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你回顾过去的作品时，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些文章能“傲然挺立”，而另外一些则“颓然凋谢”了。我发现其规律是——这个规律也免不了有许多例外——总的来说，比较“硬”的、有诸多事实和主题，或是讲亲身经历的文章和报道至今耐读，而当时用作批评和鼓吹，或基于一时的政治风潮而写的“观点型”文章，则光辉不再。它们时日一久就很尴尬，不过，都会有一两篇例外。

对于把旧文收录或是踢出本书，我自有一套规矩。有两篇历史时刻的亲身经历我本来以为收进这本文集会不错，但重读之后我觉得它们并不达标。一篇是我为《圣路易斯快邮报》写的肯尼迪葬礼的报道，一篇是“六日战争”后我为《华盛顿邮报》写的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的报道。他们邀请我写第一篇报道或许是因为读到了我在《八月炮火》开篇描述的爱德华七世的葬礼场面，而我接受邀请则是出于好奇而非使命感。我佩戴着媒体工作证，参加了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中的遗体告别式，次日在拉法耶特广场跟随游行的人流，我看到了前来吊唁的各国首脑，其中有鹤立鸡群的戴高乐。我还参加了阿灵顿公墓的追悼会，然后回到宾馆，于午夜赶写第二天一早就要出版的评论。但是，整个国家都收看了过去36小时的电视直播，我又该写些什么呢？当然不能简单地重复人们已经看到的东西，必须提供一些更深远的意义。这对我来说太过仓促，我对神秘的卡米洛特宫不感冒，那一刻对他的历史位置和意义也毫无感知，即便隐有所感，也被必须马上完稿的紧张给冲淡了。最后，我的文章非常冷静，对于想看到一篇气贯长虹的雄文的读者来说，它必定教人失望。

耶路撒冷那一次，科莱克市长不顾反对，撤除了所有铁丝网和无人区的路障。我当时就在那里，正陪着一家以色列人去看望他们19年未见的阿拉伯朋友。我看见阿拉伯的街头小贩小心翼翼地赶着羊进入新城（New City），惊讶于眼前的景象，然后找到了可以各自售卖饮料和铅笔的角落。这是紧张、有趣、戏剧化的一天，但我的报道却和肯尼迪那篇一样缺少高潮。这两篇文章未能收录于此供读者评判，但它们佐证了筛选文集的难度：我对其中一篇所描述的事件颇有共鸣，对另一篇则没有，但这两篇文章都失之淡然。

怪得很，去年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我给《星期六晚邮报》写的报道我现在读来就很满意。或许是因为新鲜感，或许是我设想读者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也无所依恋，所以我希望在一篇文章的篇幅中传达这个国家的感情、相关的知识、他们的历史和这个初生国度的意义。人们不总是能在一篇文章中完成他的所有想法，而我相信，这一篇成功了。福尔多出版公司把这篇文章用作他们《以色列游览指南》的导言长达数年。

本书后面的一些文章，比如第二部分开篇有关日本的那篇小文，我需要在此说明一下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1933年毕业，在那关键的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之后我在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PR）的美国分会工作（只是作为志愿者，有报酬的工作在1933年没有那么好找）。那是一个国际组织，成员国都是太平洋沿岸的国家，英国、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还有中国和日本。当时学会的会长认为，日本分会代表的是在日本处境艰难的自由派，需要学会全体的鼓励和支持，所以，东京被定为《太平洋经济手册》的编纂地。这是学会当时的一大主要工作。学会的国际秘书长威廉·L·霍兰也被派去东京的日本分会指导这项工作，我则在1934年的10月成为他的助手。我在东京待了一年，然后在北京暂住了一个月，在1935年年底，我乘西伯利亚铁路经莫斯科、巴黎回到了美国。在日本的一年，我为学会的出版物《远东调查》和《太平洋事务》写了一些文章，主要是一些不太热门的主题，比如俄日渔业争端。不过有一次，我正在为一本写日本的书写评论，我惊讶地看到，这位法国作者在给我的信中称我为“Chère consoeur”（这是confrere的阴性形式，即我们所说的“同人、同行”）。我突然感到我被一个国际的专业圈子所接受。这一点，连同我为《太平洋事务》写的第一篇稿子所得的40美元稿费（我用来买了一台留声机和《蝴蝶夫人》选段《晴朗的一天》的唱片），让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开始。

在我回美国的路上，我想写一写我对日本人的了解和思考，这篇文章被重新收录于本书。我不记得它是怎么被投给了《外交事务》这样的权威杂志，但总之很快，我这个24岁新人的名字就变成了铅字，赫然列于外交部部长和舆论领袖的名字中间。更重要的是，我还结识了杂志智慧、文雅的编辑——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

与此同时，1936年我开始在《国家》杂志工作。《国家》是我父亲莫里斯·沃特海姆（Maurice Wertheim）——一个兴趣广泛的银行家——从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手中买下，救其于破产威胁之中。弗蕾达·柯奇韦（Freda Kirchwey）继维拉德之后担任主编，和她的新同事马克斯·莱纳（Max Lerner）一起掌管杂志，她是我父母的朋友。我一开始的工作就是做剪报，整理各种报纸和期刊中包罗万象的内容；接着，是为《国家》每周的首页写出两段百字的时下新闻摘要。我被要求写一些我一无所知的题材——包括“累犯不改”“外来劳工”“格奥尔基·契切林之死”“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农业调整法（AAA）”“杰拉德·奈的军火调查委员会”“蒙特勒海峡公约”，还有“纳粹党代表大会”——我必须搜集有关事实，将其浓缩至200字，加入杂志的观点，并按时完工。虽然这些文字的生命短暂至极，但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宝贵之至。

受《国家》委派，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1937年去了巴伦西亚和马德里，之后就留在了欧洲。欧洲那时狂热地沉浸在反对“不干涉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活动中。当然，在另一派看来，这只能叫作“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那是一个严峻激越的年代，充满信仰和背叛，有英雄，有希望，还有幻景。我一直认为，让一个人背负深刻烙印的是他步入成熟的那些年，而不是他出生的那一年。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是19世纪30年代的孩子。我有信仰，我猜二十几岁的人都会有（在我那代人中确实是这样）。我信仰正义和理性最终会获得胜利。在伦敦，我编撰了一本小书——《迷失的英国政策》，希望能展现为什么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就是让西班牙（以及地中海的那几个门户）远离大陆霸权（当时是希特勒）的控制。那是一次不错的研究，但正如一个评论者所说，它“倾向性很强”。我还为一家受政府资助的新闻周报干活儿，叫“西班牙的战争”（War in Spain），但我没保存我为它写的文章。

慕尼黑会议前后，我回了美国，继续研究西班牙，并和美国最博识的西班牙问题记者杰伊·艾伦一起，按年编纂西班牙内战的起源。1939年共和政府被推翻时，我心碎了，这件事让我抛弃了幻想，认识到了实力政治（realpolitik）的现实。这成了我成熟的开始。我为《新共和》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看到了民主的陷落》(“We Saw Democracy Fail”），惋惜了西方国家在西班牙战争结局中扮演的角色。但考虑到其中一些部分在30多年后会让我不好意思，所以本书没有收录。

1940年6月18日，那天希特勒进入巴黎，我嫁给了莱斯特·R·塔奇曼——一个纽约医生。他不无道理地认为，世道看不到光明，不适合带一个孩子来这个世界。一次，我聪明地说，要是等待情况改善，那我们永远也等不到，如果我们想要孩子，那就现在要，这不关希特勒任何事。那时男性的地位并不像今天女权主义者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至高无上，9个月后，我们的第一个女儿降生。珍珠港事件之后，我丈夫加入了美军医疗队，孩子和我跟随他到了亚拉巴马州的拉克营（Camp Rucker），当他于1943年年初和他的医疗队远渡重洋，我和孩子回到纽约，我开始为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工作。

战时新闻局在旧金山对远东广播美国新闻，而我们纽约这边则对口欧洲。因为我有在日本待过的亲身经历，我被分到远东办公室，对欧洲听众介绍太平洋战争和美军在亚洲的活动。我还根据二手材料报道了史迪威在缅甸的战争，20多年后，在我把史迪威和他在中国的经历写进书里的时候，早年的报道还残留在我脑中。

不过，我记不得我在新闻局还写过什么有趣的东西，除了两篇预测将来的“背景考察（backgrounder）”——别人是这么叫的。一篇考察了中国海岸线的历史和地形如何配合美军的登陆，还有一篇写了苏联远东地区对可能的俄国对日作战的作用。一位编辑——训练有素的新闻人——对我这样的工作逐渐失去了耐心。“别查那么多的资料，”他说，“要是你知道得少一点儿，你的工作就完成得快一点儿。”对一个与截稿期作战的新闻记者来说确实如此，但这条建议却大异于我的秉性。不知怎么回事，战争一结束，我就不知道我的“背景考察”去哪儿了。我想再读一读它们，可惜同我在新闻局写的所有文章一样，它们都不见了。

这本选集里没有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前期、中期的文章，这是因为战争结束后我丈夫回来了，我们又生了两个孩子，家务事多了起来，同时我开始了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写书。1948年，我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圣经与剑》。这本书我在各种打扰中断断续续写了六七年，然后又更费时地寻找出版社出版。接着，我又写了《齐默尔曼电报》和《珀迪卡里斯》，后者如果成书则篇幅太短，就改成了一篇短文，也收入本书。

本书收录的文章从60年代的开始，大概都无须我多加赘言。《平民对军队》标志着我唯一一次在毕业礼（1967年我在女儿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礼的讲话不算在内）上的讲话失误。我一般来说都严禁自己做毕业讲话，我一不知道该对年轻人讲什么，二也无意在这种规定的场合说一些大而无当的话。然而1972年，我接受了威廉姆斯学院的邀请，我感到这次我有了具体的话题可讲，我想说一说年轻人大肆叫嚣抵制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和兵役的问题，我认为这么做实在愚蠢无知。我不认为越南战争是合法、善意和成功的，但如果我国（美国）的公民就此把脏活儿留给军队，自恃与他们不同或比他们高明，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对我们下一代掌控军事政策也是有害无益的。我说，如果他们想控制军官营，那么就该加入它，然后罢工。此讲话经一家垄断性报纸传播，被媒体疯狂转载。我后来得知，这还引起了威廉姆斯学院老校友的愤怒，他们甚至把对我的抱怨上交到了联邦调查局。

1971年《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出版后，我随即又写了一些美中关系及其对越南影响的文章。但既然主要内容已经在书中出现，那么在此就不必重刊那些鱼虾小文了。只有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文章是个例外，这篇文章首次揭露了这一事件，是我引以为傲的一次历史研究。它可喜地登在了《外交事务》50周年刊上，它也是对我36年前第一次“窃居”此刊的一次私人纪念。

还有两篇文章我很遗憾地未能选入本书。一篇是《书籍》（“The Book”），是1979年我在国会图书馆做的“西尔科克斯”讲座；另一篇是我同年写的《政府长久不智之探源》（“An Inquiry into the Persistence of Unwisdom in Govemment”）。第一篇并不适合于本书的历史主题；第二篇则是我将来一本书的核心部分，将会被我雪藏一段时间，直到我让它破茧而出。

后面的文字是在原来刊出的文章（或发表的演讲）的基础上，修改了错误的事实（与天使摔跤的人是雅各，而不是之前所写的约瑟，这个错误直到这次才被发现），删减了重复的用语，改换了不通的文句，以及恢复了之前出版时编辑更改的标题（这无一例外会造成遗憾）之后完成的。文中的观点不改。

对于这些选文凑在一起是否提供了某种历史哲学的问题，我回答起来一直都甚为小心，因为我害怕各种哲学。它们隐藏着历史学家试图操控事实以充实自己理论体系的危险，导致历史强于意识形态，弱于“事实是如何发生的”。我不敢保证，一个长期写作历史的人不会遵行某种原理和准则。我想，后面的这些文章展现的是历史的一种偶然和循环，一种人类行为，就像平静的河水在无穷无尽的各种田野中流过，时代和人的好与坏交织共存，横流和逆流交替来回，任何一种简单的归纳都无法涵盖。至于应该怎样，我相信，事实应该早于论点；相信编年叙述（chronological narrative）是骨架和血液，它让历史更接近于“事实是如何发生的”，更易于恰当地理解原因和作用；我还相信，历史应该以当时的所知所识来叙述，而不是带着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否则结论不足为信。虽然我没有做原创性声明，但这些原则都是我自己在多年的技艺习练和职业实践中发现的。

1. 卡米洛特宫（Camelot）是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源于肯尼迪被刺后，前第一夫人杰奎琳接受《生活》杂志的一次采访，她说：“还会有伟大的总统出现，但卡米洛特宫不会再有了。”美国人于是把肯尼迪任总统的时代称为“卡米洛特宫时代”。——译者注

2. 此处原文为德语。后文楷体处原文均为非英语，不再一一标注。——编者注

上篇 历史技艺

寻找历史

我从6岁左右开始见识历史的魅力。那时我在看卢克·菲奇·帕金斯的“双胞胎”系列，为荷兰那对双胞胎的命运牵肠挂肚；为美国大革命时那对双胞胎的事迹感佩不已，他们勇敢地在船舷上涂上了“自由（freedom）”一词的反写——“莫迪尔夫（modeerf）”号；还为那对比利时双胞胎忧心忡忡，他们的家园布鲁塞尔在1914年沦为德国的占领区。

“双胞胎”之后，我迷上了亨蒂，开始与加拿大的沃尔夫同喜同悲。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我的大小仲马时期，这时我对瓦卢瓦王朝、皇后、皇室情妇还有那些公爵如数家珍，我们一家去法国城堡参观时，我就能指出，谁在哪间屋子里捅死了谁。接下来，柯南·道尔的《白衣军团》、简·波特的《苏格兰酋长》毫无疑问影响了我。当我穿戴苏格兰格子衬衫和天鹅绒圆帽，装扮成高贵的华莱士，生平第一次参加化装舞会时，周围却是一群12岁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朱丽叶，两相对照下有一种无声的悲剧感。在书中，女伯爵背叛华莱士的一段有一个注脚我至今难忘。“这个邪恶女人的罪行，”书里阴郁地说，“已经被历史证明。”

及至我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我没费什么力气就选出了自己的兴趣方向，后来我的兴趣越来越倾向于历史文学方向，而不是纯历史。在大学，我从没有感受到有哪一个时刻，决定了我以后要进行历史写作，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不知道，只知道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迟迟未见踪影。但拉德克利夫确实给了我历史写作的动力（不用说，也给了我历史的教养）。这种动力一半来源于出色的课程和出色的教授。有意思的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三门课中，有两门都是文学，不是历史。它们是欧文·巴比特教授的“比较文学课（2）”和约翰·利文斯顿·洛斯教授的“英文课72”。后者在课上的看家绝技是讲授《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的创作起源。他仰慕华兹华斯，崇拜济慈和雪莱，会用12周的时间让自己信马由缰地大谈柯勒律治诗歌中的意象，再花上至少一周分析打断他创作的不速之客——“波洛克来的人”。洛斯讲课时激情四溢，这让我们，至少是我臀不落座，倾心受教。

这种精髓和氛围在麦基尔韦恩教授的课上也可见一斑，这门课讲授自《大宪章》开始的“英国宪法史”。作为知名学者和历史学家，麦基尔韦恩教授对只有四个人选他的课不以为意，对他先在哈佛讲过一遍，又再来对我们原样照搬的安排也安之若素（是的，那时就是这么个奇怪的传统）。这是因为他当时正狂热地爱恋着盎格鲁的法律和《大宪章》，我记得，特别是第三十九条。和一切坠入爱河的人一样，他急不可耐地要告诉世人他的爱物是如何美丽动人。他一头银发，两颊绯红，一双蓝眼睛闪着我见过的最亮的光。虽然《大宪章》第三十九条我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但我却记得他在热烈讨论时眼中如何星芒闪烁，我又是如何再次臀座分离；我还记得，为了表达敬意，我本准备全力以赴答好这一课的期末试卷，却发现卷子上有一半的题目用的是盎格鲁—撒克逊语（古英语）——他忘了提前告诉我们。最后这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他给我们四人都打了“A”，可能是感谢我们给了他又一次机会，让他谈论挚爱的《大宪章》。

和前两人不同，巴比特教授是个古典主义者，排斥浪漫主义，对一切激情嗤之以鼻。但他对激情的蔑视是如此激情澎湃、精力充沛和博学多闻，他以一种管风琴赋格曲的形式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这最终达到了一种激情饱满的状态，听得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全神贯注，津津有味。

尽管那时我毫不知觉，也并未有意地培养对自己研究对象的热爱，但正是这种热爱，才是写出好历史和一切好文字必不可少的关键。几个月前我在一所大学演讲，晚餐时和老师们及当天的到访嘉宾结识。一个历史系的年轻老师对我说，他特别羡慕我能有《八月炮火》这样的写作主题，他现在正在做博士论文，可是却陷入了死胡同。他的论文写的是早期在刚果布道的一个传教士，以前还没有人做过此人的研究。我问他目前的困难在哪儿，他绝望地摇晃着手中的鸡尾酒说：“我就是不喜欢他。”我感到悲哀，为他，也为当前的学术环境。我不知道读者中有多少人正在或将要念研究生，如果你的论文题目是“洛佩·德·维加晚期戏剧中勒班陀战役的潜在意象”的话，我希望你是真正强烈地关心其中的“潜在意象”，而不是因为你所在的院系认为这是一个原创度很高的题目。

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不是博士论文，而是我的本科优秀论文，我从没取得过博士文凭——一个塑造我今后职业生涯的事情出现了。它并不得益于我的导师、任课老师、同窗和任何一本伟大著作的启发，也不受惠于来访讲学者光芒四射的榜样力量——即便是查尔斯·韦伯斯特勋爵这样优秀的学者——而是来自于怀德纳图书馆。它是我的“阿基米德浴缸”，是我生火的树枝，是我发现青霉素的培养皿。我在那里众多的桌椅中拥有了一张自己的靠窗小桌。我刚得知它们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阅览桌（carrel）”，这是我当年都不知道的一个诨名。我的座位就深埋在序号为“942s”的群书中（英国史的存放处）。我在丰富的书架间随兴徜徉，随心所欲地翻阅。这种经历妙不可言。在大约15年后正式开始历史写作前，我学术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怀德纳的书架中度过的。我的女儿露西，也是1961级的校友，有一次对我说，她每次去怀德纳就会想，在这个大迷宫里她应该带上指南针、三明治和哨子。其实，我对于自己能否顺利走出这个大迷宫从来也不是信心满满，不过每当我来到这里，就像是一头母牛被带到了一片新鲜的苜蓿地，欣喜若狂，根本无暇担心晚上会不会被锁在里面。

有一次我在里面耗到很晚，出来天已经漆黑，早过了宿舍的晚餐时间。发现兜里只剩一个钢镚儿，我大惊失色。外面寒气袭人，而我饿着肚子。我盘算着，是用这一个钢镚儿买一块巧克力吃了之后，在寒风中走回家呢，还是把钱花在坐电车上，空着肚子回家。就像“美女还是老虎”的故事一样，我只记得了那个艰难的选择，却忘了它最终的结果。

在书架间游荡的成果就是我的论文，那是我持久的历史写作生涯的第一次尝试。论文题目叫“大英帝国的道德合法性”——无聊的标题，而且并不准确，我的本意是写帝国主义者对帝国存在的道德辩护。对我来说，这是一段既美妙又痛苦的经历。美妙是因为我在查找文献的过程中，随着资料探幽访微，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我实在对此题材着迷，因为这是我自己想出的题目。我的导师对此基本持否定态度，他的专业是英语文学，不是历史，他只对沃尔特·佩特感兴趣，或者是沃尔特·萨维奇·兰德？管他呢，反正不是大英帝国。自从我们俩的讨论会变得异常艰难、无法沟通之后，我决定放弃和他讨论，我想他也松了口气。

这段历程也是痛苦的。因为我没能把它写得和我希望的一样好，一样耐读。笔下的东西与我的理想相去甚远。我脑中鲜活的人物落到纸面后变得僵直生硬。最后我写完了，但很不满意。系里同样不满意，评价道：“风格平平。”几年前，我为了查一处参考文献又翻箱倒柜找出了这篇文章，读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让我想起《不可儿戏》中，塞西莉说她与想象中的未婚夫解除婚约后，每每重读她假冒“未婚夫”给自己写的那些信，不能不潸然泪下——因为内容写得太美了，但拼写错误太多了。我对我的论文有同样的感觉：立意多好啊，写得多差啊。所以，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知道如何运用语言。

我发现，写作是在练习中学会的。我在杂志历练了7年发现，有没有好的文字，关键在于写作者有没有一双好耳朵。写作者需要倾听自己文章的声音。这是很多美国作家的缺点之一，太多的作者并不这么做。比如，听听我的历史同行在《美国历史评论》中的这句话：“说明性的简化并未削弱他的报告的历史价值。”短短一句话，就有五个长单词，每个都有四到五个音节。你必须读上三遍，再花点儿时间思考，才能知道这句话到底想说什么。

我认为，短词比长词为佳，音节越少越好。那些单音词，比如“bread（面包）”“sun（太阳）”“grass（草）”，干净漂亮，则是好上加好。爱默生的一首诗几乎全是单音词，我认为这是最精美的英文诗句：

By the rude bridge that arched the flood,

Their flag to April’s breeze unfurled,

Here once the embattled farmers stood

And fired the shot heard round the world.

简陋的拱桥下河水潺潺，

他们的旗帜在四月的风中舒展，

被围攻的农场主曾经站在这里，

打响的枪声为全世界听见。

28个单词中，24个都是单音词。这是英语的至纯之境，虽然它并非这位作者的代表作。再看这首：

On desperate seas long wont to roam,

Thy hyacinth hair, thy classic face,

Thy Naiad airs have brought me home

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习惯了怒海飘荡，

你紫蓝色的头发，你典雅的脸庞，

你水仙子的风姿伴我返航，

抵达希腊的荣耀，

抵达罗马的堂皇。

想象一下，要是用这些诗句谱曲该多美！虽然这首诗出自一个自足于《乌鸦》《安娜贝尔·李》这种简单韵脚诗的作者之手，但在我看来确是神来之笔。读者会说，你拿诗来做例子并不公平。确实如此。但是，这些诗句难道没有在文字的音律上对你有所启发吗？英语，这件我们人人会用的工具，看看别人用得多么出神入化！至于以上所引两首诗的作者都是美国人，居然也都写历史，这就是纯属巧合了。

我在首次失败后定下了这样的目标：写吸引读者的历史，让他们和我一样对写作主题欲罢不能。前提是，这段故事必须要先吸引我自己，以至于有一种分享的使命感。和谁分享呢？当然是读者，我一直将之装在心里的人。凯瑟琳·德林克·鲍恩说过，她写作的书桌上用别针别着一张便签笺，写着：“你的读者会看下去吗？”

历史作者，我相信，如果他希望读者读下去，他就肩负着对他们的很多责任。第一步是去粗存精。他必须做一些准备工作，搜集资料，组织逻辑，挑选精华，丢掉无关内容——总之，丢掉它们——然后把剩下的综合到一起，使之形成一种发展式的引人入胜的叙述。叙述，被称为历史的命脉。扔给读者一大堆未经消化的内容、未敢确认的人名和未可定位的地名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是作者的懒惰，或是炫耀所学庞杂的虚荣。丢掉无关内容需要勇气，还需要一些额外的工夫。正如帕斯卡的例子，他写信给朋友解释某个概念，在长篇大论数页之后结束道：“我很抱歉用这么长的信来打搅你，但我实在没有时间来写一封短信。”历史学家总是被历史的旁门和枝节所吸引，但写作的艺术——对艺术家的试炼——就在于，是否能够忍痛割爱，直奔主题。

那么，历史学家应该是艺术家吗？有意识地运用艺术手法当然应该是他的工具之一。麦考利说他自己是一半诗人，一半哲学家。在这两方面我都不期望达到他的高度，我认为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一个讲述者，只不过我讲的确有其事，并非虚构。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谁比谁更有价值，只是历史比小说更吸引我而已。我同意19世纪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说法，他比较了司各特《惊婚记》中的路易十一和国王的朝臣康明的回忆录中的路易十一，认为“真实比小说更有意思”。

兰克也为历史学家设定了任务：找到“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发生了什么，或者就字面来说——真相是什么。他的目标是我们永远也够不到的，原因我在《八月炮火》的“文献说明”部分已经阐明（没人会读那个部分，但我认为那才是全书的精华所在）。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写过去的事，但我们不是过去的人。我们永远也不能保证，我们重写的故事是否就是真相，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保证用证据说话。

我从不捏造任何东西，包括天气。一个读者告诉我，他尤其喜欢《八月炮火》中的一段，那段写到英军在法国登陆的下午，一声夏日惊雷在半空炸响，接着是血色残阳。他以为是我艺术加工出了一种末世景象，但事实上那是真的。我在一个英国军官的回忆中找到这个细节，他参加了登陆，听到了雷声，看到了血色的日落。如果存在艺术加工，那也仅仅是我挑出了这个细节，最终用对了地方。

材料的选择决定了最终作品的质量，这是我只用原始文献的原因。我对二手文献的态度是，它们有用，但也有害。我在写作计划之初会看它们，它们引导我了解故事梗概，但我从不引用它们，因为我不想再重写一遍别人的书。并且，二手文献中的事实是已经被筛选过的，使用它们就表明你放弃了自己筛选的机会。

我会毫不犹豫地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献：回忆录、信件、将领对战役的描述，不管它是否有倾向性，以及欺骗性——有时它们会这样。即便是一段不值得信任的材料，对了解来源者的个性也有参考价值，如果此人正是事件的实际参与者，那就更好，比如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例子。原始文献中的偏见是可以预见的，你应该允许它存在，并通过阅读其他版本来修正它。对于每一个历史片段，我都尽量阅读两到三种材料，就算这个事件不具争议性，它从不同见证者的角度看来，以及在他们各自的记忆中也是不同的。如果事件恰好还有争议，那么你就有责任检视双方的言论。就像《伊索寓言》中的狮子对人说的那样：“有很多表现人杀狮子的雕塑，但如果雕塑师是狮子的话，那些雕塑就会很不一样。”

最为原始的文献是未出版的材料：私人信件、日记、报告、命令，还有政府文档中的便条。这些东西具有即时性和私人性的特点，最能传递出人物性格，事发场景也瞬间变得活灵活现。我还记得我在《齐默尔曼电报》中用到过国务卿罗伯特·兰辛的工作日志。从他纤细的手写体中，从他对每位来访者一丝不苟的记录中，从每次讨论的记录中，此人抬腿走出了日记本，来到了我身边。每天记录都以他来去办公室的时间开始和结束。他甚至记下了他的午餐时间，每天不变的60分钟：“1点10分离开，2点10分回来。”有一次，他被迫记下了自己早晨10点15分才到办公室，但他补充道，并对后人做出一个苦恼的眼神：“车子抛锚了。”

国家档案馆让怀德纳的馆藏相形见绌。没有什么比在原始文件的纸张和墨水中检索信息更让人着迷的了。一份战地情报员的报告，写满了战争部长的旁批——他与国务院和商务部之间的交流，还有后来批阅者龙飞凤舞的签名，这东西本身就是一段历史。在档案馆，我找到了“齐默尔曼电报”原始的解码手稿，我把它销密、影印，作为我新书的封面。

更为直接的研究是实地勘察。在写《八月炮火》之前，我租了一辆雷诺，也在一个8月，我开着它沿德国入侵的路线——卢森堡、比利时、法国北部，重访1914年8月的战场。除了对军事行动中的地貌、距离、地形有了感性认识之外，我看到了遍野挂着成熟谷粒的小麦，也许骑兵队当年曾在那里走过；我测量过列日默兹河的宽度；我还看到，法国士兵站在孚日山脉的高度俯视失地阿尔萨斯是一副什么模样。我体会到了比利时道路的颠簸，并且在寻找英军司令部旧址时，险些永远迷失在杂乱的乡间路上，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1914年骑摩托车的英国通信员要花三个小时才能搜寻25英里（约40千米）的范围。显然，就英军军官对乡间小屋的爱好来说，通信员也绝不可能找到司令部。而我注意到，法军指挥官就驻扎在镇上，因为那里有铁路站点和电报机。

我有一个做研究的小技巧，就是在4×6的索引卡片上记笔记。每隔一个小时，我就要温习从一本研究手册上看来的规矩：“千万不要在任何东西的背面记笔记。”既然复印是件烦人的工作，那么请使用卡片，越小越好，有助于你提取相关度最高的信息，从一开始就去粗存精，记下你在脑子里研磨过的材料。最后，当围绕某个主题、某个人或依据年代顺序把卡片聚集在一起时，我的故事就能开讲了。顺便一说，卡片很方便，可以收在鞋盒里，可以夹进口袋书带走。当我想写了，我只需要拿出相应的章节，就能随时随地工作；如果你习惯于在书山中写作，那你就被限定在了一个地方，而且更有可能的是，你会受到其他作者的强烈影响。

关于做研究，最重要的事是要知道何时停止。怎么才能知道是何时呢？在我18岁左右，我妈妈告诉我，在跟年轻小伙子出去时，要在你冒出回家念头的半个小时前回家。虽然我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实现，但我认为这是个好建议，同样可以运用于做研究。你必须在你完成之前停下来，否则你永远也停不下来，也永远完不成。有一次我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遇到过一个反例。当时我正在查找珀迪卡里斯案的文件，那是一个在1904年被摩洛哥土匪绑架的美国人，或可能的美国人。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介绍我去找一位女教授，她毕生都在研究美国和摩洛哥的关系。她1936年（我记得）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个主题，从那以后，她每年要花6个月的时间在档案馆工作。现在，她已经年逾古稀，而且他们告诉我，她最近才犯过一次心脏病。我问她准备什么时候停下来，她惊讶地看着我，说道，她的新闻剪报做到了此时此刻。我相信，她比在世的所有人都更了解美摩关系，但她曾想过暂停研究，花点儿时间向世界讲述她所知道的故事吗？恐怕没有。现在，我理解了她的感受。我也一样，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要顺藤摸瓜，穷尽关于我的主题的一切。但幸运的是，我希望看到作品编印成书的渴望更为强烈，这成了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研究是无尽的诱惑，写作是劳碌的工作。你需要坐下来思考，把思想转化为可读的、不偏不倚的、有趣的句子，既要文字言之成理，又要读者读之有味。这项工作是劳累的、缓慢的，常常是费力的，有时是痛苦的。它意味着对文字进行重新组织、修订、增删、改写。但它也带来了一种兴奋感，像是一种喜悦，一种攀登奥林匹斯山的感觉。总之，这是一种创造。

当然，我拥有绝佳的便利来把《八月炮火》写得精彩绝伦。就像丘吉尔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月，“戏剧也难以超越”。它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质，使之高于普通的繁芜琐碎，这是伟大的悲剧必需的元素。1914年的8月，有一种东西在逼近，不可逃避，无所不包，笼罩着每一个人。完美的计划和易犯错的人之间的可怕矛盾直让人战栗，仿佛嗅到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味道。

直到最后，直到我落笔开始写尾声部分，我才完全理解我写了两年的故事的每一处含义。我开始意识到我没有写好，但要回过头去往文字里加入意义已经太迟，就像在写作课上，教授让小女孩回头往她的小说中加入象征手法，

历史写作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在人人都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让故事保持悬念。我一开始十分担心这一点，但当我进入实际写作，并且反复验证之后，就有了办法。我发现，如果你装作并未时过境迁，避免受惠于事后诸葛亮的聪明，忍住不要提到之后发生的事件，那么，悬念自然而然就会自己产生。有时，你会禁不住要提示读者某个举动或某个事件对后来发生事情的重要意义，这种冲动会无法遏制。但是，我尽量狠下心。我回身删去了章节中所有提到马恩河会战的地方，只留下一处提及了其中一次战役。我甚至避而不提德国最后的战败，尽管这样显得有点儿奇怪。我写下的文字就像我并不知道谁将获胜，而我告诉你的仅仅是哪种方法奏了效。当危机临近，我也开始紧张焦虑。比如，霞飞此时坐在大本营外的树荫下，整整一个炎热的下午都在思虑，是该继续将法军撤退至塞纳河，还是接受加列尼的请求，就此调转马头，于马恩河反攻。德军右翼正向巴黎扫去，侧翼暴露无遗。时机正在溜走，霞飞仍然端坐苦思。即便大家都知道了结果，悬念仍然压得人喘不过气。因为读者知道，如果他做了错误的决定，你我今天都不会身在此处了——或者，你我仍在，历史则由他人撰写了。

这将把我引向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历史的本质。如今，这场争论如你所知还在扩散。一边是宏观思想家（big thinkers），或者说汤因比们，或者系统论者；另一边是人性论者（humanists）——我这样叫他们，取其关乎“人性”的意思，而跟“人道”无关。汤因比型的人着迷于寻找历史的解释。他们制作了种种系统和周期要把历史挤压进去，这样历史就会有一个标准的形状，有了模式，有了意义。而当历史顽皮地、毫不留情地蹦跳进错误的地方时，系统论者就忙不迭地将之归因于环境的异常。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如此费劲，因为人的行为就是这样。伟大的军事史学家查尔斯·奥曼爵士说过：“人类的行为记录是非逻辑的……历史就是一系列发生的事，不含任何必然性。”

预设系统我不敢相信，而将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学更让我避之不及。对历史最近乎本意的阐释来自列昂·托洛茨基——一个同时创造和写作历史的人。他说，历史上的因由，“都通过自然选择后的偶然事件来折射自己”。你越琢磨这句话，越觉得对。更近一些时候，《时代周刊》文学增刊上的一位匿名评论者，用一种超于争论之上的方式评论了系统论者。他说：“理论先行的历史学家很难避免偏爱最适合他系统的事实。”他还说：“历史读者的心里都应该有此判断。”这简直就是我的口号。

在一开始，找出发生了什么就够了，不必急于确定“为什么”。我相信，在你搜集了足够的事实，并将它们依时间顺序排列之后——具体地说，是把它们落笔写为句子、段落和章节之后，再问“为什么”，才更为安全。将人物性格、日期、枪炮口径、信件和演讲化为叙述的特定过程，最终将把“为什么”逼出水面。它会找一个晴朗的天气，从你写下的发生了什么的故事中跳将出来，拍你的肩膀。但如果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去追踪它，它会永远躲着你。

如果历史学家屈服于自己的材料，而不是把自己强加于材料，那么，那些材料最终会对他说出历史谜团的答案。我多次遇到这样的事。在某人的回忆录中，我读到尼古拉大公1914年在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的时候落下泪来，据作者说，这是因为他觉得不堪此职的重任。这听上去就像当代的历史观察者最应该提防的那种一厢情愿，不像真的。尼古拉大公据说是皇室唯一的“硬汉”，以硬派作风著称，为士兵钦佩，在宫廷中凛然生威。我不相信他会感到不堪重任，但是，他为什么流泪呢？我可以忽略这条信息，但我不想。我想找到合理的解释。（因为不合理而丢掉某个情节是小说的写法，不是历史。）我好几天在身上带着尼古拉大公的笔记卡，忧虑不已。然后，我想起了另一起哭泣的事。我检索了笔记，发现了一条记述丘吉尔落泪的笔记，同样如此的还有法国战争部长梅希米。我一瞬间理解了他们，他们不是为某个人而哭，而是为世事。我的这句话几乎脱笔而出：“1914年的某种气氛让感受到它的人为人类的命运颤抖。”我发现这句话解释了我一开始想写这本书的原因。你看，那个“为什么”自己出现了。

同样的事还有一次，来自马恩河战役前夜霞飞的战斗命令。我着意把这个命令写成一个高潮，一次最后的冲锋号角，它确实就是那样。但奇怪的是，这道命令平静、沉闷，全然没有那样的氛围。我试着用了十几种方式来翻译它，但都不理想。我对这道命令简直怒不可遏。接着，有一天，当我第二十次重读它的时候，它突然就顺畅了。我发现它的平淡正是它的意义所在。现在，我在最后一章的末尾引用了它，并且补充道：“它不是一声‘前进！’的大喊，也没有用荣誉来感召士兵。在经历了1914年头30天的战争之后，人们已经预感到，前路上已经没有任何荣誉可言了。”

正如疑点像这样在写作者脑中解开一样，我们时代的暗喻和意义也这样在读者的脑中呈现。但这样的收获——如果存在并且有效的话——必须出自历史材料，而非写作者。我写作的目的不是指导什么，只是讲故事而已。启示是聪明的读者自己从书中获得的。我想，这是因为（也应该如此），最好的书得益于作者和读者的通力合作。

本文刊于《拉德克利夫季刊》，1963年5月。

1. 亨蒂（1832—1902），英国小说家，以历史冒险小说著称。沃尔夫是他的小说《和沃尔夫在加拿大：大陆的胜利》中的人物。——译者注

2. 威廉·华莱士，苏格兰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也是小说《苏格兰酋长》的主角。——译者注

3. 柯勒律治在创作诗歌《忽必烈汗》时，一个来自波洛克村的人打断了他的写作，致使这首诗没有完成。——译者注

4. 怀德纳图书馆位于哈佛大学校园内。——译者注

5. “美女还是老虎”是美国作家弗兰克·斯托克顿的一个小故事，后成为英文中的典故，意为“两难的选择”。故事讲的是从前有一个国王，他审判犯人的方式是让其在两扇门中选择一扇——一扇后面是美女，另一扇后面则是饿虎。如果选择的是美女，那么犯人须和美女结婚，选择猛虎则被吃掉。而故事的高潮在于，这一次审判的犯人是公主的情人，他如何选择都将令公主伤心。在他选择了一扇门之后，故事戛然而止，把悬念留给了读者。——译者注

6. 原句为“His presentation is not vitiated historically by efforts at expository simplicity”。——译者注

7. 这首诗是爱默生的《康科德赞歌》。——译者注

8. 这首诗是爱伦·坡的《致海伦》。——译者注

历史何时开始？

去年10月英国保守党出现危机之后三个月，伦道夫·丘吉尔记述这一事件每日经过的书就写成并出版了。当事件的意义还未经足够的时间从周遭环境中显现出来就急于盘点，可能很有胆量，但很有用吗？这么做的作者会尴尬地发现，当兴奋感散去，他的题材变得毫无意义。近来，这种滚烫鲜活的历史大受出版商的青睐，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应该，或者说是否可以，在它还冒着热气的时候就被写成？

在话题走远之前，我们应该先回答：历史是什么？专业的历史学家已经兴致勃勃地用这个问题考验自己多时了。一个声名卓著的阐释者——剑桥大学的爱德华·H·卡尔在他的特里维廉讲座和他1962年的同名书中对此做出了说明。

他问道，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检视，还是过去事件本身？我运气很好，在读到他这本书之前就开始了历史写作，不然可能根本不敢下笔。我天真得根本没有意识到卡尔先生提到的这个问题。我简单地认为，历史就是独立存在着的过去的事情，不论我们检视或盘查它们与否。

我以为，我们对过去的评论外在于过去，或许对理解过去有帮助，但毕竟与它们的存在无关。我认为，不论希罗多德写不写出它们，希腊击败波斯的事实对西方历史走向的推动都是一定的。但卡尔先生却否认这点。他说：“认为历史事实独立于历史学家的阐释而存在，是个荒谬的错误，一个难以根除的错误。”

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觉得这才是荒谬的错误。这是要转个弯才能理解的笑话吗？不过，如此卓越的思想者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在与卡尔先生长期的无声辩论中——可幸他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我开始领会到他的意思。我想他的意思是，过去的事情不能脱离历史学家存在，是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知道过去的存在。简言之，未被记录的过去正是我们历史学家的老朋友，是那棵原始森林中倒掉却无人听见声响的树。如果没有了耳朵，那还有声音吗？

我不会被这个难题吓倒，它问错了问题。关键不在于倒下的树是不是发出了声音，而在于它是否在森林中留下了痕迹。如果，它的倒下让阳光洒向了之前的喜阴生物；如果，它砸死了一头领头的野兽，而新的头领脾气迥异；如果，它横在了一条兽径之上，使得动物些微地改变了行进的习惯，从而引发了更大的变局；那么，不论是否有人听到，它的倒下都创造了历史。

我由此宣布了我对“荒谬错误”的坚定信仰：历史事实独立于历史学家存在。我想，就算《末日审判书》和那个时代的其他记录都被烧掉，撒克逊人把土地所有权转交给诺曼人的事实也仍然存在于英国历史中。当然，《末日审判书》算作记录，而不是阐释，卡尔先生所说是历史事实不能独立于历史学家的阐释而存在。我发现了这个漏洞。他也可能会说，要是没有济慈，就没有希腊古瓮。

照我看，证据比阐释更重要，事实就是历史，不管阐释与否。我认为，边疆的外扩对美国扩张的影响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没有关系，虽然他发现了这个现象；有闲阶级这一存在和凡勃伦无关；海权的历史作用也和海军上将马汉没有关系。在马汉的例子中潜藏着一个可用于反驳的因子，因为马汉的著作《海军对历史的影响》在1914年的前几年，强烈引导了德意志帝国和英帝国的海军政策，他对某个重大历史事实的关注和描述让他创造了新的历史。卡尔先生或许会借此发挥。

与此同时，我认为卡尔先生的设论并无如此“形而上”的必要。我就非常自足于把历史定义为我们所知的过去事件，而那些未知的则无须费心——直到考古学家把它们从地里挖出，让它们变成已知。

接下来我要讨论历史学家。他们是谁？是历史的同代人，还是后来者？答案显然是二者均可。在历史的同代事物中，最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是（或多或少是不自觉地形成的）如下这些：书信、日记、回忆录、自传、报纸和期刊、商业文件和政府档案。这些都属历史的原始材料，而不是历史。作者在创作它们时有意无意地要让它传诸后世，但这也不能表示他们就是历史学家。要成为历史学家还需要超然物外的视角和有意为之的手法。

情况稍有不同的是那种现场的见证者，通常是记者。他们的叙述中往往藏有金矿，而金矿通常掩埋于对日常新闻的报道中，那些每日见闻随时间流逝最终都变成了琐屑。一些《八月炮火》中最为生动的细节就是出自当时的媒体报道：被德国火炮车碾过的布娃娃来自欧文·科布的描述；50万未清洗的尸体散发出阵阵恶臭，飘荡在被侵略的比利时村庄，这是威尔·欧文的报道；马克斯·霍夫曼上校朝着日本将军大喊大叫的事件则来自报道日俄战争的弗雷德里克·帕尔默。而每日的新闻，即便结集成书，也只能和信件差不多，本质上只是原始材料，不是历史。

仍属同代物件，但可有可无的是那种把剪报、采访仓促编辑拼凑在一起的书，只是为了在大众兴趣还未消退之时大捞一笔。这种快餐布丁的典型就是那些好似一夜写出的人物传记，比如《林登·约翰逊的故事》（The Lyndon Johnson Story），催生它的事件才发生了几周，各大书店就能见到这本书了。这些编纂者提供不出任何有助于思考的东西，以历史学家的标准，他们是微不足道的。

除去上面那些不堪大用的，历史同代人中还有一类纯粹的、自觉的历史学家，有两种。第一种是“旁观者”。他们有意记录下时代的片段——战争、萧条、罢工、社会革命等等——以自己的风格和逻辑把它们变成历史叙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白修德的《总统的诞生》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宏大，一个短小，但内质是一样。

第二种是“积极的参与者”，或称“操刀人（Axe-Grinders）”。他们希望把自己熟悉的事件写成真正的历史，但他们下笔却有偏颇，有时微妙而不被察觉，有时则大刀阔斧地涂改，全凭他们希望自己能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约瑟夫斯的《犹太战争史》、克拉伦登伯爵的《英国叛乱史》以及丘吉尔的《世界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都是此中显例。

对于后世史家，以上亦是原始材料之一种。那么，所有这些叙述在手，我们就是历史学家了吗？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当你手握一串葡萄开始挤压，你就已经拥有葡萄酒了。不过，它未经发酵，不够年头。后世史家最大的优势在于时间提供给他们的距离。远观那些历史事件，他的描述视觉会更为宽阔，他能更多地看见那时发生了什么，区分什么是要紧的，什么又无关大局。

历史同代人却无此视角，所有事件对他们来说都在眼前，大小一致。微不足道的看上去巨大无比，而巨大无比的因为边际不易看到而被人忽略。越南和巴拿马的新闻标题在今天的报纸上占据了四栏，50年或100年后，历史学家或许只把它们共列入史书的一章而已，我们无法想象。

历史同代人，尤其是身在此山中的历史参与者，并非完全占据优势。他得之与历史的亲密——这一点我们望尘莫及，却失之超然的视角。他们无法公正地裁断争论中的双方，比如对1914年法国马恩河战役的胜利究竟应归功于谁的争论。所有当时的历史记述者鲜明地分为支持霞飞和加列尼的两派，他们的争锋是那么激烈，以致没人（除了法国总统普恩加莱）注意到一个站在时间远处就能看得非常明白的事实：这两位将军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加列尼看准了时机，为胜利助推；霞飞带领部队、援兵展开厮杀，但直到50年后，这个既简单又公平的评价才算得出。

距离也不总是带来客观性。你很难说吉本的罗马帝国和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写得多么客观。客观性是个程度问题。后世史家做到相对客观是可能的，但这和中立、不站队又是不同。根本就没有中立和纯粹客观的历史学家。没有了观点，历史学家就变成了一台时钟，也写不出好东西。

距离也确能冷却人们的判断，提供比前人所见更为公正的评价。多年以前我刚当记者的时候，我正在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竞选做的巡回演说，他计划在匹兹堡或者是哈里斯堡有一场重要的讲话，具体是哪儿我忘了。当我们都忙着下火车时，有一个记者却还在餐车舒舒服服地跷着脚，他说他作为一个为共和党报纸工作的新政支持者，必须严守“客观性”，而他“在这里会比紧跟在罗斯福屁股后面更加客观”。他理解的保持距离而得客观是空间上的，而非时间上的。

我从亲身经历中发现，我写不了当代史。有些人行，比如威廉·夏伊勒，他们不因身在其中而受其影响，但我不能。我写第一本书《圣经与剑》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我当时把英国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从腓尼基时代一直梳理到现代。我本意是要把内容延续到英国托管、阿以战争和1948年的以色列复国。

我花半年时间研究了过去30年的苦涩历史：阿拉伯的历次反抗和起义、圆桌会议、白皮书、英国阻止犹太移民、质询委员会，然后是历史最终的巨大讽刺——发表过《贝尔福宣言》的英国人居然强行截停了“出埃及”号。通通都是绥靖主义下最卑劣的篇章。

我尝试着写这段历史，但我做不到。愤怒、恶心和不公正地对待能够激起一些作家雄辩滔滔，下笔千言，但这种情绪却只能扭曲我写下的东西。我发现最后一章的语气和前面十七章完全不同。因为我突然越过界线进入了当代史，我深卷其中的姿态显露无遗。尽管出版商希望我写到当今，但我知道，最后一章将断送前面所有的精彩，我也没法让自己不这么写。我终于作罢，放弃了半年的工作，整本书在1918年画上了句号。

我并不是在说情感在历史写作中没有一席之地。相反，我认为那是历史的一种核心因素，就像它在诗歌中的作用那样——华兹华斯把诗的起源称为“重归平静的情感”。人们会说，历史是情感和事实的重新整理，或者——对后世历史学家来说——是详查记录之后于平静中的思考。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忠于证据。但有趣的事实是，诗人没有这条戒律，他们反而把历史写得很好，不管是同时代还是时代久远的历史。

丁尼生在克里米亚的巴拉克拉瓦战役后三个月写出了长诗《轻骑旅的冲锋》。“加农炮火在前，万炮齐轰……所有的军刀都已出鞘……冲进炮火硝烟之中……炮弹和弹壳横飞……他们的荣耀何时消逝无踪，噢，多么狂暴的冲锋！”他的叙述甚至藏于维多利亚双行体之中：“他们不想为何如此，他们只是上前赴死。”它或许少了些现代诗朦胧的品性，但作为历史，它抓住了荣誉和荒谬的合一——19世纪骑兵面对加农炮冲锋的场面。就像一个现场目击者所言：“太壮观了，但这不是战争。”这一点，丁尼生比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传递得淋漓尽致。

我是在布鲁斯·卡顿开始写作前即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眼中的内战往往是这样的：

在盛产玉米的草地上，

在9月凉爽寥廓的早上，

弗雷德里克教堂尖塔簇立。

惠蒂尔也写当代史。另一方面，麦考利在事发2500年之后写出了《桥头的贺雷修斯》（“Horatius at the Bridge”）的故事。虽然麦考利的主业是历史学家，只兼任诗人而已，但如果没有“克卢西乌姆的拉斯·波希纳／对着九神起誓（Lars Porsena of Clusium/By the Nine Gods he swore）”以及其后的70小节的诗，谁又能想起暴君塔克文或者恺撒之前的罗马史呢？我们还从朗费罗的老北教堂信号灯中知道了美国革命是怎么爆发的：

一盏，就是陆路，两盏，就是水路，

我会在对岸，

骑马把警报，

传遍米德尔塞克斯的每一个村庄和农场。

这些诗人比历史学家更能让普通人熟悉历史，他们有时还会推动历史。吉卜林在1899年就这么做过，他对美国人疾呼：“肩负起白人的重担吧。”那时，美国人糊里糊涂就被杜威上将在马尼拉的冒险拉进了帝国主义的征程，正不知该如何处置那些菲律宾人。“拿出你们培育的最优秀的东西，”吉卜林坚定地告诉他们，

让他们背负沉重的马缰，

那些刚被抓到的郁闷的民族，

他们惊慌不定又野蛮未开，

一半恶魔，一半小孩。

……

肩负起白人的重担，

为了和平的野蛮战争，

喂饱饥饿的嘴，

让疾病停止。

……

肩负起白人的重担，

你们不敢不从……

这一建议刊登在《麦克卢尔杂志》上，整整两页。经此传播，一周之内全美无不争相引用，迅速地让美国人接受了由此而来的军火开销、残酷手段和阴谋诡计——这几者很快就被证明是实行建议必需的。

吉卜林有着在近距离认清历史的才能。当他感受到国民情绪中泛滥着一种令他害怕的骄矜自负时，他在1897年为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写作了《曲终人散》（“Recessional”）。在第二天一早的《泰晤士报》上，人们看到了他的提醒：

看，我们昨天所有的盛况，

与尼尼微和推罗一样消亡！

万国的审判者，饶恕我们，

免得我们遗忘，免得我们遗忘！

人们大惊失色。曾经为奥斯卡·王尔德辩护过的大律师爱德华·克拉克爵士宣称，《曲终人散》是“未死之人写出的最伟大的诗”。

诗人所做的是传递他在历史时段或瞬间的感受。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在事实的规范下讲述到底发生了什么。

想象力之于诗人，就像事实之于历史学家。他的取舍中有他的判断，材料安排中有他的艺术。他的工具是叙述。他的对象是人类的过去。他的作用是让事实被人们看到。

刊于《纽约时报》书评版，1964年3月8日。

1. 特里维廉讲座是剑桥大学以历史学家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命名的系列讲座，意在向学生介绍历史理论。爱德华·H·卡尔1961年在讲座上的发言被结集成《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一书出版。——译者注

2. 《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第一位诺曼人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发起的对英格兰的人口、财产的调查记录。——译者注

3. 英国诗人济慈有一首名作《希腊古瓮颂》。——译者注

4. 费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美国历史学家，其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将美国的历史看作西部拓荒的历史、边疆扩展的历史，开创了美国历史学的“边疆理论”。——译者注

5. 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美国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鼻祖，写有《有闲阶级论》。——译者注

6. 马汉（Mahan），美国西点军校教授，“海权论”的提出者。——译者注

7. 1947年7月11日，“出埃及”号（Exodus）载有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从法国驶往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但英国拒绝接受这些非法移民，最终船上乘客又被英国皇家海军运回了法国。——译者注

8. 原文为：Theirs not to reason why/Theirs but to do and die。——译者注

9. 布鲁斯·卡顿（Bruce Catton, 1899—1978），美国历史学家、记者，以写美国南北战争的一系列书籍著称。——译者注

10. 这是美国诗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巴巴拉·弗里彻》中的诗句。——译者注

11. 朗费罗的名诗《保罗·里维尔的夜奔》（“Paul Revere’s Ride”）讲了一个半虚构的故事，诗中保罗·里维尔让朋友做观察哨，如果英军从陆上进攻，就在老北教堂挂上一盏灯，如果是从水路，就挂上两盏。——译者注

12.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海军上将乔治·杜威取得马尼拉战役的决定性胜利。美国获胜后取得了菲律宾作为殖民地，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之路。——译者注

计以盎司的历史

去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重新开张，举办了盛大的庆祝，聚会中为5000位来宾都提供了香槟。一位敏锐的、来自《时代周刊》的记者夏洛特·柯蒂斯注意到，聚会中用到了80个箱子，一共960瓶酒，可装7680杯3盎司（约8毫升）的酒杯。不知为什么，这个细节在报道中一被点出，博物馆的聚会一下子生动起来，时髦的纽约社交场风光赫然展现在眼前。读者看到了人头涌动，看到了女人们互相打量穿着，交递寒暄，甚至体会到了在香槟作用下产生的浮华和尊贵的满足感，即使香槟的量并不多——平均一个人一杯半。以上全为柯蒂斯女士的细节所呈现。我想，这就是历史，也是新闻应该的写法。在歌剧《日本天皇》里，普巴（Pooh-Bah）有句话也是这个意思。他说南吉普（Nanki-Poo）被处极刑时，头立项上，仍对其颔首三次。然后补充道，这是一个“为了逼真而加的确凿细节，否则这就是一种贫乏而难以服人的叙述”。我不是说柯蒂斯女士的叙述“贫乏而难以服人”，相反，她的叙述准确、写实，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范本；但是，她的叙述之所以出色、生动，令人过目不忘，正是在于她运用了“确凿的细节”。

普巴的话让我刮目相看，简直把他奉为专业历史学家了，至少是历史写作主要原则的创建者。诚然，确凿的细节是他编造的，如果你是历史学家，这叫学术不端，如果你不是，这就叫小说手法。不论如何，他对确凿细节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不错的。他知道它能产生逼真的效果，没了它，叙述就贫乏而难以服人。他和我，虽然都不明白这其中原理何在，但历史学家已经长期使用此道了。头一个就是修昔底德，他坚持精确描述地形——“城市的外貌和方位，河流和港口的样子，海和国家的特点，以及它们的相对位置”。

确凿的细节具有巨大的修正作用。没有它，对历史的叙述和阐释都容易流于无效。它是一条严格的标准。它要求历史学家运用它、尊重它，以达到真实，或者是人所能达到的真实。它可以防止人们因为偏爱自己的理论发明而远远偏离事实基础。在汤因比的高度，空气的味道令人兴奋，视野也足够广阔，但人和房屋在脚下都小得看不见了。历史学家不管多么相信他发明的理论，如果它们不能被确凿细节所支持和佐证，那么他们所写历史的价值也就和普巴对行刑的想象一般无二。

我相信，最为明智的方式是经由证据达至理论，而不是抄其他捷径——今天很多持修正史观者就那么做。所有情况下，卓有成效的办法是首先积累材料，然后把它们整理为叙述的形式，在此过程中看着理论或历史规律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写历史对我来说是个极为刺激的内心寻宝游戏。我正在写一本书，时间段是1914年前的20年（请读者原谅，我所有的例子都来自我自己的书，毕竟那是我最了解的事）。我正写到德雷福斯案期间，在法国议会重开之日，所有人都以为军队会发动政变，英国观察家也做此预计。军队进入巴黎，复辟王储被招至前线，暴民在街上叫嚣作乱，但等到这天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共和国依然健在。到这个关口，我已经搜集了非常多的确凿细节，一切都指向一次军事政变即将到来，如此一来我不得不解释它为什么没有来。我停下来想了一想。一会儿，我发现我写道：“右翼分子缺少政变最为关键的化学元素——一个领袖。它有声高但规模不大的狂热分子支持，但要撼动一个民主国家的现存政府，要么需要外国援助，要么需要一个独裁者。”我想这算是个历史规律，当然是个温和的规律，但是属于我自己的规律。我取得这条规律是应了材料的需要，我感到极大的满足和骄傲。这种时刻不是每日必来，有时写一章也等不来一次，但当它到来，它留给我的是愉快的成就感。

我信奉以盎司来计算历史，我不相信用1加仑（约3.7升）水壶端上的历史，其呈现者更急于建立某种历史的意义和目的，而不是事实。坚持历史有意义到底有没有必要？我们不会问小说家他为什么这么写小说，也不会问诗人他写诗的目的是什么。我记得，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必有什么确定的目的。那么历史为什么不能如它自己本身——人类活动的记录——那样去学、去写、去读呢？那已经是最为精彩动人的主题了。坚持寻找目的把历史学家变成了先知——那又是另一个领域的事了。

再回到我自己的体会：确凿的细节不能每次都得出什么结论，但能时时揭示出历史的真实，让你脚踏实地，不违背现实。梅西耶将军是给德雷福斯定罪的人，在事件爆发期间他成了右翼的英雄。我研究他时发现，在上流社会的聚会上，当梅西耶将军一脚迈进房间，贵妇们纷纷离座起身。这就是那种值得我研究一个星期的细节，它描绘了特定时期的那个群体，那些人，那种心理状态，比我能写出的任何东西都更为生动，并且言简意赅、不占篇幅——这是意料之外的效果。它成了一个缩影、一个具象、一个画面。读者能够看到，甚至深扎入脑中，被记住。

同样的情况还有——这次是语言而不是画面——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1896年关于国际仲裁的一次演讲，这是当时的一个重大话题。在这一章中我写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传统是非军事化的、反帝国主义的，闭门自顾的，与欧洲那些缺德的军备竞赛和组建常备军是不同的，它树立了一个以非武力手段成就力量和正义的榜样。在寻找说明这一传统的例子时，我在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艾略特的这些话，还没有别人引用过。他说：“建立海军，建立大规模的常备军……放弃美国特色……建立海军，特别是战列舰是英国和法国的政策。它永远不该是我们的政策。”

多棒的例子！话语中的信心、坚定，说话人德高望重的权威——那些人、那个时代、那种观念，还有什么没有传递出来呢？我从这些话语中第一次清晰地看到美国反军事化传统的本质和成色，所谓美国梦的本质和成色。这个例子中的细节不仅仅是确凿的，同时还反映了历史的一角。

当我找不出这种细节的时候，就感觉茫然若失。1890年，美国国会第一次授权建造了三艘战列舰，两年后建第四艘。紧接着，1895年，这个国家和大英帝国产生了严重争端，大家知道，叫委内瑞拉危机。危机中随处可见挥舞的拳头和沙文主义的战争叫嚣。三年后，我们和西班牙开战。西班牙海军不再与英国旗鼓相当，但也不可小觑。那人们禁不住要想，在这两次危机中，美国海军到底有多少实力？1890年授权建造的战列舰5年后实际下水了多少？1895年当沙文主义者尖叫诉诸战争时，什么样的军舰在保护我们的海岸，是比投入进攻的少得多吗？这些是我认为有必要知道的信息。

但出乎意料的是，查遍教科书的那一时期，我找不到答案。那些研究美国崛起为世界霸权的历史学家，研究扩张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甚至研究海军的都不关心这些一眼看去与他们不太相关的细节。对那个时代身肩战和决定之重任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些信息至关重要。每年都会出版美国史，我一本一本查去，在这些问题上都一再重复，和前作大同小异，没有更多的洞见。为了求得这些信息，我最终只能写信给华盛顿海军部的海军史主任。

我要说的不是在1895年和1898年我们究竟有多少战列舰（现在我终于知道了），而是为什么这些精确的、数据性的事实会不见于专业历史学者的叙述中。普巴说，没有事实的叙述就是“贫乏而难以服人”，此时我也想如此评论。

当我遇见一个没有例子佐证的普遍性结论和结论性的叙述时，我就会突然警觉，并想：“给我证据。”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写，宣战那天下了很大的雨，那么这是一个由细节佐证的叙述，我们就可以说，这是昏暗的一天。但如果他仅仅写到那是昏暗的一天而没有提到下雨，我就想知道他的证据何在，是什么让那天变得昏暗。再比如，他写道，“全体人都有一种好战情绪”，或者，“那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那么，如果他之后没有补充什么证据的话，我就会认为他在毫无节制地做一些无凭无据的叙述。当我写作时，比如我写，19世纪90年代的法国时尚圈举手投足学的都是英国。想象我自己为读者——这个复杂的“复调游戏”每时每刻都在我的书桌前上演——我的反应一定是：“给我证据。”接下来两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接着写道：“格雷菲勒家族和布里德耶家族和威尔士亲王关系亲密，博彩是朗香（Longchamps）的习俗，跑马在尚蒂伊举行，障碍赛马在欧特伊，赛马俱乐部里不受欢迎的人被称为‘黑球’（black-boulé）。夏尔·斯旺的原型夏尔·阿斯在他的名片上印上了英文的‘先生（Mr）’。”

就算确凿的细节不为佐证结论，它也能使叙述更加形象、易懂、愉悦，简言之，好读。它帮助表达，别忘了，表达，是最大的目的。用抽象术语写出的历史不能传递任何东西给我。我理解不了抽象，既然作者喜欢以己度人的话，我想象我的读者也理解不了抽象。无疑我是看低了读者。许多严肃的思想者以抽象词写作，许多人甘之如饴，也受益良多，而且我猜，也是乐趣无穷。我尊重这种能力，但我只能望而兴叹。

我在《八月炮火》中最喜欢的视觉细节，不知为何，是一个关于尼古拉大公的。他因为身材十分高大，6英尺6英寸（约1.98米），所以当俄国人把大本营设在火车车厢里时，他的副官都要在门洞上贴上白纸，以提醒他低头。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不重要的东西，在我多年的工作中，从这本450页的书中那么多的材料里脱颖而出，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我完全无法解释，我就是记住了它。我对那白纸条是那么着迷，以至于我用了一整段来描写俄国在巴拉诺维奇的大本营，就是为了把这个细节合理地塞进书去。

另一次，我却失败了。我读到，德皇给他老婆的生日礼物长年不变：由他挑选的12顶她必须戴的帽子。此处你就能看出确凿细节在传达人物性格方面的作用。这个片段值得用在一整本写德皇的书里，甚至是写德国的书里。但它也标志了我《八月炮火》的一个小小的悲剧，因为我没能把它插入书中。我的笔记都记在卡片上，而关于帽子这事的卡片一开始的内容是为第一章准备的。第一章未能用上，只好挪到第二章备用，结果又没用上，直到全书写完，它转移到了一个标着“未使用”的包裹，静待他日。

另一件关于道格拉斯·黑格将军的事在书中找到了位置。此事同样传递了人物性格，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英国军官团当时的作风和状态。在19世纪90年代的苏丹战事中，黑格在私人包裹驼队中有一头“驮着红酒的骆驼（a camel laden with claret）”，跟随他穿过了沙漠。这不单单是社会史上的鲜活案例，就是词语“驮着红酒的骆驼”本身也极富美感，更是一个“双内头韵（double and inner alliteration）”，是辞格上的奇迹。这当然又拉进了一个语言学的新话题，必须另写一篇文章才能探讨得全。

因为不能容我在此讨论透彻，我只能提及一点，词语有独立的力量，对历史写作的影响须详加注意。它们的自主力非常强大，完全可以在读者脑中造成作者始料未及的印象。显然它们的这一特性对所有题材的写作都适用，但对于敏感的历史写作则尤具杀伤，因为历史需要准确，用词不慎会出现作者本无此意，而读者深会其意的差错。对《八月炮火》的评价中，有至少一半都说我暴露了将军们的愚蠢。我写书时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我意在表达的是将军们陷入了环境、训练、观念以及时代和国别造成的民族冲动交织而成的圈套中。我全无表达愚蠢之意，而是悲剧和宿命。很多评论者都理解这点，当然是聪明、敏锐的读者（能理解的多半是这样），不过还是有许多人不断在用“愚蠢”这个词，让我越来越难过。

文字具有逃离作家控制的能量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但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所以只能点到为止。在我言归正传之前再说一句：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出在我对写作的艺术和历史的艺术同样感兴趣（我希望这么说不会太过激：我认为历史是艺术，不是科学）。在写作中，我一直被文字的音律所诱惑，为文字的发音和意义的互动而着迷。最近我在写作中先写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介入就开始了，所有事像树枝被不可逆转地压弯一样被改变了。”这是一个发给读者的信号。（有时在历史叙述中，作者在长篇大论地介绍了复杂的背景知识之后，会感到有必要挥舞一面小红旗，对读者说：“快醒醒！有事要发生了！”）可郁闷的是，当我写完了这一段，我却被迫承认，事情并未像树枝被压弯那样不可逆转地改变。但是我却极不情愿放弃这个编排精致的修辞。我该因为它是个好句子而留下它吗？或者因为它不是好的历史而去掉它？历史胜出了，这个比喻将失传了（虽然你看，我正在这里拯救它）。文字是极具诱惑的危险东西，要谨慎使用。我首先是个作家呢，还是历史学家呢？长久以来的争论占据了我。但是并不必要非黑即白。这两种功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有冲突。二者的融合就是目标。长期来看，最好的作家才是最好的历史学家。

我仍然回到“盎司”的话题。最有效的视觉“盎司”是要在描述外观之外，还能传递出与性格或环境有关的信息。描写让·饶勒斯皱巴巴的白袜子就刻画出了他衣着随意，符合人们对工人领袖的预期印象。要想传达出约翰·弗伦奇爵士严肃的面孔和暴躁脾气，还有骑兵军官的虚荣，就要写他喜欢扎骑兵领巾代替衣领和领带，常给人一副处在窒息边缘的样子。

我有史以来发现的最棒的确凿细节是关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的。他是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工厂法案》和《童工法》的起草者。我把这个细节用到了我的第一本书《圣经与剑》里。时人记述道，他是威斯敏斯特区样貌最为纯洁、最为白皙、最为高贵的人，在他典雅的额头上，“每一缕黑发都卷曲盘绕，仿佛有一种责任”。一句话传递了人物的外貌、性格以及时代的氛围，这句话真是举世无双。

小说家有着便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编写确凿细节。比如，想要创造一个忧郁、内向的角色，他们就虚构那样一个外形。历史学家则必须忠于他找到的材料，而有时，他们也可以把描述对象同读者脑中熟悉的形象联系起来。例如，说霞飞将军长得像圣诞老人，这句话一写出，那幅画面就击中了我，我开始想象霞飞的大肚子、多肉的脸、白色的唇须，还有和蔼慈祥的面容。不过我忘了圣诞老人是有腮须的，而霞飞没有，当然，大体意思是到位了。还有，当你这么做时需要选择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形象。比如在我正在写的一本书里，我有了一个忧郁、内向的角色——英国1895年的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他是英国贵族制的完美产物，如果算不上典型的话。他身材魁梧，胡须卷曲而茂密，前额又高又光。我写道，他被称为英国政界的哈姆雷特，长相如同卡尔·马克思。我必须说，我对这个说法相当满意，但我的编辑却一头雾水。后来知道，他对卡尔·马克思长什么样一无所知，那么这个对比就没能产生画面。我想，如果初次试验就失败了，那在一般读者当中肯定也成功不了，所以我只好忍痛割爱。

确凿细节的来源当然要与所写对象是同一时代。来源除了通常的回忆录、信件、自传，也不要忽略小说和报纸。看到梅西耶将军进来女士全体起立的片段，以及其他好多精彩细节都是从普鲁斯特那里得来的，比如：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贵妇们的阳伞上都印上了“A bas les juifs（打倒犹太人）”的字样。普鲁斯特之所以是个宝库，不仅因为他的笔下包罗万象，还因为那些都来自他熟识的那个特定群体——就像女人介绍她的客厅一样如数家珍。另外，还有一本小说——罗杰·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的《让·巴鲁瓦》——被认为是写那个事件的重要小说，却没有给我任何帮助，可能是视觉细节——至少是抓人的、难忘的细节——不见了。全都是对话、观点，当然也很有趣，但我想寻找的是能看见的材料。如果你读普鲁斯特，19世纪90年代的巴黎尽收眼底，马车和路灯，花花公子戴着白手套打电话，头顶黑灰色镶绿色皮边的礼帽。

或许这就指出了伟大作家和略欠天资的作家的区别，我想这一判别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也是一样的。仅仅奉上观点是无血又无肉的。学院派历史就常常满篇都是观点而不见行动，只说他们是怎么写的，不说他们是怎么做的。如果要写一写美国进步主义的历史，或者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主义史，光引用那些领导人的社论、书、文章、演讲是太过容易了，因为他们在历史中就是一群唠叨鬼。但是，如果谁查一查他们所言所写和真实的所作所为，一幅迥异的图景就会呈现。我的书目前正进行到写社会主义者的一章，我只觉自己正驾着一叶孤舟勇闯尼亚加拉大瀑布——在他们辞藻的汹涌洪流中试图抓住一些实在的东西实在太难了。我怀疑其原因是在野者往往比当权者说得更多。历史学家一定要警觉这种现象——如统计学家所说，掂量掂量——以免得出荒唐的结论。

回到以小说作为材料来源的话题，我不得不提到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 Sackville-West）的《爱德华时代》。这本书给予某些问题精确而权威的解答，而那些问题正是回忆录作家们小心谨慎、不愿多言的。和普鲁斯特一样，这位作者也写了一个她熟悉的世界。我从她那里得知，在盛大的别墅聚会上，女主人在分配客房时要考虑到客人之间的关系，每个客人的名片都插在房门的黄铜卡夹里。诗人们也要来助兴。为了在关于英国爱德华时代的一章里提及马在英国贵族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还为了描述狩猎的乐趣，我借用了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Wilfrid Scawen Blunt）十四行诗的一句：“我马添双翼，我自为天神。”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也通过《贝热雷先生》里的一个角色，描述了德雷福斯事件时法国人对军队的看法：“我们的光荣已经过去。它在现在宽慰我们，给我们未来的希望。”左拉也借《萌芽》里的经理妻子之口表达布尔乔亚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她看到罢工的矿工队伍，看到了“红色革命的影子……在世纪末昏暗的一天夜晚，那些人终将挣脱束缚，让中产阶级的鲜血流淌”。《八月炮火》中有一段描写：法军在东线溃败之后撤退，红色的军裤已经成了砖灰色，大衣破破烂烂，未刮胡子的脸上，一双双大眼睛深陷眼窝，曾经簇新的灰漆炮车如今也起泡开裂，泥水斑斑。这些都是布拉斯科·伊巴涅斯（Blasco Ibáñez）的小说《天启四骑士》告诉我的。从H·G·威尔斯（H. G. Wells）的《布里特林先生看破了》（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里，我感受到了英国人在战争爆发时的感受，有对明天会更好的“无限希望”，有以为战争会结束的痴想，也有对改造世界的“巨大机会”的期待。

我不知道教授们是否允许研究生在毕业论文里引用这样的材料，但我看不出来有任何理由，不让小说家和记者、将军一样提供真材实料。如何确定小说中什么样的材料可以被使用，其标准和非小说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片段为你提供了时代、地域、环境和人的了解，则可用，反之则否。对我自己来说，我更愿意引用普鲁斯特、萨克维尔－韦斯特或者左拉，而不愿向专业同行借材料，这是个学术习惯。我不知道引用一个隔壁学校邻居的文章作为文献有什么意义。我不认为这是什么文献，我需要的是某件事的原始出处，不是谁最近一次提到它，我认为这非常滑稽。我听说研究生是允许引用二手文献的，以显示他们对文献的熟悉；但如果是我授予学位，我就会要求他们首先熟悉文献的原始来源。二手历史有必要，但那是当你刚开始入手，对一切尚一无所知的时候，你亟须它们的引导和建议，看它们的参考文献，以及整个事件的梗概，一旦已经上路，我就要自己走剩下的。如果我是老师，我不会允许学生满足于引用二手文献。要顺着二手文献上溯其源头，发现鲜活的原始材料，在它们中间取舍，而不是满足于重复使用别人的选择。

《名人录》不是小说，但我特别想说说它。首先，它有可能做得很准确，因为它的条目都是入选者自己写的。另外，收入者随心意展示自己的东西往往能暴露一个时代的特色。比如，19世纪90年代的商业大亨、标准石油公司的合伙人H·H·罗杰斯（H. H. Rogers），就简单明了地将自己标注为“资本家（Capitalist）”。显然在他眼中，这是急欲取得的一个骄傲称谓。这个小小的自我描述就道出了一段社会史。谁还愿意在今天这么称呼自己呢？

而各类报纸，我把它们当作一时消遣而不是事实。你把它们当作事实引用时要非常小心，因为今天的一条报道，往往明天就修改了、否认了，或是证实为谣言了。如果没有连续跟踪一条报道直到它消失于新闻中，就千万不要用。不过，当作风味小菜，报纸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在1914年8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看过一则德军军官身穿英军制服试图绑架正在列日的莱曼将军的报道。记者写道，将军的随从“被如此卑鄙的破坏文明战争法则的行为给激怒了，他们一个也没放走，而是宰了他们”。

这句话对我影响至深。我从中看到了1914年前后世界的不同。今天没有一个记者会这么写东西，没人会用“卑鄙的（dastardly）”这个词，没人会把“文明战争”的概念视为理所当然，也没人会毫不知耻地写道，“一个也没放走，而是宰了他们（spared not but slew）”。今天再看这些话很是难堪，但它反映了1914年人们的想法和观念。就是这句话，让我想写一本书，写写“一战”前的世界。

女人是找寻视觉细节的好来源。她们好像比男人更加关注这些东西，也更认可它们的书写价值。1914年德国士兵背包里的东西有针线、绷带、火柴、巧克力、烟草，这是我从一个住在德国的美国女人的回忆录里看来的。俄罗斯的麋鹿走过了边界线，被罗明顿的威廉二世开枪打死，这是德皇女儿的家庭教师，一个英国女人在书里写的。还有沃里克夫人（Lady Warwick），她一度是威尔士亲王的情妇，直到她遗憾地信奉了社会主义。她对爱德华时代的上流社会研究不可或缺，不只是因为她记录的那些流言蜚语，更因为她记录了一些人的习惯和举止。普莱斯亲王夫人黛西会一直不停地唠叨那些没完没了的贵族社交活动，不过每一次都提供了令人目眩的金子般的信息。有一个她的叙述我用在了《齐默尔曼电报》里：遭遇了“《每日电讯报》事件”的威廉二世在一次晚餐向黛西诉苦，他情绪激动之至，竟然“落下了一滴眼泪在雪茄上面”。在美国驻墨西哥第一秘书夫人伊迪丝·奥肖内西（Edith O’ Shaughnessy）的回忆录里，德国大使冯·欣策穿着举止尽与英国人无异，而让他露底的是，他在小指上戴了一枚蓝宝石戒指。没有男人会写出这样的话。

最后，如果可以的话，寻找确凿细节的最佳之处当然是现场，就像希罗多德去到小亚细亚，帕克曼去到俄勒冈小路一样。就拿1914年“德国人的暴行”这个问题来举例。没有其他问题需要如此小心对待了，因为由于战后的幻灭感，“暴行”变成了没人相信的一个词。人们想象，既然德国人没有干过砍掉比利时婴儿的手这种事，那么，他们也没有枪杀战俘、没有烧掉比利时小城鲁汶。这种不相信的结果非常危险——后来德国人变为纳粹，人们不愿相信他们会有看上去那么坏，绥靖成为一时之风。（我震惊的是，这样的事情居然也值得以史为鉴，而且这样的警惕居然在今天也没有过时。）写到1914年德国人在比利时的恐怖行为，我总是心有不甘，因为我只用了德国人自己的叙述，有时是那年还保持中立的美国人的记录。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我于45年后才亲眼见到：比利时默兹的村庄里，一座教堂的后院布满了一排排的墓碑，每一个上面都刻着名字、日期和一句出名的“被德国人枪杀（fusillé par les Allemands）”。还有，在离巴黎25英里的桑利斯，城外路旁有一座石标，刻着1914年9月2日，市长和其他6名平民俘虏被德军枪杀于此。对应着名字，这些人的职业也一一被标注：面包师学徒、石匠、咖啡厅服务生……更增加了可信度。这就是普巴和我一直追求的“逼真”。

执着寻找重要的细节，不带先入之见地看待它们，让它们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工具的一半。另一半——观念、观点、写作理由、“为什么”要写作历史——则未能在本篇中讨论，虽然我眼中并非没有它们，它们一直都在幕后起着作用。第三个一半则是写作艺术。如果这听起来不合算法，那是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不是算术。

刊于《哈珀斯》杂志，1965年7月。

1. 作者此处指的是其作品《骄傲之塔》。——编者注

2. 《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作者大概借此表达万物存在并无目的。——译者注

3. 夏尔·斯旺是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译者注

4. 《名人录》（Who’s Who），英国老牌系列图书，每年收录名人词条。后来很多出版物都使用“名人录”的名字，实为满足收录者虚荣心的自费出版物。——译者注

5. 1908年威廉二世接受英国报刊《每日电讯报》的访问，却在言谈中冒犯了英国，酿成一时事件。——译者注

6. 弗朗西斯·帕克曼，美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俄勒冈小路：大草原和落基山的生活》。——译者注

作为艺术家的历史作家

我这儿有个好消息。最近我从奥斯本滑雪归来，在那儿我和一位芝加哥的广告人员共乘一辆双人缆车。他告诉我，他负责他公司的全媒体宣传：电视、广播，还有纸媒。基于如此的职业经历，他信誓旦旦地说——我引用于此——“写作又回来了，图书要复兴了。”我别提有多高兴了，我想你也会。

既然现在我们都知道，写作这一行前景无忧，那么我想谈谈一类特殊的写作者——历史作家。不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历史作家，而是作为艺术家的历史作家，即一种创造性的写作者，和诗人、小说家同一层次的那种。如果你像我一样理解“艺术家”这个词——并非一种赞誉，仅是一个门类，和职员、工人、演员一样——那你就不会觉得我接下来的话不知天高地厚。

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写作中的创造性专属于诗人和小说家？我想说，历史作家对他的写作对象用心之深，包含的创造力一点儿不亚于小说家写作时运用的想象力。如果把写作当作艺术，写作者为艺术家，吉本就一定比，比如说狄更斯，更差吗？温斯顿·丘吉尔一定比威廉·福克纳、辛克莱·刘易斯更差？

已故的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生前就是历史文学写作的高手，反对把历史科学化。他在一篇著名的论述自己灵感的文章中写道，理想的历史写作，应该是勉为其难地用文学艺术的手法，把过去的事实中最有情感价值和智识价值的部分呈现给普通大众。注意“普通大众”这个词。特里维廉常常强调要为普通读者写作，而不是为学者同侪写作，因为他明白，当你为大众写作，你就得写得清楚，写得有趣，这正是好文字的两大衡量标准。那种只有运用想象力的写作才是文学的观点，他根本不屑一顾。他指出，如果小说足够糟糕，它也不入文学之流，相反，如果小册子足够好——他举了弥尔顿、斯威夫特和伯克的例子——那一样配登文学之堂。

“勉为其难地用文学艺术的手法”，说得真好。特里维廉好似耕作于此领域的满身泥污的农民，他当然知道其中甘苦。而我现在可以欣然地承认，当我写书时，我常感觉自己是个艺术家——在别人说破之前我是不会自己张口的（好像等待求婚一样）。既然这位临时评论家观察到了这一点，我就可以一吐为快。我想不通，为什么“艺术”这个词总是局限于虚构作家和诗人，而我们其余的只能面目不清地被叫作“非虚构类（Nonfiction）”——听起来就像剩下的什么东西。我希望我能想出一个代替“非虚构”的词。为了找到“虚构”真正的反义词，我查阅了《韦氏词典》，发现它的反义为“事实（Fact）、真相（Truth）和现实（Reality）”。我一度想过自造新词——FTR，来代表事实、真相和现实，但使用起来实在麻烦。“现实的作家（Writers of Reality）”是我想到的最接近的，可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自称为“现实作家（Realtors）”，因为这个词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虽然我非常想这么做。“真实的遗产（Real Estate）”是个好词，也正是非虚构作家们领域所在：人类真实的遗产、人类行为的遗产。我真希望我们能从做土地生意的人那里抢回这个称号。到那时，写作者的分类就能理直气壮地是诗人、小说家，还有“现实作家（Realtors）”。

我还需说明一下，我并不完全同意《韦氏词典》说的，虚构作品是和事实、真相、现实截然不同的东西。因为好的虚构作品（与垃圾作品相对）即使和事实不沾边，也常常建立在现实之上，并且能从中感知到真相——往往比一些历史作家更为真实。正是感知真相——把真相从不相干的环境中抽取出，然后传递给书的读者或画作的观者——造就了艺术家。艺术家具有独到的眼光（extra vision）和内省的眼光（inner vision），以及表达出它们的能力。他们提供一种没有他们创造性眼光的帮助，读者就无法得到的观点或理解。这是就莫奈用倒映出杨树的粼粼波光带给我们的，艾尔·格列柯用托莱多雷鸣电闪的天空带给我们的，简·奥斯汀把社会万象压缩进班纳特夫妇、凯瑟琳夫人、达西等角色之后带给我们的。我们现实作家——至少是希望写出文学作品的现实作家——做的是同一件事。利顿·斯特雷奇感知到了维多利亚女王和“维多利亚时代人物”的真相，从而创造了一种展现它们的风格和模式，改变了他那个时代的传记写作方式。蕾切尔·卡逊感知到了海岸和“寂静春天”的真相，梭罗感知到了瓦尔登湖，德·托克维尔、詹姆斯·布莱斯感知到了美国，吉本感知到了罗马，卡尔·马克思感知到了资本，卡莱尔感知到了法国大革命。他们的工作建立在研究、观察和素材积累之上，但谁能说这些现实作家没有用到丝毫的想象力呢？他们当然用到了，那正是给予他们独到眼光的东西。

特里维廉写道，最好的历史作家是能够把事实证据同“最大规模的智力活动、最温暖的人类同理心以及最高级的想象力”相结合的人。后两个品质同一个伟大小说家需要的别无二致。它们也是历史作家的必备，因为它们能帮助写作者理解他搜集到的证据。想象力用来延伸有效事实——从已知事实推测到未知，可以说，它往往能对事实发生的原因提供别的方法提供不了的答案。同理心更是理解动机的关键，没了它和想象力，历史作家只能重复税单上的那些数字，或像今天的电脑似的做做加法，却不能刻画出纳税人的样子。

当我说自己像个艺术家时，我意思是，我发现自己一直能抓住一些蛛丝马迹，感知到历史的真相（至少我认为那是真相），然后再小心地积累证据，最后传递给读者。不是堆砌事实，那是博士生的做法，而是运用艺术家的特权——挑选。

其实，我起意写《骄傲之塔》就是因为一些模糊的感知。最初的冲动是我在《八月炮火》中引用的一句话，说话的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诗人埃米尔·凡尔哈伦。他一生都是和平主义者，献身于摒弃民族分界的社会、人道理念，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开始憎恨德国侵略军时，他一生的信仰开始坍塌。但是，他又写道：“当此仇恨满胸，良知不存的时候，我把这几页的内容，连同最深的情感，献给从前的那个我。”

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他的自白对我来说是那么心酸，那么强有力地唤起我对一个时代、一种心境的遐想，所以它促使我去找回那个空白的时代。它贯穿了《骄傲之塔》直至最后一章，直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饶勒斯预见性地说“我召唤活着的，哀悼已死的”，直至他被暗杀，完成了那本书完美又戏剧化的结尾——既是编年上的结尾，也是象征意义上的结尾。

然后是里布斯戴尔勋爵（Lord Ribblesdale）。我在1961的《美国遗产》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写萨金特和惠斯勒的文章，配上了一张非常漂亮的里布斯戴尔勋爵的肖像画。在萨金特的画笔之下，里布斯戴尔勋爵注视着世界，如我后来在《骄傲之塔》中所写，“自然中流露出兀傲、高贵和自信的神色，后世无人能及”。那时，那个消失的年代同凡尔哈伦的话——“从前的那个我”——同时出现在我脑中，就像两滴水银融为了一体。就在那一刻，我就想写那本书。里布斯戴尔勋爵最终变为了那本书关于贵族的第一章。这就是一双艺术家的眼睛带来的回报：它总会给你对的那个东西。

在我看来，创造的过程有三步：第一，艺术家以独到的眼光感知真相，传递真相；第二，表达的媒介——作家用语言，画家用画笔，雕塑家用黏土和石料，作曲家用音符；第三，设计和结构。

说到语言，没有什么比写出一个好句子更满足的了。要是写得呆头呆脑，读者读起来就像在湿沙中前行，如果能写得清晰、流畅，简单但惊喜连连，那就是最高兴的事。这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技巧、苦功、灵敏的听觉和不懈的练习，像海费兹练习小提琴一样刻苦。锤炼语言的目标就是，如我前文所说，晓畅、有趣，还有审美的享受。关于第一点，我想引用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作家麦考利写给朋友的话：“重要的艺术门类是如何把意思传达透彻的，现在研究得太少了！大众作家中除了我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

说到结构，我的写法就是叙述，不是所有历史作家都这么写。我得说，虽然叙述被新派学者所看低，但我不以为意，因为还没有谁能够让我相信，讲故事不是作家最为理想的手法。叙述历史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和直接。它需要编排、组合和计划，就像作画——拿伦勃朗的《夜巡》为例，他安排进的所有人物，有的位于光照下的前景，有的隐于背景，没有试画、失误和数不清的前期打稿，是不可能完成的。写历史也是一样。虽然成稿看上去一气呵成，毫无滞碍，就像作者照时间顺序写就一样，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有时为了先声夺人，重要事件和它的原因互换了顺序——先果后因，就像我在《齐默尔曼电报》里所做的。你必须拿时间做文章。

再以《骄傲之塔》为例，写英国的两章本来是一章，后来我把它们断开，为了获得一种推进感，一种沿着历史线向前推进的感觉。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中，他们的理念和行动一一对应，这在安排上是有问题的。还有，在海牙那一章的中间，1900年巴黎的世界博览会本来要独立成为一个短章，标志世纪的转折，但后来我没有那么做，而是让它成为连接两次海牙会议的桥段。

排布结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取舍，这个是烦人的事，因为材料总是比你需要放进叙述里的更多。问题就是，从发生的事情中，如何选择和选择哪些，又不会因为你的取舍而过于强调、过于轻视一些事实，从而与真实不符。你又不能一口气放进所有材料：结果就是一团糨糊。你需要沿着叙述的主线，既不从关键事件上游弋得过远，又不遗漏它们，还不能行自己的方便而扭曲材料。这三种情况非常有诱惑性，但如果你这么对待历史，你一定会被后来的事实绊倒。我就有两三次不堪诱惑的经历，我很清楚。

我最困难的取舍是在写德雷福斯事件的那一章。我跳过了告密信（bordereau）、笔迹鉴定和做伪证等情节——这些都是德雷福斯案（the Case）的具体细节，区别于德雷福斯事件（the Affair）——以便把注意力集中于法国社会，同时向读者交代方便他们理解的背景知识，可是这一行为几乎把我自己逼上了绝境。文思越来越显干涩，而最终在绝望的一天，从早上9点到傍晚5点，枯坐一天竟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任何一个作家都明白这是何等可怕的景况。你感到江郎才尽，这本书你将半途而废，你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了。

还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是专属于历史写作的，比如如何在交代背景的同时推动故事前进；如何在结果已知（比如谁赢得了战争）的情况下，创造悬念，保持趣味。如果谁认为这不需要创造性的写作，我只能说，你可以自己试试。

卡波特的《冷血》取材于真实生活，以精心的布局著称。你能看到他在设计、编排、组合材料，最后达到了结构上的完美平衡。这就是艺术，尽管他的手法还嫌斧凿，布局还很生硬，尚不能算作历史写作。并且，他的实地调查也不如他自己所想的那么具有开创性，他只是把历史学家多年来的研究方式用到了当代的题材上。希罗多德走遍了小亚细亚，追根问底，在超过2000年之前就开始了实地调查。弗朗西斯·帕克曼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打猎、迁移、吃饭，所以他的书页中总是浸透了理解的胸怀；E·A·弗里曼在他写作《诺曼人征服英国史》之前，走过了征服者威廉的每一步足迹。要说卡波特有什么更新的技巧，或许就是他天真地被这些技巧所折服。他刻意地使用它们，把所谓“创造性”新闻写作提升到了文学的层次。然而，从希罗多德到特里维廉的一大批历史学家早就这么做了。

刊于《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周刊，1966年3月6日。

1. Realtor是作者通过构词法从现实（realit）一词生造来表示“现实作家”的，但这个词意为房产经纪人。——译者注

2. Real Estate常用意为房地产。——译者注

3. 利顿·斯特雷奇，英国传记作家，代表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译者注

4. 蕾切尔·卡逊，美国海洋生物学家，代表作《寂静的春天》引发了美国的环保运动。——译者注

历史学家的机遇

目前，公众对小说的兴趣正在下降，同时一落千丈的还有诗歌和戏剧，人们把兴趣都转移到了纪实类文学。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长期紧张的时代，历史学家的声音是最为需要的，尤其在其他作家产量不足、质量堪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尚有争论，但我想，这个机会是明白无误地交到了历史学家手中，他们就要成为以文学方式阐释人类社会角色的主要发起者。他们的任务是满足大众兴趣，提供对人类处境的见解——没有这个，一切的阅读材料都是苍白的。

历史学家早就承担过这种角色。尽管我们没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读者数量统计，但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塔西佗、波利比乌斯、约瑟夫斯、普鲁塔克、李维等人的后继者、模仿者以及后世文献中可以明显得知，他们是当时极为重要的声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从图书销售数据就能知道，大众越来越偏好传记、自传、科学、社会学、历史——特别是当代史的图书。

以上最后一个类型，正如我们近来被不厌其烦地提醒的那样，确实有一些特殊的缺陷，尽管授权作传已成传统，但传主一家总能借助一些噤声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对私人问题保持控制。最简单的保持隐私的办法就是不谈隐私——对授权的传记作家如此，甚至对“雇用”的传记作家也是如此。

我不会把以下事实作为大众喜爱纪实作品的证据：1964年，所谓的“非虚构类”图书的销售量达到了虚构类的两倍；因为这反映的仅仅是如下书的销量：烹饪类、寻求内心宁静类（这两类领跑所有其他类型），还有窥视癖类（关于他人的性生活）、漫画类、指导类——比如如何护理婴儿、家庭装饰、治疗关节炎、计算卡路里、高尔夫、礼仪——以及现在莫名其妙非常火热的如何避免遗嘱认证类。撇开应时的书，随你如何分类——出版的和读书俱乐部选中的，精装的和平装的，新出的和再版的——现实题材就是比虚构类增长明显。

人们开始青睐对人和社会有更真实刻画的书，而不再是当代小说。找到小说不再提供真相的原因是历史学家的部分工作。我认为，小说家的失败是20世纪人类的经历造成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人类建立起的幻梦就开始逐渐崩溃。认为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是战争的最大牺牲者，它之后变成了犬儒主义，又被第二轮世界大战和纳粹毒气室一次次加固夯实。人类手中出现的终极武器被人口过剩的压力超越，导致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怪异的两难之中：人口太多和灭绝人类的武器太多同时威胁着我们。最后，我们面对越来越多的证据——空气和水的污染、自然平衡破坏、超音速飞行产生的震耳欲聋的噪音，这些都表明我们无法阻止人类对环境的掠夺。

以往的经历已经足够摧毁我们这代人中的大多数对人类善良的代代信仰。吉尔伯特·默里从希腊人那里找到了同样的绝望——他们因连年的自相残杀而被其他文明赶超。默里将此归因于“人类无法掌握也无法理解的一种力量”。

生活在20世纪的人类不值得羡慕。他们以前相信自己是神的造物。现在他们失去了骄傲，开始思索自己最近的斑斑劣迹和眼前的重重困境，他们再也不能如赞美诗诗人那样尊称自己为“仅次于天使之人”。他们再也不能视自己如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天顶所画——平静、高贵的亚当接受上帝指尖传来的光辉。取而代之的是怀疑人类存在的目的和神圣的使命，怀疑他们向善的能力，甚至活下去的能力。他们丧失了确定性，包括道德和伦理的确定性，剩下空空荡荡的漫无目的的感觉，以及文学作品中自然流露出的自我厌恶。其后果就是被《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命名为“唉声叹气”的小说流派（“Ugh” school of fiction）。

此时，厌恶人类同胞的作家接管了文学世界。他们大多以这样的作品为代表：“引人入胜”的对“偷盗、同性恋、拉皮条、性虐待、偷窥癖和轮奸题材的大胆涉猎”。奇怪的是，滥用毒品却不在其中。如我们所知，这是不可缺少的话题，是应有之义；还有戏剧，今天还在舞台上上演的那些要命的东西，正拼命地紧追着潮流。当今小说中最受青睐的角色不是人生的漂泊客就是命运的流浪汉，他们的故事和最终结局却提不起任何人的兴趣。他们无法激起读者提出叙述的核心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人们根本不关心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或许问题不是出在小说家身上，而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里的人物只能是一些贩夫走卒、一些散发人类受害者气息的“反英雄”。或许今天的小说家不能由衷地创作出命运主人、心灵船长那样的角色，因为亨里的形象已经过时。他属于自信的19世纪，而20世纪的代表是失败者。“美丽的失败者”，这是最近一本小说的名字——虽然配得上这个形容词的人寥寥无几。俄狄浦斯是失败者，李尔王是失败者，但他们的失败是普世的、深刻的，并非毫无价值的。

既然小说和戏剧不再展现人类行为与动机的拉锯，那观众的流失就毫不奇怪了。据最近一份首都的报告称，“华盛顿的公务人员不看当代小说”。一位总统幕僚解释其原因为：“我读过，但都半途而废。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主角用了350页来考虑他该过街还是上厕所。”

他说得有道理。阅读，或说写作，是一个人赋予自己最大的馈赠，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借着它的力量在无限的天地中翱翔。我们要虚掷时间去捡拾人性中的垃圾吗？当然，肮脏和没用，卑劣和堕落，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同葡萄酒中的沉淀也是酒的一部分，但酒之琼浆才是有价值的。就像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在最近一本小说里说的，性变态和致幻剂“不是我们的动力，不是人类历史的主题”。

现在，任务交给了历史学家，由他们来解答人类历史的主题何在，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驱动力。这不是说历史剔除了肮脏和堕落，而是关注真实，同时又自知节制，这是一个度的问题。

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相比一开始就有个优势，他们的主角作为公共人物，被赋予了操控命运的能力。他们是船长和国王，是圣人和狂徒，是叛国者，是流氓和恶棍，是开创者和探险家，是思想者和创造者，有时甚至是英雄。他们不必可敬，但绝对重要。他们可能邪恶腐化，可能疯狂愚蠢，可能自命不凡，但至少，凭着环境、机遇、职位和性格，他们发挥了作用。他们是历史的施动者，而不是受动者，所以他们有趣得多。

读者想要看到人能塑造命运，至少是抗争命运，这才是历史的内容。读者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更具体的是他们自己刚经历了什么，就像刚经历过一场创纪录的酷热或者暴雪的人，第二天一早就要翻看晨报查阅昨天的天气情况。现在，当人类的地位更胜以往地臣服于未知，当“疏远（alienation）”成为流行词，公众便想获知一些命运的指导，一些在这个飞速旋转的世界上生存的模式和意义。不管历史学家作为个人信奉哪种模式，或像一些人一样什么都不信，我们的笔下都提供了一种事实证据，展示了人们是如何从之前的黑暗时代走出来的。

当我还是个年轻妈妈的时候，阿诺德·格塞尔医生和他耶鲁诊所的同事写了许多儿童行为学的书。在书中，家长在格塞尔医生的单向观察玻璃后面观察到，他们孩子那些最为变态、讨厌和明显有精神病的行为其实是该年龄段孩子最为正常的自娱自乐。一切无比惬意。历史学家就提供了这样一面单向玻璃，通过它，人们看到各个时代的人类做着那些今天他们同样会做的恶劣、下流和愚蠢的事。这些都记录在案，只有程度不同，没有本质区别。我可不是在说历史就像格塞尔医生的观察一样惬意，因为其程度上的不同在今天已经非常剧烈——我们创造的社会机制，它的运行速度和影响已经非常巨大——致使问题和危险加速增长，我们寻找解决办法的速度远远落后。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的加速法则已被可怕地证明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亚当斯法则是历史学家提供的众多指导中的一种。过去的故事和研究，不论远近，都无法揭示未来，只是在路上洒下些许光亮，不让人过于绝望罢了。

历史学家尚不能轻易地取得文学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不经历一场鏖战。去年夏天，《生活》杂志的科学编辑艾伯特·罗森菲尔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有创造力的作家要复兴文学，一定要转去进行科学题材的写作，因为“那才是该做的”。他的话非常对，也非常有挑战性。科学题材确实很有价值，极富活力。“任何时代的伟大写作，”他接着说，“都给当代的困境以启示。”这句话仍然无可辩驳。如果科学能激发最有才华的作家写作空间航天学、遗传学、核物理学，就像蕾切尔·卡逊笔下的海洋那样，那他们一定可以吸引相当一部分公众的关注。然而，他们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优秀的科学写作必须遵照严格的规范，而打破技术术语的窠臼，用大众语言写作则是更为稀有的品质，成败全赖于此。

在这一点，我们又占优势。历史学家尽管不是所有，但绝大部分都能运用日常英语表达——那种从乔叟到丘吉尔都使用的英语。让我们来看看同行的困境。行为科学家，他们使用的“黑话”越来越多，把自己逼入了无法让人理解的死角——或者说，隔离病房。他们懂自己的话，可别人都不懂。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患此病久矣，几乎无可救药。如果他们不是有意为之的话，我们尚可对其处境施以同情。但他们故弄玄虚，自我区别于大部分的非专业者，以此显示自己独得某些不传之秘。不论他们的研究多么有益，如果行为科学家还坚持这种只有同行能懂的写作方式，他们将是最后一批使用那些“中国话”的人。

毕竟，表达才是发明语言的目的。如果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要应公众的需求分享对历史的见识的话，它就需要讲究表达的艺术，就像吉本、帕克曼那样。当然，历史也有其他的层次，分三个方面：调查和研究，教学和理论，叙述和表达。我想讨论的仅仅是表达这一部分，对我来说，无法表达的历史一无是处。研究提供了素材，理论提供了思维模式，只有通过表达，历史才被听到和理解。

我不惮累赘想说一说的是，表达的成功依赖于叙述的魅力（我在非常严肃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会长宣称：“如果没有人读，则写作无用，如果它不可读，也就没有人读。”

按照大众的认知，历史写作最为成功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由年度十大畅销书榜来衡量。从以往到1960年为止，最为畅销的历史书是H·G·威尔斯于1921年首次出版的《世界史纲》，它连续三年上榜十大畅销书名单，并在 1930年出平价版时重回榜上。到1960年为止，那是唯一一本销售超过200万册的历史书——真奇怪，比《金赛性学报告》卖得还多。第二年，历史畅销榜冠军就变成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的最终销售报告显示，它仅在美国就卖了近300万册。

以下这些名字显示的是有据可查的事实：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当严肃题材图书更有机会冲击十大榜单的那段时间，历史传记畅销书和单纯的历史畅销书（不包括个人史类和时事类）中包含了如下学者：詹姆斯·哈维·罗宾逊、查尔斯·比尔德、卡尔·范·多伦、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最后这位三次以上登上“十大”。剩下还有12位非学者：有四本书上榜的埃米尔·路德维希、三本书的亨德里克·房龙，以及利顿·斯特雷奇、克劳德·鲍尔斯、范·威克·布鲁克斯、安德烈·莫洛亚、弗朗西斯·哈克特、斯蒂芬·茨威格（每本书两次）、威尔·杜兰特、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玛格丽特·里奇以及道格拉斯·索撒尔·弗里曼（每本书一次）。40年代则是战争图书的天下，只有一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凭借《历史研究》的单卷缩写本），和一位非学者——凯瑟琳·德林克·鲍恩，进入了“十大”。但从此之后，应景图书的时代到来，它们形成的淹没效应让人只能在“十大”书单之外才能看到那些曾经的“十大”历史书，例外的仅有夏伊勒的书和弗雷德里克·莫顿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整个60年代，“十大”中仅跻身过3位学者——加勒特·马丁利、萨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小阿瑟·施莱辛格，以及9位独立历史作者：温斯顿·丘吉尔、布鲁斯·卡顿、阿兰·穆尔黑德、托马斯·科斯坦、沃尔特·洛德、塞西尔·伍德姆－史密斯以及我自己（每人有两本或两本以上的书，每本各上榜一次），还有斯图尔特·霍尔布鲁克和乔治·凯南（两人各一次）。

上榜也并非品质的保证，但却能证明表达的成功。所以，独立作家更胜学者一筹也不奇怪，只因表达是他们的必备之技，他们熟稔于此。自荷马以降，每个故事高手的目标就是紧抓观众的兴趣所在。反观学院历史学家，他们似乎总为饶有兴致的观众而苦恼，初时是他们的论文评阅人，后来是报告厅里的听众。让读者兴致勃勃地往后翻页并非他们的首要目的。

我无意加深专业历史学者和所谓业余历史写手的裂痕，我只想澄清二者的概念。“专业学者”的概念非常清楚：为取得学位而进行研究生训练、在大学中写作历史的人；然而“业余写手（amateur）”指的是在大学之外的、没有研究生学位的人，这就有些用词不当。研究生训练当然会造成某些不同，我无此训练，但深知这点——对此时而遗憾，时而欣喜。但是，我更愿意把区别设置在学院作者和自由作者之间，或者学者和作家之间，而不是专业作家和业余写手之间，因为问题的关键不是谁更专业（degree of professionalism），而是职业（profession）不同。大学老师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大学门外的我们是专业作家。现在他们借用了我们写作的功能（function），我们借用了他们研究的对象（subject），双方都有很多东西要向对方学习。

常有人诟病独立作家对史实不熟，不做细究。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济慈的科尔特斯”，他在惊讶的揣测中凝视，沉默地站在达里恩高峰。意思无误，但济慈明显把名字搞错了。他以奇幻的辞藻和诗人的想象力让那历史的一刻永保不朽。或许，就传递历史来说，他对那个站在高峰上的男人的想象要比他的名字更为重要。诗人不论，历史学家当然是应该含义、人名都不能失误。没有必要在准确和优美中二选其一，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残存了专用于科学史的旧观念。美国历史协会的另一位会长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Walter Prescott Webb）说过：“历史对于优秀的文字来说非常顽劣”，“真实与优美之间有一道宽阔的海沟，哪个学者想要在中间搭桥，他就活该掉下去淹死”，还有，“真正的学者应该选择真实，如果真相很丑陋，那最好，就没人会怀疑它的真实了”。如果谁还相信这些话，那他也别想和读者沟通了。

然而对于沟通的第一要素，韦布却给出了非常完美的三个标准：作者对“有话要讲”“话值得讲”“自己比别人更会讲”这三点有坚定的信心。接着韦布补充道：“话不是讲给少数人，而是讲给多数人的。”因为写作的必要应该和阅读的愿望形影不离。作者必须看到读者坐在他书桌对面，必须搜肠刮肚地寻章摘句，传递他希望读者看到的画面，唤起他希望读者感到的情绪，非此不能写出生动鲜活的东西。不能意识到一个活生生的读者存在，作家的文字生于书页，也将死于书页。麦考利是一个与读者交流的大师，他给妹妹汉娜大声朗读他的《英国史》，妹妹潸然泪下。作为一个作家，夫复何求？

待到开始写作内容，灵感明显是个关键，韦布称为归纳瞬间（moment of synthesis）——归纳综合的念头闪过脑际的那一刻。韦布如此描述他自己的灵感瞬间：就像美洲人从丛林生活转变为平原生活那样重要和戏剧化。马汉上将的灵感瞬间出现于他研究到汉尼拔没能掌控通往迦太基的海上通道的时候，海权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就闪过他的脑际。不过我想，这样电光火石的一刻确实存在，但并不必要。不用像有的至高无上的理论那样，带着暗中调整事实的冲动，写作主题的观点仍然能传达得不错。把材料放在一起，整体的观点（integrating idea）和领悟自然就会从材料的内在逻辑中发展出来。由细节的堆聚，你就把“具体”上升到了“一般”，在闪亮的圣杯中，我们都在找寻历史的“一般”。我不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一般”先行说出。如果读者能够从摆在他面前的事实中自己发现“一般”，那么这个过程和最后得出的整体观点就是最有说服力的。

但是，归纳都有过期作废的危险。始创“边疆理论”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说，历史的道路上“布满了垃圾”，一些一时被认知、被认可的历史，隔代之后就被抛弃。“修正”和“反修正”扰动着历史，像海浪周而复始地席卷着沙滩。即使是这样，真正的灵感和整体观点——像马汉和特纳他们的理论那样——仍然启发着它们所在的时代，而不论它们最终的命运如何。

尽管有人会反对，但直觉也会有帮助。直觉型的历史学家对长逝已久的历史环境做出超凡的感知，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前辈德谟克利特想象出原子一样。他反复研究观察到的现象，最终发展出了物质由数不清的运动分子构成的理论。思维过程是理性的，但其推动力却是直觉的。奉历史为严格科学的人会蔑视这个直觉过程，但他们的态度却好比一个比教皇还天主教的教徒。真正的科学家会承认直觉的价值。直觉过程其情其景犹如朝天一箭，那些科学化的历史学家花几个月鼻嗅泥土、循迹而至的却正是那一箭射中的地方。

历史学家的工具之中，最让人心驰神往的就是他对主题宏大意义的信念。帕克曼在《蒙卡尔姆与沃尔夫》的前言中就把该书的主题——“七年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描述为“这个大陆上发生过的意义最为重大和深远的事件”。它的结果决定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由此世界史翻开了新的篇章”，这就是一个作者对他的主题应该有的感情，这样才能保证读者手不释卷。

作家的热情——和上面说的信念略有不同——有着不亚于信念的发酵作用。这个作用为马汉上将所认识，他在研究英国与拿破仑的斗争中，渐渐对威廉·皮特首相钦佩有加。马汉写道：“他坚毅的性格激发了我的热情，我没有去抑制，因为我认为热情并不坏，它能让你体会到历史对你、对他人的作用。”

马汉的说法驳斥了“纯粹客观”的神话——经常被用来表示“毫无偏向”。约翰·冈瑟有一次说到新闻写作：“绝无偏向的记者那只能是植物人了。”如果真的有“纯粹客观”的历史学家存在，那他的作品一定像锯末一样让人不忍卒读。偏向只有在有所隐瞒的情况下才是误导人的。一个阿斯奎斯政府的前成员在读了我的《骄傲之塔》后写信批评我歪曲了他的政党。“你对自由党的偏见显而易见。”他写道。我回信道，显而易见可比遮遮掩掩要好得多。这样读者就能思考你的偏向是否有理。我并不否认我对阿斯奎斯先生的厌恶，因为其他的原因，我同样讨厌亨利·亚当斯。历史上就是有一些人让人喜欢不起来，但只要他们不是你身边的人，会由此受到伤害，那么我认为没有必要隐藏自己的好恶。在历史中没有立场和生活中没有立场一样，都是错误的。

历史学家尽量保持客观，那是因为他希望了解到更多情况，尽量能够以同理心带入和思考各方的动机和处境，这样才能使这场戏的写作更加紧张，也更加可信。但我们千万别假装自己是毫无偏向的，这样一来历史学家就变成了一台录音机，放弃了评判。偏向表示偏好，是评判的结果，是洞察力的源泉。诚然，这其中有感情成分，但这更宣布了你信奉什么。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常常激情澎湃地忠于某一事业或他的某个主人公，像蒙森对尤里乌斯·恺撒的赞扬，像米什莱对人民权力的热忱。

信奉如何产生见解，提升表达，最佳范例非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的《加里波第和他的一千人》莫属。我认为，无论在调查研究还是叙述写作上，这都是20世纪最优秀的历史杰作。特里维廉对他的英雄的忠诚显露无遗。他描写了红衫军从斯皮诺拉别墅（Villa Spinola）到热那亚登陆的一路足迹。在脚注里，他写道，沿着这千人红衫军的足迹与之同行“是我的荣耀”。他的立场何在显而易见。他强烈地把自己代入那个时代，致使他回访了与加里波第的部队相关的一切地方，踩着他们的脚印，访问尚在人世的人，直到他获得了所有他要写的场景中的人物、地形、景象、声音、气味、视角、距离、天气——简言之，一切感官体验。

及至这千人的部队将要打响加拉塔费米战役，特里维廉写道：“他们的心情非常轻松，他们知道自己为所有意大利人所羡慕，他们独特的战役是成真的诗篇。”这些饱含情感的文字并非通常历史学家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有原有本。一个脚注交代了来源是一个士兵给母亲的信：“这次远征充满了诗意。”战斗将近，在一个清晨，他们走过一处绿色的山谷。“在西西里初夏的繁花中，”特里维廉写道，“昨夜的雨水把山谷洗刷一新，黎明的夜莺四处啼唱，山谷里的一切都准备好用芬芳馥郁的气味迎接日出。大自然仿佛与加里波第和他的士兵心情一致。”这里作者仍然没有信笔捏造，从一些日记和信件中他得知，前一天下起了夜雨，山谷里夜莺啼鸣。只这两段话，他就写出了绝赞的清新和高远的志向，这正是加里波第的远征所象征的东西——19世纪的自由精神。特里维廉能写出这样的东西，首先有赖于他对文献材料的敏感，其次，因为他和加里波第及其士兵同悲同喜。

接着，士兵吹起了起床号，“突如其来的音乐响彻中午的宁静，如同对意大利精神的呼唤”。声音的动词用了“响（rang）”，读者也似听见了号声；“如同对意大利精神的呼唤”的比喻，读者也如听者一般感同身受。读者不需知道更多，就已经领会了这次远征的历史意义。

说到写作前的实地考察，即使是早已不存的险境，也一如既往地考验着钱包。几个月前去世的东方学学者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说过，他从没去过亚洲，但他满足于自己对东方的想象。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个态度非常危险。非站在实地，动机不会明了，原因、解释还有事情的起源不会从混沌中浮现。那是理解力的源头，更不用说还能对成见和谬见进行修正，没有什么比亲身拜访实地更有价值，如果更进一步，则是在待那里，过那里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一层亲密的感知，弗朗西斯·帕克曼则不为大师。

帕克曼心中的英雄当属丛林。因为亲身经历，他为之激动，为之恐惧，领悟了野蛮和美丽同为丛林的本质。在他长期断断续续的眼盲中，他不能写作，只能在心中一次次回想丛林的样子，这样呈现于纸上的它们才越发清晰。他有这样的描写：一个人为了勘探情况，驾船划过秋天的湖面，“长苔的岩石在如镜的水面上下成双成对”，岸边的漆树，在墨绿色云杉的映衬下，如红宝石一样耀眼；以及，晚归的拓荒者，发现“如柱的青烟直上平静的夜空”，他发足狂奔，看到了他已经烧为灰烬的木屋，以及被剥去头皮的妻儿的尸体。

见识、知识和经历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还要有对语言的非凡掌握作为他发出声音的工具。帕克曼同样掌握了这一点。当英国人准备从湍急的圣劳伦斯河上游顺流而下时，他们看见河水“狂莽的波涛在阳光照耀下奔流、跃动，美丽、危险得如同一只嬉戏中的幼虎”。无论名词、动词的选择，还是取喻的画面，都堪称杰作。诚然，这还仅仅是描写的技法，还没有伟大的思想蕴含其中，但伟大的思想也是需要借助对词汇的完美掌握才能表达的。

就像他一头扎进丛林一样，帕克曼一头扎进文献，穷其一生地搜集着它们。他懂得了美国人建立国家的艰辛和忍耐，卓绝的努力，以及永不停歇的战斗。他熟悉参战的各种群体，就像和那些人都生活过一样，他的文字对每一方都深怀同情，不论是法国人还是印第安人，英国人还是殖民地人民。想到他笔下的17世纪法国廷臣，眼前出现的是“凡尔赛宫的花蝴蝶，戴着小巧的三角帽、扑粉的假发，穿着蕾丝镶边绣花外套，却在蛮勇之中就要面对死亡。身陷围城，在加农炮的炮火中，男仆在战壕中为他们送上冰块”。战壕中的冰块，这就是历史学家精心选择的样本。作者选择了一个生动的片段来展示更为宏大的整体。这个细节是从时代和文化中的提炼。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提炼就是筛选、再筛选，是写作历史的关键。这是一个重要的编排过程，一个困难的、微妙的、充满了失误和艺术的过程。鉴别什么重要、什么次要是必要的能力。如果失败，则意味着你的故事已经没了方向，流于毫无轻重之分的事件的汇集，更别说读者早已失去了阅读的兴致。这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自信，去选择，也是去剔除。

最为文采飞扬的麦考利写道，写历史就像画画，把所有的素材都放进去只会得到一点点真相（truthful result）。他说，最佳的画作和最佳的历史是“展示真相的裙角，却能窥见真相的全貌”。这条法则是这么显而易见，我大惑不解，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历史学家都要反其道而行之，去追求无所不包呢？答案可能是胆怯：害怕被批评挂一漏万，或者害怕因为选择不当，而未能抓住要害。这就是独立作家长于专业史家的地方了：他们不怕伸长脖子被人逮个正着。

最后，历史学家不能没有想象力。帕克曼不遗余力地要让读者“身临其境”。他在书中描述了一只在春天北飞的野鹅所能见到的、哈德孙河和蒙特利尔之间的地貌：蓝色的河流的曲线，一片黑色的丛林，波光闪闪的湖泊，还有提康德罗加一座座城堡的几何轮廓，“插有波旁王朝的旗帜，像白点一样闪动”，以及“阿迪朗达克的山野，就像凝固的暴风雨的海面”。这一段读来，我的心情直如基督山伯爵打开了藏宝箱。要写出这段话的是我们，自是平平常常，因为我们坐惯了飞机，常以机为鸟地俯瞰地面，但帕克曼却从未离开过地面。他见野鹅之所见，看见旗帜如白点翻飞，山峦像“凝固的暴风雨的海面”（绝美的修辞），靠的纯粹是想象的力量。

以上尽管令人叫绝，但想象力更应该用到推测人类的行为和环境所造成的动机上面。这就要求作家有意地作“移情通感（empathy）”之想，特别是在想要理解、解释历史人物的行为的时候。遇到反感的人物，这就更为必要。历史学家需要进入角色，就像帕克曼进入野鹅一样，就像我进入约翰·弗伦奇爵士，想理解是什么瓦解了他的战斗意志一样。只要愿意设身处地，答案自然自己奉上。我能够感受到压力，感受到责任的重量，感受到英国远征军（BEF）如果落败，则无后备役补充的恐慌。进入角色，显然也是获得见解（insight）的途径。这就是赫尔德对历史学家的要求——“感知一切”（Einfüblung）的能力。正如他说的，希伯来《圣经》的阐释者，必须是“牧羊人中的牧羊人，务农人中的农民，东方最初定居者中的东方人”。

我从叙述历史的角度描述了历史学家今天的任务，又介绍了两位浪漫的从业者——帕克曼和特里维廉。但是，在今天的时代，人口统计学、电脑量化分析等跨学科技术、平行学科盛行，新从业者纷纷热衷于此，这让我上面的话显得非常老套。不过，新技术只是研究的方法，而不是表达的方法，选择新技术的人往往失去了与人沟通的日常语言，患上了“术语症”。我认为，他们的努力方向是揭示历史和人类行为背后的运行模式，从而理解过去，掌控未来，甚至控制现在；但定量研究是否能揭示一些无法用加减乘除衡量的东西，目前尚不明了，不过，在这些研究中明显漏掉了一个东西，我看是常识。

我坚信，新技术能够提供启人之素材，大开思想之门径，但是，它无法将历史变成科学，也永远不能变自己为文学。世间无穷事，但化为笔下的历史则需要表达和理解。所以，历史写作需要作家，尤需伟大的作家，像特里维廉那样从士兵的信件中发现“诗意”并用之恰当的作家，像帕克曼那样观察和感受，并能用莎士比亚般的文字表达的作家。不消说，他们都是各自原始材料的组合者。麦考利说，要当一个真正伟大的历史作家，“需要世间罕有的超群智力”。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机会已经到来，观众正拭目以待。

1966年在美国历史协会的发言，刊于《星期六评论》，1967年2月25日。

1. 指英国人威廉·欧内斯特·亨里（William Earnest Henley），因患病截去了一条腿，1875年在他25岁时写下诗歌《不可征服》（Invictus），诗中有“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心灵的船长”的句子。——译者注

写作史迪威将军传记遇到的问题

我必须先做一个免责声明：我写史迪威的书不是一部军事传记，甚至也不会着重刻画主人公的军人生涯。这本书其实是两本合一本，就像双黄蛋一样：史迪威以及美国在中国的经历。就像我在前言中所说，选择史迪威是以他作为代表传达一个非军事的主题，而更大的主题是中美关系史。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也为了方便叙述，所以需要一个人物作为媒介。我选择了史迪威，随着研究深入，我越发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他正合我的主题，但他的军人身份确实是偶然的，无关我的主题。

在查找相关的军事信息时，我只遇到了两个麻烦：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材料汗牛充栋，有大海捞针之感，这个问题我随后会详细谈到；第二，这个麻烦相对较小，那就是在1940年1月的演习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史迪威在军中赢得战术家和战场指挥家名声的开始，是日后他被誉为第一军团指挥官、珍珠港事件后被选为首位海外战区司令的第一步。演习的记录似乎通常都不太详细，事实上，比起公众事件，它们几乎就不被记录在案。但作为史迪威的传记作者，我显然应该找到这次演习的情况。仅仅知道结果是不够的，我希望重现当时发生了什么。

这是做军事史研究的常见问题：战役的结果无人不知，然而难点在于重现战斗的过程。也只有等到要写下它们的时候，你才发现你其实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在写作1914年8月失掉阿尔萨斯时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那一次，我实在找不到让事情经过清晰起来的足够资料，我编造了一些东西，但没人发现。

这一次，我开足了马力去搜索。我读完了《步兵日志》（Infantry Journal）的所有文章。在美国陆军军事史研究中心（OCMH）恰好有第三军的历史，在初期的演习中，史迪威就在其中一个师担任师长，但它也没有记载什么有用的内容。当真奇怪，最佳的文献竟然是新闻，但后来真正的战争爆发，中缅战事一起，就不能这么说了。

说到那里的事，美国的公众简直就是在看童话故事，因为报道的主要事实依据是中国的各种公报——里面的内容足以让孟豪森叹为观止。可能是因为“离亚洲越远，离真相越近”的想法，《纽约时报》一度在伦敦报道缅甸战局！最后，对中国战场的离奇报道本身参与了历史，被媒体制造出的态度和神话竟然影响了我们的政策，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这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不是记者亲眼所见，媒体最好不要报道。最好杜绝一切公报、新闻通稿、录音讲话。想想看，没有新闻通稿的新闻！我们要读发生了什么，不是某些人希望我们相信的发生了什么——即便是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有一次同特纳·卡特利奇说了我的建议。当时《纽约时报》登了一篇以色列发动空袭的报道，开罗方面说有50名平民丧生，而特拉维夫方面则说他们根本没有一架飞机离开地面。我问卡特利奇先生，为什么不派一个记者去实地看看呢？为什么要一次次地刊登公报然后又一次次地辟谣呢？他说了一些“报纸只是当时的记录”的话，但是我却看不出“记录”一些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有何必要，只是因为某些宣传官员把它们放进了公报。这不是浑蛋吗？公报和事实的关系，就像占星学和真正的行星科学的关系一样。

回到军事演习的话题上，我最终找到的最佳描述是在史迪威家人保存的一本剪报里。那里面琳琅满目，你能想到的最好的文字记载应有尽有，只是有一个问题：报刊的名字和日期通通欠奉。不消说，这本剪贴簿成了研究者的噩梦——这是我尽量文雅的说法。

在“二战”史学家看来，我的研究有两大显著的不规范：第一，没有取得研究资格证；第二，没有录音。我们先说第一个。我第一次和五角大楼扯上关系的时候，就被告知需要资格证，于是我尽职尽责地提交了申请，又是取指纹，又是填一份和中国画长卷一样长的问卷——确切地说，是两份，一份给国防部，一份给国务院——尽管我对他们的要求很不情愿：需要提交对保密文件的注释，需要提交最终完成的手稿，以求官方批准。我的不满越多，前景就越不妙。官僚机构的程序开始运行，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在史迪威位于卡梅尔的家中和胡佛图书馆查找资料——史迪威“二战”期间的文献全在后者那里。之前，胡佛图书馆搞到了那些文献，但被军方惦记上了，他们翻阅了馆藏，拿走了那些“敏感（sensitive）”（如果我没用错词的话）的机密报告，在相应处留下了白纸代替，以表明他们来过。这没有什么，没你们想象的糟糕，因为后来我发现，那些拿走的材料的副本在卡梅尔那里都有。自此，我有了卡梅尔的史迪威档案和其他的私人收藏；有了我前辈事无巨细的研究和记录——其中赖利·森德兰和查尔斯·F·罗马纳斯的研究在军事领域，赫伯特·费斯的研究在外交领域；还有了业已出版的多卷本《外交关系》1944年的中国卷；我还要资格证干什么？

因为本书的另一些问题，我请教了一位律师，而他强烈反对我使用任何资格证，因为那会要求我提交写作手稿。那时是我申请资格证的6个月之后，也许是我背景不堪，也许是官僚机构的拖沓（我不知道是哪个），资格证还没有下文。那么，我该怎么去叫停一个还没有任何结果的程序呢？律师建议我，直接给军务处长（Adjutant General）写信，要求取消申请，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了。此事就此了结，卸下了我心头一块大石。从此，我一有文献想看，就写信给这里军事部的热心朋友，或者是美国陆军军事史研究中心，问他们，某某文件能否销密。我记得，好像只有一次是不行的。有时候，比如我写到麦克休上校通过海军部长诺克斯召回了史迪威，从而激怒了马歇尔将军这一段，我会走个捷径直接去找私人档案——位于康奈尔的麦克休档案。那里，这封写给诺克斯的绝密信函就静静地、无辜地、公开地躺在那里。说来说去的资格证，其价值远远被高估了。

至于为什么没给我的采访录音，我只能说，录音机让我胆怯。或许和我身为女性有关。女人熟稔于以私人的角度切入话题，即使是和陌生人——可能陌生人尤甚。我难以想象自己在别人面前把录音机一蹾，说道：“现在说吧。”况且，我确知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用它。所以，我用笔记本代替录音机，和我的小皮夹正好匹配，以备不时之需。我还有索引卡片大小的活页纸，和其他研究材料归置在一起十分方便。

采访也被证实是我非常好用的信息来源，但我两年前在口述史大会上已经讲过相关内容了，我又怕讲旧的内容，所以就不在此重复了。有一些人我一想到他们就坐立不安，在书出版之后更是如此，那就是我没有交谈过的史迪威的同僚。我有中缅印老兵和那些老牌中国通不计其数的信件，一些信中提供了不少逸闻趣事和只言片语的信息，我本可以在书中用上它们，不过我想，它们都不够上，或只有一条信息能改变我的想法。

我认为，“二战”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一个文献就是影片。我这么说并不仅仅因为它们的佐证功能，更因为它们的实际描述功能，它们为人物和地点描述了确定的形象，还为研究者的理解和灵光一现提供了视觉手段。我想，我就是从一段描述重庆欢迎温德尔·威尔基的军队游行的影片中，更深地领会到了中国人的宣传是怎么回事；而另一段影片比所有其他东西都增进了我对史迪威的了解：在蓝姆迦的训练场，他和一个中国士兵并肩卧在土里，正在向后者演示如何使用来复枪。在这里，楼上有一个房间存满了胶片，你可以在那儿美美地待上好几天，都学不尽那里的东西。

基于同样的原因，再没有比实地去到中国更好的研究方式了，但是当然，在“乒乓外交”之前的日子，我并不被获准进入中国。退而求其次，我去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去获取一种对中国味儿的感觉，也采访到了一批史迪威麾下的三十八师的中国老兵。虽然没去成中国大陆，但收获照样不菲：比如，我对中国人认为拒绝是不礼貌的想法有了了解。这之前，我知道这是最让史迪威恼火的事，但我不知道到底有多严重，直到一位在台湾地区的美国军官太太告诉我，她在举办官方晚宴的时候很为难，因为不管中国人来不来，他们都会一口答应下来。她根本不知道要点多少菜，需要多少桌椅。如果打仗的时候，你的师长一口答应，说他们会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行动，但后来又没有现身，那么，打仗就会和请客一样困难。

说了这么多做研究的事，该说说写作了，不仅因为写作更吸引我，还因为普通的外行人往往低估写作，高估研究。人们常对我惊叹：“你一定做了不少了不得的研究工作！”他们假定研究是最难的部分。其实不是。作为创作过程的写作更难，所花时间是研究的两倍。

我用的是叙述的写法，我觉得这样最自然。当然还有一种同样重要和有效的历史写作法，就是把史实和作者的结论结合在一起。那样的话，作者就不会专心致志地顺畅表达，而更专注于建立事实。他第一是历史学家，第二才是作家，而我首先是个作家，写作对象是历史，目的是顺畅表达。我非常在意把读者当成倾听者，他们的注意力必须留在这里，而不是神游天外。我脑中的情景是一个吉卜林笔下的流动说书人，端着米钵，借着炉火，向围观的路人讲述古代的浪漫传说和英雄传奇。要是他看到黑暗中的观众逐渐自外圈散去，人群渐薄，那他就知道，米钵很难盛满了。他讲故事是为了吃饭。我对读者的感觉就是这么迫切。

作为一种文体，用叙述来写历史天生有效，因为它天然就能解释原因。事件不是以类型为界发生的——经济的、思想的、军事的——而是以时间为序发生的。当你把它们严格按时间顺序放置，每一周，每一天，有时甚至是一天中的每一刻，晦暗不明的原因和影响马上就清晰可辨。不过，不是每次都能按连续的时间顺序来叙述，因为有些事是在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1914年8月，导致西线的前线战（Battle of the Frontiers），以及导致东线坦能堡之战的起因就是同时展开并进行的。这让叙述者两相为难。同样的问题在史迪威这本书里也有。时局恶化、日本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同时，史迪威正领导着部队从缅甸杀回。停止一地的叙述、让位于另一地的事件会毁掉戏剧的紧张感，搅得读者一头雾水——即使真实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你需要稍稍地对事实弄弄手腕，把一件事带到一处自然的高潮，然后再移步下一件事。

在布局上，即便不是本本如此，但时间顺序仍然是一般的主线。我刚开始写《八月炮火》时想开门见山地写战火已开，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这又是一本萨拉热窝这个那个的、老套的写“一战”外交起源的书了。然后我精心谋构了四章，每一章都以战争在某一国爆发为开篇，接着倒叙该国国内的背景，如同巴赫的赋格曲一样精美。但当这些章写成，我的编辑却看不明白了。我又回头再读，我也看糊涂了。他于是建议我按时间顺序来写。我认为这太简单了，完全不艺术。不过，当我把倒叙的段落放到属于它们自己的地方，再瞅瞅它们，简直天衣无缝。从此我不再追求华丽热闹的布局。

每本书都会遇到谋篇布局的新问题。显然这本书的双重主题——既是史迪威的传记，也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史——是个巨大的难点。当然这是我自找的，困难也仅限于这一本书，所以我没法总结出什么，除了说“再也不写这样的书”了。在写作中，我每开始新的一章，就像和天使整夜摔跤的雅各一样疲惫。尽管这是个苦活儿，但两个主题都立住了，因为史迪威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提供了人们需要的兴趣点和戏剧性，而贯穿其中的中美关系给故事赋予了重要性。

这本书的中国背景成了另一个问题。这意味着，我心里通明透亮，但读者却不熟悉各种关窍。如果你的故事发生在欧美，你完全可以假定读者对法国和德国、得克萨斯和阿拉斯加的相对位置，落基山脉在哪里，五大湖在哪里是心知肚明的。人物也是一样。比如我介绍了弗朗西斯·德雷克、沃尔特·罗利，或者是罗伯特·奥本海默和爱德华·特勒，读者不会花太大工夫就能区分他们；但如果是那些三个字的单音词呢？孙立人和李宗仁，这是我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阎锡山和汪精卫呢？还有卫立煌、张作霖、张宗昌，更不要说那些省名了：广东和广西，它们挨着；江苏和江西，它们不挨着；河南和湖南，山西和陕西，等等等等。我一开始想避免使用省名，而把它们与著名的河流和城市联系起来，但立即就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省名无法回避，就像美国的州名一样。

对于背景是异域，特别是中国的时候——这条道理适用于一切历史写作——我在新介绍一个地方的时候，都会把它和已经出现过的地方联系起来，新人物出场，我都不会忘记描述一些特点，这样才能让读者记住。人物和地点都必须能够识别，否则读者就是在未知的海面漂荡，他很快就会抓不住要点，被无法理解的东西搞得心烦意乱，然后出了神。

仅仅是罗列人名，而不知花些工夫去定位、描述它们，这不是因为作家懒惰，就是想炫耀，这毫无技巧可言，人人都能做到这点，就像所有人只要愿意，都能把自传多写出一倍的长度。我一直不明白用人名掉书袋的历史学家是怎么赢得声誉的。在D·W·布罗根的《共和制下的法国》里，你能在一页里数出30个名字，通通面目模糊。迈克尔·霍华德最近通过一本写普法战争的书建立了一流军事史学家的名头，但你随便翻到一页就能发现这样的句子：“法国皇帝亲自率领法伊的第五军，8月5日，当第一军集中于弗洛施威勒时，费利克斯·杜埃从第七军中派出孔塞伊·迪梅尼一师从贝尔福乘火车出发，麦克马洪召集法伊的第五军向南穿过孚日山脉。”接下来，我们又了解到法伊的部队散布在萨尔格米讷和比奇之间不能动弹，直到从罗尔巴克的部队前来救援。同一页有一张地图草图，但以上的地名一个也没有。我当然明白霍华德先生对普法战争了如指掌，他的书评价也相当高，但这种写法确实让读者如堕烟雾。从他那儿我一幅弗洛施威勒战役的画面也想象不出来，我只知道，我不能用这种方式去描述战争。

史迪威这本书还有一个特殊的难点，尤其是在它的第二部分，那就是相关记载太多。除了史迪威的日记、信函那些我不需要的、把大事件分解成每日纪要的“小尺寸”信息，还有堆积如山的军事、外交记录：消息、报告、备忘、会议记录，还有他在中国身陷争议的材料——白皮书、外交关系系列、长达千页的没完没了的国会质询委员会证词。自从出现了复印技术，文献资料就开始倍增，非一个研究团队不能整理完成。20世纪仿佛是独立历史作家的末日。（其实我不相信这个。尽管末日听上去很合理，但独立历史作家就是能不合理地存在着。）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古时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正好相反，他们苦于记录不足，而只好埋头于钱币、古墓和其他各类人类痕迹。自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以来，资料来源就开始井喷。19世纪真是个好时代，各种信息应有尽有，也不为今天的信息过剩而发愁。

直至录音机（tape-recorder）的出现，它的胃口堪比绦虫（tapeworm），而今我们面对的问题——我称之为“拯救人工痕迹（artificial survival）”。写书，甚至是写作回忆录，都应该有基本的规范和持之以恒的耐心，从而在存留的文字记录中进行某种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但是现在，在口述史倡导者的鼓励下，各式各样的人都被鼓励起来对着录音机唠唠叨叨、没完没了，金子和泥沙最后尽归尘土。我现在要特别提到一份我找到的金字般的、最最丰富的文献记录，是两段部队史学家在1949年对马歇尔将军的录音采访。如马歇尔这样的大人物是值得记录的。

作为过度记录的后果，我要长时间地在写作“尺寸（scale）”上进行挣扎。我就像是个制图人，要根据1英里：1英寸比例尺的材料，作出100英里：1英寸的地图。我循着日记和官方文件的线索，被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所吸引，结果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写出了星期二到星期五的事件发展，而本该写的是宏观的，比如，5月到11月的发展。我不得不突然停下来提醒自己：长期来看这点儿事要紧吗？

所以，我丢掉了一些写好的部分，比如，亨利·华莱士访华。因为他是副总统，所以他的到来以及和蒋介石的会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无数的猜想、阴谋，当然还有身边人写下的无数报告。研究路径顿时如长江口一样河口大开，叙述它的文字也随之猛涨。但是我有种不妙的感觉，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有一天有人问我，华莱士访华到底有什么重要性，我听见内心的回答是：“一点儿也不重要。”它真的对事情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可引用的报告文本大量增殖，这里出现了一个展现外交文档魔力的绝好案例。华莱士访华的历史片段对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就像珠穆朗玛峰施于马洛里的魔力一样。你要写它，因为它就在那里。但之后你就发现，它一点儿也不重要。若说要历史完全略去这一段，那也不对，所以我就尽量精简内容，甚至牺牲了一句别人对华莱士的精彩评语：“亨利为了理想，可以砍下自己的右手，以及你的右手。”我实在舍不得这句，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写出“大尺寸”的历史不能靠轻松地略过史实和大段的时间来达成，而是需要我所知最困难的精炼提纯，还有最为微妙的筛选。筛选是写作的全部，是对历史作家的考验。毕竟最终的作品是历史作家经选择放入的，也是他们精心淘汰而剩下的。简单地无所不写确实轻松，而且安全，其结果就是又一本900来页的鸿篇著作。这是作家的失职，他把功课全留给了读者。

筛选就是从不重要的里面选出重要的。要诚实，就是说要符合条件，并且公平，即是说，要有代表性，绝不冗长拖沓。这是个见微知著的过程。就像罗伯特·弗罗斯特说的：“艺术家要的只是一个样本。”在蒋介石的驻地，从红色窗帘下可以瞥见秘密警察的靴子。这个画面是我从某个在场者那里拿来的，小小的画面的选取展示出大的氛围。类似的还有卡尔森上校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顺带一提，这些信还没有出版过），我认为，它们充分体现了当时美国对中国的理想化认识。

你也要避免你截取出的内容作用太过强烈。我的意思是，作为叙述的一部分，一件细微处的小事看上去就是有代表性的，它们留给读者深刻印象，但这个印象可能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整体。这时的作者权力巨大，而除了自己的良心则无人可以监管他。

记得我有一次面临了这样的选择。那是写到史迪威在缅甸大败，正急于组织交通和补给准备撤退。有个中国将军是蒋介石的私人联络官，他突然不见了，因为他正在别处忙着把他的劳斯莱斯汽车弄回中国，这辆车是他用两辆吉普和英国总督换的。我想用一句描述20年代中国军阀的话来总结：“在中国打仗，司令官从不穷着下台。”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对的，但这会留给美国读者一个印象：所有的中国将军都贪污——这只有以美国的标准衡量才是对的。我不是中国通，但我已经足够认识到，以西方的价值框架来写中国是不对的。所以我删去了那句总结，也删去了劳斯莱斯的故事。以上是一次失败选择背后的逻辑。

似乎我是在告诉你们我扔掉了什么东西，其实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写作之初我就发誓，这本书一定不能超过500页。在其后的过程中，我大刀阔斧地丢弃、修剪了所有我认为冗余和无关主题的东西。最后我超出了目标51页，我已经尽力了。

再说到我的另一个工作原则：不要当着读者的面和文献材料理论。在叙述文体中，不要呈现作者的想法。你应该在幕后解决自己的疑惑，细究有争议的证据，判断人物的动机，在附录的参考文献中去争论，而不是在正文中。这样才能让作者隐于行文，读者越感觉不到作者存在，越与故事联系得紧密。正因为如此，作者才采取了一种“就是这样”的行文语气，读者能很快接受。他不会被过多的“可能”“或许”“一方面”“另一方面”所打扰，他希望随着事件步步深入，自信地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为了和时代保持一致，事后聪明也是决计要避免的。我尽量对此时代之后的事绝口不提。根据爱默生的原则，经文必须要于它所在时代的环境中读。为了理解另一个时代的人面前的选择，你必须把自己局限在他们的所知所识里，让历史穿自己的衣裳，而不是你的。虽然我知道很多历史学家都会激烈地反对，但我自己却坚定不移。他们认为，历史是以结果为标准的对过去的诠释，这种诠释以现在的知识和价值为基础。这个派别认为，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历史要以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为前瞻去写，虽然30年代的执政者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到15年后，共产党就统治了中国。我认为，以今人的眼光去叙述是对古人的犯错，同样，另外的派别恪守旧时观点，又是对今天的误读。区别在于哲学观，无法调和。

最后我想说，虽然我不自认为是军事史家，但我完全同意，哪怕就是为了告诉公众：斗争是人类从史前到现在的生活主题，军事史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不过我认为，除了专门的研究，军事史不应独行，更应该和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作为整体研究，因为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展示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这一目的正是历史学家的目的，正是我希望在《骄傲之塔》中达成的目的，因此，这是我所有书中自己最爱的一本。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会议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的发言，1971年6月。刊于《马里兰州历史学家》，1971年秋季刊。

1. 孟豪森是德国童话《孟豪森历险记》的主角，书中记载了他各种荒诞不经的历险，其名为“吹牛大王”的同义语。——译者注

2. 特纳·卡特利奇（Turner Catledge），《纽约时报》著名记者，1952—1964年任总编。——译者注

3. 本文是作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会议的发言。——译者注

4. 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英国登山家，20世纪20年代参与了头三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行动。被问及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他留下了常被人引用的名言：“因为它就在那里。”他在1924年尝试登顶的行动中失踪，1999年遗体被发现。——译者注

做研究的殿堂

图书馆是历史学家的食粮，是避风港，甚至是灵感源泉。有两类图书馆：以书、册、期刊等已出版资料为馆藏的，以及搜罗书信、文件等未出版材料的。第一类中有一家最棒的正好在我家乡：纽约公共图书馆。其馆藏简直无所不包（当然也问题多多），有你研究需要的，还有你不知道自己需要，但到了那里才机缘巧合碰见的一切。在我20来年的研究中，题材从青铜时代的腓尼基人、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音乐再到驻华美国军队，我也仅记得只有两本书是他们那儿没有的。其中一本在编，但无法找到，不过两本书他们都能帮我借到。

史迪威那本书的大部分研究针对的是未出版的手稿和采访，所以我不如之前那般在“纽图”泡那么长的时间。不过，在四十二街，我仍然收获了研究中不常遇到的意外之喜：我找到了《哨兵报》全刊的微缩胶片。《哨兵报》为驻扎在天津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创办的周报，1926年9月，史迪威调任那里。那正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企图控制全国的重要时期，但那时我还没有找到美国驻军对他们周遭变化的任何评论。我在极度失望中看完了第一卷胶片的每一页，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哨兵报》也许是在堪萨斯州中心的某个团部邮局出版的，内容亦是他们从那里观察到的中国。我已经准备退回胶片盒，但良心突然跳动，决定再看看第二卷。头一期的第一页上，赫然有一篇史迪威少校的文章，他是团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还有，那篇文章仅仅是一个系列的第一篇，评述了中国内战的相关人物！这一系列每周如期出现于《哨兵报》，长达一年以上，提供了我书中的主人公对那个他身在其中的高峰时刻的各类评价。

我为差点儿错过了它们而心有余悸。他的家人、他十五步兵团的同事从没向我透露过有这些文章，原稿也不在他的档案中，《哨兵报》当然也未入《期刊导览》（Periodical Guide）之列。没有丝毫线索，我完全没法找到它们，差点儿导致一个史迪威传记作者的严重失职。每每想到此事，我就心中一凛，害怕还有其他无心之失。

不过，第十五步兵团的报纸怎么从青岛到了四十二街的呢？大抵是某个图书馆馆员有搜集团级历史之好，找到了《哨兵报》的文件，而独具时代、方位和历史嗅觉的“纽图”就将文件保存了下来。相信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像我一样，有受惠于某个“纽图”馆员之处。

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 BM）和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BN），要没有管理员的帮助，你一定会迷失在分类号的迷宫中（分类号写在每本书上，会怪异地变化，比如1792—1920年的H条目，会突然跳到1898年的Q）。而在“纽图”，你可以独立地埋头查询所有目录卡。（就在我写下本文的1972年，这种情况也已经过时。从1972年起，所有馆藏都被编进了书目手册，所有的目录卡都拍照、合订在一起。）在我心目中，拥有目录卡，是身为美国人的一大优势，如果还有其他优势，则都是次要的。你必须承认，四十二街还有很多不足：它没有大英博物馆圆形阅览室或仿照修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阅览室那样古色古香；也没有身旁学者云集的雅意。虽然国会图书馆面向公众开放，但闲人游客很少去那里，不消说，那是因为它高踞在国会山上，而不像“纽图”坐落于城中繁华的商业区。在欧洲，进入著名的图书馆需要书面申请，说明理由。最为正式的程序当属伦敦，不过在巴黎，你要有心理准备和法国官僚主义进行长达一周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申请者都当作天然的嫌疑犯。你需要提供护照、出生证、大学毕业证、你妈妈的结婚证，还有你国大使的介绍信。如果你还能出示返程机票，那效果会有所改善。

除了混迹于“纽图”阅览室的形形色色的人——有人进去是为了避寒，有人会玩儿一些奇怪的把戏（一次，一位坐在我对面的女士掏出了餐巾纸，用彩色铅笔开始在上面涂鸦，然后用信封装好她的作品，掏出地址簿翻查地址，最后拿出海绵，蘸胶水贴上邮票）——除了他们带来的干扰，“纽图”最大的不便就是你没法像在国会图书馆、在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苦于预算缩水，现在已经开始向外来人收门票）那样，经许可后进入书架翻阅。徜徉于书架之间，是最开心的研究方式——如果不是最必需的方式的话，也是最能有所发现的方式。陈列于你面前的是你相关课题的所有宝藏，你可以翻看它们，比较它们，探索它们，最后选择它们。

作为资料来源，档案的作用取决于管理员的知识和热情。没有他们，搜寻者寸步难行。幸亏管理员是这样一个物种，他们因帮助你找到资料而心生满足。作为图书馆的老祖宗，伦敦档案馆藏有10个世纪的文件，我有一次向他们索要英国代表团在1899年海牙会议上的文件记录，15分钟我就收到了原件。此时，又一次意外之喜发生了，连同文件一起给我的还有一些信件，记录了从大众到政府官员对和平会议的意见，从而使我可以一窥当时的公众舆论。这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去索要的东西。

伦敦档案馆的最大毛病在于餐饮：档案馆街没有一个可以吃个便饭的地方，在被一大堆原始文件深深吸引时，你是难以忍受浪费时间去远处觅食的。于是，我的办法是在随身钱包里放上一小包葡萄干和干果，边工作边偷偷地吃。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相当于伦敦档案馆，同样有这个毛病，只在地下室有个咖啡厅。对于所有美国政府地下室的咖啡厅，你唯一有礼貌的评价就是保持沉默。可能图书馆和美食无法兼得，除了在巴黎——这似乎是理所应当。那里，你可以买一个非常棒的法式面包三明治，配合着李子，坐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外卢瓦广场（Place Louvois）的石凳上，在树荫中享用它们——如果你正好选择在夏天做研究的话。

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的手稿部是我们最主要的档案存放地，它们是那样的诱人，虽然有用餐方面的缺陷，但历史学家都有进无出，或者至少是著述寥寥，因为他们都无法停下研究的脚步。

刊于《作家协会公报》，1972年3月。

作为历史三棱镜的人物传记

我经常在写书时刻画一些人物，不仅是因为我想写这个人，更因为它往往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特征，这是我为什么要在《远方之镜》（A Distant Mirror）中写库西勋爵；它还展示了一个国家的面貌和人们的心理，这是我在《骄傲之塔》中描写议长里德和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原因；它还能还原历史关口的原貌，就像我在《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中所做的那样。你可能会说，我这样“绕圈圈”，不是合格的传记作者，你也许是对的。我从不当自己是传记作者，我只是一次两次地利用传记去写历史。

我相信这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写作方法，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理由是它能成为显著的范例。国立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就用肖像来展示历史。传记作家之父普鲁塔克就把它们当作道德范例，他展现的是有责任感的人获得了奖励，有野心的人遭到了算计，自高自大的人得到了失败。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里艺术化地安排了人物的事迹和逸闻，为的是取悦和启迪读者，同时用道德原则教化读者。每个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我把普鲁塔克算作其中一员，并且大言不惭地把自己也算上——都有两个目标：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将之传达给读者、评论者、听众和消费者。（我必须说明，对于写作历史和传记，“创造性”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生造，而是对事实做艺术的编排。）

作家当然想用取悦读者、吸引读者——如果不需要教化读者的话——的方式去表达。我不会考虑去教育读者，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尽量避免做道德之谈，但如果你非逼我说明立场，我认为我信奉的是，通过优美的文笔或者其他艺术形式带来了美感享受，增长了对人类行为的知识（就是历史），这都是一种教化。

作为能够折射出历史的三棱镜，传记引人入胜，让读者去关心更大的主题。人们都对彼此、对他人的命运感兴趣。如果看上去我强调读者的兴趣更胜于作者的意图，那是因为对我来说，读者地位至关重要，是一半的作者。读者与作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做爱、打仗和打网球都需要两方的话，写作也需要两方的力量去完善每一个铅字的功能。我从不认为我写的东西在被人读到之前是独立的存在。就像蛋糕，它存在的理由就在于被人吃掉。所以，首先要打动读者。

其次，传记之所以有用，因为它有以小见大的作用。它是这样一种视角，让作者缩小范围到可控的尺度，同时让读者更易理解主题。如果视角太宽，中心主题就会跑走，被稀释，丧失了形状。你不用为一个整体而写作，只为那个能真正代表整体的东西写作。

我开始研究14世纪历史时注意到了库西勋爵。他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展现出了我需要的棱镜特质。从他母亲在黑死病瘟疫中殒命，到他自己的过世正好赶上那个世纪以骑士阶层的最后失败而告终，他的一生就像是为历史学家量身定制的。他镇压了扎克雷农民起义；他娶了英王的长女，从而拥有了在两个国家的巨大历史价值：他释放了农奴，转而收取固定赋税（据留存的公告）；他三次征讨意大利，在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轻松获胜；他率领一众雇用来的悍匪——那个时代最大的灾难，在瑞士一次无谓的冒险中遭受了他仅有的失败；他重访英国的1376年也是正当其时，当年发生了约翰·威克利夫受审、“好议会”、黑王子之死——他亲临现场；在英王访问巴黎时，他陪同出席了一切舞台剧现场、盛典和节日庆祝；因为口才了得和处事得体，他1382年被选为代表同巴黎的城市叛乱者谈判，以及参与和英国人的休战和谈，英国代表团成员有杰弗里·乔叟；他是法国在危难时刻派向教皇、布列塔尼大公和一切难以相与的人物的特使；他是让·傅华萨的赞助人和朋友，他拥有至今留存的最早的《编年史》副本；他的城堡为德尚的诗歌所歌颂；他协助举办了《百首歌谣集》（Cent Ballades）的比赛，他的表兄弟“浑蛋库西”也是作者之一；在他岳父英王爱德华死后，他把妻子连同自己的嘉德勋章（Order of Garter）送回了英国；他的女儿被她淫乱的丈夫“在罗马以做假证的方式解除了婚约”；他率军跨海远征突尼斯：他在苏瓦松建立了一所修道院；他在皮埃尔·德·卢森堡的入圣仪式上做证；在50岁时，23岁的英国诺丁汉伯爵、纹章院院长向他发出马上比武的挑战，这位挑战者是年轻骑士中最与“荣誉、勇气和巨大的声望”相配的人（不过在我看来，库西太忙，根本无暇理他）；当然，在“疯王”查理六世发疯病时，库西也在那里，更不用说后来的“野蛮人舞”了；护理“疯王”的也是库西的医生，这位御医后来要求把自己的墓雕做成一具骷髅，这在死亡仪式上史无前例；最后，作为“法兰西阅历最广和技艺最精的骑士”，他领导了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在这次通向他自己死亡的征程上，他还有了一次典型的中世纪经历，是在他丰富的经历中目前为止还未有过的一次神迹。总而言之，他的一生提供了深入各个领域的线索：结婚离婚、宗教、暴乱、文学、意大利、英国、战争、政治，以及从教皇到农夫的一大群他那个时代的妙人。在他们中间，我只深入了锡耶纳的圣凯瑟琳这一个人物，但其实几乎所有我书里提到的人物都与库西有着交叉关系。

当我锁定了这个人之后，我发现跟随他的人生和谱系走得越深，他给予我的就越多。我对他那风雨飘摇的王朝的研究上溯到了10世纪，研究那时法律和战争上的各种冒险，喜好他难以统御的，甚至是残暴的祖先。这些折射中世纪之初的完美的三棱镜，正是我需要的背景知识。当前往库西城堡，参加它庭中一年一度举行的炸肉丸庆祝时，我惊奇万分，它让我抓住了一根与过去连接的线头，找到异教徒、野蛮人、封建制、基督教的混乱源头，我知道，陈于我眼前的是中世纪社会的缩影，以及我在书中所说的——西方人的多层历史基因。

就像库西一样，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议长里德也是个好样本，他又被称为“沙皇里德”。一发现这位独立、永不退缩的人，我知道这就是我为《骄傲之塔》美国那一章寻找的东西。我要在这本书里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的各国社会。他的“可写度”太高了——原谅我有违原则地生造了一个词——以至于我大为惊讶，除了1914年循例的政治人物传记和1930年一本枯燥的学术专著，1902年里德去世后就没有一本关于他的像样的书。我突然把他当成了私有财产，生怕有人会赶在我的书之前发现他的价值并出版点儿什么，虽然他在我的书中仅占八章之一。我猜小说家就没有类似的恐惧，然而我们剩下的这些作家，在发现了精彩而未被挖掘的主题之后，都惶惶不可终日。不可思议，里德最终未入任何人的法眼。在我写完了那一章之后，我急不可耐地联系了《美国遗产》，在全书出版一年之前把这一章公开发表了。

里德是个理想的关注点，尤其是因为他反对帝国主义，这展现了我们历史上那个时代的失败者的面貌。通常，胜利者才能进入历史。我们都知道“天命论”、麦金莱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海军上将马汉，但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如果他们的反对者——这里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的观点能与他们公平竞争，争论的结果尚未明了，这会是一场多么戏剧化的斗争。

虽然这一章的内容前后不到10年，但比我从一年级到现在学到的建国理念都多。里德的反帝国主义事业引领了他的后人：塞缪尔·冈珀斯、E·L·戈德金、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威廉·詹姆斯、查尔斯·威廉·艾略特（他是个多有得写的人啊！）、卡尔·舒尔茨、安德鲁·卡内基、穆尔菲尔德·斯托里，引导了他们对美国的态度和信念。所有美国的传统都在此体现。美国那时的发展就从对扩张主义的抗争中折射出来。

写里德的文章都是“速写小传”的形式，这和长长的文学传记是截然不同的。这类小传通常是和其他人的传记放在一起成为合集，而且像卖鸡蛋一样，往往是一次一打，比如《罗马十二帝王传》《十二逆天者》（Twelve against the Gods）、《十二恶人》（Twelve Bad Men）等等。这类书的优势是你能一下子就抓住主旨——戏剧化的魅力、历史意义或哲学意义，而无须追索传主们的童年、人生的歧途和他们一生中并无重大意义的时段。里德是绝佳的写作对象，理由繁多：他身材高大，有6英尺3英寸，体重300磅（约1.9米，136千克），常通身着黑，刮得干干净净的宽脸颊就像是卡萨巴甜瓜；还有他可圈可点的机智、庄重的性格、道德的热情，以及他一生中两件彼此关联的讽刺悲剧——一件是关于“沉默的最低法定人数（Silent Quorum）”，另一件则是关于是否对菲律宾行使主权。第一件事由于场面混乱，是作家的最爱，第二件事聚焦于世纪之交的观念冲突，标志着美国从旧到新的转变。

“沉默的最低法定人数”是美国众议院的一项通行做法，议会中的少数派通过在点名时拒绝答“到”，让议案投票达不到额定人数，从而破坏他们不喜欢的立法提案通过。里德作为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下定决心要根治这种钻程序空子的行为。记者写道，以下场景证明了他的成功，“发狂的兴奋、燃烧的愤怒、尖刻的指责和着实危险的情况”都在此时此地前所未见地发生了。混乱主导了会场，民主党人愤怒地大骂，100多名民主党人被迫起立，号叫着要求得到认可。一名矮个子代表是内战中的联邦骑兵将军，过道上挤满了人，他不得不“从一张桌子跳到另一张桌子，就像野山羊从一处绝壁跳向另一处绝壁”地从后排往前逃。唯一没有站起来的民主党人是大个子的得克萨斯代表，他坐在座位上，意味深长地在自己靴子上磨着一把猎刀。

再次回忆起这些画面纯属我的自娱自乐：我非常乐于写下它们。最后，经过五天的激战，里德胜利了，通过了一项新的投票规则，确保大多数人的意志得到贯彻。他说，这是向着负责任的政府迈进的一大步。五年后，议院举行兼并夏威夷的投票，接着是接管菲律宾的条约投票（里德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他一直苦苦反对的事），“最低法定人数之战”的意义变成了对里德本人的测试，不可避免地和他的道德相冲突。他仍然是议长，他可以扼杀这个投票——运用自己的权威和所有议会中的诈术，他本人正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了，将会抵消掉他之前所做的一切改革。他必须在自己憎恨的海外征服和自己的规则中二选其一。他深知他已完成的东西的价值，他只有一个选择。所以，他对“沉默的最低法定人数”的胜利带来了他蔑视的扩张主义者的胜利。

在我看来，这是一出古典悲剧。我常想，要是哪个有洞察力的编剧能够动笔，这将是一出绝好的戏。但却没有。我怀疑我们时代的编剧更喜欢去发现小人物的悲剧，劳拉的玻璃动物园，推销员之死，或是在孤独中哭喊小希巴的归来。这个时代的某种东西在拒绝宏大，尽管悲悯和受挫无疑和《特洛伊妇女》的主题一样都是人性中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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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骄傲之塔》的另一个发现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他是窥探1914年前夕的德意志帝国的又一个三棱镜。我不想老生常谈地以威廉二世、军国主义者和阿加迪尔危机的角度去写威廉德国。老调重弹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除非我获得了新东西，能够告诉读者新东西，否则我没有写作的动力。我无法理解，英国人是如何在一遍遍地书写维多利亚女王、威灵顿勋爵、克伦威尔、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中获得快乐的。作为作家，在那样的书里耕作就像每天早上面对麦乳牌的麦片粥一样，毫无新意。

选择施特劳斯意味着要熟练地写作和音乐相关的东西，对我来说挑战太大，因为我并无相应的知识。此举原因在于，我诚实地意识到自己对德国人带有偏见，我想，如果我能从他们的优点而非缺点去接触他们，对我自己和读者来说都是新鲜有趣的事，所以我准备从艺术而不是从军国主义去看他们，艺术中他们最为擅长的就是音乐。结果我甚为满意。施特劳斯被证明是典型的条顿人，他太太也是，如果考虑到她对家务的痴迷和愤怒时的尖叫，那就尤为其然。和库西一样，施特劳斯这条路也是无所不达：通过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可以通往尼采——那个时代的关键人物；通过他的《莎乐美》可以通向世纪末的颓废；通过他指挥柏林歌剧院通向的是柏林，是啤酒花园，是德国社会，是胜利大道（Sieges Allee），大道上一排排戴着头盔的霍亨索伦家族成员的大理石雕像闪闪发亮，趾高气扬；他还通向他喜爱的“和平爱好者”威廉二世；通过他的合作者冯·霍夫曼斯塔尔通向维也纳；通向新世纪的各种天马行空，有佳吉列夫的俄国芭蕾舞、马蒂斯的野兽画派、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罗丹的雕塑、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引起公愤的尼金斯基对德彪西《牧神午后》的表演，所有一切在世纪末的最后时刻疯狂地喷薄而出，寻求自我情感和艺术的表达。我没有必要让施特劳斯去点明主题，一切在罗曼·罗兰听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发表的神奇预言中都说得明明白白：“啊哈！全能的德国没多久就要失去平衡了。尼采、施特劳斯、德皇和尼禄的综合体，都在空气中！”同样明察秋毫的还有奥地利评论家赫尔曼·巴尔，他从施特劳斯的《埃莱克特拉》中听出了一种“发端于无穷力量的骄傲”，一种“诱使回归混乱”的对规则的挑衅。这就是传记和历史的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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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号“酸醋乔”的史迪威是我最近的一部正式传记，我最初也只把它当成反映更大主题——美国在中国的经历——的一个载体。史迪威不是像库西那样的意外惊喜，他是最正常不过的选择。从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现代的中美关系建立之初，到“二战”结束前两年，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司令，他的事业和中国密不可分。我认为，他的作为代表了美国竭力在亚洲达成的最好的作为，他本人是典型的美国人，虽然不够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特异之处在于不同的读者对他评价不一：有人读过书之后对其崇拜备至，有人则大摇其头。这只能证明所有作家都知道的一点：一些读者总能在书里找到作者没说的，他自己强加其上的东西。

也许这是我的失败，我没有刻画出一个鲜明的史迪威，而传递出了一些矛盾情绪。我当然钦佩他，批评家说我太过于维护他。不过我从来不知道，在实际生活中我是不是会喜欢这个人，或者委婉地说，他会不会赞同我对他的维护。虽然我在1935年、他在中国当军事参赞的时候到过北京，但我们从未谋面，这也许是件好事。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理想的传记作者是谁？是传主的相识还是陌生人？我猜鲍斯威尔应该是公认的最完美传记的作者（或者说私人回忆录，因为那不算真正的传记），长期以来，脱颖而出的传记都是传主的朋友、亲戚、同事写成的：让·茹安维尔的《圣路易史》，菲利普·科米纳的《路易十一回忆录》，三本由女婿写就的巨著——塔西佗的《阿格里科拉传》、威廉·罗珀的《托马斯·莫尔爵士》、约翰·洛克哈特的《沃尔特·斯科特爵士传》，还有林肯的两个秘书约翰·尼古拉和约翰·海伊为他作的传，格莱斯顿的同事约翰·莫利爵士写的前者的传记。

这样的传记作者有着得天独厚的近距离，如果他们再有相当的诚实品格和洞察力，他们构筑出的传主的一生将是我们这些陌生人、隔代人无法比肩的。如果同代传记作家还被赐予了鲍斯威尔那样的报道和写作天赋，那结果将是无与伦比的。否则，接触到太多信息的他们，没准儿会有意无意地扭曲内容，制造出一间杂乱的货栈而不是一幅肖像画。洛克哈特的作品长达9卷，共4000页；尼古拉和海伊则写出了10卷，页数和洛克哈特不相上下。可叹的是，在信息过剩的今天，那些二手传记作家在这一点上也不遑多让。

传主最直接的人生自然是在自传、日记、书信和自传性的回忆录里。以下是历史的主料：圣奥古斯丁和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佩皮斯的《日记》，本·富兰克林的《自传》《圣西门回忆录》，塞维涅侯爵夫人的书信，约翰·伊夫琳、查尔斯·格雷维尔还有龚古尔兄弟的日志，红衣主教纽曼的《自我辩解书》，以及我必须提到的自觉自省的顶峰之作——《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虽然上述作品有的内含偏颇，有的说了谎，它们仍然是无价之宝。不过，它们是另一种类型，不仅仅是那种我们齐聚这里要讨论的传记。

世人想知道谁是最伟大的二手传记作家，但不似一手传记作家，没有人能脱颖而出。自然，写作福音书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人要算佼佼者，他们详细调查自己的传主，但却不与他相熟。虽然我们所知的耶稣生平都来自他们笔下，但说他们的动机是作传，莫不如说是传教——散布救世主要降临的福音（意思是好消息）。从此以降的作品随你挑选：卡莱尔的《克伦威尔》，或许还有艾米·凯利的《阿基坦的埃莉诺》，山姆·莫里森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塞西尔·伍德姆一史密斯的《佛罗伦萨夜莺》，利昂·埃德尔的《亨利·詹姆斯》，贾斯廷·卡普兰的《马克·吐温》和《斯蒂芬斯》。我向以上诸位致歉，我还是认为，第一手的传记作家要高他们一筹。

我永远也不属于他们，因为在我看来，历史学家——不管是不是传记作家——需要的是距离。有过一两次，别人向我提议，让我为我的外祖父——亨利·摩根索作传。他是个有着极大魅力和成就的人，我爱他敬他，但我退缩了。爱和敬不该是历史学家该有的情绪。我写过一篇短文，介绍他人生的一个片段，但再没有更进一步。

我和我的写作主题都没有私人的联系。最接近的一回是我为了研究史迪威的手稿，住在了史迪威太太在卡梅尔的家中。我开始和这一家子建立友情，他们从前、现在都是非常好的人。我可以很开心地说，在书出版之后我们仍然保持了朋友关系。我必须承认，友情这件事——如果我足够偏向的话——无形中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写出这位已故将军的丑事有所掣肘。但结果是，我没有在任何类似事情上故作轻言细语，除了一件事——史迪威将军在日记中的脏话。但我这时的迟疑顾忌的不是他家人的感受，而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成长环境中完全屏蔽了脏话和亵物的人，我发现，对于那些脏话我既难于启齿，又不能对它们视而不见，因为它们展现了人物性格，我忽略它们违背的是历史学家的良心。最后，我还是绕道而行，笼统地指出了史迪威的词汇。过去10年我们接受的都是礼貌而雅致的语言，现在我认为我有些神经过敏了。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候，男性对话里这样的词汇是多么平常。

更要命的是史迪威会刻毒地把罗斯福叫作“橡皮腿”，这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我知道，他就像皮特·阿诺经典卡通画《让我们去剧院嘘罗斯福》（“Let's go to the Trans-Lux and hiss Roosevelt”）里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罗斯福反对者，他还有给人起怪异绰号的天赋，但是，嘲弄一个人的生理缺陷是我不能接受的。在选择用还是不用这个说法的巨大痛苦中，我对史迪威那个年代的人做了大量研究，想弄清“反罗斯福（Roosevelt-hating）”这一现象，甚至发现了这个题材的专著。研究表明，比起那个圈子里的许多话，史迪威的说法简直稀松平常，所以我也就照此录入，虽然那感觉就像捡起了一只蟑螂。例子虽小，但我想它能够说明，传记作者和传主是如何产生情感联系的。

不管是传记还是普通的历史，作者的目标都是或应该是，抓住读者的注意。山鲁佐德只有让苏丹沉浸于她的故事，禁不住地想知道后来如何，她才能活命。虽然我的情况没有那么紧迫，但我也希望读者手不释卷地从头读到终页。这种成就只能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叙述平稳，没有恼人的停滞，没有冗杂的不论重要与否的情节。

不幸的是，传记写作最近被一群不知挑选、贪图无所不包的门派所垄断。我想这一现象是我们时代的“反卓越”精神的一部分，它强调一切平等，进而产生了一切事实都具有同等价值的理论，所以传记作家或历史作家不该擅做判断。对此我只能说，如果他不能做判断，那他就别干这一行。在袖扣、鞋带上着与嘴、眼同等笔墨的肖像画家没法画出惟妙惟肖的人像。

从今天的传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传主从生到死的每一天，包括每件新衣、每条新裤、每首少年诗作、每次远行、每封信、每次借债、每次接受或拒绝邀请、每条电话留言、在每个酒吧里喝的每一杯酒。利顿·斯特雷奇，现代传记之父，每个字都堪称艺术品——现代传记在那时最好看，如果不是最可靠的话。他一定会大吃一惊，自己竟然在今天成了浩浩两卷流水账传记的主角。他的座右铭是“囊括一切就是多余，就是一切都不重要”。如果说在今天，他的这条建议已经被忽视，那么他的另一项建树——对心理阐释的影响，则被推到了极端。在他之前的传记，人物的内心世界就像冰山在水下的那2/3，是不被人察觉和探知的。但从斯特雷奇开始，当然也是从弗洛伊德开始，隐藏的秘密，尤其是黑暗的秘密，就变成了传记作家的标靶、读者的所好。人们声称——虽然我不知道凭什么——公众有权知道那不为人知的一面，所以传记作家热衷于刺探传主私密的心灵裂痕，发掘他极力掩盖的失败和过失。曾经，传记致力于雕琢一尊大理石像，而现在则致力于“拉扯死狮子的胡须”——用安德烈·莫洛亚的话来说。

我自己有强烈的保护隐私的本能，我不认为猎取传主的私人生活然后把别人竭力隐藏的东西公之于众是什么必需的职责——除非是与主题息息相关。“人们干吗要知道拜伦的感情生活有多出格？”丁尼生问道，“他已经给了人们上佳的作品，人们应该知足了。”丁尼生切中了关键。我们真的需要知道哪个名人6岁时尿了床，60岁时还在口交吗？我想莎士比亚有可能二者居其一，或者两者都有。如果以上关于莎翁的铁证横空出世，那么哪个才是真实的莎士比亚——新发现还是李尔王？当我们得知作者的排泄物或者绯闻的信息后，我们会更爱看他的戏吗？

毫无疑问，很多人会回答“是的”。不过在我看来，在传记用来烛照历史的层面上，偷窥瘾应该让位。可喜的是，对于那位最伟大的英语作家，我们并不了解也不太可能了解他的私生活。我喜欢这样的真空，喜欢这个奇迹般的、悬空的纪念碑，不留任何解读的余地。

传记艺术手法研讨会的发言，国立肖像馆，1978年11月14日。收入《诉说的人生：传记作家的艺术》，华盛顿特区：新共和图书，1979年。

1. 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14世纪英国哲学家、宗教学者，因主张教会无权向国王收税，被传至伦敦主教处受审。——译者注

2. 好议会（Good Parliament），英国1376年的议会被称为“好议会”，它从4月一直运行到7月，是那时历时最长的一届议会。——译者注

3. 黑王子（Black Prince），威尔士亲王，英王爱德华三世长子。——译者注

4. 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法国中世纪作家，写有《编年史》。——译者注

5. 查理六世，瓦卢瓦王朝第四位国王，患有精神病，曾在宫女的婚礼上扮成野人跳舞。——译者注

6. 1890年1月28日，民主党又用这个办法拒绝一名共和党人进入众议院议席，里德下令锁门清点人头，造成民主党人纷纷夺路而逃，或躲在椅子下面。——译者注

7. 《玻璃动物园》是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成名作；《推销员之死》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成名作；《回来吧，小希巴》是美国剧作家威廉·英奇的第一部作品。三出戏剧都是家庭和社会题材。——译者注

8. 《特洛伊妇女》（The Trojan Women），希腊剧作家、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译者注

9. 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他为朋友、英国文豪塞缪尔·约翰逊所作的传记被认为是英语写就的最好的传记。“鲍斯威尔”后来成为一个专有词汇，描述的是长期跟随并记录身边人言行的人。——译者注

10. 约翰·海伊（John Milton Hay）又译为海约翰。——译者注

中篇 写作成果

对日本的诊断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深受世界的谴责。和个人不同，一个国家不会承认错误，所以日本唯一的应对就是告诉自己，它没有错，那些指手画脚的人都错了。为了坚定这一论点，它建立了如下信念：它的所作所为都出自最纯洁的动机，而其他国家则有意曲解。它们越不同意，日本就越自认正确。

这种正义的自信及其推论，以及一种被人误解的委屈感，在该国每天的讲话和报刊中随处可见。以下这篇有关埃塞俄比亚冲突的社论中就是一例：“意大利选择用武力解决埃塞俄比亚问题必有合理原因，但墨索里尼总理看来是被其他大国误解了……我们国家在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时就遭受到了同样苦涩的误会……全世界都把罪过推给日军并严加谴责。这完全是因为其他国家没有正确地了解形势所致。”［摘自时事通信社，1935年7月10日。（这段话以及后文的引用都引自《日本广告人》对日本媒体上社论的翻译。从给出的来源可以看到这段话摘录自日本报纸。）］

除了指责其他国家理解力有限，日本对它们第二常见的指责是说它们缺乏诚意。比如，日本在拒绝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就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它攻击敌方阵营来证明自身的立场。“苏联对日本的看法是错误的，”军方发言人说，“如果他们真的希望远东和平，就该让我们看到真诚的意图……而不是先于此就和这个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板垣少将，关东军副参谋长，联合新闻社，《日本广告人》，1935年4月24日。）

被外国诟病时，日本经常以一种天真的受害者形象示人。去年夏天，国联发布了谴责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的决议，苏联代表团则建议把类似的决议施用于远东。日本一篇论及此事的文章说“苏联代表明显针对的是日本”，然后温和地诘问：“难道日本违反了什么国际条约吗？”（《都新闻》，1935年 4月20日。）不需说，这篇文章根本不提《九国公约》。接着，日本再次以一种精心修饰的愠怒，对它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国外批评者指出，“指责日本要侵占中国真是谬以千里”。（《外交时报》，1935年8月。）

对谴责它侵占了中国领土故作惊诧，就像这是一种它从未想象过的行为，这种表态对外国读者来说匪夷所思。大惑不解的外国人想知道，日本用这种明显的伪装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唯一的解释是，日本人并不认为这是伪装。日本人拥有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思维过程，缺乏西方人称之为“逻辑”的东西，他们就是可以发布这种言论，明知所说是假，却能真诚地相信。外国人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实现的，更别说去解释它。笔者唯一能够提供的解释是：对日本人来说，表象比实际更重要。事实对日本人不重要，如果他要被迫面对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他就视而不见，就像我们在街上碰见一个讨厌的熟人那样。

“面子”观念要为这种态度负责。大家都听说过东方人“面子”的重要性，但除非住在那里，否则你不可能了解它到底有多重要，它是如何浸透到每个字词、每个想法以及每个举动的。决定赢得还是丢掉面子的是行为的外在形式，而不是行为本身。举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日本的出租车司机如果找不到路，绝不会问路，虽然你和他都知道已经迷路。他更愿意无望地四处乱开长达几个小时，用尽需要自己负担的汽油和时间（日本出租车是固定价格，不是按车程计价），只是为了保有一个熟悉路线的形象，从而保住面子。

无视事实而毫不心生矛盾实在是一种能力，这让日本人针对自己即将退出国际联盟，还能发表以下言论：“日本长久以来支持国联，日本成为它的会员对远东太平洋地区保持和平有着重大意义。”（时事通信社，1935年1月5日。）这种奇怪的说法并非虚伪，或者说绝非有意的虚伪，也并不比虔诚的人相信神迹、孩童相信童话更加虚伪。

日本人和西方人的思维迥异，他们之间的外交就更是难事一桩。让外交更增难度的是，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根本不理解“谈判”是什么意思。两个西方国家谈判，它们会共同努力达成共识，其本质是妥协。但日本人不懂妥协的含义。他们认为，外交谈判就是两国代表不损毫厘地各陈己见，最终达成一种一方获胜另一方失败的观点。今年的海军会议就是日本这种态度的典型示例。日本人带着不可动摇的决心抵达伦敦，要么取得平等待遇，要么一无所获，他们不管别人有何建议，自己都不做丝毫让步的准备。他们是如此不灵活，以致直到他们退出会议，都既无建树也无收获。日本海军刊行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某段显示了他们是多么不通国际谈判之道。里面说：“胜利决定于相对实力，但除了绝对超群的实力，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保证相对实力。”（这份小册子的翻译刊于《日本广告人》，1935年5月28日。）这话是多么的无可辩驳，但它也流露出，日本人是多么不理解妥协二字。

比不会也不愿使用西方的外交技巧更能引起日本外交麻烦的，是它在面对西方时的一种低人一等和备受欺辱的混杂心态。其根源要上溯到第一个来到东方的白种人，他有能力，也必定抱有高人一等的态度，那种老师对学生、总督对臣民的态度。虽然在日本，这种不公平的关系不存久矣，但它的影响长久存在。60年前日本人认定，结束不平等关系的唯一办法是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造。他们成功了，但代价是牺牲了自身的完整。现在，日本人生活在并非原生的制度之下，那是他们复制来的系统。他们是模仿者，而模仿者永远也不会认为自己和创造者是平起平坐的。

虽然它穿起了咄咄逼人的外衣，但隐藏其后的不平等感却时时让日本怀疑邻国对它意加轻慢或图谋不轨。比如，它对任何有可能对它强国地位发出质疑的诋毁都极度敏感。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知道，它对海军军备平等的要求不只是战略考虑，更是要在世界面前证明自己主要强国的身份。

这种敏感在种族偏见领域更为强烈。对于美国发生的反日活动，一家东京的报纸写道：“这次骚动的原因之一是种族。我们自豪我们是世界三大伟大民族之一，在任何方面都不输给任何国家，我们不能忍受美国人加于我们的这种侮辱。”（《都新闻》，1935年2月19日。）

虽然日本的种族敏感毫无疑问源于外部的挑衅，尤其是美国，但它迅速察知各国在一切举动中的威胁性，则是源于天生的不安全感。反过来，这促生了它的受迫害情结，从每次它的邻国稍有异动它就尖叫“危险！”中可见一斑。比如，去年夏天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演习，就被指称是出于“控制”日本的野心（《都新闻》，1935年5月1日），美国准备建立跨太平洋航线又被说成是“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美国对远东的侵略计划”（《东京日日新闻》，1935年4月26日）。而那个永久的刺激——海军军备比例，则可以导致典型的评论：“这已经超出了日本人的理解，那么公平和正义的平等要求，英国人和美国人怎么会不支持，除非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有意要遏制大和民族的进步。”（《国民同盟》，1935年2月13日。）

在如此条件下，日本和西方将继续上演最为困难的外交难题。

刊于《外交事务》，1936年4月。

1. 原文用“她”指国家，为了贴近中国阅读习惯改为它。——编者注

竞选列车

“老大终于来了。”一个记者淡淡地说。站台一片昏暗，只有几盏阑珊的灯光穿过火车。跟踪报道竞选旅途的记者和摄影师穿着雨衣，三三两两聚拢着聊天。总统登上了列车，不发一言。没有人打招呼问候，什么也没说。只有一个特勤人员站在站台尾部，全身肌肉紧绷，他不停转头，目光射向不同的人群，像是在挡开敌意。这场面很是令人激动。

第二天早晨的第一站是托马斯，一个西弗吉尼亚的煤矿小城。因为下雨，没人知道总统会不会按原计划，乘车穿过群山。他的医生罗斯·麦金太尔来到站台，忧心忡忡地看着天，摇着头，又伸手在雨中探了探，回到了列车上。“老麦克医生担心总统把脚弄湿了。”一个记者说道。不过，罗斯福还是出来了。当他爬上敞篷车，山路两旁的人群开始爆发出尖叫，那些人是从附近好几公里外来的，他们在雨中耐心地等待，就是要见总统一面。当我们驶过，我看到他们脸上都洋溢着高兴的讶异，这个国家的头号名人来见他们了。

旅途中有五站都是煤矿小城，一个比一个大，也一个比一个脏。围观人群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热情。我们最后去的费尔蒙特，人群已经超过1.5万人，遍布在车站、街道、桥上和屋顶。有一站，我挤进人群，想捕捉到一些人们的私语，但听到的都是“他来了！”“不，那不是他”“那就是他”，对预测西弗吉尼亚的八张选举人票的归属一点儿帮助都没有。没有知名的嘉宾到场助阵，但在每个车站我们短暂停留的时候，都有抽着雪茄、大腹便便、衣着厚重的绅士上车。无礼的媒体称他们为“当地的棉籽象鼻虫”。他们会出现在站台后部，微笑着、风度翩翩地向人群挥手。看到家乡的要人和总统一起旅行，人们很是骄傲。

每一站，记者都要跑去听总统说，他看到家家户户的烟囱又都炊烟袅袅，他很高兴；他还“刚刚收到”电报，通知国有银行55年来第一次没有亏损。等他讲完，所有人蜂拥回到列车，消失于各自的房间，霎时整列火车都能听到打字机的声音。在匹兹堡附近时，我们正奇怪怎么没有讲话稿发布，有人说，推迟发布是要提防兰登的眼线把内容电传给纽约的阿尔·史密斯。事实是，虽然非常多的报纸支持兰登，但记者都极少支持他。一个记者告诉我，80%的报纸老板都是共和党，但80%的记者都支持罗斯福。《纽约先驱论坛报》做了一个尚未公布的调查，50个报纸雇员中有44个支持总统。有个通讯员说，他要留在列车上听总统的匹兹堡演讲，这样现场的情绪就不会影响到他的报道。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客观，他说：“当你支持新政，又为共和党的报纸写东西，就得极其客观。”

从匹兹堡给予罗斯福的欢迎来看，从林肯那时就是共和党天下的宾夕法尼亚州在今年11月有望为民主党夺取。在那里，人群根本不管总统在说些什么，只要他稍一停顿，他们就欢呼、吹口哨、摇牛铃，闹翻了天。有一刻总统说，“上一次战争我们总共背上了250亿的国债”，人群也大喊：“好啊！”当厄尔州长列出宾州的“坏人”——梅隆家族、皮尤、韦尔——的时候，每个名字话音刚落，人群就欢快地呼喊着“嘭！”，当州长高喊出最后一个名字——“杜邦家族（the du Ponts）”，他尽力拖长了最后的尾音“s”，人群爆发出最为饱满浓重的一声“嘭！”。活动最后，乐队奏响《星条旗永不落》，总统站得笔直，一动不动，侧面轮廓庄严肃穆，看上去（有意为之？）就像总统山上华盛顿他们的头像。这时一个助手推了推他，他看也不看，以一个爱国者的标准姿态伸手拿起帽子叠在胸前。这个不易察觉的举动让他再次展现了亲和力。用他磁性的嗓音和强大的气场，所到之处，他总是活动中最好的演说人。

第二天早上在泽西城，记者们的主题歌《嗨，比尔，你对人群怎么看？》（“Hey, Bill, what do you estimate the crowd?”）响彻了游行队伍。游行是黑格市长操办的，以此表示他的忠心。1932年他在芝加哥领导了“阻止罗斯福”的运动，称罗斯福是“病夫”。我们在3英里（约4.8千米）长的学生队伍中穿行，他们挥舞着旗帜，尖声叫喊（黑格半数的游行者都不到投票年龄），一路上都是这样的话：“呀，唯一的媒体。”“你太温柔了。”“带我一段吧，先生。”“嗨，先生，给我照张相。”“噢看呐，女记者。”

回到纽约，人们没有严格组织，但都自发涌上街头欢迎总统。除了帕克大街。那里的人行道上不比平时人多，在窗口张望的也只是仆人杂役。这让我想起了诺克斯在旧金山的那个故事——没人保证那是真的：当诺克斯驾车在街上，旁边人群喊道：“罗斯福万岁！”他听到了喊声，脸渐渐涨红，和他同车的共和党女干事靠过来说：“别担心，上校，他们只是工薪阶层。”

刊于《国家》，1936年10月10日。

1. 棉籽象鼻虫（boll weevils），20世纪中叶的政治俚语，指美国南部州的保守民主党人。——译者注

2. 阿尔弗雷德·兰登，这一年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后被罗斯福击败。阿尔·史密斯，纽约市长，民主党人，但反对罗斯福的新政。——译者注

3. 弗兰克·诺克斯，这一年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译者注

在马德里读什么

“这样一来，穿靴子的猫就让磨坊主的儿子变成了侯爵，还娶到了国王萨克斯十三世的女儿紫墨水公主。不久后，国王因为吃到了一块珍珠做的米饭布丁而驾崩，磨坊主的儿子继承了王位。但他信守对猫的诺言，发布谕旨把国家交给了工人。于是各行各业的工人开始组成议会，为共和国选举了总统。他们把王冠交给了全国的牙医，让他们用金子给穷人补牙。”

在1937年的马德里，古老的童话有了新的版本。《小红帽》也一样，也带上了战争的痕迹。她成了巧克力厂的工人，在悲惨的结局之后，她的一众工友杀死了大灰狼，把它所有有权有势的朋友都永远赶出了国家。不过，马克思主义在马德里战时文学中只是冰山一角。在文化民兵（Cultural Militia）的努力下，部队像迅速学会打仗一样快速地学会了阅读，他们的文学口味相当驳杂。第三师训练所在的埃斯科里亚尔，士兵图书馆有各种各样的书，上自荷马，下到埃莉诺·格林，后者值得一提的代表作是《爱的哲学》。在他们中间，还有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圣奥古斯丁、斯宾诺莎、弗朗西斯·培根、笛卡儿、马基雅维利、莎士比亚、卢梭、康德、维克多·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思、亨利·乔治、弗洛伊德、儒勒·凡尔纳、列宁、高斯华绥、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多斯·帕索斯、加西亚·洛尔迦、辛克莱·刘易斯。

在后方，战争对印刷品的影响随处可见。格兰维亚大道上的大书店黑灯瞎火，因为所有窗户都被沙包堵上了。但借着微弱的光线，你还是能在前排桌子上窥见西班牙内战文学的光辉。书价惨淡，所以它们大都是些平装本和小册子，封面生龙活虎地配以高举的拳头、破碎的锁链和爆炸的炸弹。火海中的格尔尼卡宣告这是“法西斯的火炬”；马克思的大胡子绵延于数不清的书上；西班牙工人穿凉鞋的脚踩碎了纳粹的勾十字；斯大林的画像被高举到空中，征服者的机群飞行其间；列宁用拳头砸着桌子；倒下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英雄——布维那文图拉·杜鲁提，号召着他西班牙的同志走向胜利。大部分士兵买的就是这些书，战壕是萌发政治求知心最肥沃的土壤。

后排的常规书架仍然还在展示，也仍然被人光顾。你可以在那里找到西班牙语的普鲁斯特的《盖尔芒特家那边》、托马斯·曼的《魔山》、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对位》，还有H·G·威尔斯、皮埃尔·洛蒂、奥斯卡·王尔德、杰克·伦敦的作品集，最后一位是最受欢迎的。

二手书就在书摊和街上的手推车上卖。战争文学还来不及沉淀到二手书市场，内战在这里被遗忘，这些书摊就像是位于纽约的第四大道或者第五十九街。你在这里找到的主要是廉价小说、侦探故事和墨西哥的“西部小说”。埃德加·华莱士、E·菲利普斯·奥本海姆、S·S·范·戴恩以及詹姆斯·奥利弗·柯尔伍德傲居这一翻译书领域的前列。我亲眼见到有两本关于俄国的书，但远称不上潮流。一本封面是列宁，是哈辛托·贝纳文特的《桑塔·罗琪亚》（Santa Rusia）。另一本是安娜·维罗波娃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荣耀与衰亡》，“是沙皇皇后的最爱”。

报刊亭老板需要时时搬家，因为在炮弹纷飞的时期，他不可能在固定地点做生意。报纸和杂志都摆在人行道上或者肥皂箱里面卖。一开始你会惊讶，怎么还有用光滑纸印刷的电影、时尚、喜剧、艺术等杂志。仔细看看，你就发现它们都是战前的过期刊物。老板会告诉你，所有的光滑纸都是进口的，现在已经搞不到了。《电影世界》（Cinelandia）1936年7月的封面上装点着凯瑟琳·赫本的肖像，这是西班牙还在出版的最后一种电影杂志。

在这个奢华的地方，我还看到了一些薄薄的、文笔生动的周刊，都是战时涌现出来的，分别对战争的各个方面做了风格鲜明的描绘。一些是政治性的，一些是讽刺性的，一些是以图为主，一些是文学化的。纸张很差，墨水也有怪味儿，印刷常常歪七扭八，但文字很有活力。漫画家笔下的常客就是长着德皇威廉一样胡子的德拉诺将军（Queipo de Llano）和他的酒瓶。人们说他是“地铁里的狮子”，因为他总是喜欢殿后。他经常在麦克风前摇来晃去。他在塞维利亚的夜间广播应该被画家在画作里开涮。

对摄影师来说，这场战争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凹版印刷的周刊《科洛尼克》（Cronico）的系列摄影“地中海的血与火”描述了英国油轮“伍德福德”号被鱼雷击沉的景象，足以让《生活》心生妒意。就连连环画都有了战争意识。“塔德奥·博甘特先生，一个讨厌的法西斯”的可怕故事每周上演，配上押韵的文字和搭调的颜色。

就算战争已经渗透进了90%的报纸内容，仍有一些版面未被侵扰。在一份新办的周刊里，在《共和政府军的非凡纪律》《巴伦西亚的新工人研究所》两篇文章之间的，是一篇连载小说——《玛丽昂：非少女、妻子和寡妇》。玛丽昂绝对不属于这个时代。她招呼出租车，还穿晚礼服，这两件事在今天的马德里就像石器时代一样久远。每天的日报也有一角留给战争之外的世界。希洪被围、涅格林医生在日内瓦发言、逃生和食物问题、第五纵队的阴谋、全国劳工联盟（CNT）和劳工总会（UGT）的骂战占据了每天的新闻和评论专栏；但你翻开《自由报》（El Liberal）的末版，仍可以发现一些热情洋溢的启事：“单身女士，愿结识有品位、有学历的男士。”“男士，38岁，修养好，收入高，愿结交30岁到35岁非高个的善良女性，不为婚姻。”这就是马德里。在四面围城和炮火连天的时节，生活的常态已被摧毁，但生活的旧轮依然徐徐前进。生活在迫不得已的地方屈从于国内的战争，但在可以喘息的地方，却依然连接着过去。

刊于《国家》，1937年11月6日。

1. 《格林童话》中《穿靴子的猫》以猫巧施手段让磨坊主的儿子娶到了公主为结束，此处则是“故事新编”。——译者注

要么珀迪卡里斯活，要么赖苏利死

1904年，地中海5月的一个芬芳夜晚，年长、富有的美国人约恩·珀迪卡里斯先生和家人在爬满藤蔓的露台用晚餐。露台位于他的夏季别墅夜莺宫，在丹吉尔的群山之中。除了一只驯良的蓑羽鹤、两只吃橙花的猴子，家庭成员还有珀迪卡里斯太太，她与前夫的儿子、英国籍的克伦威尔·奥利弗·瓦利（名字倒过来念就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以及儿媳妇瓦利太太。突然，一阵嘈杂的叫喊打断了晚餐，一阵犬吠也从后面的佣人房里传出。他们猜测可能是长期不和的德国管家和曾是轻步兵的法国厨子又闹出了什么乱子，全家急忙赶去佣人房平息干戈。他们迎面就看到男管家发疯似的跑来，后面跟着一些带枪的摩尔人——一开始他们是给这家人做警卫的。令人惊讶的是，这群人袭击了两位男主人，把他们捆了起来。他们用枪托打两个仆人，瓦利太太也被打倒在地。瓦利先生挣扎着要去救妻子，一把匕首抵住了他的喉咙。正朝着电话大叫“有强盗！救命！”的管家也给拖走，电话线被切断。所有俘虏被枪顶着后背押出了别墅。

别墅的门口，一个英俊的黑须摩尔人正在等候，他有着希腊人的外形，双目寒光毕现。他像演戏一样举起双手，用亨利·欧文扮演李尔王的腔调宣告：“我是赖苏利！”珀迪卡里斯和瓦利双双骇然，他们知道面前这人就是闻名遐迩的柏柏尔人首领，里夫地区的霸主，最后的北非强盗。他与名义上的统治者摩洛哥苏丹为敌，争权夺利，定期劫掠丹吉尔地区。现在，他命令把囚徒们吊上马背，还聪明地把珀迪卡里斯最好的坐骑——一匹黑色种马——据为己有。他朝天开了一枪以示离开，这群骑匪狂叫着、鸣着枪，驱使众马前蹄腾空。他们不取大道，从岩石遍布的山坡呼啸而下，消失在阿特拉斯山脉的夜色中。

片刻之后，美国总领事塞缪尔·R·格默里的晚餐被电话接线员打断，后者向他转达了别墅的求援。总领事急忙赶到暴力事件的发生地，安慰了情绪激动的女士们，布置了岗哨护卫。接着，格默里返回，找到了英国公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商议对策。从赖苏利这次突袭中，两位使节都担心起摩洛哥所有外国人的安全来。

摩洛哥无政府的乱象刚刚被一个月前签署的英法协定所激化。按照协定，英法达成交易，英国可以在埃及为所欲为，而法国在摩洛哥的事英国也不插手，这个安排让摩洛哥人怨声载道。摩洛哥是君士坦丁堡以西最后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摩洛哥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是个善良的年轻人，但他孤立无助，艰难地维持着摇摇欲坠的王位。他被精明强干的老宰相本·苏莱曼的利益集团操控。本·苏莱曼为了让年轻的苏丹于己无害地虚位当政，好让自己独揽政府的行政和财权，就教他欣赏新奇奢华的西洋物件，使其玩物丧志。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胃口开始不受控制。他有数不清的自行车、600台照相机、 25架三角钢琴、一辆纯金的汽车（虽然当地没有公路），但苏丹并不满足，他还希望西方把改革带到摩洛哥。法国很愿意提供必需的贷款，但这也势必打开一条外国势力侵入的老路。苏丹对西方的偏爱和对西方的借贷引起了那些狂热部族的憎恨。前几年，叛乱和起义让这个国家陷入混乱，而互相竞争的西方国家的介入更是火上浇油。牢牢控制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压迫着摩洛哥的边境；西班牙对地中海沿岸有着特殊的兴趣；德国虎视眈眈，看上的是摩洛哥的商机，和它作为海军煤矿基地的价值；警惕德国的英国决定和法国一泯前仇，4月刚签订了协议。摩洛哥政府苦于英国的“背叛”，憎恨法国的垂涎，经受叛乱的扰攘，已经徘徊在破产边缘，但还有一祸未至。那就是看准机会在此时发难的穆莱·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埃尔·赖苏利王子。为了让苏丹出丑、自己扬威，求得政府的政治退让，他绑架了当地著名的美国居民珀迪卡里斯先生。

“情况严峻，”格默里在5月19日发回国务院的电报中说，“请求军舰待命。”再没有什么请求比这更让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高兴的了。他46岁，活力十足，乐于将海军作为施行他扩张性国家政策的工具。在珀迪卡里斯被绑之际，他正面临着下个月的党内提名大会，这将带给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一次“靠自己的力量”选上总统的机会。虽然党内不可能提名总统以外的人，但罗斯福清楚，主导党内的职业政客和保守分子都一致讨厌他这个“该死的牛仔”——这是他们尊敬的前任党魁马克·汉纳对罗斯福的称呼。罗斯福的前景一片乐观。总统的朋友、法国大使让·朱尔·朱瑟朗（Jean Jules Jusserand）说：“总统心情大好。他一贯心情大好。”于是，总统迅速下令派往摩洛哥——不是一艘，而是整支南大西洋中队的四艘军舰。它们正要到加那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加煤。它们正好在那里收到命令，即刻赶往丹吉尔港。罗斯福知道，紧急关头必须要有一位合适的指挥，那就是弗伦奇·恩索尔·查德威克上将。他是圣地亚哥战役中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兵，同时和罗斯福一样，也是一个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上将的拥趸，信奉他海军至上的理论。

罗斯福的外交助手是忧郁、文雅的绅士和智者——约翰·海伊。他曾是林肯的私人秘书，他只想做一个诗人，但大违本意地当了国务卿。绑架当天，他正在圣路易斯集市发表演说，他的下属就从格默里那里了解到了案情。下属们都认识格默里，后者在美国没有向摩洛哥派驻公使的情况下，担任驻丹吉尔的高级外交官长达6年。案件的受害人珀迪卡里斯在国务院也颇有名望，他在1886年到1887年间发动过针对丹吉尔的滥用外交手段的群众运动。他在运动中的助手就是格默里，当时还只是外交部里的小职员。他也是珀迪卡里斯新泽西特伦顿的老乡和朋友。

“军舰正以最快速度赶赴丹吉尔，”国务院电告格默里，“三到四天第一艘就能到达。”“军舰”一词用的是复数，这令人欣喜，但需要这么长时间则让人担忧。格默里担心营救珀迪卡里斯和瓦利的机会已然渺茫，尼科尔森遗憾地也表示同意。他们觉得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两人迫使苏丹政府满足赖苏利提出的放人要求。这事一点儿也不轻松，因为政府不在一处，外交部部长穆罕默德·托雷斯驻在丹吉尔，这也是外国使团的驻扎地；而苏丹、宰相和王宫则在非斯（Fez），需要深入腹地，骑骆驼或骡子，花三天的时间。格默里和尼科尔森告诉穆罕默德·托雷斯，不管赖苏利的要求是什么，他们都将立即答应，并且马上派副领事前往非斯，向苏丹表达这个意思。

在应对事件的过程中，法国公使圣勒内·塔扬迪耶多少有些自行其是，就好像英法协议签订时间不长，他还没来得及忘掉旧仇一样。法国也希望珀迪卡里斯和瓦利尽快被营救出来，却是基于自己的算盘。他们不愿看见他们这块海外殖民地因为绑架案骚乱日盛，进而酿成危机。美国舰队的迫近似乎催促着这片区域的主人——法国，也采取同样的措施，但法国却极力避免显示武力。查德威克上将后来写道，它看到即将接管“世界上麻烦最多的800万到 1000万人”，“忧心忡忡”；它希望尽可能悄无声息地介入，不要挑起摩洛哥人对它的任何敌视。圣勒内·塔扬迪耶慌忙向赖苏利派出了两位贵族说客——瓦赞家族的王子两兄弟。他们在当地的王子中颇有宗教权威，法国也视他们为值得赞助的门客。

格默里和尼科尔森一边等着说客回话，一边与一位老“摩洛哥通”商议对策。此人叫沃尔特·B·哈里斯，是伦敦《泰晤士报》的通讯员，他在一年前也被赖苏利绑票。当时赖苏利以此要挟，迫令丹吉尔的巴沙（地方行政长官）取消了对他的讨伐。这个巴沙和赖苏利就像是诺丁汉的治安官和罗宾汉一样，他是赖苏利的奶兄弟和仇敌，两人的怨仇要上溯到8年前巴沙使诈把赖苏利投进监狱。巴沙还常常发兵骚扰赖苏利的部落，向他们征税，烧毁村庄，其间派去使节，引诱赖苏利和谈。赖苏利伏击并屠杀了巴沙的军队，归还了来使——有整有零。一个使节的头被装在瓜篮里送回；一个完整无缺，却是被浸油焚烧过的；还有一个双眼被烧烫的铜币给灼瞎。

虽然手段狠辣，但哈里斯告诉格默里和尼科尔森，绑架他的人巧于辞令，用摩尔贵族的口音谈论哲学，还说自己并不仅仅为了赎金。“人们都认为我是为了钱，”他告诉哈里斯，“但我告诉你，钱只对政治有用。”他放了哈里斯，换取政府释放他的党羽，但从那以后，他的党羽被抓了更多。这次，赖苏利的胃口可能会更大，而苏丹则不太可能会让步。尼科尔森回忆了上次的绑票事件，穆罕默德·托雷斯“表现得就像个老畜生”，对哈里斯的生死不以为然，说就把他的命运交到上帝的手中。当时尼科尔森就对他说，这实际上是把哈里斯交到了“魔鬼手中”。尼科尔森万分痛苦，他说：“我恨不得从直布罗陀花三个小时屈尊去找那些可悲的强盗谈判。”格默里对朋友珀迪卡里斯的前景很是悲观。“我没法对自己还有国务院隐瞒，”他当晚写道，“只有最精妙的谈判能力才可能避免那个最为可怕的结果。”

回看美国，珀迪卡里斯案提供了绝对轰动的消息，与遥远的日俄战争的走向争夺着新闻头条。富有的老绅士为残忍、浪漫的盗匪所擒，索取赎金，美国海军蹈浪驰援——这出个人命运的戏剧，可比念不出名字的两国将军在搞不清的什么地方大打出手要牵动人心多了。总统代表陷于异国贼人的公民，迅速而有力地出手，这让珀迪卡里斯一举成为美国国际舞台新角色的象征。

奇异的是，珀迪卡里斯本人也分配到了戏份。媒体在深挖细查之后，发现事件主角的父亲叫格雷戈里·珀迪卡里斯。他是一个归化美国的希腊人，在哈佛大学教希腊语，娶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富婆，做照明气生意发了财，定居在新泽西的特伦顿，曾当过驻希腊的美国领事。他的儿子是哈佛大学1860级的学生，但在大学二年级时离开哈佛出国学习。对于一个生活在南北战争初年的21岁年轻人，他随后几年的履历出人意料地模糊，媒体认为这是因为家庭不和——他父亲支持北方联邦军，而他的母亲则强烈支持南方联盟军。最后，这个半吊子的文艺青年漂泊于英国、摩洛哥和特伦顿，给杂志写文章、写诗剧，还画过一幅叫“帐篷生活”的画。他1877年修建了现在知名的安东尼亚别墅（夜莺宫之外的又一座别墅），1884年永久定居丹吉尔。他的别墅中陈列着东方的地毯、锦缎、稀有的瓷器，还有穿着红色齐膝裤和镶金马甲的摩尔仆人服侍，让他的英美朋友大开眼界、流连忘返。大家都知道，他还是摩尔人的恩人，是个慈善家，为丹吉尔建起了现代化的卫生系统。他骑着一匹俊美的阿拉伯马的样子——后面跟着骑白色骡子的妻子——成为一时的文学形象和画作题材。他就像爱德华时代的英国绅士一样，在精美的古玩堆中享受着生活。

国务院的新电报传来，希望格默里敦促摩洛哥当局积极努力营救珀迪卡里斯、惩罚绑匪——“如果现实的话。”电报说。多少承认了一些现实。格默里回复说，这正是问题所在：赖苏利住在他的群山绝壁之中，任何报复手段都鞭长莫及。而苏丹只有约莫2000名军容不整的颓兵，已经徒劳地追捕了他许多年。格默里被激怒了。列强应该联合行动，才能保证基督徒将来不被绑票；摩洛哥“正迅速地滑入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苏丹和大臣软弱无能，地方首长贪污腐败，很快“生命和财产都不再安全”。

5月22日，年轻的瓦赞王子带回了赖苏利的条件。他们几乎要求了一切：政府军马上从里夫撤离；罢免丹吉尔巴沙；逮捕并下狱某些以前对赖苏利不利的官员；从监狱释放赖苏利的党羽；7万美元的赔款，需由巴沙个人承担，他的财产需被变卖，从而筹得这笔钱；任命赖苏利为丹吉尔附近两个区划的行政长官，这两个区划是绝对地割让给他，并且享受减税待遇；最后，给赖苏利部落的族人发放通行证，使其在城镇和市场之间自由来去。

格默里大为震恐，穆罕默德·托雷斯则宣布他的政府绝不会答应。同时，欧洲的居民群情激奋，都从附近赶来，愤怒抗议，请求政府出动警力、护卫还有炮舰。当地的摩尔人则为赖苏利的大胆而兴奋好斗。格默里每隔一个小时就要遥望海平面，期待查德威克上将的舰船烟囱露出海面。他在电报中说，情况“不容乐观”，谈话进展“相当不顺”，我们“焦急地盼着”战舰，“它能快一点儿吗？”。

美国公众也和格默里一样盼着查德威克的抵达。媒体报道，如果紧急情况进一步持续，西奥多·F·朱厄尔少将将被派去支援查德威克。朱厄尔统帅的是美国海军欧洲中队，和查德威克只差三天航程。公众得知后异常振奋。

之后，丹吉尔方面通过瓦赞王子兄弟收到了更多赖苏利的要求，他非但没有降低条件，反而变本加厉：英国和美国必须保证摩洛哥政府履行他提出的条件。

格默里知道，美国政府根本不可能为别国政府是否履行承诺去负责，他绝望地将此息传回华盛顿。罗斯福见电，急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国务卿海伊（他已经回到了首都）。海伊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我告诉他，不法之徒赖苏利的要求荒谬之极，要求我国和英国保证的条款不可能被履行。”罗斯福表示同意。于是，在一小时内，他们采取了两项措施：命令朱厄尔少将的中队前往丹吉尔支援查德威克；官方向法国请求斡旋（等于承认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这有意为之的一步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影响了其后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和1914年的阿加迪尔等一系列危机）。罗斯福和海伊感觉他们已倾尽全力。“我希望他们不要杀害珀迪卡里斯先生，”海伊无望地记录道，“但一个国家不能以有辱身份的方式去保护一个公民不受戕害。”

一家口不择言的媒体告诉公众，为了还击赖苏利“挑衅的”最后通牒，欧洲“所有可用的海上力量”都正在被派往事发地。媒体还想起了美国军队在菲律宾追击阿奎纳多的事，建言道，“如果所有手段都失败了”，海军陆战队可以强突摩洛哥腹地，“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这类讨论吓坏了格默里，他知道，海军陆战队要在里夫对抗柏柏尔人，获胜机会等同于布拉多克少将的红衫英军在阿勒根尼山区与印第安人对战。而且只要海军陆战队一登陆，就会刺激赖苏利杀掉人质。

5月29日，年长的瓦赞王子带来消息，赖苏利说如果两天内不满足要求，他将杀掉人质。两天！这已是20世纪，但与非斯的交通却像十字军时代一样。不过，格默里和尼科尔森仍然派出信使，带着命令去找之前抵达非斯的副领事（如果他们离开，就在路上截住），要求他们再次拜会苏丹，让他同意赖苏利的条件。

次日清晨五点半，灰色的剪影缓缓驶入港口。一夜辗转的格默里醒来就听到一个好消息：查德威克上将乘坐旗舰“布鲁克林”号到了。格默里长舒一口气，但又开始担心：武人是否喜好展示勇力，而不够审慎呢？他赶忙会见了将军。他这才发现，这位军官性格干脆直接，思维敏捷，一下就掌握了当前的情况。查德威克同意，穆罕默德·托雷斯是重点的施压对象。虽然藏身山间的强盗就快没了耐心，但外交程序的细致，加上穆斯林办事的繁复，都让美摩双方在奔赴主题之前必有一番礼节上的拜答。上将和领事恭候摩洛哥外交部部长前来，后者当天下午回应邀请，来到旗舰上。查德威克对海伊写道，他的仪仗穿街过市，令自己大开眼界，“好多漂亮的白色羊毛巾幡，他光着身子的蠢奴才，他赤裸着双脚，就穿着拖鞋”，“那些野人在他经过时躬身亲他的肩膀”。

旗舰鸣炮向穆罕默德·托雷斯致意，中队其余三艘战舰也都刚刚抵达，供他游赏。托雷斯对这番招待不以为意，仍然拒绝赖苏利的要求。“情况非常严重。”查德威克在报告中说。

更严重的情况是在华盛顿。6月1日，国务院收到一封非同寻常的信。写信的叫A·H·斯洛克姆，一个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的棉花中间商。他说他看到了珀迪卡里斯的案子，然后毫无征兆地抛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珀迪卡里斯是美国人吗？”斯洛克姆先生接着说，1863年冬天他在雅典，珀迪卡里斯也来到那里，“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据他说，他要归化希腊”。他说，他要避免他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大笔财产被联盟军充了公。斯洛克姆先生不确定珀迪卡里斯后来是否恢复了美国公民身份，但他“非常确定”他40年前就是一个希腊公民，他相信，雅典一定有记录证实他的话。

我们只能靠想象才能知道此时政府的脸会红成什么样。海伊6月1日的日记记录了总统召见他和海军部长穆迪，要“谈谈珀迪卡里斯”。但异常谨慎的海伊没有透露更多。收到斯洛克姆信件的之后意味深长地沉默了三天，然后才有了新的文献。6月4日，国务院询问了雅典公使约翰·B·杰克逊，要求他调查此事。国务院补充道，“如果是真的”，那迎风顶上“就极为重要”。虽然斯洛克姆提到的是1863年，但给杰克逊的电报要求他也查一查之前两年。显然国务院在三天间隙也疯狂地查了自己的资料。6月7日，杰克逊复电，有一个名叫约恩·珀迪卡里斯的人，描述看来是个艺术家，未婚，22岁，确实在 1862年3月19日归化了希腊。

后人永远也不会知道罗斯福或者海伊这时候想了什么，说了什么，因为文献对此只字未提。但是，不论是顽强的总统，还是老练的国务卿，都不是轻易就会手足无措的人。游戏必须玩到底。增援查德威克的朱厄尔少将中队的三艘军舰已经抵达，美国军舰在丹吉尔港的总数达到了七艘。美国的舰队、信仰还有荣誉尽数押上。在异国的首都，车轮开始滚动。海伊已经请求法国斡旋。法国公使提奥菲勒·德克拉塞（Théophile Declassé）亲自上阵施压。一艘英国战舰——“威尔士亲王”号也到达丹吉尔助阵。西班牙也开始关注，想知道美国是否要在摩洛哥挑起事端。

就在这紧急关头，苏丹政府向法国的压力屈服了，下令穆罕默德·托雷斯答应赖苏利所有的要求。四天后，6月12日，一份法国对摩洛哥政府的贷款协议在非斯签署，总额达到6250万法郎，已经被摩洛哥的各个港口海关验收。看起来，这个时候公布珀迪卡里斯先生的美国国籍是假并不是个好主意。

他目前还未脱险，因为在条件实际达成之前，赖苏利还不会放他。摩洛哥当局果然开始逃避。华盛顿也陷入困境。现在不可能公布珀迪卡里斯的身份，同样，也不可能撤走舰队弃这个全世界都以为的美国人于不顾，把他交给绑匪的仁慈。

接下来的几天悬念依然存在，格默里和查德威克用一系列电报，报告了与赖苏利谈判中的一个又一个僵局。当苏丹在放人要求上犹豫不决时，赖苏利又增加了要价，改要求两个行政区为四个，并且重提英美共同保证的条件。“你看，这个无赖无礼的要求没完没了。”海伊在6月15日写给总统的备忘中说。罗斯福在同一天回复，承认他们“为珀迪卡里斯做的已经够多了”，现在只能“要求在他遇害以后，处死那些杀死他的人”。他还匆匆地写了句附言：“我想，是时候和英、法讨论出动远征军讨伐盗匪了，如果格默里所说苏丹无能为力的事是真的话。”

这个提议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因为格默里的电报又开始显现出谨慎的乐观。19日，他发电报说所有事都安排好了，21日就会放人。但到了20日，一切又都泡了汤。赖苏利怀疑政府的诚意，格默里和查德威克也同样怀疑，他们责怪一再拖延是“当局的阴谋”。最后，怒气冲冲的格默里在21日发电报说，美国“被侮辱了”。他要求获准权利向摩洛哥提交最后通牒，主张每拖延一天都要获得赔款，并威胁出动海军陆战队，以夺取海关为抵押。查德威克上将在另一份电报中也支持了这个建议。

6月21日是共和党全国大会在芝加哥召开的日子。“有非常多的冷言冷语，”罗斯福在那天对儿子克米特写道，“但他们都不敢不提名我……竞选结果如何没人知道。”一家报纸估计，在去年任何时候做一个共和党领导人的调查，大部分人都会反对提名罗斯福。但整个国家都赞同布赖斯子爵，他说罗斯福是自华盛顿以来最伟大的总统（这让罗斯福的一个朋友想起了惠斯勒，有人说他是自委拉斯凯兹以来最好的画家，他回答：“为什么要把委拉斯凯兹扯进来？”）。这个国家想要罗斯福当总统，不管事实如何恼人，政客们从中看到了潮流的选择。四个月前马克·汉纳离世，党内的反对声就已经消失，此时，不悦的党内领导来到芝加哥，准备不情愿地接受现实，但场面要越难看越好。

到了现场他们更加闷闷不乐，因为罗斯福和他的智囊为了避免任何差池，表现得强势迫人，提前把流程规划得滴水不漏，这让代表们无事可做。没有匆匆忙忙，没有密室谈判，没有权利，没有交易，没有抽着雪茄达成的协议。《哈珀斯周刊》报道了一个亚拉巴马州代表的总结：“没人能做什么。”接着补充道：“这不是共和党大会，这也不是任何一种会，这就是罗斯福。”

随之而来的倦怠和无精打采是不幸的。虽然伊莱休·鲁特、亨利·卡伯特·洛奇还有其他罗斯福亲手挑选的人占据着关键位置，大部分代表和党内骨干连假装热情都懒得假装。一个记者写道，罗斯福家乡——纽约的代表刻意的冰冷态度可能会使他们在回家时得上肺炎。没有乐队，没有游行，并且4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好几百空空的座椅。

罗斯福知道党内提名已是囊中之物，但他就像林肯一样，一辈子都在担心在大选中失败。他害怕芝加哥公开出现的对他的不喜欢、不信任，会蔓延到全国投票中。有时，在它们对公众造成持续影响之前驱散大会的阴霾是必要的。

这时，格默里对最后通牒的请求到了。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任何高层会议的记录，但总统和国务卿在几个小时的考虑后，必定是同意了这个历史性的解决方案。唯一的相关证据是珀迪卡里斯事件期间担任国务院民政部部长的盖拉德·亨特对泰勒·丹尼特说的话，后者是海伊传记的作者。亨特说，他向海伊出示了珀迪卡里斯国籍的信函，海伊让他给总统看看。总统看了之后，决定忽略这个难题，他指示亨特告诉海伊，仍然发出最后通牒，立刻。以上事情并未说明时间，所以给人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罗斯福直到这最后的一刻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这只是个猜想，现在的作家都不太相信这是真的。

当罗斯福下定决心要达成一个目标时，他是不会在意手段的合法性的。在采取任何有悖常规的手段之前，他总是咨询司法部长菲兰德·诺克斯，不过诺克斯很是欣赏总统不顾自己劝告的做派。有一次，当问起他的意见，诺克斯回答：“哈，总统先生，这么漂亮的做法，为什么要让合法性的污点去限制它呢？”总统的又一个亲密顾问——马汉上将，有一次被罗斯福问起怎么解决合并夏威夷群岛的政治问题，他回答：“不要做任何不正确的事，但是……先拿下群岛，再解决问题。”珀迪卡里斯的问题看上去也要以同样的方式解决。

机会很是诱人。认识总统的每个新闻人都可以证明，罗斯福有着超凡的新闻直觉，他能创造新闻，戏剧化地把自己呈现于公众。他是这方面的天才。记者伊萨克·马科森说：“不管有意无意，他是空前的新闻宣传大师。”这次宣传当然风险巨大，如果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真相泄露，那将极其尴尬。或许正是风险本身吸引着罗斯福，因为他喜欢恶作剧，喜欢冒险。如果他能把危险和威廉·艾伦·怀特所说的“恶作剧般的诡计”结合在一起，他将无比快乐。

第二天，6月22日，那条著名的电报经海伊签名，迅速通过大西洋电缆传往前方，同时也传给了国内媒体，内容是：“本国政府希望要么珀迪卡里斯活，要么赖苏利死。”这不是最后通牒，因为海伊特意告诉格默里：“没有得到国务院的特别命令，不得让海军陆战队登陆或者占领海关。”不过，后面这句话没有发给媒体，以保障强硬的口吻不被削弱。

芝加哥，老到的众议院长期议长、共和党大会主席乔·坎农大叔，一边连续敲着木槌，一边念出了这篇电文。大会现场轰动了。代表们从座位上弹起，大声欢呼，挥舞着旗帜和手绢。随时电报署名是海伊，但每个人都从其背后看到了罗斯福的白齿闪闪发亮——就像成千上万漫画的套路那样。“太棒了！太棒了！”参议院迪皮尤欢呼道。“人民就是需要一届政府为它的公民撑腰，即使出动军舰也在所不惜。”纽约的代表德怀特说。“罗斯福和海伊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堪萨斯州代表说，“我们的人民喜欢勇敢。这两人做什么我们都支持。”还有代表说：“我支持这个热辣的决定。”记者写道，时间和措辞都掌握得极其天才，“给了候选人他需要的——最大程度的人们的兴奋。”尽管公众都认为电报的作者是罗斯福，但巴尔的摩《太阳报》指出，海伊先生对于在什么时候发出鹰派的叫喊也非常在行。海伊在日记中表示同意。他在一天后高兴地写道：“我给格默里的电报收到奇效。很奇怪这样简单鲁莽的东西打动了大众。”

罗斯福在欢呼中获得了党内提名，会议在狂喜的氛围中结束。在摩洛哥，电报还没传来，协议就已经达成。赖苏利最终决定释放俘虏。他骑着一匹“俊美的灰色战马”，亲自陪同珀迪卡里斯和瓦利骑马下山，路途中还指给他们看初升的太阳在岩石上投出了粉色和紫色的影子。他们在半山腰见到了来交赎金的人，30头满载西班牙银圆的骡子。赎金交割，换回了人质，珀迪卡里斯告别了赖苏利。他在后来写道，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最善良的本土绅士”，他“独有的风度和礼貌……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夜幕降临，他们骑马回到了丹吉尔，看到美国战舰明明灭灭的信号灯在宣布着他们被释放的消息，一时间，珀迪卡里斯心中爱国情绪翻涌，“这是一个国家顾念它的公民，增添它荣耀的明证！”后来，他非常节制地给格默里写道：“在此情此景下看到我们的旗帜飘扬在外国水域，没有人比我更加感激。”

直到一切都平息之后，国务院才告诉格默里如此感激的原因。格默里看完了珀迪卡里斯揭露自己40年秘密的自状，“非常惊讶”，也怒气上头。他承认，他在后来没有任何恢复美国国籍的行动。他坦白地解释道，那时因为他生来就是美国人，他不喜欢被强迫着改变国籍，所以“我仍旧认为我是美国的公民”。既然珀迪卡里斯深知美国政府没有理由找自己的麻烦，他的信写得丝毫不含虚假的懊悔。

珀迪卡里斯去往英国度过晚年。赖苏利如约取代了诡诈的巴沙，当上了丹吉尔两个行政区的首长。鉴于最近的混乱，法国获得了控制摩洛哥警察的权利（此事导致了德皇不堪地出兵丹吉尔）。苏丹因为赖苏利的胜利进一步失去权威，很快被一个他的兄弟废黜。格默里被嘉奖，就任驻摩洛哥公使以及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美国代表。阿瑟·尼科尔森爵士休了“一个长假”，瓦赞兄弟收到了镌刻了罗斯福俊秀谢词的温彻斯特来复枪，海伊获得了法国大十字荣誉军团勋章，罗斯福在11月赢得了有史以来悬殊最大的一次总统选举。

“关于不管是帕里格瑞克（Paregoric）还是伯迪卡迪提斯（Pericarditis），”海伊在9月3日向他的助理国务卿埃迪写道，“这是一次糟糕的行动。我们必须暂时严守秘密。”他们成功地做到了。在大选中，知情官员如履薄冰，但这个秘密一直守到了海伊和罗斯福两人去世之后。作为对此事的反省，罗斯福政府1905年向国会提交了新的国籍法，1907年通过。不过引发这项修改的始作俑者在国会辩论中没有被点出。珀迪卡里斯的真相直到1933年才公之于众，泰勒·丹尼特在他给约翰·海伊撰写的传记中用一段话披露了这个秘密。

刊于《美国遗产》，1959年8月。

1. 西奥多·罗斯福因为前任麦金莱总统1901年被刺，补位当上了总统，这一年（1904年）他面临连任的竞选。——译者注

2. 圣地亚哥战役是1898年美西战争中的一场陆海战。——译者注

3. 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美菲战争中的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美菲战争爆发后，阿奎纳多与美军进行游击战，后被俘投降。——译者注

4. 1755年，爱德华·布拉多克少将带领的1000多英军在阿勒根尼山区遭到印第安、法国联军的伏击。布拉多克打算打一场正面对抗的欧洲式战争，但敌人却藏在树丛后面射击，英军大败。——译者注

5. 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英国历史学家，曾任英国驻美国大使，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朋友。——译者注

6. 这是对珀迪卡里斯希腊名字的调侃。两个词分别意为“止痛剂”和“心包炎”。——译者注

最终解决方案：评吉迪恩·豪斯纳《耶路撒冷的正义》

够了吧！我们就不能从中解脱吗？还不许人忘记吗？又要再提一次那些600万死者？我们已经见过了赤身裸体、瘦骨嶙峋的尸骨照片，听过了集中营幸存者的叙述和纽伦堡审判的证词，见识了华沙的犹太社区（ghetto）和种族灭绝的争论，看过了纪录影片、对艾希曼的审判以及对此引人深思的争论。我们还需要从头再来一遍？面对以色列前司法部长、艾希曼的公诉人吉迪恩·豪斯纳（Gdeon Hausner）这部令人生畏的皇皇巨著，我不变的答案是：是的。

豪斯纳这本书不仅编纂进了艾希曼及其审判的记录，披露了德国灭绝犹太人的一整套计划，在第十二章还记录了其他大国未能出手阻止其发生的事实。就像不情愿参加婚礼的客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都必须倾听，因为豪斯纳先生的著作不仅仅是简单地写德国人和犹太人，写战争罪和意想不到的残暴，就像“古舟子”的故事，他本质上关照的是人类的灵魂。我们之所以要听，是因为我们在此面对的，是20世纪人类的灵魂。

温斯顿·丘吉尔说它是“可怕的20世纪”。19世纪人们执着地相信进步的观念，直到20世纪拉开大幕。人们认为自己可以进步也一直在进步。接着，在25年之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人类两次猛扑进世界大战的战火。在第二次，德国人在他们的占领区怀着热情，一边进行着对外战争，一边用5年时间杀害了600万人。究其规模和处心积虑的程度，这段人类加之同类的非人待遇是史无前例的。是时候问问它有何历史影响了。

影响可能就在于，这些经历逐步消灭了人类的进步观念，对人类造成了道德上的伤害。它严重地破坏了人类对自我形象的认定，后果正是现在社会所呈现的那样。德国人对人性的伤害以及其他国家的听之任之，致使道德底线如同音障那样被突破，其结果就是，在目前的历史时刻，人们不再相信他们为善的能力，不再信奉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他们梦想破灭，失去了确定感和方向感，爱上了并受苦于厌弃自我，就像不见了愉悦山，他只能了无生趣地游荡于平原五城。

这不是一篇书评能够支撑的论点。在书中，豪斯纳采用了一切可用的证据，解释了600万这个难以置信的数字是如何达到的。读到1942年万赛会议的纪要时——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灭绝欧洲犹太人这个夸张的最终解决方案——我都不敢相信书上的字。德国政府13个部门没人在会上对这个目标表示质疑，质疑的只是方法。

这个过程你只有读过这本书才会相信。巨大的工作量暗示了参与其中的德国人的数量：律师起草法案，公务员实施法案，全部党卫军执行实际计划，警察和特定部门的国防军协助执行，火车机组和卡车司机运送受害者，办事员记录数据，银行出纳点收从几百万尸体上搜刮出的金牙和戒指，更不用说，还有接管了犹太人房产、生意和财物的幸运儿。

世界患上了健忘症，我们也是半斤八两。除了史诗般的丹麦营救、瑞典和瑞士提供了庇护，自由世界在大屠杀中几乎是无所作为的。豪斯纳搜集到的证据让我们看到了机会一次次地到来，又一次次地丢失，他在第十二章披露了西方民主政府一致保持沉默的阴谋，就和《代理人》对教皇的揭露是一样的。这迫使我们认识到，这种不作为一定是有后果的。

这本书大部分的材料都不是首次出现——最近的一本是劳尔·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更具争议的一本是豪斯纳的同事雅各布·罗宾逊写的《拨乱反正》（And the Crooked Shall Be Made Straight），它们都使用了同样的资料——但这本书是更为全面、透彻。豪斯纳先生把几百份“捕猎者”和“猎物”的叙述都容纳进了这部里程碑式的巨著。这本书独一无二之处就是作者通过幸存者骇人听闻的证言，把真实注入了惊人的真相中。读着这些内容，读者与犹太人感同身受，明白了犹太人在盖世太保横行的欧洲，求助无依、逃遁无门的感受。

搜集艾希曼案的材料，并将之置于全世界灼热的焦点之下，常会招致批评，明显让豪斯纳先生千疮百孔又充满热情，他要让公众知道真相，这个想法点燃了他。遗憾的是，他写作所用并非母语，他的编辑又不太尽责，尤其是本书开头，他表达感受的时候显得用力过猛。不过，只要跳过不必要的开头两章，读者就会发现，作者对材料越是深入，他就越是让材料本身来说话。全书把所有需要知道的都囊括了，信息量惊人。

本书的中心人物当然是艾希曼中校。他在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手下，是党卫军犹太事务局局长，这是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部门。资料显示，他工作主动、积极，常常在命令之外超额完成任务。比如他还学习了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以便更好地处置受害者。当有人想逃跑——比如在珍妮·科齐一案里，这个意大利军官的犹太孀妻想要逃离里加的集中营，虽然意大利大使馆、意大利法西斯党一再要求，甚至德国外交部也从中说项，艾希曼仍然疯狂地阻止她并达到了目的。

当荷兰人给他找麻烦时，他必须如自己所说——“努力做更多（的流放）”。他在匈牙利时，在紧急情况下——苏联红军就要到来——完成流放任务，有时一天有五列装有1.4万人的火车抵达奥斯维辛。计划每一分钟的制订和组织他都亲力亲为，一次他在一天里集合了布达佩斯的40万犹太人，这次疯狂的成就让他在匈牙利的纪录达到顶峰。庭审的观众、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写道：“在战时，对关键资源、交通工具、集中营和几百万人的谋杀都竞争得极其激烈的情况下，一个党卫军中校如此的组织能力简直堪称天才。”

艾希曼是超凡的，绝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成绩也绝非一个“平庸”之恶魔所能企及。这个绝妙的词汇被用来解释600万人是怎样被杀害的，它的创造者为什么如此轻易就相信了艾希曼自己的说法，称自己只是个奉上级命令执行公务的公务员，这是现代新闻界的谜题之一。在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看来，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

受过最起码训练的历史学家都知道，使用资料时都要留心看它是否有隐瞒、有歪曲，或者直接就是谎话。把这样的小心转移到当代史——就是新闻业——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他只是个普通人，一个“平庸”角色，这毫无疑问就是艾希曼的自辩，从审讯到庭审，他都拼命做出这个姿态。这也是他的律师为他辩护的症状。汉娜·阿伦特竟然接受这种一面之词，如果不是不同寻常的幼稚，就是有意地企图支持艾希曼的辩护，这就更不同寻常了。既然厉害的阿伦特小姐不可能如此幼稚，那么就剩下一个令人不快的选项了。

另有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犹太人的高度配合导致了他们自己的灭亡——在本书中得到了澄清，当然是对希望理解而非急于下判断的人。这番争论对我来说是态度问题大过事实问题。书中对一些人进行了尖锐的批驳，他们当时置身事外，现在却急切地认为，正是犹太人太轻易屈服，从而要对他们自己被屠杀负有一定责任。这种说法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能把罪责转移给受害者，而让剩下的人心安理得。

如果配合指的是犹太人在枪口之下，在长期丧失社会保护的情况下，任人驱策，听人摆布，而没有组织抵抗，那么他们当然是配合的，因为这是他们长久以来的生存之道。这是他们作为被压迫的少数，没有领土、没有自治、脚下没有独立的一寸土地，在2000年来融入骨髓的生存之道。

对于定期而至的仇视风暴，他们孤立无援，只能本着最强烈的种族本能——生存，采取顺从的态度，而不是拼死一搏。他们对待迫害的办法就是，活过它。但有谁知道，又有谁相信，这一次是要处心积虑地消灭他们所有人呢？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才会做最后的搏斗呢？在华沙的犹太社区，他们这么做了，他们就像他们的祖先反抗罗马人一样激烈、一样英勇——一样徒劳。

在集中营里，无处去，无友援，无庇护，如何去反抗，如何去起义呢？在坟坑边缘，在毒气室门口，他们遵命脱掉衣服，不愿拒绝而早一刻招致死亡。在屈服中，他们的心在反抗。当世易时移，这些人的兄弟、表亲和叔叔，在巴勒斯坦，在已知的战争中最长的逆境中战斗，最终赢取了独立。

豪斯纳先生还特别指出，在死亡营里缺乏抵抗的不只是犹太人。德国人屠杀了苏联战俘营中的几百万人，我们也没有看到抵抗。他还回忆起突出部战役中的美国伞兵连，他们在行刑前被命令给自己挖好坟坑。他们也顺从了。

审判艾希曼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以色列的年轻一代了解事实，了解是什么造成了他们同胞的故去。审判结束，豪斯纳收到了很多信，其中一封是一个17岁的女孩写的：“我过去听我爸爸讲那些死去的亲人，我无法尊敬他们。我恨他们任由自己被屠杀。你让我看到了真正发生了什么。”从更远大的意义上来说，这场审判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国家，本着对其人民、逝者、历史的责任而做出的。

刊于《纽约时报》书评版，1966年5月29日。

1. 这里指柯勒律治诗歌《古舟子咏》的故事。——译者注

2. 愉悦山（Delectable Mountains）是英国作家约翰·班扬在其名著《天路历程》中虚构的地方，山上有许多奇景。平原五城（Cities of the Plain）指《创世记》中五个约旦河平原上的荒淫、堕落的城市。——译者注

3. 1943年，希特勒下令抓捕和流放沦陷后的丹麦的犹太人，丹麦抵抗运动转移了7000多名犹太人到中立的瑞典。——译者注

4. 《代理人，基督教的悲剧》（The Deputy, a Christian tragedy）是1963年一出有争议的戏剧，描写了教皇庇护十二在大屠杀中的不作为。——译者注

以色列：有太多不可能的地方

没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以如此狭小的国土承载了这么多严峻的问题，承受了这么急迫的压力和这么重的历史负担。它的面积和马萨诸塞州差不多，所有人口一本电话簿即可囊括，它要在四个誓要联合铲除它的邻国的敌视下，求得国家的存续。因为它们的抵制，以色列被掐断了贸易、交通以及全部边界之外的通讯。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同时建起三项重要功能：保持一支时刻警惕的国防军，把大量的移民人口整合为团结一致的民族，然后发展经济，以支持国防和吸收不断增加的新移民潮——新移民已经是建国时人口的两倍。这个国家讲希伯来语，语法和字母都和其他语言迥异，所有的移民初来乍到都必须学习这种语言。为了在食物上自给自足，或者做食物贸易，它要恢复土地的肥力，开垦沙漠。它一半的国土不施灌溉的话是无法耕种的，它的水供给不足，并且时刻处在阿拉伯人的威胁之下。它必须从零建起自己的工业，与更为发达的国家争夺国际市场。它必须用两种官方语言，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还要普遍运用英语；两种学校，宗教的和世俗的；三种法律，奥斯曼法、英国法、希伯来法。欧洲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的记忆还历历在目，那些死者本来是这个国家的人口来源，现在只剩幸存者和他们的子女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它必须接受那个凶手民族的经济“赔偿”和援助。

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到处都有可说的故事讲述着他们的奋发和抗争。那里随处可见正在建造中的浇筑混凝土建筑，是以色列的一景；乌尔潘学习班（ulpan）里，来自20个国家的成年人带着专注的表情、要花上五个月来学习希伯来语；兵役制要求每个公民不论男女，在年满18岁时都要进入军队；铁丝网将耶路撒冷隔开，无人区的房子依然未倒，只是如18年前丢弃时一样，墙砖遍地，红瓦倾颓；宁静的安息日早上，加利利海的北岸会突然传来一片枪声；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基布兹”幼儿园，院子地下会挖好避难所，靠两条长凳顶着土墙，混凝土大门常年大开备用；内盖夫的磷肥工厂里，有着巨大的机器和大烟囱，喷吐着烟雾；在杂草丛生的街上，新村的临时棚屋里，从摩洛哥来的大胡子犹太人呆滞地盯着陌生的土地，匈牙利来的犹太人则满怀希望，挂出了“布达佩斯理发店”的招牌；工厂主、官员和学校校长一次次对来访者讲着五年前是什么样，五年后又会是什么样；年轻人劲头十足地走上街头，又唱又扭，态度果敢近乎高傲；苗圃中培育着上百万棵松柏的幼树，为了要把荒山变成森林；在海法港码头，一艘船靠岸后，一个前来移民的父亲紧紧抱住等候的儿子，好像600万人的死亡悲痛就被圈在了这无言的长拥之中。

这里的风景也一样奇特，以色列和约旦一起组成了《圣经》里的国度。目睹过后，人们就会知道，上帝在此地诞生，两大宗教在此地发源，并非偶然。在广漠的沙漠里，白天是走不出的地平线，晚上是数不完的繁星点点，在如此广阔的世界里要是没有上帝，人类就太孤单了。死海边怪诞的玄武岩柱、风化的砂岩，以东的红山，内盖夫奇特的海湾、峭壁和火山口，无不催生着一个问题：是怎样不朽的手眼功法造就了这一切。如果他们真的在燃烧的灌木丛里见过上帝，我看到盛开的黄色金雀花，就看到了这种灌木；从高悬耶路撒冷（以及5英里以外的约旦城市伯利恒）天上的耀眼星星中，我也找到了另一个故事的起源。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来说，超自然的力量就是大雨倾盆而降摧毁村庄，或者一道鲜艳夺目的七彩彩虹完整地出现在眼前。这里就连太阳也不循常理，跟西半球不同，从它的底部触到地中海到完全落下就好像在一瞬之间，不到一分钟而已。白天，游云不时遮挡太阳的把戏也状如神迹。山顶的村落或是十字军废弃的城堡会突然出现在阳光之下，接着浮云遮住了阳光，它们又立即消失在山顶的阴影之中。耶路撒冷时常笼罩在苍白的阳光里，有时是亮灰色，有时近乎白色，不断变化。当太阳的光束从云后射向天空时，你马上就能发现神头上的光晕起源何在。

那里每个角落都能寻到古迹。在耶路撒冷，旅馆隔壁可能就是希律王陵墓。哈米吉多顿之战的遗迹米吉多（Megiddo）位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中间的老路上，考古学家在那儿发现了20个城市的地层，包括所罗门王的城市，连同他的4000匹马和战车。在去提比里亚的车上也可以看见历史：工人们正在对路基施工，露出一排罗马石棺。历史还位于凯撒里亚沙滩，古瓷碎片会磨得你的鞋嘎吱作响。在长满草的土丘上野餐时，你也是坐在历史上面，那里是迦特——巨人歌利亚的家乡。当你沿着十字军的阿克遗迹——“狮心王”查理大战萨拉丁的地方——步行，或是在迦法山头俯视被拿破仑围困的港口，历史就在你脚下。如果不被那里廉价的纪念品所扰，历史就在现在的拿撒勒。

考古是全民的职业和爱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全民的良知。政府专门保有一个部门，进行考古活动和研究，保存和展示古代遗迹。学生在暑期都去做“挖掘”志愿者。虽然私人开掘是禁止的，但民族英雄摩西·达扬将军不会轻易认输，他以指挥西奈半岛战役的劲头投身考古，在自己的工作室中把一个双耳花瓶由碎片复原，还拖回两根完整的罗马柱立在自己花园里。这引起了报纸的一片争论——争论，这是以色列又一项全民娱乐。最近举国瞩目的一项事件是对马萨达遗址的发掘，牵头的又是一位战斗英雄（现在是教授）——伊加尔·亚丁。马萨达遗址高踞在悬崖之上，俯瞰死海。公元73年，耶路撒冷陷落，960名犹太死士在这里以必死的决心抵抗罗马人的围攻，最后不愿投降而集体自杀。离马萨达不远处，在只有靠绳索和直升机才能到达的死海崖洞里，亚丁的考察队发现了西蒙·巴尔·科赫巴的信札，人们从信中再次领略到古人的勇敢。科赫巴于公元132年到135年间率领巴勒斯坦犹太人残部对抗罗马人的统治，获得了独立，享国三年。

一个民族要获得国家的感觉，除了拥有独立和领土，还要有历史。对长时间、大范围流散的以色列人来说，遥远的过去无疑重要，而最近的历史只怕更重要。无论是希特勒炮制的大劫难——他们自己称为大屠杀（Holocaust），还是1948年对抗阿拉伯人的独立战争，都给他们带来了民族意识，以及随处可见的纪念碑。对阿拉伯人来说，1948年的回忆是苦涩的，但在以色列人看来则是英勇的，是理所当然的骄傲。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1948年苦战中着火的国产装甲车还留在路旁，锈迹斑斑。缴获的一辆叙利亚坦克就停放在德甘尼亚村，一辆布伦机枪运载车停在位于阿耶莱特·哈沙哈尔的基布兹院子里。一艘名叫“勇往直前（Af-Al-Pi-Chen）”的舰船，就是冲破英国封锁线、带回“非法移民”的船只之一，停放在它从前的登陆点——卡梅尔山下，海法往南几英里的地方。

德国人消灭了欧洲绝大部分犹太人，这个记忆没有被忘记，也无法忘记，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他们在犹太山种了600万棵树，以“牺牲者之林”命名，以纪念600万死者。他们还建起了一条林荫道，纪念每一个在盖世太保横行的欧洲，冒险救助、藏匿了犹太邻居的“国际义人（Righteous Gentiles）”。还有大屠杀的文献中心，为审判艾希曼提供了绝大多数法律证据。审判本身也成了纪念的一种形式，因为它的主要目的不仅是将战争罪犯绳之以法，还要为历史增添记录。文献就藏在新建的一座深色的死难者纪念馆，纪念馆叫作“亚德瓦申（Yad Vashem）”，是以色列无可争议的最抢眼的建筑。其他地方的建筑没有一个能像它这样清晰无误地表达观点和情感。它坐落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山丘，在光秃秃的广场上，低矮、平整、肃穆。围墙由圆形石头垒成，每一块都像是一个死者。墙顶是沉甸甸的木头盖子，仿佛压下了数个世纪的沉重。整个建筑没有修饰的字体，没有任何形式的装饰。室内是上行的石径，一旁是栏杆。路面是平的，低头一看，上面是金属字母，拼成了集中营的名字：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达豪、贝尔根－贝尔森、特莱西恩施塔特等等。这一角落就足以让回忆汹涌肆虐。除此再无别的东西，也不需要什么东西了。这座建筑就是一个棺材，一座坟，一尊死者的纪念碑。

每天，一群群到访者，以色列人、外国人——美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凭栏驻足，震惊，悄声地哭，或仅是不安。就像波多马克河上在大厅静坐沉思的林肯大理石像，参观“亚德瓦申”的人无不动容。以色列人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以色列是悲剧的继承国（德国也是，不过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或许，他们把回忆保持得如此触目惊心不仅仅是为了哀悼，而是出于一种对历史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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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特拉维夫比作以色列的华盛顿，耶路撒冷就是纽约。它对朝圣者的魔力穿越了中世纪的几百年，直到今天。它在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分裂多少让人心碎。你站在窗前，眺望约旦那一半，老城（Old City）的围墙洒上了美丽又神秘的灯光，你会悲从中来，就像你一辈子都住在那里，而不是两天前才第一次来到一样。

夜晚，耶路撒冷宁静、黑暗。寂静中你能听见老城的宣礼人呼唤穆斯林祷告的叫声。现在有了扩音器，宣礼人不用一天爬五次光塔了。呼唤声严厉、急促，外人听上去会有些害怕，还有对某些东西的怀恋，你永远都琢磨不透。声音如此之近，但那里已经是另一个国家——一个偶尔会对以色列领土进行突然袭击的国家。大多数袭击是法塔赫的强盗针对水泵站和灌溉水管进行的破坏，这是一个基地设在叙利亚的阿拉伯武装组织；也可能是神经质的边界哨兵零星放上的几枪。以色列人对这些攻击不会善罢甘休，前几个星期，联合国安理会刚谴责了以色列对约旦的报复行动。加上几次严重的对叙利亚和埃及边界的炮击和空袭，这些事件去年达到了差不多40起，造成超过35人死亡。

来自阿拉伯的威胁是常态。从以色列和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的边界上，以色列的任何地方都在火炮的射程之内。在自己的国家，阿拉伯人和蔼、有吸引力，对陌生人友好、礼遇，自己尊贵、有魅力，甚至还很幽默。但话题一旦转移到以色列，他们就偏执了。阿拉伯的地图上没有以色列。他们严重牺牲了常识和方便，就是为了刻意假装以色列并不存在，或者它存在，但在任何方面都不与它打交道，它就能被孤立致死。间或，当阿拉伯一致行动的旗帜或国内政治需要好战姿态时，它们就公开地发布威胁。“我们能在12天内就毁灭以色列，”去年3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只要阿拉伯人结成统一战线，并准备好参战。”

有人怀疑，阿拉伯人深层次的痛苦是来源于蒙受羞辱。他们在巴勒斯坦失去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廉价出售给早期的犹太复国定居者，后者冒着患疟疾的危险，清理了沼泽，在沙丘上建房，使之适宜居住。在这个过程里，犹太人不断提醒着阿拉伯人的失败。接着1948年，全世界都惊讶地注视着，五个阿拉伯主权国联军被巴勒斯坦的定居者——犹太人击败，后者以一国自居，守卫疆土，结束了边界的自由出入和劫掠，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又重申了这一权利。阿拉伯人像女人一样狂怒地咒骂，而以色列人眼下则有闲暇来为自己的表现得意，同时并未放松警惕。他们最终踩稳了脚下这片他们曾经统治过的领土，再也不想被赶离这里。面对既成事实，永不服输的阿拉伯人就像彼得·潘面对了长大一样。领土由战争而丧失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想想得克萨斯，那个面积为267339平方英里（约692404平方千米）的墨西哥领土，在美国移民大量涌入之后，以武力为后盾宣布了独立。无论如何，这片土地在现代从来也不是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它是由土耳其交给英国托管的。

阿拉伯人有着国家规模和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为什么不进攻呢？一半是通过之前的经验，忌惮以色列的报复能力，再者，它们互相疑惧，也害怕国内对手趁此机会发动流血政变。不过，既然接受不利的现实不符合民族间交往的现实，那么以色列永远也不能保证阿拉伯人不会再次席卷而来，永远也不能安睡，怕有一天——可能是下个月、明年，或者就是明天——叫醒他们起床的是家园上空敌人空袭的啸叫。他们必须时时活在这样的担心里，为它们早做计划。同时，日复一日，压力不断滋长。“危险！边界”的黄色标志在乡下形成了一条不规则的曲线。参观“克奈塞特（Knesset）”——以色列的议会——的游客，需要经过卫兵的层层检查才能到达议会的旁听席。女士必须把手提包留在外面，因为里面可能藏有炸弹或手枪。我们沿着一条新公路由西向东穿过内盖夫，旁边就是约旦阴森、腐败的山坡。我的司机固执地拒绝停车去看阿夫达特的纳巴泰遗址以及其他景点，在我的再三追问下，他才带着歉意地承认，他想在日落前赶到埃拉特。为什么呢？他吞吞吐吐地说，是害怕那里有“麻烦”，说着用下巴指了指左侧阴沉的山。我这个美国人还不习惯用这种思维想问题，吃了一惊，脑中浮现出隐藏的马车和印第安人的伏击。

阿勒马戈尔是位于北加利利的一个山顶定居点。在过去两年夏天，这里和叙利亚发生了激烈冲突，动用了机枪、坦克和飞机。站在山头，我看到一条银色的河，流经绿色的三角洲，汇入湖中。这里就是约旦河汇入加利利海（或称提比里亚湖）的地方。河岸背后的远处是层层山峦，那是叙利亚的领土，白雪盖顶的赫尔蒙山在远处赫然雄立。在其中一座山上，有一些典型的阿拉伯的平顶小屋，都被漆成了浅蓝色以驱邪避魔。在山下的三角洲，黑色的牛群正在吃草，河边的沙坪站着白鹭，阿拉伯的人家各自忙着活计。空气里是春天的和风和啁啁的鸟鸣，山坡上的野草野花繁盛得像是花园里的一样。紫色的奶蓟草夹杂蓝色的龙胆花，雏菊、野生芥菜和粉色的野生天竺葵，还有无处不在的鲜红的罂粟花。一个士兵孤身一人坐在一排石头上，用望远镜察看着对面山头的情况。

阿勒马戈尔定居点是“那哈尔（Nahal）”建立的。那哈尔是以色列的屯田部队，结合了军事训练和耕地拓荒的功能，一来用作军事防御，二来屯守边界。一个年轻的新兵给我指出对面山上一道又长又直的凿痕，说那就是阿拉伯人企图分流约旦河上游的水道。要在光天化日开凿75英里（约120千米）的沟渠，这个计划很难秘密进行，并且以色列人不会坐视不管。1965年 8月，叙利亚首先开火，以色列还以颜色。根据公报，他们摧毁了“正在叙利亚境内施工，企图分流约旦河水源的拖拉机”，之后，工程“似乎暂停了”。在去年夏天开火之前的3月，我还在那里，从望远镜里看去，那道山坡上的凿疤仿佛进入了休眠。

山下的湖就完全是以色列的领土了。我看到湖上有两艘渔船正从叙利亚的岸边出港。陪同的士兵冷冷地说，去年叙利亚从山上向以色列的渔船和巡逻艇射击。他递给我一个望远镜，然后指给我看，有两个小黑点已经到了湖心。它们缓缓地进入我的视野，从外形上看是以色列的警用船。叙利亚人还在继续捕鱼，巡逻艇继续靠近。我抓着望远镜，等待着，仿佛空气都已经凝固。以色列警察在一定距离外停了下来，叙利亚人不慌不忙地掉头回去，泊船，走了。同样不急不躁，巡逻艇也沿着来路回去了。阿勒马戈尔那一天无事发生。

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我们又提到了山上的凿疤，却不能提起大家的兴趣。“那可能是一条公路。”他们说。以色列人渴望和平，他们渴望把巨大的国防预算分给别的生活必需，他们渴望作为一分子重新回到这个大陆，他们渴望和邻国像邻国一样相处，总而言之——自由地呼吸，所以他们常常退缩，避免争吵。它尽量长时间地保持耐心，不被激怒，努力给哪怕一点点的谈判可能以机会。以色列当然也有急于收复疆土的激进派、冒险家，他们呼喊着“夺取西岸”，但这些陈旧的口号也只是逞口舌之能。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国家的领导人也知道，吞掉拥有近百万阿拉伯居民的约旦河西岸（或者加沙地带）将会招致灾难，这会极大增加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他们目前已经占到了以色列人口的12%，生育速度快过犹太人。以色列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住着阿拉伯人的土地，而是如何用人口把内盖夫填满——话说回来，这个把沙漠变得适宜居住的问题还得靠水来解决。

甚至失去老城的伤口也不再作痛。对犹太人来说，老城的意义就是哭墙，他们在那里哭泣失去了锡安山；不过既然国已光复，还哭什么呢？由于长久的传统，很多人仍然渴望哭墙，但本地出生的一代已经不再需要它。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犹太人成功地做到了在欧洲的犹太社区不允许他们做的事——下地耕作和参军卫国。这个转变改变了犹太人的脸孔。肤色和浅色的发色无疑可以用日照和气候来解释，蓝色的眼睛只能推给基因遗传，但最本质的改变是表情。年轻人有着开朗的神情，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喜悦的样子。这当然不是移民定居点的普遍表情，他们中的成年人，表情混合着困惑、生疏、吃力和憎恨；也不是特拉维夫那里的表情，那里被不厚道地（但很准确地）形容为小号的纽约和西柏林。特拉维夫的表情混合了交通、商店、生意和文化，还有一点点地反传统，和世界上一切都市没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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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处也有新鲜的面孔，特别是在部队。在特拉维夫城外的军官训练学校，学员、教官还有司令员迈耶·帕伊尔上校，都有这样的神采。上校个子高，精神焕发，常带微笑，笑起来眼角会起皱纹。我从其他军官脸上也注意到了这个特点，不过也有人会说，那只是阳光太强的自然反应罢了。

训练学校从一贯养尊处优的英国士兵那里继承了把营房修在树荫里的好习惯。传统还在一个地方继续，所有任秘书一职的女兵都身穿卡其色制服，无一例外的漂亮和不着粉黛，很难相信不是刻意挑选的。军队以其在缔造国家过程中的关键地位，享有至高的尊崇，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军队里有一种可以察觉到的轻松氛围。敞开衬衣领口很是流行——当然要干净、笔挺。敬礼也很随意，不过有一种潜在的严肃和紧张感。在总参谋学校，所有学员都佩戴了1948年和1956年的功勋绶带，我再一次从他们脸上发现了开朗的神色，指挥官末底改·古尔上校更添了英俊和自信。“你们培养出了一些新人。”我对一个军官说。他若有所思地环视他的同事，在寻找一句恰当的英文，然后回答：“是的，你从他们的眼中看不到犹太人的悲伤了。”

无依无靠地在别国游荡了几个世纪之后，重归故土让他们创造了很多东西。犹太人回家了，不是接管一个万事齐备的家，而是一个需要他们自己下功夫清理、打扫、修补的家。1900年以前，巴勒斯坦地区在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中历时千年，现在终于还给了这个流浪儿，但因为缺少耕作，这片土地荒凉贫瘠，就像以赛亚的预言，成了“恶龙的居所，猫头鹰的宫殿”。19世纪的英国开拓者发现这里是个遍布石头的山羊草场，“从但到别是巴没有一处不是填土路”。巴勒斯坦开拓基金（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1880年报告，为了再次住人，这片地方需要修筑供汽车行驶的道路，灌溉荒地，为沼泽排水，修复水渠和储水箱，修建卫生设施，播草种、造林以检测土地腐蚀度。这是早期犹太拓荒者面临的最为棘手但还不是全部的问题，更别提和今天一样的内部争吵和自找的麻烦。当他们吃不饱饭，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是否还要保留安息年，按照戒律，这是不事农田耕作和畜牧的一年。

问题仍然存在。在北加利利地区的一小块聚居区——卡法尤瓦尔（Kfar Yuval），居住了一群正统犹太教的印度犹太人。那里的一个老师为院子没有耕种、长满杂草而抱歉，因为今年是这个村子的安息年。我问导游：“那他们吃什么呢？”导游耸肩，回答：“他们就祈祷，少吃点儿。”僵化的正统派教条阻碍了这个民族的进步和利益，这种阻碍和真正信奉教条的人数比起来，不成比例地严重。因为正统派的政党获得了政权，对这个国家施以官方控制，所以无怪乎游客都惊叹，正统派实属以色列自找的最大的麻烦。

但是，犹太人让家园开花了。梯状山坡上有精心打理的果园，有一丛丛迷迭香和苍翠的橙子树。一到春天，只要是橙子园附近，橙花刺激性的芳香像烟一样弥漫在空气中。黄色的含羞草，叶如羽绒、形似松柏的柽柳不绝于途，间或有瀑布般的紫色三角梅（bougainvillaea）居于其中。远离城市、加油站、工厂和破烂的临时社区，以色列有一种超凡的美。柏树像墨绿色的蜡烛一样直指湛蓝的天空，风中的橄榄树发着亮光，仿佛叶尖镶了银。风吹过，提比里亚湖畔的松树像芦苇一样欠身；在西加利利，远处的重重山峦中，你能看到地中海的白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难怪犹太人有了焕然一新的面容。或许最能解释这一点的原因仅仅是：以色列是他们的了，他们在这里不再是少数，他们就是上等人。这并非说他们今后就会无忧无虑——就连现在都做不到；因为他们是现存的最好争议的民族，而正统派的问题也不是他们自身唯一的问题。他们争来吵去的事太多了，他们不断地互相折磨，从不后悔，并且，解决任何群体内不同意见的方式只有一个：分裂，而不是服从多数。海法理工学院（Haifa Technion）堪称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学院，他们最近陷入了建筑学的教学争论。这门学科介于科学和人文思想学科之间，在其他国家相安无事，但在以色列就必须有一个极端的解决方式。海法理工的校长下令，把建筑学系一分为二。这个决定激怒了学生，因他们只能选择其中一个，还有其他希望同享二者资源的人，都非常不满。这样的习惯带到政治生活中，就造成了派系林立，虽然以色列人解释，这是因为他们几百年来没有政治权力和责任，这是自然而然的后果。他们认为，随着自我管理经验的增加，这个问题会逐渐解决。

以色列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个勤奋的国家，它强制规定一周六天工作日。以色列直到去年（1966年）3月都还没有电视。这是从早期定居者的严守教义、清心苦修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建立了西斯塔德拉特（Histadrut），也就是总工会，还有基布兹系统。虽然公有制的基布兹体系既不居于经济中的主导，也不扩张，但它对于人民的影响是和基布兹的数量不成比例的；因为它们发源于建国初期，自发自觉，为了生存，它需要活力和勇气。基布兹的成员在政府中有个观点遭到了激烈的抨击：电视会影响工作，扰乱家庭生活，加剧已定居者和新移民之间的经济和阶级分化，因为后者买不起电视。并且，它还很贵，政府没有花在奢侈品上的闲钱。尴尬的结果是，只要是买了电视的人——大部分是阿拉伯公民，都只看开罗或者贝鲁特的台。直到去年3月，电视才开始试行用于教育。

因为以色列是个小国，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分量。无须太多的刺激，人们就会去工作，哪怕是他不喜欢的职业。一个讨厌为国内的重要项目四处海外募款的政府官员对我说，他还会干下去，因为他感到自己“处在国防的第一线”。外国学生为了寻找这样的感觉，特别是高福利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学生，每个暑假都会避难于基布兹，辛勤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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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有众多的难题，但也有一个显著的优势，那就是目的明确：活下去。它回来了。它挫败了迫害，挺过了流放，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3000年前的同一个地点，用同一个名字，信奉同一种宗教来管理着自己的国家。它有一种履行天命的意识。它知道现在还不能沉沦，它需要忍耐。以色列可能没有钱，没有电视，没有足够的水，没有宁静的生活，但他们有富强者希望遏制的东西：动力。励精图治未必是他们的全部品格，在某些人看来，物质主义已经取代了建国早期的理想主义，奋发的精神已经溜走了。以色列人也不是个个真诚、诚实、忠诚、勤奋——这不是个童子军的国家。许多人（据估计达到8万到9万人）离开了，为了更高的收入（以色列工资低、税收高）、更舒适的生活、更广阔的机会和交流，去寻找少些压力的生活，总之，百般理由归于一个结果：他们离开了这片土地。不过，目前总体来看，这个国家的先导和当年登上普利茅斯石的美国人一样，对自己身在何处、将去何方胸有成竹。就连游客都开始感觉到，历史仿佛真有其主宰，自从亚伯拉罕走出乌尔标志着一神教的振兴后，这个民族的存续就是为了用摩西、耶稣、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滋养人类文明。或许他们命里注定会存在下去。

阿拉伯人事与愿违，他们的敌对帮助了以色列，迫使他们面向西方，向西方寻找交流和竞争，包括在欧洲共同市场内谋得了一份贸易协定。这更加恶化了来自伊拉克、伊朗、北非的“东方犹太人”的融合问题，他们在国内的比例一直在增加；这还促使以色列发展更巨大的事业，就像蒂姆那铜矿公司（Timna Copper Mines）经理所说的“要计划得深远”。他接着伤感地补充道：“如果我们能和整个中东地区做生意，我们会过得更轻松。”确实，经济吃紧要求国家发展像他这样的企业——所罗门王的矿藏在土耳其人和英国托管者时期都未动分毫，今天要重新变为所罗门王后代的商品。

蒂姆那是这样一种工程，和以色列几乎所有工程一样，与一班熟练老手的金玉良谏所抵牾，被他们斥为“不可能”。从一开始，重新定居巴勒斯坦不可能，给瘴气浓重的沼泽排水不可能，在沙丘上建房（特拉维夫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60万）不可能；求得独立，巴以分治，自建国防，《回归法》，吸纳100万移民，接着是200万移民——通通都是不可能。这个时时抱持理想主义的国家创建于不可能之中，多数时候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没人愿意投资一个废弃的铜矿，蒂姆那只好由国家投资、持股。在开张头三年的艰辛中，它招来的是媒体的讥讽：“把金银投到地里去，得到的只是铜。”而如今它生产繁荣，又恰逢智利罢工和罗得西亚危机，它一年能把两万吨沉淀铜以相当丰厚的价格出口到西班牙、日本和匈牙利，民众纷纷求购政府手中的股票。人们知道，这种天时地利无法持久，但未来，甚至就是现在，以色列受到的限制往往都失去效力。如果以色列人放眼望去，前方石墙沟壑赫然在目，他们说不定因为恐惧而裹足不前：但是相反，他们出于乐观或者匮乏而继续努力，相信上帝或者自己的创造力或者无法预料的机遇会带给他们想要的东西。

就在这种匮乏中，这个国家发现了自己的资源。比如，为了和意大利竞争出口橙子，以色列果农与农用机械厂合作，发明了一种灵巧的自动化采摘柑橘机，由两层可抬举平台和带轮起重机组成，让采摘更快更便宜。别是巴的旱地研究中心（Arid Zone Research Center）研究表明，南内盖夫的瓦迪阿拉巴，只要好好利用山上的雨水径流，庄稼能够一年四收。由此，向欧洲出口奢侈的反季蔬菜和水果——比如向欧洲滑雪胜地出售草莓——成为可能。

更为关键的事业是以色列的“陆上苏伊士”——把伊朗的石油从红海的埃拉特送往地中海的海法和特拉维夫的管道。为了回应纳赛尔禁止以色列使用苏伊士运河，他们已经分别修建了一种8英寸（约20厘米）直径和一种16英寸（约 40厘米）直径的输油管道，一年可运输450万吨油。这项事业由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赞助，条件是保证回本；他已经投资了两个半项目。第三条输油管的壕沟横穿内盖夫，终点是地中海的深海港口阿什杜德，兴建于1965年。以色列的输油管道主要是充当外国石油公司从苏伊士运河运油之外的备选方案，它依靠最终的管道规模和服务费用，终有一天会在价格上优于苏伊士。

内盖夫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可能，它就是《圣经》中的“寻的旷野（Wilderness of Zin）”。虽然它的面积占到以色列面积的55%，但就如英国托管时代调查巴勒斯坦地区问题最为权威的皮尔委员会所说，它吸纳人口增加的能力为零。尽管如此，从1948年到1964年间，这个地区的人口从2.1万人增加到了25.8万人，也包括别是巴和阿什凯隆两座并不严格位于沙漠中，而是在其北端的城市。剩下的人口散居于大约130个定居点，包括斯德伯克——为了树立典范建在沙漠中心的基布兹，本－古里安就选择居住在这里。这个人口数可比罗马和拜占庭时代3万到6万的最高峰人口要多得多了，那时的雨水通过人造渠导流和储存的系统已经臻于完美。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已经穷尽了天上的水。不过，现代人比古人用水多得多，所以，要把更多人带去内盖夫居住，需要聪明才智设计出找到新水源的办法。研究者正在测试诱导人工降雨的办法、使用非饮用的盐水灌溉抗盐作物的办法、用脂肪物质减少蓄水池蒸发的办法。但移民内盖夫的终极办法还是净化海水。一项以色列和美国的联合研究现在正在进行，我被自信地告知，1971年一种新型的未来工厂就会成为现实。它以核反应堆为动力，在合理的成本下，一年可以生产出300亿加仑（约1135亿升）的淡水。不过，最近魏茨曼研究所声称，虽然通过净化，可以为对价格“不敏感”的使用者提供一定量的淡水，但是“终究是否有办法大规模地、便宜地生产淡水，仍然还是个疑问”。

别是巴，曾经是灰尘漫天的集镇，住着3000阿拉伯人（1948年战争中迁走了），一个犹太人也没有。由于内盖夫通了公路和铁路，死海区域的化工产业也欣欣向荣，又有大量移民涌入，所以别是巴的人口突然激增，以至于在给我看说明文件之前，一个忙得焦头烂额的市议员还在匆忙地往上面添加一些新的数字。那里的人口是，或者说，在去年春天曾经是7.2万人，85%都是外来人口，其中一半是东方犹太人，一半是欧洲和南美犹太人。这个城市仍然是以色列1.6万贝都因人生活的中心，他们住在沙漠中狭长的黑色羊毛帐篷里。每个人都在奔忙，每个人都行色匆匆（除了贝都因人，还有随处可见的游客的骆驼，它们不恰当地等候在加油站门前）。垃圾随风飞卷，道路只铺了一半，碎石和建筑工地的残骸到处都是，撕烂的海报在介绍着这座城市的七所电影厅。还有一个空空荡荡的圆形水泥建筑，顶部是锯齿状，就像小孩子的纸皇冠，这大大引起了我的好奇。“是个犹太教堂，”一个人不耐烦地对我说，“经费用完了。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

比如说，学校。别是巴有32所小学，每所配一个幼儿园，还有两个高中、三个职业学校、一个师范学校、一个护士学校、一个教成年移民语言的乌尔潘、一个叶什瓦，还有一个音乐学校。为了不让学生流失，去年甚至还开办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还没有资格授予学位，也没有校园和自己的老师，只有从其他学校借调教授来讲课。课程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有生物学，有一门研究生课程是工程学，260个学生——根据以色列通常的保守估计，这个数字“第二年会翻倍”。这里还是有个问题：内盖夫的高中不够，不足以供给一所大学足够的生源。

别是巴是国家移民问题的缩影——或者可以叫培养室。要明白这个问题，有几个数字需要知道。从1948年到1951年末这三年半时间，这个新建国家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奋力崛起，68.5万人来到以色列，比那时国家宣称的已有人口还要多一些。1950年，克奈塞特（议会）签署了《回归法》，确定了每个犹太人都有权利进入这个国家，除非他身负攻击犹太人的罪行，或危害公共健康和安全。（这项法案马上引起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什么是犹太人？在丹尼尔教兄案中，这个教士要求进入以色列，他说虽然自己已经改信基督教，但以希伯来的定义，他还是犹太人——犹太人母亲的孩子就是犹太人。法庭拒绝了他的请求。这引发了另一些有趣的问题：犹太教是一种宗教还是，这么说吧，一种人身条件？一个犹太人，比如丹尼尔教兄，可以放弃他的宗教而同时还是犹太人吗？当然，他可以像那些穆斯林和基督徒一样，通过居住三年来获得以色列国籍，但他希望使用《回归法》来实现他的权利。因这件案子而定的规则随着同类案子不断涌现，而改弦易辙。或许有一天，什么是犹太人的老问题会有答案，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以色列人还是犹太人的话，他们会继续争论不休。）

1961年7月30日，建国以来第100万个移民产生了。在这100万移民中， 43.1万从欧洲来（最初的欧洲移民是9.9万集中营的逃亡者和幸存者），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来自罗马尼亚和波兰；大概有50万从亚洲和北非来，包括伊拉克来的12.5万人，也门的4.5万人，土耳其的3.3万人，还有其他从伊朗、印度、中国来的人，以及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23.7万人。南美、北美来了1.3万人。移民潮从来也没趋于稳定，也没有事先计划，都是随着政治危机和政治压力一波波地前来。在最后时限的威胁下，伊拉克和也门的逃亡者坐着飞机逃离本国。波兰、罗马尼亚，还有俄国的一些逃难者，随着铁幕间或升起、落下，喷涌而出。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和苏伊士运河战争带动了一次移民潮，带来了大约1.5万到2万埃及犹太人，很多人都是专业技工。1961年起，又有25万人前来。海法港每周都有移民船靠岸。接收、检查、入籍注册、安排行车和住宿，还有补贴第一笔现金和食物，在船上就开始了。每个被承认的犹太人立即成了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每个非犹太人，一旦被认可，在三年的居住之后也将成为本国公民。需要一些画面想象力，我们才能看到这幅画面：安置大约150万名几乎全部需要社会、经济援助的陌生人意味着什么，不仅会带来住房、就业、适应、教育等物质问题，还有社会紧张的精神问题，以及移民内部、移民和早先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摩擦问题。与此相反，1948年产生的50万阿拉伯难民，至今人数已翻了一倍，成了无法吸收的肿块和对联合国活生生的控诉。他们在语言、习俗上没有丝毫障碍，如果有意吸收的话，他们本可以容纳进各个东道国。以色列这项行动的大部分花费都超出了国家能力，它是由海外犹太人筹款、犹太事务局这个国中之国操办才能完成的。这个值得一提的机构是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遗留物，在英国托管时期，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实际管理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犹太事务局的起源、性质和角色都非常复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机构当时的作用不可或缺，虽然它的介入并不够坚决。

满足移民利益的行动并非纯然出于慈善。以色列需要这些人来填满国家。除了填充1948年阿拉伯人的空缺，他们还在这片土地以前不能居住的地方创造出了新的居所。自从移民到来，也是因为他们到来，21座新镇、380个新村拔地而起，正是劳动力的增加，使以色列能够自产超过3/4的粮食，还能出口足够的粮食用来抹平贸易差额。移民的劳动力还是国防必需。定居点各式各样，有的居住区很小、很艰苦，公厕在屋外，杂草丛生，母牛屈指可数；有的则屋舍层叠，屋外有路，建在上个月还是光秃秃的山坡上。

最艰巨的是提供有收入的工作，特别是在北非犹太人中间，因为他们看不起体力劳动——他们不像欧洲定居者，后者把体力劳动理想化，甚至让基布兹的劳动带有了仪式感。他们是带着理想来到巴勒斯坦的，东方犹太人则多少出于被动受害。为了适应环境，他们必须学会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语言、如何阅读、以前从不知道的农业和劳动技巧，这项工作超出了他们大部分人的能力。对十几岁的小移民来说，军队服役让他们完成同样多的课堂作业和军事操练，这是促使他们融入的有效温床。和本地出生的犹太少年一起，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希伯来语，感受到了以色列这个大家庭。

东方犹太人和欧洲犹太人当然有嫌隙。后者引领了回归和拓荒，让以色列在思想和习惯上都以西方为尊，虽然其地理位置处于东方。他们不喜欢深色皮肤的人，他们非常渴望被困俄国的300万同胞能有一部分回归故土，从而保持和深色皮肤们的人数平衡。（苏联政府不同意全面开放出口，这不但会触怒他们的阿拉伯朋友，还会让苏联天堂的神话破灭。）东方犹太人恨早期居民有更好的房子、更好的工作，还在总体上控制着国家的走向（虽然有两位内阁部长是东方犹太人出身）。他们承受了一个自惭形秽的群体所有的挫败感和问题。以色列在一体化方面是有一定问题，但各群体的隔离程度并不深。以色列人需要尽快解决问题，也有此决心，他们谈论着要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把东方犹太人公民吸收进社会。

儿童是努力的重点，虽然问题不少，但把他们从内心深处转化为以色列人是最快，也是最卓有成效的。我访问了别是巴的一所学校，它的女校长是保加利亚后裔。她以造物主的自豪向我展示她的班级，虽然转化手段还嫌粗糙。东方犹太人家庭里的父亲是说一不二的，特别是摩洛哥来的家庭，但在以色列，这种权威已经荡然无存。校长解释道，家长丧失了威望，孩子很快就以他们为耻，开始寻求报复，不再听人管束。校长说，她当老师的第一年，她的班级完全不服管教，她终日落泪，持续了一年，想要辞职，但当时的校长坚持不让她离开。她回忆起不堪的往事，向我和盘托出当年的难处，比如移民适应症的典型表现——儿童中的偷窃行为。我说，我的女儿们在纽约的私立学校上学，那里也有这样的事，更别提其他我不熟悉的美国学校了。对我打断她的话，她有些无动于衷。以色列的问题通常比其他国家更大，但处理得更好——这一次是个例外。

老师讲着课，突然下课铃响了，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模一样。走廊突然涌满了吵闹的少年，外面的操场上，温暖的阳光下，一群群学生踢着足球。这种场景可以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孩子们都穿着宽松的彩色T恤衫和棉质裙子，你没法分清波斯人和波兰人，摩洛哥人和匈牙利人。

教育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内务，它是在国防之后占有国家预算最多的一项开支。在教育系统的顶峰，矗立着以色列的骄傲，或者说奇迹：重获新生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它在1925年开办，老校址在斯科普斯山，在老城背后东边的山丘。因为1948年战争，这所学校留在了约旦境内，和哭墙一样，这样的损失看来无法愈合。停战条约规定以色列人保有学校的所有权，可以进入他们在约旦境内的飞地——希伯来大学和旁边的哈达萨医院。但实际情况是，约旦只允许以色列官员在联合国陪同下，一个月两次、不许下车地例行巡视飞地。战争结束不久，学生开始在各种建筑物和租来的房间里上课，但是情况太糟糕，重夺斯科普斯山的希望看来也属渺茫，于是以色列艰难地决定，建一座新校园。

从1954年开始，由海外犹太人筹款，在耶路撒冷的西边，吉瓦拉姆山（Givat Ram）上建起了新的大学校区。漂亮的新校区建筑群能容纳一万名学生，拥有现代化的功能，建筑笔直的线条和池塘的曲线，还有宽阔的露台艺术化的景致，几者相映成趣。以色列看似控制着这个地区，其实，希伯来大学实为空中楼阁，最大的困难当然就是资金。政府提供了一半以上的预算，学费提供了大概1/10，赞助大概也占1/10，剩下的就是校长的愁眉苦脸。希伯来大学在与据说是全球大学最大的财政赤字战斗，但它仍然在运转，因为它必须运转，它像一台水泵，抽取、收集着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职业精英。除了研究生院，它开办了医学、法律、社会工作、农学、教育学的职业院系，还有一个大学出版社。讲座厅从来就是门庭若市，每天要开放13个小时才能容纳所有的班级。学校宿舍只能住一小部分学生，大部分人要在房源不足的耶路撒冷自寻出租屋。大部分学生要做全职和兼职的工作才能负担开销。通过奋斗，这个国家掌握了它需要的技术。

在阿拉伯世界的敌视下，以色列需要朋友，需要与外界发展友好关系，这把它拉进了一个对不发达国家技术援助的项目，需要的投入高得惊人。去年，832名以色列技术人员在62个国家履职，大部分在新出现的那些非洲国家，也在缅甸、厄瓜多尔等亚洲和拉美国家。他们教授农业生产、灌溉技术、公路建设、成本会计、行政管理和其他对投入现代化大潮的新兴国家至关重要的技能。受援国的学生——1965年时超过了2000人——来到以色列实习，在大学和职业学校里学习理论课程。项目进行得如火如荼，以色列人大为满足。他们感到，自己接受了世界的援助，此时则是投桃报李，这满足了他们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进步，在技术援助中表现出的高尚情感让人瞠目结舌。

以色列穷尽心思想要建立起与世界联系的窗口，在他们所有的这类事业中，建设红海的埃拉特港最为戏剧性。10年前这里什么都没有，埃拉特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拥有一个《圣经》中的“以旬迦别（Eziongeber）”的神秘过去而已，从埃及出逃的犹太人在这里被阻挡，后来示巴女王又在此登岸。1949年，第一批以色列的吉普车从沙漠滚滚而来，要占领这个港口，发现海滩上只有一座废弃的石屋。今天，埃拉特是远洋船只的功能港，是机场，是拥有1.3万人的城市，还将计划增加到6万人。它是人类用双手，而不是用魔法创造出的“杰克的魔豆”。埃拉特在挤压中生存，西有埃及，东有约旦，约旦下方的沙特阿拉伯海岸仅在4英里（约6.4千米）开外。它稳坐于亚喀巴湾顶端，有7英里（约11千米）的海岸线。只有通过这条小小的口子，以色列才向东、南打开了一扇门，与非洲和东方的国家相往还。尽管根据1947年的联合国巴以分治计划，埃拉特属于以色列，但其使用权利实际上还要靠武力确立，因为埃及封锁了亚喀巴湾底部的海峡。在1956年的西奈半岛战役，以色列完成了这一目标。他们占领了西奈半岛，控制了海峡，开出了停止这次军事冒险的永久条件。

事情有了这样的进展，埃拉特像冲出闸门的赛马一样奋蹄狂奔。它的生命线是1958年开通的通往别是巴的公路。这条公路是决定内盖夫未来的主动脉，它让沙漠和死海地区的化工产业蓬勃扩展，它们的产品用载重50吨的十六轮柴油卡车运输，隆隆地开往新港码头。港口的普通码头可以容纳四艘船，石油码头可以容纳三艘运油船。

已经有计划要让港口的吞吐翻倍。货物从埃拉特出港，运往阿比西尼亚、伊朗、缅甸、新加坡、越南、日本和澳大利亚。从新加坡进口的橡胶在以色列北部的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制成轮胎，再作为成品从埃拉特运到伊朗。港口经理是个24岁的年轻人，三年前退役来到这里。为了和船主更好地用英语交流，他准备去英国学习两个半月。我已经习惯于以色列事事有政府和基金会拨款，我就问他是哪里派他去的，他却傲气地说：“是我自己要去的。”

除了港口的身份，埃拉特还是游客晒太阳和轻装潜水的好去处。它有12所不同大小和豪华程度的宾馆；有海上行船项目，船底透明，红海的珍奇鱼类尽收眼底；还有三个博物馆，包括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e de Part moderne）；还有一个图书馆，一个水族馆，一个动物园，一个公园，一个购物广场，一个明显是给面积三倍于埃拉特的城市修建的市政厅，一个在建的120个床位的医院，两家电影院（第三家在建），一个由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和以色列总工会西斯塔德拉特联合建立的菲利普·莫里社区中心，两个航线覆盖特拉维夫、海法、别是巴的本土航空公司，一条公交线路，三个银行，三个加油站，两个犹太教堂，两个酒吧，还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市长。

他叫约瑟·莱维，43岁，埃及出生，1948年在开罗作为锡安运动的青年领导人被捕，投入西奈半岛的战俘营。被关一年后，他计划逃跑，目的地恰好就是最近的巴勒斯坦的埃拉特，结果还未实施行动就被释放了。他经马赛到了后来的以色列，到了埃拉特。他在途中决定，去一家航空公司即将设立的当地办事处当经理。他1949年到埃拉特，是埃拉特的“五月花”号一代，10年后，当上了市长。

他深色头发、深色皮肤，做事低调。最近我见他的时候，他有一种压抑的冷静，好像觉得，一旦自己对各种需索、压力和工作的烦恼做出反应，他马上会化为灰烬飞走一样。他极为镇定，有一种遇事无数的自信，尽管不是万事能解，但至少在各种痼疾的磨炼下，明白了这些顽疾没有一种是致命的。除了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他还会说英语、法语、意大利语，都是孩提时代在开罗的犹太学校学会的。当时的校长对不满的家长说：“谁知道今天的世界会发生什么？我必须尽我所能让孩子们准备好应对一切。”

莱维市长知道纽约市长林德赛所有的事，也和他保持相同的作息——他晚饭后留下我们，去参加一个十点半的会议。他刚刚第二次当选市长，比第一次得票更多；在市议会，他得到了他称为“从上到下一致”地支持，也就是说，没有反对党的议会，这在以色列极为罕见。他归因为埃拉特的开拓者都有一种基于团结的谅解。环顾埃拉特四周，其他城市都太过遥远，无法通过国家水网和国家电网向埃拉特提供水电，埃拉特感到只能自力更生，就像一切边境的孤城一样。

市长回忆了建市初期的苦日子，当时没有人对城镇的未来抱有希望。商人不来投资；没人愿意建宾馆，直到西斯塔德拉特盖起了第一座：洗着洗着澡水没了；经常停电。几个月后一家家的人搬走了，原因都有：学校太少、没有医院、饮食无着、夏天太热。“看着人们离开真是痛心。”为了至少留住单身汉在此工作，西斯塔德拉特同意盖了一座青年女性旅社（“我们去西斯塔德拉特也是为了女孩”），但前来的女孩寥寥可数。不过，利用补贴，日积月累，工业和旅游业开始发轫，渐渐带来了资金、人流和更好的设施。

水仍然是个老大难。沙漠的地下水含盐太高，不用纯水稀释没法饮用；用蓄水池收集雨水只能满足70%的需求。剩下的30%只能靠政府拨款蒸馏海水获得，既然埃拉特存亡全系于此，虽然花费巨大，也不惜为之。空调装置也是一大需求，由于夏天酷热难当，这也被认为是保持人口的必要手段。埃拉特的私人发电厂也参与了净水。附近第二座净水厂采用制冷净水，但收效甚微。被问到如何找到更多的水来支持计划中的城市扩张，莱维市长一副无奈的样子。“我们不会让水的难题限制我们的计划，”他说，“总会找到的。”或许他是从摩西敲打岩石的民族记忆中找到了水。

还有一项对自然的改造已经出现在他的计划中：为了人工增加海岸线长度、增加旅游设施，就要减少内陆瀉湖和水道的数量，然后卖掉水边“小威尼斯”的地产去盖更多宾馆。我的肩头仿佛已能感到希尔顿酒店巨大的影子；喜来登酒店已经在商谈当中。毫无疑问，经过这种狠命的发展，埃拉特有一天将成为以色列的迈阿密。进步何其大。

与此同时，不管有水没水，埃拉特像搞建设一样搞绿化。桉树长得很快，已有绿荫可以养眼，灌木和草坪分割了战争中的黄沙，瘦小的树苗紧邻新铺的街道，就像昨天刚刚种的。我一早醒来，在8点之前出门散步，在沙尘和热浪到来之前，空气清新宜人。道路清洁工跪在地上，用一把小刷子清理积尘，口中唱着忧伤的经文。洒水喷头旋转着给灌木和草坪洒水，就像没人听说过水源短缺一样。它们象征着以色列拒绝接受限制，拒绝接受无限的不可能。从埃拉特的洒水喷头中，我看到了教授们口中的“面向未来的社会”。

刊于《星期六晚邮报》，1967年，1月14日。

1. 基布兹（kibbutz），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实行公有制，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社会主义和锡安主义的结合。直到近年，以色列还有近300多基布兹农庄存在。——译者注

2. 《圣经》记载神出现在燃烧的灌木中，指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另一个故事指耶稣降生时的伯利恒之星。——译者注

3. 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启示录》中，世界末日时善恶对决的一战。——译者注

4. 西奈半岛战役指第二次中东战争。摩西·达扬当时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译者注

5. 但（Dan）和别是巴（Beersheba）分别是《圣经》中以色列极北和极南的两个城市，“从但到别是巴”意为以色列全国。——译者注

6. 东方犹太人（Oriental Jews），指中东的犹太人的后代，区别于欧洲犹太人、非洲犹太人。——译者注

7. 本－古里安（Ben-Gurion），以色列第一任总理。——译者注

8. 叶什瓦（yeshiva），一种犹太教育机构，注重学习《塔木德》和“摩西五经”等传统宗教文本，强调友谊和协同合作。——译者注

9. 《出埃及记》记载，在米利巴，摩西用杖击打磐石，把流出的水分给百姓喝。——译者注

躺在弗洛伊德沙发上的伍德罗·威尔逊

美国大体上不是一个悲剧性的民族，但以带来期望之巨大和失望之沉痛为标准来判断，现代历史上最悲壮的人物却是一个美国人。1917年到1919年间，这个世界深重的苦难到达了巅峰，伍德罗·威尔逊承载了人类的希望。他代表了人类善意的希望，相信一切会有好结果，相信人类不会白白地遭受巨大的苦难、混乱和崩坏，它们只是美好的未来即将降生时的阵痛。在一系列使人类最美好的愿望初具雏形的宣言中，威尔逊带来了美好世界的原则（不能把它解读成陈词滥调，而要以一种第一次有望实现的喜悦去解读），是一个“捍卫民主”的世界，是一个免于战争的世界，免于暴政、饥饿、不公，免于民族压迫的世界。人们感受到了他向全世界的保证，不仅是普通百姓相信他，就连思想成熟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都相信了他。他们是后来幻灭之后最伤心的人，因为他们被搞得像个蠢货一样。当《凡尔赛和约》让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他们感到了欺骗和背叛。

有两个人尤其被这种愤怒和怨憎所刺伤，他们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威廉·布利特。这两人的合作乍看之下太不可思议了：一个是大名鼎鼎、垂垂老矣的欧洲人，一个天才，有史以来极其罕有的真正的学术开创者；还有一个是年轻的美国人，一个勇敢、独立的人，善良但反复无常、“容易激动”（套用一个眼光独到的旁观者的话）的人，一个政治上的冒险者、一个外交界的汤姆·琼斯。这个看似怪异的组合创作出了一本引人入胜但却万般扭曲的书。作为对复杂的、难以理解的曾经的公众人物的心理动因分析，这本书极为犀利，在有所保留的前提下也比较有说服力；它让充满矛盾的威尔逊的行为在清脆的“咔嗒”一声后步入了正轨。但作为对一个人的整体评价，这本书令人惋惜；作为历史事件的诠释，它也是支离破碎。这本书是好的心理学著作，却是糟糕的历史著作。它糟糕，因为它没有切中要害；它危险，因为它误导了我们历史责任该由谁来负。

过去的环境对现在有直接影响。布利特28岁，是国务院东欧事务专家，曾参与福特的“和平船”之行，1919年随同美国代表团去往巴黎和会。当时他的心情和他的同辈、同事、英国代表团的哈罗德·尼科尔森一样：“我们不仅在为和平做准备，我们准备的是永久的和平。我们这次执行的是带着光环的神圣任务……我们决心做一件伟大的、持久的、高贵的事业。”布利特的机会是他被派往俄国时来到的，他要去查明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建交条件是什么，威尔逊称他的这次任务是“意图的酸性测试”。他和林肯·斯蒂芬斯一同前往苏联，并且结论一致：“我们到了未来，而且切实可行。”布利特回国，带回了列宁极为优厚的和约条件。他的欢迎仪式极为绚丽耀眼。

和约缺陷很多，在严重拖延之后正处于签署的关头，布尔什维克的问题更是打开了争议的匣子，所以威尔逊，这个习惯于用视而不见的办法来逃避现实的人，拒绝接见布利特，拒绝看他的报告，听他说他的应尽之言。布利特冒着被当成亲德分子和布尔什维克来攻击的风险，在公开信中向总统辞职，称如果还为这个政府服务，“就不可能有效地建立起世界新秩序”。他去了里维埃拉，告诉记者他打算“躺在沙滩上看世界跌入地狱”。后来他被要求在参议院作证，为洛奇参议员出了大力，阻止参议院批准和约，由此遭受批评，被认为是自己党派的叛徒，看起来也葬送他的公共事业。诚然，布利特还有非公职的收入，但并非所有能够负担得起这种勇气后果的人都像他一样站了出来。

弗洛伊德也一样，对威尔逊抱有极高的希望，但最终梦破。据他的传记作者欧内斯特·琼斯医生说，他的“乐观和轻信”不可避免地导致失望和憎恨，在他一生中这样的事“数不胜数”。这件事佐证了他对美国的不快，他认为美国就是个“巨大的错误”。“你们的伍德罗·威尔逊，”1926年他告诉马克斯·伊斯特曼，“如果不是有史以来的，也是本世纪最蠢的笨蛋。他还可能是最大的罪犯——他无意识地犯罪，我敢肯定。”在另一次类似的对话中，琼斯医生对弗洛伊德指出，战后局势的复杂性没法让任何人理想化的和平愿望轻易达成，弗洛伊德严厉地回答：“那他就不应该四处许愿。”在书的前言里，他一开始就保证他和威尔逊“没有一点儿共同语言”，这种厌恶导致他越了解威尔逊，“就越受他干涉我们命运的折磨”。最后这句话很能展现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应该是同盟国的国民都会有的。

在20世纪20年代，布利特的第二任妻子是弗洛伊德的病人，弗洛伊德帮助布利特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他们成了朋友。他们共同研究威尔逊始自1930年，当时布利特计划写一本关于《凡尔赛和约》和起草者的书，弗洛伊德则热情地提议让他加入威尔逊那章的写作。这是弗洛伊德为自己的精神分析找到的最好的材料了。威尔逊拥有世界性的权力，性格却极为矛盾，这对弗洛伊德来说意味着某种内在的煎熬和挣扎。这种挣扎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威尔逊权力的源泉和失败的原因吗？这个问题极具挑战，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心理分析需要两个人，但这次心理学家的沙发上不会像分析摩西那样安静——弗洛伊德同样缺席分析了摩西——因为威尔逊只死了6年，不是3000年，当代还留存了大量他的资料。

1932年，书稿就完成了，但由于两位作者的某些未知分歧，当时并未出版。直到1938年，弗洛伊德安全地从维也纳搬到了伦敦居住，当时的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在这件事中起了直接作用，两人这才达成了一致。他们签署了一份授权布利特出版此书的合约，弗洛伊德是否是出于感激而签署的合约则不得而知，他当时已近病终，第二年就去世了。但这本书的真正出版则又神秘地拖了近30年，据布利特说，考虑到对当事人的礼貌，他才等到了威尔逊去世后出版此书。不过此说不够有力，因为威尔逊1961年才离世（布利特还健在），两位作者当初可是想在1932年就出版书稿的。诚然，这类问题不会有答案，但对笔者来说，不是所有问题都没有答案，比如现下的精神分析学界的苦恼，他们把这本大师遗作看作伪造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和“锡安议定书”之类的东西。他们邪恶地怀疑这本书里根本没有弗洛伊德的手笔，但这纯粹是空穴来风。布利特写作了这本书的大部分或小部分，但即便弗洛伊德只是口述了他的部分，那种鲜明的观点和偏见一看就是出自他。并且，书的版税里还有他的一份。

两位作者的基本前提就是：《凡尔赛和约》是个重大的背叛（Great Betrayal），自此开始，世界多灾多难；《凡尔赛和约》是威尔逊没能让协约国履行“十四点计划”和其他威尔逊原则的后果；威尔逊有坚守承诺的能力，但在巴黎表现出的却是道德败坏和“精神堕落（mental degeneracy）”，这是他内在矛盾的心理斗争导致的；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被他的精神病所累。

虽然这些说法有个大漏洞——我稍后会谈到：简单地全用个人的罪恶去解释历史。把《凡尔赛和约》的结果都怪罪到威尔逊的个人缺陷上是个简单的解决办法，J·M·凯恩斯和其他人一样，在他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支持这个观点。这本书坚持认为深入挖掘总统的内心是正确的。威尔逊的战争部长林德利·M·加里森就说，他永远也不能理解总统，也怀疑是否有人能理解他。“他是个超凡的人，也是我遇到过的最复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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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被两个作者挖出的最主要的精神病症，潜意识地决定着他的一生，导致他像惠蒂尔笔下的丹尼尔·韦伯斯特一样成为“被恶魔驱赶着进入无尽黑暗中的人”。这个病症就是他对父亲的系恋。实际上，这一父子关系非常引人注目，最为著名的是亚历山大·乔治和朱丽叶·乔治在他们1956年出版的研究著作《伍德罗·威尔逊和豪斯上校》中对其做出的描述。他们认识到威尔逊身上有“某种内在障碍，让他消耗巨大，吃了大亏”，他们把他对父亲的情结当作一个信号病症来研究。弗洛伊德和布利特则把它代入弗氏的三个层次，来展现三个层次是怎么影响威尔逊的，并解释了他经常让人难以理解的自暴自弃的行为。他们的研究利用了已知的事实：威尔逊对父亲的积极讨好和唯唯诺诺；他的神经性病症，比如慢性头痛、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等；还有他对朋友关系的夸张、对恨意的放大、对争吵的小题大做，等等。

大体来说，这样的分析揭示了一个对父亲低眉顺眼，但心中满含敌意的人，他总是要找到一些父亲式形象的替代品来发泄恨意，比如对普林斯顿大学的韦斯特院长和参议员洛奇；同时，对父亲的唯命是从还要从“超我”的折磨里获得补偿。超我的高标准“要他建立神一样的功勋，现实中没有一种成就能够满足这种要求”。在弗洛伊德营造的天人交战的战场上，冲突以多种形式爆发：有各种形态复杂的自恋——对长老会牧师父亲的认同，对上帝的认同，以及相反的，作为小汤米·威尔逊，对耶稣的认同；有一些过犹不及的、和“形似儿子”的小辈的友谊，比如希本、塔尔马蒂、豪斯，往往以背叛告终；有对母亲的认同，导致一种“阴性的”对父亲形象的让步、服从，比如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还有无处不在的一次又一次的超我的展示。

小时候的威尔逊面对父亲有深深的自卑，这与一个惊人的不可思议的事实互为因果：他9岁才识字母，11岁才能无障碍地阅读。这让他专横的超我永远也无法从任何成功中获得满足。没有哪个高位对他来说够高，哪怕是美国总统；他只能担当救世主的角色才够。把国际联盟当作圣杯，才能证明他救世主的头衔。条约不公平不要紧，只要它象征了国联，因为国联的存在能解决所有问题。国联“才能使他相信自己确实拯救了世界”。他必须用国联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但在和洛奇斗争中，却是他自己制造了让国联变得不可能的条件。在弗洛伊德的术语里，这是“求死愿望（death wish）”——在笔者看来有些多余，和化为洛奇形象的父亲斗争，超我的要求，以及他心中意识到的残酷事实：条约中即便包含了建立国联，也不能达成他承诺给世界的和平。这一切足可以毁掉任何人。1919年10月2日，他发生了脑血栓，造成中风，和13年前一样，在普林斯顿，和韦斯特斗得热火朝天之时，他的一只眼睛血管爆裂。

以上分析经过了简化，听起来没有书里那么有说服力了。在书里，所有的细节、例证和可信的证据一个接一个，建立起了内在的逻辑，就和解析某个梦境一样：当一语中的时，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否则“铃声”不会响起，而这里，就响了铃。我能够感觉到威尔逊就像一个古怪的梦一样，被解释得透透彻彻。

某些方面看上去被忽略了，比如，威尔逊迟迟不能阅读的事实。对知识分子家庭中有智力天赋的孩子来说，这不能不引发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其次，怪异得很，这会对威尔逊和女性的关系产生影响。作者轻率地指称，威尔逊认同母亲的角色，把自己的妻子当作“母亲的替代品”，并且凭空说，一直到第一任威尔逊太太去世，威尔逊“对任何其他女人都没有丝毫欲望”。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去相信作者的话，但是，正如我看书时的旁批一样——“他们究竟怎么会知道的？”这个判断的证据在哪儿呢？（顺便说，这本书没有任何形式的注释和参考书，所有引用都没有出处）说到第二任威尔逊太太的那句话——“让我们满足自己吧”，作者轻率地说，威尔逊“再次找到了可以依靠的母亲的胸膛”。这本书里并没有提到这段关系里一些更为阳光的方面，比如威尔逊常把第二任妻子叫作“小姑娘”。由此看来，作者关于母亲的说法或许轻佻了。

在性革命先驱参与写作的书中，性竟然没有以浅显的语言受到大书特书（我不是抱怨，而是奇怪）。甚至谈到男性的友谊也只是视为父子关系的问题，而不是潜在的同性恋，在当今语言环境中浸淫已久的我们看到这里，都会如释重负。

直到此时，作者对威尔逊潜意识的探究还算是启人心智、不无价值，虽然带着一种令人生厌的文风。除此之外则尽是纰漏，其中本书习惯性地重复，不仅是语句，而且是段落。它们会以一模一样的样子出现两三次，就像读者是什么不能被信任的蠢蛋一样，需要从一章到另一章、一次次地提醒相同的内容。更为原则性的错误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研究方法。作者任由感情偏见引导着问题的提出，导致了没有约束的推想、大肆的夸张（《凡尔赛和约》“判了欧洲文明死刑”）和错误的结论。

在我看来，写非小说的现实题材的作家对读者负有责任，写作要尽其所能忠于事实。在修辞上稍用技巧就极易给读者留下躲闪逃避、含糊其词的印象，这样的诱惑是所有有职业自尊的作家都会尽力防范的。但弗洛伊德和布利特却沉溺其中。比如，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精神堕落”“变质”这种强烈暗示性的、宽泛的用语（“精神变质促使他签署《凡尔赛和约》”），进而将其上升为“精神病”，而不使用一些精确的表述，生怕被人找到漏洞（“他就快得精神病了”，“他迅速地奔向精神病的领域……精神病院的安乐椅就像是上帝的王座”）。语言很花哨，但这是历史吗？事实或许是这样，就像两位作者举出的，尤其是威尔逊最后在国联那些热情的演讲，非常可怕，多少表明了在那段从凡尔赛到最终崩溃的日子中，他已经患上了精神病。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尤其事关一位总统的精神病时，应该是平实地书写，而非用模糊的比喻去逃避责任。

弗洛伊德在前言中说，当他研究威尔逊的生平，“一种理解在滋长……混合着同情”，同情发端，直到“大肆漫漶，淹没了其他所有的情感”，同时他保证布利特也是一样。果真如此，那么同情一点也没有体现在纸上。厌恶和轻蔑主宰了字里行间。两位作者的偏向是那么明显，以至于我一直很惊奇，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对他们思考的影响。看弗洛伊德医生展示“弗洛伊德潜意识”的分析让人有些轻微的毛骨悚然，就像看到了皮兰德娄出演一出戏。两位作者描写威尔逊“很丑”，但据我所见的他的上百张照片，他的长相还是相当体面。他从年轻到老，他们的描述是牙齿腐烂，戴着“毁容的”单片眼镜，油灰色的、有不健康的红疹的皮肤，扇风耳朵，短腿，胃部反酸，是个自负、恶心、神经、惹人厌、疑心重的人。这是两个女人深爱的那个人吗？我不知道高尔特夫人爱上、爱慕的是不是他总统的地位，但艾伦·阿克森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男人，”她写道，“也是最好的男人。”

对威尔逊的厌恶是从1920年出版的威廉·巴亚德·黑尔的《风格的故事》（The Story of a Style）中借来的，这本书既聪明又有害。据琼斯医生说，弗洛伊德“津津有味地”读了这本书，然而布利特却小心翼翼地把它从前言里他们的参考书目中删去了。

如果偏向能得到抑制，它能起到指向和回答问题的作用，但弗洛伊德任由他对这个大人物的偏见恣意横行，造成了荒唐的后果。写美国那一篇的一定是他。根据这篇文字，威尔逊之所以能在美国大获欢迎，是因为美国本就是一个“在对威克利夫、加尔文、卫斯理的理想的追求中脱离了现实的国家”，威克利夫派教徒（Lollard）的“你不能！”（“Thou shalt not!”）传统造就了一种偏女性或偏女性化男性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容于”阳刚男性。如果威尔逊是在“相对自由的欧洲文明”中长大，他一定会直面自己内心的冲突。

面对这种胡说，我几乎无言以对。除了两次错用“清教徒”为“威克利夫派教徒”（二者有很大不同），说清教主义和阳刚男性毫不相容（卡顿·马特尔、奥利弗·克伦威尔又怎么说？），把欧洲的整个新教传统大刀阔斧地硬塞给了美国，把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描绘成一个“早早”就屏蔽理性的地方，文章还把美国想象为永远也长不大的小飞侠的家——永无乡（never-neverland）。文章自证了精神分析法的特色就是自身最大的敌人，它滥用自身的倾向让自己从明察、深刻走到了愚蠢。

两位作者对威尔逊的理想不屑一顾。他们荒谬地宣称威尔逊作为总统的立法程序抄袭自豪斯上校的小说《菲利普·德鲁》，很显然他们两位对进步运动的理念一无所知。当威尔逊立场明确时，他们一笔带过；他们对他正面的政策视而不见或吝于好评；他们的讽刺层出不穷。当他们硬要威尔逊的“超我”将他引向“巨大的成就”时，却又忙不迭地加上一句：这最终让他“不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而是最失败的人”。他们总是关注失败，不提成绩。诚然，威尔逊从巴黎和会以后确实一败涂地，但这不是他人生的全部，也不是人们记忆中的威尔逊。

两位作者又怎么解释威尔逊“巨大的成就”呢？简单。那都是嘴上功夫。超凡的话术是他成就的秘密。他们把威尔逊表现为一个痴迷于演讲的人，此言倒也不虚（弗洛伊德的语境中，做演讲是“口腔的快感”，口腔是“女性的武器”。这是什么意思我也没弄懂）。但是，说他仅仅是嘴上滔滔、腹中草包则不足以解释这个人，他的论文集至今已经出版到了40卷，他的遗产丰富， 30年前的官方传记就有8卷，而如今相同篇幅的新版也将出版，还有50年来对他数不清的其他评论和研究。在他演讲的背后是他的思想、他深刻的信仰和理念，这些东西能够穿透人心，激发共鸣，唤醒希望。他软弱、自欺、古板，有时伪善，甚至说谎、自弃，让人不能忍受的自以为是、冷血残忍、不可原谅、尖酸刻薄，这些同样是事实，但不是全部的事实。

二人任由偏见控制了判断，造就出一个常患头疼的、门肯所说的“典型的基督教流氓”。这难以服人。威尔逊持续的影响，他唤起的善良民众对他的忠实、爱戴和尊重，都没有得到解释。威尔逊其人仍然迷雾重重。

比对威尔逊一边倒的描述更严重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歪曲。最令人吃惊的例子是，他们宣称，从1915年10月到1916年5月的8个月，威尔逊“最强烈的欲望就是把美国带向战争”，通过与协约国结盟，从而主导和平。这是作者对围绕《豪斯—格雷备忘录》的谈判的分析。他们假设，领导战争和裁决和平同时诱惑着威尔逊，因为前者可以释放他对父亲的恨意，后者则可满足他成为世界救星的“超我”的愿望。如果你同意弗洛伊德理论的前提——无意识总是控制着有意识的行为，那么这番论断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人类的记录表明，无意识并不总是居于主导。很有可能，战争作为发泄恨意的潜意识欲望在威尔逊的内心隆隆作声，但历史证据表明，他保持中立的有意识的决定占据了上风。毫无疑问，意志坚决的豪斯上校这时正在尽力把美国拉进战争。他利用总统的野心和软弱，聪明地误导了他，诱使他一度相信协约国会接受他的条件（豪斯不知道协约国的密约，也相信协约国会接受）。说美国进入战争是威尔逊“最强烈的欲望”，又或是他“使尽浑身解数”加入战争，文雅地说，都是胡说八道。

揭露威尔逊为战争贩子——和他本人的宣称、人们的认识截然相反——是弗洛伊德最热衷的那类障眼把戏。琼斯医生说：“他对那些人前人后形象不一的人有着特别的兴趣。”他确信莎士比亚就是培根或牛津伯爵，并自得地发现摩西其实不是希伯来人，而是埃及人。把思维的缰绳交给直觉的灵光去驾驭是非常快乐的事，但这不是历史，也不是科学。这些学科要求心念一动的直觉必须交由证据去验证。弗洛伊德，由他对思维习惯的革命，及其在艺术、文学、哲学、医药、社会关系乃至现代生活方方面面卓有成效的应用来看，他是世界级的杰出人物，但是，当他宣称自己的方法是“潜意识的科学”，这是名不副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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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观点的错误。他们说，因为停战后的有利条件，反德情绪的活跃，胜利者的惨痛记忆，三大帝国瓦解释放了小国的民族主义，促成它们互相颉颃，由此，理想的和平状态是可能达成的；所以，简言之，威尔逊拥有主导建立一个正义和平局面的力量，但是却搞砸了它。

作者说，威尔逊需要做的，就是以“阳刚的”武器去对付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威胁退出和会，公开谴责协约国是“和平的敌人”，然后抽回美国的财政和经济援助。实际上，威尔逊非常清楚，公开决裂绝不可能，仅就他个人而言，建立国联的希望将变得极其渺茫。他将不再是一个万众欢呼的救世主，而是个众人唾弃的破坏者，还是个亲德的破坏者。但是，不顾历史事实的作者继续说：“威尔逊一记经济长鞭”本来将抽得劳合·乔治“伏地求饶”，“威胁”法国说让其独自面对德国将让克列孟梭“妥协退让”（流露出对“老虎”克列孟梭的彻底无知）。他们说，威尔逊“仍然拥有古往今来最多的拥趸，准备响应他的号召，随他战斗。他仍然是全世界理想主义者的领袖”。这两句话对现实误判、对事实无视得让人难以置信。全世界的理想主义者，如果作者指的是当威尔逊来到欧洲时那些疯狂欢迎他的人群的话，他们中的法国人这时正在大喊赔偿和归还萨尔，他们中的意大利人要求特伦蒂诺和阜姆，他们中的英国人则叫嚣着“绞死德皇”和“痛打落水狗（squeeze the orange till the pips squeak）”。

威尔逊的一记鞭笞就能让协约国列强“伏地求饶”，两位作者对巴黎和会是这样认识的，这又是一个不存于现实的“永无乡”。这么想实在是对那些浴血奋战的国家的无视。作者把协约国说成是对抗高贵的“全世界理想主义者”的阴谋家，但它们更为真实的形象应该是：形销骨立、筋疲力尽的幸存者，它们在恶战中失去了年富力强的一代人，比如法国，它遭受了灭顶之灾，劫掠之痛，国土大半毁于烽烟，它想获得一些战利品来弥补长年血战之苦而已。作者想象，只要威尔逊稍稍拿出一点儿男人气概来，就能够取得“正义的”和平，解决几十个国家提出的相互抵触的要求，对边界的重绘，无数密约中相互冲突的保证，托管权的分配，对德国殖民地和土耳其领土的分润，阿拉伯人对主权的要求，裁决西里西亚煤矿、摩苏尔石油以及其他肥赏的归属，是否将“自决权”赋予意大利蒂罗尔的奥地利人、波西米亚苏台德的德意志人、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南斯拉夫的蒙特内哥罗人以及其他故土之外的人群，还有自古就无法解决的君士坦丁堡和海峡问题、但泽和波兰走廊的问题、巴勒斯坦的地位问题，以及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对萨洛尼卡的争议、波兰人和捷克人对切申的争议、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对特兰西瓦尼亚的争议、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叙利亚的争议、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山东的争议，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犹太民族家园的争议。所有人都在巴黎表达自己的主张，同时，布尔什维克的幽灵和德国革命的预兆正在步步逼近。

在这种情况下，《凡尔赛和约》的不完美绝不单单是威尔逊的精神病以及他个人的错误所能埋单的。更多的错误始自人性。

要分析威尔逊的精神状态，这本书或许已经足够，事实上，作者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令人信服。但是，要宣称这本书对作者所见凡尔赛的“邪恶和平”做出了历史的解释，则是不必要的。他们沉溺于对众多事件做过度简化的单一解释。和布利特同属罗斯福新政支持者的雷蒙德·莫利写道，布利特的内心“深藏着讨厌的浪漫主义”。作为驻外大使，他把外交事务看作“阳光和阴云、阴谋和反制、流氓和少数英雄”的活动，如果这种心态不为“更高的冷静的控制力”所压制的话，就相当危险。不仅是大使，对历史学家，这种心态同样危险。

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弗洛伊德也有同样的特点。作为一位开创性人物，他拥有超凡的脑力，思维更是骛极八荒、见微知著。所以他习惯从细小的一点推知整个系统——就像从一滴水看到整个海洋，他从一张落下的手绢看到人类的行为规律。从观察到演绎，从具体到一般，这种神乎其神的跳跃为世界打开了一片思维的新领域，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同样不为“更高的控制力”所节制。弗洛伊德是思维的冒险家，诚如他的自况：“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我在脾气上更是一个征服者（conquistador）——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冒险家。我好奇、勇敢、百折不挠，和所有冒险家一样。”冒险家和浪漫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这本书对我们过去的一位关键人物表达了毫无疑问是独特的见解，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弗洛伊德的理论适用于历史研究吗？答案应该是这样的：作为启发思路的工具，弗氏的理论大有裨益，只是有一个条件：看在上帝的分上，让一个负责的历史学家来使用它吧。

刊于《大西洋月刊》，1967年2月。

1. 汤姆·琼斯，美国航天员。——译者注

2. “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是现代学者为莎翁第一本剧本集《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的命名；“锡安议定书（Protocols of Zion）”指《锡安长老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是反犹主义者虚构的犹太人占领世界的计划书，曾在20世纪初以多种语言在世界上传播。——译者注

3. 威尔逊全名是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汤米是昵称。——译者注

4. 皮兰德娄，意大利著名戏剧家。——译者注

5. 艾伦·阿克森和高尔特夫人分别是第一、第二任威尔逊太太。——译者注

我们是如何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1917年4月2日，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后起之秀，加入了世界强国的角逐游戏，自此再没有退出过，虽然曾经有过那样的想法。在那之前，比如在美西战争中，我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好战意愿，但我们从未被列强，甚至大部分本国人看作世界强权。加入世界大战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成年礼。

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动，权力从欧洲向其侧翼转移。由英国衰落空出的王座，已由我们来坐稳——面对我们的天命所归，其过程不乏挣扎和抗拒。50年间，这个后起之秀逐渐变为世界两大强权之一，我们再次面临战争，我们不再是初学乍练，而是行家里手，经验老到，装备精良，长于谋略，尽管目标不明，没人能说清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这一切，是我们的初战经历赋予我们的命运吗？美国是如何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做出自己的选择的？50年前的4月2日，威尔逊总统说：“上帝保佑它，它没有选择。”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来也没有像南北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深植于我们的国家传统之中。它就像别人的事一样。普通人提到它，会想到坐在露天机舱里的王牌飞行员，一个叫蒂耶里堡的地方，一首叫“在那里”（“Over There”）的歌，一种叫“40和8（40 and 8）”的交通方式，以及一个打着绑腿的士兵后来成了杜鲁门总统——但这次大战到底在我们的历史中意味着什么，就不那么容易说出来了。1955年，笔者向一家有意向的出版商提议，要写一本关于“齐莫尔曼电报”的书，这个事件是美国加入“一战”的重要因素，可是收到的建议却是：放弃吧，因为“一战”我们本来就不该打；大众只对南北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感兴趣。确实，这是个合理的评估，和1930年一位历史学家的结论一样。那时“一战”刚结束10年，他发现美国人仍然对那次战争“恼怒和茫然”。

这些话也可以恰如其分地描述我们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这两场遭遇由此有了一定的联系。第一场遭遇被当时的错觉所主导，现在这场遭遇则是因为新的错觉。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提供了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和目的，没有怀疑和不自信。我们为什么开战，打到什么程度结束都非常清楚。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年后——我相信越南战争也会像这样，历史学家还在争论我们是如何卷入，我们为什么要参加，问题的答案仍然有待探寻和考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修正主义学者深受战后幻灭情绪的影响，放弃了之前广为接受的观点：德国对中立船只的侵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我们的介入。他们更为青睐一个又一个的阴谋论，把原因归于英国的宣传、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以及其他不为人知的邪恶力量。他们挖掘贸易和财政的统计数字、私人记录和一切内部资料，曝光了大量重要材料，得出了许多新鲜的观点。但他们自我指责的理论却需要走向亲德的另一个极端，接着，在他们积极地证明自己观点的同时，德国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再次发动攻势，让他们的论点不攻自破。

从那以后，正如历史的循环，反修正主义的史观又一次回来，重新认定了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事实。不论是说罗斯福炮制了珍珠港事件，还是说民主国家逼得第三帝国发动了侵略——哗众取宠的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是后一种观点的倡导者，修正主义学者的筋斗戏收获了轰动，但最终被事实打败。

1914年战争爆发时，美国人普遍的态度是庆幸自己置身事外，并执意认为不应该参与其中。中西部中心的小镇、印第安纳州沃巴什的《老实人报》有一句经典的总结：“从没哪个时候我们这么感谢国父们的远见，从欧洲移民到了这里。”报纸上的漫画常常描绘这样的画面：山姆大叔在茫茫大洋的包围中，遥远的彼岸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小人物；有一次他提醒自己，一线生机就在于“正襟危坐，双手插兜，闭口不言”，还有一次他和威尔逊总统并肩而立，用后背对着欧洲鲜血淋漓的“野蛮人”。

因为威尔逊，美国人更加信奉“安全孤立（safe isolation）”。威尔逊通过国内改革，追求“新自由（New Freedom）”，深为海外势力的干涉所恼。1914年12月，他宣布，这个国家不能让自己“失去平衡”，仅仅因为一场“和我们毫不相干，起因也无法触动我们”的战争。（25年后，类似的情况在更为著名的一次事件中再次重现，内维尔·张伯伦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是个“我们不了解的遥远的国家”。）

对威尔逊来说，他在1914年8月要求美国人“保持思想和行动的不偏不倚……事实和名义上的双重中立”，是合理的。但是到了12月，当速战速决的预期在马恩河破灭，两方军队在堑壕里僵持不下时，这场战争就已经触动了我们。威尔逊被迫承认，美国的生意还要继续做下去，在10月就推翻了他之前禁止向交战双方贷款的政策。这件事成了美国和协约国经济纽带的基础，并在之后把它们缠得越来越紧。由于允许了商业信贷，协约国就能买到美国的补给，从而控制了海洋，让同盟国大受其害。这为美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的爆炸性增长打开了大门，使国家经济站到了战争中大众舆论同情的一方。

美国整体是站在协约国一边的，他们讨厌战争。总统也深受这种情绪影响。豪斯上校写道：“我发现，他和举国上下一样，都不认可德国。”德国驻华盛顿参赞冯·哈尼尔为了打消上级的错觉，提醒他们，美国对英国的感情是自然而然的，发自“历史、学员、语言、社会、经济和文化”，并且，“在目前的情况下，商业的本能和自发的感情都指向了相同的方向”。他道出了关键。

威尔逊解除贷款禁令的同时，也同意了无限制的军火贸易，与之前提议军火禁运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条措施的出发点并非协约国的利益（虽然它们从中获益），而是考虑到了美国的利益——当局不比冯·哈尼尔糊涂，他们同样清楚国家的“商业本能”的力量，害怕协约国把订单交给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禁止贷款和禁运军火两项措施本可以给民众和他们的总统自以为享有的“孤立自守”做出现实的注脚，但这样一来就断送了源源不断的订单带来的财富，美国人不愿因中立而受损。甚至，他们想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在战争开始三个月不到的时间，他们实行了这样两个经济措施，之前的孤立自守如果不是幻觉的话，在此时也已经不存在了。

1915年2月，德国宣布开始用潜艇封锁英国，实行“无限制的”水下战役，这意味着，他们将不经警告，攻击战区内的商船。这种行为破坏了中立国自由航行的传统，威尔逊勃然大怒，说这是“毁灭商业的巨大威胁”。一个美国总统有责任拒绝这个行动，哪怕产生的争执将加大干预的风险。和英国的纠纷长期是关于他们不遵守《伦敦宣言》，破坏海域的航行自由，关于持续航行原则、走私、搜查权、捕获法庭程序以及其他讨厌的事，总之，就是交战方封锁的权利和中立方贸易的权利之间老生常谈的冲突。但是，英国的手段再让美国国务院的守法分子气愤，也没有真正地危及性命、伤及民意、患及物流，说起来，主要的商货都是运往协约国的。

相反，默认德国为其潜艇而声称的地位，意味着海上贸易的终止。公开威胁中立国国民的生命安全，意味着要么美国人远离大洋这条公共交通要道，要么美国政府施加足够压力，迫使德国退让，但还不能让这摇摇欲坠的中立地位落入公开决裂。无论哪条路，战争都不仅是近在眼前，更是将我们囚陷其中。

其后两年中，德国在海上、在比利时的行为，以及在美国阴谋破坏其中立的间谍活动，都将推至一个同样的结果，不管协约国宣传与否。

德国破坏了比利时受保证的中立，诉诸公开的战争，激起了美国人的愤慨，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划到了错误的一方。德国在美国公众眼中就是个恶霸。《小妇人》中娶了乔的拜恩医生——这位善良的德国教授形象由来已久，其形象要在威廉德国的影响下，变成傲慢的普鲁士军官，也不是一日之功。如果不是在一个月之内，德国火烧了鲁文和那里的古籍图书馆，美国人的情绪被重新点燃，他们一开始的愤怒迟早会烟消云散。这个行为造成的恐惧极其深刻，因为那个年代，1914年到1918年，隔着遥远的大洋，人们有条件让自己头脑单纯，感情丰富，相信社会正在道德进步。

美国驻比利时公使布兰德·维特洛克——就是托莱多市力行改革的那个市长——留在了布鲁塞尔，他与占领军和民众都保持着联系。美国人由此对比利时的灾难抱有格外的同情，从枪杀人质，到四处蔓延的饥荒，最终引发了胡佛救济委员会的诞生。揭露德国暴行的布莱斯的报告也来得正当其时。这份报告由英国批准，并非偶然地由这位美国人所熟知的英国人写成，他之前是驻华盛顿的大使，《美利坚联邦》的作者。虽然报告中记录了很多耸人听闻的暴行，但是，伊迪丝·卡维尔被审判、枪杀绝对不是英国人的虚假宣传。对这位妇女、护士、人道主义者的枪决，让德国人嗜杀的野蛮人形象就此固定，成功地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慨。

还有，1916年开始，最终人数达到30万的比利时人被强制送往德国境内的劳动营服劳役，是“‘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以来最令人发指的事情了。不管美国人对强制奴役这件事敏感与否，至少那时的美国人，对于把西方国家的白人公民送去强制劳役是出离地震惊了。冯·哈尼尔报告说，民众的反感“是普遍、深刻和真实的”。

1915年，丘纳德航运公司的“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船上是满员的乘客，非战斗人员，只有少量弹药。这件事除了加深舆论对德国的“憎恶”，更让潜艇战这个话题迫在眉睫。德国人认为这艘装运军火的船只以非战身份为掩护，于是未经警告就击沉了它。也就是说，在发射鱼雷之前没有命令乘客乘坐救生艇。近2000名船上乘客之中，1195人失踪，包括124名美国人。就在一个星期之前，两艘美国船只也受到攻击，两名美国人丧生。

这样一来，非交战国和非战斗人员的权利都变得朝不保夕。剑拔弩张的长时间谈判随之而至，威尔逊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既要德国承认这些权利，又不能以战争相胁，后者是他最不愿发生的。他在狭窄的山脊上蹒跚择路，一边是战争的深渊，一边是放弃中立国权利的断壁。中立国权力是美国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极力鼓吹的，他代表了和平主义者的立场，认为没有什么利益值得冒战争的风险，还成了一个观点的发言人：美国人不要（有人认为应该禁止）搭乘交战国的船只。

这个观点让另一个核心问题开始显现，这个问题超出了美国人的贸易和中立权利的范畴。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国地位。美利坚合众国不可能任由德国人的潜艇把美国人从海洋航道上赶走，让她丧失了别国的尊重、国民的自信和世界面前的威望。威尔逊给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孤立主义的领袖、参议员斯通写道，它不能禁止她的人民实行自己的权利，“除非它承认它作为国家是无能的”。这是症结所在，尤其是，承认国家无能更伤害了威尔逊总统长存于心的理想：调停战争，救世界于水火。

威尔逊拒绝了不让美国公民乘交战国船只的提议，这种姿态“太过软弱，也没有效果”，会暴露美国的“不安和拘束”，“严重拉低我们的地位”。布赖恩发现自己作为国务卿一直以来反复重申的建议被推翻，挂印而去，从此为和平主义奔走呼号。他的去职把华盛顿的外交晚餐从没有葡萄汁的境况下解救出来——这是国务卿法令所禁止的，但并没有给威尔逊减少任何负担，总统仍然要在反对潜艇和避免战争中表达自己的立场。在两难困境的压力下，产生了如下值得记住的话：“有这样一种国家，如此的正直，而用不着用强力来向别人证明自己的正直……有这样的人，有如此的傲骨，而不愿动武。”

尽管这个讲话引起了干涉主义者贬斥的回应，说威尔逊是“懦夫”，但他还是重申了“正襟危坐”的观点在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力量。“卢西塔尼亚”号差一点儿就改变了这一点。

威尔逊在与柏林一封接一封的照会中周旋、对抗、重申、拒绝，最终赢得了胜利。在又一次沉船危机之后——1915年8月，“阿拉伯”号被击沉，44人失踪，包括两名美国人——他逼迫德国保证不再不加警告就进攻船只了。但这个话题在11月的“安科纳”号、次年3月“苏塞克斯”号被击沉后又再次提出，德国又再次做出相同的保证——在美国威胁如果不这样做就断绝外交关系的压力之下。实际上，这个结果与其说是威尔逊坚持不懈的成绩，倒不如说是因为德国认识到，目前它的潜艇数量太少，还不能击沉足够多的船只，如果美国冒险参战则得不偿失。同时，德国的造船厂夜以继日地工作，以弥补不足。

几个月间，德国的鱼雷每一次进入它致命的轨道，孤立主义者都要哭天抢地地让美国人远离战区。当这个方案1916年2月被俄克拉何马州的参议员戈尔、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麦克勒莫尔在国会中提出时，来自密苏里州的议长钱普·克拉克带领了一支代表团前往白宫，通知威尔逊，这个提案可能会以2:1的比例通过。在听取了450万字的辩论后，提案最终被搁置，虽然有 175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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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继续，仇恨和苦难不断滋长，战争的震波跨过大西洋，美国的公众舆论失去了最初的一团和气。1916年的鹰派和鸽派，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干涉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一样，分别代表了鼓吹备战者和反战者，而居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不太狂热，但还是惯性地反对干预战局。

把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作比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在1945年，我们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一次急剧的反转。以美国人对20世纪对外战争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认为敌人或潜在敌人是美国利益和生活方式的威胁，他们是干涉主义者；另一类人认为不存在这种危险，所以希望我们待在家里，关注自己的事。谁属于哪一类取决于敌人的性质。在1945年以前，敌人是右翼，我们的干涉主义者大都来自左翼。不过1945年之后，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取代了右翼的德国和日本，成了我们的对手，美国的派别也做出了角色更换。国内右翼变成了干涉主义者，左翼成了孤立主义者。以前的“美国优先”的支持者，曾经尖叫着要抵制介入国境外的事务，现在，他们都成了号召更大规模、更深入干涉的鹰派分子（否则事态会升级）。以前一度迫不及待要同法西斯一战的干涉主义分子，现在发现自己变成了不熟悉的孤立主义者。正是这样的改组，让大多数25岁以上的人感觉不适。

在1916年，左和右的意识形态不是决定因素。最为活跃的反德干涉主义者来自受教育良好的上层阶级，特别是东岸，那里把普鲁士军国主义（当时的语言）当作民主的最大敌人，决不能让他们取胜。哈佛大学的名誉校长艾略特，人称“新英格兰最高的橡树”，宣布打败同盟国是“这场让人气愤的战争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怀特说：“如果我年轻30岁，我要去加拿大参军。”

亨利·凡·戴克和莱曼·阿博特这样受人尊敬的牧师也无不热血沸腾，还有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威廉·罗斯科·塞耶，他回应威尔逊早先的要思想上中立的建议时说，只有“道德的阉人”才会像总统“有害的声明”所倡导的那样不偏不倚。新任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坚信，德国如果获胜，“那就意味着民主制度在世界上垮台了”，被军事专制打垮了。这个观点，他共和党的前任伊莱休·卢特深以为然，更别提总统最亲密的顾问豪斯上校，以及最不齿于他的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了。

善于主张自己权宜的东岸的意见是有影响力的，但欠缺代表性。全国剩下的人，坐享两洋屏障，仍然奉守“置身事外”信条。孤立主义天然就集中于但不仅限于共和党遍布的中西部——那里有密尔沃基、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德裔美国人的定居点，有民粹主义的传统，还有被称为“蠢驴养的”的农业激进分子。国会中孤立主义者的故乡都有：密苏里——议长钱普·卡拉克和斯通参议员的家乡，内布拉斯加——参议员希契科克和参议员诺里斯的家乡，威斯康星——拉福莱特的家乡，俄克拉何马——戈尔的家乡，还有南方的，密西西比——瓦达曼的家乡，最后是南卡罗来纳——筹款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克劳德·基钦的家乡。

意识形态分野更超越了地理区位。进步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恨独裁，但他们大部分（不是全部）都是孤立主义者，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想因为战争而影响到国内改革，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大都出身于讨厌欧洲的家庭。他们极力避免再和旧大陆有任何牵连，他们的祖上就是逃离了那里的纷争、兵役和反动政权，投入到美国的前途中来的。不论背景和身份，他们通通同意一个观点：想要战争的看法都是银行家、生意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制造出来的。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和平主义者大卫·斯塔尔·乔丹描绘了山姆大叔“和摩根公司一同把钱扔进战争的深坑中”，拉福莱特谴责投机分子才是真正的“备战论”的推动者，还有社会党领袖尤金·德布斯，他宣布自己宁可作为叛国者被枪毙，“也不为了华尔街的利益上战场”。

亲协约国的群体预见到我们将会加入战争、也相信我们应该加入战争，于是在1915年发起了备战运动。他们得到了陆军和海军的支持，组织了围绕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权利等议题的委员会，发动游行，传播书籍、电影和传单，把备战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在国会提出了法案，要把预备役扩展为40万人的大陆军，号召国会拨款5亿美元建立“够用的海军”。随着西奥多·罗斯福的大声疾呼，战争宣传逐步加强，当局发出反对备战的警告，仍然顽固地坚持中立，他们让党争发酵，共和党的形象随之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政党，而民主党则被贴上了“软弱”的标签。

威尔逊随即倒向了备战的呼声，戴着草帽参加游行，支持陆军法案把常备军从8万人增加到14万人，把预备役增加到40万人，批准了海军建设的五年计划，届时将建成10艘战列舰、16艘巡洋舰、50艘驱逐舰和100艘潜艇。他开始了穿越中西部的巡回演讲，为陆军法案呼号，但还是没能说服孤立主义的中坚分子支持扩军需求。“不为战争只为国防”这个诉求是有力的，公开宣示他和他的国家都“深深地热爱和平”也同样可信，但他试图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出现这样的结果就在意料之中了。

1916年春天，国会和全国都围绕陆军法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进步主义者痛斥军国主义是由资本主义的贪婪所滋生，美国梦已经被它毁掉。干涉主义者声称，如果政治自由应该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美国就应该加入民主国家对抗暴政的战斗（但尴尬的是这一事业的盟友中居然有沙俄）。备战游行的声势越来越大，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最大的一次是在第五大道，整整持续了12个小时，游行者有12.5万平民，200个军乐队，50支鼓乐队，成千上万的人在人行道围观叫好，当夜幕降临，泛光灯亮起，照耀着不断前行的游行队伍。但是大部分共和党众议员还是无动于衷，他们在众议院投票赞成警告美国公民不要登上武装商船，表达了他们对中立权利的偏爱。

6月，在圣路易斯召开的民主党大会上，一件令人震惊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证明了和平主义者内心对和平的渴望。威尔逊的顾问计划把爱国主义当作演讲主题，让乐队专注于演奏国歌，不奏《我希望我在迪克西》，也不在关键处“自发地”爆发出对国旗的热情。可事实证明，这样的表演是徒劳的；但纽约前州长马丁·格林的主题演讲却收获了“奇效”，他在演讲中说，美国有不论如何挑衅都置身战争之外的传统，赢得了台下疯狂的欢呼和“癫狂的愉悦”。这个观点是想迎合和平的诉求，事先也得到了总统同意，总统和其他所有寻求连任的政治家没有两样，有意地创造着一些和现场的共识。每当格林讲完一个历史上的例子，他的观众都接过话来，喊道：“我们以前是怎么做的？我们以前是怎么做的？”格林马上高声回应：“我们以前不要战争！”代表们欢呼雀跃，站在座位上挥舞着国旗。格林对自己唤起的热情惊讶不已，想略过自己准备的讲稿，但观众大喊：“不！不！继续！我们还想听！继续！继续！”人们在过道上跳舞，“呈高兴的半疯状态……像小学生一样大喊，像汽笛一样尖叫”。

格林展示了和平主义不是娘娘腔，反而是正确、爱国，和美国精神一致的东西。演讲效果强烈得就像“通了电”一样，共和党的领导们都大吃一惊。党主席麦库姆斯急忙写了一张纸条：“但是，如果需要，我们会开战。”签上了名字，传给了格林。后者看后点点头，回话说：“我会处理好。”但是，他已经沉浸在自己对人群施加的魔法中，没有做任何补救。政治计划被扭曲了。威尔逊的宣传班子被迫把维护和平当作了主题；抛弃罗斯福、提名休斯、打出“寻求正直、诚实中立”纲领的共和党人，在11月的大选中败给了威尔逊，后者的口号是：“他让我们远离战争。”

正是利用了反战情绪，才让民主党在和南部各州结成新联盟的西部得到了关键的选票，险胜共和党。威尔逊完成了布赖恩三次都没能成功的事情——赢得大多数农业州的支持。

此时离美国参战还剩四周，其进程开始于威尔逊12月到1月的协调努力，他想通过调停结束战争。他提出的“不要胜者的和平”，被拉福莱特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信号”，却得不到交战双方的欣赏。没有一方想让美国总统出面拟订解决方案，双方都想得到最大的胜利。想通过谈判取得和平的威尔逊失败了。

与此同时，德国已经建起了一支两百艘潜艇的舰队，决定全力进攻，甘冒美国参战的风险，以自己的方式结束战争。1917年1月31日，德国正式通知华盛顿，他们意图就在第二天重启非限制性潜艇战。所有中立船只将“被武力阻止”抵靠英国。只允许一个例外，一周只能有一艘美国客轮前往，不得装有走私物品，只能在星期天在法尔茅斯靠岸，船上刷每条一米宽的红白条标志，每根桅杆上都要悬挂红白方格大旗。

看到轮船烟囱“刷得像理发店门口的柱子，旗帜弄得像餐厅的桌布”，美国历史学家J·B·麦克马斯特抑制不住愤怒。对这个主要的中立国敢于下达如此侮辱性的命令，表明德国一点儿都不怀疑美国会有任何异动。“我们盘算着和美国开战的可能性。”当决定做出时，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在参谋本部说。但是“他们的情况已经不能再糟了。战争必须马上结束，不管用什么办法，越快越好”。参谋本部坚信，在潜艇打垮协约国之前，美国的军事援助“可以不必考虑”。但德国的平民总理贝特曼一霍尔维格认为，美国一旦参战，将是“德意志的末日（finis Germaniae）”。

处在冲突的旋涡中，不论美国情愿与否，它都注定是一支不能忽视的主要力量：它是协约国的兵工厂和银行。对于协约国的战事，我们与之经济上的相关度一点儿也不比与之政治体制的亲和度来得低。只要我们持续资助协约国，我们就是德国取胜路上的一大障碍。我们放弃了长达两年的海上自由，苦苦地坚守原则，这与第一流的世界地位不相符合。威尔逊没有选择，只能做出长久以来力图避免的事情——宣布关系破裂。一时间，和平主义者群体受到刺激，开始大规模集会，疯狂地要求美国船只避开战区；但同时，干涉主义者同样地高声呼吁，武装我们的船，要积极地声张美国的权利。

家门口货船堆积，美国的贸易有停滞的危险，开始影响到全国经济。政府如临大敌。虽然威尔逊享有武装船只的最终决定权，但他还是犹豫，害怕此举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开火。他偏向于征求国会的授权，导致了国会的激烈辩论和对《武装船只法案》的抵制。正在此时，德国外交部部长阿瑟·齐默尔曼的一封电报泄露了，他在电报中邀请墨西哥加入同盟，并肩作战。这个阴谋是为了牵制美国的部队，让他们不敢轻易迈出国门，墨西哥被许以收复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的好处。英国的海军情报部门截获并破译了这封密电，把它交给了美国。电文出现在了3月1日的国内媒体上，意在影响“少部分顽固分子”。究其这一层目的，它失败了，但它比开战后的任何事都更加刺激到了美国公众。这是一封威胁到美国领土的邀约，坚定了美国人对德国的敌视。

3月9日，国会停休，法案未能通过。总统下令无论如何武装民船，静待“公开的行动”。3月18日，行动来了。三艘美国商船事先未被警告被鱼雷击中，死伤惨重。此时正值沙皇被俄国早先发生的革命推翻，纯洁了协约国的阵营，新的俄国克伦斯基政权拥抱了民主制度，给信奉自由的心带来了激情的火光。与此同时，潜艇造成的伤亡正在无情地增长，把大西洋变作了坟场，协约国战败迫在眼前。

此后两周，总统在焦虑中痛苦挣扎，正如他这个月早先所说：“我们国家生活之外的东西，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虽然我们避之不及”，但它们却把这个国家拖向它不愿走入的战争。“如果一个现在的中立国家被拉进战争，”他在11月时说道，“它肯定是被它无法抗拒的力量给拉进去的。”

这和任何正确的话一样正确。我们不是被他人摆布进入一个我们别无选择的命运，吞没我们的是世界冲突的现实。在最近学者汗牛充栋的考证之中，哈佛大学的欧内斯特·梅在其1959年出版的《世界大战和美国孤立：1914- 1917》中得出结论：“仔细地分析之后，我找不到他（威尔逊）可以回头并选择另一条路的时间点。”

4月2日，威尔逊来到国会，要求国会正式接受“被迫成为交战国的身份”。他把罪责主要归因到潜艇战：“这是针对所有国家的战争。”他说，当“独裁政府拥有武力，由自身意志而非人民意志操纵武力”，危及世界和平和世界人民的自由时，“中立不再可行，也不再被渴求”。

这个论述的说服力会打一些折扣，因为他面对同样的国家，近三年来一直就相信中立是可行的，也是被深深渴求的。他现在突然发现：“坚实的和平只能被民主国家以集体的力量维护。”他引用齐默尔曼电文，作为德国以美国为敌的证据，说：只要普鲁士独裁政府“这个自由的天敌”存在，民主国家就没有稳固的安全。然后推出了最终结论：“为了民主，世界需要变得更安全……此权利比和平更加珍贵。”

威尔逊口中关于民主国家威胁的话，在任何时候说都是合适的。以此为理由，我们半年、一年甚至两年前就可以开战。如果是那样，会对历史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不是因为重启潜艇战和齐默尔曼电文，赤裸裸的敌意被暴露，我们原来的路还会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们本可以打一场预防战争——阻止德国军国主义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潜在威胁，而不是一场别无选择的战争。但我们没有，我们坐等公开的敌对行动，把战争加于我们头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相同的事再次重演。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纳粹对民主的威胁、日本对我们的敌意已经明白无误，在政策层面本可以做出打一场预防战争的决策。但是美国民众尚见不及此，所以我们没有出手，直到我们被攻击。

从那时起，我们就假定我们对世界事务的方向，甚至世界治安负有了责任——急切程度和之前的犹豫程度不相上下。在我们领导人对未来危险深谋远虑的觉察之中，在我们的海岸线和实际利益还未被侵犯之时，我们就发动了跨越半个世界的军事冒险行动，使得整个国家——注意，不是政府——并不认为我们打的是一场自卫战。朝鲜战争就极其不得人心，现在的越南战争更是如此，后者是意图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更加彻底的预防性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焦虑，良心开始不安，意见走向分歧。

有两种战争，获得性（acquisitive）战争和预防性（preventive）战争，是最难以解释的，后者尤其如此。前者虽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以目前为止人类的经验来看，抽象的道德绝不能决定国家的行为，总是能找到善良、合理的缘由，比如需求、民族统一或者“天命（manifest destiny）”来为侵占领土作解。并且，获得性战争往往短暂、迅猛和成功，既然成功，那就不需要任何解释。但是预防性战争，永远也无法找到一个能证明它必要的解释，因为没人能证明如果没有它，情况将是如何。在现代国家能力和资源组织上，中国与我们有着巨大的差距，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言过其实的恐惧——包括对我们、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威胁——似乎毫无根据，并非“清晰而现实的危险”。在新的幻觉中，我们没有像“一战”和“二战”那样，等待着敌人向我们开火。

在1917年4月，孤立自守的幻觉就破灭了。美国告别了天真，告别了单身汉兴高采烈的自由。毫不意外，世界权力的重任不会让我们更加开心。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承担重任，我们用无所不能的幻觉取代了孤立自守的幻觉。和老幻觉一样，新幻觉也注定落幕。

就像我们曾经自认为自给自足、遗世独立那样，如今我们自认为天赋使命，让我们以自己的想象去改造世界。我们可以在军事上今天扫平河内，明天打垮北京不在话下，但我们无法在原子弹的废墟上建起干净、崭新的民主国家。不论我们有多么强大的物质和政治力量，距离无所不能总是相去甚远。我们不可能把非西方的世界捏塑成我们希望的样子，也不可能要求他们接受我们政治自由、代议政府等概念。要输送给那些目不识丁、食不果腹的亿万亚非民族西方从撒克逊村落大会到《权利法案》1000多年循序进化而来的民主制度，太迟了。他们没有时间去学习，历史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同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更应该把勇敢用在学习如何不同地生活在一起，即便相互敌视，除非我们能找到另一个星球。

刊于《纽约时报杂志》，1967年5月5日。

1. “40和8”指法国一种四轮军用列车车厢，可载40个人或8匹马。——译者注

2. 《我希望我在迪克西》（“I Wish I Was in Dixie”），一首美国流行歌曲，以黑人之口演唱对南方迪克西农场的向往。据说就是因为这首歌，“迪克西”渐渐被用来指代美国南方各州。——译者注

以色列的快剑

一个几个世纪以来公认的非好战民族在6月力战群敌，演出了现代历史上近乎完美的一场军事行动。他们被三面包围，人数和武器都处于巨大劣势，孤军对抗有大国支持并装备精良的敌人，失掉了先发制人的优势，但是，却建立了世所罕见的军功，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任何失误，完成了特定的军事目标——击溃了敌军，守卫了防线。这场战役被认为是在这个地区发生的最伟大的战役，震惊了世界，让地区和国际格局的平衡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点，意外地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美国，深刻暴露了俄国人的决策以及可能的情报失败。拥有这支军队的国家建立不足20年，移民人口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却战绩骄人，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色列国防军是些什么人？他们怎么做到的？

最重要的要素当然是动力和迫切性，但要是没有能力，这个世界的全部意志加起来也是不够的。首要的能力就是这个民族天生的脑力，自从大流散开始，这个民族就开始思考保卫家园的战法。

第二，通过精心选拔称为“以色列救星”的参谋人员，这支部队发展战术、武器、训练，以满足自身需要，以及不得不打的特定战争。这是军事决策，也反映了他们不再依靠任何人的政治经验；这也是一种性格，来源于早期复国定居者，他们不得不自力更生，现任高级将领都是本土出生的他们的后代。

能力的第三项要素是制定出一套军事守则，被所有层级军人在一切任务的一切情况下绝对遵行，以及对一切资源的全力开发，尤其是对敌军和武器能力的知识。一辆坦克、一架飞机、一把枪，在以色列人手中使用就有望超出别人的效果。开发原则还被用于战斗中出现的机遇，应付计划外的行动，他们相信见机行事的效用。

最后，这个国家50岁以下的人口组成了一支活跃的后备役，他们保持长期、积极的训练，时刻准备上阵杀敌。一个年轻的后备役军官在一次集结后回到家，父母问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他简洁有力地回答：“射杀渗透进来的人。”锻造以色列武装力量的就是这个从不知和平为何物的国家。

三个条件在当时决定了他们需要缔造什么样的部队：没有和平、地理约束、人力和财力短缺。还有第四个条件，是个优势：可预见的特定敌人——熟悉的近邻。

当1948年的独立之战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中止时，伤痕累累的卫国者盘点形势，发现自己仅仅是赢得了国家的地位，却没有赢得和平。跨过延长的非自然边界——边界随意的蜿蜒起伏，是休战时根据各自位置标定的——那边是垂头丧气、怀恨在心的邻国，不断地宣传复仇。地理位置对以色列不利：没有可依靠的天然屏障，没有纵深可让，没有空间可退。他们不比大国，承受不起像法国1914年那样的错误，无法在敦刻尔克、珍珠港那样先失一局的局面下绝地反击。这个事实决定了一种战略：如果需要进行战争，第一轮进攻就不能失败。对其他国家来说，面对战败或遭受侵略，他们有望在有限独立或丧失独立的境况下继续偷生。而在以色列，人们认为，战败就意味灭绝。以色列国防军首席科学家阿莫斯·霍雷夫（Amos Horev）将军说，阿拉伯人一旦进入以色列，“会把我们切成肉条”。这位看上去更像耶鲁大学划船手的将军在1948年耶路撒冷之战中是个营长，当时他不得不把战友的尸体留在战场，第二天再来埋葬。但当他回来时，尸体已经被肢解。他只有和另外一名军官一起，把四肢、头和躯干配对掩埋，因为他们认识这些战死的人。许多经历了1929年希布伦屠杀的人都知道，如果让阿拉伯人取得先机会是什么场面。

由于人力和财力受限，以色列的常备军无法满足国防需求。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少量的职业军人，加上各个阶层的新兵，他们都有两年半的服役期，让这些人组成常备军的核心力量。剩下的，则在紧急状态下，从国家预备役的平民中征召，他们在“六月战争”中占到总人数的80%。问题是怎么去组织、训练预备役，让他们不会落伍，要能在24小时内动员，48小时内赶到战场。这就需要“以色列救星”，因为没有其他国家是这种情况，有这种问题。美国有望在三个星期让预备役启动。他们改良了瑞士的做法，开始奏效：每个地区组织自己的战斗旅，除了伞兵和空军这种特殊志愿部队，这样省去了集合的时间。每支部队的军需库分别建立，由新兵和正规军看守。

预备役军人要保持适当的警惕性和战斗状态，其实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军队。每年预备役士兵都有一个月的训练，军官则是五到六周；每三个月还有最多三天的短期集合，视兵种和需要而定。

国防军就是国家，不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大巴车司机一度成了坦克司机，现在又回到原来的岗位。一个超市经理曾经指挥了西奈半岛的一个营，抓住了埃及的一名将军，现在也回到了他的杂货店。甚至有师长也是预备役——艾夫拉姆·约菲将军，生活中是公园园长。基布兹成员在总人口中占有6%－7%的比例，他们对国家忠贞不渝，满怀传统意识形态，他们在军官中占到50%，在伤亡人数中占到25%。事实上，每家每户都有人与战争相关。这样的谈话随处可闻——“我侄女的丈夫占领了政府办公楼”或是“雅科夫的兄弟在开鱼雷艇”。

令人惊讶的是“咖啡一代”的表现。他们20来岁，不被长辈信任，被认为丢掉了老一辈的理想，只会在咖啡厅消磨时光，大多冷漠，不甘奉献。但在战争的试炼中，是这些年轻人以卓绝的信念完成了大部分的战斗，对国家而言，这一点和胜利本身一样重要。

部队本地化的组织方式让士兵更加跃跃欲试。比如北部军区的士兵与叙利亚战斗，他们其实是在捍卫家园，为常常遭到炸弹袭击的村庄报仇。一个军官说，不论他们从哪儿来，“加利利、特拉维夫还是内盖夫，每个人都像是身肩重望地去战斗”。在危急关头的全国总动员中，每支部队都发现人数会多出20%。超龄的，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征召的，居然都来了。有父亲参加了儿子的旅，连长只觉得是长相相似，没有进一步追究。副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说，他不在意谁是多出来的，“只有电脑才会知道”。

部队会在特定的地形环境中长年训练。所有相关的信息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搜集和学到。以色列国防军会分配更多比例的弹药——高达训练弹药的一半——来训练战术火力问题，而不是像其他国家一样操练枪法。

国防军没有军官从军官做起的观念，他们挑选有潜质的新兵成为未来的军官，在他们学会怎么去当一个士兵之后。候选人要通过严格的测试，在士官学校毕业，还要服役一段时间。连级以上的预备役军官每两到三年要上三个月的课，除非放弃职务。

因为预算短缺，以色列的军官训练比其他国家要精简很多，陆军不超过半年。中部军区总司令乌齐·纳尔基斯说，当他们离开时，“他们感到自己学到的和自己应该会的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他们决定自学更多的东西”。他身材短小粗壮，双目晶晶，仪态严肃。战争爆发后，他在耶路撒冷老城建立了自己的指挥部，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自己开车到了那里。他一条腿叠坐在屁股下，跟我们说着话，一边喝着瓶装橙汁饮料——国防军打仗就为了这个。他说，犹太知识分子好探究，这是一笔重要的军事财富。“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是这座山，不是那座；为什么是这条路，不是那条。他们怀疑，批判。以色列人批评一切，随时随地，批评政府，批评军队，批评自己。一个军官很重要的是有自我批评精神——固执也很重要。他必须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任务，直到完成为止。”他说，军官最重要的三点是，探究精神、执行能力和方向感——对地形和对任务的方向感。“当然更好理解的是领导能力，勇往直前。”军官就是领头的人，为了领头，他必须身先士卒。“在前领头，不论发生什么。”6月的6天里，军官冲锋在前的明证就是，全军伤亡率不到10%，而其中军官的伤亡率是30%。

军官阶层非常年轻，而年轻，是国防军中引以为傲的东西。伊加尔·亚丁现在是个考古学家，领导指挥了马萨达遗迹的发掘，在1948年的战争中，他 33岁，是国防军的作战部长。现任的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46岁，任职时43岁，他的参谋人员平均年龄可能是全世界最年轻的。有意年轻化的用人政策反映了军事长官非常在意，这些年轻人随时都担负着国家存续的职责。他们决心让以色列国防军在最后一分钟都出类拔萃，永不满足，永远都在进步。

对于总参谋部，对于所有超过40岁的高级军官以及许多士兵来说，这是他们的第四次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就在英军中服役，1948年独立战争与阿拉伯人交战，1956年西奈战争与埃及人交手。1941年，巴勒斯坦地区眼看就要遭到隆美尔北非部队的入侵，年轻的犹太平民不是加入英国部队，就是加入了“帕尔马赫”——哈加纳的核心部队。哈加纳的成员都在为即将到来的侵略秣马厉兵。这是他们第一次把目光投向西奈半岛——隆美尔可能的行经路线。1945年以后，帕尔马赫又获得了另一次军事行动的经验——接引难民。海上和沿海的行动给了他们作为以色列海军的初次经验。在托管的末期，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即将摊牌，帕尔马赫开始系统地研究它的敌人，给1967年的国防军带去了任何情报和行动都无法带来的全面又准确的信息。

现任的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情报部长、作战部长、空军总长、装甲兵团总长，以及三军司令，全是清一色的英军或帕尔马赫的老兵，除了三个人外，全都是巴勒斯坦地区土生土长的。

总参谋部的大多数人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指挥和参谋大学短暂学习过，他们从不认为这值得夸口，你需要不断打听才能从他们口中得知此事。有一件事他们是保持高度一致的，那就是拒绝承认他们借鉴了外国的方法和军事规程，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国防军内没有外国的专家顾问。

以色列人希望给世人留下一个准确无误的印象，是帕尔马赫的经验给他们打下了建立武装部队的基础。这一企图确有深意，因为初创武装，羽翼未丰，他们必须避免跟从代表某个大国的军事家长的情况发生。而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自亚伯拉罕和上帝订约以来，犹太人就自命独一无二。国防军作战部部长埃泽尔·魏茨曼将军认识到了这两种倾向，他说：“我们必须警惕两个极端，太过狂妄和太过谦逊。比如这种说法：‘啊，我们太弱小了，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军事情报局局长阿哈龙·雅利夫将军说，参谋学校影响他最深的，是方式——思维方式和分析问题的方式，不是问题本身。他和同事建立了一所“没有抄袭任何人”的参谋学校。战斗规则和方法都取自本土环境，具有因地制宜的价值，没有重复和接受别人的原则，不管别人的方法多么经典。

这些军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非常自信，从而安于沉默寡言——如果不是真的谦虚的话。他们以一种魅力非凡又和蔼可亲的方式，毫不犹豫地承认：“我们很厉害。”拉宾将军是个温和、深思、持重的老烟枪，他给你一种内心紧绷、极为自控的印象。他和旁人打交道时甚至会害羞，但一旦谈及他的本行，他就能变得说一不二。有一个显著的情况，所有的参谋人员和指挥官都乐于甚至急于谈论他们的专业。这时的他们才思敏捷。在以色列，部队是极有挑战和急缺人手的地方，所以吸引了这个国家的精英纷纷投效。

就是这群军官和士兵投入了6月5日的战争。他们花了72小时横扫西奈半岛，除了在接受补给和一两个小时的睡眠时放缓了脚步，其余时间势不可挡。在西奈半岛、耶路撒冷和叙利亚，一个连的伞兵部队同时三面出击；另一支部队，他们的指挥官一个接一个地退出战斗，他们仍然勇往直前；在过去的两天，靠冲锋和匍匐前进，他们勇猛地夺下了叙利亚的高地，现在看到那些机枪位置、火力排布、水泥堡垒、铁丝网、石头加固的堑壕，很难相信这座山头能被人力所攻下。

不考虑战前的危机，就无法理解是什么刺激着以色列人在“六日战争”中所向披靡。他们把那段时期叫作“紧张时期”，是公认的最坏的时期。大多数人不可能像总参谋部一样，对自己的军事能力有着精确的判断，他们只感到，敌人将近。随着埃及的坦克聚集，开罗、大马士革、安曼的电台都开始叫嚣着要毁灭以色列。以色列人仿佛又一次看到了亡国灭族的前兆。他们知道，一旦开战，他们将孤军奋战。计划用舰队进逼亚喀巴湾的国家一个接一个离去。这一场景似曾相识。英国曾经封锁逃离了希特勒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门户。巴以分治投票过后，联合国禁运了武器，把他们暴露在阿拉伯人的炮火中。1956年的保证没有得到履行。他们感到，整个世界正又一次地无视他们的绝境，把他们抛向下一个“最终解决方案”。纳粹清除犹太人的计划永远也不可能从以色列人的心头抹去，他们也清楚，阿拉伯人的企图并无二致，抱着这个目的，他们正在磨刀霍霍。

一些人害怕、担忧，剩下的人则勃发出更为坚决的情绪，他们受够了阿拉伯人的敌视、威胁、破坏、恐怖活动、分流水源，这一次，他们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用拉宾的话说，他们“积累了太多的挫败感，因为每个人都感到，我们用尽了一切办法要避开战争，但最后仍然被迫投入战争”。

对总参谋部来说，等待是最“焦虑”的事，每拖延一天，他们未来的伤亡就将增加几分。比起1956年，他们认为，如今开战极为不利：大规模的埃及部队已经集结到了苏伊士运河东岸地区，他们拥有大量现代化的武器，受苏联训练长达10年，这是以前他们不具备的。以色列只能硬着头皮孤军迎敌，没有盟友帮忙抵御敌机的空袭。他们还将两线、甚至三线作战，而不是仅仅瞄准西奈半岛。但是，接受封锁的现实是绝难接受的，一位军官说：“这是要活埋了我们。”然后他清晰地总结道，必须要下定决心，“不自强，就会被人像捏虫子一样捏死。”按兵不动三个星期，以色列国防军像蓄满了力量的弹簧一样弹射了出去。

以色列空军是他们的矛尖，用了80分钟就铺垫了胜利的条件——空军总长末底改·霍德喜欢说“赢得战争”，但这么说似乎对陆军不太公平。他说：“我们计划、训练了18年，为的就是这80分钟。”说时浑身闪耀着骄傲的光辉。这是个演出了辉煌胜利的指挥官，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他眼中、嘴角都掠过笑意，在讲话时不时绽放出笑容，洋溢着幸福。在继任同样活力四射的埃泽尔·魏茨曼成为总司令之前，霍德当了5年的副总司令，他们两人的风格非常相似。魏茨曼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侄子，生于特拉维夫；霍德生于以色列最老的基布兹社区——加利利的德加尼亚·阿勒夫。40岁时，他仍然每周和自己的飞行中队驾机训练，他认为如果他对下属有所要求，首先自己就要做到。他的命令给予了战斗机飞行员极大自信。他们18岁开始训练，平均年龄只有22岁到23岁之间。

以色列的空军部队让同袍相信，尽管以色列有能力拒敌千里，但要赢得战争，就不能没有空中优势。为了胜利，就要创造这种完美的工具，这就是霍德和魏茨曼的目标。魏茨曼在1958年34岁时被委任为空军总司令，他把接下来的这8年称为“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直到他转到现在的岗位——作战部部长。在空军时代，他在时代的风口工作，他意识到这是他国家的命脉之所系。

魏茨曼高个、消瘦、话多，留一撮小胡子，说话带英国口音。他动个不停，整个人躺在椅子里，两条长腿交叉放在扶手上，要表达观点时身体前倾，或者走来走去，快速的语句跌跌撞撞地想要撵上他飞快的思维却不能成功。他有一种凝练语言的天赋。当说到耶路撒冷对犹太人国家的意义，他说：“我没法在特拉维夫的历史上养大我的孩子。”当说到俄国人没能教好阿拉伯人，因为他们的民族性榫卯不投，他说：“要问伊万和穆罕默德有什么相同点，打死我都不知道。”因为空军战绩不凡，他说，外国人都以为我们有一些极其高端的电子秘密武器，“一些能吹唱《希望之歌》的东西”，但答案更简单：他们完美地运用了改装后的飞机来适应中东和以色列的短距离空战。比如，在1958-1959年和法国谈判购买幻影战斗机时，以色列人坚持每架飞机要加装两门火炮，虽然这种飞机的初始设计只能装配导弹。法国人认为，在未来的新发展中，空战中只需要导弹，但以色列却有别的主意。他们不仅要用这些飞机拦截轰炸机、与载有导弹并加装一门火炮的米格－21对战，还要用它们来执行他们的核心战略——摧毁地面的飞机。魏茨曼坚持要火炮，并说服了法国人。“没有它们的飞机我不会买。”

“我们迷上空军了，”他说，“我们很清楚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依靠自己的想法，不当电脑的奴隶。”这就是他们巨大自信的终极秘密，“我们可以狠揍敌人”，哪怕敌人集合了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四国空军之力。为什么？“因为整个军事世界都成了武器至上的受害者，在原子时代都迷失了方向。大家都忘了大脑、神经、心理和想象力都超越了电脑的能力。没有电脑能‘超越职责要求’，但只有那样才能获得勋章。”

以色列空军准备武器、训练飞行员都是严格瞄准目标和敌人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情报部门就有用武之地了，搜集、刺探，通过数月、数年的照相侦察和其他手段，建立了敌人的全部信息档案，虽然他们没有一个派驻阿拉伯国家的武官和代表。“我们知道埃及空军的一切，”霍德说，“他们怎么工作，训练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如何训练。”包括，他们发出警报后要花多长时间起飞的精确时间——在特定机场，25分钟；然而以色列的时间，虽然霍德不会泄露，但从他绽开的笑容中已经明白无误地传递出了。

他说，没有指挥官能享受这么好的情报服务。他的计划能精确到在远处的轰炸机赶来之前就清除近处的埃及战斗机机场，并且在前者还在颠簸起飞时赶到它们面前。

情报团的工作是国防军的基石，局长是雅利夫将军，瘦弱、警觉，戴眼镜，卷着袖子，被很多人认为是军队的关键人物。他出生于拉脱维亚，14岁来到巴勒斯坦，“足够年轻，年轻到会被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接受，也足够年长，年长到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他会说6种语言，现在46岁，但看上去却只有36岁。他在满满150人的房间里给记者做报告，讲解从科威特到苏伊士运河的战况，从武器到政治的所有事。他让所有听众在一个多小时听得津津有味，却没有透露安全部门不允许泄露的内容，然后又即席回答了一个小时问题。报告结束于自发的掌声之中，人们赶忙涌上前去，希望获得更多的消息。这是大获全胜的表演，展现了教师的逻辑，演员的天赋。

以色列的参谋人员警惕性非常高，没人知道他们的情报是怎么搞到的。雅利夫透露的仅仅是，别管有什么方法，“你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所有方法都用上了。”他创造的传奇传遍了边界的另一边。耶路撒冷老城一个美国研究所的阿拉伯看守信誓旦旦地告诉我，那个伯大尼的磨刀人，7年来每天就挣几个皮阿斯特，穿得一身绿色，像个村中的小丑，常推着车在教堂门口逡巡，讲些笑话，这个人其实是个情报人员，在以色列军中位阶不低。他从这个流言中得出的东西不无意义，“这反映了他们的能力，我们必须要向他们学习。”

在战斗中，以色列士兵展现了国防军的指导原则：指挥官审时度势的能力，以及对不向上级请示、求援就当机立断的灵活性——拉宾将军说：“见到了，就解决。”并且，军官身体力行全军上下的一种精神：不管任务是什么都坚决完成。沙漠中的一个营接到命令要攻破埃及一处防御工事，工事前是一大片满是地雷的开阔地。他们失败，后撤，又接到重新前进的命令。先头兵跪在地上，手拿金属线圈探测地雷，终于开出一条血路，占领了工事。在停火之前对叙利亚高地孤注一掷的冲锋中，有一个连的士兵把战友的尸体扔到铁丝网上，好让同袍踏其前进。在耶路撒冷城外一场争夺高地的遭遇战中，炮兵指挥没有工具，没法清出安放机枪的位置，连队的两个预备役士兵正好在城里做建筑业，他们开来了自己的推土机，完成了任务。在耶路撒冷也是一样，莫特·古尔上校是空降兵指挥官，他不顾圣斯蒂芬门前侧翻的熊熊燃烧的约旦客车，私自下令让部下强攻大门。

在主动性、坚韧度和自省方面，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截然不同。要记住，以色列国防军不是存在于真空，它是对手的反面，任何对其业绩的分析都不能不考虑它的对手。让犹太人头疼的问题，反过来说，正是阿拉伯人梦寐以求的成绩。让我引用纳尔基斯将军的话：“阿拉伯人在空中建起了城堡，自己却变成了城堡里的囚徒。”以色列人稳扎稳打一步步拼搏，在阿拉伯人看来，一切不过安拉的旨意。

从本质上来说，他们的战争是两个社会的冲突。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差异，每天从分隔两国的那条马路上就能看到，一边是漫漫黄沙，一边是葱葱绿影。犹太人让国家倒向了积极活动的西方，复国主义者归来，开垦、复兴了这片被遗忘的土地，使其繁荣，使其足以支撑起一个现代国家，在此过程中，犹太人在精神和情感上经历了太多太多的革命。他们变成了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命运的受难者。然而埃及和叙利亚，不管他们如何声称自己社会主义的成色，他们没有革命，下层人民的生活没有变化。叙利亚的农民仍然住在可怜的巴掌大的陋舍，埃及三角洲的农夫平均一人要得七种疾病，他们没有自己珍视的，可以为之战斗、为之牺牲的社会。

250万人要对5000万人取得军事胜利是个专业性的问题。以色列人认为，埃及的军官都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没有精确性的观念，没有全力备战，没有领导的责任，没有“完成使命的执行力”——这是恰恰是以色列人的原则。千年以前，阿拉伯征服者踏平北非，他们凭借的是自己的武器、自己的传统。但今天，他们缺乏以色列人建立自己军队的创新能力，他们只能打一场别人制定标准的战争。有人在沙漠里捡到一本埃及的训练手册，画上都是微笑的平脸西方人模样，明显是从1930年左右的英国手册里照搬来的。约旦的军队是英国人建立的；叙利亚的炮兵部队听命于俄国人；与其说埃及人得到了俄国装备的帮助，倒不如说他们在这些装备面前更加无所适从了。俄国人给他们建了20多个萨姆导弹的发射点，他们一枚也没发射过——或者只发射过一枚。他们的战斗机飞行员驾驶的是米格飞机，但在空中作战时笨手笨脚。他们的导弹兵使用地对地导弹毫无准头，瞄准的特拉维夫，却能把贝鲁特轰得一片狼藉。总之，就像埃及总统纳赛尔说的，他们尚不能完全胜任现代战争。尽管他们的人数优势巨大，情况凶险，又有俄国这个盟友，但以色列的指挥官知道他们不可能输给这样的部队：“看，阿拉伯人又把我们包围了，这些可怜的浑蛋。”

正如以色列人依靠的是机动性和突破，阿拉伯人最擅长的是据守堡垒而战。他们许多苏联重型坦克都被埋起来当作炮台使用。他们变成了自己人力优势和装备优势的奴隶。苏联设计的体系依靠的是纵横的堑壕和深达几公里的地堡，这需要极大的人力来建设。以色列人说：“这是富人的打法。”阿拉伯人对闯进他们世界的以色列人咬牙切齿，战前也极尽威胁、挑起仇恨，但他们对以色列的战争毕竟并不关乎他们国家的生死。不过，一旦他们失去了空中掩护，他们就变得进退失据，进攻自然不成，连守土也成了问题。

俄国人错判了阿拉伯人的能力——当然也包括以色列人的——或许因为他们是唯物主义者，不太考虑无法度量的因素。他们轻蔑且无疑是茫然无知的——“教皇有几个师？”他们送了他们的代理人数不清的钢铁猛兽，米格、坦克、导弹发射点、火箭、高射机枪、半履带车、成吨的其他武器和弹药，在他们看来，这足够决定一场战争了。他们似乎是被惯性思维给误导了，歧视犹太人为二等公民。他们没能认识到，以色列人有一个秘密武器——他们的家园。

以色列国防军强大力量的最后一个来源是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这是它的另一个自我。民众对军队的大量帮助、挂念，那些饱含深情的信件、家里烘焙的蛋糕、防晒膏，还有其他的扶持铺天盖地。在这一刻，以色列空军是全世界最精良的战斗飞行员，以色列士兵是全世界最勇猛的斗士，但这场战争还有它“犹太母亲”的一面。在“紧张时期”，耶路撒冷的母亲自发成立了一个组织，起因是一个士兵打电话回家为连队要驱蚊水。一场收集运动就此开始，药店、医药公司、普通人家都发动起来，志愿者们用自己的车集中、分装，跳过了部队的后勤系统，成功地搞到了8000剂给士兵用的驱蚊水，仅仅用了5个小时。

那一刻他们势不可挡。在获悉国家危难、生死存于一线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贡献一点儿什么。三天之内，耶路撒冷的妇女团体就登记了450名志愿者，并记下了他们想要做出的各类捐献。一些人去帮助别人看孩子——这家的男人参军，女人不得不顶替男人原来的工作；一些人充当信使，把战场伤亡情况通报到各家；一些人开车上街，让在“紧张时期”休12小时假的士兵搭车回家，或者开车带他们回到自己家，提供洗浴的招待。随口一提蛋糕，一天就收到了800个家里烤制的蛋糕，随口一提红酒，收到了500瓶红酒。

学校组织了一个活动，让学生给前线士兵写信，同时附赠一个小包裹，里面装一件家里的小礼物。战争结束后，一位装甲兵团班长回忆，在枪林弹雨的沙漠中苦战三天，环绕着热气、尸体和燃烧的金属，他意志崩溃了，一动不能动，没有任何求生的欲望。突然一件那样的包裹掉到他的铺位上。他想：“一定是什么破烂玩意儿。”他发现了一封信，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士兵，我寄给你这个口香糖。我不害怕炸弹，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外面保护我，不会让人杀我。”他猛然斗志高涨，班长说：“我感觉自己像一头狮子。”

雄狮的战斗一样含着眼泪。战后一个经常性的话题就是哭。“我一边战斗，一边哭，”一个预备役校官对我说，“因为我在开枪，在杀人。”参加了老城战斗的指挥官，因为回避使用火炮，他的部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他的妻子说，他风尘仆仆回家，毫发无伤，不施浣洗，只是在他抱起睡熟的孩子时，才身心俱疲，默默掉下泪来。一个士兵在北方作战，突然一名叙利亚士兵出现在6英尺（约1.8米）之外的堑壕。他开枪杀死了他，发现这个死人的手上戴着结婚戒指。他顿时思绪万千：“他也有妻子和孩子。”然后有了流泪的冲动。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一个女人说，她丈夫从战场回来后几天没说话，而他的兄弟却津津乐道自己奋勇杀敌，异常自豪。还有人亲眼看到坦克里的其他战友都被炸死，自己侥幸逃生，随之对埃及士兵疯狂开火，杀出一条血路，同时获得了一种野蛮的满足感。

随炫目的胜利而来的不是游行欢庆，却是对死者的纪念。没有庆祝。年老的，年轻的，都悲戚忧郁，他们知道，自己的同代人不是伤残就是死去。每天都有追悼会，每天的报纸都有带黑边的讣告栏。以色列人对悲伤的强调，在另一国看来或许滥情，但犹太人知道，20世纪死去的千千万万人，以及这场战争中死去的700同胞是难以释怀的。按比例换算过去，这相当于美国死掉了6万人。联合国的停火决议即将出台，与此赛跑意味着军事冒险，可能承担更多的伤亡。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说，他们对未来的期盼就是一个在阿拉伯人海洋中的犹太国家，每一个犹太人都弥足珍贵。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是一个悲剧。这种感情要比一个国家的失子之痛更加深刻，它更是原始的、天生的对人类性命的尊重。

以色列国防军对伤亡人员的重视比其他方面更令人震惊。每个伤员或战死士兵都将不计代价地运回国，哪怕是为了找回失踪人员而发动一次进攻。大多数情况下，伤员会在受伤地点被直升机直接送到医院，耗时不超过一个小时。这是士气高涨的保证。一个人战死，他部队的指挥官和他公司的老板都会到家吊唁。当霍德将军来到被占领的叙利亚，用550个叙利亚战俘交换一个以色列飞行员和两具尸体时，以色列人的价值被有意夸大到了极致。

令以色列人悲伤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活，还有更多的东西。它的子民，长期作为暴力的受害者，而今却不得不有违本性、有违寻回锡安故土这一希望地变作了施暴者。他们像美国一样，必须靠武力赢得建国的权利，现今要靠相同的手段去巩固它。即便他们为国防军的战绩自豪，甚至为空军的胜利兴高采烈，但以色列很多人都深为自己的新角色，以及自己竟然对此角色如此驾轻就熟而感到困扰。从奥斯维辛到西奈、再到耶路撒冷的光复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转变之突然世所罕见。不足一代人，犹太人已经从备受迫害的民族，变成了对别人发号施令的民族。

安静、善思的拉宾将军，领导国防军达到如今高峰的人，第一个认识到这个负担。获胜后在斯科普斯山上的演讲中，他说：“犹太民族还不习惯去征服，我们接受了这种方式，心情很复杂。”他们将怎样改变征服，征服又将怎样改变他们，这将是一个问题。

刊于《大西洋月刊》，1967年9月。

1. 希布伦屠杀，1929年8月24日在希布伦（在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杀死了67名犹太人，包括妇女和幼儿。——译者注

2. 帕尔马赫（Palmach），英国托管时期犹太人的半军事化组织哈加纳（Haganah）中的精英部队，哈加纳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译者注

3. 《希望之歌》是以色列国歌。——译者注

如果毛泽东来到华盛顿

有一件事造就了历史上最雄奇的猜想和最尖刻的讽刺，这件事就是：1945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取得全国性权力的四年半之前，他们企图和美国建立关系，要求前往华盛顿，要和罗斯福总统面商机要。是什么促成了这个要求已不可知，只有等待档案解密，不过，我们现在才刚刚知道，美国对此友好姿态未做任何反应。在27年间，两场战争，不计其数的生命魂飞魄散之后，两个没有交情的超级大国因猜忌和恐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之后，一位美国总统——上一位美国总统让1945年的访问未能成行——终于访问了北京，和那两位中国领导人见了面。本来可以有另一种可能吗？

这个提议的原件，1月9日由美国在延安的军事观察组代组长雷·克罗姆利上校转交给了在重庆总部的魏德迈，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他们的请求被传达给“美国的最高官员”。内容（这是第一次公开刊载）如下：

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和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问题。以下完全是他们的非正式建议：只要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接待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那末他们二人或其中之一立即可以前往华盛顿参加探索性的会谈。

周恩来要求，如果罗斯福总统随后发出邀请，他们将坐飞机前往美国。怕此事不成，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对他们的要求保密，以保证他们和蒋介石的关系如旧，他们当时正在痛苦的谈判之中。

这个消息1月10日到了重庆，但没有转交美国，只是在另一个文件中提及了一下，这个文件可能是给罗斯福总统的，也可能是给国务院或者战争部的。原件被帕特里克·赫尔利截留在重庆，魏德迈将军也被迫同意这么做。

在审视这件事及其原因之前，让我们想象一下，在正常的途径下，这个请求被转交给了“最高官员”，也收到了肯定答复——九成九不会，但也不是完全没这个可能。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到了华盛顿，如果他们成功地让罗斯福总统相信，他们的边区政府正蓬勃发展，中央政府正腐败溃烂，如果他们实现了来访的目的——美国向他们提供军火，停止对蒋介石无条件的承诺，向蒋介石施压，迫使其接受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他们想在此基础上扩大势力），那么，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

由于和美国建立了联系，共产党的威望和实力将加强，国民党将衰落，虽然这两点本来就不可避免，但速度会大大加快。在极度厌战和痛恨恶政的国家，一场三年的内战如果不能被完全避免，也可以大大缩短。美国不再被指责为资助注定失败的一方而延长了内战，也不会引起最终胜利者的深切敌意。这股敌意也不会表现为对美国领事官员的抓捕、殴打，有时是下狱和流放，对沈阳领事馆的查封，以及其他骚扰。然后这些行为也不会引起我们的不满，从而不承认共产党政府。如果双方不存敌意，我们就将和人民政府建立某种级别的外交关系，允许在危机中的对话。如果中国人没有对我们产生恨意和猜疑，从而一边倒向苏联，可以想象，朝鲜战争以及它残酷的后果也就不会发生。由这场战争而生的是两个“幽灵”，一是红色中国的共产主义，一是牢不可破的中苏伙伴关系。没有这两个概念，我们的政治家不会被蛊惑，煽动家不会有温床，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本可以不一样。我们可能也不会走向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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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串联这条因果链的是一个个“如果”，但是合起来，它就告诉了我们因果的传导，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怪异之处。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些怪异之处是全因偶然，还是有意为之的呢？彼时彼地是真的有选择的余地，还是每一步都不可避免呢？回看历史去寻找答案，我感觉到现实的幢幢鬼影，距离当年1/4世纪之遥的现在，事情的轮廓比那些身在此山中的国防部文件要清晰得多。

要谈1945年的情况，需要牢记三点：第一，日本还没有战败；第二，美国的政策侧重于并执着于要国共两党结成某种形式的联合；第三，美国的九人军事观察组——后来扩充到十八人（也就是迪克西使团），已经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从1944年7月就一直在延安发挥作用。使团的目的是借用（中国）共产党的人力、物力，在将来军事行动的战略关键区域，组织一个情报网络，同时可以大致评估共产党的能力和意图。对于美军进入中国（当时这仍然被看作盟军最后一击中的一个动作），还有苏联人进入中国抗击日本，这些事非常重要。

国共联合是美国计划中的核心部分，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行的一条路，既可仍然支持合法政府，又可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地盘对付盘踞在中国北方的日军。和而不同的联合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中国的两党爆发内战。说到底，这是我们最害怕的事，因为它将破坏我们的主要目标——战后维持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国，并且，内乱一定会招致外患。如果在日本被打回老家之前中国爆发冲突，他们就有可乘之机继续在中国大陆生根发芽了。届时，苏联的阴影也将投来。如果国共失和，我们担心俄国人会借进入战争之时利用影响力，煽动中国共产党行动，从而增加中国分裂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41年5月，外交关系委员会就有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日本和苏联的未出版的政策研究指出：“保证中国无内战至关重要。”

1944年11月至12月之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作为调停人一直推动着组成联合政府的谈判。他乐观、热情，但对这个问题的缘由、性质和历史却知之甚少。11月10日，他成功地和中国共产党谈出一个《五点建议》——中国共产党同意加入联合政府。条文允许共产党在承认蒋介石的领导权和他对共产党武装有联合领导权的前提下，享有政治行动的相对独立性。因为毛泽东和他的同志把参加联合政府看作获得美援的必要途径，长远来看，是他们获取全国的必要途径，所以他们准备暂时委曲求全。然而对赫尔利来说，他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个民族主义色彩的工农政党，目标就是民主地分享国家权力，所以这样的条款看来完全可行，简直是他个人外交生涯的重大胜利。他连忙和毛泽东签订了这份文件。

但是，11月16日，让赫尔利大失所望的是，蒋介石完全拒绝了这个建议，就像他告诉赫尔利的，赫尔利签署的承认共产党进入政府的条款，最终只会导致中国共产党控制了政府。赫尔利认为，大元帅的地位与美国的利益以及他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他立刻调转枪头，同意了蒋介石对联合政府的修正条款。赫尔利大使并未意识到这个安排完全不能反映中国的现实，而他的下属，在国民党政府之下观察了数年，如今终于有了访问和调查共产党区域的机会，他们都看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评估暗示了一个和赫尔利的理解不同的美国利益，这成了关键问题：美国的目标是保存蒋介石，还是更灵活的选择，以防被卷入和一个“逐步倒台的政权”同生共死的命运？

赫尔利和魏德迈是确凿无疑地信奉第一种观点。在当时，要设想一个没了蒋介石的中国确实不太容易。他的民族领袖的威望如日中天，在局外人看来，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信条：除他之外没人能把中国全国上下捏在一起，如果他倒台，随之而来就是乱局。赫尔利和魏德迈轻易地就相信了他——权力的服色总是令人信服。赫尔利和魏德迈兴冲冲地要证明，史迪威做不到的，他们能做到。他们认为，成功的关键就是对蒋介石亦步亦趋。

在赫尔利的催促下，蒋介石向共产党提出了反建议。他提出了联合的计划，要把共产党的军队置于国民党的掌控之下，接着还要把共产党的地位合法化，变成合法党派之一。赫尔利忙不迭地对蒋介石的新方案表示支持，尽管新方案让他和毛泽东的商讨成果化为了泡影，他还在魏德迈的协助下，用尽浑身解数让共产党接受新方案。后者很自然地拒绝了这个安排，因为这不是联合，而是投降。共产党得出结论，这个会谈的中间人已经倒向另一边，会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取消了继续对话，从此不再相信赫尔利。魏德迈还说，如果共产党能和蒋介石订约，美国可以给他们提供武器和补给。共产党不为所动，因为他们明白，蒋介石将决定援助如何分配。赫尔利还提出重回延安，重启对话，不过也被拒绝；迪克西使团组长大卫·D·包瑞德上校也想加以劝说，可毛泽东和周恩来告诉他，他们仍然希望，也仍然需要美国的武器，但不需要蒋介石的方案。他们说，美国支持蒋介石，支持的是一个“腐朽的空壳”，尽管全美可能都会支持他，但他“注定失败”。包瑞德结束了访谈，感到和他对话的两位领导人“对自己的力量非常自信”。

谈判就此进入僵局。共产党做出了极大努力，对收获期以厚望，但现在他们需要重起炉灶。相当偶然地，就在这时，美国军方向他们表达了某种试探性的、明显未获一致同意的友好姿态。这让他们既兴奋又困惑。12月15日，包瑞德上校和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副局长威利斯·H·伯德，同时但分头给延安带去了提议。两人的提议都设想了美国技术部队登陆中国，然后和共产党军队联合行动。伯德上校的计划更夸张一些，包括了美国指挥官要求“战略使用”军队时，他们要和全部共产党军队“完全地合作”。不管这个计划是不是有意绕开大元帅，以及伯德上校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这在他颇为自得的报告中没有提及，提及的只有：“战区司令已经原则上同意全力支持共产党……”

包瑞德上校的两个提议由魏德迈的参谋长罗伯特·B·麦克卢尔将军授权。麦克卢尔向国民党军参谋长陈诚将军讲清了第一个提议，美国的技术部队将限制在4000到5000人，他得到的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通常中国人会用这样的回答来表达“不行”的意思，而美国人则用来表达“没准儿”。第二个提议比较惊人，12月27日麦克卢尔口头向包瑞德保证，这个提议已经得到了赫尔利大使的同意。第二个提议说，在欧洲战局胜利之后，要在山东建一个滩头堡，在那里将登陆大约2.8万人的伞兵部队，由共产党暂时照料后勤供应——不包括军备和弹药，直到美军的供应开始发挥作用。共产党说他们同意，但包瑞德还是禁不住想，中国人如此沉着，但他们对这项职责及其含义可能根本闹不明白。

面对这样的前景，共产党不清楚他们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将获得怎样的地位，所以可以理解，他们需要绕过赫尔利，直接和华盛顿建立联系，说明情况。比说明情况更重要的，是获得认可。主动提出远渡重洋的会面——这将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可见他们的诚意。今天，距离毛泽东严厉谴责美国为社会主义阵营永久的、日薄西山的敌人（我们这边有老古板杜勒斯、早期的尼克松等一批人与他们针锋相对），已有25年。可那个明显的问题还在那里：在1945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真的灵活到真心要和美国结成联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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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20世纪20年代时，意识形态的纯洁被证明是关乎生死的，而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调整政治行动去适应现实，随时准备为了生存和优势，与意识形态的对手开展合作。如果他们在1936年可以与蒋介石达成合作并且还将准备合作下去，那又为什么不能和美国权商一二呢？从毛泽东、周恩来和迪克西使团的政治顾问约翰·S·谢伟思开诚布公的谈话里就能看出，他们希望得到的到底是什么。谢伟思详尽地报告了这次谈话。

首先，他们想说服罗斯福总统，是他们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而不是国民党。他们知道时间对自己有利，天命在渐渐地、笃定不移地转移到自己手中。如果他们能用某种办法把这个观点明白无误地传达给华盛顿决策层，那时美国就可能被说服，减缓对蒋介石的支持，同时加快运势的转移。其次，他们想作为联合政府的一员，像他们欧洲的共产主义伙伴铁托那样，获得美国的武器、军火。在抗击日本方面，他们认为需要美国提供帮助，武器是他们急缺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日军阵线前后方都建立了组织完善的抗日根据地，但缺少打一场真正决战的武器。他们希望去华盛顿说服罗斯福总统，表明他们要求的正当性。他们感到美国还没有察觉到，国民党在衰落，他们在崛起。如果他们能见到罗斯福总统，他们就能当面阐明这一切。

罗斯福总统同情受压迫者的光环已经远达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在小说《基督停在恩波利》（Christ Stopped at Eboli）中，卡罗·列维写道，他走进卡拉布里亚破败村落的一户陋舍，看到墙上有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这家人失踪的儿子的照片，还有一幅罗斯福总统的肖像。当然，在延安任何一户人家的墙上，除了有盟国四巨头的宣传画之外，是否还有美国总统的肖像大可存疑，但罗斯福总统确实在中共领导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当他1944年连任成功时，毛泽东发去了贺电，罗斯福总统回复道，他期待“和中国的所有力量积极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如果不算明确表示的话，这至少也是个不错的开局。

在延安的美国观察员们发现，此地的主人对美国极其好奇，迫切地想了解美国的技术手段，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据克罗姆利少校说，毛泽东“能很快地理解任何人告诉他的关于美国的任何事”。他和他的同志非常钦佩，美国军队在极其艰难的太平洋战场上还能步步为营，节节胜利。他们意识到，这支军队一定是能打到日本本土的主力部队。中共要想在现实中有所突破，有钱、有资源、在亚洲有地盘的美国是他们在当时的节骨眼上不得不与之合作的国家。

“我们不能跟美国冲突，我们冒不起这个险。”毛泽东对谢伟思说。他们一点儿也不在意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因为他们十分自信，自己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们想让美国承认他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承认他们有能力即将取得的东西，承认他们是中国主要的党派，而不是非法组织。他们想在盟军即将到来的胜利中获得参战一方的合法地位，这样就能在对中国的战后安排中分得利益，在联合国的组织里获得一席之地。他们心里清楚，在有朝一日苏联大军踏进中国东北的时候，他们和美国的联系将助他们一臂之力。总之，他们想彻底搞明白，如果蒋介石拒绝联合政府，那么是否“有可能”，毛泽东问谢伟思，“美国会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想知道自己在美国眼中的地位。

关键因素在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他们极其盼望着继承中国的主权。在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变成了一块撞沉轮船的礁石。毛泽东早在1944年就清楚地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美国只给国民党提供武器，这在效果上是一种干涉，因为这给了国民党力量去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这当然是对中国人民意愿的个人判断，但这个判断也非常现实，并且为美国观察员们所认可，他们的职责就是评估那些证据。约翰·P·戴维斯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后任战区司令的政治顾问，他报告说，“共产党是中国唯一以人民诉求为己任的团体”，他们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得到“人民大范围积极拥护的团体……中国的命运不在于蒋介石，而在于他们”。他认为，美国在做任何决策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身处中国的和国务院中的职业军官，此时的建议都是，无条件支持蒋介石不是保证中国统一的最好手段。如此刺激蒋，让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其实是让他更不容易妥协退让，更有可能推动而不是防范一场内战。在中国的参谋人员感觉到，共产党一定会牢牢抓住华北，极有可能在战后接管东北，我们应该保留一点儿和共产党建立联系的自由，因为只有通过和美国的交情和美国的经济援助，他们将来才可能脱离苏联的怀抱。前方军官对更加“灵活的手段”的请求越发激烈了。有人说，支持蒋介石不是“我们政策的终点”。国务院中国事务和远东部竭力向决策层传达前方的声音，他们甚至说，如果蒋介石本人没有任何补救的举动，那么重审美国的政策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非常必需的”。

美国外交实践中并不鲜见这种困难：前方的声音无法上达或无法影响到决策层——这里指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继承了看不起职业外交官的偏见——这一点不无道理，但在中国却行不通——他一直认为他的私人特使能让他无所不知，这里指的是赫尔利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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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历史中，赫尔利的性格是个主要的异数。人们总是认为历史的各种变数都受到自然法制约，较少地受既非英雄又非魔鬼的次要角色的性格影响。然而历史却不是严守规则，秩序井然，它常常因一阵微风吹落了湖面上的叶子而微泛涟漪。

结果，赫尔利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使命感之中，包裹着自负、野心和脆弱的自尊，直到达到爆发的临界点。他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的矿工小屋，有一个霍雷肖·阿尔杰笔下主人公的悲惨童年，后来从事法律，又代理过收益不菲的乔克托印第安人的石油生意。辛克莱石油公司都成了他后来的客户。他大发其财，豪赚1500万美元，参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服役，后成为胡佛总统的战争部长，把拓荒者的粗犷奔放掩盖在安德鲁·梅隆式的共和党人的浮华风度之下。他高大、英俊，让人一见难忘，精心打扮得像个纨绔子弟，当他出任大使，必须身着便服，才在总统的直接干预下脱掉了将军的制服，摘下了勋章。虚荣带给他最大的安全感。

一开始，他到中国的工作是总统特使，帮助协调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工作，结果适得其反。赫尔利没能拉拢到蒋介石，反而让蒋介石拉拢了自己，支持蒋介石召回史迪威的要求。赫尔利由此更加感到促成联合政府的必要。他因为一个大使的职位，站在了蒋介石一边，搞砸了调停蒋介石和史迪威的职责。赫尔利正是蒋介石希望的那种特使——能直接和总统汇报，但对中国一窍不通，与此同时，因为虚荣的弱点，易于操控。史迪威离华的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卸任了，蒋介石欣然提出让赫尔利接任。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信件里（绕过了国务院，由宋子文交给霍普金斯），蒋介石恳求让赫尔利“更长期地”在中国工作，他与共产党打交道，“已经完全获得了我的信任”，所以如果他能解决联合执政的问题，那么对对日作战则功不可没。罗斯福总统被迷惑了，他相信一团和气能有高效率。如果其他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奏效，那么用一个蒋介石喜欢的人或许可以达到目的。赫尔利接受了任命，并因此感激蒋介石。

因此，赫尔利马上告诉自己，他的使命以及美国的政策（他常说“我的政策”）都在于“防止国民政府倒台”，“维持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总统、军队大元帅的地位”。档案里都找不到这样的指示，尽管赫尔利后来声称这些指示是口头上的，但他被任命时已经身在中国，所以这也是不可能的。这里必须强调，在极少几次与国务院的沟通中，他谈到了他对自己任务的理解，但没有人纠正他的想法。部分原因是国务院对他没有领导权，他的行事可以完全绕过国务院；还有部分原因是，除了一些空泛的概念，没人决定我们的对华政策到底是什么。也没人知道总统是怎么想的。

在赫尔利到中国之前，他所有对中国形势的判断都来自一个前提，他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那就是莫洛托夫曾私下告诉他的，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于是赫尔利低估了他们，说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受欢迎程度都被大大地夸张了。他坚持认为，一旦中国共产党人搞明白了苏联不会支持他们，他们马上就会和国民政府交易，并满足于少数派的地位。建立联合政府将非常简单。他报告说，在“公开宣称的原则”方面，国民党和共产党“如果说有所区别，那区别也微乎其微”，两党都在“追求民主”。这可能是一个美国大使说出的最草率的话了。这反映了典型的美国人拒绝承认本质分歧的特点，认为一切都是可谈判的。

赫尔利不接受下属的一切建议。因为他立志要解决的这个原始的、复杂的局面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对于任何比他更了解中国人的建议，他都激烈地拒绝并开罪其人。当联合政府的前景在他眼前化为泡影时，他感到他的手段在中国完全行不通，他期待的外交胜利不可能实现了，他只能得出一个偏激的解释：不忠的下属在他背后捣鬼。他一点儿都没想到这可能有中国方面的原因。

把自己的使命定为“保蒋”之后，赫尔利当然要阻拦毛泽东、周恩来去华盛顿的请求，这个请求越是有意地要绕开他，他就越要阻拦。尽管共产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把信件发给了魏德迈，但赫尔利还是看到了那封信——魏德迈当时去了缅甸，而且他和赫尔利有过共享信息的协议。第二天从延安来了第二封信，写明魏德迈“亲启”，信中引用了周恩来的特别提示：“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得知此事，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这封信仍然被赫尔利得到了，其效果可想而知。与此同时，他从延安的国民党情报人员那里得知了伯德和包瑞德向共产党开出的军事提议。他脑中顿时警铃大作：这就是共产党敢拒绝联合政府的原因。他们已经直接收到了邀请，已经架空了自己，秘密地打算去华盛顿了！

包瑞德的建议当然是战区司令的意思，但赫尔利想找出一个为联合政府失败负责的阴谋，忽略了这一点。他在1月14日愤怒地告诉罗斯福总统，伯德和包瑞德未经批准私自行动，他完全被蒙在鼓里，直到“共产党向魏德迈申请安排毛泽东和周恩来秘密访问华盛顿，和您会谈，此事才完全曝光”。

直到这时（2月7日的电报又提了一次），罗斯福总统才知道了共产党有这样的请求。这看来就是这样一起事件：美国军官未经批准的行动搞坏了赫尔利促成联合政府的努力。（赫尔利对军官的指责由白宫转给了马歇尔将军，后者严厉地质问魏德迈，导致了魏德迈和赫尔利一次严重的争吵。两人最终达成协议，给马歇尔一个解释，既不追究魏德迈的指挥失误，也不责怪赫尔利的行为不当。这个杰作保护了所有人，除了包瑞德上校——他未能做到军人基本的警惕：接受的命令必须是书面的。在赫尔利的坚持下，魏德迈也没有反对，即将荣升准将的包瑞德被撤销了提名。他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名声扫地的替罪羊中的第一个。）赫尔利说，和延安进行军事合作的计划将造成“承认共产党交战一方的地位”，导致“国民政府……混乱和内战，以及美国在华政策的失败”。同时，他向罗斯福总统保证，他发现并挫败了共产党的花招，他已经说服周恩来回到重庆继续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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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收到请求后又发生了什么？共产党的请求送达了罗斯福总统，只不过已经被他的大使大肆批判过了。消息送达的时候，正是罗斯福总统一门心思为雅尔塔会议做准备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接近胜利之时的各种恼人的难题。（赫尔利更为详尽的第二封电报到达时罗斯福总统已经离开华盛顿去雅尔塔了）战争罪的审理、战后对德国的处理、苏联要求联合国的16个席位、波兰边界问题、巴多格里奥被捕，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难题、伊朗政府倒台，更别提国务卿斯特蒂纽斯说的有必要“私下和丘吉尔谈一谈英国购买阿根廷猪肉的问题”——罗斯福总统一个危机接一个危机的总统生涯已经来到了第13个年头，他实在是无心再去和难以对付的蒋介石产生任何新矛盾了。

罗斯福总统在难以驾驭的中国现实面前有些迷惑了，他对蒋介石并不抱希望，但害怕如果美国放松了对他的支持，更多的问题会乘虚而入。罗斯福总统倾向在即将到来的会谈中和俄国人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斯大林能同意支持国民政府，这样共产党就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寻求统一了。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成功地得到了希望中的协议，然后回到国内，重新面对我们对华政策的抉择。他极度疲惫，疾病缠身，处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结束了这段历史。

面对联合执政的又一个僵局，赫尔利和魏德迈在1945年3月抵达了华盛顿，寻求咨询。驻重庆的大使馆政治官员们将这视为一个好机会，要把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上桌面讨论。他们由代办乔治·艾奇逊领头，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他们“强烈同意”魏德迈的参谋长的意见，给国务院发去一封长电，批评赫尔利大使的政策。电报指出，共产党代表了中国一股崛起的力量，如果美国拒绝与之打交道，“从长远来看对美国利益是有害的”；电报还说，随着登陆中国的计划临近，留给我们决定是否与他们合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们建议，“总统应该明确告诉蒋介石，军事需要要求我们资助共产党，与他们合作”，这个决定“不会推迟或取决于”是否联合执政。

电报导致赫尔利大发雷霆，他所见的只是下属对他的“背叛”。电报被呈交罗斯福总统，国务院推荐说，这给我们提供了重新检视整个形势的机会，“特别是”重新考虑是否要“向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提供战争物资”。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利在3月8日和24日两次讨论了这个话题，没有记录显示这两次有国务院的人在场。赫尔利言之凿凿地确信，俄国人已经在雅尔塔和罗斯福总统达成了一致，这将大大削弱共产党的实力，他可以保证，“就在4月底”，中国就能统一。他已经和国务院这么说过。罗斯福总统还是坚持他之前的目标，也一贯的乐观，他决定听从赫尔利的政策，单独和蒋介石打交道，没有他的同意不能和共产党联系。这一下，驻华使馆人员的建议被驳回，实践美国政策的权力回到了这个新手大使的手中。赫尔利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坚决要求参与使馆电报事件的艾奇逊和他的同事离开中国。他们六人中有五人会说中文，加起来有90年的在华工作经验。所有变动要在赫尔利回到中国前完成。［在赫尔利的威势和怒火下，驻华使馆的士气低到了极点。这些在重庆工作的美国官员，他们进行了一次惹怒了使馆首领的行动，他们的工作眼见不保，都急于调离。有两个正在美国休假的干脆就没有回去。艾奇逊作为赫尔利的高级副手，究其资深的地位不会受到什么负面影响，在大使的强烈反对下，他执意要离开，调往麦克阿瑟将军手下任政治顾问。赫尔利认为谢伟思是电报的主要起草人，他的判断是对的。他直接向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请求（谢伟思归军队系统管理），成功地调走了谢伟思。再说政治官员雷蒙德·卢登，他也曾是迪克西使团的一员，在共产党根据地待了四个月，报告说共产党有可能夺取政权。赫尔利从魏德迈那里讨到一句话：他“不再需要卢登了”。还有使馆的三等秘书富尔顿·弗里曼，日语翻译官由仁，之前的桂林领事、刚调到重庆的阿瑟·林沃尔特，都受够了赫尔利的报复，分别调走。除了很快就去世的艾奇逊，其他人的升迁之路都因此放缓或毁于一旦，这些多多少少和这段历史有关。（信息由约翰·S·谢伟思向作者提供）］

罗斯福总统在做出他的决定时，对赫尔利是深信不疑的，至少，是被赫尔利说服了，认为共产党是可以被强迫接受蒋介石的联合条件的。除非他完全无视驻华使馆对共产党发出挑战的严重性评估，否则是不会相信赫尔利的判断的。这是罗斯福总统一生中最后一个重要决定。几天后，他离开华盛顿前往温泉疗养院（Warm Springs），他死在了那里。

当美国总统罗斯福在3月做出决定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与谢伟思的对话中还在强调他们是如何盼望着美国的友谊。他们没有提及前往华盛顿的请求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这是自然，他们希望此事保密），迪克西使团的政治官员也没有谁知道这件事。在朱德、刘少奇和其他党内领导支持下，毛泽东和周恩来重新回到了以前的主题：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可以互补——中国战后需要经济建设，美国有能力协助和参与。谢伟思试图判断这是否是真心话，他说，毛泽东一定是真诚地希望避免仅仅依靠苏联一个国家。

紧随其后的对谢伟思和其他涉及艾奇逊电报事件人员的放逐，对共产党是个信号，他们感觉到了美国的选择。作为回应，他们第一次公开表达了敌对的信号，毛泽东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仅限于批评“赫尔利政策”，似乎还对罗斯福的继任者抱有希望。毛泽东在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似乎一半是警告，一半是恳求。他说，如果“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扶蒋政策大行其道的话，“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并且“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军让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接受日军投降，收复沦陷的城市，但国民党对此既无方法也无计划。美军开动海军陆战队进入华北重要的城市和港口（天津、青岛、北京、秦皇岛），防止这些要津重镇、铁路枢纽落入共产党手中，直到蒋介石的部队被美国人或摆渡或空运到达那里。这明显是干扰了共产党，本来他们的部队将重新占领华北。虽然我们也有道理，要尽快解除日军的武装，但此举和保蒋的决定是一致的，共产党完全明白这一点。他们的想法又进一步得到了印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共产党统治区歧视对待，美国对国民党军队收编日本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共产党对美国开始走向敌对，这在其后四年形成了定局。

1945年整年，由赫尔利调停的成立联合政府的努力并未停止，多半是因为双方都不愿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赫尔利不能说动双方如他信誓旦旦保证过的那样向着统一前进一步。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焦躁不安，突然在1945年11月在著名的麦卡锡风潮的第一波肆虐中辞职。他说，他的任务被国务院一部分人毁了，这些人“竭力支持共产主义，特别是在中国”。他不能承认，或许永远也不能理解，他对形势的估计是片面的，中国的当前形势对他来说太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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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尔利身后的罗斯福总统更难辞其咎。事后诸葛亮会说他拒绝大使馆的建议是目光短浅，但是，审视所有历史上的行为都应该以当时的情景去设身考虑。毫无疑问，影响他最多的是雅尔塔会议上和俄国人达成的一致。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利都相信，苏联是事情的关键，苏联秘密承诺和蒋介石签署协议（8月这个协议真的签订了）将影响到国共两方，并阻止内战爆发。

他们这样相信，只因为他们低估了共产党，以为它只是中国的昙花一现，没有意识到它的根基与中国几百年未实现的愿望相连，它的力量来自内生的革命的需要。1930年的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别无所长，只是观察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他报告说，共产主义不是中国混乱的原因，而是“某种根本性状况”的结果。这么一丝微弱的声音，随时间推移被淹没于传统的观念：第一，因为中国人不会接受俄国式共产主义，因为社会结构与之不符；第二，根据对罗斯福影响至深的莫洛托夫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人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有了这两个前提，大家就很容易说服自己，共产党不会是中国未来的统治者，只是一群反叛的“局外人”，最终会被体制吸收。在赫尔利和魏德迈回国期间，他们和M·E·迈尔斯（海军情报部中国负责人），一起与会参谋长联席会议，总参谋长莱希上将报告说：“他们所有人都是这个观点：我们只要稍稍助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一臂之力，中国的叛乱就能平定。”

第二个因素就是，持不同观点的人——政府中没人能有效地制约赫尔利的观点——不能定期地见到罗斯福。这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空缺。再次根据莱希的说法，身居白宫的总统，“对赫尔利极为信任，相信他在外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并且，如果莱希的话可信，那么白宫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说法：一群醋意浓重的职业外交官在拆赫尔利的台，他们“联手反对这个从常规外交系统以外空降来的新大使”。

在这里，我们有望对美国对华政策中最难以解答的方面做一点解释：一群非常有经验的身在前线的观察者，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政府及时知晓前方的情况，为什么他们的信息和观点却长期地、经常性地遭到忽略？

答案就是，美国人在内心中仍然看不起外交和外交人员，这种情绪类似于美国人不接受穿齐膝短裤。外交意味着旧世界的阴谋诡计、势力划分、权力平衡、秘密条约、三国同盟，以及两战之间的对法西斯的绥靖。罗斯福总统的态度体现了这种对职业外交团队的情绪，他认为他们都来自富裕阶层（他们大多数确实是），是一群穿条纹裤子的势利小人，不是美国的代表，而更像是英国人的工具。

这种观点一多半确为事实。1924年美国通过了《罗杰斯法案》，设立外事局（Foreign Service），考试入职，立功升职。法案起源于国务院的派系林立受到大范围的批评，最终导致国会介入调查。

讽刺的是，势利小人的名声在驻华外交官身上大部分都不能适用，因为上流人士绝不会希望到中国上班，他们更喜欢奥赛码头和圣詹姆斯宫。美国在华外交官有学者，有传教士之子，还有一路苦干、从领事晋升上来的人，比如赫尔利大使的两个前任——詹森和高斯。更讽刺的是，正是这些人才会和白宫更处不好关系。

赫尔利从一开始，在任务上，在思想上，都和外事局相抵牾。他指责外事局给他找麻烦，有时密谋支持共产党，有时又把美国拉入“和殖民帝国主义一边”的阵营。他不是唯一一个把这两者怪异地搭配在一起的人。罗伯特·舍伍德在马尼拉和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聊天后，发现他们在工作中有一种受迫害情结，他们想象战争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白宫，其实都处于“共产党和英国帝国主义者”的领导之下。

最后，罗斯福总统一定是考虑了国内的舆论。如果把蒋介石立为反共代表在美国舆论中已经重要到了因为他的事业而破坏美国政治直到战后10年，如果我们花了27年割断和蒋介石的脐带而至今未能成功，那么可见在1945年就要让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彻底断绝关系并不容易。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就在美国人的皮下攒动。1944年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杜威州长在他竞选的最后演讲中说，美国共产党员是一群纪律严明的少数派，在西德尼·希尔曼的带动下，夺取了美国劳工运动的控制权，“现在……正在夺取对新政的控制权，进而夺取对美国政府的控制权”。这位受人尊敬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律师说，罗斯福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把民主党的控制权拍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希尔曼和厄尔·白劳德。因为他，共产主义将摧毁自由、摧毁宗教、摧毁私有财产。

如果像杜威这样的人知道运用巨大的谎言，像历史上所有政治运动那样去无情地进攻，那么，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就太明白这时候要尽量避免谎言被坐实。《时代》《生活》报系的独裁老板亨利·R·卢斯在这一系列话题，尤其是中国话题上表现得像条疯狗。他的刊物成了蒋介石的吹鼓手。很多人被召唤到了这场为了蒋介石的党派之争中，其中不乏真诚、热情的积极分子，比如从前的医学传教士、现在的国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当局浩如烟海的政敌中任何一位都可能借此掀起轩然大波。罗斯福总统现在只关心马上要在旧金山举行的创建联合国的大会，他希望四国同盟在战后可以担当起保证世界和平的重任。这是一个不计代价也要避免是非的时候。既然中国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也在欧洲之下——在战争中中国从头到尾就饱受这种劣势地位之苦——那么罗斯福总统就不值得按照艾奇逊电报中的要求去做。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争取的机会就这样溜走了。照以上分析的不利因素，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如果”。不过，还有一件矛盾的怪事。埃德加·斯诺，这个罗斯福总统喜欢听其意见的局外人，报道了他和总统1945年的一次谈话，当时正值赫尔利和魏德迈回国。斯诺说，罗斯福总统对中国局势的复杂性又为难又感兴趣，他抱怨没人能把那里的事情解释清楚，包括斯诺。“他知道我们的战时援助是对中国的一种干涉”；他“能认识到在游击战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高效的政府，正在成长壮大”；他问“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俄国人是不是在领导他们”，还问，“如果我们协助他们，八路军在华北到底能做些什么。他又说我们和日本就要结束战斗，我们要把补给和一些联络官送到华北沿海”。斯诺问，是不是只要我们承认蒋介石是唯一的政府，我们所有的补给就要通过他来分配。“我们不能同时资助两个中国政府，不是吗？”

“我们一直在和两个政府打交道，”罗斯福总统果决地一扬头，“既然我没法让他们合并，我打算继续这么做。”

这成了一个谜。这看上去和支持赫尔利决定自相矛盾，除非罗斯福总统坚信笃定赫尔利会“在4月底”促成一个联合政府，那么总统心中的盘算就是在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之后，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援助。

既然大使的人选成了这段历史的主要变数，那么有人会问，如果大使是另一个人，会有另一个结果吗？换一个人也不会让联合政府成真，因为世界上没有人能说动两党接受同一套条款。换一个人至多会促成毛泽东、周恩来访美而不至于阻拦，但如果大使已经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信任的人，他们也就不必要求去华盛顿了。要有一个大使，既听下属意见，又能上达总统天听，帮助总统做出更灵活的选择，而不是死守给蒋介石的空头支票，这概率终究是太渺茫了。

从以往记录看来，我们的航线不取决于我们头上的星图，而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倾向。总统、公众舆论和外交政策的实际操作一齐导向了一个在我们看来无法避免的负面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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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尘封的答案里能提炼出什么来吗？或许仅仅是，在革命性的动荡中，你得到多少就要失去多少；还有，历史会继续给我们出永无最佳答案的难题。认定有最佳答案并义无反顾地追求只会赢得自大之名。我们在中国得到的，完全和我们的目标相悖。我们千方百计避免的内战还是爆发了。虽然我们打败了日本，但是能赋予这场胜利意义的一个强大、统一、友好的战后中国还是离我们而去。我们在国民政府身上所做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我们在中国的目标本不应该是调停、解决中国的国内事务，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是保持和中国政府有效的、尽量友好的关系，无论这个政府是什么。没人逼我们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决定，我们完全可以采取英国人的态度——约翰·凯西克爵士所说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顺从（slightly perplexed resignation）”。或者采取布鲁金斯学会1956年的结论：美国“本该停止它的对华政策，停止所有能引起直接后果的行为”。

但是，我们正在重复这一行为。我们介入越南事务的设计师——沃尔特·罗斯托先生坚持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就是建立稳定的亚洲势力平衡。这不是西方人能够建立的。亚洲的稳定不是我们能建立的，这不比我们在1945年想要建立统一的中国更容易。

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制定和实施一切政策的基础：如何让政府有智慧。如果政府得不到智慧，或许勇气也能够代替——道德的勇气，它能够终结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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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向以下几位提供帮助的人致谢：雷·克罗姆利先生、约翰·S·谢伟思先生，还有国家档案馆军事档案部的威廉·坎利夫，他帮忙找到并销密了相关文件。）

刊于《外交事务》，1972年10月。

1. 大元帅（Generalissimo），指蒋介石。——译者注

2. 哈里·霍普金斯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译者注

3. 这个协议指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译者注

4. 巴黎的奥赛码头是法国外交部所在地；圣詹姆斯宫是英国皇宫，外国使节递交国书所在。——译者注

5. 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美国工人领袖，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支持罗斯福新政。——译者注

6. 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译者注

同化主义者的两难：摩根索大使的故事

把老亨利·摩根索作为现代犹太人两难的代表是个经典的历史讽刺：他于1914年8月担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期间，发出了一封警示电报，要求帮助巴勒斯坦的犹太居住点，救他们于饥饿和可能的灭族之祸，保留了最终建立犹太人国家的火种，然而他却视这个国家为“重大失误”和“最黑暗的错误”。以物质标准来看，他的协助可以忽略不计，这个事件除了有限的几个调查人员，也不为人所知，但却具有重大的决定性历史意义。

事件的背景如下：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人大概有10万人，其中包括了虔诚、贫苦的信徒，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如涓涓细流不断来到耶路撒冷，定居，生活，死亡；还有一部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有意识地移民到此，他们从土耳其和阿拉伯地主手中买下土地，安家立业。这两部分人的生活都要依靠海外的汇款，或者——以新移民为例——向西方出口农产品和接受散居海外的犹太人资助。如果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国，他们将被切断生计来源，这一点为协约国之未料，但却被摩根索预知为注定发生之事。当时他和土耳其上层的关系很好，后者甚至邀请这个异教的大使出任土耳其内阁中的一个职位。他由此关系获知，要土耳其在“一战”中保持中立只是妄想。

8月27日，他向纽约的美国犹太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JC）发去电报，这是美国最早的这类组织，宗旨是保护犹太人的利益，保护“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公民和宗教权利”。美犹会（AJC）是那时被称为犹太“当局”的机构组织，也就是说，大部分是德国犹太人。他们致力于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所以反对建立犹太国家的复国主义运动，不过他们并不反对把巴勒斯坦作为被迫害的东欧犹太人的迁居地。

摩根索的电报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需要“直接的帮助”，建议金额是5万美元。美犹会的雅各布·希夫和路易斯·马歇尔——美犹会总裁，召开了会议，两天就募集到了建议金额。美犹会承担一半，希夫个人捐助1.25万美元，美国锡安主义者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Zionists）捐助1.25万美元。款项电汇到君士坦丁堡，换成金条，装进一只箱子，由正要去看摩根索的他的女婿、我的父亲——莫里斯·沃特海姆带到了耶路撒冷。

到了分钱的时候，当地各色组织却起了纷争。我28岁的父亲抓紧了箱子，把自己反锁在临屋，告诉他的受施者要是达不成一致他就不出来。有此最后通牒，他们才做出了决定。

当时有一个人意识到了这次援助的意义，他是犹大·马格尼斯，希伯来大学的第一位名誉校长（chancellor）和第一位校长（president），他为巴勒斯坦的家园劳心费力，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中唯一把家迁往信仰所在地的一位。1916年3月，在菲利克斯·沃伯格家中举行的联合分配委员会（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的一次会议上，他说摩根索的介入非常重要，其历史功绩“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怎么表达都不夸张”。

这初次的援助对于解决问题当然是杯水车薪。很快土耳其人在1914年11月加入了战争，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生存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巴勒斯坦大约一半的犹太人口，包括许多老居民和大部分新移民，都是俄国国籍，但他们宁愿无国籍也不愿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臣属。他们现在被土耳其人视为敌国侨民，他们更无法求援于俄国——他们正是从后者的大屠杀中逃出来的。驱逐甚至屠杀的威胁迫在眉睫，美国大使不断努力缓和土耳其人严苛而不定的政策，同时在多方帮助下，自己出面或求助于协约国政府进行援助。

从贾法驱逐的6000名犹太人在英国人的同意下，乘坐该地区的美国军舰“田纳西”号开往埃及。之后，美舰“伏尔铿”号又载着犹太援助组织提供的食物，前往巴勒斯坦饥肠辘辘的犹太社区救助。美国的犹太人定期筹集资金——足够被切断之前生活来源的5万犹太人平均每人每月好几法郎，这些资金不得不换着方式送到巴勒斯坦犹太人手中，需要绕过的有土耳其人变化不定的阻挠，以及协约国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封锁。一开始，美国军舰直接从埃及把金条运过去，但当协约国掐断了这条航线，摩根索开始通过邮局把钱从君士坦丁堡寄给美国在耶路撒冷的领事，领事再分给需要的人。就是用这些办法，未来以色列国家的核心人员被保存了下来。

这个时期对未来以色列的另一个贡献是让希伯来语重获生机——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重大事件。埃利泽·本·耶胡达是现代希伯来语字典的编纂者，或者说是创造者，他1914年在复国主义者的赞助下来到巴勒斯坦，在战争年代安全地继续他的工作。他的研究资金和对他家人的补助金——包括住房和他女儿们的教育——都由我的父亲（他在耶路撒冷见到了本·耶胡达）筹集，大部分由我的爷爷雅各布·沃特海姆和一个委员会出资。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富豪雅各布·希夫、菲利克斯·沃伯格、尤里乌斯·罗森沃尔德和赫伯特·雷曼，委员会被人们称为“镶金犹太区（gilded ghetto）”。

为什么他们对复活希伯来语很在意？或者用前一个例子来说，为什么他们在意巴勒斯坦犹太居住区的生死存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犹太人为什么在精神上不可分割的答案，也就是为什么1900年来犹太人没有国家、没有领土，却存活了下来的答案。这也是同化主义者的两难境地之一。

同化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诞生于启蒙时期，它是一个美梦，犹太人既能适应在一个非犹太因素占主导的社会中生活，同时又能保持不太鲜明的犹太教特征。这是否就是犹太教，或者给其增添了新义，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犹太教将因此消亡，同化也一样。常有人不相信同化主义的观念，或常怀疑问，这是个麻烦的问题，以致不能在儿童面前提起。我怀疑它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决，不能完全以此达成目的，也不能完全摈弃不用。

与此同时，记录总是会歪曲的，在所有历史记录中，主流的声音总是属于胜利者，这里具体来说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历史事实证明了在以色列复国这件事上，他们是正确的，同化主义者错了。所以前者在历史记录中俨然真理的信徒，后者则是对他们百般阻挠、又盲目又自私的顽固派，成了发泄不屑甚至恶意的对象。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对摩根索的回忆在后者已经去世后安全地出版，其中的恶意和虚构堪为恶毒的范本。

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了灵感、目标以及推动力，当然还有一个个的移民，但事实仍然是，美国的日耳曼犹太领导人给予了资助，不管他们是出于负罪感、出于稳妥之见、出于责任感，还是几者兼有，事实是，没有他们的资助就建不成将发展为独立国家的生活聚居地。其中，路易斯·马歇尔的工作至为重要。作为“当局”的首席发言人，他和哈伊姆·魏茨曼合作，创立了犹太人局（Jewish Agency），非复国主义者通过此机构向巴勒斯坦的定居点捐钱。内森·施特劳斯（Nathan Straus）是另一个重要人物，他资助了巴勒斯坦的公共卫生设施和其他工程，耗去了他2/3的财产，以色列海滨城市内坦亚（Netanya）就是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最后是摩根索的儿子——小亨利·摩根索。他离开罗斯福的内阁，在1947年至1950年就任犹太联合呼吁会（United Jewish Appeal）主席，在以色列建国的危机重重的前几年募集了攸关生死的捐款。我毫不怀疑，他是被刺激了。在他给罗斯福当财长的那段时间，他长期努力，却没能促成总统采取有效的行动，从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之中救下犹太人。

不必说，德国的灭绝计划把同化主义者变成了独立国家的支持者，把坚决的反复国主义者变成了半推半就的复国主义者。不仅仅是希特勒造就了这个变化，还有西方民主国家的“功劳”——不做抗议，精心开一些毫无成果的国际会议，伪善的躲闪，被希特勒读出其中暗示的消极纵容，拒绝援救，当死亡营成为选择时美国拒绝放开移民数量限制，甚至拒绝提供临时庇护，遣返犹太人努力救出的难民船。搭载了900多人的“圣路易斯”号已经看到了迈阿密的曙光，却被遣返回了欧洲；搭载有700多人、溜出欧洲的“斯特鲁马”号被从巴勒斯坦遣返，沉没于黑海。他们的命运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人有多大不同呢？

这种事情日积月累，终于让隐藏于阴影中的陈年记忆被放到了阳光下：他们不得不苦涩地承认，排除了值得一提的和记忆犹新的例外仍能得出这个结论——异教徒的世界在心底深处因为“最终解决方案”而如释重负。犹太“当局”认为，这件关于异教徒的事不能被记录在案，因为它太不堪提及，太过惨痛了，他们无法承认。但是，这件事从根本上摧毁了同化主义者的信仰，给以色列带去了资金的支持。

再回到同化主义者的两难——我们必须小心，就像搞历史时常常会遇到的，不要以我们歪曲的眼光赋予事件以意义和动机。对于我外公那代人，在那样的背景下，本来不存在进退两难的问题。在他的前半生，他非常清楚、非常坚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能够在美国取得什么。

他的锡安山在美国。当自由的光辉在西方世界的地平线上闪耀，他要的就是绝大多数移民想要的：美国化。对他来说这不是数典忘祖，而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去“美国化”，和别的民族有同样的机会证明自己，受到社会同样的对待。

如果要用他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必须把时间、地点和背景也一并交代。在一个19世纪60年代的移民少年身上，美国社会向上流动性的开放、19世纪对历史不断进步的信仰，无一不在他的身上留下印记。这些印记如果不是更深刻的话，也和犹太人传统于他身上的印记作用相当。这是非犹太人常会忽略的一点。他们以为犹太人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实体，却不知他们也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和人类的其他民族没什么差别。

摩根索1856年出生在德国的曼海姆，和路易斯·布兰代斯、伍德罗·威尔逊同年出生，在移民孩子中伟大的成功偶像——安德鲁·卡耐基出生20年之后。他少年生活优渥，1865年9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因为那时他的父亲拉扎勒斯·摩根索的生意开始走了下坡路，他是个成功的雪茄商人。拉扎勒斯成长于德国犹太人家庭那和美国一样的小木屋中。他父亲是个潦倒的指挥家。拉扎勒斯子嗣众多，一开始是个流动营业的裁缝，自己做领结，在市场沿街叫卖。渐渐生意扩大，雇起了别的小工。那时他的第九个孩子——亨利出生了，他的雪茄生意正值如日中天，开了三个工厂，手下有1000多工人。他有仆人为他料理家务，是曼海姆第一个把浴室修进家里的人，他教育子女，支持家人对戏剧、歌剧和音乐会的热爱，还做一些传统的慈善事业。

美国对进口雪茄加征了毁灭性的关税，再加上在美国的兄弟劝说，拉扎勒斯在50岁时决定移民美国。在纽约，他也没能东山再起。妻子不得不出租房间给寄宿者，儿子们不得不出去打工，不过他还在以自己残存的旺盛精力和创造力为犹太慈善组织募集捐款。此时他发明了剧院义演的形式。他说服制作人和剧院老板捐出演出收入，他则一家家地拜访有名的犹太家庭推销高价票。不过，他阴晴不定的脾气和家道中落的窘况，一并导致了他和品格高尚、吃苦耐劳的妻子的分手。

亨利继承了父母的品质，也受到了家庭环境的影响，他成了有一颗犹太人良心的霍雷肖·阿尔杰的笔下人物。他飞快地学习着英语，14岁从公立高中毕业，进入了城市大学学习法律。但是他第一年就被迫退学，为家里谋一些生计，干起了跑腿伙计，报酬是一周4美元。后来他一边在法律事务所当文员，一干就是四年，一边在成人夜校教课，周薪15美元。他学完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课程，最终在21岁成为出庭律师。1879年，他和两个朋友开办了法律事务所，合伙人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

家境衰落对他影响极大，他胸怀大志，决心赚大钱来满足自己高昂的消费，供养母亲，以及给孩子自己没有享受到的人生优势。他办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运用房地产法律知识，又精明而大胆地买下了未来跨城地铁站附近的地块，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在他赚钱时，也长期为了政治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而不得休息，正如他在抄写道德箴言的笔记里说的一样。他积极地投入了市政改革运动，要求改革房屋占有规定，在三角内衣厂大火后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和莉莉安·沃尔德一起参与社会运动，尤其是，他还和一位思想超前之士结下了亲密的友谊，那就是斯蒂芬·S·怀斯，一位犹太教的拉比。这是摩根索的典型特征，被小他20岁的激进人物所吸引。怀斯推辞了伊曼纽埃尔庙管理人让他开坛布道的邀请，摩根索就赞助他创建了不受限制布道的自由犹太教堂（Free Synagogue），前者担任了第一任主席。怀斯已经是美国锡安主义者联盟的秘书长，积极而直率，自然也没有任何两难扰心。

说到这里，我暗暗吃惊，在我儿时记忆中，我持同化主义观点的家庭常会有两人来就犹太人事务交换意见，他们竟然是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位就是斯蒂芬·怀斯，另一位是犹大·马格尼斯。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们俩都是思想卓越、品格超凡之辈：但我也想，是不是也因为他们的主要话题——回到巴勒斯坦——太有吸引力了，引得他们到我家高谈阔论。马格尼斯建立阿拉伯和犹太双民族国家的观点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个人对怀斯没什么印象，只记得他很吓人。他戴一顶巨大的黑帽子，好像还穿一件黑色披风。每当我们在上学路上，在他教堂附近的中央公园西路遇到他，他总是对一个8岁的小孩摘帽鞠躬，声若洪钟地说：“早上好，沃特赫姆小姐。”从来没有人说这个名字时这么发音。

马格尼斯就不同。他有一种特质，我一说起就没法不动感情。他的脸有一种美，有种你渴望追随甚至去爱的东西。虽然我除了和他坐在一张桌子吃过饭、听他讲话，就没有其他私人交往了，但我还是对他印象深刻。他讲到穿越巴勒斯坦荒漠的旅行，沙漠中的冒险——那是西奈山吗？他被困在那里，差点丧命。对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马格尼斯我也很佩服。

说回到摩根索。56岁那年，他深为伍德罗·威尔逊的政坛表现所动，同时也多少由于医生的警告，说他心脏杂音太大，没有几年好活了（幸亏这是个误诊，但被他相信了35年），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少见的决定：钱已经赚够，生意不必再做。他开始转投社会公共事业。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搞废除精英化的“吃喝俱乐部（eating clubs）”，这对犹太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们认为威尔逊代表了民主，他在为所有美国人享受均等的机会而奋斗。摩根索承诺，他要为威尔逊竞选总统每月捐资5000美元，连续4个月。他还担任了民主党财政委员会的主席，他凭着个人1万元的捐款成为最大的捐赠者之一。

没能如他所愿，回报给他的并不是财政部长的内阁职位，而是一个次要的驻外大使职位——驻土耳其大使。他尤其失望的是，这是一个犹太人说什么也不愿意去的职位。考虑到摩根索正不遗余力地想证明，犹太人可能也将会像其他人一样被美国平等地接受，这个提议就尤其别扭。正是对在美犹太人机会平等的强烈认同，以及害怕被人认为怀有二心，摩根索和像他一样的其他人都强烈地反对建立一个单独的犹太国家。我要再一次提醒，要考虑到历史背景。当时争取平等地位不像现在这样高尚和进步，反犹主义却是正当其时。像我外公这样的犹太人，一生立志与反犹主义战斗，他们认为，政治上的复国主义会给歧视提供更多的理由。

摩根索一开始拒绝了威尔逊的提议，不过在斯蒂芬·怀斯的影响下改了主意。怀斯认为，有一个可以和巴勒斯坦建立官方联系的犹太人是很重要的事情。在君士坦丁堡他接受了这个职位，不到一年之后，历史的转折发生于这座土耳其的首都，把这里的大使变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职位之一。摩根索发现自己成了风口上的人，作为中立国的大使，他要照顾协约国使馆，保护这混乱的奥斯曼帝国里的基督徒、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一切个人、机构，调停他们的一切矛盾。这项工作让他尽情发挥了才华——勇气、手腕、想象力、幽默感，最重要的是他身体力行地去行动，严格受训的外交官绝对想象不到他做事的方式。我外婆说，亨利气场强大，他一进门，她就感觉自己弱小了许多。本文不准备写他在君士坦丁堡的非凡经历，但我想我可以多说一句，因为后来得到了赞誉和名声，威尔逊提议的不快被他渐渐淡忘了，这让他更加乐观，更加踌躇满志，更加相信在美国机会平等，更加地反对复国主义。

他在帮助巴勒斯坦犹太人时，没有左右为难的心理干扰。他的动机就是人道主义，再加上自己的族群认同。他为亚美尼亚人也做了同样多的事，也许更多，在他后来担任国联委员的时候，也为重新安置希腊人做了很多。他对受压迫之人的感同身受，融入了他的每一次努力，尤其是在他认为和犹太人同病相怜的亚美尼亚人身上。在今天的亚美尼亚，他还是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希腊也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不过在耶路撒冷就没有，这很公平。（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耶路撒冷机灵的泰迪·科勒克市长让我的这句话失效了。）

犹太复国主义在1917年之前，对他的反对者来说都没有造成什么尖锐的困境。不过，1917年，复国主义者预见到了土耳其帝国的灭亡，复国热情大为增长。《贝尔福宣言》点燃了犹太人“当局”的一些成员，让他们濒于疯狂。此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给威尔逊总统施压，要求他公开支持。接着，1918年3月，以怀斯带头的一批复国主义者来到白宫重提要求，此事没有告诉摩根索，摩根索此时还是布道坛的主席。两人由此分道扬镳。摩根索辞去了自由犹太人教堂的主席。

1921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激烈地表明反对复国主义的态度，两年后他又在自传中重新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他写道，犹太复国主义是“西欧的提议……它成功与否耗费的是美国犹太人从美国的自由、平等和伙伴情谊中的所得”。正因为他反对，所以他看到了很多复国主义的赞成者不愿看到的危险：《贝尔福宣言》言辞模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憎恨犹太复国主义的计划并“企图用尽一切手段颠覆之”。经过了大规模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的论战，他得出一个刺耳的结论，复国主义的目标“永远不能实现，也永远不该实现”。

在他80多岁时，由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事件，他私下承认，他对历史的看法错了。他于91岁去世，一年后，以色列建立。

亨利·摩根索的左右为难更像是美国式的，而不是犹太式的。在希特勒和最终的绝望之前，他认为复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相信犹太人作为自由民族的未来就在这里，这一未来会被独立建国的需求所破坏。怀着证明同化主义行得通的强烈愿望，他70多岁时建了座消暑别墅，在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新教徒（Wasp）的大本营缅因州的巴尔港。广交主流社会的势利鬼朋友，每次我去都会感到非常尴尬。或许他们喜欢或者崇拜他——他很有魅力，是所有人的亨利叔叔，上至罗斯福总统，下至巡警——但他所承受的东西是我无法言表的。他没有一刻想要弱化他的犹太人身份，没有一刻对他的同族人冷眼待之。相反，他一辈子都在强调和他们的纽带，充当了犹太慈善联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圣约之子（B’nai B’rith）、纽约西奈山医院以及各种犹太人组织的创始人、管理人和高层。

同化，对他来说，不意味着成为基督教徒，而只是意味着作为一个犹太人被巴尔港接受。这就是其全部意义。他想是犹太人的同时也是美国人。他希望美国按照他年轻时的理想去运行，当然，他失望了。或许左右为难的是美国，不是他。

美国历史学会的讲话，1976年12月；

刊于《评论》，1977年5月。

1. 沃伯格家族是著名的美国犹太银行家族。——译者注

2. 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译者注

3. 三角内衣厂大火是1911年发生在纽约曼哈顿的一起火灾，146名工人死亡，是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灾难之一。当时工厂里有一个通用的做法，把楼梯井和出口都锁上，防止工人溜号和盗窃，这在火灾时造成了重大伤亡。——译者注

4. 莉莉安·沃尔德（Lillian Wald），美国著名护士、人道主义者和作家。——译者注

基辛格的自画像

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在19世纪留下了一句名言：外交关系是最强大的塑造各国历史的力量。这句话不无争议，但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它无疑是可取的。在操作对外关系的人物中，没有人比前国务卿亨利·A·基辛格更有影响力了，或者说，没有人比他更受公众的认可了。他成了崇拜的对象，成了公众明星，还成了数不清的书籍、研究和分析的主题。如今，他自己写的书出版了，这多少成了个历史事件。

让我松一口气的是，我可以向大家汇报，里面没有再写梅特涅了。因为基辛格的博士论文、他的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写的就是奥地利宰相梅特涅亲王，以及被拿破仑席卷之后的欧洲的重建。从那时开始，每个写基辛格的人都要把他和梅特涅比较一番。而基辛格，在写自己的这本书里没有提到梅特涅——这就对了，他们两人所处的世界是这么截然不同，比较都是不恰当的。两个世界的差异非常显著：维也纳会议的参与国，无论它们的对手是谁，它们都怀着共同的观点和共同的目标——恢复国际关系的旧态势。而今天，世界各国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全国被两大敌对的超级强权主宰，争吵不休；均势平衡无法重现，第三世界颠覆了所有平衡；中东成了新的冲突中心；工业国受制于不发达国家产出的石油；核武器给全球各国头顶都蒙上了阴影。

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基辛格自己认为，他1969年1月进入理查德·M·尼克松政府的任务就是结束越南战争，与苏联在核武竞赛上开展“全国对抗”，重建与欧洲民主国家的联盟，把新兴的国家整合进“新的世界平衡”。

他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呢？他自己没有整体评价——或许是因为他没有给自己反思的时间。在离任后两年半的时间里，要做好出版一部1476页的文稿的工作是一件壮举，不可能给哲思留出任何时间。基辛格在书中急欲证明自己对复杂、汹涌的事件的操控能力，以致在“做”和“写”之间一天也不能浪费，容不下“想”的时间。这本书全都是记录，没有评价。他写得太多，也写得太急了。

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像是延续了他在职时的工作习惯。在压力的催促下，没有时间去想，没有时间从各个方面去审视问题，没有时间把事情的因果按顺序排列。这无疑是体制而不是个人的问题。就像基辛格承认的那样，公共生活，“就是不断努力，把些许个人选择从大环境的压力中解救出来”。当然了，一旦从压力中逃脱出来，他更有理由把时间用在思考上才对。

我们手中的这本书［《白宫岁月》（The White House Years）］，是基辛格对每一条信息，每一次会议、出访、谈判和对话冗长的详细记录，从他1968年 11月被任命为国务卿，到1973年1月尼克松总统第一任期的末梢，美国和北越签署和平协议，50个月中的一切。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协议备忘录，不需要知道埃贡·巴尔、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每天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以及所有不重要的中间人的行踪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真的，如果基辛格去除了不重要的事件，再精简一下，着重写自己的故事，那么整本书的主线会更清晰。既然他是受过训练的写作者，他非常清楚记录下所有事件和写作历史的区别，那么我有理由假设，他这份记录的效果就是他想要的，并且我毫不怀疑，研究战略武器的、苏联的、北约的、中国的、智利的、中东的、印巴的、越南的各种专家将在未来数年对他的记录深挖细采，各取所需。

这本书有时也披露一些生动的细节、鲜活的场景和描写、常令人惊叹的职业生活的掠影等等。比如，1969年8月，苏联大使馆的官员出其不意地在午饭时问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攻击，美国会有什么反应。以及，尼克松先生的讲稿撰写团队有个专家，他要为总统写出所有可能采用的各种论调的发言。再有，在1969年，中国只有一个驻外大使，驻节在开罗。还有，基辛格私下给了安纳托利·I·多勃雷宁大使一份名单， 800名苏联犹太人中的550人在一段时间后被释放。还有，在总统竞选时，党内竞选团队的每个成员都有一本书，列出了细化到每分钟的事件和行动，还有规定每个人站在什么位置的图标。所有这些，至少对本书评人来说都是新鲜事。

超长的书里也有一些亮点：第一次出访高峰会议时的“紧张和兴奋”——当飞机降落在布鲁塞尔，机舱门打开，“我们暴露在电视台的闪光灯下”，红毯铺地，仪仗队就在一旁，比利时国王等候在舷梯下面；晋见教皇时，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的礼服口袋冒出了青烟（基辛格让他扔掉雪茄，结果他没有捻灭就装进了衣兜）。书里还有一些直接引发了巴基斯坦问题、波兰问题的历史教训。还有一些精彩的引述，当迪安·艾奇逊被问到为什么一个高级顾问的会议开了那么长时，他回答：“我们年纪太大，口才又好。”

这本书的作者不擅长深化主题。当他想这么做的时候，比如反思太空时代，他的语言总是说教味太浓——还不是平庸，听上去不像是基辛格的话，倒像是杰拉尔德·R·福特。对于“越南的苦难”，他说他的角色是“帮助我选择的这个国家治愈伤口，保有信仰……让它重新投入到未来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还有，在战争末期，他希望美国人“紧密团结”，希望印支半岛的人民“也许能获得期盼已久的宁静、安全和进步……不让牺牲虚耗”。一位真情流露的祝福者曾感谢基辛格“拯救了世界”，他著名的回答是：“不用客气。”这位语带讥讽的绅士，在说教中显出一种竞选腔，就像是在拉选票一样。没准儿他真是。

这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匆忙出版这本书，因为要抓住1980年11月前这个给公众留下印象的好时机。会是这样的吗？这本超级大部头其实是一部精心设计的竞选文件，是为了展示作者是一位博学广闻、精于专业的下一届共和党总统国务卿的不二人选吗？我不相信他瞄准的是国会山。参议院不是高峰会议参与者，穿梭外交的实践者，从特拉维夫到北京、莫斯科、波恩的飞人，契克斯阁和爱丽舍宫的座上宾的用武之地。我想，他想回到的，是随空军一号纵横世界的生活。

这解释了为什么——因为自尊——基辛格作为一尊有个性的人物、“超级基（super-K）”现象的主角、纵横家（swinger）、媒体的宠儿等等形象会不见于这本书里。在做作地解释为“我没有幽默感”之外，书里没有暗示更多；但是，他受到的关注绝对是因素之一，这是有据可查的。基辛格说过“权力是春药”（不是在这本书里），权力和受欢迎程度不是一回事，但越受欢迎自然权力越大。基辛格对自己受到媒体欢迎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尼克松，所以他们常把一些喜人的进步归功于“他更受人喜欢的同僚……我就是这种情况的受益人”。显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工作中，一个非凡的人总是能够脱颖而出。基辛格让人耳目一新，媒体很快臣服于他的智慧和魅力——他完全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和魅力，虽然媒体在这本书里找不到它们。

这个矮胖的教授在尼克松政府的群花中突然绽放，这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呢？我想这增强了他早已根植于心的自信，对自己控制力的自信，对他过分依赖的个人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的自信。这可能滋长了他对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虽然书中的口吻不带个人感情，但也算不上谦逊。书里的插图能告诉我们一些不同的信息。在65张照片中，基辛格自己的占了63张，63张中的28张都有尼克松，就像是想极力让子孙后代相信，他和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看上去他自己也需要让自己相信这一点。关于他曾经的低级别——这种级别让他在官方晚宴时坐在餐桌的下首，他说：“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计算我和总统之间的距离，我的车和总统座驾之间的距离。”谁会羡慕这样处心积虑的官场生涯？

如果基辛格对外交部部长的职位有何看法，那么这句话道出了关键：“我的方式是从战略和地缘政治上入手。我打算把事情都连接起来，在世界某地创造刺激或者压力，使其影响到另一地的事情。”这就是活动家，厉害的操控手，他相信自己能像玩弄木偶一样提线控弦，让别的国家演他的剧本。不论它们如何躲避如何拒绝，他总是持之以恒并不遗余力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地缘政治”是他最爱用的词，可以用于所有地区的所有问题。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这个词可以开脱美国的所有错误。我们的方式太地缘政治，而太不本地（local）了。如果我们多注意一下越南民族主义的历史，或者伊朗的内部矛盾，我们就不会（我希望不会）把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支持加诸当地人民不支持的那个政权。“地缘政治”在基辛格口中是冷战的另一种说法。它的意思是不论共产主义在地球的哪里活动，我们都要击败他们的阴谋。与共产主义的争斗确实严酷，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了，我们的敌手是分化的、分散的，不是铁板一块的，如果我们没有精细化地因地制宜，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

基辛格行动主义的冒险性在于，它诱发的一些反应和后果，往往是不可控制的，甚至有时是始料未及的，就像柬埔寨和智利的情况。他一直被警告，试图用武力解决驻柬埔寨的北越军队问题是错误的，就像一位国务院官员所说，更明智的做法是，“静观其变，少动嘴”。如果这条建议得到遵守，柬埔寨能减少很多痛苦，基辛格也能避免一个永远也洗刷不掉的污点。

因为北越毫无疑问地首先破坏了柬埔寨的中立——就像德国在1914年践踏比利时的中立一样——现在说美国破坏国际法就是个伪命题。美国的罪过在于把战争扩大到了不相干的国家和人民头上，并要求我们的空军刻意毁灭证据。基辛格勉强的辩护——认为我们应该保持沉默，以防激起对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抗议，以及北越的报复——并不太站得住脚。保持沉默是一回事，而保密（基辛格没有提及）到违反军令，则是另一回事了。

同样，以美国士兵被驻扎在柬埔寨的北越士兵杀害为例来辩护，这义愤也是来得毫无道理。基辛格怒斥“每周的突然袭击要导致400名美军丧命”，以及“可耻的血腥的袭击”。有什么袭击是应该不血腥的吗？在战争中杀死敌军士兵有什么特别值得惊讶的吗？基辛格用了“可耻”这个词，我完全不能理解。

他在这一部分反复提到了“荣誉”。“美国的荣誉”“美国的清白”和“现实”“实力政治”同样频繁地出现，两者的搭配非常奇怪。据他说美国进入越南“毫无私心，确信残酷的内战只是代表了某种最新的全球规划”。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遏制共产主义要被描述为毫无私心。在书里的其他地方他也说，我们因为“幼稚的理想主义”进入战争。这出自亨利·基辛格——一个不动感情的实力外交的执行者之口，非常怪异。为什么他要在这本书里展现一个并不真实的自己，就像罗马人那样，在盔甲外穿上一套大袖宽袍呢？或许他真的瞄准着某个职位，这只是赚取在右翼人士那里的地位而已。

在美国的帮助下，邪恶的暴君降临智利，这部分内容发生于本书结束的1973年1月之后，基辛格在下一卷可能会交代这件事。在这本书里他用一章写了以他为首的所谓“第四十号委员会（40 Committee）”的一个决定，他们批给了中央情报局一笔钱，让他们去影响1970年的智利大选。尽管在一开始不太有效，但这确是一个坦白的例子，关于美国在冷战中的非法行为。

因为涉及铜矿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基辛格不能再提“美国毫无私心”了，他专注于渲染萨尔瓦多·阿连德带来的危险。阿连德被认为具有向共产主义转化的“公开意图”。他如果当选（多数票当选，但投票未过半数），将成为西半球的另一个卡斯特罗。他“即将煽动炮制出反美的政策，破坏半球团结，和古巴建立共识，迟早和苏联发展出紧密的关系”，“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根基”造成深远影响。

如果此事不假——基辛格的话非常有说服力——那么，会出现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为了国家利益，美国是否有义务去竭力避免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在拉丁美洲出现？在这里，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不管这个威胁是什么，阿连德当选总统是智利宪法保证的。为了美国的利益，企图阻挠邻国的合法程序，去干涉他们的国内事务是不可容忍的。1888年美国大选期间，英国驻美大使在一封私信中建议一位记者投格罗弗·克利夫兰一票，结果这封信被媒体公开，美国要求英国召回大使，因为他干涉了美国的政治。我们距离那时已经进步不少。我并不相信道德原则可以指导国际关系，我相信的是，我们应该尽力遵守我们为社会秩序制定的规则，否则社会就会退化为无政府状态——无论对左翼右翼，这件事同样危险。

在尼克松的圈子中，基辛格是个为难的人，他因和纳尔逊·A·洛克菲勒的友谊常被右翼怀疑。纳尔逊出身哈佛大学，是乔治敦圈子的常客，但对俄国的观点不太坚决。不过，作为自麦金莱总统以来和右翼最疏远的总统助手，他在世界各个重要区域取得了成就：在中国，在中东，对俄国甚至实行了缓和政策，在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地狱迷宫中大展身手。

这本书庞杂的细节只在一个方面是成功的，那就是展现了基辛格处理的问题范围极广，处理这些问题需要他的不懈努力，还有他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日本纺织品、欧共体、东方政策、弹道导弹和分导式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巴勒斯坦绑架、苏联在古巴的潜艇部队、苏联在埃及的导弹、和中国的接触途径、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波兰暴动、约旦危机、巴基斯坦的战争、莫斯科峰会、欧洲年、纳赛尔去世、拜访伊朗国王，还有贯穿以上所有的，和北越先是秘密、后是正式的巴黎会商。以上事务，不自信的人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基辛格恰恰不是。所有事务对他来说都需要亲力亲为。他不断地提议、会谈、访问，这并不该是利用他时间的最佳方式。在他还未成名时，他一位同事有一次问他对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有何看法，他想了想说：“他就是出访次数太多了。”

基辛格确实对中东贡献了创造性的政策，他拒绝一切虚妄的幻想，采取了“综合的”解决方案。他知道，把以色列和埃及停战放进一揽子方案去讨论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令人钦佩地指出了一个常识，“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我看我们就没有介入的必要”。他倾向于达成一个暂时协议，先打破僵局，再徐谋后议。就这样，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方式，在基辛格第二任期的穿梭外交中逐步见效，最终取得了30年都没有取得的成果。

尽管俄国和中东在未来更加重要，但最终是越南成为这个男人作为政治家的试炼，成为他能否名留青史的测验。1968年竞选总统的双方都承认是该从越南撤军了，基辛格从上任第一天起，就要想办法谈判出一个让美国保住颜面的撤退办法。困难在于，美国政府要商谈撤军，但不能看上去是在放弃西贡，不能打击到美国其他民族的自信，要“提出一个合理、公正的一揽子办法”，总之，要让美国看上去有面子——在条款上要体现得和撤退这件事截然相反。在国内抗议的压力下，谈判的同时其实撤军已经开始了。这给了河内一个信号：用不着满足美国人的条件。交战一国用不着和另一个已经开始撤退、开始放弃取胜目标的敌人谈判什么“合理、公正的”停战条款。

在无休止的和北越的巴黎会谈中，基辛格多次发现河内根本不想要折中的安排，河内在南方“无意撤除他们的部队”，“只有胜利才能让他们满足”，简言之，我们希望的好交易做不成了。留给我们唯一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是让剩下的战争给河内造成巨大的威胁，比善后安排更大的威胁。那就是对柬埔寨的北越避难地进行轰炸和进攻。军事手段追求的不是军事解决，而是以实力作后盾来谈判，使河内不敢对西贡一犯秋毫，让美国威风凛凛地撤出。

创造性的政策失败，意味着随着我们面对亚洲游击战的军事无能，我们的信心不再。这位安全事务顾问本可以扮演一位外交上的卓越人物，撤军的同时为西贡的生存做出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剩下来的就要靠西贡自己了，否则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就像最终证明的那样。但基辛格缺乏这样的想象力，也显然缺乏这样的影响力。4年时间损失了1.9万多美国人的性命，越南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最终我们用圣诞节轰炸和一些并不比一开始就可以达成的条款更好的条件结束了这场战争。4年的死亡和破坏都变得无谓。

基辛格不承认这些。他甚至也不理解这一时期国内的反对声音，尽管这些异见是他这本书持续下来主题，也明显是困扰他的一大因素。他把它们当成任性的反对，这些反对正好鼓励了河内拖延和谈，破坏了他的谈判。他引用过《华尔街日报》的话——“美国人想找到可以接受的撤出印度支那的出口，而不是越陷越深”；引用过《纽约时报》的话——惨痛的经历让“美国民众和国会不再轻信”；还引用过《密尔沃基日报》的话——“如果（南越）现在还不能自立，那就太迟了。美国再也受不了这场血腥的、悲剧的、不道德的战争引发的国内的失望和分裂了”。但他没有好好想过这些东西。他的评论是，全国的大讨论“淹没在群众的情绪里”，那不是什么他该听取的意见。关于国会投票最终否决了1973年对柬埔寨的行动，他写道，柬埔寨是“我们民主政治程序失效”的受害人。实际上，这正是民主程序发挥了作用，而不是失效。一个不能区分二者区别的人身居高位实在不是一件安全的事。

基辛格抱怨，“我们在国内面对了信任危机”；“如果公众信任我们的目标”，他本可以成功。但他从没找出公众失去信任和他所代表政府的作为、政策之间的关联。他对以下相伴出现的灾祸毫无知觉：强硬政策的代价很高；脱离国民的外交政策导致政府不被喜欢、不被信任，这一点相比它在对手那里赢得的东西得不偿失；一国的力量最终取决于对什么是正确的自尊和自信；无论什么损伤了它们，损伤的都是这个国家。

刊于《纽约时报书评》，1979年11月11日。

1. 智利在阿连德执政期间，将铜矿和智利电话公司全部收归国有（后者70%的股份本来由美国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持有），制造了智利和美国关系的矛盾。——译者注

人类的闪光时刻

我想给流行的悲观情绪来点儿不一样的东西，我要回忆一下人类积极的，甚至是值得敬佩的一面。我们最近很少听到这些东西了。我们的时代不是自尊和自信的时代，不像从前，比如19世纪，从当时的描写中就能流淌出自尊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特别是男人，把自己描绘得正直高贵，并且惊人地英俊。而我们的自我印象则如伍迪·艾伦和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人物一样。在全球一团乱麻、20世纪劣迹斑斑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自视为劣等生物，我们不是有心为恶的，也是粗心大意的，我们热衷暴力、无知、腐化、无能，无法控制威胁我们的力量，一次次臣服于我们的劣根性，总而言之，我们堕落了。这个标签似曾相识，也有理有据，不过却是陈词滥调。研究历史让我知道，人类有衰也有兴。兴盛时的人类完成过最勇敢的壮举，也创造过最美的东西；我们奋发图强，探索过海洋，征服过荒蛮；在创造性的艺术领域取得过美丽的奇迹，也取得过科技和社会的进步；纵观历史，我们激情澎湃地热爱着自由，九死不悔；我们追求知识，实践理性，享受欢笑，热衷游戏，展现勇气，英勇无畏，大公无私，自尊自爱，庄严体面；我们体验过爱，知道舒适、满足和幸福的滋味。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经历中的精华，即使它们没有像负面信息一样被重视，不如我们犯下的罪恶那样影响深远，它们仍然值得关注，因为现在已经没人记得它们。

在所有的伟大壮举中，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把人送上了月球，并安全返回——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件事产出稀少，徒耗精力，错误地排在了更急迫的需要之前，以上也许都对，但我看来，都不能抵消这个成就的光辉。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所有积极的事情都有消极的一面——有时多些，有时少些——并且不是所有值得敬佩的成就都有一个值得敬佩的动机。有时还会导致悲剧的结果。尽管目前的征兆指向的是更坏的未来，其实，人类的潜能从来就是这样，没有变过。如果原始人能发现怎么把谷子变成面包，河边的芦苇变成篮子；如果他的后代能发明轮子，把行踪不定的空气用来磨面，把羊毛、亚麻、蚕丝变成衣料——那么我想，我们是能够找到能源问题的出路的。

想想荷兰人是怎么完成围海造田的奇迹的。他们在过去的60年里，高明地围住须德海，为国家增加了50万英亩（约20万公顷）的土地，相当于国土面积的8%，为那里将近25万的人兴建了家园、农场和小镇。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志、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强过了那时和现在的人类，在这个欧洲最小的主要国家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荷兰是个低洼、多风、水涝的地方，它一部分国土在海平面以下，遍布湿地、河流、湖泊、水湾。它国土的外轮廓完全暴露于常有暴风雨的北海，抵御海浪的天然屏障只是一些海边的沙丘而已。尽管有诸多地形上的不利，荷兰却是人口最为稠密、有序、繁荣的国家，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雄极一时。几个世纪以来，从第一批居民——躲避敌人迫害的人们开始，他们就定居在没人打扰的沼泽之畔。荷兰人长期与水患斗争，学会了如何与水共生：他们把房屋建在土丘上，一次次用黏土和稻草修筑防波堤，用看不见头的火车运来泥土，用石头加重柳条床垫，在每个春天修复着冬天的破坏，抽干湿地，就溪筑渠，修建通往阁楼的斜坡以便在发水时保住牲畜，用环围的堤坝从波涛中一次次抢得土地、又在海洋的一次次报复中失去它们，荷兰人不断发明新的方法来对抗他们永恒的敌人。

须德海是个受潮汐影响的海湾，嵌入荷兰的国土8英里（约12.8千米）深，10英里到30英里（约16千米—48千米）宽。荷兰人一直有计划把海湾口用大坝封住，与外海隔断，但一直囿于高额的花费而未能动工，直到1916年，一场大规模的洪水把盐水灌进了阿姆斯特丹北部的所有农田，才推动了这个计划。1918年，议会两院一致通过合围海湾的工程。国小志大，这个计划需要修建一道连接海湾两头、20英里（约32千米）长、高出海面20英尺（约6米）的海堤。坝顶要足够宽阔，可以行车，也可以容纳水利工程的机电室。堤坝的底部则要600英尺（约182米）宽。第一车沙石于1920年倾倒入海。

海堤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合围后形成的内海则需要抽干盐水，用莱茵河下游支流的淡水灌入。浅滩下的土地在抽水过程中逐渐露出了水面，形成四块人造土地。控制流量的副堤、泵站、水闸、排水渠，以及导流的闸口、内河港都需要修建；为人造土地施肥、植树、筑路、修桥、城乡建屋，完成所有这些计划要60年。

设计完美的工程计划在实施中就遇到了麻烦。施工时，煞费苦心随着构架倒入海堤的沙石，遭到强烈的水流和变化莫测的暴风冲击，一夜之间就被冲走。手段和方法常被事实证明是简陋的，无法实施的。纵是如此，两头的堤坝在慢慢地向中间合拢。缺口在逐渐变小，通过堤坝的水压每天都在增大，每天都在带走坝底的填材，冲击着大坝的整体结构，成为阻止最终合龙的巨大威胁。最后几天，大批的起重船、挖泥机、驳船和其他设备齐集合龙口，赶在下一次潮汐到来之前有12小时，填材疯狂地倾泻入海。这时，有报告说将有大风。保护合龙口的节制坝好像就要顶不住了，工程才推进了30码（约27米），悬念已至顶点。潮汐夹着砂带着沫地扑向狭窄的最后通道，所有工程设备聚集在这一点，填上了堤坝最后的开口，承受住了海浪的击打。1932年，人类站在了这个地方，这是北海的波涛统治了700年的地方。

干爽的土地形成了，第一批来访者是鸟儿。一个10年又一个10年，渐渐地，庄稼、房屋，文明到来，当然不幸的人类的破坏也次第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溃退的德军炸毁了一部分堤坝，西面的人造地完全被淹。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荷兰人抽干了积水，重新开始春种，7年之后，农田和村庄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天是不可征服的。1953年的大洪灾淹没了荷兰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荷兰人逃出劫难，一边修复须德海的工程，一边吸取教训，并向其他国家传授他们的水利技术。今天，须德海路（Afsluitdijk）是一条普通的大道，我行驶其上，一边是阴郁的大海，一边是欣欣向荣的城市，这一刻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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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尝试需要高瞻远瞩的视野和志在必得的冲动，有时不必如荷兰人的例子那样脚踏实地，而是冲动多，目的少，比如中世纪建造的哥特教堂。此种建筑的爆炸式增长创造了大量高耸入云的拱顶——有拱式的，有肋架的，放射出珠宝的光芒，装饰着上千种石刻的人物，从体积、壮丽程度和数量上都代表了永恒的人类工匠艺术。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仅仅说宗教热情是不够的，还有时代的活力、争胜的欲望、做出最大和最好东西的野心。只有众志成城，集合贵族、商人、同业公会、工匠和平民举国之力，才能调动这么巨大的资源和劳力，承担这么宏伟的任务。每个群体都发起捐款，主要是商业巨头，他们通过捐钱来减轻赚钱的罪恶感。所有阶层都志愿参与工程。有观察者称：“有谁见过和听过，在过去的时代，世界上有权有势的王公，在荣耀和富足中长大的人，那些贵族——包括男人和女人，愿意低下他们傲慢的脖颈，如负重的牲口一样拉动小车，把满载红酒、粮食、油、石料、木材等一切修建教堂的原料拉到基督的住所？”

教堂的苏热院长（Abbot Suger）革新式地建造了圣丹尼教堂，后者被认为是哥特建筑的始祖，体现了哥特建造者的精神。他决心要创造基督教世界中最恢宏的宗座圣殿，监制了这项工程的方方面面，从善款筹集到内外装饰，他的名字也被不朽地铭刻在了教堂的拱心石和柱顶上。他告诉我们，他清醒地躺在床上，犯愁哪里去找合适的巨大的梁木。他后来和他的木匠到了森林里去询问伐木工。伐木工发誓那里找不到他想要的树，但他坚持一个人去寻找，结果在荆棘和灌木中攀爬了9个小时后，终于找到、标记了12棵需要的巨树。

志在必得的冲动主要来自市镇，那些年它们的经济、政治实力在增强。法国皮卡第地区繁荣的首府亚眠就决定修建法国最大的教堂。“比所有圣人高，比所有国王高。”为了给它腾出足够的空间，甚至医院和主教座堂都搬了家，城墙向后推移。同一时间，在毗邻亚眠的城镇博韦，他们在教堂的耳堂上修起了拱顶，正堂前所未有的达到了158英尺（约48米）高，堪称当时建筑师的胆量极限。它确实达到了极限，因为由于柱子太高，支撑力分散，在建起12年后，拱顶塌了。人们顽强地修复了它，并再次“不知天高地厚”地给这座教堂修建了尖顶，从地面到顶端有492英尺（约150米），为法国最高。博韦镇用尽了资源，正堂再也没有修好，虽然整体结构小了一截，但仍然壮观。内厅恢宏宽阔，走进驻足，你一定会惊为奇迹，佩服得屏住呼吸。

建筑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单薄，柱子越来越瘦，那么更多支撑主体建筑的新办法和新技术就被设计出来，扶垛就是其中之一。它像天使的翅膀一样长在建筑外墙上。这是一个大胆革新的时期，是卓越精神无限施展的时期。仅1170年到1270年一个世纪，法国就修建了600座主教座堂和重要的教堂。在这期间，英国用38年建起了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为英国最高。德意志的弗莱堡教堂的尖顶全由精美的石头筑成，像某个超自然的大蜘蛛吐的细丝。在巴黎的圣礼拜堂，15扇巨大的窗户简直吞噬了墙壁，它们构成了那里的全部。

装饰是城市建设的一部分。法国兰斯就有5000尊雕像，包括圣人、先知、国王和红衣主教、教区主教、骑士、女人、手艺人和平民、魔鬼、走兽和飞禽。据说在法国北部每一片树叶的所在位置都有装饰功能。在铭刻、花窗和雕塑中，大教堂展现了中世纪的工艺艺术，那些建筑奇迹成了永恒，虽然它们已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中心。罗丹说，就算在晚上，看不见了，他也能感受到兰斯的存在和美丽。他写道：“它的力量超越了意识，眼睛看到了它看不到的东西。”

大教堂数量的大爆发有多种解释。艺术史学者会告诉你，是因为发明了肋架拱顶。宗教史学者会说，因为那是一个相信有了上帝相助一切都将可能的时代。事实上，那不是一个信仰单纯的年代，却是充满了异端和宗教裁判的时期。甚至，你可以说那是因缘际会。君主制下城镇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贵族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存在不再是努力求生，而更添了福祉和过剩的精力，以及更多的共同努力的机会。银行业和商业创造了资本，道路让轮式交通成为可能，大学培育了思想和交流。那是历史的高潮期，是活力、自信和力量汇集的年代，是血液加速奔流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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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历史的低潮，一个特殊的实践群体也以开拓者的形象出现，为后人称道。远在大教堂时代之前，在8世纪的迷雾中，维京人的航海是胆识、体力和技术的奇迹。维京人把他们的无甲板船无情地推向大海，向南航行，绕过西班牙，到达北非和阿拉伯半岛；向北航行，到达世界的顶端；向西航行，越过未知的海域抵达美洲的海岸。他们驾着船穿越大陆，从波罗的海直抵俄罗斯的内河，远达黑海。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动机何在，只能说，这是人类的禀赋吧。

我们的国家——美国的建立又是如何的呢？我们听惯了“五月花”号的航行，不过想一想，他们需要多少无畏和雄心、对独立的义无反顾，以及充沛的勇气和毅力，才能离开熟悉的地方，远渡重洋，前往一个没有居所、没有食物、没有商店、没有一处耕地、没有庄稼和牲畜，没有一切安居乐业所需的未知世界。

同样无畏的，是美洲大陆北部森林的法国人。整个17世纪，从圣劳伦斯河到密西西比河，从五大湖到墨西哥湾，他们开疆扩土。他们不是朝圣者，不为自由，只为获取和统治——不管是在耶稣会士的精神帝国里，还是在国王的土地、荣耀和财富上。历史上很少有人能主动投入这样的艰苦生活和令人胆寒的冒险，并坚持不懈。他们忍饥挨饿，精疲力竭，饱经冻伤和印第安人的抓捕、刑罚之苦，遭遇伤病、险流、毒虫、跋涉和苦寒。有此遭遇的人竟然不逃不避，再一次进入包罗万象的森林，和危险、痛苦和死亡作对。

别的不说，就说坚持不懈寻找密西西比河河口的拉萨尔，就让人难以超越。他在魁北克准备自己的冒险，掌握了八门印第安语言。从此，他遭受了事故、背叛、抛弃，失去了人员和物资，发了烧、患了雪盲，陷于对手的设计——后者鼓动印第安人与他作对，伏击他，毒害他。如弗朗西斯·帕克曼所写，他真的被“破坏力巨大的魔鬼”驱使。他在暴风雨中划过惊涛骇浪的安大略湖，他每晚都要让独木舟驶过冰冷的水面靠岸，当一只独木舟翻船沉没，他失去了枪和行李。为了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建立堡垒，他要用滚水浇化结冻的地面。当堡垒最终建起，拉萨尔给它起名叫克雷夫科尔——法语的“心碎”。饥饿的守军哗变，劫掠这座堡垒时，它的名字变得名副其实。还有，被他定为目的地的友好的印第安村，被易洛魁人烧杀一空，余烬残灰中只剩烧焦的木桩和头骨，狼群和秃鹰来往其中。

随大河（Great River）4个月的危险旅程之后，拉萨尔到达了海边。他取得了整个国家的所有权，从这条河的河口、它的源头到所有支流——也就是从落基山脉到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密西西比河的广阔流域——并以路易十四的名字命名它为路易斯安那。这一声明看来对我们是无效的（在当时是有效的），但这并不是重点。真正可贵的是一个人用超凡的努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对逆境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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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人还有寻找快乐的能力。他们不辞辛劳地以各种办法取悦自己，创造了了不起的事迹和快乐。盛装游行、狂欢、节日庆典、烟花、音乐、跳舞和戏剧、聚会和野餐、体育和比赛，还有喜剧精神以及它带来的笑声。从盛大庆祝到独自垂钓，快乐无处不在，抵御着这个世界的种种不幸。

为了致意宙斯，人们创造了4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古典时代最为著名的节日了。就像我们把基督出生年定为历史元年一样，希腊人把他们的历史元年定于第一届运动会那年——公元前776年，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每场比赛的胜者头戴橄榄冠，象征着快乐之冠。罗马人认为这标志着希腊人性格中的轻浮，不过这项古老的赛事持续了12个世纪，远远超出了罗马帝国的寿命。

游戏中的人（Homo ludens），绝对和战争中的人、工作中的人一样重要。在人类活动中，球的发明据说可以比肩轮子的发明。想象美国没有了棒球，欧洲没有了足球，英国没有了板球，意大利没有了地掷球（bocci），中国没有了乒乓球，大家没有了网球。就算是清教徒严于克己的榜样约翰·加尔文，有一次也被人发现在星期天玩保龄球。1611年一艘英国补给船抵达詹姆斯敦时，发现饥肠辘辘的开拓者们也在玩保龄球，以缓解他们的不幸。剥玉米、滚木头、垒谷仓、赛马、摔跤和拳击吸引了当年的美国人，就像他们现在坐在沙发上被足球、篮球吸引一样（这种吸引看来有些被动）。

游戏就是用来消遣、消耗，逃离生活的正轨。在殖民时期的纽约，人们在马背上拉着小提琴，乘着雪橇一路来到乡间旅馆，据参加过这种活动的人说，在那里，“我们跳舞、唱歌、嬉闹，吃东西、喝酒，整日整夜无忧无虑”。约翰·奥杜邦参加了一次在肯塔基边疆的烤肉舞会，他写道：“每张面孔都面带笑容，每颗心都心花怒放……担忧和悲伤都飞到九霄云外。”

游戏也有阴暗面。比如在角斗场、斗鸡场和拳击场，煽动起来的是人性中最不愉快的部分，是在鲜血和残忍中获得满足。不过就游戏整体而言，这些阴暗面无伤大雅。

我们大多数的快乐来自食和色。这两个元素在我们的时代得到了过多的关注——让我仅仅提一下这二者的关联，就把它们放到一边不谈。菜谱、烹饪法、新奇的食物以及漂亮的盛具大量出现，就像是色情、性治疗、黄色电影以及防止儿童性乱的警示故事一样层出不穷。二者的增长究竟代表着堕落还是自由尚有争议。我们就谈点别的。

例如狂欢节。所有形式的斋前狂欢节（Mardi Gras）就是“不要约束”的一种借口：其实就是为了四旬斋前的纵欲狂欢，为了打扮漂亮地演出戏剧，为了穿上戏服、头戴面具地跳来跳去，为了制作天马行空的花车，为了噪音、恶作剧、玩笑，为了鲜花大战和抛撒纸屑，为了舞会和宴会，唱歌跳舞，为了烟火表演。比利时的班什狂欢节（carnival of Gilles-Binche）起源于16世纪，为了庆祝查理五世征服秘鲁。在狂欢节上，舞者头戴高耸的羽毛头饰扮演印加人，还有装饰了叮当作响的铃铛、滚了金边的华丽服装。他们穿着木鞋，踏出舞步的节奏，手提篮子，装着象征着秘鲁宝藏的橙子，用来扔向围观的路人。在著名的丰收时节举行的意大利锡耶纳赛马节（Palio of Siena）上，每个居民区派出一人一马，在公共广场陡峭的鹅卵石路上竭力比拼，居民为自己的人马疯狂尖叫。五月节前夜的魔女之夜（Walpurgis Night）以女巫狂欢的幌子行罗马酒神节（bacchanalia）之实。冬天的圣诞节则以赠送礼物而著名。人类确实发明了无数的方法来让自己开心。

中国人是个中高手，他们发明了最多的方法来抵御洪水、饥馑、战乱和其他不幸的命运。敲锣、击钹、擂鼓发出的声音响彻他们悠久的历史。他们无一月没有集市和戏院，届时街上挂满五彩缤纷的手绘灯笼，路上“车水马龙”。夜空被爆竹点亮——这是一种中国的发明，爆炸出牡丹、花盆和妖魔鬼怪的形态。取乐的方式数不胜数。不同音调的哨子绑在鸽子的翅膀上，鸽群盘旋天空，奏出音乐。找阳光和煦的一天和三五知己一同驾乘冰橇，在结冰的湖面滑行是人生大乐，如同“行玉杯之上”。还有什么比一个叫“半仙节（Half an Immortal）”的古代节日更快乐的呢？及至节日，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荡秋千作乐。当荡至高处，如临仙境，回到低处则如重返人世，没有什么比做个一时的神仙更快乐了。

而在欧洲的盛世，王公也常安排设计出一些盛大炫目的华丽表演来展现他们的伟大，1660年奥地利的利奥波德一世和西班牙公主的婚礼堪为奢华宏大表演之观止。作为历时三个月的庆典的高潮，“四大元素”的骑术比赛在广场上举行，每一种元素都由1000号盛装骑手组成。水阵穿着蓝色和银色的服装，覆以鱼鳞和贝壳；风阵穿着金色锦缎，饰以彩虹的七色；土阵饰以鲜花；火阵饰以跳跃的火焰。海神被海怪和风神簇拥，骑乘巨大的喷水鲸鱼拉动的座车。“土”的座车上有潘神和牧羊人的花园，由数头背负城堡的大象牵引。“风”骑着火龙上场，还有30头狮鹫。“火”则由权神伏尔甘、三个独眼巨人、一只喷火蜥蜴助阵。还有个不相干的角色是载着一船人去寻找金羊毛“阿尔戈”号。骑术比赛告终，一个嵌满繁星的地球被代表和平的人造彩虹压弯，滚过广场，打开，展示了不死圣殿，从里面出现了扮演哈布斯堡家族十五位君主的骑士，最后一个是利奥波德本人。他衣着神圣，银色绲边镶满钻石，头戴王冠，乘坐在由八匹白色骏马牵引的银色贝壳中。贝壳中还有七位身着礼服、珠光宝气的歌手，为公主演唱着小夜曲。接下来是高潮中的高潮，每队八位骑士的四队人马演出了马上芭蕾，他们跟随小号的婉转音调、定音鼓和加农礼炮的节奏迈着精心设计的舞步。在恢宏的终曲，上千发火箭从两座名叫“帕纳塞斯”和“埃特纳”的人造假山冲天而上，天空成功地被哈布斯堡家族的一首离合诗照亮——AEIOU，意思大概是“奥地利统治世界（Austria Est Imperare Omne Universo）”。

目的只是为了炫耀，但结果激动人心。观者入迷，演出者自豪，编排者当上了男爵。这是男人和女人沉迷于艺术享受的例子，享受是艺术古往今来都不会过时的功能，尽管人们对此知之甚少，今天的人类只是在酒色的污秽打滚的可怜虫，就像没有别的选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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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好的求助对象，也是最长久的成就，就是艺术。最好的艺术揭示出人性中与缺陷、邪恶共生的高贵，并感知到美和真。不论是音乐、建筑、文学、绘画还是雕塑，艺术打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感觉，让我们体会到一些超越我们自身的东西，一些如果没有艺术家的眼光和天才的技艺我们就无法经历的体验。希腊众多神庙的位置非常讲究，比如苏尼翁角的波塞冬神庙，外轮廓映衬着蓝色的爱琴海——波塞冬的家；米开朗琪罗的石雕庄严肃穆；莎士比亚娴熟地语言掌控和对人类灵魂的探知；巴赫音乐中复杂的秩序，莫扎特曲调中的魔力；中国单色瓷器的纯粹——它们的名字都很好听：青瓷、牛血红、桃色、月光蓝（clair de lune）；提埃波罗眼花缭乱的天顶，如果没有画框的限制，那些有着漂亮颜色的世界恐怕都会在天上动起来；还有从荷马到塞万提斯、简·奥斯汀、约翰·济慈、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所有作家的所有文章和诗歌。谁创作了这一切？是我们，是我们这种生物。因为范围太广，内容太多，我无法公正地一一列出那些名字，但以上随机所举的例子以及它们的未尽之言，已经给了我们充分的理由来尊重人类。

如果说我们（我正是这么认为的）在现代社会失去了美和优雅，那么，我们通过科学技术和民主的制约，在大众的物质生活方面获得了更多。工人阶级的生活变化，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看法标志了现代社会和古代政权之间的巨大区别。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贯穿19、20世纪的残酷的工人战争，取得变化主要靠对常常心怀恶意的强烈反对派动用武力。通过这个严酷的过程，才培育和唤醒了社会以前没有的良知。西方发达国家，在大体上消灭了奴隶、贫穷、困者无助和生计匮乏。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功劳，即便因为调和大众价值，世界变得丑陋了。历史逐渐在平衡所失与所得，免得上帝太过嫉妒。

科技推动的物质奇迹——运用蒸汽、电力、麻醉技术、防腐技术、抗生素、洗衣机（解放了妇女），以及引发的所有节省人力的进步——在我们的文化里已经得到了充分认识，所以我不愿再去强调。巴斯德在人类历史上是和米开朗琪罗、莫扎特一样伟大的人物——就人类的共同福祉而言可能还要更加伟大。我们更容易注意到他那样的成就，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去问任何人人类的成就有什么，第一个答案多半都是物质方面的东西。不过科学进步的副作用总是巨大的。战争武器在它不断增长的杀人能力上就是这样的例子，谁能理直气壮地声称汽车、飞机、电话、电视、电脑带来的好处就多于害处呢？

追求知识本身就是好的。18世纪有过一次春天，人们认为通过知识和理性，一切都是可能的；人们盼望理性冲破宗教的藩篱，就像阳光冲破浓雾；武装了知识和理性的人们最终将掌握自己的命运，建立美好的社会。莱布尼茨传播了一个观念：正因为这个世界存在，那么它就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乐观主义”这个词首次在1737年使用。

知识的力量在那几十年产生了多大的震撼！1735年到1755年的20年，林奈命名并分类了所有已知的植物，布丰用36卷著作把自然史梳理一新，美国人约翰·巴特拉姆翻山越岭找到各种植物，寄到欧洲。伏尔泰、孟德斯鸠、休谟探寻人性，追索法律和社会的道德基础。本杰明·富兰克林展示了闪电确实是电。约翰逊博士编写了第一部英语词典；狄德罗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用祛昧启智的语言把当时的所有知识都写了下来。欧洲人发现了中国人制瓷的秘密，在麦森和德累斯顿大量生产。全欧洲最宏伟的协和广场在巴黎开始动工。英国发行了至少有150种报刊和杂志。小说在理查德森和菲尔丁的努力下生机勃勃地诞生。夏尔丹，一个卓越的艺术家，用深情的画笔在和谐的家乡景色中画出了人性。贺加斯则来自另一个星球，他的画总在暴露所有粗俗和下流的阴暗面。那是一个热情高涨的时代。1743年伦敦演出了亨德尔的《弥赛亚》，乔治二世极为欣赏“哈利路亚的合唱部分”，他情不自禁的起立引得全场观众纷纷起身，后来观看《弥赛亚》的观众还保持了这个传统。一个展现了时代精神的人物也在这段时间出生了，他就是托马斯·杰弗逊。

如果以上20年再延长10年，那将听到振聋发聩的卢梭《社会契约论》、贝加利亚《论犯罪与刑罚》、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开头，以及——虽然发生了里斯本大地震、伏尔泰也写出了《老实人》——法兰西学院词典仍然收录了“乐观主义”这个词。

虽然启蒙时代高估了理性指导人类行为的力量，但它毕竟让男人和女人开始以更人性的目光去看待身边的过客。残忍的习俗慢慢改革——治疗疯病的手段开始改变、减少了死刑、缓和了对债务人和侵权人的严厉法律，并且，开始了废除奴隶贸易的激烈斗争。

人道主义运动不是做慈善，后者带有捐赠者不为人知的其他利益企图，而前者，则更无私和利他，纯粹是良心驱使。这一点在威廉·威尔伯福斯。身上得以集中体现，他唤醒了18世纪英国人的良心，反对买卖人口。在美国，奴隶制的不道德性长期困扰着殖民地的人们。1789年，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紧随其后的是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但南方各州坚持废奴不在宪法规定之列，以此作为它们加入联邦的价码。

英国本土的经济不需要奴隶制来支撑，所以威尔伯福斯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如果权力是他的追逐目标，那他凭借影响力足以当上首相，但他把一生都投入到了为人类争取福祉中。他发动、推进了社会运动，其成员开会、请愿、搜集“中央航路”的恐怖事件、在公共场合散发宣传册、煽动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加入到声势渐盛的潮流中——用特里维廉的话来说，就是去“融化政治家畏首畏尾的坚冰”。1807年，英国的国土上废除了奴隶贸易。远海和非洲海岸都有英国海军巡逻，以保证法律的强制力。当葡萄牙和西班牙也被说服加入了禁令，他们分别收到了英国纳税人30万和40万英镑的补偿。阳奉阴违、暗中走私的事情还在继续，这让废奴主义者相信，要阻止这样的贸易，只能从根本上废除奴隶制度才行。废奴宣传在继续。在其后的1/4个世纪，补偿金逐渐软化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和他们英国盟友的反对，1833年，解放所有大英帝国奴隶的法案签署。英国纳税人为废奴付出的补偿金据说总计2000万英镑。

从最近不快的经历中，我们学会了从每一次公共动作的背后去揭秘野心、贪婪和腐败，但事情也并不一贯如此。即便是在不堪的20世纪，人类确实拥有更善良的动机，有时也确实出于善意去做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沦陷的丹麦，人们被纳粹驱逐丹麦犹太人的命令激怒了，鼓勇抗命，通过地下铁路把所有8000名丹麦犹太人送到了瑞典，后者提供了他们的庇护。与此事并无关联的是，在更遥远的法国南部小镇利尼翁河畔的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居民冒险用性命和自由去抢救着犹太人和其他纳粹的受害者。“抢救性命成为勒尚邦人的习惯。”一个居民说。不过，不可否认，那个时代更多的记录却是通敌，被动和主动的都有。我们不能指望善意的动机主宰世界，除非它们自己经常出现。

历史上，能唤起人性中最为闪光之处的东西常常是对自由的渴望。一次又一次，在地球的某个角落，人们被斯威本所说的“神圣的造反权利”所鼓舞，驱逐暴君、反抗外来征服、取得自由——直到权力不再腐化，自由会实现，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古代犹太人有三次反抗外来统治者的起义，第一次是马卡比起义，反抗的是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禁止犹太人行犹太教礼。祭司玛他提亚和他的五个儿子召集了山中的信徒，开展游击战。父亲死后，五子之一的犹大的军事天才开始展现，他绰号“马卡比”——“铁锤”。他作为光照中世纪的九杰之一，打败了敌人，光复了犹太圣殿，重新建立了朱迪亚（Judea）的自由。在下个世纪，犹太坚贞信徒（Zealots）在饥荒、围城、耶路撒冷的陷落和圣殿被毁的种种困厄中，绝望又疯狂地再次对抗罗马人。最终在马萨达岩，剩下的不足一千人不愿投降，集体自杀身亡。朱迪亚被外敌占据的60年后，那里的犹太居民在西蒙·巴尔·科赫巴的领导下再举义旗。他们短暂地重夺耶路撒冷，最终不敌罗马哈德良皇帝的重兵。起义被剿灭，但犹太人对自立的热忱、在18个世纪的流亡中的蓄力，让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重建家园。

在今天，这样的事情还在层出不穷，比如在阿尔及利亚，在越南。因为距离太近，也常被外来势力操纵，所以当代的运动看上去不那么有纯粹的英雄主义光辉——比如历史上的威廉·华莱士带领苏格兰人反抗英格兰，瑞士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美国殖民地反抗他们的母国。

我一直欣赏纽约殖民地一位庄园主一句充满劲头的回答。人们劝他，不要在《独立宣言》上签字，免得搭上他的财产，他回答道：“去他妈的财产，给我笔！”不过，在为本文查询资料时我懊丧地发现，这句话似乎是虚构的。但是这种精神并非虚构，宣言的签名者太清楚了，他们搭上的不仅是财产，很有可能还是他们的脑袋。

他们也没有逃跑。华盛顿攻克了长岛，纽约防守空虚。他们的土地被英军刻意破坏，房屋被劫掠，书信被焚烧，家具被砸毁，牲畜和储粮被毁，佃户和仆人被赶走，路易斯·莫里斯1000英亩（约4000公顷）的树林只留下了树桩。独立战争中，所有人都靠着朋友勉强度日。菲利普·利文斯顿死时再没有看到自己的家和庄园一眼；富有的商人威廉·弗洛伊德变得一贫如洗。其他签字的富人也都损失惨重，比如麻省的汉考克——他的签名那么大，没人会弄错，弗吉尼亚的李，还有巴尔的摩的卡罗尔。乔治·华盛顿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他写信责备他弗农山的管家给英军先头部队的提供补给。这支在波多马克河溯流而上的英军威胁道，要是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烧毁华盛顿的庄园。华盛顿在信中说，得知“他们烧掉了我的别墅，毁掉了我的种植园”，作为对他拒绝的报复，他反而“不那么痛苦了”。可见，利己的经济人也不总是我们的行事本能。

走笔至此，我一直写的是集体的品质，除了大多数时候是个体精神造物的艺术，就没有提到个人了。幸福感，和艺术一样，也是个人的事。它可以在任何地方涌起，随时的，随地的，没有原因可讲。它拒绝人们的研究，嘲笑社会学的解释，突然泛起，突然消失，又突然再次出现。以艾萨克·沃尔顿为例，他的《钓客清话》（The Compleat Angler）教会人如何满足，以及如何垂钓。查尔斯·兰姆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读这本书，都会甘甜入心。”尽管沃尔顿生在革命和弑君的动乱年代，尽管他与英国内战的失败一方过从甚密，尽管他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七个孩子以及和第二任妻子的长子皆尽夭折，尽管他两度丧妻，他的悲惨命运也没能吞噬掉他开朗的本性。他的传记作家说：“他历尽荒乱，却永远和满足相伴。”

沃尔顿的秘诀是交朋友。自耕农家庭出身，年轻时在五金店当学徒，他自学成才，以开朗好客的性格和虔诚的宗教信仰，与许多有学问的牧师和诗人平辈论交，他为他们作传，也为他们的作品写序。这些人包括约翰·堂恩、乔治·赫伯特、迈克尔·德雷顿。另一位朋友查尔斯·卡顿写到艾萨克，说：“我很高兴地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最受人尊敬的人，我享受了最好、最真挚的朋友的友谊。”

《钓客清话》是沃尔顿60岁时的作品，处处可见他阳光般的性格。书里有幽默、有虔诚，有对鱼类习性的郑重提示，有把他们钓上岸的微妙技术，有对自然、对音乐的喜爱。沃尔顿一生中这部作品再版了五次，在他死后还有数不清的版本刊行于世，使他不朽。他和第二个妻子活下来的那个儿子成了牧师，女儿出嫁后育儿无数，给了他父亲一个儿孙满堂的家。他85岁时写出了最后一部作品，他的朋友写诗祝贺他的90岁生日，说他是“幸福老人”，“展示了如何找到真正的幸福”，他也在这一年去世。当我们牢骚满腹的时候，想想他吧。

梳理了这么多，有什么结论吗？我这么问，因为许多人都指望历史教给他们点儿什么。这一点我认为是可能的，但我不确定在必要时你能否用得上它们。我举了这么多例子不是想教会大家什么，而是希望在这个沮丧的时代提醒人们，即使人类的恶吸引了更多的目光，人类的善也依旧在起作用。我知道，挑出这些闪光的时刻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作用。翻个面就可以看到黑暗，就像我们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之所以上马，是因为它的成功可以帮助获得发展火箭和导弹的资金。事情就是这样。

哲学的发展就是在讨论人性主要是善还是恶。我只知道它们是彼此交织的，你无法从恶中分离出善，智慧、勇气、善良也和无赖、贪婪和愚蠢相伴；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也和虚荣、残暴、腐败同生同灭。

这是个悖论，我们这个时代的西方，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有这么多的人生活如此富足，也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不过我还是以为，人性的美德并未消失，虽然我们这个世纪的经验似乎在暗示它们已经不存于世。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切成就和希望幻灭，这个世纪于此时成形，它眼见了俄国革命演变为被它推翻的政权一样的暴政，眼见了一个本应文明的民族被纳粹逆转为有组织的野蛮之国，眼见了民主国家懦弱的绥靖，这个世纪发生的事情有理由让人质疑人性。文采斐然的历史学家范·威克·布鲁克斯讨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说它是“末世的绝望”。他写道，惠特曼和爱默生“欣赏人们的价值和判断，新时代的作家”则会震撼于人们的肉欲、贪欲和暴力，而会讨厌他们的同胞。最近上演的一部戏也有相同的主题，讲了一个母亲千方百计和她两个“冷漠愤世的”孩子斗争的故事。她的问题是她想让孩子高兴，而他们根本不想高兴。他们只想在电视上看恐怖片。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它强调缺陷和腐化，不相信勇气、美德和幸福的可能。它频频回望索多玛和蛾摩拉，却不见愉悦山。

我们需要求得平衡，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药方就是孔多赛写于本杰明·富兰克林之死的颂词：“他原谅了现在，为了将来。”

1980年4月，华盛顿特区所做的“杰弗逊演讲”。刊于《美国学者》， 1980年秋季。

1. 伍迪·艾伦，美国剧作家、导演，作品多戏谑社会、政治、宗教；塞缪尔·贝克特，法国作家，荒诞派戏剧家，笔下多丑陋、病态之人。——译者注

2. 约翰·奥杜邦，美国著名博物学家、画家。——译者注

3. 指清明节，清明习俗荡秋千，古人称秋千为“半仙之戏”。——译者注

4. 塞缪尔·理查德森和亨利·菲尔丁均为英国小说家，两人加上丹尼尔·笛福并称英国现代小说之父。——译者注

5. 塞缪尔·理查德森和亨利·菲尔丁均为英国小说家，两人加上丹尼尔·笛福并称英国现代小说之父。——译者注

6. 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慈善家、废奴主义者。——译者注

7. 欧洲、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中，从非洲贩卖黑奴到美洲这一段称为“中央航路（Middle Passage）”。——译者注

8. 九杰（Nine Worthies）指中世纪历史上的九个传奇人物，有亚历山大、恺撒、亚瑟王等。——译者注

9. 路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庄园主，他作为纽约大陆会议的代表签署了《独立宣言》。后文的菲利普·利文斯顿、威廉·弗洛伊德都是纽约的签字代表。——译者注

下篇 学习历史

历史能指导未来吗？

行外人常问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研究历史有用吗？我们能从历史教训里学到什么吗？

当人们希望历史是实用的，是能够教会我们东西的，表明他们也想确定一点，历史是有科学标准的。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理由稍后会讲。把历史当作科学来研究的是社会学，这是和历史完全不同的一个学科，是我个人不能认同的一个学科——虽然我猜，社会学者会认为我的方式缺陷更大。社会学家，他们把鼻子贴在地里寻来找去，搜集大量数据去得出一些不要说中等敏锐的历史学家，就是一般大众靠观察就能得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比如社会流动在增强、女人有不同于男人的问题等等。我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得到解脱，抬起头来看看周围的世界。

如果历史是科学，我们就能抓住它，掌握它的习性，洞悉它的规律，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呢？答案就在于一个我称为“不可知变量”的东西上，也就是——人。人类往往是历史最终的研究对象。历史是人类行为的记录，人是历史中最有意思的对象，但它没有逻辑，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变量，不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去衡量，不可以系统地编排归纳。

即使在这个电气时代，在名为“量化”的过程中，电脑正在蚕食对历史的研究，我也要大胆地做出这番表白。我相信，量化在施用于历史时是有局限的。它依赖于一个叫“数据处理”的方法，就是说，历史事实，或称数据——就是人的行为——被归档进入很多条目，这样才能输进电脑，然后得出来的是——希望如此——历史的规律。我只能告诉你们，对历史来说，“数据处理”是无效的，因为在多大程度上你基于外部要求处理了你的数据——此时指的是机器的要求——你的结果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疑的，就有多大风险是无效的。所有东西都基于对条目的命名和对史实的分类之上，这个最基础的过程又需要量化者的个人判断。条目如果没有揭示性，其结果也不可能得到科学的真实。

量化研究唯一有可能的希望是，通过处理远远超过个人能力的数据信息，来得出或建立可靠的历史规律。这有待观察，但我并不乐观。历史自有其逃脱规律束缚的办法。况且，最基础的数据之一是人心。一个普通的历史学家，至少是关心历史真相而非虚假宣传的那种，会诚实地让他的“数据”自己开口说话，如果数据被关在了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口不能言，那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史实之间的细微区别就无法发声，它们只能含有一个固定的意义，不是这种就是那种，并对结果产生影响。举个例子，在我亲眼所见的用量化方法探寻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中，操作员把“七月危机”中所有外交档案、照会和言论分类，归入“敌意”“友好”“挫伤”“满意”等条目，每一条用一句话就其程度打分，从一到九，包括小数。但没有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条目对得上那些身在沸汤之中的君主和阁员的性格特征以及他们承担的社会压力。这项研究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它得出的结论都不算惊人：战争的可能性随着照会中敌意的增加而增加。

只能说，量化方法是一种新方法，但它和由来已久的企图把历史装进一种模式的方法是一样的，而真正可靠的模式，或说历史的教训则始终不见踪影。

比如说，假设1914年的美国总统不是伍德罗·威尔逊，而是西奥多·罗斯福，前者1912年大选中的对手，那么有没有可能，美国会提前很早就进入战争，比如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时，这样战争时长就会大大缩短，对历史也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我的《骄傲之塔》中写了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碰巧这里面有一个意大利的无名小卒，名叫米格尔·安吉奥利罗，没人记得这个名字，可正是这个人在1897年射杀了西班牙的首相卡诺瓦斯。卡诺瓦斯是个强人，就在他被暗杀之时，对古巴叛乱的镇压马上就要成功。如果他没有死，古巴起义就不会扩大，美国人不会兴奋地跃跃欲试，美西战争不会爆发，圣胡安山战役不会打，不会有莽骑兵，西奥多·罗斯福也不会当上副总统，在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又一个不可预料的人暗杀了麦金莱总统后，西奥多·罗斯福就不可能由副总统补位。如果西奥多不是总统，1912年共和党就不会分裂，伍德罗·威尔逊也就不可能当选。畅想还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对我来说，比起感到历史是被一堆无逻辑的人类行为记录所决定，是被超出我等人力的科学法则巨力所左右，这种方式更让我心安。

我对实验室科学了解极少（一无所知的委婉说法），但我有个印象：任何结论都应该是有逻辑的；可预测的结果是根据一组给定条件做出的。问题来了，在人类行为和历史中一些特定条件是不可能孤立出来或重复出现的，也不可能重复给定的条件。复杂的人类行为不可能复制，不可能蓄意地发动，也不可能像自然现象一样可以期待它一定出现。太阳每天升起，潮汐和火车时刻表一样准确，前者更准时。实际上，潮汐和火车非常好地阐释了我的观点：你指望月亮，月亮是可靠的；但你要指望人，就不可靠了。

没有可靠的一再重复出现的环境条件，我们不该对历史教训抱有太大自信。

当然，是会有教训。当人们说起它们来，我想，他们心中对这些过去的经历有两种使用方式：第一，它们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让我们在下一次类似情况发生时处理得更好；第二，它们让我们预见到将来。（关于越南，我想，历史已经传递给我们信息了，可惜我们不听。）下次处理得更好在我们的能力之内，而预见未来似乎并不可行。

举个例子，有了之前战争的惨痛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我们加入后，就打得比“一战”更加聪明。但我们是怎么加入战争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当预见事件的发展变得非常重要时，美国人却没能用好那个正确的教训。珍珠港事件就是一个经典的向历史学习的失败案例。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本该预见到日本在谈判期间的突然袭击。就因为这么做是无耻的，所以就不可预料吗？不对。这和日本在1904年所做的事一模一样，他们当年突袭了旅顺的俄国舰队，发动了日俄战争。

除此之外，我们洞察了所有的蛛丝马迹。我们破解了日本的密电码，我们的雷达有了预警，我们掌握了一系列准确的情报。那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信息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判断。我们有了一切证据，但不愿正确地解读它们，就像德国人在1944年不愿相信诺曼底登陆的证据一样。人倾向于拒绝相信和他们的周密计划或事先安排相冲突的事实。所有军事情报的缺陷在于，不论它们是20%、50%还是100%的准确，它们终究需要人去判断，而判断，就是大量个人、社会、政治的偏见和一厢情愿的产物。总之，既然是人，就会犯错。如果人们能破译日本的密码，却不能相信密码告诉自己的东西，那他怎么从历史的教训中学到东西？

电脑能做得更好吗？在珍珠港的例子里也许是的。如果谁把1941年11月得到的所有情报喂给电脑，它应该不太会失误，几乎会马上回答“空袭，夏威夷，菲律宾”，甚至“12月7日”。但这招次次都好用吗？我们能信任电脑得出的历史教训吗？我想不能，因为历史会欺骗它们。它们会得当地删减，正确地得出结论，但是转折突发，某人打了个喷嚏，历史就改变方向，另觅他途去了。帕斯卡说，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短那么一截，世界将会改变。电脑能解释克娄巴特拉吗？

曾经有一次永恒的真理仿佛昭然若揭——那是在西班牙内战——我当时认为历史的教训是不会错的。看起来这是无须争辩的：如果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胜了，西班牙在未来欧洲的战争中就将成为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滩头堡，地中海将成为意大利的内湖，英国会丢掉直布罗陀海峡、被切断与它苏伊士运河东边的帝国的联系。危险是如此显而易见，逻辑是如此清晰，所有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点，而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则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小书指明此情，所有举证都从历史中来。书里阐明了，整个18和19世纪，英国就不懈地干涉欧陆强权在西班牙取得过分的影响力。西班牙王室婚姻事件，威灵顿的战役，卡斯尔累、坎宁、帕默斯顿的政策，通通指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必须阻止陆上最强大的国家控制西班牙。我的作品，我想，非常清晰有力。它没有纠缠当下的斗争，仅仅是让过去自己开口说话，做出判断。这个判断无可辩驳——直到历史反驳了它。佛朗哥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帮助下确实获得了政权，欧洲战争确实随之而至，但是，西班牙不可解释地保持了中立——至少名义上的中立。直布罗陀海峡没有沦陷，地中海的人口没有封闭。我，更不必说其他所有“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别人这么叫我们，我们在道德上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看得很准，但却说错了结果。我小心翼翼地总结出了历史教训，可它们就是不奏效。历史走了一步怪招。

珍珠港和西班牙说明了两点：第一，人类不能从历史教训中受益，因为预判干扰了他们从信息中得出结论；第二，历史常常会任性地偏离它的教训指向的方向。这就是历史系统的缺陷。

说到历史系统，它背叛得最彻底的就是卡尔·马克思。没有一个先知这么相信自己的假设，没有一群信徒对预料中的结果这么坚定不移，没有一套对历史的阐释看来这么天衣无缝。马克思分析工业革命的作用，他解开了19世纪最可怕的谜题：物质越是进步，贫穷就越是扩散和深重。他决定，这个进程只有通过革命，通过暴力颠覆现存的秩序才能结束。基于此，他提出了贫困（Verelendung）和崩溃（Zusammenbruch）的定理，裁定道，既然工人阶级自我意识与工业化同步觉醒，革命最先会在最为工业化的国家爆发。

马克思的分析太有说服力了，看起来历史没有另外的路可走了。他的假设被信众以及后来人广为接受，仿佛是刻在西奈山石碑上的十诫。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历史真相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可信的教条。它影响巨大得无可估量，至今余音绕梁。理论创建人选取的事实是正确的，思路是缜密和深刻的。他什么都是正确的，除了结论。发展中的历史没有证明他的理论。工人阶级过得欣欣向荣，没有每况愈下。资本主义没有崩溃。革命没有从工业化最深的国家爆发，而是从工业最薄弱的国家开始。在集体主义之下，国家没有消亡，而是大肆扩张它控制社会的权力和功能。历史看也不看马克思，以它自己神秘的逻辑，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当马克思已经被证明是有问题的，痴迷决定论的人们慌忙把历史又交到了一个新的权威手中——弗洛伊德。现在他的手已经抓住了我们。潜意识才是主宰，至少以前是。我相信，现在又有了新的呼声，认为潜意识就是个骗局——打破偶像的风潮也刮到了弗洛伊德头上。无论如何，就论对现代世界观的作用而言，我认为弗洛伊德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变化贡献了最巨大的影响。也许有一天会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时代——弗洛伊德时代，这将成为继维多利亚时代后的又一时代。自从他的理论流行，我们对人类行为的动因有了理解的新维度。不过我并不相信弗洛伊德的信徒相信的：一切事情都和下意识的性和精神驱力相关。他们坚信这一点，就像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他们的教义一样。他们可以给历史学家提供见解，却不能给未来提供指导，因为不能指望全体人类的行为会有一定之规。所有的鲑鱼都游回它们出生的上游产卵，这是鲑鱼的普遍法则。但人类存在的世界比鱼类复杂多了。要让每个人都被游回子宫的下意识欲望所操控，需要太多的力量施加其身。

在我来说，弗洛伊德不幸地选取了两个皇家的故事来举例说明他的概念：俄狄浦斯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帝王的生活是有特殊性的，尤其是牵扯到统治和继承等权力问题，这就不是普遍的人之常情。俄狄浦斯弑父传说可能来源于所有皇家继承人都憎恨父亲的实际现象，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想和母亲睡觉，而是他们觊觎王位。如果家长统治碰巧来自母亲，他照样会痛恨母亲。母亲也一样会从出生开始就讨厌儿子，因为她知道儿子注定要取代她的位置，就像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长子爱德华七世一样。这不是什么弗洛伊德，这就是王朝政治。

至于厄勒克特拉，天晓得这个故事是怎么编出来的。阿特柔斯家族怪异极了。他们家的怪事远远要比厄勒克特拉爱上父亲多得多。比如，俄瑞斯忒斯帮助厄勒克特拉一起杀死了他们的母亲——在另一版本中，厄勒克特拉也自杀了，这个故事如何？是不是杀错了？他为什么没有杀死他的父亲呢？还有，厄勒克特拉的姐姐伊菲革涅亚，阿伽门农要杀了她祭神，这个故事又怎么说？弗洛伊德们对此的解释呢？他们没有解释。这不是历史的态度。历史学家不能挑选史实，他们必须处理好全部的事实。

再举马丁·路德的例子。如你所知，哈佛的埃里克·埃里克森教授发现路德从小就有便秘的毛病，他就由这个有趣的生理学事件为基础，建立了足以解释这个人的一切的整套理论。这简直是近年来历史界最夸张的一件事了，百老汇甚至还排了一部戏。我无论如何不相信路德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腾堡教堂门口，仅仅或主要是因为他肛门肌的活动——或者不活动。据我所知，抗议的私人出发点或许是他的肛门问题，但对历史来说，更要紧的则是抗议这个形式。这必然与由来已久的、深层的社会不满有关，与出售赎罪券有关，与教士腐败有关，等等等等。如果不是路德出头抗议，也会是别人。有他无他，新教都会产生，那么产生的原因就和他个人的隐疾没有丝毫关系。我肯定，埃里克森教授试图解释的是路德，而不是新教，但他的书掀起了一股精神历史学的潮流，让那些没有足够知识和训练的人都来试练这种方法。

追随弗洛伊德的还有一位广受欢迎的小先知——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他基于对历史教训的精深研究，宣布了“西方的没落”。从那时起，人们就断断续续地回到他的主题，特别是在“二战”爆发和殖民时代结束那时。中国的崛起和亚非独立运动的遍地开花刺激人们焦虑地把目光再次投向斯宾格勒。欧洲完了，知情者们说，未来属于有色人种。

人们已经挥锹抡镐要埋葬欧洲很久了。我记得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位我特别敬佩的政治思想家告诉我，欧洲的统治结束了，未来属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这个观点对我来说既新奇又可怕，所以我印象很深。我不认为俄罗斯和美国可以和欧洲分而论之，更进一步说，我们是欧洲的延伸。我不敢对俄罗斯抱以教条的思维，但我敢肯定的是美国。美国文化发源于欧洲，我们的前途和欧洲密不可分，长期来看我们是一致的。我的印象是，欧洲，或者扩展一点儿说，白种人，离完蛋还早着呢。欧洲又焕发生机了，作为思想的发源地，它取之不尽。最近的成果，如果是不太受欢迎的，也应该是最尖端的成果——核裂变，就是一群欧洲人搞出来的。这些人有马克斯·普朗克、居里夫妇、爱因斯坦、卢瑟福、费米、尼尔斯·玻尔、西拉德。再早些还有现代思想的三位塑造者——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他们都是欧洲人。我不知道任何发自亚洲和非洲的原创思想对现代世界产生过什么深刻的影响（可能除了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和公民不服从的概念，但是，梭罗在其之前就有了相同的观念）。

在我看来，欧洲能够在思想和实力上长期统治世界，绝非昙花一现和事出偶然。它非但没有被远远落在后面，看上去它还加大了领先距离，除了在可怕的人口数量上他们处于劣势，不过我认为西方人的创造力会解决这一问题。所谓亚非民族的出现发生于西方的标准之下，以西方的体制、政治、工业为衡量刻度。他们丢掉了自身的文化诚然可悲，不过我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新的领域是太空，那里也正在被西方人开拓。斯宾格勒说得够多了。

时尚的历史理论，正如时尚的本质一样，新旧交替，走马灯一样变换。但这也没让系统论者灰心丧气。他们坚定地相信今年的理论，就像他们坚定地相信去年的理论一样，正如以赛亚·柏林所说，我们总是“以切身体验为代价不懈地追求完整和对称”。我长大时，正值历史的经济学解释为最新福音，查尔斯·比尔德对此影响巨大。这个理论对比尔德来说无可置疑，就像他从燃烧的灌木丛中看见过一样。甚至质疑他说国父们是在经济利益驱使下才要脱离英国，质疑他说是利益至上的考虑把我们带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成了一种最为天真的罪过。不过历史学家最近的时尚——看上去像是必需的时尚——就是双脚跳踩比尔德。他的追随者帮助他建立了理论体系，完成了几乎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情境的教条，然而他们的尸身被殴打、分析、解剖，最后被彻底地抛弃。现在，历史学的主流开始抛弃费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他的边疆理论了。我不知道新的解释是什么，但我肯定一定会有某种理论，因为就像一位学院历史学家最近下的断语：写作历史需要“有序的大思维（a large organizing idea）”。

说起“有序的大思维”，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台拖拉机拉了张铁链网在犁地。我看到那个教授爬上拖拉机，随着他向前，拖在后面的“有序的大思维”就在耕犁历史的坑坑包包，直到土地平整、干净、有序——换句话说，被放进了某种系统。

凡人——你、我、拿破仑——不敷为科学的因素。结合了性格、环境和历史的情景，任何人都是无数变量的集合，无法复制。他的出生、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食物、他的家、他的学校、他的经济社会地位、他的第一份工作、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以及蕴含其中的所有变量，组成了神秘的人物性格，还要和其他变量结合：国家、气候、时间和历史情境。所有元素以精确的比例再次调配之后，就能复制出摩西、希特勒、戴高乐，以及杀了肯尼迪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了吗？

只要人还是“不可知变量”——我看不出，在不远的未来，有无限可能的人会在哪方面有固定下来的倾向——我不认为他的行为可以被有效地编码和量化。对电子化急进又乐观的人将继续把人的过去行为切成千千万万可定义的碎片，他们叫“输入”，然后机器轰轰隆隆，一道电光闪过就给出了“输出”。可是输出可靠吗？我打赌十有八九历史会无视电脑的输出，就像它无视卡尔·马克思一样。未来还将需要历史学家。电子学是有用的，但我可以自信地说，它无法把历史学家变成按键的工人，把历史变成系统程序。

芝加哥历史学会的讲话，1966年10月。

1. 《圣经·旧约》说神出现在燃烧的灌木中，指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译者注

越南

何时脱身、为何脱身以及怎样脱身

我要发表一些观点。第一，我们正在亚洲打一场没人知道目的为何的战争。如果是为了让世界和平，免于侵略，那只是一个口号，不是可能性。如果是要遏制共产主义，但我们却摧毁了一个正在构筑遏制的社会。如果是要保证亚洲对我们和我们企业开放，那就像约翰·海伊的“门户开放”原则一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这个原则往往还有另一条原则与之颉颃：“不要卷入亚洲的地面战争。”我们坚守一条，就要破坏另一条。

我还要说：南越关于“免于侵略的自由”和民主建制的情况，且不提人民的普遍福利情况，在美国进入之后不断恶化。自从我们军事干预之后，那里的事态和美国的声誉就每况愈下。对战争的控制、对政策持续性的保持都掌握在总统的手中，而总统已经把自己锁死在了轨道上，或因为颜面，或因为无法理解事态，总之，他不想改变和调整既定的方向。我等待着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迹象——比如约翰逊先生还是能倾听历史的前车之鉴的——但没有任何迹象出现。目前为止，总统不能改弦更张的事实几成定局，所以除非政府更迭，否则战争就不会终止，我们也不会撤退。

为什么不能取胜而退呢？因为从军事原理来说，交战方不主动进攻就没法取胜，进攻可以是摧毁敌军的武装力量，也可以果断地切断他们的供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全力进攻。我们也不可能绕到北越后方切断他们的通信，而不引起苏联或中国，抑或两者同时的报复，从而导致世界大战。至少现在还不错，总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开始抵制两方面的压力，一方是有理由对职业深感挫败的士兵，一方是狭隘的“让我们把他们全部干掉”的鹰派。

不能全力进攻，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付出最大、最为残酷的冲突——消耗战。没人想唤醒这个带回“一战”噩梦记忆的词汇，不过还是挑明这一点为好。首先，战略已经失效了，因为北越人和越共是在为国家和事业而战，比我们更能咬牙坚持，另外他们还有俄国和中国的物质支援。其次，我们无法获胜是因为我们毁掉了这些人的家园、幸福和生活，那些我们本该为其而战的东西。

但我们还在一意孤行，变本加厉我们唯一的手段，就像1914—1918年的将军们对西线的绞肉战的坚持一样，今天的指挥官们重蹈覆辙，不问何时对前线再次发起进攻，而只是想知道他们会在哪面墙上碰得头破血流。今天的约翰逊就是那时的道格拉斯·黑格，他们只有一个显著区别：黑格有虚掷人命的无限权力，而这种权力在今天最终被文官所限制，约翰逊就是限制军队的那个文官。除了全体选民，他说话一言九鼎。

协约国最终赢得了1914—1918年的消耗战，完全是因为新的交战国——美国的加入。而今天，就算我们知道了许多人都不清楚的、赢得这场战争的条件所在，我们也没有胜算，这是明白无误的。《华尔街日报》除了坚定的现实主义，从不倒向任何一种立场，它在2月23日承认，“战场的情况”可能让美国“被迫放弃不堪一击的立场”，国家“准备尝到失败的苦果，这是美国无力避免的”。

我想，这种意见在我们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但现在，有人勇于说了出来，其后果——在白宫的保守圈子之外——也并非不可想象。一不丧国土，二不伤政体。受辱而已（这对我们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算不上天大的灾难。这可能会鼓励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付出的最大代价。这场买卖最后赔了本，但也并非像有些人渲染的是个什么大灾大难。说越南会跟着倒向共产主义的观点丝毫不新鲜。北越已经确然展现出了独立精神，绝不会被吸入中国的轨道。如果中国没有变成俄国的傀儡，那为什么北越一定会变成中国的傀儡？害怕被中国吞并是亚洲所有国家的恐惧。有理由相信，一个强大、独立的越南，不管是不是归附共产主义，都将成为遏制中国的缓冲，而不是中国扩张的通道。

靠军事胜利结束战争已不可能，那么谈判呢？看来也不可能。越南各派系的争斗不可调和，再加上牵扯其中的美国的声誉问题，有效谈判的机会不说没有，也是极其渺茫。交战国很少能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朝鲜战争算是个罕见的例子，尽管杜鲁门比约翰逊灵活得多，理性得多，即便如此，当年也是白宫易主谈判才得以成功。如今，只要我们身陷亚洲、持续失血是俄国的利益所在，即是说，让北越继续战斗，只要河内认为控制全国还有一线之机，我们和对手就不可能达成满意的谈判结果，除非谈出一个保存颜面的安排，让我们撤离，在间隔之后，把这块土地最终留给他们。如果他们以此为基础来谈判，从而终结轰炸，终结杀戮，赢得喘息时间，我们又用什么来阻止“民族解放”运动再一次兴起？

答案是我们阻止不了。这就是症结所在。抵抗侵略的意志、动力、精力和能力如果本不存在，是无法人为激发出来的，也是无法替代和由外国给予的。我们对南越的资助和俄国对埃及的资助一样无穷无尽，因为没有我们，他们孱弱之至。而且，只要有大规模的外国势力存在于他们中间，替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自强的意愿也不会凭空生出。

我们必须继续对共产主义的要害施加压力，但是仅限于资助那些有能力、有意愿、有动力保卫自己生活方式的代理人。我们不能让援助像流沙一样流走。在“让乔治（或者山姆大叔）出手”的政策下，我们对亚洲的控制尝试就是自毁行为——并且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是新殖民主义，是反历史潮流的。

那我们能做什么？结束战争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国际社会的停火令，这在目前为止只对小国施加过。如果足够多的国家都愿意和平，那么联合国就没有理由不挺身而出，签署停火命令，下令越南和美国停止战斗。从而给约翰逊一个台阶，如果他够聪明（尽管我不敢打这个赌），他就该接受，并在竞选日来到之前安排好一切。

如果这个办法失败，还有另一条路好走。美国可以有尊严地、诚实地宣布，我们给予了南越一切可以给予的财政和武器帮助，也献出了我们国民的生命，已经履行了对他们的承诺，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计划以一定的速度，比如一个月5万人地，撤出我们的部队。并且在撤出之时我们可以告知南越，他们的地盘将被一些有更为直接利益的国家所占据，比如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等。如果他们缺乏能力，我们现在对他们施加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尝试，这样的努力应该告一段落了。

刊于《新闻日报》，1968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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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南北联合执政——再不值一条人命

如果尼克松政府再把建立越南联合政府作为越南困境的出路，那么我们就看不到出路。我们已经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四年（是真的奋斗，还是为了安抚大众我可不敢说）。最近基辛格先生访问巴黎，他对媒体说，他带去了“一个关于联合政府的计划”。我们对此该有何期待呢？历史上一国国内的纷争，联合政府的唯一结果就是蛇吃兔子，总有一方被另一方吞食。

分歧大得要诉诸战争的双方怎么会妥协呢？葛底斯堡战役后美国的南北两方停止了战斗，建立了联合政府吗？西班牙内战后佛朗哥大元帅和保皇党人联合执政了吗？我们近期在亚洲的经历也给我们以启示。

在1944年到1947年时，我们执迷于让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执政，以失败告终，我们在亚洲的战争目标毁于一旦，美国的代理人彻底垮台。

那个时候讨论联合政府是很有吸引力的，就算不能诱惑前方的资深观察员，至少也能对身在华府的政策制定者起作用，后者遵循的是自己的原则，制订的政策与其说符合现实，不如说只符合了他们的想象。“二战”中我们在远东战争的基本前提和目标就是，保证战后有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强大、稳定、统一的中国，以填补日本失败后的权力真空，从而确保亚洲战后的和平与稳定。威胁已久的中国内战如果爆发，将让上述目标化为泡影。为扭转危局，也由于短期军事需要，中国两个敌党的联合我们认为势在必行。两党都宣称有此意愿，都同意谈判，实现目标似乎近在眼前。

共产党的愿望是真实的，因为他们有意利用联合执政为扩张势力的舞台，他们有信心据此获得全国性的权力，也只有如此，作为合法政府的一员，他们才可能获得美国提供的军火。也正因为此，蒋介石不愿开门揖盗，但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他也只能佯装谈判，因为他日薄西山的政权需要美国的军火和其他援助。和一切不愿真正履约、也不愿公开拒绝的人一样，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让对手无法接受的条件：他要掌管共产党的军队。中共也不会引颈就戮，也提出了蒋介石无法接受的条文和保障条件。

在美国焦急的调停下，要求、让步、僵持、重启，各种花样持续了两年半。直到“二战”也结束了，杜鲁门总统派去了战争中表现卓著的乔治·马歇尔将军为调停人。马歇尔在一年中坚决地把筹码押给了其中一方，美国的调解工作终于失败了。虽然蒋和毛在某个短暂的时刻也一度达成协议，照片中的他们在餐桌的两端举杯相邀，各自对旧仇面露真挚的笑容，但两个阵营终究没能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因为一方的存活就意味着另一方的毁灭。

史迪威将军苦涩地看着马歇尔任务的经过，正如他的观察，“即使乔治也不能在水上行走。”如果乔治不能，我们能指望黎德寿、尼克松、基辛格能吗？

联合执政，尽管这个概念被众多鸽派拥护，它也就是个自欺欺人的幌子，好让我们能够在尼克松政府所谓的“荣耀”中脱身。说“荣耀”，因为我们已没有其他理由好讲。我们也许还能保留一些尊严地退出越南，但拜托不要再谈什么荣耀。

刊于《纽约时报》，197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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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VS军队

平民和军队的关系这一话题，常常让人感情用事，而不是理性思考。爱好和平的人似乎不愿意去研究军人，其逻辑好像是如果你不关注他，他就不存在。并非如此。武装部队是人类好斗天性的有序组织。下午游行抗议的同样一群人，晚上就可能排队去看时下最暴虐的电影，在血肉、谋杀、痛苦和强奸中自得其乐。

一个人要表达对越战的反对，最自然的反应就是表示他讨厌军事，对武器装备毫不感冒。但是这场战争的错误原因，以及有两个发展趋向——第一，军事新近在我们这个社会获得了永久的地位；第二，武装部队向着全志愿兵役转变——都正要有力而急迫地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见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不应该对军事不闻不问，不应该放弃他们左右军事政策的责任。

20世纪初，法国作家朱利安·邦达详细阐明了他名为“知识分子的背叛”的理论。他指责知识分子背叛了精神生活和理性领域，屈尊搞起了政治、社会活动和民族主义。而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向的背叛。当军工、军政利益团体深入政策制定过程，左右政治决策时，有见识的平民拒绝参与，敬而远之，把战争交给了职业战争人士去操控。

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和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核武器，因为它太过致命，所以是缩减，而不是扩产了；所以无限制战争变为了有限战争，这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副产品：战争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最后的手段，而变得常规，成为推行某种政策的家常便饭。

这一发展趋势意味着军事武力将比以往更多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所用，意味着由于长期的义务保证，自我设定了越来越多的威慑需要，并且要准备打两场半战争的全球战略——不管这周的数字又变成多少了——技术、工业、政府部门都会因为这个事业变得无比庞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影响政府的一切行为，从而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如今在33个国家保留了2000个军事基地，在50个国家派有军事顾问团，每年要花费近40亿美元的军费。为了维持以上项目，加上越南战争和美国常备军的开销，这个国家435个选区中的363个都设有国防工业和设施，占总数的5/6。

谁在从中获益？谁得利了？是谁在国会游说，要维持这些基地的运转，并且吸引还没有工厂的地方加入？如果你说是国防部在为此奔走，那么请别忘了，还有当地的商人和生产厂家，当地的工会和雇主，以及当地的国会议员，这些议员是我们让他们当选的，我们也可以让他们下台。是谁支付了目前840亿美元的军费？是纳税人，他们同样也拥有选票。

传统上，美国军队自视为独立于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它的存在是为了执行政府的决议，当命令开始实施时，不问“为什么”“凭什么”。但是，当它越被用于执行最终的政治决定，越深刻地在政府中发挥影响，它就越不能保持无辜的中立。平民也是一样，我们的天真无邪，置身事外，也不是无坚不摧的。

美国治国的基本前提是文官治军。越南战争就是文官政策的产物，是连续三届文官总统和他们的学者顾问和文职顾问的手笔。没能终止这场战争说到底，也是文官的失败，因为国会没有停止战争拨款。

这场失败要追根溯源到哪里呢？要到选票。我听到轻飘飘的、空洞的“权力属于人民”的口号，心里就犯糊涂，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比我们更有权力呢？

因为这是场可耻的战争，所以就要谴责军队，并且嫌恶地与他们的专业撇清关系，这是逃避主义。这让反战的平民自感道德高尚，耻辱事不关己。从而让别人去当兵，而军人的工作对一个国家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长远来看，保证了那些清高的平民的安全，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脏活儿，他们不能干。

军方进行的战争导致了毫无人性的事件，民众对其怨声载道（或许正是因为这场战争是无目的和无意义的）。首先，军方不可原谅；其次，校训为“责任，荣誉，国家”的西点军校生和预备军官学校（OCS）毕业的大老粗卡利斯中尉一样，都难辞其咎。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像一位军官说的：“我们有卡利斯，是因为那些哈佛的浑蛋不打仗。”“哈佛”指的是所有缓期入伍的大学生。

或许，如果有更多的大学生浑蛋参军，而不是卡利斯，或许发生的就是哗变或静坐示威，而不是美莱村惨案——这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对于正规美军来说，他们的士气几近无存，职业军官别无所求，只想尽快撤离越南，也许这就是尼克松如今所做之事的原因。

左翼人士（liberal）对军队的嘲笑丝毫不能给他们自己脸上贴金，也不能表明他们就高人一等。军队士兵也是人。他们中间良莠不齐，有聪明的，有愚蠢的，有勇敢忠诚的，有业务熟练的，有学者型的，也有勇士型的，还有夸夸其谈的人造英雄。这个职业可能要求了更多的循规蹈矩，屈从等级，也有更多的超级右翼爱国者，不过，每个群体都有不讨人喜欢的职业病。

不是军人的本性，而是人性需要为战争负责。士兵只不过是本性表露的一个形式。进攻性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吃喝和性爱。我作为学习人类行为记录的学生，我敢自信地说，和平不是人类的传统。历史学家计算过，工业革命以前，战争冲突是人类花费时间第二的活动，仅次于农业耕作。

人类历史始于部落——那时就有了“我们”和“他们”的意识分裂。甲部落在认识到乙部落与自己的不同之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据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说，所有生命、思想和行为都是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天和地、土和水、暗和明、右和左，北和南，男和女。这些极点之间并非一定是对抗的，但“我们”和“他们”之间却一定是天然对抗的。当部落之间意识到了各自的差异，他们就开始战争，为了食物，为了地盘，为了统治。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也许要世代相袭。全国的学生和同情学生的老师，他们要让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滚出学校，但他们改变不了以上事实，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如何入情入理。

弗洛伊德称之为求死愿望，意思是自我摧毁。它同样可以被称为求生愿望，因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本能，一种战斗和征服的欲望，如果说需要杀戮，那么，杀的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本能说：“我要征服，我要活。”这也是男性的本能。女人作为后代的哺育者，天职是存续生命。也许我们的白宫里要是位女总统，国会也由女性统治，我们昨天就已经从越南脱身了。

“我们永恒的敌人，”威廉·詹姆士1904年说，“根植于人性中的好斗。千年的太平也不能把战争的本性剔除出我们的骨髓。”我们所在的世纪有什么事情可以反驳他吗？

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正视军事事务，而不是对其置之不理，要学习它，甚至通过后备军官团去参与它。如果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成为预备军官，成为军队的骨干，他们就可以发挥作用。那里才是他们发动罢工的地方。如果所有的预备军官出走，军队就无法开动。

最近有个退伍的陆军上校建议，所有现役陆军军官，不仅仅是预备军官，“都应该通过民办大学的学位计划招收，以及直接从大学里的后备军官团招收。”如果现在这件事成真，有文化的平民就真的可以掌握军队。如果年轻人想除旧布新，这才是正确的路径。奥利弗·克伦威尔没有花时间关掉牛津大学，他建立了新模范军。

我们的政治体制、自由的源泉——民主，有赖于平民的参与，而不是排斥，特别是吸纳他们进入武装部队。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原则是：全民皆兵，意思是拿起武器的人民和职业的常备军是大不相同的。武装的人民才是共和国的卫士，才能保证国家免受暴君和军事政变的威胁。

同样的思路构成了美国的持枪权的基础，这一权利由《权利法案》所保证，保留了“纪律严明的民兵”来保障“自由州之安全”。服务国家才是宪法这一条的用意所在，而不是反禁枪游说团体（Gun Lobby）口中的，在你枕头下藏一把手枪的权利，这样你就可以打你想打的任何人。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装备武器地服役不单是权利，而且是成为合格公民的标准。

由于我们的军队被用在了错误的战争中，所以我们要放弃以上的权利，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没人想参与到一个又坏又傻的活动中去，还有丧命的危险。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拒绝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公民的责任，而且为一种已经非常危险的走势火上浇油——常备军的复兴。正在发生的事情将彻底逆转全志愿兵役的目标。我们的军队将同市民社会更加分裂，更加隔绝，更加陌生。军人一直很珍惜他们与非军事部门之间的距离，他们有特别的使命感，因为他们选择了有生命危险的职业。从距离感中他们体会到一种荣誉，多少是对他们职业冒险性的补偿。欧洲军官社会地位极高，他们的军服流光溢彩，华丽炫目，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对美国来说，征兵是个极好的纠正机制——或者说本来应该是，如果操作得当的话。征兵名字不好听，因为它总是把年轻人拖向邪恶的战场。但如果操作公平，这是唯一保存“全民皆兵”原则的方法。不过，延期入伍的大学生嘲弄了这一制度。延期入伍是反民主的、精英的（用一个自负能当其名的人爱用的词），和美国以往发生的一切一样陈旧。我很高兴我的家人和朋友的孩子都逃过了越南战争，但我仍然以它为耻。

在通常的开放思维中，我们需要再次承认一些关于军务的常识或想法。这对我来说是紧迫的，我们需要不感情用事地理解我们和军人的任务之间的关系。

我一下就理解了，并且非常赞同已故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说的，“‘压迫’‘帝国主义’这些词是我们时代最愚蠢的口号，它们的本意已经冲洗一空。”他写道，那些大喊着这些口号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军事于我们的生活重要而严肃，不该用口号化的思维来讨论，更不该不动脑筋就讨论。

威廉姆斯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1972年6月。

1. 威廉·卡利斯（William Calleys），越南战争中美莱村惨案的参与者。1968年美军一个连的士兵在南越美莱村制造了屠杀上百平民的惨案（被害人数在347-504人之间）。排长卡利斯等26名士兵被起诉，他是唯一被判有罪的人。——译者注

当今困境的历史渊源

我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世纪中叶的世界正面临着严重的困境，甚至绝境。同学们，你们正要进入这个社会，而我则幸运地正要退出舞台。不过，我们共同的不幸是，我们都生在了一个没有方向感的年代，一个极度纷扰、却极少激励的年代。《剑桥近现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的最后一卷是从1898年到现在，名为“暴力的时代”，考虑到人类过去并不鲜见的暴力史，这一提法更加乍眼。

我们困境的物质方面——污染、战争、人口爆炸，大家都很熟悉，还有那些无形的方面，比如普遍的困境和艰辛，年轻人的不满，老年人的迷茫，犯罪和社会紧张，审美和道德标准双重沦落，性迷失和崇尚性虐待，凡此种种。清单很长，大家也比较清楚，我就不一一列完这些不幸了。我讲话的目的不是探讨这些处境，而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指出这些处境的原因。

毫无疑问你们中会有人想，这么做没有意义，其想法的出发点是认为过去不重要，现在才是重要的。我从偶尔到大学校园访问的经历中了解到，年轻人非常关心当下，而对过去往往嗤之以鼻，认为无关紧要。他们想了解卡夫卡的一切，而不是柏拉图，关心萨特而不是莎士比亚，关注黑人权利而不是法国大革命，他们认为美国历史是从约翰·肯尼迪开始的。对于每个话题，每个学生都只关心与其最直接的相关，并希望每个话题，不管是什么，都能直接和他们个人“挂钩（hook in）”——我在另一所大学听到的说法。自我中心主义（Narcissism）和当下主义（now-ism）——强调自我和现在——是目前大学中最主要的两个关切。历史的长处，是让你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有待发现的东西和昨天报纸上的新闻同样和你息息相关，苏格拉底对话录比草草胡编乱造的什么社会心理学课程与你更贴近。什么才是要紧的，说到底，是人类的经验，这种经验已经有了一定年头的积累。任何自认为是西方社会一员，或有意保留此种身份的人，都继承了自雅典、耶路撒冷到伦尼米德、福吉谷，以及瓦茨和1968年8月芝加哥的一切西方历史。他或许忽视或许抗拒，但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的过去隐于幕后，微笑着，知道个体并不能逃出它的影响。对我来说太清楚了，我们逃不出过去的掌握，就像我们逃不出基因的安排。“别人害怕明天会带来什么，”一位穆斯林智者说过，“但我害怕昨天发生的事。”

历史学是我的术业专攻，它被定义为社会理解其过去的手段。为了理解过去，我要陈述如下的观点：作为20世纪历史经历的结果，如今人们失去了自信，失去了曾经坚定的准则，二者的缺失要为我们当前的痛苦负主要责任。

具体来说，我们丢掉了两个基本的信仰——信仰上帝和信仰进步；遭受了两场幻灭——对社会主义，对民族主义；目睹了一次痛苦的揭秘——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发现；还有一个不快的认识——我们的科学救星居然在带给我们好处的同时，也带来同样多的害处。宗教信仰在现代的衰落发端于几百年以前，我们可以方便地说是因为达尔文——除此以外，以上所有事情都发生于20世纪。这些事实在70年来——大体是一个人的一生了——令人心灰意冷。

只要人类认为自己是带着神光的上帝之子，是上帝以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所画的优美姿势用指尖创造出来的，他就会有尊严，甚至对自己有敬畏。他会感到自己存在于此是有目的的，甚至在苦难降临时或他自己做了错事时也带有了某种隐秘的目的。因为，他成了神性计划（divine plan）的参与者。我不愿冒犯一些人的信仰，但我得说，那些人类自我认知的决定因素作为历史因素已经不复存在。我们谁也靠不了了，就像李尔王所说，我们只是“无毛两足动物”，这让人非常不舒服。

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在19世纪根深蒂固，直到20世纪到来。人类相信自己是可以进步的，也正在不断进步。他们从科学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医学科学——然后是机械的帮助，加倍了，甚至无限增大了他们的工作能力、他们的健康、他们的舒适感、他们活动的自由。房屋铺设管道和自来水、蒸汽机、电灯、冰箱、卫生设备、麻醉和防腐技术、打字机和剪草机、电报和电话——新福利一样接一样，遍布世界。人们期待物质的改良带来道德的进步。生活条件更好，人类应该变得更好。这是那个充满活力、洋溢乐观的时代人人都相信的事。

但是，期望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我认为，在今天已经深得到了谷底。新世纪到来，人们生活得史无前例地好，行为却比以往更坏——看看福利国家和第三帝国。潜意识里，有时根本就是有意识地，我们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行为。

新世纪初生于三场1900年进行的战争：英国人和布尔人在南非的战争，美国人和菲律宾人的战争，外国联军因为义和团之乱在中国的战争。这都是不入席的小菜，但不祥的先兆已经令人郁闷。

与此同时，我们有了新的眼光来观察自身，从而撕下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褶纹布，失去了保护。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梦的解析》，由此开始了所谓弗洛伊德革命（Freudian revolution），在其后的几十年向人们展示他们灵魂中的黑暗面。麦克白的杀心被女巫用大锅窥破，现代人则被揭露了他们的潜意识——二者都无法让人心生宽慰。他们自信高贵、慷慨的举动结果只是卑鄙、自私的行为。他们奉献给母亲的原来不是崇敬，而是俄狄浦斯情结。如果是潜意识，脱离了意志，引导着我们走上执谬和邪恶的道路，人们就再也不是他自认为的自己灵魂的主人了。靠能力掌握自身命运的自信灰飞云散。进而，我们失去了那个顺手可得的替罪羊——魔鬼，就像我们失去上帝一样。过去，当一个人做了坏事或是行为怪异，人们就会说他被魔鬼附身了。这种事再也没有了。再也不能推脱责任了，罪恶根源就是我们自己。

推广至政治行为——也就是用于人群，这种对人性的新认识摧毁了对民主概念的自信，民主依赖于普通人最普遍的共识。19世纪的自由主义假定人是理性的行为体，他自发地根据自己最优的利益采取行动，所以最后会导出理性的集体行为。在这样的原则下，自由主义者坚持扩大投票权，最终达成一人一票的目标。但是，识字率的提高和投票权的扩大，正如事实证明的，并没有增加政治共识。大众被挥舞的血衣引来逗去，投票的决定只是因为一些口号——“自由造银币”“绞死德皇”“每个车库两辆车”，他们没有展现出比玛丽·安托瓦妮特和卡利古拉更高的政治觉悟，前者说：“让他们吃蛋糕啊。”而后者则任命了他的马为领事。普通人证明了自己并不比堕落的贵族更有智慧，他们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展现出民主政治假设他们具有的天生的智慧。

甚至在1914年之前，一整派英国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包括“伟大的社会（The Great Society）”一词的发明者格雷厄姆·沃拉斯，在研究了群体政治行为之后，都被悲观主义笼罩。他们中间的一位，威廉·特洛特，在他1908年出版的书《和平与战争中的大众本能》（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中发现，暴民或大众的本能是来自弗洛伊德发现的潜意识的罪恶之井。他把大众本能描写为非理性的力量，“模仿、懦弱、残忍……易受他人影响”，然后用这句史上最为阴郁的话结束了他这本著名的论文：“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归根结底，人类会证明，自己不过是大自然又一失败的造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的时代来了，它孕育了我们的时代。究其原因，一位英国历史学家F·P·钱伯斯在1939年写道：“那时大家都在表达好战的意识，而这种奇特现象，历史也许还没来得及给予足够的关注。就像是财富的扩张和人口的倍增，以及将近50年和平的潜意识压力都在暗中积累，直到一个恐怖的临界点，等待着一个意外将其触发。欧洲的人民根本不是从蒙昧走向屠杀，事实上是他们引导着他们的领袖去这么做。”

战争中人们完成了无数英勇的壮举，展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遭遇痛苦，忍受牺牲，互相杀戮，只因为他们坚信两件事：他们的国家是正义的，他们的战争会带来更好的秩序。请原谅我引用自己的一句话：“当战争最终结束，各种各样的后果开始浮现，其中最主要的、压倒其他后果的是：希望破灭。”

十四点计划抽象地看上去是那么勇敢无畏，但一碰上战胜国国家利益的坚硬现实，就被撞成了粉末。《凡尔赛和约》没有建立起理性的和平，甚至谈不上稳定。国际联盟是真诚而勇敢的尝试，但最终只是失败（和它的后来者联合国一样）。就如格雷厄姆·瓦拉斯写的一样，“在人类最激烈、最英勇地努力了”四年之后，1914年之前的希望和信念都慢慢凋谢了。

在希望的破灭中，再没有一种比社会主义思潮破灭那样影响深远的了。很难让今天的人明白，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阶级和工会领袖，以及无论哪个阶级、哪个种类的社会革命鼓吹者和实践者，他们是如何激情澎湃，如何矢志不渝，如何坚信不疑。他们想象，大变革将扫除一切在资产上施加的邪恶和压迫，建立起依据社会正义的新秩序。他们相信，工人阶级的兄弟情义超越了国界，全球的工人都会拒绝扛枪参军，拒绝向自己的别国同志开枪，战争必将终结。他们相信，当他们胜利——推翻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将被取缔，人们自由地履行他们的天性，就像上帝希望他们的那样善良。理想主义是强大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也是真实的政治力量，还是克鲁泡特金、让·饶勒斯、凯尔·哈迪、尤金·德布斯等人的信仰源泉和行为动力。这些运动直接导致了实际的物质好处，工人阶级因此获益——更高的薪酬，更短的工时，更好的工作环境——但是，真正为运动助力的是运动领袖的理想主义火焰，他们相信自己不仅仅是为了本阶级，还为了全人类的福祉。

我不认为我需要讨论以工人运动为代表的变革，更没必要讨论工人运动的组织建构，因为今天已经没有这些运动了。劳工赢得了他们争取的权利和利益，在今天实际上控制了雇主，而不是雇主控制他们，但是，增加的舒适和福利并没有让人类更聪明、更快乐一些。梦想在1914年被打破，社会主义运动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受害者，工人阶级上了战场，一点儿不比别的阶级消极。不久之后，工人阶级长久以来的目标——革命，真的在一个国家不可思议地实现了。多兴奋啊，多激动啊，梦想终于高飞了！林肯·斯蒂芬斯宣称：“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它的运转。”但是，如果这就是未来，那么它只证明了历史上最悲伤的事实：一切革命，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塞巴斯蒂安·弗雷（Sebastien Faure）说，“结束于新统治阶级的出现”。在俄国的例子里，随着新的暴政出现，这个事实也逐渐清晰。

不无原因地，犬儒主义在二三十年代盛行。比起未来充满了希望的战前，这几十年就像是格特鲁德·斯泰因说的，“不再有未来了”。

同时，在国际政治舞台，国际联盟公约、华盛顿的限制海军条约、15个国家在其中宣称放弃战争为国家政策手段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这些为集体安全所做的努力在蓄意的侵略面前无能为力。日本吞下中国东北，盘踞中国；德国重整军备，占领了莱茵兰，无人抗议；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虚弱的制裁企图被取消；西班牙，对法西斯的抵抗初成规模，却又以不干涉之名被扑灭了。

我想，这些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走向了好战意识的反面，或者是侵略者和姑息者的意志之间发生了截然的分裂。上一场战争的胜利者没有德国那样强烈的重返战场的动机，它们害怕任何影响现状的风吹草动，尤其是威胁到产权的共产主义运动。有产者最为担惊受怕，房主最为提心吊胆，而不是屋外的小偷。比恐惧更可怕的，真正伤害民主制度的是一种从上一次战争的尸骨里升起的道德上的失败主义。它摧毁了抗击侵略的意志。

因此，经历了折磨全人类的战争仅仅20年之后，在领受了伤痛、坏疽、死亡、病痛、枯树残垣、战壕岁月、血污、炸弹、毒气、腐尸的气味、虱子、伤寒、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烧毁村寨、饥荒、痛苦、残忍，各种折磨之后——我们还要再来一遍。

怎么会这样？1919年时有谁会想到，世界竟然只给了自己20年的缓刑期？这是个可怕的问题，这是文书天使（recording angel）将会带来的对人类最为不利的证词——至少那时是最为不利的，直到60年代发生了更严重的问题：过度开发的土地、空气和水导致了环境的毁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人类对同类的不仁对待，规模之庞大、用意之决绝，执行之高效，都前所未有。它在历史上的严重性，我认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评说。日耳曼民族对犹太民族的灭绝意图，还有对他们简单利落地称为“最终解决方案”的追求，与人类不断进步的观念是太不容易调和了。几近完成了这项工作的德国人，是人类的文明民族之一，他们自视为最文明的民族。不过他们却投身于这项极端野蛮的运动，将其当成国家政策去执行，这本该是人类早该脱离的阶段。同样严重的是，其他国家——除了丹麦，但不能排除美国，美国本不应该害怕——却袖手旁观，任其发生，没有提供更多的避难所和救助，其避之不及已经到了似乎是乐见最终解决方案成功的地步了。

真的，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见证又一次类似现象的发生，那就是联合国对待以色列的方式，以及相较之下其对阿拉伯人攻击的宽宏大量。反犹主义其来有自，没有风险，在各国各民族中潜藏雌伏根深蒂固，难以驱除。我怀疑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盖因全世界都需要他们充当各式各样的替罪羊。如果他们消失了，全世界都认为有义务让他们复活。

一个历史学家需要，我认为，至少25年时间，最好是50年的时间来观察，才能形成某种价值观，所以，我在现实上花工夫甚少，除了对当今科学草草一观，或者说应用科学，也就是技术层面的，这是外行人主要看的东西。过去25年的技术变革有四大产物：炸弹（bomb）、有线（tube）、电脑（computer）和药片（pill）——也就是核能、电视、电子和避孕技术。性道德革命有药片的部分之功（尽管这在历史上是个周期性的现象），它真正带来的震动是，意外得来的孩子（unwanted children）越来越多了，所以养得粗放。上高中的年轻人常认为怀孕是自己的事，却看不到这事关另一个人类的诞生。这样降生的小孩成长于残缺和怨恨，今后会越来越多地抱怨社会。这种情况下，强制避孕和堕胎也是非理性的。人口已经太多，不打算要孩子却意外怀孕时，就不该生下孩子。

电脑和电视已经在我当今的视野之外了，原子弹就更是如此。我们对这件我们制造的东西感到理所当然的害怕，所以自从第一次使用就再也没有用过，但关于它的战略却走到了威慑战略的极端——“确保互相摧毁战略（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这个词的缩略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它的本质MAD（疯狂）。我们似乎以此方式给自己贴上了标签，免得未来的历史学家费心。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一直使用一种同样致命的武器——汽车。它每年在美国能导致5万人死亡，还不包括几万人因此残疾。这真是每年都自己制造一次广岛投弹。如果在人身伤亡上，再算上因修建公路和停车场而毁掉的土地，尾气造成的污染，加油站给乡村带来的恐惧，城市因此遭受的堵塞，汽车可以轻松地获评人类设计的最具毁灭性的工具。不过在诞生的初期，它是件完美的工具，给人带来自由，带来兴奋的速度，带来新的运动、交通方式。现在，它变成了一个怪物，每个人都需要它，一辆或者更多，经常是比需要的大一倍的体积和马力。汽车的扩散及其恶果可以被控制，但没有控制。每个人都在受罪，却没人喊停。

其他科技产品也都有相似的无法阻挡的速度。哪个社会会用昂贵的、越来越少的燃料去加热房子到80度，因为在冬天60度太冷，而在夏天冷却房子到60度，因为80度太热？一切都疯了，感觉好像有种力量失去了控制，感觉机器载着人越跑越远，成为这个时代普遍不安的另一个来源。

我知道，我的发言到目前为止没有足够多地提到好的、令人振奋的、愉快的事物。但说起来我的题目是我们困境的根源，把目光集中在问题上也是必要的。或许这也不无公正，因为我认为，总的来说，20世纪目前坏事多，好事少，尽管将来人回看可能又是另一番滋味。视角改变观点。世界太老，历史太长。人类有记载的4000多年历史中，60年代只占0.25%。由此看来，当下主义太渺小了。

展开这份令人沮丧的清单有什么用处吗？我不确定有什么用，不过当我们时代的困惑能找到其真实可证的根源，以此推演而来，那么它看上去可能就会稍微不那么愚蠢和荒诞。这么做，通常是帮助我们搞清事情的缘由。

波莫纳学院的演讲，1969年2月。

1. 伦尼米德是英国国王签署《大宪章》的地点；福吉谷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华盛顿养精蓄锐、重整军队的地方：1965年洛杉矶瓦茨区黑人暴动，1968年的芝加哥暴动，都是这一年的美国族群、政治冲突的标志性事件。——译者注

2.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王后。传闻大臣告知她天下大乱，百姓无面包饿死她说：“让他们吃蛋糕啊！”卡利古拉则是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著名暴君。——译者注

3. 华氏60度相当于16摄氏度，华氏80度相当于26摄氏度。——编者注

将道

我今晚的讲座题目是你们的指挥官提出的，也没有具体说明，就是一个词——将道（Generalship），没了。他一定是推想，这个话题肯定能吸引这里的听众，就像如果讲母道一定会吸引到孕妇听众一样。我不知道戴维斯将军是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写过一位将军的传记，这位将军的经历生动地阐释了为将的某些品质，有的他有，有的他不具备；戴维斯将军因此认为我讲这个话题很合适，还是他有什么更多的想法？

不管怎样，当我开始考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心有所动，因为它很重要，也因为它很抽象，还因为，由于过去25年来的发展，它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导致我们现在对它的理解将全部过时。稍后我会具体讲到这一点。

在讲座开始，我必须要说，我并无多少资格来讲这个题目，好比你们因为丁尼生写了长诗《轻骑旅的冲锋》，就让他来讲将道一样。我给史迪威将军作传，甚少关注他军人的技能，而在于他作为中美关系中的美方代表，其关键身份和超凡的能力。我写《八月炮火》，也不是在研究战争计划是怎么出错的——至少我在写完书之前并不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我首先不是个军事史学家，非要说是，也是偶然成就。总之，生活总是当你在尝试某些能力之外的事情时才变得有趣，我就来完成一下我的作业。

海纳尔上校的《军事语录词典》（Dictionary of Military Quotations）中，关于“将军”和“将道”的内容加起来比其他所有语录篇幅都多。如果再加进非常相近的“指挥”和“领导”，那就达到了剩下内容的两倍。为什么这么重要？答案就是，我想，为将之道具有在极短时间内，决定千万人生死和国家兴衰的力量。从而，将军的素质就变成了，不仅仅事关军机要务，还关系到国计民生。显然，对于一个国家，知道了这些素质具体是什么，才能确定将军人选，确保能力、职位相符。

我还听过有人说，战争中的高级指挥官是唯一保持了人类活动的职位，因为它需要体力、智力和道德意识三方面同时运转。我试图批评这种说法（从人性、从专业上批评这种一概而论），想找出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但事实是，没有这样的人。战争中的统帅确实得天独厚地享有这样的特质。

我认为，这些必需的素质分为两类：和性格有关的，也就是个人领导能力，以及和职业能力有关的。在战场上指挥时，第一种可能就比第二种更重要，尽管，当然，离开了第二种，第一种什么用也没有，反之亦然。最出色的战术家也赢不了战争，如果他和布朗热将军一样只有当副官的格局；相反，最聪明、振作的士兵也打不了胜仗，如果他和卡斯特将军一样，弱于调兵遣将的话。

勇气，据德萨克斯元帅说，是第一位的素质。“没有它，”他坚决地说，“其他品质都是白搭，因为都没法派上用场。”我想，“勇气”是个太过简单的词。它的概念应该包含身体的勇敢和道德的勇敢，因为有些人就是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这样的人统帅部队是不够格的。当然，身体的勇敢还要有智力的辅佐，中国有谚云：“将军有勇无谋是为祸患。”身体加上道德，勇气让人更坚决，我必须提出和德萨克斯的不同意见，第一位的素质是决心。这才能让人力压环境，镇服部曲，施威盟友，最后震慑敌军。不论环境险恶，仅能一线求生，还是形势宽容，尚可不辱使命，是决心让人获胜。必胜的意志是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如果某人有了意志，他还需鼓起勇气来支持意志。否则，他就算勇如雄狮，也将因为缺乏意志而失败。

意志是史迪威具有的，他有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决心去完成使命，不管挫折、对手、挫败为何物。当他奋力开通的滇缅公路连接到中国时，他已经被召回，他的继任者在给他的信中也承认，虽然史迪威没能亲眼看到，但这条路上运输线是“你不可战胜的意志”的产物。

理智的人会说，意志应该有判断力来节制，免得它导致超越目标价值的巨大冒险和牺牲，也可避免盲目坚持一些目标，有时目标难以完成正好说明它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这千真万确，良好的判断的确是为将的必需素质之一，海军史学家雷蒙德·奥康纳认为它是最为需要的素质。他引用C·P·斯诺对判断力的定义：“同时考虑多种因素的能力，思考它们的相互影响，相对重要性，以及它们的后果。”判断并非从来都是理性的，有时更靠直觉，靠经验感知目前的形势。

有时判断力会导致惊人之举。尼米兹上将力排众议，坚持攻击马绍尔群岛中心的夸贾林岛，岛上是日军基地的所在地。这意味着美军将放弃进攻美国交通线上的日军控制的马绍尔外围岛屿。结果，美军飞机对外围岛屿狂轰滥炸，同时夸贾林岛则显出了相对薄弱的防御，因为日本人和尼米兹的部将想的一样，都坚信美国人不会直接攻击中心岛屿。

不过，更多的情况是，当判断力告诉你“不行”的时候，意志力说“可以”。当身陷绝境，意志力如果战胜了判断力，则能收获奇效。是意志力，让华盛顿熬过了福吉谷的冬天，顶住了那段极端悲惨无助的日子，也仅仅是他超凡的意志力，让忍饥挨冻、无鞋可穿的军队，让从大陆会议得不到任何资金和援助的军队免于溃逃。判断力会说：“回家吧。”我相信，是意志力拖着汉尼拔翻越了阿尔卑斯山，尽管判断力会告诉他当他翻过阿尔卑斯后会发生什么，就像判断力会告诉史迪威的一样：他的使命——依靠蒋介石政权把中国军队都有效的动员起来——是无法达成的。汉尼拔仍然失败了，他没有攻克罗马，但人们称他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士。

有时形势使然，需要简单的决心和意志告诉自己：“我不会失败。”绝处更是如此，意志必须压倒判断。1914年的8月，法国接连四战尽墨，敌军进犯，法军如溃堤般败退。此时判断力可能会质疑，法国是不是真的不会失败？但法军总司令霞飞元帅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拥有别人都无法超越的统帅的素养：处变不惊。任何时候，沉着冷静的气度对于将帅来说都是一笔财富，最高级的沉着冷静则是在大难当头时的泰然自若。霞飞没有惊慌失措，或许是想象力缺乏，或许是承受了史迪威所称的“大势已去之感（that sinking feeling）”却不动声色。他没有写日记，所以我们不得而知。不管霞飞沉着冷静的原因是什么，总之，法国能在正确的时间有这样一位正确的统帅是幸事一件。当然，是加列尼看到并抓住了挽回败局的机会，是福熙和弗朗谢·德斯佩雷重燃了法国的斗志，负重前行，但是，是迟钝的、脸颊红扑扑的霞飞，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保存了这支军队。没有他，马恩河不会有屹立的法军。

高踞将帅素养清单之上的还有一个东西，我称为“去做（Do this）”因素。莎士比亚笔下的马克·安东尼说：“恺撒说，‘去做’，就会有人去做。”这项指标不仅仅是说指挥官要对战术、地形、资源，还有敌军的特定部署了如指掌，还是说他的部署要对指挥官这方面的能力有相当程度的信心。“当史迪威告诉你在缅甸该做什么，”一个军官说，“你会有信心，这事不会错。这是一个士兵期待的。”如果军官和士兵都相信将军清楚自己的命令，并且他的命令就是当下应该做的事，他们就会去执行；因为如果有一个上级，他的判断是你所能依靠的，大多数人都会感到轻松。这确实就是普通人和将帅之间的差别。

我现在要说到第二类素质，那就是专业能力。这里面包含了决定目标、策划、组织、指挥、抓取经验，然后调动所有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由我深入下去，开始讨论为将所需的专业上的要点，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如果各位还没有我在这方面懂得多，你们也不会在这里了，并且，我也没法挑出重点。这些要点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时间、地点、历史，还有对敌几方的情况。我只能说，沟通这两类素质——个人领导能力和专业能力——的桥梁是理解力（intelligence），这是德萨克斯清单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勇气的品质。

我认为，这种理解力随职业而变化：在医生身上就是同情心，在律师身上就是一直不变的悲观情绪，在历史学家身上就是准确、勤于查证和善于归纳。在军人身上，用德萨克斯精确的概括来说，就是“手段强硬且多样”，我喜欢这个说法。这是你可以从一个军人的戎马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必要条件。我认为，它在我们时代的专业军事行动中的，非常契合，甚至几乎完美，或者说最少被损坏的例子，就是1967年以色列人的“六日战争”了。

在那次微观的战例中，在我们可见的六天的范围内，决心、耐力、“去做”因素、专业的调布，还有统合所有因素的“强硬且多样的手段”，一切因素像润滑后的发动机机件完美啮合。我没必要去讲当时触发战争的形势，以及撤退和失败都不可承受的情况——在这片只有马萨诸塞州大小的狭长国家，这两种结局都是毁灭性的。但是，以色列人的为将之道，确实有些要点是可以广为施用的。料敌机先就是一个。然后是怀疑精神、批评意识、灵活变通，最后是意志坚决——特别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这种品质，我之前已经在说史迪威的时候提到，它是以色列人最为强调的对军官的要求。

我尤其要强调一个要点，在备战阶段而不是实战阶段，就是对敌人的了解——对其能力的了解，对其训练、精神状态的了解，要尽量全面、准确地长时间研究和熟悉，一切情报搜集的手段都可以达到这一点。在这方面，以色列人就处于知晓敌军先机的上风：他们就生活在隔壁。我看，美国就要学习这个经验。

要是我们多花一些精力关注我们自以为可以轻松碾碎的对手，特别是亚洲的对手，关注他们的国情、动机和能力——无须说我们的盟友了——我们就不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比如在越南那样意料之外的糟糕。我们更不会发觉自己彷徨而沮丧，无休止地投入力量，与缠人的抵抗力量持续斗争，他们有时甚至不只抵抗，还会进攻。我们有巨大的幅员、雄厚的财力和领先的技术，怀着那样的傲慢，我们不习惯好好研究别人力量的另一种来源是来自何处。如果1917年伊迪丝·卡维尔能够说“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们今天就需要另一种智慧的声音告诉我们：“技术是不够的。”战争不只是一个大工程而已，我们对面还有人在参与——他们的力量和意志我们从来不屑于去讨论。失职的后果就是，我们被拖进了比我们预想的更为严重、当然破坏性也更强的战争活动中去。只顾动武而缺乏对敌手的理解，最终对我们军队和国家的名声都有损无益。

我匆匆忙忙地就谈到了当前的话题，那就再继续谈一谈当今标准的为将之道。我知道，军事科目的研究和教学，普遍是讲解过去战例，我可以由着这条路讲一些已经有普遍共识的例子，比如从拿破仑开始的著名将领的座右铭，比如格兰特将军，再比如乔治王的轶事，当别人说沃尔夫将军是个疯子时，他说：“我倒希望他能咬一口我其他的将军。”这些你们都耳熟能详。但是，这些说教已经过时了，因为从20世纪中期开始战争就发生了变化，为将之道也一定随之发生了变化。

随着20世纪的开始，总体战的概念已经来到，我认为它正当其时。它的背后是总体武器（total weapon）的登场——拥有不加区别的剩余杀伤力的原子弹。撇开先发制人不谈，既然大家都有了相互摧毁的能力，这件武器就不再可用，从而形成了一个新局面。如果战争就像我们学过的，是用武力方式对国家政策的推行，我们现在就面临了一个现实：发动毁灭所有人的核战争并不能使任何政策和政治目标获益。

所以，当政策需要军事支持的时候，设定有限目标的有限战争才是唯一的手段。我经过调查，发现这种情况甫一出现，就被灵敏的思想家所察觉，前大使乔治·凯南就是一位。他在1954年，人们还被原子弹困惑的时候，就写道，核武器并没有扩大战争的范畴，而是相反，“总体战的时代过去了，从现在开始，有限的军事行动才是服务一致目的的唯一可行方式。”

这一发展的意义对于军人来说注定是痛苦的，因为就像英国的约翰·文特罗普·哈克特将军最近在我们的空军学院（Air Force Academy）所说的，“出于政治目的的有限战争会比过去的超级大战制造多得多的道德问题”。美国，不用说，已经尝到了这个事实的苦果。

改变在过去20年中悄然发生着，身在其中的我们却没有真正注意到它，至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没有注意到。人只有在离开环境时才能看清它的轮廓，人也需要一个回头审视的角度，那么他就可以说：“那儿就是转折点。”如你们所见，朝鲜战争是我们的第一场政治战争。从此，一连串的事件都在暗示我们，军队的角色就像俄国在埃及、我们在东南亚展示的那样，开始变为了干预的工具，在所谓“顾问”“协助”的层面干预不发达国家，塑造代理国的事务，以满足顾问的目的。角色的转变体现为布拉格堡军事基地的军事协助军官计划（Military Assistance Officers Program），特遣队由此成立，训练计划因此改变。根据构想，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外国处理内部安全问题”——不错的镇压叛乱的代称——“以及发挥对军事行动的政治社会影响力”。

简而言之，在这个社会政治的年代，军事任务的目的就是镇压革命，或者说挫败共产主义，或者再委婉一点儿，叫国家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越南化、巴基斯坦化、非洲化他们情愿或不情愿的代理人。这可和国父们预想的用作防御美国大陆的军事力量大异其趣了。

这些变化对于为将之道有什么影响呢？“我们见到的杰出的高级指挥官已经是部队里的最后一批了吗？”这个问题我引自最近的一本书，《军人》（Military Men），作者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沃德·贾斯特。曾经大展拳脚的个人领导魅力现在还有用武之地吗？在过去，是这么一批人曾经大展宏图：克莱夫，带领1.1万人征服了印度；科尔特斯，帮手更少，占领了墨西哥；查尔斯·马特尔，在图尔力拒穆斯林的进攻；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战胜了拿破仑（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评价自己力量的来源时说：“如果有更多的汉密尔顿夫人，就会有更多的纳尔逊。”尽管这可能是他有意讨好妇女运动分子的说法——她们已经很看不上我了——但是他不可能讨好成功，在她们眼中女性的这种诱惑力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如何，这个因素一样会消失，因为我怀疑爱情或者情欲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能激励将军取得节节胜利吗？能让越战越南化成功吗？）。

在所有杰出人物中，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历史的当属华盛顿。他骑着白马冲入惊慌的人群，发表“恶言恶语的雄论”，阻止了蒙默思的溃败，引得拉法叶的赞叹：“我从没见过这么出色的人。”

据说在今天的部队，最吃香的是去哈佛商学院上一学期课。那么今天的新式军队还需要华盛顿吗？要满足今天的要求，将帅必须是半个外交家、半个人力经理、半个武器专家、半个销售和采购专员。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已经被记者称为双料将军：一个是“拼命三郎式的、高抬着下颌的战地指挥，一个是狡诈的、无比耐心的外交官”。他的继任者在第二个方面很快就超过了第一个方面。

在人类所有活动中，体力活动、智力活动、道德活动，还剩多少是需要将军们做的？有了化学检验器和人迹嗅探器，有了落叶剂和生物武器，有了红外雷达和卫星通信，更不要说决策者曾经设想的拒敌于门外的隐形电子栅栏，战场上的决策空间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小。我理解，火炮和步兵都将由电脑帮助瞄准，步兵的背包直接连接后方的控制台。从此有望大幅避免人为的失误，就像斯金纳教授想用学习机消灭人类的罪恶那样消灭失误。不过作为历史学家，我向你们保证，这两种前景的概率也就和恐龙归来差不多。

最严重的变化将是军队和国家关系的变化。这是个可能惹麻烦的敏感话题，我以下所说的也只是一些推想，你们可能会不同意，也一定会引起争议。

军官阶层会毫不犹豫地、无条件执行政府的命令，他们保持着传统的无党派的传统，至少是表面上基本如此，而不论在表面之下涌动着他们何种意识形态的个人爱好。不过，当军队发现，他们被派遣参加的，是投机的、目的模糊的、他们无法支持的非法战争时，这种态度还将持续吗？你可能会说，这只是说说而已，但是怎么说，最能测试你怎么想。作为作家，我可以告诉你，落在纸上的问题无一例外，反映的都是思维的问题，常常是掌握事实不完整，或是理解事实的意义不完全的问题。

我想知道，今天我们在东南亚的军官到底有多少在不问“为什么”和“凭什么”地执行任务。当他们将来进入政坛，或进入社会，这个数字会不愉快地增长吗？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没人遵守的原则是明智的——只有在自卫或事关国家利益的紧急关头才能进入战争。遵守这条原则的国家和它民众的关系会更好，当然历史也更光彩。没有人会误解珍珠港事件，也没有人对如何定义反击的必要性存在异议。战争，以人命为代价的战争，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能没有定义。它需要定义，也需要公开宣布。没有公民，我认为，不管士兵还是平民，可以被要求去冒生命危险，就因为一群在华盛顿的身份不明的人认为这是个好办法，是个利用规则的好办法，是个威慑的好办法、是个遏制的好办法，或是完成某种当时流行的观念的好办法。

如果军队的使用是出于政治目的，它还能继续当一个中立的机器人吗？军队会有一天放弃这个立场吗？军队或军官会质疑、评判发动他们参加的行动吗？他们并不一定要和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总的来说，美国的政策自冷战开始，就一直是遏制共产主义，我假设，这是军队也认可的。但问题会变得复杂。如果俄国对垒中国呢？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打起来了呢？——我们最近在那儿侥幸逃过一劫。中东呢？如果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判断：除非我们从俄国手里解救出叙利亚，不然伊拉克就会倒向俄国。要是我们把这个原理运用到南美呢？多米诺骨牌效应你可以用在任何大陆。如果我们又冒冒失失地冲进一场站到历史反面的战争呢？

这不是军队的错，军队会这么说。那是文官的决定。军队还是在文官的控制之下。杜鲁门没有炒掉麦克阿瑟吧？

在美国，军队从来没有严重地威胁过文官统治，这是事实；最近几年，它更没有必要这么做了。军队开支占到了国家预算的第三位；制造核武器和其他现代武器的开支显然越来越没有限制；多达2.2万个国防项目的承包商和多达10万个子承包商正在美国开着工；军队和工业的联合利益集团控制了经济，代理人遍布政府各个部门。

834亿美元的新国防预算是教育预算的5倍，是治理污染经费的将近40倍（我们的政府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污染问题比俄国还要严重了）。国家每年平均要在每个军人身上花费1万美元，而每个公民的平均花费则是1172.86美元。换句话说，军人比普通人多花了10倍。五角大楼跳动着军事能量和军事活动的脉搏，那里每年光公关费用就高达1.4亿美元，是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的将近两倍。当军事和军事相关的利益团体渗透政府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政府也就多少变成了五角大楼的奴隶。

在这种情况下，决策的最终责任落在谁身上也就不太明确了。明确的是，当军事部门对政府施加了足够的影响时，它就不再保有中立的地位了。

过去，所有任务中的困难都可以请出“责任，荣誉，国家”作为保护伞。只要你有一个类似“缅因”号或者阿拉莫的战争理由，你就可以毫无愧疚地发动任何一场可疑的远征。西点军校的原则可能不够用了。“国家”明显是成立的，但是在一场错误的战争中，“责任”从何说起呢？当战斗堕落到“耗费”一个对我们从来无害的民族的生存空间，更别说他们的生命了，“荣誉”又从何而来？西点军校简单的回答是，“责任”和“荣誉”都是蕴含在执行国家的命令当中的。这也是纳粹为自己开脱时说的话，我们因为战争罪审判了他们。但现在，我们破坏了我们在纽伦堡和东京宣称的东西。

一个烧毁了整个越南村庄的士兵说“我们为了拯救它，所以必须摧毁它”，当战斗触及经典的原则，我必须超越责任和荣誉地问一句：“常识何在？”我知道，常识不是西点校训里的内容，但士兵和其他人类一样，仍然要服从笛卡儿法则：我思故我在。思考可以不断地打断人。那就是放弃只把自卫作为开战唯一理由的惩罚。好兵帅克说，当一个士兵开始思考，“他就不再是个士兵，而是个讨厌的平民”。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这个说法告诉了我们老百姓的观点。

市民社会真的希望军队有自己的思想吗？这难道不会提高各种右翼政变和左翼哗变的可能性吗？军队一般来说倾向于右翼，不过也有例外：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推翻了国王，喀琅施塔得的苏联水兵哗变和前线的溃逃引发了俄国革命。我们在越南服役的士兵纪律涣散得非常危险，我承认这么说不是思考的结果，而是出于人们对他们的普遍厌恶。这种发展倾向是不明智的，我可以说，它当然是不健康的。

我知道，和我指定的题目我游离得有些远了，但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认为，从现在起，将军不得不处理这些问题。今天讲座的问题，我想现在已经很突出了，就是我一个答案也没有。只能留待别的思考者来解决了。我只能说，当将军一直就是一种挑战；他的角色和公民一样，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讲话，1972年4月。刊于《参数》，1972年春。

1. 布朗热将军（Georges Boulanger），19世纪80年代法国军事家、政治家。——译者注

2. 卡斯特将军（George Custer），美国内战时军官。——译者注

3. 这句话原文为A general who is courageous and stupid is a calamity。——译者注

4. 1898年“缅因”号战列舰被炸是美西战争开战的导火索；1836年得克萨斯的阿拉莫要塞被攻破，是美国向墨西哥开战的导火索。——译者注

决策者为什么不听劝

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为了纪念一些外交官，其中的代表就是杰克·谢伟思。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不仅仅是历史，甚至今天的政府，也用行动而非口头承认来证明了他们的正确。这个在“二战”中从中国发回报告的群体，在1971年见证了一个美国总统亲自访问新中国，有谁不会感到天大的讽刺而浑身发抖呢？又有谁，记得我们过去的态度，而今看到尼克松总统和毛主席并排而坐的照片，看到他们的尴尬笑容，不会觉得现实真是比小说还要诡异呢？我年轻时，《名利场》杂志做过一系列选题——漫画家科瓦鲁维亚斯画的“不可能的访谈”。其中有卡尔文·柯立芝会见葛丽泰·嘉宝，老约翰·D·洛克菲勒会见斯大林。而去年北京的会见超过了科瓦鲁维亚斯的想象。

如果美国的政策能由重庆大使馆人员——那是公认的当时我们在中国消息最灵通的外交团体了——所引导的话，以上的事就能早25年发生，就不会给我们和亚洲造成不可计量的，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补救的伤害。这个团体的成员包括驻华大使克莱伦斯·高斯，参赞乔治·艾奇逊，这两位都过世了；还有驻中国各地的外交秘书和领事，有谢伟思先生，有约翰·佩顿·戴维斯、爱德华·莱斯、阿瑟·林沃尔特、菲利普·斯普劳斯，还有轮流在战场和办公室值班的爱德蒙·柯乐博，以及已故的约翰·卡特·文森特。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在中国出生的，大多都会讲中文，今天，有几位正和我们欢聚一堂。

因为正确，他们许多人都遭到迫害和解雇，在职业生涯中或蹒跚不前或备尝打压。美国外事局受到的损失要比他们个人受到的打击还要大。麦考利说，没有什么景观比英国人周期性的道德感发作更荒唐的了——我要补充，没有什么比美国公众周期性的猎巫更卑鄙的了。你的同事和前任不堪其扰，因为出色和诚实地完成了他们的本职工作，而这项工作却和歇斯底里的冷战相互抵牾。一个全无原则的怪人主导了冷战，他就像个没影子的人一样。我现在不准备继续讲这个故事，不管它对你们、对每个公民有多重要，因为我想讲一个更为持久的问题：即便在他们被迫害之前，为什么这些人的意见没人倾听？

他们的报告，总的来说就是，蒋介石就要出局，共产党正在上位，而美国的政策，不该僵硬地紧跟前者，而应该充分地考虑大势的变化。这些信息是暗含在报告中的，而撰写报告的外交官与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只不过在描述国民党的失势上是一致的。等有人亲眼看到了共产党，他们的观点就更加明白，比如谢伟思，在他发自延安的出色报告中就这么做了，比如雷蒙德·卢登，他深入内部，观察共产党的统治效果，还有戴维斯，他耳听八方，消息灵通。他们一致判断，中共是这个国家强有力的政党。1944年戴维斯说过：“中国的未来不是蒋的，是他们的。”这不是我们的红色猎巫人宣称的颠覆，这就是观察。

任何不想睁着眼睛带领国家走进泥潭的政府，在这个节骨眼上，可能都会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选择。毕竟，这正是我们成立外事局的原因：建议决策者，提供实际情况，以便归化现实的计划。头疼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的报告会被忽略呢？为什么在前方的观察人员，和后方首都的决策者总是有个无法逾越的鸿沟呢？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想我只能作为一个局外的评估人，试着提供几个答案。

首先，政策的形成靠的是先入之见和长期偏见。当信息传递给决策者时，他们的回应基于的是他们脑海中已有的东西，制定的政策与其说是契合现实，不如说是投合了他们自童年积累至今的看法和倾向。麦金莱总统在1898年决定要不要夺取菲律宾时，他自己说，他在半夜双膝跪地，“乞求全能的主示他意见和引导”。于是，他就被引导着决定“我们别无他选，只能拿下他们，去教育菲律宾人，去提升、教化他们，向他们传教，在上帝的慈悲下为他们做最好的事，就像基督为我们的同胞牺牲一样”。

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天定命运派”要一块跨越太平洋的垫脚石的冲动，但总统在19世纪90年代精神上的信念却要求他以“全能的主”和“白人的责任”去行事，就像他现在的继任者们以“反共”的定式去做事一样。近距离的观察者，不是万能的主，会告诉麦金莱总统，菲律宾人没有强烈愿望要成为基督徒，不想被教化，也无意把统治者从西班牙人换成美国人，他们更希望的是获得独立。这一点被忽视了，我们马上就发现自己参与其中的不是文明教化，而是残酷血腥的压迫，这让我们大感尴尬。不考虑另一方的国情就武断行事往往导致这样难堪的结果。

威尔逊总统品尝了同样的失败，他精神上的执念同麦金莱正好相反，他喜爱进步主义，渴望革新，高唱新自由。他是如此固执，当1913年墨西哥反动将军胡尔塔发动军事政变，威尔逊情不自禁地认为自己负有使命：把骑在墨西哥人民背上作威作福的篡位者赶下台，让墨西哥的被统治者当家做主。“我同情那85%的贫苦人民，他们在为自由斗争。”他说。但事实是那85%的在棚屋里瑟瑟发抖的贫苦人，分不出胡尔塔和他的对手卡兰萨有何差别。不过，威尔逊还是派出海军陆战队，占领了贝拉克鲁斯城。这一干涉手段不仅让美国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吓坏了威尔逊，并且加剧了墨西哥的混乱，让美国在干涉中越陷越深，两年后，终于与墨西哥人的英雄潘乔·比利亚兵戎相见。政治热情是个好事，如果再能有根有据就更好了。

罗斯福同样偏爱进步主义。乔治·凯南说过，他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报告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和沙皇一样的暴君本质，但罗斯福总统对他们的报告半信半疑，认为这只是国务院那群穿条纹裤的家伙的典型臆想。要改变对苏联的态度不仅费力，而且劳神（外交政策遵守的是牛顿的惯性定律：它一直保持不变，除非不可抗拒的外力出现）。国务院俄国处（Russian Division）的发现不只给自己找了麻烦——罗斯福的偏见让他相信那些发现是片面的，而且俄国处关闭，资料室解散，领导辞职。不愿听不中听的事实——“不要用事实来搞乱我”——是人之常情，很多国家元首都有这个毛病。古代君王会杀掉带来坏消息的使者，不是吗？蒋介石对坏消息的坏脾气让他的部长渐渐不敢告诉他这类消息，最终让他活在幻觉之中。

你的报告还必须通过接收端的一系列心理因素的筛查，有接受者的性格、个人抱负、怕显得不够得心应手的恐惧，还有统治者的脆弱内心——感觉自己的男子气概受到了威胁。（这是男性的问题，幸运的是女人没有这种烦恼——或许这是女人爬居高位的一个优势。不论女人内心是如何虚弱，她也不会用展现强硬来补偿。你可能会举果尔达·梅厄来反驳，但我对她的印象是，强硬是天生的，并且这都是环境所需。）

我猜测，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成了原因之一，导致埃及总统纳赛尔在1967年挑起和以色列的战争，这样他就不会被视为胆小鬼，或看起来不如叙利亚人勇武。我感觉这个因素在约翰逊和尼克松考虑从越南撤军时也起了一定作用；“我看上去软弱吗？”这个可怕的猜疑显然也在肯尼迪身上生效；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杜鲁门和小罗斯福看上去就没有这方面困扰。

约翰·戴维斯在他的新书《抓住龙尾》里，讲到了一个性格导致证据模糊的经典例子。他指出，斯大林的巨大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他被自己的犬儒主义给骗了。他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能成功，因为令人惊讶的是，他自己都不相信人民战争的力量。”

在前方报告需要对抗的障碍中，最难逾越的要数决策者的不相信——不相信他们不想相信的事。在1914年的前几年，德国将在右翼发动猛攻的所有证据都被法国总参谋部所掌握，包括一个德国军官卖给他们的一份货真价实的文件。所有这些都不能扭转他们要从中路进攻的致命计划，也不能说服他们在左翼事先布防。1941年，双面间谍理查德·佐尔格从东京向莫斯科汇报了德国入侵的确切日期，但俄国人太害怕这件事发生，以至于不相信这件事会发生，他的报告被忽略了，被归在“可疑和误导信息”的文件里。1940年，同样的东西影响了华盛顿对来自中国报告的接受。无论报告用多少证据证明了国民党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也没能松开华盛顿同蒋介石的联系，更没有把决策者从谢伟思所谓的“懒惰、短视的权宜之计”中叫醒。

民族神话是认清现实的又一障碍。美国人的本能是行动至上的，“敢干”（can do）神话最近让我们不必要地堕入了地狱，玷污了美国的良好记录，这一劣迹用再长的时间也无法抹去。斯图尔特·艾尔索普这周日（1973年1月28日）在《纽约时报》书评版发表了一个有趣的看法：美国总统自罗斯福以来就不喜欢国务院，而更喜欢军方，因为军方倾向于干练、敢干的风格，是解决问题的人，而外事局的资深外交官往往“对困难采取怀疑的审视态度”：他担心举棋不定的总统会更喜欢积极的建议而不是消极的。你会注意到，依赖军方建议和目前正处制空权时代不无巧合，并且我认为，和喜欢轻松解决问题也大有关系——就是说，困难的问题可以在云端解决，无须接触，无须在漫长、肮脏的地面肉搏中沾得满身血污。制空权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将是个有趣的研究题目。

行动至上在过去，是摆脱困境的冲动，寻找更好的乐土，开拓新的边疆，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是我们历史上的伟大力量，当它还在我们控制之内的领域，它带来的是积极的结果。但在亚洲，情况却不是这样，结果是灾难性的。我们无视当地的现实和深刻的动因，无视奠边府的教训，我们迫不及待地要火中取栗，而不是退避三舍。如果我们偶尔学会让本地人解决本地问题，可能更好。

我们时代代价最昂贵的神话就是共产主义巨石悬于头上的神话。现在我们高兴地发现，如果发现得不算太迟的话，本应成为联盟的中苏两国实际上是两个互相恐惧、猜疑的对手。我们最初的判断与事实有千里之别，不过是恐惧和偏见的反射。在这种膝跳反应的指导下，是不会有最有效的外交政策的——我把最有效的外交政策定义为，联络关系、动用影响力来为觉醒的自身利益最好地服务。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做才能减少前方信息和后方决策之间的隔膜？第一，保持外事部报告的完整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报告里可能会有的内容，还因为如果有需要，这就是政策更改的基础。第二，必须找到一些手段，把先人之见和情感上的执念定期地和事实进行比对。可能需要通过立法，让停下来重审形势成为常规，去质疑业已接受的做法的逻辑，在需要的时候以减少损失。

绕了一大圈，我接下来才讲到谢伟思，今天集会的主角。

谢伟思先生出生在中国四川省，是一个基督教青年会传教士家庭的儿子。他年轻时就在中国度过，后来回到美国，进入奥柏林学院学习，1932年毕业。他找了自己的同学结婚，认识卡洛琳·谢伟思的人都会承认，杰克判断力超强，这就是早年的一个明证。他通过了外事局的考试之后，回到了中国。因为大萧条，没有职位的空缺，他只好在昆明从小职员做起。1935年他正式成了外事局的外交官，先后驻北京、上海，1941年调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在战争中，他一半时间都在前方，看到了在云山雾罩的首都华盛顿看不到的东西。他成为史迪威的部下之后，观察机会大增，作为政治军官加入了美国军事观察团去延安考察。这是美国官方首次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他把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一系列谈话，几乎一字不差地写进了生动的报告里，还加入了一些敏锐的批注，成为极为重要和独特的历史文献。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谢伟思热情地劝说决策者，一次是1944年6月向华莱士副总统报告，还有一次就是著名的发给国务院的联名电报——主要撰稿人就是谢伟思。这是使馆全体外交官为了阻止赫尔利与蒋介石一同跌入深渊的最后努力。如果说谢伟思饱含热情，那么这至少是有根有据的热情。

谢伟思在1945年的“美亚事件”中被捕，随后无罪释放。1948年升为二等军官。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全国震惊，麦卡锡参议员和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诡异地联合起来，要拷问美国人的灵魂。此时，谢伟思的旧案又被重新翻了出来。如果蒋介石要继续寻求美国的援助，“丢失中国”就不能是内部统治的失败，而要被说成是外部的阴谋颠覆。而这正好符合美国的需要。和一些人一起，谢伟思承担了这个后果。他虽然一次次地被宣告无罪，但他始终和“不忠嫌疑”黏在了一起，在1951年被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开除出外事局。其后，戴维斯和文森特也被国务卿杜勒斯开除。谢伟思其后6年一直要求法院给他平反，最后终于在1957年，最高法院一致通过：他是无罪的。他重新回到了外事局，但被排除在他的长项——中国事务之外。在确信肯尼迪政府也不会再次重用他之后，谢伟思于1962年辞去公职，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工作。

感谢外事局的存档，感谢他们的名誉，谢伟思和他同事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写的报告，现在都能查阅了——在已出版的《美国外交关系：中国卷》（U. S.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Series）里。在不可动摇的历史的判决中，他们站了起来。

在外事协会1973年1月的讲话。刊于《外事通讯》，1973年3月。

1. “新自由（New Freedom）”是威尔逊的一个施政口号，具体政策有降低关税、反托拉斯、整顿银行等手段。——译者注

2. 1954年越南军队主动进攻，在奠边府大败法军，为法军退出越南的《日内瓦协定》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3. 《美亚》（Amerasia）是一份关于远东事务的杂志，1945年被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发现其编辑部藏有国务院、海军和战略情报局的多份机密档案。谢伟思因给过杂志主编菲利普·贾飞一些文件而被抓捕。——译者注

水门和总统

我们该废除总统制吗？

由于过去40年来，行政权力在稳步地增长，现在的总统制已经不能发挥宪法所要求的那种作用了，这一故障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需要废除的，或者说需要彻底修正的，我想，不是行政权，而是由一个人说了算的行政权。

我们可以把真正的内阁制政府替换成一个六人理事会。每个党派提名自己的候选人，选举出六人小组，任期六年，主席轮换，每人一年，和瑞士一样。主席的投票算两票，以避免僵局。（我第一次在1968年提出这个设想的时候，认为五人内阁更好，但后来发现，如果内阁每人负责一个部门，政府的主要部门不可能在六个以下。下文会详细阐述。）

总统权力在20世纪的扩张改变了宪法小心翼翼奠定的三权制衡，这非常危险。这个职位的功能变得异常复杂，权力无处不达，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判断可以被信任。在今天的世界，对于掌控能影响千百万人生活的权力，没有一个人是可靠的。这可能是最近再没有出现过伟人的原因之一。

一人治国的问题在美国变得非常棘手，原因有二。第一，国会没有发挥出理应发挥的保护人角色，没有制约行政权越来越独断的自然倾向，也没有利用财政权力保住，甚至行使自己的权利。

很显然，我们的国家，并没有发展出相应的民主代表制的组织结构，在强制力和声望上与总统一职相匹敌。一个国会，放弃了自己修正战争行为的权利，顺从地通过了基于错误信息的解决方案，并且在之后的事态发展中不施补救。这不是宪法想要的国会。既然失败的根本是在众议院——这是直接代表选民的、紧握财权的机构，那么责任应该归于投票者。国会的失败就是人民的失败。

第二个原因，可能出在这是一个电视时代。首席行政官越来越倾向于由着自己的个性和自我需要的投射来制定政策。因为他的形象被投影在了五六千万甚至上亿人的面前，这个形象主宰了一切，成了一个痴念。他看上去必须是坚强的，胜券在握的，无论如何不能显出“柔弱之态”，通过某种他自己也坚信不疑的神奇力量，他必须身居历史“伟大”总统之列。

我自命不是个“心理历史学家”，其实，从1960年起，就是个普通人也能看出白宫患病的症状。其最近的病症就是对北越的圣诞节轰炸。不过，如果把这样一次超比例地运用致死武器事件看作我们三军司令结束战争的姿态展示——他要怒喝一声而不是悲哭一通，就合理多了。

个人政府在美国能够凌驾于一切控制，因为总统不从属于任何既有公职又独立于他的建言者。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内阁部长、情报长官和国家安全顾问是可以，并且也就是凭一时冲动就雇用和开除的，这说明，他们的权力不是宪法赋予的。结果就是，太多的权力和太多的风险都集于最高一人的一时喜怒，不管他是谁。

把行政权分给六个人，就消除了对自我（ego）的危险挑战。自提名起，六个人每人就担任一个政府工作部门的部长，即：

1.外交。包括军事和中央情报局。（军务不应像现在这样和内阁部长平级，因为军队应该是独立的政策工具，而不是政策的决策方。）

2.财政。包括国库、税收、预算和关税。

3.司法。和现在基本一致。

4.经济（或生产和贸易）。包括商业、交通和农业。

5.物理资源。包括内务、公园、森林、保护和环保。

6.人类事务。包括卫生、教育、福利（HEW），劳工和文化捐助。

这些部之下，将设多个行政处。

内阁政府的设置是非常有效的。在我写这篇专栏的同时，和英国一样是集体负责制的澳大利亚内阁，在向中国出口绵羊的问题上，正在压倒首相的意见；而西德内阁正在对外汇采取紧急管制。

在我国，常常能听到一种异议，那就是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下需要一个人的快速决断，这对我来说是不成立的。就算是战争，总统也不能独断。如果他可以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那么内阁主席也能召集内阁成员开会。最终决定不需要是单方面的。任何挑起战争的行为如果没有明确和国家利益相关，没有获得全体或绝大多数内阁的同意，就不应该执行。

如何预选出候选名单还有待解决。内阁政府的缺点就是它不能满足美国人渴望一个父亲、一个英雄、一个超级明星的愿望。我唯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在白宫设立一个礼节性的皇室家庭，或者干脆把希望放到娱乐圈，要不然，大家就快长大。

刊于《纽约时报》，1973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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讳疾忌医

民主党害怕阿格纽先生在1976年的选举中会抢占先手，所以放弃了弹劾的念头。共和党也一样，担心弹劾对本党的负面影响。因为审判总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紧张和对抗，所以我们所有人都退缩了。但是，这也是我们体制赋予的驱除一个行为不端的总统的唯一手段了。

如果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就该做好准备去执行它，不管多么不舒服，多么不妥当。政治考量不应该置于政府的体面之上。

讳疾忌医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不如在情况需要时，展示我们在精神和意愿上有能力动用宪法程序。这种展示本身如果是真实的，就能带来最佳结果：尼克松先生主动辞去总统职务。这将是国家之福，因为尼克松当局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没法再团结一致地有效管理国事。

要解决目前政府的危机，不在于尼克松先生到底是不是在水门一案中参与了妨碍公正。他的政府已经被曝光出那么多的弊案，水门闯入不过是再添一笔而已。把水门事件局限在狭窄的范围来讨论是个严重错误。忘掉那些磁带吧。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根本性的弊病。

尼克松政府和其他政府一样，是个实体，是个整体，尼克松要为之负责，不能借口推脱。政府的人员，包括现在正面临控告的那些人，都是他挑选和任命的。政府的行为决定于他，政府的原则——或者说无原则——来源于他。政府太多的违法乱纪、违宪和不道德行为被曝光，足以导致总统被弹劾。就1970年总统批准的国内情报计划（Domestic Intelligence Program）这一点，以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总统就该卸任。没错，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这件事说明，当局不仅是欠考虑，简直几乎是无视《权利法案》。

“阴谋诡计部（Dirty Tricks Department）”作伪、陷害、盗窃，计划使用燃烧弹，这些行为都在白宫之外，由总统亲自任命之人坐镇指导。总统真的是无辜的吗？竞选连任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已经承认做伪证和阴谋妨碍司法公正，他们都是从白宫抽调去的。尼克松先生真的是无辜的吗？两个曾经的内阁官员如今正等待法庭的审判。总统真的是无辜的吗？总统的两个亲密顾问——联邦调查局局长，以及司法部长的第二号提名人选，在事实不断败露的压力下辞职。总统真的是无辜的吗？像国际电话电信公司案和奶业游说案那样，把政府利益出卖给大财团的腐败行为在这届政府屡见不鲜。总统真的是无辜的吗？用纳税人的钱装修私人住宅也是无辜的？

最后，在总统的授权下，五角大楼秘密轰炸了柬埔寨，并刻意抹去了证据，对国会撒谎。同时总统自己也对全国撒了谎，因为他说他尊重柬埔寨的中立。我没法尽数政府的不端行为，因为行为不端已经成为这届政府的标准操作流程。

根据这份录音，尼克松先生是否在口头上把自己牵扯进掩盖水门事件的活动，并不重要。需要掩盖的行为以及掩盖的过程，已经由他政府里的成员代劳。

参议员欧文和他的同事给全国上了一堂课，这本身就是一次教育。比起晓谕公众，对违法的个人提起诉讼和法律制裁都是次要的。不过我还是希望，参议院选拔的委员会能扩大视野，因为着重强调书面记录和录音证据包含着危险。如果，这不是不可能，证据不足，我们就只能得到一个不敷信任的政府和一个难以恢复的权威。这样一个无能和瘫痪的政府，会像蒋介石政权一样，变得更为专权和独裁，而这一点，在尼克松政权已经泛滥成灾。更糟的是，我们将向尼克松的后任演示，美国人能犬儒到何种程度，美国人能够容忍自由被剥夺到何种程度。那时，堕入独裁就变得容易了。

世界历史发展至今，当全能政府掌控了另外两权，美国亟须恢复宪法最初的原则。必要的一步就是国会和美国公众要抓住弹劾这根救命稻草。

刊于《纽约时报》，1973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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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众议院的一封信

“想被自由祝福的人们，”托马斯·潘恩写道，“须付出支持自由的劳苦。”

公民享有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是这个国家建立的前提。当独裁主义隐隐崛起，是捍卫这些权利不被侵蚀的时候了。自由和权威永远都在拉锯，就像海岸和海水一样。行政权力永远饥渴，其本性就是扩张和独占。

为了避免这一倾向，历史上，我们宪法的制定者为政府建立了三种平等权力互相制约的机制。1973年10月，我们走到了这个时候，这一安排应该发挥它的效用了。如果行政权不被制约，其他两支权力将萎缩成无用的附属品。司法权已经起了作用——总统为了对抗司法，引发了现在的危机。他自我否定的行为并不能改变他曾经的作为，比如，他放弃了1970年的国内监视计划——这个计划是对《权利法案》的彻底侵犯——并不能改变他早先批准计划的事实；他从柬埔寨撤退，并不能抵消他在承诺美国不干涉上对公众撒的谎。

启动弹劾的理由仍在，因为尼克松总统没有改变——美国人也无法忍受——他们习以为常的不法行为，他们好似家常便饭地对行政权的滥用。此事结果如何，现在责任落在了众议院的肩上。它是制宪先贤赋予了纠错之责的地方，如果它不问责行政权的滥用，将留下一个默许的先例——法律人士称之为“建设性默许（constructive condonement）”。我们200年来为之赞美的政治体制将因此毁于一旦。

没有哪个群体在这么微妙的时刻遇到过更艰难的情形。我们环绕于国际危机；我们没了副总统；提名的继任，在总统职位可能空缺的前景下，很快就被视为难堪重任；本届政府丑闻丛生，犯罪指控连连；公众的信心到了最低点；每个人都盘算着1976年大选的党派斗争；弹劾程序恐怕会耗时很长，可能会引起政府分裂和瘫痪。这种情况下，犹豫和摇摆都很正常。

不过，众议院不能逃避，因为现在正是我们政治命运前所未有的抉择点。国会和司法需要合力制衡行政权力，因为行政权有控制所有政府部门的权力优势——包括军队。这最后一点不能不考虑。独裁主义的习惯——我们的总统已经甘之如饴——将缓慢而必然地让统治者最终去寻求军队的帮助。如果他感到压力，则更是如此。这个本能已经让尼克松先生做出了让联邦调查局收缴证物的事。

我不相信危险和困难会阻止国会接受考验。诚然中东局势危险重重，可能会有意外发生。但是我怀疑，如果我们深陷弹劾程序，俄国人真的就会抓住机会扑向我们吗？不是说我学历史，从中生发出了多少对我国的信心，而是他们都从上一场战争中学到了东西。对一个潜在的侵略国来说，两场世界大战的教训是，德国和日本都认为美国笨重、软弱，是个堕落的民主国，不可能及时动员起来阻止他们取胜，然而事情恰恰不是那样。我肯定，这个教训会在俄国参谋人员的课堂上被一遍遍地教授。

我们也不会因为分裂加剧，国家就陷入瘫痪。因为我们已经分裂，一直分裂，并且，任何有独立思维的民族就该分裂。说什么统一，这是虚伪的，是政客的废话。没有一个像样的民族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一个意见一致的国家是行将就木的国家。

再有，我想我们可以不受长时间、伤害性的参议院质询的折磨。一旦众议院投票赞成弹劾，就够了。我相信，尼克松先生会自行辞职，而不会面对他没法喊停的调查和审问。如果众议院能够做到这一点，它将不负国父的信任，并将向所有可能的总统人选表明，有些界线是不能跨越的。

刊于《华盛顿邮报》，1973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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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除总统

设置美国总统的风险已经高于价值。是时候严肃考虑用内阁制或其他分散行政权的制度替换总统制了。

一再重复立宪先贤的制度安排永不可变是没用的。君主制一度被认为是神圣而永不可变的，而世易时移，它非变不可。今天美国的行政权所挟的部门、技术和工具是18世纪不可想象的，比起来，杰弗逊和麦迪逊对汉谟拉比法典治下的世界所知恐怕还更为熟悉。

美国的立宪者可能是我们历史上众星云集的时代最有智慧、最有远见的政治人物了，但他们也没法预测国会的衰落。国会过分的唯唯诺诺，已经丧失信用的总统提名的副总统，它也予以确认，并且在纳尔逊·A·洛克菲勒的身上重演这一幕。行政部门到时将由一个个提名人以及提名人的提名人组成。这实在并非立宪者们的设计初衷。他们谋划的制衡已经失去了平衡。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起作用的那一刻真是大快人心，仿佛我们的制度又焕发了青春。但是，当众议院不再对弹劾案投票，而参议院不作一声时，国会的自我阉割已经彻底完成了。如果说失去的贞操不可复得，那么失去的雄风也无法回春。我并不认为制衡有重新建立起来的趋势。

总统的位子太有诱惑力了，它迷惑了座位上的人，迷惑了媒体，还迷惑了公众。从约翰·F·肯尼迪起这个过程就很明显了，当它让老好人、便宜总统杰拉尔德·R·福特也神秘地转变，情况应该很清楚，恶棍不是人，而是这把王座。

福特还没来得及适应白宫环境，就开始像路易十四一样说话，像尼克松一样办事。如果说要从水门事件中学到一件事的话，那就是滥用行政权、干涉司法是危险的。接任还不到一个月，福特先生立刻打破了这两项原则。膨胀的个人专制主义在这几句令人不安的话里若隐若现：“我要用道德的口吻来说话”，“鉴于此，我就是最后的权威了……”还有，在有意阻碍法律程序进行时他说，“我的良心告诉我，这是我的责任……”我们的司法系统没有福特先生良心的指导自己就能运转正常。当总统不是当沙皇。

福特先生不是唯一需要负责的人。媒体把他炒得太厉害了，就像媒体炒红约翰·肯尼迪和卡米洛特宫的荒谬称号一样。《纽约时报》在福特任职的前14天内，12次把他的照片放到了报纸首页。为什么？我们都知道他长什么样。但如果说媒体给予公众的就是公众想要的，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该为此负责。我们把太多的父亲崇拜寄托在了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既制定政策，也执行政策——没有哪个国家还在使用这种制度。我们给总统一职赋予了太多伟大含义。如我们所见，它俘获了肯尼迪、林登·B·约翰逊，还有尼克松。它不必要地让福特先生变成我们最后的防线——司法程序的一道大裂缝，这种行为只能被解释为要么是猫腻——即是说，他和前任有某种私下交易——要么是愚蠢。不论这两种可能性哪个是真，时至今日，我们都不能让那样的人成为美国政府的首领。

总统一职也无法吸纳第一流的人才了。从过去三次选举结果来看，从候选人中选择总统的结果可谓凄惨。事情发生得太快，不容我们从容等待制度自我修复。我们要摘除总统一职，要最小化恶棍、傻瓜和暴君不受制约地使用最高权力的风险，唯一的办法就是拆分权力，分散责任。修改宪法，我们可以做到。

刊于《纽约时报》，1974年9月20日。

1. 如果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弹劾，则由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继任总统。那么他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就将获得天然的职位优势。不过在尼克松被弹劾之前，阿格纽先生就因受贿于1973年10月引咎辞职了。——译者注

2. 对尼克松的竞选连任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Re-Election of the President, CRP）的谑称。这是尼克松竞选总统连任的官方机构。——译者注

3. 事实正如作者所料，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在众议院对弹劾案投票前夕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辞职的总统。不过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介入调查到总统辞职，也历时近一年。——译者注

4. 尼克松的副总统阿格纽辞职之后，尼克松提名杰拉尔德·福特当副总统；当福特补缺当上总统后，特赦了尼克松，并指定纳尔逊·洛克菲勒为他的副总统，造成此时的正副总统均非民选，这一奇特的景象在美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第一遭。——译者注

5. 指尼克松辞职让副总统福特继任，而福特作为总统特赦尼克松。这是当时很多美国人的看法。——译者注

记我们的生日——美国理想

美国是一个殚精竭虑构造出来的，而非逐渐从古老的过去演变而来的国家。那是有计划地达至民主理念、宗教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那是承诺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承诺机会平等和个人自由，反对旧世界的管制和压迫。和欧洲的军国主义不同，它要放弃建立常备军，“入鞘战争的破坏之剑”。那是一次乌托邦的实验，测试给予人们自由、独立和自治，用科叙特（Kossuth）的话说，他们“会适时地成熟，演变为卓越、有尊严的人类”。那是被压迫者的新生，那是启蒙，那是乐观。

不论新旧世界中人类的虚伪、腐化，不论他们还有贪婪、狡诈、残忍，以及这样那样摆脱不了的坏习惯，美国建立之初的理想，在建立的百年之后，大体是深入人心了。虽然有所保留，但美国人相信它，前来协助我们革命的人相信它，后来见证我们发展的人相信它，无法忍受故土逃离而来的移民也相信它。

这些理想塑造了我们的政治，我们的体制，某种程度上还塑造了我们的民族性格，但理想不是唯一起作用的东西。物质条件对我们施加了反作用。无险可凭的边疆，白手起家的艰辛，物产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待开拓的大陆，一起造成了物质主义的流行，导致了美国人对金钱、财产和权力的追求，其程度不说比我们逃离的旧世界更强烈，也是旗鼓相当。我们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异常巨大：移民一波波涌来，带来了精力旺盛、头脑聪明、不甘寂寞的人。他们义无反顾地跨越未知的大洋，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还有两个塑造我们的因素是：奴隶制的阴暗和本地印第安人的破坏。

建国第一个百年时，美国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功。在它第二个世纪的生命力，它的理想和它的成功持续交战。1886年竖立起的自由女神像仍然代表着“渴望呼吸自由”的承诺。希望对他们来说，如一个外国访客所见——“常驻美国，就像教皇常驻罗马一样”。但是渐渐地，理想在搏斗中丢失了阵地。在1900年左右的转折点中，美国欲拒还迎地接受了帝国主义，理想失去了统治权。它经受了越来越多的自我怀疑，越来越多的希望破灭，但它活到了祛魅除邪的今天，遍体鳞伤，步履蹒跚，但没有被征服。

20世纪美国的经历不为美国独有，而是西方经历的一部分。中世纪，瘟疫、战争和社会暴力都被视作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如果上帝的概念能被看作人的良知，那么这种解释至今仍然适用。我们在20世纪的罪——贪婪、暴力和非人道——罪孽深重，让19世纪建立起的骄傲和自信化为沮丧和自我唾弃。

在美国，从上到下，我们的社会弥漫了对法律的轻视。政府——包括执法部门、商界、工人、学生、军队，争相竞赛着破坏社会为自我保护而建立的规则和道德。穷人比富人更甚。一个平民百姓，挣扎着坚守他从前信守的道德和行为标准，每天都会被各种洪水猛兽揍得七荤八素：贪污、粗鄙、没担当、无知、丑陋，一切指代垃圾的词汇。我们的政府在海外和最没有人性、最不自由的国家搞合作。这抵消了我们军事硬件的发展增殖，我们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安全了。它不吸取教训，不学聪明，还能腐蚀所有感染了波多马克热的人。

但理想不死。美国人在自己的错误面前不会被动消极。我们暴露错误，我们消灭错误。每天，某个地方的某个团体都在与滥用公权斗争，虽然有联邦调查局存在，但他们光明正大，因为他们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有信心。美国滑落得离最初的理想已经够远了。不过，在古拉格群岛和摇篮到坟墓的福利

之间，会有某个地方，比任何地方都有更大的机会走向社会幸福——即是说，既有个人自由又有个人自发的幸福状态。人类为之奋斗数个时代的理想社会依然遥不可及。但是，不管民主与社会秩序、个体自由是否兼容，这个问题如果有解决的希望，那么，那会是在这里。

刊于《新闻周刊》，1976年7月12日。

1. 波多马克热（Potomac fever），犹指华盛顿特区趋炎附势，攀附政府高官的病态。——译者注

二校：@Fe2O3星球上的羽毛、@william 和 @不语

一校：@不语

排版：@不语

版本更新记录：

v1.01-20170417

- 删除前言注释中多余文字，谢谢@北极熊

- 更新封面

v1.0-20170416

v0.5-20170324

原书信息

ISBN：9787508654614

版次：201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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