子的身影弯得如一座桥。他去找他的徒弟。他知道那孩子目前的心情、处境。

他想自己先得振作起来，但是不行，前面明明没有了目标。

他一路走，便怀恋起过去的日子，才知道以往那些奔奔忙忙兴致勃勃的翻山、赶路、弹琴，乃至心焦、忧虑都是多么欢乐！那时有个东西把心弦扯紧，虽然那东西原是虚设。老瞎子想起他师父临终时的情景。他师父把那张自己没用上的药方封进他的琴槽。“您别死，再活几年，您就能睁眼看一回了。”说这话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师父久久不言语，最后说：“记住，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不错，那意思就是说：目的本来没有。老瞎子知道怎么对自己的徒弟说了。可是他又想：能把一切都告诉小瞎子吗？老瞎子又试着振作起来，可还是不行，总摆脱不掉那张无字的白纸……

在深山里，老瞎子找到了小瞎子。

小瞎子正跌倒在雪地里，一动不动，想那么等死。老瞎子懂得那绝不是装出来的悲哀。老瞎子把他拖进一个山洞，他已无力反抗。

老瞎子捡了些柴，点起一堆火。

小瞎子渐渐有了哭声。老瞎子放了心，任他尽情尽意地哭。只要还能哭就还有救，只要还能哭就有哭够的时候。

小瞎子哭了几天几夜，老瞎子就那么一声不吭地守候着。火光和哭声惊动了野兔子、山鸡、野羊、狐狸和鹞鹰……

终于小瞎子说话了：“干吗咱们是瞎子！”

“就因为咱们是瞎子。”老瞎子回答。

终于小瞎子又说：“我想睁开眼看看，师父，我想睁开眼看看！哪怕就看一回。”

“你真那么想吗？”

“真想，真想——”

老瞎子把篝火拨得更旺些。

雪停了。铅灰色的天空中，太阳像一面闪光的小镜子。鹞鹰在平稳地滑翔。

“那就弹你的琴弦，”老瞎子说，“一根一根尽力地弹吧。”

“师父，您的药抓来了？”小瞎子如梦方醒。

“记住，得真正是弹断的才成。”

“您已经看见了吗？师父，您现在看得见了？”

小瞎子挣扎着起来，伸手去摸师父的眼窝。老瞎子把他的手抓住。

“记住，得弹断一千二百根。”

“一千二？”

“把你的琴给我，我把这药方给你封在琴槽里。”老瞎子现在才弄懂了他师父当年对他说的话——咱的命就在这琴弦上。

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

“怎么是一千二，师父？”

“是一千二，我没弹够，我记成了一千。”老瞎子想：这孩子再怎么弹吧，还能弹断一千二百根？永远扯紧欢跳的琴弦，不必去看那张无字的白纸……

这地方偏僻荒凉，群山不断。荒草丛中随时会飞起一对山鸡，跳出一只野兔、狐狸或者其他小野兽。山谷中鹞鹰在盘旋。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始：

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躜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日

我之舞

有一年夏天我十八岁了，两条腿依然瘫痪着。在这之前我上中学，各门功课都学得不错，至少大家是这么说的。我真愿意就永远在那所中学里待下去，可越是学得好越是得毕业。毕了业，忽然一下子再也没有人记得你功课好了，光记得你腿坏；哪个工作单位都不要我，也不说不要，说等着吧你才十八。我说十八不见得是个罪过，我可不想等到八十去，结果这么说了也没用。

离我家不远有座僻静的古园，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别人下班回家我也回家吃饭，别人又上班去我就又来。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一处冷清的地方，看来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是天无绝人之路的一种。

那年夏天在这园子里，我经历了许多奇异的事。

有件事说起来让人毛骨悚然。在一片茂密的乱草丛中，一对老人悄悄地死在了那儿，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七八天，甚至还要久。两棵老柏树从一人多高的地方连在了一起，长成了一棵；两个老人并肩坐在地上，背靠老柏树，又互相依靠着，睁着眼睛，死了也没有倒下去。几条野豆蔓儿已经在他们垂吊着的胳膊上攀了几圈。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怎么死的，以及为什么死。两个人都是满头白发，一身布衣，没带任何东西；虽然时值盛夏却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出来，因而也没有苍蝇蚂蚁之类爬到他们身上。四周是没腰的野草，稀疏的野花开得不香也不雕琢。两蓬静静的白发与周围的气氛极端和谐，恐怕是这么久没有被人发现的原因。

最先发现这件事的是我、世启、老孟和路。一连几天我们都说，草丛中那两蓬白亮亮的东西不知是什么，后来便把轮椅摇着推着走近去看。世启和我一样，腿坏了，坐手摇轮椅。老孟不单腿坏，两只眼睛还瞎，只能坐那种让人推着走的轮椅。路推着他。路和老孟同在一家工厂糊纸袋，上班下班路推着老孟。路的父母未出五代旁系血亲，路一生下来大夫就说这是个傻子，两只眼睛分得很开，嘴唇很厚，是先天愚型。路有一回说，老孟的腿是年轻时跳舞摔坏的，眼睛是因为后来跳不成舞急瞎的，我和世启不信。但是老孟的事只有路知道，老孟只对路一个人说。我们走进草丛，才发现那是两个老人，已经死了。世启说，他们身上什么东西都没带着。老孟想了一会儿，说他们还没有傻到要把这辈子的东西带到下辈子去。我说这可糟了，咱们没法知道他们是谁。老孟把墨镜摘下来擦擦又戴上，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他说何必要知道他们是谁呢？说话时酒气冲天。

两张脸除了有些苍白，看起来倒是很坦然很轻松的样子，眼边嘴角似有微笑。这表情让我想起学生考完试放假回家时的心境。我们四个不出声地在这对老人面前坐了很久。两张脸上的阳光变成淡红色的时候，鸟儿都归巢了，园子里热闹起来。

路忽然说：“他们跳得一塌糊涂是吧老孟？”

老孟拍拍路的肩膀，手在他那熊一样结实的脊背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滑下来。

“什么你说？”我问路，“什么跳得一塌糊涂？”

世启看一眼路，低声对我说：“别理他，路又说傻话呢。”

“路才不傻呢。”老孟说。

路说：“我才不傻呢是吧老孟？”然后转向世启和我，说：“我才不傻呢。”然后又对老孟说：“我不傻，是吧老孟？”

老孟又拍拍他的肩膀：“不过别老说这一句，老说这一句可不聪明。”

“我没老说这一句是吧老孟？”

我和世启笑起来。但是笑声马上煞住，眼前毕竟坐着两个死人。四周的野草波浪一样地起伏摇荡。

路依然呆呆地看着那对老人，独自叨叨咕咕：“他们跳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他们跳得。”

“他说跳什么？”我问世启。

“跳舞。老孟和路俩净说黑话。他说跳舞，瞎说呢。”

我问老孟：“什么跳舞？跳什么舞？”

“你不懂。你才十八，说你也不懂。”

老孟比世启大两轮，世启比路大一轮比我大十八，十八正是我的年龄。他们三个就管我叫“十八”。我在这园子里认识他们才不久。世启每天傍晚一下班就来，老孟和路要晚到一会儿。路先回家吃晚饭，老孟的晚饭只是随便在什么地方喝一顿酒，路吃完饭来酒店里接老孟，老孟已经喝完了酒在那儿等他。

世启的老婆头年秋天带着孩子回娘家去，到这个夏天还不见回来。老婆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两年，孩子刚满周岁。老婆是农村人，娘家在几千里外的大山里。老婆走的时候说天冷前准回来，以后又来信说年前准回来，以后又来信说过了年就回来，再以后就没了音信。世启写信去问也没有回音。后一封信里还说，她们要是回来准是坐天黑前那趟火车到，不让世启去车站接，担心世启摇着轮椅去车站不方便，但是让世启必须在这园子门口等他们娘儿俩，要是他们先到了也在这园子门口等世启。信写得不明不白。想来想去只有这一个缘由：到世启家无论怎么坐车最后总得穿过这园子，园子又深而且草木横生，一向人迹罕至偏僻得怕人，尤其是在天黑以后。世启便从冬到春、从春到夏，每天下了班就在这园里园外等。老孟、路，后来还有我，就来陪他一块儿等。老孟、路也算上我，三条单身汉，夏天的晚上总归是要到外头乘凉的。

园子有数百年的历史，废弃已久，荒凉芜秽。有四面围墙和东西南北四座大门，但都残断不全，又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从园中穿过，脚步声、车铃声、悠悠的口哨声，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如同死去。

太阳渐渐升高，变热，开始慢慢灼烤还没有醒明白的树木和草地。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清楚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也许它们倒比我清楚？这很难说。蜂儿像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这时不知在哪儿有个人说：“只要你还能听，你就找不到真正的寂静。”吓了我一跳，四下看时，哪儿都没有人，我以为那是我的幻觉。这话倒是说得对，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片刻不息。这季节天气变化无常，忽而起了风，开玩笑似的打着呼哨四处野跑；忽而又飘下雨，淅淅沥沥弄起管弦，轻吹漫拨幽微缠绵。雨大时我躲进拱门去，园里园外世界全都藏起来，单用茫茫雨雾迷惑你，用浪涌潮翻般的震响恫吓你。两条腿瘫痪了多年，现在才有机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你长大了，世界就变了。从一只摇篮一片光影，变成小床上的木栏和玻璃外面一只嗡嗡叫的金壳虫；从一道又高又长又难迈过去的门槛，变成一片又深又密几乎迷失在其中的花丛；从一只木马变成一排课桌，变成一面旗帜，变成一张地图，有山岭、沙漠和平原，有大陆、岛屿、海洋，有七个洲在一个椭圆的球体上昼夜旋转运行，却仍不过是浩瀚宇宙间一粒尘埃。你长大了，世界对你来说就变了。不久，雨过了，太阳憋足了力气，又把炽烈的光焰倾泻下来，仿佛一下子把草木都碾轧成金属，尖厉的颤响从各个角落里漫起，连成一片连成一片，激动不安与辉煌的太阳一同让人睁不开眼。

我闭上眼睛，眼前是无边而均匀的红色。这时又不知在哪儿有个人说：“除非是你没了知觉，否则你找不到真正的虚空。”声音异常清晰。我摇起轮椅满园里找，仍然不见一个人。

园子很大。有参天孤立的老树。有密密交织的矮树丛在蔓延。有一大片一大片的荒地。有散落在荒地里的断石残阶，默默的像是墓碑。墙头的琉璃瓦被养鸽子的孩子几乎拆光，长出小树，泼泼洒洒披满野蔓荒藤。传说鸽子是喜欢那琉璃瓦的。几座晦暗的古殿歪在一处，被蓬蓬茸茸的荒草遮掩，发着潮冷味，露出翘角飞檐挑几个绿锈斑斑的风铃，悄然不动。成群的雨燕就在檐下木椽中为家，黄昏时分都赶回来，围着殿顶自在飞舞，嘹亮地唱些古歌送那安静了的太阳回去。这时，就会突兀地冒出几对恋人在小路上，正搂抱着离去，不敢久留了。晚风一起，风铃叮当作响，殿门戛然有声，林间幽暗且有雾气飘游。几盏路灯早都被孩子们用弹弓打过了，垂着吊着不再发光。蝉儿胆大，直叫到星光灿烂去。然后是蟋蟀的天下。

我想，死是什么。

我、老孟、路和世启，坐在园子门口等世启的老婆带着儿子回来。世启说：“他们娘儿俩走了整九个月了。”又说：“孩子回来我怕认不得了。”“今天是几号？”老孟告诉他几号。“那就对了，他们走了整整九个月了。”世启眼巴巴望着黑夜。大家也都替他望那黑夜。黑夜中有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小路。我想，死是什么。小时候我问过大人，死了是什么样？大人告诉我，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对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呢？”我总也想象不出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是什么样。我把这件事跟老孟说。老孟说我才十八居然想得有些道理，可是又说：“你才十八，懂他娘个屁死。路，把第一道题给他说说。”路在月光下正玩着一只放大镜。

“找一个点是吗老孟？你永远也找不到一个点。是吧老孟他永远也找不到？”

“谁也找不到。”老孟说。

老孟递给我纸和笔。我在纸上轻轻点了一个点。

老孟说：“路，把放大镜给他。”

“那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老孟说，“其实不用放大镜你也能知道，那是一个面。这事是路发现的，是路。”老孟笑起来。

“是我发现的是吧老孟是我发现的？”

我说：“确实是一个面，这又怎么了？我不明白你们的意思。”

老孟只是笑。夜便深下去，像老孟身上的酒味一样浓。

一个警察来园子里找我们四个，向我们了解发现那对老人时的情形。

“他们就这么坐着。在那片草丛里。”

“就这么坐着？”

“就这么坐着。手垂在地上。”

“这样？”

“不是不是，是这样垂着。胳膊上攀着野豆蔓儿。”

“什么野豆蔓儿？”

“像是豆蔓儿，叫不上名字来。这园子里到处都有。”

警察在本子上记了一阵。“再碰上这样的事，千万记住保护现场。嗯，还有呢？”

“我们只是想在他们身上找找，看有什么能证明他们是谁的东西没有。”

“有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们是什么人？”

“我们正在调查。”警察说。

“他们是怎么死的？”

“你们发现他们的时候，对他们最突出的印象是什么？”

“头发很白。开始还以为是地上长的白毛呢。”

“地上长白毛？”

“地长毛您没听说过？地上有时候会长出头发一样很长很长的白毛。”

警察又在本子上记下几个字。“嗯，还有什么印象？”

世启说：“他们的表情像是很痛苦。”

“不对。”我说，“他们的样子看上去挺坦然。”

世启说：“怎么会呢？至少是挺伤心的。”

“一点儿也不。”我说，“俩人脸上都有笑容呢，看来很轻松。”

警察转向老孟和路：“请你们二位也谈谈。”

“我的眼睛看不见。路说说吧。嘿，路。”

“老孟！”世启想制止。路已经开口了：“一塌糊涂他们俩跳得，是吧老孟一塌糊涂他们俩？”

老孟不露声色，唯墨镜在夕阳下闪光。

世启在警察耳边低声解释了一下。警察惊愕的目光在路的脸上停留了一阵，又吸吸鼻子确认了老孟身上的酒味。

“为什么事，他们去死？”我问。

“我们还没有找到线索。”警察左右张望了一会儿，“他们睁着眼睛，依你们看他们在望着哪儿？”

“那儿！”我毫不怀疑地指给他看，“那儿有一座挺高挺大的灰房子，他们就望着那儿。”

世启说：“那是一家保密工厂。”

“是吗？”我说，“我怎么不知道？”

老孟说：“在先，那儿是一座古代的祭坛。”

“古代的祭坛？我怎么不知道？”

“你才十八。那祭坛说不清有多少千年了，比这园子还要老得多呢。”

我既不知道那是一家保密工厂，也不知道还有过一座古代的祭坛。我们四个和那个警察走过去看。完全看不出祭坛的痕迹。四四方方一座大房子有几层楼高，灰砖砌成，一个窗户也没有，不像是一家工厂倒像是一座陵墓。我从早到晚在这园子里，从未听见这房子里有过一丝声响，也不见有人进出，只偶尔见一两个哨兵在暗处游动，如同壁虎在墙上悄悄地爬。房子周围松柏森森，拉着铁丝网。

“里面在干什么？”

“没人知道。”世启说。

“是造什么的工厂？”我问老孟，“是造武器吗？”

老孟说：“叫工厂也行。传说里面有人在模拟宇宙初开时的情景。”

“是科研机关？”

“叫什么都行。宇宙初开的时候本没有任何名字。”

那个警察瞥了老孟一眼，对我和世启说：“好啦，咱们还是说正事吧。关于那对老人的表情，你们一个说是很痛苦至少是很伤心，另一个说是很坦然很轻松。对吗？”

“对，”我说，“至少是很平静。”

“是很痛苦，要不就是很伤心。”

“请你们再仔细回忆一下，过些天我来。”

“还有路说的呢。”老孟说。路蹲在远处的树林里，举着那只放大镜不知在看什么。

警察走了，我们四个又到园子门口去。天渐渐黑透了，园子里蟋蟀叫、风铃响，凄凄寂寂的，世启的老婆还没有带着儿子回来。我问老孟：“你刚才说什么，宇宙初开时的情景？”老孟让我问路，说路到那座灰房子里去过。“他怎么能进去的？”老孟说鬼知道为什么只有他能进去。

“路，你看见什么了？”

“里头比外头大。”路说。

“怎么会里头比外头大？路你说什么呢？”

“那房子里头比外头大是吧老孟？就是里头比外头大。”

“里头有多大？”

“看不见边儿那么大，比外头大。”

世启说我：“你真爱听他的，他又瞎说呢。”

老孟说：“我怀疑路是看见了一个球，他走进球里去了。球是空的，球壁是用无数颗宝石拼接成的，大大小小的宝石拼接得严丝合缝没有一点儿空隙。”

“那又怎么了？”

“路说他刚一进去什么都看不见，漆黑一团没有声音。后来他点了一把火，用自己的衣裳点了一把火在手里摇，轰的一声就再也看不见边儿了。无边无际无边无际无边无际……”

“老孟，你要是少喝点儿酒就好了。”世启说。

老孟管自说下去：“每一颗宝石里都映出一个人和一把火，每一颗宝石里都映出所有的宝石也就有无数个人和无数把火，天上地下轰轰隆隆的都是火声，天上地下都是人举着火。”

世启说：“老孟，你今天喝得太多了。”

老孟管自说下去：“我说路，你干吗不跳个舞试试看？你干吗不在里头举着火跳个舞？你那时应该举着火跳个舞试试看。”

路惭愧地看着老孟。

“你要是跳起来你就知道了，路，你就会看见全世界都跟着你跳。”

路呆呆地梦想着跳舞。

连着几天好大的雨，电闪雷鸣昼夜不停，倾盆决堤一般。天放晴时我再到园子里去，那座灰房子忽然不见。那家保密工厂（或是科研机关）已经拆迁，拆迁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大一座房子竟然无影无踪片瓦未留，仿佛神鬼乘人不备把它整个端走了。剩一片开阔的空地，呈四方形，铺满白色条石；中心是一个很大的白色的圆石台；四周有些合围粗的也是白色的石柱，兀然耸立；空地边缘残存的墙基亦为白石砌就。远望浑然一片白色令人目眩，空旷而神秘。果然是一座古代的祭坛，老孟没有说错。我摇了轮椅进入空地，在石柱间绕着走，不得不屏住呼吸小心翼翼。车轮在石面上碾出尖响，传开去，震起回声。石柱有的被拦腰劈断，有的顶部被削去，柱体上都有密密麻麻的气孔像是被大火烧过，光阴再把雕琢的花纹剥蚀干净。圆形的石台，处处也有焚烧过的痕迹。我绕那石台一周，估摸有一百多米；古代不行米制，尺寸也比现行的短，算来这石台的周长是合着一年的天数，一年一年循环往复永无尽止。围墙代表了四方。石柱共二十四根，指向苍天。千万年前，这祭坛可能是毁于一场大火。

我独自在祭坛上坐着，看地行天移。太阳暗暗西垂，把石柱的影子拉长，把石柱染红得如同二十四根巨大的蜡烛。暮霭起了，蓝烟紫气缭缭绕绕，浮在祭坛上空。晚风便在远处摇响了风铃。又似有鼓声。天地在庆祝生日。忽然我有一个预感，不容得我再细想一遍，这预感便被证实：我又听见有人在说话了，是两个人，一男一女谈笑风生。

男的说：“你要是说我们早晚得死，我就跟你打个赌，我说我们永远不会死。”

女的就笑，说：“好吧，假定我跟你打这赌。”

男的说：“我劝你别打，我肯定不会输而你是注定赢不了。因为我们活着我就一直没输，我们死了呢，你还赢个屁呀。”

女的又笑，笑得喘不过气。男的也笑。

这声音太清晰了。我赶紧摇起轮椅，飞快地把每根石柱都绕一圈，没人。我又围着石台转一周，仍不见人。我再后退一二十米朝石台上望，那儿空空荡荡唯见紫气蓝烟飘飘摇摇。我心里明明白白的一点儿不糊涂，这不是幻觉，可见前两回听到的那声音也绝不是我的幻觉。我不敢乱动了，我知道碰见什么了——那对老人！

女的停止了笑：“你这是狡辩。”

“可我认为这里面藏着一个伟大的真理。”男的说，“不过你既认定这是狡辩，我就再也狡辩不过你了。”

“啪”的一声，男的“哎哟”一声。女的“哧哧”笑。

男的说：“不妨把这个问题先搁一搁，谈谈另一件事。首先是，你活着呢——我敢肯定我这句话没说错。”

“当然，这你知道。”

“不不不，我不是说你一个人，这个‘你’是泛指。譬如我也可以对他这样说，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的头皮一阵紧，心想不如跑吧，握住轮椅的摇把使劲摇，却不能动。

“不管我对谁这样说，我都敢肯定我没有说错。原因很简单：你要是死着你就不能对我这句话做出判断，你要是能做出判断你就一定是活着呢，你就必得说我说对了，除非丧尽天良。”

“跟刚才一样，是狡辩。”

“跟刚才那个逻辑有点儿相似，但是你得承认这绝不是狡辩了。你明明活着，这不是狡辩所能办到的呀。”

“不错，活着。又怎么样呢？”

“活着才能继续谈下去呀。因为活着才能知道一切，而且我们所能谈论的没有半点儿不是我们所知道的。”

“什么意思？”

“这样，你要再问我世界是什么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就可以告诉你了，世界就是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的。除了一个人们所知道的世界就没有别的世界了。”

“还有人们所不知道的世界呢！”

“那你是在扯谎。你要是不知道那个世界你凭什么说有？你要是知道它有，你干吗又说那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你是人，这一点我从不怀疑。”

男女一齐朗声大笑，祭坛嗡嗡震响。

男的说：“另外我提醒你，你要是孜孜不倦地想要知道一个纯客观的世界你可就太傻了，要么你永远不会知道，要么你一旦知道了，那个世界就不再是纯客观的了。对对对，你还不死心，还要问，请吧。”

“人们现在知道了过去所不知道的世界，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世界过去是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现在依然是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正像一首歌里唱的：从前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

“我怎么好像听到过这首歌？”女的说，“这是哪儿的歌？”

“你不可能听到过。这是我心里刚刚生出的一句歌词，还没来得及去写呢。”

“常有这样的事，明明没有经历过，却感到非常熟悉像是经历过。”

“也许是梦里有过吧。”

“从前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那么将来呢？”

“你发现没有，如今就是过去的将来？”

女的好半天不再出声。

“目前世界上有几位出色的物理学家，”男的说，“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说世界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孤立地存在着，这一观点已不再真实了，世界本是一个观察者参与着的世界。干吗，你要走？我就快要给你证明人有来生了，喂，我马上就要给你证明出人有来生了，喂，你到哪儿去……”

像《哈姆雷特》中鬼魂消失时那样，天地间响起咚咚的鼓声，然后一切归于沉寂，流雾飘烟瞬间散尽。

我摇了一下摇把，轮椅动了。

远处，老孟、路和世启来了。

“十八，你怎么了？”老孟问我，酒气扑鼻。

我惊魂未定，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脑子里乱糟糟的择不清楚。

我、老孟、路和世启，又坐在园子门口等世启的老婆带着儿子回来。远处的街灯昏黄地闪烁，树叶摇曳不时把它们埋没。世启说：“他们也许不会回来了。”世启又说：“她走的时候也许就没打算回来，山里的日子现在过得好了。”世启说：“今天几号了？”老孟告诉他，是哪年哪月哪天。世启从衣兜里掏出冷馒头啃，目光一刻不离那条暗淡小路的尽头。“也许我不该让她走。别人跟我说过不能让她回去。别人跟我说，他们走了就不会再回来。”“那你干吗让她走？”老孟说。世启说：“我不愿意让别人这么看我。我把存的几百块钱都给他们做了路费。我不愿意别人说我连老婆也弄不住。”老孟没言语。世启又说：“我要是去找他们，别人会怎么说？”“别人要怎么说就会怎么说是吧老孟？别人要怎么说就会怎么说。”路玩着那只放大镜。

月亮上来的时候，我把碰到鬼魂的事跟他们三个人讲。世启不屑一听，笑我并不喝酒为什么也说疯话傻话。那事毕竟离奇，我有口难辩，自己也发愣。

老孟问我：“那两个鬼魂都说了什么？”

我试着把我听到的复述一遍。

老孟说：“这就对了，十八没有胡说。”

“什么，你说他没胡说？！”世启睁大眼睛看着我们三个。

“十八没有胡说，”老孟说，“这是真的。那两个鬼魂也没有胡说。”

路笑了，手舞足蹈。“他们还在跳呢是吧老孟他们还在跳呢？”“他们不可能停下来。”老孟又拍拍路的肩膀。路显得很兴奋。“你们又说什么黑话哪，”世启说，“你们说是那两个老人？”“为什么非得是那两个老人不可？十八已经不在意他们是谁了。”我说：“不，是那对老人。”

老孟遗憾地拍了下腿，笑道：“那就随你们的便吧。”

“你看见他们了？那对老人？”

“我觉得是。我感觉是他们。”

园子里，风铃也响。世启把轮椅摇到我们三个中间。凉风习习。世启说话的声音也抖。

“我早就说他们有什么伤心事。我早就说过，他们的表情很痛苦。”

“不是。他们有说有笑，有说有笑的。我还是认为，他们死的时候很轻松很坦然。”

老孟说：“你们俩和那个警察一样，太看重他们是谁和那些杂七杂八并不重要的事。你们都没弄懂路的意思。”

“路是什么意思？”

“路说他们跳得一塌糊涂。”

“路瞎说呢，老孟你也少喝点儿酒。”世启说。

老孟笑起来：“生和死的事本来不是警察管得了的。路，把第二道题再给他们说说。”

“也找不到一条线是吗老孟？你们也找不到一条线。是吧老孟谁也找不到一条线？”

“谁也找不到。”老孟从路手里拿过放大镜递给我。

我说：“这我懂。不用放大镜我也知道，和找一个点的道理一样。假如有一条线，不管多么细也是一个面，不管有多薄也要占有空间。”

老孟说：“这下我相信了，十八上学时功课肯定是学得好。”

“这有什么？”世启说，“这和生死有什么关系？和跳舞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两个鬼魂没有出现，我、路和世启在祭坛上空等了一场。老孟一个人坐在园子门口，他说那鬼魂要说什么他早都知道，何必再听呢。“祭坛上的事一定是真的，十八没有胡扯。”他说。世启问他：“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真的呢？”他说他碰见过这样的事。“有一年我也像盼望放假一样地盼望过死，那时我碰见过。”第三天和第四天，鬼魂都没出现，世启不耐烦了，不信不是我胡扯，而且他还要去等老婆和儿子，去紧盯着那条暗淡小路的尽头。第五天和第六天，鬼魂还是没有出现。

第七天，又是那个时辰，暮霭如嬉如戏聚在祭坛上空，夕阳把石柱变成生日蜡烛，风铃摇响时天地间渐渐有了鼓声。我说：“路，你听。”路点点头，很兴奋。先是歌唱一般的笑声自远而近，随后那一男一女又说话了。

“上回你说什么？你能给我证明人有来生？”

“不错。”男的说，“上回我们说到哪儿了？”

女的笑一笑，说：“上回你证明了没有脱离开主观的客观。”

“对了，就是说一切存在都是主观与客观的共同参与。现在我们来说说虚无。”

我摇一下轮椅的摇把，纹丝不动。路却漫不经心地把那只放大镜在手里玩得自由自在。

男的说：“当我们说到无的时候，必须相对于有。杯子里没水了，杯子有；屋子里没杯子了，屋子有；山上没屋子了，山有；世界上没山了，世界有。一切无都是相对于有说的。而一切有却不必相对于无。有就是有，不必相对于什么。不信你试试。”

“杯子里有水，水还不是相对于杯子吗？”

“水有，杯子也有，你没能相对于无。而且对于有来说，这也不是相对，恰恰是绝对。”

“我的院子里有树，不是可以相对于你的院子里没树而言吗？”

“不对不对，我的院子里没树一点儿不影响你的院子里有树。我的院子里没树是相对于我的院子有，你的院子里有树却没法相对于你的院子没有。”

“我把院子拆了！”女的哈哈大笑。

“哎哟，我让你钻了个空子。让我想想。”

蓝烟紫气龙飞凤舞，在祭坛上翻转升腾。“路。”路便把放大镜举在我眼前，放大镜里，千万条七色彩虹纵横交织变幻无穷。

“院子拆了，你的树长在哪儿？”

“长在地上。”

“地还不是有吗？我是说，不可能无中生有。”

“我把地刨了。”

“剩下什么？”

“空气。”

“空气不还是有吗？”

“把空气抽光了。”

“剩下什么？”

“真空。噢对了，空间还有。”

“我说过，你懂事。”

女的大笑不止。

过了一会儿女的问：“要是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呢？”

“你的意思是说，空间、时间、一切一切都没有了，是吗？”

“是，怎么样呢？”

“那就等于零。绝对的虚无是个零。零的意思是什么？是绝对的没有。结果是说，绝对的虚无是绝对没有的。”

女的大概在想。

“嗯？”

“嗯。”

“所以虚无是相对的，存在是绝对的。”

好一阵子悄然无声。

随后鼓声又响起来，祭坛为之震荡不已，像是心的跳动，像是徐缓的舞步，渐远渐弱，渐悄渐杳。天地沉寂时独见祭坛在夜里披着星辉和月色，无数幽幽白光。四周铃声如歌。

我还是认为，那对老人死的时候很坦然，很轻松。世启仍然坚持说不是这样，是很痛苦，至少是很伤心。

他们为什么要去死呢？

“也许是别人都看不起他们，他们痛苦极了。”世启说。

老孟说：“为什么不会是他们自己太看不起自己，所以痛苦极了呢？”

“不对。”我说，“准是他们发现了，活着毫无意义。”

老孟说：“那样他们一定非常沮丧，不会是很坦然。”

“也许是儿女不孝，他们伤心透了。”世启说。

老孟说：“为什么不会是，他们相信自己是个废物是个累赘，而伤心透了呢？”

我说：“一定是他们看出生活太不公正，太不公正了。”

“那样他们一定是非常失望非常失望，”老孟说，“他们就不可能很轻松。”

世启说：“也许是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没得到，痛苦极了。”

“他们痛苦极了，干吗不会是因为，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可能得到的呢？”老孟说。

“他们感到命运太难捉摸了，”我说，“人拿它毫无办法。人根本没办法掌握它。”

老孟说：“结果他们承认自己是个笨蛋，怎么会死得很坦然很轻松？”

“也许是他们想干的事没干成，伤心透了。”世启说。

老孟说：“为什么不可能是，他们想干的事本来可以干成，可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地干所以伤心透了呢？”

我对老孟说：“照你说，死是挺可怕的了？”

“我没这么说。”

“对了老孟，我敢说死一点儿都不可怕。”

“你敢说是你敢说，别拉上我，我没这么说。”

“什么沮丧啦、失望啦、承认自己是个笨蛋啦，”我说，“那都是活着的感觉，可我说的是死。死，本身一点儿都不可怕。”

“路，嘿路！十八想找到一个单独的死。”老孟笑起来。

“他永远也找不到一个点，是吧老孟他永远也找不到？”

“他也找不到一条线。”

“谁也找不到是吧老孟谁也找不到一条线？”

“路，再给他们说说第三道和第四道题。”

“找一个面是吗老孟？”

“还有找一个空间。”

“你找不到一个面也找不到一个空间是吗老孟？我也找不到是吧老孟谁也找不到？”

老孟说：“不信十八你去找找看。只要有一个面，它必定占有空间。一样，只要有一个空间，它必定占有时间。”

路心满意足地玩着那只放大镜，把它对准树叶、露珠、小虫和自己的掌心，眯缝起眼睛全神贯注。

“反正我知道死一点儿都不可怕。”我说。

“那你为什么没去死？”

我知道，活着的一切梦想还在牵动着我。

世启说：“就这么死了，别人会说什么？”

“别人要说什么就会说什么，是吧老孟别人想怎么说就会怎么说？”

“我才不在乎别人会怎么说呢。”我说。

“那个鬼魂真说得好，你活着呢。”老孟说。

“反正我知道死了就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

“那个鬼魂真说得好，我们永远不会死。”

“他们到底死了呢还是活着？”世启问。

“他们死了还活着呢。”

世启叹一口气：“老孟，我摸不准你的酒劲儿什么时候发作。”

“他们不可能不跳是吧老孟？”

“路，别老这么‘是吧老孟是吧老孟’的。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一句话来回说可不聪明。”

“我没来回说一句话是吧老孟？”

“那回你真该举着火跳个舞看看，你能跳，路你能跳。跳起来你就知道了，一切都随着你无拘无束没遮没拦地跳。”

路又呆呆的，在设想跳舞了。

夜色朦胧，世启的老婆和孩子还没回来。

老树轰轰烈烈地生长，野草终日欢唱。又是月动星移，又是旭日辉煌。散落在荒地里的断石残阶将变成沙砾，变成尘埃，再沉积成岩石，再被雕凿成石阶。蜂儿悬停在空中，以它那振翅的频率计算生命，未必不是度着漫长的岁月。太阳终将耗尽能量，再去遥想当年也一样是短暂的时光。将再有千百个天体爆炸，将再有亿万个太阳。再有这样一个古园，这样一个夏天，万物喧嚣。

白色的祭坛上长有茸茸绿草，沿石缝，水一样洇开，纵横回转勾画出一块块铺地长石，仿佛上帝摆设的多米诺骨牌。石台周围，绿草嗡的一声全都茂盛，撒开野花，闪闪耀耀疏密有致，如一幅星图。两个鬼魂再度出现了。

“世启你听。”“什么？”“鼓声，鼓声，听见没有？鼓声！”“什么鼓声？十八，我没听见有鼓声。”“路，嘿路，你听见了吗？”路点点头，若无其事地玩着放大镜。“他们来了。”“我听不见，十八我听不见。”“嘘——”

“我已经给你证明了，一切存在都是主观与客观的共同参与，而且存在是绝对的。”声音在空中震荡。

“我知道了。”声音在祭坛上回响，“这我知道了。”

“世启，听见没有？”“没有，十八我没有。”“路，听见了吗，一男一女在说话？”路笑一笑，用那只放大镜看天空。“十八，他们说什么？我怎么听不见？”“嘘——”

男的说：“那么就是说，主观也是绝对的。”

“让我想想。”女的说。

蓝烟紫气，万道飞虹。

女的说：“主观是绝对的又怎么样？”

“绝对，是什么意思？”

“就是无始无终无穷无尽，无穷无尽无始无终，对吗？”

“你懂事。”

女的笑起来。“啪”的一声，男的也笑起来。

“世启，听见没有，那女的打了男的一巴掌？”“打了一巴掌？干吗打他一巴掌？我听不见。”

“那么主观叫什么名字？”男的问。

“主观？叫什么名字？”

“也可以说主体。”

“主体？”

“主观或主体，是以‘我’命名的。”

“以你？”

“不不，是自己，每个人称自己都是‘我’，称别人是‘你’和‘他’。‘你’和‘他’都是被‘我’观察的客体，主体只能是‘我’或者‘我们’。”

“这不错。”

“那么，‘我’也就是绝对的，无穷无尽无始无终。”

“，天——哪！”女的拊掌大笑。

“世启，世启。”“我还是听不见，十八。”“路，路！”路正用放大镜看一洞蚁穴。

女的说：“你还是在说那个老话题呢。”

“是，”男的说，“我们永远不会死。”

“你说的那是抽象的‘我’，可每一个具体的我都是有始有终的，会死。”

“无限是什么？无限是无限个有限组成的。”

“这对。”

“那么，这一回有限的我结束了，紧跟着就是下一回有限的我。嗯？这才能实现无限的‘我’。”

“你要说什么？”

“人有来生千秋不断，动动相连万古不竭。”

“但那不再是你。”

“但那依然故‘我’。姓名无非一个符号，可以随时改变。主体若为绝对，就必是无穷无尽地以‘我’的形式与客体面对。”

“创世纪？”

“不，没有创始，也没有穷竭。这不过是世界本来的面目。无始无终，怎么你忘了？”

“来生能知道今生的事吗？”

“今生你可知道昨生的事？”

“那还有什么意义？”

“本来就没有修成来生以图好报的意义。只是证明，死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听见没有，世启？”“没有，十八，我什么也听不见。”“他们说死是不可怕的！”“是吗，十八？路，是吗？”路一心一意看着，放大镜里反映出自己的眼睛。

“死，不过是一个辉煌的结束，”男的说，“同时是一个灿烂的开始。”

“一个辉煌的结束和一个灿烂的开始。”女的重复道。

四面铃声，“叮当——叮当——叮当——”悠扬如歌；八方鼓响，“咚咚——咚咚——咚咚——”铿锵若舞。云荡霞飞，草木轻摇，天地正要踊跃，忽然铃声鼓声顿歇。

“怎么了？”男的说。

“出了什么事？”女的像是惊慌。

阵阵浓烈的酒香飘起在祭坛上。然后有了另一个声音，舒缓而且镇静：“你们这一回真不漂亮，谈什么灿烂辉煌。”

“你是谁？”男的女的一同问。

我发现老孟似痴似梦坐在我的身旁。

“别管我是谁。”老孟喝着酒，回答那两个鬼魂，“我知道你们活得既不灿烂，死得又不辉煌，这一回可是太不精彩太不漂亮了。”

两个鬼魂无声无息，很久。

我说：“他们走了吧？”

“他们哭呢。”老孟说。他一口接一口地喝酒，开怀大笑，癫癫狂狂。

路兴奋起来：“你们跳得一塌糊涂是吧老孟？一塌糊涂跳得，他们。”

“他们本来跳得不坏。”老孟一条胳膊钩在路的肩膀上，“可是在还有力气去死的时候，这两个傻瓜却想不跳了。”

“我不傻是吧老孟？一点儿都不傻，我。我能跳是吧老孟？能跳得不坏，我。”

“我们也还在跳呢。”男的说，声音低沉。

“那是因为你们找不到别的。”老孟捂着嘴“哧哧”地笑，“你们真要是找到了天堂，至少你们死得还算聪明。”

鬼魂又不言语。

老孟把酒泼向祭坛。蓝烟紫气慢慢凝滞，化成一对老人，互相依靠着坐在圆形的石台上：满头白发，一身布衣，几根野豆蔓儿爬上他们垂吊着的胳膊。

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可我们还有下一回。”男的说，有气无力。

“我们下一回会跳得好。”女的说，颤颤巍巍。

老孟把嘴里的酒全喷出来，狂笑不止。

女的似要发作，男的把她劝住：“别理他，别，我们最好是走。”

老孟说：“你们要是说还有下一回，我就跟你们打个赌，我说没有下一回。”

“别跟他打这个赌。”男的对女的说，“他肯定不会输，而我们注定赢不了。”

“怎么会？”

“我们活在这一回，他就没输。我们活在下一回的时候，下一回又成了这一回。我们赢不了他。”

“我们怎么办？”

“我们碰上厉害的了。我们还是走吧。”

石台上，两个老人瞬息不见，蓝烟紫气顿时消失。四面铃声摇响，叮当悦耳缥缈悠扬，如歌似舞；八方鼓声擂动，发聋振聩跌宕铿锵，似舞如歌。天空空星辰谛听，地冥冥草木静悟。白色的祭坛矗立于空冥之中。天地随之一片欢腾。可闻而不可即的地方有人的合唱：永远只有现在，来生总是今生，永远只有现在，来生总是今生，是永恒之舞，是亘古之梦……

“我们找不到别的是吧老孟？”

“可不是吗？找不到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甚至一个单独的空间。那个家伙真是个好家伙，他还知道找不到没有‘我’的世界。”

“可我能在那个球里跳得不坏是吧老孟？举着火在那个球里。我能吗老孟？老孟是吧，我能？”

“什么时候你不用问别人了，路，你就能了。”

路呆呆地微笑，算计着跳舞的事。

所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事，都是十八岁那年夏天我在这园子里亲身经历的。我后来把这些事跟几个人说，他们都不信。老孟当初就已料到这一点，劝我不必就这些事的真假与别人争得脸红脖子粗。我问为什么，老孟说，死过的人自己会知道，没死过的人不可能不认为你是在胡说。

那个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有一天清晨，雾气还未散尽，园子里来了个女人。她上下打量了我一阵，也不说话，摇摇头走开。她穿着雪白的长裙，裙裾轻拂过绿草地，慢掠过矮树丛，白色的身影一会儿在古殿旁，一会儿在老树下，一会儿又在祭坛上，像个精灵一样默默地在园子里周游。她再次走近我的时候，我问她：

“您找什么？”

“找一个说好了在这园子里等我的人。”

“！您可回来了！他等您好几个月了。”

“好几个月？才好几个月？”

“对了对了，差不多一年了。”

“怎么会才一年呢？有一万年了。”

“一万年？”

“可能还要长。”她冲我笑笑，目光灼灼，有不熄的愿望。

“您不是找世启？”

“世启？”她摇摇头。

“您找的人什么样儿？”

“腿坏了，眼还瞎。”

“老孟！”我说，“怎么，会是老孟？！”

“他在哪儿？他还是每天都来吗？”

我看不出她的年龄。她身上有春天的不安的诱惑，又有秋光一样的沉静和安详。我在那乌黑的长发间辨出一缕雪白的颜色。

我把老孟工厂的地址告诉她。她谢过我，长裙又拂过草地掠过树丛，在蓊蓊郁郁的草木之中消失不见。我才想起每次世启问今天是几号时，老孟都能准确地告诉他，甚至说出年和月。

这天傍晚，老孟和路没有到园子里来。连着几天晚上，老孟和路都没来。只有我和世启坐在园子门口。

“那个警察说来也没再来。”世启说。

我说：“这倒好，我说不清那对老人是什么表情。你呢？”

“我也说不清。”

“他们说不定是突然发了什么急病呢？”

“怎么会两个人同时发了急病。”

“我是说，那样的话死倒真是没什么可怕。”

世启不反驳我。

我说：“他们要是知道自己患了绝症呢？知道仅剩的一点儿力气刚够走进那片草丛呢？”

“刚够？事先怎么能算得出来呢？”

“我说假如是那样，他们就会是非常坦然非常轻松了。”

“当然，也只有那样才可能。可实际上没有什么假如。”

实际上只有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世界，这我知道。

夏天过去了，天短了，天凉了。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园子里都有果实落在地上的声音。金黄的草叶上有飞蛾产下的卵。老树上，有鸟儿搭成的房。

又过了些天。傍晚，世启来时告诉我，他碰见路了。他说路说，老孟用完了所有的力气了。路说那个女人带回来一辆能够跳舞的轮椅，老孟便和她一起跳舞，像他们年轻的时候一样。他们从黄昏跳到半夜，从半夜跳到天明，从天明跳到晌午，从晌午跳到日落。谁也没有发现是什么时候，老孟用尽所有的力气了，那奇妙的轮椅仍然驮着他翩翩而舞。

“路呢？路在哪儿？”

“路说完就走了。”

“路去哪儿了？”

“路不说，急匆匆地走了。”

我和世启去找路，问问老孟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找到他家。人们说路去跳舞了。

我们找到他的工厂。人们说路去跳舞了。

我们找了所有的地方，找到半夜。人们说路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待很久，不知道他到哪儿跳舞去了。

我们又回到园子门口，天已经快亮了。暗淡的街灯熄灭，那条小路微白而清静。露水很重，把落叶贴在路面上。小路的尽头依然溟蒙，世启的老婆和儿子没有回来。

世启说：“我要去找他们，我得去。”

“到哪儿？大山里去？”我问。

“不管是哪儿。”

“你这腿行吗，在大山里？”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我得去。”

“你的车钱够吗？”

“反正我是得去。十八，你呢？”

“别再管我叫十八了。太阳一出来我就过了十八了。我妈说我是太阳出来时生的。”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

小说三篇

/一对话练习/

女的说：“不，别开灯。先别开灯。”

“该开灯了。”男的说，“这昏昏暗暗的好吗？什么也看不清。”

“好，就这样最好。”女的说，“你还坐到这儿来。”

“就这样，”女的说，“让光线一点点暗下去到什么也看不见。你不觉得这样好吗？”

她说：“我现在还能看见你，慢慢地让天完全黑了我们谁也看不见谁。”

男的说：“行啊，听你的。”

“你觉不觉得这样好？你自己觉不觉得好？”

“行，就这样吧。”

“别凑合。好，还是不好？”

“一定得让我把好字说出来，是不是？”

“我怕你觉得不好。你真的觉得好吗？”

“所以你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松一下。”

女的停了一会儿，笑笑，然后说：“好啦，你继续讲吧。”

“能轻松一下的时候，人就应该尽可能轻松一下。”

“好啦，你继续讲吧。”

“你越是怕这个怕那个，不管什么事，结果反而会更糟。”

“我是这样。”她说，“我也知道我是这样。”

两个人都停了一会儿。

“可我没办法，”女的又说，“我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就快要出点儿什么事了。”

“什么事？会出什么事吗？！”

“你别喊。我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你别老对我喊行吗？”

男的声音放轻：“告诉我，你为什么总觉得要出什么事？”

女的想了一会儿，说：“你别笑我。”

“当然。不笑。”

“你笑我也没关系，可你别冲我喊。”

“既不喊也不笑。”

女的又想了一会儿。男的认真地等待着。

“没事了。”女的说，“我现在又觉得不会出什么事了。”

“老天爷，你可真行！”男的说。

女的说：“咱们不说这事了。”

她说：“不说这事了好吗？”

“好啊，听你的。”

“继续讲你们招生的事吧。”女的说，“后来怎么了，到底要谁不要谁？”

“还没最后定。反正初试通过的这九个人里最后只能留七个，得刷掉两个。”

“刷掉哪两个？”

“现在还不知道。总之得有两个被刷掉。”

“要是让你来决定呢？”

“这事不能完全由我决定。”

“假如完全由你决定呢？”

“你怎么对这件事这么有兴趣？”

“不是兴趣。我总想着那九个比我还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不知最后是哪两个倒霉。”

“有五个已经定了。其中五个肯定录取了。现在是剩下的四个当中到底刷掉哪两个。”

“这四个当中注定有两个要倒霉了。”女的说，并且连连叹气。

男的说：“什么事你都能用来折磨自己。”

男的说：“到底是哪两个倒霉还说不定。”

“九个你们就都要了算了。”

“你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是被刷掉的两个倒霉还是被录取的两个倒霉，很难说。”

“嗯？为什么？”

“也许没被录取的倒是一辈子过得轻轻松松自自由由，没那么多奢望。也许没被录取倒是一件好事。也许没被录取将来的痛苦感倒要少一点儿。这是件说不准的事。”

“是。”女的说。

“是，”她说，“是很难说。”

“所以谁也说不准倒霉的是哪两个，或者走运的是哪两个。”

“其实我早就这么想过。唉——”

“你别又这么认真好不好？”男的说，“你这人总这么缺乏幽默感。”

“你看，”男的说，“现在这四个里头有三个女的一个男的。假如我们最后录取了两个女的，那样我们就很可能是拆散了一对好夫妻。你想是不是有可能？”

女的笑笑：“是，是有可能。”

“但也可能相反，结果会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成全了一对好夫妻。你仔细想想。”

女的笑着：“嗯，也有可能。”

“如果我们录取了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呢？这样他们俩就认识了，很可能结果成了恋人。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如果这个男的是个很坏的恋人呢？不，不，最好不说哪个很坏，这样的事很难用好坏来判断。如果这个女的因为这个男的而一生都很痛苦呢？这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有过的。”

“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女的说。

“我是说那四个考生。”男的说。

“可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女的说。

“嗯，你相信得可能有道理。”

两个人同时笑起来。

男的说：“如果那个女的没被录取，她可能就永远也没机会认识那个男的，她的一生就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大概倒会很幸福，她说不定会遇到一个非常好的男人，会在某一天遇到一个她非常满意的男人。”

“我绝对相信你不是你先说的那种男人。”

“那还得看你是不是那种太挑剔的女人。”

“我不是！”

“我没说你是。”男的说。

“行了行了，我没说你是。”男的说。

“我不过是打个比方。”他说。

“我确实不是那种很挑剔很专制的女人。我不是那种啰里啰唆的女人。难道你不知道我也讨厌那种女人？”

“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我们表演系招生的事吗？我是说那四个考生，被不被录取，你都弄不清意味着什么。录取不录取，之后都有无数种可能。但录取与不录取，结果肯定不一样。”

“我说过我对你绝对满意。”女的说。

“我是不是说过？”女的问他。

“你说过。”他说。

“你信不信我对你绝对满意？”

“我信。不过别用‘绝对’这个词，这个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并没有反过来要求你也得对我绝对满意，我只希望你相信我对你绝对满意，这行不行？”

“不管怎么，别用‘绝对’这个词。”

“那好，我以后不用这个词。”

“用‘相当’，用‘相当’就足够了。”

“好吧，那以后就用‘相当’。”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唯命是从。”

“行，我以后尽量不唯命是从。”

“老天爷，你好起来可真让人招架不住。”

“我从来都好。”

“咱们把灯开了吧。”男的说。

“不，别，别开灯。”

“你看，”女的说，“只剩下天边那儿还有一点儿亮了。”

“你看，”还是女的说，“空地的那边是树林，树林的上头还有一点儿亮。树林的后头是山，山和天相连的地方还有一线光亮，山后边呢，是海，亮光就是从那儿过来的。”

“你说得真简单，你这么几句话就说出几千里去了。”男的说。

“那光亮在海上，走过海，走过山，走过树林，走过那片空地，走到我们这儿。”

“你说得真容易。你实际去走走看。”

“走到我们这儿把我们显现出来，我才看见了你，你才看见了我。”女的说，“你不觉得这太奇怪了吗？”

“本来并没有你，也并没有我，后来就有了你也有了我。”女的问他，“你不觉得这太奇怪了吗？”

“我这时候看你是这样，另一个时候看你又是另一个样。”女的说，“这真是太奇怪了。”

男的一直不回答她。

“你看我这裙子漂亮吗？”

“还好。”

“你看我的发型要不要变一下？”

“也可以。”

“你这样逆光看我，觉得好吗？”

“不错。”

“你就是不说‘真好’。”

“要说还不容易吗？”

“可你就是不这么说。”女的说。

“你从来不这么说。”她又说。

“你很少这么说。”她说。

“反正你总是想尽办法苦恼自己。”男的说，“在任何又高兴又轻松的时候，你都能想办法把它变得又痛苦又紧张。这方面你是天才。”

“那你觉得现在好吗？”

“本来很好。”

“要是我不说刚才那几句话，你真的觉得特别好吗？”

“总归你是得让我把‘真好’呀、‘特别好’呀什么的都说出来才行。”

“是不是？到底是不是？”

“是！”男的说，但他很快又把声音放轻些，尽量柔和些，说：“是。”

“我知道。”女的说，“我的毛病我知道，可是没办法。”

她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要出什么事。你别又冲我喊。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想想，有什么事好出嘛！”

“你别在意。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你千万别在意。我知道不会出什么事。可我总感觉就要出点儿什么事了。”

“把灯打开好吗？”

“不，你别。”

“这么暗，简直什么也看不清。”

“你别开灯。来，还坐到这儿来。”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没有，我觉得非常好。”

“你躺下吧，你躺一会儿。”男的说。

过了一会儿，男的又说：“以往的痛苦，除了把它忘掉，没别的办法。”

“这我知道。不是因为这个。”

“我们都有自己的历史，我们都得尽力去忘掉一些事。”

“这我懂。绝对不是因为这个。”

“你总喜欢用‘绝对’这个词。”

“真的不是，真的。”

“那到底为什么？”

“这不过是一种感觉。我不过随便说说。你别在意，一会儿就会过去。”

“也许咱们出去走走？”

“不不，就这样最好，就这样，我们俩，这样一直待到天黑，待到什么也看不见。就这样，多好。”

“告诉我，”男的低声问她，“你觉得会出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女的低声回答他，“我只是觉得太好了，最近我一直太顺利了，我总觉得不太可能是这样。”

男的如释重负般地出一口长气。

女的低声说：“所以大概要出点儿什么事了。很久了，一直这么顺我觉得不大可能。”

她说：“你看现在多好。天边那一缕亮也没了。天完全黑了，差不多完全黑了。”

她继续低声说，慢慢地像是自语：“我们谁也看不见谁了。可我感觉得到你是坐在我身边。你闻没闻到这周围的气味？你看不见可你闻得到，你数不清这都是什么气味聚合成的气味。你一旦闻不到它了你简直都不能回忆起它来。这气味除非你自己也闻到了，否则别人就没法告诉你，你也没法告诉别人。”

她继续说着，渐渐地如同梦呓：“如果要形容它，我最先想到的是动物饼干的气味，然后是月亮下一只小板凳的气味，是夏天雨后长满青苔的墙根下的气味。还有一棵大树，一棵非常大的树的气味。以后，它会是天慢慢黑下去的气味，以后一到天黑我肯定就要闻到这气味。”

男的说：“你躺好，躺好一点儿吧。”

“你再听听到处有多安静，”女的还在说，“天黑下去的时候就是这声音。光亮从那片空地那片树林上退去的时候，就是这么安静，就是这样的声音。光亮退到树林后面去的时候，退到山的后面再退到海上去的时候，总是带着这样的声音。你说不清这里面有多少种声音。这里面有所有一切的声音。你很少能听到世界上的所有声音，因为你总不喜欢这样一直待到天黑，你总是要把灯打开看看明白。”

“你躺好吧，你躺好好不好？”

“嘘——别说话，握住我的手。”

很久，两个人不再说什么。

两个人很久不出声。

然后，男的轻轻问：“你睡着了？”

女的回答，“我一直都睁着眼睛。”

“想什么？”

“我想你们不是在招生。”

“嗯？”

“你们简直是在分配那几个孩子的命运。上帝借你们，在给那几个人分配命运。”

“，你说得真对。”

“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分到的是什么。分到了，也还是不知道自己分到的是什么。”

“对，是的，不知道。你这个比喻真妙。”

“他们以为是什么，实际上多半正相反。”

“实际百分之九十九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可你们到底根据什么要谁不要谁呢？”

“这你应该知道。”男的说，“我们是表演系，我们是教表演的。我们是培养演员的。表演，这很难说。你喜欢他，可我喜欢另一个。”

“就因为喜欢不喜欢？就根据这个？”

“我现在选中一个，但这可能是我的错觉，过一会儿我发现这是错觉，我就选择了另一个，但是谁来担保这一次不是错觉呢？”

“可他们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你以为怎么决定呢？”

“他们就各有各的前程了。”女的说。

“可不是吗？他们就各演各的角色。”

“那回我碰巧遇见你，”女的说，“我看你很面熟，我就追上去问你。”

“我们的命运也是被别人决定的。”他说。

“我那时候真是胆子大，”女的说，“我就跑过去问你是不是一个演员。你记不记得？”

“别人决定了我，我又去决定别人。”

“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回我的胆子特别大，我说，嘿！您是演员吧？其实我的胆子平时并不大。”

“决定了我的那个人当初也是被别人决定的，被我决定的那个人将来再去决定别人。”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到现在。”

“否则我现在就不是我，我就不是我现在。”

“是的，你当年要是不被表演系录取，我们就谁也不会认识谁。”

“我现在就在放羊。我现在就在打鱼。我现在就是个卖鱼的，你对我来说顶多是个买鱼的。可上帝决定借一个人分给我另外一种命运。”

“就因为他喜欢或不喜欢？”

“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到头来你找不出更严肃的理由。”

她轻松地叹一口气。女的轻轻地叹一口气然后说：“但愿上帝喜欢我们。”

“可你不知道上帝喜欢的含义是什么。你怎么也不知道。人就像个瞎子。喂，把灯开开好吗？”

“不，你别。你别开，别开灯。”

“太黑了该开了。这么黑谁也看不见谁。”

“这多好，谁也看不见谁有多好。”

“你就这么喜欢谁也看不见谁？”

“对了，我喜欢。这样才真实，否则你能看见什么呢？”

“你怎么有点儿发抖？”男的说。

女的说：“没有。搂紧我。”

“对，对了，就这样，”女的说，“搂紧我。”

“你别又胡思乱想，”男的说，“你别总以为要出什么事，不会再出什么事了。”

“我宁愿你这样骗骗我。”

“不是骗你。”

“管他是不是，我愿意听你这样说。搂紧我。反正我也愿意听你这么说。”

“我骗过你吗？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我自己。我愿意相信一切都是真的，管他呢。反正我宁愿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好了好了，跟我说点儿别的事吧。”

“说什么？”

“随便说点儿什么。”

男的想了一会儿，说：“但愿明天他们六个人里有人会改变主意。”

“哪六个？”女的问。

“我们教研室除了我其余的六个。究竟录取哪两个刷掉哪两个，现在他们的意见是三比三，现在这事倒真的要由我来决定了。”

“可我发现我的感觉都不对，都是错觉。”

“但愿他们六个人里有一个改变主意。如果出现了四比二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弃权了。”

/二舞台效果/

黎明漫散得无比广阔。在最近的地方，一片叶子飘摇垂落，没弄清它最初的来路，把寂静触动一下，轻轻一响混同到所有安卧的落叶中去，十分稳当。微明中一排黑色的大树，浓密的树冠在空中与天尚划不出界线，天是钢蓝的，越往下越浅一些。微明便是从一棵棵粗大的树身之间透过来。墙一样的树身上斑斑驳驳长了菌类，几十年前被人刻过的地方现在是意义不明的疤结。走远一些，走得脚下没有了落叶响，再回身去看那排大树，发现它们不过在广阔的黎明中占了很小的部分。因为人占着更小的部分。

两个人有时就像是齐步走那样走着，但他们并没特别去要求这一点，所以现在是两只脚两只脚同时落地的声音，过一会儿就是四只脚分别落地的声音，一会儿再变回去，交替重复。空气中的味道越来越让人有清晰的盼望，让人不想去说什么。

那是城市和湖。现在一边是还没有喧闹起来的城市，一边是渐渐变亮着的一片大湖，中间这条路继续向纵深延展并且开始分岔了。他们走到这儿有些徘徊。两个人都上了年纪。男人身材颀长，虽已瘦削但高大的骨架还在那里。女人的腰身已明显宽满，但被剪裁精确的衣裤严格控制住，让所有人都先去想她年轻时的风韵。逐年膨胀的城市把触角伸到湖的边缘，才有所收敛。城市巨大的黑影和湖水无际的白光都凝然不动，唯蓝色雾气如幕景般层层垂挂飘摆，带动起湖岸上成熟草木的气息。两个老人把行囊从背上卸下来，让它躺倒在脚边。两个人面向城市惊讶地望了一会儿。男人便去附近走了一遭，这时路上仍不见有行人。女人把一张地图展开。男人回来，把两个行囊都提着，朝离他们最近的湖岸那儿去。女人展开那张地图就像展开一份熟悉的报纸，就像在熟悉的报纸上立刻就能找到自己喜爱的栏目那样，她找到了自己要看的部分并且埋头进去，然后又像核对账目那样把地图与远处的城市对照。当她转身要跟男人说什么的时候，这清晨的路上只有一个捧了地图的兴奋的女人，她发现男人和那两个行囊都在远处湖岸的长堤上。

从一个抓不住的瞬间，清晨开始有了色彩。绿色湖水铺展得平稳辽阔，托起浩荡的紫色雾气，向高天弥漫，向湖的银灰色的四周涌溢。长堤朦胧成一条细线，上面有两个老人的小小身影。

男人沿着长堤向前走几十米，站住点了一支烟，又往回走，走走停停，来来回回在那长堤上走。女人坐在堤上，打开行囊，找出一些吃的东西来；她先把男人的一份调配好放在一边，然后又调配好自己的一份慢慢吃起来。男人还在离她几十米远的地方抽着烟踱步。她不去麻烦他，单是自己望着眼前这座城市出神，像在琢磨它的来龙去脉，像在边读边猜一面残断的碑文，像是在听一种未必是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湖水在她背后有节奏地撞着堤岸。墨绿的水草在将出未出水面的地方牵缠成网，时而被湖水贴上堤壁，时而又被收容回去。男人抽完了一支烟回来，在女人身旁坐下，拿起女人为他预备好的那份食物看看，挑几块好吃的玩意儿悄悄放到女人的那一份中去，才开始大口吃起来；目光却一直追随着女人的目光去。城市也开始从灰暗中鲜明出来，如雾散的港湾里一条辉煌的巨型客轮。

路那边的一座小房子里走出来一个少年男孩儿，他端着一个很大的搪瓷杯，走出几步去蹲下来刷牙。他刷牙的姿势很夸张，把牙刷在嘴里横横竖竖斜斜地使劲刷，想必他很珍视自己的牙齿，整个身体都在用着劲儿，咔嚓咔嚓的响声直传到湖边来。两个老人望着那个男孩儿，先是惊异于他的刷牙方式，继而又怀疑这样激烈的动作不见得没有另外的目的，最后他们明白了，两人互视一笑。有一只母鸡走到男孩儿面前，也惊奇地看他，用这只眼睛看了又用那只眼睛看，心想男孩儿嘴中的白沫能不能分一点儿给自己做早餐。男孩儿便跟那只母鸡玩起来，满嘴里是白沫并且含定那根牙刷，追到母鸡把它抱起来往高里抛，母鸡飞下来他再抓到它往高里抛。母鸡的叫声惊动了男孩儿的母亲，小房子里有人骂他，也可能是他的姐姐。男孩儿慌忙回到原处，用清水漱了口，钻回小房子里去。母鸡走到男孩儿待过的地方，试着在地上啄几下，终不明白那么好的白沫怎么会转瞬即逝。

两个老人直看着小房子后面的炊烟淡尽了，一个男人出来骑上车走了，一个妇女出来也骑上车走了，然后那个男孩儿和他的姐姐从小房子里出来，步行着上了路；小房子和小房子前面的空地都染上霞光。远远的湖岸上响起钟声，钟声在湖面上朗朗地流传。

这时没有了湖。闻不到湖水的气味了才感到远离了那片湖。城市里的白天永远是过节一样，尤其是这座城市又太大太老太深，每条街道上都像是出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件，到处都像在传播一个紧急的谣言。两个老人站在路边，神情却似面对一条陌生的激流。女人不觉中抓紧着男人的上衣后摆。男人在看那张地图，女人抓住他上衣的后摆怕他会走进那条激流中去。有个歌星满天满地唱着爱情留下的创伤，开始听去像是个女人在唱，听到后来就不排除那也可能是个男人；一遍一遍地唱，唱不幸的心和一棵往日的树木。老人在这样的一片歌声中走过马路。

走上对岸他们都松一口气；女人不大够用的眼睛才顾上看一下男人，紧张的脸上才舒开一个淡淡的微笑，并顺势察看一下男人背上的两个行囊。但是他们立刻又要准备过一条马路了。他们注定还要过很多这样的激流。谁让他们不小心又闯进了这座大都市呢？它本来就是这样日久年长纵纵横横构筑起来的，这是它的本能。倘做鸟瞰，就会相信这是多么精妙而且必要的设计，试想若抹去这些纵横交错层层盘绕的格子会怎么样呢？兴致勃勃的人群定会突然呆若木鸡，瞬息失却其全部秘密。那是上帝和他的仆人的一个棋局。男人改变了主意，他把行囊让女人照看，自己捧了那份地图再度消失到人群中去探问。

女人先是站在路口，惊愕于眼前的一切；她几次把脚下的行囊挪一挪，川流不息的行人好几次绊在上面，使她满心满脸都是歉意。后来她就拎起行囊找到一间电话亭旁站下，这儿好一些。远远的马路对面是一家装饰花哨的发廊，里里外外都有彩色金属的闪光，那个歌星就悬挂在发廊的门框上不知疲倦地唱呀唱。她靠在电话亭上闭一会儿眼，平定一下心神，或许便把那歌声当真听一听。现在唱到了风，东南风或者西北风不管什么风吧，唱歌的人声称不管是刮什么风总归于他都是快乐的。然后他又说他也不知道。一阵心动过速般的鼓点响过，他又说他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说事实上他什么也不知道，并且反复强调这一点。女人睁开眼睛，想起从电话亭的玻璃上审视自己的形象，拢一拢散开的头发，使底层的白发尽量得到掩盖，抽下一只发卡，咬开，再推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在她这一系列动作的过程中，她的表情渐渐起了一点儿变化。她看见电话亭里有个身着风衣正在打电话的人。她愣愣地盯着这背影好久，突然快步转到电话亭的另一侧到那个人的正面。这时她脸上的表情一震。她几乎就要伸手去敲电话亭的玻璃就要喊出一个人的名字了，那个人向她抬起脸来不解地看一看她。她不掩饰自己的窘色，只做了个手势向那人致歉，那人并没在意或者根本就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她慢慢走回到那两只行囊旁，垂下头想了一会儿。那个人打完了电话走出来，走过她身边，走过马路去。她再望望那背影，那是个步履轻盈矫捷的青年人。街上差不多都是青年人，都是陌生的面孔，都不注意到她的归来，单把各色艳丽的时装在她眼前飘转跃动得如涌如潮。

男人从滚滚人流中费力地钻出来，额头的皱纹里很多汗水，站到女人面前时兀然地显出苍老。女人赶忙掏出手帕来给他。男人擦着汗，向女人汇报他的侦察结果，他很兴奋，东指西指，差不多指了一圈。女人听着，目光随着他手指的方向迷茫眺望，思绪潜到这看不见底的城市深处去。然后他们急急忙忙背起行囊，涉过一条又一条激流去，你拉着我我拉着你，像两个赶着去上学的孩子。

到了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上，也是最著名的一条。他们仰头看那路牌，把那块路牌读了很久。这当儿人流把他们冲得转了好几个圈，仿佛他们恰好是两个旋涡，有一次男人被一个姑娘的长发卷了很远去——那是他行囊上一个搭扣的作用，他好不容易向那姑娘解释清楚了才又回到路牌底下。他们把那路牌读了很久，才相信那几个熟悉的字是完全可能跟一条不再相识的街放在一起的，然后两个老人互相笑笑，笑对方和自己的痴呆。他们便随了潮流往前走，像是宽广的河流忽然灌入了狭窄的河道，他们几乎不能停下来。现在他们不再是两个旋涡，而是顺流漂浮的两片树叶。路旁的橱窗一个紧挨着一个，白色和茶色的宽大玻璃连成一道凹凸起伏的墙，从中看这熙来攘往的世界也并无异样，唯偶尔于中发现了自己倒觉得诧异觉得陌生。人很少有机会看见自己行走的样子。橱窗里琳琳琅琅，五颜六色的遮阳棚更应该算作招牌或者旗帜。歌星们现在是蜂飞蝶舞，落得到处都是了。男人只顾往前走。女人掉在后头，她仍不断从橱窗的玻璃上观察自己，有几次她想看到自己没有观察自己时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但这似乎办不到；结果她把前面人的鞋踩掉了。男人听见她在向人家道歉，转回身来停下，也不无歉意地向人家报以和蔼的微笑。女人追上来，两个老人再度肩并肩地走，保持住同样的速度。有机会女人还是往橱窗的玻璃上瞅，现在可以看见她和他两个人在一起走，两个人一起在人群中走，人群中两个人走在一起，那样子又奇怪又动人。男人全没理会这些事，他急着往前去，急着要到他们本来想到的地方去；到那儿去必须穿过这条又长又热闹的街，然后再乘汽车。

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大楼的拐角处，或者说是在一条被埋没了的小胡同口上，两个老人终于有可能歇一下喘口气了。好似两只在波涛里搏斗了很久的小船，不意被一个浪头推上了河滩。这儿要相对安静得多，人少得多，汹涌的大河在外面喧嚣，这儿是它的一条细小又安稳的支流。他们卸下行囊，身体贴靠在大楼雪白的墙上，仰头去看一线蓝天；阳光在那儿很是灿烂，并有鸽群悠悠飞过。男人把外衣的扣子都解开，示意女人也不妨这样做；女人并不，女人单是把男人从头到脚审视一番，从他的毛衣上择下一根草棍儿，把那草棍儿在两指间捻一捻然后让它飘落地上。今生今世那草棍儿很少可能再与他们重逢。忽然，两个老人差不多同时欢呼了一声，离他们十几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卖传统小吃的商摊，一面飘扬的旗幡与往昔一般无二——紫红的粗布上缝了几个白色大字。他们不顾一切地冲过去，随后又想起那两个行囊，男人只好又回来取；男人在往返之际已把钱夹掏出来拿在手上。紫铜大锅里酱红色卤汤咕嘟咕嘟翻着气泡，古老的浓香几乎把两个老人变成贪嘴的孩子。他们不问价钱，急忙递了一张面额很大的钞票上去，站在摊前目光不离开那只大锅，不离开摊主人的勺子和摊主人一系列熟练的动作，那动作令他们感动至深。他们买了两碗，一人一碗，面对面捧了碗喝。那东西很烫，他们不得不一口一口喝得很慢，喝得冒汗，喝得脸上大放光彩，隔着升腾的热气看对方，看见对方和自己一样喝得贪婪，不免忍俊不禁险些把嘴里的东西漏到地上，然后神情又转而肃穆，深情而且响亮地喝。摊主人的小孙子扒着柜台看这两个老人，两个老人笑他也笑，两个老人不笑他也不笑，两个老人认真地喝时他便认真地看他们的脖子。摊主人低头数钞票，低头搅动那卤汤，抬头叫卖两声，又四处张望着找他的孙子，但很快发现他的孙子不声不响地就站在他腰下。两个老人喝罢那东西离开时，摊主人的小孙子开始胡七乱八地唱起歌来，其中有一句是，“不，我们还是不要见面，还是不要见面吧”，唱得颇具神韵。

接近中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使两个老人互相丢了一会儿，好在后来又互相找到了。他们排队等电车，排了很久，车来了人们却不再按顺序，一下子都拥上去拼命往车上挤，把他们挤得离车门越来越远。第一辆车他们没上去。第二辆来了还是这样，第三辆还是这样。第四辆车来了，两个老人总算挤到了车门前，可是男人好不容易把女人推进车门，车门就关了；一个在车上喊，一个在车下喊，但电车不管这些事径自开走了。男人知道女人准会在下一站下来，便急急地往那里赶，他没料到女人会有那么大本事——她竟然又挤上了返程的车回到原来的地方。女人回到原来的地方，看见男人已不在那儿，心里一阵空，但她立刻醒悟到再不能离开这里了，她就站在一个最显眼的地方站在太阳底下，等男人回来。男人走了一站没找到女人，就又往前走了一站，还没有找到就又往前走，走了五六站远他才想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待男人回来时，女人还是站在太阳底下站在那个最显眼的地方一步也不曾移动；阳光在到处飞扬炫耀，唯栖落在她的周围时变得恬淡安详，仿佛一支亢奋的乐曲中忽然呈现一段平静的吟唱。女人常常比男人伟大，否则在浩瀚如许的世界上人们更易互相丢失了。两个老人决定不再坐什么车，此行不单是要找很久以前的那两间老屋，也是要来重新看看这座城市，不妨就这么慢慢地走着看它吧。

中午，他们总算走到了原想乘车要到的地方。男人在路边的果皮箱上铺开那张地图，两个人都戴上老花镜细细地看，知道离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不远了，他们要找的那两间老屋应该就在附近。他们互相点点头，再从老花镜的上缘向四周望出去，记忆中的标志却一个也没有，处处是新建的楼群，层叠环绕的立交桥像一个豪华玩具或一个非常大的几何图案的一部分。那两间老屋所在的地方，当初就是一条在所有的地图上都不被标明的小胡同，时光改变了一切，不知它如今还存不存在，简直想象不出它在这巍然壮丽的楼阵中会怎样存在着。两个老人摘下老花镜时互相祈祷般地望了一会儿，知道心里仍不能放弃那个由来已久的希望，也知道那希望是多么脆弱多么容易在瞬间彻底破碎以至永远消失。他们用紧张而又镇静的目光互相提醒：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此行也许是为了实现那个希望，也许单是为了千里迢迢来让它永远销声匿迹。但是他们不想让它过早地破灭，因此两个人只按着自己的记忆去走，只按着自己的直觉去走，把那张地图折好收在行囊里，不再向任何人打听。大街上还是沸沸扬扬热烈的人们，而他们两个便就近拐进一片楼群中去。随着各式各色的楼房错错落落地排列，他们曲曲折折地走，方向是不会错的，至于结果则另当别论。

天上开始堆起了灰白的云，云差不多擦着楼顶走，走得平稳也汇集得潇洒，把阳光的温度降低，把阳光变得淡薄。楼群深处渐渐地安静，有人在缓缓地吹一把圆号，号声与那些游走的云彩合拍，浑厚沉稳得足以把喧嚣的市声推开得很远。某座楼房的一层的一间是一家小饭馆，两个老人走进去，累了也饿了，应该正正经经地吃一点儿饭。他们在靠窗的地方坐下来，把行囊推到桌下去。店主人是一对青年夫妇，可能是一对青年夫妇；小伙子赶忙奔到厨房里去，姑娘走到两个老人桌前。他们点了几个菜要了两罐饮料。小饭馆的面积只有十四五平方米，摆了四张桌，另外三张空着。菜上来得很快，味道却绝不像它的名字，但两个老人实在是饿了，吃得很香。而且他们非常喜欢这儿的安静，非常喜欢这时外面的天空已经变为一色均匀的铅灰，非常喜欢那时隐时现的圆号声，非常喜欢正在厨房里忙着的小伙子的身影和在昏暗的角落里默坐着的姑娘。两个老人不断回头去看那小伙子和姑娘，不断环视这间小店。他们很快吃光了饭菜，舒舒服服地几乎是躺在椅子里，女人慢慢地喝着饮料，男人慢慢地喝着饮料并且慢慢地抽着烟。女人轻轻挥开飘在她面前的烟缕，闭上眼睛。男人正好面对窗户，便望见平坦的铅灰色的天下飞着的一群白鸽，在天色衬照下它们显得奇异的洁白，白得发亮令人心惊，他长久地望着它们，望着它们盘旋盘旋盘旋，望着它们散开了又聚拢散开了又聚拢，最后消失不知落在谁家的屋顶上去了。男人看看女人，女人趴在桌上睡了。

女人做了很多梦，醒来已近黄昏。外面下着雨，她睖睁了一会儿，上下左右看看，弄清了自己是在哪儿，然后发现男人不在她身旁。店主人那对青年夫妇一起走过来，告诉她男人说他去附近走走，告诉她男人说他不会走远让她等他。她谢过这两个青年人，起身到门外，在屋檐下看雨，雨很细很密没有声音，天如质密的灰色塑料铸成，参差的楼房都被雨淋得暗，路面却让水染得亮。她缩缩肩，返身回来从行囊里取了件外套穿上，想了想又抽出折叠伞，她请那对青年夫妇照看一下桌下的行囊，便出门走入雨中。小伙子跑出来指给她男人去的方向，她就朝着那个方向走。呜呜的号声还在响，号声仿佛不能冲出沉重的天去便被压得在楼群中流，呜呜地把路流得很长很曲折。她拐了几个弯，忽见一片夺目的金黄，一棵孤零零的非常高大的银杏树矗立在一块空地上，满树满地都是金黄的叶子。男人打着雨伞站在树下，他没有发现女人的到来，他把背紧贴在树上，然后迈开大步计着步数走，向正北走了七步转身九十度再向正西走了二十一步，他停在一家店铺门前。这是一家新开张不久的店铺，门窗上的油漆都还新鲜，几个红色大字写在玻璃上，写的是：加工墓碑。男人又走回到大树下，这时他看见了女人，但他顾不上跟她打招呼，他再次向北量出七步向西量出二十一步，结果仍旧停在那家店铺门前，他转过身来向女人点了点头。女人早已经全明白，那儿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就是很久以前的那两间老屋，那棵大银杏树曾经是个标志现在还是个标志。女人走过去，到男人身旁；两个人对着那店铺仔细察看寻找往日的痕迹。往日的痕迹丝毫也没有，这是两间新盖的房，这儿只是那两间老屋曾在的位置；他们再转身望望那棵大树，相信这儿确凿就是当年那两间老屋的位置。两个老人在这店铺门前站了一会儿犹豫了一会儿，之后推门进去。屋里有个人正猫着腰给一方墓碑上的碑文着色：并排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金色，一个是红色。那个人的周围摆满了各式墓碑。屋子里堆满了青的或者白的墓碑的石料，几乎无边无际，在昏暗的光线下放着青的或者白的光。那个人专心致志地在给碑文着色：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金色，一个是红色。

晚上，两个老人又到了城外。他们找到一家紧靠湖边的旅馆。负责登记住宿的人问：“一个房间？”男人看看女人，女人装作没听见，去看墙上的一幅司空见惯的水墨画。男人说：“都行。”负责登记住宿的人问：“有结婚证吗？”男人说：“没有。”负责登记住宿的人问：“她是谁？”男人说：“两个，要两个房间。”这当儿女人装作不在意地走开，在卖烟的地方买了一包烟。负责登记住宿的人扔出两个房间号给男人。

不久之后，女人洗了澡，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抽烟。这时男人敲门进来。男人说：“怎么，你也抽烟了？”女人说：“抽，偶尔。”男人在她对面坐下，拿起那包烟来看看牌子，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点燃。女人说：“我对墓碑的事不怎么懂，为什么一个人的名字是金色的，另一个是红色的？”男人说：“金色的那一个已经死了，红色的这人暂时还活着。”

/三脚本构思/

全能的上帝想要办到什么就立刻办到了什么，因而他独独不能做梦。因为，只是在愿望没能达到或不能达到时才有梦可做。

不过上帝他知道，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全能的上帝，他就必须也能做梦。做什么梦呢？上帝他知道，既然他唯一不能的是做梦，那么：他唯一可能做的梦就是梦见自己在做梦了。

可他要是能做梦了，他还会去做做梦的梦吗？要是他还不能做梦，他又怎么能梦见自己在做梦呢？就算这样的问题不难解决，但是上帝他知道，接下来的问题对他来说几乎是致命的：那个梦中梦又是梦见的什么呢？不能总是他梦见他梦见他梦见他梦见……吧？那样他岂不是等于还是不能做梦吗？上帝他知道，他最终必须要梦见一个非梦他才能真正做成一个梦，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能的上帝。然而，一旦一个真实的事物成了他的梦，可怜的上帝他知道，那时他必定就不再是那个想办到什么就立刻办到了什么的全能的上帝了。上帝曾一度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中。

无梦的日子是最为难熬的日子。无梦的日子令他寂寞、无聊、孤苦。无梦的日子使他无法幻想，无从猜测，弄不清自己的愿望，差不多就要丧失掉创造的激情和身心的活力了。他在空旷而苍白的天庭里行走，形单影只，神容憔悴，像一个长久的失眠症患者，萎靡不振。但他心里明白，以后的日子无尽无休。他心里明白，如果没有梦的诱惑，无尽无休的日子便仅仅意味着无与伦比的苦闷。幸而他心里明白，他宁可把一切连同他自己都毁掉，也决不能容忍这无梦的监牢。幸而他渴望梦的心还未萎缩还未肯罢休，创造的激情便还没有完全熄灭，这给他留下一线生机。这样他才想到，他虽不能做梦，但除做梦之外他是全能的；他不能从梦中见到真实，但他可以在真实中创造梦的效果，他自己不能做梦，但他可以令万物入梦，那便是一个如梦的玩具了，他就能够参与一个如梦的游戏了，他观赏万物之梦（假如天庭里也有瓜子，他可以一边嗑着瓜子），尽管他不能做梦也就一样有了梦的痴迷与欢乐了。想到这儿上帝他激动不已，他看透这是唯一的出路了，他定要尽他上帝的全部智慧来做好这件事了，否则他将或者因苦闷而发疯，或者因麻木而变成一具行尸走肉。

上帝的主意已定。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让心落稳。他先为这个如梦的游戏和玩具起了名字，叫作：戏剧。随后他开始考虑脚本。

当然了，这个戏剧中的所有角色都不要像他一样是全能的，否则他们也将无梦可做，那样的话这个戏剧就无法开展，他也就无从观赏梦的过程并动情于梦的效果了。于是上帝明确了他首先要做的是什么：他要在这些角色们的面前布置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无疑是英明的。但是如何布置呢？在驴的头前吊一捆草，驴追草走，草走驴追，这种杂耍只可作为舞台边缘的一个小演出，驴的梦境过于敷衍过于拘泥，不足以填补上帝心中偌大的空白。上帝想，舞台中心的角色们应当更聪明，也应当更狡猾，应当想象力更丰富并且欲壑难填，应当会做五光十色的离奇古怪的变化万千的梦才好，不能也不应该像对付驴那样来对待他们。虽然如此，这个关于驴的设想还是给了上帝一个启发，他确信，一个永恒的距离势必要布置在这些角色们的能力与欲望之间。继而他又想，如果这个永恒的距离，是以欲望总也不能实现的方法来布置，这些聪明的角色怕是不能被骗过，那样一来他们迟早也要失去做梦的能力，无所能与无所不能一样要导致绝望。看来应该让他们具有实现欲望的能力，但要让这种能力有个限度。好吧，问题又来了：限度？多大限度？不管多大限度只要是限度，这个戏剧就肯定有演烦的一天，有演完的一天。（一当达到那个限度，他们又是无所能了，梦完了戏还不完吗？若一个相同的戏剧反反复复演下去，不烦吗？）上帝想到自己的日子是无尽无休的，为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享有无穷的梦的效果，这个戏剧是不能让它演烦也不能让它演完的。那么怎么办呢？难道要让这些角色实现欲望的能力也是无限的吗？不行，那样他们岂不又是全能的了？在这个问题面前上帝他居然想了好久，最后他幡然醒悟，笑自己竟这么糊涂。所谓有限度的能力，不是就空间而言，也不是就时间而言，而是就他们的欲望而言。有限的能力造就了无限的欲望，无限的欲望再引诱他们去不断地开拓扩展以使空间成为无限，不停地运动变化以使时间成为无限，这样的戏剧就不会演烦也不会演完了。这下上帝有了个好主意了：不是不让他们的欲望实现，而是让他们每一次欲望的实现都同时是一个至一万个新欲望的产生！就是说，不是不让他们得到谜底，而是使任何一个谜底都又是一个至一万个谜面。对了，上帝想，这样一来，一个永恒的距离就巧妙地布置在他们的能力与欲望之间了。

上帝松了一口气，稍稍歇一会儿。他默默地在心里盘算：那个驴的乏味在于它不能有更多的梦想，它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梦想呢？

使一个谜增殖为若干个谜的方法是这样：譬如说一个角色是一个谜（A），两个角色却不止是两个谜（A、B），而是三个谜（A、B、AB）了。三个角色呢？不是四个而是七个谜（A、B、C、AB、BC、CA、ABC）。那么一万个角色呢？五十亿个角色呢？所以，上帝只需使这些角色互相感兴趣就行了，他们就有千变万化的梦好做了，上帝就有丰富多彩的戏剧好看了。驴不行，驴就是太呆板，驴就是互相之间太冷漠，结果千万头驴还等于一头驴等于一个猜厌了的谜，所以上帝想，驴就让它是驴吧，让它是一个警告。

事实上，这种使一个谜增殖为若干个谜的方法，也就是使若干个谜变成无限个谜的方法。如果每一个角色身上都带了所有角色的信息，也就是说每一个角色都是由所有的角色造就的，那么每一个谜底不仅要引出若干个谜面，而且会引出无限个谜面。因为，要想猜破任何一个谜，都必须猜破所有的谜，而要想猜破所有的谜，都必须猜破这一个谜，这一个谜中有所有的谜，所有的谜中都有这一个谜，所有的谜面都是谜底，所有的谜底都是谜面。好极了！上帝想到这儿由衷地笑了，他知道他差不多快要把一个了不起的戏剧设计好了，他知道凭这些角色的聪明他们是不会不对这些游戏着迷的，凭他们的聪明他们也绝发现不了这个玩具的漏洞，他们将玩下去玩下去玩下去玩下去……直至永永远远。他们如醉如痴，上帝乐不可支。

剩下的事就比较简单了。

大体说来还剩下三件事。

一是要让角色们永远坚持对这个脚本的新奇感，准确地说，是要永远保持若干对这个脚本有新奇感的角色。当一些角色乏了、腻了、老了，果真看透了这是个无目的的戏剧，就要及时撤换他们，让他们消失让一批尚不知天高地厚的角色出现，或让他们去渡一条河，在那儿忘记以往的一切，重新变得稚嫩变得鲜活，变成激情满怀踌躇满志的角色。

第二件事是，倘若上帝一时疏忽，忘记撤换某些看透了上帝企图的角色，这怎么办？这并不难办，在他们等候上帝来撤换他们的这段时光里，可以让他们有另外两种选择，当然也只可以有这两种选择：或者退到舞台边缘去临时成为一个驴；或者仍在舞台中心，更加有声有色地纵情歌舞，并慢慢体会上帝最初不得不作此脚本的苦衷。这两种选择都是可以的，都能等到上帝来撤换他们。但是，这几个被上帝一时忘记撤换的角色若把他们看透的事四处声张，这可又怎么办？这会导致这个脚本过于清澈而对无论哪一个角色都失去魅力。为了防止这样的事发生，上帝令其余的角色都绝不相信这几个角色的话。

第三件事，也是最后一件事。当一切都安排停当了，上帝还有这最后一件事要做，那就是闭上眼睛把他创造的这个舞台摇一摇，把所有角色的位置都摇乱，像抽签儿之前要摇一摇签筒那样，像玩牌之前要先洗牌那样，让每一个角色占据的位置都是偶然的，让他们之间的排列是随意性的。上帝他知道，没有悬念的戏剧是不好看的，看了开头可以推算出结尾的戏剧是不好看的，预先泄露了细节的戏剧是不好看的，不好看的戏剧是不会有梦的效果的。

现在上帝的事做完了，剩下的是角色们的事了。角色们也许不相信事情是这样的，那就对了，上帝为了获得最佳的梦的效果，令他们不信。

一九八八年

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

/X/

有一部很老的谜语书，书中收录了很多古老的谜语。成书的具体年月不详，书中未注明，各类史书上也没有记载。

这是现存的最老的一部谜语书，但肯定不是人类的第一部谜语书，因为此书中谈到了一部更为古老的谜语书，并说那书中曾收有一条最为有趣而神奇的谜语。书中说，可惜那部更为古老的谜语书失传已久，到底它收了怎样一条有趣而神奇的谜语，业已无人知晓。

书中说，现仅知道这条谜语有三个特点：一、谜面一出，谜底即现；二、己猜不破，无人可为其破；三、一俟猜破，必恍然知其未破。

书中还说，这似乎有违谜语的规则，但相传那确是一条绝妙的、非常令人信服令人着迷的谜语。

书中在说到这似乎有违谜语的规则时还说，人总是看不见离他最近的东西，譬如睫毛。

那究竟是怎样一条谜语呢？——便成为这部现存最老的谜语书中收录的最后一条谜语。

/A+X/

要想回答譬如说——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我想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我只能是我。因为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这样的问题。因为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当然可以把我扩大为“我”，即世界还是对一切人来说的世界，但就连这样的扩大也无非是说，世界对我来说是可以或应该这样扩大的。您可以反驳我，您完全可以利用我的逻辑来向我证明：世界同时也是对您来说的世界。但我说过最大的难点在于我只能是我，结果您的这些意见一旦为我所同意，它又成了世界对我来说的一项内容了。您豁达并且宽厚地一笑说：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世界不是像你认为的那样。我也感到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世界对我来说很可能不是像我认为的那样。

如果世界注定逃脱不了对我来说，那么世界确凿是开始于何时呢？

奶奶的声音清清明明地飘在空中：“哟，小人儿，你醒啦？”

奶奶的声音轻轻缓缓地落到近旁：“看什么哪？噢，那是树。你瞧，刮风了吧？”

我说：“树。”

奶奶说：“嗯，不怕。该尿泡尿了。”

我觉到身上微微的一下冷，已有一条透明的弧线蹿了出去，一阵叮啷啷的响，随之通体舒服。我说：“树。”

奶奶说：“真好。树——刮风——”

我说：“刮风。”指指窗外，树动个不停。

奶奶说：“可不能出去了，就在床上玩儿。”

脚踩在床上，柔软又暖和。鼻尖碰在玻璃上，又硬又湿又凉。树在动。房子不动。远远近近的树要动全动，远远近近的房顶和街道都不动。树一动奶奶就说，听听这风大不大。奶奶坐在昏暗处不知在干什么。树一动得厉害窗户就响。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喝水不呀？”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树。刮风。行了，知道了。”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行啦，贫不贫？”

我说：“刮风，树！”

奶奶说：“嗯。来，喝点儿水。”

我急起来，直想哭，把水打开。

奶奶看了我一会儿，又往窗外看看，笑了，说：“不是树刮的风，是风把树刮得动换儿了。风一刮，树才动换儿了哪。”

我愣愣地望着窗外，一口一口从奶奶端着的杯子里喝水。奶奶也坐到亮处来，说：“瞧风把天刮得多干净。”

天。多干净。在所有的房顶上头和树上头。只是在以后的某一时刻才知道那是蓝。蓝天。灰的房顶和红的房顶。树在冬天光是些黑的枝条，摇摆不定。

奶奶扶着窗台又往楼下看，说：“瞧瞧，把街上也刮得多干净。”街。也多干净。房顶和房顶之间，纵横着条条炭白的街。

奶奶说：“你妈就从下头这条街上回来。”

额头和鼻尖又贴在凉凉的玻璃上。那是一条宁静的街。是一条被楼阴遮住的街。是在楼阴遮不住的地方有根电线杆的街。是有个人正从太阳地里走进楼阴去的街。那是奶奶说过妈妈要从那儿回来的街。玻璃都被我的额头和鼻尖焐温了。

奶奶说：“太阳快没了，说话要下去了。”

因此后来知道哪是西，夕阳西下。远处一座高楼的顶上有一大片整整齐齐灿烂的光芒。那是妈妈就要回来的征兆，是所有年轻的妈妈都必定要回来的征兆。

奶奶指指那座楼说：“你妈就在那儿上班。”

我猛扭回头说：“不！”

奶奶说：“不上班哪行呀？”

我说：“不！”

奶奶说：“哟，不上班可不行。”

我说：“不——”

奶奶说：“嗯，不。”

那楼和那样的楼，在以后的一生中只要看见，便给我带来暗暗的恓惶；或者除去楼顶上有一大片整齐灿烂的夕阳的时候，或者连这样的时候也在内。

奶奶说：“瞧瞧，老鸹都飞回来了。奶奶得做饭去了。”

天上全是鸟，天上全是叫声。

街上人多了，街上全是人。

我独自站在窗前。隔壁起伏着“当当当”奶奶切菜的声音，又飘起爆葱花的香味。换一个地方，玻璃又是凉凉的。

后来苍茫了。

再后来，天上有了稀疏的星星，地上有了稀疏的灯光。

世界就是从那个冬日的午睡之后开始的。或者说，我的世界就是从那个冬日的午后开始的。不过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而且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找到。在还没有我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已存在了——这不过是在有我之后我听到的一种传说。到没有了我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依旧存在下去——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同意的一种猜测。

就像在那个冬日的午后世界开始了一样，在一个夏天的夜晚，一个谜语又开始了。您不必管它有多么古老，一个谜语作为一个谜语必定开始于被人猜想的那一刻。银河贯过天空，在太阳曾经辉耀过的处处，倏而变为无际的暗蓝。奶奶已经很老，我已懂得了猜谜。

奶奶说：“还有一个谜语，真是难猜了。”

我说：“什么？快说。”

奶奶深深地笑一下，说：“到底是怎么个谜语，人说早就没人知道了。”

我说：“那您怎么知道难猜？”

奶奶说：“这个谜语，你一说给人家猜，就等于是把谜底也说给人家了。”

我说：“是什么？”

奶奶说：“你要是自个儿猜不着，谁也没法儿告诉你。”

我说：“您告诉我吧，啊？告诉我。”

奶奶说：“你要是猜着了呢，你就准得说，哟，可不是吗，我还没猜着呢。”

我说：“那怎么回事？”

奶奶说：“什么怎么回事？就是这样儿的一个谜。”

我说：“您哄我呢，哪儿有这样的谜语？”

奶奶说：“有。人说那是世上最有意思的一个谜语。”

我说：“到底是什么样儿的呢，这谜语？”

奶奶说：“这也是一个谜语。”

我和奶奶便一齐望着天空，听夏夜地上的虫鸣，听风吹动树叶沙沙响，听远处婴儿的啼哭，听银河亿万年来的流动……

好久好久，奶奶那飘散于天地之间的苍老目光又凝于一点，问我：“就在眼前可是看不见，是什么？”我说：“眼睫毛。”

/B+X/

多年来我的体重恒定在五十九点五公斤，吃了饭是六十公斤，拉过屎还是回到五十九点五公斤。我不挑食，吃油焖大虾和吃炸酱面都是吃那么多，因为我知道早晚还是要拉去那么多的。吃掉那么多然后拉掉那么多，我自己也常犯嘀咕：那么我是根据什么活着的？我有时候懒洋洋地在床上躺一整天，读书看报抽烟，或者不读书不看报什么事也不做光抽烟，其间吃两顿饭并且相应地拉两次屎，太阳落尽的时候去过秤，是五十九点五公斤。这比较好理解。但有时候我也东跑西颠为一些重要的事情忙得一整天都不得闲，其间草率地吃两顿饭拉两次屎，月亮上来了去过秤，还是五十九点五公斤。就算这也不难解释。可是有几回我是一整天都不吃不喝不拉不撒沿着一条环形公路从清晨走到半夜的，结果您可能不会相信，再过秤时依旧是五十九点五公斤。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我每天早晨醒来的时间总是在六点三十，不早不晚准六点三十，从无例外。我从不上闹钟。我也没有闹钟。我完全不需要什么闹钟。如果这一夜我睡着了，谁也别指望闹钟可以让我在六点三十分以前醒。那年地震是在凌晨三点多钟，即便那样我也还是睡到了六点三十才醒。醒来看见床上并没有我，独自庆幸了一会儿发现完全是扯淡，我不过是睡在地上，掸掸身上的土爬起来时看出房顶和门窗都有一点儿歪。如果我失眠了一直到六点二十九才睡着的话，我也保证可以在六点三十准时醒，而且没有诸如疲劳之类不好的感觉。人们有时候以我睡还是醒来判断时光是在六点三十以前还是以后。

因此我对这两组数字——595和630——抱有特殊的好感，说不定那是我命运的密码，其中很可能隐含着一句法力无边的咒语。

譬如我决定买一件东西，譬如说买拖鞋、餐具、沙发什么的，我不大在意它们的式样和质量，我先要看看它们的标价，若有五块九毛五的、五十九块五的、五百九十五块的，那么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下。再譬如看书，譬如说是一本很厚的书，我拿到它就先翻到第六百三十页，看看那一页上究竟写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暗示。我一天抽三包香烟，但最后一支只抽一半，这样我一天实际上是抽五十九点五支。除此之外我还喜欢在晚饭之后到办公室去嗑瓜子，那时候整座办公大楼里只亮着我面前的一盏灯，我清晰地听到瓜子裂开的声音和瓜子皮掉落在桌面上的声音，从傍晚嗑到深夜，嗑五百九十五个一歇，嗑六小时三十分钟之后回家。总之我喜欢这两个数字，我相信在宇宙的某一个地方存在着关于我和这两个数字的说明。再譬如我听相声，如果我数到五百九十五或六百三十它仍然不能使我笑，我就不听了。

所以有一次我走到一座楼房的门前时我恰恰数到五百九十五，于是我对这楼房充满了幻想，便转身走了进去。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我相信我必须得做一件不同凡响的事情来记住这座楼房了。我在幽暗的楼道里走，闭上眼睛。我想再数三十五下也就是数到六百三十时我睁开眼睛，那时要是我正好停在一个屋门前的话，我一定不再犹豫一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敲门进去，也不管认不认得那屋里的主人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谈一谈了。六百三十。我睁开眼睛。这儿是楼道的尽头，有三个门，右边的门上写着“女厕”，左边的门上写着“男厕”，中间的门开着上面写着“隔音间”。右边的门我不能进。左边的门我当然可以进，但我感觉还不需要进。我想中间这门是什么意思呢？我渐渐看清门内昏黑的角落里有一部电话。我早就听说有这样的无人看管的公用电话。我站在第六百三十步上一动不动想了五百九十五下，我于是知道该做一件什么事情了。我走进电话间，把门轻轻关上，拿起电话，慎重地拨了一个号码：595630，慎重得就像母亲给孩子洗伤口一样。这样的事我做过不止一次了。有两次对方是男的，说我有病，“我看您是不是有病啊？”说罢就把电话挂了。有两次对方是女的，便骂我是流氓，“臭流氓！”这我记得清楚，她们通过电话线可以闻到你的味儿。

“喂，您找谁？”这一回是女的。

“我就找您。”我还是这么说。

她笑起来，这是我没料到的。她说：“您太自信了，您的听力并不怎么好。我不是这儿的，我偶尔走过这儿发现电话在响没人管，这儿的人今天都休息。您找谁？”

“我就找您。”

她愣了一会儿又笑起来：“那么您以为我是谁？”

“我不以为您是谁，您就是您。我不认识您，您也不认识我。”

电话里没有声音了。我准备听她骂完“臭流氓”就去找个地方称称体重，那时天色也就差不多了，我好到办公室嗑瓜子去。但事情再一次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有骂。

“那为什么？”她说，声音轻得像是自语。

“干吗一定要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跟您谈谈。”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呢？”

“不不。我只是随便拨了一个号码，我不知道这个号码通到哪儿。您千万别误会，我根本不知道您是谁，我向您保证我以后也不想调查您是谁，也不想知道您在哪儿。”

她颤抖着出了一口长气，从电话里听就像是动荡起一股风暴，然后她说：“您说吧。”

“什么？”

“您不是想跟我谈谈吗？您谈吧。”

“您别以为我是个坏人。”

“当然不会。”

“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当然？”

“坏人不会像您这么信任一个陌生人的。”

多年来我第一回差点儿哭出来。我半天说不出话，而她就那么一直等着。

“您也别以为我是个无聊透顶的人。”

她说她也对我有个要求，她说请我不要以为她是那种惯于把别人想得很坏的人。她说：“行吗？那您说吧。”

“可我确实也没什么有意思的话要说。我本来没指望您会听到现在的。”

“随便说吧，说什么都行，不一定要有意思。”

我想了很久，觉得一切有意思的话都是最没意思的话，一切最没意思的话才是最有意思的话，所以我想了很久还是犹豫不决难以启口。我几次问她是否等得不耐烦了，她说没有。最后我想起了那个谜语。

“有一个早已失传了的谜语，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那是怎么一个谜语了。现在只知道它有三个特点。您有兴趣吗？”

“哪三个特点？”

“一是谜面一出谜底即现，二是如果你自己猜不到别人谁也无法告诉你，三是如果你猜到了你就肯定会认为你还没猜到。”

“，您也知道这个谜语？”她说。

“怎么，您也知道？”我说。

“是，知道。”她说，“这真好。”

“您不是想安慰我吧？”我说。

“当然不是。我是说这谜语真绝透了。”

“据说是自古以来最根本的一个谜语。离你最近可你看不见的，是什么？是睫毛。”

“我懂真的我懂。您也知道这个谜语真是绝透了。”电话里又传来一阵阵小小的风暴。我半天不说话，多年来我就渴望听到这样的风暴。然后她在电话里急切地喊起来：“喂，喂！下回我怎么找您？”

我说：“别说‘您’好吗？说‘你’。”我说我们最好是只做电话中的朋友，这样我们可以说话更随便些，更自由更真实些。她说她懂而且何止是懂，这也正是她所希望的。

以后我就每星期给她打一次电话，都是在595630电话所在之地的人们休息的那一天。我从不问她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多大年龄了等等。她也是这样，也不问。我们连为什么不问都不问。我们只是在愿意随便谈谈的时候随便谈谈。第二次通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男人到底是比女人敢干，她早就想干而一直不敢干的事让我先干了。我说：“你是怕人说你是臭流氓吧？”她听了笑声灿烂。第三次我们谈的是蔬菜和森林，蔬菜越来越贵，森林越来越少。第四次是谈床单和袜子，尤其谈了女人的长袜太容易跳丝，有一处跳丝就全完了。我说：“你挺臭美的。”她说：“废话你管着吗？”我说第一我根本不管，第二臭美在我嘴里不是贬义词。她便欣然承认她相当喜欢臭美：“但得是褒义词！”我说就如同我认为“臭流氓”是褒义词一样。第五次谈猫，二月正是闹猫的季节，于是谈到性。我没料到她会和我一样认为那是生活中最美的事情之一，同时她又和我一样是个性冷漠患者。“这很奇怪是吗？”“很奇怪。”第六次谈狗，我说可惜城市里不让养狗，我真想搬到农村去住，那样可以养狗。她说：“是吗？那我真搬到农村住去。”我说：“算了吧，我们都是伪君子。”第七次说到钱，钱是一种极好的东西，连拉屎撒尿放屁都得受它摆布。她笑得喘不过气来：“你夸张了，怎么会管得了最后一种？”我说：“你想要是你能住到高级饭店去你还敢随便放屁吗？”“干吗要随便？”“所以我说钱是好东西。”第八次我们自由自在地骂了半天人，骂得畅快淋漓。第九次谈到上帝和烩猪肠子，她说：“吓，那东西多脏啊！”我问她是指上帝还是指猪肠子？她说你知道那是装什么的吗？我说你是说上帝还是说猪肠子？她说：“算了算了，和你这人缠不清。”第十次谈到宇宙、飞碟、特异功能、四维时空、测不准原理和蚂蚁。第十一次我们一块儿唱了好多真正的民歌，真正的民歌都是极坦率极纯情又极露骨的情歌。第十二次是说气候、季节、山野河流、鹿的目光与释迦牟尼何其相似，以及她的一只非常好看的扣子挤汽车时挤丢了，而我昨天差点儿让煤气罐给炸死。第十三次说到了爱情，她说这是说不清的事。我说什么是说得清的事呢？她说就连这也说不清，我们不过是在胡说八道。我说有谁不是在胡说八道呢？她便又笑声灿烂。我说我冒了被骂为臭流氓的危险就是为了能胡说八道和能听到纯正的胡说八道。她听了许久无声然后哭声辉煌经久不息，使我振奋不已。她说她骨子里非常软弱。我说你别怕，我也一样。她说她外强中干其实自卑极了。我说我也一样，你别在意。她的哭声便转而娇媚。我说我何止于此，我还是个枯燥乏味的人。她说她也是。我说我还很庸俗简直无聊透顶。她让我别急，她说这下就好了她也是个俗不可耐的人。我说我无才无能一无可取之处。她让我别急，她说她也一样没有一点儿吸引人的地方。她不哭了，问我：“你是个好人吗你觉得？”我说我觉不出来，你呢？她说她就是因为不知道怎样才能觉出自己是不是个好人，所以才问我的，可惜我也不知道。我说要是这样说，我大概是个灵魂肮脏的人。她说为什么呢？我便给她举一些实例，讲我当着人是怎样说，背着人是怎样想，讲我所做过的一切事情，讲我所有的一切念头，讲我白天的行为，也讲我黑夜的梦境，直讲到口干舌燥气喘吁吁，直讲到我自己也很难不承认自己是个臭流氓时，我才害怕了不讲了。类似这样的害怕是最可怕的事，好在我知道她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在哪儿，即便在街上擦肩而过她也认不出我而我也认不出她，这样我才不害怕了。我说：“嘿，怎么样，我是个坏人吧？”她说她不知道。我说那你究竟知道什么呢？她说她只知道她多年来一直在找我这样的人。“找我干什么？”“找你，然后嫁给你。”于是我们约定在晚六点三十见面，在一条环形公路的五百九十五公里处，她穿一身白，我穿一身黑。

我提前赶到了那里，这个提前很可能是个绝大的错误。我找到了五百九十五公里处的小石碑，并且坐在上头。我相信这个数字很吉利而这个姿势又很保险，但我没想到会在这儿碰上了我的妻子。我想不出有谁能告密。大概这是因为我提前来了，因为我没有恪守630这个数字。我们相距差不多有二十米至二十万光年远。我把帽子压得低些，我见她也把围巾围得高些。这说明我们都已发现了对方，并且都不想让对方发现自己。我想这也好，何必不这样呢？但她并不离开，当然我也没离开。她想监视我，那好吧，我正好可以抓住她监视我的证据，免得她过后又不承认。这样过了有十几分钟，到了六点三十。我坦荡地朝四周望望，我看见她也在朝四周望而且毫不加掩饰。这时我发现她穿了一身白，她正朝我走来。

她说：“我怎么没听出来是你？”

我说：“可不是吗，我也没听出是你。”

我们相对无言，很久。公路上各种车辆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

她看看我，看我的时候仍然面有疑色。她说：“你再把那个谜语说一遍行吗？”

我说：“我不知道那个谜语，既不知道它的谜面也不知道它的谜底，只知道它有三个特点，第一……”

“行了，别说了。”她说，“看来真的是你。你的声音跟多年以前不一样了。”

我说：“你也是。”

她说：“你要是在电话里打打呼噜就好了，像每天夜里那样。那样我就知道是你了。”

我说：“我听见你夜里总咬牙。我给你买了打虫药一直没机会给你。”

我们就在小石碑旁坐下，沉默着看太阳下去，听晚风起来。

“我们明天还能那样打打电话吗？”

“谁知道呢？”

“还那样随便谈谈，还能那样随便谈谈吗？”

“谁知道呢？”

“试试行吗？”

“试试吧，试试当然行。”

然后我们一同回家，一路上沉默着看月亮升高，看星星都出来。快到家的时候我顺便去量了量体重，不多不少五十九点五公斤，我便知道明天早晨我会在六点三十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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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向我俯下身来。她向我俯下身来的时候，在充斥着浓烈的来苏味的空气中我闻到了一阵缥缈的幽香，缥缈得近乎不真实，以致四周的肃静更加凝重更加漫无边际了。

她的手指在我赤裸的胸上轻轻滑动，认真得就像在寻找一段被遗忘的文字。我把脸扭向一旁，以免那幽香给我太多的诱惑，以免轻轻的滑动会划破我濒死的安宁。

我把脸扭在一旁。我宁愿还是闻那种医院里所特有的味道。这味道绝非是因为喷洒了过多的来苏，我相信完全是因为这屋顶太高又太宽阔造成的。因为墙壁太厚，墙外的青苔过于年长日久。因为百叶窗的缝隙太规整把阳光推开得太远。因为各种治疗仪器过于精致，而她的衣帽又过于洁白的缘故。

她的手指终于停在一个地方不动。我闭上眼睛。我感到她走开。我感到她又回来。我知道她拿了红色的笔，还拿了角尺，要在我的胸上画四道整齐的线。笔尖在我的骨头上颠簸，几次颠离了角尺。笔和尺是凉的硬的，恰与她纤指的温柔对比鲜明。轻轻的温柔合着幽香使我全身一阵痉挛。我睁开眼睛，看见四道红线在我苍白嶙峋的胸上连成一个鲜艳的矩形，灿烂夺目。

然后她轻声说：“去吧。”

然后她轻声问：“行吗？”

我就去躺到一架冰冷的仪器下面，想到室外正是五月飞花的时光。

我问1床：“也是她管你吗？”

1床眯起浑浊的眼睛看我：“怎么样，滋味不坏吧，咹？”

我摸摸胸上的红方块。我说：“不疼。”

“我没说这个。”1床狡黠地笑起来，“她。刚才我们说谁来着？”他在自己身上猥亵地摩挲一阵，“咹？滋味不坏吧？”

3床那孩子问：“什么？什么滋味不坏？”

我对那孩子说：“别理他，别听他胡说。”

1床“哧哧”地笑着走到窗边，往窗外溜一眼，回身揪揪那孩子的头发：“真的2床说得不错，你别理我，我眼看着就不是人了。”

“你现在就不是！”我说。

那孩子问：“为什么？”

“眼看着我就是一把灰了。”1床说。

那孩子问：“为什么？”

1床又独自笑了一会儿。

柳絮在窗外飘得缭乱，飘得匆忙。

1床从窗边走回来，眼里放着灰光，问我：“说老实话，那滋味确实不坏是不是？”

“我光是问问，是不是也是她管你。”

“你这人没意思。”他把手在脸前不屑地一挥，“你这年轻人一点儿不实在。”

3床那孩子问：“到底什么呀滋味不坏？”

1床又放肆地笑起来，对我说：“我情愿她每天都给我身上多画一个红方块，画满，你懂吗？画满！”

那孩子笑了，从床上跳起来。

“用她那暖乎乎的手，你懂吗？用她那双软乎乎的手，把我从上到下都画满……”

3床那孩子撩起了自己的衣裳，喊：“她今天又给我多画了一个！你们看呀，这个！”

1床和我整宿整宿地呻吟，只有3床那孩子依旧可以睡得香甜。只有3床那孩子不知道红方块下是什么。只有他不知道那下面是癌。那下面是癌，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但确实是癌。他说是他爸爸说的，那不是癌。他说他妈妈跟他说过那真的不是癌。他妈妈跟他这样说的时候，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我和1床。他的父母走后，他看看1床的红方块，说：“这不是癌。”他又看看我的红方块，说：“你也不是癌。”我说是的我们都不是癌。

“那这红方块下是什么呀？”

“是一朵花。”

“噢，是一朵花呀？”

是一朵花。一朵无比艳丽的花。

月亮把东楼的阴影缩小，再把西楼的阴影放大，夜夜如此。在我和1床的呻吟声中，3床那孩子睡得香甜。我们剩下的生命也许是为盼望那艳丽的花朵枯萎，也许仅仅是在等待它肆无忌惮地开放。

细细的风雨中，很多花都在开放。很多花瓣都伸展开，把无辜的色彩染进空中。黑土小路上游移着悄无声息的人。黑土小路曲折回绕分头隐入花丛，在另外的地方默然重逢。

掐一朵花，在指间使它转动，凝神于它的露水它的雌蕊与雄蕊，贴近鼻尖，无边的往事便散漫到细雨的微寒中去。

把花别在扣眼上，插在衣兜里，插在瓶中再放到床头去，以便夜深猛然惊醒时，闪着幽光的桌面上有一片片轻柔的落花。

3床的孩子问：“就像这样的花吗？”

“兴许比这漂亮。”我说。

“那像什么？”

“也许就是这样的花吧。”

孩子仔细看自己小小肚皮上的红方块，仔细看很久，仰起脸来笑一笑承认了它的神秘：“它是怎么长进去的呢？”

1床双目微合，端坐花间。

“他在干吗？喂！你在干吗？”

“他在做梦。”

“他在练功？”

“不，他在做梦。”

1床端坐花间，双手叠在丹田。

“今天会给他多画一个红方块吗？”

“你别信他胡说。”

“你呢？你想不想让她多给你画一个？”

“随她。”我说。

“你看那不是她来了？”

她正走上医院门前高高的白色的台阶，打了一把红色的雨伞，在铅灰色的天下。

1床端坐花间，双手摊开在膝盖上掌心朝天。天正赐细细的风雨给人间。

每天都有一段充满盼望的时间：在呻吟着的长夜过后，我从医院的东边走到西边，穿过湿漉漉的草地和阳光和鸟叫，走进另一条幽暗的楼道，走进那个仪器林立的房间，闻着冰冷的金属味和精细的烤漆味等她。闻着过于宽阔的屋顶味和过于厚重的墙壁味，等她。室内的仪器仿佛旷古形成的石钟乳。室外的青苔厚厚地漫上窗台。

所有仪器的电镀部分中都动起一道白色的影子，我渐渐又闻到了缥缈的幽香。

她温柔的手又放在我赤裸的胸上。她鬓边的垂发不时拂过我的肩膀。我听见她细细的呼吸就像细细的风雨，细细的风雨中布进了她的体温。我不把头扭开。我看见她白皙脖颈上的一颗黑痣。我看见光洁而浑实的她的脊背，隐没在衬衫深处。隐没了我从未见过的女人的躯体，和女人的花朵……她又走开。她又回来。在我的胸上，把褪了色的红方块重新描绘得鲜艳，那才是属于我的花朵。

然后她轻声说：“去吧。”

然后她轻声问：“行吗？”

然后她轻盈而茁壮地走开，把温馨全部带走到遥远的盼望中去。我相信1床那老混蛋说得对，画满！把那红方块给我通身画满吧，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1床问我：“你怎么没结婚？”

我说：“我才二十一岁。”

1床浑浊的眼睛便越过我，望向窗外深远的黄昏。

3床那孩子在淡薄的夕阳中喊道：“我妈跟我爸结过婚！”

1床探身凑近我，踌躇良久，问道：“尝过女人的味了没有？”

我狠狠地瞪他，但狠狠的目光渐渐软弱并且逃避。“没有。”我说。

3床那孩子在空落的昏暗中喊道：“我妈跟我爸结婚的时候还没有我呢！”

1床不说话。

我也不说。

那孩子说：“真的我不骗你们，那时候我妈还没把我生出来呢。”

1床问我：“你想看那个女人吗？”

“你少胡说！”

1床紧盯着我，我闭上眼睛。

很久，我睁开眼睛，1床仍紧盯着我。

我说：“你别胡说。”却像是求他。

我们一齐看那孩子——月光中他已经睡熟。月光中流动着绵长的夜的花香。

我们便去看她。反正是睡不着。反正也是彻夜呻吟。我们便去看她，如月夜和花香中的两缕游魂。

1床说他知道她的住处。

走过一幢幢房屋的睡影，走过一片片空地的梦境，走过草坡和树林和静夜的蛙声。

1床说：“你看。”

巨大的无边的夜幕之中，便有了一方绿色的灯光。灯光里响着细密柔和的水声。绿蒙蒙的玻璃上动着她沐浴的身影。幸运的水，落在她身上，在那儿起伏汇聚辗转流遍；不幸的便溅作水花化作迷雾，在她的四周飘绕流连。

1床说：“要不要我给你讲些女人的事？”

“嘘——”我说。

水声停了。那方绿色的灯光灭了。卧室的门开了。卧室中唯有月光朦胧，使得那白色的身影闪闪烁烁，闪闪烁烁。便响起轻轻的钢琴曲，轻轻的并不打扰别人。她悠闲地坐到窗边，点起一支烟。小小的火光把她照亮了一会儿，她的头发还在滴水，她的周身还浮升着水气。她吹灭了火，同时吹出一缕薄烟，吹进月光去让它飘飘荡荡，她顺势慵懒地向后靠一靠，身体藏进暗中，唯留两条美丽的长腿叠在一起在暗影之外，悠悠摇摆，伴那琴声的节拍。

1床说：“你不会像我，你还能活。”

“嘘——”我说。

她抽完了那支烟。她站起来。月亮此刻分外清明。清明之中她抱住双肩低头默立良久，清明之光把她周身的欲望勾画得流畅鲜明。钢琴声换成一段舞曲。令人难以觉察地，她的身体缓缓旋转，旋转进幽暗，又旋转进清明，旋转进幽暗再旋转进清明，幽暗与清明之间她的长发铺开荡散她的胸腹收展屈伸，两臂张扬起落，双腿慢步轻移，她浑身轻灵而紧实的肌肤飘然滚动，柔韧无声。

1床说：“你不会死，你才二十一岁。”

“嘘——”我说。

她转进幽暗，很久没有出来。月光中只有平静的琴声。

她在哪儿？在做什么？她跳累了。她喘息着扑倒在地上，像一匹跑累了的马儿在那儿歇息，在那儿打滚儿，在那儿任意扭动漂亮的身躯，把脸紧贴在地面闭上眼睛畅快地长吁，让野性在全身纵情动荡，淋漓的汗水缀在每一个毛孔，心就可以快乐地嘶鸣……

她从暗影中走出来，已经穿戴齐整，端庄而且华贵而且步态雍容。她捧了一盆花，走到窗前，把花端放在窗台。她后退几步远远地端详，又走近来抚弄花的枝叶，便似有缥缈的幽香袭来。然后，窗帘在花的后面徐徐展开，将她隐没，只留花在玻璃和窗帘之间，只留满窗月色的空幻。

1床说：“我给你讲一个谜语。你不会死你还年轻，听我给你讲一个谜语。”

一个已经没人知道了的谜语。没人知道它的谜面，也没人知道它的谜底。它的谜面就是它的谜底。你要是自己猜不到，谁也没法告诉你。你要是猜到了，你就会明白你还没有猜到你还得猜下去。

我躺在冰冷的仪器下面等她，她没有来。我们去看她，她的窗户关着，窗帘拉得很严。那盆花在玻璃和窗帘之间，绿绿的叶子长得挺拔。

1床又给3床的孩子讲那个谜语。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谜语呀？”孩子问。

“，这一样是个谜语。”

我闻着医院里所特有的那种味道，等她，她还是没来。去看她，窗户关着窗帘还是拉得很严。那盆花在玻璃和窗帘之间，在太阳下，冒出了花蕾。

1床用另一个谜语提醒3床的孩子。

“就在眼前可是看不见的，你说是什么？”

“是什么？”

“眼睫毛。”

她一直没来。她的窗户一直关着。她的窗帘一直拉得很严。玻璃和窗帘之间已绽开鲜红的花朵，鲜红如血一样凄艳。

那孩子一直在猜那个谜语。

“你敢说那不是你瞎编的吗？”

“，当然。传说那是所有的谜语中最真实的一个谜语。”

有一天我们去看她，她的住处四周嗡嗡嘤嘤挤满了围观的人群。

据说她在死前洗了澡，洗了很久，洗得非常仔细。据说她在死前吸了一支烟，听了一会儿音乐，还独自跳了一会儿舞。然后她认真地梳妆打扮。然后她坐到窗边的藤椅中去，吃了一些致命的药物。据最先发现她已经死去的人说，她穿戴得高雅而且华贵，她的神态端庄而且安详，她坐在藤椅中的姿势慵懒而且茁壮。

她什么遗言也没留下。

她房间里的一切都与往日一样。

只是窗台上有一盆花，有一根质地松软的粗绳一头浸在装满清水的盆里另一头埋进那盆花下的土中。水盆的位置比花盆的位置略高，水通过粗绳一点点洇散到花盆中去，花便在阳光下生长盛开，流溢着缥缈的幽香。

/D+X/

我常有些古怪之念。譬如我现在坐在桌前要写这篇小说，先就抽着烟散散漫漫呆想了好久：触动我使我要写这篇小说的那一对少年，此时此刻在哪儿呢？还有那个上了些年纪的男人，那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小姑娘，他们正在干什么？年轻的母亲也许正在织一件毛衣（夏天就快要过去了），她的小姑娘正在和煦的阳光里乖乖地唱歌；上了年纪的那个男人也许在喝酒，和别人或者只是自己；那一对少年呢？可能正经历着初次的接吻，正满怀真诚以心相许，但也可能早已互相不感兴趣了。什么都是可能的。什么都不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就在我写下这一行字的同时，他们也在这天底下活着，在这宇宙中的这颗星球上做着他们自己的事情。就在我写下这一行字的时候，在太平洋底的某一处黑暗的珊瑚丛中，正有一条大鱼在转目鼓腮悄然游憩；在非洲的原野上，正有一头饥肠辘辘的狮子在焦灼窥伺角马群的动静；在天上飞着一只鸟，在天上绝不止正飞着一只鸟；在某一片不毛之地的土层下，有一具奇异动物的化石已经默默地等待了多少万年，等待着向人类解释人类进化的疑案；而在某一个繁华喧嚣城市的深处，正有一件将要震撼世界的阴谋在悄悄进行；而在穷乡僻壤，有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人物正在他母亲的子宫中形成。就在我写下这一行字的时候，有一个人死了，有一个人恰恰出生。

那天我坐在一座古园里的一棵老树下，也在做这类胡思乱想：在这棵老树刚刚破土而出的时候，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不是刚好走过这里呢？或者他正在哪儿做什么呢？当时的一切都是注定几百年后我坐在这儿胡思乱想的缘由吧？我这样想着的时候，落日苍茫而沉寂的光辉从远处细密的树林间铺展过来，铺展过古殿辉煌落寞的殿顶，铺展过开阔的草地和草地上正在开花的树木，铺展到老树和我这里，把我们的影子放倒在一大片散落的断石残阶上面，再铺开去，直到古园荒草蓬生的东墙。这时我看见老树另一边的路面上有两条影子正一跃一跃地长大，顺那影子望去，光芒里走着一男一女两个少年。我听见他们的嗓音便知道他们既不再是孩子了也还不是大人。说他是小伙子似乎他还不十分够，只好称他是少年。另一个呢，却完全是个少女了。他们一路谈着。无论少女说什么，少年总是不以为然地笑笑，总是自命不凡地说“那可不一定”，然后把书包从一边肩上潇洒地甩到另一边肩上，信心百倍地朝四周望。少女却不急不慌专心说自己的话，在少年讥嘲地笑她并且说“那可不一定”的时候，她才停下不说，她才扭过脸来看他，但不争辩，仿佛她要说那么多的话只是为了给对方去否定，让他去把她驳倒，她心甘情愿。他们好像是在谈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这让我对他们小小的年纪感到尊敬，使我恍惚觉得世界不过是在重复。

“嘿，那儿！”少年说。

他指的是离老树不远的一条石凳。他们快步走过去，活活泼泼地说笑着在石凳上坐下。准是在这时他们才发现了老树的阴影里还有一个人，因为他们一下子都不言语了，显得拘谨起来，并且暗暗拉开些距离。少女看一看天，又低头弄一弄自己的书包。少年强作坦然地东张西望，但碰到了我的目光却慌忙躲开。一时老树周围的太阳和太阳里的一对少年，都很遥远都很安静，使我感到我已是老人。我后悔不该去碰那样的目光，他们分明还在为自己的年幼而胆怯而羞愧。我只是欣喜于他们那活活泼泼的样子，想在那儿找寻永远不再属于我了的美妙岁月；无论是他的幼稚的骄狂，还是她的盲目的崇拜，都是出于彻底的纯情。这时少女说：“我确实觉得物理太难了。”少年说：“什么？噢，我倒不。”过了一会儿少女又说：“我还是喜欢历史。”少年说：“噢，历史。”不不，这不是他们刚才的话题，这绝不是他们跑到这儿来想要说的，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是说给我听的。我懂。我也有过这样的年龄。他们准是刚刚放学，还没有回家，准是瞒过了老师和家长和别的同学，准是找了一个诸如谈学习谈班上工作之类的借口，以此来掩盖心里日趋动荡的愿望，无意中施展着他们小小的诡计。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走开。我想我是不是漫不经心地转过身去，表示我对他们的谈话丝毫不感兴趣最好。这时候少年说：“嗬，这儿可真晒。”少女说：“是你说的这儿。”少年说：“我没想到这儿这么晒。”少女说：“我去哪儿都行。”我想我还是得走开，这初春的太阳怎么会晒呢？我在心里笑笑，起身离去，我听见在这一刻他们那边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猜想他们一定也是装作没大在意我的离去，但一定也是庆幸地注意听我离去的脚步声。没问题，也是。世界在重复。

太阳更低垂了些，给你的感觉是它在很远的地方与海面相碰发出的声音一直传到这里，传到这里只剩下颤动的余音；或许那竟是在远古敲响的锣鼓，传到今天仍震震不息。

世界千万年来只是在重复，在人的面前和心里重演。譬如，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人应该怎么活，人怎么活才好？这便是千万年来一直在重复的问题。有人说：你这么问可真蠢真令人厌倦，这问不清楚你也没必要这么问，你想怎么活就去怎么活好了。就算他说的对，就算是这样我也知道：他是这么问过了的，他如果没这么问过他就不会这么回答，他一刻不这么问他就一刻不能这么回答。

我走过沉静的古殿，我就想，在这古殿乒乒乓乓开始建造的时候，必也有夕阳淡淡地照耀着的一刻，只是那些健壮的工匠全都不存在了，那时候这天下地上数不清的人，现在一个都没有了。自从我见到那一对少年，我就知道我已经老了。我在这古园里慢慢地走，再没有什么要着急的事了，稀奇古怪的念头便潮水似的一层层涌来，只不过是毫无用处的乐趣。也可以说是休息，是我给我自己这忙忙碌碌的一生的一点儿酬劳。一点儿酬劳而已。我走过草地，我想，这儿总不能永远是这样的草地吧，那么在总要到来的那一天这儿究竟要发生什么事呢？我在开花的树木旁伫立片刻，我想，哪朵花结出的种子会成为我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面前的一棵大树呢？我走在断石残阶之间，这些石头曾经在哪一处山脚下沉睡过？它们在被搬运到这儿来的一路上都经历过什么？再譬如那一对少年，六十年后他们又在哪儿？或者各自在哪儿呢？万事万物，你若预测它的未来你就会说它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它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有一条命定之路。

这命定之路包括我现在坐在这儿，窗里窗外满是阳光，我要写这篇叫作小说的东西；包括在那座古园那个下午，那对少年与我相遇了一次，并且还要相遇一次；包括我在遇见他们之后觉得自己已是一个老人；包括就在那时，就在太平洋底的一条大鱼沉睡之时，非洲原野上一头狮子逍遥漫步之时，一些精子和一些卵子正在结合之时，某个天体正在坍塌或正在爆炸之时，我们未来的路已经安顿停当；还包括，在这样的命定之路上人究竟能得到什么——这谁也无法告诉谁，谁都一样，命定得靠自己几十年的经历去识破这件事。

我在那古园的小路上走，又和少年少女相遇。我听见有人说：“你不知道那是古树不许攀登吗？”又一个声音嗫嚅着嘴犟：“不知道。”我回身去看，训斥者是个骑着自行车的上了些年纪的男人，被训斥的便是那个少年。少女走在少年身后。上了些年纪的男人板着面孔：“什么你说？再说不知道！没看见树边立的牌子吗？”少年还要说，少女偷偷拽拽他的衣裳，两个人便跟在那男人的车边默默地走。少女见有人回头看他们，羞赧地低头又去弄一弄书包。少年还是强作镇定不肯显出屈服，但表情难免尴尬，目光不敢在任何一个路人脸上停留。

世界重演如旭日与夕阳一般。

就像一个老演员去剧团领他的退休金时，看见年轻人又在演他年轻时演过的戏剧。

我知道少女担心的是什么，就好像我记得她曾经跟我说过：她真怕事情一旦闹大，她所苦心设计的小小阴谋就要败露。我也知道少年的心情要更复杂一点儿，就好像我曾经是他而他现在是我：他怎么能当着他平生的第一个少女显得这么弱小，这么无能，这么丢人地被另一个男人训斥！他准是要在她面前显摆显摆攀那老树的本领，他准是吹过牛了，他准是在少女热切的怂恿的眼色下吹过天大的牛皮了，谁料，却结果弄成现在这副狼狈的模样。

我停一停把他们让到前面。我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们身后走。我有点儿兔死狐悲似的。我想必要的时候得为这一对小情人说句话，我现在老了我现在可以做这件事了，世界没有必要一模一样地重复，在需要我的时候我要过去提醒那个骑车的男人（我想他大概是古园的管理人）：喂，想想你自己的少年时光吧，难道你没看出这两个孩子正处在什么样的年龄？他们需要羡慕也需要炫耀，他们没必要总去注意你立的那块臭牌子！

我没猜错。过了一会儿，少女紧走几步走到少年前边走到那个男人面前，说：“罚多少钱吧？”她低头不看那个男人，飞快地摸出自己寒碜的钱夹。

“走，跟我走一趟，”那个男人说，“看看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学校的。”

我没有猜错。少年蹿上去把少女推开，样子很凶，把她推得远远的，然后自己朝那个男人更靠近些，并且瞪着那个男人并且忍耐着，那样子完全像一头视死如归的公鹿。年轻的公鹿面对危险要把母鹿藏在身后。我看见那个男人的眼神略略有些变化。他们僵持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还是跟在他们身后。如果那个男人仅仅是要罚一点儿钱我也就不说什么，否则我就要跟他谈谈，我想我可以提醒他想些事情，也许我愿意请他喝一顿酒，边喝酒边跟他谈谈：两颗初恋的稚嫩的心是不能这么随便去磕碰的，你懂吗？任何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都比你那棵老树重要一千倍你懂吗？你知不知道你和我是怎么老了的？

三个人在我前面一味地走下去。阳光已经淡得不易为人觉察。这古园着实很大，天色晚了游人便更稀少。三个人，加上我是四个，呈一行走，依次是：那个上了些年纪的骑车的男人、少年、少女和我。可能我命定是个乖僻的人，常气喘吁吁地做些傻事。气喘吁吁地做些傻事，还有胡思乱想。

渐渐地，我发现骑车的男人和少年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了。我一下子没看出这是怎么回事。只见那距离在继续拉大着，那个男人只顾自己往前走，完全不去注意和那少年之间的距离。我心想这样他不怕他们乘机跑掉吗？但我立刻就醒悟了，这正是那个男人的用意。，好极了！我决定什么时候一定要请这家伙喝顿酒了。他是在对少年少女这样说呢：要跑你们就快跑吧，我不追，肯定不追，就当没这么回事算啦，不信你们看呀我离你们有多远了呀，你们要跑，就算我想追也追不上了呀——我直想跑过去谢谢他，为了世界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有重演。我心里轻松了一下，热了一下，有什么东西从头到脚流动了一下。其实于我何干呢？我的往事并不能有所改变。

但少年没跑。他比我当年干得漂亮。他还在紧紧跟随那男人。我老了我已经懂了：要在平时他没准儿可以跑，但现在不行，他不能让少女对他失望，不能让那个训斥过他的男人当着少女的面看不起他，自从你们两个一同来到这儿你就不再是一个人了你就不再是一个孩子，你可以胆怯你当然会胆怯，但你不该跑掉。现在的这个少年没有跑掉，他本来是有机会跑的但他没有跑，他比我幸运。他紧紧跟着那个男人。现在我老了我一眼就能看得明白：他并非那么情愿紧跟那个男人，他是想快快把少女甩得远远的甩在安全的地方，让她与这事无关。这样，他与少女之间的距离也在渐渐拉大。

少女慢慢地走着，仿佛路途茫茫。她心里害怕。她心里无比沮丧。她在后悔不该用了那样的眼色去怂恿少年。她在不抱希望地祈祷着平安。她在想事情败露之后，像她这样小小的年龄应该编一套什么样的谎话，她心乱如麻，她想不出来，便越想越怕。

当年的事情败露之后，我的爷爷问我：“你为什么要跑掉？”他使劲冲我喊：“你为什么要跑掉！”我没料到他不说我别的，只是说我：“你为什么跑掉！”他不说别的，以后也没说过别的。

我跟在少女身后，保持着使她不易察觉的距离。我忽然想到：当年，是否也有一个老人跟在我们身后呢？我竟回身去看了看。当然没有，有也已经没有了。我可能真是乖僻，但愿不是有什么毛病。

少女也没有跑掉。她一直默默地跟随。有两次少年停下来等她，跟她匆匆说几句话又跟她拉开距离。他一定是跟她说：“你别跟着你快回家吧，我一个人去。”她呢？她一定是说：“不。”她说：“不。”她只是说：“不。”然后默默地跟随。在那一刻，我感到他们正在变成真正的男人和女人。

那个上了些年纪的男人最后进了一间小屋。过了一会儿，少年走到小屋前，犹豫片刻也走进去。又过了一会儿少女也到了那里，她推了推门没有推开，她敲了敲门，门还是不开，她站在门外听了一会儿，然后就在门前的台阶上坐下。她坐下去的样子显得沉着。这一路上她大概已经想好了，已经豁出去了，因而反倒泰然了不再害什么怕，也不去费心编什么谎话了。她把书包抱在怀里，静静地坐着，累了便双手托腮。天色迅速暗下去了。少女要等少年出来。

我也坐下，在不惊动少女的地方。我走得腰酸腿疼。我一辈子都在做这样费力而无用的事情。我本来是不想看到重演，现在没有重演，我却又有点儿悲哀似的，有点儿孤独。

当年吓得跑散了的那一对少年这会儿在哪儿呢？有一个正在这儿写一种叫作小说的东西。另一个呢？音信皆无。自从当年跑散了就音信皆无。

我实在是走累了。我靠在身旁的路灯杆上想闭一会儿眼睛。世界没有重演，世界不会重演，至少那个骑车的男人没有重演，那一对少年也没有重演他们谁也没有抛下谁跑掉。这真好，这让我高兴，这就够了，这是我给我自己这气喘吁吁的一个下午的一点儿酬劳。那对少年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正像我也不知道当年是否也有一个乖僻的老人跟在我们身后。大概人只可以在心里为自己获得一点儿酬劳，大概就心可以获得的酬劳而言，一切都是重演，永远都是重演。我老了，在与死之间还有一段不知多长的路。大鱼还在游动，狮子还在散步，有一颗星星已经衰老，有一颗星星刚刚诞生，就在此时此刻，一切都已安顿停当。但在这剩下的命定之路上能获得什么，仍是个问题，你一刻不问便一刻得不到酬劳。

我睁开眼睛，路灯已经亮了，有个小姑娘站在我面前。她认真地看着我。看样子她有三岁，怀里抱着个大皮球。她不出声也不动，光是盯着我看，大概是要把我看个仔细，想个明白。

“你是谁呀？”我问。

她说：“你呢？”

这时候她的母亲喊她：“皮球找到了吗？快回来吧，该回家啦！”

小姑娘便向她母亲那边跑去。

/Y+X/

Y=50亿个人=50亿个位置

Y=50亿个人=50亿条命定之路

Y=50亿个人=50亿种观察系统或角度

“测不准原理”的意思是：实际上同时具有精确位置和精确速度的概念在自然界是没有意义的。人们说一辆汽车的位置和速度容易同时测出，是因为对于通常客体，这一原理所指的测不准性太小而观察不到。

“并协原理”的意思是：光和电子的性状有时类似波，有时类似粒子，这取决于观察手段。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波粒二象性，但不能同时观察波和粒子两方面。可是从各种观察取得的证据不能纳入单一图景，只能认为是互相补充构成现象的总体。

“嵌入观点”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是嵌入在我们所描述的自然之中的。说世界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孤立地存在着这一观点，已不再真实了。在某种奇特的意义上，宇宙本是一个观察者参与着的宇宙。

现代西方宇宙学的“人择原理”，和古代东方神秘主义的“万象唯识”，好像是在说着同一件事：客体并不是由主体生成的，但客体也并不是脱离主体而孤立存在的。

那么人呢？那么人呢？他既有一个粒子样的位置，又有一条波样的命定之路，他又是他自己的观察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猜破那个谜语至少是很困难的。那个谜语有三个特点：

一、谜面一出，谜底即现。

二、己猜不破，无人可为其破。

三、一俟猜破，必恍然知其未破。

（此谜之难，难如写小说。我现在愈发不知写小说应该有什么规矩了。好不容易忍到读完了以上文字的读者，不必非把它当作小说不可，就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把它当作一份读物算了。大家都轻松。）

一九八八年

钟声

B还不到一岁的那年，父母就离开了这块大陆，连爷爷也不知道他们最终去了哪儿。当时爷爷说，你们得给我留条根。那时爷爷已经看出这绝不是通常的分别，所以坚持要他们给他留下一个孙子。爷爷知道除此之外都已成定局，所以从始至终只提了这一个要求。父母日夜犹豫，临走的那天早上才决定下来，把B留给爷爷。因为B的两个哥哥已经大到能够哭着喊着片刻不离他们的母亲了，而B还不到一岁，世界还没来得及给他什么具体的印象。又因为爷爷说死说活不愿离开这块土地。

这是多年之后B对我说的。

B跟着爷爷在北方农村的一个镇子上长到五岁。镇子很小，只有两条纵横交叉的街。有一条长不成鱼而只可供人们洗洗衣裳的细水，从远处悠悠流来，挨一挨镇子的边缘，便又流走到很远去了。两条街上，杂货店、小饭馆、肉铺、粉房、豆腐房、铁匠铺、车马大店等等各有一家。杂货店里有两架挂钟，弄不清是哪代开明或是糊涂的掌柜进的货，从无买主问津；一架已经坏了，另一架就为镇上的人提供了一个观赏和赞叹的机会，也给小店的生意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镇上没有电，没有学校，差不多没有新闻。终日不断的是粉房和豆腐房的石磨声，还有铁匠铺的打铁声。车马大店前永远站着几匹贪婪吃草的牲口。小饭馆门口则卧着一头肥硕无比的大狗，那狗自知全镇无敌，目光便不凶猛，而是流露了傲慢与昏聩，漠视并且蔑视那些四处流浪的同类。两条街的四端都伸入到不见边际的田地里去；冬天是褐色的不见边际的裸土，夏天是金黄闪耀不见边际的向日葵的花朵。小镇给B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向日葵，成百上千万素朴又肆无忌惮的花朵铺天盖地，天气晴朗时一派灿烂辉煌把小镇映照得愉快、安谧。遇到坏天气，所有的花朵一齐骚动癫狂起来，漫山遍野涌荡喧嚣，令种植它们的人也头晕目眩魄动心惊，整个镇子都随之惶惶然无所适从一般。

这都是多年以后B给我讲的，像是在讲述一个年代久远的传说。他说：“你哪年出生？”我告诉他：“五一年。”他说：“让我想。哦，这么说我第一次跟爷爷收获向日葵的时候，你可能刚刚出生，也可能你还没出生呢。”他说，当那些向日葵一棵一棵成片成片地被砍倒时，他忽然大哭不止。“为什么？”“不知道。”他说，“生命中本来有很多神秘的事。”

五岁的那年夏天，爷爷对B说：我带你到城市去。到县城去？不，可比县城大多了，也比县城远多了。爷爷给B和自己都带了几件换洗的衣裳，用一把老铜锁锁了门，爷孙俩便出了镇子，走在森林一样的向日葵地里了。干吗要到那儿去？去念书，你该念书了，你到了得念书的年龄了。向日葵的叶子大如蒲扇，层层叠叠，圈拢起燠热而沉重的葵花香，蚂蚱醉醺醺地趴在葵杆上昏睡，蝈蝈则到处发着梦呓。在那条细水穿流的地方，偶尔生出几丝风来，蛇一样分头钻进葵林，闹鬼似的嬉戏游逛，郁郁寡欢的花香便被惊扰得四处流窜满天漂泊一阵，干枯的花蕊借机脱离花盘，细密如雨，灌进B的衣领。我父母是不是在那儿？不，不在，他们没在那儿。他们在哪儿？爷爷从来没打算骗你，爷爷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在哪儿。你跟着爷爷不好吗？可咱们到那儿去找谁？咱们就住在你姑家，还有你姑父，还有你的表妹和表弟。他们认识我？你姑和你姑父见过你，那时你生下来才几天你还不记事呢。

爷孙俩走了一个上午，还是没走出向日葵林。然后他们搭上了汽车，汽车开了一个下午，仍然随处可见盛开的向日葵花。直到第二天他们上了火车，B的注意力让火车里面的事物吸引了整整一个白天，那些向日葵才梦幻一般地消失了。当他又想起向日葵时，车窗外已是茫茫黑夜。姑知道我父母上哪儿去了吗？不，你姑也不知道。问过她了？问过了。他们是不是也坐火车走的？别再想这件事了，不再想这事了好吗？你说爷爷好不好？也许姑父会知道吧？咱们不说这事了，你该睡了，我担心这两天你要累病了呢，躺在爷爷腿上，对，睡吧。您没问问姑父？记住，以后不管谁问你，你就说，爷爷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记住了吗？窗外夜黑如墨。在随后的梦里，B仍没能勾画出父母的模样，而是整宿都在绵延不断的凄艳的向日葵花中间徘徊。

B醒来火车已进入城市。就是我在其中出生、长大，并一直活到现在的这座城市。B的姑姑家离我家不算太远。从我家往东再往北，再往东再往北，走过大约四五条街，有一座教堂，B的姑姑家就住在那座教堂旁，在教堂东约三四十米的地方。B在那儿住了差不多七年，不过那时我们并不相识。

“但那时说不定我们迎面相遇过。”B说。很多年后B故地重游，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冷饮店里，我们俩从午后一直坐到天黑。我说：“这很可能。”他说：“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结果我们就不把它算在内。”我说：“算在什么内？”他说：“你绝对数不清都是哪些事在对一个人的命运起作用。你不觉得生命中有很多神秘的事？”我点点头，不过说老实话我没太懂B的意思，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天气燥热，报纸上说已经连续九十几天没有降水了。我和B坐在冷饮店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太阳在外头隆隆作响，把路面烤变了形，树叶和纸屑被踩进黑亮刺目的沥青里去。B说：“你还记得那座教堂？”我说：“我光是听说过它。不过我记得它的钟声。”他说：“让我想。哦，你可能没见过它，你可能对那教堂还没什么印象那教堂就已经没了。”我说：“可我朦朦胧胧记得一种钟声，后来我长大了相信那肯定是一种钟声。那教堂是不是有钟声？”“要是你相信你听到的是钟声，那肯定就是它的钟声。有，它有钟声，它一天当中要敲响好几遍钟声。”“那声音缥缥缈缈，那声音至今给我一种安详的感觉。”“你不觉得那声音很神秘吗？”“你指什么？”“同样的钟声，在清晨你会觉得那就是清晨的声音，在午后你会觉得那就是午后的声音，在黄昏你又觉得那就是黄昏本身所固有的声音了。别的任何声音都不可能这样。”我慢慢去回忆那钟声，一边喝着啤酒；而我觉得那是襁褓中一梦醒来时所固有的声音，是忽然展现的一片光亮和模糊景物（屋顶、窗口、窗外的树和我老祖母慈祥的面容）所随身携带的声音，是生命之初的声音。我没有见过那座教堂。在那教堂的遗址上后来盖起了一座红色的居民大楼。我问B：“你到那教堂里去过吗？”“当然，”B说，“我姑父就是那儿的最后一任主讲牧师。”

姑父身材颀长，坐在一张很旧但是雕花的靠背椅上，坐在幽暗的排列如墙一般的书柜前面，白皙的脸和白皙的手臂又鲜明又沉寂，如同一幅悬挂于空室之中的古典派肖像。这印象的由来还在于，就在那一刻B平生第一次听见了那座教堂的钟声。那是晚祷的钟声。当然这些是后来B才知道的，包括知道什么是古典派肖像。还包括知道，在那个斯文而和蔼的姑父的身体里面并不乏火一样的热情。

姑站着刚好同姑父坐在椅子上一样高。姑蹲下来把B搂在怀里，一边说：唉唉，那时候你生下来才一个月，那回我们去看你正是你满月的那天，那天我们去得正巧，约莫你该满月了结果正巧就是那天。今年都三岁了吧？五岁。五岁？唉，可不是么。姑的怀里非常温柔，像早秋向日葵地里的风。姑身上有种B从没闻见过的味儿，跟爷爷身上的味儿完全不同，这味儿让B有点儿羡慕和惊慌。五岁啦，爷爷说，得上学啦。爷爷的目光在姑父脸上晃了一下，又定在B身上。镇子上没有学校，县城里的学校又远又不像个样子，想了又想，幸亏还有你这么个亲姑姑，和他的亲姑父，他得上学了。于是姑就流泪：上学，当然得上学，你就住在姑姑这儿上学。那爷爷呢？爷爷也不回去了，都在这儿，咱们在一块儿，咱们是一家人。爷爷叹了口气。姑站起身，后退两步坐在爷爷身旁，像端详一幅画那样端详B：天哪可真像！鼻子以上像他妈，鼻子以下像他爸。他们还是没有消息吗？没有，一点儿音信也没有。唉唉，姑就又流泪。一时屋子里很静，那座教堂的钟声也已停歇。过了好一会儿，B忽然听见一个异常纯净圆柔的声音缓缓地说：他们本来不必走，他们根本不该走，他们真像那一对误入歧途失去了乐园的人。B没料到姑父的嗓音那么好听，以至竟在屋子里寻找了一会儿，才相信那声音确是出自幽暗中那白皙的身影。随后姑父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说：看看这是多么可爱的家园！姑父就像在教堂里布道那样：上帝所应许的那个乐园正在实现，一个没有人奴役人，没有人挨饿，没有贫穷，没有战争、罪恶、暴行，甚至没有仇恨和自私的乐园就要实现了。姑父神采焕发白皙的脸上泛起红光，语调抑扬顿挫就像唱歌：他把这样的乐园最先赐予了我们，上帝把全世界梦寐以求的、把全人类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那个人间天堂最先给了我们的祖国。姑父停顿了一会儿，激动地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然后猛地站住，痛心疾首地说：我真不懂得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走？他们不该走实在是不该走呀！（后来，当B在学校里学到“痛心疾首”这个词的时候，立刻想起了姑父那时的样子，于是一点儿没费劲儿就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但当时B只是想：姑父可能知道父母到哪儿去了。

这都是很多年以后的那个下午B跟我说的，像是说着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他说：“那天晚上姑父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激动，直到爷爷靠在沙发上响起了鼾声，姑也不住地打哈欠。”他说：“都说了些什么我记不住了，那时我才五岁。但肯定说的是一个乐园就要实现了什么的，他一辈子都在说这件事。”B说，只有他却一直听着，他以为姑父最后一定会说到他的父母去了哪儿。

B和爷爷住一间屋，姑和表妹、表弟住一间屋，姑父一个人住一间屋。表妹和表弟都还太小，一个才两岁，另一个还不到一岁，他们似乎整天都在睡觉。夏日漫长的白昼寂寞无比。在B的印象里那些天表妹和表弟整天都在睡觉，他趴在他们身边久久地看着等着，希望他们能醒来跟他玩一会儿。教堂的钟声一遍遍响过，孤独又惆怅。姑偶尔走来，对B说：你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总在睡觉。姑父有时来和B说一会儿话。他很想问问姑父他的父母到底去了哪儿，但又不敢。姑父便又给他讲关于那个乐园的事：在那儿所有的孩子都是好孩子，都非常喜欢读书。B终于问：我就是像表弟这样睡着觉的时候，我的父母没叫醒我就走了吧？姑父半天没有回答，然后摸摸B的头说：表弟表妹和你一样，都是我们的孩子，你说是吗？B发现姑父一点儿都不可怕。

不久，姑带B到一所小学校去考试。那原是一座庙。院中有两棵参天的老柏树，浓荫洒满一地。很多孩子都由父母带着来考试。姑带B走进一间教室。教室是由荒残的殿堂改造而成，门窗上镶了玻璃并且涂了绿色的油漆。B走到一个中年女人面前，姑让B管她叫老师。老师就问他：你刚从农村来吧？B很奇怪为什么老师会知道。老师又问他几岁了、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又问：你父母在哪儿工作？这一问B没能马上回答，但他很快想起了爷爷教他的话：爷爷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老师好像没注意到他的回答，跟姑走到教室外面去了。B独自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出神地看那黑板和一排排桌椅。姑还不回来，他就去找。姑和老师站在树荫里谈话。他听见姑说：是的是的，父母在他出生后不久就都去世了。老师叹了口气：这么说，他就只有你了？姑点点头又赶紧摇头：不不，他还有爷爷，他一直跟着爷爷。这时候他们看见了B，就都不再说话。后来老师摸摸B的头，说：来吧，开学就来吧，我看你准是个聪明的孩子。

那天夜里B又梦见了向日葵。向日葵被成片成片地砍倒，素朴而灿烂的花朵散落得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悲伤，他又哭起来。爷爷被惊醒了：怎么了？做什么噩梦了吧？我梦见了向日葵。啊，向日葵，向日葵有什么好怕的？睡吧，快睡吧。爷爷，您也会死吗？爷爷好半天没有回答，然后猛地翻身坐了起来：干吗问这个？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死了是不是就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死了是不是就再也回不来了？黑暗中，爷爷一声不吭一动不动。他们是什么时候死的，您干吗不告诉我？那个老师很有眼力，B是个过于聪明的孩子。姑走了进来。我父母是不是死了，爷爷您干吗不说话？爷爷开了灯，愣愣地看着姑。姑父也来了。姑，是不是我父母在我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姑看看爷爷，爷爷低着头谁也不看也不说话。姑又看姑父，姑父没好气地说：我早说过，简直是多此一举。姑瞪了姑父一眼，走过来坐在B身边：爷爷没告诉你是因为你还太小。姑只说了这一句就又流起泪来。他们是怎么死的？病，姑说。他们一下子都得了病？姑的眼泪甚至也惊呆了流不动了。全家人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个五岁的孩子。有一年所有的向日葵就一下子都病了，都死了，是不是爷爷？姑推了一下爷爷，爷爷像得了救似的：是，是，可不是吗，是。姑把B搂在怀里，什么也不说，很久很久，光是流泪光是一个劲儿叹气。姑父气哼哼地在屋里来回踱步，说：我不懂有什么必要这样。姑说：你出去。姑说：你快出去。姑对姑父说：你快走吧，这件事不能听你的。姑父一甩手走了出去。好了睡吧，姑说。这时教堂的晨钟响了。姑说，再睡一会儿吧。

“他们还是把我低估了。”B说。“五岁已经能从别人的神态中感觉出些问题了，我看出姑父是说不了谎的人。”他说。我们喝着啤酒，那天下午真是热极了，没有风，大约短时期内仍然下不了雨。B说：“我注意到了姑父说的话。我想我的父母可能没死，我以为爷爷骗我只是为了不让我再说这件事。”他说：“我就不再说这件事。但我想什么时候我一定得问问姑父。”

有一天B瞒着爷爷和姑姑独自去找姑父。他寻着钟声走，走进了一座很大很大的园子。推开沉重的铁栅栏门，是一片小树林，阳光星星点点在一条石子小路上跳耀。钟声停了，四处静悄悄，B听见自己孤单的脚步，随后又听见了轻缓如自己脚步一般的风琴声。矮的也许是丁香和连翘，早已谢了花。高的后来B知道那是枫树，叶子正红，默默地仿佛心甘情愿燃烧。他朝那琴声走，琴声中又加进了悠然清朗的歌唱。出了小树林，B看见了那座教堂。它很小，有一个很高的尖顶和几间爬满了斑斓叶子的矮房；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开放着野花的草地。琴声和歌声就是从那矮房中散漫出来，荡漾在草地上又飘流进枫林中。教堂尖顶的影子从草地上向B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空灵的路。教堂的门开着，一个白发老人问他：你找什么，孩子？B不吭声。等到歌声停了，等到琴声也停了，B听见了姑父的声音，他没有看见姑父但他听见了那纯净圆柔的声音，那声音不是谁都能有的。姑父说要退出教会。姑父说要放弃圣职。姑父说他的信仰已无可挽回地改变：我们为什么要向这虚幻的天空呼吁？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并感恩于那并不存在的上帝？我们千百年来祈望于他的他都置若罔闻。B循声走进正堂，躲在一个老太太背后。姑父站在讲台上，比那天晚上还要激动：现在，并不靠上帝的垂怜和恩赐，一个实实在在的乐园就要建成了！一个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的社会已经到来，所有的人都将丰衣足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们千百年来的梦想已经实现！姑父低头沉思片刻，和蔼的微笑又回到他脸上：让那个无用的上帝安息吧。然后他走下讲台，穿过走廊，走出鸦雀无声的教堂。B看见他迈着长腿大义凛然地走在落日映照的草地上，看见那鲜明而沉寂的身影最后消失在火红的枫林中。（后来在学校，老师让B用“大义凛然”这个词造句时B便写道：那天我看见姑父大义凛然地走出了教堂。）

这些都是B亲口对我说的，在那个下午。而我当时总感觉是在听一个过于古老的传说。

那天B没找到机会向姑父问问自己的事。以后很多天他都没找到这样的机会。姑父总是很忙，白天不在家，晚上又有很多人来找他翻来覆去地摆弄一堆图纸。那些图纸有些是姑父画的，姑说他上大学时就是学的建筑，姑说他本来就不该改行。

有一天夜里，B又梦见了向日葵，梦见那些金黄的花朵像灿烂的液体一般，顺着岩石的缝隙洇开，顺着土地的裂纹洇开，顺着山峦间的沟壑和平原上的河谷洇开，就像正午的太阳融化着一切阴影，很快到处都是一派耀眼的辉煌了；从始至终便有一支迷迷欲醉的歌曲在花间游荡。B醒了。他看见姑父的书房里仍亮着灯并且听见姑父在轻声地哼唱。他没有惊动爷爷，便下床走到姑父的书房去。姑父喝着茶，闭目坐在那张很旧但是雕花的靠背椅上，面带微笑哼着一支令人睡意全光的歌；书桌上仍堆满了图纸。姑父的嗓音仍是那么圆润清朗与众不同。您画的这是什么呀？哦嗬，你问这个？这是一座大楼。这是一座真正的乐园。就是您常说的那个？差不多就是。姑父抽出一张最大的图纸，桌上铺不开就铺在地上。姑父好像把时间记错了，好像这不是深夜，好像他正盼着有人来听他讲讲关于这些图纸的事。你看，要有上万的人住在这楼里。你看这是公共食堂，这是公共浴室，这是公共娱乐厅和阅览室，这是公共电话间。那夜姑父的谈兴很高。什么是“公共”？噢，公共就是大家，公共的就是大家的。是我的么？不，不分你我；公共的财产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但是属于所有的人。这座楼？对，这座楼里的一切都不分你我，都是大家的。您知道我父母到哪儿去了么？姑父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弄愣了，看看B又看看那张图纸，好像那图纸中有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让这孩子给看出来了。B一直望着姑父的眼睛等着回答。姑父走开，又走回来，B还望着他的眼睛。姑父再走开再走回来，B仍然望着他的眼睛。姑父在B跟前蹲下，不看他，光看着那张图纸。听我说，你听我跟你说，你要相信我你就别害怕也别难过，在那个我给你讲过的乐园里，连所有的孩子也都是大家的孩子，连所有的父母也都是大家的父母，所有的欢乐和困难都是大家的欢乐和困难。你听我说，所有的人都尽自己的能力工作，不计较报酬，钱已经没用了，谁需要什么自己去拿好了。你听我说，在那儿所有的孩子都是兄弟姐妹，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你要是信得过我你就别担心，那个乐园马上就要实现了，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劳动之余大家就在一起尽情欢乐……多年以后B才想到，那天夜里姑父可能喝的不是茶而是酒。姑父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喝酒的。

“你姑父说的就是那座红色的居民大楼吧？”“对。不过那时候还只是一张图纸。”“就是后来在那教堂的遗址上盖起来的那座？”“就是那座。”“怎么，它是你姑父设计的？”“不完全是。但有他一份。不过现在没人承认这个。”

我记得几十年前当听说要盖那座大楼的时候，我家那一带的人们是多么激动。差不多整整一个夏天，人们聚在院子里，聚在大门前，聚在街口的老树下，兴致勃勃地谈论的都是关于那座大楼的事。年轻人给老人们讲，男人们给女人们讲，女人们就给孩子们讲，都讲的是关于那座神奇而美妙的大楼里的事，所讲的和B的姑父讲的大致相同。人们兴奋得寝食难安，嗓子沙哑了眼睛里也都有血丝，一有空闲就到街口的老树下去站着，朝那座大楼将要耸起的方向眺望；从白天到晚上，从日落到天黑，到工地上空光芒万丈把月亮也逼得暗淡下去，那老树下一直人群不断，人声和远处塔吊的轰鸣声片刻不息。我的祖母很高兴，她相信谢天谢地从此不用再围着锅台转了。我也很高兴，因为在那样一座大楼里，孩子们的游戏队伍将无可怀疑地得到壮大。我不知道别人都是为什么而兴奋而激动。但后来又有消息说，那座大楼再大也容不下所有的人，我家所在的那一带的人们并不能住进这座大楼。失望的人们就跑到工地上去看去问，便看出那楼确实容不下所有的人，但又听说像这样的大楼将要永远不断地盖下去直到所有的人都住上，人们这才又充满着希望回来。我跟着祖母也到那工地上去过，但这是后来听我的祖母说的，我自己却没有一点儿印象，这事很怪。

“你也不记得那儿有很多向日葵吗？”“不记得，但这事我听人家说过。”“怎么说？”“据说有天夜里，在一场大暴雨中那教堂倒塌了，之后在它周围就莫名其妙地长出了许多许多向日葵，长得满园子里都是，长得茂盛无比密不透风。”B笑笑：“你说那教堂是因为下雨才倒塌的？”“我不知道。所有的人都这么说。”B再喝光一杯啤酒，然后漫不经意地说：“在下那场雨之前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园子里。你信吗？是随着那教堂轰隆一声塌下来才开始下起大雨的。”

是B亲口跟我这么说的；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关于那座教堂倒塌之因的唯一的不同说法。我只想说明这一点，并不想判断谁是谁非。况且，那天下午B是不是也把酒喝得过分了，我没有把握。或许是我们俩都多喝了一点儿。我有时候不是很清楚他确凿是在讲着关于谁的故事。那只是一个传说罢了，我想。至于是在那传说之后有了我们有了那个下午我们的喝酒和谈话，还是在我们喝酒谈话之中才有了那个传说，我不敢贸然确定。总之，你一旦出生你就进入了一个传说。

姑父退出教会的第二年冬天，教堂就关闭了。园门紧锁，除了黎明和黄昏时分一群群乌鸦在那儿聒噪着起落，园内终日一无声息。B不仅聪明而且胆大，他能够轻而易举地翻过园墙，独自到园中游逛。雪地上除了乌鸦和麻雀的脚印就是B的脚印。有一天，他弄开一扇窗户钻进教堂，教堂里霉味儿扑鼻，成群的老鼠吱吱叽叽地四散而逃把厚而平坦的灰尘糟蹋得一片狼藉。他爬上钟楼，用木棍敲响锈蚀斑斑的大钟。可惜他的力气还太小。但那微弱的仿佛是风吹响的钟声竟出人意外地温存而忧哀，在空旷的雪地上回旋，在寒冷的阳光里弥漫，飘摇溶解进深远巨大的天空。B已经确信他的父母并没死，他们不过是在很远的地方罢了，但他不懂他们为什么不能回来。B便常常在这种心境袭来之际偷偷到那教堂里去，让钟声按着他的愿望响起来。这件事在附近的居民中引起大大的疑惑，不久便有了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谣言到处流传。冬天的末尾来了一群人，把那大钟卸下来装上汽车运走了；据说是为了炼钢铁。B像失去了一位朋友那样难过，很久不再到那园中去。然而令人心神不安的谣言却并不停止反而加剧，而且在春风呼啸的某个夜晚，所有的人都听见从那教堂里发出了像是喘息像是咳嗽像是刀砍斧劈的声音。那声音响得日甚一日，附近的居民便以此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吓唬深夜不安心睡觉的孩子。B也很害怕，因为那奇怪的声音确凿无疑。爷爷，那是什么响？甭怕，那是风刮得门窗响。爷爷，那不像是门窗响了那是什么响？那是房檐下的木椽让风刮得响，是老树枝子让风刮得响。爷爷你听你再听，今天比哪天都响得厉害。睡吧这不关你的事，那是老鼠在打架在啃得房梁响。B终于忍不住了要自己去看看。春风和煦的傍晚他又翻墙跳进了园中。教堂尖顶的影子依然向他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荒凉的路。他看见教堂的所有门窗都不翼而飞。他看见它檐下的木椽和梁柱也残损不全。他看见它的桌椅和地板荡然无存，角落里只有几堆风干的粪便。教堂里空空如也，夕阳的黄光中唯有灰尘缓缓地飘浮；他试着喊了两声，回音震落了墙上一块灰皮。一只早来的蜘蛛仓皇而走，又停下来听一阵看一阵，终于再度落荒而逃。

“怎么回事？”“喔，你知道那都是很好的木料。”“那么那些向日葵又是怎么回事呢？你并没说那些向日葵。”“那是个谜。不过我想那肯定是我爷爷种的。如果那是人种的就肯定是我爷爷种的。”“他没告诉你？”“没。就像他到底也没说我的父母去了哪儿。”

一九八九年九月五日

别人

失恋的日子，与平常的日子，没有多少不同。区别也许仅仅在于：它正途经我，尚未到达你。

推开窗。雨，密密匝匝地在树上响作一团。雨必定是一滴一滴地敲响树叶，正如时间一秒一秒地到达。但每一秒，和每一滴雨，都抓不住，雨或者时间响作一团连绵不断。未来总战胜现在，以及现在总败于过去。烟在肺里停留一会儿，在嘴里经过，缓缓飘向雨中，消失。一切无非如此。

雨和烟那样的日子比比皆是，只不过没有一个具体的失恋作为标志。

那标志，必定是在某一滴雨敲响某一片树叶时到达我的，这符合逻辑。我有时想，要是我能阻止那一滴雨敲响那一片树叶，失恋会不会就绕过我，也许就永远放弃了我呢？我知道这不合逻辑。

那标志，可能是一封信：“我想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爱上了别人。”也可能是一个电话：“无论如何我总是得告诉你，我已经爱上了，别人。”也可能是面对面，酒杯与酒杯轻轻地相碰之后，那一滴雨敲响了那一片树叶：“我不想骗你也不想骗我自己我已经爱上了别人，不，不为什么，这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但也可能是其他，不必认真于具体方式。可能就这样，也可能是那样，其他的方式。比如别人转达的一个口信：“她已经爱上了别人。”总之，每一个字都很平常。每一个字都早已存在，当某一滴雨敲响某一片树叶之时它们连成了一个意思响作一团。每一个字所具有的声音都不陌生，现在它们以一种不曾有过的次序到达了我，响作一团连绵不断。

电视里正播放一场跳水比赛。十米跳台，背景是炽烈的阳光下的一座城市，浩如烟海的屋顶，层峦叠嶂般的楼群。年轻纤秀的女跳水者，胸部和臀部都还没长大，走上高高的跳台，每一步送掉一段光阴。背景中，阳光飞扬得到处都是，红色的屋顶上，橘黄色和白色的楼墙上，树上，花花绿绿的遮阳棚上，各种颜色都被点燃了似的，烁烁刺目。一排排一摞摞密密麻麻的窗口张开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声不响，真假难辨。为什么那肯定不是（比如说舞台上或摄影棚里的）一道布景呢？

若不是一辆列车开过，很难发现那背景中还有一座高架铁路桥。女跳水者沉着地走向跳台前沿时，那铁路桥上正有一辆蓝色的列车与她同向而行。列车飞驰，一个一个车窗在她迈动的双腿后面闪闪而过，因而她就像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像在后退。但逻辑告诉我，她实际在向前走，实际上她正走向跳台的前沿。因而逻辑又告诉我，那背景是一座真实的城市。列车开出了画面，女跳水者站住，低头看一下，舒一口气，抬起目光。背景中林立错落的建筑，甚至让人想起有一天被太阳晒干了的海底，所有的窗口一如既往，不动不响忧喜不惊的样子。但逻辑告诉我，每一个窗口里都活着一个故事，一排排一摞摞的窗口里，是很多很多种愿望的栖息之地。

从那背景中找一个窗口注意看，随便哪一个，注意看它。它应该有内容，没问题，肯定有。你不知道它里面有一个什么故事，但它里面肯定有一个活生生的故事。

不要管其他的房屋，和其他的窗口，只凝视一个。比如，最远的那座楼房。最远的，对，在它后面再看不到别的房子了，在它上面是一线蓝天，它很远很小（沧海一粟），但能看出那是一座大屋顶的楼房。屋顶是红色的，红得耀眼，看不到它总共有几层，只能看见大屋顶下面的第一排窗口，再往下被它前面的房子挡住了。那排窗口，正中间的那个，看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么是第五个，无论从哪边数都是第五个，那窗口里必定有一些什么事在进行，必定有一个什么故事正在发展。它的左边是一座更大的楼房，楼墙又宽又高仿佛一面悬崖峭壁，在它右边不远有一根不算太高的烟囱。

等以后再想其他。再联想一切房屋和一切窗口里的故事。

现在只看选定的那一个，其他的故事都不存在，其他的屋顶、墙壁和窗口都只是形状和色彩。

只看那一个。它不会是平白无故地待在那儿，里面必定有一些事（一些由欲望发动的快乐或者痛苦，一些由快乐和痛苦连接起来的时间），除非它是布景。那屋顶，处在那跳水者的额前。跳水者很年轻，沉稳一下，展臂，屈膝，腾空，那灿烂的屋顶降落在她身下，那窗口只是一方阴影但此时此刻其中必有什么事情发生，有什么事在进行，有什么事情临近和有什么事情已经过去了。

遥远的一些树上，遥远的不为人知的山里、旷野里、树上，雨也在响。此时此刻，逻辑告诉我这颗星球上不可能只是我的窗外有雨，这肯定。

此时此刻，那窗口里：阳光爬上桌面。一束花，寂静地开放，其中的一朵正扑啦一下展开。

可能。

或者：一对恋人在亲吻，翻来覆去，正欢畅地相互依偎、呼唤、爱抚。

完全可能。

或者：正做爱。

为什么不可能？可能。

但也许是：一次谋杀。一桩谋杀案正在发生，筹划多年的复仇正在实现。

可能性小些，或者很小，但不是不可能。

也许是：自杀。自杀者正越过可以被抢救的极限，灵魂正从肉体脱离，扑啦一下猝不及防的变化，就像那朵花的开放。

也许非常非常地和平：两三个孩子在游戏。“锤子、剪子、布——！”在阳光和蝉声里，从这屋跑到那屋，从床上滚到地上。“锤子、剪子、布——！锤子、剪子、布——！”在阳光的安静和城市的喧嚣里，再从那屋跑到这屋，从椅子上跳到桌子上，“锤子、剪子、布……”

或者：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正被命名。他（她）的父母正从几个名字之中为他（她）选定了一个。

都可能。都是可能的：一个老人在看报，看见一条消息，看见一个似乎熟悉的名字，报纸在手里簌簌地抖，再看一遍，猜疑那是他少年时的朋友。

少女，在寝室里化妆。第一次化妆，掌握不好唇膏的用量。尤其是腕上的一只小巧的表在催促她，更让她发慌。

少年在沙发上做梦。梦中第一次有了男人的体验，在挺不起眼的那张沙发上没想到做了那样一场好梦。

都是可能的。

也可能没人，并没有人。一间空屋，偶尔讲述老鼠的故事。

也可能门开了，主人重归故里，在门前伫望，孤身一人或结伴还乡。屋中的一切都没有变，但陌生，但又熟悉。轻轻拈一下镜面上的尘灰，自己的面容也是又熟悉又陌生。“这儿？”“对，就这儿。”

也可能是破裂，分道扬镳。男人走了，或者女人走了。门关上。四壁和门窗之间，男人或者女人，独自留在那儿。

什么都可能，但只是一种。

女跳水者转体两周翻腾三周半，降落，降落，降落，屋顶呀阳光呀窗口呀那背景像一张卡片从上方被抽走。又换上一张：湛蓝的水面撞开浪花。又换上一张：女跳水者像一只鱼鹰扎向水底，身后搅起丰富的气泡。女跳水者从池底浮升、浮升、浮升，这一回卡片从下面被抽走。再换上一张：女跳水者爬上岸，向观众鞠躬，转身走过一道玻璃门，走过一道道玻璃门，很多从未见过（而且从此以后再不会见到）的面孔转向她、注视她，她穿过人群走进摄像机追拍不到的地方。很可能，她将就此永远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从理论上讲，她存在于别处。从理论上讲，还会有一些星球上有空气，有氧和氢，有水，有生命。从理论上讲，宇宙中应该有一些黑洞。从理论上讲，在我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亿万年，在我死亡之后这个世界还要存在亿万年。从实际讲，理论是逻辑体操不过是逻辑体操。

日子总在过去，成为一张张作废的卡片。失恋，是一团烟雨，心灵的一道陌生又熟悉的布景。

如果那山峦一样的房屋也是一道巨大的布景，那些窗口实际是一道布景上的一块块油彩，情况又有什么不同？是，或者不是，有什么不同呢对逻辑体操来说？那布景上的油彩抑或那楼壁上的窗口，对凝望来说以及对猜想来说有什么不同呢？对它们的猜想并不为过，并不见得比以往更愚蠢。

雨停了，走出房间，走到楼下，走出楼门。

楼群之中，月色降临。

楼很高，看不见月亮在哪儿，从高楼的影子判断月亮的存在。又是逻辑。从一面面楼墙上那光辉的宁静、均匀与辽阔判断，从影子的角度之一致上判断，月在东天。

因而舞台设计者掌握一些技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人的视觉上造成（模仿）同样的效果，惟妙惟肖。舞台设计者并不出面，导演、美工、灯光师和音响师（上帝，造物主）并不出面。逻辑出面。

人都藏在哪儿？从理论上讲有千百万人，正共度这雨后凉爽的月夜。树丛中有虫鸣，不止一处，此起彼落。偶尔的人语。间断的顽童的笑闹，笑声朗朗……人都在哪儿？在哪儿，在干什么？婴儿啼哭。远处建筑工地上的哨子。什么地方一声急刹车，司机必是吓了一跳，有人嚷，嚷了好一会儿，渐渐安静下来。时隐时现地有一把萨克斯吹着，有一条沙哑的嗓子唱着，唱着远方或者唱着从前……为什么不相信这是录音师的作为呢？为什么这一切肯定不是导演、美工、灯光师和音响师的作为呢？

因为没有一排排椅子，没有帷幕，不见舞台。因为，伸出手就可以摸到路边的丁香和月季的枝叶，手指上获得凉凉的被称为夜露的东西所传达的概念。逻辑出面：这不是戏剧，这是真实的日子。逻辑出面：不是夜露，那还是白天的雨。逻辑继续出面：那封信或者那个电话，是真的。

是真的。因而是真的有千百万人正共度这雨后凉爽的月夜。但真的，是指什么？“真的”二字，说的是什么？

一大片厚厚的乌云涌来，遮住了月亮。有一种观点，说“你没有看到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这似乎不合逻辑。那是因为你看见过它，人类早已发现了月亮，因而当它隐藏进乌云之时，逻辑告诉你它依然存在，它在乌云后面一如刚才，一如它平素的明朗、安详、盈亏反复在离我们三十六万三千至四十万六千公里的地方走着它从古到今的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呢？如果人类从未发现它呢我们怎么说？我们就会说它不存在。在人类发现冥王星之前，太阳只有八颗行星，不存在第九颗。现在如果有人说太阳有十颗行星，你就会告诉他说“错了先生，只有九颗，没有第十颗”。现在，不存在太阳的第十颗行星，正如一九三〇年以前不存在冥王星。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存在”是指什么？是指“未发现”而已。因而未发现的，即是不存在的（否则，便无“不存在”可言），这道理其实多么简单。复杂的问题是：那个藏进乌云的月亮，真的是一如既往么？（失恋中的你和热恋着的你是同一个人么？）不，记忆中的那个月亮与藏在乌云中的那个月亮并不是同一个月亮，它已经变化，原来的那个已经死去，新生的这一个未被发现。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什么是发现？仅仅是看到？是听说？是逻辑和猜想？那么什么是幻景呢？

再伸手到高处，摸摸夜合欢的叶子吧，摸摸它的树干，摸摸它的枝杈。叶子合拢着，枝干都是坚实的。那是真的。最能证明真实的是触觉。（现代人有能力制造乱真的假象，立体音响，立体电影，还有全息摄影，等等。全息摄影是真正的幻景，你能够穿过一堵墙，穿过一棵树或一个人；比如说你能够看到一张床真真确确近在咫尺但你不能摸到它，如果你扑向它你就会穿过它像个傻瓜一样扑倒在冰冷的地上如梦方醒。现代的科学技术能够做到这一点。）别无他法，唯一能够证明那不是布景不是幻景的，是触觉。也许这就是人们渴望接触，渴望亲吻、肌肤相依、抚摸和渴望做爱的原因吧？渴望证明：那不是幻景，那是真的。

对面七层楼上的一个窗口，因而也能被证明是真的吗？

那窗口通宵通宵地亮着灯，一直这样，夜夜如此。夜里，醒了，就看见它亮着。零点、零点四十三、一点一刻、一点五十四，醒来就看见它亮着。三点，月光已经转移，那窗口还亮着。在干吗？夜夜如此，通宵达旦，不大像是做爱。

做爱，这个词很好。那意思是：并非一定为了繁殖。

最能证明真实的是触觉，是起伏和陷落的肌肤，是有弹性有温度甚至某一处有着疤痕的肌肤，是肌肤下滑动的骨尖儿，是呼吸，一刻不停如暴风般吹拂的呼吸，是茂密泼洒、柔软或挺拔的毛发，是热热的泪水是随着睫毛的眨动而滴落而破碎的泪珠，是身体全部地袒露、赐予、贴紧、颤抖……那才能表明另一个灵魂的确凿，呼唤和诉说的确凿，不是布景不是幻景。不因为别的，因为其他都可以模仿。

天光大亮忽然七点。那窗口和其他窗口一样，在明媚的朝阳里不露声色。灯光不知什么时候熄灭的。

看来，昨夜里有一个人死了。早晨，楼群中的小路上停着一辆蒙了黑纱的汽车。从一个楼门里出来七八个人左臂都戴着黑纱，楼门前站着四五个人左臂都戴着黑纱，那汽车里还坐着几个人左臂也都戴了黑纱。就是说，有一个男人死了。有个小伙子左臂戴着黑纱，黑纱上缀了一个小红布球。所以肯定，那楼里的一个老年男人死了。

昨夜，有很多人死了。现在也一样，有很多人正在死去。过一会儿也一样，有很多人将要死去。

两个左臂戴着黑纱的人把一只花圈送上汽车，花圈的一条缎带上写着：金水先生千古。这个叫金水的男人，从出生，到恋爱，到失恋，到结婚，到快乐和到哭泣，到死，都在别处。直到他死了我才知道他，知道他曾经存在。我也许见过他，在市场上，在公共汽车上，路上，街头，在剧场里或者在舞台上，我也许见过他。我见过很多人，其中可能有他。我见过的人里，有些已经死了，有些还活着但不知活得怎样活在何方。

我很想现在去看看这位死者，这位名叫金水的人。但这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那些左臂上戴了黑纱的人会问我：“你是谁？你是他的什么人？和他有什么关系？”我说：“因为我也是一个人，我曾出生、恋爱、失恋、快乐和哭泣，有一天也会死。”但那样的话他们会把我当成一个疯子把我赶走，或者喊警察来把我送去疯人院。

我问自己：我敢不敢被人当成一个疯子？我回答自己：不。我见过疯人院，见过疯人院里的疯子，一群男人坐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一声不响看着自己的手指或看着很远很远的天空，一个女人旁若无人脱得一丝不挂一刻不停地跟自己说话……

我走出楼群时才想起我为什么要离开家——我想去找到那座跳台，对，昨天举行过跳水比赛的那座游泳场里的那座跳台。我不是要去找那个女跳水者（当然如果她还在那儿我愿意顺便看看她），我是要找那跳台背景中的那座大屋顶的楼房，找最上一层正中间的那个窗口，我要找到当时摄影机所在的那个位置，从那个角度看看那座楼房和那个窗口的方位。我想确定一下那背景不是布景不是幻景而是真实地存在，我想到那座楼里去看看，可能的话也许我就敲敲最上一层正中间的那个门，证实在我认为其中必有一个故事的时候，里面果真有一个故事。我不把自己当疯子就行了。我不把这想法对别人说，而我自己又不把自己当疯子。我只是想证实我多年来的一种猜想，解除我多年来的一种疑虑。

这样的话我就应该先去电视台是吧？先去问问，昨天举行跳水比赛的那座游泳馆在哪儿，是哪个城市。

出了楼群，路面渐渐降低，因而可以看出很远去。上班的人流浩浩荡荡行色匆匆。昨夜他们都在哪儿呢，现在都钻出来了？那把萨克斯是谁吹的那沙哑的歌喉是谁（“远方啊……在从前……”）？

在车站上我问一个老头：“去电视台，怎么坐车？”老头说：“电视台在哪儿？”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另一个等车的人告诉我：“电视台吗？在太平桥。不能坐这趟车，你得到前边去坐3路，换7路再换9路。”那个老头拿出地图给我看（他做得对，这城市太大了而且日新月异，出门应该带上地图），食指在图面上走：“看，这儿，3路，这儿，这儿，这儿7路，9路呢……”那食指看上去十分真实，皱纹一圈圈缠绕在上面，内侧被烟熏得焦黄，“9路，看这不是9路？”那食指继续擦着图面走，投下无可置疑的影子，“看，看，看，哦太平桥！”指尖在某一平方厘米的图面上戳点，哗哗地把纸戳得直响，“就这儿，到那儿再打听吧。”“谢谢，谢谢您。”“谢什么？甭谢。”老头又点上一支烟。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太平桥，是我出生的地方。那儿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不大但是很老的医院，我记得它有高高的拱门，青砖的墙上爬满枝藤，院子里有几棵老槐树，三层的小楼，楼道里昏昏暗暗永远开着灯，楼梯是木制的，很窄很陡踏上去发出嗵嗵的响声。将近三十年前我就落生在那儿。奶奶曾指着老槐树下的一个窗口对我说：“看，就是这儿，就这里面，你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您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那时我就站在这棵树下等着你，听着，听你是不是来了。”“然后呢？”“然后你就来了，哇的一声，你就来了。”“从哪儿来的？”奶奶笑笑：“你不知道吗？”我摇摇头。“那，谁还能知道？”

“怎么还不去呀，小伙子？”那老头说，幸福地抽着烟。

“谢谢您啦。”

“快去吧错不了，这地图才买的。”

电视台的一个中年妇女说，昨天没有转播体育比赛。

“跳水，”我说，“跳台跳水。”

她问：“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那场比赛是在哪儿进行的。就是说，是哪个城市的哪个游泳场？”

“你要知道这个干吗？公安局的吗？”

“不不。嗯……是这样，噢对了，我从那场实况转播的画面上认出了一个人，我的一个老朋友，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那，你找到那个游泳场就能找到他了吗？比赛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说得有理。我稍微想了一下。“哦，是这样，我见他和一个女跳水者在一起，那个女跳水者想必应该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什么，女跳水者？你是说一个女运动员是吗？”

“对，对对，女运动员，我想……”

“我看你不如到体委去打听，游泳场的人也未必知道她们都住在哪儿呀。”

这话更有道理。但是我想知道的只是那个游泳场在哪儿，在哪个城市，从其某个角度是不是真的可以看到那座大屋顶的楼房，和它的最上面的一排窗口。也许就再跑一趟体委？

这时过来一个年轻小伙子：“什么事？”

“他问昨天转播的那场跳水比赛是在哪儿举行的。”

“昨天？”

“对，”我赶忙说，“昨天，昨天下午。”

“下雨的时候？”

“对对对，雨还没停，差不多三点，要不四点。”

“噢，那不是实况转播，是录像，重播。”

“在哪儿？请问，是在哪个城市？”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对，就这儿。你问这个干吗？”

“他在电视里看见了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那个中年妇女显出同情的样子，“我说他不如到体委去问问。”

“在哪个游泳场？”

“你问体委？”

“他没问体委。是我让他不如到体委问问。”

“怎么这么乱。那个游泳场是吗？就那么一个游泳场。露天的，有看台，对不对？就那么一个。”

我谢过他们。

离那家小医院已经很近了，我想先去看看它，看看我的出生地。

很久没来这儿了。太平桥是两条横竖交叉的大街（并没有桥，据说很久以前是有的），从前很冷清，现在很热闹。若非很多商店的标牌上都写着太平桥（“太平桥副食品商场”“太平桥商业大厦”“太平桥饭店”“××综合开发总公司太平桥分公司”等等），我会以为自己是在另一座城市的随便哪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街上的人几乎是排着队走，像是游行，当然并不喊口号。只有警察一个人喊：“嘿，你干吗呢你？对，就是你！甭看别人，说的就是你！”但至少有好几十人都左顾右盼地看别人。阳光飘浮在人群上，跳动在形形色色的头上、背上和汗上。我先后踩掉了两个人的鞋，一个是布鞋，一个是凉鞋，布鞋冲我嚷“你瞎啦是怎的”，凉鞋却对我说“哟哟，对不起”，仿佛是布鞋和凉鞋之间的事与我无关。随后我遭了报应，一只漂亮的白色高跟鞋踩了我的凉鞋，钉子一样的高跟险些钉进了我的脚背，在我尚未想好是说“你瞎啦”还是说“对不起”的当儿，我听见那高跟鞋“咯咯咯”地一路笑着藏进了人群。我在一只果皮箱上靠着揉脚，唯一的想法是：那漂亮的白色高跟鞋是真的（这么硬这么尖锐），昨夜的月光曾照耀它，它并拢着摆在一张床下静静地等待，几个或十几个小时之后它出了门，咯咯咯地下了台阶，咯咯咯咯，很漂亮地走了很远的路来踩到了我。

在两座装饰华丽的餐馆之间找到了那条小巷。小巷里也比过去喧闹。从前在这个时间（上午十点多）它总是非常非常安静，很少行人，阳光在它的地上，在它的墙上、屋檐上，在它非常非常安静的风里，阳光中有我的哭声和奶奶的哄劝声——“不哭啦不哭啦，不哭，不，不打针，光是让大夫瞧瞧，瞧瞧我们是不是已经好了，要是好了我们就再也不来啦。”小巷几乎没变什么样子，但那哭声和哄劝声已经消失。那时我总生病，奶奶抱着我或领着我，常在这小巷里走，走去又走来；作为挨一针的酬劳，奶奶在一个小摊上给我买两支棒棒糖。那祖孙俩哪儿去了呢？不存在了吗？太阳曾经照耀着那祖孙俩，因而你能看见他们。阳光投在他们身上反射过来，他们的影像反射到你眼睛里（视网膜上），因而你看见了他们（发现了他们），因而他们存在（就像月亮）。然后，那影像以每秒钟三十万公里的速度飞离，飞向无边的太空，他们便不见了，他们便不存在了。可是不，不，那影像还在（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星星呢），实际上他们只是离开了，以每秒钟三十万公里的速度离开了，存在于离我们二十多光年的地方。设若我能到那儿去（从理论上讲），并且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二十多年前的那情景（那影像）就又能反射到我眼睛里（映在我的视网膜上），那祖孙俩就依然存在，依然在小巷中走着，我就又能看见奶奶了，像我当年隔着一米的距离看她一样，又能看见她把两支棒棒糖递到我手里了。是的是的，太阳其实是十分钟前的太阳，星星其实是许多年前的星星，一米的距离和二十多光年的距离是一样的，对凝望而言是一样的。就凝望而言，一米和两米有什么不同？一米和一公里（加上望远镜）有什么不同？一米和二十多光年（加上天文望远镜）有什么不同呢？唯一的不同是：隔着二十多光年我不能一伸手就摸到奶奶，不能一张开双臂就扑进她的怀里了。因而一种叫作真实，一种形同幻景。最后判定真实的，是触觉。（宇宙飞船就是因此而出发的吧？去触摸月亮和星星。）那么我们不能触到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够最后判定它们是真的呢？

我不认为我是疯子，但有可能是个傻瓜，全世界第一傻。

那家小医院还在，但那座三层的小楼已无影无踪，代之以一座雪白耀眼的五层新楼。那几棵老槐树也还在。奶奶的声音（画外音）：“看，就是这儿，就在这里面，你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我找到了那棵老槐树和离它最近的那个窗口，但那儿已经不是产房，也不是诊室了，那儿出售鲜花。

我走上楼，找到产科，在一群年轻的（紧张又兴奋的）准父亲之中坐了一会儿。一个准父亲问我：“怎么样，还正常吧？”我吓了一跳，以为他是在说我（“你精神还正常吧？”），我赶紧说：“还行。你呢，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所有的准父亲都看我（天哪，他们等的就是这个），我赶忙改口：“我是说您希望是个男孩儿还是……”这时候护士出来喊了一个名字（想必是里面那位刚刚转正的母亲的名字），对一位慌慌地起立的马上就要转正的父亲说：“你的，儿子！”（奶奶当年就是这样听说我来了的吧——“您的，孙子！”）我很想等着看看那个孩子，想真诚地吻他一下，但是我知道这儿很方便说不定会马上把我拉到一个地方给我打一针镇静剂。

我下了楼，在那鲜花店里买了一束玫瑰。“白的还是红的？”“都要。”我把它放在奶奶曾站在那儿等我来的那棵老槐树下，献给我的出生地。一个幼稚的童声（画外音）：“我是从哪儿来的？”奶奶的声音（画外音）：“你自己也不知道吗？那，谁还能知道？”

游泳场里有几个少女在训练，一个漂亮的女教练坐在看台上不断地朝少女们喊。

我爬到看台的最高处，绕着看台走了两圈。十米跳台的背景中，炽烈的阳光飞扬得到处都是，红色的屋顶上，橘黄色和白色的楼墙上，树上，花花绿绿的遮阳棚上，各种颜色都被点燃了似的烁烁刺目。一排排一摞摞密密麻麻的窗口张开在那儿一动不动忧喜不惊。但，还有什么理由怀疑那是布景呢？除非我是疯子（精神病患者）。那座高架铁路桥帮了我的忙，以它作为一个标度，我终于找到了那个角度。这时候没有列车开过。少女们一个个走上跳台，每一步送掉一段光阴。我的目光与她们的腿和那座铁路桥排成一条直线（三点呈一线像射击那样，我开过枪，真枪），然后从她们额头的背景中找那座大屋顶的楼房。

一个清洁工老大妈走过来：“你是哪儿的？”

我指指下面漂亮的女教练，又指指自己的胸脯：“朋友。”

“你这是？”

“啊，您看，”我指着远处那座大屋顶的楼房问，“那儿是哪儿？”

“嗬，你这一指半拉城，到底是哪儿呀？”

“在那个小姑娘脑门儿后面，最远的那座楼房。最远的，对，在它后面再看不到别的房子了，在它上面是一线蓝天，对，很远很小，但能看出那是一座大屋顶的楼房。屋顶是红色的，看见了吗？看不到它总共有几层，只能看见大屋顶下面的第一排窗口，再往下就被它前面的房子挡住了。那排窗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九个窗口，看清了吗？不要管它多少个窗口了吧……对，对对，它左边是一座更大的楼房，右边不远有一根不算太高的烟囱。”

“那谁说得准？总归是城西，偏北。问这干吗？”

“嗯……我的一个朋友就住在那儿。”

“你的朋友可不算少。”老大妈划动着帚把走开。她心里肯定有一句话没说出来——“半疯儿！”

我走下看台，站在漂亮的女教练背后看女孩子们跳水。坦白说，我的目光更多地是在漂亮的女教练身上。她穿着泳装。她真是漂亮，也纤秀，又丰满，被阳光晒成褐色的背上有一颗黑痦子。

她发觉了我，扭转头来问：“你，有事吗？”

“不，看看，我喜欢跳水。”

“你是哪儿的？”（画外音：“我是从哪儿来的？”“你也不知道吗？那谁还能知道？”）

我指指远处那位清洁工老大妈，又指指自己的胸口说：“朋友。”

漂亮的女教练扭转头去，看样子对我以及对那位清洁工老大妈都很不满。

少女们一个个往下跳。展臂，屈体，起跳，转体两周翻腾三周半，入水。“好极了！”漂亮的女教练喊，站起来又坐回去，泳装的边缝里闪出一缕动人的雪白，那是太阳照不到的领域。我离她只有一米，从理论上讲我一伸手就能摸到她，就可以感到她的起伏和陷落，感到她的弹性和温度，证明那美丽肌肤的真实，证明那是一个确凿的灵魂。但必然的逻辑是：她马上会喊起来，要不了多久我就以流氓的身份在公安局的某张桌子上签名画押了。不敢和不能和不可能，完全等效。所以一米的距离与二十多光年的距离没什么两样（我不能一伸手就摸到星星，以及我不敢一伸手就摸到这个漂亮的女教练）。

我走出游泳场的时候，清洁工老大妈和漂亮的女教练在一起。我远远地听她们说：“他不是你的朋友吗？”“怎么成了我的，他说是你的呀。”“哟，那他到底是哪儿来的是什么人？”

我朝城西走，稍稍偏北的方向。迎着夕阳，朝那座大屋顶的楼房走，以它左边的那座更高更大的楼房和它右边不远处的那根烟囱为标志。那窗口看来是真的，但它真的是真的么？里面果真有一个故事么？太阳正在那根大烟囱顶上，差不多五点多钟。

太阳掉到那烟囱右面半腰上时，路面渐渐升高，爬坡。我没乘车，怕错了方向。下班的人流像是游行归来，队伍有些疲惫，或者是有些松懈，骑车的和走路的头上都是汗，但对不久就要到来的夜晚抱着期望。没人能想到我这是要去哪儿，我敢说没有谁能想到这人流中有一个看样子挺正常的家伙是要去证实某一个窗口的确凿，证实那里面确凿有一个故事。我也不知道别人都是要到哪儿去，总之等到天完全黑了的时候，等到午夜，大家就都不见了，都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时就只有逻辑出面：他们在那一排排一摞摞的窗口里面，在床上，做爱，或做梦。我注视着迎面而来以及背身而往的一张张脸和一个个头，不同的表情和不同的姿势，那里面有不同的故事。每一个人就像每一个窗口，里面肯定有一个故事，不知道是什么，但肯定有。肯定，毫无疑问。就是说，街上走着很多故事。我只知道我自己的故事（其中一个片段是，昨天，当这世界上的某一滴雨敲响某一片树叶的时候，失恋不期而至）。我很想随便抓过一个人来，听听他（她）的故事，握住他（她）的手感觉到他（她）的真实并且听听他（她）的故事。我也很想随便抓过一个人来向他（她）说说我的故事，握住他（她）的手甚至张开双臂扑在他（她）怀里感觉到他（她）是真的，感到他（她）真的在听我的故事。可我既不敢被人叫作疯子，又敢被人称为流氓。所以，我与别人与所有的别人的距离，应以光年计算。把各自的阳光反射到对方的视网膜上，但中间隔着若干光年。

道路渐渐地有些熟悉。楼群中的小路旁，丁香早已无花，月季开得正旺，夜合欢的叶子正合并起来。我或者是疯子，或者是全世界第一傻（失恋者总归是这样吧），直到走到那座大屋顶的楼房前我还没认出这其实是我的家。

直到我爬上楼我还没认出其实这是我的家。

直到我（一二三四五）找到中间的那个门时还没认出其实这是我的家。

我敲敲门，没人应。我想一个找错门的客人不应该被认为是疯子或者流氓。再敲一敲，还是没人应。

过来一个人问我：“怎么着哥们儿，钥匙丢啦？”

这样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我的家。

我站在门旁向屋里看了一会儿，仿佛重归故里（是孤身一人不是结伴还乡，因为那滴雨敲响了那片叶子）。屋里和我离开时一样：一张床，一张书桌，两只书柜，一只小衣柜，小衣柜上有一台电视，书桌上有一束花，红色的和白色的玫瑰在我离开的时候绽开了一朵（扑啦一下猝不及防肯定是那样）。

我在桌前坐下，想，那场跳水比赛是在哪一天进行的呢？那时这个窗口里正有一个什么故事呢？总之，那时，这个窗口里，失恋尚未到达，那时失恋正途经别人尚未到达我。坐了一会儿，但月光从窗外照进来照耀着桌上那束花，所以（逻辑告诉我）实际上我已经在那儿枯坐了很久。远处那把萨克斯又吹响了，沙哑的歌喉唱着远方唱着从前。我抚摸那束花，红色的和白色的玫瑰，我能够抚摸它，它不认为我是疯子或者流氓。我祈祷，人间的科学技术千万不要有一天发展到也能够模仿触觉。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

老屋小记

/一年龄的算术/

年龄的算术，通常用加法，自落生之日计，逾年加一；这样算我今年是四十五岁。不过这其实也就是减法，活一年扣除一年，无论长寿或短命，总归是标记着接近终点；据我的情况看，扣除的一定是多于保留的了。孩子仰望，是因为生命之囤满得冒着尖；老人弯腰，是看囤中已经见底。也可以用除法，记不清是哪位先哲说过：人为什么会觉得一年比一年过得快呢？是因为，比如说，一岁之年是你生命的全部，而第四十五年只是你生命的四十五分之一。还可以是乘法，你走过的每一年都存在于你此后所有的日子里，在那儿不断地被重新发现、重新理解，不断地改变模样，比如二十三岁，你对它有多少新的发现和理解你就有多少个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时我曾到一家街道生产组去做工，做了七年。——这话没有什么毛病：我是我，生产组是生产组，我走进那儿，做工，七年。但这是加法或减法。若用除法乘法呢，就不一样。我更迷恋乘法，于是便划不清哪是我，哪是那个生产组，就像划不清哪是我哪是我的心情。那个小小的生产组已经没有了，那七年也已消逝，留下来的是我逐年改变着的心情，和由此而不断再生的那几间老屋，那些年月以及那些人和事。

/二到老屋去/

那是两间破旧的老屋，和后来用碎砖垒成的几间新房，挤在密如罗网的小巷深处，与条条小巷的颜色一致，芜杂灰暗，使天空显得更蓝，使得飞起来的鸽子更洁白。那儿曾处老城边缘，荒寂的护城河水在那儿从东拐向南流；如今，城市不断扩大，那儿差不多是市中心了。总之，那个地方，在这辽阔的球面上必定有其准确的经纬度，但这不重要，它只是在我的心情里存在、生长，一个很大的世界对它和对我都不过是一个悠久的传说。

我想去那儿，是因为我想回到那个很大的世界里去。那时我刚在轮椅上坐了一年多，二十三岁，要是活下去的话，料必还是有很长久的岁月等着我。V告诉我有那么个地方，我说我想去。V和我在一条街上住，也是刚从插队的地方转回来，想等一份称心的工作，暂时在那生产组干着。我说我去，就怕人家不要。V说不会，又不是什么正式工厂，再说那儿的老太太们心眼儿都挺好。父亲不大乐意我去，但闷闷地说不出什么，那意思我懂：他宁可养我一辈子。但是“一辈子”这种东西，是要自己养的，就像一条狗，给别人养了就是别人的。所有正式的招工单位见了我的轮椅都害怕，我想万万不可就这么关在家里并且活着。

我摇着轮椅，V领我在小巷里东拐西弯，印象中，街上的人比现在少十分之九，鸽哨声在天上时紧时慢让人心神不定。每一条小巷都熟悉，是我上小学时常走的路，后来上了中学，后来又去“串联”又去“插队”又去住医院……不走这些路已经很久。过了一棵半朽的老槐树是一家有汽车房的大宅院，过了大宅院是一个小煤厂，过了小煤厂是一个杂货店，过了杂货店是一座老庙，很长很长的红墙，跟着红墙再往前去，我记得有一所著名的监狱。V停了步，说到了。

我便头一回看见那两间老屋：尘灰满面。屋门前有一块不大的空场，就是日后盖起那几间新房的地方，秋光明媚，满地落叶金黄，一群老太太正在屋前的太阳地里劳作，她们大约很盼望发生点儿什么格外的事，纷纷停了手里的活儿，直起腰，从老花镜的上缘挑起眼睛看我。V“大妈，大婶”地叫了一圈儿，又仰头叫了一声“B大爷”。房顶上还蹲着一个老头，正在给漏雨的屋顶铺沥青。

“怎么着爷们儿？来吧！甭老一个人在家里憋闷着……”B大爷笑着说，露出一嘴残牙。他是说我。

/三D的歌/

应该有一首平缓、深稳又简单的曲子，来配那两间老屋里的时光，来配它终日沉暗的光线，来配它时而的喧闹与时而的疲倦。或者也可以有一句歌词，一句最为平白的话，不紧不慢地唱，反反复复地唱，便可呈现那老屋里的生活，闻见它清晨的煤烟味，听见它傍晚关灯和锁门的轻响。

我们七八个年轻人占住老屋的一角，常常一边干活儿一边唱歌。七年中都唱过些什么，记不住也数不清。如今回想，会唱的歌中，却找不出哪一句能与我印象中那老屋里缓缓流动的情绪符合。能够符合它的只应当是一句平白的话，平白得甚至不要有起伏，唯颤动的一条直线，短短的，不断地连续。这样一句话似乎就在我耳边，或者心里，可一旦去找它却又飘散。

到这儿来的年轻人，有些是像V那样等着分配更好的工作的，有些则跟我一样，或轻或重地有着一份残疾。健康的一拨一拨地来了又一拨一拨地走了，残疾的每次招工都报名，但报名与落榜的次数相等。

D的嗓音并不亮，但音域宽，乐感好，唱什么是什么。D只是一条腿有点儿瘸，但除了跑不快，上树上房都不慢。“文革”已到后期，电影院里开始放映一些外国影片了，那里面的音乐和插曲让D着迷。《桥》哇，《流浪者》呀，《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还有后来的《追捕》《人证》，D一律都看八九遍。《拉兹之歌》《丽达之歌》《草帽歌》，D都能用“外语”唱，嘀里嘟噜咿咿呜呜——D说：保证没错儿，不信咱再去看一遍。小T就笑。小T一边梳辫子一边说：“哇老天，您这可是哪国语呀，什么意思知道不？”D一脸不屑：“操心操心，你管它什么意思干吗？”小T说：“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瞎唱！”D故作惊讶状：“嘿，我说小T，你平时可不笨，长得也挺好，咋不懂音乐呢？音乐！用不着他妈的什么意思。”小T红了脸：“音乐就音乐，你管我长得好不好呢。”小T的话里露出几分满足。

小T长得漂亮，自己知道，也知道别人知道。小T也爱打扮，不过在那年月里也真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无非是把毛衣拆了织、织了拆，变出些大同小异的花样，或者刻意让衬衫的领子从工作服上面鲜艳夺目地翻出来。但那在翻滚着灰色和蓝色的老屋里和小街上，毕竟是一点儿新意。

D不光能唱，那些外国电影中的台词他差不多都能背诵。碰上哪天心里不痛快，早晨一来他就开戏，谁也不理，从台词到音乐一直到声响效果，全本儿的戏，不定哪一出。“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语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看呀，天空多么蓝啊，往前走，对，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语出《追捕》）“那儿就你一个人吗？”“不，还有它。”“谁？”“死神。”（语出《爆炸》）“俄罗斯是农民的国家，没有城市也能活……”“啊，你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语出《列宁在一九一八》）可惜我记不住那么多了。

组长L大妈冲D喊：“你整天这么演电影儿可不行，还干活儿不干？”

“你瞧我手底下闲着了吗？革命生产两不误嘛。”

“你影响别人！”

“谁？死神吗？”

“滚，没人跟你贫嘴！想干就干，不想干回家！”

“啊，您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D把画笔往L大妈跟前一拍，“中国是人民的国家，不画这些臭画儿也能活！”

“好小子，有种的你走！你怎么不走呀？”

D跷起二郎腿，闭起眼睛唱歌：“妈妈～，杜哟瑞曼巴～得噢斯绰哈特～哟～给喂突密～？”（Mama, do you remember, 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

L大妈冲大伙儿喊：“都干活儿，谁也甭理他！”

老屋里静下来，只有D的歌声“……我看这世界像沙漠，四处空旷无人烟，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都没来往……”轻轻地有些窃笑。有几个老太太忍不住笑出声，劝D：“算了吧，别怄气，都挺不容易的，干吗呀这是？快，快干活儿。”D说一声“别打岔”，歌声依旧，一首又一首唱得陶醉，仿佛是他的独唱音乐会。L大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天窗上漏下一道阳光，在昏暗的老屋里变换着角度走，灿烂的光柱里飘动着浮尘和D悠缓的歌声……阳光渐渐移在D的身上，柔和宁静，仿佛舞台灯光，应该再有一阵阵掌声才像话。

近午歌声才停。D走到L大妈跟前，拿过画笔，坐回到自己桌前干活。

L大妈追过来：“这就完啦？你算人不算？”D不抬头：“好男不跟女斗。”

“什么？小兔崽子，你说什么？！”L大妈气昏。

D慌忙起立，赔笑道：“不不不，我是说，法律不承认良心，良心也不承认法律。”（《流浪者》台词）

L大妈把画笔摔得满地，坐在门槛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她这可是图的什么，每月总共多拿两块钱，操心劳神还挨骂，可真是犯不上。如是等等。“是我不愿意你们青年人都分配上个好工作吗？跟我闹脾气顶他娘个屁用！不信你们就问问去，哪回招工的来了我不是挨个儿给你们说好话……”

/四外汇/

老太太们盼望着这个小生产组能够发达，发展成正式工厂，有公费医疗，一旦干不动了也能算退休，儿孙成群终不如自己有一份退休金可靠。她们大多不识字，五六十岁才出家门，大半辈子都在家里侍候丈夫和儿女。

我们干的活倒很文雅：在仿古的大漆家具上描绘仕女佳人、花鸟树木、山水亭台……然后在漆面上雕刻出它们的轮廓、衣纹、发丝、叶脉……再上金打蜡，金碧辉煌地送去出口，换外汇。

“要人家外国钱干吗呢，能用？”A老太太很有些明知故问的意思，扫视一周，等待呼应。

“给你没用，国家有用。”G大婶搭腔，“想买外国东西，就得用外国钱。”

“外国钱就外国钱吧，怎么叫外汇？”

“干你的活儿呗老太太——！知道那么多再累着。”

“我划算，外汇真要是那么难得，国家兴许能接收咱这厂子……”

老太太们沉默一会儿，料必心神都被吸引到极乐世界般的一幅图景中去了。

“哎，对了，U师傅，您应当见过外汇？”

于是，最安静的一个角落里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外汇是吗？哦，那可有很多种哪，美元、日元、英镑、法郎、马克……我也并不都见过。”这声音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在简陋的老屋里优雅地漂浮，怪怪的，很不和谐，就像芜杂的窄巷中忽然闪现一座精致的洋房，连灰尘都要退避。“对呀对呀，纸币，跟人民币差不多……对呀，是很难得，国家需要外汇。”

这回沉默的时间要长些，希望和信心都在增长。

可是A老太太又琢磨出问题了：“咱们买外国东西用外国钱，外国买咱的东西不是也得用中国钱吗？那您说，咱这东西可怎么换回外汇来呢？”

“不，”U师傅细声地笑一下，“外国人买咱们的东西要付外汇。”

“那就不对了，都用他们的钱，合着咱的钱没用？”

U师傅光是笑，不再言语。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里看见了那样几件大漆的仿古陈设：一张条案、几只绣墩、一堂四扇屏风。它们摆布在幽静的厅廊里，几株花草围伴，很少有人在它们跟前驻足，唯独我一阵他乡遇故知般的欣喜。走近细看，不错，正是那朴拙的彩绘和雕刻，一刀一笔都似认得。我左顾右盼，很想对谁讲讲它们，但马上明白，这儿不会有人懂得它们，不会有人关心它们的来历，不会再有谁能听见那一刀一笔中的希望与岑寂。我摸摸那屏风纤尘不染的漆面，心想它们未必就是出自那两间老屋，但谁知道呢，也许这正是我们当年的作品。

/五三子/

冬天的末尾。冻土融化，变得温润松软时，B大爷在门前那块空场上画好一条条白线，砖瓦木料也都预备齐全，老屋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但阵阵笑声不单是因为新屋就要破土动工，还因为B大爷带来的“基建队”中有个傻子。

“嘿，三子，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你们这儿不是要盖房吗？”

“嗬，几天不见长出息了怎的，你能盖得了房？”

三子愧怍地笑笑：“这不是有B大爷吗？”

三子？这名儿好耳熟。我正这么想着，他已经站到我跟前，并且叫着我的名字了。“喂，还认得我吗？”他的目光迟滞又迷离。

“噢……”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的小学同学，可怎么这样老了呢？驼背，而且满脸皱纹。“你是王……”

“王……王……王海龙。”他一脸严肃，甚至是紧张。

又有人笑他了：“就说‘三子’多省事！方圆十里八里的谁不知道三子？未必有谁能懂得‘王海龙’是什么东西。”

三子的脸红到耳根，有些喘，想争辩，但终于还是笑，一脸严肃又变成一脸愧怍，笑声只在喉咙里“哼哼”地闷响。

我连忙打岔：“多少年了呀，你还记得我？”

“那我还能不记得？你是咱班功课最棒的。”

众人又插嘴说：“那，最孬的是谁呢？”“小学上了十一年也没毕业的，是谁呢？”“俩腿穿到一条裤腿里满教室跳，把新来的女老师吓得不敢进门，是谁？”

“我——！妈了个X的”，三子猛喊一声，但怒容只一闪，便又在脸上化作歉疚的笑，随即举臂护头做招架的姿势。

果然有巴掌打来，虚虚实实落在三子头上。

“能耐你不长，骂人你倒学得快！”

“这儿都是你大妈大婶，轮得上你骂人？”

“三子，对象又见了几个啦？”

“几个哪儿够，几打了吧？”

“不行。”三子说。

“喂喂——说明白了，人家不行还是咱们不行？”

“三子！”B大爷喊，“还不快跟我干活儿去？这群老‘半边天’一个顶一个精，你惹得起谁？”

B大爷领着三子走了，甩下老屋里的一片笑骂。

B大爷领着三子和V去挖地基，还有个叫老E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三子一边挖土一边念念叨叨地为我叹息：“谁承想他会瘫了呢？唉，这下他不是也完了？这辈子我跟他都算完了……”V听了就呲嘚三子：“你他妈完了就完了吧，人家怎么完了？再胡说留神我抽你！”三子便半天不吭声，拄着锹把低头站着。B大爷叫他，他也不动，B大爷去拽他，他慌忙抹了一把泪，脸上还是歉意的笑。——这些都是后来B大爷告诉我的。

/六春天/

三子的话刺痛了我。

那个二十三岁、两腿残废的男人，正在恋爱。他爱上了一个健康、漂亮又善良的姑娘。健康，漂亮，善良——这几个词太陈旧，也太普通了，但我没有别的词给她。别的词对于她都嫌雕琢。别的词，矫饰、浮华，难免在长久的时光中一点点磨损掉。而健康，漂亮，善良，这几个词经历了千百年。

属于那个年轻的恋爱者的，只有一个词：折磨。

残疾已无法更改，他相信他不应该爱上她，但是却爱上了，不可抗拒，也无法逃避，就像头上的天空和脚下的土地。因而就只有这一个词属于他：折磨。并不仅因为痛苦，更因为幸福，否则也就没有痛苦也就没有折磨。正是这爱情的到来，让他想活下去，想走进很大的那个世界去活上一百年。

他坐在轮椅上吻了她，她允许了，上帝也允许了。他感到了活下去的必要，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一百年也还是短。那时他想，必须努力去做些事，那样，或许有一天就能配得上她，无愧于上帝的允许。偷偷地但是热烈地亲吻，在很多晴朗或阴郁的时刻如同团聚，折磨得到了报答，哪怕再多点儿折磨这报答也是够的。

但是总有一块巨大的阴影，抑或巨大的黑洞——看不清它在哪儿，但必定等在未来。

三子的话，又在我心里灌满了惶恐和绝望。一个傻人的话最可能是真的。

杨树的枝条枯长、弯曲，在春天最先吐出了花穗，摇摇荡荡在灰白的天上。我摇着轮椅，毫无目的地走。街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却没有声音——我茫然而听不到任何声音，耳边和心里都是空荒的岑寂。我常常一个人这样走，一无所思，让路途填塞时间。劳累有时候能让心里舒畅、平静，或者是麻木。这一天，我沿着一条大道不停地摇着轮椅，不停地摇着，不管去向何方，也许我想看看我到底有多少力气，也许我想知道，就这么摇下去究竟会走到哪儿。

夕阳西坠时，看见了农田，看见了河渠、荒冈和远山，看见了旷野上的农舍炊烟。这是我两腿瘫痪后第一次到了城市的边缘。绿色还很少，很薄，裸露的泥土占了太重的比例，落霞把料峭的春风也浸染成金黄，空幻而辽阔地吹拂。我停下车，喝口水，歇一会儿。闭上眼睛，世界慢慢才有了声音：鸟儿此起彼落的啼鸣……

农家少年的叫喊或者是歌唱……远行的列车偶尔的汽笛声……身后的城市“隆隆”地轰响着，和近处无比的寂静……但是，我完了吗？如果连三子都这样说，如果爱情就被这身后的喧嚣湮灭，就被这近前的寂静囚禁，这个世界又与你何干？

睁开眼，风还是风，不知所来与所去，浪人一样居无定所。身上的汗凉了，有些冷。我继续往前摇，也许我想：摇死吧，看看能不能走出这个很大的世界……

然后，暮色苍茫中，我碰上了一个年轻的长跑者。

一个天才的长跑家——K。K在我身旁收住脚步，愕然地看着我，问我这是要到哪儿去。我说回家。他说，你干吗去了？我说随便走走。他说你可知道这是哪儿吗？我摇摇头。他便推起我，默默地跑，朝着那座“隆隆”轰响的城市，那团灯火密聚的方向……

/七长跑者/

想起未开放的年代，一定会想起K，想起他在喧嚣或寂静的街道上默默奔跑的形象。也许是因为，那个年代，恰可以这孤独的长跑为象征、为记忆、为诉说吧。

K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未及成年就被送去劳改，三年后改造好了回来，却总不能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有一份正式工作。所谓“改造好了”，不过是标明“那是被改造过的”（就像是“盗版”的），以免与“从来就好的”相混淆。这样，K就在街道生产组蹬板车。蹬板车之所得，刚刚填平蹬板车之所需。力气变成钱，钱变成粮食，粮食再变成力气，这样周而复始。我和K都曾怀疑上帝这是什么意图。K便开始了长跑，以期那严密而简单的循环能有一个漏洞，给梦想留下一点儿可能。K以为只要跑出好成绩，他就可以真正与别人平等，或者得一份正式工作，或者再奢侈些——被哪个专业田径队选中。

K推着我跑，灯火越来越密，车辆行人越来越多……K推着我跑，屋顶上的月亮越来越高，越来越小，星光越来越亮越来越辽阔……K推着我跑，“隆隆”的喧嚣慢慢平息着，城市一会儿比一会儿安静……万籁俱寂，只有K的脚步声和我的车轮声如同空谷回音……K推着我跑，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就没有停下，一直就那样沉默着跑，夜风扑面，四周的景物如鬼影幢幢……也许，恰恰我俩是鬼（没有“版权”而擅自“出版”了），穿游在午夜的城市，穿游在这午夜的千万种梦境里……

K是个天才长跑家。他从未受过正规训练，只靠两样天赋的东西去跑：身体和梦想。他每天都跑两三万米，每天还要拉上六七百斤的货物蹬几十公里路，其间分三次吃掉两斤粮食而已。生产组的人都把多余的粮票送给他。谈不上什么营养，只临近大赛的那一个月，他才每天喝一瓶牛奶，然后便去与众多营养充足、训练有素的专业运动员比赛。年年的“春节环城赛”我都摇着轮椅去看他跑。年年他都捧一个奖杯或奖状回来，但仅此而已，梦想还是梦想。多少年后我和K才懂了那未必不是上帝的好意相告：梦想就是梦想，不是别的。

有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要跟K学长跑，从未得到过任何教练指点的K便当起了教练。

后来，这男孩的姐姐认识了K，爱上了K，并且成了K的妻子——那时K仍然在拉板车，在跑，在盼望得到一份正式工作，或被哪个专业田径队选中。

热恋中的K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很久以来就想跟我说这句话了。他说：“你也应该有爱情，你为什么不应该有呢？”我不回答，也不想让他说下去。但是他又说：“这么多年，我最想跟你说的就是这句话了。”我很想告诉他我有，我有爱情，但我还是没有告诉他，我很怕去看这爱情的未来。那时候我还没能听懂上帝的那一项启示：梦想如果终于还是梦想，那也是好的，正如爱情只要还是爱情，便是你的福。

/八U师傅/

U师傅有什么梦想吗？U师傅会有怎样的梦想呢？

U师傅的脚落在地上从来没有声音，走在深深的小巷里形单影只，从不结群。U师傅走进老屋里来工作，就像一个影子，几乎不被人发现。“U师傅来了吗？”——如果有人问起，大家才往她的座位上望，看见一个满头乌发身材颀长的老女人，跟着听见一声如少女般细声细气的回答——“来了呀。”

我初来老屋之时，听说她已经有五十岁——除非细看其容颜，否则绝不能信。她的身段保持得很好，举手投足之间会令人去想：她必相信可以留住往昔，或者不信不能守望住流去的岁月。无论冬夏，她都套一身工作服，领口和袖口的扣子都扣紧。她绝不在公用的水盆中洗手，从不把早点拿来老屋吃。她来了，干活；下班了，她走。实在可笑的事她轻声地笑，问到她头上的话她轻声回答，回答不了的她说“真抱歉，我也说不好”，令她惊讶的事物她也只说一声“哟，是吗”。

“U师傅，您给大伙儿说两句外国话听听行不行？”

“不行呀，”她说，“都快忘光了。”

小T说：“U师傅，您听D唱的那些嘀里嘟噜的是外语吗？”

她笑笑，说：“我听不懂那是什么语。”

小T便喊D：“嘿，你听见没有，连U师傅都听不懂，你那叫外语呀？”

D走到U师傅跟前，客客气气地躬身道：“有阿尔巴尼亚语，有南斯拉夫语，有朝鲜语，还有印度语。”

“哟，是吗？”U师傅笑。

“U师傅，我早就想请教您了，您说‘杜哟瑞曼巴’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大概是do you remember，意思是，‘你还记得吗’？”

“哎哟喂，神了。”D挠挠头，再问，“那‘得噢斯绰哈特’呢？”

U师傅认真地听，但是摇头。

“一个草帽，是吗？”

“草帽？噢，大概是the old straw hat，‘那个旧草帽’，是吗？”

“‘哟给喂突密’呢？”

“You gave to me，就是‘你给我’。哦，这整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妈妈，你还记不记得你给我的那个旧草帽。’”

D点头咂舌，跷着大拇指在老屋里走一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小T快乐得手舞足蹈：“哇，老天，D哥们儿这回栽了吧？”

D不理小T，说：“U师傅，我真不明白，您这么大学问可跟我们一块儿混什么？”

L大妈的目光敏觉地投向U师傅，在那张阻挡不住地要走向老年的脸上停留一下，又及时移开：“D，干你的活儿吧，说话别这么没大没小的！”

听说U师傅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的西语系，听说U师傅曾经有过很好的工作，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病了很多年工作也就没了。听说U师傅没结过婚，听说不管谁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言谢绝。

U师傅绝对是一个谜。老屋里寂寞的时刻，我偶尔偷眼望她，不经意地猜想一回她的故事。我想，在那五十几年的生命里面必定埋藏着一个非凡的梦想，在那优雅、平静的音容后面必定有一个牵魂动魄的故事。但是她的故事守口如瓶，就连老屋里的大妈大婶们也分毫不知，否则肯定会传扬开去。

应该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悲剧。应该是一份不能随风消散、不能任岁月冲淡的梦想，否则也就谈不上悲剧。应该并不只是对于一个离去的人，而是对于一份不容轻掷的心血，否则那个人已经离开了你，你又是甘心地守望着什么呢？等待他回来？我宁愿不是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如果他不回来（或不可能再回来），守望，就一定是荒唐的吗？不应该单单去猜测一种现实——何况她已经优雅而平静地接受了别人无法剥夺的：爱情本身。她优雅、平静但却不能接受的是：往日的随风消散。是呀，那是你的不能消散的心的重量，不能删减的魂的复杂，不能诉说的语言绝境，不能忘记的梦之神坛或大道。

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并不重要。

有一次小T去U师傅家回来（小T是老屋唯一去过U师傅家的人），跟我们说：“哇，老天！告诉你们都不信，U师傅家真叫讲究喂，净是老东西。”

D说：“有比L大妈还老的东西？”

小T说：“我是说艺术品，字画，瓷器，还有太师椅呢。”

D说：“太湿，怎么坐？”

小T说：“你们猜U师傅在家里穿什么？旗袍！哇，老天，缎子的，漂亮死了！头发挽成髻，旗袍外面套一件开身绣花的毛坎肩，哇，老天，她可真敢穿！屋里屋外还养了好多好多花……”U师傅的梦想具体是什么，也不重要。

/九B大爷/

B大爷七十多岁了。砌砖和泥、立柱架梁、攀墙上房，他都还做得。察领导之言、观同僚之色，他都老练。审潮流之时、度朝政之势，他都自信有过人之见——无非是“女人祸国”的歪论、“君侧当清”的老调。B大爷当过兵打过仗，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竟奇迹般没留下一点儿伤残。不过他当的既非红军，亦非八路，也不是解放军。他说他跟“毛先生”打过仗。

“哪个毛先生？”

“毛主席呀，怎么了？”

“哎哟喂B大爷子！毛主席就是毛主席，能瞎叫别的？”

“不懂装懂不是？‘先生’是尊称，我服气他才这么叫他。当年我们追得毛先生满山跑，好家伙，陈诚的总指挥，飞机大炮的那叫狂，可追来追去谁知道追的是师傅哇？论打仗，毛先生是师傅，教你们几招人家还未准有工夫呢，你们倒他妈不依不饶地追着人家打？作死！师傅就是先生，‘先生’是尊称，懂不？”

“满山跑？什么山？”

“井冈山呀？怎么着，这你们又比我懂？”

“哪里哪里，你是师傅，啊不，先生。”

“噢嗬，不敢当，不敢当。”B大爷露出一嘴残牙笑。

他当过段祺瑞的兵，当过阎锡山的兵，当过傅作义的兵，当过陈诚的兵。

“那会儿不懂不是？”B大爷说，“心想当兵吃粮呗，给谁当还不一样？就看枪子儿找不找你的麻烦。饥荒来了，就出去当两天兵，还能帮助家里几个钱。年景好了就溜回来，种地，家里还有老娘在呢。唉，早要是明白不就去当红军了？”

“您当兵，也抢过老百姓？”

“苍天在上，可不敢。冲锋陷阵，闹着玩的？缺德一点儿枪子儿也找你。都说枪子儿不长眼，瞎说，枪子儿可是长眼。当官儿的后头督着，让你冲，你他妈还能想什么？你就得想咱一点儿昧良心的事儿没有，冲吧您哪。不亏心，没事儿，也甭躲，枪子儿知道朝哪儿走。电影里那都是瞎说。要是心虚，躲枪子儿，哪能躲得过来？咣当，挺壮实的一条汉子转眼就完了。我四周躺下过多少呀！当了几回兵，哪回我娘也没料着我能囫囵着回来。我说，娘，你就信吧，人把心眼儿搁正了，枪子儿绕着你走。”

“B先生，枪子儿会拐弯儿吗？”

“会，会拐弯儿。”

你惊讶地看着B大爷，想笑。B大爷平静地看着你，让你无由可笑。B大爷仿佛在回忆：某个枪子儿是怎样在他眼前漂漂亮亮地拐了弯儿的。

“这辈子我就信这个，许人家对不起你，不许你对不起人家。”

在基建队，B大爷随时护着三子，不让他受人欺侮。

晚上，三子独自东转西转，无聊了，就还是去B大爷那儿坐坐。

生产组的新车间盖好了，B大爷搬去那两间老屋里住，兼做守卫。木床一张，铺盖一卷，几件换洗的衣裳，最简单的炊具和餐具，一只不离身的小收音机——B大爷说：“这辈子就挣下这几样儿东西，不信上家里瞅瞅去，就剩一个贼都折腾不动的水缸。”

三子到B大爷那儿去，有时醉醺醺的。B大爷说：“甭喝那玩意儿，什么好东西？”

三子说：“您不也喝？”B大爷说：“我什么时候死都不蚀本儿啦！喝敌敌畏都行。”三子说：“我也想喝敌敌畏。”B大爷喊他：“瞎说，什么日子你也得把它活下来，死也甭愁活也甭怕才叫有种！”三子便愣着，撕手上的老茧，看目光可以到达的地方。

B大爷对旁人说：“三子呀，人可是一点儿不傻，只不过脑子不好使。”

脑子不好使而人并不傻，真是非凡之见。这很可能要涉及艰深的哲学或神学问题。比如说，你演算不出这非凡之见的正确，却能感受到它的美妙。

/十浪与水/

从老屋往北，再往东，穿过芜杂简陋的大片民居，再向北，就是护城河了。老城尚未大规模扩展的年代，河两岸的土堤上柽柳浓荫、茂草藏人，很是荒芜。河很窄，水流弱小、混浊，河上的小木桥踩上去嘎嘎作响，除去冰封雪冻的季节，总有人耐心地向河心撒网，一网一网下去很少有收获；小桥上的行人驻足观望一阵，笑笑，然后各奔前途。

夏天的傍晚，我把轮椅摇过小桥，沿河“漫步”，看那撒网者的执着。烈日晒了一整天的河水疲乏得几乎不动，没有浪，浪都像是死了。草木的叶子蔫垂着，摸上去也是热的。太阳落进河的尽头。蜻蜓小心地寻找露宿地点，看好一根枝条，叩门似的轻触几回方肯落下，再警惕着听一阵子，翅膀微垂时才是睡了。知了的狂叫连绵不断。我盼望我的恋人这时能来找我——如果她去家里找我不见，她会想到我在这儿。这盼望有时候实现，更多的时候落空，但实现与落空都在意料之内，都在意料之内并不是说都在盼望之中。

若是大雨过后，河水涨大几倍，浪也活了，浪涌浪落，那才更像一条地地道道的河了。

这样的时候，更要到河边去，任心情一如既往有盼望也有意料，但无论盼望还是意料，便都浪一样是活的。

长久地看那一浪推一浪的河水，你会觉得那就是神秘，其中必定有什么启示。“逝者如斯夫”？是，但不全是。“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也不全是。似乎是这样一个问题：浪与水，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浪是水，浪消失了水却还在，浪是什么呢？浪是水的形式，是水的信息，是水的欲望和表达。浪活着，是水，浪死了，还是水，水是什么？水是浪的根据，是浪的归宿、是浪的无穷与永恒吧。

那两间老屋便是一个浪，是我的七年之浪。我也是一个浪，谁知道会是光阴之水的几十年之浪？这人间，是多少盼望之浪与意料之浪呢？

就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河边，K跑来告诉我：三子死了。

“怎么回事？”

“就在这河里。”

雨最大的时候，三子走进了这条河里，——在河的下游。

“不能救了？”

我和K默坐河边。

河上正是浪涌浪落，但水是不死的。水知道每一个死去的浪的愿望——因为那是水要它们去做的表达。可惜浪并不知道水的意图，浪不知道水的无穷无尽的梦想与安排。

“你说三子，他要是傻他怎么会去死呢？”

没人知道他怎么想。甚至没有人想到过：一个傻子也会想，也是生命之水的盼望与意料之浪。

也许只有B大爷知道：三子，人可不比谁傻，不过是脑子跟众人的不一样。

河上飘缭的暮霭，丝丝缕缕融进晚风，扯断，飞散，那也是水呀。只有知道了水的梦想，浪和云和雾，才可能互相知道吧？

老屋里的歌。应该是这样一句简单的歌词，不紧不慢反反复复地唱：不管浪活着，还是浪死了，都是水的梦想……

一九九六年

死国幻记

黑暗从四周围拢，涌荡，喧哗，甚至嚣张。光明变得朦胧、孱弱，慢慢缩小，像糖在黑色的水中融化。也许是风，把一切都吹起来，四处飘扬，一切都似尘埃。

风中挟裹着啜泣，从何而来？此前似乎还有过一阵阵悲恐的呼叫，叫我吗？

太阳很高，没有一丝云，但是太阳一会儿比一会儿暗淡。这景象前所未有。有点儿像戏幕拉开之前剧场里的灯光缓缓熄灭，随后想必所有的嘈杂都会平息。

果然，风声停了，啜泣或者还有呼叫都随之消失。所有的声音一下子都被吸干了似的，万籁俱寂。同时，很快，快得让人来不及想，寂静中黑暗已经合拢。黑暗漫布得均匀辽阔，无边无际。

光明与黑暗之间几乎没有停顿。不是几乎，是根本没有。朦胧仍然还是光明，就像弥留并不是死。光明与黑暗之间，或者生与死之间，没有过渡，没有哪怕一分一秒的迟疑。但我心里一直很清楚，后来据死灵们说这是一个奇迹。在黑暗中还能记起光明，那些死灵们说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你没有经过忘川？”我想我必是漏网的一个。

我只能把他们叫作死灵，包括我自己，也已经是死灵。“死灵”或者“死命”，姑妄之称。这并不是黑暗中的语言，是因为我记得在光明那边普遍有“生灵”和“生命”这样的表达。

我在黑暗中浮游，任意东西，仿佛乘风飘荡。开始还见些星光，一团团或者一块块，流萤般飞走。慢慢地我飘进深不见底的黑暗，没有一丁点儿光亮，没有阻力，没有颠簸，身轻如流如空完全没有了重量，只剩下思想。黑暗，消弭了方向，消弭了空间，令人昏眩。时间呢？这时我开始想到，那不过是思想的速度，是意义所需的过程……

然后慢下来，开始降落，轻飘飘地飘落，像尘埃……啊不，像思想，像思想终于找到了根据，找到了表达，或者也可以说是灵魂嵌入了另一种存在。

我的死命就这样开始并不阻挡什么，清澈的黑暗，如同深夜。

我夜里依然清晰地思想。山川历历，芳草萋萋，林木葳蕤，流水潺潺——这些形容都是可以用的，这些感受都是有的，但仍不过是姑妄称之。黑暗并不阻挡什么，就像墙壁挡不住思想。

懵懵然之中我听到（不，不是“听”到，是感觉到，或者接收到）一个声音说（也算不上是“声音”和“说”，只是一种消息的传布）：“啊，他来了。”

随之有很多人围拢过来，飘浮在我的四周，嘁嘁喳喳地交谈。不，只是交流，并没有声音。我感觉他们的心情喜忧参半。

然后我周身一阵彻骨的寒冷，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拥抱了我，拥抱着我为我祈祷：“可怜的灵啊，你已经圆满。你来了，在这无苦无忧的世界里，愿魔鬼保佑你，给你足够的耐心去忍受这恒常的寂寞，或者给你欲望，走出这无边的黑暗吧……”

但是忽然他停止了祈祷，放开我，后退，惊讶地喊道：“怎么回事？他是温热的！他怎么会是温热的？”

所有在场的人都来触摸我，慌作一团，飘动不已。

“不错，他全身都是温热的！”

“温热的？啊，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不可能。魔鬼保佑，不是在闹人吧？”

我笑了：“闹人？”

这一笑吓得他们纷纷飘离，只剩下刚才为我祈祷的那个家伙还留在我身边。我问他：“你们说些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他看着我，迷茫地飘动，像夜风中的一面旗。

我坐起来我想坐起来，但其实是飘起来，说：“我这是在哪儿？”

飘离的人们又都飘回来，与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面面相觑，对我的话仍然没有反应。但我能懂他们的话。他们在互相问：“他这是要干什么？”他们在互相说：“他这样子可真像是神魂附体呀。”

我便以他们的方式传布（黑暗使我毫不费力地掌握了这种传布的规则）：“你们是谁？你们是什么人？”

这一回他们懂了，惊呆了，停止飘动，仿佛风也凝滞了。

他们呆愣了好半天才说：“我们不是人呀。”

这一下轮到我被惊呆了。大概我惊恐的样子很令他们同情，他们便又都飘拢过来，冷气袭人地抚摸我，可能是要给我安慰。

我说：“那，不是人你们是什么呢？”

“你呢？你是什么？”他们说，声音和飘动都变得无比柔和。“你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呀，不是吗？”

好像是这样，可是……我想了好一会儿说：“可是我有点儿糊涂。对不起，你们能不能提醒我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还有我，都是什么？”

就是这时候，他们说了（传布了）一个词。这个词不能写，这个词没有形象，这个词只能以他们的方式传布，在生之中没有与其对应的声音和文字，这个词的意思大致上就是“死灵”，就是死之中的存在，死之中“灵”的体现。就像人，是生之中“灵”的形态。

他们镶嵌在黑暗里，遍布于无限中。唯思想的呼唤使他们显现。他们的形象略显灰白，近似于光明中的照片底板，但无定形，就像变幻的云，就像深夜的梦，甚至像沉思，像猜想，像忧虑，像意识的流动不可以固定，但可以捕捉。他们随心所欲有着自己的形态，各具风流。

“死灵。”我把那个词翻译成光明那边的语言。

“死灵？”他们模仿着说，不解地看着我。

“因为在那边，”我说，“叫生灵，或者，叫生命。”

“生灵，或者生命。那边？那边是什么？”

“是生。是光明。是人间。”

我感到他们又都有些惊慌。

“怎么了，你们怕什么？”

“你总说‘人’。‘人’是传说中的一种炽热、明朗、恐怖的东西。”

我问：“是不是相当于那边所说的‘鬼’呢？”

“不不，‘鬼’虽然也是传说，但那是我们所崇敬的。魔鬼，冷峻幽暗，可以保佑我们……”

“我懂了，‘鬼’相当于那边所敬仰的‘神’。”

他们又笑起来：“不不不，‘神’是多么平庸！你可不要随便乱说谁是神，那是对死灵的轻蔑。”

我有点儿迷惑，不再说什么。

他们却似乎快活，飘飘荡荡地互相交流。

一个说：“太奇妙了，这真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

另一个说：“看来真有另一种存在，死之前，灵魂已经存在。”

我心里暗笑：你们可真会说废话。

又一个说：“是的，否则无法解释。也许，死之前，灵魂就已经在一种强大的光明之中了，在那儿也有一个世界。所以……所以他的身体还是温热的。”

一个说：“他从那儿来吗？我们，是不是都曾经在那儿呢？”

另一个说：“会不会就是我们猜测的那种‘白洞’呢？有强大的发散力，使任何东西都不能回归，一切都在发散、扩展、飘离、飞逝，时间在那儿永远朝着一个方向，不可逆返……他会不会就是从那儿来呢？”

他们兴奋得手舞足蹈，在我身边飘来飘去。

“要是那样的话，他，”他们指着我说，“他也许是有欲望的吧？”

他们更加激动了，上下翻飞，浪一样起伏涌动。

很久他们才稍稍平静了些。一个死灵对我说：“你是不是要睡一会儿？”

“是呀，”我说，“你们把我搞得好累呀。”

“他累了。”“他说他累了。”“他说他要睡一会儿了。”“那就是说，他还没有圆满。”“就是说，有可能他还残存着欲望。”……他们好像互相传布着一个可喜可贺的消息，按捺不住心中的惊喜。

“那就让他睡吧，”他们压低声音说，“我们走。”

“好了，你睡吧。”他们轻声对我说。

我很疲惫，很快就睡着了。没有梦，一点儿梦都不来，无知无觉一片空无，什么都没有。

一点儿梦都没有，一点儿感觉都没有，醒来我觉得好像并不曾睡。并不曾睡却又怎么知道是醒来了呢？我坐在那儿呆想，才发现那是因为刚才和现在的感觉衔接不上，当中似有一个间断，有过一段感觉空白，这空白延续了多久呢？无从判断。只有在感觉又恢复了之后，才能推断刚才我是睡了，而那一段空白永远地丢失了。

这有点儿像生和死的逻辑。我记得活着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睡了不再醒来，我怎么能知道我是睡了呢？如果我死了就是无穷无尽的虚无，又怎么能证明死是有的呢？我坐在那儿呆呆地想了很久，忽然明白：虚无是由存在证明的，死是由生证明的，就像睡是由醒证明的。

空无渐渐退去，四周随着思想的清晰而清晰起来。我发现我睡的地方一无遮拦，而且我是赤身裸体，没有铺盖也没有衣服。我慌得跳起来，找衣服。这时死灵们又飘来了，我赶紧躲到一棵树后。但是没用，透过树我可以看见他们，他们也一样看见了我——是的，正如墙壁不能遮挡思想。

“喂，你干吗这么一副躲躲藏藏的样子？”他们问，“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不是吗？”

“可我的衣服，”我说，“我的衣服不见了，找不到了。”

“衣服？衣服是什么？”

“我总不能光着身子呀。”

“不能光着身子？那你要怎样？”

“衣服！衬衫，还有裤子！”我向他们比画，但他们完全不懂。

一个神色更为沉稳的死灵拨开众死灵，飘近我，郑重地问：“你是不是想要遮挡住自己？”

我点点头：“至少我得有一条裤子呀，这么光着算什么？”

“是不是，在那边，赤裸是一件很不得当的事？”

我说是的。我说：“在那边，这也是对别人的不恭敬。”

“就为这个吗？”众死灵大笑起来，“就为这个，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神色沉稳的死灵对我说：“别找了，白费力气，在死国你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遮挡。在死国没有什么可以遮挡，也没有什么可以被遮挡。”

“你看看我们，”众死灵说，“我们不都是这样吗？”

不错，他们都是一丝不挂。男死灵和女死灵都坦然地赤裸着，纤毫毕露，楚楚动人。

“这又怎样呢？”他们一边说，一边扭动、展示着十分性感的身体，或者说是展示着十分性感的飘动。“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应该藏到哪儿去呢？”“是要玩捉迷藏吗？把自己藏起来，再把自己找到，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了吗？把自己藏起？”“真有意思，相互看不见就是相互恭敬吗？”“再说，我们可有什么办法能藏起来吗？”他们轻松地飘转，“哧哧”地笑个不停。

那个神色沉稳的死灵，由于他以后的言行，我觉得他有点儿像牧师，但在死国并没有这样的称谓，所以我暗自叫他作MS。MS对众死灵说：“笑什么笑！别让他太受惊吓。他跟我们不一样，他并未圆满他还保留着欲望！是啊，欲望，这正是我们期待的，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

我看见MS望着无边的黑暗，朝向黑暗的极点或源头一动不动，仿佛双手合十，念念有词：“愿魔鬼引领我们走出这寂寞之海。感谢它给我们送来了欲望的使者。”

我看见MS这样念诵之后，死灵们纷纷跪倒，肃然无声。我看见，不知何时，黑暗中聚拢了难以计数的死灵，飘飘漫漫铺天盖地，其实并无天地之分，那无边的黑暗就是由他们组成，他们就是无边的黑暗。

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但我记得在光明那边也有类似的情景，所以我在心里把那位神色沉稳的死灵叫作MS，这称呼未必恰当。众死灵跟随MS默默祷告的时候，我只好在他们中间飘来荡去。有一件事让MS说对了，我还保留着欲望，是的，保留着欲望——那些匍匐在地的美妙身体，让我兴奋，兴奋得想入非非……

以后的时光中，我大半和MS在一起，他领我漫游死国。

当然用不着车，也用不着走，用“飘”来形容也很勉强。在死国没有空间和时间之分，空间即是时间，距离不过是思想的过程，距离的长短决定于思想的复杂程度。MS常常要停下来等我，我的思路跟不上他，死国的很多事我都还陌生。MS无所不知，唯光明是他的界线。在黑暗中他轻车熟路毫无阻碍，一不留神就离开了我，让我左顾右盼寻他不见，等他再回头找我时，见我还在原地冥思苦想寸步难移。这很像在光明世界里的考试，愚钝的孩子刚答出一半考题，聪颖的孩子早已交了卷跑去河里游泳了。也像一对谈不拢的夫妻，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梦中的两个世界相距何止千里万里！但在死国神貌合一，神离即是形离。

但光明是MS的界线。光明，是死灵思之不及的地方。光明之于死灵，正如死域之于人间吧。

尤其欲望，让MS着迷，让他百思不解。

“总有些事，你想做可一时又做不到吧？”我提醒他。

“想做又做不到？”他愣愣地看我，“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想有很多钱，可你没有……”

“什么是钱？”

“钱可以换来你想要的东西。有了钱，你想要什么就可以买来什么。”

“换？买？什么是东西？”

“比如说你饿了，想吃点儿什么，你怎么办呢？”

“饿是怎么回事？什么是吃？”

“你难道没有饿过？你没有过饿得浑身没有力气的感觉吗？”

“没有。我想你是说补充能量吧？那你补充就是了，只要你有补充能量的意念能量就已经补充了。你到死国这么久了，这一点还没有发现吗？”

是呀，自从我死后我还从未有过饿的感觉。

“可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钱，”他说，“什么是换和买，什么是饿。还有，浑身没有力气是怎么回事呢？”

“就像生病了似的。你生过病吗？”

“生病？”他抱歉地笑笑，看着我。

我明白了，死国是不会生病的，病极也就是个死，死当然就再无病可生。

“那好吧，再比如，你们是不是也都想有个家呢？”

“对不起，家？你最好再解释一下。”

“简单说吧，有一处封闭的地方，一座房子，四壁围拢起来的一处空间，你和你的亲人住在里面，其他死灵不得侵犯，不能随便进来，偷听和偷看也都是违法的，在那里面你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怎么，这你还听不懂？你不是有点儿弱智吧？直说了吧，假如你和你妻子做爱，你们总不能在大庭广众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吧？”

我这话音一落，MS忽然不见。我想过一会儿他会回来找我的，可是等了很久仍不见他的踪影。这时我感觉周围蒙蒙地有些亮色，不知从哪儿又传来风声，传来悲伤的啜泣，有人在叫喊，叫喊着我光明中的名字，有金属器械轻轻地碰响……随着那蒙蒙的亮色越来越大，我感到身体越来越沉重，胸口憋闷，一阵温暖袭来……这感觉很熟悉，这感觉非常熟悉啊——噢，大概那边正有人在抢救我回去吧？但我此时好像并不太想回去，好不容易才摆脱了那份肉体的沉重我真是不想再回去，至少我不应该就这么与MS不辞而别……啊哈我知道了，我懂了，这一回是我飘离了MS！我的思想走到他不能走到的地方了，他不能到这儿来，他不能接近这蒙蒙亮色，正如他不能理解欲望。他还在黑暗深处。可我怎么回去找他呢？在死国，思想的差别就是形体的距离，是呀，一定是我刚才的话把他搞昏了，什么封闭呀，四壁围拢呀，亲人呀，还有侵犯、偷听偷看、违法、大庭广众和众目睽睽……这些他都不可能懂，他一定还在大惑不解中团团转，寸步难移。我必须循着死国的思路，才能回到他身边……这样一想，蒙蒙的亮色渐渐消退。我再想，死国是没有房子的，在死国是无处躲藏的，连山川和树木也都是黑暗透明的，一切都是无遮无拦，当然那也就无所谓自由和不自由……我这样想着，便回到了黑暗深处，看见MS就在近旁。果然不出所料，他还在那儿冥思苦想呆若木鸡。

“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众目睽睽到底是什么？”

“就是别的死灵都看着你。”

“他们看着我难道不好吗？”

“我是说，比如当你和你的女死灵交欢的时候。”

“我的女死灵？好吧，就算是我的，那又怎样？不让他们看就是欲望了吗？”

“那倒也不是。可是，那样的时候难道可以让别的死灵看吗？”

“当然，要是他们愿意。再说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看？”

是呀，为什么？我真是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那是怕人看的。”我说，“那样子有些丑，虽然丑但还是有很多人想看。也有人说那其实很美，但是说美的人还是要躲藏起来做爱。”

MS说：“你说——爱！是吗？这个词我知道，这在历史上有过记载，在远古时代的死国曾经存在过爱，可现在早已经没有了。现在的死国，最多也只有交欢。”

“仅仅是为了繁衍吗？”我想到了光明世界中的鹿群，在秋天的山野里，在丰沛的河流两岸，像节日一样聚众交欢。

“不不，那只是为了抵挡一下寂寞，死国并不需要繁衍。死灵据说都是从光明突然来到黑暗，只不过在途经忘川时洗净了一切记忆。”

“我好像不是这样嘛。”

“你是个例外，很可能你躲过了忘川，所以还保留着欲望。这样的事在死国的全部历史上也是寥若晨星。所以我说过这很难得，千载难逢。好了，话说回来，我还要请教：做爱，为什么要害怕众目睽睽呢？”

“很可能……因为……哦，大概是这样，那是一个人最软弱的时候，一个人要求于他人的时候，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自由敞开心魂的时候，但又绝不是能被所有的人都理解的时候。所以，所以你和你的爱人走进自由的时候你们同时要小心众人的目光。”

“为什么？”

“因为软弱。软弱，多么可笑。”

“可笑？你是说软弱可笑？不不，那是最珍贵的呀，求之不得的。当你感到软弱、孤独，你才能真正体会爱，真正享受到爱，尘封的史书上有过这样的解释，只可惜我们能够读懂，却已无能进入那样的境界了。死国世风日下，一切都已圆满，软弱和孤独一去不再。我们只能到戏剧中去模仿那样的境界。”

我的思路跟不上他，MS又飘离了。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神色严峻地对我说：“请跟上我的思路，跟上我——圆满并不意味着无缺。对，这样想，圆满并不是无缺，请你重复我的话。”

瞬间我们来到一处湖边。湖波荡漾，山林环绕，溪流像一匹黑色绸缎蜿蜒林间，潺潺注入湖中。湖岸上，树林里，若干对男女或相拥而卧，或嬉笑追逐……如在光明中的婚床，肆意交欢。他们变幻的形体风雨般任意飘摇，相互融合，相互吸吮，浪一样相互拍打、冲撞……舒腰鼓臀叠胸交股，无拘无束，炫耀其千姿百态，鼓动其万种风情……他们互相并不规避，甚至相互坦然观望。

我想起了光明中的荒野，秋风，和鹿群赴死般的交欢。

“啊，多么自由！”

但MS说：“可你没看出什么问题吗？”

“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在光明那边这是无法想象的。”

“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自由是什么，可这仅仅是戏剧。”

“戏剧？”

“是呀，寂寞至极的戏剧。他们只是用形体在模仿那传说中的相互敞开和相互依恋，但其实办不到，无论如何也办不到了。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敞开，形体早已无遮无蔽，心魂也早已没有秘密可言了。”

“为什么？”

“因为死灵们都已圆满，没有阻碍，没有困苦，没有罪恶，没有疑问。死灵们心心相通，无我无他。我们甚至可以在时间中任意来去，因为思想的速度远远快过时间，想象便到未来，回忆即是过去。”

“可你刚才不是还说‘圆满并不是无缺’吗？”

“是呀是呀，可是圆满……”MS叹道，“它让我们丢失了欲望。欲望！”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慢慢你会懂的，你会明白，那是怎样的寂寞。寂寞得就像似被嵌进了岩石，就像似被铸进了均匀的时间，寂寞得快要让整个死国都发疯了呀……所以，所以我们指望戏剧，我们模仿软弱，模仿孤独，模仿激情，模仿着相互敞开心扉的感动。但只是模仿，只能是模仿。你看呀，你看死灵们的动作多么机械、标准、规范，多么呆板，因为那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呀！毫无办法。他们已经尽力了，他们在尽力摆脱成规，但是摆脱成规如果成为目的，一切又都成了刻意的安排，刻意安排还能有什么惊喜和快乐？还能有什么新奇的发现？心魂就像被做成了一个环，圆满，绝没有缺口。寂寞，永远的寂寞。因为，真正的创造需要的是欲望！欲望啊，你懂吗？可他们没有，早已经没有了，没有欲望，没有惊奇，没有激情……”

“怎么会呢？”

“因为没有什么是他们做不到的。因为圆满。因为我们与这黑暗毫无差别。我们就是黑暗，就是这无边无际。没有神秘，没有未知，下一个动作是什么他们早已看见，下一分钟是什么，明天怎样，我们了如指掌。”

我再看那些交欢的死灵。确实，他们的动作总是显得僵硬，虽然叠胸交股却似按部就班，虽然相互冲撞但没有颤抖，呻吟只是发自喉咙，仿佛一句规定的咏叹。所谓千姿百态风情万种也都像服从着某种预定的程序，让我想起光明中士兵的操练。

“你们干吗不回到过去呢，回到死国有欲望的时代？”我带了几分讥嘲地问，“你不是说你们已经无所不能，能够在时间中任意来去了吗？”

MS叹一口气：“你应该已经懂了呀，在死国所思即所行，不可思议就是寸步难移。丧失了欲望，可怎么回到欲望的时代？”

“那是从什么时候？”

MS呆愣着，呆愣了好一会儿，神情中渐渐显出沮丧、颓唐，或者还有自嘲。

“那可能是因为一次伟大的成功。”他说，“在死国历史上的某一时刻，神降福于死国，死灵们的千古梦想忽然实现，我们走进了极乐，所有的死灵都在那一刻超度了苦难，洗净了心灵，断灭了贪念和恨怨。我们身轻如风，行走如思，水复山隔都不存在，天涯海角霎时便在眼前，正如你看到的，在黑暗中我们无所不能。我们甚至无须语言，只靠思想便已相知相通，互相毫无隔膜……我们仰谢神恩，感谢他伟大的馈赠，举国庆祝，多少天多少夜不停地狂欢，是呀，我们疯狂地享受欢乐，周游八方，奇思妙想无不可及，正像你说的，随心所欲……”

“然后呢？”

“是呀，你问得好，然后呢？可我们已经没有然后了呀！一切都停止了，一切，都停止在圆满上……不错，我们饱享了一阵无苦无忧的时光，可是然后！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寂寞降临了，寂寞就像在一个环中流动周而复始，寂寞就像这黑暗一样充满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心魂，毫无遗漏，密不透风……一次伟大的成功一次旷古的神恩把我们送进了永无休止的圆满，和寂寞。就这样。就是这样。死灵们再不可能有困苦，再不可能有好奇，再也不可能有激动和兴奋了。开始我们还以为这是一时的，不足为虑，谁知漫长的时间从此只剩了重复。对无所不能来说，一切都是陈旧的，再没有过去和未来之分。我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试图粉碎这神恩，所以他们告诉过你，在死国，神被看作一种平庸的东西。平庸至极！它使我们无所不能吗？不，其实它使我们寸步难移！但是……但是粉碎圆满是可能的吗？麻烦就出在这儿，圆满是无懈可击的呀，无懈可击！所以我们呼唤魔鬼，重新给我们残缺吧……”

“可这就是欲望啊，MS！”我紧紧抓住他，仿佛要摇醒他似的喊，“这不就是欲望吗，MS？你可真是骑着驴找驴。”

“但这是一个悖论。”MS凄苦地一笑，“欲望着欲望，恰恰是因为没有欲望。”

“但是你也可以这样想，欲望着欲望，恰恰也就有了欲望。”

这一回轮到MS紧紧地抓住我了：“是吗？告诉我，我们怎么办？”

我迷惑地摇摇头。

MS却像似有了一点儿希望：“现在你来了，死国终于吹来了一点儿新奇的风。你温热的身体还保留着欲望，你要保护好它，切莫被圆满所诱惑，切莫也掉进这恒常的寂寞中去。啊，你不要不以为然，神恩实际上是最富诱惑的呀，还有什么比无苦无忧全知全能更具诱惑的吗？”

远处，湖岸上的戏剧已近尾声。死灵们相继停止了动作，既无疲惫也无欣喜，唯一脸徒劳无功的沮丧，就像一个乏味的笑话讲完了，或者一个浅薄的幽默刚一开始就露了底。草地上，树林边，他们默坐呆望，不知在等待什么。

MS说：“有时候，我们甚至渴望罪恶，盼望魔鬼重新降临死国，兴风作浪，捣毁这腻烦的平静，把圆满打开一个缺口，让欲望回来，让神秘和未知回来，让每个死灵心中的秘密都回来吧，让时空的阻碍、让灵与灵之间的隔膜统统回来！”

无边的黑暗中响彻MS的哀告，风一样散布开去，又风一样被湮灭掉。

“也许，MS，我就是魔鬼遣来死国的使者。”

MS半晌不语，似有所思。

我望着湖岸上的死灵，心旌摇动。女死灵们个个妖艳，我不信她们会不善风情。

可MS叹道：“只是，只是我又怕满足会把你的欲望磨光。”

“怎么会呢？”我雄心勃勃，跃跃欲试，“你放心吧，那不可能。”

MS思忖良久，目光一闪终于下了决心：“那么就拜托了。愿你的欲火能够燃遍死国，那样的话，所有的死灵都会铭记你的英名。”

我有点儿临危受命的感觉，甚至是慷慨赴义的凛然。但是说真的，我可没有那么纯洁。

随后在湖岸上发生的事令人难于启齿。其实不说也罢，光明中的人们不说也懂——“柔情似水，佳期如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可是黑暗中的死灵啊，唉唉，完全两回事，跟他们说什么也没用，他们压根就不懂。你怎么教，他们也还是笨手笨脚毫无灵感。话说回来，那样的事能教吗？那不是一门技术啊。他们倒都谦虚好学，一副求知若渴的样子，你要他们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一丝不苟。他们一边抬眼看着你，一边在身下模仿着干他们自己的事，老天爷呀这是怎么了，猪都不至于这么笨！植物都不至于这么笨！不错不错，他们确实聪明，教什么会什么，但一律都像盗版，我的奇思妙想在他们那儿立刻变为成规，我的放浪不羁在他们那儿立刻被处理成程序。

我冲他们喊：“你们他妈的就不能有点儿自己的想法？”

他们齐声问：“我们他妈的应该有点儿什么想法呀？”

“我怎么知道你们想什么？这不是钻井采油，用不着狗日的万众一心。”

“那，狗日的你在想什么呢？”

一群傻帽，连语气都在模仿我。

我说：“我想什么关你们屁事！这事要靠你们自己的想象。”

他们又一齐问：“想象？想象是什么呀？”

“是一群猪，要么就是一堆木头！”我气急了。

他们可倒乖：“到底是猪，还是木头呢？”

完了完了，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场面弄得我意趣全消，激情荡尽。我停下来，坐在草地中央气喘如牛，满心沮丧。

MS在远处紧张地望着我，我想起了他的重托。

“各位，”我说，“请不要把这事当儿戏，这可是关系到死国的未来，关系到死灵们的前途，关系到你们能不能走出无边的寂寞。”

我这话音一落，死灵们纷纷飘拢过来，满天满地的严肃，全部黑暗都仿佛凝滞了，那情景就像光明中的万千信徒走向神坛，怀着敬畏聆听圣言。

说真的，那一刻我被感动了，我想说不定我就是死国的救世主吧？我不应该再有什么保留，解救死国的重任已经落在我的肩上。

我喘够了气，择去沾在身上的树枝和草叶，重新抖擞一下精神说：“你们问我在想什么是吗？好吧，我就告诉你们。很简单，我一心要在这自由的时刻违反常规，和我的爱人一起，蔑视一切尘世的规矩，践踏所有虚伪的礼节。我要让我的爱人真正地看见我，看见我的心愿、我的梦想，我的软弱和我的狂放，看见我肉体深处的心魂，我们要互相真正地相见，一同揭去平日的遮蔽。我们借助身体的放浪互相诉说，倾听，靠那崭新的语言领我们走入禁地，走入无限的可能，打烂众目睽睽所圈定的囚笼，粉碎流言蜚语竖立的坚壁，在无遮无拦的天地间团聚。在自然里，在旷野上，在风雨中，做我们爱的祭祀，实现悠久的梦想。你们要知道，那也就是苦难的祭祀，感谢它，感谢苦难给我们的机会，领受爱的恩典。苦难不是别的，苦难正是心魂的相互遮蔽。我们生来就是残缺，我们相互隔离、防备、猜忌，甚至相互仇恨、攻击，但是现在，在神的圣名面前，在亘古至今的梦想中，我们随心所欲地表达我们相互的期求……”

但是忽然我又飘离了，MS和所有的死灵立刻都无影无踪。慢慢地，我又看见了一丝光亮，听见金属器械轻轻碰撞的声音，还有呼喊和风声……这一次我不再惊慌，我知道，只要我向着透出光亮的那个方向挣扎，我就可以重返人间。

但是，我想回去吗？

我犹豫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地，心里有点儿明白，心里仿佛荡开一股暖流，亲切和热情，像远行游子的思乡那样，思念光明。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MS来到了我身边，来到了接近光明的地方。

“你怎么来了？”

MS愤愤地嚷着：“你对他们说的可都是些什么呀先生！什么苦难呀、梦想呀、残缺呀……死国没有这些玩意儿，没有一个死灵能听懂你的话！别忘了这儿是死国，恰恰是圆满，是至善至美把死国拖进了无边的寂寞……”

“MS你等等，”我打断他说，“可是你听懂了呀！”

“我？”

“你听懂了，所以你来到了这儿。不是吗？”

MS一下子呆住了，愣愣地盯着我。

我说：“你看呀，你看见了什么？光明，那边，对，你已经接近了光明！”

远处的光亮越来越大，风声越来越响，光明正冲淡着黑暗，风声搅乱着寂静。MS呆呆地望着光明膨胀的方向。他的肉体也正从黑暗中脱颖而出——似乎由抽象凝为具体，从无限画出边缘。他不再飘动，稳稳地站立。他的样子仿佛有些冷，有些惊讶，有些迷茫，但又似摆脱了浑浊之后的清朗、兴奋、生气勃勃，让人想起那幅著名的画——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果然，就有一片无花果叶子飞来，遮住了他，遮住了他的丑陋或者竟是他的美妙，遮住了他的欲望……

光明大片大片地吞噬着黑暗，风声扫荡寂静。我的身体沉重起来，越来越沉重，有什么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拼命挣扎，挣扎……挣扎的过程中我甚至有些后悔了，也许我还是应该留在那寂寞之中不要回来。所有光明的记忆又都回到了我的心里了，我是不是值得回去？我想问一问MS，他是不是后悔了，是不是已经领教了欲望的沉重？但是我看不见他，不知道他在哪儿……

“啊老天爷，你可算醒过来了！”我听见有人说。

“别动别动，你还不能动呀。”

“你要不要喝点儿水？”

“或者，吃点儿什么不？”

夕阳的光芒，一大片，血红明亮地映在白色的墙上。风，渐渐疲软下去，有一搭无一搭地喘息着。

“这是哪儿？”我问。

“这是医院，手术室。”

“手术室？为什么是手术室？”

“你是从死里回来呀！知道吗？”

“好了好了先别问了，你总算是活过来了，这就好。”

这时，忽然有一阵强劲的婴儿的啼哭传来。

“那是谁？谁在哭？”

“是隔壁，大概是隔壁有个孩子刚刚出生。”

“啊，他来了。”

“谁？你说是谁来了？”

我想，是MS。当然，他即将有一个尘世的姓名。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完稿

两个故事

有一年秋天，我在地坛公园遇见一个老人。

柏籽随风摇落，银杏的叶子开始泛黄，我在那园子东南角的树林里无聊地坐着，翻开书，其实也不看，只是想季节真是神秘，万物都在它的掌握之中。

这时候我看见夕阳里走来一个老人。我想等他走过去，然后点支烟继续享受这秋日黄昏的宁静；有些老人总对抽烟的年轻人抱有偏见。我把烟捏在手里，等着，看一条长长的影子向我游近。那影子在草地上起伏、变形，快要爬上对面的一棵树干时停下来。“借个火，小老弟。”一顶旧草帽和草帽下一张堆笑的脸已经凑到我跟前。我给他把烟点上，自己也点上。他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挎包扔在地上，蹲下来看我的轮椅，对轮椅的结构提出很内行的批评。见我并不热情，他站起来，绕着我走圈儿，没话找话跟我搭讪：今年的气候不正常呀，你有多大年纪呀，尝尝我这烟吧这烟如何如何的好，以及这么年轻你怎么就把腿弄成这样，用没用过云南白药和看没看过藏医，等等。我想不宜再对他冷淡，也该对他有所关心才好。

“您呢，”我说，“这是上哪儿去？”

他脸上的皱纹于是松开，笑容淡下去，不断地眺望树梢和树梢以上的天空。“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从来如此，并无异常。唯夕阳灿烂，久视令人目眩。

“依你说呢小老弟，最后我们都是上哪儿去？”

我疑惑地看他，表情中必已流露了对他的重视。

“别这样小老弟，所有的话都不过是说着玩玩儿。”

他坐下，掀去草帽，掸他满头的白发，不停地掸，于是乎很久他不再言语。我敢说那是一种空前的景象：头皮屑飘落如雪，纷纷扬扬总有一刻钟之久才见稀疏。

“小老弟，要不要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仿佛雪住了，云开天青他再次露出笑脸。我心里挺不高兴，这老半天莫非倒是我在等你讲什么故事？我心说，你要是不走我可要走了，但我却随口应道：“什么故事？”人有时候就这么言不由衷。

“关于我的。不过到最后，还有一个比我更不走运的人。”

以下是他讲的故事。

我是个叛徒。不，我是说真的。铁案如山。是呀，现在真正是铁案如山了。现在，这件事，只有我自己可以不信了。再过几年，等我一死，就没人不信了。

其实一样，单我自己不信管什么？什么事都一样，要是没人做证，多大的事也等于零。这些日子我老想：要是你压根就是一个人活在孤岛上没人知道，你跟死了有什么不一样？

我的故事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我知道我是怎么一个人，可是我没有证据。我没有证据倒不是说这事本来就没有证据，是说我拿不到证据。拿不到，也不是说还没拿到，对，曾经是还没拿到，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肯定拿不到了。肯定拿不到跟从来没有其实一样。

你是不是看我有点儿精神不大正常？好，你觉得没有就好，听我说。

刚才你问我上哪儿去，我现在是哪儿也不用去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家谁也跑不了都要去的地方了。“条条大路通罗马”，我看压根儿就是指的那地方。可这之前我一直在东奔西走，差不多半辈子，我都在找一个人，几十年里只要有一点儿他的线索我也不放过，哪怕是地角天边我也要去查看个究竟。因为……因为这个世界上总共就两个人知道我不是叛徒，除了我就只有他。

他叫刘国华。

也许你在电影里见过，过去，敌后工作，经常是单线联系。就是说，一个人只与一个人联系，一个人只受一个人领导，张三领导李四，李四领导王五，但是张三并不领导王五，张三也不知道王五在干吗，甚至压根儿不知道有王五这么个人。要不就是张三领导李四，也领导王五，但李四和王五互相谁也不知道谁。为什么？啊，你真是年轻。这么说吧，除了张三，不管是谁叛变了，都只可能再出卖一个，不至于破坏整个组织。张三也是只与他的一个上级联系，要是他叛变了，他能出卖的人也就不会太多。什么，你说这是对朋友的不信任？嘿呀小老弟，你真是太天真了，刚才我远远地瞧见你，我就想，这个年轻人，以后的日子有他受的。现实！懂吗，小老弟？它跟希望不一样，它要不是跟希望越差越远就很不错了。好了，我不跟你争，这事你不懂也许倒好。

你还想不想听我的故事？好，慢慢儿听，没准儿不白听。

总之我是单线联系的最后一环，我只听从我唯一的上级的指示，至于他听从谁的指示我管不着，至于他还领导谁我也不问，也没想过要问，问也白问，再问就是犯纪律。

我的上级就是刘国华，老刘。最后一次，他指示我打入敌人内部，以叛变的方式打进敌人内部去。当然是为了搞情报。简单说吧，我干成了，并且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实际当然不会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实际是经历了很多很多危险的，比如说……唉，不说了吧，那些事更是只有我自己知道。

电影？电影毕竟是电影，不过我不反对你按照电影里那样去想象。

可是，就在我好不容易打入敌人内部之后不久，我们胜利了。就是说我打入了敌人内部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干什么我们就全面胜利了，就是说我什么都没干就不需要我再干什么了。这真让人窝火，让人觉着委屈，一切一切不都白费了吗？不不，麻烦并不在这儿，胜利了怎么说都是好的，这我想得通，一切还不都是为了胜利吗？麻烦的是，胜利之后我却再也找不到刘国华了。

老刘，对，找不到了。问谁谁也不知道。不知道，多简单，可我呢，怎么办？只有老刘知道我是谁，是怎么回事，只有他能证明我其实并不是叛徒，只有他知道我的叛变其实是为了什么。可是找不到刘国华你说什么也没用，没人知道你。可老刘他无影无踪，就是找不到。

就这么，我找了他几十年。

全中国有多少刘国华呀！几十年里我见的刘国华有一百多个，男的女的，东北的，西南的，活着的和死了的，可都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刘国华。

我没有放弃希望。几十年我一直坚定着一个信心：除非我死了我不信我就找不到他，不信这笔糊涂账就说不清楚。我是叛徒？笑话！那是因为我还没找到老刘，等我找着老刘你们再后悔吧，再看看你们是不是把一个英雄给冤枉了吧！

我也想过，莫非老刘他已经死了？我宁可不这么想，在找到老刘的尸首或者他确实已经死了的证据之前，我必须得找他，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啊。这几十年我能活过来，还不就因为这个？

老刘他真要是死了那也就什么都甭说了。

老刘他要是个没良心的人，那，我也就认命了。

我四十岁上才成家。有个女人跟了我，她说她信我不是瞎说，她说不是瞎说一瞧就知道，用不着什么证据。也有些人对我的话将信将疑，可是你说了半天一点儿证据也拿不出来这算怎么回事？有谁会说自己是坏蛋吗？平心而论是这么个理。说到底我得找到老刘。我老婆心甘情愿跟了我，打一过门就跟我一起找这个刘国华。什么英雄不英雄的，老也老了我早不在乎那玩意儿了，我只是想不能让我老婆白信任我一回，不能让她总这么跟我受这份糊涂罪。依着她早就不找了，她说不如赶紧生个孩子过咱们的日子吧。她是真喜欢孩子，可我总想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要也不晚。就这么弄来弄去有一天我看见她悄悄掉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完了，甭生了，已经绝经了。现在想想，我倒真也算得上是英明，要了又怎么着？叛徒的儿子，长大了也得埋怨我。

总之，那时候我一门心思非找到刘国华不可。

除了台湾，我一点儿不夸张，全国二十多个省我都走到了，所有的市、县我都托人或者写信去打听过了。直到不久前，又听人说起有个叫刘国华的，在南方，一个小镇子上，有个曾经化名刘国华在敌后工作过的老同志。哎哟我想这回有门儿，连我老婆都说这回八成错不了啦。我立刻就去了。在那个小镇子上，一个青砖红瓦的小院里，果然，是他，是老刘，是我要找的那个刘国华。当然他是老多了，不过错不了，这么多年他的模样总在我眼前晃，再怎么老我还能认不出他？

可他已经不能算是活人了。

他活倒是还活着，可对我来说，他其实已经是死了。

他的家人把我迎进门，把我领到老刘的床前。我说：“哎哟老刘喂我可算找着你喽！你还认得我不？”我泣不成声，哭得站也站不稳，一下子跪倒在他床前，可他瞪着俩大眼珠子什么表情也没有。你猜怎么着？他是植物人了。

他家里人说，刚刚胜利没两天他就躺下了，中风不语。开始还明白点儿事，整天“啊……啊……啊”地躺在床上干着急，话也不会说字也不会写，过了几天干脆人事不知了。领导把他送回家，组织关系转到县上，生活、医疗倒都不用愁，家里人照顾他还有一份护理费。“是呀，能吃能喝就是不省人事，”他家里人说，“连我们是谁他也不认得，整天就这么一个人盯着天花板。”“可不是吗二十多年啦，”他老伴说，“倒也没什么麻烦的，给他翻翻身，侍候他吃喝屙撒呗。”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从他家里出来，心想这回行了，不用再找他了，不用再绕世界跑了，也不用逢人就问您认识的人里有没有个叫刘国华的了。一切都结束了。你别说，这么一想倒觉着从头到脚都轻松了。可是我一下子就走不动了，扶着墙左右瞧瞧，那墙头上垂挂下来一串花，红的白的开得正旺，艳得让人害怕，让人不敢看。前面有家小饭馆，我就进去，要了碗面，其实不想吃，就为歇歇，喘口气。老刘的家里人后来还说了好些老刘的事，可说的都是什么我一点儿没听清，心里光记着那句话——“开始他还明白点儿事，整天啊……啊……啊地躺在床上干着急。”我想老刘这一定是放心不下我，没问题他是想着我呢，想把我的事给领导上托付托付。老刘毕竟还是老刘哇，我心里挺感动，他没把我忘了，没扔下我不管，行啊我这心里头挺知足。不单知足，倒觉着对不住老刘了，我怨过他，骂过他，恨过他，我怎么也没想到是这么回事哟。中风不语！老刘啊老刘，得什么病不行啊你？

我坐在那个小饭馆里愣了老半天，最后想：唉，得了，反正该受的我也都受了，什么都甭说了，不如赶紧回家陪陪老婆去吧。毕竟我那老伴是相信我的。我想起她的眼神，那里面纯净得让人想哭，让人想走进去再也不出来，那里面好像通着另外的什么地方，看不见的地方，也许是另一个世界，在那儿，什么事都是清楚的，就像我老婆说的：用不着证据。

老人收住话头，又那么一心一意地眺望树梢，眺望天空。太阳掉到了远处的楼群后面，在那儿闪烁着最后的光芒。

“还有一个人呢？您不是说，还有一个比您更不走运的人吗？”

老人侧脸望望我，再把目光放回到天上。

以下是他讲的第二个故事。

我是在那个小饭馆里碰上这个人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叫什么，打哪儿来，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冤仇。

我在那小饭馆里坐着一直坐到差不多这个时候，这个人来了。他要了酒，站在柜台前一口连一口地喝，两眼直勾勾的。喝了一阵子，他端着酒坐到我对面来。“谁让我最后碰上您了呢，”他说，“您不能不答应陪我一块儿喝几杯。”我没有太推辞。看他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我猜他是做买卖做赔了，要不就是赌钱赌输了。他说不是，都不是，他说这地方他是头一次来，是来找老三的。

他管他那个仇人叫老三，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

总之，他到处找了报仇。他找了好几十年，找了大半辈子，这倒是有点儿像我，不过我可不是找什么仇人，我没有仇人。

他不一样，他是要报仇。他说非得亲手杀了老三不可，不然他这一辈子就活得太窝囊了。他说，几十年了，他没有一天不想着杀了那老东西，大不了一命顶一命呗，那也得杀了他。他说死也得出出这口气，几十年了他说就为这个他才活下来。他要面对面，一对一地把老三杀了，让那老东西明白明白他就是跑到天边去事情也不能算完。他说他做梦都梦见老三死在他面前的样子，梦见那个不可一世的老东西跪地求饶。那也不行，跪地求饶也不行，“我非杀了他不可！”

他说他什么都想好了，这些年他没有一天不在盘算这件事，所有的可能他都想到了，所有的细节都想好了。当然，老三也绝不是个容易摆弄的，“这小子老奸巨猾心毒手狠，不是我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他说那也行，怎么都行，谁杀了谁都行反正一回事。

他不停地喝酒，一口气地说着，差不多是喊，听得我心里发毛。

慢慢儿地他口齿不大利索了，喝高了，把这些话来来回回地说。小老板站在柜台里动也不敢动。

终于，他的声音低下来。“可到底还是有件事，我怎么也没想到。”他说。

简单说吧，几天前他找到了老三。找了几十年终于让他打探到了，老三就在这个镇子上，他立刻就来了。他悄悄跟踪了老三好几天，打听老三的情况，老三竟然一点儿没发现。听起来老三并不像他说的那么老谋深算。老三现在是孤身一人，老了，这些年哪儿也不去，也不跟任何人交往，一日三餐之外就是去河边钓钓鱼。

他心说行啊老东西，你他妈的倒自在，你这一辈子造的孽你以为就算没事儿了？

那天他跟着老三到了河边，太阳还没出来，四周没人，他从草丛里跳出来，跳到老三跟前问老三还认不认得他。这一刻他盼了多少年呀，梦也不知梦见多少回了，他有点儿兴奋过度。老三看看他，冲他点点头，仿佛还笑了笑，老三正要说什么还没说出来他已经扑上去一刀把老三给杀了。

老三一声没吭就倒在河滩上，血咕嘟咕嘟地流出来，流进河里，把河水染红了一大片。他有点儿后悔事情办得未免太简单了，不像梦里那么有声有色。

这个人没有立刻就走，他说总觉得事情不大对劲儿，不是那么个意思。哪儿出了什么毛病吗？他在尸首旁边坐了一会儿，心想，其实也就只能这么简单吧，还能怎样呢？河上的雾气慢慢地薄了，阳光在河滩上铺开，爬上老三的脸，他看见那张脸上的笑还没有消失干净。他又在心窝那儿补了一刀。可他心里还是嘀咕，还是觉着不对劲儿。这么着，他去翻老三身上，从老三贴身的衣兜里翻出一样东西。

“知道这是什么吗？”他拿出一个小玻璃瓶给我看。

小玻璃瓶里有些褐色的粉末。

“河豚的血！没错儿我问过人了，是河豚的血焙干了碾成的粉。”

我听说过这东西，毒得厉害，一丁点儿就能要了人的命。

“什么意思？”我听见我的声音在颤抖。

“什么意思，你还问什么意思？老三！原来老三他早就想着去死了！”

他举着那个小瓶，眯缝着眼睛翻来覆去地看：“这老东西，他天天到那河里去钓鱼，其实是为了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河里已经不多了，一年两年也未准钓得着一条。这老东西可真他妈的有耐性啊，这点儿玩意儿够他钓多少年的你说？你说，老三他是不是早就不想着活了？”

我能说什么呢？吓也吓坏了。

“喂，小老板你过来！你是这地方人，你看看。”

小老板也是早吓坏了，面色如土。

“你看看，是不是河豚的血？”

小老板从柜台里走出来，躲在我身后哆嗦。

“老哥你说说，老三他攒这东西干吗？他要不是打算去死他攒这玩意儿有什么用？老哥你说说，可他攒了这么多为什么还不去死呢？这么多，死三遍都够了，我猜他是自个儿下不了自个儿的手……”

我和小老板互相靠着，也弄不清是谁在抖。直到警车来了。

警灯在外面闪，随后进来几个警察。

这个人忽然笑起来，说：“幸亏我来得早，要不让老三就这么自个儿死了，我还报的什么仇？”

警察站在门口，几支枪对着这个人。

他冲警察喊：“我不跑！要跑我早跑了。我在这儿等着，告诉你们老三是我杀的，没错儿他是我杀的，我一个人杀的！”

警察看着他，也不催他。

这个人又哭起来，问我，问小老板，甚至问警察：“可你们倒是说说呀，老三他攒这些毒药到底是要干吗呀？是不是他早就想死了只不过自个儿下不了自个儿的手哇？是不是？是——不——是！”

警察说：“你，跟我们走。”

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八日

小小说七篇

/猎人/

早年，地坛里有个遛弯儿的老太太，手里一根拐杖常引得路人驻步。拐杖是一整条鹿腿做的：鹿蹄黑亮，腕部弯曲成手柄，筋骨分明，皮毛犹在。众人把玩一回，而后感叹：“真东西，漂亮！”老太太落座石阶，面目冷峻。

有人问：“这东西您哪儿来的？”

“抢来的！”老太太没好气。

“不不，咱是问您哪儿买的？”

“哪儿也不卖！”

“那，您这东西是？”

“你才东西哪！”

“哎哟喂老太太，您别生气呀，咱是说……”

“猎人留下的。我那相好的，留下的。”

众人窃笑，不敢再问。老太太倒说开了——

猎人年轻时不打猎。猎人好跑，也能跑，跑一万米能把别人落下两三圈。猎人心憨，打小儿就实在；跑到一万米，他心想这也算跑？就又跑，一圈一圈总也不像要停下的样子。众人就喊：“行嘞，行嘞！”“够啦，傻小子！”可猎人压根儿没明白他们为啥要这么喊。

猎人跑得高兴，出了体育场，跑上大马路。不知啥时候喊声却变成了：“加油，加油！”“嘿，这哥们儿行啊！”路人以为他是在跑马拉松。

跑马拉松他也不含糊，跑过终点也不见有人追上来。可喊声就又变回来：“行嘞，行嘞！”“哪儿这么个傻小子，还不快停下！”猎人心说我有的是劲儿哪，干吗停下？你们也不瞧瞧这四周的景色够多美！

那时候不是唱吗：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在群山那面，有野鹿和山羊……雄鹰在飞翔，一会儿在草原，一会儿又向森林飞去……

他就这么跑哇，跑哇，跑过田野，跑向群山，天也黑了，月亮也上来了，周围也没人喊了。行吧，今天就到这儿，回去领奖去，奖还能是别人的？

奖还真就是别人的了。万米奖，给了那个让他落下两圈的人。马拉松奖，给了一个他见也没见过的家伙。猎人问：我的呢？人家说：你是谁？

就这样，他干脆跑到山里打猎去了。那时候还允许打猎呢。

/算命/

早年，地坛里有两个会算命的人。一位半宿半宿地在林子里吹箫，大家叫他“箫兄”；一位整天在园子里边走边饮，人称“饮者”。

有一天大雾弥漫，我独自守着棵老树发呆，忽一阵酒气袭来，饮者已现近旁，醉眼迷离地正瞅着我笑呢。我说您好。他说有啥不好？我说您总这么高兴。他说不高兴咋办？那时我二十几岁，已经盼着死了——两条腿算是废了，工作又找不到，日子嘛倒还剩着一大半，以后的路可怎么走呢？

饮者正一口一口地往嘴里灌黄汤。我说：要不您给我算上一命？

他拉着我的手看了看，又问过八字，说我命属木，生于冬，必多病，二十岁上少不了要住医院，尔后厄运频频，步履维艰，直到……

直到啥时候？我忙问。

另一个声音却在身后响起：单说以往，也算本事？

回头看时，雾气缭绕中箫兄一身黑衣，抱箫而立。

饮者缓缓起身，与箫兄久久对视。同行相轻，据说二人久存芥蒂。

那就算算未来？饮者说，语气中有明显的挑战味道。

箫兄摸出两张纸条说：您写一句，我写一句。

片刻写罢，二人换看，拊掌大笑，似芥蒂已去。

饮者问：如何给他看呢？

箫兄答：只末尾一字吧。

饮者又问：剩下的加封？

箫兄点头：待未来拆启。

末尾一字，饮者的是“之”，箫兄的是“也”。我说这不跟没看一样吗？饮者说：提前拆看也行，就怕不准了。箫兄道：不准了，而且不好了。我说你们把我当傻瓜吗？他们说：您请便。

那么，未来是什么时候？

不得不拆时。

如何才算不得不拆时？

笑声朗朗，二人已隐形大雾之中。

尔后多年，园中时有酒气飘绕，林间常闻箫声彻夜，却很少再见到他们；偶尔见了，也绝口不提此事——行内的规矩：命，是说一不二的。

转眼几十年，不知多少回我想拆开那两封字条看看，总又怕时机不对。直到不久前躺进急救室，这才想，拆吧，免得死也不知他们都写些什么。

两句话，竟似一联：虽万难君未死也；唯一路尔可行之。

/为无名者传/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重复五十遍，那个人，该叫他什么？就叫“百太祖”吧。按十七八年一辈算，他应该是活在三国时期。甫家的家谱上说他，“于长坂坡前，被一赵姓将军一枪毙命”。查遍史书，唯《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疑似相关：“赵云怀抱后主，直透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但愿百太祖正在其中，否则正史、野史均无他丝毫痕迹。

传说，百太祖与百太奶尚在胎中，即经两家父母指腹为婚。二人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孰料婚龄将至，甫家败落，亲家寻因种种，欲毁婚约。直至百太祖戎装待发，欲见娇娘一面，百太奶家仍闭门不允。幸有“红娘”内应，正所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月移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菩提树滴菩提水，滴入红莲两瓣中”，或如后世民歌所唱“抱住哥哥亲了个嘴，肚里的疙瘩化成水”，总之百太祖夜闯闺房，给百太奶留了个种。

否则一千七百年后，甫家最终也难有一位妇孺皆知的名人了。

送郎从军一幕自古雷同，譬如“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譬如“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日返故乡”。男儿功名重，百太祖一骑绝尘。女子为情生，百太奶以泪洗面，忍辱负重，为甫家养育着九十九太祖，终日所盼唯夫君早日归来。譬如“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譬如“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吵，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人分古今，相思无异。然“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其时通讯靠喊。百太奶岂知，爱子呱呱落地日，正是夫君尸横疆场时。家谱记载，百太祖首战刀未血刃，已成他人枪下鬼。又如民歌所唱“人人说咱们二人天配就，你把妹妹闪在那半路口”，百太奶闻讯昏厥三刻，自此终身独守，再不曾嫁。

千年悠悠，亦如白驹过隙。却说这百太祖的直系一百代孙，自幼乖巧伶俐，取名志高，孰料长大成人却不忠不孝。不忠者，他不仅与风靡一时的小说《红岩》中那个叛徒同名同姓，且行径与下场亦无二致；否则，必也会像其百代先人们一样，无论正史、野史，均无痕迹。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甫家到志高一辈已是数代单传，偏这厮被人一枪毙命时，尚未有后。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二〇一七年，你外公尚未成婚，在E州做刑警。他师父，刑警队长老路，正要退休。那年E州出了件大案，简单说吧，恐怖分子要在机场、车站搞一次连环爆炸。警方所知仅止于此，所幸抓获了一名嫌犯——据线人的情报，此人还是主谋之一。欲救万千无辜于危难，务必得从他嘴中掏出更多线索，这任务就交给了路队和你外公。

嫌犯果然顽固，任你千条妙计，他自一言不发。审问多日，师徒俩气得肝疼牙痒，仍无所获。嫌犯倒嚣张起来：“杀了我吧，这是你们唯一能做的。”老路拍案道：“我们能做的还很多！”嫌犯冷笑，继而闭目养神。

师徒俩出了审问室，在天井里抽烟。老路说：“这样下去咱非输不可。”二人抬头仰望，空中仿佛滚过隆隆巨响。老路说：“碰上这号不要命的谁也没辙。”二人低头默想，似已见那血肉横飞的惨景。

突然，老路把烟头一甩，盯住你外公说：“就不敢给他动动刑？”

“虐囚可是犯法的呀，师父！”

天井里半晌无言。谁都明白：审问失败最多算你无能，若动刑，麻烦可就大了，就算上级睁只眼闭只眼，新闻媒体也饶不了你！

外公蹲在角落里，很久，冒出句话：“师父，您说，这小子肯定知情吗？”

师父就笑：“你是想，这两难局面会不会还给咱留着个缺口？”

天井里一无声息。谁都明白：真正的麻烦并不在媒体，而在良心——一边是法纪严明而置百姓的安危于不顾，一边是知法犯法却有望拯救万千无辜于危难。

半天，外公又说：“师父，您说上面这情报……准吗？”

师父又笑：“你不过是把缺口换了个部位。”

外公还要说什么，老路打断他：“甭说啦，老弟，有缺口还怕没部位吗？比如，动刑就一定能奏效？违法，就不能不走漏风声？唉！早年我有个老同事，也碰上这么个局面，左右无路，便一枪把缺口开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天上云飞风走，七月天，天井里竟冷得人发抖。可是那老同事的灵魂流连未去？老路的神情渐趋坚忍，焦灼的目光却平缓了许多。

他站起身，拍拍你外公的肩膀：“老弟，找个好人结婚吧。别的事交给我。”

“师父，您想干吗？！”

“不干吗，今晚先去睡个好觉。”

第二天外公一上班就听说，昨夜，那个顽固的家伙终于开口了。外公顿觉不妙，忙去找他师父。老路已被停职。上级的好意，让你外公去拘捕路队。师父仍然坐在那个天井里，据说自审问结束后他就没动过地方。见你外公来了，他伸出双手。外公不忍，流泪道：“师父，您的良心是完整的，可我算什么？”师父说：“老弟，甭瞎想。要是不给我判了，咱这事就还算不上完整……”

/何宅/

何先生勤劳致富，不惑之年买下一所宅园，地处城边湖畔，闹中取静。夫妻俩难得为自己放了一回长假，装修好房子，配全了家具，园子里种满花草树木，便又去远方忙生意了。宅园交给一位远房阿叔和爱犬黑妞看管。

阿叔年近花甲，每日打扫房间，维护庭院，忙得不可开交。黑妞风华正茂，整日闲逛，常引来些异性在篱笆墙外乱喊乱叫。何先生按时给阿叔邮来工资，以及黑妞和宅园的各类养护费。

日复一日，并不见先生回来，打扫卫生便改为每周一次。后来先生的生意越做越远，渐渐做出了国，卫生又改为每月打扫一回。如是三年，仍不见先生的影子，阿叔渐觉寂寞，又看这十几间房空得可惜，便从乡下把儿子一家接来同住。黑妞也是孤单，隔着篱笆不知让谁给弄大了肚子。

黑妞生下两双儿女，众人说定能卖个好价钱。阿叔不肯，留下酷似黑妞的一只，其余都送给了爱狗的人。

黑妞十几岁去世，阿叔在园中给她立了块碑。

年复一年，黑妞的重外孙也已成年，何先生这才回来。其时阿叔也已过世，临终把工作交给了儿子阿仔。黑妞的重外孙也是通体透黑，取名黑娃。

先生明显消瘦，每日唯出门看病，回家服药、散步、睡觉，一切都由阿仔照料。先生看来病得不轻，总把阿仔认成阿叔，把黑娃喊成黑妞，阿仔百般解释，先生终不理会。

阿仔问：“先生的家人啥时回来？”

先生只说儿女都在海外成了家，便转开话题：“阿婶和儿子都还好吗？”

阿仔想，反正是解释不清，就说：“都好，老婆在家种田，儿子读书。”

“怎么不让他们来城里玩儿呢？”

“不瞒先生，他们都来住过一阵，听说您回来，就让他们走了。”“走什么嘛，这儿有的是地方住啊！”

“乡下人不懂事，整天乱吵，影响先生。”

“唉，还有什么可影响的！都让他们来吧，也帮帮你我。”说罢大把大把的钞票掏给阿仔，“田，雇人种；孩子，来城里上学。娘儿俩一起坐飞机来！”

阿仔的家眷来后不久，先生即告病危。阿仔一家急得团团转，让先生去医院先生也不去，只说不如死在家里。

弥留之际，先生示意阿仔一家挨近他坐，然后又喊那条狗：“黑妞，黑妞……”黑娃竟懂得是喊它，跑过来，舔舔先生的手。

阿仔觉得应该让先生走得明白，就又解释：“这狗不是黑妞，是她的重外孙了。我也不是阿叔，我爹他也早就……”

先生闭目叹道：“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也看不见黑妞的坟？”

料理完先生的后事，阿仔携妻带子回了老家；担心何家的人来继承遗产，找不到家门，临行时在篱笆墙上挂了块牌子：何宅。

/历史/

有一年夏天，表妹阿含去V州开会，亲历了一桩奇事。

V州是我们老家，但早已故人全无。周日休会，阿含想去看看祖上的老宅，可走了大半个V州城也没找到。实际上她对祖居所知甚少，唯行前听她母亲描述了个大致的方位，说那是城中不多的几家大宅门之一。阿含只好见了古旧的大宅门就去问：知不知道这宅子最早的主人姓什么？被问者无不摇头瞠目，报以满脸的警惕。

市中心商家云集，客流如潮。在一家餐馆吃过午饭，阿含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歇歇，便走出餐馆后门。谁料眼前一池莲花，半坡绿草，曲径亭台，林木掩映。这是啥地方？阿含正自窃喜，却见几位古装男子正于池畔饮酒谈笑。是拍电影吧？阿含心想不如去看看有没有熟人。可当阿含渐走渐近时，却见那几个男子陡然惊慌，竟至呆若木鸡。阿含并不在意。阿含在影视界人气正旺，初来界内的年轻人见了她难免举止无措，只是这几位稍嫌过分。阿含问他们拍的什么片子，谁的导演，谁的摄像，那几位却是张口结舌，面面相觑。也不知谁找来的这几块料！阿含卧身草丛，以鞋为枕，心想不如睡他一觉。似睡非睡间，听有仆人来添酒加菜，眯眼看时，却见那厮紧盯着阿含一双赤裸的秀足，顾自筛糠。阿含气了，腾地坐起来，正待发作，却见那厮撇下箪壶已然抱头鼠窜。再看几位男子，也只剩一个。阿含方觉事有蹊跷，问道：“出了什么事？”所剩的一位颤巍巍地说：“敢问仙人自何方来？”阿含顿感周身发冷，细看，那人脑后的一条长辫明明是长在头皮上的！阿含再不敢多言，匆忙抓起鞋子，一溜烟跑回宾馆。众人见她面无人色，便问何致如此？阿含愣怔半晌，才说：“刚才我，可能是走……走进了过去。”

没人信她的话。但不久前我查家谱，见有记载：我爷爷的四次方——即我二百年前的那位老祖宗，二十岁行冠礼后，与三五好友聚于后花园内饮酒庆贺，见一神秘女子飘然而至，衣着奇诡，举止粗陋，目光放浪，言语怪诞，来去倏忽。众好友皆失魂落魄，即刻四散而逃。唯我那老祖宗如罹花痴，对神秘女子念念不忘，食不甘味，夜不安寝，行若走木，坐比雕石，自此再不言娶，终身鳏居。

看来阿含所言不虚。她确曾掉入时间隧道，或曰“时空蠕洞”，走进了二百年前我那老祖宗的二十岁生日。唯一事难解：我那老祖宗果真终生未娶的话，我可算怎么回事？茫茫历史，想必另有蹊跷。

/不治之症/

G大夫医道精湛，中西博采，内外兼修。有回我问他什么病最难治，他不假思索地说：疼。哪儿疼？哪儿疼都不好办。

曾经有个病人，十几年中不知跑了多少家医院，也治不好他的头疼病。G大夫问他：“怎么个疼法呢？”他一会儿说跳疼，一会儿说刺疼，一会儿又说满脑袋串着疼，疼得什么事也干不成。G大夫给他做了全面的神经科检查，包括眼、耳、鼻、牙，又给他拍了全方位的头部X光片，结果一切正常。

“扎扎针灸吧，好不好？”

“好吧，麻烦您给我开几周病假。”

过了些日子，G大夫问他：“怎么样，有点儿变化没有？”

那人双眉紧锁：“唉，还是疼，疼得我什么事也不能干。”

G大夫又给他做了B超和脑血流图，还是看不出毛病。

“再吃点儿中药看看吧。”

“行呀，麻烦您还得给我续几周病假。”

又过了些日子，G大夫问他：“怎么样，疼得轻点儿没有？”

那人依旧一脸苦闷：“不疼则已，疼起来还是没法儿工作。”

“不会吧？”G大夫面有疑色。

那人立刻恼了：“您这叫什么话，莫非是我骗人？”

G大夫又让他去做了CT。不出所料，什么问题也没有。

“这样吧，再做做理疗，同时拔拔火罐儿。”

“行吧，您干脆给我开上一个月的假。”

“假就甭开了。总闲着也不好，说不定干点儿活，这头疼慢慢就好了。”

那人气哼哼地走了，再也没来。

听者无不大笑：咳，是个骗假条的。

G大夫却顾自叹息说：还是得怨医学无能；一个人来了，说他这儿疼，那儿疼，你有什么办法判断他是不是在说谎呢？

甭给他开假条，看他还来不来！

G大夫苦笑道：就怕不都这么简单，前不久又有个病人，也是头疼，看遍了各大医院，能做的检查都做了，偏方、验方也不知吃了多少，结果呢，连病因都找不到；可他就说疼，疼得厉害。

这家伙也要假条吗？

当然，假条还是得开。

骗子，甭给他开！

是呀，有了前面的经验，我也想试试他，后来就没给他开。

不来了吧？

不来了，可他死了。

死了？！

没过多久就听说他死了。

什么毛病？

至死不知。

二〇〇八年年末七篇一并修改完成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日改定

[1]做过了：弄糟了。

版权信息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图版

作　　者：史铁生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于向勇　马占国

策划编辑：楚　静

特约编辑：王槐鑫

营销编辑：刘晓晨　罗　昕刘文昕

内文插图：吴冠中

封面设计：仙　境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目录

版权信息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插队的故事

礼拜日

原罪·宿命

中篇1或短篇4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弯去，顶架也厉害，而且皮实、好养。对北方的黄牛，我多少懂一点儿。这么说吧：现在要是有谁想买牛，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看体形，看牙口，看精神儿，这谁都知道，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关键是得看脾气。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声，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左蹦右跳。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儿，走得欢。疲牛呢？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闭一下眼睛，忍了。这样的牛，别要。

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总在塌方，顺着沟、渠、小河，流进了黄河。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树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窑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就都佩服，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

在山上拦牛的时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麦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沟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树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总是“吸溜吸溜”地抽着旱烟，笑笑，说：“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英语中的“poor”就是“穷”的意思。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1]过得好光景……”声音拉得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巍巍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㧟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2]去。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单说春种吧，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天不亮，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上山了。太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垃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天都是黄的。太阳白蒙蒙的。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刷啦啦”响。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

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

陕北的风俗，清明节家家都蒸白馍，再穷也要蒸几个。白馍被染得红红绿绿的，老乡管那叫“zi chui”。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跟着叫“紫锤”。后来才知道，是叫“子推”，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的。破老汉说，那是个刚强的人，宁可被人烧死在山里，也不出去做官。我没有考证过，也不知史学家们对此做何评价。反正吃一顿白馍，清平湾的老老少少都很高兴。尤其是孩子们，头好几天就喊着要吃子推馍馍了。春秋距今两千多年了，陕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黄河。譬如，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说“喊”，要说“呐喊”，香菜，叫芫荽，“骗人”也不说“骗人”，叫作“玄谎”……连最没文化的老婆儿也会用“酝酿”这词儿。开社员会时，黑压压坐了一窑人，小油灯冒着黑烟，四下里闪着烟袋锅的红光。支书念完了文件，喊一声：“不敢睡！大家讨论个一下！”人群中于是息了鼾声，不紧不慢地应着：“酝酿酝酿了再……”这“酝酿”二字使人想到那儿确是革命圣地，老乡们还记得当年的好作风。可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酝酿”不过是一种习惯了的口头语罢了。乡亲们说“酝酿”的时候，心里也明白：球事不顶！可支书让发言，大伙总得有个说的，支书也是难，其实那些政策条文早已经定了。最后，支书再喊一声：“同意啊不？”大伙回答，“同意——”然后回窑睡觉。

那天，队长把一碗“子推”放在炕沿上，让我吃。他也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地抽烟。“子推”浮头用的是头两茬面，很白；里头都是黑面，麸子全磨了进去。队长看着我吃，不言语。临走时，他吹吹烟锅儿，说：“唉！‘心儿’家不容易，离家远。”“心儿”就是孩子的意思。

队里再开会时，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坐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在那个地方，担粪、砍柴、挑水、清明磨豆腐、端午做凉粉、出麻油、打窑洞……全靠自己动手。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唯一能够代替人力的牛简直是宝贝。老乡们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

我喂十头，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饲养场建在村子的最高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清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又嚷，闹翻了天。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心儿’家不晓得愁。”他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短工来到清平湾，就住下了。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绥德还出吹手。农历年夕前后，坐在饲养场上，常能听到那欢乐的唢呐声。那些吹手也有从米脂、佳县来的，但多数是从绥德来。他们到处串，随便站在谁家窑前就吹上一阵。如果碰巧哪家要娶媳妇，他们就被请去，“呜里哇啦”地吹一天，吃一天好饭。要是运气不好，吹完了，就只能向人家要一点儿吃的或钱。或多或少，家家都给，破老汉尤其给得多。他说：“谁也有难下的时候。”原先，他也干过那营生，吃是能吃饱，可是常要受冻，要是没人请，夜里就得住寒窑。“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饭……”他唱着，给牛添草。破老汉一肚子歌。

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场院上的婆姨、女子们嘻嘻哈哈地冲我嚷：“让老汉儿唱个《光棍哭妻》嘛，老汉儿唱得可美！”破老汉只作没听见，调子一转，唱起了《女儿嫁》：“一更里叮当响，小哥哥进了我的绣房，娘问女孩儿什么响，西北风刮得门闩响嘛哎哟……”往下的歌词就不宜言传了。我和老汉赶着牛走出很远了，还听见婆姨、女子们在场院上骂。老汉冲我眨眨眼，撅一根柳条，赶着牛，唱一路。

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

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嗞——嗞——”地叫。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口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他又想起了什么。

夏天拦牛可不轻闲，好草都长在田边，离庄稼很近。我们东奔西跑地吆喝着，骂着。破老汉骂牛就像骂人，爹、娘、八辈祖宗，骂得那么亲热。稍不留神，哪个狡猾的家伙就会偷吃了田苗。最讨厌的是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它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它假装吃着田边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着头，眼睛却溜着我。我看着它的时候，田苗离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儿；等我刚一回头，它就趁机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调头便走。我识破了它的诡计，它再接近田苗时，假装不看它，等它确信无虞把舌头伸向禁区之际，我才大吼一声。老家伙趔趔趄趄地后退，既惊慌又愧悔，那样子倒有点儿可怜。

陕北的牛也是苦，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草也不想吃，“呼哧呼哧”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我真害怕它们趴架。尤其是当那些牛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我几次想给它们买些盐，但自己嘴又馋，家里寄来的钱都买鸡蛋吃了。

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待到十一二点，一遍遍给牛添草。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破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圪节打起一堆火，干的“噼噼啪啪”响，湿的“嗞嗞”冒烟。火光照亮了饲养场，照着吃草的牛，四周的山显得更高，黑魆魆的。留小儿把红薯或者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如果是玉米，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啪”的一响，爆出了一个玉米花。那是山里娃最好的零嘴儿了。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噢，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这些话她问过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她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

“山里的娃娃什么也解[3]不开。”破老汉说。破老汉是见过世面的，他一九三七年就入了党，跟队伍一直打到广州。他常常讲起广州：霓虹灯成宿地点着、广州人连蛇也吃、到处是高楼、楼里有电梯……留小儿听得觉也不睡。我说：“城里人也不懂得农村的事呢。”“城里人解开个狗吗？”留小儿问，“格格”地笑。她指的是我们刚到清平湾的时候，被狗追得满村跑。“学生价连犍牛和生牛也解不开，”留小儿说着去摸摸正在吃草的牛，一边数叨，“红犍牛、猴[4]犍牛、花生牛……爷！老黑牛怕是难活[5]下了，不肯吃！”“它老了，熬[6]了。”老汉说。山里的夜晚静极了，只听得见牛吃草的“沙沙”声，蛐蛐叫，有时远处还传来狼嗥。破老汉有把破胡琴，“嗞嗞嘎嘎”地拉起来，唱：“一九头上才立冬，闯王领兵下河东，幽州困住杨文广，年太平，金花小姐领大兵……”把历史唱了个颠三倒四。

留小儿最常问的还是天安门。“你常去天安门？”“常去。”“常能照着[7]毛主席？”“哪的来，我从来没见过。”“咦？！他就盛[8]在天安门上，你去了会照不着？”她大概以为毛主席总站在天安门上，像画上画的那样。有一回她趴在我耳边说：“你冬里回北京把我引上行不？”我说：“就怕你爷爷不让。”“你跟他说说嘛，他可相信你说的了。盘缠我有。”“你哪儿来的钱？”“卖鸡蛋的钱，我爷爷不要，都给了我，让我买褂褂儿的。”“多少？”“五块！”“不够。”“嘻——，我哄你，看，八块半！”她掏出个小布包，打开，有两张一块的，其余全是一毛、两毛的。那些钱大半是我买了鸡蛋给破老汉的。平时实在是饿得够呛，想解解馋，也就是买几个鸡蛋。我怎么跟留小儿说呢？我真想冬天回家时把她带上。可就在那年冬天，我病厉害了。

其实，喂牛没什么难的，用破老汉的话说，只要勤谨，肯操心就行。喂牛，苦不重[9]，就是熬人，夜里得起来好几趟，一年到头睡不成个囫囵觉。冬天，半夜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五更天给牛拌料，牛埋下头吃得香，我坐在牛槽边的青石板上能睡好几觉。破老汉在我耳边叨唠：黑市的粮价又涨了、合作社来了花条绒、留小儿的袄烂得露了花……我“哼哼哈哈”地应着，刚梦见全聚德的烤鸭，又忽然掉进了什刹海的冰窟窿，打个冷颤醒了，破老汉还没唠叨完。“要不回窑睡去吧，二次料我给你拌上。”老汉说。天上划过一道亮光，是流星。月亮也躲进了山谷。星星和山峦，不知是谁望着谁，或者谁忘了谁。“这营生不是后生家做的，后生家正是好睡觉的时候，”破老汉说，然后“唉，唉——”地发着感慨。我又迷迷糊糊地入了梦乡。

碰上下雨下雪，我们俩就躲进牛棚。牛棚里净是粪尿，连打个盹的地方也没有。那时候我的腿和腰就总酸疼。“倒运的天！”破老汉骂，然后对我说，“北京够咋美，偏来这山沟沟里做什么嘛！”“您那时候怎么没留在广州？”我随便问。他抓抓那几根黄胡子，用烟锅儿在烟荷包里不停地剜，瞪着眼睛愣半天，说：“咋！让你把我问着了，我也不晓球咋价日鬼的。”然后又愣半天，似乎回忆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唉，球毛擀不成个毡，山里人当不成个官。”他说，“我那辰儿要是不回来，这辰儿也住上洋楼了，也把警卫员带上了。山里人憨着咧，只想打罢了仗就回家，哪搭儿也不胜窑里好。球！要不，我的留小儿这辰儿还愁穿不上个条绒袄儿？”

每回家里给我寄钱来，破老汉总嚷着让我请他抽纸烟。“行！”我说，“‘牡丹’的怎么样？”“唏——，‘黄金叶’的就拔尖了！”“可有个条件，”我凑到他耳边，“得给‘后沟里的’送几根去。”“憨娃娃！”他骂。“后沟里的”指的是住在后沟里的一个寡妇，比破老汉小十几岁，村里人都知道那寡妇对破老汉不错。老汉抽着纸烟，望着远处。我也唱一句：“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递给他几根纸烟，向后沟的方向示意。他不言传，笑眯眯地不知想着什么。末了，他把几根纸烟装进烟荷包，说：“留小儿大了嫁到北京去呀！”说罢笑笑，知道那是不沾边儿的事。

在后山上拦牛的时候，远远地望着后沟里的那眼土窑洞，我问破老汉：“那婆姨怎么样？”“亮亮妈，人可好。”他说。我问：“那你干吗不跟她过？”“唏——，老了老了还……”他打岔，“算了吧！”我说：“那你夜里常往她窑里跑？”我其实是开玩笑。“咦！不敢瞎说！”他装得一本正经。我诈他：“我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他不言传了，尴尬地笑着。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

破老汉望着山脚下的那眼窑洞。窑前，亮亮妈正费力地劈着一疙瘩树根；一个男孩子帮着她劈，是亮亮。“我看你就把她娶了吧，她一个人也够难的。再说，也就有人给你缝衣裳了。”“唉，丢下留小儿谁管？”“一搭里过嘛！”“她的亮亮也娇惯得危险[10]，留小儿要受气呢。后妈总不顶亲的。”“什么后妈，留小儿得管她叫奶奶了。”“还不一样？”山里没人，我们敞开了说。亮亮家的窑顶上冒起了炊烟。老汉呆呆地望着，一缕蓝色的轻烟在山沟里飘绕。小学校放学的钟声“当当”地敲响了。太阳下山了，收工的人们扛着锄头在暮霭中走。拦羊的也吆喝着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响成一片。老汉还是呆呆地坐着，闷闷地抽烟。他分明是心动了，可又怕对不起留小儿。留小儿的大[11]死得惨，平时谁也不敢向破老汉问起这事，据说，老汉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秋天，在山里拦牛简直是一种享受。庄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山洼、沟掌里的荒草却长得茂盛。把牛往沟里一轰，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是把牛赶上山，在下山的路口上坐下，看书。秋天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单调：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杜梨树的叶子黄了，酸枣棵子缀满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枣……尤其是山坡上绽开了一丛丛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从黄土坷垃后面探头探脑；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来，“扑棱棱”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人捕食这些小动物。也许是因为没有枪，也许是因为这些鸟太小也太少，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譬如：春天燕子飞来时，家家都把窗户打开，希望燕子到窑里来做窝；很多家窑里都住着一窝燕儿，没人伤害它们。谁要是说燕子的肉也能吃，老乡们就会露出惊讶的神色，瞪你一眼：“咦！燕儿嘛！”仿佛那无异于亵渎了神灵。

种完了麦子，牛就都闲下了，我和破老汉整天在山里拦牛。老汉不闲着，把牛赶到地方，跟我交代几句就不见了。有时忽然见他出现在半崖上，奋力地劈砍着一棵小灌木。吃的难，烧的也难，为了一小把柴，常要爬上很高很陡的悬崖。老汉说，过去不是这样，过去人少，山里的好柴砍也砍不完，密密匝匝的，人也钻不进去。老人们最怀恋的是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打倒了地主，分了地，单干。“才红了[12]那辰儿，吃也有的吃，烧也有的烧，这咋会儿，做过啦[13]！”老乡们都这么说。真是，“这咋会儿”，迷信活动倒死灰复燃。有一回，传说从黄河东来了神神，有些老乡到十几里外的一个破庙去祷告，许愿。破老汉不去。我问他为什么，他皱着眉头不说，又哼哼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是才红了那辰儿的歌。过了半天，使劲磕磕烟袋锅，叹了口气：“都是那号婆姨闹的！”“哪号？”我有点儿明知故问。他用烟袋指指天，摇摇头，撇撇嘴：“那号婆姨，我一照就晓得……”如此算来，破老汉反“四人帮”要比“四五”运动早好几年呢！

在山里，有那些牛做伴，即便剩我一个人也并不寂寞。我半天半天地看着那些牛，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什么，我全懂。平时，牛不爱叫，只有奶着犊子的生牛才爱叫。太阳一偏西，奶着犊儿的生牛就急着要回村了，你要是不让它回，它就“哞——哞——”地叫个不停，急得团团转，无心再吃草。有一回，我在山洼洼里，睡着了，醒来太阳已经挨近了山顶。我和破老汉吆起牛回村，忽然发现少了一头。山里常有被雨水冲成的暗洞，牛踩上就会掉下去摔坏。破老汉先也一惊，但马上看明白了，说：“没麻搭，它想儿，回去了。”我才发现，少了的是一头奶犊儿的生牛。离村老远，就听见饲养场上一声声牛叫了，儿一声，娘一声，似乎一天不见，母子间有说不完的贴心话。牛不老[14]在母亲肚子底下一下一下地撞，吃奶，母牛的目光充满了温柔、慈爱，神态那么满足，平静。我喜欢那头母牛，喜欢那只牛不老。我最喜欢的是一头红犍牛，高高的肩峰，腰长腿壮，单套也能拉得动大步犁。红犍牛的犄角长得好，又粗又长，向前弯去；几次碰上邻村的牛群，它都把对方的首领顶得败阵而逃。我总是多给它拌些料，犒劳它。但它不是首领。最讨厌的还是那头老黑牛，不仅老奸巨猾，而且专横跋扈，双套它也会气喘吁吁，却占着首领的位置。遇到外“部落”的首领，它倒也勇敢，但不下两个回合，便跑得比平时都快了。那头老生牛就好，虽然比老黑牛还老，却和蔼得很，再小的牛冲它抻抻脖子，它也会耐心地为之舔毛……和牛在一起，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然怎么办呢？方圆十几里内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山。偶尔有拦羊的从山梁上走过，冲我呐喊两声。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远远看去像是悬挂着的棋盘；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是白棋子。山沟里有泉水，渴了就喝，热了就脱个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饿肚子。

破老汉有个弟弟，我就是顶替了他喂牛的。据说那人奸猾，偷牛料；头几年还因为投机倒把坐过县大狱。我倒不觉得那人有多坏，他不过是蒸了白馍跑到几十里外的车站上去卖高价，从中赚出几升玉米、高粱米。白面自家舍不得吃。还说他捉了乌鸦，做熟了当鸡卖，而且白馍里也掺了假。破老汉看不上他弟弟，破老汉佩服的是老老实实的受苦人。

一阵山歌，破老汉担着两捆柴回来了。“饿了吧？”他问我。“我把你的干粮吃了。”我说。“吃得下那号干粮？”他似乎感到快慰。他“哼哼唉唉”地唱着，带我到山背洼里的一棵大杜梨树下。“咋吃！”他说着爬上树去。他那年已经五十六岁了，看上去还要老，可爬起树来却比我强。他站在树上，把一杈杈结满了杜梨的树枝撅下来，扔给我。那果实是古铜色的，小指盖儿大小，上面有黄色的碎斑点，酸极了，倒牙。老汉坐在树杈上吃，又唱起来：“对面价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那是《信天游》。老汉大约又想起了当年。他说他给刘志丹抬过棺材，守过灵。别人说他是吹牛。破老汉有时是好吹吹牛。“牵牛牛开花羊跑青，二月里见罢到如今……”还是《信天游》。我冲他喊：“不是夜来黑喽[15]才见罢吗？”“憨娃娃，你还不赶紧寻个婆姨？操心把‘心儿’耽误下！”他反唇相讥。“‘后沟里的’可会迷男人？”“咦！亮亮妈，人可好！”“这两捆柴，敢是给亮亮妈砍的吧？”“谁情愿要，谁扛去。”这话是真的，老汉穷，可不小气。

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去喂牛，借着一缕淡淡的月光，摸进草窑。刚要揽草，忽然从草堆里站起两个人来，吓得我头皮发麻，不禁喊了一声，把那两个人也吓得够呛。一个岁数大些的连忙说：“别怕，我们是好人。”破老汉提着个马灯跑了来，以为是有了狼。那两个人是瞎子说书的，从绥德来。天黑了，就摸进草窑，睡了。破老汉把他们引回自家窑里，端出剩干粮让他们吃。陕北有句民谣：“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汉和两个瞎子长吁短叹，唠了一宿。

第二天晚上，破老汉操持着，全村人出钱请两个瞎子说了一回书。书说得乱七八糟，李玉和也有，姜太公也有，一会儿是伍子胥一夜白了头，一会儿又是主席语录。窑顶上，院墙上，磨盘上，坐得全是人，都听得入神。可说的是什么，谁也含糊。人们听的是那么个调调儿。陕北的说书实际是唱，弹着三弦儿，哀哀怨怨地唱，如泣如诉，像是村前汩汩而流的清平河水。河水上跳动着月光。满山的高粱、谷子被晚风吹得“沙沙”响。时不时传来一阵响亮的驴叫。破老汉搂着留小儿坐在人堆里，小声跟着唱。亮亮妈带着亮亮坐在窑顶上，穿得齐齐整整。留小儿在老汉怀里睡着了，她本想是听完了书再去饲养场上爆玉米花的，手里攥着那个小手绢包儿。山村里难得热闹那么一回。

我倒宁愿去看牛顶架，那实在也是一项有益的娱乐，给人一种力量的感受，一种拼搏的激励。我对牛打架颇有研究。二十头牛（主要是那十几头犍牛、公牛）都排了座次，当然不是以姓氏笔画为序，但究竟根据什么，我一开始也糊涂。我喂的那头最壮的红犍牛却敬畏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红犍牛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肩峰上的肌肉像一座小山，走起路来步履生风；而老黑牛却已显出龙钟老态，也瘦，只剩了一副高大的骨架。然而，老黑牛却是首领。遇上有哪头母牛发了情，老黑牛便几乎不吃不喝地看定在那母牛身旁，绝不允许其他同性接近。我几次怂恿红犍牛向它挑战，然而只要老黑牛晃晃犄角，红犍牛便慌忙躲开。我实在憎恨老黑牛的狂妄、专横，又为红犍牛的怯懦而生气。后来我才知道，牛的排座次是根据每年一度的角斗，谁夺了魁，便在这一年中被尊崇为首领，享有“三宫六院”的特权，即便它在这一年中变得病弱或衰老，其他的牛也仍为它当年的威风所震慑，不敢贸然不恭。习惯势力到处在起作用。可是，一开春就不同了，闲了一冬，十几头犍牛、公牛都积攒了气力，是重新较量、争魁的时候了。“男子汉”们各自权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自然地推举出一头（有时是两头）体魄最大，实力最强的新秀，与前冠军进行决赛。那年春天，我的红犍牛正处在新秀的位置上，开始对老黑牛有所怠慢了。我悄悄促成它们的决斗，把它们引到开阔的河滩上去（否则会有危险）。这事不能让破老汉发觉，否则他会骂。一开始，红犍牛仍有些胆怯，老黑牛尚有余威。但也许是春天的母牛们都显得越发俊俏吧，红犍牛终于受不住异性的吸引或是轻蔑，“哞——哞——”地叫着向老黑牛挑战了。它们拉开了架势，对峙着，用蹄子跑土，瞪红了眼睛，慢慢地接近，接近……猛地扭打到一起。这时候需要的是力量，是勇气。犄角的形状起很大作用，倘是两只粗长而向前弯去的角，便极有利，左右一晃就会顶到对方的虚弱处。然而，红犍牛和老黑牛都长了这样两只角。这就要比机智了。前冠军毕竟老朽了，过于相信自己的势力和威风，新秀却认真、敏捷。红犍牛占据了有利地形（站在高一些的地方比较有利），逼得老黑牛步步退却，只剩招架之功。红犍牛毫不松懈，瞧准机会把头一低，一晃一冲，顶到了对方的脖子。老黑牛转身败走，红犍牛追上去再给老首领的屁股上加一道失败的标记。第一回合就此结束。这样的较量通常是五局三胜制或九局五胜制。新秀连胜几局，元老便自愿到一旁回忆自己当年的矫勇去了。

为了这事，破老汉阴沉着脸给我看。我笑嘻嘻地递过一根纸烟去。他抽着烟，望着老黑牛屁股上的伤痕，说：“它老了呀！它救过人的命……”

据说，有一年除夕夜，家家都在窑里喝米酒，吃油馍，破老汉忽然听见牛叫、狼嗥。他想起了一只出生不久的牛不老，赶紧跑到牛棚。好家伙，就见这黑牛把一只狼顶在墙旮旯里。黑牛的脸被狼抓得流着血，但它一动不动，把犄角牢牢地插进了狼的肚子。老汉打死了那只狼，卖了狼皮，全村人抽了一回纸烟。

“不，不是这。”破老汉说，“那一年村里的牛死的死，杀的杀（他没说是哪年），快光了。全凭好歹留下来的这头黑牛和那头老生牛，村里的牛才又多起来。全靠了它，要不全村人倒运吧！”破老汉摸摸老黑牛的犄角。他对它分外敬重。“这牛死了，可不敢吃它的肉，得埋了它。”破老汉说。

可是，老黑牛最终还是被人拖到河滩上杀了。那年冬天，老黑牛不小心踩上了山坡上的暗洞，摔断了腿。牛被杀的时候要流泪，是真的。只有破老汉和我没有吃它的肉。那天村里处处飘着肉香。老汉呆坐在老黑牛空荡荡的槽前，只是一个劲儿抽烟。

我至今还记得这么件事：有天夜里，我几次起来给牛添草，都发现老黑牛站着，不卧下。别的牛都累得早早地卧下睡了，只有它喘着粗气，站着。我以为它病了，走进牛棚，摸摸它的耳朵，这才发现，在它肚皮底下卧着一只牛不老。小牛犊正睡得香，响着均匀的鼾声。牛棚很窄，各有各的“床位”，如果老黑牛卧下，就会把小牛犊压坏。我把小牛犊赶开（它睡的是“自由床位”），老黑牛“扑通”一声卧倒了。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它一定是感激我了，它不知道谁应该感激它。

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劲儿了，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都开始萎缩。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乡亲们捎给我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

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

“我对他说这是陕西省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破老汉不信，说：‘咦！你们北京就那么高级？我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咋啦不能用？！’我只好带给你。破老汉说你治病时会用得上。”

唔，我记得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了的，他以为北京也和那儿一样。

十年过去了。前年留小儿来了趟北京，她真的自个儿攒够了盘缠！她说这两年农村的生活好多了，能吃饱，一年还能吃好多回肉。她说，黑肉[16]真的还是比白肉好吃些。

“清平河水还流吗？”我糊里巴涂地这样问。

“流哩嘛！”留小儿“格格”地笑。

“我那头红犍牛还活着吗？”

“在哩！老下了。”

我想象不出我那头浑身是劲儿的红犍牛老了会是什么样，大概跟老黑牛差不多吧，既专横又慈爱……

留小儿给他爷爷买了把新二胡。自己想买台缝纫机，可是没买到。

“你爷爷还爱唱吗？”

“整天价瞎唱。”

“还唱《走西口》吗？”

“唱。”

“《揽工调》呢？”

“什么都唱。”

“不是愁了才唱吗？”

“咦？！谁说？”

关于民歌产生的原因，还是请音乐家和美学家们去研究吧。我只是常常记起牛群在土地上舔食那些渗出的盐的情景，于是就又想起破老汉那悠悠的山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如今，“好光景”已不仅仅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了。老汉唱的本也不是崖畔上那一缕残阳的红光，而是长在崖畔上的一种野花，叫山丹丹，红的，年年开。

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一九八二年

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序/

想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已经有很久了。——仅此一句，明眼的读者就已看出，我是在套用伟人的路数。事已至此，承认下来是上策。我选择上策。

原来我甚至想题名为“詹牧师×传”的，可眼下不时兴作传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传。“正传”也不适宜。一来文体旧了，唯恐发散不出恰当的气息。二来有鲁迅先生，而且至今魅力犹存，只有常冒傻气的人才不懂：步伟人之后尘，只能愈显出自己的卑微和浅薄。由此也可见，我的套用绝非是想也做一名伟人，实在倒是冒了“卑微和浅薄”的风险呢！不宜作传的第三个原因是：天有不测风云。明白说，你摸得清谁的底细？换言之，你敢担保谁的历史就完全清白？倘若你要为之作传的人当过三五天特务，或出卖过一两分钟灵魂呢？尤其是从那动乱年月中活过来的人，谁敢拍拍胸脯说自己一向襟怀坦荡、彻底问心无愧呢？为了给别人立传，竟至过早地为自己竖起了墓碑的人又不是没有过，所以得“悠着点儿”。这两年情况变了，但一般来说，“悠着点儿”总没亏吃。所以我还是决定不作传，而是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有说“为阶级敌人树碑立传”的，没有说“为阶级敌人树碑立报告文学”的。想来，“报告”二字妙用无穷，无论什么事，报告了，总归没错儿，就算遇见的是个特务，不也是得报告么？

我要写报告文学，还因受了一个棋友的启发。那天我刚要吃掉他的老将儿，他忽然推说他还有些要紧的事得赶紧去办，这盘棋就先下到这儿。算我赢了。他说他预备写一篇报告文学，关于一位著名的女高音的，也可以是关于一位著名的老作家的，或者是关于一位著名的别的什么的。

我忽然想起了詹牧师。

“牧师？”棋友极力笑出几个高音，把输棋的尴尬完全替补了下去。

“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个基督教会的主讲牧师。后来他负责传呼电话。”

棋友的笑声更加响亮。等我把棋子码入棋盒，光从双方的表情判断，谁都会认为输棋的是我了。

“你还是自己去写那个传电话的牧师吧！”棋友说，“纸笔都现成，又不是生孩子，只有女人才会。”

我心里一动，觉得这话不无道理。

现今知道詹牧师做过主讲牧师的人不多了，知道他获得过神、史两项硕士学位的人就更少，多数人只记得，那个传电话的詹老头儿一向服务态度很好。这倒很像一篇报告文学的开头。一般报告文学都是从一个人的怀才不遇写起，写到其人终于蜚声某坛或成就了某项大事业止，顶不济也要写到被伯乐发现。可是，詹牧师末了还只是个传电话的。我相信这与他的面相有关：虽然天庭饱满，但下巴过于尖削，一直未能长到地阁方圆的程度。据说，年轻时，詹牧师为此曾很苦恼，查考过几本相书，也不使人乐观。而立之年一过，他转而愤懑，在一篇论文里曾写道：“基督精神本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接着他引申了马丁·路德的思想，认为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既然不在于遵行教会的规条，当然也不在于听任命运的摆布。最后他写道：“耶稣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救星，在他伟大精神的照耀下，苦难众生都有机会得救，唯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者除外。”于是招来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怒目，甚至怀疑他与共产党有牵连。不惑之年的詹牧师更加成熟，时值全国已经解放，国计民生蓬勃日上，他进而怀疑了有神论，并于无意中贬低了他的主。他说：“有神论者都是因为并没有弄懂基督教的真谛，马列主义才是苦难众生的大救星！”这又得罪了很多同事。一些人说他是“墙头草”（相当于后来所说的“风派”），甚至干脆说他是犹大。詹牧师处之泰然，说：“倘不是为了三十块银币，而是为了真理，主耶稣是会赞同的。”

棋友正一心一意地琢磨着，一篇报告文学的字数以多少为宜。

“五万两千七八百字，你看够不够？”棋友问。

“凑个整儿吧，十万字，够一台彩电。”

棋友频频点头。

就在那一刻，我决心写一篇报告文学了。

/上集/

写法嘛——其实和写新闻报道相去不远（顺便提一句，我在一家不大不小的报社工作），大概也都是记述一些事业的成功之人及其成功之路。说一说该人是怎么落生的，怎么长大的，具有怎样出色的品质和智能，于是克服了什么和什么，就怎么样和怎么样了起来。所不同的是，常常兼而介绍一下海燕和雄鹰的生活习性。比方说，海燕喜欢划破阴沉的天空，雄鹰则更善于“击”——鹰击长空。还有联系一下松树风格的、黄金品质的、某一星座之光芒的，等等。也有侧重于气象及地理环境记载的，譬如：闪电，雷鸣，暴风雨震撼着这个小山村，在一间低矮的茅草棚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一个伟大的生命来到了人间。

相当不幸！上述诸条，詹牧师一条都不占。前面已经说过，詹牧师因为差一项“地阁方圆”，始终没能伟大得了；而且连出生时的史料也早已散失。他自己当时过于年幼，又没记住是否下过雨，是否有过电闪和雷鸣；父母早逝，连生辰八字也是一笔糊涂账。并不是我一味地要套用伟人的路数，实在是因为詹牧师当时只顾了哭，倒把顶重要的事给忘记了。那时的户籍制度又很松懈。非要写一写他的出生情况不可的话，我只能说，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南飞的雁阵正经过一座小城的上空，教堂（帝国主义列强的一种侵略方式）的钟声悠长而凄惶地敲响，路旁的落叶堆中传出一个婴儿微弱的哭声，一对贫苦却善良的老人经过这里，毫不犹豫地收养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弃婴，以致后来的七十多年内，世上有了詹牧师其人。不过我至今拿不准，这会不会也是依据了想象和杜撰。詹牧师常把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事物记得很牢，记得久了，便以为自己也不过如此。譬如就说这生日，他早年总是在各式的表格中填上十月十日（按他被善良的老人收养了的那天算）。“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出生于十月一日的红五类人士，狠狠地嘲笑了他的十月十日，说是“这也不无阶级性”。詹牧师先是羡慕人家，继而慢慢回忆：自己在落叶堆中未必只是待了一天，而且生母在遗弃自己之前是不会不痛苦的，不会一生下来就拿去扔掉，想必是犹豫了一个多礼拜的，如此算来，自己的生日也应该是十月一日。为这事詹牧师跑了不少次派出所，申明了理由，要求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他儿子问他，为什么不把生年也改成一九四九呢？“那样，我在学校里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他儿子说。詹牧师无言以对。詹夫人一向的任务就是在父子间和稀泥，此刻为丈夫解围道：“你爸爸不是那种……”哪种呢？没有下文。其时，詹夫人边洗菜，边考虑应不应该告诉儿子，詹牧师小时候的名字叫“庆生”，虽然是为了庆贺于落叶堆中侥幸存活而起，而且是在辛亥革命之前，但与十月十日连在一起想，总不见得会有好处。詹夫人抬头望望丈夫那一脸花白的胡茬、那一脸愁苦的皱纹，心里一阵阵发酸。那个和她一起戏水、撑船的少年庆生到哪儿去了呢？那个教她糊风筝、放风筝的快乐的庆生到哪儿去了呢？岁月如梦如烟，倏忽即逝哟！她于是只对儿子说：“你也会老哇——”儿子不耐烦地走出去。詹牧师蹲过来，帮着夫人洗菜。

“你不要往心里去。”詹夫人说。

“我没有。”

“他还是个孩子。”

“我知道。”

“我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

詹牧师一个劲儿洗菜，不言语。

“别总瞎想。”

“你是不是也嫌我老了？”詹牧师说，洗菜的手有些发抖。

詹夫人呆愣了片刻，故意笑笑：“谁嫌谁呀，咱们俩都老喽！”“可我要做的事，还都没做。”

他们默默地洗菜。

再有，写报告文学势必得懂些音乐。人家问你，《命运交响曲》是谁作的？你得会说：贝多芬。要是进而再能知道那是第五交响曲，“嘀嘀嘀噔——”乃是命运之神在叩门，那么你日后会发现这有很广泛的用途，写小说、写诗歌也都离不了的。美术也要懂一点儿，在恰当的段落里提一提毕加索和《亚威农的少女们》，会使你的作品显出高雅的气质。至于文学，那是本行知识，别人不会在这方面对一个写报告文学的人有什么怀疑；有机会，说一句“海明威盖了”或“卡夫卡真他妈厉害”也就足够。等等这些吧，我都不行，重要的是怎么把这些知识联系到詹牧师身上去。詹牧师当年做牧师的时候会弹两下子管风琴，可等我认识了詹牧师的时节，这早已成了历史。教堂里的管风琴年久失修是一个原因，人家不再让他进教堂也是一个原因。唯一能把詹牧师和音乐联系起来的，是第九交响曲中的那支歌：“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阳光照大地……在你的光辉照耀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歌詹夫人爱唱，她年轻时懂一些贝多芬，嗓子又好，中学时代就是校合唱队的主力。詹牧师也就会唱，其实詹牧师还会唱很多歌，但可惜都与我主耶稣有关，后来没有机会再唱了。小时候在故乡，不知怎么一个机缘，詹牧师（那时是詹庆生）被选进了小教堂的唱诗班。可以想见，那时他的嗓子还很清脆，眼睛还很明澈，望着窗外神秘莫测的蓝天，虔诚地唱：“我听主声欢迎，召我与主相亲，在主所流宝血里面，我心能够洗净……”门边站着个小姑娘，听得入迷，痴痴盯着少年庆生。那就是后来的詹夫人，姓白，名芷，听起来像一味中药。

爱情是个永恒的主题，照例不该不写。然而，詹牧师对自己的罗曼史从来是讳莫如深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深问过他这方面的事，如今既然决定写一篇报告文学，便只好额外下了些工夫——向他的亲友们做了一些调查，片片段段汇总起来，所能写的也不过这么几条：

（一）詹牧师的老丈人是个开药铺的小老板，兼而也做做郎中，家里还有几亩好地，雇了人种。詹庆生十四岁上到这药铺做了学徒，起早恋晚地跟师父里里外外地忙，人很勤俭，懂得爱惜各种草药，脑子灵，算盘又打得好，很为小老板赏识。虽然出于某种规矩，学徒的生活照例清苦，但少女白芷对他明显的关照，小老板亦均认可。至于小老板膝下无儿，是否有意把少年庆生培养成继承人一节，现已无从考证。

（二）少年庆生绝非甘愿寄人篱下之辈，平生志愿也绝非仅一小老板耳。每晚侍候得师父洗了脚，师母也喝完了芦根水，他便到店堂里去读书。什么《医宗全鉴》《本草备要》《频湖脉诀》《雷公药性赋》早已不在话下；《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更是读到了烂熟的程度；连《玉匣记》《枕中书》《择偶论》乃至《麻衣相法》《阴阳八卦》，都读；甚至不知从哪儿淘换来一批孔、孟、老、庄的经典及诸子百家的宏著……小老板见他是读书，也就不吝惜灯油。那时白芷已经上了初中，时常悄悄溜进店堂，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新书：天文、地理、生物……乃至一些新文学的代表作。据说也有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也有胡适的文章。两小无猜，在灯下兼读、兼嚷、兼笑。老板娘虽看不上眼，小老板却开明而且羡慕。小老板逐渐明白，这徒弟是不会长久在此耽误前程了。

（三）青年庆生学识日深。凭着小老板的灯油，他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靠了白芷的鼓励，他决定弃商就学。不料，机会却决定了人生。每逢礼拜日，他照例去小教堂唱诗，听讲，竟被“信主兄弟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同为天父孝顺儿女，契合如在家庭”一类的骗局所惑，决心去学神学了。他对他的少女说：“这不和你唱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样的么？”两人都很高兴，觉得比小老板的“回春堂”要妙多了。“那你还能结婚吗？”白芷问。“能，当了牧师也能。”庆生回答。白芷放心了。他们在故乡的小路上边走边想，边想边唱：“在主爱中真诚的心，到处相爱相亲，基督精神如环如带，契合万族万民。”故乡欢畅的小河载着阳光和花瓣，流过山脚，流过树林，流过“回春堂”，流过小石桥和小教堂。教堂的钟声飘得很远，小河流得很远，青年庆生也将走向很远的地方。他们不知道有什么骗局，远方有没有深渊。

（四）青年庆生考上了一所著名大学的神学院，课外帮助别人抄写文稿或出一些别的力气，工读自助。其间一直与他远方的姑娘通信。可惜这“两地书”均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烧毁，欲知二人之间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称呼的，有没有冠以“亲爱的”或者干脆是“dear”，都不可能了。单从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志上查到，庆生已于大学期间改名“鸿鹄”了——詹鸿鹄。

（五）小老板不久去世（据推测是癌症），引起过一场风波：老板娘为生活计，愿意女儿嫁给一个大药铺的少掌柜的。女儿心里有着原来的小学徒，执意不肯，险些闹得出了人命。先是女儿要吞马钱子[17]，幸亏是错吞了车前子[18]。后是老板娘中风不语，好在“安宫牛黄丸”和“人参再造丸”都现成。最后还得感谢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故乡的生活日益艰难，不说哀鸿遍野吧，总也是民不聊生，小药铺终归倒闭，大药铺岌岌不可终日；正当詹鸿鹄翻译了几篇文稿，倾其所得寄予母女俩，老板娘方才涕泪俱下，深信小老板在世时的断言是不错的。

（六）詹鸿鹄拿下了神学硕士学位，在一所教堂里任职。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他一定要未婚妻到大地方来进一步学习，于是白芷和母亲也就离开了故乡小城，到鸿鹄身边来。不久，詹鸿鹄与白芷在一所大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仪式。一位洋牧师（詹鸿鹄的老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你愿意他做你的丈夫吗？”答曰：“愿意。”“你愿意她做你的妻子吗？”也说愿意。詹鸿鹄又开始攻读史学，白芷也考进了师范学校，老岳母精心料理家务，曾有一段很富诗意的生活。对教堂里的信约，鸿鹄夫妇恪守终生，二人如形如影，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后来虽然介入了第三者，但那是他们可爱的儿子。只是由洋牧师做了证婚人一节，倒惹得老夫妻于“文革”中参加了一回学习班，写过几份交代材料。这是后话。

（七）还有一个疑点有待查明，即：詹鸿鹄是否也跟白芷热烈地亲吻过？有一次，詹牧师曾对“现今的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搂搂抱抱”表示过不满，或可推断他绝没有过类似的过火行动，但由詹牧师也协助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一方面想，又觉得证据不足。

我料定，要给詹牧师写报告文学，在爱情这一永恒主题方面，无疑是要有所损失了，只能写到干巴巴、味同嚼蜡为止。没有诗意。可以有一点儿趣味的是风筝。詹牧师家住在一个厂办专科学校里面（校方曾多次想把他们迁移出去，可又拿不出房来），学校里有两个篮球场，可以放风筝。傍晚，学生们打完了球，都回家了，校园里宽阔又安静。那年，詹夫人已经病重，裹着线毯坐在门前的藤椅上，仰起头来看——詹牧师正认真地放风筝。糊得很好的一只沙燕儿，上面画了松枝和蝙蝠，晃悠悠升起，詹牧师撒出了一段线。飘悠，飘悠，风筝又急剧下栽，詹牧师又收回一段线。詹夫人喊：“留神电线，挂上！”忽忽，摇摇，风筝又升起来。“小心楼顶！”詹夫人说，攥紧拳头。詹牧师一下一下熟练地拽着线，风筝平稳地升高，飘向夕阳，飘向暮色浓重的天空。詹夫人松开了拳头。詹牧师把线轴揣在衣兜里，坐到夫人身边来。风筝在渐渐灰暗的天空中像一个彩色斑点，一动不动。两位老人也一动不动。四只眼睛也一动不动。

“有多少年不放了？”詹夫人说。

“十年还多了。”詹牧师说。

其时为一九七七年春。

“你放起来倒还没忘。”

“生疏多了。”

“我以为你放不了了呢。”

“不至于。”

“在老家时放的那种‘双飞燕’我还是最喜欢。”

“一上一下，一下一上，那种确实好。”

“那是用绢做的。”

“最好是用绢做。”

詹夫人久久地看着篮球架后边那片开始发绿的草地，不再说话。

詹牧师给她倒了一杯水，让她把药吃了。

对面的楼房成了一座黑色的墙，风筝看不见了，只有从衣兜里抽出的那段白色的线，证明风筝还在天上。

天上朦朦胧胧地现出一个月亮。

詹牧师安慰老伴儿说：“让我想一想，也许还能做成那种‘双飞燕’。”

“还有那种鹰形的风筝，我们在家乡时也常放，像真的鹰在盘旋。”

“那叫纸鸢。”詹牧师纠正说。

“你不要总是怕人提到鹰。”

“我没有。那确实叫纸鸢。”

“你总是怕人提到鹰。”

“我没有。”

“做人不见得非得干成什么大事不可。”

“这我知道。”

可是，直到第二天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詹牧师的思绪还在天空中盘旋。

〔注一〕詹牧师的住房条件很差，说是两间小棚子，一点儿不过分。早在六十年代初，詹牧师曾在自己小屋的门上挂过一块匾额：大鹏屋。取棚屋之谐音，抒远大之志向。几个朋友凑了一首打油诗，嘲笑他：“鸿鹄误入棚，大鸟错居屋，呜呀呜呜呀，鸦乌鸦鸦乌！”詹牧师看罢一笑，奋笔回敬道：“孔明居草庐，姜尚做渔翁，雄鹰一振翅，鸦雀寂无声。”

时间过去了十六七载，詹牧师依然住着“大鹏屋”，这倒没关系，问题是雄鹰何时能振翅高飞呢？詹牧师时常为此而烦恼。看见年老的白芷仍然撑着重病之身，在为他补衣服，悲酸之感油然而生。他看着那只风筝发愣。他想，他对不起白芷。他又想，他还是能够在很多事业上取得些成就的，以报答他的夫人。

我本来想说：詹牧师更是为了报答祖国和人民。但是，我又犹豫了：詹牧师至死都没能取得任何成就，有什么理由这样褒奖他呢？我甚至怀疑，我还应不应该给他写报告文学？虽然风风雨雨之中，不知他给别人传了多少电话，其中说不定也有一些伟大的信息，也有一些于祖国和人民非常有益的内容，但够格为文学所报告的人，都必须是自己先不同寻常。记者的胶卷有限，报刊的版面有限，电视台的时间有限，正好堪称为人物者也有限。对了，得是人物。既不可单单是人，又不能仅仅是物，得是人物！这很要紧。分开说，前者会遭漠然之面孔，谁不是人呢？后者则要吃耳光。合在一起说效果就好。“人物”——你这样说谁，凭良心，谁心里也保险不难过。

然而发现一个人物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当你想写报告文学的时候。平摆浮搁着的人物均已被报告完毕，再想报告，就得多搭进些工夫去了。我盘算，要是报告一位准人物（即尚未成为人物的人物苗子），是有远见的，既避趋炎附势之嫌，又可望做一伯乐。还有一层，常言道：落难公子多情，登科状元寡义。倘一村姑，绝不该对着相府的高墙发痴，最好是注视着自家矮檐之下，看有没有一个落汤鸡在那儿一边避雨一边背外语单词。当然，根据需要，村姑可以换算成德貌齐备的现代化姑娘，落汤鸡随之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水暖工或烙大饼的。我绝不是想影射詹夫人，因为詹牧师虽曾做过硕士，但最终毕竟只是传传电话，而水暖工和烙大饼的最后都考上了研究生。倒是詹夫人一直是位小学教师，凭了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而且对丈夫的感情始终不渝。我只是说，采访常与谈恋爱相似，多数历史经验教我这个末流记者识趣：还是到猪圈里去寻千里马。如果不知深浅地去采访某位已知人物，则难免横遭一面挂满了问号的脸。你报告了贱姓小名，又通禀了籍贯和属相，对方依旧一脸“你是谁？”的表情。那时你才会约略品出些“名不见经传”之苦呢。我很嘲笑我那位棋友，上来就想写一位著名的什么，真是“此物最相思”，单相思。不通世理到这般水准，也想写报告文学？！我又坚定了写这一篇报告文学的信心。詹牧师就是一名准人物，我至今笃信不疑。这与生死无关，死人也有突然又成了人物的。这样的事，古今中外屡有发生，未必我就碰不上。

詹牧师被我发现的那年，一圈白发围着个亮闪闪的脑瓜顶，正是古稀之年。斗室之中，全是一摞摞发黄的笔记本和稿纸、一摞摞落满灰尘的书籍和一摞摞没有落满灰尘的书籍。临街的窗台上摆着一尊电话，为灰暗的小屋平添了许多气派。

他从摊开在桌上的书堆中抬起头来，摘掉一又二分之一镜片的老花镜。“办长途吗？本处代办国内长途电话。”他说。

“请问，詹小舟同志在吗？”

他稍事审度，慌忙起身，从一堆堆蔡伦的遗产中绕出来，满腹狐疑地伸给我一把骨头：“我就是。詹天佑的詹，小舟么，就是小船的意思。”

〔注二〕詹牧师于一九五三年自动退出教会，之后在一所私立小学任教务副主任之职，一九五五年他又自动辞去了这一工作。从最近的调查和采访中得知，就是在那时，他又改了名字，改“鸿鹄”为“小舟”了。据说，当时他的书桌前挂过一张条幅，写的是苏东坡的一句词：“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其名大约取意于此。

据当年与詹牧师在小学校共过事的人讲，鸿鹄与教务正主任常常意见相左，可能是促其退职的一个原因。据那位现已退休的主任讲，詹鸿鹄一直惦记着考取博士学位，对自己仅仅是个硕士老大不甘心，所以对教小学兴趣不大，深恐耽误了他的前程。由此再联想到苏轼词中的另一句：“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或对詹牧师二改其名的缘由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我又走访了当年那所私立小学的校长。据校长回忆，詹鸿鹄确有郁郁不得其志的情绪，虽然对工作一向还是认真的。詹牧师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校长为他饯行，酒至半酣，他忽然捉笔狂书，什么“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什么“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最后是“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其情其景，令老校长也感慨万千，想少年壮志，看白发频添，不觉潸然泪下，于是赞成詹鸿鹄趁年富力强之日，回家专门去做学问了。

“您是？”詹牧师问我。

我坦然地报了姓名，又报了我们那个不大不小的报社的名字。

他的手却忽然在我手里变软，慢慢地抽回去，他又直着眼睛接连地咽唾沫，像是有个药丸卡在嗓子里。他的脖子很细，喉结很大。

“您这地方不好找。”我说。

“噢，请坐，请坐。”他让笑容在脸上挣扎，脸色却发白。

我坐在一只小木箱上。

他继续咽唾沫，挓挲着双手，站着。

我又重申了一下我的身份。

他的微笑愈显得艰苦了，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我明白我的公事已经办完，准确地说——已经用不着进行了。

这么回事：我在报社负责“表扬与批评”专栏，我经常于来稿中见到詹小舟这个名字，他总是写表扬稿，譬如：某某中年人，十八年如一日地为大家扫厕所，不取分文；某某老头儿，常常留心邻居家是否中了煤气，果然救了三条人命；某某姑娘，坚持为邻居老太太取奶，倒垃圾；某某眼镜店的青年营业员，认真负责地为一个老学者配了眼镜，态度和蔼可亲。如是等等，两年多来总也有二十几篇。发表了一半左右。不料前两天发表的一则却惹来争议。公安局的同志来信认为，“这篇表扬稿很可能是伪造的。”（原文如此）“因为文中所说的‘艾珂寺外街一百号旁门的魏启明’现正在狱中服刑，根本不可能为邻居的高中生们义务辅导英语，请报社同志进一步核查，以正视听。”

詹牧师呆坐着，笑容残余在两个嘴角，其他部分的皱纹显得苍老、僵化。

门前火炉上的水壶，沙哑地喷出一缕缕白气。

有那么一忽儿我很担心，希望生命还在与他为伴。

先后有几个打电话的人站在窗外打电话，然后放了四分钱在窗台上，走了。

太阳西斜了，几点黄光落在詹牧师弯曲的脊背上。四周的光线开始变暗。

真不知道他在盘算什么。注意到他的嘴并没有歪向一边，鼻翼还在翕动，我觉得不如趁早悄悄溜掉。

詹牧师忽然自语道：“这么说，真有个艾珂寺外街。”

“真有。”我说。

“真有个叫魏启明的。”

“真有，在狱里。而且魏启明也不懂外语。”

“总没有杀人吧？”詹牧师急切地问，紧张地盯着我，双唇做好了发出“没”的形状，似乎深恐我不会发这个音，随时都愿意帮我一把。

“倒没杀人，”我说，“只是偷偷东西。”

“这就好。这就好。”他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这样就好了……”

“这样怎么会就好了呢？”我说。

詹牧师又不断地咽起唾沫来。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詹牧师退还的两元钱。我这个专栏的稿费一律是每篇两元。有人说，这老头很精明，如果胡编批评稿，稍有不慎，被批评者一定不会甘蒙不白之冤，闹得真相大白而致影响了两元收入是可能性极大的，表扬稿就很少这种危险性，这次实在是碰巧了。也有人说，这老人真可谓“千虑一失”，本不必写出姓名和地址的，做了好事而不留姓名地址，也于情于理十分顺通。我心里却别扭，觉得就这样削减了老人的一项经济收入，很缺德。他在风风雨雨中要传多少电话，才能挣到两元钱呢？成千上万元地拿稿费的人，也未必都不曾逢迎杜撰、见机胡编过。

随即又收到詹牧师的一封信。信中却对稿件的事只字不提。信的大意是，他知道我是一位编辑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得以与我相识，实乃三生有幸；我能亲临其寒舍，更使他坚信了命运是公平的。信中引用了很多典故，什么“文王渭水访贤”“汉主三请诸葛”“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弄得我也踌躇满志起来。信的最后说：“老夫不才，如蒙不弃愿结永好。古今中外，忘年之交而助成大业者，不胜枚举。况你我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本当携手共济，于国于民有所贡献才是。”

我决计再去看他一趟了。信的文体既如此风雅，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崇高的志向，古稀老人而童心不泯，可料绝非等闲之辈。再说又是头一遭有人这么看得起我。虽然詹牧师前后言行略显怪异，但怪异常常是人物的特征。大凡能够印成铅字的人物，总都是与“疯疯癫癫”“木讷乖张”“不食人间烟火”一类的情趣有染。这情趣，在凡人是一种缺陷，在人物却是一项优点——大智若愚者也！

再去的时候是晚上。詹牧师正伏案挥毫。工整的楷书，颜筋柳骨，一丝不苟。写的是两首七律，备忘于下：

其一

销声匿迹三十年，隐姓埋名两地天。

闹市凭窗深似海，空庭倚门淡如烟。

良宵独盏书为伴，恶浪孤舟纸作帆。

未破禅机空自娱，报国无径枉陶然。

其二

几度沧桑春似梦，箫声吹断古城秋。

时光易逝人易老，壮志难酬意难休。

弱冠已读千卷破，古稀犹冀四化谋。

伏枥老骥安自弃？沥胆披肝为国忧。

“好诗好诗。”我说，“好一个‘古稀犹冀四化谋！’”

“哪里哪里，信口胡诌，聊以自慰罢了。”

詹牧师又把那把骨头伸给我，此一番却颇凛然，像列宁。大概是因为他刚写完“沥胆披肝为国忧”吧。列宁在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时候，就是那样把手伸出去的。我们握了很久的手。我几次觉得应该松开了，但试了试，依然抽不出来，也就再次握紧，上下左右地摇。

电话铃响了。詹牧师抓起话筒，边问边记录。然后他对我说：“实在抱歉，我去去就来。”点头弯腰，倒退着走出门去。

门还未关严就又开了，詹牧师探进头来：“受民之托，不能不尽力而……请稍候，稍候。”

我把门轻轻关上，觉得又有人在外面推，詹牧师又侧身进来：“一定不要走，晚饭也就请在我这儿将就一下。不不不，一言为定！回头还有要事向老弟请教。”

他登上自行车，很快地消失在昏暗的小巷深处。我在窗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模样。老弟？！我想起父亲还不到六十岁，心里不由得惶然。

墙上挂了一幅没有托裱的水墨画。我仔细辨认了一会儿，还是没弄清画的是一只树懒，还是一头马来貘。后来詹牧师告诉我：“是一匹小马驹，画得不算好。”画上的题词却写得好：来日方长。

前面说过，屋子里书很多。我随手一翻，已经肃然，整整一书架的英文书！我只认得出几个作者的名字：Schopenhauer（叔本华）、Dante（但丁）、Byron（拜伦）、Spinoza（斯宾诺莎）、Dewey（杜威）、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其余的全茫然。再看另一个书架上有译成中文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有罗丹的《艺术论》，有黑格尔的《小逻辑》，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有线装的《史记》和《离骚》；有精装的《资本论》《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平装的《心理学》《美学》《精神分析学》《政治经济学》；影印的《东塾读书记》《西域番国志》《南疆逸史》《北词广正谱》；杂志有《哲学译丛》《音乐欣赏》《外国文学》《世界美术》和《足球》。幸而有《足球》，我抽得出来，也能读懂。

〔注三〕詹牧师一生做过的最有远见、最富胆略的事（詹牧师的儿子语）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把他的全部藏书都寄存在一位出身很好、既不识字又无亲无故的孤老头子家了。一九七八年，他把这些书搬回来的时候，既令夫人吃惊，又使儿子折服。

这时候进来一个人，年轻的。

我站起来，和他面对面站了约半分钟。然后我们同时问：“您要办长途吗？”然后都笑了，互相介绍。他说他是詹牧师的儿子。我说我是詹牧师的朋友。

“学外语来了？”詹牧师的儿子问我，态度立刻变得很不友好。

〔注四〕后来詹牧师的儿子向我解释了这件事：一九七四年冬天，早晨，来了一个打电话的小伙子，一进门就冲詹牧师来了一句：“Good morning！”詹牧师随口应道：“Morning！”——就一个单词！发音之准确，表情之自然，都不在美国人之下。小伙子顿时被震住，本来无意卖弄，不料却遇到了能人，尴尬万分。詹牧师赶紧改口：“你早，你早。”小伙子却不依不饶了，偏要詹牧师做他的老师，并讲了一番不小的抱负。詹牧师一贯爱惜人才，想起自己当年自学之苦，不免感动；想到在这动乱的年月中仍有人如此好学，不免更感动。于是约好，每星期日早晨八点至十点小伙子来学口语。詹牧师为此写了教学方案，一连几天都很激动，总对詹夫人念叨：“能够把他教好，也算为国家尽了一点儿力气。”詹夫人忙里忙外，顾不上多说，只是说：“这样的事要不要向居委会请示一下？”詹牧师默默。很明白，这事一经请示，准得告吹。詹牧师沉思良久，横了一条心：“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儿子又笑他胡发激昂慷慨之辞。詹夫人则又说：“你爸爸绝不是那种……”至于哪种，还是没说。

星期日早晨，詹牧师五点钟就起了床，做早点，收拾屋子。这些事平时都是詹夫人的分内，詹牧师虽已沦落为一个传电话的，但在夫人面前（也只有在夫人面前）仍不失学者风度。他又特意铺了一条新床单，抹得很平整，只等学生到来。七点半，老人便耐不住了，到门口去瞭望。中午十二点，老人无言地回到屋里，坐了一会儿，换下了那条新床单。幸亏儿子出去了。詹夫人悄悄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说：“那个小伙子可能今天有事。”詹牧师心里这才好过了一些，说：“否则他不会不来。”然后，詹牧师病了一个多月。詹夫人劝他不要太伤心。他只承认是那天在大门口站得久了，受了风寒。詹夫人说：“那样的人，你何必？”詹牧师说：“别这样讲，那小伙子其实很好，很爱学习。”

后据詹牧师的儿子了解，那个小伙子确实是知道了詹牧师的身份，没敢来（那时詹牧师正因其历史问题而受监督）。

詹牧师的儿子以为我也是这样一个小伙子。

“不，”我说，“我是报社的记者。”

詹牧师的儿子疑惑地看了看我，便到书架旁翻腾那些书去了。他找到了一本书，立刻沉了进去。

许久，我问：“你是？”

“他的儿子。”他对着书回答。

“我是说，你在哪儿工作？”

“陕西。”

“回来探亲的？”

“不。回来流窜，长期流窜。”

“户口还在陕西？”

“对。”

“应该想想办法，办回来。”

他抬头瞄了我一眼，说：“太费事，算了。”

“可这很重要。”

“你跟我爸爸的观点倒很一致。户口、文凭、证明、证件，一张张小纸片！”他忽然笑起来，把他正看着的那本书举到我眼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人起源于户口呢，还是户口起源于人？”他问我。

“当然。”我说。

“我们家老头儿要是也能来这么一句‘当然’就好了。他从来不明白，什么起源于什么。”

“可是他身边应该有个亲人。”

詹牧师的儿子不说话了，一连抽了两支烟。之后他看了看表，开始从书包里往桌上掏东西：麦乳精、蜂蜜、果汁、蛋糕和几瓶药。

“告诉我爹，这些药要坚持吃，对他的肾和血压都有好处。我还有事，得走了。”

“他大概就快回来了。”

“劳驾。再说我们老少二位一碰头，痛快的时候少。”

他又从书架上拿了两本书，忽然飘落出两张纸来。他捡起来，看了看，哧哧地笑个不停。“你看看这个。”他把那张纸放在我面前，走了。

好像是写给谁的一封信，一看便知是詹牧师的手笔。信的开头一两页大约已经丢失，现把残余部分备忘于下：

……论文的题目为《古代佛教思想的来源与发展》，一九四五年获史学硕士学位。以后两年又翻译和撰著了几本小册子，如《世界三大宗教》《宗教与哲学》《信仰论》，等等。原计划还要写《中国思想史大纲》和《简明宗教史》等，均因题目较大，所需资料一时难以具备，又逢内战，生计艰难，此计划一直未能完成。

解放后，因加强了政治思想学习，遂改变原来计划，转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大有收益。后又经农场劳动锻炼，搞通了思想，自动退出宗教团体，努力追求进步。不料，正当可以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之际，我患了风湿病，不得不回家疗养。一病多年。养病期间，我仍坚持学习、研究。研究范围：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革命史传；3.心理学及教育学；4.文学艺术。（写过一些革命诗歌，手稿均于“文革”中烧毁。）

因我早年曾走过一段弯路（做过牧师，并与一些外国人有过交往），“文革”中被隔离审查过一年多。住过牛棚。后经内查外调，弄清了历史，确认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之后又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从事人防建设。学习班毕业后，我决心做个真正的劳动人民，经街道居委会推荐，当了六年临时壮工。尽管工作繁忙，业余时间我仍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读书看报、学习、钻研。“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我参加了庆祝游行，我背着一面大鼓，走了三十多里路。）我深深感到……

〔注五〕此处可能还有一页，已丢失。

……我的思想更为活跃，对“四化”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初步拟就了全面规划，成竹在胸，切实可行。然则报国无径，献策无门，诚恐古稀将近，时日不待，一旦逝去，遗恨无穷。无奈毛遂自荐，为国为民，甘作犬马，荣辱毁誉，置之度外。如蒙先生引路，得以有所作为，功成之日，死亦瞑目！

此颂

撰祺

詹小舟上

（年月日缺）

由“撰祺”二字推断，此信是写给某位操笔墨以为生涯者的，又由“先生”二字可见，还是一位大著作家呢！可是连我也被称为“老弟”“先生”云云，是否也盖出于谦逊，就又难说了。

信的空白处有许多稚拙的童体字，还有许多小小的油手印儿。我后来设想是这样：灯下，詹牧师哄着孙子，教孙子写字，写了歪歪扭扭的“风筝”，又写一行扭扭歪歪的“春天来了”。孙子不听话，闹，詹牧师给了他一些油炸的食品……那么就是说，此信是在一九七九年詹夫人去世之前写的。詹夫人死后，孙子就送到姥姥家去了。

信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住过牛棚”，现今，很多人都自称住过牛棚，仿佛是一件难能可贵的行为。这倒无妨。可是，人住了牛棚，牛住在哪儿呢？二是詹牧师是自动退职的呢，（见〔注二〕）还是因患风湿病回家疗养的？

〔注六〕詹牧师的儿子最近对我说：“他是自动退职的，但也确实有一点儿风湿病。”

只是当没有公职便意味着有某种严重问题这一逻辑风行了之后，詹牧师才格外地强调了他的风湿病，坚持说自己是因为有病而回家疗养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常到人多的地方去晒太阳。见到他的人不免要问：“您这是干吗呢？”他便有机会回答：“我的风湿病很厉害，大夫建议我多晒太阳。”有一个夏天的中午，他又去晒太阳，天很热，太阳又很毒，人都躲到屋里去了。詹牧师晒了许久，不见一个人来问，又心疼失去的时间，就此回去很不甘心，于是再晒，结果晒过了头，中了暑。儿子又说怪话。詹夫人又说詹牧师不是那种……

〔注七〕詹牧师的风湿病，初发于一九五四年在小学任教期间。那一年秋天，他参加了挖河泥的劳动。天气已经很冷了，河泥上都结了冰碴，他挥舞着铁锹，站在刺骨的泥水里，拼命地干。有人让他上来歇一歇，他不。有人表扬他年过半百，亚赛黄忠，他干得更有兴趣，说自己改造得还不够。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他开始感到周身的骨节全疼，并且有些低烧。他鼓励自己：轻伤不下火线，想想红军两万五，等等。又干了几天，才得了风湿病。

詹牧师回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半钟了。他买了酒和肉，买了包子和好烟，从提兜里一一掏出，抱怨商店都关门太早，买不到更好的东西招待我。无论我说多少遍“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他还是说：“吃吧，不要客气。”我只好坐下来。

我们的友谊开始于这天晚上。时间是：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

/中集/

现在仔细回味，觉出，詹牧师之所以非常看重同我的友谊，也是有所图的。其实这无可厚非。有目的的功利主义总比莫名其妙的扯皮主义要好。贪嘴的人希望认识大师傅，好穿的人愿意结交老裁缝，有病的人巴望与大夫套近乎，将死的人乐于同看坟的论交情，都很正常。况且詹牧师的目的也并非不可告人，他只是估摸我或许在出版界有点儿路子，说不定能帮他发表一点儿作品。

詹牧师想创作一些“黑色幽默派”小说。他反复申明，他所以这样做，绝不是因为他多么称赞这一流派，更绝不是出于派性。

后一点是相当可信的。詹牧师历来有“信主兄弟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的思想，这一思想固然愚昧而又缺乏阶级分析，但与派性却实在水火难容。解放初期，他甚至为这种思想找到过理论根据。根据有三：1.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即不分国度）；2.民族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那么同是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显然是不该有民族之分的）；3.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打碎的是脚镣手铐，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相当于“同来携手欢欣”）。这些言论在“文革”中都被列为他的罪证。这实在也是一桩冤案。其实詹牧师早于五十年代中期，就已认识到了他上述思想的错误。他对基督教有过三点犀利的批判：1.主是伪善的。“信主兄弟……契合在主爱中……携手欢欣”，这是不是说，只有你信主，主才爱你，如果你不信主，主就不管你的死活？多么狭隘的派性！简直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2.主是骗人的。主既然一向宣称，他上十字架去受苦受难只是为了救世救民，那又为什么要“普天之下，万族万民，俱当向主欢呼颂扬”呢？这不是一种讨价还价的行为么？假如“万族万民”不去“向主欢呼颂扬”，主是即刻暴跳如雷呢，还是依然任劳任怨地去救世救民呢？3.主是愚昧的。主竟认为仅凭他自己的神通就可拯救万族万民，可是只一个犹大便把他出卖了，而且只卖了三十块银币。如果主能够依靠万族万民，一个犹大岂能得逞？综上三点，詹牧师才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教会。他认为，宗派帮会只能使人虚伪、狭隘、愚昧，如果你相信善良可以战胜邪恶，相信真理，同时相信你的理想符合真理，那又为什么非得加入教会不可呢？让真理去指引你，比让教规来约束你要好得多。于是詹牧师更加信仰马列主义了，原因也有三：1.马列主义是主张科学的，而不是主张迷信的；2.马列主义从来只讲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要求人民“俱当”跪倒在其面前“欢呼颂扬”；3.马列主义是靠真理来团结人民的，而不是依靠拉帮结派来稳固自己的统治。“这就是马列主义伟大于任何宗教的原因！”詹牧师说。

所以读者可以相信，詹牧师只是想写几篇“黑色幽默派”小说，绝不是想拉帮结派乱我公安。其动机之纯粹，我愿以头作保。

“我有些作品要发。”詹牧师羞怯地低声说。

“哦？在哪家刊物上？”

“不不不，我是说……”他的脸红到了耳根。

当时我又在詹牧师家吃午饭，不过这次是我买的酒和菜。编辑愿意结交作者，正如作者愿意结交编辑一样，彼此彼此。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让一个老知识分子照直开口求人，是“难于上青天”的。

“什么体裁？”

“小说！”他连忙说。

“能大概讲一讲吗？”

“嗯……你了解‘黑色幽默派’吗？”

我一时只想起了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一个叫小伏尼格的人。

“不——”詹牧师宽厚地笑了，“黑色幽默派绝不是外国人的发明。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嘛。你以为《儒林外史》中没有黑色幽默吗？你不觉得鲁迅也是一位黑色幽默派大师吗？阿Q的处境怎么样？不正是又可怕又可笑又无可奈何吗？”

〔注八〕“黑色幽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它属于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其作品，常以夸张、超现实的手法，将欢乐与痛苦、可笑与可怖、柔情与残酷、荒唐古怪与一本正经糅合在一起……“黑色幽默”的产生是与六十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1982年5月第1版

“就像中国的围棋，”他又说，“被日本人学了去，倒又反过来向我们趾高气扬。”

“吃吧。”我只得指着桌上的小腊肠说。

“啪！上来就在中央布一子，谁的发明？”

“当然。”我说。真的，到底是谁的发明呢？

“世界上最短的微型小说是哪国人写的？”

“当然。”我吃了一片小腊肠。

“世界上最早发现飞碟的是哪国人？”

“当然，当然。”

“世界上最小的小提琴还不也是中国人造的？！”

“吃吧，吃吧。”我给詹牧师也夹了一片小腊肠。我不懂乐器的制造。

“针灸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总是公认的吧？可如果我们再不认真研究，早晚美国人也要来指教我们了。”

“中餐也是比西餐好，连外国人也承认。”我对烹调挺内行。

“黑色幽默也面临这个问题。吴敬梓不知要比小伏尼格大几辈儿呢！当然，我们不妨大度些，就算那是美国人的首创吧。我从来不主张纠缠历史旧账。但外国人办不到的事，中国人可以办到，何况外国人已经办到了的呢？中国人更没有理由不办到。我想起写黑色幽默派小说来，也就是为的这个。”

“行吗？”

“信心告诉你主是什么，主就是什么。”

在我们的交往中，这是詹牧师唯一一次主动提到主。

“那么主是黑色幽默的了？”我说。

他顿时愣住，尴尬地吃了一片腊肠，接着又吃了两片。

我赶紧说：“我不过开开玩笑。”

他疑虑地瞅了我一会儿，说：“我也不过打个比方。”他又看看窗外，小声提醒我：“咱们这是在屋里说。”

〔注九〕“咱们这是在屋里说”一语，同时兼备三种意思：1.在外面不能这样说；2.咱们现在说的，外面的人并没听见；3.咱们之间是了解的、信任的，谁也不会出卖谁。

〔注十〕自“文革”以来，詹牧师是忌讳别人跟他谈主和宗教的。读者慢慢会抱怨，一篇关于牧师的报告文学，涉及宗教的地方太少了。其原因正出于此。

“信心当然是重要的。”我说。

“很重要！而且‘黑色幽默’有什么难作呢？总共两个特点——黑色和幽默。也就是让人既感到可怕又感到可笑。这难吗？笑话！外国人不过是故弄玄虚，而我们有真实的生活素材。”

“能讲一个吗？”

詹牧师思忖片刻，讲了一个，备忘于下：

“文革”中，王某出差到某地，刚下火车就被一群手持牛皮带、臂佩红袖章的人揪了出来。那群人问：“你是保县党委的，还是反县党委的？”王某听他们把“保”排在前面，就说：“保。”不料那群人正是反县党委的一派，于是王某被追着打了十皮带。王某跑出车站，立足未稳，又被一群臂佩红袖章、手持牛皮带的人抓到。“你是保县党委的，还是反县党委的？”王某慌忙说后一种：“反！”于是他又被追着打了十皮带，原来那又是保县党委的一派。王某想：这地方真怪，说话也没个前后次序。他连忙返回车站，决定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转眼之间，他又被一群人围住。“你是什么观点的？”“真抱歉，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王某立刻又挨了十几皮带。“我只是还不太清楚！”王某申辩道。“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你没有灵魂，自然只好触及你的皮肉了！”那群人这样向王某解释。王某挨了三十皮带，清醒了，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握在手里，大摇大摆上了列车。一上车，他先揪出一个人来，问：“你是哪一派？”那人对答如流：“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王某想了想，说：“这很好。”于是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家。

“很不错的一篇黑色幽默派小说。”我说。

“不，这不行，”詹牧师说，“这是真事。”

“真事倒不行？”

“因为我是想写黑色幽默派的小说，不是要写现实主义的。”

我当时还不太懂“黑色幽默派”的规矩。

“我总想，”詹牧师又说，“黑色幽默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我们一定要做起来，使它成为革命的匕首和投枪，像鲁迅先生那样。试问：谁感到的恐怖更多些？劳苦大众！谁最富于机智的幽默感？还是劳苦大众！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这方面落后于外国资产阶级作家呢？看到在很多学术领域中都是他们领先，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涉足过数、理、化，但那需要设备；我又想搞音乐，但一架钢琴又太贵；我也试图钻研美术，可屋子太小，而《蒙娜丽莎》《格尔尼卡》那样的画都是很大的。医学也需要有人找你看病，企业管理也需要有人归你管理，搞教育吧？唉……”詹牧师说到伤心处，太阳穴上的血管都在暴涨。

“您干吗——请您原谅，干吗不继续研究宗教和哲学呢？”我说。

“不不，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当然啦！可是……不过……说起来……你懂了吗？我是说，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们吃了一会儿菜，又喝了一点儿果子酒。詹牧师的脸色才又红润起来。

“所以，”他说，“我探索了这么多年，现在才弄清楚我的所长。我更适合于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有生活就行，而生活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很公平——每人一份。近两年，我专门找一些外国人在其中自鸣得意的领域进行研究、尝试。譬如：意识流、荒诞派、新小说派、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我都试着写过。并不难。我只是想证明一点：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够做到。”

“能看看吗？”

“怎么不能？”詹牧师说着就要搬一只很大的箱子，“在下面那只箱子里。没关系，防空洞我都挖过，那些水泥构件比这要沉多了。”

“手头没有吗？”

“有倒是有几篇，不过不是我最满意的。”

现将他不太满意的几篇介绍于下：

（一）“新小说派”小说《在路上》（节选）

很长很长的一串脚印，不知从哪儿发源。很长很长的泥泞的路，依然流向远方。天际，飘着一缕零乱的炊烟，那儿或许有个村落，有了人家。候鸟在天空中仓皇飞过，从不落下来。这儿没有它们落脚的地方。它们的羽毛娇嫩得像花瓣，像小时候常吃的那种棉花糖。旗帜还在手里，还在猎猎地飘展，认真地抖响着一个个坚强的音阶。鞋子烂了，“嘎唧”一声，留在了路上，像是长河中的一座航标。那缕零乱的炊烟还是很远，在天地相交的地方飘舞，和很久很久以前一样。秃鹫在头顶上盘旋，转着发红的眼睛，忽然一个俯冲，冲向一头倒下去的驯鹿。旗帜还在手里，确实还在。又烂了一只鞋子，又留下了一座航标……

（二）“象征主义”小说《石头船》（节选）

老头儿一有空就拿着锤子和凿子，爬到海边那块巨大的岩石上去，“叮叮当当”地凿，想凿成一条船。

孩子又爬上来，乖乖地坐在老头儿身边。

“您干吗不做一条木头船？”孩子问。

“我没有木头。”老头儿回答。

“别人都是做木头船。”

“别人是别人。”

老头儿一下一下地凿，正凿出一只舵。

“可这也不能下水去走哇？”

“我没有木头。”

……

如今石头船凿好了，老头儿在船舱里坐着，闭着眼睛抽烟。

孩子又爬上来。

“嗬！”孩子说。

“你坐下，闭上眼睛。”老头儿说。

“干吗？”

“你闭上吧。”

孩子闭上了眼睛。

“你觉得船在晃吗？”老头儿问。

“是有点儿。”

“你觉出它在走了吗？”

“嗯！真的！它在往哪儿走哇？”

“你的心告诉你在往哪儿走，就是在往哪儿走。”

“我去告诉他们，您不是疯老头儿。”

老头儿笑了，对孩子说：“别去，别人有木头。”

（三）“意识流”小说《排骨》（节选）

老伴儿提起菜篮，对他说：“我去排会儿队，说不定能买上。”

他说：“算啦，我不那么喜欢吃排骨了。”

皮肤上有了很多老人斑，排骨在里面滚动，应该在它们变成一盒白色的骨灰前，写成那本书。

“我还是去看看。”老伴儿说着走出去，轻轻地关上了门。

警察怎么也打不开门和窗。老伴儿在向警察说明情况。院子里、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门终于被撞开了，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书。老伴儿坐在那本书旁边，嘤嘤地哭，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现在完成了，他走了，不知到哪儿去了。”只有老伴儿理解他。他的灵魂已经在天国，依然爱着这个娇小的老太婆。

她去买排骨了，为了给他补补身子。他不能现在死去。一层老人斑在排骨上滑动。得抓紧，在告别人世之前写成一本书，对祖国有所贡献。

他铺开稿纸。清蒸的、红烧的、糖醋的……他从小爱吃排骨。那还是在故乡。故乡的小河真美，不会老。他在水里游呀游呀，那时的皮肤紧绷绷的，也没有老人斑……

（四）“荒诞派”小说《死魂附身》（梗概）

尹明总说被一些死去的灵魂纠缠着，摆脱不掉，弄得他总是赶不上时代，写不出好作品来。纠缠过他的死魂有：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契诃夫，甚至鲁迅和高尔基等。死魂总是把他们的思想贯穿到尹明的作品中去，致使尹明的作品总是被编辑部退回来。

“文化革命”中，忽然戈培尔的死魂附在了尹明身上。尹明走了运，写起东西来得心应手，终于功成名就。

好景不长，“文化革命”过去了，戈培尔的死魂却还是不肯离去，尹明又背了运。

有一天，尹明酒醉后走失，他老婆吴幸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启事中特别说明：“望见到他的人不要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因为他患有‘死魂附身的精神病’被死魂左右，经常言不由衷地说些‘四人帮’时代的话。”启事登出不久，便有许多人打来电话，声称发现了尹明。

吴幸根据人们提供的线索，走了许多地方，见到了许多与尹明的情况相似的人，但都不是尹明，那些人都生活得很像样。

后来，吴幸在一个茶摊上找到了尹明，他正在卖茶水。尹明说自己非常高兴，一身轻松，他终于摆脱了所有的死魂，找回了他自己。吴幸也做了茶摊的老板娘。

（五）“超现实主义”小说《本书出版之日》（略）

（六）“表现主义”小说《赤胆忠心》（略）

（七）“新感觉派”小说《融雪》（略）

〔注十一〕《死魂附身》一篇为詹牧师夫妇合写，主要部分是詹夫人执笔的。据他们的儿子讲，詹夫人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写着玩的，詹牧师却连连叫绝。詹夫人说：“算啦，算啦，值得你这么认真！”詹牧师却激动得坐立不安，说：“你知道你写出了什么吗？真正的荒诞派呀！”那天是除夕，詹夫人烧鱼炖肉，忙得高兴，不理他。詹牧师独自捧着那篇东西：“深刻！深刻！”也陶然。忽然儿子又冒出一句话来，破坏了本来和谐的气氛。“我猜得出妈妈是在写谁。”儿子说。詹牧师沉寂半晌，似有所悟。年夜饭也没有吃好。夜里躺在床上，詹牧师问詹夫人：“你是在写我？”“没有，你别听孩子瞎扯。”“你认为我没有灵魂？”“我只是说人要有自己的主见。”“我没有主见？”“人应该自己把握住自己，别在乎虚名。”“我是名利之徒？！”詹牧师的泪水在眼圈里转，没想到连白芷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我没那么说，真的，我不是那个意思……”詹夫人万分歉意地安慰他。

“不过父亲这人有一点是让人佩服的，”他们的儿子说，“他不会为了这事就去否定那篇小说，他仍然称赞那篇东西写得深刻，并且花了不少力气去修改它的结构和语言。”

我始信詹牧师为一准人物就是在这时。虽然他的小说并非都怎么完美，但敢于涉足这么多流派的作者已不多见，每一种手法又都掌握得恰如其分者就更可珍贵了。我确信詹牧师终有遐迩闻名之日。卡夫卡如何？生前默默无闻，忽一日声名大作，使诺贝尔奖评委会也愧悔不及，真人物也！

詹牧师却很谦虚，说这些玩意儿都算不得什么，不过是资产阶级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的一种挣扎，纯属没落文学。“我之所以也要写一写，是因为他们太近狂妄，得煞一煞他们的气焰。我中华并非无人！我们不写罢了，一旦写来，绝不会比他们差，而且根本用不着什么大作家去费神。唉，想来惭愧，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却总也写不出，只好从这一侧面贡献一点儿力量吧。”

“为什么不能写出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呢？”我是想安慰他。

“我总找不到恰当的角度，唉，怎么也找不到。此生夙愿怕要付诸东流了——”他说。

“您绝对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唉！”詹牧师长叹一声，出口成诗：“常恨少年不努力，老来方悔报国难，又是一年春柳绿，依然独自倚危栏。”

这时，窗外正有几个孩子“嘟嘟嘟”地吹着柳哨，柳絮飘飘扬扬。他感慨系之，又作了一首《忆秦娥》：

春光好，柳笛阵阵催人老。催人老，频添华发，壮心未了。祖逖舞剑闻鸡鸣，小舟纵笔夜继晓。夜继晓，无多好梦，佳音又少。

我决心帮助詹牧师发表一些作品。我尤其决心帮助他写好“黑色幽默派”小说，然后汇编成集。就只差“黑色幽默派”这一种了。

“精装，烫金的标题：《詹小舟小说选》！”我有几分醉意。

“不不，还是等我写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再那样吧。”

按詹牧师的意思是要叫《敝帚集》，意思是：这并非是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敝帚的意思是：破笤帚。

写到这儿，我又有点儿犯嘀咕：詹牧师何以笔头竟这般勇敢呢？连“今年西红柿又少又贵”这样的话，他也要反复申明“咱们这是在屋里说”。怎么他写起文章来却从没有冠之以一句“咱们这是在屋里写”呢？带着这一问题，前不久我又去求教了詹牧师的儿子。

詹牧师的儿子正就“陕北的农林牧结构问题”同一个人辩论。我说明了来意，他笑了，用几句话就打发了我：“对父亲来说，写作是写作，生活是生活，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对付不同的事，他相应有不同的神经。对不起，我很忙。”

闲话少说，言归我们的报告文学。一九八二年五月中旬，我和詹牧师开始共同研究“黑色幽默派”，准备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三四篇这种流派的小说来。

但没多久，我们却发现，“黑色幽默派”小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好做。倒不是我们无能，实在是美国佬太近狡猾。他们竟让“黑色幽默派”有了这样一个特征（或说一条原则）：所写之事全然荒诞可怕，虽则荒诞可怕，却又形神逼真，尽管形神逼真，可又谁都没见过那样的事。“其妙处全在于此：谁都没见过，然而又都觉得似曾相识。”詹牧师说。

我们连着写了几篇，都被詹牧师否定了。他说：“我们既然是写黑色幽默，就得真像黑色幽默，做学问来不得半点儿含糊和迁就。我们写的这些事，虽然也荒诞不经，但却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大家都见过、听说过。这倒像是正统的悲剧了。”他最后强调说：“要特别注意没有发生过，却又似乎是到处都在发生这一条！”

我们琢磨了又琢磨。

先是詹牧师有了一个构思。

某学校吃忆苦饭，每人一个糠窝头。红五类学生问黑五类老师：“好吃吗？”老师忙说：“好吃，好吃。”学生怒目圆睁：“这么说，我们的先辈倒是享了很大的福了？好吧，你再吃三天！”老师又吃了三天糠窝头。学生又问：“好吃吗？”老师又赶紧说：“很难吃，很难吃。”“可我们的父兄能吃上这个就很不错了，”学生说，“而你倒说难吃！你再吃三天！”三天后学生又来问，老师回答：“我准备继续吃下去，像你们的父兄那样，一直吃到全国解放。”

我不认为这个构思好，这分明只是现实主义的写法。“您自己倒忘了‘没有发生过’这一原则。”我说。

“怎么，这也发生过？”

“当然。”我说。我没敢说我就曾经像那个学生一样过。

詹牧师捏着下巴努力地回忆了一阵，不无惋惜地拍着大腿：“唉，我倒忘了，这是我老伴儿经历过的事。”

〔注十二〕这事纯系巧合。詹夫人并不是我的老师。我的那位老师是男的，詹夫人的那个学生是女的。

我们又想。几天后我又想出了一个。

老夫妇俩一起学习，读林彪的书。不知怎么一个缘由，老妇问老夫：“撒旦的英文名怎么写？”老夫随手写下：Satan。“犹大呢？”老夫又写：Judas Iscariot。忽然，老夫妇俩全吓呆了——他把那两个名字写在了正看着的书上！怎么办？！他们先是用墨笔把字迹涂去，但发现是欲盖弥彰。他们又忙不迭抠去，反而弥弥彰彰。末了干脆把书烧了，老夫妇俩看着火光，面如土色。天哪！这是亵渎，是诋毁，是反动！老两口商量：还是吃安眠药算了。幸亏他们吃的量不够，被救活了。两位老人昏昏晕晕之际，口口声声说：“我们对不起敬爱的林副主席。”谁料那时林彪已成国贼，老夫老妻又险些做了贼船上的死党。

詹牧师听罢我的构思说：“是民警老王帮我们说了不少好话。”

“帮你们？”

“还帮谁？”

“怎么回事？”

“嗯？你不是又在写我吗？”

“写您？”

“你甭不好意思，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可是你又忘了那一条，凡发生过的事就不符合黑色幽默派的要求。重来吧。”

只好重来。詹牧师又想出了一个。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私立公堂，审一个老干部。

老干部问：“我有什么罪？！”

造反派回答：“你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分子，黑帮分子怎么会不对抗‘文化大革命’呢？！”

老干部又说：“我不是黑帮！”

造反派说：“你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本身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又问：“你们说我是黑帮，你们有什么证据？！”

造反派说：“你对抗‘文化大革命’，这证据还不够吗？”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难道……”

詹牧师难过得讲不下去了

“这篇很好，”我说，“这个构思很好。”

詹牧师擦擦泪水，沉默良久，说：“但是这又不行，这又是发生过的事。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的指路人。他太耿直、太嘴硬、太……其实倒不如承认……”

为了这个构思，詹牧师的心情一直不好，又把他那位良师益友的遗像拿出来，默默地祈祷，暗自垂泪。

〔注十三〕那个老干部是詹夫人的远房表弟。詹牧师放弃基督教而转向马列主义，是与这个人对他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这个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最后含恨而死。

我尽力安慰詹牧师，请他注意身体。“我们还要把那恐怖的原因找到，为了死者，也为了后人！”我说。

“关键是不够幽默。”詹牧师说。

“看来，黑色倒要好办些。”我说。

好吧，我们再干！我和詹牧师的信心都还很强。有人说，中国不会有“黑色幽默派”作品，因为中国人天生缺乏幽默感。这给了我们刺激，也给了我们力量，要让那些自高自大的外国人放明白点儿，也要让那些自轻自贱的中国人醒悟！那些日子，我和詹牧师一心扑在“幽默”上。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想，有时候交换一下意见分头去想。

我又想出了一个。

看守长老了，也许是因为脑力不如从前了，他总觉得过去工作起来并不像现在这样吃力。现在他常常拿不定主意，拿不定应该对犯人使用什么样的态度。“文化革命”前的工作多么井然有序！他想。那时候对入狱的犯人就用严厉的态度，让他们老老实实；对刑满获释的人就用和蔼可亲的态度，以期使他们备感温暖。现在怎么就拿不准了呢？还对入狱的犯人一概严严厉厉的么？要是忽然一天有哪个成了英雄，自己可就成了迫害英雄的帮凶了。对出狱的英雄一律亲亲热热么？猛地，在他们之中又出了骗子，你可就又说不清自己的立场了……

詹牧师看了先说“不错”，然后建议我加写一段，说明“四人帮”被粉碎后老看守长不再苦恼了。“得全面一些，要突出看守长的苦恼只是在‘四人帮’时期。”

我说：“谁还不知道这是在‘四人帮’时期呢？难道别的时期也有这样的事？难道我们写屁股上的雀斑，必须得反复说明脸上是光洁的么？我写的正是‘四人帮’时期，一个普通人可怕而又可笑的处境。跟您这么说得了，这老看守长就是我表叔……”糟糕！我想。

“这么说又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我沮丧地说：“咱们再重新想一个好了。”

看来得往邪乎里想。

看来得离开现实，什么不可能想什么！

然而又过了几个月，我们还是什么都没写出来。我们全力去做荒诞的想象，研究了上百个荒谬绝伦的构思，但仍然因为“已经发生过”而告吹。我几乎失去了信心。

一天，詹牧师的儿子来了，看见我们的窘态，哈哈一笑说：“活人别让尿憋死。”这倒又触动了我的灵感，“活人让尿憋得团团转”倒很具“黑色幽默”的味道。我很快写成了一篇《活人与尿的喜剧》。

詹牧师看罢不言语。

“您看还行吗？”

詹牧师变颜变色，不言语。

“这回还差不多吧？”

詹牧师不言语，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注十四〕没料到我的想象又与詹牧师的实践撞了车。

詹牧师被隔离审查期间住在一个破庙里。庙里有个孩子，淘气得出圈，惯搞恶作剧。有一回，这孩子在所有可以撒尿的地方都贴上了画，而在那样的画前撒尿是不相宜的。詹牧师身为审查对象，又不能离开破庙，结果尿憋得过了火，再想撒时已不能如愿。詹牧师的肾脏到现在还不大好。

“我并不反对你把我的事写出来。”詹牧师说着，苦笑，又连连叹气，又说，“可是这仍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真不信我的想象力竟这样低劣。

我真不相信我就想象不出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来。

有了。

有一个人，平生的志愿就是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两条胳膊。他琢磨了大半辈子，呕心沥血，终于想出了好办法，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了健美的双臂。可是有了胳膊的维纳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左右开弓给了这个人一顿嘴巴……

“别讲了！”詹牧师忽然疯了似的站起来，冲我喊。

“怎么了？您这是？”我十分惊诧。

詹牧师背过身去站了很久。

我吓得不敢吱声。

詹牧师转过身来，满脸泪痕，对我说：“对不起，请你原谅，不过请你不要写这件事。”

“怎么回事？”

詹牧师忽然在胸前画起十字来：“上帝饶恕我，上帝看得清楚，我……”他猛地跌倒在床上。

〔注十五〕我打电话把他的儿子叫了来。这时我才知道，詹牧师原来还有个女儿。女儿从小就长得漂亮，詹牧师亲昵地叫她“我的小维纳斯”。“我的小维纳斯比米洛的可强十倍，还有两条好看的胳膊！”詹牧师常常和女儿开这样的玩笑。谁料到，正是他疼爱的女儿，在一九六六年给了他一顿耳光，骂他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声称与他断绝父女关系，愤然离家出走。这件事把詹牧师的心伤透了。后来女儿醒悟了，想回到父亲身边来，但詹牧师不允许。“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他说。再后来，女儿在插队的地方因公牺牲了。詹牧师后悔莫及，“我竟不能原谅一个受骗的孩子，我的善良到哪儿去了呢？！”他喊、他哭，叫着“我的小维纳斯”……从那以后，谁也不敢向他提起他的女儿，希望他把她忘了。

偏偏碰上我这么个善于想象的人。唉！

詹牧师住进了医院。诊断为：动脉痉挛，脑供血不足。这病很怪，阵发性的，詹牧师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大夫说：“（他）年岁大了，（治疗效果）很难说。”

詹牧师的儿子埋怨我，不该总让他父亲回忆起那些往事。我感到非常内疚。

“可我不是有意的。”我说。

“是谁告诉你的？”詹牧师的儿子问。

“谁也没有，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

“让尿憋坏了的那件事呢？”

“是你对我说‘活人别让尿憋死’之后，我瞎编的。”

“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你们想象荒诞的能力超不过已经发生的事实，何必非要写‘黑色幽默派’小说不可呢？为什么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呢？”

我觉得这一建议很有道理。

詹牧师住在医院里，病情时好时坏。神志恍惚的时候，他总说胡话，仍在构思“黑色幽默派”小说，但也都是像过去一样地不能成立。清醒的时候他就长吁短叹，想这个，想那个，想自己的一生，填写了几首《忆江南》：

其一

女儿好，为父太心残。夜夜梦中相对坐，朝朝醒来又难圆，此恨到何年？

其二

我儿强，不似父愚蛮。做人当有君子勇，行路须防小人谗，逆耳是忠言。

其三

死何惧？无奈不心安。一世勤勉为虚度，百般壮志作空谈，不死亦无颜。

其四

力竭尽，何必自寻烦？利禄千金轻如土，清风两袖重于山，唯此又心安。

其五

平生忆，最忆是童年。白芷送茶难成梦，庆生伏案不知眠，店堂小灯前。

其六

盼来世，当记此生难。墨海书舟重努力，雄关险道再登攀，胜败不由天。

其七

终有憾，此憾在人间，朽树犹燃熊熊火，落花也留片片丹，小舟逝如烟。

我心里很难过，但又实在不能给他什么帮助。想起他儿子的话，我说：“您何妨把您一生的境遇，就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呢？”

他摇头叹气道：“找不到恰当的角度。”

我说：“如果您愿意，您口述，我来整理。既然生活素材是真实的，有什么不好找角度的呢？”

他摇头，许久不言语。一会儿，他又乱七八糟地说起胡话来，还是不忘他的“黑色幽默”。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即将归天的詹牧师以安慰。詹牧师的儿子出了一个主意。当詹牧师又清醒了一些的时候，我们俩一起骗他。

他先说：“我们把您那些黑色幽默的素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成了，效果很好。”

我赶紧说：“我在出版社的朋友不少，您的作品得到他们的一致好评，他们准备用。”

詹牧师呆呆地望着我。

“不久就能发表了。”我说。

詹牧师直勾勾地盯着我。

“肯定能发表。”我又说。

詹牧师微微地笑了。

我很高兴，我希望他能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人间。

“你是说，这下子行了？”詹牧师说。

“行了。”

“你是说，我们到底写成了黑色幽默派小说？”

“什么？！”

“像那样的东西，能发表，这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吗？”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慢慢直起腰，默然相对。

“这样，黑色和幽默就全有了。这个构思好，符合那一条……”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半天才缓过劲儿来，我们向他说明，是真的能发表。控诉“四人帮”的罪行，让人们更珍惜今天的生活，这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写出人民在十年内乱中的痛苦遭遇，以便总结历史经验，防止悲剧的重演，这样的作品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

詹牧师却又陷入了昏迷。

我的希望倒是达到了，詹牧师死前分明感到了成功的喜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零点五十七分，詹牧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三岁。

/下集/

最近，为了写这篇报告文学，我又查阅了詹牧师的一些遗物。这是经过了詹牧师的儿子允许的。他说：“反正你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闲着也是闲着。不过你们要是再不说真话，你自己掂量你们是在干吗吧。”然后他就由我去翻腾詹牧师的遗物了。他去忙他的事。他正筹备办工厂，并兼办一所幼儿园。“将来有条件，我还要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办大学呢！”他说。“实业和教育是最重要的！”他说。“其他才能谈得上。”他说。

詹牧师的遗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大量的藏书；大量的手稿和大量的没有寄出的信件。

有一个发现弄得我心情很沉重。

我不能不如实地告诉各位读者：詹牧师确凿是一个风派人物。我也很难过，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能用私人感情来代替。毫无办法，许多物证就是那样铁一般地存在着，我又是个记者，神圣的使命要求我必须忠实于事实。其实倒霉的是我，詹牧师早已解脱了，而我的这篇报告文学却有前功尽弃的危险。谁见过报告一个风派人物的文学呢？虽然也是人物。就此放弃又舍不得，还是试试看吧，反正是报告，又不是为他唱颂歌，万一有人给我扣帽子，我就往詹牧师身上一推了事。事情是他干的，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先确定某人是一个风派人物，然后再去凑证据。我是先有证据，后做结论的。证据之一是詹牧师的藏书。书名、购买日期、扉页上的题字或批注之间的关系，颇耐人寻味。为方便读者起见，我选中其中一小部分做成了一份表格，现公之于众，以醒后人。

由此表不难看出，詹牧师的观点和立场，随机性很强；往好里说，也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久前，我又去詹牧师当年所在的教会做了一次采访，所得的印象也与前相差不多。

他早年的一位教友说：“詹鸿鹄一向是赶潮流的，没有自己的主见。五十年代他退出教会时把宗教贬得一钱不值，后来教会重新恢复活动时他又来祝贺。”

他早年的一位学生也证明：“詹先生还在留言簿上写了一位名人的话，‘人在精研哲学之后重新皈依的那位上帝，和由于对哲学知之不深而远离的那位上帝，根本不是同一位上帝’。”

现任主讲牧师何少光说：“鸿鹄是有意重新‘出山’，托人和我提起过。我倒是没意见，但一来人事方面没有名额，二来嘛，别人都担心他会不会什么时候又来个反戈一击。唉，鸿鹄当年的学生目前都在教会中负一定责任了，经常接待外宾，他自己反倒落得传电话。他当年要是不……唉！鸿鹄一生善良、勤勉，吃亏就在赶潮流上。”

还有两份材料可以证明，詹牧师确是惯于见风使舵的。其一是詹牧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写的一份声明；其二是他于一九八一年十月写的一份申请书。两相对照，一斑可见全豹。

放弃硕士学位声明（节录）

……我是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一直迷恋于成名成家，陷进了封资修的臭泥塘，不能自拔；自以为有学问，看不起普通劳动人民，迷失了政治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雷震醒了我，使我心明眼亮。我现在郑重声明：从即日起放弃硕士学位，甘当人民的老黄牛。同时声明：于明日下午三时烧毁我的所有著作。我是心甘情愿的。在革命派的帮助下，我认识到我过去的全部著作都是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产物，无非一堆废纸，不烧何用？！……

博士学位申请书（节录）

……我平生的志愿就是做自己祖国的博士……我决心努力攀登哲学高峰，写出《中国宗教思想概论》，作为我的博士论文。

我已于三十多年前就获取了神学、史学两项硕士学位。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兢兢业业，努力奋斗，刻苦钻研，坚持不懈。在严酷的考验中，我的愿望深埋心底，耐心等待。我终于盼到了今天。学位委员会的成立，燃起我希望之火，召唤我纵马登程。祖国正是百废待举，备需人才之际。我虽年迈，但壮心犹存；唯其年迈，才当百倍抓紧，万倍努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决心尽残年之微力，写好博士论文，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注十六〕据调查，“声明”和“申请”都没有贴出、寄出过。

詹牧师写完了“声明”，征求詹夫人的意见。詹夫人不答，默然垂泪。詹牧师也没了主意。半天，詹夫人才说：“你要不去埋那把刀子，何至于引得他们来抄家？”

詹牧师有一把很漂亮的蒙古刀，纯粹的工艺美术品，但他担心被人告发为“私藏武器、妄图变天”，在一九六六年的一个深夜拿出去想埋掉，结果被几个红卫兵抓住。

“我不去埋，他们也要抄的。”詹牧师愧然答道。

“我们不如回老家去，省得被他们赶。”詹夫人说。

“不知家里的房子还有没有。”

“可以先向亲戚们借一间。”

“‘回春堂’不知还有没有。”

“家乡多安静，我喜欢安静。”

“尤其是夜里，什么声音也没有，睡得也香甜。”

“有时候有卖馄饨的在窗外吆喝。”

“放些虾皮、紫菜，还有香菜和青韭末儿，再放点儿香油，啧！”

“什么时候我给你做一回。”

“你可做不出那味儿来。”

……

但他们没有贴出“声明”，也没有回老家去。

“申请”呢？是什么原因使之没有寄出去？不详。

还有两份白纸黑字的证据。

第一份是詹牧师作的一首《满江红·悼念周总理》，幸亏当初没有落入“四人帮”之手，否则他大约就不会活到被我发现的时候了。诗词原文如下：

噩耗忽闻，哭无泪，肝肠欲裂。周总理，功盖乾坤，德昭日月。帷幄运筹轻生死，握发吐哺无昼夜。叹古今，被害是忠良，天当灭！

萧萧雨，飘飘雪。风声咽，哀声绝。把杯酒轻酹，志承先烈。大地珍埋男儿骨，长河敬殓英雄血。恨难消，何日斩群妖，天下谢。

如果我的发现到此为止，多好哇！那样我既可以为自己与这样一位勇士相识而自豪，我的报告文学也就可以具有英雄史诗般的气魄了。然而不幸，我又发现了一份证据——詹牧师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天哪，幸亏它是让我发现了，我为死者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是落入外人手里，詹牧师便有一百张嘴，也难说清楚了。信文如下：

敬爱的江青同志：

首先祝您身体健康！

我是

信文到此结束。以下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算式，估计是詹牧师在计算当日的生活开销时所为。二角三分，估计是一瓶酱油；四角五分，估计是半斤鸡蛋；二分，可能是一盒火柴；红笔写的一角二分，大约是当日的财政赤字；如此等等，就不一一推敲了。也许是因为此信没有写下去，也许更是因为账目的重要性，詹牧师把这一页纸留了下来，后来就忘了，所以没有及时销毁。

诗文和信文都没有注明写作日期，唉，我的詹牧师，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我又走访了一位詹牧师生前最亲密的朋友——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可喜可贺，这位老先生的证词，似乎可以推翻“詹牧师是个风派人物”这一结论。他说：“小舟么，也谈不上什么赶潮流不赶潮流，更谈不上什么风派不风派。他不过是闲不住，而且总是自命不凡，想干一番大事业，愿意和一些名人、大事发生些联系；他总有怀才不遇的思想，常常就做出些古怪的事情来。”这位老先生举了几个例子，以资证明。

A.詹牧师并非只给江青写过信。在齐奥塞斯库当选为总统的时候，他也请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代转过他的贺信。他不光写贺信，也写过抗议信。苏军侵略阿富汗的时候，他给勃列日涅夫写过抗议信。英军进攻马岛的时候，他给撒切尔夫人和加尔铁里总统都写过劝告信。只是都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响。

B.估计收到过詹牧师的信的人会很多。只要报纸上出现了一位先进人物或别的什么人物，他就要立刻写信去，向人家表示祝贺或慰问。詹牧师对名人总是由衷地敬仰。有一回，詹牧师的小孙子大便之后，对屎的出处表示了惶惑。“爷爷，这是从哪儿出来的？”“肛门。”“什么是肛门？”“这就是肛门。”詹牧师一边给小孙子擦屁股一边解释道。“您也有肛门吗？”“有，所有的人都有。”孙子忽然指着报纸上一位名人的照片问：“他也有吗？”詹牧师给了孙子一巴掌：“嗐！不许瞎说！”

有一点需要强调：敬仰归敬仰，詹牧师绝不是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除非万不得已，他从来是不求人的。

还有一点要强调：詹牧师也并不是只敬仰名人。如果要糊顶棚，他崇拜糊匠；要是漆桌子，他只信得过漆匠……有一回，詹牧师碰巧得了一些木料，想做一只书架，儿子几次要动手都被他制止。“你做过什么？！”他说。等儿子瞒着他把书架做好了，对他说：“我找了个七级木工给做的。”詹牧师连连夸奖：“这活儿做得够多地道！”因詹牧师的儿子计划不周，在书架的左立柱上多锯了一道口，为对称起见，索性又在右立柱上也锯了一道。詹牧师一直琢磨不出这两道口是做什么用的，试着往上面挂了两回网袋，也挂不住。

C.凡国内外大事，詹牧师都关心。国内的，譬如：东北及西南林区的乱砍滥伐问题、华南虎及丹顶鹤的保护问题、各地名胜古迹应该加强管理和利用起来发展旅游业问题、城近郊区应该发展养鱼业、街道两旁应改种香椿树以解决春季蔬菜短缺状况，以至目前晚育造成的难产率增高的问题，等等，他都给予关注。他去图书馆查阅书籍、资料；去请教过专家；也给有关方面写过信，申述了自己的意见。国外的呢，主要是世界和平问题。他曾在自家墙上挂过一张民用世界地图，并做了一块布帘挡在上面。有时候他拉开布帘，在地图上画些箭头、虚线和实线；也插一些小旗子，红的、白的、黑的；然后在屋子里低头踱步，默默地思考。他确实有过一些颇具先见之明的预言，譬如：他早在六十年代末就说过，欧洲是世界战略的重点，亚洲的问题出在印度和西亚。不过也有过错误的判断：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

D.詹牧师喜欢体验一种崇高感，或者叫作价值感。只要能稍稍与国内外大事有所关联，他便要陶醉，甚至闹到自己也把握不住自己的地步。亏得有詹夫人时常阻拦他，向他晓以利害，这才避免了不少祸事。“否则，”詹牧师的老朋友说，“真难说他要做出什么事来呢！假如‘四人帮’重用他，他说不定会因为被重用而忘乎所以的。反过来，倘使有一位厂长或局长什么的，看重他，他肯定也会废寝忘食地为‘四化’出力。他早就提出过要重视智力开发的主张，可惜那时没人理他。他就是盼望被人重视。我看，他之所以想起给江青写信，准是有什么人在他耳边吹风，吹得多了、神了，他就信以为真，觉得似乎那样就能有机会实现他的某项设想。至于这首《满江红》嘛，我敢担保的只是，小舟对周总理是衷心热爱的。总理逝世当天，我们俩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待了一天，什么也吃不下，什么也说不出，小舟一个劲儿叹气，搓脚，把黄土地上搓了两道深沟。他有胆子写那么一首诗词，也肯定是受了别人的鼓动，十有八九是受了他儿子的鼓动，否则他绝不敢写什么‘何日斩群妖’之类的。不过还有一种可能，那首词是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写的。他儿子就常说他不是史学硕士，而是史学‘修士’，意思就是说他总是根据现在的情况修改、打扮自己的历史。不然，他敢把这么一首诗词保留下来，是不大好想象的。”

E.詹牧师甚至喜欢模仿伟人的动作。（不错，这一点笔者也可以证明，他每次和我见面，哪怕是只相隔半天儿，也要和我握手，伸手的姿势就像列宁。）

但从以上五点，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詹牧师不是风派吗？能说明詹牧师就是风派吗？我实在也吃不准。但报告文学是应该报告得准确、真实、全面的，所以我把这些情况也都零零碎碎地写了下来。如果能在篇头印上八个字“内部参考，请勿外传”，我以为是慎重的。

/续集/

关于詹牧师多次伪造表扬稿以骗取稿费，并在被揭露后缄口不谈此事一节，我一直考虑是否删去。倒不是怕诲淫诲盗，误人子弟，实在是那样写来太有些不明不白。正当我举棋不定之际，昨天，詹牧师的街坊们又向我提供了一些新情况。

甲.詹牧师的老街坊宋科长的书面意见：

我认为，詹小舟同志绝不是那种为了名利就去昧着良心胡编滥造的人。为了名吗？可是发表那么几篇表扬稿能出什么名呢？为了钱吗？更不可信。詹小舟同志多年来一直义务为大家打扫厕所，街坊们曾经商量着要给他些报酬（每月九块），他都不要。他说：“我不是为了钱，我也不是打扫厕所的。”大家不敢再提。我们有时候也想帮助打扫打扫，但每天早晨，无论你起得多早，厕所还是已经被詹小舟同志打扫过了。后来发现詹小舟同志是在夜里打扫厕所的；他每夜都要看书学习到一两点钟，然后就去打扫厕所。我们都睡得早，不能等到所有的人把一天的厕所都上完（原文如此——作者注），再去睡呀……

乙.詹牧师的邻居徐老太太的口头证明：

可不是怎么的？詹大哥尽给大伙办好事，正经八百一个老雷锋。甭瞧我还比他小两岁，可腿脚儿不济，取趟奶来回就得他妈一个多钟头，詹大哥见天清早儿帮我取奶，黑了还管倒脏土。我心里不落忍的，人家也那么大岁数了不是？我就说您甭价了。可詹大哥说，街里街坊的一块儿住着，谁混谁呀？人家可不是像我这么说的，人家开口就是文明词儿，说是“五洲四海翻腾，到了儿都得往一块儿走。”（估计詹牧师的原话可能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作者注）唉，那可是个善净人儿。说他骗钱花？说这话的人可是他妈瞎了狗眼啦！

丙.詹牧师隔壁的孙老师的书面证明：

詹老先生常说：这些年社会风气的变坏，全是因为“四人帮”把人们的道德标准搞乱了。善而不赏，恶而不罚，必定铸患无穷。而罚恶的好办法，莫过于赏善。善既立，恶不逞。

所以，我认为，詹老先生之所以总写表扬稿，意在赏善。用现行的语言说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前年，詹老先生去眼镜店配眼镜，营业员不耐烦地把眼镜扔给他，把一个镜片摔碎了，营业员反而怨詹老先生没接住，一定要詹老先生赔。后来詹老先生对我说：“你跟他吵有什么好处？你说三道四地教育他，反倒会激起他的反抗心理，使他更加不热爱本职工作。”所以詹老先生就原价把那副眼镜买了下来，并写了一篇表扬稿，表扬了一个假设的、态度非常好的营业员……

丁.职工学校的看门人老郭头的口头证明：

您问詹老儿？那老头儿可是心眼儿好！那人心眼儿忒好！那老两口子心眼儿都好！没比！说件具体的？我说的这些全是具体的。说件真事！……我刚来这儿的时候，是夏间天儿，大晌午的老阳儿挺毒，詹老头儿一盆一盆地往球场上泼水，我不懂规矩，还直嗔着人家。敢情他是为了学生们下了课好打球。我还给人家埋怨了一顿。好人哪！詹太太人更好，包了饺子就喊我去，说我一人儿闷得慌。其实我倒惯了，也不觉着闷。这会儿那老两口儿全死了，我时常倒真觉着憋闷了。好人哪——上了天堂啦——

还有一些证词，因篇幅所限，略去。

/补遗/

詹牧师死后，我和他儿子给他换衣服时发现，在他贴身穿的衬衣兜里有一个小塑料包儿。打开一层塑料包儿，又是一层塑料包儿，一共三四层；里面包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全家福”——年轻的詹牧师抱着小女儿，年轻的詹夫人搂着儿子。另一张是詹牧师当年获硕士学位时的留影，戴着硕士帽，风度翩翩。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东西——怎么说呢？请诸君原谅并且保密——一个镀金的小十字架。

还有一件事。詹牧师的儿子给詹牧师写了一篇非常奇怪的悼词，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问爸爸：“树叶是什么颜色的？”爸爸回答：“绿的。”我又问：“那绿色是什么样的？”爸爸回答：“就是树叶那样的。”我说：“如果这就是绿色，那绿色又是什么样的呢？”爸爸想了半天，笑了，拍拍我的肩膀。那时候多快乐呀……

一九八四年

插队的故事

/一/

去年我竟做梦似的回了趟陕北。

想回一趟陕北，回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去看看，想了快十年了。我的精神没什么毛病，一直都明白那不过是梦想。我插队的那地方离北京几千里路，坐了火车再坐火车，倒了汽车再倒汽车，然后还有几十里山路连汽车也不通。我这人唯一的优点是精神正常，对这两条残腿表示了深恶痛绝，就又回到现实中来。何况这两条腿给我的遗憾又并非唯此为大。

前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插队的小说，不少人说还像那么回事。我就跟几个也写小说的朋友说起了我的梦想。大家说我的梦想从来就不少，不过这一回倒未必是，如果作家协会肯帮忙，他们哥儿几个愿意把我背着扛着走一回陕北。我在交友方面永远能得金牌，可惜没这项比赛。

作家协会的同志说我怎么不早说，我说我要是知道行我早就说了，大伙都说“咳——”

连着几夜失眠。我一头一头地想着我喂过的那群牛的模样，不知道它们当中是不是还有活着的。耕牛的寿命一般只有十几年。我又逐个地想一遍村里的老乡，肯定有些已经老得认不出了，有些长大了变了模样，我走后出生的娃娃当然更不会认得。就又想我们当年住过的那几眼旧石窑，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又去想那些山梁、山峁、山沟的名字，有些已经记不清了。我拦过两年牛，为了知道哪儿有好草，那些山梁、山峁、山沟我全走遍……

很快定了行期。我每晚吃一片安定，养精蓄锐。我又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当年在晋中插队，现在是北京某剧团的编剧，三十二岁成家，带着老婆到他当年插队的地方去旅行结婚，据说火车一过娘子关这小子就再没说过话，离他待过的村子越近他的脸色越青。进了村子碰见第一个人，一瞧认得，这小子胡子拉碴的二话没说先咧开大嘴哭了。我想很多插过队的人都能理解，不过为什么哭大约没人能说清。不过我想我最好别那样。不过我们这帮搞文艺的是他妈好像精神都有点儿毛病。不过我不这么看。

一行七人，除我之外都没到过陕北，其中五个都兴致很高，不知从哪儿学来几句陕北民歌，哼哼叽叽地唱。我说，你们唱的这些都是被篡改过的，丢了很多人情味。只一人例外，说要不是为了我，他干吗要去陕北？“我不如用这半个月假回一趟太行山。”他在太行山当过几年兵。一路上他总说起他的太行山，说他的太行山比我的黄土高原要壮观得多，美得多。我说也许正相反。他说：“民歌也不比你们那儿的差。”他说，于是扯了脖子唱：“干妹子好来果然是好，”我便跟他一块儿唱：“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扯淡！这明明是陕北民歌。”“扯淡！”他也说，“当然是太行山的。”过了一会儿有人提醒我们：太行山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陕北也不过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他说，似乎找到了一点儿平衡。

十几年前我离开那儿的时候，老乡就说，这一走不晓今生再得见不得见。我那时只是腰腿疼，走路有些吃力，回北京来看病，没想到会这么厉害。老乡们也没料到我的腿会残废，但却已料到我不会再回去。那是春天，那年春天雨水又少，漫山遍野刮着黄风。太阳浑蒙蒙的，从东山上升起来。山里受苦去的人们扛着老镢，扛着锄，扛着弯曲的木犁，站在村头高高的土崖上远远地望着我。我能猜出他们在说什么：“咋，回北京去呀。”“咋，不要在这搭儿受熬煎了。”“这些迟早都要走哇。”老乡们把知识青年统称为“这些”或“那些”。仲伟帮我把行李搬上驴车，绑好。他和随随送我到县城。娃娃们追过河，追着我们的驴车跑，终于追不上了，就都站下来定定地望着我们走远。驴车沿着清平河走，清平河只剩了几尺宽的细流。随随赶着车，总担心到县里住宿要花很多钱，想当天返回来。仲伟说：“来回一百六七十里，把驴打死你也赶不回来。放心，房钱饭钱一分不用你出。”随随这才松了口气，又对我说：“这一走怕再不得回。”随随比我大几岁，念过三年书。“得回哩？怕记也记不起。”他在鞋底上磕磕烟锅儿，蓝布鞋帮上用白线密密地纳了云彩似的图案。我光是说：“怎么会忘呢？不会。”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好像还有人站在那儿朝我们望……

十几年了，想回去看看，看看那块地方，看看那儿的人，不为别的。

/二/

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

得承认，这话说得很有些道理。不过我感觉说这话的人没插过队，否则他不会说“只是因为”。使我们记住那些日子的原因太多了。

我常默默地去想，终于想不清楚。

夜里就又做梦：无边的黄土连着天。起伏绵延的山群，像一只只巨大的恐龙伏卧着，用光秃秃的脊背没日没夜地驮着落日、驮着星光。河水吃够了泥土，流得沉重、艰辛。只在半崖上默默地生着几丛葛针、狼牙刺，也都蒙满黄尘。天地沉寂，原始一样的荒凉……忽然，不知是从哪儿，缓缓地响起了歌声，仿佛是从深深的峡谷里，也像是从天上，“咿哟哟——哟嗬——”听不清唱的什么。于是贫瘠的土地上有深褐色的犁迹在走，在伸长；镢头的闪光在山背洼里一落一扬；人的脊背和牛的脊背在血红的太阳里蠕动；山风把那断断续续的歌声吹散开在高原上，“咿呀咳——哟喂——”还是听不清唱些什么，也雄浑，也缠绵，辽远而哀壮……

又梦见一群少男少女在高原上走，偶尔有人停下来弯腰捡些什么，又直起腰来继续走，又有人弯腰捡起些什么，大家都停步看一阵，又继续走，村里的钟声便“当当当”地响起来……

前不久仲伟带着他四岁的女儿来我家，碰巧金涛也来了，带着儿子。金涛的儿子三岁多。孩子和孩子一见面就熟起来，屋里屋外地跑，尖声叫，一会儿哭了一个，一会儿又都笑，让人觉得时光过得太快了点儿。去插队的时候我们也还都是孩子，十七岁，有的还不到。后来两个孩子趴在床上翻我的旧相册，翻着翻着嚷起来：“这是我爸爸在陕北！”“的（这）是我爸爸带（在）清平湾！”“叔叔，你怎么也有这张照片？”女孩子说。男孩子也说：“叔叔，的当道片（这张照片）我们家也有。”“看，黄土高原。”“才不是呢，的（这）是山！”“也是山，也是黄土高原！这些山都是水冲出来的，把挺平挺平的高原冲成这样的……”

仲伟满意地看着他的女儿。

男孩子感到自己处于劣势，一把夺过相册去：“我爸爸带（在）那儿它（插）过队！”

“我爸爸也在那儿插过队。”毕竟姑娘脾气好。

“你爸爸旦（干）吗它（插）队？”金涛说他儿子从来不懂什么叫没话说，就是有点儿大舌头。

小姑娘转过脸去询问般地看着她的爸爸。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评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得失功过了。也许，这不是我们这辈人的事。后人会比我们看得清楚（譬如眼前这个小姑娘），会给出一个冷静的判断，不像我们，带了那么多感情……

我、仲伟、金涛也都凑过去看那些旧照片。

有一张是：十个头上裹了白羊肚手巾的小伙子。还有一张：十个穿着又肥又大的破制服的姑娘。这就是我们一块儿在清平湾插队的二十个人。背景都是光秃秃的山梁、山峁、冒着炊烟的窑洞，村前那条没不了膝的河。金涛和李卓坐在麦垛上。仲伟一本正经扛着老镢站在河滩里。袁小彬一条腿蹬在磨盘上，身旁卧着“玩主”。“玩主”是我们养的狗。数我照得浪漫些，抱着我的牛犊子。那牛犊子才出世四天，我记得很清楚。去年回清平湾去，我估计我那群牛中最可能还活着的就是它，我向老乡问起，人们说那牛也老了，年昔牵到集上卖了。

可惜的是，竟没有一张男女生全体的合影——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刚刚不吵架了，刚刚有了和解的趋势，就匆匆地分手了，各奔东西。那时我们二十一二岁。那张全体女生的合影，还是两年前我见到沈梦苹时跟她要的。她说：“那时候刘溪几次说，男女生应该一起照张相。”我说：“那你们干吗不早说？”她说：“谁敢跟你们男生说呀。”我说：“恐怕不是不敢，是怕丢了你们女生的威风。”她就笑，说：“真的，是不敢。”“现在敢了？”“现在晚了。”“不知道谁怕谁呢。”“谁怕谁也晚了。”

那条河叫清平河，那道川叫清平川，我们的村子叫清平湾。几十户人家，几十眼窑洞，坐落在山腰。清平河在山前转弯东去，七八十里到了县城，再几十里就到了黄河边。黄河岸边陡岩峭壁，细小的清平河水在那儿注入了黄河。黄河，自然是宽阔得多也壮伟得多。

我们那二十个人如今再难聚到一起了。有在河北的，有在湖南的，有的留在了陕西。两个人出了国，李卓在芝加哥，徐悦悦也在美国。多数又回到北京，差不多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各自忙着一摊事。偶尔碰上，学理工的，学文史的，学农林的，学经济和企业管理的，干什么的都有，共同的话题倒少了。唯一提起插队，大家兴致就都高。

“那时候真该多照些照片。”

“那会儿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光想革命了。”

“还有饿！”

“还有把后沟里的果树砍了造田。”

“用破裤子去换烟抽，这位老兄的首创。”

“不要这样嘛，没有你？”

“饿着肚子抽烟，他妈越抽越饿……”

话多起来，比手画脚起来，坐着的站起来，站着的满屋子转开，说得兴奋了也许就一仰在床上躺下，脚丫子跷上桌，都没了规矩，仿佛又都回到窑洞里。反复说起那些往事，平淡甚至琐碎，却又说到很晚很晚。直到哪位忽然想起了老婆孩子，众人就纷纷看表，起立，告辞，说是不得了，老婆要发火了。

/三/

去插队的那年，我十七岁。直到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了，我仍然觉得不过像是去什么地方玩一趟，跟下乡去麦收差不多，也有点儿像大串联。大串联的时候我还小，什么都不懂，起哄似的跟着人家跑了几个城市，又抄大字报又印传单，什么也不懂。其实我最愿意这么大家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有男的有女的，都差不多大，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干一点儿什么事。

火车很平稳地起动了。老实说我一点儿都没悲伤，倒也不是有多么革命，只是很兴奋。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那么兴奋都是因为什么。譬如说，一想到从现在开始指不定会碰上什么事，就兴奋。譬如说火车要是出轨翻车了，那群女生准得吓得又喊又叫，我想我应该很镇静，说不定我们男生还得好歹把她们女生救出来。不过由此又联想到死，心里却含糊。

这时金涛凑到我跟前来，满脸诡秘的笑，说：“刚才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

“嘿，说真的你怕死吗？”我忽然说。然后我装出想考考他的样子。

“怕死？不怕呀？干吗？”

“不干吗。问问。”

金涛挺认真地看着我，猜不透我到底什么意思。

“没事儿。我就问问。你刚才说什么？”

“仲伟他妈跟他姐姐真神，”他满脸又涌起诡秘的笑。“刚才跟仲伟说，你们也得对女同学好点儿，都不小了，要是有什么事你们得多关心人家。神不神？”

“这怎么了？”我说，“这有什么。”

金涛咽了口唾沫，脸上的笑纹变浅。我的反应有点儿出乎他的意料。老实说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仲伟跟你说的？”

“不是。是我听见的，当时我就在旁边。”他脸上的笑纹又加深，紧盯着我，希望我能对他这一发现表示出足够的兴趣。

我想着别的：假如需要死，我敢不敢。

“蒙你是孙子。”金涛又说。

“说真的，你真的怕死不怕？”我说。

“你吃错什么药了？”

“甭废话，你真的怕不怕？”

他严肃地想了大约一秒钟：“不怕。你呢？”

“废话。”我说。

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火车在变换轨道，发出令人不安的铁和铁的摩擦声。许多条铁轨穿叉交错。

“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金涛还在说。

金涛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个子并不矮，但是瘦，脸小，脸上纵横着几道皱纹，外号却叫“牛”。这小子在车厢里四处乱窜，又怪模怪样学起女人哭来，嘴里念念有词抑扬顿挫，自己并不笑。大伙都说学得像，都笑。车起动的那会儿，站台上有个中年妇女猛地大哭大喊，像是死了人。

车开之前，车上车下就有不少人在抹眼泪，只是没那么邪乎。那会儿我和李卓勾肩搭背在站台上瞎溜达，一边吃果脯；李卓带了一盒果脯，说不如这会儿给吃完就算了。他不时地捅捅我，说：“快瞧，那儿又有俩哭的。”“快瞧快瞧，又一个。”我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希望那些抹眼泪的人能注意到我们泰然自若的神态，同时希望抹眼泪的人不妨再多点儿，再邪乎点儿。所谓唯恐天下不乱。我暗自庆幸没有让母亲来车站送我，否则她非也得跟着瞎哭不可。

我和李卓又逛了一阵儿，拣个人少的地方靠着根石柱子坐下，开始认真地吃那盒果脯。

“你妈今儿早上哭了吗？”李卓问我。

“你妈哭了吗？”

“我妈这回够呛，她们系里的人说不定要整她。不过她什么也没干。”

停了一会儿，李卓又说：“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她们系里说她什么？”

“海外关系。你可别跟别人说。”

“放心。”我说，然后严肃地向毛主席做了保证。后来我才知道这事本用不着我去跟别人说，他自己跟谁都说。

这时候仲伟不知从哪儿喘吁吁地钻出来，说：“你们俩上哪儿了？我这找你们劲儿的！”

“你妈和你姐姐她们呢？”我问仲伟。

“我让她们回去了。”

“你妈哭了吗？”李卓问。

仲伟装着没听见，也靠着石柱子坐下。

“嘿，你妈哭了吗？”

我说：“牛他们也不知哪儿去了。”

“仲伟，你妈哭没哭？”

我赶紧又说：“金涛和小彬他们也不知上哪儿去了。”

“嘿，仲伟，你妈哭……”

“你妈！”我说，踹了李卓一脚。

火车头开始喷起气来。

仲伟一直紧闭着嘴发愣，这会儿问：“吃什么呢你们？”

我们三个坐在石柱子那儿直把那盒果脯吃光，然后把纸盒子扔到火车底下的铁道上去。一个铁路工人瞪了我们一眼。火车喷气的声音非常响，如果你站在离车头很近的地方你就知道了，那声音非常响。

后来不知怎么就上了火车，火车就开了。似乎一切都太简单，还没过够瘾。我觉得就跟出去玩一趟一样。后来金涛就学那个中年妇女哭，“天呀地呀”的。

“牛！别瞎学了，那是徐悦悦她妈！”——不知从哪儿传出了这么个消息。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估计不过是源于一句玩笑。

小伙子们却添了兴致，纷纷上厕所，厕所在车厢前边，女生们都坐在前边。我们先是想看看那个又漂亮又厉害的徐悦悦哭没哭，哭起来是不是还那么傲慢，后来则发现，到车厢前边去走一趟，朝女生群中扫两眼，原是一件颇得乐趣的事情。女生中似乎有几个眼边发红，这又让“男子汉”们感到几分优越。“头发太长。”金涛说。徐悦悦并没哭，是件小遗憾。

/四/

火车在大平原上跑，拉着长长的烟和长长的嘶鸣。已经是冬天，车窗外北风刮得凶，树和荒草东倒西摇，愈见荒凉了，愈感到离北京远了。土路上慢吞吞地走着一辆马车，赶车的抱着鞭子，下巴缩到领口里。马车上还坐着个孩子，两只手尽力往袖筒里插。弯曲的土路通向远处一个村落。这会儿我想了一下家，想了一下母亲，也并没想得太久。

我心里盼着天黑，盼着一种诗境的降临。“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塞外的风吧；滚滚的延河水啦；一群青年人，姑娘和小伙子怎么怎么了吧；一条火龙般辉煌的列车，在深蓝色的夜的天地间飞走，等等。还有隐约而欢快的手风琴声，等等。想得呆，想得陶醉。

嗐，你正经得承认诗的作用，尤其是对十六七岁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十六七岁。

当然，发自心底想去插队的人是极少数。像我这么随潮流，而又怀了一堆空设的诗意去插队的就多些。更多数呢其实都不想去，不得不去罢了；不得不去便情愿相信这事原是光荣壮烈的。其实能不去呢还是不去。今天有不少人说，那时多少多少万知青“满怀豪情壮志”，如何如何告别故乡，奔赴什么什么地方。感情常常影响了记忆。冷静下来便想起本不是那么回事。

延安对我确有吸引力。不过如果那时候说，也可以到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去插队，我想我的积极性会更高。我那时既不懂发愁，也不太去想什么前途，一切单凭兴趣，随潮流。

第一回听说“插队”这个词，是在一九六七年秋天。那年我十五岁。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自愿去东北农村插队，户口也迁去，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不挣工资，挣工分，一辈子。

“光靠挣工分？”

“废话。”

“跟农民一样光挣工分？”

“多——新鲜！”或者，“多新——鲜！”

我问仲伟：“你去吗，要是你？”

“到时候再说。你呢？”

“去不了工厂再说。牛，你去吗？”

“不去！”金涛正满嘴嚼着江米条。

那时我们几个正在清华园里闲逛。“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的伙食质量就下降，接近忆苦饭水平，我们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补养大军”，经常浩浩荡荡光顾清华园里的食品店。大家都不阔，无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条，一毛一，一两粮票，或者一包炸排叉，价格同上。嘴里嘎吱嘎吱响亮地嚼，在清华园里逛。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碰上批斗会也听一会儿批斗会。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事后金涛就吹嘘，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或者差点儿要跟他握手，大伙就说：“牛！”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大伙还是说：“牛！”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儿要跟他握手。嘴里的东西嚼完了，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随便别在路边哪辆自行车的辐条上。

“文化革命”已经进行到费解又散漫的地步，我们都是逍遥派。我们几个既非红五类子弟又非黑五类出身，因而不是敌人，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这大约正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为此心里由衷的惭愧。何以解惭愧？唯有读马列的书。便认认真真地读了些马列经典，条条杠杠地在书上画，像过去背外语单词般地记住了很多。有机会与人就当下的什么事辩论起来，就知道那书没有白读，惭愧少了些，添之以骄傲。在辩论中取胜的方法有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自己观点合拍的马列的话；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对方观点类似的托洛茨基的话，考茨基、布哈林、杜林等人的话。这就看谁功夫深了。只要你能不断大段大段地引出，对方必定就心虚害怕，旁观者也不由得站到你一边。

不过去插队之前，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千方百计找一本本“毒草”来读，当然得说是为了批判。再就是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我们学校在圆明园旁边。通常是和仲伟、李卓、金涛，我们四个，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道坝，小河很浅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可以摸到鲫鱼、黑鱼、小白鲢、泥鳅，有时还能抓到黄鳝。鱼都不大，主要为了玩。一九六八年秋天，正是我们摸鱼的兴致高涨之际，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谁也别做梦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都得去插队，连大学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谁说的？”“多——新鲜！”“真的？蒙人是什么？”“孙子！”这有点儿让我失望，我满心盼望当了工人以后自己能有点儿钱，能买一双“回力”球鞋的——那是当时的中学生们最以为时髦的鞋，十块多钱一双，在当时算很贵。“都去哪儿？”“全中国，哪儿都去。”“都得去？”“不错，拍拍脑袋算一个。”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报名了？”母亲问我。

“报了。”

“去哪儿？”

“东北内蒙古山西陕西云南，没准儿。”

母亲呆呆的。

“给我钱吧，我去买插队用的东西。”

我买了一只箱子，几身衣服，一顶皮帽子，终于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鞋。我妈也没说我。没想到这竟是个机会，我妈忽然慷慨起来，无论我想买什么，她都不再嫌贵，痛痛快快地掏钱。好像一夜之间我成了大人，让你觉得单为这个去插队也值得。我醉心于整理行装，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反复地码来码去。有机会我就对人说：“我要走了，插队去，八成近不了。”我妈开始叹气，开始暗暗地落泪。好多成年人对此也都叹气，或流露出叹气般的表情。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叹气，手里摇着箱子钥匙，端详着那只箱子作沉思状，觉得那样才更不像个孩子了，才更像要出远门去的样子。后来定了去延安。我妈一天说好几回“毕竟那是老区”，眼泪少了些。我却盼着走，盼着“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盼着“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以后呢？管那么多跟老娘们儿似的！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

/五/

分组的方法，新鲜而且美妙：一个村子一个知识青年小组，每个小组都是按男女生名额各半分配的。这是什么意思？又宣传什么“安家落户”，又是这么个分配法。十六七岁的“男子汉”群中起了骚动，爆发了一阵抵抗：“我们组只要男生，光男生就够了！”“好家伙，这得腻烦死多少人哪。”“我们可不负责养活她们！”……其实掩盖着某种兴奋和激动。掩盖得又很拙劣，因为抵抗得并不顽强。姑娘们当时怎么想，我不知道。现在想来，十六七岁的“男子汉”都憨直，又想在姑娘们面前显显能，又不愿意承认异性对自己的引力，欲盖弥彰。好在十六七岁的姑娘们还看不穿这些，否则就不会又喊又跳，气得要哭了。

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也许是那个年龄，我们以对女性不感兴趣来显示“男子汉”的革命精神。平时，我们看见她们就装没看见，扭着头走过去。不过总是心神不安定，走过去之后要活动活动脖子。她们迎面碰上我们多半是低下头——也许这对脖子要好一些。

袁小彬不同凡响，他是为了刘溪才去插队的。刘溪是我们班一个女生。小彬本来可以去当兵，他爹是高干，老战友遍天下。当兵在当时是最难得的，比进工厂还让人羡慕。这小子却偏要去插队，跟家里也吵翻了，住在学校不回去。一开始我们还直劝他：“至于那么革命吗，驴奔儿！”他光说他觉得插队挺有意思。

小彬那时身高已经一米八六，块头也大，外号“大驴奔儿”或者“驴奔儿”，干事从来不同凡响，愣。“文革”前有一回上体育课，全班在操场上站好队，体育老师说：“女同学例假的出列。”四五个女生站出去。男生队伍里便隐隐有不满的唏嘘声。已经不是第一回了，近来体育课上总发生这事。忽然小彬也站了出去。体育老师一愣：“你什么事？”“请例假。”回答得很有底气。体育老师直发蒙。“凭什么光让女生请，不让男生请？”小彬问得有理。女生都低下头悄悄笑，互相使眼色。这更把男生都激怒了。老师只好说：“她们身体不好。”“我们身体也不好！”男生群里嚷开了，说肚子疼的，说脚崴了的，闪了腰的。“她们怎么了？往食堂跑时比谁都快！”“再说，身体不好才应该锻炼锻炼呢！”一个个又都正义凛然。那节体育课没上成，一直吵。那时我们真太小了。那时没有性教育，也没人给讲生理。

这回我们还以为驴奔儿是在犯愣。事情是这么败露的：刘溪和我们分在一组，小彬也要求分在我们组，可“光荣榜”公布时，刘溪的名字被错写到别的组去了，小彬于是也要求调到那个组去，等到工宣队批准他调过去了，光荣榜上的错误又被改正，小彬又要求再调回来。“男子汉”们对此类事从来反应灵敏。

“干吗刘溪上哪个组你上哪个组呀？”

“嘿，看来你主要不是想跟我们哥儿几个在一块儿。”

“驴奔儿，你多半儿看上刘溪了吧？”

“看上了就说看上了，哥几个给你保密。”

这是件开心事，小伙子们都聚拢来，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我们以为驴奔儿肯定会否认，会赌咒发誓说他没那么想。可这家伙不吭声。

“是不是为了刘溪你才不去当兵的？”

“说话呀驴奔儿。肯定保密，说话算数。”

“真的，”我对所有在场的人说，“就这几个人知道，谁说出去大伙一块儿治他。”

大伙都说，谁说出去谁是孙子。

小彬点头承认。

我们原以为可以大笑一场的，可是预备好了的笑容都在脸上凝固、消失，气氛竟然严肃。小彬眨巴眼睛，长出气，似乎求所有人原谅。大伙面面相觑。我觉得心里有些乱。金涛说小彬够意思，对咱们够信任的，咱们得挨个保证不说出去。于是在场的人都很感动，纷纷指天发誓，像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安慰小彬，说刘溪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事能成。还有人说，谁早晚都得有这事，怕什么的？

那天下午，我、仲伟、李卓、金涛又去圆明园摸鱼。已经秋深，小河上漂着金黄的落叶，像一条条小鱼悄然游去。四个人兴致都不高，都说水太凉，光是坐在岸上把搪瓷脸盆敲得叮当响。谁都不说起上午的事，不说起袁小彬，也不说起刘溪。中午仲伟曾特地跑来跟我说：“哎，刘溪可是‘井冈山’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袁小彬是老红卫兵的，和刘溪是对立派。我没理他，我那会儿不怎么高兴，心里无端地乱。

圆明园的秋天色彩缤纷，树林静静的。

远处的红楼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室。我记起阳光投在黑板上，白杨树的影子在那儿摇，老师用教鞭敲着黑板：“注意啦，注意啦……”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金涛说：“嘿，犯什么傻呢，赶紧再摸一回吧。”

“真的，下个月就该走了，再摸一回吧。”

仿佛单单是摸鱼这件事，使我们感到了一点儿离别的味道，感到了一点儿人生的严肃。我们在小河上筑坝、淘水，摸了不少鱼，摸到很晚。月亮出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河边搓着冻麻了的腿和脚，又觉得很快活了。鱼在水盆里翻着银光，“扑棱扑棱”想往外跳。仲伟说：“小彬跟刘溪可不是一派的。”金涛说：“那有什么新鲜的，我爸跟我妈就不一派……”

/六/

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有一回李卓从美国来信还提到当年在圆明园摸鱼的事。他在读博士。他说他买了一辆旧“丰田”，很便宜，暑假里开着车出去旅游，从芝加哥到亚利桑那，看了科罗拉多河大峡谷。“可惜没有咱们那哥儿几个在一块儿。”他说。他说美国实在是很不错，可他每一秒钟都忘不了那是人家的。他说等他回国后，“咱们哥儿几个也来一次旅游，回清平湾去看看。”我说别忘了，那会儿你就没有“丰田”了。

从北京到清平湾有两条路。一条是走西安，那条路好走些。另一条路是走太原，走介休，然后换汽车从军渡过黄河，到绥德歇一宿，再换汽车到永坪，下了汽车再走三四十里山路。插队那些年我们多半是走这条路，难走，却能少花几块钱。这条路建筑和保养得都差，逢上雨雪，汽车说不定在沿途的哪个小镇子上就走不动了。我们就花三毛钱在车马大店的长炕上找一个位置，盼着天晴。三毛钱只够在那条长炕上躺直，没有铺盖；走这条路原本是为省钱，当然不舍得再花五毛钱去租一条油光光的被子。

去年回清平湾去，当然走了头一条路。

同行的几个人连背带抱把我弄上卧铺车厢。我平生头一回坐卧铺。追溯到上一回坐火车，还是在插队的时候。

北京站没有什么变化，和十六年前去插队的时候差不多。不过站台上人群的色彩变了。那时候都是蓝的、灰的、国防绿，如果见一点儿红色，确定无疑是袖章或者语录本。现在处处是披肩发、牛仔裤、国际流行色。不过十几年罢，历史的脚步不算慢。换一种说法也对：十几年啦！还不算慢？还要怎样才算慢？我是想：历史以自己的脚步在向前走，旁若无人。

火车又很平稳地起动了。仿佛就在昨天。

于是眼前渐渐开阔。火车行驶的声音在旷野上散开，也显得弱小、轻飘。

凡是树木茂盛处，就是一个村落。

村子里的人见了火车头也不抬。

在我们那儿，不少老婆儿连汽车也没见过，更别说火车。清平湾不通汽车，要看汽车得翻两架大山到几十里外的小镇上去，那些老婆儿们的三寸金莲又走不动。套上驴车专程去看一回吧，她们又觉得那太近奢侈和浪费。她们倒都见过飞机，是胡宗南的轰炸机。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命运其实不公平。在太行山当过兵的那个说，他家请了个小保姆，从安徽农村来，十七岁。有一回他在这屋里写东西，偶尔到那屋去找一本书，见那小保姆正在穿衣镜前做一个舞蹈姿势，显然是从电视里学的，学得确实很到家。他说他马上想起在太行山时认识的一个小女孩。那时他们时常给邻近的老乡演点样板戏一类，他能拉两下子小提琴，那女孩就来缠他，央告着也让她拉两下，“看我拉得响不。”这孩子颇有灵气。他离开太行山时，那孩子拉得已经不比他差。“可惜没有个像样的老师教。”他说，“那孩子现在也得有十七八了。”然后他又细推算一回，说哪止十七八呀，他离开那儿已经十五年，那孩子应该已经出嫁，没准儿都成了孩子妈。

一伙人又都感慨：人不知道被命运安排在哪儿，又不知道为什么被安排在那儿。

我于是想起明娃。

/七/

有一年明娃和明娃妈跟我们一起到北京来，给明娃治病。母子俩都头一回坐火车，头一回见平原，一天一宿不睡也不困，扒着窗口往外望，说，“受苦也这搭儿价受哩，麦种得够咋稠。”说，“做牲灵也要在这搭儿做哩，一满是平川地。”正是清晨，广阔的平原上阳光渐渐铺开，雾气也变得辉煌。明娃却忽然叹气，说：“今生不顶事了，不胜早些儿死下再托生。”明娃妈眼角的皱纹立刻都散开，沉了脸怨他：“又瞎说哩！”散开的皱纹都是一道道白痕，因为那儿太阳晒得少些。我们也劝明娃别胡想，来北京不正是为了把病治好么。明娃再不言传。母子俩都不再说话，望着窗外，窗外仿佛全是虚空。

明娃的病是先天性心脏病。

才到清平湾时，我们自己的窑洞还没有，就先住了明娃家一眼旧石窑，在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离崖边二三十米，终日听见清平河的水声。明娃的大[19]，叫“疤子”，不记得他的学名。陕北话管麻子叫疤子。明娃妈也叫疤子婆姨，叫个什么凤英或者什么玉英。明娃是老大，下面六个都是小子，排几就叫几元儿。

明娃若生在北京，至少不会那么年轻就死。生在我们那地方，除去是动弹不得，总就是个受苦[20]吧。山里的苦都不轻，就是跟在牛屁股后头打土坷垃，你也得抡着老镢慌慌地走；一个成年劳力打土坷垃，要跟得住三四簇牛。十七八岁往成年劳力过渡，最要付出大气力，别人不情愿承认你长大了，不情愿给你记十分工。明娃正是这年纪，拼着命想挣十分工。除非你在体魂和力气上先就压倒了许多成年劳力，否则就难。明娃长得不矮，却叫病闹得瘦。收工时众人纷纷往回村走，他要站在地头喘一阵气，拄着镢把，嘴唇没有血色。后走的人劝他不要贪图着工分倒把身体垮了，他便硬充着笑，说“咋也不咋”，连着喘，声音低得像在对自己说。

书上这么介绍我们那儿：地表破碎，梁峁起伏，沟壑纵横。黄河沿岸地带，山梁狭窄，坡陡沟深，基岩裸露，形成峡谷峭壁……

据说是风把黄土搬来，成了那一片纵横几千公里的高原，水又在漫长的年月里把它们切割得破碎。一九六九年初去的时候，浩浩荡荡几十辆卡车，扬起几里滚滚黄尘，“哼……哼……”地在高原上爬。人蜷在车棚里颠。不久看见了窑洞，一排排很革命的样子，大伙都慨叹。一会儿又见了羊群，拦羊老汉披着老羊皮袄，大家又都从心里崇敬，冲老汉招手，老汉却只顾了他的羊群。然后又看见了戴白羊肚手巾的人群拥在塬畔上，木然且疑惑地看我们的车队，我们又冲人家招手，人家仍旧木然且疑惑地站着。塬地平坦而开阔，就像平原，一望无际。忽然，汽车仿佛开到了大地的尽头，平平的塬地斧砍刀劈般塌下去一大片深谷，往下看头晕目眩。深谷中也有人间，炊烟袅袅，犬吠鸡鸣，牲灵和赶牲灵的人小得如蚂蚁在爬。越往北走这样的深谷越多，越大，渐渐不见了平地，全是起伏不断的山梁。然后到了延安。然后发现宝塔山并不“巍巍”，延河又因在冬天不能“滚滚流”。然后遇见有人朝我们伸来饭碗，被带队的县干部吼开。我心里的诗意遭了挫折。李卓在牙间“咝——”了一声，歪着脑袋想了半天。

到了我们县境内。在小镇上下了卡车，带队的县干部问，是歇一宿再走那几十里山路，还是现在走？男男女女都赛着英雄，说来也来了，就再不怕什么，现在走就现在走。几个干部引上我们走，翻了山又过沟，过了沟又翻山，说是寻一条近路。几十个老乡扛上我们的行李，迈着骆驼一样的步伐往山上爬；哪一件行李都有七八十斤重。山都又高又陡，一样的光秃，羊肠小道盘在上面。半天才走下一道山梁，半天才又爬上一座山峁，四下望去，仍是不尽的山梁、山峁、深沟大壑，莽莽与天相连。

山顶上却都是平整整的松土。仲伟喘着问我：“这上面还种庄稼？”“不可能。”金涛说，也喘。女生中也有人问：“这么高的地方还种东西吗？”“是风刮的吧，这么平？”老乡们笑起来：“有那来便宜的风？还要往这搭儿送粪哩！”“怎么送？”“人担哩嘛。”“种什么？”“麦。”“亩产多少？”“两三斗。”“是多少斤？”“合上七八十斤。”“一亩？”“嘛。”“一亩才七八十斤？！”“噫！那就拔尖，还要赶上好年成。”行了，这下弄懂什么叫“傻眼”了，都默默地低下头走，不知是这些老乡在骗我们，还是临来时学校的工宣队骗了我们。腿下于是沉重起来。那翻松的土地上确实长着麦苗，阵阵山风吹得它们发抖。

疤子撅着屁股“吭吭”地走，扛的正是我那只装了书的箱子。我知道那箱子有多沉，里面装了不少精装的马列经典和文学的、哲学的名著。心想既是走入社会，以后当然要想些正事，不能再去想摸鱼了。疤子不知道他正扛着那么多思想和主义，似乎也奇怪这不大的箱子何以会这么沉。看他额头上渗出汗来，我也绝没胆量说一句“让我来扛一会儿”，我只是惭愧地问：“沉吗？”疤子眼角上、额头上立刻堆起笑纹，“咳呀！”他说，然后满脸笑纹一直保持着，扛着箱子愈走愈欢。半天他才又寻出一句话，问我：“北京起身呀是？”我说是从北京来。“咳呀！”他说，满脸笑纹又一直保持着，努力想，却再寻不出别的话。“多会儿回？”另一个老乡问。我说不回去了，以后就在清平湾。“咳呀！”所有的老乡都喊起来，笑个不停，仿佛听见了鬼话。

这“咳呀！”含意很多，与北京话中的“没治了”略似，说好说坏，是惊讶，是嘲笑，还是赞叹、羡慕，得视具体情况定。到清平湾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炕沿前已经站满一排人，老汉、娃娃、后生。那儿的人习惯不敲门就进窑里来串。一排脑袋瞪着一排眼睛，正“咳呀咳呀”地轻声慨叹。捏捏厚厚的铺盖，“咳呀！”摸摸照得出人影的箱子：“咳呀！”捅捅李卓的半导体，不知道能派什么用场，又都“咳呀！”仲伟的假牙放在窗台上的漱口杯里，一排人轮番看过，都不言传了。一个老汉悄声问：“什吗价？”一个后生回答：“不晓球。”疤子挤到前边，看了说：“球——狗牙。”我们都笑得醒过来，知道不能再睡了。疤子还在争辩：“人说公社里姚书记家婆姨，年昔肚子疼得一满不行，到西安换了节狗肠肠。嘛，尺二长！”他歪着头比画，把周围的人都看一遍，看有敢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没有，脸上的麻子全变红。“这事我晓得哩，”一个老汉做证说。那老汉像是在众人里有些威望。

李卓开了半导体，音乐一响，满窑又是“咳呀咳呀”的惊叹声。婆姨、女子们原都远远地站着望，这时也不顾了，进到窑里来贴墙站着，几个小女子悄悄地互相推搡。那是清平湾的人头一回见到半导体——那么一个小东西却能唱得那么红火。

/八/

疤子那年三十七岁，看上去像有五十。疤子是不大会发愁的人，或者也会，只是旁人看不出。他生来好像只为做两件事，一是受苦，一是抽烟，两件事都做得愉快。担粪上山，众人的筐更像盘子，疤子的筐却如一对坛子。他光记得力气用不完，却忘了多出力要多吃饭，窑里的粮却有限。明娃妈骂他“憨脑”，他坐在碾盘上“咝咝”地抽烟，仿佛研究烟的道理。明娃妈三十五。这年龄要在北京，尚可飘飘扬扬地穿一身连衣裙。明娃妈已经有了七个儿子。山沟里生孩子，随便找把剪子就把脐带剪断，死亡率很高。明娃妈倒是生了七个就活了七个。除去明娃，个个都活蹦蹦的，结实着哩。冬天的早晨，雪刚停，五元儿、六元儿站在窑前撒尿，光着屁股在雪地里跳，在雪地里嚷，在雪地上尿出一排排小洞。晚上，一条炕上睡一排，一个比一个短一截，横盖一条被。这时候明娃妈就坐到炕里去，开始纺线或者织布。油灯又跳又摇，冒着黑烟。疤子或者一心抽烟，或者边抽烟边响起鼾声。

“人说黑市上粮价涨了。”明娃妈说。那时私人卖粮是犯法的事。

“噢。”疤子应道，停了鼾声。

“卖上几升玉米吧。”

“噫，窑里吃甚？”

“卖了玉米换些红薯回来。”明娃妈盘算，这就又能余下些钱。

明娃睡不着了，又为自己只挣七分工心焦，起身到我们窑里来。袁小彬和金涛正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事在喊，我和李卓也不时参加进去。那时我们开始想些正经事了。小彬一上手就读《资本论》。我和李卓想，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或许更实用。仲伟每晚都拉小提琴，偶尔给我们评判一下谁说的更合逻辑，然后吱吱嘎嘎地拉，每日都不见长进。明娃却如一首梦幻曲，无声地在灶火前坐下，无声地往灶膛里添柴，瘦削的脸上光剩了眼睛，火光在那儿闪亮，又在那儿熄灭。

半夜起来出去撒尿，还听见明娃妈的织布机声，看见窗纸上印着她的影子，头发垂在脸边顾不上拢。

在她手里，你看不出有什么东西需要花钱买。线，自己纺的；布，自己织的；鞋和衣裳都是自己做；油，自己出，把麻籽儿炒了，再放大锅里熬，慢慢地麻渣沉下去，青亮亮的麻油浮上来；酱也是自己酿，用麦麸，或者也加些黑豆。单是买些盐。还要买些颜料，把织好的布染黑。钱都抬起[21]，钢镚儿变票票，小票票变大票票。明娃妈有一桩要用钱的事：去给明娃把病治了，县上不行上延安，再不行去西安，去北京。明娃已经问下婆姨，那女子是三十里外赵家河人。

“咋看到了北京什么病治不了！”明娃妈跟明娃说。在她想来，北京还有治不了的病么。

“治罢病，咱也去天安门看一回。”她故意说得轻松，怕明娃心疼钱。

明娃坐在窑前的磨盘上化玉米，不言传。化玉米就是把玉米粒从玉米棒上搓下来。

明娃妈在纳鞋底，把麻线扯得哧啦啦响。

“不要叫我大炭窑上去。”明娃忽然说。

明娃妈愣一下，继续纳鞋底，只是眼角的皱纹又散成一道道白痕。

“不要叫去。”

明娃妈不搭话。

“不要叫去！”

不去又怎么办？明娃妈停下手里的事。卖猪、卖鸡蛋、卖青油，直能卖多少？治病的钱多会儿能攒够？母亲望着儿子。她有七个儿子，不因为有七个，就对其中的一个爱得轻些。

/九/

炭窑就是煤矿。我们那地方有煤，不过煤层很薄，且分布零散。只是公社一级常组织些开采，设备极原始，称不上矿，叫炭窑很恰当。打一眼井，比一般的水井大些，井口上一个辘轳，也比一般的辘轳大，几个人摇，把掏炭的人吊下去，把掏好的炭吊上来。地下水也是从这井口吊上来——用一张大牛皮兜着，吊上来倒掉。几班人轮番不停地摇辘轳，用肌肉代替吊车，代替抽水机，“哼哼咳咳”地喊。掏炭的人嘴上叼一盏小油灯，攀在绳索上下去，三四丈深到了煤层。巷道只一米来高，又很窄，没有坑木——用不着也用不起。掏炭的人在里头爬，有时要爬几里地，挖一块煤，几百斤，用绳拖在身后，再往回爬。膝盖磨烂了，然后磨出膙子。煤吊上来了，然后掏炭的人也吊上来了，人和煤都湿漉漉的。冬天井口上挂满了冰凌。所谓安全设备，就是地面上有几根不高的烟筒，为通风用，不能没有。

留传下来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哪个人下了炭窑，他就是欠了你再多的钱粮，你也不能去催要了，不然就是逼人去死。下了炭窑就是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讨饭只是不顾了脸，掏炭却是不顾了命。然而我们在的那些年，这规矩只成了一个传说，实际人们却争着下炭窑。一个人下炭窑，一家人的日子就好过些。下炭窑的人能吃饱，吃白馍，吃小米，吃不掺麸也不掺糠的净玉米干粮，偶尔还能吃一顿大肉，有些萝卜、洋芋。主要是能给窑里挣回些钱。

疤子一直羡慕人家去掏炭，自己没机会。这年疤子的哥哥在公社灶房上给干部们做饭，慢慢跟些人混熟，给疤子争来了这机会。同是走后门搞不正之风，有人给自家的儿女弄得去上大学，有人给自家的兄弟弄个舍命的事做。炭窑上的窑头也看得下疤子，知道他苦好[22]，厚道，有力气。

明娃妈想，等把明娃治病的钱攒够，就不再叫男人下炭窑。她想，一天总能挣回一块钱，一年三百几，两年下来就再不叫疤子下炭窑去。

/十/

老乡们都烧柴。煤价虽不高，但总要钱买。柴可以自己去山里砍，只要有力气。煤都运到公社，运到县上，运到邮局、医院、商店、车站去。“给公家儿的烧去！”老乡们管挣工资的人叫“公家儿的”，就是公家的儿子。“看给公家为儿够咋美，消消停停倒把钱挣下。”或者“看那些公家儿的咋着意，烧炭火，吃白馍。”话里含了怨气，自然也含了羡慕。所以老乡们的审美标准也与“公家儿的”有关。新媳妇出嫁，要在花条绒袄外再披一件制服棉袄，要在红红绿绿的头巾上再加一顶黑呢子制帽。小伙子去相亲呢？要有一包纸烟，要在上衣兜里别支钢笔。这确实是一条唯物主义美学观的佐证。

“明娃的相好来啦！”听见娃娃们喊，我们都跑去看。纷纷扬扬的大雪落白了群山，让人想起那首打油诗：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娃娃们也喊，狗也叫，呐喊山寂静的小路上下来两个人，前面一个黑的，后面一个红的。前边的头上裹一条白手巾，后边的戴一条花头巾加一顶黑呢子帽，下得呐喊山，走过呐喊坪，朝庄里来了。所谓“呐喊山”“呐喊坪”，就是村子对面最近的山和坪，在那儿呐喊一声全村都能听见，因而得名。黑呢子帽下根本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姑娘，胸脯瘪瘪的，头发黄黄的，穿了一身红条绒，怯怯地跟在一个中年汉子身后走，臂弯里㧟个篮，篮子上盖块花布。中年汉子在前边背起手悠悠地迈着大步。一群嘎娃娃追在那小女子身后，问：“寻明娃了是？”“明娃在哩，等得心焦哩。”“给明娃做婆姨了是？”……小女子红了脸紧走，忽然返转身来喊：“看把人家的鞋踩掉了没吗！”娃娃们笑嚷着散开。她弯腰去提鞋，篮子上的花布开了，里面是蒸的白馍，每个馍上一个红点儿。如同北京人串亲戚常拿一盒点心。这就是碧莲，虚岁才十七。

随随站在小学校的窑顶上，两手插在袖筒里。下雪天，他没去拦羊。女生们也都站在小学校的窑顶上。

“随随，你问下婆姨了没？”徐悦悦问。女生们都嘻嘻哈哈地笑。只是跟老乡们说话时她们才这么大方。

“问下啦！”随随一本正经。

“怎么没见过？”庄宁问。

“常来串哩，你们倒没见着？”

“哪个村儿的？”

随随想想：“朱家沟，叫个黑玉英。”

众人都笑起来。

“笑什么你们？”

“照[23]，”一个老婆儿说，“‘黑玉英’串来啦。”

不远处“哼哼”地晃过来一只老母猪。

女生们都骂，自然是北京妇女界最传统的用词：“流氓！”我们不敢笑。凡女生们参与其中的事，我们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否则她们会以为我们多么希望理她们。她们也只当我们不在场。活到三十几岁回过头来想，才知道。倘小伙子们不在场，姑娘们也不至于那么叽叽嘎嘎嚷得欢。

“噫，敢是没钱嘛！”随随说：“寻个婆姨，没有五六百块不得过去。”

明娃的婆姨六百块。那天疤子又给碧莲大交了十五块钱。交够了数数过门，那儿的规矩。

没想到所谓“老区”“圣地”竟还是这样。倒真是“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如果这一家养的女子多，这家便富裕些。疤子的七个全是儿子，七六四千二百块。幸亏七个儿子不是同时都长大。徐悦悦为这事去找疤子辩论。“你就不给，看他敢怎么着！”“噫，不能不给嘛。”“怎么不能？”“咳呀，你买了人家东西，不给人家钱能行哩？”“你说什么？这是买东西呀？碧莲是人！”“人哩嘛，不喽出六百块？”“你是不是贫下中农？！”徐悦悦急了，要上纲上线了。疤子全然不怵这一套：“贫农咋啦？咳呀，贫农也出得起六百块。”……

那年明娃来北京治病，我们带他看了天安门，照了相，又逛了颐和园、动物园、王府井。病却不能治，大夫说若是早几年或许还可以做手术，现在只好吃些药，多注意保养。明娃妈背着明娃哭了几场，便不吝惜钱，让明娃在北京美美地玩几回，吃几回，买几件像样的衣裳。明娃明白母亲的心愿，便显出高兴的样子，说清平湾的人有几个能像他这样到北京来逛过呢。从北京回去后，明娃妈把攒下治病的钱一回全交给了碧莲大，不久碧莲过了门。明娃妈说，不能让明娃这辈子连婆姨也没有过。一年后碧莲给明娃生了个儿子。这孩子倒很壮实。这孩子一岁多时，明娃死了，死在山里，正掏地便倒在山上，抬回村里已经不出气。明娃妈让那孩子也戴上孝，抱着去给明娃送葬。碧莲哭得死去活来，说她才晓得明娃有这么重的病，哭得众人都落泪……

/十一/

随随家是全村数得着的穷户。

随随的大是个瞎子。据说他三岁上害了场大病。险些送了命，小棺材也打下了他又没死，单是把一双眼睛瞎了。六十年，他没走出过清平湾，也没有成亲。随随是他收养的别人的孩子。窑里短个女人，日子穷半边，衣裳要求人缝，穿鞋要买着穿。

他先前是跟着哥哥嫂嫂一搭里过。他能旋磨，能捻毛线，能担水劈柴，还能铡草挣些工分。一把铡刀，两个人，一个人入草，一个人掌刀。这瞎子掌刀。谁把草入得太长他也觉得出，笑骂一句：“你狗日的懒松！”把铡刀悬在半空不往下落。所以不用担心他会铡到别人的手。每天去饲养场上铡半晌草，挣四分，有时候铡一整天就挣八分，工分全交给哥嫂，自己除去吃穿再无所求，反倒帮助哥嫂把光景过得强些。有个跳大神的巫婆给他说过：“这瞎子四十五岁上能成家哩。”他笑笑，摇头，不言传。是不相信呢？是无所谓呢？还是心想要是那样敢情好呢？众人都没想起问。

常见他一个人半晌半晌地仰着脸，枯瘪的眼窝不住地蠕动。他依稀记得山川的模样。

偏偏在他四十六岁这年，从绥德来了个吹手，提着一把唢呐，带个三四岁的男娃。天黑时，吹手领着孩子走到了清平湾，睡在了呐喊山上的小庙里。吹手病倒了，病得很重。过了两天，要不是那个男孩子哭喊，众人还不晓得呐喊山的小庙里住着父子俩。众人来看时，吹手已经不行了。吹手撂下了一把唢呐和一个孩子，这孩子就是随随。瞎子不顾一切地要收养这孩子，求人去给扯布做衣裳，求人去供销社给称糖，搂着随随不放手。嫂嫂说：“咱再养不起了嘛！”他回答得坚定：“我个人养。”哥哥说：“你能养得活？”“咋啦倒不能？”他心底的父性忽然炽烈地爆发，或者也是母性。众人想起了那个巫婆的话。“咳呀，那跳神的婆姨真格有法哩！”“只晚了一年。”“噫，说周岁瞎子不正是四十五哩？”其实算命哪有论周岁的。“咳呀！”随后人们又都记起，那巫婆说的不是“成亲”，是“成家”。

瞎子从此有了自己的家——他和随随。

他们住在垴畔山后羊圈旁的一眼小土窑里。这窑原来也是羊圈，比一般的窑洞要低矮得多，也没有门窗。众人帮忙在窑口垒起一面土墙，单是两扇门不得不用了些木料；门上边像栅栏一样竖几根椽，算作窗户。土窑洞里昏暗暗的，反正他也无所谓。陕北的土窑造价本来十分低廉，除去做门窗要花些钱，黄土山是足够大，只要你不断向纵深挖掘，便可任意扩大自己的居住面积。

白天他去铡草，随随自己在窑里。窑旁就是牛圈，羊羔羔也盼着老羊回来。随随蹲在栅栏外，羊羔站在栅栏里。随随拔些青草喂羊羔，羊羔在圈里又蹦又跳，随随在窑前又滚又爬。羊羔羔比随随长得快。

瞎子把草铡得更细、更好，怕丢了这营生。铡下的草喂大了多少头牛，铡草的人靠这营生养活随随。按平均一天六分算，三百六十天不误一个工，一年下来刚好不用再给人家交粮钱。再有用钱的地方呢？年复一年总是欠着债。他盼着随随长大。随随给他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因为随随不是管别人而是管他叫大。

村里的人都叫他瞎老汉。大人们这么叫，娃娃们也这么叫，语气中绝无讥嘲，却是含着亲近和尊敬。

“瞎老汉，哪搭儿去？”娃娃们喊。

“哪搭儿也不去。”他说。

“哪搭儿不去你走得可慌慌价？”

“，我在这崖畔上望望。”

人们不以为奇怪，甚至相信他能看见明眼人看不见的东西。

那土崖有五六丈高，刀削般陡峭的崖面上有野鸽子在那儿做窝，长着几株葛针和黄蒿，清平河常年在它脚下流。这高高的黄土崖是清平湾的标志和象征。远路回家来的人，翻山越岭，山转路回，忽然眼前一亮，远远地先看见那面土崖。离家去谋生的人，沿着川道走出几里远，回头还望见这土崖，望见亲人站在崖畔上。正如歌中所唱：他哥哥就在大路哟子边，干妹子就在崖畔上哟嗬站。或者：走一回三边买一回盐，小妹妹想你在崖畔上看。

不知道瞎老汉能望见什么。

土崖有时候塌方，依着山势，越塌越显得高峻。轰隆一声，几十吨黄土塌下去，把清平河都变黄。瞎老汉每天都爬上崖去，众人担心他迟早会蹚下去，却不知道他靠了什么神灵指点，再走一步就要掉下去的时候他停下来。六十年了，清平湾的每一寸黄土他都清楚。他站在崖畔上，或者坐在那儿，默默地长久地面对群山。“花脑”蹲在他身旁，也那么无声地瞭望。“花脑”是一只小母狗，浑身黄土色，脑袋上有些黑斑。

“做什么哩，瞎老汉？”娃娃们又问。

“什么也不做。”

“能照见随随哩？”

他很有把握地笑笑：“随随在苦行山梁上。”

随随长大了。小时候跟羊羔羔一搭耍，谁想长大了也拦羊。随随十五岁上就拦起队里一群羊。拦一群羊挣八分，包工，无论老少。若是早晨再上山受一阵苦，一天就能挣十分。随随想早些承担起做儿子的责任。

“你咋晓得是在苦行山上？”

“这程儿又上了葫芦峁。”

众人说，这父子俩有神神给传话哩。随随投错了胎，随随当根儿就是瞎老汉的儿哩。老天爷不晓咋价闹混乱了，一照，噫，咋看弄成了个甚？咋差那吹手把随随送了来。

苦行山和葫芦峁离村里少说有五六里远，瞎老汉却说他听见了随随的吆羊声和歌声。

“这程儿随随又到了哪搭儿？”

“往窑里回啦。”

山背洼里的阴影爬高了，夕阳把群山的峰顶都染红。

娃娃们都回家了。瞎老汉还坐在崖畔上。

野鸽子也归巢了，在他脚下飞，“咕咕”地叫。

村里便处处升起晚炊的薄烟。

忽然“花脑”兴奋地叫起来。顺着落日最后的余光，呐喊山后隐隐传过来山歌：

不来哟就说你不来的话，

省得一个蓝花花常等下。

你要来哟你早早些儿来，

来迟了蓝花花门不开。

这是陕北民歌中最有名的一首，男女老少都会唱。蓝花花是个胆大又苦命的女子。

瞎老汉便又想起随随到了该寻婆姨的年纪，可窑里没有钱。他近两年常为这事心焦。

梳头中间亲了个口，

你要什么哥哥也有。

不爱你东来不爱你西，

单爱上哥哥的二十一。

黑的山羊，白的绵羊，从呐喊沟里转出来，“咩咩”地叫，有的嗓音低沉喑哑，有的高亢娇嫩，像是散了什么集会。随随出现在呐喊山的山腰上，挥起羊铲喊一声：“花脑儿——来！”那只狗又蹿又跳下了土崖，摇着尾巴迎过河去。

瞎老汉站起身，往窑里回，心里依然盘算着钱的事。随随大了，光景本该好过了，可他却老了。他近几年身上总是难活[24]，不是这搭儿就是那搭儿，常出些毛病。唉，老了，球势了。胃里准也是有了病，在饲养场上铡着草，常就吐下一摊摊酸水，夜里心口疼得一满睡不成，随随拉上架子车送他到公社、县上都去过，闹糟蹋了钱，不顶事。

羊都进了圈，天完全黑了。随随回到窑里，瞎老汉已经做熟了饭。天天是这样，随随“一五一十”地把羊放进圈去的时候，还听见自家窑里“呼嗒呼嗒”的风箱响，进得窑来瞎老汉正把饭菜摆上炕。因为这饭菜太简单——半瓦盆豆钱饭，抓上一把盐，再有一小钵辣子。随随点上灯，小油灯只照亮半个炕。父子俩盘腿炕上坐，喝着比清水稠很多的豆钱饭，“吸溜吸溜”地响。

这会儿清平湾家家户户都是这响亮的“吸溜”声。那些年人们已经忘记了晚上也可以吃干粮。

“大，叫你做些白面嘛。”

“想吃白面哩？”

“球，我吃甚也能行。你不要今儿黑地又闹得睡不成。”

豆钱饭就是把黑豆在碾子上轧扁，然后兑上充足的水，熬成粥。也叫钱钱饭。因为黑豆轧扁了样子像钱吧？人缺什么想什么，什么都不缺的就写一条“艰苦奋斗”的字幅挂在客厅里。

“夜来黑地心口疼得好些儿没？”

“好些儿。”

“玄谎哩，我听着你又吃止痛片。”

其实这药对胃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可这是老乡们的“万应灵丹”，不管什么病都先吃止痛片。一则便宜，二则累了一天浑身都酸疼，吃一片可以解乏，无论什么病也就仿佛见轻。

“再不好，秋后卖些粮上延安去。”

“冬里饿死去？”

“今年年成差不多儿。”

“几时给你问下婆姨，几时我的病才得好。”

常就是说到这儿没了话。响亮的“吸溜”声。勺子刮得瓦盆底响。灯花“嗞嗞剥剥”地爆。

/十二/

随随想起后晌在苦行山梁上遇见英娥的事。苦行山离沙家沟不远了，山那边就是沙家沟的地界。那程儿随随正攀在半崖上砍柴，听见有人喊：“谁的羊！吃上黍啦！”黍就是高粱。随随循声望去，见山洼洼里走上来个女子，穿的崭新的一双红条绒鞋。是英娥。随随认得英娥，英娥认不得随随。她常来清平湾串亲戚、是刘志高家婆姨的妹妹。刘志高家婆姨，被认为是全村年轻婆姨当中最漂亮最能干的一个。英娥更俊，腿长，身上很丰满，又不像她姐姐那么太显得壮。英娥又喊：“拦羊的死到哪去啦！”随随生性嘎，便唱：“你妈打你不成才，露水水地里穿红鞋。”

英娥气了，骂开：“哪庄里的个黑皮，羊吃了人家的黍，还逞什么哩！”

随随装作没听见，又唱：“你穿红鞋坡坡儿上站，把我们年轻人心搅乱。”

“噫，看把你能的！这号酸曲儿谁解不开？”

随随再唱：“我穿红鞋我好看，与你们旁人球相干。”

英娥咯咯地笑开了：“没眉脸！”

“哪搭儿去？”随随问。

“你管！”英娥又板起脸。

随随吆喝了几声羊，返转身去砍柴。英娥仰着脸看随随。

“你是哪庄里的？”英娥问。

“你管！”

“谁管你咧！”英娥说，却不动，依旧仰了脸望随随。

“不说我也晓得哩，敢是马家坪看王康儿去。”

英娥腾地红了脸，但立刻又现出怒气：“谁去！看他哩，看个鬼！”

“那你这程儿哪去？”

“在这洼洼里寻菜哩嘛。”

“寻菜哩？‘六月里黄瓜下了架。巧口口说下哄人的话。’”随随又唱。

“谁哄你！”英娥把臂弯里的篮子举给随随看，里面果然是些苦苦菜。

王康儿随随认得，那人实在是长得丑。随随记得听刘志高说过，英娥不情愿那门亲事。随随也觉得王康儿实在配不上英娥。不知为什么随随却说：

“王康儿给你捎话来，想你想得难活下了。”

“爬远！”

“大青石上卧白云，难活不过人想人……想你想得眼发花，土坷垃看成个枣红马。”

“爬球远远的！”英娥一扭身下了山坡。

随随纳罕：英娥的声音里怎么会带了哭腔。他独自想了一阵，似乎有些觉悟。

这一夜随随睡得很迟。

“花脑”卧在窑前，不住地耸耸鼻子，空气里似乎有什么诱人的气味。

千山万壑都浸在月光里，像一张宽大无比的牛皮纸揉皱了，又铺展开。寂静的星辰挨着寂静的峰峦。

清平河水夜里也不停歇，在月光下赶着路程。

老绵羊半夜里咳嗽，声音就像人。

窗纸上有个窟窿，正看见一个又圆又远的月亮。随随又想到窑里没有钱，又想到他大的病要赶紧治。而像英娥那么好的婆姨，没有一千块钱就怕问不下。

“花脑”仰天长吠几声，那声音颤颤的有些古怪……

第二天随随早早起身去拦羊，心里慌慌的又上了苦行山。英娥已经在那山洼里，依旧穿了那双耀眼的红条绒鞋。“我晓得你是哪庄里的了！”“你比你姐姐还能！”这一天两个人再没说旁的话，都感到对方炽热的目光。

第三天两个人又都来，一个拦羊，一个寻菜。

白格生生脸脸太阳晒，

巧格溜溜手手拔苦菜。

白布衫衫缀飘带，

人好心好脾气坏。

第四天……第十天，两个人还都来。

洋芋开花土里埋，

半崖上招手半崖上来。

打碗碗花就地开，

有什么心事慢慢来。

以后两个人便常见面，在苦行山，在葫芦峁，在随随拦羊的每条小路上。随随拦羊净往沙家沟近处走。

一对对山羊串串走，

谁和我相好手拖手。

人人呀都说咱们两个好，

阿弥陀佛天知道。

百灵子雀儿百灵子蛋，

谁不知道妹子没好汉。

百灵子雀儿百灵子窝，

谁不知道哥哥没老婆。

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

妹子虽好是人家的人。

蛤蟆口灶火烧干柴，

越烧越热离不开。

……

/十三/

好了，我的想象过于浪漫了。事实上也许完全不像我想象的这样。事实上我们到了清平湾的时候，随随和英娥的罗曼史已告结束。我的想象是根据了村里的传说和陕北动人的情歌。

去年回陕北去，一路上我这想象逐渐清晰，便讲给同行的六个人听。大家都被这情歌打动，有老婆的想起了老婆，没有老婆的便说应该赶紧找了，不然日子有点儿难熬。那位“太行山人士”也说这歌词歌曲实在作得太好，然后又不失时机地讲起他的太行山，希望他认识的那女孩不要有英娥似的命运。他已料到英娥和随随的事不会成。

但无论如何那是清平湾历史上有数的几桩自由恋爱之一，而且确实极富浪漫色彩。人说，“砍柴时见二人在苦行山洼里走哩。”“见随随把英娥捉起亲口哩。”“英娥睡倒在随随怀里，咋才叫羊把沙家沟的黍闹糟蹋啦。”随随是在拦羊时与英娥建立和发展了爱情，这一点确凿无疑。

一九六七年冬里英娥嫁到了马家坪。王康儿是个老实人，心里明白英娥看不下他，便连话也很少敢跟英娥说，一个人不吭不哈地受苦、做饭、喂猪，有了钱给英娥买衣裳。英娥不穿他买的衣裳，也不给做饭，也不让他跟她一块儿睡。英娥还是常往随随拦羊的路上跑。于是英娥娘家的人就跑到随随窑前来骂，把瞎老汉也捎上，说：“叫你跟你大一样把眼窝瞎了！”随随急了，抄起老镢跑出去，说：“你狗日的骂谁哩？谁的事说谁的事！”众人把双方拉开。王康儿家的人告到了公社，公社里来人把随随叫去整治了一顿。英娥听说了便要寻死。据说水银吃了能死人，据说镜子背后涂的就是水银，英娥就刮了镜子背后的“水银”吃，不顶事。她以为那层红的涂料就是水银。她又把镜子摔了，用碎玻璃割脖子，被众人发现拽住。随随也想过死，但又想到撂下瞎老汉谁管？这些都是我们到清平湾之前的事。我们来之后，风波全已平息。只是听说英娥结婚两年还是没有怀娃娃。第三年还是没有。第四年生了一个儿子，第五年又生了一个女子。众人说这下没麻搭[25]了。

我在清平湾的几年中，没听随随说过半句这往事。他还是穷得问不下婆姨，却似乎也不急。别人问他，他就随机说些嘎话，大家一笑。

瞎老汉却心焦。他还是总到那土崖上去，和那条狗在一块儿，从太阳偏西望到暮色苍茫，望得随随拦羊回来。随随不再唱山歌。山歌差不多都是情歌。瞎老汉草也铡不了多少了，总是病病歪歪。他一辈子不知道婆姨的味儿，心想不能再拖累得随随也娶不上婆姨。

那时李卓干起了赤脚医生，靠一本《农村医疗手册》，自己买了听诊器、注射器，开始给老乡们开药，打针，扎针灸。李卓傻大胆，真干起来也心细，又买了麻药和手术刀，给村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做了包皮切除术，竟很成功。那确是急用先学，上午抱着书看几遍，把器械都消了毒（无非是一把刀两把镊子），下午就去做，手术的时候书翻开在旁边，不时再看几眼。老乡说，“要看书哩嘛，不看书能治好个病？”绝对相信他的手艺，相信他不时看看书是必要的。我也跟李卓一起去给人打过针，把针使劲往人家屁股上一戳，没进去，针头弯了，李卓就忙说：“这针头不行，换一个。”老乡们就相信那全不是因为我的手艺不济。李卓的医道于是日渐高超了。瞎老汉的病却难治。李卓再胆大，那时也还不敢做胃溃疡的手术。上延安去治就又要借钱，瞎老汉说死不去。“不顶事了，再不要瞎糟蹋了钱。”他说。“我死了你就好好价打上两眼窑。”瞎老汉跟随随说“我死了你就结婚下婆姨好好价过。”随随就急得喊：“多会儿死咧，咱俩相跟上！”有这话瞎老汉心里就满足，于是又想起那个吹手，说：“也常要给你亲大上坟哩。把我也埋在前川枣树滩里。”随随不耐烦听，出去和“花脑”在窑前坐一会儿，然后使足了力气劈柴。

有一天瞎老汉又走上那土崖。看见的人说，他走得缓慢又镇静，身后也没跟着那条狗。瞎老汉往崖畔上走，差一步就要掉下去的时候人们以为他会像往常那样停住，可他没停。那崖几丈高。“花脑”这时跑来，站在崖上一望，又返身跑开，直往山里去。众人惊叫着跑下崖去，见瞎老汉正在河滩上翻身爬起，愣磕磕坐着，浑身是泥，只在脸上被沙砾划破一道口子，洇出血来。这事有点儿让人难以相信，众人一时都不敢上前。瞎老汉愣了一会儿，对众人说：“小鬼儿不接我去哩，还要再拖累随随哩。日这小鬼儿的先人！”

“花脑”带着随随走来时，挤了满满一窑人，瞎老汉坐在炕上，脸上只贴了块纱布。瞎老汉只说是自己不留神才出了这乱子，咋也不咋。有人还记得他坐在河滩里说的话，就把原话悄悄说给随随。有人又记起那条狗当时被拴在窑前，便把狗叫来看，脖颈上还有半截被咬断的绳子。随随大哭了一场，发誓要给他大娶下儿媳妇。众人又劝随随，说这是天意，好人总要有好报；说神神保佑着这老汉哩，往后的日子要好过了。

这之后大约半年，随随和碧莲好上了。随随的话是：“碧莲母子命苦咧。”碧莲是说：“随随人好哩，心忠哩。”这事便在村里传开，人人都说这倒又是神神牵线，天配就的。这时明娃已经殁下一年多。碧莲是十二分的看得下随随，比随随要心急得多，催随随托人去跟公婆说。随随自己去找疤子，说：“明娃的儿还是姓明娃的姓，明娃在时和我可好哩，我不能错待了他的儿。”疤子没主意，叫他去问明娃妈。随随去了又是这一套话。明娃妈眼圈又红，沉了好一阵子，说：“就这，明娃的儿还是姓明娃的姓，你窑里我窑里都是这娃的家。你给咱出上四百块，我家二元儿也十七了，问婆姨又要使唤钱哩。”随随愣了半晌，回去。他自然是拿不出四百块。这关头碧莲却充当了男子汉的角色，说：“不怕，她不讲理，一个二婚的倒要你那么多钱？不怕她，有理走遍天下。”火在心里烧，眼见的好男人不能丢，碧莲胆子大了，抱了孩子拉了随随去找李卓他们，又找徐悦悦她们。那时我已经离开清平湾，正住在北京的医院里，听金涛来信说起这事。碧莲知道明娃妈最信知识青年的话，知道徐悦悦和金涛的嘴能说，知道那年明娃母子来北京时吃住都在李卓家，李卓在明娃妈面前说话最顶事。李卓他们和徐悦悦她们便轮番去跟明娃妈说，都感觉负了正义又神圣的使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成篇大套的恋爱自由经典学说。男女生间的隔阂于这时开始融化，我在北京听说了这一节，心里很是羡慕。明娃妈落了泪，说：“疤子下炭窑去挣来的钱，好不容易给明娃娶了婆姨，六百块钱来得那么容易？再要给二元儿问婆姨，又要五六百块哩。”那几个经典学说的信仰者立刻都没了话。明娃妈又说：“我晓得随随穷，二百块总要出哩吧？”几个人再能说也都没的说。瞎老汉竟然悄悄存了些钱，把疤子喊来，从枕头里摸出一百零六块，全给了疤子。疤子说：“咳呀——”瞎老汉说：“再欠的钱我死前准定给你还上，能行不？”“咳呀——”疤子说。

我们那地方娶媳妇很热闹。一队人马从女家的村里出来，顺着山路走。最前面是四五个吹手，每人一把唢呐。吹手后头是一个迎亲的老汉或老婆儿，骑着驴。然后是新媳妇，也骑了驴（要是骑骡子就更排场），经常也并没有盖头，脸反正是垂到众人看不明白的程度。再后边是几匹驴驮了嫁妆，大致是木箱和被褥，多与少便标志出穷与富。最后又是一个老汉或者老婆儿，是送亲的。一队人在大山里悠悠地走，除了新媳妇之外似乎都不急，翻梁越岭。都是在冬天，庄稼早都收光，漫山遍野是裸露的黄土，更显荒莽，幸而天是格外的蓝，格外深远。远远望见个村子，吹手们把唢呐高高扬起，让那自由欢畅的曲调信着天游开，顺着天游开。《信天游》或《顺天游》这曲牌名都不是瞎起的。村子里的人便都跑出来，辨认这是哪村里的女子，都露着白牙笑。有相识的就朝那迎亲的或送亲的呐喊两声，对方很高兴回答。新媳妇浑身都抽紧。过了村子，吹手们歇下，一队人就走得有些寂寞。新媳妇松口气，不知是应该笑一回还是想哭一顿。再走一程，唢呐声又信天游开。

/十四/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到清平湾，这日子记得清楚，永远不会忘。不久就过年，当然是阴历年，那儿没有人承认阳历。过阴历年，过清明，过端午，过中秋，不过“十一”和“五一”。不少人稀里糊涂地知道有个“五一”，却不知道有劳动节。劳动就是受苦，谈何节哉？每日都过。我们第一回上山受苦是在大南山掏地，李卓和金涛疯狂地抡着老镢掏向山顶，不久便都似终点线上的马拉松运动员，被人搀扶着安慰着拖到一边去休息。最被重视的是阴历年，不用受苦，在热炕上款款盛下[26]，喝米酒，吃大肉，吃油糕和油馍，吃豆腐和漏粉，吃白馍和扁食……这才是过节。夜晚，家家窑前吊一盏油灯，在漆黑的山间如一片朦胧的星光。

这一冬，烧的柴是队里派人给我们砍下的。大队革委会主任叫徐财，跟我们说，公社通知，知青的烧柴，队里只管这一冬，然后赔着笑脸。徐财是个老好人，既无能力也无威信，既怕公社领导也怕村里的乡亲。我们无端地想起老书上说的地保，就叫他徐地保。徐地保任何时候都显出张皇与和蔼。真正有本事有威望的原大队书记，两年前被公社降为第二把手。

山上雪化了的时候，我们自己去砍柴。提上小镢，背上书包，牵上栓儿家的“黑黑”，上山去。“黑黑”是条公狗，常追踪着随随家的“花脑”，“花脑”对它时冷时热。我们想得挺好，砍一阵柴看一会儿书，书包里背着《国家与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

雪化了，风和泥土都湿润润的，山野间有了清新的生气。清平河开始解冻，早晨的太阳照在疏松的冰层上。这季节的河水也清冽，哗哗啦啦如同奏乐，轻缓而安然，像它的名字。我们牵着“黑黑”在大山上跑，喊。村里的一群孩子也提了小镢，追在我们屁股后头。孩子们请求：“吹个曲儿嘛！”仲伟带了个口琴。

站在山顶上看清平河，一条金属似的带子，蜿蜒东西不见头。清平湾上浮着薄雾，隐约可见家家窑檐下耀眼的红辣椒，隐约可闻石碾的吱扭声，人的吆驴骂狗声，狗惭愧的讨饶声和驴的引吭高歌。蓝天，黄土，地远天高。云彩的影子在山地上起伏赛跑，几座山峁忽地暗了，几座山峁骤然又辉煌灿烂。那时候你觉得，或许在这儿待一辈子也凑合吧？

“吹个曲儿嘛。”娃娃们蹲着、跪着、趴着，把仲伟围住。吹了个《三套车》，又吹了《山楂树》，又吹《小路》和《红河谷》，我们跟着哼，遇到“姑娘”“爱情”一类的字眼就含混过去，不咬得太清楚。唱到《货郎与小姐》的插曲时，就尤其乱了节奏，舌头都不大利落。娃娃们听不懂，但都满意，因为那么个东西竟能吹成个曲儿。“吹个道情！”娃娃们说，“随随唱道情唱得好，这程儿不唱了。喂牛的老汉这程儿还唱，也唱得好。”有个大些的男孩就唱一句：“半夜里想起干妹妹，狼吃了哥哥不后悔。”所有的孩子都笑，说：“这狗日的骚情咧。”那男孩又唱一句：“村子小来路又僻，呼啦啦来了些游击队。”

忽然发现，远处山梁上女生们正在那儿照相，她们有人带了个相机。红头巾，绿头巾，蓝头巾，在黄土的大山上分外鲜明。李卓说：“快看驴奔儿。”小彬望着那个蓝头巾又犯傻。仲伟吹起《海港之夜》，我们齐声唱：“当天已发亮，在那船尾上，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小彬说：“×，别逗了，我看那边那山呢。”李卓说：“没错儿，那边那山上。”小彬一下把李卓扭倒，大巴掌照屁股上猛抽。我们重复唱最后一句：“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李卓在地上翻滚，狂呼救命。

对面山梁上的头巾都扭过去，变成脸，奇怪我们这边出了什么事。

“说真格的，小彬。”金涛说，“你写封信，我负责送到刘溪手里。”

“牛——你敢送去？”

“只要小彬敢写。”

“我替他写，你送不送？”

“那不行。”

“牛！”大伙都说。“你知道驴奔儿不敢写。”

“要不然我去跟刘溪说，就说小彬跟她借相机用用。怎么样？”

大伙认为这主意好，说要去现在就去。

“现在不行。”

“牛！你就牛吧。”

“你们懂什么，这事得瞅机会。”

“牛×！”

大伙哼着歌散开，去砍柴。

那天我们六七个人只砍了一捆黄蒿。黄蒿好烧，一点就着，不过不经烧，老乡只用它引火。晌午我们背着那捆黄蒿往回村走，以为不算少。那群和我们一道上山来的娃娃这时纷纷不知从哪儿都冒出来，一人背一大捆柴，弯着腰走，见了我们的一捆黄蒿，都扭起脸来，学着大人的腔调“咳呀咳呀”地嘲笑，脸上全是黄泥汗。孩子还不如一捆柴高，远看只有一捆柴在山坡上一跃一跃地移动。

晚上烧了一大锅热水洗脸洗脚，就把那捆黄蒿全用光。几个人脱了衣服在灯下抓虱子，浑身起鸡皮疙瘩。李卓让大伙看他屁股上的血印，说：“驴奔儿这小子真他妈驴，手真狠。”

/十五/

那天砍柴回来的路上，看见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坐在山坡上哭，身旁放了一捆柴。这小姑娘也是追在我们屁股后头上山来砍柴的。

“怎么了你？”

她光流泪，不哭出声，用小脏手在脸上抹。

“怎么不回家？”

“砍柴时，把买本本儿的钱撂了。”

小姑娘小鼻子小眼长得挺秀气，脸被抹脏了，头发上挂着碎黄蒿。

“买什么本本儿？”

“小学校要开学哩。”

“丢在哪儿啦？”

“不晓得。这山上彻走遍，再寻不着。”

“几块钱？”

“三毛。还有买笔的。”

“这好办，回家吧。”

小姑娘嘤嘤地哭出声。“我大要打死我咧……”

“谁带钱了？”

大伙都摸兜。只小彬带了一块钱。小姑娘不接，却盯着那一块钱住了哭声。小彬把钱放在她膝上，她低头看着不动手，直到一阵风要把那张票子吹掉，她才一把捂住。这小姑娘就是怀月儿。

这事我已经忘记，去年回清平湾见了怀月儿，她跟我说起这事，我才依稀记起。她说她常记得这件事，记得小彬，“小彬的个子高得危险哩。他这程儿做什么？”我说：“他在一家公司里，当了官了。”“他跟刘溪结婚了是？”“你怎么知道他们俩的事？”“你们不是常笑他咧？”“不行，他们俩没成。”怀月儿听了沉默一会儿。

回来我跟小彬说起怀月儿还记得他给了她一块钱的事，小彬说“有这回事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说怀月儿你总记得吧，他说这名字记得。我说怀月儿是金涛的得意门生。他说金涛当小学老师那会儿，他已经当兵走了。我说怀月儿家就住在芦根沟门上。“芦根沟？沟门上？”我说怀月儿的大就是张富贵。这下他才想起来。

/十六/

张富贵就是前大队书记，在朝鲜打过仗，在国内也打过，头上一块很大的伤疤不长头发，所以总戴着帽子。帽子还是当兵时的帽子，已经发白，上了补丁，补丁也已发白。他之所以被降为第二把手，是因为他反对大队分红，主张小队核算。清平湾老少三百余口，土地是全川最好的，公社决定在这里搞大队分红试点，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知识青年都赞成公社这主张，认为此乃历史前进必然之途径，改天换地当然之招法。由小集体到大集体再到全民所有制，最后消灭阶级以及赖阶级以生存的国家才能环球一片红，使三分之二还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全都过上好日子，这，无疑是一条革命的康庄大道。男女生坐在一起开了会，在女生窑里。男生低头耷脑地进来，女生都躲到一个角落去，油灯微光照亮之处都没人坐。然后开始互相催促着发言，渐渐说起来，总听见“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大家都觉得站到斗争前列去，坚决支持大队分红，要与张富贵斗争，但张富贵毕竟是同志，所以还应该把矛头指向真正的阶级敌人。村里有一个地主。“谁呀？”“是谁呀？”都不知道，光知道有一个地主。又严肃认真地探讨了一回理论。说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节时，产生了疑问：清平湾目前没有半点儿机械化，人力、牛力、犁、镢头，与几百年前绝无不同，何以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呢？大家沉默着坐了半晌。终于小彬想到：政治思想工作第一，生产工具不是生产力，掌握生产工具的人才是生产力，掌握了革命思想的人才是最先进的生产力。解决了理论问题，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油灯跳跃着，我心想这土窑洞里还真有马列主义。小彬说话时，刘溪一直看着他，这让他永生难忘。其实大家都一直看着他。

我们去找张富贵，想争取他。我们自信比梁生宝[27]和萧长春[28]水平高。张富贵偏偏是第二把手，这像小说。小说中的二把手常是要人来争取的。

张富贵不在窑里。炕上坐着个老汉，是怀月儿的爷爷，正捻毛线。在陕北，捻毛线，织毛衣、毛袜，都是男人的事。

“您说，大队分红好，还是小队分红好？”

怀月儿爷爷啰啰唆唆说很多，他不识字，又结巴，说得我们打了哈欠还不知道他要证明什么。窑里只有两只木箱，几个瓦罐。猪在灶台边“喀哧喀哧”蹭痒痒。灶台上睡着一只猫，时而睁一下眼睛看那只瘦猪。猪卷动了几下尾巴走开了。炕上一条毛毡，两条被。窑掌里一个很大的荆条编的囤子。木架上整整齐齐码了些红薯。满窑里就再没有别的东西。

“那就好咧——”怀月儿爷爷终于告一段落。

“什么好咧？大队分红好咧？”

“就是的，小队分红好咧。”他还有点儿聋。

“小队分红好？”

“嘛！”这次回答得明确。

男生看女生，女生看男生，又都四周看。怀月儿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高兴，带着两个弟弟在炕上抛一只猪尿泡。猪尿泡里吹足了气，用线扎紧，像一只土黄色的气球。墙上贴了很多布票，仔细看，有过期的也有当年的。家家都买不起那么多布，娃娃们就把布票贴在墙上当画画儿看。

“那您说，是小队分红好呢？还是单干好？”

我们想引导他忆苦思甜。似乎只要证明了小队分红比单干好，就自然证明了大队分红更具优越性。

怀月儿爷爷愣了一下，把脸凑近些，压低声音问：“能哩？”颇为怀疑地看我们每一个人。

“什么能哩？”

“球，谁解不下这事？不是不敢言传？众人心里明格楚楚儿价。小队分红好，可还是不顶单干。”

大家又互相看，都没敢轻易相信自己听见了什么。怀月儿爷爷是彻底的贫农，烈属，有三个儿子，一个死在青化砭，一个死在沙家店。

“这号话不敢乱说哩。”他从我们的神情中大约觉察出了什么，又专心于他的毛线了。一会儿又说：“随咋价。受苦人解开个球。”

我们又去问徐财，村里那个地主是谁。徐财说那人叫李正发，已经死了三年。

/十七/

在清平湾的头一年我们吃的国库粮，每人每月四十五斤，玉米、麦子、谷，还有几两青油。老乡们就说我们也都是“公家儿的”。老乡们常要吃麸子，吃糠，还吃一种叫“叶子”的东西（我至今不知该是哪两个字，查了《辞海》也无结果，总之比糠还难下咽）；若吃一顿净玉米干粮便如过节般喜庆。老乡说我们：“这些窑里有办法。”“这些的老子都是中央的干部咧！”说的听的都点头，确认我们给公家为儿乃天经地义，每月吃四十几斤好粮无可厚非。

婆姨们常拿着鞋底聚到我们灶房前来纳，赞叹说，“这些吃的好干粮！”“洋芋菜、萝卜菜，浮面常见漂的油！”然后纷纷给我们以指教。北京式的窝头引得他们笑，说“这看糟践成了甚”，玉米面还是要发了蒸“黄儿”才是正道。菜要煮烂，否则岂不是生吃了？白面不如掺了豆面擀成杂面条条，切得细细的，调上酱和辣子，光吃白面能吃几回？我们二十个人，轮流每两个人做一天饭，都叫苦连天，手艺本来不济，被众婆姨一指点就更乱了套路，昏天黑地。这时就有见义勇为者，麻线绕在鞋底子上，挽了袖子下手帮我们做。做一顿好饭比做不上一顿好饭当然多了乐趣。另一个婆姨又帮着烧火，说灶火该整顿了，不然柴就费得厉害，等她家掌柜的山里回来给整顿一下，她家掌柜的整顿灶火有方法。她们都很称赞北京带来的粉丝，比她们漏的粉又白又细。饭做熟了，我们壮着胆子请她们也尝尝，她们都退却，开始骂腿底下的娃不听话，依旧拿起鞋底来纳。我们给几个娃掰一点儿白馍吃，娃的妈眼里亮起光彩，才想起让娃管我们都叫一遍叔叔。女生们没法叫，那儿没有相当于阿姨的叫法。

二十个人都宁可上山受苦，也不愿意做饭。那灶火实在难摆弄，常常天不亮就起来生火，直到太阳很高，仍然是满窑浓烟不见人，光听见风箱拉得发疯似的响。风箱声忽然停歇，浓烟中便趔趔趄趄地跳出两个人来，抹眼泪，喘粗气，坐在磨盘上，蹲在院当心，于朝阳光中和鸡鸣声里相对无言想一阵，又钻回烟中去。要把煤火烧得旺盛，必须有好柴。譬如狼牙刺，有油性，烧起来火势既猛又耐久。然而这柴砍来费劲。我们先跟老乡借一些，借的次数多了自觉无理，就只好偷一些，反正一样，都不还。偷的次数一多，又觉有违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教导，便终于发现了呐喊山上小庙的门窗和门槛。

小庙不知经历了多少年风雨，残垣断壁，处处长满荒草，几间小殿堂也表示随时要歪倒的愿望。那腐朽的门槛，干裂的窗棂、门框，正是上好的柴。我和金涛有一次到那儿去，先发现了这能源，能源有限，不宜告诉别人。轮到我们俩做饭时，就拿一把斧头去砍一块好柴。先用光了窗棂，又砍门槛。金涛说，这门槛不知是否祥林嫂捐的那条。

小庙里几尊泥佛，斑斑驳驳还有些彩饰在身上，中间一尊仿佛观世音。据说每个佛都有一颗心，或者金的，或者银的、铜的。我们俩在那泥胎后背砍开一个洞，果然掏出一颗心，是木头的。金涛掂掂那木头心，说这就够做一顿饭了，不用再砍门槛，门槛已经所剩不多。佛像前铺了许多麦秸，时常有些外乡人来这儿过夜。

从榆林来过两个卖艺的，在这庙里住过几天。一个瘸子，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孩子很瘦，头上很多疮在流黄水。两个人来到村子中心的空地上，瘸子就敲起一面小鼓，大喊：“表演一回榆林的硬势子！”孩子把上衣脱光，显出一串脊椎骨和两扇分明的肋骨，也喊：“操心看下，演上一回榆林的硬势子。”瘸子把一根铁丝缠在孩子胸上，再把鼓敲一阵。孩子憋足一口气，弯腰跺脚就地团团转，想把那铁丝崩断。铁丝没断，孩子直起身惶然地看那瘸子。瘸子很机灵，冲众人说：“这娃几天没吃干粮了，光喝了一肚子稀米汤。”围看的人都笑。孩子又弯腰跺脚用了一回力气，铁丝终于崩断。然后换了孩子敲鼓，瘸子抡拳摇掌比画了一阵，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叫喊，险些跌倒。

那小庙不知接待过多少流浪的吹手、石匠、说书的、卖艺的。佛像前总有些新烧就的灰烬。

有一年那小庙恢复了一阵香火。那年到处传说，从黄河东过来了神神，方圆几百里内的寺庙都兴旺了一阵，寺庙的神灵都复活。人们去庙里跪拜、许愿、烧香。那时没有卖香的，便只好用纸烟代替，指定要“延安牌”的，说那是神神看下的牌子，以致“延安牌”烟脱销了很久。呐喊山小庙的门框和门槛都被补上，窗户用席遮住，观世音后背的窟窿填满泥，刷了白灰。殿堂里光线昏暗，烟雾缭绕，人声嗡嗡。有病的求神神给些药，没儿的求神神给个儿子，缺粮欠债的求神神保佑年年风调雨顺且公粮不要收得太多。瞎老汉烧了一包烟，求神神帮助随随娶下婆姨；那时随随还是单身。明娃还在世，明娃妈卖了一罐青油，差疤子去百十里外的一个大庙去磕头。据说那庙神灵大，有求必应。县里、公社里都出动了人，把跪拜的人群驱散，挑几个不大顺眼的绑走。黄河东的神神也才回了黄河东。疤子失魂落魄地跑回来，说花了十几块钱，“咳呀，险忽儿叫捉去。”明娃死后，明娃妈仍对那神神抱着希望，认为这下明娃转世要有好光景过了。

/十八/

接近垴畔山的山顶处，有一眼孤零零的窑洞，与呐喊山上的小庙隔河相望，三面土夯的矮墙围成一个小院落。每天太阳最先照到它的西墙，最后离开它的东墙。窑里安安静静地住着一对老人。老汉是全村最高寿的老汉，七十七岁。老婆儿是全村岁数最大的人，八十岁。老两口自己过，不靠儿孙。并非是儿孙不孝，实在是儿孙的光景过得都还不如他们。老两口养了二十几只鸡，养两头老母猪。二十几只鸡能下不少蛋，托人拿到集上卖了，一年下来够一个人的粮钱。六七十块钱就顶一千工分，交到队里，队里给分粮。两只老母猪一年下几窝猪儿子，卖了，又够一个人的粮钱还有富裕。

年富力壮的人不能这么干，否则就挨一顿批判，或者被公社来人绑一绳。那时惩罚农民的办法只剩这一种，无论什么罪，偷了一升黑豆也好，复辟了资本主义也罢，都是绑一绳。一根粗绳，五花大绑，推推搡搡地送走关个把月。

村里人都羡慕这老两口，认为这老两口前生必是做下好事。

知识青年们问：“咱村里有老红军吗？”

“噫，那老汉就是。”

“打过仗吗？”

“咳呀，那老汉就打过，炮弹把耳朵震得一满聋下。”

“咱村有人见过毛主席吗？”

“那老汉就见过，在瓦窑堡。那老汉烧炭。”

“张思德也是烧炭。”

“还怕就在一搭里烧哩。”

“张思德是在安塞烧炭。”

“咳呀，那就不晓得在不在一搭里。那老汉打了几年仗，把耳朵聋了下。那老婆儿在窑里听说，哭得一满弄不成，咋托人捎话去，老汉就回来。”

从来没听那老汉说过话。每天早晨总见他到河对面去担水，慢慢地走过河，慢慢伏下身把木桶探进井里，水面很高，满满地提一桶水上来，再提一桶上来，慢慢地担了往回走，沿着小路走上垴畔山，白发银须轻轻地颤。担完水他就到近处的山里寻些喂猪的野菜，或者在村前村后转着捡碎柴。无论碰见谁他也不打招呼，不管你是公社干部还是县里的干部，他照旧捡他的柴，偶尔角度适合看你一眼，倒让你有些怀疑。知识青年的到来，应该算是古今罕事，却也不给他任何惊动。他站在人群中看一会儿，目光和面容都极平静，仿佛早已料到要有上山下乡运动发生。

那老婆儿呢？却听说了知识青年爱吃鸡蛋，时常用围裙兜十几个鸡蛋，小脚跷跷地走来问知识青年要不要。

那小院落总安安静静的，在朝阳里或在落日中，给人一点儿神秘感。

村里的一切事似乎全与他们无关。明娃死了，从那老汉的表情看，未必就是灾祸。随随成亲了，从那老婆儿的神态看，未必不是苦难。

老两口有一对好棺材，柏木打的，远近闻名。老汉每年给它们上一遍漆，漆得很仔细，很耐心。棺材放在垴畔山山腰的一眼闲窑里，窑口堆满了柴草以遮挡风雨。有一回小彬偷柴偷到此处，看看四下没人，抱一捆柴正要走，黑乎乎见了那两口棺材，又见一个满头白发、满脸银须的老人正扶着棺材看着他，他拖了柴赶紧跑，老人一声不响，继续漆他的棺材。

有一天早晨，老汉起来倒了尿盆，担了水，扫了院子，回到窑里就躺在炕上，叫老婆儿把他的寿衣拿来，无非一身黑条绒袄，老婆儿以为他又要看看，就去拿来，拿来老汉就穿上，说：“再没有旁的事了。”就闭了眼。

那老汉入殓的时候，几乎半个村子的人都戴了孝，都是他的晚辈。男人们跪下来粗声粗气“呜呜”一阵，女人们哭得有腔有调。那老婆儿平平静静地坐在棺材旁，摸摸棺材上的漆。

又过两个月，老婆儿也死了。

那座小院落就更加静寂，主要是没有了猪和鸡的声音。

随后村里闹了一阵子“鬼”。好些人都说又见了那老汉和老婆儿，有说见二人相跟着在村里走的；有说见他俩在那院前坐着，老汉问明日吃啥，老婆儿说白馍大肉都有哩，情愿吃啥就吃啥。公社来人吓唬了一顿，又拿来一条粗绳，才没有人再说。

/十九/

电影放映队要来了，从县城出发了，自下川往上川走，每到一个村子演一晚上。电影队还在几十里外，消息就传到清平湾，全村人都盼着。总共三部片子，《地道战》《地雷战》《列宁在十月》，各村任选一部。

娃娃们扳着指头算日子，一面回忆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就所有能想到的细节争论不休，譬如：上了刺刀的步枪是否还能放响？倘能放响，何必不放响呢？两个人刺刀对刺刀，你干吗不搂机子？你先搂机子，对方不就先“死他妈×”了吗？然后说到拼刺刀的场面，娃娃们都兴奋得捋胳膊挽袖子，跑到场院里滚成一团，直到四元儿把五元儿的头打出血。五元儿并不哭，用手捂住伤口，想把血捂回去。四元儿却吓得脸发白，实指望五元儿能把血捂回去。疤子正到场里来，四元儿赶紧跑，所有的孩子都跑散，只剩了五元儿。五元儿既流了血，屁股上又挨了疤子两脚，这才觉得委屈，一个人哭着回窑去。

年轻后生们在山上锄地，从电影说到当兵；说到当兵吃国库粮，每月还有好几块钱挣；说到赵家河有个人年昔当兵走了南方，来信说一股劲儿吃大米、白面，往饱里吃，不计数数；又说到有个人当了几年兵回来，就分配在县里供销社工作，一个月挣四十几块。“不用打仗它狗日的，咱也去当一回兵，怕不能？”“立个战功回来，日那些妈的，再不要受。”打过仗的老汉们就嘲笑这些年轻人：“把你能成了什么！炸弹一响，保险你狗日的趴下。”“三天不得过去，你狗日的就要想回窑搂老婆了。”“操心机关枪把你狗日的球打烂！”几个老汉瘪着嘴笑。

电影队近了，离清平湾还隔着两个村子，老乡们就都跑去看了，走二十几里路，看一回无数颗地雷乱炸，像是看焰火。婆姨女子们都穿了出门的衣裳。年轻的后生就可能买一包纸烟，享受享受，排场排场。地雷一炸，娃娃们都喝彩。清平川没有电，电影队自带一部脚踏式人力发电机，样子像自行车，两个壮劳力轮流骑在上面拼力蹬。有时蹬机器的人光顾了看电影，看得入了迷，脚下的速度就放慢，于是电影的速度也放慢，银幕上的光变暗，人物的对话走腔走调，地雷的爆炸声也不同凡响。娃娃们又喝彩，大家都笑，觉得愈发有了看头。散了电影，再走二十几里路回来，山路上洒满月光，四处庄稼叶子响，一群人吵吵嚷嚷，回味着各式各样的地雷，嘲笑日本鬼子的丑态，以为战争本来十分有趣。我们也去看，虽然几部片子在北京都看过，但生活需要有点儿变化，需要红火。有的老乡要连着看五六个晚上，不怕五六个村子都选《地雷战》。爱看打仗的人多，因此选择片名上有“战”字的，地雷又比地道显见得红火。

在清平湾演的那天，我们跟徐财说：“看《列宁在十月》吧。”电影队长在一旁听见，说：“那要多出五块钱，这片子是进口的。”这也是各村都选《地雷战》的原因之一。我们那儿，一个大队如果有百八十块钱公积金，就算得富队。徐财为难了，把队干部都叫来商量，大家说，还是看个便宜的就对球了，队里的架子车的轮胎烂了好几条还没有钱换。我们赶紧说：“不在这五块钱上。《列宁在十月》老美气。”“咋？”“有男的女的亲嘴儿！”李卓说。这一计策果然妙，在场的人都说：“咳呀，那就看上一回。穷死不在这五块钱上。”

看罢《列宁在十月》，老乡们都称赞瓦西里。“瓦西里好身体，个子怕比袁小彬还高。”“瓦西里能行，心忠哩！一疙瘩干粮还给婆姨撂下。”“看那瓦西里的婆姨，生得够咋美！”公认这片子确凿是比《地雷战》好看。议论要延续好多天，延续到窑里、场院里、山里。有些见识的人说：“外国人亲口和咱这搭儿握手一样样儿。”多数人不信：“球，你和你婆姨倒常握手来？”于是有人说出不宜见诸文字的话来。又有人唱了。“抓住胳膊端起手，搬转肩肩亲上一个口。”有人又和：“把住情人亲个嘴，心里的疙瘩化成水。”又唱：“要吃砂糖化成水，要吃冰糖嘴对嘴。”又和：“砂糖不如冰糖甜，冰糖不如胳膊弯里绵。”再唱：“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下还想你。”再和：“你是哥哥的命蛋蛋，搂在怀里打颤颤。”再唱：“一把捉住哥哥的手，说不下日子你难走。”……

电影队不定几年才来一回。

/二十/

有一篇外国小说中写过这么一件事：一个负责计划生育的官员，到贫民区去调查情况，兼而做一次“少生儿女可以使生活富裕起来”的宣传。那儿的人告诉她：“到了晚上，有钱人去看戏了，去跳舞了，去听音乐会了，我们上哪儿？上床。于是一个接一个的孩子就出世了。”

不过清平湾没有床，人都是睡炕。全村三百多人，大约一半是孩子。平均每家四五个娃。少则两三个，多则八九个。

村里办着小学校。小学校有一眼窑，一个老师，几十个学生。窑前的树上挂一块胡宗南留下的炮弹皮，上课下课时就把那炮弹皮“当当当”地敲响。学生多是八九岁，再小的学校不收，再大的就都能上山受苦，家长不让来了。学生分成两班，一个班在窑里上课时，另一个班就在窑前写字，因为窑太小。轮在窑里的不得不跟着老师朗朗地读书：“胸怀祖国。”“胸——怀——祖——国”“不要看外头！——放眼世界。”“放——眼——世——界”“不要看外头！敢教日月换……”这时窑外的一个班不知出了什么事，笑嚷声震天响。老师出来猛吼几声，抓出一个来问，才知四元儿用墨水把自己两腿之间的东西染成了蓝色。老师把四元儿推搡到窑里去罚站，剩下的孩子都安静下来，纷纷跪在窑前的空地上撅着屁股写“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写二十遍。写字的本子各式各样，有从供销社买来，也有用糊窗纸订的。五元儿的本子竟是用装肥皂粉的纸袋拆开后订成的，那纸袋只可能从知识青年窑里捡来。五元儿头上的伤还没好，缠着布条，转着脸四处看，嘻嘻笑，手下写得飞快。

老师是本村的，上过县高中，眼睛近视得厉害，永远眯着，不和你撞个满怀绝不能发现你，发现你以后还要再看你一分钟，然后微笑着叫出你的名字，不保证一定叫得对。

“干吗不配副眼镜？”

“有一副，打碎了。”

“再配一副呢？”

“又要十几块钱，还不晓得啥时间又打碎。”所以他宁可总眯着眼睛。

老师这营生也苦，一天上六节课，只挣八分。逢上农忙还要带着学生上山支农。

“年昔娃娃们捡的麦穗，打了几斗麦。”老师对徐财说。

“噢。”

“卖了几十块钱。看是咋价……？”老师很想给学校添些用具。

“这事要队委会商量。”徐财从不独断专行。

队干部会上一商量，大家都说那股子娃娃也不容易，不如割些大肉让娃娃们吃一顿。于是大肉买来了，小学校放两天假，教室窑里的灶火整顿好，支起大锅来炖肉。又买了漏粉，发了豆芽。所有的队干部都来帮忙，整宿守候在大锅旁。肉炖熟了，众干部就都先尝一碗。然后又一锅一锅地蒸白馍。馍蒸熟了，众干部又都先尝几个。

早晨，娃娃们过节般地早早爬起来，抱着父母早给预备下的大碗到学校来。几十个娃娃排好队，坐成一片，捧着碗望着教室，出声地吸着鼻子，捕捉教室里流出的肉香，赞叹声不绝于耳，逐渐地又打闹起来。徐财喊：“悄悄儿！谁日怪哩？不给狗日的吃大肉。”娃娃们都闭上嘴，屏住呼吸。大肉白馍全端出来，娃娃们都把大碗举向半空，所有的眼睛都瞅着第一个分到大肉和白馍的孩子，一时间全村都很静。每个娃娃分得一个白馍，小半碗肉，大半碗漏粉、豆芽和肉汤。娃娃们都很快乐，互相比着谁分到的肉更多，而且更肥。都先喝一口肉汤，吃一点儿豆芽和漏粉，看见别人碗里的肉没动，自己也不动。四元儿忍不住吃了一大口肉，别的娃娃都笑他，都往他碗里看，笑他碗里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多肉了。

“咋，狗日的们操心吃！”徐财喊，也很快乐。

怀月儿先端着碗往回窑走了，说是要给她大、她爷、她妈、她兄弟都尝尝。所有的娃娃都想起窑里，骄傲地端着碗往回走，一边用筷子蘸点儿肉汤在嘴里嘬。

五元儿永远是个倒运鬼，飞似的往窑里跑，肉和菜全扣在地上，一只大碗也捣烂，又遭了疤子一顿骂。肉和菜捡起来洗洗还能吃，半碗汤却全喂了狗。狗把那块地舔成一个坑。

/二十一/

五月里，麦子黄时下起了暴雨。

我们那地方树少草少，山上存不住水，只要二十分钟大暴雨，山洪就下来。那地方的雨也来得快，刚才还是明晃晃的烈日，什么时候天边藏了几块发亮的云彩，忽然响了雷，那云彩立刻黑压压爬上来，在山里拦羊、拦牛的人常常跑不回村，雨就下来。

那天我们正在山上锄谷，一抬头忽然觉得远山一片模糊，像是罩在雾中，老乡们就喊：“下得来啦！”队长捏着下巴看一会儿，说：“回！”每天上山来就盼着这一个“回”字，扛起锄赶紧往回村跑。跑一阵回头望，近处的山野也变得朦胧，天变得低矮，地显得苍白，齐刷刷一道雨线几十里拉开，横着在身后追来，看看跑不脱了，就钻进半崖上的小土窑。山里常见这样的小土窑，半人高，是人们打了专为避雨用的。蹲在小土窑里再往外看，群山都隐没在大雨中。

那天亏得我们跑回了村。我们先是躲在大南沟口的小窑里，感谢老天爷的照顾，心想可以美美地歇上一后晌了。那时我们盼下雨如同小学生盼星期天。若是早晨还在梦中先就听见雨声，准有一位怪声地高呼万岁，然后打响一连串喜不自禁的哈欠，把别人也吵醒。被吵醒的人都从窗口看看雨势大小，浑身上下挠一阵再躺下，骂第一个人多事，吵了大家的好觉。下雨就是我们的星期天，可以歇着，不用天不亮就滚起来去干活，也不用为不出工而在心里谴责自己没有好好接受再教育，心安理得地躺在窑里看会儿书，打会儿牌，直着脖子唱一阵。最窝心的是唱着唱着雨过天晴，又听见队长站在谁家的窑顶上喊“山里走。”那天的雨真下得大，栓儿看看天，云层越来越厚，栓儿说：“不敢盛了，操心一程儿山水下来把咱拦在河这头。”

河水已经涨了，好不容易扭扭歪歪地蹚过去。村里一片“叮叮当当”的敲盆敲罐声。人们站在窑檐下，用木棍、石块把盆盆罐罐敲响。“老天爷爷，可不敢下冷子！”婆姨们一边念叨，神情严峻。仿佛老天爷下雹子专门是为了把盆盆罐罐敲响，人替天敲，天就可以省了这份麻烦。雨紧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也紧一阵。男人们仰面凝神望着天。我想，锣鼓的由来是否与冰雹有关。

山洪下来了。几里远先听见了隆隆的喧响，转眼，墙一样高出水面的洪峰就过来，挟裹着山间的泥土沙砾、枯草败叶，呼啸呐喊着奔过清平湾。清平河再不是那么清平舒缓，骤然间变成几十丈宽的急流，惊涛汹涌，浊浪拍天，似乎生怕辱没了它黄河子孙的声名。

我们披了雨衣跑向河边。雷声雨声水声，响成一片，面对面说话也要喊。天色灰黑，水色昏黄，乌云紧贴着山头翻滚，滔滔黄水如与天相连。闪电在云水之间划开，竟显出火一样的红色。村庄如一座蚁穴，弱小、飘摇。我们站在岸上惊叹着，光看见对方张着大嘴喊，听不清喊什么。清平河只是黄河上一条无名的支流，由此能想见黄河的气势了。

平时可以游泳的那个水潭不见了，急流在那儿形成一个大旋涡，掀起两三丈高的大浪。浪峰上有时托起一块上百斤重的大树根，然后又把它重重地摔进河底，一会儿又见它在远处的急流里翻滚上来。一百多斤的好柴被洪水抢走。

栓儿头一个跑来捞河柴，身上披一块破麻袋片，拿了木叉、镰刀和一根很长的木杆。那儿的规矩，不管什么东西，放在山里绝没人偷，但只要被洪水推走，谁把它从急流中捞上来，谁就是它的新主人。多是些碎柴。偶尔也有一两根圆木被推下来。一根圆木上百块，谁捞了也高兴，但又想起它的旧主人，真心叹道：“日这洪水的妈。不晓得又把谁做过了[29]。”然后把圆木抬回窑去。

女生们也站在河边，又嚷又笑，似乎还唱。

“笑咧！一程冷子下来全不要笑！”栓儿在我耳边喊。他正把镰刀往那根长木杆上绑。

“冷子一打，一年的苦顶喂了狗！”他又在我耳边喊。

“什么？”

“麦子全落在地里，水一推，毛搁不下一根！”

我愣一下。

“哄你？玉米、黍也球势。”

“会下吗？”

栓儿再看看天：“敢哩！”

我们都安静下来，感到了一点儿恐怖，想到明年不能再吃国库粮，往后的日子与收成的好坏有联系。不觉中都仰脸凝神望着天。

“怎么办，那？”

“弄上根绳。”

“绳？”

“把脖颈扎起！”栓儿说，像在说一个平常的玩笑，却不笑。

/二十二/

担粪上山，沟里走几里，山上再爬几里，六七十斤的担子压在肩上。有条沟叫愁牛沟，意思是牛走起来也发愁。愁牛沟的尽头就是苦行山，那架山梁又高又长，是说在那山上走最是件苦事呢？还是说谁能担粪爬上那架山，谁就最是好受苦人呢？北京话说“活儿干得好”，陕北话是说“苦行”。还有座山叫日天峁，是全村的最高点。绝不是说它高得接近了太阳和天。提醒一句：那山又高又陡，几乎直上直下。老乡们的想象极大胆。

我和仲伟、小彬在日天峁上掏过地。掏地就是刨地，或者叫翻地，七八个人楼梯似的站成一斜行，从东走到西，再从西走到东，一步一镢，慢慢从山脚掏向山顶。牛耕不过来就人掏。一把老镢六七斤重，举起来画一个弧，落下，腰一塌屁股一撅，借点儿惯力，一镢一镢地把整座山一寸不落地刨开。看着太阳升起来，变红，变白，变热，身后掏下的地已经不少；看着太阳落下去，变红，变大，变冷，眼前没有掏开的地似乎还那么多。除了黄土还是黄土，漫无边际的黄褐色。说笑声便低落，渐渐变成无声，世界上只有镢头砍得地球响。黄土飞扬处一群人奋力挣扎兼而喘息。

就盼着队长喊——“歇一程儿！”立刻把老镢一扔，咕咚咕咚纷纷倒地、把两只鞋摞起来当枕头，白羊肚手巾盖在脸上，如同死去。想睡一会儿，因为人会累。可是又渴了，因为人又会渴。这些弱点都不如机器。山沟里就有泉眼，这最糟，还不如没有，没有倒可以死心塌地歇一会儿了。现在看你是忍着渴歇一会儿呢，还是放弃休息去解解渴呢！山太高，跑下沟底去喝一顿再爬上来，多半正赶上队长喊“落灶”[30]。那时你不会再有另外的感想，只想骂天了，才更觉出“日天峁”这名字的妙处。“日这老天爷的娘！”

仲伟从家里带来块四十年代的老“罗马”，清平湾的人从没在近处观察过手表，于是全体传看一遍后，都对它倍加崇拜。开始歇歇儿时，队长郑重地问一声：“仲伟，给咱把表看好。”“三点半！”仲伟说。过了好一阵子，队长问：“几点了？”仲伟早已把表往回拨过，说：“三点三十五！”队长想，才过了五分钟，再歇一会儿吧。我们再把表往回拨。又过了一阵子，队长又问。仲伟说：“三点四十！”队长望望太阳，心里起疑，搬过仲伟的腕子看，果然三点四十。“球，什么价日怪表。落灶！”我们只好抡起老镢继续掏地，深悔搞得太过，致使队长对老“罗马”失去信任。再一个偷懒的办法，说出来大不雅——去拉屎。掏地的人中有婆姨女子，找个背人处去方便方便是颇通情理的，队长没话说。北京人只懂吃饭是一种享受，绝难理解另一种形式的乐趣。如果再闹闹肚子，就更不失为一种艺术。找个远而背人的地方，自然闹不起很多肚子，我们就各找了位置躺一会儿，长吁短叹，“这他妈不是人干的活。”我瞪着天，发觉这辈子有点儿不堪前瞻了。一天两天好受，一年两年也凑合活，一辈子呢？北京又传来消息，说是没来插队的人都分配了好工作。我们搜肠刮肚用尽所掌握的脏话大骂一阵，躺在山坡上，再没有别的主意。“小彬，你真不如去当兵。”仲伟说。小彬愣愣的。鹞鹰在天上盘旋。山的影子在拉长。闹肚子也不能闹到天黑去，只好又爬起来灰不塌塌往山上走。肚子咕咕叫，浑身都酸软，对日天峁的理解又深一步——老天爷不公平。

山上，一行人还在上了发条一般缓缓移动，镢起镢落，镢起镢落，像一排灵活的农具。清平湾的人世世代代就这样。太阳默默沉到山后去，山谷里漫起迷蒙的暮霭。镢头依然砍得地球“空空”响，仿佛宇宙中无始无终的脚步。忽然响起山歌，由弱渐强，优美二字不便形容。“咿哟喂——”“哟嗬嘞——”不过像全力挣扎中的呼喊，不过像疲劳寂寞时的长叹。也不太拘泥拍节，尤其起句和结束，可以任意拖长，大约依据山野的宽阔度而定，也可能依据心中愿望的焦灼度。歌声在天地间飘荡，沉重得像要把人间捧入天堂。其中有顽强也有祈望，顽强唱给自己，祈望是对着苍天。

苍天不开恩，一年的力都白出。

插过队的人，懂了那祈望的虔诚与恐惧。

老天爷，可别下雹子！

/二十三/

也有人不去敲盆敲罐。也许是不那么信奉神灵，也许是受惯了生活意外的掠夺。他们大约更相信，只要出力气，随时也能得到上苍的恩助。河岸上站了村子里最精壮的男人们，拿着叉、耙、长把镰刀，呼唤呐喊着捞河柴，呼喊声和浪涛声交融在一起，想让掠夺者留下买路钱。

栓儿四十岁，个子不高，却很壮，膀阔腰圆，小腿肚子上的肌肉隆起来像一盏灯笼。你不由得要想，他凭了什么能从糠麸掺半的食物中榨取这么一身筋肉？你就想想牛吧，牛从柴禾一样的干草中能提炼出多少力气。栓儿端着长把镰刀立在河岸上，两眼盯着上游的浪峰。他指望捞一根圆木。他看不下那号绒柴，多一把柴烧顶球个甚？一根圆木能换回几斗麦！已经有两根圆木从靠近对岸的地方漂走，几个壮汉瞪眼看着，骂爹骂娘，像一群背运的强盗。栓儿身旁站了另外两个男人，每人也端一把长镰刀，三个人说好，得了圆木三家平分。栓儿实在不情愿同旁人合伙。但要想捞到大根圆木，至少得三个人，圆木像一匹野兽从上游横蹿竖跳地奔过来，三把镰刀得一头、一腰、一尾同时剁上去。一个人不行，圆木会把人也拖进洪流。据说栓儿被拖走过一回，那回他拦住了一根合抱粗的大圆木，镰刀剁得很深，他拼死力往岸边拉，圆木被水冲得横过来，拖着他往前跑，众人喊他放手，合抱粗的一根杜梨木呀！他舍不得，再说也不能就这么倒赔了一把镰刀。圆木把他拖进河心，他撒手了镰刀，攀住圆木，就那么让浪头挟裹着，摔打着，漂了几十里，没死，也没放手那圆木，清平河一个急转弯把人和木头一起扔上了岸，只是浑身被水中的沙砾、树枝拉挂得鲜血淋淋。那样的事只可做一回。那时年轻，又没有婆姨娃娃牵挂着。

栓儿的力气是全村第一。栓儿的饭量全川第二。都说上川的贾家坪有个人更是好吃法，一顿吃过二十几个白馍，一顿吃过一簸箕油囫囵儿。有年八月十五，那人割了八斤大肉，放在锅里煮熟，婆姨捞一块切一块，那人吃一块，吃了一程儿那人说：“对球了，也给你们娘儿几个留些儿。”婆姨再去捞时，净撂下一锅汤。在山里受苦时，老乡们总爱讲这个故事，讲得有板有眼，语气和表情都掌握得恰当。单是肉的数量一节，常常引起争论。“不止八斤咧，八斤了，我吃着也老消停！”“怕够十斤哩！”“噫，十二斤也够！不信咋？！”说十二斤的人脸也红，脖子也粗，青筋暴涨，仿佛受了许多年冤枉。其实没有人压制他，众人都情愿信任他，就像情愿信任老天爷是有眼的。说十二斤的慢慢平定了情绪，沉思着点烟。众人也都静静地追忆或畅想，气氛异常和睦起来。这故事我听人讲过不下十次，肉的数量最高到过十六斤，只有“放在锅里煮熟，婆姨捞一块切一块，那人吃一块”这一情节不变，而且讲的时候音调温柔得如嫩柳轻扬。我渐渐醒悟，那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若长久地饥饿便能长久地流传，最终如灶王爷、城隍爷、赵公元帅一般，又生出一路神仙，主管人间吃肉的事务，保护众生吃肉的权利。

栓儿是全村第一个好受苦人。别人担两趟粪，他只用一趟，一趟把两担粪全担上山，剩下的工夫可以整自留地，可以鼓捣他的小铁匠炉。他有一套铁匠的家具和一份打铁的手艺，能打除拖拉机之外的一切农具。他还是个不坏的木匠，手艺当然比不上宝生，宝生是专业木匠。但要是破木方、立柱架梁，人们宁愿请栓儿。宝生专做细木工，而且老了。但那时只有上山受苦算社会主义，担个铁匠挑子去揽活做就不如直接去县大狱。县里、公社都有铁匠铺，没有木器加工厂，因而宝生获准可以出去揽营生，但每日所得要全数交到队里，队里给宝生记十分工。即便如此，栓儿还是羡慕宝生，一天三顿饭吃在雇主头上，省了自家的粮。在栓儿眼里，天下幸福者莫过于宝生。还有榆林、绥德下来的那些匠人，出了力就能见到钱，钱是旱不死冲不走的。大约榆林、绥德有另外的政策，我们这地方穷得还不够。有年冬天，栓儿半夜起身，冒了大雪，担着铁匠挑子偷偷离了清平湾。婆姨只对人说他是去串亲戚了。那一年是遭了旱灾，家家囤子都见底，再看看栓儿的铁匠家具全不见了，谁还解不开他做什么去了？栓儿出去了一冬，回来时一根粗绳等着他，五花大绑被请到县大狱去。那些年，人们渐渐不把坐大狱看成太可怕的事。犯人亦可谓“公家儿的”，遭不遭灾都有饭吃，监狱以外的人倒难免吃糠、挨饿。乡下人也不在乎什么档案不档案，想不出将来会有什么好事要受档案影响。栓儿在狱里养了几个月，白白胖胖的放回来，庄里人都说：“咳呀，做得了嘛！”译成北京话就是“赚啦”或者“不亏”。只是亏了窑里人。栓儿婆姨挺着个大肚子正在地里锄豌豆，听说男人回来，慌慌地往回跑，见了栓儿眼泪汪汪坐倒在窑前。当夜又为栓儿生下第四个儿。

栓儿在队里受苦再不多出力。只是譬如捞河柴的时候，他才又绷紧了浑身的筋肉。

/二十四/

谢天谢地，雨渐渐小了，没有下雹子。

骤然天开了，夕阳异常辉煌，山川灿烂，清平河宽阔、浩荡。水声依然震耳，大浪还逞着余威，浪峰上托出被淹死的羊。

阳光又爬上崖畔，瞎老汉和“花脑”坐在崖顶上。清平湾又恢复了安详。婆姨、娃娃都跑向河边。小脚老婆儿也跷跷地往河边去。

大水翻滚得好看，夕阳在每一个浪尖上点亮一炬火把，像在庆祝一个节日，狂呼狂舞着去黄河。

岸上的人群也像在庆祝一个节日。很多人捞到了死羊，喊，笑，把羊往窑里抬。又都真诚地喟叹：“不晓哪庄里又倒了运……”

我们也找来镰刀绑在木杆上，七捞八捞也截住了一只死羊，使劲往岸上钩。全体女生不近不远地围在我们身后，模棱两可地念些贺词：“呀——”“哎哟——眼睛还睁着哪！”“真惨噢。”“小心别掉下去。”“呀——”众男性就感到身体里添了燃料，七手八脚出了许多笨力气。羊腿一颤，贺词也一颤：“哎呀……”纷纷退一步。男生退一步进两步，抓了羊腿，抓了羊头，镇静如一帮元帅。

把羊抬到灶房，当即剥皮、剔肉。女生仍都围在四周，想帮点儿忙似的，提醒应该拿一个盆来，再拿一个盆来。

“你们还不赶紧和面。”男生说。

“和面？”

“啊？”

“白面？”

“当然白面。”

“干吗？”

“吃！废话。”

“废话！吃什么？”谁也不是好惹的。

“饺子。”

饺子很鼓舞人。大家都变得勤快、大度、和气。月亮升起来，饺子熟了。男生聚在碾盘周围“唏里呼噜”地吞；女生围住磨盘，吃态雅不了太多，终归噪音小些。大家都一样甩汗。几条狗远远地坐在暗处。一只猫跳进灶房，被打出来。猪也“哼哼叽叽”地过来晃，听说人们吃的羊肉，自己有点儿放心。小彬吃出一块糖来，女生们都笑眯眯地把目光投向他，说吃着了的有福。

这是男女生双边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晚上躺在灶上，心里胃里身上都舒服，大伙又记起小彬有福。“驴奔儿算有着落了，你们几个还得让我费心。”“这孙子！咱们先给他张罗一个怎么样？”“行，给我张罗谁吧？”“沈梦苹怎么样？”“不行，沈梦苹看上仲伟了。”“听他妈这小子放屁呢！”仲伟说。“那算了，给你说庄宁吧。”“庄宁？庄宁看上金涛了。”“真的？何以见得她看上我了？”金涛比仲伟有幽默感。“捞羊那会儿她老看你，没发现？”“没发现。你发现了？”“当然。”“你老看她来着？”这时候李卓出去上厕所，提着裤子跳进来：“嘘——别嚷啦，女生就在疤子窑里呢。”我们和疤子家住隔壁。“真的？谁？”“好几个。”大家侧耳细听，崖下的水声很大，疤子窑里是像有她们的声音。“得，这回可他妈现了。”“别说话，听！”再听，水声依然大，疤子窑里又像没有她们，明娃妈在织布。“精神病，你们。”“李卓这小子，甭给他张罗！”“小点儿声！你们听——”又都支棱起耳朵来，疤子窑里确实有细声细气的北京话。大家都闷了，面面相觑了一会儿，又都压低声音笑起来，说这下可恶心了。“咱们刚才都说什么了？”大伙逐句回忆一遍，无疑不妙。“她们也许听不见？”“没法儿听不见，多大声儿呢。”“顶他妈牛小子声儿大。”“你呢？你他妈不比我声儿大？”大家都有点儿傻眼。

我们虽然有时开些没分寸的玩笑，但心里都把爱情看得纯洁、神圣。那夜集体失眠，不断有人去上厕所。头一回正正经经地探讨了爱情问题，知无不言，大家都多懂了不少。

天亮，小彬去问疤子，昨晚女生是否到他窑里去过，疤子说没有。

/二十五/

不久，另一个庄里插队的同学来串，说起他们那儿遭了雹灾。麦子全打烂在山里，老乡们拿着笤帚、簸箕上山去，把混了麦粒的黄土撮起来，一点儿一点儿地簸。娃娃们在黄土里一颗一颗地捡。不少婆姨簸着簸着哭倒在山坡上。我们听得肃然又悚然。

“国家会给救济粮吧？”

“给哩。给不闹[31]。”

“能给多少？”

“球不弹，”老乡说：“要饭去呀！”

“要饭去？”

“不了咋价？饿死去？”

这言论可算反动。不过那是北京的习惯，在我们那儿行不通。我们那儿的规矩是，出去赚钱要绑一绳，出去要饭可以随便，方圆几千里内保证没有外国人。西哈努克来过一回延安，据说那几天延安街头没有要饭的。要饭多在冬天，一来闲下无事，二来窑里剩的几斗粮要留到春天吃，否则农忙时靠什么来转换成牛一样的力气呢？有时是一个人，拖一根木棍，提一个布袋，木棍随时指向身后称职的狗。有时是一家人，男人喊一声：“打发上个儿！”婆姨牵定娃娃站在男人身后。挨家挨户地要，只要给，无论多少都满意。给的人体会要的人难，要的人看出给的人距自己也只差一步。

刚到清平湾时，我们还信奉着“在我们国家，要饭者必为好吃懒做之徒”的理论。茫茫大雪中，走来一个拖着木棍的人。村里的狗叫起来。那人走到我们灶房前，喊：“打发上个儿！”那人长得挺魁伟。

“你干吗不好好劳动？”徐悦悦先去质问那人。

“什吗价？”那人没听懂，声音很和气，以为是在和他商量一件什么事。

“不劳动者不得食！”沈梦苹说。

那人愈茫然，怔怔地站着，才发现这群人的语言和穿戴都奇异。

“你身体这么好还要饭哪？”

“你是什么农？”

“打发上个儿。”那人低声说。他既不懂我们的话，又不知道再该说什么。

明娃妈走到那人跟前，给了他一块干粮，说：“这些才从北京来，解不开咱这搭儿的事。”

那人拖着木棍走了，不时惶惑地回头来望。

冬天，我们熟悉的人中也有出去要饭的了。我们知道那些人实在都是干活不惜力的好受苦人。清平湾虽没遭雹子打，但公粮收得太多，年昔欠下的公购粮又要补上。年昔我们庄也是因为遭了灾，公购粮卖得不够指标。指标年年长，因为年年都有“一派大好形势”。要饭都是跑出几百里地去要，怕在熟人跟前脸面上不光彩，又以为越远的地方生活会越好些。翻山越岭，走雪地，顶寒风，住冷窑，那绝不是好吃懒做的人能受的。

冬天，我回到北京。母亲乐得不行，继而又落泪。我把一年的所见所闻向来看我的人讲个不停，自我感觉像个历险归来的英雄。听的人都惊讶，都感动，都叹气，最后又都认为我长大了。白天，剩我一个人在家，站在阳台上，看见上班的人潮，看见下班的车流，看见退休的老人带着孙子在冬阳下散步，心想天底下确乎不只有一个世界……

/二十六/

去年暑假，徐悦悦从美国回来探亲，到我家来看我。她穿了一件结构非常简单的针织衫，一条短裤，戴一副金丝眼镜，留着披肩发，显得比十几年前插队的时候还年轻。也许是因为那时她们都穿又肥又大的蓝制服，显不出身材的美来。她已经拿下了硕士学位，正在攻读博士，专业是什么“细胞免疫”一类，我搞不太清。

“还要学几年？”

“两年。或者三年。唉——”

“怎么‘唉’？”

“就是。唉——”她自己也笑，沉一下，说：“嘿，你负责把你们那伙男生都找来，我负责找女生，咱们清平湾的一块儿聚一聚怎么样？”

“你请客？”

“当然我请。”

“气真粗。财大气粗。”

“唉——”她又笑，耸耸肩，有点儿美国毛病。“怎么样？”

“都找来恐怕办不到。”

“当然，得在北京的，能找来几个找几个。”

“去烤鸭店？”

“不如就在家里。买些熟食回来。可以好好聊一聊。吃扁食怎么样？嘿！吃扁食！”

“那就便宜了你。”

“咱们可以把馅弄得好些。为的是大家一块儿边包边聊有气氛。”

“在谁家？”

“当然在你家。你这腿有什么变化没有？”

“很稳定，雷打不动。”

“我在美国问了不少大夫，也都说这种病……”她摇摇头，“不过你的精神状态真好。”

“没办法。没办法的事太多。”

“真是真是。真对。唉——”

“怎么回事你？”

她勉强笑笑，又勉强笑笑：“也许正像你所说，没办法的事太多。”

“就下星期日？”

“什么？噢，行。”

男生来了六个。女生来了三个，庄宁、沈梦苹和徐悦悦。徐悦悦又把她在美国的生活介绍一遍。她自己住一套房子，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兼书房，厕所、厨房、洗澡间都有。住处周围的环境很美，处处是草坪，小树林，白色和红色的小楼房，幽静的小路。春夏一片绿色环绕，秋天色彩斑斓，天发亮时各种鸟儿就叫起来。吃的东西非常便宜（只要你别老去下馆子，那可受不了），一个大冰箱装满了鸡、肉、蛋、菜、水果、饮料和鱼，够吃一星期；花一点儿时间自己做做饭，吃得很好。过节时请几个朋友来，施展一下中国的烹调技术（艺术，我说），把那些美国人都惊倒。

“你已经把我惊倒了。”仲伟说。

“嗯？”

“房子！你知道我现在住几平米？三口人，十平米，其中四平米漏雨。”

她说她本也想买一辆旧汽车，可她不敢开得太快，那样在高速公路上开就要被罚款，所以没买。她总搭她的美国老师的车，车开起来飞一样。她到她美国老师的家乡去玩过一趟（是在密西西比河边，还是在密苏里河边，我又没记清），总之是乡下，是牧场（还是农场？我这记性真不行）。她在那儿住了一星期。她老师的父亲经营着牧场（或农场），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忙于各种运动，譬如为残疾儿童募捐，为一些其他国家的难民募捐，或者去游行，抗议核军备竞赛什么的。她在那儿学会了骑马，在一望无际的牧场上跑。太阳出来时，雾气渐渐退散，露水依然闪光，牛叫，羊叫……

“你们知道我忽然想起了什么。”

“清平湾。”

“唉——”

“谢谢你的中国心。”

“别逗了。你们不理解，这是自然而然的。”

大家都垂下眼睛包饺子。

“其实那儿和清平湾一点儿都不像。他们家是一座很大的白色的房子，房子后面不远，有一片水塘。晚上他母亲总弹一会儿钢琴。我就想起陕北那些揽营生的吹手，喔儿哩哇啦的唢呐声。还有那时仲伟总在晚上拉小提琴。水塘那儿总有几个孩子在游泳，钓鱼，划一条漂亮的木船。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水塘边，从日落一直到月光很亮，白房子那边又传来钢琴声，我忽然想哭，当然中国人善于不出声地哭。他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你们美国人不会懂。他说他当然懂，很遗憾我会觉得他不会懂。”

大家又都沉默了一会儿。大约都想起徐悦悦已经三十多，还没结婚。

徐悦悦带回来一道难题：那个美国人爱上了她，她也喜欢那个美国人。可是她知道她必须要回中国来。

“怎么必须？”

“没人强迫我。而且那儿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不习惯。”

“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

“挺好的。确实挺好的。”

“模范丈夫？”

“少废话，现在还谈不上。我大骂过他两回。我这人怪，我也知道我这人太怪，中国的很多弊端我可以说，可是我不许他说，他一说我就来火。他倒是不光说中国的，也说美国的。”

“这反而有失国格。好像中国人都跟你一样是‘极左分子’。”

“少废话！”

“而且不一定只有待在国内，才是爱国。”

“这我比谁都懂。可不知怎么的，我想我要是不回来，非忧郁而死不可。我不知道我干的一切事，都是在为谁。”

“不一定在中国才能为中国干事。杨振宁的成就对全人类都有益，其中也包括中国人。”

“这我比谁都懂。可我不行，我好像只有看见我是在为谁干事，我才能相信我是在为谁干事。我大概是个感情型的人。”

“那——他不能到中国来吗？”

“也许能来，但他能不能永远在中国，我不知道。我也不能那么要求他，他有他的祖国、事业。我也不相信我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能让他永远在中国。他的研究课题，目前在中国搞起来就很困难。”

“你呢？”

“什么我呢？”

“你的专业，回国后会不会……”

“够呛。我有点儿后悔当初选了这个专业，不如就当个医生。要不就回国当老师，光讲理论，不需要很多设备。”

“你离开他觉得怎么样？”庄宁问。

她不说话。

“那怎么办？”

“唉——”她强作欢颜，对我说，“所以那天你跟我说，没办法的事太多了，我说真对。你们几个男生喝酒呀？”

“要么留在美国，要么回来。”小彬干了一杯酒，说：“再找一个，好人有的是，没什么难办的。”

“找谁？你们都成家了，只有他。”她说，“可他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不移。”徐悦悦显出美国式的开放和幽默，为了把心底的忧郁冲淡。

大家说应该为徐悦悦干一杯，为她将来的好运，也为她不再像插队时那样是个‘极左分子’了。

“谁是‘极左分子’？！”她又跳起来。

“就是你，阁下，这没错儿。后沟里的果树不是你领头砍的？”

“废话！没有你们？！”

只有金涛一直不怎么说话。

/二十七/

插队的第二年，村里的小学校要增加一名老师，队干部开会决定让金涛当，认为他的字写得好，又能说，保险哄得好那股子娃娃。金涛上任不久，原来的那个老师又病了，到县里住了医院。金涛说他一个人可不行，要求再派一个老师。徐悦悦便自告奋勇。徐财想，这事便宜，不用再耽误一个男劳力，当即批准。

男生又都敏感，说：“行，牛有点儿桃花运。”“有道理，徐悦悦八成是奔着牛去的。”“金涛这下子要受气了。”

“别神了！我受什么气？”

“徐悦悦可是个厉害主儿。”

“厉害？瞧我收拾她。”

“牛！”

“嘿你们等着，我十天之内让她俯首帖耳。”

“牛×哄哄。”

我那时当了饲养员，喂牛。二十几头牛，我喂十几头，一个老汉喂十几头。老汉姓白，我在另一篇小说中写过他。饲养场离小学校很近，一下课金涛就跑来，把学校里的趣事不无夸张地跟我说一通：“刘志高的儿子没白养活，一道应用题，‘地主平均每个月剥削贫下中农二百四十五斤粮，一年剥削多少斤粮’，他掰着脚丫子算了一节课也没算明白。我换一种说法，‘你大平均每个月挣二百四十五工分，一年挣多少’，这小子用了五分钟，算对了。我说那第一道呢，他说一满不晓得该用加法还是减法。我说这第二道呢，他说这样的题他大常叫他做哩，用加法。我一看他的草稿纸，这小子是个天才，把二百四十五加了十二遍居然没出错儿。”我们笑了一阵。白老汉说：“实际的工分不是一个月跟一个月都不一样吗？山里的娃娃脑憨得危险。”

“把徐悦悦收拾得怎么样了？”我问金涛。

“什么？”

“装什么傻，十天已经过去了。”

“噢。”他安静了一会儿。

“五元儿更神，”他又说，“五百六十五加二十七，他居然算出得八百三十五。我琢磨了半天才弄明白，他列竖式时是把前头对齐了……”

我说：“咱们别打岔。说徐悦悦呢。”

“找不着碴儿。”

“这么说，关系不错？”

“别神了你。”

上课的钟声敲响，他跑回去。敲钟的是徐悦悦，一边敲一边朝饲养场上望。我忽然觉得喂牛是寂寞了些。

有一天，金涛慌慌地跑来跟我说：“一会儿徐悦悦没准儿要来跟你借象棋。她跟我借，我说那棋是你的，我不管，把她干了一愣儿。”“那我借给她不借？”“那我管不着。”他说完跑回去。这一下午我喂着牛，似乎每一分钟都有着盼望，寂寞少些。然而徐悦悦并没来借象棋。

小学校放了学，我路过教室窑前回自己的窑去，觉出里面有响动，扒窗一看，教室里只有金、徐二人，正对面而弈。金涛低着头费思考，徐悦悦的目光却全投在金涛身上，我以为那目光在徐悦悦来说是罕见的深情。

晚上我问金涛：“怎么个意思？”他说：“这家伙太狂，说要杀我三盘不开张。”“结果多少？”“一比一。×！我走了一步大臭棋，不然二比零。”我们俩坐在场院里，风很爽，带了雨水打过的麦秸味。从这儿可以望见女生窑里的灯光，和窗纸上晃动的人影；也望见男生窑里的灯光，听得见仲伟的琴声。我们俩好一会儿没再说这事，在平平的场院上拿了几个大顶，又坐在麦垛旁。清平河轻缓的水声，像为静寂的群山唱着眠曲。

“我看，徐悦悦真对你有点儿意思。”

“别神。”他的语气有些含混。

“你走棋的时候，她不看棋，一直看着你，脸特红。”

“你他妈老逗。”

“我要逗，我是孙子。”

“你看见了？”

“当然我看见了。”

他没话说，就吹起口哨，吹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童年时的歌。

“她今天教学生唱这歌，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没过多久，一到晚上男生窑里就不见了金涛。他和徐悦悦一块儿去“家访”，徐悦悦的新点子，就是到学生家里去，要求家长支持学生好好学习，再宣传一通教育的深远意义，告诉人家不要鼠目寸光只看见那几个工分。一到晚上金涛就往外溜。

“干吗去嘿，又往外溜。”

“去家访。”

“美其名曰家访？”

“向毛主席保证，真是家访。”

金涛往村子中心走，几个男生在后面悄悄跟着。村子中心那片空地上，淡淡的月光照见一个人影。金涛走近去。“今天去怀月儿家吧。”徐悦悦的声音。金涛就跟在徐悦悦身后走，相距三米远。大家有点儿扫兴，侧耳屏气再听，两个人再没别的话。几个人再跟踪走一阵，见两个人果然进了怀月儿家。

怀月儿大要让怀月儿退学，说怀月儿妈也要山里受苦去，不然工分就不够，这样窑里短下个做饭的人手。徐、金二人全力说服张富贵，把学校的成绩册拿来给他看，说怀月儿聪明得危险，又肯下力气学，各科学习成绩都是全校第一，将来肯定能考上初中、高中，说不定能上大学，张富贵是个见过世面的，又让二人说得高兴，于是答应：“那就让这鬼女子上吧，要真能上了大学，她老子要饭去也供养她。”

我喂牛，很晚才睡，有时发现徐悦悦和金涛站在小学校的窑前说话。这办法好，比躲到犄角旮旯去让人少生猜疑。我一边给牛添草，一边心不在焉地跟喂牛老汉搭讪着，耳朵却注意着小学校窑前。两个人的说话声也大（又使人少生怀疑），总是说着村里的事、教学上的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事，“马列主义认为”或者“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一会儿，金涛冲我喊：“马尔萨斯是哪国人？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分明是想向我证明，他们俩实在都是说的正事。偶尔，小学校窑前好一阵没了说话声，我就叫白老汉的小孙女留小儿去看看。“看啥？”“看他们俩在干啥。”留小儿跑去又跑回来，说：“二人站着看星星哩，一满不言传。”我悄悄绕到小学校的窑顶上，往下看，见两个人东一个西一个，间隔仍是三米，都站着，仰脸想什么。我在窑顶上等一会儿。徐悦悦终于说话了，说的却仍然是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的重要性。

这两个人平时都伶牙俐齿，却在双边关系上都畏缩不前。直至都离开清平湾，两个人谁也没把心愿说明，以致成了双方永远的谜。

金涛对自己现在的家庭生活不大满意，抱怨他妻子比他小了六岁，没插过队，什么都不懂，时常感觉像是隔代人；两口子一度吵到要离婚的地步。去年徐悦悦来，我偶然说起金涛的这些事，徐悦悦说根本不在于他爱人插没插过队，金涛这人不太懂感情，对人太冷。金涛知道后说：“什么，倒是我太冷？”之后笑笑，挥一下手，意思是：往事再提也无益。

/二十八/

去年回清平湾去，见到怀月儿。她已经二十四岁，还没有结婚。“问下婆家没有？”我问。“没嘛。”她忸怩地绞一下手，又说：“晚婚哩嘛，倒不行？”二十四岁的女子还没结婚，在我们那地方就太特殊。

晚上住在疤子家，成群结队来看我的乡亲们都散尽，怀月儿还不走。明娃妈说：“先叫这睡吧，有话明儿个再拉，他有病哩。”怀月儿说：“要你老婆儿说咋？我晓得。我就再说上一句。”然而她又半天说不出一句，欲言又止的样子，两只手左绞右绞，表情有些忧郁。明娃妈说：“噫，看这女子是咋啦，憨啦？”怀月儿也笑，说心里有话要说哩，一满不晓得咋价说。我说，你想咋价说就咋价说，怕什么。她又愣半晌，忽然说一句：“我把金老师和徐老师都欺骗了。”说得我摸不着头脑。我说：“这倒怪哩，他们俩都精得跟鬼似的，能让你给骗了？”她说：“不是的。是我没本事，考上了初中，考上了高中，白念了一顿，也没考上大学。考了三年，考得一年不胜一年。把金老师和徐老师都辜负了。就这，你回北京见了金老师和徐老师就说给，说怀月儿没本事，把他们给欺骗了。咋你睡，我走呀。”她爬起身就走出去。

我躺在炕上，抽着烟发愣。

明娃妈说：“唉，这女子。她常说对不起金涛和徐悦悦的话哩，说要不是他们去跟她大说，他大就不能让她上学。这女子就想上学哩。考了几年没考上，不晓得这程儿心里想些甚。她大给她说了几回亲，她一满不同意，见也不见，说要个人做主寻婆家。我说是这女子上学上憨了，倒不胜不上的好，看把自个儿熬煎的……”

人的命运真不知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就被决定了。金涛和徐悦悦带给怀月儿的，是幸福还是痛苦？假如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呢？怀月儿现在是什么样呢？

“看留小儿这会儿，两个娃了。”

“她嫁到哪村儿了？”

“高家圪垯。”

明娃妈在灯下给我铺被，背微驼了，有了白发，脸上的皱纹散开还是道道白痕。

“她爷爷死的时候，她出嫁了没？”

“留小儿出嫁第二年，白老汉就殁下。”

我想，我那位喂牛的老伙计临终时一定是松心的，这也好。

/二十九/

去年，回清平湾之前我给随随写了信去，说我要来村里住几天。据说随随当了大队书记。然而直到起程之日还没收到随随的回信。也许是县城到清平川的路断了？发了洪水，邮件送不去？也许是随随拆开信，却记不起我是谁了？坐在火车上，我忽然觉得此行未免太孩子气，也许那儿根本没有人记得我了。同行的那位“太行山人士”又说：“放心，老乡肯定记得你。我离开太行山已经十五年，我现在要是回去，至少当年跟我学琴的那个小女孩肯定记得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有信心。

天黑时经过一个小站。客车乱哄哄、吵嚷嚷地靠在站台边。另一边的路基上走着一个汉子，时而弓了腰，用榔头在车轮上敲。车窗里透出的灯光照亮那汉子的脸，木然，眼睛只注意看车轮，绝不对车窗里的人感一点儿兴趣。他有自己的生活。火车又乱哄哄、吵嚷嚷地离开小站，我一直看着那汉子走上站台，走进一间黄色的小屋去。

清平湾的人凭什么要记得我们呢？有过那么一群北京学生，少男、少女，乱哄哄地来了，吵吵嚷嚷地住了三四年，又一个一个都走了。来去匆匆，都不晓得为了什么。清平湾还是清平湾，在那偏僻的大山里，看着日出日落，做着一年四季的营生，过着自己的日子。

/三十/

六九年底回北京探亲时是二十个人，在家住了两个月，过了春节又回清平湾的只有十七个了。男生里有两个转到河北老家去落户，一样是插队，平原上的日子总比山里好过，又离北京近。女生中是刘溪，随父母去了干校，在南方。

又要回陕北了，母亲为我收拾行装，无论什么都嫌带得太少，挂面、红糖、荤油，想尽办法往提包里塞；一会儿又跑到商店去，捧着抱着回来：罐头、奶粉、麦乳精……“行啦，带多少也不够一年吃。”我说。她又在行李的缝隙间塞上巧克力，东一块西一块。“带这么多这个干吗！”“在山里干活饿了吃一块。”逗得我直笑：“您真该去接受接受再教育。”母亲误会了，说：“也给贫下中农尝尝嘛。”我拍拍她的肩膀，歪着头看她：“行。不会有人怀疑您的阶级感情。”“别跟我贫嘴。多带一点儿又有什么关系！”“关系是没有，可下了汽车全得我自己扛。”母亲不言声了，记起了有三十几里山路要靠腿走，她又把不要紧的东西往外掏，颠来倒去，偷偷地抹眼泪。

离京的前一天，我们还不知道刘溪转走的事，袁小彬还很快活。“嘿驴奔儿，你不如去问问，没准儿刘溪她们愿意跟咱们一块儿走。”“高！大包儿小包儿的，路上帮人家扛着点儿，你那么壮。”我们实在不完全是开玩笑。我们又都长了一岁，十八了，心底的那种愿望大约也长大了，有点儿要暴动似的。但是那愿望还必须以开玩笑式的语气表达，以便需要时可以声明“我不过是开开玩笑”。

第二天我们在北京站的大钟下集合。李卓来得最晚，嘻嘻哈哈了一阵子，忽然对小彬说：“哟，对了，听说刘溪跟她们家去干校了。”

小彬先还不信，见李卓确乎一本正经，便“刷”的一下把脸色弄白。

“你听谁说的？”我问。

“郭大脸。”那家伙脸长得大，和我们一个公社插队，不在一个村。

“说明白点儿，”仲伟说：“是去了就不回来了吗？”

“废话。不信你们去问郭大脸。”

“他怎么知道的？”小彬强作镇静，脸上的肌肉已经绷紧了。

“他舅妈的姐姐跟刘溪的二姨在一个教研室。要不就是刘溪她舅妈的姐姐跟郭大脸的二姨。我没记清楚。”

“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

这时候大喇叭里开始“请到太原去的旅客上车”了。那回我们走山西，先要经过太原。车票都是家里逼着买的，我们本打算退几张，每人一张车票实在花钱太多，结果让刘溪的事给搅得上了火车才想起来。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昨天晚上。”

“你去郭大脸那儿了？”

“他来找我。”

“还说什么？”

“什么还说什么？没说什么了。”

小彬无心再问，再问也是枉然。

残冬未尽，火车在光秃秃的原野上走。铅灰色的天空正酝酿着一场春雪。

大家一致认为刘溪太不像话，继而又认为这人本不怎么样，长得也不过一般，个子虽然合适，可太瘦，皮肤也白得太过。“像她那样儿的多着呢。”“比她强的有得是！”

小彬呆坐着，像是没了魂儿，一会儿又附和着我们笑，笑得驴唇不对马嘴，以报答我们的好意。

“这事也不能怨刘溪。”有人说了句公道话。“刘溪知道什么？”

沉默了一下，大家又都埋怨小彬了。“让你早点儿给她写封信，你不写。”“我都说给你送去，你都不写。”“那回捞河柴时，刘溪直要跟小彬说话，这小子什么也看不出来，光顾着拽那只死羊。”……

/三十一/

我们六个人正好占据了一个窗口。对面窗口的四个座位上是一男三女，一看便知也是插队的。车厢里随处可见北京知识青年，多数是回山西的，回陕西的多不走这条路；打扮都相近，蓝色的或军绿色的棉大衣，白塑料底的黑灯芯绒棉鞋、一顶栽绒棉帽，女的只需把棉帽换成围巾。烟气腾腾的一伙，或大嚷大叫的一帮，如同一车开往前线去的兵痞。只一年，学会抽烟的人已占多数。女的也是成群结伴，但都牢记了离家时父母的叮嘱，静静地坐着，熬着旅程。

有一帮家伙从北京站一上车就开始喝酒，这会儿到了高潮，吹着口琴唱：冰雪覆盖伏尔加河……

对面那一男三女中的一男，看样子比我们年龄还小，长得像个小姑娘。他不时望望小彬，望望我们，想要跟我们说话的样子。三个女的轮番管教他，但他却总想摆出男子汉不屈的架势，手插在裤兜里，脚踏着拍子，尽力把三位女士的教导当耳旁风。那边的口琴声和歌声愈见高亢，他听得忍不住笑。“一群走调儿大爷。”他冲袁小彬说。小彬没理会，双目无神地呆坐着。“少讨厌！”三女同声呲儿他。那群“走调儿大爷”还是让他忍不住笑，但不出声，像是回忆着什么纯洁又美好的事。三个女的还说他“讨厌”。他仰脸看着车厢顶，深呼吸，想把笑憋回去。

“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一群声音，什么调儿都有，我也忍不住笑。

他像得救了，把目光转向我：“是不是走调儿大爷？”

“少讨厌！”三个女的几乎同时说。

“嘿，哥们儿哪儿的？”他冲我说。好家伙，要打架是怎么着？插过队的人多半知道，这句话可以算“叫碴巴儿”——就是找碴儿，挑衅。他自己也一愣，觉出话说得不对劲儿，忙改口：“你们在哪儿插队？”

“陕北。”

“哟，你们哪个县的？”

我告诉他。

“哟！咱们是一个县。你们哪个公社的？”

“清平川。”

这回让他失望，却又说：“我去过清平川，咱们离得不远。”然后他又说了几个在清平川插队的人的名字，问我认不认识。我都不认识。

三女中的一个在偷偷拽他。三个女的都瞪他。“你少讨厌！”三女中的一个低声说他。三个女的都显得比他大，都不正眼看我们。

过了一会儿，我到两节车厢交接处的门廊里去站站，他也跟过来。

“哥们儿，抽烟不？”他掏出一包“牡丹”，撕开锡纸。

“不抽，我不会。”

他便难为情地把烟盒上的锡纸又包好，收起来。“其实我也不会。”

天阴得很沉，空气湿漉漉的。

“没准儿要下雪。”

“没准儿，嗯，得下。”

“要不就抽一根儿。”我伸出两个指头碰碰嘴。

“哈，你会！”

我们俩一人点上一根。看来他抽烟的水平还不如我，只是让烟在嘴里过一遍，不敢往肺里吸，唾沫把烟弄湿小半截。

“真抽没意思。”他说，帮我掸掸落在身上的烟灰，似乎与我的关系已经亲密。“我叫王建军。”他说。

“你哪届的？”

“高六七。”

“高六七？！”

他又改口：“初六六。”

“别逗了，你比我还大？”

“初六七，这回是真的，骗你是孙子。”

我上下打量他一回，看见他的裤脚接了一截，颜色比原来的深。

“嘿，你们那个大个儿真够奘的。”他说的是小彬。他好像对小彬有特殊的兴趣。“他得有一米八五吧？”

“差不多，一米八七。”

“嗬！”

“怎么啦？”

“不怎么。得留神前头那帮又抽烟又喝酒的家伙。”

“他们怎么？”

“想找不痛快。”说这话时的口气，仿佛那一帮人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什么时候？”

“在北京站。老往我们这边瞟，老想跟我姐姐她们搭话儿。”

“说什么？”

“倍儿流氓。问我姐姐她们十几了。”

“哪个是你姐姐？”

“个儿最高的。那仨窝囊废！还真告诉人家，‘十八——’顶他妈我姐姐傻。”

“十八岁应该是初六八的。”

“那帮小子，抽烟抽得油着呢。”

“你姐姐是初六八的，你倒是初六七的？”

他一愣，笑了。

“我看你也就十五。”

“十六。真的！还差一个月。”

“你干吗也来插队？”

他满脸嘎笑顿时凝固，又慢慢消失。

门廊里，车轮轧在铁轨上的声音特别响，“咔嗒嗒——咔嗒嗒——”火车又经过一个小站，变换轨道，车厢摇摆得厉害，过道处的门晃来晃去“砰”地关上。一会儿，声音变成“空通通——空通通——”火车开上一座桥。

“瞧他妈这烟，还‘牡丹’的呢。”王建军从烟卷里揪出一根烟梗子，乘机冲我笑笑，那神气彻底是一个孩子。我忽然觉得我是很大了。

过道的门开了，三女中的一女来叫他回去。

“你姐姐找你半天了。”

“等会儿。”他慌忙把大半截烟扔掉，踩灭。

“快着！”

他只好回去，对我说：“咱们一路走，有你们那个奘哥们儿就行了，没人敢废话。”

“没的说！”我说。

那时候，知识青年中打群架的事不少。满怀豪情壮志去插队的人毕竟是少数。将来如果有人研究插队的兴亡史，不要因为感情而忘记事实。那时候，工宣队为了让大家都去，就把该去的地方都宣传得像二等天堂，谁也不愿意敬酒不吃吃罚酒，也就都报名，也就对工宣队的话相信一半，心想敢于百分之百说瞎话的人还没有出世。其实呢？出世已久。结果到了插队的地方一看，就都傻眼。譬如清平湾，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那不是在上一个世纪，或上几个世纪。种地全靠牛、犁、镢头，收割用镰刀，脱粒用连枷“呱嗒呱嗒”地打，磨面靠毛驴拉动石磨“嗡嗡”地转，每一情景都在出土文物中有一幅相同的图画。分到手的粮又很少，预示了前途的不妙。被欺骗感就变成愤怒。这愤怒便取了一种可行的方式发泄，一些知青就开始胡折腾、打群架、拍婆子。心中空落，百无聊赖。拍婆子就是交女朋友，但不是谈恋爱，带了玩世不恭的色彩。有人羞于谈恋爱，却敢拍婆子。路上碰见个漂亮的女知青，走过去跟人家没话找话说，挨人家一顿骂也觉得心里热烘烘乱跳，生活像是有了滋味。

王建军想与我们结伴而行，格外看重小彬一米八七的块头，主要是想给他姐姐及另外二女找到保护。他觉得自己应该保护她们，又觉出自己难于保护她们，大约还看准我们几个挺老实。这孩子可谓用心良苦。

/三十二/

到了太原，开始下雪。在车站蹲了几个钟头，转慢车到了介休。买到了第二天的汽车票，又在小城里逛了一圈，天色已晚，觉得再去住旅店实在不合算。——光是睡一觉也得花六毛，决定还是在车站候车室去熬一宿。既然节约了三块六毛钱，大家又都赞成买点儿熟鸡吃。“买三只，每人半只吧。”卖熟鸡的老头儿提个匣子，点一盏小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是一面油污的玻璃，透过玻璃隐约可见四只鸡安稳地躺着。老头儿从来没做过这么大笔的买卖，高兴得胡子发抖，说随便再给他添几毛，四只鸡就全是我们的，他也愿意赶紧回家去吃一口热饭，睡一个好觉。我们又给他添了四毛，托着四只鸡回车站。

王建军和他的三位女当家，正坐在候车室里发呆。

王建军立刻迎上来：“你们找到住处了吗？我们去了几家旅店，都客满。”

“正合适，省下钱吃鸡！”小彬说。

“嗬！真没少买。”

“合一块钱一只。”

“够值的。”

“嘿，哪儿去？别走，一块儿吃！”小彬已不再沉默，想抓住一切人、一切机会，来冲淡刘溪留给他的忧伤。

王建军朝他姐姐那边望望，有些犹豫。

小彬使劲一按他的肩膀：“少废话，坐下！”

四只鸡摊开，转眼间被大卸八块。插过队的人都知道，此刻谁斯文谁倒霉。这还是刚刚离开北京，要是在村里，这时大约连鸡骨头也嚼碎。在村里，谁家里寄钱来谁就请客，至少要花掉汇款的一半。几个人兴冲冲到公社去，眼睁睁在邮局取了钱，眼巴巴在供销社买了罐头，急匆匆找一眼闲窑，把罐头打开，想得周到的带了勺子，粗心的只好下手抓，顷刻间肉尽汤干，咂吧咂吧嘴，一脚把空罐头盒踢下崖去，听一会儿狗在崖下的厮打声，只把另外一半汇款拿回村去慢慢受用。这会儿肚子里毕竟还有油水，吃得慢多了。仲伟心细，想起那三位女士。

“嘿，给你姐姐她们拿点儿去。”

“对对对，她们也没吃晚饭呢吧？”

“不用，不用，她们不饿。”

“你这小子没良心，你姐姐对你多好！”

我们是有点儿羡慕王建军，有那么一个好姐姐在身旁。他姐姐长得并不十分漂亮，脸色有些苍白，个子虽高，但身体显得纤弱。她看王建军的时候，目光简直像个母亲。这时候，她正和两个女友挤在一起，三个人静悄悄的仿佛连呼吸也没有。她们这么放心王建军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感动，心里暖暖的。她的两个女友，一个长得算漂亮，另一个算得上丑。

“你要是不去送，”小彬晃晃拳头，“你盯着。”

仲伟拣了几块好肉，放在一张干净纸上。王建军只好送去，刺溜一下跑过去，刺溜一下又跑回来。太简单了点儿。

一会儿，算得上丑的那个姑娘走过来，也在我们面前放下一个纸包，一句话不说，以更快的速度走回去。有那么半分钟的寂静。随后我们都喊起来：

“嘿，烧饼！”

“北京的烧饼！”

“还是热乎的。”

“别神了。”

“不信你摸摸！”

我们朝三位女士那边望。她们正偷偷地笑，也朝我们望，见我们正望她们，又都低下头。她们身旁有一个大铁炉子，炉壁的某个地方被烧红了一块。

吃着热烧饼，吃着鸡，时而还感觉到三个女性的目光。窗外漆黑，窗台上落了一层薄雪，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候车室里人不多，这个小站没有几班夜车。有几个农民裹着羊皮袄，或者抽烟，或者打呼噜。

我抹抹嘴，问王建军：“你那包‘牡丹’呢？”

“哟，让我姐姐给拿走了。”

“没事儿，我就问问。”

“我给你要去。说是你抽，她多半儿给。”

“别价别价，坐下坐下。”

“你们在村里，敢当着女生面抽烟吗？”他问。

“有什么不敢的？”

“我们村的男生就不敢。”

“怕什么。”

“怕她们给传到家里去。”

其实我们也不敢，倒不是怕别的，是因为女生们都有个偏见，认为抽烟一定是学坏的开始。其实抽烟真是有些好处，每天晚都喝稀的，几泡尿一撒，一会儿就又饿了，买鸡蛋吃又太贵，一包烟几个人抽，整晚上嘴里都有事干。单是怕她们给传到家里去？王建军到底小几岁，没悟透这中间的妙处。

王建军靠在小彬身上吹口哨，吹的是《星星索》，吹得缓慢、缠绵，倒不像只有十五岁。

“你的乐感真不错。”仲伟说。

王建军又笑了：“车上那帮走调儿大爷也不知是哪儿的。”

小彬直着脖子唱《三套车》。

“行了你！”仲伟拦住小彬。“你就是走调儿二爷，听王建军的。”

“唱什么？”

“随便，越黄越好。”

他唱了《鸽子》《喀秋莎》《罗梦湖》《桑塔露琪亚》……开始我们都跟着唱，慢慢逐个被淘汰，只剩了王建军和仲伟。他会的黄歌真不少。那时一切外国歌——除了《国际歌》——都算黄歌。不过“黄歌”二字在知青嘴里正失去着贬义。

“在那一八九五年的时候，芒比他离开了家园，穿过了马雅里大森林，走向那无边的草原……”

“不知道？古巴的《芒比》。”王建军说。

“月光照在科罗拉多河上，我愿回乡和你在一起。当我独自一人多么想念你，记起我们往日的情意……”

“这也不知道？《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

“世界上无论天涯海角，我都走遍，但我仍怀念故乡的亲人，和那古老的果园……我家在丛林中的小屋，我多么喜欢，不论我流浪到何方，它总使我怀念……”

“这是美国歌，《故乡的亲人》。”他的神情有些黯然。

“我看你真有音乐天才。”仲伟说。

“妈的，不唱这种歌了。难受。唱点儿别的。”

“我曾走过许多地方，把土拨鼠带在身旁，为了生活我到处流浪，带土拨鼠在身旁……妈的，光想起这些歌！嗯——”

“妈妈她到林里去了，我在家里闷得发慌。墙上镜子请你下来……”

这歌大家都会，于是都唱：

“镜子里面有个姑娘，那双眼睛又明又亮……”

忽然传来一声姑娘的尖细的笑，笑声又立刻被什么堵住。我们回头去看，见那个丑姑娘正在受另外两个姑娘的责备。很快，三女士又都正襟危坐了，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别唱了，一会儿你姐姐该骂你了。”

“没事儿，她们也会唱。”

“是吗？！”我们村那些女生，以徐悦悦为首，坚决打击我们唱黄歌。

“她们会什么？”

“嗯……譬如《海港之夜》。”

“唱吧，朋友们，明天要远航，是吗？”

“没错儿。快乐地歌唱吧，亲爱的老船长……”

“当天已发亮，”大家都会唱，“在那船尾上，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

李卓捅捅我：“去去去，唱个别的。”

小彬又两眼发直，发愣。不知道蓝头巾正在哪儿飘呢。刘溪真把小彬坑苦了。

“怎么了你？啊？他怎么了？”王建军还一个劲儿问。

“没你事，你不懂。”

“再唱吧，唱点儿别的。”

我们又唱了些别的，但情绪再热烈不起来。仿佛每个人都有一桩心事。后来就横七竖八地挤着、靠着，把头缩在大衣里都睡了。

夜里我被冻醒了几次，看见小彬一个人在抽烟。

“哪儿的烟？”

“买的。外头有个卖夜宵的小店儿。抽吗？”

“来一根儿。”

我们俩默默地抽烟。外面传来火车的喷气声和挂钩的碰撞声，还有检修工人的笑骂声。那边，三位女士的睡姿要文雅得多，趴在膝盖上，头枕着胳膊。

“真他妈够冷的。”我说。

“嗯。”小彬心不在焉。

一缕缕轻烟飘起来，成一层在半空停着。外面的那列火车起动了。

“对了，刚才那仨女的说，要跟咱们换换地方。”

“干吗？”

“说那儿有个火炉子，让咱们过去暖和暖和，我说不用了。”

“你小子真笨。她是怕她弟弟冻着。你没叫醒王建军？”

“我哪知道？她说让咱们都过去，我说……”

“废话！她能光叫她弟弟过去吗？”

“这女的真不错。”

“废话，比刘溪强的有的是。”

“我不是那意思。”

“你说比刘溪怎么样？”

“×，你小子真没劲。”

“得得得，刘溪有劲，你他妈始终不渝去吧。”

我们俩又都闷头抽烟。我挺后悔刚才说的话，好像我是个不珍重感情的人。

“小彬，嘿，驴奔儿！”

“嗯？”

“等回村，找郭大脸问问。”

“嗯？”

“让他给打听打听，刘溪去的干校在哪儿。”

小彬摇摇头，不说话。

“天快亮了吧？”

“四点半。”

“怎么着，就这么算了？”

“什么？哦。我说你别老跟我说这件事了成不成！”

又一列火车进站了，明晃晃的灯光在玻璃窗上滑过。是一列货车，拖着几十节灰黑的车皮。

“雪停了。”

“嗯。”

“要是我，打听到地址给她写封信。”

“嗯？”

“反正她也走了，就是她回信说不行，也没别人知道。”

“我估计，她压根儿对我的印象就不好。”

“我估计不会。”

小彬立刻睁大了眼睛盯着我，巴望我说下去。可我不过是想使他宽慰，再没别的要说。

“就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小彬说，“有一回在苦行山锄地，饭送到山里，她主动叫我，跟我说……”

“什么？她找你说过话？”

“就那么一回。”

“那就是有意思！你小子还一直瞒着我。说什么？”

“那天仲伟做的饭，玉米黄儿根本就没蒸熟。女生灶上做的也是玉米黄儿，当然熟。刘溪把她的分给我一半，然后就说……”

“是吗？有这么回事？那天我哪去了？”

“你拉稀，没出工。”

“仲伟呢？”

“仲伟做饭。她说，男女生不如不分灶。她主动跟我说的。”

“噢——”

“你‘噢’什么？”

我不忍心告诉他，只说“没什么”。我想起，刘溪也曾跟我和金涛说过这句话，也是主动的。分灶的时候，男女生吵成一锅粥，只有刘溪一句话不说。为了分灶具的事，徐财让男女生各派两名代表到灶房去，在队干部的公证下谈判。我和金涛去了。女生也派了两个伶牙俐齿的角色——徐悦悦和沈梦苹。刘溪在灶房里做分灶前的最后一顿饭。四个代表龙争虎斗一番，只恨水缸不能锯成两半。徐悦悦和沈梦苹气哼哼地走了，到底不是对手。我和金涛故意吹着口哨，在灶房里再巡视一回，看还有什么便宜可占。这时刘溪忽然说：“其实，男女生不如不分灶。”口哨声戛然而止，我看看金涛，金涛看看我，再吹起口哨，不是耳朵的问题？“干吗非分灶不可？”刘溪又说，但眼睛不看着我们。灶房里再没有别人。耳朵也没问题。站在女生的立场，她这可是背叛，是一句服输求和的话。却正是这样的话，险些把我和金涛打败。我们俩呆愣几分钟，赶忙出了灶房，一路上谁也没说话，没吹口哨。

现在已经记不清为什么要分灶了。好像还是因为仲伟做了一顿生饭。女生中有人嘟囔：“这家伙专门儿会做生饭。”其实，嘟囔之中还夹着窃窃的笑声。仲伟正为又做了生饭而恼火：“哪家伙嫌生哪家伙别吃！”又一天轮着沈梦苹做饭，做了一锅掺了麸子的窝头。男生中有人说：“干了一天活儿，就他妈给喂麸子！”其实想博一阵喝彩。不料沈梦苹却不好惹，立刻嚷：“少废话！穷日子长着呢。这帮少爷！”后来就逐步升级，她们骂我们是“一帮阔少爷，光想吃好的。”我们对骂曰：“这群娇小姐，挣不了几个工分，饭也不好好做。”继而“少爷”之前冠以“混”，“小姐”之上封以“臭”。我们又乘她们全体去赶集之机，大吃了一顿白面糖包，却不慎走漏风声。她们又于我们不在村里的时候，吃足一顿白面葱花饼，而且为了报复并不把保密看得多么重要。终至有一天酿成了分灶的局面。

有一本心理学的书中说，少男少女在互相吸引之前，会有一段互相憎恨的过程。按我的经验看，相憎绝不在相吸前，保险是在其中，那炽热的相吸一时难于表达，便只好找碴儿打几回架。

/三十三/

又坐了一天汽车。雪又飘起来，越飘越大。好不容易到了黄河边。这个季节的黄河，水不多，显得安分。去年夏天和秋天，他带领着儿孙闹得太凶了。山峦被春雪覆盖了，雪盖不住的地方，泥土的颜色变深。高原默默的，难得黄河在她身边这么驯顺地躺一会儿。

过了黄河是吴堡县城。这里积压了不少探亲回来的知识青年。前面的路坏了，雪又太大，汽车开不了。

“哥们儿！路什么时候坏的？”王建军问。被问的人注意到，他身后站着个一米八七的大个。

“三天啦！我们他妈在这儿窝了三天啦！”

“那怎么办？”

“那不怎么办！等着！”

“有地儿住吗？”

“说的！这么大的地球，会没地儿住？”一阵笑声。

这回旅店是真的全部客满了，能过夜的地方只剩下车站。候车室里横躺竖卧的全是人，几乎下不去脚。我们好不容易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拱出一块地盘，十个人只好挤在一起坐，再不能分男女。这倒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以前没体验过的。我的右边是王建军的姐姐，所以我的右半拉身子总绷紧着。左边的李卓还老说我挤了他。

“这可熬吧，谁知道路什么时候能修好。”

“我眼看就快累死了。”

“甭多，再像昨儿晚上似的冻一宿，咱们就全省得回去吃糠了。”

三个女的不说话。谁说话她们就一齐把目光投向谁，好像是说，一切全瞧我们的了，而且相信我们准有办法。

我们哪来的办法？不过我们倒是赞成她们目光中的意思——我们应该有办法。决定派两个人进城去再找找旅店，其余的人看守行李和这块地盘。三个女的要去，被大伙否决了。王建军要拉着小彬去，小彬说那不如猜丁壳。六个人分成两组：“手心手背！”“单拨儿倒霉！”结果倒霉的是我跟李卓。三个女的这回不加掩饰地笑。称得上漂亮的那一个，笑得头巾也散开。

我和李卓本打算随便问上两家旅店，然后找个厕所蹲一会儿，就回去交差。不料我们却走运，有个旅店刚空出来一间两个床位的屋子。“多住几个人行不行？”“那得多交钱。”“多交多少？”“多几个人就得多交几份。”李卓刚要发作，我连忙把他推到一边去，交了三个人的钱。

“你们仨去住。”

“不！”三个女的说。

“要不，王建军和你姐姐去住。”

“废什么话哪？我是男的，她是女的！”

最后谈妥：十个人分成三拨，轮流睡，头一拨是三个女的。每拨睡五个钟头，反正明天也走不成。

好说歹说，三个女的走了。晚上显出寂寞。在候车室里过夜的知青不少，打牌、抽烟。出来进去的人不断，别想把门关住。风把雪吹进来，在我们脚下变成水。昨天晚上太令人怀念，又有鸡吃，又有热烧饼吃。这会儿，越坐越冷，冻得人根本睡不着。

“王建军，再唱个歌儿嘿。”

“在这儿可不敢，人太多。”

“人多怕什么？谁要打架，我盯着！”小彬说。这小子纯属虚张声势，他要敢打架，兔子也能吃人。不过这会倒难说，他的悲伤正变成邪火。

“有个知青自己作的歌儿，你们知道吗？”

那是当年在知青中很流行的一支歌。关于这支歌，还有一段美好的传说。

条条锁链锁住了我，锁不住我唱给你心中的歌，歌儿有血又有泪，伴随你同车轮飞，伴随你同车轮飞……

据说，有几个插队知识青年，当然是男的，老高中的，称得上是“玩主”。“玩主”的意思，大约就是风流倜傥兼而放荡不羁吧！大约生活也没给他们什么好脸色。他们兜里钱不多，却几乎玩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有时靠扒车，有时靠走路。晚上也总能找到睡觉的地方，凭一副好身体。有一天他们想看看海，就到了北戴河。在那儿他们遇见了一个小姑娘。小姑娘从北京来，想找她父亲的一个老战友打听她父亲被关在哪儿，但没找到，钱又花光了。

生活好似逆水行舟，刻下了记忆在心头，在心头啊，红似火，年轻的伙伴你可记得？可记得？

北戴河也正是冬天，但他们还是跳到海里去游了一通。远处的海滩上，站着那个茫然无措的小姑娘。“看来，那个丫头不俗气。”他们说。他们正想吸收个把女友参加他们的“旅游团”，那会更浪漫些。“不行，那才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儿。”“你想要什么？老太太？”“说真的，那小丫头儿可是长得够精神。”“离这么远你就看出来了？”“昨儿我在饭馆里就看见她了，一个人坐着，光喝水。”

当天，他们在饭馆里又碰见了那个小姑娘。“哎嘿，你吃点儿什么？”其中一个跟她搭话。“我不，我就是渴。”小姑娘说。“跟我们一块儿吃点儿吧。”“我不，我有话梅。”小姑娘说。“话梅？”几个小伙子笑起来：“话梅能当饭吃？”

袋中的话梅碗中的酒，忘不掉我海边的小朋友……你像妹妹我像哥，赤心中燃起友谊的火……

他们和她相识了，互相了解了。他们和她一块儿在海边玩了好几天。爬山的时候，他们轮流搀扶她。游泳时，她坐在岸边给他们看衣服。她说，她哥哥也去插队了，如果她哥哥在这儿，也敢跳到那么冷的水里去游泳。她吃他们买的饭，他们也吃她的话梅。“哎嘿，你带这么多话梅干吗？”“我爸爸最爱吃话梅。和我。”“说中国话，什么和你？”“我爸爸和我。这你都听不懂呀？”“我以为你爸爸最爱吃话梅和你呢。”小姑娘就笑个不停。“我说，你妈就这么放心？”“不是。妈妈不让我来，妈妈说张叔叔可能不会见我。”小伙子们都不笑了，含着话梅的嘴都停了蠕动，仿佛吃话梅吃出了别的味道。他们沉默一阵，望着海上的几面灰帆。“你应该听你妈的话。”其中一个说。“不会的，我小时候，张叔叔对我特别好呀？”“小时候？现在你长大了？”“我说的是更小的时候，这你都不懂？”“今天你又去找他了？”“他还是没回来。”“他不会回来了。听我的，没错儿。”“不是！他真是没在家。”“他家里的人怎么不让你进去？”“只有张叔叔认识我，别人都不认识我。这你都不信？”……

人生的路啊雪花碎，听了你的经历我暗流泪，泪水浸湿了衣衫，相逢唯恨相见晚……

据说，他们之中的一个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小姑娘，只是得等她长大。他就写下这歌词，另一个人给谱了曲。

他们和她分手了。他们回到插队的地方去，给她买了一张回北京的车票，那是他们头一回正正经经地花钱买了一张车票。

/三十四/

后半夜雪停了。听说六十里外的义合通了车，人们都决定步行到义合去。我们想，也只有这办法。行李成了麻烦，六十里雪路，空手走尚且不知会不会累死。附近的老乡早看下了这个赚钱的机会，扛着扁担的、拉着架子车的，都来揽营生。这段路大约常出毛病。

你伸一只手，我伸一只手，在老羊皮袄底下互相摸指头，名之曰“掐码。”陕北人做买卖都这样。你出三个指头，意思是，你认为这事得给三块钱；我少出一个，意思是，这么几步路两块钱足够了。都不明说，怕让围观的人捡了便宜，也怕让哪个冤大头漏了网。

白色的群山越来越清楚了。从夜里走到天亮。到处是赶路的知识青年，都累得疲惫不堪。还有担着行李或拉着行李的老乡。猛看去，如同逃避战乱的流民。

“歇会儿嘿！歇会儿再走嘿！”认识不认识的，都打招呼。

“别歇啦！天都亮啦！”大家走着一条路。

太阳出来了，路开始变得泥泞。但是太阳出来了，天不再那么黑了，也不再那么冷。太阳从白皑皑的山顶上，把光亮撒开。

给我们拉行李的是个四十几岁的汉子，大下巴，一脸胡茬。十个人的行李加起来得四五百斤，他一个人拉着，靠一辆破车。他只要了五块钱，却相信自己占了大便宜。上坡时我们帮着推一把，倒让他很不安，一个劲儿跟我们说他窑里的病着，意在说明他是多么需要这五块钱。

“车是生产队的，还要给队里交半块钱咧。”

王建军的姐姐掏出烧饼来给他。

他脸上焕发出光彩，两只粗手在腿侧反复搓擦：“能行哩？”

“咋，操心吃。”她的陕北话学得漂亮。

他转眼间吃了六个，又咬一个在嘴上，便拉起车来又走。

金涛在后边喊我，让我等等他。

“你猜王建军他爸爸是谁？”金涛在我耳边说，又是满脸神秘。

“谁？”

他说了一个吓人的名字。

“又他妈牛。”

“牛是孙子，嘿，牛是孙子。给咱们送烧饼的那个女的跟我说的。”

“那他怎么姓王？”

“他改姓他妈的姓了，他妈姓王。”

“我早看出他们家里有事儿。”

“我也是。”

“要不他这么小干吗来插队。”

“后来他妈也失踪了。”

“失踪了？”

“不知道给弄到哪儿去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家准有事儿。”

“嘘——轻点儿。她们就在后头呢。”

当时我们急着赶路，怕误了义合的班车。

几年后听说王建军的父亲又恢复了工作。后来又听说他上了大学。前两年我遇见过一回王建军的姐姐，在美术馆，我认出她来，她认不出我了。“忘了那年回陕北，咱们一块儿蹲车站了？”“哎哟！是你呀。”她又看了我一会儿，似乎还有怀疑，“你的腿怎么啦？”“王建军现在在哪儿？”我问。“在国外。哦，使馆里。哦，当翻译。你这腿是怎么啦？”我稍微解释一下，又问起另外两个女的。“一个在当大夫，另一个……你不知道？死了。死了八年了。”我们在美术馆的游廊里坐了一会儿，说些往事，说着高原上的那条雪路。我心里似乎惴惴的，有个问题。“怎么死的？”不对，不是这个问题。“打窑时塌死的。她硬要进去掏土，窑塌了……”“是哪个？她们俩，是哪个？”“靳秀芳。”“哪个是靳秀芳？那个挺漂亮的？”对了，是这个问题。“秀芳可不漂亮。”她说，望着街上往来的人流。我竟然松了口气，天！就因为她长得丑？“夏天死的，运不回来，只好埋在了村后的山坡上。”我想着那个风雪之夜，那个小车站，靳秀芳给我们送烧饼来，放下就赶紧跑了，还红了脸。她已经死了，埋在了黄土高原上。她只不过长得不太好看，其实根本算不上丑。

/三十五/

四元儿也长大了。去年回去，省作协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县里。在县上的饭馆里吃饭时，正碰上四元儿带着婆姨也来吃饭。我一眼认出他来，有小时候的嘎样儿，长得像疤子又比疤子魁伟，俨然一条陕北大汉；穿的也像样，腕子上闪闪的，只是皮肤晒得黑。他身边坐一个女子，抓一把花阳伞在手上。女子边吃边窃窃地说着什么，四元儿便摆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几句干脆话，女子就笑。

“四元儿！”我喊。

他张望一阵，愣愣地离了座位，向我走近。

“你不是清平湾的？”

“嘛。”他再愣一会儿，忽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咳呀！随随说你要来哩，真格倒来了。多会儿到？”

“才到。”

他却再寻不出别的话来，光是抓住我的胳膊定睛看我。

“还认得出我吗？”

“咳呀，不是随随说你要来，就不敢认。腿一满不得动？”

“随随收到我的信了？”

“嘛。都说你是虚说哩，腿不得动咋能来成？倒真格来了。走！庄里回！”

“吃完饭吧。那是谁？”

他笑了：“我婆姨。我来县上开会，这人就要跟得来。”

四元儿现在是村里的会计。五元儿去了青海，前几年招工招走的，开汽车。二元儿、三元儿都成了家，分出去单过。六元儿还在上中学。

“还能记得我？”

“噫！那程儿你不是喂牛着？”

和我一起喂牛的白老汉前年死了。他那小孙女出嫁了。当年每天晚上坐在饲养场上，她总问我北京的事，问我电视机是什么，望着天上的星星，想半天想不出个头绪。

“这程儿咱庄里也有了电视机了，黑白的。公社里就有五彩的。”四元儿说。

“通了电了？”

“通了多时了。你写的小说我看过，看得人笑哩。亮亮妈不识字，识字喽要揍你咧。”

“咋？”

“把人家那号事写在书上给众人看，咳呀——”

“小说嘛……”

“我晓得。你就把咱山里人看得啥也解不开？”

“我写的白老汉也是综合了白金玉和田秀山，写小说得用点儿虚构。”

“这我解开。”

现在谁喂牛？现在单干了，牛都分开，各家喂各家的。疤子还在炭窑上？还在，当了窑头，不用下窑掏炭了，只在井上动动口。炭窑上有了柴油机、电动机。栓儿呢？栓儿也老了，有一年捞河柴时摔断了腿，老了，再不敢捞河柴。瞎老汉殁了吧？在哩！平八十岁了，每日在村里走走串串，深喜自己的命好，偶尔还到那高高的土崖上去张望。那土崖上的鸽子愈多了，唯瞎老汉知道有多少只。随随箍了三眼新石窑，有了两个儿、两个女子。碧莲养了七十只鸡，成了养鸡专业户，可是运输不便，销路不算好。陕北什么时候能修铁路呢？我又记起当年和白老汉一起拦牛时，站在山坡上唱着信天游，互相说着心里的愿望：这山峁上、沟壑里要都长的是杨树、柏树，够咋美气！

那位“太行山人士”说，这儿为什么现在还不造林呢？同行的几个人都说，这真是件怪事，国家每年花很多钱治理黄河，为什么不下大力气在黄土高原上造林呢？林牧业搞起来，于黄河的治理大有益处，这儿也才有修铁路的价值，人才不光能吃饱，还能有钱。

我们的汽车出了点儿毛病，司机正修得满头冒汗。四元儿说他先回村去，报个信让随随预备一下。他骑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婆姨坐在车后，渐行渐远，忽地那婆姨支开了红花阳伞，远远的十分鲜艳。这又让我想起明娃，想起碧莲第一回来清平湾相亲时的样子，那稚嫩而羞涩的声音仍在我耳边：“看把人家的鞋踩掉了没嘛……”

/三十六/

在县里耽误了一天。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副县长。我们这帮写小说的家伙，观察力都极佳，一进县委大院先都注意到了这个漂亮的女干部，几个人窃窃耳语，惊讶此地竟有这么一位文雅又美貌的女干部。她正在和几个粗壮的农民谈话，愈显出身材的柔美，说话时的动作也——怎么说呢——很帅；衣着剪裁得合身且讲究，让我们几个北京人惭愧。

一问才知道，她原是上海知识青年，“文革”前就去了新疆农垦兵团，一九七二年随爱人来到陕北，她爱人的老家在这儿。来了之后先当了几年农民，又当了几年工人，再当了两年干部，去年被选为副县长。

“孩子呢？几个？”

“两个。一个跟我在这里，一个在上海跟着外婆。”

“不想吗？”

她笑，笑得很潇洒：“我想他，他不想我，从小跟着外婆，不愿意到陕北来。在这儿的这一个又不愿意到上海去。”

“哪年到的新疆？”

“六三年。”

“石河子？”

“对，石河子。”

“总理当年不是去过？”

“对，当时我就在。”

“自愿去的？”

“对，自愿。”她稍犹豫一下，又说：“也不完全是。我的出身不好，考大学时虽然分数名列前茅，但我的出身不行，没上成。我当时觉得这也没啥了不起，干什么不是一样？让党看我的真心好了。现在有些遗憾，就是没有上过大学。我现在正在上业余大学。”

“您的上海口音并不重。”

“南腔北调。陕北话我也能说，上海话也能说，维族[32]话也能说几句。”

“三十几？”

“噢——四十几了！”

“不像。”

“不像吗？”这回笑得却不像个县长，像个女人。从那笑中能感到她多么希望自己还年轻，多么高兴自己还只像三十几岁。“不，老啦——”她又说。当然，她想起自己十八九，二十几岁时来，难免会有万千感慨。

“不想调回上海吗？”

“现在不想了。这儿有我的事业，也很好。”

女县长走后，我们几个人说：“嘿，这就是一篇小说。”

“太行山人士”说：“你们他妈的就知道小说，听来一点儿事，加上些美哉壮哉的文学词汇去制造一篇小说。抽风。”

“废话。你说怎么写？”

“我说咱们都别写了，不如改行当小偷儿。你能写出她心里的一切来吗？外表的和藏在心底的，眼前的和那四十几年的，加在一起才是她这个人。你能吗？你只能偷人家点儿东西，于你制造一篇小说有用的，先定下个原则，要写成一个什么样的，强者文学吧，阳刚之美吧，乐观坚强忠诚深刻高昂……要不你吃什么！”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这小子酒喝多了。而后大家都躺下，抽着烟，默默地望那窑顶。

/三十七/

弄不清是不是在梦里。

清平河还是那么轻缓地流着，在村前“哗哗啦啦”地诉说着日月光阴。

我们当年住过的那眼石窑静静地坐在阳光里。窑前的小枣树长大了些，枝叶摇曳，在窑门和门前的空地上投下碎影，窑洞就更显得沉寂。窑门上了锁。木门上隐约辨出当年的墨迹：“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金涛写的。还记得我给他端着墨汁瓶，称赞他的字写得漂亮，墨汁溅了我一脸。仲伟正脚踏着拍子吹口琴，吹的《霍拉舞曲》，吹得浑身乱颤。那是一九七〇年国庆，村里不放假，我们自己给自己放了假。小彬蹲在窑前逗狗。那只狗叫“玩主”，会两腿站，会打滚，会玩很多花样；其父是“黑黑”，其母是“花脑”，父母原都老实巴交的。李卓从河边洗衣服回来，把衣服晾在小枣树上，每一枝头挂一件，飘飘扬扬如同五彩旗。秋阳温暖、不燥。欢快热烈的“霍拉”飘过河去……

现在这窑前可真冷清。窑已做了仓库。那群吵吵嚷嚷的少年都到哪儿去了？好像根本不曾来过。好像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好像他们都去赶集了，买几筒罐头，吃罢就回来。好像他们都上山受苦去了，剩我一人在家做饭，一会儿就都会喊着饿回来的……所能清楚的只一件事：他们都远离了清平湾，但他们无论在这星球的什么地方，都终生忘不了这窑洞、这山川、这天空、这土地和人……

疤子家的磨坊已经废弃了，石磨愣在那里驮满尘土。现在都用电磨了。“嗡嗡”的推磨声在我心头震起。李卓说：“一人一百圈儿，我先来。”金涛喊：“才他妈九十八！还差两圈儿。”仲伟和小彬搭伴，两个人推二百圈。金涛又说：“仲伟真机灵，找了条‘大驴’搭伴儿。”那时队里的驴不够用，时常就要人推磨。这一天就全体歇工，推一天，天黑时磨坊里挂一盏马灯，大家都累得不说不笑了，驴一样地默转那一百圈，盯着面粉不慌地落，窑顶上是鬼似的人影在转……

我又到了饲养场。饲养棚都拆了，光剩一片空地，堆满柴草、石料。我寻着残留的地基，找到我当年的领地，跟同行的几个人说：老黑牛就在这儿，红犍牛就在那儿，老生牛在这儿，花牛在最边上……我记得它们的样子，盼着我给它们拌料，高兴得前蹄上石槽，亮亮的眸子望着我。白老汉哑着嗓子又唱：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个你……

那年我住在医院里，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偏方：穿肠骨，焙干研碎了吃。穿肠骨就是狼粪中没有消化的碎骨头。我写信到陕北去。白老汉拦牛时漫山遍野地找，找到一小把，托仲伟给我捎了来。这地方的狼不多，他一定费了大力气……

那位“太行山人士”忽然说：“我决定了。”

“决定了什么？”

“回北京时我在山西下车，去我们太行山看看。”

/三十八/

有人会说我：“既然对那儿如此情深，又何必委屈到北京来呢？用你的北京户口换个陕西户口还不容易吗？”更难听的话我就不重复了。拍拍良心，也真是无言以对，没话可说。说我的腿瘫了，要不然我就回去，或者要不然我当初就不会离开？鬼都不信。

那儿需不需要知识青年？说老实话：需要。那儿最缺的是知识，缺老师，缺大夫，缺学农的、学林的、学机械的、学配种的、学计划生育的……除了不缺学原子弹的。

于是心里惶惶的，似乎连这思念也理不直，气不壮，虚伪。

有个也是当年插过队的人跟我说：“甭管那个，反正咱们他妈的没理。当年当了红卫兵，肯定是没理；后来去插队也没理，要不为什么插队不算工龄呢；然后转回来还是没理，有理就不用偷偷摸摸给人家送礼了；那些猫争狗斗上了大学的以为这下子还不得有理？结果工农兵大学生现在不算数；后来真正考上大学的也没多少理，三十好几了，老婆喊孩子哭，屁股大的一间房，只好蹲到路灯底下去背书，因为工龄不够，一上大学还把工资免了；还有些人为了转回来，为了上学，不结婚，忽然想起得结婚了，又没理了，成了大龄男女青年。你干脆放心得了，反正咱们不想有理了。”

话虽这么说，心里依旧惶惶的。

陕北的变化确是不小。没有要饭的了。没有人吃麸、吃糠了。没有人穿得补丁摞补丁了。饭馆里卖的饭菜也不光是两面馍和粉汤了。插队那时，偶尔到县城来，我们几个就先奔饭馆，筹了十几块钱想大吃一顿，可无论如何花不了那许多钱，无非两道菜：素粉汤和肉粉汤。素粉汤就是漏粉、豆芽、豆腐合在一起熬，加上几片肉便为肉粉汤。现在呢，七八种炒菜写在黑板上，过油肉、宫保肉丁、木樨肉、大拼盘，啤酒也有。我对那个大师傅说：“咱们这儿也会这么炒菜了。”他说：“不是你们北京知识青年传来的？”嗬！这可是对我们的充分肯定。吃饭也确是一种文化。我还不曾想到过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一作用。历史常常有趣，先定的目的没达到，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前不久在报纸上见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经济发达地区商品、人才、技术涌向大西北》，说“西北过去经济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不发展……现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济政策放宽以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批小商小贩、推销员、建筑队，以及有各种各样技术的人，带着时装、日用品，带着手艺、技术，潮水般地涌向大西北……”这才是真正的开发。历史上真正的开发，似乎都是这样自发的。也许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那是一场人为的运动吧？我这样想。

/三十九/

从县里开车去清平湾的那天，蒙蒙地下着小雨。满山的麦子正要抽穗，最上头的一片片叶子高高挑起，正如民歌中所唱：四月里麦子挑旗旗。麦子都密植了，不像过去那样，隔一大步种一撮。

山川都变了模样，认不出了，因为还是水土流失严重。女县长陪我们一起去清平湾，她说，这地方如果连着几年遭灾，老乡们的日子还是不好过。

汽车沿着山道颠簸，山转路回，心便一阵阵紧，忽然眼前一亮：那面高高的黄土崖出现在眼前，崖畔上站满了眺望的人群……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礼拜日

最后到了现在，这个男人只记得那个女人对他说过一回，“我就住在太平桥”。

他慢慢地把这句话又默念了一遍。这时候空中有了光亮，仿佛天在升上去，地在沉下去，四周的一切看得清楚了。不过当初忘了问她太平桥在哪儿。想到这儿他爬起来披上衣服，东翻西找从床底下抻出一本地图，弹去上面的尘土。横的竖的斜的弧形的街道密密麻麻，像对着太阳看一片叶子时看到的那些精致的网脉，不同型号的铅字疏密无序又像天上众多的星座。找不到太平桥。

夜里做了好多梦。夜夜如此。一个梦醒了又是一个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都是很精彩很有意思的梦，可是记不住。自己做的自己又记不住，天一亮就全忘了，光记得都很有意思，都很精彩。

有两个孩子在窗根下说话，一个总是说：“哟——真叫多哟！”另一个老说真长：“哎呀，真——长。”这声音随着安静的湿漉漉的黎明一同流进屋里，又干净又响亮，搅起回声流得到处都是。

他又拿起地图小心翼翼翻了一遍。还是没有太平桥这么个地方。有那么半支烟的工夫，这个男人认真地怀疑那个女人是否也是一个梦。为了这个愚蠢的怀疑，他叼着另外半支烟开始穿衣服，顺便在身上掐了一把，被掐的地方确实很疼。

这个男人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是在很久以前了，在一个朋友家。这朋友叫天奇。天奇的妻子叫晓堃，晓堃刚好是那个女人的朋友。只一间小屋，似乎是说只有这一个世界，夫妻俩各占一角和自己的朋友倾心交谈——一边是“阿波罗登月以及到底有没有飞碟”，一边是“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叽里咕噜嗡嗡嘤嘤，中间隔了三米飘忽不定的浩瀚宇宙，谈话声在那儿交织起来使空气和烟雾轻轻震动，使人形失去立体感。在两边的话题碰巧都暂停的时候，发现这屋里还有一座落地式自鸣钟，坦荡而镇静地记录着一段过程。这时男人和女人互相看一眼，既熟悉又陌生。叽里咕噜嗡嗡嘤嘤空气和烟雾又动荡起来，淹没了钟声。“既然我们可以到月亮上去，更高级的智能为什么不会到我们这儿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他们来干吗。”女人们还是说孩子：“要是让一个生命来了，你就得对这生命负责。”“你也是一个生命，你也来了，谁对你负责？”……那是在他们的朋友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

第二次见面竟是在差不多十四年以后，在法院的大门口；他的朋友和她的朋友在大门里的某个地方办理离婚手续。太阳又升起来，照着门旁的卫兵和灰色高墙上的爬山虎。爬山虎的叶子正在变红，不久以后将变成黑褐色然后在这一年里消失。他比她来得晚。

“是您？您还记得我吗？”男人问。

女人把他看了好一会儿：“喔哟，有十好几年了吧？”笑一笑伸出手来。

“可不是吗，十四年了。”男人说，“他们在里头吧？”

“进去好一阵子了。”

“情绪怎么样，他们俩？”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看不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

“您指什么？”

“他们俩，怎么会闹到这一步？”

“怎么您不知道？您是他们家的常客呀！”女人说。

“我这几年去得少了。总有事，也说不清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最近又写什么呢？我看过您的小说。”

“是吗？”男人笑笑，退步到墙边的阴影里，太阳一直晃得他睁不开眼睛。“我也正在想我写的都是什么。”

女人也走到阴影里，两个人在法院对面的大墙下并排站着。爬山虎在风中轻轻抖动，整座墙都在动。每年的这个季节都有挺长一段好天气，鸟儿飞得又高又舒缓，老人和孩子的说话声又轻又真切。

“前些年他们倒总是吵。”男人说，“吵起来凶得一个要把一个吃了，恨不能吞了。”

“是吗？可真想象不出来。”

“我也不说谁更凶，半斤对八两。”

“嗯，我想是。我想准是旗鼓相当。”

“这几年好像不了，咹？好像不怎么吵了，是不是？”

“这两年他们可简直是相敬如宾。”

“是吗？这么严重？”男人说，“这我还不知道。”

女人很快地仰起头看了男人一眼，头一回看得这么认真，这么不平静。

“要是这样就没什么可奇怪了。这就快完了。”

“已经完了。”女人说，“没办法了。”

大门里，也许是在白色的走廊上，也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有一只钟，不动声色地走个不停。大墙下的阴影渐渐窄了。

“您得等他们出来吗？”男人问。

“得等。晓堃得有人陪她一段时候。您不吗？”

“不。我只是来看看，没什么事也没什么办法就行了。天奇最不愿意在他倒霉的时候有人特意来陪他。”

“男子汉，是吗？”女人说，语气不大客气。

他惊讶地扭转脸看她：“不，我没这么说。”目光磕磕绊绊地下移，停在她胸前的扣子上。“不过是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可能有的人更习惯一个人听听音乐，喝喝酒。”

“真多，哟，真多哟！”

“真长，是吧？真——长。”

原来是一对双胞胎兄妹蹲在窗根下数蚂蚁。两个孩子和一幕蚁群迁徙的壮观场面：千万只蚂蚁一只挨一只横着铺开纵着排开，一支浩荡的队伍弯弯曲曲绵绵延延不见头，每只都抱了一份口粮或一只白色的蚁卵，匆忙赶路。

孩子问一个过路人：“它们在干吗呀？”

“大概是搬家。”

“干吗搬家呀？”

“也许是去旅游。”

“上哪儿去呢？”

“无所谓。说不定就是出去逛逛。”

“逛逛呀？”

两个孩子正正经经地想了一会儿，想蚂蚁出去逛逛的事，也想起自己出去逛过的事。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几乎是同时来到这世上，之后在某一个早晨，父母打发他们到院子里去玩，在那个令人惊讶的窗根下，世界变得更真实更具体了，更美妙也更神秘。孩子的父亲有一回说起这两个孩子：“本来没想这么早要他们。”这句话其实不能成立，如果晚要的话就不再是他们了，是另外的两个，或者一个，也没准是三个。年轻的父亲说：“其实是一次失误。”“失误？”“以为是那种药，结果不是，是治感冒的。”这一失误不要紧，看起来是上帝的事，结果呢，就有两个灵魂在那儿认认真真地数蚂蚁了。不过数来数去还是二十，“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二十……”

“嘿，你们俩怎么没去幼儿园？”

“今天是礼拜日！”

“给我说个歌谣，听见没有？说个歌谣。”

孩子不说，又强调了一遍礼拜日，语气神态都极虔诚，生怕这不是礼拜日。阴蒙蒙的天，湿润的空气中有煤烟味，萌动着淡淡的绿色。

男人又把地图册翻过两遍了，毫无结果。他站在屋子中央反复回忆着女人在说那句话时的表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绝没有记错：是太平桥。背后的玻璃窗越来越亮，地上有了他模糊的影子。四壁间回旋着一连串空幻的噼啪声，是他把手指关节扳得响。

淡淡的绿色之中，有斑斑块块忧郁的鹅黄；当他离开家的时候，连翘花正在开放。那时节细雨霏霏，行人寥寥。什么时候杨树备下了新鲜的枝条，现在弯曲着描在天上，挂一串串杨花，飘飘摇摇如雨中的铃铛。单薄的连翘花，想必有一点儿苦味。在冬天里，在以往的日子，譬如寂寞的黄昏，譬如夜里北风刮得门窗突突作响，那时你干什么呢？它们却已经准备好了有一天和你相见，在礼拜日的早晨，在路上。

两个人第三次见面是偶然碰上的，在夜行火车里。两个人从不同的地方回来，回相同的地方去。火车在夜里经过许多大站小站，一些人下去，又一些人上来。夜很长，路也很长。人都稀里糊涂地睡，用大衣把自己蒙起来，也是因为冷，也是因为人睡着了样子都挺俗气，像傻瓜，像可怜虫。等到车厢里的灯光刷地灭了，窗外现出远山和田野上的雾。人们推开大衣，找白天的感觉，尽快使自己懂得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年代。两个人醒了的时候互相发现了对方，原来一直面对面坐着，原来夜里还都听见过对方的梦呓。

“怎么会是您？”几乎同时说。

又几乎同时问：“到哪儿去？”

回家。都是回家。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女人说起过她就住在太平桥，说得漫不经意，眼神恍惚还像在梦里。随后两个人又说起他们的朋友。

“这一宿睡得好吗？”男人问。

“那天，您刚走，”女人说，忽然瑟缩着望了望窗外。那儿，一团团淡紫色的阳光正在雾气中洇开。

男人不由得也朝女人望过的地方望去。

“那天您刚离开，他们俩就出来了。”女人说，回过头来，“哦，我睡得挺好，做了一宿梦。”她见男人望得那么专注，倒不知外头究竟有什么了。

“没什么。野外的早晨快给忘光了。”他也回过头来，望着她，仍同望着那片雾。“那天，我是怕我碰上那种场面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是您聪明。”

“我怕那种时候有别人在场，是不是好。”

“您干吗不也提醒我一下？”女人说。

“到底好不好我吃不准。谁也不知道谁是怎么回事。照我想天奇顶多一个人听听音乐喝几天闷酒，可他失踪了。”

“失踪了？您说什么，天奇失踪了？！”

“您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的事？”

“那天之后我见过他一回，后来就不知他到哪儿去了。”

“怎么会呢？”女人说，“别人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有好久了。就好像忽然间没了。”

车厢里还很安静，有嘁嘁喳喳的低语声和火车的行驶声混合在一起。某一处行李架上吊着一只玩具帆船，和窗外的雾气一个颜色一样朦胧。

“晓堃说，其实他们俩有一年多谁也不跟谁说话了。”

“她是怎么说的？为什么？”男人问。

“是天奇先有什么话都不跟她说的，她怎么知道为什么？”

“是吗？她这么说。”男人无可奈何地笑笑。

“他怎么说？天奇这家伙是怎么说？”

“这么问，咱们俩也快打起来了。”男人笑笑，这一回笑得挺宽厚，又说：“咱们俩要是吵起来，最后也是弄不清是谁先吵的。”

女人笑起来，突然停住又突然大声笑起来，终于醒了，又漂亮又有生气。在她背后不远的地方，那只玩具帆船有节奏地荡，像一只钟摆。

然后她觉得自己太放纵了。

“晓堃告诉我，”她说，“天快黑的时候屋里还没有点灯，她常趁天奇不注意半天半天地偷着看他，不是在看，是在读，读不懂他。”

“天奇也一样，真想把她读懂。”

“可她读了这么多年，还是没读懂。”

“天奇也是一样。”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看着田野村庄和太阳都在亮起来。

“刚才您说什么？做了一宿梦，您？”

“我要么整宿整宿失眠，要么睡着了就整宿整宿做梦。”

男人眼睛一亮：“怎么您也这样？”仿佛他一直期待的就是这个，却又不期而至。

“您也是吗？”

“嗬，简直！”

“是——吗！”女人含笑甩一下头发。

“我平生最遗憾的一件事，不，是之一，最遗憾的事之一就是所有我做的那些千载难逢的好梦全都记不住。”他想了一下，看见女人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他。“吹个牛吧，要能记住哪怕十分之一，我的小说就会写得比现在强一百倍。”

女人笑得又倾心又着迷：“我的梦倒是全都能记住，您先听我说，可我一点儿都不懂我怎么会做那样的梦，稀奇古怪简直不着边际。”

“说一个行吗？”

“譬如，我梦见自己长了条尾巴，上面全是鱼鳞。”

“还有呢？”

“我浑身湿淋淋的冷得发抖，到处不见一个人。”

“嗯。然后呢？”

“记不清了。好像是……不行，实在是忘了。”

男人把一支烟捏来捏去，想这个梦，把烟放在鼻子下闻，把烟捏软了从中抽出烟梗。这期间女人做着自己的事，但注意力都在他那儿。

“这样不行。”男人说。

女人立刻停下手里的事。

“光说这么一点儿不行。”他把那支烟点着，透过烟雾看了她一会儿，“有一种释梦的方法，您知道吗？”

女人坐在太阳里。还有她背后那只帆船，也被太阳染成金黄，安安静静，飘飘荡荡。

有个养鸟的老人坐在一块大树根上。树早不知道被运到哪儿去了，说不定已经被做成了什么。鸟笼子挂在离他一箭之遥的几棵小树上，这样他觉得跟他那些鸟更近了，每一只的叫声都意味着什么就更清楚了。

女人对年仅十四岁的女儿说：“那么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呢？”她把“有”字说得又长又重。

女儿背对母亲站在阳台上，不停地踢脚下的水泥栏杆。

“我想，”母亲又说，“总还有些事是有意思的。总会有些事你觉得有意思吧？”

女儿仍不回答，低头瞧瞧自己的鞋尖儿，不踢了。

“譬如，你喜欢什么，爱好什么。再譬如说，你想没想过将来要干什么呢？”

女儿做了个不耐烦的表示，又开始踢栏杆。

“哪能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呢？你刚这么小，你才十四岁……”

女儿转身走进屋里去，经过厨房时把什么东西碰了一下，然后是砰的一声门响。

夜晚漫长得失去节奏。楼下，松墙围起来的空地上孤零零地坐着一个雪人。屋子里静悄悄的，自来水管不时轰隆轰隆响一阵。听不见女儿在干吗，女儿仿佛不在家。女人站在阳台上，站到月亮升高了，她使劲裹了裹身上的衣服。雪人正在消融。

过厅里的水仙花悄悄开放。六片白色的小花瓣，不引人注目。

她推开女儿的房门。一束橘黄色的灯光里，女儿懒洋洋地倒在床上看小说，四周都暗。桌上摊开一大堆作业。“你怎么才回来？”女儿问她，没有抬头。一瞬间，她也觉得自己刚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风尘仆仆。

她定了定神：“我记得从你一懂事我就跟你说，而且一直是这么说，我们首先是朋友，其次才是母女。”

女儿放下小说坐起来，开始踢桌子腿，很抱歉地对着母亲打了个哈欠，低下头，不停地踢着桌子腿。

“无论你想什么，”母亲说，“你都可以跟我说。”

“不管是什么，你都可以说。”母亲说。

“怎么想都没关系。我们首先是朋友。以前你不是有什么都跟我说吗？”

“我没想什么。我就是觉得没意思。”

“什么？什么没意思？”

“什么都没意思。”

“像我这样呢？像妈妈这样每天都能治好很多人的病，救活很多人呢？有意思吗？”

女儿摇摇头。

“也没意思？”

“不是，我是说我也不知道。”女儿又是那么抱歉地看着母亲。这时候只要母亲多露出一点儿伤心的样子，女儿就会改口，但那就更不是真的。

水仙花的幽香一阵阵流进屋里，若有若无。

男人说：“您总算还记住了您长过一条尾巴，可我，所有的梦都记不住。”

“您别笑。”他又说，“为了回忆起那些梦，您不知道我白白浪费了多少个白天。”

“想起来多少？”她问，兴趣很浓的样子。

“总在快要想起来的时候，忽一下又全没了。”

“既然您说的那种释梦的方法，可以把忘记的事引导出来，您干吗不自己试试？”

“自己跟自己？”

“那怎么不行？行吗？”女人的目光里抱着相反的期望。

“就是说，自己想跟自己说什么就说什么，是吗？好主意。自己跟自己胡说八道一通，同时自己听自己胡说八道一通，然后一本正经地去吃喝拉撒睡，井井有条。您这主意好。这一下就太平无事了。您信不信？要能这样，世界上就保险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他每说一句，她就笑得更厉害一点儿。

“也许您行。”男人又说，“，这么坐着可真他妈冷。”

天空光秃秃的，展开在树梢上。树枝细密如烟，鸟儿寥寥落落地叫。

“天奇还没有回来？”

“无影无踪。”

不知在什么地方，或许有一个年轻的樵夫，远远的有清脆的劈裂声传来。细听，又像没有。

“其实这方法本身倒是挺不错，不必非释什么梦不可。”女人说，然后突然被自己的想法震动了，变得生气勃勃：“要真能那样可真不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都行。”

“自己跟自己？”

“当然不是。互相，人和人互相，想说什么说什么。”

“说什么？”

“就按您说的那个释梦的方法，百分之百怎么想就怎么说。”女人惊愕地看着男人，仿佛想了一下遥远的往事。“啊？您说是不是？是不是挺棒的？”

“是挺不错，倒是挺不错的。”男人故作镇静。他讨厌故作镇静，在这个意义上他羡慕女人。

“真太棒了。”女人说，“嘿！其实我觉得那真太棒了！”

“不过你也许没明白，我说的百分之百是什么意思。”男人站起来使劲跺脚，“哎哟，咱们遛遛吧，脚都冻麻了。”

方砖小路，干冷、空净。老麻雀瑟缩着时起时落，熬着冬天。轻轻的劈裂声，很远。

“我当然明白。真的，我确实觉得那太够意思了。我明白你说的百分之百。”

“连自己挺糟糕的念头也能说。”

“就是就是，连那些丑恶的想法也可以说。”

“连那些有失尊严的事。”男人说。

“甚至一闪念的罪恶心理。可惜我一会儿还有事。”她捏着手表算了一下，又抬起来。“嗬，那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百分之百的。”

“甚至胡说八道都行。”

“对对对，胡说八道。胡说八道都行，只要想。”

“其实人需要有这样的时候。”

“需要这样的机会。”“太需要了。”“真是，是。”“老那么戒备森严的……”“老那么仪表端庄的受不了。”“就是，太受不了。”“等于自找苦吃而且……”“其实没必要。”“而且，对了，根本没必要。”“况且活得就够不容易的了。”“还得提心吊胆小心谨慎，他妈的要是那样还不如……”“不行，我的时间快到了。”“我是说，要是那样还不如谁也不认识谁。”“对了，那样倒还好受，说不定。”“要不就什么都可以说，不必在乎。”“什么都行，完全随便，再说……”“谁也不用担心说得不合适。”“再说人和人太需要这样了。”“太需要了。”“其实非常需要。”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这样挺棒的。”

“是挺棒的。”

“其实是挺棒的。”

“甚至包括心里一些阴暗的东西，都可以说。”“都可以。”“连他妈的一些绝对算不上高尚的想法。”“都可以，全都可以。”“连一些他妈的……嚄，我今天脏话真多。”“这挺好，真的，骂得又真诚又坦率。”“是吗？”“当然，人有时候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毫无顾忌。”“谁也不怕谁看不起，因为谁也不会看不起谁。”“！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正要这么说呢。”“一套一套的礼貌让人发晕。”“没错儿没错儿，晕过去，而且不是心理的简直是生理的。”“生理的，直接恶心你的肠胃。”“唉，我真得走了，下午还得上班，还有一个手术得做。”

黑色的树干成群地默立，徒然高举着密匝匝的枝条。老麻雀出没其间。还有冻硬的土路，在林间蜿蜒，挂一层往日的苔藓。果真有一位樵夫的话，必是一位年轻的樵夫，清脆的劈裂声响在苍白的天空里。

“天奇会上哪儿去呢？”她问。

“不知道。”

“没再问问别人？”

“没人知道，”男人说，“谁也不知道。就像写小说。”

“像写小说？”

“上帝把一个东西藏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儿找。”

“找什么？”

“问得真妙。问题就是，不知道上帝把什么给藏起来了。谁也不知道。”

或者是一位号手。果真是一位号手的话，肯定是位年幼的号手，手艺极不精到，躲在哪一片灌木丛里不知疲倦地吹着，把清脆的劈裂声吹给空旷的冬天。

在冬天的末尾，鹿成群结队北上，千里迢迢日夜兼程。在北极圈附近，它们要涉过冰河赶往夏栖地。太阳的角度变了一下，它们感觉到了。冰河已经解冻，巨大的透明的冰块在蓝色的激流中漂浮旋转、翻滚、撞击，野性的呼喊震撼着冻土，沿着荒莽的地平线一直推广到远方的黑色的针叶林，在那儿激起回声。鹿群惊呆了。继而嘶鸣。听不见。全是浪声，浮冰的碰撞声和爆裂声。

十四岁的女孩子，心怦怦跳，为那些可爱的鹿担心。“不能等冰化完了吗？”她心里说。

不能等了。鹿群镇定下来，一头接一头跳入冰河，在河那边，有整整一个夏天的好梦。它们游泳的姿态健美而善良，又心焦又认命。巨浪和浮冰不怜悯任何一点点疏忽，连偶然的意外也不饶过。

过道的门响，妈妈回来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在这条河上，都有些美丽的尸体漂散在白冰碧浪之间。有些已经年老，有些正年轻，有些尚在童年。美丽的河上，自古以来就渴望这些美丽的灵魂……

妈妈回来了，再说也不想再看，她关上电视机。

“今天是礼拜日，想看就看吧。”妈妈在厨房里说。

女孩子已经走到街上。

她在街上整整逛了一个下午：吃了十二根冰棍；踢遍了路边所有的邮筒；替一个老太太买上了电影票，老太太挤不到人堆里去够不着售票窗口；买了一份报纸看，看完忘记丢在了哪儿；然后在马路牙子上走，至少走了有两站地才掉下来；最后来到一片空场上看别人驯鸟，那鸟叫蜡嘴雀，飞起来可以一连叼住主人抛上半空的三颗骨头球，她跟在人家屁股后头问人家那鸟要多少钱才卖，人家顾不上理她，因为她年纪太小。驯鸟的人走了，围观的人群也都散了，她还在空场上坐着不想回家。

这时候，那个老人向她走来。老人把鸟笼子挂在远处的几棵小树上，走来找他那块大树根，看见这小姑娘正坐在上面。

细雨无声，且无边际。男人一路走一路打听，问了多少人都说不知道太平桥在哪儿。“太平桥？不知道。”把他上下打量一番摇摇头走开。

灰色的天底下几条灰色的小街。他站在街口，还没拿定主意怎么走，已经听见路面上响起一个人孤独的脚步声，才知道是自己的。细雨无声，无边无际。

河水流过城市的时候变得污浊，解冻的一刻尤为丑陋。但春天的太阳在哪儿都是一样，暖和而又缥缈。

“你那些梦，怎么样，想起一点儿来没有？”

“没有。一点儿也想不起来。记性坏透了。我甚至有这样的时候，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一个人，东打听西打听，等到了地方却一点儿也想不起为什么要来了，只好又回去。”

女人吃惊地看着他，然后又看着那条河。

“写起小说来也常这样。兴致勃勃地写，兴致勃勃兴致勃勃，忽然间，假如意识真像一条河流的话，这时候准是遇到一片沙漠，全被吸干了，既想不起为什么兴致勃勃，也想不起为什么不兴致勃勃。想一个下午也想不起来。”

“可还写。”女人说，带着同情。

“可还写。”男人说得漠然，“像是上了贼船。”

正在消融的冰雪像一团团陈年的棉絮，在河上缓缓浮游。清新而凛冽的空气中，或者是太阳里，一缕风琴声重复着一首儿童的歌。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男人正要说什么，被女人打断了。“唉——都这样，”女人说。

“什么都这样？”他问。

“都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还干。”

“好像是，为了，晚上，”他一步一步推想着说，“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得能觉得，觉得自己还是干了点儿什么的。就是这么回事。”

“干了点儿什么呢？”

男人点上一支烟。风琴声无比宁静。这附近应当有一所小学校。应当有一个梳辫子的年轻女教师，在练琴。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男人要说什么又被女人打断了。“那天我们抢救一个病人，”女人说，“在抢救之前我们就知道，即使救活了他也肯定是个白痴了，甚至又傻又瘫。”

“活了？”

“活了。”

“怎么样？”

“跟我们抢救之前知道的一样。”

“混蛋你们。”

“可在医学上，这是个出色的抢救。”

“说不定正有人把他写成论文呢吧？”他说。

“这样将来的抢救才可能更好，不傻也不瘫。”

男人抽着烟不说话。

女人说：“你不能不说，这是个站得住的理由。”

她又说：“只要你不再往下想。只要你不再想那个被救活了的人。只要你不想，一个人，即便不瘫不傻又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对我们上次说的事感兴趣？”男人终于说，说得很快很突然。

“什么？哦，当然。”

“我想你没准儿已经觉得没劲了吧？”

“没有。”

“可是看样子你兴趣不大似的。”

“没有没有，我还怕你觉得没劲了呢。”

“你还觉得那样很棒吗？”

“没有。哦，不不，很棒，还觉得很棒，我是说我没有兴趣不大似的。”

“你好像在想别的。”

“噢，我在听这琴呢。”她说，声音很轻，伸起一个指头指一下，阳光里的琴声仿佛都集中到她这个指头上。

无缘无故地相信那是一个梳辫子的年轻女教师，在练琴。礼拜日，孩子们都回家了，她独自走进教室，在这之前她梳洗过了，现在坐在琴前，按动琴键，满室阳光，一排排小桌椅如同所有的男孩子和女孩子……

“其实不对，我知道了！”她霍地转过身来看着他，“不是得能够觉得自己还是干了点儿什么的，不是，不是这么回事。”

“嗯？说呀！”

她又想了一下。“是得能够觉得，自己是还干了点儿什么的人。差一个字懂吗？”

半晌，男人张着嘴，让烟自己一点点冒出来。两个人一块儿看着那烟一点点冒出来，飘散。然后男人说：“懂。只差一个字，可意思差得多了。”

“是吧？”女人说，像是解开了一道题那样有点儿轻松。

“这样就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男人说。

“这样早晨起来一出门你就能结出一层硬壳把你罩住，防着有人看不起你。”男人说。

“如果你觉得有人看不起你……”“如果有人看不起你，你就想一下，我是还干了点儿什么的人。”“对对，就这么回事。”“如果再有人看不起你，你就再想一下，他还不知道我他妈的是作家呢，或者是他妈的别的什么呢。”“就是就是，就是这么回事。”“你就瞧机会让他知道知道。”女人连连点头，笑着。“可是他妈的人家先让你知道了，人家是干了两点儿什么的人。”女人笑得厉害。“得，你就下决心跟傻瓜似的没日没夜地干吧，干两点儿干一百点儿让他妈的谁也别瞧不起咱们。”“最后连自己是什么全忘了。”“不不，没忘，是干了一百点儿什么的人。”“一百点儿什么呀？”“对了，就是这个，他妈的老闹不清楚。”

“唉——硬壳。”

“盔甲。”

“我是用假面具这个词儿。”

“嗯！这词儿好。假面具。这词儿好。”

“因为你还得能随时换一套。”

“嗯！有时你得装得像是满腹经纶不动声色，有时候，又得装得豁达大度虚怀若谷。”

“或者是信心百倍毫不含糊。”“或者是稳重，他妈的我得深沉点儿显得有分量。”“还有乐观，虽然一会儿你没准儿想自杀。”“还有幽默，不过幽默是没法儿装的，一装就像傻瓜。”“还有坚强，还有和蔼。”“假面具，这词儿真他妈用得棒！”“装得浑身酸疼，晚上往被窝里一钻盼着天别亮。”“你还得装得就像根本没装。”“装得像是根本不会装。”“装得像是最讨厌装的人。”

“那……咱们俩呢？”

“咱们俩要是不装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真他妈对。”

琴声。一阵快板之后又是慢板，缓缓如伴流云。河里，云在走，水也在走。有几个孩子，来到教室外面的窗根下，心想这是什么歌呢？他们一个驮一个，轮流扒着窗户往教室里看。女教师闭上眼睛弹，沉醉在自己的琴声里。孩子们想，明天就要学这支歌了，明天……

“好多年以前，晓堃就说，得找一个把所有假面具全都摘下来的地方。”

“那时天奇也是这么说。”

“全摘下来，休息休息，得有一个能彻底休息休息的地方，那时她说。”

“那时天奇也是这么想的。在那儿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用不着防备。”

“用不着维护尊严。”

“主要是用不着维护。”

“维护可太累了。”

“因为在那儿压根儿没有丢人这么个概念。”

“嚄，那可太棒了。不过可不是在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岛上。”

“当然不是。嫦娥其实是被罚到广寒宫去的。”

“可是据说，他人即是自己的地狱。”

“可你别忘了，在哪儿碰到地狱，在哪儿才可能找回天堂。”

“广寒，唉——这名字。”

“‘阿波罗’带去了人的标志，金子铸成的一个标志，上面是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

“那时晓堃说，连男女之间那种赤裸的相见都是为了这个，为了彻底的自由，彻底的理解。”

“至少，你觉得男女之间那种事很美，主要是因为这个。”

女教师弹琴，一直弹到月亮升起来。几个孩子趴在月光里，听得入迷。树影轻摇，弄不清这琴声来自哪里。

女人说：“，我又记起一点儿我的梦来了。”

男人在夜色里看着她。

“我走出森林，”她说，“走下山，走下山然后走出森林……”

第二天，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学那支歌。女教师弹着琴唱一句，孩子们跟着琴声唱一句。唱的是五月，到河边去，看紫罗兰开放。来吧，亲爱的五月，给树林穿上绿衣，让我们在小河旁，看紫罗兰开放。我们是多么愿意，重见到紫罗兰……

十四岁的女孩子和那个养鸟的老人认识了。一老一少坐在那块大树根上，谈得挺投机。她问老人，他的鸟叫什么名字。老人说，是画眉。

“您有蜡嘴雀吗？”

“没有。你有？”

“我也没有。我看见有一个人有，蜡嘴雀飞起来，那个人就把三个骨头球儿扔上天去，蜡嘴雀就这么在半空里嗒嗒嗒把三个骨头球儿全叼住，飞回来吐在那个人手上。您干吗不养蜡嘴雀呀？”

“我喜欢画眉。”老人说。觉得这孩子眼熟。

“我问那个人那只蜡嘴雀要多少钱才卖，那个人没听见。”

“人家不会卖。”

“再说我也买不起呀。我就是问问。蜡嘴雀可真不错。再说我也没钱。”

“你要是想买本正经书什么的，你妈大概多少钱都给。”

“唉！您怎么知道的？”女孩子惊奇地看着老人。老人笑笑，觉得她这神气可真熟悉。

“我妈是个老朽。”她开始用脚后跟磕那树根。

“我呢？”老人说。

“我看您还行。我妈是个老朽，连我给同学写封信都不行。”

“给男同学写还是给女同学写呀？”

“男同学，怎么了？！我们光是谈学习上的事。您不信？”

“我干吗不信呀？我信。”

礼拜日，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不知道女儿上哪儿去了。她打扫了一下女儿的房间，又找到女儿的书包看了看女儿的功课。夏天来临了，一只小蜘蛛在纱窗上飞快地爬。她弹了一下纱窗，小蜘蛛立刻拉起一条长丝滑下去，不见了。然后飞来一只蝴蝶。

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蝴蝶。在山里，在山脚下开满野花的坡地上，在沼泽，在河的源头，在遥远的不为人知的地方，也有蝴蝶。也有小蜘蛛。

两头幼狼蹲在草丛里，热切地观察着这个世界，有一种使命感。

男人还在四处打听太平桥，差不多从城东走到了城西，从早晨走到了中午。

“这没什么，依我看这没什么。”老人对女孩子说。她从那块树根上跳下来，一会儿又坐上去。

“我十岁时就喜欢上一个十岁的小姑娘，”老人说，“现在我还记得怎么玩‘跳房子’呢。”

“我们可光是谈学习上的事。”女孩子说。

“把一块石片扔进‘房子’，双腿叉，单腿跳，把石片踢进所有的‘房间’不能压线。对不对？”

“我可不是光玩。您爱看小说吗？”

“年轻的时候爱。”

“作家可真了不起，一会儿让你整天都高兴，一会儿让你整天都……唉，说不出来的那么一股滋味儿。”

“我们那时候都十岁——我，和那个小姑娘。倒不是因为‘跳房子’，是因为她会唱一支歌。”

“什么歌？您唱一个，我看我会不会。”

“头一句是，”老人咳嗽一下，想了想，“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歌唱，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老人唱得很轻，嗓子稍稍沙哑。

“下面呢？”

老人想了一会儿，说：“你得让我好好想想，好些年不唱了。”老人又想了一会儿，说：“这么着吧，回头我好好想想，想起来告诉你。”

“这歌挺好听。”她说。

“噫——得你们这样的唱才好听呢。”老人看着她，终于明白她像谁了。“那大概是在过一个什么节的晚会上，舞台的灯光是浅蓝的，她这么一唱，那些小男孩都不嚷嚷也不闹了。”

女孩子得意地“嘿嘿”笑，看着老人。

“在那以前我几乎没注意过她。她是不久前才从外地转学到我们这儿的。”

“那些小男孩，也包括您吧？”

“那时候我们都才十岁。晚会完了大伙都往家走，满天星星满地月光。小女孩们把她拥在中间，轻声密语的一团走在前头。小男孩们不远不近地落在后头，把脚步声跺出点儿来，然后笑一阵，然后再跺出点儿来，点儿一乱又笑一阵。”

女孩子又从那块大树根上跳下来，站在老人对面，目光跟着老人的手势动，想象着，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她的时候所发生的事。

“有个叫虎子的说，她是从南方转来的。小不点儿说，哟哟哟，你又知道。有个叫小不点儿的。虎子说，废话，是不是？小不点儿说，废话南方地儿大了。小男孩们在后头走成乱七八糟的一团，小女孩都穿着裙子文文静静地在前头走。那时候的路灯没现在的亮，那时候的街道可比现在的安静。快走到河边了，有个叫和尚的说，她家就住在桥东一拐弯儿。虎子说五号。小不点儿说哟哟哟，你又知道了。虎子说，那你说几号？小不点儿说，反正不是五号，再说也不是桥东。和尚说，是桥东，不信打什么赌的？小不点儿说，打什么赌你说。他让和尚说。和尚说打赌你准输，她家就在桥东一拐弯那个油盐店旁边。小不点儿又说，哟哟哟——五号哇？和尚说五号是虎子说的，是不是虎子？他问虎子。虎子说，反正是在桥东。小女孩有几次回过头来看，以为我们这边又要打架了呢。”

女孩子笑着：“打架了吗，你们？”

“没有。”老人说。他在想，那支歌再往下是怎么唱的呢？他在心里把前面的又唱了一遍，可再往下还是记不起来。

“我喜欢虎子。”女孩子说。

“是吗？”

“我不喜欢小不点儿。”

老人看着她，觉得她们长得太像了，说不定世界是在反反复复做着同一件事。

“不过……”女孩子想了想，“没准儿我也能喜欢小不点儿。我也不知道。”然后她问老人：“她们家是住在桥东吗？”

“是。”

“是桥东一拐弯儿的油盐店旁边吗？”

“是。哎哟，时候可不早了。”

“是五号吗？”

“记不清了。我得回去了，家里还有几只鸟呢。”太阳还没有落尽，月亮已经出来了。

“明天您还来吗？”

“我没有别的地方去。我是个老朽了。”

“不过我看您还行。”

男人和女人频繁相见的时候，远方的鹿群早已来到夏栖地。它们贪婪地吃着青草和嫩枝，一心一意准备着强壮的体魄，夜里也在咀嚼。与此同时，可爱的幼狼也在盼望着长大，不断嗅着暖风里飘来的诱人的气息。

对一个人来说，这个星球还是太大了。在这个椭圆的球面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数不尽的似乎是绝不相同的事情。虽然对宇宙来说这个星球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个季节，城市时而在烈日里喧嚣，时而在暴雨里淹没。

暴雨倾泻的时候两个人站在城郊的山岗上，站在两顶雨伞下，周围只有雨没有别的。只有雨声，只有被雨激起的泥土味草木味，没有别的。只有两个人站在雨里，其他什么都没有。

“你觉得那样可能吗？你觉得两个人无话不说，这可能吗？”

“我觉得那样确实挺好的。”

“我没说不好。可你觉得这可能吗？”

“你觉得不可能？”

“大点儿声，你说什么？！”雨声很大。

“我说！你觉得不可能吗？！”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照理说应该是可能的。”

“照理说怎么啦？！”雨声很大，雷声也很响。

“照理说！我想应该是可能的！”

“照理说。是呀，照理——说。”

“不对吗？”

“我不是说不对。对。可实际上呢？”

“我说的就是实际上。实际上能吗，你觉得？”

“我觉得我能，我不知道你。”紧密的雨点打在伞上像是敲鼓，很响。“我说我觉得我能！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觉得能不能！”

“我没问题，我一直希望人和人能这样。”

“我也是。”风声，或者是漫山遍野草木的欢呼声。“我也是！一直觉得那样非常难得！”

“光说好听的高尚的光明的，那很容易。”

“那还叫什么无话不谈呀？那没劲。”

“那样的话到哪儿说去都行。”

“大声点儿！我没听见！”

“我说！要说那种话到哪儿去说都行！”

雨声，雷声，山下的水声，大极了。

“就是，到哪儿去说不行啊？何必非……”

“人这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候倒像个囚犯。”

“什么？！”

“我说人活一辈子！倒是像个囚犯的时候多，不能乱说乱动。”

“就是。我说你说得对！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就像个囚犯，这个世界处处得小心！”

“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像囚犯。”

“又都像看守。”

“嗬，说得太对了。不过看守更是囚犯，看守更得随时小心着，更没有自由。”

“！我还没想到这一层。”

“是不是？”

“是。所以好多年以前晓堃说，人干吗非要爱情不可？就是为了找一块自由之地。”

“那时候，天奇也这么说。”

“在那儿谁也不是囚犯，谁也不是看守。”

“彻底自由，互相又彻底理解。”

“不对不对，是因为互相彻底理解，才彻底自由。”

“是是，天奇也是这个意思。”

“唉，为什么不能那样呢？”

“为什么不能？龟孙王八蛋的，我说能！”

“嘿，我能不能也骂一句人？”

“你说什么？！”

“我说！我也想像你那样痛痛快快骂一句！”

“什么你说？！”

“咳呀——”

雨又紧起来。雨大一阵小一阵，两个人等这一阵过去。

“说吧。你刚才要说什么？”

“没什么。”

“不对！你想说就应该说！”

“我说，我也想骂一句人，行吗？”

“当然可以。”

“有时候真想也像你们男人那样使劲骂一句。”

“骂吧，我听着。这太棒了，冲着全世界骂。”

女人笑着。

“骂呀！”

“可骂啦？非常非常难听的？”

“非常非常响亮的。我洗耳恭听。”

“真的？”

“真的。骂呀！”

暴风雨里响彻了女人的笑声。“这就行了，这已经就行了！”笑声又纯正又疯狂。

这时候女儿坐在教室里。教师的课讲完了，离下课时间还有几分钟，老师出一道智力题给全班的学生。“世界上有几种人？要求十秒钟回答。”学生们抢着回答。有说三种的：黄、白、黑。有说五种的：白、黄、棕、红、黑。老师笑笑：“两种，同学们，两种——男人和女人。下课！”

雨小了，渐渐看清了城市，不久雨停了。

“你的女儿还是那样觉得什么都没意思？”

“还是那样。唉，还是那样。”

两个人穿大街过小巷。一路上有人跟他打招呼，也有人跟她打招呼。一会儿是她不得不停下来跟人应酬几句，男人在一旁等着。一会儿又轮到他必须跟几个人点头微笑，女人站得远远的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在一处安静一点儿的冷饮店里坐下，两个人都有一种重返尘世的感觉。屋子里很凉快，有隐隐约约的钢琴声，旋律很简单。窗外是轰轰烈烈的太阳，是河水一样翻涌的人流，无数鲜艳夺目的阳伞在上面漂浮，像碰碰车那样碰来碰去似乎没有目标。

“不是出了什么事吧？”女人问。

“没有。”男人说，“这是礼拜日。”

饮料的泡沫响起一片沙沙声。

在有地毯的屋子里，人们的谈话声都显得温文尔雅，动作都小心翼翼，表情都不过分。只有一个小孩出声地嘬着一块雪糕，吃得醉心，掩饰不住自己的愉快。母亲在告诫他。他不断扭转身子，盯着所有桌上的所有的好吃的东西，奇怪别人为什么都不喜欢吃，一边把自己的雪糕吃得满身满脸都是。母亲强压着怒火，在轻声告诫他。

“我想，我们说过的那些话，你最好别对别人说。”女人对男人说。

“当然。我不会对别人说的。”

“不是最好，是绝对，绝对别对别人说。”

“放心，我懂。”男人说。

“你懂什么？”

这时服务员把点心端来了。两个人看着服务员把点心一碟一碟放在桌子上，又沉默了一会儿，估摸服务员已经走远。

“你懂什么？”

“别人也许不会理解。我们说的那些话恐怕很少有人能理解。”

“不理解就会把这想得很坏。”

“其实是很高级的事，要是能理解的话。”

“不过你别跟别人说。”

“这我知道，这你放心。”

“对谁也别说。”

“当然。我还能对谁说呀？”

“就连你认为能够理解这事的人，你也别说。”

“你放心好了，没问题。”

“我跟你说那些话是因为我对你特别信任。”

“那你就信任我吧，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假设我要对谁说，我也会事先征得你的同意的。”

“不，对谁也别说。”

“我是说假设，假设我要对谁说我也会……”

“别假设，连假设也别假设。就是对谁也别说就够了。”

“那好吧。”

那个小孩的雪糕吃完了，磨着母亲再去买一块。母亲低声斥责他：“看下回还带你来吗？下回哪儿也不带你来了。”小孩只想再吃一块雪糕，完全顾不上下一回的事。母亲又去买了一块回来。小孩继续吃得津津有味。“下回还带我来。”“不带。”“带！”“你这么不听话。”“带！”“好好好，那你听话。”小孩赶忙坐得端正些，像大人那样长出一口气由衷地看着母亲，不再把雪糕嘬得那么响。

“也许真的是不可能。”

“我绝不对任何人说就是了。”

“也许只有两个完全不相识的人，才能想什么就说什么。”

“完全不相识？”

“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是谁，说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认识的人你都不认识，你认识的人我也都不认识。说完了，各走各的路。”

“你还是不相信我，这我可没办法。”

“我不是这意思。我愿意相信你。”

“你呢？你会把这些事跟别人说吗？”

“我？我当然不会。我怎么会？”

“那好，你就像相信自己那样相信我吧。”

街上，沥青马路被晒软了，留下车辙和脚印。一把钥匙嵌进路面，不知是谁丢的。

母亲不在家，女儿也不在家。过厅里的吊兰垂下柔韧的枝条几乎抚到地面，开着白色的小花。傍晚的阳光在窗帘上布满橘红，窗帘微微飘动。厨房或是厕所里，传出有节奏的滴水声。不久，那座落地钟简单地敲了一下，分针叠在6上。

老人继续给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故事。

“她家确实就在桥东，油盐店旁边，两扇脱了漆皮的小门。门常开着，门道里总停着一辆婴儿车。我家住在桥西。打那以后，我挺愿意帮家里去打酱油。沿河边走一阵子，过了石桥，到那个油盐店去就得经过那座小门。有时候能瞅见她在门道里哄着弟弟玩。打完酱油我就把装满油瓶的草篮子搁在她家的台阶上歇歇。她瞅见我说：‘你又买酱油呀？’她在门道里踢毽儿，一把薅住踢在半空的毽儿走过来瞅瞅，说：‘买这么多呀？’我说我们家人也不知怎么回事，特别能吃酱油。”

女孩子被逗得笑：“真是吗？”

“为了证明这个，我打开一瓶喝了一口。‘不咸哪？’她说，皱眉咧嘴地看着我。那模样儿我现在记得清清楚楚的。我就又喝了一大口，说，你要吗？你要就拿一瓶，我们家有的是呢。她说不要，就又开始踢毽。我说我还能一口吃一整瓣儿大蒜呢。这会儿有人喊她，她就跑进院里去了。我坐在台阶上等了一阵子不见她出来，提起草篮子磨磨蹭蹭往回家走。”

“一口吃一瓣大蒜一点儿也不难，我也行。”

“你吃过？”

“吃过。我们班男生说我们不行，我就当场给他们吃了一瓣。其实一点儿都不难，只要忍着点儿，一会儿就不辣了。”

老人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说：“这她跟你可不一样。”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小门里总停着一辆婴儿车，站在桥头也能看见。我绕到石桥底下，杂草老高可是不算密。我用石笔在桥墩上写下她的名字，写得工工整整，还画了一个自以为画得挺好看的小姑娘。头发可是费了工夫，画了半天还是画不好。头发应该是黑的，画成白的怎么也好看不了，我就东找西找捡了一块煤来。”

“煤呀？”女孩子格格地笑。

“怎么啦？”

“用煤画头发呀？”她还是笑个不停。

“有一天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小不点儿。那天我们俩在城墙上逮蚂蚱。城墙下不远就是那条河。开来一辆娶媳妇的花汽车，在城墙下的一个小院前停下了。五彩的绸子扎成彩球铺满车顶再悬挂下来。我们跑下城墙去看，怎么也弄不清哪个是新娘子。”

女孩子说：“要是我，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看了一会儿我们又去逮蚂蚱。我问小不点儿，你长大了结婚吗，小不点儿说不，我也说不。我又问小不点儿，你长大了不结婚？小不点儿说不，我说我也不。逮了一阵子蚂蚱我又跟小不点儿说，你坐过花汽车吗？他说没有。我说结了婚就能坐，那你结婚吗？他说你呢？我说你呢？他说你先说，我说你先说。他说：‘我就是没坐过花汽车。’我说：‘反正我也结婚。’我就带他去桥底下，把那个秘密指给他看。小不点儿说：‘你要跟她结婚哪？’我说：‘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说行，还说她长得是挺好看的。我说，她长得比谁都好看。然后我们俩就在桥底下玩，一到夏天那儿特别凉快。我们用树枝划水，像划船那样，划了老半天，又给蚂蚱喂鸡爪子草狗尾巴草。喂各种草，还喂河水，把结婚的事全忘了。那时候我们才十岁，知道什么叫结婚呀？”

“后来呢？”女孩子问，严肃起来。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事，快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吵了一架，小不点儿就跑到堤岸上去，说要把这件事告诉虎子去，告诉和尚，告诉所有的人去。‘哟哟哟——你没说呀？’‘哟哟哟哟——你再说你没说！’他就这么冲我又笑又喊特别得意。我只有一句话说，我说：‘你还说你要坐花汽车呢！’他说：‘我也没说我要结婚哪！’我说：‘那你干吗要坐花汽车？’他说：‘哟哟哟——桥墩上的美妞儿谁画的？’说完他就跑了。我站在桥底下可真吓蒙了，一个人在桥下待到天快黑了。”女孩子同情地看着老人。

“一个人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老人说。

“他告诉别人了吗？”女孩子小声问。

“我想起应该把桥墩上的字和画擦了，一个人总会有一天忽然长大的。”

“这不对！”女孩子说，“您不用怕他们。”

“用野草蘸了河水擦，擦成白糊糊的一片。然后沿着河岸回家，手里的蚂蚱全丢了。像所有的傍晚一样，太阳下去了，一路上河水味儿、野草味儿、爆米花和煤烟味儿，慢慢儿地闻见了母亲炒菜的香味儿。那时候我妈还活着，比我这会儿还年轻得多呢。一个人早晚会知道，世界上没有比母亲炒菜的香味更香的味儿了。”

“那个臭小不点儿，他去告诉别人了吗？”

老人没听见，笑眯眯地想着往事。

“他要敢告诉别人，要是我我就让他也活不好！”

老人心里一惊，想到了一件没想到的事。

“他告诉了没有，那个臭小不点儿？”

“没有，他没有。”

“真没有？”

“一个人最终懂得原谅别人才行。”老人说。

“真没有还是假没有？”

老人想了一会儿说：“真没有。对，是没有。不过你得学会宽容。你自己也不见得全好。”

女孩子余怒未消。

老人笑笑：“可惜那支歌往下怎么唱我还是没想起来，你容我慢慢儿想行吗？”

女孩子点点头，一心只遗憾自己不会唱那支歌。

在一片楼群中间的草地上，男人躺在那儿，用那本地图盖上眼睛，听蜂飞蝉鸣。向日葵展开一圈耀眼的花瓣，追踪太阳。

不久，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棍走到他身旁，不出声地惊愕地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把拐棍在地上使劲戳响。男人一骨碌坐起来。

“我当你是病到这儿了。”老太太说。

“我走得有点儿累了，躺在这儿歇歇。”

老太太依然心有余悸地盯着他：“不要紧的？”

“不要紧不要紧。”他说，伸伸懒腰打了个冷战，站起来跺跺脚。“您知道太平桥在哪儿吗？”

老太太或者有九十岁，或者更多，眼睛是灰白的。“太平桥？”灰色的眼珠转动一下，“怎么还有人问这个地方？”

“您说还有人？”

“多少年没人问啦。”她的脸不住地晃，上唇裹一裹下唇，仰脸看看四周的高楼。“这地方儿原本就叫太平桥来着。”

“地图上写的可不是。”

“地图？”老太太极轻蔑地瞥一眼他手里的地图，说：“早多少年就不这么叫啦。你找谁？叫得上太平桥来的人我全认得。”

“一个女的，三十多岁。”

“三十多？三十多岁的人谁还知道太平桥？”老太太在心里哼了一声。

“她说她常到那座桥上去站一会儿的。”

“什么您说？”老太太嗬儿喽带喘地笑起来，“我都没见过太平桥，早拆啦，我奶奶的奶奶怕都没见着过。”

“会不会现在还有个太平桥，不在这儿？”

“那我可不敢说。我就知道有一个太平桥。”老太太一路笑着走远了。

海潮淹没了太阳，接着又呼唤月亮。

“晓堃说这不可能。晓堃说，好多年以前她和天奇也是这么打算的，他们结婚的时候都以为是找到了这样的地方。”

“是，这我都知道。”男人说。

“后来证明不是。后来证明这不可能。”

“他们不能，不证明这不可能。”

月光很亮。月亮里那些稍暗的部分，据说是“海”，是一片荒原。“阿波罗”带上去的那座人类的标志就在那荒原上。

“也许我们也是被什么更高的智慧送到地球上来的，为了一件我们不可能理解的事。”

“这很可能。很可能我们也是一种标志。上帝把他的动机藏起来了。”

“你最近又写了吗？”女人问。

“小说？没有。我不知道上帝是什么动机。”

“不管是什么动机，我们来了。人，来了。晓堃说，来了之后发现太孤单……！你等一下，我的梦又想起一点儿来了。我出了森林，在一条路上，走，一个人，看见很多房子很多非常漂亮的房子……对，我想起来了。我走进那些房子，房子里没人，所有的房子里都摆设得非常华丽，床啊桌椅啊灯呀地毯呀都布置得非常舒适，可是没有人。”

“然后呢？”

“我看遍了所有的房子，都没人。”

“然后呢？”

“我直发慌，使劲喊，还是没有人。没有人。”

“然后呢？”

“记不清了。”女人叹口气，看着月亮。

月亮挑逗着海，海便不得安静，焦灼地涌荡。这是潮汐，是月亮和海的摩擦。在月亮和海之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这力量开始于何时是一个问题；这力量将结束于双方的安息之日，是没问题的。

“我有点儿明白我的梦了，就因为一个人太孤单了所以到处找人。晓堃说得真对，最后找到了爱情那儿。”

“天奇也没有说错。天奇也是这么说的，也是真心这么去做的。”

“可是能够互相彻底理解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都戴了假面具。在父母那儿是一种，在朋友那儿又换上一种，在男人那儿一种，在女人那儿又是一种，大家都把自己包裹上一层东西再见人。”“这我们已经说过了。”“最后就只剩了一个指望，爱情，一个彻底自由的地方，什么都可以说，什么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做。”“这太难得了。”“可这不可能。”“他们没做到，并不证明不可能。”“你就像在海上，在无边无际的水呀浪呀里，漂呀颠呀摇呀想找到一个岛。把船拴起来，你躺在沙滩上也行，礁石上也行，不遮不掩地随心所欲地歇一会儿。连男女之间赤身裸体地在一起，连那种事都是一种象征，彻底的给予和彻底的接受，整个一个人整个一颗心，不需要任何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来掩饰，不需要，完全不需要。”“这太棒了，你知道吗？这太棒了。”“可以随意说点儿什么，不必用脑子，不必思前想后的怕哪一句说得有损自己的形象，又怕哪一句显得不够尊重对方。”“这不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晓堃说得对。”

“晓堃？”男人不以为然地笑笑，“晓堃还知道什么？”

“还知道天奇现在到哪儿去了？”女人说。

“嗯？”

“她知道他还在找，找那不可能找到的东西。”

“可怎么见得就找不到呢？”

“你刚才说那样的地方太难得了吧？好。你承认那样的地方太少太少了吧？好。我想你会同意，找到一个那样的地方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吧？甚至错过一个机会这一辈子就可能再也找不着了，是吧？那好。”

“又怎么样呢？”

“你好不容易找到的，你会轻易把她失去吗？”

“当然不。我凭什么要失去？”

“但是你可能失去。”

“我可以不失去，我可以尽我的努力不失去。”

“唉，可惜让晓堃说对了。你怎么努力？你一旦感到可能失去，一旦怕她失去，你就会想把握住她，你就开始要猜疑了，你就会对她的一句话想很多很多，拼命想弄清楚她为什么那么说，你想不清楚你就拼命让她解释清楚，可她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的，没动脑子，根本没动那么多脑子，连她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要那么说！”

“好不容易找到了，”男人说，“不愿意轻易失去。这总不算错吧？”

“问题就在这儿，问题就是这并不错。”

“互相解释一下，这不对吗？否则怎么彻底理解？”

“这也对，可糟就糟在这也对。一切都对，可到最后就是没完没了的猜疑和解释不完的解释，成了习惯，成了习性。成了条件反射。其他的倒都忘了。”

“这不是猜疑。”

“也可以不叫猜疑，可你总在想对方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意思会不会使我失去她。不叫猜疑也可以。可是最后你就不敢想说什么说什么了，因为有些想法你自己也无法解释，你还敢说吗？”

海潮涌起来又落下去涌起来又落下去，落下去又涌起来，对着月亮叹息。叹息声不知几万里远。月亮只好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

“老天，我不知道错在了哪儿。”男人说。

“不知道。”女人说。

“也许万恶之源就在猜疑。”

“你害怕失去她，这一点儿都不错。”

“也许应该相信根本不会失去？”

“凭什么呢？什么可以保证根本不会失去？”

“也许不想解释就别解释？”

“不是不想，是不能！是无法解释。”

“那就别解释。”

“可他想知道。不解释只会使猜疑加重。”

“他可以不问。”

“他可以嘴上不问。他眼睛里和心里不可能不问。另一方呢？随时感觉到他在问。”

“心里也别问。心里也不问，行吗？”

“咱们又说回来了。除非你不怕失去她，这办得到吗？你要是不怕失去她，你也就不会那么想要得到她了。”

夏日的长昼为荒原提供了充足的阳光，上千种植物纵横挥洒把天底下的地方全部变作绿色，上千种野花怒放。雪水融成的溪流在草下伸展开，四处闪光。鹿群自在徜徉，偶尔踏入溪中便似拨响了原野的琴弦，金属似的震颤声久久不息。

公鹿的犄角已经长成，剥落着柔软的表皮变得坚韧了。它们有一种预感：冥冥中有种神秘的东西将要降临；搅扰得它们又焦躁又兴奋。这东西是什么，还不知道。它们一有工夫就在带刺的矮树丛上磨砺自己的双角，也是听凭了冥冥中神秘的指使。母鹿们悄悄观察着公鹿的举动，安详地等待着某一天的到来。

半山腰上，懒洋洋的狼群在晒太阳，或卧或躺眯缝着绿幽幽的眼睛傲视一切，除了太阳的移动，其他都不放在心上。幼狼不见了，有的已半途夭折，活下来的都长大了，长得无比健壮，混同于它们的父母。唯皮毛的色泽显示着年轻的欲望，没有老狼身上的累累疤痕，偶尔爆发出来的低嗥也缺乏老狼眼睛里的沉稳。老狼转动着耳朵养精蓄锐，对周围发生的事了如指掌。

男人说，我并不是要占有一个人。

女人说，你要只是想得到一个人那倒好办了，可能有那样的人，一辈子都是你的。可你做梦也想要的是一块自由之地，这样你一旦害怕失去，她就已经失去了。

中午的太阳“轰炸”着城市。最热的时候，到处都是太阳的声音。人差不多都躲起来了。洒水车无精打采地开过去，敷衍着响几下铃铛。水就像是洒在烧热的炉壁上那样，变薄、缩小，说不定还有几个水珠嗞嗞地滚动几下然后消失。水泥路面上浮着一层抖动的蒸气，使一只过街的野猫变得弯弯曲曲。

野猫仓皇奔逃，窜进一幢大楼的阴影里卧下来喘息，回过头去望，不明白那些闪光的地方是不是一条路。

路边，树荫遮不到的地方有一条石凳。

“站会儿吧。”

“就站会儿吧。”

两个人站在梧桐树的影子里。

“如果稍微解释一下呢？”男人说。

“稍微？”女人看着他的影子。“怎么稍微？”

“主要是表明愿意解释，是否解释得清楚倒不重要，倒在其次。”

男人的影子像一个日晷。女人说：“那不知又会引出多少需要解释的东西来。”

“会吗？”

“解释不清的解释就又是一个新问题，新问题又需要解释，又解释不清，这就没完了。”

“我们干吗一上来就不相信，是可以解释得清的呢？”

“太阳解释得清吗？太阳？”

太阳自古以来就待在那儿，像现在一样坦坦然然不隐瞒什么。万物都与它有关。关于它，一定有一个清楚的解释默默地存在着——不妨这么相信。可是，自古以来，关于它，有多少回解释就有多少回尚待解释。

“那回，晓堃只是对天奇说她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她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她就说了这么一句。她确实只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天奇说什么了吗？他不是什么也没说就立刻到过厅里写他的东西去了吗？还要他怎么样呢？”

“关键就是这句‘还要他怎么样’。晓堃要他怎么样了吗？她完完全全就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没有其他意思。”

“可天奇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呀？”

“是什么也没说，可你看他那脸色吧！他把门使劲一关，砰！使劲那么一关，心里就是说的那句话——‘看你还要怎么样’。”

“不不不，这是晓堃的误会，天奇绝不会说看你晓堃还要怎么样，绝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他是说，意思是说晓堃你还要我天奇怎么样呢？”“这不一样吗？”“这不一样。”“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好吧。关于这件事他怎么跟你说的？”

“天奇说，他知道是因为什么。”

“什么因为什么？”

“他知道晓堃为什么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就因为上午天奇要写东西，那天是礼拜日，第二天他必须把那篇东西写完，交稿，他就对晓堃说，你带着女儿出去玩玩吧，或者上谁家去串个门吧。就因为这个，下午晓堃回来就不搭理天奇，就说她也想一个人待一会儿，让天奇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是不是这样？”

“根本不是。她就是随便那么一说，她那会儿心烦想一个人待一会儿。”“说漏了，心烦？心烦什么？”“咳哟！请问人可不可以有心烦的时候？”“当然可以，天奇也没说不可以。可天奇不知道她为什么心烦，问她她也不说，就让天奇出去。”“心烦什么？天奇一写东西其实就烦晓堃，不想让晓堃在他身边。这样的事好几次了，好几十次了，好几百次了！”

“写东西的时候怕人打扰，这我懂。”

“你是这样，可天奇不是。”

“是怕人打扰，对这点晓堃应该能理解。”

“对这点，开始晓堃非常能理解，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天奇认为他干的事晓堃一点儿都不懂，其实他根本就看不起晓堃。”“这不对。天奇总是跟我说，他心里要是没有爱情，他简直就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写诗写小说。”“心里的爱情！可这不一定是指晓堃。”“这你可错了。他总是说真正的爱情只有一次。”“也许是下一次，为什么不可能是下一次呢？也许他已经感到这一次不是真正的了。”

“那是晓堃要那么想。”

“晓堃不会无缘无故那么想的。譬如说，那心里的爱情要是指晓堃，天奇为什么还担心没有爱情？”

“他担心了吗？真是怪事，他什么时候担心了？”

“他说心里要是没有了爱情，干吗还要写诗写小说。这话他说了吧？这不是担心是什么？”“他说的是‘要是’，是说如果是说假设。”“假设！他根据什么做这样的假设？一切都是平平安安的，会想到要假设人类毁灭吗？”“他随便一说罢了。”“爱情可不是随便一说的，你这么随便一说，她心里会怎么想？”“那怎么说？一说爱情就得像写一本书那样字斟句酌再加上一二三四一大堆注释吗？”

“我没说要那样。可随便一说跟随便一说可以完全不一样。天奇要不是感到他心里的爱情已经不那么来劲儿了，他不会这么随便一说的。任何看来偶然的东西都有必然的原因。”

“你只听了晓堃一面之词。”

“对不起，你也是，你也只听了天奇一面之词。”

“天奇不是担心自己不爱晓堃了，而是担心晓堃不像过去那么爱他了。”

“这种担心完全没必要。这担心一点儿根据也没有。事实是只可能天奇腻了晓堃，不可能晓堃不爱天奇。”

“晓堃担心会这样？”

“当然。哦，你别钻空子，她这担心是有根据的，你别笑。天奇既然总是担心，晓堃当然就会担心。”

“天哪天哪……”

“这一点儿都不可笑！天奇既然总是担心晓堃不像过去那么爱他了，你让晓堃怎么办？晓堃不知道怎么办才能让他感到还是像过去那样，事实上还是跟过去一样。晓堃就会担心，怕哪句话说得不合适又加重他的担心。晓堃是担心这样时间长了，天奇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爱她了。”

“好了，咱们都别把自己的感情加进去，你就客观地说说晓堃的那一面之词吧。”

一座座高楼在烈日下昏睡。有家阳台上挂了一串小尿布，低垂着一动不动。有人在屋子里伸懒腰，书掉在地上，没有声音。

“有些话，只是我们女人之间才能说的。”

“我懂你的意思。”

“是只有我们女人才能感觉到的。”

“那不见得。譬如说那天晚上，天奇希望他们能好好地亲热亲热，可晓堃一晚上都不理他。”

“那是因为天奇一下午都不理晓堃。”

“天奇正是想这样来打消白天的误会。”

“希望，打消。出于这样的考虑那简直像一个谈判会了，一个交易会。”“好家伙，没想到晓堃会这么想。天奇可是真心的。”“每次都是吵了嘴，天奇就变得更亲热。”“这不对吗？”“你一想到对不对就已经不自然了，已经不敢为所欲为想说什么说什么了，生怕这个谈判会失败。小心翼翼小心翼翼，所有的动作都不对劲儿，都像隔着一层什么，都是技术性的没热情，每时每刻都有一种做戏感。”

男人不说话。

女人希望他能反驳她。

“天奇是在应付她。”女人说，仍然希望男人能反驳她。

男人看着楼顶上落着的一只鸽子。

“至少晓堃是这样，”女人说，“生怕哪儿做错了，总以为已经做错了，生怕他已经看出来她是在应付他。”她仍然给男人留着反驳的机会。

“天奇不知道他还能怎么办。”男人说。

“晓堃现在还盼着天奇回来呢，可是不知道他在哪儿。”

“他就像在梦游，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他回来又能怎么样呢？晓堃又怕他回来。”

“天奇要是知道这一切都错在了哪儿，他就会回来。”

“他要是能找到最初的那个梦就好了。”

“那就好了，就可以慢慢全都回忆起来了。”

荒原变成黄色，变黄的速度非常之快。公鹿猝不及想，一夜之间领悟了冥冥中神秘的安排。它们赞叹并且感恩于那神秘的旨意，在秋天的太阳里引吭高歌。公鹿的嗅觉忽地百倍敏锐，母鹿身上浓烈的气味赋予它们灵感，启发它们的想象力，弄得它们激情满怀。公鹿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情歌，意欲拜倒在母鹿脚下，抛弃以往的威严。纤巧的母鹿狡黠地躲避着公鹿的祈求，但只要发现公鹿稍有怠顿，母鹿们又及时地展示自己的魅力，引诱得公鹿欲罢不能。她们要把他们的欲火烧得更旺更猛些，上帝要求她们造就出坚忍不拔的英雄，造就真诚的情人，造就热情不衰的丈夫和强悍而智慧的父亲。鹿族的未来要求公鹿具备这些气概，要求母鹿在这黄金的季节里卖弄风情。

公鹿知道，它必须赶快找一片开阔地，必须在那儿迎候优秀的敌手，必须振作起雄风来赢得它的意中人。

牵牛花不知疲倦地吹着号角，前赴后继。

向日葵热烈的情怀甚至烤焦了自己的花瓣。

夜里，夜来香芬芳四溢，浓郁而且沉着。

日日夜夜。

母亲对女儿说：“你最近活得好吗？”

“还可以。”女儿回答。

“你觉得有意思点儿了吗？”

“我也不知道。”

“也许我不该反对你给那个男孩子写信。”母亲低着头说，在给女儿织一件毛衣。

“友谊是件非常好的事。”母亲又说。

“不过你还不到十五岁，”母亲说，“你们还都不懂爱情有多么严峻。”

“你们将来会懂。你们现在还只是友谊。”

母亲抬起头，发现女儿已经不在跟前。大门“咔嗒”响了一下。母亲走到过厅里侧耳细听，一串轻捷的脚步声下楼去了。

“当我幼年的时候……”女孩子唱道，然后问老人，“对吗？”

“对。”

“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歌唱……”

“对对，就这样儿。”

“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是隐约吗？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

“唉，你唱得可真像。”老人说，“还是你行。”

“下面的歌词还没想起来呀？”

“没有。”

女孩子又把前面的四句唱了一遍。

“人这一老可真麻烦。后头的词儿我怕是再也想不起来了。”

女孩子又唱了几遍，发觉自己原来能唱得这么好听，一时也感到惊讶。

“我想送给你一只鸟。”老人说。

“送给我？真的！我随便挑吗？”

“老天爷。你慢点儿，慢点儿。不是这些。这几只跟我熟了，给你你也养不活。”

“那给我哪只？”

“我家里有只鹦鹉新近孵了几只小鹦鹉，等再长大点儿，我给你带来。那些小家伙儿准保你更喜欢。”

“我们同学家就养着鹦鹉，哎呀——”女孩子像大人那样摇头咋舌，“真叫好看。什么时候给我带来？”

“别忙，等它们再长大点儿。”

“要不我自己去您家拿吧？”

“你也是个急脾气。”老人笑笑。

女孩子也笑了：“都是让我妈说的，我妈老说我是急脾气，我就真是个急脾气了。”

他们坐在那块大树根上，看着那些鸟。画眉在夏天的末尾叫得更加婉转，悦耳，变化万千不辞辛劳。暑气消散。行人的脚步显得悠闲。

“该你给我讲个故事了。”老人对女孩子说。

“我？讲个故事给您？干吗呀？”

“不干吗。我都给你讲了，我还给你鸟，你也该给我讲一个了吧？”

“那行。讲什么呢？”

“你看了那么多小说，你还不知道？”

“好吧。可我不知道您想听什么。”

“什么都行。你要想当作家，你就得会讲故事。”

“那好吧。嗯……”

“甭那么认真，随便讲一个就行。”

“行。嗯……《老人与海》行吗？”

“我就知道你憋坏主意呢，那你还不如讲个老人与鸟呢。”

“真是老人与海我不骗您！好吧，那就讲个别的吧，《老人与海》也太长了。行！我想起来了。”女孩子理理头发，坐得端正些，仿佛将要做一件极其严肃的事了。

“有个卖棺材卖花圈的商店。”女孩子讲道。

“好丧气，你怎么想起要讲这个？不不不，没关系，谁早晚不得死呢？”

“有一天晚上这店里来了个顾客，是个老头。”

“小伙子谁去那儿呀。讲吧讲吧，我爱听。”

“胖老板娘就问，‘您买点儿什么呀？’”

“没这么问的，你当是平常的商店哪？”

“要不您讲！”

“好好好。人儿不大脾气可不小。我听着。”

“老头说要买花圈。胖老板娘问他买几个。”

“买一个还不够还买几个？你可真会糊弄我。”

“真的，书上就这么写的！老头跟老板娘说，您帮我算算得买几个吧，一个母亲送给儿子的，一个儿子送给父亲的……”

老人不再打岔了，盯着他的鸟，听着。

“一个哥哥送给弟弟的，一个妹妹送给哥哥的，一个外甥送给舅舅的，一个姑姑送给侄子的，一个孙女送给爷爷的，一个表姐送给表弟的……哎呀我都说乱了，多少个了？”

“没记住，你说这么快。”老人觉得这故事倒真是新奇得很，出乎意料。

“人一共能有多少亲人吧，您说？”

“哎呀，那可就多了，没算过。”

“反正他就要买那么多花圈，一辆汽车也拉不完，缎带上的称谓都不一样。”

“怎么会所有的亲人一下都死了呢？这事可太惨了。”

“胖老板娘差点儿乐疯了。”

“胖老板娘都不是好东西。”

她一年也未必卖得出去这么多花圈，她店里所有的花圈加起来还不够呢。她就跟老头说，您把住址留下来吧，等我们做够了一块儿给您送去。老头说什么也不留住址，说他过几天自己来取。

“这为什么？”

“是呀，老板娘也有点儿疑心了。她先是以为一架飞机失事了，正好老头的亲人都坐在上面。老头走后老板娘越想越不对劲儿，怎么死的都是男人呀？爷爷、父亲、儿子、舅舅、侄子、哥哥、表弟……怎么全是男人呀？”

“这可倒是。”老人连连点头。

“他是不是要把他家所有的男人都杀了，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一个坏女人呢？”

“哎哟！”老人紧张地看着女孩子，头和身子都有些抖，“这么大岁数了，可别这么着。”

“后来老板娘就跟踪那个老头，终于弄清楚了其中的秘密。您猜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您猜。”

“我猜不着。不是像老板娘想的那样吧？”

“是，就是像老板娘想的那样——”

老人盯着女孩子，蒙了半晌。最后拍着腿说：“这是何苦呢，唉，这是干的什么呢！”

女孩子格格格地笑起来，笑得蹲在地上：“不是！我骗您呢！”她笑够了，就势坐在地上，继续讲：“那老头其实是什么亲人都没有。压根儿就是他一个人。他怕将来没人给他送花圈，那些花圈都是他给自个儿准备的。”

出乎女孩子意料，老人一点儿都没笑。

“您听明白了吗？爷爷、父亲、侄子、舅舅什么的都是他自个儿一个人。”

老人还是不说话，单是动了动鼻子。

又过了半天，老人咳嗽了一阵还是不说话，光是挪了挪腿。女孩子有点儿心慌。

“这小说叫什么名儿？”

“我也忘了，我看书从来不记名儿。”

“你说这事是真的吗？”

“反正书上是这么写的。没准儿瞎编的吧？”

画眉不住地啼啭。

一轮巨大无比的落日里，一个人在拉琴。

男人寻找太平桥经过这个人身旁，便向他打听。拉琴的人不回答，只顾埋头拉琴。

别人告诉这个男人：“你怎么问他呀？你仔细看看他。”

拉琴人的目光呆滞得像是已经死了，凡世的景物只不过在他的瞳孔里流过罢了。

“你再仔细听听他的琴声。”

琴声永远重复着那七个或八个音符，间隔长短亦为一律，凡世的音响不再惊动他。这是个傻子，很美很动人的一个白痴。

男人只好继续走自己的路。太平桥必定在某个地方。

“我找遍了所有的屋子，都没有人。我走过街道，穿过花园，走上长长的走廊、又高又陡的台阶，走到大墙的拐角、假山背后、草坪上和草坪上的树丛里，到处都不见人。然后……我可以如实说吗？”

“当然得如实说。”男人说，“那种释梦的方法唯一的要求就是实话实说。”

“然后我又走进一座大厅，这时候，我忽然看见一个人向我走来，一个女人。那我可就如实说啦？”

“是怎么就怎么说。”

“那女人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身体的每一部分都非常丰满非常成熟，你懂吗？非常匀称、健康，你懂吗？焕发着光彩、焕发着欲望，连我心里都一震。她从幽暗中向我走来，无声无息的一道白光，走得极其散漫极其舒展，极其不管不顾肆无忌惮，极其……”

“什么？”

“不。”女人想了一下才又说：“当我们走到一起的时候，我才发现那是一面镜子。你懂吗？”

“镜子。我懂。”

“好大好大的一面镜子。”

男人点一下头，抽着烟。

“把我吓坏了。吓得我赶紧跑开到处去找衣服，这时候我已经听见四处都有人声了。所有的屋子里都挂着衣服，可都是别人的衣服没有我的衣服，我想不起来把自己的衣服都脱在了哪儿，所有的衣服我穿着都不合身，挺费劲地套上一件又挺费劲地揪下来，这时候人声越来越嘈杂了。我顾不了那么多，东找一件西找一件好歹穿起来。总算松了一口气。可就在我这么一回头之间，发现原来在我穿衣服的屋子里早都坐满了人。幸好人们都在啜茶聊天，像是没注意到我。我慌忙往外溜，贴着墙往外溜，有人挡了我的路我也不敢出声，提心吊胆地等着，等人走开时瞅准机会溜了出去。咳呀，心想这下喘口气吧，找个地方歇会儿吧。忽然又听见笑声，所有的人都在笑，都看着我，原来他们不是没注意到我，而是一直都盯着我，看我做出多么可笑的表演。我那身衣服确实花花绿绿的不伦不类，像个马戏团里的丑角，我越是想把衣服抻抻平，整理得像点儿样子，笑声就越是一浪高过一浪。”

女人停一下，吁一口气，吁一口气也似潮水那样不平整。

男人靠眼神安慰她。

还有秋光，在安慰她。

她就又说下去。

“然后我走在城郊的路上。然后我走在野地里。然后我蹚过河，上了山坡。很高的山腰处是黑色的森林，我往那儿爬。我在一条土路上爬，一边是峭壁寸草不生，一边是悬崖，悬崖下云缭雾绕，峭壁随时要倒下来，悬崖随时要塌下去。前面出现一个隧道拱形的洞口，我爬进去，心想只要能再爬出来就是森林了，森林那边就是海。可这洞并不像我想的那样是隧道，而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洞，数不清的金属拱架支撑着圆形的穹顶。我只好又往回爬，可是回去的洞口也被封死了，拱架支撑不住洞顶，整个洞就像一口大锅扣下来把我扣在了里头。我看见那教堂一样的穹顶上有一个洞，我攀着拱架爬上去，挣扎着想挤出来，洞口很小，把身上的衣服又全都挤掉了，这才算出来了，又是那么赤身裸体地掉在地上。回头看那洞口，又有一个人挤出来，也把全身的衣服都挤掉了，挤得浑身鲜血淋淋，她长得很像我，但我知道那不是我。那幸亏不是我，那个人挤出洞口一下子掉下悬崖去了。”

“你的女儿最近情绪稳定点儿了吗？”

“不，那不是她！绝对不是，这我非常清楚。我爬到悬崖边往下看，深渊里竟是一片和平景象，炊烟袅袅，房舍错落，鸡犬声此起彼伏，车水马龙秩序井然。有个男人拿着麦克风在唱，歌声悠扬又凝重，姿态又放荡又真诚。我在悬崖边想寻一条路下到深渊里去，可是找不到，一看见一条路，悬崖就轰隆隆塌下去一大块，把路塌没了。”

“那个男人唱的什么？”

“很多。也听不太清。”

“可这很重要。对解释这个梦很重要。”

“好像有这么一句，我听不太清，可我感到总是有这么一句：今天你来了我不再忧伤，让我忘掉你曾漂泊远方。”

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鸟儿在天上飞得舒缓，落叶在脚下嬉戏。落叶就像玩累了的孩子，躺在床上还不死心，还要一直玩进梦乡去。（之后将没有什么再能打断孩子的好梦。）

山里的山楂红透了。山里五彩斑斓。

庭院中的柿子树硕果累累，使人想起春天的连翘，但比连翘黄得沉重。偶尔一两个柿子落地，砰然有声。

河水又深又宽阔，流得平稳。忽然一天，记不住是哪一天，蜻蜓都不见了，知了也不叫了。

男人说：“再没有比梦更诚实的事了。那大概免不了是深渊。”

“就算是吧。”女人说，“可在梦里我还是诚心诚意想要找一条路下去。”

“我想不必，既然你看出是深渊就不必。”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下去，我是想下去，只是希望那不是深渊。”

“这样就好办。我也是这个意思，咱们可以不让它成为深渊。”

他们看见一个老人推着婴儿车走在一棵大树下，树冠如一顶巨伞支开，漏下斑斑块块的秋阳。（车里的孩子将会记住那金黄的树叶和枝叶间的蓝天，等他长大了，他将到处去找那棵树却到处也找不到了。）

男人说：“依我看，天奇和晓堃的全部错误就在于他们一定要结婚。”

“？”

男人又说：“结婚这东西纯粹是一种人为的保证，天真的愚蠢的条约。”

“问题怕不在这儿。”女人想：可能没这么简单，就怕没这么简单。

“这东西压根儿就不该有。一有它，人就害怕失去它，一有它就说明人害怕失去它，结果反而失去它。所以不如干脆没有这个形式，这样就能打消怕失去的心理。对吗？”

“我不知道。你先往下说吧。”

“要是能彻底理解，要真是自由之地，就不需要这条约来维持，要是没有彻底理解根本不是自由之地，这条约就压根儿是狗屁。”

“这对。”

“要想不失去，先就别怕失去。”

“这行吗？”

“行不行也是它。你越怕失去你就越要失去。”

“这不错。”

推婴儿车的老人走过一棵小树，一片树叶落进车里，老人把它捡出来。（当孩子长大了，小树也长大了。当他千百次走过一棵大树的时候，他已经认不得这棵树，他已经忘了那个秋天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在梦里抚摩过他。）

“天奇和晓堃互相失去了，就因为他们曾经太怕失去了。”“他们现在又在互相寻找，是吗？”“这样他们失去的只是那种怕失去的心理。”“天奇也在盼望回到晓堃身边来，是吗？”

“你有一万块钱你就怕丢，你丢了你就难过得要死，你没丢你也紧张得要命。”

“你真的不知道天奇现在在哪儿？”

“你不如相信那一万块钱根本就不是你的。你本来就没有。结果你有了，你就喜出望外了。一样的事。”

“真对，真对。”

“咱们反正是什么都没有了，来到这世上一无所有。咱们不怕失去，失去顶多还是像刚来到世上时那样。”“咱们本来已经失望了，结果咱们又找到了希望，是吗？”“正是，正是这样。”“，太棒了。”

他们看见那老人走在河边，河水里映出老人和那婴儿车的影子。老人走得那么缓慢，车里的孩子大概在这温馨的秋风里睡着了。（梦里他听见潺潺的流水声，多少年以后他在所有的河上找那声音，却再也找不到。）

“行了，我想咱们可以开始了，咱们可以毫无顾忌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梦。”“这不妨就是你那梦的继续，你的船终于找到了那个岛。”“那个港湾吗？那片沙滩？”“你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歇歇了，不管是躺在沙滩上还是趴在礁石上。”“我怕这是梦。”“你别怕这是梦，这就不是梦了。”“我可以相信这不是梦吗？”“或者不如像你说的那样，就当咱们是陌生人，那就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了，说完了各走各的路。”“可以想什么就说什么吗？”“完全可以。”“唔，我要的只是这个。”

那个老人推着婴儿车走过树林，走过他们身旁。车里并没有孩子，而是五六只鸟笼。笼子上罩着粗针大线缝成的笼套，画眉都不叫。

溪流和钢琴。山谷和圆号，无边的原野和小号。落叶与长笛。月光与提琴。太阳和铜钹和定音鼓。公鹿的角斗声像众神纵情的舞步，时而稍停时而爆发，开天辟地。

狼群屏息谛听。那角斗声远远传来，也令年轻的狼胆战心惊。它们不禁信服了老狼的忠告。老狼偶尔看一眼太阳，教会年轻的狼识别山和溪流的色彩，识别原野的风：这是鹿的节日，在这日子里，鹿拥有着天地万物乃至整个宇宙。

开阔的角斗场四周，母鹿们显得不安，也不时遥望太阳，白昼越来越短了。公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大地再偏斜一点儿的话北极的寒风就将到来，那时一切就都来不及了；它们必须尽快战胜对手和自己的情人欢聚一堂。以往的艰辛的迁徙和跋涉都是为了现在，它们记得遗留在冰河上的那些美丽灵魂的嘱托。鹿族的未来将嘲笑任何胆怯，将谴责哪怕一秒钟的松懈和怠惰。它们拼着性命要留下英名，它们的身体里流着祖先的血液，千万代祖先曾经就是这么干的。

公鹿用前蹄跑土，把土扬得满身都是，舞动着华丽而威武的双角如同舞着祭奠的仪仗。它们跪倒，祈求苍天再多赐给它们些智慧和力量，苍天默默不语只让秋风一遍一遍地扫荡一丝一缕的愚昧。公鹿幡然猛醒抖擞着站起来，存心忘掉失败的可能，把天地之气推上胸膛，推向肩头、颈项，集中到角上又运遍全身，狂吼着冲向对手。公鹿的性子暴烈起来甚至不亚于狮子，整整一个夏天的贮备使它们的力量不亚于一头熊，吼叫声搏斗声似风卷万千旌旗猎猎不息。有过发情的公鹿杀死狼的记载。

老狼站起来，不露声色，带领它的部族悄悄向下风头转移，在那儿鹿群闻不到狼的气味，狼却可以知道鹿的日子还剩多少。鹿的节日终归会过去的，那时候，幸运之神将垂青于狼。

此刻人间，男人和女人形影不离，自在周游，不舍昼夜。窃窃私语融为秋声，魂销魄荡化作落叶猩红。

寒冷到来之前，鹿的营地上开遍最后一批花朵。得胜的公鹿昂首阔步，角上挂着失败者的带血的毛，和最漂亮的母鹿们成亲。公鹿终于博得了母鹿的赞许，日月轮流做它们的媒人。

小号轻柔地吹响，母鹿以百般温存报答公鹿的骁勇，用舌尖舔平铁一样胸脯上的伤痕。

圆号声镇定如山。公鹿甚至傲视苍天。

母鹿并不急于满足公鹿的欲望，让它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听一听落叶中的长笛吧，再去领悟自然的命令。

战败的公鹿渴望来年，大提琴并不奏出恨怨。年幼的鹿在溪边饮水，在钢琴声中对未来浮想翩翩。

傲慢的公鹿有些惭愧，母鹿这才授予它权利。公鹿便把日赐其精月赐其华全部奉献给母鹿，奉献给后世子孙，在那一刻体尝了雄性的辉煌与快乐，胸腔里喉咙里发出阵阵鼓声构成四季的最强音。母鹿在喜庆的日子里不禁忧伤，它们知道这奉献对公鹿来说意味着什么，母鹿凭本能觉察到不远处的狼群，在这欢乐的交响之中闪烁着不祥的梆声。

天上人间，男人和女人神游六合，似洪荒之婴孩绝无羞耻之念，说尽疯话傻话呆话蠢话；恰幽明之灵鬼，不识物界之规矩，为所欲为。

酒神把舞神灌得酩酊大醉，舞神给酒神套上了魔舞鞋。舞得秋风大作时，枯枝败叶漫天飞卷。舞得秋雨缠绵，成熟的种子落入水中，随之漂流，将在一个命定的时辰，一个命定的方位，埋进土地，注定未来的生活将有另一种结构。

女儿为那座古老的落地钟上弦。她和那座钟一般高了。钟的旁边有一盆白色的菊花。钟在夜里敲响总是吵醒她，一醒来便看见钟摆上跳着月光，有些害怕。幸亏还能看见这白色的花瓣也在月光下洒开，便觉得明天准有好事等着她。

老人身着黑色秋装，给女孩子带来一对白色的鹦鹉。女孩子穿了一身红。

“两只哪，都给我？”女孩子喜出望外。

“这是一对儿，分开了哪只都活不长。”

“我们同学家的鹦鹉是带色儿的，有绿的，有蓝的。”

“那样儿的好找。”老人说，“白的你问问有几家有？我的鸟都是好品种。”

“真白呀，像雪一样。”

“那是当然。等下了雪你比比去，把雪都比黑了。”

“我能拿起来瞧瞧吗？”

“拿吧，就是给你的。”

女孩子把插在婴儿车上的两根木棍摘下来，每根木棍上站着一只白鹦鹉，腿上都挂着金属链。

“您家也有这样的婴儿车呀？”

“我的孙子自小跟着我，这会儿都大了，这车没用了，冬天出来遛鸟我用它当拐棍儿。”

“我们家也有跟这一模一样的婴儿车，是我小时候坐的，现在也没用了。”

老人把画眉笼子挨个挂在树上，摘下笼套，画眉愣一会儿，一声一声叫起来。

“你妈一个人把你带大可不容易。”老人说。

“可不吗？上班下班她推着我，有一回下雪天，她摔了一大跤，把嘴都摔流血了。那会儿我光会哭。”

“可你还说你妈是个老朽。”

“我什么时候说了？”

“没说就好。”

“我光是说她有时候有点儿保守，那怕什么的？当她面我也这么说。我们俩还是最要好的朋友。”

“带大一个孩子你以为容易吗？”

女孩子把两根木棍并拢，让两只鹦鹉靠近，一只稍微大一点儿，一只小一点儿。

“夏天怕热着，怕中暑。中了暑就拉稀，得吃藿香正气水，孩子懂什么？不喝。不喝就得狠狠心往下灌。”

“我最不爱喝那种药，又辣又呛嗓子。”

“天凉了又怕得感冒。打针吃药，孩子知道什么？打着挺儿哭，哭也不行呀，针还是得打，打得小屁股肿成疙瘩。”

两只鹦鹉互相啄了啄嘴，换了个位置，这只跳到那根木棍上，那只跳到这根木棍上。女孩子再想把两根木棍分开可不行了。

“最怕得肺炎，喘气儿又急又不吃东西，身子缩成一团儿像个绒球儿，没精打采的。得用葡萄糖水把土霉素化开，掰着嘴一滴一滴往里喂，弄不好能要了命走。”

“我得过肺炎，我还住过院呢。我妈说我差点儿死了。”

“饿瘦了，身子虚了，再光给苏子吃可不行了。”

“给苏子吃？苏子是什么呀？”

“苏子都不知道？苏子还不好买呢。前些日子我托人在乡下买了十斤好苏子，等回头我给你点儿吧。”

“我没吃过苏子。也许小时候吃过我给忘了。”

“要是大便干燥，得喂苹果泥。要是消化不良闹肚子，就给喂点儿大蒜泥。要是身上脏了，你就弄盆水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它们会自个儿跳进去洗，洗一会儿就得，别让身上都湿透了。”

“您说谁哪？”

“听着别打岔。经常也得吃点儿荤腥儿，蝲蝲蛄、知了、油葫芦、蜘蛛什么的都行。有种叫三道纹儿的蜘蛛，脊背上有三条纹儿，最好了。”

“吃蜘蛛哇？”

“冬天没这些东西了，就养点儿黄粉虫，就是粮食里长的小虫。放在瓦罐里养，温度在十五到二十五度之间就行。”

“您是说鸟呢吧？”

“是呀？你这老半天听什么呢？”

女孩子大笑起来：“我还当是说您孙子呢！我说的呢，怎么给人吃蜘蛛吃蝲蝲蛄呀。”她又笑得跪在地上，两只白鹦鹉有些惊慌。“还说什么三道纹儿蜘蛛，您可真逗，几道纹儿的人也不能吃呀。”

老人的脸腾地红了，呆愣着说不出话来光咽唾沫。他才想起来，原来是要说自己的孙子来着，怎么就说到蝲蝲蛄去了呢？一瞬间他真感到自己是老了，说着说着就弄不清在说什么了。近来他常常把人和鸟弄混，把年月弄混，把天和地都能弄混。

老人闷闷寡言，一直到和女孩子分手。女孩子一直在笑，和那两只鹦鹉玩得开心极了。

“我得走了。一会儿我得练嗓子，我决定学唱歌了。”

看着女孩子端着白鹦鹉走远，老人心里空空落落。这时他忽然记起那支歌后半部分的歌词来。他在心里唱了一遍，分明丝毫不错。他想喊住女孩子，喊她回来告诉她往下怎么唱，那样女孩子又可以跟他多待一会儿了。可是，那红色的身影和那两个小白点儿已经走得看不见了。那支歌的后半部是这么唱：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唱这首难忘的歌曲，我辛酸的眼泪，滴滴流在我这憔悴的脸上。

终于，狼的日子来了。老狼猛地站起身，眼睛里焕发出绿色的光彩，刹那间便发动起全部力量，展臂舒腰，敏捷的脚步富于弹性，喉咙里响着喜悦的鼓点，翕动鼻翼甚至向年轻的狼们笑了笑。年轻的狼们一开始有些惊慌，不知发生了什么。老狼便立起耳朵，示意它的部下们细听：远处的角斗声早已停歇了，疯狂的婚礼也已结束，荒原上唯余寒风一阵紧似一阵，风中有疲惫的公鹿的喘息声。年轻的狼们欣喜若狂，不能自制。老狼却又蹲下来，把自己隐蔽在山石后面，但浑身的筋肉都绷紧着，胸脯急剧起伏。年轻的狼们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也都找到了各自的隐蔽所，本能教会它们拉开距离，形成一个包围圈，听觉、嗅觉、视觉不放过一丝风吹草动。

公鹿把体内的全部精华都奉献出去之后，迅速地衰老了，力竭精疲，步履维艰了。鹿群要往南方迁移了，到越冬地去。公鹿跟在浩荡的队伍后边，蹒跚而行，距离越拉越大，母鹿回过头来看它，恋恋的，但知道在自己的腹中寄托着鹿族的未来，于是心被撕成两半。公鹿用视死如归的泰然的神情来安慰母鹿，并以和解的目光拜托它往日的情敌。当它确信自己绝无力气在冰封雪冻之前赶回家园的时候，它停下了脚步，目送亲朋好友渐渐远去。它知道狼已经准备好了，它还记得父亲当年的壮烈牺牲，现在轮到它了。公鹿都有一天要做那样的父亲，这不值得抱怨，这是神赐予雄性的光荣的机会。不如把所余的力气积攒起来，以便对付那些等了它一夏天的狼。公鹿钦佩山腰上它的敌人的韧性和毅力。

老狼看见了老鹿。老鹿知道老狼看见了它。老狼一秒钟之前还蹲着，一秒钟之后已如离弦之箭飞下山岗。年轻的狼们一呼而起，从四面八方包围过去，即便是要杀死一头羸弱的老鹿，没有这样的集体行动也办不到。漫山遍野回旋着狼的气息和豪情。

老鹿明白，末日已来临，但它仍旧飞跑，它要领狼群到一个它愿意死在那儿的地方去，或者它要证明自己的死绝不是屈服，它朝与鹿群远去的相反方向跑，它要在最后的时刻尝够骄傲。

狼群把老鹿包围了。老狼坐下来，指挥年轻的狼冲上去。它要让儿孙们领教领教老鹿的厉害，以便这些小子们将来能懂得天高地厚。老鹿看出这些毛头小子的狂妄和轻浮，瞅准机会只一冲，便撕豁了一头狼的鼻子。它遗憾自己的气力不够了，否则不要了这家伙的命才怪。又一头不要命的扑上来了，老鹿把双角一扫，把那个愣小子扫了个滚儿。老狼暗暗称赞这一冲一扫，并觉得这招法非常熟悉，它看了看自己前胸的伤疤，认出眼前这头老鹿是谁的儿子了。老狼狞笑一回，看出老鹿的腿劲儿已经不济，便冲上去，避开锋利的鹿角，从横里猛撞老鹿的身子，老鹿一晃险些跌倒。这一下年轻的狼们被提醒了，接二连三地去撞老鹿的肩、腹和腿，老鹿左闪右挪没有还击之力了。这些狼可真年轻啊，老鹿羡慕它们的年轻，心想，到了把肉体也奉献出去的时候了。

就快结冰的溪流中，殷红的鹿血洇开了，散漫到远方去，连接起夕阳。鹰群在天上盘旋，那是上帝派来的死亡使者，迎接老鹿的灵魂安然归去……

“我想，我们大概还是弄错了。”女人说。

男人不语，抽着烟，望着街上的人群。

当若颠若狂的爱情之火稍稍平稳的时候，在如醉如痴似梦非梦的神游之后，男人和女人又似从天堂重返人间，落到地上，坐在一家小酒店里。

“给我一支烟。”女人说。

“你要烟？抽？”

女人点上烟，抽得很在行。

“喝酒吗？”男人问她。

“不。”

“女儿怎么样，情绪？”

“好多了。”

“怎么回事？”

“弄不太清。好像是从那次我同意她跟那个男孩子通信之后，她的情绪一下子就全好了。她决定学唱歌。”

“这挺好，她的嗓子从小就不错。”

“你呢？又开始写什么了吗？”

“写了一篇。就快结尾了。”

“知道为什么要写了？”

“知道了。不过是因为活着。”男人仰脸看看窗外的天。

“要下雪。”女人说。

“你倒是不如喝点儿酒。”男人说，给女人斟满一杯红色的葡萄酒。

女人光是看着那杯酒，把酒杯在手里转动着，一个红色的小酒店也随之转动。“不过，我们也许还是错了。”

“说说看。”

女人叹一口气，然后每说一句话都是由衷的感叹：“我没有怨你。我是说我自己。我老是摆脱不了那种恐怖感。我怕再一次失去你。”男人的酒是白的。他已经接近知道他们错在哪儿了。

女人说：“你说要想不失去，先就不要怕失去。可这本身就是怕失去。你说越怕失去就越要失去，可这本身正是怕失去。”

男人不说话。

“你说别怕这是梦，这就不是梦了。实际上你也是怕这是梦。我呢，当我说我可以相信这不是梦吗？实际上我等于是在说，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这绝对不是梦。对吗？”

男人不回答，有节奏地喝着酒。

“你说错就错在一定要结婚，结婚纯粹是人为的愚蠢的保证。可两个人相爱既然不是由结婚来保证的，也就不是因为结婚才使两个人担心互相失去的。”

男人点一下头。

“爱得越深越怕失去，越怕失去说明爱得越深。”

男人又点一下头。

“你干吗不反驳我？”女人使劲吸烟。

“我反驳不了你。”男人说。

酒店外面，飘起了雪花。紊乱而无声。

“可你越怕失去你越要失去，”男人说，“这并不错。”

“并不错，是并不错。”

“因为你一怕失去，你就不能自由自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这也不错。”

“确实也不错，我懂。”

“我们要找的，不是一个提心吊胆地互相搂抱着的机会。”

“我们要找的是彻底的理解彻底的自由。”女人说，“这总不错吧？”

“我正在想这件事。”男人说。

“我找到了，好不容易找到了，怕失去，这有什么不对的呢？我知道我知道，一怕失去就已经失去了。天哪，到底怎么办才对呢？”

“你是说，怎么办才能不失去吗？”

女人紧张地盯着男人：“怎么办？”

“天知道。你再想想你问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吧。”

“！”女人沮丧地闭上眼睛。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大声嚷：“可我不想再否认我怕失去。我怕，我怕！我怕！我知道你不怕，我就知道你才不怕呢！”

男人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再斟满。

“你不怕，你多镇静你多理智！告诉你，我也不怕！你爱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吧，你一辈子不回来我也不怕！当然，即便这样你也还是不怕，你这个老混蛋！”

雪编织着天空，又铺展着大地。白色的世界上，人们行色匆匆，都裹在五颜六色的冬装里，想着心事。

“喊够了吗？”

“够了。”

“能听我说一句了吗？”

“你说吧。”

“能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吗？”

“我愿意相信。”

“事实上我比你还怕，实际上我比你还害怕。”男人说。

男人从春天走到冬天，从清晨走到了深夜。他曾走遍城市。他曾走遍原野、山川、森林，走遍世界。地图已经磨烂了，他相信在这地图上确乎没有那个地方。

最后他又走回海边，最初他是从那儿爬上人间的。海天一色。月亮和海仍然保持着原有的距离，互相吸引互相追随。海仍然叹息不止，不甘寂寞不废涌落；月亮仍然一往情深，圆缺有序，倾慕之情化作光辉照亮海的黑夜。它们一同在命定的路上行走，一同迎送太阳。太阳呢？时光无限，宇宙无涯。

在月亮下面，在海的另一边，城市里万家灯火。

随便哪一个窗口里，都是一个你不能清楚的世界。

一盏灯亮了，一会儿又灭了，一会儿又亮了，说明那儿有一个人。那个人终于出现了，走出屋子，一会儿又进来坐在灯前翻一本书。有朝一日你和他在路上擦肩而过，你不知道那就是他，他更不知道你曾在某一个夜晚久久注视过他。

两颗相距数十万光年的星星，中间不可能没有一种联系。在这陆地还是海的时候，在这海还是陆地的时候，那座楼房所处之地有一头梁龙在打盹，有一头食肉的恐龙在月光下偷偷接近了它；或者是一头剑齿虎蹑手蹑脚看准了一头柱牙象——你现在这么想也仿佛在远古之时就已注定。人什么时候想什么，不完全是自由的。

男人走累了，想累了，躺在礁石上睡去。天在降下来，地在升上去，合而为一。然后男人开始做梦。

漫无边际的黑暗中，有谁吹起一支魔笛，他不由得跟着那笛声走。只有一件黑白相间的长斗篷在他前面飘动，缓缓前移。他很想超越过去看看这吹魔笛的是谁，但他紧走慢走还是超越不过去，看不见那斗篷里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只见几根灵巧的手指伸而屈，屈而伸，所吹的曲子令人神往。他就那么一直追着那笛声向前走。很久很久之后，他看见一点儿曙光，看见广袤无垠的荒漠，看见大大小小的环形山和环形山的影子。那件黑白相间的长斗篷渐渐隐去不露形迹，魔笛声却回旋飘荡不离不散愈加诱人。在山脚下，放着两本书。他拿起一本来看，讲的是天堂里美丽的神话，他看懂了。他又拿起一本来看，说的是地狱里残酷的鬼语，他也能看懂。但当他拿起这一本书去看那一本书的时候，他却什么也看不懂了；相反，拿起那一本书来看这一本书时，也是茫然不知其所云。

他在梦里梦见了以前忘记了的梦，于是记起：两本书互相是不可能完全读懂的，正如两个人。这样他又想起把书颠倒过来读一回，从结尾读向开头。他发现，自由是写在不自由之中的一颗心，彻底的理解是写在不可能彻底理解之上的一种智慧。

一个巨大的火球在荒漠之边寂静升起。

而在月亮上，“阿波罗”带去的那座人的标志，仍在渴望更高的智慧来发现他们。

而在地上，大雪覆盖荒原，老狼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鹰群在高处向它炫耀新鲜的精力，在窥测它的行踪，并将赞美它所选择的墓地。老狼也要追寻着老鹿而去了，无论是谁，包括这些正在高傲地飞旋着的鹰，早晚都要去。不久将再来，在以往走过的路上重新开始展现和领悟生命。

而在家中，古老的大落地钟旁，菊花白色的花瓣散落一地，在根部保存起生机。

而在山里，在山下开阔的坡地上，在林间，在沼泽，在河的源头，在遥远的不为人知的地方，种子埋进冻土，为了无尽无休的以往继续下去成为无尽无休的未来。花开花落，花落花开，悠悠万古时光。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原罪·宿命

/原罪/

我要给您讲的这个人以及我要讲的这些事，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也是在好几十年前了。我这么说，是因为那时我还太小，如今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糊到了这种程度：假如我的奶奶还活着，跟我说，“哪儿有这么个人呀，没有”或者“哪儿来的这些事呀，压根儿就没有过”，那样我就会相信我不曾见过这个人，世上也不曾有过这些事。然而我的奶奶已经去世多年。

因此您对这个故事的真确性，不必过于追究。不妨权当是曾经进入了他的意识而后又合着他的意识出来的那些东西，我只能认为这就是真确。假如当一个故事来说，这理由也就很充分了。

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看也不重要；重要也没办法，我反正是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我只记得奶奶让我管他叫十叔。那时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差不多在街的正中间有一座小庙叫净土寺，我家住在街的南头，他们家挨近街的北口。他的父亲在那儿开着一爿豆腐坊，弄不清什么岁数上死了老婆，请来个帮工叫老谢。老谢来的时候，据说我爸跟我妈还谁都不认识谁呢。

十叔整天整夜躺在豆腐坊后面的小屋里。他脖子以下全不能动，从脖子到胸，到腰，一直到脚全都动不了。头也不能转动。就是说除了睁眼闭眼、张嘴闭嘴、呼气吸气之外，他再不能有其他动作。可他活着。他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脖子，你看不出他的身体有多长，你甚至会觉得被子下面并没有身体。你给他把被子盖成什么样就老是什么样，把一个硬币立在被子上，别人不去动就总不会倒。他就这么一年一年地活着。现在让我估算一下的话，他那时总也有十六七岁了，不会再小，否则奶奶不至于让我管他叫十叔，而且他能像大人那样讲很多有趣的故事。正是因为这后一点，我极乐意跟奶奶到豆腐坊去，去打豆浆要么去买豆腐。奶奶说我是喝十叔他爸的豆浆长大的。几十年前天天都喝得起牛奶的人家还不多。那时我六岁，正是能记事而又记不清楚事的年龄。

甚至也记不清楚我是不是六岁，单记得比我大四岁的阿夏早就上了小学，她弟弟阿冬比我小一岁和我一样整天在家里玩。阿夏阿冬和我家在一个院子里住。他们家天天都喝得起牛奶可还爱喝豆浆，奶奶和我去打豆浆时，阿夏阿冬的妈妈就让他俩也跟我们一块儿去，让阿夏提一个小铁桶。阿夏管十叔叫十哥，她说是她爸爸让这么叫的，可见那时十叔的年龄再大也不会比我估计的大很多。阿冬有时随着她姐姐叫十哥，有时又随着我叫十叔。为什么是十叔我也不知道，我记得他连一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没有。

街不宽，虽然长却很直，站在我家院门口一眼就能望到十叔家的豆腐坊。午后的街上几乎没人，倘净土寺里没有法事，就能听见豆腐坊嗡隆嗡隆的石磨声，听久了，竟觉得是满地困倦的阳光响，仿佛午后的太阳原是会这么响的。磨声一停，拉磨的驴便申冤似的喊一顿，然后磨声又起。直到天要黑时，磨才彻底停了，驴再叫喊一回，疲惫、舒缓，悠悠长长贯过整条苍茫了的小街，在沿途老墙上碰落灰土，是月亮将出的先声。

我和阿冬在院门口的台阶上跳上跳下，消磨我们的童年。净土寺的两个尼姑在南墙下的阴凉里走过，悄无声息仿佛脚并不沾地。我和阿冬就站到门两旁的石台上去，每人握一把“手枪”朝她们瞄准，两个尼姑冲我们笑笑仍不出丁点儿声音，像善良的两条鱼一样游进净土寺去。阿冬的枪是铁皮做的是从商店买来的，可以噼噼啪啪响，我的枪是木头削的而且样子不像真枪。我跟阿冬说：“咱俩换着玩一会儿吧？”他说：“老换老换老换！”我只好变一个法儿说。

我说：“可惜你昨天没听见十叔讲的故事。”

“什么故事？”阿冬说。

“可惜昨天是你家阿姨打的豆浆，你和阿夏都不知道十叔讲了什么故事。”

“什么故事？”阿冬说。

我“哼！”一声，看着他的枪。阿冬一点儿都不笨，装出不在乎的样子说：“可惜十叔讲的故事我也听过呀，可惜呀。”

我说：“可惜昨天那个你没听过呀，可惜昨天那个故事才叫棒呢，是新的不是老的。”

阿冬闷了一阵，然后问：“是讲什么的？”

“是神话的。”

“什么神话？”

“嘿哟喂！”我说，“那个神话又好听又长。”

阿冬把他的枪掂来倒去，我知道我很快就能玩到它了，但我故意不看它。我说：“才不是你听过的那些呢，才不是讲耗子跳舞的那个呢。”阿冬就把他的枪递给我，说：“换就换。”这样，我就玩着那把铁皮枪开始给阿冬讲那个故事。

“你知道为什么会刮风吗？”阿冬摇摇头。“你不知道吧？刮风是老天爷出气儿呢。你知道为什么会刮特别大特别大的风吗？”阿冬又摇摇头。“那是老天爷跑累了喘呢，不信你试试。”我把嘴对着阿冬的脸，呼哧呼哧大喘气，吹得他直闭眼。“你看是不是？”阿冬信服地点点头，等着我往下讲。可我已经讲完了，十叔讲了老半天的故事让我这么两句话就讲完了。阿冬问：“完啦？”可我还没玩够那把枪呢，我就说：“没有，还长着呢。”但是十叔讲的那些我都不会讲，老天爷怎么跑哇，跑到了哪儿又跑到了哪儿呀，看见了什么呀，山怎么海怎么云彩怎么树怎么，我都不会讲。“没完你倒是讲啊。”阿冬催我。我就瞎胡编：“你知道为什么会下雨吗？”“为什么？”我随口说道：“那是老天爷撒尿呢。”不料阿冬却笑起来对此深觉有趣，于是我也很兴奋而且灵感倍增。我又说：“下雪你知道吗？是老天爷拉屎呢。”阿冬使劲笑使劲笑。“打雷呢？打雷你知道吗是老天爷放大屁呢！”“老天爷——放大屁——”阿冬就喊，笑个没完。“轰隆轰隆，老天爷放屁可真响，是吧阿冬？”“轰隆——轰隆——”我们俩便坐在台阶上齐声喊，“老、天、爷！放、大、屁！轰隆——轰隆——老、天……”这时候阿夏跑出来了，站在门槛上听我们喊了一会儿，让我们别胡说八道了。我们反而喊得更响，更高兴了。她就回过头去喊她妈妈和我奶奶：“快来看呀，你们管不管他们俩了呀？！”我和阿冬赶紧闭了嘴，跑回院里去。这时豆腐坊那边的磨声停了，驴叹气般地拖长着声音叫，家家都预备吃晚饭了。

阿夏却不回来，一个人在幽暗的门道里轻轻跳舞，转着圈，嘴里低声哼唱，浅颜色的连衣裙忽而展开忽而垂下，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

十叔的小屋只有六平米，或者还小，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余下的地方我和阿冬阿夏一去就占满了。但那屋子特别高，比周围的屋子都高好多，所以我说站在我家院门口一眼就能望到。唯一的小玻璃窗高得连阿夏站到床栏上去都够不着，有一回她说她准保能够着，可她站到床栏上使劲够还是差一大截。十叔急得喊她快下来，可别摔坏了腰。

“十叔让你快下来呢，阿夏！”我说。

“十叔叫你快下来呢！”阿冬也说。

“你又叫十叔，”阿夏说阿冬，“爸让咱们叫十哥你怎么老记不住。”

正对着窗户的墙上挂了一面镜子，窗户下又挂一面镜子对着第一面镜子，第一面镜子下再挂了一面镜子对着第二面镜子，这样，两面墙上一共挂了七面镜子，一面比一面矮下来，互相斜对着，跟潜望镜的道理是一样的，屋顶上还有两面镜子，也都斜对着墙上的镜子，这样十叔虽然不能动却可以看见窗外的东西了，无论怎么躺都能看见。是老谢给他想出这法子来的，老谢不识字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潜望镜。阿夏回家把这事讲给她爸爸听。阿夏阿冬的爸爸是大学教授，整天埋头在书案上不是写就是算，这时抬起头来笑笑说：“哦，是吗？老谢没上过学真是可惜了。”

从那些镜子里可以看到：墙头上的一溜野草（墙的这边想必是一条窄巷，偶尔能听见有人从那儿走过），墙那边的一大片灰压压的屋顶和几棵老树，最远处是一座白色的楼房和一块蓝天。再没有别的了。十叔永远看到的就只是这些东西，但那儿有他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

“你们看见树梢都绿了吗？”十叔说。

我说：“看见了，怎么啦？”

阿冬也说：“看见了，怎么啦？”

“阿冬就会跟人学，”阿夏说，“笨死了快。”

“看没看见有一棵还没绿？”十叔说。

“我看见了，怎么啦？”阿冬抢先说，然后看看阿夏。阿夏这时偏不注意他。

十叔说：“那是棵枣树，枣树发芽晚。看那上头有什么？”

阿夏说：“一条儿布吧？是一条破布条儿。”

阿冬也说是一条破布条儿。“我没跟你学，我也看见了！我就是也看见了，干吗就许你一个人看见呀！”阿冬冲阿夏喊，差点儿要哭。

“娇气包儿，笨死了。”阿夏说。

阿冬把眼泪咽回去。

“你们都没说对，”十叔说，“是纸条儿。是一个风筝，一个风筝挂在树上挂坏了就剩下那么一绺纸条儿。是昨天下午的事。画得挺讲究的一个大沙燕儿，准把他心疼坏了。”

“谁呀十叔？把谁心疼坏了？”我问。

“他应该到南边空场上放去。”十叔说。

“谁呀？谁应该到南边空场上放去呀！”

“那儿多宽敞，是不是？”十叔说，“就是使劲跑那儿也跑得开，闭上眼跑都保证撞不上什么东西。等风筝升高了你就把它拴在树上，一点儿甭管它它也不会掉下来。拴在一块石头上也行，然后你就坐在石头上，你看着那风筝在天上一动也不动，你就可以随便干点儿别的事了。就是枕着那石头睡一觉也不怕，睡醒了你看见那风筝还在天上。唉，要是我，反正我宁可多走几步路到南边空场上放去。”

“十叔，南边哪儿有空场呀？”我问。

十叔便望着镜子老半天不说话。枣树上那纸条儿飘呀飘的，一会儿也不停。

阿冬说：“十叔你讲个故事吧。”

“你又叫十叔。”阿夏打阿冬屁股一下。

“十哥你讲个别的讲个故事吧。”阿冬说。

十叔出了一口长气，说：“你还要听什么故事呢？”阿冬说听神话的。“好吧神话的。”十叔说，又出一口长气，“知道人有下辈子吗？”

“没有，十哥没有。”阿夏说，“那是迷信。”

“什么是迷信呀？”阿冬问，然后嚷开了：“不不！就讲这个十哥你就讲这个，敢情阿夏她听过了。”

“我给你讲个别的，讲个更好的。”

“不！我就要听这个，阿夏都听过了。”

“你要是捣乱咱们就回家吧。”阿夏说。

阿冬这才不嚷了，说讲一个别的也得是神话的。十叔说行，沉一下，讲：“看见阳台上那个姑娘没有？三层，三层的那个阳台上？”十叔说的是远处那座白色的楼房。

“是穿红衣服的那个吗？”我说。

十叔闭一下眼，如同旁人点一下头。“每天这时候她都站在那儿往楼下看。从她还没有阳台栏杆高的那会儿，我就天天这时候见她站在那儿。那会儿她是两手抓住栏杆从栏杆的空隙里往下看。下雨了，她就伸出小手去试试雨的大小，雨大了她就直抹眼泪。她是在等母亲下班回来。”

我问：“你怎么知道是？”

“因为过了一会儿就见她高兴地跳，然后蹲在窗台底下藏起来，紧跟着阳台的门开了，母亲就走出来还没来得及放下手里的书包呢。母亲装着在阳台上找她，她就忍不住跳出来大喊一声，喊声又尖又脆连我都听见了。母亲就抱起她来使劲亲她。”

“她大概还没我高吧？”阿冬说。

“是，那时候还没有。后来她长得比阳台栏杆高了，她就扒着横栏欠起脚往下看，还是都在每天的这会儿。还是像先前那样，一会儿母亲回来了，已经顾得上先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了，她还是藏在窗台下这时候跳出来，喊声又清又柔，母亲弯下腰来亲她。”

“这有啥意思呀，十哥你讲个神话的吧。”

“少捣乱你，听着！”阿夏说。

“再后来她就长到现在这么高了，比她母亲还高半个头了。她还是天天这时候都在那儿等母亲回来，胳膊肘支在横栏上往下看，两条腿又长又结实。可她还是有点儿孩子气，窗台底下藏不下了就躲在门后头，母亲一回来一走上阳台，她就从后面捂住母亲的眼睛，她不再那么大声喊了，可她的笑声又圆又厚，母亲嗔怪她的声音倒像是男孩子了。”

“这不是神话，根本就不像神话。”阿冬说。

“有一天又是这时候她又在阳台上，一会儿往楼下看看，一会儿来来回回走，拿着一本书可是不看，隔一分钟就对着窗玻璃拢拢头发。她有点儿心神不定，她确实是有点儿心神不定，我应该想到可我一点儿也没想到。然后就见她轻轻跳了一下，我知道她又要跟母亲捉迷藏了，可这一回她好像忘了该躲在哪儿，在阳台上转了好几圈儿还是没找好地方。我算计着母亲上楼的脚步。最后她还是又躲在了门后头。这时门开了，可出来的不是她母亲，是个我从来没见过的高个儿小伙子。”

“他是谁？”阿夏轻声问。

十叔闭上眼睛不讲了。

“这不是神话。”阿冬说。

我跟阿冬说：“这回没准儿是神话了。”然后我又问十叔：“这个小伙子是王子吧？”

“他是勇敢的王子吧？”阿冬也问。

我说：“是‘白雪公主’里那个王子吧？”

阿冬也说：“是‘灰姑娘’里那个王子吧？”

十叔仍闭着眼，说：“这下我才想起来，一转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他是说给自己听。

“这到底是不是神话呀，十哥？”

“就算是吧。”十叔说。

“那后来呢？后来他们怎么啦？”

“后来，白天晚上小伙子都在那儿了。”

“完了？这就完了呀？”阿冬轻叹一声，又对我说：“这不像神话是吧？一点儿都不像。”

“可这是神话。”十叔说，“是。”

我看见十叔用上牙使劲咬自己的下嘴唇，都咬出挺深的牙印来了，都快咬破了。

回家的路上，阿冬还是一股劲儿念叨：“这根本不是神话，这有什么意思呀。”

“笨死了你，自己听不懂你怨谁。”阿夏说。

阿冬委屈得直要哭。

我问：“阿夏，他们后来到底怎么啦？”

阿夏不吭声，低着头走她的路。

这样看来，十叔当时的年龄就与我估计的有些出入了。细算一下的话，他那时至少该有二十多岁了，甚至可能在三十岁以上。我跟您说过，我的奶奶已去世多年。一个人早年的历史只好由着他模糊的记忆说了算，便连他自己也没有旁的办法。对您来说，只有我给您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这件事本身才是真确的。倘您再把它讲给别人，那时就只有您给别人讲了一个故事——这才是真确的了。历史都不过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由一些人讲给我们大家，我们信那是真的是因为我们只好信那是真的，我们情愿觉得因此我们有了根，是因为这感觉让人踏实，让人愉快。

那时奶奶领着我们三个往家走，小街又是黄昏。走过净土寺，两个尼姑正关山门，朝我们笑笑依旧无声息，笑脸埋没在苍茫里。

我问奶奶：“十叔的病还能治好吗？”

“能。”奶奶说。

阿夏却说不能：“我爸说的，不能。”

阿夏阿冬的爸爸是科学家，光是书就有好几屋子，他说什么，没有人不信。

“你可千万别跟十叔他爸这么说。”奶奶说阿夏。

阿冬说：“我们叫十哥，是不是阿夏？”

阿夏问奶奶：“为什么别说呀？”

“反正你别说，要说你就说能治好。”

“那不是骗人吗？”

“那你就什么都别说，行不？”

“可是为什么呀？”

奶奶说过，十叔他爸从早到晚磨豆腐挣的钱，全给十叔瞧病用了，除去买黄豆和给那匹驴买草料，剩下的钱都送到药铺去了。奶奶说过，要不他挣的钱再续弦一个也够了，再盖几间大瓦房也够了，再买十匹驴也够了。“奶奶，什么叫续弦呀？”奶奶不理我。十叔他爸的那匹驴已经老得皮包骨了，只能拉半天磨了，剩下的半天十叔他爸自己推。老谢专管滤豆浆、煮豆浆、点豆腐，永远在蒸腾的热气中忙得顾不上说话。

阿夏阿冬的爸爸说：“十哥的父亲太不懂科学了，科学才不管人的感情呢。”

“你也叫他十哥吗？”阿冬问。

阿夏阿冬的爸爸说：“这么多年了，既然毫无效果，何苦还总把钱往药铺送呢？”

阿夏说：“要不要我去告诉他？”

“告诉什么？”

“十哥的病治不好了呀，干吗撒谎？”

“我也去！”阿冬说。

阿冬阿夏的爸爸说：“我问过最有名的大夫了，脊髓要是完全断了，简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去告诉他们吧？”阿夏说。

“我也去！”阿冬说着跳下床，往屋外跑。

“回来，阿冬！”他妈妈喊住他。

阿冬阿夏的爸爸说，不应该让十叔这么整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得给他想个别的办法活下去。可是，就连阿夏阿冬的爸爸自己也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很少有阿夏阿冬的爸爸也不知道的事。他偶尔闲了，也给我们讲故事，讲月亮之所以亮不过是反射了太阳的光；讲一共有九颗行星围着太阳转，地球不过是其中一颗；讲银河系中的恒星少说也有一千亿颗，而银河系在宇宙中不过像一片叶子长在大树上。“十哥讲过，星星都在跳舞。”阿冬说。他爸爸便笑笑，说：“这说法也不坏，它们确实像在跳舞。”

除去冬天最冷的时候，十叔的小窗不分昼夜总是开着的，为了看清外边的事为了听清外边的声音，成了习惯，他倒也不因此受凉生病。对于十叔，无所谓昼夜，他反正是躺着，什么时候睡着了便是夜，醒了就在镜子里看他的世界，世界还通过那小窗送给他各种声音。他常从梦里大叫几声惊醒，叫声凄长且暴烈，若在深夜便听得人发瘆。“什么叫哇，奶奶？”“还有谁？又是豆腐坊那边儿。”奶奶说，叹一口气。我便知道，此刻十叔又在看那些镜子了。我便也掀起窗帘看天上，我很想看看夜里星星怎么跳舞，可是这夜星星都不动，满天的星星各自悄悄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即便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太阳一上来，十叔也要叫老谢把他的小窗打开一会儿。您能想象，他不能太久地不看到什么不听到什么。您可以想象，他独自在那儿同世界幽会，不知是它们从那儿来了还是他从那儿去了。您想象一道阳光罩住一张木床，在阳光中飞舞的是他的灵魂，在阳光中死去的是他的肉体。待夕阳把远处那座白楼染得凄艳，十叔就盼着我们去听他的故事了。要是我们不去，要是晚上老谢没事了，十叔憋了一整天的故事便讲给老谢一个人听。当然，十叔屋里有一个非常旧非常旧的无线电，可他没法去扭那两个旋钮，要是他爸和老谢都忙着，他不想听的他也得听，所以十叔不怎么爱听它。十叔更乐意自己讲故事。自己想听什么自己讲来听，这有多好。当然，他更盼着我和阿冬阿夏去听。

“十哥你昨天又做噩梦了吧？我妈说你夜里又做噩梦了。”

“阿冬你胡说什么！”阿夏搡了他一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简直快笨死了你。”

“我是叫的十哥我没跟人学。”阿冬分辩说。

“都快笨死了你知道吗，还不知道呢！”

“阿夏！”十叔喊。然后他闭了一会儿眼睛，仿佛有个噩梦在他脸上很快地跑了一圈，之后他猛地睁开眼睛问我们：“今天想听什么故事呀？”完全换了一副神情。

“神话的！”阿冬说，“听那个耗子跳舞的。”

“光会听一个，你都快笨死了。”

“嘘——”十叔说，“你们听。”

一个男人轻轻地唱着歌从窗外走过去了，从镜子里看不见他，声音跟牛似的。

“他又去演出了。”十叔自言自语地说。

“演什么？你怎么知道他去演出？”阿夏问。

“一到这时候他就走了，半夜里准回来。你听他的嗓子有多好，是不是？”

“他唱的什么呀？”阿冬问。

“我也听不清。”十叔说，“他总唱这支歌，可我总也听不清这歌里唱的是什么。”

阿夏说：“我倒听清了一句，好像是——‘你可看见了魔王’。”

“他的嗓子真是好，你说呢阿夏？”

“他是谁呀？”

“他就住在那座楼上，四层，从左边数第三个窗口。每天夜里他从这儿过去不一会儿，那个窗口的灯就亮了。”

十叔指的还是那座白色的楼房。从早到晚，那楼房在阳光里变换着颜色，有时是微蓝的，有时是金黄的，这会儿太阳西垂了它是玫瑰色的。楼下几棵大树，枝繁叶茂，绿浪一样缓缓地摇。

“他长得什么样儿？”阿夏问。

十叔想了想，说：“嗯，个子长得真高。”

阿冬说：“有我爸高吗？”

“当然有。他比谁都高，也比谁都魁梧，腿比谁都长肩比谁都宽，对了，他是运动员，也是歌唱家也是运动员。”

“那他跑得快吗？”

“当然，当然快，特别快。他跳得也特别高。你说什么，跳起来摸房顶？当然能，这在他算什么呀。你们会打篮球吗？”

“我会！”阿夏说。

“他一跳你猜怎么着？头都碰着篮筐了。”

“十叔你也会打球？”我问。

“可我听说过，那篮筐高极了是吧阿夏？”

“高极了高极了的，”阿夏比画着说，“连我们体育老师使劲跳都够不着篮板呢！”

“都快有天高了吧？”阿冬说。

“可我轻轻一跳，连头都能碰着篮筐。”

“十叔你怎么说你呀？你怎么说‘我’呀？”

“我说我了？没有没有，我哪儿说我了？”

“十哥，我想听个神话的。”阿冬说。

“他又特别聪明，”十叔继续讲，“跟他一般大的人中学还没毕业呢，他都念完大学了。等人家大学毕业了，他早都是科学家了。想跟他结婚的人数也数不过来，光是特别漂亮的就数不过来。可他还不想结婚，他想先得到全世界去玩玩，就一个人离开家。他也坐过飞机也坐过轮船，也会开汽车也会骑马。他还是最喜欢骑马，他有一匹好马，浑身火红像一个妖精，跑得又快又通人性，是一个好妖精。”

“那只会跳舞的耗子也是好妖精。”阿冬说。

“是，也是。”

“你还说有一只猫和一只狗都是好妖精。你还说有一棵树和一个虫子也都是好妖精。”

“这匹马也是。不管到哪儿它都不会迷路。高兴了我就和它一起跑，累了就骑一会儿。”

“十叔你又说‘我’了，你说‘高兴了我就’，你说了。”

“是吗，我说错了。”十叔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讲到哪儿了？对了，他就这么绕世界玩了一个痛快。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风的故事吗？他就像风一样到处跑到处玩儿，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一会儿在深山里，一会儿在大道上。江河湖海他也都见了。当然，当然会划船，再说他也会游泳，多深多急的河里他也敢游。废话，淹死了还算什么，他能在海里游三天三夜也不上岸，他能一口气在水里憋好几分钟也不露出头来。当然是真的，不是真的我还给你们讲什么劲儿？他也到大森林里去过，十天半个月都走不出来的大森林，都是十好几丈高的大树，一棵挨一棵一棵挨一棵。不累，他从来不知道累，更不知道什么叫生病。他哪儿都去过，哪儿都去过什么都看见过。告诉你阿夏，他的腿比你的腰还粗一倍呢，你想想。”阿夏问：“他去过非洲吗？”

“怎么没去过？”十叔说，“那儿有沙漠有狮子，对不对？当然得去。他还有一杆枪，他的枪法没问题，一枪撂倒一头狮子，要不一头狗熊，这对他根本不算一回事。”

“十哥，我也有一杆枪！”阿冬说。

“哈，你那枪！”十叔笑起来，“阿夏，要是我我没准儿把阿冬也带上。夜里就住山洞，阿冬你敢吗？用火烤熊肉吃你敢吗？狼和猫头鹰成宿地在山洞外头叫，你敢吗阿冬？”

“阿冬这会儿就快吓死了。”阿夏笑着。

“还说什么你那枪！”十叔也笑着。

阿夏又问：“十哥，那他去过南极洲吗？见过企鹅吗？”

“什么你说？什么鹅？”

“怎么你连企鹅都不知道哇？”

十叔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那个噩梦好像在别处跑了一圈这会儿又回来了。

“企鹅是世界上最不怕冷的动物，”阿夏还在说，“南极洲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一年四季都是冰天雪地。”

“那有什么。”十叔低声自语，“只要他想去他就能去。”

“那他去过美洲吗？还有欧洲？”

“他想去他就能去。”十叔又闭上眼睛。

“还有澳洲呢？他去过吗？”

“只要他想去，阿夏我说过了，他就能去。别拿你刚学的那点儿玩意儿来考我。”

“十叔，他去过天上吗？”我问。

“十叔，我爱听星星跳舞的那个故事。”

“阿冬你又叫十叔，你少跟人学行不行！”

这当儿十叔一直闭着眼，紧咬着下嘴唇。

阿夏看看阿冬和我，愣了一会儿，趴到十叔耳边说：“十哥你生气啦？我没想考你。”

十叔松开牙但仍闭着眼，出一口长气有点儿颤抖：“没有，阿夏，我不是生你的气。我不是生别人的气。我凭什么生别人的气呢？别人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在这儿。”

十叔虽这么说，可我觉得他还是生了谁的气了。他一使劲咬下嘴唇而且好半天好半天闭着眼睛，就准是生谁的气了，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生谁的气。太阳又快回去了，十叔的小屋里渐渐幽暗。在墙上，你几乎分不清哪是窗口哪是镜子了，都像是一个洞口一条通道，自古便寂寞着待在那儿，从一座无人知晓的洞穴往旷远的世界去。那儿还有一块发亮的天空，那座楼变成淡紫色，朦朦胧胧飘忽不定。阿夏轻声说：“咱们该走了。”“不，十哥还没讲神话的呢！”阿冬不肯走。磨坊里的驴便亮开嗓门叫起来，磨声停了。然后那驴准是跟了老谢踱到街上，叫声在古老的黄昏里飘来荡去，随着晚风让人松爽，又伴了暮色使人凄惶。净土寺那边再传来做法事的钟鼓声。

十叔好像睡着了。

阿夏拉起阿冬和我，让我们不要出声，轻一点儿轻一点儿，悄悄地，往外走。

“别走阿夏，我答应了阿冬，我得给他讲一个神话的。”十叔睁开眼，像是才睡醒。

我们等着。连阿冬都大气不出。很久。

“有一天夜里，满天的星星又在跳舞。我这么看着他们已经看了好几十年，一天都没误过。就是阴天，我也能知道哪片云彩后面是哪颗星星。这天夜里，星星上的神仙到底被感动了，就从这窗口里进来，问我，要是他把我的病治好，我怎么谢谢他。”

“十哥这是迷信，”阿夏说，“你的病治不好了。你的病要是治不好了呢？”

“你的性子真急阿夏，我还没说完呢。我的病治不好了这我不比谁知道？所以我说我讲的是个神话。”

“让我告诉你爸去吗？”阿冬说。

“可别，阿冬你千万可别。”十叔说。

“干吗撒谎？”阿冬学着阿夏的语气。

“这你们还不懂，你们还小。一个人总得信着一个神话，要不他就活不成，他就完了。”

暗夜在窗外展开，又涌进屋里，那些镜子中亮出几点灯光，或者竟是星星也说不定。净土寺那边的钟声鼓声诵经声，缈缈缥缥时抑时扬，看看像要倦下去却不知怎样一下又高起来。

十叔苦笑道：“要是神仙把我的病治好，我爸说要给他修一座比净土寺还大的庙呢。”

“十叔你呢？你怎么谢他？”

“我？我就把他杀了。他要是能治这病，他干吗让我这么过了几十年他才来？他要是治不了他干吗不让我死？阿冬，他是个坏神仙，要不就是神仙都像他一样坏。”十叔的语气极其平静，像在讲一个无关痛痒的故事。

“你也信一个神话吗，十哥？”

“阿夏，平时你可不笨。”十叔说，“人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都不过是一个神话；人看透了那都是神话，就不会再对什么信以为真了；可你活着你就得信一个什么东西是真的，你又得知道那不过是一个神话。”

“那是什么呀？”

“谁知道。”黑暗中十叔望着那些镜子。

我们去问阿夏阿冬的爸爸，他摇头沉吟半晌，最后说，一定得想个办法，让十叔能做一点儿有实际价值的事才行。

“什么是实际价值？”

“就是对人有用的。”

“什么是有用的？”

“阿冬！别总这么一点儿脑子也不用。”

可结果我们还是给十叔想不出办法来。他要是像阿夏阿冬的爸爸那么有学问也好办，可他没有，没有就是没有甭管为什么，也甭说什么“要是”。但从那以后阿冬阿夏的爸爸不让他们去十叔那儿听故事了，说那都是违反科学的对孩子没好处。阿冬阿夏的爸爸便尽量抽出些时间来，给我们讲故事，讲太阳是一个大火球，热极了热极了有几千几万度；讲地球原来也是个火球，是从太阳身上甩出来的后来慢慢变凉了；讲早晚有一天太阳也要变凉的，就像一块煤，总有烧乏了的时候。阿夏说：“那可怎么办呀？”她爸爸说：“放心，那还早着呢。”阿夏说：“早晚得烧完，那时候怎么办呢？粮食还怎么长呀？”她爸爸笑笑说：“那时候还有地球吗？地球在这之前就毁灭了。”阿夏说：“那可怎么办？”她爸爸说：“那时候人类的科学早就特别发达了，早就找到另外的星球另外的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了。”阿夏松了一口气。我也松了一口气。阿冬问：“要是找不着呢？”阿冬阿夏的爸爸说：“会找着的，我相信会找着的。”

我还是能经常到十叔那儿去。奶奶不在乎什么科学不科学，她说谁到了十叔那份儿上谁又能怎么着呢，死又不能死。

这一来我反倒经常可以玩到阿冬那把枪了，还有他妈妈给他买的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我只要说，“十叔昨天又讲了一个神话的”，阿冬就会把他所有的玩具都端出来让我挑。对我们来说，阿夏阿冬的爸爸讲的和十叔讲的，都一样都是故事，我们都爱听。

我问阿冬：“你还记得十叔家窗户外的那座白楼吗？”阿冬一点儿也不笨，阿冬说：“你想玩儿什么你就玩儿吧，这些玩具是咱们俩的。”我说：“你还记得那座楼房旁边有好几棵大树吗？上头老有好些乌鸦的？”阿冬说：“我记得，十哥说它们都是好妖精。”我说：“十叔说它们没有发愁的事跟咱俩一样，一早起来就那么高兴，晚上回来还是那么高兴。”阿冬说：“那些乌鸦，啊——啊——啊——的老叫是不是？”我说：“你还记得楼顶上老落着一群鸽子吗？”“那也是一群好妖精，十哥说过。”“十叔说它们也没那么多烦心事，它们要是烦心了就吹着哨儿飞一圈，它们能飞好远好远好远也不丢。”十叔的故事都离不开那座楼房，它坐落在天地之间，仿佛一方白色的幻影，风中它清纯而悠闲，雨里它迷蒙又宁静，早晨乒乒乓乓的充满生气，傍晚默默地独享哀愁，夏天阴云密布时它像一座小岛，秋日天空碧透它便如一片流云。它有那么多窗口，有多少个窗口便有多少个故事。一个碎了好几块玻璃的窗口里，只住着一个中年男子，总不见女人也不见孩子，十叔说他当初有女人也有孩子，偏他那时太贪杯太恋着酒了，女人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十叔说：“不过他的女人就快回来了，女人一直在等着他，现在知道他把酒戒了。”我说：“要是她还不知道呢？”十叔说：“那就去找她，要是我我就把酒戒了去找她。”我问：“她在哪儿呀？”十叔想了一会儿，说：“也许，就在那一大片屋顶中的哪一个屋顶下。”另一个窗口里，有一对老人。老两口整日对坐窗前，各读各的书或者各写各的文章，很久，都累了，便再续一壶茶来，活动活动筋骨互相慢慢地谈笑。十叔说他们的儿女都是有出息的儿女，都在外面做着大事呢。十叔说：“他们的儿子是个音乐家。”我说：“你怎么知道？”十叔说：“他们的儿媳妇是个画家。”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十叔说：“他们的女儿是个大夫，女婿是个工程师。”我问：“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呀？”十叔便久久地发愣……还有个窗口里住着个黑漆漆的壮小伙子，一到晚上就在那儿做木工活。十叔说他就快结婚了，未婚妻准是个美人儿。我问：“怎么准是呢？”十叔闭一下眼睛如同旁人点一下头，说：“准是。”表情语气都不容怀疑。还有一个窗口白天也挂着窗帘，十叔说那家的女人正坐月子呢，生了一对双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十叔说：“当爹的本想要个闺女，当妈的原想要个儿子，爷爷呢，想要孙子，奶奶想要孙女，这一下全有了。”还有一个摆满了鲜花的窗口，那儿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十叔说她都快一百岁了，身体还那么硬朗，什么事都不用别人干。那些花都是她自己养的，几十种月季几十种菊花，还有牡丹、海棠、兰花，什么都有，天天都有花开，满满几屋子都是花都是花的香味儿。十叔说：“她侍弄那些花高高兴兴的一辈子，有一天觉得有点儿累了，想坐在花丛里歇一会儿，刚坐下，怎么都不怎么就过去了。”我问：“过哪儿去了？”十叔说：“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说：“到天上去了吧？”我说我知道了，这是个神话。十叔笑一笑，叹一口气又闭上眼睛……

白色的楼房，朝朝暮暮都在十叔的镜子里，对十叔的故事无知无觉。那些窗口里的人呢，各自度着自己的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曾想到世上还有十叔这么个人。

阿冬阿夏终于耐不住了，有一天我们又一起到十叔的小屋去。我们进去的时候，正好听见那个男人又唱着歌从窗外走过。

阿夏说：“十哥我又听清一句了！他唱的是，‘你可看见了魔王？他头戴王冠，露出尾巴’。”

“谁呀？阿夏，他是谁呀？”阿冬问。

“阿冬你这么笨可怎么办！就是那个又高又大全世界哪儿都去过的人。这都记不住。”

阿冬说：“十哥，我好些天没来我真想你。”“阿冬就会甜言蜜语。”阿夏撇一下嘴。

“我就是想了，我没骗人我就是想了。”“怎么想的你？”

“我，我想听个神话的。”

只有十叔没笑，他说：“我正要给你们讲件怪事呢，我发现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十哥我爱听奇怪的事，我爱听神话的。”

“你们看最顶层尽左边那个窗口。”十叔指的还是那座白楼。“那儿总也不亮灯，晚上也从来不亮灯，真是怪了。”

“大概那儿没人住吧？”阿夏说。

“可你们看那窗帘，多漂亮是不是？窗台上还放着两个苹果呢。看见墙上那个大挂钟没有？钟摆还来回动呢。”

太阳这时正照在那面墙上，好大好大的一只挂钟，钟摆左一下右一下，闪着金光。

“也许晚上没人在那儿住吧？”

“我原来也这么想，”十叔说，“可是有天晚上月亮正好照进那个窗口，我看见那儿有人。我明明看见有一个人，一会儿坐在窗前，一会儿在屋里走动，可就是不开灯。这下我才开始注意那儿了，原来每天夜里都有人，我看见他点火儿抽烟了，我看见烟头儿的红光在屋里走来走去，可他在那黑屋子里就是不开灯，从来都不开。”

阿冬说：“十哥，我有点儿害怕。”

“胆小鬼，又笨胆儿又小。”阿夏说。

那座楼房这会儿是橘黄色的。楼顶上的鸽子探头探脑地蹲在檐边，排成行。乌鸦还没回来，老树都安静着。

“我们去那楼里看看吧。”阿夏说。

阿冬说：“我不想去。”

“你不想去因为你是个胆小鬼！十哥，我们到那楼里去看看吧？我们还从来没到那楼里去过呢。”

十叔说：“我早就想到那儿去看看了，可是阿夏，我怎么去呢？”

“要是有一辆车就行了，我们推你去。”

“我早就想去了，可是不行阿夏，我想过多少遍了，那么高我可怎么上去呀？”

“让老谢抱你上去，我们再把车抬上去。”

“阿夏你要是去，我就告诉爸爸。”

“胆小鬼，你敢！”

我记得是老谢给十叔做了一辆小车，不过是钉了个大木箱又装上四个小轱辘，十叔躺在里头，我们推着他到那座白色的楼房去。小车轱辘“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地响，十叔的身体短得就像个孩子，轻得就像个孩子。老谢跟在我们身后走，什么话也不说。

奇怪的是，我们在那些七拐八弯的小胡同里转了很久，也没能接近那座白楼，我们总能看到它却怎么也找不着通到那儿去的路。阿冬不停地说，咱们回去吧咱们回去吧。阿夏便骂他是胆小鬼，仍然推着车往前走。阿冬紧拽着阿夏的衣襟不松手。残阳掉在了一家屋顶上，轻轻的并不碰响什么，凄艳如将熄的炭火，把那座楼房一染呈暗红色了。我们推着十叔再往西走了一阵，又往北走，那楼房像也会走似的，仍然离我们那么远。阿夏问老谢：“到底该怎么走呀？”老谢说他没去过他不知道，说：“问你十哥，他要去他想必知道。”十叔让我们再往东走。乌鸦都飞回来，在老树上吵闹不休。暮霭炊烟在层层叠叠的屋顶上，在纵横无序的小巷里，摇摇荡荡。看看那座楼像是离我们近了，大家欢喜一回紧走一阵，可是忽然路到了尽头，又拐向南去，再走时便离那楼愈远了。阿冬还是不住地说，回去吧，阿夏咱们回去吧。阿夏说：“要回你自己回去！”阿冬只好念念叨叨再跟了走，不断回头去望。离家已是那么遥远了，仿佛家在千里之外。天便更暗下来，四周模糊不清，那座楼由青紫色变成灰黑。“老谢，到底怎么走才对呀？”“问你十哥，他要来他就应该知道。”老谢还是这么说。可是无论我们怎么走，总还是那些整齐或歪斜的屋顶、整齐或歪斜的高墙、整齐或歪斜的无数路口，总是能看到那座楼也总还是离它那么远。天黑透下去，乌鸦藏进老树都不出声。阿冬说：“阿夏咱们别走了，一会儿该迷路了。”阿夏没好气地说：“我们已经迷路了，我们回不去家了！”阿冬愣一下，蒙了，转身就跑，看看不对又往回跑，然后站住，“哇”的一声哭出来。十叔忙哄他：“阿冬别怕，阿夏吓唬你玩儿呢。”阿冬才慌慌地住了哭声，紧跑到阿夏身边抱住阿夏，抽噎着再不敢动。阿夏把他搂在怀里。

这时候传来一阵歌声，低沉浑厚得像牛一样：“……啊父亲，你听见没有，那魔王低声对我说什么？你别怕，我的儿子你别怕，那是寒风吹动枯叶在响……”

“十哥，是他！”阿夏说，“是那个人。”

“！他在哪儿？”十叔说。

从一个巷口拐出一个人来，他手里拎根竹竿探路，边走边轻声唱。走近了，我们听得更清楚了：“……啊父亲，你看见了吗？魔王的女儿在黑暗里。儿子、儿子，我看得很清楚，那是些黑色的老柳树……”他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也看清他的模样了，他长得又矮又小又瘦，而且他手里拎了根竹竿探路。他大概觉出有几个人在屏住呼吸看他，便朝我们笑笑点一点头，不说什么，一心唱他的歌一心走他的路去。

阿夏对十叔说：“咱们问问他，往那个楼去怎么走吧？”

十叔不吭声。

“十哥，你不是说他就住在那座楼上吗？他能知道到那儿去怎么走。”

“不。”十叔说。

“他不是住在四层左边第三个窗口吗？”

“不，那不是他。”十叔说，“他不是那个人，他不是！那个人不是他，不是……”

在黑得看不见的地方，仍传来那个人的歌声：“……啊父亲，啊父亲，魔王已抓住我，它使我痛苦不能呼吸……”渐行渐远，渐归沉寂。

渐归沉寂，我们还在那儿坐着。

我们还在那儿坐了很久。满天的星星都出来，闪闪烁烁闪闪烁烁，或许就是十叔说的在跳舞吧。净土寺里这夜又有法事，钟声鼓声诵经声满天满地传扬，噌噌吰吰伴那星星的舞步。那座楼房仿佛融化在夜空里隐没在夜空里了，唯点点灯光证明它的存在，依然离我们那么远。

“老谢，咱们还去吗？”

“问你十哥，他应该知道了。”

十叔的眼睛里都是星光。

阿冬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不住地说，十哥咱们回家吧，咱们回家吧十哥。

十叔说：“回家，阿冬咱们回家，我以前给你们讲的都是别人的神话。”

我们便往回家走。阿夏背着阿冬，告诉阿冬别睡，睡着了可要着凉，“马上就到家了，快醒醒阿冬。”声音无比温柔。老谢背着我，又推着十叔。我不记得是怎么回到家的了，很可能我在路上也睡着了。

我说过，我不保证我讲的这些事都是真的。如果我现在可以找到阿冬阿夏，我就能知道这些事是不是真了，可我找不到他们。好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阿冬阿夏现在在哪儿。我看这不影响我把这个故事讲完。您要是听烦了您随时都可以离开，我不会觉得这是对我的轻蔑——请原谅，这话我该早说的。人有权利不去听自己不喜欢的故事，因为，人最重要的一个长处，就是能为自己讲一个使自己踏实使自己愉快的故事。

那夜归来，十叔病了。第二天我和阿冬阿夏去看他，他那小屋的门关得严严的。耳朵贴在门上听听，屋里静得就像没人。“十哥，十哥！”“十叔！”叫也没人应。我们正要推门进去，老谢来了，说十叔病了正睡呢，叫我们明天再来。这样有好多天，每次去老谢都说十叔正又睡呢：“他刚吃了药，正睡呢。”“他什么时候醒啊？”“你们看这门什么时候开了，他就醒了。”

也不知又过了多久，终于有一天那门开了，我和阿冬阿夏跳着跑进去。阿冬喊：“十哥！这么多天没见你我可真想你。”阿夏撇一下嘴。阿冬说：“我没甜言蜜语！我也想听神话的我也想十哥了。”

小屋里稍稍变了样子，所有的镜子都摘了下来，都扣着摞在墙旮旯。十叔平躺在床上，头垫高起来，胸上放一只小碗，嘴上叼一根竹管，竹管如铅笔一般长短一般粗细。见我们来了他冲我们笑笑，笑得很平淡。然后，他上嘴唇压过下嘴唇把竹管插进碗里，再下嘴唇压过上嘴唇把竹管抬起来，轻轻吹出一个泡泡。泡泡颤几下脱离开竹管，便飘飘摇摇升起来，晃悠悠飞出窗口去，在太阳里闪着七色光芒。

“我能吹一个非常大的。”十叔说。

他果然吹出了一个挺大的。

“这不算，”十叔说，“这不算大的。”

他又吹出了一个更大的。

“我也会。”阿冬说，“让我吹一个行吗？”

“少讨厌你，阿冬！”阿夏把阿冬拉在怀里。

十叔说：“我得吹一个比磨盘还大的，那才行呢。”

“你能吹那么大的吗？”

“我要能吹一个比这窗户还大的就好了。”

“怎么就好了呀，十叔？”

“下辈子就好了。”

“十哥，那是迷信。”阿夏说。

十叔不理会阿夏的话，专心地吹了一个泡泡又吹一个泡泡，吹了一个又一个。

“嘿，快看这个！大不大？”十叔兴奋地喊。

满屋里飞着大大小小七彩闪耀的泡泡，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轻盈飘逸，不断有破碎的，十叔又吹出新的来。我和阿冬满屋里追逐它们，又喊又笑又蹦又跳。十叔吹得又专心又兴奋。

“都太小了。”十叔说，“我要能一连吹出一百个像刚才那个那么大的，就好了。”

“什么就好了，十哥？”

“像我这样的病就都能治好啦。”

“这也是迷信，十哥，这也是，”阿夏说。

“明天我让老谢给我找一根再粗一点儿的竹管来，”十叔说，“那才能吹出更大的来呢。也许我能一连气儿吹出一万个来呢。”

“吹那么多呀！”阿冬说，高兴得不得了。“吹一万一万一万一万个，是吧十哥？”

“那就没人得病了，就没病了。”

“十哥，我觉得这还是迷信。”阿夏说。

“这不是迷信，阿夏你说这怎么是迷信？”

阿夏怔怔的，回答不出来。

泡泡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飞得满屋，飞出窗口，飞得满天。十叔说：“阿夏你看哪，飞得多漂亮！”

阿夏回家又去问她爸爸，什么是迷信？她爸爸说：“盲目，盲目地相信一件事。”

阿冬问：“什么是盲目？”

“就是没有科学根据。”

“什么是科学根据？”

“好啦阿冬，你这脑子又动得太多了，这你还不懂。还是我来多给你们讲些故事吧。我以后一有时间就给你们讲些科学的故事，好吗？”

阿夏阿冬的爸爸又给我们讲月亮、讲太阳、讲银河、讲宇宙、讲一光年是多远；讲宇宙一直在膨胀一直都在膨胀，讲所有的天体都离开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讲总有一天宇宙也要老的，要走完生命的旅程，要毁灭。

“那可怎么办？那我们到哪儿去？”阿夏问。

“那时候人类的科学已经非常非常发达了，人早就又找到一个可以生存的地方了。”

“要是找不着呢？”阿冬问。

“会找着的，我相信会找着的。”

“为什么会找着？”

“我想会的。”

/宿命/

1

现在谈谈我自己的事，谈谈我因为晚了一秒钟或没能再晚一秒钟，也可以说是早了一秒钟却偏又没能再早一秒钟，以致终生截瘫这件事。就那一秒钟之前的我判断，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该有一个远为美好的前途。截至那一秒钟之前，约略十三人十八人次主动给我提过亲，其中十一回附有姑娘的照片，十一回都很漂亮，这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说明问题。但我当时的心思不在这上头，我志向远大，我说不，我现在的心思不在这上头。提亲的人们不无遗憾，说，莫非（莫非是我的姓名），莫非我们倒要看你找个什么样的天仙。然后那一秒钟来了。然后那一秒钟过去了，我原本很健壮的两条腿彻头彻尾成了两件摆设，并且日渐消瘦为两件非常难看的摆设，这意味着倒霉和残酷看中了一个叫莫非的人，以及他今后的日子。我像孩子那样哭了几年，万般无奈沦为以写小说为生的人。

曾有一位女记者问我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我想了又想说，走投无路沦落至此。女记者笑得动人：您真谦虚。总之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说您真谦虚。

2

实际无关谦虚。

说不定，牵涉十叔的那些懵里懵懂似有若无的记忆，原是我童年时的一个预感。据说孩子的眼睛可以洞察许多神秘事物，大了倒失去这本领。自然这不重要。要紧的是我的腿不能动了随之也没了知觉，这不是懵里懵懂似有若无的记忆，这一回是明明白白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且看样子只要我活下去，这一事实就不会不是个事实。

我以前从不骂人，现在我想世上一切骂人的话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说明是必要的。是必要的，而且有时还是必然的结论。

3

不过是一秒钟的变故，现在说它已无多少趣味。是个夏夜，有云，天上月淡星稀，路上行人已然寥落，偶有粪车走过将大粪的浓郁与夜露的清芬凝于一处，其味不俗。我骑车在回家的路上，心里痛快便油然吹响着口哨，吹的是《货郎与小姐》中货郎那最有名的咏叹调。我刚刚看完这出歌剧。我确实感觉自己运气不坏。我即将出国留学，我的心思便是在这上头，在地球的另一面，当然并不限于那一面，地球很大。我的腰包里已凑齐了护照、签证、机票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件，一年又十一个月艰苦奋斗之所得。腰包牢牢系在裤腰带上，除非被人脱了裤子去这腰包是绝不可能丢的，这腰包的设计者今生来世均当有好报，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气温渐渐降下来，且有了一丝爽风。沿途的楼房里有人在高声骂娘又有人轻轻弹奏肖邦的练习曲，外地小贩便于路旁的暗影中撒开行李，豪爽地打响一串喷嚏有如更夫的钟鼓。平凡的一个夏夜。我吹着口哨。地球是很大，我想在假期里去看看科罗拉多河的大峡谷，在另一个假期里去看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平时多挣些钱且生活尽可能地简朴，说不定还可以去埃及看看胡夫大金字塔去威尼斯看看圣马可大教堂，还有法国的罗浮宫英国的伦敦塔日本的富士山坦桑尼亚的塞卢斯野生动物保护区等等，都看看，都去看一看，机会难得。我精力充沛我的身体结实如一头骆驼，去撒哈拉大沙漠走一遭也吃得消，再去乞力马扎罗山下露营，我不打狮子，那些可爱的狮子。我吹着口哨，我吹得不很好，但那曲子写得感人。我不是个禁欲主义者。莫非不是个禁欲主义者，他势必会有个妻子。她很漂亮很善良，很聪明，很健康很浪漫很豁达，很温柔而且很爱我，私下里她不费思索单凭天赋便想出无数奇妙的爱称来呼唤我，我便把世间其他事物都看得轻于鸿毛，相比之下在这方面我或许显得略笨，我光会说亲爱的亲爱的我最亲爱的，惹得她动了气给我一记最最亲爱的小耳光。真正的男人应该有机会享受一下软弱。不过事后他并不觉得英雄因此志短，恰恰相反，他将更出类拔萃，令他的妻子骄傲终生！凉爽的夏夜使人动情，使人赞美万物浮想纷纭，在那一秒钟之前有理由说莫非不是在梦想。我骑在车上，吹响一路货郎的那段唱。我盘算以四年时间拿下博士学位，然后回来为祖国效力。我不会乐不思蜀，莫非不是那种人，天地良心，知道我出去学什么吗？学教育，祖国的教育亟待改革迫切需要人才。莫非不是没能力去学天体物理抑或生物遗传工程，但莫非有志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在那一秒钟之前我一直在一所中学里任教。我骑车拐上一条稍窄的街，那是我回家的必由之路，路面上树影婆娑，以后会证明这树影婆娑可与千刀万剐媲美。我依然吹着口哨。我是一个无罪的人。我想四年之后我回来，那时我就可以要一个儿子（当然在这之前需要结婚），抑或是一个女儿，设若那时政策允许也可以是一个儿子又一个女儿，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完全不在考虑之列，我看男女应该平等，唯愿儿子像我女儿像母亲，唯望这一点万勿颠倒了。这样想不对吗？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错。我是个无罪的人，在那个夏夜以及那个夏夜之前我都是一个无罪的人。无罪，至少是这样。

我吹着《货郎与小姐》中最著名的唱段，骑车朝那万恶的一秒钟挺进。与此同时有一位我注定将要结识的年轻司机，也正朝这一秒钟匆忙赶来。

4

照理说，那不是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夏夜，如果不是有人在马路上丢了一只茄子的话。我吹着口哨吹着货郎的唱段，我的前车轮于是轧到那只茄子，事后知道那茄子很大很光又很挺实，茄子把我的车轮猛扭向左，我便顺势摔出二至三米远，摔进那一秒钟内应该发生的事里去了。只听一声尖厉的急刹车响，我的好运气就此告罄，本文迄今所说的那些好事全成废话，全成了废话一堆。成了一个永久的梦例。

否则也就无事，问题出在它不把你撞死而仅仅把你的腰椎骨截然撞断。以往的一切便烟消云散烟消云散，烟消云散之后世界转过身去把它毫无人味的脊梁给你看，我是说给我看，给莫非。

5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想起一只电动玩具母鸡，在沙地上煞有介事地跑，碰上个石子颠了个跟头翻了个滚儿，依然煞有介事地往前跑，可方向与当初满拧（有可能是前翻一周半加转体一百八十度）。我见人玩过那样一只电动玩具母鸡，隔一会儿下一个假蛋。

6

我躺在马路中央，想翻身爬起来可是没办到。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年轻司机跑过来问我，您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奇怪好像我得歇一会儿了。司机便把我送到医院。

我说大夫我什么时候能好，我很快就要出国没有很多时间可耽误。大夫和护士们沉默不语，我想他们可能没弄懂我的意思。他们把我剥光了送上手术台，我说请把我裤腰带上那个腰包照看好，我还把机票的有效日期告诉了他们。一个女护士说哎呀呀都什么时候了。我心想时间是不早了，我说是不早了不过我这是急诊。女护士一动不动看了我有半分钟。这下我明白了，他们一时还不可能了解我，不了解我多年来的志向和脚踏实地的奋斗历程，也不了解那一年又十一个月的奔波和心血，因而不了解那腰包对我意味着什么。我鼓励大夫，您大胆干吧不要发抖，我莫非要是哼一声就不算是我。大夫握了握我的手说，我希望您从今天起尤其要时时保持这种勇气。我当时没听懂他这话中的潜台词。

7

事实真相不久便清楚了：我已经被种在了病床上，像一棵“死不了儿”被种在花盆里那样。对那棵“死不了儿”来说世界将永远是一只花盆、一个墙角、一线天空，直至死得了为止。我比它强些。莫非比它强些。“莫非我们倒要看你找一个什么样的天仙”——那样一个莫非，将比“死不了儿”强些。我于是仰天号啕大放悲音，闻其声恰似回到了自由自在的童年，观其状惟妙惟肖一个大傻瓜。我有个姐姐，她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紧紧把我搂住像小时候那样叫着我的小名儿，你别着急你别担心，你别这样别这样，无论如何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你别哭你别闹，蚂蚱飞了，不就是蚂蚱飞了嘛姐姐明天再给你逮一只来）。但这一次不是童年，蚂蚱也没飞，根本没有什么蚂蚱。飞了的是一条很好很好的脊髓。我把姐姐搡开，把我的手从她冰凉的手里掰出来，走！走开！所有的人都给我出去！姐姐再度将我抱住，她的劲儿一时大得出奇。我看了一眼太阳，太阳还是原来的太阳，天呢？也还是在地上头。母亲没来，还没敢让母亲知道。父亲像个不会说话的瘦高的影子，无声地出去，又无声地回来，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放在桌上；又无声地出去无声地回来，买了更多更好吃的东西放在我的床边。我吼一声，父亲激灵一下惊得闪开，我把花瓶打进痰桶，把茶杯摔进便盆，手表砸扁扔进纸篓，其余够得着的东西横扫遍地然后开始骂人，双手垫在脑后，看定了天花板，尽情尽意尽我所知的脏话向世界公布数遍，涕泪纵横直到天昏地暗时，然后累了，心如千年朽木糟成一团。偷偷在自己的大腿上掐一把，全无知觉，慌得紧把手缩回深恐是调戏了别人。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了呢？漫长的寂静中，鸽子在窗外咕咕咕地嘶鸣，空旷、虚幻，天地也似无依无着。

到底是怎么了呢？无人肯告与莫非。

8

警察向我说明出事的情况。那个年轻司机没什么错儿，您那么突如其来地蹿向马路中央是任何人所料不及的。司机没有超速行驶，没喝酒，刹车很灵也很及时，如果他再晚一秒钟踩刹车，警察说恕我直言，您就没命了。我说谢谢。警察说那倒不用，我们来向您说明情况是我们的工作。我说请问我有什么错儿没有，姐姐说你有话好好说。警察说，您也没什么错儿，您在慢行道内骑车并且是在马路右边，您是个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公民，可谁骑车也不见得总能注意到一只茄子，而且那条路上光线较暗。我说，树影婆娑。什么您说？是的树影颇多，从出事现场看您绝不是有意去轧那个茄子的。我说，废话！姐姐说，莫非！警察叹口气，可您摔出去得太巧了，要是再早一秒钟的话，汽车就不至于碰到您。大夫也这么说过，太巧了，刚好把脊髓撞断，其他部位均未伤及。照您说这是我的错儿？警察说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路上光线较暗，注意不到一只茄子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到底是谁的错儿？姐姐说，莫非——我说，姐，难道我不能问这到底是谁的错儿吗？警察说，莫非同志你可以要求一点儿经济赔偿。滚他妈的经济赔偿，我眼下只缺一条完整的脊髓！莫非同志您这是无理要求，并且请您注意您对一个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的态度。我说既然如此，您有义务向我说明这到底是谁的错儿。茄子，警察说，如果您认为这样问很有意义的话，那么，茄子，您干吗不早不晚偏在那一秒钟去惹它？

9

日子便这样过去。每天所见无非窗外的旭日到夕阳。腰包里的文件犹在，默默然一部古书似的记载了无数动人的传说。

人类确凿不能将人类被撞断的脊髓接活，日子便这样过去。医学院的实习生们常来围了我，主治大夫便告诉他们为什么我是一个典型的截瘫病例：看看，上身多么魁伟，下身整个在萎缩。

日子便这样过去，消化系统竟惊人的好，毫不含糊地纳入各种很香的东西，待其出来时都变作统一的臭物。日子便这样过去。

向日葵收获了，夜来香的种子落在地上，随风埋进土里。天上悬了几日风筝，悬了几日，又纷纷不见了踪影。雪无声飘落。孩子们便嚷着在雪地上飞跑，啃着热气腾腾的烤白薯。我说哎，烤白薯！我是说世界并没有变，烤白薯仍旧还是烤白薯。父亲瘦高的身影却应声蹒跚于雪地上，向那卖烤白薯的炉前去……

日子便这样过去了又过去。苍天在上，莫非过上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冤枉的。哭一回想一回，想一回哭一回，看来那警察的最后一句问话是唯一可能有道理的。

10

渐渐地我想起来了，在离出事地点大约二百米远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个熟人。我记起来了，我吹着口哨吹着货郎的咏叹调看见了他，他摇着扇子在便道上走，我说嘿——他回过头来辨认一下，说——我说干吗去你？他说凉快够了回家睡觉去，到家里坐坐吧？他家就在前面五十米处的一座楼房里。我说不了，明天见吧我不下车了。我们互相挥手致意一下，便各走各的路去。我虽未下车，但在说以上那几句话时我记得我捏了一下闸，没错儿我是捏了一下车闸，捏一下车闸所耽误的时间是多少呢？一至五秒总有了。是的，如果不是在那儿与他耽误了一至五秒，我则会提前一至五秒轧到那只茄子，当然当然，茄子无疑还会把我的车轮扭向左，我也照样还会躺倒在马路中央去，但以后的情况就起了变化，汽车远远地见一个家伙扑向马路中央，无论是谁汽车会不停下么？不会的。汽车停下了。离我仅一寸之遥。这足够了。我现在科罗拉多河大峡谷或在地球的其他地方而不是被种在病床上。不是。绝不是被种在病床上。那样一个莫非。那样一个令人以为要娶一个天仙的莫非。

11

顺便提一句：至今仍只是十三人十八人次主动给莫非其人提过亲，其中十一回附有姑娘的照片。这三个数字以后再没有增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日之莫非与昨日之莫非断不是同一个莫非了。天地翻覆，换了人间。

我说这些没有其他意思，虽则莫非事实上是无辜的。

话说回来，姑娘们也是无辜的。一个姑娘想过一种自由的浪漫的丰富多彩的总而言之是健全的生活，这不是一个姑娘的过错。一对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婿站在别人的女婿面前，更体现出自己晚年的幸福与骄傲，这不是一对父母的过错。析此理而演绎开去，上述三个数字的不再增长，不是媒人的过错，不是朋友们的过错，不是谁的过错。天高地厚，驴比狗大，没错。

12

莫非之不幸，盖自那一至五秒的耽误。

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这样问：是什么造成了莫非在距出事地约二百米处遇见了那个熟人的？

这样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在我遇见那个熟人前三至五分钟时，我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个包子。我饿了，不是馋了当真是饿了，一个人饿了又路经一家小饭馆，吃便是必然的。上帝如果因此而惩罚我，我就没什么要说的了。我走进那家小饭馆，排在六个人后边成为第七个等候买包子的人。我说，包子什么时候熟？第六个人告诉我，您来的是时候，马上就要出笼了，我从上一锅等起已经等了半小时了。我便等了一会儿，心想这么晚了回家去也不再有饭，而我还是九小时以前吃的午饭呢。包子很快出笼了，卖包子的老妇人把包子一个个数进碟子，前六个人有吃四两的有买五斤拿走的。轮到我，老妇人说没了还有一个。我探头在笸箩里搜看，说，厨房里还有？老妇人说没了，就这一个了您要不要？我说还蒸吗？她说明天还蒸，今天到点了。我看看墙上的大表：二十二点半。我就吃了那一个包子。现在让我们计算一下：如果我不是吃了一个包子而是吃了五个包子（我原打算是吃五个包子），按吃一个费时二分钟计，我至少要晚八分钟离开那小饭馆。而我遇到那个熟人时，熟人正往家走且距家只有五十余米，一个正常人走五十余米是绝然用不了八分钟的。我那熟人很正常，这一点由我来担保。这就是说，如果我早些到那小饭馆排在第五或第六位，我必吃五个包子，就不会遇见那个熟人，不会喊他，不跟他说那几句话，不必捏一下车闸，不耽误一至五秒从而不撞断脊髓，今日之莫非就在地球的另一面攻读教育学博士，而不是在这儿，更不是坐在轮椅里。

13

到现在问题已经比较明朗了。请特别注意小饭馆里第六个买包子的人所说的那句话，他说他从上一锅等起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这就是说我若不能提前半小时到达那家小饭馆，则我必排名第七，必吃一个包子，必遇见那个熟人，必耽误一至五秒从而必撞断脊髓，今日之莫非就还是坐在轮椅里。

我们必须相信这是命。为什么？因为歌剧《货郎与小姐》结束的时候，是二十二点整。无论剧场离那家小饭馆有多远，也无论我骑车的速度如何，我都不可能在二十二点半之前半小时到达那家小饭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算术问题。这就是说，在我骑车出发去看歌剧的时候，上帝已经把莫非的前途安排好了。在劫难逃。

14

现在就要看看上帝是用什么方法安排莫非去看那歌剧的了。

我说过我一直在一所中学里任教。出事的那天我本该十八点一刻下班的，历来如此，这儿看不出上帝的作用。下午第四节课是我的物理课，十八点一刻我准时说道：下课！学生们纷纷走出去，我也走出去。我走到院子里找到我的自行车，我准备直接回家，我希望在出国之前能和二老双亲多待一会儿。这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个学生问我：老师，我能回家了么？我才想起，这个学生是我在上第四节课时罚出教室的。事情是这样的：课上到一半时，这个学生忽然大笑起来，他坐在最后排靠近窗户，平时是个非常老实的学生，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智商不高。我说请你站起来。他站起来。我说请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笑？他低头不语。我说好吧坐下吧注意听讲。他坐下，但还是笑。我说请你再站起来。他又站起来。你到底笑什么？他不说话。我看得出他非常想克制住自己不笑，他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像女孩子那样，我一直怀疑他智商偏低。我说你坐下吧不许再笑了。他坐下但仍止不住地笑，课堂秩序便有些乱，淘气的学生们借机跟着大笑。我没办法只好请他出去，我说请你出去镇静镇静，否则大家都不能听课了。他很听话，自己走出去。放学时我几乎把他忘了，我相信他至少是性格里有些问题。可怜的孩子。我说你可以回家了，以后注意课堂纪律。结果他又开始笑，不停地笑。这下我有点儿生气了，我说到底有什么可笑的？就这样我问了他约二十分钟，毫无结果，他光是笑不肯回答。这时候，我们可敬的老太太校长喊我：莫老师，有张戏票你看不看？我问是什么。歌剧《货郎与小姐》，看不看？怎么想起来给我，您不去吗？她说她非常想去，可是刚刚接到教育局的电话有个紧急会议要她去参加，看不成了，你看不看？我说好吧我看。以后的事情我都说过了。

15

之后我出院了。医院离家不远。我坐在轮椅里，二老双亲轮换着推我在街上走。杨树又已垂花，布谷鸟在晴朗的天上“好苦好苦”地叫得悠远，给人隔世之感。风吹鸟啼，渐悄渐杳，又听得有人喊我，莫非，莫非！是莫非么？我说没错儿是我。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站到我面前。怎么，莫非你怎么在这儿？我说依你看我应该在哪儿？你不是出国留学去了吗？你这是怎么了？我说你问我，你让我去问谁？她睁大了眼睛，她好像才注意到我的两条腿：这是怎么弄的？我说这很简单，再容易不过了。她脸红一下，在上大学时我常对她这么说，在她经常解不出一道数学题的当儿。母亲又忍不住落泪，拉了父亲站到远处去。五个包子的问题，我说，或者一个茄子。我便把事情的经过简要地告诉她。她说真是真是，唉——我说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命。她说，莫非你别这么想，莫非你要坚强，她眼泪汪汪的，莫非你要活下去。

遥远的姐姐来信也是这么说：你要活下去。谁也没说活下去是指活到什么时候，想必是活到死，可有谁不是活到死的呢？姐姐说，别担心，姐姐有一个窝头就有四分之一是你的（另外三个四分之一分别是姐姐、姐夫和小外甥的）。可我担心的是比窝头更重要的一些事，在活到死这一漫长的距离内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那是贤惠的姐姐无法给我的。

所以后来我就写写小说。所以后来女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说是万般无奈沦落至此。如同落草为寇。

16

多年以来我一直暗自琢磨，那个后排靠窗户坐的学生为什么突然笑起来没完？那是我命运的转折点。那孩子智商肯定偏低，但他笑得那么莫测高深，恰似命运的神秘与深奥。孩子的眼睛或许真有超凡的洞察力？不知道他在那一刻看见了什么。我想我要是能把他当时的笑态准确地画下来，我就能向各位展示命运之神的真面目了。

若不是那神秘的笑，我便不可能在那天晚上有一场《货郎与小姐》的歌剧票，我莫非博士今天已是衣锦还乡功成名就老婆孩子一大堆了。

17

在那艰难岁月，我喜欢上了睡觉。我对睡觉寄予厚望，或许一觉醒来局面会有所改观：出一身冷汗，看一眼月色中卧室的沉寂，庆幸原是做了一场噩梦，躺在被窝里心咚咚跳，翻个身踹踹腿庆幸那不过是个噩梦，然后月亮下去，路灯也灭了闹钟也叫了，起床整理行装，走到街上空气清新，赶往飞机场还去赶我的那次班机……

应该说会做噩梦的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可以醒来，于是就比不会做噩梦的人更多了幸福感。

在那些岁月，我每每醒来却发现，我做了一个想从恶梦中醒来的美梦。做美梦是最为坑人的事，因为必须醒来。

要么从噩梦中醒来，要么在美梦中睡去，都是可取的。可在我，这事恰恰相反。

躺倒两年后，我开始写小说，为了吃，为了喝，为了穿衣和住房，还为了这行当与睡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比睡觉多着自由——想从噩梦中醒来就从噩梦中醒来，想在美梦中睡去就在美梦中睡去，可以由自己掌握。同是天涯沦落人，浪迹江湖之上，小说与我相互救助度日，无关谦虚之事。

18

终于有一天我又见到了我的那个学生，那个一向被我认为智商不高的学生。他在一本刊物上见了我的小说，便串联起一群当年的同学来看我。孩子们都长大了，胡子拉碴的，有两个正准备结婚。大家在一起回忆往事，说说笑笑很是快活。学生们提议，为莫老师成了作家，干杯！我这才想起问问那个学生，你那天为什么笑个没完呀？他仍羞羞怯怯推说不为什么。我换个问法，我说你看见了什么？他说，一只狗。一只狗？一只狗值得你那么笑吗？他说那只狗，说到这儿他又笑起来笑得不可收拾，但他终于忍住笑镇定了一下情绪，他毕竟是长大了，他说，那只狗望着一进学校大门正中的那条大标语放了个屁。大家都说他瞎胡编。他说我就知道说出来你们都不会信，反正那只狗确实是放了个屁，我听见的我看见的，很响但是发闷。大家还是不全信，说他有可能听错了。他便问我，莫老师您信吗？我没听错真的我没听错，确实是因为那个狗屁莫老师您信吗？

过了很久我说我信。我看那孩子的神情像个先知。

19

如今当我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听见那声闷响仍在轰鸣。它遍布我的时空，经久不衰，并将继续经久不衰震撼莫非的一生。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一声闷响？

不为什么。

上帝说世上要有这一声闷响，就有了这一声闷响，上帝看这是好的，事情就这样成了，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七日以后所有的日子。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中篇1或短篇4

/边缘/

那湖，并不大，十几个足球场的样子。差不多，也就这样。

离开喧哗不息的市区几十公里，地势变化，起伏跌宕。山在前面大起来。能见度好的天气里，从市区也可以望见的那一脉远山，膨胀似的，大起来。山的各个部分，千姿百态相当复杂，山的整体却给人十分简单的印象。尤其是冬天。尤其在一夜罕见的大雪之后，到处是荒茫的白色，仿佛世界要回到初始的混沌。

前面的什么路段上交通发生故障。往山里去的车到这儿停下来，不走了。从山里来的车呢，一辆也没有。否则很少会有人在此逗留并注意到那一块小湖，不到中午也很少有人光顾路边的那家快餐店。

湖面，当然早已经冻硬。湖上、岸上、大路小路上、山和快餐店的屋顶上，到处都盖着厚而且平坦的雪层。汽车孱弱地停在雪野里，被衬比得毫无尊严。旅客们纷纷朝那家快餐店走去，一路大声抱怨；嘴上的哈气一冒头，刚来得及抖一下，便被刺骨的严寒吞灭掉。雪，柔软洁白绵延无际，把一切嘈杂都压盖住或吸收去了，留下无比透彻的安静。但湖上似乎出了点儿事，接近对岸的地方有两棵并排的大树，有一堆人，远远地能看出其中有警察——一个或者两个穿警服的人；厚而平坦的雪层上明显画出一个大圆圈，不可能很圆，但很大，几乎把整个湖面都包括进去。

“这儿怎么啦？”最先进来的一个小伙子问。

“哪儿？说清楚。”快餐店的老板娘说。

“湖上，湖上不是出了什么事？”

“对了，是湖上，说清楚，不是这儿。”老板娘用指尖点一点她的柜台。

“怎么回事？”

“死了个人。”

“什么人？”

“喂，喝杯热咖啡，还是来点儿酒？”老板娘招呼随后进来的一群人。

有个五六岁的男孩儿站在后窗前的一把椅子上，举着一只小小的望远镜。刚才他可能正朝远处的湖面上瞭望，现在转过身数着进来的人：“一、二、三、四五六、七，没了。妈！七个！一共来了七个人！”

“知道了儿子，你跑一趟去叫你爸回来行不？”老板娘顾不上回头，又赶忙招呼围拢来的客人，“对不起啦各位，吃饭还得等一会儿。”她抬头看看钟，自语道：“还不到十点呢，谁想到今天人来得这么早！”

“嘿，我问你哪，”最先进来的那个小伙子说，“那个人是什么人？”

“您要是也不知道，这会儿就还没人知道呢。”老板娘扭开头，对他的语气明显地表示不满。然后她飞快地换成一副笑脸，向围在柜台前的其他人再说一声对不起：“快餐还得等一会儿，有各种饮料和各种酒。这么冷的天气，先都喝一杯吧。”

“好吧，”那个小伙子掏出一张钞票放在柜台上，“你给我来半升啤酒。”

老板娘量好半升啤酒，端给小伙子，目光中也带出一些歉意。

“请问死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小伙子的语气客气了许多，但仍不免流露着焦虑。

“男的。一个老头。”

“有多大年纪？”一个戴眼镜的女人紧跟着问。

“那谁知道呢？”

“大概。”那女人往前两步，靠近柜台。

老板娘盲目地想一下。

戴眼镜的女人不眨眼地望着老板娘：“大概，估计一下，有多大岁数？”

“五六十？要不，七八十？”

那个小伙子已经松下心来，对老板娘笑道：“不愧是老板娘你真说得对，管他五十还是一百，只要是男的就都是老头。”

老板娘竟有些恼，红了脸：“我说了我不知道。我们那口子光告诉我是个老头。”

小伙子顾自哧笑着离开柜台，端着酒杯想找一个角落里的座位。但他发现两个最不惹眼的角落里都有了人，西北角上不声不响地坐着一个男人，东南角上同样静静地坐着一个女人，他们好像都对湖上的事缺乏兴趣。整个店堂呈正方形，有八九十平米，要在市区可以开一家大买卖。小伙子转了一圈，注意到后窗前的那个男孩，走过去。

一对温文尔雅的老人站在柜台前，面面相觑，望望窗外，又互相唏嘘。

老板娘：“还提呢！昨儿，天擦黑的时候，那会儿雪越下越大，看看不会再有人来了，我们那口子出去正要关门上板，就在这门口碰见一个老头。老头背了个大背包，呼哧带喘地往湖那边去。我们那位好心好意地问他，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上哪儿呀？那老头头也不抬，说是去太平桥。哎哟喂老天爷我们孩子他爸说，上太平桥您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走错啦您，这儿方圆几十里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哪有个太平桥哇！”

南方口音的男人：“那么，太平桥在哪儿？”

“不知道。”老板娘接着说昨天晚上的事，“可您猜怎么着？那老头破口就骂，说这条道儿我走了一辈子了他妈的用得着你管？说，你瞎啦前头这不就是太平桥了吗？还说，我乍走这条道儿的时候你他妈的还不知道是个什么呢？您瞧瞧您瞧瞧，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温文尔雅的老两口连连摇头叹气：“唉，这个人哪！”“这人可也真是老糊涂了。”

“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吗？”戴眼镜的女人问，脸色有些苍白。

“不知道。”老板娘继续说昨天晚上的事：“这您说我们那口子还怎么管？回来跟我说，我说随他去吧。我们那口子还直不放心，说你看这么大的雪。我说你缺骂啦？他到前头找不着太平桥他还死在那儿不成？嗨嗨，可谁想到真就……今儿天刚蒙蒙亮，我们孩子他爸一开门，雪停了，远远地就见湖上不知怎么回事划了个老大老大的圆圈儿，这么早，平展展的雪地上怎么会冒出来个大圆圈儿呢？跑去一看，有个人躺在对岸那两棵大树底下，推推他，您猜怎么着？死了。”

老板娘的儿子——那个五六岁的男孩，举着望远镜向湖上瞭望；后窗的玻璃被雪色辉映得白亮耀眼，把他小巧的身影衬照得虚虚暗暗。那个小伙子挨近男孩，也向湖上望。接近湖对岸的那一堆人缓缓蠕动指指划划，但听不见声音。

小伙子：“把望远镜让我看一下好吗？”

男孩不理他，也不朝他看一眼。

小伙子再说一遍：“把望远镜让我看看，行不？”

“不。”男孩一动不动地望着湖上。

戴眼镜的女人、那对老人、南方口音的男人，便离开柜台都到男孩这边来。

老板娘于是喊：“儿子！不是让你去叫你爸爸快回来吗？”

男孩不吭声，仍旧不动。

“我跟你说什么呢儿子，听见没有？”

男孩举着望远镜，连姿势也丝毫不变：“不也是你，不让我到湖上去吗？”

老板娘茫然地想一想，理屈词穷，走出柜台，也到后窗边来。除去角落里的那两个人，大家都聚在这儿向湖上张望。

云，渐渐地稀薄，变白，天地茫茫一色。风，在湖面上、湖岸上、山脚下和树丛间卷扬起层层雪雾，一浪一浪地荡开，散落。

南方口音的男人：“确实奇怪得很，到底为什么会有那么一个大圆圈嘛？”

“都是脚印，”男孩说，“那个大圆圈上面都是他的脚印。”

“都是他踩的，”男孩说，“踩成了一道沟。”

戴眼镜的女人：“谁？谁踩的？”

男孩不回答，神秘地笑了一下。

小伙子：“是那个老头？”

男孩松开手，让望远镜掉落在胸前，依然望着湖上：“废话，还能是谁？”

大家都愣了一会儿，然后“噢——”似乎有点儿明白。老板娘拍拍男孩的小屁股，得意于儿子的聪明，然后看看每一个人，但是没有谁去理会她的骄傲。

南方口音的男人：“给我用一用你的小望远镜好不好？”试图摸一下男孩的头。

“不。”男孩早有准备似的一弯腰，躲开他的手。

戴眼镜的女人：“我呢，给我用一下行吗？”这一回还不错，男孩总算扭头给了她一眼，但仍然是一个字：“不。”

老板娘更加骄傲起来，笑得厉害。

小伙子把酒杯倒过来扣在桌上，向门外走：“去看看。”

戴眼镜的女人望着小伙子的背影，紧紧张张地不能决定，直到店门在小伙子身后摆来摆去摆来摆去慢慢停住，她才慌慌地追上去：“哎，等我一下。”

男孩转过身，环顾店堂一周：“一、二、三四五，妈！还剩下五个人！”然后从望远镜中饶有兴致地看每个人的脸。

温文尔雅的老两口随便拣了个座位坐下，各自要了一杯茶。南方口音的男人把头探进柜台，眼睛几乎贴在货架上，像一匹警犬那样上下左右琢磨了很久，最后什么也没买，退几步在两位老人近旁坐下，抽自己的烟。老板娘在他身后狠狠地盯了一眼，转出柜台，重又堆起笑去招呼角落里的那两个人。

“这位先生，您喝点儿什么不？”

“喝什么？”西北角的男人仿佛一惊，站起身，“噢噢，一杯咖啡吧。”

老板娘再返身在店堂中走一条对角线：“您呢，想要点什么？”

东南角的女人说：“随便什么吧。好的，就要杯咖啡。”

店堂里一时安静下来，只有匙杯相碰发出的微细声响。只有茶杯轻轻地脱开桌面又落回桌面的声音。

老两口中的一个：“你也不记得太平桥在哪儿吗？”

老两口中的另一个：“不记得。”

“也没有印象，大概在什么方向吗？”

“我现在想，是不是真有那么个地方。”

老板娘给录音机接通电源，随手拣了一盘磁带装上，按下一个键。

“要我看，”老板娘说，“那老头准是碰上‘鬼打墙’了。”

南方口音的男人：“是的是的，他在湖上有可能是‘鬼打墙’了，但是在这之前呢，他说要去太平桥，他还说前面就是太平桥，这怎么理解？”

老板娘：“那，依您的高见呢？”

“我很怀疑，他到底看见了什么？”

钢琴声，似有若无。确实是钢琴声，轻轻的，缓缓的，一首非常悠久的曲子。窗外的雪地上有了淡淡的阳光。店堂里的光线随之明亮了许多，雪反射了阳光，甚至把窗棂的影子朦朦胧胧地印上天花板。钢琴声轻柔优雅，在室内飘转流动，温存又似惆怅，仿佛有个可爱但却远不可及的女人迈动起纤纤脚步。

后窗前的男孩忽然转回身，喊道：“妈！我害怕！妈——我害怕——”

几个人急步向窗边去，悚然朝湖上望。

“怎么啦儿子？”老板娘搂住男孩，觉出他在发抖。

湖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老两口互视片刻，安慰男孩也安慰自己：“不怕，没有什么事，别怕。”

男孩：“把录音机关了，妈，你把它关上。”

“为啥呢倒是？”

“你把它关上，关上——”

“这孩子今儿可真是怪了，平时你不是爱听它吗？”老板娘说着走过去关了录音机，再回到儿子身边来。男孩偎依在母亲怀里，安稳了些。

南方口音的男人眯起眼睛望着湖上，侧耳谛听很久。然后他弓下身，目光仍然不放弃白皑皑的湖面，在男孩耳边问道：“告诉我，你都看见了什么？”

过了差不多两小时，风大起来，前面的交通故障还不能排除。又一辆面包车在快餐店门前停下。

男孩举起望远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妈，妈——又来了九个！”现在他显得很快活，站在椅子上手舞足蹈，并且哼唱起一支古老的儿歌。后窗灿烂的光芒勾画出他幽暗的身形，就像个皮影。

九个人先后进门。老板娘团团转：“喂，有快餐盒饭，有荤的有素的。”

“听说那边大树下，死了个人？”

“对，一个老头。喂，有酒，还有各种饮料！”

“怎么回事呢，凶杀还是自杀？”

“请坐吧，都请坐吧。这么冷的天儿，先都喝杯热饮再吃饭吧。”

新来的几个人不急于落座，围着老板娘，围着那对温文尔雅的老人和那个南方人，询问湖上的事，叽里呱啦南腔北调一团嘈杂：……噢，是吗……昨天晚上？对，开始下雪了……太平桥。什么太平桥……不，不记得。真的有这么个地方……没人认识他？到底怎么回事呢……他从哪儿来……

老板娘冲出重围：“劳驾劳驾，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这时她见那个小伙子和戴眼镜的女人回来了，就说：“要问就问他们吧，他们刚从湖上回来。”

“喂，怎么样了？”老板娘自己先问。

戴眼镜的女人好像把离开时的惶恐和焦虑都丢在湖上，微笑着，一边踢踢踏踏地跺脚一边擦眼镜上的水雾：“冷死啦冷死啦，湖上好大的风噢。什么？哦，让他先说。”她望一眼小伙子，那光景他们已经很是熟悉了。

小伙子：“不错，你那宝贝儿子说对了。那圆圈整个是那老头踩出来的。”

戴眼镜的女人：“他在湖上一圈一圈整整走了一宿，把那一圈雪踩得又平又硬。不不，不像是‘鬼打墙’。”

小伙子：“不是‘鬼打墙’。他不像是迷了路。他肯定是以为走到了他要去的地方，这才躺下来。喂老板娘，再给我一杯酒。”

戴眼镜的女人也要一杯。她很美，皮肤很白，带一副细边眼镜，很文雅。

小伙子：“他在湖上一圈一圈至少走了有四五十公里，最后在岸边看见了一块大石头。对，就在那两棵大树下。那石头两米多长一米多宽平平整整，邪门儿了，正好像一张床。看得出，他死前并没有迷了路的那种惊慌失措，他完全相信那是一张床。”

戴眼镜的女人：“他走到床前，他以为他走到床前，脱了鞋，还把一双鞋端端正正地摆好——想必这是他几十年里养成的习惯，然后爬上床，脱了棉大衣把棉大衣当被子，躺下，把自己盖好。就这样。”

“有条不紊，看不出他有过一点儿慌张。”

“睡之前他还吸了一支烟。就这样。”

“他身上、衣兜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一点能说明他身份的线索。”

“发现时，他死了并不久。就这样。”

“是我们那口子最先发现的。”

“那时候天也就是刚刚亮，对吗？”

“天刚蒙蒙亮。”

戴眼镜的女人看看手表：“就这样。现在是一点，他死了七八个小时了。”

没有人说话。都望着后窗。

过了一会儿，小伙子也看看手表：“噢是吗？老板娘，给咱们开饭吧！”

“喂，都有哪位要快餐盒饭？该死的我们那口子怎么还不回来！”老板娘满腹怒气地朝湖上望望，顺手在录音机上换了一盘磁带，按下一个键。“有酒，也有烟，有各种饮料！”

这一回是一首提琴曲，开始的节奏急切、跳跃、断断续续，继而低回旋转、悠悠荡荡连成一气，反反复复地加强着同一个旋律。仿佛在一片大水之上，仿佛有一条船，仿佛是一个水手驾了一只木舟。窗外，丝丝缕缕的残云在天上舒卷厮缠，风刮起雪尘肆无忌惮地扬洒在空中，太阳把它们照耀得迷蒙灿烂。一只提琴孤独地演奏，拨弦，弓在弦上弹跳，似乎有些零乱，然后是一阵激动的和弦、变奏，渐渐又透出初始的旋律，缠绵如梦……仿佛有桨声，有水声，有船头荡破水面的声音，仿佛有喁喁的话语。

男孩又喊起来：“妈我害怕！妈——我害怕！我害怕——”

人们呼啦一下又都聚向后窗。除去西北角那个男人和东南角的那个女人。

“妈你把它关上！把它关上——”

“天哪可真是怪了，今儿这孩子是怎么了？”老板娘说，忧心忡忡地看着众人。

“关上！快把它关——上——”

老板娘赶紧过去关了录音机，回来，搂住瑟瑟发抖的儿子，轻轻抚摸他的头，攥住他冰凉的小手，大气不出地盯着湖上。

湖上仍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新来的一个人问：“湖上那些人，他们在等什么？”

“可能在等新的线索。”“可能，正与电视台联系，寻找老头的亲人。”“等他的亲人，或者朋友。”“也可能等运尸的车来。”

新来的人中有七个出了店门，到湖上去。

老板娘喊：“喂，见着我们那口子让他快回来！你们就问谁是快餐店的老板，对，那就是我们孩子他爸，让他马上回家来！”

南方口音的男人也走到门外，站在台阶上抽了一支烟，又回到店堂里。他看着男孩已经又在母亲的怀中玩耍了，便凑近来盯住男孩的眼睛问：“你看见湖上都有什么？别害怕，告诉我，你还看见了什么？”

文质彬彬的老两口颤颤地说：“别，别再问他。”“你看他刚刚好些了。”

老板娘茫然无措，不知该听谁的。

男孩似乎把刚才的恐惧全忘了，又高兴起来，举起望远镜看屋子里的每一个人：“一、二、三……妈，现在还剩九个。”

一个新来的人：“把你的望远镜让我看一下，行吗？”

男孩端着望远镜看，不理他。

另一个新来的人：“给我看一下就还给你，怎么样，行不行？”

男孩从望远镜中看每一个人，对上述请求毫无反应。

最先来的那个小伙子喝着酒，笑笑：“你们休想。这孩子邪门儿了，老板娘你这儿子将来是个人物。”

“至少，”戴眼镜的女人说，“你这个儿子能把你的小店守得牢牢的。”

但这时男孩从母亲怀中挣脱出来，下地，径直朝东南角走去。他走到那个女人跟前，站下。东南角的女人仿佛很疲惫的样子，从始至终一声不响，让人担心她是不是病了。男孩站在她跟前注视了她好一会儿，她才发觉。

“噢你好！”她说，“有什么事吗？”

男孩：“你想不想用一用我的望远镜？”

“喔，当然好。可用它看什么呢？”

“湖上，你可以用它看看湖上。”

“对对。好，让我来看看。”

下午四点多钟，湖岸上又来了一辆警车。红色的警灯一闪一闪，灭了。几个警察再次围着死者拍照：全景，近景，局部。摄像机对准老头平静的脸，推近拉开，推近，拉开，然后摇拍远景。

鲜艳的落日挨住了山顶。山的某些被照耀的细部，更加复杂、真切。风把天空刮得非常干净，山的全景依旧十分简单、甚至抽象。大山的影子倒下来，渐渐淹没了那两棵大树的影子，像黑色的油那样缓缓浸染着雪层。湖面上一半晦暗阴郁，一半灿烂悦目。雪层，和雪层上的那个大圆圈一点儿也不融化。

没有迹象表明前面路段上的交通故障可以很快排除。快餐店门前，有些汽车掉转头准备往回走了，发动机隆隆作响，排气管喷出一股股白烟。

“一、二、三、四、五、六、七，妈！走了七——个！”老板娘的儿子说。阳光斜进快餐店的窗口。窗棂的影子一条一道，起起伏伏落在店堂中央的地上、桌椅上，落在人的身上、脸上。

从湖上回来的人说，在一尺多厚的雪层下，找到了老头的那个大背包。

“怎么知道一定是他的呢？”

“背包里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很旧了，已经发黄，表面布满了裂纹。”

“是他？”

“很明显，那是他，是他年轻的时候。”

“是从一张合影上剪下来的。”

“噢？”

“照片的一侧，残留了一个女人的肩膀。”

“肯定是一个女人？”

“看得出，她穿的是一件碎花旗袍。”

“他呢？”

“他嘛，看样子那时他有三十多岁，很普通，一张最容易被人忘记的脸。”

老板娘一次次到门外去，张望她的男人。“该死的，还想不想回来！到底是上哪儿去了……”

男孩又唱起那支古老的儿歌，唱得零零落落，不时向他的母亲报告湖上的情况。“妈，妈！他们把他抬上汽车啦。”

人们喝着酒，喝着咖啡和茶，漫不经心地扭转脸看一看窗外。往山里去的路还没有修好，往山里去的车无声无息还停在雪地里。

“没有他的地址吗？背包里有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没有。”

“背包里有一袋米、一罐油、一盒糕点和一包糖果。就这些。”

“还有几只漂亮的发卡。就这些。”

“对啦，还有几个红色的纸袋，每个纸袋里一沓崭新的钞票，一元一张的，十张。”

“会不会是压岁钱？”

“是压岁钱，再有几天就过年了。”

“哦对，还有些烟花爆竹。再没了。”

“还有一个礼拜，就要过年了。”

“这条路常出故障吗？”

“但愿今天夜里咱们都能回到家吧。”

男孩像模像样地扭着胯，扭着小屁股，扭出欢快的节奏，把那支陈旧的儿歌唱出崭新的激情。阳光不知不觉地消逝，昏昏暗暗的后窗把男孩的身影融化进去，风更大了，风声很响。“汽车开啦，妈！他们把他运走了。”几乎分辨不出这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

老板娘扭亮了灯，昏黄的灯光让人打不起精神。老板娘走近录音机，但偷看一眼她的儿子，踌躇片刻，又战战兢兢地走开。

天黑起来的时候，往山里去的路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人站起来，依次出门，打算进山去。男孩从望远镜中看他们怎样走出去，看店门在他们身后怎样摆来摆去摆来摆去，看风怎样把碎雪从门隙间吹进来并且在门前化成水。男孩看见东南角上的那个女人还在，望远镜从那儿走一条对角线，男孩看见西北角里的那个男人也没走。

老板娘思虑良久，对男孩说：“我出去看看，不知你爸爸到底哪儿去了。”她看看角落里的两个人，把话甩给他们听，“我不会走远，我就到门前的大路上，绝不走远。”

“一、二、三。”男孩子把他自己也数进去，店堂里连他总共剩下三个人。

男孩从望远镜中看到：东南角的女人终于向西北角走去。

男孩看到：她走到西北角那个男人近旁停下脚步，站着，一言不发。

男孩看到：男人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才转过脸来，望着女人。

窗外一团漆黑，风声压倒一切。

男孩听见女人说：“这么久，你还没有认出我吗？”

男孩听见男人并不回答。男孩看见，男人的眼睛里和女人的眼睛里，都有一层亮亮的东西涌起，涌得厚厚的。

男孩悄悄溜进柜台，按响了录音机，躲在柜台后面。窗外，漆黑的雪地上走过漆黑的风声。然后是一把吉他，一把要命的吉他，响起来，颤抖着响起来……仿佛在那颤抖的琴声前面和后面，都有着悠久的时间。男孩像那琴声一样，颤抖着，蹲下，把双膝紧紧抱在怀里。

很久很久，男孩听见那女人对那男人说：

“我等你，我们一直都在等你。”

“我们等你，我们到处找你。”

“我们找你找了，一万年。”

/局部/

我知道，这之前他们一直都在找我。

这么多年他们一直也没放弃找我。

我知道早晚他们会找到我。他们找到我就是把我杀了，说实在的，我嘛，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换了我是他们我又能怎么办呢？杀一个叛徒不像杀一个别的什么，无论怎么讲，于情于理都是讲得通的。

我是个叛徒。叛徒，我看不用再怎么解释了，叛徒这两个字家喻户晓。

不不，不是冤案。可能有些“叛徒”是冤案，我不是，真的我不是。没人冤我，没有，真没有。我真是叛徒，不骗你。唉，但愿还能有人信我的话，我希望不要因为我曾经是个叛徒，就再也没人肯相信我。相信我，至少我不是无赖。我认账。我罪恶深重我死有余辜，我都承认。我干过的事我一件都不抵赖。不翻案，我不翻案。

当然，也翻不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该平反的平反，该翻案的翻案，我不浑水摸鱼；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世上确实有冤狱，也确实有真正的叛徒，实事求是。从小，母亲，还有父亲，就希望我长大了至少做一个诚实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要实事求是。那时候，每逢过年，父亲给我买一些烟花爆竹，母亲给我一点儿压岁钱，我伸手去接，他们先不给我，他们先问我：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你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我说是。他们说：再想一想，要实事求是。我再想一下，说是，或者说不是但明年我会是的，然后父母才把那些过年的礼物送到我手里。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求宽恕。

自打我成了叛徒，多少年来——多少年了？有一万年了吧？我心里非常清楚，就剩下实事求是能让我保存住一点点良心了，也是我唯一的赎罪方式。只有这样，我偶尔才能睡一宿好觉；才能在夜深人静却无法入睡的时候喝杯酒，指望随后可以梦见那些唾弃了我却总让我想念的人；才能在每年的清明，为我的父母和被我所害的人烧几张纸；才能稍稍地舒一口气，才能活下去。

够多滑稽是不是？总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我的一切罪恶就出在这儿：贪生怕死。

照理说，我还活个什么呢？

有很多年，我从这儿跑到那儿，从那儿跑到这儿，隐姓埋名怕有人认出我，怕他们找到我。想象他们找到我的情景，比想象他们怎样处决我，还可怕。与其让自己人把我处死，真不如当初死在敌人手里。当然，他们早就不把我当自己人看了。我不敢想象怎么面对他们，我不敢想象在哪一年哪一天，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他们忽然找到我。但是每年每月每时每刻，我都强迫着做这样的想象。一种强迫症。理智上并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应该不想，或者，应该去死。清醒起来，我知道我不如尽快去死，像我这样的人只有死路一条早晚还不是一样？那么麻烦别人倒不如自己干还要光彩些。让自己人——我是说让那么多好人——恨着、骂着，蔑视、唾弃然后把你找到，就像找一只史前动物那样惊异于你怎么还能活着，与其这样，真不如自己知趣早早地去死了吧。活得没有一点儿让人看得起的地方，就不能死得勇敢一点儿至少爽快一点儿么？想是想得挺好，可一着手去做我就又害怕了，下不去手，自己下不了自己的手。刀子、绳子、河边、楼顶、毒药……办法是不少，决心也不小，关键是得真干哪。真要去干了这才看出我是个天铸地造的叛徒坯——贪生怕死，禀性难移。一个人像我这么怕死真是无可救药了，活到我这个份儿上还怕死，真让人失望。你有多怕死你就有多愚蠢，这是说我。人的怕死和人的愚蠢，你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是指我自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么废物。好人们看我活得就像条狗。我自己最明白，我活得未必比得上一条狗。我的那条狗活得比我有道理。我到这大山里来之后养了一条狗，我东躲西藏了好多年然后在这片大山里住下了，养了条狗，它活得比我有用比我自信。它无条件地跟着我，除了春天它不知跑到哪儿去疯一阵子它从不离开我，它除了离不开我就只醉心于那片大山，它每天望着四周的大山玩一会儿然后睡一会儿，活得坦然自在。唉，但愿来生吧。但愿那时我能做到宁死不屈，但愿来生我能有这样的品质，能够那么勇敢和那么明智。宁死不屈，确确实实是明智的：死了，是无比的光荣，没死呢，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自己也更信任自己，自己也更看得起自己。关键是你得经得住打，经得住各种刑法的折磨，不怕死。

那座城市，我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去过了。我在那儿出生，在那儿长大，又在那儿成了叛徒。自从我成了叛徒逃出那座城市，很多很多年里我没有回去过一次。起初我是觉得没脸见人，没有比叛徒更卑鄙更丑恶的东西了；我从小就知道，谁都是从小就知道。而后我才意识到他们不会饶过我，他们必定在全力寻找我，在没有证据说明我已经死了之前他们不会放弃这样的努力。这是对的，这完全应该理解：当然不能让一个出卖了别人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的人，就这么逍遥法外。我不敢回去。

不敢回去的原因还在于，我不想触景生情又回忆起我被敌人抓住，以及此后种种可怕的情形。我一心想到大山里去，到深山野林里去，越是荒凉偏僻越是人迹罕至越是交通闭塞风气不开，越好。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开荒种地自食其力了此一生，我以为这样就能把一切都忘掉，把善与恶都忘掉，把所有的人都忘掉包括把自己也忘掉，统统忘掉。

事实上这办不到。除非去死，你什么也忘不了。良心的规则跟下棋的规则类似，即便是棋错一步满盘皆输，那你也不能悔棋。然而生命的规则又不同于下棋，生命已经被开垦过了，除非去死你不可能重来一盘。可我正是因为怕死才成了叛徒的呀。实际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你要是看重良心你就别怕死，你要是怕死你就别在乎良心。可是，你又牵挂着良心又舍不得性命，我是说我，像我这样的人可还有什么出路么？

很多年很多年以前敌人把我抓住，先是劝导我，说我年轻无知受了人家的骗。实事求是地说，那阵子我表现得很像回事。我一一驳斥敌人，历数他们的罪行，揭穿他们的谎言，以严谨而且精彩的逻辑证明他们的虚伪，我那时生气勃勃才思敏捷滔滔不绝——可不像现在这么没用，质问得敌人瞠目结舌理屈词穷。好歹我这一辈子也算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过那么一回。那感觉真不错，觉得自己是那么崇高，真是一种幸福。我想，我那时看上去一定是非常勇敢。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我想我有幸能够勇敢了那么一阵子，归根到底是因为我坚信我的信仰是对的。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或许有必要把叛徒的概念界定一下：一种情况是，经过劝导，你真的相信是你错了，你真的认为你是受了骗，于是你放弃了你原来的信仰，那么你不应该算叛徒，你只是改变信仰罢了，信仰和改变信仰那是一个人的自由不是吗？另一种情况是，敌人，譬如说用高官用金钱或用美色来引诱你，于是你就放弃了你原来的信仰，那么依我看你也不是叛徒，因为这说明你原来就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你只不过是找错了升官发财和享乐的途径，你本来就是个利禄熏心贪图享乐的人，现在你只是调整了你的经营方式你并没有背叛你的初衷。再一种情况也就是我的情况，我一点儿不怀疑我的信仰，我懂得那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至今都相信那是人间最最美好的理想，可是，在死的威胁下我放弃了它，背叛了它，为了活命我出卖了它，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叛徒。

铁案如山。

劝导无效，他们就打我。我是说敌人。敌人开始打我，给我用刑。我不想说这些事，不想说那些细节。残酷残酷，无非是说那些刑法有多么残酷，说这些干吗？为自己开脱罪责？不管多么残酷，不是有人挺住了吗？那就是说人是可以挺得住的。人折磨人的方法，和人经受折磨的能力，都是能让人自己为之震惊的。我不想说那细节还主要不是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那场面太让人觉得屈辱。他们就像揍一条畜生那么揍你，就像打一只苍蝇那样恨不能一下子就打死你，就像摔一堆破盆子烂罐子没头没脑地把你摔来摔去，就像猫摆弄一只耗子，他们一踹就把你踹得跪在地上，你好不容易又站起来那好他们再踹再把你踹得趴下，你别指望还能保持什么尊严，他们把你围在中间像轮奸似的那么轮流着揍你，东一鞭子西一棍子，揍得你满地乱滚，浑身是土是汗，满脸是血是泥，你不可能不呻吟不可能不把身子蜷缩起来，别相信电影里那些有分有寸的拍摄，你的衣裳不可能只是在肩膀上或后背上撕破那么一小块，你被打得连裤子全都掉下来这一点儿都不算新鲜，甚至那个最要命的玩意儿都哆哆嗦嗦的上面沾满了土，他们就用不管是鞭子还是棍子去拨弄它还他妈的笑着，你想想看那原本可是为了做爱的呀。这时候，你要是还能相信，你是人，说实在的，那也就不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这时候，你要是还清醒，你会觉得以往的人间很可能全是幻觉，什么上学啦你要衣着整洁尊师爱友那些小时候的事，后来长大了又是什么要注意言谈举止彬彬有礼要尊重别人也要自尊，什么文明礼貌什么文雅潇洒风度翩翩什么讲究卫生注意营养还有什么什么——碰破块皮还要小心翼翼地上一点儿药？那全是假的，全是幻觉，是梦，要么就是谣言。人哪，真是神秘真是不可思议，任何时候你都不敢说你是在梦里还是从梦里醒来了，你在梦里是不是也可以再做梦呢？你醒来了是不是还可以再醒来呢？别再说这些事了，我怕我又糊涂了，又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儿了。我一度精神不大正常。我老是得不时地这么掐一掐自己的大腿，感觉一下疼不疼，等一等看，会不会又醒过来。习惯了，其实没用。

我说我精神一度不大正常没别的意思。我不要求宽恕。请相信我。

其实在梦里你也能想起来掐一掐自己的大腿，你也能有疼的感觉，于是你欣喜若狂以为这一回不是梦了，可这么一欣喜若狂那才妙呢，忽悠一下你就醒了。有一回，我梦见我爱过的那个女人在大山脚下的那个小湖边把我找到了。我的那条狗把她领来，把我找到了。湖水清冽，波光潋滟，小时候读过的那篇古文中怎么说的？“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正是那样。绿草茵茵，山青水碧，轻风徐徐，树影婆娑，正是这样。湖岸上，她向我走来。我那条狗走在她前面，想必是它领她来的。她走到我跟前沉默着看了我很久，然后说：“我一直在等你，我们到处找你。”她含着泪对我说：“你不是叛徒，真的你不是，你弄错了。”可我干过的那些事呢？“那是假的，”她说，“那是梦，是你做过的一个梦。”可我怎么才能知道现在这不是梦呢？她叹一口气：“你看。”她让我看她身上那件碎花的旗袍。细细碎碎的小花真真切切，一团团一片片都带着她的体温和汗香，连贴边上密密的针脚我都一一看过。这是真的？这真是真的？她擦去泪水，微笑着：“你真是梦怕了。”我仍然不敢相信，就掐着自己的大腿，围着那片湖水满腹狐疑地走。她跟在我身后，说：“跟我回家吧，回太平桥去。”她这么一说，我想我倒得先验证一下她是否真是我爱过的那个人，我猛地转回身问她：“你还是在太平桥经营着那个小酒吧？”她点点头说：“这么久你都到哪儿去了？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我低头想了一会儿，心里盘盘绕绕的有点儿糊涂。她又说：“不信你看呀。”我寻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看见我的父母、亲人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来了，看见我的朋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他们都来了，他们毫无恶意毫无轻蔑毫无仇恨地望着我，他们有说有笑互相随随便便地交谈着向我走来。真的这回真是真的啦我想，我再把他们一一从头到脚看个仔细，抓住他们的手抓住他们的胳膊抓住他们的衣襟这回错不了啦我想，这回到底是真的了我说，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他们也都说。“回家吧，”他们说，“再有几天就要过年了。”我就在那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痛痛快快地哭。我那条狗蹲在我身旁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嗓子里哼哼唧唧的，眼神也是那么又悲又喜似的，我想这还会错吗？我哭了又哭心里那个舒坦、那个轻松、那个庆幸、那个高兴呀……然后忽悠一下，醒了。还是醒了。就这么忽悠一下，睁开了眼，非常简单。

忽悠一下。一秒钟都没用。

甭提有多简单了。

醒了，还是那条结结实实的炕，还是那间空空落落的屋子，还是我，一个人，后窗外是那片湖，一片白，远处是大山，白茫茫天地一色，下雪了，下了一宿大雪这会儿已经停了，太阳出来，雪地上和山谷里，飘浮起空蒙寂寥的光芒。有个孩子的声音，也许一个也许几个，在说歌谣：一一、一二三，打江山；二二、二三四，写大字；三三、三四五，烤白薯；四四、四五六，亲骨肉；五五、五六七，七七四十九，九九八十一，捡个骡子当马骑！童谣，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阳光照进屋里，门前两棵老树，树干的影子倒进来，斜着，把屋子分开成三块；早晨是西边的一块最小，中午有那么一会儿三块一样大，然后树影继续移动、延长，傍晚时东边的一块最小，越来越小变红变暗，每天都是这样。我的那条狗卧在院前，卧在两棵老树之间，每天都这样。它不叫，它已经老了，很少有什么事还能让它大惊小怪。并没有院墙，一直可以望到大山，四周连绵不断的大山，没有公路通到这儿。太阳东山出，西山落，每天这样。月亮圆了，月亮缺了，月影走过湖面，月月如此。那片湖并不大，几十个足球场的样子，差不多也就那样。山绿了山又黄了，湖水封冻了，湖水融化了，年年如此。沿湖岸，错错落落十几户人家，春种秋收生儿育女，祖祖辈辈就这样。

说实在的，严刑拷打我还是经受住了不少，有个把月我什么都没说。实事求是，我不是想要求宽恕。可是慢慢我明白了，就这么打下去非把我打死不可。最后无非两种结果：要么我招供；要么我以后的日子就只剩了坐牢和挨打，不打死我就不算完。敌人明确地说：“你别以为我们不敢打死你，你不算个什么重要人物。”这下我害怕了，我相信他们会的，会打死我，我无足重轻。

不知道为什么一听见死我就害怕了。只知道这一害怕，把我全毁了。

越害怕就越害怕，越想越怕。

我那时候二十一岁。我躺在牢房里越想越委屈，就这么就完啦？所有的愿望，所有的准备，所有的梦想令人激动的种种梦想，长大吧快点儿长大吧一天天盼着长大去实现那些梦想，终于长大了接近那些期待了，按捺不住的期待眼看着就来了……然后忽悠一下就这么全完了？再也没有了再也不可能有了？黑暗，无穷无尽的黑暗、虚无、无着无落，噢天哪那是什么？也许连黑暗连虚无都没有，那会是什么？什么也没有，谁都没有，自己也没有，没人知道你到哪儿去了，你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什么也没有死啦，什么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什么也干不了，死了……这时候我才懂了活着有多么好，我才发现我是多么想活。

小时候，我这么想象过一回死，想到最后我赶紧跑到母亲身边偎依在母亲怀里：“妈，我害怕。”父亲走过来问我：“怕什么？你看见了什么？”我不回答，母亲搂住我我觉得安全了。我问母亲：“妈，死疼吗？”母亲愣一下，望望窗外，把我搂得更紧些，说：“想那个干吗，那还早着呢，还早着呢。”我想是呀还早着呢，还有好多好多年呢，这样，很快我就不去想它了。

可现在，死这么快就来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才二十一岁。我躺在牢房里委委屈屈地哭起来，一边哭我一边想到我甚至还没结过婚呢。我爱着一个女人，就是我梦见在湖边把我找到的那个女人。事实上，我还没来得及对她说过什么。我有把握她对我印象不错。在漆黑的牢房里我肆无忌惮地哭着，想着，越想越相信她对我印象不错，要是我对她表白她不会拒绝我。我真后悔为什么我早点儿没对她说，有什么可不敢对她说的呢，要是我知道我这么快就要死了我一定敢对她说。至少她不会一下子就拒绝我。有一次好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她一定要挨着我坐，那不像是偶然的。人多，坐得很挤，我们俩几乎是紧挨着了，我先还尽量躲开一点儿，后来我发现她并不躲，好吧我也不躲试试看，结果我不躲她也没躲，那不像是无意的。我永远都记得她的体温和汗香。那一天有点儿让我神魂颠倒，夜里想起来觉得很紧张。她长得很美，皮肤很白，戴一副黑边眼镜很文雅，不不绝不是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发现她很美，不是漂亮而是美，很美，而且很文雅。她年龄比我大，这并不重要。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长途汽车上，汽车在半路停下来，下着大雨，前面的什么路段上交通发生故障，汽车都停下来。旅客们都到路旁的一家咖啡店里去。咖啡店很小，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了人，上帝的安排只有我和她没有座位。有一扇后窗，很高，很窄，窗台却很宽。我把咖啡放在窗台上。她走过来也把咖啡放在窗台上。雨很大，窗外是茫茫雨雾和隆隆的雷声。我和她站在后窗前，上帝的安排，我们必然要互相说些话。雨一直没停，前面的交通故障一直到天快黑时才排除，上帝的安排，我们俩先是站在后窗前，后来就轮流着在窗台上坐一会儿。她很美，很有文化很有思想，很有修养，又很有激情性格很开朗。我呢，我那时才思敏捷自命不凡，不管什么事一点就通，不仅理解得快还能加以引申，虽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嫌但凭着机智总能跟上她的思路。她坐在窗台上。她身后的玻璃上，雨水一层层抖开、一浪一浪地铺落，闪电不时照亮那面玻璃，照亮她和我。我对她一见钟情。雷声雨声一刻都不减弱，为了听清我的话或是为了让我听清她的话，她一次又一次把头凑近我，我感到了她的呼吸，甚至听见唾液在她喉咙里纤柔地滚动。渐渐地，我头一次感到自惭形秽，感到自己才学疏浅却还自以为是，不懂装懂，真是可怜可笑。不过看来她挺喜欢我。天黑前我们成了朋友，我胆怯地问，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她说，当然。这是上帝的安排。正是她的引领和介绍，使我找到了我信奉的终生的理想……不不，是信而未奉，我是个叛徒。

有一回我到她的住处去。

晚上，她正在浴室里。她在浴室里喊：“请进！”

她在浴室里说：“你先在客厅里等一下。”水声，喷洒溅落的水声。她说：“你坐，我马上就好了。”

我坐下。水声不断。水落在地上的声音，和不是落在地上的声音，使我想入非非。那浴室的六面想必都应该是墨绿色的，墨绿的和雪白的，都挂了晶莹的水滴，灯光在水雾中尤其飘幻宁和，深暗的影子摇动着那墨绿的和勾画出雪白的……我觉得身体里和灵魂里都一阵阵颤抖，慌忙地抽烟、看报纸，然后不得不跑到阳台上去，努力驱除对那色彩和对那些水声的渴望。我躺在昏暗的牢房里，铁窗外有几盏星光，心里又翻动起那样的渴望。“喂，你干吗呢一个人在阳台上？进来。”水声停了，她从浴室里出来，头发还是湿的，穿一件紫红色睡袍。她舒舒坦坦地坐下，散散漫漫地跟我谈话。我想，对啦，应该是紫红的，紫红的和雪白的，我眼前便出现那样的画面：紫红的、静的、浑然缥缈的和雪白的、动的、真实的鲜活……我害怕我的眼睛里已经流露出了亵渎。“喂你怎么走哇？”我走了。我这辈子，什么都让这“害怕”二字给毁了。我成年累月地渴望那水声和那水声停下来的时刻，想象墨绿的、紫红的、和雪白的。躺在清冷的牢房里，晨鸟开始啼鸣，我知道如果不招供我也许都活不到夜鸟归巢的时候，我将死去，我将没有结过婚就死去，我将没有感受过女人就这么死去，我将没能对我所爱的女人表明我的心意就死去，永恒的黑暗和无边无际的虚无那是什么？天哪，那些墨绿的、紫红的和雪白的……

第二天敌人再拷打我，那些刑具一摆出来我就哭了。这一下全完了，这是我毁灭的开始。这一下敌人知道他们很快就要赢了。他们更加自信了：就这么打下去，变本加厉地打，打下去，用不了很久他们就要赢了。果然，我没能让他们失望，就这样。

我只想到，我要是就那么死了我就再不可能得到她了。我竟然没想到，我叛变了我也一样不可能得到她了。事实上，当我疏忽大意地在那趟车上胡言乱语让敌人盯了梢的时候，这件事就已经注定了。当我走进那家小饭馆，还是那么放松着警惕，自命不凡地跟一群人高谈阔论的时候，一切就都安排定了，我已经再不可能得到她了。

敌人把我放出来的那天我才明白这一点。

那是个阴云密布的下午，看样子就要有一场大雪。我听见路上的人说，就快要过年了。敌人把我入狱时的那个大背包还给了我，里面还有一点儿钱，我买了一袋米、一罐油、一盒糕点和一包糖果，心想快过年了，回家去应该给父母买些年货。买了，这才想起父母每年都要问我的话：“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你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孩子？”虽然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但二十一年中这已成为父母向我祝贺新年的习惯。我这才想起我是不能回家了。

我出了城，无目的地沿着公路走。天快黑时下起雪来。

我独自在大雪中走了一夜，并不考虑方向。从我被敌人抓住的那一刻始，一切就都晚了，我无论如何都回不了家了。也许这件事决定得还要更早些。在我还没有看出保持警惕是多么重要、在我还没来得及改掉自命不凡的坏习惯就有了自己的信仰之时，这件事就已经决定了。

天蒙蒙亮时，雪停了。公路上有了汽车。我用尽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张车票。售票的老头问：“去哪儿？”无所谓去哪儿，我想，越远越好。

我在东北的大森林里待过几年，在那儿伐木。我到过南方的海岛，打过几年鱼。我还到过西北，黄土高原，贩过几年盐和牛。我跟着一个江湖医生学了些医道，先只是为了自己的保健（我一度病得厉害差点儿死在滇西的一个小寨子里），后来也给别人治治病，要一口饭钱，不多要，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闲了闷了或是病倒在床上了，时间多得打发不完，我就读读医书，也读史书，什么书都读，找见了就读，并无计划，也无章法，不过是一种消磨光阴的方式。有《四郎探母》那么一出戏，我看了那么多书，只在那个戏本上发现有人给过叛徒一点儿同情。当然那不是一本好书。我这么说可没有别的意思，我说过了，我自己都不会宽恕自己，四郎虽也是贪生怕死，但他没出卖过别人。我山南海北地走了好多年，还是想念家乡，就又回来，在离那座城市几百里外的大山里住下了。

养了条狗，盖了间房，我们一起在大山里，一住几十年。

几十年中，数不清有多少次我想到那座久别的城市里去看看，但一次都没去。这真是糊涂。

我那条狗，可真是条长寿的狗。它老得连叫都懒得叫了，甚至到了春天它也不出去跑了。它整天整天就守着我，整天整天就趴在门前那两棵老树之间，永不厌倦地瞭望四周大山。它年轻时可不这样，一到春天，它就呜呜咽咽地叫几宿，我拍拍它的头说“你去吧”，它就去上十几天，十几天我们不见面，夜里我偶尔能从风中听见它在山里跑，追着它的相好，漫山遍野地叫。十几天后它准回来。

每次它准时回来，我都感动得想哭，同时相信我不如一条狗。并不是说我不如它快乐，而是说我不如它忠诚不如它心怀坦荡。

如果，小时候，是因为离死还太远太远，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美妙的事在等着你，所以，死虽然毕竟是你的方向，你也先不去理会它，你偶尔想它一下就把它抛在脑后一心一意去享受生，那是有道理的。

如果，二十一岁那年，你还太年轻，你还不知道命运早已决定，你爱着一个女人，一个美好的女人，至少你想得到一个女人的爱，因此你想活下去，即便你是被命运蒙蔽着而选择了不死，你也是有道理的。

可现在，谜底早已揭穿，终点也已经看得见了，从现在到终点的这段很短很短的距离中，肯定来不及出现什么奇迹了，一切都能够预见了，不过是取这几十年中的若干分之一再重复一下罢了，再这么怕死再这么怕他们找到我是没道理的。

不要再美化自己了。不要为自己的怕死找理由了。我就是常说的：怕死鬼。

树影消失了。门前那两棵老树，我越来越对它们怀着恐惧又对它们抱着希望，他们早晚会从那两棵老树后面转出身来，找到我，我害怕他们找到我因为我害怕看他们仇恨、轻蔑的眼睛，但我希望他们处死我，快些处死我。

尽管我自己还是下不了自己的手，但我对我的这个下场心悦诚服。

未来是什么且不去管它了。问题是过去无法更改。关键是，现在应该结束。

在所有我看过的那些书中，都没有叛徒的天堂。这我知道。即便是在《圣经》上，也没有，没有叛徒的天国之路。这我都明白。

那天，那是春天，奇怪，我的那条狗又呜呜咽咽地叫起来。它已经好多年不这样了。我想，说不定要有事了。我拍它的头说：“去吧。”它就去了。我明白，这是天意，肯定要出事了。它向暮色的山中跑去了。我很高兴不让它看见我被抓住，不让它看见我也许被处死。否则它会受不了的。

月亮出来了。月色下，那两棵老树的影子指向黑黝黝的大山。他们是从左边这一棵后面出来，还是从右边这一棵后面出来，只剩下这个问题悬而未决。

到底我也没弄明白他们是从哪一棵后面来的。

我想，唯一的悲哀是等了这么多年，何必要白白等这么多年呢。自从我疏忽大意被敌人盯了梢的时候，或者再晚一点儿是我被敌人抓住的时候，或者再早一点儿，是我认识了我终生所爱慕着的那个女人的时候，我就注定应该去死了。或者更早一点儿，是那场大雨把前面的路冲坏了的时候，是我走进那家小咖啡店发现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了人的时候，是我和她都看中了那扇又高又窄的后窗的时候，我已经非死不可了。

可供选择的仅仅是：一种死法可以上天堂，另一种死法只能下地狱。

这么多年来，我却怎么也回忆不起，那个大雨天，我坐了长途汽车，是要到哪儿去？

他们来了。他们早晚会找到这儿来的。

我点了一把火，烧了那间房子。这样，那条狗回来找不到我，也就不必总在这儿瞎等了。它会想明白。它没办法它总得离开这儿，到别处去度过它最后的生命。

/构成/

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你们不期而遇，你对她一见钟情，你至死不渝地爱着那个女人，这件事，还在你五岁那年就已注定。

你五岁那年的一天早晨，也许你还能记得也许你早已忘记，那时，太阳刚刚从对面的山梁上升起，你站在门前端着一只小小的望远镜，望着你的父亲爬上对面的山梁，望着你的父亲背着一个大背包，沿着唯一的羊肠小道爬上那道山梁，朝你们挥手。照理说你不会忘记，那时你问母亲，父亲他要到哪儿去？母亲摇摇头眼里有泪光，顾不上看你，说：“父亲，他要去找他想找的东西。”你再举起那只小小的望远镜：父亲不见了，父亲消失在那片苍茫的大山里。当然当然，这你忘不了。父亲那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就是在那时候，已经注定了，在你身后在人群密聚的城市里有一个小姑娘，未来她要使你坠入情网。

因为父亲再没有回来。因为，将来，某一天傍晚，会有一个人从大山里来，无意中给你带来父亲的消息。因为，那时候，母亲已经老了，你已经到了父亲当年的年龄，只好是你到大山里去跑一趟，证实那个消息。

但是现在你还看不见那个人，这时候你还看不见他。

你正在写你那篇小说，标题是：众生。但这时候那个人正朝你走来，带着有关你父亲的消息。

你坐在写字台前，面对敞开的窗户，窗外，阴凉的南墙上挂满了牵牛花浓绿的叶子，花已蔫萎，一批崭新的花蕾正在悄悄地膨胀。你并未注意那些花，但事后你会回忆起它们。房门在写字台左边，离你大约三米远，也敞开着。这座房子没有什么变化，跟若干年前一样，房门直对着那道山梁。那道山梁，是远方那一片层峦叠嶂的大山的余脉。推敲词句的当儿，你有时朝山上望一眼，有时侧过脸，目光在那山上呆呆地停留很久。不管你看见了什么，你只能看见山的正面。你看不见它的背面。你看不见，在山的背后正有一个人在往山顶上爬，看样子他是要翻过这座山。

如果他翻过那座山，那，他就一定要从你门前经过。那山梁上，唯一蜿蜒而下的小路，穿过一大片水田，经过你的门前，然后连接起大路，连接起条条大路，通向市区。

阳光，曾经从敞开的门中，落在你近旁，然后不知不觉在地上转了一个弧，像一把折扇那样收拢，在门脚下收拢成一条线，退出门去。南墙下的阴影便展开，齐齐的一线向前推进，在一个由季节所规定的位置上停下来，犹豫片刻，转移角度又开始收缩。在这过程中，盛开的牵牛花渐渐凋残。你一直坐在写字台前写你那篇小说。这会儿，对面的山梁上全是夕阳橘红色的余晖了，满山的鸟啼虫鸣。水田里，蛙声渐渐高亢。

那个人，正在山的阴影里往上攀登。他要翻过这座山，尽管这件事尚未验证，但看不出他有其他企图。他显然是要翻过这座山，而且看不出他有改变主意的迹象。

一俟他翻过那座山，他别无选择，他就要从你门前的这条小路上走过。望着远处浩如烟海的城市，从山里来的这个人，他要向他遇见的第一个人问路，这再合情合理不过。一俟他翻过那座山，注定，他要向你问路，那时你也别无选择。他是个喜欢传播消息的人，一俟他翻过那座山这就是命运的选择，他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嗜好会给别的命运造成什么样的转折。

但这会儿你看不见他。这时候，他以及他将要带来的消息，对你来说还都不存在。他将告诉你一件在深山里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但这会儿对你来说，那件事尚未发生。

但只要山背后的那个人能够翻过那座山，你就会在天黑之前听说那件事。那件事将引得你做出一个决定：明天一早到山里去，乘长途汽车，到很远很远的深山里去。虽然这会儿你完全没有这样的打算，但只要山背后的那个人能够翻过那座山，你明天乘长途汽车到那片莽莽苍苍的大山里去——这件事，就正在发生。

他翻不过那座山的可能性，差不多没有。

与此同时，在你这间房子以西在喧哗不息的市区，在纵横交错密布如网的街道上，在林林立立的高楼中，在飞扬的歌声、蒸气、烟尘的笼罩下，在成群成片的蚁穴一般的矮屋里，和在一些相对幽静的地方，分布着十几个也打算明天到大山里去的人。明天，天一亮就动身。你们，你，和那十几个人，都已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很久，但素昧平生，明天，你们将有机会见面。除去其中的一个，那十几个人和你，你们互相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那是你们一生中相距最近的时候。那十几个人，除去其中的一个，你们互相不会留下什么印象。正如天文学家有时候发出预言，一颗不知名的小彗星，什么时候，在什么方位，经过它离地球的最近点，然后离去，直到它毁灭再没有机会回来。

除外的那一个，就是那个女人。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姑娘。只不过现在她长大了。等待了这么多年，她长成了一个美丽而且文雅的女人。

此时此刻在市区中心，在四周喧喧嚣嚣的包围之中，有一条安静的小街，小街上有一座更为安静的院落，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梧桐，和一栋西洋式的小楼。红砖的楼墙，墙根下长满了绿苔，砖面有所剥蚀。窗框都是白色的，都有百叶窗，百叶窗也是白色的。门廊的台阶很高，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层，花岗岩廊柱的顶端有涡旋状翻卷的纹饰，沾染了斑驳的锈色。从楼门到院门之间，在梧桐树巨大的影子里，一条石子铺成的甬道，差不多呈S形。甬道两旁的土地，想必曾经是草坪，想必原来是绿茵茵的草坪并且时常开放几朵淡黄的野花，但非常遗憾，现在都裸露着。

她就在那儿，在其中的一扇玻璃窗后面。她一直就在那儿，这么多年过去，她从小姑娘长成了女人。

你和她之间，一条无形的路，早已注定，等了这么多年，这条路是否能够疏通？还要等一会儿看。

现在，她正在梳洗打扮。

夕阳照耀着你对面那道山梁的同时，也透进她的卧室，在紫红色的地毯上投下一块整齐的光芒。你窗外的那一墙牵牛花开始蔫萎的时候，她正在午睡。那时，有一只蝴蝶在院子里飞来飞去，在树荫里，在门廊下，在裸露的土地上，在她窗前，飞。然后在她的窗台上落下也睡了一会儿，在梦中翅膀仍然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她醒来之前，那只蝴蝶飞走了。那只蝴蝶越过院墙，一直向东飞，这会儿飞近市区的边缘，在离你不远的一棵合欢树周围流连。合欢树上的那户人家，注定与你无关，无论山背后那个人打的什么主意，也不管未来和远方正在如何编排你的命运，此生此世你都不会与那一家人有任何关联，你们也许偶尔会离得很近，比如在市场上，但你们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墙，你们相当于在两座相邻的但事实上没有出口的迷宫里，走着。

蝴蝶飞走后不久，那个女人醒了。她醒来的时候，正是你窗外南墙的阴影开始退缩的时候，你全神贯注于那篇小说——《众生》。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吸引着你，可是想不清：一旦佛祖普度众生的宏愿得以实现，世界将是什么样子？如果所有的人都已成佛，他们将再做些什么呢？这时候她醒了，她看看太阳，又看了看表，起身转进浴室。

墨绿色闪现一下，随即浴室的门关了。

隔着门，水细密地喷洒，像雨，水落在地上的声音像雨，水不是落在地上的声音令人想入非非。但是屋里没有别人。屋里有两盆盛开的瓜叶菊，分别安放在屋子的东南角和西北角，相距仿佛很远。屋里有一排书柜。书柜旁有一台落地式电风扇。中间的书柜里，有一只装上电池就又会叫又会翻跟头的小布狗。对面墙上挂了一幅很大很大的油画，画的是：湖岸；冰消雪化的季节，残雪之中可见几片隔年的枯叶；落日时分，背景上山峦起伏，山的某些被夕阳照耀的局部描绘得相当精细，山的整体晦暗不清只是一脉十分简单的印象。屋里，最不惹人注意的地方，有一只老座钟。当——声音沉重、深稳，当——当——当——当——当——当。七点。

七点，你正在城区的边缘，离那只蝴蝶不太远的地方，侧脸呆望那座山，沉浸在你自己编织的故事当中：设若有一天，佛祖的宏愿成为现实……

七点钟，水声停了。浴室的门轻轻推开，从墨绿当中脱颖出一缕如白昼般明朗灿烂的光彩，在幽暗的过道里活泼泼地跳了一下，闪进卧室。随之，很多人（以前有很多人，以后还会有很多人）的梦想就在紫红色的地毯上无遮无拦地呈现。乌黑的和雪白的、飘洒的和凝重的、真切地隆起和虚幻地陷落，都挂着晶莹的水滴，在那两盆盛开的瓜叶菊间走着对角线，时而迈过那块阳光，时而踩进那块阳光，打开电风扇，蜂鸣似的微风吹着真实抑或梦境的每一个细节，自在徜徉毫不经意，使很多人的梦想遭受轻蔑，轻蔑得近于残酷。

她戴上眼镜，坦然坐在床边，腹部叠出两条细细的折皱，修长的双腿绞在一起不给任何淫荡的联想留有余地。她摘下眼镜，在床单上擦一擦镜片，再戴上，看那幅很大很大的画。她的模样很美，很文雅，很沉静，久久地看着那幅画，目光生气勃勃。

七点，山背后的那个人爬到了半山腰。那儿有一块青条石，就像一条石凳。那个人卸下肩上的大背包，坐下来歇口气。

天空碧透，万里无云。远远近近高耸的山峰，顶部还留着一抹残阳，矮山全部沉暗了。山谷中暮霭缭绕，流漫着草木被晒烤后的苦热的味道。往低处听，掠着草叶或贴着地面听开去，是各种小虫子“唧唧吱吱嘟嘟”的聒噪，此起彼落如同那大山一般绵延不绝。往高处听，是千篇一律的蝉鸣和灰喜鹊的吵闹声。再往高处听，有一只布谷鸟独自飞着，飞一会儿便简单地唱一句，但弄不清它在哪儿。头顶上有一只鹰，稳健地盘旋，盘旋，盘旋……更为深远的高空，清清寂寂。

清清寂寂，但绝非无声无息，或许倒更是轰轰烈烈。但是你听不见。

七点钟，天空碧透万里无云。但这时候你看不见（至少还包括明天与你同车进山的那十几个人，其中当然有那个戴眼镜的女人，你们都看不见），在万里之外，“万里”是一种夸张，实际是在百里之外，在山区，在那层峦叠嶂的大山脉的上空，你看不见，你们都看不见，在六公里以上的高度，那儿，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丝状的云彩。

这会儿它还称得上是一片美丽的云霞，夕阳和微风把它映照得吹拂得妩媚多姿。

但这是一个气旋，也叫低压。就是说，两小时之内，薄幕般的云层将布满整个天空。那时你在百里之外，你可能看见月亮周围有一圈朦胧的光晕，并且感到有凉爽的晚风吹来。那时在山区，在你明天将要经过的路上，风开始强劲，气压再度降低，天空中乌云滚滚而来，会越聚越厚，再过几个小时，到半夜，一场大暴雨在所难免。

当然你看不见。对此你一无所知。

未来的大暴雨将大到什么程度，人们无法料定。

那个气旋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整体效果，是多种因素的随机构成，是上帝没有乐谱的即兴的演奏。多种因素，可能包括远古留存的一缕信息，也可能包括远方一只蝴蝶的扇动翅膀。这你当然无法知道。就在你专心致志地构想那篇《众生》，设想佛祖所许诺的那个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的时候，在这颗星球上，在这个姑且被称之为地球的地方，已经有人接近猜到了佛祖的悲哀：一只蝴蝶的扇动翅膀，可以是远方一场大暴雨的最初原因。

是那只曾在那女人的窗台上睡过一会儿的蝴蝶吗？可以肯定，不是它。但那只蝴蝶，当它在窗台上落下，翅膀一张一合一张一合进入梦乡的时刻，它正在创造着什么，现在谁也不知道。

现在，那个女人穿一件碎花旗袍，走出楼门。不慌不忙，走下七级台阶，走上S形甬道，高大的梧桐树下，挺直粗壮的树干之间，碎花旗袍飘飘摆摆。你不久就要见到那件飘飘摆摆的碎花旗袍，并且，它要在你的眼前、心中和梦里，飘飘摆摆飘飘摆摆伴随你的一生。在她的房间里，电风扇还在循规蹈矩地转着，唯两盆花团锦簇的瓜叶菊响应它的吹拂。地毯上，阳光已经退尽，紫红色愈加浓重。书柜中的那只玩具狗，一双忠厚的眼睛，永不厌倦地瞭望对面墙上那幅油画：湖岸、残雪、远山。

阳光差不多没了，水田里的青蛙快活起来，愈唱愈烈。你偶尔发现，对面的山梁上冒出一个人来。这会儿你还看不出他的出现有什么重要。如果，你明天到大山里去并不需要过一条河，或者河上并不止那一座老桥，那，这个人的出现只不过是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与一只飘然而到又飘然而去的蝴蝶没什么两样。

那个女人出了院门，往西走，看似离你越来越远了，事实上她正一步步走近你的命运。她能否走进你的命运，现在，决定于那座老桥了。

决定于那座老桥。决定于老桥一座桥墩上的一条裂纹。决定于一对青年恋人和一个老年养路工。

在那片美丽的云霞下面，一对青年男女正走向那座老桥，他们沿着河边走，一前一后，走下河堤，分开没膝的荒草，走到老桥底下。

这时候，那个养路工，那个老头，也正从河对岸朝老桥走来。

那对青年男女一走到桥下，什么都来不及说，就搂抱在一起。老桥有三座桥墩，他们靠着北边的一座，疯狂地亲吻，发出焦渴的叹息。那片美丽的云霞倒映在河中，给绿腻腻的河水添一片明快的色彩。在晴朗的日子，这条河一向很安稳，甚至是很沉闷，水流很柔弱、很浅、流速缓慢，但三座桥墩都很高，这说明它必是有奔腾咆哮狂暴不驯的时刻。正是这对恋人身旁的一座桥墩，在荒草掩盖的部分，有了一条裂纹，表面看并不严重，但这裂纹已经延伸进桥墩的内部很长也很深了。小伙子正年轻，有的是力气，他把姑娘抱起来，把头埋进她的怀里，姑娘目光迷离任他摆布。潺潺的流水声中，隐若可闻快乐的呻吟。

老年的养路工，那个老头，这时走到了桥上，他耳也不聋眼也不花，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听得着。他不想冲散这对痴男恋女，便在桥头坐下，心想等一等，等那两个孩子度完他们最要命的时刻。老头抬头看天，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相信头上这一缕美丽的云彩不是什么好兆，十有八九是要有一场大水了。他就是为看看这座老桥来的，看看它有什么问题，经不经得住洪涛巨浪；没想到会碰上桥下这两个小疯魔。“小疯魔”，老头在心里说，笑笑，想起自己早年也那么疯魔过，一点儿不比桥下这两个来得规矩。老头抽了一袋烟，尽量不去偷听桥下的动静，桥下都是怎么回事老头一清二楚，时光如飞，他自己做那样的事仿佛就在昨天，现在他已经没兴致了，但他记得那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要命的时候。可是桥下娇声嗲气地开始有说有笑了，虽然那两个孩子以为他们的声音很轻，但含含混混的话语流进老头的耳朵都变得清清楚楚，老头极力忍住笑，驱逐开想往桥下看一眼的欲望。这两个孩子他认识，仿佛前两天还见他们为一只蝴蝶打架呢，怎么？老头愣愣地想，这么快他们就长大了？到了懂这种事的年纪了？老头掐指算了算，仰天叹一口气，习惯地在桥面上磕了磕烟锅儿。这一下，桥下的窃窃私语戛然而止。半天没有动静。

“谁呀？”小伙子的声音。

老头心里很抱歉，不言语。

“没人。”小伙子对姑娘说。

“有，肯定有。”姑娘的声音，很轻。

姑娘从小伙子怀里跳下来的声音。

“桥上有人吧？”小伙子又问。

老头屏住呼吸，不敢动。

“没人。”

“喔哟——吓得我……”

“怕什么？”

“我的心这会儿还咚咚跳呢。”

“是吗？我听听。”

“你听。去！别动……”

又没声音了。老头把烟锅插进腰间，慢慢站起身。这时桥下又传上来快乐的呢喃和呻吟，一阵一阵，娇痴或者蛮憨，一阵强似一阵，一阵长似一阵。老头看看天色，心说，我还是回家去吧。

老头走了，沿着河岸走了很久，融进暮色之中。这一来，年轻恋人身旁那座桥墩上的裂纹，在大暴雨到来之前就不可能被发现了。

这一来，你和那个女人之间的一条无形的路，就完全疏通了。这么多年来，一点儿一点儿，到那老头离开这座老桥，你们之间的阻碍才算全数排除了。

那场大雨一到，半夜，山洪就会下来。水从大山的每一条沟壑中蹿跃而来，灌进这条河，聚成浩荡洪流，掀起排天大浪，一路翻滚咆哮轰轰烈烈经过这座老桥，桥墩上那条裂纹被冲撞得不断延长、加深，顶多挨到拂晓那桥墩就挺不住了，老桥势必坍塌，往大山里去的路在这儿阻断。而你们，你和那个女人之间的路将彻底连通。你们一同乘坐的那趟汽车，在半路听说了河上的消息，停下来。路边有一家小饭馆。河上来的消息不太明确，只知道在前面的什么路段上交通出现故障。你和车上的十几个人都到那家小饭馆里去。那时你将发现，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了人，只有你和那个女人站着。你们，你和那个女人，同时看中了那扇很高但是很窄的后窗，把烫烫的咖啡放在窗台上，站在后窗的两侧。她很美，她的皮肤很细很白，戴一副黑边眼镜，仍然穿着那件碎花旗袍……剩下的事你都知道了。

现在，山背后的那个人走到了你的门前。

“请问，太平桥怎么走？”他在门外问。

天黑下来，昏昏暗暗的你看不清他的面孔。

他把肩上的大背包放在台阶上，跟你要一杯水。

你的母亲在里间屋问：“谁呀？是谁来了？”

这个从山里来的人很爱说话，或者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走了这么久，很想找人说说话。他一边喝水，一边给你讲大山里发生的那件事。

你的母亲在里间屋问：“你在跟谁说话？”

暮色沉沉，你扶着门框站在门里，那个过路人坐在门外的台阶上，在晚风掀起的欢快的蛙鸣中，你们一起谈论大山里发生的事：

“这么说，他在那湖上整整走了一宿？”

“对。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

“他身上，没有什么能说明他身份的东西么？”

“背包里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很旧了，已经发黄，表面布满了裂纹。”

“是他？”

“是他，是他年轻的时候。是从一张合影上剪下来的。”

“噢？”

“照片的一侧，残留着一个女人的肩膀。”

“肯定是个女人？”

“看得出，她穿的是一件碎花旗袍。”

“什么颜色？”

“墨绿色的衬底，紫红色的碎花。”

“他呢？”

“他吗？看样子那时他有三十多岁，一张最容易被人忘记的脸。”

山里来的这个人走后，你回到写字台前，看那篇已经接近完成的小说——《众生》。看了很久，反复看了几遍，然后你相信，除了其中的一句话，其余的都应该作废、重写。那句话是：终于有一天，弟子们会看见佛祖所处的两难境地。

南墙上层层叠叠的叶子在晚风中抖动。蔫萎的花朵缩得更小，将被半夜的狂风吹落。那些崭新的花蕾信心十足地生长，将在天明时的暴雨中开放。

你走进里屋，对母亲说：“明天我要进山去，天一亮就动身。”

/众生/

一

〔注〕此一节全文引自道格拉斯·R.霍夫施塔特和丹尼尔·C.丹尼特所著《心我论》第十八章“第七次远足或特鲁尔的徒然自我完善”中所引用的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一篇文字（《心我论》，译者陈鲁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宇宙无限却有界，因此，一束光不管它射向哪一个方向，在亿万年之后，将会回到——假如这光足够强有力——它的出发点。谣言也同样，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传遍每一处。有一天，特鲁尔听远处的人说，有两个力大无比的建造者兼捐助人，聪明过人，多才多艺，谁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他赶忙跑去见克拉鲍修斯。后者向他解释说，这两个人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敌人，而正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已经遐迩闻名。然而，名声有一个缺点，即它对人的失败只字不提，尽管这些失败正是极度完美的产物。谁若是不信，就请回忆一下特鲁尔七次远足的最后一次，那次他没与克拉鲍修斯结伴同行，后者因有要事而不能脱身。

在那些日子里，特鲁尔非常自负，他接受了各种各样应得的荣誉和称号，这都是十分正常的。他驾着飞船向北飞去，由于他对这个区域不熟悉，飞船在渺无人烟的空间航行了好一段时间，途中经过了充满战乱的区域，也经过了现已变得荒芜寂静的区域。突然，他看见了一颗小星球，与其说是一颗星球，倒不如说是一块流失的物质。

就在这块大岩石上，有人在来回奔跑，奇怪地跳着脚，挥着手。对这个无比孤独、绝望、也许还是愤怒的人，特鲁尔感到惊讶，也感到关切，于是他立刻把飞船降落了。那个人就向特鲁尔走来。此人显得异常傲慢，浑身上下都是铱和钒，发出丁零当啷的金属碰撞声。他自我介绍说，他是鞑靼人埃克塞尔修斯，曾是潘克里翁和西斯班德罗拉两大王国的统治者。这两个王国的臣民一时疯狂而将他赶下王位，放逐到这颗荒芜的小星球上，从此他便永远在黑暗和流星群中飘游。

当这位被废黜的国王知道了特鲁尔的身份后，就一个劲儿地要求他帮助自己马上恢复王位，因为特鲁尔做起好事来也是个专家。那位国王想到王位，眼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他那双高举的铁手紧握着，仿佛已经掐住了那些可爱的臣民的脖子。

特鲁尔并不想按照国王的要求行事，因为那样做会造成极大的罪恶和苦难，但他又想安慰一下这位蒙受耻辱的国王。思索片刻之后，他觉得事情还有补救的希望，因为完全满足国王的心愿还是可能的——而且不会让那百姓遭殃。想到这里，他卷起衣袖，施展出他的全部本领，给国王变出了一个崭新的王国。新王国里有许多城市、河流、山脉、森林和小溪；天空中飘着白云；军队骁勇无比；还有许多城堡、要塞和淑女的闺房；繁华的集市在阳光下喧嚣不止，人们在白天拼命干活，到了晚上则尽情歌舞到天明，男人们还以舞刀弄剑为乐。特鲁尔想得很细，还在这个王国里放进了一座大理石和雪花石膏建造的豪华首都。在这里，聚集着一群头发灰白的贤人；还配有过冬的行宫和消夏的别墅；这里也充斥着阴谋家、密谋者、伪证人和告密者；大路上奔驰着浩浩荡荡的骑兵队伍，红色的羽毛饰迎风招展。特鲁尔别出心裁，使嘹亮的号声划破天空，紧接着是二十一响礼炮，他还往这个新王国里扔进一小撮叛国者和一小撮忠臣，一些预言家和先知，以及一个救世主和一个伟大的诗人。做完这些之后，他弯下腰，发动起机关，并用微型工具做了最后的调整。他给那个王国的妇女以美貌，给男人以沉默与酒后的粗暴，给官吏以傲慢与媚骨，给文学家以探索星球的热忱，给孩子们以擅长吵闹的能力。所有这些都被特鲁尔有条不紊地装进一个盒子，盒子不太大，可以随身携带。他把这个盒子赠给可怜的国王，让他对它享有永久的统治权。他先向国王介绍了这个崭新王国输入和输出的所在，教他怎样编制关于战争、镇压暴乱、征税纳贡的程序，还向他指明了这个微型社会的几个关键之处，哪些地方最容易发生宫廷政变和革命，哪些地方则最少有这类变动。特鲁尔把一切有关的情况都做了仔细介绍，而国王又是统治王朝的老手，马上就领会了一切，于是在特鲁尔的监督下，他试着发布了几个号令，他准确地操纵着控制杆，控制杆上面雕刻着雄鹰和勇狮。这些号令一宣布，全国便处于紧急状态，实行军事管制和宵禁，并对全体国民征收特别税。王国里的时间过去了一年，而对在外面的特鲁尔和国王来说，还不到一分钟。国王为了赢得仁德之君的声名，用手指在控制杆上轻轻拨了一下，便赦免了一个死刑犯，减轻了特别税，撤销了紧急状态，于是，全体臣民齐声称谢，欢呼声如同小老鼠被倒提着尾巴时发出的尖叫。透过刻有花纹的玻璃你可以看到，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在水流缓缓的河边，人们在狂欢，齐声歌颂统治者的大恩大德。

由于盒子里的王国太小，就像小孩的玩具，起先这位国王还颇不满意，但是当他透过盒子的厚玻璃顶盖看去，发现盒中的一切看上去都很大时，他慢慢地有所领悟，大小在此无关宏旨，因为对政府是不能用公尺和公斤来衡量的，对感情也同样，无论是巨人还是侏儒，他们的感情很难有高矮之分。因此他感谢了制造这个盒子的特鲁尔，尽管态度多少有点儿生硬。又有谁会知道这位狠毒的国王在想些什么呢？也许此刻他正在肚子里盘算着将他的恩人特鲁尔套上枷锁，折磨至死，杀人灭口，免得以后有人说闲话，说这位国王的王朝只不过是某个以四海为家的补锅匠的微薄施舍。

然而，由于他们大小悬殊，这位国王很明智，认为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还没等他的士兵抓住特鲁尔，后者放几个跳蚤便可将他们统统抓住。于是，他又一次冷淡地向特鲁尔点了一下头，把象征王权的节杖和圆球夹在腋下，双手捧起盒子王国，咕隆一声，走向那流放时住的小屋。外界，炽热的白昼与混沌的黑夜交替着，这位被臣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根据这颗小行星的旋转节奏，日理万机，下达各种手谕，有斩首，也有奖赏，使得百姓对他忠心耿耿，百依百顺。

特鲁尔回到了家中，不无自豪地将这件事告诉了克拉鲍修斯，他将事情的经过一一讲出，说起他如何略施小计，既满足了国王的独裁欲望，又保障了他以前的臣民的民主愿望，言谈间不禁流露出得意之情。但令他吃惊的是克拉鲍修斯并没有赞赏他，反而脸上显出责难之色。

沉默片刻之后，克拉鲍修斯终于开口了：“你是不是说，你把一个文明社会的永久统治权给了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那个天生的奴隶主，那个以他人的痛苦取乐的虐待狂？而且，你还对我说他废除了几个残酷的法令便赢来了一片欢呼声！特鲁尔，你怎能做出这样的事？”

“你是在开玩笑吧？”特鲁尔大声说道，“事实上，这个盒子王国才二英寸长，二英寸宽，二点五英寸高……这只不过是个模型……”

“什么东西的模型？”

“什么东西？当然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模型，只不过缩小了几亿倍。”

“既然如此，你又怎么知道天下没有比我们大几亿倍的文明社会？如果真有的话，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不就成了模型了？大与小有什么关系？在盒子王国中，居民们从首都去边远的省份不也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吗？他们不也有痛苦，也有劳累，也会死亡吗？”

“请等一下，你很清楚，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根据我设计的程序进行的，因此它们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你的意思是说盒子里是空的，里面发生的游行、暴力和屠杀都是幻觉？”

“不，不是幻觉，因为它们具有实在性，只是这种实在性完全是我通过摆弄原子而导致的微型现象。”特鲁尔分辩说，“问题的关键在于，那里发生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只不过是电子在空间的轻微跳跃，完全听从我的非线性工艺技术的安排，我的技术……”

“行了行了，别再吹了！”克拉鲍修斯打断了他，“那些过程是不是自组的？”

“当然！”

“它们是在无穷小的电荷中发生的？”

“你知道得很清楚，当然是的。”

“那么，那里发生的黎明、黄昏、血腥的战争都是因真实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正是的。”

“如果你用物理、机械、统计和微观的方法来观察我们这个世界，不也是些电荷的轻微跳跃吗？不也是正负电荷在空间的排列吗？我们的存在不也是亚原子的碰撞和粒子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吗？尽管我们自己把这些分子的翻转感知为恐惧、渴望或静思。当你在白日里遐想时，在你大脑里除了相联与不相联环路的二进制代数和电子的不断游动外，还有什么呢？”

“你说什么，克拉鲍修斯？难道你认为我们的存在与那个玻璃盒里的模拟王国是一样的？”特鲁尔慷慨陈词，“不，不一样，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只不过想制造一个国家的模型，这个模型只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是完美的，仅此而已！”

“特鲁尔！我们的完美正是我们的灾难，因为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将招致无法预料的后果！”克拉鲍修斯的声音越来越大，“如果一个拙劣的模拟者想要折磨人，会制造一个木偶和蜡像，然后使它大概有个人样，这样，不管他怎样拳打脚踢，也完全是微不足道的讽刺而已。但如果这场游戏有了一系列的改进，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比方说，有这样一个雕塑家，在他的塑像的肚中安装了一个放音装置，只要照准它的腹部打去，它就会惨叫一声。再比方说，要是一个玩偶挨了打会求饶，就不再是个粗糙的玩偶了，而是一个自稳态生物；如果一个玩偶会哭，会流血，知道怕死，也知道渴望安宁的生活，尽管这种安宁只有死亡才能带来！你难道看不出，一旦模拟者如此完美无缺，那么模拟和伪装就都变成真实了，假戏就会真做！特鲁尔，你想让多少个血肉之躯在一个残酷的暴君手下永远受折磨……特鲁尔，你犯下了一个弥天大罪！”

“这纯属诡辩！”特鲁尔厉声喊道，因为他此刻已感到了他朋友话中的含义。“电子不仅在我们的大脑里游动，它们同样也在唱片中游动，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当然也不能证明这种类推！那个魔鬼国王手下的百姓们被杀了头也确实会死，也知道伤心、战斗，还会爱，因为我建立的参数正是这样。但是，克拉鲍修斯，你不能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什么感觉，因为在他们大脑中跳跃的电子不会告诉你这方面的知觉！”

“但是，如果你窥视我的大脑，也只能看到电子，”克拉鲍修斯反驳说，“好，不要再装傻了，别假装不明白我的意思了，我知道你不至于那样愚蠢！你想想，一张唱片会听你差遣，会跪地求饶吗？你说你无法分辨那些臣民挨了打之后是真哭还是假哭，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是因为电子在身内跳跃而发出尖叫，还是因为真的感觉到了疼痛而失声痛哭。这个区别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特鲁尔，痛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有痛苦的表现，那他就是感觉到了痛苦！你此时此刻请拿出证据给我一劳永逸的证明，他们没有感觉，没有思维，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生前死后之间的这段空白。特鲁尔，你把证据拿给我看看，我就算服了你！你把证据拿出来，证明你只模拟了痛苦，而没有创造痛苦！”

“你心里太清楚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特鲁尔平静地回答道，“即使当盒子里还一无所有，我还没拿起工具的时候，我就预料到有这样一种求证的可能性，我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种可能性。不然，那个国王迟早会发现他的臣民不是真人，而是一群傀儡，一群木偶。你应该理解，没有其他办法！一旦让国王发现半点儿蛛丝马迹，那就会前功尽弃，整个模拟就会变成一场机械游戏。”

“我明白，我太明白了！”克拉鲍修斯大声说道，“你有崇高的愿望，你只想建造一座能以假乱真的王国，鬼斧神工，没有人能辨出真假，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你成功了！你虽然回来了才几个小时，但是对于那些被囚禁在盒子里的人们来说，几百年的光阴已经流逝了，有多少生灵遭到蹂躏，而这纯粹是为了满足那个国王的虚荣心！”

听到这里，特鲁尔二话没说，拔腿就向他的飞船跑去，并发现他的朋友也紧随其后。特鲁尔的飞船直驶太空，开足马力，朝远处两大团火光之间的那条彩虹飞去。在路上，克拉鲍修斯对他说：“特鲁尔，你真是不可救药。你做事总不三思而行。到了那儿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要把那个王国从那个国王手里夺回来！”

“夺回来以后又怎么处置呢？”

“毁了它！”还没等话说完，特鲁尔已经意识到这话的意思，赶紧住了口。最后他喃喃地说道：“我要举行一次选举，让百姓们从他们中间选举出公正的领袖。”

“你的程序把他们设计成为封建君主的顺民，选举又能解决什么问题？首先，你必须砸碎整个王国的结构，然后从头建立起一个新秩序……”

二

C：你首先要把这盒子里的“封建程序”删除，然后建立起诸如自由、平等、民主、解放等新的程序。或许这两件事是要同时进行的，因为你千万不能使这个盒子里出现片刻的零值，出现零值就意味着毁灭。只有这样，盒子王国中的人民才能摆脱那个暴君的压迫，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才能诞生。

T：你是说，盒子里的百姓会奋起推翻这个封建王朝？

C：是的。当然，这需要设计一整套相当复杂的程序。如果你要挽回你的过失，你就只有这样去做了。这盒子里现在已经遍布着生命和情感了，如果你毁了它，则无异于一场灭绝种类的大屠杀，你当然不能这么干。那么你就只好多费费心，向这个盒子里输入科学、哲学、文学艺术、一切灿烂的思想、不断更新的生产力、最最美丽的理想以及为此理想而奋斗的持久不衰的热忱，等等一整套复杂的程序。然后等待盒子里的百姓觉醒，自己起来推翻这个封建王朝。

T：这并不复杂。这对我来说轻而易举。但是，那个国王呢？

C：看来他最好的命运就是被废黜。

T：然后再把他流放到另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去？

C：除非他不再想复辟，否则怎么办呢？

T：但是这样我岂不是等于什么都没干么？在我来到这儿之前，这样的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吗？

C：你以为你多么伟大？你想要干什么？

T：难道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拯救所有的生命和灵魂么？难道那个国王的痛苦就不是痛苦？你刚才说得对，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有痛苦的表现，那他就是在痛苦着。

C：也许可以不流放他，但只允许他做一个与大家平等的公民，自食其力。

T：这也不难办到。但是你所说的那个“法制”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存在，难道不说明仍然有罪恶、丑行、贫富之分、利害冲突存在，因而必然有痛苦存在么？连那个恶贯满盈的国王都知道——无论巨人还是侏儒，他们的感情没有高矮之分。如果我们仅仅是消灭了这样的痛苦，而依然保存了那样的痛苦，仅仅使这些人不再痛苦，而使另外一些人依旧痛苦，那我们岂不是等于什么都没做么？假如这个世界上还只剩一个人痛苦着，难道其他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快乐了吗？我们为什么不去设法消灭所有的痛苦呢？

C：T，我的好朋友！现在我真正理解你了，你虽然莽撞地闯下了大祸，但谁都应该看到你有一颗至善至美的心。

T：谢谢。但是我们现在怎么办？

C想了很久。

C：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了。

T：什么？

C：佛法。使芸芸众生皈依佛法。

T：什么是佛法？

C：据说，佛祖为了寻求痛苦的解脱与人生的真理，曾抛弃了王位、财富和父母妻子，走遍了深山旷野，最后渡过连禅河，到了迦耶山附近的菩提迦耶，在一棵菩提树下，用草铺了一个座位，他就在这座位上坐下，并发出坚强的誓言：“我不成正觉，誓不起此座。”过了七日，佛祖的禅定中出现魔境的扰乱，魔王派遣魔女来诱惑他，并发动魔兵魔将来威吓他，但佛祖意志坚定，不为所动，终于把魔王降伏。这说明了佛祖达到无欲无畏的过程。降魔后，佛祖集中精神，思考大地人生的问题，终于在三十五岁那年的一个半夜，看见明星出现，豁然觉悟，完成了无上正觉，于是成佛。

佛祖所觉悟的真理就是佛法。简而言之，那是世界上最为圆满的真理，它说明了宇宙的真相、人生的意义和道德的规则。佛说此法济度众生，使众生止恶行善，转迷为悟，离苦得乐，舍己利人。

T：所谓众生，是不是绝无例外地包括每一个人？

C：佛祖曾发宏愿，誓度一切苦恼众生。

T：这可办得到么？

C：佛祖在菩提树下初成正觉时，感叹道：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慧皆得现前。后来，佛祖在涅槃之前又对他的弟子们说道：一切众生均有佛性，皆可作佛，绝无例外，就是断了善根的人也仍然有机会成佛。不能成佛的原因，是无名烦恼障蔽了佛性。所以，只要我们把佛法输入到这个盒子里去，使盒中众生皈依佛法，弘扬佛法，了悟缘起，断除无明烦恼，扫尽业惑阻障，众生就都可以慧光焕发，佛性显现，内心清静，无欲无畏，解脱一切痛苦，进入极乐了。

T：那就请你先行行善事，把佛法输入这个盒子里去吧。这不是既可救助这盒子王国中的众生，也可以救助我，甚至救助你自己吗？

C：让我们试试看。

于是C和T动手把佛法输入盒中。并且设计了一套使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可能成佛，而且必将成佛的程序，也输入盒中。

两个人自以为德行圆满大功告成，欢天喜地地回家去了。

三

但是不久之后，T和C驾飞船在宇宙中逍遥自在地遨游，当他们又经过那颗小行星时，听见那只小盒子里静悄悄的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他们觉得奇怪，便又一次在那小行星上着陆。在T和C想来，他们离开的这几天，小盒子中已经过了上万年，在那儿，即便佛祖的宏愿仍未完全实现，总也该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为官者不威不贪勤廉治政、为民者互爱互敬乐业安居、百业兴盛万事昌荣、笙箫管乐歌舞升平，几近乐土的一个世界了。怎么会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呢？

C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跳下飞船，拼命向小盒子那儿跑去。

当T慢悠悠地走出驾驶舱来到C近旁时，发现C抱着那只小盒子一言不发，面如土色双目失神。

T：怎么了？

C仰望苍天，欲言无声。

T慌了，把C抱住：C！怎么了你这是？！

很久C才透过一口气，喃喃道：“天哪，这到底是为什么？”

T：出了什么事？

C：你自己看吧。盒子里的正值与负值、真值与假值、善值与恶值、美值与丑值……总之一切数值都正在趋近零，一切矛盾都正在化解，一切差别都正在消失。

T：难道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吗？

C：T，你真是秉性难改，你还是那样遇事不能三思。要知道，这样下去盒子里就要出现零值了！如果我们期望的是这个，我们当初何必费那么大力气呢？我们把这个盒子毁掉不就完了吗？零值！懂吗？一旦达到零值，盒子里的所有生灵就都要毁灭了！

T往盒中细看，也不禁大惊失色。盒子里的亿万众生都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身上没有一丝生气，呆若亿万朽木枯石，在他们的大脑里也几乎观察不到电子的跳跃了。

C：肯定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差错。

T：在哪一个环节？

C：天知道。

就在这时，从对面的山梁上走下来一个人。T和C举起望远镜，看见来者的模样很像昔日的那个国王，但肯定不是他，来者一身平常的装束，一副平常人的表情。来者走到T和C面前，站住。

T问：你是谁？

那人说：有人说我是好人，也有人说我是坏蛋。

C问：你从哪儿来？

那人说：有人说是从天堂，也有人说是从地狱。

C：你有什么事吗？

那人：当然，无事可做我就不存在了。

C心里忽然有所觉，便把那个盒子拿给他看。

那人把盒子托在掌心，笑道：噢嗬，一个没有了烦恼的世界。

C：它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盒子里的众生为什么都一动不动？

那人：他们全都成佛了，你还要他们做什么呢？

C：要他们行一切善事，要他们普度众生。

那人又笑一笑：所有的人都已成佛，这盒子里还有什么恶事呢？他们还去度谁呢？没有恶事，如何去行善事呢？

T：至少他们的大脑应该活动吧？

那人：你要他们想什么呢？无恶即无善，无丑即无美，无假即无真，没有了妄想也就没有了正念，他们还能想什么呢？

T：也许他们可以尽情欢乐？

那人：你这位老兄真是信口开河，无苦何从言乐？你们不是为他们建立了消除一切痛苦的程序么？

C心里已经完全明白了，问：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人：再输入无量的差别和烦恼进去，拯救他们。同时输入无量智慧和觉悟进去，拯救他们。至少要找一个（比如像我这样的）坏人来，拯救这些好人。要找一个魔鬼来拯救圣者。懂了吗？

T：可是，哪怕只有一个人受苦，难道亿万人可以安乐吗？佛法说，要绝无例外地救度一切众生，不是吗？

那人：你们忘了佛祖的一句至关重要的话：烦恼即菩提。普度众生乃佛祖的大慈，天路无极是为佛祖的大恶。

那人说罢，化一阵清风，不见了。

T：C，我们到底怎么办？

C：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俩半斤对八两，不过是一对狂妄的大傻瓜。也许，唯有自然才是真正的完美。

一九九一年

[1]受苦人：庄稼人的意思。陕北方言。

[2]窑里：家里之意。陕北方言。

[3]解：陕北方言中读hài。

[4]猴：小。

[5]难活：病。

[6]熬：累。

[7]照着：望见。

[8]盛：住。

[9]苦不重：活儿不重。

[10]危险：严重、厉害之意。

[11]大：爹。

[12]才红了：指红军刚到陕北。

[13]做过啦：弄糟了。

[14]牛不老：牛犊。

[15]夜来黑喽：昨天晚上。

[16]黑肉：瘦肉或精肉。

[17]马钱子，亦称“番木鳖”，种子可入药，有毒。

[18]车前子，种子和全草均可入药，无毒。

[19]大：爹。

[20]受苦：干活，劳动。

[21]抬起：存起来。

[22]苦好：活儿干得好。

[23]照：看、瞧。

[24]难活：不舒服。

[25]麻搭：麻烦。

[26]盛下：待着。

[27]柳青的《创业史》中的人物。

[28]浩然的《艳阳天》中的人物。

[29]把谁做过了：叫谁倒霉了。

[30]落灶：开始。

[31]不闹：不多。

[32]维吾尔族。——编者注

版权信息

放下与执着：插图版

作　　者：史铁生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于向勇　马占国

策划编辑：楚　静

特约编辑：王槐鑫

营销编辑：刘晓晨　罗　昕刘文昕

内文插图：吴冠中

封面设计：仙　境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目录

版权信息

扶轮问路

对话四则

康复本义断想

随笔十三

三月留念

“嘎巴儿死”和“杂种”

随笔三则

爱情问题

神位 官位 心位

记忆迷宫

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

墙下短记

复杂的必要

足球内外

上帝的寓言

私人大事排行榜

说死说活

无病之病

在家者说

花钱的事

智能设计

老好人

人间智慧必在某处汇合——斯坦哈特的《尼采》读后

放下与执着

从“身外之物”说起

文明：人类集体记忆——张文涛的《尼采六论》读后

原生态

种子与果实

乐观的根据

人的价值或神的标准

身与心

回归自然

喜欢与爱

看不见而信

“自由平等”与“终极价值”

欲在

门外有问

理想的危险——就《我的丁一之旅》给邹大立的回信

诚实与善思

扶轮问路

坐轮椅竟已坐到了第三十三个年头，用过的轮椅也近两位数了，这实在是件没想到的事。一九八〇年秋天，“肾衰”初发，我问过柏大夫：“敝人刑期尚余几何？”她说：“阁下争取再活十年。”都是玩笑的口吻，但都明白这不是玩笑——问答就此打住，急忙转移了话题，便是证明。十年，如今已然大大超额了。

那时还不能预见到“透析”的未来。那时的北京城仅限三环路以内。

那时大导演田壮壮正忙于毕业作品，一干年轻人马加一个秃顶的林洪桐老师，选中了拙作《我们的角落》，要把它拍成电视剧。某日躺在病房，只见他们推来一辆崭新的手摇车，要换我那辆旧的，说是把这辆旧的开进电视剧那才真实。手摇车，轮椅之一种，结构近似三轮摩托，唯动力是靠手摇。一样的东西，换成新的，明显值得再活十年。只可惜，出院时新的又换回成旧的，那时的拍摄经费比不得现在。

不过呢，还是旧的好，那是我的二十位同学和朋友的合资馈赠。其实是二十位母亲的心血——儿女们都还在插队，哪儿来的钱？那轮椅我用了很多年，摇着它去街道工厂干活，去地坛里读书，去“知青办”申请正式工作，在大街小巷里风驰或鼠窜，到城郊的旷野上看日落星出……摇进过深夜，也摇进过黎明，以及摇进过爱情但很快又摇出来。

一九七九年春节，摇着它，柳青骑车助我一臂之力，乘一路北风，我们去《春雨》编辑部参加了一回作家们的聚会。在那儿，我的写作头一回得到认可。那是座古旧的小楼，又窄又陡的木楼梯踩上去“咚咚”作响，一代青年作家们喊着号子把我连人带车抬上了二楼。“斯是陋室”——脱了漆的木地板，受过潮的木墙围，几盏老式吊灯尚存几分贵族味道……大家或坐或站，一起吃饺子，读作品，高谈阔论或大放厥词，真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所以，这轮椅殊不可以“断有情”，最终我把它送给了一位更不容易的残哥们儿。其时我已收获几笔稿酬，买了一辆更利远行的电动三轮车。

这电动三轮利于远行不假，也利于把人撂在半道儿。有两回，都是去赴苏炜家的聚会，走到半道儿，一回是链子断了，一回是轮胎扎了。那年代又没有手机，愣愣地坐着想了半晌，只好侧弯下身子去转动车轮，左轮转累了换只手再转右轮。回程时有了救兵，一次是陈建功，一次是郑万隆，骑车推着我走，到家已然半夜。

链子和轮胎的毛病自然好办，机电部分有了问题麻烦就大。幸有三位行家做我的专职维护，先是瑞虎，后是老鄂和徐杰，瑞虎出国走了，后二位接替上。直到现在，我座下这辆电动轮椅——此物之妙随后我会说到——出了毛病，也还是他们三位的事；瑞虎在国外找零件，老鄂和徐杰在国内施工，通过卫星或经由一条海底电缆，配合得无懈可击。

两腿初废时，我曾暗下决心：这辈子就在屋里看书，哪儿也不去了。可等到有一天，家人劝说着把我抬进院子，一见那青天朗照、杨柳和风，决心即刻动摇。又有同学和朋友们常来看我，带来那一个大世界里的种种消息，心就越发地活了，设想着，在那久别的世界里摇着轮椅走一走大约也算不得什么丑事。于是有了平生的第一辆轮椅。那是邻居朱二哥的设计，父亲捧了图纸，满城里跑着找人制作，跑了好些天，才有一家“黑白铁加工部”肯于接受。用材是两个自行车轮、两个万向轮并数根废弃的铁窗框。母亲为它缝制了坐垫和靠背。后又求人在其两侧装上支架，撑起一面木板，书桌、饭桌乃至吧台就都齐备。倒不单是图省钱，现在怕是没人会相信了，那年代连个像样的轮椅都没处买；偶见“医疗用品商店”里有一款，其昂贵与笨重都可谓无比。

我在一篇题为《看电影》的散文中，也说到过这辆轮椅：“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电影院），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凌，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儿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唯朦胧地都怀着希望。”

那一辆自制的轮椅，寄托了二老多少心愿！但是下一辆真正的轮椅来了，母亲却没能看到。

下一辆是《丑小鸭》杂志社送的，一辆正规并且做工精美的轮椅，全身的不锈钢，可折叠，可拆卸，两侧扶手下各有一金色的“福”字。

除了这辆轮椅，还有一件也是我多么希望母亲看见的事，她却没能看见：一九八三年，我的小说得了全国奖。

得了奖，像是有了点儿资本，这年夏天我被邀请参加了《丑小鸭》的“青岛笔会”。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大意是：想干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文革”闹得我们都只上到初中，正是靠了此一“不要脸精神”，赤脚医生孙立哲的医道才得突飞猛进，在陕北的窑洞里做了不知多少手术，被全国顶尖的外科专家叹为奇迹。于是乎我便也给自己立个法：不管多么厚脸皮，也要多往作家堆儿里凑。幸而除了两腿不仁不义，其余的器官都还按部就班，便一闭眼，拖累着大伙儿去了趟青岛。

参照以往的经验，我执意要连人带那辆手摇车一起上行李车厢，理由是下了火车不也得靠它？其时全中国的出租车也未必能超过百辆，树生兄便一路陪伴。谁料此一回完全不似以往（上一次是去北戴河，下了火车由甘铁生骑车推我到宾馆），行李车厢内货品拥塞，密不透风，树生心脏本已脆弱，只好于一路挥汗谈笑之间频频吞服“速效救心”。

回程时我也怕了，托运了轮椅，随众人去坐硬座。进站口在车头，我们的车厢在车尾；身高马大的树纲兄背了我走，先还听他不紧不慢地安慰我，后便只闻其风箱也似的粗喘。待找到座位，偌大一个刘树纲竟似只剩下了一张煞白的脸。

《丑小鸭》不知现在还有没有？那辆“福”字牌轮椅，理应归功其首任社长胡石英。见我那手摇车抬上抬下着实不便，他自言自语道：“有没有更轻便一点儿的？也许我们能送他一辆。”瞌睡中的刘树生急忙弄醒自己，接过话头儿：“行啊，这事儿交给我啦，你只管报销就是。”胡石英欲言又止——那得多少钱呀，他心里也没底。那时铁良还在医疗设备厂工作，说正有一批中外合资的轮椅在试生产，好是好，就是贵。树生又是那句话：“行啊，这事儿交给我啦，你去买来就是。”买来了，四百九十五块，一九八三年呀！据说胡社长盯着发票不断地咋舌。

这辆“福”字牌轮椅，开启了我走南闯北的历史。其实是众人推着、背着、抬着我，去看中国。先是北京作协的一群哥们儿送我回了趟陕北，见了久别的“清平湾”。后又有洪峰接我去长春领了个奖；父亲年轻时在东北林区待了好些年，所以沿途的大地名听着都耳熟。马原总想把我弄到西藏去看看，我说：下了飞机就有火葬场吗？吓得他只好请我去了趟沈阳。王安忆和姚育明推着我逛淮海路，是在一九八八年，那时她们还不知道，所谓“给我妹妹挑件羊毛衫”其实是借口，那时我又一次摇进了爱情，并且至今没再摇出来。少功、建功还有何立伟等一大群人，更是把我抬上了南海舰队的鱼雷快艇。仅于近海小试风浪，已然触到了大海的威猛——那波涛看似柔软，一旦颠簸其间，竟是石头般的坚硬。又跟着郑义兄走了一回五台山，在“佛母洞”前汽车失控，就要撞下山崖时被一块巨石挡住。大家都说“这车上必有福将”，我心说是我呀，没见轮椅上那个“福”字？一九九六年迈平请我去斯德哥尔摩开会，算是头一回见了外国。飞机缓缓降落时，我心里油然地冒出句挺有学问的话：这世界上果真是有外国呀！转年立哲又带我走了差不多半个美国，那时双肾已然怠工，我一路挣扎着看：大沙漠、大峡谷、大瀑布、大赌城……立哲是学医的，笑嘻嘻地闻一闻我的尿说：“不要紧，味儿挺大，还能排毒。”其实他心里全明白。他所以急着请我去，就是怕我一旦“透析”就去不成了。他的哲学一向是：命，干吗用的？单是为了活着？

说起那辆“福”字轮椅就要想起的那些人呢？如今都老了，有的已经过世。大伙儿推着、抬着、背着我走南闯北的日子，都是回忆了。这辆轮椅，仍然是不可“断有情”的印证。我说过，我的生命密码根本是两条：残疾与爱情。

如今我也是年近花甲了，手摇车是早就摇不动了，“透析”之后连一般的轮椅也用着吃力。上帝见我需要，就又把一种电动轮椅舶来眼前，临时寄存在王府井的医疗用品商店。妻子逛街时看见了，标价三万五。她找到代理商，砍价，不知跑了多少趟。两万九？两万七？两万六，不能再低啦小姐。好吧好吧，希米小姐偷着笑：你就是一分不降我也是要买的！这东西有趣，狗见了转着圈儿地冲它喊，孩子见了总要问身边的大人：它怎么自己会走呢？据说狗的智力相当于四五岁的孩子，它们都还不能把这椅子看成是一辆车。这东西才真正是给了我自由：居家可以乱窜，出门可以独自疯跑，跳舞也行，打球也行，给条坡道就能上山。舞我是从来不会跳。球呢，现在也打不好了，再说也没对手——会的嫌我烦，不会的我烦他。不过呢，时隔三十几年我居然上了山——昆明湖畔的万寿山。

谁能想到我又上了山呢！

谁能相信，是我自己爬上了山的呢！

坐在山上，看山下的路，看那浩瀚并喧嚣着的城市，想起凡·高给提奥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是地球上的陌生人，（这儿）隐藏了对我的很多要求”“实际上我们穿越大地，我们只是经历生活”“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遥远的地方去……我们是地球上的朝拜者和陌生人”。

坐在山上，看远处天边的风起云涌，心里有了一句诗：嗨，希米，希米/我怕我是走错了地方呢/谁想却碰见了你！——若把凡·高的那些话加在后面，差不多就是一首完整的诗了。

坐在山上，眺望地坛的方向，想那园子里“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想那些个“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想那些个“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想我曾经的那些个想：“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

有个回答突然跳来眼前：扶轮问路。是呀，这五十七年我都干了些什么？——扶轮问路，扶轮问路啊！但这不仅仅是说，有个叫史铁生的家伙，扶着轮椅，在这颗星球上询问过究竟。也不只是说，史铁生——这一处陌生的地方，如今我已经弄懂了他多少。更是说，譬如“法轮常转”，那“轮”与“转”明明是指示着一条无限的路途——无限的悲怆与“有情”，无限的蛮荒与惊醒……以及靠着无限的思问与祈告，去应和那存在之轮的无限之转！尼采说“要爱命运”。爱命运才是至爱的境界。“爱命运”即是爱上帝——上帝创造了无限种命运，要是你碰上的这一种不可心，你就恨他吗？“爱命运”也是爱众生——设若那一种不可心的命运轮在了别人，你就会松一口气怎的？而凡·高所说的“经历生活”，分明是在暗示：此一处陌生的地方，不过是心魂之旅中的一处景观、一次际遇，未来的路途一样还是无限之问。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对话四则

/一关于死/

M：你想过死吗？

S：想过，可是想不明白。大概活着的人都不可能想得明白。

M：不，我不是问死是怎么回事，我是说，你想没想过死？

S：你是说寻死，或者说自杀，但是你不忍心用这个词。用不着这样，想寻死不见得就是坏事，这说明一个人对生命的意义有着要求，否则的话他怎么活着都行。

M：从理性上讲我很理解，但是我没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我从来没有真的想要去死过。而你有过？

S：是的。不过这无法证明，因为我毕竟还活着。我只是曾经非常渴望过死，祈求过死。

M：因为什么事？因为你的双腿瘫痪？

S：差不多，总归跟我的病有关，虽然并不总是这么直接。都是什么事说起来话长，但总之是因为我感到了绝望。

M：你这句话等于没说，当然是绝望。

S：比如说，你终于明白你再也站不起来了。比如说，才只有二十一岁，你却不能上大学，大学已经预先把你开除了；你也找不到正式工作，好像你已经到了退休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称赞你的坚强，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不要试图成为他们的女婿；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姑娘，你会发现最好的方式是离开她，否则说不定她比你还痛苦；你最好是做个通情达理的人，那样会安全些，那样你会得到好评，但是这样一来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了；这就是绝望。如果你走运你会有一对爱你的父母，会有一些好朋友，但是你经常会在他们脸上看见深深的忧虑，你自然就会想，你活着是给他们带来的帮助多呢还是麻烦多呢？是安慰多呢还是愁苦多？这就是绝望。我知道，就在咱俩这样说着的时候，正有很多人处在这样的绝望中。

M：你是怎么从这样的绝望中摆脱出来的呢？你怎么没死？

S：别着急，早晚会死的。

M：少贫嘴。我是说，你怎么没自杀。

S：一点儿都不贫嘴。我听了卓别林的劝。

M：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S：要是你正正经经地陷入了绝望，你不妨听听幽默大师的话。当然，使我没去自杀的原因很多，但是我第一次平心静气地放弃自杀的念头却是因为听了卓别林的劝，以后很多次都是这样。幸好有一天我去看了那场电影，什么名字我忘了，一个女人想自杀，但被卓别林扮演的那个角色发现了，女人很埋怨他，发了疯似的喊：“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死！”卓别林慢悠悠不动声色地说：“着什么急？早晚会死的。”

M：真是妙。

S：怪事，为什么他说了就“真是妙”，我说了就是“少贫嘴”呢？

M（笑）：你让我想想，嗯……

M：可能是这样，我在听他说这句话之前已经进入了幽默的心态，已经对幽默有了准备，卓别林这三个字就像一个信号把我带进了另一种思维方式，你自然而然就跳出了常规的逻辑。

S：就是就是，关键是你得进入幽默，关键是卓别林能把你领进幽默中去。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过对于死还有这样一种态度。一般人们总是劝你坚强些，“别这么软弱，你应该坚强些”。你想，要是医生对病人说：“别生病，健康些，你应该健康些。”这不是废话吗？

M：人家这是好意，我讨厌你这样对待人家的好意。

S：我也知道这是好意，事后我也后悔这样对待人家的好意，但是当我一心一意想死的时候我不在乎谁讨厌我。还有，还有人会这样劝你：“别这么悲观，生活是多么美好，你要热爱生活。”如果生活一向只是美好，如果生活中压根儿没有悲哀没有丑恶没有绝望，活下去本来就不需要谁来劝，就像吃喝拉撒睡一样用不着谁来劝。比如说，被侮辱、被歧视、被不公平不平等地对待，而且这局面很可能坚如磐石至少在九十九年里无法动摇，这样的事让你碰上了，没让他碰上，你想死，他却用“生活是多么美好”来劝你活，当然他这也是好意，但是你不觉得他比我还讨厌吗？

M：还有些人，谈死色变。你一说到死，他就说“哎哎，老提什么死呀怪不吉利的”，或者说“嘘——别老这么悲观，要说死找没人的地方说去”，好像不知道死就是乐观，好像不说死就能不死了似的。

S：那倒不怎么讨厌，那不过是让死吓的。其实他知道人必有一死，这一事实吓得他不敢再想下去。很可能他还会找到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活着先说活着的事。”那么死呢？“咳，到时候再说。”这让人想起其他动物，除了人，其他动物都是这么任凭生死摆布的，并且对此毫无意见。

M：也许倒是人错了呢？想它又管什么用：顺其自然，也许倒是其他动物对了呢？

S：顺其自然大概不等于逆来顺受，人对生、对死都要求着意义。先不说这个，总而言之，要是我们一时弄不清是做人好还是做其他动物好，我们不妨只记住一个事实：我们是人，我们必不可免地得思考生和死的问题。就是说，无论我们赞成思考这一问题，还是禁止思考这一问题，还是设法逃避这一问题，我们都已经进入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羡慕其他动物，但是从我们是了人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无法改变自己的种类了。况且，子非鱼，安知鱼不知生死乎？这有点儿像废话了。

M：还说卓别林吧，还说你是怎么听了他的劝的吧。

S：关键是卓别林先让你放了心，他不像很多人那样先劈头盖脸地反击、嘲笑或是企图粉碎你的愿望，他理解你的一切苦衷，他相信死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他和你站在一起维护你的这个权利，然后他只是提醒你：死神是最守信用的，他早晚会来的，你又何必这么着急呢？我真是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觉得轻松多了。死本来是绝望，但卓别林轻而易举地把它变成了一种希望。这希望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要是你真的再没有力气了，你放心吧，那时候死神肯定会来搭救你；二是说，既然如此你何必不再试试呢？说不定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高兴高兴呢。可不是么？你活着已经苦到了头，你想死而死又是那么样地可靠，你还怕什么呢？你还会有什么损失呢？你就再试试呗。

M：摆脱死的诱惑就这么简单？

S：当然不会就这么简单。我只是说，要是别人或是你自己忽然想寻死，要是你还有可能劝劝别人或者是你自己，让我说，卓别林的劝法是最有效的劝法。至于彻底摆脱绝望摆脱死神的诱惑，可能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设法把自己变成傻瓜，一是在明白了过程就是目的之后。

/二关于生/

M：上次你说，彻底摆脱死神的诱惑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当傻瓜，一个办法就是得明白——过程就是目的。

S：是。

M：这么说，你是靠了后一种办法喽？

S：为什么？

M：我看你不像个傻瓜。

S：谢谢。我希望我没辜负你的恭维。

我还要补充一点。照我的理解，“傻瓜”一词绝不是指先天的弱智，而是指后天的麻木。弱智常常并不妨碍弱智者向他们不公正的命运要求意义。可是对生命意义的麻木不问，却可以使智力健全的生命仅仅为一种生理现象，而不是精神过程。

M：这样的人只是活着，无论怎样活着只要活着就够了，因此他们不会有烦恼得要去自杀的时候。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烦恼和傻瓜之间，选择后者说不定是更明智的呢。

S：也许是吧，所以我说那也不失为一种活着的办法。

M：那你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办法？

S：我试过，但是没成功。

M：在这点上咱俩倒是挺一样。我也试过，可是不行。我老是想，与其那样活着倒不如死了痛快。

S：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知道了善与恶，被逐出了伊甸园，再也回不去了。所谓“知道了善与恶”其实就是对生活有了价值判断，对生命的意义有了要求，所以我们跟亚当夏娃一样，也别想回去当傻瓜了。

《圣经》上说，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人类历史从此开始。这说法真是妙极了。也就是说，从此开始他们才是人了，由此他们才有别于其他动物而成为人了。遗憾的是人们只注意到了这是痛苦的开始，而没看到这才有了人生欢乐的可能。人们应该理解上帝的好意。把那个伊甸园称为乐园实在荒唐，我相信那儿可能没有痛苦，但没有痛苦的地方肯定也没有欢乐。所以我想，还是别回到伊甸园去当那漫长的傻瓜吧。

M：所以你选择了第二个办法？

S：不如说是去寻找另外的办法，因为第二个办法不是现成的。但是，如果你相信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如果你又不想去当那个漫长的傻瓜，如果你诚心诚意地去找另外的办法，你就准能找到它，你找到的就准是它。

M：玄了。我看你是不是越说越玄了？你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怎么会“过程就是目的”呢？

S：比如说踢足球，全场九十分钟常常才进一两个球，有时候甚至是零比零，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过程，在这九十分钟的过程中证明和欣赏生命矫健、坚强、智慧和优美。其实要想多进球还不简单吗？只要越位不算犯规，大伙儿都上大门那儿等着去，要不干脆一开始就罚点球，保险进球多。可是那样就没意思了，没有了过程，就没有了趣味，没有了快乐。在真正的球迷看来，过程比目的要紧。

不久前意大利的世界杯赛，由于时差关系，很多场球我们只能看录像，那时胜败已定，但球迷们都避免先知道结果，并向知道了结果的人发出警告：不许说！因为令我们着迷的是过程，他们要在前途未卜的过程中享受激情，享受惊险，享受渴望，享受悲欢。

我还知道一些更高明的球迷，甚至不怕知道结果；无论结果如何，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兴致，只要那过程是充满艰险和激情的，不管辉煌的还是悲壮的，他们依然会如醉如痴地沉浸在美的享受之中。问他们：谁赢了？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但也可能他们记不清了，不过他们肯定能告诉你最好的球队是哪个，最好的球星是谁。如果他们告诉你得亚军的那个队实际上是最乏味的一个队，你用不着吃惊，因为他们是以过程来做判断的。

其实什么事都是这样。小说是这样，小说要是只写最后谁死了谁还活着，那就像人口普查了，没人爱看。科学怎么样？如果没有坎坷而欢欣的过程，人类想办到什么就办到了什么，人就差不多又要去当那个漫长的傻瓜了。生活也是，一场球赛九十分钟，一场生活就算它九十年，区别无非时间的长短罢了。上帝给人们设置了很多障碍，为的是展开一个过程，于是才能有趣味有快乐。

M：照此说来，生活是无须乎目的了？

S：不行，目的还非得有不可。如果都不想赢球，这场球还怎么踢下去呢？就像人活着没有理想，人可往哪儿走呢？没有了目的，过程一样没法展开。目的和理想的设置，我想，原就是为了引导出一个过程，我想，一个最最美好的理想或目的不如就让它处在那个望眼欲穿的位置上吧，这样才永远都有个奔头，创造着，欣赏着，乐此不疲。

M：但是你终于得到了什么呢？你总得能得到什么呀？总就是过程、过程、过程，总也达不到目的，你不觉得有点儿荒诞吗？

S：你得到了一个快乐的过程。就像一场球赛，你无论是输了还是赢了，只要你看重的是过程，你满怀激情地参与过程，生龙活虎不屈不挠地投入了过程，你在这过程的每一分钟里就都是快乐的。我发现这是划算的，胜负毕竟太短暂，过程却很长久，你干吗不去取得那长久的快乐呢？

况且胜利常常与上帝的情绪有关，上帝要是决心不喜欢你（比如说让你瘫痪了等等），你再怎么抗议也是白搭。但是，上帝神通再大也无法阻止你获取过程的欢乐。所以不如把那没有保证的胜利交给上帝去过瘾，咱们只用那靠得住的过程来陶醉。

M：嗯，有道理。我发现你确实不是傻瓜。

S：多谢多谢，我很喜欢你经常发现这一点。

M：我有时候也这么想，真的，人最终究竟能得到什么呢？未知是无限的，人类的希望无穷无尽，于是认识就永远没有个完，永远不会到达终点，一个阶段的结束不过是又一个阶段的开始。也许你说对了，人要是不能从过程中体味幸福和欢乐，生命就成了一场荒诞的苦役，死就一直具有诱惑力。

S：这么聪明的话，我希望你还是留给我说。我要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所以过程就是目的。我想给你念一段一个残疾朋友写给我的话：

“事实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现在你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你想你会说得多么自信，现在你对一切神灵鬼怪说谢谢你们给我的好运，你看看谁还能说不。”

M：嗯，这个人很能说。

但是意义呢？价值呢？目的要是不重要，为什么还有高尚和卑下之分呢？

S：道德的最高尚的原则，我想，就是使最多的人最大程度地获得自由、幸福、快乐的生命过程。只有更为高尚的目的才能引导出更为自由、更为幸福、更为快乐的过程。我看这用不着担心。如果为了展开过程我们需要设置目的，那么为了展开更为自由、幸福、快乐的过程，我们明显需要设置更为高尚的目的。你没想到再表扬我两句吗？

M：等你不只是说，而是去做的时候吧。

S：那我就听不到了。

M：为什么？

S：这件事在死之前是做不完的。

/三职业·事业/

S：如果生命是一条河，我想，事业相当于一条船。在河上漂泊，你总是有一条船。

A：你的这条船就是写小说喽？

S：碰巧是这样。迄今为止这条船对我还合适。当然我也写别的，我也干些别的事。

A：活着就是为了事业吗？

S：正好相反。船是为了漂泊，漂泊不是为了船。事业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活得更有味道。

A：那你怎么理解，譬如：“一切为了事业”“把生命献给事业”这样的话呢？

S：我更相信这样的事实，譬如：他的事业，给了他无比的快乐。为事业而奋斗，他感到莫大的幸福。在事业中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A：有人说，活着就是奉献。

S：这话不仅不美反而失实，而且细品很像是诉苦，像是抱屈，像是炫耀，仿佛从中受益的只是他人。这类少实事求是之心多哗众取宠之嫌的说道，不见得能保证长久的快乐。如果他注意到了自己从事业中享受了多少乐趣，也许能对“奉献”一词体会得更全面。如果他活着真的只有奉献，我想那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违背；如果奉献是他自己选择的幸福方式，那么他已经得到了丰厚的报偿，他不会在喝彩与掌声中眉飞色舞，而更可能在人们钦佩的目光下稍稍有一点儿惭愧。一种是，把事业视为自己的幸福，它不仅仅意味着心血的付出，它更意味着精神的收获；另一种则把事业仅仅看成是付出，仅仅看成是为他人的利益而受苦受累——这意味着需要报答，可这希冀倘若落空呢，事业岂不成了一场折磨人的灾难么？

顺便说一句，在信念的领域里可以不考虑经济规律，但这绝不意味着按劳分配的原则应该废弃。

A：你是怎么选择了写作这条路的呢？听说你身体残疾后，也曾一度想去死？

S：不是一度，是几度。这方面的事，在和M的谈话中已经说过了。

后来我想再活一活试试，以观后效。一个人，不管他曾经与死神的关系多么密切，如果现在他想活下去试试，他总得做些事，否则不劳而食你会觉得羞耻，否则精神无以安顿你会觉得时间漫长有如徒刑。必须得干些事。

我先到一个街道生产组找了个工作。那不是正式工作，干一天拿一块钱，再无其他待遇；所得工资可以温饱，关键是自力更生了，没有活成个负数，这感觉让人踏实。生产组是一间低矮破旧的老房，成员多是家庭妇女、老头、老太太和残疾人，每天在昏暗的光线里画些美丽的图案兼而嬉笑怒骂；那也是生活，如果你能体会，那样的生活里也一样包含了深意。这感觉给人希望，生活从不轻易抛弃谁。老头老太太们都对我好，他们没有文化但有饱满的人情味，这感觉让人温暖，让人对生活多了信心。我自以为工作得努力，肯定对得起那份工作，这样感觉比占了便宜要舒服。当然，我还不满意，我想我说不定还能干些更有趣的事。人对快乐的要求没有个够，我以为这不是坏思想。

一开始我先自学了一年外语，但很快就发现既无资料可供我笔译，也没人要我去做口译，外语这东西不用就忘，于是浅尝辄止。现在外语的用处多了，可我也老了，学不彻底就该火化了，下辈子再学吧。后来又学画彩蛋、画仕女图，虽第一批交货即通过验收，但毕竟不是兴趣所在，便又半途而废。那时周围的人都在学数理化准备考大学，我动了七八回心，终于明白人家不肯录取残疾人，就没去碰那个钉子。干什么呢？想了好久，想起我上学时作文一向有好分数，平时喜欢文学，心里又颇多感受，就试试写作吧。

选择一项事业（或者找一条能够载渡精神的船）的时候，应该想起兵书上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没有谁是为了失败而工作的，因为注定的失败不能引导出一个如醉如痴的过程。所谓知己，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兴趣何在？自己的禀赋何在？如果你喜欢文学，可你偏偏不肯舍弃一个学化学的机会，且不说没有兴趣你的化学很难学好，即便你小有成就那也是你的悲剧。如果你是一个数学天才，比如说是一个潜在的陈景润，可你对此昏然不知偏要去当一个写小说的，结果多半不妙。所谓知彼，就是得知道客观条件允许你干什么。如果你热爱起足球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你最好安心做一个球迷，千万别学马拉多纳了。如果你羡慕三毛，你也有文学才能，但是你的双腿一动都不能动，你就不要向往撒哈拉，你不如写一写自己心中的沙漠。我一贯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长，倘能扬长避短谁都能有所作为；相反如果弃长取短，天才也能成为蠢材，不信让陈景润与托尔斯泰调换一下工作试试看。对事业的选择，要根据“知己知彼”的原则，可别为“热门”或时髦所左右。

然后还得需要点儿勇气，需要冒一点儿风险，没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你肯定有一条金光大道。我开始想写作的时候，人们提醒我说，你哪儿都去不了不能深入生活，你凭什么能干这一行呢？我自己心里也打鼓。可是我忍不住地想写。我有纸也有笔，还有好多想法，别人一天有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我一天也有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所有的生活一样都有品味不尽的深意，我就偷偷地写了一点儿，自己觉得还有希望，于是豁出去了，写！如果你看不出你的选择有什么不对头，你得豁得出去，你得敢于试试，一条道走到黑或者不撞南墙不回头。当然那时我已经在街道生活组挣着自己的饭钱了，我想我最不济是个零，不会是个负数了。

A：幸好你没撞到南墙。

S：到现在为止，我看我还不需要回头。

A：要是撞了呢？要是你撞着南墙呢？

S：要是你发现你确实不适合干某一行，你还得敢于回头，及时回头。这不丢人，事业不是为了撞南墙的，撞死在南墙下算不上勇敢。这方面你不行，你得相信在其他方面你未必都不行。

A：一开始你就相信，写小说你肯定行吗？

S：我只是认为我不见得不行。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事来干。寻找也可以算一种事业。尝试也是一个有价值的过程。鉴于我们的选择无论多么科学多么慎重，我们仍有失败的可能，所以我们还是得把注重点从目的移向过程。

A：你很幸运。

S：你是指我的残疾？

A：别起哄，我是说能把这些事想得明白，这也是一种幸运。

S：不起哄，也许正因为命运让我有机会见识了绝境，这确实算得一种幸运。

A：你毕竟找到了你所感兴趣的事业，并不是谁都有这样的福气。

S：可是谁都有业余时间。现在的工作分配还不可能都根据个人的兴趣，可是挣完了饭钱还有不少时间，这些时间全凭个人调度。

A：你在事业上有过挫折吗？

S：我绝对认为我的智商适中。我好几次都认为我得改行了，根据“知己知彼”的原则想了又想，还是没改。我现在不大发愁写什么，可怎么能写得更好估计永远都是一个问题。

A：事业上的挫折，难道不给你带来苦恼吗？

S：当然。如果挫折不带来苦恼，成功也就不带来快乐了。

A：你怎么摆脱这样的苦恼呢？

S：一遍一遍地摆脱，没完没了地摆脱。一次一次地相信：船不是目的，河也不是，目的是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地漂泊。

A：那也许是因为，你在事业上毕竟算个成功者。

S：我不起哄可是你起哄。成功与否完全是个度量标准的问题。

A：总归人家管你叫作家，不管我叫什么“家”。

S：那是因为很多事不大公道，现在“作家”这个头衔不值钱，发表几篇小说就算个“家”，比当别的“家”——比如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要省事得多。而且写小说容易出名，因为你写了，总得签上你的名。

A：我看你是得了便宜卖乖。

S：我料到您要这么说了。不过您说的也许不全错。

可是还是得说，千万别把事业当成一项赌注。尤其是我们残疾人，千万别以为成功了某项事业，你的一切艰难困苦就都迎刃而解了，根本没那回事。就算我像你说的那样是个事业的成功者吧，那么我以这个身份最想说的就是，事业的成功确实让人兴奋，但它不为人解决其余的问题，兴奋之后清静下来，一瞧：所有的问题都还在，一如既往。

A：可是对于残疾人来说，它至少可以解决工作问题。

S：你存心跟我作对，存心让我理屈词穷是不是？我得承认有这么回事，这样的事真让人遗憾。不过人大常委会很快就要通过一项《残疾人保障法》了，将明文规定残疾人与所有的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以后谁不给残疾人工作谁就是违法。

我们还是说说法律以外的问题吧，有很多问题不见得是法律能管得了的。

A：什么问题，比如说？

S：比如说，对残疾人的歧视，这种歧视常常只流露在别人的眼睛里，法律管不了吧？可你怎么办？比如说，爱情问题，法律说你有结婚的权利，可你所爱的人（当然他或她也爱你）因为种种并不违法的外界压力而离开了你，你怎么办？这些问题并不因为你在事业上的成功就可以消失。比如说，孤独，自卑，沮丧，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在走向哪儿？人类的理想一向很完美，可人类的现实为什么总是不如人意？这样的问题永远都在那儿等着你，并不因为你成了什么“家”它们就云消雾散。千万别把事业的成功作为一项赌注，当成一笔全面幸福的保险金，千万别以为你一旦功成名就天下的倒霉事就都归了别人，幸福就都归了你，那样想你会失望的，到时候你的诸多奢望不能兑现绝没有谁给你赔偿，而且你还会因此而失去事业原本为你预备的快乐，那才真叫一败涂地呢。对于事业，我想还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来得聪明，那样事业这条船才能一直载歌载舞载欢载乐。

我知道有一位残疾朋友，他一心要写小说，发誓不成功则成仁，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屑于做，他说就是要有这样的决心和雄心，他说他相信成功和幸福必定会在某一天早晨成为事实。我不敢贸然说他不是天才，但我以为对于绝大多数不是天才的人来说，这么干挺危险。从我这个凡夫俗子的角度看，文学创作跟学外语大不相同，不是忍得几载寒窗苦就能行的，它需要自自然然地去体会生存这件事，然后需要不急不躁地去写。要紧的还不在这儿，要紧的是他不成功他会痛苦，他真的成功了他也见不到预期的那种幸福。还是那句话，事业是一条船，可船不是目的，船只有在航程中才给人提供创造的快乐和享受这快乐的机会。

A：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说他要是写不好小说他就一辈子不谈恋爱。

S：这可麻烦了。我总认为不会恋爱的人就不会写作。我总想，不懂得爱情的人可能懂得艺术吗？我总怀疑，要是漂泊不能吸引你，你跳到船上去干吗呢？依你看呢？

A：依我看你刚才贬低了学外语的。

S：对不起，要是有这样的事肯定不是出于恶意。

A：我以为对一个人来说，不管他干哪一行，他都应该对丰富多彩的生活葆有激情。任何事业都不应该把人弄成机器，事业的成功是一回事，人的成功是另外一回事。

S：这是我说的。

A：是我，是我说的。

S：是你替我说的。

A：你真矫情。

S：你也一样。

/四关于平等/

M：《中国残疾人》上关于平等问题的讨论，你觉得怎么样？

S：好。

M：就一个字？怎么好？

S：怎么都好。这样的讨论本身就好，这讨论本身就是平等的一次实现。

M：你是说先不必期待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先不必统一思想？

S：不是先不必，是永远不必。

M：那干吗要讨论？

S：那才要讨论。为什么讨论偏要以统一思想为目的呢？譬如平等，是意味着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呢？还是说，每一种处境、每一种心绪都有被了解的机会（或权利）呢？是“非礼勿言”平等呢，还是“百花齐放”平等？

M：经过这样的讨论，不仅能使我们互相了解，也使每个人自己更了解自己了。

S：我曾经也像戈奇那样苦笑、尖刻、拍案而起过。现在嘛，我想我更赞成东野长峥的态度。我想我非常理解戈奇，我想东野长峥一定也是从那条愤怒的路上走过来的。我现在仍然相信那是美丽的愤怒，那是真正渴望平等的愤怒，那是真诚的哭喊和笑骂。我们不能做鬼我们也不要成仙，我们不忍受欺侮同样不忍受溺爱，我们看得出在过分的优待和小心的恭维后面，并非有意但确实还是非人的看待。我曾经写过，譬如说，一个人拉一辆车完全算不得什么光荣，但一只猴子拉一辆车却赢得满场的喝彩。要是我们听了类似的喝彩而不愤怒，甚至还洋洋自得，我们就很有危险沦为舞台上一道伪劣的风景。但是……

M：“但是”后面大做文章。

S：“但是”后面确实有文章可做。

M：当然当然。别愤怒，百花齐放。

S：也可以百花怒放。不过不保证肯定不是毒草。

我看，平等，这件事跟爱情差不多。平等很可爱，是你朝思暮想的情人，比如这么说。但是，不是你爱上谁谁就也得爱你。不是你渴望平等，人家就一定要把你平等相看。为此你拍案而起，得，人家没准儿更躲你远点儿，怕不留神“欺负”了你。人家跟你说话总得加着小心，那样你准保又要愤怒——难道跟残疾人说话就总得这么小心翼翼吗？你又要喊——残疾，给了我们什么特权！就这样，你越愤怒人家越把你另眼相看，越给你“特权”，然后你更加地愤怒，结果弄成了个怪圈，一圈一圈地转下来你离平等越远了。（顺便说一句，你把人家也弄进一个怪圈里去了——欺负你是欺负你，不欺负你还是欺负你。）我曾经就是这样，把自己和别人都弄到怪圈里去了。幸运的是我看见了这个怪圈，发现打破它的办法首先是放弃愤怒。从愤怒到放弃愤怒，不等于不会愤怒，不等于麻木，尤其不等于沾沾自喜于做一道伪劣的风景。

M：应该说，放弃对别人的愤怒，把那美丽的愤怒瞄准自己。

S：对对。因为，平等要是丢了，一定不是贼偷了，一定是自己糊里糊涂地忘了它在哪儿。平等，确实很像爱情，不可强求。强求有时可以成婚，但那婚姻中没有爱情。即使人家愿意送给你平等，但是送来的肯定不是平等。

M：不过，要是人家不认为你有爱的权利呢（还有工作的权利、学习的权利），你也放弃愤怒？

S：你是说有人在违法？那还用说？义不容辞，愤怒地把他送交法庭或诉诸舆论就是。不过我想，这样的局面并不是最难应付的局面。最难办的是人家并不违法，只是在心里看不起你，目光中流露着对你的轻视和可怜，你可有啥办法？

M：用行动，只有用行动消除他们的偏见！用我们的意志、作为、智慧，来消除他们的偏见。

S：好主意。好主意倒是好主意，可要是你的行动仅仅以他们的偏见为坐标，仅仅是根据那些偏见做出的反应，你还是有点儿像夺路而逃，逃进一种近乎复仇雪耻的勇猛中去了。但是这样的出逃，很可能急不择路而掉进什么泥沼里去。

我看过一本书，书中有段话，大意是这样：我们可以为了从高处鸟瞰风景的缘故而去爬一棵树，也可以由于有一头野兽在后面紧紧追赶的缘故而去爬一棵树。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都是在爬树，但动机却完全不同。前者，我们爬树是为了娱乐；后者，我们则是受恐惧的驱使。前者，我们要不要爬树完全是我们的自由；后者，我们喜不喜欢都得这样做。前者，我们可以寻找一棵最适合我们意图的树；后者，我们却无法选择，必须立刻就近爬上树去，也就是说由一头野兽替我们做出了选择。

M：这个比喻挺不错。平等的前提，非得是自由不可，心灵的自由。爹娘让你娶A小姐你无奈就娶了A小姐，这是包办婚姻；爹娘让你娶A小姐你一气之下就娶了B小姐，这其实仍不是自由婚姻。关键是你到底爱不爱？爱谁？你是不是尊重和服从了自己的爱、自己的愿望和意志？当然，你还得像尊重自己一样地尊重A小姐和B小姐的意愿。

S：事业也是这样，一切都是这个逻辑。当我们摆脱了那头野兽，当那头野兽看见我们就逃而不是我们看见它就逃，当我们忘记了残疾，就是说我们自己心里先不受那残疾的摆布，那时，平等便悄然而至，不用怎么喊它，它自然就要光临。光临得既不鬼祟也不张扬。它光临的方式，主要不是从门外进来拜访你，而是从你心底涌起，并饱满地在那儿久住。

M：残疾，你相信真能忘记它吗？要是仍然有人因为残疾而歧视你呢？

S：法律管不了的事，只好由文明的慢慢发达来解决。有句俗话——听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了吗？

M：你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别人特殊的帮助吗？

S：请你相信我，至少我没那么大能耐。世界上可有一个人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吗？如果把帮助和蔑视混淆，那头野兽就又要掉头追来了，帮助，全是特殊的，没有统一型号。你个子矮，你要一双高跟鞋，我双腿瘫痪我不要高跟鞋，我要一辆轮椅和一些坡道，我们都不是孩子了，所以我们就不要谁再来摸摸我们的后脑勺儿，你说是不？

M：要不要你妻子摸一摸呢，有时候？

S：这另当别论。

一九八八年

康复本义断想

让不能行动的人重新可以行动，使不能工作的人重新能够工作，为丧失谋生能力的人提供生存保障，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若仅此而已便只能算作修理和饲养，不能算作康复。（就像把一辆破汽车、一台坏机床修理好，就像在笼中养肥一只鸟儿。）康复的意思是指：使那些不幸残疾的人失而复得做人的全部权利、价值、意义和欢乐，不单是为了他们能够生存能够生产。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完成一连串的生物过程，而是为了追寻一系列的精神实现；不是为了当一部好机器，而是为了创造幸福也享有幸福，倘有人说他不渴望幸福，方便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一点儿教训，为了他竟敢说谎竟敢亵渎全人类的方向。（至于对幸福的不同理解，至于在通往幸福的路上必然散布着痛苦，那是另外的问题。）

正因为行动、工作和生存保障，可能提供给我们创造幸福并享有幸福的机会，它才是重要的，才可算作康复的步骤之一。但是，是不是一个能够行动、工作和生存的人，就一定能够如醉如痴地成为一个幸福的创造者和享有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需记起一件事就够了：一个身体健全且衣食住行都不愁的人，也可能自杀。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过自杀，我以为那是人类的一种光荣品质，是人与其他动物的一个分界。只有人会自杀，因为只有人才不满足于单纯的生物性和机器性，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因而只有人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和壮丽的生活，于是人幸运地没有沦落到去街头随了锣声钻火圈。我不知道这值不值得人类骄傲，但我相信我们要以一个人的资格活下去就必得保持这种骄傲，所以我们的康复工作万万不能轻视了这种骄傲。

如果我们终于承认了残疾人也是人，如果我们终于相信了人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动物，也不是为了生产而配置的机器——如果这样的前提已经确立，而我们要是还说：“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尚且没有完全解决，哪还顾得上其他（譬如说残疾人的爱情问题）呢？”那么，要想证明我们的思维能力还是健全的，就只好把上述前提光明磊落地推翻。

上述前提当然不容推翻。应该推翻的，是对康复工作的某些简陋的理解，是无意之中仍然轻蔑了残疾人的人权的某些逻辑。譬如说，没有爱情的生活对于健全人来说是不人道的，那么同样的生活对于残疾人来说就应该是可以将就的吗？平等二字忽然到哪儿去了？

也许我们应该先来认真想想什么是人道主义了，虽然这四个字现在已经不太陌生。我们对它习惯的理解大约来源于这样一句话：“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但是我们现在更想知道的是：我们从濒死中活了过来，我们的伤病已然治愈或已然固定为一种残疾，在这之后，人道主义对我们还有什么见教或效用？如果再没有了，便难免会得出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没病没伤且衣食饱暖的活人，是无须人道主义的。也许现在倒是轮到我们来拯救人道主义了：人道主义不仅应该关怀人的肉体，最主要的是得关怀人的灵魂。把一个要死的人救活，把一个人的伤病治好，却听凭他的灵魂被捆缚被冷冻被晾干，这能算是人道吗？一面称赞着他们的身残志不残，一面漠视着他们爱的权利，这能算是人道吗？当一切健全人都赞美着爱的神圣，讴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之时，我们却偏偏对残疾人说：“你们的就业等等问题尚且艰难，怎么有时间来考虑你们的爱情问题呢？”这应该算是人道还是应该算作歧视？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不能活着又怎么去爱呢？所以他们主张爱情问题当然要放在就业等等问题之后。但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不能去爱又怎么能活呢？看来，这绝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争论，这乃是对于生命意义的不同理解。限于篇幅先不去论谁是谁非，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懂得爱并且可以爱的人，自会不屈不挠地活着并且满怀激情地创造更美的生活；一个懂得爱却不能去爱的人，多半是活不下去的；而一个既不懂得爱也得不到爱的人，即便可以活下去，但是活得像个什么却不一定。

人道主义指引下的康复事业，是要使残疾人活成人而不是活成其他，是要使他们热爱生命迷恋生活，而不是在盼死的心境下去苦熬岁月。所以我以为爱情问题至少是与就业问题同等重要的。生与爱原本是一码事。如果偏要问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的话，回答是：没了这条腿你休想迈动那条腿——你残疾了你就知道了。况且渴望前行的不是腿，而是人，人之不存，腿将焉附？

我有时候担心，我们费力救活的人，会不会是（或者将会不会是）一个不愿活下去的人？我们隆而重之送去的轮椅，会不会倒为一个孤苦难耐的人提供了寻死的方便？如果爱情对于残疾人来说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总是望而生羡生畏生惭生叹的事，如果他们总是被告知，爱情不是你们生活之必需，而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那么上述担心绝不是多余的。

自杀并不一定就是软弱，常常倒是一种坚定的抗议，是鲜活可爱的心向生命要求意义的无可奈何的惨烈方式。要是我们说“不自由毋宁死”，大概谁都会赞同，但是不能爱者恰似奴隶的身份。要是我们说“人活着不能没有理想”，大概没有谁会反对，可是爱情正是理想之一种，甚或是一切美好理想之动因。没有人无缘无故地想死，一个为得不到爱情权利而死的人，至少不比无缘无故地活着更值得嘲笑。照理说上帝是公正的，他应该在给每一个人生命的同时也给每一个人爱情的权利，要是上帝也有错误也有疏忽，让我们原谅他并以康复工作来帮他纠正和弥补吧。

所幸，使一个人愿意活着比使一个人活着，重要得多，也有效得多。正像人人说过的那样：是不断地给一个人输血呢，还是设法恢复他自身的造血功能？美好的爱情可以使人愿意活，渴望活，并焕发出千百倍创造生活的力量。还能说这是不如就业重要的事么？

生命的意义当然不只是爱情，但爱情无疑是生命的最美好的意义之一。倘此言不错的话，现在该说说具体事了：为了一切残疾人都可能享有美好的爱情，康复工作应该给他们什么帮助？也许有人会提醒我们注意：“健全人也未必都能享有美好的爱情。”但我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求一切人都有机会站到起跑线上来。大概又会有人说了：“这太容易了，没人不让残疾人站到爱情的起跑线上来。”这让我想起一位康复工作者的话，他说：“让残疾人与健全人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本身就不平等。为了平等，残疾人必须要得到一些特殊的帮助。”这话对极了。

譬如说，为性功能有缺憾的残疾人，提供性科学咨询和性工具，这事使得使不得？

爱情不等于性、性也不等于爱情，但是世所公认：美好的爱情必须要有美满的性生活，而美满的性生活，当然必得是出于爱情。至少，在我们梦寐以求着美好爱情的时候，我们得有机会商量商量这个不可低估的性问题。

一对真诚相爱的男女，如果因为性方面的缺憾而难成眷属或终至离异，实在是太大的悲剧。其悲尤其在于，我们不见得没有办法使其得到弥补，只因为我们一直没来得及想想办法，或者因为我们稀里糊涂地有着一张薄脸皮。幸亏多少人多少代的痛苦终于在今天化作清醒，确认此事与脸皮无关，悲剧多半还是出于毫无道理的旧观念，还是因为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太肤浅。

性生活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是丑恶的为什么大家都不放弃？是美好的，为什么一谈及便把一些人羞杀、把另一些人气死？为什么残疾人的婚姻问题已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而性康复工作却羞羞答答地迟迟不能开展？（出了一些有关书籍，也总是吞吞吐吐像在撒谎，躲躲闪闪像在造着一个谣言。）莫非残疾人结婚单是为了找一个帮工的和壮胆的，并无获得婚姻的全面幸福的必要？为什么可以为肢残者提供拐杖和轮椅，却不能为性功能缺憾者提供性工具、性咨询，以及其他有助于性生活美满的方法？

如果认为这些事是淫秽的、是低级的、是流氓，那可真是天大的误会。淫秽和低级不是因为涉及了性器官，而是因为这种涉及既非为着科学也不是出于爱情。流氓的特征也不在于发生了性行为，而在于他们以强迫和欺骗侮辱了别人并且也亵渎了性。倘一谈及性便想到淫秽和流氓，我们的出处可真惨到头了。流氓不是性知识造就的，倒常常是因为缺乏性知识，缺乏对爱与性的理解，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甚至可能因为他们自己就生活在不够人道的境遇中。（譬如得不到异性的爱，以至于过度的性饥渴使他们忽然不能自制。）

总之，在爱情的引导下，无论多么丰富多彩的性行为都是正当的、美妙的、高尚的。为挚爱的夫妻提供任何利于性生活美满的指导和器具，都应该是必要的、人道的和理直气壮的。

有性功能缺憾的残疾人，仍然有性要求和享受性欢乐的能力，这已为医学专家们所证明。如果性咨询和性器具有利于他们弥补缺憾，从而使爱情更全面地实现，我们不赶紧做起来还等什么？

在我们做着上述呼吁的同时，我们当然应该懂得，性生活的美满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差不多是个艺术问题，就是说，那不能单是肉体的接洽，必须是精神的结合，是心灵的贴近与奉献。没有真诚的家，温暖的肉体也可变成冰冷的机器。而在倾心的爱慕之下，满怀的激情便会驱动起美妙的想象力，使残损的肉体也变得丰盈，使人造的器具也有了生命，一个平素拘谨的人也可能忽然有了艺术灵感，创造出无穷的令人销魂的形式。那时，就连上帝也要惭愧，也要感谢我们原谅了他的过错和弥补了他的疏忽。

最后我想我们还应该冷静。在我们热烈追求爱情的幸福之时，在我们绝不放弃我们应有的权利之时，残疾的朋友们，我们还得冷静。如果我们的残疾导致我们爱情的破裂（这是可能的，不仅仅因为性，还因为许多其他缘故），我们这些从死神近旁溜达过来的人，想必应该有了不太小气的准备：我们何苦不再全力地做些事，以期后世残疾者以及全人类不要像我们这样活得艰难？

一九八九年

随笔十三

/一/

我曾想过当和尚，羡慕和尚可以住进幽然清静的寺庙里去。但对佛学不甚了了，又自知受不住佛门的种种戒律，想一想也就作罢。何况出家为僧的手续也不知如何办理，估计不会比出国留学容易。

那时我正度着最惶茫潦倒的时光。插队回来双腿残废了，摇着轮椅去四处求职很像是无聊之徒的一场恶作剧，令一切正规单位的招工人员退避三舍。幸得一家街道小作坊不嫌弃，这才有一份口粮钱可挣。小作坊总共三间低矮歪斜的老屋，八九个老太太之外，几个小伙子都跟我差不多，腿上或轻或重各备一份残疾。我们的手可以劳作，嗓子年青，梦想也都纷繁，每天不停地唱歌，和不停地在仿古家具上画下美丽的图案。在那儿一干七年。十几年后我偶然在一家星级饭店里见过我们的作品。

小作坊附近，曲曲弯弯的小巷深处有座小庙，废弃已久，僧人早都四散，被某个机关占据着。后来时代有所变迁，小庙修葺一新，又有老少几位僧徒出入了，且唱经之声隔墙可闻。傍晚，我常摇了轮椅到这小庙墙下闲坐，看着它，觉得很有一种安慰。单是那庙门、庙堂、庙院的建筑形式就很能让人镇定下来，忘记失学的怨愤，忘记失业的威胁，忘记失恋的折磨，似乎尘世的一切牵挂与烦恼都容易忘记了……晚风中，孩子们鸟儿一样地喊叫着游戏，在深巷里荡起回声，庙院中的老树沙啦沙啦摇动枝叶仿佛平静地看这人间，然后一轮孤月升起，挂在庙堂檐头，世界便像是在这小庙的抚慰下放心地安睡了。我想真不如出家为僧，粗茶淡饭暮鼓晨钟，与世无争地了此一生。

摇了轮椅回家，一路上却想，既然愿意与世无争地度此一生，又何必一定要在那庙里？在我那小作坊里不行么？好像不行，好像只有住进那庙里去这心才能落稳。为什么呢？又回头去看月下小庙的身影，忽有所悟：那庙的形式原就是一份渴望理解的申明，它的清疏简淡朴拙幽深恰是一种无声的宣告，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这不是落荒而逃，这是自由的选择，因而才得坦然。我不知道那庙中的僧徒有几位没有说谎，单知道自己离佛境还差得遥远，我恰是落荒而逃，却又想披一件脱凡入圣的外衣。

而且从那小庙的宣告中，我也听出这样的意思：入圣当然可以，脱凡其实不能，无论僧俗，人可能舍弃一切，却无法舍弃被理解的渴望。

/二/

有一回我发烧到摄氏四十点三度，躺在急诊室里好几天，高烧不退。我一边呻吟并且似乎想了一下后事的安排，一边惊异地发现，周围的一切景物都蒙上了一层沉暗的绿色，幸而心里还不糊涂，知道这不过是四十点三度在捣鬼。几天后，烧退了，那层沉暗的绿色随之消失，世界又恢复了正常的色彩。那时我想，要是有一种动物它的正常体温就是四十点三度，那么它所相信的真实世界，会不会原就多着一层沉暗的绿色？这是一种猜测，站在人的位置永远无法证实的猜测。便是那种动物可以说话，它也不能向我们证实这一猜测的对还是错，因为它不认为那发绿的世界有什么不正常，因为它不可能知道我们所谓的正常到底是什么状态，因为它跟我们一样，无法把它和我们的两种世界做一番比较。

对于色盲者来说，世界上的色彩要少一些——比如说，不是七种而是五种。但为什么不可能是这样：世界上的色彩本不是七种而是九种，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色盲呢？

我总猜想，在我们分析太阳的光谱时，是否因为眼睛的构造（还有体温呀，心率呀，血压呀等等因素）而事先已被一种颜色（比如沉暗的绿色）所蒙蔽所歪曲了？当然这猜想又是永远无法证实的，因为我们不管借助什么高明的仪器，最终总归是要靠眼睛去做结论；而被眼睛所蒙蔽的眼睛，总也看不出眼睛对眼睛的蒙蔽。

那么听觉呢？那么嗅觉和味觉呢？那么人的一切知觉以及由之发展出来的理性呢？况且，人类的知觉说不定会像色盲一样有着盲点呢？我们凭什么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纯客观的世界呢？

/三/

一度，我曾屡屡地做一个大同小异的梦，梦见我的病好了，我的腿又能走了，能跑能跳而且腿上又有了知觉。因为这样的梦做得太多，有一回我在这梦里问这梦里的别人：“这回我不是又在做梦吧？”别人说：“不是，这怎么会是梦呢？当然不是。”我说：“那怎么证明？你怎么能给我证明这一次不是梦呢？”别人于是就给我证明，“你看太阳，不是还在天上？”“你看这树叶不是绿的么？你听，不是还有风？”“你再看这河，水不是还在流着么？”……虽种种证明完全不合逻辑，但在梦中我却一一信服，于是激动得流泪，心想这一回到底不是梦了，到底是真的了。可这么一激动，就又醒了，看着四周的黑夜，心里无比懊恼。懊恼之余我想：要是在梦中可以怀疑是不是梦，那么醒了也该怀疑是不是醒吧？要是在梦中还可以做梦，为什么醒来就不可以再醒来呢？

我还常常做些离奇古怪的梦。有一次我梦见一个周身闪耀着灵光的人对我说：“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吗？”我问：“什么？”他说：“你的脊髓里颠倒了八小时。”于是我相信我的病因可算找到了。有一次我梦见走进一片树林，或者有或者只是我感到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找找看，哪一棵树是你。”遍地的灌木葳蕤泼洒，高大的乔木蔽日遮天，我摸摸这一丛，敲敲那一棵，心想哪一棵回答说它是我，它就必定是我。有一次我梦见我放声高歌，歌声嘹亮响遏行云，而且是即兴的词曲，但低吟高唱无不抑扬成调。有一次，我梦见，我把右腿卸下来装在左胯上，再把左腿卸下来装在右胯上，于是我就能行走如初了。我也做过周游世界的梦，做过发财的梦，做过被称之为“春梦”的那种梦。我相信弗洛伊德们肯定会找到这些梦的原因，不过我对此没有多少兴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总归跑不出这个逻辑。让我感兴趣的是，梦中全不顾什么逻辑和规矩，单是跟着愿望大胆地走去。

你无论做什么样的离奇古怪的梦，你都不会在梦中感到这太奇怪，这太不可思议，这根本不可能，你会顺其自然地跟随着走下去。而这些事或这些念头要是放在白天，你就会羞愧不已、大惊失色、断然不信、踟蹰不前。这是为什么？很可能是这样：从人的本性来看，并无任何“奇怪”可言；就人的欲望来说，一切都是正当。所谓奇怪或不正当，只是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各种规矩的衬照下才有的一种恐惧。

/四/

写作（这里主要指小说和散文）成为少数人的职业，我总感觉有点儿荒唐。因而我想“专业作家”可能是一种暂时现象。世界上那么多人，凭什么单要听你们几个人叨唠？人间那么多幸福快乐困苦忧伤，为什么单单你们几个人有诉说的机会？几十亿种生活，几十亿种智慧和迷惑，为什么单单选取你们的那一点点向大家公布？我觉得这事太离谱儿。

小说或散文若仅仅是一处商业性的娱乐场所倒也罢了，总归不能人人都开办游乐场。但文学更要紧的是生命感受的交流，是对存在状态的察看，是哀或美的观赏，是求一条生路似的期待，迷途的携手或孤寂的摆脱，有人说得干脆那甚至是情爱般的袒露、切近、以命相许、海誓山盟。这可是少数几个人承担得起的么？

作家都自信道出了世事众生的真相，即便夸张、变形、想象、虚构、拼接、间离……但他们必说那是真或是本质的真。虽对真的检查见仁见智，但有一条肯定：自命虚假的作品绝无。然而人间浩瀚复杂瞬息万变，几位职业作家能看见多少真呢？有一副旧对子：百行孝当先/万恶淫为首。据说有位闲人给上下联各添了十二个字：百行孝当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自古无完人。迹可察，但心可度么？我还听一位“文革”中遭拷打而英勇未屈者说过：要是他们再打我一会儿我可能就叛变了，我已经受不住了正要招认，偏这时他们打累了。我有时候猜测：那个打手一定是累了么？还是因为譬如说他与某个女人约会的时间到了？当然还可能是其他原因，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只要当事人不说，真相便永无大白之日。还是那句话，要是成千上万的人只听几个人说（且是小！说，是散！文），能听见多少真呢？充其量能听见他们几个人自己的真也就难能可贵了。

扬言写尽人间真相，其实能看全自己的面目已属不易。其实敢于背地里毫不规避地看看自己，差不多就能算得圣人。记得某位先哲有话：“语言，与其认为是在说明什么，不如说是在掩盖什么。”形单影只流落于千差万别的人山人海中，暴露着肉身尚且招来羞辱，还敢赤裸起心魂么？自亚当、夏娃走出伊甸园人类社会于是开始之日，衣服的作用便有两种：御寒和遮羞；语言的作用也便有两种：交流和欺瞒。孤独拓展开漫漫岁月，同时亲近与沟通成为永远的理想。在我想来，爱情与写作必也是自那时始，从繁衍种类和谋求温饱的活动中脱颖而出——单单脱去遮身的衣服还不够，还得脱去语言的甲胄让心魂融合让差别在那一瞬间熄灭，让危险的世界上存一处和平的场所。可能是罗兰·巴特说过，写作者即恋人。所以有人问我，你理想中的小说（或散文）是什么？我想了又想，发现我的理想中并没有具体的作品，只有一种姑妄名之的小说环境或曰创作气氛，就像年轻恋人的眼前还没有出现具体的情人却早有了焦撩着的爱的期待。于是我说，在我的理想中甚至是思念里，写小说（或写散文）应该是所有人的事，不是职业尤其不是几个人的职业，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那是每一个人的心愿，是所有人自由真诚的诉说和倾听。所有人，如果不能一同到一个地方去，就一同到一种时间里去，在那儿，让心魂直接说话，在那儿没有指责和攻击当然也就无须防范和欺瞒，在那儿只立一个规矩：心魂有袒露的权利，有被了解的权利，唯欺瞒该受轻蔑。

所以我希望“职业作家”是暂时现象。我希望未来的写作是所有人的一期假日，原不必弄那么多技巧，几十亿种自由坦荡的声音是无论什么技巧也无法比拟的真实、深刻、新鲜。我希望写作是一块梦境般自由的时间，有限的技巧在那儿死去，无限的心思从那儿流露，无限的欣赏角度在那儿生长。当然当然，良辰一过我们还得及时醒来，去种地，去打铁，上下班的路上要遵守交通规则。

/五/

我最早喜欢起小说来，是因为《牛虻》。那时我大约十三四岁，某一天午睡醒来颇有些空虚无聊的感受，在家中藏书寥寥的书架上随意抽取一本来读，不想就从午后读到天黑，再读到半夜。那就是《牛虻》。这书我读了总有十几遍，仿佛与书中的几位主人公都成了故知，对他们的形象有了窃自的描画。后来听说苏联早拍摄了同名影片，费了周折怀着激动去看，结果大失所望。且不说最让我难忘的一些情节影片中保留太少，单是三位主要人物的形象就让我不能接受，让我感到无比陌生：琼玛过于漂亮了，漂亮压倒了她高雅的气质；蒙泰尼里则太胖，太臃肿，目光也嫌太亮，不是一颗心撕开两半的情状；牛虻呢，更是糟，亚瑟既不像书中所说有着女孩儿般的腼腆纤秀，而列瓦雷士也不能让人想起书中所形容的“像一头美洲黑豹”。我把这不满说给其他的《牛虻》爱好者，他们也都说电影中这三个人的形象与他们的想象相去太远，但他们的想象又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回家再读一遍原著，发现作者对其人物形象的描写很不全面，很朦胧，甚至很抽象。于是我明白了：正因为这样，才越能使读者发挥想象，越能使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把各个人物写真，反之倒限制住读者的参与，越使读者与书中人物隔膜、陌生。“像一头美洲黑豹”，谁能说出到底是什么样呢？但这却调动了读者各自的经验，牛虻于是有了千姿百态的形象。这千姿百态的形象依然很朦胧，不具体，而且可以变化，但那头美洲黑豹是一曲鲜明的旋律，使你经常牵动于一种情绪，想起他，并不断地描画他。

在已有的众多艺术品类中，音乐是最朦胧的一种，对人们的想象最少限制的一种，因而是最能唤起人们的参与和创造的一种。求新的绘画、雕塑以及文学，可能都从音乐得了启发，也不再刻意写真写实，而是看重情绪、节奏、旋律，追求音乐似的效果了。过去我不大理解抽象派绘画，去年我搬进一套新居，挺宽绰，空空的白墙上觉得应该有一幅画，找了几幅看看觉得都太写实，太具体，心绪总被圈定在一处，料必挂在家里每天看它会有囚徒似的心情。于是想起以往看过的几幅抽象派画作，当时不大懂，现在竟很想念，我想在不同的日子里跟它们会面，它们会给我常新的感觉，心绪可以像一个囚徒的改过自新。

听觉原就比视觉朦胧，因而音响比形象更能唤起广阔的想象。比听觉更朦胧的，是什么？是嗅觉。将来可否有一种嗅觉交响乐呢？当然那不能叫交响乐，或许可以叫交味乐？把种种气味像音符一样地编排，幽眇或强烈地散发，会怎么样？准定更美妙，浮想联翩，味道好极了！

/六/

几年前美术馆有过一次别开生面的“现代艺术展”，我因行动不便，没能去看。听说最令人惊诧不解的一份作品是：一个人（作者本人），坐在小板凳上，双脚浸在水盆里，默默然旁若无人地洗脚。有看过的人回来说：“什么玩意儿，越玩越邪乎了！早知这样不如上澡堂子看去。”

我却接受这份作品，心绪因之漫展得辽远，无以名状地感动。为什么会这样，连自己也一时猜不透，是不是也中了邪？慢慢想，似乎有一点儿明白。

我先是想到自己也有类似的时候，无论是生命中的什么滋味，一尝到极端便无以诉说，于是从繁杂的世界回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做着必要的凡俗之事，思绪却东奔西走，但无以诉说的事恰恰指向了现实的绝境，思绪走投无路便可能开出一块艺术的心境，看见生命的危惧，看见不屈不死的渴望，于是看见上帝的恩赐和生活的原状，感动着但是镇定了，镇定了又不想麻木，种种滋味依然处在极端，但一改愤世嫉俗的故习，转而追随了审美的逻辑。

其次我想到这是为什么？——把几颗粗糙平凡随处可以捡到的石子，似乎排布随意地粘在一只素雅的瓷盘上，就使人有了艺术的感受；把几片凋零枯焦并不珍奇的落叶装在精美的镜框里，就产生了审美价值；把农舍门窗上的剪纸陈列在美术馆里，人们就更加看见它们的魅力。原因肯定很多。但我想，至关重要的是发现者的态度。在那石子、落叶、剪纸和瓷盘、镜框、美术馆之间，是发现者的态度，弥漫着发现者坎坷曲回的心路，充溢着发现者迷茫但固执的期盼，从而那里面有了从苦难到赞美的心灵历史。任何一种东西，原本并没有美在其中，万物之间也并没有美的关系，是人发现了美。美，其实是人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态度。在那石子、落叶、剪纸和瓷盘、镜框、美术馆的关系中，便蕴藏了发现者的这类态度。而真正的欣赏也得是一种发现。基于欣赏者的态度而有的一种发现，或者基于这种发现而生长的一种态度。当我们看着这些作品，我们发现了什么呢？除了发现发现者所发现的，更重要的发现是，我们还发现了发现者与其作品的关系，我们感动的其实是发现者的态度，其实是再发现时我们所持的态度。于是我们也成为发现者，甚至成为有更多发现的发现者，思绪万千。要是你没能发现发现者的态度，没能发现一个孤独的洗脚者和周围高雅堂皇的建筑和各怀心事的人群之间的关系，那当然就不如去路边看石子和到澡堂子里去看洗浴了。

有一种叫作“接受美学”的东西，我想没准儿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什么叫艺术品呢？真是没有一定之规。莫扎特就一定是？但是听不懂他的人从中毫无所得。冬日北风中的一声叫卖就一定不是？但有人却从中听见人生辽阔的存在。常听说某种艺术被称为空间艺术，某种艺术被称为时间艺术，我想这说法不算恰当。艺术从来就不是发生在空间和时间，而是发生在更高的一维，发生于众生之精神寻觅的网脉一样的遭遇和联结之上，如何地遭遇联结恐怕专属于神的作为，人呢，借助了时空去接近她。但时空常又阻碍了这种接近，这才有无羁无绊的沉思默想跳出在时空之上，无中生有地开辟一条朝圣之路。

/七/

为什么往事，总在那儿强烈地呼唤着，要我把它们写出来呢？

为了欣赏。人需要欣赏，生命需要被欣赏。就像我们需要欣赏我们的爱人，就像我们又需要被爱人欣赏。

重现往事，并非只是为了从消失中把它们拯救出来，从而使那部分生命真正地存在；不，这是次要的，因为即便它们真正存在了终归又有什么意义呢？把它们从消失中拯救出来仅仅是一个办法，以便我们能够欣赏，以便它们能够被欣赏。在经历它们的时候，它们只是匆忙，只是焦虑，只是“以物喜，为己悲”，它们一旦被重现你就有机会心平气和地欣赏它们了，一切一切不管是什么，都融化为美的流动，都凝聚为美的存在。

成为美，进入了欣赏的维度，一切才都有了价值和意义。说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是美，仿佛有点儿无可奈何。我们可以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发现得很清晰，很具体，很实在或很实用。可是生命呢？如果一切清晰、具体、实在和实用的东西都必然要毁灭，生命的意义难道还可以系之于此吗？如果毁灭一向都在潜伏着一向都在瞄准着生命，那么，生命原本就是无用的热情，就是无目的的过程，就是无法求其真而只可求其美的游戏。

所以，不要这样审问小说——“到底要达到什么？”“到底要说明什么？”“到底要解决什么？”“到底要完成什么？”“到底要探明什么？”“到底要判断什么？”“到底怎么办？”小说只是让我们欣赏生命这一奇丽的现象，这奇丽的现象里包含了上述的“到底”和“什么”，但小说不负责回答它。小说只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一个摆脱真实的苦役，重返梦境的机会：欣赏如歌如舞如罪如罚的生命之旅吧。由一个亘古之梦所引发的这一生命之旅，只是纷纭的过程，只是斑斓的形式。这足够了。

我每每看见放映员摆弄着一盘盘电影胶片，便有一种神秘感，心想，某人的某一段生命就在其中，在那个蛋糕盒子一样的圆圆的铁盒子里，在那里面被卷作一盘，在那儿存在着，那一段生命的前因后果同时在那儿存在了，那些历程，那些焦虑、快乐、痛苦，早都制作好了，只等灯光暗下来放映机转起来，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我有时想，我的未来可能也已经制作好了，正装在一只铁盒子里，被卷作一盘，上帝正摆弄他，未及放映，随着时光流逝斗转星移，我就一步步知道我的命运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我又想，有一天我死了，我一生的故事业已揭晓，那时我在天堂或在地狱看我自己的影片：哈！这不是我吗？哈，我知道我都将遇到什么，你们看吧，我过了二十一岁我就要一直坐在轮椅上，然后我在一家小作坊干了七年，然后我开始学写作……不信你们等着瞧。我常想，要是有那样的机会，能够那样地看自己的一生，我将会被自己感动，被我的每一种境遇所陶醉。

/八/

Y跟我说，有一回他和几个朋友慕名去见一位精通预测（或曰算命）的大师，大师的本领果然不凡，虽与Y和Y的几个朋友素昧平生，却把Y的几个朋友以往的际遇推算得准确至极。算对了以往再算未来，Y的几个朋友前途各异，因而有的喜形于色，有的掩饰不住忧虑。轮到Y时，Y退却，扭头溜掉。Y说，他原是想看个稀罕，并未认真，不料那大师真的名不虚传。Y说，这一下他倒害怕了。我问：“怕什么？”Y说：“因为他算得太准。把什么都算出来，我往下可还活的什么劲儿呢？就像下棋，每一步都已了然，再下还有什么趣味？”

Y对命运的态度，依我看，比那位大师更高明。

虽然多数的算命属骗钱糊口的勾当（其实这类勾当很多，不止于算命），但我相信有些算命或对命运的预测是有道理的，确凿灵验。是什么道理，我当然不知道。但对天气预报既然可以有所信赖，地震预报虽不灵验者多但仍在提倡，为什么不能尝试其他方面的预测呢，比如命运？

但我也有如Y的一种忧虑：倘终于未来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人生就怕十分的乏味了。除此忧虑外，我还有一份顽固的糊涂：可预测，但可预防么？

如果单单是预测得准确而无法预防，是喜事便好，是祸事呢？岂不倒白白赔进去额外的惊吓与苦恼？所以碰上算命的，我总是请他报喜不报忧，真与不真我并不计较。常言道“笑比哭好”，有一份美梦可做，显见得不是坏事。这美梦越是做得长久，我便越是快慰得长久，假如这美梦在我死前一直不被揭穿，我岂不是落得了一生的好运道？揭穿了也不怕，还可以再为自己预算出一些好运，不断地为自己筹措虚渺的美景良辰，使自己总有美梦可做，至死方休。这么说，肯定会有人以为大谬不然，嗤之以鼻。换一个说法也许就好了：人活着，总是要心怀美丽的理想。人是最喜欢沉醉于虚渺的动物，而且这不是坏品质。

命运，要是不单可以预测，还可以预防，因而可以避祸，那当然最好不过。可是我想，预测仅仅是旁观因而不影响世界原有的结构，预防却是干预，预防之举必定会改变原有的世界，因之原有的预测也就不再准确。那么在这个已经掺进了预防已经改变了的世界中，还可以继续预测和预防么？也就是说，可以预测那些预测么？可以预防那些预防么？假定可以。那么肯定会出现对预测的预测，对预测的预测的预测……对预防的预防的预防……如此无穷地循环，结果必是谁也无从预测，谁也无法预防，或者是大家整日都在忙于预测和预防，再无其他事做。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预测和预防，那就是只给少数人以预测和预防的特权（人数越少效果越好），就像只给少数人以高官厚禄的机缘。但少数的特权给谁——这可以预测和预防么？倘可预测，便说明命运的不可预防；若可预防，还不又是争权夺利似的争斗？

/九/

早听人说过特异功能的神奇，不敢不信，但未目睹，总还是心存疑忌。前不久终于有缘亲眼看了一回，一位赫赫有名的特异功能大师离我不足两米之距，只见他把我们刚刚吃饭时用过的两只不锈钢餐叉并在一起，握在掌心，吹一口气，揉捏片刻轻轻一拧，当啷一声掷于桌面，两只餐叉已是麻花般缠绞在一起。在场的人或惊叫，或目瞪口呆。我定了定神，看看四周的世界，心中竟一阵阵恐惧。怕什么？世界原来藏着秘密，在被认为不可能藏着秘密的地方藏着秘密，世界就很是一个阴谋家似的可怕。我于是懂得，当“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着”的消息第一次发布时，反对者绝不是出于嫉恨，而是出于恐惧。

对特异功能的神奇，还是不相信者居多，这情有可原，因为多数人没有机会亲眼看看。但听说，也有人对此取“不信、不听、不看”的态度，还自称是对科学的捍卫，是反迷信的义举，这真是更为特异的逻辑。不信，那是不信者的自由；不听，则已有盗铃之嫌；不看呢，才真是可怕的迷信了。有人说，现代最大的迷信是科学自己，说得痛快！任何思想、逻辑、认识世界的方法，要是醉在自己的成功上，自负得以至封闭，都有望愚昧蛮横成一头暴君。

对特异功能（还有气功）的神奇，又有人持另一种拜倒的态度：相信那是能使人类千古梦想终得实现的力量，是拯救众生脱离困苦

的佛光，是最最最伟大的宗教。我真是不信，同时我相信又一头暴君正在发育成长。

我相信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神奇力量的确凿。我相信它的效用越是确凿，就越说明它是科学，是潜科学；我相信它越是有神奇的力量，就说明它越不是宗教，宗教一向是在人力的绝境上诞生。我相信困苦的永在，所以才要宗教。我相信，人们不愿承认末日的必来，和不愿承认困苦的永在，乃是所有救世哲学难于自圆的病根。

譬如说佛的宏愿，那不可能是一种事实，那永远只是一个理想；佛以一个美丽的理想，帮助众生与困苦打交道罢了。因为：倘一人不能成佛，众生便未得度。众生若都成佛，世间便无差别和矛盾，也就同于死寂。若从死寂中再升华出一个更高明的世界，也只是有了更高明的差别和矛盾，于是又衍生出众生更为高明的困苦和更为高明的佛。佛很可能一向就是位媒人，经他介绍，众生才得与困苦相识，并天荒地老永不分离。

/十/

我这样理解真善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自然，就是真，真得不可须臾违抗。知人之艰难但不退而为物，知神之伟大却不梦想成仙，让爱燃烧可别烧伤了别人，也无须让恨熄灭，唯望其走向理解和宽容；善，其实仅指完善自我，但自我永无完善。因而在无极的路上走，如果终于能够享受快慰也享受哀伤，就看见了美。

但我也发现荒诞：走在街上，坐在家中，或匆匆奔赴一个约会，或津津有味地做一篇文章……这样的时候我的眼睛常常跳到屋顶上、树梢上、天空的各种颜色里，俯瞰自己，觉得下面这个中年男子真是乖张。这家伙自以为是在奔赴约会，其实呢，不过是一步步去会见死亡；自以为献身一项有益的事业，其实很可能只是自寻烦恼和无事忙；自以为有一份使命，其实说不定正高歌猛进在歧途上。但这样想过却不能放弃，目光从天际回来，依然沉湎于既往的荒唐。

但什么是歧途和荒唐？谁能告诉我，怎样才不是歧途和荒唐？

也许，人，就是歧途。因为人是欲望的化身，没有欲望也就没有人。因为欲望不能停留，否则也就不是欲望。因为“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因为在无路之地举步，本无法保证那是正道。所以倒是歧途养育了我们这种动物。

人，未必就高于其他动物。见一头牛被奴役，便可想到人也在被命运奴役。见一匹鹿自由快乐地消磨光阴，便可想到，人的一切所为，也正是为了快乐地消磨由一生光阴铸成的歧途。就像坐着长途的列车，空洞的时间难熬，便玩着扑克牌，玩呀玩呀，那煎熬的时间就在快乐中过去了，注目再看时，好了，到了，大家散伙下车，扑克牌再无意义了。当然，把扑克牌换成书也行，换成沉思也行，换成辩论和正义的战斗也都行。

那么，比如鹿，比如鱼和鸟，它们“快乐地消磨”的方式，凭什么说一定低于人的方式呢？很怪。唯有想到自己是人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时，才相信自己的方式的必要性。万物平等。人为自己留一颗骄傲的心，人为自己设置美丽的理想，只是更利于“快乐地消磨”罢了，绝不是说人可以傲视一只坦然而飞的鸟，或一条安然入梦的鱼。

也许上帝设计了这歧途是为了做一个试验：就像我们放飞一群鸽子，看看最后哪只能回来。或者是对他的孩子们的一次考验：把他们放进龌龊中去，看看谁回来的时候还干净。

/十一/

在电视中见过这样一个节目：数名影剧中的反角演员一起登台，向观众祝贺节日，和大家一起欢度佳节。主持人说：人们总是更关注正面角色的演员，但是别忘了他们（摄像机便逐一地对准这一群或“可怕”或“可憎”的面孔），没有他们的合作就没有戏，他们和正面角色的演员一样功不可没。台下鼓掌。然后他们中的一位说：在戏里我们都是坏蛋，在生活里（看看他的一群伙伴），其实咱们都是好人。台下又鼓掌，表达对他们的感谢。这时候我心里似乎惊喜，似乎温暖，似乎一切梦想都接近实现。

坐在电视机前，眼睛再看不见其他节目，我想象一个剧团因为没有了反角演员而面临散伙的窘境。我想，那时所有的正角演员一定都被发动起来，求贤似渴般地去寻找反角演员，就像刘玄德三顾茅庐，就像萧何月下追韩信，甚至就像一条要沉没的船发出着求救信号，甚至就像一群迷途者在呼唤上帝的指引。据说，一个真正的英雄在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之后，忽然感到无比的恐慌，忽然看不见了生命的价值，因而倒成了一个真正的失败者。

世界大舞台，舞台小世界。设若世界上没有了歧途全剩下正道，设若世界上没有了反面角色单留无数英雄豪杰，人类大约也就是一个面临散伙的大剧团，想必我们也得呼唤救星一样地呼唤反面角色，久旱祈雨般地祈求天降歧途。幸好不是这样，幸好上帝深谙戏剧之要义，便是在小世界幕落之后，也还在大舞台上为我们准备了无路之地，待我们去踏出正道也踏出歧途。

有幸踏出正道的当然是好人。谁去踏出歧途呢？不幸踏住歧途的在这大舞台上便被称作坏蛋。（说明一下：歧途者，并不单指山野间的歧途，还指心理和灵魂的歧途。）这就显得不大公平。步入歧途已然不幸，还要被大家轻蔑和唾骂；走上正道已经交得好运，还要追加恭维和赞美。但从戏剧的进展和效果考虑，非如此而不可，唾骂和赞美原是演出歧途和正道的方法。

当然法律还是法律，不可松懈，正如演员不可擅自篡改剧作的编排。我只希望，在世界大舞台上，也有正反角色共度佳节的机会。在坏蛋被惩处的地方，让我们记起角色后面的那个演员，从而在人的意义上，在灵魂的神殿前，呈上一份平等的追悼和理解，想起我们的大剧团所以没散伙的一个原因。

/十二/

我的一位朋友的儿子，小名儿叫老咪。老咪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十二三岁。十二三岁的哥哥正处在好奇心强烈的年纪，奇思异想迭出不穷，有一个问题最吸引他：时间，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把这个问题去问他爹，他爹回答不出。他再把这问题去问老师，老师也摇头。于是哥哥把它当作一个难倒成年人的法宝，见哪个狂妄之徒胆敢卖弄学问，就把这问题问他，并窃笑那狂徒随即的尴尬。

但有一天老咪给这问题找到了精彩的答案。那天哥哥又向某人提问：“时间，你知道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时老咪正睡眼蒙眬地瞄准马桶撒尿，一条闪亮的尿线叮咚地激起浪花，老咪打个冷战，偷眼去望墙上的挂钟，随之一字一板泰然答道：“从一上弦就开始了。”语惊四座。这老咪将来做得哲人。

我生于1951年。但在我，1951年却在1955年之后发生。1955年的某一天，我记得那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始于这个周末。在此之前1951年是一片空白，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它才传来，渐渐有了意义，才存在。但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却不是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个凌晨——传说我在那个凌晨出生，我想象那个凌晨，于是1951年的那个凌晨抹杀了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那个凌晨，4点57分我来到人间（有出生证为证），奶奶说那天下着大雪。但在我，那天却下着1956年的雪，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从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然后是1958年，这年我上了学，这一年我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关系。而此前的1957年呢，则是1964年时才给了我突出的印象，那时我才知道一场“反右”运动大致的情况，因而1957年下着1964年的雨。再之后有了公元前，我知道了并设想着远古的某些历史，而公元前中又混含着对2001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设想远古又幻想未来，远古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远古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

我理解，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是指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在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里，时间成为错综交叉的小径。他强调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作为主观的人的心灵，这才是一座迷宫的全部。

/十三/

有很多回，有很多事，我冥思苦想，似有所得，并为之欣喜，但忽一日却从书中发现，我所想到的前人早已想到了，不免为之沮丧。

我是不是白想了呢？

没有，我没有白想。

我想到了我才明白了前人的所想，前人的所想才真正存在。如果我没想到，即便我读到前人的所想我也不会理解，前人的所想也就等于无。

所以我知道了：凡我想到的前人都想到了，凡我没想到的也就等于没有前人的所想。

看来亘古至今，人们是在反复地问着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不得不这样。人们轮班地来做同一个猜谜游戏。结束之后是开始。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三月留念

活着的事，大抵在两个方面：务实与务虚。缺其一，便可算得残疾。譬如一个家，家徒四壁势必难以为继，便是笃爱如牛郎织女者，也是“你耕田来我织布”地需要务实。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爱情没了，万贯家财很可能只是内战的火药捻；爱情，即务虚的一面。

现在的中国，是空前地务实起来了；市场经济正在淘汰着懒汉和清谈家，这真是个好兆头，没有人不盼望她从此富强。但这并不是说，她过去就多么地理解务虚，连年的文打武斗多不过是虚误罢了；爱情呀，人性呀，人道主义呀，都曾一度做过被唾弃的角色，可见务虚的方面也是多么荒芜。

辩论先务实还是先务虚，先谋生计还是先有爱的追寻，先增加财富还是先提高文明水平，似乎都是无聊的逻辑。房子有了而找不到爱情，或新娘来了再去借钱盖屋，都是极不幸的局面。为什么不能舍生忘死地爱着，同时又废寝忘食地建设家园呢？虚实相济才是好文章，才有最新最美的图画。

务实与务虚绝不相互抵触。劳累了一天，人们需要娱乐；奔波了一生，人们向它要求意义；作为五十亿分之一，每个人都有孤独和困苦，都希望这个世界上充满善意和爱情。在参天的大厦下和飞奔的轿车里，这些东西会不期而至么？好像不会；名和利都可能会这样，唯善意和爱情是不能不由期盼来催生的。

在“俗人”成为雅号的时刻，倒是值得冒被挖苦的风险，做一回“雅士”的勾当。沉静地坐一会儿，到大厦之外的荒地上走一趟，凭心神去追回被冷淡了的梦想，风吹雨洒，会看见天堂尚远，而梦想未变。于是，虽得不住“俗人”的雅号，反惹一身“雅士”的俗气，心里也不计较了，觉着往前走去似乎有了底气。

多年的虚误，让理想背了黑锅。但理想的性质注定它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注定它要发展和不可泯灭。说不要理想，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要理想正也是一种对理想的寻求，但凡活着总是要往前走的，不可抹杀的时空保障了这一点；说不要理想，其实只是在发展着理想和丰富着前途。但说不要理想，毕竟是说错了。原本想说的很可能是：不要再清谈，不要再虚误吧。

《三月风》到了百期，可喜可贺。“三月风”是一派好风，是虚实相济、催化务实的劳作也催化务虚的梦想的风。三月风后，好天气就来了。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日

“嘎巴儿死”和“杂种”

“他妈的”算得国骂，标题上的这两句至少算得京骂。流行于北京一带的千骂万骂当中，这两骂可谓悠久。

“嘎巴儿死”是指向人的终点，是诅咒人的结束简单而快捷，未及挣扎且不隆重，像一只坚果的破裂或一盏电灯的关闭，“嘎巴儿”一声即告完成。我先后在医院里住过两年，见过很多种拖拖拉拉的死法，气管切开、静脉切开、鼻饲、导便……弄到体无完肤尊严扫地还是一死；颇似蹩脚的剧作，不知戛然而止之妙，偏喜好狗尾续貂。我当然不反对医病救命，而是总想不通：为什么“嘎巴儿死”不是祝福倒是诅咒？有一次我的隔壁住进一位危重病人，医生护士昼夜抢救，各种仪器“嘀嘀嗒嗒叽叽咕咕”响了好多天。得便我问护士，他怎样？护士说毫无希望，他差不多是一棵树了。我问：“还要多久？”护士说：“十年八年也说不定，凭现在的医学技术，植物人可以活很久。”同病房的一个老人叹道：“这可是真是何苦，倒不如嘎巴儿死了吧。”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为“嘎巴儿死”翻案，那老人的叹声中明显带出祝福的意味。这让我茅塞顿开。何以大批的诅咒总是指向死呢？死是一件必来的事，公平到每个人都无望逃脱，那么“嘎巴儿死”是最少折磨、最少损耗（包括最少麻烦别人）的一种，在诸多死途里它是最多善意的，加之它的可遇而不可求，它便是一种祝福。死即必来，咒死就真是多余。真正诅咒应该指向生，比如“活受罪”，比如“万寿无疆”。活受罪尚可有死来拯救，“万寿无疆”呢，则简直回头无岸。活上万年，不消说必是亲人早去故友无存了（难怪“万岁爷”总是称孤道寡），更何况这孤苦绵绵无绝期！所以我想，人们是把“嘎巴儿死”和“万寿无疆”的位置弄颠倒了；前者当是善意的祝福，后者才为恶毒的诅咒。

再说“杂种”。这一回是指向人的起点，是讥笑某人被创造时就疏忽了纯粹，骨血里和形象上既不肖祖宗，心性就更难免被异族外种所污染。大汉族一向自珍自傲，万事都讲究正宗，讲究国粹，何况乎种；因而视“杂种”为大逆大辱。但是纯种何在呢？查《辞海》，汉族一条释曰：“中国的主体民族，由古代华夏族和其他民族长期逐渐混血而成。”“混血”乃“杂种”之尊谓罢了，这样看，“汉族”原本都是“杂种”。再看《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其中竟云：“现代人是史前期以来种族间不断杂交的结果。”这回干脆而且平等——现在活着的人全是杂种。用不着尴尬，这样一来倒好了，“杂种”二字先难成骂；彼此彼此，何骂之有？然后平心细想，这俩字不仅非骂，倒像恭维。杂交优势早为遗传学所证实，所以从生理上着想，“杂种”必是更强健、更坚韧、更美丽，真个是何乐不为？而涉及科学、文化、宗教信仰，就更见出杂种的伟大。禅是不是？马列主义是不是？可以说出很多，甚至很可能说到底会发现纯粹早已绝迹，有能力不被淘汰的东西都难免是“杂种”；而且哪一路“杂种”倘若满足不图再杂，就差不多是自寻淘汰。前几天我应约写了一篇短文，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这是件好事。既不必保护散文的贞操，也用不着捍卫小说的领土完整，因为放浪的野合或痛苦的被侵犯之后，美丽而强健的杂种就要诞生了。这杂种势必要胜过它的父母。”纯而又纯乃是灭亡的先兆，谓之“纯种”乃窃盼其衰微以至僵死。“杂种”倒是一份恭维，谓之“杂种”乃赞美其壮丽而且昌隆。

现在如果不能，将来我想也许——“杂种”可作为见面时的问候（以代替“您吃了吗”），“嘎巴儿死”可作为临别时的祝愿，骂人时用“万寿无疆”。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四日

随笔三则

/一女人/

我在读一位女作家的散文时，曾写下过一段感想：

尤其今天，要经常听听女人的声音，因为，这个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颠三倒四不知所归了。

我从小到大总相信真理在女人一边。不是以为，是相信。这信心，可能是因为母亲，也可能是因为爱情。无论因为母亲还是因为爱情，终归都是因为艺术。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比如，一个孩子落生时，一个疲惫的男人回家时，这时候，艺术的来路和归途尤其见得清楚。

我想，这不是以男人为坐标来看艺术，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类忽然坠入迷茫的图景中发现了艺术。

因而与女人相反的倒也不是男人，我说的是男性，是勃勃雄心之中对自然和家园的淡忘。我有时想起贾宝玉，很赞成他的悲哀，即对女人也会男性化的悲哀，其实呢，那是实际功利驱逐了美丽梦想时的悲哀，是呆板的规则泯灭痴心狂相时的悲哀。

/二强人/

常常听人说起“女强人”，而且语气中透露着贬斥。“女人”原是个美好的字眼（男人和女人都会这样认为），何以中间加一个强字竟变得不受欢迎呢？难道纤柔的女人更强健些不好么？脆弱的女人更坚强些不好么？慈爱的女人们（或者女人们的慈爱）更强大些不好么？以及女人们的痴情更强烈些难道有什么不好么？

说真话，我也不喜欢“女强人”，甚至这三个字的形象和发音也让我感到冰冷与失望。

因而我想，那个“强”字绝不是指示着强健、坚强、强大或者强烈。而是暗示着“强”字另一方面的作用——强迫、强暴、强行、强制、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等等。那是指女性的“强人”。强人者，强盗也，“只听一声呼哨，林中跳出一伙强人挡住去路”。不过，强盗的行径并非只限于夺人财物和性命，夺人自由、夺人意志、夺权夺利夺名者也是，或者更是。但这类的“夺”大多不加一声呼哨，进行得隐蔽，理所当然甚至堂而皇之地便告完成。所以如此，因为这类的“夺”常扮一副“给”的假象，比如越俎代庖，比如包办代替，比如以一个大脑的辛劳令所有的思想都放假，貌似替人受累，实则夺人自由和意志。识别“给”与“夺”的办法，是看有没有一个“强”字在里头，强给和强夺其实毫无二致。但是被强夺者可以去官府鸣冤，被强给者却有苦难言。但有苦难言之后，便有“女强人”一词被创造出来，稍泄被夺之愤。

那么，为何只有“女强人”一词，却没有“男强人”之说呢？男人们万万不可窃喜，这绝不意味着表彰，这实在是绝大的耻辱。言外之意大约是说：男人嘛还用说么——都是强人！或者更甚：男人竟与强人同义，这“强”唯在女人身上才需要特别地指出。可能言重了，但这实在说明了一向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图景，它是以强治物以强治世以强治人说到底是一个以强凌弱的强权文化。

所以贾宝玉的希望寄托在女人身上。所以贾宝玉的悲哀（如果女人也要成为“强人”）就更可理解。

/三水绿色和平/

女人的形神，让人想到水，想到绿色，想到和平。

水、绿色、和平，是生命之根本，是地球独一无二的美丽与辉煌之根本。

但今天，在我们脚下在我们眼前和四周，水、绿色、和平正日益变得珍稀。而仇恨、战争却一刻未停，狂妄自大的男性文化借助科学的成功正越发地狂妄着。

科学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东西：舒适、方便、富足、长寿……但同时也给了我们至少两件坏东西：不可遏制的享乐欲，和为此不可阻挡地掠夺自然。我不是圣徒，我很可能倒是个享乐主义者，人何必苦着自己呢？但是我在享乐中常常也想：人类的享乐可该有个止境么？如果没有，这地球是难免有一天被人类掠夺个干净的，剩一片沙漠埋无数白骨。

有人把人口增长的失控比喻为地球的癌症，这比喻形神俱似非常恰当。癌症，就是一个本来和谐的生理结构中，忽然有一种细胞不可控制地猛增，以致杀死了别人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我常以为，癌症，是上帝给全人类（并不是仅仅给比如吸烟者）的一种警告。

癌症未了，又来了艾滋病。如果癌症是上帝对人口增长失控的一种警告，艾滋病就很像是对享乐主义的一种警告了。（顺便说一句，我见过此病有用“爱滋”二字的，那肯定用错了，那病绝非因爱滋生，而恰是因无爱的享乐所致，滥交和吸毒难道是爱么？）把无止境的享乐比喻为地球的艾滋病，也是形神俱似十分地恰当。艾滋病是在贪婪的享乐中破坏了人体的自身免疫系统，使人失去了抗病和自身修复能力而致死。同样，因为人类无节制的享乐，地球上的水正在被污染，森林和草原正在急剧减少，生态平衡（自然界的和平）正在人类疯狂的开发（旷日持久的一场对自然的战争）中无可挽回地毁坏着，致使地球生了病而且因其抗病和自身修复能力的丧失而越病越重了。我这样想：水、绿色、生态平衡，也许正是地球的自身免疫系统吧。

我们应该听清上帝的警告。就像一个在战场上胜利的或失败的男人那样想一想我们都干了什么。就像一个从市场上回家去的男人那样，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带回来钱财就够了？我们听清了上帝的警告——很可能女人会告诉我们：我们不光需要物质财富，我们还需要爱情，需要美的梦想和家园，需要清澈的水，需要茁壮的绿色，需要和平需要人与人的和平需要人与万物的和平……因而我们不光需要科学我们还需要艺术，我们需要站在男性的雄心遭受挫折的地方回首来路和眺望归途。这是女人传达给我们的上帝的启示。因为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

爱情问题

/一/

有人说，世界上，每分每秒都有贝多芬的乐曲在奏响在回荡，如果真有外星人的话，他们会把这声音认作地球的标志（就像土星有一道美丽的环），据此来辨认我们居于其上的这颗星星。这是个浪漫的想象。何妨再浪漫些呢？若真有外星人，外星人爷爷必定会告诉外星人孙子，这声音不过是近二百年来才出现的，而比这声音古老得多的声音是“爱情”。爱情，几千年来人类以各种发音说着、唱着、赞美着和向往着它，缠绵激荡片刻不息。因此，外星人爷爷必定会纠正外星人孙子：爱情——这声音，才是银河系中那颗美丽星星的标志呢。

/二/

但，爱情是什么？爱情，都是什么呢？

大约不会有人反对：美满的爱情必要包含美妙的性（注：本文中的“性”意指性吸引、性行为、性快乐），而美满的性当然要以爱情为前提。因为世上还有一种叫作“友爱”的情感，以及一种叫作“嫖娼”和一种叫作“施暴”的行为。因而大约也就不会有人反对：爱情不等于性，性也不能代替爱情。如同红灯区里的男人或女人都不能代替爱人。

这差不多能算一种常识。

问题是：那个不等同于性的爱情是什么？那个性所不能代替的爱情，是什么？包含性并且大于性的那个爱情，到底是怎么一种事？

/三/

也许爱情，就是友爱加性吸引？

就算这机械的加法并不可笑，但是，为什么你的异性朋友不止十个，而爱人却只有一个（或同时只有一个）呢？因为只有一个对你产生性吸引？是吗？

也许有人是。可我不是。我不是而且我相信，像我这样不止从一个异性那儿感受到吸引的人很多，像我这样不止被一个美丽女人惊呆了眼睛和惊动了心的男人很多，像我这样公开或暗自赞美过两个以上美妙异性的人肯定占着人类的多数。

证明其实简单：你还没有看见你的爱人之时你早已看见了异性的美妙，你被异性惊扰和吸引之后你才开始去寻找爱人。你在寻找一个事先并不确定的异性做你的爱人，这说明你在选择。你在选择，这说明对你有性吸引力的异性并不只有一个。那么，选择的根据是什么？若仅仅是性，便没有什么爱情发生，因而那是动物界司空见惯的事件与本文无关。你的根据当然是爱情。

但是爱情是什么眼下还不知道。

现在只知道了一件事：性吸引从来不是一对一的，从来是多向的，否则物种便要在无竞争中衰亡。

/四/

我读过一篇小说，写一对恋人（或夫妻）出门去，走在街上、走进商店、坐上公共汽车和坐进餐厅里，女人发现男人的目光常常投向另外的女人（一些漂亮或性感的女人），于是她从扫兴到愤怒终至离开了那男人。这篇小说明显是嘲讽那个男人，相信他不懂得爱情和不忠于爱情。

但该小说作者的这一判断只有一半的可能是对的，只有一半的可能是，那个男人尚未走出一般动物的行列。另外一半的可能是那个女人不懂爱情。首先她没弄清性与爱的分别，性是多指向的，而性的多指向未必不可以与爱的专一共存。其次她把自己仅仅放在了性的位置上，因为只有在这个位置上她与另外那些女人才是可比的。第三，那男人没有因为众多的性吸引而离开她，她可想过这是为什么吗？她显然没想过，因为倒是她仅仅为了性妒忌而离开了她的恋人或丈夫。

恋人们或夫妻们，应该承认性吸引的多向性，应该互相允许（公开或暗自）赞赏其他异性之魅力。但是！但是恋人们或夫妻们，可以承认和允许多向的性行为么？不，当然不，至少我不，至少当今绝对多数的人都——不！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最严重也最有价值的问题。

/五/

毫无疑问，是因为爱情，因为必须维护爱情的神圣与纯洁，因为专一的爱情才受到赞扬。但是，这就有点儿奇怪，这就必然引出两个不能含混过去的问题：

一是，爱情既然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为什么要专一？为什么只能对一个人？为什么必须如此吝啬？为什么这吝啬或自私倒要受到赞扬，和被誉为神圣与纯洁？

二是，性吸引既然是多向的，为什么性行为不应该也是多向的？为什么性行为要受到限制，而且是以爱情（神圣与纯洁）的名义来限制？为什么对性的态度，竟是对爱情忠贞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明？为什么多向的性吸引可与爱情共存，而多向的性行为便被视为对爱情的不忠？

/六/

先说第二个问题。

这不忠的观念，可能是源于早先的把爱情与婚姻、家庭混为一谈，源于婚姻、家庭所关涉的财产继承。所以这不忠，曾经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现在则不过是旧观念的遗留问题。这不无道理。但，这么简单么？那么在今天，爱情已不等同于婚姻、家庭，已常常与经济无涉，这不忠的观念是否就没有了基础就很快可以消逝了呢？或者这不忠的观念，仅仅是出于动物式的性争夺，在宽厚豁达和更为进步的人那儿已不存在？

我知道一位现代女性，她说只要她的丈夫是爱她的，她丈夫的性对象完全可以不限于她，她说她能理解，她说她自己并不喜欢这样但是她能理解她的丈夫，她说“只要他爱我，只要他仍然是爱我的，只要他对别人不是爱，他只爱我”。可是，当那男人真的有了另外的性对象而且这样的事情慢慢多起来时，这位现代女性还是陷入了痛苦。不，她并不推翻原来的诺言，她的痛苦不是因为旧观念的遗留，更不是性忌妒，而是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可我怎么能知道，他还是爱我的？”她说，虽然他对她一如既往，但是她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爱她的。她不知道在他眼里和心中，她与另外那些女人有什么不同。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不是与另外那些女人一样，也仅仅是他的一个性对象？她问：“什么能证明爱情？”一如既往的关心、体贴、爱护、帮助……这些就是爱情的证明么？可这是母爱、父爱、友爱、兄弟姐妹之爱也可以做到的呀？但是爱情，需要证明，需要在诸多种爱的情感中独树一帜表明那不是别的那正是爱情！

什么，能证明爱情？

/七/

曾有某出版社的编辑，约我就爱情之题写一句话。我想了很久，写了：没有什么能够证明爱情，爱情是孤独的证明。

这句话很可能引出误解，以为就像一首旧民谣中所表达的愿望，爱情只是为了排遣寂寞。（那首旧民谣这样说：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呀？点灯说话儿，吹灯就伴儿，早上起来梳小辫儿。）不，孤独并不是寂寞。无所事事你会感到寂寞，那么日理万机如何呢？你不再寂寞了但你仍可能孤独。孤独也不是孤单。门可罗雀你会感到孤单，那么门庭若市怎样呢？你不再孤单了但你依然可能感到孤独。孤独更不是空虚和百无聊赖。孤独的心必是充盈的心，充盈得要流溢出来要冲涌出去，便渴望有人呼应他、收留他、理解他。孤独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生理问题，孤独是心灵问题，是心灵间的隔膜与歧视甚或心灵间的战争与戕害所致。那么摆脱孤独的途径就显然不能是日理万机或门庭若市之类，必须是心灵间戕害的停止、战争的结束、屏障的拆除，是心灵间和平的到来。心灵间的呼唤与呼应、投奔与收留、袒露与理解，那便是心灵解放的号音，是和平的盛典是爱的狂欢。那才是孤独的摆脱，是心灵享有自由的时刻。

但是这谈何容易，谈何容易！

让我们记起人类社会是怎样开始的吧。那是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于是知道了善恶之日开始的，是从他们各自用树叶遮挡起生殖器官以示他们懂得了羞耻之时开始的。善恶观（对与错、好与坏、伟大与平庸与渺小，等等），意味着价值和价值差别的出现。羞耻感（荣与辱，扬与贬，歌颂与指责与唾骂，等等），则宣告了心灵间战争的酿成。这便是人类社会的独有标记，这便是原罪吧。从那时起，每个人的心灵都要走进千万种价值的审视、评判、褒贬乃至误解中去（枪林弹雨一般），每个人便都不得不遮挡起肉体和灵魂的羞处，于是走进隔膜与防范，走进了孤独。但从那时起所有的人就都生出了一个渴望：走出孤独，回归乐园。

那乐园就是，爱情。

/八/

寻找爱情，所以不仅仅是寻找性对象，而根本是寻找乐园，寻找心灵的自由之地。这样看来，爱情是可以证明的了。自由可以证明爱情。自由或不自由，将证明那是爱情或者不是爱情。

自由的降临要有一种语言来宣告。文字已经不够，声音已经不够，自由的语言是自由本身。解铃还须系铃人。孤独是从遮掩开始的，自由就要从放弃遮掩开始。孤独是从防御开始的，自由就要从拆除防御开始。孤独是从羞耻开始的，自由就要从废除羞耻开始。孤独是从衣服开始，从规矩开始，从小心谨慎开始，从距离和秘密开始，那么自由就要从脱去衣服开始，从破坏规矩开始，从放浪不羁开始，从消灭距离和泄露秘密开始……（我想，相视如仇一定是爱的结束，相敬如宾呢，则可能还不曾有爱。）

性行为是一种语言。在爱人们那儿，袒露肉体已不仅仅是生理行为的揭幕，更是心灵自由的象征；炽烈地贴近已不单单是性欲的催动，更是心灵的相互渴望；狂浪的交合已不只是繁殖的手段，而是爱的仪式。爱的仪式不能是自娱，而必得是心灵间的呼唤与应答。爱的仪式，并不发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爱的仪式是百年孤独中的一炬自由之火。在充满心灵战争的人间，唯这儿享有自由与和平。这儿施行与外界不同甚或相反的规则，这儿赞美赤身裸体，这儿尊敬神魂颠倒，这儿崇尚礼崩乐坏，这儿信奉敞开心扉。这就是爱的仪式。爱的表达。爱的宣告。爱的倾诉。爱之祈祷或爱之祭祀。

/九/

君王与嫔妃、嫖客与娼妓、爱人与爱人，其性行为之方式的相同点想必很多，那是由于身体的限制。但其性行为之方式的不同点肯定更多，因为，就便是相同的行动也都流溢着不同的表达，那是源自心灵的创造。

譬如哭，是忧伤还是矫情，一望可知。譬如笑，是欢欣还是敷衍，一望可知。譬如西门庆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其境界的大不同一读可知。这很像是人们用着相同的文字，而说着不同的话语。相同的文字大家都认得，不同的话语甚至不能翻译。

顺便想到：什么是淫荡呢？在不赞成禁欲的人看来，并没有淫荡的肉身，只有淫荡的心计。只要是爱的表达（譬如查泰莱夫人与其情人），一切礼崩乐坏的作为都是真理，并无淫荡可言。而若有爱之外的指向（譬如西门庆），再规范再八股的行动也算流氓。

/十/

性是爱的仪式，爱情有多么珍重，性行为就要多么珍重。好比，总不能在婚礼上奏哀乐吧，总不能为了收取祭品就屡屡为亲娘老子行葬礼吧。仪式，大约有着图腾的意味，是要虔敬的。改变一种仪式，意味着改变一种信念，毁坏一种仪式就是放弃一种相应的信念。性行为，可以是爱的仪式，当然也可以是不爱的告白。

这就是为什么，对性的态度，是对爱情忠贞与否的一个重要证明。这就是为什么，性要受到限制，而且是以爱情的名义。

爱情，不是自然事件，不是荒野上交媾的季节。爱情是社会事件，在亚当夏娃走出伊甸园之后发生，爱情是在相互隔膜的人群里爆发出的一种理想，并非一种生理的分泌。所以性不能代替爱情。所以爱情包含性又大于性。

/十一/

再说第一个问题：爱情既然是美好的感情，为什么要专一为什么不该多向呢？为什么不该在三个以至一万个人之间实现这种感情呢？好东西难道不应该扩大倒应该缩小到只是一对一？多向的爱情，正可与多向的性吸引相和谐，多向的性行为何以不能仍然是爱的仪式呢？那岂不是在更大的范围里摆脱孤独么？岂不是在更大的范围里敞开心扉，实现心灵的自由与和平么？这难道不是更美好的局面？

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这差不多与世界大同类似，而且不单是在物质享有上的大同。在我想来，这更具有理想的意味。至少，以抽象的逻辑而论，没有谁能说出这样的局面有什么不美和不好。若有不美和不好，则必是就具体的不能而言。问题就在这儿，不是不该，而是不能。不是理想的不该，不是逻辑的不通，也不是心性的不欲，而是现实的不能。

为什么不能？

非常奇妙：不能的原因，恰恰就是爱情的原因。简而言之：孤独创造了爱情，这孤独的背景，恰恰又是多向爱情之不能的原因。倘万众相爱可如情侣，孤独的背景就要消失，于是爱情的原因也将不在。孤独的背景即是我们生存的背景，这与悲观和乐观无涉，这是闭上眼睛也能感受到的事实，所以爱情应当珍重，爱情神圣。

倘有三人之恋，我看应当赞美，应当感动，应当颂扬。这与所谓第三者绝无相同，与群婚、滥交、纳妾、封妃更是天壤之别。唯其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别说四。

/十二/

我知道有一位性解放人士，他公开宣称他爱着很多女人，不是友爱而是包含性且大于性的爱情，他的宣称不是清谈，他宣称并且实践。这实践很可能值得钦佩。但不幸，此公还有一个信条：诚实。（这原不需特别指出，爱情嘛，没有诚实还算什么？）于是苦恼就来了，他发现他走进了一个二律背反的处境：要保住众多爱情就保不住诚实，要保住诚实就保不住众多爱情。因为在他众多地诚实了之后，众多的爱人都冲他嚷：要么你别爱我，要么你只爱我一个！于是他好辛苦：对A瞒着B，对B瞒着C，对C瞒着AB，对B瞒着AC……于是他好荒唐：本意是寻找自由与和平，结果却得到了束缚和战争，本意要诚实结果却欺瞒，本意要爱结果他好孤独。他说他好孤独，我想他已开始成人。他或者是从动物进化成人了，或者是从神仙下凡成人了，总之他看见了人的处境。这处境是：心与心的自由难得，肉与肉的自由易取。这可能是因为，心与心的差别远远大于肉与肉的差别，生理的人只分男女，心灵的人千差万别。这处境中自由的出路在哪儿？我想无非两路：放弃爱情，在欺瞒中去满足多向的性欲，麻醉掉孤独中的心灵，和，做爱情的信徒，知道她非常有限，因而祈祷因而虔敬，不恶其少恶其不存，唯其存在，心灵才注满希望。

/十三/

不过真正的性解放人士，可能并不轻视爱，倒是轻视性。他们并不把性与爱联系在一起，不认为性有爱之仪式的意义，为什么吃不是爱的告白呢？性也不必是。性就是性如同吃就是吃，都只是生理的需要与满足，爱情嘛，是另一回事。这不失为一个聪明的主张。你可以有神圣的专注的爱情，同时也可以有随意的广泛的性行为，既然爱与性互不相等，何妨更明朗些，把二者彻底分割开来对待呢？真的，这不见得不是一个好主意，性不再有自身之外的意义，性就可以从爱情中解放出来，像吃饭一样随处可吃，不再引起其他纠葛了。但是，爱，还包含性么？当然包含，爱人，为什么不能也在一块儿吃顿饭呢？爱情的重要是敞开心扉不是吗，何须以敞开肉体做其宣布？敞开肉体不过是性行为一项难免的程序，在哪儿吃饭不得先有个碗呢？所以我看，这主张不是轻视了爱，而是轻视了性，倘其能够美满就真是人类的一次伟大转折。

但是这样，恐怕性又要失去光彩，被轻视的东西必会变得乏味，唾手可得的东西只能使人舒适不能令人激动，这道理相当简单，就像绝对的自由必会葬送自由的魅力。据说在性解放广泛开展的地方，同时广泛地出现着性冷漠，我信这是真的，这是必然。没有了心灵的相互渴望，再加上肉体的沉默（没有另外的表达），性行为肯定就像按时的服药了。假定这不重要，但是爱呢？爱情失去了什么没有？

爱情失去了一种最恰当的语言。这语言随处滥用，在爱的时候可还能表达什么呢？还怎么能表达这不同于吃饭和服药的爱情呢？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了。爱情，必要有一种语言来表达，心灵靠它来认同，自由靠它来拓展，和平靠它来实现，没有它怎么行？而且它，必得是不同寻常的、为爱情所专用的。这样的语言总是要有的，不是性就得是其他。不管具体是什么，也一样要受到限制，不可滥用，滥用的结果不是自由而是葬送自由。

既然这样，作为爱的语言或者仪式，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优于性。因为，性行为的方式，天生酷似爱。其呼唤和应答，其渴求和允许，其拆除防御和解除武装，其放弃装饰和袒露真实，其互相敞开与贴近，其互相依靠与收留，其随心所欲及轻蔑规矩，其携力创造并共同享有，其极乐中忘记你我刹那间仿佛没有了差别，其一同赴死的感觉但又一起从死中回来，曾经分离但现在我们团聚，我们还要分离但我们还会重逢……这些形式都与爱同构。说到底，性之中原就埋着爱的种子，上帝把人分开成两半，原是为了让他们体会孤独并崇尚爱情吧。上帝把性和爱联系起来，那是为了，给爱一种语言或一个仪式，给性一个引导或一种理想。上帝让繁衍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发生，不仅是为了让一个物种能够延续，更是为了让宇宙间保存住一个美丽的理想和美丽的行动。

/十四/

可为什么，性，常常被认为是羞耻的呢？我想了好久好久，现在才有点儿明白：禁忌是自由的背景，如同分离是团聚的前提。

这是一个永恒的悖论。

这是一切“有”的性质，否则是“无”。

我们无法谈论“无”，我们以“有”来谈论“无”。

我们无法谈论“死”，我们以“生”来谈论“死”。

我们无法谈论“爱情”，我们以“孤独”来谈论“爱情”。

一个永恒的悖论，就是一个永恒的距离，一个永恒孤独的现实。

永恒的距离，才能引导永恒的追寻。永恒孤独的现实，才能承载永恒爱情的理想。所以在爱的路途上，永恒的不是孤独也不是团聚，而是祈祷。

祈祷。

一切谈论都不免可笑，包括企图写一篇以“爱情问题”为题的文章。某一个企图写这样一篇文章的人，必会在其文章的结尾处发现：问题永远比答案多。除非他承认：爱情的问题即是爱情的答案。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神位　官位　心位

有好心人劝我去庙里烧烧香，拜拜佛，许个愿，说那样的话佛就会救我，我的两条业已作废的腿就又可能用于走路了。

我说：“我不信。”

好心人说：“你怎么还不信哪？”

我说：“我不相信佛也是这么跟个贪官似的，你给他上供他就给你好处。”

好心人说：“哎哟，你还敢这么说哪！”

我说：“有什么不敢？佛总不能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吧？”

好心人说：“哎哟哎哟，你呀，腿还想不想好哇？”

我说：“当然想。不过，要是佛太忙一时顾不上我，就等他有工夫再说吧，要是佛心也存邪念，至少咱们就别再犯一个拉佛下水的罪行。”

好心人苦笑，良久默然，必是惊讶着我的执迷不悟，痛惜着我的无可救药吧。

我忽然心里有点儿怕。也许佛真的神通广大，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让我的腿好起来？老实说，因为这两条枯枝一样的废腿，我确实丢失了很多很多我所向往的生活。梦想这两条腿能好起来，梦想它们能完好如初，二十二年了，我以为这梦想已经淡薄或者已经不在，现在才知道这梦想永远都不会完结，一经唤起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强烈。唯一的改变是我能够不露声色了。不露声色但心里却有点儿怕，或者有点儿慌：那好心人的劝导，是不是佛对我的忠心所做的最后试探呢？会不会因为我的出言不逊，这最后的机缘也就错过，我的梦想本来可以实现但现在已经彻底完蛋了呢？

果真如此么？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办法：这等于说我就是这么个命。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意思：这等于说世间并无净土，有一双好腿又能走去哪里？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可惜：佛之救人且这般唯亲、唯利、唯蜜语，想来我也是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可怕：无非又撞见一个才高德浅的郎中，无非又多出一个吃贿的贪官或者一个专制的君王罢了。此“佛”非佛。

当然，倘这郎中真能医得好我这双残腿，倾家荡产我也宁愿去求他一次。但若这郎中偏要自称是佛，我便宁可就这么坐稳在轮椅上，免得这野心家一日得逞，众生的人权都要听其摆弄了。

我既非出家的和尚，也非在家的居士，但我自以为对佛一向是敬重的。我这样说绝不是承认刚才的罪过，以期佛的宽宥。我的敬重在于：我相信佛绝不同于图贿的贪官，也不同于专制的君王。我这样说也绝不是拐弯抹角的恭维。在我想来，佛是用不着恭维的。佛，本不是一职官位，本不是寨主或君王，不是有求必应的神明，也不是可卜凶吉的算命先生。佛仅仅是信心，是理想，是困境中的一种思悟，是苦难里心魂的一条救路。

这样的佛，难道有理由向他行贿和谄媚么？烧香和礼拜，其实都并不错，以一种形式来寄托和坚定自己面对苦难的信心，原是极为正当的，但若期待现实的酬报，便总让人想起提着烟酒去叩长官家门的景象。

我不相信佛能灭一切苦难。如果他能，世间早该是一片乐土。也许有人会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慧根不足、心性不净、执迷不悟的人闹得，佛的宏愿才至今未得实现。”可是，真抱歉——这逻辑岂不有点儿像庸医无能，反怪病人患病无方么？

我想，最要重视的当是佛的忧悲。常所谓“我佛慈悲”，我以为即是说，那是慈爱的理想同时还是忧悲的处境。我不信佛能灭一切苦难，佛因苦难而产生，佛因苦难而成立，佛是苦难不尽中的一种信心，抽去苦难佛便不在了。佛并不能灭一切苦难，即是佛之忧悲的处境。佛并不能灭一切苦难，信心可还成立么？还成立！落空的必定是贿赂的图谋，依然还在的就是信心。信心不指向现实的酬报，信心也不依据他人的证词，信心仅仅是自己的信心，是属于自己的面对苦难的心态和思路。这信心除了保证一种慈爱的理想之外什么都不保证，除了给我们一个方向和一条路程之外，并不给我们任何结果。

所谓“证果”，我久思未得其要。我非佛门弟子，也未深研佛学经典，不知在佛教的源头上“证果”意味着什么，单从大众信佛的潮流中取此一意来发问：“果”是什么？可以证得的那个“果”到底是什么？是苦难全数地消灭？还是某人独自享福？是世上再无值得忧悲之事？还是某人有幸独得逍遥，再无烦恼了呢？

苦难消灭自然也就无可忧悲，但苦难消灭一切也就都灭，在我想来那与一网打尽同效，目前有的是原子弹，非要去劳佛不可？若苦难不尽，又怎能了无烦恼？独自享福万事不问，大约是了无烦恼的唯一可能，但这不像佛法倒又像贪官庸吏了。

中国信佛的潮流里，似总有官的影子笼罩。求佛拜佛者，常抱一个极实惠的请求。求儿子，求房子，求票子，求文凭求户口，求福寿双全……所求之事大抵都是官的职权所辖，大抵都是求官而不得理会，便跑来庙中烧香叩首。佛于这潮流里，那意思无非一个万能的大官，且不见得就是清官，徇私枉法乃至杀人越货者竟也去烧香许物，求佛保佑不致东窗事发抑或锒铛入狱。若去香火浓烈的地方做一次统计，保险：因为灵魂不安而去反省的、因为信心不足而去求教的、因为理想认同而去礼拜的，难得有几个。

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神位，历来少为人的心魂而设置，多是为君的权威而筹谋。“君权神授”，当然求君便是求神，求官便是求君了，光景类似于求长官办事先要去给秘书送一点儿礼品。君神一旦同一，神位势必日益世俗得近于衙门。中国的神，看门、掌灶、理财、配药，管红白喜事，管吃喝拉撒，据说连厕所都有专职的神来负责。诸神如此地务实，信徒们便被培养得淡漠了心魂的方位；诸神管理得既然全面，神通广大且点滴无漏，众生除却歌功颂德以求实惠还能何为？大约就只剩下吃“大锅饭”了。“大锅饭”吃到不妙时，还有一句“此处不养爷”来泄怨，还有一句“自有养爷处”来开怀。神位的变质和心位的缺失相互促进，以致佛来东土也只热衷俗务，单行其“慈”，那一个“悲”字早留在西天。这信佛的潮流里，最为高渺的祈望也还是为来世做些务实的铺陈——今生灭除妄念，来世可入天堂。若问：何为天堂？答曰：无苦极乐之所在。但无苦怎么会有乐呢？天堂是不是妄念？此问则大不敬，要惹来斥责，是慧根不够的征兆之一例。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曾引出众口一词的感慨以及嘲骂：“美国也（他妈的）不是天堂。”可，谁说那是天堂了？谁曾告诉你纽约专门儿是天堂了？人家说那儿也是地狱，你怎么就不记着？这感慨和嘲骂，泄露了国产天堂观的真相：无论急于今生，还是耐心来世，那天堂都不是心魂的圣地，仍不过是实实在在的福乐。福不圆满，乐不周到，便失望，便怨愤，便嘲骂，并不反省，倒运足了气力去讥贬人家。看来，那“无苦并极乐”的向往，单是比凡夫俗子想念得深远：不图小利，要中一个大彩。

就算天堂真的存在，我的智力还是突破不出那个“证果”的逻辑：无苦并极乐是什么状态呢？独自享福则似贪官，苦难全消就又与集

体服毒同效。还是那电视剧片头的几句话说得好，那儿是天堂也是地狱。是天堂也是地狱的地方，我想是有一个简称的：人间。就心魂的朝圣而言，纽约与北京一样，今生与来世一样，都必是慈与悲的同行，罪与赎的携手，苦难与拯救一致地没有尽头，因而在地球的这边和那边，在时间的此岸和彼岸，都要有心魂应对苦难的路途或方式。这路途或方式，是佛我也相信，是基督我也相信，单不能相信那是官的所辖和民的行贿。

还有“人人皆可成佛”一说，也作怪，值得探讨。怎么个“成”法儿？什么样儿就算“成”了呢？“成”了之后再往哪儿走？这问题，我很久以来找不到通顺的解答。说“能成”吧，又想象不出成了之后可怎么办，说“永远不能成”吧，又像是用一把好歹也吃不上的草料去逗引着驴儿转磨。所谓终极发问、终极关怀，总应该有一个终极答案、终极结果吧？否则岂不荒诞？

最近看了刘小枫先生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令我茅塞顿开。书中讲述基督性时说：人与上帝有着永恒的距离，人永远不能成为上帝。书中又谈到，神是否存在？神若存在，神便可见、可及乃至可做，难免人神不辨，任何人就都可能去做一个假冒伪劣的神了；神若不存在，神学即成扯淡，神位一空，人间的造神运动便可顺理成章，肃贪和打假倒没了标准。这可如何是好？我理解那书中的意思是说：神的存在不是由终极答案或终极结果来证明的，而是由终极发问和终极关怀来证明的，面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便是神的显现，因为恰是这不尽的发问与关怀可以使人的心魂趋向神圣，使人对生命取了崭新的态度，使人崇尚慈爱的理想。

“人人皆可成佛”和“人与上帝有着永恒的距离”，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态度，一个重果，一个重行，一个为超凡的酬报描述最终的希望，一个为神圣的拯救构筑永恒的路途。但超凡的酬报有可能是一幅幻景，以此来维护信心似乎总有悬危。而永恒的路途不会有假，以此来坚定信心还有什么可怕！

这使我想到了佛的本义，佛并不是一个名词，并不是一个实体，佛的本义是觉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不是绝顶的一处宝座。这样，“人人皆可成佛”就可以理解了，“成”不再是一个终点，理想中那个完美的状态与人有着永恒的距离，人即可朝向神圣无止地开步了。谁要是把自己披挂起来，摆出一副伟大的完成态，则无论是光芒万丈，还是淡泊逍遥，都像是搔首弄姿。“烦恼即菩提”，我信，那是关心，也是拯救。“一切佛法唯在行愿”，我信，那是无终的理想之路。真正的宗教精神都是相通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任何自以为可以提供无苦而极乐之天堂的哲学和神学，都难免落入不能自圆的窘境。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日

记忆迷宫

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写作了。人们夸奖“386”比“286”好、“486”比“386”更好，那情形很像是在夸奖这个人比那个人更聪明。就像智力比赛，所谓“更聪明”即是说：运算（理解）的速度更快，存储（记忆）的信息更多，以及表达得更准确和联想的范围更宽广。于是有一个可笑的问题提出：用“486”写作，会比用“286”写得更好吗？这个可笑的问题甚至不用回答。但与这个问题同样可笑的逻辑却差不多通行，比如：要是我们写得不及某人，我们首先会怪罪我们的大脑不及某人。

如果作品的美妙和作者的智商不成正比，如果我们的文学止步不前而世界上仍在不断涌现出伟大的作家，我们主要应该怪罪什么呢？如果“486”并没有写出比“286”更有新意更有魅力的作品，大家都明白，是坐在“486”前面敲打键盘的那个人不行。如果一个智商很高的大脑却缺乏创造力，只能不断地临摹前人和复制生活，其原因何在呢？

我看过一位哲学家写的一篇谈“电脑与灵魂”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躯体和灵魂之间的模糊分别通常是理解为躯体与心灵，或者大脑与心灵之间的分别。研究这分别的一个途径是问：大脑是否能够做到心灵所能做的一切……

当然，目前更受注目的一个问题是电子计算机（电脑）是否有人……一样的能力……假如电子计算机能做到的跟人一样，则我们也只不过是电子计算机而已；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在也并不独特。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其实正在问“人是否存在”——一个与传统问题“神是否存在”有同样重要性的问题。

显然，大脑做不到心灵所能做到的一切。心灵比大脑广阔得多，深远得多，复杂得多。甚至所谓无限，我想其实也只是就心灵的浩渺无边而言。我们生存的空间有限，我们经历的时间有限，但我们心灵的维度是无限的。在电脑方兴未艾突飞猛进的时代，我们更容易发现，人的独特之处，究其根本不在于大脑，不在于运算得更快和记忆得更牢，而在于心灵的存在。浩渺无边的心灵，是任何大脑和电脑所无能比拟的。再高超的电脑也是人的造物，再聪明的大脑如果没有心灵隐于其后，也只近似传声筒或复印机。恰恰是心灵的浩渺无边，使人的大脑独具创造力，使文学成为必要，使创作能够永恒，使作家常常陷入迷茫也使作家不断走进惊喜。大脑不能穷尽心灵，因此我们永远为心灵所累不得彻底解脱，也因此，我们的创作才有了永无穷尽的前途。

所以，如果“486”写得不如“286”，我们应该怀疑的是：在“486”前面，“人是否存在”？键盘噼噼啪啪地敲响着，当然不能怀疑一个血肉之躯的存在，也不能怀疑一个正常大脑的存在，但我们有理由怀疑心灵是否存在？就是说，聪明的电脑或者聪明的大脑是否联通了心灵，其运作是否听命于心灵？心灵不在，即是人的不在，一台聪明的电脑或大脑便是人或上帝的一次盲目投资。当然，并不否定聪明的作用，但写作如果仅仅是大脑对大脑的操作，则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大脑都难免走入文学的穷途。文学的无穷天地，我想可以描述为：大脑对心灵的巡察、搜捕和缉拿归案。聪明对于写作是一件好事，正如侦探的本事高超当然更利于破案，但侦探如果单单乐意走进市场而不屑于巡察心灵，我们就可能只有治安和新闻，而没有文学了。

心灵是什么呢？以及，心灵在哪儿？

我记得有一位哲学家（记不住他的名字）写过一本书（也记不住它的题目），书中问道：“我在哪儿？”胳膊是我的，“我”在胳膊里么？但没有了胳膊，却依然故“我”。腿呢？也一样，“我”也不在腿里。那么“我”在心脏或大脑里了？但是把心脏或大脑解剖开来找吧，还是找不到“我”。虽然找不到，但若给心脏或大脑上加一个弹孔，“我”便消失。

“我”，看来是一个结构，心灵是一个结构，死亡即是结构的消散或者改组。那么这个结构都包含什么呢？设想把一个人所有不致命的器官都摘除，怎样呢？这个人很可能就像一棵树或者一株草了。健全的生理就能够产生心灵么？那么把一个生理健全的人与世隔绝起来，隔绝得完全彻底，他的心灵还能有什么呢？心灵并不像一个容器，内容没有了容器还可以存在，不，心灵是一个结构，是信息的组织，是与信息共生共灭的。所以，心灵的构成当然不等于生理的构成，心灵的构成正是“天人合一”，主观与客观的共同参与，心灵与这个世界同构。世界是什么？如果世界不能被我们认识穷尽，我们一向所说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这世界，就重叠在我们的心灵上。虽然我们不能穷尽它，但是它就在那儿，以文学的名义无止无休地诱惑着我们，召唤着我们。

我在写一篇小说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悖论：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

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

我没有用“记忆”，而是用了“印象”。因为往日并不都停留在我的记忆里，但往日的喧嚣与骚动永远都在我的印象中。因为记忆，只是阶段性的僵死记录，而印象是对全部生命变动不居的理解和感悟。记忆只是大脑被动的存储，印象则是心灵仰望神秘时，对记忆的激活、重组和创造。记忆可以丢失，但印象却可使丢失的生命重新显现。一个简单的例证是：我们会忘记一行诗句，但如果我们的心绪走进了那句诗的意境，我们就会丝毫不差地记起它；当然那得是真正的诗句。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是：普鲁斯特在吃玛德莱小点心时，一瞬间看遍了自己的一生。如普鲁斯特一样的感受，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过。

但是，印象中的往事是否真实呢？这也许就先要问问：真实是什么？当我们说“真实”的时候，这“真实”可能指的是什么？

我想引用我正在写着的一部小说中的一段话：

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坐在桌前，沉入往事，想在变幻不住的历史中寻找真实，要在纷纷纭纭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实，真实

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前面破碎、分解、融化、重组……如烟如尘，如幻如梦。

我走在树林里，那两个孩子已经回家。整整那个秋天，整整那个秋天的每个夜晚，我都在那片树林里踽踽独行。一盏和一盏路灯相距很远，一段段明亮与明亮之间是一段段黑暗与黑暗，我的影子时而在明亮中显现，时而在黑暗中隐没。凭空而来的风一浪一浪地掀动斑斓的落叶，如同掀动着生命的印象。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这空空的来风，只在脱落下和旋卷起斑斓的落叶之时，才能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往事，或者故人，就像那落叶一样，在我生命的秋风里，从黑暗中飘转进明亮，从明亮中逃遁进黑暗。在明亮中的，我看见他们，在黑暗里的我只有想象他们，依靠那些飘转进明亮中的去想象那些逃遁进黑暗里的。我无法看到黑暗里他们的真实，只能看到想象中他们的样子，随着我的想象他们飘转进另一种明亮。这另一种明亮，是不真实的么？当黑暗隐藏了某些落叶，你仍然能够想象它们，因为你的想象可以照亮黑暗可以照亮它们，但想象照亮的它们并不就是黑暗隐藏起的它们，可这是我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真实。即便是那些明亮中的，我看着它们，它们的真实又是什么呢？也只是我印象中的真实吧，或者说仅仅是我真实的印象。往事，和故人，也是这样，无论他们飘转进明亮还是逃遁进黑暗，他们都只能在我的印象里成为真实。

真实并不在我的心灵之外，在我的心灵之外并没有一种叫作真实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待在那儿。真实，有时候是一个传说甚至一个谣言，有时候是一种猜测，有时候是一片梦想，它们

在心灵里鬼斧神工地雕铸我的印象。而且，它们在雕铸我的印象时，顺便雕铸了我。否则我的真实又是什么呢，又能是什么呢？这些印象的累积和编织，那便是我了。

所有的小说，也许都可以说是记忆的产物，因为没有记忆便不可能有小说。但这样类推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乐器便没有音乐，没有刀斧便没有雕塑，没有颜料便没有图画，没有地球便没有人类。如此逻辑不失为真理，但如此真理也不失为废话。有意义的问题是：记忆，在创作者那儿，发生了什么？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相似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

记忆，在创作者那儿已经面目全非，已经走进另一种存在。我又要引一段我曾写过的话：

我生于1951年。但在我，1951年却在1955年之后发生。1955年的某一天，我记得那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始于这个周末。在此之前1951年是一片空白，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它才传来，渐渐有了意义，才存在。但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却不是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个凌晨——传说我在那个凌晨出生，我想象那个凌晨，于是1951年的那个凌晨抹杀了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那个凌晨，4点57分我来到人间（有出生证为证），奶奶说那天下着大雪。但在我，那天却下着1956年的雪，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从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然后是1958年，这年我上了学，这一年我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关系。而此前的1957年呢，则是

1964年时才给了我突出的印象，那时我才知道一场“反右”运动大致的情况，因而1957年下着1964年的雨。再之后有了公元前，我知道了并设想着远古的某些历史，而公元前中又混含着对2001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设想远古又幻想未来，远古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远古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

我理解，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是指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在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里，时间成为错综交叉的小径。他强调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作为主观的人的心灵，这才是那迷宫的全部。

这已经不能说是记忆了，这显然也不是大脑猎奇的企图所致。这样的重组或者混淆，以及重组和混淆的更多可能性，乃是大脑去巡察心灵的路径，去搜捕和缉拿心灵的作为。昆德拉说（大意）：“没有发现，就不能算得好小说。”我想，写作肯定不是为了重现记忆中的往事，而是为了发现生命根本的处境，发现生命的种种状态，发现历史所不曾显现的奇异或者神秘的关联，从而，去看一个亘古不变的题目：我们心灵的前途，和我们生命的价值，终归是什么？

这样的发现，是对人独特存在的发现，同时是对神的独特存在的发现。

这样的发现肯定是永无终结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永远巡察不尽我们的心灵，比如说我们的智力永远不能穷尽存在的神秘，比如说存在是一个无穷的运动我们永远都不能走到终点，比如说我们永远都在朝圣的途中但永远都不能走到神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对终极的发问，并不能赢得终极的解答和解决。就像存在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一样，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比如艺术，谁能给它一个终极的解答么？比如爱，谁能给它一个终极的解决，从而给我们一个真正自由和博爱的世界？自由和爱永远是一个问题。自由和爱，以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以答案形态，叠入我们的心灵。要点在于：这样的问题，有，还是没有？有和没有，即是神的存在和不存在，即是心灵的醒悟或者迷途。这差不多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的理由了。

记忆给了我们这样的方便。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二日

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

现今，信徒们的火气似乎越来越大，狂傲风骨仿佛神圣的旗帜，谁若对其所思所行稍有疑虑或怠慢，轻则招致诅咒，重则引来追杀。这不免让人想起“红卫兵”时代的荒唐，大家颂扬和憧憬的是同一种幸福未来，却在实行的路途上相互憎恨乃至厮杀得英雄辈出，理想倒乘机飘离得更加遥远。很像两个孩子为一块蛋糕打架，从桌上打到桌下，打到屋外再打到街上，一只狗悄悄来过之后，理想的味道全变。

很多严厉的教派，如同各类专横的主义，让我不敢靠近。

闻佛门“大肚能容”可“容天下难容之事”，倍觉亲近，喜爱并敬仰，困顿之时也曾得其教益。但时下，弄不清是怎么一来，佛门竟被信佛的潮流冲卷得与特异功能等同。说：佛就是最高档次的特异功能者，所以洞察了生命的奥秘。说：终极关怀即是对这奥秘的探索，唯此才是生命的根本意义，生命也才值得赞美。说：若不能平息心识的波澜，人就不可得此功能也就无从接近佛性。言下之意生命也就失去价值，不值得赞美。更说：便是动着行善的念头，也还是掀动了心浪，唯善恶不思才能风息浪止，那才可谓佛行。如是之闻，令我迷惑不已。

从听说特异功能的那一天起，我便相信其中必蕴藏了非凡的智识，是潜在的科学新大陆。当然不是因为我已明了其中奥秘，而是我相信，已有的科学知识与浩瀚的宇宙奥秘相比，必仅沧海一粟，所以人类认识的每一步新路必定难符常规；倘不符常规即判定其假，真就是“可笑之人”也要失笑的可笑之事了。及至我终于目睹了特异功能的神奇，便更信其真，再听说它有多么不可思议的能力，也不会背转身去露一脸自以为是的嘲笑。嘲笑曾经太多，胜利的嘲笑一向就少。

但是——我要在“但是”后面小做文章了。（其实大小文章都是做于“但是”之后，即有所怀疑之时。）但是！我从始至今也不相信特异功能可以是宗教。宗教二字的色彩不论多么纷繁，终极关怀都是其最根本的意蕴。就是说，我不相信生命的意义就是凭借特异功能去探索生命的奥秘。那样的话它与科学又有什么不同？对于生命的奥秘，你是以特异功能去探索，还是以主流科学去探索，那都一样，都还不是宗教不是终极关怀，不同的只是这探索的先进与落后、精深与浅薄，以及功效的高低而已。而且这探索的前途，依“可笑之人”揣想，不外两种：或永无止境，或终于穷尽。“永无止境”比较好理解，那即是说：人类的种种探索，每时每刻都在限止上，每时每刻又都在无穷中；正因如此，才想到对终极的询问，才生出对终极的关怀，才要问生命的意义到底何在。而“终于穷尽”呢，总让人想不通穷尽之后又是什么？就便生命的奥秘终于了如指掌，难道生命的意义就不再成为问题么？

我总以为，终极关怀主要不是对来路的探察，而是对去路的询问，虽然来路必要关心，来路的探察于去路的询问是有助的。在前几年的文学寻根热时，我写过几句话：“小麦是怎么从野草变来的是一回事，人类何以要种粮食又是一回事。不知前者尚可再从野草做起，不知后者则所为一概荒诞。”这想法，至今也还不觉得需要反悔。人，也许是猴子历经劳动后的演变，也许是上帝快乐或寂寞时的创造，也许是神仙智商泛滥时的发明，也许是外星人纵欲而留下的野种，也许是宇宙能量一次偶然或必然的融合，这都无关宏旨，但精神业已产生，这一事实无论其由来如何总是要询问一条去路，或者总是以询问去路证明它的存在，这才是关键。回家祭祖的路线并不一定含有终极关怀，盲流的家园可以是任意一方乐土，但精神放逐者的家园不可以不在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若是退回到猴子或还原为物理能量，那仿佛我们千辛万苦只是要追究“造物主”的错误。“道法自然”已差不多是信徒们的座右铭，但人，不在自然之中吗？人的生成以及心识的生成，莫非不是那浑然大道之所为？莫非不是“无为无不为”的自然之造化？去除心识，风息浪止，是法自然还是反自然，真是值得考虑。（所谓“不二法门”，料必是不能去除什么的，譬如心识。去除，倒反而证明是“二”。“万法归一”显然也不是寂灭，而是承认差别和矛盾的永在，唯愿其和谐地运动，朝着真善美的方向。）佛的伟大，恰在于他面对这差别与矛盾，以及由之而生的人间苦难，苦心孤诣沉思默想；在于他了悟之后并不放弃这个人间，依然心系众生，执着而艰难地行愿；在于有一人未度他便不能安枕的博爱胸怀。若善念一动也违佛法，佛的传经布道又算什么？若是他期待弟子们一念不动，佛法又如何传至今天？佛的光辉，当不在大雄宝殿之上，而在他苦苦地修与行的过程之中。佛的轻看佛法，绝非价值虚无，而是暗示了理论的局限。佛法的去除“我执”，也并非是取消理想，而是强调存在的多维与拯救的无限。

（顺便说一句：六祖慧能得了衣钵，躲过众师兄弟的抢夺，星夜逃跑……这传说总让我怀疑。因为，这行动似与他的著名偈语大相径庭。既然“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倒又怎么如此地看重了衣钵呢？）

坦白说，我对六祖慧能的那句偈语百思而不敢恭维。“本来无一物”的前提可谓彻底，因而“何处染尘埃”的逻辑无懈可击，但那彻底的前提却难成立，因为此处之“物”显然不是指身外之物以及对它的轻视，而是就神秀的“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而言，是对人之存在的视而不见，甚至是对人之心灵的价值取消。“本来无一物”的境界或许不坏，但其实那也就没有好歹之分，因为一切都无。一切都无是个省心省力的办法，甚至连那偈语也不必去写，宇宙就像人出现之前和灭绝之后那般寂静，浑然一体了无差异，又何必还有罗汉、菩萨、佛以及种种境界之分？但佛祖的宏愿本是根据一个运动着的世界而生，根据众生的苦乐福患而发，一切都无，佛与佛法倒要去救助什么？所救之物首先应该是有的吧，身与心与尘埃与佛法当是相反相成的吧，这才是大乘佛法的入世精神吧。所以神秀的偈语，我以为更能体现这种精神，“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这是对身与心的正视，对罪与苦的不惧，对善与爱的提倡，对修与行的坚定态度。

也许，神秀所说的仅仅是现世修行的方法，而慧能描画的是终极方向和成佛后的图景。但是，“世上可笑之人”的根本迷惑正在这里：一切都无，就算不是毁灭而是天堂，那天堂中可还有差别？可还有矛盾？可还有运动么？依时下信佛的潮流所期盼的，人从猴子变来，也许人还可变到神仙去，那么神仙即使长生是否也要得其意义呢？若意义也无，是否就可以想象那不过是一棵树、一块石、一座坚固而冷漠的大山、一团随生随灭的星云？就算这样也好，但这样又何劳什么终极关怀？随波逐流即是圣境，又何必念念不忘什么“因果”？想来这“因果”的牵念，仍然是苦乐福患，是生命的意义吧。

当然还有一说：一切都无，仅指一切罪与苦都无，而福乐常在，那便是仙境便是天堂，便是成佛。真能这样当然好极了。谁能得此好运，理当祝贺他，欢送他，或许还可以羡慕他。可是剩下的这个人间又将如何？如果成佛意味着独步天堂，成佛者可还为这人间的苦难而忧心么？若宏愿不止，自会忧心依旧，那么天堂也就不只有福乐了。若思断情绝，弃这人间于不闻不问，独享福乐便是孜孜以求的正果，佛性又在哪儿？还是地藏菩萨说得好：“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想这才是佛性之所在。但这样，便躲不过一个悖论了：有佛性的誓不成佛，自以为成佛的呢，又没了佛性。这便如何是好？佛将何在？佛位，岂不是没有了？

或许这样才好。佛位已空，才能存住佛性。佛位本无，有的才是佛行。这样才“空”得彻底，“无”得真诚，才不会执于什么衣钵，为着一个领衔的位置追来逃去。罗汉呀、菩萨呀，那无非标明着修习的进程，若视其为等等级级诱人的宝座，便难免又演出评职称和晋官位式的闹剧。佛的本意是悟，是修，是行，是灵魂的拯救，因而“佛”应该是一个动词，是过程而不是终点。

修行或拯救，在时空中和在心魂里都没有终点，想必这才是“灭执”的根本。大千世界生生不息，矛盾不休，运动不止，困苦永在，前路无限，何处可以留住？哪里能是终点？没有。求其风息浪止无扰无忧，倒像是妄念。指望着终点（成佛、正果、无苦而极乐），却口称“断灭我执”，不仅滑稽，或许就要走歪了路，走到为了独享逍遥连善念也要断灭的地步。

还是不要取消“心识”和“执着”吧——可笑如我者作如此想。因为除非与世隔绝顾自逍遥，魔性佛性总归都是一种价值信奉；因为只要不是毁灭，灵魂与肉身的运动必定就有一个方向；因为除了可祝贺者已独享福乐了之外，再没见有谁不执着的，唯执着点不同而已。有执着于爱的，有执着于恨的，有执着于长寿的，有执着于功名的，有执着于投奔天堂的，有执着于拯救地狱的，还有执着于什么也不执着以期换取一身仙风道骨的……想来，总不能因为有魔的执着存在，便连佛的执着也取消吧，总不能因为心识的可能有误，便连善与恶也不予识别，便连魔与佛也混为一谈吧。

佛之轻看心识，意思大概与“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永远是灰色的”相似。我们的智力、语言、逻辑、科学或哲学的理论，与生命或宇宙的全部存在相比，是有限与无穷的差距。今天人们已经渐渐看到，因为人类自许为自然的主宰，自以为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便可引领我们去到天堂，已经把这个地球榨取得多么枯瘪丑陋了，科学的天堂未见，而人们心魂中的困苦有增无减。因此，佛以其先知先觉倡导着另一种认识方法和生活态度。这方法和态度并不简单，若要简单地概括，佛家说是：明心见性。那意思是说：大脑并不全面地可靠，万勿以一（一己之见）概全（宇宙的全部奥秘），不可妄尊自大，要想接近生命或宇宙的真相，必得不断超越智力、逻辑、理论的局限，才能去见那更为辽阔奥渺的存在；要想创造人间的幸福，先要尊法自然的和谐，取与万物和平相处的态度。这当然是更为博大的智慧，但可笑如我者想，这并非意味着要断灭心识。那博大的智慧，是必然要经由心识的，继而指引心识，以及与心识通力合作。就像大学生都曾是从小学校里走出来的，而爱因斯坦的成就虽然超越了牛顿但并不取消牛顿。超凡入圣也不能弃绝了科学技术，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芸芸众生并不个个都能餐风饮露。这是一个悖论，科学可以造福，科学也可以生祸，福祸相倚，由是佛的指点才为必要。语言和逻辑呢，也不能作废，否则便是佛经也不能读诵。佛经的流传到底还是借助了语言文字，经典的字里行间也还是以其严密的逻辑令人信服、教人醒悟。便是玄妙的禅宗公案，也仍然要靠人去沉思默解，便是“非常道”也只好强给它一个“非常名”，真若不流文字，就怕那智慧终会湮灭，或沦为少数慧根丰厚者的独享。这又是一个悖论，语言给我们自由，同时给我们障碍，这自由与障碍之间才是佛的工作，才是道的全貌。最要紧的是：倘在此心识纷纭、执着各异的世界上，一刀切地取消心识和执着，料必要得一个价值虚无的麻木硕果，以致佛魔难分，小术也称大道，贪官也叫公仆，恶也作佛善也作佛，佛位林立单单不见了佛性与佛行。

心识加执着，可能产生的最大祸患，怕就是专制也可以顺理成章。恶的心识自不必说，便是善的执着也可能如此。比如爱，“爱你没商量”就很可能把别人爱得痛苦不堪，从而侵扰了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但这显然不意味着应该取消爱，或者可爱可不爱。失却热情（执着）的爱早也就不是爱了。没有理性（心识）的爱呢，则很可能只是情绪的泛滥。美丽的爱是要执着的，但要使其在更加博大的维度中始终不渝，这应该是佛愿的指向，是终极的关怀。

心识也好，智慧也好，都只是对存在的（或生命奥秘的）“知”，不等于终极关怀。而且！智慧的所“见”也依然是没有止境，佛法的最令人诚服之处，就在于它并不讳言自身的局限，和其超越、升华的无穷前景。若仅停留于“知”，并不牵系于“愿”付诸“行”，便常让人疑惑那是不是借助众生的苦难在构筑自己的光荣。南怀瑾先生的一部书中的一个章节，我记得标题是“唯在行愿”，我想这才言中了终极关怀。终极关怀都是什么？论起学问来令人胆寒，但我想“条条大路通罗马”，千头万绪都在一个“爱”字上。“断有情”，也只是断那种以占有为目的或以奉献求酬报的“有情”，而绝不是要把人断得麻木不仁，以致见地狱而绕行，见苦难而逃走。（话说回来，这绕行和逃走又明显是“有情”未断的表征，与地藏菩萨的关怀相比，优劣可鉴。）爱，不是占有，也不是奉献。爱只是自己的心愿，是自己灵魂的拯救之路。因而爱不要求（名、利、情的）酬报；不要求酬报的爱，才可能不通向统治他人和捆绑自己的“地狱”。地藏菩萨的大愿，大约就可以归结为这样的爱，至少是始于这样的爱吧。

但是，我很怀疑地藏菩萨的大愿能否完成。还是老问题：地狱能空吗？矛盾能无吗？困苦能全数消灭吗？没有差别没有矛盾没有困苦的世界，很难想象是极乐，只能想象是死寂。——我非常渴望有谁能来驳倒我，在此之前，我只好沿着我不能驳倒的这个逻辑想下去。

有人说：佛法是一条船，目的是要渡你去彼岸，只要能渡过苦海到达彼岸，什么样的船都是可以的。对此我颇存疑问：一是，说彼岸就是一块无忧的乐土，迄今的证明都很无力；二是“到达”之后将如何？这个问题似在原地踏步，一筹莫展；三是，这样的“渡”，很像不图小利而要中一个大彩的心理，怕是聪明的人一多，又要天翻地覆地争夺不休。

所谓“断灭我执”，我想根本是要断灭这种“终点执”。所谓“解脱”，若是意味着逃跑，大约跑到哪儿也还是难于解脱，唯平心静气地接受一个永动的过程，才可望“得大自在”。彼岸，我想并不与此岸分离，并不是在这个世界的那边存在着一个彼岸。当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时，我想，他的心魂已经进入彼岸。彼岸可以进入，但彼岸又不可能到达，是否就是说：彼岸又不是一个名词，而是动词？我想是的。彼岸、普度、宏愿、拯救，都是动词，都是永无止境的过程。而过程，意味着差别、矛盾、运动和困苦的永远相伴，意味了普度的不可完成。既然如此，佛的“普度众生”以及地藏菩萨的大愿岂不是一句空话了？不见得。理想，恰在行的过程中才可能是一句真话，行而没有止境才更见其是一句真话，永远行便永远能进入彼岸且不弃此岸。若因行的不可完成，便叹一声“活得真累”，而后抛弃爱愿，并美其名为“解脱”和“得大自在”——人有这样的自由，当然也就不必太反对，当然也就不必太重视，就像目送一只UFO离去，回过头来人间如故。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说到底人只可拯救自己，不能拯救他人，因而爱的问题可以取消。我很相信“说到底人只可拯救自己”，但怎样拯救自己呢？人不可能孤立地拯救自己和把自己拯救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世上如果只有一个人，或者只有一个生命，拯救也就大可不必。拯救，恰是在万物众生的缘缘相系之中才能成立。或者说，福乐逍遥可以独享，拯救则从来是对众生（或曰人类）苦乐福患的关注。孤立一人的随生随灭，细细想去，原不可能有生命意义的提出。因而爱的问题取消，也就是拯救的取消。

当然“爱”也是一个动词，处于永动之中，永远都在理想的位置，不可能有彻底圆满的一天。爱，永远是一种召唤，是一个问题。爱，是立于此岸的精神彼岸，从来不是以完成的状态消解此岸，而是以问题的方式驾临此岸。爱的问题存在与否，对于一个人、一个族、一个类，都是生死攸关，尤其是精神之生死攸关。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墙下短记

一些当时看去不太要紧的事却能长久扎根在记忆里。它们一向都在那儿安睡，偶尔醒一下，睁眼看看，见你忙着（升迁或者遁世）就又睡去，很多年里它们轻得仿佛不在。千百次机缘错过，终于一天又看见它们，看见时光把很多所谓人生大事消磨殆尽，而它们坚定不移固守在那儿，沉沉地有了无比的重量。比如一张旧日的照片，拍时并不经意，随手放在哪儿，多年中甚至不记得有它，可忽然一天整理旧物时碰见了它，拂去尘埃，竟会感到那是你的由来也是你的投奔；而很多郑重其事的留影，却已忘记是在哪儿和为了什么。

近些年我常常想起一道墙，碎砖头垒的，风可以吹落砖缝间的细土。那道墙很长，至少在一个少年看来是很长，很长之后拐了弯，拐进一条更窄的小巷里去。小巷的拐角处有一盏街灯，紧挨着往前是一个院门，那里住过我少年时的一个同窗好友。叫他L吧。L和我能不能永远是好友，以及我们打完架后是否又言归于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度形影不离，流动不居的生命有一段就由这友谊铺筑成。细密的小巷中，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们一起走，冬天和夏天，风声或蝉鸣，太阳到星空，十岁也许九岁的L曾对我说，他将来要娶班上一个（暂且叫她作M的）女生做老婆。L转身问我：“你呢，想和谁？”我准备不及，想想，觉得M确是漂亮。L说他还要挣很多钱。“干吗？”“废话，那时你还花你爸的钱呀？”少年之间的情谊，想来莫过于我们那时的无猜无防了。

我曾把一件珍爱的东西送给L。一本连环画呢，还是一个什么玩具？已经记不清。可是有一天我们打了架，为什么打架也记不清了，但丝毫不忘的是：打完架，我又去找L要回了那件东西。

老实说，单我一个人是不敢去要的，或者也想不起去要。是几个当时也对L不大满意的伙伴指点我、怂恿我，拍着胸脯说他们甘愿随我一同前去讨还，再若犹豫就成了笨蛋兼而傻瓜。就去了。走过那道很长很熟悉的墙，夕阳正在上面灿烂地照耀，但在我的记忆里，走到L家的院门时，巷角的街灯已经昏黄地亮了。这只可理解为记忆的作怪。

站在那门前，我有点儿害怕，身旁的伙伴便极尽动员和鼓励，提醒我：倘掉头撤退，其卑鄙甚至超过投降。我不能推卸罪责给别人：跟L打架后，我为什么要把送给L东西的事告诉别人呢？指点和怂恿都因此发生。我走进院中去喊L, L出来，听我说明来意，愣着看一会儿我，让我到大门外等着。L背着他的母亲，从屋里拿出那件东西交在我手里，不说什么，就又走回屋去。结束总是非常简单，咔嚓一下就都过去。

我和几个同来的伙伴在巷角的街灯下分手，各自回家。他们看看我手上那件东西，好歹说一句“给他干吗”，声调和表情都失去来时的热度，失望甚或沮丧料想都不由于那件东西。

我贴近墙根独自往回走，那墙很长，很长而且荒凉，记忆在这儿又出了差误，好像还是街灯未亮、迎面的行人眉目不清的时候。晚风轻柔得让人无可抱怨，但魂魄仿佛被它吹离，飘起在黄昏中再消失进那道墙里去。捡根树枝，边走边在那墙上轻划，砖缝间的细土一股股地垂流……咔嚓一下所送走的，都扎根进记忆去酿制未来的问题。

那很可能是我对于墙的第一种印象。

随之，另一些墙也从睡中醒来。

几年前，有一天傍晚“散步”，我摇着轮椅走进童年时常于其间玩耍的一片胡同。其实一向都离它们不远，屡屡在其周围走过，匆忙得来不及进去看望。

记得那儿曾有一面红砖短墙，墙头插满锋利的碎玻璃碴儿，我们一群八九岁的孩子总去搅扰墙里那户人家的安宁，攀上一棵小树，扒着墙沿央告人家把我们的足球扔出来。那面墙应该说藏得很是隐蔽，在一条死巷里，但可惜那巷口的宽度很适合做我们的球门，巷口外的一片空地是我们的球场。球难免是要踢向球门的，倘临门一脚踢飞，十之八九便降落到那面墙里去。墙里是一户善良人家，飞来物在我们的央告下最多被扣压十分钟。但有一次，那足球学着篮球的样子准确投入墙内的面锅，待一群孩子又爬上小树去看时，雪白的面条热气腾腾全滚在煤灰里。正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足球事小，我们乘暮色抱头鼠窜。好几天后，我们由家长带领，以封闭“球场”为代价换回了那只足球。

条条小巷依旧，或者是更旧了。可能正是国庆期间，家家门上都插了国旗。变化不多，唯独那“球场”早被压在一家饭馆和一座公厕下面。“球门”对着饭馆的后墙，那户善良人家料必是安全得多了。

我摇着轮椅走街串巷，闲度国庆之夜。忽然又一面青灰色的墙叫我怦然心动，我知道，再往前去就是我的幼儿园了。青灰色的墙很高，里面有更高的树，树顶上曾有鸟窝，现在没了。到幼儿园去必要经过这墙下，一俟见了这面高墙，退步回家的希望即告断灭。那青灰色几近一种严酷的信号，令童年分泌恐怖。

这样的“条件反射”确立于一个盛夏的午后，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那时的蝉鸣最为浩大。那个下午母亲要出长差，到很远的地方去。我最高的希望是她不去出差，最低的希望是我可以不去幼儿园，在家，不离开奶奶。但两份提案均遭否决，据哭力争亦不奏效。如今想来，母亲是要在远行之前给我立下严明的纪律。哭声不停，母亲无奈说带我出去走走。“不去幼儿园！”出门时我再次申明立场。母亲领我在街上走，沿途买些好吃的东西给我，形势虽然可疑，但看看走了这么久又不像是去幼儿园的路，牵着母亲的长裙心里略略地松坦。可是！好吃的东西刚在嘴里有了味道，迎头又来了那面青灰色高墙，才知道条条小路相通。虽立刻大哭，料已无济于事。但一迈进幼儿园的门槛，哭喊即自行停止，心里明白没了依靠，唯规规矩矩做个好孩子是得救的方略。幼儿园墙内，是必度的一种“灾难”，抑或只因为这一个孩子天生地怯懦和多愁。

三年前我搬了家，隔窗相望就是一所幼儿园，常在清晨的赖睡中就听见孩子进园前的嘶嚎。我特意去那园门前看过，抗拒进园的孩子其壮烈都像宁死不屈，但一落入园墙便立刻吞下哭声，恐惧变成冤屈，泪眼望天，抱紧着对晚霞的期待。不见得有谁比我更能理解他们，但早早地对墙有一点儿感受，不是坏事。

我最记得母亲消失在那面青灰色高墙里的情景。她当然是绕过那面墙走上了远途的，但在我的印象里，她是走进那面墙里去了。没有门，但是母亲走进去了，在那些高高的树上蝉鸣浩大，在那些高高的树下母亲的身影很小，在我的恐惧里那儿即是远方。

坐在窗前，看远近峭壁林立一般的高墙和矮墙。我现在有很多时间看它们。有人的地方一定有墙。我们都在墙里。没有多少事可以放心到光天化日下去做。规规整整的高楼叫人想起图书馆的目录柜，只有上帝可以去拉开每一个小抽屉，查阅亿万种心灵秘史，看见破墙而出的梦想都在墙的封护中徘徊。还有死神按期来到，伸手进去，抓阄儿似的摸走几个。

我们有时千里迢迢——汽车呀、火车呀、飞机可别一头栽下来呀——只像是为了去找一处不见墙的地方：荒原、大海、林莽甚至沙漠。但未必就能逃脱。墙永久地在你心里，构筑恐惧，也牵动思念。一只“飞去来器”，从墙出发，又回到墙。你千里迢迢地去时，鲁宾逊正千里迢迢地回来。

哲学家先说是劳动创造了人，现在又说是语言创造了人。墙是否创造了人呢？语言和墙有着根本的相似：开不尽的门前是撞不尽的墙壁。结构呀、解构呀、后什么什么主义呀……啦啦啦，啦啦啦……游戏的热情永不可少，但我们仍在四壁的围阻中。把所有的墙都拆掉就不行么？我坐在窗前用很多时间去幻想一种魔法。比如“啦啦啦，啦啦啦……”很灵验地念上一段咒语，唰啦一下墙都不见。怎样呢？料必大家一齐慌作一团（就像热油淋在蚁穴），上哪儿的不知道要上哪儿了，干吗的忘记要干吗了，漫山遍野地捕食去和睡觉去么？毕竟又嫌趣味不够，然后大家埋头细想，还是要砌墙。砌墙盖房，不单为避风雨，因为大家都有些秘密，其次当然还有一些钱财。秘密，不信你去慢慢推想，它是趣味的爹娘。

其实秘密就已经是墙了。肚皮和眼皮都是墙，假笑和伪哭都是墙，只因这样的墙嫌软嫌累，要弄些坚实耐久的来加密。就算这心灵之墙可以轻易拆除，但山和水都是墙，天和地都是墙，时间和空间都是墙，命运是无穷的限制，上帝的秘密是不尽的墙。真要把这秘密之墙也都拆除，虽然很像似由来已久的理想接近了实现，但是等着瞧吧，满地球都怕要因为失去趣味而响起昏昏欲睡的鼾声，梦话亦不知从何说起。

趣味是要紧而又要紧的。秘密要好好保存。

探秘的欲望终于要探到意义的墙下。

活得要有意义，这老生常谈倒是任什么主义也不能推翻。加上个“后”字也是白搭。比如爱情，她能被物欲拐走一时，但不信她能因此绝灭。“什么都没啥了不起”的日子是要到头的，“什么都不必介意”的舞步可能“潇洒”地跳去撞墙。撞墙不死，第二步就是抬头，那时见墙上有字，写着：哥们儿你要上哪儿呢，这到底是要干吗？于是躲也躲不开，意义找上了门，债主的风度。

意义的原因很可能是意义本身。干吗要有意义？干吗要有生命？干吗要有存在？干吗要有有？重量的原因是引力，引力的原因呢？又是重量。学物理的人告诉我：千万别把运动和能量，以及时空分割开来理解。我随即得了启发：也千万别把人和意义分割开来理解。不是人有欲望，而是人即欲望。这欲望就是能量，是能量就是运动，是运动就走去前面或者未来。前面和未来都是什么和都是为什么？这必来的疑问使意义诞生，上帝便在第七天把人造成。上帝比靡非斯特更有力量，任何魔法和咒语都不能把第七天的成就删除。在第七天以后所有的光阴里，你逃得开某种意义，但逃不开意义，如同你逃得开一次旅行但逃不开生命之旅。

你不是这种意义，就是那种意义。什么意义都不是，就掉进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你是一个什么呢？生命算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轻得称不出一点儿重量你可就要消失。我向L讨回那件东西，归途中的惶茫因年幼而无以名状，如今想来，分明就是为了一个“轻”字：珍宝转眼被处理成垃圾，一段生命轻得飘散了，没有了，以为是什么原来什么也不是，轻易、简单，灰飞烟灭。一段生命之轻，威胁了生命全面之重，惶茫往灵魂里渗透：是不是生命的所有段落都会落此下场啊？人的根本恐惧就在这个“轻”字上，比如歧视和漠视，比如嘲笑，比如穷人手里作废的股票，比如失恋和死亡。轻，最是可怕。

要求意义就是要求生命的重量。各种重量。各种重量在撞墙之时被真正测量。但很多重量，在死神的秤盘上还是轻，秤砣平衡在荒诞的准星上。因而得有一种重量，你愿意为之生也愿意为之死，愿意为之累，愿意在它的引力下耗尽性命。不是强言不悔，是清醒地从命。神圣是上帝对心魂的测量，是心魂被确认的重量。死亡光临时有一个仪式，灰和土都好，看往日轻轻地蒸发，但能听见，有什么东西沉沉地还在。不期还在现实中，只望还在美丽的位置上。我与L的情谊，可否还在美丽的位置上沉沉地有着重量？

不要熄灭破墙而出的欲望，否则鼾声又起。

但要接受墙。

为了逃开墙，我曾走到过一面墙下。我家附近有一座荒废的古园，围墙残败但仍坚固，失魂落魄的那些岁月里我摇着轮椅走到它跟前。四处无人，寂静悠久，寂静的我和寂静的墙之间，膨胀和盛开着野花，膨胀和盛开着冤屈。我用拳头打墙，用石头砍它，对着它落泪、喃喃咒骂，但是它轻轻掉落一点儿灰尘再无所动。天不变道亦不变。老柏树千年一日伸展着枝叶，云在天上走，鸟在云里飞，风踏草丛，野草一代一代落子生根。我转而祈求墙，双手合十，创造一种祷词或谶语，出声地诵念，求它给我死，要么还给我能走的腿……睁开眼，伟大的墙还是伟大地矗立，墙下呆坐一个不被神明过问的人。空旷的夕阳走来园中，若是昏昏地睡去，梦里常掉进一眼枯井，井壁又高又滑，喊声在井里嗡嗡碰撞而已，没人能听见，井口上的风中也仍是寂静的冤屈。喊醒了，看看还是活着，喊声并没惊动谁，并不能惊动什么，墙上有青润的和干枯的苔藓，有蜘蛛细巧的网，死在半路的蜗牛身后拖一行鳞片似的脚印，有无名少年在那儿一遍遍记下的3.1415926……

在这墙下，某个冬夜，我见过一个老人。记忆和印象之间总要闹出一些麻烦：记忆说未必是在这墙下，但印象总是把记忆中的那个老人搬来，真切地在这墙下。雪后，月光朦胧，车轮吱吱叽叽轧着雪路，是园中唯一的声响。这么走着，听见一缕悠沉的箫声远远传来，在老柏树摇落的雪雾中似有似无，尚不能识别那曲调时已觉其悠沉之音恰好碰住我的心绪。侧耳屏息，听出是《苏武牧羊》。曲终，心里正有些凄怆，忽觉墙影里一动，才发现一个老人背壁盘腿端坐在石凳上，黑衣白发，有些玄虚。雪地和月光，安静得也似非凡。竹箫又响，还是那首流放绝地、哀而不死的咏颂。原来箫声并不传自远处，就在那老人唇边。也许是气力不济，也许是这古曲一路至今光阴坎坷，箫声若断若续并不高亢，老人颤颤的吐纳之声亦可悉闻。一曲又尽，老人把箫管轻横腿上，双手摊放膝头，看不清他是否闭目。我惊诧而至感激，一遍遍听那箫声和箫声断处的空寂，以为是天喻或是神来引领。

那夜的箫声和老人，多年在我心上，但猜不透其引领指向何处。仅仅让我活下去似乎用不着这样神秘。直到有一天我又跟那墙说话，才听出那夜箫声是唱着“接受”，接受天命的限制。（达摩的面壁是不是这样呢？）接受残缺。接受苦难。接受墙的存在。哭和喊都是要逃离它，怒和骂都是要逃离它，恭维和跪拜还是想逃离它。我常常去跟那墙谈话，对，说出声，默想不能逃离它时就出声地责问，也出声地请求、商量，所谓软硬兼施。但毫无作用，谈判必至破裂，我的一切条件它都不答应。墙，要你接受它，就这么一个意思反复申明，不卑不亢，直到你听见。直到你不是更多地问它，而是听它更多地问你，那谈话才称得上谈话。

我一直在写作，但一直觉得并不能写成什么，不管是作品还是作家还是主义。用笔和用电脑，都是对墙的谈话，是如衣食住行一样必做的事。搬家搬得终于离那座古园远了，不能随便就去，此前就料到会怎样想念它，不想最为思恋的竟是那四面矗立的围墙；年久无人过问，记得那墙头的残瓦间长大过几棵小树。但不管何时何地，一闭眼，即刻就到那墙下。寂静的墙和寂静的我之间，野花膨胀着花蕾，不尽的路途在不尽的墙间延展，有很多事要慢慢对它谈，随手记下谓之写作。

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

复杂的必要

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我和父亲和妹妹去寻过她的坟。

母亲去得突然，且在中年。那时我坐在轮椅上正惶然不知要向哪儿去，妹妹还在读小学。父亲独自送母亲下了葬。巨大的灾难让我们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甚至把墙上她的照片也收起来，总看着她和总让她看着我们，都受不了。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无言：没有一句关于她的话是恰当的，没有一个关于她的字不是恐怖的。

十年过去，悲痛才似轻了些，我们同时说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坟。三个人也便同时明白，十年里我们不提起她，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着她。

坟却没有了，或者从来就没有过。母亲辞世的那个年代，城市的普通百姓不可能有一座坟，只是火化了然后深葬，不留痕迹。父亲满山跑着找，终于找到了他当年牢记下的一个标志，说：离那标志向东三十步左右就是母亲的骨灰深埋的地方。但是向东不足二十步已见几间新房，房前堆了石料，是一家制作墓碑的小工厂了，几个工匠埋头叮当地雕凿着碑石。父亲憋红了脸，喘气声一下比一下粗重。妹妹推着我走近前去，把那儿看了很久。又是无言。离开时我对他们俩说：也好，只当那儿是母亲的纪念堂吧。

虽是这么说，心里却空落得以至于疼。

我当然反对大造阴宅。但是，简单到深埋且不留一丝痕迹，真也太残酷。一个你所深爱的人，一个饱经艰难的人，一个无比丰富的心魂……就这么轻易地删减为零了？这感觉让人沮丧至极，仿佛是说，生命的每一步原都是可以这样删除的。

纪念的习俗或方式可以多样，但总是要有。而且不能简单，务要复杂些才好。复杂不是繁冗和耗费，心魂所要的隆重，并非物质的铺张可以奏效。可以火葬，可以水葬，可以天葬，可以树碑，也可为死者种一棵树，甚或只为他珍藏一片树叶或供奉一根枯草……任何方式都好，唯不可一味地简单。任何方式都表明了复杂的必要。因为，那是心魂对心魂的珍重所要求的仪式，心魂不能容忍对心魂的简化。

从而想到文学。文学，正是遵奉了这种复杂原则。理论要走向简单，文学却要去接近复杂。若要简单，任何人生都是可以删减到只剩下吃喝屙撒睡的，任何小说也都可以删减到只剩下几行梗概，任何历史都可以删减到只留几个符号式的伟人，任何壮举和怯逃都可以删减成一份光荣加一份耻辱……但是这不行，你不可能满足于像孩子那样只盼结局，你要看过程，从复杂的过程看生命艰巨的处境，以享隆重与壮美。其实人间的事，更多的都是可以删减但不容删减的。不信去想吧。比如足球，若单为决个胜负，原是可以一上来就踢点球的，满场奔跑倒为了什么呢？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日

足球内外

/一/

从电视里看足球，好处是局部争夺看得清楚，球星们的眉目也真切，坏处是只见局部，此局部切换到彼局部看不出阵形，不知昌盛之外藏了什么腐败，或平淡的周围正积酿着怎样的激情，更要紧的是欣赏欲望被摄像师的趣味控制，形同囚徒，只可在二十英寸的一方小窗中偷看风云变幻。很想再身临实地去看一回。上一回去体育场看足球是二十多年前了，那时腿还未残。

桑普多利亚队二次来京时，朋友们把我抬进了体育场。去之前心里忐忑，怕人家不让轮椅进，倒去平白葬送一个快乐的晚上。这担心是多余了，守门人把我看了一会儿，便亲自为我开道。朋友们抬轿似抬我上楼梯时，一群年轻球迷竟冲我鼓掌，喊：“行嘿哥们儿，有您这样儿的，咱中国队非赢不可！”

体育场里不认得了。过去的印象是除去一坪绿草蓬勃鲜明，四周则密麻麻灰压压都是规规矩矩的看客，自由唯不谨慎时才有所泄露。现在呢，球场就像盛装的舞台，观众席上五彩缤纷旗幡涌动，呐喊声、歌声、喇叭声……沸反盈天。第一个感受是，观众不再仅仅是观众，此乃一场巨型卡拉OK。

第二个感受是，“同志”这个渐渐消逝着的词儿于此无声地再现光辉。此处的人群与别处的人群大不相同，虽摩肩接踵难免磕磕碰碰，但进攻式的粗鲁没有，防御式的客气也没有，认识不认识的都像是相知已久，你一掏烟他就点火，甭谢，相互默契，然后开“侃”。侃的当然都是足球，侃者或儒雅或狂放，却都不把球场外的身份带进来，这儿只承认球迷的一份尊严与平等。是球迷吗？行，好样儿的，一家人，“先生”“小姐”都太生分，是同志。虽“同志”二字并不发声，但我感到在人们未及发觉的心底，正是存在着这两个字。也许，同志一词原就是由这样的情境产生。这让我想起一九七六年地震时的情景，因为灾难的平等，使人间的等级隔膜一时消退，震后大家都曾怀念震时的人际关系，遗憾那样的美好何以不能长久。

/二/

那时是因为灾难一视同仁，现在呢？现在是因为真正的欢乐也须如此。狂欢，唯一视同仁才可能，唯期冀自由和庆贺平等的时刻才有狂欢。

我不大看得见绿草坪上正在进行的比赛，因为至少有八十分钟人们是站着看的，激动的情绪使他们坐不下来，所有的座位都像是装了弹簧，往下一坐就反弹起来。前面的一对年轻恋人不断回头向我表示歉意，就像狂欢的队伍时而也注意一下路边掉队的老人，但是没办法，盛典正是如火如荼我们不能不跟随着去呀。我表示理解。我也很满足。我坐在人群背后专心倾听，狂欢是可以听的，以听的方式加入狂欢。

人们谈论着，赞美着，笑着和骂着……我听出多数人并不怎么懂足球，或者说并不像教练员和裁判员们那样懂足球，但他们懂得那不仅仅是足球，那更是狂欢，技术和战术都是次要的，一坪绿草上正在演出的是如祭礼一般的仪式！黑衣裁判仿佛祭司，飞来飞去的皮球如同祭器，满场奔跑着的球员是诸神的化身，四周的人群呢，是唱诗班，是一路朝拜而来的信徒或众生。所以你不能仅仅是看客，你来了是来参加的。所以不能单是看，更要听，用心领悟，人们如醉如痴是因为听到了比球场更为辽阔的世界和比九十分钟更为悠久的历史，听到了这仪式所象征的人的无边梦想，于是还要呼喊，还要吹响喇叭，还要手舞足蹈，以便一向要遏制或管束我们的命运之神能够为之感动，至于他感动了之后会赐给我们什么好处倒不是这呼喊所关心的，给或者不给那都一样，给或者不给，无边的梦想总要表达总要流传。

人需要狂欢，尤其今天。现代生活令人紧张，令人就范，常像让狼追着，没头苍蝇似的乱撞，身体拥挤心却隔离，需要有一处摆脱物欲、摆脱利害、摈弃等级、吐尽污浊、普天同庆的地方。人们选择了足球场，平凡的日子里只有这儿能聚拢这么多人，数万人从四面八方走来一处便令人感动，让人感受到一种象征，就像洛杉矶奥运会时的一首歌中所唱：We are the world。而在这世界上，当灾难休闲或暂时隐藏着，唯狂欢可聚万众于一心，于是那首歌接着唱道：We are the children。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那是说：此时此地世界并不欣赏成人社会的一切规则，唯以孩子的纯真参加进对自由和平等的祈祷中来，才有望走近那无限时空里蕴藏的梦想。

/三/

但是，强者的雄风太迷人了，战胜者的荣耀太吸引人了，而且这雄风和荣耀必是以弱者和失败者的被冷落为衬照，这差别太刺激人了，于是人很容易忘记领听（谛听和领悟），全副热情都掉进那差别中，去争夺居强的一端。争夺的热情大致基于这样的心理：在诸多的国家中我在的国家是最强的，在诸多的城市中我居住的城市是最好的，在诸多的民族中我属的民族是最优秀的，甚而至于在诸多朝圣的路途中我的路途是最神圣的。这样的心理若是只意味着战胜自己，也许本来不坏，但是，对荣耀的渴望使人再也听不见无限时空里的属于全人类的危惧和梦想，胜利仅仅在打败对方的欲望中成立。梦想从无限的时空萎缩进人际的输赢，狂欢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争夺，那时“同志”忽然就被“立场”取代。在“同志”被“立场”取代的地方（不管是明着还是暗着），便不再有朝圣的仪式，而是战争的模型了。

我想起“文革”中的一些惨剧，大半是由立场做着前导；明知某事是假是恶是丑，但立场却能教你违心相随或缄口不言，甚而还要忏悔自己的立场不坚定。不不，立场和观点绝然不同，观点是个人思想的自由，立场则是集体对思想的强制。立场说穿了就是派同伐异，顺我派者善，逆我派者恶，不需再问青红皂白。否则为什么要有立场这个词呢？尤其是观点一词并不作废的时候，立场究竟是要说什么呢？是说相同观点的人要站到一起来吗？首先，相同的观点因其相同不是已经站到一起来了么？再强调站到一起来是什么意思？其次，观点并非永远不变，相同一旦变成不同是否就要以立场的名义施之惩罚呢？若非如此，就真想不懂立场为什么不算是一句废话？记得“文革”年代有一首童谣：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看谁立场最坚定。这可真是童言无忌道破天机。奇怪的是这童谣在当时怎么没有被划作反动言论，想来绝不是四人帮一流的疏忽，而是在他们看来这正是立场的本意。

立场怎样不知不觉地走进人间，也就怎样神鬼莫察地进了足球场，此一方球迷与彼一方球迷的大打出手、视若仇敌便屡见不鲜。我们是世界，变成了：我们是国家，我们是民族，我们是帮派，我们是我们，你们他妈的是你们。我们是孩子，则变成了：我们是英雄，我们是好汉，你们他妈的算是什么玩意儿？

本没有谁一心去做孬种，或号召大家争当败类。值得担心的倒是“英雄”“好汉”的内涵不清，倘英雄主义糊里糊涂地竟认同起暴力来，肯定不会有好局面送给人间。狂欢精神一旦散失，便特别危险地要蜕变成狂热，勇猛和不屈都来不及对着生命的困惑，而要顺理成章地杀向异己的人类了（比如网球明星塞莱斯的被刺）。立场这个词把我们害着，把足球以及所有体育比赛都害着，把足球场里和地球上面的英雄害着，把狂欢精神和神圣之域也害着。

神圣之域尤其是不需要宣扬立场的。神圣并不蔑视凡俗，更不与凡俗敌对，神圣不期消灭也不可能消灭凡俗，任何圣徒都凡俗地需要衣食住行，也都凡俗地难免心魂的歧途，唯此神圣才要驾临俗世。神圣只是对凡俗的救助和感召，在富足或贫困的凡俗生活同样会步入迷茫、同样可能昏昏堕落的时候，神圣以其爱与美的期念给我们一条无尽无休的活路。

/四/

埃斯科巴（哥伦比亚足球队2号，后卫）在“世界杯”后的惨死，是足球史和体育史上旷古的灾难，是所有球迷及全人类都该深思的。埃斯科巴的惨死，很像马尔克斯的一篇著名小说的标题，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所谓事先张扬，并不单指几个歹徒先期发出了威吓，而是说，这场凶杀早已在狂欢精神退出足球场时就已经张扬开了。而地球上的一切战争、不义和杀戮，大约也都是这样张扬开的。

狂欢精神丢失了，甚至兴趣也不在足球的技艺上，狂热去投奔哪儿呢？毫无疑问也绝无例外——去投奔战胜者的荣耀。

但是，鲜花、赞美、崇拜都向着战胜者去，失败者一无所有。已经说过，这差别太刺激人了，刺激的结果必是愤恨产生。狂欢精神的丢失，其不妙并不直接表现在战胜者的志得意满，而是最先显露于失败者的愤恨不平，尤其这愤恨并不对着神圣之域的被污染，而是由于自己的遭冷落，这愤恨便要积蓄到失去理性。屡屡的失败而且仍然忘记着聆听，看着吧，坏孩子的脾气就要发作。他本来想的是：我是最好的和我们是最好的，你们他妈的算是什么东西？可是现在怎么一切都颠倒了呢？被惯坏的孩子就要闹脾气，像北京话里说的要“耍叉”了，不讲理了，要在球场之外去寻报复了，要不择手段地去占住那居强的一端。

这样“耍叉”的孩子，常常也声称不欣赏现实世界的规则，但是留神，这与狂欢精神绝不一样，狂欢是在祈祷全人类的自由，“耍叉”的孩子是要大家都来恭维他和跟随他的主义。也可能他的主义是好的，但也可能他的主义是坏的呢？

/五/

所以，不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让所有的观点都有表达的机会，旗倒不妨慢举。并非不可以谈主义，但主义之前（或大旗之下）最好先有问题的研究，比如说：英雄和神圣都是什么含义呢？再比如：“做人要有尊严”这句话其实什么都没说，因为什么是尊严呢？以及怎么维护这尊严？

成功者就一定是英雄，或者反抗者就一定是英雄么？神圣就是轻物利，或者退避红尘独享逍遥？尊严呢，是否单靠一副傲骨，或随时都警惕着一条测量他人冷热的神经？当然不这么简单。比如爱是神圣的，但爱是怎么回事似乎一向还是问题。有一种意见说：爱就够了，不必弄什么清楚。可是不清楚又怎么知道就够了呢？除非是自己够了，但这就又回到废话上。人民也是神圣的，但这样的大旗谁都能打着，贪污和行霸也用得着。不过有时也简单，比如“你们他妈的算是什么玩意儿”，此言一出即可明白，言者离英雄还远，那很像是自慰的一条计策（阿Q做证），而尊严，却在自以为维护的同时毁坏。所以，研究的项目还多，不忙举旗。

不说成功者。因为谁都不大可能永远不碰上失败。说反抗者。足球场上有好几种反抗者。一种已被红牌罚出场外，没什么说的了。一种在场外寻衅施暴，有法律管他，不说也罢。还有一种，以零比九落后着，而且比赛已经到了第八十九分钟，这不是篮球是足球啊——就是说输定了，但十一个反抗者却仍全心全力地踢着，忘生忘死地奔跑，他们的目的从来就不狭隘到只要求战胜对方，他们知道零比九和九比零都是那仪式中的一项启示，生命之途上的一步路程，而每一步路程的前面都是一样的无限——无限的困境和无限精彩的可能，这才是英雄的反抗者吧。尤其这时，如果九比零领先的一方也有如此领悟，不傲不怠，知道人际的胜负实属扯淡，此十一人与彼十一人都是困境的反抗者和精彩的体现者，这时，狂欢精神就全面地回来了。已经开始退场的球迷不是真正的球迷，他们看不见是什么回来了，而依然呐喊或呆望着的球迷是神圣的球迷，他们知道。

零比九是一个夸张。

但狂欢精神是怎样回来的？从哪儿，和经历了什么才回来？如果它回来了，必是因为这样的发现：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我们是注定的困苦，和注定的爱与美的祈盼。

/六/

说到精神的胜利，人们马上会想起阿Q，似乎那是未庄这一位农民的专利。真是天大的误会。其实哪一种胜利不是最后落实在精神上呢？单单落实在物质上的胜利倒要狭隘得多了。精神胜利者并不都是阿Q，因为并非人人都把癞头疮去做胜利的基础，更不为自己的蚤子比王胡的少些而愤愤。

不久前的“美洲杯”上，巴西靠“上帝之手”赢了阿根廷，赛后记者就这个球去问巴西队的感想，巴西队里竟有人说“去问他们的马拉多纳吧”，意思是说鼎鼎大名的马拉多纳也曾靠一个手球，为阿根廷队淘汰过英国队。我一向是巴西队的球迷，不因其冠军得的多，而因其把足球踢得潇洒美丽出神入化，但这一回真让千里万里之外的这一个巴西队的球迷为之羞愧。“上帝之手”有时难免，但上述回答真是有点儿阿Q的心理了。

这便想起足球场上还有一种反抗者，他们怎么也不能镇静地面对失败。他们的球队是最好的球队——这是他们立场的前提，不容怀疑也不容讨论的，于是失败就只好归咎到裁判头上去。毫无疑问，对裁判的错误应当揭露。但是这一种反抗者对裁判的错误一般采取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利于对方则暴怒，利于自己则窃喜，暴怒时他们要问公理何在？窃喜时他们心想彼此彼此什么他妈的公理？这真正是矫情。

矫情的结果是并不能让自己进步，贬损对方吧，又不真能使对方溃退，想来想去还是那个裁判讨厌。但是把那个讨厌的裁判骂也骂过了，形势仍不乐观。于是便时有贿赂裁判的事件发生，这倒是未庄那一位穷汉未及学成的计策。

文学界经常也能看见这样的矫情，总也盼不到赞誉和畅销的时候，便去骂“评论家”和读者，或者转而去贿赂他们，当然不是用金钱，而是用文思（或文风）向“评论家”和市场靠拢。雄心再大一些的则去化验获诺贝尔奖的丹方，说是得有这一味得有那一味中国人才可能获那大奖，少了这一味缺了那一味则是皓首穷经也必名落孙山的。结果弄得人无所适从，翻箱倒柜找故事，掘地三尺挖古董，中西大菜满汉全席都上了桌，还是无济于事。怎么回事呢？很可能就在忙着化验他人之丹方的时候，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丢了：心魂。而那里面才是无限地辽阔，无穷地丰富，有不尽地创造的可能呀。其实文学和足球一样，根本是在困惑和狂欢时的聆听，立足于地而向苍天的询问，魂游于天而对土地的关怀。奖者，一种有趣的标记而已。对于真正的球迷，零比零的结果并不表明九十分钟的无味或多余。

/七/

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

比如人对于狂欢和团聚的需要，以及狂欢和团聚又怎样演变成敌视和隔离，这已经说过。再比如它所表达的个人与群体的相互依赖，二十二个球员散布在场上，乍看似无关联，但牵一发而全身动，那时才看出来，每一个精彩点都是一个美妙结构的产物，而每一次局部失误都造成整体意图的毁灭。比如说，它的变化无穷正好似命运的难于预测，场上的阵势忽而潮涌忽而潮落，刚还是晴天朗照，转眼却又风声鹤唳，每一个位置都蕴含着极不确定的动向，每一个人都具“波粒二重性”，每一个点和每一个点之间的关系都有无限的可能，真正是测不准，因而预测足球的胜负就像预测天气变化一样靠不住，一个强队常常就被一支弱旅打得一败涂地，这在其他比赛中是少见的。又比如它的胜败常具偶然性，你十次射门都打在门柱上，我一次捡漏就致你于死地。而射在门柱上的那个球，只要再往里偏一公分就可能名垂球史，可这一公分其实就由于气流一阵细微的改变。那一次捡漏呢，则是因为对方的跑位也只差了一公分，这一公分的缘由说不定可以从看台上一位妙龄少女的午餐中去找。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智者千虑也把捉不住偶然性的乖戾，于是神神鬼鬼令人敬畏。这都与我们的命运太相似了。接着，外星人还可以在这儿受到法制启蒙，他会看出要是没有那位黑衣法官，这球赛就没法进行，他尤其会看出在诸条规则中不准越位是最根本的一条，否则大家都去门前等着射门，地球上就可能只剩下溜门撬锁的小偷和蒙面入室的大盗了。外星人还能在这儿看见警察（星星点点散布在各处），认识官员（稀稀落落坐在主席台上），了解商业（四周的广告牌），粗通建筑（钢筋水泥的体育场），探知艺术的起源（看台上情不自禁的歌舞），发现贫富之别（票价不同因而所占位置各异），发现门派之盛，相互间竟至于睚眦必报、拳脚相加、水火难容……总之，几乎人间所有的事物在这儿都有样品，所有的消息在这儿都有传达。

这个与人间同构的球场，最可能成为人间的模型或象征，刺激起人的种种占有欲，倘占有落空，便加倍地勾引起平素积蓄的怨愤，坏脾气就关不住闸门。爱的祈望并不总比恨的发泄有力量。如果地球世界的强权、歧视、怨恨和复仇依然长寿，当然足球世界就最易受到侵染，足球场上就最易出现殴斗和骚乱。

/八/

也许外星人最后还会看出一件事：在足球和地球上，旗幡林立的主义中，民族主义是最悠久也最坚固的主义，是最容易被煽动起来的热情。

坐在看台上，我发现我的热情也渐渐地全被立场控制，很难再有刚一进来时的那种狂欢的感动，也顾不上去欣赏球艺，喜与忧全随着中国队的利与不利而动。只要中国队一拿球便是满场的喝彩，只要意大利队一攻到禁区便是四起的嘘声。这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热情进一步高亢，殴斗和骚乱就都有了解释。这样的情绪倘再进一步走出足球场，流窜到地球的各个角落，渗透进人类诸多的理论和政策中去，冷战、热战，还有“圣战”也就都有了根据。

民族主义其实信奉的是“老子天下第一”，“老子”难免势单力薄，明摆着不能样样居强，这才借了“民族”去张扬。但若“老子”的民族也不能样样居强呢，便又很容易生出民族自卑感，自卑而不能以自强去超越，通常的方略就是拉出祖宗的光荣来撑腰，自吹自擂自欺自慰都认作骨气。其实，这样的主义者看重的也一定不是民族，倘自家闹出争端，民族也就无足轻重。不信就请细心注意，一到了没有外族之时他就变成地方主义，一到了没有外地之时他就变成帮派主义，三人行他提倡咱俩，只剩下咱俩事情就清楚了：我第一，你第二。

当然你不能不让谁认为自己正确和坚持自己认为的正确，（他说不定真就是天下第一呢？）但正确得靠研究的结果说话，深厚的土地上才是插牢一面大旗的地方。比如说“把什么和什么开除出文学正堂”，但是，由谁来圈定正堂的方位呢？开除一事又该由谁来裁决？恐怕谁都不合适。“正堂”和“开除”都在研究问题的气氛中自然发生，就像人们自然会沐浴清泉而排除污水，绝非可以毕其功于一面大旗的。

其实我们从幼儿园里就受过良好的教育：诚实，谦虚，摆事实讲道理。我们在学校里继续受着良好的教育：以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怎么长大成人倒变糊涂？是的是的，这世界太复杂，不可不有一点儿策略，否则寸步难行。但这不应该妨碍我们仍然需要看清一个真理：无论是民族还是主义，也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能够时时去查看自己的缺陷与危险的那一个（那一种）才有希望。

/九/

但是，谁总能那么冷静呢？况且，大家若一味地都是沉思般地冷静着，足球也不好玩，日子也很难过。不让激情奔涌是不行的，如同不让日走星移四季更换。不是足球酿造了激情，是激情创造了足球。激情是生之必要，就像呼吸和睡觉，不仅如此，激情更是生之希望，是善美之途的起步。

但是，什么才能使这激情不掉进仇视和战争呢？（据说，南美有两个国家曾因足球争端引发过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是苦难。不管什么民族和主义，不管怎么伟大和卑微，都不可能逃开的那一类苦难。

我又回忆起一九七六年地震时的情景，那时的人们既满怀激情又满怀爱意，一切名目下的隔离或敌视都显出小气和猥琐，唯在大地无常的玩笑中去承受生死的疑问，疑问并不见得能有回答，但爱却降临。只可惜那时光很短暂。

看来苦难并不完全是坏东西。爱，不大可能在福乐的竞争中牢固，只可能在苦难的基础上生长。当然应该庆幸那苦难时光的短暂，但是否可以使那苦难中的情怀长久呢？

长久地听见那苦难（它确实没有走远），长久地听见那苦难中的情怀，长久地以此来维护激情也维护爱意，我自己以为这就是宗教精神的本意。宗教精神当然并不等于各类教会的主张，而是指无论多么第一和伟大的人都必有的苦难处境，和这处境中所必要的一种思索、感悟、救路。万千歧途，都是因为失去了神的引领。这里说的神，并非万能的施主，而是人的全部困苦与梦想、局限与无限的路途，以及零比九时的一如既往，和由其召唤回来的狂欢。

一九九五年九月六日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再次修改

上帝的寓言

自从小巧的人脑把科学认作了神明，这颗美丽和谐的星球上便有一种叫作人的动物变得狂妄起来，自以为是天地的主宰，可以听凭自己的意志去移山填海、喝令万物、掠夺自然。

开始的时候，人类的聪明才智大约也曾让上帝欣喜（就像我们欣喜于电脑和机器人），但后来，人类的繁殖速度之快、享乐欲望之强、竞争热情之旺盛、掠夺技巧之高超，肯定令上帝大吃一惊。

这样，人类未来的一句广告词暗合了他们自己的地位：我们是害虫。森林和草原逐日萎缩，河流干涸，飞禽走兽被屠杀，大量物种灭绝在人类的餐桌上，土壤板结，沙漠扩展，大气层浑浊不堪，臭氧层烂开一个大洞……上帝见一颗蓬勃的果子上长了贪婪的害虫，便以疾病的方式喷洒杀虫剂：感冒啦，霍乱啦，鼠疫，结核，天花，等等。不料这害虫鬼机灵，慢慢有了抗药性，更加肆无忌惮。当一切杀虫剂都不能控制他们的时候，上帝能怎么办呢？上帝只好叹息着，看这颗果子蔫萎枯烂。上帝知道，果子被蛀空食尽之时，便是害虫自灭之日。

但狂妄的害虫执迷不悟，仍以加倍的乐观去维护一面贪婪之旗，高歌猛进。

上帝不忍，向他们发出暗示或警告。暗示或警告之一是：癌症。癌症，就是在一个本来和谐的生理结构中，忽然有一种细胞不可控制地猛增，先掠夺杀死异类，然后迎来自己的末日。上帝是要说：自然，本来就是一个完美的结构，人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细胞。上帝是要说：人，如果你们不能醒悟，不能自我控制，一味地膨胀膨胀膨胀，你们就是地球的癌症！暗示或警告之二是：艾滋病。艾滋病，就是由于贪婪地享乐而破坏了自身的免疫系统，以致丧失了抵抗疾病和自身修复的能力。上帝是要说：地球的自身免疫系统就是由森林、草原、河流、海洋、大气、飞禽走兽昆虫等等万物万灵结构起来的，人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上帝是要说：人，如果不能节制你们的欲望，破坏了生态平衡，地球离患艾滋病的日子就已不远！

终于有人听懂了上帝的寓言。据说吉林省人大已经通过立法：禁止一切捕猎，收缴一切猎器，不允许人类的餐桌上出现任何野生动物。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的立法。

但是，是否所有的人都能静下心来听一听上帝的寓言呢？是否所有的省份和国度都能确立这样的法律呢？是否仅仅禁猎一法就足够了呢？地球已经千疮百孔，我们真是罪孽深重，上帝和人类的万代子孙必定对我们抱着更多的期待。保护自然生态，想来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国破山河在”，尚有“城春草木深”，若山河破碎、草木不生、鸟兽尽绝呢，国之焉存？家之安在？

一九九六年五月五日

私人大事排行榜

这半个世纪留给了我们些什么？你能说出这半个世纪对你而言的一件或十件大事吗？当然，当你收到这份组稿函时，你就已经知道了这里所谓的“大事”，纯粹是就个人的思想经历而言的。

——引自《1999独白》组稿函

/一/

于我而言，本世纪下半叶的头一件大事，自然是我的出生。因为这是一切于我而言的经验和意义（包括“本世纪下半叶”这样一个概念）的前提，是独白的不容商量的出发点。

由于我的出生，世界开始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被观察，历史以一个前所未有的编排被理解，意义以一次前所未有的情感被询问。尽管这对他人来说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对历史来说是一个完全可以忽略的小小颤动，但那却是我的全部——全部精神际遇的严峻。佛家有一说：杀一生命，等于杀一世界。那么，一个生命的出生也就是一个世界的出生了，任何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

有一年，由报纸传来了一个消息：地球上已经活着五十亿个人了。我不曾计算这是第几件，但是我立刻相信这是一件大事：五十亿个世界中有多少被忽略的严峻呢？但可以肯定，五十亿个世界之间，有着趋近无限的相互沟通的欲望。

/二/

沟通的欲望，大约可算作第二件大事。当出生不由分说地把我局限在纷纭历史和浩瀚人群中的一个点上以来，我感到，我就是在这样的欲望中长大的；我猜测别人也会是这样。我说“大约可算作第二件大事”，是因为我预料这可能还是最后一件大事：这个欲望会毫不减弱地跟随我，直到生命的终点。

然而，沟通的欲望，却暗含了沟通的悲观处境：沟通既是欲望和永远的欲望，这欲望就指示了人之间的阻障和永远的阻障。人所企盼的东西必不是已经成为现实的东西，人之永久的企盼呢，当然就表明着永久的不可实现。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次文学讨论会，题目就是：“沟通，……”但就在这样一个美好的题目下，语言这个老奸巨猾的魔术家（抑或水性杨花的风流娘们儿）略施小计，就把一群安分与不安分的作家搞得晕头转向。我看见：语言的阻障，就像语言的求生一样坚强。我听见：同操汉语的讨论者们，谁也没有真正听懂谁的话，在几乎每一个词上都发生不止一个误解。我感到：这些误解是解释不清的，至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解释清楚，因为在解释的过程中，你不得不又去求助那些狡猾的语言，继续繁衍同样多的误解。那一刻，我对语言甚至有了鲁迅先生对阿Q的那种情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确实，人一直是在解释的路上，且无尽头。事实上，未必是我们在走路，而是路在走我们，就像电路必要经由一个个电子元件才成其为一个完整的游戏。上帝在玩其莫测高深的“电路”，而众人看那游戏，便有了千差万别的指向或意味。写作（或文学）自然也就是这样，唯一可能的共识就是这条路的没有尽头，而每个路口或路段都是独特的个人的命运，其不可替代性包含着相互不可彻底理解的暗示。

沉默就常常是必要的。沉默可以通向有声有形的语言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就像浪，舒缓下来，感悟到了水的深阔、水对浪的包容、水于浪的永久的梦想意义。

/三/

因此梦想成为第三件大事。但绝不是说梦想是第三等大事——好比排在元帅之后的上将，不，梦想也是元帅，第三位元帅倒可能是最能征善战的一位。

沟通，在现实那儿不受重用，便去投在梦想的麾下。

想一想，人可能实现的事物都有什么呢？无外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劳作与繁衍。而这一切，比如说荒野上的狼群和蜂族也都在一一执行，代代相传。一旦破出这个范围，则必发现：已是在梦想的领地。想一想吧：果腹之后的美食，御寒之外的时装，繁殖之上的爱情，富足之下的迷茫，死亡面前的意义，以及眺望中的远方，猜测中的未来，童年的惊奇与老年的回忆……人更多的时候是在梦想里活的。但人却常常忘恩负义，说梦想是最没有用处的东西。“做梦！”——这不是斥责便是嘲讽，否则是警告。但是，倘无梦想——我曾在另外的地方写过类似的话——人又是什么呢？电脑？机器？定理？程序？布设精确的多米诺骨牌？仪态得体的五十亿蜡像？由于电脑的不可一世，我们终于有机会发现，人的优势只有梦想了。有了梦想，人才可以在无限的时空与未知的威慑下，使信心得着源泉，使未来抱住希望，使刻板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其变化万千的可能。简而言之，它有无限的未知，我有无限的知欲；它有无限的阻障，我有无限地跨越阻障的向往；它是命定之规限，我是舍命之狂徒。这就是可尊可敬的梦想，是梦想可以欢笑的理由。

在没有终点的路上，可否说，沟通（以及一切属于精神的向往）已在梦想中实现了呢？但不是实现了，而是实现着。永远地实现着，不是更好么？我时刻感到，梦想是人生唯一乐观的依仗，尽管你也可以说这里面藏着无可奈何的因素。但是若问：梦想终于把我们送去何处？这就显得有点儿智力迟钝，它既无终点，当然是把我们送去对梦想的梦想，送去对梦想的爱戴与跟随。

/四/

关于梦想的意义，没有谁比加斯东·巴什拉在其《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中说得更好。我信手拣几句抄在这里（抄它，本身就有一种梦想的快乐）：

●面对真实的世界，人们能在自己身上发现那忧虑的本体存在。那时他们感到被抛到世界上，被抛到消极无人性的世界里，这时的世界是杳无人性的虚无。这时，我们的现实机能使我们不得不去适应现实，不得不把自己作为某种现实建立起来……但是梦想就其本质而言，不正是要把我们从现实的机能中解放出来吗？

●由于非现实机能的巧妙性，我们通过想象回到信任的世界，有自信的生存世界，梦想固有的世界。

●爱是两种诗情的相逢，两种梦想的融汇……两颗孤独心灵的梦想滋润着温馨的爱情。一位对爱的激情持现实主义态度的人在爱情的表达中只能看到一种窠臼。但是，伟大的激情仍然从伟大的梦想产生。如果将爱情与其整个非现实的性质相分离，那么爱情的现实性便会被破坏殆尽。

●童年持续于人的一生，童年的回归使成年生活的广阔区域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当梦想为我们的历史润色时，我们心中的童年就为我们带来了它的恩惠。必须和我们曾经是的那个孩子共同生活……从这种生活中人们得到一种对根的认识，人的本体存在，这整棵树都因此而枝繁叶茂。

●记忆是心理的废墟，是回忆的旧货铺。应该重新对我们的整个童年进行想象。在重新想象童年时，我们有可能在孤独孩子的梦想生活本身之中再发现这一童年。

●因此，让我们不按数字去梦想，梦想我们的青年时代、童年时代。啊！这些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内在的千年如此古远！

那属于我们的，在我们身心中的千年，几乎行将吞没先于我们的存在！当人深入梦想时，会永远无休止地开始。

●对宇宙的梦想使我们离开有谋划的梦想。对宇宙的梦想将我们放在一个天地中而不是一个社会里。……那会是一种心灵状态……那是整个心灵与诗人的诗的天地的全盘表露。

●想象力致力于展示未来。它首先是一种使我们摆脱沉重的稳定性羁绊的危险因素。……这些遐想拓宽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并使我们对宇宙充满信心。

是啊，尽管很快乐，但是不能再抄了，否则这篇文章到底算是谁写的呢？——这是一个挺无聊的现实概念，但你不能不记住它，因为我们不得不把自己作为某种现实建立起来。

/五/

电脑是一件大事吗？暂时还不是，它还只是一种很好用的小机器。但它将来也许是，倘其也有了梦想那才真正是一件大事。要是它有一天梦想着消灭人的梦想，试图与我们调换一下位置，那才是一件可怕的大事。它又吟诗又作画又谈情说爱，而我们待在一个小箱子里被标明型号被叫作“信息高速公路”，那事儿可就大了。我们叽叽吱吱地在地上跑，叽叽吱吱地在天上飞，叽叽吱吱地在太空中传递，被压扁成为图像，被抻长成为数据，被拷贝得千篇一律，被贮存得规规矩矩，被调动得奴颜婢膝，然后我们损坏，过时，成为有害的垃圾去污染上帝的田园……

不见得没有这样的危险。

记不得从本世纪下半叶的哪一天起了，信息成千上万倍地增殖，成千上万倍地加速，在人的大脑里占据越来越多的空间，广告词顶替着儿歌，股市情报充当起神话，童年成了游戏机的赞助人，晚年成了电视机的守望者，而人们还在喜气洋洋地奔走相告：“信息就是财富”“未来的天下乃信息之天下”“谁占有的信息越多，谁就越是这世界上的强者（强国，强族，强商，强集团，强男人与强女人）”。这样下去，生性好强的人们，为什么无限的信息不可能把你们有限的大脑占满呢？凭什么去指望它们善良厚道，不把你们的梦想删除，不把你们生命的神奇篡改呢？

危言耸听！

——很高兴听见这样的呵斥。为了它永远有理由遭此呵斥，本世纪下半叶的大事记中，应该保留这类耸人听闻的危言。

事实上那类很好用的小机器已经开始不把我们当人了。比如：它们才不想把体育奉为人之梦想的仪式呢，它们才不想把艺术辟为

心之沟通的无限机会呢，它们只想把我们好歹归置进程序里去，发射到利润里去，把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一律推行为广告的宿主。据说猴子是因为懒怠下树而终未取得做人的机会，我常猜想：耗子呢？耗子准是因为被信息挤掉了梦想而将做人的机会得而复失的。耗子们，无论攫食、安居、衍子、预警、备荒、避险、扩张……其能力之高妙，不能不使人相信它们有着卓越的信息交通，与人相比它们只是搞丢了梦想（鬼知道丢到哪儿去了），故而它们一味盯住地上，从不看天一眼。

/六/

因而想到一件事，不知算大算小。有一回我冲口说出：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在场的人撇嘴或喷饭，嘲笑：这不过是一个无聊的调侃。我一时糊涂，也就犹豫。当时我真该多想一想：此一相信与彼一嘲笑之间的差别，或此一无聊与彼一英明之间的差别，难道是人与猪之间可能有的差别？这岂不正是我之相信的剀切证据吗？我绝没有想说谁是猪的意思，也许倒是我长了一份猪脑子。

大约没有人会反对：人与猪的差别，根本在于人思想，猪不思想。至于其他官能，人与猪则大同小异。（听说，已有人试图把猪的除大脑以外的器官往人身上移植了。我感觉他们终会成功。）那么就是说，只要能证明思想与思想的差别大于思想与不思想的差别，也就证明了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了。可这还需要证明吗？不思想的猪固定为人间的一道大菜，而思想却是思想永远摸不透的邻居，人才是人的无常处境。举个例子：人喂猪，猪顶多以为那是爱它，绝不会有人的灵动，猜这未必不是个圈套。猪以其肉喂人呢，猪唯遭一回惊吓或抱一阵冤屈，断不会生出“奉献”之豪情或“苦肉”之诡计。再举几例：你想绕过一面墙，绕就是了，目测好它的长宽高不去碰它就好，它以其长宽高表明它对你的全部阻碍，绝不至于中途变卦。你想躲开一棵危然欲倾的树，只要看明它倾倒的方向即可以平安，不必像逃避一条人间的大棒，到底搞不清它从上下左右何处下手。如是等等。

这当然不是说，我就相信人不如猪好，进而去发“当人不如当猪”的牢骚。我只是说，人之复杂的欲念，乃由上帝之复杂的嗜好所牵动，绝非人的自以为足够复杂的智力可以全知，别以为有什么伟大的公式、主义或旗手，可以令其交出全部秘密。老子——我以为那是他在表扬人的时候——说：知不知为上。浪漫些想：若在天国的动物园，有一栏叫作人的生物展出，诸神会否送给他们一个俗称呢？如果送，料必就是这“知不知”，相仿于麋鹿的俗称是“四不像”。

但是，听“知不知”们讨论起随便什么问题（比如文学）来，你又会觉得，单此一个“知不知”远不够概括这一物种的特点，完全有必要在（王朔先生已经留意到的）写有“动物凶猛”的地方，换上尼采先生的发现：权力意志。确实，其凶猛盖由于此。因为，你慢慢听吧，那里面常常只有一句话：（文学，或者随便什么）当如此，不当如彼，如此者当助其昌隆，如彼者则莫如早早扼其于摇篮。当然，人有这样自由地思想与表达的权利，但幸好止于权利，倘变成权力呢？尤其要是在灿烂的旗帜上飘舞呢？

这样的时候，我就更加地相信了：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以及这样一种警醒多么有益于心情的健康。

文思之不同，恰如命运之大异，怎么能把它们捆到一条路上去呢？你比上帝高明吗？潇洒一生的人看不懂坎坷一世的心，屡屡遭殃的命进入不了好运频逢者的联翩妙想，人之间有着无形的永固的墙。人们都是在一条条无形且永固的巷子里走，大多时候，其情其思隔墙隔巷老死难相往来。世界真大，墙与巷多到不可计数。世界其实小，谁若能摸住三五面墙走进三五条巷也就不坏。这世界真是很糟糕吗？但上帝造它时，看这是好的，才这样成了。上帝却让通天塔不成，这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寓言：人的思路一旦统一，人就要变成魔鬼手中的小机器了。这大约，不，这肯定是上帝与魔鬼的一次赌博：上帝说他创造的是一场无穷无尽、美不胜收的舞蹈；魔鬼说不，你等着看我怎么把他们变成一群呆头呆脑、丑不堪言的小玩偶吧。

/七/

有两件似乎很大的事，我百思而终未得到哪怕稍稍可以满意的回答。

其一：人应该更崇尚理性呢，还是更尊重激情？（最勇敢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啊，山楂树呀，请你告诉我。）最好是鱼与熊掌兼得——但这不是回答。理性之为理性，就因为它要限制激情，继而得寸进尺还会损害激情、磨灭激情。激情之为激情，就因为它要冲破理性，随之贪得无厌还要轻蔑理性甚至失去理性。（山楂树下统共这么两位可爱的青年，你到底要哪一个？）但是你抛弃哪一个似乎都不可能，首先（姑娘啊）你忧郁地想念（他）它们，这就是激情；其次，你犹豫不决地选择，这就是理性。是呀，没有激情，人原地不动地成了泥胎，连理性也无从发展；丧失理性，人满山遍野地跑成兽类，连激情的美妙也不能发现、不能享受。这便如何是好？我想：姑娘她这么苦着，真是理性的罪行，否则她闭上眼睛去山楂树下摸一个回来，岂不省事？我又想：姑娘她这么苦着，实乃激情的作恶，否则她颈上套一串珠子远远地躲开山楂树，不就了结？或者我还想：这完全是那两个青年的责任，他们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坚具理性慨然告退，而另一个饱富激情冲过来把姑娘抱回家去！——但这无论是对姑娘，对两个青年，还是对我自己，都像似什么也没回答。

其二：人应该保留欲望呢，还是应该灭断欲望？不要欲望，亿万泥胎实际就已经掉进魔鬼的陷阱。甚至比这还要糟。鸟不叫云不飞，风不动心不摇，恶行灭尽善念不生，没有欲望则万物难存，甚至宇宙也不再膨胀，那是什么？有一种说法：那是一种凡夫俗子无从想见的美妙世界。——但是，这已经动了欲望，不过更为奢侈些罢了。看来还是得大大方方地保留欲望。可是，欲望不见得是一种甘于保留的东西，欲望之为欲望，注定它要无止境地扩展。但是，看看河流已经让它弄成了什么吧，看看草原、森林、海洋、土地和空气……都让它作践成了什么，地球千疮百孔空乏暗淡已经快被榨干了！那么，保留欲望同时限制欲望，如何？啊，这是不是又回到“其一”的逻辑里去了？限制的边界划到哪儿，划到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就是说欲望，应该到什么地方停下，什么时候截止呢？止以后呢，咱们干吗？咱们可不是一群傻瓜，能把一件玩具来回来去玩上一辈子。咱们总是要看看边界（不管什么边界）之外的奇妙。看看就够了？不行，还要拿来。拿来就够了？不行，我们总是看见边界就总是想越过边界。有人说：远游或探险，与窃盼外遇同出一源。又有俗话：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真是真是，谁会爱一个没有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欲的呆子呢？呆子不坏但不可爱，聪明的家伙可爱但可能坏，女人们的这份难处很像上帝的难处：把地球给泥胎去做花园呢，还是请欲望横生的人们去把它变成垃圾站？

/八/

我以为我终于听懂了人性恶。

说“人之初性本善”，恶行都是后天土壤的教唆，这很像是说种瓜得豆，种豆得海洛因。人性恶，当然也并非是说人这种坏东西只配铲除，而是说人性中原就埋着险恶。

还说“权力意志”吧。陈鼓应先生宁可把它译为“冲创意志”，认为尼采的本意是指人的创造力，而不是指世俗的权力，并引了尼采的原话，证明他是蔑视权势的。而章国锋先生相信还是“权力意志”译得正确，说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一种无法遏止的追求权力和占有的欲望，存在于世界万物之中，是世界的本质和存在的基础”。说“事实上，尼采所说的权力不仅指世俗权力，更重要的是指精神权力，即在精神上压倒、征服别人，从而取得控制、支配、统治别人的权力”。尼采的原意到底是什么，当是专家的讨论，我没有资格做判断。但我注意到了章国锋先生的这一句话：“维持生存、追求发展和渴求控制异体是权力意志的两种本质。”我倾向这句话。于是想到：我们赞美梦想，崇尚创造，同时提防欲望，但梦想、创造和欲望实为一母同胞。我虽然相信尼采的原意是要鼓动人的创造与超越，但“冲创”的本性中肯定携带了“权势”的基因。

记得诗人西川有一首诗，写笼中之豹的美丽生动，我已记不住原句，但我记住了那很像是人性的注脚与警示：绚耀的皮毛，浪动的脚步，警敏的眸光贮满勃勃生气，但是别忘了铁栏——千万别忽略它。唉，我们如何走去那美丽与生动呢？要么把它关进笼中，要么把自己关进笼中，走近它，中间隔着铁栏，去看它，赞美它和倾向它。否则，我们若不想成为猎物，就只好去做杀手。

战争的概念，绝不限于刀枪与火药、导弹与核武器——比这悠久并长命的战争是精神的歧视、心灵的戕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的那个“我”，即这类战争的受害者与继承人。本世纪末，有“话语霸权”的消息传来，有新一轮的反抗热情兴起，但慢慢听去，都还是来自“控制异体”的古老恨怨。

/九/

于是我又碰见一件想不大懂的大事——“价值相对主义”。

是呀，如果价值真理是绝对的、独尊的，它一向都应该由谁来审查和发布呢？霸主的宝座虚位以待，众人有幸可以撞上一位贤哲，倘事不凑巧，岂不又在魔鬼掌中？何况——“价值相对主义”说——真理压根儿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一地也彼一地也，或时过境迁，或入乡随俗，绝难以一概全。譬如：西方有西方的价值理想，东方有东方的传统信念，凭什么要由你或者他说了算？可是我却总也想不明白：西方是谁？东方又是谁呢？西方有很多国度有若干亿人，东方也有很多民族有若干亿人，一国又有若干省，一省又有若干市、县……如此仔细地“相对”下去，只好是每人一面旗，各行其是去吧。

我有时觉得应该赞成这样的主张。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梦，本来就是别人管不了的事。每个人有每个人惬意的活法，本来就不该遭受谁的干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情，虽可能有失恋的苦果，但绝不容忍谁来包办一份“甜食”。但我又想，这肯定行不得长久。孤独的旗上早晚还要飘起沟通的渴望，便是玄奥的禅语，不也还是希望俗众悟出其公案的含义？各行其是的人们呢，终于还会像最初那样谋求协作，但协作必要有规则，而规则的建立能不赖于价值的共识？

人呀，这可是在上帝的园中跳那永恒的舞蹈呢？还是中了魔鬼的符咒，在宇宙中这块弹丸之地疯牛一样地走圈儿？

/十/

大事很多，愚钝如我者，没弄懂的，弄不懂的，以及没弄懂而自以为弄懂了的大事就更多。但按“排行榜”的惯例，以十为限。那就把最后的机会用以说明：在各种大事上，我是乐得让别人开导一番乃至教训一顿的。当然这不意味着盲从，在没听懂别人的意思之前，我还得保留自己的糊涂，总也听不懂呢，就只好愚顽不化——这像是没有第二种逻辑可供替换的事。跟好多人一样，我是想说话的，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也想听别人的话，甚至想听自己不喜欢的话。我很可能既是一个“价值相对主义者”，又是一个“非价值相对主义者”。比如：爱情，这件事我固执己见，不听外人劝告，我相信劝告者并没有弄懂我是怎么一回事，否则他就不会劝告。再比如：还是爱情，这件事你又不能一意孤行，必得听懂对方的意思，倘对方说“请你走开”，而你偏闭目自语“这不是我的习惯”，岂不是要把一番好意弄成了性骚扰？是呀，爱情，真是妙，这是你个人的不容干涉的梦想，但其中又必要有一个他者，他者的必要恰说明对话的必要，否则爱情倒又是为哪般？看过许纪霖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很长，但记得其中有“独白，还是对话”之句。于是想：在爱情中正如在人世间，便是独白，也仍是对话的结果与继续。

所以我知道，沟通是我至死的欲望，虽然它总在梦想之域跋涉。所以，我又知道：永存梦想的人间，比全是现实的世界，更能让我坦然对死——这就像你在告别故乡的时候，是仍然怀念她，还是已经不想再来。

一九九六年九月七日

说死说活

/史铁生≠我/

要是史铁生死了，并不就是我死了。——虽然我现在不得不以史铁生之名写下这句话，以及现在有人喊史铁生，我不得不答应。

史铁生死了——这消息日夜兼程，必有一天会到来，但那时我还在。要理解这件事，事先的一个思想练习是：传闻这一消息的人，哪一个不是“我”呢？有哪一个——无论其尘世的姓名如何——不是居于“我”的角度在传与闻呢？

/生=我/

死是不能传闻任何消息的——这简直可以是死的鉴定。那么，死又是如何成为消息的呢？唯有生，可使死得以传闻，可使死成为消息。譬如死寂的石头，是热情的生命使其泰然或冥顽的品质得以流传。

故可将死作如是观：死是生之消息的一种。

然而生呢，则必是“我”之角度的确在，或确认。

/无辜的史铁生/

假设谁有一天站在了史铁生的坟前，或骨灰盒前，或因其死无（需）葬身之地而随便站在哪儿，悼念他，唾弃他，或不管以什么方式涉及他，因而劳累甚至厌倦，这事都不能怨别人，说句公道话也不能怨史铁生，这事怨“我”之不死，怨不死之“我”或需悼念以使情感延续，或需唾弃以利理性发展，总之，怨不死的“我”需要种种传闻来构筑“我”的不死，需要种种情绪来放牧活蹦乱跳的生之消息。

/史铁生≈我使用过的一台电脑/

一个曾经以其相貌、体形和动作特征来显明为史铁生的天地之造物，损坏了，不能运作了，无法修复了，报废了，如此而已。就像一只老羊断了气而羊群还在。就像一台有别于其他很多台的电脑被淘汰了，但曾流经它的消息还在，还在其曾经所联之网上流传。史铁生死了，世界之风流万种、困惑千重的消息仍在流传，经由每一个“我”之点，连接于亿万个“我”之间。

/浪与水=我与“我”/

浪终归要落下去，水却还是水。水不消失，浪也就不会断灭。浪涌浪落，那是水的存在方式，是水的欲望（也叫运动），是水的表达、水的消息、水的连接与流传。哪一个浪是我呢？哪一个浪又不是“我”呢？

从古至今，死去了多少个“我”呀，但“我”并不消失，甚至并不减损。那是因为，世界是靠“我”的延续而流传为消息的。也许是温馨的消息，也许是残忍的消息，但肯定是生动鲜活的消息，这消息只要流传，就必定是“我”的接力。

/永远的生=不断地死/

有生以来，你已经死掉了多少个细胞呀，你早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你的血肉之躯已不知死了多少回，而你却还是你！你是在流变中成为你的，世界是在流变中成为世界的。正如一个个音符，以其死而使乐曲生。

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是，一条河流能够两次被同一个人踏入吗？同样的逻辑，还可以继续问：一个人可以一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吗？

/永恒的消息/

但是，总有人在踏入河流，总有河流在被人踏入。踏入河流的人，以及被踏入的河流，各有其怎样的尘世之名，不过标明永恒消息的各个片段、永恒乐曲的各个章节。而“我”踏入河流、爬上山巅、走在小路与大道、走过艰辛与欢乐、途经一个个幸运与背运的姓名……这却是历史之河所流淌着的永恒消息。正像血肉之更迭，传递成你生命的游戏。

/你在哪儿？/

你由亿万个细胞组成，但你不能说哪一个细胞就是你，因为任何一个细胞的死亡都不影响你仍然活着。可是，如果每一个细胞都不是你，你又在哪儿呢？

同样，你思绪万千，但你不能说哪一种思绪就是你，可如果每一种思绪都不是你，你又在哪儿呢？

同样，你经历纷繁，但你不能说哪一次经历就是你，可如果每一次经历都不是你，你到底在哪儿呢？

/无限小与无限大/

你在变动不居之中。或者干脆说，你就是变动不居：变动不居的细胞组成、变动不居的思绪结构、变动不居的经历之网。你一直变而不居，分分秒秒的你都不一样，你就像赫拉克利特的河，倏忽而不再。你的形转瞬即逝，你的肉身无限短暂。

可是，变动不居的思绪与经历，必定是牵系于变动不居的整个世界。正像一个音符的存在，必是由于乐曲中每一个音符的推动与召唤。因此，每一个音符中都有全部乐曲的律动，每一个浪的涌落都携带了水的亘古欲望，每一个人的灵魂都牵系着无限存在的消息。

/群的故事/

有生物学家说：整个地球，应视为一个整体的生命，就像一个人。人有五脏六腑，地球有江河林莽、原野山峦。人有七情六欲，地球有风花雪月、海啸山崩。人之欲壑难填，地球永动不息。那生物学家又说：譬如蚁群，也是一个整体的生命，每一只蚂蚁不过是它的一个细胞。那生物学家还说：人的大脑就像蚁群，是脑细胞的集群。

那就是说：一个人也是一个细胞群，一个人又是人类之集群中的一个细胞。那就是说：一个人死了，正像永远的乐曲走过了一个音符，正像永远的舞蹈走过了一个舞姿，正像永远的戏剧走过了一个情节，以及正像永远的爱情经历了一次亲吻，永远的跋涉告别了一处村庄。当一只蚂蚁（一个细胞，一个人）沮丧于生命的短暂与虚无之时，蚁群（细胞群，人类，乃至宇宙）正坚定地抱紧着一个心醉神痴的方向——这是唯一的和永远的故事。

/我离开史铁生以后/

我离开史铁生以后史铁生就成了一具尸体，但不管怎么说，白白烧掉未免可惜。浪费总归不好。我的意思是：

一、先可将其腰椎切开，到底看看那里面出过什么事——在我与之朝夕相处的几十年里，有迹象表明那儿发生了一点儿故障，有人猜是硬化了，有人猜是长了什么坏东西，具体怎么回事一直不甚明了。我答应过医生，一旦史铁生撒手人寰，就可以将其剖开看个痛快。那故障以往没少给我捣乱，但愿今后别再给“我”添麻烦。

二、然后再将其角膜取下，谁用得着就给谁用去，那两张膜还是拿得出手的。其他好像就没什么了。剩下的器官早都让我用得差不多了，不好意思再送给谁——肾早已残败不堪，血管里又淤积了不少废物，因为吸烟，肺料必是脏透了。大脑么，肯定也不是一颗聪明的大脑，不值得谁再用，况且这东西要是还能用，史铁生到底是死没死呢？

/史铁生之墓/

上述两种措施之后，史铁生仍不失为一份很好的肥料，可以让它去滋养林中的一棵树，或海里的一群鱼。

不必过分地整理他，一衣一裤一鞋一袜足矣，不非是纯棉的不可，物质原本都出于一次爆炸。其实，他曾是赤条条地来，也该让他赤条条地去，但我理解伊甸园之外的风俗，何况他生前知善知恶欲念纷纭，也不配受那园内的待遇。但千万不要给他整容化妆，他生前本不漂亮，死后也不必弄得没人认识。就这些。然后就把他送给鱼或者树吧。送给鱼就怕路太远，那就说定送给树。倘不便囫囵着埋在树下，烧成灰埋也好。埋在越是贫瘠的土地上越好，我指望他说不定能引起一片森林，甚至一处煤矿。

但要是这些事都太麻烦，就随便埋在一棵树下拉倒，随便撒在一片荒地或农田里都行，也不必立什么标识。标识无非是要让我们记起他。那么反过来，要是我们会记起他，那就是他的标识。在我们记起他的那一处空间里甚至那样一种时间里，就是史铁生之墓。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墓地上做任何事，当然最好是让人高兴的事。

/顺便说一句：我对史铁生很不满意/

我对史铁生的不满意是多方面的。身体方面就不苛责他了吧。品质方面，现在也不好意思就揭露他。但关于他的大脑，我不能不抱怨几句，那个笨而又笨的大脑曾经把我搞得苦不堪言。那个大脑充其量是个三流大脑，也许四流。以电脑作比吧，他的大脑顶多算得上是“286”——运转速度又慢（反应迟钝），贮存量又小（记忆力差），很多高明的软件（思想）他都装不进去（理解不了）——我有多少个好的构思因此没有写出来呀，光他写出的那几篇东西算个狗屁！

/一件疑案/

在我还是史铁生的时候我就说过：我真不想是史铁生了。也就是说，那时我真不想是我了，我想是别人，是更健康、更聪明、更漂亮、更高尚的角色，比如张三，抑或李四。但这想法中好像隐含着一些神秘的东西：那个不想再是我的我，是谁？那个想是张三抑或李四抑或别的什么人的我，是谁呢？如果我是如此地不满意我，这两个我是怎样意义上的不同呢？如果我仅仅是我，仅仅在我之中，我就无从不满意我。就像一首古诗中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不满意我，就说明我不仅仅在我之中，我不仅仅是我，必有一个大于我的我存在着——那是谁？是什么？在哪儿？不过这件事，恐怕在我还与史铁生相依为命的时候，是很难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以正视听了。

但是有一种现象，似对探明上述疑案有一点儿启发——请到处去问问看，不肯定在哪儿，但肯定会有这样的消息：我就是张三。我就是李四。以及，我就是史铁生。甚至，我就是我。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无病之病

听说有这样的医生，对治病没什么兴趣，专长论文，虽医道平平，论文却接二连三地问世。他们也接诊病人，也查阅病历，却只挑选“有价值”的一类投以热情。据说那是为了科研。毫无疑问我们都应当拥护科研，似不该对其挑选心存疑怨。但是，他们的挑选标准却又耐人寻味：遇寻常的病症弃之，见疑难的病症避之，如此淘汰之余才是其论文的对象。前者之弃固无可非议，科研嘛，但是后者之避呢，又当如何解释？要点在于，无论怎么解释都已不妨碍其论文的出世了。

以上只是耳闻，我拿不出证据，也不通医道。尤其让我不敢轻信的原因是，“寻常”与“疑难”似有非此即彼的逻辑，弃避之余的第三种兴趣可能是什么呢？第三种热情又是靠什么维系的？但如果注意到，不管是在什么领域，论文的数量都已大大超过了而且还在以更快的速度超过着发明与发现，便又可信上述耳闻未必虚传。于是想到：论文之先不一定都是科研的动机，论文也可以仅仅是一门手艺。

世上有各种手艺：烧陶、刻石、修脚、理发、酿酒、烹饪、制衣、编席……所以是手艺，在于那都是沿袭的技术，并无创见。一旦有了创见，大家就不再看那是手艺，而要赞叹：这是学问！这是艺术啊！手艺，可以因为创造之光的照耀，而成长为学问或艺术。反之，学问和艺术也可以熟谙成一门手艺。比如文学作品，乃至各类文章，常常也只能读出些熟而生巧的功夫。

其实，天下论文总归是两类动机：其一可谓因病寻医问药；其二，是应景，无病呻吟。两类动机都必散布于字里行间，是瞒不过读者的。前一种，无论其成败，总能见出心路的迷惑，以及由之而对陌生之域的惊讶、敬畏与探问。后一种呢，则先就要知难而避，然后驾轻车行熟路。然而，倘言词太过庸常，立论太过浅显，又怕轻薄了写作的威仪，不由得便要去求助巧言、盛装，甚至虎皮。

还以前述那类医生作比——到底什么病症才对他们“有价值”呢？不是需要医治的一种，也不是值得研究的一种，而是便于构筑不寻常之论文的那一种。方便又不寻常，这类好事不可能太多，但如果论文的需求又太多太多呢？那就不难明白，何以不管在什么领域，都会有那么多不寻常的自说自话了。它们在“寻常”与“疑难”之间开辟了第三种可能，在无病之地自行其乐。

“寻常”，是已被榨干说尽的领域，是穷途，是一种限制。“疑难”尚为坚壁，或者说不定还是陷阱，是险径，也是限制。而限制，恰恰是方便的天敌，何苦要与它过不去呢？（正像一句流行的口头禅所劝导的：哥们儿你累不累？）所以要弃之与避之。这样，方便就保住了，只缺着不寻常。然而不寻常还有什么不方便么？比如撒一泡旷古的长尿（听说在所谓的“行为艺术”中出现过这类奇观）。对于论文，方便而又不寻常的路在哪儿？在语言市场上的俏货，在理论的叠床架屋并浅入深出，在主义的相互帮忙和逻辑的自我循环，在万勿与实际相关，否则就难免又碰上活生生的坚壁或陷阱——势必遭遇无情的诘问。所以，魔魔道道的第三种热情，比如说，就像庸医终于逃脱了患者的纠缠，去做无病的诊治游戏，在自说自话中享受其论说的自由。

我没说论文都是这样。我只是说有些论文是这样，至少有些论文让人相信论文可以是这样：有富足的智力，有快乐的心理，唯不涉精神的疑难。其病何在？无病之病是也。

写到这儿，我偶然从《华人文化世界》上读到一篇题为《当代医学的挑剔者》的文章（作者王一方），其中提到一位名叫图姆斯的哲学家，以其自身罹病的经验，写了一本书：《病患的意义》。文中介绍的图姆斯对现代医学的“挑剔”，真是准确又简洁地说出了我想说而无能说出的话。

在图姆斯看来，现代医学混淆了由医生（客体）通过逻辑实证及理性建构的医学图景与病患者（主体）亲自体验的异常丰富的病患生活世界的界限。前者是条理近乎机械、权威（不容怀疑）的“他们”的世界，后者是活鲜、丰富的“我”的世界；前者是被谈论的、被研究的、被确认的客观世界，后者是无言的体验、或被打断或被告知不合逻辑的、荒诞不经的主观世界。正是这一条条鸿沟，不仅带来医、患之间认识、情感、伦理判断及行为等方面的冲突，也使得医学只配作为一堆“知识”“信息”“技术项目”，而不能嵌入生命与感情世界。为此，患者图姆斯为现代医学开出了药方，一是建议医学教育中重视医学与文学的沟通，鼓励医科学生去阅读叙述疾病过程与体验的文学

作品，以多重身份去品味、体悟、理解各种非科学的疾患倾诉；二是亲自去体验疾病。……古人“三折肱，为良医”，图姆斯的“折肱”……却为现代医学的精神困境送去了一支燃烧着的红烛。

以上所录图姆斯对现代医学的“挑剔”和药方，我想也可以是照亮现代文学、艺术和评论之困境的红烛吧。况且精神的病患甚于生理的病患，而生理病患的困苦终归是要打击到精神上来，才算圆满了其魔鬼的勾当。——图姆斯大约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希望医学能与文学沟通的。

我记得，好像是前两年得了诺贝尔奖的那个诗人帕斯说过：诗是对生活的纠正。我相信这是对诗性最恰切的总结。我们活着，本不需要诗。我们活着，忽然觉悟到活出了问题，所以才有了“诗性地栖居”那样一句名言。诗性并不是诗歌的专利（有些号称诗歌的东西，其中并无诗性），小说、散文、论文都应该有，都应该向诗性靠近，亦即向纠正生活靠近。而纠正生活，很可能不是像老师管教学生那样给你一种纪律，倒更可能像似不谙世故的学生，捉来一个司空见惯却旷古未解的疑问，令老师头疼。这类疑问，常常包含了生活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因而也常常指示出现实生活的某种沉疴痼疾。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在家者说

宇宙无边，地球广阔，且时有风雨袭来，或烈日曝晒，故不得不寻一有限之地，立以四壁，覆以顶盖，日落避于其中，日出游乎其外，这就是家吗？也可能是旅馆。备好丰足的衣食，装上成套的电器，窗外四季更迭，室内全无寒暑，排布开精美的家具，点缀些字画、古董，或再有高朋满座，窗外月黑风高，室内其乐融融，这就是家了吗？仍可能是饭店。

把家打扮成饭店、旅馆，像似从贫穷走向富裕的一个必经阶段，艳羡的眼睛已经睁开，审美的心尚无归处。陈村曾打电话给我说：你要装修吗？记住方便自己，勿只为偶尔一来的客人说好。又听人讲起一对富裕了的夫妻，满打满算两口人，却偏要买下二百多平方米的豪居，初时客人不断，来道喜，来恭维，时间一久谁还老来呢？于是一到周末两口子就发慌，唯恐豪居闲置，便东一个电话西一个电话地求人来：“来吧来吧，一切都预备好了！”岂不是饭店吗？且有一男一女两位侍者。

谁会在家门前挂一排霓虹灯呢？家有家的语言，比如一张老床，默默然说着一个家族的历史。比如所有的家具都不配套，形色不一，风格各异，便会让你回忆起历历如新的诸多往事。比如一个谈不上多么美妙的小器物，别人不理会，只你和你的家人知道它所负含的纪念，视其为不可亵玩的圣物。这类东西是模仿不来的，一模仿就又是饭店。家是模仿不来的，一模仿就又是“宾至如归”。家，一俟你走向它，便会听见它的召唤；一俟你走到它近前，便会闻辨出它的气息；你一推开家门，心里便会有一个声音：“噢，家！”“噢，久违了。”家说：“喂，你还好吗？”你就甩掉鞋帽，甩掉衣裳，甩掉你在外面的世界里不得不钻入其中的那一套行头，露出原形（不单指身体）——这也是一种语言，是你对家的报答，是对它由衷的信任和感激。

即便这家只你一人，你也不能总在街上乱走。即便你用不着起火落灶，你总也得有一处安魂入梦的地方。家其实不限于空间，家更是一种时光，一种油然的心绪。此时与此心，可以清理你的秘密，不拘一格地思想，想入非非，正如你可以随意躺倒，肆意欢叫，不必再让微笑堆痛你的脸。你可以独享你的心情，独享你的智慧和想象，因而家又忽然地可以穿透四壁，山高水长，无边无际地铺展。

单有精美的家具堆在身边，你担不担心这儿可能是家具店？单有价值连城的古董摆在四周，你怀不怀疑这儿可能是博物馆？就比如一群妖艳女子整天伴你左右，你怕不怕这儿可能是红灯区？家，正是要消除你的这类恐惧。家徒四壁也依然是容纳你的躯体又放纵你的心情的地方，是陪伴你的欢乐又收容你的痛苦的地方。设若只你一人有些孤独，你不妨扭亮台灯，翻开书，踏踏实实地听一回先哲的教诲，那一刻便全是回家的感觉。也不妨铺开纸，随心所欲，给一位心仪已久的人写封信，于是乎那一条邮路上便都是家的消息。这其实就是写作了。写作就是写给心仪已久的人呀，尽管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位于空间的何处。

竞争是件好事，否则人间不免寂寞。但为什么一定要比着豪华呢？不可以比着简朴吗？享受更是无可非议，但是，人终于能够享受的只有心情和智慧，借助倾诉与倾听。所以，就祝愿所有的家都至少有两个人，相亲相爱的两个人。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地为那闲置的豪居呼救，冤哪！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花钱的事

据说，我家祖上若干代都是地主，典型的乡下土财主，其愚昧、吝啬全都跟我写过的我的那位太姥爷差不多：“一辈子守望着他的地，盼望年年都能收获很多粮食；很多粮食卖出很多钱，很多钱再买下很多地，很多地里再长出很多粮食……如此循环再循环，到底为了什么他不问。而他自己呢，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的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儿。”

据说，一代代瘦或不瘦的老头儿们，都还严格继承着另一项传统：不单要把粮食变成土地，还要变成金子和银子埋进地里，意图是留给子孙后代，为此宁可自己省吃俭用。那时候我父亲还小，他说他依稀还能记起一点儿那警惕的场面：晃动的油灯把几条挥汗掘土的人影映在窗上，忽觉外面有所动静，便一齐僵住，黑了灯问：“谁？”见是几个玩耍的孩子，才都透一口气，而后把孩子们一一骂回到各自的屋里去。

但随时代变迁，那些漂亮的贵金属终也不知都让谁给挖了去，反正我是没见过。我的父辈们，也只因此得到了一个坏出身。

我怀疑我身上还是遗传着土财主的心理，挣点儿钱愿意存起来，当然不是埋进土里，是存进银行，并很为那一点点利息所鼓舞。果然有人就挖苦我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进而问道：“要是以后非但没有利息，还得交管理费，你还存不？”我说不存咋办，搁哪儿？于是又惹得明智之士唏嘘嘲笑：“看你不傻嘛，不知道钱是干吗的？”“干吗的？”“花的！不懂吗？钱是为人服务的。普天之下从古至今，最愚蠢的东西莫过于守财奴。”接着，还搬出大哲学家西梅尔的思想来开导我：货币就好比筑路、搭桥，本不是目的，把钱当成目的就好比是把家安在了桥上。

倒是我把钱当成了目的？等着瞧吧，还不一定是谁把家安在了桥上呢。

明智之士的话听起来也都不错，但细想，就有问题。第一：钱，只是花着，才是为人服务吗？第二：任何情况下，都一定是人花着钱，就不可能是钱花着人？比如说你挣了好些钱又花了好些钱，一辈子就过去了，那是你花了一辈子钱呢，还是钱花了你一辈子？第三：设若银行里有些储备，从而后顾无忧，可以信马由缰地干些想干而不必盈利的事，钱是否也在为人服务呢？我的意思是：钱是为了能花的，并不都是为了花掉的。就好比桥是为了能过河的，总不至于有了桥你就来来回回地总去过河吧？

在我看，钱的最大用处是买心安。必须花时不必吝惜，无须它们骚扰时，就让它们都到隔壁的银行里去闹吧。你心安理得地干些你想干的事、做些你想做的梦，偶尔想起它们，知其“召之即来，来之能用”，便又多了一份气定神闲。这不是钱的最大好处吗？不是对它们最恰当的享用？就算它们孤身在外难免受些委屈——比如说贬一贬值，我看也值得；你咋就舍得让孩子到幼儿园里去哭呢？

贬值，只要不太过分就好，比如存一万，最后剩五千。剩多剩少，就看够不够吃上非吃不可的饭，和非吃不可的药，够，就让它贬去吧。到死，剩一万和剩五千并无本质不同。好比一桶水，桶上有个洞，漏，问题是漏多少？只要漏到人死，桶里还有水，就不怕。要是为了补足流失，就花一生精力去蓄水，情况跟渴死差不太多。

我肯定是有点儿老了。不过陈村兄教导我们说：“年轻算个什么鸟儿，谁没有年轻过呢？”听说最时髦的消费观是：不仅要花着现有的钱，还要花着将挣的钱，以及花着将来未必就能挣到的钱；还说这叫超前消费，算一种大智大勇。依我老朽之见，除非你不怕做成无赖——到死也还不完贷，谁还能把我咋样？否则可真是辛苦。守财者奴，还贷的就一定不是？我见过后一种奴——人称“按揭综合征”，为住一所大宅，月以继月地省吃俭用不说，连自由和快乐都抵押进去；日出而作，日落而不敢息，夜深人静屈指一算，此心情结束之日便是此生命耗尽之时。这算不算是住在了桥上？抑或竟是桥下，桥墩也似的扛起着桥面？

但明智之士还是说我傻：“扛着咋啦？人家倒是住了一辈子好房子！你呢，倘若到死还有钱躺在银行里，哥们儿你冤不冤？”

这倒像是致命一击。

不过此题还有一解：倘若到死都还有钱躺在银行里，岂不是说我一生都很富足、从没为钱着过急吗？尤其，当钱在银行里饱受沉浮之苦时，我却享受着不以物喜、不为钱忧的轻松，想想都觉快慰，何奴之是？

我还是信着庄子的一句话：“乘物以游心”。器物之妙，终归是要落实于心的。什么是奴？一切违心之劳，皆属奴为。不过当然，活于斯世而彻底不付出奴般辛苦的，先是不可能，后是不应该——凭啥别人造物，单供你去游心呢？但是，若把做奴之得，继续打造成一副枷锁，一辈子可真就要以桥为居了。听说有一类股民，不管赚到多少，总还是连本带利都送回到股市去“再生产”，名分上那些钱都是你的，但只在本利蚀尽的一天才真正没有了别人的事。

还有一事我曾经不懂：凭什么一套西装可以卖到几万块？我盯紧那玻璃钢模特之暗蓝色的面孔，心里问：“凭什么呀你？”一旁的售货小姐看不过了，细语莺声地点拨道：“牌子呀，先生！”“牌子？就这么一小块儿织物？”小姐笑笑，语气中添了几分豪迈：“您可知道，这种牌子的西装，全世界才有几套吗？”

默然走出商场时我才有点儿明白了：那西装不单是一身衣裳，更是一面奖状！过去，比如说一位房管局长要是工作得好，会有上级给他发一面奖状。可现在，谁来表彰一位房产商呢？他要是也工作得好，靠啥来体现荣耀呢？于是乎应运而生，便有了这几万块钱一套的西装，或几万块钱的一小块儿著名标牌。应该说这是合理的，既是奖状自然价值无限，何况还贡献着高税。但若寻常之人也买一身那样的衣裳穿（当然你有权这么干），便形同盖一面伪奖状在桥头上做噩梦。

然而又有人说我了：都要像你这样，社会还怎么发展？

我阻碍社会发展了吗？我丰衣足食，我住行方便，我还有一辆无须别人帮助即可走到万寿山上去的电动轮椅……

是嘛！要是谁都不肯花大价钱买这轮椅，这么好的轮椅就发展不出来。

你是说，大家都该去买一辆这样的轮椅？

我是说大家要都把钱存着，就什么也不能发展。比如说都不买大宅世上就没有大宅，都不买豪车世上就没有豪车，都不买那样的西装，人类可能就还披着兽皮呢！

这话似也不无道理。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吧，真也令人赞叹，赞叹它极致的豪华，赞叹人之独具的想象力——把“大海”搬进沙漠，把“天空”搬进室内，把“古罗马街道”搬到今天……说真的，世上若完全没有这类尝试，好像也闷。我经历过那种崇拜统一、轻蔑个性的时代：人人都穿一样的蓝制服，戴一样的绿军帽，骑一样的自行车和住一样的两居室……可再怎么一样也一样不过动物们一式的皮毛和洞穴，不是吗？

我去过一趟那赌城。十年前，好友立哲自掏腰包，请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老同学去美国玩。（之所以选在那一年，我知道主要是为了我，立哲在电话里说：“你要再不来可就来不了啦！”果然，转年我就进了透析室。）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立哲先花十美金让我们试了几把轮盘赌，不料最后一码竟赢得四十倍，于是大家稀里哗啦地又玩了一阵子老虎机。我们都有理智，本利全光之后便告别了赌场，单靠眼睛去占那赌城的便宜。

于是就又明白了一件事：拉斯维加斯是个大玩具，开启想象力的玩具。跟孩子的玩具一个道理，没有的话，孩子容易傻；太多了呢，孩子也容易傻，还容易疯。高明的家长在于把握尺度。若是把买粮的钱，上学、治病和养老的钱都买成玩具，即可明确指出：这家里缺个称职的家长。

接下来必有一个问题等在这里：什么是发展？你原本是想发展到哪儿去？或者：人，终于怎样，才算是发展了和持续地发展着？

最简单的提问是：是财富增长得越快越持久，算发展呢？还是道德提高得越快越持久，算发展？

最有力的反问是：为什么不可以是财富与道德，同时提高并持久呢？

可明显的事实却是：财富指数的不断飙升，伴随的恰恰是道德水平的不断跌降。

是吗？

不是吗？

这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不过，这跟你的存钱有啥关系？

有哇有哇，比如说《浮士德》，浮士德博士跟魔鬼打的那个赌……

靡非斯特毕竟高人一筹，我一直认为浮博士是输定了的。万物生于动，停下来岂非找死？在人类社会，这体现于种种竞争。霍金曾举一例：现而今，若把每天出版的新书一本一本挨着往前排，就是一辆八十迈飞奔的汽车也追不上。（霍大师客气了，倘若换成服装、化妆品之类一件件往前排，怕是飞机也追不上吧。）然后他问：人类是可能持续这样的加速飞奔呢，还是可能自觉放慢速度？霍大师有这样的猜测：照理说这宇宙中早该有比我们更聪明的生命，以及比我们更发达的科学，他们所以至今未能跟我们联系上，很可能是因为，在其科学发展到足以跟我们联系上之前，其道德的败坏已先行令其毁灭了。哎呀哎呀，看来浮士德——这浮世之德呀——怎么都是个输了，而且输掉的恰恰是叫作“灵魂”的那种东西！

赞叹着歌大师之远见的同时，我不免心存沮丧。

不过张辉教授在他的一本书中，为浮博士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战胜靡非斯特的办法：“向歌德学习：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信仰不断‘向前走’的时代，如何同时关切永远‘向上走’的问题。”即“人如何向上再次拥有信仰的问题”。真可谓是绝处逢生！可不是吗，动，凭啥要限定在二维方向？竞争，何苦一门儿心思单奔着物利？细思细想，这很可能就是歌大师的本意——人，压根儿就是上帝跟魔鬼打的一个赌。这一赌，是上帝赢呢，还是靡非斯特赢？歌大师有怀疑。霍大师也有怀疑。

有迹象表明，大师们的忧虑怕要成真。比如说，为什么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人类仍在为提高GDP和“促进消费”而倾注着几乎全部热情？有哪一国GDP和消费指数的增长，不是以加速榨取自然为代价的呢？不错，我们都曾受惠于这类增长，但我们是否也在受害于并且越来越受害于这类增长呢？今人之时速千里的移位，当真就比古人的“朝闻道，夕死可也”更必要？今人之全球联通，就比古人的“心远地自偏”更惬意？今人之以孱弱之躯驾一辆四轮铁壳飞奔，就比古人的“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更自由？我忽然觉得，即便我祖上那些瘦与不瘦的老头，也比胖与特胖的今人明智，至少他们记挂着未来。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正因为大师们的提前忧虑，上帝仍然有赢得那一场赌局的希望。比如比尔·盖茨这位当今世界的首富，他不仅已为慈善事业捐出了二百多亿美元，还在他的遗嘱中宣布，将把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九十八做同样的捐赠。又比如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贫富之差本是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富人若把其财富全部留给自己，那是一种耻辱。

看看他们是怎么花钱的吧。看看他们是怎么挣钱，又是怎么花钱的吧。看看他们是怎么把挣钱和花钱，一同转变成“向上去拥有信仰”之行动的吧。他们的钱不仅买到了自己的心安，还要去为大家买幸福。我一直以为有个不解的矛盾：不竞争则大家穷，竞争则必然贫富悬殊以致孕育仇恨。比先生和卡先生又让我看清了一件事：如果把占有财富的竞争转变为向善向爱的竞争，浮博士和我们大家就可以既不停步又不必疯牛似的在一条老路上转个你死我活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老比和老卡那样挣钱，但所有人都可以像他们那样花钱呀。这样我就又多了一份心安理得：设若我死后还有些钱躺在银行里，料它们在成全了我的一生心安之后，也不会作废。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智能设计

据说有一种“智能设计论”正悄然兴起，在美国某些州，已走进中学的生物课。此论的主要意思是说：人类是由比人类更高的智能所设计、制造的。此论一出，立刻引起多方反对。反对者的情绪支持是“无神论”，是呀，此论若属正当，岂非迷信抬头，又要回到“上帝造人”的神话？其理论支持是“进化论”，即坚信人是由低等生命历经亿万年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偶然生成的。

“进化论”如今是常识。“上帝造人”曾经也是常识。

“智能设计论”者并非不懂科学，或不信科学，恰是根据了种种科学成就，他们宣称：构造如此精密的人类，仅靠物竞天择是不可能成就的。就是说，从RNA、DNA直至种种简单生命，单凭适者生存这么毫无目的地瞎蒙乱撞，就算用上地球的全部有生之年也是撞不成人的；哪怕只是一种器官，比如眼睛，也撞不出来。你能相信一块奇石是亿万年风雨的造化，可你能相信亿万年风雨能够磨砺出一块手表来吗？更何况，人体功能的设置周全，以及它的有目的性，又岂是手表可比！

上述逻辑应属有力。但反对者话锋一转，亮出一招更为有力的撒手锏：如果人是更高智能的造物，那请问，这更高的智能又是谁创造的？

是呀，问得好，问到了要害。不过，怎么好像忽然变了题意呢？——“进化论”者抛开进化不谈，转而对进化之前的事较起真来。

进化之前的什么事？顺理成章地理解，他们要问的显然是人乃至一切生命的最初成因。比如说DNA、RNA乃至那个“大爆炸”，究竟都是怎么来的？而你们——“智能设计论”者，若只告诉我们人是由更高智能所设计、制造的（先不追究证据充分与否），岂不等于在说“人是娘养的”“鸡是蛋孵的”，其实是什么也没说吗？

料必“智能设计论”者已经愉快地发现了：“进化论”者情急而生的这一刁钻追问，他们自己也回答不了。比如说，进化由之开始的地方，是谁预备下的？

进化，毫无疑问。生命的演变，毫无疑问。适者生存，故而今人与其祖先已有天壤之别。但是，人、DNA、RNA乃至宇宙的初始之因呢？对不起，“进化论”不负责回答这类问题。“进化论”是创世之后的一门学问，倘其试图代替“创世论”，那一招撒手锏也就同时刺向了自己。被自己刺中，比被别人刺中会更绝望。

一说到创世，难免又牵扯到迷信。不过，这一回真是得迷而信之了——人类居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确凿已被创造出来，由不得你不信；但，是谁创造的呢？是什么创造的呢？是怎样和为了什么创造的呢？却是谜。不管是说“智能设计”，还是说“大爆炸”，均难确证为最初之因。循着那一招撒手锏的思路，鸡生蛋，蛋生鸡，因因果果料难穷尽。这是人作为宇宙之一部分的永恒困境。这是有限面对无限的不解之题。这是知性所能知的永不可知。故而“名可名，非常名”，先人谓之曰“第一推动”，先人的先人称其为“上帝创造”。总之，创世之因对我们而言永远都是神秘。

为此你不痛快吗？愤怒、沮丧、抑郁、绝望？但这最多只能证明：那一创世之举，原就预设了此类项目。唯一的希望是，这些不可心的项目终于能够触发或惊醒另一项目：智慧。何谓智慧？四望迷茫，心中存信！

可为什么，人们很容易接受“大爆炸”，却不愿接受“智能设计”？我猜，其实是个情绪问题，或者尊严问题，即不愿接受还有着高于人类的智能存在。换句话说：人不能容忍自己是次一等的智能。或直说吧：一向自信为万物之尊、万灵之长、世界之主宰的人类，怎能允许自己忽然变成了一群戏子、玩偶或角斗士？

至于“大爆炸”嘛——真也是没法儿了，总得给开端一个说头儿吧。不过，就算是“有生于无”，也还是可以追问：那个“无”是谁的遗弃物？西方的先哲说：无中生有是不可能的。东方的先哲却说：有生于无。不过东方先哲还有一说：万法皆空。空即有，有即空，所以我猜东哲的本意是：有生于空。空，并不等于一切皆无。而有，也不见得就是有物质。有什么呢？不知道。物理学家说：抽去封闭器皿中的一切物质，里面似乎还是有点儿什么的。有点儿什么呢？还是不知道。那咱就有权瞎猜了：有“空”！“万法皆空”而非万法皆无嘛，所以这个“空”绝非是说一切皆无。那么，这“空”又有什么呢？有着趋于无限强大的“势”，或“倾向”！——即强烈地要成为“有”的趋势，或倾向。——我想，真不如就称之为“欲望”吧，在现有的词汇中，没有比用“欲望”来表达它更恰当、更传神的了。

不过这都是题外话。除非你就是上帝，就是那个不小心弄出“大爆炸”来的肇事者，否则我们永远都是瞎猜，猜中了也没有标准答案供你对照。但这个世界真是设计得讲究：早在人成为人的时候，人就被输入了不可全知、全能的程序。这是要点，是高招，否则不好玩。任何好玩的游戏、热情不衰的游戏，必须都具备这一程序。

可又是为什么，人们不能容忍“智能设计”，却可以容忍和接受“上帝创世”呢？前者缺乏证据，后者可有什么证据吗？

“神证论”不一而足。但，凡是要弄清创世之因的，迄今没有不碰壁的——上帝的手艺岂是尔等凡夫俗子可以了然的！而碰壁回来，转而寻求拯救之神的，才可能从容镇定地走好人间这条路。诸多的“神证论”中，最让我心悦诚服的一种是这样说的：残缺，证明了圆满在；丑恶，证明了善美在……人之诸多的残缺与丑恶，证明了神在。神之在，即圆满与善美之在。或者是，人看那圆满与善美跟自己殊有距离，故称之为神。或者这样说吧：神即有别于人之实际的、一种人之心魂的向往；人一旦自知残缺与丑恶，便是向那圆满与善美之神性的皈依，因而神必定是在的。

但有一点：皈依，是走向，而非走到。“圆满”和“善美”对人而言，都是动词，且永远是现在进行时。人可能“向善向美”，不可能“尽善尽美”；你可以说“圆满着”，谁敢说“圆满了”？

其实，“上帝造人”也好，“智能设计”也罢，还有“大爆炸”，有啥不一样呢？我们总归是被创造了，因此总归会有个创造者或创造之因，但无论是创造者还是创造之因，对我们来说都是谜团。所以，真正的麻烦是：我们挺骄傲，挺自尊，不愿受愚弄，不愿做玩偶，不服气我们祖祖辈辈的勤劳勇敢早都有着剧本。可是！无论创世何因，只要我们不能彻底弄清它，宿命色彩即属难免。

我倾向，要在上述意义上承认宿命，接受这个不管是谁发明的烂摊子。宿命何因？只为局限。不敢承认自己的局限吗？我们生而为某一整体之局部、某一对峙着无限的有限，不是吗？因此，若向那冷漠的“造物主”讨要意义，你就永远都是个只会背台词的戏子，或被牵动着的玩偶。但一个有想象力的表演艺术家，是会让编导也吃惊的。譬如艺术，难道不是一种限制，或是由于某种限制吗？但其中却有着无限可能的路途。大凡存在者，都必有宿命为其前提。大凡自由，都是说，在某种局限下去做无限的寻求。尼采说，伟大的人是爱命运的。是呀，既不屈从它，也不怨恨它，把一条冷漠的宿命之途走得激情澎湃、妙趣横生，人才可能不是玩偶。那是什么？又如尼采所说：既是艺术品，又是能够创造并欣赏艺术品的艺术家。

所以，无论是“上帝造人”，是“智能设计”，是“大爆炸”还是“进化论”，都不影响人要对创世之神（秘）说是，否则你坚强地撞墙，终还是你倒，而墙巍然矗立；也都不妨碍人向着救世之神（性）的呼告与皈依，不然你就只在愤怒、沮丧、抑郁、绝望等子目录中选项吧——但要注意，其根目录是：愚蠢和仇恨。

因此可以这样说：“救世主”既存在于我们自己——永不熄灭地寻找着圆满与善美的心魂，又不是我们自己——即非那具被限定的肉身和偶然的姓名。拯救，即在有限向着无限的询问中、人向着神秘之因的谛听中；而大道不言，大道以其不言惊醒了人的智慧——唔，那原是一条无尽无休地铺向圆满与善美的神性之路！从而你接受宿命又不囿于宿命，从一个被动的玩偶转变成自由的艺术家，尊重原著又确信它提供了无限可能。圣灵即于此刻降临。所以，拯救必定是“道成肉身”。

这样，我就又看懂了一件事——说“上帝造人”跟说“大爆炸”，真的没啥不一样吗？作为创世的最初之因，二者的证据同样不足，为什么有人宁可相信“上帝造人”，而对“大爆炸”置若罔闻？另一些人则对“上帝造人”深存疑忌，却很容易就接受了“大爆炸”？是呀，看起来大家说的是一码事，其实呢，各存所念！后者必持无神论，相信宇宙的诞生不过是一次毫无道德倾向的物理事件，人呢，更是偶然生成，尤其是偶然生成的万物之主宰，于是乎人性便得其全面的自主和自由——但得强调：一不留神也就纵容了人性恶。前者当然是有神论，其根本在于相信人非万物之主宰，而是需要更高的精神引领。其愿望，尤其结果，是把问题引向了人的责任，引向了对人性恶的监督——譬如，士兵再聪明也得服从命令，导演再先锋也要尊重原作精神，而造假的商家终也躲不过“3·15”这一天。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老好人

老好人，也叫滥好人，曾经是个温和的贬义词，如今偏向中性，但从来不是褒奖。温和，是说它并不直接表露敌意；曾经呢，则尤其让人想起那个阶级斗争大行其道的年代。

“好人”应属赞美，怎么加上个“老”字就变了味儿呢？其曲折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在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上，你可以一时一域被赞扬，怎么可能老被赞扬？可以被此一类人称道，怎会也被彼一类人称道？我就曾亲闻一老好人被温和地质问：怎么好人坏人都说你好呢？问得他只有施展其老好人的独门功夫——一脸的愧笑。因此有理由怀疑他善诡计。有理由，也有证据吗？人无完人便是证据。或者说，人无完人，所以证据是一定会有的。

一个人，所以做成了老好人，是经由了一条怎样的心理路径呢？我猜，人们从来都是知道的。为什么？因为几乎没人愿意去触动那一条路径上的迷障。比如我，我就是在敢于知道的那一刻才知道：其实我从来就是知道的。

忘记是在哪一处大雅之堂了，正中的匾额上四个大字：一团和气。一望之下竟让我悲喜交加：好哇好哇，原来这话不单可以用于讥讽、警告和批判，还可以是堂堂正正的倡导！于是我第一次敢于有了为老好人辩护的冲动：人们指责于老好人的，以及老好人从小到大的盼愿，不就是这个“一团和气”吗？不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吗？比如像儿时那样“排排坐，吃果果”，人人对人人都怀有一份羡慕，并一份祝贺。为了一团和气，老好人是情愿于中出些拙力的——掩盖矛盾，粉饰太平，两头儿说好话，甚至于不惜替别人撒点儿谎、做点儿弊，又甚至于这谎与弊都不够周全，倒让自己一回回落得尴尬。比如说S吧，就曾把友人A对友人B的恶语改装成友人A给友人B的些许建议，而后转达。就我所知，B听后火气顿减，S就势再淋些水上去，虽不能彻底浇灭B的怒火，可待其反馈到A时，已是咝咝地释放着暖意了。然而，事后A与B难免碰面，你一言我一语终于发现情况并不似此前的转达与反馈，火气于是再度攀升，怒目便一齐瞄准了S——这个倒霉的老好人。

老好人与谄媚者不同，虽说也难免行些逢迎之事，但都不是计谋，尤其没有对权力与物利的期冀，否则人们会直接叫他坏人的。老好人所以又不同于善诡计者，因其有着自守的道德底线：绝不存害人之心，即便逢迎，也只为营造一团和气，借以保护自己和亲人的一份幸福，或仅仅是平安。而这就造成他的一个致命缺点：软弱。进而又为他打造出一份劣迹：不敢坚持真理。至于那种“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者，则只能算作极度的自私自利，并不在老好人的范围。

人们不直接说他们是坏人，又不直接说他们是好人，偏不嫌麻烦地创造出“老好人”一词来，想必多有深意。

首先，老好人之平生所愿，实在是平凡、平常、平庸之至，既无效圣贤之愿，又无做英雄之胆，当然也不存强梁、流寇之祸心。平凡若此，怎又会惹人注目起来呢——譬如那独享的称号竟广泛并恒久地传扬？想来原因约在：不知自何日始，众多人定的真理与正义纷纷强大并呈敌我之势，遂令胆识俱乏的凡夫俗子们常陷迷惘与惧怕，只好以孱弱的笑脸左右支撑（逢迎）；这便惹得“好人”和“坏人”都看他们是另类，因而双方的意见于此竟难得地统一起来：加个“老”字给他们吧，以示区分。

至此有了三个问题：1.无论是“好人坏人都说你好”，还是“好人坏人都看他们是另类”，这“好人”与“坏人”先要由谁和根据什么来认定？2.那个“老”字，何故偏偏是加在了“好人”而不是“坏人”的头上呢——比如“老坏人”？3.老好人的愧笑，愧于何因？这些问题容后再想。

还有个问题：是软弱的本性使得老好人立场不明呢？还是生性不喜欢门门派派、更弄不大懂种种主义，才造成了老好人的软弱？这也先不管他吧，只问：老好人的信奉是什么？别说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行径都必有其信奉的支撑。拨开重重迷障，或掘开层层愧笑去看其深处的埋藏，你会发现，老好人唯本能地倾向着一个自明的——但并非是说他自己早已明晰的——真理：爱。比如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夫妻或恋人之爱，总之是亲人之爱。这样的爱狭隘吗？好吧，就算仍难免有些狭隘，可一切伟大的爱难道不是由此发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一圣贤之言不单道出了爱的博大，也道出了爱之涓细的源头。我不信，连至亲至爱都可以凛然弃之者，能有什么伟大的爱。

我屡屡设想过叛徒的处境与原由，有些比较容易甄辨曲直，从而取舍归弃也自明朗，但更多的却是迷蒙晦暗——观其情也真，察其心也善，然其处境却是进退维谷；即便让我这局外人冷静地选择——爱吾爱以及人之爱，危吾危以及人之危——也仍是百思难取所归。故常自暗谢天地——谢那个任谁也拿捏不准的偶然性，庆幸着危难未临于我，否则就怕于某史犹豫之际，这世上早又多出了一个叛徒。

唉唉，一切理论之于实际都太苍白，一切理性之于真正的疑难都太无奈，很多时候我们只有仰天祈祷，而难有实际作为。

祈祷什么呢？那就先得问：真正的疑难是什么？

比如《安提戈涅》。安提戈涅要违背国王“按律法与正义”所颁布的命令，去埋葬她的一个哥哥，但这样，她就会跟她这个哥哥一样成为城邦的叛徒。妹妹伊斯墨涅劝她：“你这样大胆吗，在克瑞昂颁布禁令之后？”安提戈涅回答：“他没有权力阻止我同我的亲人接近。”妹妹再次提醒姐姐这样做的可怕后果，而后说：“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姐姐说：“（那）你就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吧。”伊斯墨涅说：“我并不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只是没有力量和城邦对抗。”安提戈涅说：“你可以这样推托……（但）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让我和我的鲁莽为担当这件可怕的事而受苦吧，我不会遭受比卑贱的死更可怕的事情了。”最后，妹妹伊斯墨涅对姐姐安提戈涅说：“如果你想去（做）的话就去（做）吧，你可以相信，你这一去虽是鲁莽，你的亲人却认为你是可爱的。”

一边是亲情，是神所珍视的东西，一边是人定的律法与正义，是成为叛徒的可怕后果，你怎样取舍？这样的疑难古今中外多有发生。

安提戈涅立场坚定，安提戈涅芳名千古。国王克瑞昂的立场也很坚定，并具正义之名。可伊斯墨涅怎么办？毫无疑问，她将遭受最可怕的事情——卑贱地死，并且卑贱地生。因为她既不像克瑞昂那样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又没有力量像安提戈涅那样与城邦对抗，因而她要么是背叛城邦，要么是藐视诸神。我常想，如果伊斯墨涅仰天祈祷，她（以及老好人）会祈祷什么？咳，我自己就这样祈祷过呀——当我发现某史很可能为人间增加一个叛徒之时，我曾屡屡祈祷：让人人都对人人怀有爱意吧，让人人——包括那个克瑞昂——都能够珍视神所珍视的东西吧！那样，就既没有安提戈涅式的危险，也没有伊斯墨涅式的疑难了。

“《安提戈涅》是一部悲剧，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和凡人的律法的要求之间产生的冲突。使这部戏成为悲剧的正是安提戈涅本人……真正的悲剧在于他的感受力。”（《希腊精神》）是呀，感受力！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没有，不被发现的冲突则不能进入灵魂的考问，而只有这样的感受力使悲剧诞生，使灵魂成长。

这样看，伊斯墨涅就更是悲剧。“黑格尔说，悲剧唯一的主题是精神斗争，而且斗争中的两种精神都引起我们的同情。”（《希腊精神》）伊斯墨涅的处境更加引发我们的这种同情，更能唤醒我们的感受力；或者说，伊斯墨涅才是这部戏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她一生都将处在被撕裂的感受中。

这便使每一个诚实的人都要设身处地于一些严酷的选择，或令每一颗诚实的心都处在了伊斯墨涅的位置。譬如当神的珍爱与人的律法相悖之时，或爱与正义发生了冲突，你将怎样取舍？譬如一边是至爱亲朋的受苦，甚至惨死，一边是城邦（或组织）利益，以及叛徒的千古骂名，你怎样取舍？又譬如，在诺曼底登陆前夜，为使德军不知盟军已然破译了他们的密码，故当盟军获悉德军即将轰炸某城市时，却对那城市的居民隐瞒了消息，以致更多的人死于那次轰炸——对此，又当怎样评价？

我不知道。我说过了，如是疑难让我百思难取所归。譬如一场战争，一个平头百姓只可能判断其正义与非正义，断无就其战略、战术以及情报的可靠与否而做出支持或反对的能力。不过，话还是说大了——你真能判断出正义与非正义吗？若双方均称占有“真理”和“正义”，并都拿出了缜密的理论支持或“神授”的证据，你将何弃何归？抑或，那就反对一切战争吗？可是，若一残暴势力（如法西斯）欲灭你的族群呢？唔，那当然不行！是呀，这一回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不”了。但是，什么理由呢？理由就是那自明的真理，即神所珍视的东西：爱！

我终于知道我能够知道什么了。我终于确信我能够确信什么了。我终于看清，一个平头百姓，乃至一些自诩为“家”的人，能够辨认并确信的，只有那个自明的真理。新闻可以虚假，情报可有疏漏，理论尤其会仗势欺人，唯神所珍视的东西是牢靠的依凭。然后还要警惕：万勿在那“爱”字前后掺入自制的使用说明，相反，要以神所珍视的，去比照和监督人所制定的。

但这有用吗？人间的困苦与疑难，能因这爱的祈祷而消灭吗？但是，有和没有爱的祈祷，后果是大不一样的，尤其是那些人定的东西会随之大不一样。如果只有人定的真理与正义，则难免还是“真理战胜真理，子弹射中子弹”。

困苦使人祈祷。疑难使人求助于爱。而“果敢”的人们多是感受不到疑难的，故也无须这爱的祈祷，他们只要鲜明的立场就够了。譬如克瑞昂的城邦立场。也譬如安提戈涅的家族立场。安提戈涅一方面说“我的天性不喜欢跟着人恨，而更喜欢跟着人爱”，一方面又对伊斯墨涅说“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什么原因使她前后矛盾？还是立场，鲜明的家族立场——她的诸神还远非博爱的基督。

“因为‘神—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事件，使基督教迈向了一种以爱和自由的神秘关联为核心的伦理宗教。上帝舍了自己的儿子，为世人开辟了成圣与称义的道路。”（李猛《爱与正义》）

但并不是说，种种人定的真理与正义就该废除，而是说所有这些东西，都要看它是否符合神的珍爱，是否符合那十字架上的启示。是呀，神子是犹豫的：“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圣经·马可福音14：36》）

倘若“正义”凛然却无怜爱之心，总是以“我的意思”来断人间的案，感受力必会遭受致命的损失。譬如《安提戈涅》式的事件，处处都有，却非处处都有悲剧或悲剧精神，原因何在？就在那感受力的缺失。还是那句话：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从未发生，不被发现的冲突则不能进入灵魂的考问。但这感受力并非出自生理基因，而是出自文化结构——设若此一族群只信奉“君权神授”，而从无“天赋人权”的信念，其结构便少了至关重要的一极。君、神等值，自然就只有人断人案了，进而是君断臣案，官断民案，以及自命的“好人”来断“坏人”与“老好人”的案。所以，大凡这样的地方，除了喜剧便只有惨剧，很少有悲剧。

悲剧，是任人多么聪明能干，也难免要陷入的疑难，尤其是对这疑难之敏锐的觉察。而这样的觉察，或这样的感受力，绝不因为疑难仍是疑难而无所作为；转而求教于神的珍爱，便使爱的天国有望，或已然使其诞生。而惨剧止于求助清官，就算清官总能够战胜赃官，灵魂也无望长大——转来转去还是那一个愚昧的圈圈。

“和能在生活中看到悲剧的那种心性相对（立）的不是看到欢乐的那种心性……（而）是认为生活是肮脏的看法。当人们看到人性中缺乏尊严和意义，人性是琐碎、卑贱的，而且陷入了凄凉无助的境地的时候，悲剧的精神就已经不存在了。”（《希腊精神》）

悲剧使灵魂成长，譬如那个克瑞昂最后也悔悟到：“一个人最好是一生遵守神定的律条。”而（尤其是中国式的）惨剧和喜剧，则是惨也归因于（赃）官，喜也归因于（清）官，说来说去，凡夫俗子的命运好歹都是捏在强人手里的，与神的珍爱无涉。于是“神”也就跟着变味儿——都成了强人的仆从。百姓无奈，有本事的便一天到晚去跑关系，往强人堆儿里挤；朝中无人而又胆大包天的，便去落草为寇；剩些自认的弱者，就只好凭那一副笑脸去左右支撑。

现在来看前面留下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好人”与“坏人”，或是由强人指认，或就要以神的珍爱来比照，来甄别。

第二个问题要曲折并有趣得多：所以“好人”和“坏人”都看“老好人”是另类，实在也是出于犹豫——显意识要求他们立场坚定，潜意识里却又知道什么是神的珍爱，以及那自明的真理。就是说，他们都知道老好人实在是好人——即“不喜欢跟着人恨，而更喜欢跟着人爱”的那种人，所以一致赞成：那一个“老”字，还是加在“好人”而非“坏人”的头上吧。有趣，有趣，“人类本性的哲学都清晰地表现在人类的语言之中”（《希腊精神》）。另一条思路是：众人或不识“爱”乃真理之最高，却本能地倾向它，或无能分辨某些人定真理与正义的不足或伪善，却本能地对之存疑并惧怕，所以想来想去，还是把“好人”二字留给这一“另类”吧。这既说明众人对爱的认同，又包含着某种愧对，更是要为大家保留下一处可避强权的、爱与自由的乐土。

第三个问题，即老好人的愧笑，愧于何因？很明显，是愧于软弱，愧于自己的不敢坚持真理。而这恰恰说明，凭其天赋的爱愿，他们并非看不清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并非感受不到，种种人定的真理与正义是符合了还是违背着神的珍爱。而这又说明：即便是人定的真理和正义，也是多么必要，多么必要却又多么艰难，甚至多么严酷。

“可是神子最后是说‘成了’……因为十字架事件正是以爱成全了律法，成全了将基督交在彼拉多手下的律法。”（李猛《爱与正义》）

这最是“十字架上的启示”堪称伟大之处。人类走出了伊甸园，人类社会要延续、要发展，不可以没有规则。而条条规则，难免都要由人来制定，但条条人定的规则，又必须要符合神的珍爱。这暗示着，人定的规则与神的珍爱，其间的差距甚至是经常的。但是，经常的并不等于是正当的，而只是表明了不得已。显然，“不得已”就更不能引为正当。但“不得已”的不正当，难道可以靠“子弹射中子弹”来纠正？换句话说，违背了神的珍爱的暴力，难道能够纠正违背了神的珍爱的规则或律法吗？不言而喻，那将使我们离神的珍爱愈行愈远。所以，“不得已”只应该意味着：必须要保持信仰的经常——即只有经常地以神的珍爱为比照、为要求，才可能纠正人的恶与疏失。理由很明确，也很简单：唯神的珍爱是一切规则或律法的正当性来源。

甚至，连爱也是这样。爱，谁不会说？但是，离开了神的珍爱的督察，人间的万事万物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变成压迫力量的。比如，人不会在“爱”的名义下行其压迫吗？真是难了。不过识别的方法也简单，还是那样：看看这人的珍爱，是否符合或接近着神的珍爱吧。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人间智慧必在某处汇合——斯坦哈特的《尼采》读后

凡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人，都要准备好一份回答：你是怎么弄清楚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你是对照了怎么一个意义样本，而后确定生命中是没有它的？或者，您干脆告诉我们，在那个样本中，意义是被怎样描述的？

这确实是老生常谈了。难道有谁能把制作好的意义，夹在出生证里一并送给你？出生一事，原就是向出生者要求意义的，要你去寻找或建立意义，就好比一份预支了稿酬的出版合同，期限是一辈子。当然，你不是债权人你是负债者，是生命向你讨要意义，轮不上你来抱怨谁。到期还不上账，你可以找些别的理由，就是不能以“生命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来搪塞。否则，迷茫、郁闷、荒诞一齐找上门来，弄不好是要——像靡非斯特对待浮士德那样——拿你的灵魂做抵押的。

幸好，这合同还附带了一条保证：意义，一经你寻找它，它就已经有了，一旦你对之存疑，它就以样本的形式显现。

生命有没有意义，实在已无须多问。要问的是：生命如果有意义，如果我们勤劳、勇敢并且智慧，为它建立了意义，这意义随着生命的结束是否将变得毫无意义？可不是吗，要是我们千辛万苦地建立了意义，甚至果真建成了天堂，忽然间死神挺胸叠肚地就来了，把不管什么都一掠而光，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你可以说天堂并不位于某一时空，天堂是在行走中、在道路上，可道路要是也没了、也断了呢？

所以还得费些思索，想想死后的事——死亡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果真是一掠而光的话，至少我们就很难反驳享乐主义，逍遥的主张也就有了一副明智的面孔。尤其当死亡不仅指向个体，并且指向我们大家的时候——比如说北大西洋暖流一旦消失，南北两极忽然颠倒，艾滋病一直猖狂下去，或莽撞的小行星即兴来访，灿烂的太阳终于走到了安息日……总之如果人类毁灭，谁来偿还“生命的意义”这一本烂账？

于是乎，关怀意义和怀疑意义的人们，势必都要凝神于一个问题了：生命之路终于会不会断绝？对此你无论是猜测，是祈祷，还是寻求安慰，心底必都存着一份盼愿：供我们行走的道路是永远都不会断绝的。是呀，也只有这样，意义才能得到拯救。

感谢“造物主”或“大爆炸”吧，他为我们安排的似乎正是这样一条永不断绝的路。

虽然尼采说“上帝死了”，但他却发现，这样一条路已被安排妥当：“权力意志说的是，为什么有一个世界而不是什么都没有；永恒回归说的是，为什么在这世界中有秩序。因为权力意志重复它自己，所以现实有秩序。……权力意志和永恒再现一起形成绝对肯定。”[1]

就是说，所以有这么个世界，是因为：这个世界原就包含着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或者说：这个世界，是被这个世界所包含的“权力意志”和“永恒再现”所肯定的。“权力意志”也有译为“强力意志”“绝对意志”的，意思是：意志是创生的而非派生的，是它使“有”或“存在”成为可能。这与物理学中的“人择原理”不谋而合。而“权力意志”又是“永恒回归”的。“永恒回归”又译为“永恒再现”或“永恒复返”，意思是：“一切事物一遍又一遍地发生”[2]，“像你现在正生活着的或已经生活过的生活，你将不得不再生活一次，再生活无数次。而且其中没有任何事物是新的……”[3]正如《旧约·传道书》中所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太阳底下并无新事。有哪件事人能说‘看吧，这是新的’？”[4]就这样，“权力意志”孕生了存在，“永恒回归”又使存在绵绵不绝，因而它们一起保证了“有”或“在”的绝对地位。

尼采对于“永恒回归”的证明，或可简略地表述如下：生命的前赴后继是无穷无尽的。但生命的内容，或生命中的事件，无论怎样繁杂多变也是有限的。有限对峙于无限，致使回归（复返、再现）必定发生。休谟说：“任何一个对于无限和有限比较起来所具有的力量有所认识的人，将绝不怀疑这种必然性。”[5]

这很像我写过的那群徘徊于楼峰厦谷间的鸽子：不注意，你会觉得从来就是那么一群在那儿飞着，细一想，噢，它们生生相继已不知转换了多少回肉身！一群和一群，传达的仍然是同样的消息，继续的仍然是同样的路途，克服的仍然是同样的坎坷，期盼的仍然是同样的团聚，凭什么说那不是鸽魂的一次次转世呢？

不过，尼采接下来说：“在你人生中的任何痛苦和高兴和叹息，和不可言表的细小或重大的一切事情将不得不重新光临你，而且都是以同样的先后顺序和序列。”[6]——对此我看不必太较真儿，因为任何不断细分的序列也都是无限的。彻底一模一样的再现不大可能，也不重要。“永恒回归”指的是生命的主旋律，精神的大曲线。“天不变，道亦不变”。比如文学、戏剧，何以会有不朽之作？就因为，那是出于人的根本处境，或生命中不可消灭的疑难。就像那群鸽子，根本的路途、困境与期盼是不变的，根本的喜悦、哀伤和思索也不变。怎么会是这样呢？就因为它们的由来与去向，根本都是一样的。人也如此。人的由来与去向，以及人的残缺与阻障，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一样的。人都不可能成神。人皆为有限之在，都是以其有限的地位，来面对着无限的。所以，只要勤劳勇敢地向那迷茫之域进发，人间智慧难免也要在某一处汇合。唯懒惰者看破红尘。懒惰者与懒惰者，于懒惰中爆发一致的宣称：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可就算是这样吧，断路的危险也并没有解除呀？如果生命——不论是鸽子，是人，还是恐龙——毁灭了，还谈什么“生生相继”和“永恒回归”？

但请注意“权力意志和永恒再现一起形成绝对肯定”这句话。“绝对肯定”是指什么？是指“有”或“在”的绝对性。就连“无”，也是“有”的一种状态，或一种观察。因为“权力意志”是创生的。这个在创生之际就已然包含了对自身观察的世界，是不会突然丢失其一部分的。减掉其一部分——比如说观察，是不可能还剩下一个全世界的。就好比拆除了摄像头，还会剩下一个摄像机吗？所以不必杞人忧天，不必担心“有”忽然可以“无”，或者“绝对的无”居然又是“有”的。

凭什么说“权力意志”是创生的？当然，这绝不是说整个宇宙乃是观察的产物，而是说，只有一个限于观察——用尼采的话说就是限于“内部透视”或“人性投射”——的世界，是我们能够谈论的。即我们从始至终所知、所言与所思的那个“有”或“在”，都是它，都只能是它；就连对观察不及之域的猜想，也是源于人的“内部透视”，也一样逃不出“人性投射”的知与觉。正如大物理学家玻尔所说：“物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只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怎样说。”也就是老子所说的“知不知”吧。

知亦知所为，不知亦知所为，故你只能拥有一个“内部透视”或“人性投射”的世界。此外一切免谈。此外万古空荒，甭谈存在，也甭谈创生；一谈，知就在了，观察就在了，所以“权力意志”是创生的。

不过，“知不知”并不顺理成章地导致虚无与悲观。尽管“内部透视”注定了“测不准原理”的正确，人也还是要以肯定的态度来对待生命。虚无和悲观所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生命之生生不息即是有力的证明。比如，问虚无与悲观：既如此，您为啥还要活下去？料其难有所答，进而就会发现，原来心底一直都是有着某种憧憬和希望的。

你只能拥有一个“内部透视”或“人性投射”的世界——可是，这样的话，上帝将被置于何位？这岂非等于还是说，世界是人——“权力意志”——所创造的吗？很可能，“超人”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人，一种有限之在，一种有限的观察或意志，你确实应该不断地超越自己，但别忘了，你所面对的是“无限”他老人家！“权力意志”给出了“有”，同时，“权力意志”之所不及——即所谓“知不知”——给出了“无”。然而，这个“无”却并不因为你的不及就放过你，它将无视你的“权力意志”而肆无忌惮地影响你——而这恰是“无也是有的一种状态”之证明。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超人”无论怎样超越也不可能成为神。所以，人又要随时警醒：无论怎样超越自我，你终不过是个神通有限的孙猴子。

好像出了问题。既然“无”乃“权力意志”之不及，怎么“无”又会影响到“权力意志”呢？不过问题不大，比如说：我知道我摸不到你，但我也知道，我摸不到的你未必不能摸到我——这逻辑不成立吗？换句话说：无，即是我感受得到却把握不了的那种存在。这便又道出了“权力意志”的有限性，同时把全知全能还给了上帝，还给了神秘和无限。

这样看，“权力意志”的不及，或“内部透视”与“人性投射”之外，也是可以谈论、可以猜想的（唯休想掌控）。那万古空荒，尤其是需要谈论和猜想的——信仰正是由此起步。故先哲有言：神不是被证实的，而是被相信的。

可是，“权力意志”是有限的，并且是“永恒回归”的，这岂不等于是说：人只能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转圈吗？转圈比断绝，又强了多少呢？莫急，莫慌，人家说的是“权力意志和永恒再现一起形成绝对肯定”，又没说“权力意志”和“永恒回归”仅限于人这样一种生命样式。“权力意志”是创生而非派生的，而人呢，明明是历经种种磨难和进化，而后才有的。这一种直立行走的哺乳动物，除了比其所知的一切动物都能耐大，未必还比谁能耐大。其缺陷多多即是证明，比如自大和武断：凭什么说，生命的用料仅限于蛋白质，生命的形式仅限于拟人的种种规格？而另一项坏毛病是掩耳盗铃：对不知之物说“没有”，对不懂之事说“没用”。可是，人类又挖空心思在寻找外星智能，而且是按照自己的大模样找，或用另外的物质制造另外的智能，造得自己都心惊肉跳。

很可能，跟人一模一样的生命仅此一家。而其实呢，比人高明的也有，比人低劣的也有，模样不同，形式不一，人却又赌咒发誓地说那不能也算生命。“生命”一词固可专用于蛋白质的铸造物，但“权力意志”却未必仅属一家。据说，“大爆炸”于一瞬间创造了无限可能，那就是说，种种智能形式也有着无限的可能，种种包含着对自身观察的世界也会是无限多，唯其载体多种多样罢了。我们不知是否还有知者，我们不知另外的知者是否知我们，我们凭什么认定智能生命或“权力意志”仅此一家？

不过我猜，无论是怎样的生命形式，其根本的处境，恐怕都跑不出去跟人的大同小异。为什么？大凡“有”者皆必有限，同为有限之在，其处境料不会有什么本质不同。

有限并埋头于有限的，譬如草木鱼虫，依目前的所知来判断，是不具“权力意志”的。唯有限眺望着无限的，譬如人，或一切具“我”之概念的族类，方可歌而舞之、言而论之，绵绵不绝地延续着“权力意志”。这样来看，“权力意志”以及种种类似人的处境，不单会有纵向的无限延续，还会有横向的无限扩展。

“无”这玩意儿奇妙无比，它永远不能自立门户，总得靠着“有”来显现自己。“有”就能自立门户吗？一样不行，得由“无”来出面界定。而这两家又都得靠着观察来得其确认。“权力意志”就这么得逞了——有也安营，无也扎寨，吃定你们这两家的饭了。

哈，这岂不是好吗？不管你说无说有，说死说活，“权力意志”都是要在的。路还能断吗？干吗死着心眼儿非做那地球上某种直立行走的动物不可？甚至心眼儿死到，竟舍不得一具短暂的肉身和一个偶然的姓名。永恒回归的回路或短或长，或此或彼，但有限对峙于无限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有=有限，无=无限，二者的存在赖于二者的互证，而这一个“证”字=观察=一条无穷的道路。

如果一条无穷的道路已被证明，你不得给它点儿意义吗？暂时不给也行，但它无穷无尽，总有一天“权力意志”会发现不给它点儿意义是自取无聊。无聊就无聊，咋啦？那你就接近草木鱼虫了呗，接近奇石怪兽了呗，爱护环境的人当然还是要爱护你，但没法儿跟你说话。

不过问题好像还是没有解决。尽管生命形式多多，与我何干？凡具“我”之概念者，还不是都得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做无限的行走？可是总这么走，总这么走，总这么“永恒回归”，是不是更无聊呢？

嚯，靡非斯特来了。浮士德先生，你是走、是不走吧？不走啦，就这么灯红酒绿地乐不思蜀吧！可这等于被有限圈定，灵魂即刻被魔鬼拿去。那就走，继续走！可是，走成个圈儿还不等于是被有限圈定，魔鬼还不是要偷着乐？那可咋办，终于走到哪儿才算个头呢？别说“终于”，也别说“走到”，更别说“到头”，“永恒回归”是无穷路，没头。“永恒回归完全发生在这个世界中：没有另一个世界，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天堂），也没有一个更坏的世界（地狱）。这个世界就是全部。”[7]就是说：你跑到哪儿去，也是这样一个有限与无限相对峙的世界。所以，就断掉“无苦无忧”和“极乐之地”这类执迷吧，压根儿就没那号事！可这样不好吗？无穷路，只能是无穷地与困苦相伴的路，走着走着忽然圆满了，岂不等于说路又断了？半截子断了，和走到了头，有啥两样吗？

终于痛而思“蜀”了。好事！这才不至成为草木鱼虫、奇石怪兽。但“蜀”在何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它不在人们惯行的前后左右，它的所在要人仰望——上帝在那儿期待着你！某种看不见却要你信的东西，在那儿期待着你！期待着人不要在魔障般的红尘中输掉灵魂，而要在永恒的路上把灵魂锤炼得美丽，听懂那慈爱的天音，并以你稚拙的演奏加入其中。静下心来，仔细听吧，人间智慧都在那儿汇合——尼采、玻尔、老子、爱因斯坦、歌德……他们既知虚无之苦，又懂得怎样应对一条永无终止的路。勤劳勇敢的人正在那儿挥汗如雨，热情并庄严地演奏，召唤着每一个人去加入。幸好，任何有限的两个数字间都有着无穷序列，那便是换一个（非物质的）方向——去追求善与美的无限之途。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一日

放下与执着

几位老友，不常见面，见了面总劝我“放下”。放下什么呢？没说，断续劝我：“把一切都放下，人就不会生病。”我发现我有点儿狡猾了，明知那是句佛家经常的教诲（比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也不专指索命的器具，是说一切迷执），却佯装不知。佯装不知，是因为我心里着实有些不快；可见嗔心确凿，是要放下的。何致不快呢？从那劝导中我听出了一个逆推理：你所以多病，就因为你没放下。逆推理中又含了一条暗示：我为什么身体好呢？全都放下了。

既知嗔心确在，就别较劲儿。坐下，喝茶，说点儿别的。可谁料，一晚上，主张放下的几位却始终没放下几十年前的“文革”旧怨，那时谁把谁怎样了吧，谁和谁是一派的吧，谁表面如何其实不然呀，等等。就不说这“谁”字具体是指谁了吧，总归不是“他”或“他们”，就是“我”和“我们”。

所以，放下什么才是真问题。比如说：放下烦恼，也放下责任吗？放下怨恨，也放下爱愿吗？放下差别心，难道连美丑、善恶都不要分？放下一切，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总不会指着什么都潇洒地说一声“放下”，就算有了佛性吧？当然，万事都不往心里去可以是你的选择，你的自由，但人间的事绝不可以是这样，也从来没有这样过。举几个例子吧：是执着于教育的人教会了你读书，包括读经。是执着于种田的人保障着众人的温饱，你才有余力说“放下”。唯因有了执着于交通事业的人，老友们才得聚来一处喝茶。若无各门各类的执着者，咱这会儿还在钻木取火呢，还是连钻木取火也已经放下？

错的不是执着，是执迷，有些谈佛论道的书中将这两个词混用，窃以为十分不妥。“执迷”的意思，差不多是指异化、僵化、故步自封、知错不改。何致如此呢？无非“名利”二字。但谋生，从而谋利，只要合法，就不是迷途。名却厉害；温饱甚至富足之后，价值感，常把人弄得颠三倒四。谋利谋到不知所归，其实也是在谋名了——优越感，或价值感。价值感错了吗？人要活得有价值，不对吗？问题是，在这个一切都可以卖的时代，价值的解释权通常是属于价格的，价值感自也是亦步亦趋。

价值和价格的差距本属正当。但这差距却无从固定，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当然这并非坏事，这正是经济学所赞美的那只市场的无形之手。可这只手，一旦显形为铺天盖地的广告，一旦与认钱不认货的媒体相得益彰，事情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只要广告深入人心，东西好坏倒不要紧了——好也未必就卖得好，不好也未必就卖不好。媒体和广告沆瀣一气，大约是经济学未及引入的一个——几乎没有底线的——参数。是呀，倘那无形或有形的手也成了商品，又靠谁来调节它呢？价格既已不认价值这门亲，价值感孤苦无靠去拜倒在价格门下，也就不是什么难解的题。而这逻辑，一旦以“更高、更快、更强”的气势，超越经济，走进社会各个领域，耳边常闻的关键词就只有利润、码洋、票房和收视率了。另有四个词在悄声附和：房子、车子、股市、化疗。此即执迷。

而“执着”与“执迷”不分，本身就是迷途。这世界上有爱财的，有恋权的，有图名的，有什么都不为单是争强好胜的。人们常管这叫欲壑难填，叫执迷不悟，都是贬义。但爱财的也有比尔·盖茨，他既能聚财也能理财，更懂得财为何用，不好吗？恋权的嘛，也有毛遂自荐的敢于担当，也有种种“举贤不避亲”的言与行，不对吗？图名的呢？雷锋，雷锋及一切好人！他们不图名？愿意谁说他们没干好事，不是好人？不过是不图虚名、假名。争强好胜也未必就不对，阿姆斯特朗怎么样，那个身患癌症还六次夺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人？对这些人，大家怎么说？会说他执迷？会请他放下吗？当然不，相反人们会赞美他们的执着——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矢志不渝，都是褒奖。

主张“一切都放下”，或“执着”与“执迷”分不清，是否正应了佛家的另一个关键词——“无明”呢？

“无明”就是糊涂。但糊涂分两种。一种叫顽固不化，朽木难雕，不可教也，“无明”应该是指这一种。另一种，比如少小无知，或“山重水复疑无路”，这不能算“无明”，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奏，是成长壮大的起点。而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已然是大智慧了。

后一种糊涂，是错误吗？执着地想弄明白某些尚且糊涂着的事物，不应该吗？比如一件尚未理清的案件，一处尚未探明的矿藏，一项尚未完善的技术、对策或理论。这正是坚持不懈者施才展志的时候呀，怎倒要知难而退者来劝导他呢？严格说，我们的每一步其实都在不完善中，都在不甚明了中，甚至是巨大的迷茫之中，因而每时每刻都可能走对了，也都可能走错了。问题是人没有预知一切的能力，那么，是应该就此放下呢，还是要坚持下去？设想，对此，佛祖会取何态度？干脆“把一切都放下”吗？那就要问了：他压根儿干吗要站出来讲经传道？他看得那么深、那么透，干吗不统统放下？他曾经糊涂，曾经烦恼，但他放得下王子之位却放不下生命的意义，所以才有那锲而不舍的苦行，才有那菩提树下的冥思苦想。难道他就是为了让后人把一切都放下，没病没灾然后啥都无所谓？该想的佛都想了各位就甭想了，该受的佛都受了各位就甭再受了，该干的佛也都干了各位啥心也甭操了——有这事儿？恐怕，盼望这事儿的，倒是执迷不悟。

可是，哪能谁都有佛祖一样的智慧呢？我等凡人，弄不好一错再错，苦累终生，倒不如尘缘尽弃，早得自在吧。可是，怕错，就不是执着？怕苦，就不是执着？一身享用着别人执着的成果，却一心只图自在，不是执着？不是执着，是执迷！佛祖要是这般明哲保身，犯得上去那菩提树下饱经折磨吗？偷懒的人说一句“放下”多么轻松，又似多么明达，甚至还有一份额外的“光荣”——价值感，却不去想那菩提树下的所思所想，却不去辨别什么要放下、什么是不可以放下的，结果是弄一个价值虚无来骗自己，蒙大家。

老实说，我——此一姓史名铁生的有限之在，确是个贪心充沛的家伙，天底下的美名、美物、美事没有他没想（要）过的，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他多病的原因。不过，此一史铁生确曾因病得福。二十一岁那年，命运让这家伙不得不把那些充沛的东西——绝不敢说都放下了，只敢说——暂时都放一放。特别要强调的是，这“暂时都放一放”，绝非觉悟使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先哲有言：“愿意的，命运领着你走；不愿意的，命运拖着你走。”我就是那“不愿意”而被“拖着走”的。被拖着走了二十几年，一日忽有所悟：那二十一岁的遭遇以及其后的三十几年的被拖，未必不是神恩——此一铁生并未经受多少选择之苦，便被放在了“不得不放一放”的地位，真是何等幸运的事情！虽则此一铁生生性愚顽，放一放又拿起来，拿起来又不得不再放一放，至今也不能了断尘根，也还是得了一些恩宠的。我把这感想说给某位朋友，那朋友忒善良，只说我是谦虚。我谦虚？更有位智慧的朋友说我：他谦虚？他骨子里了不得！这“了不得”，估计也是“贪心充沛”的意思。前一位是爱我者，后一位是知我者。不过，从那时起，我有点儿被“领着走”的意思了。

如今已是年近花甲。也读了些书，也想了些事，由衷感到，尼采那一句“爱命运”真是对人生态度之最英明的指引。当然不是说仅仅爱好的命运，而是说对一切命运都要持爱的态度。爱，再一次表明与“喜欢”不同，谁能喜欢坏运气呢？但是你要爱它。就好比抓了一手坏牌，你骂它？恨它？耍着赖要重新发牌？当然你不喜欢它，但你要镇静，对它说“是”，而后看你如何能把这一手坏牌打得精彩。

大凡能人，都嫌弃宿命，反对宿命。可有谁是能力无限的人吗？那你就得承认局限。承认局限，大家都不反对，但那就是承认宿命啊。承认它，并不等于放弃你的自由意志。浪漫点儿说就是：对舞蹈说是，然后自由地跳。这逻辑可以引申到一切领域。

所以，既得有所“放下”，又得有所“执着”——放下占有的欲望，执着于行走的努力。放不下前者的，必至贪、嗔、痴。连后者也放下的，难免还是贪、嗔、痴。看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人，怎么可能会爱命运？不爱命运，必是心中多怨。怨，涉及人即是嗔——他人不合我意；涉及物即是痴——世界不可我心，仔细想来都是一条贪根使然。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从“身外之物”说起

常言道“常言道”，其实“常言道”并不都高明。比如“身外之物”，多指名利，或对名利之争的轻蔑，此外还有什么吗？问题是何为“身内之物”？“身内”未定，“身外”难免疏漏。这让我想起一位国人对幸福的总结：“高知不如高官，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舒服。”真可谓步步进取，直指“身内”。便又让我想到国人多忌谈死，你一说死，立刻引来劝慰：“哎呀哎呀，您千万可别这么想。”怎么想呢？死，难道可以因为不说它，它就终于不来？渐渐有点儿明白了：“身外”既已摒弃，“身内”若再有失，后果自不堪言。好了，“身内”已辨，“身外”也就有些轮廓了。但“身内之物”迟早是要玩儿完的，靠些迟早要玩儿完的东西来鼓舞自己和祝福别人，总归不妥。故“身外之物”切不可一律轻视。习惯中，“心”与“身”，“灵”与“肉”常相对立，故可推想，“身内之物”即一副肉身的圈定，而“身外之物”自然就还包括心灵，或者说精神。试想，以此类“身外之物”去祝福别人，不好吗？相当于说您灵魂不死，精神永在——就像媒体上常常颂扬的那些伟人。

又比如有人曾跟我说，那常见的祝福之词——“身体健康，精神快乐”，不如颠倒过来，这样说：“祝您精神健康，身体快乐。”是呀，精神的境界，怎么能仅仅是快乐呢？记得有人就曾赞美过“平静的坏心情”。止于快乐的精神，难说不够狭隘，就算是幸运吧，也得有迟钝来配合。精神又迟钝，身体又健康，这哪里是祝福？分明是嘲讽了。而精神又健康，身体又快乐，才是最佳配置。身体无论强弱，快乐都是目标。而健康的精神，则不仅可以享受快乐，更能够应对苦难。徐悲鸿有一副座右铭式的对联：“独执偏见，一意孤行”，可见其精神是何等健康，而这绝不会是说，因此身体可得其何等的舒适与保养。

还有两个常用的词，也该就其不同的底蕴较个真儿——“爱”和“喜欢”。比如恋爱，“爱上了”和“喜欢上了”，现在就弄得很没有区分。然而不幸的婚姻常是两类：1.爱，但不够喜欢，或后来发现根本就不喜欢；2.喜欢，但很少爱情，或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爱情。怎么讲？喜欢，多是对其容貌、体魄、健康、能力等——即“身内之物”——而言。爱情呢，则不拘“身内”，更是强调于“身外”的汇合了，那当然就只有凭据心灵或者精神。不好说缺了哪一项更易忍受，唯当祝愿所有恋人们都能“鱼与熊掌得兼”。但在某种时候，“爱”与“喜欢”的不同就会鲜明。什么时候？当你喜欢上了另一位！不可能吗？若不可能，爱人就无须选择，你或者打一辈子光棍，或者就有美满的婚姻按时向你扑来。喜欢，肯定是多向的；正如性，若非多向，进化一事即告拉倒。但，爱情就不是多向的？若不是，博爱也得拉倒。这问题我在《丁一》中掂量过，简要的认识是：爱情的本质，乃心灵战争中的一方平安之地，乃重重围困下的一处自由之乡，乃人心隔肚皮时的一份两心互信之约。只能是两心吗？不不，博爱从来都是理想。但正如施米特所说：三人成政。只要有三个人，就难免敌我之虑，就有了政治。因此又可以说：爱情，甚至是从政治中独立出来的信仰。它既希望不受政治的伤害——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比如白娘子和许仙；又希望得到政治的支援——比如自由恋爱曾经冲破包办婚姻，比如同性恋者正在争取着合法权利，比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后者常会处在愿而不达的境地，而前者的醒目标题是现实。因而婚姻是现实，更像政治，当事人必须遵守一种广泛承认的规则；爱情却是信仰，个人自由，别人最好不插嘴。

但就像早年一部电影《流浪者》中说的，“法律不承认良心，良心也不承认法律”，婚姻和爱情也常常互不承认——比如你不承认第三者的爱情，第三者也挑战你的婚姻。不管具体何因吧，挑头作乱的都是欲望。欲望都要谴责吗？其实它是动力，原动力。不信消灭掉欲望你试试，一切都要拉倒。爱欲的最初表现是喜欢。喜欢，常常已经有了性因素。接下来呢，传统的话，法律只承认婚姻；先锋的话，爱情不承认法律。无论你是传统还是先锋吧（现在好像没人管了），麻烦都在于另一种情况：你已经有了婚姻，甚至这婚姻中也有爱情，传说中的第三者却来显形成真。当然了，要是他/她跟你“性”一下之后明确表示瞧不上你，谢天谢地事情就好办多了，然而他/她“喜欢”你，甚至还“爱情”着你，这就麻烦。只拣三种情况来研究：1.老婆或丈夫并未发现你的出轨，而你却发现“喜欢”远远抵消不了说谎的痛苦，便了结掉这一不轨情缘，自行回归；2.你不仅了结了这一不轨情缘，还向老婆或丈夫做了坦白和忏悔，但不被原谅；3.坦白之后，老婆或丈夫原谅了你，可第三者却纠缠不休。

先说1：出轨毕竟是错误，但若爱情依旧，错误可以原谅，谎言则不可。谎言是爱情的头号敌人（或“喜欢”的潜在盟友），因为爱情的根本，就是要在心灵争战的大环境中建设一处自由、互信的乐土。如果，你曾出轨，却因为不能忍受谎言之苦而自行回归，则表明这是一次真正的爱情事件，是一个爱情重于喜欢的突出例证；因而你绝不是传说中那种不懂爱情的人。相反2：这样的老婆或丈夫不懂爱情，更不懂你的坦白之于爱情的价值，他们只懂婚姻。那么3：这样的老婆或丈夫才是伟大的老婆或丈夫，才是真正的爱人；而那位第三者却是只懂得喜欢，或还懂得那句错位的祝福——“身体健康，精神快乐”，但无论怎样都只针对自己。只针对自己的事，一般与爱情无关。

我是在为出轨者开脱吗？有可能。以己度人，我以为人人都会因“喜欢”而在心里有所出轨，没有相应的行动就好，但也可能是没有相应的机会。但若认为出轨即是爱情的失败，就把爱情看得太简单了。

出轨，其实只是对婚姻而言。至于爱情，却谈不上轨不轨——婚外之爱也仍在爱的轨中，婚内无爱也仍在爱的轨外；而婚外的喜欢，并且有所行动，也只是出了婚姻之轨。

所以，出轨应属一次法律性错误，而回归与否，却是一次面神的抉择。因为，婚姻是人约——由司法部门出具证明，而爱情，却属神约。“你愿意他/她做你的丈夫/妻子吗？”——此乃神问，超越法律，要你用灵魂来回答。这样想，倒是不能以回归与否来判定你是否违背神约了——回归，是爱情战胜了喜欢；不回归呢，却也可能是爱情冲破了婚姻。关键在于：人约可变，神约莫违——如果你把爱情看作信仰，而不仅仅是法律的话。因而，如果婚姻中没有爱情，离婚也就正当。但若婚姻中没有的爱情，第三者那儿却有，该怎样评价“出轨”呢？当然，出轨仍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它却并不违背信仰，所以再婚亦属妥善之策。可是，如果第二者死活不跟你离，第三者又誓言死等，可咋办呢？唯一的希望是大家都能懂得：婚姻即法律，不可以不尊重，但爱情即信仰，毕竟是根本。也就是说，你先得守法，否则淫乱滋生，连神圣的爱情也将被混淆得面目全非；然后，何去何从，终归还是得面神而问——以你的诚实之心，看你的爱情何在。

于是有了一个总结：法律先于信仰，信仰高于法律。这差不多是和谐社会的特征。

这就又让我想起不久前广为争论的一件事：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争论得热烈而且糊涂。说人权高于主权吧，先就会给些不轨之谋以借口。其次，难道不是主权为着人权，倒会是相反吗？如果相反，则想必慈禧太后也会喜欢——无论她是在保卫主权，还是在出卖主权。

大凡局面两难，就当另辟思路。既有了前述那一总结，想来就应该是：主权先于人权，人权高于主权。凭什么呢？很明显，主权在法律的范畴，人权则属于信仰。

法律是怎么来的？为使不同信仰的人群都能享有同等权利，大家协商，互有妥协，制定出一套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便有了法律。所以，一旦人们有了矛盾，就该先去问问法律，看自己是否履行着当初的承诺。可是，法律乃人智的产物，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发生了法律也不知所措的事情，又该去问谁呢？当然了，要完善和不断地完善法律！可完善它的根据是什么呢？曾经制定它的根据是什么，现在完善它的根据就应该还是什么。曾经你问的是谁，现在就还问谁去。这样，料必你就会问到“天赋人权”那儿。天赋的，即人所固有的、没人愿意失去的。比如说，谁不想活吗？谁不想幸福吗？谁愿意让别人掐着自己的脖子活吗？天赋的，就是最高的；不可违背也无法再问的，即是神说。难道有谁会问“您为什么想活、想幸福、想不让自己的脖子给人掐”吗？所以说人权高于主权，正如信仰是法律的根据。主权原本是为了维护人权的，否则它的责任又是什么？如果主权就是主权，并不对另外的事情负责，那么，要留要卖就都是它自己的事了。反对出卖主权，说到底，是不能容忍它损害了大家的人权。如果损害了，就应当改善它。改善的根据，前面说过了，去问那个不可再行追问的最高者。至于改善是否合时宜，够策略，则另当别论。

二〇〇八年一月五日

文明：人类集体记忆——张文涛的《尼采六论》读后

对于“永恒复返”，《尼采六论》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都是会死的，永恒对个体生命的拯救不过是一种意愿，而意愿并非事实，甚至也不能算是信仰。“个体通过永恒获得意义，永恒却需要个体去意愿”[8]，这便是尼采的困境。再说了，就算生活在复返，可我自己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除非我还记得上一次生活，我就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第二次过同样的生活。”如果一次次生活之间并无记忆关联，则每一次都仅仅是这一次，“永恒”岂非自我欺骗？

但是，人有两种独具的能力：记忆和联想。人的记忆又分两种：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死亡中断了个体记忆，使生命意义面临危机。但集体记忆——文化或文明的积累——使个体生命经由联想而继承和传扬着意义。因而，从来就不是“个体通过（假想的）永恒获得意义”，而是：个体通过真确的意义而获得永恒。

为什么爱是美好的，恨是丑恶的？就因为爱意味着寻找他者，这寻找，必然要建构并接续起意义；而恨是拒斥他者，拒斥的同时必然割断并丢弃了意义——正如被分离的音符使音乐破碎成无意义的噪音。而音乐却整合起相互割裂的音符，从而构成意义，并使每一个音符都有了意义。所以，是音乐拯救了音符，是意义拯救了当下，是文明这一集体记忆拯救了个体生命。因而，个体的从生到死仅仅意味着“永恒复返”的一个个环节。此外没有永恒。这样看，死将会是多么的不再可怕——每一个音符都因自身的展现而获得意义，都以自身的被度过而构造着永恒。

关键是要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没有永恒，也没有当下。永恒和当下，都是由于对意义的认知与联想。所谓“肯定当下”，可当下是多久呢？一分还是一秒？当下，其实是：构造意义所需的最短过程。意义，使你意识到一刹那，否则千年万年也是不存在。当然，也会意识到无意义，但这不等于是意识到了意义吗？

这就又说到了“权力意志”。本人除了懂北京话，还懂陕北话，再没有了。可我总以为“权力意志”不如译为“绝对意志”的好，否则很容易被误认为，仅仅是对他人的强权。“绝对意志”，什么意思？——离开它咱啥也别谈！故还是要援引玻尔那句名言：“物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只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怎样说。”

但《六论》中又谈到：如果“‘意志’的创造除了自身，没有其他标准，这难道不会导致意志创造的随意性？相对性？”于是“本来意欲克服相对主义的尼采，最终却让自己陷入了难以摆脱相对主义的麻烦”。是呀，这也是“超人”的麻烦，也是“权力意志”“人性投射”和“内部透视”的麻烦。因为“意志”这一有限之在，必然意味着“意志”之所不及的无限之在。而“内部”和“人性”则想必会有“外部”和“神性”与之对应。这样一想倒很有趣了：自身在创造自身之时，必不可免地也指出了他者；有限在确认了有限的同时，必不可免地也感到了无限。再想下去就更好了：人，看到了自身局限——“内部透视”或“人性投射”——的同时，终于相信了神在。所以，人是绝对地成不了神的；而“超人”，则仅仅意味着人之不断的自我超越。如果你看见了一个有形的神，那一定是冒充的。

神的事，人不知（其所以），只能听（或不听），只能想（或不想），只能信（或不信），只能跟随（或背离）。那不是音乐吗，对音符来说？那是天籁之音，无限之谜，无限对有限的围困，或上帝之严厉而温柔的命令。音乐即音符之全知全能的上帝，他既是造物主——安排并限定了音符的位置，也是救世主——倘若音符能够谛听并跟随那不息不懈的奏响。

音符是有限的，音乐的横向构成与纵向延续都是无限，这使得任何一个音符都必然会“永恒复返”，但非绝对重复。生命的困境，就其本质而言是必然要重复的，但人的突围行动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说，音符的困境和音乐的本质，是难免重复的，但那充天盈地的大音或委婉，或悲怆，或平稳流淌，或激流涌荡……盘盘绕绕、万转千回，却不重复，也使得每一个音符都有其“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受。或可这样理解死亡的好意：那是一段段乐章间的歇息，以利乐手们重整旗鼓，以无限的曲式去表达其不变的投奔吧。

还要说“个体看似获得了意义，但是，单一个体生命的虚无性实际上是被掩盖、隐藏了起来”，就有点儿矫情了。什么是“个体生命”？如果说，个体的必然死亡即是生命之必然的虚无性，岂不等于把生命仅仅限定为生理的肉身了？人都是要死的，这谁不知道？但这是拯救的前提，否则拯救无从谈起。拯救，难道不是指生命的意义，而是说生理的肉身？难道不是要使一个个盲目的音符——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生命，融入一曲永恒的音乐中去从而获得意义，而是要炼一粒长生不老的灵丹？“永恒复返”莫非一定要靠这粒灵丹来证明，才不是谎言？

尼采曾想用科学来证明“永恒复返”，这算得上是糊涂，因为科学早把精神一维悬置起来了。我常想，如若科学能够引入精神，或许倒能拿出“永恒复返”的实据。但就算这不是“巴别塔”的续集，果真成功了，那么拯救一事也就不用再提。所以，拯救还是要回到其固有的前提：人都是要死的，或每一个音符都将被度过。

尼采的麻烦，在于他把人所面对的“无限”也给虚无掉了。咱是有限，他是无限，咱是人，他是谁？只要诚实，只要思考，只要问到底，你不可能不碰上他。你又诚实，又思考，又问到底，可又要否定他，说他死了，能不出毛病？他是谁？他就是那个被称之为上帝的无限之在！你愿意给他别的名字也行，但他绝不因为你看不见他、弄不清他甚至于否定他，他就不在，就不难为你。从这个意义上说，哲人是立法者和发布命令的人吗？他可命令得了“权力意志”所不及的无限吗？他只可能是，被围困之生命的侦察者和指引者。指引，也仅仅是把那包围圈不断地扩大，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不在那包围圈的前沿，因此不可能不碰上他。

尼采从日神走向酒神，分明是说已经碰见他了，已经碰见了又说没碰见，说没碰见吧又明显是个瞎话儿。尼采是不是把我们领到了门口，存心要留一个悬念？那层窗户纸马上就要捅破了嘛！所谓“高贵的虚无主义”，与其他虚无主义有何区别？酒神！酒神的步履明明是有了信念的步履，明明是在那无限围困之下的步履，围困之下却坚拒虚无的步履——这岂不是已经证明了上帝，证明了神圣，证明了生命在“永恒复返”地创造着意义吗？何虚无之有？神的事，人不知；人的事，就是在命运的围困中——也可以说是无奈地——构造并接续起意义，从而拯救了当下也拯救了永恒。所以“永恒复返”绝不是“对大地生活的全面肯定”，而仅仅是说：人不可能逃避大地生活，死都不能。至于肯定，则是指向着永恒的追寻与超越，即大地对天穹的仰望——那一曲博大的音乐从来就是充天盈地。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原生态

大家争论问题，有一位，坏毛病，总要从对手群中挑出个厚道的来斥问：“读过几本书呀，你就说话！”这世上有些话，似乎谁先抢到嘴里谁就占了优势，比如“您这是诡辩”“您这人虚伪”“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呀”——不说理，先定性，置人于越反驳越要得其印证的地位，此谓“强人”。问题是，读过几本书才能说话呢？有标准没有？一百本还是一万本？厚道的人不善反诘，强人于是屡战屡“胜”。其实呢，谁心里都明白，这叫虚张声势，还叫自以为得计。孔子和老子读过几本书呢？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读过几本书呢？那年月统共也没有多少书吧。人类的发言，尤其发问，是在有书之前。先哲们先于书看见了生命的疑难，思之不解或知有不足，这才写书、读书，为的是交流而非战胜，这就叫“原生态”。原生态的持疑与解疑，原生态的写书与读书，原生态的讨论或争论，以及原生态的歌与舞。先哲们断不会因为谁能列出一份书单就信服谁。

随着原生态的歌舞被推上大雅之堂，原生态又要变味儿似的。一说原生态，想到的就是穷乡僻壤，尤其少数民族。好像只有那儿来的东西才是原生态，只要是那儿来的东西就是原生态。原生态似要由土特产公司专购专销。自认为“主流话语”的文化人，便也都寻宝般地挤上了西去的列车。这算不算政治不正确？人家的“边缘”凭啥要由你这“主流”来鉴定？“原生态”凭啥要由“现代”和“后现代”来表彰？再问：你是怎样发现了原生态的呢？根据你的“没有”，还是根据你的“曾有”和“想有”？若非曾有，便不可能认出那是什么；认不出那是什么，就不会想有；若断定咱自己不可能有，千里迢迢把它们弄来都市，莫非只看那是文明遗漏的稀罕物儿？打小没吃过的东西你不会想吃它，都市人若命定与原生态无关，大家也就不会为之感动。原生态，其实什么地方都曾有，什么时候也都能有，倒是让种种“文化”给弄乱了——此也文化，彼也文化，书读得太多倒说昏话；东也来风，西也来风，风追得太紧即近发疯。有次开会，一位青年作家担忧地问我：“您这身体，还怎么去农村呢？”我说是呀，去不成了。他沉默了又沉默，终于还是忍不住说：“那您以后还怎么写作？”

原生态，啥意思？原——最初的；生——生命，或对于生命的；态——态度，心态乃至神态。不能是状态。“最初的状态”容易让人想起野生物种，想起DNA、RNA，甚至于“平等的物质”。想到“平等的物质”，倒像是一种原生态思考——要问问人压根儿是打哪儿来的，历尽艰辛又终于能到哪儿去。当然了，想没想错要另说。可要是一上来想的就是：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没得过奖的作家就不是好作家，因而要掌握种种奖项——尤其那个顶尖的“诺奖”——的配方，比如说一要有民族特色，二要是边缘话语，三还得原生态……可这还能是原生态吗？原生态，跟“零度写作”是一码事。零度，既指向生命之初——人一落生就要有的那种处境，也指向生命终点——一直到死，人都无法脱离的那个地位。比如你以个体落生于群体时的恐慌，你以有限面对无限时的孤弱，你满怀梦想而步入现实时的谨慎，甚至是沮丧……还有对死亡的猜想，以及你终会发现，一切死亡猜想都不过是生者的一段鲜活时光。此类事项若不及问津，只怕是“上天入地求之遍”也难得原生态。这世上谜题千万，有一道值六十分，其余的分数你全拿满也还是不及格，士兵许三多给出了此题的圆满答案。

许三多和成才同出一乡，前者是原生的心态——“要好好活”，“要做有意义的事”，后者却不知跳到几度去了——“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几百年来，拿破仑的这句话好像成了无可置疑的真理，其实未必。比如说人，人是由脑袋瓜子和脚巴丫子等等各司其职的一个整体，要是脚巴丫子总想当脑袋瓜子，或者脑袋瓜子看不起脚巴丫子，这人一准生病。史铁生的病就是这么来的，脚巴丫子不听脑袋瓜子的，还欺骗脑袋瓜子，致使其肌肉萎缩并骨质疏松；幸好它还没犯上到去代替脑袋瓜子，否则其人必将进而痴呆。脑袋瓜子要当好脑袋瓜子，比如说爱护脚巴丫子；脚巴丫子要当好脚巴丫子，比如说要听命于脑袋瓜子，同时将真实信息——是疼，是痒，是累——反馈给脑袋瓜子，这才能活蹦乱跳的是个健康人。

可照这么说就有个问题了：元帅生下来就是元帅吗？哪个元帅不曾是士兵？那就还有一问：你是只想当元帅呢，还是自信雄才大略，能打胜仗，才想当元帅的？倘是后者，雄才中必有一才：能够号令千万士兵协同作战——仗从来是要这么打的；大略中当含一略：先让那不想当士兵的士兵回家——不懂得当好士兵的士兵，怎能当好元帅？战争中的元帅，先要看自己是个士兵。可见，许三多的质朴信奉，既适用于士兵也适用于元帅。尤当战争结束，士兵和元帅携手回乡，就都能够继续活得好了。

“好好活”并“做有意义的事”，正是不可再有删减的原生态。比如是一条河的、从发源到入海都不可须臾有失的保养。元帅不是生命的根本，元帅也有想不开跳楼的。当然了，十度、百度、千万度，于这复杂纷繁的人间都可能是必要的，但别忘记零度，别忘记生命的原生态。一个人，有八十件羊绒衫，您说这是为了上哪儿去呢？一个人，把“读了多少书”当成一件暗器，您说他还能记得自己是打哪儿来的吗？比如唱歌，“大青石上卧白云，难活莫过是人想人”——没问题，原生态！“无论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呢，黄土地上的“许三多们”恐怕从未想到过这样的炫耀，也从不需要这样的“乐观”教育。比如画画，据说凡·高并未研究过多少画作，他说“实际上我们穿越大地，我们只是经历生活”“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遥远的地方去……我们是地球上的朝拜者和陌生人”“（这儿）隐藏了对我的很多要求”，于是他笔下的草木发出着焦灼的呼喊，动荡的天空也便响彻了应答。而模仿他的，多只是模仿了他的奇诡笔触；收藏他的，则主要看那是一件值钱的东西。又比如政治，为了人民（安居乐业）的是原生态——政治压根儿就是为了办好这件事的，但也有些仅仅是为了赢得人民，他们要办的事情好像要更多些。再比如信仰，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得其指点和拯救的，是原生态，为了去指挥别人的，就必须得编瞎话儿、弄光环了。比如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似乎更古老，但那是原生态吗？爱情，才是原生态。爱情，最与写作相近，因而“时尚之命、评论家之言”断不可以为写作的根据，写作的根据是你自己的迷茫和迷恋、心愿与疑难。写作所以也叫创作，是说它轻视模仿和帮腔，看重的是无中生有，也叫想象力，即生命的无限可能性。以有限的生命，眺望无限的路途，说到底，还是我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回到这生命的原生态，你会发现：爱情呀，信仰呀，政治呀……以及元帅和“诺奖”呀——的根，其实都在那儿，在同一个地方，或者说在同一种对生命的态度里。它们并不都在历史里，并不都在古老的风俗中，更不会拘于一时一域。果真是人的原生态，那就只能在人的心里，无论其何许人也。

有个人，整理好行装，带足了干粮和水，在早春出发，据说是要去南方找他的爱人，可结果，人们却在北方深冬的旷野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要去南方却死在了北方，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就像海明威猜不透那头豹子到雪线以上的山顶上去究竟是要干吗。）据此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不去农村也可以。对那段漫长或短暂的空白，你怎么猜想都行，怎么填写也都不会再得罪谁，但大方向无非两种：一是他忘记了原本是要去哪儿，一是他的爱人已移居北方。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种子与果实

一粒种子，即一份计划，或一个剧本。其作者无论叫“上帝”还是叫“大爆炸”，一样都是永不可及的谜。

这剧作不断上演，不断更新着舞台、布景、灯光、道具和演员——这取决于“热力学第二原理”，即生而必死的铁律；但剧程或戏魂永远不变——正如尼采所说的：永恒复返。

种子发芽、破土，有如戏剧拉开大幕。萌芽成长，壮大，直至根深叶茂，一直充斥着躁动与挫折，譬如对风雨的抵抗；充斥着残忍甚至阴谋，譬如与另类或同类争夺雨露阳光——这是这戏剧的铺陈与展开，是计划中的开发与创造，激情澎湃有如人类历史的英雄时代。而后开花、结果，是为戏剧的高潮，雄心勃勃，捷报频传，预示着光荣与梦想的即将实现。最后果实成熟，计划成功，辉煌灿烂恰似一种文明的顶峰。

但成熟或顶峰之后呢？溃败必然开始。你能够预见溃败，但不能阻挡它。你可以找出溃败的原因，乃至延缓它的办法，却不可能改变这一方向。你见过一颗果实由灿烂而至溃败的过程，你见过一颗果实由溃败重又灿烂的实例吗？这也取决于“热力学第二原理”。

这时怎么办？这剧本，这计划，接下来的要求是什么？维护好种子，维护好未来，为下一场悲壮的戏剧做好准备。

又一粒种子，又一份计划，又一个剧本，大幕再次拉开，周而复始——此即那位永不可及者给出的：生的启示，或死的寓言。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乐观的根据

有位西方艺术家说：生活分为两种，一种叫作悲惨的生活，另一种叫作非常悲惨的生活。怎么办呢？他说：艺术可使我们避开后一种。东方思想更是有这样的意思：生即是苦，苦即是生。总之人只要活着，困苦就是逃不脱的。东方、西方本处同一星球，于此不谋而合当在情理之中。

那么死呢？死，能否逃脱这苦难的处境？比如说，给它来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行不？说说行，想想更行，但你信不信，其实不行？除非你能从“生”逃进“死”，从“有”进入“无”。

什么，这简单？那你就先说说怎么从“有”进入“无”吧。“无”在哪儿？“无”即没有，你可怎么进入一个没有的地方呢？好吧，就算你真的进入了，可随之那儿就不再是“无”了，而必呈现为另一种状态的“有”。所以，出生入死也就无望——“死”要么是另一种形式的“生”，要么就得是“无”，而“无”我们已经说过了是没有的。

这便是人的处境，在苦逃！问题在于：面对一条难逃之路，是歌而舞之、思而问之地走好呢，还是浑浑噩噩、骂骂咧咧地走好？

无论怎么走吧，似乎都还有着无奈的成分。是呀，即便大哲尼采的“酒神精神”，其中也可见此无奈。不过，为啥无奈你可想过？想想吧。一定还是有个企盼不肯放弃：终点。一定还是有种疑虑不能消除：走到哪儿算个头儿呢？这可真是此在生命的逻辑给我们留下的顽固遗产。其实呢，有谁看见过“头儿”吗？终点，若非无，就不能算是终点；若是无，那就还是没有的呀，兄弟！放弃你那顽固的遗产吧，或把它再扩展一步：永远的道路，难道不比走到了头儿好得多？

所以生命也分为两种：一种叫作有限的身在，一种叫作无限的行魂。聪明人已经看见了乐观的根据。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七日

人的价值或神的标准

有回在外吃饭，餐厅里人不多，忽一个清晰的女声传来：“人的价值不就是社会价值吗？”很是突兀，也不知此前是何铺陈。环顾四周，只见不远处坐了一对中年男女，男人仪表平平，女人着装时尚却似不够协调。见我注意他们，声音于是低下去，但我的听力却随之灵敏了许多。男的接着说：“不一样，我跟你说真的是不一样。”女的说：“怎么不一样？”男的抽烟，呆望着飘摇的烟缕。女的慢慢咀嚼，似胸有成竹。半天，男的又说：“你认为人的价值，仅仅是社会认定吗？”女的紧跟着问：“那你倒是说说，还有什么？”男的反问：“那你也说说，你所谓的社会价值都指什么？”这下轮到女的语塞了。很久，可能是发现有人仍在偷听，他们起身换了个座位；女的走过我身旁时不轻不重地扫了我一眼。

我当然不能跟过去，但天生的毛病——我开始在心里替那个女人问，然后帮那个男人答。那女人的问题简单说是这样：除了社会价值，莫非人还有什么单独的价值？也就是说：离开社会谈人的价值，是不是一句空话？但正如那男人所问，社会价值又是指什么呢？我想来想去，觉得只能是指社会贡献。故那女人的问题可以总结为：除了以社会贡献来衡量人的价值，不可能还有什么其他标准。是呀，人除了是社会的人，就剩下生理的人，总不会说还有个生理价值吧？

这么一绕可真是有点儿晕。不以社会贡献而论的“人的价值”，可有吗？是什么？这样一想还真是有点儿空。

那女人的声音忽又大起来：“那好，你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什么例子？唔，我想我可以帮帮那个男人了。

透析，听说过吗？一种疗法。比如说你得了尿毒症，要死，有种疗法叫“透析”，透了你就能活，不透你很快就死。但这疗法价格昂贵，十几年前我开始透析的时候，人分两类——有公费医疗的和没有公费医疗的，后者若非“大款”，肯定是负担不起每年十几万的透析费。这就有问题了：假定公费医疗确实体现了社会贡献，那么没有公费医疗或尚无社会贡献的人，就该死吗？我曾亲眼见一农村青年，跟着他憔悴的母亲来透了几次，就打算结账回家了。那一刻透析室里一无声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时人们都在想什么？社会贡献，还是人的价值？（谢天谢地，据说就要实行“全民医保”了，但愿它能成功。）再譬如这次汶川大地震，救人时，料也不会有谁去想，压在废墟下的人社会价值如何吧。事实上，即便在那个阶级斗争最为疯狂的年代，在人们心底，人的价值也是独立于社会价值的——雷锋在帮助陌生人时，可曾想过他的社会贡献吗？

人的价值是神定的标准，即人一落生就已被认定的价值。想来，神的标准也有上下线之分，即“下要保底”——平等的人权，“上不封顶”——理想或信仰的无限追求。所以，人除了是社会的人，并不只剩下生理的人，人还是享有人权的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人。

而社会价值是人定的标准，是针对人性的缺憾而设的奖惩措施，想来实为无奈之举。譬如多劳多得，根本还是名与利的鼓舞。譬如种种名或利的排行榜，就像股市大盘；据说在股市中，投资与投机皆属必要，二者协同而成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动着我们丰衣足食。其实还有第三只手，即操纵股市的人——造假象以乱规则，伺机猎取暴利；这真与弄排行榜者同心同“德”——设虚衔以惑人心，从中收获权名。

有位大慈善家说过：富人之富（也可引申到名人之名），是社会发展的副产品，独占之是不道德的行为。我理解这意思是说：社会发展不可不赖于竞争，而竞争必致人分贫富，所以竞争乃富人与穷人的合作，合作的副产品岂可归一方享有？换个角度，穷人之穷也是这合作的副产品，自然也不该由一方承担。隐隐地我们听到上帝的声音了。

或许可以这样说吧：人的价值即神的标准。社会价值是人的弱点使然。对社会价值斤斤计较或耿耿于怀，是不道德的行为。慈善事业，是以神的标准来弥补人的缺陷。而第三只手，从来就是偷儿的别名。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身与心

若把人仅仅视为肉身，余者不过其功能种种，当然就会看人生是一场偶然的戏剧，“死去原知万事空”，及时行乐最是明智之举。可不是吗，既然人曾经是、终归仍不过是一堆平等的物质，又何必去问什么意义。尤其这戏剧不单偶然，而且注定是苦难重重，又何苦对之抱以太多热情，莫如把希望寄于死后或来生——一处清静无忧的所在。这差不多是一类信仰的根源。问题是它把生命看得太过直观，多有思问者怕不会满足；比如说吧，谁知道死后会是啥样？凭什么我要相信你的描述？

若把人生看作精神之旅，肉身不过一具临时载体，好比一驾车马，“乘物以游心”，你还会贬低意义，轻视热情，宁愿生命仅仅是一次按部就班的生理消费吗？这是另一类信仰的起点。但这类信仰，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要证明精神的永恒，即精神并不随着肉身的死亡而告消灭，否则热情和意义便失根基。此题其实并不难解，因为证据一向都不隐蔽：人类生生死死已历多少世代，但毁灭的全是肉身，精神何曾有过须臾止息！

二是要证明，困苦之于人生，是死也难逃的宿命，否则就会助长以死来赴极乐的期冀。此题的解法也不复杂：除非死等于无，否则你逃到哪儿去也还是一种生的状态；而死若等于无呢，无的意思是不存在，你又怎能逃到一处并不存在的地方去呢？

三，于是有人要强调“我”了——我的精神，我的精神难道不会随着我的死亡而消散吗？可事实上，“我的精神”若不融入“类的精神”，就不能算是精神，而仅仅还是肉身，或某一肉身顺便携带的一点点自行封闭和断绝的消息。有谁会认为一己私欲也算得一种精神吗？比如一块瓷片，所以被珍重，是因为它与一具完整的瓷器相关，故可传达某种审美精神；倘其太过破碎，除了是块碎片跟谁也挨不上，确实它就不必热情，也无须意义，它已然是回归了清静无忧的所在。

相信人即精神之旅者，必会关心生命的意义，唯意义能够连接起部分和整体，连接起暂时与永恒。而相信人即肉身者，关心意义可不是累、抱紧热情可不是傻吗？但其行为常又乖张：只因不见意义，便说没有意义，而“没有意义”却又被强调成一种意义，甚至信仰。

我是说，这两类信仰的根源和取向大相径庭，并无取消一种的意思。譬如我，早晨一睁眼便相信后一种，晚上一上床，自然而然地也赞成前者。后一种让我满怀热情地走进生活，在寻求意义的过程中享受欢乐，而前者是最好的心理医生，或安眠曲。怎么回事？我这人太没主张，一会儿把人视为精神，一会儿又看人只是肉身？可不就这么回事！我既是我，我又是史铁生，既然身心兼备，自当各派其用。早晨一睁眼，身助心愿，心就像个孩子，驾驶着身之车只争朝夕；晚上一上床，心随身安，身就像辆破车，心再不要打扰它，只要维护它、安慰它：睡你的觉吧，万法皆空。其实呢，无论何时何地，人生之事莫非身、心两类，怕只怕弄颠倒了。比如名，实为身所有，即那史之牵挂，或那偶然车马之悲欢；“轻轻地我来了”，我跟着沾点儿光和累，“轻轻地我走”后呢，谁还管他是谁——弄得好了是某种思问之标识，弄不好唯一缕烟尘！但写作，那可是我的事，我从中成长，苦乐兼得，由个傻小子渐渐长得像个明白人了。待某日那史一闭眼走了，车毁马亡，但愿助我成长的事情仍可借另一驾车马助我成长。当然了，卸磨杀驴极不道德，故也该对那史抱以谢忱：为了我的游历和成长，哥们儿你受累了、受苦了、尽力了，多谢多谢了。还能怎样？我还嫌他生前腿也敷衍、肾也塞责，弄得我苦不堪言呢！就像民歌中唱的：“灰毛驴驴地上，灰毛驴驴地下，一辈子也没坐过好车马……”

二〇〇八年六月一日

回归自然

所谓“回归自然”，到底什么意思？尤其涉及精神或心性，“自然”究竟是指怎样一种状态？是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唯无思无念、随遇而安才算自然吗？可人生来就有其代谢机制，又有其感知系统，既是一套生理结构，又是一种精神存在，启动一半关闭一半，难道不是违背自然，倒算回归？

“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怎么不好？设若人不思考，上帝也不发笑，这茫茫宇宙可还有什么活气儿？或者是人在思考，上帝那边毫无动静，难道不扫兴？再或者，人不思考，唯上帝独自发笑，那岂不更吓人？在我想，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一发笑人便继续思考，于是乎宇宙生气勃勃，一条人生路也才趣味盎然，这有多好！上帝的笑绝无恶意，那既是欣慰于人类的不屈不挠，又是对其难免的幼稚忍俊不禁。

上帝是怎样创造世界的？先是分开光明与黑暗，然后分开天地，分开日月星辰，分开植物与动物，最后分离出人……这样一步一步分开，明显是促成着观察与思考：先是廓清视野——给出相对的确定性；然后拓展时空——保证恒久的延续性；再使物种丰繁——有足够的复杂度；继而推出能够迁移的物类——使复杂保持动态；最后是人——不单能够迁移，还能够观察、思考，不单观察和思考他者，还要自我反观与反省。想来，“回归自然”绝不是说一步步再倒退回去吧。

那么，违背自然者何？真可谓千姿百态，不胜枚举。比如说，清晨，一半裸女子瑟缩于敞开的衣柜前，长吁短叹，愁眉不展，几十套衣裙中竟挑不出一件让她满意的——这如果是一幅摄影作品，标题就叫作《后现代匮乏》吧。再比如一头牛，在遥远的乡间长大，被健硕的屠夫宰割，空运海运地来城市，请衣冠楚楚的官员检疫，由四季冬装的工人冷藏，再经一灰头土脸的司机运到餐馆，便有技艺非凡的厨师把它变成佳肴，又有优雅的侍者把它送上餐桌，于鲜花美酒间听些闲话，而后“咵嚓”一声原封不动地就进了垃圾箱……这事儿我总琢磨，外星人会怎样理解——地球人就这么个玩法？还有抑郁症，古人或看那是天赋异禀吧：没人招他没人惹他也没人帮他，不会儿工夫他就能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面色青苍，呼吸紧促，神情恍而惚之，周身僵且硬也。检查吧，没毛病；谈谈吧，啥也懂。这对唯物主义是个打击，单凭某种“意念”就能做这么大的功。再说装修，劳心劳力的总该是为了住得更舒适吧，倒有人把家改建成了“毒气室”。还有防盗门和护窗栏，以往都是把贼人投入牢笼，怎么现在好人倒坐进了铁门和铁窗？科学发达、经济发展、文明进步，原都是为人谋幸福的，结果怎会这样？水也不够用了，空气也不可靠了，土地也板结了、沙化了，虽说处处都已机械化、电器化、信息化了，怎么人倒弄得更紧张、更焦灼、更抑郁了？若仅从结果推断动机，你肯定不会想到自虐狂吗？

也甭说哪国哪民，整个人类都像是走错了道儿，是得想想如何回归自然了。但人是在哪一步上开始背离自然的呢？

还说那句话吧——“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是劝人不要思考，还是抱怨上帝不该发笑？是说上帝一发笑人就该闹情绪呢，还是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得“啦啦队”似的为他叫好？人真是得不断温习上帝对约伯说过的那个意思：我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儿？看来人的背离自然，起因就在信仰的两路歧途：一是执迷于无苦无忧，一是妄想着全知全能。

细细想来，“无苦无忧”的极致莫过于一块无知无觉的石头，而欲“全知全能”者则难免弄些偶像出来，甚至自命为神。要做石头的就让他做石头去吧，只要不强迫别人也做石头。要做神明的可不敢就让他做了神明，他要把人人都当石头来安排。人，永远是这星球（或宇宙）的一部分，局部的无限扩张能是什么结果？癌变而已。癌，即局部不可阻挡的扩张，看样子也是想全知全能，结果办不到，却扰乱了内分泌——有点儿像生态系统——的平衡，破坏了五脏六腑——有点儿像社会结构——的和谐，最终毁灭了整体顺带也毁灭了自己。

或许，上帝正是以其笑声告诉我们何为“回归自然”吧：既知自己乃上帝全部作品之一微弱局部，永远别指望全知全能；又不可放弃思考，尤其是要思考：这一微弱的局部，如何在一条永恒的路上行走。

二〇〇八年六月五日

喜欢与爱

说真的，我并不喜欢我的家乡，可扪心而问，我的确又是爱它的。但愿前者不是罪行，后者也并非荣耀。大哲有言，“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故有权不喜欢某一处“被抛到”的地方。可我真又是多么希望家乡能变得让人喜欢呀，并为此愿付绵薄之力。

不过，我的确喜欢家乡的美食，可细想，我又真是不爱它。喜欢它，一是习惯了，二是它确实色香味俱佳。不爱它，是说我实在不想再为它做什么贡献；原因之一是它已然耗费了吾土吾民太多的财源和心力，二是它还破坏生态，甚至灭绝某些物种。

喜欢但是不爱，爱却又并不喜欢，可见喜欢与爱并不是一码事。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随之而来的念头是：欲占有。爱，则多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其实是盼望它好以至非常好，随之而得的激励是：愿付出。

尼采的“爱命运”也暗示了上述二者的不同。你一定喜欢你的命运吗？但无论如何你要爱它；既要以爱的态度对待你所喜欢的事物，也要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你不喜欢的事物。大凡现实，总不会都让人喜欢，所以会有理想。爱是理想，是要使不好或不够好的事物好起来，便有“超人”的色彩。喜欢是满意、满足，甚至再无更高的期盼，一味地满意或满足者若非傻瓜，便是“末人”的征兆。

把喜欢当成爱，易使贪贼冒充爱者。以为爱你就不可以指责你，不能反对你，则会把爱者误认为敌人。所以，万不可将喜欢和爱强绑一处。对于高举爱旗——大到爱国，小到爱情——而一味颂扬和自吹自擂的人，凝神细看，定能见其贪图。

爱情也会有贪图吗？譬如傍大款的，哪个不自称是“爱情”？爱国者也可能有什么贪图吗？从古到今的贪官，有谁不说自己是“爱国者”？上述两类都不是爱而仅仅是喜欢，都没有“愿付出”而仅仅是“欲占有”。喜欢什么和占有什么呢？前者指向物利，后者还要美名。

爱情，追求喜欢与爱二者兼备。二者兼备实为难得的理想状态，爱情所以是一种理想。而婚姻，有互相的喜欢就行，喜欢淡去的日子则凭一纸契约来维系，故其已从理想的追求降格为法律的监管。美满家庭，一方面需要务实的家政——不容侵犯的二人体制，和柴米油盐的经济管理，倘其乱套，家庭即告落魄，遂有解体之危；另一方面又要有务虚的理想或信仰——爱情，倘其削弱、消失或从来没有，家庭即告失魂，即便维持也是同床异梦。爱国的事呢，是否与此颇为相似？

不过，爱情的理想仅仅是两个人的理想吗？压根儿就生在孤岛上的一对男女，谈什么爱情呢？最多是相依为命。孤岛上的爱情，必有大陆或人群做背景——他们或者是一心渴望回归大陆，或者原就是为躲避人群的伤害。总之，唯在人群中，或有人群为其背景，爱情才能诞生，理想才能不死。仅有男女而无人群，就像只有种子而无阳光和土地。爱情，所以是博爱的象征，是大同的火种，是于不理想的现实中一次理想的实现，是“通天塔”的一次局部成功。爱情正如艺术，是“黑夜的孩子”，是“清晨的严寒”，是“深渊上的阶梯”，是“黑暗之子，等待太阳”；爱情如此，爱国也是这样啊，堂堂人类怎可让一条条国境线给搞糊涂呢！

良善家庭的儿女，从小就得到这样的教育：要关爱他人，要真诚对待他人，要善解人意，要虚心向别人学习……怎么长大了，一见国、族，倒常有相反的态度在大张旗鼓？还是没看懂“喜欢”与“爱”的区别吧。不爱人，只爱国，料也只是贪图其名，更实在的目的不便猜想。爱人，所以爱国，那也就不会借贬低邻人来张扬自己了——是这么个理儿吧？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五日

看不见而信

科学之要在于“识”，其全部心愿都在弄清楚这个世界，把握它，甚至改造它。信仰之要在于“信”，即认为世界的神秘是人永难知尽的，一代代行走其间，必要有一份可以信赖的引领。

一位朋友跟我说起信仰，有句话令我长思，他说：佛所以比其他信仰更高明，因为佛更究竟。何为更究竟？即更清楚，更彻底。怎么讲？他说：佛已彻底弄清了这个世界的真相。说说看？但这不是能说的，甚至不是由思考得来。那是怎么弄清的呢？成佛者，靠修行修到了那儿，一览无余，亲证了一切。你修到那儿了？我当然还没有。那你是怎么知道的？佛就是这么说的。你就信了？是的，我信。

说了归齐还是个“信”哪！否则咋办？你既未亲证，又未亲证那亲证者的亲证。所以“看不见而信的人有福了”，但这是基督信仰的见地。一定要看得见才信呢，那便是科学了，或与科学殊途同归。一件事，能够重复，科学才相信它；一种猜想，能被证实，科学才承认它。那么，是否顺理成章地可以这样认为呢——更究竟，就科学而言是更高明，对信仰来说却未必？

要把世界——地球，宇宙，生命——的来龙去脉弄个底儿掉，是人类伊始就有的愿望，但一向的问题还是：弄不弄得清楚？不过，永远弄不清楚，是否也可以算终于弄清楚了呢？比如说：我们终于弄清楚了，那是永远弄不清楚的。这有点儿矫情吗？但迄今为止这是实情。这没什么意义吗？但若因此，人类信仰有了一个全新的转向呢？基督信仰便是做了这样的转向，当然不是转向无神论。人类信仰的早期，应该说，无一例外都是向那神秘的创世者祈求好处的：风调雨顺、族群兴旺、国泰民安……总之是消灾免祸，多利多福。唯十字架上的耶稣，使人类信仰迈出了全新的一步，即不再是向神祈求优惠，而是转而要求自己跟从神的引领：人要互爱。这是一次伟大的转变，从此神不再只是高高在上、冷若冰霜的创世之神了，创世之神派来了他的儿子，与人同苦，教人互爱——救世之神于是诞生了。

救世之神诞生在人的心中，圣灵从而降临人间。创世之神当然还在，当然还是一如既往地——比如说不把约伯的委屈放在心上。但我们却不能不把创世之神放在心上，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他的儿子来了，与人同苦，人就可以走走他的后门儿，求得优待。不，他从不干这类只有人才会干的事；神的职权包罗万象，怎能为了局部而乱了整体？直到他的儿子来了，直到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人这才明白，若非他恪尽职守、严格拒斥人的贪心，人也就不会相信他的儿子——救世之神的倡导了。所以，基督信仰并不是以弄清世界的真相为要点，而是要把一条困苦频仍的人生（真）路，转变成一条爱愿常存的人生（善）路；把一条无尽无休、颇具荒诞的人生（实）路，转变成热情浪漫、可歌可泣的人生（美）路。这是否“更究竟”呢？就看你是“看不见而信”，还是看得见才信了。

至于世界的真相，或可听听数学家的意见：部分是不可能弄清楚整体的（哥德尔）。也可以听听物理学家的意见：物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只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怎样说（玻尔）。是呀，科学好像也不再那么物我分明，也正在转而审视自己——“识”之本身的谜团了。

人在谜团中。我们确定是这个不确定世界的一部分。可这样，生活的苦难将求救于谁？生命的荒诞将求救于谁？求救于创世之神的，你想吧，不可能不是求其优惠——或今生提取，或来世补偿。而求救于救世之神的，十字架上的启示已然明确——整体必置局部于疑难，无限必置有限于迷茫，生之困苦已定，拯救之路在哪儿就自己想吧。

所谓“基督之外无救恩”，常被受够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们误解为某方霸权。实则不然。实际上“基督”并不单指一门宗教，而是不分国、族的灵魂拯救方略，这方略没有别的立场，唯立足于“生即是苦”的场中。因为“生即是苦”，所以请“无苦之生”来救，这也算是方略？这只能算是愿望，且已取消了拯救的前提。拯救，必是基于苦难和苦难的不可穷尽。穷尽了还谈什么拯救？穷尽了则只谈福乐，便又激发起人的贪心。所以基督的方略是：愿善美的天国降临人心。而此外的期求多是：请福乐的天堂落实我身。后者，你以为可能吗？真若可能，争先恐后，则刚好又是这豪夺迭起、巧取频出的人间了。“基督之外无救恩”其实是说：只有跟从神的爱愿者，可得救恩。此外何以为救？尤其那些冒充神的全知、指使神的全能者，细看，又与“挟天子以令诸侯”有何不同？

佛学的博大精深，确可令科学感叹一声“更究竟”，所以现代物理学常引用佛学思想。比如“唯识”一论，便与“量子”之学不谋而合，但却早出后者上千年。“量子”目光，已与传统科学的雄心渐行渐远，而与信仰的谦恭越走越近。怎么回事？要是找不到绝对的客观，势必就会转向相对的主观，于是一切探索呀、考证呀、试验和思辨呀……就都更多地指向自己，便看清了人的永恒地位：不过是整体中的局部，无限中的有限，神秘莫测之下的一知半解……呜呼，“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谈何究竟！真倒是应了那句话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只有这样了。但想想，这不是目的吗？这不是目的还能有什么目的？你上了月球了，上了火星了，就算你终于探明了黑洞、捕捉到了暗物质，人就无忧无虑了？生命就告别苦难了？只怕弄清了世界的真相，却还是没弄清世界的真意。佛的更究竟，是指真相，还是指真意？成佛者的“亲证了一切”，想必正是在这流变不居的“量子世界”面前，究竟着人生的处境与人生的态度吧。若非如此，或像哥伦布亲证了新大陆那样，事情倒很容易了，凭借现代的航海技术，十天半月就让你也亲证一回。事实上，佛尤其是这样的思想：并没有一个纯客观的世界让你弄得清或弄不清，要紧的是，一个主观世界看你弄得好还是弄不好。从“弄得清或弄不清”到“弄得好还是弄不好”，已然是从“识”转向“信”了。识，凭借的是脑；信，指向的是心；倘若心性不乱，自然就会从创世之神的优惠，转向救世之神的爱愿了。

基督，并不等于基督教。故在基督教外，却完全可以是在基督之中。基不基督，切不可仿效“法利赛人”的狭窄心胸。佛门有位大菩萨——地藏，他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岂不与耶稣殊言同义，爱愿同归？但我猜地藏菩萨也是有点儿情绪的，对那些置地狱于不顾、一心只想自己成佛——跳出六道呀、无苦无忧呀、担心又掉回到什么地方去呀——的同事有意见。有意见而不嗔，便立行为言。立行为言恰如“因信称义”，早都把信仰定位于心，并无哪宗哪教之忌，更别说哪方与哪国了。

还有，地藏不说“地狱空时我即成佛”，而言“地狱不空”云云，窃以为意蕴深厚。所谓地狱，或心之无明，或天之不测，何时可空可灭？故那地藏其实是说：成佛一路，是人永行不尽的恒途。这菩萨绝不像他的某位“远亲”那样，故弄玄虚，说什么“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是呀是呀，玄思玄想要是过了头，演成话语圈套的比拼，价值虚无即告袭来——比如把“万法皆空”理解为一切都是扯淡，什么价值呀、意义呀、高尚呀、卑鄙呀……到头来全是一场空，或不过都是些同样的物质，譬如“干屎橛子”。价值既然虚无，你还谈的什么信仰！什么都是一场空，及时行乐便有理有据。既是一场空，何以“一场空”们却坐上了一把把空出来的交椅？“本来无一物”者又何苦为一套衣钵星夜出逃？物极必反处处应验。说什么都没有的，抱紧衣钵；说一切都是扯淡的，著书立说；就好比，越是计划经济就越是没有计划——好端端一条马路，挖了填，填了挖。而张扬“集体主义”的呢，就说体育吧，人数越多的项目越是玩儿完——双打不如单打，排球不及篮球，人数最多的足球慢慢就垫了底。据一位永远振振有词的教练说：“这回是一定要反弹了。”股票吗？天哪，咱已然是全世界最烂的球队啦还往哪儿烂？外星人踢得比咱不如？不过，“排球不及篮球”这话得冠一个“男”字才对。进而再看，不管啥项目，男多不及女。中国男人不如女人吗？像！啥原因？索洛维耶夫说信仰也有天赋，信仰的天赋是谦卑。女人更谦卑，所以女人更知虔敬；女人不是更究竟，而是更重信念；女人踏实，心无旁骛者多，日进斗金者少；女人更近神秀的诚实——“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为男足挑教练挑遍了全世界，就没想到请个女人来试试？

既是信仰，佛门所重当也在“信”字，却不知怎样一来，滚滚潮流竟抬高了相反的东西。曾有国人对西人说：“还是我们的佛厉害，看你们那上帝，连亲儿子的事儿都管不了。”亲儿子的啥事儿？利乎？义乎？我以为地藏菩萨应该坦率表达他的意见——他的某些同事对此是有责任的，他们许诺了太多的福乐。几千年来，基督信仰一直没有断了言说与思考，所以大师辈出，引领潮流。而佛门——尤其在中国——冷落得已经太久，一旦热起来又在那利欲的潮流中滚得面目不清。“更究竟”究竟是要究竟什么？信仰的谦卑一旦变成掌管世界的雄心，“更究竟”就离更福乐越近了——爱愿改为成功，道路换作目的，忏悔总是弄错人称，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竟变成了：天堂的门票已经不多，兄弟你还不赶紧？

不过……可能……也许……大概还是我等俗人听差了？但不管怎样吧，信仰的问题，一向还如刘小枫的书中所说，“人而神，还是神而人？”即：是人升天享受神的待遇，还是圣灵降临，建天国于人的心中。这一上一下，殊见旨趣大异。

信仰的歧途，根源就在求实利而忘虚心。实利至极，莫过于上天堂；虚心所在，圣灵才可以降临。求实利者皆强大其表，忘虚心者盖脆弱其中，一旦“壮志”难酬，有幸不抑郁的，便抱一个“空”字溜进“佛门”，形同自慰；“一切都是扯淡”的思想即由之发扬光大。佛法之“空”可是这样的解法吗？其实，佛的告诫从来都不含糊：那人为的差别、荣辱才是幻景，这世间的名利、权谋才是虚妄，一副人形皮囊才是流变不居的分子、原子……但被福乐的期许惯坏的人，恰不认此为空，倒看灵魂才是虚拟，爱愿不过煽情，梦想尤其是“不打粮食”，得不到实实在在的社会承认则简直是人生失败。

所以你看咱那男足，上场前信誓旦旦，比赛中神不守舍，下场后永远是一句“交了学费”。这学费倒是为什么交的呢，未必明白。是巴西的艺术激情？是荷兰的游戏心态？是德国的整体配合？是非洲的个性张扬？是土耳其的坚持到底？还是——最不济的——像韩国那样玩儿命？所有这些，岂是皮毛之学？内里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或潜移默化的信仰支撑。为什么“神不守舍”？“失魂落魄”又是啥意思？还是前述那位教练的话：“咱们踢球就是为了踢败外国人。”这叫体育精神吗？奥林匹克的圣火中可有这一说？失其神者，安能不落其魄！单拿一副躯壳去比赛的，早已经败了；只看赢得漂亮，却不知输也可以美丽的，早已经败了；以为神是站在国境线上，而不是立于人的心中者，早已经败了；指望场上的胜利带来场下诸多的福利者，一败涂地。这又让我想起一位俄国诗人的诗句，大意是：我们向上帝要求的只有两样，为了战胜命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显然，这与求神办事相去甚远。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二日

“自由平等”与“终极价值”

一个“自由平等”，一个“终极价值”，最是容易让人糊涂的两件事——说一说似乎都明白，来回一问，又绕进糊涂里去。是呀，单从字面看，二者就有冲突——“终极”意味着“唯一”，意味着“最高”，可你让“唯一”去跟谁“平等”呢？而“最高”已然到顶，又如何还能“自由”？

确实如此。“自由平等”在现今大众的理解中是说：人的价值取向并无高低之分，完全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种种理想、信仰都有其平等存在的权利。而“终极价值”却是说：人的价值取向千差万别，高低难免，终有其极，所以一切善恶、美丑、正义和非正义，都有其最终或最高的判断。可真若这样，平等岂非虚置，自由不也就等于瞎说了？

但自由平等是人们热爱的东西，据说比生命和爱情还重要。这便如何是好？办法当然有：取消终极价值就是，既然它不动声色地与平等为敌，进而又成了自由的障碍。

行是行，但是得弄明白：凭什么自由平等就具如此权威？光说热爱还不够，得说说理由。理由听起来似无可非议：天赋人权，自然正确，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平等的，由不得谁来指引和操控。但是且慢。首先，这怎么听着倒像是“终极价值”在说话呢？其次，地球就像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人不过是无限可能中的一种有限之在，因而人生来就不大自由，就有强弱之分、愚智之别，优胜劣汰曾经也是人类的处境。只不过几百年前，文明之风吹来，人才要从生理性的束缚中开辟出精神性的自由，才要推翻兽性的弱肉强食，举一面人性的平等之旗。

这面旗，是不是就比较高些呢？倘有人仍坚持弱肉强食的主张，你怎么说？还是并无高低之分、都有平等存在的权利吗？

于是问题就来了：两面敌对的旗，如何平等存在？强权（比如纳粹），能与自由平等相安无事吗？局面明显两难：倘若一切自由平等，强权也就有了存在的根据；可强权所以是强权，就在它视自己的理念为最高，要所有的人都听命于他呀！如此，是为了自由平等的无懈可击，而容忍强权呢？还是驱逐强权，而使自由平等不够完全？好像都不惬意。可麻烦到底出在哪儿呢？便有人给出了一个无奈的总结：最高真理，就是没有最高的真理。看来“最高”才是祸根。是呀，如果我们相信确有最高，则难保强权不会有一天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这是不是说，只有铲除最高、从众人心中消除掉最高的可能，自由平等才有牢固的保障？

瞧着吧，这就快绕糊涂了。

干吗不换个角度想呢？比如说，为什么不是因为纳粹违背了某种最高，才使人类陷入了一场灾难？为什么不是因为人们相信没有最高，才促成了强权者的肆无忌惮呢？或许有人就要说了：即便有最高，也只能是选择生活的绝对自由、价值取向的彻底平等，纳粹之流所违背的也正是这一条；其实还是那句话：最高真理就是没有最高的真理。

好了，不管怎么说，“最高”总算得到承认，尽管其面目还很模糊。

接下来的问题是：自由平等的反对者，都是直言不讳吗？迄今的强权，哪个不自称是平等的推行者，是自由的卫道士？自命最高者可行强权，标榜自由平等的，未必就不能干同样的事。可我们将据何辨别其真伪、揭露其谎言呢？也就是说，我们总得有些措施，有项原则，有条信念……总之得有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或无可置疑的根据，来为平等撑腰，以使自由得其捍卫吧。这才是问题之关键。要么没有这样的根据，只好任由强权去指鹿为马；要么就得有个根深据固的最高判断，令强权无论怎样改头换面都有天敌。

但明显，自由不能是自由的根据，平等不能请平等来捍卫。可这一逻辑，又是根据何在？总不会说，“不自由”和“不平等”才是其合法性根据吧？

为什么就不会呢？其实，不小心前面已经透露了这一根源——一句人人都会说而且常说的话：天赋人权，自然正确！“天赋”者何？“自然”又是啥意思？都是指那人力所不能为、人智所不能与之辩者呀——你叫它“天命”也行，你称之“神在”也可，即绝不是人的自由，也绝不能与人平等。所以说，不自由、不平等，才是自由平等的最高判断，才能为其提供合法性根据。曾有先哲说过这样的意思：护法，主要不是捍卫既定法律的严格，而是要捍卫法律本身的合法性根源，使之不容侵犯，不得篡改。于是有人贬低甚至轻蔑地说，这哪里还是什么科学，简直是神学。谁料那先哲竟欣然接受了这一命名：政治神学。是呀，人怎能捍卫得了人写的法律？人怎能确保人定的规则不被篡改？唯在人之上，才有法律的合法性根据，才有强权的制约，才能比照出何为神命、何为人说。

如果相信，必得有一种最高判断，否则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这人间难免自由到你死我活。那么，这最高判断当然就要高于人的判断；这就是为什么要请“不平等”来为平等撑腰的理由。而这最高判断，当然就不会顺着人的性子来——否则公一理，婆一理，打到衙门去又要养育贪官；这就是为什么要请“不自由”来捍卫自由的原因。这是一条神画的线：线上是神命的不可违背，线下才有人的自由平等。你反感所有的权威和命令吗？那好，您自己玩儿，无非是“真理战胜真理，子弹射中子弹”，不玩儿成冷战、热战那就怪了！凭什么这样说？凭的咱们是人，是些能力有限、心性不一而又欲望无边的家伙。所幸，尽管咱们都是人，可在这群直立行走、能说会道的哺乳动物中，真也有些明事理的家伙，或曰伟大的人，他们居然认出了神。

料必早又有人不爱听了，什么神不神的，还不都是人的巧舌如簧？强权者皆善此道，从来都好装神弄鬼！

对呀，人，才要装神弄鬼。故此，强权的天敌先就不能是人，其次还得是人不能装也不能弄的——什么呢？“名可名，非常名”，姑且称之为“神”吧；当然也可另赋其名，比如“道”。但无论何名，意思还是那个意思，即存在的最初之因，道德的最高判断。莫争，莫辩，上帝对约伯说过：我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儿！

请问：神在哪儿？说好听点儿，您这是开玩笑，说不好听的——您现在就是装神弄鬼！

所以嘛，人既要放弃好听的，又要放弃不好听的，然后看看——那不装不弄的神到底在哪儿。

在哪儿呢？几千年前有些伟大的人就已经看明白了，故将人力永不可及的无限之在，称为神；将不分国族的灵魂拯救方略，称为神。前者可称之为“造物主”，造物主不由分说地给人以困阻与苦难；后者则被信为“救世主”，救世主不容置疑地教人以不屈与互爱。这些伟大的人自认是受救者，担当不了最高的判断者，唯望圣灵能够降临人心。

为什么选定一个“神”字呢？一是因为，他神秘莫测地已然把人的处境安排停当；二是因为，他高不可攀到人休想与他讨价还价；三是因为，人类心中，早已先验地埋下了神命的受体，或对善爱的响应——宗教信仰的长盛不衰、历久弥坚即是证明。因而，神，意味着不容漠视，不可违背，不由分说，却又随时与人接近；这与装神弄鬼的强权，或骗吃骗喝的迷信，完全两样。

怎么两样？问题还是：如何区分！

最要紧的一点是：别让人——不管谁——从中插一杠子。神，拒绝中介，拒绝人写的“使用说明”。

那您现在的勾当算怎么回事？一切神说难道不是都由人传？那么，凭什么来辨认这是神的原著，那是人的改编？

凭的是：人说与不说，都是人躲不开的那些处境，比如生与死。凭的是：人再怎么智慧，也有其无可设问的那些事物，比如有与无。凭的是：无论谁心里都有的价值本能，比如相应于善与恶的爱与怕。

后一条缺乏证据吗？证据之一是：任何人干了坏事心里都不自

在，尽管显意识可以掩盖它，甚至掩盖到只在梦里莫名其妙地显现；而相反的行为则会让人心安理得，甚至引以为荣耀。证据之二是：素不相识者，只要语言相通，都可以毫无障碍地讨论善恶，无须先做界定；否则，没有价值标准，人与人之间其实不能说话。

既如此，神不多余吗？

但是，人会掩盖罪恶、夸大光荣、模仿激情、假冒真诚……神将揭穿这一切丑行。这揭穿，即证明神在，因为这揭穿的胆识不可能不是经由信念，而信念并不都由理性推出，而是站在理性尽头的那些伟大者，凭其眺望、凭其谛听、凭其感悟……总之，是凭其茫茫无路时对人类的一份执着的热爱所揭示的。人的躯体中，或灵魂里，确如浮士德博士一般，是一场魔鬼与上帝的赌局——或是善本能得到响应，或是恶本能日趋强化。

所以拒绝中介，要每个人直接与神对话，听到神的声音。上哪儿听去呢？不是上哪儿去听的问题，而是用什么去听——用心，而不是用耳。平心静气地听，谁都听得见——心底一直都在的那些正念，望眼欲穿，跃跃欲试，只等神子来把它点燃。不是脑袋发热，是心的照亮，一切真呀、善呀、美呀、公正呀、爱愿呀……被照亮的心都能立刻认出它们。不可能认不出。那不是智力的事。你凭什么说你认不出？你说你认不出什么呢？所以你已经认出了。

我们所以在“自由平等”与“终极价值”之间常绕得糊涂，并非因为二者有着非此即彼的冲突，而是因为我们受了“中介”的诱骗——比如诱骗亚当和夏娃的那条蛇，倒把气撒到了“终极价值”身上。

有理有据地取消了最高的中介，而非最高本身，人才能不受强权之害，而使自由平等得其保障。但自由平等却是底限，仅仅是底限，一个“限”字说明它是要确保的，比如说，即便是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你也得让他有个活路——而这却是出自最高判断，即神命，没人可以对此讨价还价。上线则不同。上“线”而不是上“限”，是说人对善与美的追求，对神秘事物的追问，是不受限制的——人的残缺令人无权去限制，而神的无限表明神不会去限制。上线不断被超越，正是神的期待、人的希望，是一曲演奏不完也欣赏不尽的天籁之音。

所以“上线”一定是高于“底限”的，但他们不是轻蔑与被轻蔑的关系，而是存在的必然，是保持存在的动态与和谐的必要。这个必然与必要，是不可以在其任何一点上被破坏的；而破坏，从来都在两个方向上显示：一是“上线”对“底限”的轻蔑甚至打击，即精英主义的过度；二是“底限”对“上线”的抹杀甚至敌视，通常是价值虚无的泛滥。

二〇〇八年八月五日

欲在

信者境界，或可一字概括：爱。思者境界呢，三个字：为什么？

一说到爱，人生之荒诞便似得到拯救，存在之虚无也似有了反驳。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偏偏是爱而非其他，比如说为什么不能是恨？

若把迁延漫展的人类历史比作一部交响曲，每个人就都是一个音符；音符一个接一个地前赴后继，才有了音乐。这比喻若无不当，恨就是必遭淘汰的。恨意味着拒斥他者，是自行封闭、相互断裂的音符，结果是噪音。噪音占了上风，音乐势必中断，意义难免消解。爱却不同，爱是对他者的渴望，对意义的构筑。爱，既坦然于自己的度过，又欣然于他者的取而代之，音乐由之恒久，意义才不泯灭。

当薄弱的音符跟随了丰饶的音乐，或遥远的梦想召唤起孤单的脚步，生命便摆脱了不知所求的荒诞，存在便跳出了不知所从的虚无。所以爱是拯救，她既拯救了音符又成就了音乐，既拯救了当下又成就着永恒。再要问为什么，那就只能是问：我们为什么要音乐而不仅仅是音符？为什么要意义、要永恒而不仅仅是活在当下了？回答是：欲在——人类要生存下去，世界要存在下去。

至此就不能再问为什么了，这是上帝的意图。所谓上帝的意图，是说，此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处境、人智所无能更改的事实。创世之因众说纷纭，后果却是一样——不容分说地都要由人来承担。为什么要承担呢？回答还是：欲在——世界要存在下去，人类要生存下去。

至于创世之法，无论专利何属，都是两条：一是分离，即从无限的混沌中分离出鲜明的有限之在；二是感知，即人对世界的感知，或有限与无限的互证。而前者是亲和的势能——爱欲由之诞生；后者则注定了迷茫——困苦因而必然。对此也要问个为什么的话，回答可以相当严厉：否则一切都不存在；也可以比较浪漫：创造要存在下去，存在要创造下去，上帝乐此不疲，结果还是那两个字：欲在。

好吧，欲在，可这有什么意义吗？有哇！一是警告轻狂：生命是一出时时更新的戏剧，但却有其不容篡改的剧本。二是鼓舞乐观：每一个被限定的角色，都可以成就一位自由的艺术家。

爱，所以不是一件卿卿我我的小事，更不止于族群繁衍的一道必要程序。爱是受命于上帝的一份责任，是据其丰饶乐谱的一次次沉着的演奏。既要丰饶，则必水复山重、起伏跌宕，则必奇诡不羁、始料未及，或庄严沉重，或诙谐恣肆，甚至于迷茫困顿、荒诞不经……总之，丰饶的收益是驱除了寂寞，代价是困苦的永恒伴随。爱，所以又不是命运的插曲，不是装饰音，是主旋律——所有的乐段中都有她的影子，时而明朗，时而隐约，昂扬高亢或沉吟低回。

所以，尼采说伟大的人是爱命运的。爱命运才是爱的根本含义，才是爱的至高境界。并非所有的命运都会让人喜欢，但不管什么样的命运你都要以爱的态度来对待，这不单是受造者（局部或当下）对创造者（整体或永恒）的承诺，更是上帝（音乐）拯救人（音符）于魔掌（噪音）的根本方略。魔掌者何？佛家有很好的总结：贪、嗔、痴。

借助上帝的创造，魔鬼也诞生了。魔鬼必然诞生，否则神圣何为？或者竟是，为了遏制魔鬼的统治，上帝才开始其创造的吧：“太初，上帝创造宇宙，大地混沌，没有秩序。怒涛澎湃的海洋被黑暗笼罩着。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命令：‘要有光。’光就出现。上帝看光很好，就把光和暗隔开……”上帝以其丰饶的音乐照亮了黑暗，以其鲜明的有形拓开了混沌，以其悲壮的戏剧匡正了无序。所以人不该埋怨命运。人埋怨命运，就像果实埋怨种子，就像春风埋怨寒冬、有序埋怨混沌、戏剧埋怨冲突……但照此逻辑推演下去，必致问题的不可收拾：是否光明也要喜欢黑暗，美好也要喜欢丑恶，智慧也要喜欢愚蠢……最终上帝也要喜欢魔鬼呢？麻烦了，麻烦的是这逻辑不无道理。

看来上帝应该是喜欢魔鬼的，否则他让我们喜欢存在即属无理。这推论很是诚实，而诚实，难免会引出进一步的问题——

上帝你不喜欢魔鬼，为什么要造出魔鬼？——这是对上帝的价值追问。上帝他并不喜欢魔鬼，但要创造一切就不得不放出魔鬼。——这是对上帝能力的质疑。上帝我喜不喜欢魔鬼，与你（们人类）何干？——这差不多就是上帝给约伯的回答。

听明白了吗？对人来说，这是一位冷漠的上帝。但对宇宙来说，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上帝。正如对戏剧来说，这是一位明智的编导。但是对角色和演员——尤其是一个卑下的角色，或一位拙劣的演员来说，怎样呢？难道为了排遣上帝的寂寞，就得有那么多无辜的生命去忍受那么多悲惨的命运？《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有一句严厉的抱怨，大意是：这戏剧的代价我们付不起！

不过约伯却非如此。听罢上帝的回答，约伯不再委屈，反而坚定了信念。约伯听懂了什么？想必就是尼采的那句话：爱命运。

爱命运，不等于喜欢命运。喜欢，意味着欲占有；爱，则是愿付出。躲避疑难的戏剧，就像酒肉朋友的闲聊，或相互吹捧的研讨会，有意煽情，无心付出。记得有人说过，“煽动家的秘诀就是表现得像其听众一样愚蠢，以便听众觉得自己像他一样聪明”。套用一下就是：煽情者的秘诀是表现得像听众一样脆弱，以便听众感觉自己像他一样多情。而付出，或疑难，却不单是角色和演员的事，也是观众的事；或者说，在生命的戏剧中并没有纯粹的观众。所以，上帝并非是让你喜欢存在，而是要你热爱存在。他也并非是喜欢魔鬼，而是以其不惧魔鬼的创世勇气，来启发人们不避疑难的爱的能力。

要紧的是，得分清上帝的三重含义，或基督信仰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即创造了世界万物的那一位，故名创世主。圣子即来到人间与人同苦、教人互爱的那一位，故名救世主。圣灵呢，则是指一种时刻、一种状态——即那神圣的爱愿降临人间的时刻、落实于人之内心或监督于人之左右的状态。所以伟大的戏剧，刘小枫说，皆为圣灵降临的叙事。

说神，道主，怕又要惹人疑忌。其实呢，“名可名，非常名”，“姑且名之”罢了。比如前一位，你叫它“大爆炸”也行，谓之“太初有道”或“第一推动”也可；名者，不过为着言说之便。关键在于，无论何名，人也弄不清那创世之因到底是咋回事——比如“第一推动”是谁在推动？最初的有——比如进化的起点，是怎么有的？然而，我们处身其中的这个世界确已从无到有，那就必具其因。而这因，却是神秘无比，人类现在不能、将来也未必就能了然其究竟。于是乎，神秘使之得名为“神”，人类与之相比的无知无能的地位，使之得名为“主”。任何人，不管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会在人力无能把握的危难面前祷告一声：上帝（或老天爷）保佑吧！——那就是他。

所以创世主当然是高高在上，当然是高不可攀，唯敬畏之而不可企及的。因而他常是一副冷漠无情的面孔，正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可以向他祷告、向他申诉，但除非运气好得过分，多半是要碰壁的。约伯的经验给人启发：上帝创造了世界，却不单是为某一个人创造的，也不单是为某一类叫作“人”的生命而创造的。譬如那轰然一响瞬间成就了无限可能的“大爆炸”吧，可理会你约伯或史铁生因之会有什么难处吗？就好比球赛，唯其公允方可开展，那就只有听凭无情的规则了，再大的球星也休想求其优惠。否则神将不神，人情的“后门”一开，或育贪官，或养黑哨。

能向他诉说和讨教的是后一位：救世主。虽然他也是前一位的作品，但若没有立于迷茫之中的人的探问与呼告，他便隐身于前者而永不诞生。所以也要感谢前一位，正是他的冷漠，为人启示了一条并不能根据物（质）而是要赖于（精）神的道路；正是他的无情，迫使人去为心魂另寻救路——而这正是救世主诞生的时刻！在人孤苦无告而不断询问与呼唤之时，他以其多情脱颖于无情；在人四顾迷茫而不见归途之际，他以其爱愿，温暖了这宇宙无边的冷漠。

是呀，命途无常，我们难免会向前一位祈求好运，此人情之常，无可厚非。只要记得：真正的神恩，恰是那冷漠的物界为生命开启的善美之门，是那无限时空为精神铺筑的一条永不衰减的热情之路。

先哲有言：神不是被证实的，而是被相信的。“看不见而信的人有福了”，并不是说盲从就好，而是说再精明的理性也是有限之在，难免会在与无限的交接部触及盲区，陷入疑难，对此你必须或必然要为自己树立一个非理性的信念。比如在死亡面前，愚弱者选择颤抖——幸好这恐惧并不长久；勇猛者选择闭目——肚里咬牙，心中没底，纵身跳向混沌；而信者坦然，并劝那一躯肉身——比如史铁生——也要镇定，以便看那永恒的“欲在”将展开怎样的另段路程。

但信者中还有一路，欢欣鼓舞于即将上天堂——这也不坏，尤其是为此他们做了许多好事作为铺垫。但依思者来看，除了降临于心的圣灵或天国，哪儿有什么“无苦而极乐”的所在？不过这问题倒不太大，倘其真的抵达天堂，虽不能闻，我们也还是要向他们发出祝贺。若其终未找到那样的终点呢，则愿他们“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样，料必就会合情合理地磨炼成一种信念：心与梦一直都在那丰饶的音乐中，一次次沉着的演奏即是天堂，哪有什么终点？

但问题好像还没有完：神是被相信的，可人是如何相信的，又是为什么要相信呢？欲在——最简单的回答还是这两个字。但是，为什么一定是“欲在”，就不能是“不在”或“欲不在”吗？先说“欲不在”吧——欲不在的前提是在，而真正的欲不在者早已经不在了，可你为什么还在？再说“不在”——不在者不思不问、无知无觉，对它们取一份“爱护自然”的态度也就够了，无须理睬。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日

门外有问

玻尔说：“物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只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可以怎样说。”据此当可相信，世界自有其——“是怎样的”——面目，只是我们不可能知道，即无论我们怎样观察和描述它，都注定是片面的，甚至是歪曲。而且，这片面与歪曲，并非是由于我们的观察或描述的尚不完善。

“测不准原理”也有这意思：世界原本是有准的，唯因“测”的干扰，“准”便隐藏起来。若非如此那倒怪了——如果世界压根儿就没准，又谈什么测不准呢？

可能是出此考虑，“测不准原理”被纠正为“不确定性原理”，意在强调：（微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并非是由于“测”的无能，而是由于其本身就变化无常。无常即无规律，可你是怎么知道那变化是无规律的呢？你已经把世界观测完了吗？还是说，那变化绝对地超出了人的跟踪能力，所以你摸不住它的脉搏，也就看不出它有没有规律？前者明显是不可信，后者则是说它也可能有规律。故而严峻的问题是：如果有规律，所谓“不确定性”就还是要归咎于“测”，否则问题就更要刁钻些——是谁，凭什么，有权断定人找不到的东西就等于根本没有？

或许，“意义”二字有此权力。人找不到的东西，即属对人没有意义的东西，更是人无法谈论的东西，对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实证主义者而言就等于根本没有。比如规律，也不过一种人为的尺度。

《上帝掷骰子吗》一书中说：“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唯一存在的，就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世界……测量行为创造了整个世界。”这让我——一个物理学的门外汉，不免深陷迷茫。

首先，“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世界”一语，已然暗示了还有我们观测不及的世界，或拒绝被我们观测的世界。

那么其次，“测量行为”又怎么会“创造了整个世界”呢？最多只能说它创造了一个人的世界，即被人的观测半径所限定的世界，或是人可赖以建立意义的世界，因而它当然还是主观或相对的世界；为示区分，则不得不称那“整个世界”为“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

第三，“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之确在的证明是：它并不因为我们的观测不及，就满怀善意地也不影响我们，甚至伤害我们。当然了，我们无法谈论不可知的事物，但这不等于它因此就不给我们小鞋穿。

因而你可以说，一件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事是没有意义的，但不能说那是根本没有的。意义，是基于人的感受而为人确立的价值取向。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囿于洞穴的认识，而为洞穴生命所相信的真。用尼采的话说则是，唯限于“内部透视”或“人性投射”的世界，是我们能够谈论的。这样看，“测量行为创造了整个世界”就不过是洞穴中的认识，所谓“整个世界”就仅仅还是个“人性投射”的世界。

所以，爱因斯坦认为上帝从来不掷骰子，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有一个广阔的世界，它独立于我们人类而存在，如同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摆在我们面前，然而至少能被我们的观测和思维部分理解”[9]。

他与玻尔的争执，想必主要是因为，他不仅不信这世界是没准的，而且不信它是“测不准”的。但量子力学的屡屡胜出，证明了伟人也是人，不管上帝掷不掷骰子，人也不可能看清上帝的底牌。但看不清上帝的底牌，不等于上帝就没有底牌。你可以说，我们只能靠手中这把牌为人的生命建立意义，却不能说这便是上帝手中全部的牌。

但是别急，事情料必没这么简单。事情也许是这样的：只有我们观测可及的事物，才能影响到我们。换句话说：凡是能够影响到我们的东西，必也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东西。因而，就算洞穴之外别有天地，但它对我们既无意义，也无影响，于此前提下讨论其有与无，实属无聊之举。是呀，似乎也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测量行为创造了整个世界”这一思想。

可是，果真如此的话岂不等于是说：观测不及等于不受影响，观测不及等于影响不到吗？天哪，掩耳盗铃可还有什么错误呢？

错误在于，有人把“影响”完全等同于“观测”了。然而“影响”完全可以在“观测”之外，不是吗？就连都有什么在影响我们、在怎样影响我们，我们还不清楚呀！比如说人是怎么来的？太阳终于毁灭之后人会怎样？比如说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还是我们被什么所主宰？如是者数不胜数，怎么就敢把“观测”等同于“影响”呢？

观测是主动的——要观测，影响是被动的——被影响，而“要观测”是否多少包含着“欲把握”一类的念头呢？很可能，正是这“欲把握”的潜意识，将“观测”与“影响”混为一谈了，这才有了“不存在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和“唯一存在的，就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世界”这样的疏忽，或这样的雄心壮志。

但有一点要说明：“存在”一词，若仅仅意味着被人意识到或观测到的事物，那么以上文字全算瞎说，而引导这瞎说的文字则属矫情。

开篇所引玻尔的那句话——“物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应该还有一种暗示：这并不影响我们宁愿对生命持一种态度。也就是说：人的精神信念，并不以弄清世界的物理真相为前提。甚至是说：精神信念的建立，必须，也必然是要以一个不明其物理真相的世界为前提。

可是，假如这样的话，还能说人找不到的东西，即属对人没有意义和人无法谈论的东西吗？还能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吗？

事实上我们正在谈论一些我们找（观测）不到的东西，并准备谈论它给了我们怎样的人生启示。比如，正因为弄不清一个物理世界的真相，信者才不再以物利来辨认他的神；正因为弄不清创世主的全部意图，爱者才皈依了十字架上的真。也就是说，人文精神是独立于科学主义的。实际上，人的聆听，要比人的观察与把握广阔得多。人只能看到一个“洞穴”世界的围困，却能听见一个神性世界的启示，从而那围困中便有了无限可能的道路。

人怎么可能是万物的尺度呢？人——这一有限之在，不过沧海一粟，不过是神之无限标尺中一个粗浅的刻度。孙悟空尚且跳不出如来佛祖的手心，人的测量又岂能“创造整个世界”？

科学的伟大，也许恰在于科学的无能。人曾想象天上人间，人曾向往月宫中的玉树琼楼，可待到“阿波罗”终于登月，人才明白，沧海一粟依旧是沧海一粟，我们知道的比过去更多了，疑难却并不比过去更少，幸福也不比以往更近。这便是科学的功绩。科学曾令人张狂到自信胜天，唯踏上荒凉的月球表面，人的真正智慧才被激发：世界是无限的，而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有限与无限之比意味着什么，则刚好证明了人的地位。

实际上，人一出生，或一经被创造，就已然面临了两种终极询问：世界是怎样的？我们该怎么办？人就是这样长大的吧——所有的孩子都会看重前一个问题，而成长着的心灵则日益倾向于后者。

我这个数学的门外汉，斗胆对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做如下引申：任何一种认知系统都注定是不完备的，即一切人为的理论，都难于自我指证。比如法律，这一人定的规则，其合法性根据终不能是出于人自身。比如洞穴中的观察、“内部透视”或“人性投射”，皆必“只因身在此山中”而注定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为什么呢？一切有限之物，必因无限的衬比，而显露自身的不完备。而无限呢，又因其自身的无边无际、无始无终，而永无完备可言。

可这岂不是说，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完备的事物吗？或这世界本身，压根儿就是不可完备的吗？这样说下来，是否又要回到“不存在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去呢？因为，在一个永不完备的世界上行走，生命的意义只好是相对的。比如一盘尚未下完的棋，你怎能判断哪一步是对、哪一步是错呢？这下麻烦又大了，这等于是为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开辟了通途，为道德相对主义找到了合法性根据；也就是说，并没有一种绝对的“正义”或“真理”需要“主持”或“主张”，而是随便什么主意都可以是对的，哪怕是杀人越货。

不过这是两码事。世界的不确定性，正说明它——这一创世主的作品，是人或洞穴生命所不能确定和不可把握的“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生的意义也是不能确定和不可把握的。我们不能把握“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恰恰暗示了，我们能够把握一个主观世界，即一个有意义的、人的精神世界。或者说，我们恰恰是根据一个不能确定、不能把握的外在世界，来确定和把握我们内心世界的，这便是信仰。信仰，所以不同于科学，是不倚仗实证的。信仰，所以不能由强人来指认，就因为那是向着空冥与迷茫的祈祷，是苦弱并谦卑者要为自己寻找的心路——为灵魂制定的美好方向，为理想设计的可行性方针。

而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却说：“任何想超越我们经验的企图，都会沦为彻头彻尾的胡说”，“如果一个人想不出任何可能的经验情形可以作为命题的确证……（那就）完全不具有意义……就是‘伪命题’。”[10]果真如此，人岂非仅仅是一种能对眼前处境做出反应的动物了？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智慧哪儿去了？人对终极处境的思问哪儿去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哪儿去了？人的艺术能力——即在平庸而荒诞的生理性生活中，开辟出无限可能的精神性生活的能力，哪儿去了？

这些能力，把我们带出仅靠反应谋生的畜类，继而把我们引向人性的发问，最终使我们沐于神性的光照。是呀，创世主的无情已然确定，人把握不了“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已然确定，我们永远要在一条不完备的路上行走已然确定，因而注定了我们只可据此背景来构筑我们生命的意义。然而，存在的虚无性、生命的荒诞性、道德的相对性并没有被确定，因为在这条有限的人生路上，一种智慧触到了它的边缘，从而听见了无限的神启：要把一条困苦频仍的人生之真路，转变成一条爱愿常存的人生之善路；要把一条无尽无休、颇具荒诞的人生之实路，转变成雄关漫道、可歌可泣的人生之美路！如此，相信“唯一存在的，就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世界……测量行为创造了整个世界”就是危险的；危险在于，自以为“创造了整个世界”的人，会把幸福完全托付给改造物界的雄心，以致忽略了心灵的完善。

令我——这个数理科学门外汉——担忧的是，也许我并没把本文所引的那些大师的话听懂。但更令人担忧的是，《上帝掷骰子吗》一书中的某些思想，不幸使篡取神位的强人有了“科学”的支持。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理想的危险——就《我的丁一之旅》给邹大立的回信

邹大立：

你好！

收到你的信，以及你和网友谈论《丁一》的文章。在西安玩得太累，那晚无力多聊，实在抱歉。不过，关于《丁一》还是笔谈的好。

说《丁一》写的是“欲望双刃剑”，不如说是“理想双刃剑”。“欲望”本来可褒可贬，正如生命，压根儿就蕴含了美好与丑恶。而“理想”一词从来都是褒意，是人生向往，是精神追求。但理想的结果，却未必总能如其初衷。黑格尔给悲剧的定义是：相互冲突的两种精神都值得我们同情。这定义也可引申为：相互冲突的两种行径，悲喜迥异的两种结果，竟始于同样美好的理想。

丁一（或顾城）的爱情固不符常规，否则其理想色彩也就暗淡，但究其根本，难道有什么不好？然而它却导致了一场悲剧。这到底怎么回事？在爱的理想与杀戮的结果之间，究竟有着一条怎样的路径？

我并不认识顾城，只是读过一些他的诗。我写《丁一》也不直接由于顾城事件，甚至到现在也不了解其全貌。但那海岛上的悲剧，自一听说我就感觉没那么简单，但也是懵然不解其意。唯随岁月迁移，或情智成长，才知其不可轻看。所以不可轻看，不单是因为一个诗人的杀人，更在于它深刻触及了爱的意义、性的本质、艺术与现实的冲突，最终引出一个永远的课题：理想的位置。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就，一切争战缘由，一切光荣与堕落，都与如何摆放理想的位置根本相关。

爱情所以是一种理想，首先是因为，她已从生理行为脱颖而出，开始勾画着精神图景了。事实上，人类的一切精神向往，无不始于一个爱字，而两性间的爱情则是其先锋，或者样板。

于是丁一总有个想不通的问题：爱情，这一人皆向往并千古颂扬的美好情操，何以要限定在两人之间？换句话说：一件公认的好事，怎么倒是参与者越少越好？多一个人怎样？3至N人如何？后果不言而喻。可这到底为什么，人们不是口口声声地赞美并企盼着博爱吗？

噢，这里面有个性的问题。性的什么问题？性的禁忌！可这不跟爱情的限制是一回事吗？问题还是：性，这一生命不可或缺的行为，何以让人如此惧怕，以至于要严加防范？曾经是为了财产继承，为了种姓兴旺，但随时代变迁，尤其是有了爱情的超越，这一层考虑早已相当淡薄，性何故依然是马虎不得？

可你说它马虎不得吧，它又在自由的名下多有作为，比如娱乐，比如表演，甚至艺术。然而无论怎样自由，性还是逃不脱其天赋的限制。娱乐，表演，艺术……但有个前提：得表明这仅仅是娱乐，是表演，是艺术，并没有别的事。罗兰·巴特好眼光，从中看出了“裸体之衣”[11]！比如裸体舞者，一无遮蔽吗？不，她穿上了一袭名为艺术的“裸体之衣”。此衣无形，却如壁垒森严；其舞无声，却宣告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隔离。

宣告，啥意思？语言呀！那灯光，那舞台，那道具……构成了参与者的共同约定，或“裸体之衣”的无声强调：“这是艺术，请勿胡思乱想！”可为什么要强调呢？孩子不守纪律，老师才要强调：“这不是你们家，这是课堂！”同样道理，恐怕有人还是胡思乱想，在心里说着别的话，所以才要强调：“这不是你们家，这是舞台，这是剧场！”别的话，是什么话呢？又是谁在说？裸体在说，甚至是性，在悄悄地说。说什么？说什么你自己想，想不出来未必是很纯洁，更可能是太傻。

但有一事已得证明：裸体是会说话的，尤其性，在专事繁衍后的千百年中已然成长为一种语言。怎样的语言？比如是爱情的表达：“这不是公共场所，这是围困中的一块自由之地（譬如孤岛），这儿赞美胡思乱想，这儿纵容胡作非为，这儿看重的是冲破一切尘世的隔离。”

当然，这语言也可以是无爱或不爱的表达。比如太过随便的性行为，不过就像聊了回闲篇，说了顿废话，与爱情毫不相干。而对性事的蓄意不恭呢，比如公开的越界，肆意地胡来……则已是一份明确的毁约声明了：既往的爱情已告终结。

所谓“冲破隔离”，冲破什么的隔离？“裸体之衣”既不蔽身，它究竟隔离了什么？心哪！这世上最为隐蔽的是心哪，最不可随便袒露、随便敞开的不是身体，是心哪！“裸体之衣”真正的强调是：“我袒露了身体，却依然关闭着心。”心其实不善娱乐，心常陷于孤独。心更是不要表演，表演的是身体，心在忍受谎言。而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是心的呼喊，都是心在吟唱，或是心借助身体无奈地模仿着敞开。

何故模仿敞开？那是说：心渴望敞开，却不得不有所防范。刀枪之战需要铠甲来抵挡，心灵之战则要关闭起你的心。爱情，是孤独的心求助于他人的时刻，可他人又是怎样想呢？倾慕是否会换来鄙视？坦率是否会被视为乞求？关闭的心于是又模仿强大，模仿矜持和冷漠，甚至以攻为守……致使那真诚的心愿，不得不在假面与谎言的激流中漂泊。

这事得怨上帝，是他以分离的方法创造了世界，以致我们生来就是“人心隔肚皮”。但你不能怨上帝。有数学家说：“像我们这样有局限的生物……深深的不安来自我们对一切无穷的东西完全缺乏自信。然而如果不隐含地涉及无穷，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数学……”[12]我猜，上帝的创世必也是这样考虑的：若不分离，安得有限？若无有限，怎涉无穷？若非有限与无限的对峙，或有限对无限的观察，又怎么谈得上存在？上帝看存在是好的，事情就这样成了。我们这些有限的生物也就有事干了。我们这些被分离的家伙便欲海情天地渴望着团圆了。

但团圆之路危险丛生。人生来就有差别，社会又在制造差别；差别导致歧视，歧视又在复制歧视……故而每一颗心都是每一颗心的陌生之域，每一颗心都对每一颗心抱以警惕，每一颗心都在重重险境中不能敞开其梦中的伊甸。但这也正是爱的势能吧——所有的心都在相互渴望！与其说上帝造成了人心的隔离，莫如说他成就了人间的爱愿。问题是，具体到实际可怎么办？博爱尚远，就先把这理想局限于两性间的爱情吧；所以我说她是先锋，是样板。据说，以繁衍的成本计，性别实属浪费。果真如此，我们倒可对其目的做更浪漫、更优美的猜想了：那是上帝赋予情人们的一份信物，或给团圆的一项启示，给博爱的一条思路。《丁一》是说，这就像上帝给人的最后机会：在这危险系数最小的一对一关系中，人啊，你们若仍不能倾心相爱，你们就毫无希望了。

但这依然意味着冒险。所有的爱情都是一次冒险——在这假面攒动、谎言充斥的人流中，你怎么知道哪儿是你的伊甸，谁又是你的亚当或夏娃？情种丁一曾多次试探，他把性当作爱的试金石，企图辨认出那一别经世的夏娃。孰料，性完全可以仅仅是性，冒充爱、顶替爱，却不见夏娃之行踪。唉，这哪里是为了团聚的分离，这明明是加固着隔离的一次次“快餐”呀！幸好情人们都通情达理，甩下一片冷漠，各自消形于排山倒海般的人流了。

幸好吗？“通情达理”曾属赞誉之词，在如今的恋人中间尤得推崇，但于爱情这到底是喜是忧？还有“潇洒”，还有“太累”和“别傻了你”……如今的“爱情”似都已沧桑历尽、荣辱不惊了。此理想之衰微，还是理性之成熟？

丁一不愧情种，对“夏娃”念念不忘，为理想寻遍天涯，为实现他的“戏剧”而百折不挠。实现——理想之剑的危险一刃已现端倪。戏剧，仅仅是把现实搬上舞台吗？太说不通。一切文学、艺术、戏剧，无论是对丑恶行径的夸张，还是对善美事物的彰显，究其实，都是一处理想性或可能性生活的试验场。我猜这小小环球之于上帝，也是一场实验性的戏剧吧——听那块落入红尘的“宝玉”终有何想，或看那信誓旦旦的“浮世之德”究竟是何走向。

我赞成丁一与娥对戏剧的理解：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使非现实可以实现。这才是戏剧之魅力不衰的根本，这才是虚构的合理性根据，这也才是上帝令人类独具想象力的初衷吧。艺术，实为精神追寻的前沿，故其常不顾世俗成规，也不求大面积理解。何谓“先锋派”？艺术从来都是先锋派。先锋，绝非一种行文模式，而是对精神生活之种种可能性的不屈、不尽的寻问。我以为，尼采所说的“超人”也是此意——并非法力无边、唯我独大，而是不断超越自己的凡人。丁一与娥即属先锋。他们奇想迭出，成规弃尽，在自编自演的戏剧中品尝着爱的平安——谎言激流中的相互信任；体会着性的放浪——假面围困下的自由表达；甚至模拟心灵的战争与戕害——性虐；性虐之快慰何来？先造一个残酷的现实模型，再看它轰然毁灭于戏剧的可能性中。

但丁一渐渐把戏剧与现实混为一谈。他忘了，戏剧只在约定的舞台上才能实现，而爱情终难免要走出剧场，走进心灵之战依旧如火如荼的现实中去。这有意无意的忘却，又由于萨的到来、娥的默认，以及“丹青岛”的传说，令此丁实现其理想的热望不断升温。

然而先哲有言：只要三个人，就要有政治了。[13]两个人可以完全是感情的事，好则百年，不好则分道扬镳，简单得很；要是再来一位呢，可就不是再添一份碗筷的事了。3人恋，仅一份“1爱2”可不行，不公平，也不安全。算起来得是“1爱2”×3。就是说，每个1都得同时爱着2，只需1/3的例外就要出事。听说，确实有过三个人的和睦婚姻，但个例只是一道脆弱的彩虹。果然先哲又有话了：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14]三个人，总是一碗水很难端平，开始都是好朋友和特好的朋友，但最终反目成仇者并不在少数。

所以就有了政治。爱情是理想，婚姻则是法律。理想是从不封顶的精神上线，法律是不可违背的行为准则。政治何为？正是为了那从不封顶的永远不要封顶，那不可违背的谁也不许违背。

爱情被限制在最小范围，已是潜在的政治。爱情虽然超越了种姓和财产的束缚，却超越不了对平安——围困中的那块自由之地——的忧虑与渴求。什么在围困？心灵因何而战？价值，或者说是价值感。但其实是价格。尤其在这商潮汹涌的时代，名与利合谋把人都送上了战场，美可以卖，丑也可以卖，人和物一律都有标价；但未必能有战胜者，其战果多为抑郁症的漫延。爱情便再次以理想的身份出面，呼唤着回归——她曾以精神的追寻从动物性中脱颖而出，现在又是她，念念不忘伊甸。当然，此乐园非彼乐园，爱情意在：使堕落的亚当、夏娃们重启心扉，推倒隔离，于一条永恒的路上——而非一座封闭的园中——再建爱的家园。

可这样，爱情的理想本质又令其不能安守现状，于是就有了进一步超越的梦想：3至N人岂不更好？——这有点儿像当年的“一大二公”。但超越法律也就可能违犯法律，理想之剑的危险一刃正在这里。

危险并不在3至N人，不管多少人心心相印，都是法律管不着的；危险在于理想一旦忽略法律，政治便可能走向强权。政治的天职，恰是要摆平种种理想的位置。还是那位先哲的意思：所谓护法，绝不只是维护既定法律的严格，更根本的是，要维护其合法性根源不受侵犯——即人写的法律，务必要符合神的意旨，正所谓“天赋人权”！[15]比如生存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便是天赋或神定的人权。凭什么这样说？凭的是：这是终极答案，谁也不能再问它一个“为什么”。比如你问我干吗要写作，咱慢慢探讨；可你若问我干吗要活着，最好的结果就是我陪你去医院。要活着，已是终极答案，是人的天赋品质，即所谓的“自然正确”，故其是神定的权利。再比如，你问我为什么不革命？我说我害怕。你问我为什么害怕？我说我不想让一群人打我，然后说我是叛徒，或者把我杀掉。你还要问为什么吗？那我告诉你：我不是英雄也不想当什么英雄，这合法，而您已在违法的边缘。

丁一就是这样走到了违法的边缘（顾城已经走进去了）。丁一的理想不可谓不美好，且有幸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娥，以及萨。萨对那理想一直是若惧若盼，丁一极尽劝诱亦属正当。娥虽对那理想极尽赞美，却基于现实的考虑而中途变卦，对此丁一不能容忍。如是不能容忍的极端后果，一是毁灭自己，一是毁灭对方，当然最后也就毁灭了理想本身。我不想让丁一走顾城的老路，不想让接近这一路口的人都走那条老路。丁一或可出家？但总有些“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味道；被迫逃上树的和主动爬上树的，所见风景必不相同。我只希望丁一的灵魂飞升得更高更远，终于看清那理想中埋藏的危险。

理想的危险，即理想的推行！既是理想，既是美好和非常美好的理想，你不想它扩大吗？不想扩大的其实算不上理想。但推行却可以毁灭理想。所以，理想于其诞生一刻已然种下了危险。那扩大的欲望，会从劝诱渐至威逼，会从宣扬渐至强迫，譬如唯我独大的宣扬已然就是强权了。但这丁一，理想障目不见现实，使理想成为现实的热望拿住了他。他的失望化作怒火，指向了娥，指向了萨，甚至指向了秦汉、商周和所有的人——你们这些庸人，你们这些理想的叛徒！他就差说这句话了。

人有此一种理想的权利，也有彼一种理想的权利，否则就不叫理想的权利。人有坚持理想的权利，也有放弃理想和改变理想的权利，否则还是没有理想的权利。然而，权利的平等，并不能抹杀价值的高低。还是那句话：前者是不可违背的现实规则，后者是不可封顶的精神追寻；二者并行不悖，或和谐相处，正是政治的职责。

叛徒，最是理想暴力的牺牲品，但究其根本，是政治的失责。但似乎，人们从未（或很少）关注叛徒的处境。叛徒，我倒以为多是良善之人，既具正义感，又有一颗向爱之心；正义感使之不忘匹夫之责，向爱之心则令其不忍连累无辜。能够指责叛徒的只有两件事：一怕苦，二怕死。但这不是人权吗？正义者缘何正义？不就是要铲除那些给人以苦、送人以死的暴政或恐怖之徒吗？为此，正义者不怕苦也不怕死，自当名垂千古；但若以正义为据，逼人以死，或让人一辈子生不如死，岂非绝大的讽刺！

骂一声叛徒多么容易，甚至是一件多么划算的事。我猜，人人都对叛徒的成因不闻不问，对叛徒的处境视而不见，却又都对叛徒嗤之以鼻、拒之千里，乃为同一件事情的两面。怎么个同一件事呢？即人人都有成为叛徒的潜质！这让人想起“文革”中的暴力，究其实，打人者多是为了表现忠勇，而所以要表现忠勇，不过是不想做那挨打的人。

《动物世界》中有句片头语：“有一天，当所有的动物都冲出牢笼，走向它们远古的栖居地，那一天便是野生动物的节日。”这差不多也是叛徒的心声吧。叛徒，最是可以验证政治是否正确，法律是否偏离了它的合法性根据，以及理想是否摆错了位置，或一个社会是否精神正常的试剂。

（注意：这里的叛徒，绝不包括旨在升官发财的出卖。）

我绝没有提倡放弃理想的意思。放弃理想，人将怎样？莫非也像野生动物，走向远古的栖息地？莫说这好或不好，只问这行与不行吧。

“姑父”的愿望着实诱人——退回到铸成大错之前的时空中去，让一切重新开始，但这只是无奈的安慰。据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然“摒弃了绝对时间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每一位观察者所特有的时空概念，以至于宇宙空间内‘现在’的概念再也没有任何意义”[16]。但“现在”对于人——每一位观察者——却是有意义的，或其实，恰是意义造就了现在、过去和未来，从而造就了时间。所以倒退不得（比如退回到“康乾盛世”或“君主立宪”去），人在一条永恒行进的路途上，意义是其坐标；设若没有意义，你说“当下”是多久？在许多科幻作品中，人驾驶着超光速飞船回到了过去，并试图改造过去，依我看这是不可能的。倘若真有那样的运载工具，我们或可重新观察过去，却不可能参与其中。为什么？因为“时间”是由“意义”造就的，“过去”是被“往事”选定的，倘能参与，就又成了现在——以一种新的意义，选定了目前这新的时间。

“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我在这儿。”“丹青岛”上那位女子看懂了人的处境：所谓命运，即无穷的可能性中你只能实现一种，无限的路途之中你只能展开一条——譬如叛徒，譬如烈士或英雄、敌人或庸人……时间果然残忍，但尽管如此，奇迹或魔术也非一条拯救之路。

动物的牢笼是有形的阻挡，人的牢笼是无形的隔离。有形阻挡的摧毁可期于人性之良善，无形隔离的消除却要仰仗神的光照——单靠人的正义就怕会走向强权。理想的位置正与艺术相近吧，即人性的渴望与神性的引领。善与美，切不可强力推行，否则直接变成恶与丑。艺术不可以没有，正如梦想不可以没有，而戏剧正是“不可能的可能，不现实的实现”，就让它缭绕于梦中，驻扎于理性吧。但谁来把握这尺度呢？就看人有没有这样的智慧了。

愿丁一长进。愿“姑父”们在艺术的时空中得到安慰。即颂

大安！

史铁生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诚实与善思

我来此史（铁生）眼看就是一个花甲了。这些年我们携手同舟，也曾在种种先锋身后紧跟，也曾在种种伟大脚下膜拜，更是在种种天才与博学的旋涡中惊悚不已。生性本就愚钝，再经此激流暗涌，早期症状是找不着北，到了晚期这才相信，诚实与善思乃人之首要。

良家子弟，从小都被教以谦逊、恭敬——“三人行必有我师”“满招损，谦受益”以及“骄兵必败”，等等，却不知怎么，越是长大成人倒越是少了教养——单说一个我、你、他或还古韵稍存，若加上个“们”字，便都气吞山河得要命。远而儒雅些的比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近且直白的则是“你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

你们，他们，为啥就不能指责我们？我们没错，还是我们注定是没错的？倘人家说得对又当如何？即便不全对，咱不是还有一句尤显传统美德的“无则加勉”吗？就算全不对，你有你的申辩权、反驳权，怎么就说人家没资格？人均一脑一嘴，欲剥夺者倒错得更加危险。

古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嘲，今却有百步笑五十步且面无愧色者在，譬如阿Q的讥笑小D或王胡。不过，百步就没有笑五十步的权利吗？当然不是，但有愧色就好，就更具说服力。其实五十步也足够愧之有色了，甚至一步、半步就该有，或叫见微知著，或叫防患于未然。据说，“耻辱”二字虽多并用，实则耻辱大相径庭。“知耻而后勇”——“耻”是愧于自身之不足；“辱”却相反，是恨的酵母——“仇恨入心要发芽”。

电影《教父》中的老教父，给他儿子有句话：“不要恨，恨会使你失去判断。”此一黑道家训，实为放之诸道而皆宜。无论什么事，怨恨一占上风，目光立刻短浅，行为必趋逞强。为什么呢？被愤怒拿捏着，让所恨的事物牵着走，哪还会有“知己知彼”的冷静！

比如今天，欲取“西方中心”而代之者，正风起云涌。其实呢，中不中心的也不由谁说了算。常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中国其实是最棒的！”“他们西方有啥了不起！”“你们美国算什么！”类似的话——我才是最棒的，他有啥了不起，你算个什么——若是让孩子说了，必遭有教养的家长痛斥，或令负责任的老师去反省；怎么从个人换到国族，心情就会大变呢？看来，理性常不是本性的对手。一团本性的怒火尚可被理性控制，怒火一多，牵连成片，便能把整座森林都烧成怨恨，把诚实与善思都烧死在里面。老实说，我倒宁愿有一天，不管世人论及什么，是褒是贬，或对或错，都拿中国说事；那样，“中心”的方位自然而然就会有变化了。此前莫如细听那老教父的潜台词：若要不失判断，先不能让情绪乱了自己，所谓知己知彼，诚实是第一位的。

何谓诚实？见谁都一倾私密而后快吗？当然不能，也不必。诚实就像忏悔，根本是对准自己的。某些不光明、不漂亮、不好意思的事，或可对外隐瞒到底，却不能跟自己变戏法儿，一忽悠就看它没了。所以人要有独处的时间，以利反思、默问和自省。据说有人发明了一种药，人吃了精神百倍，夜以继日地“大干快上”也不觉困倦和疲劳，而且无损健康。但发明者一定是忘记了黑夜的妙用，那正是人自我面对或独问苍天的时候。那史写过一首小诗，拿来倒也凑趣——

黑夜有一肚子话要说/清晨却忘个干净/白昼疯狂扫荡/喷洒农药似的/喷洒光明。于是/犹豫变得剽悍/心肠变得坚硬/祈祷指向宝座/语言显露凶光……/今晚我想坐到天明/坐到月影消失/坐到星光熄灭/从万籁俱寂一直坐到/人声泛起。看看/白昼到底是怎样/开始发疯……

够不够得上诗另当别论。但黑夜的坦诚，确乎常被白昼的喧嚣所颠覆，正如天真的孩子，长大了却沾染一身“立场”。“立场”与“观点”和“看法”相近，原只意味着表达或陈述，后不知怎样一弄，竟成权柄，竟至要挟。“你什么观点？”“你对此事怎么看？”——多么平和的问句，让人想起洒满阳光的课堂。若换成“你是什么立场？”“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便怎么听都像威胁，令人不由得望望四周与身后。我听见那史沉默中的回应——对前者是力求详述，认真倾听，反复思考；对后者呢，客气的是“咱只求把问题搞搞清楚”，混账些的就容易惹事了：“孙子哎，你丫管着吗！”不过呢，话粗理不粗，就事论事，有理说理，调查我立场干吗？要不要填写出身呢？“立场”一词，因“文革”而留下“战斗队”式的后遗症。不过，很可能其原初的创意就不够慎重——人除了站在地球上还能站在哪儿呢？故其明显是指一些人为勾画过的区域——国族、村镇，乃至帮帮派派。当然了，人家问的是思想——你的思想，立于何场？人类之场，博爱之场——但真要这么说，众多目光就会看你是没正经。那该怎么说呢？思想，难道不是大于国族或帮派？否则难道不是狭隘？思想的辽阔当属无边，此人类之一大荣耀；而思想的限制，盖出于自我。不是吗？思想只能是自己的思与想，即便有什么信奉，也是自思自想之后的选择。又因为自我的局限，思想所以是生于交流，死于捆绑——不管是自觉，还是被迫。一旦族同、党同、派同纷纷伐异，弃他山之石，灭异端之思，结果只能是阄割了思想，谋杀了交流。故“立场”一经唱响，我撒腿（当然是轮椅）就跑，深知那儿马上就没有诚实了。

诚实，或已包含了善思。善美之思不可能不始于诚实，起点若就闹鬼，那蝴蝶的翅膀就不知会扇动出什么了。而不思不想者又很难弄懂诚实的重要，君不见欺人者常自欺？君不见傻瓜总好挑起拇指拍胸脯？诚实与善思构成良性循环，反之则在恨与傻的怪圈里振振有词。

索洛维约夫在《爱的意义》中说：做什么事都有天赋，信仰的天赋是什么呢？是谦卑。那么，善思的源头便是诚实。

比如问：你是怎样选择了你的信仰的？若回答说“没怎么想，随大溜儿呗”，这信仰就值得担忧，没准儿恰就是常说的迷信。碰巧了这迷信不干坏事，那算你运气好，但既是盲从，就难保总能碰得那么巧。或者是，看这信仰能带来好处，所以投其门下？好处，没问题，但世上的好处总分两种：一是净化心灵，开启智慧；一种则更像投资，或做成个乱世的班头。所以，真正的信仰，不可不经由妥善的思考。

又比如问：人为什么要有信仰呢？不思者不予理会，未思者未免一惊，而善思者嘴上不说，心里也有回答：与这无边的存在相比，人真是太过渺小，凭此人智，绝难为生命规划出一条善美之路。而这，既是出于谦卑而收获的诚实，又是由于诚实而达到的谦卑。

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诚实与善思是互为因果的。小通科技者常信人定胜天，而大科学家中却多见有神论者，何故？就因为，前者是“身在此山中”，而后者已然走出群山，问及天际了。电视上曾见一幕闹剧：一位自称深谙科学的人物，请来一位据说精通“意念移物”的大师，一个说一个练。会练的指定桌上一支笔，佯做发功状，吸引住众人的视线，同时不动声色地嘘一口气，笔便随之滚动。会说的立刻予以揭穿：“大家注意，他的嘴可没闲着！”会练的就配合着再来一回。会说的于是宣布胜利：“明白了吧？这不是骗术是什么！”对呀，是骗术，可你是骗术就证明人家也是骗术？你是气儿吹的，人家就也得是？照此逻辑，小偷之所得为啥不能叫工资呢？幸好，科学已然证明了意念也具能量，是可以做功的！教训之一：不善思，也可以导致不诚实。教训之二：一个不诚实的，大可以忽悠一群不善思的。

那么诚实之后，善思，还需要什么独具的能力吗？当然。音乐家有精准的辨音力，美术家有非凡的辨色力，美食家有其更丰富的味觉受体，善思者则善于把问题分开更多层面。乱着层面的探讨难免会南辕北辙，最终弄成一锅糨糊。比如，你可以在种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辨其优劣，却不可以以佛祖的慈悲来要求任何政府。你可以让“范跑跑”跟雷锋比境界，却不能让其中任何一位去跟耶稣基督论高低。再比如跳高：张三在第一个高度（一米二零）上三次失败，李四也是在第一个高度（一米九零）上三次失败，你可以说他们一样都没成绩，却不能笼统地说二位并无差别。又比如高考：A校有一百个被清华或北大录取，只一个名落孙山；B校有一个考上了清华或北大，却有一百个没考上大学。如果有人说这两所学校其实一样，都有上了清华、北大的，也都有被拒大学门外的，你会觉得此人心智正常吗？倘此时又有人义正词严地问：难道，教育的优劣只靠升学率来判断吗？——好了，我们就有一个头脑混乱的鲜活范例了。

乱了层面，甚至会使人情绪化到不识好歹。比如，人称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而后载歌载舞地赞美她，这心情谁都理解，但曾经黄水泛滥、而今几度断流的黄河真还是那么美吗？你一准儿能听到这样的回答：在我们眼里她永远是最美的！理由呢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就明显是昏话了，人有思想，凭啥跟狗比？再说了，“嫌”并不必然与“弃”相跟，嫌而不弃倒是爱的证明。喜欢，更可能激起对现成美物的占有欲，爱则意味着付出——让不美好的事物美好起来。母亲的美丑，没有谁比儿女更清楚，唯有那派“皇帝新衣”般的氛围让人不敢实话实说。麻烦的是外人来了，一瞧：“哟，这家儿的老太太是怎么了？”儿女们再嘴硬，怕也要暗自神伤吧。但这才是爱了！不过，一味吃老子、喝老子的家伙们，也都是口口声声地“爱”；听说有个词叫“爱国贼”，料其不是空穴来风。

据说，女人三十岁以前要是丑，那怨遗传，三十岁以后还丑就得怨自己了——美，更在于风度。何为风度？诚实、坦荡、谦恭、智慧等等融为一体，而后流露的深远消息。不过你发现没有，这诸多品质中，诚实仍属首要？风度不像态度，态度可以弄假，风度只能流露。风度就像幽默，是装不来的，一装就不是流露而是暴露了——心里藏半点儿鬼，也会把眼神儿弄得离奇。可你看，罗丹的“思想者”，屈身弓背，却神情高贵；米洛的“维纳斯”，赤身断臂，却优雅端庄。那岂是临时的装点，那是锤炼千年的精神熔铸！倘有一天，黄河上激流澎湃，碧波千里，男人看她风情万种，女人看他风度翩翩！两岸儿女还要处心积虑地为她辩护吗？可能倒要挑剔了——美，哪有个止境？那时候，人们或许就能听懂一位哲人的话了：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文化，但这文化的核心是，总能看到自身的问题。

有件事常让我诧异：为什么有人会担心写作的枯竭？有谁把人间的疑难全部看清，并一一处置停当了吗？真若这样，写作就真是多余；若非如此，写作又怎么会枯竭呢？正是一条无始无终的人生路引得人要写作，正因为这路上疑难遍布，写作才有了根由，不是吗？所以，枯竭的忧虑，当与其初始的蝴蝶相关。有位年纪不轻的朋友到处诉苦：“写作是我生命的需要，可我已经来不及了。”这就奇怪，可有什么离开它就不能活的事（比如呼吸），会来不及吗？我便回想自己那只初始的蝴蝶。我说过：我的写作先是为谋生，再是为价值实现，而后却看见了生命的荒诞，荒诞就够了吗？所以一直混迹在写作这条路上。现在我常暗自庆幸：我的写作若停止在荒诞之前，料必早就枯竭了；不知是哪位仙人指路，教我谋生懂够，尤其不使价值与价格挂钩，而后我那只平庸的蝴蝶才扇动起荒诞的翅膀。荒诞，即见生命的疑难识之不尽、思之不竭；若要从中寻出条路来，只怕是有始而无终，怎么倒会“来不及”呢？

可我自己也有过“来不及”的担忧。在那只蝴蝶起飞之后不久，焦灼便告袭来，走在街上也神不守舍地搜索题材，睡进梦里也颠三倒四地构思小说；瞧人家满山遍野地奔跑尚且担心着枯竭，便想：我这连直立行走的特征也已丢失的人又凭什么？看人家智慧兼而长寿，壮健并且博识，就急：凭我这体格儿，这愚钝，这孤陋寡闻，会有什么结果等着我？可写作这东西偏又是急不出来的。心中惶恐，驱车地坛，扑面而来的是一片郁郁苍苍的寂静，是一派无人问津的空荒……“而雨，知道何时到来/草木恪守神约/于意志之外/从南到北绿遍荒原。”心便清醒了些：不是说重过程而轻结果吗？不是说，暂且拖欠下死神的追债，好歹先把这生命的来因去果看看清楚吗？你确认你要这样干吗？那就干吧，没人能告诉你结果。是呀，结果！最是它能让人四顾昏眩，忘记零度。

人写的历史往往并不可靠，上帝给人的位置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要不断地回望零度。零度，最能让人的诚实——你看那走出伊甸的亚当和夏娃，目光中悲喜交加。零度，最是逼人的善思——你看那眺望人间的男人和女人，心中兼着惊恐与渴盼。每一个人的出生，或人的每一次出生，都在重演这样的零度——也许人的生死相继就是为了成全这样的回归吧？只是这回归，越来越快地就被时尚吞没。但就算虚伪的舞台已比比皆是，好的演员，也要看护好伊甸门前的初衷。否则，虚构只图悬念，夸张只为噱头，戏剧的特权都拿去恭维现实，散场之后你瞧吧，一群群全是笑罢去睡的观众。所以诚实不等于写实，诚实天空地阔，虽然剧场中常会死寂无声。而彻底的写实主义，你可主的是什么义？倒更像屈从现状的换一种说辞。

戏剧多在夜晚出演，这事值得玩味。只为凑观众的闲暇吗？莫如说是“陌生化”，开宗明义的“间离”：请先寄存起白昼的娇宠或昏迷，进入这夜晚的清醒与诚实，进入一向被冷落的另种思绪——

但你要听，以孩子的惊奇/或老人一样的从命/以放弃的心情/从夕光听到夜静。/在另外的地方/以不合要求的姿势/听星光全是灯火，遍野行魂/白昼的昏迷在黑夜哭醒。

尤其千百年前，人坐在露天剧场，四周寂暗围拢、头顶星光照耀，心复童真，便易看清那现实边缘亮起的神光，抑或鬼气。燠热悄然散去，软风抚摸肌肤，至燥气全无时，人已随那荒歌梦语忘情于天地……可以相信，其时上演的绝不止台上的一出戏，千万种台下的思绪其实都已出场，条条心流扶摇漫展，交叠穿缠，连接起相距万里的故土乡情，连接起时差千年的前世今生，或早已是魂赴乌有之域（譬如《去年在马里昂巴》）……那才叫魂牵梦绕，那才是“一切皆有可能”。可能之路断于白昼的谎言与假面，趋真之心便在黑夜里哭醒。

“我们是相互交叉的/一个个宇宙/我们是分裂的/同一个神”“生命之花在黑夜里开放/在星光的隙间，千遍万遍/讲述爱的寓言”“梦的花粉飞扬，在黎明/结出希望”……

写作，所以是始于诚实的思问，是面对空冥的祈祷，或就是以笔墨代替香火的修行。修行有什么秘诀神功吗？秘诀仍在诚实——不打诳语，神功还是善思——思之极处的别有洞天，人称“悟性”。

读书也是一样，不要多，要诚实；不在乎多，在乎善思。孩提之时，多被教导说，要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近老之时才知，若非善思，这习惯实在也算不得太好。读而不思，自然省得出去惹事，但易养成夸夸其谈的毛病，说了一大片话而后不知所云。国人似乎更看重满腹经书，但有奇思异想，却多摇头——对未知之物宁可认其没有，对不懂之事总好斥为胡说。现在思想开放，常听人笑某些“知识分子”是“知道分子”；虽褒贬明确，却似乎位置颠倒。“道可道，非常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读书所求莫过知此“道”也。而知也知之，识也识之，偏不入道者，真是“白瞎了你这个人儿”。

我写过一种人的坏毛病，大家讨论问题，他总要挑出个厚道的对手来斥问：“读过几本书呀，你就说话！”可问题是，读过几本书才能说话呢？有个标准没有？其实厚道的人心里都明白，这叫虚张声势。孔子和老子读过几本书呢？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读过几本书呢？那年月，书的数量本就有限吧。人类的发言，尤其发问，当在有书之前。先哲们先于书看见了生命的疑难，思之不解或知有不足，这才写书、读书、教书和解书，为的是交流——现在的话就是双赢——而非战胜。

读了一点儿刘小枫先生的书，才知道一件事：古圣贤们早有一门“隐微写作”的功夫，即刻意把某些思想写得艰涩难懂。这可是玩的什么花活？一点儿不花，就为把那些读而不思的人挡在门外，以免其自误误人。对肯于思考的人呢，则更利于他们自己去思去想，纳不过闷儿来的自动出局，读懂了的就不会乱解经文。可见，思考不仅是先于读书，而且是重于读书。“带着问题学”总还是对的，唯不必“立竿见影”。

于是我又弄懂了一件事：知识分子所以常令人厌倦，就因其自命博知，隔行隔山的也总好插个嘴。事事关心本不是坏品质，但最好是多思多问，万不可粗知浅尝就去插上一番结论，而后推广成立场让人去捍卫。不说别人，单那史就常让我尴尬，一个找不到工作只好去写小说的家伙，还啥都不服气；可就我所知，几十年来的社会重大事件，没有一回他能判断对的。这很添乱。其实所有的事，先哲们几乎都想过了，孰料又被些自以为是的人给缠瞎。可换个角度想，让这些好读书却又不善思想的人咋办呢，请勿插嘴？这恐怕很难，也很违背人权。几千年的路，说真的也是难免走瞎，幸好“江山代有才人出”，他们的工作就是把一团团乱麻择开，令我等迷途知返。返向哪里？柏拉图说要“爱智慧”，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的知识就是我的无知”，而上帝说“我是道路”。有一天那史忽有所悟，揪住我说：嗨，像你我这样的庸常之辈，莫如以诚实之心先去看懂常识。

常识？比如说什么事？

就说眼下这一场拍卖风波吧。那对“鼠首”“兔首”往那儿一摆，你先说说这是谁的耻辱？

倒要请教。

是掠夺者的耻辱呀！那东西摆在哪儿也是掠夺者的罪证，不是吗？

毫无疑问。

可怎么大家异口同声，都说是被掠夺者的耻辱呢？

这还是一百多年前的愚昧观念在作怪。那时候弱肉强食，公理不明，掠夺者耀武扬威，被掠夺者反倒自认耻辱。

可是今天，文明时代，谁还会这样认为呢？

是呀，是呀。文明，看掠夺才是耻辱。

那么欺骗呢？文明，看欺骗是什么？

……

哈，你心虚了，你既想站在那位赢得拍品又不肯付钱者的立场上，却又明知那是欺骗！以欺骗反抗掠夺，不料却跟掠夺一起步入愚昧。

可那东西本来就是我们的，我们有权要求他们还回来！

但不是骗回来。不还，说明有人宁愿保留耻辱。可您这一骗，尚不知国宝回不回得来，耻辱，肯定是让您又给弄回来了。

嗯……行吧，至少可以算逻辑严密。还有什么事呢？

还有就是当前这场经济危机。所谓“刺激消费”，我真是看不懂。人有消费之需，这才要工作，要就业，此一因果顺序总不能颠倒过来吧？总不会说，人是为了“汗滴禾下土”，才去食那“粒粒盘中餐”的吧？总不会是说，种种消费，原是为了“锄禾日当午”，为了“出没风波里”，为了“心忧炭贱愿天寒”吧？倘此逻辑不错，消费又何苦请谁来刺激呢？需要的总归是需要，用不着谁来拉动；不需要的就是不需要，刻意拉动只会造成浪费。莫非闲来无事，只好去“伐薪烧炭南山中”，不弄到“两鬓苍苍十指黑”就不踏实？可“赤日炎炎似火烧”，“公子王孙”咋就知道“把扇摇”呢？

好吧好吧，你这个写小说的又来插经济一嘴了！

这毛病，请问到底是出在哪里？

这个嘛……诚实地说，俺也不知道。

您不是口口声声地“诚实与善思”吗？请就此事教我。

那就接着往下问吧，任何关节上都别自己忽悠自己，不要坚定立场，而要坚定诚实，就这样一直问下去，直至问无可问……

二〇〇八年年末

[1]斯坦哈特《尼采》，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p.115。

[2]斯坦哈特《尼采》，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p.114。

[3]尼采《快乐的科学》，p.341。

[4]《旧约·传道书1：9》。

[5]大卫·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第八部分。

[6]斯坦哈特《尼采》，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p.114。

[7]斯坦哈特《尼采》，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p.116。

[8]以下仿宋体引文均出自张文涛的《尼采六论》。

[9]引自丽贝卡·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哥德尔的证明和悖论》。

[10]引自丽贝卡·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哥德尔的证明和悖论》。

[11]见罗兰·巴特的《裸体舞》。

[12]引自丽贝卡·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哥德尔的证明和悖论》。

[13]见海因里希·迈尔（Heinrich Meier）《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

[14]见海因里希·迈尔（Heinrich Meier）《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

[15]见海因里希·迈尔（Heinrich Meier）《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

[16]引自《新发现》所载之《科学的极限》。

Table of Contents

病隙碎笔：插图版

版权信息

病隙碎笔 1

病隙碎笔 2

病隙碎笔 3

病隙碎笔 4

病隙碎笔 5

病隙碎笔 6

我与地坛：插图版

版权信息

散文篇

我与地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秋天的怀念

合欢树

我二十一岁那年

“忘了”与“别忘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我的梦想

好运设计

“文革”记愧

相逢何必曾相识

黄土地情歌

归去来

散文三篇

/玩具/

/角色/

/姻缘/

故乡的胡同

记忆与印象1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消逝的钟声/

/我的幼儿园/

/二姥姥/

/一个人形空白/

/叛逆者/

/老家/

/庙的回忆/

/九层大楼/

记忆与印象2

/重病之时/

/八子/

/看电影/

/珊珊/

/小恒/

/老海棠树/

/孙姨和梅娘/

/M的故事/

/B老师/

/庄子/

/比如摇滚与写作/

/想念地坛/

诗歌篇

今晚我想坐到天明

另外的地方

最后的练习

节日

遗物

希米，希米

永在

预言者

生辰

秋天的船

鸽子

不实之真

冬妮娅和尼采

葛里戈拉

我 在

夏天的玫瑰：插图版

版权信息

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午餐半小时

没有太阳的角落

“傻人”的希望

黑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小小说四篇

/春/

/夏/

/秋/

/冬/

巷口老树下

夏天的玫瑰

老人

奶奶的星星

来到人间

命若琴弦

我之舞

小说三篇

/一对话练习/

/二舞台效果/

/三脚本构思/

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

/X/

/A+X/

/B+X/

/C+X/

/D+X/

/Y+X/

钟声

别人

老屋小记

/一年龄的算术/

/二到老屋去/

/三D的歌/

/四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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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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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国幻记

两个故事

小小说七篇

/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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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名者传/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何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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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治之症/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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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序/

/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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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集/

/补遗/

插队的故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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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日

原罪·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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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1或短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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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与执着：插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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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轮问路

对话四则

/一关于死/

/二关于生/

/三职业·事业/

/四关于平等/

康复本义断想

随笔十三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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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三月留念

“嘎巴儿死”和“杂种”

随笔三则

/一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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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绿色和平/

爱情问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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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位 官位 心位

记忆迷宫

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

墙下短记

复杂的必要

足球内外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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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八/

/九/

上帝的寓言

私人大事排行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说死说活

/史铁生≠我/

/生=我/

/无辜的史铁生/

/史铁生≈我使用过的一台电脑/

/浪与水=我与“我”/

/永远的生=不断地死/

/永恒的消息/

/你在哪儿？/

/无限小与无限大/

/群的故事/

/我离开史铁生以后/

/史铁生之墓/

/顺便说一句：我对史铁生很不满意/

/一件疑案/

无病之病

在家者说

花钱的事

智能设计

老好人

人间智慧必在某处汇合——斯坦哈特的《尼采》读后

放下与执着

从“身外之物”说起

文明：人类集体记忆——张文涛的《尼采六论》读后

原生态

种子与果实

乐观的根据

人的价值或神的标准

身与心

回归自然

喜欢与爱

看不见而信

“自由平等”与“终极价值”

欲在

门外有问

理想的危险——就《我的丁一之旅》给邹大立的回信

诚实与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