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压榨式提问 / (美) 布莱恩·格雷泽, (美) 查尔斯

·菲什曼著 ; 白玮琪译.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496-2216-0

Ⅰ. ①压… Ⅱ. ①布… ②查… ③白… Ⅲ. ①经济管

理－文集 Ⅳ. ①F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1796号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 CURIOUS MIND: The Secret to a Bigger Lif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rian Grazer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Inc.

版权登记号 图字：09-2017-400

压榨式提问

作  者 ／ 【美】布莱恩·格雷泽 【美】查尔斯·菲什曼

译  者 ／ 白玮琪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特邀编辑 ／ 王韵霏 姜一鸣

封面装帧 ／ 陈艳丽

出版发行 ／ 出版社

社  址 ／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  编 ／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 166 千字

印  张 ／ 14.5

ISBN 978-7-5496-2216-0

定  价 ／ 46.00 元

侵权必究

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目录

引 言 好奇心和压榨式提问

1 好奇心无药可医

2 警察局长、电影大亨和氢弹之父：像他人那样思考

3 故事中的好奇心

4 如超级英雄般的好奇心

5 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压榨式提问

6 良好的品位和反好奇的力量

7 好奇心的黄金时代

好奇心提问：一份样本

好奇心提问：一份清单

附录：如何进行好奇心提问

鸣 谢

致我的祖母索尼娅·施瓦兹。

从我还是男孩时起，她便将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视若珍宝。

她教会我如何将自己视为热爱提问之人，

这是一份对我生命的每一天都有所帮助的馈赠。

引 言 好奇心和压榨式提问

我没有非凡的才能，我只有一颗好奇心。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

在起笔写一本关于好奇心的书之前，先问上一个浅显的问题：

像我这么个家伙，写一本关于问问题的书，是在做什么呢？

我是个电影制片人。我的生活沉浸在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全球演艺行业中心——好莱坞。

无论你对好莱坞电影制片人的人生有怎样的理解，我或许都有所经历。我们经常同时制作十部或者更多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工作内容则是与演员、编剧、导演和音效师进行会谈。早在我抵达办公室前便已开始与经纪人、制片人、片场负责人以及明星们进行电话沟通，而这些电话常常伴随着我驱车回家、搭飞机前往电影片场、拍摄预告片，以及出席红毯首映。

我的生活非常忙碌，日程安排得过度紧凑，时而令人感到挫败。然而它们通常又乐趣十足，从来不会让我感到乏味无趣。

我并非新闻记者或是大学教授，我也不是科学家。我更不会半夜回家，把研究心理学当作隐秘的爱好。我只是一名好莱坞制片人。

然而，我眼下撰写关于提问的书是在做什么呢？

因为如果没有好奇心和提问，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比起智慧、毅力，或是人脉，更多的是好奇心和提问让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奇心为我所从事的所有活动，提供了力量和洞见。我热爱演艺事业，我喜欢讲故事。但是，早在我爱上演艺事业之前，我便已经爱上了“好奇心”和“压榨式提问”。

于我而言，这为我所有的一切注入可能。不夸张地说，它是我成功的关键，也是我幸福的关键。

姑且不论好奇心和提问为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多大的价值，当我环顾四周时，我并未见到有人讨论它、著述它、鼓励它，或者尽可能地在最大限度上发挥它的作用。

好奇心和提问已经成了我生命中最有价值的品质、最重要的资源、最核心的动力。我想，好奇心和提问应当成为我们的文化，进入我们的教育系统，在我们的职场环境中，应当等同于诸如“创意”或“革新”概念的组成部分。

这便是我决定写一本关于好奇心和提问的书的原因。它让我的生活得到改善（并且仍在改善着）。我相信，它也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

我被称作电影制片人，我也这么称呼自己。但事实上，我就是个讲故事的人。两年前，我开始思考好奇心。好奇心是我想要分享的东西，是我想要在他人身上唤起的品质。我想先讲几个好奇心在我身上发挥作用的故事。

我想要讲的是，好奇心如何帮助我拍摄电影，以及如何帮助我成为更好的老板、更好的朋友、更好的生意人、更好的晚宴宾客。

我还想讲，无拘无束的好奇心给予我纯粹喜悦的故事。那是一种当我们还是小孩子时，仅仅因为我们的好奇而有所收获时所拥有的喜悦。作为成年人，你可以继续这么做，且乐趣相当。

传授这些故事最高效的方式——举例说明好奇心和提问的影响力和多样性——便是将它们记述下来。于是你看到了现在捧在手中的这本书。我与新闻记者兼作家的查尔斯·菲什曼（Charles Fishman）合作，历经18个月完成了这本书。我们每周进行两三次谈话，到目前应该已经超过一百次了。我们的每一次对话都与好奇心有关。

我极为了解好奇心对我的人生是何等重要。正如你们在接下来看到的，我在很久以前便总结出该如何系统地运用好奇心和提问来帮助我讲故事、帮助我制作优异的电影，以及帮助我了解好莱坞以外的世界。有一件事我已经做了35年，就是坐下来，对演艺行业以外的人进行“好奇心提问”，也可以说是“压榨式提问”。这些人从粒子物理学家到行为规范学者，覆盖了很多领域，我从这些人身上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灵感。

但是，从前我从未探索过好奇心本身。于是，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思考它、研究它，试图理解它的运作机制。

在对好奇心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我们通过绘制图表剖析其内在机制，并发现了一些有趣且出人意料的东西。如同光有色谱，好奇心也有其自己的“谱”。好奇心针对不同的目的，会产生不同的深浅值和浓淡值。

无论话题是什么，技术方法都是相同的——发起问题——但使命、动机、语气却不一样。一名试图破解凶杀案的侦探，与一名试图绘制房屋平面图的建筑师，怀有的好奇心是大相径庭的。

于是，便有了这本略为不寻常的书。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像是一本自述。但事实上，这是一本关于如何运用好奇心和压榨式提问的书。好奇心携我走上终其一生的旅程，而最近两年发起的关于好奇心自身的探究，令我陶醉不已。

然而，即使你的好奇心受到压制，你也无法令其消失，它始终活跃着，始终等待着得到释放。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好奇心非常珍贵，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我还想要展示如何运用好奇心，如何发挥提问的价值。

人生并非是只为了找到答案，而是在于提出问题。

1 好奇心无药可医

好奇心是治愈无聊乏味的良方，而好奇心自身却无药可医。

——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2]

我从南加州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的一个周四下午，我坐在我位于圣莫妮卡的公寓的窗边，心想着在秋季进入南加州大学法学院继续学习之前，能找些什么工作来做。

忽然，我无意听到窗外两名男子的谈话。一个说：“哦，老天，我在华纳兄弟的工作再惬意不过了。我每天按八小时工作时间领薪水，而通常只需要工作一小时。”

这个家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将窗户开大了些，以便不会错过余下的对话，并且默默地拉上了窗帘。

这个家伙继续说道，他曾经是名法务办事员：“我今天刚辞职。我的前老板是个叫彼得·克内希特（Peter Knecht）的男人。”

我吃了一惊。在我听来完美无瑕。我径直取来电话，按下411[3]，询问华纳兄弟的总机电话——我仍还记得，是954-6000[4]。

我拨出电话，直接跟接线员说找彼得·克内希特。电话转到了克内希特办公室的一名助理。我对她说：“秋季我会进入南加州大学法学院，关于目前空缺的法务办事员一职，我想同克内希特先生见一面。”

克内希特接过电话，问道：“你明天下午三点能来这儿吗？”

我在第二天的下午三点见到了他，他在三点十五分雇用了我。从第二周开始，我便开始了在华纳兄弟的工作。

在1974年夏天的这一天里，发生了两件不可思议的事。

第一件事，我的人生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当我在那个周一，以法务办事员的身份上班时，他们给了我一间尺寸局促如壁橱、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在那一刻，我找到了属于我一生的工作。在那间窄小的办公室里，我开启了我的“演艺事业”，从此我再也没有从事过其他职业。

第二件事是，在那个周四下午，好奇心指引了我。打我记事以来，我始终怀着一颗好奇心。在我小的时候，我向母亲和祖母发起连续而密集的压榨式提问。她们有些答得上来，有些答不上来。

我的好奇心从未有过巨大的改变，不论是12岁坐立不安的男孩，还是坐在公寓里窃听两名男子谈话时的我。

我的好奇心天真单纯，有时候又有些淘气捣蛋。在我生命中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中，有许多是好奇心导致的。好奇心也偶尔令我陷入麻烦。

然而，好奇心从未令我失望。我从不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感到抱歉。相反，好奇心为我敞开了许多机遇的大门：我遇到令人惊叹的人，制作精湛的电影，结交了不起的朋友，还有过几次出乎意料的探险经历，甚至坠入爱河——在我提出问题时，没有丝毫的窘迫和不安。

1974年，我在华纳兄弟的第一份工作，正如随之而来的窄小的办公室般狭小局促，令人气馁。分配给我的工作简单易行：向与华纳兄弟有生意往来的人派送最终合约和法律文书。仅此而已。同事给我塞好文件、在信封上填妥收件人地址，然后我便出发了。

我被称作“法务办事员”，但事实上，我只是一名被美化了的快递员。当时，我拥有一部老式宝马2002——四四方方的双门宝马轿车中的一款，车身看上去似乎有些前倾；车身是没了光彩的酒红色。我一边驱车绕行于好莱坞和比弗利山，派发成堆的重要文件，一边打发日子。

很快，我就发现了这份工作真正有趣的地方：文件的接收者都是20世纪70年代好莱坞的中坚名流，一群有势力、有魅力的人——编剧、导演、制片和明星。只是有一个问题：他们总配有助理、秘书、门童，或是管家。

我打算做这份工作，于是我不想错失这唯一的妙处。我不想和管家打交道，我想要见重要人物。我对他们心怀好奇。

我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简单的策略。当我派送文件时，我会告诉中间人——秘书或是门童——为了让派送行为“正当生效”，我必须亲手将文件交给当事人本人。

我去了那间了不起的艺人经纪公司——国际创新管理公司（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ICM），去给代理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瑞安·奥尼尔（Ryan O’Neal）、坎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雪儿（Cher）、伯特·雷诺兹（Burt Reynolds）和艾丽·麦古奥（Ali MacGraw）的那位年逾70岁的超级经纪人苏·曼洁斯（Sue Mengers）[5]派送合约。我是如何见到曼洁斯的呢？我对ICM的接待员说：“曼洁斯女士唯一能够接收到这份文件的方式，就是由我亲自交给她。”她问都没问一句，就让我进去了。

若是文件注明的收件人不在，我便会离开，等收件人回来后我再折返回来。那个在“不经意间”指点我获得这份工作的家伙果然所言不虚，我有整日的时间，却没有太多需要犯愁的活儿。

我用这个方法遇到了美国音乐公司（MCA Studios）的领军人物卢·沃瑟曼（Lew Wasserman），以及他的合伙人朱尔斯·斯坦（Jules Stein）。

我还遇见了《驱魔人》（The Exorcist）的编剧威廉·彼得·布拉蒂（William Peter Blatty），以及执导了此片的奥斯卡获奖导演威廉·弗莱德金（William Friedkin）。

我在比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向沃伦·比蒂递交了合约。

我年仅23岁，我心怀好奇。我很快发现，我不仅可以同这些人见上面，还可以坐下来说说话。我在递交文件时表现得谦和有礼、敬意有加。在当时那个年代，他们总会说：“进来，喝一杯！”

我会利用这些时机，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时候也会获得一些事业上的建议。然而，我从不开口索要工作。事实上，我从不开口索要任何东西。

很快，我认识到演艺行业远比法学院有趣得多，所以我将入学法学院的事给推迟了——实际上，我自始至终没去上过。如果去上了法学院，我很有可能是一名糟糕的律师。

这份职员工作我做了一年，直到第二年夏天。令人感到好奇的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揭穿我的虚张声势。没有人说：“嘿，小子，把合约放桌上，然后离开这儿。你没必要见沃伦·比蒂。”

我见到了每一个我派送文件的接收对象。正如好奇心为我获得了这份工作，它亦令这份工作变得奇妙。

是这些和我见面的人改变了我的人生。他们向我展示了一个完整而并不为我所熟悉的叙事风格。我也开始思考，在我骨子里，我或许也是一名叙事者。他们为我搭建了舞台，才有了后来的《阿波罗13号》（Apollo 13）、《美国黑帮》（American Gangster）、《胜利之光》（Friday Night Lights）、《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等影视作品。

担任法务办事员的那一年里，还发生了一些同等重要的事情。在那一年里，我开始对好奇心所具有的力量心怀感激。

如果你成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好奇心不会被视作一项美德。在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时代那井然有序、循规蹈矩的课堂上，好奇心更像是一件令人恼怒的事。好奇心有点儿像佩戴眼镜，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却并不会在入选运动队或追求姑娘方面有帮助。

在华纳兄弟工作的第一年里，我认识到，好奇心不仅仅只是我个性中的一项品质，它更是我的秘密武器，不仅在入选运动队上有所帮助，还能助我成为团队领导者，甚至还能帮我追求姑娘。

***

好奇心看似如此简单，甚至天真单纯。

拉布拉多猎犬怀有迷人的好奇心；海豚喜好嬉闹，在好奇中带着捣鬼戏谑之意；孩童因其好奇心极其旺盛，翻遍厨房柜子制造出逗人发乐的嘈杂声响，令自己心悦欢喜。每一个在搜索引擎上键入请求、按下回车的人，就是正在对某件事物怀有好奇心——而这件事每分钟发生400万次，且每日如此[6]。好奇心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有着一股强有力且通常总是被我们忽视的力量。

好奇心还会迸发火花——无论是在酒吧里、派对间，还是在经济学课堂上。好奇心从根本上滋养着这段感情，以及我们所有令人称心的人际关系——婚姻、友谊，以及家长与孩子间的关系。好奇心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今天过得怎么样？”或是“你眼下感受如何？”。听取回答，随后提出下一个问题。

好奇心可以在同一时间里既迫切又琐碎。谁射杀了J.R.？《绝命毒师》（Breaking Bad）的结局会是怎样？历史上最高奖项的强力球（Powerball）彩票头奖的获奖票号是多少？这些问题带着一种缺乏耐心的迫切感——此时此刻就要知道答案。一旦此类好奇心得到了满足，问题本身便会变得不再重要。电视剧《达拉斯》（Dallas）是最为完美的范例：谁射杀了J.R.？如果你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你便会知晓问题的含义，但你或许记不得答案了。[7]

有充分的案例结果表明，迫切感的存在是无可厚非的，而在得到满足的同时，最初的那份好奇心只会释放出更多的迫切需求。为破译人类基因，在两队科学家间形成了一场戏剧性的高风险竞赛。一旦基因变得可为人所用，那么将为科学界和医学界的好奇心打开上千条全新的释放途径。

在对许多平常经历作出定性判断时，常常依赖好奇心。例如，你正在选购一台新的电视机，你最终会买哪款，以及你对其评价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销售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这名销售人员作出“积极”或“消极”的归类。

如果是一名“积极”的销售员，他对电视机怀有足够的好奇心，对电视机进行了详实的了解，并且对你自身的需求和观看习惯也怀有足够的好奇，那么他将帮你找到你需要的电视机。如果是一名“消极”的销售员，他或许会以激进的方式，向我们兜售我们并不想要或是并不接纳的物品，或只是单纯向我们展示正在出售的电视机，满不在乎地把安装在每台机器底下的卡片上所列示的功能表照本宣科地念一番。在这两种情况下，关键的要素均为好奇心——对顾客的好奇心和对产品的好奇心。事实上，这个例子对深埋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好奇心进行了完美的解释。

几乎在你能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藏着好奇心。好奇心，是解锁人类基因之谜的钥匙，是提供优质客户服务的关键。

如果你身处一场无聊的商务餐会，好奇心可以拯救你；如果你厌烦了你的工作，好奇心可以营救你；如果你感受不到自己具备创造力或是上进心，好奇心会是良药：它帮助你以积极的方式利用愤怒或是挫败，给予你勇气。好奇心为你的生活增添热忱，也能将你带领到超越热忱以外的领域——它能够将你全部的安全感、自信心、幸福感变得更为丰富和充实。

然而，要想好奇心发挥效用，并不仅仅只有好奇心就够了，至少还要受到其他两大关键品质的约束：首先是关注对于你的提问而给出的答案。你必须专注于你眼下好奇的所有内容。很多人确实能问出真正高质量的问题，在谈话和提问时看似投入其中并受到激发，却在别人回答他问题的时候开小差。

第二项品质是付诸行动的意愿。毫无疑问，好奇心可以激发我们去想象我们可以飞向月球，但它不会列出这一想法成为事实的过程中，成百上千的人力投入、十亿计的财务支出，以及克服失败和苦难的决心。好奇心可以激发出最初的愿景——对一项月球任务的愿景，或是就我目前的情况而言，关于一部电影的愿景。有了这份付诸行动的意愿，就可以在士气衰退时重新补给灵感——瞧呀，那是我们前进的目标！但在某些时候，在抵达月球的路途中，或是在其他情况下，工作变得越来越艰难，障碍变得错综复杂，挫败感越来越多，这时候意愿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我希望在此书中达成三件事：认识到好奇心的价值和力量；展示发挥好奇心的所有方式，期冀这么做会激发你在工作和生活中去勇敢尝试；我想要在一个更为广袤的世界里开启一次对话，来探讨如此重要的品质在当今为何鲜少被人重视、谈及和培养。

对于一项具有如此强大潜在力量的品质，好奇心本身看似并不复杂。心理学家将好奇心定义为“想要了解”。就是这样。这一定义符合我们自身所获得的常识性感受。“想要了解”当然意味着寻求信息。好奇心在着手启动时，如同一股冲劲、一份迫切的欲望，但当它突然出现在这个具象的世界上时，则是以一种更为主动、更为透彻的方式呈现出来——提问。

这份好奇心在我看来，如同饥饿和干渴一般发乎内在。一个孩子提出一系列看似纯真的问题：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蓝天有多高？蓝天在晚上的时候去了哪里？（大多数成年人，包括我，都无法解释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这个孩子或许会收到一个不屑一顾的回答：“什么为什么，你这个好奇的小女孩……”

对一些人来说，诸如此类的问题令其感到富有挑战，若你不知道答案，感受则更甚。成年人简单地宣示自己的权威，将问题撇到一边，而不是作出回答。孩子的好奇心可以让我们这些成年人感到些许无所适从，或焦躁不安——这是这位不知道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家长所遭受的经历，也是一位努力在不偏离正常进程的情况下，要把当日课业完成的教师所遭受的经历。

而对孩子而言，不仅仅没有得到答案，还得到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提出问题——无论是无关痛痒或是引人着迷的问题——可能会被视作荒谬而不得体的。

这并不叫人惊讶。

一个自由从容地问出“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的孩子，会成长为一个提出更多颠覆性问题的成年人：为什么我是奴役，而你是国王？太阳真的围绕地球运行吗？为什么深色皮肤的人是奴隶，而浅色皮肤的人是他们的主人？

《圣经》中创世纪后的第一则故事，就是关于好奇心的：亚当、夏娃、蛇与树的故事。对于心怀好奇的人来说，结局可并不美好。

这则寓言故事再直白不过了：好奇心让人们遭罪。无论你眼下遭受何种不幸，那都是由亚当、夏娃、蛇，和他们桀骜不驯的好奇心造成的。

你由此明白到，西方文明奠基部分中的第一则故事是关于好奇心的，而它所包含的信息在说：不要提出问题；不要靠一己之力找寻知识，要交付给那些掌权的人。知识只会趋向不幸。

芭芭拉·本尼迪克特（Barbara Benedict）是康涅狄格州哈佛三一学院的一名教授，也是一名潜心研究18世纪的学者，她曾花费数年时间，研究当人们主张以科学探索来取缔宗教，并成为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的时期里，人们对待好奇心的态度。

她称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是一个警示：“‘你是奴役，因为上帝说你应当是奴役。我是国王，因为上帝说我应当成为国王。不要问我关于此事的问题。’类似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反映的是以维持现状为目的的文化和文明需求。‘事物保持原状，因为那才是正确的方式。’这种态度流行于统治者和那些对信息具有掌控权的人之间。”从伊甸园到执政党，一直如此。

好奇心没有得到尊重。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若你乐于瞥上一眼，所有对知识的好奇都能从一部智能手机上获取，但对于好奇心的偏见仍然浸润在我们的文化中。

课堂应当是问题的葡萄园，是激发问题、学习如何提问、如何探求答案的地方。有些课堂做到了，但事实上，好奇心在校园中所受到的方式，常常与在伊甸园里别无二致。泛滥化和标准化的测试和问题，让日常课程计划那刻板僵硬的框架结构发生偏离；有时候连老师自己都不知道答案是什么。这与你所希望的实在大相径庭。真正的好奇心，在典型的七年级课堂里是得不到陶冶和培养的——因为那么做会带来不便，也会对学级的有序进行造成混乱。

在大多数成年人耗费人生的办公室里，情况则稍稍好些。当然，程序员、药物研究员或大学教授在好奇心一事上，会得到更多的鼓励，因为这是他们工作中的一大组成部分。然而，若是医院护士或银行柜员，变得充满好奇心，对事情如何做成发起提问的话，又会如何呢？除去那些真正具有例外性的场所，如谷歌、IBM、康宁公司（Corning），好奇心如果并不具备服从性，便不会受欢迎。“品行良好”的描述中——无论你是14岁或45岁——并没有包含好奇心一项在内。

有一件值得留意的事。好奇心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工具，不是为了改善人生和福祉，提升赢得某项伟大工作或某位绝佳伴侣的能力而存在的。在现代的世界里，它是我们最珍视的事物的关键所在：独立、自主、自我管理、自我提升。好奇心是通往自由的途径。

在任何时候都能提出问题，体现了两点：追寻答案的自由和挑战权威的能力——“你凭什么掌权？”

好奇心本身便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勇气。

***

我曾是个矮胖的男孩，直到青少年时期也没有摆脱这个形象。当我从大学毕业时，我腰间有了赘肉。我在沙滩上被人取笑，不论是否穿着衬衣，我都看起来软扑扑的。

我下定决心，摆脱自己的这副模样。在我22岁时，我开始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发展出一套训练程序——一套真正意义上的规章纪律。我坚持每天跳绳，一分钟跳200次，每天跳30分钟，一周坚持7天。这样跳了12年。渐渐地，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腰间赘肉消失不见了。

我并没有使自己变得健美。我看上去并不像电影明星，但我也不像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电影制片人。我有属于自己的略有些标新立异的风格：我穿球鞋上班；我把头发涂上啫喱，让它们都站直起来；我笑起来很灿烂。

而如今，我仍旧每周锻炼四五次，通常会在早晨起床后完成。我在六点前起床，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我不再跳绳了，因为我的跟腱断裂了。）如今我63岁，在过去的40年中，我再也没有堕回到那软扑扑的模样中去。

我下定了决心，并将此作为一个习惯，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对好奇心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渐渐地，从我在华纳兄弟的第一份法务办事员的工作开始，我便有意识地将好奇心融入我的工作中。

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坚持与那些我派送法律合约的收件人见面。在成功达成此事的同时，我有两大收获。首先，人们乐于交谈，即使那些具有名望和权势的人，当话题涉及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工作时，他们尤其健谈；其次，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借口，在同他们交谈一事上，也能有所帮助。

“我必须亲自递交这些文件”便是一个借口——于我奏效，于助理们奏效，甚至也于我所拜见的那些人奏效。“哦，他要亲自见我，当然可以。”

我在华纳兄弟工作的数月后，这家影视制作公司的一位资深副总裁被解雇了。我亲眼看见工作人员将他的名牌从办公室的门上摘掉。

他的办公室宽敞舒适，有窗户，并配有两名秘书。最重要的是，办公室紧挨着那间行政套房——被我称作“皇家办公室”的房间——那是华纳兄弟的总裁、董事长及副董事长办公的地方。

我问我的老板彼得·克内希特，在副总裁的办公室空置期间，我是否可以使用。

“当然，”克内希特说，“我会安排的。”

新的办公室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就像你穿对了衣服出席某个场合——当你身着西服时，你感到更加自信和成熟——去那间真正意义上的办公室工作改变了我的视野。陡然之间，我感觉仿佛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实业地产，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特许权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晚期，是好莱坞演艺行业的极盛时期，而使用着那间“皇家办公室”的正是当时最重要和最具创意的三大人物——华纳兄弟的总裁法兰克·威尔斯（Frank Wells），后赴职迪士尼担任总裁；真正将活力与凯旋带到这间影视制作公司的华纳兄弟董事长泰得·阿什利（Ted Ashley），其名字本身便未曾流于寻常；以及身为华纳兄弟副董事长的传奇制片人约翰·凯利（John Calley），好莱坞的一位智力超群者，一大创造力供给体，一位毋庸置疑的古怪偏执狂。

我只是一名法务办事员，但我拥有一间独立办公室，有专属秘书，甚至在我的书桌上还有一台老式电话机。就在我的门外，工作着三位好莱坞最具权势的人物。我恰好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在对的时间、身处对的地方的机会。

我对演艺行业感到不解，似乎许多身处演艺行业的人们都感到不解。要理解电影和电视节目是如何制作完成的，并非易事。显然这不是一个单线性过程。人们仿佛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于迷雾中引航前行。

然而，我为此心驰神往。我成了一个踏入新世界的人类学家，面对新的语言、新的礼制、新的优次顺序。这是一个彻彻底底叫人沉浸其中的领域，它点燃了我的好奇心。我决心钻研它、理解它、精通它。

约翰·凯利，向我真正说明了身处娱乐圈是怎么回事，也向我展示了身处其中能够达到的成就。凯利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行业的巨头和重要的创造力来源。在他的领导下，华纳兄弟得以兴盛，并出品了诸如《驱魔人》（1973，两项学院大奖，十项提名）、《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1971，四项学院奖提名）、《激流四勇士》（Deliverance，1972，三项学院奖提名）、《热天午后》（Dog Day Afternoon，1975，一项学院大奖，六项提名）、《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1976，四项学院大奖，八项提名）、《摩天大楼失火记》（The Towering Inferno，1974，三项学院大奖，八项提名）、《肮脏的哈里》（Dirty Harry，1971），以及《灼热的马鞍》（Blazing Saddles，1974，三项学院奖提名）等影片。[8]

当我在他隔壁的办公室里工作时，四十四五岁的凯利正值权势高峰，已然铸下传奇——睿智超群、古灵精怪、不择手段。当时华纳兄弟正在筹划一部电影，而凯利总是提前规划好一百步的打算。很多人爱戴他，很多人崇拜他，也有很多人惧怕他。

我想是我的单纯吸引了他的注意——我那彻头彻尾的幼稚。我做事不会拐弯，我缺乏经验，我甚至不知道那些弯在哪里。

凯利会说：“格雷泽，坐到我的办公室来。”他让我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观察他工作。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启示。我的父亲是一名律师，一个单打独斗的实干家，通过拼搏奋斗获取成功。于是，我被迫去上法学院——一辈子面对堆积成山的文件夹、数不清的要点汇报、厚重的案卷宗书，伏于一张书桌背后，以工作来度耗一生。

凯利在一间华美高雅、极为宽敞的办公室里工作。办公室的陈设宛如起居室，没有书桌，只有一对沙发，他终日坐在沙发上工作。

他既不写字，也不打字，每日里也不会将成堆的工作从办公室扛回家。他只和人交谈。在这间优雅的“起居室”里，他终日坐在沙发上，与人交谈。[9]事实上，我派送的合约只是交谈的最后一步，是对所有谈话内容的总结。坐在凯利的沙发上，我清楚地知道，演艺事业的利益买卖部分都是由人与人之间的谈话来完成的。

通过观察凯利工作，我明白了一些事情：创意不需要跟从任何直线行进的叙事脉络。你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和热情，以及你的经历或大脑某个角落里迸出的任何离奇念头。在这个世界里，真正的价值蕴藏在好的想法里——而且没有人在乎这个想法与昨天的点子是否一脉相承，或是否与前十分钟的对话内容有所关联。如果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完全没人在意它来自何处。这是一场顿悟，恰是我的大脑的运转方式：想法众多，却像元素周期表一样毫无章法可言。

我在学校里苦苦挣扎了多年。我并不擅长按照上下课的时间表学习规定好的知识，也不擅长按时答卷的考试形式。两极化的学习方式——要么知道答案，要么不知道——并不适合我的大脑，亦对我毫无吸引力。我总是感觉到想法从我脑海的每一个角落涌出来，即使在我还是孩子时便有了这种感受。

我在大学表现优异的原因，仅是因为在那之前，我找到了一些在那个环境中获取成功的窍门。但巨大的班级阵容和非人性化的课业布置并不叫我感到兴奋。我被人驱使着去上法学院，是因为我被录取了，还因为我并不十分确定还能做些别的什么。但我至少对成为一名律师背后的含义有些许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通过了考试合格线，接下来会面对更多的家庭作业。

换言之，凯利是世界上做派最时髦的嬉皮士之一。他认识电影明星，同他们交际。他还受过高等教育——他无时无刻不在阅读。他就坐在沙发上，终日里任由想法和决策在办公室里晃来荡去，没有规则条例，亦没有僵化刻板。

对他的观察令人沉醉，我想活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谁想要一辈子同折叠式文件夹打交道？我想要在沙发上工作，想要跟随自己的好奇心，想要制作电影。[10]

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可以清楚认识到，电影行业是由想法构建而成的——那些每日里必定会涌现的叫人神魂颠倒的想法和全新的点子。我也突然明白，好奇心便是那发掘想法、点燃想法的途径。

我知道自己心怀好奇——正如你知道自己风趣或是害羞一样，好奇心是我个性中的一项品质。但在那年之前，我从未在好奇心和获得成功这两者间作过联系，就像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从未在好奇心与取得优异成绩之间产生过联想。

然而在华纳兄弟，我发现了好奇心的价值——我遵从一套系统化的方法，开启了被我视作好奇心之旅的行程。

凯利同我从未进行过好奇心提问。但是从我无意间得到了一间巨大的办公室，又亲眼目睹了正在积极运转中的凯利开始，我便有了另一个想法，同我派送文件的收件人进行会面的进化版本。我意识到，我不必只同恰好与华纳兄弟有业务往来的人进行会面，我可以见任何一个我想见到的圈里人。仅仅只是给他们的办公室拨打电话，做个预约，我便可以见到那些可以激发我灵感的人了。

我为拨打电话的秘书制定了一段简短的介绍：“你好，我叫布莱恩·格雷泽。我效力于华纳兄弟。此次来电的商务活动与片场无关，也不是来找工作的，我只是想和某某先生做五分钟的会面，仅仅是交谈。”我也总会为我想要进行交谈的每一个人给出一个具体的理由。

我的信息清晰明了：我有真实的工作地点，我仅是想从日程表上占取五分钟的时间，我不是来找工作的。而且我彬彬有礼。

正如坚持亲手递交每一份法律文件一样，这番演说如魔法般奏效。

我和哥伦比亚影业的制片人大卫·皮克（David Picker）进行了交谈。随后心想，或许我可以同制片人法兰克·雅布兰斯（Frank Yablans）见上一见，然后便这么做了。

我一见过雅布兰斯后，便又想，或许我能同美国音乐公司的首脑人物卢·沃瑟曼见上面。于是我又这么做了。为了让自己节节攀升，我同演艺行业中的每一个人交谈过后，便会列出至少六个我接下来可与之交谈的人。每一次成功都给了我对下一位人选发起尝试的自信。最终证明，我确实可以同行业中几乎任何人进行交谈。

这是改变我人生和事业的开端——改变仍在持续发生着——并在根本上为这本书提供了灵感。

我开始进行“好奇心提问”的行动了。起初，对话仅限于行业之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给自己设定了一条规则：我每天要在演艺行业见到一张新面孔。[11]但极快，我发现事实上我可以向外扩张，同来自任何我感到好奇的领域中的任何人交谈。并非只有演艺行业的人愿意谈论自己和他们的工作——每个人都是如此。

35年来，我一直在搜寻让我感到好奇的人，询问是否可以同他们坐上一个小时。发起行动的一年后，我已经进行过十多次好奇心提问了。虽然有些时候，我会连续每周进行一次，但我的目标始终是每两周至少进行一次。一旦开始了对好奇心提问的实践，我便对自己设立下唯一的规则，那便是要保证，这些人必须来自演艺行业以外的领域。

我的主张并非与那些我每日与之共事的人再一同度过更多的时间。我很快便发现，演艺行业不可思议地对外绝缘——我们只倾向于同我们自己交流。人们很容易以为演艺行业是整个世界的微缩版本。这一观点不仅错误，也会导致中庸的电影作品的产生，当然还会叫人感到无趣。

我对待好奇心提问如此较真，以致我常常花费一年或更多的时间，来尝试和特别的人见面。我花数个小时打电话、写信、措辞，与他们的助理们亲近。当我变得越发成功和忙碌时，我委派了一名专职人员来安排这些谈话——《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对此撰写过一篇文章，称这位职员为“文化专员”（cultural attaché）。有那么一阵子，我专门雇用一个职员只负责安排谈话的人。

我的重点在于遵从自己的好奇心，并且尽自己所能地广为涉猎。我同两位中央情报局局长聊过；与卡尔·萨根（Carl Sagan）和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也聊过；我见过发明历史上威力最强武器的人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同我感到害怕的人见面；我同我并不真正想见的人见面。

在我与任何人见面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从不会想着哪部电影（虽然近年来，有些人同我见面，显然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或许要将他们本人或他们的工作拍入电影）。我的目的是要学有所得。

结果总是令人惊喜，而那些从好奇心提问中结识到的人际关系，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贯穿了我的整个人生和我参与过的电影。我与宇航员吉姆·洛弗尔（Jim Lovell）之间的对话，开启了我关于《阿波罗13号》故事的叙述之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的好奇心带有一种特别的方式。我最为强烈的好奇心，被我称作情感好奇：我想要弄明白是什么让人们运作和发起行动的；我想要知道我是否能够将一个人的态度、个性与他们的工作、受到的挑战和成就联系起来。

我见过到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治愈了小儿麻痹症的科学家兼外科医生，我的童年英雄之一。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让我得以成为他的听众。关于索尔克所用到的如何找出培育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科学方法，我并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帮助数百万人避免遭受给所有人的童年都留下过阴影的致残疾病，是怎样的感受。而他付出辛劳的时代与我的不同。他具有名望，受人爱戴，有所成就——但他未得到过额外的经济收益。他所治愈的是最恶劣、令世界痛苦不堪的疾病，而他却从未因此赚得过一分钱。你能够想象这事发生在如今吗？我想要了解让如此重要的治疗方法任凭全世界所用，是怎么样的心态。

我见过发明氢弹的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我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位老者，正在为里根总统效力研发“星球大战”反导弹项目。他是另一个我联络了一年时间，才得到了一个小时与之相处的人。我想要了解一个发明了氢弹的人的才智，以及他的道德感。

我见过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世界上最富有的墨西哥商人。[12]世界上最富有的男人每天是如何度过的？如何才能成为像他这样的商人，如此迫切且决绝地要比其他所有人得到更多的盈利？

事实上，在我同诸如索尔克、泰勒、斯利姆这些人会面的时候，我所期冀获得的是一份洞悉，一种对真相的启示。我想要捕捉他们真实的模样。当然，你通常无法在一小时里从陌生人身上获得这些。

索尔克和蔼友善；泰勒性情易怒；而斯利姆则与我所期待的大相径庭，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说，他既不尖刻辛辣，也不一板一眼，或者决绝无情。他非常热情，非常具有拉丁风范。午餐时，他点了许多菜，他喝葡萄酒，仿佛他并没有其他想去的地方——我们的午餐持续了三个小时。

我进行了几百场的好奇心提问，它叫我心生向往，也常常在结束时令我感到莫大的享受。于我而言，当我从我面前的那人身上有所习得时，感觉比性爱还棒，比获得成功还棒。

在我23岁时，我进行了第一场真正与娱乐圈外人士进行的好奇心提问。当时，我被华纳兄弟解雇了（在我入职的15个月后，他们觉得我乐子寻得太多，而派送的文件太少了）。我为制片人埃德加·舒瑞克（Edgar Scherick）打工，参与《骑劫地下铁》（The Taking of Pelham One Two Three）和《复制娇妻》（The Stepford Wives），努力让自己成长为一名制片人。

我去见了李·贝利（F.Lee Bailey），当时美国最知名的刑事审判律师，曾为山姆·谢泼德（Sam Sheppard）与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担任律师。

我有一个关于电视节目的点子，如同迪士尼出品的司法版本，启用一名专家来陈述李·贝利的那些著名的美国犯罪案例。

我是真心想要同贝利说上话。他当时赢了许多重要的官司。我想要了解，他是如何选中这些官司的、他是否有一个道德的指南针，以及他在法庭上是如何交流的——与真相之间、与法律观点之间、与案件相关的道德观念之间。 我想要弄明白，一名律师的信仰体系与他擅长的官司之间有什么区别、贝利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以及又是如何同他的天赋协调同步的。

当我找到他的下落时，他正在为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鲁塞斯的一桩庭审案件作准备工作。因为某个缘由，他同意与我见面，所以我就飞了过去。

这事有些疯狂。当时他正住在这座超级小镇上的一间西部主题的汽车旅馆里。旅馆稍有些萧条破旧，带一个游泳池。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全无概念。我敲了门，他让我进了房间——他独自一人，没有助理——他一边叫我进来，一边在练习答辩。

天气热得可怕。我闲坐在房间的沙发上。他在我面前，模拟了一遍案件辩护。过了一会儿，他叫我去街对面的酒馆，给他买一瓶黑牌苏格兰威士忌。

他喝了一杯。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一边对论据论点进行扩充，一边变得越发自信起来，那些话听上去确实非常精练有力。他的情报多得可论吨计量。他拿这些论据论点对着我练习，虽然对此我并不真正明白。

就在这间汽车旅馆里，我可以清楚看到这个家伙身上所具备的如魔法一般的魄力。

回程飞行途中，我一路在想，由他主持这场电视节目必将大受欢迎。在那时，我们想将这个电视节目做成迷你剧形式，类似于电视真人秀，或是后来的南希·格里斯（Nancy Grace）主持的节目和格莱塔·范·苏斯泰瑞（Greta Van Susteren）的节目。我们同贝利签订了协议，还雇了一名编剧，却最终什么都没有做成。

在这座新墨西哥州的小镇上，静坐在那间黏黏糊糊的汽车旅馆房间的沙发上，听着贝利架构起自己的案件辩述内容，我意识到，那些令他踏入法学院大门的崇高理由——仍然封存于他的灵魂深处——和当时当刻的情形存在着天壤之别。

这是一种全新的看待律师和他们职业的方式。

我从未制作过任何一部关于李·贝利的电影，当然他的人生丰富程度自是抵得上一部电影的。甚至直到20年后，我才携手金·凯瑞（Jim Carrey）出品了第一部关于律师的电影《大话王》（Liar Liar），讲述一名被迫连续24小时陈述真相的律师的故事。

于我而言，好奇心提问仅仅只是对我个人好奇心最直白、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形式。它们如同常规训练，是一种准则，个中原因在于，除非你花费固定的精力去说服那些忙碌且有趣的人来同你见面，否则你是没法同他们说上话的。

但好奇心提问，同常规训练的区别在于：我痛恨训练，我只喜欢结果；而当好奇心提问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却对此心怀热爱。其结果——一个月或者一年以后才会出现——会是一份额外的奖励，却也是我所能指望得上的奖励。

当然，事实上我所做的只是交谈——为了谋生而交谈。或又如事实所示，我是在为谋生而努力提问。身为电影制片人意味着，我所经历的人生正如40年前约翰·凯利向我展示的那样。我整日同人见面，接听电话，进行交谈。在我看来，它们中的每一项，事实上都是一次好奇心提问。我利用好奇心，不仅是为了能够见到名人，或是找到好的电影脚本。我要利用它来确保电影的成功制作和完成——在预算内、在时限里，并在可行范围内以最具影响力的叙事形式。我发现即使当你成了那个掌控局面的人物，最为有效的方式常常并非发出指令，而是提出问题。

***

在羽翼丰满后，我真正制作的第一部作品由派拉蒙电影公司（Paramount Studios）出品。我当时在电影片场的导演楼里拥有一间办公室，28岁的我，已经成功制作了两部在电视上投播的电影作品——其中包括长达20小时的迷你剧《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第一季。此后派拉蒙电影公司便与我签约，让我自由寻找电影脚本，并制作出品。

我的办公室在三楼的一个角落里，楼底下的十字交叉路口被我尽收眼底。我会打开窗户，看着那些具有权势和名望、光鲜璀璨的人来来往往。

我好奇，这栋楼里都有谁，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又是些什么人？那阵子恰好我规定自己每天要在演艺行业里见到一张新面孔。我喜欢透过窗子，冲着从楼下经过的人大声致意，这些人包括：《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的编剧霍华德·科赫（Howard Koch），后来成为迪士尼执行总裁的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兼任派拉蒙电影公司执行总裁和迈克尔·艾斯纳顶头上司巴里·迪勒（Barry Diller）。

有一天，布兰登·塔奇科夫（Brandon Tartikoff）经此路过。时任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电视台总监的他，恰逢正在依靠《希尔街的布鲁斯》（Hill Street Blues）、《干杯酒吧》（Cheers）和《迈阿密风云》（Miami Vice）重振网络事业。32岁的他已然是演艺行业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了。

“嗨，布兰登！”我喊道，“朝上看！”

他抬头看上，并展露微笑。“哦，”他说，“你这高高在上的定是在统治世界。”

几分钟后，我的电话响了，是我的老板，派拉蒙电影公司的领头人物加里·诺迪欧（Gary Nardino）。“布莱恩，你朝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总裁大声嚷嚷什么？见鬼！你以为自己在干吗？”

“我只是在建立人脉，”我说道，“我们只是找点儿乐子。”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乐子可找的，”纳迪诺说，“省省吧！”

在那个年代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在我的行为风格上感受到同等的魅力。我有些许地畏惧诺迪欧，但尚未到能阻止我不朝着窗外嚷嚷的地步。

有一天，我看见朗·霍华德（Ron Howard）从楼下经过。朗因为早些年里出演《安迪·格里菲斯秀》（The Andy Griffith Show）和《欢乐时光》（Happy Days），颇受称赞，功成名就。他当时正在尝试跨入导演的行列。当时我心想，我明天要同朗·霍华德见上一面。

我并没有透过窗户大声呼喊他的名字，一直等他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才给他拨去电话。“朗，我是布莱恩·格雷泽，”我说道，“我看见你在楼里。我是这儿的一个制片人。我想我们之间有些目标极为相近。我们见个面，聊一聊，如何？”

朗有些害羞，似乎对我的来电感到意外。我并不认为他当真想要同我见面。我说：“我们就找点儿乐子，放松放松，怎么样？”

数日后，他前来拜访。他正在努力成为一名主流电影导演，而我正在努力成为一名主流电影制片人。我们是两个都想尝试做一些我们过去未曾做过的事情的家伙。

他踏入我办公室的那一刻，携带着一股气场、一种光芒。在同他交谈后，我可以判断，我的人生选择不及他的透彻缜密。他给人一种强烈的道德感。我知道才见过一面便出此言，听上去有些蠢，但这是当时产生的印象。事实如此。如今的朗如此——35年前的他亦是如此。

当他走进办公室时，我问他：“你想当什么？”

朗不仅想要当导演，他更想要执导R级电影[13]。他想要改变人们看待他的方式。我无从得知他究竟是否有能力当导演。但我旋即便作下决定，要在他的身上下赌注，并尝试说服他同我协作。我开始传达我的电影理念——《现代美人鱼》（Splash）和《夜班人》（Night Shift）。他显然并不想做一部关于男人爱上美人鱼的电影。但他喜欢《夜班人》中的大不敬表现，这是一部关于两名男子在纽约城停尸房外给应召女郎拨打电话的R级喜剧。一部你绝不会从《欢乐时光》的主演身上联想到的电影。

事实上，我们一同制作了两部电影——《夜班人》以及后来的《现代美人鱼》。对于后者，尽管朗起初有所迟疑，电影最终却是大卖。在协作完成了这两部电影之后，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想象娱乐电影公司（Imagine Entertainment），并在至今的30年里保持着艺术和商业的双重伙伴关系。朗不仅拥有执导的能力，而且成为了一名电影大师。我们一同摄制出品的电影包括《为人父母》（Parenthood）、《烈火雄心》（Backdraft）、《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对话尼克松》（Frost/Nixon）、《阿波罗13号》以及奥斯卡得奖影片《美丽心灵》。

我同朗的合作成为了我一生中，除家庭以外，最重要的关系。他是我最亲密的事业伙伴，也是我最好的友人。在从窗户见过他后，我便决定要与朗见上一面，而让我与他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正是我情感层面上的好奇心——我正在苦苦思索，是什么让他成为朗·霍华德的？再一次，在这个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遵从自己的好奇心，打开了大门。

朗同我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性格上。但我们对某些标准拥有共同的理解和判断，其中包括如何对一则故事进行描述，且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促成一个伟大故事的要素一事上达成共识。事实上，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同我一样真正心怀好奇，我所知道的那个人便是朗·霍华德。在我们会面的当下，他提出了同我一样多的，却有所不同的问题，并透露出不同的信息。

35年来，在我进行好奇心提问时，总是伴随着某种贯穿始终的坚定意志和目的性。你会在本书始末就此看到林林总总的案例。而在这些谈话、事件或是场合中，好奇心本身便是驱动的所在。

但在我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好奇心本身并非“特定时刻下的托辞”。恰恰相反，我无时无刻不在利用着好奇心，我总是在提出问题。于我而言，这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技能。

我是一名老板——朗·霍华德与我一同经营想象娱乐电影公司——但我并非那类热衷给人下达指令的人，我的管理风格是提出问题。如果有人做了一些我不能理解或是不太喜欢的事，又或是员工正在做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我便会开始提出问题。

我持续不断地与新面孔见面——有时是在活动场合上，但通常，这些新面孔会在工作日里，坐到我办公室的沙发上。我的性格并不特别开朗外向，但我自始至终必须扮演出外向的模样。那么，我是如何应对那些新识的——有时候一日里要见上一打——总是热切地坐在我的正前方、期待与我展开对话的人呢？当然，我提出问题，我让他们随便谈。如果你对对方仅有些许的了解，对他人产生兴趣一事便并不十分困难了——正如我所发现的，人们热衷谈论他们的工作、他们所了解的事物，以及他们的旅行。

在演艺行业需要相当自信。你必须相信自己在电影和电视节目上的想法，并且你很快便会发现，对任何制作公司、投资人或是决策人而言，能够给出的最安全的回复便是“不”。每当电影拍摄完成时，我总会感慨良多。但在好莱坞，你若是因为遭遇对方的否定而心灰气馁的话，便无法获得成功。姑且不论你想法中所蕴含的价值，或是你的过往成就所体现出的价值，因为时时刻刻都会有人对你说“不”。你必须拥有推进的信心。这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真理——若你效力于硅谷的技术公司，或是在市中心医院救治伤病，你都必须拥有自信。我的自信来源于好奇心。是的，提出问题的行为会建立起你对自己想法的信心。

好奇心也为我带来其他的益处：它帮助我切断自己在常规工作和生活上总会出现的焦虑情绪。

举例来说，当我变得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便会心生担忧——我担心就在此时此地，在好莱坞，我会变成一个被他人孤立的气泡，与世界其他角落正在发生、变化、推进的事物相脱离，由此终结。我利用好奇心来戳破这个气泡，令自己不受这种情绪的牵制。

面对更为平常的事物时，我也会感到担忧——我会因为要作演讲而忧心忡忡；我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全；我甚至害怕警察——警察令我感到紧张。当我对某事感到担心时，我便会启用自己的好奇心。如果你体会到对方想要从你这听到的演讲类型，如果你明白警察的想法，你要么会发现自己的恐惧情绪得到缓解，要么变得应对自如。

我将好奇心用作管理工具。我让好奇心帮助自己变得开朗外向。我让好奇心为我的自信提供能量补给。我用好奇心来避免自己墨守成规，并利用它来管理自己的焦虑情绪。

在以下篇章，我将会对这些不同形式的好奇心进行分析，并对故事作出阐述，因为我相信，对几乎所有人而言，这都会有所帮助。

这也是我利用好奇心时最重要的方式：我用它来讲述故事。这真正是我的本职工作，作为一名制片人，我的工作便是去找出值得讲的好故事，而我需要有人来写下这些故事，演绎它们，执导它们。我要找到能将这些故事摄制成影片的经费，以及考虑如何将已经完成的故事推销给公众。但是，于我而言，所有这些要素中的关键，仍在于故事本身。

好莱坞生涯的秘密之一——一个你在九年级英语课堂上就学到过，却被多数人遗忘了的秘密。世界上仅存在着少数几大故事类别：浪漫爱情、冒险探秘、悲剧、喜剧。我们已经讲了四千年的故事了，所有的故事都被讲了个遍。

然而眼下，我端坐于行业中心，致力于找到新故事，或是用全新的方式和角色来演绎老旧的故事。好的叙事手法需要创意和创新，需要真正的灵感火花。火花从何而来？我想好奇心是激发灵感火花的那个燧石。

事实上，叙事和好奇心天生便是挚友同盟。好奇心每天驱使人类进入外部世界，关于正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物、关于他人，以及他人行为方式背后的缘由，提出问题的动力。叙事，则是将由好奇心获得的发现，恢复其原有真实模样的行为过程。故事内容则是好奇心的前线阵营所发回的一则报告。

对故事的叙事，让我们有能力，向所有人陈述我们习得的事物——或是对所有人，讲述关于我们自己或是我们所遇见过的那些人所经历过的探险故事。相似的是，没有什么像好的叙事手法那样，能激起好奇心的火花。

好奇心和讲故事相辅相成，互为对方提供力量。

决定一则故事新颖与否，是叙事者本身的视角和观点。

我出品过电影《现代美人鱼》，讲述男人爱上一条美人鱼的故事。我出品过电影《阿波罗13号》，讲述发生在三位受困于破损航天飞机的美国宇航员的真实故事。我出品过电影《8英里》（8 Mile），讲述一名白人说唱歌手试图在被黑人占领了的底特律说唱领域里出人头地的故事。我出品过电影《美国黑帮》（American Gangster），讲述一名生存在越战时期的纽约女走私犯的故事。

《美国黑帮》讲的并非黑帮成员的故事——而是一部关于才能、天赋与决心的故事。《8英里》说的也不是说唱音乐，也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关于克服屈辱，关于尊重、关于身为局外人的故事。《阿波罗13号》并非关于航空飞行术——而是关于智谋，关于以生存的名义将恐惧的情绪暂时搁置。还有《现代美人鱼》说的也不是美人鱼——仅在好莱坞就有一千个人同我说过，我们拍不成和美人鱼相关的电影。《现代美人鱼》是一部关于爱的电影，关于如何找到对的爱人，抵制其他人为你选择的爱人。

我可不想制作关于撩人的美人鱼、英勇的宇航员、无耻的毒品走私犯，以及奋斗中的音乐家的电影。至少，我不想要制作那类不出观众意料、仅仅只关于那些内容的电影。我也不想讲述依靠爆炸、特效，或是性爱镜头来获得高潮的故事。

我想要讲的是我能讲得最好的故事，那些能够被人记住、引起共鸣、发人深省，甚至有时候能让人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自己人生的故事。为了找到这些故事、获得灵感、寻获创意的火花，我所做的便是提出问题。

那是什么类型的故事？一出喜剧？一部神话？一场探险？故事的调性是什么？故事中的人物角色因为什么陷入了困境？

是什么将故事中的人物联系到了一起？是什么令这则故事动人？讲故事的人是谁？这个人的视角是什么？他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他的梦想又是什么？

最为重要的是，这则故事是关于什么主题的？情节是故事发生的过程，而并非故事的主题。

如果没有好奇心，我并不认为自己十分胜任自己的工作。我想我可能会制作出并不出彩的电影。

我不断提出问题，直到有趣的事物开始出现。我的才能在于对事物产生足够的了解，从而能够提出问题，并且在有趣的事物出现并发生时，对此有所感知。

在我看来，好奇心令人如此振奋的原因，在于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无论你的热情投注何处，都无关紧要。如果我们对此善加使用的话，好奇心对我们所有人都发挥着相同的作用。

你无须是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你无须成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你不必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但你仍然可以充满创意，具备革新之力，引人入胜，并且无须效仿他人——因为你可以心怀好奇。

好奇心不仅仅帮助你解决问题——无论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其中的额外好处在于：好奇心分文不收。你无须上培训课程，你无须特殊的器材或是昂贵的服饰，你无须智能手机或是高速网络，你也无须全套的《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叫人有些许伤感的是，我从来都未曾拥有过一套）。

你生来便心怀好奇，无论你的好奇心被附上了多少灰尘，它都蓄势待发，作好了被唤醒的准备。

2 警察局长、电影大亨和氢弹之父：像他人那样思考

好奇心轮番上演，以它最纯粹的模样。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警官命我脱下裤子。那一刻里，我心想自己是不是遇上了什么麻烦。

1992年4月30日，我站在帕克中心（Parker Center）——洛杉矶市区里那栋风格独特、后来被用作洛杉矶警署总部的大楼。我为了能够进入这个地方，努力了数月——为了来见一见达里尔·盖茨（Daryl Gates），洛杉矶警察局的传奇局长。他创立了现代警察特种部队，并向美国各大城市警察部门展示，如何让警察部门以近乎准军事部门的方式运行，因此声名大噪。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没有人像盖茨局长那样行使权力。我为这权力感到着迷，也为累积起这权力并对此加以施用的人格感到着迷。这一类型的影响力于我而言完全陌生。在我眼里，世界并不存在阶级制度——一根关于下达命令的链条。我不想掌控数以百计的民众，我并不将人生或是工作视作建立权势并加以发挥的契机，我并不特别喜欢下达指令，也不喜欢探究人们在遵从这些指令时是否对我持有足够的敬意或畏惧。但这个世界充斥着玩弄权势的人——事实上，典型意义上的工作场所里便充斥着这类人，而我们或许也确实需要他们的存在。

当我为这个权力感到着迷时，也同样感到警觉。无论我作为一个叙事者，还是一名普通市民，都想去了解那样的人。与盖茨局长之间的这场好奇心提问精彩纷呈，可以说是一次完美的贵族式思维模式和心态的展示。

我付诸了数月的努力，才在盖茨的日程表上占得了位置——我分别给一名助理、一位秘书、两名警官作通了工作。最终，在1992年初，我成功地预约了与盖茨局长共进午餐的机会——花了我四个月的时间。

1992年4月29日，午餐之约前的那一天，因为一段殴打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录像而被捕的四名洛杉矶警官被宣布无罪释放，骚动开始在洛杉矶蔓延。

4月30日早晨，我起床发现，骚动持续了整夜，大楼遭到焚烧，居民小区被人洗劫。陡然之间，眼下成了洛杉矶自1965年“瓦茨（Watts）骚乱”后30年里最无序而混沌的时刻。洛杉矶警察局身处这场骚动的正中——它是骚动发生的缘由，也对平息骚动负有责任。盖茨局长起初在引致罗德尼·金被殴打事件时，充分体现了军国主义式的处事方法。

那日早晨，我以为，盖茨断是有得忙活了，而我们的午餐之约八成是要被取消了。然而并非如此——午餐之约仍然有效。

当我来到帕克中心时，发现大楼遭到了封禁。水泥隔离栏横放在大楼面前，一队警官和一列哨兵进驻到了大楼内部。他们询问：“你要见谁？”我回答：“达里尔·盖茨局长。”

我出示了身份证件。大堂里有另一队警官。他们中有两个人将我扣押了下来，他们命我脱掉裤子。尽管被两名身着制服的洛杉矶警官搜得只剩内裤，他们丝毫没有对我放下戒备之心。我想要见达里尔·盖茨；为了见到他，我已经尝试了超过一年时间。待我穿回裤子后，两名警官将我带入电梯，并一路随我搭乘到了六楼。

帕克中心里人头攒动。尽管这栋大楼里满是在发生灾祸时被我们依赖、令我们保持冷静的人，但此时仿佛每个人都受到了些许惊吓。

我来到盖茨局长的套间——由一个外间和一个办公室组成。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身着制服，包括局长本人。他坐在办公室的一张会议桌旁，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盖茨局长仿佛完全处于放松状态。而楼下，城市正在遭人焚烧和爆破。就在那个下午，市长强行启动了紧急状态和宵禁指令，并且出动了国民警卫队；第二天，老布什总统要在黄金时间上电视，就洛杉矶骚动事件向举国发表讲话。

但达里尔·盖茨冷静沉着。他向我表示了欢迎后，问道：“你午餐想吃什么？”我紧张极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您有些什么推荐吗，长官？”我问道。

“金枪鱼三明治。”盖茨说。

“您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数分钟后，一名副官送来两份配有薯条的金枪鱼三明治。

我们一边吃，一边谈话。盖茨局长是一直在吃的。出于礼貌，我咬了几口三明治，便没有再多吃了。

当我们坐在那里时，局长的中将突然闯进办公室，情绪激昂地喊道：“老大！老大！你刚才又上电视了，市议会说你人不在，要解雇你！”

盖茨朝着我转过身来。他临危不惧，显然他体内的生理化学成分表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他表现出彻底的平静。

他对我和他的中将说道：“不可能。我想在这儿待多久就待多久。他们永远没法叫我滚蛋。”他说这话时，态度极为平淡，如同他在问“金枪鱼三明治怎么样”一般。

他的自我、傲慢，是如此的泰然自若。他这辈子一直都处于紧张的局势中。他不是在演戏——对他来说，这不过是在不可置信的高压下度过的时间，并对它们加以掌控。

他累积起所有权势，以及行使它们的能力和意愿。他对此已经彻底适应了。他不再慌张，不再因为在他个人意愿之外的事物改变而情绪波动。

事实上，市议会早在罗德尼·金骚乱事件爆发前两周便宣布了他要下台。盖茨关于自己何时离职一事一直没有明确的态度——并且在骚乱发生后变得更加固执。尽管他在我面前表现得冷静沉着、趾高气扬，在我们的午餐之约的六周后，他正式宣布了自己的辞呈，两周后便离开了。[14]

我对达里尔·盖茨的这次拜访有些奇怪，令人难以忘怀，又心绪不宁。换句话说，这次拜访完美无瑕。

有人或许会好奇，盖茨为什么会成为一名警官，他又是如何一路攀登，成为一名统辖八千警力的局长的。[15]有人或许会好奇，像盖茨这样的人是如何度过每一个工作日的——就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事件，他所关注的是什么。有人或许会想要知道，当一个人每日充斥在洛杉矶的罪行中时，他对这座如此美妙的城市和它的居民的看法会产生什么样的转变。

我跟这些人的想法不同。我想要得到的，是对一个身着局长制服、心怀万分自信、统治着一个迷你军事王国的人格的领悟。像这样的一次相遇，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它让我彻底脱离了我原先生存的世界。在那数小时里，我活在了达里尔·盖茨的世界里——一个与我全无相似之处的世界。每一天，从他早晨睁眼到在夜里闭眼的那些时间里，盖茨局长所处理的事务或许是我从未曾想过的。我们人生格局迥异——人生目标、优先等级、价值观念；我们着眼小处亦是不同——穿着风格、举手投足、与周遭的人交流的方式。

达里尔·盖茨与我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我们同样傲居具有影响力的职位，我们同样事业有成，但我们所在的世界如此不同，几乎没有任何交集。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天，我们都从全然不同的视角，看待着这同一座城市。

这便是达里尔·盖茨对我产生的影响：他彻底瓦解了我的视角。

***

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缚于自己的思维模式，受缚于自己的人际关系。我们如此习惯于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以至于我们慢慢开始相信世界恰是我们所看到的模样。

对于某些以搜寻故事并在电影电视屏幕上讲述故事谋生的人而言，那种狭隘的视角和观念可能存在危险，同时缺乏趣味。

我每日里发挥好奇心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便是从他人的双眸来看待这个世界，以我或许会错过的方式来看待它。在一次次受到提醒，发现世界在他人眼里会有如此的不同时，着实令人万分振奋。如果我们想要讲述的是令人叹服不已、层出不穷的故事，那么我们便需要有能力去捕捉到那些不同的视角。

只需要花片刻的时间来想想朗·霍华德同我协力打造的那17部电影：

在《夜班人》里，迈克尔·基顿（Michael Keaton）正在纽约城停尸间外给应召女郎拨打电话。

在《为人父母》里，史蒂夫·马丁（Steve Martin）则耗费心思想要在兼顾事业的同时，扮演好父亲的角色。

《烈火雄心》讲述的是消防员在工作中所需要具备的勇气，和在刹那间做出判断的能力。

《美丽心灵》则是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纳什（John Nash），患有精神分裂的数学家的故事。

金·凯瑞出演的《圣诞怪杰》（How the Grinch Stole Christmas!）为苏斯博士（Dr. Seuss）笔下的格林奇（Grinch）这一角色注入生命。

《对话尼克松》则向观众呈现了，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与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电视访谈背后的戏剧性一幕。

以上六部电影捕捉到的视角分别来自于放荡无耻的停尸间招待员、风趣却自我批判的父亲、英勇无畏的消防队员、才华出众却患有精神疾病的数学家、不愿与人往来的卡通人物，以及正在对名声扫地的前总统进行采访的见多识广的电视新闻工作者。角色的跨度和多样性令人惊叹，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视角和观点，故事中包含了喜剧、诉求和悲剧，情节设定从冷战时期的普林斯顿大学横跨至20世纪80年代遭逢火灾的摩天大楼内部，又从纽约城停尸间那冰冷的房间来到美国郊外。它们之间仿佛没有任何相通之处——但它们不仅都来自同一家制作公司——想象娱乐电影公司——而且都由朗·霍华德操刀掌舵。

这是我想要在好莱坞达成的作品类型，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我不想要一遍又一遍制作出品同样的电影，我需要角色上作略微差异的设定，即使只是在不知不觉之间。

所以以上这些，又是如何在我与洛杉矶警察局局长达里尔·盖茨进行的谈话之间产生联系的呢？

答案就是好奇心。我不知道叙事行业中的其他人是如何避免让自己变得陈腐乏味的，但我的秘诀就在于好奇心——尤其是那些好奇心提问。

我作品中的多样性——也包括我的生活——来自于好奇心。好奇心是我用来找寻那些与我自行杜撰的种类有所不同的人物角色和故事的工具。有人可以凭空勾绘出像是达里尔·盖茨这样的人物，而我则需要与这样的人亲自见上一面。若是要去从他的视角来看看世界的模样，我必须与他同坐一室。我出于自身原因向他提问，要做的也不仅仅只是听取他的答复，而是去看他在作出回答时的面部表情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好奇心提问有一项关键规则，一项几乎完全违背直觉的规则：我从不为了找到一部值得拍的电影，才去进行一场好奇心提问。我进行对话的原因，在于我对一个话题或是一个人物感兴趣。这些对话令我建立起一座存储经历和观点的“蓄水池”。

通常的情况是，一场对话并不会为一部电影或是一个想法提供灵感——事实上恰恰相反。会有人为一部电影或是一场电视秀萌发想法——想象娱乐电影公司里会有人萌生灵感，会有编剧或是导演带着故事来找我们，我也会产生某个想法——一场早在数年前进行的好奇心提问会为我的这一想法带来所有的可能性。

我四十年来出品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所呈现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都仰赖于这些好奇心提问，但是这些会见本身并不会在第一时间去创作电影或是电视节目。好奇心驱使我去追逐自己的热情。它也始终令我在科学、音乐、流行文化领域紧跟时代的步伐。真正重要的并不只有正在发生的事物本身，而是这些事物周围的人们所持有的态度和心境。

2002年，当我正在制作关于底特律嘻哈音乐电影《8英里》的时候，年值51岁。当我见到艾米纳姆（Eminem）在MTV音乐电视大奖（MTV Video Music Awards）之夜登台表演的时候，这部电影汲取到了属于自己的灵感火花。我对嘻哈音乐家所付诸的关注已经长达二十年之久——自20世纪80年代当我遇见过来自全民公敌乐队（Public Enemy）的查克·D.（Chuck D.）、史力克·瑞克（Slick Rick）、野兽男孩乐队（Beastie Boys），创立了嘻哈品牌纽约街头教父唱片公司（Def Jam）的拉塞尔·西蒙斯（Russell Simmons）的时候起，便想要制作一部关于嘻哈世界的电影了。音乐制片人吉米·艾欧文（Jimmy Iovine）将艾米纳姆带到我的办公室，我们三个坐下来聊一部嘻哈音乐电影应当被拍成什么模样，于是影片《8英里》的想法有了雏形。在交谈的前40分钟里，艾米纳姆其实并没有说话。最终，我对他说：“拜托！你不说点什么吗？不要这么死气沉沉的！”他最后朝我瞪了一眼，随即开始讲述起自己的人生故事，他在底特律的那段令人痛心的成长史。由此便有了影片的脊梁。

从那些骚乱不堪的，充斥着活力、愤怒、反对现存社会体制的嘻哈音乐里所能获得最深远的事物，是一个守旧的、完全分离的、善于分析世界的隐秘才能。在《8英里》的拍摄期间，恰好正在上映由基弗·萨瑟兰（Kiefer Sutherland）出演反恐特工杰克·鲍尔（Jack Bauer）的电视剧《24小时》（24），他在影片中的工作职责是要去阻止对美国发起的恐怖袭击。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之时，《24小时》的第一季已经在制作当中。（第一季的第一集出于对恐怖袭击后余影响力的敏感性考虑，延迟了一个月播放。）我钟爱《24小时》的理念，我与剧中试图每周实时营造的临场感和急迫感之间感同身受，剧中的一小时便是杰克·鲍尔真实人生中的一小时。

对于像《24小时》这样的剧目，我作好了准备——我已经彻底被这特工的世界和几十年来的秘密行动俘获了。我与两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和比尔·凯西（Bill Casey）、来自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的特工、英国情报机构MI5和MI6，以及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迈克尔·朔伊尔（Michael Scheuer）进行过好奇心提问，后者在1996年曾协助建立并运行亚历克站（Alec Station）——中央情报局在“9·11”事件发生之前，致力于追踪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秘密部门。[16]

情报部门的人们搜集并存储在他们脑海中的信息量之庞大——像是科尔比和凯西那样处在顶端的那些人，抑或像是朔伊尔那样战斗在前线的人——令我感到吃惊。他们对于世界如何真正运行了解甚多，而他们的世界于我们而言则是一处隐匿的天地。他们所知道的事件和人际关系，于我们而言是机密的，而他们则根据那些机密来作出决策，常常是关乎生死的决策。

当《24小时》这部剧目播出后，有那么几年，我一直对特工的世界心怀好奇，试图了解那些身在其中的人的动机，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我对那个世界产生了诸多的了解后，我便知道，这些了解便能构建起一则引人入胜的故事来了。

这是这些谈话所带来的长远效益：我所好奇的事物为我构建起一整个关于信息、联络、人际网络（与情报特工在办公室里绘制的信息网并无不同）。当好的故事出现时，这个网络便引发了我的共鸣。好奇心意味着，我对《24小时》中的杰克·鲍尔持有敞开的态度，对与杰克·鲍尔对立的反派人物、《8英里》里的艾米纳姆一角，以及年轻的嘻哈乐手“染血黑兔”（B-Rabbitt）吉米·史密斯（Jimmy Smith）也是如此。

在我与达里尔·盖茨于1992年4月30日进行的那次谈话之后，在我们的城市开始陷入骚乱、硝烟四起时，当我有机会制作出品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执导的《胡佛》（J. Edgar）时，我即刻便再一次识别出了这一人格特质。《胡佛》是一部关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John Edgar）职业生涯的影片。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在其中出演胡佛一角。如果我没能早在20年前，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对盖茨产生了解，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够充分捕捉到胡佛强烈的控制欲望和偏执行为的背后真相，伊斯特伍德与迪卡普里奥二人协力将这一人格真相完美融入到了影片的调性、演出，甚至灯光设计中去。

事实上，是这场发生在我事业早期的好奇心提问，以刻骨铭心的方式教会了我，如果想要摄制电影，我就需要把想法和主意摊到台面上来——即一场早在华纳兄弟时期发生的对话，那时候我还在努力规定自己每天要在演艺圈里认识一张新的面孔。

我在华纳兄弟担任法务办事员的时候，见到了卢·沃瑟曼。这是一次令人惊叹的会见——我当时只有23岁，如同几十年后我见到乔纳斯·索尔克和爱德华·泰勒一般。沃瑟曼是美国音乐公司的领头人，而他对于现代电影事业的创立存在批判观点，包括我们眼下正在思量的一部超级卖座事件电影。他自1936年起便一直效力于美国音乐公司。在经营美国音乐公司期间，沃瑟曼签约的电影巨星包括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詹姆斯·史都华（James Stewart）、朱迪·嘉兰（Judy Garland）、亨利·方达（Henry Fonda）、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金格尔·罗杰斯（Ginger Rogers）、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吉恩·凯利（Gene Kelly）、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和杰克·本尼（Jack Benny）。 美国音乐公司下属的环球电影方才出品了电影《大白鲨》（Jaws）、《外星人E.T.》（E.T. the Extra-Terrestrial）、《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和《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

在我与他会面的那个年代里，卢·沃瑟曼无疑是电影圈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而我只是无名小卒。我花费了数月的耐心来培养人脉，从而在沃瑟曼的日程表上得到了十分钟的时间。我和他的助理梅洛迪（Melody）进行有规律的定期交流。有一次，我对她说：“如果我恰好经过，来看看你，会怎么样？”我这么做了——仅仅只是把我的面孔、性格，随同自己的声音一起展示在了人前。

当我最终见到沃瑟曼的时候，我既没有感到紧张，也没有特别的惊吓，而是兴奋。对我来说，这是一次从一个在电影圈起步比我还低的男人那里获取智慧的契机——他起初只是一家电影院的引座员。事实上，他创立了电影事业。我自当能够从他身上学到些什么。

那一日，沃瑟曼听着我絮叨自己要当电影制片人的决心时，他缺乏耐心地打断了我。

“看着，伙计，”沃瑟曼说道，“不管怎么说，你找到路子钻进这间办公室里。你有的是法子，我看得出来。如果有12条路可以当成制片人——有钱、认识有钱人、有人脉、圈子里有朋友、代理电影明星或是编剧——你一条不沾。

“你什么都买不起，你甚至买不起一篇脚本阐述，你买不起一部小说。你谁都不认识，你显然也没有给任何人作代理。你没有筹码。事实上，你一无所有。

“在这个圈子里，你想要有所成就的话，唯一的途径便是拥有资源。你必须真正拥有它们。”

随后，沃瑟曼伸手抓过一沓白纸，又从自己的书桌上取来一支铅笔。他把铅笔往纸上一丢，递给了我。

“写点儿什么。你必须得把点子写出来，因为你别无其他了。”他说。

我受到了震撼，同时惊异不已。沃瑟曼是第一个在我面前坦率劈开电影圈这盘旋涡的人，并且他对我说：“布莱恩·格雷泽，要成为一名电影制片人，你在这里能做的就是从法务办事员开始起步。”

我同沃瑟曼相处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但感觉仿佛过了一个小时。与他相处的时间令我对电影事业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令我稚嫩的立场分崩瓦解。

沃瑟曼对我说，在好莱坞，“想法”就是流通货币，那么我就不得不为自己搜集想法。我的好奇心比金钱来得更有价值——因为我身无分文。

我并没有带着沃瑟曼的纸和笔离开。我很肯定自己变得紧张了起来，在他的办公室里，将纸和笔摆放了回去。但正如他所建议的，我发起了行动：我开始忙于运用自己的好奇心来创造想法。

***

身为如凯特·摩丝（Kate Moss）般的超级名模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和成长为如格洛丽亚·奥尔雷德（Gloria Allred）那样的著名律师所做的付出之间，存在着什么区别？

如果我们想要制作出让人感觉真实可信的电影，那我们必须要有能力了解这个世界上的诸多领域——那些与好莱坞的运行方式全然不同的领域。如我已经尝试展示的那样，我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好奇心来颠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我挖掘来自其他产业和社会团体的人——物理、医药、几何建模、商业、文学、法律——随后我开始尝试钻研在那些世界里要有所成就所需要的技能和人格。

但如果说，像我这样的人的立场和观点都能够被颠覆——一个电影人，一个讲故事的人——是能带来益处的，那么想想看，对于从事其他种类工作的人来说，这会带来多么强大的威力。

你当然想让医生和你有一样的感觉——你想要他理解你的症状，由此他才能够给予你所需要的东西来改善自己的感觉。你也想要医生对于疾病的治疗、照料和恢复的新兴手法怀有好奇。你想要的那个医生会愿意聆听同事和研究人员的观点，来颠覆自身觉得舒适、但符合常规的照料病患的方法。医学领域里充斥着颠覆医生特有治疗方式的行为，从洗手，到环境卫生，再一路延伸到腹腔镜检查和机器人手术，直至拯救或大幅度改善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命。医药领域是那些因为好奇心，从而在大部分时间里能够稳步发展、有时会被极速推进的领域之一，但你需要的是一个乐意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和观点立场，从而经由那些发展和进步为你谋利的医生。

对于所有的职业而言，拥有站在他人立场进行想象的能力，都是一种处理眼前现状的关键策略。我们希望我们的警长有能力去想象罪犯的下一步行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军事统领有能力在抗敌时深谋远虑，提前几步作出规划；我们希望我们的篮球教练能辨识出对手的比赛规划，从而与他们制衡。在对国际贸易合约进行谈判的时候，若是无法领会他国的需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最为优秀的医生、警探、将军、教练和外交官都具备能够从对手视角去思考和看待世界的能力。你不能单纯地只是对自己的策略作出规划，然后实施贯彻，进而坐等会发生些什么，再作出回应。你必须对将要发生的事情进行预估——而首先要做的便是中止自己的视角和立场。

在全然迥异的环境下，同样的技能被用来创造发明能为我们带来愉悦体验的产品。史蒂夫·乔布斯特有的天赋，在于能够想出未来我们会想要如何使用电脑，如何听音乐，如何进行交流的电脑操作系统、音乐播放器和电话——并且在我们自己需要之前便为我们设计好了。同样的故事也曾真实发生在简易洗碗机和电视遥控器上。

当你在一部你从未驾驶过的汽车的驾驶位上坐稳时，你总能知道那些设计了这部汽车仪表盘和控制系统的人，是否对于将要驱使这些汽车的顾客有一丝半点的好奇心。那些必不可少的杯托可不是宝马、梅赛德斯或奥迪这类优质欧洲车的工程师发明的，而是首次出现在1983年道奇（Dodge）的房车上。[17]

在iPhone手机、杯托、简易洗碗机上，工程师做的都是简单纯粹、却总是会被人忽略的事：提出问题。谁来使用这项产品？他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使用者本人与我的差异何在？

成功的商务人士懂得以客户的立场来设想他们自己。如同教练或是将军，他们也会去设想他们对手的所思所想，由此来作好应对竞争的准备。

有一些会引发颠覆性好奇心依靠人的本能发生。史蒂夫·乔布斯对于目标人群和消费者测试一事所持有的藐视情绪早就传开了，他更偏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对产品进行精细化处理。

还有一些会引发颠覆性好奇心依靠例行程序发生。在经营沃尔玛的那几十个年头里——世界第一大企业创始人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每周六早晨都会召集公司顶尖的500个经理人开会。“周六的晨会”——按人们的叫法——仅有两个目的：在商场的货架走廊间，逐排回顾当周销售业绩；并且提出问题：竞争对手在做什么我们必须留心的事，或是应当效仿的事吗？每周六的晨会，沃尔顿要求他的雇员起立，谈论他们在工作日里探访对手商场时的经历——凯马特（K-mart）、泽里（Zayre）、沃尔格林（Walgreens）、来爱德（Rite Aid）和西尔斯（Sears）。

沃尔顿对会议上这一环节的制定有严格的规矩：与会者只允许讨论竞争对手做得好的地方。经理们只被允许讨论他们所见到的明智做法和值得称道的执行方式。沃尔顿骨子里好奇的是，为什么顾客想要去沃尔玛以外的任何地方购物。他不在乎他的竞争对手做了哪些错误的行为——那些事是无法伤害到他的。但是他不想要看到他们因为一些具有创新力的做法，而赢得了一整周的先机——并且他知道，仅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尚没有足够聪明到能够设想出运营一间商场的所有可能方式。如果可以径直走进他们的商场，为什么要试图以揣测的方式来探入竞争对手的大脑呢？[18]

有一些会引发颠覆性好奇心则依靠系统性的分析，和随之发展而来的精密的企业调研和发展规划。亨氏食品公司（Heinz）几乎花费了三年的时间，才制造出倒置的番茄酱瓶子——这一制造项目启动时，亨氏的研发人员进入消费者家里观察，发现消费者为了把最后一点儿番茄酱弄出来，把那些高高瘦瘦、装番茄酱的玻璃瓶子以某种并不安全的方式倒扣存放在冰箱门上。亨氏发明的上下颠倒的番茄酱瓶子，依赖于一种创新的硅胶材料。平时可以将番茄酱封存起来，一旦需要用时，一挤压就可以挤出番茄酱，停止挤压瓶口便可封上。这种阀门的发明者来自密歇根的工程师保罗·布朗（Paul Brown）。布朗一次对记者说：“我假装自己就是那团硅胶，如果我被人注入到某个模子里，我会做些什么呢？”亨氏食品公司如此坚定地要去了解洞悉它的顾客，并且跟随他们从杂货商一路到了家里。工程师保罗·布朗如此决绝地要去解决一个问题，他甚至将自己想象成了液态硅胶。

拥有汰渍（Tide）、帮庭（Bounty）、帮宝适（Pampers）、封面女郎（CoverGirl）、Charmin和佳洁士（Crest）的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每天仅在消费者调研上便花费超过100万美元。决意想要知道顾客如何清洗衣物、厨房、头发和牙齿，宝洁公司的调研人员每年对500万名消费者进行2万次的调查研究，主旨目的是要了解顾客的行为方式和习惯嗜好。这也是汰渍洗衣液被装进了固定容量的胶囊里的原因——不用倾倒，不必测量，不再会弄得一团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买到汰渍笔来快速去除沾染在衣服上的污渍以免尴尬。

我对待好奇心的方式，是史蒂夫·乔布斯、山姆·沃尔顿和宝洁公司所采取的方式的融合。事实上，我的好奇心来自本能——我时时刻刻充满好奇。如果有人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某部电影的音乐或是某个电视脚本的修改作讨论，又恰巧穿了一双酷到极致的鞋子，那我们会就这双鞋开始我们的对话。

我明白，并非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生来就有好奇心，或者拥有足够的勇气来对某人的鞋子问东问西。但其中的秘诀在于：这并不重要。即使你认为自己并不具备发自本能的好奇心，你仍然可以用它。

当我发现好奇心所拥有的力量能够令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时，我便即刻着手让它成为我例常行事的组成部分之一。我让好奇心成为了一项原则，随后又将它化作了一种习惯。

然而，在我和那些具备超理性分析能力的宝洁研究人员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差别。当我用到“好奇心”一词时，事实上我所讨论的是自己为了对其进行描述和产生了解所做出的行为。而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而言，他们几乎不会在言及此类需求时，用到“好奇心”一词。

即使当我们以一种有条理的、带有目的性的方式，专注在自己的好奇心上时，我们也不会将此称作“好奇心”。花费了5天时间来观摩影片录像、为比赛作准备的教练和他的助手，即使将自己沉浸在对方队伍的思考方式、性格特点、战略战术中，也不会被认作对他们的对手“怀有好奇心”。体育团队仅仅只是将这种行为称作“录像观摩”。在政治竞选运动中，人们将他们发挥好奇心的方式称作“对手调研”。斥巨资、花大力气来了解顾客行为，以此来满足顾客需求的公司，也并非是对他们的顾客“心怀好奇”。他们使用“顾客调研”等措辞，或称他们已经开发出了一个“创新过程”（若是他们雇用了昂贵的咨询人员来帮助他们发挥好奇心，他们会说他们绘制出了一幅“战略创新过程中的路径图”）。

2011年的《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刊登了一篇占9页版面的“宝洁的革新与创新付出”个案研究报告。报告中的故事由宝洁技术总裁联袂执笔著成，而且毫不夸张地说，长度几乎与本章节一样长——约5000字。联名作者称，他们想要对宝洁所付出的努力进行描述，以此来“对常常引发新商业产物的意外发现进行系统化的体系构建”。在好莱坞，我们将其称作“午餐”。但“对意外发现进行系统化的体系构建”——找到能够为人们揭示伟大想法的方式——实质上是每一个明智的机构都在进行的尝试。山姆·沃尔顿是在周六的晨会上，对“意外发现进行系统化的体系构建”的。而我则在好奇心提问中，对“意外发现进行了系统化的体系构建”。

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刊登的宝洁文章中，“革新”（innovation）一词出现65次，而“好奇心”一词一次也没有出现。[19]

这真是疯狂。简单来说，我们并不将事物归功于好奇心。即使是在我们发挥、描述、吹捧好奇心的时候，我们也全无归功之意。

我们谈论此事时的方式是具有揭示意义和重要性的。若是你甚至都不知道一件事物的存在，你便无法对其有所体会、感激、培养。如果我们都不使用“好奇心”一词的话，我们又如何教导孩子心怀好奇呢？如果我们不要求人们去心怀好奇的话，又如何在职场上对此进行鼓励呢？

这不是一场字眼上的琐碎争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受到“革新”和“创新”（creativity）围绕的社会之中。20年前，1995年，美国媒体每日提及“革新”一词80次，提及“创新”一词90次。仅5年后，“革新”一词的提及率飙升至每日260次，“创新”一词为170次。至2010年，“革新”每日出现660次，“创新”紧随其后，为550次。

“好奇心”在每日媒体提及率上仅占四分之一——2010年为每日160次。也就是说，“好奇心”如今的被提及率，与10年前的“革新”与“创新”持平。

美国大学对他们各自院系专家的在线数据库进行维护，令媒体与商界能够向他们发起咨询。麻省理工学院罗列出9位自视为创意方面的专家，和27位革新领域的专家。斯坦福大学的专家中是否有人试图对好奇心展开讨论？并没有。

毫无疑问，培养创新和革新至关重要，这是驱动经济前行的动力，也是显著改善我们生活方式的愿动力——从电话到零售，从医药到娱乐，从旅游到教育的方方面面。

然而，创新与革新虽然必不可少，但同样难以测量，甚至无法得以传授。（你是否曾遇到过某个一度缺失创新与革新能力的人，在学过一个课程后，变得具备创新与革新能力了？）事实上，就构成具有创新与革新能力的想法的元素，我们往往无法达成共识。我提出的自认为绝妙出色的点子，很有可能你会觉得淡然无味。

我认为，将如此集中的关注力投注在创造力和革新力上，会事与愿违。在格子间里上班的人或许并不会觉得自己具有“创造力”或“革新力”；我们中那些不在企业研发部门工作的人，或许会清楚认识到“革新”不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因为有一个部门叫“研发部门”。事实上，无论我们以为自己是否具有创造力，在大多数的工作场合里，创新并非我们的工作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拨打800电话号码的时候，客服代表并不是在同我们进行实质的对话，而是在向我们宣读脚本——这点再清楚不过了。

然而，不同于创新与革新，好奇心究其本质而言更易为人接近、更为一视同仁、更易为人察觉，也更易为人贯彻执行。

从我个人数以百计次向影视制作公司的执行层进行电影创意提案的经验而言，我知道那些精妙的想法遭人否决的频率会有多高——不仅仅是过半数，而是在90%的情况下都会被否决。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心脏来消化吸收这些否决。我并不认为多数人在自己提出的想法遭到否决时，会感觉到自己因此收到了报酬（很不幸，在电影行业，在想法遭到否决的情形下，是不会有任何报酬的。只有经历了许许多多次的“否定”，才有可能获得“认可”）。

我们似乎并没有领会这期间的秘密：好奇心是引发创意火花的工具，好奇心是直抵革新的技巧。

提出问题，建立革新与创新的心态。好奇心假设外在世界存在着某些全新的事物。好奇心假设外在世界里存在着个人经验以外的事物。好奇心允许以下可能性的存在：我们眼下正在做的举动并非唯一的行事方式，或许也不是最好的方式。

我在上一章节中提过，好奇心是点燃伟大叙事想法的燧石。但事实真相所辐射的范围更广：好奇心并不仅仅引发故事，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它都会引燃你的灵感。

你可以始终保持心怀好奇，而好奇心可以一路牵引你，直到找到伟大的想法。

山姆·沃尔顿行走在自己商场的货架走廊间时，并非在努力从新生事物中汲取灵感。这么做，和往空的拖拉机里张望来寻找灵感一样没有用。他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看待世界的视角——正如我在盖茨局长和卢·沃瑟曼身上找到的那样。山姆·沃尔顿希望在最为平凡的陈设里实现革新——一间商场。起初，他对零售业的每一个人都心怀好奇。他只是简单地一遍又一遍地提出问题：我们的竞争对手正在做什么？

我并没有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凝望着窗外的比弗利山，等待电影创意自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和其他人交谈，我找出他们看世界的视角、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同时，我自身的经历在数以千倍计地增长着。事实上，我所做的便是一直提出问题，直到有趣的事情发生。

这件事我们所有人都做得到。我们可以教会人们如何提出优质的问题，我们可以教会人们如何聆听答案，我们也可以教会人们如何利用这些答案来提出后续的问题。事实上要做的第一步，是将问题本身看作是值得回答的、具有高贵价值的事物——从我们自己身上起步。如果你用敬意来对待问题，提出问题的人几乎总是会带着敬意来聆听答案（即使他们并不尊重回答的实质内容）。

心怀好奇和提出问题，能营造出投入感。利用好奇心来颠覆你本身的立场和观点几乎总能带来相当的收益，即使它最终并没有以你期许的方式产出成效。

这是好奇心所具备的有趣部分——你应当会感到意外。如果你只是获得了期许中的答案，那说明你的好奇心理还不够旺盛。如果你获得的回答出人意料，那么你便会知道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得到了颠覆。不过出人意料的同时也会叫人感到不适，我对此深有体会。

在我的电影事业才起步的时候，我与爱德华·特勒进行了一场好奇心提问。特勒是在我青少年时期的一位非常优秀的人物。他是参与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理论物理学家，才华横溢，并研发了第一颗原子弹。早先关于原子弹的忧虑是，原子弹引发的核反应会永无停歇——一颗炸弹便会吞噬整个地球。特勒的计算证明，虽然一颗原子弹能够带来巨大的破坏力，但它的影响仍然有自己的极限。

随后，特勒继续推进了氢弹的研制——威力胜于原子弹千倍，他也成为了美国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机构——加利福尼亚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Laboratory in California）的主管。他不仅才华横溢，他还是一名朝气蓬勃的超强防御工事提倡者，并且热衷于核武器对防御工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在我成为电影制片人的时候，特勒已年届七旬，但他仍然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角色，效力于罗纳德·里根总统颇富争议的“星球大战”导弹防御系统——官方称之为“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特勒是一个脾气糟糕、个性难以相处的人。广为盛传的是，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64年的电影作品《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中的片名人物的灵感来源，便来自于此人。

我想要与特勒见面的原因，纯粹只是因为我想了解一个热衷于制造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力武器的人的性格。

不无意外的是，与特勒之间的约定几乎没有可能。他的办公室完完全全不接听任何来电。于是我写了信。没有回音后，我又写了一封，我提议飞去与他见面。最终，在1987年的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79岁高龄、正效力于“星球大战”计划的特勒博士告诉我，他会经过洛杉矶，中途有数小时的停留，会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的一间酒店度过这几个小时。如果我愿意前往该酒店的话，可以与他见上一小时。

有两名身着制服的部队军官在酒店大堂等候我的到来。他们与我一同搭乘电梯上楼。特勒住的是一个两室相邻的套房，套房里还有其他军队人员和军事助手。我并没能与他单独会面。

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心吊胆的。

特勒身材矮小，为人冷漠。他似乎对我的存在毫无兴致。你知道的，如果人们对你怀有兴趣，或是他们仅仅只是想要表现礼貌，他们会辐射出一种能量。达里尔·盖茨无疑具备这种能量。但特勒没有。这份冷漠势必会令谈话困难重重。

他似乎知道，我为了与他见面，已经尝试了一年的时间。这令他恼火。他一开口便牢骚满腹，而我们并没有由此作出多大的进展。

特勒显然智商超群，教授派头十足，但专横跋扈、目空无人。我试着提出关于他的武器工程的问题，但没有太大的进展。他说：“把技术推进到极致，就是我的任务。”

在我们的对话中，始终横亘着一道无形的玻璃幕，宛如言谈间他提到的那道他正在北美洲建造的屏障。他正在释放一条清晰的信息：我对他无足轻重。我正在浪费他的时间。

坦白讲，在你与像特勒这样的人物见面时候，你在希冀什么？面对一个对那些能够改变世界格局的事件存在着难以置信的影响力的人物，你真正希冀的是某种窥探——关于全球防御体系或美国安全工事的窥探，关于他们真实人格的窥探。你所希冀的是某种洞见——一个姿态，或是一种看法。当然，这份期许有些浮夸。从一个你只相处了45分钟的人那里得到全部秘密，着实困难。但从我的感受来说，我从特勒那里仅仅只是收获了轻蔑，再别无其他了。

我问他关于电视的事。他说：“我不上电视。”我问他关于电影的事。他说：“我不看电影。我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在55年前，叫《小飞象》（Dumbo）。”这位伟大的核物理学家曾一度看过我最珍爱的电影之一——《小飞象》，这是在半个世纪前的，一部关于一只会飞的象的卡通片。

他事实上在表达的是，他认为我所从事的事没有任何价值。他无疑对叙事一事毫不在意。他不仅对此毫不在意，还对此轻蔑鄙夷。就这层意义而言，我受到了冒犯。为什么要麻烦他和我见面呢？仅仅只是为了对我粗鲁无礼一番吗？但是在我的意识里，仅仅只有一个区块真正受到了冒犯，而我的大部分意识在为他的轻蔑感到着迷。

最终，他无疑给我带来了颠覆——他对待我的方式真正令我永远无法忘怀。

特勒显然是一名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者，甚至称得上是狂热分子了。他心系美利坚合众国，他为自由忧心，并且以他自有的方式为人性操着心。

然而，当我有时间对此作出思考的时候，有趣的是，他本人似乎缺乏人性，对普世的人情纽带具有免疫。

当我见到特勒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深得认可的电影制片人了。但诚然，当你从一场如此这般的会面离开时，会感到卑微粗陋。我感觉自己的胃部仿佛被人踢了一脚。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后悔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来追寻爱德华·特勒的踪迹。他的人格与他的成就以一种超乎我预料的方式相互匹配着。但这正是好奇心的意义——你并不总会收获你以为的事物。

同样重要的是，你也未必能了解到他人对你的好奇心会作出怎样的接收。并非每一个人都会对成为好奇心的涉猎目标而心怀感激，而这本身也是一种从他人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的方式。

事实上，虽然我确实获得了自己期冀的结果：我对爱德华·特勒有了生动的了解。特勒博士正在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相对位置散发的信息，我切实接收到。

好奇心是有风险的，但这是桩好事。由此你才会知道好奇心有多高的价值。

3 故事中的好奇心

人类的意识屈服于故事的吸引力，全无抵制之力。

——约翰逊·戈特沙尔（Jonathan Gottschall）

好奇心将你和现实联系在一起。

我生活在两个相互重叠、但常常远离现实的世界里：好莱坞演艺行业所在的世界和叙事的世界。在好莱坞，我们感觉自己身处世界的中心。我们的创意工作涉及美利坚合众国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以及美国以外的整个世界中极为浩大的部分。我们打交道的演员和导演不仅赫赫有名，而且在好莱坞具有强大的权势——此处的权势指，他们可以要求大额的支票，他们可以命令大队的雇员和技术人员，他们可以挑选自己的工作，他们可以从零开始创造全新的世界，他们可以对所有稀奇古怪的细节元素作具体的要求，如吃的食物。我们的项目涉及巨额的资金——首先是让项目启动的大量资金，其次是项目在电影院或是电视上大获成功后的巨额收入。金额常常数以亿计，而在我们眼下已经牢牢立足的纪元里，人们有特权耗费数十亿美元来制作电影，演员的演绎生涯则牵动十亿计的数额。因此，好莱坞完完全全认为自己正在从事的事务存在着某种巨大的重要性，而我们也认为从事的人本身也存在着重要性。我们讲述的故事如此极尽可能的栩栩如生，以至于我们可能忘记了故事和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的差别。金钱是真实的、风险是真实的，且常常巨大；而其余的部分则自然是文艺娱乐，虚幻的假象。

关于纽约市停尸房的喜剧《夜班人》，并未动用到任何一具尸体；关于体育新闻制作的电视剧《体育之夜》（Sports Night），并不涉及任何体育事件、体坛人物或新闻；关于毒品走私的野蛮现实的电影《美国黑帮》，并没有真正的毒品或是暴行。即使在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里，也没有以预料之内的方式坠入爱河。

叙事的重要性与现实相当，但并非现实本身。这似乎显而易见，但事实上并不尽然。当你下班回到家，向你的太太或是先生讲述你一天的“故事”时，你对这九个小时的光景进行改造重塑，突出强调戏剧性的情景，让自己成为故事的核心角色，剔除无趣乏味的部分（可能在这九小时里占掉了八小时）。而你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你真实一天的真实故事。

在电影和电视上，我们始终都在努力讲述真实的故事——无论是关于真人真事的《对话尼克松》，还是关于孩童遐想的《圣诞怪杰》。在情感和主题层面上，故事需要是“真实”，但在事件上无须如此。对于任何一部意图涉及一系列真实事件的电影作品，眼下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网站将所有那些被我们“弄错”了的事件作了细致的罗列——你可以读到《地心引力》（Gravity）和《菲利普船长》（Captain Phillips）里偏离了事实的部分。我们在1995年的夏上映了《阿波罗13号》——比谷歌开建网站还早——但你眼下可以在六七个网站上读到电影与现实中发生的救援行动之间存在的差别。你甚至可以读到关于2014年与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合作完成的电影《诺亚》（Noah）与《圣经》上的诺亚之间的差别。换言之，就是电影作品与《圣经》中的一名虚构人物的“真实”故事之间的差别。

事实的真相是，我们想要讲伟大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为此我们一直都在调整故事——实际上，当我们制作一部电影或是一出电视节目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调整故事，这就是制作的过程——为了获得更多的当下效应，或是以更快速的方式推进事物。我们调整故事，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合乎现实，即使事实上我们正在偏离“事实真相”。我们所有人都是叙事者，大约在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便开始学习一则真实的故事和一则正确阐述事实真相的故事之间的差别了。

人们极容易陷入好莱坞凡事都迫在眉睫又具有巨大的魅力之中。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身处加利福尼亚令我们远离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的许多重大决策，所以并无助益）。人们太容易沉醉在这个松散、断续的叙事国度中了。

好奇心将我拉回现实。向真实世界中生活在电影圈外的人提问，是在提醒自己好莱坞之外世界的存在，让自己振作起来。

***

当你正在观看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时，在你身上会发生什么？我所讨论的是那类能够令你忘记时间存在的电影，除去角色的命运，和银幕上他们所处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渐渐消逝。当影片结束，你行走在人行道上时，你眨了眨眼，重新回到现实，思考着：“哦！现在是春天里的一个周日下午。”

当你沉迷于最新一季的《发展受阻》（Arrested Development）和《纸牌屋》（House of Cards）时，是什么让你一次又一次点击播放按钮，一口气连看了六集的？当你阅读一本书时，是什么让你粘在椅子上，早已过了入睡的时间，却仍在翻动书页？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清楚知道他们在电台里讲的故事是多么迷人动听。他们了解到，人们常常在路边把车停好，熄掉引擎，然后坐在车里，直等到听完一则特别的、并没有彻底完结的故事。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将这些等待的时间称为“车道时刻”。人们为什么在进屋用晚餐或和家人团聚之前，要花上三分钟的时间听完一则电台故事呢？

答案是好奇心。

好奇心令你爱不释手，它一路牵引着你再多看一集；它让你坐在剧院座位上，便忘记了今朝是何日，没有了对时间和天气的感知。好奇心铸就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车道时刻”。

好奇心是伟大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故事中攫取你注意力的那股力量，它在那个简单的问题上增添了牵引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好的故事均由很多元素构成：需要有天赋的演员，他们才华横溢，拥有惟妙惟肖的声线，能够演绎出令人着迷的角色；需要有才华的编剧，能够构思出色的剧本，设计出人意料的情节，或意味深远或陷入两难；还需要高人一筹的剪辑，以及让我如同身临其境的场景陈设工作人员。

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服务于一个目标：引起你的关注。你会说，你在乎戏中的人物，或是关注这则故事，但你真正关心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结局会是如何、混乱的情节脉络将要如何展开、无序的人际关系又将怎样厘清。

一则故事或许能够、或许不能令自己的故事要点被观众熟记于心。但它可以趣味盎然、引人入胜，又或平平无奇，好笑或是悲伤，恼人甚至叫人发怒。

但若是你都没有完整了解整个故事，这些元素属性便都无关紧要了——除非你根本不看电视，或是不读书。如果你受不了等待，故事的情节要点就无足轻重。一则故事要卓有成效，就必须能够让人安坐在位子上——无论你是手捧Kindle，或是坐在自己的车里听着收音机，还是被多媒体综合设备包围着。

一则好故事的首要任务，便是激发好奇心。

你是否因为一则出色的标题，或是为了一个你所关心的话题，而开始阅读一本书或是一篇文章，却又在几个段落后将其搁置一旁，心想，这故事可配不上这样的标题。

好奇心是那个伟大叙事事业供给动力的引擎。但我认为，在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甚至更为强大的联系。

叙事和好奇心在真正意义上，彼此不可或缺。它们毫无疑问互相支援、互相供给。但它们实际上达成的可能更多。好奇心在叙事创作上施以援手，且叙事无疑也在激发着好奇心。

好奇心对于单独的个体而言，饶有趣味。然而，通过分享自己的所得，好奇心的价值和乐趣会被放大。如果你去动物园看到新出生的熊猫幼崽，或是去到佛罗伦萨，花三天的时间浏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这些都和你回到家中，向家人朋友讲述旅途中的“故事”没有可比之处。我们在享用早餐时，从报纸上大声读出那些令人惊异的花边新闻，推特上半数的发布，事实上都是人们在说：“看我刚才读到了什么——你能相信吗？”有些人的推特个人主页，是一次对当事人认为足够有趣、值得分享的事物的纵览——一趟穿越他们心目中值得点击的好奇所在的旅程。

如果你穿越时光，回到最古老的人类部落，有些叙事行为与生存密不可分。在临近处发现泉水的人，不得不将信息传递；要从尾随的美洲狮跟前夺回那个迷路孩子的母亲，不得不将信息传递；第一个发现野生土豆，并且找到食用方法的人，不得不将信息传递。

好奇心意义崇高，但若是我们所学得的事物蒸发不见了踪影，若是它们仅仅只是作为我们的个人经验而存在着，那么它就无法真正对我们有所帮助。好奇心本身对于生存而言，至关重要。人类发展所具备的力量，来自能够分享并积累习得之物的能力。而这便是故事的实质：获得被分享的知识。

好奇心驱动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叙事容许我们去分享我们弄明白了的知识和令人兴奋的事物。而这样的叙事，则在我们说话对象的身上重新激发起好奇心来。

若是你听闻了附近有泉水的消息，你或许会即刻变得好奇起来，试图去找到它。若是你听说了一种新的食物——土豆，你或许会心怀好奇起来，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对其进行烹饪，而它尝起来又会是什么滋味。

即使在情感上完满的当代故事仍常常令你感到好奇。有多少人看过朗·霍华德的《阿波罗13号》——结局非常完满——然后想对那趟任务、阿波罗项目，或是对笼统意义上的宇宙飞行作进一步的了解？

无疑有那么一份职业，将好奇心与叙事事业联系了起来：新闻。当记者，便是这么一回事儿。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叙事者。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记者，都是我们各自人生和人际关系的小说家。推特、Instagram、博客则是用当代的方式在诉说“这是正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聚集在同一张餐桌上的老式家庭晚餐会，除了是关于你家族的夜间新闻回顾，还能是别的什么呢？

故事中的多数力量来自它们的情感分量，幽默、喜悦、兴奋和难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从关于他人言行举止的故事中，学习自己如何发起言行举止——无论讲述这些故事的是正在享用午餐的六年级女生，或是产品在新客户面前未获认可的软件工程师，抑或来自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小说《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故事是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了解他人的方式，了解他人脑海中正在进行着什么，而又与正在我们大脑中运行的内容有何区别。

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从我们清晨醒来的那一刻起，我们便沉浸在故事之中。即使我们进入了睡眠，我们的大脑仍在对我们讲故事。

关于地球上生命的一大未解之谜，便是：为什么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比，能够在智力和社会方面作出如此巨大的进步？

或许是因为对生拇指（opposable thumb）；

或许是因为我们大脑的尺寸和结构；

或许是因为语言；

或许是因为我们捕获和使用火的能力。

但或许令人类与众不同的，是我们讲述故事的能力——是我们习惯性以埃舍尔（M.C.Escher）的螺旋形态，将好奇心和叙事不断联结的思维模式。我们的故事与我们的好奇心相互映照。是它们，令人类获得成功。

***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阅读障碍十分严重。

在我入小学的最初几年里，我完全无法阅读。我盯着页面上的文字看，可它们却对我毫无意义。我无法念出它们，我无法将印制在那里的音节，与我知晓的、每日里使用的语言联系起来。

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那时我尚且年幼，到了三年级还无法阅读只有两个理由：脑袋蠢笨，或冥顽不灵。我感到困惑、挫败，始终因为上学的事情忧心忡忡。

直到十年后人们才开始讨论阅读障碍一事，而又过了十年才开始真正对那些典型患有此类障碍的儿童给予帮助。我的祖母成了我的救世主——索尼娅（Sonia），一位典型的犹太老太太，身高4英尺10英寸（约1.47米）。她总是对我说，我有特别之处。

我的母亲心情烦透了——她的儿子在三年级留级！她给我找了一位阅读辅导老师，老师以缓慢的进程教导我如何将页面上的字母和单词组合起来。而我的祖母，则完全不为所动，是真真正正的对立姿态。

她只是一再对我说：“你有好奇心，你的好奇心是一件好东西。你要志向远大！”我的祖母可以看到成绩单以外的事物，仿佛她可以看到我的大脑里面。她知道我如同所有其他孩子那般渴求学习；我只是在满足这一渴求的过程中，遇到了一段困难时期。

我的祖母真正帮助我成为了一个梦想家。她对我说：“别让体系告诉你你是谁。你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定义了——你心怀好奇！”

对于一个上小学的男孩来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话啊——“别让体系告诉你你是谁！”感谢老天，她确实说了这话。我的祖母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但她传授给我的最重要的是，我唯一真正需要的只是一次成功。当无法阅读，随后下了真功夫学会如何阅读的时候，会发生两件事。首先，在学校东躲西藏。如果无法阅读，就无法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所以我总是躲躲闪闪的，从不举手，试图变得并不显眼。我在努力避免遭受羞辱。

当阅读成为一桩难事，便与人们通过阅读进行学习的那份自在从容失之交臂了，也同故事失之交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阅读只是一件单纯的无须思考的工具——有时当阅读材料晦涩时，阅读也会变得晦涩，但通常阅读是喜悦、乐趣、消遣的来源。阅读总是伟大故事的来源。但阅读本身于我而言如此困难，我无法仅仅只是为了获得乐趣，仅仅只是为了能如许多其他孩童——当然也有成年人——那般被带往一处不同的世界，便缱绻于某本书。我也无法以一个六年级学生的模样决定我对某件事物怀有兴趣——太阳系、鲸鱼、亚伯拉罕·林肯（Abe Lincoln）——然后跑去图书馆，就某一话题搜罗出一摞子的书来。

为了学习我想要学习的事物，我必须不停思考，同时怀揣耐心和决心。

我的阅读能力在高中期间渐渐提高。如果我过去患的是阅读障碍，那么随着我的成长，我似乎将其摆脱了。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可以阅读——我阅读脚本和报纸，书籍和杂志，摘要和邮件。但是每一页都要花费精力，费力的工序从未殆尽。阅读于我，于一个阅读障碍症患者而言，就有点儿像数学对于许多人而言那样：你不得不非常努力，才能叫你的大脑读取到问题的究竟，随后你又迷失在问题本身的关键之中了。即使在我年届六十时，无论我阅读什么，身体上花费的精力也会榨干我从阅读中获得的些许乐趣。

我认为令人惊异之处在于，尽管阅读时我奋力挣扎，有两件至关重要的事留存了下来：我从学习中找到的喜悦之情，以及我对故事的热情。我是那个只想在课堂上避免被人提问的孩子，而如今我享受着成为一名热切的学生，享受对那些自行发掘答案的人提问的机会。

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我是那个未曾感受到沉浸在经典名著中时喜悦之情的孩子——《飞天巨桃历险记》（James and the Giant Peach）、《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沙丘》（Dune）、《梅格时空大冒险》（A Wrinkle in Time）、《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而如今，我用自己的人生，为在银幕上创作出彻头彻尾引人入胜的故事，筹谋策划。

我热爱出色的故事，我最喜爱的是它们最初被发掘时的模样——被讲述出声时的模样。这便是好奇心提问于我而言如此重要，也如此充满乐趣的原因。我已经对一些具有戏剧性的对话做了描述，但大多数的对话发生在我的办公室里。它们中有一些如同从《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头版上阅读来的某则故事那般，以一种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方式将某些信息作了完美的提炼精粹。

我总是对人们的礼貌和礼仪感兴趣：什么才是正确的言行举止和对待他人的方式？是谁开的门？银器置放在餐桌的哪一方？又为何如此重要？

我邀请利蒂希娅·鲍德瑞奇（Letitia Baldrige）来作讲话——这位精通所有礼仪种类的传奇专家，起初因为担任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的社交秘书而闻名于世。在她的协助下，肯尼迪任期时的白宫化成了一座文化与艺术中心。鲍德瑞奇离开了蒂凡尼公司（Tiffany & Co.），为了给白宫效力，随后她开始给一份报刊撰写专栏，并且著下多部关于现代礼仪的书籍。她身材高挑——比我高得多——且在来作讲话的时候，已是满头银发。她带着优雅高贵的权威之态，走进我的办公室。

利蒂希娅·鲍德瑞奇让我对“礼貌”和“礼仪”之间的区别有了了解——一些我过去从未领会到的事物。

礼貌指的是我们对待他人的基本准则——礼貌出于同情、共情而生，此乃“金科玉律”。礼貌颇为简单，是为了让人们感到自己受到欢迎、舒适不拘、得人尊重。

礼仪则是用来展现卓越礼貌时的一系列技巧和方法。礼仪是副产品。你邀请某人出席某个活动时的方式，会带来影响。你向人们打招呼的方式，你将他们引荐给已经在场的人们的方式，你为某人拉椅子的方式，都会带来影响。礼貌是你想要表现的方式，以及你想要让人们获得的感受。而礼仪则是对想要以优雅亲切的方式对待他人的意愿的细致划分。

我爱极了这种区别。于我来说，这对礼貌和礼仪都作了启示和阐明，令两者更能够被人理解、更为实际可行。我每天都用上一些利蒂希娅·鲍德瑞奇教我的东西。你为你的伴侣打开车门，并不是因为她自己做不到，而是因为你爱她。你以某种特定方式在餐桌上摆放银器，因为这会为你的宾客带来舒适和可预见性，以至于他们能够在晚餐期间更为惬意放松。

正如利蒂希娅告诉我的，你努力传达的感受——好客与温馨——比起遵循任何一套特定规范都更重要。你可以遵循规则，但你若是带着一种倨傲的态度来做的话，无论你的礼仪是否“完美”，你都是鲁莽失礼的。

并非每一场对话都实际有用。我最喜欢的一场，是与一位乍一眼看似乎与礼仪专家利蒂希娅·鲍德瑞奇截然相反的类型之间展开的：凭借28岁时的研究，在46岁时获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哈佛物理学家，谢尔登·格拉肖（Sheldon Glashow）。

我们出资邀请格拉肖从剑桥飞来洛杉矶。一日早晨，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因为即将与某个在电影业有影响力的人见面，他的高兴劲儿似乎与我即将要与一名在科学界有如他之高地位的人见面的程度相当。

当他2004年前来拜访时，已是72岁高龄，是当代分子物理学中博学人士之一。格拉肖在物理学的前沿成果包括，发现了为物理学家认知的四大自然界基本力。事实上是三大——在他的帮助下，弱作用力和电磁力得到了“结合”（其他两大基本力为强作用力和重力）。

我享受让自己的大脑被分子物理学包裹的过程。正如有人喜欢去学习理解地理学、货币交易、纸牌游戏的错综复杂，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喜欢这一过程。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晦涩深奥的世界，它有一门专属语言，和一系列人物角色——毫不夸张地说，分子物理学仿佛是一座与众不同的浩瀚寰宇。然而，这正是我们所居住的宇宙世界。我们都是由夸克（quarks）、强子（hadrons）和弱电力（electroweak forces）组成的。

格拉肖走进我的办公室，他热情开朗极了。我是一个门外汉，但他却因为能够通过谈话，引领我穿越在分子物理学当前的发展中而感到高兴。他的举止风度如同那位你最喜欢、最耐心的教授。如果有什么地方你不明白的话，他会尝试换一种方法进行讲解。

他是一名老师，也是一位科学家。格拉肖荣获诺贝尔奖的那个清晨，他不得不取消了自己十点的课程——针对哈佛本科生开设的分子物理学的课程。

格拉肖对电影也心怀好奇。他显然热爱电影。他曾在《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中，协助马特·达蒙（Matt Damon）和本·阿弗莱克（Ben Affleck）对数学相关部分做了正确的表达（字幕对其表示了感激）。

格拉肖与爱德华·泰勒截然相反。他乐于接受可以进行谈话的机会——他为了来访，舍弃了两天的行程安排——他对所有事物都感兴趣。我们通常在一天的行程上，给谈话安排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谢尔登·格拉肖同我却聊了四个小时，而且令人感觉时光飞逝。当我送格拉肖博士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最明显的感受是，我想要同这个人再作一次交谈。

一则出自某位才华横溢的记者之手的报刊或杂志登闻，可以捕捉到我从利蒂希娅·鲍德瑞奇和谢尔登·格拉肖身上学得的许多事物。但因为我在阅读一事上会花费太多的精力，我想仅靠文章，我会错失掉这份乐趣。

我明白，每一次好奇心提问都是一项非凡卓越的特权——大多数人的一生不会容许他们拨通电话，并且邀请对方前来一叙。但是我从这份并不仅仅只是独属于我，或是这一特别身份设定的好奇心里，获得了一些特别的东西：亲自与人们见面，这全然不同于在电视上看到，或是在文章里读到的他们，这不仅仅对我是事实。只有当你与他们握手，或与对方对视时，这个人的个性与能量中逼真鲜活的部分才会真正活跃起来，尤其当你听他们讲述一则故事的时候。这么做对我来说能带来真正的情感力量，一种真正持久的力量。这是在无人教导下习得的，由叙事而来的习得。

那种直接的、亲历的好奇心能为你带来惊喜。鲍德瑞奇与格拉肖都出人意料——与我预先的设想大相径庭。

鲍德瑞奇专注在礼貌上，而非礼仪。关于那些或许会被人们称作精确的礼节规范的事物，在她所有与之相关的最高级别的经验中——从蒂凡尼到白宫国宴——她真正想要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相待。她是传奇式的规矩仲裁人，但是对她而言，礼貌与规矩无关，而与优雅好客有关。

格拉肖所致力的时代，正是科学界晦涩难懂的时期，中学毕业后还需要上许多年的学，才能够来到那个可以取得全新进展的时代。而他全然不是难以接近、与世隔绝的类型。与一位绝顶出色、思绪错乱的科学家的陈腐模样完全不沾边的理论物理学家见面，令人耳目一新。他全然地参与在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里。

我想说的是，为了获取此类经历，你无须真的与白宫的社交秘书，或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按照预约的时间坐下来。当有新人加入到你的单位时，当你与其他家长一同站在你儿子的足球场边上时，当你与某个陌生人毗邻而坐于某个航班时，或是当你出席一场大型行业会议时，你周遭的每一个人都有故事可说。你值得给你自己一次意外的机会。

***

我在好莱坞的一次晚宴上遇到了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她总是令我着迷。她是一位古典派钢琴演奏家，也是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后又成为了这所学府的院长——首席学术官。她当然也为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担任了四年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另外四年的国务卿。她仪态万千——以她的职责等级来说，她总是表现得泰然自若，甚至风平浪静。她向外界传达出一种自己对内幕无所不知的状态。在我看来，她几乎算得上拥有超能力了。与她相遇的晚宴发在2009年，就是在她卸任国务卿一职后不久。她恰巧坐在我的对面。

康多莉扎·赖斯仍然为自己雇保镖，但她说话极为随和。有一件她在电视上说话时你无从得见、只有近距离接触时才能留意到的事——她双眸中的火花。晚宴结束时，我对她说：“我能给你打电话吗？或许你愿意与我共进午餐？”她笑着说道：“当然。”

不久以后，我们在佳能大道（Caoon Drive）上的一家知名好莱坞餐馆厄·巴尔迪（E Baldi）享用了午餐。她随同她的保安特遣队坐车前来，而我们便坐在这家小餐馆唯一的用餐区里。

康多莉扎神情放松、和蔼亲切，但我想，我对她的好奇高于她对我的。我告诉她，我们正在筹备拍摄一部电影。电影名为《卡特尔》（Cartel），讲述一名男子，在妻子被墨西哥贩毒集团残忍杀害后，发起复仇的故事。电影设定在墨西哥，大批贩毒集团的聚集之处，而我们打算就在两个月后，在墨西哥进行影片的拍摄。我们起初约定由肖恩·潘（Sean Penn）出演；在他配合不了的时候，我们找来乔什·布洛林（Josh Brolin）领衔主演。我为要在贩毒集团的所在国家，拍摄一部厉声斥责对方的电影而忧心忡忡，在他们的国家里，他们甚至可以砍下法官的头。

康多莉扎听我讲着。我告诉她，制作公司的安全部门已经对我们要在墨西哥取景的区域作了评估，并且告知我们那里很安全。她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我不认为这么做很安全。”她说道。

《卡特尔》面临抉择。我们已经投入资金，制作公司认为安全无虞。但我在每日的报纸上读到的信息则指向另一派景象。安全事宜烦扰着我。我心想，我会乐意独自前往墨西哥的《卡特尔》拍摄场地吗？老实回答，我想我不会乐意的。而如果我不愿意前往的话，我如何能坦然地把别人派去那里呢？我真切需要来自另一个视角的情报信息。

康多莉扎在我们午餐结束后，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她作了一些核实，然后告诉我：“不行，你计划的事情并不安全。”

对我与制作公司而言，这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停止了电影的拍摄。我们完全没去墨西哥，电影完全没有拍成。回首往事，我仍为或许会有人丧命而忧心犯愁。我已经学会了对这类直觉、这类偶然出现但令人烦扰的疑虑给予关注，我也学会了如何在头顶巨大风险的情况下，确保我们拥有充沛的好奇心，以获取真正来自专家的意见。我想，在贩毒集团活跃的国家制作一部关于他们的电影，可能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如果没有好奇心，我的事业不会这么如火如荼。好奇心如今已融入到我工作的每一个步骤中。但是想想看，在那些我们通常并不认为需要探索和好奇心的行业里——有违于我们在医生或是侦探身上许下的期许——理应有多少会说出同样话的人，或至少将这一欲求视作一项基础技能的人。

一位优秀的理财规划师需要对市场和养老理财有所了解，但他同时应当心怀好奇。

一个好的房地产经纪人需要对市场、待租的房屋，以及将要待租的房屋有所了解，但仍然应当对他的客户心怀好奇。

一名城市规划师需要心怀好奇，一位广告执行人、一名管家、一位健身教练、一位汽车修理工、一位发型师都需要心怀好奇。

在每一个情景中，好奇心都围绕故事展开。你的人生故事是什么，而你希望这笔花销、一栋新房，或是一个新的发型以何种方式在故事的构建和叙述上帮到你？

这种类型的好奇心仿佛稀松平常得我们甚至都无须对此进行讨论了。我想过去或是如此。但是在一个我们许多基本互动都需要经过构建和脚本预设来完成的世界里——我们经由800开头的电话号码与“客服”对话，我们试图在通过免下车餐厅车道时，让自己的声音被扬声系统听见，我们在一间职员训练有素的酒店登记入住——好奇心遭到了扼杀。好奇心被当作了一张百搭牌。

但这实实在在地错了。如果你想到一位出色的发型师，其工作本身需要掌握技巧来了解头发、头形和发质，还有些许的创造力和个人主义。但其中也涵盖了一个重要的人文元素。作为一名顾客，你想要一个对你感兴趣的造型师，他会询问头发对你的意义，他会在意当你从理发椅上站起身时，想要看上去是什么模样，感受如何。你也会希望造型师与你交谈，在修剪的过程中，对方会问出让人想要参与其中并感到有趣的话题（或者是一位洞见力足够强大，领会到你完全不想说话的造型师）。

了不起的是，这一完全老套的好奇心工序，在造型师和顾客身上均奏效。顾客获得了他们所希望的发型，得到了能够帮助自己展现最好一面的发型，帮助其讲述了关于自己的故事，并且收获了一次有趣、放松的经历。发型师则避免落入俗套。他对顾客有了了解，也对世界的运作有了了解——对每一名端坐在理发椅上的顾客来说，都是一次机会，开展一场小型的好奇心提问的机会。他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本领来为对方带来最好的发型，为自己培养幸福洋溢的长期顾客，同时拥有一份令人愉悦的职业生涯。

在理发店的对话，可不同于在自己的公司里，与一位建筑师坐下来对办公空间的设计作新的规划，或是计划给你的居所作些扩建。但是好奇心和叙事恰巧会在俗套以外，增添上些许的乐趣和独特之处——偶然间还有对学问的习得和对内涵的洞见。

如果说，礼貌是让我们所有人和睦相处的润滑剂，好奇心便是一剂塔巴斯哥辣酱（Tabasco），增添了些许辛辣，让我们清醒过来，相互建立联系，并为每一场邂逅注入含义。

4 如超级英雄般的好奇心

好奇心甚至比勇气更能克服恐惧。

——詹姆士·斯蒂芬斯（James Stephens）[20]

我坐在纽约市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的吧台上，面对中央公园（Central Park），而与我同坐的男子拥有自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总统时期起至今最漂亮的络腮胡鬓角。我在与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同酌，他给整整一代美国人民带来了生动有趣的科学和科幻小说。

1986年，电影《现代美人鱼》上映便大获成功。于是，我利用这份成功，充分满足了自己热切的野心来贯彻好奇心提问。

艾萨克·阿西莫夫无疑是一个传奇。我们见面时，他已经写下超过300本书。在他1992年离世之际，这一数字增至477本之多。阿西莫夫的文笔简洁易读——将所有复杂的话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表现——以致让人轻易忽视了他的聪明才智。虽然从来没有人称他作阿西莫夫博士，但他拥有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化学博士学位，并且在靠写作为生之前，他在波士顿大学的医学院担任生物化学教授。

多数人知道阿西莫夫，是将他视作一名叙事者或是一位梦想家，一个能够着眼于科学与人类的互动方式，并且对未来发起想象的人，他是《我，机器人》（I, Robot）和《基地三部曲》（The Foundation Trilogy）的作者。事实上，阿西莫夫写过的非小说类著作比小说还多。他写过的书里有7本关于数学、68本关于天文学、1本关于生物化学的教科书，其他书还包括了《光合作用》（Photosynthesis）和《中微子：原子中的幽灵粒子》（The Neutrino: Ghost Particle of the Atom）。他为《圣经》（两卷）、莎士比亚和《失乐园》（Paradise Lost）写过文学导读。他像调皮的小男孩一样热衷笑话，并且写了8本关于幽默的书或是文集，其中包括《色情打油诗》（Lecherous Limericks）、《色情打油诗附》（More Lecherous Limericks）和《色情打油诗又附》（Still More Lecherous Limericks）。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里，阿西莫夫每年写15本甚至更多的书。他写书的速度比多数人阅读的速度还快——包括我在内。

阿西莫夫博学广识、天赋异禀，并具有超强的自学能力。他还是一个天生的叙事者。谁会不想要同他坐下来聊上一个小时呢？

艾萨克·阿西莫夫与我在丽思卡尔顿酒店见面时，随同而来的是他的第二任太太珍妮特·杰普森·阿西莫夫（Janet Jeppson Asimov），一位拥有斯坦福和纽约大学颁发学位的精神病学家。在我眼里，她比他更具威慑力——艾萨克神态放松，而他的太太则更有戒备心。她显然才是主导人，或至少是他的保护人。

我们开始攀聊。进展显然并不顺利，虽然我并没有清楚意识到有多糟。短短10分钟后——甚至在阿西莫夫夫妇尚未喝完他们的姜汁汽水前——珍妮特·阿西莫夫便突兀地打断了谈话。

“你显然对我丈夫的作品了解得不够充分，所以谈话就此结束。”她一边说，一边从餐桌旁站起身，“这是在浪费他的时间。我们要走了。快，艾萨克。”

事实就是如此。他们起身，把我一个人丢在餐桌旁。因为震惊，我的嘴巴半张着。

我与我们时代里最有趣、最别出心裁、最盛产叙事的人约到了见面的时间，而我在仅10分钟后便彻头彻尾地叫他感到了厌烦（或至少，叫他那位戒备心重的太太感到了厌烦），以至于他们对此无法忍受，不得不逃离我那个由沉闷单调组成的黑洞。[21]

在我的一生之中，我想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被人扇了一巴掌，虽然并没有发生实质上的身体接触。

我花费了数月的时间，才从他们离开所带来的刺痛感中恢复过来。但她说得没错，关于与艾萨克·阿西莫夫进行谈话一事，我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他同意拨出一小时的时间与我坐下来——于他，这可是牺牲了一本书的整整一个章节——然而，我对他没有尊重。我没有花时间对他作足够的了解，或者至少从头到尾将《机械公敌》读完。

在前往这次会面时，我对艾萨克·阿西莫夫是怀有恐惧的。我对于最终真正发生的事有所担忧：我害怕对阿西莫夫的了解不够，无法开展一场好的对话。但当时，我还没有聪明到会利用好奇心来约束恐惧。

我再也没有犯过这些错了。

在依赖好奇心的时候，我学会了两种真正重要的方式：首先，我利用好奇心来战胜恐惧。

我有一堆相对普通的恐惧心理。我害怕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我并不真正喜欢大型社交活动，在那种场合我可能并不尽兴，反而会感到被人设陷落了圈套，还不如他人以为的那样表现得逗乐有趣。

现在，花上一分钟的时间，来思考一下这份恐惧感列表。假如出于我的恐惧心理，我定会选择一份错误的职业。我一半的职业生涯会要求我到某处，发表演讲，与那些我仿佛认识、却又并不真正有交情的人交织在大型社交场所之中。

所以，我对具有权势地位的人略有些感到害怕，也对智力超群人略有些敬畏之心——恰恰是我想与其进行好奇心提问的那一类人——而就这些看来，仿佛是我创造了一种设计完美、从我清晨睁开双眼的那一刻起便要令自己焦虑忧心的生活。

在利用好奇心解决自己的恐惧感之外，我也利用好奇心来注入自信——注入到我的想法中、我的决定中、我的憧憬中，以及我的自身中。好莱坞，正如我所提过的，是一个充斥着“不”的国度。比起在好莱坞山的知名标示牌上拼写出“H-O-L-L-Y-W-O-O-D”，他们可能更善于拼写“N-O-N-O-N-O-N-O”！

近期，一位志向远大的电影人来我的办公室会面，他对我说：“哦，你太棒了。从来没人对你说过‘不’。”

这话太傻了，每个人都对我说过“不”。现在每个人仍在对我说“不”。事实恰好与看上去的情形截然相反。

当然，人们是喜欢我的。人们对于见面一事说“好”。

人们会说：“请前来用晚餐。”有时，他们会说：“请与我一起踏上这场了不起的旅程吧。”——这是在奉承讨好。

但如果我想要做一些有创造性的、尖锐前卫的事时——例如，我在2014年卖力推进的、关于中世纪刽子手的电视剧，或是一部2014年夏出品的关于詹姆士·布朗（James Brown）对美国音乐事业产生影响的电影，人们便会说“不”。那些日子里，他们只是笑笑，用胳膊环抱住我的肩膀，说“不”。

你必须学会击败“不”。

每一个在好莱坞的人都必须学会击败“不”——而如果你是在硅谷编写代码，或是在底特律设计汽车，又或是在下曼哈顿区管理对冲基金，你都必须学会将“不”击败。

有些人凭借自己的魅力避开“不”，有些人依靠甜言蜜语绕开“不”，有些人用说理的方式规避“不”，有些人则哭诉哀号着逃离“不”。

如果我在一个项目上需要支持，我既不想花言巧语，也不想施展魅力，或是谄媚哄骗着他人落入圈套。我想要他们感受到与我相同的热情和投入。我不想让任何人在违背他本身判断的情形下牵涉其中。我想让他们带着一种兴奋的感受——一种能够承载他们历经任何项目中都存在的困难时期的兴奋之情——来理解这个想法、这部电影、这些角色。

我利用好奇心来击败“不”，我利用好奇心来找出获得“好”的方法。但与你想象的方式颇为不同。

***

与朗·霍华德制作的第一部电影《夜班人》，并没有让我转型成为一名羽翼丰满的制片人。电影机智、性感，易于阐释，迅速吸引人的注意力。你可以在瞬间看到其中的喜剧潜质。事实上，《夜班人》是以一则我在1976年夏季《纽约时报》的背页上读到的真实故事为基础制作的。[22]

朗与我协同出品的第二部电影《现代美人鱼》，教会了我好莱坞制片人实质上究竟在做些什么。他们的工作在于提出对故事的愿景，找到投资资金和演员阵容来拍摄这部电影，并在推进的过程中对影片的质量给予保护。但制片人首要的工作，是要让电影拍成。

《现代美人鱼》的核心要点，被我称作“着火点”，简单明了：一条美人鱼从海洋来到干巴巴的陆地上时，发生了什么？

她给人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她的生活会是怎样？若是我遇见了这条美人鱼，会发生什么呢？我要做什么来赢得她的爱情——她为此要舍弃什么？她的追求者又不得不放弃什么？

《现代美人鱼》的第一版脚本是由我亲自执笔的。起初，我称它作《湿身》（Wet）。

这个关于美人鱼的想法在《夜班人》之前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当时我正出任电视电影和迷你剧——如《祖玛海滩》（Zuma Beach）和电视电影系列剧《十诫》的制片人。我正在遵循卢·沃瑟曼给我的建议，开始提出自己的想法——一些我有能力拥有的东西——用铅笔把想法写下来。我如同20世纪70年代洛杉矶电影业的任何一名28岁的青年，为加利福尼亚的女郎神魂颠倒。我总是在努力将她们搞明白。从沙滩上的比基尼女郎，到沙滩上的一条美人鱼之间，可算不上是什么太大的跨越。

撇去这点，没有人想要一部关于美人鱼的电影。没有制作公司感兴趣，没有导演感兴趣。每个人都说“不”。甚至连朗·霍华德也不想要执导一部关于美人鱼的电影。他提及了不止一次。

好莱坞从根本上而言，是一座热衷规避风险的城池——我们总是在寻找确信无疑的事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电影总有四部，乃至六部续集。

似乎没有人理解一部关于美人鱼的电影。不管怎么说，美人鱼电影的成功先例身在何处？

最终发生了两件事。

其一，我听从了“不”的声音。在抵触中存在着我必须对之心怀好奇的信息。

我说：“这是一部关于美人鱼上岸的电影。她遇到了一个男孩儿。这很有趣！”这并不奏效。

我说：“这是一部关于美人鱼上岸的电影。她遇到了一个男孩儿。这有点儿像是一部奇幻电影，你明白吗？”他们对此也不买账。

我需要弄明白，人们正在对什么说“不”。他们是否在否定一部喜剧？他们是否在拒绝一部关于美人鱼的奇幻剧？他们是否在抵制我本人——布莱恩·格雷泽？

结果发现，我最初撰写《现代美人鱼》并发起提案的时候，太过于从美人鱼的视角出发了。

我以为美人鱼才真正富有魅力、魅惑撩人。而且我还有出色的志同道合者——你瞧，如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童话《小美人鱼》（The Little Mermaid）。好莱坞影视制作公司的经营者似乎感到了困惑。他们对之说“不”的是美人鱼。

所以我就想，好吧，这不是一部关于美人鱼的故事——这是一则爱情故事！这是一部浪漫喜剧，其中的姑娘是一条美人鱼。我对这部电影的情境背景作了重新设定。理念不变，但是框架不同。我开始兜售一部关于男子与美人鱼之间爱情故事的电影，其中混入了一些喜剧成分。

答复仍然是“不”，但语气上少了些决绝。你可以看到，至少决策者被这则牵扯上美人鱼的爱情故事逗乐了。

安西娅·西尔伯特（Anthea Sylbert）的工作职责是为联美公司购买电影，她是我兜售《现代美人鱼》的人中的一员，而且兜售了不止一次。

“我把你从门洞丢出去，你从窗户爬了回来。”一天，她语带夸张地对我说道，“我把你从窗户丢出去，你又从烟囱爬了回来。回答是‘不’！我不想要买这部美人鱼的电影！”

我让自己成了讨人厌的害虫。但正如安西娅·西尔伯特最近对我说的那样：“你过去是只害虫，但和蚊子不一样。更像是一个活跃过度的五岁孩子，淘气顽皮。我都有点儿想对你说，去角落里坐着，别出声。”

安西娅没有说“不”，而是被这条美人鱼打动了。“我总是受到神话和寓言的吸引，或是童话类故事。”她说。事实上，要把一部美人鱼电影，拍成一部男子与美人鱼之间的爱情电影，再拍成一部美人鱼和人类的爱情童话故事，并不难办。

安西娅给我弄来些钱，对脚本作了进一步的润饰，还雇来小说家兼编剧布鲁斯·杰·弗里德曼（Bruce Jay Friedman）来修改我的原始版本。

我也在安西娅身上发挥了些许好奇心的力量。她想为这条美人鱼制定一些规则。我并不明白她正在说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规则？”我问道。

她想要弄清楚，美人鱼是如何在海洋里行动的，她在陆地上又是如何行动的（诸如，尾巴发生了什么变化）。她想让观众参与到这些规则中来。

“为什么？”我再次发问。

她认为，这么做可以增加电影的趣味性和童话色彩。

随后，不知从哪儿就冒出了第二部关于美人鱼的电影。由传奇编剧罗伯特·唐尼（Robert Towne）——《唐人街》（Chinatown）和《洗发水》（Shampoo）的编剧）——撰写而成，赫伯特·罗斯（Herbert Ros）——《万世师表》（Goodbye, Mr. Chips）和《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的导演）——执导，并打算邀请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和杰西卡·兰格（Jessica Lange）领衔主演。

一部美人鱼的电影于好莱坞而言，是索然无趣的；而两部美人鱼电影，便是泛滥成灾了。然而，好莱坞还打算给其中一部颁发奥斯卡得奖编剧和奥斯卡提名导演的奖项。不过，在格雷泽和霍华德的合作关系之上，我们确实有那么一部受人褒奖的合作电影。

我模样懒散，穿着随意，试图表现得悠闲自在，但我骨子里却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我是一个通过开着的窗户，听人们谈论工作，24小时后给自己谋得了一份工作的人。我可以列举出数个，我为了安排一次好奇心提问，而努力了6个月到一年的人：卢·沃瑟曼、达里尔·盖茨、卡尔·萨根、爱德华·特勒、乔纳斯·索尔克。

所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起初，一打的人对我说，没人对美人鱼感兴趣，没人要做美人鱼的电影。他们对我说：“我很抱歉，我们想要来拍你的美人鱼电影，但是已经有一部美人鱼的电影在筹备中了——他们找来了杰西卡·兰格来演美人鱼！太棒了，不是吗？我们可不想跟那部戏掐上架。谢谢来访。”

朗与我最终与迪士尼就《现代美人鱼》电影达成协议，让其成为他们的新部门试金石电影制作公司（Touchstone）的首部影片，后者的创立就是为了给迪士尼提供拍摄成人电影的自由。朗不仅签了字，还告诉试金石制作公司，他可以在预算紧张的情形下把电影拍完，并发誓会击败赫伯特·罗斯在戏院里放映的美人鱼片子。

《现代美人鱼》大获成功。在最初上映的两周时间里始终占领票房冠军的位置，连续十一周位列票房前十，也成为了迪士尼电影史上当时吸金最快的电影。《现代美人鱼》也是第一部没有被归列为大众级的迪士尼影片。我们为迪士尼带来了一部大卖的PG级[23]电影——首战告捷。另一部美人鱼电影压根没有拍成。《现代美人鱼》不仅赚得了票房，也为影片主演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和达里尔·汉娜（Daryl Hannah）在他们的事业上推进了一大步。好莱坞从对朗·霍华德当导演的些许质疑，到了争相聘请他的局面。

在努力尝试把电影拍成，却听过了不知多少次的“不”后，也大致是在我最为轻松惬意的时候，《现代美人鱼》的脚本受到了学院奖最佳原创脚本的提名。那年得奖的是，由莎莉·菲尔德（Sally Field）主演、讲述大萧条时期的电影《我心深处》（Places in the Heart）。但是朗和我首次出席了学院奖颁奖典礼。

《现代美人鱼》首映当晚，1984年3月9日，朗·霍华德和我租了一部豪华轿车，载上我们各自的太太一边四处转悠，一边欣赏着排在洛杉矶影院门口的长队。这是我们自《夜班人》开始的一项传统，只不过那时的队伍有些叫人失望。《现代美人鱼》则有所不同。

在韦斯特伍德区，有一家叫作韦斯特伍德·艾维科（Westwood Avco）的影院，就在威尔希尔大道上。1983年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外星人E.T.》首映式上，我们在艾维科门口见到过把整个街区都层层围住了的长队。当我们在《现代美人鱼》首映那天夜里开车上街时，人队也几乎围住了街区。队伍没有《外星人E.T.》的长，但仍然令人难以置信。人们正在为了看我们的美人鱼电影而排队。这非常令人激动。我们跳下车，从队伍头走到队尾，和人们说话，互相拥抱。

随后，我们跳回车里，开始了另一项传统：驱车前往著名的南加州免下车In-N-Out汉堡店，就着一瓶上好的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在豪华轿车里吃起汉堡来。

***

从《现代美人鱼》开始策划，到在韦斯特伍德·艾维科影院上映，这期间花费了七年的时间。我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我对其怀有强烈热情的想法——一个好的想法。我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毅力和果断的决心。

正如同好奇心与叙事之间的相互加强，好奇心与毅力之间亦是如此。好奇心引领叙事，而叙事为好奇心激发灵感。全然相同的动力学原理在好奇心和毅力身上也奏效。

好奇心为毅力带来回报。当你无法即刻为一个问题找到答案感到灰心丧气时，当你在收到第一个“不”时便缴械放弃时，那么你的好奇心并没有为你效力。对我来说，这是我与安西娅·西尔伯特协作时学到的经验之一——我的毅力帮助我坚持到底，我的好奇心帮助我找到了对美人鱼电影进行如何调整，才能使人更好地理解它、领会它。没有什么比无所作为的好奇心更加徒劳无功、无所助益的了。毅力，承载着好奇心成就了某个真正具有价值的决心。

同理，没有好奇心的毅力，就好比你正在追求一个不值得为之付诸努力的目标或是你在追求目标、吸收新信息的同时，却不作调整，结果远远偏离了航线。毅力是驱使你前行的动力，好奇心则是导航。好奇心有助于一个伟大想法的点燃，并且帮助你对它进行定义。毅力可以帮助你在面对他人质疑时，将想法推进。两者结合能够赋予你自信，让你相信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明智的事。而那股自信便是你壮志雄心的基底。

其中，关键在于提出问题——助益你自己，精化你的想法，说服他人。即使你以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朝向哪里进发，但是提出问题仍然很有用。

我获得了将苏斯博士的一部伟大著作拍成电影的机会。在与其他几位想要获得此项机会的大制片人历经了两年的竞争后——其中包括《春天不是读书天》（Ferris Bueller’s Day Off）和《小鬼当家》（Home Alone）的制片人约翰·休斯（John Hughes）、《大话王》的导演汤姆·沙迪亚克（Tom Shadyac），以及《我为玛丽狂》（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的导演法拉利兄弟组合——我从苏斯博士的遗孀奥黛丽·盖泽尔（Audrey Geisel）那里赢得了《圣诞怪杰》的版权。

事实上，《圣诞怪杰》是从奥黛丽处获许摄制成标准长度电影的第一部苏斯的作品。奥黛丽·盖泽尔与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太太有些许相似，奥黛丽·盖泽尔在丈夫1991年离世后，作为他的遗产保护者，令人望而生畏。在我们与她共事时，她汽车上的加利福尼亚车牌只写了一个单词“格林奇”（GRINCH）[24]。（苏斯博士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时光里，车牌上也是写着“格林奇”的字样。）

我说服了金·凯瑞来出演格林奇，朗·霍华德出任导演。奥黛丽·盖泽尔坚持事先与他们二人会面。

当我接下将《圣诞怪杰》改编成电影的项目时，我真正感觉到了责任。《圣诞怪杰》的图书最早于1957年出版发行，自从那时起，便基本上成为了每一个美国儿童童年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与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一位成年人一样，熟悉这则故事、熟悉其中的人物、熟悉格林奇的艺术天分。在我还是孩子时，大人给我读过这个故事，而我也为我的孩子们读过这个故事。

但是当我们开始着手编写脚本、搭建无名镇、将书中的情景转换到银幕上时，我在自己的脑海中始终存留着一些问题——一些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问朗·霍华德、金·凯瑞、编剧杰夫·普莱斯（Jeff Price）和彼得·西曼（Peter Seaman）的问题。

我们已经赢得了版权，眼下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准确来说，这则故事讲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故事？

这是一出说话式喜剧吗？

这是一出行为喜剧吗？

这是一部动作片吗？

这是一则神话吗？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是”。也因此令这部电影的制作成为了一项挑战和责任。当你正在制作行为喜剧时，你不能忘记你也同时是这个神话故事的看护人。当你正在制作动作片的时候，你不能忘记故事中的乐趣来自苏斯博士的原创措辞，也同样来自他所有的绘图和我们的设计。

提出问题，容许你体会他人对你的想法有什么看法。若朗·霍华德认为《圣诞怪杰》是一部动作片，而我认为它是一部说话式喜剧，我们就会有问题了。找到问题的方法是提问，而通常，最简单的问题最好。

《圣诞怪杰》是哪类电影？

我们正在讲述的是什么故事？

我们正在尝试传达的是什么情绪，尤其当观众带着回忆观看影片的时候？

这也是优秀的电影制片人所肩负职责的核心所在。你总想着要制作一部原创的、怀揣热情的电影。在讲述像是《圣诞怪杰》那样具有标志性画面调性的故事时，你也需要时刻将观众的期待放在脑子里。每一个走进影院去一睹《圣诞怪杰》的人，已经对这则故事有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奥黛丽·盖泽尔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烈生动，或说是坚毅不移。她是我们最具挑战性的观众——也是唯一的观众。我们在位于环球影城的希区柯克影院向她展示了电影。房间里只有五人。奥黛丽坐在前排。我坐在她身后三十排处，贴近最后一排，因为我太紧张她会做出什么反应了。有三位剪辑师和音效师坐在我们之间。

字幕滚动时，奥黛丽开始鼓掌。她满脸都是笑容，她喜爱这部电影。我坐在这间放映厅里，因为能够令她感到高兴，而喜极而泣。[25]

即使是一则经典故事，一则已经为人们完全熟悉的故事，也无法在缺少好奇心的情况下获得成功，并且还要令每一个人都认同你努力尝试讲述的故事，以及你讲述的方式。这似乎显而易见。然而，当你踏足一个项目过半的时候，发现参与其中的人对于你所想要达成的目标的理解存在略微的偏差——因为事实上没有人在目标一事上达有共识，偏差最终会演变为让高效合作变得没有可能——这非常常见。

这每天都在发生——在电影界、市场营销、建筑业、广告业、新闻业和政治界，甚至在体育界，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着。错误传达，就像是美国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大赛中的一次失败的传球。

这有些违背人们的直觉，但问题不会让你偏离进程，或是分心烦扰，而是会令你得以保持在正确的方向上。

在面对阻碍时，决绝果断是至关重要的。西奥多·盖泽尔（Theodor Geisel），即苏斯博士，便是一位了不起的范例。在他的44部著作中，仍有许多在火热畅销着。2013年，《绿鸡蛋和火腿》（Green Eggs and Ham）在美国地区销售逾70万册，胜过了《晚安，月亮》（Goodnight Moon）；《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 the Hat）销售逾50万册，分别与《哦，你想去的地方》（Oh, the Places You’ll Go!）和《一条鱼，两条鱼，红色鱼，蓝色鱼》（One Fish Two Fish Red Fish Blue Fish）持平。另五本苏斯博士的书也达到了每本销量过25万册的成绩。就是说，八本书，在一年内总销量超过350万册（还有八本苏斯博士署名的书售出逾十万册）。西奥多·盖泽尔在过世后的第24年里，仅在美国地区，每天仍能售出11000本苏斯博士的书。自从1937年，他的第一本书《桑树街漫游记》（And to Think That I Saw It on Mulberry Street）的出版起，到现在他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销售了6亿册书。正如同苏斯博士所具有的感召力在当今时代叫人无可否认那般，《桑树街漫游记》在被先锋出版社（Vanguard Press）接纳前，受到了27家出版社的回绝。如果盖泽尔当时决绝地认为，20次回绝对他来说已经够多的了，结果会是如何呢？

想想看，没有苏斯博士的童年、没有了苏斯博士的阅读，会是怎样？[26]

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得到的回答都是“好”。过来一阵子之后，世界对我们敞开了胸怀。但在同时，世界开始说“不”。我们开始学会去应对“不”，越快开始应对，就会表现得越好。我现在觉得，自己面对人们的回绝时，已是无动于衷的了。

我们一直在讨论，当世界说“不”的时候，如何发挥好奇心。但恰如时常发生的那样，这句“不”可能来自你的大脑。然而，这种“不”，也可以得到好奇心的治愈。

如我先前提及的那样，当我对某件事物怀有恐惧的时候，我尝试着对它产生好奇——我努力将恐惧感撇在一旁，好开始发起提问。提问能做到两件事：令我摆脱动荡不安的情绪，并且从我为之担忧的事物上学到东西。我本能地以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有时，你得提醒你自己，最好的消除恐惧的方式便是面对它，心怀好奇。

我是一个在公共场合演讲时会紧张的人。我作了一场出色的演讲，但我并不享受准备的过程，我甚至不享受作演讲的过程——我所享受的是演讲完毕以后的时间。有趣的部分在于演讲结束后，和人们进行的讨论。于我而言，每一次演讲都是一场测试。以下是我如何不受到紧张感影响的方法：

我不会提前太久开始准备，因为对我来说，这么做就如同打开了忧虑的盒子。如果我提前两周开始撰写演讲稿，我会连续两周每日都忧心忡忡。

我保证自己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并且在我不得不演讲前的几天时间里，开始在讲话一事上下功夫。

这与筹备《圣诞怪杰》别无两样。我提问：

这场讲话的主题是什么？

这次讲话的最佳可能版本会是什么？

前来此次活动的人们期望听到什么？

笼统来说，他们想要听到什么？

具体而言，他们想要从我这儿听到什么？

听众是哪些人？

针对以上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帮助我设立出一个关于我所应当谈论的内容的框架结构来。答案即刻便激发了想法、趣闻轶事，以及我想要说明的观点——我遵循于此。

我总是在找故事来讲——能够说明我想要说明的观点的故事。从演讲的角度来说，我找故事是出于两个理由。人们喜欢听故事——他们不想听人训诫，而是想要感到高兴。而我知道我正在说的是什么故事——所以即使我磕绊了，或是不知所云了，也还是我的故事。我实际上没可能忘记自己正在尝试讲述的内容。我不会脱离开主题。

最后，我提前一到两天将整篇演讲都誊写出来，然后练习上数遍。

写下演讲内容，会让内容映入自己的大脑，练习也会让内容映入自己的大脑——练习也会向我揭示出生硬的部分，或是观点和故事并不完美融洽相合的部分，又或是我并不确信自己的笑话是否说得恰到好处。练习给了我编辑的机会——就像是你剪辑一部电影、编辑一篇杂志故事、整理一份商业汇报，或撰写一本书。

我将这份演讲的完整版文稿随身携带，把它固定在墙上，然后紧挨一旁站着，进行演讲。我不会从纸张上读出演讲内容。我带着文稿，只是以防自己万一需要它的时候。但我通常并不需要它。

好奇心需要下功夫吗？

当然要！

即使你“天生好奇”——无论这一词对你意味着什么——提出问题，吸收答案，找出答案指引你的方向，找出你需要提出的其他问题，就是要下的所有功夫。

我真切地认为自己天生好奇，但我仍成天在所有场合对好奇心进行操练，持续了差不多六十年的时间。有时候你不得不记得要去发挥好奇——你得要提醒自己去用。如果有人对你说“不”，这可能轻易叫你迷失了方向。你可能因为没有达成自己正在努力趋向的目标，深陷被拒一事，以至于忘记了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提出问题。为什么有人对我说“不”？

如果你害怕演讲，你可能变得极为涣散或是反感，叫自己无法积极投入，反倒逃避起来。这延长了焦虑感，并且对演讲无所助益，反生了伤害。演讲稿不会自行写成，管理因演讲产生的焦虑情绪，便是在它身上下功夫。

我发现，无论“不”来自他人，或是来自自己的大脑，发挥好奇心来应对“不”，教会了我其他一些直面抵触、把事情做成的珍贵方法。

我从我的老朋友赫伯特·艾伦（Herbert A. Allen）那里收到过一条了不起的建议，他是一位投资银行家，也是每年在爱达荷（Idaho）太阳谷（Sun Valley）举行的那场引人注目的媒体技术会议——简称为艾伦公司太阳谷大会（Allen & Co. Sun Valley Conference）的创始人兼主持人。

许多年前，他对我说：把一天里最难打的那通电话先打了。

一天中最难打的那通电话，可能是让你害怕将要给你带来坏消息的那个人，或者是你不得不向某个人传达坏消息，也可能是给某个你想要亲自一见，但对方正在躲着你的那个人。

艾伦说话时经常做比喻。“最难打的那通电话”可以是一封你不得不发送的邮件，也可以是一场与办公室的某人进行的对话。

无论是什么，你会将其视作“一天里最难打的那通电话”的原因，是因为它带着某种令人感到害怕的成分。在某些方面会叫人感到不适——或许在于面对本身，或许在于面对的结果。但是艾伦的观点是说，这样的一桩任务到了中午或是下午四点三十分时，也不会变得让人少害怕些。恰恰相反，来自“最难打的那通电话”的焦虑感会给一整天都投下阴影。这会令你分心，甚至会降低你的办事效率，影响你的心情。

“把一天里最难打的那通电话先打了。”这不只是与好奇心有关，也不只是与毅力有关——两者兼有一些。这是咬紧牙关。这是个性。仅仅执着在一项真正意义上必须得以执行的任务上——无论你对它有多么的不抱期待——然后将它解决。

这叫人神清气爽，令一日里余下的时光明媚通透。事实上，这有可能叫一天里的部分日程发生改变。这给了你信心来处理紧接着将要降临的所有事物——因为你已经把最艰巨的事给做了。“最难打的那通电话”的结果通常与你想象的模样一样，而有时也会有惊喜发生。

从表面看来，发起提问仿佛是在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你的无知，如何能够成为通向自信的途径？

这是好奇心诸多美妙绝伦的二元性中的一则。

好奇心帮助你消除无知和迷惘，也帮你驱散不确定和分歧。

好奇心能给你自信，自信能给你毅力，而自信和毅力能够带给你雄心壮志。无论“不”来自他人，还是来自自己的大脑，这便是你超越“不”的方式。

如果你将你的好奇心与你的梦想连在一起，那么好奇心能够一路为你的梦想供给能量，直到它实现。

***

大约十年前，纽约风尚杂志《W》有一段对我的描述：

显贵

用电影捞金过百亿美元的布莱恩·格雷泽，无可非议是本城最成功的制片人，也无疑是最知名的一位。

就是那个竖毛的家伙吗？

好莱坞的人当然知道这竖毛就是我。

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不知道我的名字，却知道《美丽心灵》或《发展受阻》或《达·芬奇密码》的那些人——他们中有些人也知道我这个竖毛。“那个头发直立的好莱坞家伙”——这是对我的常见描述。

竖毛是我形象的一部分，也是我人格的一部分。

而这竖毛并非偶然——因为我每天清晨都得把它们弄直。

在朗·霍华德和我制作了两部电影之后，我在好莱坞建立起了声誉。当然，与朗·霍华德的知名度相比，自然什么都不是——他是一位明星，一位导演，一个时代的符号。我是一名制片人，也是一个新人，尤其在与朗·霍华德相比较时。

但是我想要让人们对我留下印象。好莱坞是一个讲究风格的地方，在这个世界里，你在人前的模样事关重大。许许多多在这儿工作的人光鲜亮丽，这是他们的风格。却不是我的，这点我知道。

随着时光匆匆迈入20世纪90年代早期，朗·霍华德和我正在创立我们的想象电影公司，此时恰逢好莱坞的男性制片人塑造一种集体人格。有那么一群年轻有为的制片人，制作着喧闹、咄咄逼人的电影作品。他们本人亦是喧闹、咄咄逼人的——他们是“喧嚣者”，有时候凭借摔东西和大喊大叫来管理自己的同事。而这群人中有许多人蓄着胡子。给人的印象就是，正在制作着咄咄逼人的电影的、蓄胡子、强势寻衅的男性。

这不是我。我不做喧闹的电影，我留胡子也不好看。在我早期的好莱坞生涯中，我为两位嚷喊者打过工。我不喜欢被人嚷嚷，而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吵吵嚷嚷的人。

但我不想仅仅只是隐退到幕后。我感觉到自己需要用一种能够被人难以忘记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特征所在。由此看来，徘徊在我的脑海里的——该穿什么，该看上去什么样——是一个关乎个人风格的问题。

1993年，当我和我五岁的女儿塞奇（Sage）一起游泳的时候，这个问题有了一目了然的回应。当我从池子里浮出水面的时候，我让自己的手指穿过湿漉漉的头发，它们都直立起来。

“这看起来真棒！”塞奇说。

我看着镜子里头发竖起来的自己，心想道：“这真是有趣”。

所以，我用发胶让头发直立起来，而且每天都这么做。

发型得到了人们的瞩目，它即刻在人群里引发了极端的反响。

25%的人认为这很酷，50%的人对此感到好奇。你为什么把头发弄成这样？你是怎么把头发弄成这样的？有些已经认识我的人也在好奇的人群之中。他们说，布莱恩，这头发是怎么了？你是在想什么？是什么让你这么做的？剩下的25%的人，痛恨这发型。这发型令他们生气发怒。他们看着我的头发，随即作出判决，认定我是一个浑球儿。

我对此很欢喜。我打心眼里喜欢从人群里获得的这种极端两极化的反应。发型引发了人们对我的好奇。就在我开始顶着新发型的时刻起，我开始时而听到人们讨论它——在他们以为不会让我听见的时候。

“嗨，格雷泽怎么了？他对他的头发做了什么？”迈克尔·奥维茨（Michael Ovitz），一位在行业中与我并肩成长的超级经纪人兼好莱坞权利掮客。他游说我道：“别整头发，生意人不会把你当真的。”

有些人因为这发型，以为我生性傲慢。而事实是，这让我发现，好莱坞的世界分成两派——生意人和艺术家。我想这发型叫我偏倒向了艺术家的那派，在那里我感觉更为惬意舒适。

在我把自己的头发弄竖起来几个月后，我有想过停止。似乎有很多人在讨论它。但随后，我意识到了一些事情：是的，这发型正在引发人们对我的好奇，但是真正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人们对于发型的反应，比起他们在我身上和我的发型上所获得的揭示，更能够反映出他们对我的看法如何。

我渐渐开始将我的发型视作对这个世界的一场试探。我感觉到自己正在引出人们对我的真实感受，与不得不等到它们自行现身相比，这要快得多了。所以，我让头发继续竖立着。

在某种程度上，发型还为我达成了一些其他事。这让人们知道，这个家伙和他看上去的不大一样，他有点儿不可预测。的确，我不是一个预先被真空包装好了的家伙，我有点儿与众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发型至关要紧。

好莱坞和演艺行业真正是一个窄小狭促的世界，它如同任何一个领域，拥有一套定义明晰的规律法则、习惯做法、习俗传统组成的体系。为了把事情做成，你必须遵从这些规则。请留心听好了！而我所做的仅仅只是将自己的头发竖立起来，就如同仅仅只做了一个开场，便有人彻底为之发狂。不只是有人——而是25%的人。

我的发型对任何脚本、任何导演、任何演员都没有产生哪怕分毫的影响，它没有改变一部电影的市场运销策略，或是首映周末的总票房。但它让许许多多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位高权重的人——真正感到了不适。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种不适如同对某件至关重要的事动了些与众不同的手脚，所引发的那种反应、那种抵触。

但我不想从事那类人人都在从事的工作。我甚至不想从事与自己十年前或是五年前所从事的工作种类相同的事。我想要多样的变化，我想要讲新的故事，或是用新的方式讲述经典的故事。我想要做这两件事，因为它们令我的人生变得有趣，也因为它们让进电影院和打开电视机变得有趣。我想要获得变得与众不同的契机。

然而，我从哪里来获取与众不同的自信呢？大多数源于好奇心。在我尚年轻时，我花费了数年的时间，来努力弄明白这个我身处的行业。我花费了数十年的光景与此行业以外的世界所运行的方式保持联系。

好奇心提问赋予了我一个经验和洞见的蓄水池，而这远远超过了我亲历的经验。

但这些对话在暴露我的知识匮乏和自身的天真单纯的同时，也为我带来了许多一手的经验。实际上，我练习着保持些许的无知。我乐于承认自己并不知道的事物，因为我知道这是让自己变得更加聪明的方式。发起提问似乎可能会暴露你的无知，但其真正达成的效果却恰好相反。事实上，提问的人很少被他人视作愚蠢。

本章节开篇处的引语——“好奇心甚至比勇气更能克服恐惧”——源自爱尔兰诗人詹姆士·斯蒂芬斯的书。引文篇幅略长些，并且表达了中心思想：

好奇心甚至比勇气更能克服恐惧；事实上，它引领众人走向那些只会叫有形的勇气落荒而逃的危险，因为渴望、爱，与好奇心是蔚为壮观的对生命的驱动力。

这是好奇心为我铸下的成效，也是我认为它能够为几乎每一个人铸下的成效。它能为你带来勇气，让你变得勇于冒险、野心勃勃。好奇心通过令你对略微不适的处境感到舒适，从而达成此事。任何一场旅程的初始总是会令人感到有些伤脑筋的。

我学会了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冲浪、一样绘画。在制作出品了《蓝色激情》（Blue Crush）之后，我的冲浪学得好多了。这是一部关于女权的电影，我们在瓦胡岛（Oahu）的北岸完成的拍摄。电影里的一些工作人员在那儿冲浪——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浪——我被海浪的运作模式和人们乘风破浪的模样着了迷。我热爱冲浪——它对注意力的集中有如此高的要求，它把当下的忧烦统统抹去，又是如此彻底的惊心动魄。

我几乎以同样的方式热爱着绘画。我发现它让人放松，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画家，就技巧而言，我甚至不见得是个好画家。但我发现，许多在绘画一事上真正重要的，在于你正在尝试表达的内容，而并非你是否对其进行完美的表达。我不需要拥有高超的绘画工艺来找到这件事真正的本源，并由此获得激励。在我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会面后，我学会了绘画。

在两件事中，我的好奇心克服了我的恐惧感。我受到了世界上把这些事做得最好的一些人的启示和鼓舞，然后便去做这两件事。我并没有在努力成为世界级冲浪选手，或是顶级画家。我只是心怀好奇，来品尝由于人们精通某些艰巨却有所报偿的事物后，获得的那份喜悦、紧张和满足。

好奇心带给你力量，这不是从叫嚷声产生的权威。这是一种安静无声的力量，一种积蓄的力量。好奇心是真实世界里的人存在的力量，为没有超能力的人存在的力量。

因此，我保护着自己身上的这一部分——不畏于在人前暂时表现无知的那一部分。只要你不隐藏自己并不知晓的事物，对答案的无知便会开启世界。我努力永不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涩。

如后来发生的那样，起初痛恨我发型的那些人并没有错。这有些像一场挑战。发型看似只与个人风格相关——但于我来说，这是每日里提醒自己尝试变得与众不同的方法。变得与众不同并非坏事，变得与众不同需要勇气，但是你选择与众不同的方式也可以令大多数人绽露笑颜。

我每日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给自己的头发上发胶。这要花费大约十秒钟的时间。我从不省略上发胶的步骤。在我开始这样做之后的二十年里，这已经成为了我的标志——我的工作方式与我的发型相符相配。这也仍旧是一种了不起的启动谈话和引人注目的办法。

2001年2月，我要和六位友人兼媒体执行人，在古巴待上四天。这组人中包括：《名利场》（Vanity Fair）的编辑格雷顿·卡特（Graydon Carter），后出任MTV首席执行官的汤姆·弗里斯顿（Tom Freston），后出任MTV总裁的比尔·洛迪（Bill Roedy），制片人布拉德·格雷（Brad Grey），后出任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经纪公司总裁吉姆·维亚特（Jim Wiat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莱斯·穆恩维斯（Les Moonves）。

作为出访内容的一部分，我们要同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共进一场漫长的午餐。卡斯特罗身着他日常里的绿色军服，经由一名翻译与我们说了三个半小时的话——我想这其中甚至连一口气都没歇过。这是卡斯特罗平常作演讲的方式，多数情况是关于古巴为何如此令人感到惊异，而美国注定在劫难逃的原因所在。

当他停止说话时，他看着我——我未必是人群中最为杰出卓越的那个人——经由翻译，他只问了一个问题：“你是怎么让你的头发这么立着的？”每个人都笑了。

就连卡斯特罗也喜欢这种发型。

5 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压榨式提问

人和人的联结赋予我们人生的意义。人和人的联结是我们存在的原因。

——布琳·布朗（Brené Brown）[27]

1995年春，我们的想象娱乐电影公司有了一位新老板。像所有人一样，我想让自己留下个好的印象，我只是不太清楚该怎么做罢了。

实际上，我已经有三十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板了，一个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该做些什么的人，一个我不得不每隔几天就要向其进行汇报的人。朗·霍华德自1986年起时至今日，在许多其他人的协力下，和我共同经营想象娱乐电影公司。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同环球影城的合作关系最为长久——他们为我们拍摄制作的许多电影提供资金，负责发行。因此，无论环球影城的经营者是谁，就我们需要与之融洽共事、需要与之建立并维系一种坚固的私交兼专业关系这层含义而言，我都会将其视作我的“老板”。由此，我们得以在我们共同制作的电影类别上达成共识，因为总有上千万的美元资金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中。

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协同环球影城制作了一连串既杰出优秀又票房大卖的影片：《为人父母》（1989年）、《幼儿园特警》（Kindergarten Cop，1990年）、《烈火雄心》（1991年）、《媒体先锋》（The Paper，1994年）。

在卢·沃瑟曼经营环球影城期间，我想认识卢——一种远胜在我青涩年华里与他的那次会面中，被他递来铅笔和纸的遭遇所带来的认识。

当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买下环球影城时，我开始接触松下的总经理津藏村濑。1995年，当松下将环球出售给了施格兰公司（Seagram Company）——没错，环球影城从起初的独立经营，后被一家日本电器公司持有，后又被一家加拿大饮料公司收购——我则想要去认识施格兰公司的执行总裁小埃德加·布朗夫曼（Edgar Bronfman, Jr.）。

收购宣布后的起初几周里，我没有收到来自布朗夫曼的任何消息。我听说布朗夫曼给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兼制片的伊万·雷特曼（Ivan Reitman）拨了电话。这么一来，我得想想该怎么办了。

我是一名电影制片人，制作的许多电影骤然间都归属于了布朗夫曼的公司。埃德加·布朗夫曼是一家年交易额达64亿美元的公司的CEO。我不太明白要怎样行动。

我应该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吗？

我应该发封邮件吗？

迪士尼的CEO罗伯特·艾格（Robert Iger）是我的一位亲密友人。有一回，他给过我一条叫我受用终身的建议。他说：“什么都不做，就其自身而言，可以是一种极为强大有力的行动。”

艾格有多年应对高风险、高压力环境的经验。那时候，在72小时的时限里，他可以先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莫斯科共度时光，然后出现在电影新《星球大战》（Star Wars）位于伦敦的拍摄现场，再到中国上海的迪士尼，随后又回到洛杉矶的家中去参加他孩子的篮球比赛。在他归来后的同一个周末里，还能热切地想要对旅行途中阅读的长达1800多页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人物传记展开讨论。艾格对于精湛完美的执着，和他自身宽泛的好奇心，永不知疲倦。

在我仍思考着该如何接近布朗夫曼时，我想起了艾格的意见。行动就是，行为作用在某件事物上的方式。我知道如何保持耐心，但我通常不会任事物顺其自然地发展。我会发力推动事物的前行。至少，这是我事业最初几年里的行事方式。然而这一次，我决定等一等，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就其自身而言，可以是一种极为强大而有力的行动。”

随后，白宫打来电话，为我解决了这一问题。

那年春，我们正在为《阿波罗13号》在夏季的首映做着准备——首映安排在1995年6月30日，有2200家影院同时上映。5月里，我们接到一通来自白宫的电话，邀请我们前去白宫的放映厅，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和他的家人及来宾们放映电影，放映时间比公映日提前三周，即6月8日。

这是白宫放映厅的行事方式——这部电影受到了白宫的邀约，所有负责影片制作的人都被邀请一同前往。

汤姆·汉克斯，协同他的太太丽塔·威尔逊（Rita Wilson），会出席在白宫的《阿波罗13号》的放映，同行的还有汉克斯在电影中的原型人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员吉姆·洛弗尔本人。影片的导演朗·霍华德要去，而身为制片人的我也要去。同受邀请的还有：环球影城的首脑人物罗恩·梅耶（Ron Meyer），以及那家持有环球影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小埃德加·布朗夫曼。

还有什么比这更完美的？

我的电影受到了白宫的邀请——或许这是举国上下最享有声望的一次电影展映了。而我在环球影城的新老板成了白宫的一名贵宾，这不仅仅是为了去看我的电影，而是因于我的电影。

这大约是你能够想到的，这是在老板面前再好不过的一次引荐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白宫。晚间先是一场鸡尾酒会。布朗夫曼也在那儿。克林顿总统和希拉里加入到了我们中来，他们的女儿切尔西（Chelsea）没来，其余还有几位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和一二位内阁秘书。

鸡尾酒会后，我们所有人移步至白宫放映厅。放映厅小得惊人，只有六个座位。供应爆米花，非常舒适自在，全无花哨的味道。

克林顿总统全程安坐，看完了整部电影。电影尾声处，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地面指挥中心与正在返途中的阿波罗太空舱重新建立起无线电通信时，当为人熟悉的三段式橙白相间降落伞出现在地面指挥中心的电视机屏幕上时，放映厅里掌声雷动。

正如我所预料的，这是与小埃德加·布朗夫曼会面的绝佳情景。那天晚上，无疑有许多人争相想要引起他的注意，而我们之间却进行了数分钟的谈话。布朗夫曼高挑纤瘦，十分优雅大方，举手投足极为得体。“我喜欢这部电影，”他对我说，“我为此感到骄傲。”

他刚拥有环球影城数周时间，但你仍然可以判断出，他对电影事业所怀有的由衷昂扬的激情。三周后，他携太太克拉丽莎（Clarissa）前来洛杉矶出席《阿波罗13号》的正式首映式。在白宫的展映成为了一份友谊，一段贯穿了埃德加持有并经营施格兰旗下环球影城的五年时间的工作关系的起点。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克林顿总统，正如许多其他人因于他们各自的经历互相之间存在联系那样，克林顿总统似乎特意强调了与我之间存在的这份联系——这一联系持续至今。克林顿总统明白无误地对《阿波罗13号》所表达的精神，对电影捕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和宇航员将一场潜在灾难转化成了一场美国式智慧的凯旋的方式，充满欣赏。

克林顿总统此后又成为了电视剧《24小时》的超级粉丝，电视剧恰好是在他的第二次任期到期之后首映的。他对我说，从他的视角来看，《24小时》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冲击。他说，这部电视剧准确地捕捉到了许许多多关于情报人员和反恐工事的细节——且杰克·鲍尔总在片尾处揭发反派。在真实生活中，他对我说，总统、国家情报人员、国防工作人员常常纠缠在官僚体制、法律权限和繁文缛节里，更无须谈论其中的不确定性了。对克林顿总统来说，《24小时》是一种心愿得偿的体验。他说，有时候，如果在行动时能有杰克·鲍尔的放肆和独立，该有多么美好。

***

关于好奇心执笔至此，我已经尝试将好奇心的种类进行拆分——我们已经对此作了细致的划分，目的是为了在对其进行思考、归类和发挥时，创建出一种分类方法。作为一种发现的工具，一种为了理解不被他人所理解的事物的秘密武器。

作为一朵激发创意和灵感的火花。

作为一种促进自我激励的方式。

作为一种获取独立和自信的工具。

作为叙事的密匙关键。

作为勇气的一种形式。

但我想，好奇心最具价值的用处还尚未得到我们的探究发掘。事实上，我也仅是在近日，偶然间发现了好奇心的这项品质——至少是在偶然间认知到了这项品质的存在。它如此浅显易见，以至于当我说出口时，你可能会快速地翻上一个白眼。但同时，它又遮遮掩掩：虽然这种好奇心在改善我们的人生、我们最亲密的人的人生、每日与我们共事的人的人生一事上，拥有最强大的力量，但比起其他分类来，也被我们更多地忽略和怠慢了。我正在谈论的是由好奇心建立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与同事及老板之间、与伴侣之间、与孩子之间、与朋友之间。人际关系需要真心诚意，需要同情，需要信任。

没有了好奇心，你真的还能有拥有诚意、同情，或是信任吗？

我想并不如此。我以为，当你停下来对此进行思考的时候——在你着眼于自己在工作场合和家中的经历时——你会发现，真正的人际关系显然是需要好奇的。

要当一名好老板，你必须要对为你效力的人心怀好奇；要成为一名好同事、一位好的伴侣、一个好家长，你也必须心怀好奇。真爱需要好奇，而维系这份爱，则需要维系你的好奇。真正的亲密关系需要好奇。

我每日都在工作场所发挥好奇心来协助自己管理员工。不仅仅只是以我们所讨论过的所有方式，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建立信任、合作、契约的工具。

我每日都在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朋友身上施展好奇——我承认，施展之法并不总是如我想要的那样巧妙熟稔——但我运用好奇心来让我的人际关系保持活力和新鲜，让关系保持联结。

人际关系是人们活在这世上最重要的部分。它是恒久的幸福，它也是令你对你的生存方式心怀满足的关键所在。好奇心是建立联系、保持联系的关键。

在不久之前，我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和我公司的一位电影执行制片进行了一次会面。她前来谈论的是一部我们正在制作中的电影。电影的演员阵容很强大，还有一系列交织错综的幕后故事。

会面很简短，其实只是一场进度报告罢了。许多电影在登陆影院银幕，或是耗尽了力气终是毫无所成之前，都要折腾上好几个月，经历许许多多次的会面。这部电影已经执行筹备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但是一个桥段都没有拍成。

我听取了几分钟的进度汇报后，温和地打断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部电影？”

她停顿了下来，看着我。她在想象娱乐电影公司待了很久，对我甚是了解。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她将我们为何做这部电影的过程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作了汇报——谁向我们提的案，为何在当时看来这部电影令人兴奋不已。

这些我都知道。她也知道我知道这些。她回答的是为何我们眼下正在做这部电影的问题，但她并没有回答我们为什么应该做这部电影。

几分钟后，我再一次尝试问道：“你喜欢这部电影吗？”

她笑了笑。她并没有摇晃自己的脑袋，但她倒不如摇一摇。她没说话，但是她的微笑却是在表达：我喜欢这部电影吗？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开了这么多的会、做了这么多的洽谈、演员阵容和拍摄日程改了又改，对于要把电影拍成这个主意，我是喜欢的——这就是我喜欢的。

她像是拳击手横移避开一记猛拳那样，躲过了我的问题。喜欢？喜欢是什么？这部电影眼下身陷阴沟难地。我们曾一度对之心怀欢喜：喜欢这个主题理念，喜欢它的演员阵容，喜欢它的包装方式，喜欢我们曾经打算要为周五晚上观看电影的人群营造的氛围……但那是在一年以前。现在，电影则仅仅只是需要被人用吊车吊离阴沟罢了。谁知道我们是否还喜欢着它？直到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电影的部分片段时，我们或许才会喜欢上它吧。

我只是点了点头。

我的同事迅速汇报完了其他几件事——她为人条理清晰，通常会带一张事项列表来我的办公室，上面罗列着她需要确保我们要进行讨论的事。待她把列表上的事都办完了，便离开了。

我尚未同她说，那部搁置了的电影要如何是好。而她也并没有询问，那部搁置了的电影要如何是好。

但她非常清楚我对此的感受。我已经不再喜欢它了。我当真记不得自己曾经有多喜欢它了。我想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负担，消耗我们本应当付诸其他我们真正喜爱的项目上的时间、精力和情感。但在我的个性中有一个关键元素：我不喜欢颐指气使地差唤人。我没法通过命令他人去做某件事，让他人获得积极的动力。我从中得不到一丁点儿的愉悦。所以我通过提出问题来驾驭好奇心。

现在，我是出于本能在这么做。我不需要停下手中的活儿，来提醒自己不要下达指令，而是提出问题。对如今的许多人而言，工作便是充斥着一场又一场的见面、谈话或是电话会议。一个普通日子里，我会就某个主旨内容进行50次的对话。但我如此偏爱听取他人的想法，以至于我会本能地提出问题。如果你正在接听我的电话，除了偶然的提问，你或许几乎什么都听不到。而我的感受是，多数的经理人或是老板，以及在多数的工作场所，并没有以这样的形式运作。

有时候，你必须下达指令。

有时候，我不得不下达指令。

但若是我撇开每一个人每一天工作中那些老套常规的指令时，例如打电话让某人到办公室来，核实一件事实，或让某人为会面安排时间——我几乎总是从提问开始。

当我认为某人并没有在做我希望他做的事情时，或是某件事并没有在按照我想要的方式进行时，我尤其以为提问是一件了不起的管理工具。

人们常常想象，若是将要发生冲突，他们需要在初始时就拿出强硬的态度，他们需要提醒人们指挥链的存在。

我从未就谁在掌控局面一事担过心。我所烦心的，是能否确保我们作出尽可能最优的决定，获得尽可能最佳的演员阵容、脚本、电影预告片、融资协议，以及拍出尽可能最好的电影。

提出问题自会引出信息。提问为人们制造出空间，提出那些他们自身感到担忧，而老板或是同事可能未有察识的事。提问给予人们契机，来讲述一个与你的期待有所不同的故事。

从我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是：提问意味着人们不得不为他们所希望的某个决定的执行走向，提出他们自己的论据。

电影事业的所有一切皆是关于有能力“提出自己的论据”。制作《现代美人鱼》时，我不得不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提出论据多达数百次。在成功做了三十年的电影后，这一点在我身上仍然未曾改变。2014年夏，我们制作关于詹姆士·布朗（James Brown）的电影《激乐人心》（Get On Up），他为我们每天听到的音乐带来了不朽的影响力。影片由《帮助》（The Help）的导演塔特·泰勒（Tate Taylor）执导，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联手出品。詹姆士·布朗一角则由在电影《42号传奇》（42）中扮演杰基·罗宾森（Jackie Robinson）的查德维克·博斯曼（Chadwick Boseman）领衔出演。

为了制作一部关于詹姆士·布朗和他音乐的电影，我努力了好几年。他的故事单一，很美国化。电影表达的不仅仅只是詹姆士·布朗出身贫苦，又如何历经歧视成长的故事——他的童年令人痛苦不堪，被父母遗弃，在一座妓院长大。他基本没有受过基础教育，也没有受到正统的音乐教育。而他却在音乐中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声音，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声音，还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舞台演出形式。詹姆士·布朗完全依靠自己。他对美国音乐的影响深远悠长，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人生是一则寻找身份认知和自我价值的故事。对他和他身边最为亲近的那些人而言，这是一个同时关于凯旋和悲伤的故事。

我对詹姆士·布朗的音乐和人生感兴趣已经有二十年了。我和詹姆士·布朗一同为这部影片效力了八年——与他一次又一次会面洽谈版权，努力写出合适的故事和脚本。然而，在我们的电影完成之前，他于2006年离开人世。关于他的故事的版权归到了他的遗产当中。关于版权的洽谈，我们不得不从头再来。

我与滚石乐队的主唱米克·贾格尔略有相识，见过几次面。米克对于詹姆士·布朗的音乐和故事所具有的力量，怀有与我相当的热忱。布朗去世后，米克致电我。“让我们一起把这部电影做完吧。”他说。他知道我有一份正在进行中的脚本，他说他会试着对版权作新的洽谈。

随后我们不得不再次向环球影城提出我们的论据——在我第一轮尝试制作一部关于詹姆士·布朗的电影时，环球影城已经蒙受了经济损失。

米克和我前去会见环球影城的老大唐娜·朗雷（Donna Langley）。她是英格兰人，带着对滚石乐队的爱慕之情长大。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会面。米克优雅得体，放松自在，能言善道。他同唐娜谈论着詹姆士·布朗，谈论脚本，谈论我们想要制作的影片类型。所有的一切都带着米克·贾格尔的经典口音。他让谈话富有乐趣、引人入胜，并且获得了成效。

即使在我踏足电影业三十五年，并且已经赢得了一座奥斯卡大奖之后，仍然花费了十六年的时间让《激乐人心》出现在银幕之上，而且仍需要米克·贾格尔的帮助。

所以，若你想要在好莱坞生存下来——如果你打算在任何地方、任何领域存活并且茁壮起来——你必须学着为你想要做成的任何事“提出充分的论据”。提出充分的论据意味着，对那些宽泛意义的问题作出回答：为什么是这个项目？为什么要现在？为什么要这组人员？为什么要投入这笔资金？观众（或是客户）是谁？我们要如何俘获那些观众或客户？

而所有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一个总是被我牵扯回谈话中心的问题：故事是什么？这部电影关于何事？

提出充分的论据意味着，对那些细节问题作出回答：为什么这些歌曲在音轨中要以那样的顺序进行排列？为什么配角是她？为什么是那个场景？所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是非题。它们是开放式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本身都可以成为一个故事，篇幅时而短、时而长。

我提出这些问题，然后听取回答。有时候在我听时，我的脸上会带着一份质疑的表情。有时候，我一边听，一边却走神。也有时候，你需要问出更开放式的问题。

你的重点是什么？

你为什么把注意力放在此处？

你在担心什么？

你的计划是什么？

我想，提问让你与和你共事的人之间多了很多互动。这很微妙。假设，你有一部电影遇到了困难。你问负责推进这部电影的执行制片有什么计划。在你仅仅只是提出这一问题时，你做了两件事：首先，你明确了她应当有所计划；同时你也明确指出，她对这一计划负有责任。问题本身暗示了执行制片负有双重责任，理应找出解决之道。

如果与你共事的是一群乐于从事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才华横溢的人，那么他们会更积极。但这是人性中的一项单一属性，即人们更乐于自发选择去做某事，而非被命令去做某事。事实上，你一旦对我说，我不得不去做某事时——去做一场讲话，去参加一场宴会，去戛纳走红毯——我便即刻开始找借口不去。而如果是邀请我去做某事，我有可能想去做。

我每天和演员一起共事，和那些漂亮、迷人、富有超凡魅力的人共事，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你来相信他们。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便是如此，这意味着拥有在观众身上施加魔法的能力，说服他们相信你就是你正在扮演的角色。一名伟大的演员就是在扮演角色的时候让观众认为那就是他。

如果停下来想一想，你便会意识到要雇到这种人，是非常困难的。对演员进行管控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常常习惯随心所欲，也因为他们的才华便是要说服你以他们想要的方式去看待世界。这也是你在一开始聘请他们时的原因。

我是这部电影的“老板”吗？导演是这部电影的“老板”吗？制片人和导演当然是这部电影的“老板”，但方式不同。

当你置身拍摄场地时，你可以一天花30万美元来制作一部电影。即使所有人都在睡觉，收费仍高达每小时12500美元。

所以若是一名演员发了飙，或是生了闷气，又或是想要找人给他的喷气式飞机重新添上燃料，他们可能会成了危及大局的人。你不能叫演员不在你的掌控之中，但你也不能让他们的心理状态变得一团糟。如果最终有人的态度变得恶劣，无论是演员还是工作人员，你都拍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当问题发生时，当每天承受着30万美元的代价时，你会想要找到一个沟通的方式，你可以说服明星来帮你一把。你需要拉拢他们，而不是任意差遣他们。

回顾1991年，我们拍摄了电影《大地雄心》（Far and Away）。我们找来了汤姆·克鲁斯担任主演。汤姆正值事业巅峰，年仅29岁，就已经拍摄了《壮志凌云》（Top Gun，1986年）、《金钱本色》（The Color of Money, 1986年）、《雨人》（Rain Man，1988年）和《生于七月四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1989年）。

汤姆并不难共事，但《大地雄心》是一部在制作上具有很高挑战的影片。这是一部老式的史诗类巨作，讲述两名20世纪末从爱尔兰前往美国的移民的故事。我们在爱尔兰和美国西部进行拍摄，开支高昂，但影片显然并不具有商业价值。当我们计算出电影的花费时，影视制作公司勒令我找出削减预算的法子来。

我在片场找到汤姆，我们进行了讨论。我说：“你看，你不是这条片子的制片。但我们所有人都想把它拍完。这是一部我们当艺术来做的电影，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怀有憧憬的故事。制作开销高昂，看上去我们得花不少钱，可我们没那么多钱。我们得守住底线。”

我对汤姆说：“你能带领那些演员和工作人员吗？你能成为那个牵头表率的人吗？”

他看着我，说道：“我百分之百能！”

他说：“在我不得不去厕所的时候，我会跑着去房车，然后跑着回到现场。我在追求卓越、互相尊敬、收紧开支方面，会作出表率的。”

他真的做到了，他起了表率作用。他的积极性得到了激发，而他也激发了其他人的积极性。

我并没有走进棚里，对汤姆说该怎么做。我并没有下令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艰苦，要花更少的钱把事做成。我只是说明了我们的处境。我选择的正是那位关键性演员，其他人都愿意尊重的那个人，而我仅是对他发起了一个问题：“你愿意成为这个表率吗？”

身处这种处境时，具有说服力和有所成就并不能担保什么。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你如何陈述自己的想法。对于我带着问题去找他，我以平等的姿态对待他，我视他为解决方法的一部分，我想汤姆是领会的。我容许汤姆对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心怀好奇。

这是汤姆个性中的一部分——他不仅仅只是想着自己。

在诸如此类的关键时刻里，比起用严肃的方式命令某人挺身，用同样严肃但询问的方式请对方挺身而出，你成功的概率会大大增加。汤姆便是如此。

我相信在为人处世中，向人们求助——而非下令指挥——尽管存在风险，却几乎总是明智之举。

例如，在我看来，我同朗·霍华德的合作关系之所以行得通，仅仅只是因为我们从来不命令对方去做什么。我们总是提出问题

如果我需要朗霍·华德给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拨打电话，我不会说：“朗，我要你给罗素·克劳打电话。”我会这样说：“给罗素·克劳打个电话，你觉得怎么样？”或是：“你觉得你要是打电话给罗素·克劳，会是个好主意吗？”或是：“如果你给罗素·克劳打电话，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除非朗问我的是一个明确的是非问题，否则我从不命令他去做什么。

这跟我和汤姆·汉克斯、汤姆·克鲁斯、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我不下令，我只提出问题。

我无疑是在传达我的想法，但我将选择权留给了他们。他们知道我想要什么，但他们也拥有自由的意志，他们可以说不。这不仅仅只是个人风格的问题。从真正意义上讲，询问而非下令的益处，在于这么做能够为一场谈话、一个不同的想法、一个不同的策略创造空间。

我完全信任朗·霍华德——我信任他的艺术直觉、商业判断、他对我的好感和尊重，以及对我们已经创作了的事物的喜爱和尊重。

所以我不想说：“朗，我要你给罗素·克劳打电话。”我想说的是：“朗，如果你给罗素·克劳打电话的话，会发生什么？”因为紧接着，朗可能蹙起眉头，提议用另一种我们手头拥有的资源去联系罗素。

我发现了另一个使用提问形式所带来的特质：传递价值观。事实上，比起以直接陈述的方式告知或是劝诫他人，你想要他们支持什么主张，提出问题能在无声中以更有力的方式传递价值观。

为什么我要问我的电影执行制片，是否喜欢这部无法推进的电影？因为我希望她会喜欢这部她正在做的电影。我们从事这项事业为时已久，而时至今日，唯一去做一个项目的理由只能是因为我们喜欢它。如果我对她说，或是对任何其他人说“让我们只做我们真正喜爱的电影吧”，这话很容易听上去像是一个目标，或是一套理论，甚至更糟——像是一句陈词滥调。

如果我直截了当地问：“你喜欢这部电影吗？”——问题已经明确指出，我认为我们真正的优先级是为什么。

此话在汤姆·克鲁斯和电影《大地雄心》身上同样奏效。如果我从洛杉矶飞抵爱尔兰，并且开始告诉所有人我们需要省钱，我们得加紧脚步拍片、砍掉特效、削减餐饮成本——那么我只算得上是个带着坏消息和毋庸置疑的行军令飞抵拍摄地的好莱坞执行制片。

如果我安安静静地同汤姆坐下来，并提出问题：“你能做表率吗？”——这是一个包含了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在意这部电影，我们得共同在合理的预算范围内，找出一个保护故事完整性的法子。我需要帮助。我对汤姆的敬意使我向他寻求帮助，以此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管理整部影片。这是一个力量强大的信息，却只被包裹在了六个字内，而结尾处并非句号，而是一个问号。

***

工作中的好奇心并不是一个风格问题。与此相比，其意义更重大。

如果你是老板，并且通过提出问题来进行管理，那么你是在为你的公司文化或是团队文化奠定基础。

你正在让人们知晓，老板是愿意倾听的。这并非关于为人“温和”或是“友好”，而是关于对现代商业世界复杂程度的理解，对视角多元化必不可少的理解，对创意工作举步维艰的理解。而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常常没有正确的答案。

让我们花片刻的时间来琢磨一个看似十分简单的案例：谷歌搜索页面的设计。

设计一个网络页面有多少种方法？设计一个以网络搜索为目的的页面有多少种方法？这当然会是一个趋近无限的数字。

谷歌的页面，相比它光秃秃、几乎称得上荒凉的表象而言，却具有传奇意义。一个干净的页面，一个搜索框，一个谷歌标志，两个搜索按钮：“谷歌搜索”和“试试手气”，剩下的就是大片的空白。如今，谷歌的主页代表了平面设计领域的巨大成功，一个化万维网的复杂无序成简约易懂的绝妙典范。（必应搜索引擎和推特似乎都在它们各自的主页上尝试过谷歌式的简约和戏剧化对比——但两者都没能抗住，各自的页面又凌乱了起来。）

关于设计谷歌搜索页面的故事，有两大令人神魂颠倒之处。首先，这是一场意外。谷歌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在1998年与拉里·佩奇（Larry Page）首次推出搜索引擎时，并不懂得如何编辑网页的内码，所以他设计了一个极尽简约的页面——这包含了他能够做到的所有技能。

其次，人们发现，简单干净的页面与其余那些繁复的网站相比如此不同，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了。人们同往常那样坐在干干净净的页面前，等待页面上其余内容加载进来，而不是键入他们的搜索信息。谷歌在搜索页面的底部植入了一行版权说明（目前已经删除），解决了这一困扰，以此好让用户们知道页面已经加载完毕。

因此，谷歌那高明的主页故事令人惊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并非由刻意的设计而来，而它的高明绝妙之处更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才得到彰显。布林不知道要如何用代码编辑出花哨的东西，所以他就没做。而这个成为了当今在线设计可操作性一大深具影响的典范，起初问世时是如此令人费解，以至于人们都弄不明白要如何使用了。

但这一主页完完全全不是谷歌的真正面目。谷歌是一个浩大的由代码和运算法则构成的列阵，是列阵给予了这家公司搜索网络，以及并对那些结果进行陈列的许可。一次谷歌搜索的背后是数百万行的代码——而谷歌邮箱、谷歌浏览器和谷歌广告背后则是另外数百万行的代码。

如果我们可以拟想出几十种，乃至数百种搜索页面的设计方案，想想看，这会有多少种可能的电脑代码编译方式。这就像一本书的呈现方式，或是一个故事在银幕上展现的方式。对于谷歌来说，这是一个故事，只是这个故事由0和1组成。

这是为什么在工作场合，提问比下达指令具有如此之高的价值。因为大多数问题——降低某人的胆固醇，让乘客快速高效地登上一架飞机，或是搜索人类智慧——都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它们的答案形形色色，其中有许多甚至妙不可言。

为了获取可能性，你必须找出他人大脑中的想法和反应。你必须向他们提问。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缺了什么？

这事儿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如果我们是客户的话，我们会如何解决？

这在电影业和其他行业同样适用。我热爱我们已经制作完成了的影片，但我们并没有出品标志性电影作品《阿波罗13号》和《美丽心灵》的“正确”版本。我们拥有的就是我们制作的版本——最好的，由我们拥有的演员阵容、工作人员、脚本和预算构成的版本。

汤姆·汉克斯和真实世界中的宇航员吉姆·洛弗尔一样，都代表了《阿波罗13号》；罗素·克劳则在《美丽心灵》中捕捉到了数学家约翰·纳什的灵魂和挣扎，以及他内在的世界。他们二人都将角色演绎得无与伦比。

但显然，这并不是那些电影可以被拍摄制成的唯一版本——若是我们没能和汉克斯或是克劳就那些领衔主演角色签成协议，我们会签别的演员。而整部电影将会全然不同——即使每一个演员、每一个幕后工作人员、每一句脚本台词都原样照旧。

想象娱乐电影公司电影制作部门的资深副总裁安娜·卡尔普（Anna Culp），为公司效力了十六年，起初是以我的助理身份入职。

“我们在着手每一件事时，都像是在‘提出充分的论据’。”安娜说到想象娱乐的文化时说，“被提问，意味着你总有机会将电影做得更好，并且有机会为了把电影做得更好而提出充分的论据。对我来说，这些问题意味着没有人是错的。大多数的时候，那都是些无关对错的决定。

“我们最终喜爱的那些电影，你真正没法想象它们出品时会是一副什么模样。但是在做像关于詹姆士·布朗的电影《激乐人心》时，跨时十六年，若是在不同的年份里出品，电影都可能会有不同的版本。

“在我看来，提问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我总是在问：‘我为什么在弄这些素材，在做这部电影？’

“而你知道，如果有件作品在资金上没有得到回报——如果说它没能成功的话，你会想要后退一步，然后说：‘我仍然为此感到骄傲。’

“从某种意义上说，提问的劣势，也是提问的优势所在。你会想要知道你是否有在实现期望，你是否在实现正确的期望。因为老板并没有告诉你要怎么做。我没法告诉你有多少次，我开完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心想：‘我们在拍的电影对吗？我们拍这部电影的方式对吗？我有在实现期望吗？’

“这不是一门科学，这是一项创意事业。”

正如安娜的清晰表述，这种“依好奇心的管理策略”潺潺波及人们每日对于他们的工作和处理工作的方式的每一处。

提问不仅授予人们提出想法和发起行动的权威，也带来将事物推进的责任。提问为各式各样的想法创造空间，并且制造出激发这些点子的火花。重中之重的是，问题传达出一条十分清晰的信息：我们愿意倾听，甚至在面对我们期许之外的想法、建议和问题时，我们也愿意。

当你身为老板时，问题具有极高的价值。但是我想，在工作场所，相反指向的问题也同等重要——人们应该向他们的老板提问。当人们向我发起与我时常问出的类型相同的开放式问题时，我是很欣赏他们的。

你在渴望什么？

你在期待什么？

这件事中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

这类问题能够让一个老板清楚地了解那些他自以为已经弄明白了，却往往完全不清不楚的事。事实上，所有级别的人都应该互相提问。这能够帮助瓦解公司中工作职能之间的屏障，而这在任何一个工作场所，都能够有助于对相信等级化职责体系有权决定谁的主意更佳的想法进行抨击。

当想象娱乐的员工向我提问时，我有诸多感到欢喜的理由，而其中最简明，也是最有力的一个是：如果他们提问，那么他们多数时候总是会听取答案的。

若是人们是在初始时提问，他们则更有可能对一条建议，或是一项直率坦白的指示发起思考。

想象娱乐远不是什么完美的工作之地。我们也有乏味的会议和没有结果的头脑风暴。我们传递错误的信息，我们误读，我们错失一些机会，我们推进一些本该放弃的项目。但是没有人害怕提问，也没有人害怕回答问题。

要让问题成为对人员和项目进行管理的中心组成部分，是困难重重的。我多年来利用问题帮助人们说出想法，我也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听取项目的进度汇报，而不是就此下达指令，这些做法令我在为人处世时遵从自己的直觉。

我认为，提问是一件还没有被人重视的管理工具。如果这并非你常规与人互动的方式，那么就需要你有意识地付出努力来改变。而你得作好准备，提问在开始时会放慢事物推进的脚步。如果你真心想要知道人们的想法、如果你真心希望人们能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如果你真心希望就问题和机遇开展一场对话——而不是强使人们执行毋庸置疑的指令——这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这就像是在你自己所属的组织机构里当一名新闻记者。

如果提问不是你的特有风格，这一举措在开始时可能会叫人感到惶惑不解。所以起步的最好办法是挑选一个项目，用问题来对这一项目进行管理。如果你可以在办公室里开始发挥好奇心，过一阵子你会发现收益变得可观。人们的创造力在逐步盛开，而你最终会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你对你每日里一起共事的人和他们大脑的运作方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你也对正在进行的工作本身有了更多的领悟。

此类文化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你不仅仅只是释放出一连串的问题——像是警探或律师在法庭上做交互询问那般。我们提出问题，不是为了听到自己将它们问出了口。

提问有两大关键元素。其一是环绕在问题周围的气氛。你在提出一个问题时，不能带着一种示意你已经知道答案的语气或是面部表情；也不能焦急难耐，向人们暗示你已经等不及要问下一个问题了。

提问的意义在于答案。而问题随同答案一起，得要鞭策一个项目或是一个决定的推进。而你必须听完答案。你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答案——作为一个老板、一名同事，或是一位下属。如果你不把答案当真，就没有人会把问题当真。你得到的只会是那些经过谋虑算计、好让所有人尽快摆脱这场谈话的答案。

换而言之，问题必须发自诚心实意的好奇心。如果你对于听取答案并不怀有充足的好奇，提问的行为唯一会铸就的就是质疑的加深，以及信任和参与感的降低。

***

研制出首例预防小儿麻痹疫苗的内科医生兼科学家的乔纳斯·索尔克，是我童年时期的英雄之一。索尔克是一位卓绝超群的人物。

如今，很难想象小儿麻痹会对家长和儿童带来多少恐慌。在以前，这可是一项致命的疾病。小儿麻痹是一种通过病毒传播引发的脊髓内膜感染病，它可能导致儿童死亡，或留下终身残疾，或造成严重的瘫痪，以至于人们只得在一个被称作“铁肺”的铁质呼吸器里度过余生。小儿麻痹无法治愈，也无药可救。孩子要是脖子僵硬或是发痛，会被火速送往医院，而有时候他们会在数小时后死亡。

小儿麻痹是传染病，然而在疾病蔓延的高发期间，就连传播的途径都不为人明确知晓。所以当疾病传染横扫全美国时，人们会把孩子关在家里，远离任何人群拥挤的地方——不能去看电影、不能去夏令营、不能去海滩、不能去游泳池。

1952年，即我出生后的第二年，美国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小儿麻痹症病毒传染事件——58000人感染了这项疾病，3145人死亡，21269人的身上留下了某种程度的残疾。[28]

仅在娱乐行业，患小儿麻痹幸存下来的人数，就能够为我们生动形象地展示出那场疾病蔓延的辐射之广和危险之大了。艾伦·艾尔达（Alan Alda）还是孩子时得过小儿麻痹，有过同样遭遇的人还有米娅·法罗（Mia Farrow）、梅尔·弗尔（Mel Ferrer）、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约翰尼·维斯默勒（Johnny Weissmuller）。其他还有科幻小说作家阿瑟·克拉克、卓越的新闻编辑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Itzhak Perlman），他行走时仍然需要支架和拐杖。

乔纳斯·索尔克是一个意志力坚决、颇有独立思想的病毒学家（virologist），就职于匹茨堡大学时曾研发出一种小儿麻痹疫苗的“死疫苗”（killed-virus）形态。疫苗使用小儿麻痹病毒中的去活化（inactivated）病毒激活免疫系统，使人们在接受了两剂疫苗后对病毒感染产生免疫。

当索尔克的疫苗于1955年公之于世时，索尔克成为了一位举国闻名，乃至举世闻名的英雄。免疫项目即刻启动。至20世纪50年代末期，全国范围内仅有数百例小儿麻痹的发现病例。数万人在面临生存挑战，乃至死亡挑战时得到了拯救。每个人都摆脱了小儿麻痹投射在他们生活上的阴影，回归自己的生活 。

索尔克博士生于1914年，当疫苗公之于世时，年仅40岁。在我决定与他会面之际，他已经在加利福尼亚的拉荷亚（La Jolla），即圣地亚哥的北部，为生物学研究建立了一座名为索尔克学院的科学研究中心。

索尔克当时已年近七旬，极难取得联系，几乎是没有可能的。我花费了超过一年的工夫，仅引起了他办公室里某人的注意。后来，我发现索尔克博士的助手，一位名叫琼·亚伯拉罕森（Joan Abrahamson）的女士，也是一位麦克阿瑟基金（MacArthur Award）得主，一位被称作“超级天才”的得奖主。

我定期与她交谈。她知道我有多么崇拜索尔克博士，也知道我对于与他会面一事多么感兴趣。她也知道，索尔克博士尽管保持低调，但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脑袋空空的科学家。索尔克博士兴趣广泛，或许会很享受学习一些来自电影行业的知识。

1984年，《现代美人鱼》上映不久之后，琼告诉我说，索尔克教授会在比弗利山的比弗利威尔谢尔酒店举办的一次科研会议上发言。如果我想在早间与他见面的话，他可以在会议的间隙与我见上一面。

这自然算不得理想的见面方式。规模宏大的协会会议总是人满为患，烦乱不堪，到处充斥着喧哗和骚动。但我当然不能说“不”。会议那日早上，我感觉有些感冒。我很疲惫，脑袋轻飘飘的，喉咙有些发痒。

当我那日早晨来到会场时，我估计自己看上去有点病怏怏的。若那日是与乔纳斯·索尔克见面之外的任何事，我都会掉转方向盘，回家。

我见到了琼，然后见到了索尔克博士。此时已接近中午。索尔克博士有些顾虑地看着我，然后问道：“你怎么了？”

我说：“索尔克博士，我今天早上恰好感觉身体不太舒服。我感到脑袋有些轻飘飘的，胃里有点恶心。”

他即刻说道：“我给你弄杯橙汁来。”在我开口说话前，他已经匆匆忙忙去了厨房，然后带着一大杯橙汁回来。

在这件事发生了许久之后，大多数人才听说了有一项研究表明，若是刚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橙汁是真的可以帮助恢复精神的。索尔克博士说：“喝这个，它能急剧增加你的血糖，你很快就会感觉好些的。”

我喝掉了一整杯，他说得没错，这有效。

这是一场令人感到惊异的初次见面。索尔克博士平易近人，通晓人情世故，善于观察——他不是某类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天才。事实上，他的言行举止像是一个内科医生。他即刻就留意到有些情况不对劲了，而他想要照顾好我。

那日上午，我们的谈话时间仓促，不超过30分钟。索尔克博士是一个骨架子纤细的人，非常友好，智商非常高，他也很忙碌。我们就他在索尔克学院的研究作了些讨论（在他职业生涯临近尾声时，他花费了许多时间试图找到针对艾滋病的疫苗），而后我又聊到了拯救如此众多生命所带来的影响力——他对此谦虚极了。

索尔克博士最后邀请我前去参观索尔克学院。我去了，我们建立了友谊。我关于好奇心提问的想法激发了他的兴趣，他提议出一种扩展版本。他建议我们二人分别邀请两位真正有趣的人，去我在马里布的宅子，开展一场耗时一整天的对话。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有六到八个人，来自全然不同的领域，在一个放松惬意的氛围里待上一整天，相互交换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问题。这是一个多么妙不可言的点子！

我们做到了！索尔克博士邀请了一位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机器人学专家，以及撰写了《像艺术家一样思考》（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的理论学家兼讲师贝蒂·艾德华（Betty Edwards）。我带来的是制作了《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和《窈窕淑男》（Tootsie）的导演兼制片西德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以及制作了《星球大战》和《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的制片人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而乔治又带来了他当时的歌手女友琳达·朗丝黛（Linda Ronstadt）。

整件事都是索尔克博士的主意。他心怀好奇，尤其对“媒体意识”的运作方式——像卢卡斯和波拉克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他们创造了什么感到好奇，而他也对叙事一事心怀好奇。这令人感到十分放松惬意。我们并没有解决什么世纪难题，但我们确实将六个通常意义上没有可能相遇的人塞到了一个房间里。

我与乔纳斯·索尔克交往之间最为令我记忆犹新的时刻，还是我们初见的时刻——一份从开始便实事求是、简单质朴、充满人情关怀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虽然索尔科博士当时尚还处在与我会面的过程之中，他却留意到了我的情绪低落，他很是体谅周到地问起缘由，并即刻给予了帮助。在如今，若是有人问出关于你的问题，然后留出足够长的时间来等待答案，似乎都要引起震惊了。

好奇心引起了同理心。对某人上心，就要知道关于他们的相关信息。好奇心引发兴趣，也创造出兴奋的感受。

初次约会的美好，总是充斥着一连串的问题和答案，这正是去发现对方、了解对方与你之间的联系在哪儿、对方又有何与众不同之处的那份兴致。你无法断言，是对方向你提问，还是你向对方提问，更有趣。

但在数月或是数年之后，男友与女友、先生与太太之间彼此熟悉，建立了一份牢固又亲密的关系。这是美妙又具有安全感的：你了解对方，你可以依赖对方和他们给你的回应，你甚至可以预测他们回应的内容会是什么。你爱那个人，你爱那个人在你脑中和心中记忆的那个版本。

然而，熟悉是好奇心的敌人。当我们对最亲密的人的好奇心消失时，也就是我们之间的联系开始瓦解崩离的时候了。它在悄无声息中散裂，几乎无法被人识别和察觉。当我们停止向身边人提出带有真情实感的问题时——至关重要的是，当我们真正停止倾听答案的时候——正是我们开始失去彼此联系的时候。

“今天在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亲爱的？”

“没什么。你呢？”

设想一下，有一对35岁左右的夫妻。现在是晚上9点，他们的两个孩子已经上床睡觉了。他们感觉疲惫。他们或是在收拾厨房，或是在整理洗好的衣物，或是坐在家庭活动室里看电视，或是在作上床睡觉前的准备。在一天即将落下帷幕之际，他们在想什么？我得记得让人们回复是否出席生日派对。明天的项目评审上，我要怎么应对萨莉？我想知道最近汤姆为什么如此冷淡。我又忘记预定航班了！这对男女之间的谈话毫无逻辑，或是务实得太纯粹了——她做这个，他就做那个。

或许这只是上床睡觉前某个疲惫而安静的时刻。但若是连续一个月的晚上都像这样共度，甚至连续一年的晚上都像这样，他们之间便会慢慢疏远。

熟悉感令人感到舒适，甚至内心笃定。但伴侣会停止对彼此感到好奇——打心底里的好奇。他们不再问出真正的问题，他们也不再倾听回答。

这说来确实有些简单，但最快速地能为你们的关系重新注入能量和激情的方式，便是将真正的好奇心带回关系之中。询问对方一天过得如何，留心倾听回答；询问孩子们的伙伴，他们的课程，学校里发生了哪些叫他们觉得有趣的事，然后留心倾听回答。

可以试试你在初次约会时会问的问题——问问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反应。

你怎么觉得……

你怎么认为……

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都会问很笼统的问题：工作怎么样？学校怎么样？赶紧向那些问题挥手告别吧，因为95%的时候，答案会是“没什么”。仿佛你的太太在办公室，或是你的孩子在学校，花了8个小时的时间默不作声地瞪着一堵空白墙壁似的。你需要的是没法用一句含糊不清的话搪塞了的问题。

萨莉对你关于项目启动的新想法怎么看？

你喜欢梅尔先生的历史课吗？

你对在下周定期大会上要发表的讲话，是怎么想的？

今年的音乐剧谁想报名试试？

或许这个周末，我们该去冒一次险。周六下午你想做什么？

若是双方重燃发自真心的好奇心，可以救助多少乏味的婚姻！我们需要每天提醒自己，即使我和这个人住在一起，但我并不真正了解今天的她——除非我今天了解了她过得如何了。

我们不仅仅只是将那些与我们最为亲密的关系视作理所当然。我们同样以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知道今天发生了些什么了，我们知道他们的想法了。

但其实不然。这是好奇心的部分乐趣所在，也是好奇心的部分价值所在：它会制造出惊喜。而在惊喜发生之前，首先到来的是敬意。发自真心的好奇心需要尊重——我在乎你，我也在乎你在这个世上的遭遇，而我想要对此有所了解。

这让我想到朗·霍华德。我感觉到自己对朗的了解如同我对任何一个人的了解，而我无疑在专业和个人领域对他有所信赖。但我从不擅自以为，我知道他对某件事物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会通过提问来找到答案。

同样的尊重、好奇和惊喜，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和职场中同样强大有效。由此看来，每一场对话都是一场好奇心提问。这是另一个关于好奇心在根本上充满了恭敬礼数的范例——你不仅仅是在对你正在与之交谈的人提问，你是发自内心对她要给出的说法、她的视角、她的经历感兴趣。

在工作中，你可以通过对员工的滔滔不绝来实现管理和经营——但这么做时，你的管理工作并不会十分出色。要成为一名好的管理者，你需要了解那些与你共事的人，如果只是你一个人在说话，你是无法去了解他们的。而如果你对你与之共事的人并不了解，你显然无法激发他们的灵感。

在家，你可以和你的伴侣或是孩子共处一室，然而，除非你能够问出关于他们的问题，并且聆听答案，否则你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好奇心是通往这些关系，以及重新打开这些关系的大门。它能令你感到不孤独。

顺便一提，我喜欢人们对我怀有好奇。当人们向我提出有趣的问题时，我会感到受用，我喜爱精彩的对话，我也喜欢讲故事。成为好奇心的对象，和心怀好奇几乎同样有趣。

好奇心并不总是与成就相关——并不总是与对某个目标的趋势有关。有时候，这仅仅是为了与人们建立联系。也就是说，好奇心可以是为了维系亲密的感觉。这并非与某个目的有关，而是事关幸福。

***

你对某人的爱意，也能够代替对方引燃你的好奇。

我的长子赖利（Riley）生于1986年。在他三岁半时，我们意识到他的神经系统、心理状态和他的反应有些异样。赖利的母亲库奇（Corki）——我当时的太太——和我花费了多年时间，来试图弄明白发生在他成长发育中的那些事情。随后在他大约七岁时，被诊断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s syndrome） 。[29]

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对于亚斯伯格症候群的治疗比起今天更为模糊。赖利是一个快乐的孩子，我相信他愿意与人接触。我们想要以尽可能最具建设性的方式，来帮助他与世界取得联系。

我们尝试了不同风格的教育。我们尝试了利他林（Ritalin）[30]——尽管只有很短的时间。为了让他获取所需要的帮助，一直以来，这于他、于他的母亲、于我来说，都是一次没有终点的旅程。

在赖利成长的过程中，我开始思考精神疾病，以及与此而生的屈辱感。我本人无疑是从由阅读障碍引发的屈辱中幸存下来的。赖利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但若是你不明白世界在他眼中的模样，你或许会被他弄得晕头转向。我想要做一部真正对那些围绕在精神疾病周围发生的事件发起拷问的电影，来帮助消除由此引发的偏见。我心里总是留着这么一个理念。

1998年春，《名利场》的剪辑师格莱登·卡特（Graydon Carter）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我必须读一读六月刊上的一篇文章，是西尔维娅·纳萨尔（Sylvia Nasar）的一本名为《美丽心灵》的著作节选。故事讲述的是从普林斯顿学成毕业、却承受着精神分裂带来的毁灭性折磨的数学家兼诺贝尔奖得主约翰·纳什（John Nash）的人生。这篇节选看得我目不转睛。这是一篇关于天才与精神分裂症病患编织在一起的故事——关于成就、精神病和战胜屈辱——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了一个真实人物的人生之中。即使当我在翻看《名利场》时，我仍在思考着赖利的事。

我即刻明白了两件事。我想要拍摄一部《美丽心灵》改编的电影，一部关于享有诺贝尔桂冠殊荣、却同时饱受精神分裂之苦的数学家的人生的电影。而且我希望这会是一部能够打动人，令人们在面对那些有所不同的人时——患有身体缺陷或是精神疾病的人，态度和行为方式会有所改变的电影。

《美丽心灵》中有一部分的力量来自于这一不同寻常的卓越洞见：不仅仅是让局外人与存在差异的人之间产生联系很难，让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人与任何人产生联系都很难。当事人也在苦苦挣扎着想要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挣扎着理解人们对他做出的反应。

为了《美丽心灵》电影版权的归属，举行了一次拍卖，而作为拍卖的一部分，我与西尔维娅·纳萨尔进行了交谈，同时还有约翰·纳什本人以及他的太太艾丽西亚（Alicia）。他们想要知道我为什么做这部电影，而我想要做出什么类型的电影。

我聊了一会儿我的儿子，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我讨论的是关于约翰·纳什的故事。当时我已经制作出品了两部涉及真人故事改编的电影——《大门》（The Doors）和《阿波罗13号》。我必须说实话，告诉他们我想从他们的人生出发，做出怎样的电影——我必须告诉他们实情，如果我拿到了电影版权，我必须遵循我所做下的承诺。

我告诉约翰·纳什，我不会将他刻画成一个完美的人物。他才气非凡，但同时专横自负，是个顽固的家伙。这很重要。他和他的太太之间有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我说：“我想要做的是一部赞颂你的心灵和爱情之美的电影。”

这就是我们做出的电影：影视编剧阿齐瓦·高斯曼（Akiva Goldsman）倾尽才华，朗·霍华德执导，罗素·克劳和珍妮弗·康纳利（Jennifer Connelly）的演绎为电影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当我们还处于这部电影的初步制作阶段时，我思考着如何向观众传达一位精神分裂患者的大脑运作方式——如何在银幕上进行展现。西尔维娅·纳萨尔的书并不包含另一种交替存在的对现实的感知。但我并不希望《美丽心灵》这部电影仅仅只是单纯从约翰·纳什周围人的视角对他进行刻画。这并不能带给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揭示或是联系。

就在《美丽心灵》快要令人不知所措时，终于有了解决之法。有一天，赖利和我一同观看史丹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电影《闪灵》（The Shining）。电影中有一幕极为生动，杰克·尼克尔逊（Jack Nicholson）身处一座酒吧，和并不存在的人进行交谈。这立即击中了我。我想我们应该找到一种能够展示纳什眼中的现实的方式——通过从他的视角看到世界的模样，来展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运作方式。这正是我们所做的：约翰·纳什眼中的真实世界，与其他任何人眼中的真实世界迥然不同。

阿齐瓦·高斯曼完美捕捉到了这一概念——而我认为，这正是在罗素和珍妮弗毋庸置疑的成功塑造之外，电影本身的魅力源泉。

电影不仅大获成功，票房表现出色，还赢得了四座奥斯卡奖杯——朗和我获得了最佳电影奖，朗还获得了最佳导演奖，阿齐瓦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奖，珍妮弗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而约翰·纳什和艾丽西亚·纳什与我们一同出席了2002年那晚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而真正的成功在于，影片对如此多的人产生了影响。大街上的人向我走来——人们如今仍会向我走来——说，你帮助我明白到，我的孩子、我的侄女，或是我的母亲正在经历着什么。我记得电影上映不久之后，有一次在马里布的拉尔夫超市，一位女士向我走来，告诉我她被这部电影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我制作《美丽心灵》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被这则故事触动，我们制作这部电影的方式，直接来自我的个人经历。而在我看来，正是这一制作方式，令之成为了一部具有如此之高影响力和价值的电影。我想要帮助赖利的好奇心和决绝毅力，引领我完成了《美丽心灵》的制作。而我作为他父亲的经历，观察他体验世界的经历，也引领我们找到了一种完全原创的处理精神疾病的方式。《美丽心灵》无疑是我迄今制作的电影中最满意的一部了。

6 良好的品位和反好奇的力量

如果我们不提出质疑，拷问那些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相的人，质疑那些位高权重的人，那我们就要为下一位信步闲庭而至的江洋大盗——或来自政治，或来自宗教领域——唾手可欺了。

——卡尔·萨根（Carl Sagan）[31]

我们在想象娱乐电影公司摄制的电影，在场景、故事、声调上，种多类繁。

我们制作过一部关于实现美国梦的电影——《美国黑帮》。主角是仅有初等文化水平的非裔美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的海洛因交易圈力图登上高峰。这也是一部关于美国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电影。

我们制作过一部关于得克萨斯乡村高校足球队和怀揣热情的电影——《胜利之光》。这是一部关于男孩成长经历、如何发现真实的自我的电影；这是一部关于团队协作、社会群体和身份认知的电影；这也是一部讲述沮丧失望的电影。在电影《胜利之光》的高潮部分，帕米亚高校的黑豹队输掉了一场对他们而言意义重大的比赛。

我们制作过一部关于嘻哈音乐的电影——《8英里》，讲述一位白人嘻哈艺人。

我们制作过一部电影《深喉》（Deep Throat），这是一部关于口交的情色电影，是如何在我们的文化中对某一关键主题进行定义的电影。

我们制作过一部关于获得诺贝尔奖的数学家的电影——《美丽心灵》。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罹患精神疾病、身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却无论如何要在这世上努力发光发热的故事。

关于所有这些电影，有两件事是相似的。

首先，它们讲的都是对人物角色的成长、缺陷和优点的发掘，对情感伤害的克服，以及成为一个完满的人的故事。对我来说，美国梦所关乎的是克服阻碍——你的出生条件、有限的教育资源、其他人对你的认知方式，以及一些根植在你自己大脑里的东西。克服阻碍本身是一种艺术形式。所以，若是我制作的电影有一个单一的主题的话，那就是关于如何利用你的有限条件，获得成功。

其次，它们中的任何一部，在好莱坞都没有人真正想做。

关于发挥好奇心来规避在好莱坞和通常意义的职场上如此常见的否定“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大多数有些许偏离主流的想法，所引发的第一反应都会是不适的感受，而人们在感到不适时的第一反应则是说“不”。

我们为什么要美化一名贩卖海洛因的毒枭？[32]

那支足球队不应当赢得那场意义重大的比赛吗？

谁想要观看一部关于一个苦苦挣扎中的白人嘻哈艺人的电影？

好奇心帮助我找到那些鲜明尖锐、与众不同、富有趣味的理念和想法；好奇心提供宽泛的经历和对流行文化的理解，令我获得一种能辨识出新兴事物会在何时引发共鸣的直觉本能；好奇心给予我勇气，对那些有趣的想法产生信心，即使它们并不招人待见。有时候，你不只是想要将大众引向一些主流事物，而是想要为一些非常规的事物制造受众。

我喜欢具备灵魂的项目——拥有内在心灵的故事和角色。我喜欢对一些事物怀有信仰。我喜欢关于流行偶像的想法——那些从事前沿性的，而非过于极端化的工作的流行偶像。正是在这些时刻里，我与那些至关重要、极为别出心裁的事物打上了照面。我触碰到的是好奇心的极限。

然而有时候，你需要反好奇（anti-curiosity）。

当我有了一个超出常规、我钟爱的想法时，我要把“我正在实现这个想法”这样的话说到最后。当别人对我说，这为什么是一个糟糕的想法时，我还能继续坚持去实现这个想法。这就是反好奇。反好奇不仅仅是对一个有趣的想法紧抓不放，面对质疑和拒斥时推进前行的决绝之心；相比于此，反好奇要更独特和重要得多。

反好奇，就是你关闭自己的好奇心，抵触获取更多信息，要对反对的人说：“别，这就够了，别告诉我你所有否定的理由。”当你正在为一部电影筹谋资金赞助、组建演员阵容时，你已经在大脑里为这部影片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你已经一次又一次地问过自己，这个故事为何有趣，这个脚本出色在哪儿，你想邀来摄制这部影片的人为何符合这一故事和脚本。

好莱坞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提出充分的论据”，这就是我们终日里在做的事。任何一个成功的制片，或是导演、演员都在“提出充分论据”一事上表现突出。

当有人对你说“不”时，你会以为我会立即好奇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说“不”。或许他们在为一些小事，一些我可以轻易解决的事感到心神不宁；或许会有连续四个人表达出相同的疑惑，在对我说“不”时给出相同的理由。难道我不想要知道这些吗？或许在我听取了一个想法为什么没有赢得支持的缘由后，我会像一个阅读了民意调查的精明政客那样，改变自己的主意。

但这么做毫无意义。你最终会将一则有趣且非常规的故事，塑造成一则模样有所不同、但符合大众理念的故事。所以，当有人对我说“不”时——几乎总在发生——就此打住。我不希望他们围绕为何我的想法毫无长处、为何不符合他们的胃口，或若是我对其作某种程度的重新配置的话，为何会好得多，来展开漫长持久、循循劝诱的争辩。

我谢绝所有这些信息的输入，因为我担心会被人说服，放弃自己真正相信的事物。我担心会被人说服去从事一些我并不相信的事物——仅仅只是因为有一个聪明过人、善于劝诱的人坐在我面前，提出了他的充分论据。

如果我就某些根本上的事物——如我们要做的一部电影——形成了一个看法，如果我已经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好奇心，那么我不希望就此获得多余的信息了。我不想有人对一个我已经敲定了的事关艺术的决定，来试图重建其“环境条件”。

不管怎么说，感谢他们提出意见，但我不想听。因为有另外一件我确信无疑的事——谁也不知道什么才是一个好的想法。至少，对于什么才是好的想法，我相信你了解得不如我多。在一部电影登上银幕之前，好莱坞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什么才是好的想法。我们只有在想法被实现后才了解到，这是否是一个好的想法。

顺便一提，这与电影是否大卖无关。在想象娱乐电影公司，我们拍摄了一些叫座的电影，但它们未必是伟大的电影。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制作了一些票房成绩并不卓越、但了不起的电影——《极速风流》（Rush）、《激乐人心》《对话尼克松》和《大门》。

进展前期，我对于某些自认是出色有趣的想法所怀有的热情，正如有人认定其并不出色有趣一样有理有据。但相信某样事物是一个具有价值的想法，这种确信感脆弱不堪。要持续推进，则需要体力、决心和乐观主义的精神。我不希望其他人的消极立场会进驻到我的意识之中，来破坏我的信心。我不需要听到一连串的批评声——无论这是否发自真诚。当你在努力将一部电影做成时，当你正在提出充分的论据时，你已经花费了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致力于此。若是你需要将此事做成，并对其保护的话，你需要的则是树立起一堵刀枪不入的壁垒。

当我与我所希望能够加入到我们中来的人进行讨论时，其中的某些运作方式就会是这样。我会发出脚本，我会发出所有的信息——我是制片，朗·霍华德是导演，这是预算，这是演员阵容。

片刻后，我拨通电话。他们会说：“我们不打算接。”

我会说：“你不打算接吗？说真话吗？你确定不打算接吗？好吧，非常感谢。我向你花时间阅读表示由衷的感激。”

若这是一些在我看来真正适宜的事物——如果我认为他们如是做是在铸就错误时——我或许会说：“你不能拒绝！你必须说行！”

到此为止，没有好奇心作祟，树立起了反好奇的壁垒。

因为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花费一小时来思考这一项目，然后着手对演员进行重新试镜的人，我为此已经思考了三年时间。如果他们说“不”，我需要我所有的决心和自信来攥紧这一想法不放，将它带到第二个怀有同等激情和热忱的人面前。在你试图吸收并中和每一个人的批评时，你将一事无成。

曾有过那么一些时候，我太早地发挥自己的反好奇了。朗·霍华德和我在1986年让想象娱乐电影公司上了市。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经营创意公司的革新方式。然而，上市公司在经营上却要比私人企业复杂得多。最终发现，在如电影电视制作行业这般凡事无确定性的行业领域里更是如此。我们变得资金不足。我们对所有与上市公司相关的条律规则感到不适——我们不得不披露的、我们被允许讨论的，以及我们不被允许讨论的内容。七年后，即1993年，朗·霍华德和我又将公司从股东手里收购了回来。在上市之前，我们显然对于成为一家“上市”公司会需要我们付出什么，没有抱足够的好奇。

若我们谈论电影的话，有一件真正叫人难以忘怀的事例，对此我本不应该中止自己的好奇心——1990年起步的怪诞类电影《哭泣宝贝》（Cry-Baby）。好奇心让我喜欢上了这部电影。从导演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那里收到了一份脚本。我阅读了脚本，它吸引了我。

我恰好才看过由沃特斯编剧执导的《发胶》（Hairspray），并且对此心生喜爱。我认为《哭泣宝贝》要么会是一部失败之作，要么会成为像《油脂》（Grease）那样超出人们预期的大卖电影。我同意了。我们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演员阵容来协作约翰·沃特斯——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领衔主演（这成了他在电影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其他还有威廉·达福（Willem Dafoe）、帕蒂·赫特斯（Patty Hearst）、特洛伊·多纳胡（Troy Donahue）、乔伊·希瑟顿（Joey Heatherton）、伊基·波普（Iggy Pop）和奇希·劳尔兹（Traci Lords）。

我喜爱同约翰·沃特斯的合作。我喜爱同约翰尼·德普的合作。但有一件事我没做：我并没有回头去观看约翰·沃特斯的其他电影。有两个人叫我去看——他们说，在你给一部约翰·沃特斯的电影出钱之前，去把约翰·沃特斯的一连串电影都看了。他完全和主流不沾边。他们说，在你给《哭泣宝贝》开绿灯前，至少看完那部前卫十足的《粉红色的火烈鸟》（Pink Flamingos）。

以上这些我一样没做。我不希望自己有任何诸如此类的踌躇。我已经下定决心，认为自己有了足够的好奇——足够好奇到看清这部约翰·沃特斯的电影是怎么回事。

在票房上，《哭泣宝贝》成了毒药。教训再清楚不过了：我本应看看约翰·沃特斯之前的电影的，我应该看看《粉红色的火烈鸟》。我并没有全然地接纳这部脚本。我变得激情昂扬，并且不想对自己的直觉作第二次评估。

那么，你如何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心怀好奇呢？想要弄明白看上去似乎很难，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多数时候，好奇心令人精力充沛。它激发你的动力，引领你去过去未曾去过的地方，将你引荐给素未谋面的人，教会你关于那些你已经认识的人的全新事物。

有时候，好奇心载你去那些极其令人感到不适或是痛苦，但却是尤为重要的境地。阅读关于虐待儿童的内容并不容易，阅读关于战争的内容也不容易，听闻关于你所爱的人的苦难经历更不容易。但在所有这些类型的事件发生时，你有义务去了解、去倾听、去领悟。

有时候你不得不听取人们对你本身发起的批评——一个聪明的老板或许关于如何在工作上更高效、关于如何更好地写作，或如何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拥有极好的建议；而一位同事或许会告诉你如何消极怠工、如何摧毁自己的成果，或如何破坏那些你需要滋养的人际关系。

在那些时候，即使对话本身可能令人感到不悦，却会有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事物可以从好奇心中、从倾听中得到汲取。

当你面对的结果与你需要的恰好相悖时——它们叫你的士气衰竭，热情干涸，丧失自信心——你就知道你要叫停你的好奇心了。当你在接受一份批评，但批评并不具备太多助益时，就该是发挥反好奇的时刻了。

***

我承认，我并不明确知道那些有趣的想法都是从哪儿来的。但我大致了解：在将大量的经历、信息、视角进行混合，并留心那些不同寻常，或是具有启发揭示性质的，或是新颖的事物时，那些有趣的想法便由此而来。但了解到好的想法从何而来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你与想法相遇时，能够辨识出那个你认为的有趣想法。

这无疑带来一个问题，因为我刚才说过，在好莱坞，直到我们看到一个想法被实现成形、存在于世之前，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什么才是一个好的想法。

一部围绕对恐怖分子的逮捕架构而成的电视剧，其中的正面人物遵照现实世界中的时间感，与时间赛跑，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一部关于一个花费四十年时间逐步打造出美国联邦调查局目前形态的男人——极为聪明，又极为怪异——同时塑造了打击犯罪的形态模式，乃至美国形态模式本身的男人。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身为律师的金·凯瑞在24小时的时间里不可以撒一句谎。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身为大学教授的汤姆·汉克斯，需要找到圣杯来洗清自己的谋杀指控，并在过程中揭露天主教最深处的秘密。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所有这些想法最终都真正得到了绝佳的实现——我相信它们是好的想法，我们为它们中的每一个想法都组建了幕后的团队，而那支团队都制作出了优秀的电影作品和电视节目。

我们也有最后并没有被妥善实现的有趣想法。罗素·克劳出演一个20世纪20年代一蹶不振的拳击运动员，最后重势回归，成为世界冠军。这样的电影会是如何？这就是电影《铁拳男人》（Cinderella Man）。对于常去电影院的人来说，这算不上是轰动一时的成功之作。

戴维·弗罗斯特（David Frost）四次采访了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这样的电影会有戏剧性吗？对于经常看电影的人来说，这应该也没什么吸引力。然而，《对话尼克松》是一部优秀的电影——获得了五项奥斯卡提名和五项金球奖提名。

你可能喜欢或是不喜欢这些电影电视作品。但重要的是，当它们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时，我认为它们是具有真正价值的想法，我认为它们是有趣的。在对每一个故事进行开发和实现时，我都热情满满地投入工作。我不仅认为它们是有趣的想法，而是信仰，而后我所发起的行动仿佛它们就是有趣的想法无疑。

而我是如何知道它们具有值得一做的价值的呢？

这是品位问题。

在我看来，它们是好的想法。但我对于诸如一部电影或是一场电视节目等事物的观点，与一个购买电影票和爆米花前去观看《大话王》和《铁拳男人》的观众的观点并不一致。

我关于此类叙事方式的“观点”，是以我几十年的经验为基础的——听取人们对电影想法的讨论，阅读他们的提案，阅读他们的脚本，观察那些从想法到脚本到银幕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我的观点，是以对制作具有优秀品质的电影作品和电视节目所需的必要工作的一遍又一遍的领悟和理解为基础的——试图弄明白为什么品质有时候与受欢迎程度有关，而为什么有时候又没有关联。

所有我说“不”的事物，是以一些娱乐行业的人从未知晓的事物为基础的。因为我说“不”的次数和所有人一样多，那些向我们发起提案，但没有被制作成电影的故事，在品位衡量上，与那些我制作成电影的故事事实上受到了同等的重视。我身边总有被搁置了的电影项目。我们正在试图制作拥有良好品位感知的电影。

我确实认为我对电影的品位出众。但这显然只是我个人对于此事的品位感知。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对电影有良好的品位，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对电影有良好的品位——但他们的电影同我们的电影相较，看上去毫无相似之处。

如果你有良好的品位，有三件事可以肯定。首先，你有能力判断某件事物的品质，无论是音乐、艺术、建筑、烹饪、电影，还是书籍。其次，你关于某件事物是否具备有价值的感知，仅属个人产物，这是你将一种视角代入到你的判断中时的产物。第三，关于你所有的判断，存在一些普适通用的事物——你的品位可能获得那些并不如你有经验、品位感知也不如你成熟稳健的人的理解和欣赏。你的良好品位来自教养和培育，携带一抹个人主义色彩，以及某种程度的感染力。

事实上，品位是一种经由教育和经验累积，可以对其作清晰表述，可由他人或认同或持异议的观点。

我所认为的好想法，来自我四十年的经验——我的品位——在我想到的想法上的使用。当然，比这还要再略微复杂一些——有些想法虽然是好想法，但在商业领域很难有收益；偶尔我也会挑几个不是最好的想法，一些仅仅只是好玩、十分具有娱乐价值的项目。

所以，为了找到有趣的想法，为了拥有好的想法，我们中多数人需要好奇心。怀揣真正的自信，将那些想法识别出来，你需要的则是良好的品位。而为了养成和提高品位感知力——具有个人风格和丰富经验的判断力——你仍然需要好奇心。

这就是我大部分品位感知力的来源：好奇心和经验。

如果你只听过一首歌，譬如滚石乐队的《给我庇护》（Gimme Shelter），你对音乐不可能拥有良好的品位感知。如果你在艺术方面的经验仅仅只是看过安迪·沃霍尔，或仅仅只是看过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你对艺术的品位感知不可能得到进化。

你或许会说“嗨，我真的喜欢这首歌”，或是“嗨，我真的不怎么中意安德鲁·怀斯的那些画”。但这并不是品位，这是观点。

开发一种品位感知，意味着将你自己暴露在包罗万象、意义宽泛的某件事物之中——包罗万象的音乐，包罗万象的视觉艺术——也不仅仅只是暴露你自己，而且要提问。为什么安迪·沃霍尔会被认作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在投入艺术的同时，在思考什么？那些拥有被妥善开发了的品位的人，如何看待他的艺术？在沃霍尔同时期，有什么其他艺术的诞生和出现吗？他的巅峰作品有哪些？是哪些人认为他的艺术作品卓越非凡？沃霍尔影响过哪些艺术家？沃霍尔对文化的其他方面有过哪些影响？

显然，对你正在关注的事物产生喜爱之情会有所帮助，因为开发一种品位感知需要托付和投身。如果你不真正喜爱收听嘻哈音乐，没有理由去开发关于嘻哈音乐的品位感知；此话在歌剧上亦是如此。

所有好奇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服你对安迪·沃霍尔，和其他人持有相同的观点。而是为了给你一个体系框架，从而对他的作品产生领悟。你仍然拥有属于你自身的反应——你可以说，我理解安迪·沃霍尔的重要所在，但我真的不喜欢他的艺术作品。这不合我的口味。

所有好奇心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将某些有趣好玩的事物，如音乐，变成累人的杂事。我们都认识一些彻底沉浸在现代音乐中的人，他们知道每一个新成立的乐队，他们知道每一种新的风格，他们知道谁出品了谁、谁又影响了谁。像那样的狂热音乐爱好者，能编制精彩绝伦的播放列表。因为他们热爱音乐，所以他们能以精准的方式编制。他们的好奇心如此自然地流淌着，终是成为了一种激情。

品位，是在你所判断的事物的上下文环境框架之中，给出的观点。而品位为你的判断给予自信。品位给予你自信，令你相信，比起你单纯喜欢的事物，你知晓更多——你清楚知道什么是好的，而什么不是。你是在品位的帮助下，获得了对某些新生事物的判断能力。为了拥有能力来提问“这个想法可好？”，并对这一提问做出回答。

对我来说，我所进行的许许多多次好奇心提问，都是在音乐、艺术、建筑和流行文化上培养一种品位感知。它们在为我提供咨询信息的同时，也给了我一个过滤器，让我对遭遇到的事物进行评估——无论这是电影理念，或是一场关于分子物理学发展的对话，抑或是电子舞曲。但我并不认为我所获得的过滤器更为优质——我的品位终归是属于自己。但确定无疑的是，它们所给予我的过滤器带有更多的资讯信息。我总是在和那些具有深刻经历的人沟通谈话——同时自身具备得到精心培养的品位的人——内容则是关于我所关心在乎的事物。这份好奇心为我自身的判断提供了自信。

在运用好奇心来培养良好的品位时，有一则小小的告诫。并非每个人在受到自身好奇心和内在驱使时，都会对艺术、音乐或是美食，获得品位的感知力。如果你的成长经历伴随着一对喜好歌剧的父母，他们让屋子充斥着古典音乐或是现代艺术、诗歌，或是精致的佳肴，那么在你迈入成年时，很有可能对那些事物具备了良好的品位感知。尤其在你还是孩子时，你可以通过沉浸其中的方式来获得品位的培养。事实上，这可能是培养品位感知能力的最佳方式，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无法得到这个机会。这显然也不是一个我们有权去选择的契机。

***

好奇心为我们提供了探究发现的能力。这是我的好奇心提问所具备的特性品质。

好奇心也给予了我们将注意力瞄准在问题的答案上的技能。这是一名迫切需要破解一宗谋杀案的警探所具备的特性品质，这是一名誓要弄明白令患者产生了一系列诡异的相互矛盾的症状和测试结果的疾病究竟是什么的内科医师的特性品质。

好奇心也为我们提供了与人们建立更好的联系，在职业设定下，更好地管理他们、与他们共事的技能。这是我在办公室提问时的特性品质。在和安娜·卡尔普或是我的其他执行制片就我们正在制作的电影的进度情况进行讨论时，我的谈话并不是完全开放、毫无限制的，但我也并没有带着警探身上那种百折不挠的热忱追求明确特定的答案。那类对话是一种责任说明性的对话——对于听取正在发生的事物保持开放态度，但在提出问题时大脑里想着一个具体的目的。

我想，就某件事物培养品位感知——或是更宽泛而言，一种判断力——归属于好奇心的第三类特性品质。只是在心怀好奇时，在心里怀着一个目的或是一个目标。我并不是在询问我们电影的进度，因为在事物如何进展一事上，我没什么兴致。我所履行的职责是在预算和规定时间内把电影拍成、拍好，将事物推进。我这么做时，同时也遵从我同事的判断和自由意志。但我们双方都知道，我在提问的同时，也是在利用这些问题对她和这部电影本身追究责任。

品位的运作模式亦是相同。你带着敞开的胸怀和一些质疑的态度，将你的经验、判断和偏爱喜好用在你正在面对的事物上——想法、歌曲、餐饮、一次动作表演。你是在运用品位和带有质疑的好奇心来提问：这件我被要求对此作出考量的事物怎么样？它合人意吗？在我已经了解的内容框架中，它属于什么类型的？

你良好的品位可以发现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事物。它可以拯救你远离平庸，但这是带有质疑的。运用你的判断，总是需要你抬起自己的眉毛，这意味着从一个问号开始入手，以我所知的所有其他事物为前提的情况下，这件事如何有趣、如何原创、如何具备高品质。

7 好奇心的黄金时代

或许有朝一日，人类不再对未知的事物感兴趣，不再受神秘感困扰。这是有可能的。但当人类失去了好奇心时，他们也已经失去了那些人类特有的，令其称为“人”的大多数品质了。

——阿瑟·克拉克[33]

一天下午，我们驱着车，车窗开着，那是1959年——我8岁。我们在一处交通灯前停车，突然间出现了一只嗡嗡作响的蜜蜂，从窗缝频繁进出。这让我感到紧张，我可不想被蜜蜂蜇了。我不耐烦地等到交通灯换灯，汽车重新起步。但在霎时间，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谁移动的速度更快——汽车，还是蜜蜂？或许这只蜜蜂在我母亲驶过十字路口扬长而去之后，仍能够赶上我们的速度。

那个下午，我们躲开了这只蜜蜂，但是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我——谁的速度更快，蜜蜂还是汽车？我试图解开这一谜题，但并没有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当时只有8岁，对于这一问题手足无措，只好去向成年人提问。我的做法正如我常常遇到问题时做的那样：向祖母提出问题。祖母有点儿像是我的私人谷歌——倒不是说像因特网那样无所不知，但是她更通情达理、鼓舞人心。她喜欢我的提问，即使在她并不知道答案的时候。

从我记事以来，我就始终心怀好奇。在我认知到自己的其他品质之前，我便已经将自己视作一个具有好奇心的人了。这是我的第一项个性品质。五十年后，我仍将自己视为心怀好奇的人，就如有些人认为自己搞笑、聪明，或是喜好社交一般。

于我来说，心怀好奇不仅仅是对我个性的定义，也不仅仅是我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我在这世上生存下来，并且获得成功的关键。这是我幸免于阅读障碍之诘难的方法，是我幸免于坎坷的学业之路的手段，是我最终进入电影行业的途径，也是我弄明白电影行业是怎么回事的方法。我相信，好奇心就是帮助我在好莱坞脱颖而出的那项品质。

我提问，问题引燃有趣的想法。问题——在没有可能的话题之间，在没有可能的合作者之间——搭建起协作的关系，搭建起各种联系。而有趣的想法、协作关系和人际关系网络则携手共力，将信任感建立起来。

好奇心不仅仅只是我的一项个性品质，更是我看待在这世间存活一事的核心所在。我想它一直以来都是一名鉴别者，是在这个有如此多制片人可供选择的行业领域，人们喜爱同我共事的原因之一。

好奇心为我带来梦想。它在确实真切的层面上，帮助我实现了我早在23岁时所遐想的人生。事实上，它帮助我实现了一场远远比我在23岁时所能够期冀的，更为冒险大胆、更为有趣，也更为成功的人生。

着笔书写此书，于我来说意味着用我从未有过的方式对好奇心发起思考，并将我从前未曾想到过的好奇心自身所具备的所有品质类型都一一做了解释。事实上，因为好奇心可以为任何人所用，所以我尝试着让好奇心本身在这本书中成为一种性格。这些关于我本人的故事，是为了激起你的灵感，令你感到欣喜，它们是我关于好奇心的经历。但所有人都可以发挥好奇心来追求那些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事物。

好奇心与智力、创造力，甚至领导力间的不同之处妙不可言。有些人着实聪慧，有些人创意无限，有些人则具备令人震惊的领袖品质，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但你可以充分利用好奇心，而你选择什么时候开启好奇心无关紧要。你的好奇心能够帮助你变得聪明机智、更具创意，它还可以帮助你变得更有效率，也能够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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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是一种具备许多二元性（dualities）的直觉本能。好奇心自身有鲜明的阴阳属性，那些二元性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它们帮助我们用更清晰的方式来领悟好奇心。譬如，你可以释放你的好奇心，或者它可以将你释放。也就是说，你可以决定你对某件事物心怀好奇；你一旦着手起步，你的好奇心将会一路引领着你。

越是限制人们的好奇心，越是在增加他们的好奇。是谁杀死了J.R.？是谁赢得了超级百万乐透头奖？

同样，你可以对一些相对次要的事物怀有极为浓烈的好奇心。而在你得知答案的那刻，你的好奇心便得到了满足。你一旦知道是谁赢得了乐透，对此事的好奇本能也会消失了。

你可以对一些非常特别的事物怀有好奇——诸如，蜜蜂和汽车谁移动得更快——对一些你可以获得确定答案的事物心怀好奇。这么做或许会、或许不会为你开启新的问题——比如蜜蜂是如何做到每小时飞行20英里的——但你也可以对你永远没有可能得知答案的事物怀有好奇——我们对内科医师、心理医生、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正在研究的领域了解的越来越多，却永远没有可能获得明确的答案。这一类好奇心可以承载你，去历经整个人生。

好奇心需要一定的勇气，暴露自己对一些事物的无知，向某人提起问题。但好奇心也能够给予你勇气。这么做仅需些许信心，但它会以帮助你树立信心的方式给予你回报。

好奇心看似是一场“解构”的过程，但其实再浅显不过了。无论是关于丰田普锐斯的引擎，或是关于老板的个性特点，在对事物提问时，你是在对它们进行拆解，是在试图弄明白它们的运作方式。但事实上，好奇心并不是在拆毁，而是在合成。当好奇心真正俘获了你，它会将世界的碎片拼凑起来。你或许不得不钻研学习一些碎片，但当你完成了这一过程，你会对某件你未曾领会过的事物有全面的认知。

好奇心是与他人建立联系、达成契约的一件工具，也同时是通往独立自主的途径——思想的独立。好奇心为创建协作关系提供帮助，也同时帮助你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好奇心令人不可思议，叫人耳目一新。你无法将之耗竭用尽。实际上，你今天越是好奇——对于某件特定事物，或是普遍意义而言——在未来，你心怀好奇的可能性就越高。但有一种例外：好奇心并没有为其自身激发起太多的灵感。我们对所有种类的事物心怀好奇，仅对好奇心自身的概念除外。

最后，在这时代洪流中我们所身处的当下，应当成为“好奇心的黄金时代”。作为个体，我们比过往的任何人都能更快地获取更多的信息。有一些领域在宽泛意义上正在利用这项优势，如硅谷的那些企业便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生动案例。企业创始人的精神动力和创造力来自提问，诸如“接下来呢？”“我们为什么不以这一方式来做？”等问题。

然而，好奇心的真正价值如今仍然遭到粗野的对待，被人低估。在社会架构的设定下，我们可能正在教育人们如何遏制好奇心的力量——学校、高等学府、工作场所——好奇心总是不受鼓励。在最好的情况下，好奇心也不过是得到口头的支持。在那些情景设定中的多数情况下，好奇心甚至不会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但正如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下定决心的那一刻里，开始着手发挥属于我们自己的好奇心，我们可以在更广泛的文化领域，援手创建好奇心的黄金时代。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式来达成此事，如通过回答孩子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并且在我们也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帮助他们找到答案。我们可以在工作上以我们自己的力量，以一系列琐碎但宝贵的方式，做到此事：向我们自己提问；怀着敬意和严肃感对待那些来自同事的问题；对来自顾客和客户的问题表示欢迎；将那些问题视作契机，而非叨扰。并非要像公诉人那样，发起一连串的提问。重点在于渐进式地改变文化——家庭文化、工作文化——我们这么做是在让好奇心变得安全。这是我们让好奇心和与之随行的所有益处得到释放、令其兴盛繁荣的方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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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是17世纪英国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在他的帮助下，世界进入了关于科学探索的纪元——推动社会脱离宗教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阐释，开始了一种科学性的领悟。

胡克是与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同一时代的激烈的宗教反对派；有人将胡克的兴趣和技术范围涉及的广度与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相媲美。胡克为物理学、建筑学、天文学、古生物学和生物学贡献了他的发现，推进学科的发展，他的洞见和解析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生于1635年、卒于1703年的胡克，即使在过世300年以后，仍在为现代时钟、显微镜和汽车的工程原理作着贡献。胡克透过显微镜观测一片薄如刀片的栓皮栎（cork tree）树皮，率先使用“细胞”一词来形容他在取景器中看到的这一生物学基本单位。

这一程度的专业知识在如今这个拥有如此众多专业技能的人群乃至科学家的时代，仍然令人诧异。这些由如胡克般人群所作出的发现和洞见，令人激动不已。但真正令人感到羞愧的是，像胡克般的科学家不仅仅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从行星的移动，到我们身体的生命现象，他们自己也必须是革命者。他们与之战斗的，是蔑视和讥讽，以及两千年来不仅对每一位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同时对提问的内容严格设限的政权结构。

当我们与研究好奇心的学者芭芭拉·本尼迪克特进行谈话时，她解释道：“令17世纪和18世纪的科学家尤为出众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提出了曾经未被人们提出过的问题。”

“胡克，”她指出，“用显微镜观察自己的尿液。那是极为大胆的行为，当时没有人曾想过将尿液当作科学检测的研究对象。”

本尼迪克特是一位文学学者——她是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英国文学专业的一名专攻查尔斯·达纳（Charles A.Dana）的教授——因为在研究18世纪文学的同时，她持续遇到“好奇心”这一单词和这一想法，所以被好奇心迷住了。“我在每一篇著作中，都频繁遇到‘好奇心’一词，我感到有些恼怒。”本尼迪克特说，“当你称某人为‘好奇的读者时’，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是一种赞许？”

本尼迪克特为持续偶遇到的人们对待好奇心的态度着迷着，以致她就17世纪和18世纪的好奇心的文化渊源，撰写了一本名为《好奇心》（Curiosity）的著作。

本尼迪克特说，事实上在文艺复兴之前，官方权势，国王及王后拥有的权势，随同社会的组织构成，以及就你能够提问的内容所设有的限制，均为同一件事物。它们盘根错节地交织着。拥有权势的人掌控信息和军队，统治者则掌控历史。

在那样的环境设定下，好奇心是一份罪孽，是为一种僭越，是一种如本尼迪克特在其书中描述的“不得法律保护的冲动”。好奇心，包括学术好奇，是对社会权威结构的一种挑战——首当其冲指向君主本人；是对两千年来的“智慧”的挑战——“我是国王，因为上帝说我是国王。你是奴役，因为上帝说你应当是奴役”。而这一“智慧”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达到高潮。

好奇心，发起提问，并不仅是一种对世界产生了解的方式，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方式。溯回《旧约》和希腊、罗马神话时期，掌有权力的人素来谙悉于此。

在一些地方，好奇心仍然保有着一股略含挑战和无礼的气息。当你对某人提出一个问题时，会发生什么？他们或许会反应“这是一个好问题”，抑或会反应“这是一个古怪稀奇的问题”。

在许多场合，那个说“这是一个好问题”的人已经备妥了答案——这是一个好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此人知晓答案。他们或许真的是发自真心地认为你问出了一个好问题——一个引发他们焕生出新想法的问题。那个说“这是一个古怪稀奇的问题”的人，感受自己遭到了诘问。他们或是没有找到答案，或是感受到问题本身或多或少对他们的权威发起了挑战。

由此，为何互联网在开辟更为广袤的好奇心的黄金时代一事上，没有更多的作为？

我确实以为，将我们提出的问题键入因特网搜索引擎是好奇心驱使的。你可以搜索问题：谁跑得更快，蜜蜂还是猫咪？随即便会找到几个对你有帮助的讨论。

但正如芭芭拉·本尼迪克特所言，因特网有被动成为一名权威教皇的风险，只是其包含的内容更宽泛。他是一个单纯“载有所有答案的机器”的大型版本。

是的，有时候你只是需要知道乌克兰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或是一品脱是多少盎司。关于诸如此类的事物，我们总是拥有了不起的工具书目——《世界年鉴》（World Almanac）曾经被视作确信无疑的答案来源。那些是事实真相。

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将全部的人类知识掌握在我们的手掌之间，是否让我们变得更好奇了，或是更不好奇了？当你读到关于蜜蜂飞行速度的内容时，是否激发你对蜜蜂的气体动力学作进一步的研究？你是否已经感到了充分的满足，以至于又继续刷微博？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将宗教称作“人民的鸦片”。他意指，宗教的构建旨在提供足够的答案，令人们停止提问。我们每一个个体都要谨慎，因特网并没有为我们带来启示和灵感，却叫我们麻痹。

有两件事你在因特网上找不到：你无法找到尚未被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你也无法凭借谷歌获取新的想法。

因特网只能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知晓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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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电影行业的人们在行业会议中，常常会说：“那足够好了。”他们会说，“那个脚本足够好了”“那个演员足够好了”“那位导演足够好了”。当有人对我说“那足够好了”时，却永远并非如此。这意味着截然相悖的含义。这意味着，此人或是这个脚本，并未足够好。

我相信相同的事在每一个工作领域都会发生。这是一个多么古怪诡秘、有着与字面本身的意思截然相悖的含义的表达方式。这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意指我们就这么定了。平平无奇，便是恰到好处。

我对“足够好”没有兴趣。

我想，承载着我那决毅之心的蓄水池，其中部分的蓄积物，来自数十年来，所有那些与并没有勉强接受“足够好”的人之间进行的好奇心提问。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成就都在提醒我，我不能仅仅凭靠好奇心苟活于世。为了过上令人舒心满意的生活，也为了以更有价值的方式发挥好奇心的效用，我必须同时具备纪律原则和决毅之心。我必须将自身的想象力施加于我习得的事物内容之上。尤为重要的是，我必须以恭敬心和优雅姿态对待身边人，而好奇心能够帮助我达成此事。

于我，具有最高价值的好奇心，是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问题让我试图获取答案的时候，那个真正开诚布公的问题——无论面对的是一位诺贝尔桂冠得主，或是在婚礼上与你毗邻而坐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你可以将好奇心所带来的结果归类存档，可以将它给予的洞见和能量存储起来。

在我二十来岁时，便如此决毅要贯彻追随开放性的好奇心。好奇心提问仿佛是一份互惠共利的基金，对拥有不同性格、专业背景人身上的长期投资。在与他们进行好奇心提问时，有些人在对话进行的同时就令人感到趣意盎然，但此后便叫人没了兴致。有些人甚至在我们进行对话的整个过程都叫人不感兴趣。在这些对话中，有一些在长久以后却彰显出巨大的效益来——对话可能直接引燃了我的兴趣和一次更深刻的探索；或是在这场对话进行后并没有在意，但在十年后，当某个想法、某个机遇，或是某个脚本出现时，我便因为多年前进行过的那场对话，有了彻头彻尾的洞悉和领悟。

恰如股票市场，你事先并不知道哪一场好奇心提问会有出色的表现，而哪一场又无法做到。所以你只是持续进行提问——在时间、空间、人力三大跨度上，投入些许精力，自信地认为这是正确的行事之法。

我思及这些对话的方式亦宛若一名艺术家。艺术家总是在留心等待着想法和观点的出现，等待着令人鼓舞的艺术品的出现。一位沿海滩闲步的艺术家或许会找到一段富有戏剧张力的浮木，其被腐蚀的模样叫人心生趣意。这浮木于艺术家当下正在着手的任何项目都没有关系，它只是引人注目罢了。机敏的艺术家将浮木带回了家，将其陈示在一个架子上。一个月后，或是十年之后，这位艺术家在一次偶然间注意到了这根浮木，随之就将其做成了艺术品。

对于好的点子从何而来，我没有任何好的建议。但我知道，我对世界的了解越多——对于世界的运作方式了解得越多，认识的人越多，拥有的视角越多——我也越有可能得出绝好的想法来。当我听闻一个想法时，我也更有可能领会到那是一个好的想法。我也越不可能对某些“足够好”的事物表示赞同。

当你知道得更多，你能做的便更多。好奇心是一种心境。具体来说，好奇心是拥有开放的心境，是一种接纳。首先，好奇心没有花招可耍。你只需要每天提出一个好问题，然后聆听回答。好奇心是活在这世界上的一种更为令人振奋的方式，名副其实，是活出更大格局的奥秘所在。

好奇心提问：一份样本

写《压榨式提问》，是我未曾做过的事情。我将过去三十年里进行过好奇心提问的人，尽可能地总结了出来。事实上，建立这份清单的大部分工作，是由想象娱乐电影公司的几位员工完成的，对此我万千感激。

在我看来，翻看这些名单，就仿佛在翻动相册。一个名字如同一张快照，掀起回忆的波浪：当我遇见他时，我身在何处，我们谈论的什么话题，对方的穿戴如何，那人的姿态、态度或是神色又是何种模样？

我们一边着笔写这本书，一边反复翻看这份名单，我突然想到了两件事。首先，一股涕零的感激之情——在没有任何切实有形的回报下，有如此多的人同意坐下来与我聊一聊，并给予我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在许多年后，我希望我可以拨通他们的电话，并再次感激他们给我的人生馈赠。与每一个人的对话都是一场探险，纵使我们只是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也是一次逾越我常规人生边界的旅程。而名单所承载的经验、个性及成就之广博，令人受到鼓舞。

虽然《压榨式提问》是一本由从对话中汲来的故事构成的书，但仍有诸多未被纳入的内容，如果可以收录更多的对话，应该会更有趣。下面列出了一份样本——在好莱坞，或称其为额外的素材——此样本取自某场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烙印的好奇心提问。

与卡斯特罗的午餐

哈瓦那的古巴国宾馆，坐落于海滨大道，其拥有的几十间房间均以在此居住过的名人的名字命名，例如228号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房间、245号斯坦·穆休（Stan Musial）房间、539号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房间、445号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房间。

2001年2月，当我去哈瓦那时，我住在以闻名遐迩的黑手党成员卢西安诺（Lucky Luciano）命名的套房。这个房间对我一个人来说，实在太大了。

我和一群男性朋友决定一年举行一次“男人的旅行”，从古巴开始。（我在第4章中，就这一故事中的小部分内容作过描述）。古巴之行由时任MTV首席执行官的汤姆·弗里斯顿组织，团队成员包括制片人布拉德·格雷、威廉·莫里斯演艺经纪公司老板吉姆·维亚特、MTV总裁比尔·洛迪、《名利场》的编辑格雷顿·卡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莱斯·穆恩维斯。

此次旅行的时间早在美国与古巴关系缓和之前，那时候前往古巴是一项挑战——你永远不知道你将要前往何处，或是会遇见谁。

在我们动身去古巴之前，我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悄无声息地尝试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安排一场好奇心提问，但是毫无进展。我们飞抵一处古巴军事基地，结果发现，我们中有数位都曾经试图与卡斯特罗安排会面。我们清楚明白地告知接待我们的人，我们期待与卡斯特罗进行一次会面。

在我们的留访期间，我们得知古巴人民试图避讳提及卡斯特罗的大名。他们用一种手势——仿佛在拔一根胡茬儿般，用拇指和食指拉扯自己的下巴，代替说出他的名字。

我们经历过几次空欢喜。

一次，凌晨2点30分，我们正要离开一家哈瓦那俱乐部，一名副官前来，告知我们卡斯特罗会在凌晨4点接见我们。尽管我们疲惫极了，但大家沟通后，回复道：“好的！我们可以！”几乎在我们发出赞同声的同时，回话来说见面取消了。

后来，在我们离开的前一天，我们又得到通知，卡斯特罗会于次日正午时分，与我们整组人共进午餐。我们原本已定于在那个时刻前离开，然而我们不得不推迟了返程的时间。第二天早晨，我们作好了出发的准备。我们收到一个见面的地址。卡斯特罗派车来接我们，我们挤进车，疾速前往。猛然间，车一个掉头，改变了方向。

这上演的是一出推理剧，还是舞台剧？为了保护卡斯特罗的安全？天晓得。

我们一抵达新的地点，便被带到了身着经典军事迷彩服的卡斯特罗身边。我们所有人都接过朗姆酒，随意站着交谈。

我同莱斯·穆恩维斯一起与卡斯特罗说着话。莱斯无可争辩的是我们团队中最具权势的人，亦是有史以来仅次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创始人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最成功的播报员。卡斯特罗显然知晓莱斯是何人，对待他时仿佛他是我们这组人的领队，因此卡斯特罗的大部分注意力都在莱斯·穆恩维斯身上。菲德尔谈话时精力旺盛，以至于他配有两名轮番为其效力的翻译。

卡斯特罗虽然端着一杯酒，但在我们站着聊天的一小时里，我从未见到他喝酒。我也全然未见其因为站立，或是因为端酒，而露出疲态。一小时后，我对莱斯私语道：“我们究竟还会不会进室内用午餐了？”

莱斯大声说道，有一半是说给卡斯特罗听的：“或许我们应该进室内用午餐了！”

卡斯特罗像是彻底忘记了用餐一事，听了莱斯的话恍然大悟，即刻同意，并将我们带到了用餐处。午餐由两部分组成：流程复杂的古巴菜和滔滔不绝讲述古巴奇闻异事的卡斯特罗。他并非在与我们对话，他在向我们演讲。

他谙熟所有事物的细枝末节，古巴每一处地域的天气情况，古巴家庭日用灯泡的千瓦数。他可以就国家、民众与经济的一切作细致入微的洞悉。

卡斯特罗一度颇为尖锐地转向莱斯说：“当你回到你们国家，见到你们的总统布什时，我希望你能向他告知我的想法。”他进而展开了一个洋洋洒洒的学术演讲，希望莱斯·穆恩维斯向美国总统转达，仿佛莱斯理所应当，立即会向布什总统汇报。

毫不夸张地说，卡斯特罗在数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或邀请我们加入谈话。他独自说话，而我们则进食、倾听。

他最后停顿了下来，看着我们。随后经由翻译，得知他对我说：“你是怎么让你的头发立着的？”所有人都开怀大笑。

我心想，卡斯特罗如此关注象征主义和图像学，或许会对我试图通过我的发型所彰显的意义产生好奇。我感觉有些扭捏，但还是决意试着表现出聪慧机灵的一面。我对卡斯特罗说：“我是个电影人。”随后我列举出我们出品过的那些严肃的正剧作品，仅列举了正剧，无一喜剧作品，并结词道：“我还制作过一部关于集权政府如何虐待民众的电影，名叫《叛国作家》（Closet Land）。”

显然，我完全没动过脑子。我猜自己当时以为，这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他在想的，可能是或许该把这个顶着滑稽头发的家伙扣留一年。

格莱登·卡特带着一种“你疯了吗”的表情看向我。随后，他望向卡斯特罗，满脸堆笑地说道：“他还做过《肥佬教授》（The Klumps）！”他的话巧妙地化解了当时的状况，同时亦叫人胆战心惊。这给了我片刻时间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

卡斯特罗连眉毛都没抬一下，这件事就过去了。午餐最终持续到了5点半，这时我们回美国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再一次，我向莱斯点头示意，或许是时候该离开了。莱斯以优雅得体的方式，向卡斯特罗说明已经到了我们动身的时候了，才令我们没有滞留。

卡斯特罗赠与我们每人一盒雪茄，作为临别礼。我当时穿着一件靓丽的古巴瓜亚贝拉衬衣（guayabera），我请菲德尔在我衬衣背面的正中位置留下了他的签名。

英雄、预言和危险的棒球帽

2005年6月的一个特别日子里，那天下午我们计划前往的第二站是美国国会大厦里的一间华丽的办公室。其陈设布置富丽堂皇，镶有价值不菲的木护墙，并配有雅致的家私。比起权势，这处空间透露出更多的是某种更为深层次的感觉——权威感。这是美国国会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办公室，而我与美国最有趣，也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进行了一次好奇心提问。

6月8日周三的这个日子，注定是一个颇为了不起的午后。在到达约翰·麦凯恩的办公室前，我在一间全无庄严华丽可言的议员办公室中，与当时美国国会最不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度过了一小时的时光，这个人就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在我与麦凯恩议员的谈话后，我须快步沿宾夕法尼亚大道走过几个街区，前往白宫与当时全美具有最高权力的人物——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共进晚餐，并观赏电影。

奥巴马、麦凯恩、布什，一个接一个。在连续的四小时里，这是一个来自华盛顿以外的家伙，仅在一个下午，在华盛顿地界上所能够拼凑出的最令人惊异的阵容了。

此事的促成因于布什总统邀我们，在电影《铁拳男人》上映时，在白宫进行放映。《铁拳男人》由朗·霍华德执导，其灵感来源于大萧条时期的拳击手詹姆斯·布拉多克（James J. Braddock）的真人真事，此角色由罗素·克劳演出，携蕾妮·齐薇格（Renée Zellweger）和保罗·吉亚玛提（Paul Giamatti）分别出演该角色的太太及经理人。

我想，若我要在华盛顿待上数日的话，去见见某些我感到好奇的人物会是趣事一桩。

于我而言，麦凯恩明显是最好的选择。他拥有超强的感染力，是一个真正的美国英雄。他在越南时曾任飞行员，被人击落，遭受俘虏和虐待。他幸存了下来，成为了一名重要的政治人物。即使被关押在牢房营地，与麦凯恩情况相当的美国囚犯也已经视其为领导者了。2005年，无论是在国会内部，还是举国上下，麦凯恩均因其出色的头脑、独立的行事风格和果断的性格，享获声望。

英雄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令我着迷——我们几乎制作的每一部电影，均是关于以某种方式成为一名英雄人物。但我与麦凯恩之间的会面，却是出乎意料的。我们的话题并非他过往的经历，而是我知之甚少的棒球。我们讨论年长的一代。

麦凯恩如他的办公室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他无疑手握大权，但是他对待我的态度非常客气。对话结束时，我感觉他并不十分明确我为什么来找他。我在他的日程表上，仅是一个占用他一小时、拥有相对知名度的人物。

有一件事清楚无疑：约翰·麦凯恩不必担忧时间，因为在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在关注时间。在我们的对话进行到某一时刻时，他的首席助理走了进来，并说道：“还有一分钟，长官！”我并非在说笑，60秒后，那位女士又进来对我说：“你的时间到了！”

随后，麦凯恩起身，扣好外套的扣子，同我握了手，然后不见了踪影。片刻过后，助手中的一位指了指麦凯恩办公室的电视机——他的身影出现上面，正大步走进参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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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我以往的对话，与巴拉克·奥巴马的会面不能更完美了。议员麦凯恩在参议院待了十八年，然后以令人瞠目的77个百分点重新中选，并第四次出任亚利桑那州的代表。他正处于权势的巅峰，并仍在上升。巴拉克·奥巴马在参议院只待了五个月。就在一年前，奥巴马还只是伊利诺伊州的州参议员。

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那场对乔治·布什发起挑战、提名民主党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会议——奥巴马首次获得了全国的关注，其中也包含了我的关注。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奥巴马发表了那番声势浩大的演讲，其中具有乐观信念的演讲词：不存在所谓“自由党的美国”，不存在所谓“保守党的美国”，而是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

那是我与他的第一次相遇，他是唯一的美国黑人参议员。在参议员中论资排辈而言，显然他的排名比较靠后——在90位之外。他办公室的编号为99号，满意度调查排名倒数第二。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搭上专门往返于国会大厦的有轨电车，下车后又走了一段长路，才来到奥巴马的办公室。

当我抵达他的办公室时，首先触动到我的是进出他办公室的人。他的办公室位于地下室，并不亮堂，仿佛由周六旧物交换会和车管局现场拼凑而成。奥巴马的办公室是完全敞开着的，进进出出的人只管借此契机拜访他们的议员。

在国会大厦的那个下午，我本可以见到众多令人神往、权倾华盛顿的人物。而我为何要与无足轻重、居议员身份、更妄论在美国舞台上具有权势的奥巴马作会面呢？

我如所有观望他的人那样，在电视上看到奥巴马发表演讲，并为之神魂颠倒，深受吸引。在我看来，他的交流技巧已划归于另一级别。他的交流技巧就像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拳击技法。他仿佛是在施展魔法——能言善辩的魔法。

我效力于传播事业。我的工作是将文字转化成图像，并令那些图像在观众心中燃起比原始文字更强有力的情感。当我如同看阿里出拳那般、盯着奥巴马发表演讲时，他当时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我所见过的所有演讲人。他用语言引燃情感，就像图像能够达成的那样。

奥巴马的办公室极为简陋。他待客十分热情——他的心思全在其中。你可能会在那些有头有脸的人身上见到过，通常他们会在和你相处时注意力涣散，不断查看手表或邮件，一注意力并没有完全集中在对话上。奥巴马身材高挑、肌肉紧实，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向我致意，随后坐在沙发上。他看似处于全然放松的状态，非常自然。

我们谈论家庭、工作——比起政策讨论，这更像是一场私人对话。当我们交谈时，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他的职员——始终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但他并不为此感到烦扰。

奥巴马释放出一种真正的自信。他身居99号办公室，却拥有百分之百的自我肯定。奥巴马在当年5月才进入参议院，离开伊利诺伊州的州议院仅一年时间。而就在不到四年之后，他就成为了美国总统。

当我离开99号议会办公室时，偶然间撞上了乔恩·费儒（Jon Favreau），那个为奥巴马撰写演讲稿的才华横溢的作家。他们相遇在奥巴马发表主旨演讲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

“要是你决定离开政界，”我半戏谑地对费儒说，“又想要在好莱坞工作的话，给我打电话。你棒极了。”

“非常感谢，”费儒微笑着说道，“但我想，他离不开我。”

***

我没有向议员麦凯恩和议员奥巴马告知我前去拜访对方一事。但我告诉了他们，我计划当晚前往白宫，为布什总统放映《铁拳男人》。

我与比尔·克林顿总统有过几次会面，我为布什总统着迷，好奇想要一睹他的风采。布什总统那晚的肢体语言颇为不同。当他与我交谈时，并非是与我面对面，或至少当他与我说话时并非如此。

布什总统向我走来，有人介绍我们认识。他为人极为热情，谦逊含蓄。接着在我们开始交谈时，他仿佛朝我这边移动了些许，用手臂勾着我——这是他喜欢的聊天方式，如同两个好哥们儿，肩并着肩。我也喜欢这样。

他做了另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事。电影放映前，有一个自助餐。布什总统拿着盘，取了一些食物，然后独自一人就座于某张餐桌前。他似乎并不需要他的手下出现在他身旁。无疑，餐桌被人群填满了。但我想这着实令人难以忘怀，布什总统整部电影都没有起身。

当天晚上唯一令人感到失望的部分，与我为布什总统准备的一份小礼物有关。我为他带了一顶电视剧《胜利之光》中的棒球帽。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的敖德萨长大的，而我以为他会为此好好乐上一番。所以当我排队等候白宫大门的安检时、当我为这顶帽子兴奋时，我将这顶帽子给安检的官员作了展示。“总统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敖德萨，我给他带了这顶《胜利之光》的帽子作为礼物，”我说，“我打算把这个送给他。”

我以为这会令所有人都展露笑容。但是，我错了。他们看看我，又看看这顶帽子，然后从我手里取走了帽子。他们让帽子经过两台不同的安检器，并由另外两人对其里里外外作了检查。随后，其中一人点着头，对我说道：“你不能直接把这顶帽子给总统，我们会替你将帽子给总统的。”

我若是一话不说，仅是将帽子戴在自己头上走进白宫，境况也许会有所不同。我再也没有见过那顶帽子。我同布什总统说过此事，我希望在某个时候，会有人将其转递给他的。

戴手套的人

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试图与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会面。我们一年里给他的办公室拨了两次电话，邀请他前来会面。然而，他并不感兴趣。

之后，他突然同意见面。我们并不清楚原因，但当时我们正在制作适合全家看的电影《为人父母》（Parenthood）、《幼儿园特警》（Kindergarten Cop）和《宝贝小情人》（My Girl），我听闻杰克逊本人对制作此类电影很有兴趣。

约定日当天，他的随行人员率先抵达办公室。我们非常兴奋，杰克逊随即出现。

因为羞涩、略不寻常的姿势，杰克逊在当时已经很出名了。但此时，却丝毫窥见不到那些奇怪的动作。他就是一个正常人，虽然他戴着手套——白色的手套。

毫无疑问，我是迈克尔·杰克逊的粉丝。20世纪七八十年代，如果你喜欢美国音乐，不可能不是迈克尔·杰克逊的粉丝。但我并不疯狂，所以我也没有格外紧张。我尊敬杰克逊，我认为他是一名令人惊叹的艺人。

他约五尺九寸（约1.75米）高、身材瘦削，但体魄强健。他踏进我的办公室，安坐下来。

“很高兴见到您，”我说道，“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他的行为举止正常无异，所以我决定以常态来对待他。我有了一个念头：我想要他脱掉手套。任何一个从室外来到室内的人都会脱掉他们的手套，不是吗？

这很可能终结当时的对话，但我并没有犹豫。我说道：“您介意脱掉您的手套吗？”他照做了，没有任何疑问。我心想，他愿意脱掉手套，那说明我们的会谈会顺利进行下去。

迈克尔·杰克逊显然并不是一个乐于闲聊的人。坦白讲，我并不确切知道应当与他讨论什么。但是，我自然也不想让他感到厌倦。

我问道：“你是如何创作音乐的？”

他张口即来，讲起自己如何创作音乐——如何作曲、如何演奏，所有的一切都几乎遵循科学的方式进行。

事实上，他的整个举止神态发生了转变。当我们最初开始谈话时，他用的是人们所熟知的那高扬、略带些孩子气的嗓音。但当他开始谈论音乐制作时，他的嗓音变了，他成了另一个人，宛如一名来自朱丽叶音乐学院的大师级教授。曲调、歌词、混曲师等工作内容，令我神魂颠倒。

我们就电影谈了一会儿——杰克逊拍摄过MV，包括由约翰·兰迪斯（John Landis）执导的MV《战栗者》（Thriller）。这是一场带有一丝商业气息的好奇心提问。

虽然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与他见面，但我们共度的一小时并不古怪，也没有令人不适。离开时，我对迈克尔·杰克逊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印象。这让我感觉到他并不是一个多么怪异的家伙，或是一个包含了诸多古怪异常、矫揉造作的集合体；他只是某个在与名声作搏斗的人。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种行为与周遭环境有关。我很感激这次与他的对话。

我可以要他脱掉手套，而他也愿意脱掉手套。

错失的契机

以一些有趣的方式作比较，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与迈克尔·杰克逊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均拥有与众不同的外表，一种有意识为自身打造的外在形象。他们均作出了令人瞩目、影响深远的作品，简单明了地以作品宣示。他们的名字即唤起人们对一整套风格、一整个时代的联想。他们均被认为是秘莫测、令人费解的，几乎是难以理解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前往纽约城，并在那段日子里有机会与众多艺术家会面时——其中包括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埃德·拉斯查（Ed Ruscha）、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和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我前去拜访了安迪·沃霍尔。当时安迪·沃霍尔已经成立了一个机构——他于1962年创作了印有坎贝尔罐头汤的丝印制品。我在他的工作室——即那座工厂——与他见面。他身着经典的黑色高领毛衣。

关于沃霍尔，有两件事令我感兴趣。第一件，他并不是一名在技术上才气横溢的艺术家——他并不具备罗伊·利希滕斯坦的技艺，并且也并不试图掌握这些技艺。于他而言，艺术传达的信息、作出的陈述，是最重要的事物。

在我与他见面时，另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是他拒绝对自身作品作剖析。他不想对其做谈论。他很低调，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很精简。

“您为什么创作玛丽莲·梦露的绘像？”我发问。

“我喜欢她。”沃霍尔说。

我们在工厂里漫步穿行，丝印制品无处不在，既有完工了的，亦有进程之中的。

“您为什么在丝印制品上创作艺术？”我问道。

“那么做，我们就可以大量生产了。”他道。就像这样，他从不作任何详尽的说明。

沃霍尔享有很高美誉。在他的工作室拜访期间，他的心思完全跟我在一起。他如入了花甲之年的人们那般，有时会有些恍惚。“嗨，伙计，我们去那边。”他有时这样对我说。

虽然，与他交谈有些困难。但他却是非常容易相处的。

当我回到纽约几周时，我归返此地，作了第二次拜访。

他告知于我，“我打算外出前往洛杉矶，做一集名为《爱之船》（The Love Boat）的电视节目。”我心想，他在说什么？安迪·沃霍尔上《爱之船》，与船长史蒂宾（Captain Stubing）和朱莉·麦考伊（Julie McCoy）同台？我无法想象这一画面。我以为他在说笑。

“我要在《爱之船》的其中一集节目上作演出。”沃霍尔说。我没有印象，他过去曾在那类大众文化节目上露过脸，不过他喜欢给人们带来惊喜，并且他也做到了：他于1985年10月12日，与米尔顿·伯利（Milton Berle）以及安迪·格里菲斯（Andy Griffith）同台上《爱之船》作了节目。

第二次拜见时，沃霍尔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你的搭档是朗·霍华德。他就是那个里奇·坎宁安！”

沃霍尔有了一个主意。

“我想要拍一张朗·霍华德现在的照片，然后再拍一张剃掉胡子的照片。用这两张照片做两张画像。”

我随即想到了沃霍尔两份关于猫王的肖像。但我并没有提及此事。我告诉沃霍尔，我会同朗谈谈此事。

我回到洛杉矶，并且对朗说：“安迪·沃霍尔想要对你这么干上一番。他想要制作带前后对比的朗·霍华德肖像。他想要刮掉你的胡子。”我颇为兴奋， 而朗并不感到兴奋，他感到更多的是不解。“你知道，布莱恩，我不是真的想要刮掉我的胡子，”他说，“这眼下已经是我身份的一部分了。我在试图摆脱那个‘美国男孩’的身份。”

好吧。此事我多多少少可以理解。自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安迪·沃霍尔的邀请，为其制作肖像。但我也了解，朗·霍华德的成人身份于他而言有多么重要——事实上，于我们所有人而言都很重要。

朗·霍华德这头就此没戏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许多年后，我们的电影《哭泣宝贝》（Cry-Baby）上映。按照我们的惯例，朗·霍华德同我于首映夜来到洛杉矶的韦斯特伍德·艾维科影院，来对《哭泣宝贝》的受欢迎程度作第一手观察。艾维科便是那家人们为一睹《现代美人鱼》绕其街区排长队的影院。那个周五，在这家可容纳五百座次的影院，有七人前来观看《哭泣宝贝》。

朗和我回到家中，喝了几杯红酒，观看电影《迷幻牛郎》（Drugstore Cowboy），来缓和失望的情绪。朗要前往位于东面的洛杉矶国际机场，赶一趟红眼航班，所以在晚间十点，他出发前往机场。

他在起飞前，给我拨了电话。他说：“布莱恩，我想要你知道，我刚刚去了机场的男盥洗室，把自己的胡子剃了。”

我不假思索道：“哦，老天，你本可以为了安迪·沃霍尔剃的！这么一来，我们就会有两张各值五千万美元的朗·霍华德肖像了。”

那段时期之后，朗的胡子——事实上他的全部胡须——长了回来。朗是一位不曾拥有沃霍尔丝印挂画的偶像明星。

好奇心宛如艺术

你或许听过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艺术。它们有趣，且尺寸超大。他以小丑扎的气球狗为造型，创作了巨型不锈钢雕塑。他用同样栩栩如生的不锈钢绘制了一只充气玩具兔子，后者闻名遐迩，以致人们在梅西百货的感恩节游行上，将其复刻成了一辆花车。

于我来说，昆斯的作品生机盎然、幽默俏皮，造型也很简单。但背后则是他对历史和艺术理论渊深的领悟。

我初次见到杰夫·昆斯是在二十年前，即20世纪90年代早期。与沃霍尔相同，我前往昆斯在纽约的工作室。当我带着对兔子和气球狗的认知，踏进他的工作室后，我想的是，这个我也能做到。但当我与昆斯相处了个把小时，走出工作室时，你会想，没有人可以复制他正在做的事物。

虽然昆斯年轻时，曾在华尔街做大宗商品交易的工作，但他自始至终想要成为一名艺术家。然而，他并非那类穿着牛仔裤，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乒乓捣腾的艺术家。他常常穿得更像是四五十年代的大导演们——如乔治·库克（George Cukor）或塞西尔·戴米尔（Cecil B. DeMille）。

他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研究对象。嗓门上，他并不响亮；但他的艺术作品和他的行为举止却是响亮如虹。1991年，他与著名的意大利情色演员琪秋黎娜（La Cicciolina）结婚。他们随后一同从事艺术创作，其中包括那些他们双双裸体或近乎全裸出镜的照片。

昆斯是一个不会装腔作势的男人，但他乐于承担风险，也愿意为自己的艺术代言，去做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不同于沃霍尔，昆斯乐于与人谈论他的艺术来源，以及在视觉形式上得到诠释的个中思考和艺术愿景。

那间用来制作完成所有具有戏剧色彩艺术的工作室，就像一间造价高昂、布局精密的科学实验室。工作室整洁得毫无生气，而他则像是个精于筹谋的天才科学家，一边思考，一边创作。

后来，我第二次造访了他的工作室。他的实验室换了一个地址，但如同第一间工作室——那间科学实验室一般，进行了全新的升级。

再后来，当我们就《压榨式提问》一书的封面时，我骤然间想到了杰夫·昆斯。他对待好奇心的方式会是怎样？他处理图书封面的手法会是怎样？

我并没有直接询问他——我经由一位双方共同的友人传话，称自己希望由他来为此书作一幅画。得到友人的回话，他非常乐意。

一个月过后，即2014年夏，我们在阿斯彭创意论坛上相会。我对他说：“你要为这本书创作一幅艺术作品，我感到非常兴奋。”

他说：“和我说说这本书。”

我描述了开展好奇心提问的那些岁月、那些对象，以及若是不具备好奇心，我不可能获得我已然拥有的这份人生的感受。我告诉他，此书的目的在于激发他人直视好奇心所具备的最纯粹的力量，并且会令其人生变得更美好。

昆斯的面庞焕发出光彩来。“我明白，”他说，“我喜欢这话。”

他为封面所作的画捕捉到了我们的谈话内容——一张由看似简单的单线条绘成、透露出因心怀好奇而喜悦、畅怀、兴奋的脸孔。

给制片人当头一击的编剧

或许当代美国最伟大的拳击类电影编剧，非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莫属了。他摘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并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他在与他人合办创办《乡村之声》（The Village Voice）的那一刻里，成为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文化版图上的一股浩大力量。

当我们就《铁拳男人》开始合作时，我坚决认定，与梅勒谈论拳击手吉姆·布拉多克以及拳击事业在大萧条时代的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会是趣事一桩，并富有价值。

2004年，我在纽约与梅勒见面。我让他挑选了地点——他选择了美仑大酒店，那些老牌知名、曾一度别致高雅、时下却已然过了其鼎盛时期的曼哈顿中城区酒店中的一间。

酒店大堂摆放着罩着天鹅绒布的老式沙发，略有些令人感到不适。我们对角而坐，梅勒与我挨得很近。

在我们见面那年，梅勒已是81岁高龄，但他的身上却全无老态。我们安坐在沙发上，谈论拳击运动，讨论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互相抱怨各自的人际关系。

即使81岁高龄，梅勒仍是条硬汉。他身材矮小，但身体厚实，非常健壮。他有一张宽大、不轻易认输的脸。他还有一副极为有趣的嗓子。他的每一个字眼都发音清晰，每一个字眼都有属于自己的戏份。你为他的声音折服。

下午三点，梅勒点了一份酒。我记得自己当时心想，现在开始喝酒略有些早了——但或许在诺曼·梅勒生活或写就的世界里，并非如此。他是连接海明威时代的桥梁。梅勒拥有你期待从他这般的人身上获得的功力——一些老里老气、仿佛三轮摩托跨斗的东西，一杯威士忌。

梅勒喜欢就吉姆·布列德拉克（Jim Braddock）拍摄电影的想法。他生性暴躁易怒。他对那个下午的多数事物表示愤慨。但他喜欢这部电影的想法。

他有些令人好笑。我们拍了一些照片——他愿意与我拍照片，但他对此表现得并不热忱，或是态度模棱两可。“好的，拍吧。你有一秒钟的时间来拍照片。”他说道。

当他讨论拳击时，他用自己的拳头来演示如何出拳。他谈论单场比赛——他能够记住在具体某场比赛里、某一具体回合中的出拳顺序——并且向我展示出拳，事实上他确实是在挥拳。他谈论拳击手的面相，如何研究对方的身体和面容，找寻能够真正带来痛感的落拳位置。

他一边演示某场比赛中两名拳击手相互出拳的样子，一边说道：“接着他将他击出了拳击台。”

诺曼·梅勒恰好凑过身子，说“就像是这样”，接着便在刹那间将我的脑袋给夹住了。就在美仑大酒店的大堂里，这位知名编剧给好莱坞制片人当头一击，而我并不十分确定应当如何反应。凭他的手臂绕住了我的脑袋，他的身强体壮显而易见。这叫人略有些尴尬。我并不想挣扎反抗，但我也并不十分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梅勒会让我保持被锁头的状态多久？

时间持续得足够久到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与奥普拉的早餐

我与奥普拉·温弗莉（Oprah Winfrey）的见面，恰恰发生在我需要与她见面的时候。我的情绪有些低落，而奥普拉正是我需要与之交谈的那类为人热情、善于反思、诚恳可信的人。

那是2007年的早些时候。无论奥普拉在电视和电影银幕上的影响如何，我与她却从未有过交集。

有一次，我正在与斯派克·李（Spike Lee）说着话，而我知道他们二人是朋友。“我最最想要做的，是见一见奥普拉，”我对斯派克说，“你可以帮我吗？”

斯派克开怀大笑。“给她拨电话就是了，伙计！”他说。

“我不认识她，”我说道，“我并不觉得她会给我回电话的。”

斯派克再次大笑。“她知道你是谁，”他说，“给她拨电话就是了。”

斯派克给了我推动力，我给奥普拉拨去电话。

第二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与詹妮弗·洛佩兹（Jennifer Lopez）会面。事实上，她正在我的办公室里，为我吟唱一首动人优美的西班牙民谣。

我的助理敲了敲门，随即而入，用在舞台上窃窃私语的方式说道：“奥普拉在电话线上，是奥普拉本人！”

我的面部肌肉抽搐了一下。我看向詹妮弗，说道：“詹妮弗·洛佩兹，是奥普拉本人。我必须和她进行交谈，我要先接这通电话。”

詹妮弗优雅地停止了歌唱，但她的脸上没有笑意。

我拿起话筒。“奥普拉！”我说道，“我没法告诉你，我是有多么想和你见面。无论你身在何处，我都会动身前往。”我仅用一句话便解释了我的好奇心。

奥普拉用她那副沉稳的嗓音说道：“我愿意与你见面，布莱恩。我当然知道你是谁。”紧接着她对于我的一部电影发表了溢美之词。“这一两天，我会去洛杉矶的贝尔艾尔酒店。”她补充道。

十日之后，于2007年1月29日清晨，我坐在了洛杉矶贝尔艾尔酒店的室外花园里，等待与奥普拉·温弗莉共进早餐。

我因为正在经历一场人际危机，情绪低落，因为我不得不作出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

奥普拉与她的友人兼同事盖尔·金（Gayle King）下楼来用早餐。我们点了乡村蛋饼。我们谈论人生、谈论人际关系、谈论那些真正重要的事物，以及如何把握它们——并不仅仅只是一时，而是长远。

当你情感受挫、犹疑不安时，能够与之开展一场诸如此类的对话的更好人选，还能有谁？

奥普拉拥有一汪智慧之泉，也懂得如何倾听。她提醒我，人生本就是一个过程，而不是零碎的光景——人生中自有谬误、幸福与悲伤。

“我总是试图依靠自己来揭示人生。”她说道。

我们谈论了近两个小时。奥普拉显然有许多不得不去关注的事情。盖尔已经身穿西服准备就绪，而奥普拉却是另一副模样，她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做好应付这一天的准备。她穿着睡衣在游泳池畔享用早餐，而这也恰是对我们之间这场谈话的舒适级别的体现——仿佛我们双方都穿着睡衣似的。

与王妃分享碗中的冰激凌

就纯粹的兴奋之情而言，没什么能够超过见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王子和公主的了。1995年9月，我们受邀前往伦敦，为查尔斯王子、黛安娜王妃和皇室家族，做《阿波罗13号》的皇家首映。

皇家首映，与我们做过的白宫放映活动略有不同。在伦敦的一间影院与皇室成员会面，接着在放映完毕《阿波罗13号》后，所有人都受邀去另一处享用晚餐。

查尔斯王子当时已经和黛妃正式分居了，所以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谁会出席此次活动。但是就在我们知晓此次活动已经落实之际，我不顾礼节，给黛安娜王妃的办公室拨打了电话。我解释称，我期待此次首映，也同时期待与王妃陛下的会面。我正在进行好奇心提问，并且想获得与王妃对话的机会，无论是在活动前，还是活动后。

或许并不算出人意料，我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首映式于9月7日，在伦敦西区的一家影院举行，我们所有人都列队，毕恭毕敬地向黛安娜王妃致意（查尔斯王子并未出席）。影片放映完毕后，我们数人移步一间盛大的餐厅，在一张长方形的餐桌上用晚餐。

在我搭乘飞机远渡大西洋，来举行这场皇家放映式之前，环球影城的工作人员便已经向我就皇室家庭成员在场时的行为规范作好了说明：如何致意，不可碰触对方，何时应当站立、何时应当就坐、何时应当俯身鞠躬。在我到达伦敦后，你还会收到第二轮说明。

我们坐好，准备用晚餐，最后一位进场的是黛安娜王妃。在她入到餐厅时，所有人起身站立。她就座，而我们才坐下。而坐在我正对面的恰是黛安娜王妃。

黛安娜非常美丽，身穿一件范思哲黑色短款礼裙。她一坐下，我便在脑海里作了一个决定：我不会让我们之间的谈话流于行为规范勒令的呆板僵化。

我表现得风趣幽默，说了很多笑话。她与我很投机，她会开玩笑。我可以清楚看到，在她身旁的人们有些惊异于我的行为举止，以及她的反应。

她喜爱电影《阿波罗13号》。她不像我这般激动张扬，她带着股迷人万千、轻快活泼的英国腔，说道：“这是一部绝妙的电影，我的所言发自肺腑。这是一部成功之作，一部意义深远的电影。”

晚餐期间，我们讨论了电影、讨论了美国的流行文化。汤姆·汉克斯坐在王妃的一侧，他当晚的造型格外惹人发笑。朗·霍华德坐于王妃的另一侧。我想说，朗夹在我和汤姆·汉克斯这两个试图逗笑王妃的人中，并没有太多说话的机会。

黛安娜令我想到了电影《罗马假日》中的奥黛丽·赫本——尽管就黛安娜的处境而言，她是由普通人册封成为王妃的，而并非生来即是。黛安娜的魅力来自于她的美貌、她的举止和她的专注。

她的幽默感令我吃惊。我并不期待她会因为我们的笑话畅怀大笑。但她确实开怀大笑。这仿佛是一种释放。她是举世间最为闻名遐迩的人物，却受到了些许的束缚。她的笑声带着一抹自由的意味。

晚餐无须点餐，菜单已经事先安排妥当。在我们用完主食后，我对王妃说：“你知道，我真是喜欢极了冰激凌。你觉得我能要一些冰激凌吗？”黛安娜王妃微笑道：“如果你想要冰激凌的话，为什么不向侍应生提出呢？”我召来一名侍应生，说道：“王妃和我是否能够共用一碗冰激凌呢？”

黛安娜王妃看着我，她的表情仿佛在说：“这说法真可爱，也真大胆。我有点儿吓到了。”

侍应生赶紧奉来冰激凌。我想说，事实上，我从未见过侍应生手忙脚乱，仿佛他们试图找到冰激凌的藏身之处。

不久，有人给我端来了一碗冰激凌——一勺巧克力，一勺香草。我自然而然地将碗端给了黛安娜王妃，她舀了一两勺走。随后我也享用了些许。

在冰激凌被被我吃光之前，我再次将碗递给黛安娜王妃。尽管我吃过了，但她仍是吃了好几口。如此行为多少令我感到震惊。她只是微笑。

随后，王妃不得不起身离开。

我说：“你为什么非得走呢？我们正享受如此美妙的时光！”

她说：“这是惯例，我必须在午夜前离开。”正像是童话故事中那样。

王妃随即起身，我们所有人站起来，目送她离开。

好奇心提问：一份清单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与各式各样背景的人见面，关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进行开放式对话。以下是一份记录了与我进行过好奇心提问的人员名单。其详尽程度取决于我和工作人员的记忆和记录，任何疏忽之处，敬请谅解。我在超过三十五年的时间里，与如此多的人发起提问，又就如此多的话题进行探究，以至于要将它们一一记录在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些对话中的任何一场都为此书和我的电影作品，赋予了灵感。

50美分（50 Cent）：音乐人，演员，企业家

琼·亚伯拉罕森（Joan Abrahamson）：杰弗逊非营利研究所科研与教学主席，麦克阿瑟基金获得者

保罗·尼尔·阿代尔（Paul Neal “Red” Adair）：美国著名消防员，科威特油井井喷火灾中革新灭火技术倡导者

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美国福克斯前新闻董事长

道格·阿提肯（Doug Aitken）：多媒体艺术家

穆罕默德·阿里：职业重量级拳击手，三次荣冠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头衔

约翰·奥尔曼（John Allman）：神经学家，人类认知领域专家

格洛丽亚·奥尔雷德（Gloria Allred）：公民权辩护律师

布拉德·安德森（Brad Anderson）：百思买前首席执行官

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科技娱乐设计大会策划人

菲利浦·安舒茨（Philip Anschutz）：企业家，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创始人之一，多项职业运动队投资人

大卫·安森（David Ansen）：美国《新闻周刊》娱乐版前资深编辑人

萝丝·阿波达卡（Rose Apodaca）：流行文化、服饰、风尚新闻人

伯纳德·阿诺特（Bernard Arnault）：路易·威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丽贝卡·阿什尔沃尔什（Rebecca Ascher-Walsh）：新闻人，作家

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作家

雷扎·阿斯兰（Reza Aslan）：宗教研究学者，作家

托尼·阿特伍德（Tony Attwood）：心理学家，撰写阿斯伯格综合征相关书籍

莱斯利·巴内（Lesley Bahner）：1984年里根·布什总统竞选期间负责宣传及动机研究

F.李·贝利（F. Lee Bailey）：传奇辩护律师

埃文﹒布莱恩（Evan Bailyn）：搜索引擎优化专家

利蒂希娅·鲍德瑞奇（Letitia Baldrige）：礼仪专家，杰奎琳·肯尼迪社交秘书

鲍勃·巴拉德（Bob Ballard）：海洋学家，探险家，水下考古学家，泰坦尼克号发现者

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理查德·邦斯（Richard Bangs）：探险家，作家，电视名人

泰拉·琳妮·班克斯（Tyra Lynne Banks）：模特，电视主持人

巴里·巴里什（Barry Barish）：实验物理学家，引力波专家

克莱特·巴伦里德（Colette Baron-Reid）：直觉相关专家

约翰·贝克（John C. Beck）：移动通信业务专家，作家

伊夫·贝哈尔（Yves Béhar）：工业设计师，企业家

哈罗德·本杰明（Harold Benjamin）：癌症患者养生社区中心主管

史蒂夫·贝拉（Steve Berra）：职业滑板运动员，滑板运动网站The Berrics创始人之一

杰夫·比克斯（Jeff Bewkes）：时代华纳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亚马逊网站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持有人

杰森·宾（Jason Binn）：《Dujour》杂志创始人，吉尔特集团首席顾问，盖蒂图片社编辑

伊恩·伯茨（Ian Birch）：《赫斯特》（Hearst Magazines）杂志编辑部选题开发及特别项目主管，《美国周刊》（US）前编辑人

彼得· 比斯金（Peter Biskind）：文化评论人，电影历史学家，作家，《首映》杂志（Premiere）前执行编辑

爱德温·布莱克（Edwin Black）：历史学家，新闻人，致力于人权问题与企业犯罪

基思·拉尼尔（Keith Black）：洛杉矶悉达斯·西奈医学中心神经外科部主席，专攻脑肿瘤疗法

大卫·布莱恩（David Blaine）：魔术师，幻术师，耐受力艺术家

基斯·布兰卡德（Keith Blanchard）：《美信》杂志（Maxim）创始人

亚历克斯·本·布洛克（Alex Ben Block）：新闻人，《好莱坞报道》（Hollywood Reporter）前资深编辑人

谢尔曼·布洛克（Sherman Block）：1982—1998年间任洛杉矶警察局长

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2002—2013年间任纽约市长，彭博新闻社创始人

蒂姆·布鲁姆（Tim Blum）：当代商业艺术画廊Blume & Poe创始人之一

亚当·布莱（Adam Bly）：《种子》杂志（Seed）创办人，致力于科学与社会多领域课题

亚历克斯·博古斯基（Alex Bogusky）：设计师，广告经理人，市场营销人员，作家

大卫·博伊斯（David Boies）：美国司法部对微软案件中美国司法部代表律师，布什对阿尔·戈尔案件中阿尔·戈尔代表律师

马克·波罗威茨（Mark Borovitz）：犹太拉比，针对前科犯及毒瘾者的住院治疗中心运营者

安东尼·博姿（Anthony Bozza）：音乐新闻人兼作家，滚石乐队作曲人

威廉姆·布拉顿（William Bratton）：纽约市警察署长

艾利·布罗德（Eli Broad）：慈善家，企业家，艺术收藏家

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作家代理人，作家，边缘基金会创立人

布拉德福特·布朗（Bradford Brown）：《五轮书》（The Book of Five Rings）译者，一本由日本武士就交锋与取胜艺术写而成的书

罗伊·布朗（Roy Brown）：音乐家，作曲家

蒂姆·布朗（Tim Brown）：艾迪欧设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主席

威利·布朗（Willie Brown）：曾出任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发言人长达15年之久，旧金山市前市长

蒂凡尼·布莱恩（Tiffany Bryan）：《谁敢来挑战》（Fear Factor）真人秀参赛选手

珍妮·巴金汉姆（Jane Buckingham）：潮流趋势预言专家

泰德·巴芬顿（Ted Buffington）：受压情形下行为表现及关键情形下决策行为专家

文森特·巴格鲁斯（Vincent Bugliosi）：洛杉矶地区代理律师，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案件起诉人，《狼狈》（Helter Skelter）编剧之一

爱德·邦克（Ed Bunker）：职业罪犯，犯罪小说作家

托里·伯奇（Tory Burch）：时尚设计师

詹姆士·伯克（James Burke）：1982年“泰诺危机”期间强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卡拉·贝思·伯恩塞德（Cara-Beth Burnside）：女子滑板运动及单板滑雪先驱人物

钱德勒·伯尔（Chandler Burr）：新闻人，作家，纽约市艺术设计博物馆嗅觉艺术分馆馆长

老尤金尼娅·巴特勒（Eugenia Butler, Sr.）：艺术商，收藏家

小詹姆士·巴兹（James T. Butts, Jr.）：英格尔伍德市市长，圣塔·莫妮卡前警察局长

戴维·伯恩（David Byrne）：音乐人，传声头像乐队成员

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演员，超模

亚当·卡罗拉（Adam Carolla）：播客主播，电台《爱情热线》（Loveline）前主持人

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l）：新闻人，《洛杉矶时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前编辑

肖恩·卡罗尔（Sean B. Carroll）：演化式开发生物学家，基因学家

卡通先生（Mr. Cartoon）：文身及涂鸦艺术家

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人类学家，写过关于萨满教训练方法的书

切勒里内·卡斯蒂洛三世（Celerino Castillo III）：美国缉毒特工，曾揭露尼加拉瓜境内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后台的军火毒品交易

布莱恩·切斯基（Brian Chesky）：Airbnb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作家，物理学家，另类疗法提倡者

周英华（Michael Chow）：美国传奇餐饮业大亨

查克·D.（Chuck D.）：音乐家，音乐制作人，全民公敌乐队前队长

史蒂夫·克莱顿（Steve Clayton）：微软未来主义研究人员

埃尔德里奇·克里夫（Eldridge Cleaver）：黑豹党领袖，《冰上之灵》（Soul on Ice）作者

约翰尼·科克伦（Johnnie Cochran）：辛普森杀妻案辩护律师

杰瑞德·科恩（Jared Cohen）：“谷歌理念”负责人

乔尔·科恩（Joel Cohen）：人口专家，数学生物学家

凯特·科恩（Kat Cohen）：大学招生顾问，《入校的真相》作者

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1973—1976年间，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人

伊丽莎白·巴伦·科尔（Elizabeth Baron Cole）：营养师

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管理顾问，业务与管理专家，《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作者

罗伯特·柯林斯（Robert Collins）：神经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神经学专业前主席

肖恩·库姆斯（Sean Combs）：音乐人，音乐制作人，时尚设计师，企业家

理查德·康尼夫（Richard Conniff）：人类与动物行为作家

蒂姆·库克（Tim Cook）：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

塔蒂阿娜·库里马奎特（Tatiana Cooley-Marquardt）：美国记忆大赛蝉联冠军

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新闻人，作家，电视名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节目《安德森·库珀全视角》（Anderson Cooper 360）主持人

诺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医学大师，《笑退病魔》（Anatomy of an Illness: As Perceived by the Patient）作者

雅克·伊夫·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海洋学家，海洋资源保护先驱者

克里斯·考克斯（Chris W. Cox）：美国步枪协会首席说客

史蒂夫·科兹（Steve Coz）：《全国问讯报》前编辑人

唐纳德·克拉姆（Donald Cram）：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化学系教授，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吉姆·克莱姆（Jim Cramer）：投资人，作家，电视名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我为钱狂》（Mad Money）主持人

克莱德·克朗凯特（Clyde Cronkhite）：刑事司法专家，圣塔·安娜市前警察局长，洛杉矶市前代理警察局长

马克·库班（Mark Cuban）：投资人，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达拉斯小牛队所有者

海蒂·西格蒙德·库达（Heidi Siegmund Cuda）：新闻人，《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前音乐评论人

托马斯·卡明斯（Thomas Cummings）：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高绩效组织机构及策略变化前沿设计专家

弗莱德·库尼（Fred Cuny）：灾难援助专员

马里奥·库默（Mario Cuomo）：1983—1994年间纽约州州长

艾伦·德肖微茨（Alan Dershowitz）：律师，宪法学者，哈佛法学院名誉教授

唐尼·多伊奇（Donny Deutsch）：广告经理人，电视名人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进化论生物学家，作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普利策奖得主

阿尔弗雷德·蒂西皮奥（Alfred DiSipio）：唱片推广人

DMX：音乐人，演员

托马斯·多诺万（Thomas R. Donovan）：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前首席执行官

杰克·多西（Jack Dorsey）：推特联合创始人，Square电子支付服务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史蒂夫·德勒兹内（Steve Drezner）：兰德智库系统分析及军事项目专员

安·德鲁杨（Ann Druyan）：天文学及大众科学作家兼制作人

玛丽安·莱特·埃德尔曼（Marian Wright Edelman）：儿童保护基金创办人兼主席

贝蒂·艾德华（Betty Edwards）：《像艺术家一样思考》（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 ）作者

彼得·艾森哈特（Peter Eisenhardt）：宇航员，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物理学家

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心理学家，情感及情感与面部表情联系课题先驱研究者

安妮塔·埃尔伯斯（Anita Elberse）：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教授

艾米纳姆（Eminem）：音乐人，音乐制作人，演员

塞尔温·恩泽（Selwyn Enzer）：未来主义者，南加州大学未来研究领域前负责人

苏珊·艾斯瑞奇（Susan Estrich）：律师，作家，总统竞选首位女竞选经理人

哈罗德·伊万斯（Harold Evans）：新闻人，作家，《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编辑，《康德纳斯旅人》（Condé Nast Traveler）杂志创办人

罗恩·费根（Ron W. Fagan）：社会学家，佩珀代因大学前教授

芭芭拉·费尔柴尔德（Barbara Fairchild）：2000—2010年间《好胃口》（Appétit）杂志编辑

谢帕德·费瑞（Shepard Fairey）：艺术家，平面设计师，插画师

琳达·菲尔斯坦（Linda Fairstein）：作家，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性犯罪部门前主控官

约翰·菲尔德（John Fiedler）：1984年里根·布什总统竞选通信研究主管

路易斯·芬奇（Louis C. Finch）：美国国防部战备及人员防护部门前代理副部长

亨利·芬德（Henry Finder）：《纽约客》编辑部主任

约翰·弗里克（John Flicker）：美国国家奥杜邦学会前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小威廉姆·福特（William Ford, Jr.）：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前首席执行官亨利·福特曾孙

马修·弗洛伊德（Matthew Freud）：弗洛伊德通信公司首脑人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孙

格兰·弗里德曼（Glen Friedman）：摄影师

邦尼·弗勒（Bonnie Fuller）：新闻人，媒介执行专员，好莱坞网（HollywoodLife.com）的编辑

鲍勃·加西亚（Bob Garcia）：棒球卡收藏家、专家

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发展心理学家，多元智能理论开发者

达里尔·盖茨（Daryl Gates）：1978—1992年间洛杉矶警察局长

文斯·杰勒迪斯（Vince Gerardis）：企业家

大卫·吉布森（David Gibson）：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学者

弗朗西斯·吉洛（Francoise Gilot）：画家，《和毕加索生活》（Life with Picasso）作者

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作家，新闻人，《纽约客》特约撰稿人

丽贝卡·格拉肖（Rebecca Glashow）：数字媒体执行专员，首台视频点播系统启用参与者

谢尔登·格拉肖（Sheldon Glashow）：理论物理学家，哈佛大学荣誉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贝纳德·格拉斯曼（Bernard Glassman）：禅宗导师，“禅宗和平使者修道会”创始人之一

巴瑞·格拉斯奈（Barry Glassner）：路易克拉克大学校长，南加州大学前执行副教务长

约翰·戈达德（John Goddard）：首位驾皮划艇穿越尼罗河全流域探险家，作家

拉塞尔·戈德史密斯（Russell Goldsmith）：城市国家银行首席执行官

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巴黎到月球》（Paris to the Moon）作者

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金融时报》前编辑

罗伯特·格拉汉姆（Robert Graham）：雕刻家

布莱恩·格林（Brian Greene）：理论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弦理论专家

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作家兼发言人

琳达·格林豪斯（Linda Greenhouse）：新闻人，《纽约时报》驻美国最高法院前发言人，普利策奖得主

丽莎·古拉（Lisa Gula）：前科学家，致力于XonTech导弹防御系统

桑杰·古普塔（Sanjay Gupta）：神经外科医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医药栏目通讯记者

雷蒙·古铁拉斯（Ramón A. Gutiérrez）：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致力于美国种族及民族关系研究

乔瑟夫·哈利南（Joseph T. Hallinan）：新闻人，作家，普利策调查性报告奖得主

迪恩·哈默（Dean Hamer）：遗传学家，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荣誉科学家

黛安·汉森（Dian Hanson）：色情杂志编辑

汤姆·哈格罗夫（Tom Hargrove）：在哥伦比亚遭哥伦比亚武装革命力量毒枭组织游击队绑架的农业科学家，其真人真事后被改编入电影《生命的证据》（Proof of Life）

麦克·哈里斯（Mark Harris）：新闻人，《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前执行编辑

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神经科学家，《信仰的终结》（The End of Faith）作者

比尔·哈里森（Bill Harrison）：以最大化眼球、意识、身体三者间条件反射为目的，专注于运动视觉训练的视觉专家

里德·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Netflix公司创始人之一兼首席执行官

劳拉·海瑟薇（Laura Hathaway）：美国门萨国际天才儿童资源项目全国协调员

札希·哈瓦斯（Zahi Hawass）：考古学家，埃及学家，埃及考古事务前国家部长

约翰·赫（John Hay）：共济会会员

鲁法拉·赫（Lutfallah Hay）：共济会前革命伊朗议会前成员

苏珊·赫顿（Susan Headden）：“美国新闻与世界”频道前广播员兼编辑，普利策调查性报告奖得主

杰克·希利（Jack Healey）：人权积极分子，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部前执行理事

托马斯·希顿（Thomas Heaton）：地震学家，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曾对地震预警系统研发有重大贡献

彼得·赫布斯特（Peter Herbst）：新闻人，《首映》及《纽约》（New York）杂志前编辑

达内特·赫尔曼（Danette Herman）：学院奖人才经理人

西蒙·赫什（Seymour Hersh）：调查记者，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

戴夫·希基（Dave Hickey）：《哈泼斯》《滚石》《名利场》等杂志艺术及文化评论人

吉姆·海托华（Jim Hightower）：改革论政治积极分子，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时尚设计师，时尚生活品牌缔造者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新闻人，作家，政治及宗教评论人

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艺术家，20世纪60年代波普艺术运动主要贡献者

南希·欧文（Nancy Irwin）：催眠大师

克里斯·伊萨克（Chris Isaak）：音乐人，演员

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歌手，词作家，其1982年专辑《战栗者》成为迄今为止最畅销专辑

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运动员

莫特·詹克罗（Mort Janklow）：文学经纪人，詹克罗与内斯比特文学代理联合公司创始人兼主席

Jay Z：音乐家，音乐制作人，时尚设计师，企业家

韦克莱夫·让（Wyclef Jean）：音乐人，演员

詹姆士·杰比亚（James Jebbia）：顶级服饰品牌首席执行官

哈里·杰里逊（Harry J. Jerison）：古神经病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誉教授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兼前首席执行官，皮克斯创始人之一兼前首席执行官

贝齐·约翰逊（Betsey Johnson）：时尚设计师

杰米·约翰逊（Jamie Johnson）：曾执导《天生富贵》，强生公司继承人

拉里·约翰逊（Larry C. Johnson）：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员，安全与恐怖主义顾问

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L. Johnson）：商人，媒体大亨，美国黑人娱乐电视频道创始人之一兼前董事长

希拉·约翰逊（Sheila Johnson）：美国黑人娱乐电视频道创始人之一，首位持有或部分持有三支职业运动队的美国黑人女性

史蒂夫·约翰逊（Steve Johnson）：媒体理论家，流行科学作家，在线杂志《FEED》联合创办人

杰西·乔伊娜·柯西（Jackie Joyner-Kersee）：奥运金牌得主

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卢旺达总统

千叶千田（Michiko Kakutani）：《纽约时报》的评论家，普利策奖获奖者

萨姆·霍尔·卡普兰（Sam Hall Kaplan）：《洛杉矶时报》前建筑版评论家

马苏德（Masoud Karkehabadi）：神童，13岁就从大学毕业了

帕特里克·基夫（Patrick Keefe）：作者，《纽约客》专栏作家

格申·凯克斯（Gershon Kekst）：凯克斯通讯公司的创始人

吉尔·凯勒赫（Jill Kelleher）：专业媒体人，凯勒赫联合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罗宾·凯利（Robin D. G. Kelley）：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专门研究非裔美国人

谢拉·柯雷（Sheila Kelley）：演员、舞者

菲利浦·克尔曼（Philip Kellman）：认知心理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专攻感知性学习及适性化学习

乔瑟夫·肯尼迪二世（Joseph Kennedy II）：商人，民主政治家，公民能源公司创始人，老罗伯特·肯尼迪与埃塞尔·肯尼迪之子

盖尔·金（Gayle King）：《奥普拉杂志》（O, The Oprah Magazine）主编，《CBS早安》（CBS This Morning）节目联合主持人

亚历克斯·基普曼（Alex Kipman）：微软技术研究员，微软游戏机Xbox360体感周边外设发明人之一

罗伯特·卡比（Robert Kirby）：致力研究肌肉相关医药科学的人体运动学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美国前国务卿，外交官，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时尚设计师

艾尔莎·克伦斯克（Elsa Klensch）：新闻人，时尚评论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流行登陆》（Style with Elsa Klensch）节目前主持人

菲尔·奈特（Phil Knight）：耐克公司创始人之一，董事长兼前首席执行官

碧昂斯·诺斯（Beyoncé Knowles）：音乐人，演员

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神经科学家，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专攻人类意识领域

克里·科夫（Clea Koff）：法医人类学家，曾携手联合国揭露卢旺达大屠杀

史蒂文·克劳德尼（Stephen Kolodny）：家庭法代理律师

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哈佛设计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杰夫·昆斯（Jeff Koons）：艺术家

杰西·科恩布鲁斯（Jesse Kornbluth）：新闻人，文化礼宾服务编辑人

理查德·科夏列克（Richard Koshalek）：洛杉矶当代艺术馆前负责人

马克·科斯塔比（Mark Kostabi）：艺术家，作曲家

安娜·库尔尼科娃（Anna Kournikova）：前职业网球运动员

劳伦斯·克劳斯（Lawrence Krauss）：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史蒂夫·克罗夫特（Steve Kroft）：新闻人，哥伦比亚广告公司《60分钟》（60 Minutes）节目通讯记者

威廉·拉弗洛尔（William LaFleur）：作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专职日本文化研究

史蒂文·拉米（Steven Lamy）：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教授

劳伦斯·劳勒（Lawrence Lawler）：美国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部前主管兼特工

奈洁拉·劳森（Nigella Lawson）：新闻人，作家，美食作家，电视主持人

苏格·雷·伦纳德（Sugar Ray Leonard）：职业拳击运动员，五个重量级别的世界冠军

玛丽亚·莱彼斯基（Maria Lepowsky）：人类学家，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教授，曾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原住民共同生活

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网络自由及网络中立性积极倡导者，哈佛法学院教授

克里夫·莱特（Cliff Lett）：职业赛车手，无线电操控汽车设计师

罗伯特·莱文（Robert A. Levine）：兰德公司前经济学者

爱丽尔·莱维（Ariel Levy）：新闻人，《纽约》杂志特约撰稿人

丹尼·利维（Dany Levy）：《糖果生活》（DailyCandy）电子杂志创始人

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流行艺术家

约翰·利贝斯金德（John Liebeskind）：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前教授，疼痛及疼痛与健康关系研究领域首席研究员

艾伦·利普金（Alan Lipkin）：美国国税局犯罪调查部前特工

玛格丽特·利文斯顿（Margaret Livingstone）：神经生物学家，专攻视觉领域，哈佛医学院教授

托恩·洛茨（Tone Lōc）：音乐人，演员

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认知心理学家，人类记忆领域专家，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

丽莎·洛夫（Lisa Love）：《Vogue》及《Teen Vogue》西海岸负责人

吉姆·洛弗尔（Jim Lovell）：阿波罗时代宇航员，阿波罗13号受创后任务指挥官

托马斯·拉夫乔伊（Thomas Lovejoy）：生态学家，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史密森学会环境与对外事务前助理秘书，热带森林采伐专家

马尔科姆·卢卡斯（Malcolm Lucas）：1987—1996年间任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奥利弗·卢基特（Oliver Luckett）：社交媒体内容公司the Audience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弗兰克·伦茨（Frank Luntz）：政治顾问兼民意调查人

彼得·马斯（Peter Maass）：作家，国际事务、战事及冲突新闻人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作家，剧作家，电影人，新闻人，《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杂志创办人之一

约翰·梅杰爵士（Sir John Major）：1990—1997年间，任英国首相

迈克尔·马林（Michael Malin）：天文学家，设计师，火星探测用相机研发人

马拉（P.J.Mara）：前爱尔兰议员，爱尔兰首相查尔斯·豪伊（Charles Haughey）政治顾问

卢·马里诺夫（Lou Marinoff）：从事决策理论及政治哲学家，纽约市立大学教授

汤姆·梅恩（Thom Mayne）：建筑师，墨菲西思建筑公司创始人之一

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亚利桑那州美国议员，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泰瑞·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弗吉尼亚州州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

凯文·麦克坎比（Kevin McCabe）：经济理论学家，神经经济学家，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苏珊·麦卡锡（Susan McCarthy）：圣塔莫妮卡前市执行长

苏珊·麦克拉瑞（Susan McClary）：音乐理论家，将音乐理论与女权主义音乐批评相结合，凯斯西储大学教授

泰瑞·麦克唐奈（Terry McDonell）：编辑，媒体执行人，《时尚先生》（Esquire）前主编

保罗·麦吉尼斯（Paul McGuinness）：U2乐队前经理人

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创意文案导师，南加州大学前教授

丹尼尔·麦克莱恩（Daniel McLea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古典学者兼讲师

布鲁斯·麦克纳尔（Bruce McNall）：体育赛事执行人，美国冰球联盟洛杉矶国王队前持有者

莱奥纳德·梅尔莫尔（Leonard Mehlmauer）：自然疗者，研究人员，专有名词“eyology”创造者

桑尼·梅塔（Sonny Mehta）：阿尔弗雷德·诺普出版公司（Alfred A. Knopf）董事长兼主编

史蒂文·梅塞（Steven Meisel）：时尚摄影师

苏珊·梅塞拉斯（Susan Meiselas）：纪录片摄影师

苏西·门克斯（Suzy Menkes）：英国新闻人，作家，《国际前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前时尚记者兼编辑

米勒德·德雷克斯勒（Millard Drexler）：时尚品牌J. Crew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服装品牌Gap前总监兼首席执行官

杰克·麦尔斯（Jack Miles）：编辑，作家，普利策奖得主，麦克阿瑟基金获得者

马尔文·米切尔森（Marvin Mitchelson）：名人离婚案律师，赡养费观念倡导者

艾萨克·麦兹拉西（Isaac Mizrahi）：时尚设计师

蒂姆·蒙哥马利（Tim Montgomery）：奥林匹克跑步运动员，因使用有助于提高比赛成绩的违法药品而被撤销世界纪录

罗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律师，曼哈顿任期最长的地方检察官

帕特里克·莫斯卡利托拉（Patrick B. Moscaritolo）：大波士顿会议及游客局首席执行官

凯特·摩丝（Kate Moss）：超模，时尚设计师

劳伦斯·莫尔特（Lawrence Moulter）：新波士顿花园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新闻人，政治评论员，白宫前新闻秘书

罗伯特·姆拉扎克（Robert Mrazek）：作家，前国会议员

帕特里克·姆拉尼（Patrick J. Mullany）：美国联邦调查局前特工

凯利·穆利斯（Kary Mullis）：生化学家，基因领域获诺贝尔化学奖

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艺术家，画家，雕刻家

布雷克·麦考斯（Blake Mycoskie）：企业家，慈善家，TOMS鞋业创始人

内森·麦沃尔德（Nathan Myhrvold）：微软前主技术官

埃德·尼达姆（Ed Needham）：《滚石》杂志前主管编辑，《格言》（Maxim）杂志主编

萨拉·尼尔逊（Sara Nelson）：公共利益法律公司克里斯蒂克公司创始人之一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以色列总理

杰克·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新闻人，作家，《乡村之声》前专栏作家

松久信幸（Nobuyuki Matsuhisa）：主厨兼餐饮企业管理者

佩吉·努南（Peggy Noonan）：罗纳德·里根总统演讲稿撰写人兼特别助理，作家，《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

安东尼·罗维尔（Anthony Norvell）：玄学专家，作家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美国总统，前伊利诺伊州美国议员

杰西卡·克雷萨（ODB）：音乐人，音乐制作人，Wu-Tang clan创始成员

理查德·奥尔登伯格（Richard Oldenburg）：纽约市当代艺术博物馆前主管

玛丽·凯特·奥尔森及阿什莉·奥尔森（Mary-Kate and Ashley Olsen）：演员，时尚设计师

奥卢·达拉和吉姆·迪金森（Olu Dara & Jim Dickinson）：音乐家，唱片制作人

埃斯特万·奥瑞尔（Estevan Oriol）：摄影师，常以摄影作品描绘洛杉矶郊外与帮派文化

劳伦斯·奥斯本（Lawrence Osborne）：新闻人，《美国标准：阿斯伯格综合征的隐秘世界》（American Normal: The Hidden World of Asperger Syndrome）一书作者

曼妮·帕奎奥（Manny Pacquiao）：职业拳击运动员，首位八赛区世界总冠军得主

大卫·佩奇（David Pagel）：艺术评论人，作家，策展人，克莱蒙特学院艺术历史专业教授，主攻当代艺术

安东尼·佩里卡诺（Anthony Pellicano）：洛杉矶高端私人调查员

罗伯特·佩尔顿（Robert Pelton）：冲突地区新闻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Places）丛书作者

安迪·彭伯顿（Andy Pemberton）：《Blender》杂志前主编

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2011—2012年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主管，退役的四星美国陆军上将

玛丽安娜·普菲泽（Mariana Pfaelzer）：美国联邦巡回法院法官，对加州187号提案持反对态度

杰伊·费伦（Jay Phelan）：进化论生物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安·菲尔宾（Ann Philbin）：洛杉矶翰墨美术馆负责人

马克·普罗特金（Mark Plotkin）：民族植物学家，作家，雨林生态系统专家

克里斯托弗·普尔（Christopher “moot” Poole）：互联网企业家，创立4chan及Canvas网站

佩吉·波斯特（Peggy Post）：波斯特学院负责人，礼仪相关作家及顾问

弗吉尼亚·波斯特尔（Virginia Postrel）：政治及文化新闻人，作家

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2001—2005年间，任美国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前国家安全顾问，退役四星美国陆军上将

内德·普勒布尔（Ned Preble）：前行政官，问题求解创新方法论“共同研发”（Synectics）支持者

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化学家，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确定性的终结》（The End of Certainty: Time, Chaos, 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一书作者

普瑞斯·迈克尔·杰克逊（Prince）：音乐人，音乐制作人，演员

沃尔夫冈·帕克（Wolfgang Puck）：主厨，餐饮管理者，企业家

“暴动小猫”乐队（Pussy Riot）：俄罗斯女权朋克摇滚二人乐队，由玛丽亚·阿列希娜（Maria Alyokhina）和娜杰日达·托洛孔尼科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组成，两名成员都有入狱前科

史蒂文·库沃茨（Steven Quartz）：哲学家，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主攻大脑价值系统及与文化的互动

詹姆士·昆利文（James Quinlivan）：兰德公司分析师，专职为大型企业引入改革与技术

威廉姆·拉德（William C. Rader）：精神病学家，负责多项疾病干细胞注射的管理

杰森·兰德尔（Jason Randal）：魔术师，算命师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81—1989年间，任美国总统

萨姆纳·雷德斯通（Sumner Redstone）：媒体大亨，商人，哥伦比亚广告公司董事长，维亚康姆集团董事长

朱迪斯·里根（Judith Regan）：编辑，图书出版人

艾迪·雷费尔特（Eddie Rehfeldt）：通信公司万卓环球执行创意总监

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新闻人，作家，《纽约客》编辑人，普利策奖得主

大卫·罗兹（David Rhodes）：哥伦比亚广告公司总裁，福克斯新闻网新闻部前副总裁

马修·里卡德（Matthieu Ricard）：佛教僧人，摄影师，《幸福：人生最重要技能开发指南》（Happiness: A Guide to Developing Life’s Most Important Skill）一书作者

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2005—2009年间，任美国国务卿，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坦福大学前教务长，斯坦福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法兰克·里奇（Frank Rich）：新闻人，作家，《纽约时报》前专栏作家，《纽约》杂志主编

迈克尔·林德尔（Michael Rinder）：国际山达基教会积极分子兼前资深执行人

理查德·赖尔登（Richard Riordan）：1993—2001年间，任洛杉矶市市长，商人

托尼·罗宾斯（Tony Robbins）：人生导师，作家，励志演说家

罗伯特·威尔逊和理查德·赫顿（Robert Wilson and Richard Hutton）：刑事辩护律师

布莱恩·罗伯茨（Brian L. Roberts）：康卡斯特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伯顿·罗伯茨（Burton B. Roberts）：首席执行法官，任职于纽约布朗克斯区高级法院，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小说《虚荣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某人物角色原型

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时尚新闻人，《名利场》流行风尚板块负责人，《纽约客》前时尚板块负责人

乔·罗宾逊（Joe Robinson）：工作与生活平衡，以及生产力领域演说家兼训练师

加里·罗什（Gerry Roche）：海德思哲商业人才搜猎公司资深主席

亚伦·罗斯（Aaron Rose）：电影导演，艺术秀策展人，编剧

查理·罗斯（Charlie Rose）：新闻人，电视采访人，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查理·罗斯》（Charlie Rose）节目主持人

梅尔·罗尚（Maer Roshan）：编剧，编辑，企业家，《雷达》杂志及“雷达在线网”创办人

帕斯夸里·罗特利亚（Pasquale Rotella）：“Insomniac”音乐盛典及活动制作人，其制作的音乐盛典包括电子音乐嘉年华（Electric Daisy Carnival）

卡尔·罗夫（Karl Rove）：共和党政治顾问，乔治·布什总统竞选活动主战略官，乔治·布什总统任职期间资深顾问兼副参谋长

里克·鲁宾（Rick Rubin）：唱片制作人，德弗·詹姆唱片公司创始人

埃德·拉斯查（Ed Ruscha）：流行艺术家

萨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小说家，《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和《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作者，布克文学奖得主

RZA：Wu-Tang clan领队，音乐家，演员，音乐制作人

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广告代理公司盛世长城及尚思广告创始人之一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负责人

奥利弗·沙克斯（Oliver Sacks）：神经学家，作家，纽约大学医学院教授

卡尔·萨冈（Carl Sagan）：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宇宙学家，作家，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剧《宇宙时空之旅》（Cosmos）编剧之一

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科学家，脊髓灰质炎疫苗开发者，索尔克学院创始人，致力于生物学研究

杰里·索尔兹（Jerry Saltz）：《纽约》杂志艺术评论人

詹姆士·桑德斯（James Sanders）：《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研究学者，《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编辑之一

肖恩·桑福德（Shawn Sanford）：微软生活方式营销部门负责人

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神经内分泌学家，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

约翰·萨诺（John Sarno）：纽约大学医学院复健医学领域教授

迈克尔·朔伊尔（Michael Scheuer）：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情报官，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跟踪小组前负责人，作家

保罗·席梅尔（Paul Schimmel）：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前首席馆长

朱利安·许纳贝（Julian Schnabel）：艺术家，电影人

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星巴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约翰·施瓦茨（John H. Schwarz）：理论物理学家，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弦理论早期开发者之一

戴维·斯科特（David Scott）：阿波罗时代宇航员，首位月球表面驾驶者

玛丽·林·斯科娃佐（Mary Lynn Scovazzo）：整形外科医师，运动医学专家

泰伦斯·赛格诺斯基（Terrence Sejnowski）：教授，索尔克生物学研究院神经生物学计算机实验室负责人

马歇尔·塞拉（Marshall Sella）：《GQ》《纽约》《纽约时报》新闻人

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浸礼会牧师，人权活跃分子，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丹尼尔·希恩（Daniel Sheehan）：宪法及公共利益律师，克里斯蒂克公司创始人之一，罗梅罗公司创始人

迈克·希恩（Mike Sheehan）：纽约市警官，后成为新闻报道人

吉野下村（Yoshio Shimomura）：日本文化顾问

罗纳德·西格尔（Ronald K. Siegel）：精神病药理学家，作家

迈克尔·西格曼（Michael Sigman）：《洛杉矶周刊》前总裁兼出版人

桑福德·施格罗夫（Sanford Sigoloff）：商人，企业转型专家

本·西尔伯曼（Ben Silbermann）：企业家，照片分享网站Pinterest创办人之一兼首席执行官

西蒙·斯涅克（Simon Sinek）：前广告经理人，励志演说家，《超级激励者》（Start with Why: How Great Leaders Inspire Everyone to Take Action）一书作者

迈克·斯金纳（Mike Skinner）：音乐家，音乐制作人，英国“街头小子”乐队嘻哈项目领导人

斯利克·里克（Slick Rick）：音乐人，音乐制作人

安东尼·斯莱德（Anthony Slide）：新闻人，作家，流行演艺行业历史专家

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墨西哥商人，投资家，慈善家

加里·斯莫尔（Gary Small）：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衰老中心负责人

弗莱德·史密斯（Fred Smith）：联邦快递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里克·斯莫兰（Rick Smolan）：《生命中的一天》（Day in the Life）系列丛书创作者之一，《国家地理》《时代》《生活》杂志前摄影师

弗兰克·斯内普（Frank Snepp）：新闻人，越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兼分析师

斯科特·斯奈德（Scott Snyder）：漫画书及短篇故事作家

斯科特·安德鲁·斯奈德和特蕾西·福曼·斯奈德（Scott Andrew Snyder and Tracy Forman-Snyder）：设计与艺术指导，艺术品销售公司Arkitip运营者

约翰尼·西佩恩（Johnny Spain）：1971年间，试图从圣昆汀州立监狱越狱的“圣昆汀六犯”之一

格里·斯彭斯（Gerry Spence）：知名辩护律师，刑事案件常胜公诉人及辩护律师

阿特·施皮格尔曼（Art Spiegelman）：卡通画家，插画家，《鼠族》（Maus）一书作者，普利策奖得主

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2007—2008年间，任纽约市地方长官，前纽约市司法部长

彼得·斯坦（Peter Stan）：兰德公司分析师兼经济理论学家

格温·斯蒂芬妮（Gwen Stefani）：音乐家，时尚设计师

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rn）：电台及电视名人

辛迪·斯蒂夫斯（Cyndi Stivers）：新闻人，《纽约消费导刊》（Time Out New York）前主编

比兹·斯通（Biz Stone）：推特创始人之一

尼尔·施特劳斯（Neil Strauss）：《把妹达人》（The Game: Penetrating the Secret Society of Pickup Artists）一书作者

扬西·斯特里克勒（Yancey Strickler）：在线募资网站Kickstarter创始人之一兼首席执行官

詹姆士·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新闻人，《纽约客》商业与金融专栏作家

艾瑞克·苏斯曼（Eric Sussma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学院资深讲师，Amber Capital投资管理公司总裁

t.A.T.u.：俄罗斯双人乐队

安德烈·莱昂·托雷（André Leon Talley）：《时尚》投稿人兼前编辑人

谭恩美（Amy Tan）：《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书作者

杰拉尔德·塔洛（Gerald Tarlow）：临床心理学家，治疗师

罗恩·蒂加登（Ron Teeguarden）：草药师，亚洲疗愈技术探索者

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理论物理学家，氢弹之父

艾德·坦普尔顿（Ed Templeton）：职业滑板运动员，滑板公司ToyMachine创始人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1979—1990年间，任英国首相

琳恩·蒂尔顿（Lynn Tilton）：投资家，女商人，“创始合伙人”投资公司创立者兼首席执行官

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音乐人，演员

杰弗瑞·图宾（Jeffrey Toobin）：新闻人，作家，律师，《纽约客》特约撰稿人，CNN高级法律分析师

阿卜杜拉·杜坎（Abdullah Toukan）：约旦战略分析及全球风险评估中心（SAGRA）首席执行官

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演化生物学家，罗格斯大学教授

理查德·图尔科（Richard Turco）：大气科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誉教授，麦克阿瑟基金获得者

特德·特纳（Ted Turner）：媒体大亨，CNN网络创始人

理查德·泰勒（Richard Tyler）：时尚设计师

蒂姆·植木（Tim Uyeki）：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流行病学家

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生化学家，遗传学家，企业家，对人类染色体进行排序的顶尖科学家之一

雷内－蒂埃里·马贡·德拉·德莱切特（René-Thierry Magon de la Villehuchet）：法国贵族，基金经理人，阿塞斯国际创始人之一，于麦道夫投资丑闻中被捕

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影像艺术家，以影像作品探索意识层级

杰弗逊·瓦格纳（Jefferson Wagner）：马里布前市议员，Zuma Jay冲浪用品公司持有人

鲁弗斯·温莱特（Rufus Wainwright）：音乐人

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艺术史学家，策展人，保罗·盖蒂博物馆前负责人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流行艺术家

罗伯特·沃特金斯（Robert Watkins）：商人，美国橄榄球基金主席

肯尼斯·瓦特曼（Kenneth Watman）：兰德公司分析师，专职战略性防御及核威慑领域

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分子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动物学家，脱氧核糖核酸结构发现人之一，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安德鲁·韦尔（Andrew Weil）：内科医师，自然医学疗者，教师，整体健康相关作家

詹恩·温纳（Jann Wenner）：《滚石》创办人之一兼出版人，《男士杂志》及《美国周刊》持有人

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音乐人，音乐制作人，时尚设计师

迈克尔·韦斯特（Michael West）：老人学家，企业家，干细胞研究者，从事再生医学领域

弗洛伊德·雷德·克罗·韦斯特曼（Floyd Red Crow Westerman）：音乐家，印第安事业政治活动家

维维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时尚设计师，当代朋克及新时尚潮流发起人

彼得·怀布罗（Peter Whybrow）：心理学家，内分泌学家，荷尔蒙及躁狂抑郁症研究者

休·威尔希尔（Hugh Wilhere）：基督教科学组织派发言人

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音乐人，音乐制作人，时尚设计师

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职业网球运动员

威利·威廉姆斯（Willie L. Williams）：洛杉矶前警察局长

玛丽安娜·威廉姆森（Marianne Williamson）：灵魂导师，新时代古鲁上师

伊恩·维尔穆特（Ian Wilmut）：胚胎学家，首批成功克隆哺乳类动物——绵羊多利——的研究队领队

E.O.威尔逊（E. O. Wilson）：生物学家，作家，哈佛大学荣誉教授，两次普利策奖得主

奥普拉·温弗莉（Oprah Winfrey）：奥普拉·温弗莉网络频道创始人兼董事长，演员，作家

乔治·沃尔夫（George C. Wolfe）：编剧，舞台剧导演，两次托尼奖得主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苹果一代及二代电脑设计师，发明家

约翰·雷恩（John D. Wren）：市场与传媒公司宏盟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威尔·赖特（Will Wright）：游戏设计师，游戏《模拟城市》（Sim City）及《模拟人生》（The Sims）创造人

史蒂夫·韦恩（Steve Wynn）：商人，拉斯维加斯赌场大亨

吉迪恩·亚戈（Gideon Yago）：作家，音乐电视新闻频道前通讯记者

埃坦·亚汀尼（Eitan Yardeni）：卡巴拉中心教师兼灵性顾问

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经济学家，《石油大博弈》（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一书作者，普利策奖得主

丹·约克（Dan York）：美国直播电视频道首席内容官，AT&T前内容及广告营销总裁

迈克尔·扬（Michael W. Young）：遗传学家，洛克菲勒大学教授，主要研究生物钟及昼夜周期规律

杨增善（Shinzen Young）：冥想导师

厄兰·扎德尔（Eran Zaidel）：神经心理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人类大脑半球体交互作用专家

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波士顿大学教授，《美国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作者

附录：如何进行好奇心提问

在《压榨式提问》一书中，我们自始至终都在谈论着如何运用提问、如何发挥好奇心，让日常生活过得更好。或许你想要开展几场好奇心提问，与几位真正有趣的人安坐下来，试图弄明白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好奇心提问能够助你获得格局更为广阔的人生。它们为我所成就的，也能为你达成目标——它们能帮助你踏出只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拓宽你的视野，可以令你领略到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获得的经历。

首次提问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的风格，但我建议你的首次提问从你身边人开始。事实上，我也是这样做的。想想看你的那些亲戚、朋友、世交，以及与工作相关的同事，或许有些人拥有极为与众不同的经历——教育经历、成长经历、文化经历，那些来自其他领域、却与你有业务往来的人的经历。

这是一个棒极了的手法。选上一个人，问问他是否愿意与你聊上20分钟左右——并且明确你想要谈论的内容是什么。

我对你的工作总感到好奇，我正在尝试着拓宽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我在想你是否愿意花上20分钟时间，和我聊聊你所从事的事业，其中有哪些挑战，又有哪些令人感到欣慰的地方。

我总是好奇，你是如何最终做上这份工作，我也想知道你是否愿意花上20分钟时间，和我聊聊你付出了什么，才达到今天的成就。你的职业生涯中的关键转折点有哪些？

当有人同意与你交谈时，无论他们是否是你的家人、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

·清楚告知，你想要听他们的故事。你不是在谋求一份工作，你也不是在为你自身的处境或你正在面临的任何挑战寻求建议。你对他们心怀好奇。

·即使你所交谈的对象是你比较熟悉的人，仍要表现尊敬有礼——在对待这一时刻时，最好略带些仪式感，因为你想要谈论的事是你在通常情况下不会谈论的：穿戴得体、准时，当你坐下来准备开始时，对他们拨出时间表示感激。

·事先思考你最希望从提问中获得的内容，想好几个开放式、能令对方谈论你最感兴趣的话题的问题：你在事业上首次取得的成功是什么？你决定从事这份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和我聊聊你不得不克服的两大挑战。你收获的最大的惊喜是什么？你最终为何定居在这所城市？在你所从事的工作中，业外人无法领会的部分有哪些？

·不要让自己成为准备好了的问题的奴隶。倾听时密切留意，成为一名优秀的谈话者。密切留意你谈话对象说的内容，提出能够在他们讲述的故事或是提出的观点上进行扩展的问题。

·不要分享你自己的故事，或是来自你本人的观察。倾听，提问。目的是在你所获有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去了解正在与你交谈的对象。如果你成了那个说话的人，那么你就无法对另一方获得了解了。

·对对方付出的时间心怀敬意，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不要中断一场高质量的谈话。如果他们同意了给你20分钟，那么留心时间动态。即使谈话进展顺利，约定的时间已过，可以这样说，“我不想占用你太多的时间，已经到了20分钟了”；或者“20分钟已到，或许我应当放你走了”。人们总是会说，“我乐在其中，我可以再多给你几分钟的时间”。

·心怀感激。不要仅仅只是道谢，对谈话表示由衷的赞美，比如表达：“这是如此有趣。”然后发送一封极简短的后续邮件，表示感激，或是着重提出你尤为欣赏的一个对方讲述的故事或观点。这封感谢信不应当再提出其他的要求——写这封邮件时，不需要对方再回复邮件。

好奇心提问涉猎广泛

与来自你自身领域之外的人对话，或是与陌生人对话，安排起来的难度更高，它们令人神魂颠倒，甚至惊心动魄。

你应该去接近谁？对你自身的兴趣所在思考一番——无论是大学足球，还是天体物理学，抑或是烹饪，你的社交人群里几乎必然存在近在眼前的专家。当你阅读报纸或是收看当地新闻时，留心那些给你留下印象的人。在你当地的大学里搜索出这些专家来。

要与来自你所在的领域之外的人安排好奇心提问，需要略多些筹谋和谨慎：

·首先，一旦你确定了提问的对象，细想一下你是否认识某个与对方相识的人。与你认识的那个人取得联系，说明你想要与之进行谈话的对象是谁，并且询问你是否能够使用他的名字。一封开头如“在×××（这位共同熟识的姓名）的建议下，我向您写信”的邮件便在顷刻间建立起了可信度。

·如果你正在尝试与完全来自你交际圈外的人见面，那就直接发挥你的信誉和表达强烈的兴趣。“我是当地医院的副总裁，而我这辈子对天文学一直怀有兴趣。我心想，您是否乐意花上20分钟时间，同我聊聊您的工作，以及目前这一领域的现状。我明白您并不认识我，但我写的这些话源自我由衷的好奇——我想要的仅仅只是一场20分钟的对话，选您方便的时间。”

·你或许会收到一名助理的回复，询问更多的信息——而有些人会觉得这一诉求有些不同寻常。对你正希冀的事物进行说明。清楚交待你并非在索要一份工作，或是建议、或是职业的转换——你是单纯地在尝试对一位在你所关注的领域获有实质成就的人产生一些了解。

·如果你获得了许可，确保关于你即将要见面的那个人以及他们所在的领域，做尽可能多的了解。这能帮助你就他们的事业轨迹或兴趣爱好提出高质量的问题。但有一处界限：对人们的隐私保持尊重。

·不仅留意谈话对象所讲诉内容，还要留意他们说话时的模样。通常在人们讲述一则故事，或是对一个问题作出回应时，他们的语气中隐藏着与回答本身同等的信息。

·关于首次好奇心提问的建议诀窍在此亦适用，并提供给你们那些初期的对话所带给我的经验。预先备好问题，让对话基于你所获取的信息自然进行；以在对话中发起的问题构成自己的立场——而非你自身的想法；尊重时间的限制；亲自表示感激，并随后发出言简意赅的感谢邮件。如果帮助安排好奇心提问的是一名助理，确保在你的感激留言里包含他。

好奇心随身打包外带

你会发现的是，人们热爱谈论自身，他们的工作、他们面临的挑战、有关于他们如何成为眼下的自己的故事。

最艰难的部分便是最开始的时候。

在一场正式的好奇心提问中，其目的在于完成一场出色的对话，所以我会建议不要频繁记笔记。记笔记可能会令对方感到不适。

当你离开某人办公室时，只需要花上数分钟的时间，思索你了解到的最出人意料的信息是什么，那就已经很珍贵了；相较于你或许有过的想象，此人的语气和个性如何；在同样的处境中，对方作出的与你不同的选择又有哪些。

你无须在特定安排的正式场所进行好奇心提问，其实你无时无刻不在与人会面。在飞机或婚礼上，与你毗邻的那位便颇有可能拥有一个令人神往的故事，并且来自一个与你不同的世界——而你在那样的处境下唯一要做的，便是转身、微笑、自我介绍，从而开启一场谈话。“嗨，我叫布莱恩，我从事电影工作。你做什么的？”

记得如果你是在试图了解某些信息，你应当提问，并且倾听答案，而非谈论自己。

好奇心提问2.0版：晚餐派对

你可以采纳以上意见，并主办一场聚会，将其延伸到一个群体中去。想出两三位有趣的朋友或是熟人——他们可以是相互认识的，也可以是不认识的人——来自不同的行业和背景更为适宜。

邀请那些人，要求他们中的每一个也带上两三位他们各自最有趣的朋友。结果就有了一群互相关联、却相互差异的人。

晚餐派对根据你的意愿，可正式、可随意，但应当在一处有助于人们交谈的地方进行。根据以上建议，开始晚餐对话，并鼓励每一个人遵从自身的好奇心，发起提问、听取，并了解其他人。

鸣 谢

布莱恩·格雷泽

新闻工作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是第一位以严肃的神态，提出应该写一本有关好奇心的书的人。我在他的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谈节目上对好奇心作谈论，他在节目之后说道：“你应当做一本与此相关的书。”那是在十年之前。查理·罗斯埋下了种子。

朗·霍华德——知道好奇心提问所涉猎广度的不可思议——也会在偶然间建议我写成一本书。他知道，在这几十年与人们的交谈之中，我们收获了多少有趣的事情和有思想的洞见。

但我对这一念头总感到些许无所适从——一本关于我的好奇心的书似乎会充斥着傲慢自负，于其他人而言毫无乐趣可言。

2012年一天的下午，我正在与我的节目业务经纪人之一布赖恩·洛德（Bryan Lourd）谈论关于好奇心提问一事，他说：“你为何不就此写一本书呢？你为何不写一本关于好奇心的书呢？”布赖恩在创新艺人经纪公司（Creative Artists Agency，CAA）的同僚理查德·罗维特（Richard Lovett）也作出了同样的提议。我说这可能不会是一本有趣的书。布赖恩说：“不，不是关于你的好奇心的书，而是一本关于好奇心引领你所踏上的旅程的书。一本关于好奇心的书——不是将其视作某类成就，而是你用来探索世界的某样事物。”

重新思考了这个想法之后——一部并非关于我的好奇心，而是关于好奇心让我具备能力去实现的事物，关于好奇心让任何人都具备能力去实现事物的书——转瞬间进入了我的视野。

我并不想写一本书，来讲述我与之进行过好奇心提问的所有人——我想要写的是关于开展好奇心提问的那份冲动。我想要利用这些提问来讲一个故事：关于我人生中，一点一滴发掘好奇心力量的故事。

书中，我讲述了关于我的祖母索尼娅·施瓦兹，在我还是男孩时激发、浇灌我的好奇心的故事。也有一些看似热衷批判，但在我成年以后对我的好奇风格表示支持的人们。

事实上，我三十年来最为亲密的事业伙伴，我在想象娱乐的商业合伙人，我最好的朋友，朗·霍华德，在这些人中位居首位。朗与我产生共鸣，他是我的支持者，也是我内心的意识反馈，而他从未停止激发我的好奇心。

迈克尔·罗森伯格（Michael Rosenberg）以业务形式，在电影制作事业上帮助我与朗已有二十六年之久。我们常有15或20个项目在同时进展，而我确信迈克尔并不希望我一周花上许多时间在这本书上。但对于这本书，他从一开始便是一位满腔热情的支持者，并且构思出了如何以优雅得体的方式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增添一抹“好奇心”。没有迈克尔的支持、帮助和引领，我们肯定会迷失的。

第一位接手我靠一己之力从事了多年的任务，帮助我安排筹划“好奇心提问”的是凯伦·克赫拉·舍伍德（Karen Kehela Sherwood）。为了安排会面，她投入了如我一样的坚决之心，却又戏剧般拓宽了我们所涉猎的范围。是她将专业做派带入到了好奇心提问中来，是她将我的优先选择视作了自己的优先选择——我将终对此二事心怀感激一辈子。

在凯伦之后的许多年里，又有许多位执行制片及助理帮助我继续安排这些会面。

2006年，布拉德·格罗斯曼（Brad Grossman）完成了对好奇心提问过程的形式化处理。他为好奇心提问带来深度和构架，并将这份诚挚的兴趣带给新的面孔和新的话题，也由此在他的助益下，我见到了凭我个人之力永远见不到的人。

在想象娱乐公司，许多人的帮助和指引变得不可或缺了起来，其中包括埃丽卡·哈金斯（Erica Huggins）、吉姆·罗斯（Kim Roth）、罗宾·鲁斯莱因哈特·巴里斯（Robin Ruse-Rinehart Barris）、安娜·克尔普（Anna Culp）、塞奇·沙哈（Sage Shah）。希拉里·梅辛杰（Hillary Messenger）和里·德莱夫斯（Lee Dreyfuss）伴我度过了每天的时光。

我想要感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诺拉（Nora）和加文（Gavin）。他们听我的提问比任何人时间都久。他们令我畅快地与这个真实的世界保持连接，这个我们所有人在此之中成长的世界。

我的孩子为我的生活带来欢乐。莱利（Riley）、塞奇（Sage）、托马斯（Thomas）和帕特里克（Patrick）是我所拥有的最棒的好奇心引导员——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牵引着我来到一个没有了他们，我便永不得一览究竟的寰宇之中。

我的未婚妻维罗妮卡·斯迈利（Veronica Smiley），在我创作《压榨式提问》的全过程中，始终伴我身边，无法替代。维罗妮卡在人们身上看到他们自身最优异的特质，并且本能地知道如何从我的身上引发出最好的一面来。她的慷慨、开朗、冒险意识极具感染力。

关于将好奇心这一话题从书本构思层面落实到印制页面上一事，承蒙创新艺人经纪公司西蒙·格林（Simon Green）的关照，是他的努力令此书得以出版。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 & Schuster）的约翰逊·卡普（Jonathan Karp），从开始时便了解我想要写成哪类书——从想法的火花迸发的那刻起，贯穿整个写作过程。他给予我们支持，为我们奉献无与伦比的编辑才能，他对此书和此书所具备的可能性自始至终保持着清醒的远见，而令我专注于写作此书的正是以上诸见。

来自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悉尼古川（Sydney Tanigawa）对《压榨式提问》一书之遣词造句作了细致详尽的校订工作；因她的关注，书本更是完善。我们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上上下下，均收获了高水准的支持：约翰逊·卡普办公室的梅根·霍根（Megan Hogan），宣传部的卡里·戈德斯坦（Cary Goldstein）与凯琳·帕特森（Kellyn Patterson），市场部的理查德·罗雷尔（Richard Rhorer）与达纳特·洛克（Dana Trocker），管理编辑部的艾琳·科拉迪（Irene Kheradi）、吉娜·迪马夏（Gina DiMascia）与菲伊·卡普兰（Ffej Caplan），美术与设计部的杰基·萧（Jackie Seow）、克里斯朵夫·林（Christopher Lin）与乔伊·欧米拉（Joy O’Meara），制作与审稿部的丽莎·欧文（Lisa Erwin）与卡拉·本顿（Carla Benton），以及为本书建立索引的朱迪思·汉考克（Judith Hancock）。

最后，我想要对我的合著者兼拍档、举国闻名的新闻工作者查理斯·菲什曼（Charles Fishman）表示感激。他以提问谋生，并且关于好奇心发出了我未曾想过的问题。我知道为了促成一部电影或是一台电视节目需要耗费多少时间，但我对于一本书的完成所需的时间毫无概念。查理斯在将我们之间好奇心提问打造成一场全然原创的叙事文本上，表现非凡卓越。在我们通话开始时，我总致以“伟大的鱼[34]”，而此称呼于他实至名归。

查理斯·菲什曼

我第一次听闻布莱恩·格雷泽的写书计划时，恰逢我的经纪人拉斐尔·萨加林（Raphael Sagalyn）打来电话称：“我要对你说一个单词。让我们看看，若把这个词当作写书创意的话，你对此是否会有兴趣。这个词是‘好奇心’。”

我在瞬间被吸引。并没有太多的词语如“好奇心”这般引人入胜、意义深远。拉斐尔随即告诉我，这个作者是得过奥斯卡大奖的制片人布莱恩·格雷泽。

我想要感激布莱恩，感谢他在自己的天地，以我从未有过的方式思考好奇心一事。布莱恩是一位叙事大师，与他日复一日协力将好奇心引入真实的生活，是令人迷醉、发人省思的一桩趣事。他相信好奇心所蕴含的力量能令每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而这份信仰的核心之处便是一种灵感启示。

我也想对约翰逊·卡普（Jonathan Karp）表示感激，谢谢他相信我会对这一项目感兴趣。从最初关于如何构架此书的谈话，直至最终校订，他所给予的支持无可或缺。而我们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编辑悉尼古川始终耐心相待、见解深刻。

若没有想象娱乐公司的团队，此书亦是无法完成的。从来没有人在提供帮助时踌躇不前，或是面对任何一则请求时驳斥拒绝。感谢朗·霍华德、迈克尔·罗森伯格、埃丽卡·哈金斯、吉姆·罗斯、罗宾·鲁斯莱因哈特·巴里斯、安娜·卡尔普和塞奇·沙哈。而确保我与布莱恩维系联络的，则是希拉里·梅辛杰与里·德莱夫斯。他们从来都不是有好脾气的人。

若没有拉斐尔（Rafe）的忠告、没有杰夫（Geoff）的指引，或是没有了翠西（Trish）、尼古拉斯（Nicolas）和玛雅（Maya）的耐心与支持，书是做不成的。我所经历过最棒的那几场好奇心提问而便是从他们身上开始，从他们身上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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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52年3月11日写给其传记作者卡尔·西利格（Carl Seelig）的信件。

[2]此引语被广泛认为引自作家兼诗人的多萝西·帕克，但没有学术或相关在线资源印证帕克何时撰写或说过此话。此引语有时也被认为引自艾伦·帕尔（Ellen Parr），但仍找不到任何证据或任何与帕尔身份相关的信息。这句话或许是描述好奇心所具备的力量中最为犀利的表达。

[3]对于那些不到30岁的人来说，对电话公司可能会有些陌生。电话公司在当时提供了卓越非凡的服务。如果你需要哪家公司的电话号码，你只需要拨打411，接线员便会为你查询，地址也可以查得到。

[4]40年后，此号码仍是华纳兄弟的总机号码，只是如今还得加上地区代码：（818）954-6000。

[5]苏·曼洁斯人高马大，叫人颇感惧怕。2013年，讲述曼洁斯人生的百老汇剧目被命名为《最终我将会吃掉你》（I’ll Eat You Last）。

[6]谷歌出具的报告称，2013年平均每日搜索量为59.22亿次，即每分钟411.25万次。

[7]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出品的电视剧《达拉斯》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吊着观众的胃口——“谁射杀了J.R.？”这成为了当代影视行业中最吊胃口的叙事方法之一，也引发了一场激发好奇心的竞赛。在1980年3月21日所播放的1979—1980年的那一季的最后一集中，J.R.尤因遭到射杀，射杀他的角色直至八个月后，于1980年11月21日播放的那集中揭露出来。

关于这个吊胃口的问题——包括好奇心——参与讨论的覆盖面特别广，赌徒就“最终凶手是谁”下注打赌；关于“谁射杀了J.R.”的笑话甚至延伸至了1980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总统竞选：共和党竞选团队甚至制造了印有“民主党射杀了J.R.”的纽扣；总统卡特笑称，若是自己能够找出是谁射杀了J.R.，资金募集一事便不会有麻烦了。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针对射杀J.R.的场景一共拍摄了五处，每一处由不同的角色射杀J.R.。在11月21日那集中，凶手被揭示为J.R.的情妇克里斯汀·谢泼德（Kristen Shepard）。

若是你好奇，强力球最大奖池——融汇了美国45个州的乐透奖池——高达5.905亿美元，于2013年5月18日，被仅购买了单张彩票的84岁高龄的格洛丽亚·麦肯齐（Gloria C.MacKenzie）赢得。该彩票购买于佛罗里达州泽弗希尔斯的一家帕布里斯超市。

[8]于一家影视制作公司而言，其产出的作品在短时期内有如此大的文化影响力和如此高的品质，令人震惊。

[9]约翰·凯利于2011年逝世时，《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用了一张他坐在沙发上的照片，一只脚搁在一张咖啡桌上。

[10]我想象过，在娱乐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有一张书桌，但我并不时常坐在那儿。我有两张沙发，那是我工作的地方，笔记散放在沙发垫或是咖啡桌上，一台电话机则放在我邻近的靠垫上。

[11]停下来，花一分钟时间思考你自己。无论你做什么工作——电影、软件、保险、保健，或是广告工作——想象一下，若是你今天下定决心，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你每日要会面一位来自你所属行业的新面孔。不用花一个小时去谈话，只是见见他们，聊上五分钟。从现在起六个月后，你会认识来自你自身工作领域的155个人。若是其中10%的人可以给予些什么的指导——洞见、人际关系、对一个项目的支持——那么你就有了15位新盟友了。

[12]据《福布斯》（Forbes）杂志世界富豪排行榜，卡洛斯·斯利姆在与我见面时位列榜首，而到了2014年底，他仍居榜首位置。

[13]R级电影，17岁以下无家长或成人陪同不得观看的电影级别分类。——译者注

[14]紧随罗德尼·金被殴事件——在官员遭诘难前——针对洛杉矶警察局的常规工作行为，及盖茨的领导能力，设立了调查委员会。盖茨于1991年夏宣布辞去职务。盖茨随后多次延迟离职，甚至扬言要在其继位者费城警察局长威利·威廉姆斯（Willie Williams）上任后离职。

[15]达里尔·盖茨是威廉姆·帕克（William H.Parker）的门徒，而洛杉矶警察局总部旧址帕克中心，即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在其早期职业生涯中，盖茨作为一名年轻巡警，受命成为警察局长帕克的司机，这是一份令盖茨得以近距离观察每日信息及职权施用的工作。盖茨随后成为帕克的执行官。帕克是任期最长的一位洛杉矶警察局长，其任期长达16年之久（1950—1966）；而盖茨则是任期第二长的洛杉矶警察局长，其任期为14年。

[16]就在迈克尔·朔伊尔2003年离开中央情报局后不久，即他关于前线特工的著作《帝国的傲慢》发行之际，我与他进行了交谈。

[17]在道路变得平整后，人们一直试图在车内进食饮水，但直至20世纪50年代，才有人开始寻找对车内饮料进行固定的方式，并催生了免下车汉堡店的发明。

[18]山姆·沃尔顿在其自传《富甲美国：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自传》（Made in America，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3, with John Huey，中文简体版由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中，讲述有关沃尔玛的创立与改善自身商业运作模式的故事。沃尔顿的好奇心具有传奇意义。一位同行零售业主管回忆与沃尔顿的会面时称：“他想要榨取你所握有的每一份信息。”

[19]山姆·沃尔顿在其自传《富甲美国：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自传》中，讲述有关沃尔玛的创立与改善自身商业运作模式的故事。沃尔顿的好奇心具有传奇意义。一位同行零售业主管回忆与沃尔顿的会面时称：“他想要榨取你所握有的每一份信息。”

[20]詹姆斯·斯蒂芬斯（1880—1950），20世纪早叶颇受欢迎的爱尔兰诗人兼小说家。此引语来自《金罐》（The Crock of Gold, London: Macmillan, 1912, 9）。

[21]在重新计划此次会面时，我们与珍妮特·杰普森·阿西莫夫就二十八年前的简短造访互通邮件。她对此事没有了印象，并为任何鲁莽行为致歉。她亦说道，虽然当时并不为公众知晓，但艾萨克·阿西莫夫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只有六年的存活时间，而他也已时常感到病痛不适了。珍妮特·阿西莫夫说她的急躁行为很有可能是对其丈夫的保护心理的结果——完全无可厚非。

[22]《纽约时报》关于纽约停尸房外卖淫集团营业行为的故事，仍像我记忆中那般饶有趣味——实际上，它就是一部电影脚本的大纲。故事发表于1976年8月28日，与“大都市”版面所载讣闻面面相觑。据报告称，做应召女郎生意的男性总是“充当司机，用验尸官的公车将妓女送抵顾客处”。《纽约时报》从未发表报道，透露这些男子受到过怎样的指控——其他媒体途径亦未有过。

[23]该级别电影中的一些内容可能不适合儿童观看。该级别的电影基本没有性爱、吸毒和裸体场面，即使有，时间也很短，此外，恐怖和暴力场面不会超出适度的范围。——编者注

[24]电影《圣诞怪杰》中的主角人物圣诞怪杰，名为格林奇。——译者注

[25]苏斯博士的《圣诞怪杰》在2000年圣诞电影季上取得巨大成功。电影在全国连续四周排名第一，虽然仅在11月17日作了首映，却成为了2000年总销售收入最高的影片（最终赚得约3.45亿美元），亦是历史上圣诞季总收入排名第二高的影片，仅次于《小鬼当家》。《圣诞怪杰》得到三项学院奖提名——服装设计、化妆，及美术／场景指导——并获得化妆大奖。

[26]西奥多·盖泽尔2013年的销售数据来自2014年10月的《出版人周刊》。《纽约时报》于《桑树街漫游记》出版75周年际，发表报告称苏斯博士总销售业绩达6亿册。

盖泽尔在第一本著作得以发行前，受到27次拒稿的故事，总是被反复传道，但其中的具体细节仍值得我们一探究竟。盖泽尔称，当他步行回家，因为此书第27次遭拒而心感刺痛，臂弯里正捧着《桑树街漫游记》一书的手稿和绘图。在达特茅斯学院读书时期的一位熟人，在纽约城麦迪逊大街的人行道上与他偶遇了。迈克·麦克林托克（Mike McClintock）询问盖泽尔手里捧着的是什么。“一本没人想要出版的书，”盖泽尔说，“我正要把它拖回家去烧了。”麦克林托克恰逢当日早晨被任命为先锋出版社儿童类书籍的编辑，便邀请盖泽尔前往他的办公室，而先锋出版社当天便买下了《桑树街漫游记》一书的版权。当此书问世时，《纽约时报》的传奇书评家克利夫顿·费迪曼（Clifton Fadiman）用一个单句便将其尽数其中了：“有人说这是给孩子看的，但你最好自己也买一本，对苏斯博士不可思议的绘图和夸张处理得不算审慎却又恰到好处的小男孩的道德故事，惊叹一番吧。”盖泽尔之后谈到与麦克林托克在街上的相遇时的场景说：“如果我走的是麦迪逊大街的另一边，那么我今天就会在从事干洗行当了。”

[27]布琳·布朗，休斯敦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工作学院科研教授。其研究内容集中于羞耻与弱点，而她本人亦是多本畅销书作家。她自称是“一名研究人员兼讲故事的人”，并常说，“或许故事只是拥有灵魂的数据”。2010年6月，她在休斯敦大学TED演讲上的讲话 “脆弱的力量”，是有史以来观看数量排名第四的TED演讲，其点击数在2014年底达1700万次。

[28]数据来自poliotoday.org网站，网站由乔纳斯·索尔克的研究机构，即索尔克生物学研究院，创立及维护。

[29]俗称自闭症。——编者注

[30]一种抗抑郁的处方药。——编者注

[31]卡尔·萨根在一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电视访问上，说出此话。访谈的同时，身为宇航员兼作家的萨根罹患多发性骨髓瘤，最终在六个月后，于1996年12月20日辞世。

[32]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曾说，只有他所扮演的角色毒贩法兰克·卢卡斯（Frank Lucas）最终受到惩罚，他才愿意出演《美国黑帮》。

[33]引自阿瑟·克拉克1951年预测未来太空旅行的书。

[34]菲什曼一姓的英语拼法为Fishman，此处布莱恩取其中Fish部分用，可引申为以“鱼”比喻菲什曼。——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