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忍细看大全集(超值金版) (家庭珍藏经典畅销书系)

邢群麟

简介

这种种谜团都在《历史不忍细看大全集(超值金版)》中一一为你讲解，生动有趣，雅俗共赏，读者既可休闲阅读，又可开阔眼界。《历史不忍细看大全集(超值金版)》里，你可以从僵硬的学术论文中解脱出来，走入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大观园，浏览一幅幅生动有趣的历史画面。

闯入历史尘封千年的禁地，窥探谁都不曾告诉过你的秘闻轶事！

你知道康熙登基原来还仰仗一位德国人吗？你知道皇子们每日的生活有多苦吗？你知道中国历史上最响的一个马屁是谁拍的吗？你知道皇帝吃饭要有多少讲究吗？你知道秦桧与岳飞之间到底是何关系吗？

目　录

第一篇　官场风云

古代官员总在年龄上造假

古代名士出世入世难抉择

“指鹿为马”岂止辨忠奸

晋王朝的拼富大事儿

魏徵身后的凄惶下场

王安石变法不成反为腐败推波助澜

财神沈万三败亡探秘

宰相中的“第一老油条”

拍马屁高人杨再思

朱元璋PK贪污官吏

努尔哈赤脱颖而出的秘诀

史上最惊人的财富单

第二篇　皇帝之死

齐桓公的离奇下场

秦始皇死亡之谜

萧衍为何饿死宫中

被当做菜来处理的皇帝

死在“断背山”上的多情皇帝

年纪轻轻的唐穆宗为何死于非命

赵匡胤猝死的背后

唯一被老婆气死的皇帝

成吉思汗猝死六盘山之谜

明末后宫三大悬案

藏私房钱而丢掉性命的皇帝

雍正帝暴死之谜

同治帝死因之谜

光绪死因之谜

第三篇　龙椅上的奇闻

不当帝王当和尚的闹剧

历史上其实有三位女皇帝

朱元璋和慈禧的形象塑造

最忙碌皇帝的日程安排表

晋武帝为何传位傻儿子

北魏开国皇帝真是个精神病患者吗？

皇帝吃饭不但“摆谱”还验毒

大力帮助康熙登基的德国人

古代帝王们的跨国恋情

皇子们的悲哀

秦始皇为何铸造十二个三丈高金人

令北齐后主身死国灭的五件事

唐宣宗真是痴呆吗？

第四篇　夺权谜团

尧舜禹不为人知的残杀真相

儿当太子母必死

杀光百名侄子的冷血皇帝

最倒霉的篡位者

徐达墓碑竟高过朱元璋

明代宗为何不愿意登基

康熙后代的悲惨结局

道光帝遗诏解密清朝灭亡原因

第五篇　后妃档案

历代皇帝的选妃内幕

夏妃妹喜：红颜乱政还是君王误国

妲己真的是祸国殃民的“狐狸精”吗？

“毒妇人”吕后原是贤妻

汉武帝后妃无一善终

解忧公主真实的一生

妃子侍寝的秘密招数

隋炀帝老婆的“战俘生活”

后宫里最痴情的“坏”女人

后宫最悲惨的女人

萧皇后命丧《十香词》之谜

皇太后红杏出墙的内幕

真实的香妃是否体有异香

第六篇　宫闱隐私

文姜的功过是非

女子穿开裆裤的后宫

为什么曹操墓与儿媳墓相连？

北魏孝文帝的后宫丑闻

“一夜情”改变历史道路

强汉盛唐背后的“脏”“乱”

丑陋的贾南风为何能够权倾朝野

永泰公主死因之谜

唐朝望族不愿与皇室结亲

帝王是最短命的职业

宫廷内的性丑闻

帝王“断背”之隐私

太监深宫里的变态举动

宋徽宗与李师师之间的情缘

万历皇帝包庇谋杀太子的皇妃

万贵妃迷住小她十九岁的明宪宗

顺治和董小宛的真实关系

光绪当年不肯入洞房之谜

第七篇　床头政治

“上岗”次数最多的皇后

唐玄宗不立皇后之谜

美女“宰相”的私生活

驸马爷是皇家的“装饰品”

明代公主屡次被无赖骗婚

史上最有名的惧内帝王

三十年不将祖母下葬的皇帝

靠十个女人夺得皇位的帝王

崇祯皇帝为何不娶陈圆圆

第八篇　历史死结

负心汉陈世美的不白之冤

四十万人都挖不动的陵墓

崔浩被诛之谜

杨贵妃的生死未解谜团

元代皇帝尸骨难觅踪迹

明朝开国第一名将蓝玉为何被杀

农民领袖的巨额宝藏下落不明

郑成功猝死之谜

被后世冷落的“抗倭英雄”胡宗宪

禁烟大臣林则徐的生死之谜

明崇祯为何死也不南迁

第九篇　冤假疑案

项羽“火烧阿房宫”之冤

谁动了秦始皇陵墓

梁武帝四十年不近女色的真相

李商隐是牛李党争的牺牲品

宋太祖为何立约不杀大臣和言官

狸猫换太子是场闹剧

乾隆皇帝的身世之谜

大清皇帝为何接连绝后

毛延寿之死是自酿的悲剧

明朝“隆庆开海”实则为了禁海

曾国藩伪造了《李秀成自述》吗？

西汉巫蛊连环案之谜

朱元璋为什么制造胡惟庸案

第十篇　军事外交

被神佛化的蔺相如

诸葛亮如何“借”来东风

名妓也能打好“政治牌”

豆腐渣工程毁灭忽必烈的壮志

清朝首富难敌鸦片倾轧

清军败亡的罪魁祸首

北洋海军“不差钱”的工资表

第十一篇　惨无人道的瞬间

太监“变身”全过程揭秘

中国古代的食人记录

朱元璋陪葬妃子的死法

中国古代人命价值几何

十三次规模巨大的人口大灭杀

汉武帝杀死太子自灭三族之谜

史上第一残虐帝王

一份葬送百万人命的奏折

第十二篇　残酷刑罚

车裂并非是五马分尸

从腰斩透视古代刑法的进程

惨烈的剥皮技法

宋朝六大虐囚酷刑

裹脚布的漫长历史

令人发指的“剖腹观胎”

古代的死刑复核

第十三篇　秘闻轶事

曹操的爱妃

历史上丈夫最多的女人

唐朝女子总是“梦中怀孕”

风流诗仙的床笫情债

“禁欲”明朝盛行色情文学

贵为天子皇太极为何娶俩寡妇

龚自珍与寡妇是非多

古代女子劝阻男子出轨的高招

第十四篇　科考文人大揭秘

古代考生的高超作弊技能

历史对孟子的误解

朱熹虐娼

状元是苏州的土特产

状元高中去向盘点

最后一位状元另有其人

第十五篇　名人隐私

武则天弑女的真相

“独臂神尼”其实不会武功

康熙不爱苏麻喇姑

曹雪芹祖父曾当过间谍

史上最有钱的十位妓女

袁世凯猝死另有隐情

第十六篇　名臣的另类脸谱

端午节并非只为纪念屈原

黑脸张飞竟是儒雅书生

班昭是女性的禁锢者

为什么说李白是个“官迷”

卖国贼秦桧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海青天”背后的隐私

纪晓岚并非“铁齿铜牙”

鳌拜也曾忠勇过

真伪难辨的双面李鸿章

潘美是“大宋奸臣”吗？

为何君子小人都不喜欢寇准

权相蔡京为什么会被饿死

韩信如何让秦朝旧将心服口服

第十七篇　另类史料

宋朝“晚婚晚育”之风

《梅花诗》的预言

“离婚协议书”始于唐代

张三丰奇特的生活习惯

宦官刘瑾曾倡导变法

古代出家并不容易

清朝地产商如何“炒房”

皇子学堂里的真实内幕

谁是第一个泰山封禅的帝王

明世宗为何自号“紫极仙翁”

严嵩倒台之谜

文盲魏忠贤为何能淘汰大家左光斗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信函之谜

为什么魏晋名士多自狂

对永乐大帝求婚说不的女子

王莽新政为何让名家不吝称赞

吴三桂缘何令儿媳痛苦一生

第十八篇　历史怪圈

为什么说项羽根本不能过江东

瓦岗军为什么没有灭掉隋朝

李建成是丧家之犬吗？

宋真宗为何相信蝗虫因为怕他集体自杀

宋代为何富得流油却沦为千古笑柄

欧阳修为何诬陷名将狄青

为什么忽必烈两次出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

成吉思汗为何万里召见丘处机

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哥伦布？

李自成为何要杀谋士李岩？

皇太极为什么囚死堂弟阿敏？

第十九篇　千年疑云

红山文化女神庙里的女神是谁？

禹王碑内容之谜

中山王墓为何存在大量鲜虞族珍宝

曾国国君墓为何建在随国

中国的铜铁冶炼起于何时

工匠百业的始祖是谁？

南越王墓之谜

汉代灯具的环保意识之谜

满城汉墓的主人是谁？

赵州桥非鲁班所修

良渚文化中的玉器之谜

中国古代透光镜的奥秘

千年前的敦煌人吃什么

丹丹乌里克的千年古画

“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之谜

神秘的西夏王陵

护珠斜塔不倒之谜

明孝陵究竟藏了什么？

为什么十三陵中只有长陵有碑文？

塞外彩色陶罐来自何方

中国古人的“照明”之谜

武夷山九曲溪悬棺之谜

小雁塔为何乍分乍合

避暑山庄为什么用青砖灰瓦？

第二十篇　文化钩沉

远古时代人们都穿什么？

姜子牙的预言书——《乾坤万年歌》

惨绝人寰的以人殉葬制度

《庄子·逍遥游》宣扬“绝对自由”吗？

《国语》的作者是谁？

古人已有环保意识

明朝“木美人”画像之谜

中国古代死囚为何“秋后问斩”

诸葛亮的预言书——《马前课》

《广陵散》之谜

《推背图》的神秘预言

怎样理解王阳明的哲学理论——“致良知”

《金瓶梅》是不是淫秽小说？

《红楼梦》是否由高鹗续写完毕

为什么中国文学中的青楼文化如此鼎盛？

中国绘画的始祖是谁？

第二十一篇　世人的误解

古代“跳槽”不是换工作

“不刊之论”其实是好文章

“衣冠禽兽”是夸人

“鸳鸯”非夫妻

“千金”不是女子

“王八乌龟”怎么得罪了中国人？

自称“奴才”地位高

“坐怀不乱”：千年的美丽谎言

“中庸”不是插科打诨的中间政策

孟子没有主张“性善”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是愚民政策

朱熹从未给女性竖贞节牌坊

《水浒传》的作者是不是施耐庵？

曹雪芹写的小说不叫《红楼梦》

“屋漏”其实是屋陋

落霞并非彩霞，竟是小小飞蛾

《满江红》的作者是不是岳飞？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千年误解

“窈窕淑女”不是美女

萧郎其实不姓萧

没有“昨日黄花”这一说

“倭寇”并非全指日本人

历史不忍细看大全集

邢群麟　聂晓晴／编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不忍细看大全集／邢群麟，聂晓晴编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2

ISBN 978-7-5104-1627-9

Ⅰ．①历…　Ⅱ．①邢…　②聂…　Ⅲ．①历史故事—作品集—世界　Ⅳ．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3879号

历史不忍细看大全集

作　　者：邢群麟　聂晓晴

责任编辑：黄　倩　王　莹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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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52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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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1627-9

定　　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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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百味杂陈

代前言

有一天，你偶然拂去历史厚重的尘土，会惊异于它背后的新奇、灵动、熟悉。角色面孔各异，生旦净末丑，你方唱罢我登场，端的热闹。历史不是沉寂的，而是鲜活的。历史不是史书上冷冰冰的文字记载，而是灵动地活跃于舞台上的真实事件。

历史的真实让人为之神往，没人敢说自己对历史不感兴趣，历史深处的细微真相往往会令人无比震惊。在历史事件中那一处处偶然或必然的交叉点，每一个读史的人都能感到历史强大的震撼力。

当然，历史的真相总是半遮半掩。在千百年的时光洪流中，原本清晰的真相逐渐变得模糊，但猎奇本是人类的天性，“秘闻”、“逸事”、“丑闻”、“另类史料”永远有着如磁石、如密码的巨大魅惑力，牵引着人们探索的目光。

追寻历史真相的工作是坎坷艰难的，在现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将历史用理性的眼光层层从废墟中挖掘出来，冲破层层障碍，让后人能够回顾千百年前真实发生的事件，这是一件艰巨但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为读者呈献了数百则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其中不乏耐人寻味的史料、不忍细读的残酷，还有令人惊讶的谜团。

你知道康熙登基原来还仰仗一位德国人吗？你知道皇子们每日的生活有多苦吗？你知道中国历史上最响的一个马屁是谁拍的吗？你知道皇帝吃饭要有多少讲究吗？你知道其实李鸿章并不是卖国贼吗？你知道秦桧与岳飞之间到底是何关系吗？

这种种谜团都在本书中一一为你讲解，生动有趣，雅俗共赏，读者既可休闲阅读，又可开阔眼界。在这本书里，你可以从僵硬的学术论文中解脱出来，走入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大观园，浏览一幅幅生动有趣的历史画面。

《历史不忍细看大全集》搜集了许多被遗忘或是从未被人们关注的史料，将其还原本色，让你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真实的历史，从湮没的风尘中，重新体会到古人的生命与追求。这里有历史学家没有讲到的细节，也有你想都未曾想过的血腥残酷。

历史是个体与社会、毁灭与辉煌交相辉映的舞台，在犬牙交错、云谲波诡的烟尘中，我们尽量把握住历史的脉搏，让你能够辩证地解读历史。在这本书里，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残忍与血腥，也能感受到真相被破解的快感与释然。随着本书，一起走进历史深处，笑看历史的云谲波诡，也去细品历史的百味杂陈。

历史是个体与社会、毁灭与辉煌交相辉映的舞台，

在犬牙交错、云谲波诡的烟尘中，把握住历史的脉搏，辩证地解读历史。

第一篇

官场风云

古代官员总在年龄上造假

中国古代的官场上，以打探官员们的真实年龄为禁忌。当然，年龄成为不能说的秘密，并非一开始就出现的，从史料记载来看，秦汉时期，官场上还并不存在年龄这个问题。著名例子便是甘罗十二岁因为出使赵国有功，便官拜上卿。可见，当时的官员年龄制度并不是十分严格。

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因为官官相护，相互包庇之风盛行，使得官员队伍日趋年轻化，全都是官员子弟。这种情形的产生，令当时的统治者不得不采取行动，到汉顺帝时期，尚书令左雄上书说：“郡国每年举孝廉，都是马上就要授职施政、教化民众的，应该选取那些老成可用之人。孔子称：‘四十不惑’；《礼记》称：‘四十曰强，而仕。’请从现在起规定：年龄不满四十，不得察举。”

所说的“察举”制度，其实就相当于举贤任能的一种推举制度。这个制度可以破格提拔人才，但也有其弊端，便是上面提到的，会让一些官员相互勾结，互相推荐亲信，结党营私，对皇权很不利。于是，这个建议很快便得到了汉顺帝的采纳。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对当官的年龄进行了限制，只要更改年纪，不是照样可以为官吗？官员制造假年龄，这便是原始之头。后来到唐朝时期，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六月发布了一个新规定：“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从事。”官员的年龄再次被列入规章制度之中，所谓“出身”，是指做官的资格。要想做官，必须经过一层一层的考核，这期间的过程可不短暂。通常过个三五七八年都很正常，例如韩愈二十五岁及第，到正式被授予官职时已经到了三十五岁。

为了求得及早当官，许多人便想起了办法。在唐代科举中，有为早期教育设置的童子科，而且考试题目也相对简单，只是考一些基本入门的知识点，毕竟孩童的条件还是十分宽松的，这作为入仕的捷径，许多大龄男子便冒充孩童，虚报年龄，只求能够通过此捷径，走入仕途，不用再去白费那好几年的时光。

唐朝时期举童子的年龄多限制在十岁以下，一旦通过考试，那上岗工作的时间就大大提前了，为了能够走上仕途，许多人便贿赂官员，修改自己的年龄，这样便能提前入仕途。当然，这只是官员隐瞒年龄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一旦考中科举，免不了会有富贵人家、达官贵人前来说亲选婿，选婿当然是年纪越轻越好，为了能够顺理成章地攀龙附凤，这些人也会将自己说得越年轻越好。

还有人选择隐瞒年龄，则是和朝廷规定有关。在宋太祖时期，有规定考够一定次数，年满六十却依然没能够中第的人，可以从宽赐予官职，当时称之为“特奏名”或“恩科”。很多才学平庸、没有什么大志向的人希望早日做官，便谎报年龄，将自己的年纪说大，这样就可以及早为官，于是官员的年纪归根到底，是与朝廷政策挂钩的。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便是一例，他一出场便坦言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如今考过二十余次……”怎么算，也应该是个年过半百的人了，可是他却对外说自己只有三十几岁，这样虚报年龄，正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映射。

古代名士出世入世难抉择

仕与隐的矛盾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志士的一大困扰，由此矛盾产生的隐逸心态也随之盛行。其实，生长于中国名士身上的“隐逸之风”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他们或身归于山林，或朝野于庭而隐于内心。其实，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无不对文人墨客施以暴行逆施，隐逸之风之所以盛行，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矛盾激化的结果。

魏晋时期政局极不稳定，战乱导致生灵涂炭，士人的性命更是朝不保夕。这个战马嘶鸣的时代，也是名士仕与隐矛盾冲突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时期。大一统帝国王朝一去不复返，生长于战乱年代的魏晋文人将何去何从？魏晋风流们又能在怎样的境界与状态之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在黑暗的政治形势逼迫之下，在连性命都不可保的日子之中，魏晋名士不可能强烈地持有儒家积极入世的观念。但由于对中国仕途文化长期的耳濡目染，魏晋名士也不会完全采取老庄的无为之思。中庸之举，就是将积极入世与无为之思相结合，身在山野而心向国泰民安，抑或是身在朝廷而心归于山林。

“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这是形容被钟嵘誉为“太康之英”的魏晋名士陆机。由于受到父辈思想的灌输与熏陶，陆机一生执著于功名的追逐，然而政治的黑暗却将他为国效劳的忠心一而再地打入牢底。他的这种不得入世的苦闷在他多首诗歌中都能表现出来，如《遨游出西城诗》道：“靡靡年时改，冉冉老已及。行矣勉良图，使尔修名立。”当入世之心被政治权力所阻挡之时，陆机的隐逸思想就跳了出来，他在《幽人赋》中就写道：“世有幽人，渔钓乎玄渚，弹云冕以辞世，披宵褐而延伫，是以物外莫得窥其奥，举世不足扬其波，劲秋不能凋其叶，芳春不能发其华，超尘冥以绝绪，岂世网之能加。”虽然陆机思想中的隐逸层面还未表现得过于强烈，然而他出世与入世的心理变化也能够代表魏晋时期名士仕与隐的矛盾心理了。

政治矛盾的激化是导致中国名士归隐于心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也为了在良明的政治势态到来之前能够暂时退却，魏晋名士多数选择了归隐山林。

鲁迅先生曾经讲过：“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风云变幻，朝代更迭。昏暗的政治时局终不会持久，大一统的国富民强时代也终究要来临。中国文人历来所具有的入世之心也会在这政治贤明之际再度出野，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骨子里的入世之心最终还是要显露于山水之中，而山清水秀的隐林生活也许只是多数名士想要大展宏图的一个过渡阶段。因此，虽然有名士终身归隐于此，却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最终还是走出了山林。

“指鹿为马”岂止辨忠奸

赵高其人虽为一介宦官，在历史上却是一个非常受争议的人物，一是身世，二是生年，三是功过是非。此人精通律法，虽是宦官，却深得秦始皇的喜爱，可以说秦王朝的建立他也算有两分功德。然而他又是一个可以将善恶、是非、忠奸、美丑颠倒乾坤的邪恶人物，秦国可以说亡在了他的手上。

颠倒人类的审美观念，是赵高远远超于其他人的地方，单只一个“指鹿为马”，就没有人能够做到。当时秦二世胡亥年幼无知，因为他幼时一直依仗赵高，所以对于赵高的狼子野心根本毫无察觉，而赵高已经继李斯位列中丞，二世哪想到赵高竟然有簒政的打算。

为了辨识朝廷中谁对自己“忠”、谁对自己“奸”，赵高在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某日，于朝上叫人牵来一只鹿，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这哪里是马，分明是一只鹿，便笑着说：“丞相搞错了，这是一只鹿，怎么说是马呢？”赵高笑着道：“请陛下看清楚，这分明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又看了看鹿，将信将疑地说：“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呢？”赵高道“陛下若是不信，可以问问众位大臣。”

大臣们顿时色变，不知赵高又要做什么，明知他胡作非为，颠倒是非，却敢怒不敢言，一时间都低下头。有些正直的人坚持认为是鹿而不是马，还有一些赵高的党羽则顺着赵高之言。此事没过几天，那些正直的大臣纷纷被赵高以各种名目治罪，甚至有满门抄斩者。

一段“指鹿为马”风波，让赵高知道了哪些人依靠自己，哪些人反对自己但他的目的哪里是如此简单。隔日赵高便派占卜者对胡亥说：“皇帝您连鹿马都不分了，肯定是祭祀没有好好斋戒，以致脑袋昏聩。”胡亥不疑有他，遂去上林苑斋戒，但他毕竟年纪较小，耐不住寂寞，每日出去游玩打猎，一不小心射死了一个路人。其实这路人是赵高安排好的，赵高借着胡亥射杀活人的事情，对胡亥说“皇上您无故杀了一个人，上天恐怕会怪罪，应该躲起来才是。”胡亥心中害怕立刻躲到咸阳城外的望夷宫。望夷宫中所有侍候的人都是赵高的亲信，已经深陷牢笼的胡亥犹不自知，就这样浑浑噩噩地丢掉了性命。

胡亥一死，赵高就撤下了他的玉玺佩上，想要仗着自己也有着嬴姓赵氏的血统，准备登基为王。但他名不正言不顺，又是个宦官，根本没有人服他，他的皇帝梦就这样破碎了，只好临时改变主意，将玉玺传给了秦始皇之弟赵子婴。由于秦国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子婴只得取消帝号，复称秦王，随即便与自己的贴身太监韩谈商定了斩除赵高的计划，诛赵高于内宫，并夷其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不管赵高的结局如何，从他“指鹿为马”到布置种种计谋簒政，足可见此人心思之缜密，办事之痛快。若是他能真心辅佐秦室，不与李斯相争，认真教导胡亥，以他的能耐说不定能成为一代名臣。可是，赵高偏偏不甘寂寞，日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不知餍足成了他的死穴，注定他要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晋王朝的拼富大事儿

对于一个古代男人来说，征服生活的最好武器是“权力和财富”，而享受生活的最好方式则是“醉酒和美女”。

深谙享乐之道的晋朝开国君主司马炎对酒色这两样事物很下工夫。当他用权力和财富夺取天下后，便日日想着方、变着法地享受。晋国大军征服吴国后，司马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广撒网，多捞鱼，将天下美女网罗进皇宫后院，供自己享乐。为了讨好新主，地方官们便把美女尽数运到洛阳皇宫里。

除了贪图美色，在吃喝玩乐上，司马炎也是毫不含糊，花样百出，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些乐趣，他甚至把官位拿去卖钱。君主都这样恣情纵欲，贪图享乐，底下群臣就更不用说了。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手下的人也纷纷效尤。

晋国初期的宰相何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每天的饭钱要花一万钱，即便如此还愁没什么可吃的。他的儿子何劭青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天的伙食费是父亲的两三倍，他们一家的伙食费是三五千平民一个月的生活费。

而这还不算是最奢侈的，谈到晋国的奢华浪费就必须要提石崇，他和国舅爷王恺的斗富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

石崇通过打家劫舍发家后，便用钱买了个官位，从而开始了在办公室里捞钱的日子，积攒下了更大的家业，成为了当时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大款。他不但住在高档豪宅里，还有着一百多个貌美如花的姬妾，而石崇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达官贵人吃喝嫖赌，声色犬马。

王恺也不逊色，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地位比石崇尊贵，便一心要和石崇比个高下，于是二人的斗富从厨房开始：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火用；王恺将几十里长的路上铺满绸缎，石崇则用更长的绸缎将道路做成了一个锦绣长廊；王恺用花椒面漆房子，石崇则用赤石脂当涂料……

逢斗必败，王恺很不服气，便去找他的皇帝亲戚帮忙，而当司马炎听到王恺斗富这种荒唐的行径时，居然还给予了支持。他让人从国库中取出一株价值连城的珊瑚树，高约二尺，让王恺拿去斗败石崇。

得到外邦进贡的宝物，王恺信心倍增，岂料石崇看到那株珊瑚后，一言不发地将其打碎，然后将王恺领到自己的库房中，让他任意挑选，用来赔偿他的损失。石崇库房中的珊瑚树，每一株都高大丰满，似乎王恺所展示的是最次等的货色，这次的失败让王恺彻底认输，灰溜溜地离开了。

这次斗富之后，石崇的声名更是远播，夜夜都有客人到他府上喝酒联欢，石崇也是热情招待。客人吃饱喝足后，要上“洗手间”，结果发现男厕所里有十多个美女手捧托盘，上面放着锦衣华服，还有香料、洗漱用品和化妆护肤品等等。

客人要想上厕所，就需要换上新衣服，解手完毕后，还需用高档的护肤品擦手擦身，以防身上沾有臭气。

石崇只不过是晋国一个中级官僚，就如此地铺张浪费，可想而知那些高级官员和帝王国戚是怎样的行径了。有一次司马炎到官员王济家去吃饭，有一道烤乳猪令司马炎赞不绝口，王济便对皇上透露了自己这道菜肴的秘诀：他家里用于做菜的小猪全是用人奶喂养，所以才肉味鲜嫩异常。这个王济还喜好跑马，当时他看中一块地价昂贵的地段，于是他就把跑马场一样大小的地方铺满了钱币，买下了那块地。

疯狂的奢靡最终只能换来更为疯狂的报复，在这些达官贵人沉迷享乐的时候百姓们却是经受着天灾人祸、食不果腹的日子。终于在毫无活路的情况下，奴隶出身的石勒带领着大批饥民进行反扑，他们对富人发动了野蛮的复仇战争，将男人杀死，女人霸占，肆意烧杀抢掠。整个晋国逐渐陷入混乱之中，到公元304年的时候，全国发生了可怕的饥荒，不但平民吃不上饭，就连那些一顿饭花费一万钱的贵人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和人比富的石崇也没能逃过这场劫难，不但被起义军抄了家产，还丢了性命富得流油的晋国就这样随着巨富们的烟消云散，在历史的长河中毁灭了，可见一个人拥有的财富与能力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晋国，就是成反比的。

魏徵身后的凄惶下场

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的故事曾被世人所称道，并传为千古美谈。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死时他还很伤心地说我失去了一面宝贵的镜子。可是谁又能想到，魏徵死后不久李世民就亲自砸了魏徵的墓碑，翻脸比翻书还快。

魏徵，河北人，曾是太子李建成的重要谋士。“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在审问魏徵时问道：“你为什么为李建成出谋划策，与我作对？”他神情自若地说：“如果太子早听从我的意见的话就不会有今日之死。”李世民非但没有怪罪于他，反而还对他委以重任。

唐太宗初登基，踌躇满志，励精图治，常常把魏徵带到寝殿里，跟他讨论自己为政的得失。魏徵原本就有经国济世之才，此时喜逢知己之主，当然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唐太宗也欣然采纳魏徵的意见，还夸奖魏徵说：“人家都说魏徵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妩媚可爱的地方！”魏徵性格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前后共劝谏唐太宗二百余次，为唐初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出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一次，唐太宗准备对关中地区16～18岁的男子实行大规模征兵。魏徵极力反对，他说：“如果把水抽干而捕鱼，今年是能捕到好多鱼，可是到明年就捕不到鱼了。如果把森林烧了抓野兽，那么到第二年就没野兽可抓了。如果现在连十六岁的青年也要征来当兵，那么势必会造成将来劳动力减少、农田荒芜、赋税无源、财政空虚的后果。”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谏言。

唐太宗

魏　徵

还有一次，唐太宗在群臣的怂恿下，准备到泰山封禅祭天，以炫耀自己的德行。但这种行动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还将给沿途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魏徵很明确地劝告唐太宗：“隋末以来，全国战乱频繁，大片土地荒芜，各地受到的严重破坏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如果皇帝去封禅，必然会带大批官吏和卫队，那么一路上将给老百姓造成多大的负担呀！”唐太宗由此想到隋朝灭亡的教训，立即取消了封禅计划。

又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为什么历史上的君王有明君和昏君之分呢？”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还列举了历史上尧、舜贤君和夏桀、秦二世等昏君的例子说：“治理天下的君王，如果能够采纳来自下面的意见，那下情就能上达，就不会受到蒙蔽。”魏徵还经常劝谏唐太宗要居安思危，自始至终保持兢兢业业的治国态度。后来，他觉得唐太宗不像早先那样节俭朴素、体恤百姓、勤于治国了，就写了一份谏书提醒唐太宗。唐太宗看后，觉得他提得很对，就把他的谏书贴在墙上，时时观看，以便提醒自己不要松劲。

公元643年，魏徵病死。唐太宗非常难过，流着泪对身边的人说：“魏徵就是我的一面镜子，他总是告诉我哪儿做错了。现在他死了，我从此失去了一面镜子！”

可是在魏徵死后不久，一切都发生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由于魏徵死前曾秘密推荐的杜正伦因罪被罢免、侯君集参与谋反被斩首，于是李世民就开始怀疑魏徵这位看似老实的人有结党营私的嫌疑。

后来，唐太宗又得知魏徵曾把谏书给记录历史的褚遂良观看，更加怀疑魏徵是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并下旨解除魏徵长子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徵的墓碑，一段君臣佳话，竟以此为终，让人叹息。

王安石变法不成反为腐败推波助澜

公元1067年，二十岁的宋神宗走马上任，掌管了大宋朝的全权事项。在权力的巅峰，这个年轻人俯视自己的国家，赫然发现已经走过一百零八年的北宋显得步履蹒跚，停滞不前，犹如一个体态臃肿的中年人，活力越来越小了。

和平的日子过久了，宋朝人口增长幅度过大，开支也大了起来，还有官员和军队的冗杂臃肿问题日益严重，宋神宗显然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烂摊子，他多次对大臣说道：“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

至于谁能担当改革的重任，那非王安石莫属。作为志向非凡的人，宋神宗和王安石可谓是惺惺相惜，早在仁宗时期，王安石就上过万言书，期望改革，但可惜石沉大海，没了消息。而宋神宗这次抛出的“橄榄枝”，无疑让王安石的事业迎来了第二春。

宋神宗和王安石都属于志向非凡的人，志向非凡的人总是血气方刚，踌躇满志，摩拳擦掌，想做出一番大事业的。但现实往往与设想大相径庭，在王安石的改革中，免役法是一出重头戏，这是针对沉重赋役想出的一项改革。

服役相当于是老百姓为朝廷进行的一种义务劳动，为了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老百姓就需要无私一些，将自己的财力无私地奉献出来。而在宋朝，由于差役的种类繁多，导致了百姓们十分困苦。

所以，王安石便针对这一弊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改革不但阻力重重，反而到最后是一败涂地，不但各地大小官员反对，就连那些贫苦的百姓，最后也是集体上京城上访告状，在王安石家门口闹事。

王安石

王安石还是继续坚持他的改革，他认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在他看来，老百姓暂时的利益受到损失，是为了日后的利益得以增加，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改革本来是一片好心，居然会帮了腐败的大忙。

举变法中的一个小例子：青苗法。青苗法是让老百姓在春天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能够吃到粮食而设立的。当时的百姓为了缓解困顿，会去找有钱人家借钱借粮，到有了收成的时候，再加倍偿还。

为了保障农民和国家的利益，青苗法由国家代替个人来完成这个工作，利息比富人定得低一些，本想着这样一来既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一举两得，但没想到实施起来却是不尽如人意。

在王安石看起来较低的利息落实到民间，经过中间官员的层层盘剥，实际上比原来的富户所定的利息还要高，而由于青苗法的实行，使得这种行为成为了一种官府垄断的行为，老百姓只得向政府借钱。

而政府的手续总是特别麻烦，要一层层地通报审核才可以成交，这样下来，等到粮食下发，老百姓早就饿死了。即便能等到粮食的老百姓，也要忍受更为残酷的剥削。

王安石的变法演变成了帮政府做生意，这样在官官相护的情况下，自然就造成了腐败大行其道。不但老百姓没有减轻负担，那些地方官反倒是中饱私囊，油水添了几分。而王安石不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变着法地“推波助澜”。

为了顺利推行新变法，王安石给各地都下达了硬指标，规定了每年必须贷出的数量。这样一来地方官便只得硬性摊派了，许多不需要借贷的百姓也得奉旨贷款，这样一来，百姓们自然是苦不堪言。

而官员可不管这些，他们好不容易逮住了这么好的商机，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贪官们借着推进新法为由，以为朝廷完成指标为己任，大肆吞食百姓的钱财，从中渔利。所以，王安石的这个变法非但没有减轻百姓的负担，反而增加了怨言，也没有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白白便宜了那些贪官污吏。

令腐败日益猖獗起来，虽然不是王安石的初衷，但也与他脱不了干系，所以，最终变法的失败，不得不说也是王安石考虑得不周全。要知道变法是阻拦不了贪官罪恶的双手的，他们不怕改革，也不怕不改革，只要有事情做，他们总能雁过拔毛，获得利益。

王安石想要反腐，却还是没能玩过贪官。

财神沈万三败亡探秘

沈万三在民间的知名度不亚于白蛇娘娘，据《明史》记载，他当年帮朱元璋修筑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功不可没。后来他又自告奋勇要出资犒劳军队，结果冲撞了朱元璋脆弱的自尊心，认为他是故意展示财富，有谋反之心，之后在马皇后的求情下，才免了死罪，被发配云南。

朱元璋

《明史》中，记载了朱元璋与沈万三这样一段对话：

朱元璋问：“朕有百万军，汝能遍济之乎？”沈万三说：“每一军犒金一两。”

朱元璋说：“此虽汝至意，不须汝也！”

有真相有细节，似乎沈万三真的是在朱元璋的打击下才被流放至死的，但事实上沈万三与朱元璋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早在明朝还未建立时，沈万三便病死了。一个已死的人是不可能出资修建京城，更不可能被流放的。

虽然沈万三与朱元璋没有关系，但沈家是遭到朱元璋的打击而没落的却是千真万确。明朝初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开国功臣，令沈家触了霉头。在“胡惟庸案”上，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被扣上了“胡党”的罪名满门抄斩。

这一点在朱元璋亲手编写的《大诰三编》里有着记录：这位做了18年粮长的超级大富翁，不但谎报灾荒，还出钱收买官吏。所以，帝王圣明，查明真相后便严惩不贷，将他斩草除根了。

而在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谋反案里，沈家遭到了彻底的毁灭性打击。之所以斩杀蓝玉，最初的动机是朱元璋为了保护年幼的皇长孙朱允炆登基后不受到那些豪杰的威胁，所以，他一面铲除最有威胁性的功臣，一面斩断民间富豪的根，不幸的是，沈家被朱元璋列入了名单之内。

俗话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想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更何况沈家自找着就去卷入蓝玉的关系网中，为朱元璋名正言顺地铲除沈家留下了把柄。而制造这个机会的，是一个名叫王行的教馆先生，他牵线搭桥将沈家罗织进了蓝玉一党中。

王行曾在沈家做过很多年的教馆先生，后来又去蓝玉家做教馆先生。沈家为了攀附权贵，便想通过王行这个中介，让自己能搭上蓝玉这艘大船，结果反而是给了朱元璋一个借口，令沈家满门抄斩。

沈万三一手创下的巨大家业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虽然沈万三与朱元璋之间的纠葛是伪造的传奇，但依附在这些传奇上的历史却是真实可循的。之所以沈万三帮助朱元璋修筑南京城的传说会一直流传，那是因为这与朱元璋大肆强行迁徙江浙地区的富户来“充实都城”有关。

朱元璋的仇富心理很极端，他为了修筑自己的帝国，强行对富户们采取迁徙手段，将苏州、杭州、嘉州、湖州等地四千多家富户集体迁往南京，美其名曰是为“京城繁荣”，实际上是将大批富豪连根拔离本乡，变相地掠夺他们的财富。

沈万三的典故便是出于这个背景。至于说沈万三充军云南，也是因为朱元璋自洪武十五年云南平定后，便不断将内地居民迁往云南。这项行为被冠上“支持边疆建设”的美名，实际上也是对富户变相的打击报复，因为这些移民当中，百分之六十都是富户。

明代人谢肇淛的《滇略》一书，就对此有过记载：“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故其人土著甚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语言、习尚，大率类建业……”可见在传说中，沈万三只是这些富豪们的一个影子而已。

沈万三作为一个毫无身份地位，靠自己双手白手起家的平民财神，被杜撰到这样的故事中，无疑表露了明朝人当时对朱元璋的极大不满，从故事中的沈万三就可以看到当时明朝富豪们的悲惨命运。

而对于这些历史，当时的记载却是不咸不淡，犹如挠痒痒般不痛不痒：“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一句话便将受到牵连的富户打发了，而沈家也正是在这样的不公正待遇下，走向穷途末路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便沈万三活到明朝，也是难逃一死，因为朱元璋在明朝帝国的设计蓝图中，是不允许富人们存在的。这个贫农出身，苦了半辈子的农民皇帝认为富人们会损害他的统治，妨碍他对帝国的掌控。所以，沈万三的败亡探秘到最后，揭晓出来的不过是皇权制度下的“潜规则”罢了。

宰相中的“第一老油条”

宰相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职业，比较特殊，上要辅助君王，下要安抚群臣，可谓是责任重大，马虎不得。许多人千辛万苦爬上宰相的高位，却总是临门一脚的时候犯了失误，被罚下场。例如明代第一奸相严嵩，将智商一流的嘉靖皇帝糊弄得团团转，但最后依然没有得到善终、饿死街头。

所以说，做宰相除了要能力卓越，胆识过人之外，还要在为人处世方面打得了太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能处事不乱，变事不惊。这方面，五代十国的冯道可谓是第一高人，他可算得上是中国宰相中的第一“老油条”，历经十位皇帝均能进退得当，永葆官位。

冯道并没有什么雄才大略，也没有安邦治国的才能，他不过是一个贪图官位追求厚禄的庸人而已，而且还缺乏气节，一旦看到苗头不对，便立刻另攀高枝他有一首诗就表达了他的为人之道：“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因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从冯道的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见风使舵、识时务的人。在唐朝末年，他曾做幽州刘守光的参军幕僚。刘守光败后，他又转事大宦官、监河东军张承业。到了明宗的时候，他又拜端明殿学士，后来又做了宰相。

冯道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从不盛气凌人，始终一副刻苦勤俭的君子模样示人。在后晋、后梁隔河而战时，冯道在军中就住在一个茅草屋里，当时有个将士抢了一个民间女子送给他，没想到他将那名女子安置在别的房间里，从不招惹。

对待他的上司皇帝，冯道也很懂得分寸。有一次，水运军将在临河县得到一个玉环，玉环玲珑剔透，上刻“传国宝万岁环”六个字，于是他们便把这个玉环进献给了明宗。

明宗十分喜爱，常拿出来和众大臣把玩。但当冯道看到时，并没有像其他大臣那样阿谀奉承，而是说道：“这是前世遗留下的有形之宝，不足为奇；陛下身怀无形之宝，才是旷世罕见。”

明宗不解，问他缘由，他便慢慢道来：“仁义者，帝王之宝也。大宝曰皇位何以守位则曰仁。”他的意思是说明宗是这个国家的无价之宝，这个马屁拍得极为高明，既让明宗心里美滋滋的，又显得冯道自己格调高雅。

后来，明宗死了，他再相愍帝。不久，潞王李从坷在凤翔反叛，愍帝领兵就奔了卫州。而愍帝前脚一走，冯道就率百官将潞王迎入，李从坷继续用他为相。这种翻脸比翻书还要快的境界，冯道练得出神入化。

公元936年，石敬瑭灭了后唐，建立后晋。作为后唐的宰相，冯道毫不畏惧，竟然亲自找到了石敬瑭谈判，最后居然被石敬瑭任为司空。在石敬瑭死后，石重贵继位。冯道仍然为相，并且加太尉、封燕国公。

但这个短暂的王朝仅仅保全了冯道十一年，之后不久，契丹大军便打来了，直攻开封。这时的朝廷一片大乱，唯有冯道方寸不乱，面对契丹王耶律德光的训斥时也毫无惧色。耶律德光斥责他几次易主，是不忠不孝的人，不能被信任，这样的人居然还敢来上朝，简直是活腻了。

冯道却说：“无城无兵，安敢不来？”

耶律德光又讽刺他：“你是何等的老儿？”

冯道谄媚地说：“我是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儿。”

耶律德光听完后觉得冯道有几分意思，便问道：“倒也乖巧。我再问你，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答道：“此时佛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

耶律德光被这马屁拍得十分舒服，便封冯道为太傅。

后来当后汉建立后，冯道又归附了汉，被封为大师。四年之后，随着后汉被后周所灭，冯道又成为了后周的太师兼中书令。

直到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冯道一帆风顺的官运才受到了阻碍。柴荣有着雄才大略，他一向都不喜欢这个曾历四朝，侍奉过九君的老家伙，后来干脆找了个借口，罢免了他的太师职位。冯道一生大风大浪，最后还是翻了船，又羞又恼，郁郁而终。

不管怎么说，冯道这一生，无论天下如何是是非非，变幻莫测，他都是稳坐钓鱼台，如果没有几把刷子，是没办法做到的。所以，“第一老油条”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拍马屁高人杨再思

拍马屁可算职场中一个长盛不衰的技能，掌握此技能者不但能前途亨通，还能左右逢源。但拍马屁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而且这个技术活也是需要天赋的。有人曾说过拍马屁的最高境界便是：拍得能恰到好处，听起来好像实话一样真实，但又能让受拍者欣然接受，不觉得肉麻，让听到这句马屁的人欣然赞同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将马屁拍到如此和谐的地步，的确是需要一定功力的。

古往今来，高超的马屁功夫数不胜数，但要论到马屁拍得最高超的，要算是武则天的宰相杨再思奉承她的男宠张昌宗的那个大马屁了。

话说武则天当上女皇帝之后，枕边寂寞难耐，她的女儿太平公主便为她送上一名男宠，以解孤寂。这名男宠就是张昌宗，此人样貌奇美，属于人间少有，而最重要的是，他的床笫功夫了得，当夜被武则天试用之后，就表示十分满意，封张昌宗为飞旗大将军。

这个张昌宗自己受宠之后，享受荣华富贵，又对武则天建议说，他在宫外还有一个哥哥叫张易之，不但精通床笫功夫，还善于制造春药，能令人返老还童功效奇佳。武则天感到好奇，便让他将哥哥招入宫中。

张易之果然也是个奇美之人，武则天试用过后，觉得张宗昌的话句句属实，喜不胜收，从此对这两兄弟宠幸有加。为了得到武则天的不衰宠幸，张易之将自己研制的春药敬献给武则天，不知道是歪打正着还是药效果然了得，据说武则天在六十七岁的时候，居然长出了新的眉毛，六十九岁的时候居然又长出了一颗智齿。

由此，这张氏兄弟在朝中的地位更是不可撼动了。这张氏兄弟长得貌如美玉面如敷粉，唇若涂脂，是不可多得的美男子，此外，他们的嘴上功夫也是了得拍马屁拍得出神入化。不然，他们也不能将武则天哄得团团转，不但为他们加官晋爵，还赐给他们多项特权，让他们能纵横朝野，无人敢多言。

对于这两个人，朝中许多人都是巴结再三，希望能够借着这兄弟俩的肩膀在权力的梯子上爬得更高些。其中弟弟张昌宗因为排行老六，又被称为六郎。他比张易之还要美些，所以，朝中一帮善于钻营的大臣都纷纷对他进行称赞，一时之间说什么的都有。

但他们拍马屁的功夫实在有限，其中一位说出了“六郎似桃花”这样的话其余人觉得好，便纷纷效仿。但再好的马屁拍多了也会让人感到索然无味，就在众人急于想要突破的时候，杨再思大人出场了。

众目睽睽之下，杨大人张口就来：“都说六郎似莲花，依我看这说法不对应该是莲花似六郎，六郎比莲花还要美些。”这个马屁一拍完，便引起了一片叫好声，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境界。

杨再思的官运亨通与他会拍马屁是分不开的，《新唐书·列传》第三十四载“杨再思，郑州阳武人，为人佞而智。”杨再思直接从玄武尉升到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兼左肃政御史大夫，从他的官路直线上升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个聪明人。

可惜聪明没有用到正确的地方，全部用来取媚女皇帝武则天了。只要是武则天喜欢的，他就奉承；只要是武则天讨厌的，他就抨击。张氏兄弟作为武则天的男宠，杨再思没少奉承。有一次张昌宗犯了法，司刑少卿桓彦范要求武则天免去他的官职。武则天有意袒护，就问杨再思张宗昌有没有功劳。明白武则天心意的杨再思说：“张宗昌熬制丹药，令陛下龙体康复，自然有功劳。”就这样，功过相抵，张宗昌的官职得以保留。

还有一次在宴会上，张易之的兄长张同休嘲笑杨再思的脸长得像高丽人。但杨再思丝毫不恼火，反而起身跳起了高丽舞蹈来助兴。拍马屁是杨再思的人生哲学和追求，他靠着拍马屁安享荣华富贵，将礼义廉耻乃至良心都抛到了脑后。

古往今来，能像杨再思这样拍马屁拍出如此境界和成绩的，只怕为数不多。

朱元璋PK贪污官吏

明太祖朱元璋大概是所有帝王里最为痛恨贪污的一个，这不难理解，若不是官吏贪污，腐败横行，朱元璋也不会因为走投无路，家破人亡而走上造反道路。所以，朱元璋的仇富心理可以理解，可是他的做法极为偏激。

财富，在朱元璋眼里是有着原罪的。

自明朝开国以来，朱元璋就不断地诛杀贪官。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高达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已经很少人能做到任满，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在朱元璋手底下干活，官员们每日如同生活在地狱一般，忍受煎熬，每次上朝之前，总要和妻儿诀别，因为不知道下朝后还能不能囫囵个儿地回到家里。如果每天能平安无事下朝，那回到家中必定是要庆贺一番的。这不是危言耸听，朱元璋绝对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苛刻的皇帝了，他不但让他的官员做最繁重的工作，还不肯给高工资，而一旦发现哪个官员有一丁点儿贪污的痕迹，那铁定就是杀无赦了。

贪污的确是应当制止的，但在朱元璋当政时期，许多官员贪污实属无奈之举。本想着寒窗苦读十余载，奋斗一生，混个小官也算是国家的公务员，是个铁饭碗、一辈子饿不着的差事了。却没想到，朱元璋开的工资已经不能用低来形容了，他发放给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也就是说一个县令的工资合成银子不过就是五两。这点钱不但要负担县令一家人的生活费还要支付手底下人的工资，如果不贪污，根本就活不下去。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虽然朱元璋对贪官是严惩不贷，抱着宁可枉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心态，但官员们捞钱的新花样还是纷纷出炉，主要是折色火耗和淋尖踢斛。

折色火耗是官员们借口征集的税款银两有损耗，而将多余的钱留到自己口袋里的一种做法。

至于淋尖踢斛则是老百姓在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吏用斛来装，当粮食堆放满的时候，官吏将斛猛踹一脚，令一些粮食流失到袋子外面，这流失出来的粮食就归官吏所有了。

这完全属于技术上的失误，自然不能算入贪污，朱元璋对此也无话可说，只能将这部分钱财作为了官员的合法收入。

但随着朱元璋不肯涨薪水，官员们不断从这些小地方着手获取利益而产生的矛盾日益激化时，事情便出现了质的变化。官员为了生计和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制订的反贪计划，而朱元璋为了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会采取更为严厉的打压办法，这样一来，矛盾得不到解决，愈演愈烈。

朱元璋对待贪官的方式越来越严厉，他定了一个新规定，只要发现官员贪污就要送到京城的有关部门法办，而就算是老百姓也有这样的权力，并且一路上的检查岗哨必须放行，如果有人胆敢阻拦，那不但要砍头，还要株连九族。

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反腐倡廉的决心有多么的大，但可惜事与愿违，在如此大力度的反贪中，贪污不但没有绝迹，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还有因为朱元璋杀掉的官员太多，导致政府部门近乎瘫痪状态，这样不得不让在任的官员身兼数职，就连朱元璋本人也是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埋头苦干，可即便如此，政事还是忙不完。

于是，朱元璋又发明了一个新制度，便是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就是官员犯罪后判了死刑，先拉下去痛打一顿，然后就在官员以为自己要小命不保的时候突然来人给他的伤口上药，保证他死不了，再拉出去送到衙门处理公务。

朱元璋绞尽脑汁就是想肃清贪污腐败，还大明朝一个清清白白的天下，而他这个反贪局长也算是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了，可效果不佳，成效不好，应该说是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在制定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固然不好，但工资太低朱元璋的反贪手法过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大明洪武年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贪运动中，无论是主攻手朱元璋，还是防御手贪官们，都没有赢得最终的胜利。

努尔哈赤脱颖而出的秘诀

一代英杰努尔哈赤是明末建州女真族的首领。他凭借十三副祖传铠甲闯天下，马上征战四十余年，于1616年建立后金，即汗位。努尔哈赤是如何统一建州女真各部落，脱颖而出建立后金政权的呢？

努尔哈赤本出生于建州女真一个贵族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也是明朝封的建州左卫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母亲死去，他的继母待他不好。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和当地小伙伴在一起，在莽莽林海里打猎、挖人参、采松子、拾蘑菇，然后将这些山货带到抚顺卖掉，挣钱过活。努尔哈赤就是在这里接触到了许多汉人，并且学会了汉文，他还特别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类型的小说。

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总是互相攻杀，因此明朝驻军将领也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努尔哈赤二十五岁那年，建州女真部有个土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而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的妹妹。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去古勒寨探望孙女女儿，不巧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

努尔哈赤

年幼的努尔哈赤悲痛不已，他跑到明朝官吏那里说：“杀我祖父、父亲的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然而明朝官吏只把他祖父、父亲的遗体交还他，却不肯交出尼堪外兰。由于念及自己的力量太小，不敢得罪明军，于是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回到家里，翻出了他父亲留下的十三副盔甲，分发给他手下的兵士，向土伦城进攻。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尼堪外兰不是他的对手，狼狈逃走。努尔哈赤攻克了土伦城，继续追击，趁机又征服了建州女真的一些部落。尼堪外兰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

自从努尔哈赤消灭了尼堪外兰之后，就声名大噪。又过了几年，努尔哈赤就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了女真族其他部的恐慌。当时的女真族共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中有个叶赫部最强公元1593年，叶赫部联合了女真、蒙古九个部落，结成联盟，合兵三万，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听说九部联军来攻，事先做好迎战的准备。他在敌军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在路旁山岭边，安放了滚木石块。一切安排妥当，他就安安稳稳睡起觉来他的妻子看了很着急，把他推醒，问他：“九部兵来攻打，你怎么睡起觉来，难道真的把你给吓糊涂了？”努尔哈赤笑着说：“如果我害怕，就是想睡也睡不着。”

第二天，建州派出的探子回报敌兵人数众多，将士们听了也有点害怕。努尔哈赤就告诉将士们：“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险要地形，敌兵虽然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一定互相观望。如有哪一个领兵先攻，我们就杀他一两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

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先派出一百骑兵挑战。叶赫部一个头目冲来，马被木桩绊倒，建州兵上去把他杀了，另一头目看到这情景也吓昏过去。这一来，九部联军没有统一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

统一女真之后，努尔哈赤将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旗下面有许多牛录，一个牛录三百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八旗子弟在后来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乃至建立大清朝的过程中，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后来八旗制度作为大清的一种军事制度固定下来，并长期存在。

史上最惊人的财富单

公元1799年（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八十九岁的太上皇乾隆驾崩了，尸骨未寒之际，嘉庆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他的宠臣和珅进行了铲草除根，地毯式的扳倒。根据当时的《殛珅志略》一书记载：“初三日，纯皇帝殡天，初四日，上于苫次谕统兵诸臣，初五日，御史广兴疏劾和珅不法，初八日，奉旨革和珅职拿交刑部监禁。”

嘉庆算不得有为君主，但对付和珅，却是拿出了十二分的魄力和智慧。初三当夜，嘉庆便宣布让和珅留在宫中为乾隆守灵，并且还“不得任自出入”。所以，这名为尽忠，实则是断绝和珅与外界的联系，将他“双规”了。

靠山已倒，和珅失去了话语权，只得明知是陷阱，也得硬着头皮往里跳了。他心里恐怕明白得很，这次他是彻底玩儿到尽头了。

大清王朝有一种传统，每次易帝，新主都会发动一场对前朝重臣的残酷清洗运动。例如顺治对付多尔衮，康熙对付鳌拜，雍正赐死年羹尧，乾隆密谋除掉讷亲……

轮到嘉庆也不例外，他将刀子对准了和珅。这些好戏背后全是权力追逐使然，在幕后的密谋策划、计划酝酿成熟后，便会上演一出血肉横飞、人头落地的重磅戏码。乾隆死后，清廷也免不了要经受一场宫廷地震，作为龙椅的新主人，嘉庆不能饶了和珅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和珅位高权重，党羽众多，如果不铲除，只怕后患无穷；二是和珅家大业大，腰包鼓得要命，而国库却是一穷二白，当年的财富已经被乾隆六下江南时，花了个精光。

而今，老爷子死了，急于脱贫的嘉庆只能把手伸向和珅那里，但想来和珅是不会主动捐献的，所以，想要他的钱，就要先要他的命。和珅作为大清帝国的摇钱树，嘉庆还算是对他网开一面，让他在牢中自尽，也算是为他保存了最后的一点颜面。

和珅死后，嘉庆便全权接管了他的家产，那份天大的财富粗略计算大概有八万万两白银，从当时的清人笔记中，大概能找到有关和珅家产的三种说法，基本是雷同的：

第一，《清稗类钞·讥讽类》：“和珅在乾隆朝，柄政凡二十年，高宗崩，仁宗赐令自尽，籍没家产，至八百兆有奇，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八百兆”，便是八亿两银子，清代的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人民币五六十元，算下来，和珅的家产总值应该有40～50亿人民币的样子。

第二，《庸笔记·抄查和珅清单》：“十七日，又奉上谕，前令十一王爷盛柱庆桂等，查抄和珅家产，呈奉清单，朕已阅看，共计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已估者二十六号，合算共计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

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并非全部家财，仅仅是已经估价的物产，而那些尚未估价的财产，大概三倍还要多，所以，算下来，总数也大概有八万万两白银了。

第三，《杌近志·和珅之家财》，将和珅的家财说得更为详尽：“其家财先后抄出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查，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虽以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当一大清国之宰相云。”

1755年到1799年，从和珅得宠把权到死，仅仅二十多年，就搜到下了八亿两银子的天大家业，这简直是创下中国贪污史上的吉尼斯纪录。

根据《清史稿》，以乾隆五十六年计，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百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两。以嘉庆十七年计，岁入银四千零一十三万两，岁出银三千五百万两。而和珅一个人的家产，就相当于大清国每年GDP数的二十倍以上，难怪嘉庆眼红得看不下去了，居然比国家都富了，这还有王法吗？

和珅固然该杀，但嘉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张财富单背后不过是一笔巨款的阵地转移而已，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其实可以理解为“嘉庆为了吃饱，和珅必须跌倒”，嘉庆与和珅的对决，不过是他为了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出戏码而已。

第二篇

皇帝之死

齐桓公的离奇下场

齐桓公，姜姓，吕氏，名小白，公元前686年与公子纠争夺君位取得胜利，做了齐国国君。即位后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苦心经营四十年，使齐国一跃成为春秋时最富有的国家。在外交上，齐桓公首先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借以团结中原各诸侯，受到中原各诸侯的信赖。他曾九次召集诸侯会盟，任盟主达四十年之久，成为春秋时期最有实力的第一个盟主，文治武功盛极一时。

本以为作为一代霸王的齐桓公荣华富贵且不论，善始善终应不是奢望，但是，谁能料到，最先成为霸主的齐桓公的下场竟然是被活活饿死。

公元前643年，管仲病重，齐桓公到他病榻前探望并询问国家未来之事。管仲交代说：“易牙、竖刁、开方这三个人绝不能接近和信任。”这三人是齐桓公身边的宠臣，齐桓公问：“易牙把他亲生儿子烹了给寡人吃，表明他爱寡人超过爱他儿子，为什么不能信任？”管仲说：“人世间最大的亲情莫过于爱子，他对亲生骨肉都不珍惜，怎么会爱国君呢？”齐桓公又问：“竖刁割自己的皮肉进宫侍候寡人，证明他爱寡人超过爱自己，为什么不能信任？”管仲说：“他对受之于父母的皮肉都不爱惜，怎么会爱国君呢？”齐桓公再问：“卫国公子开方放弃太子之尊到我手下称臣，他父母死了也不回国奔丧，这表明他爱寡人超过爱父母，为什么不能信任？”管仲说：“最亲近的莫过于父母，父母死了都不回国奔丧，这样对待父母的人怎能奢望他对您忠诚？”

齐桓公虽口头应承，但是行动上却没有遵从，继续让这三个小人在宫中主事，待到公元前643年，齐桓公患重病，易牙、竖刁等认为机会到了，便用桓公的名义张贴了一张布告，禁止任何人入宫，并堵塞齐宫大门，在大门前竖起一道高墙，不准任何人进出。

齐桓公病在床上，没有一个人过问，连想喝口水都不能，这时，卫公子开方却带走千户齐民降归了卫国。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为了争夺权位互相残杀，谁也不管父亲的死活。最后，这位称雄一世的霸主竟然被活活饿死在宫内。尸体在寿宫中整整搁置了六十七天，生了蛆也无人收葬，一代霸主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齐桓公的晚年悲剧就像长鸣的警钟，时刻提醒世人要注意身边的小人，不要看到别人对自己非常好，就感动得一塌糊涂，而应用常情、常理去推理，才可以下结论，不让小人乘虚而入。

秦始皇死亡之谜

公元前210年，千古一帝秦始皇死于第五次东巡途中。关于这位帝王的死因历史上争议颇多。目前在史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说是死于疾病，另一种说死于非命。

第一种说法认为，《史记》中关于秦始皇死因的记述很多，死因已明，病死无可置疑。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从小就患有疾病，体质较为羸弱。可是他为人又刚愎自用，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所以工作极度劳累，加以巡游中七月高温，以上诸因素并发，促使他在途中病发身亡。

那么他死于何种疾病呢？郭沫若先生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推测秦始皇幼时患有软骨症又患有支气管炎，所以长大后胸部和鸷鸟一样，声音好像似豺狼，后来由于政务繁重，引发脑膜炎和癫痫等病症。秦始皇在渡黄河时，癫痫病发作，后脑壳撞在青铜冰鉴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人处于昏迷状态。当车赶到沙丘后第二天赵高、李斯发觉秦始皇已死去多时。

秦始皇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从几篇有关秦始皇死亡情况的史书中推敲，发现了可疑之处，认为宦官赵高在秦始皇病重和死后的种种表现，使人不得不怀疑秦始皇的死与他有莫大的关系。

此次始皇出巡，随从人员主要有赵高、李斯、胡亥等人，将军蒙毅也在随行之列。可是当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时，蒙毅却被遣返回边关。从突然的人事变动来看，这似乎是赵高等人的计谋。大将军蒙毅是公子扶苏的亲信，而突然间将其从秦始皇的身边遣走，不仅去掉了扶苏的耳目，也为自己后来计谋的实施清掉了一块绊脚石。

随后，赵高假冒秦始皇的旨意指责扶苏为子不孝、蒙恬为臣不忠，让他们自杀，不得违抗。在得到扶苏自杀的确切消息后，胡亥、赵高、李斯这才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为了继续欺骗臣民，车队不敢径直回咸阳，而是摆出继续出巡的架势，绕道回咸阳。当时正值七月高温，秦始皇帝的尸体在途中开始发出阵阵恶臭，为了掩饰尸体的味道，赵高竟然将咸鱼放在秦始皇的车上。回到咸阳后，赵高便开始对李斯下毒手，将李斯给逼死了。

然而赵高为什么要谋害秦始皇呢？主要原因就是赵高唯恐扶苏继承王位。赵高曾对李斯讲：“长子（即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全必用蒙恬为丞相。”蒙恬是扶苏的亲信，赵高曾被蒙毅治罪而判死刑，后因秦始皇赦免，所以赵高对蒙恬、蒙毅恨之入骨，因此他不希望蒙氏得宠，所以必须阻止扶苏即帝位。但是秦始皇宠爱长子扶苏，只有伺机杀掉秦始皇，才可拥立胡亥。秦始皇平时居于深宫，戒备森严，赵高根本无法下手，现在他在旅途中病倒，这真是天赐良机，正如赵高劝胡亥时所说：“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所以他果敢地对重病中的秦始皇下毒手，提前结束其生命，这完全有可能。

秦始皇到底是病故还是被害呢？这两种观点至今尚无定论。不过，人们对解开此谜是充满信心的。根据考古研究和调查，秦始皇陵没有被盗掘和破坏，再加之检测出地宫中可能存在水银，水银形成的水银蒸汽对遗体有冷凝防腐作用，所以秦始皇的遗体可能还存在。等到秦始皇陵发掘的时候，秦始皇死亡的原因就可以被世人所知晓了。

萧衍为何饿死宫中

南北朝时期，天下混战，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佛教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并在一片混战的局势中迅速传播开来。佛教不仅在民间传播，更被当时的帝王所推崇，梁朝梁武帝萧衍就是一个典型。

萧衍，曾任齐国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内乱，起兵夺取帝位，建立梁朝。萧衍夺取帝位后，励精图治，南梁初期社会获得了比较好的发展。但是这种局势并没有维持下去，梁武帝安顿好江山社稷，消除种种后患之后，很快便沉溺于佛教中不能自拔。他下令广建寺庙，全民奉佛，并亲自主持修建了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同泰寺等，耗费无数钱财，座座都规模宏大，极尽华丽。在他的带动下，举国上下争相修造，到处都是寺院。他还下诏优待僧尼，出巨资资助各地僧尼研习佛法、聚众讲经。不仅如此，梁武帝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公元527年，萧衍舍身进入同泰寺，当了三天和尚，回宫后，下令大赦天下，并改元大通。公元529年，萧衍第二次进入同泰寺。这一次他脱下御衣衮服，在寺中沐浴，洗去凡尘后穿上法衣袈裟，长住于寺中，自号三宝奴，并亲自主持法会，向五万善男信女讲解《涅经》。萧衍执意要出家，朝中大臣十分惶恐，便一起跪于同泰寺外反复磕头，叩请皇帝还宫理政。在寺中和尚的劝请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回到朝廷。然而萧衍极度迷恋佛教，反复四次舍身寺院。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崇信佛教的皇帝，最后却饿死于内宫，不禁让人惊诧万分。

梁武帝早年无子，于是便过继侄儿萧正德为嗣子做太子。可是后来梁武帝生了个儿子，取名萧统，随即被立为太子，而侄子萧正德被改封为西丰侯。这让萧正德心里愤愤不满。加上后来梁武帝一心崇佛，荒废朝政，于是萧正德便勾结侯景发动政变，这就是所谓的侯景之乱。

侯景原来是东魏大将，因与政敌高欢不和从而转投梁朝。侯景本是奸诈小人众人劝阻梁武帝且不可用，而武帝执意接受侯景来投，并授他为大将军、封河南王，督河南诸军事。侯景看到皇族矛盾重重，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同萧正德勾结起兵发动政变，答应事成之后让萧正德做皇帝。

最后叛军攻进建康城，困住宫城，又引武湖水去漫宫城。梁武帝这位和尚皇帝被困在宫里成为瓮中之鳖，被侯景囚禁于台城净居殿，不许人接近，刚开始的时候，侯景还派人送些粗茶淡饭给萧衍吃，后来连粗食也不给他送了，这时萧衍已经八十六岁，被囚困的时候仍然诵经念佛、斋戒不辍，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营养，便被活活饿死了。一朝君王，竟然被活活饿死，下场可谓凄惨矣。

被当做菜来处理的皇帝

一提到木乃伊，很多人一下子就能想起古埃及的木乃伊，殊不知，中国古代也有木乃伊国王。此人就是辽太宗耶律德光。

公元927年，二十五岁的耶律德光成为契丹国的第二代可汗，此时，中原地区正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野心勃勃的耶律德光养精蓄锐一心想要吞并中原。

九年后，机会终于来了，后唐皇帝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为了取后唐而代之以割让幽云十六州、岁绢三十万匹、认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等为条件换取耶律德光出兵帮他消灭后唐，并建立了后晋小王朝。石敬瑭死后，他的侄子石重贵继位。因为不甘心后晋财富源源不断流入契丹国库，石重贵向耶律德光提出了“称孙不称臣”的要求，耶律德光大怒，并以此为借口发兵南侵中原，很快就灭了后晋，在开封建立大辽，自立为帝。但是中原的百姓并没有屈服，各路武装纷纷抗击契丹侵略者，小股辽兵不断遭到歼灭，令耶律德光发出“我没想到中国人如此难制”的感叹，不得不下令撤退。

公元947年，四十五岁的耶律德光在撤离中原途中染上一种热疾，太医让他远离女色，他却将太医臭骂了一通：“你们都是不学无术，我得了热病，正要女色泻火，怎么能远离女色呢。”终因纵欲无度，在走到栾城杀胡林时口吐鲜血，一命呜呼。这时，远在辽国都城上京的述律太后传来懿旨：“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当时正是炎炎夏日，气温极高，保存尸体谈何容易，着实难坏了伴驾的文武大臣。

正在文武大臣和太医们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位御厨出了个主意：把皇帝做成“羓”。“羓”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北方游牧民族多喜食牛羊肉，有时候杀了一头牛或羊后，一时又吃不掉，碰上夏天，牧民就把牛羊的内脏掏空，用盐卤上，就成了不会腐烂的“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腊肉”。

这个主意一出，虽然有把皇帝当牲畜处理的意思，但无奈之下，文武大臣和太医们也只好采用厨师的方法，把皇帝做成“羓”运回上京，所以，可怜的耶律德光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帝羓”——木乃伊皇帝。

死在“断背山”上的多情皇帝

自古帝王都是多情的种子，因为他们对女人的要求可谓是有多少就能满足多少，他们是皇帝，拥有再多的老婆也没人干涉。所以，中国历史上也就出现了不少因为异性恋情而断送江山的皇帝。例如在夏、商、西周、北齐等朝代，都出现过因为君主迷恋女色而丢了祖宗基业的例子，但有一个政权的丢失，却是因为帝王迷上了一个男人。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秦，皇帝苻坚和十六国时期的第一帅哥慕容冲之间的情恨纠葛，让这个政权摧毁了。

作为前秦开国君主苻洪的孙子，苻坚出身五胡之一的氐族，他性格古怪，从小就很早熟，年龄与情商的增长一点也不成比例。在他七岁的时候，他就懂得如何帮助别人摆脱困境。在他八岁的时候，他的言谈举止就十分成人化，在一堆孩子中间，显得格外扎眼与不协调。胡人多野蛮成性，作为一个马背上成长起来的民族，他们更偏爱杀戮和吃肉。而苻坚却很不一样，他在八岁的时候，居然主动找到自己的爷爷，希望能给自己找一位老师，教自己读书识字。虽然对孙子的要求很诧异，但苻坚的爷爷还是为他找了一位老师。

苻坚很刻苦，很快便学得了一身的好本领。在苻坚长大后，统治前秦的是他的堂兄苻生，苻生是一个生性残暴、喜欢嗜杀的君王，每日上朝的时候，便要把杀人的铁钳、钢锯随身携带，如果哪个大臣说话不中听，或者不听他的话，当下就大开杀戒，血溅当场。这样一个皇帝必然不会受到欢迎，苻生上台不过数月便成为了全民公敌，人人都想诛之。公元357年，苻生和苻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为了保全自己，苻坚先下手为强，发动了政变，将苻生消灭，成为了新皇帝号“大秦天王”，定年号“永兴”。

在东晋十六国的君主中，苻坚是少有的英明皇帝。他曾被著名历史学家陈登原评价为：“文学优良，内政修明，大度容人，武功赫赫。”苻坚也的确有所作为，他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便基本统一了北方，令前秦达到了巅峰时期。

随后苻坚便率军进攻前燕，在公元370年的时候，前燕陷入了困境，新皇帝慕容

年轻气盛，任意妄为，排挤能臣，导致朝中无人，最终在苻坚强大的攻势下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当时前燕的皇室许多人都成为了前秦的俘虏，除了皇帝慕容

，被前秦俘虏的还有他的弟弟中山王慕容冲和妹妹清河公主。

前燕这个国家属于鲜卑族，这个民族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皮肤出奇地白，不论男女老少，都是细皮嫩肉的，这个民族的人因而也被称之为“白奴”其中被苻坚掳走的慕容冲和清河公主虽然当时只有十二三岁，但都算是鲜卑族人里的极品。尤其是慕容冲，虽然是男儿身，但却生得唇红齿白，面如璞玉，令苻坚为之神魂颠倒。

自从见到这姐弟俩，这位战功赫赫的前秦皇帝对后宫六千粉黛便全都不放在眼里了，独独对这掳来的鲜卑族的姐弟俩给予厚爱，将他们一起放进宫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宠幸起来。长安百姓们还对此编了两句歌谣：“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

从王爷到男宠，对于慕容冲来说显然是无法磨灭的仇恨。从苻坚强迫他入宫的那天起，慕容冲的心里就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在苻坚享受着与慕容冲的恩爱时他所倚重的宰相王猛看不下去了，规劝一番，才使苻坚极其不舍地把慕容冲放出了皇宫，做了平阳太守。苻坚本是爱慕容冲的，但慕容冲却将这段经历视为了奇耻大辱。

十四年后，慕容冲卷土重来，于公元385年打到长安城下。慕容冲攻势强悍苻坚眼看城池守不住了，便拿出二人当年温存的旧衣服派人给慕容冲送去，希望能感动旧情人，结果却遭到了慕容冲的拒绝。

这位多情帝王不得已留下太子苻宏当替死鬼，自己领兵逃到五将山，但不幸被羌族首领姚苌杀死。而慕容冲攻进长安后，在城里大肆屠杀，一洗当日的耻辱。苻坚最终只怕也无法想到，自己是死在当日的一番多情之上。

年纪轻轻的唐穆宗为何死于非命

唐穆宗是唐宪宗第三子，最初名李宥，册封为皇太子后才改名为李恒。公元821年，二十六岁的李恒登基，然而这位风华正茂的皇帝还没有在龙椅上坐多久，便在公元824年驾崩于自己的寝殿，时年三十岁。为什么唐穆宗年纪轻轻就突然猝死了呢？

穆宗壮年登基，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正是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时候，然而穆宗却没有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而是纵情享乐，毫无节制。宪宗治丧期间，穆宗就毫不掩饰自己对游乐的喜好。当宪宗葬于景陵后，他就越发没有节制。

宪宗葬后不久，他就开始了奢侈疯狂的游乐。他带着亲信随从狩猎取乐，还在兴庆宫大摆宴筵。他在宫里大兴土木，修建了永安殿、宝庆殿等。除此之外，他还用重金整修装饰京城内的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院，甚至还特意邀请了吐蕃使者前往观看。

重阳节快到时，穆宗又想大宴群臣，担任拾遗的李珏等人上疏劝谏：陛下刚刚登临大宝，年号尚且未改，宪宗皇帝园陵尚新，如果就这样在内廷大举宴会，恐怕不合适。穆宗根本不听。在重阳节那天，还特意把朝廷贵戚、公主驸马等都召集到宣和殿饮酒高会。

对于穆宗的“宴乐过多，畋游无度”，大臣们进行谏言，穆宗虽表面上虚心接受，但实际上根本不拿臣子的话当回事，转过身依旧是我行我素。穆宗这种近乎疯狂的游乐，到了长庆二年十一月才算有了收敛。

原因是这样的：唐穆宗是一位超级马球迷，公元822年，一天穆宗围猎后回宫，就与宦官内臣打起了马球。这时，忽然有一位内官坠马，惊马直奔穆宗而来，幸好有左右护驾，穆宗才避免受伤。由于发生了意外，这场马球赛早早收场，而穆宗也回到大殿准备休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一阵头晕目眩，然后便昏了过去。之后整整三日他都卧病在床，不见众臣，御医对他当时病情的描述则是类似现在的中风。

虽说穆宗并没有在这次意外中一命呜呼，但身体却是再也没有好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有术士建议他服用金石丹药来延年益寿。于是为了长生不老，穆宗和他的父皇宪宗一样，迷恋上了金石之药。处士张皋曾经上疏，对穆宗服食金丹一事提出过劝阻：“神虑淡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药以攻疾，无疾不可饵也……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此陛下所详知也，岂得复循其覆辙乎！”穆宗虽表面上纳谏，实际上却没有停食丹药，以致身体严重受损。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二十二日，穆宗就病死在他的寝殿之中，时年三十岁。

正是因为疯狂游乐、贪生之心太甚，唐穆宗才在大好年华猝然死亡。何其悲哉！

赵匡胤猝死的背后

赵匡胤是一个踌躇满志的皇帝，他登基建立北宋时，中国还没有完全统一在灭掉南唐之后，赵匡胤希望借着北征的机会，灭掉北汉，实现全国统一的愿望公元976年八月，他以党进、潘美、杨光义为先锋大将军，兵分三路北上，到十月底，赵匡胤的部队就已经攻到了北汉都城太原城北。

眼看北汉就要覆灭，中国统一大业完成在即，赵匡胤却突然暴毙身亡，关于他死亡的原因，在史册上并没有留下太多记载，只是说他死时五十岁，于万岁殿逝去。作为北宋的开国皇帝，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去，不能不说是北宋的一大疑案。

于是，关于赵匡胤死亡的版本便有了许多的说法，其中最为流行，也是最为靠谱的一个，便是“斧声烛影”的传说。不过这个版本也有几个不同的说法。

据传当夜天气不错，满天星斗，赵匡胤便找来他的弟弟赵光义喝酒谈心。不料酒喝到一半，突然狂风四起，突降冰雹，赵匡胤和赵光义便将酒席搬进屋子里继续进行。

当时侍从都在门外等候，屋子里一直亮着烛光，后来侍从们看到烛光下有闪烁的身影，还有斧头砸在地板上的声音。过了片刻，又听到了赵匡胤的呼噜声等到五更时分，便没了声息，赵光义走出，突然宣布，赵匡胤去世了。

另外一个说法是赵光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已久。一日，赵匡胤病重，赵光义晚上去探望的时候，赵匡胤正昏睡不醒，赵光义便起了色心，调戏起了花蕊夫人，结果惊醒了赵匡胤，盛怒之下，他拿起斧头要去杀赵光义，不过力不从心，反而被赵光义杀死，夺了江山。

赵匡胤

最为贴近真实的一种说法即赵匡胤被赵光义下毒杀害。兄弟二人从陈桥兵变开始，到创立北宋，一直是互相帮助。作为赵匡胤的得力助手，赵光义一直希望在赵匡胤死后，能继承皇位。但赵匡胤并没有传位给他的意思，反而想传给自己的儿子德芳，于是赵光义就趁赵匡胤出兵北汉的时机，下毒杀害，夺取了皇位。

还有一种说法则为赵光义平反。说是当时赵匡胤在世时，就已经按照母亲的吩咐，决定将皇位传给赵光义，而且他还将诏书放于密室里，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如果是这样，那赵光义根本没必要杀死赵匡胤，赵匡胤应当是因病猝死的。

这种说法有明显的偏袒意味，很可能史官按照赵光义的意思填写。若从情理上来说，赵匡胤被杀的可能性更大。赵匡胤去世的时候已经有了儿孙，按照中国传统的皇位继承习惯，没有传弟不传子的理由。

就算赵光义劳苦功高，但在赵氏家族中功高者远不止他一人，而且赵匡胤死时不过五十岁，死前夕还在指挥北征北汉的事，身体丝毫不见有不舒服的征兆，关于赵匡胤的身体状况也没有正式的史料记载，猝死一说难以让人信服。

“斧声烛影”这个故事有着诸多的疑点，赵光义虽然是赵匡胤的弟弟，但自古君臣有别，赵匡胤是否愿意将他留在宫中过夜值得推敲。故事中谈及的斧声，其实就是一柄杖头饰有玉片的金权杖发出的声音，这个东西难以杀人，最大的可能，还是赵匡胤被打算篡位的赵光义毒杀了。

唯一被老婆气死的皇帝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一生雄才伟略，功绩显赫，却偏偏在最后被自己出轨的老婆气死，英雄迟暮，结局总忍不住让人叹息。说起拓跋宏来，他也算是吃尽苦头才登上帝位的，皇室中的帝位争夺战十分激烈，虽然拓跋宏最终坐到了龙椅上，但他还要听命于当时的冯太后，冯太后为人精明，多权术，对权力把持得十分严苛。

在冯太后掌权的那些年里，北魏四处安插着她的党羽，而且国计民生也都是冯太后一个人说了算。不过冯太后的管理井井有条，对北魏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也为拓跋宏日后的管理北魏做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在拓跋宏长大成人后，冯太后为他娶了皇后，便是冯太后的侄女冯媛。拓跋宏与冯媛一开始感情很好，但冯媛自己却不知道珍惜，毁了这段感情。说起缘由要说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九月，冯太后死后，拓跋宏掌握大权，他当即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

首先是迁都，将北魏的首都从平城迁往中原洛阳。为了能够顺利迁都，拓跋宏决定御驾亲征，荡平南齐，统一中国。御驾亲征自然要带着大军和满朝文武了于是，浩浩荡荡的三十万大军便向洛阳开拔。

等到了洛阳，大臣们想回也回不去了，只得留下中原，拓跋宏顺利迁都。迁都后，他又推行汉化改造，不但衣食住行全部汉化，语言也要学习汉语，但冯媛却不肯这样做，她坚决不说汉语。这件事情让拓跋宏十分恼火，经过几次沟通无效后，他便于太和二十年七月，废掉冯媛的后位，降为庶人，在瑶光寺养老。废掉皇后后，拓跋宏很快又选出了新的皇后，便是与冯媛同父异母的姐姐冯润。

冯润小名妙莲，当年是和冯媛一起进宫服侍拓跋宏的，之所以她当日没有成为皇后，只是因为她的母亲不是正房，冯润与拓跋宏的感情非常好，但可惜自身有着一种顽疾，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皮肤病，为了不被传染，拓跋宏也不得不让她远离皇宫。拓跋宏一直对冯润念念不忘，废掉冯媛后，正巧冯润的皮肤病调理得差不多了，拓跋宏便将她接进了皇宫。

冯润早年虽是善解人意，知书达理，但时光无情，她离开皇宫这几年，拓跋宏并不了解她的变化。冯润回宫后，看到当日只对自己一往情深的拓跋宏后宫多了许多宠妃，自然无法忍受，她设计除去了拓跋宏身边的妃子，让拓跋宏专宠自己。

可是拓跋宏志在大业，很少有时间陪冯润，时间一长，冯润便寂寞难耐，开始寻觅合适的情郎，先是找到了一个假太监高菩萨，二人勾搭成奸后，冯润又四处拉帮结派，利用手里的权力四处为自己寻觅更好的情人。

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冯润还要帮自己人做坏事。他的弟弟北平公冯夙一直垂涎拓跋宏的六妹彭城公主，冯润便自作主张让彭城公主嫁给自己的弟弟。彭城公主不从，便逃离洛阳，去向前方作战的拓跋宏告状。

听到皇后如此胡作非为，拓跋宏自然是非常生气。正巧那时他因为劳累过度早已疾病缠身，冯润的事情更让他病情加重。班师回朝后，拓跋宏便处置了冯润将其关押起来。一直到几年之后，拓跋宏因为久病未愈，即将离世之前，才下令将冯润赐死。

不过拓跋宏十分念旧情，仍以皇后身份厚葬她，不败坏冯家的名声。但从某种角度来讲，拓跋宏的早逝，与冯润的胡作非为有着一定的关系，正是冯润的胡闹，才使得拓跋宏心情郁结，疾病恶化，最终病逝。

成吉思汗猝死六盘山之谜

一代枭雄成吉思汗，带领蒙古族人四处征战，是一个拥有雄图霸业的征服者。领袖毛泽东也称赞其为“一代天骄”。然而如此伟大的征服者，在他死后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吊足了无数人的胃口。其中，最具魅力的历史悬念就是成吉思汗到底是怎么死的？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亲自率十万大军进攻西夏。公元1227年正月，蒙古军队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同年六月，成吉思汗到六盘山去避暑。西夏都城中兴府发生了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粮食也没有了，西夏国不得不向成吉思汗投降。然而就在西夏投降后，成吉思汗却猝死在六盘山。

据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下诏修改的《元史》记载：“（公元1227年）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啥老徒之行宫。”但是，这些文字看似言简意赅，实则语焉不详，因此后世一直不知成吉思汗到底是怎么死的，于是世人纷纷猜测。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后世大概有五种说法，且多与西夏有关。

成吉思汗（蜡像）

一是“坠马说”。这一说法是几种说法中最正统，也是最为多数人所知晓的。据蒙古国官修的《元朝秘史》记载，1226年秋天，成吉思汗带着夫人也遂去征讨西夏国。冬季时，在一个叫阿儿不合的地方打猎。不想骑的红沙马被一匹野马惊着了，导致没有防备的成吉思汗坠落马下受伤，当夜就发起了高烧。于是也遂便询问随从的将领该如何是好，有人建议反正西夏城池都在，一时半会儿也逃走不了，干脆回去养伤，等好了再来攻打。但是成吉思汗十分要强，害怕被西夏人笑话。加之正好西夏一个叫阿沙敢不的大臣讥笑他，成吉思汗听后，更加不愿退兵，遂挺进贺兰山，将阿沙敢不灭了。但此后，成吉思汗的伤病一直未好，反而加重，到122年农历七月十二日终究病死了。

二是“中毒说”。这种说法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是十三世纪意大利商人，于1275年到达中国，和元朝有十七年的交往。在其游记中这样记叙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时围攻太津（今吉州，古要塞）时，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来的毒箭。结果可想而知，毒箭攻心，伤势益重，一病不起。但是民间对“中毒”却有另一种说法：成吉思汗是让被俘虏的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在陪寑时下毒致死的。

三是“被刺说”。这种说法与上面被俘西夏王妃有关。说这位王妃在陪寝的时候，趁成吉思汗放松警惕，刺死了他。这一说法源于清朝康熙元年的《蒙古源流》。此书是蒙古喀尔喀部亲王成衮扎布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乾隆命人将其译为满、汉两种文本，并题书名《钦定蒙古源流》，收入《四库全书》。应该说，这一说法也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四是“被咬掉生殖器说”。这种说法未见于正史之中，野史也没有相关记述但却在外蒙古人中流传。这一风流事件也与西夏王妃有关。据说，这位王妃表面上虽臣服于成吉思汗，内心却不忘国仇家恨、不甘受辱。在陪寑当晚，借行房之机，将成吉思汗的阴茎给咬掉了。一个六十七岁的老人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羞恨交加，遂致病重。因为这是一件发生在帝王身上的难以启齿的特大丑事，就被瞒了下来，对外只称大汗是坠马受伤致病重。

这种说法虽然荒诞不经，但仔细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若成吉思汗真是死于西夏王妃之手，那么行刺和下毒都是不具备条件的，陪寑时乃裸体，何处藏凶器和毒药？即使带有凶器和毒药，作为一个被俘之人也是要搜身的。在这种情况下两手空空的王妃最致命的暴力行为自然是咬掉男人的要害处。

最后一个是“雷击说”。出使元朝的罗马教廷使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在其所写文章中透露，成吉思汗可能是被雷电击中身亡。“在那里却有凶猛的雷击和闪电，致使很多人死亡。”因为这原因，蒙古人很怕雷电。南宋彭达雅所著《黑鞑事略》记载：“鞑人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状。”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比之上者较为离谱。

明末后宫三大悬案

“明宫三案”悬而未解，成为历史上的疑案。所谓“明宫三案”就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梃击案”的“梃”就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成为明末的疑案，记入史册，是因为打的这个人不是普通人，而是皇太子，他就是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下一任皇位的继承者之一。

朱常洛的母亲是名宫女，万历皇帝并不喜欢她，所以，朱常洛也得不到万历的喜爱。虽然他比朱常洵年长，理应被立为太子，但因为朱常洵是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所生，万历想将朱常洵立为太子，不过怕违反祖制，又受到朝臣的反对，万历皇帝便迟迟十九年没有立太子。

在群臣的压力下，朱常洛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九岁才被立为太子，但他依然处在阴影之中，怕被万历罢免。就这样战战兢兢生活着的朱常洛，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经历了“梃击案”，这一年太子朱常洛三十三岁。

那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拿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的太监，闯入太子居住的寝宫，直到前殿才被捉下。后来万历命人审理此案，张差居然供出，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和刘成命令他去打太子的。

案情一下子便牵扯到了郑贵妃，为求自保，郑贵妃找到皇太子朱常洛，号啕大哭，请求太子宽恕。因为郑贵妃是自己父亲的宠妃，朱常洛没敢深究，不过是把张差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秘密打死，将此事草草了结算罢。案子虽然结了，看似是皇帝的家事，但实质上是国事，反映出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到底这攻击太子的人从何而来，是否真的就是郑贵妃派的人，谁也说不清楚。

这件事情始终疑云重重，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梃击案”之后，又发生了“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终于继位，他改国号为泰昌，减轻赋税，大赦天下，还为军队补发资金，一时之间，朝野感动。

本以为新皇帝还会有大作为，但没想到朱常洛才登基十天，便一病不起了。朱常洛病重，御医为他多次诊断，却没有起色。据说朱常洛得的是急性肠胃炎，一天要腹泻好几十次，后来，鸿胪寺的正卿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朱常洛就派人将他叫到宫里。

李可灼诊断了一番，就给朱常洛吃了一颗红丸，此丸药据说是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李可灼的心头最爱。这番话听起来有些虚假，但吃过红丸的朱常洛病情的确是有所好转了。于是，为了巩固，到了下午的时候，他又吃了一颗红丸结果第二天就死掉了。继位一个月的朱常洛因为吃了两颗药丸，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死因一时之间扑朔迷离，这个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朱常洛的突然驾崩引得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是吃红丸死的，有人说是劳累过度死的，还有人说是纵欲过度死的，总之争争吵吵，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了明朝的第二大后宫疑案。

泰昌帝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朱常洛死后，长子朱由校继位，那年他十六岁。所谓“移宫”，便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前后分为两个阶段，即“避宫”、“移宫”。

“避宫”是朱由校为了夺回皇权，与西李进行的一场争夺住所大战，朱常洛有东李、西李两位选侍，朱由校被托付给西李选侍照管，西李为了利用朱由校年幼的机会把持政权，要求他与自己同居乾清宫，但朱由校不同意。最后西李被迫迁移至圣哕鸾宫，而朱由校则前往乾清宫举行即位仪式。这就是后面的“移宫”之说。

“明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牵涉到了万历、泰昌、天启三代皇帝，是宫廷斗争引发的朝堂之争，这三件案子加速了宦官专权，还成为党争题目，令整个大明朝廷乌烟瘴气，一步步走向坟墓深处。

藏私房钱而丢掉性命的皇帝

1627年，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十七岁受遗命继承皇位。即位初年，崇祯帝为了减省国库的开支，便下令大幅度地裁撤边防驿站、免官税。他带领着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勤俭节约大运动。

作为倡导人和带领人，崇祯皇帝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衣服破了舍不得换新的，让宫女缝补一下接着穿，以至于有一天他在听讲官讲书时，觉得内衣的袖子破损不堪，有损颜面，便不得不时地要将袖子塞回去掩饰一下。皇帝一般吃的都是山珍海味，喝的是琼浆玉液，崇祯皇帝却是家常便饭，十分简朴。但就是这样一位事事从简的皇帝，私藏的小金库数目却是非常的惊人。

甲申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起兵后，在西安建立了政权，随后便有无数百姓蜂拥而至投靠他，不多时便召集了百万人马。李自成带着这百万大军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后进逼北京。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崇祯皇帝慌了手脚，他当时赶忙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等户部、兵部的要员们，商量如何将关外的吴三桂调入关内。

当时面对崇祯的恐慌，吴襄先给他算了一笔军费账：如果要调吴三桂入京来保卫京城安全，就需要一百万两白银作为军费。但国库空虚，账面上显示的银子只有区区四十万两，远远低于需求。所以，他恳请崇祯慷慨解囊，从自己的小金库拿出部分银子，当做军费，以解燃眉之急。

但令所有大臣没有想到的是，崇祯皇帝居然拒绝了这个请求，他宁愿将自己的私房钱藏起来，也不愿意拿出来去做这护国护家的大事。当时，满朝文武全都上疏恳求，希望崇祯皇帝拿出自己的皇银内帑以充军饷，但崇祯却向大臣们哭穷到：“内帑业已用尽。”

皇银内帑，也就是皇帝的私房钱，对于节俭的崇祯皇帝来说，让他拿出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银子来当做军饷，无异于剜他的肉，喝他的血。军饷迫在眉睫，但国库没钱，崇祯又不愿意自己掏钱，在这个六十万两白银的偌大资金缺口上，崇祯动起了歪脑筋，他想让大臣们出这笔钱。

吝啬如铁公鸡的崇祯打算号召大臣们为这次战役募捐，崇祯虽然小气，但脑子还不算笨，他知道自己都舍不得出钱，让手下人出钱就更难了，为了起到表率作用，他决定率先做好榜样。于是，他派了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他捐十万两白银，好歹表示皇室出钱了。

却没想到，这位岳父看到女婿的危难，也不肯伸出援手，声称自己没有钱，两厢僵持不下，最后还是太监徐高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使广蓄多产，后来何益？”

一个太监都明白朝廷危难近在眼前，作为皇帝的岳父应当勇敢承担起责任来，这不但是为皇帝解围，也是为了天下大事，一旦起义军攻入，即便有再多的银两，也是于事无补，还不是会落入起义军的腰包。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周奎无奈之下只好答应拿出一万两银子。万事开头难，既然有人开了头，那接下去就好办了。看到皇帝的老丈人都捐钱了，其他人也不好意思不掏腰包了，于是各家都拿出几百几千两来用做军饷。

不过，虽然这军饷东拼西凑地凑了一些，但吴三桂却迟迟没有来解救崇祯，反而做了清廷的内应，令大明王朝颠覆于一夜之间。当然这都是后话，单说这崇祯皇帝失去江山，逃入民间后，李自成攻占了北京，他从崇祯皇帝的宫内搜出了许多白银。

这些白银的具体数额在工部员外郎赵士锦的《甲申纪事》一书中曾有提到过：“贼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为了节省这一百五十万白银而丢掉了无法用银子估计的江山，崇祯皇帝连这一笔简单的账都算不过来，甚至在明朝灭亡的前一年还对着文武百官感伤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

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想不通为何自己对待旁人也不算薄情，却笼络不到人心或许从他藏私房钱这件事情就可以窥得一二吧。

雍正帝暴死之谜

公元1735年一个清冷的早晨，清朝皇帝雍正突然暴死在圆明园离宫中。

关于他的死因，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雍正刚驾崩时，京师中便谣言迭起，猜测纷纷，后世对其死因说法也各异，终成一大奇案。综合各家观点，对雍正之死有三种解释。

一是正常死亡。官方记载说雍正是忽然发病身亡。作为第一手资料的《起居注册》中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二十一日，上下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下豫。子宝亲王、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戌时皇上病情加重，急忙在寝宫发布遗诏给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龙驭上宾于二十三日子时。由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着宝亲王继传。”由以上史料看来，雍正的病应当是一种急症，有人推测雍正可能是中风而亡。

二是被刺身亡。这也是民间最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例如《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宫十三朝》等记载说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杀了皇帝。由于清朝政府采取民族高压政策，镇压了好几起汉人的造反，后为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雍正杀死了很多汉人的全族，以警世人。吕留良文字狱正是雍正六年发生的。十年十二月，留良、葆中父子被处死。其亲人也被严加处置，另一子毅中斩决，孙辈发配极边为奴。传说吕留良的孙女四娘以宫女身份混入皇宫侍奉皇上，伺机行刺还有传说四娘在吕案发生后逃亡外地，练就一身功夫潜入宫内，以飞剑砍去清帝脑袋。还有人传说除四娘外还有一位名为鱼娘的女子做帮手。

虽然这些仅为传说，但即使下笔谨严的学者，在提到世宗死时，也会提及这些传闻。但有人认为这种行刺之说纯属谣言，并举出例证。一、吕案发生后，其家人皆受罚，无漏网之鱼。二、四娘根本不可能混进宫。吕氏的孙辈在宁古土基成为奴隶，犯大罪的人犯多是这种下场。所以四娘不可能混入宫内。三、圆明园内戒备森严，设护军营，一个女子根本不可能飞檐走壁，穿过昼夜的巡逻和森严的戒备，轻易地就进入寝宫，刺杀皇帝。因而，雍正遇刺身亡的说法便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雍　正

于是就有了第三种说法，认为雍正是服丹药中毒而亡。这是从宫中档案等资料中推出的结论。雍正生前崇佛信道，迷信鬼神，“所交多剑客力士”，在宫中也曾蓄养了一些僧道异能之士，甚至于结交为兄弟。雍正从雍正四年开始服用道士炼制的既济丹，雍正八年得大病后，又命道士为他炼制丹药疗疾，及至雍正十三年八月，他传旨在圆明园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炼煮。照这种情况看，很有可能是由于丹药中有毒成分在体内长期积聚，或者是那两百斤牛舌头黑铅，终于使雍正帝中毒死去。

而这些都是可以找到佐证的。首先，雍正死后第三天，乾隆登基后忽然下谕旨将炼丹道士驱逐出宫。让人疑惑的就在这里，新君刚登基，尚有众多事务待理，为什么急于驱逐数名道士呢？乾隆还说其父视僧道如俳优，未听一言，未服一药，这显然在为父亲辩解。如果雍正不信道，不服药，宫里的道士和丹药是如何而有？他又说这几个道士早就该受驱逐，但为何世宗容忍他们在宫中？乾隆如果为的是崇正道、黜异端，就应该加以排斥，然而他却沾沾自喜地称：“朕崇敬佛法……仰蒙皇考嘉奖，许以当金法会中契超无上者，朕为第一。”而且，还善待超盛、元日两僧让他们来京瞻仰梓宫。

其次，乾隆在同日另下谕旨告诫内监、宫女不许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这些让人明显可以看出来此事必与世宗横死有关，否则为何皇太后闻外间闲话会心烦？

雍正帝的死因因各种流传而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让人难辨真假。悬案尚未解开，看来，雍正的死还会继续引起人们探讨的兴趣。

同治帝死因之谜

同治皇帝，是叶赫那拉氏（慈禧）于咸丰六年所生。同治六岁时登基称帝同治十二年亲政，却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病逝，此时距其亲政日期不到两年。对于同治的死因，朝野上下说法各异，至今仍然是个谜。

有的说同治是死于天花。翁同龢是同治授读师傅，曾多次奉两宫太后之命前往探视。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了亲眼目睹的同治帝的病情：“十一月初二日，入至内务府大臣处，……见御医李德立、庄守和脉按言：天花三日……”又记：“初八日，伏见天颜，……花极稠密，目光微露。”就在同治帝病逝当月，慈安太后之女也因患天花而死于宫中，说明当时宫内确实流行天花病毒，同治帝不幸感染不治身亡。近来，学者在清代档案中发现了属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的《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查阅了自同治发病来，召御医李德立、庄守和入宫请脉的脉案、处方及服药记录，肯定同治帝是死于天花无疑。

这些记载只是宫廷里的片面记载，而民间的大多传闻却说同治帝是死于梅毒在一些正规学术著作里都记载着同治帝微服出宫，嬉戏游乐，甚至出入烟馆妓院的故事，如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中就有同治因出游而患梅毒终致死亡的记载。

据记载，同治帝十分敬爱端庄娴静的阿鲁特氏皇后，但慈禧太后不喜欢阿鲁特氏。因为皇后文静、不爱热闹，每次看到男女私情，则面壁而坐。慈禧本来对皇后就不满意，这样就更加不喜欢她了。皇后多次受责怪，依旧我行我素，慈禧便觉皇后故意不给她面子。而皇后对同治帝则是笑脸相迎，慈禧更认为她狐媚惑主，于是限制同治帝宠爱皇后。加之慈禧特别喜欢侍郎凤秀的女儿，强迫同治宠爱她，想册立其为皇后。可是凤秀的女儿人虽漂亮，举止却特别轻佻，因此同治帝不喜欢。在生母慈禧的干预下，婚姻不幸福的同治与太监佞臣常常微服外出寻花问柳。但同治怕臣下看见，不敢去京中较大的妓院名楼，专门找隐蔽的小妓院暗娼等处。起初，人们对他的身份毫无所知，后来知道了也佯装不知。一些王公大臣注意到同治帝的这种行为，屡次劝谏却毫无成效。

同治染上梅毒后，开始时毫无察觉，后来脸面、背部显出斑点，才召太医诊治。御医一见大惊，不知如何是好。慈禧却传旨，向外界宣布说皇上只是染上天花。御医们畏惧慈禧，于是按照出痘的医法开药，自然没有效果。皇帝龙颜大怒问道：“为何不按我的病医治我？”太医回奏：“太后命之。”而且《翁同龢日记》中记载说：“风声过大，且非两宫圣意。”同治愤恨不已。梅毒在当时是绝症，以天花治之，显然是为了掩盖丑闻，以免丢皇家脸面。所以同治后来就日益病重，下部溃烂而死。

虽然这些传闻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这些传闻传扬甚广，而同治帝又死得可疑，因此许多人怀疑他死于梅毒也就不奇怪了。

同治究竟是死于天花还是死于梅毒？上文的两种说法各有各的来源，各有各的道理，让人难以辨别是非真假，遂成清宫又一疑案。

光绪死因之谜

公元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突然“驾崩”于北京中南海，死时年仅三十八岁。11月15日，掌控晚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七十四岁。皇帝和太后一前一后死亡，相隔不到二十小时，轰动北京，震动中国。

光绪皇帝的死亡很不寻常，他年仅三十八岁，正当盛年，虽然从小身体羸弱，但并无生命之忧。最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光绪恰恰死在慈禧死的前一天，这惊人的巧合不得不让人怀疑，是慈禧从中作梗。

之前因为“戊戌变法”而逃亡到海外的保皇党，一边为光绪吊丧，一边大肆声讨慈禧太后与袁世凯，指责他们是谋害光绪的主犯；国内众人也狐疑满腹，流言纷纷。光绪皇帝的死引起许多猜测，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关于光绪帝的死因，历史上有许多不同说法，但大都与慈禧太后有关：

说法之一：慈禧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害怕自己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掌权，推翻自己的历史，于是派人毒死了光绪帝。这是最常见也是后人最认可的一种说法。据传清末名医屈桂庭多次给光绪帝看病，他在回忆录中说：“光绪在临死前三天，在床上不停地翻滚，并且不停地大叫，‘肚子疼得不得了’。脸色发暗，舌头又黄又黑，明显是中毒症状。”根据这种说法，光绪是被毒死的，最大的嫌疑人是慈禧太后，她掌控政权，又严密控制光绪帝，为保政权最可能下毒。

说法之二：袁世凯曾在戊戌变法中出卖光绪帝，他怕慈禧死后，光绪报复自己，于是通过太监用剧毒药物害死了光绪帝。据末代皇帝溥仪回忆：“我亲耳听到一个侍候光绪帝的老太监讲：‘光绪帝死前一天，只是用了一剂药，才变坏的。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送的。’”

说法之三：太监李莲英胡作非为，罪恶滔天，在得悉光绪帝的日记中载有西太后死后将诛袁世凯和他的消息后，与慈禧一起毒害了光绪。

说法之四：光绪帝体质虚弱，据医学专家根据光绪帝生前的病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代中医学理论，推断光绪帝是因为严重肺结核病加上其他并发症而死的。

说法之五：光绪帝从小身体虚弱，而且有严重的肾亏，他从几岁起就受慈禧的压制，长期生活在紧张之中，又遭受一连串的挫折和打击，导致病情逐渐加重引起一系列呼吸道、消化道等并发病症，最后病亡。

然而，猜疑归猜疑，流言归流言，谁也无法提供光绪被害的确凿证据，究竟哪一个说法更接近于事实呢？光绪帝的确切死因到底是什么？史学界关于光绪死因的辩论从未停止，怀疑谋杀说和正常死亡说几经交锋，却一直没能形成学术定论。因此，光绪的死因似乎成为历史上一个无法破解之谜。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考古工作的进展，光绪帝死因终于在他死后百年之际得到破解。科学家通过提炼光绪帝头发中的元素含量，经过科学测算，发现他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

后来，又按照规范的法医检验要求和方法，提取了光绪遗骨及衣物样品测试结果肩胛骨、脊椎骨和每件衣物的胃区部位、系带和领肩部位的含砷量很高；内层衣物的含砷量大大高于外层。再对光绪棺椁内、墓内物品和陵区水土等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光绪头发上的高浓度砷物质并非来自环境沾染。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光绪头发上的高含量砷并非为慢性中毒自然代谢产生，而是来自于外部沾染；大量的砷化合物曾存留于光绪尸体的胃腹部，尸体腐败过程进行再分布，侵蚀了遗骨、头发和衣物。而砷化合物也就是剧毒的砒霜。因此，专家认为，光绪帝是死于砒霜中毒。

可以肯定的是，光绪帝是被下毒谋杀的，那么谋害他的最大犯罪嫌疑人就是慈禧。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积怨太久，仇恨太深，早已到了势不两立、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地步。慈禧曾多次想害死光绪帝，慈禧极为害怕自己死后，光绪报复她，让她死后不得安宁、死不瞑目，所以她可能预先设计毒死了光绪。

光绪帝在死亡前一天，向全国发布诏令，命令各地总督巡抚寻找名医名方推荐进京，为皇帝治病。这件事起码说明了两点，一是皇帝这时非常清醒，不像一个意识模糊、即将升天的人；二是皇帝对治好自己的病充满信心。但是就在第二天皇帝就突然死了，令人感到奇怪。

更让人奇怪的是，就在同一天，清朝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两道诏令。第一道：命醇亲王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并在上疏房读书。第二道：授溥仪之父载沣为摄政王。光绪帝早已无权力，不可能任命自己的接班人，那么最有可能下这道命令的人就是慈禧。慈禧一定要光绪帝死在她之前。果然，诏令下达第二天，光绪驾崩。第三天，慈禧也驾鹤西去了。

当然，这只是光绪中毒最大的可能性，下毒之人或许永远也不能确定，因为一切关键人物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谋害光绪帝的阴谋一定与慈禧有关，最大嫌疑人就是慈禧。

同治帝死因之谜

同治皇帝，是叶赫那拉氏（慈禧）于咸丰六年所生。同治六岁时登基称帝同治十二年亲政，却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病逝，此时距其亲政日期不到两年。对于同治的死因，朝野上下说法各异，至今仍然是个谜。

有的说同治是死于天花。翁同龢是同治授读师傅，曾多次奉两宫太后之命前往探视。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了亲眼目睹的同治帝的病情：“十一月初二日，入至内务府大臣处，……见御医李德立、庄守和脉按言：天花三日……”又记：“初八日，伏见天颜，……花极稠密，目光微露。”就在同治帝病逝当月，慈安太后之女也因患天花而死于宫中，说明当时宫内确实流行天花病毒，同治帝不幸感染不治身亡。近来，学者在清代档案中发现了属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的《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查阅了自同治发病来，召御医李德立、庄守和入宫请脉的脉案、处方及服药记录，肯定同治帝是死于天花无疑。

这些记载只是宫廷里的片面记载，而民间的大多传闻却说同治帝是死于梅毒在一些正规学术著作里都记载着同治帝微服出宫，嬉戏游乐，甚至出入烟馆妓院的故事，如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中就有同治因出游而患梅毒终致死亡的记载。

据记载，同治帝十分敬爱端庄娴静的阿鲁特氏皇后，但慈禧太后不喜欢阿鲁特氏。因为皇后文静、不爱热闹，每次看到男女私情，则面壁而坐。慈禧本来对皇后就不满意，这样就更加不喜欢她了。皇后多次受责怪，依旧我行我素，慈禧便觉皇后故意不给她面子。而皇后对同治帝则是笑脸相迎，慈禧更认为她狐媚惑主，于是限制同治帝宠爱皇后。加之慈禧特别喜欢侍郎凤秀的女儿，强迫同治宠爱她，想册立其为皇后。可是凤秀的女儿人虽漂亮，举止却特别轻佻，因此同治帝不喜欢。在生母慈禧的干预下，婚姻不幸福的同治与太监佞臣常常微服外出寻花问柳。但同治怕臣下看见，不敢去京中较大的妓院名楼，专门找隐蔽的小妓院暗娼等处。起初，人们对他的身份毫无所知，后来知道了也佯装不知。一些王公大臣注意到同治帝的这种行为，屡次劝谏却毫无成效。

同治染上梅毒后，开始时毫无察觉，后来脸面、背部显出斑点，才召太医诊治。御医一见大惊，不知如何是好。慈禧却传旨，向外界宣布说皇上只是染上天花。御医们畏惧慈禧，于是按照出痘的医法开药，自然没有效果。皇帝龙颜大怒问道：“为何不按我的病医治我？”太医回奏：“太后命之。”而且《翁同龢日记》中记载说：“风声过大，且非两宫圣意。”同治愤恨不已。梅毒在当时是绝症，以天花治之，显然是为了掩盖丑闻，以免丢皇家脸面。所以同治后来就日益病重，下部溃烂而死。

虽然这些传闻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这些传闻传扬甚广，而同治帝又死得可疑，因此许多人怀疑他死于梅毒也就不奇怪了。

同治究竟是死于天花还是死于梅毒？上文的两种说法各有各的来源，各有各的道理，让人难以辨别是非真假，遂成清宫又一疑案。

光绪死因之谜

公元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突然“驾崩”于北京中南海，死时年仅三十八岁。11月15日，掌控晚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七十四岁。皇帝和太后一前一后死亡，相隔不到二十小时，轰动北京，震动中国。

光绪皇帝的死亡很不寻常，他年仅三十八岁，正当盛年，虽然从小身体羸弱，但并无生命之忧。最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光绪恰恰死在慈禧死的前一天，这惊人的巧合不得不让人怀疑，是慈禧从中作梗。

之前因为“戊戌变法”而逃亡到海外的保皇党，一边为光绪吊丧，一边大肆声讨慈禧太后与袁世凯，指责他们是谋害光绪的主犯；国内众人也狐疑满腹，流言纷纷。光绪皇帝的死引起许多猜测，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关于光绪帝的死因，历史上有许多不同说法，但大都与慈禧太后有关：

说法之一：慈禧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害怕自己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掌权，推翻自己的历史，于是派人毒死了光绪帝。这是最常见也是后人最认可的一种说法。据传清末名医屈桂庭多次给光绪帝看病，他在回忆录中说：“光绪在临死前三天，在床上不停地翻滚，并且不停地大叫，‘肚子疼得不得了’。脸色发暗，舌头又黄又黑，明显是中毒症状。”根据这种说法，光绪是被毒死的，最大的嫌疑人是慈禧太后，她掌控政权，又严密控制光绪帝，为保政权最可能下毒。

说法之二：袁世凯曾在戊戌变法中出卖光绪帝，他怕慈禧死后，光绪报复自己，于是通过太监用剧毒药物害死了光绪帝。据末代皇帝溥仪回忆：“我亲耳听到一个侍候光绪帝的老太监讲：‘光绪帝死前一天，只是用了一剂药，才变坏的。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送的。’”

说法之三：太监李莲英胡作非为，罪恶滔天，在得悉光绪帝的日记中载有西太后死后将诛袁世凯和他的消息后，与慈禧一起毒害了光绪。

说法之四：光绪帝体质虚弱，据医学专家根据光绪帝生前的病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代中医学理论，推断光绪帝是因为严重肺结核病加上其他并发症而死的。

说法之五：光绪帝从小身体虚弱，而且有严重的肾亏，他从几岁起就受慈禧的压制，长期生活在紧张之中，又遭受一连串的挫折和打击，导致病情逐渐加重引起一系列呼吸道、消化道等并发病症，最后病亡。

然而，猜疑归猜疑，流言归流言，谁也无法提供光绪被害的确凿证据，究竟哪一个说法更接近于事实呢？光绪帝的确切死因到底是什么？史学界关于光绪死因的辩论从未停止，怀疑谋杀说和正常死亡说几经交锋，却一直没能形成学术定论。因此，光绪的死因似乎成为历史上一个无法破解之谜。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考古工作的进展，光绪帝死因终于在他死后百年之际得到破解。科学家通过提炼光绪帝头发中的元素含量，经过科学测算，发现他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

后来，又按照规范的法医检验要求和方法，提取了光绪遗骨及衣物样品测试结果肩胛骨、脊椎骨和每件衣物的胃区部位、系带和领肩部位的含砷量很高；内层衣物的含砷量大大高于外层。再对光绪棺椁内、墓内物品和陵区水土等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光绪头发上的高浓度砷物质并非来自环境沾染。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光绪头发上的高含量砷并非为慢性中毒自然代谢产生，而是来自于外部沾染；大量的砷化合物曾存留于光绪尸体的胃腹部，尸体腐败过程进行再分布，侵蚀了遗骨、头发和衣物。而砷化合物也就是剧毒的砒霜。因此，专家认为，光绪帝是死于砒霜中毒。

可以肯定的是，光绪帝是被下毒谋杀的，那么谋害他的最大犯罪嫌疑人就是慈禧。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积怨太久，仇恨太深，早已到了势不两立、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地步。慈禧曾多次想害死光绪帝，慈禧极为害怕自己死后，光绪报复她，让她死后不得安宁、死不瞑目，所以她可能预先设计毒死了光绪。

光绪帝在死亡前一天，向全国发布诏令，命令各地总督巡抚寻找名医名方推荐进京，为皇帝治病。这件事起码说明了两点，一是皇帝这时非常清醒，不像一个意识模糊、即将升天的人；二是皇帝对治好自己的病充满信心。但是就在第二天皇帝就突然死了，令人感到奇怪。

更让人奇怪的是，就在同一天，清朝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两道诏令。第一道：命醇亲王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并在上疏房读书。第二道：授溥仪之父载沣为摄政王。光绪帝早已无权力，不可能任命自己的接班人，那么最有可能下这道命令的人就是慈禧。慈禧一定要光绪帝死在她之前。果然，诏令下达第二天，光绪驾崩。第三天，慈禧也驾鹤西去了。

当然，这只是光绪中毒最大的可能性，下毒之人或许永远也不能确定，因为一切关键人物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谋害光绪帝的阴谋一定与慈禧有关，最大嫌疑人就是慈禧。

第三篇

龙椅上的奇闻

不当帝王当和尚的闹剧

不当帝王当和尚，听起来有些不可理喻，但中国历史还的确就有这么几位皇帝，脱下龙袍，换上僧袍，走下殿堂，走进庙宇。

身为一国之主，先后几次舍身佛寺为奴，再由臣僚用高价“赎”出。这种咄咄怪事的主角，乃是梁武帝萧衍。

萧衍，兰陵（今常州西北）人，501年发兵攻入建康（今南京），灭齐建立梁朝。他原来信奉道教，但称帝三年后，便下诏宣布自己舍道事佛。他广建佛寺，仅京城建康一处，寺院就多达五百余所，僧尼十万余人。他本人也被称为“皇帝菩萨”。由于他的倡导，汉地僧尼改变了原来食三净肉的习惯。

几次北伐失败后，为博取美名，他曾多次出家当和尚，只是他当和尚纯粹是作秀，并非真的皈依佛门。

527年，萧衍到当时建康最大的、僧侣有数千人的同泰寺进香，忽然脱下龙袍，当起了和尚，说是舍身佛寺，为国家祈福。不过，三天后，他又灰溜溜地回去了。

此后不到两年，萧衍第二次舍身同泰寺。他对大臣们的哀求置若罔闻。两个多月后，大臣们终于明白皇帝的心意：给同泰寺捐钱。于是，大臣在捐钱一亿万后，才把他“赎”了出来。

此后，萧衍又去“舍身”了两次，每次都以身价一亿万钱让大臣“赎”回来。

546年三月，年近八十岁的萧衍又进了同泰寺去讲《三慧经》。这回是白天讲经，晚上回宫。一个月后，同泰寺着了一场大火，庙里的泥像和佛像画都烧光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佛祖并没有保佑这个虔诚的弟子。548年，叛东魏降梁的侯景发动兵变，第二年，梁武帝在饥饿和疾病中凄凉地死去。

历史上，当过和尚的皇帝如梁武帝、明太祖，是众所周知的事。据说，唐朝还有一位鲜为人知，那就是唐宣宗李忱。他究竟是否做过和尚，至今仍有争论。

唐宣宗较有作为，有“小太宗”之誉。野史载，李忱是唐宪宗李纯的小儿子，因为有才能，深遭他那两个做皇帝的侄儿唐文宗、武宗的妒忌。唐武宗登基后，曾派人将光王李忱抓来，浸在厕所里。有个叫仇公武的宦官借口已杀死光王，而将其送出皇宫。李忱削发乔装为僧，最后在浙江盐官（今海宁）镇国海昌院（安国寺）当了一个小沙弥，方文齐安还替他取名为琼俊。几年后，武宗病死，李忱返京当了皇帝，他不忘方丈恩德，就赐以悟空国师的谥号，并将禅院扩建，取名为齐丰寺。

据康熙时《海宁县志》说，齐安亦系“帝子”，自幼落发为僧，为唐末一代宗师。李忱与齐安密切，缘本深远。

也有学者认为，唐武宗曾进行灭佛运动，引起僧人的愤恨。宣宗即位后，重兴佛教，这些僧人感激不尽，大造舆论，编出此事。

正史中也有些蹊跷。比如在《旧唐书》中就记载有宣宗为光王时为了避祸假装痴呆，文宗、武宗常常在宴会上把他当做笑料等语句。接着又云：“宣宗皇帝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民间疾苦。”让世人产生疑问：此话从何而来？武宗病死不几日，唐宣宗便即位，时间仅相隔十余天，宦官们为何那么容易就将他找到此外，宣宗恩怨分明，他即位后，为何不对武宗进行任何报复？

看来，唐宣宗是否当过和尚一事，仍需一番探究。

这些皇帝放着好好的龙椅不坐，非要去打禅问佛，但他们其实又并非是真心向佛，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点小脾气，却最终误国误民。

历史上其实有三位女皇帝

在人们的记忆中，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就是武则天，她在位时，继贞观之治，启开元盛世，政绩斐然，一生唯我独尊、敢作敢当，死后又为自己立了一块没有任何文字的“无字碑”。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严格说起来，武则天只能位列第三。那么，前两位会是谁呢？

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是北魏孝明帝的女儿元姑娘。元姑娘即位时还是个女婴她的登基完全是她的祖母——宣武帝之妃、孝明帝之母胡太后一手安排的。

幼主孝明帝登基后，胡太后则母以子贵被尊为太后，并因孝明帝年幼而临朝听政。胡太后在政治上恣意专权，生活上又十分淫乱，引起朝臣不满。侍中元叉中侍刘腾等曾将胡氏幽禁于北宫。后来，胡氏重新临朝听政，更加肆无忌惮“为四方所秽”，当然也引起孝明帝的不满，于是母子之间嫌隙屡起。

据《北魏后妃》记载，公元528年，孝明帝之妃生下一个女儿，当时胡太后谎称生了一个皇子，并设计毒死了明帝，拥立“皇子”为帝。几天后，胡太后又忽然宣布襁褓皇帝原来是个女婴，当然，出尔反尔都是为了宫廷斗争的需要，元姑娘只不过是胡太后手中的一枚棋子。小女婴虽然只做了几天的皇帝，但是，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

而第二位女皇帝是陈硕真，浙江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自幼父母双亡，和一个妹妹相依为命，历经风风雨雨，尝尽人间辛酸苦辣。

当时，唐高宗即位，由于唐太宗统治后期奢侈之风盛行，劳民伤财，使部分地区的人民受到了较重的剥削和压迫。青溪位于今天浙江西北部，这里山高谷深，物产十分丰富。正因如此，统治者对其也格外关注，搜刮无度，使得这一地区的百姓负担十分沉重，怨声载道。

有一年，当地发了大洪水，百姓们流离失所，民不聊生。陈硕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她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打开东家的粮库救济灾民，不料被管家发现，打得她死去活来，当夜被乡人救出，逃入山中隐蔽起来。

在此之后，当地百姓不断听到有关陈硕真“得到成仙”的传言，她的亲戚也到处宣传陈硕真已经成仙从天界重回人间，现在法力无边，变幻莫测，能够驱使鬼神。于是，乡民们都寄希望于她能为民除害造福。（农民起义一般都会借助封建迷信的力量，陈硕真也不例外。）

公元653年十月初六夜，她率领民众在淳安田庄里举行起义，家乡人民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扩充到万余人，陈硕真自立为“文佳皇帝”，带领民众曾连续攻克桐庐、睦州等地，并逼近歙州、婺州，对封建统治者造成威胁，一时间威名大震。

朝廷闻讯后，即派扬州刺史房仁裕带兵前往镇压，婺州刺史崔义玄也赶紧征集兵力对起义军进行打击。由于义军缺乏实战经验，几经浴血奋战，死伤无数，最终全军覆没。

陈硕真从起兵到兵败身亡，不过一个多月时间，但是震动东南，影响极大。她自称皇帝，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她被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评价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

按历史时间推算，当时武则天还是唐高宗的昭仪。陈硕真自立皇帝的第三年（公元655年），武则天才被立为皇后。一直到公元690年，武则天才自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所以只能是位列第三。但是她掌握了政权，并且在位整整十五年的时间，所以，她是中国历史上“标准”的女皇帝。

朱元璋和慈禧的形象塑造

故宫南薰殿中共收藏了中国历代的皇帝、皇后肖像七十五幅，其中画像最多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一人就有十三幅。让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些画像一种是相貌堂堂，另一种是丑陋不堪。朱元璋到底长什么样呢？

朱元璋出身草莽，又当过和尚，其长相如何在民间有多种版本。传说他额头和太阳穴隆起、颧骨突出、长下巴、大鼻子、粗眉毛、金鱼眼、满脸麻子等。甚至有传说他曾召集三名画师为其画像，前两位据实画像的画师都为其所杀，第三位在形似的轮廓上刻意美化才博得朱元璋欢心。

民间朱元璋画像中，常有阔长宽广的大嘴巴，有些甚至比例不当地在其脸上画上斑点，以突出民间传说的“三十六颗红麻子”。这些画像线条粗陋，有的服饰冠带不合明朝规制，显然是民间艺人的信手涂鸦之作。

真正的朱元璋长相极有可能是面貌一般但有些特征较为独特，譬如大嘴巴等让人印象深刻。民间画像只不过夸大了这一特征而已，就像现代人的漫画。

有学者虽然认同民间传说的“脸面有皱纹而痘点斑斑，颚部突出”，但也对民间丑化朱元璋的那些画像表示了质疑，认为那些画像是基于画师的故意丑化，提出“太祖和其他皇帝一样英俊”。

慈　禧

朱元璋

从故宫所藏历代明朝皇帝的长相看，从成祖到崇祯皇帝面貌大抵相若，而他们和宫藏的朱元璋像也都有几分相像。从明朝世系相传的面貌特征看，朱元璋并非丑得吓人。

统治者都想给后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朱元璋不愿意自己在后人眼中成为一个丑陋的皇帝，而慈禧虽然垂帘听政，被公认为是一个祸国殃民、蛮横霸道的人，但她也不愿意被后人认为是一个凶残霸道的人。慈禧人前的一些举动，说明了她这个心理。在一些侍从的描述中，慈禧不但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老太太，而且对身边的人非常照顾。

河南永城人苏勋丞曾在皇宫站岗，慈禧和光绪外出时，也跟随保驾。他曾回忆过关于慈禧的几件事：

一个冬夜，苏勋丞和另一名士兵在宫内站岗，此时已是夜里11点左右，是慈禧进夜膳的时候。天刮着寒风，他们感到又累又饿。没想到，两个宫女奉慈禧之命，给他们端来了馒头和肉。

1903年冬季的一天，宿卫营的士兵们将外省进贡的鲜蜜桃抬往万寿宫后，列队觐见慈禧。当时，士兵们都穿大号夹制服，为了美观，一律将棉袄塞在裤腰里。慈禧就问：张勋哪，大兵怎么没穿小棉袄呀？张勋赶紧说：回老佛爷，兵士的棉袄穿在里面呢。慈禧似乎不太相信，就向苏勋丞胸前夹制服里面摸了摸，摸到了棉袄才算数。

一次，苏勋丞与一名叫王保清的士兵在皇极殿东边站岗，慈禧路过，站在王保清面前，问王的姓名、籍贯、家中人口等。听完回答后，慈禧用怜惜的口吻说：可怜你们这些孩子，抛家舍业地保护咱家，好好地干，将来给你个官做。

慈禧和光绪出宫时，銮舆卫轮流换班，抬一里轿后，可以骑几里马，士兵们则往往跑得汗如雨淌。但光绪为了赶路，总是拍着轿子，一个劲地催促。1902年夏天，慈禧和光绪去东陵，士兵们跑得太久，相继晕倒了一些人，光绪见此情形后，乐得拍手大笑。到了东陵后，慈禧便对光绪大加申斥，谴责他不知下人甘苦。

除了朱元璋和慈禧，其他历代的统治者都希望以一个完美英明的形象流传后世，但历史会记住他们做过的一切，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最忙碌皇帝的日程安排表

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于1424年驾崩，他自从1402年登基以来，在近乎八千零六十二天的在位时间里，一直都是处于忙碌的工作状态，从未浪费过一天。从西历1423年2月23日这天，便能看出永乐大帝的生活形式和内容。

四更的时候，朱棣起床，然后开始沐浴更衣，让人梳理他的头发，修剪他的胡须，随后便喝点茶，吃点司礼监掌印太监监督下的厨师所准备的早斋。这一天作为国家祭祀的日子，朱棣必须要十分隆重而庄严。

早餐之后，朱棣会在奉御净人的协助下，穿上他的服饰、头饰、围巾、龙袍还有尚衣监特别裁制的鞋子。当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他就要前往华盖殿举行早朝但在这祭祀即将来临之际，他只需要在奉天门举行小型的早朝就可以了。由十二个人高马大、身体强壮的太监护驾，朱棣进入一顶黄色的皇轿之中。

一路往南，前往奉天殿，而文武百官早已经排成一条直线，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当五更的鼓声减弱到听不见的时候，早朝便开始，伴随着仪式而行的叩头举行完毕，就会有一位司礼官员大声宣布朝会结束。

这时的朱棣要继续向南前行，进入五凤楼围绕的巨大午门里，在其中的一间休息房内，脱掉他的晨袍，穿上一套特别为祭祀典礼裁制的华丽服装。然后再走出午门坐上龙车，继续向南走，走向祭祀的地方。

一路上会有典乐官演奏许多队列的进行曲，直到朱棣进入大明门，从正阳门一路前往梯形的天坛，走到最上方的露台上，那里摆放着代表风、云、雷、雨山川诸神的牌位。还有一些容器，盛放着酒和食物，这是祭祀品。

当号角、鼓和二十三种其他的乐器共同奏起，形成一种庄严的韵律时，祭天献礼大典便正式拉开帷幕了。当这些繁文缛节通通结束后，从祭祀地返回宫中朱棣会在文华殿下轿子，进入御药房。

这时便马上会有两名御医为朱棣把脉诊断，象征性地问他几个问题，然后进行中国传统的“望、闻、问、切”诊断。最后开出一些药方，在看守的严密注视下，那些司药人员开始抓药配药，然后煎药。

当药熬好后，分别由一位御医和一位太医分别喝下一碗，在很长一段时间过后，朱棣才能喝到这碗本该是他喝的药。用过药后，朱棣会进行短暂的午休，午休完毕，朱棣就会进入御酒房用午餐。

当正午时分，朱棣便会在右顺门举行午朝，事无巨细地处理着国家大事，这场朝会大概会进行到下午两点左右，当一切都处理得当后，朱棣便会告诉官员接下去该做哪些工作，然后就走向东安门，那里是一个叫做东厂的秘密监察机构。

在东厂，朱棣会问一些他关心的隐晦问题，大概到下午三点，朱棣会离开这里，巡视御马监、内承运库。这些活动大概会花掉朱棣一个半小时，到下午四点半的时候，他要回到御药房喝下另一碗药。而后还要看望一下钟爱的子孙是如何读书学习的，并对他们进行一番指导和教诲。

随后就到了晚餐时间，但朱棣通常会利用就餐时间，与几个重要大臣讨论国家大事，还会批阅一些奏折。当晚餐结束后，朱棣还会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请六部主事官员、五军都督府都督，以及少数几位公侯，到午门内的会议室开会。

这个会议的时间会很长，通常结束都会在半夜了，当道二更天的时候，太监们提醒朱棣用药，然后回到住所，这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朱棣开始被人服侍着宽衣解带，准备休息睡觉了。

当然，这时朱棣会选择一位妃子侍寝，而这时的时间基本上已经快十一点了。朱棣晚上会和妃子做什么、说什么，甚至朱棣临睡前要读一些东西，打发临睡前的漫漫长夜，这些都会有随行太监做出详尽的记录。

朱棣的一天就这样过去，忙碌枯燥，紧张乏味，但这个皇帝就是这样度过了他在位的每一天。从朱棣的日程表可以看出，他所操劳的都是这个国家的事情，或许他认为这样能让他在史书上增添几分光彩，掩盖篡位弑君的真相。

晋武帝为何传位傻儿子

晋武帝司马炎，英明神武，纵横沙场，为晋王朝耗尽了自己的半生心血。然而果敢英武的晋武帝却做了件让后人跌破眼镜的事，居然将辛苦打下的江山交给一个傻儿子来继承，致使西晋王朝昏暗动荡，最终成了一个短命王朝。晋武帝为何如此做？

公元259年，司马炎的夫人杨艳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司马衷。因为大儿子夭折，所以眼前这个儿子可以说是他们实际意义上的长子。司马炎很高兴，曾私下对夫人承诺将来一定让其继承大统。

其实晋武帝一直觉得这个儿子有点不对头，等司马衷长大了一点后，才发现儿子有点傻。司马炎对此很发愁，担心司马衷会丢了祖宗开创的家业。所以晋武帝并没有盲目地兑现当年的承诺立司马衷为太子，他要再观察观察。谁知道观察之后，晋武帝的心就更凉了，于是便和杨皇后商量更易太子。杨皇后并不是不知道儿子傻，也不是不清楚立傻儿子为太子将意味着什么，但她坚决反对丈夫的意见，说孩子还小，到底傻不傻也要等他长大了才能知晓，现在下定论显得太早她还说自古以来立太子都是立嫡立长不立贤，怎么能够因为太子稍微笨了一点就随便更改规矩坏了祖宗的制度呢？晋武帝想想皇后的话倒有几分道理，于是就把这件事暂时搁下了。

然而杨皇后却害怕夜长梦多，天天缠着晋武帝。晋武帝耳根子软，被缠得没办法，心想不管怎么说儿子也是亲生的，傻点没关系，给他找个好师傅好好教育说不定长大了就成才了。于是，晋武帝在司马衷九岁那年立他为太子。

杨皇后竭力让晋武帝立傻儿子为太子，除去为自己家族利益考虑外，还因为伟大的母性迫使杨皇后急切地想补偿这个从一出生就傻乎乎的儿子，也正是这种伟大的母性淹没了她仅有的一点理性，为短命的西晋王朝埋下祸根。

晋武帝之所以决心立傻儿子为太子，除了杨皇后软缠硬磨，还有一个心理上的原因。作为司马昭的长子，晋武帝一向不太受父亲看重，甚至数次险些丢掉储君的位置，因此对晋武帝来说，同样作为长子的司马衷自然得到了他下意识的维护。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病逝，于是傻儿子司马衷即位，就是后来的晋惠帝。然而这个傻皇帝，完全被皇后贾南风所控制。一年后，皇后发动政变，杀死辅政大臣杨骏，接着又发生了“八王之乱”。公元316年，刘渊的侄子刘曜攻破长安，俘获末代皇帝司马邺，西晋就此亡国。然而这距离司马炎病逝才二十五年西晋在中国的浩瀚历史上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

北魏开国皇帝真是个精神病患者吗？

拓跋珪，北魏开国皇帝，一位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年少时，白手起家，奋勇拼搏，一路策马扬鞭，从西北边缘地区挺进中原核心地区，北魏帝国就此诞生了。为了稳坐江山，长久不倒，他继续开疆拓土，北征西讨，纵横驰骋，功绩显赫。同时，拓跋珪还积极效仿中原的各种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对国内的整个社会体系做了次“大手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以便彻头彻尾地、由内至外地来一个从胡人到汉人的大转身。最后，他成功了，北魏帝国一统了中国北方。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是这样一代盖世英雄，三十岁以后却全然变成了另一番模样，前后判若两人。

三十岁后的拓跋珪精神有点异常，常常焦虑不安，闷闷不乐，严重的时候接连几天水米不进，连续几夜不睡觉。平日里嘴里还念念有词，时而笑，时而怒，时而哀，不知道在和谁说话。他还开始不相信任何人，就连他以前的亲信都加以怀疑和猜测，而且变得极度敏感，身边的人稍有一点点异常举动，像面部表情变化，打喷嚏哈欠，话语不清等，他都将其认为是他们对自己怀恨在心的迹象，对他们大骂，弄得人心惶惶，气氛异常紧张。一位横扫天下的英雄怎么突然间就变成这样了？

有人认为拓跋珪之所以这样，是其作为夷族固有的天性所致。也有人认为拓跋珪的异常行为并无其他原因，而是因为他后期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并且还对拓跋珪为什么会患上精神病做出了进一步分析和说明。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和道教盛行，几乎人人都希望能长生不老，北魏帝拓跋珪身为一国之君，集钱权于一身，就更是如此了。为了使自己活得更长，拓拔珪服食了大量当时流行的一种名为五石散的药物。这种药中含有铅、汞、锰、硫、砷等有害金属元素，长期服食此药物，容易造成药物中毒，引起精神障碍。拓跋珪之所以会精神失常，就是他服食了大量的五石散。此外，拓跋珪患病还与其当时的处境严重刺激到其精神有关。建立北魏后，拓跋珪虽然已入主中原，但是原有的胡风胡俗却一时难以完全戒掉，严重阻碍了自己的政治统治，政权不断受到中原汉人的威胁，皇位难保。面对这种困难境地，拓拔珪极其苦恼，无计可施，过分焦虑的心情也导致了他精神上的分裂。

以上猜测始终归猜测，北魏开国皇帝是否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仍然是一个历史未解之谜。

皇帝吃饭不但“摆谱”还验毒

皇帝既然贵为九五之尊，那所享受到的待遇自然也就不同凡响了，穿的是龙袍，住的是宫殿，坐的是辇车，吃的是佳肴。说到这吃，皇帝与普通人家吃饭是不一样的，皇帝如何吃饭，各个朝代有不同的吃法，但基本来说，有一个宗旨是不变的，那就是皇帝喜欢“吃独食儿”。

皇帝会在一个专门的桌子前单独进餐，虽然吃的时候就他一个人，但身后伺候的宦官、宫女却是一大堆。因为菜太多，桌子上摆得满满的，如果皇帝够不到一些菜，那些太监就会将远处的菜夹给皇帝。

当皇帝吃饭的时候，不远处还会站着听赏的人，如宠臣、妃子、皇子。如果皇帝高兴，他就会将美食赏赐给这些人，而这些人会在另外安排的桌子前站着吃完，还要表示味道好极了。

皇帝每天吃的食物都有记载，例如《清宫档案》中就写到皇帝每天的食材是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油一斤，羊二只，鸡五只，鸭三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等共十九斤，萝卜六十个，包瓜、冬瓜各一个。苤蓝、蕹菜各六斤，葱六斤，酱和清酱各三斤，醋二斤，玉泉酒四两，饽饽八盘，每盘三十个乳牛五十头，每头牛日产乳二斤，玉泉水十二罐，乳油一斤，茶叶七十五包。

还有其他零零碎碎的加起来，需要花费银子五十两，如果赶上逢年过节，还要增加开支，所以皇帝一年吃掉几万两银子是很正常的事情。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也对此有过证实，他写道：“由几十名穿戴齐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自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

可见皇帝吃饭是多么隆重的一件事，所谓的“摆谱”是指摆菜谱，清朝的标准是每顿饭有一百二十道菜，要摆三张大桌。此外还有主食、点心、果品等。后来的皇帝们觉得太浪费，便将菜谱逐渐减少，在咸丰年间，减为了三十二道，可到了慈禧当政时，又恢复了每顿饭百道大菜的老规矩，一顿饭少说要花二百两银子。

饭菜讲究，那餐具就更不得不讲究了，主要以金银器为主，即便是陶瓷器也是上好质地，造价不菲的方可端上餐桌。

除此之外，皇帝吃饭摆谱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便是要将菜名、大厨的名字在盘子前表明，这样万一饭菜出了问题，追究起来也方便。皇帝每天要吃这么多道菜，安全工作一定要做到位，所以，除了表明菜的出处之外，还要做好防御工作这就需要对盛放菜品的器具进行严格要求。

在清朝的宫廷中，除了一些金器，银器在皇帝的餐具中也是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的。例如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十一月初三日，在《御膳房金银玉器底档》所记的餐具如下：

金羹匙一件、金匙一件、金叉子一件、金镶牙箸一双、银西洋热水锅二口有盖银热锅二十三口、有盖小银热锅六口、无盖银热锅十口、银锅一口、银锅盖一个、银饭罐四件、有盖银桃子六件、银镟子四件、有盖银暖碗二十四件、银盖碗六件、银钟盖五件、银錾花碗盖两件、银匙两件、银羹匙十三件、半边黑漆葫芦一个、内盛银碗六件、银桶一件、内盛金镶牙箸两双、银匙两件、乌木筷十双、高丽布三块、白纺丝三块、黑漆葫芦一个、内盛皮七寸碗两件、皮五寸碗两件、银镶里皮茶碗十件、银镶里五寸无分皮碗一件、银镶里罄口三寸六分皮碗九件、银镶里三寸皮碗二十二件、银镶里皮碟十件、银镶里皮套杯六件、皮三寸五分碟十件、汉玉镶嵌紫檀银羹匙、商丝银匙、商丝银叉子两件、商丝银筷两双、银镶里葫芦碗四十八件、银镶红彩漆碗十六件。

可以看出，乾隆所使用的餐具中，大部分都是银器，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在饭菜中下毒，皇室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一般采用两种办法，一是让别人先品尝，这差事一般都是侍膳太监的分内事，叫做“尝膳”。

另一种是用银来验毒，在装食物的器具外头会挂一个小银牌，当食物端到皇帝面前时，太监就会将这个小银牌放进汤菜里试验，如果有毒，银牌就会变黑，因为银器测毒很灵验，所以皇室多用银器装菜肴，也正是这个道理。

作为一国之君，皇帝的任何举动都不能有所闪失，所以，每日的三餐也要以头等大事来对待，任何流程都务求不能有任何闪失。普通人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但皇帝吃饭，就要复杂许多。

大力帮助康熙登基的德国人

中国历史从秦始皇开始，就从来没有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被外国人干涉过。但当历史的脚步前行到清朝的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时，该谁当皇帝，这件原本该是中国人自己拿主意的事，却被一个德国人硬生生地横插一杠子。

这名德国人的插手居然改变了中国历史，让本来排不上号的三阿哥玄烨成为下一任帝王，这才有了长达六十一年的康熙王朝，有了康乾盛世。这个德国人历经明清两朝的更替，先后侍奉过崇祯、顺治、康熙三位帝王，并且康熙的名字还是他起的，他就是传教士汤若望。

汤若望之所以能影响到玄烨的继位，主要得益于他杰出的口才。顺治皇帝被他说服，信奉基督教，从而影响顺治的思想。

汤若望与皇室的渊源可以说是一个传奇。明朝末年，西方国家走上了全球殖民扩张的道路，扩张之前，他们先派传教士到国外去探路，打探情况，汤若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中国的。

说起这位传教士，就不得不提他的出身背景。1592年，汤若望出生于德国科隆的一个贵族家庭，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且成绩优异，后来被保送到罗马的日耳曼学院研修神学，从而成为“上帝的使者”，做了一名专业的传教士。

1619年，汤若望在法国神甫金尼阁的带领下到达澳门，三年后进入广东，过了一年，又转到了北京，他所掌握的西方科学知识，深得明朝政府的户部尚书张问达赏识，被聘任为政府专员。汤若望就这样进入仕途，他与当地百姓结下不错的人缘，凭着自己带来的西洋玩意儿，让人们对他产生了好奇、喜爱之心。

作为一个外来打工者，汤若望十分敬业，他编写了科学文论，译著历书，推步天文，翻译德国的矿冶书籍，给明朝带来了丰富的新知识。同时，汤若望还不忘宣传他的基督教义，只可惜汤若望来得太晚，他还没有说服崇祯信奉基督教崇祯就被逼死在煤山上了。

明亡清始，汤若望换了个主子接着宣扬基督教义，与崇祯不同的是，顺治皇帝对汤若望宣讲的知识颇感兴趣，不但尊称他为“玛法”（“玛法”在满语里是爷爷的意思），还对汤若望言听计从，并成为了虔诚的天主教徒。

为了支持基督教的传播，顺治皇帝拨款又拨地，在宣武门外建造一处天主堂即北京南堂。不但顺治对汤若望尊崇有加，就连当时的老祖宗孝庄太后也将汤若望视为座上宾，这个外国人就这样获得了皇宫的高度信任。

顺治十年，汤若望被顺治皇帝赐予“通玄教师”封号。顺治十四年，顺治皇帝又为汤若望御撰《天主堂碑记》一文，赐予了“通玄佳境”的堂额。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康熙出生。在康熙出生前后几年，“玄”字在顺治皇帝的心目中十分重要，给汤若望的赐物里两次带有“玄”字，自己的儿子名字里也带有“玄”字。“玄”这个字的意思包含汤若望所讲授的天文、历法、机械等在内的一整套学说。

顺治二十四年，皇帝病重，继承人成了关键问题。虽然大皇子已死，但还有二皇子福全，康熙作为顺治皇帝的三皇子，按照长幼排序，无论如何也轮不上他但此时汤若望说出来一个谁也无法反驳的理由——玄烨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再也不会出了，而福全还没出过，难保以后不会出，为了保证国家将来不会因为皇帝突然病逝而出现动乱，应当选择玄烨来当皇帝。

汤若望的这番话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让本不该登基的玄烨登上宝座，至于汤若望为何力保玄烨，则是个谜团，应该说，没有这个外国传教士，有可能便不会有后来的康乾盛世。

古代帝王们的跨国恋情

跨国恋情并不是现代才有的，早在古代，不少帝王就已经过了一把“中西合璧”的瘾，有过洋情人。

以风流著称的唐玄宗李隆基就在后宫姬妾中，有过洋贵妃。著名的文史专家、《文物》杂志总编辑葛承雍先生曾提出，唐玄宗有过一个胡旋女，还有一个来自中亚的妃子。唐玄宗的记录在案的后宫嫔妃大约有刘华妃、赵丽妃、钱妃、皇甫德仪、武惠妃、柳婕妤等二十人，还有一些嫔妃的档案遗失，但根据其他的线索可以得知，唐玄宗确实有过洋妃子。

在《新唐书》的《诸帝公主传》中记载：“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在隋唐时代，“姬”是人们用来称呼年轻貌美的女性的，而所谓的“野那”是外来的意思，曹作为一个姓氏是出身中亚曹国的粟特人入华后改用汉姓时常用的姓氏。

那么这名姬妾是否是来自中亚曹国的人呢，学界长期无考，只能依据当时的风俗文化来进行推断。那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日渐平常，西方人来到中国也不是难事，那么，唐玄宗娶中亚女子为妃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至于这名外国女子是如何来到中国，并且又能够接近唐玄宗的呢？

唐玄宗

朱棣

根据历史文献的线索和学者们对粟特文化的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入华中亚女性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靠胡婢的贩卖。二是中亚人不断迁徙中原。三是中亚粟特人进贡的女人。

不管怎么说，唐玄宗作为一代风流帝王，而且“善歌舞，晓音律”，给了能歌善舞、仪态万方的漂亮异族女子很大机会，所以，曹野应该是开元年间曹国进贡的胡旋女，因为才艺色德兼备而得到了玄宗的喜爱。

另一位与异域女子有过情爱纠葛的就是朱棣，明成祖朱棣是大明王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发动政变后，登基做了皇帝。这位帝王凶残暴虐但同时也具文治武功，文韬武略，是一个难得的治世之才，但朱棣让人鲜为人知的是他与朝鲜女子的一段恋情。

来自朝鲜的女子权妃，是朝鲜国家工曹典书权永钧的女儿，出身名门望族漂亮聪明，是难得一见的有才又有貌的女子。从元朝开始，朝鲜就被迫向中国朝廷进献美女，明初也是如此。朱元璋的后宫里就有不少朝鲜的妃嫔，据史料记载成祖朱棣便是朝鲜人硕妃所生的朱门之后。

大概是为了能从朝鲜美女身上看到自己母亲的身影，朱棣的后宫里也有不少朝鲜妃嫔，权妃最为成祖朱棣宠爱。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朱棣便被权妃的清丽吸引更为权妃的箫声折服。从此后，权妃不仅宠冠后宫，而且很少离开成祖身边。

后来朱棣北征蒙古，他带着权妃随行军中，在大军走到山东临城时，突然不幸身得重病，最后不治身亡.朱棣为此十分伤痛，甚至还听信谣言，认为权妃死于毒害，便屠杀了后宫几千人，酿成了一起大冤案，但也足以看出，朱棣对权妃的爱有多深。

皇子们的悲哀

“父为皇，子为王”，很多人都会以为皇帝的儿子生下来就必定能封王，实际上这是对历史的误解。封建王朝君臣之分十分严格，就连父子也要分清楚，君主只能有一个，而为了防止龙位被夺，自古以来，帝王们更是小心提防一切外界敌人，连儿子也不例外，虽然都是至亲骨肉，但碍于权力，也只能严加防范。

历代帝王为了防止皇子们掌权篡位，便从一开始就防范他们碰到权力，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不对他们封王，让他们手中无法掌握权力。

秦始皇扫平六国以后，自封为“皇帝”，但却没有封他的任何一个儿子为王就连他的嫡长子扶苏、最宠爱的儿子胡亥也只是“诸公子”的身份。

东汉时，光武帝刘秀有十一个儿子，长子刘强，初立为太子，后被废，改封东海王；次子刘辅，封沛王；三子刘英，封平王；四子刘庄，初封东海王，后立为皇太子，并继承皇位，即汉明帝；五子刘康，封济南王；六子刘苍，封东平王；七子刘延，封阜陵王；八子刘荆，封广陵王；十子刘焉，封中山王；十一子刘京，封琅琊王；九子刘衡的最高爵位是临淮怀公，并未被封王。

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国有二十七个皇子，却有十一个皇子未被封王，并且十一人中获得的最高爵号只是“皇子”。南梁时，简文帝之子萧大训的爵号是“皇子”，元帝萧绎之子萧方等和萧方诸的爵号分别为“皇子”和“忠壮世子”，并未被封王。

北朝、北魏时期计有皇子六十三人，有三人仅是“皇子”，未获封王，他们分别是：道武帝拓跋珪之子拓跋深和拓跋聪，孝文帝元宏之子元恌。

后唐时庄宗李存勖之子李继潼、李继嵩、李继蟾和李继峣四个人不但未获“王”号，而且连其他任何一种爵位都未获得。明宗李嗣源之子李从审和末帝李从珂之子李重吉也未被封王。

后晋高祖石敬塘的儿子石重睿为忠武节度使，忠帝石重贵的儿子石延煦为镇宁节度使、石延宝为威信节度使，都没有被封王。

后汉有皇子五人，高祖刘知远的儿子刘承勋为开封尹，世宗刘崇的儿子刘斌为武宁节度使，都没有被封王。

金代有皇子五十四人，有五人未获封王，他们分别是：金世宗完颜雍的太子完颜允恭，七任帝完颜允济的太子完颜从恪、按辰完颜瑞，金宣宗完颜珣的太子完颜守忠和完全没有爵位的儿子完颜玄龄。

元代有皇子六十六人，有六十人未获封王。他们之中有的出任帝国下属汗国的“总督”（汗），如太宗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子察合台为察合台汗国汗；有的虽然一度被封为太子，但最终未获皇位，如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和阔出；但更多的则既不是“汗”，也不是太子。他们虽然都是皇帝的儿子，却没有任何封爵，如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阔列坚、察兀儿、木儿彻、兀鲁察，太宗窝阔台的儿子哈刺察儿、合丹、灭里，世祖忽必烈的儿子朵儿只、忽都鲁贴木儿、铁蔑赤等。

明代有皇子一百零一人，十二人未获封王，他们分别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朱标、“皇子”朱楠，明成祖朱棣的“皇子”朱高燨，明英宗朱祁镇的“皇子”朱见湜，明宪宗朱见深的太子朱祐极，明世宗朱厚熜的哀冲太子朱载基、壮敬太子朱载壑，明穆宗朱载厚的怀宪太子朱翊钱，明熹宗朱由校的怀冲太子朱慈然、悼怀太子朱慈焴、献怀太子朱慈炅，明思宗朱由检的太子朱慈焴。

清代有皇子一百一十四人，有二十二人没有被封王，他们分别是：太祖努尔哈赤的儿子贝勒褚英、贝勒硕托、镇国勤敏公阿拜、镇国克洁将军汤古代、和硕贝勒莽古尔塔、辅国懿厚将军塔拜、镇国恪僖公巴布泰、和硕贝勒德格类、镇国将军巴布海、辅国介直公赖慕布和没有任何爵位的费扬果，太宗皇太极的儿子辅国公叶布舒、镇国悫厚公高塞、辅国公常舒、辅国公韬塞，圣祖玄烨的胤禔、简泰贝勒胤祎、恭勤贝勒胤祐、诚贝勒胤祁，高宗弘历的太子永琏、贝勒永璂，宣宗旻宁的贝勒奕纬。

从这些详细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并非皇帝的儿子就能被封王。除了太子不必封王之外，其他皇子往往因为皇帝的宠爱与否或功劳大小也有很严格的等级之分，生在帝王之家的皇子也有自己的痛苦卑微之处。

秦始皇为何铸造十二个三丈高金人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中原江山大一统的皇帝。他为中华民族开创了走向统一的局面，为后世所传颂；然其焚书坑儒的暴戾之举，又着实令人心寒而收天下之兵以铸金人十二，更给世人留下了不解之谜。

虽谓之“金人”，实际并非纯金所铸。当时的兵器主要由铜铸成，古人也把青铜称为金，由此，十二铜人便成了十二金人。金人体型高大，饰以精致的花纹铸造工艺相当高超。

关于秦始皇铸造这十二尊金人的缘由，民间主要流传着以下两种说法。

一说秦始皇在群臣的陪同下观看杂耍，正高兴之时，忽见一队杀气腾腾、手执刀剑干戈的武士上场表演。此事触动了秦始皇的心病，日思夜想，寝食难安恰逢临洮一农民有消息来报，说见到了十二个巨人，并讲述了当地盛传的童谣“渠去一，显于金，百邪辟，百瑞生。”这正中秦始皇下怀，使其得以假托征兆借助天意，下令铸造十二尊金人。

一说金人得以现世，源于秦始皇的一场怪梦。一日，秦始皇梦中遇到天象大变、昏暗无光，且鬼神作怪，遂惊恐不已。在此万般无奈之际，有一道人前来指点迷津：“制十二金人，方可稳坐天下。”秦始皇惊醒之后，即刻下令铸造十二金人。

秦始皇借助以上冠冕堂皇的托词，名正言顺地实现了他收缴天下之兵的企图想来这也合情合理。作为一代帝王，不得不为如何巩固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王朝霸业苦心筹谋。为防止各地潜在的敌对势力借助武力谋反，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收缴和销毁流散在民间的各种兵器。

假传天意也好，借助梦兆也罢，都只不过是使之合法化的策略罢了，其真正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令北齐后主身死国灭的五件事

南北朝时期，北齐后主高纬有一贵妃名叫冯小怜。

冯小怜本是穆皇后身边的一名侍女，由于高纬宠爱弹得一手好琵琶的曹昭仪，于是穆皇后便将冯小怜送给高纬，以期转移高纬的感情。但是穆皇后万万没想到，冯小怜将高纬迷得神魂颠倒，最后居然因为她身死国灭。史书记载，冯小怜因为在军中干了五件事，导致北齐灭亡，让后主高纬做了亡国之君。

第一件事：当敌军北周的军队猛攻晋州的时候，北齐后主正在附近打猎，得到探子来报，本想调动军队给予增援。但是这个时候，冯小怜却玩兴正浓，于是和后主撒娇说：“再杀一围。”于是后主就再杀了一围，等到这一圈游猎结束，晋州早已被北周攻破。

第二件事：冯小怜认为战争和狩猎一样好玩，看打猎还不如看打仗，于是她怂恿后主高纬亲自带兵反攻平阳。后主果然满足她的要求，并让冯小怜也戎装随行。平阳原来是北齐的地盘，北齐为收复失地出兵，于是将士个个奋勇，人人争先。等到齐军到了平阳城，人马乘胜欲进城之际，后主忽然传旨暂停，请冯小怜观战。冯小怜对镜梳妆打扮，磨磨蹭蹭，等她到来时北周军已经修好塌垮的城墙，坚固无摧，结果齐军功亏一篑。

第三件事：留守平阳的北周大将梁士彦虽然率士兵拼死守城，但在北齐军队奋不顾身的冲锋下已岌岌可危。眼看胜利在望，平阳即将重返北齐手里的时候，冯小怜却认为天色已晚，她无法看到攻城之战的盛大场面，要求在第二天天明以后再行攻城。第二天天昏地暗，北风怒吼，初雪飘落，大地渐渐一片银白，冯小怜又认为气候不佳，看不清楚，要求暂停攻城。殊不知夜暗之际或天气不佳正是军事作战进攻的最佳时机，囿于妇人之见，北齐大军竟然平白无故地丧失了两次大好时机。等到雪化天晴，北周武帝已亲率大军赶到平阳，齐军大败退入晋阳。北周占领平阳，后主居然说：“只要小怜无恙，战败又有何妨！”

第四件事：平阳之战结束后，北周武帝准备乘胜追击，攻下北齐重镇晋阳。于是后主高纬命人在城中建了座高耸入云的天桥，时常与冯小怜登桥遥望，不是分析敌军情况，而是在消遣。下得桥来冯小怜为高纬献上脱衣舞，让高纬欣赏她的舞蹈，以消愁解闷。高纬居然厚颜无耻地说：“看了能够头脑清醒，精神百倍。”有一天，木架搭成的天桥忽然垮了下来，冯小怜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一再要求后主放弃晋阳返回邺城。高纬就真的听了冯小怜的劝告，回到邺城，于是北周轻而易举地夺得北齐重镇晋阳。

第五件事：北周越战越勇，于是北周武帝决定直扑邺城。其实高纬退守邺城后，还有精兵十万，是可以奋力抵抗，甚至卷土重来大获全胜的，但是两军相交正在激烈时，冯小怜忽然害怕起来，大叫：“军队败了！”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皇帝居然“病急乱投医”，一面祈求菩萨保佑，一面将皇位传给太子高恒，自己则带着冯小怜逃跑了，于是北周顺利地取得邺城。然而后主高纬和冯小怜都没有能逃走，最后都被擒获，于是北齐灭亡。

可笑的是，后主高纬在国破家亡之后，向北周武帝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乞还冯小怜”。可怜的高纬最后既没有要回心爱的女人，连自己的性命也赔进去了世界上还有这种白痴皇帝，此国不亡，天理何在？

唐宣宗真是痴呆吗？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儿子，武宗的叔叔。他原名李怡，做皇帝后才改名为李忱。唐宣宗在位期间勤俭治国，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体贴百姓，人民生活日渐富裕，使腐败的唐朝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宣宗在位期间还曾经烧过三把火，一把火使“权豪敛迹”，二把火使“奸臣畏法”，三把火使“阍寺詟气”，遂被称为“小太宗”。

然而这样一代明君，直到他登基为王却一直被视为傻子，这是为什么？唐宣宗真的是傻子？

其实不然，唐宣宗虽外观看似糊涂，心里却如明镜一般，可他为什么要装傻呢？这还要从他的身世说起。

李忱是唐宪宗庶出的儿子，其母亲郑氏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由于庶出和母亲身份卑微的原因，李忱注定当不了皇帝。后虽被封为光王，却在一个无人注目的角落里孤独成长。他从小就显得郁郁寡欢、呆滞木讷，与其他亲王群居往往终日不发一言。在宫中，多数人都讥笑李忱呆笨，唯有他的哥哥唐穆宗知晓他的聪明，曾抚着他的背说：“这是我家的英物。”

李忱长大后，痴呆情况愈发严重。人们纷纷猜测，这可能和他在穆宗年间遭遇的一次惊吓有关。当时李忱入宫谒见太后，不料刚好撞上有人行刺。虽然此事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从此以后光王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于是皇族宗亲们认定，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家伙这回肯定是吓傻了。此后无论大小场合，李忱就成了专门被人取笑和捉弄的对象。

其实李忱不傻，他知道自己的出身注定不能为帝，只有在乱世之中才有可能夺取政权。穆宗继位后庸庸碌碌，党派之争、藩镇势力和宦官势力使得唐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李忱装傻让宦官对他放松警惕，他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可以让他夺取政权的机会。

然而唐武宗发觉出了这位皇叔有问题，于是要置他于死地。可是就在这时，宦官仇公武救了他，并将他送出宫。

会昌六年，唐武宗病危，李忱就在宦官仇公武、马元贽等人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回到了长安。仇公武等人决定拥立李忱做一个傀儡皇帝，然后顺理成章地掌控朝政。但是当李忱开始着手处理政务时，仇公武就傻眼了。因为对他来说，傻子李忱忽然变得无比陌生，他神色威严，目光从容，言谈举止沉着有力，决断政务有条不紊，和从前判若两人。

直到此时，仇公武才恍然大悟，明白当年武宗为什么要把这个“傻子”皇叔置于死地，那是因为在他愚痴木讷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常人莫及的才干和韬略。可惜仇公武明白得太晚了。

第四篇

夺权谜团

尧舜禹不为人知的残杀真相

中国古代所谓的“禅让”制度，类似于现在的投票选举，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将接任大权，成为下一任的领导者，这与血统和身份无关，是一种和平转让权力的方法。

《庄子·杂篇》中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这里说的“相禅”就是替代的含义，权力的和平转移以尧舜禹最为美谈，千古以来，人们提及这三位君主都是称颂不已，他们成为了“托古改制”的原始依据，但事实却并不是儒士口中所传承的那样。

史书上有所记载：《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这样写道，尧在位七十年后，其子丹朱不成器，不得百姓爱戴，作为驸马的舜那时已然摄政，但仍保荐丹朱治理南河八年。直到朝臣和百姓认为丹朱不是治国之才，纷纷靠拢“贤明”的舜，让尧也了解到他的儿子朽木不可雕，舜才以一句“天也”结束了丹朱的政治生涯，坐上了帝位。这样看来，似乎并不是尧让位，而是舜自己取代了丹朱。所以，法家先人韩非子有这样的批语：“舜逼尧，禹逼舜。”尧不得不传位给舜，实乃舜已经完全得到百姓的爱戴，近百岁的尧又能如何呢。

《尚书》中还有言：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

舜即位后，立刻除去了共工、终、鲧、欢兜等一干尧在位时的名臣，终使天下臣服。很显然，共工等人可能威胁到舜的顺利即位，所以才惨淡收场。此招“杀鸡儆猴”再明显不过。政治上的权谋和利益关系，哪里是一言就道得清楚、说得明白的。不过舜的地位到最后也是胆战心惊地坐着，因为即将取代他在人民心中地位的人，正是鲧之子大禹。

舜是禹的杀父仇人，此乃毋庸置疑的事情，所以禹治水成功后，能甘心为舜所用吗？此时再看韩非子的“禹逼舜”这句话，顿觉其中的精到之处。虽然《史记》上讲，舜南巡不幸病死途中，但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却这样记载，舜年迈体衰，禹于是迫舜去南方巡查，实则“放逐”，舜因此死于途中，两个妃子娥皇、女英都不在身边。舜死得如此孤独，于是便有了晋代张华《博物志》中记载的凄惨结局：“尧之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一剧“湘妃斑竹”的戏目，在娥皇、女英哭死之后凄婉落幕。

不管是《史记》的记载更符合真实历史，还是被称为“野史”的《竹书纪年》更贴近现实境况，总之舜的死实则是有蹊跷的。今日无论如何推测，都不可能再现当时的情景，又如何知道舜传禹帝位是否有内幕的存在？

其实，原始社会除了尧、舜、禹三人是以“禅让”名目传帝位之外，在之前“禅让”根本就不曾存在。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遵循着子承父位的规矩，黄帝王朝子孙相传共传了七君，这是不争的事实。

禅让在儒家的道统中是上古圣贤明智的象征，是最正确的政治举措。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这些无疑是道统凌驾于政统的标志。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此乃孔子一生笃信的圣人治国策略、追寻的道德理想，就连吕不韦也曾以此言，暗示秦始皇的暴政即将倒台。

于是有人认为，政道合一、儒家道德规范成为政治手段，才是永久的统治之道，但可惜古老的禅让和德治还是不幸地破灭了。真正的事实是，人们一直认为存在的“禅让”，不过是为政治杜撰出的谎言而已。

是谁剥开了“禅让”的谎言，我们或可从魏文帝曹丕的身上得知一二。曹丕心安理得地接受傀儡汉献帝禅让帝位之后，脱口而言：“舜禹受禅，我今方知。”一句话揭露了古代“禅让”背后的实质，在曹丕看来：原来天下唯“德者”居之实则应该改为天下唯“权者”居之，谁的实力足够强，谁的地位足够稳，谁就可登上帝位。曹丕度古人之腹，虽有偏颇，但未必不是空穴来风。

看天下千百年斗争，越是乱世，“禅让”的戏目上演得便越精彩。以上内容是讲政权的轮替更迭，让古老的“和平性异姓夺嫡”事件走出了“禅让”的神话怪圈，让人们也认识到被历史和人们理想化了的政治谎言有多么可悲。

儿当太子母必死

在古代宫廷，通常情况下都是母凭子贵，嫔妃的地位与能否为皇帝生下皇位继承人有很大关系。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很多嫔妃之间都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若儿子当上皇位继承人，那嫔妃的地位必然迅速提高，成为令人羡慕的皇后、太后，如王政君、武则天、孝庄皇后、慈禧等。

但是也有例外，有的嫔妃并不愿意生太子，因为她们不但不能母凭子贵，而且还会因此惹来杀身之祸，如北魏时期就是一个典型。在北魏的法律里有一条很严格的立子杀母制度：立某皇后或嫔妃的儿子为太子后，即赐太子母亲自尽。

此做法始于汉武帝。西汉武帝年事已高，欲立年幼的刘弗陵为太子。但是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正值盛年，武帝担心自己死后会出现女主专权的局面，便下令将她处死，钩弋夫人脱掉首饰向皇上叩头求恕。武帝命令将她拉下殿去，送入宫廷监狱，夫人临下殿时，还频频回首，希望皇上能回心转意。武帝却挥挥手说：“赶快走，你活不成了！”钩弋夫人死时暴风扬起尘沙，百姓们都为她感到忧伤。但是汉武帝对周围的人说：“从前国家所以有变乱，大都是由于君幼母壮的缘故。女主骄慢放肆，无人能禁止，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吗？”

到了北魏时期，立子杀母成为一项法律制度。从道武帝开始，凡是儿子被立为储君的嫔妃都要赐死，并且此制实行了七代，历一个世纪之久，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位无辜的母亲。

道武帝的宠妃刘氏，生长子拓跋嗣，拓跋嗣被立为太子后即被赐死。拓跋嗣思念母亲，悲伤哭泣。道武帝安慰他说：“过去汉武帝将立太子，先杀其母。现在你既为太子，为了避免女主干政的后患我也不得不效法汉武帝。”太子听后，仍然悲伤不能自抑，被气恼的道武帝赶了出去。

在北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子贵母死”的旧制发展到了鼎盛。这跟拓跋旧制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北魏尚未确立一套父子传承的嫡庶长幼继承制度，储君的策立和登基往往依赖于母族的强大，可谓“母强子立”。到道武帝时，这种状况有了改变。道武帝先用战争手段强制离散母族贺兰部、妻族独孤部、祖母族慕容部等大部落，后来还先后逼死自己的母亲贺兰太后，赐死太子拓跋嗣的母亲刘皇后。立子杀母的旧制虽然换得了北魏稳定的君位传承秩序，促进了拓跋部的稳定，但却是由牺牲无辜的母亲换来的。因此当时的嫔妃都不愿意生太子，《宣武灵皇后》就这样记载：“椒庭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

孝文帝拓跋宏的父亲信仰佛教，对政治不感兴趣。在拓跋宏才五岁的时候，就把皇位让给了拓跋宏。由于拓跋宏的母亲李氏在他被立为太子时就被赐死了，所以年幼的拓跋宏由冯太后抚养。可是冯氏对小皇帝非常不好，经常杖罚幼小的拓跋宏。有一次甚至在大冷天里，把穿着单衣的小皇帝关在一间空屋子之中，三天不给饭吃。

后来，孝文帝的爱妃林氏，因为生下的儿子拓跋恂被立为太子，林氏也被赐死。妃嫔们“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使得孝文帝只留下孝明帝一根独苗。孝文帝曾求当权的冯太后废除旧法，但被拒绝。

宣武帝元恪，笃信佛教，不忍杀生，“立皇子诩，始不杀其母”，“子贵母死”终于被取消。后宫的妃子们不再因此而人人自危，“矫枉之义不亦过哉”！

杀光百名侄子的冷血皇帝

谈起十六国那段历史，北燕当属重点。这个本是属鲜卑族统治的朝代，在后来的发展中却被一个姓冯的汉人统治了。慕容家统治北燕，一直到慕容云时期发生了变故。慕容云原姓高，是高丽人。虽然他当了皇帝，但他自认为自己并非鲜卑人，内心十分自卑，为了收买人心，让大臣们都对他服气，他便天天大开府库，赏赐文武百官，想着能够拿金钱来贿赂大臣们的忠心。

其中冯跋是慕容云的拥立者，但慕容云却对他心怀戒备，为了防止自己被刺杀，慕容云养了一帮武士在身边，成日与自己吃睡在一起。可没想到，这堆武士中有两个名叫离班、桃仁的人，却为了谋求皇位，将慕容云刺杀。

慕容云被杀后，冯跋带领卫兵，将离班、桃仁立斩于殿前。而冯跋为众人所推，成为继任慕容云皇位的人选。从他开始，北燕便改姓冯了，开始了由汉族人统治的时期。冯跋继位后，依然没有得到安宁，他的堂兄冯万泥、侄儿冯乳陈两人不服，想要夺取皇位，幸好冯跋的二弟冯弘率兵镇压了下去。

冯跋看到冯弘功劳甚大，便任冯弘为骠骑大将军，晋封中山公。冯弘的权力从此与日俱增。冯跋在位期间，二十二年国泰民安，他轻徭薄赋，崇尚儒学，很是为国家做了一些好事情，让那个乱世呈现出了少有的安宁。

但是公元430年秋，冯跋病危之时，争夺君主之位的战争再次上演，冯跋宠妃宋氏为了立自己的儿子为君主，便想谋反，而这件事情被冯弘得知，他率领卫兵冲入皇宫之中，囚禁了宋氏母子，控制了大局，而病重的冯跋便在一片慌乱之中惊吓而亡。

冯跋死后，冯弘自立为天王，废杀太子冯翼。他不念旧情，不但杀死自己大哥的儿子，还将大哥的所有妃嫔所生的一百多个儿子通通杀光，以绝后患。无论是十几岁的少年，还是刚刚出生的婴孩，冯弘都一个不留。自古篡位嗜杀前任后人的君主不在少数，冯弘却能够斩草除根，一个不留，也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血腥帝王。

杀掉冯跋的所有后人后，冯弘便霸占大哥的貌美妃子，如此绝情且又乱伦冯弘在一继位的时候便失掉了人心。他众叛亲离，为了不被他杀掉，他的几个儿子都逃亡北魏。当时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便乘机发兵，想要一举歼灭北燕。

战况展开以后，冯弘连连败退，为求自保，他不得不向外人求救。他向南朝宋文帝求援，遣使称藩。有这样的好事，宋文帝当然愿意帮忙，他封冯弘为“黄龙国主”，并答应出兵助北燕。但因为南宋距离北燕路途遥远，远水解不了近渴，北燕在北魏的一次攻击下，城池被攻破，冯弘流亡到高丽，被高丽王安置在北丰。

从君主到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高丽王与冯弘相处得并不融洽，后来冯弘又求助于宋文帝，求宋文帝将自己接走，但这件事情被高丽王得知，勃然大怒，他当即下令诛杀了冯弘全家。

沦落如此下场，冯弘真乃咎由自取，自取灭亡。

最倒霉的篡位者

作为一个反面人物，王莽的运气实在不好，他被看做盗国贼、一个失败者、被绿林起义军斩首的倒霉者。在中国的历史上，王莽被摆在了一个十分尴尬和难堪的位置上，供人们嘲笑。

但《汉书·王莽传》中的王莽与历史中为人们所熟知的王莽大相径庭：“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

王莽并没有沾染中国人传统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恶习，他做官后，严于律己，从不用特权，以权谋私而且他的亲人犯了罪，他一样不容情，但可惜，这些都是他当皇帝之前的作为。

不过，从他当皇帝前的表现来看，王莽才德兼备，并非是个一无是处之人。也正是因为如此，王莽才能有机会进入西汉末年朝廷的权力核心，获得最大的权力。当上皇帝的王莽，并不穷奢极欲，而是千方百计为国家富强、百姓富裕想办法。

王莽改制的第一个作为就是停止土地和奴婢的买卖，缓解当时社会日益尖锐的矛盾，但他的这些做法触犯了当朝达官贵人的利益，他们集体上奏，逼得王莽不得不中止这项举措，他托古改制的条例刚一实行就遭到了挫败。

不过王莽继续改制，他希望能振兴经济，于是就通过“五均六筦”节制商人们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但同样地，这也触犯了富商巨贾的权益，他们极力阻挠，导致王莽后期推行了几次的货币改革都没有成功，这些非但没有缓解社会矛盾，反而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动乱。

与此同时，王莽新建立起来的政权也岌岌可危，终于在最后的农民起义中垮了台。但历史上篡位的并不止王莽一个人，东汉末年的曹丕篡汉称帝，建立魏国废汉献帝为山阳公，可后人并未对曹丕加以恶评；还有之后的司马炎夺取魏朝政权，建立西晋；唐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宋朝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朝永乐帝朱棣抢夺侄子的江山，这些人都被历史上说得堂堂正正，唯独王莽却被污名化了，追溯根源，大体上有以下这三方面原因：

第一，中国封建历史上，传统的观念是皇家史观容不得篡位者的事迹载入史册。一般篡位者都是想尽办法要将自己在历史上树立起一个光辉灿烂的形象，因为篡位者是会留下万世骂名的。同样，篡位者对其他朝代的篡位者也会给予丑化和贬低，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凡是做过皇帝或具备同等地位的人，都传之以“本纪”，而王莽作为一个做了十五年皇帝的人，却被列入一般大臣名士的“传记”之中，不承认王莽的皇帝身份。可见汉代的统治者对王莽所持的态度。

第二，王莽之所以能被后人肆意篡改，是因为王莽政权的后继无人，王莽没有机会像李世民、朱棣等人，在篡位后巩固自己的政权并传之于后代子孙。他在位时，天下大乱，他被攻入京城里的起义军所杀，还没来得及巩固发展自己的政权，就戛然而止。这样一来，自然没有人会为他扳回正名，只能由得那些后人大肆篡改历史，夸大或虚构他们篡位的正当和合理性，然后贬损王莽的种种行为。

第三，被当做反面教材的王莽几乎成了每个朝代都要提的历史，代代相传王莽被污名化的命运便逃不掉了，而且古人一向都很崇尚秩序，他们不肯承认“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深受儒家教化的古人在思维上形成了一种定式，认为秩序不应当被打破，谁打破了这种秩序，谁就是罪人。

王莽篡位，就被人们认为是打破了原有的秩序，不论他再有能力，也只能被钉在历史罪人的耻辱柱上。从王莽的种种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当皇帝的才能，虽然他一心想要将天下治理好，但最后的结果不但丢了天下，也丢了自己的性命更是背上了千古骂名，遗臭万年，实在不值。

徐达墓碑竟高过朱元璋

徐达是明朝的开国功臣，朱元璋登基后，为了防止功臣们抢夺他的天下，便将功臣一个一个找理由杀死了。而徐达在一次生了背疽时，朱元璋特地送去御赐蒸鹅一只，表达慰问之情。据说，生背疽之人，吃蒸鹅立刻会死。但皇帝御赐蒸鹅，不得不吃，徐达只得当着使臣的面，泪流满面地将蒸鹅吃光，当夜便毒发身亡。

这个故事一直被当做真实的史料流传，在《明史·徐达传》中记载道：“十七年，太阴犯上将，帝心恶之。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

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死于背疽，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分析，得背疽的人吃蒸鹅就会死亡，并无科学依据。蒸鹅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脂肪，吃蒸鹅不但不会致死，反而会增加患者营养。

再者就是从史料文献角度来看，蒸鹅害死徐达也站不住脚。所谓的“朱元璋送蒸鹅”一事并未在《明史》中提到。徐达死于背疽似乎确有其事，但被蒸鹅加重病情，却是无稽之谈。在明初的一本笔记《翦胜野闻》中，略微提过朱元璋赐食徐达，但并未提到过赏赐的是什么食物。

后来清代《四库总目提要》说，《翦胜野闻》一书不可信，“书中所纪，亦往往不经”，反驳了徐达死于吃蒸鹅一说。而且徐达死后，朱元璋追封他为中山王，谥武宁，赐葬钟山之阴，配享太庙、功臣庙，位皆第一。死后享受如此显贵，朱元璋对徐达的器重可见一斑，赐蒸鹅一事，也不足信。

更主要的一点是，徐达的墓碑高8.95米，是明朝功臣墓碑中最高的一块，朱元璋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可见朱元璋对徐达的情分还是不浅的。朱元璋死后，他的碑文为朱棣亲自撰写，这块碑位于大金门正北七十米处，高8.78米，比徐达墓神道碑矮了17厘米。

皇帝比臣子的墓碑矮，这实在让人想不通。加之民间流传御赐蒸鹅的故事，徐达与朱元璋之间的恩怨是非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这其中的纠葛，还要留待日后探究。

明代宗为何不愿意登基

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早年被封为郕王，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土木堡战役之后，明英宗被俘，朱祁钰被迫临危受命，登基称帝。景泰帝在位一共才八年，后因生病，被复辟的英宗废黜软禁而气死，终年三十岁。

朱祁钰的一生命途多舛。按照封建等级制度来说，朱祁钰的出身是卑贱的因为他的生母是汉王朱高煦府邸的一位侍女。宣德朝，宣宗皇帝征讨朱高煦，在返京途中，邂逅了吴氏，被吴氏的美貌与聪灵深深打动，于是便将她接回京城。

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不能被封为嫔妃，于是宣宗将其安排在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时常临幸。终于，吴氏为宣宗生下了次子朱祁钰。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后宣德皇帝病重，将朱祁钰母子托付给自己的母后张太后，至此朱祁钰才被封为郕王，并在宫外修建王府，与母亲居住。

原本朱祁钰和母亲是可以这样平静地度过一生的，但是土木堡的狼烟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土木堡战役，英宗御驾亲征，便让郕王朱祁钰奉命担任监国。然而土木堡败讯传来，英宗被俘，举朝大震，群臣聚哭，莫知所措。国家社稷的重任落到监国朱祁钰身上，朱祁钰却不愿意登基，但由于太子朱见浚才两岁，于是朱祁钰就被群臣推上了前台，在孙太后的授意下继承了皇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浚为太子。

代宗登基还应该与于谦有一点联系。早在朱祁钰担任监国的时候，就爆发了关于“南迁”的争论，翰林院侍讲徐呈（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了南迁，这一提议得到了一些胆小的大臣的支持。可是由于祖宗的宗庙、陵寝都在北京，于谦当即否决了他的提议，并得到了朱祁钰的支持朱祁钰非常欣赏于谦的能力与魄力，于谦也很欣赏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当机立断两人在内心深处都产生了对对方的倾慕。紧接着发生的午门血案，更加深了两人的这种感情。

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搞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非死即贬，群臣的心中早已酝酿着一股洪流。终于，英宗被俘，王振被杀，群臣的怨气得以倾吐，众大臣跪在午门哭谏，要求朱祁钰惩治王振的党羽，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当即被愤怒的群臣打死。朱祁钰哪里见过这样的架势，平时弱不禁风的文臣，突然之间变得如恶魔般凶残。被吓坏了的朱祁钰唯恐发生哗变，准备逃走，根本就不想登基为帝。这时于谦站了出来，他拉住朱祁钰的衣袖，对他解释大臣们并不是冲着他来的，只要朱祁钰能够惩治王振的党羽，群臣们甘愿辅佐他共创宏图大业。于谦的话让朱祁钰镇定了下来，于是便下令将宫内的两个王振死党带出来，交给群臣，这两人也被群臣当场打死，由此可见王振积怨之深。至此，代宗和于谦之间建立了更深厚的感情，代宗登基，于谦应该是其推手之一。

然景帝虽然登基当了八年皇帝，却在1457年大病，于是王振余党曹吉祥等拥立英宗复位。英宗在天顺二年二月乙未，废景帝为郕王，将其迁到西宫，不久之后，景帝便薨于西宫，年仅三十。英宗毁其所营建的寿陵，以亲王礼葬于西山。同时英宗还废掉了他的帝号，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其实这是一个恶谥，表示景帝终身为恶，死不悔改。

后来的一些臣子开始为景帝平反，认为英宗赐谥号“戾”给代宗是不公的。代宗临危受命，削平惑乱，使老百姓安居乐业，退外敌，迎回英宗，总的说来还是有一番作为的。后宪宗下旨恢复景帝帝号，但其谥号只有五个字，与明朝其他皇帝十七个字的谥号相比，其规格较低，而且还没有庙号。直到南明弘光时期，才给景帝加上庙号“代宗”，并增加谥号到十七字。至此，景帝在礼仪规格上才与明代其他皇帝相齐平，他的历史功绩也稍稍为后人所知。

康熙后代的悲惨结局

康熙一共有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女儿，他孙子辈有人统计是九十七个，康熙子嗣众多，但他百年之后，却落到了几乎断子绝孙的地步。是谁将康熙逼迫到如此地步？堂堂一代明君，身死之后，却不能安宁，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康熙的儿子雍正。

康　熙

雍正残暴血腥的一面史书上记载得十分详细，他担着篡改诏书的罪名走上权力的巅峰，为了杜绝旁人的口水，他便用杀戮解决问题。关于雍正的残暴传闻很多，一种说法是雍正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被雍正逼死的。

雍正生母乌雅氏，生三个儿子：胤禛、允祚（早逝）、允

。雍正继位后，他囚禁自己的兄弟，防止他们和自己争夺皇位，雍正的母亲思念儿子，想去探望，但雍正不准，乌雅氏一气之下，便撞死在柱子上，一死了之。

雍正逼死自己的母亲是传闻，可信度并不高，但雍正杀死自己的兄弟，却是有史料可循，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项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他自己并不承认自己进行的杀戮，但历史并不是可以蒙混过关的，在尘埃不断落定下，雍正做过的事情都瞒不过历史的眼睛。

康熙驾崩的消息传出后，紫禁城上下顿时气氛紧张。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入大内。雍正为了保证自己登基后不被推翻，便在康熙死后逐一进行了清除活动。当年年满二十的皇子共有十五人，分别是：雍正的大哥允褆、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禄俄、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

、十五弟允禑、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

这十五人成为雍正眼中的肉刺，他想处之而后快。允褆因为早先在权力争斗中落马早已被囚禁起来，雍正当政后，他丝毫不放松对允褆的监禁，生不见天日在抑郁中，允褆最终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死去。二阿哥允礽、三阿哥允祉五阿哥允祺都在雍正的囚禁，或是剥夺权力之后，接连死亡。死因记载为病故但几位阿哥接连死去，说是病故，似乎显得太牵强了一些。

至于优秀一些的七阿哥允祐、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俄禄关系较好，交情较深，他们更是被雍正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心里也明白雍正容不下自己，其中八阿哥允禩因为表达了对雍正的不满，更是饱受折磨，被禁闭迫害而死。其余几位皇子也没有善终，相传是被雍正毒杀而亡。

皇子们纷纷死去，剩余的一些皇子自然也是怕了雍正的残暴，就算有所不满也不敢流露。十二阿哥允祹、十四阿哥允

和十五阿哥允禑境况也不比之前的那些皇子好，或囚禁幽闭，或守陵孤独度日，完全没有皇家子弟的优越。

值得一说的是十三阿哥允祥、十六阿哥允禄和十七阿哥允礼，他们可能因为隐蔽较深，没有被雍正抓到什么把柄，自然也就能平安度日，但寄人篱下，时刻提心吊胆，这样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康熙英明神武，却没能庇佑自己的后代平安无事。这就是皇家最大的悲哀之所在。

道光帝遗诏解密清朝灭亡原因

道光在六十九岁时，肺病加重，御医们无力回天。公历1850年2月25日的中午，道光帝逝世于圆明园的慎德堂，这位一辈子碌碌无为的皇帝终于寿终正寝了《清史稿》称“宣宗春秋已高，方有疾，居丧哀毁，三十年正月崩”。

既然皇帝死了，那么就要有新接任的君主，其实道光皇帝早在五年前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按照清朝当时秘密立储的方法，新接任的君主早就尘埃落定了。道光帝死前的六个小时，他有气无力地宣布了大清国下一任君主的人选。

当时，在慎德堂内，灯火辉煌，所有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近支亲贵、皇子皇孙们都守在道光皇帝身边，等待着最后谜底的揭晓。太监捧来了长宽厚为32×16.7×8.7厘米的

匣，这是一个楠木匣子，里面放着的正是关于继承皇位的人选的诏书。

这个匣子没有上锁，只是贴着一个封条，封条上写着“道光二十六年立秋”八个字。这是道光亲手封上的，如今，这个匣子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撕掉封条，将封藏的秘密展露出来。

盒子里有两道用朱笔写成的十分简练的密旨，道光帝拿起其中一道注着满文的密旨宣读：“皇六子奕䜣封为亲王，皇四子奕

立为皇太子。”

而后他又宣读了第二道旨意：“皇四子奕

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

奕䜣是有为皇子，他重用湘淮军阀，引进西洋长技，曾使得清王朝出现过短暂的“同光中兴”，这样一个皇子，却最终没能成为皇太子，期间到底缘由几何，耐人寻味。在立储之事上，道光皇帝也是十分为难的。他一共有九个儿子，这九个儿子都有可能继承皇位，继承大统。

但如果从年龄、样貌、德智体美等种种方面考虑，只有四子奕

和六子奕䜣两个人能够胜任。二人均为庶出，在年龄上仅差一岁，同在一起读书习武，而且聪明的奕䜣更加受到道光的宠爱，但为什么最终奕䜣却没有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对这一段，史料有一段隐晦的记载：道光二十六年三月，皇帝校阅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䜣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

奕䜣收获虽多，但奕

却能够意识到生命的价值，认为春天是鸟兽孕育的季节，他不忍杀生。这正是一个君王需要的仁慈之心，也正是这一点，道光皇帝的天平便倾向了后者。不过，仔细分析，奕

有可能是自己无能，打不到猎物，便说出这样一番强词夺理的论调，也有可能是奕

性格软弱，不够强硬。

但不管怎么说，道光皇帝选择了奕

继承大统，却是让清政府日后的发展陷入了不可逆转的沉沦之中。奕

的资质在清代诸帝里虽中等偏上，但是他身体很弱又纵情声色，很快便在三十一岁的时候逝去。

而后的清朝便一直走下坡路，倒是奕䜣，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大权在握之后的垂帘听政、帝后党争之类的变动他都参与，假使当日奕䜣当上皇帝，那么清朝历史也必将改写，也许，这些将清朝推向灭亡的活动都不会发生，那么大清朝也就能苟延残喘更多些时日了。

第五篇

后妃档案

历代皇帝的选妃内幕

古代也有流行趋势，不同时期的古人对美女的鉴定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影响他们评断标准最大的应该是历代帝王的个人喜好，比如“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汉唐的“燕瘦环肥”，李煜的“三寸金莲”等，都是典型的例证。

帝王能够很大程度地左右民间的审美情趣，古籍的不同文献中，所记录的所谓的“汉瘦小娇，唐白胖妖，元高大骚”，就可以看出帝王们的审美眼光各有千秋，有迥异的差别。

先秦时期的皇帝大多数都崇尚自然之美，所谓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便是先秦时期帝王们的喜好标准；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帝王们偏爱“杏脸桃腮，蛾眉凤眼，体若春柳，步出莲花”的女子；在秦汉时期，帝王崇尚“端庄颀硕”的庄柔之美；魏晋时期，君王崇尚逸雅之美；隋唐又崇尚丰腴之美；明代讲究德才兼备；清代则是满汉不通婚，宫廷妃子只限制于满、蒙、汉“八旗”官员家中的女子。

除了对样貌要求严格之外，被选中的女子在入宫前都先要接受严格的体检。皇室会专门对这些女孩子的身体、年龄、心理、生理等各方面进行考查，不但要德才兼备，还要心理健康，无精神问题。

对于女子的年纪要求，各朝各代各不相同，东汉要求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三国时期要求十五六岁的。北齐时期要求十四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明朝朱元璋时期则要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

这些女子要求皮肤细腻，不能有一颗痣、一点斑，并且都得是月经初潮时期的处子，这个年纪段的女孩子含苞待放，正是花季年龄，符合皇帝们先尝为快的处女心理。

当然，也有皇帝强征幼女，许多十一岁以下的女孩子就被带入宫中，明世宗朱厚熜便干过这种十分缺德的事情。他听信道士的诡言，采集女孩子初潮时的经血炼制壮阳丹服用。有的女孩还没到自然来月经的时候，便让人施催经术，强行采经血。当时的宫女妃子都很恨他，朱厚熜对自己的皇后都很残忍，三位皇后或被他折磨死，或被打入冷宫，可想而知，他对待征集来的女子更不会留有情面了。在他当政时期，被他下令打死的宫女就有二百多人。

为了炼制长生不老丹，实现自己得道成仙的梦想，朱厚熜疯狂采集“秋石”和“红铅”，所谓“秋石”就是采用童男小便，去其头尾，收其中段，加药熬炼而成“红铅”则是收取处女经血加药拌和、焙炼而成。为了炼制丹药，朱厚熜三次大规模地从民间选取幼女，一次数百人，都是为了炼制丹药，“采阴补阳”而用。

像朱厚熜这样选妃不过是为了满足他采集炼丹的原料，有这样想法的皇帝并不多见。更多的皇帝选妃只不过是想贪图淫逸。只要看中女子姿色，便不论她的年纪，也要选入后宫，像历史上那几个荒唐皇帝，北齐高洋、南北朝时期的前废帝刘子业等，只要是美女，自家亲戚都不放过，只要喜欢，便都纳入后宫之中。

当然，这些都是个例，普遍的皇帝选妃都还是按照当时的既定流程和规矩来的，例如在东汉光武帝刘秀当政时期，就派朝中的大臣去民间为他物色妃子。在《后汉书·皇后纪》中有着记载：“（刘秀）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

这里所说的“择视可否”，便是指体检的程序，对于皇帝的妃子，马虎不得一定要挑出最漂亮、最干净的女孩子给皇帝享用。这样便需要对这些女子进行裸体检查，这样才能更详细地检查。

进宫当皇帝的老婆，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比，但那背后的辛酸却是鲜为人知的。

夏妃妹喜：红颜乱政还是君王误国

与妲己、褒姒、陈圆圆等人相比，妹喜的名气显然不够大，但每逢提到“祸国红颜”，她往往首当其冲。然而，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却在《皇后之死》中这样介绍妹喜：“施妺喜是个可怜的女孩子，她的身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俘虏，在她正青春年华的时候，不得不离开家乡，离开情郎（假如她有情郎的话），为了宗族的生存，像牛羊一样地被献到敌人之手。”

史书中对妹喜的记载极为有限，现有的材料只能证明她是夏朝有施氏部落的女子。当时夏桀率领军队攻打有施氏，无力以暴制暴的有施将领们只好用“美人计”止战，美女妹喜就成了这场战争中的关键人物。虽然史书并没有详细记载妹喜的容貌，但想必她一定非常漂亮，漂亮到夏桀对她一见倾心，立即停战，左拥美女右率大军快乐地回了夏都。

为了讨得美人欢心，夏桀劳民伤财、大兴土木，造“琼室瑶台”，妹喜日日不离其左右，甚至连批阅奏章时，夏桀也会听从妹喜的意见。（《列女传·孽嬖传》）民间还有一种传说可以印证夏桀对妹喜的宠爱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说妹喜有一种特别的嗜好，喜欢听“裂帛”之声，于是夏桀便命人从早到晚地撕扯缯帛，以博美人一笑。假如这个传说属实，那么究竟是妹喜可憎，还是夏桀荒唐呢？

《国语》中记载“妹喜亡夏”的罪证还与另一个人有关：伊尹。伊尹是商朝初期的重臣，也是辅助商汤灭夏的关键人物，他是作为商汤的“间谍”被安插到夏朝内部的。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夏桀曾经派兵攻打岷山国，岷山国无力抵挡，于是便效仿有施部落，将美女琬与琰献给了夏桀，从此夏桀对妹喜的宠爱大打折扣，妹喜被弃置在洛河流域。妹喜失宠落寞之时，伊尹乘虚而入，不仅博得了美人芳心，还探得了诸多军事情报，为商汤灭夏铺垫了一条明路。

但是这段记载也存在疑点：当时妹喜根本不在夏都，且备受冷落，如何得到军事情报？想必伊尹也不会把自己的“间谍”身份告诉妹喜，所以即使他从毫无防备的妹喜口中刺探到了什么，这也不能成为妹喜亡国的“如山铁证”。

当人们将亡国的罪责压在妹喜身上时，却往往忽略了背后的真相——若不是夏桀昏庸好色，将相腐败无能，又何至于国破为奴呢？历史文献中的夏桀，横征暴敛，荒淫无度，极尽奢侈，重用的权臣又多是趋炎附势的唯诺小人。大臣关龙逄曾向夏桀进谏，指出夏桀若再不收敛，必然亡国。夏桀听闻大怒：“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夏桀自比永恒的太阳，并杀了耿直的关龙逄。很多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的百姓痛恨无道的夏桀，他们指着太阳咒骂：“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

事实无数次证明，那些自命将“与天地同在，与日月齐辉”的王朝和君主最终都无法逃脱历史规律的制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都有一个逐步完善并发展的过程，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权终究会被人民推翻。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虽然也曾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私有制的本质导致其统治阶级的本性必然热衷于剥削、掠夺和享乐。这种奴隶主的本性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必然存在权力争斗，压迫与反抗的关系也会一直存在于奴隶主与奴隶之间。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在夏朝统治的四五百年间，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停过。到了第十四代君王孔甲时期，由于孔甲乱政，各部落与王室的关系极度恶化，氏族内部的纠纷也日益激烈，奴隶或争相逃亡，或起而暴动，夏王朝逐渐衰落。再到夏桀时，夏桀的穷奢极欲与暴虐嗜杀更使得夏朝的统治江河日下，国势衰微。

此时，妹喜的出现不过是使夏桀为自己的贪婪与残暴找到了一个新鲜的理由，他无限制地征用民力，一心淫乐而荒废朝政，暴虐地屠杀反对自己的大臣，残酷镇压奴隶和平民。夏朝末年，每当有部落起来反抗，夏桀采用的唯一方式就是出兵镇压，他试图以武力解决王朝分崩离析的困境，反而促使各方部落更加离心离德。

当夏桀一味涂炭生灵以致众叛亲离时，商汤却在养精蓄锐，伺机而动。夏朝的灭亡是必然的，即使没有妹喜，换作一个叫“妹忧”或“妹愁”的美人，夏朝一样会亡。所以，这个“可怜的女俘”妹喜不仅没有亡国的胆识，甚至连掌握自己生存与自由的权利都没有。她可能是夏朝灭亡的催化剂，但绝不是亡国的根本夏朝的灭亡，与其说是“红颜乱政”，倒不如说是“君王误国”。

妲己真的是祸国殃民的“狐狸精”吗？

妲己是中国历史上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商纣王的宠妃，有苏氏的女儿，据史料记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这就说明妲己是纣王讨伐有苏时获得的“战利品”，当父亲把自己当成牛羊一样的礼品献给纣王时，妲己没有反抗，而是顺从地来到敌人的阵营中，这证明妲己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她用自身的耻辱换来了整个部落的存活。

但是，这样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女性，在小说《封神演义》中，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令人发指的九尾狐狸精。直至现在，“狐狸精”一词似乎已经完全遮掩住了妲己的历史面目，那么，“妲己亡纣”一说是否能够经得住历史的推敲呢？

据史料记载，商纣王“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这似乎只为了证明纣王是因为什么事都听从妲己才导致亡国的。但是，妲己是以求和的俘虏身份来到朝歌商纣王怎么会对这样一个俘虏出身的弱女子言听计从呢？也许有人会说，妲己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美貌来迷惑纣王，但是在商朝，人们迷信鬼神，商王室的一切行政和日常事务，都要进行占卜以探询鬼神的意旨，在这样一个崇尚迷信的王朝里甚至连纣王都不能完全控制局势，妲己这样一个弱女子又怎么能够掌控全局呢？

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是由所有人共同创造的，但书写者却往往是男人。所以，后人在史书中很容易看到那些慷慨悲歌、逐鹿中原、天下图霸的热血沸腾之意，却很难洞悉一个女子的悲欢情仇、生离死别或爱恨悲歌。其实，就连与商纣有关的历史资料在他生活的朝代都鲜有记载，更何况是帝王身边的女人呢后人的一再演绎使他们与本来面目的脱轨越来越严重。

史书对这些女子的有限记载为后人的文学演绎或凭空杜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文学的影响往往是深远的，如小说《封神演义》对纣王和妲己的妖魔化处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历史形象，甚至掩盖了其真实面目。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首席狐狸精”，妲己或许会觉得委屈，窦娥之冤尚有关汉卿来替她昭雪，但这顶“狐狸精”帽子不知苏妲己要戴到什么时候了。

“毒妇人”吕后原是贤妻

刘邦是有名的街头混混，吕雉是出名的刁妇恶女，他们两个的结合，也算得上是王八对绿豆，能对上眼的婚姻。刚开始，刘邦与吕雉的感情的确不错，毕竟是结发夫妻，共患难走过来的，彼此之间也有着一份惺惺相惜的情感。但事情往往就是在交好运的时候，开始急转直下的。

刘邦夺了天下之后，便开始广泛搜罗天下美女，进宫来为他服务，其中他尤为宠爱的是戚夫人。比起其貌不扬的吕雉，戚夫人可谓是年轻貌美，莺声燕语，颇能让刘邦赏心悦目。就这样，渐渐地，刘邦开始嫌弃吕雉，虽然他立吕雉为皇后，但却放置一旁，不理不睬，反倒是对戚夫人，随时随地都陪同左右。

吕雉不甘被抛弃，便与戚夫人明争暗斗地展开了较量。开始的时候，戚夫人总是占上风，有刘邦的撑腰，她总能占得几分便宜。作为正牌妻子，吕雉的儿子刘盈被立为太子，那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偏偏戚夫人想要从虎口里夺食，让自己十岁的儿子如意当太子。

她仗着自己受宠，便在刘邦耳边说刘盈的坏话，渐渐地刘邦也觉得刘盈不像自己，不如如意聪明，有了废太子的念头。但当他将废太子的想法拿到朝中商议时，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这才稍稍作罢。

戚夫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反而却让吕雉心生戒备，她精心策划，将刘盈的势力巩固起来。之后虽然戚夫人多次向刘邦提出立如意为太子的事情，但可惜刘邦年老力衰，而且吕雉的势力已经壮大，是他无法撼动的，也就无法办到。为了确保如意安全，刘邦只得将年幼的如意送到离京城三千里外的封地当王去了。

之后没多久，刘邦便去世了，刘盈继位，史称惠帝，吕雉便成为了皇太后。没有了刘邦的庇护，戚夫人的命运变得岌岌可危。对于既是情敌又是政敌的戚夫人，吕雉一点没有手软，她让人用火钳将戚夫人的头发通通拔光，然后还罚她去做繁重的劳作，每天要舂一石的米，如果少半升则要打她一百棍。

戚夫人每天过着这样的生活，自然心中有所不满，想起之前的锦衣玉食万千宠爱，不由得悲上心头，“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相伍相隔三千里，谁当使告汝？”戚夫人想指望儿子来救她，却没想到这感慨被吕雉听了去。

吕雉听后又心生一条毒计，她将戚夫人的儿子如意召入京城，随后下毒药暗害了他，如意死的时候状貌恐怖，是七窍流血的惨状。当时的皇帝刘盈看后于心不忍，但他也在吕雉的掌握之中，无法做出任何反抗，只得用王的礼仪将自己这个同父异母的苦命弟弟埋葬了，谥号为隐王。

害死如意后，吕雉依然难解心头之恨，她将戚夫人做成了“人彘”，还邀请刘盈去参观。不知道“人彘”为何物的刘盈随着太监走到一间茅厕里，只见一个没有四肢的血人倒在地上，眼珠被挖掉，只留下两个血窟窿，但人还没断气，身体还在抽搐着。

听到旁边的太监说这就是当日风华绝代的戚夫人时，刘盈差点被吓晕过去看到戚夫人半死不活的样子，刘盈从此后再也不敢和母亲作对，也不再管理朝政每天只是饮酒作乐，昏昏度日，就这样过了七年便死了。

这期间一直都是吕雉在把持朝纲，而她也一如既往地将狠毒用在治理国家上吕雉之所以会变成恶毒的妇人，应该说和刘邦有着直接的关系。刘邦没有处理好夫妻之间的感情，而他本人又纵欲好色，让吕雉倍感人情冷暖。女人的报复欲一旦被激起，那是十分可怕的，吕雉在夫妻感情失调之后，又遭受地位受到威胁的危机感，这些都可以算得上是吕雉变成“毒妇人”的缘由。

汉武帝后妃无一善终

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期间，将汉王朝推向了鼎盛巅峰，作为最有建树的中国封建帝王之一，刘彻也有着冷酷、淡漠的一面。他后宫佳丽甚多，但是最终却无一人能够善终，无论是被刘彻宠幸的，还是被刘彻打入冷宫的，最终都逃不脱凄凉的悲惨结局，于是，刘彻也被冠上了“无情郎”的称号。

班固在《汉武故事》中写道：“数岁，长公主嫖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即刘彻）曰：‘欲得妇。’长公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否？’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做金屋贮之也。’”

这是尽人皆知的“金屋藏娇”的故事，长公主是刘彻的姑妈，她将自己的女儿陈阿娇献给刘彻，刘彻在十七岁继位后，便立阿娇为皇后。二人之间的感情也曾十分深厚过，但可惜阿娇虽然貌美质丽，却无法生下子嗣，这在母以子贵的后宫，是最大的悲哀。

很快，刘彻便为此嫌弃阿娇，开始宠幸一名宫女卫子夫，卫子夫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很讨刘彻的欢心。但阿娇面对自己的失宠，难以接受，为了夺回自己的昔日宠幸，她让巫女在皇宫里开坛设法，想要诅咒卫子夫。

刘彻最为厌恶的便是巫蛊，阿娇的事情败露后，刘彻勃然大怒，他不但将巫女杀死，一同牵连在此事中的三百余人，他都统统斩杀，而陈阿娇也被废掉，打入了冷宫。据《汉书·外戚传》载：“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

昔日的恩情统统不顾，陈阿娇就此被刘彻遗忘。刘彻与卫子夫乐在温柔乡中，陈阿娇只得在长门宫中以泪洗面，最终被幽禁至死，年仅三十八九岁。陈阿娇的死并未换来卫子夫的幸福。

卫子夫本是刘彻姐姐平阳公主的侍女，只因歌舞了得被刘彻看中后，带回宫中，从此便开始了富贵生涯。卫子夫入宫后，很快便生下了三女一男，刘彻喜得龙子，自然对卫子夫更是宠幸，他立卫子夫的儿子为太子，而同时，也将卫子夫立为皇后。卫家很快便在一夜之间势倾全国。当时一首民谣便唱道：“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但是树大招风，好景不长。嫉妒卫家权势的人，设计陷害太子在宫中参与巫蛊作祟，为了防止被刘彻缉拿，太子只得先下手为强，起兵去杀害诬陷他的人，但起兵失败，太子在被逼迫下自缢身亡。卫子夫这时早已年老色衰，不再受刘彻宠爱，如今出了这样的事情，她只能选择亲自了结自己的生命，交出皇后的玉玺后，她在宫中悬梁自尽。

刘彻余怒未消，依然斩草除根，不但斩杀了太子的幕僚，还将卫家三族都诛灭，一场血淋淋的屠杀，令数万人倒在了血泊中。

血腥并没有让刘彻停下寻美的步伐，他的乐师李延年为了讨得皇帝欢心，便将自己的妹妹进献给刘彻，刘彻看后很是欢喜，立即封为夫人，升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但可惜李夫人福薄命薄，为刘彻生下一子后，很快便病入膏肓，卧床不起。

李夫人深知刘彻的心，自生病之日起，便拒绝刘彻探视，她知道刘彻只是喜欢自己的美貌，如果看到她病中憔悴的模样，定当厌恶。果然，李夫人死后，刘彻为此茶饭不思，十分思念当日那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可惜，这份思念并未延续很久，公元前95年，刘彻北巡时，遇见十七八岁的赵钩弋，见其貌美如花，光彩照人，便带回宫中，为她修建了“钩弋宫”。

赵钩弋不久后便怀孕了，十四个月后生下了男婴，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这时刘彻已经是五十多岁，老来得子，刘彻十分欣喜，还将其立为了太子可是随着刘彻的年纪越来越大，他的疑心也越来越重，在公元前88年，刘彻找碴儿，杀死了赵钩弋。理由是自古以来，国家大乱，无非都是因为子少母壮，女主专权，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不如及早将女主杀死，杜绝后患。

将草菅人命说得如此轻描淡写，刘彻的心真如铁石般硬。

解忧公主真实的一生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兵进攻匈奴右贤王部，霍去病在陇西一带大败匈奴，匈奴从此远遁大漠。为了进一步巩固战果，汉武帝派遣使者出使西域，以求联络西域各国共同对抗匈奴。当时，西域地区最大的王国是乌孙（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与匈奴相处最近，于是，张骞建议汉王朝下嫁公主，与乌孙联姻，以达到共同夹击匈奴的目的。

汉武帝接受了张骞的建议，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封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为公主，下嫁乌孙国王昆莫（乌孙王号）猎骄靡，但仅仅过了几年，细君公主便因悲愁过度离世。为了继续保持这种政治联姻，汉武帝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再选派一位宗室女和亲乌孙，于是，这个重任就落在了楚王刘戊孙女刘解忧的身上。

公元前101年，被封为公主的刘解忧告别了长安，告别了亲友，踏上了和亲之路。来到乌孙后，解忧公主成为军须靡的夫人，为了使自己能够尽快融入这个游牧民族，她努力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积极学习乌孙语言，并尽力和乌孙贵族打成一片。

几年后，军须靡去世，他的堂兄弟翁归靡即位，按照乌孙国的习俗，新即位的国王要继收上一位国王的夫人做妻子，于是，翁归靡娶解忧公主为妻。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驾崩，刘弗陵继承皇位，史称汉昭帝。匈奴这时趁机卷土重来，接连进犯五原、朔方等地，而且还与车师国结盟，在公元前74年出兵乌孙，要求翁归靡交出解忧公主，并断绝与汉朝的一切往来。面对匈奴的挑衅解忧公主毫无惧怕，她毅然上书汉昭帝，建议汉、乌联合出击匈奴。公元前72年时值汉宣帝在位，汉、乌组成联军二十万，东西夹击匈奴，使匈奴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汉朝北边的威胁基本消除。

随后，翁归靡为了发展与汉朝的和亲关系，决定立他和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为嗣。公元前64年，翁归靡上书，为元贵靡求亲。汉宣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封解忧公主的侄女相夫为公主，前往乌孙和亲。但是当和亲队伍行进到敦煌时，却突然传来翁归靡去世，军须靡的匈奴夫人所生子泥靡即位的消息，汉宣帝立刻召回了和亲队伍，单方面取消了婚约。

为了遵从乌孙习俗，更为了维护汉朝在乌孙的势力，深明大义的解忧公主做出嫁给泥靡的决定。但是，因为政见不同，泥靡和解忧公主之间的夫妻关系并不融洽，时常剑拔弩张，而且泥靡残暴凶狠，使乌孙子民怨声载道，为了使乌孙重新兴旺，解忧公主与出使乌孙的汉朝使者策划在接风酒宴上刺杀泥靡，可惜行刺武士利剑刺偏，只击中泥靡右膀，受伤的泥靡仓皇逃命，藏匿深山。

经过汉王朝的几经调停，乌孙国最终一分为二：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任大国王；匈奴公主的儿子乌就屠任小国王。

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共嫁两代三任国王，生育多个子女，除了四子鸱靡九岁夭折外，她的大儿子出任乌孙大国王，次子成为沙车国国王，小儿子当上乌孙大将；大女儿做了龟兹国王后，次女嫁给乌孙侯王，这加强和巩固了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

甘露三年，解忧公主回到汉朝，两年后病逝，终年七十二岁。因为解忧公主成功联合乌孙与汉朝夹击并大败匈奴主力，使得内部发生分裂，一部分人开始谋求与汉朝和亲，于是就有了后来尽人皆知的昭君出塞的故事。

妃子侍寝的秘密招数

古代的后宫妃子过了五十岁就不能侍寝了，为了能和皇帝一夜春宵，诞下龙子，保住后半生的安稳荣华，这些妃子便挠破头皮想出各种千奇百怪的招数吸引皇帝。这也难怪，毕竟只有陪皇帝睡觉后，才能有机会获得帝王的宠爱，而且如果运气好，一朝怀上龙子，那更是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可后宫佳丽何止三千，面对这么多竞争者，如何才能脱颖而出，博得帝王一笑呢？想与帝王共度良宵，这是一条最近的路，却也是一条最远的路。这里介绍几种历代妃子使用的秘密招数。

第一，投骰子，赌运气。

骰子是赌具，但在唐开元年间，被宫中称作“媒人”。皇帝不想费神去为择妃侍寝的事情头疼，便让妃子掷骰子来定侍寝者。谁投掷的点数多，谁就能侍奉皇帝。而李隆基则是让妃子们头戴鲜花，如果蝴蝶停在谁的头上，谁就可以侍寝这样的方法多靠运气，没有什么主动争取的可能，大多数的妃子只能听天由命但也有的妃子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争取帝王的宠爱。

第二，插竹洒盐汁。

南朝宋文帝时，一个太监给皇帝出主意，让他每晚乘着羊车在后宫闲逛，如果羊车停到哪个妃子的门口，那这名妃子就可以侍寝。为了吸引羊车，许多妃子想出各种招数，其中一名潘淑妃十分聪明，她“投羊所好”，在门外的屋檐上插以青竹枝，地上洒以盐汁。羊最喜欢这两样东西，每晚都会停到潘淑妃的门前，这样，文帝自然就常在潘淑妃那里过夜了。

但好景不长，潘淑妃的“偏方”很快被其他妃子得知，她们纷纷仿效，一时之间，南朝后宫中，到处都是青竹翩跹。

第三，以梦为托词。

毛遂自荐不只能用在为官之道上，还可以用到后宫之中。宋代的李宸妃原本只是个小宫女，丝毫引不起皇帝的注意。但有一次，宋真宗去洗手的时候，她端着脸盆去伺候，乘机与皇帝闲聊起来。皇帝看到这个小宫女还算有几分姿色，便也没有急着走。这时，她乘机对宋真宗说：“晚上梦到一个羽衣之士，从天而降对我说，我会生下一个儿子。”

当时的宋真宗正巧没有儿子，一听这话便很高兴，他当即宠幸了这名宫女隔年李宸妃便生下了皇子。

第四，互相引荐，共同富贵。

宋代的乔贵妃和韦妃入宫后共同侍候郑皇后，二人情同姐妹，她们曾约定如果谁先得到皇帝的宠幸，便要提携另一位，要苟富贵勿相忘。后来乔贵妃先被宋徽宗宠幸，她便向宋徽宗推荐了韦妃。姐妹二人便都得到了皇帝的宠爱。

第五，歪打正着。

有的妃子运气很好，她们侍寝有些机缘巧合。例如元顺帝时的七贵之一程一宁，她作为“位在皇后之下，而权则重于禁宫”的宠妃，传说在得宠之前，在宫中的日子过得也很凄凉，一直受人排挤。于是一天夜里，心情郁闷的程一宁便登楼唱歌，语调悲怆，正巧被路过的元顺帝听到，被她的歌声感动，驾车前往了程一宁的住处。

第六，乱点鸳鸯谱。

后宫之中，常出现“误幸之事”，也就是说皇帝临幸错了人。汉景帝就是这样的糊涂皇帝。一天夜里，他喝得酩酊大醉，欲召幸程姬，但程姬正巧来了月事她又不想将这个机会让给别的妃子，便自作主张，让自己的侍者唐儿打扮一番去见景帝。景帝根本辨不出真假，在一番缠绵之后，唐儿居然怀孕了，之后便母凭子贵，成为了景帝的新宠妃。

这些宫中逸闻听起来有趣，其实都包含着宫中女子的辛酸泪水，她们虽然贵为妃子，但其实就是皇帝圈养在宫中泄欲的玩偶和传种工具罢了。而且妃子侍寝的过程十分繁杂，每天晚餐之后，总管太监就捧上一个大银盘，里面盛了几十块牌子，上面写着妃子的名字，让皇帝挑选。当皇帝选出一块牌子后，太监们便负责将这名妃子衣服脱光，裹上大披风，然后背妃子进寝宫并一直送到龙床上。这时，皇帝已经先上床了，被子盖在皇帝的踝关节处，脚露在外面，太监将妃子的披风拉去，妃子从暴露在外的“龙爪”这头匍匐钻进大被，然后“与帝交焉”。

这时，太监会在门外等候，敬候事毕。如果时间稍长，他们就会在门外高声提醒，得到允许便走进屋内。这时侍寝的妃子必须面对皇帝，倒着爬出被子，让太监再次用披风裹着她，背到门外，送回自己的屋子。

侍寝完后还有个序曲，太监总管会问皇帝留不留，如果皇帝说不留，那意思便是这次宠幸不作数，这样太监便会在这位妃子的腰股之间某处穴位微微揉之，“则龙精尽流出矣”。如果日后依然怀孕，那就要进行人工流产，不然皇帝不承认，这孩子生下来也不算数，还要被当做野种处理，与其那样，不如早日流掉算了。

妃子们百般想招数，也不过是为了最后得到皇帝一夜恩宠这样的结局，而一夜欢愉过后，命运能否改变，全在未知，这其中的幸与不幸，全在个人所想。

隋炀帝老婆的“战俘生活”

公元582年，隋朝开皇二年，本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三岁的“晋王”杨广娶了十二岁的萧氏。而后他们一起生活，一直到了618年的春天，隋朝大乱，隋炀帝被部下逼迫，自缢身亡，而萧皇后便落入了当时的权臣宇文化及手中，成为了战俘，养在宫中。根据《隋书·列传》中的记载，这场婚姻被写为：“化及于是入据六宫，其自奉养，一如炀帝故事。”

隋炀帝已死，萧氏的处境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萧氏虽然已经青春不再，但依然端庄、俊美，宇文化及对萧氏自然垂涎几分，在619年，宇文化及带着萧氏，居然跑到魏县，关起门来当皇帝。

可惜好景不长，皇帝并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动乱年代，除非足够强大，否则只有等着被推翻。宇文化及还没来得及巩固他的力量，就被窦建德率领着一支农民起义军杀上门来，窦建德自称“大夏王”，口口声声为死去的杨广报仇。

宇文化及与窦建德在聊城展开了一场恶战，窦建德的军队战斗力很强，他动用了自己的战车，将石头抛上城墙，这种十分原始的“土炮”令宇文化及难以招架，聊城最终失守，落入了窦建德手中，而一同被窦建德接管的还有萧氏。

萧氏再次落入男人的手里，这次她虽然选择了自尽，但却被窦建德的部下抢救了过来，窦建德自称是杨广的拥护者，对萧氏一直以礼相待，在《旧唐书·列传》里说：“建德入城，先谒隋萧皇后，与语称臣。”

虽然如此，但萧氏也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她一直在窦建德的军中，虽然历史中并未记载她曾被窦建德强行霸占，但从一些古代文献中，似乎也可以对窦建德与萧氏的关系作出一些推断。

在《旧唐书》中有过一段记载：“建德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并散赏诸将一无所取。又不啖肉，常食唯有菜蔬、脱粟之饭。其妻曹氏不衣纨绮，所使婢妾才十数人。至此，得宫人以千数，并有容色，应时放散。”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窦建德是个正人君子，他不会去霸占他人的妻女，而且最主要的是，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十分彪悍，对窦建德看管严格，绝不允许他与别的女人有染，而且萧氏留驻时间并不长，约莫两三个月后，她又转到了突厥人的手里。

突厥对于中原人来说是个心惊肉跳的词汇，突厥人粗犷豪迈，而且突厥人的“胡俗”更是令从小受儒家教育的中原人无法接受：在没有血缘的前提下，儿子可以继承父辈的女人，弟弟能够再娶兄长的妻妾。在突厥，女人就好像是牲口一般被人接管，毫无感情可言。萧氏之所以会去突厥，是因为突厥的义成公主从窦建德手上要走了她。

这位义成公主早年被杨坚嫁给了启明可汗。后来，她的丈夫死了，她便又改嫁“儿子辈”的始毕可汗、处罗可汗和颉利可汗。对于这段历史，《隋书》一笔带过：“突厥处罗可汗遣使迎后于洺州，建德不敢留，遂入于虏庭。”

不论萧氏当时是否情愿跟义成公主去突厥，总之她一个毫无依靠的寡妇只能听从别人的安排，没有自己做主的权利，去到突厥后，她随同义成公主一起纳入了处罗可汗的寝帐。后来，处罗可汗死了，姑嫂两个又顺理成章地嫁给他的弟弟——颉利可汗。

在突厥生活的萧氏早就断了回中原的念头，一直到公元630年，突厥大败，义成公主死了，颉利可汗遭擒。她这才回到长安，但此时的她依然是“战俘”的身份。回到长安后，虽然受到了大唐的礼遇，但她却深居简出，独自生活了十八年后，孤独终老。

《资治通鉴·唐纪》里说：“庚子，隋萧后卒。诏复其位号，谥曰愍；使三品护葬，备卤簿仪卫，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萧皇后死后，她与隋炀帝合葬在了一起，夫妻二人也算是最终相守在了一起。

后宫里最痴情的“坏”女人

大明成化年间，后宫被一个名叫万贞儿的宫女一手遮天，搅得天翻地覆。作为皇帝朱见深的贴身保姆，她历经寒暑十七载，陪伴着这位比自己小十七岁的皇帝度过沉沉浮浮的无数个日夜，受尽旁人白眼，终于在朱见深十九岁登上帝位后，修成正果。

在苦难中建立起的情谊总是最牢固的，朱见深登基后，虽征选了不少妃嫔，但对万贞儿的宠爱依然是有增无减。但这爱却让这个才貌低下、出身卑贱的女人无所适从。

此时的万贞儿将近四十，人老珠黄，女人敏感的自危感让她在后宫草木皆兵，犹如身处百花丛中的一株狗尾巴草，自卑自怜又自哀。

为了保住在朱见深心中的位置，她常在朱见深枕边说妃嫔们的坏话，从小养成的依赖感让朱见深对她言听计从，不但废了皇后，还打算立她为皇后，如果不是皇亲大臣极力阻挠，只怕万贞儿一登凤座的愿望就会成真了。

得不到皇后地位的万贞儿为了彻底占据朱见深的心，她开始串通宦官将眼线遍布后宫，一旦发现哪位妃嫔或者宫女得到宠幸，怀上龙种，便暗下毒手，必定让孩子胎死腹中。所以，朱见深有着后宫佳丽数十人，却是一个子嗣也留不下。

作为元凶的万贞儿在顺利诞下一名男婴后，被朱见深封为贵妃，本以为母凭子贵，一帆风顺的日子到了，却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孩子一年后死于疾病，而已经属于高龄的万贵妃，是不可能再生产了。

眼看着朱家就要绝后，但万贞儿依然没有停下她罪恶的双手，朱见深的子女一个一个都被她暗杀在无形之中。

对于爱情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情敌，而是时间。万贞儿本来就年纪大了，再加上痛失爱子，郁结于心，不久后就一病不起，这对专情的朱见深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对于一个帝王来说，专一的爱情有时候也会是一场灾难。

万贵妃的好与坏，他都不在乎，只要有这个女人陪在身边，他便心满意足。爱情在这里显得弥足珍贵，只可惜，万贵妃终还是挡不住病魔的侵袭，撒手人寰在万贞儿死后，朱见深食不知味，终日悲伤，一年后也紧随而去，大明王朝也是变得更加的江河日下，摇摇欲坠。

后人将这段跨越十七年的姐弟恋称为不伦之恋。朱见深迷恋着万贞儿，任她胡作非为，也不加干涉，而万贞儿为了独霸皇帝，不惜对无辜的人痛下杀手，这段恋情历来是遭人唾弃、惹人非议的。

不过，这里要说的是，人们只看到了万贞儿表面上的残忍与自私，却没有深究她内心深处的“痴”和“情”。能于苦难中对一个男人不离不弃的女人，又怎么会在乎这个男人发达后的富贵呢？她在乎的无非是这个男人本身，还有给予她的爱情。

爱之深恨之切，怕拥有之后又失去的万贞儿，选择极端的方式留住朱见深的心，但她是否了解，朱见深的心从未离开过她。后宫向来是是非重地，要说坏女人，多如牛毛，但若论起痴情女人，万贞儿当排第一。

后宫最悲惨的女人

宫女负责伺候皇帝和后宫妃嫔的生活起居，电视上总能看到宫女打扮艳丽为主子们干着端茶送水的活计，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宫女们却并非如影视剧中所表现的那样光鲜。宫女是从民间千里挑一选出的绝顶美女，但她们却因为自己的美貌而葬送了人生。这些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美女一踏入宫门便算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她们所背负的性虐待、杀戮、欺辱、殉葬等痛苦，都是十分深重的。

在中国的历朝历代来说，明朝的宫廷美女应该算是最凄惨的。她们是通过民间几十万里挑一选出的绝顶美女，经过层层筛选，从全国各地物色出十三岁至十六岁的淑女几千人，然后再经过多重选拔，能进入宫廷的不超过一百人。

然而，明朝的宫女一旦进入宫中，便彻底失去自由，一辈子不能出宫，除了要在宫里干苦力之外，还时时刻刻提防着自己不会被心情不好的皇帝处死。宫女们大多是住所简陋，衣食菲薄，终生从事繁重的工作，不但要遵守烦琐、严苛的礼节，还要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战战兢兢地生活，稍有不慎便会人头落地。而且宫女们不能和亲人相见，更不能成婚生子，一旦入宫便注定了她们要孤独终老。

在明朝的宫中，规矩十分多，宫女们更是被严格地控制着，除了每天要完成各种劳动外，还要在知书女内官的教习下读《女训》《女孝经》等书，被女官教导着洗脑，以扭曲心灵。

如果宫女稍有违规，遭受的就会是严酷的惩罚，其中“墩锁”、“提铃”和“板著”最常使用。

“墩锁”就是囚禁，宫女会被关入牢中，几天不给吃喝，直到奄奄一息时才被带出。“提铃”是让受罚的宫女每天夜里从明宫的乾清宫门到日精门、月华门，然后回到乾清宫前，走着正步，高唱天下太平，声音要拖很长，与所带的铃铛声音相应和。“板著”是比前两种更为严酷的刑罚，被罚的宫女面向北方立定，弯腰伸出双臂，用手扳住两脚。身体不能弯曲，这种状态要持续一两个时辰不等，完全看女官的心情而定。被罚的宫女一般都会坚持不住，轻则头晕目眩，重则倒卧在地，呕吐至死。

除了这些残酷的规则，宫女生病还不能得到医治，完全靠自身恢复，明朝有条规定是：“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以证取药。”妃嫔都是如此，宫女更是不用说了。根据《明宫史》记载：“有掌司总其事者二三十人。凡宫人病老或有罪，先发此处，待年久方再发外之浣衣局也。”也就是说，宫女如果得了病，或者年老虚弱了，就如同戴罪之人一般，要被发配到一个固定的地方，靠劳作来养活自己，然后等死度日。当然也有些宫女被皇帝看中，封为妃子，如果再生下一儿半女，那地位便能略有改变，不过大部分宫女多是幽闭在宫墙之内，了此一生。

宫女生前不能出宫，死后同样不能出宫，明朝的宫女死后都不会被允许埋入土里，都是火葬，骨灰会被撒入枯井之中。一直到明嘉靖年间，有一个贵妃捐钱买了几亩民地，一些不愿意尸骨被放入枯井的宫女便要求葬于此地。清朝的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说：“墙固垒垒，碑亦林立……每于风雨之夜，或现形，或作声，幽魂不散。”许多宫女为了来生不再受苦，纷纷要求不要埋得太深，这样可以及早转世，能够重新投胎个好人家。

宫女生前在宫中过着最卑微的生活，死后依然不能有一块葬身之所，情何以堪！

萧皇后命丧《十香词》之谜

由于辽道宗听信小人谗言，相信萧皇后与人通奸，便命其自尽，造成了堪称辽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史称“十香词冤案”。

萧皇后原名萧观音，十六岁时嫁梁王为妃，次年，梁王登基为辽道宗，萧观音被册封为皇后。精通汉文化的萧皇后，常常吟诗作赋，弹古筝，且写得一手漂亮书法。才貌双全的萧皇后深得辽道宗喜爱。

此时，有个叫耶律乙辛的人权倾朝野，萧皇后深感忧虑。于是劝说道宗不要将国事全部委托耶律乙辛，以免发生“功高盖主”的事情。萧皇后的进言引起了道宗的重视，便下旨让太子参与朝政，取代乙辛。得知事实真相的耶律乙辛对萧皇后怀恨在心，发誓要报仇，因此格外关注萧皇后的动向。

道宗毕竟是一国之君，岂能专心喜欢皇后一人？丈夫对自己的宠幸越来越少深感寂寞的萧皇后便写了一首情意绵绵的《回心院》，希望被改编成歌曲唱给道宗听。当时，宫中伶官中只有赵唯一一人能把这首词谱成乐曲，而且他的嗓音条件最好。为了尽快让道宗知晓自己的心意，萧皇后常常命赵唯一进宫演奏。不想这却给了耶律乙辛报仇的机会。一方面，他收买皇后身边的丫鬟单登，一方面派人写了一首感情真挚却很露骨的《十香词》。

有一天，单登向萧皇后恳求道：“这首《十香词》为宋国皇后所著，但笔记拙劣。如果皇后能抄写一份送与奴人，奴才将感激不尽。”萧太后答应了单登的请求。全诗如下：

青丝七尺长，挽出内嫁妆，不知眠枕上，倍觉绿云香。

红绡一幅强，轻阑白玉光，试开胸探取，尤比颤酥香。

芙蓉失新艳，莲花落故妆，两般总堪比，何似粉腮香？

蝤蛴那足并，长须学风凰，昨宵欢臂上，应惹领边香。

和羹好滋味，道语出宫商，定知郎口内，含有暖甘香。

非关兼酒气，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语，风送过来香。

既摘上林蕊，还亲御苑桑，归来便携手，纤纤春笋香。

凤鞋抛合缝，罗袜卸轻霜，谁将暖白玉，雕出软钩香。

解带色已战，触手心愈忙，那识罗裙内，销魂别有香。

咳唾千花酿，肌肤百和装，元非噉沉水，生得满身香。

当《十香词》抄好后，受其内容感染，萧皇后又即兴写了一首怀古绝句：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

唯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见时机成熟，耶律乙辛让单登向辽道宗揭发萧皇后和赵唯一“通奸”的事情物证就是《十香词》和《怀古》。尤其是《怀古》一诗，里面含有“赵唯一”三个字，这就成了“铁证”。况且，赵唯一已经被耶律乙辛屈打成招，对他与萧皇后通奸的事情供认不讳。

被怒气冲昏头脑的辽道宗，立即下令处死萧皇后。于是，宫人捧着一匹白绫来到萧皇后寝宫。萧皇后死后，辽道宗仍未解气，命裸其尸体，裹以芦苇席，送回萧家。

一代皇后竟然被冤枉致死，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

皇太后红杏出墙的内幕

皇太后虽然贵为人中龙凤，享受着令所有女人都艳羡的地位和荣华，但却有一样是普通女人都能得到的，那就是正常的夫妻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女性中，皇太后虽然是地位最高贵的人，但作为女人，她们却没办法享受到普通女人的权利，普通女人死了男人可以改嫁，但皇太后却只能独守空房，用自己的人生去为皇室尊严殉葬。

人性被如此压抑，自然会出问题。除去身上的光环，作为普通女人也有的需求，皇太后不免会做出不雅的事情。这也就引发了后宫的一系列绯闻事件。这些绯闻想掩盖都掩盖不住，皇太后是国母，要为了维持国家的形象而洁身自好，但历史上偏偏有几位皇太后，耐不住寂寞，红杏出墙，演绎出了一幕幕令人们津津乐道的宫闱内幕。

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本是吕不韦手下一名普通的歌舞伎，不过为了拉拢异人，吕不韦将她献给异人，却没想到，开创了这个女子母仪天下的一生传奇经历。赵姬为人淫荡，各种风流韵事贯穿她一生。

在异人死后，嬴政登基，赵姬不甘寂寞，常找吕不韦与她私会，吕不韦担心奸情败露，便为赵姬引荐了一名叫嫪毐的男子，为了满足赵姬的性欲，吕不韦让嫪毐假扮太监入宫，天天和赵姬厮混。有了嫪毐，赵姬便不再纠缠吕不韦，她与嫪毐淫乱后宫，还生下了两个儿子，这件事情被嬴政得知后，大为震怒，杀嫪毐，囚禁赵姬，这位赵太后风流的一生也便到此终结，在公元前228年，抑郁而死。

如果说赵姬是难耐寂寞，那么吕雉则是名副其实地给汉高祖刘邦戴了顶结结实实的绿帽子。有后人称吕后为“暴虐的女杰”，真是一点也不为过。吕雉为人狠毒残忍，办事果断之外，还生性淫荡，她的风流在与刘邦刚结为夫妻时就体现出来了。

在刘邦起兵的时候，吕雉一个人在家中，刘邦有一个同乡叫审食其，常来家里帮助吕雉处理家务事，一来二去，二人便勾搭成奸，此事刘邦一直不知道。后来刘邦当上皇帝，封吕雉为皇后，这时的刘邦后宫有宠妾，受到冷落的吕雉便再次想起了那个旧情人审食其，便将他引荐到宫中，二人再续前缘。

迫于吕后的淫威，宫中的人都不敢将此事告诉刘邦，所以刘邦至死都不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子。而这段奸情是被吕后的儿子汉惠帝发现的。据《汉书·朱建传》载：“久之，人或毁辟阳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太后惭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汉惠帝也不能弑母，于是这件事情后来在旁人的劝解下，居然就不了了之了。吕雉的色胆包天比起北魏冯太皇太后来，那还是小巫见大巫。冯太皇太后盛年守寡，为解性饥渴，便选来一些美貌的男子作为自己的性伴侣。

北魏民风淳朴，人们的许多观念简单粗放，他们在婚姻关系上还保留着许多原始婚姻的遗风，贞洁观念比较淡薄。所以，冯太后的情人也是有好几个，对此事，献文帝拓跋弘十分反感，多次提出反对，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冯太后毒杀了拓跋弘。

冯太后虽然心狠手辣，好色放荡，但在政治上却还是有一番作为的，她能够把持朝政几十年，可见也是有些手腕的。冯太后在太和十四年（490年）病死，享年四十九岁。史书上对她的评价是“多智谋、猜忌、能行大事、生杀刑罚决之俄顷”。

作为中国的最后一个握有实权的太后，慈禧鲜为人知的私生活，其实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位太后一生虽然没有称帝，但把持朝政近四十年，操纵了三代皇帝，不但在政治上为所欲为，在私生活上也是有许多不能见光的事情。

慈禧宠幸一名叫安德海的宦官，此人长得细皮嫩肉，行动举止扭捏作态，但其实是个货真价实的男人，把慈禧伺候得妥妥帖帖的，深得慈禧的喜爱。除了安德海，慈禧还常常请金俊生、谭鑫培、余三胜一帮戏子们演戏，名为演戏，实则是找机会纠缠在一起。

后来奸情被慈安撞破，慈禧苦苦哀求，慈安才没有将这件事情说出去。后来慈安死后，慈禧便越发地肆无忌惮，那时慈禧的贴身太监李莲英常从民间为她物色英俊少年进宫，供慈禧享乐。

自古都言太后的尊贵，谁又能真的了解那深宫之中无言的寂寞，和封建时代对女人的戕害有多深？

真实的香妃是否体有异香

香妃，一个自异域而来、体带异香、美艳绝伦的女子，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女子。她到底是民间的演绎，还是真实存在过？滚滚红尘，宫阙千重，香魂何在？

据传，乾隆时期，回部发生叛乱，清军入回疆，定边将军兆惠俘获一回部王妃，此女子天生丽质，更奇的是她通体会散发沁人心脾的异香，有人说是沙枣的香气，于是，人称香妃。乾隆帝对她大为倾心，执意纳之为妃，为讨其欢心，特在西苑建造了一座宝月楼，供香妃居住，并常亲临探视，希其顺从。然而香妃性格刚烈，誓死不从，并身藏利刃，表示不屈的决心，还时常因思念家乡而凄然泪下。

皇太后得知此事，召见香妃，问她：“你不肯屈志，究竟作何打算？”香妃以“唯死而已”相答，太后说：“那么今日就赐你一死。”香妃拜谢，于是太后趁乾隆帝单独宿斋宫之际，命人将香妃缢死。

香妃死后，乾隆帝悲伤不已，最后以妃礼将其棺椁送往故乡安葬。一百多人抬着她的棺木，走了三年，才把她送回喀什，葬归故里。

然而，迷人的传说虽引人入胜，但它与历史相去甚远。

史载，乾隆帝先后有嫔妃四十多人，只有容妃来自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回部，一般认为她就是传说中的香妃，但实际上容妃并不是被掠进宫的。因当年容妃家族反对叛乱，拥护朝廷平叛有功而被乾隆皇帝召进北京，封官晋爵，容妃的父亲和哥哥为了感谢皇帝的恩德，也为表对朝廷的忠心，决定把聪明美丽的妹妹送进皇宫，服侍皇上。

全宫上下对她的印象都很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二月三十日，乾隆帝奉皇太后懿旨，晋封和贵人为容嫔。五月二十一日举行了容嫔的册封礼。第二年，容嫔的哥哥图尔都被晋封为辅国公。乾隆三十年（1765年）正月，皇帝第四次南巡，容嫔和图尔都随驾同行。皇帝的妃嫔很多，而外出陪驾的妃嫔只有几位。容嫔能够随驾，表明她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很高。一路上，容嫔兄妹第一次饱览了祖国的壮美山河，大开了眼界。

从这里可以看出，容妃深得乾隆帝的宠爱，不仅随乾隆帝南巡，还被特许在宫中着本族服装，并配备回族厨师。

在史籍与档案中，也未见容妃有体散异香的记载，更无被皇太后赐死的结局。可见，容妃并无传说中香妃的曲折经历，她不是香妃。

另外，有史料证明，乾隆帝下令在西苑建宝月楼的目的不是为了容妃（或称香妃），乾隆帝在他的《宝月楼记》中讲得很明白：建宝月楼是为了每临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即它可起到屏障、遮挡之用。从时间来看，宝月楼建在容妃进京之前，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当时乾隆帝怎么知道和卓氏进京并能为己所爱？所以，乾隆不会为了取悦香妃而建宝月楼。

原来，香妃只是一个人们心中的美丽女子，经过文人墨客和野史的绘声绘色的渲染，逐渐使人们相信她的存在，至于香妃体香引来翩翩蝴蝶，死而复生，最后被小燕子和紫薇救出宫闱，则又是琼瑶为野史续添的一笔。

第六篇

宫闱隐私

文姜的功过是非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许多人都行走在风口浪尖之上，而春秋时代齐僖公的次女文姜，就是这样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

文姜，姓姜，无名，因其以才华著称于当世，所以被贯以“文”。正所谓“一千个人笔下会出现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这样一个才华绝伦，美艳惊人的女子，史书上也有着不同的记载。例如，在《诗经·有女同车》中，对她的评价是“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而在《诗经·南山》中，对她的评价却变成“鲁道有荡，齐子由归”，那么，历史上的文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齐僖公出任齐国国君时，国力已经变得非常强盛，再加上公主的美艳绝伦，其都城临淄自然就成为诸侯王子必到的相亲之地。在众多的追求者中，能让文姜动心的只有郑国世子姬忽，两国也因此缔结了婚约。

但是，没过多久，姬忽却听信文姜生性淫荡的传言，以“齐大非偶”为由，单方面撕毁婚约。对于文姜来说，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从那时起，她开始变得自怨自艾，以现代医学观点来看，当时的文姜很可能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一个人在感情脆弱、心情郁闷的时候，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别人那里得到心灵的慰藉。这时，文姜同父异母的哥哥姜诸儿乘虚而入，每日对她嘘寒问暖，体贴入微，时间长了，两人之间的兄妹之情竟然逐渐转变为儿女私情。

纸终究包不住火，这段乱伦之恋很快就传到了齐僖公的耳中，虽然在春秋时代，民风自然，对妇女没有三从四德的束缚，但是，兄妹之间产生私情，在当时还是会受到道德家的谴责，因此这个炸雷般的消息让齐僖公伤透了脑筋。

恰在此时，鲁国国君鲁桓公派人来求亲，齐僖公大喜过望，立刻把文姜嫁到鲁国，并禁止她再回到齐国。

文姜在鲁国过了几年安分的日子，虽然心中对姜诸儿充满了思念，但是父命难违，她只能把无尽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中。

到了鲁桓公十八年，文姜终于等来与姜诸儿重会的机会。四年前，碍事的齐僖公早已一命归西，姜诸儿以世子身份即位，史称齐襄公，他邀请鲁桓公到齐国赴会，文姜自然陪同夫君一同回到齐国。

在齐国，文姜和姜诸儿旧情复燃，却被鲁桓公察觉。为防止事情败露，齐襄公派出力士彭生击杀鲁桓公，因为私情，一国国君把另一国国君谋杀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事情了。

得知鲁桓公的死讯后，鲁国宗室虽然怀疑其中必有阴谋，却也不敢出兵攻打齐国讨一个说法。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目前只是怀疑，对于国君的死因查无实据，自然也就出师无名；二是鲁弱齐强，假如贸然出兵，无疑是鸡蛋碰石头。在万般无奈之下，鲁国只好先稳定国内局势，由世子姬同继位，史称鲁庄公。

丈夫死了，文姜却不愿扶柩回鲁，而是希望暂住在边境地区，日后再返回鲁国。出于孝道，鲁庄公只好派人在禚地建造宫室，供母亲居住。齐襄公听说后也派人在禚地附近的阜建造离宫，供他来游玩，至于两个人为什么这么做，那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然而，两人在一起厮守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齐襄公十二年，大夫连称管至父伙同公孙无知将齐襄公杀害，逃亡在外的公子小白返回齐国，被立为国君史称齐桓公。

政治上发生巨变，心上人也死于非命，文姜不得不返回鲁国，辅助儿子处理国政。这时，她表现出与其他那些被视为“淫女”之流所不同的一面，她在政治上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在外交上显现出左右逢源的智慧，在军事上也表现出过人的才能。正是因为有了文姜这样政治领袖型人物的存在，才使鲁国从一个人见人欺的小国，逐渐变成军事、经济强国，在诸侯战争中屡战屡胜，甚至在长勺之战中，一举击溃了强大的齐国，使齐桓公在争霸斗争史上出现了一次少有的挫折。

因此，在人们因为文姜与哥哥的一段乱伦之恋而对其进行唾骂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她的确是一个外秀内慧的奇女子。假如郑国世子姬忽当初没有退婚那么，在文姜的协助下，郑国也许就不会进入诸子争位的内耗之中，而使得霸业无法得到发展。

女子穿开裆裤的后宫

东汉皇帝汉灵帝（156-189）刘宏，公元168年即位。在位期间，党锢之祸兴起，宦官把持大权，公开买卖官位，还大兴土木，搞得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但这位皇帝却一点都不了解民间疾苦，躲在深宫之中自娱自乐，极尽荒唐之事。

汉灵帝最大的爱好便是女色，他继位后的皇后为扶风平陵的宋氏。宋氏性格平淡，缺乏妩媚和女人味，遭到汉灵帝的嫌弃。后宫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地方，看到皇后失宠，其他嫔妃为了夺得后位，便纷纷诋毁宋氏。正巧当时的中常侍王甫枉杀勃海王刘恢及他的王妃宋氏，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怕宋皇后迁怒于他，便恶人先告状，诬陷宋皇后在后宫挟巫蛊诅咒皇帝，汉灵帝便借机废掉皇后，将这个不会讨自己欢心的女人除去了。

汉灵帝随后又听信谗言，将宋皇后的父亲以及兄弟全部杀光。一天夜里，他做梦忽然梦到了桓帝，桓帝质问他宋皇后到底犯了什么罪，要被灭门。惊醒后的汉灵帝心有余悸，便将此事讲给了当时的羽林左监许永，问他这是什么征兆。许永乘机将这前前后后的纠葛讲给汉灵帝听，他希望汉灵帝能还宋皇后一个清白。不过汉灵帝并未这样做，一番自责之后，他又很快忘记了这件事情，继续玩乐去了。

汉灵帝十分好色，他将天下美女都搜罗到他的后宫之中，一旦他看上哪个女子美艳漂亮，便当即就要拉到床上交欢。为了方便他随时随地交欢，汉灵帝下令所有的宫女都要穿着开裆裤，而且开裆裤里什么都不穿。这样他临幸起来会十分方便，连衣服都不用脱了。

汉灵帝此举开创了宫廷淫秽的先河，除了不让宫女穿裤子之外，他还喜欢与众多的姬妾在西园裸体游玩。在酷热的暑期，他下令盖了一个“裸游馆”，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并将它覆盖在台阶上面，然后引来水渠，将水注入。随后选择玉色肌肤、身体轻盈的歌女执篙划船，摇漾在渠水中。

在盛夏时节，汉灵帝就这样观看宫女们裸体摇船，听着宫女们为他演奏“招商七言”的歌曲用以招来凉气。在这样的清凉宫殿里，汉灵帝夜夜醉生梦死，他自己也感叹道：“假如一万年都是这样过日子，那就是天上神仙也比不了的了。”

除了夜夜笙歌，汉灵帝还让宫内的内监学鸡叫，以免天亮了他都不知道，汉灵帝令当时宫中的宫女全都浓妆艳抹，在水池中与他裸浴。当时西域为汉朝进贡了罕见的茵墀香，汉灵帝便命人将其熬煮成汤水，令宫女下去沐浴，然后将沐浴完的汤水倒入河渠，这漂着脂粉的河渠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流香渠”。

汉灵帝耽于淫乐一直没有册立新皇后，后来在群臣上表之后，他才册立了贵人何氏为皇后。何皇后并非是名门望族之后，只是一个屠夫的女儿，只是因为容貌美艳，身材姣好，而且还能讨汉灵帝欢心，所以才被册封为皇后，后来诞下了皇子刘辨。

汉灵帝在位期间，他从不管天下百姓的疾苦，也不问朝政，只是任由宦官们胡作非为，而自己就躲在后宫中肆意淫乱。他在后宫中设列市肆，让宫中的婢女嫔妃打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而他自己则装成卖货的商人，玩得不亦乐乎。

所买卖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奇珍异宝，不少在买卖的过程中被贪心的宫女陆续偷卖出去，但汉灵帝却是毫不知情。玩够后他便与宫女恣意地淫乐寻欢。不但如此，汉灵帝还荒唐地令宫女与狗进行交配，在《古今情海》引用《文海披沙》的记载中都有体现。

为什么曹操墓与儿媳墓相连？

《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写作倾向似乎就注定了曹操一代奸雄的形象。但是，从正史的角度出发，曹操在政治上其实也颇有建树。流传至今的曹操七十二冢疑云，又使人们不得不发出“生前欺天，死后欺人”的感叹。

曹操七十二冢疑云是曹操亲手导演的一幕防盗墓的戏剧，甚至七十二冢的说法也被质疑，有人说应该是一百三十四冢。

历来人们对曹操的安葬地点众说纷纭。

《彰德府志》记载，魏武帝陵在灵芝村。灵芝村位于铜雀台正南五公里。而铜雀台的南面就是曹丕之妻甄后的朝阳陵。公公与儿媳的墓为何又葬得如此之近呢？

曹　操

曹　丕

甄后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美女，原名为甄文昭，嫁与袁绍二子袁熙。甄后美名远播，曹操父子早已耳闻其美貌。曹操败袁绍于邺之后，曹丕先曹操一步入袁府，见甄后美貌绝伦，遂纳之为妻。曹操见曹丕娶走了甄后虽无可奈何，却仍对甄后念念不忘。《后汉书·孔融传》记载，孔子的后人孔融，曾写过一封信给曹操，信中有“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这样的话。孔融给曹操解释时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而曹操一向以周文公自诩，孔融的话也就是在说曹操与甄后之间关系微妙，甚至有私情。这样的“侮谩之辞”其实是在揭露曹操的家丑，曹操在盛怒之下杀了孔融。

另外，《魏书》记载，曹操死后，曹丕对甄后的恩宠消失，甚至还因为甄后曾对曹丕的新宠说了一些不满的话，曹丕就对甄后百般虐待乃至赐死。此外，曹丕还在曹操死后不久就将其父的妃嫔全部召来，供自己玩乐。曹丕在曹操死后就马上冷落甄氏，并且与父亲宫妃在一起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报复曹操与甄氏给自己带来的羞辱。

但是也有人认为，曹操与甄后并无暧昧关系，是清代学者为了故意抹黑曹操而编造的曹操与自己儿媳有染的传闻。

关于曹操葬于何处，谯县也曾被当做曹操的埋葬之地。因为谯县这里埋葬了其祖父、父亲、长女等人，曹操墓也可能就在这里的“曹家孤堆”之中。《魏书·文帝纪》记载：“甲午（220年），军治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曹操死于公元220年正月，死后两日下葬，曹丕这段时间来到谯县，说明了父亲曹操就是葬于此地。曹丕是为纪念其父而来。《魏书》记载：“丙申，亲祠谯陵……”谯陵指的就是曹氏孤堆，曹丕生于谯县。曹丕来这里祭祀也主要是为了祭先王之陵。

曹操真正葬于何处仍是一个谜团，曹操与甄后之间是否真的有私情也没有确切的证明。2008年，河南省文物局拟对安阳境内一东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后经河南省专家论证，确认此东汉大墓即为史籍记载中的高陵，也就是曹操之墓，但也有些考古学家对墓主的真实性存在疑问。这也引发了考古学界的热烈探讨，只能等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才能对所有的问题做出定论。

北魏孝文帝的后宫丑闻

北魏是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进入中原并建立的政权，历史上关于北魏皇族拓跋氏的记载很少，可能是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不够丰富的缘故。但是，北魏历史上却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北魏几代君主都是靠后宫护持才能得位。现在人们最熟悉的北魏孝文帝也是靠祖母冯太后的庇佑才得以坐上皇位。

孝文帝拓跋宏自幼好读书，常手不释卷，遍览经史，善谈庄老，平时爱才好士，礼贤任能。其在位期间，大兴文治，信重汉族才俊，听览政事，从善如流，统治期间国家渐强。后屡次发兵攻齐，并死于军中。

孝文帝在政绩上创造了辉煌的成就，然而他的一生却应了一句话：“职场得意，情场失意。”孝文帝一生的感情之路颇为坎坷。

拓跋一族有一个很残酷的规定：子贵母死。孝文帝之母李氏一族也是因此而全族赐死。孝文帝初即位之初，冯太后临朝称制。冯太后一手掌握了朝廷政事和后宫的事务。孝文帝早年爱上了容色美丽、温柔可人的林氏，林氏生下皇太子恂之后，就被冯太后以“子贵母死”之制处死，即使孝文帝百般心痛，也毫无办法。

冯太后为了提高冯氏一族地位，从冯氏中选拔出了冯熙的两个女儿冯妙莲和冯珊入宫，并赐封了由正室所出的妹妹冯珊为皇后，姐姐冯妙莲为昭仪。皇后冯珊虽然颇有德操，但是还是被长得妩媚动人、轻佻活泼，又善于察颜观色的姐姐给比了下去，冯妙莲深受孝文帝喜爱。天有不测风云，冯妙莲正值荣宠之际却患了一种慢性病，冯太后以皇帝的健康为由命冯氏出家做尼姑。冯太后去世之后，孝文帝守孝三年。后冯妙莲病愈，孝文帝接她回宫，废了皇后冯珊，立冯妙莲为后。从此，孝文帝对冯氏恩爱如初。

冯氏被立为皇后不久，孝文帝就连连出征，独守空闺的冯氏异常寂寞，与宫中宦官高菩萨私通。这个高菩萨容貌英俊，善解人意，颇有手段。当初他就是靠欺骗手段没有净身就混进宫中的。冯妙莲对他爱宠有加，不久二人就勾搭在一起。其实冯氏本就是轻浮的女子，她在家养病的三年里，也曾不甘寂寞与家里的侍从发生过关系。只不过被宫内的豪华生活和气派所诱惑，才离开自己的小情人回宫。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冯氏的事情最终还是被孝文帝知道了。起因在于拓跋宏的女儿彭城公主。彭城公主美丽动人，嫁给宋王刘昶的儿子后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年轻美丽的公主引起许多富家子弟的追求。冯皇后要她改嫁给冯夙，彭城公主十分不愿，悄悄地来到战争前线觐见孝文帝，她不但陈述了冯氏强迫自己婚嫁的经过，还将冯氏与高菩萨淫乱之事端了出来。孝文帝彻底惊呆了。

远在京城的冯氏听说公主去找孝文帝，害怕自己与高菩萨的事情败露，就召母亲常氏入宫施禳厌之术，诅咒孝文帝早死，自己就可以像冯太后一样临朝称制。同时，冯氏还派了几个亲信太监到前线以探望为名，前去探听孝文帝是否已经知道实情。其中一个宦官却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孝文帝，公主的话得到了证实，孝文帝气得发昏。孝文帝回宫之后，立即下令逮捕了高菩萨，高菩萨受刑不过，据实招供。孝文帝又召冯氏问讯，在冯氏入门之前，孝文帝令宫女搜检冯妙莲的衣服，搜到了一柄小匕首。孝文帝喝令将冯氏斩首，冯氏吓得泪流满面，连连叩头。她请求孝文帝屏退左右，独自招供。孝文帝虽然气怒，但他依然没有废后，可能是他尚顾念旧情，不忍将冯妙莲处死，只诛杀了高菩萨了事。

不久孝文帝大病一场，依然带病参加南伐的战争，在途中身体每况愈下，自知不起的孝文帝召来彭城王拓跋勰嘱咐后事，临死前他说：“后宫久乖阴德，自寻死路，我死后可赐她自尽，惟葬用后礼，亦可掩冯门大过。”让拓跋勰处死冯氏，然后按照皇后的礼节安葬她，千万不要坏了冯家的名声。孝文帝终其一生都没有亲自处死冯妙莲，也可能与他仁慈的个性有关。

“一夜情”改变历史道路

隋朝末年，天下动乱，英雄四起，太原的李渊也是蠢蠢欲动，准备伺机起事去与群雄一起争夺天下。

李渊（618年～626年在位），静宁成纪（今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人，他的祖父李虎是西魏时的太尉，父亲李昞是北周时期的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隋时封唐国公，死后谥唐仁公。母亲是隋文帝的小姨子，可以说，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作为皇亲国戚，他一直深受隋炀帝的重视。

隋炀帝继位后，便将李渊任命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后又被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在太原留守。隋炀帝统治后期，全国陷入农民起义的混乱之中，李渊的能力已经无法镇压，但他又怕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所以为了自保，只能决定提前动手，而他的次子李世民也是支持起事的。

李世民作为从小随军长大的孩子，性格中充满叛逆、果敢，李渊虽然有谋反之心，但却迟迟未肯行动，李世民认为李渊在乱世之中不过是想避乱战火，他不想拖延时间，不想做大隋王朝的陪葬品。

于是，李世民找到他的谋臣刘文静，刘文静因为与瓦岗寨李密联姻，而被李渊关入牢中，但此人极富韬略，性情狂傲，有着过人之处，深受李世民的偏爱。李世民找到刘文静，二人对起兵谋反这件事一拍即合。

刘文静为李世民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要想造反不能大张旗鼓，那样会引人耳目，遭到其他起事者的反扑，这一切要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暗度陈仓方能最后水到渠成。第二，李渊虽然手中握有很多兵马，但兵马还是越多越好，成功的几率才能越大，所以还需要多招兵马，到时候攻取长安，将各地的兵马汇集一处，不怕不能成事。第三，吸纳人心，现在各地豪杰都纷纷起来造反，这些人手中的权力都可以为己所用，只要能让他们归顺，到时候矛头都指向大隋王朝，那江山必定就是李家的了。

听罢刘文静的一番分析，李世民成竹在胸，此刻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彻底地说服李渊起事。而这也是个比较棘手的事情，李渊秉性固执，对于皇权一向不敢造次，对国家一向恪尽职守，想要让他明目张胆地举起起义的大旗，实在是有些困难。

而李世民虽然是李渊的得力助手，但李渊并不是十分地信任他，所以李世民便买通了李渊最信任的人——裴寂，为他帮忙。

此人时任晋阳宫副监，最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深得李渊的信任，二人同朝为官，关系十分要好，常在一起通宵达旦地饮酒、下棋、做游戏。李世民知道，只有裴寂能够说服李渊，但如何能够让裴寂帮他这个忙，李世民也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裴寂自小清贫，父母双亡，受尽了他人的白眼和欺负，这也是他性格圆滑世故的主要原因。这样的经历让裴寂一直想飞黄腾达，不甘居于人下的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和李渊要好，也是他巴结权贵、攀龙附凤的一种表现。

李世民有个叫高斌廉的朋友经常和裴寂一起赌博，于是李世民就让高斌廉故意输给裴寂，这样一来，裴寂心里高兴，什么事都好说了。果然，当李世民向裴寂提出要求时，裴寂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而裴寂也并没有直接去找李渊，他先是找了两位美女，随后才去找的李渊，看到有美女送上门，李渊乐得享受。而裴寂也乘机向李渊讲出了李世民的计划，听到老友相劝，也看到李世民的确是准备妥当了，李渊终于同意起事。

隋大业十三年三月，李渊起兵于太原，兵锋直指长安，这次“一夜情”居然促成了唐朝的建立，隋朝的灭亡，不能不说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强汉盛唐背后的“脏”“乱”

“脏唐烂汉”被用来形容汉唐这两个鼎盛的朝代，有些匪夷所思。但这两朝的宫廷生活、伦理关系，的确是配得上这个说法的。在汉代，从刘邦开始，对男女两性关系便不再正统，刘邦后宫妃嫔不在少数，而他贪恋美色的同时，也会专宠男人。

比起男女通吃的刘邦，汉武帝刘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位期间，四方广招美色，因为佳丽太多，为了解决这些美女的住房问题，刘彻专门修建了长有三十多里的“建章宫”。这些美女最小的十五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八九岁，刘彻就在这美女宫中夜夜笙歌，最终被掏空了身子，一病不起。

至于汉成帝刘骜更是离谱，他宠爱赵飞燕与赵合德姐妹二人，为了讨好这两姐妹，一次，宫里的许美人生下孩子，他竟然将孩子带到赵合德面前，亲手扼死，只是为了博得美人一笑。杀死自己的亲生孩子，用来博得美人欢颜，这位帝王后来纵欲过度，才不过四十岁便秃顶驼背，气力不足。为了继续淫乐，赵飞燕找到了春药供其服用，最后因为用药过量，汉成帝死在了美人身上。

至于唐朝后宫中的男女关系，则是更脏乱了。唐太宗李世民在发动了玄武门政变之后，将李元吉的妻子杨氏霸占，在他登基后，还将杨氏封为嫔妃，哥霸弟媳的闹剧上演在后宫之中，丝毫不避讳。

而唐高宗李治则与自己的父亲李世民的妃子武则天走到了一起。还有唐玄宗李隆基，看上了自己的儿媳妇，硬是横刀夺爱，将杨玉环接入宫中。这些违背伦理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唐朝后宫中的。后宫中的帝王如此，后宫中的女人更是如此。武则天登基当上皇帝之后，与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共同享用男宠，而向她们看齐的还有唐中宗李显的皇后韦氏、武则天的贴身女官上官婉儿，她们背地里也是风流快活。

韦皇后与自己女儿的丈夫有私情，因为李显常年体弱多病，无法令韦氏满足，而女婿一表人才，令韦皇后不禁眼红女儿的艳福，便干脆用皇后的权力命令女婿侍寝，母亲与女儿共同享用一个男人，这在唐朝并不少见。

韦皇后的女儿李裹儿从小就生性风流，早先她与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勾搭成奸，有了身孕，最后不得不下嫁给武崇训。结婚不到六个月，她便生下了一个男孩，后来武崇训被太子李重俊杀了后，耐不住寂寞的李裹儿又与武延秀眉来眼去，勾搭成奸。

《旧唐书》记载：“武崇训为安乐公主婿，即延秀从父兄，教引至主第。延秀久在外域，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做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训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

李裹儿与韦皇后都是厉害之人，她们担心自己专宠面首之事败露，李显会惩罚她二人，便干脆先下手为强，将李显毒死。最毒不过妇人心，在这母女二人身上真是得以完全的体现。汉唐之脏乱，丑陋行径，在今日看来都是禽兽之所为，可是在那些封建朝代的宫廷之内，却是不间断地上演。

丑陋的贾南风为何能够权倾朝野

俗话说“爱江山更爱美人”，纵观中国历朝历代，那些能够征服皇帝的女人，不管其出身是高贵还是低贱，无不有倾国倾城的容貌。但是，西晋惠帝在位时，却偏偏选了一个“丑而短黑”的女子做皇后，而这个相貌丑陋的女子，竟然能够在钩心斗角的西晋皇宫中，运用政治铁腕与超人的权谋，逐渐把西晋王朝的权力掌控在自己手中，这无疑是值得后人思考的。

贾南风虽然长得难看，但是其父贾充却是西晋的开国元勋，在父亲的支持下，贾南风嫁给太子司马衷，被册封为太子妃。做太子妃，贾南风头脑奸诈、心肠狠毒，甚至做出以剑戟直刺太子其他妊娠嫔妃的事情。晋武帝闻听此事后异常震怒，曾想废掉她，但外戚杨珧只对他说了一句：“陛下忘贾公闾耶？”废妃之事就此不了了之，由此可见，贾充在西晋政权中的确地位牢固，权势显赫，这也就为贾南风日后权倾朝野打下了坚实基础。

精于权术的贾南风在皇太子司马衷的继位问题上也曾出过很多力。例如有一次，晋武帝得知外人盛传太子“蠢笨如猪”时，感到非常忧虑，于是出了一套题考太子，以便决定是否废黜他。太子见到题目后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作答，贾南风在这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她替太子找了一个略有小才的人做枪手，答完了这套试题。

晋武帝看过答卷后，感觉太子给出的答题虽然平庸，但做个皇帝还是没问题的，于是就打消了废黜太子的念头。司马衷在贾南风的帮助下得以保存太子之位，从那以后，自然对她非常佩服，言听计从。

公元290年，晋武帝驾崩，司马衷继位，史称晋惠帝，贾南风顺理成章地被立为皇后。当朝太子无能且懦弱，而皇权又是如此地诱人，因此，成为皇后的贾南风唯一想要做的事就是掌控西晋王朝的大权。

但是，晋惠帝登基时，朝政大权被皇太后杨芷的父亲、太傅杨骏一手独揽，贾南风根本无法插手，这自然让追逐权欲的她心生嫉恨，两人之间也就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经过一系列明争暗斗，贾南风终于在晋宗室和诸侯王的帮助下，于公元291年3月借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之手，诛杀了杨骏及其族人、党羽数千人，从而扫除了她夺权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随后，贾南风又拿皇太后开刀，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将其贬为庶人，囚禁在金墉城，而且还把在其身边服侍的宫女全部赶走，八天不给饭吃，活活饿死了这位大晋皇太后。

这次政变后，晋惠帝拜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以卫瓘总领尚书事，共同执掌朝政。于是，一心想要权倾朝野的贾南风又把矛头指向他们。公元291年6月，贾南风又导演了一场“矫诏使楚王玮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淄阳公卫瓘”的历史闹剧。随后，司马玮又被她抛出来做替罪羊，将其以“矫诏擅自杀戮大臣”罪名诛杀。

就这样，贾南风一路杀将过来，干净利落地把朝廷重臣一一诛杀，从而独揽大权，晋惠帝自然也就变成了傀儡皇帝。

尽管已经手握重权，但是贾南风还有一块心病，因为她只为晋惠帝生了四位公主，所以谢才人所生的司马遹就成为晋惠帝的长子，被立为太子。贾南风担心将来太子继位后对自己不利，为了达到长期控制朝政的目的，她先是上演了一场“诈有身，内稿物为产物”的闹剧，然后又暗地把妹夫韩寿之子韩慰祖抱进宫中收养，公元299年，感到时机成熟的贾南风，阴谋废掉太子，然后将韩慰祖立为太子。

至此，贾南风消灭了所有障碍，如果说她还有下一步打算，那很可能就是夺取丈夫的皇位，自立为帝。然而，历史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原太子司马遹被废黜后，贾南风仍然不肯放过他，派人将其暗杀，这一事件最终导致晋宗室怨声载道，同时也激起了宗室诸王的反抗。公元300年4月，梁王司马彤、赵王司马伦等率兵入宫，将贾南风贬为庶人，并诛杀其党羽数十人。五天后，就在贾南风饿死皇太后的那座金墉城里，赵王派来的使者威逼她喝下一杯金屑酒，从而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

贾南风召宗室诸王入朝诛杀杨骏，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了隐患。贾南风死后，西晋宗室之间开始轮番逐鹿中原，互相残杀，不但使晋室元气大伤，更让中国历史进入长达三百年的大分裂局面。

永泰公主死因之谜

在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墓乾陵东南约1.5里处，有一座特别引人注目的陪葬墓，埋葬着一位薄命公主——永泰公主。永泰公主李仙蕙，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亲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死于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年仅十七岁。永泰公主究竟死于何因呢？

关于永泰公主的死因，《新唐书·则天顺圣武皇后纪》中说：大足元年“九月壬申，杀邵王重润及永泰郡主、主婿武延基”。《资治通鉴·则天顺圣皇后》中说：“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邵王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窃议其事，易之诉于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杀。”

史书记载均为永泰公主与其夫武延基（武则天之侄孙）及其兄懿德太子李重润等议论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胡作非为，触怒了武则天，被其逼令自杀。一千多年来，史学家对此观点无有异议。然而，1982年在永泰公主墓中出土了《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墓石，从此引起了对永泰公主死因的争论。

根据《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论证永泰公主是被武则天杀害的；可是，有人考释《永泰公主墓志铭》后，竟发现永泰公主的死因与史书所说全然不同。从墓志铭中“自蛟丧雄愕，鸾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来看，是隐喻武延基被杀，永泰公主为他守寡而孤独地生活着，并未同罹其害。墓志铭还有一段有趣的文字，说：“（永泰公主）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琼萼调春，忿双童之秘药。女娥箎曲，重碧烟而忽去。弄玉箫声，入彩云而不返。呜呼哀哉！以大足元年九月四日薨，春秋十有七。”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永泰公主不是被武则天直接杀害的。

更有人根据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十一块骨盆碎片，复原了永泰公主的骨盆，经科学测量与鉴定，认为“永泰公主骨盆各部位较之同龄女性骨盆都显得狭小，显然，如此狭小的骨盆，即使一般胎儿也难顺产”，并结合墓志铭“珠胎毁月”句，断定“永泰公主死于难产”。因此，旧史书的记载应予否定。

还有人基本上接受对墓志铭所作的考释，但仍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造成永泰公主等死亡的首要原因是武则天的加害，而永泰公主怀孕患病则是次要原因。其理由是：一、史书记载武则天杀李重润、永泰公主及武延基于“九月壬申”，即九月初三，这个时间仅仅比墓志铭所记永泰公主死于“九月初四”早一天，故不能说永泰公主之死与李重润、武延基的事毫无联系。二、尽管唐代律法中有孕妇犯罪可缓刑的规定，但不等于惯用刑杀的武则天对永泰公主免于处死，至多也只是缓刑而已。这恐怕才是墓志铭中“槐火未移”的真正所指。三、永泰公主未遭杀害，却又突然死去，可能是由于其夫被杀，精神受到打击而小产病亡，或者是服毒堕胎而死，也有可能是武则天采取其他手段使她流产而丧生。

关于永泰公主的死因，说法种种，尚难判定。真相究竟如何？只能借助考古发现。

唐朝望族不愿与皇室结亲

唐朝风气开放，男女之间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拘谨，但唐朝却有个比较独特的现象，就是士族们都不愿意娶公主为妻。

在《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附《杜传》中写道：“（宪宗为长女岐阳公主选驸马）令宰臣于卿士家选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于文学后进中选择，皆辞疾不应。”

娶了公主就是当朝驸马，可以尽享荣华富贵，但唐朝的士族们却都“皆辞疾不应”，一个个装聋作哑，这些士族并不是傻子，有机会能飞黄腾达，成为皇帝的女婿，这种好事可不是天天都有的，轻易是不能放过的。所以，他们放弃娶公主必然是有苦衷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由于服丧之礼的规定。在唐朝的时候，斩衰是最重要的一种，齐衰次之。《新唐书》卷二十《礼乐十》规定：妻死，夫服“齐衰杖周”之礼（指居丧持杖周年）。可反过来，如果是公主死了，丈夫就必须为之服斩衰三年。

唐文宗时，有人就曾遇到这一问题。在《新唐书·杜佑传》所附《杜传》记载：“开成初，（杜）入为工部尚书、判度支。属岐阳公主薨，久而未谢。文宗怪之，问左右。户部侍郎李珏对曰：‘近日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愿为国戚者，半为此也。杜未谢，拘此服纪也。’”李珏向文宗提出这种现象以后，文宗惊愕之余，下诏改制：“（文宗）诏曰：‘制服轻重，必由典礼。如闻往者驸马为公主服三年，缘情之义，殊非故实，违经之制，今乃闻知。宜令行杖周，永为通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的情况才得以改变。公主是金枝玉叶，男人们可望而不可及，与其每日生活在皇室的阴影下，不如娶民间女子更为自在些。更何况望族本来就是名门，不需要攀龙附凤，也照样显贵。

第二，门第观念。在唐朝的时候，门第观念十分受重视，唐朝人所看中的门第不但要有显赫的家世，还要有优良的家族文化传统、家法门风以及令人钦羡的婚姻关系。这诸多的要求令公主出嫁成了难事。

许多望族人家虽然也想攀附高门槛，但也很排斥这种皇室的文化传统、家法门风，所以不愿与皇室联姻，他们既不愿意嫁女于皇室，也不愿娶公主为妻。

第三，公主大多不修妇礼。唐朝文化开放，公主豪侈、骄纵者有很多，其中更不乏妒悍、残暴者。在《新唐书·诸帝公主传》中对唐代公主的描述有长广公主“豪侈自肆”；合浦公主“负所爱而骄……见（浮屠辩机）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魏国宪穆公主“恣横不法，帝（按：指德宗）幽之禁中”；襄阳公主“纵恣，常微行市里。有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恚，刖耳劓鼻，且断巽发”。

试问哪个男人敢将这样的女子娶回家？在重视妇德的封建社会，没有哪个男人可以忍受戴绿帽子，即便是能够荣华富贵也不行。更何况那些望族们本身也很富贵，不需要去追求那些荣华，这也就是唐朝公主难以嫁出去的缘由。其中不修妇礼是士族之家不愿与皇室结亲的重要原因之一。

帝王是最短命的职业

皇帝一向都是养尊处优，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其他方面，都比其他人优厚得多。但纵观中国近四百多位帝王，他们的平均年龄居然不到四十岁，其中许多皇帝还都是在青壮年时期就死掉，而病因大多是和身体虚弱有关。

这也难怪，皇帝的后宫有着全天下搜集来的绝色美女，享乐自然成为了帝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代帝王有“夜夜不空过”的说法，就是每夜都要宠幸一名妃嫔。为了能够夜夜享乐，许多帝王便服食春药。

清乾隆年间毕沅编著的《续资治通鉴·宋纪》上记载了一件事情：“帝自为太子，以好内闻；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嫔妾进御，晨诣合门谢恩，主者书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谢恩者三十余人。”讲的是南宋度宗赵禥刚当皇帝时，就依靠吃性药，一夜之间竟然与三十多个年轻美貌的宫妃性交。但从科学的角度上来看，以一夜十二小时、三十个宫妃来算，赵禥与妃子每一次交欢的时间平均为二十四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如何能够在自然的生理状态下完成这一过程呢？

人们认为如果不借助药物，他是不可能完成这个过程的。而在后世许多记载中，对皇室盛行吃春药也多处可见，孙静庵所著的《栖霞阁野乘》有一则“圆明园内发现之房中药”，就可以证明春药在宫中算是平常药物，随处可见，这也能证明春药在皇宫中是十分流行的。

在历史上，最出名的嗜春药的皇帝有六位。

汉成帝刘骜。汉成帝喜欢女色，赵飞燕、赵合德这对姐妹花更是以美色闻名于历史。为了能够为汉成帝诞下子嗣，成为汉家的掌控者，赵飞燕找人配制春药，在后汉人所著的《飞燕外传》中写道，赵飞燕研制出的壮阳药名叫慎卹膏，药效十分厉害，汉成帝吃下后，果然雄风再起，对赵氏姐妹也更加宠爱了。不过可惜，即便如此，赵飞燕姐妹俩也依然没有生下孩子。反而是汉成帝夜夜欢愉，最终累死在龙榻上。

南朝齐明帝萧鸾。萧鸾服用春药一直是个秘密，直到他临死前御医才得知。萧鸾派御医寻找白鱼入药，旁人才得知这位皇帝原来是因服食壮阳药中毒导致无法尿尿，需要白鱼做药引子。

在《资治通鉴·齐纪七》（卷141）记载：“上性猜多虑，简于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觋，每出先占利害。东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听览不辍。久之，敕台省文簿中求白鱼以为药，外始知之。”

意思是白鱼入药方名为“白鱼散”，主治小便不通。萧鸾长期服用壮阳药导致无法排泄，必须要用白鱼来解决病症。

武则天作为中国的女皇帝，史学家认为她也有服食性药的可能。《资治通鉴·唐纪十九》（卷203）记载：“十一月，丙戌，诏罢来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鸣鹤请刺头出血，可愈。”

这里出现“头重”、“不能视”的症状，很有可能是纵欲过度症状。不然武则天当皇帝后年纪那么大，后宫还是有许多男宠，如果不服食性药，她如何能够宠幸那些人？

唐宣宗李忱。《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记载：“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疽发于背。”根据史书上记载的李忱的死因是因为背上生了恶疮，这应该是壮阳药补过头的恶果。李忱死时五十岁，但他死前依然夜夜笙歌，很有可能是在服食壮阳药。

明武宗朱厚照。朱厚照也是最热衷玩弄女人的帝王之一，为了保持体力，不免会日日服用性药，而且明朝后宫里，帝王服食性药十分普遍。

这些帝王长期地纵欲，透支体力，令身体过早衰弱，古代帝王的平均年龄偏低也是可以解释的了。

宫廷内的性丑闻

古人非常重视伦理道德，但在汉朝，却发生了一桩政治婚姻的惨剧：十岁的外甥女嫁给了皇帝舅舅——汉惠帝，成为皇后。这个闹剧究竟是谁导演的呢？

汉惠帝刘盈是刘邦的长子，其亲妹妹鲁元公主嫁给赵王张敖后生有一女张嫣，张嫣本是刘盈的嫡亲外甥女，但在刚满十岁时便被选入宫中做了皇后。

这桩荒唐的婚事其实是由皇太后吕雉一手操办，强加于汉惠帝和张嫣，她美其名曰“亲上加亲”，实际上是便于自己控制大权。

一开始，汉惠帝坚决不同意。吕后说：张嫣是你的外甥女，血统高贵无人能与之相比，而且容貌品德超绝古今。而舅舅娶外甥女不在五伦之列，你没听说晋文公娶文嬴的事情吗？因为那年张嫣刚十岁，太后害怕人们议论，便让她自称是十二岁，无论“问名”、祭告祖庙诸礼都这样说。

年满二十岁的汉惠帝刘盈娶十岁的张嫣，抛开乱伦不说，年龄的差异也让汉惠帝难以接受。三年后，刘盈抑郁而终，十二岁的张嫣开始了悲惨的寡妇生活。据说，直到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春三月去世时，三十六岁的张嫣还是处女。

皇后无子，吕后便让她假装怀孕，然后将一位美人的儿子作为皇后之子，并把美人杀掉。这个儿子后来继位当上了皇帝，他获悉真相后很是不满。吕后又将他废掉，立常山王刘义为帝。

在历史的进程中，为了争夺权力而不择手段的人还有很多。后梁太祖朱温有两房风情万种的儿媳妇，他们的丈夫为了能够继承皇位，便允许这两个女人与自己的父亲发生关系。而朱温来者不拒，他将自己的儿媳妇召入宫中，轮流侍寝，这桩宫廷乱伦的事情，令人无不为之侧目。

后梁皇子用妻子去性贿赂父亲，这种丑恶的乱伦淫行在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朱温是唐朝宋州砀山人，他最早参加过黄巢的农民起义军，后来中途变节，投降了唐朝，被唐僖宗赐名全忠。

公元907年，朱温率兵灭唐建立后梁称帝，改元开平，又改名为晃，庙号太祖，建立了后梁王朝。虽然朱温推翻了唐朝，但他却并没有想着如何巩固地位，反而是天天骄奢隐逸，最后被其他对手以讨贼兴复唐朝为口号彻底消灭。为了争取权力，不惜违背伦理，可见权力对人心的蛊惑有多大。

帝王“断背”之隐私

同性恋的现象古已有之，早在商周时代便有记载，而在春秋汉代之后，同性恋活动更是屡次见于史书之上。其中让人吃惊的是，被美女团团围绕的封建帝王，不少都有“分桃之爱”、“龙阳之好”。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西汉的皇帝几乎个个都有同性情人，如文帝与邓通、哀帝与董贤、成帝与张放，等等。皇帝有同性恋人虽然是不能说的秘密，但却最终随着历史变成了众人皆知的秘密。

汉文帝是开创“文景之治”的英明皇帝，他一生厉行勤俭，连一件穿破了的衣服也舍不得丢掉，但却为了男宠邓通而不惜大下血本，他在邓通身上花的钱不计其数，二人不但出双入对，还更是同床共枕，仗着汉文帝的宠爱，邓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富可敌国，而为了报答汉文帝，邓通也是想尽办法讨好他。

一次，汉文帝的后背生了一个脓疮，脓血流个不停。邓通便天天进宫去，用嘴为汉文帝将脓血吸出。文帝大生感动，对邓通也是愈加地宠爱，但邓通专宠却引来了其他人的敌视，在文帝死后，邓通便成为众矢之的，最终在贫困交加中死去。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他的父亲董恭曾经做过御使。一开始董贤不过是哀帝身边的舍人，没有得到过过多的注意，直到有一天，董贤正在执勤，被哀帝看到，发现董贤比六宫粉黛还要绝色，当下便十分喜爱，要董贤做他的随身侍从。

从此董贤便成为了汉哀帝的男宠，汉哀帝为了他，甚至愿意将江山拱手相送，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十分柔情。同辇而坐，同车而乘，同榻而眠，汉哀帝恨不得让董贤时刻陪伴在自己身边，一刻也不离开。

据说，董贤不仅长得像个美女，就连言谈举止也十分女性化，史书上记载他“性柔和”、“善为媚”。哀帝对董贤十分宠爱，一次午睡时，董贤枕着哀帝的袖子睡着了，哀帝想要起身，但又不忍心打扰董贤，便随手拔剑割断了衣袖。后人将同性恋称为“断袖之癖”，典故便在这里。

董贤与哀帝的感情十分好，哀帝每次想到自己死后没有董贤的日子，就十分伤心，于是他命人在自己已经建好的皇陵旁边又建了一座坟墓，用来当做董贤的坟墓。哀帝想和心爱的人生则同床，死则同穴。但是没有想到，哀帝死后，董贤立刻遭到王莽等其他大臣的弹劾打击，董贤想到自己很可能会大祸临头，便干脆在家中自杀，既是躲避灾难，也是为哀帝殉情。他们之间的恋情算是最痴情的一对同性恋了。

而在清代的帝王中，也有一位皇帝有同性恋的嫌疑，他就是乾隆。据传乾隆还是太子的时候，一天他去宫里办事，看到了雍正皇帝的一名娇艳动人的妃子正在镜子前梳妆打扮，出于好玩的心理，乾隆便过去悄悄地从后面捂住那妃子的双眼，他本是想和那名妃子开个玩笑，却没想到妃子受了惊吓，用梳子朝后砸了过去，正好砸在乾隆的脸上。

乾隆感到疼痛就松了手，第二天雍正皇帝看到乾隆脸上有个小伤痕，便问他是怎么回事，开始乾隆不肯说，在雍正皇帝的斥责下，他才说出真相。没想到这件事情后来被太后听说了，她怀疑那个美貌的妃子调戏太子，有失大体，便下令将那名妃子赐死。

听到这件事情后，乾隆很难过，他把一根手指染成红色，在妃子的脖子上点了一下，希望能够作为来生相认的记号。

乾隆登基后，他有一次想要外出，却在仓促之间找不到黄盖，便问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当时负责抬轿子的和珅忙出来解释，乾隆见到和珅便觉得有几分眼熟，后来偶然间看到和珅脖子上的淡红色指痕，便断定和珅是那个美貌妃子转世，于是对和珅宠爱有加。而和珅在乾隆的扶持下，地位也是逐日上升，二人关系十分亲密，外界一直传闻二者之间有着断袖之癖。但史料中并未翔实记载，乾隆帝这段秘密，也只是后人捕风捉影猜测得来，不足为信。

太监深宫里的变态举动

太监淫乱，这在后宫数以千万计的太监中并不多见，但论说起来，也不在少数。作为不再是健全男性的群体，太监性欲的宣泄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教坊歌妓；二是宫女；三是奸掠他人妻女。

但与君主进行同性恋或者是与后宫妃嫔进行通奸关系的，还真是不多见。在《万历野获编·宦寺宣淫》中记载道：“比来宦寺多蓄姬妾，以余所识三数人，至纳平康歌妓。今京师坊所谓两院者，专作宦者外宅，以故同类俱贱之。”

可见，太监虽然经过了阉割，失去了男性最基本的功能，但他们依然对“性”有一定的要求。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太监虽然被阉割，可是他们的性腺依然是存在的，性激素也仍然会继续分泌。而且，太监生活的后宫之中，宫女妃嫔与皇帝之间的性事也不会避讳太监，有些太监则是负责妃嫔侍寝的事情，他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对其形成刺激，更诱发了生理欲望。而他们自身不同常人的条件，则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畸形的发展。

据末代太监孙耀庭所讲，他早年在贝勒府当差时，偷看过“春宫图”，就会兴奋至极，彻夜难眠。而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他也了解得不少于正常的人，他在侍奉末代皇后婉容时，看到婉容吃饭时对着偏冷的食物不肯下咽时，就知道她来例假了。

在《石允常传》中，也记载了相应的事件：

则国初更有异者。允常为浙之宁海人，举进士，为河南按察佥事，微行民间，闻哭声甚悲，廉知其女为阉宦逼奸而死。因闻之朝，捕宦抵罪。此洪武末年事。

景泰初年，大同右参将许贵奏：“镇守右少监韦力转，恨军妻不与奸宿，杖死其军。又与养子妻淫戏，射死养子。”事下巡按御史验问。天顺元年，工部左侍郎霍瑄又奏：“力转每宴辄命妓，复强娶所部女子为妾。”上怒，始遣人执之。

天顺六年，守备大同右少监为贵，收浣衣局所释妇女为妻，为都指挥杜鉴所讦。贵服罪，上命宥之。天顺七年，协守大同东路都知监右丞阮和娶妻纳婢，又拷掠军士甚酷，为其所讦。命锦衣官密察得实。上亦命宥之。

在《宋史·宦者传》中，就记载了一个名叫林亿年的太监，在退休之后，将妓女当做自己的妻妾养在家中。还有一名叫陈源的太监，因为与妓女淫乱被他人发现，以至于让人怀疑他身份的真实性。

客观来说，太监们虽然惨遭阉割，但他们依然具有男性的意识和相应的要求，可能他们满足自身需求的方式在常人看来有些极端，但考虑到他们自身的情况，也不得不产生同情。太监与娼妓厮混，也会有某些太监得到后宫妃子的宠爱，恩赐他们与某个喜欢的宫女结成“对食”，达成畸形的夫妻关系。平日里，结成“对食”的太监和宫女就会吃住在一起，一切看起来与寻常夫妻没有两样。

深宫中，这些被压抑的宫女作为太监的重要性伙伴，与太监在后宫深处，遮遮掩掩地做过许多无法见光的事情。

宋徽宗与李师师之间的情缘

妓女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齐桓公称霸后，管仲设“女间”七百人，是中国官妓的开端。在男权统治下的古代社会，娼妓制度一直沿袭下来。妓女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与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来往，下至贩夫走卒，上至达官贵族甚至皇帝。自秦汉以来，皇帝与妓女往来并不稀罕，但是这种交往多数是为了色情和肉欲的需要。但是，皇帝和妓女真心交往的事也是真实存在，比如宋徽宗赵佶和名妓李师师。

文学作品《镇安坊》再一次把李师师与宋徽宗推上了风口浪尖，这部作品描述了宋徽宗赵估与名妓李师师的私情故事，重塑了李师师的传奇经历。

李师师是宋徽宗时的名妓，自幼家贫，四岁丧父，无依无靠的李师师由李媪扶养，学女工和琴棋书画。李师师还师从著名音乐家周邦彦，因此李师师的曲也唱得很好。李师师慢慢成长为一个拥有迷人资色和高雅才艺的一代名妓，轰动京城。

李师师的名声日高，多少王公贵族都不得见。深处深宫内苑，讲求奢华、追慕风雅而又极尽声色犬马之乐的徽宗赵佶也听说了李师师的艳名。宋徽宗第一次见面李师师的情形，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宋徽宗由高俅、杨戬陪伴，通过早已与李师师相识的高俅引见，宋徽宗见到了李师师，被李师师的美貌和才艺吸引，从此开始了与李师师长达数十年的情缘。另外一种说法是，当时宋徽宗身边有个叫张迪的宦官，张迪未入宫之前就常流连于汴京青楼妓馆，当然也知道李师师的艳名。于是在张迪的带领之下，宋徽宗趁天黑之时，乔装来到镇安坊，见到了李师师。

不论宋徽宗是如何见到李师师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宋徽宗与李师师结识，并且十分喜爱李师师，而且第一次见到宋徽宗的李师师并不知道自己面前这个男子的真实身份。李师师有一种怪癖，凡是到她这里来的人，只要略通文墨，便得留诗词一首。宋徽宗正好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风流皇帝，自然不会推辞。据传宋徽宗欣然提笔，用他那独一无二的“瘦金体”书法写道：“浅酒人前共，软玉灯边拥，回眸入抱总含情。痛痛痛，轻把郎推，渐闻声颤，微惊红涌。试与更番纵，全没些儿缝，这回风味忒颠犯，动动动，臂儿相兜，唇儿相凑，舌儿相弄。”

宋徽宗与李师师再次见面是四个月之后。宋徽宗由王黼陪伴再一次来到镇安坊，王黼也是李师师的旧交，李师师自然知道王黼位高权重。李师师见到这位公子一次由高俅陪伴，一次由王黼陪伴，并且两人都对他礼遇有加，心里大概也明白了几分。于是更加承欢，宋徽宗也更加喜爱李师师。从此以后，宋徽宗就常常趁夜偷偷出宫来见李师师。

张迪看到宋徽宗对李师师的眷恋，加上对皇帝夜行的考虑，于是就给宋徽宗出了个主意，从宫中向东挖了一个二三里的地道，直接通到镇安坊。徽宗此后经常通过地道，临幸醉杏楼，和李师师在一起。

自从李师师与宋徽宗在一起之后，李师师的院子就大兴土木，建得美轮美奂。宋徽宗还亲自提名“醉杏楼”。李师师与宋徽宗深交，引起了朝廷之中大臣的反对，就连皇后也说：皇帝行娼，自古所无，再加上昏夜出行，保卫工作也不周全。但是深深迷恋李师师的宋徽宗又怎么能听得进去。多年来，宋徽宗赏赐给李师师大量的金银财宝，竟有十万两之多。

金兵的铁蹄踏破了大宋的歌舞升平。靖康之难之后，宋徽宗被金俘虏。当金兵包围了汴京之时，李师师把多年来积聚下来的价值九万几千两的财货全部奉献给国家做为抗金的军费。李师师独自逃到了慈云观做了女道士，后来被金军找到，因李师师不愿意侍奉金主，就乘人不备的时候吞金自杀了。一代名妓李师师，这位被徽宗宠爱的宫外美人，就这样悲壮不屈地死去了。

宋徽宗

万历皇帝包庇谋杀太子的皇妃

如果说世界上有个集阴险、血腥、丑陋于一身的地方，那必然是古代帝王宫廷。金碧辉煌的高墙广厦里不存在任何天道人伦，无父无子，无兄无弟，着实是一个充满血腥的角斗场，几多或明或暗的血腥争斗在这里上演。

明朝当然也不例外，深宫谜案、凶案无数。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黄昏时分，一名身材高大的陌生青年男子手持一根粗大的枣木棍，闯入明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击伤几名守门官员和太监，一直打到太子就寝的大殿的房檐下。一时呼喝声、喊叫声，连成一片。宫里的侍卫们闻讯赶到，将持棍男子抓获。这就是明朝有名的“梃击案”，堪称“明朝第一案”。

这桩“梃击案”背后的真相如何？究竟是什么人想谋害明太子？

明太子朱常洛是万历皇帝长子，但不是皇后所生，而是一名宫女被临幸后所生。可是万历皇帝并不喜欢这名宫女，冷落太子朱常洛，最为万历喜爱和宠幸的是皇贵妃郑氏和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且真心希望朱常洵继承皇位。朱常洛之所以能被册立为皇太子，是皇室祖训所致，并非万历的本意。于是，万历和郑贵妃都处心积虑地想废掉朱常洛而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是，迫于祖训的威严，以及皇太后和朝臣的压力，万历一直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找各种借口为难皇太子。朱常洛大婚之后，就移居慈庆宫居住。慈庆宫名义上是太子的寝宫，实际上还比不上宫里的一般宫殿，不仅破陋不堪，而且防卫甚差，万历仅派几名老弱病残的侍卫防守。在慈庆宫服役的宫女太监也很少，仅有几个随朱常洛一块长大的贴身太监。慈庆宫的情况与皇三子朱常洵所居住的宫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好像他才是真正的皇太子似的。但是，郑贵妃一伙人还是不死心，千方百计地要除掉皇太子，好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取而代之。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慈庆宫上演了刚才那一幕“梃击案”。

事情发生后，万历皇帝大惊，急忙派人提审这名行刺的男子。这名闯宫的男子名叫张差，是蓟州井儿峪的百姓，语言颠三倒四，看起来有点癫狂，也有点狡猾。先后由御史刘廷元和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对其进行审问，可是前后审问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胡士相等人认为张差“癫狂症”发作，持武器乱闯宫殿，应马上问斩。然而，这种供词和处理的结果引起了一些官员的怀疑，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恐怕有人在背后操纵谋害太子。为了皇太子的安危，刑部王之寀决定彻查此案。验证了此前的猜测，确实有宫里的人在背后指使，目标就是皇太子，这里的指使人实暗指郑贵妃。

后来的事情有一段曲折，案子线索也逐渐明确，事情明摆着可能与郑贵妃有关，万历皇帝却像有什么隐情似的，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因为，郑贵妃毕竟是他的第一宠妃，并且自己也曾许诺过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即使郑贵妃做出这样的事情，自己也不好说什么。最后的结果是，在郑贵妃的祈求和万历皇帝的开脱下，太子朱常洛答应将事情化小，张差被凌迟处死。

案子就这么有头无尾地结了。但是今天看来，这个案子仍存在诸多疑点，因此成为史上的又一充满迷雾的疑案。

万贵妃迷住小她十九岁的明宪宗

古代中国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说的就是老妻少夫，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把自己的全部爱意倾注到了一个比自己大十九岁的女人身上，人们都会感到奇怪，更何况这个男人还是一个皇帝——明帝宪宗朱见深。

朱见深是明英宗之子。宪宗十七岁继位之前，生活十分坎坷。两岁被立为皇太子，五岁之时，父亲英宗因土木堡之变失去皇位，被囚于南宫。十一之时，英宗复辟，夺回皇位，朱见深又被立为太子。十七岁，朱见深成为九五之尊。这些年的坎坷生活，尤其是五岁到十一岁失去父母期间，唯一陪伴朱见深的就只有万贞儿。

万贞儿四岁的时候，因家道破落，入宫为婢。眉清目秀、聪明伶俐的万贞儿入宫之后便在英宗的母亲孙太后宫中服侍，很得喜爱。朱见深两岁被立为太子之后，孙太后就命万贞儿去侍候太子。此时万贞儿已经二十一岁，早已过了古代女子最好的出嫁年华。虽然心中对太后的安排颇有怨愤，但是想到太子就是以后的皇帝，于是万贞儿将太子照顾得无微不至，更像亲生母亲那样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朱见深身上。英宗被俘后，年幼的朱见深的生活就陷入了恐惧与孤单之中，也只有万贞儿陪伴在他身边，保护着他，因此他对万贞儿也十分依赖。

万贞儿虽然比朱见深大了十九岁，但是她的身材和容貌都保养得极好，处处迎合朱见深。随着太子的渐渐长大，万贞儿主动挑逗，巧于勾引，单纯稚嫩、从未尝过感情滋味的朱见深又如何能抵挡得住这么一个风情万种的成熟女子的挑逗呢？他沉浸在万贞儿似母亲又似情人的温情之中无法自拔。

朱见深继位之后，依然十分宠爱万氏。但是朝廷无法接受一个比皇上大十九岁、出身卑贱的奴婢母仪天下。朝廷上下选出了都督同知之女吴氏为皇后。吴氏不仅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而且年轻貌美，入宫之后却无法得到皇帝的喜爱。而颇有心计的万贞儿还处处挑衅，使得吴氏在一怒之下把万贞儿打了一顿。挨了打的万贞儿找到宪宗哭诉自己的委屈。朱见深顿时大怒，就以吴氏“举动轻佻，礼度率略”为由，“请命太后，废吴氏别宫”。刚刚被立一个月的吴氏就被打入了冷宫。

这件事使得万贞儿在后宫之中更加横行无忌。后来被册立为皇后的王氏，目睹了吴皇后的前车之鉴，因此总是唯唯诺诺，不敢与万贞儿争宠。万贞儿一手总揽了后宫。宪宗也十分宠爱万氏，每次出游都必然会带着她。她也十分投皇帝所好，“帝每游幸，妃戎服前驱”。皇帝对万贞儿的迷恋也让宪宗的亲生母亲吴太后感到无可奈何。吴太后曾问宪宗为何那么喜欢万贞儿，宪宗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她在身边，我心里就安稳。”

得宠的万氏为了紧紧抓住宪宗的心，想尽办法阻止其他后宫女性接近皇帝。成化二年（1466年），万贞儿因生下一个儿子，被册封为皇贵妃，并且赏赐了大量珠宝，万贞儿的家人也封官晋爵。宪宗得到这个孩子十分高兴，一心想要封为太子，正当万贞儿做着皇后美梦之时，寄托了宪宗和万贞儿全部希望的孩子在一年之后就夭折了。

失去孩子又年纪渐增的万氏的心肠更加狠毒。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她在后宫大施淫威，凡是那些怀孕的妃嫔都被她强行堕胎，成化七年，宪宗唯一的儿子也被万贞儿毒死。但是万氏百密一疏，有一个被宪宗临幸的宫妇纪氏居然秘密地生了一个儿子，被吴皇后悄悄隐藏了六年才被发现。宪宗为了独子的安全就把皇子交给了太后抚养，万贞儿更是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春，五十八岁的万贵妃暴病身亡，朱见深十分伤心，并为之“辍朝七日”，以示悼念。从此，宪宗日夜思念万贞儿，长叹着说：“贵妃已去，我又怎么能久在人世呢？”一年之后，不满四十岁的朱见深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朱见深与万贞儿的这一幕畸恋，在历代贪图美色的皇帝中极为罕见。

顺治和董小宛的真实关系

明末秦淮名妓的爱情故事不知被后世演绎了多少次，跌宕起伏却又极具传奇色彩。如引得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跳水殉城的柳如是，还有一位更戏剧化的人物董小宛。董小宛如此有名，除了她本身作为秦淮名妓艳名远播之外，最重要的是后人还把她与清世祖顺治皇帝联系在了一起，认为董小宛就是清史上记载的与顺治帝情投意合的董鄂妃，即那个让少年天子顺治出家的女主角。

与顺治帝倾心相爱的人董鄂妃，就真的是董小宛吗？其实把顺治帝与董小宛联系起来实属无稽之谈。

董小宛是明末秦淮名妓，名白，生于公元1624年，卒于公元1652年，是冒襄（辟疆）的妾。冒襄是当时江南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曾经与秦淮河畔的另外一位风云美女陈圆圆还有过一段风花雪月的交往。但是最终也随着陈圆圆入宫无疾而终。后冒襄又同与陈圆圆齐名的董小宛交往，董小宛虽然是秦淮河畔的美女，才色双全，但是她的出身也注定了她为妾的命运。冒襄曾作《影梅庵忆语》以及《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来描述董小宛，这是历史上唯一有关董小宛的记载。

至于顺治皇帝，《清史》等正史之中有详细的记载。顺治皇帝即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皇太极去世之后，皇太极长子豪格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陷入帝位之争，但是双方实力相当，最后在不得不妥协的情况下选择了年仅六岁的福临继承帝位。称帝后的福临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帮助之下，从满洲汗国的汗王一跃成为君临赤县神州的中国君王。少年皇帝的名字可谓是实至名归。上天的确给了他两个贵人多尔衮和吴三桂。多尔衮代替他征战南北，吴三桂一怒为红颜，使多尔衮的部队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越过山海关，占领了北京。

顺治这么一个异族皇帝与董小宛这么一个汉族美女又是如何被联系在一起的呢？

误会还起源于大文豪龚鼎孳《贺新郎》中“难倩附书黄犬”这句词。《贺新郎》这首词是龚鼎孳读冒襄《影梅庵忆语》而作的观后感。人们认为“黄犬”就是清廷太监，据此推测出董小宛曾入宫。其实“黄犬”最先出自《晋书·陆机传》：“初，机有骏犬，名曰黄犬，甚爱之。”所以“黄犬”也只是一个典故罢了，根本不是指太监。

顺　治

董小宛

其次，生于公元1638年，六岁继位的顺治皇帝，即由母亲孝庄文皇后亲自教养，在摄政王多尔衮的主导之下，把孝庄文皇后的侄女、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册立为皇后。但是小两口的感情并不好，时有摩擦发生。后来顺治与常到后宫入侍的董鄂氏相恋，董鄂氏因此被封为皇贵妃。人们把董小宛与顺治联系起来，可能是由于董鄂氏与董小宛同姓董，而且都是才色双全的美人。但是，冒襄《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记载，董小苑“痰涌血溢，五内崩舂”“脾虚肺逆”，也就是说董小宛死于疢疾，即肺结核。冒襄在《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的前文小叙中记载：“小宛自壬午归副室，与余形影丽者九年，今辛卯献岁初二日长逝。”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董小宛的确死于冒襄家中。而壬午就是明崇祯十五年，亦即公元1642年，辛卯系清世祖顺治八年，亦即公元1651年。所以董小宛于1642年嫁给了冒襄作妾，1651年因肺结核而死于冒襄家中。

根据两人的生卒年月，生于1624年的董小宛比生于1638年的顺治皇帝整整大了十五岁。而董小宛1651年去世之时，顺治皇帝才十三岁。试问，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天子如何与一个二十八岁的成熟妇女相恋，还谱出了一曲生死恋曲？

之所以把顺治与董小宛连接起来，只不过是好事者们文学想象的结果罢了。

光绪当年不肯入洞房之谜

清朝从建立之初就十分注重政治联姻和家族婚姻。政治联姻主要是满蒙之间的联姻，如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等多人都娶了蒙古贵族女子为妻妾。家族婚姻其实是政治联姻的延伸，就是有亲戚关系的两族贵族子女成婚，诸如姑表亲婚、婚姻不拘行辈等。比如皇太极之时，兄莽古思一门姑侄三人共同嫁给了皇太极为妃，顺治皇帝就娶了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哥哥的女儿为后，顺治皇帝和皇后就是表兄妹的关系。这也是满洲婚姻习俗的表现。

光绪年间，光绪皇帝娶了自己的表姐为皇后，也就是后来的隆裕皇后。慈禧把隆裕嫁给光绪，也主要是效仿了孝庄太后。隆裕是慈禧亲哥哥桂祥之女，从娘家算是慈禧的内侄女。而光绪并非慈禧亲生，是慈禧的亲妹妹叶赫那拉氏之子，从娘家这方来说，光绪又是慈禧的内侄子。所以如果从慈禧娘家这方算来，光绪和隆裕就是表亲的关系。隆裕比光绪年长，隆裕应当就是光绪的表姐。慈禧把自己的侄女嫁给自己的侄子，也算是亲上加亲。

光绪这个皇帝做得有点窝囊，虽然身为皇帝，可是面对专权的慈禧，也只有认命的份儿，光绪对慈禧是言听计从的。光绪与表姐隆裕成婚前的关系一直不错，隆裕作为姐姐，对光绪特别照顾，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两人的关系十分融洽。可是突然之间，慈禧把自己的姐姐指给了自己做皇后，光绪实难接受。但为了服从慈禧，也为了讨好慈禧，光绪不得不这么做。

慈禧把隆裕嫁给光绪做皇后的同时，还选了叶赫那拉氏的瑾妃和珍妃两个给光绪做妃子。光绪帝一生也就只有这一后二妃，是清朝皇帝中后妃最少的皇帝，也是最晚成婚的皇帝。慈禧的做法也是出于其政治上的考虑，目的就是要把朝政交给光绪后，还能够利用皇后来操纵光绪，最起码可以监视和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

因此，光绪的心里也十分郁闷，大婚的当晚甚至还扑倒在隆裕皇后的怀里大哭说：“姐姐，我永远敬重你，可是你看，我多为难啊。”更何况少年天子光绪，自是希望自己的皇后能漂亮点，但是隆裕的长相丑陋，身材瘦弱，还有些驼背，这也十分不合光绪的意。心里不痛快的光绪自然就不肯与皇后同床了。后来光绪发现珍妃不仅漂亮，而且有政治远见，非常符合他的一些想法，光绪就非常喜欢珍妃，也就不肯与隆裕在一起了。

第七篇

床头政治

“上岗”次数最多的皇后

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后，可以说是终身制的职业，一旦当上，便不会更改。不过也有偶尔的例外，便是被推翻下台，或者是归天死去。如果是后者，那自然有后继之人，可要是前者的话，那便是很少有人能够再重新上岗。毕竟面对这种抢手而又富有诱惑力的职业，谁都不可能轻易让别人抢得机会。

所以，皇帝和皇后一旦下岗，那便可以说是永无翻身之日了。但有一位皇后却非常特别，她一共被废了五次，但又奇迹般地被立了五次，而且还有幸地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做过两国皇后的女性。

这个女人就是白痴皇帝晋惠帝的第二任皇后羊献容。在西晋时期，最讲究出身门第，不论是做官还是嫁人，只要家庭背景好，那便一切都好说。当时天下最著名的七大家族便是：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泰山羊氏、晋陵杜氏、清河崔氏、琅琊诸葛氏、阳夏谢氏。

这位羊皇后就是泰山南城人，出身其中之一的泰山羊氏。虽然身份也算高贵，但最初却是与皇后之位无缘的。晋惠帝还在太子之位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妻子，他的原配贾南风是个凶狠的丑女人，霸占权位，还贪图男色，搞得宫廷内外是鸡飞狗跳。最后因为谋杀太子落下口实，难堵天下的悠悠众口，被赵王司马伦毒杀，葬身于八王之乱的熊熊大火中。

贾南风一死，皇后的位子自然就空了出来，在新皇后该谁当的这个问题上，灭掉贾南风的赵王司马伦最有发言权。

可惜司马伦智商不高，便将这种大事交给了他的心腹孙秀，而孙秀恰好与羊献容的外祖父孙旂是同族人，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等美事自然要留给自家人。孙秀为了能赢得赵王司马伦的欢心，也为了能和皇室攀上关系，便极力推荐，让立貌美如花的羊献容为新皇后。

羊献容就这样被羊家人送入了皇宫，开始了和傻皇帝共同度日的岁月，进宫后的羊献容并没有像她的家人那样显得得意扬扬。她每天不是发呆就是睡觉，毕竟，贾南风钻营权术，追捧美男，丝毫不在乎和一个傻丈夫过日子的感受。但羊献容不一样，她是一个正常人，和一个傻子必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而她也不会去结党营私，所以，她的婚姻生活这样看来是很无趣的。在羊献容当皇后的日子里，八王依然闹腾得风生水起，他们得互相吞并，这也牵连到了羊献容的命运。

很快，随着赵王司马伦被齐王平定后，与赵王关系密切的羊献容被剥夺了她和惠帝的后代继承皇位的权利，但齐王好景不长，在他的部下抓捕长沙王时，长沙王率领百余人逃入了宫中，与羊皇后等原赵王的势力联合起来，最终将势力反扑过来。而后将齐王操控，羊皇后也得以重新上位。

随着羊皇后父亲的去世，羊皇后再次被废，但是不久羊皇后的亲信、宫廷将领陈珍等就再次复立羊皇后，并挟持晋惠帝讨伐成都王。随着八王实力的此消彼长，羊献容不断被废被立。直到最后支持她的东海王打败了政敌，才确实保住了她的皇后位子。但不久后随着晋惠帝的病逝，政局出现再一次的变动。

帝王驾崩，皇位空缺，四面八方的王爷都对龙椅垂涎三尺。羊献容担心自己儿子年幼，周围虎视眈眈的人太多，会妨碍她当上皇太后，于是她便赶紧找到了前太子清河王，催促他赶快即位登基，可惜她的计划失败，皇位最终被攻陷洛阳的刘曜登上，而她也成为刘曜的妻子。

身处乱世的羊皇后就这样被几个武夫玩弄于股掌之上，说废就废，说立就立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永兴元年二月，被废；七月，复后位；八月，被废后十一月，复后位……一共上岗五次，下岗五次。

刘曜有一次问羊献容：我比起晋惠帝来说，如何？

羊献容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你比他强多了，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他是亡国的昏君，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的确，比起白痴皇帝来说，刘曜也的确算得上是英明神武了，但羊献容的这番话多少也含有谄媚的成分，毕竟作为一个前朝皇后她需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后来在刘曜的宠爱下，羊献容不但当上了皇后，还能干预朝政。

可惜好景不长，嫁给刘曜之后没几年，羊献容在生产后得了产后风而死，获谥献文皇后。皇后是封建时期每个女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坐上这个位子那自然是风光无限，但像羊献容这样上上下下、五起五落的女人，堪称传奇。

从最有身份的女人一下变为最不值得一提的庶人，又从庶人变为皇后，这期间的起起落落，带来的辛酸只有羊献容个人能得知。

唐玄宗不立皇后之谜

唐玄宗李隆基一开始立下折冲府的一位姓王的果毅都尉的女儿为皇后，果毅都尉是五品的武官，所以这位皇后也算是将门之女。最初的时候，王皇后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她将门虎女天生的气魄，协助李隆基扳倒韦皇后，斗赢太平公主。可以说，李隆基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军功章里有王皇后的一半。

随着李隆基在位时间的推延，他与王皇后之间的感情便也越来越淡了。王皇后读书不多，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王皇后没有子嗣，这更让李隆基对她不重视起来。之后，李隆基宠幸起了一位姓武的妃子，这让王皇后着了急，为了挽回李隆基的心，她只要一有机会，便会在李隆基面前，说那位妃子的坏话。

可是事情并没有像王皇后期盼的那样发展，李隆基不但没有远离姓武的妃子，反而是对王皇后日渐心生厌烦，逐渐产生了废黜皇后的想法。

王皇后为了挽回唐玄宗的感情，不敢再采取强硬态度，而是选择了打感情牌。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王皇后与唐玄宗是共患难，一路走来的。虽然唐玄宗一直有废黜王皇后的心思，但一时找不到理由，也就没有动作。

一日，唐玄宗去探望王皇后，王皇后乘机诉苦：“陛下独不念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邪？”这里是提到当日唐玄宗还是临淄王的时候，一次过生日去到了王皇后家里，正巧王皇后的父亲好赌，将家里积蓄都输光了。为了不怠慢李隆基，他便将自己身上的紫半臂脱下来当了，买了面回来给李隆基做了一碗长寿面。

唐玄宗

武则天

既然王皇后都提到了这样的往事，李隆基自然不好再提废后的事情。可惜王皇后自己不争气，看到得宠的武氏儿女成群，她忍不住去求神灵帮忙，找到一个名叫明悟的和尚作法。王皇后作法的第二天，李隆基便得知了，他一询问，得知皇后的咒语是：“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

李隆基顿时大怒，要做则天皇后，那不是要学武则天吗？这下不论王皇后再怎么辩驳，都无济于事，李隆基将王皇后打入冷宫，从此再不过问，不过两年王皇后便郁郁而终。皇后的位子空了出来，按理说，应当立最得宠的武氏为皇后可是李隆基却迟迟不肯有动作。

原因便是这一幕与之前的武则天当皇后的一幕太相似了，废王立武，这一切都是七十年前的历史重演。大臣们纷纷阻挠，理由有三：其一，武家与李家有不共戴天之仇，如何还能让武姓母仪天下。其二，太子已立，武氏若当皇后，必然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到时难免动荡。其三，不愿意历史重演。

大臣们担忧的也有道理，唐玄宗便放弃了立武氏为皇后的念头，最后，他只得封武氏为惠妃，算是补偿。而后，也便打消了立皇后的念头。

美女“宰相”的私生活

武则天作为载入中国史册里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她身旁的红人自然要算作上官婉儿，虽然武则天没有给上官婉儿明确的封号，但上官婉儿追随武则天身边那么多年，大小事都监管，实际上已经属于手握实权的“女宰相”了。

上官婉儿作为一个女官，能够权倾朝野，成为除了武则天外的第二个铁腕女人，在中国的封建历史舞台上，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罕见异常。因为封建王朝是不允许女人干政的，上官婉儿能够掌权，一方面是因为她资质绝佳，天赋灵异具有难得的才华和学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善于驾驭权术，懂得利用自己的资源去换取权力。

在权力问题上，男女的欲望都一样强烈，上官婉儿的爷爷上官仪因为得罪了武则天，在朝廷里排错了队伍，全家被斩首，惨遭灭门。而上官婉儿那时因为年纪太小了，便随同她的母亲郑氏做了朝廷的“官奴”。虽说是侥幸保全了性命，可是地位十分卑贱，她从小便吃尽了苦头。

上官婉儿的母亲毕竟出身大户，知书达理，很有远见。她精通诗文，在上官婉儿很小的时候，她便让婉儿读书识字，而婉儿也是冰雪聪明，一点就透，不过才四五岁就能做得一手好诗词。很快，上官婉儿的才学便传到了武则天的耳朵里武则天将上官婉儿召进宫里，考问了她一番，十分满意，便将其留在了自己身边，让她担任掌管诏书的贴身秘书。那一年，上官婉儿刚刚十四岁。从此，涉足政坛的上官婉儿便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的核心。

上官婉儿

但政坛毕竟难以捉摸，上官婉儿虽然聪明伶俐，可有些规则依然搞不清楚，一次她惹怒了武则天，令武则天勃然大怒，如果不是爱惜她的才华，就要把她斩首示众了。为了惩罚上官婉儿，武则天在她额头上刺上了一个乌黑的犯罪标志。

容貌上的损毁并没有阻碍上官婉儿的前途，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就与太子李显发生了关系。但上官婉儿的这次投资显然失败了，李显被废，远戍钧州、房州，并没能为上官婉儿带来任何利益。于是上官婉儿继而将目标瞄上了武则天的亲侄子武三思，她为武三思说了很多好话，令武三思在朝中地位急速上升，而上官婉儿巴结武家人，排挤李家人的做法，也遭到了李氏一族的痛恨。

后来，李显翻身，705年，唐中宗李显又从衰老的武则天手里接过了皇权。上官婉儿再次投身过去，念着旧情，李显将上官婉儿册封为“昭容”，按《旧唐书》的说法，她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一人、妃子三人，属于“九嫔”的第二名。

但上官婉儿还是不满足，她继续寻求靠山，很快，她赢得了韦皇后的信任，韦皇后生性风流，上官婉儿便为其引荐情人。她将细皮嫩肉的武三思推荐给韦皇后，很快得到韦皇后的赞扬。上官婉儿的势力也愈加强大，在这一段时间，她的地位如日中天，无人敢惹。

在上官婉儿红得发紫的巅峰阶段，她倡议天下大兴文学之风，还主张举办各种各样的赛诗会。她是红人，为了讨好她，各地纷纷支持，就连皇宫里也是热闹地举办赛诗会。帝后王公率先垂范，而文采了得的上官婉儿更是当仁不让地成为焦点。

李显的宠爱和韦皇后的信任令上官婉儿大红大紫，许多人纷纷找她拉关系，权力的日益增大，令上官婉儿也忘乎所以，她那时还很年轻，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她开始为满足自己的私生活而想办法。

为了能方便自己的私生活，上官婉儿在宫外秘密购买私宅，和一些公子哥们勾搭在了一起。《新唐书》说：“邪人秽夫，争候门下，肆狎昵……”上官婉儿不但将这些公子哥纳入房中，还为他们谋求私欲，让他们做了显赫的官员。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崔湜，崔湜年轻英俊，但上官婉儿已经是年过四十红颜已老，面对这样一个半老徐娘，崔湜居然满腔热情，不但自己服侍上官婉儿还将自己的朋友也引荐过来，很快，崔湜被上官婉儿推荐为朝廷命官，还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步一步高升到了宰相的位子。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上官婉儿醉生梦死的时候，李隆基接管了政权，景龙四年（710年）的夏天，李隆基操纵的宫廷政变爆发。一夜之间更换主子，上官婉儿自然是难逃厄运，被杀死于血泊中，那年，她刚刚四十七岁。

驸马爷是皇家的“装饰品”

古代读书之人，最大的愿望莫过于考中状元，如果被皇帝看上，选为驸马那可真是天底下再难找的好事了。能成为皇帝的女婿、公主的丈夫，驸马自然是仕途畅通，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了。

其实，这样想便大错特错了，事实上，驸马没有那么风光，当驸马也不是一件美差，这从“驸马”一词的由来便可见一斑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经常出巡，每次出巡都前呼后拥，声势浩大。

有一次，他的车队经过博浪沙（今河南原阳）时，被一个大铁锥袭击，幸好只击中副车。这一下使秦始皇吃惊不小。因此，在后来的巡游中，他乘坐的车辆常有变换，同时安排了许多副车。他还特地设了一个替身来掩人耳目。从此以后历代皇帝出巡时，都仿效秦始皇的做法，亲自选定一个替身，而这个替身，又大都是自己的女婿。选择女婿的原因是因为女婿是皇室的人，不会损害皇帝的威仪和尊严，万一发生意外，女婿是外姓，死了也不过是个牺牲品，而皇族是不会去乘“副车”的。这样，由于皇帝的女婿担任替身乘坐在副车上，跟随皇帝出巡各地，后来，人们就将皇帝的女婿称为“驸马”，世代沿袭下来。

因此，驸马虽能攀上皇亲，却无法摆脱“替身”的命运，甚至比公主地位都矮了一大截。公主养尊处优，是天之骄女，而驸马大多是平民出身，就算是达官贵人的公子，那也比不了皇室的尊贵。

公主下嫁时，皇帝必定会为公主盖一间新宅第，这些新宅第有些是觅地新建有些则根本就将驸马原先旧家拆了重建。公主下嫁，嫁妆非常丰渥。她会带着大量的财产与官吏、官署、仆人一起进门，所以做驸马的就住在公主府里，公主府的一切财富，官吏、奴仆，都是属于公主，由公主直接指挥，驸马在公主府中的地位类似附庸，完全没有主权，一切都要听从公主的吩咐。

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缺少尊严的驸马日子并不好过。在家中要过着没有发言权的日子，在外面，驸马也并不能大展拳脚。翻阅驸马的历史，就会发现，担任过重要官职的驸马人数屈指可数，他们在政治仕途上并不太顺利。因为按照惯例，驸马一般最初被指定担任统制外的虚衔，明朝时，朱元璋进一步规定：驸马终生不得在朝为官。

原来，驸马并非一份好差使，不仅仕途受限，而且在妻子面前都小心翼翼，低声下气，远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风光。如果令妻子不高兴，甚至可能被休掉，驸马说到底不过是皇家的一个装饰品，任凭公主们摆弄。

明代公主屡次被无赖骗婚

明代的皇室有一个奇怪的规定，便是公主婚配，所选取的夫婿必须是民间优秀的男子，不许和文武大臣的子弟结成夫妻。原因很简单，依据前朝之鉴，明朝皇帝害怕外戚干政，自己的江山落入异姓之手，便要堵死“强强联姻”这条路，来断绝大臣们干涉朝政的威胁。

这个规定令明朝出现许多平民驸马爷，倒是也杜绝了外戚干政的威胁，却引来了另外一个隐患。因为公主虽然只能“下嫁”给老百姓，但毕竟是金枝玉叶、皇家的血脉，所选的夫婿一定要德才兼备，品行端正，能够配得上皇室的尊严才行。

可是皇家总是深处深宫之中，无法亲自到民间去挑选乘龙快婿，为公主选女婿这件事情，就只能交给下人去办，而最得力的助手就属宦官。托人办事总是不太稳妥的，其中多少会有些差池。遇到心地良善的宦官，自然会尽心尽力为公主挑选一个称心如意的驸马爷，但如果遇到一个唯利是图、贪图便宜的宦官，那他就会以权谋私，从中收受贿赂，看谁给的钱多，便帮谁说好话。

这样就给民间男子通过贿赂宦官，向皇室骗婚提供了可乘之机。出点小钱，将来娶了公主可就能一辈子大富大贵了，这笔买卖在当时看来十分划算，于是，许多民间骗婚之辈便打着挂羊头、卖狗肉的旗帜通过贿赂宦官，诈娶公主，谋求富贵。而且这种事情在明朝居然屡禁不止，堪称历史奇闻。

明弘治八年（1495年），民间有个大款叫袁相，他想成为皇亲国戚，便贿赂当时负责公主婚娶的太监李广，请他帮自己说说好话。李广收了钱，自然便在弘治皇帝面前大说袁相的好话。弘治皇帝没有怀疑李广的话，便同意招袁相为女婿将德清公主嫁给他。

正当袁相欢欣雀跃的时候，有人向皇帝告发了袁相和李广之间的事情，上了当的弘治皇帝立刻找人调查，果然发现这个袁相并没有李广说的那么好，骗皇帝的女儿当老婆，这犯的可是欺君之罪。当下恍然大悟的弘治皇帝恼羞成怒。他严惩了这两个玩弄他的人，恶气是出了，但公主的婚期已经说定，就算不嫁给袁相也要另选新驸马才行。

于是，弘治皇帝又赶紧全国物色，替公主另外寻觅下了一个德才兼备的驸马才算了结了这场闹剧。这次皇室被骗案及时告破，也算是有惊无险了。但之后的嘉靖皇帝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嘉靖六年，永淳公主要招选驸马，经过太监们的一致推荐，皇室选中了一个名叫陈钊的民间男子，就在永淳公主即将“下嫁”的前几天，嘉靖忽然得知了一个消息说，陈钊的母亲是二婚，而且还是别人的小妾。

让堂堂的大明公主嫁给一个小妾的儿子实在是有失体统，于是嘉靖二话不说马上悔掉了这门亲事。但公主的婚期已经昭告全国了，皇帝一言九鼎，说出的话就不能反悔了，要想推迟婚期总要给老百姓一个理由，如果说皇帝被一个小妾的儿子骗了，那岂不是天下之大滑稽吗？

为了挽回皇室的尊严，嘉靖效仿弘治皇帝，开始进行全国海选，想要挑选一位如意驸马，一番千挑万选之后，终于挑中了一个叫谢昭的男子。这次，嘉靖皇帝亲自接见，结果他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谢昭居然是个秃顶的丑八怪不知道他对多少太监进行了贿赂，才能被推荐过来。

但婚期不等人，再去民间选驸马已经来不及了，迫于无奈，嘉靖只得将女儿嫁给了这个谢昭。这桩婚事举国震动，当时的老百姓编造了一曲民谣，专门列举了当时十件好笑的事情，最后一句便是嘲弄皇室招驸马：“十好笑，驸马换个现世报。”

明曲中有一首《卖狗悬羊》，写的是挂羊头、卖狗肉这样表里不一、有名无实的欺诈行为，作者薛论道将其演绎得十分生动有趣。

【双调水仙子】卖狗悬羊

从来浊妇惯撇清，又爱吃鱼又道腥，说来心口全不应。

貌衣冠，行市井，且只图屋润身荣。

张布被诚何意？饭脱粟岂本情？尽都是钓誉沽名。

作者薛论道用通俗的语言，将这种虚伪的人情作了细致的揭露，他认为不贞洁的女人虽然放荡，但却很擅长表明自己的清白，这种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行为不正是那些骗婚的男人所为吗？

那些骗婚的男子，哪个不被说成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但事实上却是相貌丑陋，名不副实，想打着“挂羊头卖狗肉”的旗号蒙混过关。而这件事情居然在明朝成为了无法禁止的事情，真是古今奇闻。

史上最有名的惧内帝王

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古代有四大美女让人遐想，便也会有四大丑女令人咋舌，不过嫫母、钟离春、孟光、许阮氏虽然貌丑，但却是德才兼备，在青史上留下了一段段美誉佳话，而偏偏在晋朝历史上，出现了这么一个丑女人，不但人丑，心更丑，因为她的作怪，不但横行后宫，还祸国殃民，将晋国推向了覆灭的边缘。

这个女人就是晋朝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贾南风有多丑，史书记载为：“丑而短黑，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就是说她五短身材，面目黑青，鼻孔朝天，嘴巴属于天包地形状，而且眉毛上还有一大块的胎记。可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却让晋惠帝司马衷怕得要命，一生笼罩在她的阴影下，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司马衷智商很低，是晋国的白痴皇帝，被立为太子后，司马炎考虑到他的智商，一度想废了他。一次，司马炎出了一份试卷给他，司马衷不会答，便让身边的侍从官员代为答题，时任太子妃的贾南风阻止了此事，她说：“这样答题，皇上一眼就能看出是旁人代写的。”司马衷不知如何应对，贾南风想了想，便找了几位不通文墨的太监来答题。

后来这份试题交到司马炎手中后，他一看试卷虽然答得差劲，但还算是合情合理，自己的这个傻儿子虽然笨，但还不至于情理不明，便放心地将皇位留给了司马衷。可以说，司马衷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全是贾南风的功劳，而后贾南风自己也是居功自傲，丝毫不把司马衷放在眼里。

司马衷虽然贵为天子，但他依然十分怕贾南风，贾南风不允许司马衷亲近别的妃子，谁要受到恩宠，她便会将其处死，有一次她听说某妃子怀孕了，便用长戟将妃子捅死。司马衷对贾南风惧怕得要命，再也不敢和别的妃子有染，而贾南风则四处搜罗俊美少年，供自己享用，丝毫不避讳司马衷的耳目。

贾南风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还在于她手握重权，司马衷犹如傀儡木偶，被贾南风握在手里，要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凭着权力令皇帝每日毫无自由、胆战心惊活着的皇后，古往今来，只怕贾南风还是第一人。

而在历史上，还有一位皇后，同样能够管束住皇帝，她就是隋文帝的妻子独孤皇后，独孤皇后虽然比起贾南风来要端庄贤淑得多，但有一点她与贾南风十分类似，便是好嫉妒，隋文帝杨坚对她是又爱又恨又怕。

独孤皇后，古代共有三位，即北周明敬皇后、隋文献皇后和唐元贞皇后（即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她是后来追认的）。这三位皇后是亲姐妹，而最令人叫绝的是她们的父亲还是“三朝国丈”独孤信，作为西魏、北周的宰辅，独孤家的显赫地位在历史上无人比肩。

排行老三的独孤皇后知书达理，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奇妒无比，杨坚虽然爱她的知书达理，但对她的妒忌也是十分厌恶。抱着又爱又怕的心态，杨坚和独孤皇后斗了一辈子。独孤皇后对杨坚盯得很紧，杨坚每次上朝，她总是同辇而进。

上朝的时候，她待在后阁里，一旦认为皇帝有什么失当，马上递条子指出来退朝后，二人又一起返回寝宫。她这样做，除了要做“贤内助”，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想看住杨坚，防止他做出其他事情来。

但百密一疏，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独孤皇后防不胜防，叛臣尉迟迥有个孙女非常美貌，杨坚曾于仁寿宫偷偷临幸。这件事情虽然隐秘，但终究还是败露了独孤皇后十分气恼，乘着杨坚去上朝，便命人将尉迟迥的孙女杀了。

得知此事后，杨坚虽然生气，但也不敢拿权大势大的独孤皇后怎么样，只能一个人生闷气，加上之前长期“惧内”积攒下的火气，最终杨坚忍无可忍，闹了一出“离家出走”的滑稽剧。

他一个人骑马狂奔二十多里，跑进了一处山谷中，似乎连皇帝都不想做了幸亏大臣杨素、高颎追了上去。杨坚含泪长叹：“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便劝道：“陛下，怎么能因为皇后那个女人而丢下万里江山、天下黎民呢？”终于，杨坚火气消退。他回宫后，独孤皇后也有所收敛，不再那么嚣张了。

但是高颎没有想到，他那句劝解的话却已为自己留下了祸根，后来他就死在独孤皇后手里。

因为不满皇后的管束而逃离皇宫，也算是皇室内的一宗家丑。皇帝是一朝天子，无人敢管，这两位帝王却被自己的妻子束手束脚地管了一辈子，实属罕见。

三十年不将祖母下葬的皇帝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七十五岁的孝庄太皇太后离开了人世。但这位对大清朝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人却并没有被康熙安葬，本来按照惯例，孝庄应当与皇太极合葬于关外昭陵，但事实上，孝庄却被一直停放在顺治孝陵之侧，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服父丧二十七个月之后，才动工兴修昭西陵。

三十多年的时间，康熙始终不葬祖母，虽然事后雍正解释为康熙与祖母感情笃深，不忍下葬，但于情于理，这话始终说不通。在中国传统的丧葬礼节中最讲究“入土为安”。感情深才更要及早入土安放，但康熙却没有这样做，这其中必有迫不得已的隐衷。

根据史书记载，孝庄太皇太后在临终之时，告诉康熙，太宗的陵寝奉安已久，而且已有孝端皇后合葬，就不要再为自己重新动土了。况且自己还挂念着顺治和康熙父子，所以希望在顺治孝陵附近安陵。当然，这只不过是史官的一面之词，不免有美化太后之嫌，难以全部信服。

孝庄死后，康熙执意要在宫中为祖母守孝三年，后来因为众位大臣的反对，他才只戴孝两年。康熙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出于孝道，二是出于不可告人的伤痛。这话要从皇太极殡天西去说去。皇太极死后，留下一个六岁的孩子福临，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婆，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兄弟多尔衮。福临的母亲孝庄通过一番努力，让福临顺利地被拥立为新皇帝，这种权力斗争的微妙结局，与福临的母亲所做的努力分不开。

当时最有能力继位的要算是多尔衮，但他为何会甘愿让一个毛孩子当皇帝，这就要提到福临的母亲孝庄太后了。孝庄为了保存皇太极的事业，不得不做出有悖伦常的事情，下嫁多尔衮的事情虽然没有得到考证，但失身想必是无法避免的了。

这一点让孝庄碍于世俗礼法，无法与太宗合葬，但这是家丑，无法明说，康熙心里虽然明白太皇太后的苦衷，却也是只能吃个哑巴亏。这也大概就解释了为何康熙为孝庄戴孝两年，却迟迟不肯将其下葬的缘由。

顺治七年（1650年）时，张苍水所写的七言绝句《建夷宫词》引起了轰动，从中也能窥得太后不肯下葬的缘由。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

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这首诗在民间迅速流传开来，但如果真如诗中所言，孝庄下嫁给多尔衮，封摄政王为“皇父”的话，那应该有颁诏文，公告天下才是，但却并没有这样的信息从宫中传出。所以孝庄与多尔衮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了清初的疑案之一。

一直没有可靠的史料佐证能证实孝庄与多尔衮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但从蛛丝马迹的推测中，后人也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孝庄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在她十三岁的时候，投靠皇太极，而那时多尔衮也不过十四岁的年纪，二人从小朝夕相处，青梅竹马，产生情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皇太极却娶走了孝庄，多尔衮很可能出于报复，或是旧情未了借着权势，逼迫孝庄下嫁，这也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说是，摄政王多尔衮在逼死政敌豪格后，娶了豪格的福晋、来自科尔沁蒙古草原的博尔济吉特氏。但是民间却以讹传讹，传说当今皇太后、同样来自科尔沁的博尔济吉特氏下嫁多尔衮，文人们还写成文章，编造了种种传说，生动描绘了皇太后和摄政王的亲事。野史中所载的大婚恩诏，显为文学笔法，系好事者杜撰，自不足信。

不论史书如何记载，孝庄三十年后才下葬，此事千真万确，所以，后人才对太后下嫁这件事议论纷纷，不过事关皇族尊严，在清代档案和典籍中没有任何记载。大清诸朝对她尊崇备至，极尽歌功颂德之事，在陵寝祭祀方面也把其放在首位，如真有太后下嫁之事，清皇朝为何能自取其辱呢？有人认为，那是因为后来清朝统治者觉得这件事不光彩，于是销毁了有关档案，删改了史籍中的记录。据说到了乾隆时期，纪晓岚在整理清宫档案时，觉得这一事件有辱皇家尊严，因此奏请皇帝批准，从档案中删去这一部分内容，从此，再没有人提起这件事。不过皇后下嫁的故事却广为流传。

靠十个女人夺得皇位的帝王

皇帝是古代竞争最为激烈的职业，这个职位待遇高，权力大，而且还是终身制，可以世袭，所以，前仆后继的竞争者有如过江之鲫，但胜利者却寥寥无几，毕竟皇位只有一个，想要从这么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没有点非常手段是不行的。

宋孝宗赵昚所使用的手段便是十个貌美如花的处女。作为南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赵昚并非嫡出，他本来的名字叫伯琮，不是前任宋高宗赵构的亲生儿子，而是赵匡胤的后人，是赵匡胤次子赵德芳的六世孙。

自从赵光义当上皇帝之后，宋朝的皇帝便没再从赵匡胤的后人中出现过，按道理，赵昚没有机会登上皇位。但从1127年，宋钦宗胁迫宋徽宗困守东京汴梁时，局面才有了转变。当时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国一鼓作气，攻进了宋朝的首都，将这两个皇帝全部俘虏，同时还抓走了宗室、大臣、后宫嫔妃共计三千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辱”。对于宋王朝来说是耻辱，但对于赵昚来说却是一个机会。

当时侥幸逃过一难的康王赵构在河南商丘登基称帝，创立了南宋，也就是日后的宋高宗。但宋高宗安稳日子没过几天，就遭到了叛乱，他唯一的儿子在这次叛乱中丧命，而后在建炎二年，金兵攻入了宋高宗所在的扬州城，当时他正和一名妃嫔温存，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受到惊吓，从此便失去了生育能力。

眼看着香火难以为继，为了保住赵家的香火，宋高宗从老赵家后人中千挑万选，选出了一名候选人，就是赵昚。为了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宋高宗为赵昚安排了最好的老师，而后在赵昚成年后对他又是不断地加封，但就是不肯将他封为太子。因为宋高宗始终不死心，他一直试遍各种偏方，想要生出自己的子嗣，但二十多年过去了，却是毫无效果，宋高宗也只得把心思放在了赵昚身上。

而不立赵昚为太子还有一个原因，宋高宗的母亲韦太后十分喜欢的一个人名叫赵琢，也是从小在宫中养大，韦太后想立赵琢为太子。宋高宗十分为难，为了更清楚这两个人谁才是帝王之才，宋高宗想出了一个测试的办法，他派人挑选了二十名绝世美女，分别给赵琢和赵昚送去，想测测这两个人的人品和定力。

过了一段时间，当宋高宗将这二十名美女重新召回的时候，结果出乎意料，他发现送给赵昚的十个美女还是货真价实的处女，而送给赵琢的已经不是处女了。通过这件事情，让宋高宗最终立了赵昚为太子。

其实，并非是赵昚的定力好，而是他有一个好老师史浩，此人深谙帝王之心，他告诉赵昚千万不要碰这十个美女，这很可能关乎他将来一生的前程。听了老师的话，赵昚自然不敢轻举妄动，最后赵昚就这样赢得了宋高宗的青睐。

绍兴三十一年（1162年）九月，金国再次南下进犯，受到南宋的抵抗后，金国退去，但此时，宋高宗一直奉行的求和政策受到了军民的一致声讨，迫于压力，宋高宗终于将皇位让了出来，赵昚才算正式登上了龙椅。

这个用十个女人换来皇位的男人可以说是南宋一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他三十六岁登基，大力重用主战派，积极备战，一心想要收复失地。但可惜那时的南宋早已朝中无人，几次征战相继失败，面对残酷的现实，赵昚不得不放弃收复失地的想法，转而将精力放在内政治理上，他从政府、农业、军事等多个方面同时入手，展开了一系列改革，使得南宋焕发出了难得的生机。

在赵昚的积极治理下，南宋颓废的气象一扫而光，后世将他统治的这段时间称为“乾淳之治”。国富兵强后，赵昚还是想要收复失地，可惜天不遂人愿，他所看重的大将军虞允文病死四川，此后他手下再也没有能够北伐的大将，于是，赵昚也就一直致力于内政，直到去世。

崇祯皇帝为何不娶陈圆圆

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文明中，因美色而亡国的事例不在少数。夏桀之于妹喜商纣之于妲己，周幽王之于褒姒，夫差之于西施，唐玄宗之于杨贵妃，这些被扣了亡国罪名的美女有了一个专有词——“红颜祸水”。但是，这些人却都没有比明朝末年陈圆圆掀起的波涛大，究其原因，是因为陈圆圆不仅使得闯王李自成历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大顺王朝”顷刻之间化为灰烬，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她又间接地成为清朝入主中原的原因。

历来人们的注意力都被集中在了陈圆圆与吴三桂之间的传奇爱情之上，却没有想过，陈圆圆曾经也有机会成为明崇祯皇帝的皇后。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崇　祯

陈圆圆是秦淮八艳之一，其外貌绝伦当世，“蕙心纨质，澹秀天然”。让陈圆圆名震江南的更重要的原因是陈圆圆歌舞琴画，样样精通，当时的人们称赞她“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天赋颖慧的陈圆圆可谓是众星捧月，倾倒了无数王孙公子。

江南四大公子之一的冒襄也是陈圆圆的裙下之臣。外表潇洒俊逸、风流倜傥、彬彬有礼的冒襄很快就赢得了佳人芳心，只盼佳期到来。然而世事弄人，当陈圆圆欲与终身相托之时，冒襄因其父在朝廷惹下祸事，于是“坚谢”了陈圆圆的好意。他许诺陈圆圆等他处理完老父亲的事后就娶她为妻。只是当处理完家事的冒襄准备践约谢答陈圆圆之时，陈圆圆早已被田弘遇强抢而去，准备进献给崇祯皇帝。

田弘遇是当朝国丈，其女田贵妃也有倾国之资，深受崇祯皇帝喜爱，田弘遇也因为女儿的关系得以加官晋爵，“窃弄威权”。不过田贵妃因为与周皇后之间的冲突，渐失圣宠。《思陵典礼记》记载：“当时的大太监曹化淳从南方掠来不少美女，供崇祯玩乐。崇祯被女色迷住，竟累月未与（田）妃相见。”田贵妃的处境堪忧，田弘遇为了帮助女儿夺回恩宠，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打算找一位才貌迷人的美女安插到皇帝身边，作为与周皇后一争高低的棋子。于是田弘遇打着皇帝的旗号，南下江南收集各类美女，正值二八佳龄、歌舞出色、诗画俱佳的红歌妓陈圆圆也被强掳了去。

最后陈圆圆被送进了皇宫，但是陈圆圆这样一个美女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崇祯皇帝的宠幸。陈圆圆美则美矣，但是当时正值明朝末年，内有起义军风起云涌，外有满人虎视眈眈，弄得大明王朝摇摇欲坠，崇祯皇帝更是心神俱疲。面对国破家亡的威胁，焦头烂额的万岁爷眼里当然也只有敌人，根本容不下美人，也没有精力和心情顾及美色。因此即便是崇祯皇帝对陈圆圆情有几分喜爱之心，也无心纳妃。田弘遇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找到了正确的人，如意算盘也落空了。

失去利用价值的陈圆圆被遣回田府，地位一落千丈，因缘际会，得到了手握兵权的吴三桂的喜爱，因此又被田弘遇作为巴结吴三桂的礼物送给了吴三桂。后来，也是因为陈圆圆的原因，使得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投降清军，使得清军入土中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

第八篇

历史死结

负心汉陈世美的不白之冤

由于戏剧《铡美案》的家喻户晓，陈世美便成为负心汉的代名词，但这个让人恨之入骨的男人，在历史上到底是否真实存在过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是存在陈世美这个人的，据《湖北历史人物辞典》中记载：“陈世美，清代官员，原名年谷，又名熟美，均州（即湖北均县，现丹江口市）人，出生于仕官之家。”

清顺治八年，适逢京城开科会考。陈世美虽胸怀满腹才志，但苦于家境贫寒不能前去赶考。于是，有热心人出面撮合，陈世美得几位同窗资助，才能赴京会考，他与这几位同窗一起进行科考。结果，陈世美考中进士，被点为七品知县，而同去赶考的其他同窗皆名落孙山。这里有文献《均州志·进士篇》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进士。”

后来，陈世美又升为陕西学道，专为国家选拔人才。陈世美因为官清廉，屡有建树，被康熙皇帝提拔为贵州按察使，兼任布政司参政，官居三品要职。

根据当地民间传说和1992年在丹江口市发现的有关陈世美的碑文记载，陈世美是一个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体察民情的清官。

读到这里，人们可能会有疑问，既然说陈世美是一个为官清廉、刚直不阿的清官，又为什么会背负“嫌贫爱富、杀妻灭子”的十恶不赦之罪？这其中确实另有原委。话说陈世美在贵州为官时，多有同乡同学来投靠，希望陈能为他们谋取官职，他多次接待，并劝以刻苦攻读而求仕进。后因来投者越来越多，难以应付，乃嘱管家一律谢绝。

家住均州城郊秦家坡的同窗胡梦蝶，昔日与陈世美一同进京赴考时，曾经捐助过他。胡梦蝶后来也曾携同另一同窗仇梦麟欲找陈世美求得一官半职，遭管家的回绝后，顿生了报复之心。

二人回家之后，不惜花费银两，请戏班子按自己的意愿，把剧目《琵琶记》的情节加以改造，把戏中忘恩负义的男主人公换成了他们怨恨的陈世美，女主人公则换成秦香莲，编造了一出他们认为赛过《琵琶记》的新戏，据传即后来的《赛琵琶》。

戏的内容差不多，只是把名字换了一下。他们不敢用真名，而是把陈熟美变成了陈世美，还把陈世美说成了驸马，在陕西、河南一带演出。相传，清末一个河南剧团到均州演出此戏时，陈世美的一个后人看了，气得当场吐血，陈世美第八代孙还组织家族众人，当场砸了该剧团衣箱，并殴打演员死伤数人，演出被迫停止。

一般地方和一般人看此戏并不把它当真，可是在丹江口市（原均州），陈姓居民一向认真对待此事，说这个戏冤枉了好人，因而愤愤不平，不许在均县上演陈世美的戏。

陈世美是清朝人，他怎么会被宋朝的包公给铡了呢？

据传，清朝某年正月十六，有一个戏班子演《秦香莲抱琵琶》，看戏的人格外多，他们嫌戏文太短了，唱不到半天，不肯散去。掌班的没办法，只好在正戏前头加个《陈州放粮》的短戏。

戏唱到中午，陈世美的家将韩琪受命追杀秦香莲，又放走秦香莲，韩琪自刎秦香莲拉着儿女倒在血泊中……戏到此结束了。看戏的不肯走，大家齐声吼“杀了陈世美！”砖头、瓦块齐向戏台上打来。掌班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不敢在前台露头，赶紧溜到后台。

这时，唱《陈州放粮》的“包公”还未下装，他问：“台下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掌班的一见“包公”，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推着他说：“快，快到前台接着往下唱。”

“包公”说：“你急糊涂啦！我在宋朝，陈世美在清朝，相隔几百年，怎么能同台唱戏呢？”“哎呀，事到这般时候，管他同朝不同朝呢！”掌班的说，“陈世美是驸马，谁敢杀他？只有你‘包黑子’铁面无私可以把他铡了，给老百姓出出气，就算煞戏了。”

黑脸包公只得重新整衣，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班人马上场了，唱到他将陈世美一铡，台下欢呼起来。从那以后，小戏《秦香莲抱琵琶》就变成大戏《铡美案》了。

原来，这些强加在陈世美身上的所谓嫌贫爱富、杀妻灭子之事，实际上是一些嫉贤妒能的小人所为。现在看来实乃一桩千古冤案，陈世美就是这样，蒙受奇冤达百年之久。

四十万人都挖不动的陵墓

皇帝的陵墓因为总是有许多贵重的陪葬品，许多盗墓者就贪心里面的财宝，多次对皇陵进行挖掘破坏。历史上许多宏伟的皇陵都在盗墓者的挖掘下受到破坏，无法完整地保存下来。唯独有一座皇陵，历经千年，却是完好无损，这就是武则天的“万年寿域”——乾陵。她的陵墓被刀剑劈砍过，被大炮机枪扫射过，但都没有被打开。

千年过去，汉武帝的茂陵被搬空了，唐太宗的昭陵被打开了，康熙皇帝的骨头都凑不齐了，唯独武则天的乾陵独善其身。乾陵修建于公元684年，位于陕西省乾县城北六公里的梁山上，这项工程历时二十三年完成。

梁山像一位女性的躯体仰卧大地，风水先生认为此地大有利于女主。所以女皇武则天将梁山选作了自己和其夫唐高宗百年后的“万年寿域”。在梁山上修建乾陵的时候，正逢盛唐，国力雄厚，所以，武则天对乾陵的修建不惜血本，乾陵的建筑规模宏大，造型富丽，堪称为“历代诸皇陵之冠”。

这座陵寝仿造当时的长安城格局，将其分为南北主轴线4.9公里，并且布局分为皇城、宫城和外郭城。而且在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龙盘凤翥”的基础上，更加发展与完善了。根据后来的文物工作者探测与研究，认为在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中，所陪葬的宝物至少有着五百吨。

在乾陵的前后通道的两侧，各有着四间石洞，在这石洞内装满了当时唐朝最值钱的奇珍异宝，不但摆满了各种金银祭器，还珍藏着一件顶尖级国宝《兰亭序》，武则天让这件宝物随着自己长埋于地下上千年。这乾陵中有着如此丰厚的宝藏，自然是吸引了无数的盗墓者、匪军、甚至是起义军。他们纷纷想尽办法，要来撬开乾陵，可以说从武则天躺入陵墓的那一刻，梁山上便再也没有了安宁之日。

第一个来打乾陵主意的便是唐末造反大军领袖黄巢，黄巢领着六十万部众攻入长安后，先是烧杀抢掠了一番，便前往了梁山西侧，因为有人告诉过他，在梁山西侧黄土地下埋藏着大量碎石，这个消息无疑是透露出了进入乾陵的入口很可能就是在那里。黄巢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跑到梁山西侧开始挖掘。

他们利用铁锹锄头等工具，几乎将半座梁山都铲平了，但就是找不到乾陵的入口，最后唐军反扑，黄巢迫于压力，不得已撤离了梁山，却是留下了四十米深的“黄巢沟”。黄巢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挖错了方向，唐朝皇帝故意将修建陵墓产生的碎石放在了远离墓口的位置，为的就是保护自己的皇陵不被后世偷盗。

在五代的时候，耀州节度使温韬也打过乾陵的主意，他带领了数万人马前去挖掘，但几次挖掘的过程中都遭遇了风雨，在当时的迷信思想作祟下，他只得作罢。而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国民党将军孙连仲也看上了这座陵墓，他率领一个现代化整编师，带着机枪大炮前往梁山，想要学着孙殿英炸慈禧和乾隆墓的样子将乾陵炸开。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当墓道刚被炸开一点的时候，顿时天气大变刮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几个士兵被石头撞击，当下便吐血身亡。

就这样，乾陵在千百的历史中，一直保持无损，前后数十万大军都前来挖陵墓，不过是徒劳无功而已，乾陵的入口成为了一个谜。一直到1960年的时候，几个农民无意中发现了乾陵墓的真正入口，后来，陕西省成立了乾陵发掘委员会在当年的4月3日正式开始挖掘乾陵。

整个挖掘记录显示，乾陵的通道其实是在梁山主峰东南半山腰部，是由堑壕和石洞两部分组成。整个堑壕深十七米，而且墓地里的墓道呈现出斜坡状，道路曲折叠加，粗略统计了一下，墓道一共用了石条约八千块。而且石条之间使用铁栓板拉固，再用锡铁汁灌注，令其与石条融为一体。

当年的考古工作者根据墓道内的情况与《旧唐书·严善思传》所记载的文献相对照，“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发现相吻合，便断定乾陵不曾被盗墓。

乾陵成为了唯一未被盗掘的唐代帝王陵墓，是武则天所选的陵寝风水好，还是另有隐情？乾陵墓的保存完好成为了历史死结，还未被后人探得真伪虚实。

崔浩被诛之谜

崔浩，南北朝一流的军事谋略家，他对促进北魏的统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死因却成为一个历史谜题。

崔浩的死作为当时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它的牵扯面之广、范围之大、涉及的人之多在北魏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更加增加了人们对于崔浩死因的研究，崔浩之死的直接原因是“国史”案，但是在这背后又有怎样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呢？

一说崔浩的死是民族矛盾的牺牲品。

北魏的政权统治者是少数民族——鲜卑拓跋部，作为游牧民族的他们并不习惯中原封建化的制度和文化，他们更喜欢在马背上过无忧无虑的生活。而汉族士人阶层并不买这些胡人的账，虽然主子是胡人，但他们打心里瞧不起这些舞刀弄枪的家伙们。他们标榜大汉传统文化，统治为士人集团服务，这些都动摇了鲜卑族贵族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拓跋部也深深地感受到汉文化正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他们。他们似乎陷入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窘境，激烈的文化碰撞使这些少数民族感到虽然他们统治着这里，但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并不是他们这些骑在马背上的民族。崔浩更是在国史里对拓跋氏的评价毫不避讳，全无尊主之心。这直接激发了深藏在拓跋部心里最隐痛的自卑感和危机感，所以崔浩的死是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矛盾的牺牲品。

一说崔浩的死是个人政治仇怨所致。

崔浩的政治主张在朝中并无支持者。他主张封五等郡县是忠心拥护拓跋部政权的体现，并无民族矛盾体现。他主张分明姓族是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的划分，也无民族矛盾可言。所以崔浩被杀并不是因为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而是因为崔浩平时树敌过多，是政敌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在太武本就因著史而恼火时加了一把旺火，那么崔浩的死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说崔浩的死是拓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牺牲品。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曾说过：“杀浩者，鲜卑部落酋长，可以无疑。”也就是在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处在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贵族们的权力和王的权力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的贵族手中有很多特权，过渡到封建制度后王的权力必然会削弱拓跋部贵族的利益。他们会把自己和王的矛盾转化为与崔浩这样得到王重用的人的矛盾，加上这些贵族天然地仇恨那些辅佐在王身边的人。也就是说贵族和官僚对崔浩的仇恨，是导致崔浩被杀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说崔浩的死是拓跋焘的意思。

崔浩被杀的最终裁决者是拓跋焘。那么可以从拓跋焘的态度来分析其死因。崔浩死于拓跋焘打算南下攻宋的关键时刻，这样大规模的战役，内部的团结是其取胜与否的关键，那么崔浩的死也许是缓和内部矛盾的一剂良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拓跋焘准备南下攻宋的时候，崔浩却待机而动，虽然他是站在战略的角度分析问题，但是崔浩的身份注定他的任何不南下攻宋的建议都会给别有用心的人瞎想，而拓跋焘也许就是这里面的一员。还有就是崔浩与太子晃等鲜卑贵族的矛盾，使拓跋焘深为疑忌。如若以后太子即位而崔浩跋扈如之奈何？另一个原因就是，崔浩借助引道教排佛教来争夺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与拓跋焘崇尚佛教大相径庭。

崔浩的死因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单纯地以修国史作为崔浩之死的原因有失偏颇。

杨贵妃的生死未解谜团

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安禄山大举攻入长安，唐玄宗李隆基带领嫔妃及贴身侍卫连夜仓皇出逃，于第二天到达陕西境内的马嵬坡，此时随行的将士骤然发起叛变，杀死了当朝宰相杨国忠，随后又将矛头指向唐玄宗最为宠爱的杨贵妃。

众将士神情激愤，一定要杀杨贵妃以绝后患，万般无奈之下，唐玄宗不得不“命力士赐贵妃自缢”。

有人说，杨玉环可能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请求再杀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室”。《唐国史补》记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的梨树下。陈鸿的《长恨歌传》记载：唐玄宗知道杨贵妃难免一死，但不忍见其死，便使人牵之而去，“仓皇辗转，竟死于尺组之下”。

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还有人说她是吞金而死。总之，各种说法不尽相同。

杨玉环

一年后，唐玄宗派宦官改葬贵妃，结果去的人只带回了贵妃生前携带的香囊，从此民间流传出贵妃遗体失踪，贵妃可能没死的惊天奇闻。于是，一千多年来，人们纷纷猜测杨贵妃自缢是由其侍女代替的，而贵妃本人却乘机化装潜逃到了别的地方活了下来，甚至有人说杨贵妃是随遣唐使逃到了日本。今日的马嵬坡上重建的贵妃墓馆也只是一座衣冠冢，四川天国山脚下的红梅村有一座千年古墓，村里人世代流传着这是一座贵妃墓，经过挖掘，事实与村民的传说相去甚远，一千多年前的马嵬坡上究竟出现了什么意外，贵妃遗体失踪，贵妃可能没死的传闻是真的吗？

关于墓中的香囊，人们在查找史料的时候发现了新旧唐书两种不同的记载。在旧唐书里说：肌肤已坏，而香囊犹在；而新唐书里却只有：香囊犹在，也就是说只有香囊，而不见了贵妃的遗体。

倘若叛乱的将士没有在杨贵妃死后去检验杨贵妃的遗体，那是否预示一千多年前的马嵬坡上真的会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出现呢？那件神秘的挖墓事件所产生的疑惑一直困扰着人们，贵妃的遗体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倘若她的肌肤已坏，去的宦官为何不改葬她，却只带回了她生前佩带的香囊？

关于杨贵妃东渡日本的说法也是传得沸沸扬扬：当时，在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至日本油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的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

日本山口县“杨贵妃之乡”建有杨贵妃墓。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2002年，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竟然声称她是杨贵妃的后裔。对于这个爆炸性的新闻，人们感到无比的震惊，杨贵妃的后人怎么可能跑到日本去呢？当年的贵妃莫非真的逃离了大唐转道东瀛了吗？更多的人宁愿相信这只是山口百惠的炒作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杨贵妃之死的传说愈来愈生动。如今有许多学者都试图想解开杨贵妃的身死之谜，甚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精力，但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了，杨贵妃早已灰飞烟灭化成了泥土无处可寻，“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杨贵妃是生是死的传闻之所以相持不下，一方面是因为史料的记载粗略不详，另一方面许多文人墨客的浪漫描述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与幻想。

元代皇帝尸骨难觅踪迹

皇帝死后，总是要风光大葬，这样才不会有失皇家的颜面，每个封建王朝都是如此，唯独元朝皇帝没有留下一座陵墓。

明朝叶子奇《草木子》中记载着元朝皇帝死后的事情：“元朝皇帝驾崩，用啰木两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箍两头、中间）……以万马蹂之使平。杀骆驼于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元朝皇帝死后，随从会挖掘一道深沟，将他的遗体放在一个大树掏空后做成的棺材里。然后将棺材放入深沟中，用土填平，让马踩平，还要用帐篷将这周围地区全部围起来。待到墓葬地面上的青草长出，看起来和周围的草地一样后，才会将帐篷撤走，这样墓葬的地点就不会泄露了。

当年成吉思汗去世，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下葬。根据文人的笔记记载，成吉思汗在宁夏病逝后，他的遗体就被运送到了漠北肯特山下某处，用这样独特的方式埋葬，所以，至今无法确定成吉思汗的墓葬所在。

在全部的埋葬工作完成后，蒙古人就会在墓葬地表杀死一头小骆驼，这时小骆驼的母亲就会记住这个地点，每年的那天都会去那里祭祀小骆驼，看到母骆驼停在某个地方悲伤地流眼泪，那就说明，这个地方是当初埋葬的地点了。

蒙古民族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他们征服中国大部分土地并非全靠武力，也要依靠智慧，虽然用骆驼寻找祖宗坟墓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不过也算是后人对元朝帝王没有陵墓的一个探索揭秘过程。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人有自己独特的丧葬习俗，主要特点就是薄葬简丧，这和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的特性有关，在草原上生活没有固定的居所，生活方式比较简单实用。当人死后，蒙古人会让死者坐在一顶生前用的帐幕中央，然后将随葬的一些肉类、弓箭放入土里，表示死者死后有肉吃，有弓箭用。

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他逐渐接受了汉化，也开始用棺木葬人，但比起汉人建立的王朝来说，元朝的帝王墓葬要简单得多。元朝的皇帝死后首先是要有一个下葬的仪式，随葬品也要多一些，却不能有汉族官员参加，只能有蒙古人参加。

他们也不会修建大型的陵墓，也不会在史书上留下相关的记载，为了就是不留下可以让盗墓贼发现的线索和痕迹，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别的不被盗墓者发现的方法，例如忽必烈在位期间，就为自己也为后代子孙找出了陵墓不被盗掘的方法。

他选择了一个人口稀少的风水宝地作为陵寝的埋葬地，然后将当地的人都进行迁移，让这个地方变成无人的空白地。当皇帝下葬后，还要对外宣布，皇帝遗体运回漠北进行安葬，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所以，后人几乎找不到元朝皇帝的陵墓所在。

记录的不完整和有意隐瞒，让元朝皇帝的陵墓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而蒙古族特有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性，也让后来人们对元朝皇帝陵墓的考古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很难了解那时的历史真相。所以，可以认为元朝的皇帝不是没有陵墓，而是还没有发现，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还有待破解。

明朝开国第一名将蓝玉为何被杀

蓝玉，明朝开国第一名将，曾在开国公常遇春手下当兵，临敌勇敢，所向披靡。由于屡立战功，蓝玉被封为永昌侯，其女被册封为蜀王妃。蓝玉最著名的军功，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作为左副将军随大将军冯胜出塞，降服了北元悍将纳哈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作为大将军出塞，征讨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大胜而还。蓝玉因此以军功而晋升为凉国公，他是继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之后的明军悍将。

如此一名骁勇善战、屡立军功的开国大将，却成为“蓝党之狱”的阶下囚，满门抄斩，株连万人。现如今，回顾那段已逝的历史，愁云惨雾之中仍可见那因由之光若隐若现。

一、恃功自傲，自取灭亡

蓝玉因屡立军功而深受朱元璋宠爱，也因此变得骄傲蛮横，尽显嚣张跋扈之态。平日领兵在外，蓝玉经常擅自升降将校，诏令有所不从，甚至违诏出师。更甚者，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人，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曾有御史上奏弹劾蓝玉，竟遭到驱打。

早在出征云南元梁王得胜之后，蓝玉就派人到云南私自贩盐，牟取暴利。在捕鱼儿海战役中打败脱古思帖木儿后，蓝玉不仅私吞大量珍宝、驼马，还将元帝妃子据为己有，致使元妃因羞愧而上吊自杀，由此引来诸多非议。

太祖朱元璋得知后大怒，说：“蓝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哉！”但蓝玉自恃功高盖世，不知收敛。班师至喜峰关时，已是深夜，守关明军未能及时开关放行。蓝玉怒不可遏，率兵破关而入。如此猖狂，太祖皇帝岂能容他？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向太宗告发蓝玉谋反。稍经审讯，就说蓝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策划在朱元璋出宫举行出耕籍田仪式时趁机谋反。于是，蓝玉被诛，牵连甚广，凡与蓝玉偶通讯问的朝臣，也难逃一死。如此剿灭“蓝党”，朝廷中的开国元勋，所剩无几。

蓝玉的种种恶举暴行引起朝臣的不满，在激怒太祖朱元璋的同时，也为朱元璋实施诛杀一班开国功臣的阴谋制造了机会。而这，可以说是蓝玉不得不死的原因。

二、铲除棘刺，巩固统治

“蓝党之狱”，如此彻底、如此大规模地诛杀功臣猛将，纵观中国历朝历代恐怕无人能及太祖朱元璋了。因蓝玉而遭诛杀的一干人等是否真欲谋反尚无定论但朱元璋欲为年幼之孙斩荆披棘、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蓝玉案发的前一年，即1392年，太子朱标死于宫中。此事对朱元璋的打击甚大。按嫡长子继位制，皇位只能由皇太子的长子接任，此时排行老大的朱允炆还只是个十五岁的孩子，而朱元璋已年过六旬。朱元璋在位时就已经感到悍将群臣如狼似虎，难以驾驭，若不除之殆尽，将来毫无政治经验且年轻气盛的朱允炆继位，如何保住他朱家王朝不改朝换代？

朱元璋苦心经营，精心谋划，就是为了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那样，为子孙后代除去一班彪悍之臣，铺平朱家王朝昌盛辉煌的坦途。

农民领袖的巨额宝藏下落不明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但最终成功的寥寥无几。在一些失败的农民起义背后，他们搜罗来的巨额财富，居然也随着他们的失败而一同消亡，这很不可思议。那些被民间传得神乎其神的宝物，到底真的存在，还是只是那些农民领袖起的噱头，他们根本没有这么多钱财呢？

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曾据蜀建立大西政权。据传，1646年，张献忠被迫撤出成都前，在锦江下游挖了个大坑，将无数财宝埋在坑中，然后放水埋藏。

清朝的笔记、野史中曾提到此事，成都一带还流传着“石牛和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的民谣。晚清时，有人成立“锦江淘金公司”，果真挖出一个大石牛、大石鼓！但最终工人们只挖出三大箩筐小铜钱。

在锦江的下游彭山江口镇，也流传着一首歌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在江口镇的石龙沟中，石龙、石虎遥遥相对，金银万万五又会在哪里呢？

据《彭山县志》载：顺治三年，在张献忠撤离成都时，因为旱路已被清军封阻，只好改道由水路出川。张献忠沿锦江行至彭山县江口境内时，遭到明参将杨展部队的伏击，几乎全军覆灭，许多载满金银的木船也随之沉没。

而按照杨鸿基《蜀难纪实》的说法，张献忠的部队从水路出川时，银两多得木船载不下，于是张献忠就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里面放入银锭，让它漂流而下。本来打算在重庆下游的巫山附近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把它们打捞上岸，可在江口镇就遇到阻击，大量金银也沉没于此。记载说，银子“累亿万，载盈百艘”。

清政府曾组织进行过大规模打捞行动，部分沉银被发现，可大多数银两则是不见踪影。2005年4月，江口镇岷江大桥附近的老虎滩河床引水工程建设工地上挖掘出了一些银锭，从银锭中的铭文可以看出来自湖南、湖北地区，为崇祯时期的税银，与张献忠转战路线及所占地点十分吻合，从而证实了张献忠在此沉银之说符合历史事实。可是，歌谣里提到的大笔财富却仍未完全浮出水面。

几百年来尽管不少人垂涎这笔巨额财富，但都劳而无功。看来这笔财富仍是谜了。

不但张献忠的财宝不得而终，洪秀全的财富也是不翼而飞，让后人摸不着头脑。太平天国在南京苦心经营十载，搜刮的民脂民膏不在少数，民间一直就有洪秀全窖藏财宝的传说。当年，太平天国命令所有公私财产都必须统一集中到“圣库”（即国库），百姓若有藏金一两或银五两以上的都要问斩。这份巨额财宝，为何突然没了下落？

1864年七月，湘军攻入南京后，肆意洗劫全城三日。湘军到处掘窖，曾国藩甚至还发布过“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的命令。

据说，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抓到李秀成后，非常兴奋，竟用锥尖把李秀成的大腿戳刺得血流如注，既气恼李秀成守城坚固，更是为了逼他说出天京藏金的下落。不久，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南京，又多次软硬兼施，追问藏金处。后来，清帝也派僧格林沁、多隆阿来南京督促，李秀成始终未透露财宝的下落。此事众说纷纭，成为疑案。

湘军入城后，又有曾国荃得窖金的说法。其部队是最先进入天王府的，相传曾挖得洪秀全的藏金而入私囊。最终，为毁灭证据，一把大火烧了天朝宫殿。有人认为，天京被攻破后，尚有一千余将士随李秀成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珍宝被带走了。

民间传说，当时南京有一个靠毛驴贩运货物的行商蒋某，绰号“蒋驴子”。有次运军粮，得到忠王李秀成垂青。天京被围，内宫后妃及朝贵聚集金银数千箱托他埋藏，蒋氏因此成为近代巨富。

曾国藩曾向皇帝奏报说没有发现藏金。不过，1866年5月19日的《上海新报》上说“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间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人们怀疑，这里似乎包括太平天国的宝藏。

辛亥革命后，还有军阀要掘太平天国窖金，但一直是徒劳无功罢了。这笔宝藏的下落如何以及是否有此宝藏，到现在也还是一个谜。

郑成功猝死之谜

郑成功（1624～1662年），福建南安人。明隆武帝曾赐姓朱，名成功。因此后人也多称其为“国姓爷”。郑成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公元1662年初，他将荷兰侵略者赶出了台湾，他的驱荷复台的立场和功绩，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仅是中国人民崇拜的民族英雄，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崇敬的历史名人，堪称为“国际英雄”，光耀千秋。

然而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却突然暴病而亡，年仅三十八岁。关于郑成功的死，有这样的说法：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同时，也接到凶信，说他父亲被家奴伊大器告发，伊大器称郑芝龙和郑成功之间不时有书信往来，图谋不轨。清朝廷震怒将郑芝龙全家处死。郑成功听到消息后，捶胸顿足，望北恸哭。不久郑成功又得知叛将黄梧在自己家乡挖了郑氏祖坟，郑成功更是捶胸拍案，整天哀伤恸哭。

然而，后来又发生了一件让郑成功震怒的事。郑成功的部下唐显悦告发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与乳母通奸，郑成功顿时气塞胸膛，立刻派人到厦门，欲斩郑经与其所生婴儿及乳母陈氏，但留守厦门的众将不执行命令。郑成功天天登高眺望澎湖方向有船来否，因而患上风寒，到了第八天，突然发狂地喊叫道：“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既而用两手抓面而逝。

对于郑成功之死的记载，同时代人如李光地、林时对、夏琳等人的笔记都很简单，一般是说“伤风寒”、“感冒风寒”，《台湾通志》上也说郑成功是死于感冒风寒。但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怎会轻易地被“风寒”夺去生命？

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情况和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背景，有人认为郑成功是被人投毒杀死的，这一说法目前最引人注目。此说主要的依据有：

第一，郑成功死前的情状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似。另外，夏琳《闽海纪闻》中记载郑成功临终前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成功将药投之于地，然后成功“顿足扶膺，大呼而殂”。郑成功大概察觉出有人谋害自己，但为时已晚。

第二，郑氏集团内部暗藏着一些危险因素。生性暴烈的郑成功用法严峻，郑氏部下，包括他的长辈亲族，因过被处以极刑者很多，众将人心惶惶，其中很多人在清廷高官厚禄诱惑下叛逃，郑氏集团内部关系极其紧张。伍远贤所编《郑成功传说》一书中记述，清廷收买内奸刺杀郑成功，因此，如果说台湾岛上一直有人企图谋害郑成功，极有可能是以清廷作为背景。

第三，一个重大疑点是马信神秘地死去。马信是清降将，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亲信，郑成功去世当天，由他荐一医师投药一帖，夜里郑成功死去，他本人也突然无病而卒。照李光地的说法，马信在郑成功去世的第二天就死去，江日升《台湾外纪》中记载，其死期距郑成功去世仅仅五天。因此马信可能直接参与谋害郑成功的活动，但后来又被人杀害以灭口。

假若郑成功是被人毒死，那么作案者是谁呢？当然，清政府有重大的嫌疑，同时，还有人认为是郑成功兄弟辈的郑泰、郑鸣骏、郑袭等人，特别是郑泰。

郑泰对郑成功早存异心，对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曾极力反对。郑成功去世后，郑泰等人伪造郑成功的遗命讨伐郑经，并抬出有野心但无才干的郑袭来承兄续统。最后，他们的阴谋被郑经挫败，郑泰入狱而死，郑鸣骏等率部众携亲眷投降清朝。据此分析，策划谋害郑成功的有可能就是郑泰等人。

郑成功死后，郑经先是忙于对付郑泰的叛乱，后又追讨郑泰存在日本的巨款，他本人又因犯奸险些被郑成功杀死，对郑成功之死也许心存侥幸，因此郑成功的死因在当时没有被深究。海天茫茫，一代民族英雄的死因需要更多的史料发现来证实了，这也可能是一个永远是都解不开的谜了。

被后世冷落的“抗倭英雄”胡宗宪

明朝实行海禁制度，禁止海上的一切贸易往来，使得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横行。倭寇出现，必然就有人抵抗倭寇。抗倭英雄就跟着出现了。说到明朝的抗倭英雄，许多人都能想到戚继光、余大猷等抗倭名将。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两个响当当的名字之前，还有一位战功卓著的抗倭英雄胡宗宪。

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最著名的有两大倭寇集团——汪直和徐海集团胡宗宪抗倭的主要功绩就是成功地剿灭了这两个倭寇集团，给东南海疆带来了长时间的平静。

胡宗宪这样一位有功于朝廷的人物，历史本该记住胡宗宪将军。可令人尴尬的是，他在历史上的人气指数远远不及俞大猷、戚继光，为什么呢？

胡宗宪抗倭的经历主要从他担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开始，后来很快升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取代了浙江总督张经，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军务。在这段时间里，他为明朝抗倭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胡宗宪的军事才能值得人们的肯定。但是胡宗宪却是一个失败的政客。他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升迁如此之快，与兵部右侍郎赵文华关系密切。赵文华何许人也？他是严嵩的义子。严嵩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桧之后的第二大奸臣。所以在他人眼中，胡宗宪已经属于严党。这就是胡宗宪尽管战功卓著，但仍然遭人诟病的主因。事情是这样的浙江总督张经因没有投赵文华所好，而被陷害致死，而胡宗宪极力讨好赵文华得到了升官发财的机会。胡宗宪有没有伙同赵文华共同害死同是抗倭名将的张经不得而知，但是张经死后，胡宗宪取代了张经的地位，这是世人所共知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就成了胡宗宪人生最大的污点。

伴随胡宗宪抗倭经历的，是他多次遭到弹劾。胡宗宪为了保官保位，很善于走上层路线。他通过赵文华多次重金贿赂严嵩，得到严嵩的帮助。被弹劾期间严嵩多次帮助他化险为夷。善恶到头终有报，嘉靖四十一年，作恶多端的严嵩倒台了。“树倒猢狲散”，胡宗宪再一次遭到政敌的弹劾，失去了官位。皇帝念其战功，给了胡宗宪一条生路。此时东南沿海倭寇又开始盛行。但是在政治利益高于一切的中国，皇帝又怎么可能会让胡宗宪这么一个政治犯，带着兵权去抗击倭寇呢？对于胡宗宪本人而言，事到如今，能求得一条生路已很不容易，告老还乡隐居乡野是他最好的选择。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封胡宗宪曾经写给严世蕃的贿求信件，又将胡宗宪送进了大牢。这一次，胡宗宪没有以前那么幸运，在大臣们反复罗织的罪状面前，胡宗宪不愿再受辱，愤然自尽。

胡宗宪遭后人诟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他侵吞军饷、生活奢侈。他出任浙江总督期间，聚敛了数额巨大的钱财。对于老百姓，也额外加赋，竭力搜刮老百姓早已怨声载道，切齿腐心了。这些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都被他用来挥霍，以及贿赂严党之士。胡宗宪在民间的声誉极差，这也是他被后人遗忘的原因之一。

禁烟大臣林则徐的生死之谜

林则徐生于1785年（乾隆五十年），卒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福建侯官人。他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因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

道光十八年（1838年），道光皇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上将从英国人手里收缴的全部鸦片近两万箱（约二百三十七万余斤）当众销毁，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昏庸、刚愎的道光皇帝为讨好英帝国主义，将在广东查禁鸦片立有首功的林则徐罢去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职务，调往浙江军营“戴罪立功”。一个月之后，林则徐又被道光皇帝一道谕旨“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忍辱负重，踏上戍途。

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政府为剿太平军，再次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他带着儿子林聪勇和亲信幕僚刘存仁，离开了家乡福建，星夜兼程，直奔广西。当一行人路经广东普宁时，林则徐突然发病，且病情越来越重，不省人事了。1850年11月22日，林则徐暴卒于潮州普宁县行馆，终年六十六岁。

关于林则徐为何突然发病而死，民间认为可能是被人陷害。因为林则徐在广东大力禁烟，得罪了不少人，被人下毒害死也是可能的。至于下毒之人，传得沸沸扬扬的就是林则徐在广州查办鸦片时雇用的厨子郑发，林则徐获罪充军伊犁后，郑发就投靠洋人了。

据民间传言，林则徐临死前大喊“星斗南”三字，按福州方言，“星斗南”乃“新豆栏”。而新豆栏在广州十三行附近。按林则徐曾孙林兰岑的分析，广东十三行行商们乃食夷利者，特恨林公，怕他重来使坏，故买通厨人郑发，用巴豆这种十分厉害的泻药熬粥给林公喝，林公于是病泄不已，委顿而死。更有人直接点名，最恨林公的，乃是行商商总伍家，听说林公复督粤事，巨恐，遂遣亲信带巨款贿赂林公厨人。林则徐死后，广东一带就传说有人亲眼看见在广州一家客栈，十三洋行总头目伍绍荣手下的一名亲信与郑发窃窃私语，桌上有一堆白花花的元宝。还有人说，林则徐轿子的扶手上，抹有剧毒……

近年来有人根据新近发现的林则徐《讣文》和林则徐之子林汝舟《致陈子茂书》等材料，认为林则徐的死因不是被毒死也并不只是腹泻。自11月12日至15日，林则徐一直在赶路，没有服药，所以吐泻情况已很严重。15、16日服用“中和之剂”后，吐泻情况有所好转，但林则徐抱病继续日夜兼程，辛劳颠簸，身体得不到休息，病情则转为“胸次结胀”、“痰喘发厥”，引发了心肺旧疾，以致“两脉俱空，上喘下坠”，“喘急愈甚”。在元气大亏、脾胃虚寒的情况下，医生却又“投以参桂重剂”、“连进葠剂”，结果药力未及奏效，反使喘咳增加，舌蹇气促加上他已是六十六岁高龄之人，经不起路途颠簸，终致无法挽救。

有关林则徐暴死的原因，还有其他说法，但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一百多年来的一个谜。

明崇祯为何死也不南迁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无路可逃，最后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上自杀，屹立了两百多年的明王朝灭亡了。

其实对崇祯帝来说，当时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办法或许过于自私，事实上尚可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明朝或许不会这么快就灭亡。崇祯却迟迟没有南迁，放弃了一条生路，还亲手断送了大明江山，自己也自缢身亡。那么，崇祯皇帝为什么迟迟不肯南迁？他是真的不想南迁吗？

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然而，崇祯帝对此却踌躇不已：面对外患，如果弃地守京，就会落下丢失国土的千古罪名；面对内忧，坐以待毙，又会蒙受失政于寇的奇耻大辱。这个两难的选择使他犹豫不决，他一心想做名垂青史的圣君，根本不能承受这种失地失国的罪名。

于是他将这一问题拿给大臣商议，想让大臣们正式提出南迁的请求，然后他再顺水推舟作个表态，免得承担历史责任。可是，崇祯身边的大臣个个老奸巨猾没有一人站出来表态！由于没有能从他们口中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答案，崇祯最后只好决定“早朝廷议公而决之”。朝堂上众朝臣展开了唇枪舌剑的激烈争夺，结果相持不下，最终不欢而散。崇祯帝自己又不愿意承担丢弃宗庙社稷的大罪，于是这个正确的策略便被搁置一边了。

那些主张绝不弃国土的臣子们，真的是心口如一以死报国的忠臣？答案当然不全是。他们中多数认为假如自己表态不弃国土，日后就逃脱了丢失国土的罪名。而后又不公开反对“弃地守京”，则是遵照崇祯皇帝的心思。他们想着即使有朝一日秋后算账，这个刚愎自用又心胸狭窄的皇帝，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会找一个因弃地守京而丢失国土罪名的替罪羊，他们自己也可以明哲保身。有这样一帮满脑子为个人打算的庸臣，再加上个优柔寡断、只图虚名的皇上，国家怎么可能不亡？

三月初，李自成势如破竹，攻克了宁武，明军一败涂地，京城已经岌岌可危，崇祯又连夜召诸大臣商议对策。然而却有人提议皇上应该守京师，让太子下江南。崇祯顿时勃然大怒：“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孩子家做得了什么大事？”其实大家都明白，皇帝自己本想南逃，却硬要众大臣说出来，死要面子。可笑的是，居然还是没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到了最后，也只是下了个“入京勤王”的圣旨，等待各路大军来京护驾。

但是，勤王的军队没到，告急奏折却像雪片一样飞来。这时李明睿又来紧急求见，力劝崇祯南迁。崇祯再次召集大臣，希望大家奏请他南迁。可是这一次他又失望了，大臣们全都沉默不语，谁也不肯开口。僵持之际，前方信使来报：“保定失陷了！”这一下，崇祯皇帝不禁呆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行眼泪已然流下。因为南迁的路被从中掐断，南迁之议已经成为泡影了。

最终，李自成于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无路可逃，自缢身亡，屹立了两百多年的明王朝灭亡了。

第九篇

冤假疑案

项羽“火烧阿房宫”之冤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起庞大的秦帝国，随后他以举国之力开始了三项巨大的建筑工程：长城、始皇陵与阿房宫。阿房宫被称为“天下第一宫”，它的规模甚至比埃及金字塔还要壮观。但是，两千多年后，人们仍然感叹于秦长城的雄伟和始皇陵的肃杀时，阿房宫却因为战火的焚毁，过早地离开了人们的视野。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国力日益强盛，国都咸阳人口增多。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在渭河以南的上林苑中开始营造朝宫，即阿房宫。由于工程浩大，始皇在位时只建成一座前殿。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其规模之大，劳民伤财之巨，可以想见。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续修建。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写道：“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可见阿房宫确为当时非常宏大的建筑群。

项　羽

楚霸王项羽军队入关以后，看到阿房宫如此奢华，联想到秦王朝残暴的统治，不由得恨由心生，一怒之下将阿房宫及所有附属建筑纵火焚烧，化为灰烬。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曾经这样感叹：“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意思是说楚人项羽的一把火，令阿房宫化为焦土。人们似乎对项羽火烧阿房宫的事情深信不疑。

这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的说法，令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是在阿房宫建造二千多年后的今天，考古学家却提出：阿房宫根本没有建成，也没有被火烧。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经过一年多的勘探和试掘，发现阿房宫前殿的夯土台基上没有火烧过的痕迹，也没有见到秦代宫殿建筑中必有的瓦当及瓦当残块。阿房宫队负责人、中国社会院考古研究所李毓芳研究员称，考古队经过细致的考古发现，没有传说中的阿房宫，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说法也遭到否定。

项羽火烧阿房宫是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的说法，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杜牧在《阿房宫赋》中也将阿房宫的突然消失归咎于项羽，但是，“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可能完全是诗人的一种臆想。通过考古发掘，专家在阿房宫前殿遗址没有发现被大火焚烧的痕迹，通过考古工作，发现项羽当年烧的只是秦咸阳宫的建筑而不是阿房宫。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指的应该是秦咸阳宫而非阿房宫。

传说中的阿房宫遗址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前殿遗址，这在古文献中记载颇多但从发掘来看，阿房宫的前殿其实只完成了夯土台基的建筑，其他工程尚未动工考古工作中，专家既没有发现秦代宫殿建筑中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瓦当，也没有发现秦代宫殿建筑的遗迹，如墙、殿址、壁柱、明柱、柱础石及廊道和散水及窖穴、排水设施等。于是专家们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阿房宫只建成了有东西、北三面墙的夯土台基，三面墙所围范围内并没有秦宫殿建筑，因此，阿房宫当时并没有建成。

为了印证考古发掘得出的结果，专家再次考证了历史典籍。当初秦始皇下令修建阿房宫的时间是公元前212年，但在公元前209年，他就突然病死在了出巡的途中。在这之前，阿房宫和秦始皇陵是同时进行的两大工程，为了尽快安葬秦始皇，秦二世不得不决定停止阿房宫的工程，抢建秦始皇陵。从秦始皇计划修建阿房宫那天算起，阿房宫前殿的工程总共历时不到四年。这座巨大的宫殿，在短短的几年是很难完成的。

而且，关于项羽火烧阿房宫、火三月不灭的说法，秦汉时期的文献资料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可能是后人对古文献的错误理解。《史记·项羽本纪》中说项羽在咸阳屠杀民众，“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这里所说火烧秦朝宫室的地点在咸阳。《史记》中其他各篇更明确地说火烧秦朝宫殿的地点是咸阳。《史记·高祖本纪》说项羽“屠烧咸阳秦宫室”，《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说项羽“遂屠咸阳，烧其宫室”。咸阳是秦朝首都，所烧毁的也是首都宫殿，根本不是秦朝时代地处渭水之南的上林苑中的阿房宫。

不过也有专家说，在现有地方没有发掘出阿房宫，并不能说明就没有阿房宫或者阿房宫没有建成，可能只是前殿没有建成而已，也可能是建在了别的地方。

不管阿房宫有没有最后落成，都已经随时间的流逝而湮没在历史之中，但阿房宫留给我们的无尽的想象和震撼，仍将持续。

谁动了秦始皇陵墓

秦始皇为自己修建了规模浩大的陵墓，这座陵墓内的宝物引得后人不断遐想，无数人想打这座陵墓的主意，但都因为陵墓的精妙构造无功而返。历史上记载，第一个挖秦始皇陵的是项羽。

根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列项羽十大罪状，其中第四项是“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物”。《水经注·渭水》中说得更详尽：“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言之凿凿，似乎项羽掘秦始皇陵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项羽还从秦始皇的陵墓中盗走了无数的财富。

但是，众所周知，秦始皇对他的“身后事”非常重视，这寄托着他“万世”的愿望，而秦始皇陵里的地宫之深、构筑之固、警戒之严都是空前的，项羽要想开掘它，绝非易事。后人对于秦始皇陵墓的勘测，能够让人们简单了解一下陵墓的修建情况：

当时，秦始皇为了修建皇陵，尤其是地宫，采用了最好的建筑材料，使用了最优秀的工匠，应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地宫中又有防盗的“机弩矢”和大量的水银。另外，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为防止泄露墓内的秘密，还把参与地宫工程的工匠，也都活埋在墓道内。而且水银蒸发后有剧毒，对盗墓者有生命威胁。可见，秦始皇陵的安全防盗措施是非常周密的，可谓万无一失。

要想发掘它，不要说古代，就是现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近代，一支陕西考古队的考古结论也证明了“项羽并没有盗秦始皇陵”。

他们围绕陵冢、陵园进行大规模的钻探，结果秦陵地宫上的封土（封土是帝王地上墓穴上方堆土丘的形状和规模）没有发现局部下沉的迹象，夯土层也没有较大的变动。在整个封土上仅发现两个直径不足一米、深不过九米的小盗洞，而这两个盗洞又远离地宫。假如项羽带领三十万人来掘墓，怎会只留下区区两个盗洞？

另外，从现已发掘、钻探的地宫周围的一些随葬品看，西墓道耳室仍保存着完整的铜车马队，而装置铜车马的木椁也没有遭到火烧，属于自然腐朽。北墓的耳室也同样保存着一些重要的随葬品。这与史籍中记载的“三十日运物不能穷”相悖，项羽不会“大发善心”留下任何值钱之物，即使拿不走，也会对它们进行破坏。而且假如项羽当年真的放火焚烧了地宫，那么地宫内的水银也早已挥发四散，但今天的科学试验证明，陵内的水银依然存在。所以，种种迹象和资料都表明：秦陵地下宫殿不但未遭大规模的洗劫，也同样没有被焚烧的可能。

项羽的头上一直顶着“火烧阿房宫”和“盗掘秦始皇陵”等一些罪名，遭到后人唾骂。这很有可能是汉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给项羽编造的谎言令项羽在历史中蒙上不白之冤，遮掩住英雄的光芒。

如今，有关“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记载已被证明是莫须有，而“掘墓”的“黑帽子”也应该帮他摘下了。

梁武帝四十年不近女色的真相

梁武帝萧衍作为名人，有两个优点最为后世口口相传，一是高寿，二是不近女色，清心寡欲方能延年益寿看来有些道理。在《梁史》中记载：“萧衍五十外便断房室”，天监十二年（513年），萧衍就开始不与女人同屋了。如果以他八十六岁去世来算，就有将近四十年没有碰过女人。

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更不要说是一位整日深处绝色女人堆里的皇帝了。但萧衍果真是如史册上记载的那样，精通武功，又文采斐然，是一个文武双全、不贪图美色、励精图治的有为帝王吗？萧衍“禁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萧衍是真的禁欲还是另有隐情？其实剥开历史的迷雾，便能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个谎言而已。

萧衍生于公元464年，死于公元549年，终年八十六岁，唯一能和他比岁数的皇帝大概只有乾隆了。作为南北朝时期“宋、齐、梁、陈”中梁的开国皇帝，萧衍还是有几分智慧的，史书上夸赞他“生而有奇异，两胯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并且还提到在萧衍三十九岁那年，齐帝萧宝融禅位于他。这完全是一个谎言，禅让并不存在，萧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他十分有手腕，能够篡位成功。

当上皇帝后的萧衍勤政爱民，史书上记载他不爱女色，除了将贵嫔丁令光留在京城外，其他嫔妃都撵走了，去跟各自分封在外的儿子一起住了。皇帝一旦荒淫便会无度，而萧衍居然能如此克制，所以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好皇帝。

实际上，他本人的案底并不清白，也是一个荒唐皇帝。在南北朝时期，南强北弱的情况下，他为了自己的宏图伟业，不顾实际情况和民生，多次北伐，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他自己最终也没能打赢这场仗，还使得自己的国力越来越弱。

通过这件事情就能看出，萧衍对外不能够做到明确领导。他对内治理得也是一塌糊涂，在个人生活上也十分混乱。

萧衍虽然没有像宋度宗赵禥刚当皇帝那样，一次宠幸三十名女子的记录，但他也能算是花天酒地、淫乱后宫的皇帝了。他的生活奢侈腐糜，不但大修宫殿，还将住处搬到了前朝帝王萧宝卷的豪华寝宫里，享受着前朝皇帝的美女。

南朝皇帝十分奢靡，尤其是萧宝卷更为荒唐，他有一名宠爱的妃子叫潘玉儿，因为小脚犹如莲花般美丽，萧宝卷十分宠爱。为了讨好她，萧宝卷大修宫殿，将其装修得富丽堂皇，还对潘玉儿的居所阅武堂内各个房间和宫殿进行了超豪华装修。

潘玉儿所经之路，都铺上雕有莲花文饰的纯金地板，称是“此步步生莲华也”。后世便有言传，说中国古代女子裹小脚的习俗就是仿潘玉儿的“三寸金莲”而来。

萧衍看中了萧宝卷的宠妃潘玉儿，想要占为己有，后来在大将军王茂的力谏下，才狠心将潘玉儿勒死。不过他随后又看中了后宫中的第二号美女余妃，幕僚范云和王茂一起劝说，这个女人和潘玉儿一样是红颜祸水，留不得，他才将余妃杀死。

但对于其他女人，萧衍并没有放过，他身边的女人给他生过孩子的，除了原配郗徽外，少说还有七位女人，至于没有生育的女子，那更是不计其数。所以说，萧衍四十年不近女色的真相背后，其实是一个夜夜生欢、昏庸无道的君主。所谓的萧衍文治武功的赞歌，都是统治者为了流芳百世，自己给自己脸上贴的金。

李商隐是牛李党争的牺牲品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消泯于清末，而唐朝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真正发展起来的时期，它对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士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汲取，比较详明严密地开创了考试取士的规模，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也就是选贤任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就有了打破旧的严格的封建等级界限，进入仕途的机会。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有利必有弊。庶族们的平步青云让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感到强烈的心理失衡。于是，正当文人才子们都在寒窗苦读，为挤过这道狭窄的入仕门而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的时候，一场政治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就是“牛李党争”的时代背景。在当时，有两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牛僧孺、李宗闵对此毫不知情，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中举，却在不知不觉中踏入了党争的泥淖。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长安制科考试，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得到考官的赏识，但因为二人的考卷中抨击了宰相李吉甫，于是李吉甫从中作梗，对二人久不续用。谁知此事却引致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唐宪宗迫于压力，只得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宰相。至此，朝臣分成两派，互相对立。但真正的“牛李党争”，是在牛僧孺和李林甫之子李德裕上台之后开始的。

唐穆宗在位期间，牛僧孺曾一度为相，一次科举考试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其中牵涉李宗闵等人。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指斥李宗闵等人主持科考舞弊。结果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逐渐趋于复杂化。就这样，朝廷中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四十余年。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

其实，这样的争论仍然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可是自长庆以后，党争的内容已经丝毫看不到有意义的内容，而完全是一些能将对手打倒在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唐代党争已经完全演变成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这正是唐代党争的实质所在。官僚之间的斗争不断升级、扩大。

李商隐

那么，牛李党争之事与晚唐著名才子李商隐又有何干系呢？为什么说李商隐是牛李党争的牺牲品呢？原来，这一切都与牛党的令狐楚有关。据《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李商隐少富文采，儒雅风流，深受当时镇守河阳的令狐楚的赏识。按照这个节奏，在令狐楚的引荐下，李商隐的仕途必将一片辉煌。可不巧的是，镇河阳侍御史王茂元也对李商隐青睐有加，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商隐。王茂元是李党领袖李德裕的亲信，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无形中就是靠拢了李党。此事被令狐楚知道后，大骂李商隐背信弃义，任李商隐多次找令狐楚解释自己并无心与牛党为敌，仍得不到令狐楚的原谅。

由于处境尴尬，李商隐既没办法与牛党交好，失去了被引荐的机会，又不想借着岳父的关系走入政坛。再说李党对于李商隐曾与牛党亲密接触的事情始终有所忌惮，更不可能举荐他。结果满腹经纶、才情高绝的李商隐一生备受冷落，黯然而终。或许对于李商隐而言，他的心中并没有党派之分，不然他也不会私下结交文人，从不过问对方党属。不过，他的心坦荡自然，并不等于别人也同样拥有君子之心，所以凭君子之心结识小人，又如何能得善终呢？

看历史上历朝历代“朋党之争”，汉、明两朝主要是宦官与外戚或朝臣的权力之争，宋朝则是朝臣的政见之争，唯有唐朝的朋党之争畸形可笑，它不过是公卿显官集团（李党）同豪强地主、暴发户庶族（牛党）之间的冲突。这种斗争只会使一个国家越来越贫弱，而不是通过激烈的碰撞，擦出新的火花，更没有正义与邪恶可言。所以说，处在此类夹缝环境的李商隐，哪怕有再大的才华，于备显无知的斗争中也一样要成为牺牲品。

宋太祖为何立约不杀大臣和言官

中国历代能真正做到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的封建帝王是少之又少的，宋太祖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据陆游的《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在建隆三年，即公元962年，曾立下秘密誓约。誓约里的内容共三条：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誓约中明确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杀大臣和言官，否则必遭天谴。此誓约自由宋太祖设立开始，便通过秘密的方式一代一代帝王不断向下传承和延续，直到北宋末年才被公布于世。

宋太祖立下的“秘密誓约”在整个北宋历代都得到了相当严格的执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正如誓约所说的那样，宋朝正直的官员受到了很好的优待，极少被杀，所受的最重的处罚，也不过是流放海南岛。就算是在士大夫受祸最惨烈的宋高宗三十六年，他也仅开过三次杀戒。宋太祖这一不杀大臣和言官的“秘密誓约”，可以说为整个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时代带来了一阵清风、一缕阳光。我们不得不高歌宋太祖的宽容和开明。

欣喜和称颂之余，我们是否应该仔细思考一下当年是怎样的原因促使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杀大臣和言官？

“秘密誓约”主要归因于宋太祖的个人素质和政治远见。身为一朝君主，通过对之前各朝各代的情况做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他深知虚心纳谏、疏通社会舆论渠道的重要性，并将其及时地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于是，立下“秘密誓约”，通过这种非正式性制度的方式，增大约束力，以保障“征言纳谏”不流于纸上，而真正得到实行。

以上说法只是一般性的原因分析。除此之外，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还有没有其他特殊的原因，时至今日，仍尚无定论，已是历史的又一桩疑案。

狸猫换太子是场闹剧

清末小说《三侠五义》中描写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其中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故事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在真宗晚年，他的两个妃子刘氏、李氏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工于心计的刘氏将李氏刚生下的孩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并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氏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寻回流落民间的母亲，母子团圆，仁宗加封包拯而刘氏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近年来又有内容相近的电视剧重现这段故事，善良的人们在为李氏的不幸掬一把泪时，也不知不觉走进了一个误区，对这段故事深信不疑。殊不知，这则故事经过剧作家们的“戏说”，与历史的真实已相去甚远。

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二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在位时期名臣辈出，人才济济。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关于他的身世，世人众说纷纭，仁宗究竟是真宗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词，认定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据《宋史·后妃传》记载，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生下仁宗后，进为才人，后为婉仪。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五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当时仁宗刚出生，还在襁褓之中即被刘德妃抱走，并把仁宗认为自己的儿子，和杨淑妃共同抚育。而李氏却失去了亲自抚育儿子的资格。

宋仁宗即位后，李氏“默处宫中，与众婢无异”。其他人因畏惧刘太后的威势，也不敢对仁宗道出真相。因此，仁宗一直以为自己是刘太后所生，呼之为“大孃孃”，称杨淑妃为“小孃孃”。母子间一直感情融洽。

直到明道元年，李氏病重，才被封为宸妃，不久即病故，享年四十六岁。

1034年，刘太后死后，二十四岁的仁宗才开始真正执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杨淑妃（此时已为章惠太后）劝他说：“此非帝母，帝自有母。”杨太妃自仁宗幼年时期便一直照料其饮食起居，仁宗对她也极有感情，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说出实情是极有可能的。

另一种说法是皇叔赵元俨告诉仁宗的：“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于非命。”赵元俨自真宗死后，过了十余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赵元俨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也是情理之中。

总之，仁宗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在愤怒、悲伤的同时，马上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要查清事实真相后做出处理。他怀疑自己的母亲死于非命，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祷告。

其实，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是准备用一般宫人的礼仪治丧，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皇后的服饰装殓、发丧，并用水银宝棺。生母虽然厚葬，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把刘氏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把李氏追谥为庄懿皇太后。

至此，真相大白，在这场“夺子案”中，刘妃、李妃确有其人，但其事绝非传说的那样，也没有出现狸猫的影子，只是后人对刘太后的做法进行进一步加工，才有了后来“狸猫换太子”的传奇。

另外，在仁宗认母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其实并没有包拯的参与，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以前，而此时的包拯还是一个布衣百姓。直到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二十九岁的包拯考中进士，在大约四十岁时才离家去天长县任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去过京城，怎么能帮助仁宗寻找生母呢？

乾隆皇帝的身世之谜

乾隆皇帝，即爱新觉罗·弘历，在位六十年，励精图治，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

乾隆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赫赫有名的一位皇帝，他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长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乾隆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文艺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乾隆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的身世之谜了。

谜题之一：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在哪里？

据史书记载，乾隆认为自己生在雍和宫。雍和宫坐落在北京城东北安定门内是著名的喇嘛庙。在康熙时代，这里原是雍亲王的府邸，也就是雍正做皇子时的王府，当时并不叫雍和宫。乾隆登基后，把他父亲雍正的画像供奉在这座府第里的神御殿，派喇嘛每天诵经，后来这里就改名叫雍和宫。乾隆曾经多次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是生在雍和宫，如“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指出自己出生在雍和宫的东厢房。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乾隆的儿子嘉庆帝无论在给父亲的祝寿诗中还是最终的遗诏中，都把父亲的出生地写成避暑山庄，这着实令人费解。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十三日，乾隆帝八十六岁大寿，以太上皇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跟随去了，写下《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纪》诗庆贺。诗中提到乾隆的出生：“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其诗下注云：“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嘉庆在这里明白无误地点明皇父乾隆诞生于避暑山庄的都福之庭。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突然在避暑山庄驾崩。在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以嘉庆名义撰写的《遗诏》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一语，就是说乾隆当年就生在滦阳行宫，即避暑山庄。新继位的道光帝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命令以每天六百里加急，将已经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嘉庆《遗诏》从路上追回来。改写后的《遗诏》，把原来说乾隆生在避暑山庄，很牵强地说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

乾　隆

乾隆帝到底是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至今学术界没有定论，仍然是一个历史的疑案。

乾隆就是这么一位很有名的皇帝，不但他的出生地闹不清楚，甚至就连他的母亲是谁人们也产生了怀疑。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玉牒》和生卒记录底稿上，都清楚地写着乾隆的亲生母亲是钮祜禄氏。《实录》和《圣训》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乾隆是大孝子，他在慈宁宫为母亲六十岁诞辰举行盛大寿宴，并把它绘成画《慈宁燕喜图》，侍奉母亲三次上泰山，四次下江南，多次到塞外避暑山庄、还别出心裁，用三千多两黄金做了一个金塔，专门用来存放、供奉他母亲梳头时掉下来的头发，叫金发塔。乾隆爱写诗，在他的诗中，有不少是称颂生母钮祜禄氏养育之恩的。

然而坊间却不这么认为，关于乾隆生母的传说很多。最为逼真的一个传说称乾隆生母是浙江海宁大学士陈世倌的夫人。陈世倌与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生了一个女孩，而陈家生了一个男孩。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送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做声。人们说雍亲王为登上皇位，便将自己的女儿与陈家儿子掉换，而那个被换入王府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民间甚至传说，乾隆登基后六下江南，目的就是探望亲生父母。而他六次南巡竟有四次住在陈阁老的私家园林，这是明显的“假公济私”，为的是探望自己的生身父母。

乾隆皇帝身世之谜就如同他的“十全武功”一样出名，历来让人议论纷纷，然而，这一切只是人们的推测，毕竟缺乏确凿的史书记载，不可完全当真。

大清皇帝为何接连绝后

同治皇帝载淳，十九周岁死去的时候，没有留下一儿半女，虽然野史曾提到过皇后阿鲁特氏已怀有龙种，但正史中得不到任何依据，便无法作数。掐指一算同治皇帝于同治十一年九月（1872年10月）举行大婚典礼，死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这期间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居然无法留下自己的一点骨血，实属怪事。

光绪皇帝死的时候三十八岁，居然身后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光绪皇帝于光绪十四年十月（1888年11月）大婚，虽然他在政治上难以有所动作，是慈禧控制下的傀儡皇帝，但在婚姻中，还是有一些自主权利的，慈禧并不会去干涉他的私生活。而且作为一国之君，他起码有着皇后妃子，几名女子陪伴，而且还有宠爱的珍妃常伴身旁，性生活还是有较大自由度的，但膝下无子，却是让人费解的。

而作为光绪帝继位人宣统帝溥仪，这位末代皇帝活了六十一岁，但也是没有孩子留下。晚清接连三任皇帝都没有留下子嗣，的确是够让人震惊了。

接连三朝皇帝都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这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平常人家来说如此，对于帝王家更是如此。一个皇帝没有生育能力，这是要被天下人耻笑的。

三朝皇帝个个绝后，爱新觉罗氏皇族到底怎么啦？对此人们纷纷展开探讨但因为当时的有关史书、传记并未对此事记载过多，而且时隔太久，研究起来很难下手，这三位皇帝不生育，成为一团疑云，后人只能凭借猜测分析，通过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当时的情形。

清末三朝皇帝都未生儿育女，与满洲皇族的婚姻习俗有关。按照满洲皇室的婚姻习俗，丈夫死后，妻子可以嫁给小叔子，或者丈夫家其他的男性，这种原始的婚俗，将女人当做一种交配工具。而也正是这种习俗，令大清的皇室血统发生了变化。

当时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前曾嘱咐：“俟我百年之后，我的诸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他是要将自己的妻子交给自己的儿子。不只努尔哈赤这样，其他皇室成员的婚配，都是典型的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

皇太极时代，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多尔衮是皇太极的亲弟弟，但豪格娶的嫡妻博尔济锦氏，却是多尔衮妻子的妹妹，在豪格死后，这位嫡妻博尔济锦氏又被多尔衮纳为妻子。

之后为了对付明朝，皇太极积极推进满蒙联姻，想要强强联合，攻入中原大地。在大清朝建立后，皇太极便册封妃嫔，其中五宫后妃都来自蒙古博尔济锦家族，还有三位后妃的辈分算起来是姑侄。有人统计过，皇太极在位期间，满洲贵族仅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就达十八次之多。

顺治与皇太极一样，也是多次近亲结婚或是乱伦婚配，顺治的皇后和淑惠妃，是他同一个亲舅舅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表妹。为了政治，满族与蒙古族部落的联姻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金国大汗，大清国皇帝、王、贝勒等贵族不仅娶蒙古女子为妻，还把自己的女儿都嫁出去，这些混乱的婚姻是导致后来大清帝王不育的一个原因。

当然因为近亲结婚而导致后来帝王的身体病变，只不过是一个猜测而已，至于这三位帝王为何绝后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考究。

毛延寿之死是自酿的悲剧

毛延寿，汉代宫廷画师，擅画人物素描，其绘画风格好丑老少，必得其真。后被元帝腰斩于市，据说是因其故意画丑昭君致使美人独处塞外，元帝心切恨之，故杀。

关于毛延寿被杀的原因《西京杂记》记载，汉元帝即位后嫌后宫女子大都年长色衰不愿临幸，随即从民间挑选大量美女入宫，昭君就是这个时候被挑选进宫的，由于美女众多，逐一筛选临幸多有不便，他便令画师临摹这些美女的相貌，他每晚看图择其中美者召幸。这样宫廷画师的身价暴涨，其中聪明的美女纷纷贿赂这些画师已成风气，但王昭君自恃美丽，不买画师的账，其结果可想而知，数年被冷落后宫，过着孤独寂寞的宫廷生活。直到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求亲时，元帝索性就挑了昭君，临行之际才发现王昭君之美，但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故把一腔愤怒撒在画师毛延寿身上。

《王昭君报汉元帝书》中记载：“臣妾幸得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主，何敢自怜？独惜国家黜涉，移于贱工，南望汉关徒增怆结而。有父有弟，惟陛下幸少怜之。”从这里也能看出昭君出塞是受了画师毛延寿的报复。

还有一说就是王昭君厌弃深宫寂寥生活主动请作和亲公主。《后汉书·南匈奴传》中有记载：当时呼韩邪来求亲，元帝召来后宫美女五十人赏赐给他，昭君入宫已经好多年了，并没有得到皇帝的临幸，于是独守深宫，渐渐地产生怨恨，乃请掖庭令求行，临行之际，元帝看见一绝世美女俨然也在其列，心中纳闷，意欲毁约，恐失信于异邦，故忍之。也就是说当时是王昭君主动要求去和亲的，不关毛延寿的事情，那么因画丑王昭君而招致杀身之祸纯属冤案。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汉元帝以良家女子王樯字昭君赐单于。《汉书·元帝纪》“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这里可以看出是皇帝把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的。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明确表达了杜甫的观点，由于汉元帝的昏庸，对后妃宫女只看图画不看人，把佳人们的命运完全交给画师们，尤其昭君他根本就不认识昭君，造成昭君大好青春却要离开繁华的帝京，远赴大漠去嫁给一个垂老粗俗的部族首领。王安石在其《明妃曲》中也指出：“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毛延寿被杀是个不争的事实，从《王昭君报汉元帝书》里我们可以明确看出昭君失意于丹青，进而远赴西域，所以毛延寿作为专职画师，不恪尽职守，反而干起勒索勾当，实乃该杀。但是元帝就没有责任了吗？汉元帝仅凭一纸图画便决定了宫妃们的一生。

明朝“隆庆开海”实则为了禁海

自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标志着明朝持续二百多年的海禁政策开始。该诏令一经下发，全国所有海船者悉数改为平头船，出入须有官方正式手续，而民船则是不能从事海运。然而，当这个禁令还在大发神威的时候，隆庆年间竟然出现了开放海关的现象，不禁叫人称奇。为什么一向施行海禁政策的明政府突然解除了海禁呢？这一切的根源可以从倭寇那里追溯而来。

倭寇不仅仅是日本武士和流民，其中也包含元末时逃亡日本的中土武装组织而倭寇之所以能在明朝时于中国东南海岸大肆横行，也与陆地上一部分奸商有关由于国家强制禁止海上商贸，一些民间商人遂通过走私来与外界通商，其中大的走私商贸团伙与倭寇相互勾结，劫掠船只，甚至引倭寇直接深入内陆抢劫，或与倭寇进行商贸往来。另外，这些走私商团也拥有大量的武装设备，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

为了阻止倭寇继续犯沿海边境，消除沿海商人的武装力量，明政府几代朝臣都曾向帝王提出实行开放沿海、与外通商的建议，但均被否决。直到明穆宗隆庆皇帝时期，皇帝欲重振朝纲，对内实行了一些安抚政策，同时也下令诏书，开放漳州月港一带地区的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

这一举措一经实施，明国的海上贸易事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国家带来不少的财政收入。同时有效地遏制了走私集团，倭寇也因此大大地减少。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于偌大的中国海岸线，仅仅漳州月港开放，就能够满足海上贸易的需要了吗？当然不是。不仅如此，明政府也不是真正地打算开放沿海地区，只不过是通过开放一个点状地区而遏制整个负面势力。明政府的该目的从“隆庆开海”的“出海船引”制度就可以看出。

所谓“出海船引”，就是凡可以在月港出海的商人，根据规定首先要在自己所在地邻勘报保结，然后向所在道府提出申请，经由海防机构核准后，发给商人船引。一般来说，担保人多是牙商（俗称商贸中介）和洋行（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中介商贸机构）。这道手续看似简单，实则要将商人的祖宗亲戚全部录清楚，然后把自己所贩货物丝毫不差地交代明细。除了这些手续之外，商人还要交“引税”，相当于关税性质的钱财。

关于申请海外商贸的商人户籍，政府也有严格规定。除了漳州、泉州二府商人外，其余地区商人申请出海的手续更加严格，广东、浙江、福州、福宁等地商人，如若没有买通关系，几乎做不了海外生意。对于海外贸易地区，明政府也有明确规定，诸如禁止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等。

明政府的所谓“解除海禁”，表面上开放，实则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海上贸易。隆庆时期福建巡抚许孚远曾言：“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一语点破了明廷开海真正目的，不过是在有限开放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海禁”政策。

可是，明朝政府忽略了一点，越是被严格控制的事情，越容易向白热化发展。从事海贸的商人们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出海做生意，牟取暴利之心从未消泯，倭寇虽然渐渐淡出历史的视线，但中国却逐渐招来了觊觎东方财富的西方野心狼子。

曾国藩伪造了《李秀成自述》吗？

说到“某某自述”，顾名思义，是某某人对自身情况的陈述和说明。然而《李秀成自述》真的是出自于李秀成吗？曾国藩究竟有没有篡改和伪造《李秀成自述》？对于这一历史问题，学界的讨论异常热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正面的说法是《李秀成自述》的确是出自于李秀成之手。著名学者罗尔纲对《李秀成自述》辛苦考证了几十年，其结论是“曾国藩后人家藏的《自供》原稿确是亲笔”，主要的证据如下：

从笔迹上看，曾家所藏“原稿”和世传的李秀成真迹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有专家曾特意将流传下来的李秀成受训时的亲笔答词二十八字“胡以晄即是豫王前是护国侯，后是豫王。秦日昌即是秦日纲，是为燕王”和“原稿”进行过鉴定鉴定结果二者出自同一人之手。

从内容看，原稿将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这十四年的每一个过程和细节都描述得非常清楚，很难想象会是曾国藩平白捏造的。而且，“原稿”在称谓上多遵循太平天国的制度，也非曾国藩所能知道的。

曾国藩

从词句来看，李秀成是农民、雇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自传语句不甚通顺，错字连篇，正是他本色的体现，不大可能是曾国藩等人伪造出来的。“原稿”里还有很多李秀成家乡的方言，也决非曾国藩等人所能伪造出来的。

从情理上讲，曾国藩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位，必然有很多顾虑，他无此胆量伪造供词，以犯欺君之罪。而且清朝督抚和统兵大员，不是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而是督、抚、提、镇、蕃、皋互相监督，如果他敢于丢掉李秀成原供而另行伪造假供，定然要被泄露，而致重谴。我们从曾国藩奏稿、日记、供词刻本按语及赵烈文日记等许多资料里都可看出，他对李秀成写的自传作了一系列的处理，有的修改，有的删节，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原稿”是李秀成的真迹。

再说，《李秀成自述》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为什么要把这个假东西当做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他的第四代曾孙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非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众呢？

反面的说法是《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1956年《华东师大学报》第四期发表了年子敏、束世的《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商榷》一文，认为李秀成供词出自曾国藩的伪造，他们的理由是：

从笔迹上看，“原稿”虽然和李秀成“二十八字”真迹出于一人之手，但“二十八字”也是庞际云故意伪造的，是为了以防万一。

从“原稿”的间隔上说，“自述”分九天写成，中间应该有八个间隔。李秀成是每天随写随交，曾国藩也是每天随看随改，当李秀成把自述写完时，曾国藩也就删改完毕。既然要分八九个人缮写，说明李秀成亲笔原稿是散页或分装成八九份的，绝对不是写在一本已经装订成册的本子上的。今天所见到的“原稿”却是写在一本完整的装订好的“吉字中营”横条簿上，这就难以使人相信它是李秀成的真迹。

“原稿”的用词该避讳的时候不避讳，不该避讳的地方却避讳了，如果偶尔笔误，可以理解，而“原稿”在这方面的“笔误”却多得离奇。

“原稿”的字数和记载的字数不等。据记载，李秀成共写了五万字，而“原稿”只有三万六千字。如果另外一万多字是被曾国藩撕毁了的，那么“原稿”的内容应该是不相衔接的，然而，今天所见“原稿”确实前后内容完全相连。

从情理来说，李秀成被捕后，先是受到了严刑拷打，后又被关押在囚笼里，时值酷暑难当的夏天，在这种情况下，要写下这洋洋数万言的“自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自述原稿”有可能是曾国藩等人模仿李秀成的笔迹凭空伪造的。

《李秀成自述》是真是假，曾国藩是否伪造《李秀成自述》，虽然学术界对此已有尝试性的讨论，思想火花四溅，但遗憾的是目前仍没有定论。

西汉巫蛊连环案之谜

西汉巫蛊连环案，诱因是汉武帝沉迷黄老巫蛊之术，引发了妃嫔之间的斗争，但牵涉进来的却不是后宫那样简单，而是整个朝廷势力的斗争，最终引发了“太子谋反”的惊天大冤案，导致汉武帝晚年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在后悔与沉痛中死去。

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汉武帝大半生所行功德可抵黩武之过，然而一个小小的巫蛊之术，却令武帝千古功名毁于一旦，难道巫蛊之术竟可怕如斯吗？其实真正可怕的应当是人心才对。

巫蛊连环案的事情起因源于汉武帝的一场幻觉。征和元年（92年）三月，赵敬肃王彭祖去世，夏季又逢大旱，宫外尚未安定下来，内宫就出现了妃嫔以巫蛊互相攻击的事件。本来妃嫔用厌胜之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时武帝也未放在心上，哪知道妃嫔们的斗争愈演愈烈，最后变成了泼妇骂街，互相诬陷对方用巫术诅咒皇上。汉武帝见状心烦得很，一怒之下处死了大量宫人和一些外戚臣子但他总是梦见有人在用木人诅咒他，一时间寝食难安。有一天他正坐在建章宫内养神，恍惚看到有一个男子带剑走进中龙华门，本来应该有重兵把守的中龙华门却没有一个人出现阻止。

汉武帝心道那男子莫非是来刺杀自己的不成，于是大声叫喊，哪知道男子扔下剑隐遁而去。吓出一身冷汗的汉武帝大叫侍卫护驾，并派人到皇宫内翻查，却一无所获。其实武帝一生杀人诸多，很可能因为心中有鬼，产生了有人欲找自己报仇的幻觉。但彻查的结果让他非常失望和生气，不但没有找到刺客，反而在后宫和京城各家百姓当中翻出大量的木偶和咒符。武帝暗道难怪寻不到刺客，原来分明是有人用巫术制造神魔来刺杀自己，此事不查不行。于是，“巫蛊案”就这样掀开帷幕。

君主身边最不乏的就是小人，“巫蛊案”本来可以很快地过去，但是有人却诬告当朝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施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公孙贺的夫人君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所以汉武帝与公孙贺关系素来亲密，公孙敬声也因父亲的关系担任太仆一职，负责掌管皇帝的舆马和马政。可是偏偏公孙敬声不争气，骄奢淫逸，贪财好色，收受贿赂，结果被关了起来，公孙贺于是抓了到处劫富济贫的阳陵侠客朱安世，想要借此立功，帮儿子将功赎罪。

朱安世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就托人上书汉武帝，称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派遣巫师在天子所驰的马路上埋木偶人诅咒天子。天子马路本来就是公孙敬声的管辖范围，朱安世这一告发有理有据，汉武帝立刻相信此事，就这么逮捕了公孙贺一家，交给了当时的著名酷吏杜周查办。杜周公报私仇，不但杀了公孙贺父子，还将阳石公主和与本案没有什么关系的诸邑公主一起杀了，只因诸邑公主与卫子夫弟弟卫青之子卫伉是表亲，而卫伉与杜周结了怨。

虽然死了一群人，但汉武帝老来竟然多疑，认为还是有人想要害自己，于是将“巫蛊案”交给了自己的宠臣江充查办。江充是个靠裙带关系和故意装出来的“公正无私”而取信于武帝的小人，所以武帝相当放心巫蛊案由他来做，没想到江充却将个人恩怨融入到查案当中。在后宫和朝廷之中，他最想扳倒的人就是太子刘据，因为他曾经抓了刘据的亲信，刘据向江充百般求情，江充却一意孤行，结果因此得罪了刘据。其实刘据对于此事早已经忘到脑后，他也并不是记仇的人，但江充小人之心却不这样认为，只想着借巫蛊案诬陷太子和皇后卫子夫。不过汉武帝对刘据疼爱至极，江充几次搞鬼都没有成功陷害刘据，倒是刘据看出江充的歹心，一怒之下发动政变杀了江充一干人等。

已经深居简出、在长安城外甘泉宫养生的汉武帝不明就里，只知道太子杀了自己的近臣。恰在此时有人在武帝耳边不断吹风，说太子想要谋反。一开始武帝并不相信，便派了侍从去长安城探听情况。侍从到城外转了一圈，发现守备森严，没敢进城，转身便跑回甘泉宫禀告武帝，太子的的确确是造反了。或许是刘据倒霉，也可以说是汉武帝昏聩，就这样听信了小人之言，相信自己的儿子有谋反之心，于是向丞相刘屈牦发布敕令：立即发兵出击，对造反者一律杀无赦。刘屈牦本来无心害太子，无奈天子之命不能违抗，便派兵攻打长安城。

刘据根本没有造反之心，所以哪里有重兵抵抗宰相的军队，只得发动百姓死守长安。但百姓只知道“太子造反”之事大逆不道，所以刘据大失人心，最后兵败如山倒，逃离了长安，没过多久便被找到，而那时的刘据已经自缢而死，其母卫子夫早在他之前已经上吊自尽。

一年以后，汉武帝才查清楚原来是奸臣搞鬼，害死了自己的皇后和太子，除了为太子平反、追封刘据，再没有什么能够挽回。

小小的一桩巫蛊案，在皇帝的疑神疑鬼和小人的借机发挥下，在汉王朝的宫廷内外掀起了长达数年的血雨腥风，其实到头来却发现都是误会一场，但却没有任何人对此承担责任。只能说，是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败。

朱元璋为什么制造胡惟庸案

明王朝建立伊始，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治理终于走上正轨，但太祖朱元璋并没有安下心来。他的多疑令他无法尽信江山能够稳守，唯恐有谋臣造反，只有皇权完整地独立，控制整个国家的生杀之事，才能保证明王朝的千秋万代。于是，因此而成为牺牲品的明朝将相不在少数，其中宰相胡惟庸算是最大的牺牲品。

朱元璋为何大张旗鼓地制造胡惟庸案，至今都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触摸到它的真相，很多事情都是后人的分析与猜测。

关于胡惟庸获罪的原因，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胡惟庸位高权重，心生他意，同倭寇与旧元勾结，意在弑君，结果事情败露。另一种说法是胡惟庸引朱元璋来家里观看醴泉，这被认为是天赐的祥瑞之事，所以朱元璋欣然前往，结果在路上被一个宦官拦住，诉说胡惟庸谋反的阴谋。不管是哪种说法，都是疑点重重，真实情况已无从考证。但是胡惟庸谋反一事，在皇帝那里就是事实，这是十恶不赦之大罪，死是死定了，没想到他的死却使许多人受到株连。开始是他的家人，被诛了三族，连同同谋及告发者一并斩首。随后朱元璋借此东风，一举撤销中书省，不再设丞相。随后又追查了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结果此案迁延十余年，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达三万余人朝野震动。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讲道：自古以来，中国的皇权和相权是划分的，即使两种权力的比重不同，相权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并不是皇帝一人专制。而政府真正由一个皇帝来独裁，则是在明清两代，始作俑者，就是这位明太祖朱元璋，他废止宰相一职，并严格规定子孙们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殊不知世上的事情是没有永远的，从明朝中后期的情况来看，皇帝们总是滥用手里的权力为所欲为，最终没能守住祖宗的这份基业，在祖宗这里也许能够找到根由。

胡惟庸一案的血流成河，并没有让朱元璋放心，因为宰相虽然没有了，还有很多劳苦功高的大臣呢！难以保证他们不会起异心，于是他又举起了屠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蓝玉案起。蓝玉以谋逆罪被杀，连坐被诛杀者达1.5万人。

纵观中国历史，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总会有不和谐的音符。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处理得最为妥当，这是因为他气量恢弘；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也自有其合理之处，而汉高祖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大杀开国功臣。其实两者也有区别，朱元璋身边的人都是他的同乡，和他出生入死，与他的交情非同一般。建明朝之后如果让他们恪守君臣之礼，或永不起异心，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证的。因此，为了给以后的子孙扫清道路，他选择了斩草除根。

据史书记载，太子朱标对朱元璋大开杀戒曾数次劝谏。一次，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朱标面前，让他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朱元璋说：“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思是说，我杀人就像去掉荆棘上的尖刺一样，这样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这话说得倒也在理。朱标无可反驳。

朱元璋的屠戮如此耸人听闻，也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无论如何，经过胡、蓝案，宰相一职取消了，开国功臣也被屠戮殆尽。从此皇帝身兼君主与宰相，行使着皇权和相权，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责为一体，控制了一切生杀大权。

不过，明王朝或许是不幸的，自朱元璋死后，其子孙“圣贤、豪杰”者少，“盗贼”者多，从而造就了大明一朝十几位个性鲜明的皇帝，在是非、人伦颠倒中，左右了明王朝二百多年命运。只可怜最后一位欲做大事、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成了王朝的牺牲品。

第十篇

军事外交

被神佛化的蔺相如

战国赵惠文王当国君的时候，得到了楚国的一块和氏璧，可谓是稀世珍宝。秦昭襄王听到这个消息后，垂涎美玉，便提出要拿十五座城池来交换这块美玉。赵惠文王担心其中有诈，不敢贸然答应，开始秦国实力强大，断然拒绝又怕遭到打击报复。这时，蔺相如毅然担负起了出使秦国的任务。

当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秦国后，秦昭襄王果然想白白得到和氏璧，而不愿意奉献出城池，蔺相如通过自己的机智，使得和氏璧的完璧归赵，当他回到赵国后，赵惠文王对他赏赐有加，还破格提拔他为上大夫。

不久后，秦国攻打赵国，赵国无法与秦国抗衡，秦昭襄王约赵王去渑池会谈，蔺相如再次请缨，主动陪同，他在渑池据理力争，使得霸道的秦昭襄王无言以对，没有达到霸占赵国城池的目的。

这两件事让蔺相如在历史中蒙上光辉的色彩，成为了出色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但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吗？其实细细探究，并非如此。渑池会盟前几年，秦国虽然实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递增，但赵国也并不弱小，作为后起之秀，赵国的实力也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秦国想要一统天下，而赵国也想称霸中原，两国相争，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两国分别从军事和外交上抗衡，不断与其他几国进行联盟或者征战，为的就是增强自己的实力，好有待一日，能够以最强的实力成为中国的霸主。

但是两国你争我夺，最终也没有谁能真的以绝对的实力强过对方，后来在公元前279年，筋疲力尽的两大强国决定在渑池会盟，谈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这次会盟的气氛并不如史书上所写的那样明争暗斗，而是十分和谐。

即便没有蔺相如从中周旋，也能最终和解而散。渑池会盟本就是两国为了寻求和平制衡点而召开的，不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虽然在会盟期间，秦国的使臣曾出言侮辱赵国，遭到蔺相如的反击，但这些小事并不能妨碍两国谈和的最终目的。

渑池会盟为蔺相如带来的光辉被后人过于夸大，这次会盟是秦赵两国在实力基本平衡下的一次战略会谈。即便赵惠文王没有蔺相如相陪，他也不会遭到秦国的扣押或者非礼遇的对待。

诸葛亮如何“借”来东风

《三国演义》中孔明借东风的故事，把诸葛亮塑造得宛若天神般完美。这个故事至今也仍是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人对诸葛亮借东风表示出了怀疑，风真的可以“借”吗？诸葛亮是如何“借”东风的呢？

公元208年，曹操率兵南征孙权。十月，曹操屯兵于长江北岸，接受庞统所献的连环计，曹操把战船用铁链连在一起。位于长江南岸的孙刘联军，虽有长江天险固守，仍是兵力不足，最好的方法就是对曹操实行火攻。但是当时处于隆冬时节，只有西北风。而且处于逆风位置的孙刘联军如果用火攻，只会烧毁了自家战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也让周瑜发起愁来。这时，诸葛亮提议“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八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诸葛亮与周瑜约定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之时，凭天借到东风。果然在约定的时间，东风起，孔明用计让老将黄盖假作投降，火烧赤壁，大败曹军。这就是《三国演义》对孔明借东风的描写，那么又该如何解开“借风”之谜呢？

诸葛亮

研究证明，所谓的借东风其实只是诸葛亮对天文气象的灵活运用。

首先，为什么诸葛亮要选择十一月二十日这个日子来借风呢？古代中国对气象的研究颇为深入，历来就有“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的记录。十一月二十日就是冬至之日，按照这个规律，冬至之前，如果阴气旺盛，在长江沿岸表现为西北风，那么冬至之后，阳气生长，风向则要发生变化，表现为东南风。孔明知道了“冬至一阳生”的气候变化规律，准确地把握了东风吹起的时间。诸葛亮正是在随季节而生的气候变化规律上大做文章。诸葛亮知道的道理，难道曹操会不懂吗？曹操肯定也懂这个道理。“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但是，曹操忽略了一个问题：“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是对一段时间内气候情况的判断，却忘了考虑冬至这天的特殊性。冬至这一天的气候与前段时间会产生重大的变化。很明显，诸葛亮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此外，孔明家住赤壁不远，对当地风云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准确无误地预报出这一天天气的变化。东南风起是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得出的结论。

那么，诸葛亮拨兵驻坛用意又何在呢？赤壁之战大破曹军之后，孙权派鲁肃与刘备争要荆州，诸葛亮就提出：“若非我借东南风，周郎安能展半筹之功？”这也就解释了诸葛亮故弄玄虚的目的了，孔明就是要贪天之功，假借东风，成为日后取得荆州的借口。诸葛亮另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驻坛施法的机会摆脱周瑜的控制，迅速回到自己军中，调兵遣将，与周瑜争夺曹操失地。《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孔明随周瑜刚出兵时，他就告诉刘备说：“但看东南风起，亮必还矣。”也就是让刘备在十一月二十日甲子派赵云驾船在约定的地点等候他。所以当周瑜派兵来捉诸葛亮之时，诸葛亮已经回到了刘营。

也有观点认为，诸葛亮借东风是使用了奇门遁甲之术。奇门遁甲是一种古老的排兵布阵的方式，带有极强的方位学理论和攻击性。它融入了周易、天文、地理、历法、军事、气象、政治、经济等大量知识，是一种高明的预测术。诸葛亮掌握了这种高深的预测术，预测出十一月二十一日必然要大刮东南风的天气状况。因此，诸葛亮“借”到东风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对天文气象的深入研究。

名妓也能打好“政治牌”

李师师本是汴京城内经营染坊的王寅的女儿，但王寅在她三岁时，将其寄名佛寺，寺院里的老和尚认为她与佛门结缘，而佛门弟子被人们尊称为“师”，所以，李师师这个名字便由此得来。

后来，王寅因获罪死于狱中，李师师便无家可归，被一个经营妓院的人收养，从此流入风尘，但李师师琴棋书画、歌舞诗赋样样精通，一时之间成为了汴京城内文人雅士、富家公子追逐的对象。

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政和间，汴都平康之胜，而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可见李师师的名字在当时有多大。不但词人周邦彦为她着迷，就连当时的天子宋徽宗也是李师师的常客，而更有甚者，梁山“一把手”宋江也看中李师师的名气，想借她与朝廷商讨招安梁山好汉之事。

宋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十四傍晚，宋江带领几名弟兄潜入汴京城内，他们要找到李师师，通过李师师来与宋徽宗达到招安的平衡点。正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宋江虽然落草为寇，但他与皇帝的“民间情人”搭上关系，自然不愁今后招安道路的不通畅了。

选择“曲线救国”这条道路，宋江是明智的。而作为宋江与宋徽宗之间的搭线人，李师师的口才与政治头脑更是可见一斑。宋江派出燕青先行刺探，燕青向青楼老鸨许下重金，希望能让他同意李师师见宋江一面。看在钱的分儿上，老鸨自然不会拒绝，可惜第一次会面，由于宋徽宗的突然到访，被迫中断。但宋江由此见识到了李师师敏锐的头脑和灵活的手腕，他更坚定了要将这条道路走到底。

第二次的见面，宋江给李师师的见面礼是一百两黄金，虽然宋江并未明确提出自己来求见李师师的意图，但李师师早已明白，天下没有白拿的好处。她巧妙设下公关计，待到宋徽宗再次来到她这里时，便对宋徽宗多次讲到梁山好汉的仁义与诚意，好让宋徽宗先听闻梁山的一些好话，日后说起招安的事情也有了铺垫。

最关键的一点是，李师师为宋徽宗引荐了燕青，燕青凭借几首小曲轻易地打动了宋徽宗，讨来了免罪圣旨，还探得了口风，为宋江日后被招安做出了准备李师师在宋江与宋徽宗之间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桥梁作用。

作为风尘女子，李师师有着与其他妓女不同的头脑和手腕，她不但征服了当朝天子，更利用天子对她的宠爱，充分打好“政治牌”，在交际与外交场合上，李师师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子。

豆腐渣工程毁灭忽必烈的壮志

忽必烈雄心勃勃，南征北战，想将全世界都踩于脚下。公元1274年，忽必烈率兵想要征服日本，但在海上却莫名遇到大台风，令忽必烈无功而返。回到中国后，不甘心失败的忽必烈于公元1281年，第二次东征日本，依然是遭遇台风，无法登陆日本，忽必烈只得再次返回，日本逃过一劫。

后来，便在日本流传开来这样一个故事，说在元朝时期，蒙古入侵者的船只在“神风”的阻挠下，才没有进入日本。日本对神风顶礼膜拜，数百年间，他们一直认为是“神风”救了他们。

但是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文章中，科学家们却提出了当日阻止忽必烈的并非是什么“神风”，而是元朝船舰的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设计，令元朝船队在海上行驶时，葬身大海。

历史记载，忽必烈第一次东征日本时，他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九百艘战船，一万五千名士兵，远征日本。一开始，元军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日军节节败退，眼看就要守不住阵地了，但是当日军退到大宰府附近时，元军却在一次夜间的暴风雨中，军舰被海浪打翻了两百余只。

忽必烈

按说军舰应当是最坚固的材料制造，暴风雨应当不会对其造成什么影响。但当台风来临、暴雨倾盆的时候，元军将舰队停泊在博多湾口，船只在风雨中飘摇撞击，无法保持平衡，而相互撞击的力度，使得许多船只破损，进而导致了沉没。

那次之后，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兵力大损的元军不得不退回本土，日本才逃过一劫。那次战役，日本的历史上称之为“文水之役”。第二次的东征，依然是相同的原因，元军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

看似是上天帮助日本，但从后来对打捞上来的蒙古战舰的残骸研究中可以发现，这些战舰做工粗糙，质量十分低劣。很多战舰上的铆钉过于密集，这就说明这些材料是反复利用过的，需要加固才能不至于碎裂。

而根据史料记载，这些战舰大部分都是忽必烈命令高丽王朝建造的，高丽王朝并不热衷修建战舰，他们认为修建战舰会增重他们的兵役，因此建造军舰时并不认真，很多情况下都是敷衍了事，质量自然不能保证。

军舰的粗制滥造，无法抵御海浪的冲击，再加上台风来袭，暴风雨加剧，更让这些本就脆弱的船只无法进行战斗。忽必烈估计无法想到，自己的雄心壮志，最后竟然是破灭在豆腐渣工程上的。

清朝首富难敌鸦片倾轧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最近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个人，其中就有六名中国人入选，而清朝末年的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提到伍秉鉴的入选，就不得不提当时的大背景。

十七世纪末期，康熙皇帝不再闭关锁国，他暂时放松了贸易政策，让来中国经商的外国商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广东作为那时的门户城市，一下子被推到了贸易的风口浪尖上，于是在1686年的春天，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他宣布“凡是家事富裕的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银子，就可以作为官商，包下对外贸易”。

这本来只是李士祯促进贸易活动的一个举措，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这项规定居然能为日后中国催生出一位超级富翁来。当时的广州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行商，让他们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并替政府征缴关税。

这些中国商人被称作“广州十三行”，以高效率、守信誉深受外国商人的欢迎。但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闭关锁国政策再一次落实，仅保留了广州一个地方作为对外贸易的港口。这一政策令“广州十三行”成为了全国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区域，无形中使得广州形成了贸易垄断，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里，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全国40％的关税收入所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当时流传一句名言叫做：“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当时还有一个故事，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有四千万两白银被火熔化，而当这些银水流入水沟时，居然出现了长达一二里的奇特景象可见这十三行的财富有多少。

而在这广东十三行里，最著名的一家应当算是怡和行，他的主人伍秉鉴也是在那时扬名天下。

伍秉鉴（1769～1843），祖籍福建，世代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成立了怡和行。到1801年，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这年他三十二岁，正是而立之年。

伍家的事业也是在伍秉鉴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壮大的。伍秉鉴的经营理念十分超前，他不但同欧美各国建立贸易关系，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遇到资金周转不灵的时候，常向伍家借贷，而伍秉鉴也是乐于帮忙。

这让伍秉鉴在世界的商界享有美誉和极高的知名度。伍秉鉴的产业包罗万象他不但在国内拥有房地产、茶叶业、商铺等，还积极发展国外产业，在美国有铁路、政权等多方面的投资，怡和行俨然一个跨国集团。

在伍秉鉴的苦心经营下，怡和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军商行。据1834年伍家人自己估算财富，他们的财产有二千六百万银圆，相当于五十亿人民币，在当时可算是世界首富了。但末世难留英杰，伍秉鉴的巨额财富注定难以久留。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爆发，正是伍秉鉴的跨国财团达到鼎盛的时期，虽然伍秉鉴向清政府捐献了巨款，换取了三品顶戴，想以官位保护他的商运，但可惜他的事业还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国运的衰落跌入低谷。

因为所进行的是对外贸易，伍秉鉴多次被清政府罚款，他还多次遭到林则徐的训斥和警告，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所有广州的行商偿还三百万银圆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个人就承担了一百万银圆。面对国弱敌强的压榨，同一年，伍秉鉴含恨病逝在广州。

在他死后，曾经富甲一时的广东十三行也逐渐走向衰落，清政府无力去抵抗外国侵略者，便对行商进行榨取，许多商行破产。鸦片战争不但摧毁了一位世界首富，还令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广东商行随着炮灰也化为了灰烬。

清军败亡的罪魁祸首

清朝末期，国力严重衰退，尤其是兵力，更是变得不堪一击。遥想当日平定三藩之乱、准噶尔叛乱，收复台湾，那时的清朝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可是在清朝末年，这支武装却脆弱不堪，探究原因，就不得不从头说起。

清朝的军制基本分为“八旗与绿营”。这是满族人自己的军队，所谓的八旗则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和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八旗”是在清兵入关之前就有了的，后来，随着军事战争的扩张，又将蒙古族人编为蒙八旗，将在进关前收降的明朝军队编为汉八旗。这一共便是二十四旗。

这些军队一直是清朝的主要武装力量。养兵需要强大的国力来支持，可是到了道光年间，国力衰退，已经无法支持这支庞大的军队了。道光二十年，清朝的军队人数总额为八十万人，是清朝初年的三倍多。

但那时的清军，面对内忧外患，国内暴动，洋人侵袭，却是无力反抗。有人说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无法有精良的作战能力，是因为清政府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所以，清军才对付不了列强的枪炮。

但是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道光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32.9％，也就是说，清政府并不差钱。但清政府却有着一个致命的弊端，便是制度极度地腐化，军队人心涣散。八旗兵是清政府的主要军力，大多是精锐部队。可是在清朝平定天下后，八旗子弟便纷纷贪图享乐，不再勤奋练兵，八旗子弟开始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成了纨绔子弟。八旗子弟最该学习的骑马射箭，都被抛到了脑后，反而是那些风流快活之事，让他们乐此不疲。

这种状况随着清朝的发展，愈演愈烈，到道光时期，许多武官不再骑马，而是改为坐轿。自身的惰性令八旗兵渐渐成为了不堪一击的军队。还有贪污腐败也是清朝军队战斗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清朝后期，贪污成为了官场的一大风气，人人不论官大官小，都一心想着发财富贵，无人再问津军事了。

士兵们一心玩乐，自然不会认真训练，练兵便成了敷衍之事。很多战场上必须熟练掌握的技能，士兵们在训练期间，为图省事，则当做游戏来做，一点都不上心。还有满族最重视的骑射技能，在道光期间，士兵们更是荒废起来，许多人压根儿就不会骑马，那时甚至出现了“十人上马半数落，龇牙咧嘴腿骨折”的荒唐现象。

还有在晚清时期，鸦片大量流入中国，不但普通百姓吸食，就连清兵也是纷纷吸食鸦片，尽管有禁烟令，但治标不治本，许多兵士吸食鸦片，导致手无缚鸡之力，根本无法上阵杀敌，林则徐当日说“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能居安思危，清朝军队犹如一盘散沙，最终在外敌的大炮攻击下，灰飞散去，为那个时代落下帷幕，提前奏响了挽歌。

北洋海军“不差钱”的工资表

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后，小皇帝同治继位，因为年幼无力，慈禧与慈安两位太后垂帘听政，辅佐政事，清朝进入了女人当家的时期。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社会还算是稳定和平，但在1885年8月23日的时候，这短暂的安逸被打破。

当日在福建海面的马江，法国海军与中国的北洋舰队作战，仅仅四十分钟中国舰队就被击沉，这件事情对于清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举朝上下一片愤慨，众大臣提议重建海军，重振声威。

一遇到重大状况，女人总是显得慌乱无章，慈禧当时既想出口恶气，又害怕得罪外国人，变得矛盾重重。此时，一个男人坚决地站了出来，力扛此事，替慈禧解了燃眉之急，他便是鼎鼎大名的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李大人的办事能力一流，不过三年时间，便将海军风风火火地建立了起来而且还排到了世界的第七位、亚洲第一位。这支北洋海军成立不久，便出现了满员，甚至超员的问题，许多绿营兵，甚至是八旗子弟，都纷纷要求去当北洋海军有些人为了能进入海军系统，不惜砸锅卖铁，请客送礼，很是下血本。

区区一个北洋海军，居然能吸引这么多兵源，其中还不乏高干子弟，这个答案恐怕只有李鸿章自己能够解释——北洋海军的薪水高。

军人是用来打仗护国的，以生命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所以，要有足够的动力，才能让他们奋勇向前，不退缩败阵。而海军的要求也是更为严苛一些，不但需要懂得打仗，还需要懂得航海技巧。

所以，想要进入北洋海军，都必须是正经的水师学堂毕业，也就是科班出身。想要加入北洋海军，不但要会读书识字，还需要掌握舰艇知识，更需要懂得作战技巧，可谓是文武兼备，这样的人难以寻觅。所以，高薪的制订，也是为了能吸引到综合性人才来为海军所用。

李鸿章在这一点上还是很有远见的，他力导高薪养兵，希望能以此作为海军的战斗力之一，所以，在一开始创办海军的章程时，他就明确下达了指令，北洋海军的薪水要高于其他军种。

针对此，北洋海军的薪水进行了提升，军官的年薪分为两部分：一是“年俸”，二是“船俸”，也就是基本工资和年底分红。不但如此，还取消了其他军队里那些乱七八糟的薪、蔬、烛、炭、心红、纸张等薪水分类的名目。

这样下来，北洋海军的薪水就很可观了，根据记载，大概标准为：

海军提督一年收入大概为八千四百两白银。

海军总兵一年收入大概为三千九百六十两白银。

海军副将一年收入大概为三千二百四十两白银。

海军参将一年收入大概为两千六百四十两白银。

这都比其他军种里，同级别的官兵多个三两倍，而且不只如此，北洋海军还有其他的额外收入，例如，军舰的维修费用也可以有部分划入海军的薪水中，叫做“行船公费”，大到煤炭装卸、采购物资，小到购买油漆、更换国旗，都能让海军捞到油水。这笔费用根据舰艇的吨位大小各不相同，吨位越大，油水就越多，例如北洋舰队的几支主力舰船“定远”、“镇远”的行船公费每月各有850两，而其他一些小吨位的舰船就会少个二三百两。

这些费用都是政府买单，李鸿章为了弘扬海军，不惜大下血本，令北洋海军在当时是名噪一时的“不差钱”部门，人人挤破头皮都想进去捞一把。因为不但军官的工资高，就连士兵们也是薪资丰厚，当时的北洋海军士兵的薪水按等级来分是这样的：

一等水手月薪十两白银。

一等炮兵月薪是二十两白银。

岸上勤杂人员月薪为三两白银。

鱼雷匠月薪二十四两白银。

电灯兵月薪三十两白银。

不论是打杂兵还是技术兵，就连在岸边当差的人，一个月工资也有三两白银要知道当时的人均收入可都不高，当时，一家农民的年收入大概为四十两白银一个工人的年收入大概为五十两白银。两相对比，就充分说明了北洋海军官兵的高薪已经远远高过了平常百姓的年收入。

李鸿章想通过高薪制度吸引人才，打造一支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水军，但往往天不遂人愿，这支海军轰轰烈烈开展到1895年的时候，便消失在了世界上，有着最好的武器装备，最精良的战舰设备，最高昂的官兵薪资，却在中日海战时几乎没有击沉一艘日本战舰就全军覆没了。

强大的军队需要用钱来完善，但仅仅有钱，也是买不来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的，李鸿章不明白的正是这个道理。

第十一篇

惨无人道的瞬间

太监“变身”全过程揭秘

“太监”文化一直被人们所关注，这群特殊的人从男人走向阉人的，期间所要经历的是怎么样的身心折磨！而与成人才去净身当太监来比，那些五六岁，甚至还尚在襁褓中，全无反抗意识的男童被净身，就更具有悲剧性了。

根据清代笔记《宸垣杂识》记载，凡是愿意进宫当太监的人，必须要有地位的太监引荐才行，还需要签订婚约，意思是把自己当成女人嫁入皇宫，这一生无论生老病死，就永不得出宫了。

这纸婚书还有一项条款便是要生死无怨，一切后果全由自己负责，相当于是签下了生死文书，表明是自愿净身，将来是生是死都不能追究，免得将来出麻烦吃官司。进宫当太监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这净身所需要的十两银子费用自然是出不起的。所以，他们便要立下契约，等到孩子在宫里混发达了，再按月还贷，直到将钱还清为止，相当于如今的按揭式付款。

偿还这笔钱需要的月份少，但利息很大，如果是混得不好的太监，只怕会终身偿债。除了要提前背起这项债务之外，还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带着的，一是送给刀子匠的礼物，一般是点荤腥或者一瓶水酒；二是手术后所需的物品，包括三十斤米、几篓玉米棒、几担芝麻秸及半刀窗户纸。

三十斤米是净身者随后一个月的口粮，其余东西都是用来保暖用的，阉割之后怕受到风寒，所以就要准备这些东西，玉米棒可以当柴火用，将炕烧暖，而窗户纸则是糊窗户，至于芝麻秸烧成灰后用来垫炕。准备这些之外，刀子匠要准备两个新鲜的猪苦胆、臭大麻汤和麦秆。

猪苦胆和臭大麻汤可以让被手术者减轻痛苦，而麦秆的作用就是帮助排尿。当这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就要选一个天气适中的日子，先让净身者清理掉粪便，因为净身后一个月要少进食，以免那些排泄物感染伤口。

在进行手术之前，也要进行一番对话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当被手术的人蒙上眼睛，脱掉衣服，用半卧姿势仰倒在床位上，手脚像一个“大”字被绑得结结实实之后，就会有人再将被手术者的下腹及双股上部用白布绑紧、固定。

进行手术的人问：“你是自愿的，永不后悔吗？”

被手术的人回答：“是。”

手术的人问：“断子绝孙便和我没关系吧？”

被手术者回答：“是的。”

这样才能阉割，被阉割的人在手术后三天不能喝水，也不方便吃饭，这样可以减少排泄，防止伤口发炎。常有人因为无法忍受口渴和伤痛，就在这期间丧命而熬过这三天的人，也需要疗养一百天左右才能够痊愈。

那些更小的孩子一旦被父母决定送入宫中当太监，则会被一种特殊的保姆先负责照顾。她们会用一种特别的手法，轻巧地搓揉婴儿的小睾丸，每天三次，并随着婴儿成长而逐渐加大力度，就这样慢慢破坏掉他的生殖机能，让孩子的生殖器渐渐萎缩，长大后就会显出女性特征，没有喉结，双乳突出，臀部隆起，声音尖利，走路扭捏。

一个太监就这样被催生而成了。而那些被切割下来的阳具，则是被称之为“宝”。通常刀子匠会将这东西藏起来，不会给被净身的人。然后进行一番加工将这些“宝”放入罐子中，用红布包好，放置在房间的高处，寓意着“高升。”等那些被阉割的人发达后，再用银钱赎回来，这样刀子匠就能从一个人身上挣到两笔钱了。而那些赎回自己“宝”的太监也将这个过程看得十分隆重，就好像娶媳妇一样喜气洋洋，太监们将其称为“骨肉还家”。

在太监死后，这“宝”就会随着太监一起被埋葬，表示虽然生前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死后依然可以完整地入土，来世投胎也就能依然是个男人了。由此来看，阉割要经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但从历朝历代来看，自愿入宫当太监的人都不在少数。

有些穷苦的人家，因为付不起那几两白银的手术费，就干脆自己拿刀进行自宫，这项手术风险极大，有着一锤子买卖的意思。如果运气好，阉割成功，又能得到那些后宫妃子的喜爱，那便算是赌赢了，不但能为自己赢得后半生的安稳说不定有朝一日还能大权在握，呼风唤雨。

但也有些人在阉割之后，还是无法入宫，这些人大多便下场悲惨，失去了劳动能力，只能在街边乞讨为生，还要受尽别人的白眼。

在古代，阉割手术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一次精选了虏获的苗族幼童一千五百六十五人，将他们阉割，准备送呈朝廷。结果，幼童疼死、病死者竟达三百二十九人。后来，阮让又买了一批幼童，前后共计阉割一千八百九十四人，死亡率接近20％。如此集中而大量的死亡显然同阉割手术失败或手术后的并发症有关。

中国古代的食人记录

天下无论是兴还是亡，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在中国历史上，即便是在盛世，一旦发生什么旱灾水灾，有点天灾人祸的时候，就有可能引发人吃人的事件。白居易的诗歌中“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一句，就是真实的写照。

盛世都如此，那到了国家战乱的时候，百姓的命就更不值钱了，更是可以随意践踏，任人采取。

唐僖宗中和三年，黄巢与秦宗权联军攻打陈州。史书上记载，当时“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

可见黄巢起义军吃人的方法有多残忍。每天要杀死数千人，而且还要将这些人活生生地磨碎，连着骨头和肉一起咽到肚里。作为一个吃人的行家，黄巢的这种吃人方法，不能不让人胆寒。

当时的百姓很苦，军队打仗围攻城池，粮草很快就吃完了，当草根和能吃的东西都吃完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用黏土做饼充饥，但饿死的人数还是很快增长。为了活命，军队便将百姓贩卖，像对待猪羊一样将那些无辜的百姓驱赶、屠杀，在当时的朝廷军和起义军混战时期，饿死冻死的人不计其数，活下来的人，身上的肉也早就已经被大片大片地割下来拿去卖了。当时市中卖人肉一斤值一百钱，狗肉一斤值五百钱。

在战争时期，用人肉充饥的事情时有发生。《旧五代史》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军阀刘守光围攻沧州的时候，“城中大饥，人相篡啖，析骸而爨，丸土而食，转死骨立者十之六七”。

城中饥荒，人们相互食用，到处都是白骨，当然，这些都是因为过分饥饿的无奈之举，但也有些人是刻意为之。例如东晋十六国时，前秦苻登领兵征战时，他把杀死的敌人叫做“熟食”，让自己的士兵吃这些敌人的肉，他还宣称：“你们早上杀敌，晚上就有肉吃，还怕挨饿吗，只有吃掉这些死人的肉，将来才能更加勇猛地战斗。”

隋末唐初，自称迦楼罗王的朱粲率领二十万部众在汉水、淮河附近杀伤抢夺，没攻破一个城池，便将全部的物资拿尽，如果有拿不完的就毁掉。而如果看到没有什么可以抢的，他就将妇女、儿童作为粮食，让士兵烹饪。他还说：“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但令他国有人，我何所虑。”

崇祯末年，河南和山东出现了蝗灾与旱灾。草根树皮吃干净之后，人吃人的现象也出现了，明朝笔记中记载了一个血淋淋的故事。

一位周姓青年，到河北献县一带的饭店里去吃饭。老板看了看厨房，说肉已经吃完了，要这位客人稍等片刻。

接着就让店小二拖出两位妇女到厨房去，先行做一个蹄髈出来，周姓青年只听得一声惨叫，到厨房一看，妇女的胳膊已经被剁了下来。这个年轻人觉得于心不忍，便将其余健全的女性买回家去做老婆。

当然，这只是一个笔记故事，真假不得而知，但也可以从中窥得当时的情景一二。纪晓岚的笔记体文字《菜人》中有一句话为：“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在乱世中，人的命运的确是要比猪狗还不如的。

宋朝人庄绰在《鸡肋编》里写道：“自靖康丙午岁（1126年），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不但把人肉的各种价格和不同年龄的人肉有着不同的名称都写了出来，还将人称之为“两脚羊”，意思是人不过就是两只脚的羊。可见，吃人在那个时代并不是特别罕见的事情。

生于恐怖的乱世，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皇亲贵族都是一种不幸。谁都有被同伴吃掉的可能。在饥荒年代，人的尊严和道德底线，都抵不过一顿饱饭的价值而在古代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那时的被害者是多么的麻木不仁，似乎被吃掉就是应该的。

朱元璋陪葬妃子的死法

古代有一项残忍野蛮的制度，即用活人殉葬。

秦汉以后，帝王陪葬不用活人，往往代之以木俑、陶俑。到明代，殉葬却又再次出现了，在《大明会典》中记载，朱元璋曾经有四十多个妃嫔“活活”殉葬其实，朱元璋用活人殉葬的做法早已执行过，早在他的次子秦王朱樉死后，朱元璋就命两名王妃殉葬。

1398年，朱元璋病死，以四十多名妃嫔殉葬，这些妃嫔当中，有不少还为朱元璋生育过子女。许多人的名字都可以一一考证：天俪、昭敬充妃胡氏、成穆贵妃孙氏等。对于被殉葬的妃嫔，狡猾的朝廷从精神上给予褒奖。明孝陵的殉葬妃嫔，都得到了在孝陵殿内设置的一个“龛”，供后人祭祀。

对于这些妃嫔的死法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吊死：殉葬时，由侍臣太监们将她们召集到一个庭院内一同去赴宴。宴毕，引进一殿堂。殿堂内事先放好一个一个小木床，殿梁上系好绳套。妃嫔们自知死期已到，哭声震响大殿。这些美丽的妃嫔颤巍巍地登上木床，有的甚至需要人搀扶才能爬上去。她们把头伸进绳套，太监、侍臣拉紧绳索，挪开木床，将她们一个个吊死，残忍至极。

另一种是往她们的血管里打入水银。水银打入体内不到一分钟，这些妃嫔们全都中毒死亡。但外人看起来，她们还是和活人一样，只不过是睡着了而已。

明成祖朱棣死时，殉葬的妃嫔也有三十多个。直到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明英宗临崩时说：“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嫔妃殉葬制度才就此废除。

虽然不用活人陪葬了，但奢华的陪葬品却是少不了的。在慈禧的陵墓里，仅是她棺材里光“填空”的珠宝就价值223万两白银，更不用说其他。慈禧的陵墓修建得富丽堂皇，规模虽然是与东太后慈安的一样，不过里面却是别有洞天，慈禧的陵墓装修费用和陪葬品的总价值高达数亿两白银，堪称大清朝之最。

李莲英写的《爱月轩笔记》中，详细记载了慈禧随葬品的种类、数量、位置以及价值等，看起来让人瞠目结舌。

慈禧的棺材里，底部铺的是厚七寸的金丝织宝珠锦褥，上面点缀无数，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镶有大小珍珠12604粒、宝石85块、白玉203块。锦褥之上铺着一层绣满荷花的丝褥，丝褥上铺珍珠2400粒。

慈禧的尸体上盖着一条织金陀罗尼经被，被面是用明黄缎捻金织成，上面织有陀罗尼经文2.5万字。不但如此，在这被面上还镶嵌有820颗珍珠。在遭盗墓后，这些珍珠全部被盗墓者取走，被子被弃于地上，1979年，人们再次进入慈禧陵墓后发现，原来在这条价值连城的被子被面里面，居然还有6000粒珍珠，颗颗都很值钱。

慈禧身上的穿戴也是毫不含糊，她头上戴的凤冠，镶嵌着一颗重四两的珍珠宝石，像鸡蛋一样大，大概价值白银一千多万两。慈禧口中所含的夜明珠更是值钱，据传闻，一到夜间，这颗夜明珠发出的光芒能照射百步，十分罕见。

慈禧脖子上带的三挂朝珠，两挂是珍珠的，一挂为红宝石的，都是绝世罕见的好宝物，还有她身上穿的金丝礼服、绣花串珠褂，手执玉莲花一枝。陵墓里摆放的佛像都是玉石和金子打造，当陵墓和棺材都摆放好之后，人们发现还有空隙便直接将珠宝倒了进去，填补空余的地方，这些大概就价值223万两白银。

虽然慈禧并没有要活人为她陪葬，但她这些陪葬品，无一不是剥削活人所得来的，所以说，古代帝王、达官贵人的陪葬制度，其实都是在剥削劳苦大众的血汗。

中国古代人命价值几何

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十八日的上午，咸丰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和福建布政司张集馨谈起了福建械斗的事情，咸丰问：“械斗是何情形？”

张集馨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咸丰问：“地方官不往弹压吗？”

张集馨答：“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队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咸丰问：“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集馨答：“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咸丰问：“命价每名若干？”

张集馨答：“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人命就这样被明码标价，张集馨所说的价钱换算到今日的价格，也就不过两千块人民币。而明朝还不是将人命标价的首创者，用钱物赎罪甚至赎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赎刑”的说法。

在金国就有规定：“杀人偿马牛三十。”而在汉朝，如果犯了罪，买爵三十级就可以免去死罪。不过最完整的命价等级资料，是西藏噶玛丹迥旺布当政时期和五世达赖时期制订出来的。人命在这里被划分为了三六九等，从无价到草绳各不等。

上上等：藏王等最高统治者，无价或者与身体等量的黄金。

上中等：善知识、轨范师、寺院管家、高级官员命价三百至四百两。

上下等：中级官员、僧侣命价二百两。

中上等：一般官员、侍寝小吏、官员之办事小吏，命价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两。

中中等：中级公务员，命价五十至七十两。

中下等：平民，命价三十至四十两。

下上等：无主独身者、政府的勤杂人员，命价三十两。

下中等：纳税的铁匠、屠夫、乞丐，命价二十两。

下下等：妇女、流浪汉、乞丐，命价草绳一根。

这套完整的命价规定了不同阶级的人有着不同的价格，在后来的民国时期，人命不但有了价格，还有了一套专业的术语，蔡少卿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写到了那时的土匪绑架人后，如何用钱换命的：

如果土匪绑架的是一名富家女子，就叫做“请观音”；如果是男子，就是“拉肥猪”如果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子，便称之为“抱童子”。除了名堂有所讲究之外，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也都有限制。如果绑架的是未婚女子，要求在天黑之前回去的，则是所谓的“快票”，便要当天付款，如果现金不够，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以抵偿。

土匪勒赎票价的高低在于被绑架者家庭的状况，如果家庭殷实，那么多是现金，如果家境一般，则多是物品。总之就是要用物来交换人命，也可以称为是买命。土匪掌握了人质的性命，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当时实际的社会状况来换取金银。

在平民普遍贫穷的时候，绑架就会逐渐变得无利可图，这时的人命也就不那么值钱了，绑匪则会降低标准。但如果是在物质丰腴的时代，绑匪则会开出高价，可见，人命应该如何计价，也是要参考多方面的因素的。

十三次规模巨大的人口大灭杀

中国古代每逢改朝换代，总会伴随着残酷至极的大屠杀，在一片血流成河后，迎来一个崭新的国家，这种大规模的屠杀通常都是战争造成的。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大屠杀，计入史册的大概有十三次。

一、秦末农民起义战争

秦朝的统治十分严苛，秦始皇本人就十分残暴，在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一颗陨石落下，有人在上面刻上了“始皇死，土地分”六个大字，秦始皇大为震怒，他下令将陨石坠落所在地附近方圆几十里的居民都杀害了。

而后始皇驾崩，秦二世更加昏庸无道，农民无法生存，便纷纷举起起义大旗从公元前205年到公元前195年西汉建国初，大概十年左右，秦朝的人口消减了70％。人口的锐减，尤其是青壮年的男劳力更是少之又少，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有所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人口的这次大规模锐减都是由于战争造成的。

二、汉武帝讨伐匈奴发起战争

汉武帝文治武功，将汉朝推向了鼎盛时期，但他同时也好大喜功，几次讨伐匈奴，令海内虚耗，人口锐减，大约一半的汉朝人口死亡。

三、西汉末年的连年混战

西汉末年战争不断，到东汉初的时候，人口损失惨重，在战争前，西汉大约有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人，但到了东汉初期，人口只剩下了二千一百万人，损失了大约有65％。

四、三国时期

汉朝末年，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人口迅速由五千零七万锐减到了一百四十万，大部分都是死于战争，还有部分是死于贫困和饥饿，经过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到公元221年的时候，人口已经不足九十万，有诗歌对那一时期的场景进行了描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

经历了三国大动荡后活下来的人，不足原来人口的百分之一，这次人口大灭杀是最为惨烈的，一直到了公元265年，人口才逐渐恢复到了七百六十七万。

五、西晋八王之乱

公元291年之后，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长沙王乂、东海王越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击打杀，战乱历时十六年之久，死亡人数高达数十万，许多城镇被毁，还造成了瘟疫和蝗灾，令“流尸满河，白骨蔽野”。

六、南北朝混战

南北朝时期，君主大多不思朝政，只想自己淫乐，而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加大苛捐杂税，令民不聊生。后赵的皇帝石虎为了大兴土木，不断征集劳力，还压迫百姓，令许多百姓不得不自缢来逃脱苛捐杂税。而当前燕进围邺城时，后赵的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当做食物煮着吃掉了。

连年混战，还有不断的杀戮，令人口锐减，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原人口的1％～2％。

七、隋朝时期征讨役民

隋炀帝为了满足骄奢淫逸的生活，征集大量劳力为他修建宫殿，还进攻高丽，死伤无数，人口当时损失率为73％。

八、安史之乱

安禄山发动的政变令唐朝由盛转衰，长达八年的江山争夺战，使得黄河流域人烟断绝，白骨累累，人口由五千二百九十二万变成了一千六百九十九万。

九、唐朝末年农民起义

以黄巾军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军大开杀戒，当时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加之不断的混战也令全国人口损失惨重。

十、两宋与金、元之战

在宋朝和金元两朝的战争中，人口损失率高达91％。蒙古大军对汉族平民的屠杀，都被作为世界纪录，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十一、明末混战

明末清初是个十分混乱的时代，国内混战五十四年，明朝末年全国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的时候就仅剩了一千四百万人，都死于战役或者动乱之中。清军入关后，为了让汉人臣服，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政策。皇太极在破锦州的时候，大肆屠杀，城中堆积的尸体就有十三万之多。

十二、白莲教起义

乾隆时期，民间的白莲教起义，与朝廷对抗九年，双方相互残杀，损失人口达一个亿之多，清朝也正是从此后走向衰落。

十三、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后，洪秀全领导的起义军与曾国藩的湘军相对抗，十几年的时间内，人口锐减过半，太平天国爆发前期，中国的人口为四亿三千万。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人口只剩下两亿三千万人。

这些大规模的人口灭杀是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难以磨灭的疤痕，封建王朝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人口锐减中逐渐走向衰亡的。

汉武帝杀死太子自灭三族之谜

汉武大帝，文治武功为后世颂扬，雄才大略为万人敬仰。然则晚年竟迷恋方术，掀起巫蛊之祸殃及无辜，怒然兴兵追杀太子，自灭三族，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从历史的迷雾中抽丝剥茧，各种亦幻亦真的答案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太子刘据性情温和，汉武帝心存芥蒂

汉武帝二十九岁才喜获一子，取名刘据，对其宠爱有加。刘据长大后，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性格引起了汉武帝的不满。汉武帝在刘据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特意为刘据建造“博望苑”，希望他能广结良朋，增长才识，为将来治国打下基础。汉武帝万万没有想到，刘据在众多与他持不同政见之人的影响下，渐渐对他的治国方略产生了质疑。

汉武帝晚年用法严苛，委任了很多酷吏。国家法律在这些酷吏的操纵之下以酷烈为第一诉求，网络严密，动辄株连。汉武帝更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加强专制统治。

太子刘据的宽厚博爱与汉武帝晚年的严苛统治显得格格不入。刘据常常为无辜受株连的大臣和百姓平反，虽得到了人心，却被酷吏们忌恨，更重要的是他的举动与汉武帝的用人政策相悖。刘据还经常劝谏父皇减少征伐四夷、劳民伤财的军事行动，以至于皇后卫子夫不得不劝刘据，要学会揣摩皇帝的心思，不可任意妄为。品行刚正、年轻气盛的刘据，哪知道此中深意？仍旧我行我素，令汉武帝大失所望，萌生了改立太子的心思。

二、幼子弗陵出世，深得汉武帝欢心

在太子刘据被巫蛊之祸牵连的三年前，汉武帝的小儿子刘弗陵出世。其母钩弋夫人怀胎十四个月才将其生下，汉武帝将刘弗陵比之于“尧”，更将钩弋夫人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

对此命名，司马光曾评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太子刘据已令汉武帝失望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而此时又眼见小儿子出世更使汉武帝下定决心，放弃刘据。

三、晚年昏庸信巫蛊，执迷不悟信佞臣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晚年深深迷上了巫蛊方术，欲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延续其帝王霸业。殊不知长生不成，反给佞臣江充制造了机会，断送了子孙性命。

征和二年某日，汉武帝突发噩梦，梦见众多木头人拿着棍棒对自己穷追猛打惊醒之后便重病缠身。病中的汉武帝坚信这是有人行使巫术造成的，于是派亲信大臣江充大肆搜捕。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在谗言密报赵国太子刘丹之后不久，就被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在执行公务期间与太子刘据结下宿怨，心中不忿，伺机报复。而汉武帝彻查巫术事件的命令，正是报复刘据的天赐良机。于是乎，江充在京城展开了大肆搜捕，在送走了众多冤死的亡魂之后，将矛头直指太子刘据。在得到汉武帝下诏搜查禁宫之后，江充不辱使命地向汉武帝汇报了调查结果：在太子宫中找到的偶人最多，而且还发现了帛书，上面尽是对皇帝大逆不道之言。

汉武帝本就对太子心存芥蒂，加之太子听闻江充如此陷害自己，毅然起兵打算先发制人，不料此举刺激了汉武帝敏感的神经，一怒之下将之视为谋反叛乱，派兵绞杀，最终将自己的太子、孙子、侄子以及卫皇后等人逼上了凄凉黄泉路。

史上第一残虐帝王

北齐开国君主文宣帝高洋在称帝之前担任京畿大都督之职，在他担任都督之职时，愚钝憨厚，只知道埋头工作，就连妻子被哥哥调戏也是假装看不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能让他保得平安，他便什么也不管。但千万不要以为高洋是一个愚钝的蠢人，其实，这一切都只是高洋的计谋，他就是要用自己愚钝的外表蒙蔽所有的敌人，好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崭露头角。

一直到高洋的哥哥被杀死之后，高洋才开始办事认真，处理事情有条有理起来，原来他一开始是怕自己太过露出锋芒，遭到哥哥的妒杀，现在他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了。看到高洋把管辖内治理得井然有序，东魏帝元善便封他为大丞相，督全国的军队，还让他承袭了他哥哥的爵位，当上了齐王。

封王后的高洋一反常态，逐渐露出心机，四处网罗力量，组织自己的势力。最后，一直隐忍的高洋终于在累积了足够的实力后，逼得东魏帝元善禅位，然后他自立为帝，国号为齐，历史上称为北齐。当上了皇帝的高洋一改勤政爱民的脸孔，开始变得昏乱妄为，嗜酒成性，甚至时常大发兽性，让人无法理喻。

喝多了的高洋常脱光衣服，在地板上大叫大嚷，滚来爬去，一点也没有帝王的仪态。不但如此，他还常常披头散发地拿着刀去街上随便砍人，肆意杀戮。在夏天的时候，高洋一旦发癫便躺在滚烫的地上晒太阳，而在冬天的时候，他又脱得一丝不挂，在风雪中狂奔，他自己发狂还不算，也要随从效仿他，令左右的人苦不堪言。

常做荒唐的事情还不算，高洋还十分好色凶狠。有一次他喝醉后，便想强奸父亲的小妾尔朱氏，结果尔朱氏宁死不从，希望高洋不要乱伦，高洋便用刀捅进尔朱氏的下体，看到尔朱氏临死前痛苦地挣扎，他反而得意扬扬地大笑。

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样残暴，高洋的母亲劝说他，让他不要荒淫，岂料高洋听后勃然大怒，声称如果母亲再敢管他的事，就要把母亲嫁给胡人。当时的胡人粗鲁残忍，如果他们得到一个女子，便会兄弟几个日夜奸淫，后果可想而知。高洋对待自己的母亲都敢如此，他对其他女人就更不会留情了。

高洋看中了清河王高岳的一个姓薛的相好，强行带入宫中，封为妃子。薛妃很懂狐媚之术，让高洋倍感新鲜，对薛妃十分宠爱，之后薛妃又将自己的姐姐也介绍进宫，姐妹二人整日与高洋欢好，让高洋常常一连数日都无法下床。

但就是这样的宠妃，当高洋得知薛妃与高岳仍然藕断丝连的时候，他便当着高岳的面，将这两姐妹剁成了八块，然后将她们的尸体砍碎，将她们的血液掺入酒里，逼群臣喝下，还让乐师剔去薛妃大腿的筋肉，用白骨做成乐器。每次召开宴会的时候，高洋就让乐师弹奏乐曲，表示对薛妃的怀念。

高洋还有个丑恶的癖好，就是喜欢淫人妻女，他常去大臣家里，挑逗大臣们的妻女，面对反抗者便处死，如果奉承的人，就加官晋爵。崔进是三朝重臣，他的小妾李氏生得唇红齿白，颇有几分姿色。

崔进死后，高洋前去吊唁，看到李氏便当着治丧者的面调戏李氏，李氏不从极力反抗，劝高洋要尊重死者，不要太过无礼。遭到拒绝的高洋恼羞成怒，他命人将李氏杀死，然后还亲手割下李氏的头颅，扔进阴沟。

高洋的皇后李氏有个姐姐是魏亲王元昂的妻子，高洋对她十分青睐，为了得到李氏，高洋找了个借口，把元昂召进宫，用乱箭射死。然后乘李氏设置灵堂的时候，高洋假意前去吊唁，却在灵堂之上，将李氏奸污了。

高洋的种种作为令朝廷百官都不敢私藏美人，但凡有了美女都送往了后宫供高洋享受，高洋不但淫人妻女，还肆意侮辱民女，他常到民间，看到哪家有漂亮姑娘，便不由分说拉去奸污。百姓们是敢怒不敢言。

到了三十岁，高洋便已经因为纵欲过度而不能吃饭了，他每天只能靠喝酒度日，最终死于酒坛之中。历史上像高洋这样淫乱凶残的帝王十分少见。有人认为高洋是酒后才乱性，也有人认为高洋是被手中的权力冲昏了头脑，不管如何，北齐帝高洋，可算得上是历史上第一大残虐帝王。

一份葬送百万人命的奏折

清军入关后，南明在江南建立了一个弘光小朝廷，但却腐朽昏庸，人心思变，清军一鼓作气，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其一扫而尽。明朝覆灭后，清廷宣言“不杀人，不剃发，安民乐业”，所以，百姓们过了一段安稳日子。

但就在此时，明朝降臣孙之獬写下奏折，让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下达了“剃发令”。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进士。此人品德败坏，反复无常，在官场上一直没有混出个名堂。后来清军入关，他为了在新主子面前得个好印象，便第一时间当了叛徒，出卖了明朝廷，成了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清朝也没有亏待他，赏赐了他一个礼部侍郎的官当。

为了继续向上爬，他当下自己给自己剃了个秃脑门，还穿上了满人的服装，不想在朝堂之上，受到了汉人的鄙视和满人的耻笑。为了一雪前耻，他便写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

在奏折中，他有几句话很是打中要害：“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激将法很是管用，多尔衮决定强迫剃发，于是，孙之獬的撺掇令中原大地上掀起了一股血雨腥风。

强迫剃发，相当于精神上的“阉割”，使得当时原本有了降服之心的民众，再次被激起了反抗之心。1645年，清廷再次传谕：“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剃发归顺。”剃发成了命令。

但江南汉族人民对此强烈反抗，为了镇压，清军动用武力，一时之间，江南各地处处都是血流成河。在攻入江阴城后，城内男女老少，争相赴水、投火、自刎、上吊自杀，将抵抗进行到底，而清军也是毫不含糊，他们连杀两日，直到找不到活人才封刀。

昆山地区本来人心平定，但剃发令一下，民众便争相反抗，先是杀掉清军的地方官，后又烧掉了府衙，清军派人镇压，屠城三日，城里的百姓死状凄惨，有倚门、卧床、投阁、扳槛、反缚、攒捆、压木柱、斩首、斫颈、裂肩、断腰、剜肠、陷胸、肢解、才磔……

再讲嘉定。1645年7月底，清军五千多人向嘉定挺进，一路上奸淫杀烧，无恶不作。清军用炮火攻开了嘉定的城门，城里的民众无法逃生，便纷纷投河而死，一时之间，河水都不流通了。

当时的江南，完全是一幅人间地狱图，处处白骨累累，焦土横尸，惨不忍睹有亲身经历的一名叫做朱子素的人在《嘉定屠城略》中写道：“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

清军在这几次大肆的屠杀后，江南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归顺了，纷纷剃发自称大清顺民。在血海肉山的杀戮淫威下，反抗的气焰终于被压了下去。但汉民对清朝的真面目也认清了。

当时在江南传教的一个外国传教士感慨道：“辫发胡服之新制，大招汉人之反感，彼等对于满洲政府，群起反抗。汉人以为，受此强制，辫发胡服，较诸处于任何异族之徼号为耻辱。先前为保头颅而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因为保其发服而奋起如虎。如当时江南诸王（指南明诸王）能一致奋起不生内讧，则满人能否统一中国，尚属疑问。”

强迫剃发，虽然令服饰打扮得到了统一，但在另一层面上，却是严重阻碍了清朝的统一进程。孙之獬为了贪图富贵，令同胞百姓遭到如此重创，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本人也并没有什么好报。三年之后，孙之獬因为收受贿赂，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他在路上遇到山东谢迁等人起义，他一家老小被斩杀精光，而他本人则是被五花大绑十多天，受尽了折磨，起义军们在他头上戮满细洞，用猪毛重新给他“植发”，最后将他肢解碎割。后人在笔记中对他的评价是：“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

第十二篇

残酷刑罚

车裂并非是五马分尸

车裂，一种惨绝人寰的酷刑，人人听之胆寒，闻之色变。战国中期的政治家商鞅，因为推行改革变法，侵害到旧贵族的地位和利益，引起他们的愤恨，在秦孝公死后，受诬陷而被以“车裂之刑杀之”。

古人总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容受到残害或割裂，许多人一旦获罪，常苦苦哀求“赏个全尸”，而杀人者一个“赏他个全尸”的许诺，已是极大的恩惠。但这“五马分尸”，不仅让人“身首异处”，连四肢都各在一方，难怪一些罪犯想起这一刑名，都会不寒而栗，因为这种酷刑不仅让死者在最后一刻肉体异常痛苦，精神也备受煎熬。一般情况下，它专用于谋反、篡位等大逆不道的人。

人们普遍认为，车裂就是五马分尸，即把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套上马匹，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拉，这样把人的身体硬生生撕裂为五块，所以名为车裂。

然而，历代《刑法志》与有关史籍都有关于车裂的记载，但未见“五马分尸”之刑，车裂究竟是不是“五马分尸”？我们可以从古籍中寻找答案。

汉朝许慎《说文解字》中有“辗，车裂人也”、“斩法，车裂也”等说法，将车裂、斩、辗相提并论，赋予相同的意义，即以锐利的兵器断人肢体。先秦时，各国对公开处死的罪犯或敌人，无论用刀戈砍杀，还是弓箭射杀，最后都将肢解尸体高悬示众。可见，车裂指用刀斧肢解敌人或罪犯的尸体，并非将人活活撕裂。

而且，古人行刑到示众这一过程，其顺序是先枭首后分尸，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尽得（缪）毒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可见，车裂时的尸体已是无头之尸，无法用五匹马来分解了。

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说“车裂”是用利器砍断人的身体，那为什么又用一个“车”字呢？

专家分析，车裂中的“车”字并非指车子，而是某些古体字在字形变化中产生讹误而成为“车”字。不论是用于劳动的斩具，还是用于杀敌的斩具，都不会是车，因此在文字学上“斩”字的结构是无法解释的，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字体由古、籀向小篆、隶体变化过程中发生讹误造成的。总之，车裂的“车”，决非马车之意，所谓“车裂”与“五马分尸”毫无关系。

那么，“五马分尸”又从何而来呢？

原来，自汉景帝改革刑法后，景帝以前一些死刑的真相慢慢使人淡忘，最终失传。一些古书几经后人篡改，如《南燕录》中有“车裂嵩于东门之外”一句在《太平御览》中已被改为“五车裂之”，中华书局的影印本中又成了“以五车裂之”，读者以今视古，难免产生种种误解。此外，民间文学、古典小说对这一刑罚的描绘，起了直接传播作用，如《东周列国志》说商鞅被“五牛分尸”，这是“五马分尸”俗话说的近源。在近代，“五马说”已广为流传，以至于洪秀全将“五马分尸”刑当做太平天国正式刑名颁于天下，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独一无二的。

无论是“车裂”还是“五马分尸”，都直接指向了鲜血淋漓的屠杀场景，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的残酷性。

从腰斩透视古代刑法的进程

古人发明的刑罚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围绕着“食”这个字来展开的，例如一种名为“醢”的刑罚就是把人剁成肉酱，而所谓“脯”是把人做成肉干，还有“炮刑”是把人绑到大火炉的金属外壳上烤成熟肉，“镬烹”是将人扔进锅里煮成肉羹。

这些刑罚保留了不少原始部落享受人肉的习俗，将烹食与刑罚结合在一起这种处罚的方式在殷商时期广泛使用，一直到了周朝之后，“砍斫”逐渐取代“烹饪”，才成为了刑罚的主要手段。周朝的“砍斫刑罚大概分为车裂、斩和杀三种，其中“斩”便是腰斩。可以说腰斩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还代表了中国历史的某种进步。

腰斩最初使用的工具是斧或钺，一直到铁器普及后，锋利的刀才成为了刑罚中的主要工具，但刀虽然锋芒，也要有技巧地使用才能不损坏，尤其是对于腰斩来说，刽子手如果不熟练，一刀不能砍断受刑人的身体，会遭到围观群众的笑话。

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腰斩的工具从斧头，到刀，然后到铡刀，铡刀使用起来十分顺手，不仅刃利背厚，不易磨损，而且对刽子手的要求较低，只要把人横着放入铡刀下，手起刀落，便可将人“手足异处”。

腰斩在行刑的时候，犯人必须要脱光衣服，让腰部裸露出来，然后趴到砧板上，这对犯人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上都是一种残酷的折磨。许多犯人在还没来得及行刑的时候便已经吓死过去了。

鲁迅在文章中写过：中国人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腰斩的发明可以看出古人已经能从心理上去驾驭囚犯，统治者使用腰斩的酷刑，就是要斩断反叛者的脊梁，教化出听话、顺从的顺民来。

腰斩之所以残酷，是因为人的主要器官都在上半身。犯人的腰被砍断后，还有意识，要过段时间才会断气，疼痛难忍，十分痛苦。所以为了减轻犯人的痛苦，犯人的家属一般会打点刽子手，让他行刑时从上面一点的部位动刀，这样可以死得快些。而如果有人与犯人有仇，想要借机故意折磨犯人，则让刽子手从下面一点的地方动刀，甚至还会将犯人的上半身放到桐油板上，让血流不出来，这样犯人会痛苦好几个时辰也无法断气。

许多要受腰斩的人在受刑前便忍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想到自己会经受如此残酷的刑罚，首先在心理上就已经受不了了。但有一个人却是例外，他就是楚汉相争时的韩信，他面对腰斩，居然能做到面无惧色，坦然应对。

当时的韩信因为触犯了军法，要受到腰斩处罚，与他一起受刑的人被斩之后，他毫无惧色，居然还仰面躺在砧板上直视铡刀，大喊道：“刘邦不是想夺得天下吗？为何要斩杀为他夺天下的壮士。”当时的监斩官夏侯婴听闻此言，被韩信的气魄所折服，当下便让刀下留人，事后将韩信推荐给了刘邦。

腰斩贯穿了整个封建王朝，一直到雍正年间才被废止。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腰斩判给了清代河南学政俞鸿图。俞鸿图督学闽中，那时的科举考试制度十分严格，严禁作弊，但没想到一次科举考试时，他的小妾与仆人勾结，收了别人的贿赂，要将考试材料泄露给那人。

小妾将考试材料贴在俞鸿图官服背后的补褂之上，当俞鸿图穿着进入考场之后，仆人则从背后偷偷取下，给了那名行贿之人，他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后来被人告发，雍正皇帝便下令将他腰斩，因为事先毫不知情，俞鸿图一直到了刑场才知道要被腰斩，他无法给刽子手银钱以求死得利索，只能忍受其故意缓缓下刀的痛苦。

这种惨烈的刑罚后来就连雍正也动了恻隐之心，下令废除。至此，从周朝开始，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腰斩在雍正时期才算终止。

惨烈的剥皮技法

剥皮作为残酷的刑罚，其残忍程度可以与凌迟相提并论了。但对于剥皮的起源，却是无法考究清楚，有人说是始于商纣，还有人说是始于三国末期吴王孙皓他是孙权的孙子，十分喜欢剥人皮，一次他的臣子孟绰因为欺瞒他，被他发现他一怒之下便将孟绰的整张面皮剥了下来。

后来吴国被灭，当晋军冲入后宫之中时，竟然搜出了数十张保存得完好无损的面皮。晋朝的太尉贾充问孙皓，为什么要剥掉人的面皮，他回答说：“有些人胁肩谄笑，一副嘴脸，厚而且韧，所以把它剥了下来以示儆惩。”

就算有过错，也无须剥人面皮这样狠毒，孙皓此举，真是丧心病狂，泯灭人性。不过，比起孙皓来，朱元璋在这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

这里所提到的“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队，将人肉当做普通食材，放入锅中烹炸煮食，能率领这样一个吃人上瘾的军队，自然得是一个残忍冷血的领袖朱元璋在消灭群雄定鼎金陵之后，为了树立威望，也为了肃清法纪，他选择用严酷刑罚整顿吏治。

当时贪污腐败盛行，为了严肃地处理腐败事项，朱元璋下了一条规矩，便是不论大小官吏，凡是受贿在六千两以上的，不但枭首示众，而且要把犯人全身的皮剥下来，再用稻草把人皮塞满，挂在廨署公堂两侧，以儆贪者。

由剥皮开始，明朝的刑罚开创了古代历代王朝刑罚的花样之最，手段之残忍种类之繁多令人毛骨悚然。朱元璋开创的剥皮刑罚，在明代一直延续了下去，其中的大宦官魏忠贤将其发扬光大。

一本明代的星相家笔记中，曾记录了魏忠贤凶残的剥皮手法：明熹宗时，这位星相家在北京云游，住到了曹老公庙，那里人员流杂，三教九流都有。其中一个酒桌上，有人历数了魏忠贤的几大罪状，同桌的其他人都吓得劝他赶紧闭嘴但那人却毫不在乎地说：“阉虽霸道，但他能听到我在屋里说话吗，难道还要来剥我的皮吗？”没想到半夜居然真的有锦衣卫把那人带去了东厂，将那人的衣服剥光，浑身涂满沥青油，边涂边用木槌敲打，不久整张人皮脱体。可见在明朝末期剥皮已经十分讲究技术和整体的艺术感。

明末的张献忠也是出名的嗜杀成性的魔头。他对于剥皮的经验更是丰富老到。他发明了一种剥皮术，行刑时从后脑勺一刀划下来到尾椎骨，左右一撕，一整张人皮就剥了下来。

张献忠还对剥皮有一番论调。他认为瘦弱的人只有骨头没有肉，筋细脂枯，剥皮最容易了，而肥胖的人，脂肪太多，难以将皮肉分离，如果能将这种人剥出整体的人皮而不破裂，那才是剥皮高手。

剥皮这项残忍的酷刑在统治者的眼中居然成为了一项带有艺术性的技术活，古代酷刑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宋朝六大虐囚酷刑

《水浒传》第七十二回，玉麒麟卢俊义遭管家李固陷害，被脊杖四十，刺配沙门岛。在途中遭到官差陷害，差点丢掉性命，如果不是家奴浪子燕青及时出手，卢俊义便会命丧黄泉。小说中的成分大多为虚构，但这里所提到的沙门岛却是真有其地。

所谓沙门岛，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蓬莱市长岛县。从五代到元朝，这个岛一直被当做监狱使用，犯人到这里，往往都是九死一生。侥幸活下来的，也是会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所以说这沙门岛就是人间炼狱，犯人到那里基本上也就是到了鬼门关。

在宋朝，沙门岛虽然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农业和渔业十分发达，但政府却并没有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农业，反而是致力于劳改事业。《宋史·刑法志》记载：“配隶重者沙门岛寨，其次岭表，其次三千里至邻州。”意思就是根据罪犯的不同犯罪程度来安放他们，犯的罪比较轻，就送到离家不远的劳改所去劳改；如果犯的罪稍微重些，那就送到远一些的劳改所；但当犯下死罪时，便会送到这沙门岛来受罚。

在宋朝，劳改所不叫劳改所，叫牢城营。这在《水浒传》中也有体现，当年武松从山东东平发配河南孟州，就是被安置进孟州牢城营的。这所谓的牢城营就和现代的监狱构造差不多，将犯人限制在四面高墙里进行强制劳动，当刑满后便会释放，如果谁想半道开溜，那狱卒们便会放箭，将逃跑的犯人乱箭射死。

在沙门岛也有这样一个“牢城营”，名叫“沙门寨”。沙门寨的寨主，也就是所谓的监狱长，十分喜欢虐待犯人。根据《宋史·马默传》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沙门寨的寨主李庆是一个典型的暴虐狂徒，他每日的乐趣就是虐杀犯人，在他当政的两年多时间里，前后一共杀害了七百多名犯人，基本上一天杀一个。可见此人有多么凶残。

杀人还不算最狠毒的，最恶毒的要算他制订的刑罚，沙门岛的狱卒们最是精通变相地折磨犯人，自李庆以下，有着兵马监押、节级、小牢子等职员，他们每日的工作就是绞尽脑汁想如何变着花样地折磨犯人。《宋史·刑法志》和《容斋四笔》记载了当时监狱管理人员虐待囚犯的一些手法，十分残忍，不忍回想。

一、长期拘锁

古代的犯人多用枷锁来控制其行动能力，但这枷锁又沉又大，通常按照规定上枷锁是有时间限制的，但沙门岛的狱卒常常会让犯人长年累月地带着沉重的枷锁，不但要干繁重的体力活，就连平时睡觉吃饭都不能取下。时间长了，犯人颈骨会变形，腕骨会折断，有的铁链子会长到犯人的肉里，痛苦不堪。

二、不给吃喝

根据《宋刑统》规定，监狱方“应给饭食而不给者，杖六十”，如果狱卒克扣了犯人的伙食，便要被打六十大板。但到了沙门岛，这个人性化的倡导却被遗忘在这里的犯人如果惹恼了狱卒，便会被拒绝供应饭食，直到饿死为止。

三、喂犯人吃锯末

这是一种十分缺德的刑罚，将锯末和水混合在一起，强行给犯人灌到肚子里锯末难以消化，犯人便会腹胀，疼痛难忍，最后惨死。

四、石布袋

给麻袋里装满石块，然后用麻袋打犯人，这样被打死的犯人表面上看不出任何伤痕，全部是内伤，狱卒常用这招对付不听话的犯人。

五、喂泥鳅

所谓的泥鳅，其实就是将一个很细小的鱼钩放进小鱼的肚子里，让犯人生吞下去，当鱼被消化后，鱼钩是钢铁制成，无法消化，便会钩破肠胃，造成大出血而死。

六、钉入钢针

这是最为丧失人性的刑罚。对要被施行的人进行肩膀按摩，让其肌肉放松进而将整根粗大的钢针扎进犯人的肩井穴，直到没入肉体内，无法看出为止。这会让犯人疼痛难忍，胳膊难以抬高，但狱卒还会要求其做剧烈的劳作活动，如果犯人无法进行劳作，便名正言顺地对其进行惩罚和殴打。

沙门岛地小人多，监狱里的犯人总是人满为患，为了减少负担，这也更使得朝廷对沙门岛的虐囚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不问了。

这六种刑罚，在宋朝的沙门岛一度很流行，后来还多被后世学习引用，明朝的大特务机构东厂之所以研发出那么多的酷刑，不能不说是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

裹脚布的漫长历史

众人似乎都认为女人缠足的历史由来已久，是伴随着封建王朝的一种文化，是从古时候代代流传下来的一种畸形文化。但当考古学家挖掘开一千多年前的古墓时，竟然诧异地发现，一千多年前的女尸脚骨并不弯曲，是天足。一时之间，漫长的裹脚历史失去了边际。到底裹脚的历史应该从哪里开始算起呢？

元末明初的文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写道，南唐后主李煜在唐人对“弓鞋”痴迷的审美基础上，又独具匠心地将弓鞋用长长的布帛缠起来，代替袜子，还让他的妃子亲身试验，满足他的变态审美欲望。也就是从那之后，开创了女子缠足之法。

但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缠足是起源于唐朝。那时的波斯人舞蹈中有过缠足跳舞的惊艳表演，所以大唐的男人们便受到熏染，让女人开始缠足。不论大唐还是南唐，时间相聚不算远，姑且可以认为是同一时代。

缠足成为一种风尚，然后又流传了这么多年，在男人们高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时候，他们又称赞女人的小脚如何地销魂。在不少文学作品中都提到过小脚，“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三寸金莲”、“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摩抚”。

林语堂在他的文章《中国人缠足》中写道：“观看一个小脚女人走路，就像在看一个走钢丝绳的演员，使你每时每刻都在被她揪着心。”

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着林语堂这样的观点，古人将女人的小脚形容为“两轮弯月”。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甚至都是小脚的，“玉环穿绣扣，金莲足下深”。在明朝，男人们择偶的标准之一就是女人的脚一定要够小。明清时代，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对女人的小脚进行过描述。例如清朝有个叫方绚的，自称“评花御史”，又称“香莲博士”。他就对古代女子缠足有着多方面的研究，他认为女子缠足能够给文人充满丰富联想的意会和封建历史积累的“审美欣赏”、“审美感受”及“审美要求”。可见在古代，女人缠脚，其实就是为了满足男人们的视觉享受而已。

古代男子对女人的小脚按照品相高下，还做了细致的分类，例如有“四照莲”，这种小脚便是在三四寸之间，端正无比，瘦削可人；“锦边莲”，是四寸到五寸之间的苗条小脚；“钗头莲”，即瘦削而更修长的小脚；“单叶莲”便是类似于树叶一样瘦长弯弯的小脚；“佛头莲”，即类似于佛头挽髻形状般的小脚。

关于小脚的称谓还有许多。古代男人们对于小脚的痴迷程度，令许多女性们为了造就这两朵金莲而饱受痛苦。她们为了缠足，往往在还未成年之时就要用白绫将自己的脚层层包裹，那个过程漫长而又痛苦。等到她们成年后，再放开白绫那时她们的脚已经因为长期的禁锢而变形。

曾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英国传教士阿绮波德·立德（也作立德夫人）用文字记录下了这一过程：“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根竹竿帮助女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唯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环。中国女孩在束脚的过程中简直是九死一生。”

小脚虽然让男人们欣赏，却失去了基本功能。三四寸的小脚，站都站不稳更不用提走路了，而男人们却认为这是一种美的象征。两朵金莲像一个咒语，诅咒了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妇女，一生都活在痛苦之中。

令人发指的“剖腹观胎”

“剖腹观胎”是古代一种酷刑，指用刀割开孕妇的肚子来查看胎儿是男是女的行为，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最初关于这种刑罚的记录是在商朝纣王时期。

纣王子辛，帝乙的少子，又称帝纣，从小便聪明非凡，武力超群，深得帝乙的喜爱。但纣王继位后，便开始骄奢淫逸，尤其是宠信美女妲己，听信其谗言偏用奸臣，对无辜劝诫者用酷刑对待，导致百姓离心，最终在牧野败于周武王于宫殿内自焚而死。

商纣王宠爱美色，好酒淫乐，他与宠姬妲己在一起厮混，妲己称赞的他便称赞，妲己不满的他便憎恶。为了能够和妲己享乐，商纣王大兴土木，修建无数个豪华的行宫和别馆。白天他和妲己在车上欢娱，夜里便在行宫醉生梦死。

一日，正值冬季，十分寒冷，纣王在车上看到有几个人要过河，其中几个老人挽着裤腿在冰冷的河水中向对岸走去，而旁边的几个青年人反倒是畏畏缩缩，不敢下水。纣王十分奇怪地问妲己道：“为什么老人家不怕寒冷，反倒是那几个青年后生不敢下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妲己回答道：“人一生下来，便得到父母的精血，这才是孕育他们成人的关键之所在，有的父母在身强力壮的时候便生下孩子，那时的孩子气脉充足，髓满其胫，就算到了晚年，也十分健康。但有的父母是在人老衰弱后才得子，那时的孩子便是气脉衰微，髓不满胫，受不得寒冷。”

纣王不信，妲己便献计让人把那几个过河的人捉过来，砍断他们的双腿，看看胫骨便可知道了，纣王果然命令下人将那几个渡河的人捉来，砍去双腿，一看果然是老年人的腿骨里髓满，而那些年轻人的腿骨里却是空的。

纣王更加宠爱妲己，认为妲己料事如神，恃宠而骄的妲己接着说自己不但能判别老幼的强壮，还能知道孕妇肚中的胎儿是男是女。纣王顿时来了兴趣，他召集了几个孕妇，让妲己一一指认，妲己分别说出了孕妇肚中的胎儿性别后，纣王便让人将这些孕妇的肚子剖开，以观察妲己说得正确与否，结果一看全都正确。

纣王忙问妲己这其中的门道，妲己告诉他，其实这也和父母的精血有关系，男女交欢时，如果是男精先至女血后临，属于阴包阳，因此会生男；如果女血先至男精后临，就属于阳包阴，生下的孩子必为女。

只不过是为了判断孕妇腹中的胎儿性别，就残忍地剖开孕妇的肚子来验证，导致一尸两命，纣王如此不把看重人命，这也是他最后亡国，被周所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之后的朝代发展中，也有类似于商纣式的暴君。

在南朝刘宋时期，有一个皇帝叫刘昱，此人与纣王比起来不相上下，他暴戾恣睢，杀人成性，最大的乐趣就是研发种种酷刑，杀人取乐，如果哪天不杀人，他就会觉得难以入睡。据传他每次出门，随从身上都要带着必备的杀人工具，例如刀、枪、钳、凿、锯等，随时准备着等刘昱下令。

一日，刘昱外出游玩，他的辇车在街道上横行，人们纷纷躲避，一个孕妇因为身体不便，躲闪得稍微迟缓了些，被刘昱看到，便命手下将那名孕妇带到面前。

“见到皇帝不躲闪，我倒要看看你这肚子里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妖孽。”刘昱将那名吓傻的孕妇捆绑起来，随后命人把孕妇的肚子剖开后，他拎出一个血淋淋的胎儿，看了一阵，说：“果然是个妖孽。”孕妇气绝身亡，婴孩也没有了呼吸，这时，他才满意地驾着车队离去了。

剖腹观胎这种野蛮、惨无人道的行径令纣王、刘昱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古代的死刑复核

由于死刑的严厉性和它的不可挽回性，凡属法制文明的国度，对死刑的适用都极为慎重。在现今中国，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于是很多人都误以为死刑复核制度是近代才出现的新事物。

其实，我国古代时就已经有了很严肃的死刑复核制度。人命关天，古代杀人并非像影视剧里那样随随便便就问斩了，电视剧里的好多情节其实并不真实。比如《神探狄仁杰Ⅱ》江州案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情节：狄公奉命致仕江州，江州薛府恶奴杜二在五平县衙门口活活打死告状的锦娘之父吴四，狄公甚是愤怒，于是下令当场处死了这个为非作歹的恶奴。而在真实的历史上，狄仁杰并没有当场处死恶奴杜二的权力。杀死一个人也并没有这么简单，也要经过死刑复核，并且还是皇帝亲自复核。

古代死刑复核制度包括死刑复核和死刑复奏。死刑复核是指对于拟定的死刑案件，先由国家有关部门复查，然后在最终定判之前报请皇帝裁定。死刑复奏则是指对已判定死刑的案件，在行刑之前必须再次奏请皇帝进行核准。

至少从汉朝开始，死刑判决都要经过皇帝的批准才可执行，即所谓“报囚”三国时期魏明帝曾规定：除谋反、杀人罪外，其余死刑案件必须上奏皇帝。南朝宋武帝诏令：“其罪应重辟者，皆如旧先须上报，有司严加听察，犯者以杀人论。”北朝北魏太武帝时也明确规定，各地死刑案件一律上报，由皇帝亲自过问必须无疑问和无冤屈时才可执行。死刑复奏制度的确立，加强了皇帝对司法审判的控制，体现了传统的“慎刑”精神。

隋朝时，对待死刑更为慎重。《隋书·刑法志》载：“开皇十五制：死罪者三奏而后决。”即通过三次奏请皇帝才能决定是否最终处以死刑，也称“三复奏”。

后来，唐太宗为了避免错杀人，又将行刑前的“三复奏”更改为“五复奏”即处死犯人前一天要向皇帝复奏两次，处决当天还要复奏三次。但是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地方离京城远近不一，都实施五复奏不太现实，所以唐太宗只好规定地方适用三复奏，京师实行五复奏。《唐六典·刑部》记载，对即将处死的人，执行死刑前一天复奏两次，执行死刑当日还要复奏一次，尽量避免错杀无辜。如果执行官员不复奏皇帝就擅自行刑，将会受到刑事处罚。但是对于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罪人，如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夫之父母以上的人，以及杀死主人的贱民、奴婢，则只要实行一复奏后，就可用死刑。由于唐朝的死刑复核制度十分完善，所以后来一直为历朝历代沿用。

明清时凡死刑囚犯应经皇帝“勾决”后，再由刑部发文至罪犯关押场所，当地应在文书到达三天之内执行。明清时期的死刑，分为立决和秋后决两种形式，即立即执行和秋后执行。清律称前者为“斩立决”、“绞立决”，后者为“斩监候”、“绞监候”。对于谋反、大逆、谋叛及杀人等性质特别严重的死刑犯实行立决，一般的死刑犯则秋后问斩。

死立决和秋后问斩都要经过皇帝的审核批准。对于死立决的案件，一般要先经过刑部审定，都察院参核，再送大理寺审允，最后由三法司会奏请皇帝最后核准。对于秋后问斩的死刑案件，明朝实行朝审制度。朝审是天顺二年下诏，天顺三年开始实行的，并且从此“永为定例”，“每岁霜降后”实行，“历朝遵行”。

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实行秋审和朝审两种复核制度，凡斩监候和绞监候的案件，都要经过秋审和朝审。秋审为审核地方各省所判的监候案件，朝审是审核刑部所判的监候案件。

由此可见，古代杀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轻率，人死不能复生，在古代我国已经有了死刑复核制度，并且已经相对完善。

第十三篇

秘闻轶事

曹操的爱妃

曹操喜爱美女这是尽人皆知的秘密，在他的生活中，玩弄女人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在不少史书还有演义小说里，曹操留给人的印象都是色魔般恐怖无情，他对女人犹如对政敌一般，充满了侵占欲和摧残欲。

虽然现如今文献丢失不全，遗留下来的资料不全面，从零星的文史材料中已经无法具体统计出曹操有过多少女人。不过单从史册上留名的人来看，曹操的夫人队伍是十分庞大的。

从《三国志·后妃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曹操有丁夫人、刘夫人、卞夫人三位夫人，从《武文世王公传》中，知道还有环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王昭仪、孙姬、李姬、周姬、刘姬、宋姬、赵姬等十数位夫人。这些人为曹操留有子嗣，所以被计入史册，而那些被曹操逢场作戏，玩弄过的当然还会另有其人。

曹操一生占有过的女人不计其数，他还想死后继续占有这些女子，不让她们自由。曹操在《遗令》中说：“吾婕妤伎人，皆著铜爵（雀）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穗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伎。”

婕妤是帝王妃嫔的称号。曹操是魏王，曹操的女人，除了王后之外，往下有五等：夫人、昭仪、婕妤、容华、美人。在曹操的遗书中将婕妤和伎人并称，表示婕妤以下，地位卑贱，和艺伎差不多。不过作为曹操的泄欲工具，这些女子无论地位高低，都是一样的用途，就是满足曹操的个人私欲。上文那段话的意思是说：我死后，我的婕妤与艺伎都住在铜雀台，铜雀台上要放一张八尺的床，挂上带穗的帐子，早晚要给她们吃干肉，干果之类，初一十五，她们要对着帐子唱歌跳舞。

曹操的遗书中虽然流露出了他对这些女人的眷恋，但这些眷恋却是极其自私的，自己死后，还让自己的女人每天孤单地住在铜雀台上，到了日期必须要为自己歌舞一番。活着，让她们侍奉自己，就算是死了，她们也必须要忠于自己、想着自己。这就是曹操对女人的态度，充满占有的自私欲。

所以，女人对于曹操来说不过是生活中的点缀品，曹操一生不断拈花惹草，《三国志·关羽传》中记载道：吕布的手下秦宜禄之妻生得非常漂亮，关羽对其十分仰慕，在曹操和刘备围攻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几次三番向曹操要求将这个女人赐予自己，曹操当时爽快地答应了，但攻下城池后，却是将这名女子占为己有令关羽十分不满。

还有在宛城的时候，曹操发现了张绣的婶娘（张济的遗孀）长得漂亮，便动了色心，将其纳入帐中，令张绣忍无可忍，最终降而复叛。霸占他人妻子的曹操也在这场战争中惨败，不但自己中箭受伤，还令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爱将典韦通通战死于沙场。

为了女人，曹操不惜得罪爱将，失去诚信，但这并不能说女人在曹操心目中就占有重要的地位，相反地，曹操虽然热衷于占有女人，但从内心深处却并不怜爱她们。根据《三国志·武帝纪》中，裴注引《曹瞒传》的一个故事就可以看出曹操对待女人的态度。

一天，曹操在他的一位爱妾那里午睡，曹操让爱妾过一小会儿就叫醒他，但爱妾看到曹操后来睡得很熟，便没有叫。待到曹操睡醒后，对此事勃然大怒，便将罪过归咎到了这名爱妾身上，命人活活将其打死。

故事的真假难辨，但也总归会有事实的几分影子，易中天在著作《品三国》中写道：“（曹操）生活上是比较随便。他吃不讲究，穿不讲究，长期在外行军打仗，对女人大约也只能将就，不能讲究。”

曹操对女人不过是出于生理上的需求而已，不能用现代一夫一妻的观念去苛求古人，尤其是古代帝王，更是如此。不论如何，曹操到底玩弄了多少女人，也是无法具体确定数量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曹操霸占他人妻女，抢夺他人心头之好，是很不道德的，也是很为人不齿的。

虽然自古帝王将帅多红颜相伴，但曹操在这方面还是遭到了后人的诟病，多情自古空遗恨，但无情更是遭人恨。

历史上丈夫最多的女人

探寻古今，皇帝要算是最舒服的职业了，不但能随意发号施令，享受“老子天下第一”的待遇，还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天下女人为他享用的权力。但在南北朝时期刘宋朝，有一个女人却也享受到了这种待遇，她就是孝武帝的女儿刘楚玉，称为山阴公主。

公元464年5月，山阴公主的弟弟刘子业继位，史称前废帝。刘子业荒淫无度在中国历史上的色狼皇帝中，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史无前例继往开来的一位。他不但从民间广泛选取美女，强行占有他爸爸的妃子，就连自己的亲戚都不放过。

他的姑母新蔡公主虽然早就嫁给了将军何迈，但刘子业却趁她进宫时，强行将她扣留在宫里，还派人送了一具中毒身亡的宫女尸体给何迈，称新蔡公主在宫内忽然感染疾病，暴毙身亡了。

何迈不能忍受这夺妻之恨，便密谋造反，可惜被刘子业得知，将其诛杀了，而新蔡公主也只得改姓谢，长期在宫中服侍自己的侄子。这样的乱伦事情，刘子业还做出过许多，只要是自己看中的，不论是否道德，他都不管。

在这一方面，山阴公主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刘子业的亲姐姐，山阴公主和弟弟感情很好，二人同吃同睡，俨然一副夫妻模样，而二人从来都毫不避讳。对这位貌美如花的姐姐，刘子业是言听计从，听话得很。有一次，山阴公主侍奉完刘子业后，便提出了要求：“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

意思是说，我们虽然男女有别，但都是一个父亲的孩子，为什么你能拥有这么多女人来供自己享用，而我就只能有一个丈夫，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刘子业认为公主说得有道理，便立刻着手，从民间挑选了三十名俊俏貌美的少年，送到了公主府，让公主享用。而山阴公主也是毫不客气地笑纳了，将这些男人通通纳为男宠，也就是后人俗称的“面首”。

公元5世纪，一个中国公主就这样挑战了权力与道德的极限，为自己光明正大地赢得了三十名男宠。虽然家中有了这三十几名年富力强的男宠，但山阴公主依然还是欲壑难填，她还是不满足，又将眼睛盯上了当时的美男子褚渊。

当时刘宋有两大美男子，一是山阴公主的丈夫何戢，另一位就是娶了南郡公主的褚渊。按辈分，褚渊应该算是山阴公主的姑父，长相俊美，仪表非凡，属于熟男、型男一类的，每次上朝散朝后，大臣们总是要目送着褚渊远去才肯逐渐离去。

这也就难怪山阴公主为何对褚渊垂涎欲滴了。她恳请刘子业让褚渊陪自己开心几天，但刘子业知道褚渊素来正直，品行端正，不敢明目张胆地答应这样的要求，只是让他奉旨去了趟公主府。

看到褚渊来了，山阴公主施展浑身解数，想要勾引他，但十几天时间，褚渊纹丝不动，丝毫不被公主所诱惑。公主最后气恼无比地质问他：“君须髯如戟，何无丈夫意？”

褚渊文质彬彬地回答道：“回虽不敏，何敢首为乱阶？”

山阴公主讥笑褚渊长得像个男人，做事却没有阳刚之气，而褚渊也反唇相讥，告诉公主违背伦理的事情他绝对不做。在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都毫无效果之后山阴公主只得将褚渊放出公主府。

但她也并没有放弃寻欢作乐的机会，有着皇帝弟弟撑腰，这位公主肆无忌惮但凡有看上的男人，便都诱骗进公主府，供她享乐。不过，这姐弟二人的快活日子却没过多久，不堪忍受刘子业凌辱的宫女侍卫奋起反抗，在一次举行仪式的空当，将刘子业的脑袋砍了下来，朝代更换新主。

而新皇帝登基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便是铲除旧党，作为刘子业的姐姐，山阴公主不能幸免，被列入诛杀名单。山阴公主命丧黄泉之时，大概也才是二十二三岁的样子。而作为公主的丈夫们，那些从民间选来的面首也要作为公主的陪床被同样灭口，为山阴公主殉葬。

唐朝女子总是“梦中怀孕”

五代王仁裕所撰《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了一个妇人出轨却赖梦境的故事“杨国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昼梦与国忠交因而有孕，后生男名朏。洎至国忠使归，其妻具述梦中之事。国忠曰：‘此盖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时人无不高笑也。”

根据《旧唐书·杨国忠传》记载，杨国忠的妻子裴氏是妓女出身，万种风情十分迷人。既然她能迷倒杨国忠，自然也能迷倒别的男人。杨国忠外出办事，裴氏寂寞难耐，与人勾搭，生下男婴。按说杨国忠应当是无法接受的，但当他听到妻子说是因为思念自己太甚，梦中与自己相会而产下孩子，居然说是他们夫妻感情太深的缘故。

能够轻易原谅妻子出轨，接受“梦中怀孕”这种说法，这除了顾及自己的名声之外，还说明唐朝时期，人们思想较为开放。杨国忠的私人生活也比较糜烂他对自己的妻子便也不那么严苛。

当然了，《开元天宝遗事》记录的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逸闻趣事，有很大一部分杜撰的成分，真实性不是很高。但唐朝女子“梦中怀孕”的事情，还是真实发生过的，在敦煌文献的《文明判集残卷》中就记载了一个“女子梦中怀孕”的故事。

这个故事据推断真实性十分高，因为从敦煌出土的《文明判集残卷》是唐朝初期法学家著述的案例集解，书中记述的十九个案例都是当时的拟判案例。这些故事后来还被日本使者带回日本，作为学习资料。

而“梦中怀孕”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妇女阿刘，早失夫聟，心求守志，情愿事姑。夫亡数年，遂生一子，款亡夫梦合，因即有娠，姑乃养以为孙，更无他虑。其兄将为耻辱，遂即私适张衡。已付聘财，剋时成纳。其妹确乎之志，贞固不移。兄遂以女代姑，赴时成礼。”

故事中的阿刘丈夫早逝，她寡居在家数年后，居然生下一个男婴。她自称是与亡夫梦中相会，故而怀孕。婆婆接受了这个孙子，但是丈夫的哥哥感到十分耻辱，将阿刘嫁于他人，却没想到阿刘誓死不从，其兄只好用自己的女儿替代。

这个故事曾用在日本的法典《养老令》的注释书《令集解》中。“梦中怀孕”是无稽之谈，如果说杨国忠的妻子以“梦中怀孕”为借口，被杨国忠否定，那么她还可以说是在杨国忠出差之前怀孕的。可是阿刘是个寡妇，她说“梦中怀孕”只能是与他人有染了。但是唐朝民风开放，即便是有女子偷欢与人有染，只要无人告发，官府便不会深究。

当然，唐朝也是提倡妇女要守妇道的，对于出轨的女子，一般被告发后，会被判处监禁一年半左右。至于后人时常听闻的“浸猪笼”等残酷刑法，是直到宋朝以后才逐渐兴起的。

女子偷欢，为了掩饰不忠之事，赖上梦境。做梦是天经地义，无人能管的事情。梦中发生了什么，自然无法追究。

风流诗仙的床笫情债

李白文采斐然，才华横溢，常说风流才子韵事多。在李白一生中，便有无数女子贯穿始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给后人留下无数遐想。那么，李白一生到底有过多少女人呢？这个数据并不好统计，但根据李白的铁杆粉丝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所记载的，李白一生之中，娶过四位妻子：“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

李白一开始娶许氏为妻，许氏为他生下一男一女后，离世。李白又娶了第二任妻子刘氏。第三任妻子并不知道姓名，但也为李白留下一个儿子。李白最后的一任妻子是宋氏。魏颢是李白忠实的粉丝，他曾踏着李白的足迹，走遍千山，寻访李白。他在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也就是李白54岁的时候，见过李白一面。所以，他的记录还是有足够的可信度，也就是说，在李白五十四岁之前，已经结过四次婚了。

李　白

正式的婚姻关系有四次，那么非婚姻关系的就更多了。众所周知，李白常常游走于名山大川，居无定所，所到之处，必然会有一些风流韵事。像李白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必然是许多女子仰慕的对象。不过，李白却鲜有诗词记录他的这些韵事，只是在一首《相逢行》中稍微提到过一些。

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

金鞭遥指点，玉勒近迟回。夹毂相借问，疑从天上来。

蹙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

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

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锦衾与罗帏，缠绵会有时。

春风正澹荡，暮雨来何迟。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

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当年失行乐，老去徒伤悲。

持此道密意，毋令旷佳期。

这首诗写得十分香艳，从诗句中可以看出一些李白的经历。“谒帝出银台”这是李白从皇宫出来后，遭遇的一场艳遇。遇到的这名女子是谁，李白并没有在诗文中坦露，但他写道：“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可见这名女子不但容貌美丽，更是身家富贵，能乘坐得起如此豪华的车辆。

本是香车美女，还有歌舞美酒，却忽然在笔锋一转后，哀怨地写道：“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看来这场艳遇是以伤离别告终，不然李白也不会如此哀伤，更不会在诗文的下半部分，充满遗憾地写“锦衾与罗帏，缠绵会有时”。

一次艳遇就此错过，李白遗憾，看到这首诗的后人恐怕更遗憾。这次艳遇错过了，但李白一生还有其他许多次的艳遇，虽然没有都记录进诗歌里，但其他很多文献中都有记录。再看这首诗，写得如此艳情，不像是写给良家女子，而且场面的豪华很像是交际场上的某种活动，这个女子很大程度上是妓女。

李白毫不隐晦他与一些妓女之间的情感。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他与妓女之间的暧昧情感就展露出来。李白到底与多少女子有过私情，没有具体的统计和记载但也正是如此，在一些边角毛料的史料中有过相关的提及，便让后人更多几分遐想。

“禁欲”明朝盛行色情文学

明朝将宋朝时期“格物”出来的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不过是给理学提出了一点不同的意见，就惹得朱棣龙颜大怒，不但颁布圣旨让烧毁朱季友的著作，还要棒打此人，声称这是为了“无误后人”。

朱棣这么一闹，理学在明朝的地位更加巩固，无人敢撼动了，从此就开创了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理学成了正经的学问，而其他的学说都成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异端邪说，一旦发现就要受到查禁。

不让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发展到人人都要学习理学。明朝的科举制度颁布的考试大纲，便都是从理学中抽取的题目，让大明朝的考生都来发奋学习理学，增强对理学的认识和了解。这一招无疑对民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犹如一根指挥棒，让所有的学子都受到理学的控制和影响。而理学最大的主张观点便是“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说，明朝是主张让人无欲无求的朝代。

但这种近乎严苛的荒唐要求几乎是做不到的，人想要做到没有欲望怎么可能呢？就在明朝各大学士们为此崇高目标努力的时候，民间却是不断涌现出了不同的色情文化，包括小说、绘画应有尽有。

最具情色特色的小说《金瓶梅》就是此时横空出世的，这部小说在情色的描写上，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除了这部伟大的作品之外，还有《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等一二十部情色作品，在明朝坊间十分流行。这些作品中不论文学价值几何，单就那些露骨大胆的“床上戏”描写，就足以让理学中所讲的“灭人欲”土崩瓦解。

为何在理学大行其道的时候，色情文学会不断流行？想要探清这件事情的缘由就要从明朝文人的生存环境讲起。朱元璋登基后，大权在握，为了给他的子孙留下一个好的环境，他大开杀戒，把功臣杀了之外，还在他当政的二十多年间，将儒生也统统杀掉。

凡是写诗做文章触犯了朱元璋忌讳的“光、贼、则”等字眼的，通通都要杀掉。之后的朱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继承他老爹的事业，对文人儒士大开杀戒。稍有差池，脑袋就要搬家的文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必然不能再坚持做学问了。他们还要担心自己的脑袋，但学问做不下去，当官更不可能了，每日和君王相对，掉脑袋的几率更大。于是，为了吃饭和养家糊口，文人们只得寻找别的活命的法子。

那时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那时便已经出现了所谓的书商，随着出版行业的发达，书生们要挣钱吃饭，于是通俗文学便流行了起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物。书商为了挣钱，自然要将眼光投向最为广大的消费群体，那便是底层民众，读物便越做越通俗，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

“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成为畅销书，果然，色情文学一出现，便占领了市场。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谈及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原因时写道：“明朝的皇帝荒淫无度，官员们也大兴吃春药之风，起了带头作用。”

这些领导者虽然倡导理学，但他们并没有起到带头作用，而虽然当时文字狱猖獗，却并没有波及色情文学。色情文学能够在明朝流行，一方面是正常学术在政治的打压下消失，文人无心向学，便向女人身体上去发挥。另一方面是文学市场化的出现，给文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发点小财，而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的态度，也让“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严抑下，人们的欲望得到了无尽的蔓延。

在这个世界上，金钱和肉欲都是最能销蚀掉人的灵魂的，明朝之所以败亡与这两点不能不说是息息相关的，色情和钱欲都是腐蚀人们的毒药，例如明朝色情文学中的诗句，“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伏剑斩愚夫，分明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髓骨枯”，便知道这毒药的毒性有多大了。

贵为天子皇太极为何娶俩寡妇

清朝历史上，满蒙之间的联姻从清代初年开始一直不断，从清太祖、太宗世祖到圣祖，出自蒙古贵族的后妃就有四个皇后、十三个妃子。清史记载，清太宗皇太极的后妃之中，地位最崇高的就是崇德五宫后妃，这五妃不仅全是蒙古女子，而且其中两位还是寡妇。

那么，皇太极既然贵为天子，为何要娶两个寡妇为妃呢？这也是政治联姻的结果。

政治联姻对于满洲政权的建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皇太极之父努尔哈赤的十四个后妃之中，有七位都是由于政治而缔结的婚约。

在努尔哈赤的正妃佟佳氏之后，努尔哈赤先后又纳了建州女真的栋鄂部、苏克素护河部的钮祜禄氏、兆佳氏、伊尔根觉罗氏为妾。这些力量的加入，使得建州女真成为女真族最为强盛的三大部落之一。当时女真三大部落的另外两个部落分别是哈达部和叶赫部。哈达部首领歹商将妹妹阿敏格格嫁给努尔哈赤为侧妃，叶赫部首领纳林布禄将妹妹孟古姐姐嫁给努尔哈赤为大妃。孟古姐姐生下了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后来，努尔哈赤又与叶赫部缔结婚盟。此次要嫁给努尔哈赤的就是满洲历史上著名的美女东哥。但是叶赫部首领布扬古，也就是东哥的兄长却毁婚了，迟迟不送东哥成婚，最后还将东哥嫁给了喀尔喀蒙古贝哈达尔汉贝勒之子莽古尔代。努尔哈赤也将此次婚约作为奇耻大辱，从此与叶赫部势同水火。

皇太极

政治联姻作为一种手段为努尔哈赤的雄图大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所以这种联姻也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之中继续。但是努尔哈赤的儿子们联姻的对象大多是蒙古贵族女子。因为随着后金的不断壮大，漠南蒙古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后金入主中原的进程。努尔哈赤通过武力和征抚征服了漠南蒙古，联姻就成了征抚的手段之一。努尔哈赤娶了科尔沁蒙古贝勒明安之女为妃，这是满蒙之间的第一次联姻。后来，努尔哈赤又娶科尔沁郡王孔果尔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娶扎鲁特部钟嫩贝勒之女为妻，第五子莽古尔泰娶扎鲁特部纳齐贝勒之妹为妻，第八子皇太极娶科尔沁部莽古思贝勒之女为妻，第十子德格类娶扎鲁特部额尔济格贝勒之女为妻，第十二子阿济格娶科尔沁部孔果尔之女为妻，第十四子多尔衮娶阿尔寨台吉之女为妻。

满蒙之间的联姻逐渐成为政治趋向。史籍记载，清太宗皇太极有名号的后妃共有十五人，在这十五位后妃中，有七位来自蒙古草原，而且在包括崇德五宫后妃在内的这七位蒙古籍妃子之中，有三位都出自蒙古科尔沁部左翼首领、明安贝勒之兄莽古思一门，分别是皇太极中宫皇后孝端文皇后，也称为哲哲皇后，她是莽古思之妹；著名的庄妃、后来的孝庄文皇后，她是孝端文皇后胞弟宰桑贝勒之女；宸妃海兰珠，她是庄妃的胞妹。一门姑侄三人同侍一夫。

因此，皇太极后妃之中有两位寡妇，她们都是众蒙古部落之主察哈尔林丹汗的妻子。在林丹汗死后，她们先后被皇太极纳入宫中，这也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龚自珍与寡妇是非多

道光年间的北京城，一出绯闻案传遍了大街小巷，绯闻的男主角就是写下“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龚自珍为人正派耿直，却偏偏被牵扯进一桩桃色绯闻中，和一位寡妇传出了是非。这件事还需要从这桩绯闻案的女主角说起，也就是清代的一位女词人顾太清。

顾太清，满洲西林觉罗氏，跟随苏州的亲戚生活。她从小就聪明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诗才更是了得。在顾太清正值妙龄时，恰巧遇到贝勒王奕绘南游到苏州，对她一见倾心，便纳为侧福晋。嫁入豪门，也算是那时女人们都向往的生活了。顾太清也算是幸运的，可惜幸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婚后九年，贝勒就身染重病，不到一个月便撒手人寰，留下了顾太清和一双儿女独自留于世间。

成了寡妇的顾太清只想清净度日，可是她不想惹麻烦，麻烦却自己找上了门贝勒死后，她一直住在贝勒生前的那所宅院京城西太平湖畔的王府里，深居简出写写诗文度日。

但杭州有一个风流文人陈文述，他编辑了一本诗集叫做《兰因集》，搜集了一些闺秀诗文。为了抬高这本文集的档次，他让自己的儿媳周云林去央托表姐汪允庄，向闺秀文坛之首顾太清求一首诗，但顾太清实在无心去参与这些闲事，便拒绝了。这件事情让陈文述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兰因集》发行后，里面居然有署名的顾太清一首诗，顾太清觉得太荒唐，便写了一首诗讽刺陈文述，这更让陈文述记恨在心。顾太清很快便忘记了这件小事，她一直与京城里的文人雅士有着诗词的交往，其中龚自珍就是其中之一。一年秋天，龚自珍写下一首诗：

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诗后还有一句注释：“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太平湖距离贝勒府不远处就有一片丁香树。这首诗被陈文述看到后，他认定龚自珍与顾太清有私情，于是他将二人的绯闻传播开来，顾太清有口难辩，龚自珍也为了避嫌，离开了京城这场绯闻也被称之为“丁香花公案”。

顾太清因为这场绯闻，被奕绘的正室妙华夫人所生的儿子载钧逐出了居所无奈之下，只得带着一双儿女在西城租下几所破房子，勉强度日。她曾写下一首诗表述当时的艰难日子：

陋巷数椽屋，何异空谷情。

呜呜儿女啼，哀哀摇心旌。

几欲殉泉下，此身不敢轻。

贱妾岂自惜，为君教儿成。

这首诗可以看出她当时生活的艰苦，但同时也能看出她内心的坚强。后来顾太清在清平生活中一直活到七十三岁，时间证明清者自清，而中伤顾太清和龚自珍的陈文述却只能是湮没在历史尘埃中，被人唾弃。

古代女子劝阻男子出轨的高招

爱情从来都是自私的，无论古今都是如此，现代的一夫一妻制度，尚管不住一些男人的心猿意马，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度，更让女子忍受丈夫被其他人抢去的痛苦。在性与情感上，古今的女人都不允许被人侵占，都希望能够独占枕边人的身与心。

但古代并没有明确的婚姻法保护女子的权益，处于低下地位的女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纳妾，另结新欢，不能夜夜与自己共度春宵。于是有的女子为了捍卫自己的婚姻和爱情便想出各种招数来阻止此等事的发生。

古代女子为什么要阻止丈夫纳妾？又是怎样来捍卫自己的性权利，妨碍丈夫纳妾的呢？这里必须先要提一下古代男子纳妾后，在性生活方面的时间安排。

古代男子纳妾后，和妻子还有小妾的性交便有了顺序规定，这规定一直要男性履行到他六十岁为止。《礼记·内则》记载：“故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将御者，斋漱浣，慎衣服，栉缈笄总角，拂髦，衿缨，綦屦。”意思就是小妾不到五十岁的时候，每五天就要将自己洗干净，与男人交好，大多女子自然不希望把自己的丈夫送到别的女人的床上，但也没办法。古代不纳妾的男人实在是太少了，虽然圣贤也曾告劝过：“二八佳人体似酥，腰中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但于事无补，男人就算不纳妾，也会去烟花之地鬼混，为了让丈夫不出轨，为了不让丈夫与其他女人发生关系，古代不少女子就做过努力，唐朝宰相房玄龄的夫人卢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房玄龄在晚年的时候，唐太宗多次赐美人于他，但都遭到了房玄龄的婉言拒绝，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房玄龄的夫人很厉害，不许他纳妾。为了做通房玄龄夫人的思想工作，唐太宗专门让长孙皇后前往，但房玄龄的夫人只是说：“妾宁妒而死！”

听闻此言，唐太宗便派人给她送去一坛酒，告诉她如果她还继续反对，就要把这坛毒酒喝掉，但没想到她情愿喝掉毒酒，也不愿意和别的女人分享房玄龄此事只得作罢，后来唐太宗感慨：“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

态度坚决可以阻止男人出轨，而还有的女人则是心狠手辣，对但凡勾引自己丈夫的人就下毒手，以暴力保卫自己的妻权。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不仅与隋文帝约定：“此生永矢相爱，海枯石烂，贞情不移，誓不愿有异生之子。”还从隋文帝那里要来了整治后宫的权力，让那些妃子都不敢靠近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刚刚临幸了尉迟氏，结果这个女人第二天就被独孤皇后派人乱棍打死了。不但如此，她还形影不离地跟着隋文帝，隋文帝上朝的时候，她与隋文帝共乘坐一辆辇车，退朝后，她再和隋文帝一起回到后宫。同吃同乐同寝相顾欢欣，俨然一副管犯人的样子。

当然古代女人并不是每个都能这么铁腕的，一般的女人还是多以柔情打动丈夫，阻止丈夫寻花问柳。元朝至元二十四年，书法家赵孟　娶了浙江吴兴美女管道升。管道升不仅貌美如花，还是个难得的才女，写得一手好诗词，画得一手好字画。不过，这也没能让赵孟　收心，结婚不久后，赵孟　便另觅新欢了，为了挽回丈夫的心，管道升开始想办法。一开始，她写了一首诗来感化丈夫：“夫君去日竹初栽，竹子成林君未来。玉貌一衰难再好，不如花落又花开。”管道升想让丈夫想想之前的恩情，想想少年夫妻老来伴的好处。

除此之外，她还写了一首十分有名的《我侬词》，针对丈夫纳妾表明自己的态度：“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你一个，塑我一个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不过虽然用情很深，但赵孟　并没有因此而停下纳妾的脚步，古代女子不像现代女子有很强的自主能力，很多时候，她们也只能自怨自艾，忍受这种被冷落甚至被男人抛弃的命运。丈夫是否出轨，主要还在于他自己，女人如何出招，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第十四篇

科考文人大揭秘

古代考生的高超作弊技能

科举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的官员选拔制度，它始于隋，止于清末，前后历经一千多年，为朝廷选拔、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弊并非现代独有。在古代，就有许多古代学子禁不住“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诱惑，研究出了各种各样的考场作弊手段。这些作弊手段与现今的高科技相比，一点都不逊色。

古人的创造力很多时候超过了现代人。作弊现象最严重的是在唐朝。那时不论是高干子弟，还是平民百姓，都在作弊大军中。其中以著名的大诗人温庭筠为一绝，即使在主考官防贼一样的重点盯防下，他依然可以替好几个人写完试卷，然后全身而退，在当时的作弊界无人能与他抗衡。

他的作弊技巧高超。到底有多高超呢？

首先是他的成文速度十分快，而且作弊的手段十分隐蔽，让人无法看出。温庭筠因为诗才了得，早就名满天下。公元858年的科举，他报名参加，为了防止他帮助其他人作弊，几个主考官都看着他，而且还专门把他的座位单独调出。

在众目睽睽之下，温庭筠答完考题，起身离去。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同时为八位考生写完了卷子。在短短时间内，他可以快速地答完八份考题，这让主考官们十分费解，而这也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随着科举制的延续，作弊的手法和方式也在不断出新，从现在出土的不少文物中就可以看出，古代人的作弊技巧不亚于现代人。如天津一青年收藏了一套完整的清朝道光年间的考试作弊工具。这套作弊工具共9卷本，均长4.5厘米，宽3.8厘米，厚0.5厘米。每卷本内约有10余篇文章，共10多万字，并配有一双可藏匿卷本于鞋内底层的加厚底男布鞋。让人称奇的是卷本内文字约有一毫米见方，通过牛角刻版印刷而成，可见当时作弊手段高超，并形成规模。

另外，在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件清朝末年间的“作弊坎肩儿”，在坎肩儿上面，有用毛笔抄写的四书五经。

坎肩看上去是用麻布做的，尺寸不大，可以推测这件坎肩的主人并不胖，个头也就一米七左右。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眼神一定特别棒。坎肩儿上的字最大也不过三四毫米宽，有观众试图辨认一下，结果读两个字就串行了。

现场还出现了另外两件“夹带品”，都是一尺见方的绢，上面同样抄满文字其中一块正反面都是字，而且字体更加小。据有关专家说，这样的“夹带”以前听说过，但是将“夹带”做成坎肩儿样式的极为少见，目前存世则更为稀少。

这些作弊器具让今人大跌眼镜，手艺之精，用心之巧，令人叹为观止。从这三件“夹带”上可以看出，清朝末年的政治腐败，为仕途各位举人可谓煞费苦心但是在科举制度已灭亡的今天，作弊依旧活跃。有考试便会出现作弊，它们之间总是存在难以理清的关系。

历史对孟子的误解

历来学术界一直公认孟子主张性善论。大多数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但实际上这是对孟子思想的错误认识。

孟子所处的时代，人性问题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出现了立论各异的学说。据《孟子·告子下》载，当时已有“性有善有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孟子之后还有荀子的“性恶论”，商鞅和韩非的人性“好利恶害”等观点。这些人性学说基本上都是以人的“食色”等自然生理属性来定义人性的。唯有孟子的人性论独树一帜：他对人的自然生理属性和社会道德属性作了严格区分，认为前者只是“性”，后者才是“人性”。

孟子是在人与动物的比较中界定“性”与“人性”的。他所说的“人性”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包括“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他认为，凡是人，都有这“四心”，没有这“四心”的就不能算作是人。可见，“四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所在，亦即人性的具体内容。

人除了具有与动物不同的“四心”之外，还有与动物的相同之处，正如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但他并不把这些看做人的本质属性，因而也不认为它属于“人性”，只称之为“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他所说的“性”显然就是人的生理欲求即人跟动物相同的自然属性；而“人性”，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道德属性，集中表现为能够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仁义礼智等善德。为显示这两者的不同，孟子在称“人性”时，通常总是在“性”之前加上“君子”、“其”等限定语，以免与表明人的“食色”等生理欲求的“性”相混淆，如“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孟子对“人性”与“性”，是有着严格区分的。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一味满足人的“性”（自然属性）而不进行道德教化，人就会变得跟禽兽相差无几，“性”是陷人于不仁不义的罪恶之源。因此，一提到“性”和“欲”，他就告诫人们要“忍”、要“寡”；而一谈起“人性”或“四心”时，则视为“善端”并赞美备至，极力主张要“养”、要“存”、要“扩充”。由此可见，“性”和“人性”在孟子心目中是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他所主张的实际是“人性善”而非“性善”。对于表明人的自然欲求的“性”，在他看来不仅不善，甚至可以说是“性恶”了。孟子从“人性”为善端，“性”为恶源的认识出发，进而提出扩充善端、抑制恶源的道德修养原则。

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并不是“性善”论，而是“性恶”论和“人性善”论。

朱熹虐娼

宋朝的大儒朱熹，号晦庵，是南宋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在哲学上继承“二程”理论，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是儒家的理学大师，他所著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定位为士子必读的教科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作为孔子的粉丝，他非常反对“孔子杀少正卯说”，认为这个言论是后人以孔子的名字发布的谣言，是故意污蔑孔子的谎言。而朱熹本人在孔子的言论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其他理论，但都遭到了当时许多人的反对，其中一个叫唐仲友的反对得最为激烈。

在思想上，朱熹延伸了孔子的想法，但在行动上，朱熹却没有孔子的干脆利落，他拐弯抹角地想从侧面给唐仲友打击，当时，朱熹正好担任了两浙的盐官，便想从经济问题上，抓到唐仲友的小辫子。

但可惜的是，朱熹审核来审核去，却没能在经济问题上抓住唐仲支的多大把柄，这让朱熹十分郁闷。一计不成，他便想再生一计。为官之人最怕两件事：一是经济问题，二是生活作风问题。

既然经济上找不到纰漏，那就在生活上找碴子。唐仲友的把柄实在不好抓，于是朱熹便直接找到了一个妓女，逼迫这个妓女承认自己和唐仲友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按照当时的法律，官员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朱熹本想借着这一招搞臭唐仲友的名声，好给唐仲友安条罪状，以拔除这个眼中钉，但他没有料到，这名妓女居然不听他吩咐，死活不承认自己与唐仲友有奸情。

朱熹找的这个妓女是一名军妓，名叫严蕊，朱熹没有想到严蕊如此地有气节他把严蕊抓进大牢，关押了两个多月，每天都是严刑拷打，但严蕊就是不松口有几次严蕊差点都被打死了，可这个风尘女子却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坚决不肯承认自己与唐仲友之间有私情。

后来这件事情越闹越大，就连皇帝都知道了，皇上派了钦差大臣下来调查那个钦差大臣十分佩服严蕊的气节，在调查清楚此事之后，不但还了严蕊的清白还准许她从良，严蕊当堂便填词一首来明志，表明自己的决心：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此案到此也算是完结了，唐仲友最后终于逃过了一劫，冤狱得以平反。而制造这起事故的朱熹因为名气实在太大了，皇上也不好对他怎么样，最后只能将他调离，让他换个地方做官了事。

说起来，朱熹也算得上是一名圣贤之人，他和孔子虽然不是同一时代，但在后人眼中都有着“神圣”的一面。但在这神圣的背后，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古代文人的内心深处一般看不到的角落。

朱熹虽然被人推崇为圣贤，但他毕竟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弊端。朱熹作为旧知识分子，清高、傲慢，读死书，认死理，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文人。不然他也不会按照“未有物而有物之理”的理学观念做事，不会凡事都从“理”出发去判断事物的真伪。

明朝《拍案惊奇》有一则朱熹断案的故事，故事中说道朱熹在福建崇安县任知县时，一个小民状告县中大姓夺占了他祖先的坟地，而大姓则是拒不承认。朱熹去实地勘察后，挖掘出坟地里有着“某氏之墓”的墓碑，正是小民的姓氏，再加上朱熹本就认为夺占这种事只有大姓才做得出来，于是他便将坟地断给了小民。

后来大姓不服，继续上告，这件官司闹得很大，一时之间人言纷纷，朱熹认为这是大姓的力量大，影响了舆论导向，他感叹世风日下，真理难行，一气之下便弃官隐居了。朱熹断错了案还拒不承认，这和他坚持的“理”是世界本原的客观唯心主义有关。

朱熹有着文人刚愎自用的心理，他不检点自己断案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反而在众口难调的时候赌气拂袖离去，这等傲慢与偏见，正是那时文人固执的心理的一个表现方面。

状元是苏州的土特产

苏州是自古以来有名的城市，古时称为姑苏。姑苏城内特产众多，最为著名的有碧螺春茶叶、阳澄湖大闸蟹、东山的枇杷、盛泽的丝绸，还有那绝顶的苏州刺绣，美妙的檀香扇子等等。

还有一样最出名的土特产，那便要算是科举大军中的“头魁”状元了。状元总是出自苏州的这一现象，让苏州被人戏称为状元产地。苏州状元之多，冠绝中土。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对此事也略加提到过，他说：“清代鼎甲之盛，莫盛于苏州一府，而状元尤多于榜、探。”

顺治朝有状元孙承恩、徐元文，康熙朝有状元缪彤、韩菼、彭定求、归允肃、陆肯堂、汪绎、王世琛、徐陶璋、汪应铨，雍正朝有状元彭启丰，乾隆朝有状元张书勋、陈初哲、钱棨、石韫玉、潘世恩，嘉庆朝有状元吴廷琛、吴信中，道光朝有状元吴钟骏。

这二十名状元都是出自苏州，大清六朝，状元人数也不多，但苏州区区一府之地，居然出了这么多状元，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更为有趣的是在苏州，状元、榜眼、探花，有相当数量出自一门，一家人都能考中功名，这样的事情在苏州也是屡见不鲜。

苏州的科举事业如此发达，真可谓是天下第一，算得上是地缘文化的一大特色。为何苏州这样一个江南之地会盛产状元，分析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

在古代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科举时代，不论是名门望族还是寒士都把读书做官、考取功名看做了一生伟大的事业。在封建统治时期，社会等级分为了士、农、工、商四大阶层，要想出人头地，永葆富贵，福音常佑，就只有参加科举考试，走入仕途，才是获取财富地位的捷径。

明朝万历年间的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古时的人都去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加以了分析：“缙绅家非奕世科第，富贵难相长守。”读书、做官、发财这是一条龙的利益关联，只有读书通过科考，才能长葆富贵。那些名门望族更是希望能将富贵长久保存下去，所以他们把读书做官、考取功名看做了家族发展的途径。

读书人都希望通过科举这条道路跻身入国家的权力中心，也就是朝堂，从而能实现地位名利的双丰收。这是刺激读书人科考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经济发展中心的江南，苏州作为商业发达地区，自然有着许多的名门望族，他们为了家族利益，自然也鼓励子孙发愤苦读，成为科举的头魁，所以，苏州科举拔萃，状元众多，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苏州盛产状元的另一大原因在于苏州的地缘文化优势。苏州位于江南地区的中心位置，有着优厚的传统中原文化，更在明清时期形成了融会贯通、融合一体的文化，不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着新鲜文化的冲击。在这样一个地方自然是学风浓郁，好学成风，教育事业做得比较普及。

在清代有一句俗语道出了当时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北人做官娶小，南人做官刻稿。”由此可见江南读书人的刻苦与勤奋。而苏州更是如此，苏州的文化世家遍于域中，这些文化世家通常都是科举世家、官宦世家。

清朝同治时期的进士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对清代状元以及上榜人员做过统计，在他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从顺治三年到同治十三年共有状元九十三人，以苏州为主的江南一省即占了四十五人，其中翁同龢、翁曾源叔侄八年间两夺大魁。

可见苏州不但盛产状元，而且科举中提名的考生还是量多质佳，这些状元在迈入仕途后不但迅速升迁，还集结了很大的权力羽翼，形成了庞大的集团势力在清朝时期，汉族的大学士人数就以江南人居多，其中大部分都出是苏州地区。

而状元出身的高官又会去主持科考，对于苏州出身的状元来说，他们自然会偏爱同地区的考生，有着这样的因素，苏州想不盛产状元都难。苏州盛产状元的奥妙或许也不止这两点，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才能下定论。

状元高中去向盘点

状元是中国科举制度的诸多名词中最为光彩、最为耀眼的一个，状元创始于唐代，完备于宋代，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时间长达一千三百多年。所谓状元的意思便是头魁，“状”取自“投状”，“元”即为第一，居于首位的意思。

唐朝时期，规定各州贡送到京城的举子，在应试之前要向礼部呈递州里的解状和本人的出身履历等亲状，这便算是报名，等考试合格后，这些人的身份材料和证明还有成绩单会一同呈报给皇帝，称为奏状。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状头。

状元从唐朝到清朝的这一千三百多年中，有据可查的文状元共录取六百五十三人。这几百名状元再高中之后的去向如何、仕途如何，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接下来便说说几个状元之最。

一、历史上第一位状元

历史上第一位文状元出自大唐科举第一状元孙伏伽，他是河北邢台清河人氏。科举制虽创立于隋朝，但并不经常考试，效果尚不显著。李渊建立唐朝后，举行科举考试，孙伏伽一举中的，成为状元。此人不但才华横溢，还敢于直谏，他对李渊说只有听取忠告，吸取教训，才能将国家治理好。

孙伏伽的一番逆耳忠言令李渊觉得他是位良臣，便任命他为治书御史。孙伏伽在贞观五年时，因为工作上的失误，被罢免了官职，但随后李世民又重新起用了他。再次为官的孙伏伽依然耿直直言，有一次李世民要外出打猎，这时孙伏伽匆匆赶来阻止李世民去打猎，认为万一出现三长两短，是天下之大不幸。

李世民被扫兴，很不高兴地说：“我不过是去打猎，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但孙伏伽坚决不许，他跪在李世民的马前，要以死相逼，李世民大怒，让左右把他拿下投入监牢，但孙伏伽毫无惧色，他说：“我愿意用死换取皇上对忠告的采纳，夏朝的关龙逢因直言进谏被杀，我愿意去地下见他。”

这时李世民忽然笑着让左右放开他，说刚才不过是试一试他的胆量。孙伏伽作为第一位状元，不但有胆有识，还满腹才华，为唐朝出了不少力气。

二、历史上唯一的状元驸马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河南荥阳人郑颢中壬戌科进士第一人。因为相貌英俊，他被唐宣宗看中，要将自己心爱的女儿万寿公主许配给郑颢。这本是天大的好事，在各朝代有名有姓有事迹可查的六百多名状元中，真正的状元驸马仅有一人，那就是郑颢。但郑颢却是早有婚约在身，中状元后打算迎娶卢家千金，不料自己竟然被皇帝看中，而当时的宰辅白敏更是出面极力促成此事。虽然当了驸马，但郑颢和公主生活得并不幸福，为此他将满腹怨气都发向了白敏。

郑颢与公主完婚，拜为驸马都尉，又提升为中书舍人、礼部侍郎。仕途上一帆风顺的郑颢一直惦记着之前的未婚妻，苦闷中的他一有机会就向白敏发作，令白敏苦不堪言，但也无话可说，毕竟郑颢是皇帝的女婿，不好得罪。

看来权贵虽然好，却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宣宗也明白其中缘由，一日，白敏向宣宗抱怨郑颢的行为，宣宗给他打开了一个箱子，里面全是郑颢向宣宗弹劾白敏的奏折，宣宗都压下不表。

三、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洪宣娇建议其兄洪秀全开科取士，并设立女子科举制。而为了宣扬女子的功能，抨击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女科主事洪宣娇将议题定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在应试三百多名女子中，金陵妙龄才女傅善祥因为才思敏捷，被定为状元。

这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状元，她引古论今，列举历代巾帼英雄的丰功伟绩，深受洪秀全的欣赏，后来就让她在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府里掌管内外政事文书，出谋献策，成为了太平天国得力的干将，后被封为东殿尚书。

最后一位状元另有其人

1894年的春天，清政府为了庆祝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特开了一门科举考试张謇在这次考试中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高中状元。

张謇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实业救国”的民族实业家，同时也是“末代状元”。但他并非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

实际上，最后一位状元名叫刘春霖（1872～1944），河北肃宁人。1904年考中甲辰恩科头名，他才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

1872年，刘春霖出生于直隶肃宁县北石宝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个淳朴本分的农民。由于生活所迫，父亲带着全家投奔到保定府一个亲戚家。经人介绍，父亲到府衙当差，做了皂隶。

1903年，刘春霖兄弟一同参加殿试，结果刘春堂考中进士，刘春霖却意外落榜。科举取士一般为三年一科，由于次年适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所以特加甲辰科，并称之为甲辰恩科。这年7月4日，刘春霖再度参加殿试，一举获得一甲一名得中状元。1905年，慈禧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宣布停止科举，推广学校。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刘春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

刘春霖状元及第后，在1907年被派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他辞去公职赋闲在家，不参与政事。“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派人以溥仪名义，邀请他担任教育部长。他表示，君非昔日之君，臣非昔日之臣，断然予以拒绝。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侵占平津，汉奸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以同科进士兼留日同学身份，亲自请刘春霖担任伪北平市长。刘春霖当面给予痛斥，厉声骂道：“我绝不能依附外国人！”王揖唐恼羞成怒，派兵抄其家，并将刘春霖赶出家门。刘春霖经此打击，身心大受摧残，于1944年因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时年七十三岁。

刘春霖博学多才，在古文字、史学和金石学等方面有较深造诣。他工于书法尤擅小楷，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刘春霖在《六十自述》诗中回顾往事，总结平生，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平生志不在温饱”、“不崇高位崇高行”。

刘春霖能够保持晚节，大义凛然，颇有状元风范。他怒斥汉奸，不做亡国奴的爱国义举被人们争相传颂。

值得一提的是，张謇虽然不是清代最后一位状元，但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最有影响力的状元。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人，是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立宪派代表人物。他十六岁中秀才，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那一年中了状元，被任命为翰林院修纂。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深深刺激了他。他放弃了官职，致力于实业和教育。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家产，积极兴办实业，先后建成了大生纱厂及盐业、榨油、面粉、冶铁、轮船等企业，形成了大生纱厂资本集团。张謇是“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倡行者，并终生为其事业奋斗，因而被誉为“状元资本家”。

第十五篇

名人隐私

武则天弑女的真相

一直以来，“武则天为夺取后位，掐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祸王皇后”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个说法也得到了许多正规史学著作的认同。但是最近，学者孟宪实提出，从种种迹象和史料来看，武则天其实并未“振喉绝襁褓之儿”。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横空出世，是一个历史奇迹。但是，成功地获得皇位的武则天，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作为一个女皇帝，在男权至上的古代社会里是很让男人们恐慌和不平的，特别是那些整天翻着经书之乎者也的正人君子，恨不能把她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才能宣泄他们心中的不满和愤怒。

因此，把武则天视为妖魔的思想一直占据着传统史学的主流地位，“武则天掐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这种说法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并且还越传越真实了。

但是，翻开当时的史籍记录，不论是《唐会要》还是《新唐书》，多是强调小公主之死给王皇后带来的危机，而没有直接说小公主就是被母亲武则天杀死的。并且，王皇后的危机也不是从小公主之死开始的，而后来王皇后被废，也没有证据显示公主之死发挥了作用。

其实，王皇后的危机，早在武则天入宫之前已经显现。王皇后虽然出身名门，但是她跟高宗的关系似乎从很早开始就存在问题。高宗与萧淑妃连续生育一儿两女，《唐会要》里说“时萧良娣有宠，王皇后恶之”。武则天能再次进宫，全拜王皇后所赐，而王皇后的动机主要就是为了利用武则天打败萧淑妃，即“欲以间良娣之宠”。但是事与愿违，武则天“既入宫，宠待逾于良娣，立为昭仪”。王皇后引狼入室，萧淑妃因此失宠，武则天后来者居上，王皇后依然不得宠爱，反而添加了劲敌。

唐高宗不喜欢王皇后，才是王皇后真正的危机所在。也正是因为皇后有如此的危机，她的舅舅柳奭才迫不及待酝酿确立太子的事情。《新唐书·李忠本传》中说：“王皇后无子，后舅柳奭说后，以忠母微，立之必亲己，后然之，请于帝。又奭与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继请，遂立为皇太子。”

皇帝李治开始并没有同意皇后的请求，但是迫于长孙无忌等朝中重臣的压力，只好妥协同意。文字记载得很清楚，立李忠为太子，就是为了稳定王皇后的地位。而这个时候，武则天与唐高宗的第一个儿子尚未出生，更不要说公主之死了。

确立李忠为太子，并没有解除王皇后的地位危机。就在太子确立后不久，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一个儿子出生。这个儿子被命名为李弘，而李弘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深长。南北朝以来，道教为主的社会传播渠道一直盛传“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宣传李弘为真命天子。根据唐长孺先生的研究，唐高宗和武则天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李弘，就有应谶而为的意思。而当时李忠已经确立，这不正暗示着对李忠的不认可，对王皇后的某种不承认吗？说王皇后的地位危机来自武则天的攻击，不如说来自唐高宗很久以来对她的冷淡，而唐高宗给儿子起名为李弘，其实已经预示着皇后有更大的危机。明确地说，这个时候，唐高宗如果还没有换皇后的念头，这些问题都无从解释。

《唐会要·武后传》《旧唐书·武则天本纪》和《新唐书·王皇后传》的记载在描述双方斗争的时候，立场有所不同，但是武则天的胜利却是公认的。所以，废黜王皇后在唐高宗这里根本没有感情障碍，障碍只在朝中大臣而已。对于唐高宗感情脉搏了如指掌的武则天，对于已经失败的王皇后的继续打击，有必要付出亲生女儿的生命这样沉重的代价吗？

何况，唐高宗采取步骤推动皇后被废的时候，申诉的理由是“皇后无子”，从来没有一句谈及皇后杀死公主的事情。

后来，李敬业在扬州起兵时，骆宾王声势浩荡的《讨武瞾檄》里并没有提及武则天掐死小公主的事情。如果确有其事，哪怕仅有一点点传言，骆宾王会手下留情吗？这说明在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的时候还没有这种传言。

另外，在唐宪宗时期成书的《大唐新语》和被公认为对唐朝历史写得最客观的《旧唐书》里，压根儿没有提到什么公主被谋杀的事，关于这位小公主的死亡只是记载她是武后的长女和死亡的事实而已。更奇怪的是，小说里明明绘声绘色描述武则天偷偷掐死自己的女儿，偷偷地溜出去，整个过程没人发觉。既然没人看见，那作者又是怎么知道的？

因此，关于武则天掐死自己亲生女儿的说法是后人丑化武则天的结果，并不可全信。

“独臂神尼”其实不会武功

在民间传说中，有一位武功超凡的独臂女尼，乃是明末崇祯皇帝的女儿长平公主，曾与袁崇焕之子有过婚约，但因为国破家亡，被父亲砍去手臂后流落民间怀着深仇大恨的公主从此斩断儿女情丝，遍访名山，拜师学艺，终于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功，誓要为父母报仇雪恨，人称独臂神尼九难，即《鹿鼎记》中的九难。

传说独臂神尼九难收了八个天下无敌的徒弟：了因、黄仁父、李源、周浔、白泰官、路民瞻、甘凤池、吕四娘。吕四娘后来潜入深宫，刺杀了雍正皇帝，辗转为师父报了家国之仇。这八个了不起的徒弟，被称为“清初八大侠”而威震天下！

可事实上，真实的长平公主并没有这么好的命。袁崇焕督师也没有这么好的命，他死的时候，儿子还没有生出来呢，上哪里去跟长平公主订婚约？

历史上真实的长平公主名叫朱媺娖，生于公元1628年，是崇祯皇帝的第二个女儿，也是六位公主中唯一长大成人的一个，十六岁时被封为长平公主。崇祯对女儿很疼爱，虽然国事繁重，但还是为她挑选了驸马——状元周显。由于处在大明王朝风雨欲倒的动荡之际，长平公主与周显的婚期一拖再拖，始终没能举行婚礼。

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时候，崇祯为了不让宫中后妃和公主受到凌辱，决定杀死她们。在用剑砍杀长平公主之时，悲曰：“汝何生我家！”崇祯一剑砍下，长平公主用左臂一挡，左臂顿时被砍断，立时昏厥。崇祯以为其死，就没有再砍第二剑。随后，崇祯自缢于北京煤山的一棵树上。

清军引兵入关后，为了笼络人心，多尔衮下令为崇祯帝哭灵三日，上谥号怀宗端皇帝，后来又改称庄烈愍皇帝。与此同时，将他和周皇后的棺木起出，重新以皇帝之礼下葬，葬在昌平明皇陵区银泉山田贵妃陵寝内。

看着父母终于入土为安，国破家亡的长平公主也有了一丝安慰。但是，在清顺治二年，长平公主知道自己的弟弟“太子”慈烺在南京被堂兄朱由崧监禁的消息后，再次陷入绝望，遂向顺治帝上书，说：“九死臣妾，跼蹐高天，愿髡缁空王，稍申罔极。”希望自己能够出家为尼，断绝这尘世间的哀伤悲痛。

然而，为了让汉人归心，以反衬弘光帝虐待崇祯子嗣的恶行，顺治帝不但不许公主出家，而且还让她与崇祯为她选定的驸马周显完婚，并且同时赐予府邸、金银、车马、田地。身不由己的长平公主接到这道诏命后泪如雨下，痛哭流涕。但是，不管她愿不愿意，隆重浩大的婚礼还是如期进行。

婚礼之后，仅仅过了几个月，长平公主又得到南京城破、狱中朱慈烺乃是假冒的消息，心灵重度受创，苦苦支持她的精神支柱瞬间彻底崩溃。几个月后，长平公主便在万念俱灰的哀怨中病逝。时为顺治三年，年仅十八岁，死时尚有五个月的身孕。

长平公主短暂的人生就到此结束，她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好事，但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只是她的命运起伏太大，超出了她能够承受的范围。终归而言，她也只是一个时运不济的弱女子。她一生都没有踏出过北京城一步，而且缠了一双小脚，也就不可能修习高超武功，更不可能在《鹿鼎记》中教韦小宝武功了。

康熙不爱苏麻喇姑

在《康熙大帝》里，贯穿其中的就是康熙和大他几岁的美貌少女苏麻喇姑之间缠绵忧伤的爱情故事。在很多电视剧里，都把苏麻喇姑塑造成康熙帝的初恋忧伤情人。特别是《少年康熙》里面那个皎皎如白玉兰一般的苏麻喇姑，那个立在一树白花下微笑和铰发时断然坚定的苏麻喇姑，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但是，苏麻喇姑和康熙真的有过一段如此唯美的爱情吗？

其实，对比一下他们的年龄差距，就知道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姐弟恋。

苏麻喇姑，蒙古族人，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后出生在科尔沁大草原一个贫苦牧民之家，原名索玛勒，意思是毛制的长口袋，自幼在蒙古科尔沁贝勒宰桑家当使女。公元1625年二月，年仅十三岁的孝庄文皇后嫁给皇太极的时候，她作为贴身侍女，一同被带到宫中，此后在皇宫中一住就是八十年。顺治晚期或康熙年间改称满名苏麻喇姑，意思是“半大口袋”。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以九旬高龄在清宫作古。

康熙，清圣祖玄烨，清入关后第二代皇帝，姓爱新觉罗氏，顺治帝福临第三子。母佟佳氏，汉军都统佟图赖之女。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生于景仁宫。十八年（1661年），福临去世，以八岁孩稚继承皇位。改次年为康熙元年（1662年）。二年二月，生母去世，由祖母博尔济特氏（孝庄文皇后）抚育。他自幼苦读，好学不倦，身体强健，骑射娴熟，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一生勤奋治国，开创了一代盛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英明帝王。

根据历史事实可以看出，苏麻喇姑1612年左右出生，康熙祖母孝庄皇后1613年出生，苏麻喇姑和孝庄是同辈人，即是康熙的祖母级人物。康熙1654年出生比苏麻喇姑小整整四十二岁。康熙即位时虚龄只有八岁，此时苏麻喇姑已经五十岁了，怎么可能还是如花少女？试想，一个八岁的孩童怎么可能与一个跟她祖母一样年龄的人发生暧昧关系？

再者，苏麻喇姑在生活上有一个与人不同的特点：长年不浴。只有到年终最后一天即除夕之日，才用少量的水洗一洗身体，然后再把这些用过的脏水喝掉试想，一个普通人都难以接受这样的习惯，更何况是九五之尊的皇帝？

古代妃子侍寝都要经过很严格的沐浴熏香，即使康熙有恋奶奶的情结，也不可能对苏麻喇姑产生邪念。事实上，康熙对苏麻喇姑是非常尊敬的。

在爱新觉罗·玄烨还不是康熙皇帝的时候，他得了天花绝症，他的奶奶、当时的孝庄皇太后和他的父亲顺治皇帝把他扔到福佑寺里面，听天由命，任其发展。苏麻喇姑一直守在康熙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直到爱新觉罗·玄烨彻底康复，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康熙皇帝。

可以说，苏麻喇姑是康熙的生命守护神，是康熙一辈子都在感激的人，他们之间有的是类似亲情的东西，但绝对不是爱情。

曹雪芹祖父曾当过间谍

雍正是一个生性多疑的帝王，他继位后，为了提防臣子有野心，便遍布了许多眼线，这些眼线会将大臣们的一举一动都向他汇报清楚。在清人赵翼的《檐曝杂记》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

雍正在位的某一年，刚过完新年，掌修国史的翰林院修撰王云锦在上完早朝回到家中后，因为觉得十分无聊，便请了几个朋友到他家中打牌玩游戏，玩过几局后，忽然发现有一张纸牌找不到了。众人翻遍了四周也没有找到这张纸牌，因为缺少纸牌，游戏无法继续，大家只得悻悻散场。

过了一阵子，早已经将此事淡忘的王云锦向雍正汇报完工作后，雍正忽然问起了那一天王云锦在干什么。

回忆一番后，王云锦老老实实地告诉雍正他那天在家里玩牌，雍正听后显得很满意，他夸赞王云锦诚恳实在，然后雍正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张纸牌，王云锦一看，正是当日家里丢失掉的那张纸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假如刚才王云锦说了谎，那可能就会换来杀身之祸。可见王云锦一直是处于雍正的监视之中的，至于监视者是当天一同玩牌的友人，还是家中的仆人，抑或是躲在暗处的某个卫士，根本不得而知。

为雍正卖命的情报人员来源于各个阶层、各个地方，不要认为替皇帝当情报员的都是无名小民，其中也不乏身份显赫的政要。清代值得一提的大间谍应该算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了。曹雪芹因为一部《红楼梦》名垂千古，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却是鲜为人知。不过在当时，曹寅也算是皇室的红人。

曹寅作为康熙皇帝的伴读，二人从小一块长大，康熙对他十分信任，继位后，便任命曹寅为江宁织造。这个职务是个肥差，是内务府里最有前途，也最能捞油水的职位，除了为宫廷采办购买各种御用物品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隐蔽职责，便是暗中查访民众的意愿、社会风气等，相当于一位皇室便衣调查员。

曹寅除了他每日日常的工作外，还要负责将他调查到的各种消息和舆论动向还有各级的官吏治理政务的绩效等大小事宜，通通整理好汇报给朝廷，换句话说也就是担任了皇帝的耳目，是一名间谍。

能担当此重任的必然是受到皇帝的青睐的，所以曹家显赫一时也不足为奇了但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仗着皇恩浩荡发达起来的曹家，自然也就避免不了皇恩尽失后的衰败。

在《海滨人物抄存》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天津人周人骥是雍正时期的进士曾任礼部主事一职，后来他到四川考察学务三年。在任职期间，周人骥勤勤恳恳遵守礼法，操守廉洁，政绩十分优秀。就在他任期将满，即将要回到京城的前夕他的一位仆人向他辞行，周人骥感到很奇怪，“我马上也要回京城向皇上复命我们可以一起动身，你何必急于这一时就离开呢？”那个仆人说道：“我也要回到京城复命，而且必须要比你早回去。”在周人骥的追问下，这个仆人才说自己原来是大内的一名侍卫，是在周人骥要来四川任职前，朝廷派来监视他的。这次回京仆人就是要把周人骥的表现向朝廷汇报，以便于朝廷进行奖惩。

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清代雍正时期的官员时刻处于一种高压威慑的环境之中，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潜伏在四周的告密者告密，从而招致杀身之祸。曹雪芹这个大家族的衰败也是因为告密者的告密造成的。

清朝的官员在高压政策下，都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尊严，普遍怀揣着一种畏惧不安的心理，首先想到的是迎合，见风使舵。当时一个名叫李祖陶的人对社会风气进行了准确而生动的描述：“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

史上最有钱的十位妓女

排名第一的当属赛金花。赛金花是清朝同治年间秦淮河花船上的歌女，她能歌善舞，貌美如花，让许多显贵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在同治七年，她被苏州人洪钧看中，娶为三姨太。后在光绪十四年，洪钧奉命出使欧洲，赛金花凭借出色的外交手腕，很快在上流社会赢得一席之地。她先后出访过德、奥、俄、荷四国，与上流人士都有些暧昧瓜葛，赢得不少财富。粗略统计，她的资产应当在相当于今天的一千万上下，排第一。

第二名是李师师，宋朝汴京的名妓，曾与宋徽宗有过一段露水情缘。得到皇帝的青睐，好处自然少不了，可惜宋徽宗玩物丧志，在“靖康之难”后被俘虏。李师师后来也下落不明。但作为一代名妓，有当今天子捧场，还有许多富家公子追捧，李师师的财富也不会在少数，有人统计曾达到今日货币八百万左右。

第三名是王朝云，她字子霞，钱塘人，自幼便沦落风尘，成为歌妓。在宋神宗熙宁四年，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与王朝云相见，二人相谈甚欢。王朝云成为苏轼的知己，二人相知相爱，王朝云还为苏轼生下一子，可惜她福浅命薄，产后因为身体虚弱，不久便离开人世，苏轼甚为悲痛，写对联哀悼：“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王朝云能够与苏轼结缘，如果她不是早死，那苏轼的诗文书画都是无价之宝，她必然也能成为富甲一方的人。

柳如是能够排名第四则要归结于她嫁得好。万历十五年出生的柳如是自幼家贫，她被卖入风尘，却不甘堕落，十分自爱，还写得一手好诗文。后来，她与南明复社领袖陈子龙情投意合，可惜陈子龙最后不幸战死。柳如是又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领袖、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钱谦益为她在虞山修建了“绛云楼”和“红豆馆”两处居所，但不久后清军占领北京，柳如是不甘受辱，便要与钱谦益一起投水自尽，钱谦益胆怯，不敢跳水，柳如是只得自己自尽，所幸被旁人救下。这之后，钱谦益便称病辞官，二人从此隐居。柳如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书法尤其精妙。但在钱谦益死后，一些地痞流氓眼红她的房产，想要夺走她的产业，柳如是为了保护自己与钱谦益的房产，在屋内自尽，这才吓退那些流氓。但柳如是留下的房产和书画，财富也不可小觑。

第五名当属杜十娘。杜十娘是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城南教坊司名妓。她与南京布政老爷的公子李甲的爱情尽人皆知，可惜的是李甲三心二意，最后背叛了杜十娘，令杜十娘愤而投江自尽。杜十娘投江时抱着自己的百宝箱，里头的金银珠宝，都是无价之宝。

第六名是寇白门，明末清初“秦淮八艳”之一。她曾为救情郎，在一月之内筹集了两万两白银，除了社交能力出色外，她自己的积蓄也不在少数。

第七位是宋徽宗时期的梁红玉，因为被名将韩世忠看中，就此从良。韩世忠是有名将领，财富定然也不会太少，梁红玉也算是平安度过后半生，衣食无忧了。

第八位是陈圆圆，作为同时被几大英雄追捧的名妓，她自然也会比其他妓女富贵些，不论是吴三桂还是李自成，都对她宠爱有加，自然会拿财富讨好她。

南宋杭州花魁娘子莘瑶琴，与卖油郎朱重的爱情故事流传后世，她能给自己赎身，还能帮助朱重开展生意，想来财富是不少，排名第九不算过分。

最后一名小凤仙是民国初年的名妓，与云南督军蔡锷有一段情，蔡锷作为督军，自然也不会太过寒酸，但他为人正直，以国家为重，也不会去敛财，小凤仙自然只能排名第十。

这十位名妓的财富排行榜是根据她们的生平事迹和史籍记载考察所得出，未必全然正确，但却也能从中看出当时社会一二来。

袁世凯猝死另有隐情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他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逼宣统退位，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后复辟称帝被推翻。

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伪装赞成变法，暗中背弃维新派，受慈禧太后宠信后来又升任为山东巡抚，血腥镇压义和团。1901年担任北洋大臣后，逐渐掌握大权，成为北洋军阀首领，权倾朝野。1911年武昌起义后，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支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12年，袁世凯挟制清帝退位，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以换取其支持复辟帝制。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了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因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全国人民的声讨，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称帝仅八十三天。1916年6月6日，在亿万民众的声讨中，袁世凯魂归西天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袁世凯一生很“得志”，步步高升，并且很少得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摄政王载沣在罢他职的时候，说他“现患足疾，步行维艰”，命令他“回籍养疴”这不过是要除掉他的一种借口罢了。其实他腿上只有很轻微的风寒病，并不是真有什么不能走路的大毛病。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窃国大盗的猝死呢？有人认为他是病死的有的认为他是被气死的，当然这也是人们的猜测罢了。

有人根据史料称，袁世凯所患的是尿毒症，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是，袁世凯的两个儿子意见分歧，大儿子袁克定相信西医，主张动手术；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相持不下。而袁世凯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因此贻误了时机，终致不治。

民间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当年袁世凯在彰德修养时，有个术士给他算命，称“袁不得过五十八岁”。袁世凯询问破解的办法，道士说非得龙袍加身不可，袁世凯听后没说什么，只是赐酒给术士，术士出门后就死了。从此以后，袁世凯便有了称帝之心。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却事事不顺，遭到国人的普遍反对，内外遭受夹攻，最终众叛亲离，于是积忧成疾，最终死去。

《袁世凯轶事》中对此有过交代：“昏迷之中，恒见术士来索命。医者以药进，袁皆拒而不服，指之为鸩，盖其视药与当年饮术士之酒无异。左右颇知其隐，而不敢喧之于众，但改用针砭而卒无效，世所传信任针医出于袁大公子之意，不知其别有原因也！”

还有人说袁世凯的猝死是因为纵欲过度，贪恋女色造成的。袁世凯的私生活十分糜烂，他除了原配夫人之外，姨太太还有好几人，而且为了满足生理需求，他每天服用鹿茸、海狗肾等补药，长期的昏淫生活让袁世凯的身体每况愈下，淫乱才是袁世凯的死因。

但这种种说法都只是民间对当时政治大背景下的袁世凯的猜测，并从他的心理、精神上去分析得出的结论，然后传播，不足为信服。而对袁世凯本人来说，他也始终没有向后人交代他为何一病而难以治愈。这个窃国大盗在咽气前，只是有气无力地说：“是他害了我！”

袁世凯口中的这个“他”是谁？有人说是老部下冯国璋、段祺瑞，他们希望继任总统所以对帝制暧昧；还有人认为这个“他”指的是陈宦、汤芗铭，他们始从终弃，袁世凯登基后，他们反而对他倒打一耙；也有说是“太子”袁克定，为了当上合法接班人，极力怂恿老子做皇帝，更有说是杨度等“筹安会”成员，以致是其他部僚、朋友。众说纷纭，答案仍不清楚，给后世留下了千古之谜。

第十六篇

名臣的另类脸谱

端午节并非只为纪念屈原

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它也称重午、浴兰节、夏节、天中节、地腊等。端午节在我国已延续了几千年，每到这一天，人们都喜欢吃粽子、饮雄黄酒、赛龙舟、挂菖蒲、熏艾枝……

我国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挨，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着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

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

屈　原

自此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就以赛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等风俗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家协会还把五月初五定为“诗人节”。

由于屈原的伟大人格和自杀殉国的事迹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动容，所以大家都愿意用这一天来纪念屈原，形成一个很好的传统。但是，端午节的习俗不是起源于纪念屈原。端午的习俗在屈原投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南北朝梁的文人宗懔在他的笔记《荆楚岁时记》中就指出：竞波是“东吴之俗，不关屈平也”。

端午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周代。周代忌讳“五”字。民间认为五月是毒月，初五又是毒日，有五毒，即蛇、蜈蚣、蝎子、蜥蜴和癞蛤蟆。此月多灾多难，甚至生孩子都会夭折，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方法来避五毒之害。端午节划龙舟就是古代人驱邪避疫一类的宗教活动。仔细想想，粽子的主要原料糯米、雄黄酒、菖蒲、艾叶等其实都是古代的辟邪之物《山堂肆考·宫集》卷十一记载：古人“端午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虎，核艾叶以戴之”。这种艾做的老虎，古人叫“艾虎”。佩戴艾虎，就是希望借老虎的神威来驱邪避疫。在这天吃煮熟的大蒜也有避疫的意思。

这些举动实质上是来源于古代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他们发觉农历五月时序已交夏令，蚊蝇滋生，百虫出洞。人的身体很容易受到毒虫的侵害所以想出这些办法来祛毒除病、防身健体。雄黄是一种矿物，中医用为解毒、杀虫药；蒜头含有大蒜素，具有杀菌、抗滴虫作用，中医一直用蒜作为散寒化湿杀虫解毒药；菖蒲和艾枝也都有驱虫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端午作为一个节日固定下来了。可见，在端午节的形成过程中，各时、各地都会产生各种习俗，并赋予它不同的意义。除了有端午纪念屈原之说，还有纪念伍子胥、纪念孝女曹娥救父投江、纪念介子推等说法。

黑脸张飞竟是儒雅书生

随着《三国演义》的流传，张飞的形象被人们定格为一个有着鲜明个性、有些鲁莽的赳赳武夫，压根儿就不会把他同文化扯在一起。实际上，真实的张飞不但文武兼备，而且素有才情，是个很有名的书画家，尤喜欢画美人，也写得一手漂亮的草书。

据明代卓尔昌的《画髓元诠》载：“张飞喜画美人，擅草书。”清代《历代画征录》记载：“张飞，涿州人，喜画美人。”

如今，涿州人说涿州鼓楼北墙上的《女娲补天图》是张飞所画，张飞故里附近房树村万佛阁的壁画，据说也出自张飞笔下。

关于张飞会书法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陶宏影的《刀剑录》，说张飞拜新亭侯，亲书刀剑铭文：“新亭侯，蜀大将也。”明代《丹铅总录》还记载：“涪陵有张飞刁斗铭。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可惜这些物证已没，无从考证。

大约在明代时，在四川流江县发现了一个摩崖石刻。这便是《张飞立马铭》又叫做《八蒙摩崖》。《三国志》载，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秋，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曹操命张郃领兵三万进犯巴州。刘备令张飞率卒万人迎击于蒙头（即八蒙山，在今四川渠县）。张飞以少胜多，把名将张郃打得大败而逃。

当时张飞非常高兴，便乘着酒兴，用丈八蛇矛在崖壁上以石代纸刺凿下与这通“立马铭”正文相同的两行隶体大字“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铭”，以示纪功勉士兼羞曹军。其字为隶书，笔力十分雄健，今川东渠县尚存摩崖，虽经千年风雨剥蚀，字迹尚依稀可辨。对于此事，清纪晓岚有诗赞曰：“哪知拓本摩崖字，车骑将军手自书。”

细观碑刻的拓本，笔画丰满遒劲，气势刚健凝重。横画“蚕头”暗藏，“燕尾”明显，极具婉转圆通的韵味。中锋藏锋如锥画沙，很是精妙。整体布局不杂一丝浮躁之气，极为认真，没有丝毫的鲁莽气息。

阆中桓侯祠张飞塑像两旁有一副著名诗人流沙河写的名联：“园谢红桃，大哥玄德二哥羽；国留青史，三分鼎势八分书。”这对联是流沙河看了张飞庙后有感而发写下的，评价张飞是个文武兼备的英雄，对联讲到的“八分书”就是指当年张飞镇守阆中时留下的书法佳话。汉时的隶书叫做“汉八分”，“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

元吴镇《张翼德祠》诗作云：“关侯讽左氏，车骑更工书。文武趣虽别，古人尝有余。横矛思腕力，繇像恐难如。”车骑便是张飞，他于章武元年（221年）拜车骑将军。吴镇的意思是，张飞的书法很有造诣，连三国时著名书法家——魏的钟繇、吴的皇像恐怕也比不上。这是对张飞书法艺术的高度评价。

据说张飞还会写诗作赋，在打败张郃后，他率部巡游真多山，不禁诗兴大发，写下了《真多山游记》：“王方平采药此山，重子歌玉泸山涧。雪，住宿方行。”十九字的游经，情景交融，言简意深，无形中就透着一股美感，体现了张飞内在的文学修养。

另外，张飞有两个女儿，先后嫁给后主刘禅，一个为妃，一个为后。能够当上皇后，以古代讲究后妃德行美貌的标准以及刘阿斗贪图美色的特点来看，她们的修养、相貌至少应该算是不错的。根据现代遗传学的说法，气质和相貌都是会遗传的，若张飞真是《三国演义》中那样的粗人，又如何能生出这样的女儿？

由上可知，真实的张飞其实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文武全才，可是人们为什么还一直叫他猛张飞甚至莽张飞呢？这恐怕与《三国演义》开头的描写以及野史、民间传说和戏曲的渲染造成的先入之见有些关系。

《三国演义》的开头，介绍张飞的相貌，用了“豹头环眼，燕颔虎须”，身份又是个杀猪沽酒的屠户。后世之人，一般都喜欢在自己的行业上寻根问祖，比如木匠奉鲁班为祖，鞋匠奉刘备为祖，做毛笔的奉蒙恬为祖，做豆腐的奉淮南王刘安为祖，杀猪的便奉张飞为祖，还编了故事说，张飞杀猪，只杀一刀，号称张一刀，如果那猪不死，就用手活活捂死，粗鲁得叫人咋舌。在《三国演义》中，张飞一出场就动不动要杀人。如此粗鲁没文化的形象与真实儒雅的张飞实际上是大相径庭的。

班昭是女性的禁锢者

班昭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极高的杰出女性，她从小便熟读儒家经典和史书长大后，又掌握了丰富的天文、历史、地理等知识，是古代四大才女之一。她的渊博学识和模范言行被世人称颂，而她一生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有三件事：续《汉书》、教授后妃和她撰写的《女诫》。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正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人们称赞它言赅事备，与《史记》齐名，全书分纪、传、表、志几类，它凝结着班家两代人的心血。还在班昭的父亲班彪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部书的写作工作，她的父亲死后，她的哥哥班固继续完成这一工作。

班固，字孟坚，九岁能作文，稍大一点，博览众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不料就在他快要完成《汉书》时，却因窦宪一案的牵连，死在狱中，留下未完成的《汉书》。班昭痛定思痛，接过亡兄未完成的工作继续前进。

好在班昭还在班固活着的时候就参与了全书的撰写工作，后来又得到汉和帝的恩准，可以到东观藏书阁参考典籍，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世人争相传诵，虽然班昭参与了撰写，但她很谦逊，仍然冠上了她哥哥的名字。

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女子，不是很值得女性学习和崇拜吗？为什么本文题目是“班昭竟是女性命运的禁锢者”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班昭在七十岁高龄的情况下，写出了《女诫》。《女诫》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本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科书，不料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不久之后便风行全国各地。

在“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认为女性生来就比男性地位低下，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恪尽本分。

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须敬谨服侍，“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妇不事夫则义理坠废，若要维持义理之不坠，必须使女性明析义理”。

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丈夫是对是错，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

在“专心”篇中，强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淫声，目不斜视”。

《女诫》在压抑妇女思想方面是最彻底的，因为这是女性自己宣扬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班昭的《女诫》影响了中国女性两千年。它鼓励女性凡事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这极大地禁锢了女性的思想与自由。因为《女诫》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欣赏和班昭学生的推崇，所以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也极其深远。它让女性在骨子里认为，女人天生就是男人的奴仆，它甚至“唆使”女性以极端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坚贞。同时，女人还是家庭的奴隶，卑弱、敬顺、专一、曲从是女性的代名词。

就这样，《女诫》一点点摧毁了女性的自信心，把女性排挤出社会的大舞台，最终沦为男人手中苍白的玩偶。

这根本就是从思想上去误导当时的女性，一切服从男权，以男人为主导。这样的班昭，哪里值得女性崇拜呢？简直是女性命运的禁锢者。

为什么说李白是个“官迷”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

这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描写李白的部分。

这首诗歌里明显暗含着李白并不迷恋官爵的意思，但是真实的李白对官爵是否迷恋，我们姑且从他进京前的一些经历说起吧。

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可以说他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年仅二十四岁时，他便只身离开家乡开始自己的“求仕历程”。希望结交名士，干谒社会贤达以求得到引荐，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第一站：终南山。说来可笑，唐代李氏天子尊老子李耳为祖先，这使得道教在唐代盛极一时。于是，一些想入朝做官的人，纷纷隐居名山，扮成道士或隐士，等着当朝天子诏见。我们可以通过“终南捷径”典故的来历窥见一斑。当时的终南山聚集了一大批隐士，这些隐士大都是一些名士，朝廷有时就会在这些名士里择优录用或者由这些人引荐其他人当官。李白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引荐，遂离去。后有李白诗作《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进一步证明了李白在这里曾经待过，而且还有熟人朋友即隐士斛斯。

第二站：山东孔巢父。孔巢父是唐代重臣，有着深厚的政治基础，李白想借其影响力为自己的政治历程添上一笔，“竹溪六逸”就是他们当时谈诗论赋的见证。但是孔巢父当时一心向往田园生活，对仕途并不迷恋，李白无奈又离开了山东。

第三站：浙江吴筠。唐玄宗当时迷恋黄老之术，这个吴筠就是当时很有名的道士，唐玄宗闻其名，就召他觐见。就这样，吴筠带李白进京，把李白引荐给自己的同乡贺知章，这个贺知章当时有一个头衔，太子右庶子，侍读乃唐玄宗亲赐两人见面后，贺知章感叹李白的才气，遂把李白引荐给唐玄宗，李白就这样进入了自己梦想的政治田野，等待他的将是更加复杂的生活……

纵观李白的游学历程，我们大致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他的拜访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有隐居的山人，山人即隐士，如果你能耐得住寂寞，在“隐居界”隐出名声，做官指日可待。但是年轻浪漫的李白怎肯独守寂寞而不语？于是他去找有政治基础且喜好辞令的孔巢父，希望得到引荐，但是当时辞官的孔巢父对政治的兴趣明显小于做诗，他还劝李白不要出仕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岂不快哉，李白哪里肯留！当时唐玄宗喜好道教，他便去寻当时的“名道”吴筠，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吴筠这里真的就等到了机会，他认识了贺知章，凭借贺知章的引荐，他顺利地进入了仕途，可仕途真的适合他这样的人吗？答案是否定的，李白是一个极富浪漫主义情怀的人，浪漫的人就比较钟爱幻想，他要求世界择贤而用，唯才是举，可真实的世界是这样的吗？封建社会的“门荫制度”是何等的现实！李白想要在政治上大展拳脚终究是黄粱一梦。

卖国贼秦桧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在西子湖边，岳飞的墓旁，长跪着秦桧等人的跪像，大凡来岳飞墓前参观、凭吊的游人，都要唾弃、击打跪像，以泄心中的愤恨之情。在人们的印象中，秦桧是金国的奸细，卖国求荣；是“民族败类”，出卖国家利益，陷害忠君爱国的岳飞。这样的罪人，就是让他再跪上一千年，也是罪有应得的。

但是，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个真实的秦桧，却发现并非如此。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进士出身，在北宋时曾任密州教授、御史中丞等。南宋时曾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被封为太师、魏国公。死后高宗加封他为“申王”，谥号“献忠”。

秦桧夫妇跪像

许多后人认为秦桧是金国奸细，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史册中留下许多关于秦桧爱国的证据，考究起来，似乎也有那么几分道理。

据《宋史》记载，公元1126年，金兵突袭北宋京城汴京成功。在金人未攻破汴京前，秦桧一直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在金人的威逼下，宋朝大多数的官员议立张邦昌为帝。秦桧竟站出来反对，立议状要存赵氏。结果秦桧被金人俘虏北去。秦桧此举，颇受人民赞扬。可以说秦桧若不出站来立议状要存赵氏，就不可能会被掳走受苦受罪，或许还会在伪齐政府里做大官享受荣华富贵。

秦桧到金国后，受到金元帅粘罕的特别对待。但查看相关资料，并未发现秦桧在金国期间有任何变节之举。公元1130年，秦桧趁完颜昌攻楚州时逃了出来。秦桧说他是杀了“金人监己者，弃舟而来”。此说不信也罢，但说秦桧投靠金人、做了奸细并无任何根据，说秦桧是金国派来的内奸纯属无稽之谈。如李心传写的《要录》说，秦桧不是金人“奸细”，只是主和派而已。徐梦莘写的《三朝北盟会编》说，前御史中丞秦桧和家属从金军占领的楚州孙村中逃归至涟水军丁祀水寨，只使用“逃归”二字。熊克写的《中兴小记》说，秦桧从敌中归来，也没说他是“奸细”。而外处逃脱的例子自古有之，如西汉的张骞从西域匈奴手中逃回汉朝。宋朝也有很多人，如辛弃疾、文天祥等。

公元1137年，徽宗客死他乡。同年，高宗派秦桧与金国议和。经过艰苦的谈判，到公元1139年，在秦桧的努力下终于和金国达成和平协议。史称“绍兴和议”，和议的主要内容：“宋帝向金称臣，宋每年交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金归还伪齐刘豫统治下的河南、陕西部分地区，并送还宋钦宗及宋徽宗梓棺，许还梓宫、母、兄、亲族。”如果此协议达成了，秦桧无疑是人民的一号功臣，虽然一时纳贡称臣，但若知耻而后勇、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宋朝终有一天会报仇雪恨的。当时百姓都以为和平即将到来，钦宗南归在即。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高宗就下诏“渊圣皇帝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准备让钦宗回来后赋闲休养。如果高宗不想迎二帝，绍兴和议签订前就可以在谈判时偷偷地对金人暗示不让二帝回来。而事实上绍兴和议的内容是金国答应迎回二帝……

如果说这份和议是“卖国条约”的话，那当时的百姓也不会如此欢欣了。欢欣说明百姓对这份合约的内容很满意。在这个意义上说，秦桧并不是“卖国贼”。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宋朝，连皇帝都不能随随便便处死臣子，更不用说像岳飞这样的朝野重臣。若是没有皇帝的许可，秦桧是绝对无权杀他的。“笑区区一桧亦何能”，写出了秦桧所处的尴尬处境。想当初，岳飞正是赵构一手提拔的大将，襄阳大捷之后，皇帝赵构和宰相张俊对岳飞十分倚重，在解除刘世光兵权后有意把这支部队并到岳家军中，并在《御扎》中提出以“将雪国家之耻，拯海内之穷”的重任交给岳飞。

岳飞被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功高盖主，手握兵权，这是古时任何一个封建皇帝都会担心的。而一件事情，更是让赵构心生忧虑。

公元1137年，岳飞奏请立储之事，一个武将干预皇帝的“家事”，况且他本身的能力对高宗的地位也构成威胁。作为拥有众多兵马的武将干预立储之事确实超出了一个武将的职责范围。从人性的角度讲，赵构不可能不多想。从“一天下十二道金牌”等一些事情上可以看出，岳飞不爱听命令，而且是经常发生的。当有些要求没得到满足（如合并淮西军和强令撤军）时，岳飞就使性子，“上庐山”在封建时代，这叫做抗旨，是皇帝最害怕的事情。

岳飞的确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了赵构的忌讳，而岳飞却没有意识到这些；赵构对岳飞从喜爱到不满、到失望、到忌讳，最后则是愤恨，甚至因为恨“岳”这个字，把岳州都改名为池州，可见他对岳飞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秦桧还想救岳云一命，他曾以刑部大理寺的名义上书，主张保全岳云的性命。“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徒就是流放）。”“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但赵构对岳飞已是恨之入骨，结果是全杀。由此看来秦桧只是傀儡，真正的幕后指使人是皇帝赵构，他导演了这出戏。

“海青天”背后的隐私

海瑞是历史上和包拯齐名的大清官。由于明朝历史上的清官不多，所以海瑞就显得特别的稀有。

海瑞也的确是一位秉性刚直的人物。在京师做官时，面对昏庸的皇帝和颓废的朝政，他毅然买好棺材上疏死谏。他的这篇题为《治安疏》的著名奏章可谓“史无前例”，把嘉靖皇帝气得暴跳如雷，将海瑞投入天牢，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海瑞的旷世忠耿，想杀了他又怕落得个杀忠臣的千古恶名。海瑞出狱后，受到了朝中六部的中下层官员和京师百姓的夹道欢迎。但海瑞的两个儿子却在他坐牢期间不幸被瘟疫夺去了生命。

海瑞在苏州、南京做南直隶等高官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贪倡廉行动。他上任一个月后，被送到南京刑部的贪官就超过一百人。有一个县从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一共被抓了十多人，几乎把一个县衙门的官吏抓空了。面对各种威逼利诱，海瑞不为所动，终于完成了乡官退田还民工作。但是海瑞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他最后一个儿子被报复者捂死丢进了苏州河里，妻子吴氏也因为悲伤过度上吊自杀。随后，海瑞也因得罪了满朝文武，被罢官。

海瑞为官期间，爱民抚民、为民除害谋利，而他自己却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海瑞去世时，他的遗物只有八两银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竟不足以办丧事用。靠同僚的帮助，他的灵柩才得以运回故乡。当海瑞的灵柩经过秦淮河时，两岸的百姓自动穿孝来哭送他，送行的队伍长达百里。南京的市面早已罢市数日，只有布店和画店开门，南京的市民家家都买白布黑纱为海瑞披麻戴孝，供奉灵堂。画师们的手都画肿了，海瑞的头像还是供不应求。

如今，在人民心中，海瑞依然是正义的象征，当之无愧的“海青天”。但是，人无完人，金无赤金，海瑞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首先，在断案技巧上，海瑞不能完全明察秋毫，料事如神。对于那些疑案，他不是慎重调查，而是“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从今天的法治精神来看，无论屈谁都是不公平的。海瑞“两害相权取其轻”，没有调动各种刑侦手段一查到底的办案方式是不符合公平精神的。

其次，在对待契约问题上，虽然现代法律要求书面契据，但是明朝时并不要求。海瑞不顾当时的国情和法律，片面强调形式主义，要求争议的解决必须以书面契约为依据，这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广大农民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农民间是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的。这样一来，不知有多少人在海瑞的貌似公平的判决下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海瑞自己也承认，他所批准赎还的仅占全部典押借贷案件的二十分之一。结果，在海瑞的治理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搞乱了。

最让人叹息的还是海瑞的家庭悲剧。明人姚叔祥的《见只编》上记载：“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海瑞有个女儿，年方五岁，正在吃糕饼。海瑞问她，糕饼是从哪儿来的？女儿回答说：是某个仆人给的。海瑞生气地说：我女儿怎么能随便吃仆人的东西？你不是我女儿！如果就此饿死，才能称得上是我女儿。小女孩就哭着不吃东西了。家里人想方设法要她吃，她坚决不吃，一个星期后，小女孩就饿死了。

海瑞虽然是个令人敬仰的清官，但是他在那种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这种过于严肃的礼教思想及时代烙印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虽然不能苛责古人按照我们的完美要求去做，但我们却可以从这些不完美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纪晓岚并非“铁齿铜牙”

近些年，关于纪晓岚与和珅的电视剧层出不穷。在剧中，乾隆皇帝与两位爱臣打成一片，纪晓岚时时不忘捉弄一下和珅，让他在皇帝面前出尽洋相。而当和珅使坏的时候，纪晓岚又每每能化险为夷，成功避开来自和珅的报复。剧中的纪晓岚正直、英俊、机智、洒脱，与油腔滑调、不学无术的和珅形成了鲜明对比观众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无不深感痛快。

可是，历史上纪晓岚真的与和珅处处作对吗？《铁齿铜牙纪晓岚》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吗？

查阅史籍，可以发现《铁齿铜牙纪晓岚》的剧情情节与史实有几处出入：

第一，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跟纪晓岚打了十年交道的朱珪曾经有诗这样描述：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从诗中得知，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这样看来，纪晓岚不仅比较丑，还有近视眼、口吃，这些与荧屏上风流倜傥的纪晓岚形象颇有些不同。

而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和珅在当时被称为“满洲第一美男子”，据说他身材颀长、眉清目秀，不仅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而且还是一个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处事机敏的干练之才。他很会理财、敛财，并且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平时巧答应对，处理政务干练决断，都甚合乾隆心思，并不是影视剧中所展现的那个表现得有些愚钝的胖子形象。

第二，在影视剧中，纪晓岚和乾隆皇帝之间的君臣关系表现得十分融洽，乾隆对纪晓岚十分信任。于是我们都得出一个结论：纪晓岚是乾隆皇帝的“爱臣”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剧情经过了编导们的美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主”，也是一位自小生长在深宫的皇帝，有很多独特的喜好。比如，乾隆对身边的近臣有他自己的一条选择标准，首先必须机警敏捷、聪明干练，并且要相貌俊秀、年轻漂亮。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都是数一数二的“美男子”。而相貌丑陋的纪晓岚遇上乾隆，即便他再才华横溢，也难得到真正的重用，难以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意思是说他只能做乾隆的“词臣”，而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均是这种际遇的体现。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他一生没有当过真正有实权的官。

其中，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乾隆对他的态度：一次乾隆派他出任都察院，他因判案不力，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本来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可见纪晓岚在皇帝心里的地位。相反，和珅却得到了乾隆的青睐，官至军机大臣、大学士。

所以，纪晓岚无法与权臣和珅斗法，因为不是一个“重量级”，而且纪晓岚也没有与和珅为敌的意愿。因为与和珅作对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贬官的贬官，流放的流放，杀头的杀头。

第三，在电视剧中三个人的年龄看上去差不多，这一点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据载，和珅的生卒年是（1750～1799），纪晓岚是（1724～1805），纪晓岚要比和珅大26岁，纪晓岚考中进士的时候和珅才出生，等到和珅飞黄腾达的时候，纪晓岚已经六十多岁，他俩基本上没有同朝为官。

综上所述，纪晓岚不可能也没有资格与和珅斗法。

鳌拜也曾忠勇过

近年来，随着各种清代题材历史剧的热播，康熙智擒鳌拜的故事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鳌拜也以大奸臣的形象家喻户晓。实际上，鳌拜后期虽然对小皇帝飞扬跋扈，但想当年鳌拜也还的确是个忠勇之臣。早年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忠于故主，始终不渝，是功臣也是忠臣。这是他不该被忘记与抹杀的功绩。

鳌拜，生年不详，卒于康熙八年（1669年），满洲镶黄旗人。鳌拜出身将门，精通骑射，武力卓越，他从其青年时代起就效力军中，屡立大功。他还曾跟随清太宗皇太极攻察哈尔部、征朝鲜，均有战绩。

在皮岛之战中，鳌拜主动请缨，并与准塔一同向阿济格立下军令状：“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誓必克岛而回。”胜败关键时刻，鳌拜第一个冲向明军阵地，冒着炮火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清军遂一举跟进，攻克皮岛。

在松锦会战中，鳌拜冲锋陷阵，一马当先，五战皆捷，因功晋爵一等梅勒章京。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鳌拜随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取道陕北，攻陷四城，降三十八城，随即挥师南下，直逼西安。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退往湖广阿济格奉旨率军剿除“流寇余孽”，鳌拜等遂分翼出师，水陆并进，于河南邓州和湖北承天、德安、武昌等地前后十三战，重创大顺军。

打垮李自成之后，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鳌拜又随肃亲王豪格等率军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鳌拜再次充当先锋，率领先头部队前往狙击。两军相遇鳌拜等人又是身先士卒，往前猛冲。狭路相逢勇者胜，昔日威风一时的大西军抵挡不住而溃败，张献忠也于此役中被杀。打败大西军主力之后，鳌拜等又继续深入，基本上肃清了四川一带张献忠余部。击破大西军，鳌拜实居首功。

由上可见，鳌拜早年无论是在关外与明军的反复交锋中，还是在入关定鼎中原后巩固统治的大小战斗中，出生入死，转战南北，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当之无愧的清初开国功臣。

鳌拜不仅是战场上的一员骁将，也是皇太极忠心耿耿的心腹。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逝世，满洲亲贵在帝位继承上出现矛盾。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争立。皇太极生前统领的正黄旗与镶黄旗拥立豪格，而多尔衮自领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则拥立多尔衮。双方争持不下，形势极其严峻。

黄旗护军统领鳌拜手握重兵，与两黄旗的其他大臣索尼、谭泰等八人会集于豪格府邸，“共立盟誓，愿死生一处”，密谋拥立肃亲王为帝。鉴于当时紧张的局势，鳌拜等严加戒备，密令兵丁守卫门禁，以防不测。

八月十四日，代善于崇政殿召集会议讨论继承人选。鳌拜于当天清晨与两黄旗大臣盟誓于大清门，坚决拥立先帝（皇太极）之子，并命两旗精锐护军全副武装环卫崇政殿，做好了不惜兵戎相见的准备。当会议之中争论不休时，鳌拜与效忠于皇太极的一批将领纷纷离座，按剑而前，齐声说道：我们这些臣子，吃的是先帝的饭，穿的是先帝的衣，先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有如天高海深。如果不立先帝之子，我们宁可从死先帝于地下！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不得不做出让步，提出拥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继位，由自己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一同辅政。这一折中方案最终为双方所接受。

顺治亲政后闻知鳌拜、索尼等人曾经盟誓“一心为主，生死与共”，忠心耿耿，遂对鳌拜极为敬重，视为心腹重臣。从此，鳌拜随侍顺治身边，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协和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祭奠过世王公妃嫔、协助会审案狱，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等等。应该说，鳌拜对顺治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顺治对他也十分关心和信任。顺治十三年（1656年），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顺治亲临鳌拜府邸去看望慰问。顺治十四年（1657年）冬，孝庄太后病重，顺治朝夕侍候。鳌拜昼夜于宫中侍候，都顾不上自己休息吃饭，深获顺治帝的赞赏。

鳌拜忠心事主，始终不渝，在皇太极去世后坚决拥立其子为皇位继承人，甚至不惜与对手兵戎相见，最终争得福临继位。他为此与睿亲王多尔衮结下怨仇，在后者摄政期间，多次遭受残酷打击，三次论死。故主皇太极既已去世，其子福临也得以即位，鳌拜此时完全可以为谋求个人利益而党附多尔衮，这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上是司空见惯之事。但鳌拜面对如此险恶处境，却仍然不屈不挠，始终没有迎合多尔衮。就此而言，鳌拜作为清初一员骁将，其性格是耿直倔犟、敢于抗争的。他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

真伪难辨的双面李鸿章

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李鸿章的，因为晚清时代许多重大的事件他都参与了。但是长期以来，李鸿章都与“卖国贼”、“民族罪人”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他是遭万人唾骂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署者，老百姓怀疑他得了日本人的“好处”，说他是“卖国贼”，甚至有人公开声明要刺杀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不能否认，诸多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致使中国落后于其他国家。然而签约的始末，李鸿章只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并未背着皇帝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

就拿1884年中法战争来说，中国虽取得镇南关大捷，但从总的军事形势来看，中国仍处于劣势；法国茹费里内阁虽然倒台，但法国资产阶级对华战争政策并未改变；从当时国际形势来看，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的主要是俄国和日本。俄国对新疆的侵略，日本向朝鲜的渗透，使清政府可能会面临更险恶、更难应付的局面。不难看出，李鸿章采取的“乘胜即收”方针是认识到了把亡国灭种作为以卵击石的代价之愚蠢后所作出的选择，而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们所说的“投降卖国”政策。

李鸿章

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代表去和犹如“虎狼群”的列强周旋，这实在不是一份好差使。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李鸿章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难为之事。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朝廷派出去的又是李鸿章。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一再坚决不准，直到李鸿章表示“非敢爱身，唯虞辱命”“一息尚存，万程当赴”。似乎除了李鸿章就没有第二人能承担起这份任命。每当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的时候，他们唯一可以用的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三个字就这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任何事物都需要多角度地审视才能下结论，看待李鸿章也是如此，轻易以“大汉奸”、“卖国贼”之语盖棺论定似乎有失公允。同时，他是有功劳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强敌，他清醒地认识到“穷则变，变则通”，“富强相因”的现实。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些具有发展眼光的看法和做法：

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兴办近代民用工业，创建近代海军，建立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人才。

中国所有的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工业的诞生和发展无一不有他的推动，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洋学生等方面更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的主持与参与下，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第一条电报电缆线、第一座钢铁厂、第一支海军舰队、第一个电报公司……

对李鸿章的功与过，不能简单地归于“卖国”、“罪人”，国难当头，强敌入侵，他做到了一位臣子所应做的。

也许梁启超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明这一点，即“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潘美是“大宋奸臣”吗？

说起潘美，也许不太有人知道。但说起《杨家将》里的潘仁美，估计就耳熟能详了。这是一个在文学艺术里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大奸大恶之人，其陷害忠良、卖国求荣的恶行，令世人发指。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潘仁美”的原型、北宋开国功臣潘美，绝非奸佞之臣。

潘美字仲询，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人。初事周世宗柴荣，补供奉官。因与赵匡胤交情匪浅，当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时，潘美拥立其称帝。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开国诸将的兵权，唯独潘美例外。可见，赵匡胤对潘美信任非常。其后，潘美率兵南征北战，先灭南汉，再灭南唐，后伐北辽，屡立奇功，对北宋的统一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颇受赵匡胤的赏识与器重。

潘美不仅战功赫赫，而且宅心仁厚。宋人王铚在《默记》中有记载，某日赵匡胤看见太监带来周世宗柴荣的两个儿子，便命左右拉去斩首。当时潘美手掐殿柱，低头不语。赵匡胤看出其心事，便问：“汝以为非也？”潘美回答说：“臣岂敢，但于理未安。”赵匡胤便放还二子，并把其中的一个赐给潘美，即潘美的养子潘维正。可见潘美的确具有仁爱之心，品格忠厚。

如此一位开国功臣、大宋良将，为何在《杨家将》中竟成了卖国求荣的奸臣了呢？恐怕还得从宋辽之战说起。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辽军以十余万兵力大举入侵北宋。宋廷兵分东西两路迎击敌人，东路军由曹彬统帅，战败于涿州。西路军由潘美为统帅，杨业为副帅，与辽兵接战于朔州。杨业便是《杨家将》中佘太君的丈夫杨建业。宋辽之战，辽兵实力强大，杨业深知硬攻不可取，但随军监军王侁、刘文裕等邀功心切，主张强取，更下令逼杨业出战。杨业就是在力谏不成，被逼强攻而后援接应失误的情况下，兵败被捕，绝食身亡的。

史实如此，是否应该说是王侁害死杨业？可为何陷害忠良的罪名最终却落在了潘美头上？仔细推敲，身为统帅的潘美，历经数年征战，对其时的敌我形势应该心中有数，竟然眼看着副帅杨业被逼出战而不力保之，这恐怕就是潘美被后人非议，甚至被塑造成反面人物的根源所在吧。但潘美是故意任杨业送死而不顾，还是因有心无力而有所顾忌，仍未可知。

之所以说潘美有心无力，有所顾忌，是因为王侁的监军身份。太宗皇帝在兵制上采取了收权的措施，在军中设监军，往往由其亲自指派宦官担任，对在外将领进行监督，负责将士的功过赏罚，甚至有权处死意图不轨的将帅。后来竟演变为监军有权处理军机，并且能使将帅服从命令。这就造成了精通军事的将帅无权而不懂用兵的宦官发令的混乱局面。王侁恰恰就是一个刚愎自用但又深得皇帝信任的监军，也难怪潘美可能会心存自保之念而不敢与之作对，唯有眼看着副帅杨业“英雄一去不复还”了。

岁月沧桑，终不能磨灭潘美在北宋王朝建立初期的丰功伟绩。然人言可畏世代相传的文艺作品，致使历代多少忠臣良将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为世人唾骂？这恐怕比杨业之死，还要令人心痛吧。

为何君子小人都不喜欢寇准

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进而促成“澶渊之盟”稳定了暂时的局面，也为北宋之后一百多年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保障。此后，寇准受到了真宗的高度礼遇与信任，一路升任丞相。

然而，寇准的仕途跌宕坎坷，四起四落，最终难逃被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的厄运。究其原因，六字记之曰：偏离“正”，过于“直”。《宋史》中说到寇准最多的就是“正直”二字。寇准的确“直”得令人佩服，但说他“正”就见仁见智了。

“澶渊之盟”的功绩让寇准的权力欲望达到巅峰，使他能够毫无顾忌地独揽大权，肆无忌惮地插手丞相本无权过问的人事任免，更时常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的决定。不仅如此，对朝中同僚亦是气焰凌人。寇准被贬之后得以重回权力之巅出任西府枢密正使，宰相王旦的力荐功不可没。然而寇准根本不把这位晚于他为相的同僚放在眼里，不仅不通力合作，还处处针锋相对，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挑其毛病，上报皇帝。然而王旦“宰相肚里能撑船”，认定寇准是难得的人才，不仅没有设计报复，反而多番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劝皇帝对其委以重任。相比之下孰小人孰君子，一目了然。

寇准毕竟不是圣人，偏离正道亦不足为奇。然其至死不改的倔犟耿直，着实令人叹服。为人太过正直，在官场行走就难免处处树敌。无论是对同僚，还是对皇帝，寇准较真起来丝毫不让，非论出个是非对错不可。

一次殿上议事，寇准言辞过于激烈，宋太宗几次打断都无法阻止寇准的放肆狂言，一气之下，猛然起身离去。寇准见状，一步上前拉住宋太宗的衣角，硬是将其拉回坐下。幸好寇准争得在理，免了一次杀身之祸。然而，他并不是次次都在理，次次都走运的。

寇准第一次被贬，就起因于他与政敌的无理争吵，互揭其短。一日，寇准和温仲舒骑马并行，突然冲出个疯子挡住去路，向寇准山呼万岁。此事被寇准的政敌张逊得知后，派人向皇帝密告，揭发寇准有异心。寇准以温仲舒为证人，为自己辩护。由此在太宗面前引发了一场激烈争吵，使得太宗龙颜大怒，当下撤了张逊的职，同时也把寇准贬去了青州。

寇准最终被佞臣丁谓陷害，落得惨淡收场，溯其源头便是他那句直白的讽刺：“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当年，寇准与丁谓关系亲密，在一次宴会上，丁谓见寇准的胡须上粘了些饭粒，便起身替他拂去。结果好心没好报，反而遭来寇准一句冷言，丁谓由此记恨心中，最终“大仇得报”，将寇准赶到了雷州，终结了他跌宕起伏的坎坷仕途。

权相蔡京为什么会被饿死

蔡京，宋徽宗时权倾一时的当朝宰相，曾拥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曾霸占过可与国库相比的金银珠宝、家宅田产，曾无比风光地陪伴着徽宗皇帝游戏人间，最终亡了北宋，也亡了卿卿性命。蔡京以极其不可思议的方式，被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地活活饿死，不可不谓之“苍天有眼”。

蔡京可称为徽宗时期“六贼”之首。“元更化”时，他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年，蔡京转而支持变法派推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如此首鼠两端，见风使舵，实乃恬不知耻之辈。徽宗即位后，因其声名狼藉，削其相位，贬居杭州。其时，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想方设法笼络这位内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蔡京无所不用其极，投徽宗所好，使得徽宗对他言听计从，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陷害忠良，窃弄权柄，恣为奸利，徽宗总是对其宠信有加，不以为疑。

蔡京的所作所为，引起群臣不齿，弹劾之言数不胜数。蔡京搜刮民脂民膏聚敛私财，更使黎民百姓身陷水火而难以为生，民怨四起，却难达上听。无奈一朝天子一朝臣，昏庸无能的徽宗皇帝，对这个与他“志趣相投”的奸佞小人，包庇纵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直到金兵铁骑踏来，徽宗让位于儿子赵桓，上至群臣下至百姓，讨伐蔡京之声震天动地，终于“钦宗即位，连贬（蔡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卒，年八十”。

如蔡京这般作恶多端却只是贬徙流放，实在难消天下百姓心头之恨。正如《宋史》所载：“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于是乎，多年的积怨化作一股复仇的力量。蔡京迁徙途中的各地百姓，无一人卖其食粮，供其住宿，任这位八旬老翁饥肠辘辘，作词悲叹：“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

蔡京此时如梦初醒，腹中的饥肠辘辘却已为他罪孽的一生敲响了丧钟。真可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韩信如何让秦朝旧将心服口服

西汉大将军韩信从一个家境贫寒的待业青年，逐步成长为了用兵如神的大将军。他卓越的个人才能、军事才能帮助刘邦取得了一次次胜利，也可以说，如果没有韩信的帮助，刘邦早已被项羽所灭。

项羽入关中之后，为了控制刘邦，分封刘邦为汉王，入汉中之地。汉中属于偏远之地，刘邦想要在这种地方有所作为，很难！即使刘邦入汉中之后，项羽仍格外提防刘邦，因此，项羽还把章邯、司马欣、董翳分封到关中去，目的很明显监视汉王刘邦。章邯、司马欣、董翳这三人是秦旧部，投奔项羽后，分封到关中把关中一分为三，称为三秦。刘邦想要回归关中，首先就必须要经过三秦。

这也正十分合三人之意，尤其是章邯。一来，三秦靠近秦朝旧都咸阳之地二来，章邯就从秦朝的大将军变成了今日的雍王，地位也更显尊贵。想他以一个打工仔变成了小老板时，心里应该是如何的喜悦，更何况封地还靠近秦旧都；三来，章邯自己也十分清楚项羽的目的，要自己监视刘邦，这对于一直看不起刘邦以及其麾下大将的章邯来讲，是一件十分轻松的差事，他当然也乐意完成；另外章邯对项羽也是心存感激，因为自己为秦朝拼死卖命几年之后，没有得什么嘉奖反而差点送命，无奈之下投靠项羽，但是项羽却不计前嫌（章邯杀了项羽的叔父项梁），反而重用了他。就算项羽杀死了自己带来投降的二十万“敢死队”大军虽然也一度心有不满，但是在章邯的心中项羽仍是值得效忠的明君，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走投无路的成分。现如今，即便知道这是项羽拿自己来当挡箭牌，但封王封侯，功成名就，也有莫大的满足。

与其说章邯对刘邦过分轻视，不如说他自视过高。他曾评价说：“樊哙，一介武夫，有勇无谋；夏侯婴，一介小吏，有谋无勇；韩信，一介乞丐，曾受过胯下之辱，无勇亦无谋。”相反地，他却十分肯定自己在军事上的才能，当年他就能在逃亡之际，反戈一击，让乘胜追击的项梁暴尸荒野，更何况现在受制于人的刘邦。所以张良火烧栈道之后，他也一相情愿地认为刘邦早已无东归之心，放松了警惕。当听说刘邦只派了几百人在修栈道时，只是轻蔑地说了一句：“这样修下去，猴年马月才能把栈道修好呢？”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典故，就此诞生。这些正在修补栈道的几百人完全吸引了章邯的注意力，但是汉军的主力却正以夏侯婴和樊哙为开路先锋，韩信为帅，攻打陈仓。这个消息虽然让章邯十分震惊，但也并不害怕。震惊的是汉军是如何到达陈仓的？并不害怕是因为章邯认为夏侯婴和樊哙以及韩信这些无勇无谋的人，怎么能和自己相比？可是，当章邯率兵悠然到达陈仓之时，他才发现自己错得有多么离谱。训练有素的汉军早已摆开一丝不苟的队形在等他的到来。一件在他原来以为可以轻松交差的功绩，转瞬间变成了一场困难的攻坚战。但是，仗还得打，更何况硬碰硬就是章邯的拿手好戏。但是，章邯现在面对这支汉军的雄壮威武之师，硬碰硬已经不管用了。

此外，章邯的军队聚心力不足，将士们对于章邯本来就有莫大的恨意，因为章邯把自己的二十万“敢死队”大军献给了项羽，以至于被项羽全部屠杀而死。这让很多将士们失去了亲人，根本毫无心思打仗，他们战斗力也明显不如以前的“敢死队”。然而，思乡心切的汉军却是勇猛无比。章邯也在此时意识到了形势的急剧转变，那就赶紧逃吧。逃亡中的章邯并没有灰心，在溃逃的间隙，还能稳住阵脚，组织好手下人马进行反击。可惜章邯再一次估计错误，因为这次他遇到的对手是他看不起，但实际军事才能远过于他的韩信。韩信并不傻，他当然知道章邯要干什么，所以当他见章邯掉转马头，就马上改变了阵形，军队时散时合，时攻时守，变化无穷。章邯的绝地反击战毫无作用。章邯这时也意识到了自己轻敌的下场，心服口服地评价韩信：“用兵如神！”

第十七篇

另类史料

宋朝“晚婚晚育”之风

宋朝是个很有意思的朝代，重文压武，宋真宗有首诗就写道：“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归结大意便是在他们大宋朝，最有前途的职业不是搞房地产的，也不是开钱庄的，而是读书的文化人。宋真宗这样说也是有缘由的。之前的五代十国，动荡不安，皇帝像女人换衣服一样，一天一变，一直到赵匡胤陈桥兵变，才算结束了这种日子。

但也正因为如此，宋朝后来的皇帝都十分反感武臣，在他们看来，习武之人有着强大的杀伤力，稍有不慎，便会被他们推翻帝位，而文人就不一样，他们手无缚鸡之力，除了能在口舌上占点便宜之外，还是相对容易控制的。

所以，宋朝虽然是武将建朝，却是重文轻武，老赵家大量地启用文官，而为了安抚这些文官，更是不惜血本地启用了高薪养廉的政策，将官员的工资提到了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企及的境界。

不但月工资丰厚，逢年过节还会发福利，遇到特殊的日子还有额外的奖金，不仅如此，但凡官员犯点错误，那也是能免就免，从轻发落，宋朝对官员的纵容程度和它的工资制度一样让人叹为观止。

没有严厉的监督惩罚体系，宋朝官员就算是贪污受贿，犯罪以后，也可以钻钻法律的空子，逃脱惩罚，例如地方官员的调任就十分方便，只要打个申请报告，基本都会批准，比如今的转学还要方便。所以，在一个地方的政绩有了污点，官员便调离到另一个地方，而且那时的官员数量十分庞大，常常是一个官位有着两三个人同时担任，彼此间相互包庇、互相勾结的事常有发生。

官员的生活如此安逸幸福，天下的男人自然是人心往之，于是读书便成了宋朝的一大热潮，不论是耕田的农夫还是茶馆的伙计，个个都悬梁刺股，发奋读书，一心要考取功名，比起现在的考研热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古语有云：“先成家，后立业。”这些怀揣着伟大理想的男人们自然是想功成名就后再娶妻生子，所以，他们宁愿独身，忍受寒窗苦读的寂寞，也不放弃目标。但可惜的是，宋朝的官位再多，也是有限的，能冲过科考这架独木桥的人毕竟是少数，许多人头年不中，来年便再考。

这样周而复始，考中的还算运气好，考不中的便是沉沦在其中，造成了许多男人中年未娶，个个都成了剩男。男人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考中功名便不娶亲这尚可理解，但当时的女人却也是非官员不嫁。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为了后半生能安稳无忧，锦衣玉食，女人们也是要对自己的夫婿千挑万选，既然当官那么吃香，她们自然是要当官太太了。于是宋朝便出现了一个独特有趣的现象。

每到放榜的日子，有钱有势的人家便纷纷出动“择婿车”，去发榜的地点选择乘龙快婿，但凡榜上有名者，十之八九会被这些人家拉回家中，而那些没有抢到的也不放弃，等待来年再接再厉，于是，等来等去，一批剩女也就这样等了出来。

当时在朝为官的司马光谈到男女婚龄时说：“男不过三十，女不过二十耳过此则为失时矣。”

按照这个标准，宋朝的大龄男女大有人在，除了官位的货源奇缺，供不应求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当时出嫁费用高涨。宋朝的商品经济日益发达，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一股攀比奢华的不良风气，很多人家为了撑场面，就算借钱也要将婚宴办得风光无比。

在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中榜之后，做了汝阳王的女婿，为了办婚宴一次就花费了五百万两银子，只为了充足场面。还有宋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有几个女儿，因为每次花费的费用都很大，到最后实在是囊中羞涩，不得不找自己的皇帝哥哥借钱将婚礼办下去。

科举制度和崇富心理为宋朝造就了一批剩男剩女，在没有朝廷的大力号召下他们自觉自愿地晚婚晚育，一心为了自己的事业埋头苦读，既不做伤风败俗的事情，也不搞破坏社会安定的活动，堪称一大历史奇观。

《梅花诗》的预言

宋代的时候，邵雍写下的传世之作——《梅花诗》，预言了之后在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演变。当然，和所有预言一样，他采用了很隐晦的语言，并非很容易理解。有的部分，如果不是懂得道学佛理的修炼人，是不易弄懂的。

《梅花诗》涉及了许多预言，我们先从一首诗来管窥一下《梅花诗》的诡异神奇：

第四节

毕竟英雄起布衣，朱门不是旧黄畿。

飞来燕子寻常事，开到李花春已非。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贱，还曾当过几年和尚，后参加农民起义的红巾军，于公元1368年在南京称帝。“毕竟英雄起布衣，朱门不是旧黄畿”就写明了这段历史。“飞来燕子寻常事”是指雄踞燕京的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夺取帝位的历史。明朝在明成祖朱棣的统治下，经历了全盛的辉煌。但明朝末年的衰败，加上多年的农民起义，使得大明王朝终于是“开到李花春已非”。“李花”应指明末的闯王李自成。公元1644年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占了北京，崇祯皇帝于紫禁城后的景山上上吊自尽，明朝灭亡，所谓“春已非”。

邵雍生于宋朝，却可以预测明朝的事情，不能不说是非常神奇的。那么，邵雍到底是何许人？

邵雍，字尧夫，谥号康节，生于北宋真宗四年，即公元1011年，卒于神宗十年，即公元1077年，享年六十七岁。邵雍虽然不像三国的诸葛孔明那样家喻户晓，但是，无论从才干和品德来讲，他都不亚于诸葛亮。只不过因为长期隐居，名字不被后人知道而已。宋朝理学鼻祖之一的程颢曾在与邵雍切磋之后赞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少年时，邵雍就胸怀大志，发愤刻苦读书，于书无所不读。据《宋史·邵雍传》记载：邵雍“始为学，即坚苦自励，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

后来，为了增长见识，他还游学四方。游学归来后，说道“道在是矣”，于是就不再云游。当时有高人李挺之，见其好学不倦，就传授了他《河图》《洛书》《伏羲八卦》等易学秘奥。以邵雍的聪颖才智，他融会贯通、妙悟自得，终于成为一代易学大师。

邵雍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独特的宇宙观，对于天地运化、阴阳消长的规律了如指掌。《宋史》记载道：他对于“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都能“深造曲畅”，通达不惑，而且“智虑绝人，遇事能前知”。后来，他著书立说，撰写了《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等著作共十余万言。他认为历史是按照定数演化的，并用元、会、运、世等概念来推算天地的演化和历史的循环。后人尊称他为“邵子”。

中年后，邵雍淡泊名利，隐居洛阳，著书教学。他不仅学贯古今、奇才盖世，而且品德高尚，待人至诚。有人还把邵雍留宿过的地方，称为他的“行窝”。他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可见一斑。

今天，熟悉邵雍及其作品的人已经不多了。但他所说过的一些警句，比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勤”仍在广泛流传。邵雍，这位遇事先知的奇才，对于后世的历史发展做出了惊人准确的预言，写下了他的传世之作《梅花诗》。

第一节

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

山河虽好非完璧，不信黄金是祸胎。

第二节

湖山一梦事全非，再见云龙向北飞。

三百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

第三节

天地相乘数一原，忽逢甲子又兴元。

年华二八乾坤改，看尽残花总不言。

第四节

毕竟英雄起布衣，朱门不是旧黄畿。

飞来燕子寻常事，开到李花春已非。

第五节

胡儿骑马走长安，开辟中原海境宽。

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汉中看。

第六节

汉天一白汉江秋，憔悴黄花总带愁。

吉曜半升箕斗隐，金乌起灭海山头。

第七节

云雾苍茫各一天，可怜西北起烽烟。

东来暴客西来盗，还有胡儿在眼前。

第八节

如棋世事局初残，共济和衷却大难。

豹死犹留皮一袭，最佳秋色在长安。

第九节

火龙蛰起燕门秋，原壁应难赵氏收。

一院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

第十节

数点梅花天地春，欲将剥复问前因。

寰中自有承平日，四海为家孰主宾。

在历史上，邵雍一直被认为是一位神秘的人物。他一生的形迹的确颇为神秘。事实上他名震北宋，朝廷多次征召他却坚不出山，而在洛阳龙门修庐隐居，自命其庐“安乐窝”。有好事者推测，如果一个事事知道前机的人出来干预历史，那么历史的进程必会发生重大改变，这是否也就是忤逆天意，会因不断泄露天机而受到天谴呢？难道这正是邵子之所以不出山的原因吗？

“离婚协议书”始于唐代

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离婚协议书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法律公文，很多人也以为离婚协议书是近代才出现的新事物，不会想到在倡导一女不侍二夫的封建制度下居然也会有离婚协议书。实际上，在我国唐朝时就已经出现了“离婚协议书”敦煌曾出土过离婚协议书，即“放妻协议”。

此“协议”的内容是：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必是冤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妇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译文大意是：因前世三生的缘分，今生才结为夫妻，如果我们结合在一起是错误，不如痛快地分手来得超脱，希望你重整山河再攀高枝，也胜过两人看不顺眼互相挤对。离了之后，希望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找个好人家……

从这份协议书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离婚协议，夫妻因感情不和离婚，于是请来双亲父母和亲戚朋友，做此见证，好聚好散，最后，男方还不忘给妻子一些美好的祝愿。

而在以往的历史记载中，在中国历史的多数时期，女子一直是处于被压迫地位，很多朝代妇女没有离婚自由，男子可以任意“休妻”、“出妻”，女子却只能忍受。同时，女子被“休”、被“出”，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改嫁更是“丧失贞节”。于是我们以为古代女子在婚姻方面都是非常悲惨被动的局面，但是这份唐朝的“放妻协议”却告诉我们：并不是古代所有朝代女子的地位都是那么低下的。在《秋胡》中，秋胡几年不归，秋胡母就劝秋胡妻：“不可长守空房，任从改嫁他人。”婆婆竟然主动劝媳妇改嫁。可见唐代属“开放型”社会。

《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条规定：

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二、仲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

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

从史实来看，提出离婚者也不只是夫方，妻方提出离婚的也不在少数。女方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从唐代妇女不以屡嫁为耻中看得很明显。唐代公主再嫁的就不在少数。从唐代看，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并未受贞节观念的严重束缚，它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份敦煌出土的“放妻协议”则被认为凸显了唐代的婚姻制度。

唐史研究专家孟宪实说：“古代曾有女子觉得丈夫没有出息，闹到官堂要求离婚，当官者训斥该女子不应如此，但该女子仍然坚持离婚，最后当官者只得判离，可见在古代女子离婚并不如我们想象中困难。古代放妻书的存在，说明古代人比较重视感情在婚姻中的作用，在放妻书中多以感情不合为理由，有时还会出现‘今后将孤燕单飞’等表达悲伤的句子。当然如果真的悲伤就不会离婚了，这或许只是表面文章，所以说有时放妻书只是范文作用，在休妻的时候使用。”

事实上古代妒妇、惧内、离婚的事情在各个朝代都有，只不过唐朝的婚姻制度给人感觉更自由一些，高层离婚比较容易实现，比如太平公主就成功了。虽然不能确定协议书的具体年代，但它的存在却证明唐末五代宋初时，男女在婚姻问题上是相对自由的。虽然家中掌事仍然是男性，但妇女地位也没有后人想象的那样低。

张三丰奇特的生活习惯

传说中的张三丰曾是少林寺的小沙弥，后不知为何原因逃出少林，转而修道继而在得道之后创建武当，发明太极拳。历史上记载张三丰：“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贺目，须髯如戟。”听起来仿佛真有几分仙风道骨。

张三丰一生的事迹很多，但大多都是传闻，并不足信。许多史料、小说中都对他进行过出神入化的描述，金庸笔下，张三丰样貌奇特，额尖颈细，胸阔腿长，环眼大耳，武艺高强，德才兼备，有着一代宗师的气质。

但是真实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生于何时，卒于何时，都无从考证。就算是最为严谨的史料中，关于张三丰的记载也不多，其中《明史·张三丰传》中只是用寥寥数语提到，张三丰是辽东懿州人。张三丰其他的境况并未多写。

成名后的张三丰虽然声名大震，但他无论春夏秋冬，始终是一身破旧的单薄衣服遮身，而且张三丰也不太注重仪表，时常邋里邋遢的，人们也会叫他为“邋遢道人”。之所以人们会认为张三丰长生不老，是因为张三丰奇特的生活习惯，十分不符合人们常规的想象。

张三丰的饭量非常大，一顿饭吃掉一升或一斗米不在话下，可是这样的大饭量，有时他又可以很多天都不吃饭，甚至好几个月只吃一顿饭。不吃不喝却还能继续生存，如果不是得道成仙，人们无法理解张三丰是如何做到的。

不但饭量大，张三丰还喜欢云游四海，虽然是武当掌门，但张三丰并不是经常住在武当，他常常居无定所，四处为家。《德安府志》中有过这方面的相关记载，张三丰曾到太平山隐居过一段日子，后来张三丰要走了，乡亲们便决定做顿饭为他送行。而张三丰因为久不生火做饭，山上没有火种，于是便下山去取，他走了不多时工夫就带回了火种，还有一盘豆腐。张三丰吃过饭走之前，让乡亲们去某地把豆腐托盘还了。人们日后去到了张三丰所说的地方，发现竟然相隔一百多里。

可见，张三丰的武功在民间传说得有多厉害。而事实上，张三丰卓绝的功力，在历史中也曾留下记录，“以单拳杀贼百余，遂以绝技名于世”。一只手打死上百个敌人，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过真相究竟如何，也无从探究了。

武功到底有多好无法探究，但练武可以强身健体却是毋庸置疑的。张三丰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足迹，在陕西宝鸡金臺观现存《张三丰遗迹记》一碑中，曾记载，当日张三丰来到此，与一个故人的后人聊起家常，这位后人说起自己的爷爷时，张三丰感慨：唉，我认得他时他还是个童子。

能长寿到如此地步，张三丰也算是奇人。在《明史》和《微异录》中还记载过一个故事，张三丰本来已经在宝鸡死去，但是当人们把他装入棺材准备下葬的时候，他竟然从棺材里又爬了出来。

到底张三丰是道家功夫练入极深的时候元神可以离开躯壳，还是这只是他开的一个玩笑，无从判断了。张三丰的事迹自古就被传为奇谈，而他长生不死更是被许多人惦记。朱棣曾经对张三丰十分感兴趣，他让张三丰的弟子寻访张三丰的踪迹，可惜寻访无果，张三丰犹如消失一般不再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但张三丰的名气却从此传遍海内，经久不衰。

宦官刘瑾曾倡导变法

提起太监，人们自然会想起那些面白无须、娘娘腔的猥琐之辈。提及宦官专权，历史记载必定称之为“乱政”，于是人们更将其与卑鄙猥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联系起来，其实这是所谓儒家正统观点的思维，有很浓的偏见在内。

历代宦官多来自民间底层，因生活所迫、走投无路才进宫的，通常学识浅薄无甚大志，干不出太祸国殃民的事来。少数在历史上留名的奸恶太监也是因为皇帝昏庸所制造的产物。太监并非全是猥琐小人，他们之中也有部分难得的精英如改进造纸术的东汉太监蔡伦、七次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等。太监也并非全都是扰乱朝政的阴虫鬼魅，他们之中也有有能力之辈，例如明代变法的刘瑾。

刘瑾，陕西兴平人。得到皇帝信任之后当上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即秘书角色，可是武宗耽于玩乐，怠于政事，刘瑾每有请示，“武宗辄叱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自是不复奏，事无大小，任意裁断，悉传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

刘瑾并非无能之辈，也未曾将国事当做儿戏。史载，刘瑾将奏章带回私邸后都与他的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及华亭人张文冕商量参决，再由大学士焦芳润色，内阁李东阳审核之后颁发，还是颇为慎重的。

他针对时弊，推行新法，即历史上的“刘瑾变法”。其中包括建立内厂钳制东西厂的权力，“时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重新丈量天下田地，将被豪强勋戚蚕食隐没的部分重新丈量出来，超过限额的给“无田民种之”，“降赋税，减轻农民负担……”刘瑾倒台后，廷臣奏请恢复在刘瑾手里调整变动的法令有“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几乎涵盖了政务的所有方面。据说包括整顿了历来最头痛的盐政，甚至还让寡妇改嫁、提倡穷人火化。

此外，“瑾峻刑”，刘瑾执法很严，颇有朱元璋之风。对于打击官员失职和贪污腐败不遗余力，以独特的“罚米例”，对失职官吏以罚米为单位的俸禄为手段“丁未，工科给事中吴仪核宁夏、固原等处仓场秋坯亏折之数，劫历任巡抚都仰史徐廷薄等十六人，侍郎硕佐及管粮郎中、副使、金事徐键等十八人，又通判董全等一百八十八人，又以马价盐课劫巡抚宁夏全都御史刘宪、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杨一清及苑马寺卿、全事、知府、间知及管屯卫宫十余人，皆入罚米例，重者五百石，轻者三百石以下，致仕者半之”。又，“辛丑，给事中白思诚、御史储珊等，复参辽东仓库自弘治十五年至正德三年前后各任挪移亏折之数，遂及都御史王宗彝……及郎中、给事中、御史等凡数十人。除病故者勿追，余俱各罚米输边，自一千石以下有差，其中所罚有至再至三者”。（《明通鉴武宗》）

历代整顿吏治都是极艰难的事情。刘瑾的整顿却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采用一般外臣不敢施行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手段，客观上对畏恶不畏善、长于敷衍的奸猾之徒起到了威慑的作用。清丈时，居然有官员畏惧刘瑾的严厉，自劾其父。当然成果也很丰硕：仅正德三年，山东巡抚周熊一次就清出隐没田地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余顷。

刘瑾变法期间，还组织编纂了《通鉴纂要》，此外，调整了各省的科举录取名额，增加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录取人数，降低了江西的录取人数。

值得一提的是，刘瑾虽为宦官出身，但他专权期间却禁止太监干政，限制宦官权力，“当瑾专政时，有所请多不应，永成、大用等皆怨瑾”。他的亲信都是外臣，如内阁学士焦芳、刘宇、曹元，尚书毕亨、朱恩等，并无一个宦官，以致遭其他宦官嫉恨，这也是他倒台的重要原因。

刘瑾最后的结局是，以花甲之年时受凌迟，即千刀万剐，刘瑾总共被刮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喝，第一天割三百五十七刀，暂时休息时给他喝点粥维持生命，总共剐了三天，惨不忍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凭什么太监就不能关心一下？难道就因为他是一个太监就要背负千年骂名？变法历来都是一个神圣血腥的祭坛，好多变法者都是用生命献上祭礼，比如被车裂的商鞅。我们不能因为刘瑾是太监就否定他的历史功绩，不能因为他是太监就觉得他死有应得。

古代出家并不容易

很多人听说现在有的寺院出家人还要求高学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以为古代出家很容易，凡看破红尘就可以遁入空门了。其实，在古代出家也不容易。

且不说在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代武宗、后周世宗等灭佛时期，出家难上加难，就是在古代大多数崇佛时期，出家也不容易。在崇佛时期，穿上出家人的衣服，帝王看到都会合掌问讯，就是尊敬他的道德、学问、德行，他就是“人天师范”，言行举止是天上、人间的榜样。所以，那时出家要经过皇帝考试，考试及格才颁发文凭，称作“度牒”。考取度牒之后，你跟哪个道场、哪位法师有缘，就到那里出家。若没有度牒就剃度是犯法的，要受国家法律的处分。

当时进士是国家考试最高的等级，相当于现在学校里的博士学位。出家人在普通学术上拿到进士的学位，然后考佛法，再考德行，全部及格才发度牒。度牒就相当于国家认可的出家资格证书，是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唐代的度牒都用绫素、锦素、钿轴制成。宋代一度改用纸制，至南宋仍旧用绫。度牒上一般写明所度僧尼的法名、俗名、身份（指明童子或行者及其职衔）、籍贯、年龄、所住或请住持寺院（入何寺院名籍）、所诵经典、师名等，并有祠部的批文、签署日期和官署名等。僧尼有了度牒，便取得了合法的身份，有度牒的就算是正规僧人，留居本寺或行游他方都不会被为难，可免赋税和劳役兵役等义务，得到政府的保护。

为增加财政收入，官府经常出售空名度牒。据宋代《燕翼诒谋录》等书，宋徽宗初年每道度牒价钱二百二十千，卖度牒成为官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因为得之不易，大家都非常重视，《水浒传》上说鲁智深溜下桃花山，“胸前度牒袋内藏了真长老的书信”，可见度牒是小心收藏的。“棒槌似粗莽手脚”的孙二娘也有温柔的一面：她取出度牒，缝个锦袋盛了，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可见这本护身符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另外，出家还有更多详细的要求：

一、非是太老或太小，生活能够自理

太老者，过七十，若减七十，不堪造事，卧起须人。若过七十，能有所作是亦不听。年满七十，康健能修习诸业，听与出家。若太老，不应与出家。若已出家者，不应驱出。若度出家受具，越毗尼。（《僧祗》）

二、具丈夫身，有坚强意志，能吃苦耐劳

欲新出家者，先说苦事：谓一食、一住、一眠、少饮食、多学问，言能不答：可者。方得受之。（《僧祗》）

三、父母允许

若有来求出家者，应先问父母许已，方与出家。若不先问与出家者，得越法罪。（《出家》）

四、没有犯边罪

曾受佛戒已（含白衣五戒八戒在内），于淫杀盗妄四重戒中，随犯一戒，即漂弃佛海边外，故名边罪。（《五分》）

五、出家的动机纯正（非是贼心入道）

为衣食利养混入僧团，盗听大僧说戒、羯磨、同僧法事，受人恭敬利养礼拜名为贼住。（《四分》）

六、志性坚定，信仰明确

曾为外道来受具戒，后复入外道，今又重来出家受戒，此人志性不定，名为破内外道。非佛法器，佛不许度。（《僧祗》）

七、没有债务在身（非负债人）

有负债人逃避债主而出家，乞食为财主捉；财主嗔恚言，沙门释子尽是负债人。不得度负债人出家。（《四分》）

八、不是承担社会重任的官职人员（非官人）

不应度大臣出家，见来求请应须诘问，汝非王臣不，若不诘问与出家者，越法。若外国人来，无人委识，应与出家。（《杂事》）

九、身体健康

病者，癣疥，黄烂，癞病，痈痤，痔病，不禁，黄病，疟疾，謦咳消尽，癫狂，热病，风肿，水肿，腹肿，乃至服药未得平复，不应与出家。若已出家，不应驱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僧祗》）

十、四肢齐全，五官端正

手足不健全、聋、哑、盲、跛、曲腰、侏儒、极丑等不能出家。

可见，古代出家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并不是想出家就能出家的，只有达到标准才能出家，只有手持度牒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和尚，否则就是“非法”出家。

清朝地产商如何“炒房”

民国时期，冯文洵的《丙寅天津竹枝词》有一段结尾：“寸土休夸值寸金，盛衰消长系人心。忽然买卖声沉寂，为鉴前车汉与浔。”写的正是民国时期一段炒房的历史。那时的天津英租界房子供不应求，看到这个局势，许多地产商从中买卖，获取差价，发了大财。可是之后英租界被中国人收回，洋人纷纷撤离，房子空置，无人问津，房价立刻大跌，许多商人便赔了个血本无归。

民国地产商炒房卖房的事情还不算发生得太早。“炒房”这个概念并非近代才有，其实早在乾隆年间，就有精明的商人从房价中发现了房子升值的商机。

乾隆十六年（1751年），天津一个名叫丁予范的个体商贩，在天津的一个小胡同里买下了一块地皮，盖了一座四合院，面积大约是一亩。这个四合院十间房屋，修得十分齐整漂亮。丁予范为这房子投资了差不多一百八十两白银。

最初的想法，便是将这套四合院高价卖出，可惜丁予范并没有赶上好时候，他的四合院盖好几年内，一直无人问津，最后迫不得已，一直到了乾隆九年（1754年），他才低价出售，将这套四合院以一百七十七两银子的价格卖了出去花了几年时间，丁老板不赚反赔，可以算是地产商中一个失败的例子。

道光十八年（1838年），天津另一位地产商叫任秀坡。他为人精明能干，头脑灵活，他出资二百两银子，把丁予范当年修建的四合院买了下来，重新改良，加盖了一间门楼、一间客房、三间书房、三间板房。院子中间一改之前空荡的格局加了一道月亮门，让原本看着低级的四合院，变得顿时高档起来。

作为一个成功的地产商，任秀坡这一装修，虽然投资了不少银两，但最后还是赚了。他买房花了二百两，装修费一百五十两，最后卖出六百两，净赚了二百五十两。将房子一倒手，居然能够赚这么多，清朝商人的商业头脑一点也不输于现在的商人。

更厉害的一位商人是同治年间的北京宛平县的缪子集。缪老板也是看中了京城内的一座四合院，他花一百五十两银子买下后，既没有像丁老板那样静待出售也没有像任老板那样重新装修，而是通过发布小广告，吸引买主，通过买主竞拍的方式，将这套四合院以六百两的价钱成交出去。

买卖房屋，赚取差价。清朝的“炒房客”们头脑灵活，手段现代，虽然没有去大规模地开办地产事业，但能从一套房屋中就找到商机，也很厉害。

皇子学堂里的真实内幕

说起皇子，很多人立即想起了电视里那些锦衣玉食、高贵无比的公子哥儿以为他们衣食无忧，不用像我们现在这样要天天上学。殊不知，清代皇子也要上学，并且比我们现在的学校艰苦多了。

皇子上学的地方叫“上书房”，清道光之前，叫“尚书房”，道光年间奉旨改为“上书房”。书房位于乾清门内东侧南庑门向北开，共五间。凡皇子年届六龄即入书房读书。一般有满汉大学士一人或二三人为上书房总师傅，总师傅的主要职责是检查皇子们的功课，每日都要巡查多次。设汉文师傅若干人，主要教授皇子们儒家经典；设满蒙师傅（谙达）若干人，内谙达负责教授满蒙文，外谙达教授骑射。

上书房的上课时间安排得比现代学校可要紧张多了，皇子们每日寅时（凌晨3:00～5:00）来到书房早读，卯时（凌晨5:00～7:00）开课，午时（11:00～13:00）下学，之后主要是骑射课，直到晚上七点放学。没有寒暑假，老师和皇子都是全年无休的，只有在各大节日如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的生日等才会放一天的假。

康熙时上书房在畅春园无逸斋，之所以称无逸斋就是要告诉皇子们要无逸，不要闲着，不要贪玩，不要贪图享乐。《康熙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皇子的上学情况的：

凌晨三点到五点，皇子们就要到无逸斋，开始复习头一天的功课，这需要一个时辰的时间。皇太子在这个时候才不过十三岁的年纪，凌晨三点钟就要到无逸斋书房，他起床时间当然比这时候更早。卯时，就是凌晨五点到七点，满文的师傅、汉文的师傅到了上书房，到了之后先给皇太子实行跪拜的礼节，然后就检查皇子们功课，让皇子背书，皇子朗朗背诵，一字不错。之后再给他划下面一段，接着背下面一段。辰时，就是早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候学生上课已经过了四个小时了，康熙下了朝就来到无逸斋，皇子们到斋外面台阶下面迎接康熙。康熙落座之后就让皇子们背书。康熙拿出书来随便点一段，皇子就背，背时要一字不错。

康熙说，我小时候读书要朗诵一百二十遍，之后还要背诵一百二十遍，完全熟练了，然后再换下一段，这样一段一段地学。这时候有大臣说一百遍是不是就可以了？康熙说必须背足一百二十遍。检查完之后，康熙就处理政事去了。

巳时，就是九点到十一点，这个时候，记载中这一天已经是伏暑热天，但是皇子读书的时候，要正襟危坐，不许拿扇子，更不许摇扇子。这个时辰是练字时间，每一个字要写一百遍。

午时，就是十一点到一点，到了午饭的时候，侍卫送上饭来，吃完饭之后不休息，继续前头功课。

未时，就是一点到三点，这时候皇子们到无逸斋外面的院子里练习骑射、武艺。

申时，就是十五点到十七点，康熙又到无逸斋再次检查功课，还让这些皇子们背，几个皇子排着队一个一个地背。

酉时，就是十七点到十九点，这节课是在无逸斋外面练习射箭，康熙先让皇子们一个一个地射，之后让那几位师傅一个一个地射箭，最后康熙自己射箭，史书记载“连发连中”，功课完了之后放学。

从凌晨三点到晚上七点，请注意，不是一天，是天天如此，叫做“无间寒暑”。可见，皇子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好当的，出生在帝王之家更是要经过艰苦的上学时光。

谁是第一个泰山封禅的帝王

封禅大典是古代帝王在泰山举行的祭祀天神和地神的重要仪式。其仪式包括“封”和“禅”两部分。所谓“封”就是在泰山之顶聚土筑圆台以祭天帝，增泰山之高以标示功归于天；所谓“禅”就是在泰山之下的小山丘上积土筑方坛以祭地神，增大地之厚以报福广恩厚。

这种礼仪只有历代帝王才能执行，但如此神圣而重要的祭祀典礼是从哪一代君王开始的呢？目前来说，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秦始皇是泰山封禅的第一人。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召集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余人到泰山下，商议举行封禅典礼，以示自己当上皇帝是天子，受命于天。然而儒生们提出的典礼方式各不相同，难以施行。于是秦始皇借用原来秦国祭祀雍上帝的礼制，自己制定礼制封泰山、禅梁父，刻石称颂自己的丰功伟绩。这也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封禅大典的礼制。

然而有人提出了质疑，说秦代以前就已经有七十二位帝王在泰山进行封禅活动了，这也是所谓的“七十二家”说。司马迁的《史记·封禅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蔡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禅泰山禅梁父者七十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禅泰山，禅云云；伏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

从管仲和齐桓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封禅这种仪式。但是南宋马端临却认为“诗书所不载，非事实”，更直斥“七十二家”封禅之说是“陋儒之见”。然司马迁的说法真的是“陋儒之见”吗？

《封禅书》对司马迁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司马迁的父亲在汉武帝时是太史令但却因病未能随汉武帝泰山封禅，这是他父亲一生的遗憾，因此临终之前才悲叹“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父亲的遗憾令司马迁刻骨铭心，所以他在搜集史料和撰写封禅著述上应该是持认真的态度。

但是司马迁的《封禅书》也没有能够解决谁是第一个泰山封禅的帝王这一问题，因为此书开篇就写到“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厥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也就是对于封禅起源，司马迁也不能作出清晰的描述。

虽然泰山封禅起于何朝何人很难考证，但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封禅礼制是从秦始皇时开始的。随后这一祭祀仪式便成为帝王的旷世大典，至唐宋时封禅仪礼已经十分完备。到宋真宗之后，帝王来泰山只举行祭祀仪式，不再进行封禅。

明世宗为何自号“紫极仙翁”

俗话说：“当了皇上想成仙，生在地上想上天。”古代的好多皇帝，都梦想着成为神仙，长生不死，永远享乐。于是他们就特别迷信道教的“仙术”和“仙丹妙药”。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就是突出的一个。

嘉靖在登基之后，专以扶植道教为事，使明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崇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明世宗广宠道徒方士，并授其高官厚禄；大规模建宫筑室，不惜劳民伤财；又广建斋醮，崇信乩仙。他迷信丹药，道士因进仙方丹药而获宠者，达数十人；更为荒唐的是，他为了获取长生丹药，相信方士之言，以处女首次行经之经血作为炼药原料，炼成所谓的“红铅”。

此外，嘉靖还给自己、他的父亲兴献皇帝、母亲兴献皇后、孝烈皇后方氏都起了很复杂的道号。上皇考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又加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教帝君”，再加号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

有人不禁要问，嘉靖为什么要称自己为“紫极仙翁”？古文中紫者，紫微星也。紫微又叫紫垣、紫宫，在星座上属帝王之所居，皇宫又叫紫禁城即是这一来历；极者，顶点、最高的位置，可用来借指皇帝的宝座。嘉靖称自己为“紫极仙翁”不仅仅是因为崇尚道教，更是他对神仙世界的一个向往。

那么，嘉靖为什么会如此笃信道教？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其父兴献王朱佑杬是孝宗朱佑樘的弟弟，被封在湖北安陆，在今湖北钟祥县。朱祐杬与一个叫纯一的道士交游，很是信奉道教。父亲的行为深深影响了少年的明世宗。他即位后，因为身体多病，常以斋醮方式祈祷神仙帮助，这就更加深了他对道教的依赖。

明武宗崇尚佛教，大肆修建佛寺，还将僧人接入宫中，作为上宾对待。而嘉靖即位后，不仅在政治上一反武宗的弊端，纠偏纠弊，在宗教上也与武宗完全相反。嘉靖崇尚道教，他将宫中的佛教活动一概扫除。与宋徽宗相比较而言，明世宗嘉靖崇尚道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明世宗的影响之下，明王朝俨然成了一个道教王国。

严嵩倒台之谜

史上著名的明朝权臣严嵩，早年曾是位颇负盛名的诗人，“诗思冲邃闲远文致明润宛洁”。明世宗时，严嵩以其善于揣测圣意之能事，甚得世宗欢心，深受重用，仕途一路扶摇直上。

严嵩为官期间，招权纳贿，排除异己。上疏弹劾他的忠臣良将，不是被流放就是被斩杀，其骄横傲慢之势，无人可挡。然岁月不饶人，年过八旬的严嵩，在他人生最后的岁月里，一个不小心，就从高位跌入谷底，甚至赔上了儿子的性命。

严嵩的升迁入相一帆风顺，除了他自身的为官才能与八面玲珑处事风范之外对皇帝心意的准确揣摩是必不可少的。严嵩深知世宗皇帝虽终日求仙炼丹，却并未疏忽对朝政的控制，凡事自有主张。遂与其子严世蕃极尽讨好附和之能事，进言总能正中皇帝下怀。然而，正因为一次揣摩圣意的失败，严嵩在世宗心中地位开始动摇。

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世宗皇帝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永寿宫一烧殆尽。世宗暂住玉熙殿，甚为不满，便宣召内阁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进殿商议。严嵩对此事，早已心中有数。当时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正在修建，工程浩大，国库几空，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重盖永寿宫。众公卿主张皇帝回到大内，这样便可恢复朝仪。但自从嘉靖二十一年发生了宫女谋杀皇帝的“宫闱之变”后，皇上再不敢回大内居住，甚至一提起大内便心惊胆战，严嵩对此再清楚不过。于是他建议皇上暂住修饰完整的南宫。

严嵩自以为此乃深思熟虑之后的万全之策，定能博得皇帝的赞同。岂料竟忘了当年明英宗被俘虏放回后被景帝软禁在南宫之事，南宫也因此被世宗认为是“逊位受锢之所”。严嵩的失利，给他的死对头徐阶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表现机会。徐阶提出用三大殿工程的“余料”和人力修复永寿宫，百日之内当可完成这才与世宗所想不谋而合。次年修复工程如期完成，龙颜大悦，改名万寿宫，大赏诸臣，徐阶加官少师，与严嵩平起平坐。

严嵩的确年事已高，精明干练大不如前，平日政事往往要与其子严世蕃商量。严世蕃也是才干出众之辈，对严嵩晚年的帮助甚大，甚至有人戏言“皇上不能一日无嵩，嵩又不能一日无其子”。然而在嘉靖四十年五月，严老夫人去世，严世蕃要返乡丁忧，不能跟随严嵩前往西苑直庐办公，便终日躲在家中风流快活，对严嵩的询问敷衍了事。如此一来，严嵩的进谏越来越不能令世宗满意，他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就在严嵩的地位摇摇欲坠之际，政敌徐阶等不及他寿终正寝，先是买通道士向世宗进言严嵩为奸臣，后怂恿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其子严世蕃，终将严嵩拉下首辅丞相之位，赶回老家。

严嵩二十几年的为官生涯，终究敌不过悠悠岁月的摧残，正可谓之“力不从心，老不中用”，仿佛天在收拾这个作恶多端、祸害忠良、鱼肉百姓的奸佞之人。

文盲魏忠贤为何能淘汰大家左光斗

四百年前的明朝末年，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宦官，一不小心走上了权力的巅峰，七年间将皇权玩弄于股掌之上，呼风唤雨之势无人能及，陷害忠良之举无人敢挡。他就是明末阉党首领魏忠贤。

同样是四百年前，一个博览群书、精通文史，胸怀凌云之志，立誓救国救民的刚毅青年，在而立之年考中进士，开始了他的漫漫仕途。由于政绩卓著，他被升为内阁大臣，参与朝廷内部大政方针。之后出任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政治生涯达到辉煌时期。他便是东林党首领左光斗。

一个是文盲小人，一个是博学大家，在宦海浮沉中斗得你死我活。待到风平浪静时，争斗的结果令人扼腕叹息。刚正不阿、忧心于国计民生的左光斗，被奸邪狡诈、醉心于操弄权势的魏忠贤陷害入狱，酷刑加身而回天乏术，惨死于狱中。

在这场忠与奸、正与邪的较量中，魏忠贤何德何能，赢得如此嚣张？

一、情场得意，鸿运当头

魏忠贤虽为阉人，但体形魁梧，个人魅力犹在。因缘际遇间，与熹宗皇帝朱由校的乳母客氏暗生情愫，更为此与情敌大打出手，惊动了熹宗。客氏虽为皇帝的乳母，但两人情同亲生母子，深受皇帝敬爱。当熹宗皇帝得知客氏意属魏忠贤，又岂有不为之“加官晋爵”之理？于是，魏忠贤在坐拥紫禁城里最有权势的女人的同时，也得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职位。

二、亲君有方，小人得志

魏忠贤作为熹宗皇帝的玩伴，终日陪伴左右，不仅将其心思摸得一清二楚更能不遗余力地投其所好。可以说，在熹宗皇帝玩物丧志的过程中，魏忠贤当仁不让地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深知，当朝皇帝心中根本装不进天下大事，终日沉浸于自己的工艺世界之中，他关心木匠活计胜过一切。也正因如此，熹宗皇帝需要一个心腹为其挡住外界的干扰，处理日常事务。而魏忠贤，就是皇帝心中最适当的人选。

既然如此，何不趁零距离亲近帝王的优势，代行皇权之事？也许魏忠贤并不是处心积虑夺取皇权，但他的确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不可不谓之“小人得志”。

三、半推半就，得道升天

天启初年，魏忠贤刚刚跨进司礼监大门的时候，大明帝国的文官集团，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与内讧。崛地而起的“东林党”，将文官之间的意见交锋猛然上升至正邪之争。以君子自居的东林党人，几乎把自己看做正义的化身，与之作对者皆为小人。那些被东林党人的道德权杖逼得近乎窒息的“邪恶小人”，不得不转向尚无权力冲突并且深得皇帝信任的宦官首领魏忠贤。一时之间，送礼恭维者络绎不绝，将魏忠贤推上了“九千九百岁”的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此时此刻，与既得皇权，又得人心的魏忠贤作对，无异于与虎谋皮，与天争辉，下场可想而知。为人清廉正直的左光斗，读圣人之书孜孜不倦，却在黑暗的官场斗争中一败涂地。恪守君臣之礼并无不妥，耿直处事治国也无过错。然而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面对昏庸皇帝为阉人操纵的时局，仍旧不知与政治妥协妄想以独木撑起将倾之大厦，又岂有不枉死之理？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信函之谜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少年投身太平天国起义，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功勋显著，被封为翼王。可惜，太平天国后期，内部混乱，石达开终于在1857年率二十万兵马从天京出走，转战数年，却难觅一足之地，后来他毅然决定进军四川，最终丧师于大渡河畔。一代英豪，饮万古长恨。

石达开向四川进军，路过大渡河畔，遭到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经过六月征战，却仍未能摆脱困境。无奈之下，石达开决定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数万将士的生命，自投清营，不幸牺牲。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记载，石达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石达开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请清军放过几万将士。这封信被射入了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因此，人们一直认为此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然而，近来史学界又对这封信的收信人提出了新观点，众说纷纭。那么，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又是谁？

最值得关注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收信人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另一种说法是收信人为四川总督骆秉章。

收信人是唐友耕的说法来源于1908年唐鸿学所编《唐公年谱》。此书中就提到了石达开在大渡河畔所写的信。据《唐公年谱》记载，信的内容是：“惟是阁下为清大臣，当得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拜望台驾近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萧一山，他认为《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的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萧一山还写成了《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一书。《广东文物》按照萧一山的说法，著有《石达开致唐友耕书》一书。因此，此种说法一直广为流传。

简又文先生也认为收信人应该是唐友耕。他提出，据《太平天国全史》记载：“致唐函更见之《唐公年谱》，尤为可信。”

但是，罗尔纲先生却认为《唐公年谱》所收录的信件的确出自石达开，但收信人并非唐友耕，而是骆秉章。因为唐鸿学是唐友耕之子，唐鸿学著《唐公年谱》，并收录了石达开的信，可能是为了给父亲脸上贴金，故意把收信人改为了唐友耕。

那么，收信人是骆秉章的说法从何而来呢？主要来源于四川《农报》的一篇标题为《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的文章，该篇文章表明收信人应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因为四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了石达开的函稿三通，稿中内容说明石达开是要写信给骆秉章的。罗尔纲先生认为此稿为真实信函，是没有经过唐鸿学篡改的。

人们之所以赞成这种说法，另外一个依据主要是根据书信的内容来分析。《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记载：“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此处的说法与《唐公年谱》大致相同，但是还是有区别。首先，把“肩蜀巨任”改成了“当得巨任”，其次把“并望贲驾遥临”改成了“拜望台驾近临”。罗尔纲先生认为，这是唐鸿学为了使人相信此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而做的故意篡改。因为从唐友耕和骆秉章的职位来看，唐友耕是重庆镇总兵，而骆骆秉章是四川总督。能担当“肩蜀巨任”的人只有可能是骆秉章。从当时两人所处的地方来看，当时唐友耕与石达开隔河相望而骆秉章却在四川，适合“贲驾遥临”的也只有骆秉章。此外，唐友耕是降清太平军，而且作为重庆镇总兵，也无生杀释放大权，石达开又怎么可能会写信乞求唐友耕放过自己的将士呢？显然，此封信的收信者最有可能的就是骆秉章。

总之，石达开到底是写信给了谁，一直也没有定论。

为什么魏晋名士多自狂

人们对名士的印象历来是和那些追求自身解放与实现人生价值的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掌握着普通人没有掌握的文化知识，他们是精英阶层，也是推动社会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着高尚的情操和远大的理想，他们本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经典立于世。但是在中国古代有这么一群名士他们却避谈政治和民生，给人们的印象是其放浪形骸的举止和饮酒无为的行至。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呢？

这其中的缘由还得从“党锢之祸”讲起。东汉中期以后宦官乱政，其党羽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民不聊生，大批名士齐聚洛阳，讨论朝政得失，关系政治和民生，这就是历史上的“太学清议”，但是宦官当道，这起由太学生自发组织的爱国运动就在诛杀中灭亡。学生们的爱国之心就这样被深深地伤害了，他们从没有意识到关心国计民生会遭到杀头厄运。他们纷纷返乡，多年的儒学教育使他们在面对横加的伤害时决不束手待毙。他们转而选择了追求自身精神世界的解脱，开始信奉道家无为的黄老思想，在自然的呵护下抚平内心的愤懑和不满。玄学成为盛极一时的学问，现实既然不容谈论，那么他们只有看着海市蜃楼聊以自慰。他们不断地用酒精麻醉自己的神经，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

加之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大家都生活在集体恐惧当中，这些名士们在追求精神世界解脱的同时开始思考人生和生命。生命原来很脆弱、很短暂，他们试图通过某些手段使得生命可以延长。他们服用一些化学药丸，这些药丸吃下去以后会全身发热以至于连衣服有时候都不敢穿，而且这些药服用以后必须通过行走来散发，不然淤积会使服用者中毒。

这样大家常常会看到一些人赤膊地行走在乡间小道上。魏晋时候这些知识分子怪异的举动后来人觉得很潇洒，其实这些都是表象，他们内心何尝不想过正常人的日子？

当时饮酒也是这些知识分子摆脱内心苦闷的方法之一。当时你会看到有一个人坐在车子上，上面还摆着一缸酒，他坐在车子上喝酒，并告诉仆人你们这样拉着我走，我什么时候喝酒喝死了，你们就把我就地埋了就行了。“竹林七贤”之一阮咸狂诞不羁。有一次，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他也来参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有一大群猪走来喝酒，阮咸就和猪一起喝。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于是“与豕同饮”就传为笑话。

这足见当时苦难的知识分子其不拘一格的行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在苦难的边缘，真的不会在乎所谓的礼仪和形象，他们常常会当着客人的面捉虱子，而且常常赤身裸体，他们过着放纵的生活，这种放荡不羁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忍辱偷生，装疯卖傻也许是在这样的乱世苟活于世的法宝。

纵观中国古代，魏晋的知识分子过得最痛苦，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当局者的尊重，他们心中的苦痛只有通过这种生活方式来发泄、来掩饰，其目的却很简单：偷生。

对永乐大帝求婚说不的女子

历代妃子为争夺皇后之位往往斗得你死我活，被万人之上的九五之尊选为皇后更是莫大的荣耀，但是有人居然不愿意当皇后，还敢对皇上说：我不做你的皇后！也许你会觉得这是小说里胡编乱造的，但是历史上的确存在这样一位美女，她就是徐妙锦。

妙锦是开国元勋徐达的第三个女儿，才华出众，美丽动人，其才貌超过了她的姐姐仁孝皇后。正因为她锦心玉貌，所以仁孝皇后于永乐五年去世后，朱棣便对新皇后不作第二人选，一心要把徐妙锦迎进宫去，填补她姐姐留下的那个空位，从此母仪天下。

此时徐达早已过世，徐妙锦的母亲、徐达的继妻谢夫人婉拒道：“我的女儿，只怕是配不上皇上吧。”朱棣听了冷笑道：“夫人的女儿不愿嫁给朕，还想要选择什么样的女婿呢？”

于是，徐妙锦递上一封情词哀恳的书信，婉言谢绝了朱棣的“美意”。徐妙锦熟读史书，深知暴君如虎，一旦被激怒，便会六亲不认，大开杀戒。因此她巧妙设辞，反复强调自己从小生长于豪门大户，性甘淡泊，而且一心向佛，宁愿远离红尘俗世，长伴古佛青灯，以此了却余生。清词丽句中透着淡然的悲切，谦辞敬语中带着傲然的尊严。

徐妙锦不肯与君王同眠，一生姻缘就此断送，谁敢娶皇帝看上的女人呢？为防成祖的再次逼迫，徐妙锦削发为尼。而朱棣也是一个奇皇帝，小姨子表示不愿意后，他不但没有来硬的，反而决定从此不再策立新皇后。

据说，徐妙锦死后，朱棣命人按照皇后的礼节把她安葬在皇家墓地长陵。徐妙锦当年出家的尼姑庵就是南京人俗称的皇姑庵，地点在今天雨花台后山上，现已无迹。

在古代社会，当皇后可以说是很多女子梦寐以求的愿望，更何况是皇帝的亲自求婚，但是徐妙锦宁愿出家当尼姑也不愿意当皇后，甚至还让永乐帝朱棣自此再也没有策立新皇后，这多少有点令人意外。

王莽新政为何让名家不吝称赞

作为外戚簒政的王莽，每每总被史学家拿来做话题，虽然他总是被归为乱臣贼子，遭到疯狂的贬斥，但是现代学者胡适和柏杨对王莽却不吝称颂，不能不说王莽是个比较特别的男子。

胡适曾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王莽自幼生活困苦，虽然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但他却没有如一般外戚骄奢淫逸，而是专心修礼学、儒学，一生笃信道统，发奋图强，欲做一个有用之人。他的内心被儒家的道统和理想所占据，或许可以用孔子的《礼运大同篇》来概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各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王莽的政治抱负就是想建立儒家的“大同”世界，因此他出台了新政，所有的内容都是为此服务，为了改善世间的种种不公，铲除一切罪恶。所以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如此评价他：“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刘邦不同，刘邦之类只是为了当帝当王，满足私欲。王莽则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他认为古代社会中，人人平等，可是到了后来，互相争夺，遂发生不平等现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则一无所有。男子沦为奴隶，女子沦为婢女。幸而仍保持自由，父子夫妇，终年辛苦耕种，却不能吃饱。”王莽所有的改制，都在为改变不公平而奋斗。

作为有民权思想的谦谦公子王莽，宁肯带着家人吃尽苦头，也要散尽家财救济贫寒。他的儿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奴隶，这在当时本来不是大事，略施薄惩就可以，但王莽坚持认为杀人偿命，让王获自杀偿命。王莽簒政后，颁布实施了“五均”、“赊贷”、“六筦”。所谓的“五均”，就是由国家来管理工商业和物价。而“赊贷”就是由官府向百姓发放利息较少的贷款，而丧葬和祭祀贷款不收利息。王莽还将盐、铁、酒、钱币铸造权、山林水泽管理权收回国有管理，统称“六筦”。除了经济政策外，他向四夷开战以炫耀武力，彰显国威。然而，王莽的新政就完美了吗？

王莽反对奴隶买卖，主张平等，因儿子杀奴而将其逼死，但自己却“私买侍婢”，送给无子的后将军朱子元以此笼络人心。王莽主张人人平等，但却在当了皇帝之后收了一千多宫人任他享用。许多新政在实施的时候朝令夕改，一些经济政策丝毫不符合经济规律，加之他竟穷兵黩武，不顾百姓意愿，终使天下大乱。

胡适、柏杨赞扬王莽的新政，是因为他的新政中有积极的成分——共产主义理想，但并不等于王莽的新政适应当时的时代，也不等于王莽能真实地将新政付诸实践。王莽自以为的“天下大同”不过是其自欺欺人，他用儒家道统的思想去为天下人打上了枷锁，而他时时刻刻做出的事情却都在挣脱这个枷锁。最后，在天下人忍无可忍之下，王莽死于暴民之手，一代开国之君以亡国之君的身份离开人世，王莽的辉煌仅在刹那而已。

我们看一个时代，品一代名人是非功过，不能以现代的目光，而要站在古人的肩膀上，才能深刻了解历史的无奈。

吴三桂缘何令儿媳痛苦一生

在古代平民百姓看来，贵为王宫皇室公主，金枝玉叶，荣华富贵享之不尽，风光无限。然而，这不过是她们生活十分光鲜的表面而已。其实，这些光环的背后藏匿着鲜为人知的惨淡与痛苦。清太宗皇太极的小女儿建宁公主就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可怜人儿，因其公公吴三桂，一生痛苦不已。

众所周知，驻防云贵的吴三桂作为三藩之首，位高权重，连万人之上的皇帝也畏惧他三分，坐立难安。为了缓解吴三桂这块心病，一统海内，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帝将妹妹建宁公主许配给了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封吴应熊为十四额驸，并生得一子吴世霖。本以为利益联姻可以稍稍牵制吴三桂，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吴三桂的嚣张气焰不降反涨。

为了阻止吴三桂叛乱和形势进一步恶化，吴应熊和建宁主公都努力试图劝阻吴三桂安分守己，心向朝廷，以免弄得家、国都不安宁，但于事无补，吴三桂最终还是主演了“三藩叛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康熙皇帝作出撤藩的决定。吴三桂首先于这年十一月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将矛头指向朝廷。吴三桂军由云、贵开进湖南，几乎占据湖南全省，进而进犯四川四川官员纷纷投降。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湖北、河南等地都有藩王或将领响应。

为了打击吴三桂的气焰，康熙在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下令处死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吴三桂在起兵反叛前，曾派人到京城去秘密接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去昆明虽然不可能劝说自己的父亲放弃起兵反叛的罪恶之念，但吴应熊也绝不会为了苟全性命而犯下叛逆之罪。按照大清的律例谋反大逆是要株连亲属的，作为吴三桂的儿子将被处以极刑，这一点吴应熊心知肚明。即便这样，他也宁愿留在京城接受惩处，至死也要做大清的子民。

“为叛寇所累”的额驸及其子吴世霖为三藩之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顷刻间建宁公主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失去了家庭。这一年她才三十三岁，其悲伤和心碎之痛可想而知，人生难以上岸。在以后独自支撑的三十年中，虽然康熙多次下诏安慰在三藩之乱中受到巨大伤害的姑母，然而，这又怎么能够治愈建宁公主的创伤呢？

事实再一次证明，在封建男权社会里，女人命运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为了政治大局，小女子的个人利益和终生幸福又算得了什么。

第十八篇

历史怪圈

为什么说项羽根本不能过江东

提起南宋词人李清照，很多人都能说出其一两句词，她的一首《乌江》更是道尽了项羽的英雄气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霸王，关于项羽的传说数不胜数，乌江畔自刎可以说是其中最为悲壮的一幕。传说此人生性暴戾，坚韧过人，如果当时渡了乌江，是绝对可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可是为什么称霸一世的他会做出在乌江畔自刎这个令无数后人惋惜、哀叹的选择呢？关于项羽乌江自刎的原因，民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最早的一种说法是，项羽是因为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才在乌江自刎。《史记》这样写道，项羽在楚汉战争败给刘邦后，带领八百人马杀出重重包围，一路直至乌江畔，乌江亭长劝项羽赶快趁这时渡江，日后好东山再起、一雪前耻。但项羽却笑而答之：“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于是拔剑自刎，死于乌江江畔。项羽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上天要我死，我就没有渡江的必要，本来是要跟这八百名兄弟一起渡江西上，但现在大家都阵亡了，就算所有江东的父老都可怜我，还依然把我当做他们的君王，我自己又有什么脸面见他们呢？于是拔剑自刎。这段记载是司马迁为后人提供的，因为跟项羽死亡的年代比较接近，再加上描写真实生动，所以后世流传最为广泛的说法就是项羽是因为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而自杀的。

还有的人说，项羽是不想再让百姓因战乱而受到牵连才会自杀。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种说法出自于《史记》，书中记载刘邦和项羽在楚汉战争中难分高下的时候，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奴长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这句话大致的意思是，想把这场战争变成两个人的决斗以解脱天下的百姓。这种怜悯万千百姓的情愫使得他在突出重围来到乌江时，想到了自己的子民还要因为这次战争再次陷入水深火热当中，实在是不忍心，最终选择牺牲自己以换得天下太平。

但是这种说法有太多的个人情感，跟史书中记载的项羽的性格不尽相符。项羽曾经坑杀二十万秦兵，阿房宫中烧杀掠夺，最后火烧三个月，暴虐至极，所以不大可能为了免除百姓疾苦而自杀身亡。而决定与刘邦单打独斗、一决胜负，很可能是他的计谋，因为以项羽的个人能力，打败刘邦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刘邦并没有上当。所以项羽失败逃至乌江的时候，万念俱灰、狼狈不堪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心中不免感慨万千，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唤起他可怜天下苍生，愿意以一己之死来结束战争的念头也有可能，但也只是项羽走投无路又放不下脸面时的一种自我安慰，而不是项羽自杀的主要原因。

其实无论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或是不忍天下百姓遭受战乱之苦，都不符合项羽一世霸王的性格。他既然已经杀出重围一路向西，就是为了渡过乌江卷土重来，待到打败刘邦衣锦还乡的时刻怎会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如果他是一个可怜苍生的君主，那又如何解释攻占秦宫后近乎屠杀的行为？

于是，产生了第三种说法。那就是项羽并不是词中所说的“不肯过江东”，而是他根本没有过江的机会。著名学者冯其庸在《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中，对《史记》《汉书》《楚汉春秋》中关于项羽之死的描述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指出《史记》中除了《项羽本纪》里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两处涉及乌江外，其余全部文字无一提到项羽乌江自刎这一事件。反而明确提到：项羽“身死东城”，“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等。如今，支持这种观点的越来越多，计正山先生通过对《史记》《汉书》中的《灌婴传》的分析，更确认项羽在距乌江有一百二十公里的定远东城就被“搏杀而死”，所以说他根本没有渡江的机会，更不是自刎而死。

项羽自杀的真相虽然令后人对这样一位大英雄少了一些哀叹，但其称霸一世的英雄气概，仍然会被后人所传颂。

瓦岗军为什么没有灭掉隋朝

瓦岗军是隋末农民起义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队伍，曾给隋朝重创。但最终还是未能夺取政权，军队溃散，降于唐朝。

大业七年，东郡韦城县人翟让因犯罪而被定罪坐牢，狱吏黄君汉偷偷放了他翟让逃亡瓦岗聚众起义。同郡的单雄信、徐世

也都相继加入，势力加强。他们在永济渠沿岸劫持抢夺来往船只，以致“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起义队伍逐渐壮大起来。

大业十二年，贵族出身的李密在参加杨玄感起兵失利后，决定投奔瓦岗军。因为他较有政治眼光，所以建议翟让积极发展势力，扩大影响。翟让比较认同李密的建议，首先攻取了荥阳这块中原的战略要地，因为荥阳向东是一片平原，向西是虎牢关。虎牢关以西的巩县有隋军的大粮仓洛口仓。取得洛口仓不但可以得到大量的粮食，并且能更加逼近东都洛阳。夺取荥阳是瓦岗军发展势力的重要一步。

面临强大的瓦岗军，荥阳太守杨庆无计可施，隋炀帝特别加派“号为名将”、“威振东夏”的张须陀为荥阳通守，以镇压瓦岗军。李密认为张须陀有勇但无谋，于是建议翟让与张须陀正面对战，佯装败北逃走。李密率精兵埋伏在荥阳以北的大海寺附近，张须陀紧跟翟让十余里，到大海寺以北的树林里时，李密伏兵四起，隋军陷入重重包围。张须陀本来掉以轻心，现在又遇上突如其来的强兵，更让他措手不及，战败被杀。此役一败，隋军“昼夜号哭，数日不止”。可见，这次瓦岗军的胜利对隋炀帝政权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大业十三年二月，瓦岗军攻取洛口仓，并开仓济贫，大部分贫苦农民参加起义军。隋朝的越王杨侗在洛阳派遣刘长恭率军2.5万人前去镇压瓦岗军。翟让、李密预先侦察得知隋军的动向，作了周密的战略部署。刘长恭对瓦岗军的情况却是一无所知，看到瓦岗军人数不多，于是麻痹大意起来。瓦岗军乘隋军初来乍到，饿饥疲惫的时候，大举进攻，致使隋军大败，死者十之五六。刘长恭仓皇逃回东都。瓦岗军缴获大量的辎重器甲，队伍进一步壮大。

同年四月，瓦岗军直逼东都城郊，攻破回洛仓（在今河南洛阳东北），致使东都粮食呈现匮乏的局面，陷入了困境。九月，黎阳仓又被攻破，瓦岗军开仓济贫，起义军数量又增加了二十多万。这时，瓦岗军有数十万之众，控制了中原广大地区，达到了鼎盛时期。瓦岗军还公开宣布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明确表示要推翻隋炀帝的统治。

由于李密在数次战斗中都发挥较了大的作用，所以他的威望也就越来越高，于是翟让主动把领导权让给了李密。但日后他的哥哥翟弘和王儒信等人又劝翟让夺回领导权。这样一来，瓦岗寨的内部矛盾便出现了，导致最后李密不得不杀了翟让。

武德元年六月，宇文化及率江都隋军北上，瓦岗军在此次战争中虽然取得胜利，但同时损失惨重。九月，东都隋军又趁机追加，发动进攻，使得瓦岗军全面失败，李密在走投无路之下，于十月奔赴长安，向李唐投降。瓦岗军虽然失败了，但由于它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队伍，在中原消灭了大量的隋军，割断了江都与洛阳的联系，迫使隋炀帝陷入江都孤岛，不能控制全国，间接促成隋朝的灭亡。

所以瓦岗军失败的原因总的概括来讲，是正当瓦岗军日益强大的时候，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导致军队无形地被分裂，自我削弱了力量，把自己逼上了末路。

李建成是丧家之犬吗？

根据史书的记载，大唐太子李建成是一个不光彩的失败者，丧家之犬是他最好的标签。而大家对建成太子的印象建立于《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等诸如此类的书的记载。相反，记载中的李世民却是一个顶着历史光环的贤明君主。可是这个所谓“贤明”君王的英明之处，不在施政方面，而在于他修改了史实。据记载，李世民曾先后三次要求亲自查看高祖李渊和他本人的《实录》。然而，篡改的历史终究掩盖不了真相。翻开各类史料，从各种自相矛盾的记载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建成太子并非史书所说的那番不堪。

说到军事才能，用史学家何木风的话说：“作为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在唐帝国未建时所立功勋是卓著的。可以这样讲，如果李渊没有建成，就很难成为唐高祖。也就是说，有了李建成才有了后来的唐帝国。”建唐初期，晋阳起兵，定西河、下绛县、驻永丰、入长安等军事活动中，李建成冲锋陷阵，战功卓著。攻破长安也是李建成所为，这奠定了唐都号令天下的军事基础。

除了在军事上卓有成就外，李建成也擅长玩政治，且不逊色李世民。李建成招贤纳俊，一度网罗了魏徵、王珪等人才，这些人后来也成了贞观年间的一代名臣。他在第二次对刘黑闼作战中，采纳魏徵的建议，以怀柔为主，武力为辅，更显示出他的政治和军事完美结合的才能。在李建成成为太子之后，辅佐李渊处理政务可谓有条不紊，也表明他有较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

从人品修养上来讲，史书中将李建成丑化成“喜酒色游猎”的人，无疑是为了增加李世民夺位的合理性。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资治通鉴》里说，李建成“性仁厚”，这一点的确是真实的。相反，如果真提到好酒色、游猎，李世民有很多“功绩”。据史书所载，有一次，李世民同李渊到齐王府，李元吉暗伏刺客想在席间击杀李世民。反而是李建成心地仁厚，怕因此而惊吓到了李渊，及时制止了他的行动。事后李元吉埋怨说：我不过是为大哥你着想罢了，这对我没有丝毫的利益可言。这一句话很妙，从上文的语气来猜测，此是李元吉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时说的，完全是一派“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情景。这就令人不得不疑心到他更深处的动机。而在玄武门事变前夕，也是李元吉向李渊进言，要求诛杀李世民而李建成的反应，史书却没有记载，如果他有比李元吉更激烈的主张，史书一定会大肆宣扬，以显示他是何等不顾及兄弟之情。但史书却从未出现建成想杀李世民之事。这只能说明，李建成远不像李元吉那样，急于要置李世民于死地。因此，说李建民是个宅心仁厚的太子可以说是有理有据的。

与李世民相比，李建成并不像如史书所说的那样不堪，他与李世民都是人中之龙，都有经天纬地之心。而李建成更是名正言顺的开国太子。只是，最有手段的才能活到最后，李世民先下手为强，以下犯上，以臣逼君，最终杀了亲兄弟，登上皇位。假使没有李世民，李建成同样会给唐王朝铸造一个盛世，甚至不会比李世民差，然成王败寇就在一念之间，李世民胜在占了先机，李建成则败在不知防人。

宋真宗为何相信蝗虫因为怕他集体自杀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夏天，全国很多地方蝗灾严重，蝗虫来势凶猛，危害极大。可悲可气可笑的是，官员们却都说，蝗虫集体自杀了。有的说，蝗虫是害怕皇帝的神威，纷纷自杀，遍地都是蝗虫尸体；有的说，不计其数的蝗虫改变了口味，天天只喝水，不吃庄稼，以绝食的方式自杀；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时，忽然遇到一股神奇的力量，自己就死了，这是神仙在帮助大宋王朝消灭蝗虫。更让真宗为之兴奋的是，苏州官员的奏折中说，蝗虫们害怕皇帝，它们又为了讨好皇帝，选择到山清水秀的太湖里群体自杀。难道宋真宗真有这样的超能力，让蝗虫后悔自己不长眼睛，竟然来宋真宗的地盘上撒野？这当然都是谬论。

原来，当时宋真宗很是迷信神仙之说，他相信神仙会来消灭蝗灾。许多官员摸透了宋真宗的心思，就纷纷投其所好，极尽讨好奉承之词，都说不必忙着灭蝗，神仙定会来帮忙的。当然，宋真宗看到这些奏折，的确很高兴。但却没有完全相信，这种超越常识的事情还是确认一下为妙，毕竟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于是，就派几个太监看看情况。太监们当然只会比大臣的觉悟高，于是添油加醋，如此这般地描绘了蝗虫们在皇帝的神威下瑟瑟发抖，不断自杀的壮烈场面。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激动万分，竟决定要搞一次大型庆典活动。最后在宰相王旦的坚决反对下，庆典才没有得以完成。

其实，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蝗虫会纷纷自杀，可为什么宋真宗信以为真了呢？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不过是人之常情，被人投其所好而已。宋真宗周围的大臣、太监众口一词，造成“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的悲剧，这是作为皇帝的悲哀被人骗得团团转也不知道。然而，在潜意识层面，宋真宗也自欺欺人，愿意相信这件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真宗作为统治者的特殊身份引发其自我感觉良好自古统治者都喜欢个人崇拜，特别是封建社会下的统治者，更是把自己称做天子天子是天之骄子，当然不是常人。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天子做不到。放在常人身上不合理的事情，放在天子身上就是合理的。所以，宋真宗认为蝗虫因为害怕自己自杀，相对上就成了合理之事。当然，这从侧面说明了宋真宗原本就是一个爱好个人崇拜的皇帝。

最后，幸而宋真宗渐渐觉悟蝗虫并不会集体自杀的现实，便派出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去彻底消灭蝗灾，还派出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

蝗灾消灭后，宋真宗开始反思，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非常自责，也处分了那些混淆视听的官员。虽然这个帝王无法抹去一场荒唐后的错误，但他勇于改正的精神倒是可嘉。

宋代为何富得流油却沦为千古笑柄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宋朝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算是最为发达的了。仅从铸币数量就可见一斑。据史籍记载，自宋太祖时代开始，铸币数到了每年五百万的数量。其两年的铸币数就要超过四百年后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间所铸造的总和。

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在宋朝，唐宋八大家也有六位在宋朝。然而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经济都高度发展的朝代却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饱受临近少数民族政权的欺凌。宋朝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却远远没有完成一个强大朝代应该完成的大一统局面。特别是南宋，仅仅坐拥半壁江山苟延残喘。

追溯根源，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是宋王朝从建国开始就重文轻武。赵匡胤立国便是因为兵权在握，从而简单地废掉了小皇帝，自己黄袍加身。他亲身经历唐朝藩镇割据导致灭亡的历史，又知道自己是如何夺得皇权的，所以一开国就将军事权力高度中央化，令文官大抬其头。因此宋朝的文治传统深厚，国家俨然一副书生模样。但是宋朝却不幸恰逢强敌环绕的时代。周围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处于野蛮好战时期，对中原虎视眈眈。试想当野蛮遇上文明，将是一场多么大的灾难。所以，以文帅武直接导致宋朝积弱的状态。

虽说中国每个中原王朝难免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骚扰，从秦汉时的匈奴到唐代的突厥，但这些少数民族大多都被中原王朝抵御在外。即便遇到再强大的少数民族，中原王朝也能保证在防守状态下不失时机地反击，特别是唐朝全盛时期，曾一度令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向其俯首称臣。然而，宋朝虽然富裕，武将辈出，可偏偏总是被少数民族逼得走投无路，割地赔款。

这些，都源自于宋朝重文轻武的思想。是“重文轻武”导致了国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文臣群体的“恐武症”，及由此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念。宋代最高统治集团对武将无孔不入的高度防范伺察，文官集团对武将群体的极度鄙薄与蔑视，直接绞杀了王朝的锋芒，这样的大宋如何能够强大？

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在那个时代已经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的五十多个国家通商。《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这样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丧权辱国。

幽云十六州是后晋之后包括宋代在内的汉族子民心头的一个痛处。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晋国，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公元938年，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之地献出来，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一线。宋朝的统治者多次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几次准备或攻打未果后不得不放弃了。景德元年的澶渊之盟，宋朝本是胜利一方，竟然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

历朝历代，没有武功，哪有文治？没有武备，经济再繁荣、文化再灿烂，也会成为一堆瓦砾。汉唐的文治就是建立在武功的基础上的。然而，宋代却彻底颠覆了这个传统，如何能不亡？

欧阳修为何诬陷名将狄青

北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将领狄青含冤而死，这一悲剧给北宋的政治和军政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在两宋军事史上，狄青是屈指可数的军事奇才之一。他身先士卒、运筹帷幄，为北宋王朝建立了卓越功勋。

在这一悲剧的酝酿及演变过程中，欧阳修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在北宋的政坛、文坛及学术发展上，欧阳修均有重大建树和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文臣，竟以种种诬蔑之辞三次上疏宋仁宗诋毁狄青，对狄青被贬乃至其身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代名臣无端陷害一代名将，实在是匪夷所思。

欧阳修

据现有史料看，欧阳修曾三次上疏诋毁狄青，分别见于宋仁宗至和三年所上的《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是年七月《上仁宗论水灾》第一状及同月《上仁宗论水灾》第二状。这三次上书中，欧阳修极尽污蔑陷害之词，言语上也多有蔑视和不敬，究竟是私人恩怨还是另有原因使他对狄青如此深恶痛绝呢？

可以说，欧阳修对狄青之贬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他并没有置狄青于死地的想法。欧阳修之所以大骂狄青，都是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恐武症”在作祟。

我们知道，宋代江山是如何而来的，因此，两宋历代帝王出于防止赵姓江山易手的考虑，在制度上对武将的防范无所不在。特别是从宋太宗后期开始，随着北宋治国方略的改变、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宋辽、宋夏关系的演化，如何防范武将逐渐成为所有士大夫及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价值观念。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下，北宋的武将不管立下什么丰功伟绩，也不能摆脱文官的蔑视和反感。但是，宋仁宗时期，仁宗对狄青十分青睐，原因其一，宋仁宗统治期间，军政弊端已经毕显无遗，表现在战场上便是武将怯战避战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狄青却充分表现出其出色的军事才能与战争智慧，为赵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二狄青不仅功勋卓著，且对宋王朝忠心耿耿，即文彦博所说的“忠谨有素”。因此行伍起家的狄青在短短十余年间一跃成为枢密使，得到皇帝的宠爱。可是，这一事实却与文臣的核心价值观产生了严重冲突，最终，狄青成为文臣眼中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在这种大背景下，欧阳修在其奏疏中频频使用鄙薄、蔑视狄青之语，也就不足为奇。北宋这种畸形的文武关系，造成狄青郁郁而终的悲剧，也造成了北宋军事实力孱弱，使其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叹，欧阳修如此聪慧之人，仍旧摆脱不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枷锁和时代的局限，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

为什么忽必烈两次出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

忽必烈的蒙古大军当初不仅进驻中原，更是在世界范围内都进行了军事扩张。据史料记载，蒙古大汗忽必烈于公元1274年，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和风州经略使忻都，带战船九百艘，士兵一万五千名，远征日本。大元朝部队在这场战争的初始阶段战绩辉煌，但却以失败告终，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不解的谜题。

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井上靖的书中写道：“公元1274年10月初，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按照井上靖所述，是恶劣的天气使得大元军队在战役中失败了，那么史实真的是这样吗？

根据史料记载，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大元军队逼得日本方面节节退败，最后退到了大宰府附近。但蒙古军队夜间仍然留守在军舰上。直到公元1274年10月21日，这天夜里元军依旧像往常一样，回到自己的军舰上，却忽然起了台风。试想，生长在蒙古这个中原国家，连见到京城的人工湖都以为是书上说的海的士兵，哪有应对台风的方法，加之对当时所处环境、地形的不熟悉，台风一起，军舰上便一片混乱，有的甚至因为相互之间的碰撞而舰毁人亡，再加上台风形成的海浪对船体的撞击，不少军舰被海浪打沉，所以元军只好撤退。第二天清早，日军不见元军进攻，便派出侦察人员去探元军情况，才知道元军已撤退。日本对于台风使得元军撤退这一事件很重视，并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此后“神风”一词一直陪伴了他们近七百年。

第一次正面交锋过后，双方都可谓已经知己知彼，大元朝的弓箭让日本人开了眼界，日本人的战刀也让蒙军长了见识。待忽必烈重整旗鼓之后，又于公元1281年5月第二次进攻日本。这一次出海的舰队阵容更是无比强大，其中将士十四万名，四千多艘战舰和九千海船。忽必烈看似是抱着铲平日本的信念出发的。

但是，在经历过第一场战争之后的日本已经加强了沿海的防御建设，而日本军队使用的弓箭，其射程和杀伤力跟元朝的已经不相上下。这样一来就对元军更不利，本来海上就没有隐蔽的地方，加上日军的远距离武器又取得了进步，所以在相持的阶段，元军伤亡人数与日俱增。但是战争还在继续，忽必烈是抱着雪耻之心而来，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然而在1281年8月12号这一天，这支庞大的舰队在海平线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史上著名的弘安之役以日本取胜告终。

可能有人会问，这次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忽必烈再次失败？难道还是因为台风“作怪”？的确，这次又是台风在“作怪”。这次面对台风的袭击，大元军队是做了准备的，台风来临时，他们曾把海船军舰都绑在一起，试图减小台风和海浪对船体的冲击，奈何台风猛烈，最后损失惨重，不得不丢盔弃甲选择撤退。

这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大元王朝两次勇猛地进攻日本，却因台风而以失败告终。

成吉思汗为何万里召见丘处机

王重阳于1167年创立全真教，定下的教义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其弟子丘处机，生于1148年，金代山东栖霞人，字通密，号长春子，后赠号长春真人，与丹阳子马钰及其妻子清静散人孙不二、长真子谭处端、广宁子郝大通、玉阳子王处一、长生子刘处玄合称全真七子。丘处机作为王重阳第一位弟子，他因虔诚、机敏、好学而深得王重阳器重，在王病逝后更是继承全真大业。但此后六年一直隐居磻溪穴，外出必戴蓑笠，所以世人又称呼他为“蓑笠先生”。而后，他又赶赴宝鸡龙门山隐居潜修七年，创建全真龙门派。丘处机一直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修道教应出家，断绝一切尘缘。他认为清心寡欲是成仙之本，著有《鸣道集》《摄生消息论》《磻溪集》《大丹直指》等书。

丘处机原本只是一名全真教的道士，即便后来接任掌门人一职，也是一名修行之人，怎么会跟成吉思汗扯到一起呢？

首先是因为时局动荡，金人进驻中原之后，百姓的生活可以说是水深火热这个时候人们往往需要一个精神寄托来支撑。全真教就在此时应景地创建了，人民把它看做是黑暗之中的唯一光明，都很拥护。“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统治者都明白，他们需要一个能帮助他们安抚民心的人，而在这一时期，丘处机的声望是很高的，成吉思汗自然也就知道了丘处机这个人。

当时成吉思汗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他规划着统一大业应该如何实施的时候自然希望手下的贤能之士越多越好，这样才能助他打天下。在得知丘处机博古通今、才能超群后，成吉思汗十分想请他出任国师，为自己安邦治国。于是先后两次派遣使者传召丘处机，谁知丘处机隐居山林，深入简出，对他根本是避而不见但成吉思汗始终不曾放弃，又于1219年第三次派遣近侍臣刘仲禄备轻骑素车、携带手诏请丘处机出山，心之诚不亚于当年三顾茅庐的刘备。丘处机最终被成吉思汗的诚意所打动，于公元1220年，西行拜见成吉思汗。其实对于丘处机来说，做出这个决定缘于成吉思汗的诚意是一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试图通过这次西行游说成吉思汗“放下屠刀”，早日回军。

丘处机率十八名弟子在此次西行的过程中，向各族群众广泛传道，招收信徒。在行至今天的蒙古国西部科布多时，还将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下，建立了全真道观和全真教的组织。他不仅在精神层面宣扬全真之法，更是身体力行地让人们了解教义。他沿途广施善事，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利用成吉思汗赐予自己的粮食熬粥施舍给当地的穷人。丘处机所到之处，得到了各州县和行省文武官员的迎送，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而当成吉思汗看到丘处机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的样子后，更是认定此人是助自己一统天下的贵人，对待丘处机自然是犒赏有加。

这便是成吉思汗不远万里、三次诚心召见丘处机的原因。

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哥伦布？

哥伦布，四次航海，装备简单，但是他发现了令举世为之震惊的美洲新大陆，人们提及哥伦布，无不啧啧称赞。

但是，早于哥伦布航海八十七年，郑和也曾经七次下西洋。那几次航海，船队规模之庞大，船只种类之齐全，历次远航随员均达二万八千人以上，其中除了管理人员、杂务人员、航海技术人员等以外，也不乏行政官员和军事人员。这样的航海规模在当时是绝对空前，甚至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无人能及的。

郑和一共七次下西洋，船队规模之大，船员之多，是哥伦布十倍百倍所不能及的，但结果为什么郑和没有发现新大陆？为什么哥伦布没有产生在中国？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其实这里有几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郑和七次下西洋却与新大陆的发现失之交臂，是源于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的扬国威思想。就像鲁迅先生曾经所说的，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外国人用它来做子弹抵御敌人，而我们自己却用来制造烟花；外国人用罗盘在航海中判断方向，而我们却用它来看风水。哥伦布和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大不一样的，前者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而后者，仅仅只是为了扬我国威。航海目的上的不同使得二者在航海中所重视的事物不一样，这是郑和未能发现新大陆的直接原因。

其次，就是二者在科学认识上的差异。中国自明朝初期开始就实行海禁政策这一政策使得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发展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并且逐渐形成了后来闭关锁国的状态，以至于很多先进的科学信息无法被国人所了解。这导致在郑和的观念里，对于地球的认识一直都是“天圆地方”，从一点出发航海，只会越走越远。可是哥伦布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的观念里根深蒂固的正好和郑和的相反他深信地球是圆的，从一点出发一直前行，一定还会回到原来的起点。海禁政策使得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学术理论等无法传入中国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公平地说，从时间上来看，虽然郑和航海的时间要比哥伦布早了近九十年，但哥伦布所处时期的科学发展的确更先进。总的来说，科学认识上的差异是郑和没有发现新大陆的最根本的原因。

虽然郑和在航海中没有像哥伦布一样，有让举世震惊的新发现，但是郑和的七次航海，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成就。首先，扬我国威这一点算是圆满地完成了当时的很多外国人都感叹于中国航海事业的强大以及经济实力的雄厚。其次，郑和也在几次航海中带回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对当时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有很大的帮助。在航海技术上，郑和更是把传统的海上对星发展为较先进的牵星过洋，并配备罗盘定向测定针距，《郑和航海图》更是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成果所以，郑和虽然没有成为世界的“哥伦布”，但是他的七次航海对中国的发展依然功不可没。

李自成为何要杀谋士李岩？

李岩是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中一位著名的谋士。世人称此人忠心不二“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天下”，但是到最后却落得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卷入历史长河不见踪迹。《绥寇纪略》中对李岩的结局作了如下记载：定州起义失败后，有的人说河南全境都向明朝军队投降了。而此时，李岩要求亲自率领两万精兵，赶到中州，这样一来就可以令附近的郡县不敢再轻举妄动，就是有敢暴乱者，也能及早将他收拾。闯王当时不但没有回答，反而私底下认为李岩另有所图，就在闯王起疑心时，牛金星向闯王进言，说要寻找机会除掉李岩，而且得到了闯王首肯。第二天，牛金星就以李自成的名义召李岩到军营中饮酒，并安排伏兵在营中隐蔽处，最后李岩和他的弟弟李年同时被擒杀。

历代帝王登基以后屠杀大臣，无非怕的就是大臣们功高盖主。只不过像李自成这样，皇位的宝座未坐热就杀害大臣，显得有些太急功近利了。从史料记载来看，李岩出身显赫，与农民起义军本来就是不同的阶级出身。最开始，由于他自己的才能出众，得到了闯王的赏识，可是后来随着才华的显露，闯王渐渐地开始对他感到不快。其实这也怪不得李闯王，他终究是农民出身，其阶级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李岩的猜疑一步步加深，最终动了杀机。

但是，这样解释李岩被杀的原因未免显得过于敷衍。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李岩其人。有人说他是河南杞县人，乃明朝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据记载，杞县没有这个人，李精白也不是杞县人，明朝末年举人、乡宦记事录里面更没有李岩的名字。据考证，李精白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早夭病死；另一个儿子在崇祯十五年的时候被袁时中杀了。所以说，李岩根本就不是李精白的儿子。关于李岩其人，史料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李岩是个读书人，而且是个有大智慧的读书人。

古往今来，功劳巨大却又能够全身而退、安度余生的不过范蠡、张良、郭子仪、姚广孝等寥寥数人。这几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出世情结。何谓出世情结，言外之意就是虽然跟着皇帝打天下来了，但是天下太平时，都迫于无奈隐居。所以皇帝会念及昔日之情，放任这些人卸甲归田。那是不是说李岩缺乏这样的大智慧呢？当然不是，可是李岩是个读书人，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这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让他宁可死也不想逃避。

这样的李岩，很难取得李自成的理解，最终也只能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死在暴君的屠刀之下。

皇太极为什么囚死堂弟阿敏？

明朝万历十四年，舒尔哈齐的次子阿敏出生。父亲被囚时他侥幸逃脱死罪，从此跟随伯父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因为骁勇善战而立下不少汗马功劳。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国，封阿敏为和硕贝勒。努尔哈赤封给阿敏的这个地位仅次于自己的次子大贝勒代善。阿敏助努尔哈赤打下江山，照说应该对皇室忠心耿耿，努尔哈赤对他也应该是不断重用，但为什么很快二人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最后阿敏还招致了杀身之祸？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试图分裂。天聪元年，阿敏奉命率师征战朝鲜，攻势猛烈，朝鲜国王被迫求和。当朝鲜国王接受和议条件后，他并不急于退兵，因为他真正的条件是要自立门户。所以他对随行的贝勒们说：你们愿意回去就自己回去，我是打定了主意要进朝鲜都城，我一向羡慕明朝皇帝与朝鲜国王居住的宫殿，无缘得见，现在既然来了，一定要进去看看。屯居朝鲜、不再归国这一意图遭到强烈的反对就连亲弟弟济尔哈朗也不站在他那边，阿敏看势头不对，不得不返回大金，但愿望落空，怒气冲天，走之前又是一番烧杀抢掠。

第二，出师不利。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大军征明，攻克了山海关内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第二年三月，皇太极派阿敏率军前往驻守。谁知阿敏到永平不久，明兵奋起反击，阿敏所带军队连战失利，损失惨重，身为主帅的他却弃城而逃。更为残忍的是，逃跑前，他下令屠杀城中汉族降官降民，并将全部财产洗掠一空。

第三，为报父仇。父亲被囚时，阿敏已经二十五岁，已经不是不谙世事的孩童了，他当然知道害死父亲的真正凶手是谁，那就是他的伯父——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生性暴戾，阿敏出于对他的敬畏，不敢袒露心声，所以皇太极一继位，他便原形毕露。一言一行之中，不仅把矛头直指皇太极，并且还充满对先汗的积怨。

第四，出言放肆。阿敏本就一介武夫，生性鲁莽，口无遮拦，加上对先汗的积怨，所以常在朝野上下散布怨言，诸如：“我何故生而为人……还不如山上的一棵树，或者坡上的一块石头……即使被人砍伐为柴，甚至被野兽浇上一泡尿也比现在的处境强。”这些话如果仅仅是一个自卑者的自怨自艾也无所谓，但阿敏的本意并不在于自我讽刺和嘲笑，而是在大张旗鼓地向皇太极宣战，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他甚至还跟叔父贝和齐说，自己在梦中被伯父捶打，但却有黄蛇护身。这样明显地暗示自己是真命天子，其篡权野心诏告天下。

自古人们就说多行不义必自毙。阿敏平日的恶性早已激起了皇太极的杀心不拔除这根眼中钉，他根本无法安心坐在宝座之上。所以就趁阿敏大败而归，举国上下都在谴责他的时候，定了他的罪。罪名多达十六条，例如：太祖在时，挑嗾其父，欲离兄汗；自视为汗，欺凌在下诸贝勒；丢弃永平，残杀降民等等。正是应了那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皇太极杀意已决，想多加几条罪行还不简单？最后，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阿敏应当被处斩。皇太极又在这时出面显示仁慈，下令免阿敏一死，改为囚禁。但是阿敏在被囚十年后，还是死于狱中终年五十五岁。

阿敏的命运，似乎重蹈了自己父亲的覆辙，但其实是他自己“自作孽”，因为他本可以一心效主，在为努尔哈赤立下汗马功劳之后，继续效忠皇太极，两朝元老和忠臣的名望，便足够后半生享用，可他偏偏选择了另一条不归路，在狱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第十九篇

千年疑云

红山文化女神庙里的女神是谁？

1983年，考古学者在牛河梁主梁的北山顶发现了一座庙堂遗址。这座庙堂由一组多室和一个单室构成，多室在北边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边为附属建筑。

这座庙堂供奉的是谁？由于科技上的不足，当年只对女神庙进行了局部试掘，之后掩上黄土，一直保护至今。试掘之时，女神庙出土了红陶彩绘的壁画和祭器残块，以及泥塑的熊爪、鹰爪和鸟翅。最令世人震惊的是在庙西侧发现了许多人物塑像的残块，包括头、肩、臂、手、乳房等器官。显然这些是女人像的残块。这些残块分属于六个个体，他们形体有大有小，或张开手臂，或曲肘握拳，但都盘膝坐着。

这其中，有一尊和真人大小相当的彩塑女神像。她的肢体虽已残碎，缺了半边耳朵，但整个面部表情依然生动。她的眼睛是用五片淡青色圆饼石做成的，看起来极富生命力。从头型上看，这个女神眉骨、颧骨显得很高，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很相似。因此牛河梁女神像很有可能是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依据塑造出来的。于是人们将这座庙堂称之为“女神庙”。

为什么要建这样一座女神庙呢？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古人重传统、重子孙后嗣的生存观。红山文化属于父系氏族文化，在这一时期建女神庙应该不仅仅是对“母祖”的崇拜，更应该是对子子孙孙永续、生生不息的一种崇拜。

人们又有这样的疑问，这个女神是谁？各路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是始终没有定论。有人认为这个女神或许就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女娲”。

在中国远古神话中，有一位用黄土造人、用五色石补天的女娲娘娘。几千年来，她被奉为华夏始祖，但历史上是否真有“女娲”其人，人们又是从何时起开始崇拜她的，一直是个谜。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女神就应当是“女娲”，古人在那时就已经开始了“女娲崇拜”。

古籍中记载，女娲的第一大功劳就是“抟黄土造人”。而人们发现牛河梁彩塑女神上臂的空腔里，有被火焚烧的灰渣，据专家推测，这些灰渣很可能是人骨渣。这与古籍记载惊人的相似，当时的人就是以此来塑造该雕像的。

女娲的第二功劳就是“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在距红山女神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土山，用人工夯筑而成。形状为圆锥形，小抹顶。在小土山周围的山头上，有三十多座积石冢群址，整个积石冢群都是圆锥形，大抹顶，和古埃及的金字塔相比，布局相似。这些“金字塔”式建筑物周围到处散布着“之”字纹彩陶片以及冶铜坩埚片。那么牛河梁大金字塔顶炼红铜的遗址，是否就是神话传说中女娲炼五色石的地方？

考古工作者对围绕大金字塔周围的小金字塔群进行了部分发掘，出土了大批玉器。在一座积石冢的中心大墓里出土了一具男性骨架，死者双手各握一只玉龟一雌一雄，相配成对。另一座积石冢也发现了二十余件玉器，死者的胸部也佩一只碧绿色玉龟。但奇怪的是，这两座积石冢中出土的玉龟均无头无尾无足，浑然一体。

联想到古籍记载，说女娲补天时“断龟足以立四极”，那么这个无头无尾无足的玉龟是否就是女娲神话中的玉龟？

但我国著名考古专家苏秉奇先生认为，玉龟可能是当时的氏族部落集团的图腾崇拜物或保护神。另有专家考证，辽宁、吉林两省一带农村的民俗现在仍很流行龟崇拜，男女青年结婚时，房顶上都要贴一幅四龟相交的大团花式图案剪纸。

由于当时的技术不足，只对女神庙进行了局部试掘，因此这些谜团还无法解释清楚。我们只有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有利条件。

禹王碑内容之谜

在湖南省岳麓山顶的石壁上，镌立着一块高1.84米、宽1.40米的大石碑。碑上刻着77个字，每字直径约0.16米，字体奇古，有如龙蛇行走，又似蝌蚪蜷身，似篆非篆。传说这是为纪念大禹在岳麓山治水而立的禹王碑。

相传四千多年前的洪荒时代，天下被洪水淹没，大禹为民治水，到处奔波传说大禹曾到过南岳，以岳麓山为营地，带领长沙先民治好了洪水。长沙先民为感谢大禹，决定在岳麓山顶上为大禹治水立碑记功。当时大禹不肯答应，但在人们的执意要求下，只得答应，可是提出了条件：碑文要刻得奇古，如天文一般百姓不能相识。于是，长沙先民便将大禹提供的77个字样，全部刻在岳麓山顶的石壁上，后来就成了禹王碑。

禹王碑真的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镌刻的吗？

史书记载，禹王碑最初发现于南岳衡山岣嵝峰，亦称《岣嵝碑刻》。现在岳麓山顶的禹王碑是宋代嘉定年间由南岳衡山岣嵝峰摹刻而来，距今约八百年历史由于衡山至今未发现史传的禹王碑真迹，所以此碑就成了最古老的禹王碑蓝本。

禹王碑碑文字形奇古，自明嘉靖年间被发现后，就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都尝试着对碑文进行试读，但对此至今尚无定论。如今能形成一家之言的说法有好几种，而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明代杨慎和当代学者曹锦炎、刘志一的释文。

杨慎说：大禹治水

杨慎是明朝正德年间的状元，明世宗时曾任经筵讲官，博览群书，当时推为天下第一。曾撰禹王碑释文：“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郁塞昏徙。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杨慎认为该碑就是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劳而镌刻的。此释文也多被采用为现在禹王碑的释文。但是禹王碑碑文既不同于甲骨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蝌蚪文，很难辨认；而我国历代碑石中尚无夏禹时代的实物例证，所以杨慎释文也只是一说，难做定论。

当代说法：帝王颂词

许多考释者在研究时，都没能突破“大禹治水”的框框，而近年一些学者则认为“禹碑”并非禹碑，其中以杭州曹锦炎和株洲的刘志一等人先后作“岣嵝碑释文”比较有代表性。

曹锦炎认为，禹王碑是战国时代越国太子朱勾，代表他的父亲越王不寿到南岳祭山的颂词。而株洲刘志一则认为，禹王碑是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所立，内容是歌颂楚庄王灭庸国的历史过程与功勋。

禹王碑独特奇古的文字，使得历代学者破译说法不一，至今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说法，留下了千古之谜。

中山王墓为何存在大量鲜虞族珍宝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小国，一直在历史的烟尘中若隐若现，真实的历史面貌在史书中难得一见。1974年，考古队在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的遗址进行发掘工作，不仅发现了中山国的国都灵寿，还在不远处发现了中山国王璺的陵墓。

中山国王璺是一位有为的君王，他在位期间，中山国国力空前强大，他甚至以中山国弹丸小国之力有过伐燕攻赵的壮举。璺王过世后，按照当时的普遍风俗大兴陵墓。璺王生前生活就非常奢侈，死后陵墓的奢华可想而知。

璺王陵墓平面看起来近似“中”字，南北有长达一百零五米的墓道。陵墓有两座车马坑，一座葬船坑，一座杂殉，还有六座陪葬墓。在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随葬品，供后世一瞥中山国的文化面貌。

出土的物品中大部分为青铜器、金器、银器，做工造型无不精美，并带有北方民族文化风格。

战国时期的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青铜的镶嵌工艺在当时也颇为进步。当时还涌现了大量错金错银的艺术品。工匠们将这种手法运用到艺术品的制作中，体现了高超的技艺水平。

墓葬中出现了古徽志——青铜山字形器，造型独特，见者无不惊叹。中山国的工匠在熟练掌握青铜器制作工艺同时，融入了本国特有的文化，创作出了极具地方特色的艺术品。

除了融入地方特色，中山国的工匠还擅长人物和动物形象的塑造。十五连盏铜灯就是这样一件艺术瑰宝。这座灯远观似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灯座饰有镂孔透雕三虎头六身夔龙纹，主干部分向四周伸出了七条树枝，托起十五盏灯。灯的每个枝节都可活动可拆卸，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树枝上塑造有夔龙、小鸟、小猴等艺术形象，黄白辉映，艳丽多彩，生动俏皮，活灵活现。更有趣味的是，树下还有两个奴仆形象的人物正在抛撒食物戏耍猴群，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青铜龙凤方案是用错金错银方法制作出来的艺术精品，图案层次复杂，最下层以四头鹿为支撑，再上一层由飞龙盘曲，龙头构成四角，架起四方形案面框龙间又有凤鸟飞舞，生动华丽。专家认为，青铜龙凤方案最初很有可能配有一个漆木桌面，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腐朽。

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数量惊人，仅一号和六号墓出土文物就达一万九千多件。这些随葬品大部分与中原文化密不可分，其中的陶制、青铜制的礼器就与同期的魏国、赵国墓葬品风格相近、工艺类同。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物品体现出了其他国家所少有的少数民族风格。譬如帐幕构件，只有游牧民族的马背生活才用得上，这种物品却出现在了中山王墓中。中山国的古徽志与华美的动物造型器物，都流露出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一些专家考证，中山国最早是由北方游牧民族鲜虞族所建立的。战国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鲜虞族被时代的洪流所影响，逐渐结束了游牧生活转而依靠农耕生活。生活方式改变了，文化并没有消失，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在中山王墓里发现大量鲜虞族风格珍宝的原因。

曾国国君墓为何建在随国

湖北随县在战国时代属于随国地域。1978年2月，随县的一支驻军在县城西北处扩建营房，在一片与地面颜色不同的“褐土”中挖出了两米多长、一米宽的长方形大石板，遂向襄阳地区文化馆报告。考古队经过勘探发现：这片“褐土”是个面积达220平方米的超大古墓，比马王堆汉墓还要大六倍。

考古队首先清理现场，然后决定起吊墓葬椁盖板。可是，墓葬中的四十七块椁盖板均由六十厘米见方的梓木做成，最长的达10.6米，重约四吨。这给起吊工作造成了很大难度。最后，动用了黄河十吨大吊车才得以成功。

椁盖板揭开后，人们发现：地宫中所有的文物都浸泡在了三米深的浑水里，水面上乱七八糟地浮着一些棺木。工作人员只得往外抽水，随着水面的下降，三段横梁和一根木柱慢慢出现。顺着横梁往下摸，让人们惊喜的事情出现了，水下有一排编钟！

1978年5月份，墓室积水终于抽干，编钟完全从水中露了出来。文化部文艺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家黄翔鹏、王汀等人立即对出土的全套编钟逐个进行测音。检测结果显示：这套编钟音域跨越了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十二个半音齐全。

1978年建军节，历史上唯一一场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音乐会在驻随县炮师某部礼堂举行。沉寂了二千四百多年的曾侯乙编钟重新奏响了它那雄浑而又浪漫的千古绝响。

欣赏着编钟演奏的优美的乐曲，人们不禁生出疑问，这究竟是什么人的墓葬，为何会有如此华贵的编钟作为陪葬品？

在六十五件全套编钟里有一件最显眼的大钟，它高92.5厘米，重134.8公斤，悬挂在巨大的曲尺形钟架最下层的中间。重要的是，钟的镇部刻有三十一字铭文，铭文的内容没有一字是涉及乐律方面的。这说明此钟与曾侯乙编钟原本不是一套，应该是下葬时临时加进去的。学者们还发现，它代替下层最大的一件编钟挂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显示了它的重要性。铭文中的内容记载了这个大钟的来历。

原来，这是楚国送给曾侯乙的礼物。据历史记载，即楚昭王十年，吴王阖闾和他的同胞兄弟夫概率兵攻打楚国，五战获胜，最后攻破了楚国的都城。破城之时，楚昭王慌忙从郢都逃走，到云梦泽时，被吴军射伤。经过几番辗转，楚昭王逃到了随国，即历史上有名的“楚昭王奔随”。吴王阖闾听说了，立即率兵追到随国。这时曾侯保护了楚昭王，楚昭王因此感激不尽。后来，楚国援军赶到了，大败吴军，吴王只好带兵离开了楚国，楚昭王终于得以保全性命，回国复位。到楚惠王（即楚昭王的儿子）时，为报答曾侯乙的救父之恩，就将此钟送给了他，以表达两国的友好关系。

就此可以确定，这是曾侯乙的墓穴，这套编钟也被命名为曾侯乙编钟。

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既然是曾国的国君，为何他的墓穴会在随国被发现？

一些学者认为，随国其实就是曾国。一国两名的情况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譬如春秋时期的晋又称为唐，战国时期的韩又称为郑。随国、曾国国君都姓姬且一些考古遗迹显示，两国也有很深的渊源。但是另一些专家对此种说法抱有怀疑，在关于西周的文献中，对曾国和随国都有明确的记载，两国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说曾国就是随国，有待商榷。

孰是孰非，一时难有定论。曾侯乙的墓葬地点之谜，只有等待着有更多的考古发现作为依托，才能解开。

中国的铜铁冶炼起于何时

金属在现代社会中是跟人们紧密相连的材料，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冶金便是从矿石中提取金属和金属化合物，通过各种方法制成一定性能的金属材料。冶金技术是从铜铁的提炼开始的，那么铜铁的冶炼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铜的冶炼被认为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转折，据记载，中国的冶铜术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兴起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铜石并用时代。冶铜被认为是在用火和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形成发展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人们开始把自然铜当做一种石头来打制，在打制过程中人们发现铜具有石头所没有的延展性而且慢慢发觉铜经过火烧之后，更容易打制成形，温度越高就越易熔化。此时人们修筑并开始使用陶窑，烧陶用火的温度和制陶的技术有了改进，而这一切都为熔铸天然的铜器奠定了基础。

铜的冶炼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铜器越来越多，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在夏朝时进入青铜器时代，商周时冶铜技术达到了发达的水平。然而，铁的冶炼却比铜的冶炼难得多，因此当冶铜术昌盛之时冶铁术并没有随之而起，反而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人们认为，冶铁最早的时间不会晚于春秋的中期，现在考古发掘出春秋晚期的铁器已有多件，如湖南长沙出土的钢剑、江苏六合程桥的铁条和铁块等。从这些铁器的锻造中我们能够看到冶铁的技术在春秋晚期已达到了成熟。也有学者认为，古时人们在炼铜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接触铁，对铁有了一定的认识，且掌握了一些简单的锻铁技术，只是炼铁的要求高于铜的冶炼，于是炼铜术要早于炼铁的兴起。随着炼铜技术的提高，学者推测在商朝末期时，人们就已经具备了炼铁的条件。

铜铁的冶炼敲开了冶金的大门，把人们从蒙昧时代中带出，进入到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一刻。

工匠百业的始祖是谁？

范蠡，春秋末期楚国人。虽出身贫寒却学识渊博，在权贵横行的楚国有志难舒，遂投身越国，戮力苦战，辅佐越王勾践灭吴，成就一番大业。然而，范蠡在权势的巅峰急流勇退，潜心从事商业、农业、手工业，在民间赢得了陶朱公的美名，堪称工匠百业的始祖。

勾践灭吴后，范蠡携家眷门生避越而入齐，开始钻研经商之道。他敏锐地领悟到商品需求对价格的影响：“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出如金玉。”范蠡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的“待乏”原则，即便在物品匮乏的时候，也能寻得获利之法。

范蠡在齐国经商大有斩获，为齐王所知，愿任其为相。范蠡不愿再踏足官场，婉拒齐王，携家眷迁居至陶（今山东定陶）。陶地的商业水平在当时已相当发达，客商会聚，贸易频繁，使范蠡得以在商业上大展拳脚。

范蠡经商，不仅能够掌握商品交易的价格规律，更能洞察先机，充分利用一切有利于贸易发展的优势条件。范蠡知道吴越一带需要上等马匹，可将从北方收购的骏马千里迢迢运送至吴越边陲之地并非易事，需要承担昂贵的路费和途中遇劫的风险。当他听说吴越巨商姜子盾为长期运送麻布而花费重金买通沿途劫匪，便贴出告示提供马队免费运货。如此一来，范蠡的马匹得以借助姜子盾的掩护而顺利抵达吴越，获利颇丰。

范蠡不仅经商有方，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水产养殖业等方面也颇有成就。他在陶地时，倾力指导发展农业、商业、畜牧业，使猗顿成为陶地的巨富他还发明制酱技术，并对陶器的制作工艺加以改进，更是造缸能手，被太湖地区的工匠们尊为“造缸先师”。在水产养殖方面，范蠡著有《养鱼经》，对发展水产养殖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数载经营而聚万贯家财，范蠡非但没有骄奢淫逸，反而仗义疏财，救济百姓被誉为工匠百业之始祖、仁义经商之先师。

南越王墓之谜

1983年，广州，象岗，繁忙的工地……因为省政府办公厅要在这里修宿舍楼这种喧嚣已经持续了一年多。高近五百米的象岗，已经被推掉了将近十八米的高度，地基的挖掘仍在继续。突然，“砰”的一声，一个农民工的锄头触到一个硬物。停下一看，地面上竟是排列整齐的大块砂岩石板。从石板之间的裂缝窥视下面黑洞洞的，似乎是一座地下建筑。工程指挥部分析，这可能是一处古代文化遗址，于是马上把情况报告给广州市文物管理部门。

文物管理所的考古队闻讯马上进行了勘测。他们发现这些大石板都是用红砂岩打造的，石板上面还有结实的夯土层。根据常规判断，这是一座未经盗掘的明墓，墓地埋在地下二十米处。当时的广州文博协会会长麦英豪先生从墓顶的缝隙里用手电筒往下照，还看见了一个标注为西汉初年的大铜鼎，旁边还有一些陶器这些器物的造型纹饰也显示是在西汉之初。

考古人员初步认定这是一座汉墓。但是，墓主的身份要等全面挖掘后才能确定。

得到上级批示以后，挖掘工作很快展开。首先要清理墓道，整个墓道残存十余米，呈斜坡状，为阻止盗墓贼，里面还填充了很多原坑和巨石，考古人员先用起重机把这些清走，然后将工地分成一个个小的网格，每格打一个钻孔，确定了陵墓的外围并没有陪葬坑。进去以后，他们发现墓室的前门已经被石头和泥土的压力顶开。在靠近墓室的石门外，有用巨石构筑的外藏椁，里面放着一些陶器和铜器。所谓外藏椁，就是古代贵族大墓中用来安葬殉葬的婢妾，储藏厨具、马车等用的棺椁。椁内还有一辆木车模型，东南角是一个殉人，可能是驾驶马车的人椁外南面还有一个殉葬的门吏，有一些随葬的生活用品。

外藏椁中重要的发现是三件印有“长乐宫器”戳印的大陶瓮，而长乐宫是汉朝皇帝居住的宫苑，这是否说明墓主人是西汉南越国的国王？带着这样的疑问，考古工作继续进行。

陵墓内部按照前朝后寝的布局共分七室，前部三室，分别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四室为主棺室、东西侧室及后藏室。前室很小，有一个殉葬人及一组随葬品。东耳室中放置了墓主人的宴乐乐器，西耳室则是仓库所在地，里面堆满了层层叠叠的珍贵器物。穿过前室，就到了陵墓的后室。在打开后室的墓门时还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一位园林局的老师傅使用下降法，才终于把墓门开启。后室是陵墓的核心，墓主的棺椁放在主棺室，其随葬品丰富而珍贵。主棺室的东侧是东侧室，是陪葬嫔妃们的安身之处，分别为右夫人、左夫人、部夫人、泰夫人，其中右夫人地位最高，出土“右夫人”金印一枚。西侧室中则是陪葬的女仆，她们地位低下，没有棺木。

墓主人的大型木制棺椁已经腐朽，原来镶在棺上的四块玉璧散落下来。墓主身着珍贵的丝缕玉衣。它全长1.73米，共用玉片2291块，由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构成多重几何图案，色彩鲜艳。尸体上还安放着有印文的玉印三枚、金印两枚以及绿松石印一枚，其中玉印上的印文分别是“泰子”、“赵眜”、“帝印”，金印上的印文则是“泰子”、“文帝行玺”。

至此，墓主的身份之谜就可以揭开了，他就是第二代南越王赵眜。

原来，在秦朝末年楚汉相争之时，南海郡尉赵佗趁机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于公元前203年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南越国，并定都番禺（今广州市）。后来，赵佗臣服于汉高祖刘邦，成为汉朝的藩属国。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次孙赵眜继位，成为第二代南越王，号称“南越文帝”。赵眜在位十五年，于公元前122年去世，其位传给赵婴齐。赵眜的陵墓就建在南越国都城番禺，也就是这座被发现的“南越王墓”。

汉代灯具的环保意识之谜

灯具是我国古代的照明器具，其形状为下有座，中有柄，上接金属圆盘或小瓷碗，燃以膏油。

汉代的灯具，是对秦以前灯具的继承和创新。从形式上说，有座灯、吊灯、多枝灯等；从质地上说，有陶灯、青铜灯、铁灯、玉灯和石灯，其中以青铜灯具最为多姿多彩；从造型上说，有人物形象、动物形象、器物形象等。

两汉的灯具不仅外观好看，种类繁多，而且在设计之中加入了环保的意识体现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显示了劳动人民的高超技艺。

在当时，灯具的燃料主要是动物油脂，虽然实现了照明功能，但有一些没有完全燃烧的炭粒和燃烧后留下的灰，造成室内烟雾弥漫，污染了室内的空气和环境。因此汉代的座灯大多设计有导烟管，并在灯体内贮入清水。当灯燃烧时，烟尘通过导烟管溶入体腔内的清水从而实现了环保功能。大部分象形灯具都用身体中的某一部分作为导烟管，如人的手臂，牛的双角，凤、雁、鹅的颈部等。

储水滤烟环保灯具是我国汉代灯具在功能方面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而西方油灯直到十五世纪才由意大利的达·芬奇发明出铁皮导烟灯罩，可见汉代灯具设计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在世界灯具史上的地位。这类富有环保意识的灯具在考古工作中接连不断地被发现，而且分布的地域由北到南，由东到西，十分广阔。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妻子窦绾的墓葬中发掘出一盏长信宫灯。长信宫灯就是一项防治灯具污染环境的巧妙发明。这盏灯具的造型是一个双膝跪地的宫女，左手托着灯座，右手伸入灯罩。灯具通高四十八厘米，通体鎏金，至今仍然灿烂发光。这盏灯具设计、制作都非常精美灵巧，它的灯盘、灯座和执灯宫女的右臂头部，都可以拆卸，灯盘中心有一根钎，是用来插蜡烛的。灯罩和灯盘能够随意开合，这样就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随时调节烛光照射的亮度和角度。宫女的右臂实际上是烟道，它与宫女的身体连通，双膝跪地的宫女下部底层设水盘，这样灯烟通过宫女右臂、身体，进入底层水盘，经过滤以后，去掉灯烟中的尘埃和异味，排出的是比较干净的烟，从而减轻了灯烟对室内环境的污染，避免房屋墙壁室内器物被熏黑。

与长信宫灯类似的汉代灯具，在考古工作中陆续有所发现。1980年5月，在江苏省甘泉乡出土了东汉错银饰铜牛灯。该灯通高46.2厘米，灯盏承接在牛背中的圆形座基上，牛头顶部有烟筒直上而后弯曲与灯罩相接，牛腹是空的，可以储水然后过滤烟尘。

1985年，在山西省平朔县出土了西汉雁鱼铜灯。该灯通高五十三厘米，整体造型为一回首衔鱼的鸿雁，雁颈与灯体以子母口相接，鱼身、雁颈、腹腔中空并相通，雁腹中空可储水，灯盘为圆形直壁，鱼腹下为圆形覆口与灯盘相对应。灯盘所附短柄可自由转动以控制两片弧形屏板灯罩的左右开合，这样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光亮度。鱼鳞和雁翅部位铸有精细的纹理，铜灯上遍施华美的彩绘，红绿、蓝、白的装点让静止的灯具鲜活灵动起来。灯火点燃时，烟雾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腹体内，雁腹中有水，可以过滤烟气，防止油烟污染空气。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利用清水净化灯烟尘埃的科学思想在西汉时期已经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而且非常盛行，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环保灯具虽小，但它体现出来的环保意识却是很珍贵的。

满城汉墓的主人是谁？

在河北省满城县西北有一座叫做陵山的山丘，山的附近还有两个名叫守陵的村子，村子里的老人说他们是守陵人的后代，所以这个村子就叫守陵村。但是村子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人们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守的是什么陵，陵又在哪里。长时间以来，人们只是把这些说法当做故事听，并没有人追究这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陵。直到1968年，这里真的发现了古代陵墓。

当时，一个二百多人的解放军机械连驻扎在南马村一个工厂里。1968年5月，他们接到命令到陵山去开凿防空洞，无意中发现了这里的古墓。为了保密并防止文物损坏丢失，发掘过程中没雇用一个民工，而是由驻军抽出一部分人配合专家进行工作。

传说，一些帝王的陵墓为了防止别人进入，设置了很多暗器，所以，进洞时，为保护专家，部队战士们在最前面带路。他们沿着施工时挖出的洞口进入，顺着南耳房慢慢走，就到了一个约二十平方米的大厅。大厅里整齐地摆放着琳琅满目的金器、银器、陶器、铜器等物品。再绕过中间的大渗井，就到了北耳室，这间墓室里醒目地摆着十几个大酒缸，足够装下几千斤的酒。

从甬道再向西是一个大厅，大厅里分三个区，地上放着数百件不同用途的器具，一些铜器上刻有“中山府”、“中山内府”、“中山宦官”等字样和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三十六年、三十九年等纪年标志。地上还有大量古钱币，钱币的形制很像西汉王朝时期的“五铢钱”。

从这些铭文，考古专家推测，墓主人应该是一位西汉中山国的诸侯王，而且他的在位时间不低于三十九年。对照史籍，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应该是中山靖王刘胜。但是，墓主的身份要找到墓主的棺椁才能确定。

考古队长带领大家穿过大厅，在最后的石壁上找到了一扇封闭的石门，这应该就是陵墓的核心、墓主的所在地了。打开这扇石门用了五六天的时间，石门开后，里面有一张汉白玉铺成的棺床，上面的棺椁都已腐烂，只有一件衣服样的东西。四周还放了很多兵器、铜器和玉器等。衣服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污泥，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专家们仔细擦拭后发现，这竟然就是有文献记载的金缕玉衣！

但是，这种金缕玉衣是皇帝才有资格穿的，而刘胜只是一个诸侯王，这又推翻了考古人员以前的判断，墓主的身份又变得扑朔迷离。

不久，郭沫若先生也参与发掘工作。郭老亲自来到现场考察，并一件件地观看了清理出的精美文物。根据郭老的分析，玉衣的等级制度是在西汉晚期才实行的，刘胜所处的西汉中前期并不严格，也就是说，可以从铭文上确定，墓主就是刘胜。

但是，墓主人的尸骨还是一直没有找到。郭沫若先生判断，按照汉代“同坟异葬”的习惯，在陵墓以北应该还有一座陪葬的墓，或者是刘胜夫人的墓，或者是埋葬着刘胜尸骨的墓。

考古人员依郭老所说继续进行挖掘，果然发现了另一座墓，这就是刘胜之妻墓——窦绾墓。在窦绾墓中又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玉衣之下发现了人的脊椎骨肋条和牙齿，仍然没有整体的骨架。

后经专家论证，认为刘胜墓金缕玉衣中并不是没有尸体，而是因为自然条件不适于尸体的保存，加上厚葬的物品化学成分复杂，尸体已彻底腐烂。

满城汉墓主人之谜至此解开。

刘胜当年为了让尸体不腐制作了价值不菲的金缕玉衣穿着，没想到尸体先于玉衣腐坏，甚至被人误以为玉衣只是一具空壳，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赵州桥非鲁班所修

赵州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洨河上，建于隋朝，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由一千多块、每块重达一吨的石块砌成，全长64.4米，宽9米，净跨37.02米，弧长7.23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单孔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敞肩形石拱桥。

对于赵州桥的建造和设计者，在民间有这样的传说。相传从前在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名叫洨河。每逢夏秋两季，大雨来临，雨水和山泉一并而下，沿途又汇合几条河水，于是就形成了汹涌的洪流。因此，洨河两岸的居民和来往的行人都感到非常不便。

赵县人民的这个困难，被著名的工匠祖师鲁班知道了。于是他特地赶来，施展出卓越的技术，一夜之间就造好这座大石桥。

赵州桥一夜造好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四方。远近居民都怀着惊喜的心情争先恐后地前来参观。而这个奇迹甚至惊动了“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于是他就和柴荣王爷一个倒骑毛驴一个推小车前来祝贺。二人问鲁班，这座大桥是否能经得住他们通过。鲁班毫不在意，便请二人上桥。不料，张果老带着的褡裢里装着太阳和月亮，柴荣推着的小车上载着五岳名山。二人一上桥，桥便开始摇晃。鲁班一见不妙，便跳进水中，用手撑住大桥，两人才顺利过了桥。

从此，桥上便留下了几处人们津津乐道的“仙迹”：张果老的驴蹄印和斗笠跌落压成的圆坑；柴荣因推车力过猛，一膝着地压成的膝盖印和车道沟；还有鲁班托桥的手印。后来，由于桥东侧塌毁，手印已经不见，其余的“仙迹”都留存下来。

传说终归是传说，那么赵州桥是谁造的？真的是鲁班？

根据唐朝中书令张嘉贞为赵州桥题写的铭文记载，赵州桥其实是由隋朝工匠李春所造的。可是，由于史料的缺乏，李春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迹，到现在没有人知晓。因为李春的身世不为人知，而且他的技艺实在过于精巧，于是便有传说赵州桥是由鲁班所造。虽然举世瞩目的赵州桥见证了李春精巧的技艺，但是他是否在其他相关方面也有突出成就，就成为无人能解的历史谜团。

后人经过研究发现，历史上的张果老是唐朝人，柴荣是几百年之后的后周皇帝，而赵州桥却是建于隋朝，所以赵州桥是鲁班修建的传说，仅仅只是人们为了表现赵州桥的坚固而编出的一个神话故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李春建桥技艺的高超。

根据专家、学者的推测，隋炀帝继位之初，天下繁盛，为了沟通南北交通，隋炀帝便下令在各地修桥铺路、开掘运河。于是工匠李春受命前往赵县，为洨河修建一座大型石桥。经过实地勘察、精心设计，李春带领工匠们终于建成了这座举世瞩目的赵州石桥。

良渚文化中的玉器之谜

大约4000～5300年前，在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蕴藏着一个令后世瞩目的古文明，1936年考古学家在浙江省余杭市的良渚镇发掘出文化遗址，并命名为“良渚文化”。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察与发掘发现，良渚文化遗址内涵丰富，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其分布范围宽广又密集，初步认定主要在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安溪三个镇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相继发现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及土垣等重大成果，从其规模便可见良渚在我国古代文明中的发达和重要性，它是中国甚至整个东方早期文明的圣地。

一提到“良渚”，人们便会想到“良渚玉器”，玉器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它不仅雕琢精致、纹饰华美，而且种类众多，数量也极其庞大。世人不禁疑问，古时的人们为何会雕琢出那么多出色的古玉？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古人亦是如此。有人认为，良渚会有那么多的玉器主要是拿来作装饰之用，正如考古发现距今九千多年的山顶洞人遗址中，有用来装饰之用的石头、骨器项链。晶莹剔透的玉自古就受到人们的青睐，人们往往用玉来比喻一切美好的人或事，古时君王、贵族、将士等都有佩戴玉的习惯，认为玉是君子的化身，汉代《说文解字》中记载：“玉，石之美者。”良渚文化中的玉器大多精美雅致，造型优美，其出土的玉琮、玉器还有成串的玉项等都具有很强的装饰作用，因此良渚人用其来美化自己，装饰生活的说法也并不为过。

也有种说法认为众多的玉是跟古时的祭祀礼仪有关。良渚玉器最大的特点是器身大，纹饰繁多。如玉琮，它是良渚玉器中体积最大的，呈柱状，外方内圆上大下小，转角处刻有精妙绝伦的兽面纹，两个侧面正好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给人一种美艳而又神秘的感觉。人们认为这不仅是良渚人高超的艺术想象力的表现，更是一种原始宗教的崇拜，是图腾制度的产物。《周礼》中记载“苍璧礼天黄琮礼地”，这正好说明了玉和祭祀之间的关联。有人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带的巫术文化很可能就是良渚文化中对鬼神崇拜的继承。

众多玉器的存在还和当时良渚的社会经济相关，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良渚手工业也十分旺盛，分工逐渐细密，甚至出现了专门性的生产部门，玉器制作在当时可能已经是一种专门的生产，从现今存有的良渚玉器中不难发现其工艺技巧的发达。

这神秘而又庄严的良渚玉器，究竟是因为装饰，是因为祭祀，或只是因为生产力水平的进步，都不曾有确凿的考证，不过良渚文化留给后世的惊叹肯定是巨大的。

中国古代透光镜的奥秘

我们都曾有过手拿一面镜子或是玻璃，对着阳光，看着其反射在墙上的影子傻笑的回忆，那个明亮的光圈足以让我们笑颜，却不知在中国古代有更为神奇的现象。那是一面古铜镜，光线透过金属的镜面，反射在墙上的竟是镜背的图案和文字，恍若阳光直直地穿透铜镜，故而称之为“透光镜”，又叫“幻境”。

透光镜大约产于西汉时期，古人对这神奇的透光现象十分感兴趣，留下了大量的记载，《古镜记》中说：“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清朝著作《金石索》描述：“透光宝镜，仙传炼成。”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世有透光鉴，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直到现在，上海博物馆还收藏有一面西汉时期的透光镜，引来了无数民众和学者的关注。

这样一面看似普通的古铜镜又是如何透光的呢？北宋科学家沈括认为，因为在铸造的过程中，镜背有花纹的地方要厚一些，其冷却的速度也要慢一些，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镜子各处的收缩程度出现了差异，平滑的镜面也就有了与镜背相对的凹凸不平，只是用肉眼难以察觉出来。这一说法受到了现代很多学者的追捧，认为正是这镜面的曲率差异使反射出的光聚散程度不一，形成了明暗不同的图案。

元朝的吾丘衍却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之所以会有同镜背一样的图案，很有可能是在镜面嵌入了和镜背相同图案的另一种材质，磨平之后，隐藏于其中，人们无从发觉。明朝学者何孟春、方以智等都赞同他的观点。但是有人质疑，古铜镜本身就很薄，根本就不能进行镶嵌的操作。

还有人认为是跟镜子铸成之后的加工刮磨有关，铜镜铸成后会用压磨棒刮擦镜面，这就使得有薄厚差异的镜子受到了压力，薄的地方会向后凹陷，厚的地方向前鼓起，压磨棒离开镜面后，隆起的地方因为弹性回缩，但仍旧会有微微的鼓起，因而形成了图案。这个方法被日本人和欧洲人运用，并且成功地制造出了透光镜。

古代透光镜的发明凝聚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是我国研究古代科学技术及其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中的奥妙在纷争中继续引发人们的思考与研究。

千年前的敦煌人吃什么

在敦煌所藏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绢画、法器等文献中，保存了大量唐宋时期的饮食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穿越”到一千多年前的敦煌，看看当时敦煌人的食谱，瞧瞧他们吃什么、怎样吃。

一、主食、肉、蔬菜、水果、调料，一样都不少

据文献记载，敦煌人的主食，除了小麦、大麦等麦类作物，还有粟、黍、粳米及大量的豆类食物。荒年的时候，草籽也会成为他们的食物。

敦煌人的副食也比较丰富。敦煌有比较发达的畜牧业，牛羊等家畜是肉食和乳品的来源。敦煌人喜欢狩猎，这也是他们获取肉食的手段之一。

唐宋时，敦煌已有较为发达的园囿经济，除了私人经营蔬菜的种植和买卖外许多寺院都拥有菜园，品种有萝卜、生菜、蔓菁、葱、蒜、韭菜、葫芦、豇豆苜蓿等。敦煌人还采集一定的野生植物和菌类，如草豉、荠菜、菌子、马芹子等用以补充蔬菜的不足和改善口味。

敦煌的果类有葡萄、梨、果子、桃、杏、枣、胡枣、胡林子等，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北方所有的水果，有“瓜果之乡”的称号。早在汉代，敦煌的优质瓜果就很有名，东汉明帝时已作为贡品。

敦煌人的调味品有花椒、生姜、盐、豉、醋、酱、浆水等。据记载，敦煌人嗜酸，不仅寺院自己酿造醋酱，而且还用原粮去街上换取。浆水是一种蔬菜发酵产生的酸菜水，有解暑、降温、化腻、利消化的功效，到现在仍是西北人喜食的一种调味品。

二、爱吃饼喝粥的敦煌人

敦煌人的主食以各种饼为主。敦煌饼类食物的名称有近三十种之多，比任何史料中出现的都多，有胡饼、馒头、水饼、白饼、薄饼、蒸饼、烧饼、沙饼、乳饼、菜饼、煎饼、馓枝、梧桐饼、环饼、索饼、龙虎蛇饼、菜模子、小食子等这些饼大部分用麦面做成，少部分用粟面或糜面做成。

除了几十种饼外，在敦煌还流行粥、馓饭、水面、煮菜面、细供、灌肠面油面、炒面、麦饭、饭、糌粑等十几种食物。

敦煌人还喜爱喝粥，敦煌的粥有浆水粥、白粥、米浆水、酹粥等，不仅可以用米或小米做，还可以用面做。羹也是敦煌人经常性的饮食品种。敦煌人之所以喜爱粥及羹，与他们经常吃油炸食品有关。

三、胡食和胡气

敦煌饮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胡食和表现在饮食习惯上的胡风。

其饮食品种中，多半是胡食或由胡食演化而来，特别是以饼为代表的面食铺设、坐姿、酒器等也或多或少沾有胡气。

当时敦煌还有一些特色小吃，如灌肠面、糌粑。敦煌曾被吐蕃统治过一个时期，因而在生活上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敦煌人常将灌肠面用来祭神，看来，它是一种高级食物。而今天的藏族地区灌肠面仍是一种家常的吃法。糌粑也是藏族的饮食品种，在敦煌藏文卷子中有记载，说明在吐蕃统治时期，他们的饮食文化也在影响着敦煌人。

四、敦煌人实行分餐制

到唐、五代时，敦煌人的饮食礼仪正处在一种新旧交替的变化当中。

唐、五代时，餐制仍处在两餐向三餐的过渡阶段。

在有“案”的时代，敦煌人席地而坐，实行分食制，食物放在案上，由厨师或仆人“举案”放在食者前面。从出土的敦煌壁画来看，唐、五代时的敦煌，食桌已完全代替了案，人们围坐在餐桌周围进餐，但与今天的合食制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每个人的食品仍然分开，每人面前放盘碟，由厨师或专人将食品分给每位进餐者。

五、和尚尼姑也喝酒

在当时的敦煌，不仅寺院和私人大量酿酒，城市中已经有很多的酒家和酒户。敦煌酒的品种非常多，酒的酿造技术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在敦煌石窟中有世界上最早的蒸馏酒酿造图。

在敦煌，几乎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喜欢饮酒。军政首领、使节、走卒贩夫，都是酒店的常客，甚至连和尚尼姑，在面壁诵经之余，也会来上几口。寺院收入的大部分粟都用来酿酒或换酒。

当时，酒已不再是一种饮料，几乎一切世俗的社会活动甚至一些宗教活动，都少不了酒。如招待使节、祭祀娱神、节令仪式、各种宴会、迎来送往、婚丧庆典等，都必须有酒。

当时，敦煌人在喝酒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行酒令，那时称之为“喧拳”。敦煌人的酒量也非同小可。从一些文献记载计算，那时一些人每日可以饮酒达到六斤至九斤。但是，他们所饮的酒和现在的白酒是不一样的，大多都是粟酒，酒精含量较低。

丹丹乌里克的千年古画

在新疆和田市东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玉龙喀什河畔，有一座重要的佛教遗址叫做丹丹乌里克。

丹丹乌里克在唐朝的时候又被称为梁榭城，属于当时的于阗国。在那时，西传的印度文化、当地的本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里结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风格，成为一个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二十世纪初，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首先发现了它，但是之后又突然消失了。直到二十世纪末，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才再次发现了隐匿近百年的丹丹乌里克遗址。

人们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了许多古代的文书、钱币、雕刻、绘画等文物其中有几幅珍贵的唐代木版画和壁画，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这就是《鼠神图》《传丝公主》和《龙女图》。

这些绘画所描述的内容与唐代高僧玄奘所写的《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几乎完全一致，让人们十分惊奇。人们或许认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胡编乱造但是这些沉寂了千年的古画，让人不得不相信那些神话传说的真实。

《鼠神图》上画着一个鼠头半身人像，头戴王冠，背有椭圆形光环，坐在两个侍者之间。而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有一则神话故事《鼠壤坟传说》。

传说于阗国都西郊有一座沙包称鼠壤坟。当地居民说此处有大如刺猬的老鼠其中有毛呈金银色彩的巨鼠为群鼠首领。有次匈奴数十万大军侵犯于阗，就在鼠壤坟旁屯军驻扎。当时于阗国王只有数万兵力，难以抵挡和取胜。国王虽然知道沙漠中有神鼠，但从来都没有拜过。大敌当前，君臣惊恐不知所措。于是就摆设祭品，焚香求救于神鼠。夜里国王果然梦见一大鼠，愿意助他一臂之力。于是第二天交战的时候，匈奴兵的弓弦、马鞍、军服等都不知在什么时候被老鼠给咬破了，这样一来，于阗军大胜。为了感谢神鼠，国王就下令建造了神祠来供奉它或许木版画上的那只威风凛凛的老鼠就是鼠王吧。

《传丝公主》木版画上画的是一个古代贵妇。她戴着高高的帽子，帽子里似乎还藏着什么东西。在她的两边都跪着侍女，左边的侍女左手指着贵妇的帽子。画的一端有一个篮子，装着满满的葡萄之类的东西；另一端是一个多面形的东西这幅画描绘的是怎样的场景，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研究者根据《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发现她是将蚕桑业介绍到于阗的第一个人。原来画上的贵妇是唐代的公主，被皇帝许配给于阗王。当时于阗国没有蚕丝，于是国王恳求公主能将蚕种带过来。可是那时中国严禁蚕种出口，于是聪明的公主将蚕种藏于帽内，顺利出关了。因此，画中篮子里装的根本就不是葡萄应该是蚕茧，而又一端多面形的东西就应该是纺车了。

《龙女图》上描绘的是一个头梳高髻裸女，佩戴项圈、臂钏、手镯，站在莲花池中，左手抚乳右手置腹，扭腰出胯呈三道弯姿势，欣喜而又羞涩地回首俯视脚下的男童。男童也赤身裸体，双手抱住裸女的腿，仰望着她。那么，这幅画又是什么意思呢？细读《大唐西域记》，你会发现这与其中的故事《龙女索夫》惊人地吻合。

传说于阗城东南方有一条大河，用以灌溉于阗国无数的农田。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河水突然断流了。这让百姓不知如何是好。听说这与河中住着的龙有关，于是国王就在河边建了祠庙进行祭祀，果然河里出现了一个龙女。她说自己的丈夫去世了，如今自己无依无靠，希望国王能给她找个丈夫，然后水流就会恢复如常。于是国王挑选了一个臣子，穿着白衣骑着白马跃入河中。从此，河水就再也没有断流过。根据佛教绘画神大人小的处理方式，画中的裸女应该就是龙女，而那个男童就应该是她的新婚丈夫。

但是对于这样的解释，有些专家学者还是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些木版画和壁画是佛教绘画，应该从佛教故事中寻找来源，而不是当时的世俗生活。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如何，丹丹乌里克发现的绘画作品，为人们打开了古代于阗社会生活的一幅幅画卷，其意义远远超出艺术本身的价值。

“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之谜

1987年，广州救捞局和英国某潜水打捞公司，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了一艘南宋时期的木质古沉船，这就是“南海一号”沉船。

“南海一号”是尖头船，整艘船长30.4米、宽9.8米，船身（不算桅杆）高8米，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载重可能近800吨。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也是唯一能见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沉船。

沉船中已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主要以瓷器为主，还包括金器、银器、锡器、铁器、铜钱、漆器、动物骨骼、植物果实等。瓷器造型独特、工艺精美，绝大多数完好无损，为研究宋朝瓷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发现的铜钱近万枚，最早的为东汉的“货泉”，最晚的年号是南宋“绍兴元宝”。金饰品中有镶嵌珍珠的金戒指，非常精美。

如此丰富的货物加之专家从船头位置的推测，觉得这艘沉船应当是从中国驶出，赴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的商船。令人惊奇的是，这艘沉没海底近千年的古船船体保存相当完好，船体的木质仍坚硬如新，敲起来当当作响。不仅如此，沉船还有其他的神秘之处，而这些也引起了人们对它的广泛关注。

船主是什么身份？“南海一号”中保存下来的文物就已经十分之丰富了，精美绝伦的瓷器、金器、银器、锡器、铁器、铜钱、漆器、动物骨骼、植物果实等这些都不是一般的商船能够承载的，而且沉船本身规模也很宏大。从这些方面来看，有人推测船主可能非常富裕。加上发现的金手镯、金腰带、金戒指等黄金首饰比较粗大，推测这个人有可能是一名身材魁梧、体形高大的富商。

“南海一号”始发地为何处？有人认为是广东，也有人认为是福建，福建一说较为被人接受。从出水文物来看，大多是江西和福建的瓷器。史料中曾有记载在宋代广东港的船少有向北航行的，多发自泉州及以北港口。而江西景德镇位于福建的西北方，广东船逆流而上去运货可能性较小。所以“南海一号”发自广州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是福建泉州地区。

“南海一号”是否因超载而沉船？欧洲有两条著名的军舰，一条是瑞典的“瓦沙”号，另一条是英国的“玛丽·罗斯号”，它们都是因为加装了大炮造成船身载重量过大而沉没的。于是有人猜测“南海一号”船上有如此之多的商货，是否也是因为超载而沉没的呢？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够作为依据的佐证。

船上人员是否逃生？从“南海一号”文物的打捞结果看，目前还没有发现古人骸骨。但有专家推测，由于“南海一号”上出水的腰带、戒指、手镯等金器多为饰品，且数量少，应该不会是远洋货物，极有可能是船上的富商所佩戴。按照这样的推断，“南海一号”沉没时，船上的富商如果可以及时逃离，应该不会将随身所戴的金手镯、金腰带、金戒指全部抛掉再逃生，所以有可能是与“南海一号”一起葬身于大海之中。

“南海一号”为何能够长存水下八百年而不腐？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南海一号”所沉没的水下环境氧浓度低。沉船位于海面下二十米深处被两米多厚的淤泥覆盖，从而使船体与外界隔绝，避免了氧化破坏。专家们在对沉船周围淤泥研究时发现，淤泥内有很多生物，但没有存活的，这说明船体周围是一个厌氧状况非常好的环境。二是“南海一号”船身材质不易腐烂。沉船所使用的材质是松木，根据民间说法“水泡千年松，风吹万年杉”，这表明松木是抗浸泡比较好的造船材料。

“南海一号”是国内目前唯一能见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沉船。它的发现意义不仅在于找到了一船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还蕴藏着超乎想象的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专家学者们通过对这些水下文物资源的勘探和发掘，不仅可以复原和填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空白，甚至还可能会促使“海上丝绸之路学”的兴起。

神秘的西夏王陵

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位于银川市以西约40公里的贺兰山东麓。陵区东西宽4.5公里，南北长10公里，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陵区内共有9座帝陵，约250座陪葬墓。这片陵区地阔野平，居高俯视，可以看到银川平原；极目远眺，可以看到滚滚黄河。

研究者通过科学复原发现，西夏王陵应是八面七层的巨塔，中为夯土，外面砖木结构的檐梁，辅之以角台、碑亭、神墙、月城、献殿、陵台等附设建筑，构成了宏大、壮丽的一代帝王陵园。但是，现在陵园内的地面建筑已经荡然无存。那些矗立在贺兰山下的巨冢，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西夏王朝昔日的辉煌与不幸。

西夏王朝是以党项民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隋代以前，善于游牧的党项人开始崛起。不久，他们南征北战，占据了今四川、甘肃、青海及内蒙的部分地区。到了宋代，党项人与宋、辽展开较量。1032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登基称帝。从此，西夏开始了近200年的灿烂历史。

从李元昊建国开始，西夏共出现了十位皇帝。到了十三世纪初，强劲的蒙古军队打败了西夏，于是西夏王国就这样永远沉没于滔滔的历史长河之中。

在宋人眼里，西夏是“叛臣逆子”，所以《宋史》不载；而在元人眼中，西夏有“弑祖之仇”，于是《元史》亦不载。在两边都不承认的情况下，西夏王朝就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其实受汉文化的影响，西夏有自己的方块文字和历法，还有一套完整的政治和宗教体系。近年来西夏文字也屡有出土，但是，完全解读破译西夏文还不能够做到。所以这一西夏文化的载体，并不能告诉我们关于这段历史更多的信息。然而当西夏王陵被发掘出来之后，虽然它本身又有着许多未解之谜，但人们对了解西夏的历史又有了信心。

西夏王陵对人们来说是神秘的，主要表现在至今没有人能破解其建筑形式和文化内涵的谜团。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至今还难以确定陵区每座陵墓的主人是谁。西夏陵区的每一座帝陵，都是由宫城和其他附属建筑组成的独立完整的建筑群体，它们均坐北朝南，基本结构大体相同。如果从陵园宫城的墙垣形制考察，其平面结构像一个倒置的“凸”字。

西夏陵园内最为高大醒目的建筑，是一座残高23米的夯土堆，状如窝头。仔细观察，其为八角，上有层层残瓦堆砌，多为五层。于是有学者认定，这在未破坏前是一座八角五层的实心密檐塔，于是便有了“陵塔”之说。但陵园之内为何会有塔式建筑，其功能作用又如何，目前还少有人能说清楚。至于这座“陵塔”又为什么要建在陵园的西北隅，学术界的说法也莫衷一是。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西夏王陵被发现以来，它一直在人们心中保持着神秘感。后来，专家们绘制了一个关于西夏王陵的精确坐标图，人们惊讶地发现，九座帝王墓的组成正是一个北斗星的图案，而它的陪葬墓也都是按各种星象的布局来设计的，这使西夏王陵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西夏王陵无处不透露着神秘的色彩，但人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金字塔”之谜必将被破译，而当年突然湮灭的西夏文明也必将重见天日。

护珠斜塔不倒之谜

在我国上海松江的天马山有一座护珠塔，这座塔建于宋代，至今已经有千年历史。但令人觉得神奇的是，它是一座斜塔，而且比比萨斜塔的斜度还要大。

那么这座塔是怎么开始倾斜的？为什么至今没有倒塌？有人说这座塔里藏有宝贝，由于不断有人来此挖宝，所以致使塔倾斜。也有人说是一场天火把塔烧斜的，那么到底真相是怎样的？

松江博物馆馆藏的《干山志》中有明确记载，这座塔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七年建塔人叫周文达。因为他征战有功，高宗就赏赐给他两件宝贝，一件是打仗用的银色盔甲，另外一件是五色舍利子。周文达得到宝贝之后，很是高兴，但是怕别人觊觎，于是决定把这两件宝贝供藏起来，选来选去终于决定把宝贝藏在自己的老家松江天马山。周文达回到家乡之后，便在山上建了一个家庙，把银盔甲供在家庙里，然后又在山上建了一座塔，专门保藏舍利子，遂取名为护珠塔。

若是如此，护珠塔修建的时候是不可能斜的，因为出于对皇家赏赐的尊重周文达不可能建一座斜塔。有学者为此还找到了佐证，找到了一幅明代描绘天马山风景的古画，从画中可以看出，护珠塔的形象是垂直耸立在山间的，这说明护珠塔至少在明代时不倾斜。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护珠塔倾斜成这样？

传说几百年前一个漆黑的夜晚，几个神秘人来到护珠塔脚下。他们用镐在塔底刨个不停，一阵忙碌后，就将护珠塔的镇塔之宝给挖走了，于是护珠塔就倾斜了。

还有一种说法，传说塔里埋藏了舍利子后，人们都慕名跑过来朝圣，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香火非常旺，到了乾隆年间，朝拜时焰火掉在塔心里，造成了火灾，于是护珠塔就摇摇欲坠了。

传说虽如此，但是人们却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塔身并没有向倾斜破损的西北大洞方向倾斜，而是向相反的东南方向倾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此，早年参与护珠塔保护工作的中国著名古建筑专家杨家佑给出了答案：塔建在一个山坡上，从土层来讲，东南土深一点，西北土浅一点，那么它的基础是一边硬一边软，这就是塔倾斜的最主要原因。另外，乾隆时期的那场大火对塔身破坏比较严重，也进一步加剧了塔身的倾斜。

虽然护珠塔倾斜的真正原因被找到了，但这座斜塔会不会突然倒塌呢？

建筑力学专家认为，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高54米，全都用白色大理石建造而成，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按理说，比萨斜塔很容易倒塌，但从一开始建造时，就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因此一直到现在保持斜而不倒的姿态。但是护珠塔的倾斜角度要比比萨斜塔斜很多，以前从没采取过任何保护措施，并且经历了各种天灾人祸的威胁，从这点上看，护珠塔能够现在倾而不倒，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奇迹。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护珠塔倾而不倒？

对此，建筑专家给出了答案，这应该与塔的建筑材料有很大关系。护珠塔的材料是混凝土结构，古代建筑用很黏稠的米烧成粥，打成浆，和石灰、沙子拌在一起，这样的材料很坚固，接近于现在的钢筋混凝土。

除了建筑材料外，护珠塔的建筑结构也很特殊。护珠塔的塔身是一个八角形结构。塔门的设计是每隔一个面开一个门，而且每层的门不开在同一个方向的墙面上，这样就使每个没开门的墙面像四条腿一样支撑着每一层塔身。每层墙面之间既相连又不承受一层的压力，使塔身受力十分均匀。又因为牢固的石灰糯米等材料，即使遇上较强的台风、地震，某些墙面断裂，塔身也不会轻易倒塌。虽然因为地层原因护珠塔发生倾斜，但依旧可以保持塔身斜而不倒的姿态。

明孝陵究竟藏了什么？

明孝陵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墓，距今已有六百年历史。明孝陵中埋葬着明朝开国帝王朱元璋和皇后马氏，因为马氏谥号“孝慈”，故以“孝陵”为名。

明孝陵宏伟壮观，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影响了之后明代清代帝王陵寝的制式。明洪武十四年明孝陵正式动工，二十五年后的明永乐三年才正式完成。陵墓内部亭台楼阁无一不备，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当时明王朝在孝陵驻扎了一万多护陵军，守卫十分严格。古人以鹿为瑞兽，陵园内放养了近千头鹿，每头鹿项下都挂着银牌一枚，上面铭刻着“盗宰者抵死”的字样。

明孝陵在六百年的时间里屡遭兵火，现在留存的建筑不多，留存下来的基本都是一些砖石建筑，如下马坊、禁约碑、内红门、碑亭中壁、石像路等。明孝陵的神道很有特色，其最大特点是建筑与地形地势能够完美结合，没有依照前朝旧制修成直线，而是依地形山势建造得蜿蜒曲折。神道两侧安放着狮子、獬豸、骆驼、象等石像，威严肃穆。

明孝陵虽为朱元璋陵寝，但是一直无法确定地宫的位置。朱元璋墓葬疑团重重，据说这位皇帝去世后，在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殡，之后尸骨是埋葬在了北京的万岁山还是南京的朝天宫，也众说纷纭。朱元璋究竟有没有葬在明孝陵？

1998年，南京市文物专家使用精密磁测手段勘测明孝陵。这是一个精细的工作，整整花去了六年时间。专家们得出结论，朱元璋的地宫在明孝陵独龙阜地下数十米处，并且没有发现被盗挖的迹象。

朱元璋地宫位置确定了，那么，它的入口在哪里？通过专家们的勘测数据可以发现，地宫有隧道状建筑物，长120米，宽5～6米，有多个入口，其中一个在明楼东侧宝城城墙下。从外部看这段城墙，有明显的裂口和下沉痕迹，显然，这里曾建有地宫入口的地面建筑，由于某种原因坍塌消失了。

其他朝代的帝王陵墓的墓道多是笔直的，但是明孝陵的墓道却是弯曲的。专家认为，这是当地地理原因造成的。明孝陵地下由两种不同种类的岩石组成，一种是侏罗纪砾岩，一种是长石石英岩。两种岩石磁性不同，软硬不同。砾岩特别坚硬，不好开凿。很有可能当年的设计者预先设计好的是笔直的墓道，施工过程中发现了问题，临时调整了施工方案。

明孝陵还有一处让人不解的地方，就是独龙阜山体上的巨型卵石。独龙阜山体至少有六成是被人工修补过的，其上规则排布着很多巨大的卵石。当年修建陵寝的工匠花费巨大精力将这些石块运上山，是出于什么目的，为了防止盗挖，还是为了减少雨水对陵墓的冲刷，抑或只是单纯出于美观考虑？答案至今没能揭晓明孝陵的谜团，期待着更多专家关注、破解。

为什么十三陵中只有长陵有碑文？

明十三陵位于距离北京市约为五十公里处的天寿山麓，是自明朝迁都北京后的十三代帝王的皇陵总称。这十三座陵墓分别为：长陵（明成祖墓）、献陵（明仁宗墓）、景陵（明宣宗墓）、裕陵（明英宗墓）、茂陵（明宪宗墓）、泰陵（明孝宗墓）、康陵（明武宗墓）、永陵（明世宗墓）、昭陵（明穆宗墓）、定陵（明神宗墓）、庆陵（明光宗墓）、德陵（明熹宗墓）、思陵（明思宗墓）。明代十三陵的坐落之处山色青翠、风景秀美，是现今保存比较完好的陵墓群落。

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大规模的一座陵墓群落，其中居然有十二座陵墓是无碑无文的。这种情况不禁让人想起女皇武则天陵，她的墓碑之上也没有碑文刻录，后人也因此而浮想联翩，终不得定论。但是明十三陵中无字碑文数目之大却更加耐人寻味，究竟为何？

这样的疑问也让清乾隆帝好奇得很，他在《哀明陵三十韵》中问道：“明诸陵，唯长陵有圣德神功碑文，余俱有碑无字。检查诸书，唯徐乾学《读礼通考》载，唐乾陵有大碑，无一字，不知何谓？而明诸陵效之，竟以为例，实不可解也。”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由于皇帝是一国之君，他的功绩之大不是一座小小的碑文就可以覆盖的，所以明代的历代皇帝也就不刻碑文了。而且相传明成祖也曾经说过“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由臣子们所撰写出来的碑文都是好话言尽，是不是能够得到后人的认可也不能断定。因此后来的官吏都不敢在皇帝的墓碑之上刻录功绩，树立碑文的权力只有继位的皇帝才拥有。

其实明成祖之后的六代皇帝都没有神功圣德碑及碑亭，现在的六块圣德碑还是明世宗嘉靖所补立。嘉靖曾对大学士夏言下达谕旨：“前在陵工曾谕卿，独长陵有功德碑而六陵未有，无以彰显功德，今宜增立，示所司行。”

在工程全部完结之后，严嵩就上奏嘉靖皇帝，要求撰写碑文，其云：“查得成祖文皇帝圣德神功碑文乃仁宗昭皇帝御撰，今献陵等陵碑文，伏请皇上亲御宸翰制文，镌石以记述列圣功德，垂示于万万世。”假若碑文由嘉靖所撰，是符合明代皇陵碑文撰写的要求的，然而嘉靖皇帝却始终没有完成这项大业。有的人认为嘉靖沉迷于歌舞声色，无暇顾及碑文的撰写；也有人说是因为嘉靖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众说纷纭。

明十三陵中只有明成祖的长陵之上刻有碑文，其余十二陵的无字碑文因何而来，看来仍旧是一个不解之谜，它等待着更多有兴趣的人来探讨。也许想要引起后人兴趣的这一目的，也是谜底之一吧。

塞外彩色陶罐来自何方

在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水库旁的一座古墓里，曾出土了一件彩色单耳小陶罐。

这个陶罐高14.8厘米，口径9.5厘米，底径5.5厘米，敞口短颈，鼓腹圆底，在颈腹间还有一宽带状的单耳。陶罐为手制，外涂一层土红色的陶衣，陶衣上通体涂绘暗红色的花纹。陶罐颈部是上下两排三角形花纹，腹部为上下两个三角形花纹演变而成的勾连的涡卷纹，耳柄上绘有斜纹方格网状纹，口沿内壁还绘一圈带纹。整个陶罐制作精巧，色泽艳丽，纹饰醒目，是一件美丽的原始艺术品。

令人惊异的是，在哈密哈拉墩地区和乌鲁木齐南山阿拉沟地区的古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陶罐。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古代哪个民族创造的艺术品？陶器上彩绘三角纹、涡卷纹的花纹表现了什么？这些问题至今还不得其解。但在专家学者长期的研究中人们发现，这些彩色的陶罐应该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关系。

其实，新疆地区在很早以前就跟中原有联系了。

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有记载，说周穆王曾西巡昆仑会见西王母。这个故事应该是中原王朝与当时的新疆地区有接触的最早记录。新疆境内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陶器，其中不少彩陶的图案纹饰与中原内地同期出土的陶器图案纹饰相同或相近似。距今3000年前，新疆出土的彩陶三角形纹、涡纹、弦纹的绘制和诸如陶豆一类器形，说明甘肃和内地彩陶艺术已影响到新疆彩陶文化的发展。

两汉时，汉武帝统一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于是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会聚、交融，促成西域文化空前繁荣发展。在尼雅遗址出土的锦被上写有“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的小篆汉字和纹样，出土的锦袋上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篆书文字。这些文物都揭示了汉、晋时期尼雅与中原王朝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唐代时，岑参、骆宾王、洪亮吉等诗人都曾写过脍炙人口、久传不衰的“边塞诗”，说明当时的文人雅士也已经开始与西域有联系。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率军进入新疆后，新疆被其分封给子孙。

到清代，清王朝进一步加强新疆边防，大批内地汉族军民进入新疆北路屯戍落户，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奇台一带，汉族文化成为当地文化的主体。纪晓岚林则徐、戴澜、刘锷等都曾被谪来疆，在新疆还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

由此看来，这个塞外彩色陶罐很有可能是在中原文化、内地彩陶艺术的影响下制作出来的。

中国古人的“照明”之谜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在那些幽暗的夜晚，我们的老祖宗是如何解决照明问题的？

其实，古时候的人习惯了黑暗，不像现代人对明亮有着那么大的渴望和苛求。有记载说，古人其实不喜欢夜里用火烛。首先易燃，不安全；第二，费用太高；第三，夏夜本来闷热，围一团火温度更高；第四，要有专人持烛，麻烦；第五，满地灰烬要清扫，费事。有了这么多的理由，古时候即使是富贵人家，在宴请宾客时，也要先摸黑，等客人全都到齐了、入了席，才隆重地掌火烛。而这种场合的专职执烛人是“不让，不辞，不歌”的，木头人一样端立，怕一不小心，引发火灾。

战国的时候，我国已经有了油灯，《楚辞》中就有“兰膏明烛，华容备些”的记录。早期的油灯燃烧的是动物膏脂，富贵人家也有在膏油里添放一些香料，随着光亮还带来香气四溢。原来用薪束照明，满屋子都是烟火气，如今有了油灯这种设备，是古人在“照明”工具上革命性的进步。

1986年，在河北满城汉墓窦绾墓出土了一件朱雀铜灯。铜灯朱雀昂首翘尾，做展翅欲飞状，朱雀嘴衔一环状圆凹槽，内分三格，每格各有支钉一个。当人们看到这件铜灯的时候，不少人首先为之折服的就是它精美的造型，其次就是它所蕴涵的深刻内容。然而，这盏灯是如何点燃的呢？许多人都认为，环状凹槽内有三个支钉，将蜡烛插在上面就行。但是，这种看法是否正确？

1968年，在河北满城汉墓刘胜墓出土了羊形铜灯。铜灯为一羊形，卧式，头部昂起，双角卷曲，身躯浑圆，短尾巴。在羊脖子后面有一个活钮，臀上有一小提钮，可将羊背向上翻开，平放于羊头上作为灯盘。灯盘略呈椭圆形，一端有小流嘴。羊的腹腔是空的，推测应该是用来储藏灯油的。当灯不用的时候，可以将灯盘中还没有烧尽的灯油通过小流嘴倒入腹腔内。那么，按照人们的推测，这件灯该如何来点燃？因为灯盘上没有钎形支钉。

其实，中国自战国到唐以前的灯具，灯盘中心都会立一个支钉或不立支钉，质地较硬的灯芯插在支钉上或者是放置在灯盘中点燃。如果是质地较软的灯芯，则是在灯盘中心做一个小台子，灯芯就放置在小台子上点燃，专家称之为“盏中立柱式”。

在汉代，灯芯大多是用麻秸等质地较硬的东西做成。而蜡烛的使用，在广东省东汉后期的墓葬中出土了几件最早的烛台，表明最迟在那时候，中国就已经有柱状的蜡烛了。

武夷山九曲溪悬棺之谜

在我国福建省武夷山九曲溪两岸的山崖峭壁上，有十余处古老的悬棺遗迹。

同天葬、水葬一样，悬棺葬是一种古老的丧葬形式。葬址一般选择在临江面水的高崖绝壁上，棺木被放置在距水面数十至数百米的洞穴中，有些则是直接放在悬空的木桩上面。经过测定，棺木年代最古老的距今已有三千多年。

武夷山有“悬棺数千”，为什么要把它高放在悬崖绝壁之上？

有人认为这是为了表达后人对死者的虔敬，“弥高者以为至孝”，放置得越高就越吉利、越吉祥；有的认为是部落酋长为了显示身份、显示势力、显示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其中也有子民们臣服的意识；有人以为这是为了保护尊者的遗体不受野兽的侵扰，以保佑亡灵平安无恙，从而更好地庇佑后人；有人以为这是古人山岳崇拜意识的体现，是为了使亡者的幽灵更便捷地升入天国。

最近又有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九曲溪一带水位比较高，古人将死者放入木棺船中，让其在水中漂浮，然后直接划进石缝里。明代文人张于垒曾提出“当是尔时溪流浩荡与峰等，船搁石隙，及蓬莱清浅，顿尔相失……”即认为当时的武夷精舍处于水泽之中。可是根据地质研究，这种地貌变化的过程至少要千百万年，又怎么能在三四千年内完成？

不管后人怎样猜测，在学术界没有定论前，这还是个令人绞尽脑汁的难解之谜。那么，重达数百公斤的棺木是如何安放在悬空的绝壁上的？

有人根据明代的记载，加上棺木棺盖首尾两端凿有穿绳用的方孔，提出可能是从岩顶将棺木悬吊垂下至洞穴，将棺柩移入的。如唐以前的五溪蛮，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但三四千年前人类还未发明使用辘轳等机械，船棺的长就有近五米，形体巨大，难以控制，有的岩石突出，可能会将船棺撞毁，而且有的山峰根本就无法攀登。

是否可能架栈道将船棺移入？武夷山自古就有许多飞阁栈道的记载，虽然架设栈道的工程量浩大，但武夷悬崖多是单独成峰，突兀峭拔，无缓坡可供架设。有人发现在某些峭壁间似有插孔为栈的痕迹，但考古工作者利用现代化工具在白岩考察二号船棺时，曾仔细观察过，白岩峭壁间绝无栈道痕迹。

是否可能用搭设台架的方法升置船棺？在广西有这样的例子：“土酋威尊无上，殚民之力，筑土为台，运棺其中，事后台卸土撤，而棺乃独立岩际。”姑且不论搭设三五十米的台架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而四曲大藏峰之金鸡洞，下临四十米的巨潭，水流洄洑，台架又何处可搭呢？

也有人提出可能使用提升式的方法。曾经有研究者在贵溪尝试过用这种方法吊装船棺，却也不得不使用机械，甚至还使用了润滑油，才终于完成这个试验。他们是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科技条件为基础设计，而且一般来说，山顶到山谷底常有一二百米之高，依当时的技术条件，在复杂的峰岩洞壑中，仅用绳子牵拽，是无法完成船棺安置的。

有人又在此基础上提出，是否可能让人先进入洞中，然后再由数人合力设法将船棺拉进洞？这相比于提升式，大约可减少一半的距离，就操作来说，也便捷多了。但是武夷山的山洞，小的仅只能容一具船棺而已，有的甚至只能容下半个──剩下的半个常常悬在半空，这样的洞穴怎能容几个人？一两个人能将这庞然大物提升几十米而移入洞穴中？

对于棺木是如何被放置在悬崖绝壁上这个问题，人们各抒己见，至今还在力图互相说服。而四千年前的武夷族先人早已悄悄把棺木高放在悬崖峭壁之上了，留下这个令一代又一代后人绞尽脑汁的难解之谜。

小雁塔为何乍分乍合

去西安旅游，必去之地是小雁塔。小雁塔位于西安城南，在原唐城内安仁坊所在地荐福寺内。

这座塔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了，远远望去非常宏伟，造型秀丽。小雁塔最初建造时有十五层，现在有十三层，高四十五米，采用密檐式砖结构建筑。细心的游客会发现，小雁塔底层北门楣有明嘉靖三十年“三鹤刻石”的刻石题字，上面记述了非常神秘的事件：“荐福寺塔肇自唐，历宋、元两代，明成化末长安地震，塔自顶至足中裂雁塔晨钟尺许，明澈如窗户，行人往往见之。正德末地再震，塔一夕如故，若有神合比之者……”

根据这段石刻记载，小雁塔曾经在长安城的一次地震中裂开了，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景象，然而奇怪的是，另一次地震之后，塔身又自动合拢了。

翻看史料，小雁塔开裂又合拢的神奇现象并非只有这一次。清代学者贾汉复王士祯等人做过这样的记录：“荐福寺塔……十五级，嘉靖乙卯（1151年）地震裂为二，癸亥（1563年）地震复合无痕，亦一奇也。”公元1151年，西安发生了一次地震，小雁塔在这次地震中再次开裂。公元1563年，地震再次发生，小雁塔又重演了明代的奇幻一幕，塔身上的缝隙再次合拢。

小雁塔的奇迹并没有到此结束。清朝道光年间，钱咏在写作《履国丛话》时记录道：“西安府南十里有雁塔，嘉靖乙卯地震，塔裂为二，癸亥复震，塔合无痕。康熙辛未（1691年）塔又裂，辛丑（1722年）复合，不知其理。”钱咏提到了公元1151年、1563年的地震，并且记录说，公元1691年，没有地震小雁塔也自然开裂了，奇怪的是，过了三十年，塔身竟然再次自动复合。

一座千年古塔，经历过六次地震，回回屹立不倒，并且上演了塔身开裂、自合的神奇景象，让人们啧啧称奇。

新中国成立后，小雁塔再次开裂，这次开裂人们并不是从史书中窥探而来而是亲眼所见。小雁塔此次开裂的具体时间不详，从头到脚开裂的缝隙宽有0.3米第四次开裂后，没有等奇迹再次发生，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西安市人民政府专门对其进行了整修。

总览小雁塔历史，其自开自合的现象共发生过三次。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神奇的现象呢？

一些专家推测，小雁塔的开合与当地地壳运动有关。但地震发生时，小雁塔脚下的地壳突然开裂，小雁塔也随之分离。当地壳合拢后，小雁塔也随之合拢了缝隙。但是这种地壳运动说，并不能使人满意。西安有那么多古建筑，处于同样的地壳变动下，为什么只有小雁塔发生开裂并自动合拢，没有别的建筑有此现象发生呢？小雁塔自动开合的真相，还需要世人的进步一探索。

避暑山庄为什么用青砖灰瓦？

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帝夏宫，为康熙皇帝授意建造。这座宫殿位于距离北京市200公里的承德市武烈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避暑山庄前后建造了八十七年，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成于乾隆五十五年，占地面积达564万平方米，规模之庞大为我们现存古典皇家园林之最。避暑山庄最大的特色为山中有园，园中有山，分为宫殿区、苑景区两大部分。其中苑景区分为湖区、平原区和山区，有殿、堂、楼、馆、亭、榭、阁等一百多处建筑，并有两朝皇帝钦定景致七十二处。

清代宫廷建筑以金碧辉煌、恢弘大气为主，避暑山庄可说是其中的异类。它舍弃了故宫、颐和园等传统皇家建筑标志性的红墙黄瓦，一律以灰瓦罩顶。避暑山庄的设计建造者敢于在建筑过程中做如此大的改革，与下令建造这座园林的康熙皇帝是分不开的。

康熙皇帝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帝王史上衡量，也是一位难得的明君。他学识丰富、文武双全，胸中有远见卓识。康熙帝十六岁即剪除鳌拜党羽亲政，在其长达六十一年的漫长执政生涯里，宣布永远停止圈地、平定三藩、派兵攻入台湾、平定葛尔丹叛乱、打击沙俄入侵势力……步步精彩，内忧外患一一平定。康熙皇帝持国有道，深知节俭的重要，他总是以“勤俭可以兴邦，奢侈可以亡国”的道理自勉。所以在修造避暑山庄时，他才会提出用灰瓦罩顶，想要彰显的就是“勤俭”理念。避暑山庄动工时，康熙曾专门指示营造司就地取材，说“陶甓于冶，取材于山，工用无输挽之劳，金钱无逾侈之费”。

最能体现康熙皇帝“勤俭”理念的是避暑山庄楠木殿。这座宫殿为纯楠木结构，天花板及门窗也使用楠木雕刻，顶部铺盖着灰瓦。所谓楠木殿只是俗称，所指的是避暑山庄正殿“淡泊敬诚殿”。诸葛亮《诫子书》中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句子，深得康熙帝心意。于是康熙帝就以“淡泊敬诚”为宫殿命名。所谓“淡泊”指寡欲清心，没有过多的奢求；“敬诚”指唯有在宁静的心态下才能修身养德，追求远大的目标。

除了康熙帝的个人偏好影响，避暑山庄选择灰色的屋顶，在美学角度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片宫殿地处山野，如果选择红墙黄瓦的设计，与天然野趣格格不入，选择灰色屋顶则要协调美观得多。

一些曾经参观过避暑山庄的游客感到疑惑不解，一座皇家行宫修得如此朴素，为什么与行宫同时修建的、位于行宫旁边的外八庙却如此金碧辉煌？这些宫殿拥有汉、蒙、藏不同风格，一个个恢弘壮丽，高大巍峨，装修规格甚至超过了皇宫。康熙帝舍不得给自己的行宫花钱，“工用无输挽之劳，金钱无逾侈之费”，为什么舍得给这些寺庙涂上金漆、彩画，铺上琉璃瓦甚至金瓦？这要从清朝政府“尊崇黄教、绥服远藩”的政策说起。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各民族关系，认为“修好一座庙，胜养十万兵”。他们希望宗教能成为维系各族关系的纽带，减少战乱，所以在当时有修庙不修长城之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金碧辉煌的寺庙矗立在朴素的避暑山庄旁，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

第二十篇

文化钩沉

远古时代人们都穿什么？

一般认为最早的服装是在劳动中起源的，支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古代神话中炎帝、神农氏的形象就颇似农人。因为神农氏身着红色襦，小腿着绑腿，头戴鸟羽帽，足踏皮制鞋，手执农具。这种提法其实比较有道理。后代人对上古的服装多有揣度，比方说不少人认为当时的老百姓头上戴的是尖帽或圆筒高帽等，不过这都无法考证。

在古代的黄帝、尧舜时期开始有了衣裳，结束了史前那种围披状态。人们穿着这种式样的衣裳，拜祭祖先和天地。那个时候的人很质朴，早晨天未亮时，天空是黑色，此时一般称为“玄”，因此他们在上衣颜色的选择上，就选了玄色；而大地为黄色，下裳就和地一样，所以服色即用黄色，以此表达对天和地的崇拜。远古时期，以上衣下裳代表服式，又有上衣下裳相连的“深衣制”，这种深衣形式在那时男女没区别。

总的来说，远古时期，生产力极端低下，为了非常实用的用途，比如人们需要御寒防潮护身免灾等就披上了兽皮和树叶，而在热带地区，因烈日照射，风雨袭击，虫蛇啃咬，人们通常在身上涂上油脂和粘上或绘上花纹，披盖树叶和树皮。再一个，人类为了获得猎物，往往把自己打扮成猎物食物的形象，如戴兽角兽头帽子，穿某些动物的皮毛，以便靠近狩猎目标，提高狩猎效果，这直接刺激了衣饰的发明。石器时代后，人们掌握了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方法，发明了骨锥和骨针，从此原始服装便产生了。

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原始社会的解体，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从无阶级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从此，衣冠服饰便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大约在夏商以后，中国的冠服制度初步建立。而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西周时，等级制度也开始逐步确立，与这种等级制度相适应的冠服制度也就逐渐完备。

姜子牙的预言书——《乾坤万年歌》

说起中国的预言书，西周姜子牙的《乾坤万年歌》，唐朝李淳风、袁天罡的《推背图》，以及明朝刘伯温的《烧饼歌》，被世人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预言书。其中，年代最为久远的当属姜子牙的《乾坤万年歌》。

《乾坤万年歌》，它从宇宙的起源开始，演算出万年之久的历史演变。

姜子牙，名尚，生于山东的一个贵族家庭，但家境已败落。由于祖先的封地叫“吕”，所以他又被称为“吕尚”，我们往往通过《封神演义》熟悉其人。

姜子牙有神通，他通过拆字、解字，把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演变年份以及帝王姓氏等历史事件都写进了《乾坤万年歌》中。

如：“三皇五帝已相承，宗派源流应不错。”中国的历史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三皇是指伏羲、女娲、神农；五帝则是轩辕黄帝、颛顼、炎帝、太皋和少皋这样的宗派源流是不会有错的。三皇五帝时代是一个大道昌明的时代，八位贤君圣主的治理为中华文明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如：“串去中直传天下，却是春禾换日头。”秦于周后，秦始皇本姓吕，据说是宰相吕不韦的儿子。书中所言“串去中直”，即把“串”字去掉中间的竖，便为吕字，暗指秦始皇承继大统，“传天下”。“春禾换日头”即把“春”字下面的“日”换成“禾”字，即“秦”。也就意味着吕秦成功地占有了天下。其中，“串去中直”，就是说不是依靠中庸、正直的途径得以“传天下”，而是用奸险权谋去夺得天下，这正神奇地印合了吕秦得天下的方式和过程。这也正是姜子牙《乾坤万年歌》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惨绝人寰的以人殉葬制度

用活人陪葬是古代丧葬常有的习俗。就考古发现，用活人殉葬最早始于殷商时期。在河南安阳发掘的奴隶主墓葬中，一般都有几个、几十个人殉葬，有的大墓中，有二三百人殉葬。有的骨架旁放着刀剑，是武士奴隶；有的骨架旁摆着车马，是驾车奴隶；有的骨架残存有狗骨，是养狗奴隶；有的骨架旁没有头骨，头骨在另一边，是被杀后殉葬的奴隶；有的骨架上手骨还被反绑在背后，并有明显的挣扎痕迹，是被活埋殉葬的奴隶。

战国时期，史籍关于人殉的记载很多。《墨子·节葬》篇说：“天子杀殉，多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多者数十，寡者数人。”《西京杂记》载：“幽王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唯一男子应是幽王，百余女子应是殉葬的宫婢、妃妾。《史记·秦本纪》还说：“葬既下，或言工匠为机，臧（按指奴隶）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为了担心这些工匠泄漏墓中的机密，便将他们置于死地，估计秦始皇墓中为之殉葬者将以万计。

汉朝依旧保留活人殉葬习俗，如汉武帝死有活人殉葬。但从汉朝到宋朝，除边远地区以外，殉葬作为一种制度，已不复存在。到明代，人殉之风死灰复燃，明太祖首开先例，明英宗结束了殉葬制度。后清代皇太极、顺治时都存在殉葬，以人殉葬的制度最终止于清代康熙年间。清圣祖康熙年间，御史朱斐上书：“屠残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窃典礼，伤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残忍伤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且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

至于为什么实行人殉，历来说法不一。

有人说：“古人相信人死以后，灵魂依然存在。为保证死者亡魂的冥福，亲人多以器物、牲畜甚至活人陪同死者葬入墓穴。”

有人说：“有‘人’殉葬，则死者可以在‘阴间’或‘来世’得到富贵。”这一观念在中国人的脑子里根深蒂固。

但主流的观点认为，由于当时的特权统治阶级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并且拥有大量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他们希望自己在死后也能同生前一样享受富贵，于是在自己的坟墓里放置大量活人用的器物，并杀死奴隶使之与己同葬，希望自己在死后可以照样受这些奴隶服侍。殉葬者先斩首后埋者有之，被肢解者有之，被活埋者亦有之。死状不一，当时奴隶主之残忍可见一斑。

综观中外历史，几大文明古国都有以人殉葬的习俗。无论是埃及法老的金字塔里，还是巴比伦国王的陵寝中，都曾发现过大量殉葬者，而非仅是中国的专利。

《庄子·逍遥游》宣扬“绝对自由”吗？

庄子的《逍遥游》以其大气磅礴、构思奇妙而成为千古佳作，但长期以来被打上“绝对自由”的标签。其实，这都是对文章内容的曲解。

在《逍遥游》中，庄子运用想象、寓言和传说，论证了“小”和“大”的区别。例如：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文章着重阐述“小智”和“大智”、“小寿”和“大寿”的区别。这种充满辩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是“绝对”？

庄子认为，“小”和“大”本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各有各的逍遥。要是己小却不理解“大”，甚至加以讥笑的话，那就是“小智”，是燕雀不知鸿鹄之志的悲哀。

文章向人们倡导的是“大智”，“无所可用，安所困若哉”是突破世俗的权势、功、名、利、禄、物、我、生、死等的束缚，顺应自然，使精神达到无记挂无阻碍的“逍遥自在”，乃至“无己”，即“物我两忘”的境界。

庄子所说的“无待”，并非人们一直指责的不讲条件或脱离任何条件的“绝对自由”，而是顺应自然规律，把握六气变化之道，以遨游于宇宙的逍遥自在！

《逍遥游》向我们昭示的思想境界是：崇尚“大智”，崇尚像大鹏那样的雄健体魄、磅礴气度，尤其是顺应自然规律，凭借厚积的风力扶摇直上九万里，直飞南海天池的气概。能像大鹏那样展翅高飞，就可逍遥自在。大鹏之游就是庄子所提倡的“逍遥游”。

这种无拘无束的逍遥自在虽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没有宣扬不讲条件的“绝对自由”！如果这也算绝对主义，那么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否是绝对主义呢？

《国语》的作者是谁？

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是《国语》，全书二十一卷，七万余字。它按照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分别记载了上自西周穆王征犬戎，下至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约五百年间的部分历史人物的言论和史事。自古以来，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在探讨《国语》的作者究竟是谁，但至今没有定论。

最早提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是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按照他们的说法，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稽其逸文，纂其别说……”根据作传所剩下的材料，又编辑了一本书，即《国语》。

然而，唐宋以后很多学者对左丘明著《国语》一事产生质疑。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最先提出反对意见，他写有《非国语》两篇，明确指出左丘明不是原作者。从此，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直至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也都对左丘明著《国语》存有疑问。

即使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是文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虽然一直有人否认左丘明非《国语》作者，但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在众多争论中，有一种观点普遍得到学者认同，即《国语》是由各国史料汇编而成，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一地。它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加工润色，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成书。

《国语》的作者究竟是谁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国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有目共睹。《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常璩的《华阳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古人已有环保意识

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开始反思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并纷纷订立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我国也于198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于是，在很多人眼里，以为环保观念是现代才出现的，殊不知，我国古人早已懂得爱护环境。

苏颂在《本草图经》中就忧心忡忡地谈到了丹砂对水体的污染。“春州，融州皆有砂，故其水尽赤，每烟雾郁蒸之气，赤赤黄色，士人谓之朱砂气尤能作瘴疠，深为人患也。”

荀子非常重视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他说：“树成荫而众鸟息焉，硫酸而螨聚焉。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

而《淮南子》则主张要想获得更多更好的自然资源，人类就要优化环境“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之，水积则鱼聚，木茂则鸟集”，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念。《周易》中写到“井甃无咎……井冽，寒泉食”，即井被污染了，不应该消极地舍弃不用，而应该进行修理整治，使之变成“井冽”、“寒泉”。

不但在思想上关心环保，古人还用法律来保护环境。如夏代的“禹之禁”规定：“春三日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日，川泽不施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

更令今人想不到的是，古人的环境保护甚至不惜动用严刑峻法。据《韩非子》记载，商代“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随地乱倒垃圾是要被砍手的。秦国商鞅变法，这一条文更被改为“弃灰于道者被刑”，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同时，历朝还设立了“林”、“虞”、“牧”等环境管理的官员。

另外，古人还发明一些绿色环保用具来保护环境。例如1983年山西朔县西汉墓出土的“雁鱼灯”就是非常科学的环保产品。它的外形是一只体态丰满的大雁短尾上翘，双腿直立，脖颈向上延伸，然后回首张口，衔住一条肥鱼。大雁的背部还驮着灯盘、灯罩，其中灯罩的上边刚好卡在鱼的腹内。鱼和大雁的身体都是空心的。当灯盘上的灯油点燃后，所产生的油烟被灯罩挡住，不能乱飞，只能向上进入鱼的体内，再经过大雁的头部、脖颈，到雁的腹腔。由于人们早已在雁的腹腔里注进了一些清水，那些烟尘便自然溶入雁腹里的清水中。

这种带有烟管的灯，在汉代是比较多见的，其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目前已见到的有人形、牛形、鼎形、凤凰形等，根据灯上的铭文，这种灯在汉代被称为“灯”，而且这一名称延续到宋代。

明朝“木美人”画像之谜

在中国广东省新会区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幅非常名贵的油画——“木美人”。这幅油画画在两块木门板上，画面是两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西洋美女，身高160厘米，穿低领汉式襟衣，梳着高耸的发髻，这对“木美人”都是鹅蛋脸，高鼻梁，凹眼窝，有明显的西洋人特征。

这对“木美人”原本在新会县（1992年撤县设市，2002年撤市设区）司前镇天等村，新中国成立后，村人把它们捐献给新会县博物馆。从李氏族谱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对“木美人”还有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

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在福建省莆田县住着一位无儿无女的老人，他在路边开了一间简陋的酒坊，以卖酒为生。因老人热情好客，诚实厚道，不少路过的客人都喜欢到他这里歇脚，这其中就包括一个道人。随着逐渐地熟悉，道人看老人无依无靠，非常同情，就在老人搁酒埕的门板上画了两个美人像，然后把老人叫到身边说：“老人家，我要离开这里到很远的地方去，就把这对美人像送给你吧，你每日用竹叶蘸水酒洒在画像上，七日后，就会有奇迹出现。”

道人走后，老人遵照他的嘱咐，每天都用竹叶蘸水酒洒在画像上，到了第七天的清晨，从这副门板上竟然走出两位与画中一模一样的美人来。从那以后，这两位美人白天就帮助老人操劳家务，晚上则返回画中，老人也把她们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

不久，这件事情传到知县的耳中，受贪念驱使，知县派人把老人的画像门板抢回县衙。但千呼万唤，美人就是不走出画像。后来知县因为贪赃枉法被关入大牢，这幅画则被县教谕李仕升所得。不久，县衙失火，屋内的物品全部被点燃，但烈焰烧至“木美人”画像时马上停止，大火过后，其他物品都化为灰烬，唯有这对“木美人”画只受烟火轻微熏烤，基本完好无损。后来李仕升退归故里，也将“木美人”门板带回家乡（现新会市司前镇），供奉在天后庙中。

李氏族谱中的记载虽然带有神话成分，但这对“木美人”门板油画仍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未解的谜团。有关专家经过研究证明，它们是明朝之物，距今至少有五百多年历史，比公认的西洋油画传入中国的时间早一百年。但是它们是何人何时所作？为什么画中的西洋女子会穿汉代服装？油画曾被烟火熏烤，为何能幸免于火灾？至今仍是谜。

中国古代死囚为何“秋后问斩”

在影视剧或者小说中我们经常看到，对死刑犯人宣判之后，常加上一句“秋后问斩。”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古时候的统治者要选秋天来处决杀人犯呢这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为什么不在其他的季节执行死刑呢？

有关“秋冬行刑”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而关于刑杀与时令的论述最早见于《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同时《礼记·月令》确定了最理想的刑杀时间：孟秋、仲秋、季秋三月。这三个月各为农历的七、八、九月，是秋天的三个阶段。七月，是一年之中开始刑杀的时间不得有丝毫的懈怠；八月，可以大兴杀戮，但刑杀必须适当，违法曲断或有理不申，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九月是杀戮扫尾的月份，要求司法官吏不得遗漏应该刑杀之囚犯。

西汉中期儒学大师董仲舒继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创造出一套“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他认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天意是“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后刑”的，所以应当春夏行赏，秋冬行刑。如果违背天意，就会招致灾异，受到上天的惩罚。从此，“秋冬行刑”遂被载入律令而制度化。以后的各个朝代遵照此制度执行，除了谋反等大罪可以立即处决外，一般死刑犯都要等到秋天霜降后冬至以前才能问斩。

探究其原因，古时候，由于科学文化的落后，人们不能正确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认为在人类和自然界万事万物之外存在着一个能支配万物的造世主。灾害、瘟疫、祥瑞、丰年都是上天赐予的，因而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天意。设官、立制不仅要与天意相和谐，刑杀、赦免也不能与天意相违背春夏之间草木茂盛生机勃勃，人虽非草木，但亦属自然界组成部分，其生死应合于自然。秋天草枯叶落，处决罪犯才合天地肃杀之时。这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则人间的司法也应当适应天意，顺乎四时，否则要受到天神的惩罚。皇帝即是天的儿子，更要遵守天意，按照天时行事。

虽然法律条文里明确写着“秋后问斩”，但在实践中统治者往往违背自己制定的法制。如汉王莽时就曾下令规定，凡行军过程中疾跑喧哗的，一律立即处死，不用等到秋冬时行刑。无独有偶，隋文帝也步其后尘。他曾经发怒，在六月就要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劝其不可在春夏之时诛杀，他却回答说：六月虽然说是生长月，但此时必然有雷霆之声。上天既然能在炎热之夏季震其威怒，我替天而行刑，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又一次在春夏时开了杀戒。

表面看来，“秋后问斩”遵循自然变化规律，其实它是封建统治者借天意之名，行杀罚之实，表示用刑是天命所定，不得违抗。之所以选择秋冬二季实行问斩，主要是考虑示警的作用：农民在秋冬二季较为空闲，也方便地方官动员民众观看。如此，统治阶级便达到让老百姓俯首帖耳地任其宰割，使其统治得以巩固的目的。

诸葛亮的预言书——《马前课》

《马前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部预言书之一，相传为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闲暇时作于军中。

民间的诸葛亮形象是知天文晓地理，贯通古今大事的奇人，而这本《马前课》也是一部预测天下大事的奇书。它简洁明了，只有十四课。每一课都按顺序排列，而每一课都预言了一个历史时代。所谓“马前课”，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每次出兵前在马前的占卜，每次占卜即为“一课”的意思。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很多预言书都比较难破译，而诸葛亮的《马前课》却非常好破译。每个朝代就一卦，依次排列。它讲的都是历史大事，有时候一个朝代可能有很多重大事件，而有的朝代可能大事要少一些，且不规律。人们惊奇地发现，每个历史时期，几乎都能找到与《马前课》对应的历史事件。

《马前课》书中的前十课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例如：

第一课：无力回天鞠躬尽瘁阴居阳拂八千女鬼。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一看到这一课的内容就知道是诸葛亮对自己的预言。

诸葛亮早就知道蜀汉气数已尽，一切安排都“无力回天”，但他仍然尽己之力，希望可以不负刘备三顾茅庐之情，临终托孤之义，全心辅佐蜀汉，以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公元227年、228年、229年、231年和234年，诸葛亮先后五次北伐曹魏，力图再兴大汉江山，恢复中原。结果在第五次北伐途中，不幸病逝于陕西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他的一生正像《出师表》中他自己所写的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死后，在后主刘禅身边掌握大权的宦官黄皓可谓小人当道，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可应了“阴居阳拂”这句话。而最后一句“八千女鬼”，和起来正是一个“魏”字。公元263年，曹魏大军进入成都平原，后主刘禅听说敌军距成都不远，直接投降了曹魏，蜀汉至此终结。

第十课：豕后牛前千人一口五二倒置朋来无咎。

这一课似乎正是对中华民国的预言。“豕后牛前”指的正是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的1911年10月10日。到了10月31日，南昌新军起义，成立军政府。大清王朝四面楚歌，摇摇欲坠。

1912年2月13日清帝下诏正式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宣告结束1911年是辛亥年，是猪年，“豕”即猪也，1913年是牛年。所以，清帝退位的1912年正是诸葛亮预言的“豕后牛前”这一年。

“千人一口”则是个字谜，“千、人、口”三个字合起来就是共和的“和”字。由于中华民国推行民主制度，实行的是共和国，体现了“和”的精神。“五二倒置”是形容共和国的国体和制度。在共和国里，一切权力都是属于人民的人民不满意总统的时候就可以弹劾他，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制基本是背道而驰的。在帝制社会，君主被称为“九五之尊”，故诸葛亮用“五二倒置”来形容中华民国与历史上封建社会之不同。

可是，中华民国草创之初，国力衰退，积贫积弱，注定会受到日本等国的侵略，所以，诸葛亮预测说——朋来无咎。朋，就是外邦的一种说法。联想后来列强合力瓜分中国的狂潮，不得不钦佩诸葛亮的料事如神。

《广陵散》之谜

我国传统的乐器有唢呐、笛子、竹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代表的作品如《广陵散》《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十面埋伏》等。其中以《广陵散》最为传奇。广陵散的作者是谁无从考证，但将其发扬光大的是三国魏文学家、音乐家嵇康。

当时司马氏与曹魏争权，“性烈而才俊”的嵇康站在曹魏一边，对司马氏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嵇康对司马氏集团的抵触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前262年，嵇康以“乱政”之罪被斩首。临行前，嵇康要过一架琴，在高高的刑台上面对成千上万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弹奏了最后的《广陵散》，并说：“我外甥袁孝尼曾向我求学此曲，我没答应，《广陵散》于今绝矣。”

许多人以为《广陵散》随着嵇康的逝去而绝于世，但值得庆幸的是，明代琴学大师朱权将此琴谱保留了下来。此人不但写有许多戏曲论著，还广泛收集古代琴曲。而失传多年的《广陵散》就被他收录在《神奇秘谱》中。于是，这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广陵散》。

《广陵散》共有四十五段，每段都冠以小标题，如“取韩”、“呼幽”“冲冠”、“发怒”、“投剑”、“长虹”等，依据这些标题，历代琴曲家都把《广陵散》与《聂政刺韩王》看做是异名同曲。琴曲的内容据说是讲述战国时期聂政为父报仇，刺杀韩王的故事：当年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因超出规定限期而被杀。聂政长大后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遇难的经过，便发誓要为父报仇。他得知韩王喜欢听琴，便上山拜一位仙人学艺。十年后，聂政学有所成，其精湛的琴艺令“观者如堵，马牛止听”。为防止他人识破自己的身份，他用石头砸掉牙齿，吞炭把嗓子弄哑，并用漆涂脸颊。好琴的韩王听说国内有如此高人，立即召见聂政，命他当众鼓琴。聂政看到时机成熟，遂从琴里拿出早已准备的匕首，刺向韩王。韩王应声倒地，聂政报了杀父之仇。由于害怕连累母亲，聂政先自毁容貌，割下了耳朵、鼻子、眼睛等器官，后自刎而死。韩王的大臣悬赏千金寻找刺客的姓氏和籍贯。聂政的母亲不忍心丢弃孩子，前去认领尸首，招致杀害。

经现代学者考究，“广陵”实际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其作者可能是广大劳动人民，后经懂音律的人加工而成。起初，《广陵散》有多个曲谱，据张永《记录》记载：“又有但曲七曲：《广陵散》《黄老弹飞引》《大胡笳鸣》《小胡笳鸣》《鸡游弦》《流楚》《窈窕》，并琴、筝、笙、筑之曲。”可见，《广陵散》不仅是古琴曲，还是被古筝、笙、琵琶等乐器演奏的“但曲”。只不过其他乐器演奏《广陵散》的曲谱皆已失传，唯有琴曲保留下来。

《推背图》的神秘预言

《推背图》创作于唐朝太宗皇帝时期。

此书的诞生源自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在这本书的第六十象记载道：有一天，著名天象家李淳风夜观天象，推算出武则天将夺李唐天下。推算的兴趣被引发，李淳风一口气把唐以后中国二千多年的命运都给算了出来。

当另一个天象学家袁天罡推他的背，说：“天机不可再泄，还是回去休息吧！”李淳风才肯罢休。不久之后，二人携手写下《推背图》。

《推背图》共六十象，除首尾两象讲缘由并无明确的预测外，实际上真正的预言部分共五十八象，每象包括谶、图、颂三部分，互为补充。

谶，主要客观描述其事，表面上不容易一下看出端倪，但认真推敲会发现很多历史事件都在其中。

第五象：“杨花飞，蜀道难；截断竹箫方见日，更无一吏乃平安。”指唐玄宗携杨玉环奔蜀避难，“截断竹箫”指玄宗之子“肃”宗即位，“无一吏”指“史”字。

第十二象：“块然一石，谓他人父；统二八州，已非唐土。”指的是儿皇帝石敬瑭贿契丹幽蓟十六州。

第三十二象：“马跳北阙，犬嗷西方；八九数尽，日月无光。”“马跳北阙”即“闯”，指李闯王，“犬嗷西方”指在成都称王的“天狗星”张献忠，“八九数尽，日月无光”指明朝历十七年号而亡。

图，把预言中的历史事件用具体的图像表示出来。

第九象画有李树上有一鸟巢，下多死人，即李唐末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

第二十五象以一铁斧，木柄断为十节为图，指由铁木真奠基的元帝国自忽必烈传十帝；

第二十七象画树上挂一曲尺，上悬日月，喻“朱”姓创“明”朝。

颂，主要是针对预言内容进行完善，加入了作者本人个性化的想法。

第二十二象“神京王气满东南，祸水汪洋把策干；一木会支二八月，临行马色半平安”暗示南宋建立，“木会”为“桧”，“二八月”为“春”、“秋”之半，即“秦”字，最后一句指出建都“临安”的南宋只得一半天下，以“祸水”代表秦桧，表达出作者爱憎。

《推背图》书影

第三十一象中写道：“忠臣贤士尽沉沦，天启其衷乱更纷；纵有胸怀能坦白，干坤不属旧明君。”预言天启年间魏忠贤乱政，明朝开始走向衰落，表达了作者本身的惋惜之情。

应该说，推背图按照时间书序，预言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具有研究价值。它是中国第一奇书，古今第一谜语。而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它与西方预言的悲观世界正好相反，它预言世界大同，天下和谐，给人以积极的对未来的向往。

怎样理解王阳明的哲学理论——“致良知”

王阳明，名守仁，出生于浙江余姚，他在被贬贵州时曾在阳明洞中学习，后世便称他阳明先生、王阳明。阳明先生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最重要的大师。

据说有一天，王阳明突然心中一亮，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从而顿悟，即要推究事物原理获得知识，应当自己求之于心，不应当求之于外物，这就是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的萌芽。这套哲学体系影响了明朝后来文化以及市民生活观念的走向。

他的观念三字可蔽之：致良知。

他后来多次激动地描述他一口道尽这千古圣学之秘的心情：“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钱德洪《刻文录序说》）也就是说，自龙场时这“良知”二字已在他心中盘桓了，他当时所悟只是还差一点，就为了这一点，他先是说“心即理”，后又讲“诚意”，讲“克己省察”、“收放心”，讲“知行合一”。基本方向一致，但都不如“致良知”一语中的，既包含了本体又包含了方法，简易精一。就像马克思好不容易发现了唯物主义原理一样，王阳明这唯心主义的原理也得来不易，他说：“某之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真是三字二十年得，一吟便到白头。

“致良知”之说一经出世，便影响深远。史学家张岱说：“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思想家黄宗羲也说王阳明学说，“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自古能与孔、孟比肩者能有几人，而在后人眼里，王阳明的思想可比肩圣人，这是何道理，其个中缘由当由当时的大环境说起。

明朝前期尊崇宋代的程朱理学，它强调“存天理，去人欲”，是“格物致知”，这一时期士尚质行，学无异端。这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每一个人都在礼教的道德规范之内，忠臣、义士、孝子、节妇、贞女构成一系列普遍伦理价值型人格而王阳明这一“致良知”学说的出现，对朱熹的这一套理学思想恰好是一个叛逆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其实，未悟道之前的王阳明也是朱熹的后世门徒。据说有一次，他为了亲身实践朱熹“格物致知”的教诲，就把竹子当做研究对象，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用了七天七夜时间，却一无所得。不知这是否使得他对朱熹等创造出的这一套理论产生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王阳明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本来没想要冲击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他的目的也在于挽救逐渐没落的封建统治，可这一思想一问世，便成了引发思想解放的催化剂。他的哲学，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圣”“贤”与“六经”两大权威。

在他之后，有很多追随者，被称为王氏后学，例如后来的泰州学派、李贽公安派，以至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茅元仪、孙奇逢等人，他们对王阳明的思想进行发展，从而使得明末出现了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影响到市民阶层的各个方面。

王阳明的哲学将儒家的思想通俗化，带有世俗人情的味道，从而容易为普通人所接受，这就影响了明末市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影响了后期的文化艺术，出现了以“文化”和“娱乐”为中心议题的市民文化。明朝后期的小说、戏剧创作瓷器、木刻版画等等，例如小说《金瓶梅》的出现，肉欲赤裸裸地展露，到《牡丹亭》中具有审美意义的爱情，从欲望的觉醒，到人性的觉醒。这就是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大进步，阳明之功功不可没。

梁启超说：“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实为精到评价。

《金瓶梅》是不是淫秽小说？

提到淫秽小说，不少人就会把它与《金瓶梅》联系起来。因为《金瓶梅》自古以来就是被当做“淫书之首”的禁书。

《金瓶梅》以《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那段故事为引子，通过对封建市侩势力的典型代表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揭露了北宋中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具有较深刻的认识价值。书中描绘了一个上自朝廷内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官僚恶霸乃至市井间的地痞、流氓、帮闲所构成的鬼蜮世界。西门庆原本是一个破落财主、生药铺老板。但是他善于钻营，巴结权贵，巧取豪夺，荒淫好色，无恶不作。他抢夺寡妇财产，诱骗结义兄弟妻子，霸占民间少女，谋杀姘妇的丈夫。但由于有官府做靠山，特别是攀结上了当朝宰相蔡京并拜其为义父，他不仅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左右逢源，步步高升。这些描写都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朝廷权贵与地方豪绅官商相勾结，压榨人民、聚敛钱财的种种黑幕。

《金瓶梅》插图

《金瓶梅》里的确有很多关于淫荡生活的描写，但是《金瓶梅》并非专写性交的淫秽小说，而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是一部“人间喜剧”式的作品。作者淋漓尽致地写西门庆的性事（变态性心理与性行为），正是从人类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揭示封建末世官僚阶级万劫不复的没落和腐败。

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并提倡大家阅读并思考的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金瓶梅》的小范围解禁是毛泽东拍板的。1957年，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将《金瓶梅》与《官场现形记》进行比较。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金瓶梅》的作者把那个时代的所有丑恶一股脑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了一个时代的失败。在《金瓶梅》的世界里，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只有对财富和享乐无休止的欲望和歇斯底里的争夺。《金瓶梅》没有写到美，没有写到光明与希望，不是作者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过于肮脏。

另外，《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莫不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金瓶梅》摆脱了这一传统，关注市井人物的平凡生活，以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使中国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日臻成熟，为其后《红楼梦》的出现做了必不可少的探索和准备。

《红楼梦》是否由高鹗续写完毕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为高鹗所写。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二十世纪初，“红楼梦作者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中国学界的争论并持续至今。最先提出“高鹗续写红楼”的是我国大学者胡适。他认为，小说中的诗词是在暗示人物的命运和结局，但是结尾处，人物命运并非按照诗词所预言的那样。同时，经他考证，高鹗的同年进士张船山的《船山诗草》内有一首《赠高兰墅鹗同年》，诗题下有“注”。“注”的全文是：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于是，胡适认为高鹗为红楼续写。“高鹗续书”观点提出后长期被人们接受，这也就是人们普遍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写的直接原因。

但是，随着“红学”的研究不断加深，人们对高鹗续写红楼提出疑问。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红楼梦》第一回正文中提到，此书经“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这十年里，曹雪芹有批阅和增删的时间，难道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完后四十回？

二、据考证，高鹗写红楼的时间是1791～1792年，短短两年时间内他就能将占全书1/3的后四十回写完吗？何况还要揣摩曹雪芹的创作意图，熟悉曹雪芹的语言习惯、艺术构思、创作手法等。这几乎比原创还要难。与此同时，高鹗正在为科举考试做准备。难道他会为了一本小说而放弃自己的前途？

三、与高鹗同时的程伟元在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序》中说：“是书既有一百二十回之目，岂无全壁？爱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和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同友人（指高鹗）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也就是说，程伟元用了多年的时间终于在偶然间，从货郎担子上获得了《曹雪芹》后四十回的原稿。他和高鹗对原稿进行修补，而不是补写、续作。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全部由曹雪芹所著，还是曹雪芹写前八十回、高鹗写后四十回，抑或其他人所续写，这个问题至今是谜。但不管怎样，《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瑰宝，它的深刻的反封建的思想内容和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的一座高峰其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是永存的。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为什么中国文学中的青楼文化如此鼎盛？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你会看到《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等，每一部都有对妓女的咏叹。尤其中国古典文化处于高峰的唐宋时期，文学作品对妓女的艺术渲染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此时，青楼、妓女多处于一种被进行审美观照的位置，例如：

唐代诗人白居易一生共有青楼诗三十首，除了“何处春深好，春深妓女家”、“绿藤阴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李娟张态一春梦，周五殷三归夜台。虎丘月色为谁好，娃宫花枝应自开”等名句外，最值得称道的便是那首脍炙人口的《琵琶行》。诗中，青楼歌女哀怨凄婉的琵琶声，竟使白居易潸然泪下。

诗仙李白也有许多描写青楼、妓女的作品。如《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鹂愁醉啼春风。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园东。”再如《邯郸南亭观妓》：“歌妓燕赵儿，魏姝弄鸣丝。粉艳烁月彩，舞衫拂花枝。把酒顾美人，清歌邯郸词。”色彩绚丽的诗歌中透露出作者无限情思。

宋代词人柳永，其作品《乐章集》90％的内容写的是青楼风光。可以说柳永是所有文人中和妓女走得最近，也最了解妓女思想感情的人。他一生流连青楼，据说其死后整个东京城的妓女休业为他送葬。

此外，像杜甫、孟浩然、欧阳修、苏轼、秦观等人创作的那些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诗词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在青楼里创作的。明清时期，有关青楼、妓女的小说更是层出不穷，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人手一本。

为什么中国文学作品中少不了青楼文化呢？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青楼承担文化传播的中介

古时候没有广播、电视、网络等信息传输工具。对诗人、作家来说，如果想以最快的速度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作品，最好的办法就是依靠青楼妓女传唱流行。某部作品一旦得到她们的青睐，就会被迅速推广。

二、士人寻找精神寄托

科举考试关系士人一生的命运。一旦士人金榜题名，可谓光宗耀祖，前途无量。为应付科举考试，士人日夜温习，四处奔走，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加上背井离乡，孤身在外，这时，青楼对他们来说显得格外温柔亲切。据记载，明代的南京，妓院竟开在贡院对面。对士人来说，青楼既可安慰心灵，又能为自己提供诗词歌赋文学创作的素材。这也使青楼文化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三、青楼女子才华横溢，推动文学作品发展

古代青楼女子大多多才多艺，不但会吹拉弹唱，还会作诗吟赋。例如南齐的苏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师师，明清之际的李香君、柳如是等都是书画双绝，美艳绝伦，非一般青楼女子可比。以唐朝薛涛为例，她遗留下的诗大部分是赠答相知者的，其中为今人所知的著名人物有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元稹、刘禹锡、萧岉等。元稹、白居易等著名诗人都有诗赠她。

正因为如上所言的种种原因，中国文学中的青楼文化如此鼎盛。而青楼文化在中国文学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没有青楼文化，中国文学恐怕要减色一半。

中国绘画的始祖是谁？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绘有各种图案，如鱼、草、花等，以此说明，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就已经产生绘画。虽然绘画技术较幼稚，但人们已能抓住动物、植物等主要特征。那么是谁创造了绘画？何时何地创造了绘画？这一谜团千年来令人不可捉摸。

曾有人提出“白阜始作图画”。据《画始绘安》记载：“大帝神农氏，命其臣白阜，甄四海，纪地形而图亡，以通水道亡脉。”他们之所以将白阜作为绘画始祖，是因为白阜最早画地形图。但地形图是否属于绘画？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又有人说伏羲是绘画始祖，因其创造了八卦。《周易·系辞山传》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者始者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载：“画嫘，舜妹。画始于嫘，故曰画嫘。”明代画家沈颢在《画尘》中说：“世但知封膜作画，不知自舜妹始。客曰：‘惜此神技，创自妇人。’予曰：‘嫘尝脱舜于瞍象之害，则造化在手，堪作画祖。’”他们认为绘画的创始人是舜的妹妹——嫘，因“画始于嫘”，故嫘又叫画嫘。

唐代画家、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中国最早的绘画与象形文字的形成密不可分。那时，人们多用图画“代表”文字与他人进行沟通，或表达思想感情。当图形与文字脱离开来，绘画才成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因此，他认为绘画由广大人民创造，并非某一人某一时所创造。

那么中国绘画的始祖到底是谁？期待有关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第二十一篇

世人的误解

古代“跳槽”不是换工作

因为“跳槽”一词十分新鲜、生动、俏皮，所以很多人、很多书上都喜欢用它来表示“换工作”、“换单位”的意思。但是“跳槽”在古代是非常不雅的一个词，是元明间江淮地区城镇的“妓院隐语”，通俗点说，就是妓寨背语。

徐珂的《清稗类钞》对“跳槽”有非常明白的解释：“原指妓女而言，谓其琵琶别抱也，譬以马之就饮食，移就别槽耳。后则以言狎客，谓其去此适彼。”意思是说，一个妓女和一个嫖客缠绵了一段之后，又发现了更有钱的主儿，于是丢弃旧爱，另寻新欢，如同马从一个槽换到了另外一个槽吃草，因此，这种另攀高枝的做法被形象地称为“跳槽”。后来，这个词也被用到了嫖客身上。当一个嫖客对一个妓女厌倦了，又另外找了一个，这种行为也可称为“跳槽”。明代冯梦龙编的民歌集《挂枝儿》里就有一首名叫《跳槽》的歌，歌中的青楼女子哀婉地唱道：“你风流，我俊雅，和你同年少，两情深，罚下愿，再不去跳槽。”妓女与嫖客互诉衷肠，最终达成的协议就是“再不去跳槽”。《赵春儿重旺曹家庄》里，名妓赵春儿的情人疑心她厌薄自己，毅然离去，“春儿放心不下，悄地教人打听他，虽然不去跳槽，依旧大吃大用”。

另外，吴语也使用这个词语，如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四回：“耐也勿要瞒我，耐是有心来哚要跳槽哉！阿是？”

从上述可见，“跳槽”的意思非常清楚，那就是专指风月场中男女另寻新欢的行为。但是无论任何行语或隐语，时间一久就会渗入市井口语，“跳槽”一词大概是近百余年间从吴语输入广州方言的。将“跳槽”用于变换工作或职业，最早或许只是句开玩笑或嘲讽的话，不过现在大家已经习以为常，早就不再有原意了。词语的变迁可见一斑。

“不刊之论”其实是好文章

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这篇文章见识浅陋，属于不刊之论，总编决定不予发表很显然，“刊”在这里被解释成“表达、发表”的意思，就是说“这文章很糟糕不值得表达、刊登出来”。

实际上这犯了望文生义的毛病，要想真正理解它的意思，就得追根溯源。

古代没有纸，在造纸木产生之前，古人写字时用竹简、木牍。竹简、木牍均是用以记事、书写的狭长竹片、木片。成语“罄竹难书”中的“竹”就是指写字用的竹片。

古人在简上刻写字，远没有在纸上书写方便，刻写错了也不容易涂改，只能用一种叫“削”的青铜利器削去一层重写，这种行为叫“刊”。“刊”便是消除修改的意思。《说文解字》：“刊，裰也。”段玉裁注释：“凡有所削去，谓之刊。”因竹简木牍都要反复使用，可以把旧文削去，重写新文，这个过程就称“刊削”。

所以，这个“刊”字就兼有“写”与“删”两种意思。而重要的文字才能称为“不刊之论”，指不能被删改的文字。起先只能用于帝王诏令、典章规条之类后来应用渐广，但也仅能指真理或伟论，其规格甚高、褒义强烈。“不刊之论”最初源于“不刊之书”，汉代扬雄《答刘歆书》中写道：“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意思是说，你的书是可与日月争辉，不容删减一字的大作！

直到宋代才出现“不刊之论”，如宋熙宁七年，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中云：“唐室已上未立曹吴，其显释寡要之谈，乱爱宾不刊之论。推时验迹，无愧斯言也。”

所以，在使用成语时一定要多加注意，每个成语都有其特定的语境与背景把“无须改动的好文章”理解成为“文字粗劣，不能刊登的文章”，虽然只错了一个字，却已谬之千里。

“衣冠禽兽”是夸人

提起“衣冠禽兽”一词，想必很难有人对这四个字产生好感，通常这个成语都是用来指道德败坏的人，说某些人徒有人的外表，穿着人的衣服，却干着禽兽不如的坏事。

其实，在最初，这个成语原意并非如此。“衣冠禽兽”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在当时，“衣冠”作为权力的象征，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在官服上绣以飞“禽”走“兽”，来显示文武官员的等级。等级制度在官服上就体现出来了。据明、清两史的《舆服志》记载，文官官服绣禽，武官官服绘兽，而且等级森严，不得逾越。“衣冠”上的“禽兽”与文武官员的品级一一对应。具体规定是：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云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鸳鸯，八品绣黄鹂，九品绣鹌鹑。

武官一品、二品绘狮子，三品绘虎，四品绘豹，五品绘熊，六品、七品绘彪，八品绘犀牛，九品绘海马。

文武官员一品至四品穿红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和九品穿绿袍。

只有官员才能穿上描禽画兽的官服，享受一定的待遇，自然与平民百姓不同，所以，“衣冠禽兽”是一个褒义词，带有老百姓的羡慕眼光。

其作为贬义词，最早是出现在明末陈汝元所写的《金莲记》一书中。因为在明朝中晚期，宦官专权，官场腐败，文官爱钱，武将怕死，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老百姓民不聊生，将穿着官服的人视为匪盗瘟神，于是，“衣冠禽兽”一语开始具有了贬义，老百姓将为非作歹、道德败坏的文武官员称为“衣冠禽兽”。

“鸳鸯”非夫妻

人们对鸳鸯并不陌生，它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夫妻和睦相处、爱情永恒的美好象征。传说中认为鸳鸯一旦结为配偶，便游则并肩、飞则比翼、睡则交颈，即使一方不幸死亡，另一方也不再觅新的配偶，而是孤独凄凉地度过余生。

于是，鸳鸯常被诗人写入诗中，从而留下“鸳鸯相对浴红衣，短棹弄长笛”“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等无数动人的佳句。

其实，“鸳鸯”最初并非喻指夫妻，而是用来比喻兄弟之间的友好、亲密。

《文选》中有一篇《苏子卿诗四首》，其中第一首诗云：“昔为鸳和鸯，今为参与辰（指天空中的两个星名）。”而从“骨肉缘枝叶”、“况为连理树”等诗句来看，这显然是一首兄弟之间的赠别诗。

另外，晋朝的郑丰有《答陆士龙》诗四首，其中第一首《鸳鸯》的序文中说“鸳鸯，美贤也，有贤者二人。双飞东岳，扬辉上京。”很明显，这里的鸳鸯是比喻陆机、陆云兄弟二人。三国时期魏国人嵇康曾经写过《赠兄秀才入军》的诗也是用鸳鸯来比喻兄弟和睦相处、友好无比的。而再上溯到《诗经·小雅》其中“鸳鸯于飞”的句子，也不是比喻夫妻的。

那么，从何时起，鸳鸯才成为美丽忠贞爱情的化身呢？

据考证，以鸳鸯比做夫妻，最早出自唐代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一诗，诗中有“愿做鸳鸯不羡仙”一句，赞夫妻之间美好的爱情，当时的文人觉得十分形象有趣，便纷纷效仿。

渐渐地，鸳鸯便成为夫妻的代名词。

然而，鸳鸯真的是情笃楷模，一生不离不弃的“爱情鸟”吗？

科学家观察到，鸳鸯只是在繁殖期建立固定的配偶关系，的确，从表面上是亲密相处、形影不离，而实际上，产卵、孵化、育雏都是雌鸟单独承担。雄鸟自“交配”以后，恰似“花花公子”一样，逍遥自在，各处游玩，把繁育后代的事情一股脑儿地都推给了雌鸟。另外，一旦有一方死去，另一方也不会“守节”，而会再行婚配。

而且，一只身强力壮、繁殖力强的雄鸳鸯，往往同时占有几只雌鸳鸯，而体弱的雄鸳鸯常常被排斥赶走，因得不到配偶而被淘汰。

原来，自然界中的鸳鸯并非想象中那样美好。

“千金”不是女子

“千金”一直是对宝贝女儿的爱称，如果某人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儿，我们便要恭喜他们“喜得千金”。一个美丽乖巧的女儿，在父母的眼里，是掌上明珠，无异于价值千金。

在中国古代“金”不是指金子，而是黄铜，当时黄铜十分稀有，“物以稀为贵”，同时“金”又作为当时重要的货币单位，所以“千金”实为“铜千金”，这并非实指，只是言其珍贵。

只不过，令我们没想到的是，“千金”最初是用来称呼男子的。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之子因杀人而犯死罪。范说：“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意思是说富贵人家的子弟，不能让他在闹市受戮，因而以重金为之赎命。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千金”是作为富家子弟之称的。

发展到南北朝时，“千金”也仍指男子，并未发生改变，如《南史·谢朏传》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南朝梁司徒谢朏幼时聪慧，十岁就能赋诗，特受父亲谢庄喜爱，常把他带在身边。他也非常争气，人们都称呼他为“神童”。有一次随父亲游山，受命作游记，提笔便成，文不加点。宰相王景文对谢庄夸他：“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谢庄也手扶儿子的背说：“吾家有千金。”

这一“千金”的用法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元代才发生了改变。在元代曲作家张国宾的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里有这样一句话：“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便。”后来在明清时期的一些拟话本和小说中，称女孩儿为“千金”的情况就更普遍了。如《红楼梦》第五十七回，薛姨妈笑说史湘云：“真是个侯门千金。”渐渐地，人们都用“千金”来称呼女孩了，“千金”体现了父母对女儿的爱，也彰显出女孩的高洁与尊贵。

“王八乌龟”怎么得罪了中国人？

“戊戌变法”时期，志士王照就汉语拼音化问题与当时有名的快嘴先生吴敬恒发生争执。王照虽然并不口拙，但与吴敬恒的嬉笑怒骂尖酸刻薄比起来，只有挨说的份儿，于是心中一着急，就骂了句“王八蛋”。谁知吴敬恒眉开眼笑，眼珠一转，笑嘻嘻地道：“鄙人不姓王！”一句话就叫王照哑口无言，自己给自己亏吃。从此以后，“王八蛋”的骂语就传遍了大江南北。

其实，用“王八”作为骂语古已有之。最早用“王八”骂人的，当是五代十国的前蜀国。相传前蜀国有一人名为王建，年轻时乃是个无赖之徒，专门从事偷驴、宰牛、贩卖私盐的勾当。由于王建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所以同乡人都叫他“贼王八”。后来人们就以王八来骂人。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王八应作“亡八”或“忘八”。“八”指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忘此八者，无耻之徒，谐音也就是“王八”了。

不管“王八”一词的来源出自哪里，可以见得的是此语不是好话，乃用来折损别人颜面的词汇，但与乌龟这种动物并没有关系，不过“王八蛋”作为骂人的话，却是与乌龟有关，与“王八”无关了。

究竟乌龟哪里得罪了中国人？这要从乌龟为什么被称为“王八”开始说起古人在画龟时，由于乌龟壳的纹比较复杂，不易勾勒，所以采用画横竖来表示这些线条刚好形成一个“王”字。加之画者描绘龟脚呈“八”字形状，于是人们便以“王八”作为乌龟的别称。

在中国传统图腾当中，四方北图腾为玄武，乃乌龟与蛇的结合体，因而乌龟与蛇生下的蛋便被称为“王八蛋”。俚俗认为，男女双方是为夫妻，女方如果偷情有孕，就像乌龟不与乌龟生蛋，而与蛇结合一样，女子生下来的孩子就被叫做“小王八蛋”，戴绿帽子的男子就被戏谑地成为“王八”。

其实图腾为图腾、王八是王八、乌龟叫乌龟，与俚俗的骂语本来无关，只是人们牵强附会，才硬是将三者拉到一块儿，把乌龟连累一番，不得不作为骂人的动物存在下去。

自称“奴才”地位高

细心的观众在看《铁齿铜牙纪晓岚》时可能会发现，和珅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而纪晓岚却自称“臣”，为什么会有不同呢？会不会是编导按剧情的需要故意丑化和珅呢？

按现代人的眼光，“奴才”的地位肯定要比“臣”的地位低，但是，和珅是满族人，纪晓岚是汉族人，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汉人应比满族人地位低，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编导弄错了？

很久以前，“奴才”一词，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骂人话，意为无用之人，只配为奴，故又写作“驽才”，当时中原并没有这种说法。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就是说，汉人称自己为“奴才”是不够资格的。

在乾隆三十八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作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主奴之间等级森严。这个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原来，在满人的眼里，“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

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的一段话，也印证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理解了两者之间的差别，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那段历史。幸好，“奴才”之类的词，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坐怀不乱”：千年的美丽谎言

古人以“坐怀不乱”一词，形容男子在两性关系方面作风正派。所谓的“坐怀不乱”者，指的便是春秋时期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裔柳下惠。事实上，“柳下”是他的食邑，“惠”则是他的谥号，所以后人称他“柳下惠”。

柳下惠曾被孟子尊称为“和圣”，因其道德学问深厚，名满天下，在当时受到很多名门贵族的推崇。有一段时间，柳下惠任鲁国大夫，后来遭人排挤，仕途蹭蹬，遂隐遁成为“逸民”。有许多贵族招揽他，但都被他拒绝。《孔子》曾记载过他不再出仕的理由：“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言下之意是说，自己在鲁国之所以屡被黜免，是因为坚持了做人的原则，如果不改原则，到了哪里都会遭到黜免。倘若真的可以委曲求全，何必舍近求远在鲁国就能够得到荣华富贵。

柳下惠如此德行，自然深受诸子推崇，也正因为其品德谦厚，对礼学深有研究，于是在《诗经·小雅·巷伯》的西汉毛亨传本里，记载了这样一段与柳下惠有关的故事：

鲁国有男子名为颜叔子，独居一室，邻居独居一寡妇。一天夜里，暴风雨大作，寡妇的房子被摧毁，遂来到颜叔子这里请求庇护。颜叔子不让妇人进门，妇人问何故，颜叔子说：“我听说男女不到六十岁不能同居一室。如今我年纪轻轻你亦如此，我怎可放你进来。”妇人说：“你为何不像柳下惠那样，用身体温暖来不及入门避寒的女子，而别人也不认为他有非礼行为。”男子说：“柳下惠可以开门，我不能开门。所以我要以‘不开门’来效仿柳下惠的‘开门’。”

看罢该则典故，人们应当发现，柳下惠“坐怀不乱”是从西汉学者毛亨传《诗经》的本子中提及的，且“坐怀不乱”典故出于颜叔子之口，而真正的春秋时期并没有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实际记载。直到元时的胡炳文（1250～1333）在《纯正蒙求》卷上才记录道：“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都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下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

从春秋到元代，时隔一千五六百年的时光，纵观整个春秋史，根本没有柳下惠“坐怀不乱”之说，乃至西汉始有提及，元代方才形成真正的故事。原来人们对柳下惠在男女关系上正派的想法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那么，究竟是谁杜撰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呢？有人认为，元人应当是受了宋代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为了彰显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世人洁身自好，所以借古人做话题。而柳下惠因为是古代著名的道德学者，素有“以礼治邦”、“执法以平”、“治国以德”的美名，再加上西汉毛亨传《诗经》本中提到了柳下惠的有关内容，自然就被元人拿来大大地夸张一番。不过，西汉的毛亨作为著名的训诂学者，为何也会讲柳下惠“坐怀不乱”呢？

或许，是柳夫子的高贵品行给了世人过多美好的想象，才造成了后世诸多的误解，不过这个误解尚算理想，也算是评价男子品性的标准之一。

“中庸”不是插科打诨的中间政策

一提起中庸思想，许多人便会很反感，对中庸思想不屑一顾，认为中庸就是折中思想，是社会糟粕，是油滑世故无原则，是蒙蔽人们思想的病根，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是酱泡软化中国人血性并导致近代中国差点亡国的罪魁祸首。

对于中庸这个概念，许多人只是从其字面上加以理解为“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和取其正中等”。这样理解，其实是对中庸的曲解，比较表面化、简单化，未能掌握其真谛。中庸之道并不是算术概念中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它常因人、因事而异，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是机械地生搬硬套。譬如吃饭，每个人的饭量不同，饭量大的吃三碗比较合适，饭量小的两碗比较适合，在这里不能绝对取其平均数，将两碗半敲定为人最合适的饭量。同时，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饭量也迥然不同。所谓的中庸不能简单地划定为某个中间数字或愈趋向中央愈好，中庸之道应该是取其最合理、最合适的部位。

中庸思想的内涵实质是要求我们认识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对任何事物都持谨慎与理智的态度，不盲从、不躁动，适可而止。儒家的中庸首先是指适宜、符合“礼”的行为。“庸”在这里做“用”讲，“中庸”的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适宜、符合实用，也就是符合“礼”。在《礼记·仲尼燕居》中：“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道……子贡越庸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中”是以“礼”的要求为标准的。

《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中”就是用来指人的内心世界，如《礼记·乐记》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左传》中所谓“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在《中庸》中之所以用“中”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是为了说明礼是道德准则，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的。

由此可见，“中”是内外贯通的。一方面，“中”是指人内心的某种状态，即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即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中道”，合于礼。内心的“中”是行为“中道”的前提，而行为的“中道”则是内心之“中”的结果。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如人性、本心等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道”。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恰到好处地修身处世做事，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所以，“中庸思想”不是“折中思想”，中庸思想其实是一种伦理学说，也是一种思想方法。它强调的是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

孟子没有主张“性善”论

历来学术界一直公认孟子主张性善论，大多数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但实际上这是对孟子思想的错误认识。

孟子所处的时代，人性问题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出现了立论各异的学说。据《孟子·告子下》载，当时已有“性有善有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孟子之后还有荀子的“性恶论”，商鞅和韩非的人性“好利恶害”等观点。这些人性学说基本上都是以人的“食色”等自然生理属性来定义人性的。唯有孟子的人性论独树一帜：他对人的自然生理属性和社会道德属性作了严格区分，认为前者只是“性”，后者才是“人性”。

孟子是在人与动物的比较中界定“性”与“人性”的。他所说的“人性”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包括“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他认为，凡是人，都有这“四心”，没有这“四心”的就不能算作是人。可见，“四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所在，亦即人性的具体内容。

人除了具有与动物不同的“四心”之外，还有与动物的相同之处，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但他并不把这些看做人的本质属性，因而也不认为它属于“人性”，只称之为“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他所说的“性”显然就是人的生理欲求，即人跟动物相同的自然属性；而“人性”，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道德属性集中表现为能够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仁义礼智等善德。为显示这两者的不同孟子在称“人性”时，通常总是在“性”之前加上“君子”、“其”等限定语，以免与表明人的“食色”等生理欲求的“性”相混淆，如“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孟子对人的“人性”与“性”，是有着严格区分的。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一味满足人的“性”（自然属性）而不进行道德教化，人就会变得跟禽兽相差无几，“性”是陷人于不仁不义的罪恶之源因此，一提到“性”和“欲”，他就告诫人们要“忍”、要“寡”；而一谈起“人性”或“四心”时，则视为“善端”并赞美备至，极力主张要“养”、要“存”要“扩充”。由此可见，“性”和“人性”在孟子心目中是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他所主张的实际是“人性善”而非“性善”。对于表明人的自然欲求的“性”，在他看来不仅不善，甚至可以说是“性恶”了。孟子从“人性”为善端，“性”为恶源的认识出发，进而提出扩充善端、抑制恶源的道德修养原则。

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并不是“性善”论，而是“性恶”论和“人性善”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是愚民政策

在《论语·秦伯》里，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按照字义，这句名言大意是：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在很多人看来，这句话主张的就是愚民政治，小老百姓嘛，让他们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最好都是浑浑噩噩的顺民，只知道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庸庸碌碌一辈子。这句训诫不可谓不恶毒，它被千百年来中国的大小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宝，抹杀了很多的真理与人民的创造性。

但实际上，孔子并没有主张过愚民，这只是后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刻意在句子的中间用一个不恰当的“句读”使这句话产生了歧义。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就很容易得出这句话正确的分句方法：“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整句话就是说，诗、礼、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那是好事情，应该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还没有掌握的话，我们就要去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

由此可见，孔子的这句话并没有愚民的意思。从孔子的一贯主张来看，他并没有赞成过愚民政策。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知识垄断局面，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他让很多平民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他提倡“有教无类”的普遍教育理念，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并把一生中的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他主张的是不断学习探索未知的东西，“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样的人怎么会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呢？

从历史上看，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和继承人，孟子主张民贵君轻，主张民贵君轻的人提出愚民主张的话绝对会自相矛盾的。当然，孟子不是孔子，孟子比孔子晚一百多年。如果孔子存在严重的愚民倾向，不会不在孟子的著作里有所体现。

因此，当我们在看待一句话的时候，一定要把那句话放在全文，放在作者的思想体系里，放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来理解，而不能断章取义就把一句经典好话给误解了、否定了。

朱熹从未给女性竖贞节牌坊

朱熹在他的《与陈师中书》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柏杨认为：“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程颐和很多人都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给狭窄化了，实际上朱熹当初的这个观点并非专门针对女性提出来的。他的这套理论学的主要思想宗旨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套做人的哲学学说，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一个杰出的人、高尚的人、了不起的人、伟大的人……朱熹本人从来没有针对女性提出些什么具体要求，更没要求女性要把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要是针对君子和大丈夫提出来的是宣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所指的是一个男人的气节与骨气“失节”重于“饿死”，“气节”重于“生命”，这涉及人生观、生死观的问题，是对男人较高层次的精神要求。

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样，表现的是对个体精神价值的认识，显示了一种藐视权贵的浩然正气和凛然不可侵犯的独立自主人格。这既是孟子坚守仁义节操的自我写照，又是对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守正义、刚直不阿、英勇奋斗等优良传统的概括和总结这种大丈夫气概，成为鼓舞人们为正义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力量，对后代许多刚直不阿、忠贞不渝的志士仁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这样一个坚守民族气节的人，他生前的“衣带诏”里是这样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明清之际的洪承畴就因为缺少这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舍生取义精神所以当了汉奸，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民族，毫无气节可言，成为民族的败类。而年仅十七岁的夏完淳却能始终坚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高尚精神，和文天祥一样保持了自己的气节和尊严。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他们正是因为坚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大义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正是这种对信仰执著追求、刚强坚毅的浩然正气，不畏强暴誓不低头的气节，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血性。

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它是一种崇高的品德与境界，是儒家思想中宣扬的自强不息与不畏强暴的精神与信念，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气节，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骨气。

所以说，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指的是一种精神气节，而不是轻视妇女、灭绝人欲的封建糟粕。

《水浒传》的作者是不是施耐庵？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1996年，一曲《好汉歌》传唱大江南北，与此同时，《水浒传》这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佳作也再次风靡起来。在史学家眼中，《水浒传》无论在思想性上，还是在艺术性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且不说它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有多么深刻，单就那形色各异、性格迥然的一百单八将，其形象之丰富，已经牢牢地刻印在人们的心中。

众所周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但是电视剧《水浒传》原著的一栏上，写下的却是施耐庵、罗贯中两人，这不禁令许多人脑海中浮现了问号。难道《水浒传》并不是施耐庵独立创作的吗？

其实几百年来，关于《水浒传》作者的问题在学术界始终难以统一，一般流行的说法是作者为施耐庵，这在《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等书均可见。

但也有人认为《水浒传》作者是罗贯中。据考证，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中二十一篇赞词，有十三篇重复出现在《水浒传》里，这证明两书的作者大有可能为同一个人。但对此有人进行了反驳，因为《水浒传》的写作风格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风格不符，不像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部分研究学者还提出了《水浒传》的作者是郭勋的可能性。郭勋为明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六世孙，善书法，著有《水浒传》百回本。由于最早谈到《水浒传》的文献出现在嘉靖年间，距明初一百多年，与郭勋在世时间相符，在此之前并没有人提到过《水浒传》，而施耐庵是元末明初的人，因此部分学者更加肯定《水浒传》的作者应该不是施耐庵，或者施耐庵是作者之一，又由嘉靖年间的人修订。况且，《水浒传》中提及的地名许多都是在明朝建立百年期间更名，施耐庵身处元末，如何能知道明中期的地名呢？

不管怎样，纵览大多数史料上的记载，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之一的可能性最大。他与罗贯中合作的可能性也有，但二人具体的合作方式没有人清楚，也没有具体的史据可查。

虽然数百年，围绕《水浒传》的作者及版本问题，研究者们始终不曾停止争论，不过对于“水浒迷”来说，《水浒传》的身世越是扑朔迷离，其书才更耐人寻味。

曹雪芹写的小说不叫《红楼梦》

长篇小说《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它不但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文坛上也是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但是，曹雪芹当初写的小说书名并不叫《红楼梦》。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他一生爱书石，也爱写石头。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曾是康熙皇帝的保姆。康熙二年，他的曾祖父曹玺担任江宁织造之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康熙自幼便有深厚的友谊，康熙五岁受书时，曹寅就是伴读，后曹寅又选授銮仪卫事，侍康熙左右，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曹寅一代是曹家的鼎盛时期，曹寅的两个女儿，都被选作王妃。康熙六次南巡，有五次都以曹家的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可见当时曹家之显赫。曹家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江宁织造之职共六十余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康熙不幸病逝，四皇子胤祯上台后党同伐异，曹雪芹之父受到牵连，被免职抄家。曹家自抄家后，家道急剧败落。曹雪芹一生正好经历曹家盛极而衰的过程。因其祖、父均有较高文字造诣，他耳濡目染，养成了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穷困潦倒的生活并未使曹雪芹倒下，他“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写出了一本可以传诸后世的不朽之作。这本书写于曹雪芹凄凉困苦的晚年，创作过程十分艰苦。可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没有完成全稿，他就因幼子夭折，感伤成疾，在贫病交迫中搁笔长逝了。

只是，这位曹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部传世之作的名字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篡改”，改为现在人们所熟知的《红楼梦》。

不错，曹雪芹在作品开头的确曾写道：“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但是当时曹雪芹给这本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的书定的书名并不叫《红楼梦》。

与曹雪芹同时代的清人裕瑞在《枣窗闲笔》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脂砚斋所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

清人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进士，也是曹雪芹著作的最早刻印人之一，他的刻本即以《石头记》为名，并附有一篇《石头记序》专论曹雪芹这部著作的艺术特色，此刻本与当时流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样，都可证明雪芹生前从未以《红楼梦》命名他的书稿。

“屋漏”其实是屋陋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首杜甫自伤贫困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于上元二年（761年）秋八月杜甫的一生，确系“颠沛流离”的一生。他出生于士大夫家庭，胸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但奸臣当道，应试不第，一直贫苦，四十四岁才得到一个小官。“安史之乱”时他又被俘，后逃出虎口，投奔远在甘肃的肃宗被任为左拾遗。四十七岁时关内大饥，弃官西行。“三年饥走荒山道”，辗转来到成都。上元二年春天，知命之年的杜甫求亲告友，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草堂，总算有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并靠故交严武的接济，过上了稍稍安定的生活。不料到了八月，怒号的秋风卷走了杜甫草堂上的茅草，晚上又下了一场大雨，弄得屋漏床湿。仕途多蹇、衰老贫困的诗人感慨万千，写就了这首感人至深的诗篇。

诗中“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里的“屋漏”二字历来被解释为屋里漏雨，这是错误的解释。这里的“屋漏”应该翻译为“房屋内的西北角”，是名词而不是动词。

依据《尔雅·释宫》所说：“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南隅谓之窔，东北隅谓之宦。”西北隅谓之屋漏。《辞海》中解释“屋漏”的第一义项是古代室内西北隅施设小帐的地方。如《诗·大雅·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根据《辞源》的解释是：房子的西北角。古人设床在屋的北窗旁，因西北角上开有天窗，日光由此照射入室，故称屋漏。《疏》：屋漏者，室内处所之名，可以施小帐，而漏隐之处，正谓西北隅也。

从诗文来看，如果把“屋漏”解释成“房子的西北角”，恰好和“床头”相对，对举成文，符合古诗文的词句格局。同时，用屋子里的两个不同的位置，泛指整个屋子（有点借代的修辞味道），说明屋子全都湿了——无干处，从而呼应“茅屋为秋风所破”，与“雨脚如麻未断绝”互相映衬。两句诗连起来就是说：整个屋子都没有干地方了，但还是雨脚如麻下个不停。不直言漏湿而说“无干处”下句的“雨脚如麻”才无语义重复之嫌。

落霞并非彩霞，竟是小小飞蛾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出自王勃《滕王阁序》里的千古名句。其对仗工整，几近“工对”。上句的“落霞”、“孤鹜”与下句的“秋水”“长天”都是名词性短语，对仗考究。而更绝的是，上下句中又各自成对，也就是格律上要求较高的“句中自对”：“落霞”可对“孤鹜”，“秋水”正对“长天”。其次，上句写动，霞、鹜“齐飞”；下句写静，水、天“一色”。一动一静，以动衬静。上句侧重于目随景而动，突出景物神态；下句侧重于心因景而静，突出景物色彩。画面和谐，美不胜收。

看到这句辞赋，很多人脑海里都会联想出一幅“孤鹜在晚霞里飞翔，秋水和长天连成一片”的唯美意境，甚至连语文老师都是这么翻译的。但实际上，这里的落霞不是指傍晚的云霞，而是指“零散的飞蛾”。

对此，宋代吴曾就在其《能改斋漫录·辨霞鹜》中说：“落霞非云霞之霞，盖南昌秋间有一种飞蛾，若今所在麦蛾是也。当七八月间，皆纷纷堕于江中，不究自所来，江鱼每食之，土人谓之霞，故勃取以配鹜耳。”宋代俞元德也在其《莹雪丛说下》中说：“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世率以为警联。然落霞者，飞蛾也，即非云霞之霞，土人呼为霞蛾。至若鹜者，野鸭也。野鸭飞逐蛾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齐飞。”由此可知，“霞”不是云霞，而是一种飞蛾。另外，“落霞”之“落”并不是“飘落”的意思，“落”在句中与“孤”相对，意思当相同或相近，是“散落、零散”的意思。“落霞”对应“孤鹜”，与“孤鹜”齐飞，连接起来就是一幅“孤单的野鸭在水面上追捕零散的飞蛾”的画面，从而形成“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千古绝唱。

《满江红》的作者是不是岳飞？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满江红》的作者是宋代爱国将领岳飞，他在写这首词时，正值中原遭受女真铁骑蹂躏的岁月，岳飞怀着一腔热血，矢志抗金，而这首词真实、充分地反映出岳飞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对此，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但是，近些年来，有关专家对这首词的作者产生了疑问，认为它并非岳飞所作。

专家余嘉锡根据对《四库提要辨证》的考证提出了两点疑问。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伦粹编·家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章时不遗余力，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三十一年，却没有收录这首比岳飞其他诗词都著名的词。《满江红》这首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年间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赵宽亦未说明这首词的来龙去脉，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历史学家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宋、元时期的相关记载和题咏中并未发现它的踪影。

岳　飞

此外，在岳飞的朋友和跟岳飞有交往的其他同时代人的作品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首词。直到四百多年后，并且又是到了跟宋朝的情况有些相似的明朝中后期才发现，这是不是说明朝人为了鼓舞士气，才假托岳飞之名而伪造的呢？并且这首词慷慨雄壮的风格，与岳飞其他诗词作品中的委婉曲折有所不同。

另外，词中有一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这与当时的历史情况有出入。贺兰山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而金国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岳飞不可能以在西夏境内的“贺兰山”来比喻攻打金国黄龙府的志愿，岳飞曾与将士们相约“痛饮黄龙府”，所以他进攻的方向应是今天的吉林省农安县。实际上是明代北方鞑靼族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

因此，从“求真”的角度来说，《满江红》不能肯定出自岳飞之手。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千年误解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首流传千古、妇孺能诵的《静夜思》，其动人之处，在于平淡自然、意象真切、蕴意绵绵，读起来朗朗上口，声韵铿锵。不少人在儿童时代就能背诵如流历来读书人无不赞赏这首信口而成、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佳作。毛泽东在圈评《唐诗三百首》时，对李白此诗，打上了三个大圈，称赞不已。

可是，很多年来，对于如此简单的二十字诗，却出现了两处误解，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到诗中的含义和李白所处的境况，即李白何时、何地“思乡”。绝大部分人只是望文生义，把“床前”的“床”误认为是“寝卧之床”，将“疑是”的“疑”误解为“怀疑”。其实，李白此诗所说的“床”，是指“井栏”、“井垣”；“疑是”的“疑”是“比拟”、“比喻”之词，应该解释为“拟似”而不是“怀疑”。

“床前明月光”的诗境是秋夜月明之下筑有水井的庭院，而不是抒写汉唐人席地而居的室内起居中的感受。李白诗集，宋代才见版刻，清中叶乾隆以后，尤其是《唐诗三百首》流行之后，《静夜思》广为流传。但因为后人远离汉唐人的室内生活制度，不熟悉当时墙上的直棂窗或高处设置的瓮窗，透过它很难看到庭院的事物或感受这些事物，以致注家都误释为“床”。专家考证，李白此诗作于唐开元十五年（727年），地点在今湖北安陆，李白置身在秋夜朗月下的水井边上，举头望明月，而非床前望明月。

《辞海》里明确注释，床是“井上围栏”。古人把“有井水处”称为故乡。诗人置身在秋夜明月下的井边上，举头遥望，顿生思乡之情。床作井栏、井垣解，自古有之。《古乐府·淮南王篇》有句：“后园凿井银作床。”李商隐在《富平侯》诗中有句：“不惜金弹飞林外，更筑银床在井头。”杜甫亦有诗句：“露井冻银床。”这些诗句，“床”与“井”连在一起，就很清楚地表明这些“床”即为井栏。

如果把古人的床全部理解成睡床的话，是很容易闹笑话的。例如李白在《长干行》中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难道小朋友会骑着竹子绕“睡床”而玩耍吗？清末大画家青藤老人亦有句曰“流水细分床畔响”，难道“睡床”之畔有水流吗？

另外，“疑是地上霜”的“疑”字，常有人把它理解为“怀疑”，把这句释为“怀疑地上有霜”，这样解释是不准确的。“疑是地上霜”是用了诗歌“比”的手法，“疑”是比拟、比喻之词，解释为“比如”、“好像”、“类似”、“仿佛”才恰当，即“好像地上的霜”。李白曾有《望庐山瀑布》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宋代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里的“疑”字，当“好像”或“仿佛”解。宋代秦观有诗句“弱柳迎风疑举袂”，说的是迎风的纤纤杨柳，好像美人扬袖作舞一样。南北朝大诗人庾信的《舟中望月》“山明疑有雪，岸白不关沙”是指：当空明月光，疑是山有雪；岸边皎亮白，不关是沙澈。这个“疑”字，亦作“好像”解释。

李白崇仰南北朝诗翁，特别是阴铿，所以，杜甫有句：“李白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李白也师学庾信，很明显，在《静夜思》里的头二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取法和植根于庾信所吟的“山明疑有雪”，而又青胜于蓝。

总而言之，李白诗“疑是地上霜”，应释为“井栏前的月色，好像地上铺满一层洁白的霜”，因为李白此诗开头便已清楚地写出了井前的明月光，又怎么会“怀疑”是地上霜呢？作“怀疑”解乃前后矛盾，不合李白写诗的风格。

“窈窕淑女”不是美女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雎》是《风》之始也，也是《诗经》第一篇。每当读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也许很多人都会把“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想象成一位身材苗条的绝妙美女。这样理解不免有失偏颇。在古代，人们评价女子，讲究“美心为窈美状为窕”，所以“窈窕淑女”不仅仅指的是貌美，更重要的是心美。只有内外兼修，达到内在美和外在美的和谐统一的女子才是谦谦君子梦寐以求的“淑女”。

美女与淑女是有区别的。美女，顾名思义，外表必须长得漂亮，至于是否德才兼备、心灵美好，没有特殊要求；淑女，不但需要外表长得漂亮，还需要有内在气质修养，例如：纯洁、温柔、善良、矜持、书卷气、善解人意、亭亭玉立款款而行、笑不露齿、行不招风……

淑女应像黛玉一样是个感情丰富的女子。在心爱的男子面前，内心保持着最柔软的不可触摸的疼痛，保持着善良而多情，有着所有女子对爱情的渴望。

她们时而情感流溢，时而娇羞万千；时而温柔如水，时而天真烂漫；时而风趣盎然，时而娴静似花，浑身散发着女孩子的清纯气息。

当然她们也会因落寞而难过，也会因感动而掉泪。更知道什么是适可而止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出现，知道该如何表现自己的美丽。

窈窕淑女有着东方女子的含蓄之美，犹如玉石，代表着来自灵魂由内到外的完美。她们有一定的文化和艺术修养，谈吐大方又不失文雅，五官端正，体形和脸形匀称，有着一股无形的高贵气质。明眸流盼，深情、神秘，在羞涩中却又淡淡地透露着内在的热情，有温存也有坚强，总让人很想亲近又不敢轻易亵渎。

“美女”不是窈窕“淑女”，“淑女”是美女的升级版，“淑”讲究的是内在修养和美丽容貌的和谐统一。不少美女慨叹：“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因此宁愿抓住一切机会来美化容颜、保持苗条身材，也不愿意去提升内在素质。真水无香，淑女是越看越顺眼的美女，但是美女却可能因为缺少这份灵性而失去应有的光彩。

萧郎其实不姓萧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很多人看到萧郎，便会望文生义以为是位姓萧的情郎，但实际上诗中萧郎并非姓萧，而是姓崔，因为这首《赠去婢》是唐代诗人崔郊的传世之作，表达的是他在爱情绝望时最无奈的悲怆。这是一段很真实的故事：

崔郊年轻时爱上了姑母的一个婢女，此女生得楚楚可人、貌美如花，且深谙音律，两人情深意笃，私订终身。后因姑母贪图钱财，便将婢女以四十万钱卖给司空于

。

崔郊得知这个消息，不胜悲戚，对婢女思念不已。他常常到

府的附近徘徊，企盼能够见到婢女一面，但是显贵之家门禁森严，岂能轻易得见？然而，皇天不负苦心人，那婢女终在寒食节那天出门了，刚好与站在柳树下的崔郊相遇。两人四目相对，旧情萌生，却只能像陌生人一样，无法互诉衷肠，无限伤感的崔郊于是写了这首《赠去婢》送给婢女。

想必于

也是性情中人，读到此诗，颇为感动，慨然将婢女还与崔郊，令二人结为美满夫妻。崔郊题诗娶佳人，一时传为佳话。

崔郊本姓崔，那诗中应为“崔郎”，但为何要称为“萧郎”呢？若翻看《全唐诗》，便会发现，许多爱情诗中的女主人公所思慕的恋人都叫“萧郎”，唐以后的宋、清也都有这种用法，而唐以前则未见这种用法。那么，“萧郎”一词为什么被当做“情郎”来用呢？

一种观点认为，萧郎是春秋时擅长吹箫的萧史。据汉代刘向《列仙传》中所说：“萧史者，秦穆公（嬴姓）时人也，善吹箫，能致白孔雀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日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后遂用“弄玉”泛指美女或仙女；用“萧史”借指情郎或佳偶，又称“萧郎”。

一种观点认为，“萧郎”原指梁武帝萧衍。《梁书·武帝纪上》：迁卫将军王检东阁祭酒，俭一见（萧衍），深相器异，谓卢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这个萧郎，就是梁武帝萧衍，南朝梁的建立者，风流多才，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后多以“萧郎”指代女子所爱恋的男子。

总之，无论是哪种观点，都证明了《赠去婢》中的萧郎不姓萧，都证明了萧郎实际上就是“情郎”的意思。

没有“昨日黄花”这一说

在一些体育评论报道中，总能发现“昨日黄花”一词，比如“谁能称霸，太阳队已是昨日黄花”，“老牌劲旅成昨日黄花，昔日辉煌恐难再”。明明字典上只有“明日黄花”，怎么变成“昨日黄花”了呢？

“黄花”就是菊花，而“明日黄花”，出自北宋苏轼《九日次韵王巩》诗“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在这首诗中，他向朋友表示：既已相聚在一起，就不要急着回去，若等重阳节过后，金黄的菊花便将枯谢凋败，到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可以玩赏的了。除此之外，苏东坡在《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中又用了一次：“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发展到后来，人们就把“明日黄花”作为一个固定词组，用来比喻过时过期的事物。宋代胡继宗《书言故事·花木类》就称：“过时之物，曰：明日黄花。”

郭沫若先生在他的《〈沸羹集〉序》中就写道：“这里有些是应景的文章，早已有明日黄花之感。”再比如冰心的《寄小读者·二七》中也有过关于“再经过四次月圆，我又可在母亲怀里，便是小朋友也不必耐心地读我一月前，明日黄花的手书了”的话。

为什么会犯错误呢？原因可能是“昨日”能体现“过时”的含义，也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惯性思维。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明日黄花”是苏东坡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下写出的诗词，菊花是重阳节的时令花，而在重阳节赏菊，是我国民俗之一，若等重阳一过，赏菊花便成了过时之举。

苏轼在诗和词中反复咏叹“明日黄花蝶也愁”，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迟暮不遇的感叹，意思说自己已像重阳后的菊花。后人从这个名句中引申出来，以“明日黄花”比喻种种过时的人或事物。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能更好地记住“明日黄花”了。

“倭寇”并非全指日本人

戚继光带领戚家军抗倭寇乃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现代人几乎都以为，倭寇就是指来自日本的海上盗贼，其实不然。只因为日本古称倭奴国，而最早的一批海盗来自倭奴国，所以人们才有这样的误解。

公元十三世纪开始倭寇频繁出现在中国、朝鲜沿海，直到十六世纪才渐渐消泯，前后历时达三百年之久。这些倭寇并非纯正的海盗，虽然他们曾经被归类为海盗一脉，但其实际劫掠的对象不仅仅是海上船只，有时还直接深入陆地，劫掠海边城镇，杀害大量人口。这也就决定着倭寇不仅是海盗那么简单，还包括内陆上与之勾结的盗贼和奸商。他们最主要的组成成分是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不同国家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

在这里，浪人需要解释一番。元朝末年，不少民间的武装力量被朱元璋打败，因为无法在中土立足，所以有很多逃亡日本，以日本周边的海岛为根据地，联合了部分不受政府控制的浪人和武士，返回中国海岸抢劫。也就是说，日本的浪人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本是中土人。所以说，说倭寇指日本人，很显然是不正确的。

再者，倭寇的侵扰行为并未受到日本政府的指使。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时期，日本正值软弱无能的足利幕府统治，后又逢战国时代，天皇形同虚设，根本无力管理地方藩镇和武士，四分五裂的日本国无暇顾及是否有倭寇出海横行。不仅如此，由于倭寇会从中国、朝鲜等地抢掠大量珍贵物品回到日本兜售，间接刺激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所以日本政府对倭寇横行事件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纵容也不控制的态度，令明朝政府无法直接指责日本，只能自行解决。

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沿海的一些不法分子进行走私活动，同时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时有勾结无业的日本武士在中国沿海贩私抢劫。其中，李光头、许栋、汪直、陈思盻等大走私贩闻名一时，令中国沿海居民闻风丧胆。真实的历史就是，十寇倭者三四，其余皆是本地豪强霸王。

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于望海埚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但随着明政府海防的薄弱，倭寇又再泛滥。中国政府曾通过退回日本朝贡、结束与日本对外贸易、下降诏戒喻等方法来迫使日本政府遏制倭寇。然而实质问题又岂是在日本政府？

于是，直到1563年，戚继光、俞大猷等带领家将大破倭寇，同时整顿内陆奸贩，才强硬地遏制了倭寇活动。1567年，明政府终于解除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海禁允许中国商人到南海通商，随着商贸活动的频繁，四邻皆能获得优惠，倭寇活动才大大减少。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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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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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百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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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官场风云

古代官员总在年龄上造假

古代名士出世入世难抉择

“指鹿为马”岂止辨忠奸

晋王朝的拼富大事儿

魏徵身后的凄惶下场

王安石变法不成反为腐败推波助澜

财神沈万三败亡探秘

宰相中的“第一老油条”

拍马屁高人杨再思

朱元璋PK贪污官吏

努尔哈赤脱颖而出的秘诀

史上最惊人的财富单

第二篇　皇帝之死

齐桓公的离奇下场

秦始皇死亡之谜

萧衍为何饿死宫中

被当做菜来处理的皇帝

死在“断背山”上的多情皇帝

年纪轻轻的唐穆宗为何死于非命

赵匡胤猝死的背后

唯一被老婆气死的皇帝

成吉思汗猝死六盘山之谜

明末后宫三大悬案

藏私房钱而丢掉性命的皇帝

雍正帝暴死之谜

同治帝死因之谜

光绪死因之谜

第三篇　龙椅上的奇闻

不当帝王当和尚的闹剧

历史上其实有三位女皇帝

朱元璋和慈禧的形象塑造

最忙碌皇帝的日程安排表

晋武帝为何传位傻儿子

北魏开国皇帝真是个精神病患者吗？

皇帝吃饭不但“摆谱”还验毒

大力帮助康熙登基的德国人

古代帝王们的跨国恋情

皇子们的悲哀

秦始皇为何铸造十二个三丈高金人

令北齐后主身死国灭的五件事

唐宣宗真是痴呆吗？

第四篇　夺权谜团

尧舜禹不为人知的残杀真相

儿当太子母必死

杀光百名侄子的冷血皇帝

最倒霉的篡位者

徐达墓碑竟高过朱元璋

明代宗为何不愿意登基

康熙后代的悲惨结局

道光帝遗诏解密清朝灭亡原因

第五篇　后妃档案

历代皇帝的选妃内幕

夏妃妹喜：红颜乱政还是君王误国

妲己真的是祸国殃民的“狐狸精”吗？

“毒妇人”吕后原是贤妻

汉武帝后妃无一善终

解忧公主真实的一生

妃子侍寝的秘密招数

隋炀帝老婆的“战俘生活”

后宫里最痴情的“坏”女人

后宫最悲惨的女人

萧皇后命丧《十香词》之谜

皇太后红杏出墙的内幕

真实的香妃是否体有异香

第六篇　宫闱隐私

文姜的功过是非

女子穿开裆裤的后宫

为什么曹操墓与儿媳墓相连？

北魏孝文帝的后宫丑闻

“一夜情”改变历史道路

强汉盛唐背后的“脏”“乱”

丑陋的贾南风为何能够权倾朝野

永泰公主死因之谜

唐朝望族不愿与皇室结亲

帝王是最短命的职业

宫廷内的性丑闻

帝王“断背”之隐私

太监深宫里的变态举动

宋徽宗与李师师之间的情缘

万历皇帝包庇谋杀太子的皇妃

万贵妃迷住小她十九岁的明宪宗

顺治和董小宛的真实关系

光绪当年不肯入洞房之谜

第七篇　床头政治

“上岗”次数最多的皇后

唐玄宗不立皇后之谜

美女“宰相”的私生活

驸马爷是皇家的“装饰品”

明代公主屡次被无赖骗婚

史上最有名的惧内帝王

三十年不将祖母下葬的皇帝

靠十个女人夺得皇位的帝王

崇祯皇帝为何不娶陈圆圆

第八篇　历史死结

负心汉陈世美的不白之冤

四十万人都挖不动的陵墓

崔浩被诛之谜

杨贵妃的生死未解谜团

元代皇帝尸骨难觅踪迹

明朝开国第一名将蓝玉为何被杀

农民领袖的巨额宝藏下落不明

郑成功猝死之谜

被后世冷落的“抗倭英雄”胡宗宪

禁烟大臣林则徐的生死之谜

明崇祯为何死也不南迁

第九篇　冤假疑案

项羽“火烧阿房宫”之冤

谁动了秦始皇陵墓

梁武帝四十年不近女色的真相

李商隐是牛李党争的牺牲品

宋太祖为何立约不杀大臣和言官

狸猫换太子是场闹剧

乾隆皇帝的身世之谜

大清皇帝为何接连绝后

毛延寿之死是自酿的悲剧

明朝“隆庆开海”实则为了禁海

曾国藩伪造了《李秀成自述》吗？

西汉巫蛊连环案之谜

朱元璋为什么制造胡惟庸案

第十篇　军事外交

被神佛化的蔺相如

诸葛亮如何“借”来东风

名妓也能打好“政治牌”

豆腐渣工程毁灭忽必烈的壮志

清朝首富难敌鸦片倾轧

清军败亡的罪魁祸首

北洋海军“不差钱”的工资表

第十一篇　惨无人道的瞬间

太监“变身”全过程揭秘

中国古代的食人记录

朱元璋陪葬妃子的死法

中国古代人命价值几何

十三次规模巨大的人口大灭杀

汉武帝杀死太子自灭三族之谜

史上第一残虐帝王

一份葬送百万人命的奏折

第十二篇　残酷刑罚

车裂并非是五马分尸

从腰斩透视古代刑法的进程

惨烈的剥皮技法

宋朝六大虐囚酷刑

裹脚布的漫长历史

令人发指的“剖腹观胎”

古代的死刑复核

第十三篇　秘闻轶事

曹操的爱妃

历史上丈夫最多的女人

唐朝女子总是“梦中怀孕”

风流诗仙的床笫情债

“禁欲”明朝盛行色情文学

贵为天子皇太极为何娶俩寡妇

龚自珍与寡妇是非多

古代女子劝阻男子出轨的高招

第十四篇　科考文人大揭秘

古代考生的高超作弊技能

历史对孟子的误解

朱熹虐娼

状元是苏州的土特产

状元高中去向盘点

最后一位状元另有其人

第十五篇　名人隐私

武则天弑女的真相

“独臂神尼”其实不会武功

康熙不爱苏麻喇姑

曹雪芹祖父曾当过间谍

史上最有钱的十位妓女

袁世凯猝死另有隐情

第十六篇　名臣的另类脸谱

端午节并非只为纪念屈原

黑脸张飞竟是儒雅书生

班昭是女性的禁锢者

为什么说李白是个“官迷”

卖国贼秦桧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海青天”背后的隐私

纪晓岚并非“铁齿铜牙”

鳌拜也曾忠勇过

真伪难辨的双面李鸿章

潘美是“大宋奸臣”吗？

为何君子小人都不喜欢寇准

权相蔡京为什么会被饿死

韩信如何让秦朝旧将心服口服

第十七篇　另类史料

宋朝“晚婚晚育”之风

《梅花诗》的预言

“离婚协议书”始于唐代

张三丰奇特的生活习惯

宦官刘瑾曾倡导变法

古代出家并不容易

清朝地产商如何“炒房”

皇子学堂里的真实内幕

谁是第一个泰山封禅的帝王

明世宗为何自号“紫极仙翁”

严嵩倒台之谜

文盲魏忠贤为何能淘汰大家左光斗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信函之谜

为什么魏晋名士多自狂

对永乐大帝求婚说不的女子

王莽新政为何让名家不吝称赞

吴三桂缘何令儿媳痛苦一生

第十八篇　历史怪圈

为什么说项羽根本不能过江东

瓦岗军为什么没有灭掉隋朝

李建成是丧家之犬吗？

宋真宗为何相信蝗虫因为怕他集体自杀

宋代为何富得流油却沦为千古笑柄

欧阳修为何诬陷名将狄青

为什么忽必烈两次出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

成吉思汗为何万里召见丘处机

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哥伦布？

李自成为何要杀谋士李岩？

皇太极为什么囚死堂弟阿敏？

第十九篇　千年疑云

红山文化女神庙里的女神是谁？

禹王碑内容之谜

中山王墓为何存在大量鲜虞族珍宝

曾国国君墓为何建在随国

中国的铜铁冶炼起于何时

工匠百业的始祖是谁？

南越王墓之谜

汉代灯具的环保意识之谜

满城汉墓的主人是谁？

赵州桥非鲁班所修

良渚文化中的玉器之谜

中国古代透光镜的奥秘

千年前的敦煌人吃什么

丹丹乌里克的千年古画

“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之谜

神秘的西夏王陵

护珠斜塔不倒之谜

明孝陵究竟藏了什么？

为什么十三陵中只有长陵有碑文？

塞外彩色陶罐来自何方

中国古人的“照明”之谜

武夷山九曲溪悬棺之谜

小雁塔为何乍分乍合

避暑山庄为什么用青砖灰瓦？

第二十篇　文化钩沉

远古时代人们都穿什么？

姜子牙的预言书——《乾坤万年歌》

惨绝人寰的以人殉葬制度

《庄子·逍遥游》宣扬“绝对自由”吗？

《国语》的作者是谁？

古人已有环保意识

明朝“木美人”画像之谜

中国古代死囚为何“秋后问斩”

诸葛亮的预言书——《马前课》

《广陵散》之谜

《推背图》的神秘预言

怎样理解王阳明的哲学理论——“致良知”

《金瓶梅》是不是淫秽小说？

《红楼梦》是否由高鹗续写完毕

为什么中国文学中的青楼文化如此鼎盛？

中国绘画的始祖是谁？

第二十一篇　世人的误解

古代“跳槽”不是换工作

“不刊之论”其实是好文章

“衣冠禽兽”是夸人

“鸳鸯”非夫妻

“千金”不是女子

“王八乌龟”怎么得罪了中国人？

自称“奴才”地位高

“坐怀不乱”：千年的美丽谎言

“中庸”不是插科打诨的中间政策

孟子没有主张“性善”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是愚民政策

朱熹从未给女性竖贞节牌坊

《水浒传》的作者是不是施耐庵？

曹雪芹写的小说不叫《红楼梦》

“屋漏”其实是屋陋

落霞并非彩霞，竟是小小飞蛾

《满江红》的作者是不是岳飞？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千年误解

“窈窕淑女”不是美女

萧郎其实不姓萧

没有“昨日黄花”这一说

“倭寇”并非全指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