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微的套套:安全套进化史
Author: 安妮•科利尔 (Aine Collier)
Date: 2013-03-31T16:00:00+00:00
Publisher: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引言

第一章 纸莎草、大毒蛇和遮羞布：古代人与安全套

第二章 从为了快乐的性交到大瘟疫：近代早期欧洲的爱情

第三章 那不勒斯瘟疫、邪恶的弗朗索斯病、雅司病或者威尼斯病：哥伦布和大瘟疫

第四章 套套不会让你失望……议员、诗人、学者和起源

第五章 针对盔甲的医学辩论和对消费者的告诫：医生、辩论、浪荡子和P女士们的战争

第六章 最著名和最臭名昭著的使用者：名人的外衣

第七章 马尔萨斯、皮肤和死信：西方的文化战争

第八章 一个男人与安全套的斗争：美国内战和科姆斯多克运动

第九章 反淫秽法，美国安全套和法国安全套：英国有没有科姆斯多克？

第十章 “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黑幕揭发者、道德盔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十一章 车后座的性行为：爵士乐和广告的年代

第十二章 兄弟，你能省下一毛钱……买个套吗？经济大萧条

第十三章 胜利……取决于你省下来的安全套：战争年代

第十四章 后座的接吻和我漂亮的身段……让我们戴上它吧！从婴儿潮到现代瘟疫

第十五章 他所说的只有“放弃”：艾滋年代

尾声 很多套，没有水：新千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卑微的套套：安全套进化史/（美）科利尔著；姜玢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4（2013.8重印）

ISBN 978-7-5321-4467-9

Ⅰ. ①卑…　Ⅱ. ①科… ②姜…　Ⅲ. ①避孕器—历史—世界　Ⅳ. ①R169.41-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7054号

THE HUMBLE LITTLE CONDOM: A HISTORY by AINE COLLIER

Copyright: ©2007 BYAINE COLLI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aryn Fagerness Agency, LLC
through BIG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0-132号

出 品 人：陈　征

责任编辑：胡远行

封面设计：杨　军

版式设计：朱云雁

卑微的套套——安全套进化史

〔美〕安妮·科利尔著

姜　玢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经销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0.75　插页4　字数276，000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321-4467-9/K·335　定价：4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226000

写在前面的话

衷心感谢我亲爱的朋友和伙伴，美国长滩加州州立大学的历史学家莎朗·李·奥尔森女士（Sharon Lee Olsen），感谢她付出的所有努力和提供的奖学金，并认为讲述安全套的历史是个好主意。也要感谢我美丽的女儿，几年之后，她终于不会因为听到“安全套”这个字眼而皱眉头了。

引言

淫荡和纵欲的倡导者……无力对抗男性强大的精子。

对于一场可能引发无限懊悔的意外事故的绝妙防范措施。

气球、避孕套、橡胶、“神圣的皮肤”，无论用哪个字眼表示，小小的安全套的历史似乎与“卑微”都扯不上关系。被奉承赞美了几千年，它已经植根于人们的生活、爱情，并和历史上一些名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莎士比亚、卡萨诺瓦、萧伯纳等等。所有这些人都赞美采取保护措施的重要性。不过，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不只是谁曾经使用过安全套，这还是一部关于人类精神的历史，包括这精神中所有的错误和瑕疵。

当男人——还有女人——就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安全套使用之伦理问题作公开争论时，出于对控制生育和防止疾病传播的考虑，他们自己私下里都是安全套的使用者；当教堂对信徒们讲述性生活的“可”与“不可”时，修女和牧师们正兴致勃勃地尝试着各种安全套；当女人、移民和犹太人无法在主流职场中找到工作时，他们开始生产一种干净而且利润颇丰的安全套。19世纪晚期，橡胶生产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20世纪初期，安全套公司终于进入了华尔街。今天，安全套是一项年利润几十亿美元的产业，被世界上最大的几个企业集团所垄断。

关于这个小玩意儿，此前不曾讲述的故事，事涉人类行为、科技、疾病、政治、心理学和宗教的研究。这故事很有趣、很悲伤、很男性至上主义、很性感，也很开放。这也是个时机契合的故事，因为我们生活的年代，世界正面对着毁灭性的艾滋病的威胁，这就和从前的瘟疫一样，只不过病因变成了性交。而唯一能预防这种疾病的方法，就是“卑微的小套套”。

第一章　纸莎草、大毒蛇和遮羞布：古代人与安全套

早在埃及图坦卡蒙法老（King Tut）登上王位之前，一位史前艺术家就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性交的事情记录了下来。在描绘的场景中，男人的阴茎上是戴了什么东西的。这件在法国康巴里勒斯洞穴（Grotte des Combarelles）中发现的一万两千年前的艺术作品，没有特别的文字说明作品中男女在想什么，但自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19世纪晚期发现它之后，他们就一直在争论这对生殖力旺盛的岩洞男女是否真的在尝试安全的性交。

古埃及允许非常开放的性行为，没有人有任何负罪感。即使埃及的神灵们也都十分赞同男女杂交，纵情性交在他们看来是本性使然。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通奸、乱伦、同性恋、手淫和恋尸癖的故事。埃及人迷恋性交，而这种迷恋经常在生殖崇拜的仪式上展现出来：古埃及创世神话中，宇宙大混沌时期，创世之神通过手淫在神庙中创造出其他所有神。其中有一位奇怪的次级神贝斯（Bes），他经常被描绘成一个矮子，有时候负责出生和生殖事宜，拥有一根长及地面的阴茎。贝斯的重要性最后发展到，那些居民们最常在里面性交的房间被称为“贝斯的房间”（Bes chambers）。

他们用了什么？

鳄鱼粪便和蜂蜜调和在一起，放在女性的阴道处，以防止怀孕……

公元前1850年一本埃及第12王朝阿蒙涅姆赫特三世（Amenemhat Ⅲ）统治时期的的纸莎草纸医书上如此记载。

口香糖还是控制生育？

子宫帽是“止血的、引起闭合的、降温的……让子宫口在性交之前就闭合起来，这样种子就到不了子宫的底部了”。公元二世纪，希腊医生索拉努斯（Soranus）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避孕的知识。埃及子宫帽最喜欢用的一种成分叫阿拉伯树胶，一种从阿拉伯胶树上提取出来的胶质成分。埃及人也喜欢嚼口香糖，这种口香糖同样是从阿拉伯胶树上提取主要成分的（所以口香糖真正的名字应该是阿拉伯树胶口香糖！）。加入一点蜂蜜后，这种自然的杀精剂嚼起来口感相当不错。

埃及人显然更喜欢小型的家庭，所以这些拥有先进科技的人们研究出一系列方法防止过多或者不方便的怀孕。公元二世纪的象形文字中就记载着建议男人和女人通过阉割方式避免怀孕的内容。医书中提到的诸如卵巢切除之类的外科手术，是当时用来控制生育的极端做法，但是大多数方法并非那么有侵害性且仅仅限于女性。最常见的方法也许应该是“棉条”——一种放上棉褥的亚麻带子，和杀精的酸油或草药一起使用。如果其他方法都失败了，那么还有一种草药混合物做成的饮料可以令女性喝了以后流产。这种方法被埃及人一代代地传了下来，从来没有引起任何道德方面的争论。

被囚禁的希伯来人

居住在埃及时期，希伯来人学会了如何生产子宫帽。他们的版本被称为“毛克”（makk）或者“莫赫”（mokh），同样以埃及方式混合阿拉伯树胶和蜂蜜不过没有迹象表明希伯来人喜欢嚼口香糖。

各种各样的医书描述了生产子宫帽的设备和成分表，这可以被理解为是女性用安全套，因为它阻止了精液进入子宫底部，同时又不会让精液困于子宫中。更靠近一点男性使用的安全套版本，则是一种分成两半、中间挖空的石榴外壳。那么，到底男性使用什么呢？

束带的阴茎、遮羞布和纸莎草

谁也说不清男性避孕套的准确起源，但早期的阴茎庇护套毫无疑问是从古埃及男人喜欢的服饰中发展而来的。属于古埃及社会上等阶层的法老和贵族通常穿短裙，前摆处有明显的突起，通过一个三角形的皱褶强调穿着者人体的结构。事实上，正是劳动阶层在无意识中设计出了今天的安全套。

为了防止太阳灼伤、沙石侵扰和蚊虫叮咬，干体力活的男人们会穿戴遮羞布，大小仅能遮住阴茎，与束在腰上的衣服带子或者皮带相连。对于劳动者来说这样的穿戴非常舒适，他们在渔猎、行船及在尼罗河边做清洗工作时都不会感到任何束缚。但是，到了埃及中期王国的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350—1200年），文字记载：不是普通劳动者的男人们开始穿着一种数年后被称为“龟头安全套”（glans condoms）的东西，它仅仅能盖住阴茎的顶部那一小块地方。“龟头安全套”由浸了油的动物肠子或皮囊制成，这些材料现在依然被人们使用着。材料本身的尺寸很小，而且制作精致，这意味着当时人们就没打算把它当作蔽体的衣服或者指望能长时间使用。如此微小的物件抵御不了长时间穿戴中汗水浸渍、阳光照射、肌肤摩擦导致的磨损，所以，尽管描述它的编年史学家们没有清楚地说明这种小玩意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当人们性交时，男人们的阴茎上是戴着这玩意的。

古老的埃及裙子

更好的例子可以在当时贵族坟墓中真实的手工制品里找到。这里能看到由柔软的动物皮制成的大小合适的阴茎套子，有些外面还装饰了软毛，更有一些被染成了亮丽的颜色。通过这些材料和装饰，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男人们非常在意他们性生活的质量，更有甚者，墓穴中还小心地存放了由高级乌龟壳和珍珠母制成的阴茎束带套。这些工具中的一部分被小心地存放起来，以备旅行时候用，而另一些已经用在了木乃伊的身上。

纸莎草到底有多流行？

古老的传闻说有些法老在和女人性交之前会戴上纸莎草做的安全套，以防止女人怀孕。放一个纸莎草做的安全套（虽然这种安全套是用最精美的纸莎草做成的）在皇室成员的阴茎上，表明一个有权力的男人会因为考虑到不要把高贵的血统播撒在错误的地方而自愿减少性交带来的愉悦感。历史上有如此考虑的权贵们着实不少。

但这看起来有点奇怪。虽然他们“设计”了最初的套子，但没有确定的证据表明当时普通的埃及男人们认为这种发明在控制生育上行之有效。

更多数情况是，大多数权贵只有在他们怀疑性交对象干净与否或者担心留下通奸证据的时候，才会寻求保护措施。这种想法成为几千年来男人们被安全套之类产品困扰的主要原因。当然，感觉上的迟钝也让安全套担负了不少罪名。不过，也许因为记载历史的都是男性，纸莎草和其他记载下来的关于避孕的讨论只是强调了男人们使用安全套是为了“负责任”。

一个还是两个精子？到底是谁的错？

当说到性和性行为时，和其他古老的或者现代的社会一样，古希腊是个什么都有的杂货铺。

一方面，古希腊艺术记载了同性恋行为——一些全身赤裸的男人和另一些全身赤裸的男人一起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卖淫行为。强奸是很普遍的事情，因为这被看做是一个男人表现驾驭女人能力的权利：伟大的宙斯就是强奸犯的带头人，他时常伪装自己，以便既能强奸女人，又能强奸男人。

古希腊女人无法选择婚姻对象，她们被法律指定为男人的财产：几乎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古希腊哲学家们经常描写女人的蠢笨，而男人们认为所有女人都对阴茎充满了羡慕嫉妒。

是男人而非女人播种，生育也从不被认为是双方的责任，所以女人在性交中往往感受不到愉悦，却承担了怀孕的责任。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四世纪

好在，古希腊社会还存在着并不那么冷冰冰硬邦邦的一面，某些因素让冷硬的古希腊人多了一些感官上的欲望。露天集市就是一处让各种背景下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展现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的所在。同时，古希腊满世界是浪漫的男神和女神、伟大的建筑奇迹以及古希腊人对其所处世界的热情：反映希腊精神的戏剧、诗歌和喜剧。

在这个崇拜力量（权力，也包括性交能力）、男性占支配地位、既丑陋又美丽、情欲泛滥同时又为此感到矛盾的世界里，人们对于避孕的普遍认知是什么呢？卑微的安全套重要吗？

柏拉图著作《理想国》第2卷（公元前372年）中，记载着苏格拉底讲述的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天堂，在那里只有小型的家庭，“以防人们陷入贫穷和战争”。苏格拉底认为，如果需要承担太繁重的家庭责任，人们就会被饥饿以及绝望所困扰。赫西奥德（Hesiod）也同样倡导小型家庭的伦理观，不过他更关注的是如何保持家庭的财产：“理想状态是一个家庭只抚养一个儿子，这样家庭中的财产就能累积并增加。”

在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中，古希腊人认为最完美的情况就是每个家庭拥有一男一女，儿子以后主持大局，而女儿通过婚姻帮助家庭增加势力或财富。古希腊传统要求儿子继承家庭，所以，现实的古希腊人知道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太多儿子将会有怎样潜在的危害。但是，他们要怎样制造这种“完美的家庭”呢？

考虑到现代西方世界用了多久才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怀孕的原因，古代社会的人们对于如何怀孕以及如何避孕的想法就堪称相当绝妙了，其中不乏一些对后世研究有重要作用的有趣争论。

希波克拉底的药方

另一种流产方法……抓住她的腋下摇，让她喝下花瓣水……强大的子宫流产处方……油莎草（荸荠）的根茎。

摘自《女性疾病》
希波克拉底的药方

女人在性交时，如果她不想怀孕，将男女双方共同制造的精子排出身体乃是她该做的事。

希波克拉底《精子》（The Sperm）
公元前五世纪

伟大的思想家诸如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女人地位低下，肯定是男人的精液制造出了胚胎：“女人在怀孕和生产过程中只是起到了承载的作用，而不是好像泥土那样还有培育功能。”女人在整个怀孕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只是作为用来承载男人精子的身体容器。

不过这种理论被那些不太反女性而且肯定更加有逻辑思维的人士所质疑。他们认为男人和女人必须同时播种才会让女人怀孕，因为孩子可能像爸爸也可能像妈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是当时持这种理论的医学哲学家之一，他相信是男方和女方共同制造了精子，怀孕是个关系到男女双方的非常复杂的过程。

不管内科医生和哲学家们是同意希波克拉底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们在谈及生育控制的时候，明确指出这是女人的责任。当时已经有了很多关于避孕的医学处理方法，有些是内服药，有些则是用在子宫帽上：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中就曾证实过“在精子落入子宫的地方涂抹上雪杉油、含铅软膏或者混合了橄榄油的乳香的成功案例”。他甚至倡导如果避孕失败应该实施流产。

亚里士多德不是唯一持此观点的人：希波克拉底推荐说，想要终止怀孕，女人需要不断地上下蹦跳，她的脚跟要碰到屁股。在希波克拉底开的处方中，除了避孕的建议（很多都是假的），还有一系列流产的方法，其中一些是栓剂，其他则是口服。另外，希腊医生倡导的很多方法与埃及人不谋而合，可见爱琴海一带的人们有很多相似的观点。

大毒蛇和蝎子的精子

女性安全套

无论是在埃及的纸莎草书还是希腊文字中都很少有清楚的记载说女性也戴一种类似于女性安全套的东西：但是作者们暗示这是更加“流行”的说法以说明穿戴者和男人是同样的。这是一个奇怪但是更进一步的说明，说明安全套在早期文化中的奇怪地位。

如果生活是在复制艺术，那么希腊神话是我们能找到安全套在古希腊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最好证据。公元2世纪，作家安东尼努斯·莱伯拉里斯（Antoninus Liberalis）在他的神话故事集《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讲述了米诺斯国王（King Minos）的故事。这个传说有助于说明当时的社会确实使用安全套，但也留给读者一串疑问：到底是谁在使用安全套？为什么？关于这位强力国王的私生活，有些传说版本的说法是，米诺斯的妻子对他进行了诅咒——米诺斯多次不忠的行为让他的妻子十分恼怒——可怜的米诺斯的精液中藏有毒蛇和蝎子。为了不让这些毒物杀死和他性交的伙伴，米诺斯戴上了安全套，这样他就既能享受偷腥的快乐，又能使性生活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还有些版本说，是米诺斯的性伴侣戴上避孕套。无论怎样，这个传说告诉我们，当时的人们已经了解到男人精子的重要性。不过，希腊安全套的最初产生并非这么戏剧化。

克莱奥帕特拉

也许因为这位埃及艳后和古罗马几乎所有最有名的男人都有一段艳情，但她一生中只生过两个孩子，人们就认为，克莱奥帕特拉，这位埃及最有名和名声最坏的法老，肯定使用了子宫帽以控制怀孕。因为她的情人也是罗马的士兵，她的情人们戴安全套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割礼（Kynodesme）：“狗结”。

和古埃及人一样，古希腊劳动人民在劳动和运动的时候会穿上很少的衣服，以确保不受外部环境的伤害。不同时期的证据让一些考古学家相信，在古希腊人中至少流行过两种风格的套子：他们都和现代安全套有着很强的相似性。

狗结

关于古希腊社会中所谓的安全套是否就是指“Kynodesme”一直存在争论：这个词字面解释就是“狗结”。看起来这和性交的关系不大但确实会让人们产生有意思的猜想。当系上结以后，狗结就好像一个安全套或者保护套，不过使用它的人是古希腊运动员们，以确保举行运动会的时候大家都能保持行为规范。这种做法能够让运动员的阴茎在比赛的时候不会噼啪乱跳：一种古老的三角护身绷带。

之后，在非洲部落中发现了一种做法：狗结其实就是将阴茎包皮的底端在龟头上用皮带绑住。这种结在小便的时候必须打开，而有了这种结，性交是肯定不可能的了。将阴茎打个结也象征着裸体运动员对竞技运动的崇尚热爱：根据阜丢斯（Photius）的《词典》（Lexicon）记载，这是一种男性的性骄傲，打了狗结的运动员拥有无上的权威和尊严。

也有一些历史学家相信，训练者鼓励运动员打这种结，因为打了结的运动员对性就失去了兴趣；古希腊人相信性行为会让男人变得虚弱，也就意味着减少了他们在比赛中获胜的希望。

其中一种除了包裹住阴茎之外，还给睾丸做了个小袋子。这种双重安全套被一根绳子系束，绑在穿戴者的腰间；另一种套子只包裹阴茎，并被丝带固定。一些安全套被蔬菜颜料精致地染上了颜色，不过经常尺寸不太合适。其中有一些非常长，至少达13厘米！

请不要中断性交

但是，希腊人什么时候使用安全套呢？在讨论家庭大小的时候，柏拉图说，“可以有很多东西……去检测是否怀孕。”帕罗斯（Paros），一位7世纪的雇佣兵兼诗人，他写到，“她可爱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挑逗着，我释放我的能量去触摸她，她黄褐色的绒毛。”类似帕罗斯这样的文字经常出现于希腊作品中，并且通常被诠释为性交中断法的尝试，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使用安全套的巧妙说法。

尽管那些憎恶女人——有时候也可以说是困惑于女人——的哲学家和医生将维系小家庭模式的责任推卸给了女性，也还是会有些男性尝试着由自己来控制生育。希罗多德（Herodotus）记叙说公元前6世纪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不想和他的新夫人育有后代，所以采取了不合常规的性交方式。”这一说法再次被专家们诠释为是采取了性交中断或者肛交的方式。但更为可能的是庇西特拉图采用了和埃及法老相同的方法——戴上动物肠子做的安全套，以确保他在雅典独一无二的地位。

古希腊婚礼祝酒词

祝愿我的敌人爱上女人，我的朋友爱上男孩。

在和古希腊一样被性欲控制的社会里，在纳妾、同性恋和尽情放纵性欲成为生活一部分的社会里，相比更为公开的避孕方式，安全套似乎是古希腊人更加喜欢采用的一种方式（特别是那些在避免意外怀孕这事上谁也不信只信自己的男人们，或者是那些想和低于自己阶层的女人甚至奴隶发生关系的男人们），虽然他们为此经常偷偷摸摸。在一个如此推崇男女乱交的社会里，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如果使用安全套令古希腊城邦的国王僭主足够满意，那么希腊民众当然更加满意。

传染病、困惑和罗马的性

我恨，我爱。也许你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卡图卢斯（Catullus）（公元2世纪）

当罗马毁灭了希腊这个更加古老、更加矫揉造作的世界时，罗马人学到了很多防止意外怀孕和因为性交而产生传染病的方法。并且，和希腊人一样，“打响发令枪”的总是男性。性对于古罗马人来说只取决于一方：男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想就可以做。匪夷所思的性交在古罗马社会随处可见：纵欲和群交就像同性性行为一样，是很普通的事情。奴隶和妓女成为厌倦了妻子的丈夫们的消遣。

另一方面，罗马社会中女人的角色可以被简单地概括出来：富有女孩的婚姻都是为了加强家庭的社会地位，贫穷的女孩则依靠自己独立生活。性和爱情不是近义词，婚姻之外的性交（对女人而言）是绝对不允许的。罗马政治家加图（Cato）的调查告诉我们，当丈夫和妻子被发现通奸时，会受到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果你将你的妻子捉奸在床，那么你可以自由地杀死她而不受到任何刑罚。但是，如果你是通奸的那个人，或者别人和你通奸，妻子无权动你一根手指头。”法律由男人制定，然后他们从中受益。

虽然历史学家已经证明了家庭和孩子对于罗马人到底有多重要，但让自家的妻子贫穷和不断怀孕并不是罗马男人的目标。他们喜欢小型的家庭。回想一下古希腊人吧，理想状态就是每个家庭不超过两个孩子，太多的男孩会让家庭财产分割，太多的女孩（大多数女孩在十二岁时出嫁）除了通过联姻加强或保持家庭的社会地位之外别无用处。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忧虑心情日渐严重的家长们担心：大型家庭开支太大，而有钱和中产阶级的女人们并不欣赏他们身体上岁月的痕迹。一些富有的罗马人甚至诚实地表示他们之所以不想要很多孩子，端在于这会阻碍他们享受罗马城里很多有意思的娱乐，减少他们在罗马大竞技场玩乐的时间。但是，他们对小型家庭的追求可不是罗马历史中可有可无的一笔，这恰恰是导致罗马垮掉的原因之一。

小型家庭哲学在当时社会广为流传，到公元1世纪，罗马公民数量直线下降，以至于没有足够的人力组建强大的军队和提供必要的基础建设以维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事实上，罗马皇帝屋大维（Augustus）对于这种“限制家庭”的普遍做法十分担忧，他命令元老院颁布法令，宣布任何避孕措施都是违法的。但是，罗马文学清楚地告诉我们，尽管触犯这条法令受到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但罗马人依然坚定地致力于家庭小型化。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要防止怀孕并与之斗争。

罗马哲学家、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公元前50年

“Pater familias”——“家庭中的父亲”，这个词组说明了罗马男人在家庭中法定的、绝对的统治地位，包括对妻子的统治。一个女人对于丈夫和漂亮的奴隶之间的调情只能保持沉默：妻子在家庭中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力。尽管女性地位很低，或者说正因为女性地位很低，罗马男人，和他们的希腊对手一样，希望他们的妻子能够避孕。虽然是个很大的负担，但这种责任实际上给了一些女人权力，让她们可以决定到底要生多少个孩子，甚至多少可以摆脱一些专权的丈夫的限制和严厉法律的规定。

虽然罗马人普遍的避孕方法是一些据称有魔力的药方——将压扁的蜘蛛放在左臂下面是最受欢迎的一种，罗马女人也还是有一些其他强力的控制生育的举措。从容易找到的植物比如被称为“安妮女王的蕾丝”（Queen Anne's lace）的野胡萝卜中提取的草药具有很好的避孕效用；浸满油或者酸性液体的卫生棉条——和埃及女人用的一样——也十分受欢迎。但是，罗马男人参与家庭人口控制计划吗？

罗马人相信精子是一个男人“男性象征”的关键所在。他们乐于公开自己对于阴茎——作为战争与爱情的象征——的巫术崇拜。罗马面包师傅们为烤制出的阴茎形状的面包而感到骄傲。对于生殖器崇拜的人来说，用东西遮住这个令人垂涎欲滴的圣物是不可忍受的，但当时仍有很多隐晦的文章提及男人用类似安全套的东西遮住了自己的生殖器。在沉默寡言的编年史家具有创造性的语言中我们能够找到罗马人使用安全套的线索，而罗马文学中也不断出现同样的暗示：医学的、军队的、虚构的和个人的。

无论是出于对与有权势男性的妻子苟且而被捉到的担心，还是出于对染病的恐惧，抑或是出于维护小型家庭的决心，即便是在这个男性统治的社会里，罗马男人的确采取了保护措施。

刺痛的男孩们！

流言记录了一个奇迹：性交之前将生殖器各处擦抹一遍就会有避孕的效果。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公元1世纪

虽然绝大多数推荐给罗马男人的在性交时起保护或者预防作用的器具和药物听起来都很离奇，这些东西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罗马人在对待性交后意外怀孕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特别是那些违法的性交。

妓女的委婉说法：从拉丁语衍生的对妓女的称呼
spurcae lupae——肮脏的破鞋
meretrix——人尽可夫的女人，职业中最典雅的成员
prostibula——坐在她的小棚子前，等待着客人
proseda——站在她的小棚子前的女人
nonariae——在九点以前禁止出现的女人（享受不到下午的快乐）
minae——笑剧表演者经常被认为是妓女（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cymbalistriae——演奏钹的人（奇怪的交集）
ambubiae——歌女，同上
citharistriae——竖琴演奏者，同上
scortum——和客人秘密会面的妓女
scrota erratica——在街上游荡的人，对她们的职业保持缄默
busturiae——在坟墓和葬礼上聊天的妓女们（在这种场合能够找到客人）
copae——酒吧女
delicatae——情妇
famosae——肮脏的鸽子（从好家庭中出来的女人，沦为职业妓女）
dois——赤裸身体的、漂亮的妓女
lupae——女狼，这个称呼的来源或者是因为她们在性交时发出的声音，或者因为她们的欲望就像动物一样
aelicariae——面包师的女孩们
noctiluae——夜间行走者
blitidae——一种在小酒馆中售卖的便宜饮料的名称，这样的小酒馆往往是妓女们谈生意的地方
forariae——在路上拦截客人的村姑
gallinae——“到处走的母鸡”，这些是从客人那里偷东西的妓女
amasiae——荡妇，这些女孩对维纳斯充满了崇拜

老普林尼的奇迹是用雪杉油擦抹阴茎，这可能会令人感觉有点刺痛，但是他的这种配方并非当时唯一被推荐用来保护阴茎的油膏。还有很多配方，都是让男人在性交前，往阴茎处涂上又黏又厚的物质。有时候，这种油腻的、味道很重的混合药物“抓不到种子”，但它其中收敛剂的成分和高酸度的成分确实有杀精的功能，只是奏不奏效就要看运气了。

罗马厌恶女人症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市民是指不将妻子包括在内的这部分人，这样就可以让我们远离女人这个魔鬼；但是自然的规律规定了我们既不能和女人生活愉快，又不能离开她们去传宗接代。比起考虑暂时的快乐，我们更应该考虑到自身长久的安全。

执政官克温图斯·梅特路斯·马奇顿尼库斯（Ouintus Metellus Macedonicus）公元前131年，谈及罗马人口数量减少问题时

关于和妓女的性交，男人认为这是窄街小巷背后违背天性的肮脏交易，而女人想到的就是流产。

老普林尼，公元1世纪

安全套竞技场和肮脏的拖鞋

虽然那些黏性的药膏是男性参与控制生育的例子，但说到安全套，不管是最初的安全套还是后来不断改进的，它的功能都是为了保护男人免受女人的伤害。唯一例外的情况发生在角斗比赛之后的那一天。

勇敢的角斗士会参加在罗马竞技场举行的致命的角斗比赛，这种比赛享有盛名不止是因为它血淋淋的场面，还因为比赛之后的那些幽会。这是一个小小的肮脏的秘密：已婚的女人觉得胜利的角斗士非常非常性感——身上有越多伤痕和战斗的印记，就越性感。富有的女人着迷地看着她们的男人打架，比赛结束后她们就去幽会自己的情人。虽然通奸是很普遍的事情，对于女人来说还是有危险的，弄得不好就会丢了性命。为了不把事情搞糟，避孕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大胆的女人考虑的还不止这些：角斗士并不是情人中最干净的选择，她们总是讨价还价地让男人使用安全套，以保证不会传染疾病或者让好事败露。当然，罗马还有另外一类“女士”。

罗马妓女被称为“publics via”（公共小径），由此可以推断出妓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她们和所有“肮脏”、“堕落”的事物画上了等号。“Spurcae”（肮脏），是当时最常见的用来形容妓女的词汇。不过，伟大的罗马作家们一直强调罗马社会中妓女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她们是不想让妻子怀孕的男人们、背井离乡在外征战的男人们和想要寻求生活刺激的男人们的发泄渠道。

在古代罗马，卖淫是非常普遍和多样的，从拉丁文衍生出来的对妓女的称呼就有好几十种。罗马人和妓女之间的爱恨关系深深地影响了拉丁语，甚至有些建筑方面的词汇也被用来形容买春卖淫。街上游荡的妓女——那些不受拉皮条人管理或者不在妓院谋生的妓女们，会在罗马城镇各处的竞技场的拱廊下、走廊上接快活儿。这些小小的藏身处，被称为“fornices”，就是现在英语中“fornication”（通奸、乱伦）的词根来源。

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Augustine）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妓女在社会中扮演着受辱却又重要的角色：“将妓女驱逐出社会，你就会将社会推向混乱，因为充斥着无法满足的欲望。”他的说法表明了罗马人对妓女的双重定义，既是必需的又是低级的、被辱骂的行业。

实际上，关于罗马妓女和她的客人们的最具羞辱性、最肮脏的称呼应该是“filthy slipper”（肮脏的拖鞋），这是一个涉及妓女的清洁卫生和安全套使用的双关语。让妓女服务自己的男人们，特别是那些有权势、有地位的男人们，当走在“公共小径”上时，可不想不小心染上什么传染病，于是他们穿上“肮脏的拖鞋”作为保护措施。

呻吟声和神奇的安全套

形形色色的罗马安全套中，有一种声称拥有神奇的特质，可以让使用者避孕并远离罪恶的灵魂。不管是不是神奇，它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因为它需要男女双方共同的努力，也是因为制造它的材料。为了制造这种神奇的安全套，女人被要求大量收集从母骡子鬃毛上取下的皮毛。作为一种性交前的挑逗，男人和女人用手织出一个毛茸茸的安全套，然后女人帮助男人套上。

这种母骡毛发安全套的来源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它让现代的读者们疑惑：可能发生的渗漏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瘙痒感，哪个是享受和安全的最大障碍？也许那就是神奇……一边戴着奇怪的玩意儿，一边性交。

“维苏威火山的草率”和拉伸敌人的肌肉

虽然有很多隐晦的证据说明罗马男人使用安全套，但最普遍使用安全套的还是下面这群人：罗马士兵。在很多战争中，会有大量女人被送至罗马军中慰军，其中很多是俘虏。这些可怜的女人成为军中妓院的中坚力量，但也有些女人是自愿跟随军队的，和士兵住在一起或者住在他们附近，伴随他们经历一次又一次战争。举个例子来说，在公元前106年的阿卢西奥战争（Battle of Arousio）中，军队人数约为8万人，而随军者达到了4万人。

啊，作为一个女人的快乐！

放任女人对于社会的意志和国家的幸福来说都是有害的……因为她们会毫无节制地放纵，享乐。

亚里士多德，《政治》（Politics），公元前1296年

女人们！这枚被男人发现是伪造品的硬币！

为什么，为什么，万神之主宙斯，你要把她们带到这个世界上，带到阳光之下？如果你如此坚定地要令男人繁衍，那它的来源绝不应该是女人。男人也许会在你自己的寺庙中供奉金、银或青铜，这些金属的光泽已经为他们购买了后裔的种子……每个人都把自身的价值给了子孙们。所以，我们应该生活在因为没有女人存在从而不会受到玷污的房子里。

欧里庇德斯（Euripides），公元前5世纪

随军者在战争中或战后都是个混杂的群体：一些是士兵合法的妻子，带着家庭的财产和孩子跟随部队走，但是，更多的还是妓女，她们认为军营是一个能找到稳定收入的地方。虽然在生活方式上有一定互利的地方，性交的安全性问题还是存在冒险性的。

成功的药方

在科林斯湾（Corinth），男性生殖器的陶土模子被认为是治愈性病的良药；没有记录表明这种模子如何“使用”，但是人们相信，是阿斯科勒庇俄斯（Asclepius，医药神）的祭司把这种方子传授给了女人们。

在15世纪以前，人们还不知道性病严重威胁着公共健康。当然，人们已经知道了性交会传染疾病而且对此非常惧怕，所以，有钱的男人们在和妓女性交时都会保护自己。在古罗马医生阿勒特奥斯的卡帕多西亚（Aretaeus the Cappodocian公元2世纪）的一篇报告中，当他谈及男人们罹患隐疾，“实际上，这并不致命，但即使仅仅听说就已经让人觉得不舒服或者恶心”，他真正描述的也许是一种淋病温和的前兆或者说更像是一种真菌类感染。阿勒特奥斯指责这是女人的问题：“女人也有这种病，但是她们的精子在瘙痒、快乐和对男人强烈的欲望中释放出来。而男人没有同样色欲横流的感觉。”

但是，相对于医学界的高度重视，谁携带了哪种传染病的问题对于普通士兵来说，并不重要。很多军人知道的和在意的是性交就意味着暴露在各种各样污秽的传染病面前。传说中，罗马士兵把这些传染病和一个词组“维苏威火山的草率”（Mount Vesuvius's rash）等同了起来。

罗马军团经常随军带着山羊群，以便得到肉和奶。精明的士兵们（和以前、以后的士兵一样）发现了怎样处理看上去毫无用处的山羊的膀胱或者肠子——制作成相当漂亮的阴茎套子。这个技能是罗马士兵入侵希腊时学习来的。士兵们用一片片干燥过、拉伸过的膀胱遮住龟头，并且用细细的皮带或绳子将安全套固定在阴茎的顶部。

在罗马时代的不列颠，负责监督皮革生意的官员将加工好的皮革提供给将赴战场的军队——这是后来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军队学到或没学到的一堂重要的军事课程。

头盔还是安全套？罗马遮羞布

一位罗马编年史家提到的最早的一种形似安全套的器具是仅供悲剧演员使用的。它实际上是一个介于安全套和头盔之间的东西或多或少和控制生育有关。捶打过的金属做成高顶球帽的形状，正好套在龟头上。皮带穿过“头盔”的洞眼然后系在腰间——可以说是罗马遮羞布的一种。这种金属安全套是戏院老板和经理们的发明创造，他们总是担心男性演员和歌唱家会轻率地和富有的女赞助人发生性关系。

娱乐业被认为是一种有损人格的行业，只适合于低等阶层的男人们女人更是不被允许登上舞台，但观众中却有大量结了婚的女人。戏院经理们担心漂亮和有潜质的男演员越多，他们就越容易追求女观众或被女观众追求这会让演员们分心同时可能对戏院老板造成一系列法律上的麻烦，特别是当愤怒的丈夫们发现自己的妻子偷情时。最受欢迎的娱乐工作者是笑剧演员他们将性表演得如此成功，令很多女人都想参与其中。

阴茎头盔确保了在几乎衣不遮体的戏服下或者宽松的长袍下没有什么“表示”，但真正的目的却是让男演员在他们坚硬、寒冷的“容器”里感觉不舒服。

不过，这种做法并没有对阻止娱乐从业者的性欲产生太大影响，也没有让他们因此就能更加寄情于工作或者减少对女人的兴趣。诸如尤文纳尔（Juvenal）（公元1世纪）这样的罗马编年史家，就曾用厌恶之情描写过男性演员，称他们为最底层的“妓女”。但是，他最犀利的讽刺还是留给了那些对男演员情有独钟的富有的女人们：“当她看着笑剧演员巴斯勒斯（Bathyllus）扮演勒达（Leda，罗马神）的角色时……突然，阿普拉（Apula，一个有钱的观众）发出长久的陶醉的呻吟，好像她是在被一个男人拥抱。”

罗马帝国乃至整个西方历史中最匪夷所思的男性遮盖物也是来自于罗马士兵的创造。关于罗马士兵怎样证明——或者说庆祝——他们在战争中获胜的传说，令我们对此种很有特色的遮盖物略知一二。这种“胜利安全套”（victory condom）是由战俘的肌肉（也有的版本说是皮肤）制成的。罗马士兵将这种充满肌肉的材料拉伸，然后浸在油中软化它。不管这种材料是否合适，也不论它是不是通过丝带或者绳子固定，“胜利安全套”是士兵勇敢和战斗技能的象征……当然也是性功能的一种象征。至于女人被动地接受这种安全套时是否会有复杂的感受，就只能留待后人猜测了。

安全套也衰亡了吗？

当罗马帝国灭亡，它属于欧洲的那部分失去了统一的强力政权的维系，各地方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捍卫生存，罗马人在科学和政治领域继承的、创造的、发扬光大的学识也随之衰弱，他们几乎用了上千年的时间才真正苏醒过来。不过，是否这就意味着支离破碎的帝国完全丢失了他们祖先的学识呢？是否存在过“封建的安全套”（feudal condom）呢？

第二章　从为了快乐的性交到大瘟疫：近代早期欧洲的爱情

虽然丈夫会逗我开心

但怀孕对于我来说就是一项苦行

因为胸部开始下垂，而肚子变得沉重，成为一种负担。

出自一位13世纪的女诗人

关于古老的安全套的故事，隐藏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时代的艺术、诗歌和编年史中，那时的男人们使用安全套大多是为了预防疾病和避免意外怀孕造成的纠缠。但出于某些原因，中世纪的传统历史学家们坚持说，当罗马衰亡时，对于控制生育的任何理解和尝试都已经遗失在历史长河里了，而中世纪的人们过着短暂的、兽性的、对性充满矛盾心情的生活，从来不曾也不必去考虑控制家庭规模的问题。

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帝国终结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动，中央集权散落，权力的地方化导致封建主义的出现，但直到11世纪，中世纪的专题著作、日记和文学作品中都充满了各种关于人类性行为的文字（有些隐晦，有些直白），包括指导人们如何预防怀孕或者终止妊娠。并且，很多事实都证明了安全套确实在早期欧洲人的生活中已经占据着一席之地。实际上，从很多方面都能将西方历史中这个独特时期诠释为一个相当性感的时期；公元1000年前后，大众文学便已描绘出一幅幅人们严肃认真地探索各种性行为的图卷，在“雌雄争霸战”（battle of the sexes）的中世纪版本中，男人和女人既是罗曼蒂克的伴侣，又是战士。同时，教会变得非常关注关起门来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就如同历史中常常见到的，实际做的和嘴上说的往往背道而驰：教会恰好为那些沉溺于性行为的实验与开发的人士——某些修士、某些修女，甚至一两个和处男这个称呼毫无关系的主教——提供了合适的场所。

不合法的手段

英格兰爱德华一世的法典让我们得以窥见如下事实，在中世纪早期，关于控制生育的实践已经传播得十分广泛。他的法令规定，向女人提供任何控制生育的手段或建议都是违法的。但就像一些罗马皇帝试图将控制生育的行为定为非法一样，爱德华一世的法令也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女邻居、朋友和亲戚间相互不张扬地传授着技巧，甚至还有人靠培育避孕药所需成分的草药和鲜花谋生。就像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警惕的君王很少能够成功抓到或起诉犯事的人，因为只要人们迫切地想要“控制怀孕”，他们就会对法律视而不见，而另外一些人发现生产避孕药的利润已经丰厚到足以令他们甘愿以身试法。如此一来，根本没有办法有效地实施法令。也许更有说服力的一点是，爱德华法令中完全没有提到如何惩治那些传授或者售卖避孕手段的男人们。

如果无法做到保持贞洁，至少也要小心行事，并采取避孕措施。

一种关于性的普遍“哲学”，11世纪到13世纪

13世纪意大利内科医生塞利塞托的威廉（William of Saliceto）在他的《预防和治疗药物大全》（Summa conservationis et curationis）一书中有一章讲述了如何用草药混合物防止怀孕的问题；他也解释了如何会导致流产。他的方法更多是借鉴自阿拉伯世界先进的医学知识，当然，阿拉伯世界的医学有相当部分亦是继承自古典时期。但是，中世纪欧洲的学术界和医学界并非世界范围内控制生育问题的鼓吹者，关于中世纪人们对此到底有多少认识，真正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教会的神职人员。

在整个中世纪，教会越来越多地涉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关涉到性关系的问题时。神职人员宣扬这样的教条：性行为只能是属于已婚者，而且要严格限制为以生育繁殖为目的。也就是说，性生活的享受必须被忽略。教会的政策反对并至今依然阻碍着信徒们对“流产和避孕”的实践。

有效的和无效的避孕药

将薰衣草、欧芹和马乔莲煎煮后的混合药剂被德国民间医学界认为是药力强大的避孕药。用不结果实的树的种子沏的茶也被认为含有避孕成分，毕竟，如果树是不结果实的，那么按逻辑推理，喝了这种茶的女人应该也不结果实。这些方子中有的奏效，有的无效。柳树树皮沏的茶不仅有避孕的功能，喝了它的女人可能会终身不育。诸如“安妮女皇的蕾丝”（野胡萝卜）这类野生植物的种子也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口服避孕药，而它的功力确实强大。男人也没被遗漏掉：“男人从鼻孔中吸入樟脑的气味就相当于阉割。”这很有趣，但是全拧——樟脑恰恰是一种天然的壮阳药。

教会这种公开限制人类性欲的行为造成了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教会成为中世纪拥有最多控制生育信息的地方。更让人惊奇的是，正是教士们做了许多研究从而推进了对繁衍生育以及如何控制生育的理解。

从留存至今的希腊和罗马专题著作中，我们也得到了一些信息，这些专著都是生病的修道士们躲在修道院文书房中用拉丁语煞费苦心抄录下来的。不过，修道士们做的不止是抄录那些旧配方，他们还亲身试验了避孕混合药剂和煎煮药剂。培育、收获、混合和煎煮各种各样的花朵和野草，占据了骨干教士们每天的主要时间。教士们怎么知道他们炮制的玩意是否行之有效呢？这事查证起来颇有难度，但近代科学的确证明了当时很多药剂中的成分确实有避孕的功能。

都灵纸莎草纸

至今为止记载有最多关于性内容的纸莎草纸存于都灵，完成于古埃及新王国时代。它描述了每一种性交的快乐。男人取悦男人，阴茎勃起，全身赤裸的年轻女人和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男人，这些都是古代春宫图的经典画面。

相反的，教会中旅行经验丰富和老于世故的男人们，也包括女人们，在他们的日记和信件中都有关于避孕药的描写。这些日记和信件中的一部分日后变成了在整个教区传播的常识小册子。14世纪大多数托钵僧和多明我会（Dominican）的修士们在告解室中学到了很多相关知识。那些因为怀疑自己是否怀孕、是否被传染，是否在错误的地方“播下了种子”而怀有一点负罪感的教民们，他们在向教区的神甫和教士们忏悔罪过时，也忏悔了自己做这些事的过程，因此，神甫们非常了解避孕的知识以及有多少人积极地防范着这些意外的事故。他们也同样知道教区里谁和谁睡觉了。

诸如赫里福德的约翰·布伦亚得（John Bromyard of Hereford）和索尔兹伯里教区的帕古拉的威廉（William of Pagula from the Salisbury diocese）这样的英国神甫，和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的兄弟们一起，在他们的论著中经常表示：“防止她怀孕”（ne impraegnaretar）；“为了不得到更多的孩子”（ne habeat plures filios）；“借以防止怀孕”（propter quodimpediatur concepcio partus）。这些关于怀孕和避孕的书籍其实就是神甫对结婚的教民们具体的建议，并世代相传。

一位14世纪英国加尔默罗修会修女（Carmelite）在就控制生育进行争论的时候走得更远，她宣称控制生育“是男人区别于野兽的所在……但是，男人并不像野兽那样仅仅以孕育下一代延续种族为目的，他真正的目的是和妻子一起过上美好而平静的生活。”她并没有给出如何控制下一代人数的建议，但她让人们看到了教会内部最初为控制生育问题进行的斗争。

反过来说，虽然锡耶纳的圣凯瑟琳（Saint Catherine of Sienna）反对一切控制生育的方法，但她并不避讳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个问题。她抱怨说，避孕是“结婚的人”最经常犯下的罪行，但他们对此项罪行的认识远远不及他们犯下的“其他罪”，包括偷窃、咒骂和暴饮暴食。

经常被认为是13世纪“犯下私通罪的神甫”的法国蒙塔尤的皮埃尔·克莱格（Pierre Clergue of Montaillou），在他的日记中记载说当他问他的性伴侣是否使用了“他们的方法”避孕时，他确定她在使用一种听上去像是女性安全套的东西。

石榴归来

13世纪意大利的托罗图拉女士（Dame Torotula）虽然不是教会的一员，但她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妇科医生。她也经常委婉地给女人们一些关于“女性烦恼”的建议。她推荐女性使用古老的方法：将石榴当作子宫帽。就好像在古埃及，女人们被告知将石榴的果实一剖为二，掏空里面，然后戴起来。她并没有说明女人应该什么时候戴石榴以及为什么要戴，但考虑到古代社会和刚现雏形的现代社会的平行关系，她当时在往牛皮纸上写关于避孕问题的时候，肯定是特别谨慎的（或者是扭捏的），争取既传达了知识，又不会被过分热心的权力机构起诉。

波斯人的保护方法

再一次感谢教会的资料，因为它们证明了当时男人们确实尝试着各种控制生育的方法。但是，这些文件中没有关于为了预防性病而采用的保护措施，这一项却恰恰是古代世界的男人们使用安全套的首要原因。直到中世纪，对于性交和传染病之间关系的认识还只限于私下里的交流。诺曼人的英文中有一个词是la chaude pisse（热小便，一种很普遍的小毛病），被认为是和不干净的妓女性交后造成的。到了12世纪，一项法令规定，伦敦南部妓院的老板们，不能允许“被危险疾病折磨的女人”继续工作；而14世纪英国也提到了相近的问题：淋病。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后期，这些传染病（之前一些医学家认为是轻微淋病的表现形式）和与性无关的疾病，主要是指麻风病，被归在了一起考虑。但是，在中世纪，男人使用的保护套并不是为了御防疾病。它们的目的是避孕。

关于性交的书籍

著有《论性行为》（OnSexual Intercorse）一书的11世纪阿非利加的康斯坦丁（Constantine the African）在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的本笃会修道院中过着隐士生活。他一边将以前的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一边撰写着一些有趣也可以说让人迷惑的避孕方法。康斯坦丁建议使用甜瓜或者葫芦的外皮来制作安全套，并告诉读者这些材料会减弱男人的性欲。不过他指的“使用”似乎是将之当做一种容器，因为他也说了，如果能够“正确”使用这些中空的壳，他们就能很好地“将精子变干”。虽然他的所指非常含糊，但似乎他说的东西和古代日本人制作安全套使用的乌龟壳很相近。

在《阿维森纳》（Avicenna）[1]一书中，拉丁文译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将关于如何制作安全套的部分翻译过来。阿拉伯文版本推荐了一种“液体安全套”，由铅白制成，但没有介绍如何佩戴这种安全套。

就像塞利塞托的威廉在他的著作中说明的那样，最早和伊斯兰世界重新取得联系的开拓者们带回了避孕的方法，其中包括安全套。举个例子来说，波斯人就曾提到过在性交时使用皮质材料制成的安全套。这也再次证明了在欧洲人们使用安全套的尝试。

经常被称为“伊斯兰世界的希波克拉底”的阿尔-拉兹（Abu BakrMuhammed ibn Zakariya al-Razi，公元900年）是一位撰写了关于避孕问题的波斯医生。他的作品就好像避孕这个问题一样，是在道德上就“做与不做”的一次探寻。阿尔-拉兹列举了为什么有时候精子不被允许“进入”的原因，而这些都深深埋藏在他的哲学理论中。和罗马以及欧洲的同行一样，阿尔-拉兹的文字也很含糊，但是他关于如何在性交同时防止“进入”的解释听起来应该就是建议使用安全套。其他伊斯兰世界里的人建议使用由焦油制成类似安全套的覆盖物，这听起来并不比12世纪一位犹太医生推荐的“将阴茎整个浸在洋葱汁里”更糟。

谦和尊严的还是肉体的？

走来了美丽而谦和的女士，身边有两三个朋友，
走在他们结了婚的上帝身边。

12世纪的诗

中世纪文学赞美谦和而有尊严的爱情，也就是传统中定义的欧洲宫廷中勇敢的骑士和可爱女士之间那种纯洁、忠贞的关系。男人在千里之外爱慕着他们的恋人，他的爱情可能永远得不到回应。但是中世纪诗歌和不那么罗曼蒂克的故事依然记述着那些让人满意的性关系。

年轻人和他们的情妇
在铺满树叶的小树林里漫步
这里的青草浓密厚重
柔软得如同天鹅绒
男人将女人放倒
将草地当成羽毛床垫来嬉戏。

乔叟，《公爵夫人之书》

在其他作品中，当说到宫廷男女之间关系的时候，乔叟的文字并非都如此纯洁细腻。他证实中世纪人们很享受性生活，并尝试着避孕（但就他个人而言，他对这两件事并不赞成）。在他的小说《女尼的教士的故事》（Nun's Priest's Tale）中，谦和而有尊严的恋人们除了心灵的交流之外也会想到其他。他们做爱是“为了快乐而非繁殖后代”。他明确反对任何男人“在私密处放上某些东西”以及“不把种子留在女人体内以繁殖下一代”。学者们认为，这就意味着乔叟是反对流产的，但是实际上他真正反对的也许是使用安全套。

乔叟和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其他作家无意识中说明了，虽然贵族们很喜欢夸耀他们通奸的事情和婚前的那些性行为，但怀孕对于那些只知道精神恋爱的无知的情人们来说，根本就是未知的世界。然而，骑士们在各种锁子甲之外，是否还使用其他的盔甲作为保护措施呢？

虽然没有很多证据说明中世纪的时候安全套广为使用或者被大多数人理解，但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证明当时的男人想尽各种办法来确保性交，特别是进行违法性交的时候，不会留下任何肮脏的后果。显得彬彬有礼、英勇无比又老于世故的骑士们十分关注那些能让他们在“快乐”之后不留下令人尴尬或者不舒服后果的方法。衷心希望他们中没有人听从了权威避孕专家的建议。

一位教皇的推荐

一种关于男性套子的有趣叙述来自于一位教会人士，但此人并没有藏匿于修道院的文书房里。他是一位教皇。

教皇约翰二十一世（Pope John ⅩⅪ），也就是西班牙的彼得（Peter of Spain），出生于13世纪。他是一位医生的儿子，在巴黎大学读书，之后成为锡耶纳大学的医学讲师。这位“医学教皇”写了很多关于避孕的书籍。他记载了女人可以用来控制生育的草药，他也号召男人要有所节制，他还推荐了一种由铁杉树皮和从树叶中提取的黏稠物制成的安全套。但是，约翰教皇对于性交的理解肯定有限：他粘糊状的安全套遮住的是睾丸，而非阴茎！

被俘的阴茎

在中世纪时期，女人拥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但当说到教会和世俗法律如何对待她们时，事情就并非如此了。没有什么比14世纪出版的《女巫的锤子》（Malleus Maleficarum Witches' Hammer）说得更直白的。这本书警告男人们，女巫潜藏于各处，和她们交往可能会要了性命，至少也是让人很不舒服，因为女巫可以“夺走男人的生殖能力”。另一本反对女人的专著警告说，性交可能导致麻风病。还有一本书暗示了某种独特的女性安全套：“一些女人是如此善变和狡猾，她们把铁放在阴道里。这……会弄伤阴茎……”这种做法或许对于阴道本身也没有任何好处吧。

然后出现了“被俘的阴茎”，这是一个中世纪的概念，意思是一旦男人的家伙被“吸住”，他就不能从和他有性关系的女人那里逃脱了，并且得永远保持在传教士式体位上（性交时的男上女下式体位）。狡猾的女人可以使用的另一个“陷阱”是“箍带”，一种皮质的带子绑住阴茎，好像安全套一样。设计这个东西最初的意图是防止男人在长途旅行或者进行某些运动的时候阴茎瞎扑腾，不过它同样可以被坏人利用。与其说箍带的作用是把一个男人永远捆绑在身边，还不如说是为了让男人根本无法进行任何性交——一种类似于阉割的安全套。当然，这是出于女巫之手。

另一位13世纪的性学专家叫安东尼乌斯（Antoninus），他在一部凸显其罪恶感的名为《安东尼乌斯的忏悔》（Confessional of Antoninus）的伪医学专著中谈到了避孕问题。这个诚心忏悔的作家戏剧性地讲述了他使用过“不孕的毒药”——此乃教会指称所有避孕用品的说法。但这是安东尼乌斯对于男人为避免意外事故而采用防范措施的间接表达。他指出，男人有两种办法进行性交，一种是在柔软兽皮制成的容器之外性交，一种是在容器内性交。安东尼乌斯的语言同样是很含糊的，但是他留下了足够的语言空间：安全套VS“容器”。这足以证明安东尼乌斯既不是反避孕者，也并没有罪恶感。

莱昂纳多做了什么？
对于安全套来说是否也有一个文艺复兴时期？

一方面，随着中世纪的演进，天主教会越来越关注性问题以及性与罪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最多产的关于避孕问题的作家和实验者仍是修道院文书房里的修士们以及教区的神甫们。在梵蒂冈奔跑玩耍的孩子大多有个主教爸爸，结了婚的神甫们把家庭置于幕后，对于教士们违规的性行为普遍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都表明教会内部对于结婚和为了生育而性交都不太当回事，更不用说人民大众了。同时，根据神职人员有如此多的私生子便可以推断，他们貌似并不阅读在修道院文书房忙碌着的同僚们的著作。

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

一种魔法是佩戴火蜥蜴心。这是一种流行的外用避孕药——当它被钉在女人膝盖旁边时，就能产生奇迹。另一种符咒以咒语为短音节而闻名，以折纸的方式隐藏着魔力，不过也许它并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修士给了和他有性关系的修女一个符咒，他会在性交的时候指导她用一根丝线穿起符咒并戴在脖子上，保证说这样就可以防止怀孕。等到修女发现这个符咒根本没用时，修士早已逃之夭夭。她会因为好奇心而打开符咒，上面用结结巴巴的拉丁语写着：“别让你自己被推倒，否则苦酒满杯。”

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和技术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直到15世纪以前，关于避孕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这个责任主要还是在妇女身上，她们继续沿用着先辈们使用的有效或无效的草药煎剂，同时也会使用类似子宫帽的东西。浸满具有杀精功能的液体的卫生棉条在绝迹了至少500年后又再次出现。

在文艺复兴时期，油膏和含焦油成分的睾丸及阴茎涂抹物仍然被推荐用于避孕措施上。当然，奇妙的护身符是永远不可缺少的。不过，在欧洲一些日益兴盛的城镇，特别是在英格兰和法国，那些用动物的内脏和皮毛生产副产品的商人们知道如何生产安全套——他们把这当作商业机密加以严守，并且知道如何把它推向市场。

“你少年时候进的是哪个书房？”

“我在烧猪毛的坑里受过拳骨教育。”

“你在健身场上学的是哪一种摔跤姿势？”

“学的是偷了东西赌假咒，眼睛直盯着对方。”

“你成年后干的哪一行？”

“卖腊肠。”

出自雅典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
的戏剧《骑士》（The Knights）[2]

生产香肠的人和手套贩卖商

香肠（sausage）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的salcicia，意思是咸的，也许这是为了表达归因于盐，因为香肠是人类最早腌制的食物。早期的盐和调料，就像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喜欢的一样，令香肠在长时间内保持新鲜。罗马人在宗教庆典上用他们心爱的奈尼亚香肠（nenia，一种加了香料的小香肠串）作供品；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便深受希腊人喜爱的一出戏剧干脆冠名为《香肠》（The Sausage）；一种黏稠状置于羊的胃袋中的羊杂碎香肠以“哈吉斯”（Haggis，一个古老的英语词汇，而非苏格兰盖尔语）之名闻名世界；荷马在他的史诗《奥德赛》（The Odyssey）中也提到了香肠。到了中世纪，意大利人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香肠品种，至今如此。香肠的历史是如此悠久，它对另一个小东西有着深远的影响。

香肠和安全套相同的形状使他们的生产者联想到两者可以选用同样的材料。动物的肠子，包括膀胱、胆囊和表皮几千年来都被用来生产安全套。21世纪质量最好、也最流行的套套还是由动物肠子生产的。对近代商业的起源特别是零售业在微观层面的重现感兴趣的历史学家表示，近代欧洲早期，屠宰场工人是最早发明或者发现动物肠子有其他用途的人。这种说法尽管一直遭人质疑，但始终不绝于耳。也许这说法没错，不过下面的描述的确是事实：香肠生产商私下里还经营着一种小生意——把加工干净的材料卖给个人，而到了16世纪，他们就把材料卖给以生产安全套为生的零售业主了。

当然，肠子的这种另外的用途并非欧洲人所发明，但是他们似乎认为是自己发明的。考虑到当时只有少于3％的欧洲人能够读写自己的语言或者拉丁语，这一事实就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关于谁卖了什么、卖多少价钱、卖给了谁这类数据都缺乏清晰的记载。再考虑到21世纪的时候，当提到“安全套”这个字眼，人们的脸上会泛起怎样的红晕，就不难想象香肠生产商、屠夫们确实不会公开宣扬他们关于安全套的认识。他们大概也害怕教士和税吏。

欧洲和英格兰的香肠生产商都是同业工会中忙碌的男男女女（威尼斯香肠工会和金匠工会在给圣萨尔瓦托莱教堂的捐款数目上竞争激烈）。中世纪的法律对他们的限制比一般的屠夫要少，因为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伦敦，屠夫经常会因为屠宰动物后的内脏、头、尾、血弄脏了街道以及泰晤士河而被罚款。而香肠生产商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他们买加工好的肉、调料、盐和动物的膀胱。

在伦敦，有一条街叫做Blow Bladder（直译：吹尿泡），是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一位屠夫的儿子——在他的著作《瘟疫年纪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中起的名字，而在这条街上的一些专业屠夫那里当然能够找到膀胱。至少从1284年开始，Blow Bladder（或者简称为Bladder）街上的香肠生产商开始购买干净的、加工好的肠子来生产各种各样口味的肉制品。同时，他们应该也在效仿古代套子的生产方法，使用剁肉刀来切肠子，将一端打结以防止渗漏，并在另一端用丝带或者绳子固定在穿戴者身上。不过，他们可没有留下什么关于生产安全套的“票据”。

好吧，快点！香肠，往里走，
美妙的、紧绷的，进去的道路如此狭窄……
不要祈祷：难道你不热爱
血肠，光彩照人又醇厚
如果它不忠，就会被刺痛！
肯定是调味料加了个够。

西班牙作家巴尔塔萨尔·德尔·阿尔卡萨尔
（Baltasar del Alcazar），16世纪

“手套里的手……”

莎士比亚（他的父亲是一位卖手套的）让克瑞西达（Cressida）将自己的手套送给特洛伊罗斯（Troilus），这是一种性行为的象征。而在此之前很久，手套就已经在文学作品中拥有了双重含义：一种同时代表阴茎和阴道的象征，同时代表男人和女人在性交中的角色。

在中世纪的时候，手套是深受女性欢迎的一项商品，女性手套生产商同样拥有他们自己的工会。他们和屠宰场的工人以及屠夫都有直接的联系，因为从那里可以得到生产手套的原材料，和其他某个行业一样。手套生产商们也掌握了制造膀胱安全套的技能，因此也会做一些私下的生意。还有少部分手套生产商，被行会法律规定只能生产亚麻或者羊毛手套，一般不被认为是专业商人，也不属于手套同业工会组织。这一类手套生产商摇身一变就成了用亚麻制作安全套的生产商——两者都使用布料，而且两者都以布带甚至丝带作为完成产品的最后一步。

当历史经由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进入16世纪时，欧洲经济发生了巨变，几乎不再容忍女性从事商业贸易。和犹太男性手套生产商一样，越来越多的女性手套生产商转向了安全套生产。女人与男人肩并肩工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女性同业工会捍卫手套生产行业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女人被挤出商业领域，那些依然从商的女人们只能找些边缘产业为生。对于一些人来说，手套向安全套的转变是合乎逻辑的，而女性香肠生产商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到了17世纪，安全套生产已经变得相当公开，大多数安全套生产商都是女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整个反闪米特人的中世纪里，一些犹太男人被逼得只能从事极少数几样行当，主要就是为客户制作“皮囊”。

那么，有没有人对于“尿泡”、“皮囊”和“手套”这三个安全套最不朽的委婉说法有什么疑惑呢？

[1]原指人名，是阿拉伯医学集大成者，著有《医典》一书。翻译成拉丁文后，直接用作者名命名该书。——译者注

[2]此段剧本译文节选自《罗念生全集》第4卷1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译者注

第三章　那不勒斯瘟疫、邪恶的弗朗索斯病、雅司病或者威尼斯病：哥伦布和大瘟疫

16世纪早期，欧洲人开始欣赏波提切利的画作《维纳斯的诞生》以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君主和女士们享受着早期的流行音乐——由复调合唱曲的歌者和鲁特琴演奏者共同演绎，也许同时他们还阅读着皮克·德拉·米兰德拉（Pico della Mirandola）的《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和托马斯·马罗莱（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后者讲述了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不朽的传说。

早在1430年，荷兰和德国便引进了各种版本的大量书籍，到了1500年，全年已经有35000本图书在这两个地区出版，这个数据远远超出了早期天主教修士在修道院文书房抄写的文本数量。英格兰中产阶级中有文化的人数量越来越多，从而为图书的批量生产创造了巨大的市场。这其中很多书均印刷在木质纸浆制成的现代纸张上，是一个崭新的过程。牙刷则发明于1498年。是啊，文艺复兴确实是个奇妙的时期。

不过这个辉煌的时期依然有阴暗的一面。在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专著《君主论》（The Prince）中讲述的致命的政治阴谋是当时很普遍的事情，引发了君主与诸侯之间一系列涉及土地和贸易的血腥争执。这种争吵进而导致了一系列城邦和国家之间的小规模战争。

虽然有诸如伽利略和哥白尼这样的伟人的影响，启蒙思想也在缓慢地发展，并最终生发出人文主义，但欧洲人依然会因为科学、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信仰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当然，还有一种原因是他们被控告与魔鬼同行。

就在这种混乱的气氛中，诸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样的欧洲人开始了对新大陆的探索。他们发现生活的世界原来是球形的，不过为这种探险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而这也证明了，需求是发明之母，在下面这件具体事例中，安全套便是如此。

一种前所未知的疾病

《毒蛇防治》

摘自反对那恶毒蛇的专著：“我叫它大毒蛇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比它更恐怖的对比物。这种动物是非常令人厌恶的、危险的和可怕的。”蛇可以与阴茎联系起来；迪亚兹·德·伊斯拉（Diaz de Isla）将梅毒病人阴茎的毒素和蛇的毒液相等同。

研究《圣经》的学者相信，圣经中提到的很多麻风病瘟疫实际上是指性交传染的疾病。在和米甸人（Midianite）的战争结束以后，犹太士兵被命令杀死所有米甸的女性囚犯，因为这些女犯人“是通过和男人睡觉来认识他们的”。《利未记》14章建议性交后洗澡。除此之外，虽然罗马人戴安全套以防止妓女的“维苏威火山的草率”，但古人和早期欧洲人很少特指疾病通过性交传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495年。

一种到目前为止也没人知道原因的神秘流行病，以极快的速度让心脏受到伤害，看起来似乎是无法医治的。

一位16世纪的历史学家

哥伦布的西班牙水手从海地回来之后，向巴塞罗那的迪亚兹医生求诊。迪亚兹日后出版了最早的有关由他命名为“印度麻疹”（Indian measles）的书籍。“这种以前不为人知的疾病，无法看见也无法描述从何而起，它迅速蔓延到全世界。”

治疗之后，这些水手离开了巴塞罗那，作为雇佣兵服务于西班牙和法国军队，参加了征服那不勒斯王国的战斗。法国国王查尔斯八世（Charles Ⅷ）的军队试图宣布那不勒斯属于法国王权，这个计划的更进一步是查尔斯试图成为整个东方的国王。作为回应，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国王斐迪南五世（Ferdinand Ⅴ）将他自己的军队派到他的兄弟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那里，帮助后者抵御法国的入侵。

到达意大利后，得了传染病的雇佣兵水手们直接光顾了那不勒斯的妓院，并在那里把疾病传染给了妓女们。之后，这些妓女又去为卡斯蒂利亚、法国和意大利的士兵们服务。经过如此一番旅行，“印度麻疹”似乎变得更加凶狠了，好像野火一样在双方的军队中迅速蔓延开，之后又传染到城市，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市民都感染了“印度麻疹”。

欧洲第一次大传染病就此爆发。这也就是现在说的大瘟疫，它于1495年重创了那不勒斯，距离哥伦布从新世界归来只有几年时间。查尔斯并没有成为东方的国王，其实，在他的计划真正开始之前梦想就已经破碎了。查尔斯的军队——由来自欧洲的各种各样下等人组成的雇佣兵构成——被更精锐的军队、查尔斯的愚笨和疾病所击垮。

但是，无论对于疾病还是对于西班牙雇佣兵来说，一切都远未结束。幸存下来的人于同年前往苏格兰，在那里他们或者为国王詹姆士四世（James IV）服务，或者为一位想要宣布在苏格兰称王的英格兰觊觎高位者服务。当詹姆士和觊觎高位者就统治权问题进行战斗时，爱丁堡被大瘟疫横扫，而这场流行病来自于同一批雇佣兵。詹姆士想要和这种从法国及其他奇怪地方而来的疾病作斗争，他命令“所有水性杨花的女人都必须停止堕落和性行为”（这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他明白这种传染病和性交多少有着联系）。詹姆士还颁布了一条法令，即所有被认为感染了瘟疫的人须在面颊上打上烙印。但是，尽管有这些严厉的惩罚措施，疾病依然不断扩散。詹姆士畏惧之极，他宣布说所有染病的苏格兰人都必须被放逐到小岛上去。船每周五出发，每次都载满了病人。

当然是女巫的杰作

一种对瘟疫的英文委婉说法是“玄奥的疾病”（Occult Disease），指责此病是由女巫传播的。

就像爱丁堡疫情证实的那样，当西班牙雇佣兵撤出那不勒斯，他们又携带了新的疾病，并将之散播到整个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当瘟疫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当地人会根据推想它的起源国家来重新命名。意大利人称这种疾病为“西班牙病”；英格兰人称之为“法国瘟疫”；西班牙人则称之为“卡斯蒂利亚病”；波兰人以“俄罗斯”为之命名，而俄罗斯人以“波兰”为之命名。到了1505年，基督徒瘟疫、波兰瘟疫、法国瘟疫、那不勒斯瘟疫、俄国瘟疫、西班牙瘟疫、波斯瘟疫、土耳其瘟疫和英格兰瘟疫，终于蔓延到了亚洲。其他的叫法还有雅司病（lasbubas，西班牙）、博森痘（bosen blattern，德国）、葡萄牙病（mankabassam，日本）、弗朗索斯病（malade Frantzos，法国）和丘比特麻疹（Cupid's measles，英格兰）。终于在16世纪，这种恐怖的疾病以一个统一的名称闻名于世：梅毒（syphilis）。

伏尔泰

西班牙人从新世界带来的第一个果实就是梅毒。

梅毒或者法国病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希菲利斯》

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科学家和诗人弗拉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是将这种疾病命名为“梅毒”的人。弗拉卡斯特罗是哥白尼的朋友和同事，也是帕多瓦大学的逻辑学教授。他是第一个从学术角度将流行病的成因和疾病联系起来的人，同时，他确定说，梅毒（和其他致命的传染病一样）是通过种子一样的实体传播的——直接传播或者间接传播，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诧异于这种致命的传染病，弗莱卡斯特罗甚至写了一首关于“法国病”的叙事诗，并按照自己虚构的牧羊人名字将之更名为syphilis。

根据希腊传说，弗莱卡斯特罗讲述了一个从亚特兰蒂斯（Atlantis）来的年轻牧羊人希菲利斯（Syphilus）的故事，他因为崇拜其他的神而被阿波罗惩罚。这种惩罚就是会让全身溃烂的梅毒。

牧羊人名字的由来是有争议的。有一种可能是弗拉卡斯特罗移用了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中一个叫做Sipylus的人物。无论源自何处，“梅毒”这个词语肯定在部分地区流行过，因为它并不特指某个族群、国家或者文化。这首诗不仅提供了早期历史中致命性病的传播图景，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政治情况。

文艺复兴的弗拉卡斯特罗的诗

它第一次来到那不勒斯，
是与战争同行，
由法兰西而至，
倒是减轻了那里的困厄。

对于那些无名的印度商贩而言
来自西方的病魔，
不可能同时侵袭，
相距遥远的两个民族。

如果这瘟疫
是随那些贸易而至
一来一回代价可真昂贵！

若这病魔不是率先现身西班牙
便要在西方之外寻找发源。
因为从比利牛斯山脚到意大利，
瘟疫在法兰西播撒毒素，
西班牙却幸免于难。
这瘟疫在起源之处
必有非常之因，且难以发现。

既然本性是如此善变
为何此后我们还要惊诧于它的蔓延？

要界定这瘟疫的性质，
厘清它的起因，
这工作变数太多太过艰难。
……
大自然的真实永远不会被我们所知。

我提出忠告当第一个春天来临，
或是在秋日，只要足够强壮，
给你的病人放血，
依据感染的程度，平稳地排出。

整个过程自然令人不适
却总好过病患缠身。

排导大量体液，
要用唾液防止凝结
接着你将会震惊于污秽遍地，祈求祛邪。

曾经有一位倒霉的牧羊人（不要相信古时的传闻），
他的名字叫作希菲利斯
他在山谷中喂养了一千头小母牛，
他在河岸边放牧了一千只小母羊。

我们的希菲利斯，一切苦难始于一场干旱
他的羊群饥渴难耐。
望着午后毒辣的太阳
他愤怒地报以一连串亵渎谩骂……

意大利学者法拉皮奥的专著《法国病》影印件

弗拉卡斯特罗公正地指出是西班牙带来了这场疾病，但疾病本身没有对西班牙造成多大的伤害：“因为从比利牛斯山脚到意大利……瘟疫在法兰西播撒毒素……而西班牙却幸免于难。”

粉红丝带和亚麻套子——最初的现代安全套

碾碎木头，用水煮沸，喝下去。把你自己锁在一间加热的、密封的房间里，让生病的体液蒸发出来。

一种16世纪初针对“法国病”的治疗方法

在整个16世纪，梅毒持续传播到欧洲乃至世界各地：江湖医生到处都是，愉快地折磨着绝望的病人们，售卖各种据说有治愈功能的配方、膏药、护身符和祈祷文。有些治疗方法是有益的，其他的几乎就和疾病本身一样致命。在第一次瘟疫大流行后，欧洲人花费了60多年的时间去研究预防梅毒的方法。

意大利学者加布里洛·法拉皮奥（Gabriello Fallopio），是一位解剖学家，以发现输卵管而著名。他就梅毒写有一本专著《法国病》（De Morbo Gallico），该书在作者逝世两年后于1564年出版。在这本书里，法拉皮奥描述了最初的现代意义上的安全套，并宣称是自己发明的。

法拉皮奥关于阴茎的幻想

法拉皮奥向生男孩的父母推荐说，“要在男孩婴儿期让他忍住疼痛，并尽量拉长他的阴茎，因为这个东西长得大些总没有坏处。”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父母应该怎样去完成这件事情。

尽管套套《法国病》出版前好几千年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关于现代早期的欧洲人使用“传统的”男性安全套的书面证据已经很难找到了——也可以说因为是商业机密吧，无从寻找确凿的证据。因此，看起来法拉皮奥真的相信是自己发明了安全套。

法拉皮奥在他的书中形容的安全套是一片亚麻布，缝成适合龟头大小的尺寸。早期版本听上去可不怎么舒服，但是法拉皮奥说这玩意已经达到了他设计的目的，防止男人被一种性病——也就是梅毒——传染上。

根据法拉皮奥的说法，“每次男人性交前，（如果可能）都应该清洗他的生殖器，或者用布擦干净。然后他应该将一小块亚麻布放在龟头上，再将包皮往前拉至包住龟头。如果他能做到这点，那么他最好能用唾液或者其他乳液湿润阴茎……我在1100个男人身上做了实验，请万能的主证明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被传染了疾病。”他还推荐了另一种方法来穿戴他的安全套：把它塞到尿道里去。但是多少男人能从这种极不舒服的方法中得到帮助很令人怀疑。

明显地，法拉皮奥将盖住男人阴茎和防止疾病联系在了一起：他相信，男人和女人之间交换的体液和疾病传染有着直接的关系。考虑到这点，他也将他的安全套浸泡在化学溶剂里，这种溶剂在不经意间就起了杀精剂的作用——一种之后流行了几百年的科技。法拉皮奥的目标是让男人免受疾病侵害，他对于和男人发生关系的女人是否怀孕没有做过记录。如果当时他做了记录，那么他对“法拉皮奥安全套”的第二个认识或许就是它也是一个控制生育的工具。

当法拉皮奥在女性品位上做了一点让步的时候，他确实考虑了“女性”这个问题：他用粉红丝带一圈圈将亚麻布固定在阴茎上。他非常骄傲于这种缠绕的花式——很可能他是从给他做套子的女人那里学来的，虽然他坚称整个发明都出自他自己。他也骄傲于这种套子的方便性，因为它可以藏在钱包或者口袋里。

当法拉皮奥发明了卑微的小安全套的消息传开后，人们就它的存在和用途一直进行着探讨，而它也出现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中：医学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到了16世纪末期，萨克森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 of Saxonia）记录了一种用亚麻做的防止疾病的“套子”，它被浸在化学溶剂里，并可以晾干。但是，差不多同时期，法国作家莱昂纳尔·勒西乌斯（Leonard Lessius）在他的著作《法律和正义》（Law and Justice）中指出，使用安全套是不道德的。这也说明了，虽然法拉皮奥在伦理方面意识滞后，但现代安全套还是立即从单纯表示情人和疾病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再一次被人们意识（或认知）到其是控制生育的一种方法。

一位16世纪耶稣会会士的谴贵

……或者其他任何办法防止怀孕，都是违反自然的死罪。不管意图有多好，这一罪行都无法被抹杀，它阻碍了种子实现自身的自然目的——繁殖。它和体外射精几乎没有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托马斯·桑切斯修士可能知道关于安全套的事情。他当然也明白基督徒们时刻在设法避孕。

不管怎样，神奇的新发明迅速传播到全欧洲，穿越了英吉利海峡，最终走向了全世界。

衣服和安全套
遮阴布——好看还是实用？

安全套的先驱者，或者说法拉皮奥亚麻安全套的表亲，并且可以公开示人的，就是遮阴布。

和古埃及以及古希腊套子从衣服转向保护功能相似，14世纪中期，遮阴布从最初一些主要的样子逐渐发展变化。最初，经常骑马的和在军队服役的年轻男性，为了舒适和方便，将他们穿着的束腰罩衫进一步改短。他们不要长袍或者外套绊倒自己。

这种改短的潮流变得非常极端，以至于有些男人的制服变成了紧身裤搭配非常短的衬衣。这些赶时髦的绅士们很喜欢穿着他们几乎衣不蔽体的制服站一块儿闲聊，这让以过分拘谨闻名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开始关注道德的——并且也是视觉的——问题。他命令当一个男人到宫廷来的时候，他必须穿着能够“遮住阴茎和屁股”的衣服。因此，很多衣服有了玄机，比如挂下一块布来遮住可能冒犯国王的阴茎。之后，这种样式迅速演变为分开的几块布，当然要突出男性生殖器部分。

男裤前褶的演变

但是，直到15世纪晚期梅毒爆发之后，真正的遮阴布才出现。时尚潮流指示人们“少即是多”，遮阴布大行其道。它有各种形状和尺寸，内里中空且分层，外面经常有华丽的绸布做装饰。这种套子内层所使用的布通常是柔软的亚麻，有的可以拆卸下来清洗。遮阴布有各种各样的穿戴方式，和古老的阴茎套子的穿戴方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他们必须容易移除，以免影响阴茎回应自然的呼唤。

遮阴布和梅毒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研究衣饰的历史学家考虑着遮阴布的真正意义：从时尚历史中极端男子主义盛行时期的男性生殖器崇拜到钱包的有趣变异。实际上，事实证明，遮阴布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矮胖的保护套子——保护阴茎不受眼睛的窥探、痛楚的磕碰和肮脏衣服的侵扰。

胜利以后的穿着：一位17世纪的绅士

能减轻梅毒感染带来疼痛的软膏让阴茎变成了明亮的橙色。这种橙色软膏极容易让人看见，被认为是一种社交上的不礼貌，因为这证明了该男人患有梅毒，他会因此被排斥于社交圈之外，虽然很多贵族都患有这个病。不过，这种软膏也让穿戴者的外套不被流脓的疮口和各种药物弄脏。更重要的是，这种疾病让男人的阴茎变得非常脆弱和疼痛。遮阴布多层次和宽松的特点，为避免男人被人群碰撞或者被文艺复兴晚期普通人腰带上的配备（钱包、刀剑、匕首等等）所误伤提供了很好的保护。只有当男人服装款式改变，并再一次变得朴素，遮阴布——或者说对遮阴布的需求——才会消失。

乔叟的遮阴布

哎呀！他们其中有一些人展示着巨大的阴茎和突出来的睾丸看上去就像裹在紧身裤里的疝气，而这些人的臀部好像满月时雌猿的屁股。更有甚者，他们将紧身裤的一条裤腿染成白色，另一条染成红色，让他们的阴茎看上去有一半被剥了皮。如果他们将裤腿染成其他颜色的组合，比如白色和黑色、白色和蓝色、黑色和红色等等，不同的颜色搭配代表着他们的阴茎被不同的东西损坏了：圣安东尼大火、毒瘤或者其他灾难。

乔叟笔下的教士关于遮阴布的一个不太性感的描述

姿势和折叠纸张的古老艺术：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是怎样的呢？

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欧洲探险家就一直在为和亚洲建立商贸关系而努力。到了15世纪，勇敢的水手和商人继续努力加强欧洲和中国、印度以及日本的进出口纽带，他们主要用欧洲生产的商品与东方美丽的丝绸和其他充满异国情调、能在国内卖出好价钱的商品进行交易。但是，西方人也把一些其他的东西带到了东方：一种新的疾病。

16世纪初的时候，梅毒进入中国和日本，而它于15世纪末已经进入印度。到了18世纪，即便南太平洋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也有了梅毒。

但是，东方人使用安全套吗？他们是为了免受疾病传染还是控制生育？是15世纪才开始使用的还是更早？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他们使用。

中国的安全套在当时称为“阴枷”，是用浸了油的丝绸、纸张或者羊肠做的。和早期欧洲的亚麻布安全套相当，阴枷只遮住男人阴茎的头部，而且大多数都是富有、游手好闲的男人使用。他们喜欢尝试中国色情书籍里描述的那种奇异的性交，但又不想造成意外怀孕的后果。看起来，他们并没有考虑太多性交传染疾病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人都非常注意个人卫生。实际上，全中国的人都相信一种保持自身干净的方法：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在性交前后都会把私处洗干净。如果私处有小伤口或者擦伤，他们会将一种用琼脂做的啫喱涂在生殖器上，以防止传播任何疾病。

广东的梅子

人们认为，中国在16世纪以前就有了不致命的性病，但不算太大的毛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欧洲人带进来致命的瘟疫。

17世纪三四十年代，被中国人称为“广东疮”或者“梅花疮”的梅毒横扫了中国大量地区（中国中部相对受影响较小）。中国医生很快发现了这种可怕疾病和性交之间的关系。不过，一般老百姓没有这种认知，他们——和一般的欧洲人一样——找来真真假假各种原因解释疾病的源起。他们认为这只是又增加了一种悲惨死去的方法，并将之与同样威胁着中国农民生存的黑死病混为一谈。而在上层阶级中使用的阴枷帮助贵族免受梅毒侵害。

葡萄牙瘟疫

16世纪早期，日本也同样遭遇了梅毒的侵害。这种病在日本被称为“葡萄牙病”（mankabassam），因为他们相信（的确如此）这是葡萄牙航海家达·迦马（Vasco da Gama）的水手带来的疾病。这种可怕疾病在日本的传播正好与欧洲风格的安全套的引进同时。这种安全套的日本名字是kawa-gata或者mara-bukuro，它用上好的皮革做成，由荷兰商人引入日本。

在梅毒出现之前，日本人一直使用一种称为“头盔”（Kabutogata）的东西控制生育。这种“头盔”是由非常薄、并雕有装饰图案的乌龟壳或者其他动物头上的角做成的。对男人来说，新引进的安全套比传统的“头盔”舒服很多，但是女人还是更喜欢使用传统的安全套，因为她们觉得后者更坚固。不管怎样，梅毒意味着安全套在日本社会的两个作用：控制生育和防止疾病传染。

海鸥和骏马

在中国和日本，有很多书籍专门讲述性行为和它的各种变化，包括对于性交姿势的各种想象。男女二人可以选择的姿势有：背飞凫、野马跃、龙宛转、空翻蝶、临坛竹、鸾双舞等等。有证据表明，随着安全套在日本的逐渐流行，它的应用也被融入仪式化了的对性交体位的选择中。戴上安全套被视为是一种前戏，迅速戴上它之后就能搭建具体交合的姿势了。不过，这些体位应该是来源于更早的年代。

在18世纪的日本，神道的神职人员运用古老的折纸艺术创造出一种令人惊异的安全套。源于折纸手工的折纸阴茎套（kokigami），是独身的神官对艺术以及对安全套历史的贡献。这种折纸做的安全套会被仔细地折叠成奇异的、凶猛的和健壮的动物比如老虎、熊和狮子，喻义让男人释放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的野兽。

在和同伴交合的时候，穿戴者被要求做出和穿戴在阴茎上的那种动物相同的姿势，双方还要同时尽量发挥想象力（对于没有想象力的人来说，在使用纸安全套之前，他们要先阅读神官写好的脚本）。我们不清楚游戏开始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种安全套肯定一点也不卑微！

《爱经》

虽然梅毒是在15世纪90年代末传到印度的，印度人使用安全套的时间却肯定要更早，而且似乎和预防疾病或者控制生育没有什么联系。成书于8世纪的《爱经》的作者筏蹉衍那（Dama Sutra of Vatsysyana）提到了体位、兴奋剂和安全套（apadravyas）。

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印度安全套和埃及用带子固定的安全套很相近，意在使阴茎看上去更大，并刺激女人的性欲。筏蹉衍那推荐的非常不舒服的材料（用于男人）——木头、青铜、银、象牙和金子，证明了这种说法。不过他也描述了皮革和水牛角做的安全套（两者在日本都很流行）和三种印度安全套，为人们猜测印度安全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留下了空间。

梅毒与麻风

到18世纪，“锁起来的”医院已经在英格兰和法国建立。这种地方实际上就是中世纪已有的麻风病院。如何对待将死的梅毒病人成为棘手的问题这些病院（不比监狱好多少）就成为他们的容身之所。这也说明了麻风病和性病之间由来已久的关系：“锁”（lock）这个字是法语“抹布”（loques）的变体，指的就是生病的人好像抹布一般，必须接受悲惨的命运，在麻风病院度过最后的时光。

第一种印度安全套叫做“臂环”（armlet），“必须和阴茎的大小相同，而且须用小珠装饰成粗糙的表面”；第二种叫做“一对”（couple），指“两个臂环放在一起”；第三种叫做“手镯”（bracelet），意思是“把三个臂环穿在一起，直到它符合阴茎的长度”。

对这三种东西传统的诠释是，它们是为了取悦女人而为男人准备的。但是，也有可能有更加实际的用途。不管怎样，说到创造力，东方文化超出西方很多，当然，在安全套方面也是。

第四章　套套不会让你失望……议员、诗人、学者和起源

很多历史学家将17世纪称为“战争世纪”，这是欧洲领袖们富创新意识地运用新科技制造强大武器去征服土地、积累财富和攀向权力的年代。“30年战争”就是这段时期诸多战争中的一个，仅从名字就能知道对邻邦残忍的掠杀持续了多少年。18世纪也不遑多让，法国革命恰恰证明了人类对待自己的同类有多么残忍。但是，和欧洲历史中很多其他时期一样，这也是一个孕育着伟大希望和智识进步的时代。

就像牛顿发现了微积分，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为新闻自由而辩护，约翰·洛克（John Locke）指出只有宗教宽容才能获得最终的和平与财富。勇敢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依然面临着因倡导激进的或者非宗教信仰的理念而被严惩的可能，但他们还是坚信理性相对于战争和暴力来说，更能战胜无知、欲望、迷信和专制。

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件和奇怪的潮流也令人将这段时间定义为让人兴奋的时期：报纸取代了以前每周一次的单页印刷品，已经在欧洲主要城市中普及；弦乐器中出现了小提琴；巴黎人于1657年用上了可以自动吸入墨水的钢笔；女人的裙子变得更大更精美，而男人衣服上出现了大量皮革和蕾丝。艺术和文学也蓬勃发展起来。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于1615年在西班牙出版，巴黎人跳起了小步舞曲；英国诗歌爱好者评选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为第一届桂冠诗人，而莎士比亚的戏剧《奥赛罗》、《量罪记》和《终成眷属》在伦敦的莎士比亚环球剧院上演。1631年，女性终于打破了多年来的禁条出现在舞台上，同年，意大利的弗兰切斯卡·卡契妮（Francesca Caccini）成为第一位女性歌剧导演。

最终，这个辉煌的、奇异的、折衷主义的年代被称为“启蒙时期”。安全套迎来了春天。

尽管疾病的威胁挥之不去，17—18世纪人们的生活依然和“忠贞”二字扯不上关系，特别是对于富人来说。与启蒙时期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写下的充满智慧的文字相伴随的，是不少书籍、剧本、诗歌和私人日记中充斥着关于有趣性经历的奇闻轶事。这些文字将欧洲生活中淫荡的一面像拍快照一样一一呈现出来，并证明了安全套在这段时期成为性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令人惊异地出现在一些公开的文学形式中。

罗比耐和苏珊娜

《女孩的哲学》（L'Escole des Filles）是一本粗俗下流的书，既可以当做色情作品，也可以称为“性爱指南”。谁是这本书的作者不得而知，只知道他是一个法国人。该书1655年首次出版于巴黎。作者用骇人听闻的细节描写了一个不寻常的道具：故事的主角骄傲地戴着安全套。

世界上最古老的安全套

现存最古老的安全套可以追溯到1640年可以重复使用。这个用猪肠子做的安全套来自于瑞典，并与以拉丁文写成的使用指南一起被发现。指南上建议说，安全套在使用前要浸在温暖的牛奶里，期望这样可以帮助预防疾病。

当男主角罗比耐（Robinet）戴上安全套，他听着他的情人苏珊娜（Susanne）谈论安全套的奇妙之处：那么小小的一块布，只要用丝带缠在阴茎上，就能“抓住种子”。这本书在公开场合被指责为淫秽读物，并被宣称仅仅流行于社会底层——实际上，下等人买不起书，即使买得起，他们也读不了，反而是贵族们对该书需求量极大，特别是宫廷里的女士们。

与出版同年，《女孩的哲学》被改编成了话剧，并在巴黎和法国其他主要城市上演。在现场版中（当然是少儿不宜的），安全套并没有被忽略于情节之外。事实是，在其中一场，它扮演了一个相当突出的角色：罗比耐在兴奋的观众面前戴着一块小布。而当罗比耐慢慢地戴上安全套时，苏珊娜转向观众并赞美起这块小布的美德——可以用来控制生育。这出戏对于17世纪的观众——或许21世纪也差不多——来说稍嫌粗暴鄙俗，而同时，这也许也是西方文学中第一次明确指出安全套有避孕功能。

安全套的西方词源学——医生还是上校？
Quandom，Condum，Condom，Condon，Conton

在法拉皮奥的实验之后不久，关于安全套的公共知识迅速普及到欧洲各处，但是“安全套”（condom）这个词证明了人们从来没有真正地认为是法拉皮奥发明了它。男人在性交之前没有加上“法拉皮奥”这个词，而这位意大利解剖学家对公共健康的贡献都遗失在了历史里。现在，英国人被普遍认为（或者被谴责为）是安全套的发明者。

1666年，也就是伦敦大火这一年，英国官方记载了全国已经普遍使用安全套（condon）的事实，证据就是明显的生育率下降问题。这是第一次与现代安全套的拼法“c-o-n-d-o-m”相近的拼法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虽然从真正词源学角度来说，这个词的来源不得而知，但古老的传统解释说所有“condom”一词的变异形式都形成于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时期。关于查理二世国王安全套的传说流传至今。

传说这个小小东西真正的发明者是17世纪一位为查理二世服务的皇家医生——Condum[1]医生。但在这个传说的某些版本中，他也被称为“Condurn上校”。查理二世十分关注他的军队传染上性病（clap）[2]的问题，因为他担心一场大型的传染病会毁了他夺回英国王位的机会。查理二世清楚地知道他不可能强迫军人禁欲，只能求助于自己的私人医生，看是否有方法可以防止疾病传染。在Condum医生（或者上校）设计出这种用亚麻布制作、以丝带绑系的套子后，查理二世立即向他所有的士兵派发了这种新发明。

一个17世纪用鱼的膀胱做的套子

故事还没完。查理二世让医生上校也给宫廷中男女关系复杂的贵族们提供安全套，以防太多的私生子在宫廷里跑来跑去。故事的一个版本说，可怜的Condum医生因为自己的新发明而名声远扬，为此他窘迫不已，甚至不得不舍弃名字，销声匿迹，从此大家伙儿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事迹。

《闲谈者》

关于Condum医生或者Condum上校的传说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甚至出现在18世纪伦教最流行的八卦印刷品上。1709年，《闲谈者》（the Tatler）上刊登了一则关于“好医生稀罕现身，在威尔士咖啡馆享受咖啡”的故事：

这里经常能看见不同年纪的男性，有些人因为杰出的发明或高贵的身份而备受尊敬。其中一位绅士，大家视他为一名外科医生。直呼他的名字是很无礼的。因为对自我行为的否定，这位先生在全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有些法律制定者永远地离开了居住地，却一直强求在他们回归之前实施他们制定的法律；其他人则采用种种伎俩让他们的功勋被无限赞誉。然而，只有这个人拒绝接受荣誉，并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自己的发明创造，以致一说到他的名字就显得欲望丛生。无论如何，他被近代的有识之士推崇为勇气和快乐的推动者。

奇怪的是，17世纪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安全套是属于查理二世的父亲——查理一世的军官们的。人们在英国内陆的达德利城堡的厕所里发现了这种安全套。在17世纪40年代英国革命期间，皇家军官们都会在大战来临的前夜，在城堡周围尽情放纵，大搞一夜情。因为他们为自己选择了鱼或者其他动物膀胱（不是亚麻布）做的安全套作为保护措施，他们肯定希望自己能够赢。但是，他们的谨慎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查理一世的军队在英国革命中大败，军官们并没能活着看到采用保护措施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他们的情妇们倒是心怀感激的。

韦伯斯特的词源学

某些传说远较其他传说流传时间绵长。新的关于英语语言的《韦伯斯特词典》至今仍在该词语（condom）的词源学解释中谈及Condum医生的故事。

虽然安全套确实传播到了整个欧洲，也穿越过英吉利海峡，然后又回来了——查理二世确实让他的军队和皇室免于疾病及不必要的私生子的烦扰——但是，根本没有Condum医生。首先，安全套的近代起源在意大利。第二，“condom”这个词，无论怎么变形，都不是一个英国人姓氏的拼法。

咖啡和安全套

“咖啡馆”在17世纪是个崭新的、奇异的概念，也为安全套商贩提供了一个销售渠道。这些时尚场所也许就是查理一世的军官们得到他们“鱼肚肠”的地方。

一个对于这个时髦玩意儿的当代描述；

沿着斯特兰德大街（Strand）和舰队街（Fleet）往下，在金融交易所一带出现了大量的咖啡馆。咖啡，在它的产地已经成为人们最喜欢的饮料之一，在查理二世王朝复辟前几年被引入伦敦。其实，咖啡进入英格兰要比这个时间早很多。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说1638年他见到有人在牛津喝咖啡，此人是一位希腊正教教士，名叫纳撒尼尔·克诺波西斯，多年后成为士麦那（Smyrna）[3]主教。整整12年之后，一个叫雅各布（Jocobs）的犹太人在牛津开设了一间咖啡馆，在那里，“喜欢尝新鲜的人们”喝到了咖啡。但是，根据文物研究者奥尔迪斯（Oldys）的说法，一直到在土耳其经商的丹尼尔·爱德华兹从拉古萨（Ragusan）[4]带回来一名叫帕斯卡·罗希（Pasqua Rosee）的年轻仆人，并让他每天给自己煮咖啡，才意味着伦敦开始出现了咖啡。很多人都想来尝尝这种新奇的饮品，于是爱德华兹出资让帕斯卡和他女婿的一个佣人一起在公共场合售卖咖啡。这就是帕斯卡第一次在康希尔（Cornhill）的圣米歇尔小巷（St. Michael's Alley）售卖咖啡的记录。他会在咖啡包装上画上自己的头像，作为签名，那一年是1658年。

虽然，喝咖啡的人一开始遭到了很多学者和作家的嘲弄，但咖啡依然渐渐流行起来，而售卖咖啡的店也日益增多。在这些店铺中，除了刚才提到的，比较有名的还有文易巷（Exchange Alley）的“格拉威”（Garraway's）；内坦普门（Inner Temple Gate）的“彩虹”（Rainbow）；佛里特街8号的“迪克斯”（Dick's）；1671年从牛津搬到霍尔本（Holborn）的南汉普顿大楼（Southampton Buildings）的“雅各布”（Jacobs'）；斯特兰德街的“没有张扬和喧闹”的“格雷西亚”（Grecian）；贵族和议会成员经常出没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和诗人德莱顿经常光顾的罗素街（Russel Street）上的“威尔士”（Will's）。

那么，这个词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有相当数量的中世纪拉丁语词可以提供线索：“condus”同时指“保护”和“容器”的意思，反映了制造这个小东西最初的意图就是“保护”使用者免受疾病传染，而“容器”就是用来装“种子”的；“conduma”指“房子”（“con”或者“cum”意思是“和”——“doma”或者“duma”指“屋顶”）；“cumdum”或者错指剑外面套的鞘，或者指保持军服颜色的油皮盒子。

“condus”、“conduma”或者“cumdum”……不管起源是什么，这些传说都是对于“卑微的小安全套”历史上各种委婉说法由来的绝好补充。

莎士比亚的手套

“手套”作为“安全套”的委婉说法，已经有500多年历史了，而且从莎士比亚时代开始，就成为性的象征。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7世纪的虚构文学均“盲目崇拜”着手套经常会描写男子偷偷地得到爱情的手套，并对谁把什么放在了哪里这样的细节十分狂热。

一个背景离乡的西班牙侍臣住在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中，他写了封信给他爱慕的女人：

我因为没有您中意的狗皮手套在手中而烦恼不已，正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抵达。我已决定要牺牲自己而为您服务，如果粗俗笨拙如我这般的身体能有一块柔软的皮肤的话，我就会把它剥下来。一个男人应该剥下他自己的皮肤做一副手套，承载着他的爱和祝福，赠予他所爱慕的女士。而在我这里，这不算什么，即使我的灵魂也想为爱的人剥下一块皮。如果我的灵魂能像我的身体那样被看见，您将看见一个最卑微的灵魂。我亲爱的女士，这副手套是狗皮做的，不过他们也是用我的皮做的，因为我将自己当作一条狗。乞求您能让我服务于您的石榴裙下，做一条忠心耿耿的狗。

莎士比亚的手套和诗意的安全套

特别是在16—17世纪苏格兰英文中，有大量和“性”有关的方言和俚语，是以“qu”（读作英文里的“k”）开头，取代了更标准的英文拼法中的“c”。“quipped”一词意思是男人的生殖器；“quaedam”指普通的妓女；“quaint”一词被乔叟在《巴斯妇的故事》（The Wife of Bath's Tale）中衍生出“女人的私处”之意。以上这几个词只是简单的几个以“qu”开头词语的例。但是，最有趣的一个词“quondam”出现在了西方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中，意思是指莎士比亚的安全套。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对于自己生活的年代有深刻认识的威廉·莎士比亚，一定对安全套十分了解，而且知道使用它的人越来越多。他在佛兰德斯（Flanders）服兵役的时候，很可能也直接接触了安全套。不管怎样，他肯定十分聪明地把这个小东西放进了他最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品和一些讨论性问题的对话中。

诗人的父亲

约翰·莎士比亚——诗人的父亲——据称在斯特拉特福市（Stratford）售卖上等的皮手套。

举个例子来说，在《亨利五世》的一些版本中，有一个角色叫作“Pizzle”——古英语中的俚语，指“阴茎”——娶了他的情人“Quickly”[5]。Pizzle，有时候也拼成“Pistol”[6]，对他的新娘说，“Quickly，我有而且我会用安全套（quondam）的”，这可能就暗指这对成年夫妻打算做爱时使用安全套。

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中，莎士比亚再一次使用了“安全套”这个词，同时介绍了“手套”，后者在当时是普遍使用的“安全套”的委婉说法，并且沿用至今。剧中人物赫克托（Hector）将两个词语聪明地并用，显然不只是为了说明是戴在手上的某种东西：

啊！是您吗，将军？以战神的铁手套的名义，谢谢您！不要笑我发这样古怪的誓，您那位从前的太太总是凭着爱神的手套起誓的……[7]

战神和爱神是一对没有结婚的情侣，长手套……手套……安全套。

在《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玛格莱特（Margaret）和培尼狄克（Benedick）互换黄色笑话：

玛格莱特：盔甲我们自己有，您还是交出利剑吧。

培尼狄克：玛格莱特，要是您用它们，得用螺丝扣紧，姑娘们玩这个可得当心呀。

然后，班尼迪克说到，“那一大批载在书上的古代的风流才子们，他们的名字至今为骚人墨客所乐道，谁也没有像可怜的我这样真的为情颠倒了。”[8]

莎士比亚，还有谁能比诗人更好地留下关于“安全套”在词汇学方面的双关谜题？

英国国会——对安全套的诗意指责

18世纪初，英国的陪审员、诗人、作家和评论家开始公开讨论和嘲笑安全套，这不仅表明当时安全套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而且显示它在英国人的性生活中的地位充满着争议。

1708年，当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即第二代阿盖尔公爵（Second Duke of Argyll），站在拥挤的国会前的讲台上时，他拿着一个安全套高举过头顶来回晃动，以便让追随者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当他离开的时候，这位激动的公爵对这令人畏惧的器具进行了下面这番咆哮式的阐述：“这玩意儿叫做‘安全套’（Quondam），让大量上等阶层的女子和年轻的淑女们堕落了。”

这是国会中第一次提及安全套——condom，这个拼法来自于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苏格兰拼法或者莎士比亚拼法。相对于那个小小的套子加粉红色丝带的组合在公开场合露面，公爵演讲的戏剧性效果令那些保守的国会议员更加感到震撼。这个被认为是“理智的、体贴的好丈夫……崇高的思想境界并没有让他放弃一直以来对于女人的粗鄙的轻蔑”的公爵，被安全套日益普遍的使用和愈来愈容易在公众场合得到的现状深深激怒，他甚至愿意以愚弄自己为代价引起公众注意，并强烈希望公众对无论售卖还是使用安全套的行为都予以谴责。

但是，与坎贝尔的愿望相反，他疯狂的展示行为换来的唯一成果就是让政治上的反对者得到了一个嘲讽他的绝好机会。那些人并非如何支持安全套的使用，他们只是痛恨公爵。坎贝尔是苏格兰公爵，但他一直致力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合并。作为国会中苏格兰人里的少数派，反对他的人颇以写下小曲嘲讽这个憎恨安全套的乡下人为乐。

简单说来，关于安全套是一种疾病的预防措施这个问题，苏格兰勋爵贝翰文（Belhaven）写道：

对不列颠幻想的苏格兰回应

当评论遭到选民的抗辩
当演讲被反对者嘲弄
当忠贞的德行被视为笑话，
注射器和安全套自然大行其道

押韵和推理，章节和诗

一篇写于1708年、不知作者、篇幅更长但是政治性更弱的文章赞美了安全套预防疾病的功效。文章的名字很古怪——《给鹦鹉的杏仁：或者，对令人想起圣詹姆士公园的下流好色之徒的温柔回应：赞美安全套的一两句话》（Almonds for parrots: or, A soft answer to a scurrilous satyr, call'd, St. James's park: With a word or two in praise of condons）[9]，作者嘲弄地说，用“肠子”做的“令人陶醉的发明”，“令爱神灼热的欲望冷静，却又留住了爱欲的火焰不熄。”

哦，无敌的套套！你之名誉，
自冠以此名始，天恒地久。
你之影响，如此深远，
当世之中，可称唯一。
帕福斯[10]的神祇守护着你，
你令爱神，光芒四射，无懈可击，
火神伏尔甘，甘拜下风，
他为战神锻造的兵器，怎堪相敌，
阿喀琉斯的甲胄，岂能并论。
你能令爱神灼热的欲望冷静，
却又留住了爱欲的火焰不熄。
哦，套套！你的努力，受到神的护佑，
最终证明，凡人的本性，徒劳无功。
你之智慧，总能做出，
爱神乐见的判决。
长久以来，你被时代所赞颂，
你之技艺，无愧神族血统。
长久以来，埃斯克拉仳俄斯们[11]头痛欲裂，
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们的头脑，
为何男人如野兽，受本性驱使，习得的勇蛮，却是盲目。
直到套套盛名登场，以其作为，展其声誉。
万岁！套套大军的领袖，
你戴盔系甲[12]，执掌公正，
向那显贵的男根赠予你技艺的秘密：
这些秘密你曾告诉过奥雷里[13]，
以便供奉好他那宝贝玩意儿，
当然不是像以色列人供奉牛犊[14]那样，
而是寻欢时要护得命根子周全。
现在，我们有了这光荣的一族，
那是上帝的仆从，那是上帝的恩赐，
没有他们，我们如何战斗？
多么令人陶醉的创造！这门手艺蒸蒸日上。
正直的人们凭此谋生，
遍布每一个集市，从不欺诈，
小贩们将套套吆喝，
在公园，在欢场，在路边。
遗憾的是，令众人如此获益，生存的权利却不被承认。
新不列颠可如新罗马那般，
我们的法律应登记造册，
每年都许人将套套吆喝。

在圣詹姆士公园的漫步

由查理二世向公众开放的圣詹姆士公园，到了18世纪已经变成了一个露天的邪恶窝点。白天，这里是通奸者和被认为不适合单独呆在一起的年轻人的幽会地点；到了晚上，这里更成为追逐妓女的男人、同性恋者和其他你能想像到的性约会的天堂。在街上兜售安全套的小贩们发现这里是个大市场。事实上，圣詹姆士公园是个如此声名狼藉的地方，罗切斯特伯爵[15]——本身也是个性流氓——还特意为这个以男女乱交著称的公园写了一首诗：

夜晚，现在，在大树的阴影间
正发生着强暴、乱伦和鸡奸。
在这个遮盖了所有罪恶的小树林，
妓女们或聚集，或独行。
苦工、贴身女仆和贵妇，
捡破烂的进进出出
有钱女人赶了老远的路。
还有车夫、教士、皮条客和狱卒，
男仆、浪荡子，进到这儿
逮谁跟谁干。

初读的时候，你也许会感到奇怪，好像人人都会花时间写关于安全套的文章，但这的确是对18世纪这个性交易繁荣的年代的嘲讽。从文风来说，这些文章的主题虽然淫荡，但他们反映了18世纪时诗歌的文体，并借用了很多大众文学的内容和文风，包括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这些文章还提供了大量18世纪时安全套在伦敦使用和贩卖的情况。

同性恋套子

关于男同性恋者什么时候、为什么开始使用安全套存在着一些争议：虽然大多数这方面的专家认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男同性恋者才开始使用安全套，并且只将之作为一种性玩具，但是，几百年前的诗歌却可能提供了相反的线索。看起来，男同性恋者当时就知道同性恋之间的性交和异性恋一样，存在着传染疾病的危险。

历史记录中提到的“售卖安全套的小贩”让人们知道当时售卖安全套的小贩遍及伦敦各处特别是像圣詹姆士公园、春天花园（Spring Garden）和蓓尔美尔街（Pall Mall）这样的地方。所有这些地方都以其历史和美丽的风景著称，但同时也因是男女做不正当勾当的聚集地而闻名，换句话说，就是卖安全套的集中地。

实际上，当时在伦敦流传着两种《给鹦鹉的杏仁》的版本。在未删节版本中，读者可一窥当时另类的生活方式。最初，这篇文章是作为嘲讽性交易的讽刺文学刊市的，但文中也提到了一个事实——诸如圣詹姆士公园这样的地方因为同性恋的约会而声名狼藉，并暗示当时的男同性恋者使用了安全套：

但是艺术超越了自然；同时，我们发现
男人可以变成女人。
哦，多么令人快乐的改变！那是多么高深的技术！
它能治愈爱情的伤痛，却不用吞下医生的药丸：
期待关于安全套的秘艺，
首要的发明是保证私处无恙。

难以让人相信的拙劣诗人

在诗人威廉·帕提森（William Pattison）1728年创作的诗歌《一个故事》（A Tale）里，他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安全套的模样：“抗生育的套子”被染成“肮脏的黄色，并缀以蓝色”。他还提醒读者注意，布料和肠子做的安全套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肠子在湿漉漉的时候能发挥最好的功用……而且它有味道！

意大利的美神[16]，依然铭记
她来自前后晃动的波浪中，
所以规定那玩意必须
大大小小都合适，
在此之前还要足够湿；
用完拿下来，
将会
闻上去有鱼腥，
摸起来似软泥。

英国桂冠诗人尼古拉斯·罗文（Nicholas Rowe）所写的诗文《盔甲》（armour）受到18世纪英格兰甚至整个欧洲的推崇：

亲爱的朋友，这个戴着套套的男子，
可以随意地冲杀几百回；
无论那是否让他愉悦，
在野街或者库尔森庭院；
他对淫妇无所畏惧，
嘲笑他们的F？？？？[17]，讥讽他们的疾病。

另一个在文学上对安全套有趣的描述来自于罗杰·费尤奎威尔（Roger Pheuquewell，本名为托马斯·斯特兰策Thomas Stretzer）撰写的《乐满地新游记》（A New Description of Merryland）。这是一本伪装成游记来讲述女性身体的书籍。罗杰告诉男人们，为了抵御乐满地“危险的燥热气候”，他们必需穿上“合适的衣服……这种衣服由一种特别纤薄的材料制成，并且全身一体，没有任何接缝，只是在底部通常会束上红色丝带作为点缀。”

罗杰先生看起来很了解无缝“布料”的好处所在；好几百年里，对安全套的使用最主要的抱怨之一来自于妇女，那条粗糙的缝线总是把她们弄得很疼。

诗意的埋葬

桂冠诗人和他喜爱的莎士比亚在其他地方有相似之处。当尼古拉斯·罗文于1742年去世时，一块纪念他的墓碑竖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南耳堂旁边就是莎士比亚的全身像。这对于参观者来说也许是件好事，毕竟他们此前可不会想到这两位著名人物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

殷勤的法国人

描述无缝布料美妙之处的《乐满地新游记》一书出版后不久，另一位不知姓名的法国人出版了一本细致描述如何使用安全套的书。和之前的法国小说一样，出版于1714年的《爱的历史和国会的棍子和乌德勒支》（Histoire Amoureuse & Badine du Congres & de la Ville d'Utrecht）赞美了这种神奇的防病用具的美妙之处：它完全没有影响人们享受快乐。匿名作者热切地说明，这种出色的“爱”，是由一种非常精致的布料或动物膀胱制成，比“用铁做的”更有效。当男人打算“往前戳”的时候，他的“爱”会和身上的“英勇小子”相匹配。哦，这个“爱”被一条小小的美丽的丝带缠绕在“英勇小子”上。

这个热爱安全套的法国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却知道他在大革命前法国的贵族阶层非常有名，他有着艺术批评家和社会分析家的身份。另一位法国人路易·佩蒂·德·巴绍蒙（Louis Petitde Bachaumont）也对安全套充满了热情。

巴绍蒙是一个地位不高的贵族，但他可以进入巴黎沙龙——18世纪这座城市最具影响力的精英聚集之地。他把在那里收集的贵族和富人的秘密写进了日记里。之后，令很多人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巴绍蒙将自己的日记出版，取名为《文学界的私密回忆录》（Memoires secrets de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虽然他的写作说白了不比那些辛辣的流言蜚语高雅到哪里去，但吸引出版商的地方在于这本书提供了所有贵族罗曼史的细节，同时这部回忆录还是对法国历史上那个堕落时代的性、精神和社会的可信的反映。

巴绍蒙的这本书主要就是流言蜚语和对其他人的性生活的描写，但当他在日记中写下为一位美丽的前芭蕾舞者所创作的对句时，他还是很认真的：“你知道怎么使用安全套。安全套，我的女儿，就是法律和先知。”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句式表明了作者对于安全套在预防疾病，甚至控制生育方面的作用的信任，以及，他对于大力传播使用安全套是聪明之举这一观念的心愿。对于那位可怜的女人这是个及时的建议，因为在芭蕾舞者的职业生涯结束后，她不得不转向妓女的行业。

历史上最长的关于预防疾病的诗

安全套颂歌

牛津英文词典将“panegyrick”释义为“为表扬一个人或者一件事而进行的公开演讲或者所写的书面文章；一段颂扬的演说；一首颂歌，一首赞颂词”，或者“一个写了或者传递了颂歌的人”。怀特·肯尼特是在赞扬还是哀悼他的安全套呢？

关于安全套的篇幅最长的诗作创作于1723年前后，由英国圣公会教区长怀特·肯尼特（White Kennett）撰写，题目为《安全套的颂歌》（Ode to the Condom）。肯尼特是彼得伯勒主教的儿子，他赞扬了安全套在预防疾病和控制生育方面的作用，称安全套让女人免于变成“大肚子”和“未婚先孕”，也不会得上“腹股沟腺炎”。无论英格兰教会还是主教都没有在历史上对这位教士的淫诗做出任何回应。

套套的颂歌
噢，你们这些无法无天嬉戏爱欲的
女孩，张开臂膀，不舍昼夜，
迎取英国大兵的狂热突击！
无论他们贫穷还是富有，
你们总是照亮欢场的光。
值得称颂的娼妓！你们给国王
和甜言蜜语的贵族带来快乐；也借傍晚时分，
现身于圣克莱蒙特柱旁或圣邓斯坦教堂左近；
抑或流连于深巷黑弄乃至开敞的大街，戴着
众所周知的白色护罩，向普通市民或是
闲逛的律师秘书兜售廉价的爱的交易；
无论在尼德汉姆街还是在乔丹路，
请聆听并加入：我歌唱，并确信
应有一首安全套的可能的颂歌。
维纳斯，给我帮助，在您主持的
城市舞会或者彬彬有礼的化妆舞会上。
至高无上的女神啊！唯一掌管着
纯洁爱情或被亵渎的性爱的女神！
您掌管的领域既有爱情的温床
又有肮脏廉价的妓院！
维纳斯！让我用和善的声音唱颂，
安全套——享受性爱的女人们，
曾经担忧安全套会令他们的快乐无法到达高潮，
但导致的后果就是意外怀孕和生育，
安全套，保存体面的最佳护卫！
她自愿放纵，在无比的愉悦中。
快乐的男人，在他的口袋里装着小小的套子，
不管是用红色还是绿色丝带缠绕。
一个做工精良的套套——他，不再对性病充满恐惧！
他，得到了三倍于从前的快乐——
当他在下流的妓院里找寻那些淫秽的动物时！
冷淡地买上一顶皇冠！
愿主保佑！少见的情形！由殿堂骑士或者牛津人给我们提供
——是肮脏的德鲁里巷和她饥饿的居民们最好的保护。
把套套当作武器，他无所畏惧；
更不用担忧未来的那些麻烦。
狂喜总被遏制，乐趣总被干扰，
就像拿根针代替棒槌。
所以，埃阿斯，希腊的英雄，
盾牌包了七层牛皮，那么多！
特洛伊战争中最勇敢的人。
当热辣的年轻女人到来，情欲难控，
冒着产生不堪后果的危险，
不愿被至高的套套阻碍性爱的快乐。
珍贵的三天逝去，悲叹着这买来的愉悦！
现在，阴茎充满灼伤的疼痛，又要担心性病的光临！
带着忏悔的眼睛，他审视自己的上衣，
沾满各种黄色的斑点，
好像是成千上万妓女光临后留下的悲伤印迹！
现在，只能从医生那里得到解脱，
或者去买药丸，
来对付年轻女人身上的疾病！
他悲叹着自己可怜的命运，
要吃那些恶心的大药丸。
从前并不觉得，
偷来的愉悦意味着可怕的后果；
从黎明到夜晚，
大药丸不断告诉他不戴套套的后果；
他完全不听智者的建议；
整天头晕目眩，
担忧中夹杂着恐惧——
忽然冒出个自己的婴儿，脸色蜡黄神情忧郁，
无数天马行空的念头和炫目的舞蹈
有时候，会迷惑他已疲惫的意志，
从前，人们告诉过他悲惨的命运会是怎样，
性病会让人掉了鼻子，
失去皮肤的光泽，遭受腹部难以忍受的疼痛！
所有的快乐远去，
现在只剩下对性病的担忧，
病态的恐惧令他无法休息，
可怕的病毒折磨着他的肉体，
现在才想到使用套套太晚了，
传播爱的长发老鸨！
已经销声匿迹很久，
我对他们的崇拜时日亦久。
他们拥有聪明的脑袋、幸运之神的宠爱
和从美丽的天堂得到的灵感。
必须保守秘密，保守那些不体面女人肮脏的秘密。
万岁！快乐的不列颠！在你肥沃的土地上
老鸨出现了，并凭借奇怪的技能，
赢得了名声，甚至是比牛顿更高的名声，
要知道，牛顿可是英格兰土地上最高贵的名字：
如果我能预言，那么和士麦那城一样，
希俄斯、科勒芬和因为巨石像而出名的罗得岛；
还有阿尔戈斯的市集，还有
因为强大的薛西斯飞一般逃跑而广为人知的萨拉米斯；
还有艺术之源，崇高的雅典！伟大的吟唱诗人荷马的出生地！
它们会与欧洲的对手城市激烈争辩，
都想证明自己是正身，
是套套的诞生之地。
命运对人类太残酷了——
令我们不见吉兆——
只见严厉的裁决！
为什么，为什么在黑暗的子宫里
长久专注于玄奥的秘密，之后方才明了；
我实在不愿意说，为什么，命运如此吝啬，
祝祷对疾病不起作用，
爱情，最伟大的祝祷，也无法逃脱诅咒，
罹患疾病的诅咒！有多少年轻人被死亡的铁手抓住，过早地凋谢：
就好像，你永存的企盼，对爱情而言，是一项罪过。
但是，哦，年轻人，在更快乐的命运中出生，
这是英国人最大的渴望！在他的脸颊上
绽放微笑，紧张的四肢放松下来，她生育的那些事！
精力充沛，还没有被可怕的传染病袭击，
幸运眷顾！让别人的不幸及时给你警戒；
那就是，当你沉溺于爱情时，并被欲念挑拨，
你掉在美人的蜘蛛洞里，
或者，当你为陌生女子的触碰神魂颠倒，
或者，当你被女人的微笑迷惑，
这些女人都是在妓院的包厢里耍乐的人，
并将她们的耍乐当作爱情盛宴。
小心，保持距离，直到用套套的盔甲“武装”自己，
在酒宴中和玫瑰花床上；
这样你就可以去撩拨那些欣，若狂的妓女了，
每个欢乐的夜晚，戴着“皇冠”享受愉悦；
至少不会受伤，享乐完毕，全身而退。
有了我的预先警告，你欢乐的爱情道路会永远安全。

[1]因该词与安全套的英文condom直接相关，作者将在下文详细解说，故不再按照一般译名音译为中文；类似情况本书都做如是处理。——译者注

[2]clap一词在17世纪时泛指性病，后来专指“淋病”。——作者注

[3]今土耳其伊兹密尔。——译者注

[4]今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译者注

[5]该词有“性急地”、“迅速地”、“旺盛地”之意，下文可看出取此名有一语双关之意。——译者注

[6]该词义为“枪”，有明显性暗示含义。——译者注

[7]本书英文版引用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文字中文版统一采用朱生豪先生译文（《莎士比亚全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战神的铁手套”英文原文为“Mars his gauntlet”，gauntlet意为“金属护手带有铁甲的保护性手套”，这种护手大多长及肘部，故该词亦有“长手套”之意。“从前的太太”英文原文为“quondam wife”，“quondam”中文多作“以前、过去”解，但在作者看来“quondam”在词源学上包含与性相关的暗示，并和“condom”有着密切的联系。——译者注

[8]朱生豪先生中译“古代的风流才子们”的“古代”一词，对应原文即为“quondam”。

[9]原书引用该文标题为“Almonds for Parrots: With a Word or Two to a Scurrilous, Call'd. St. James' Park: with a Word or Two in Praise of Condons”，疑为误植——译者注

[10]塞浦路斯西南部古城，传说爱和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罗马神话称她为维纳斯）就诞生在附近海浪拍打岸边巨岩激起的泡沫之中，此地一直被奉祀为爱神圣地。——译者注

[11]埃斯克拉仳俄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掌医药之神，这里喻指医生。——译者注

[12]诗作者在这里用的是arm'd Cap-a-pee，显见是将arm'd Cap-a-pie（全副武装）中的“pie”故意改为“pee”，以喻套套覆盖龟头之意。——译者注

[13]原文为O/r/r/e/ry，似指诗作者同时代英国著名的奥雷里伯爵四世查尔斯·博伊尔（Charles Boyle, 4th Earl of Orrery），此人以资助制作第一架太阳系仪闻名，太阳系仪的英文即为orrery。——译者注

[14]典出《圣经·旧约·出埃及记》，摩西不在时，以色列人背弃教导，铸金牛以作偶像膜拜；牛犊在西方文化中有“生殖力旺盛”的喻义。——译者注

[15]英国历史上曾先后两次设立罗切斯特伯爵爵位，此处是指威尔默特家族的罗切斯特伯爵二世约翰·威尔默特（John Wilmot）。——译者注

[16]指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作者注

[17]F？？？？请由读者尽情联想。——作者注

第五章　针对盔甲的医学辩论和对消费者的告诫：医生、辩论、浪荡子和P女士们的战争

在17和18世纪，科学和医学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人们掌握了血液循环的道理，从东方传过来的很多草药冲剂确实有治愈疾病的效用。因为这个时期是“战争年代”，西方医学取得的成就主要依靠战争中大量伤员提供给医生足够的实践机会。举个例子来说，一位法国的战地外科医生立即知道了在伤口上洒沸腾的油的治疗方法是无效的。他的建议是使用鸡蛋做的膏状物、玫瑰油和松节油，这样既能减少痛苦，又有镇定和抗菌的功能。当然，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生病。

当时还没有细菌理论，所以虽然缝合伤口是一项正面的医学发展，但所使用的针几乎从来不会清洗。当大瘟疫于1665年在伦敦爆发时，缝纫师傅和污水坑带来的“miasmas”（希腊语，“污染”的意思）遭到了人们的谴责，但是人们很少对个人卫生问题产生怀疑，其实，也许这才是元凶。当手臂或者腿部被碾碎，或者遇到坏疽的情况，大多数的处理方法还是截肢。医生们依然认为单角动物的角——对于为什么这个成分被医生认为是必须的，至今都是个谜——是重要的一味药，还有蜘蛛网和罪犯骨骼磨成的粉。

当然，人们还发现了一种具有神奇效果的新药——鸦片。它虽然没有什么治愈效果，至少能帮助病人减轻疼痛。

对安全套的恨

在医生都喜欢用放血的方法来治疗疾病的年代，在人们根本不将洗手作为治疗开始前的必须步骤时，在理发师和江湖郎中——他们的信誉看起来和真正的医生也没太大区别——可以随意尝试药物的时代（当时的妇女活到40多岁就会被看做高寿），有一小批有影响的医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公开抨击卑微的小安全套，这个做法也许很让人惊异。不过，他们就是那么做了。

1717年，丹尼尔·特纳（Daniel Turner）——他被认为是英格兰首位皮肤病专家，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著名的外科医生、病理学家和作家——站出来坚决反对当时日益流行的安全套。他谴责说，使用安全套是“目前那些风流才子能找到的最好的，如果不是唯一的保护工具；但是，因为它会带来感觉的迟钝，我听说他们中有些人因此承认宁可冒得淋病的危险，也不要让长矛罩上套子。”

特纳对“保护工具”的蔑视是基于医学基础上的，而非道德，这个医学基础源于他所医治的那些梅毒病人。根据特纳的说法，这么一块小小的布或者肠子能够起到对如此可怕疾病完全的免疫作用，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这种看法在之后几个世纪中都笼罩着这个小小的玩意儿。特纳对安全套的尖刻批评在某些方面来说也许是合理的，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为何总是要提起安全套“使人麻木”的特性：因为这和医学扯不上什么关系。也许他在担心“感觉的迟钝”，相信男人们会轻信戴套套是预防疾病的简便易行的方法，只在最后一刻摘了它，因为“罩上套子的长矛”会毁了整个过程。

法国医生让·阿斯杜克（Jean Astruc）是特纳的同时代人，也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私人医生之一，他十分敬仰英国医生对梅毒的研究，同时也是一名反安全套者。实际上，阿斯杜克对特纳谴责安全套的著作印象十分深刻，他自己也为此写了相关论文，旁征博引，并指明还有哪些医生持相同观点。

在阿斯杜克对由“精致的、无缝的动物膀胱”制作的小袋子的批评中，他取笑了那些使用安全套的愚蠢的英国人，嘲笑他们因此就相信自己的放荡行为是安全的。阿斯杜克因为对梅毒的研究而在法国十分有名，看起来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即安全套在法国和在英国同样受欢迎。1736年，他写道：

我听到最底层的浪荡子们毫无节制地追逐着妓女们，最近英国人开始使用那些由柔软、无缝的皮革制成的形状如鞘的套子，并给了“安全套”的称谓。他们做爱之前，会把阴茎包裹起来，就像穿上一件甲胄，以便在搏斗中保证自己的安全。我猜想，他们声称，只要戴上了这种套子，就可以在男女乱交的同时免于受到惩罚。但事实上，他们大错特错了。

他们必须用橡木武装起自己的阴茎，并以黄铜做的三层板甲作护卫，而不是去相信一个薄薄的膀胱，因为他们喜欢使用的部分是很容易在妓女那里染上疾病的。当然，坚守贞操地活着，或者在得到允许和确保安全下满足性欲，远比使用这种肮脏的发明要好得多。

阿斯杜克尖刻的评论证明了，到18世纪时法国人都确信安全套是由英国人发明的。实际上，18世纪早期，法国人就称之为“英国雨衣”或者“英国斗篷”。有趣的是，英国人反过来经常用一个法语词“气球”（baudruche）来称呼安全套——这种委婉的说法沿用至今。

历史上使用过的词汇

历史上使用过很多名词来称呼安全套：

气球（baudruche）、安全套（condum，cundum，quandum，quandon）、英国雨衣（英语、法语都如此称呼过English raincoat/Anglaise d'redincoat）、橡皮（rubber）夜帽（night cap）、鞘（sheath）、盔甲（armour）遮阴布（codpiece）、小布头（un petit tinge）、棉布（cotton）、工具（instrument）、合身的衣服（proper clothing）、防盾（interceptive shield）、防御品（preservative）、法语里那个字（French letter）、那个字（letter）、外套（overcoat）、上衣（coat）、玩意儿（device）、肮脏的拖鞋、机器（machine/manchinery）、形同虚设/死信/空文（dead letter）、英式骑装长外套（redingotes d'Anglaise/redingotes d'Angleterre）、外皮（skin）、尿泡（bladder）、防病包（preventative bag）、雨衣（raincoat）、带帽斗篷（capote）、维纳斯女神的盾牌（Cytherean shield）、女式手套（gent des dames）、神圣的皮肤（Peau divine）、紧身短胸衣/衬领（chemisette）、安全帽（assurance cap）、威尼斯的小皮肤袋（un petit sac de peau de Venise）等等。

虽然阿斯杜克没有把安全套和当时法国的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但他确实提到了使用旧安全套（也不那么旧）所存在的问题。18世纪一般的欧洲人完全缺乏对细菌概念的了解，也不认为个人卫生是必须的事情——他们中很多人一年洗一次澡甚至更少。此外，安全套必须为每个人度身定制，并且手工完成，价格也就可能非常昂贵，从几个便士到几先令或者几法郎一个（粗略地说，相当于现在的1到5英镑或美元）。因此，很多男性都重复使用，特别是那种亚麻质地的安全套。从另一方面说，清洗套子也是一个危险的过程。虽然我们无法知道重复使用对实际的性病传播有什么样的影响，阿斯杜克（还有特纳）认为它与其说是预防疾病，不如说同时也在传染着疾病。不过，一个更好的解释是，用动物肠子做的安全套缝制的时候经常会有细小的洞，导致功用失效。而且，即使使用了上乘的丝带，套套也可能因为使用太过激烈而脱落。

同一世纪晚些时候，其他反对使用安全套的欧洲医生的批评陆续出现。不过，这些批评并不关心安全套与预防疾病之间的关系，他们重点批评的是这个小东西作为控制生育的工具而被使用（18世纪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及）。

1750年，英国医生托马斯·肖特（Thomas Short）严厉批评说，“邪恶的人邪恶地使用安全套来防止性爱愉悦之后带来的怀孕”。虽然肖特反对所有控制生育的方法，但在他的言论中安全套看起来已足以形成对英国这个国家道德健康的威胁，这种论调后世一直存在。

一幅自画像的故事

德国艺术家乔·佐法尼（Johan Zoffany）是18世纪非常受欢迎的画家，并以传统题材和同性恋题材的画作为人称道。人们说他很擅长社交，并和库克船长（佐法尼本打算参加库克的第二次探险航行但最后时刻取消了这次行程）以及玛利亚·特蕾莎女王（Maria Theresa）交好。

佐法尼为欧洲很多王室成员画过画像包括英国王室今天他的很多作品展示于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和帕尔马的国家画廊中，这其中包括他的自画像。这幅画作也许是佐法尼最独特的作品，因为画中的他穿成圣方济会修士的模样并在自己身后的墙上挂着一排安全套。专家分析说这是艺术家想要在爱情和宗教束缚之间创造一种视觉的并置。一位艺术评论家形容佐法尼这幅作品的主题为“以道德观念面对并以对宗教的虔诚战胜性欲”。不管评论家如何评论，这幅作品至少说明了佐法尼知道要清洗他的套套。

到了1767年，肖特医生依然抱怨说，“那么多邪恶的技术……每天都被用来避孕”，并且伴随着使用“器具……来阻止妊娠”。肖特感到，当时的法律“应该明确这些器具的生产商……会被惩处，或者和罪犯一起吊死……毫无疑问，一个医生会意识到……安全套是要受到谴责的”。坎贝尔公爵对此会感到非常欣慰。

欧洲关于同一主题的变奏曲

19世纪30年代初期，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阿道夫·王尔德（Friedrich Adolph Wilde）描写了如何使用安全套，包括男方和女方各自不同的使用方法。他对于男性安全套唯一的考虑就是他曾使用过的安全套质最并不特别好，而且很容易破损。这让王尔德对于推荐使用安全套有些勉强，同时，他让读者确信女性安全套——一种橡皮帽子或者子宫帽——更加安全。

另一位倡导避孕的德国医生坚持认为穷人应该控制家庭人口数量。他的安全套实际上是阴部扣锁法，这种方法会让女子十分疼痛，粗野的过程等同于罗马一千多年前的模式。实际上，和倡导这种做法的罗马人一样，阴部扣锁法背后真正的目的是让穿戴者根本不要进行性交，这是一种外科禁欲的方法。

这位德国医生是如此古怪，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方法，他甚至建议政府资助推行阴部扣锁法计划，并监管进行这项手术的人。只要有关于如何扣锁的方法指南，任何医生都可以进行此项手术，这位好医生甚至列出一个对被抓到的作弊医生的处罚清单。

德国作家、研究者和医生克里斯托弗·吉尔唐纳（Christoph Girtanner）是当时唯一一位在两方面都强烈谴责使用安全套的医学专家——预防疾病和控制生育。他也说得很清楚，安全套是英国人（既不是德国人甚至也不是法国人）的发明，并且只有浪荡子才会使用安全套（“浪荡子”是对使用安全套的人的轻蔑称呼）。在他1788年出版的书籍《关于性病的专著》（Ahhandlung uher die Venerische Krankheit）中，深受阿斯杜克影响的吉尔唐纳如此描述该死的浪荡子保护自己的方法：

同时，我有必要再一次说明这些方法中的一种，因为今天这种方法被浪荡子们认为是一种习俗，并且万无一失。在这种情况下，我证明，就像我在这本书其他章节证明的那样，要讲述这个问题是如此困难，因为它可能触及人种的问题，同时还要保证不触犯谦虚的美德。着起来，德语太过纯真了，无法用如此优雅的词语来讲述如此让人羞耻的事情。

同时，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已经无法令人保持缄默。我希望说到鱼鳔膜在性交时能够保护男人的命根子。这个令人羞耻的发明彻底压制和毁灭了男女共寝中唯一自然的东西——生育。这个发明来自英国，是荒淫的查理二世统治时期首次使用的。直到今天，他们还在使用发明者的名字；他们减少了快乐，毁灭了男女共寝中唯一自然的东西；最后，他们并不能保证免疫，因为最微小的一个洞也会导致传染。在性交过程中，鱼鳔膜也可能因为一股强大的热流而破损。

多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

斯摩莱特的畅销书《蓝登传》（Roderick Random）出版于1748年，书中描述了18世纪妓女遭受梅毒侵扰的故事，无疑让好医生们重新考虑他们激烈反对使用安全套的态度：

城中最时髦的女人和比自己地位卑微很多的女人一样容易受传染；她传染给她的仰慕者，她的情况是公开的；她被回避和忽视，无法维持一贯的装扮（虽然她竭力维持，多一天算一天）；她失去了信用，因此必须节约开支，并成为一个夜间活动的妓女；她的疾病不断发展，心理素质越来越差，最终崩溃；她的面色逐渐苍白，连狗都讨厌，最终陷入挨饿的境地，想去偷窃，又被发现，关进监狱，在那里生不如死，后来被释放了，是因为原告没有起诉她。没人愿意提供住房给她，疾病的症状愈演愈烈，她请求入院治疗，却根本拿不出看病的费用；她重新流落大街，与最底层的人为伍，不得不靠喝金酒来减轻饥饿感和寒冷感，逐渐变得感觉迟钝，皮肤腐烂，死在粪堆上。

罪恶的机器

另一些人也公开反对安全套不过更加愤怒，并且加入了明显的宗教观念。一位作家认为安全套就是在鼓励男人犯罪，他声称使用安全套在“基督教国家”中应该是违法行为。他也痛斥任何建议男人“使用机器，穿着盔甲去战斗”或者试图让别人参加“推行邪恶行为”的人。有人用安全套来控制生育吗？这根本是错误的，因为使用安全套近乎于手淫——另一项可怕的罪行。

吉尔唐纳几乎谈到了安全套所有的内容：安全套不正确的历史，它的起源是如此不纯洁，以至于神圣的德语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膜”的淫邪；还有就是他关于安全套如何减少性交偷悦的假设——或者说是个人经验，这也是所有反对使用安全套的医学专家的共识。

虽然吉尔唐纳非常憎恨安全套，但这位德国医生同时也是狂热的旅行家，无意中帮助记录了安全套在欧洲各国的普及。他报道说看见在俄国、英格兰、德国（他的祖国）和法国的城市里，露天市场、小酒馆和其他“零售店”售卖着安全套，而且这些安全套令人难以置信地受欢迎。和他英国的同行肖特医生一样，吉尔唐纳也同样被莫斯科、圣彼得堡、巴黎、伦敦和柏林的警察根本不会为了终止这种在公开场合售卖安全套的行为而逮捕小贩的态度所震惊：“警察是如此无知，他们根本不想办法阻止售卖这种对于生育繁殖如此可耻又有害的发明，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18世纪时，有一部分文学家、医生，甚至是牧师从安全套那里得到了灵感，他们表达了对这个小玩意儿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些只是一小部分精英分子，或者说一小部分认为自己不仅在人类健康（特别是梅毒）方面而且在人类行为方面都是专家的人的意见。他们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承认的是公众的意见（和实践）才是促进整个西方世界安全套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的主要动力。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犯下这种错误的人。

尽管有着这些抱怨和批评，整个18世纪的安全套市场都在持续发展和繁荣。但是，到底是谁在迎合需求，生产和售卖安全套给这个日益扩张的市场呢？并且，为什么有人选择这个奇怪的职业呢？简单的答案——这个答案同样适用于20世纪的安全套市场——就是：一个折衷主义的企业家混合体、穷困潦倒的人、知识分子、反传统的怪人和骗子。

套套生产过程中不健康的一面

安全套生产，几千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到17世纪以前一直是一种分散经营的工业：一些作坊尽管只有一两个员工也繁荣发展起来，另一些生产商则拥有受过专门训练的职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P女士希望年轻女人能够在流水线的主要位置上工作，流水线被隐秘安置在女性用品商店的后屋或者地下室里。只要会用针的人都可以用亚麻布做套套，而用加工好的肠子做套套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处理肠子的女工（有时候也是男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通常做不了太长时间。

硫磺和强碱水是将干燥的盲肠加工成柔韧、实用性原料的主要辅料。硫磺特别是当它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并渗透进肠子时，会产生可怕的副作用——灼伤皮肤、引起肠胃问题、晕眩、痉挛、肌肉疼痛、灼伤眼睛（如果眼睛直接暴露在高温硫磺下，还会引起失明）、口渴（水是不能喝的，而在这些化学用品前饮用淡啤酒或者苹果汁也非明智之选）以及呼吸道方面的感染。而强碱水让此一生产过程比起仅仅用丝带缝合起各个加工好的部分要折磨人得多。

避孕用品的生产

在《俗语词典》（Classical Dictionary of the Vulgar Tongue）于1783年在伦敦出版之前，动物肠子被用做防护措施已经有几个世纪了，如果不是一千年的话。这本词典的作者是恰如其名的格罗斯上尉（Captain Francis Grose）[1]，他在词典中提供了如此精妙的定义：

安全套（cundum），也就是羊的干燥的肠子，男人戴着它进行性交，以防止传染上性病。据称是由一个叫做Cundum的上校发明的……

虽然制作安全套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而且不同文明的人都已经掌握这种技术超过好几个世纪了，但一直以来它还是局限于个人制作，仅供个人使用，或者是某些人在特定时期为特定的顾客制作一批货品。以利润为目的的大规模生产是直到17世纪才出现的。

那时，虽然很多人继续从事个人生产，但是企业家已然发现这是一项很好的产业，特别是在欧洲的大城市。富有的男性游客都希望在他们可以放纵情欲的同时得到保护，而有经济实力的居民也不希望买到的是好像家庭作坊制造的盔甲那样的糙货。

对于生产商来说，一部分的吸引力在于，可以在很小的空间里生产安全套，所需要的只是一张工作台或者一张工作长椅以及一些基本的配置。动物肠子很便宜而且在肉店或者香肠供应商那里都可以轻松得到。一只羊的肠子可以做好几十个安全套，而用来固定的丝带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从女帽头饰商或者男子服饰用品店买到。

制作亚麻质地的安全套更具挑战性，因为这需要非常细致的缝制技术，成品比用肠子制作的安全套更耐用。很多人也加入了化学药剂（有些只是草药油和草药水，其他的则具有腐蚀性，比如加入碱水的混合剂），这样被认为有更强的预防疾病的效用，其中一些出乎意外地还起到了杀精剂的作用。虽然到18世纪末时，亚麻质地的安全套已经随处可得，但因为生产成本高，价钱也就更贵，有时候也并不比用动物肠子做的安全套舒适，所以到了19世纪，渐渐被人们遗弃。

用动物肠子制作安全套的方法大约三百多年里都没有什么改变，一直延续到20世纪：肠子原料（盲肠）放在水中浸润数小时，然后在弱碱溶液里浸软，这种溶液要每12小时换一次。这个过程大约需一到两天。然后，用原始的金属工具比如便宜的厨房用刀或者长铁钉小心地刮肠子，以去除粘膜。

以上的化学处理过程和刮除过程完成之后，肠子只留下腹膜和肌理部分，它被暴露在“燃烧的硫磺石的蒸汽”里，直到产生的硫磺蒸汽帮助软化了肠子。最后，已经软化的肠子在碱水中清洗干净。

椭圆形的肠子被切刀切开，然后切出小洞，或者在顶部穿孔。如果使用者足够幸运，生产商可能会检查细微的小孔——1770年一位法国医生在笔记中评价说这种做法是非常罕见的，他抱怨说，他的“英式骑装长外套”“充满了细小的气孔”。最后，依然潮湿的套子“用丝带在开口处镶边”，就可以出售了。

上等气球，更好的气球，最好的气球——好的，更好的，最好的

18世纪上半叶，安全套的大规模普及，导致人们对更好、更舒适的款式的需求。精明的企业家对此的回应就是生产更多的花样，提供不同品质和尺寸的安全套。作为发明安全套的国家，英国生产商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也起着领航者的作用——他们会额外增加些小花样，比如起些花哨的法国名字像“等气球”（baudruches fines）、“更好的气球”（superfines）、“最好的气球（supersuperfines）”，这些名字流行了差不多两百年时间。

虽然生产商竭尽全力生产更好的安全套，使用的材料和加工的方法却始终没有改变。绵羊、牛或者山羊的肠子依然采取同样的加工方法，尺寸也都一样，不同的是，相比于仅仅制作成椭圆形，并以丝带镶边，这时的安全套会放在油模中塑形并处理得更加光滑。这种分为大、中、小三种尺寸的阴茎形状的玻璃模子从当地玻璃吹制者那里订购，这些玻璃吹制者可必须具有很好的幽默感！以前塑形的时候，不过是男人把一个有丝带的袋子扎在他的“帆桁”（yard）上——18世纪的男人最喜欢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的阴茎，现在，质量更好的安全套被仔细地裁剪，令大小更加合适。

恶臭的伦敦

18世纪的伦敦无论私人地方还是公共场所，都弥漫着难闻的味道：充满垃圾和腐烂动物残骸的雨水堵塞了下水道，于是脏水泛滥大街小巷。满是小便、老眼尸体和腐烂木头的沟渠，让廉价公寓的楼梯间里难掩恶臭。屠宰场周边冻血横淌，制革厂上空飘散着硫磺碱水的味道。而在室内，潮湿的皮革床弥漫着恶臭，没有洗过的被褥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尿壶氤氲出恶心的甜味。而人……汗水和没有清洗过的身体，一嘴烂牙呼出的是洋葱的气味，肠子里的寄生虫吞噬着人们的内脏，可怕——那么，18世纪做爱的时候散发的味道呢？那也许已经不是语言能够形容得出的了。

吹玻璃工和祝酒

欧洲的吹玻璃工必须拥有极佳的幽默感。他们不仅根据每一个订单吹出不同形状的模具用于塑形并浸润肠子，有些人——特别是在苏格兰——更被要求“吹出”令人惊异的饮杯。至少，18世纪的男性会所会定制一种“阴茎状玻璃杯”；这种非同寻常的阴茎状容器不仅用于特殊的庆典上，也会两个叠加起来做滴杯。致祝酒词的人往往会用这种容器先啜上一口，然后一点一点喝光杯中酒。

“更好的气球”当然更加好，它的制作方法和“上等气球”一样，但前者会用鲜花和香料制成的精油熏香——这种做法部分是为了掩盖那些不爱洗澡的人们身上的味道，部分是为了让经过化学处理的肠子闻起来稍微舒服一些，再用光滑的玻璃擦磨。

最后，就是“最好的双层气球”（baudruches superfines doubles）了。这其实是将两个肠子在还湿润的时候套在一起，那样“两个内层就会贴合在一起”。虽然这种安全套最耐用，并且试图达致绝对的保护作用，不过“双层”并不如其他安全套那么受欢迎，因为它很大程度上让阴茎失去了感觉。

小蛤蟆的求爱

拉扎洛·斯波兰扎尼（Lazzaro Spallanzani）是十八世纪晚期的一位形而上学和逻辑学教授，在他忙碌的职业生涯中，曾经在三所意大利大学教书、搞研究。斯波兰扎尼还自称是一位科学家，非常迷恋精子在生育中扮演的角色，试图一劳永逸地证明精子是生育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教授先生或许没怎么了解过这个话题，或许他早已知道世界各地的男人都在用安全套避孕，反正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宣称，为了证明他的理论，他用亚麻布做的安全套套住了青蛙的阴茎；稍后他记录到他的青蛙交配了，但是没有新的青蛙出现。

有趣的是，不管质量、价格和尺寸如何，每个安全套都被裁剪成标准的7或8英寸的长度——当然，它们的开口处都有漂亮的丝带做固定用（粉红、大红和蓝色是受欢迎的颜色），因为不管它们有多么漂亮的形状，即使是最炫目的“气球”，没有了丝带也无法固定。

但是，即使最高级的肠子做的安全套也存在问题，那就是不管使用了多少硫磺石和香油，有些柔软的部分可能会不慎被擦坏。而且，如果肠子表皮没有按正确的方式清洗干净，并不断地放入清水中浸润，以去除所有的化学物质，那么他们可能引起灼烧感和阴道感染。如果使用亚麻质地的安全套，接缝处可能引起损伤。但是，对于那些既想享受性愉悦，又要有安全保障的人来说，“安全套”、“气球”、“盔甲”、“鞘”和“英式骑装长外套”虽然不完美，却仍然是完全值得的。从此以后，安全套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流行。

P女士们和伦敦的“机器”战争

在整个欧洲，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出售和购买安全套，其中包括酒吧、理发店、药房、露天市场、街头和剧院。根据当时的文章，伦敦的圣詹姆士公园、春天花园、弓街（Bow Street）和蓓尔美尔街都是著名的在公共场合售卖安全套的地方。男人和女人沿街售卖，安全套就放在他们背着的袋子、头顶顶着的篮子、手推车或者口袋里。

这股下层社会售卖的力量由无业演员、落魄的妓女、不成功的骗子和伺机而动拓展经营的“正统的”小贩组成。他们一年四季、每时每刻都在售卖着安全套，这样的景象已经成为城市风景的一部分。这项生意相比新鲜蔬菜供应商和水果商而言，好处在于不那么依赖天时好坏。实际上，安全套市场在冬天的时候总能兴旺，因为大多数人不得不待在家中，只能寻找在家作乐的方式。当生意发展缓慢的时候，有些更积极进取的商贩会毫不害羞地锁定一些他们认为是潜在客户的男人。

因为安全套售卖商如此随处可见，一场向他们征收税收的活动随之而来，但后来政府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他们不想和安全套这个小东西扯上关系。保守的法律制定者担心向安全套售卖商征税后，反而表明安全套已经合法化了，公众会认为政府好像在鼓励非法性交。

关于安全套售卖是否合法这个问题在超过150年的时间里不断在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社会引发争论。但是，从事这项生意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因为缺少一个好的立场而遇到麻烦。简单地说，它只代表了更多的利益。

做审慎的人惯常做的，
为了更安全就戴两个吧：
让红色的带子垂荡在你的裆下。

“安全套”生产商的建议

虽然大多数安全套小贩总是穿戴得五颜六色，却没有一个人能和充满活力的（当然也是最公开的）伦敦安全套供应商——总爱争争吵吵的P女士们相比。

葡萄与玫瑰

菲利普斯太太在独立经营自己的零售业之前，就在这间繁忙的酒吧出售安全套了。她离开以后，酒吧主人在伦敦性产业这个奇怪的地下世界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

杰克·哈里森（Jack Harrison），笔名杰克·哈里斯（Jack Harris），是畅销书《哈里斯的柯文园女郎名单》（Harris' List of Covent Garden Ladies）的作者。该书1757年首次出版，并在接下来的30年中不断更新重印。这本书为他赢得了一个外号——“英格兰人的皮条客”，因为想要去找伦敦最好或者最有趣的妓女，男人们都必须依靠这本书的指引。实际上这个忙碌的酒吧主人（名人詹姆士·鲍斯维尔James Boswell的朋友）会有时间去整理那些娱乐场所，诸如弓街和斯特兰德大街的“赤裸男孩庭院”（Naked-Boy Court）的资料，是很让人不可思议的。哈里斯先生还有一项小副业，就是向买他指南书的人搭售安全套。他声称，这本书最后卖出了超过25万本。

从18世纪早期开始，伦敦的安全套战争就打响了，战争在三个安全套主要的生产商之间展开：玛丽·帕金斯太太（Mrs. Mary Perkins）以及两位菲利普斯太太[2]。他们为了争论谁售卖的安全套才是最好的安全套而进行的商业推广活动，值得任何现在的美国政治运动借鉴。

这个传奇故事开始于1731年。第一位菲利普斯太太开始了她的零售业—在伦敦最出名的两间酒吧售卖家庭制作的“机器”（这是18世纪流行于伦敦的，对“安全套”的一种委婉说法），这两间酒吧“大酒杯”（The Rummer）和“葡萄与玫瑰”（The Grape and the Rose）从斯图亚特王朝开始就是著名的公众聚会场所。菲利普斯太太把她的时间对半分给两间酒吧，她将“机器”出售给形形色色的客人，包括18世纪时在这种场合举行秘密会议的伦敦的共济会。

菲利普斯太太很快成为英格兰甚至是整个欧洲大陆最成功的安全套生产商之一，她随即开出自己的批发和零售店，并雇佣了一批妇女，在商店背后的小屋子里生产各种各样的“机器”，赚了很多钱。她的安全套不仅售卖给个人和当地企业，还包括整个欧洲的客人，于是菲利普斯太太决定卖掉这项产业，套现后退休。1766年，她把企业卖给了玛丽·帕金斯太太。到那时为止，第一位P女士已经在“半月街的绿罐店”——菲利普斯太太性用品商店的名字是“绿罐”（Green Canister）——中售卖了35年安全套。

菲利普斯大大们的伦敦

远离生产和销售的辛苦日子，过了10年平静的退休生活后，菲利普斯太太重出江湖，声称她听到了一些有关帕金斯太太的谣言。她说，她被告知帕金斯太太没有保持产品的高品质。菲利普斯太太对这条坏消息忧心忡忡，决定重返安全套生产销售界。她在靠近莱切斯特广场（Leicester Fields）的“橙子庭院”（Orange Court）以“金色扇子和初升旭日”为标志开设了一家新店售卖安全套。

为了赢回最初的市场，并迫使帕金斯太太将劣等品下架，菲利普斯太太设计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商业推广活动。她雇佣年轻的男人在拥挤的街道上散发广告传单，也将一部分传单散发到二级零售店中。广告不仅向“药剂师、药材商、药店老板、杂货店老板”提供各种“外皮和尿泡”，还吹捧了菲利普斯太太精选的、不同层次的顾客，其中包括“大使、外国人、绅士和船长等等”，这些人“都可以利用出国以最低的价钱带出英格兰最好的货品。”菲利普斯太太为自己满足了前往“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客人的订单要求而骄傲不已。但是，她市场策略中最成功的部分还是在街上闲逛的演员们唱着她自创的小曲，借此赞美她精美的货品：

让自己免于羞耻和恐惧吧，
维纳斯的忠实信徒们啊，要买的赶紧；
我们的货品没有一点瑕疵
自我保护是自然界的法则。

菲利普斯太太广告里的措辞公开地批评帕金斯太太“机器”的质量，也由此正式引发了战争。菲利普斯太太在她的销售运动中声明，她是被迫重回生意场的，因为她“被朋友们说服重新取回代表地位，自从她离开，其他人都无法生产出和她以前所生产的产品同等质量的货色。”

当第二位菲利普斯太太出现，并宣告第一位菲利普斯太太已经去世的时候，故事变复杂了！第二位P女士不是别人，正是帕金斯太太，她不仅对于菲利普斯太太重出江湖并且和自己展开竞争的做法愤怒不已，更为她直指自己产品质量低下而震怒。

英格兰的小贩

当时对于一群“商贩”和安全套小贩竞争的记述：

安全套售卖的竞争从早到晚充斥在大街小巷之中。沿街售卖的小贩或者将货品放在头顶着的柳条篮里，或者放在前面的大托盘中，又或者放在背后的口袋里。当他们经过的时候，叫卖声音高过周围一切噪音：“美妙的柠檬和橙子，橙子和柠檬！”；“樱桃，甜樱桃又红又饱满！”；“新鲜的比目鱼和上等的鲽鱼；赶快来买我这美味的鳗鱼！”；“迷迭香和甜甜的野蔷薇；谁来买我的薰衣草？”；“新鲜的奶酪和奶油！”；“百合色的醋！”；“好吃的香肠！”这样的叫卖声，通常配上旋律吟咏而出，听起来很好听。（这些沿街叫卖的小贩严重影响了合法商人的生意，1694年，除了露天市场和集会之外，他们被禁止在城市和特区的任何公共场合售卖任何物品，若有违反，售卖者和购买者都要罚款40先令.）另外，吟唱实事的民谣歌手、售卖秘方和神奇药剂的江湖医生、在钢丝上表演的舞蹈家、到处闲逛的音乐家、著名的吞火魔术师、跳舞玩偶的展示者，还有“表演各种动作和奇怪表情”的巡回演出者所有这些人都必须持有“印有红黑两种颜色书写的证书，并有托马斯·克里格鲁（Thomas Killigrew）的印章。”此人正是查理二世的掌戏乐大臣（Master of the Revels）。

第二位菲利普斯太太，也就是帕金斯太太，也推出了自己的广告宣传单，宣称“一些有邪念的人曾经发出过传单，说‘机器’的储藏室，也就是在斯特兰德的半月街的‘绿罐’已经被拆除了。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伤害到了我。这间老店由后来的菲利普斯太太继续成功地经营着，和以往一样，用最好的态度准时处理绅士们的订单。”

帕金斯太太，或者说第二位菲利普斯太太，窃取了第一位菲利普斯太太的小曲，并雇佣自己的民谣歌手在散发宣传自家货品——不仅包括“机器”，还有鼻粉、肥皂、香精和“女士用黑色橡皮膏”——的传单时歌唱。这种橡皮膏在当时女士中非常受欢迎，被用来刻成小小的心形或者星星形状，贴在脸上的小痘疮上。

帕金斯太太经营的范围比第一位菲利普斯太太多出不少，但是后者拥有全国，甚至全欧洲的安全套批发业务。推测起来，虽然这次公开争吵的最终结果没人知道，但两位P女士肯定还是结束了战争，并继续发展安全套生产和售卖的事业。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安全套战争结束时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伦敦人都知道了这几位女士的名字，也知道了他们战争的原因——安全套。

记得循环使用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伦敦的安全套战争，也许售卖安全套的女人中最多姿多彩的还是那些能在别人眼中的垃圾里发现宝藏的人。举个例子来说，珍妮小姐和她的小酒馆在当时名声响亮，在那里，她在楼上的房间里为绅士们提供“额外的”服务。她也因为高品质安全套的充足供货而出名，其中很大一部分价格令人吃惊得便宜。客人们并不了解，珍妮小姐的手下非常善于收集使用过的安全套，这样她就可以循环使用它们，价格自然也就非常便宜。所幸，虽然顾客们对使用过的安全套从来没有起过疑心，她还是会在再次使用前加以清洗的。

丝带和弓

虽然有很多材料都可以用来制造安全套，很多个世纪来最普遍使用的是小小的粉红色、大红色或者蓝色的丝带，它被固定在安全套的开口处，起到固定的作用。但是，谁生产丝带呢？

她们是二等工资收入者，通常嫁的是季节性工人或者工资卑微的人，也有些是从穷苦家庭中出来的姑娘们，摆脱了成为家庭佣人或者更悲惨的命运。很多制作丝带的妇女在伦敦东边工作，这是最大的制造商聚集地。这项工业雇佣的几乎全是妇女，也是少数几个船员的老婆能够找到工作的地方。大多数丝带都被针线缝纫用品商买走了，这其中大约40％是妇女。生产、销售丝带和生产、销售安全套的生意都是以妇女为主体的，并且正规地雇佣员工，不受季节的影响——实际上，在寒冷的季节里生意会更好。

然后就出现了詹金斯太太（Mrs. Jenkins），她在伦敦拥有一间著名妓院，以擅长迎合客人的奇怪口味著称。詹金斯太太的“女孩们”特别擅长于鞭打，这是18世纪时英格兰最喜欢的性变态方式。她同时也经营着一项不错的副业——购买、清洗、再出售“稍微使用过的气球”。

其他伦敦的安全套供应商，比如路易斯妈妈（Mother Lewis），看起来好像不愿意掺和愈演愈烈的战争和沿街的叫卖，而是更喜欢在酒吧或者小酒馆里出售货品。还有一位菲利普斯太太（有趣的是她的名字是Con，就是“安全套”的英文condom的前三个字母），她至少可以得到“售卖安全套时间最长奖”，因为她于1701年在贝德福德大街（Bedford Street）上开店售卖安全套，60年后，她依然在那里。

在欧洲其他地方，安全套的生意也很是兴旺，虽然没有菲利普斯太太那样丰富多彩。商人马蒂捷（Mathijs van Mordechay Cohen）是18世纪荷兰著名的安全套供应商，他生意做得很好，主要供应山羊的膀胱和丝带。俄罗斯人、德国人、法国人、瑞士人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也为本地市场生产各种各样的安全套，全然不受税收、法律和海关的困扰。

套子、坚果和院子

安全套售卖者可能无意中通过某个奇怪的渠道得到过一种用于市场推广的免费赠品。英格兰人约翰·马腾（John Marten）不是安全套生产商或者销售商，但他于1708年确实关注过如何推广使用安全套。马腾自称科学专家（更准确地说，医学史学家称他为“江湖医生”），他在伦敦各大报纸上做着他的“药品”广告，在治疗梅毒方面确实推动了安全套的使用。

马腾先生并非在售卖一种可以治愈一切疾病的安全套，他的广告说，他有一种秘密配方，一种药液，客人将套子放在其中浸润一下，就能够治愈“问题”——当然最好是在得病之前使用。

在他的药液配方的广告中，就如何使用配方，马腾先生给出了审慎的建议：

软麻布或者麻布安全套放入液体浸湿，然后在阴凉处晾干，但要保证有足够的空间放入阴茎，或者能够覆盖女人的阴部。在使用之前要放置一会儿，让阴茎变坚挺，并让多余的液体干燥，以防止腐化。如此，使用它的人就不会受到梅毒的折磨了。

这种配方卖得是好是坏，没有记录可以查证，但是马腾肯定有自己的宣传方法。他在用丰富的语言形容安全套、安全套的使用和使用他们的美妙原因时，并非孤身作战。除了匿名的共济会会员之外，还有诸如詹金斯太太的变态客户以及“大使、外国人、绅士和船长”，其中有些人在历史上鼎鼎大名，或者臭名昭著。不管怎样，男人们确实热爱他们的“机器”、“盔甲”和“英式骑装长外套”。

[1]Grose与Gross音近后者有“粗俗”之意。——译者注

[2]帕金斯和菲利普斯两个姓氏在英文中起首字母都是P，故作者以“P女士”称之。——译者注

第六章　最著名和最臭名昭著的使用者：名人的外衣

有了这种机器的保障，欲女们
就可以品尝爱的欢乐，她也不必担心
会搞大自己的肚子，更不必
对着乳臭未干的小子大喊大叫，
背叛自己往昔愉悦的时光。

《机器》，1744年

18世纪为西方历史带来了影响最深远的政治和哲学变化。新的国家逐渐形成，第一个现代民主制度诞生。莫扎特和亨德尔谱写了一些迄今为止都是最美妙、最复杂的音乐，而库克船长发现了奇妙的太平洋群岛。但是，当伏尔泰和卢梭就教育、民主和宗教这样高尚的问题展开辩论的时候，休谟（Hume）、潘恩（Paine）和边沁（Bentham）所探究的那些概念最终形塑了日后的文化研究与文化冲突，其他启蒙时期著名的或者臭名昭著的人则在思考一些更加世俗化的问题。

实际上，最热爱启蒙运动的人对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的评价很高。在他们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中，这些人高声赞颂着他们的“盔甲”、“机器”和“英式骑装长外套”，言辞充满了热爱之情。

这些人中有一位，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情人。

他宣称自己出身于一个小贵族家庭——他夸口自己有一位伟大的祖父，曾经和哥伦布一起远航——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事实上是两位威尼斯演员的儿子，也许他的传奇色彩的形象就是自父母那里继承的。卡萨诺瓦过着复杂而多姿多彩的生活，充满了不幸、性放纵、多次牢狱之灾和多次侥幸脱险。他是一个赌徒，身边从来不乏女人，同时从商，这让他变得非常富有（有时候也很贫穷）。当他有钱的时候，他与当时社会上最显贵的名流们交往密切。同时，作为一个情人他的胆量使他变得非常有名，以至于现在英文中将他的名字作为“性流氓”的同义词。

但是，卡萨诺瓦为整个欧洲和女人睡觉的男人们做子一个不同寻常的、充满实际意义的示范：他使用安全套。这样做首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和别人的老婆睡觉造成的麻烦，当然预防传染病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

在他1789左右撰写的《我的一生》（History of My Life）一书中，卡萨诺瓦提到了他的“英式骑装长外套”，或者是“英国雨衣”。虽然他在帕多瓦大学的天主教教会法和民法专业上已经取得了学位，但他明显没有注意到一位意大利同胞已经让早期的现代西方安全套变得流行起来。和很多欧洲人一样，卡萨诺瓦一直认为安全套源自于英格兰，称它们为“英国人发明的小小的防病袋，让人们从焦虑中解放出来，享受美好的性爱”。他形容他自己的安全套是“用精美、透明的皮肤做成的小外衣，8英寸长，一头收口，另一头敞开，并缝有窄窄的粉红色丝带”，“这件外套让人们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美妙的防病佳物，可以阻止可能发生的令人追悔莫及的意外。”

卡萨诺瓦的“派对诡计”

卡萨诺瓦也将他的小袋子用作做爱前的前戏，假装天真地要求他的性伴帮助他戴上套套。他甚至发明了一种派对恶作剧来娱乐女人——将他的“雨衣”当做气球来吹——这种方法也能确保套套上没有细小的洞眼。

也许很让人吃惊——他是第一个炫耀女子是如何沉溺于与他一起追求性愉悦的人，同样，他对于如何能轻易把这些女人搞上床也毫不避讳——卡萨诺瓦在安全套的体验方面更为有趣的一次经历发生在妓院。大概因为他很少光顾妓院，以至于有一次去的时候忘记了带自己的“外套”。他要求老鸨帮他弄一个安全套来，老鸨却拿来一个劣等货，相对于他贵族的身份来说这个套套实在太粗鄙了。卡萨诺瓦理所当然要求换个品质好些的。老鸨拿出了一打安全套，这是她那里质量最好的套套，但她不愿意拆开单卖。可以想见的，这个法国女人肯定也和很多英国同行一样，从事着批发安全套的副业。

感觉到自己被敲诈后，卡萨诺瓦充分利用了他所面对的困境：他要求妓院里的性伴帮助他从那些过高要价的安全套中挑选一个他应该戴的。她“回来的时候带了整套安全套，我摆好姿势，命令她为我选择一个最适合的。她不太高兴，但还是开始帮我检查和测量尺寸……‘这个不合适’，我告诉她。‘试试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突然之间，我就射了她一身。”

并非所有卡萨诺瓦的情人们都喜欢他的“雨衣”。其中一个告诉他，她更喜欢他完全自然的状态，更欣赏他的“小东西”上没有“肮脏的、恶心的和让人反感的套套”。她认为安全套只是很无聊的东西，证明佩戴者过分警惕了：“爱情创造了这些小衣服，但是如果爱情是和谨小慎微联盟的，那么这种联盟就很无聊，只适合那些晦涩的政治。”虽然卡萨诺瓦对于安全套的崇拜显而易见，但他也确实记录过，有时候当他“把自己的阴茎封闭在一块死皮里面，以证明精力旺盛”时，结果很不令人满意。

显然地，对于卡萨诺瓦来说，使用安全套的经历中最具娱乐性的一次是和一名法国修女发生关系。当卡萨诺瓦偷看修女的私人物件时，他在她的写字台抽屉里惊奇地发现一盒套套。出于好奇，他想看看她是否想念这些套套，他偷偷地把盒子放进口袋，并写下一首诗放进抽屉里。当卡萨诺瓦和他的情人上床的时候，她找个借口下了床，去写字台拿盒子。当然她没有拿到安全套，看到的是卡萨诺瓦写的诗：

友谊之子，忧伤之仆，
我就是爱情；焦虑又恭敬的，一个贼。
你，上帝的妻子，并不畏惧母亲的身份；
如果你怀孕，他会声称自己是父亲。
但是，如果你拒绝为我结出果实，
告诉我，我会把自己阉了来顺从你。

很快地，她写下一首诗作为回应，这首诗也许会让读到它的人怀疑她成为修女的动机：

当天使干我的时候，我毫不怀疑
造物主乃是我唯一的丈夫。
但是为了让他永不猜疑
必须毫不犹豫地戴上我的套子。
只因为我须服从于他神圣的意志，
愿我的朋友干我时无忧无惧，如他所盼。

卡萨诺瓦屈服了，他还回盒子并戴上一个小套子做爱。他描写说，一个小时之后，他的爱人如何摘除套子，并盯着他的“精华”端看良久。

卡萨诺瓦淫荡的故事为安全套历史留下了有趣的一笔。它证明18世纪的妇女并不只是安全套主要的生产商和供应商，她们也购买安全套。那么，一个修女和世界上最有名的情人睡觉的事实呢？既不能指责也不能归功于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

世界上充满了道德败坏之人，这点无可否认；但是，道德败坏之人，虽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却还没有得到没有限制的主导权。

塞缪尔·约翰逊，《漫步者》，1751年

另一位18世纪安全套的记录者也许没有像卡萨诺瓦那样在全世界都赫赫有名，但他在英国历史上也是相当知名的人物，并以“一个真正属于女人的男人”的名声著称，换句话说，他很喜欢在户外乱搞女人。

他的名字叫詹姆士·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是一位苏格兰的律师和作家，但他最著名的身份还是塞缪尔·约翰逊的传记作者和密友。约翰逊本人是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他是历史上文章被引用数量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人，他也是现代字典之父。

鲍斯威尔为约翰逊所作传记中，最意味深长的也许是记叙了约翰逊博士以道德哲学家之名而在整个欧洲家喻户晓，后者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打击道德败坏的人。但是，朋友的影响并没有让鲍斯威尔成为一个反道德败坏的斗士或者一个性保守主义者，恰恰相反，他对于公德或私德漠不关心。事实上，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一个在历史上因为他正义的布道和对于道德败坏之人的声讨而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朋友和生平事件的记录者却是个性开放者。

詹姆士·鲍斯威尔开始他的爱情冒险的时候，并非一个安全套的狂热爱好者。他在私人日记中写到，第一次戴安全套的感觉并不那么好——他在圣詹姆士公园找了个十几岁的妓女，“戴上安全套后感觉非常迟钝”。

虽然这次体验让他对“盔甲”没有产生什么兴趣，但几个星期之后，他尝试着再次使用它，鲍斯威尔也是个花了钱就希望所得超值的人，所以他不断重复使用着同一个安全套。“我踱进了公园，抓住第一个遇到的妓女，彼此之间没有多少交谈就搞了起来，因为戴了套子，我感觉很安全。她长得又丑又瘦，胸脯闻起来一股酒味。完事之后，她鬼鬼祟祟地溜走了。我对这次粗劣的尝试没多少兴趣，决定以后不再做了。”这次，他抱怨的是和一个骨瘦如柴的陌生人的性交，而不是安全套。

但是，鲍斯威尔是个性欲很强的人，很快他就打破了自己“不再做”的誓言，同时开始忠诚地使用安全套：“在干草市场（Haymarket）的一头，我找了一个强壮的、兴高采烈的少女。我带着她来到威斯敏斯特大桥，在这个高贵的建筑上戴着‘盔甲’和她野合。脚下是奔腾的泰晤士河，在这种地方性交的怪念头让我感受到了无穷乐趣。”毫无疑问，他非常喜欢可能被抓住的危险带来的刺激，同时，当所有的伦敦人都在街上庆祝国王乔治三世生日的时候，他却在做爱，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法也让他兴奋不已。

有时候，做爱带来的兴奋感让他放松了警惕。在“国王的庆典”过后没几天，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又一次的冒险行为：“我找了一个稚嫩、温和的女孩，名字叫做爱丽丝·吉布斯（Alice Gibbs）。我们沿着一条小巷来到一处舒服的地方，我拿出‘盔甲’，但是她恳求我不要使用这个东西，否则会减少乐趣，而且她保证自己是很安全的。我大胆地相信了她，并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性交。”

事后，鲍斯威尔还是免不了担心了一阵，一周后他重新开始使用安全套。这次，在进行户外性交之前，他用运河的水冲洗了一下安全套，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因为湿的肠子比干的戴起来舒服点，而非出于卫生的考虑。

没有激情的声音无法带给人愉悦。

萨德侯爵（The Marquis de Sade）

历史上安全套使用者中最臭名昭著的应该是萨德侯爵了，和他稍微传统一点的意大利同行差不多，萨德侯爵因为在性方面的冒险行为而闻名于世，以至于他的名字在英文中有特别的地位。但是，和“卡萨诺瓦”这个名字不同的是，“萨德”有一种邪气在里面，有“残忍的”或者“非自然的”意思在里面，比如“性虐待”（Sadism）、“施虐狂（Sadist）”和“虐待狂的（Sadistic）”。

萨德（全名为唐纳蒂安·阿尔方斯·弗朗索瓦·德·萨德Donatien Alphones Francois de Sade）出身于一个法国贵族家庭。虽然在人们心目中，他的社会地位和名声等同于最差的性放纵者，他却居然平安度过了法国大革命，没有被推到断头台上。

萨德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性冒险以及对这些冒险的记录。他用自己和他人的性经验，真实的或者幻想的，作为写作的基础。萨德最有名也最具争议性的著作《瑞斯丁娜》（Justine），让他成为一名小说家、一名色情文学作家。但他真正谈论自己最喜欢的控制生育的方法却是在另一本叫做《闺房哲学》（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1795年）的书中。诸多方法中的一个就是使用安全套——或者像他说的那样，“用威尼斯皮肤做的一个小袋子”。

在他的《闺房哲学》一书中，诸个角色讨论了各种“安全性交”的方法，绅士耐心地解释给女士听，“其他人要求他们的性伴使用威尼斯皮肤做的小袋子，就是俗语说的安全套，这样精液就可以留在袋子里而不外溢。”“威尼斯皮肤”这个说法来自于他喜欢的“小袋子”的产地——威尼斯的安全套生产商以生产高质量的安全套闻名，而萨德只使用其中最好的。

鉴于他在文学和性冒险两方面的名声，萨德同时被同时代的人喜爱和鄙视。今天，人们不仅认为他是多产的色情小说作家，也认为他是个对所有古怪事物都充满热情的人。但是，最后，他关于性爱的过分描写以及狂暴的个人习惯终于使他锒铛入狱，被控以“违犯自然”的罪名。

从很多方面讲，安全套在17和18世纪时都处于全盛期，它不仅被普遍使用，甚至在精英团体中被强行规定使用。生产商们尝试着生产各种尺寸和质量的安全套，女人们则会明确说出她们的倾向——戴或者不戴安全套。历史上有段时期，妇女们只能找到很少的维生之道，于是她们开始生产和销售“盔甲”、“鞘”和“机器”。而从另一方面讲，仍然是女性承受着伴随安全套而来的危险和损害——肮脏的工作环境和制作不成功的安全套，而制作简陋、品种寥寥的安全套令她们感觉很不舒服。

这就是欧洲的“气球”。新世界又是如何的呢？安全套是如何到达美国的呢？

冒失的爱、障碍和好的医生……
新世界的性

……一位美丽处子，渴望心跳一刻
在新婚的床上与爱人融合，
用华丽的装饰展现自己的美态，
当性爱达致高潮，也是她最富有的时候……

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对美国的看法，1625年

1625年，当英国律师和冒险家托马斯·莫顿从善良的殖民者手中接手了一块殖民地的时候，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清教徒们都震惊了。考虑到莫顿的哲学，这种冲突并不令人奇怪：他倡导男女之间自由恋爱，并将自己的殖民地当作性的自我表达和探索的绿洲。他甚至公开和当地的土著交朋友，“一起跳舞摇动”。

莫顿的这一块受性支配的殖民地中的殖民地——更恰当的名字是“快乐山”（Merry Mount）——深深触怒了清教徒。于是在1628年，他们派出迈尔斯·斯坦迪斯上尉（Miles Standish）去逮捕莫顿。莫顿成功逃脱，但最后，清教徒的首领控诉他和他的追随者是在“读神”，行为不洁，他还是被遣返回了英格兰。

新世界

英国抨击性文章《对新英格兰的传唤》，如此嘲笑殖民地的假正经：

在这个教堂里的人都应该给他们自由
去享受基督教的自由；
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普通，避免战争，
每一个男人可以和别人的妻子发生关系，
如果需要，也拥有一名侍女，
去繁衍和增加后代。

莫顿如此希望拥有不受束缚的生活方式，而他认为这种方式在新世界有可能实现，所以在英格兰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他又愚蠢地回到了“欢乐山”。但这一次，他不再受欢迎，甫一抵达就被清教徒们扔进了监狱，在那里他受到悲惨的对待，不久就死于狱中。

莫顿的故事对于那些认为自己抵达马萨诸塞港口后，就能在新世界随心所欲生活的旧世界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预警。清教徒是一群意志坚强的人，他们确信只要将他们认为“不洁净”的性行为定义为非法，就能保证殖民地的“道德”。通奸被诠释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已婚女人发生关系，在这里是要被处死的。他们的“鸡奸律法”宣称手淫和口交是违背上帝意志的——因为这两种行为都浪费了“种子”。

鸡奸律法

16世纪英国的鸡奸律法来自于法语俚语中的“bouges”，意思就是“异教的”。

但是，不管那些早期定居者如何努力地试图控制其他人的性生活，当殖民地扩张和成熟的时候，性观念和性行为也和人种一样，变得花样繁多起来，反映了他们思想的根源——欧洲人的行为准则。事实上，后来的殖民时代对性是相当开放的。民间一度鼓励婚前性行为，这种鼓励是和如下条件“捆绑”在一起的：情侣只要打算订立婚约就可以睡在一张床上，中间只隔一条毯子或者一块板。有宗教信仰的殖民者们在讨论妻子应该尽到义务，向丈夫提供足够性爱时，口吻相当平淡，他们认为“夫妻关系”源于“造物主的自然倾向”。

……他被一种噪音吓到，并逃跑了。慌乱中，他穿走了女人的衬裙，而不是自己的裤子。

骇人听闻行为的证据和正常的性行为在整个殖民主义时代和大革命时代都经常在文学作品中被提到。父母给远离家乡的儿子写信的时候，会警告他们要远离年轻人放荡的生活，对没有保护的性行为充满了恐惧。他们为殖民主义后期日益宽松的道德准则而担忧，特别是在繁荣起来的城市里。就连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学生们也免不了被父母担心他们对性的纯洁性。1672年的时候，一位父亲准备把他的儿子送到那个神圣的学院去，临行前告诫他要小心“年轻的欲望，任意妄为的倾向和秘密的肮脏行为……不要浪费……你宝贵的时间在任何肮脏欲望导致的恋爱中。”对于后清教徒来说这样的用词是很严重的了。

有趣的是，甚至在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地方长官布拉德福德（Bradford）的私人信件或者日记的零星记录中也可以看到，美国人是相当敏感而且容易激动的人，他们尝试着控制生育。和早期文明以及近代欧洲的妇女一样，结婚的妇女普遍要担负起控制生育的责任，他们尝试着各种方法防止怀孕或者使妊娠终止。有些方法是欧洲人带来的，有些则是从土著那里学来的。后者使用的主要是各种防治怀孕的草药，和殖民者的祖先们使用的配方很像。男人有时候也会承担一些责任，但如果根据布拉德福德的说法，相比承担责任而言，这些男人更关注的是如何遮掩他们和已婚妇女或者年轻的女仆人之间的苟且之事。

爱（love）、院子（yard）、精疲力尽（spent/clpped）、来一回合（taking a bout）、冒失的爱（saucy love）、收割、耕耘（mowing）、盛极一时（giving a flourish）、醉生梦死（fuddled）、雏水鸭（ftopper）、封起来的（enveloped）、盖上盖子的（topped）……

18世纪美国用于爱的词语

当殖民者开始为摆脱英国的控制而斗争的时候，早期殖民时代的社会束缚有所缓解。尽管大革命时代在历史上还是代表着性压抑的年代，但事实上，很多美国人或许接受了国父们关于建设国家的崇高思想，在生活上那是相当的随心所欲。

年轻男女嬉戏的时候，有时候无人陪伴。在美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十分欢迎参战的士兵加入聚会，特别是如果他们和主人以及其他客人属于同种社会地位。当他能够单独约会一个女孩的时候（根据记载，其实许多女孩和男孩一样迫切希望“嬉戏”），聪明的士兵，特别是从附近镇上或者村子来的士兵，会尝试避孕。那些在农场长大或者从事屠宰之类工作的男人大概传承了他们祖先了解的知识：母牛、山羊或者绵羊的肠子可以加工成有用的装置。另一方面，船员有更多渠道得到从欧洲进口来的安全套。如果他们有现金，聪明的船员可以把储物箱都装满安全套，以此逃避税收人员的检查，之后卖给安全套供货商或者其他船员。

大革命时期的日记以及其他文件并没有提供太多——或者说专门提供——关于安全套使用的证据，欧洲的文献中关于此类情况的细节也提及不多。通过北美当时高比例的强制婚姻（shotgun marriage）[1]可以判断，美国人对于保护自身的意识没有欧洲人强，也没有在欧洲那么流行——或者说美国人相比之下有很多避孕失败的例子。但是在大革命时期之后的二三十年中这种现象将发生改变，当偷偷摸摸的安全套浮上水面，从此它就正式记载于美国的历史之中。确切地说，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是在新大陆最初的两个首都城市开始走出隐蔽的衣橱。

医生、断头台和安全套

在后革命时代的费城，违法的性行为并不只存在于红灯区。在费城各个社会阶层中，随意的性行为和通奸行为十分普遍，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新大陆最初的首都在社会和性方面的自由，令它成为美国建国初期最大的安全套零售市场。

18世纪后期，“兄弟之爱之城”（the City of Brotherly Love）[2]成为繁荣起来的法国移民聚集地，其中很多是从前的爱国者，他们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和他臭名昭著的断头台下逃出。其中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律师圣麦利（Mederic Louis Elie Moreau de St. Mery）。圣麦利在18世纪60年代离开家乡去往巴黎，他加入了法王的军队，并研习法律。他甚至宣称自己重新发现并修复了哥伦布的墓地。

18世纪90年代，当圣麦利决定去他的故乡圣多明哥（Santa Domingo）旅行时，他发现法国政局变化的影响已经波及这个岛屿，对于那些曾经为国王工作过的人来说，前往法属加勒比地区是不安全的。但圣麦利没有取消旅行计划，他决定改为前往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

当他到达美国当时的首都费城时，圣麦利喜欢上了这个正在繁荣起来的而且吵闹的城市。他充满热情地描写了乔治·华盛顿总统召开第一届国会的事情，而且对新大陆的一景一物都满怀好奇。他非常喜欢这次旅行，以至于决定留下。

1794年，为了维持生计，圣麦利在福伦特和核桃（Front and Walnut）街上开了一家书店，售卖“小型”书籍（时髦的小册书籍，比如《穷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和伏尔泰的法语作品）。无论如何，律师发现了在这个伤风败俗的城市里有一个更加有利可图的市场：圣麦利从巴黎进口优质的安全套，和书籍一起售卖给那些法国移民和美国人。这项生意为他赚到了很多钱。

当他描述自己的生意比之前只卖书籍时是如何如何好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我不想剥夺自己赚钱的权利，在热带缺少这个小小的套子是有危险的。于是，当我的旧同事和朋友巴利斯特·金提（Barrister Geanty）——一个从巴尔的摩的弗朗索瓦角来的难民，他对医疗用品所知甚广——提供给我一小批很棒的货物的时候，我接受了。整整四年，我有完整的一套货物分类。虽然最初的打算主要是提供给法国移民使用，实际上美国人的需求量也很大，虽然后者普遍认为使用它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所以，美国大陆普遍使用安全套的历史可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记录。从圣多明哥以及其他殖民地来的人一直要求我们供货。”

只有最好的

法国生产的安全套在几个世纪中都是最受欢迎的，上乘的质量和神秘感为它赢得了声誉。不同的材质让其花哨的名字——“金箔匠”——传续了好几个世纪。纽约一名叫J. C. Galoupeau的人便利用此一悠久传统宣传自己的“金箔匠”安全套是“历史上生产过并进口到这个市场的最好的产品。”

虽然当时性病在费城颇为盛行，圣麦利的法国客户购买安全套的意图除了预防疾病，同样重要的还有为了控制生育。这玩意的需求量一度大到圣麦利始终无法装满自己的货架，部分原因要归结于，虽然他的生意是合法的，但他的进口过程却不那么光明正大。圣麦利付给船长钱，让后者走私安全套并存放在他们的衣柜中，以避开海关税吏巡视的眼光和小东西需缴的重税。这样的过程会延缓运送时间。同时，圣麦利确信只有法国人才能生产真正好的安全套，所以他拒绝自己从事安全套生产。

圣麦利的生意也让他有机会一探费城社会的真实面貌。这个法国人对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互动一直很留意。一方面他的生意做得很好，另一方面他又在日记中对他的美国客户使用安全套冷嘲热讽。他觉得他们放纵又伪善：那些有名、富有、声誉良好的客户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十分正直和保守，同时他们又偷偷摸摸地购买和使用安全套，以便在他们通奸和寻找妓女的时候使用。美国男人从没像现在这么热爱阅读。圣麦利更喜欢法国上层阶级的大胆态度。

他也带着些厌恶的口吻记录说美国女人普遍对性缺乏认识，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段时期没有任何关于妇女购买或者售卖安全套的记录，这和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这种对于性的无知在美国妇女身上不幸地延续到了20世纪。

不幸的是，虽然圣麦利是一个广受尊敬的人，也是费城哲学协会的成员之一，在那里他结识了诸如塔列朗（Talleyrand）和法国领事雷塞——此人的二儿子便是苏伊士运河的督造人——这样的朋友，但他并非一个很好的生意人。1797年，很可能是出于糟糕的商业判断力而非糟糕的销售业绩，圣麦利决定卖掉自己的产业，回法国去。在法国，他受到了约瑟芬皇后的欢迎，之后，他成为将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的最主要的倡议者，他让法国领导者相信这种交换会巩固美国和法国的联盟。

圣麦利离开费城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是一大损失，但是对于安全套的销售而言却谈不上。那时候，费城人已可以从理发师、老鸨、沿街小贩、酒馆客栈的服务生乃至行事谨慎的零售商那里买到安全套了。

第二个安全套首都

到了18世纪40年代，美国革命过去很久之后，纽约第一个红灯区得名“圣地”（Holy Ground）。此名源于它所占据的土地——紧邻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曾经为纽约三一教堂（Episcopal Trinity Church）所有。在“圣地”上，小酒馆的主人和老鸨悄悄地售卖着安全套。这种玩意儿最受中上层阶级欢迎，当他们来到纽约，可以花很少的钱，轻而易举地得到各种各样的妓女和那些喜欢与陌生人玩午夜冒险游戏的年轻妇人。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男性很少使用安全套。和费城一样，区分阶级的一个方法就是同样爱在“圣地”寻乐的纽约工人阶级（还有革命时期的英国士兵）感染淋病、梅毒和致死性疾病的比率更高。海军官员是经常使用安全套的人（他们有渠道可以从欧洲进口安全套，而且能够负担得起质量最好、价格也最高的安全套），而且他们要比涌向纽约的乡下人、普通士兵和船员有见识得多。

高级妓女确实要求客人使用保护措施，但是穷困的站街女和妓院的低等妓女很难说服他们的客人使用安全套，她们自己也没钱买安全套。虽然可以从私人渠道偷偷地买到安全套，但是价格很昂贵（用今天的价格算，大约5美元一个安全套），往往相当于一个站街女好几个月的收入。出于这样的原因，以及工薪阶层的人大多不明白缺乏安全措施的性行为会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又或者仅仅只是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意识，总之，在这个阶层中，安全套的使用远远没有在上层阶级中那样普遍。无论如何，对于“工作的女孩”，使用安全套是非常有意义的。曼哈顿债务人的监狱不仅用来关那些欠钱的人：老鸨经常把她们不小心怀孕的“女孩”关在那里。18世纪晚期，纽约医院和救济院中都是得了淋病或者梅毒，奄奄一息的妓女们。

[1]指由于怀孕而被迫或不得不结婚。——译者注

[2]此为费城别名。——译者注

第七章　马尔萨斯、皮肤和死信：西方的文化战争

18世纪末，欧洲和美国内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库克船长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极航行；莫扎特和海顿写出了历史上最重要的乐章；柯勒律治（Coleridge）、华兹华斯（Wordsworth）和布莱克（Blake）在“诗歌的黄金年代”里领跑。美国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同时，法国大革命创造了欧洲第一个立宪政府。一些缓慢露出水面的社会运动最终令西方社会发生了巨变。

就在那个时代，玛丽·沃斯顿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出版了女性主义专著《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开创了一场在要求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平等权方面艰苦而持久的斗争。并且，当要求废止奴隶制的党派在斗争中失利时，虽然新的美国宪法证明是“一个巨大的妥协”，废除奴隶这个议项却并没有被遗忘，废奴主义随之诞生。而引发了那个时代最有趣的社会运动，帮助西方社会形塑了人类对性的认识的，是马尔萨斯理论。

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总是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所有的斗争统称为“文化战争”。

虽然英美两国的斗争针对的是不同的问题——英格兰的斗争，是针对僵硬的社会阶层划分、导致贫穷的原因以及如何解决之；美国的斗争则是针对奴隶制和女性权利——两个国家的斗争还是有一个共同点：相对于社会和政治的未来，他们的“皮肤”、“手套”和“那个字”更处于争论的风口浪尖。

1798年，《人口论》一书的出版在英格兰引发了一场强大的社会运动。《人口论》的作者是被委任为牧师的托马斯·马尔萨斯。这本小册子假设，穷人和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不断增加，最终会导致人口数量超出食品的供应量。马尔萨斯深受热心的空想哲学家父亲，以及父亲的哲学友人、法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影响。和大多数英国人不同，这些人相信每个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处于社会哪个阶层，无论立场为何，都拥有理性判断的能力。马尔萨斯将这种信念融入他的理论中，确信即使穷人也能被说服——为了更好的福祉，需要控制人口生育。

对马尔萨斯理论的反应是强烈而迅速的：大批美国知识分子，比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都很欢迎这种理论，不过因为北美看上去土地广亵，对于太多穷人涌入的担心从来也没流行过。但是，英格兰的情况并非如此，很多知识分子以及英国的中上层阶级对马尔萨斯的理论都很有共鸣，他们对于那一时期英国穷困人口的急剧增加颇为担忧。无论对错，马尔萨斯的理论无意中引发了第一次控制生育的运动，也带来了关于安全套的运动。

马尔萨斯个人认为解决人口增长和食物供应不足危机的方法是让下层阶级停止生育。他并不确切知道如何实现这种方法，除了让穷人使用“避孕检测”。

虽然马尔萨斯没有在如何帮助穷人避孕的问题上给出过具体建言，他的理论在安全套的历史上却是很重要的。从一个间接的角度说，他是现代控制生育运动之父。马尔萨斯没有直接领导这场运动，但他却是将避孕推向公开化的勇敢的先行者。

当马尔萨斯学派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n）——他在18世纪晚期以及19世纪以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为人熟知——要求他的同伴们接受“控制穷人家庭人口数量的唯一办法就是控制生育”这一理论时，运动就正式开始了。他要求人们懂得节欲。虽然边沁并不那么热爱安全套——他贬低地称安全套为“死信/形同虚设”——至少他认识到如果期望穷人控制生育，就需要教会他们易于理解、简便易行的避孕方法。

运动中另一个激烈的声音来自于记者和出版商理查德·卡莱尔（Richard Carlile）。他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反对政府的小册子，在其中他要求国会必须进行必要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为此他被长时间关在监狱中。同时，他也是一个支持妇女权益的人。1825年，他自费出版了小册子《妇女书》（Every Woman's Book），又名《爱是什么》（What Is Love？）。卡莱尔强烈建议妇女使用“海绵”（从古老的棉条改变而来），这是一种至少中断了一千年的避孕方法，后来重新出现在法国，但他也谈到了“皮肤”或者“手套”，这是男人可以用来帮助避孕的方法。他推荐说：“这些东西在伦敦的妓院可以买到、也可以从小酒馆的侍从、诸如威斯敏斯特宫这样的人流聚集之地周边的妇人和女孩手里买到。”卡莱尔对于哪里可以方便购买到安全套的了解让人印象深刻。他盯政府官员的行踪盯得很紧，自然知道很多议员都热衷于使用“手套”，而且他们认为以这样的方式购买“手套”有益于治理国家。

但是，卡莱尔也指出这些“皮肤”都是“人工的”，它们会让人们的感觉迟钝，对办事来说是个干扰，这说法和18世纪早于他的一些医生一样。人们不知道他的这种说法是来自于亲身体验还是单纯的猜测，也不知道他是否担心这种人工性会让很多劳工阶层的人拒绝使用“手套”。

不管怎样，虽然像边沁和卡莱尔这样的人听起来好像有点古板拘谨，但他们却十分有勇气，面对一个对性没有多少认识的国家公开谈论应该如何控制家庭人口的数量。虽然事实上安全套从诺曼时期开始已经在英格兰流行起来，一般的英国人对他们自己身体的了解还是不多。近代英国历史上安全套更多的是和预防疾病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在公众中倡导的控制生育的工具，讨论它是很新鲜的事，有时候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令马尔萨斯学派的人面对严厉的公众批评。对卡莱尔制作和散发的关于控制生育的广告的诸多反应中的一种就是，诋毁者把对性的态度虚伪地隐藏起来（这种做法在当时非常普遍）：“如果读者对他上述那些肮脏的东西感到恶心，就让他去和狼、猴子为伍吧，他根本就不配做人。”每个人都是批评家。

草根安全套

早期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者一般通过著书立说说服英国穷人们控制生育率，他们是善意的，但是读者中只有极少数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意思。不过，依然有些倡导控制家庭人口数量的人真正懂得“草根运动”。他们帮助穷人理解生育控制及其与减轻贫困压力的联系的努力更加切合实际一些。19世纪早期安全套拥护者也用书面小册子宣传这种理论，但是其中的内容并不那么空洞，他们直接告诉读者应该如何制作安全套。

“配方”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从指导读者如何从屠夫那里购买动物肠子（确保屠夫并不知道他们购买肠子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到如何加工安全套。这种“配方”在伦敦的下层居民聚集地和北方一些大城市中广为流传。先不说它到底有多少影响力，单就看看上层阶级的妇女们是如何下定决心给男人指导，教他们如何制作“手套”，已经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了。

制作安全套的配方

1824年

普通安全套是用绵羊的盲肠制作的。将盲肠浸于水中数小时，里层翻到外面来，再在弱碱性水中浸泡，每12小时换一次水。小心地刮除粘性膜，留下腹膜和肌层。将之暴露在硫磺石的蒸汽中，用肥皂和水清洗，吹胀，干燥，切成7或8英寸的小段，在开口的一端用丝带镶边。

精致的“气球”：浸在弱碱性水中，里外翻转，和之前加工方法相同。再次浸入弱碱性水中，用硫磺石的蒸汽熏，在上油的模具上拉出合适的尺寸，将肠子的外层紧贴模具。

最好的“气球”：在肥皂水中浸泡24小时后，用碱水洗涤两次，然后用小刀小心加工。浸泡在硬水中三天，期间需频繁换水。用干净的布擦干，熏上精油，然后在玻璃模具上拉伸。用玻璃刮擦使之平滑。安全套使用前应该浸泡在水中，让它变柔软。

1844年

采用绵羊的盲肠，先将之浸入水中，里外翻转，然后在弱碱性苏打水中重复上述过程，而液体必须每4或5个小时换一次重复大约5到6次。然后用指甲去除黏膜，用硫磺蒸汽熏蒸，再放入清水清洗，之后放入肥皂水清洗，吹胀后晾干。下一步骤是将它切到合适的大小，在开头的一端用丝带镶边。使用它的目的是预防疾病传染和怀孕。由于加工过程、熏香过程中的差异，不同质量的安全套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不适感。

格雷（Grey）的药典

1828年版的《格雷药典补遗》中更详尽地描述了如何将绵羊的肠子（盲肠）制作成安全套的过程。“机器”是由一种“特别精致而纤薄的物质”做成的，通常指干燥的绵羊的肠子。另一些经常使用的材料是羔羊、小牛和山羊的肠子。这类说明性描述的副标题是“安全套、盔甲、气球和英式骑装长外套”。

上帝给了我们胡子

到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报纸加入到控制生育的运动中，大胆地刊登关于安全套和其他避孕手段的广告。其中最有趣的一则广告大概来自于一位只署名为“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已婚男人”。

在《夜帽的使用》一文中——这篇文章堂而皇之出现在报纸上，且明显经过编审——“已婚男人”向一小群认为体外射精是最好的控制生育方法的倡导者提出疑问：“我无法想象，一个绅士如何能……做一种尝试，在无法形容的那种快感到来的时刻，从竞技场中退出来。”他继续建议说，最好的方法还是“在绅士的‘绅士’上套一个精致的夜帽，这种夜帽几乎不会让人的感觉迟钝。”

读者注意到，这位有创意的销售员的“夜帽”是一种“简单的法国发明……在法国广为人知。”而且他建议，当一个妻子第一次看见那个“法语单词”的时候，她通常会笑，“为什么不让她帮助丈夫戴起来呢？”作为一个认为安全套是做爱前戏之一部分的人，卡萨诺瓦应该会为“已婚男人”感到骄傲：“让男人试戴上它，这种体验在他没有真正使用它进入之前，都不算是完整的。作为结婚的人喜爱的众多接触中的一种，这种体验会因为它带来的新奇感觉而有趣。”然后，作者告诉读者们，这种体验要到最后一分钟再着手，并不会干扰整个过程，因为戴上它只需要几秒的时间。可惜的是，马尔萨斯人口论者不知道这些。

“已婚男人”的销售广告是如此全面，他还尝试让诅咒安全套的道德主义者能够释然。他提到“夜帽”不能用来“引诱”，因为“没有一个处女能被戴了安全套的阴茎开苞。”在今天，一份诸如《华盛顿邮报》这样的现代报纸都很难接受如此直率的广告，很难想象它却发生在了19世纪40年代。

“已婚男人”对于读者针对使用安全套可能产生的所有反对声音——特别是那些考虑控制生育在道德上有否对错的人——所作的最后努力就是，他给出了一个美妙的比喻：上帝给了我们胡子，但是男人创造出了剃须刀。

美国的文化战争

虽然美国没有经受欧洲的人口爆发以及随之而起的人口争论，但从19世纪初开始，它在诸多社会议题方面发生了一系列论争，争议遍及女性问题、种族主义和奴隶制，社会经济议题，以及性。

在就控制生育的对错和人类性行为的问题上，最激烈的声音来自于出生于苏格兰的欧文（Robert Dale Owen）。欧文小时候就搬到了英格兰居住，24岁的时候，他随父亲老欧文（Robert Owen Sr.）移民美国。老欧文因为在伊利诺斯州[1]建立了一个名为“新和谐”的乌托邦社区而留名于美国历史。年轻的欧文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行动主义的精神，后者曾经希望通过创立一个致力于合作和理性教育的自给自足的社区，进而修补这个世界的偏误。同时，欧文也是华盛顿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e）的创立者、美国众议院议员以及推动联邦政府资助公共教育的倡导者之一。此外，欧文也大力支持自由和合法的生育控制。

在19世纪初的几年中，欧文经常往来于美英之间，其中一次返英他读到了卡莱尔关于控制生育的小册子，并至少带了一份回美国。正是英国行动主义者特别是卡莱尔的影响，令欧文成为美国鼓吹控制生育的第一人。

在欧文推崇的所有实际方法中，他相信体外射精是最安全的一种，他也谈到了安全套或者说“一种用非常精致、光滑而且精心加工过的皮肤制成的遮盖物”。他对安全套最大的担心是它并非一种非常干净的方法，而且不方便还很昂贵，“一个气球只能使用一次，却要花上一美金。”欧文显然不知道在他的国家市面上已有亚麻或者丝绸质地的安全套供应，人们在清洗和重复使用着他们的“手套”。

他的方法被倡导女权者批评为不切实际，实际上，说到底就是批评他男性沙文主义，男人拥有所有权力去决定使用与否、使用时间和使用方法。但是，与欧文的英国同行相比，他是远见最深的人：在他对安全套和控制生育的概括性的总结中——虽然其中有他的偏见——他觉得“手套”是完全道德的、“清白的”。他对反对使用安全套的女权主义者的最后回应就是，难道男人真的掌控一切吗？女人最终的和“唯一有效的反抗”就是“拒绝和任何对女性缺乏尊重的男人发生关系”。就是这么简单！

加入倡导控制生育队伍的还有一些医学专家，他们公开宣传控制生育的方法，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的医生查尔斯·诺尔顿（Charles Knowlton）。诺尔顿超越科学语境，称避孕是一种道德权利，而且他努力教育公众“什么才是有效的”。但是，诺尔顿是反对安全套的，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不健康而且昂贵的避孕方法，“谈到卫生问题和花费问题……很难指望它会得到普遍使用”。不过和其他人一样，他对安全套在预防疾病方面——或者说预防“梅毒感染”——延续了肯定的态度。

在相信避孕信息应该向公众普及的活动家中，诺尔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他的工作，更是一个体现历史上对人类性行为的见解在公众和法律层面的矛盾对立的绝佳例子。

很多普通的美国人迫切需要得到控制生育的建议，很长时间里露天市场也一直试着满足人们对安全套的需求。特别是在大城市，美国人对待性的态度普遍日益开放，但是，公众的需求并不总是能够在法律层面得到反映，特别是关于安全套。查尔斯·诺尔顿以“猥亵”罪名而被捕，并只是因为谈及安全套而被判3个月的苦役。这不是他第一次被捕，第一次是因为“非法解剖”。他从墓地偷了一具尸体，以便研究人体并撰写相关文章。可悲的是，诺尔顿在19世纪初的这次被捕，预示了40后在保护公众道德的旗号伪装之下将会发生的事情。

讲学场所中的性

尽管对宣扬控制生育者（不是那些真正生产或者售卖安全套的人），总有人时不时在法律上提起诉讼，从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还是有包括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内的作家和演讲者走遍正在发展中的美国全境，对公众讲述关于生理学和所有性方面的知识。

这个年代重要且激昂的话题，和比之温和很多的话题一样，在讲学场所以及地方性的演讲协会中找到了饥渴的听众。特别是在冬季的几个月，居住在城市的美国人疯狂地寻找着娱乐，他们很愿意付上几个子儿去听专业人士讨论问题，也愿意围观社会活动家为自己的主张寻找支持。在这种氛围中，安全套在关于人类性行为的演讲中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在当时的演讲者中，有一派定义自己为“性专家”，他们充分利用了民众的好奇心和“知情权”。这些专家并非医生或者科学家，而是支持女权支持废奴主义运动的人和一群精明的商人。但是，不管这些专家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充分借用了美国第一位安全套专家圣麦利对美国人和性问题的观察：他们，特别是女人，对自己的身体，甚至于连最基本的知识都没有。

简单地想要了解个人是如何控制自身生殖系统的欲望，推动了第一波关于性、人体和避孕问题的公共讨论的普及。虽然很多妇女对于被人撞见走进一间演讲厅——演讲厅里满是对性充满好奇、渴望甚至只是想听到一点刺激内容的观众——觉得有些尴尬，关于性的演讲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却还是最受人关注的一项公众娱乐活动，这种活动到直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仍很流行。

演讲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谈话中特别加入了关于如何用绵条、冲洗的方法以及使用安全套来防止怀孕的内容。每次演讲之后，这些专家还会留在原地派发他们写的小册子以及他们演讲中涉及的那些工具。性专家演讲之后最受欢迎的派发物就是安全套，这也许是因为安全套的尺寸方便携带。

其他的演讲者则是安全套产业中人，不仅作为巡回性教育者推广他们的服务，还同时推广避孕工具。报纸和其他媒体上都有他们的广告，这推动了安全套邮购服务的兴盛。有一个从事邮购服务的商人使用了一种相当独特的市场技术。首先，他对于装有三个套子的盒子要价5美金，同时，他要求每一个订单里都要有一份书面的说明，解释客人为什么需要它。这或许是他推广宣传的一种方式，也可能他只是觉得那些说明读起来很有意思。

也许演讲者中最让人吃惊的还是那些女人，特别是早期的女性主义者、贵格会教徒玛丽·歌芙（Mary Gove）。在歌芙发现她从一桩不美满的婚姻解脱出来之后要养活自己是如此艰难时，她选择了一种不寻常的生活方式。歌芙逐渐发现，依靠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她于此浸淫日久，她热爱上向其他人，特别是妇女传授有关生殖系统的知识。她在当时最新的科学理论中梳理出足够的知识，尽可能精准和详细地讲述关于身体和性的问题。

在众多观众面前，歌芙带着尊严平静地走上讲坛。她穿着贵格会简单的服装，用她直接的话语去打动女性观众们。当歌芙用她自己的身体——穿着衣服的身体——而不是一个粗糙的人体模型来演示女性解剖学时，常常给人震撼的效果。很多人批评她，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医学界指责她教育妇女性知识包括控制生育的努力，但是歌芙却变得越来越有名。一位医学条线的记者还专门撰写了关于她的文章，赞美她说，“在一个妇女一直被卫生法规忽略的国家，在一个有时候妇女会为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无知而骄傲的国家，一位女士告诉别人如此重要的事，有何可反对或鄙夷的呢……”

在其他更加实际的建议中，歌芙告诉男人和女人安全期避孕法和“遮住整个阴茎的优雅的套子”的使用方法。不知从何时开始，她会带着一些精致的套子，做一点点额外的小生意。

令人吃惊的是，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Elizabeth Blackwell），这位美国最著名的女性医生，对歌芙和其他向美国普通民众传播避孕知识的人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她称她们是“在精神和科学的伪装下，散播流产和卖淫的思想”。但是，这种对以歌芙为代表的人群的错误指责并没有令性专家们的脚步放慢下来。

古德耶尔先生的橡胶和火神

到18世纪晚期，游历南美洲的欧洲人看见当地人在玩一种由各种当地树木的汁液凝结制成的柔软且韧性强的球。英国人发现只需少许这种柔软的物质——被称为“马来树胶”或者简称“印度橡胶”——就能擦去铅笔的印迹。美国和英国的制造商进而尝试将这种物质变为有实际用途的东西，比如说防水衣物，但却因橡胶会随温度升降导致形态变化而无法取得进展。最终，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发明家做出了革命性的改变。

安全套的名字

橡胶被认为是在18世纪30年代一次亚马逊科学探险中由法国探险家和物理学家康达明（Charles de le Condamine）发现的。他注意到当地树木往外渗流橡胶，可以做成防渗漏的容器、体育运动用的橡胶球和一种胶水。康达明将橡胶带回了法国，之后橡胶又传入英格兰在那里，约瑟夫·普利斯特利爵士（Joseph Priestley），氧气的发现者注意到橡胶也可以用来擦去纸张上铅笔的印迹。但是，是费城人海曼·李普曼（Hyman Lipman）第一个将橡皮放在了铅笔上。在英国英语中，橡皮（eraser）仍然被称为橡胶（rubber），“安全套”也会被称为橡胶（rubber），有时候这不免给人造成困扰。康达明的名字是Condamine，和安全套的英文condom如此相似，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查尔斯·古德耶尔（Charles Goodyear）一直对橡胶着迷，尝试找到让其稳定的方法，于此耗费了多年时间和金钱。虽然是一种柔韧性强且防水的材料，但是橡胶本身形态是不稳定的，在寒冷的天气中变得易碎，而在炎热的天气中又变成了一种散发强烈味道的凝胶性物质。当包括古德伊尔在内的制造商用它来生产雨伞、靴子和其他消费品时，他们发现橡胶根本不能用来制作长时间使用的产品。顾客们退回了商品，认为这是一种冒充有防水功能的伪劣玩意。但是，经过多年的实验——这其实也耗尽了古德耶尔的家产——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发现了如何稳定橡胶形态的方法，并因此于1837年获得了他的第一项专利权——“硫化”橡胶，“硫化”一词（vulcanize）来自于罗马神话中火与锻冶之神伏耳甘（Vulcan）。

贫穷和咖啡桌上的书

忘我的精神并没有给查尔斯·古德耶尔带来财富：他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完善自己的发明创造上最后死于贫困。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本名为《固特异公司历史》（History of the Goodyear Company）的装潢精美而内容贫乏的书中，完全没有提到他的牺牲，或者在生产和推广“橡胶”的道路上于公司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可能会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命运的嘲弄，依然使用他名字的公司现在被另一个19世纪突然崛起的公司所拥有：邓禄普（Dunlop）。邓禄普公司同时还拥有安塞尔（Ansell）品牌，是21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商。

硫化是让天然橡胶在硫磺和高温中转变为一种具有强力弹性物质的过程。变化后的物质不受温度的影响。这一新发明创造出了一种更加坚固、更有弹性，也更耐用的橡胶材料，使得很多产品的诞生都成为可能，其中就包括安全套。

查尔斯·古德耶尔对最初的橡胶安全套的描述

当安全套里装满了水，它就有了形状或者像是一个一小部分被切掉的鸡蛋，或者就是一个阴茎的样子。在开口的一端，薄膜会厚一些，并好像一个环那样箍在阴茎上。当使用安全套的时候，这个环就紧紧地箍在阴茎上，整个交媾过程中不会滑落，因为它是通不过龟头的。

橡胶工业大约用了20年时间在制造业领域中确立了自己的主要地位。不过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诸如固特异（使用了古德耶尔的名字，但并不为其所有）、百路驰（B. F. Goodrich）和汉考克（Hancock）这样的公司都是家族企业，而且在生产轮胎之前很久，这些企业生产的都是隔膜、假阳具（这是真的！）和安全套。充分发挥想象力想像一下如下场景：一些有教养的淑女，穿得好像直接从《戈迪杂志》（Godey's）中走出来一样，走进本地五金店或者百货店，决定要买哪种假阳具，或者哪种牌子的安全套最好。这种场景的确存在。另一些女性则倾向于通过邮购的方式购买。甚至这种基本材料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国际通行的委婉语——到19世纪末，英国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南美人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都将使用安全套称为使用“橡胶”，而古德耶尔本人也被认为是安全套的发明者。

最初的橡胶安全套和法拉皮奥的亚麻套子的工业版本很相似，本意都是希望能套住阴茎的龟头部，这样不至于让整体感觉迟钝。早期的“帽子”要做得合适，必须测量客户阴茎的尺寸，并单独为他制作，所以很难真正流行起来。而且，这种套子在关键时刻往往会滑落！生产商解决这些问题没有花费太长时间：他们设计出了一种可以套住整个阴茎的橡胶安全套。这种安全套在各家药店都能买到，而且一个尺寸搞定所有人。（英国生产商是最早提供三种不同尺寸安全套的商人。）

但是橡胶安全套到底有多舒适呢？一些生产商夸口说他们品牌的产品能够“使用一辈子”——只要戴安全套的人在每一次使用后都清洗并晾干它。这话证明当时的安全套确实耐用，但同时也是非常粗糙和不舒服的。即使到了20世纪，橡胶安全套的卖点还是说一个男人一辈子只要买一个就够了。清洗和干燥的方法还是那些标准的指示，加入的建议是，存放安全套之前涂上大量的凡士林，这样会增加它的寿命。虽然卡萨诺瓦和鲍斯威尔有时候抱怨戴安全套的感觉好像“被监禁在一层死皮中”，他们可能更不会喜欢橡胶安全套，因为这二位用动物的膀胱制作的“盔甲”穿戴起来要舒服得多。不过，不管怎么说，橡胶安全套还是渐渐流行了起来。

虽然安全套的销售随着时间的推移稳步上升，硫化橡胶安全套始终没有动物内脏皮膜制作的套子受人欢迎。“外皮”和“手套”继续以家庭作坊形式生产着，并以个人销售为主。同时，市场上还有非常高质量的安全套：一包鱼膀胱制成的高质量安全套大约5美元就能买到12个，但这个价钱还是超过了一般人可接受的范围。最好质量的安全套依然要从巴黎和威尼斯进口，通常都是通过那些不想缴纳商税的海员和小的进口商走私而来。

肠子VS橡胶

在19世纪，虽然发明了橡胶安全套，并且这种安全套在19世纪50的时候已经能够很方便地购买到，但大多数生产商还是从大型和有良好声誉的欧洲肉商那里进口动物的肠子来制作安全套。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内战之后，美国生产商还是每年从欧洲香肠供货商那里购买数量越来越多的动物肠子作为安全套的原材料。到了19世纪70年代，每年他们在购买羔羊、绵羊和母牛肠子上的花销大约是45000金。

税收

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来自于巴黎的预加工安全套要被征收重税，但高质量的欧洲肠子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动物肠子一直到19世纪末都是美国人最喜欢的制作安全套的材料。动物肠子之所以税收低，是因为一些美国生产商运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令某些进口物品低税。动物毛皮就是被保护的进口商品之一，幸运的是，肠子也被列入了其中。

需要进口的原因，主要还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有冷冻功能的轨道车厢尚未出现，肉制品仍需要在当地加工。制作香肠以及加工肠子的贸易发展得十分缓慢。并不总能得到大量用来制作安全套的原材料。比较起来，欧洲人几个世纪以来都有专业的安全套生产商，其中很多人也从事肉类贸易，他们可以准备大量高质量的材料，却并不用来生产香肠。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美国本地屠夫完全没有参与其中。因为安全套从来不是人们日常讨论的话题（以后大概也不会），想要自己制作套子的客户会询问屠夫是否有母牛或者绵羊的肠子，并小心地解释说，他们只是想在家制作香肠。到了19世纪40年代，以一位在费城倡导控制生育的不知名者为开端，制作安全套的方子在大城市中广泛流传，之后传入了小城镇，最后传到了东海岸的农场中。

不要忘记你的法语单词！

在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专业生产的安全套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而高质量成为对生产商最大的要求。以前安全套中最贵的一种“金箔匠”重新回到市场上，而“金箔匠”代表的就是高品质和高舒适度。没有处理过的动物肠子经过一系列化学加工过程，熟练的压膜，然后用油做光滑处理。最便宜的（也是在家制作的）安全套是一条条经过干燥处理的动物肠子，用胶水或者针线缝合在一起，并在开口端用丝带或者一小块碎布镶边。

给力博士（Dr. Power）的“包管治愈”安全套

动物皮和橡胶制成的安全套的流行——商业生产的、进口的或者家庭自制的——在美国内战后迅速发展起来。这时候，又有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发生，关系到为什么男人戴安全套：从18世纪晚期开始一直到美国内战，安全套作为控制生育的工具被谈及、诅咒和歌颂。但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部分因为很多男人失去了家园，部分因为很多年轻女性因为失去男人的支持或者没有像样的工作而变得穷困，以及引人注目的城市移民，从而导致此一时期妓女的数量激增。淋病和梅毒重新出现，成为对公众健康的威胁，而一些男人也重新变得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开始使用橡胶安全套、“手套”和“法语字母”，以避免被传染上疾病。

就连《纽约时报》上也出现了安全套的字样：这是第一家美国主流报纸登出了安全套的广告。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一个关于安全套的广告像1861年的“给力博士的法国预防方法”那么给力。事实上，安全套在当时已经可以轻易得到了，而且价格降到了仅仅一毛钱一个（相当于今天的1.6美金一个）。

文化冲突与安全套

随着19世纪的推进，在道德与人类性行为的斗争中，安全套的角色得到了很好的确立，部分原因也是避孕工具的获得渠道越来越多。一方面，男人使用安全套来预防疾病和避免怀孕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另一方面，19世纪经历了极端的社会和宗教运动，旧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受到冲击，特别是关于女权和奴隶制的问题。工业、利润和城市化取代了田园、传统的生活方式。伴随着这些改变，生育后代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旧传统的象征。对于那些惧怕急遽变化的人来说，控制生育逐渐成为非道德的、行为放纵的象征，代表着近代美国社会的堕落。

对于接下来的150年，安全套的命运反映了美国精神的起起伏伏。一些观察家会将这些起伏解读为确定并持续的文化伪善的反映。尽管缓步前行的保守主义在19世纪中期取得了掌控社会话语权的地位，橡胶安全套还是成为一项主流产业，并为制造业创造了无数财富。动物皮膜制作的安全套的生产量也同样在不断增加。他们之间有着共存关系，却也并非相安无事。

[1]原文为伊利诺斯州，应是作者笔误，“新和谐”公社所在州应为印第安纳州。——译者注

第八章　一个男人与安全套的斗争：美国内战和科姆斯多克运动

美国内战必然是19世纪最后25年中重要的一笔，它让整个美国南部变得如此贫穷，之后用了超过100年的时间才逐渐恢复。但对于美国其他地方来说，这个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阶段，发生了很多变化，大的小的，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甚至世界的历史。

1861年，耶鲁大学颁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电报的发明让曾经深受人们喜爱的快马邮递（Pony Express）废弃不用。北方人可以平静地使用他们新的联邦政府发行的纸币，住在城里的居民可以享受将邮件寄回家乡的服务。战争结束的时候，塞缪尔·克莱门斯（Samuel Clemens），也就是马克·吐温，在美国读者的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小霍拉修·阿尔杰（Horatio Alger）白手起家的小说大受欢迎；奥尔柯特（Louisa May Alcott）写成了美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一部经典小说《小妇人》。更加戏剧化的是，美国通过将南太平洋和亚洲的部分领土收归翼下，开始走上国际帝国主义道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

但是，早在1865年，一些美国人就被内战和持续的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巨大变化所侵扰，这些变化不仅是生理上的和政治上的，还有社会性的。这个世纪剩下来的时间中，向城市移民的风潮势如破竹，并点燃了本已存在的恐惧——国家的道德特性面临着危险。毕竟，城市是滋生道德败坏和财政贪污的温床。这种新的情绪引发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件，同时对安全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和以前的军队一样，在联邦军的背囊中，除了食品、水、军需品之外，他们也带了“法语字母”，或者说“鞘”、“手套”。同时，联邦军也是新兴的色情照片和小说市场的主要推动力，他们通过纽约发行的宣传小册子订购，而同时能订购到的还有安全套。

美国内战

到1862年，华盛顿特区有450家妓院，超过7500位妓女，这个区域也是联邦军在首都最流连忘返的地方。不知道是因为联邦军的头儿胡克将军（General Hooker）——此公别名“好斗的乔”，以喜欢搞派对而闻名——和他的士兵总是流连于娱乐场所，还是因为将军其实是想将妓女集中在一个地方，以便管理，反正拉斐特广场（Lafayette Square）的另一个名称成了“胡克巷”（Hooker Row）。因为“胡克”这个词至今仍是美国的俚语之一（用来称呼妓女），并是由妓女自己杜撰的，所以看起来后一个原因成立的可能性更大。同时，根据战争中有超过17万的性病诊断这一事实判断，很多和胡克巷的妓女们有染的军人并没有受益于安全套。

但是，这种简单的性买卖不一定反映了战争结束时所有美国人的态度。在对日益增长的色情交易，特别是对通过邮购方式进行色情物品交易的激烈反对下，国会迫于公众压力，通过了一项反淫亵法案，意图禁止通过邮购方式传递淫秽物品。同时，联邦政府正在试图定义何为“淫亵”。一位意料之外的“十字军战士”出现在了这个奇怪的、混杂的性市场和道德混战中。

社会的恶习和国家的腐败，彼此的关系就像父母和孩子……

北与南

南部人民几乎和北方人一样喜欢使用安全套。在诸如里士满这样的城市中，即使是在围城期间，安全套也非常容易买到，而新奥尔良是能够买到巴黎产的“气球”的最东部城市。但是，这种便利并没有帮助到一位有名的战士。1861年休假时，南军将军威廉·潘德（William Dorsey Pender）使用的安全套没有奏效，他的妻子写信通知他说“非常不幸”她“怀孕了”。潘德回信中虔诚地表示这是“上帝的意愿”，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的。在同一封信中，他还放入了自己的医生开出的药丸。医生向将军保证，将军转而向太大保证，吃了这个药丸，就能“令她从苦恼中解脱了”。

谁是安东尼·科姆斯多克？

安东尼·科姆斯多克（Anthony Comstock）曾服役于联邦军，退役之后没有工作，但在安全套的历史中他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自封道德主义者，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合适的职业定位，最终却成为促成一项富有争议的法案的核心人物，该法案令安全套生产商直到20世纪都头痛不已，同样也令每一个探求、谈论、写作或提供与性行为相关信息的人头痛不已。科姆斯多克还在将避孕和预防性病的行为定义为非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他地方没有人能够像科姆斯多克这样，仅受过一点教育，却得到如此大的权力。有人也许会说是他的坚持和对他认为正确的事业的完全投入——一种在“体内燃烧”的道德的驱动力——帮助他得到了权力。不过，或许一切只是简单的运气而已。如果不是一些纽约最有权势的商人在背后支持他，科姆斯多克大概充其量只会和那些历史上时不时冒出来想要让社会摆脱罪恶的狂热者和空想的社会改良家一样，成为历史书上的一个注脚。可以肯定的是，卑微的套套的历史倒是会因为缺少了科姆斯多克而完全改写。

科姆斯多克是来自于康涅狄格州的虔诚的公理会教友。在他短暂的服役生涯中，因为每天缓慢但是故意的将份额内的威士忌酒泼到地上而得罪了其他战友，这也证明他当时已经对一切罪恶的事情充满了厌恶之情。相比他呈现出的戏剧效果，战友们其实更加讨厌他的浪费。不管怎么说，早期的科姆斯多克确实拥有夸张的戏剧表演的天分。后来，他将这种天分用于对罪恶的讨伐。

战争结束之后，不知疲倦的无业人员科姆斯多克搬到了纽约居住，从一份底层工作换到另一份。迫于生计，他生活在纽约田德隆区（Tenderloin）[1]的供膳寄宿舍中，该区可谓是妓女和男妓的天堂。这让他最终成为一名公共活动家，而不仅仅是发表对社会的不满。他对于街上看到的景象惊诧不已，从此决定要“清除这一切”。

毫无疑问地，田德隆区是纽约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区域，到了19世纪40年代，纽约甚至称自己为“新世界的俄摩拉城”。科姆斯多克行走在周围街区的时候，经常看见妓女卖淫，街头小贩兜售猥亵照片、下流小报和黄色书籍，戏院以演绎世界名画为名行淫亵表演之实，当然还有大量的安全套。

和科姆斯多克一样关注公众道德的人会震惊于这个露天的“性市场”。但是，不管是否震惊，科姆斯多克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在他搬去供膳寄宿舍后不久，就开始了他作为道德卫士的生涯，在大街小巷寻找着罪恶的踪迹。但是，他发现即使自己发现了罪恶，却无法让纽约警察局对拘捕这些妓女和安全套售卖者产生足够的兴趣，于是他决定由自己来完成这项工作。科姆斯多克开始在大街上逮捕那些他认为犯罪的人。

扮演一个癫狂的怪人，并挥舞着雨伞追逐在受惊的妓女后面，还远远不能帮助他实现清除社会肮脏的梦想。不过，他这种怪异的行为却引起了一个富有的纽约商人的注意，从此令科姆斯多克得以开始他的道德圣战。

科姆斯多克法案

此法案颁布如下……无论何人在哥伦比亚区内或者联邦界内……出售或者提供出售、租借、捐赠，或者以任何形式展览，又或者以任何形式出版或者提供出版，或者出于任何原因拥有淫秽之——书籍、册页、纸张、广告、手稿、传单、印刷品、图片或者任何纸本或其他材料所作画稿画像塑像、模具或者其他本质不道德的用品，以及任何以避孕或导致非法流产为目的的药物及用品；或者为了销售而宣传以上物品，书写或印刷，或者促其书写或印刷任何卡片、传单、书籍、册页、广告或告示，于其上言明何时、何地、如何、和谁及通过何种方式……可购得；或制造、绘制、印刷或以任何方式生产本条款中提及的任何物品，将被视为违法，在美利坚合众国任何法庭都将被定为有罪。他会被关押监禁，以罚做苦役作为惩罚，时间不能少于6个月，但也不应多于5年，或者被罚100美金至2000美金不等，作为开庭审理的费用。

莫里斯·杰萨普（Morris Jessup）也是从康涅狄格州来的公理会教友，当他听说了科姆斯多克一个人做警察的行为之后，主动联系了后者。杰萨普看到的是一个高高个子、仪表堂堂、留着羊排式短腮胡须，并拥有坚定眼神的男人，他的第一印象不错，而在那之后，“科姆斯多克运动”（Comstockery）[2]的成功基本就是可以确定的了。

杰萨普将一群富有的工业家聚集在一起，这些人的共识是美国迅速地成为了一个充满罪恶的娱乐之地，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分会：纽约取缔不道德行为委员会（NYCSV: New York Committee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类似的协会在美国各地相继出现，背后支持者通常是很富有的卫道士：他们的财富来自于城市拓展、社会变更和卫道士们十分害怕的工人阶级。诸如日化用品产业巨人塞缪尔·高露洁（Samuel Colgate）和铜制品大资本家及金融家约翰·皮尔篷·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都在背后支持着这场清理运动，支持着科姆斯多克。纽约取缔不道德行为委员会成立之后，科姆斯多克没花多少力气就让自己当上了委员会秘书，并得到一份优厚的工资，尤其是对于他这种没有什么专业技能的人来说。科姆斯多克非常喜欢他的新工作。

在这群富有的、发誓要将美国“变得重新道德化”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纽约商人的帮助下，科姆斯多克尽力发挥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摩根和其他人在第42届国会中影响了一些很有势力的立法议员，通过了一项将深远影响美国人性生活本质的法案，而当时人们对此并不明了。

这项法案被称为《科姆斯多克法案》，实际上是庞大邮政法案中的一小部分，最初针对的是通过邮购方式赚钱的色情作品作者（发行人或出售商）。之前的法律也试图对此类行为加以控制，但始终没有成功，《科姆斯多克法案》最终成为一项“净化”法案，判定任何“淫亵东西，以及任何用来避孕的药物和器具”均为非法。

虽然科姆斯多克和他的支持者势力强大，但通过《科姆斯多克法案》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算他的运气好。第42届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一届国会，在1873年3月格兰特总统（President Grant）就职演说前夕，国会发现自己面临有效“立法”的压力。在3月3日凌晨的时候，他们通过了数百项法案，其中大多数都没有经投票的国会议员阅读过。邮政法案只是那天早晨通过的众多法案中的一款。

在这些法案通过之后，科姆斯多克借助一些有权势的朋友令自己被委任为联邦邮政部的特别事务官，有权根据新立法查禁一切淫亵物品的邮寄业务。在《科姆斯多克法案》（《联邦刑法》第211条）的掩护下，科姆斯多克极大地扩张了他所拥有的权力，对任何教授避孕知识、售卖或者生产避孕物品，甚至仅仅只是讨论性问题的人，他都有权直接侵扰。从1873年一直到科姆斯多克去世（1915年），他利用这款法案逮捕了3873人，其中超过2900人被判定有罪。

萧伯纳对于“科姆斯多克运动”的看法

“科姆斯多克运动”（Comstockery）一词是世界对美国的嘲笑。欧洲喜欢听到这样的故事。它证实了旧世界对于美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美国是个粗鄙之地，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二流的乡村文明。

萧伯纳

科姆斯多克对他的工作充满热情，并运用权力打击所有他认为是不道德或者下流的人。不过，他对于安全套、安全套生产商以及关于控制生育的小册子的厌恶之情尤为强烈。搜捕生产商的家庭和工厂，特别是搜捕纽约城里的生产商，几乎成了他的一种强迫症。他对于将书砸到对避孕书籍有兴趣的人脸上的行为毫无羞愧之情。而对于那些谈论、书写、售卖或者生产安全套的人的惩罚则是入狱或者最高600美元的罚款。

将你所布道的付诸于实践

高德弗里·罗威尔·卡伯特（Godfrey Lowell Cabot）是权势家族格雷厄姆·卡伯特（Brahman Cabot）中的一员，也是安东尼·科姆斯多克在波士顿的同行。他在反对淫亵文字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热情几乎与科姆斯多克不相上下。但是，私生活方面他却对自己的妻子一直有着超乎寻常的要求，以至于他的妻子抱怨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间只属于自己的卧室，或者至少一张单独的床，这样她就能逃离高德弗里的性要求。高德弗里还用德语写黄色信件给她。

很难想象科姆斯多克会因为运用肮脏手段而感到不安：除了通常的搜捕以及骚扰行为外，他还付钱给妓女让她们赤裸着身体从自己身边走过，以便他可以逮捕她们。或许科姆斯多克有一些个人的性癖好，毕竟赤裸着身体兜圈子和邮购安全套或者避孕八竿子也打不着，不过，科姆斯多克的行为表明了他是个滥用权力的人，他会定期设下陷阱让人就范。

纯洁的来源

美国的第一场清教改革运动发生在17世纪的波士顿。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建立了“杜绝无秩序公会”（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Disorder，目的是清除波士顿的妓院。但也许因为他同时还想取缔星期天的饮酒和赌博活动，最后的结果适得其反。毕竟，即使是清教徒的子女也必须拥有自己的娱乐。

不管科姆斯多克的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样的，这个公理会教友有一次告诉一位杂志记者说，“你必须像追捕老鼠一样追捕这些男人（和表面上是女人的人），绝不手下留情”。这种想法对于在这个国家重新振作道德没有产生任何帮助，反而让性伪善的年代延长了不少时间，在这个年代，美国社会的法律和道德标准与个人行为并不相符。

即使到了晚年，科姆斯多克对于道德的要求也从来没有妥协过。他去世前不久，一个来自《哈泼周刊》（Harper's weekly）的记者问科姆斯多克，为什么他在关于色情问题的法律中加入了有关反对安全套和其他避孕措施的条款，毕竟欧洲的科学界很久以前已经认为它们对于公众健康来说是很重要的。科姆斯多克顽固地回答说：“如果你打开了门，肮脏的东西就会涌进来，年轻人的堕落也会随之而来。”

科姆斯多克令橡胶死亡了吗？

在《科姆斯多克法案》名下逮捕了很多人，但大多数案例（超过50％）都发生在纽约城及周边地区。邮政事务官的数量太少，以至于不足以监控整个国家，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科姆斯多克的眼皮底下，地下性交易和控制生育的贸易反而红火了起来。

专利局手绘的伊泽尔（Ezell）设计的安全套

虽然有风险，但小型的生产商继续生产和售卖安全套以及其他避孕工具。他们只是改变了一下战术。在个别的广告中，安全套变成了“帽子”、“鞘”、“男性盾牌”，甚至是“橡胶制品”。最好质量的安全套依然要从欧洲进口，走私的行为和一百年前一模一样。

到了20世纪，一个来自德克萨斯的投资人得到了生产安全套的专利权，他在申报该专利权时，诚实地描述他的发明是“抓住所有从男人阴茎里射出来的东西”。

关于小型安全套工厂的描述

很多比较小型的生产商继续采用动物的肠子来生产安全套。一旦“煮熟了”肠子是很好处理的，而且加工过程可以在任何一个家庭厨房中完成，虽然制作它的人的健康会受到严重威胁。制作橡胶安全套的生产商喜欢将车间放在租来的小屋、地下室或者仓库这样的地方，以便工人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房间里通常有一到两张桌子并有专门用来悬挂一卷卷橡胶压膜的地方，这样的空间足够一小群人工作的了。最典型的工人（多半是女人）将橡胶切成不同的尺寸，将之套在用玻璃、瓷或者陶土做成的阴茎形状的模子外，打磨成同样的形状，然后浸在化学溶剂中进一步加工。工具都可以买到现成的，而且很便宜，工人通常是10到12人，整个加工过程也很简单。在任何城市中，都能找到这样微型的加工厂。当然，质量就另当别论了。

神奇的是，很多安全套售卖者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意，甚至越做越大。虽然如果他们被捕，会受到法律制裁，但小企业家们依然做着一些大型橡胶企业无法做到的事情。他们建立起一家家迷你型的安全套工厂，通常其实就在他们自己家中，向希望避孕和预防性病传染的美国人提供安全套。这些小型企业家们小心翼翼地储藏他们的存货，虽然无法知道哪些人卖了多少安全套给哪些人，但即使欧洲的旅行家在19世纪后期来美国旅行时，也不得不承认，即使在很小的村子里，也能得到避孕工具。

高露洁和他的公司

班奈特（DeRobigne Mortimer Bennett），国家自由联盟（Nationa Liberal League）成员以及《真理追求者》（Truth Seeker）（第一个曝光高露洁关于避孕声明的出版物）编辑，出版了自由思想家以斯拉·海伍德（Ezra Heywood）的文章《丘比特的轭》（Cupid's Yokes）。文章中指出了婚姻的缺点，并且形容科姆斯多克是一个“宗教狂热者”，为此，他被罚服13个月的苦役。高露洁则变得更有钱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一些取缔不道德行为委员会的成员们（早期支持科姆斯多克的人）也生产避孕工具。塞缪尔·高露洁的肥皂公司出售凡士林，并且，科姆斯多克法案刚刚通过，高露洁公司就开始了一轮兜售凡士林（与水杨酸的混合物）的广告轰炸。这种凡士林被高露洁公司称为安全的避孕措施——安全是没错，但并不能避孕。固特异公司、百路驰公司和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and Roebuck）也用自己的方式宣传着他们的避孕产品。但是，这些主要生产商们从来没有被起诉过——科姆斯多克只对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实施严打，但实际上那些人很难被抓住。

小子们

波兰籍犹太人莫里斯·格莱特斯汀（Morris Glattstine），从大型生产商那里购买安全套，再在布鲁克林自己的药店中出售。他不幸成为被科姆斯多克严惩的一名小企业主。虽然这件事情同样被自由思想家曝光了，但他的命运和高露洁截然相反，结果是他必须由本人来承担责任。那些大型生产商呢？科姆斯多克从来没有动过他们一根手指头。

名义上说起来，诸如固特异和其他一些大型橡胶制品生产商都合法地从事着制造安全套的生意，他们大都钻了科姆斯多克法案的漏洞——即允许医生将安全套当作医药用品开处方给病人。橡胶制品生产商会将安全套售卖给可以合法出售安全套的药店和“药品供应商”。安全套通常摆在店铺后面或者柜台下面，顾客可以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套套，他们悄悄地付款，然后在腋下夹着一个棕色小包安静离去。

1876年世博会

迷你安全套，或者龟头安全套（只能罩住龟头的那种安全套）在1876年费城举办的世博会上展出，这距离科姆斯多克法案颁出还没过几年。生产这种安全套的德国生产商认为未来安全套市场必然有利可图，而到了20世纪，德国生产出了世界上质量最好的安全套。

偶尔，也会有大批量橡胶安全套被收缴，但那都是小型零售商才会遭遇的不幸。大型生产商，比如固特异公司和百路驰公司，从来不会被起诉、罚款或者禁止生产这种医药用途的安全套。政治关系和国会游说能力不仅能让他们继续从事该项生意，而且还确保了那些小规模的从业人员无法在油水十足的医药市场中站稳脚跟。

不管谁被抓到了或者谁没被抓到，也无论是通过邮购的方式还是传统交易的方式，安全套工业都蓬勃发展了起来。那些通过邮购方式出售安全套的人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科姆斯多克的邮政事务官很容易抓到他们。但这样的经销商依然遍地都是，他们有自己的方法避免受到惩罚，或者只是付少量的罚款了事。同时，他们在宣传和隐藏自己的身份方面都极富韧性和创造力。广告中经常会用“科姆斯多克帽子”（Comstock Capotes）这样的词语来称呼安全套，这是巧妙地利用了反对性交的十字军战士的名字来命名控制生育的工具。当做广告的人要在传单、报纸和小册子上刊登广告时，他们会谨慎地运用一些富有创造力的题目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题目是“女士”（Madame）。很多安全套交易商的销量是动荡不定的。当同时生产和销售安全套的德国移民约瑟夫·拜克拉赫（Joseph Backrach）被一个科姆斯多克的手下抓住的时候，他被发现藏有11000个安全套。拜克拉赫缴了罚款之后，立即恢复了自己的生意。

可以重复使用它吗？

关于什么时候安全套可以重复使用，以及是否可以重复使用，一直以来都有很多误解。生产商们并没有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有些生产商将安全套独立包装在精美的盒子中卖，同时承诺他们的产品是不会变质的，而且“永远不用替换”。这就让消费者很疑惑，不知道这代表的是安全套可以重复使用，还是它的保质期很长。其他安全套则是捆绑在一起卖的，包装也很简陋。要重复使用这种质量很差的安全套，是很愚蠢的行为。

想要知道谁是真正的生产商以及谁是生产商或者进口商的中间人，几无可能。可以肯定的是，欧洲的动物肠子是用来生产高质量安全套的最佳材料。1870年以后，为了生产安全套，美国每年依然要花上35000到50000美元的费用从欧洲进口动物肠子。

女性阶层

虽然科姆斯多克逼使性专家们转入地下，他却没能打破莎拉·切斯（Mrs. Dr. Sarah Chase）医生继续她在学园就性问题发表演讲的优良传统，也没能阻止她为女性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包括教育她们如何使用安全套以及演示流产过程。切斯医生是科姆斯多克时代最成功的售卖安全套的女性，她可不只是个街头小贩，而是继承了她的前辈——身为贵格会教徒的性知识演说家玛丽·歌芙的精神。

莎拉·切斯医生

女性主义的同种疗法医师在切斯所处的年代是相当具有先锋精神的，同时也是她那个年代的产物。切斯谨守遗传理论假设女人分为四个“阶层”，由遗传性决定。在某次公开演讲中，她告诉拥挤的男女听众们，第一阶层的女性大约占30％，她们可以成为好的妻子；第二阶层的女性大约占25％，她们是好的妻子而非好的母亲；第三阶层的女性大约为20％，她们是好的母亲而非好的妻子。她解释说，期待某种阶层的女性完成另一阶层的使命是没有道理的，第一阶层的女性必须成为“听话的动物”才能达到期待值。这种说法极大程度上调动了听众们的兴趣。

女性听众们都拼命为她鼓掌。切斯又解释说还有第四阶层的女性，而这种女性既不适合做母亲，也不适合当妻子。这些“老处女们”是“思想家、逻辑学家、作家”，是“教师、服装设计师、医生、艺术家和律师”。当切斯说她“尊敬那种知道自己既不是好的妻子也不是好的母亲，所以不会依赖于男人的女性。如果男人想找理想的女性，他们应该娶一个第三阶层的女性”时，她得到了最热烈的掌声。

切斯是一位有信誉的同种疗法医师以及典型的女性主义者，从1870年代直到20世纪，她一直在公开场合及纽约市内的库珀联合学院（Cooper Union Academy）作关于性方面的演讲。和歌芙一样，每次演讲之后，切斯都会出售避孕用品。但是歌芙不需要去对付像安东尼·科姆斯多克这样的人物。当科姆斯多克发现切斯医生不仅传授关于避孕方面的知识，还在演讲后或者通过邮购的方式售卖安全套和其他避孕用品的时候，他确定自己找到了最新的目标。

尽管切斯有一系列“叛逆”行为，其中包括五次被捕，尽管科姆斯多克想尽办法试图起诉切斯，但他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法官或者陪审团来定她的罪，反而令切斯提出了一个赔偿额达一万美元的诉讼案。就像其他被科姆斯多克骚扰的人一样，莎拉·切斯依然继续着她售卖安全套的生意长达几十年，这也成为科姆斯多克最苦涩的失败之一。

雷斯戴尔女士

科姆斯多克个人最辉煌的一项胜利就是逮捕了雷斯戴尔女士（Madame Restell），后者被认为是纽约最成功的避孕用品以及流产方法的提供者。雷斯戴尔出生于英格兰的格洛斯特郡，嫁给一个屠夫后双双移民到纽约，此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又嫁给了一个德俄混血的移民，此公是与罗伯特·戴尔·欧文以及查尔斯·诺尔顿为伍的一位自由思想家。雷斯戴尔凭借自己的职业赚了很多钱，她从第一个屠夫丈夫那里学会了怎么制作安全套，相信安全套对于女性很重要。为了抓住她，科姆斯多克假扮成一个有太多孩子的父亲，并前往她位于第五大道上的漂亮的商店，寻求避孕的方法。她卖给科姆斯多克一盒安全套，而后者立即逮捕了这位67岁的老妇人。雷斯戴尔女士想到自己要被拖到法庭上，并曝光在粗俗的杂志上——她已经成为诸如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这样黄色题材记者的创作素材——就感到无比恐惧，于是她选择了在自己漂亮房间的浴缸中自杀，而不是遭受一系列折磨。证明她有罪的证据？科姆斯多克的手下搜查了她的房间和办公室并找到“10打安全套的盒子”。

成千上万从事安全套生意的妇女都乐于挑战科姆斯多克，主要目的当然还是为了赚钱。而到了19世纪末，在安全套使用的斗争中又出现了新面孔，这些人却和生产、销售安全套毫无关系。“生育控制”（birfh confrol）——这是美国最公开的生育控制倡导者想出的新名词——成为正在发展中的女性主义议事日程的一部分。在斗争中，她们希望得到选举的权利，很多女性主义者相信如果女性没有能力——合法的能力——决定生养孩子的数量，也就不可能实现平等权。就这一问题，女权主义者和安全套经常发生冲突。

一些早期女权主义者赞同乃至鼓励使用安全套这种简单、便宜的方法避孕，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女权主义运动的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领导者改变了态度，反对安全套的使用。她们将安全套的使用和女性享有权利的不充分等同起来，并认为这只是又一个由男人控制一切而女性只能被动听从的例子。女性主义者更愿意使用子宫帽避孕套和杀精剂清洗的方法来避孕，因为这些方法完全是由女性来控制的。

玛格丽特·桑格登场

美国最早的生育控制先锋对安全套的感情是复杂的。当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在纽约当护士的时候，她开始了自己作为生育控制倡导者的生涯。她惊讶于在诸如田德隆区和“地狱厨房”地区（Hell's Kitchen）[3]贫穷移民的生活条件之差，并认为太多的孩子令这些地区本来已经十分恶劣的生存条件变得更加不堪忍受。桑格撰写了很多关于控制生育的论文，包括使用安全套，而在她试图邮寄这些论文的时候，被科姆斯多克发现。后者在桑格漫长的社会活动家生涯中，不断地将她投入监狱。

有两次，桑格成功逃脱科姆斯多克的追捕，并去往了欧洲，在那里她学到了更多关于生育控制的方法。同时，她不断吸取欧洲女权主义者的思想，认为女性其实无法控制安全套的使用，所以对于女性来说，这并非一种好的保护方法。

最后，桑格回到纽约，并在那里效仿荷兰医生爱列塔·雅各布（Aletta Jacobs），开设了一间节育诊所。但是，开张没多久，她就被科姆斯多克逮住，后者以“淫秽场所”的罪名关闭了她的诊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在无数次阻止桑格对贫穷妇女进行避孕教育受到挫折后，在对桑格进行最后一次审判时（事实上，桑格的丈夫因为帮助自己的妻子已经被逮捕了），科姆斯多克被迫退出了战斗。在1915年的那次出庭作证中，70多岁的科姆斯多克在过堂风中感冒了，不久后因为并发症死去。

当此之时，在诸如桑格这样意志力坚强的倡导者的努力下，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尝试避孕，“科姆斯多克运动”已是在垂死挣扎。到了20世纪，越来越多公众不无嘲讽地认为科姆斯多克倡导的只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道德倒退，他将更早期的道德标准错置在了自己生活的年代。

虽然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白人在使用安全套，在诸如桑格这样的倡导者的帮助下，原本不知道如何避孕或者没有渠道得到避孕工具的移民们开始尝试越来越多的方法，其中就包括使用安全套。此外，到了19世纪90年代，通过在非裔美国人中流行的杂志报纸上刊登安全套的邮购广告，大量城市中的非裔美国人接受了使用安全套的观念。就连杜波伊斯博士（W.E.B. Du Bois）[4]也赞成通过使用安全套来控制家庭人口数量，他认为这样可以提高黑人家庭的生活质量。

外旧内新……美国人和科姆斯多克的安全套传承

到了20世纪，安东尼·科姆斯多克查抄了64836篇关于安全套的不道德使用的文章。他的努力迫使安全套的销售转入地下，但不管有没有他，这项贸易还是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安全套的便携性和利润推动了它的普及，同时，该项工业也在微观经济中逐渐兴旺：用橡胶和动物皮膜制成的安全套可以在家庭或者微型的临时性工厂里以很低的成本、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以及很少的设备生产。这一事实也表明了根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生产、销售和使用了多少安全套。直到20世纪20年代，乳胶安全套投入大量生产并进入华尔街后，统计确切数字才成为可能。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时的安全套已经无处不在了。

安全套的霍拉修·阿尔杰[5]——一个安全套大亨的肖像

尤里乌斯·施密特（Julius Schmidt）于1865年出生于南德一个贫穷的家庭，生命刚开始就遭遇了很多挑战：出生时一条腿严重畸形，并且他是个犹太人。施密特快20岁时，在他祖父的支持下——他的祖父相信美国遍地是黄金——去往纽约。1882年，他乘船抵达纽约港口，身无分文，有的只是自己有朝一日终将成功的信念。

但是，可怜的施密特并没有看到一个奇妙的世界，也没有立时致富，他只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拥挤、肮脏和危险的城市里，只是又一个绝望的移民。他体会到了那些比他先来的人的感受：在新世界打拼绝非容易的事。

由于找不到工作，施密特不得不卖掉多余的衣物以果腹。正当他陷入绝望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份在香肠店清洁肠子的工作。和以前那些香肠作坊的工人一样，他发现了多余肠子的另外用途。

尤里乌斯·施密特在自己家中开始了制作安全套的生意，之后发展为在田德隆区街头售卖——科姆斯多克最初践踏的地区，妓院在那里发展兴旺，人们都愿意花钱找方便。

对于施密特来说，不幸的是，1872年的科姆斯多克法案使他的生意成为非法经营。1890年时，安东尼·科姆斯多克亲自闯进施密特位于曼哈顿46街的寓所，在那里他发现了近700个安全套，以及更多等待生产的原材料。看见咄咄逼人的科姆斯多克是件悲惨的事情，他是如此高又如此强壮，推着要拄着拐杖走路的瘦小的施密特走出房间，塞进马车里。施密特被关进了监狱，必须被保释才能出狱。他也必须支付50美元的罚款，不过这个金额相对于他大逆不道的罪行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所有的挫折没能阻止施密特继续发展自己从事一生的事业，他要变得富有。

虽然，纽约城里很多安全套来自于欧洲，但它们很昂贵。施密特很早就意识到，向那些承担不起欧洲产安全套昂贵费用的男男女女们提供本地廉价安全套，大有可为。

施密特从来没让科姆斯多克阻止自己生产和销售安全套，他的生意不断发展，最后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Julius Schmid”——在他本名中的姓里去掉了最后的一个字母“t”，他认为这么做可以使自己的名字看上去不那么像犹太人。施密特的生意发展得如此之好，终于有钱可以结婚了。美国人伊丽莎白·伍尔夫（Elizabeth Wolf）于1892年成为施密特太太，结婚时她已经有两个儿子，而到了1898年，她又为施密特生了两个男孩。当这两个儿子——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dt）和小尤里乌斯·施密特（Julius Schmidt Jr.）长大之后，他们帮助父亲继续发展安全套事业，使其在20世纪更加成功。

当然，即使进入了20世纪，任何避孕措施或者避孕用品的传播都还是非法的，所以施密特（和其他人一起）还只是地下的非法生产商。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证自己生意的保密性，在1900年的国家人口调查中，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盖子生产商”。这个说法很巧妙，因为“盖子”既可以代表瓶塞之类的东西，也是内战之后人们对于安全套的另一种委婉的称呼。

到了安全套可以合法生产的时候，施密特开始进军橡胶产业，生产多种橡胶产品。他采用德国的先进生产方法，而他本人则是在美国第一个使用这些方法的人。施密特虔诚地相信它的安全套是美国本土质量最好的，并通过测试予以证明——还记得那个小洞引起的问题吗？他提高了自己产品的价格，同时保证说产品是市面上质量最好的，如果发现任何问题，可以全额退款。和起步阶段相比，他已经前进了很多。

对于尤里乌斯和其他安全套生产商来说，幸运的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安全套已经可以走出躲藏的橱柜了，虽然生产它们还是违法的。科姆斯多克法案逐渐失去影响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就被完全废止了。在施密特看来，还有一件更为美妙的事情：1914年以前，德国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安全套供应商。但是战争将德国从欧洲经济中孤立出来，最后它的出口贸易完全停滞。施密特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早早地就将自己定位成美国第一位出口安全套到同盟国的商人，这让他本来已经很成功的企业更上了一层楼。

1932年，施密特回到德国，购买了当时德国最先进的橡胶生产设备。他没有选择将这些设备留在当地开厂运营，而是将机器拆解下来，运回了新泽西。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表现出了非凡的掌握时机的能力：他差一点遭遇了“水晶之夜”以及纳粹分子对所有犹太商业的摧毁。

虽然遭遇了经济大萧条，施密特的公司始终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利润发展趋势。他去世的时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最主要的品牌——“谢克丝”（Sheiks）和“拉美西斯”（Ramses），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谢幕。

自由联盟

1877年，华盛顿的自由联盟试图将科姆斯多克驱逐下台，他们开始了一场由一家书店老板发起的请愿活动，主要针对的是科姆斯多克本人以及他在邮政行业的特殊地位。很多人都在请愿活动中签了名，被《华盛顿邮报》形容为“一张极长的名单，其中有很多著名的纽约出版商、医生、法官……摄影师、印刷业者、纸品商、生产商、药店老板和艺术家也忝列其中。”

有一点也许让人吃惊，自由联盟并没有将科姆斯多克明目张胆地逮捕那些“罪人”的行为作为首项控诉点，而是斥责他逮捕无辜人群的动机：作为邮局的特别事务官，他每年可以得到几千美元的工资，另外还有2500美元的额外收入。他们称科姆斯多克是“游方卫道士”，并且滥用权力：纽约出版商和编辑伯奈特（D.M. Bennett）重新出版了一本叫做《给上帝的公开信》（Open Letter to Jesus Christ）的小册子，科姆斯多克就以亵渎神明的罪名将他逮捕。虽然驱逐科姆斯多克的努力值得赞扬，但出于某种原因，这场运动逐渐失去了声势，最终也未能将请愿书递交到国会。取而代之的是，这项可怕的法案经由多年的个案裁决，才逐渐被废止。

尤里乌斯·施密特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安全套生产的阴暗世界中发财的移民，主要的橡胶生产商并没有将安全套生产作为他们的支柱产业——事实也不允许，因为一直到乳胶发明之前，动物肠子制作的安全套始终是最受欢迎的，从而将大片的市场让给了那些并不受美国主流商业欢迎甚至不被允许进入的人。这些人包括妇女、犹太人和移民，成员构成和历史上参与这门古老生意的人没什么区别。他们为自己违法的产品找到生存的缝隙，也从偏见中获益，这种偏见在安东尼·科姆斯多克和他的同僚身上尤为明显。

混乱、科姆斯多克运动和法庭

虽然又用了20年时间才推翻科姆斯多克法案，但到19世纪末它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以莎拉·切斯为代表的诸多案例就说明了很多法官和陪审团都认为科姆斯多克在运用法律惩治那些犯罪者的事情上太过夸张严厉了。他们厌恶他把法庭当作戏剧表演舞台，也一直严密关注科姆斯多克和他的手下为了逮捕安全套商人和其他避孕工具提供者而经常使用的非法手段。最高法院的很多裁决都认为投递邮件是私人事情，受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四修正案保护。受以上因素影响，科姆斯多克在采取非法手段搜捕和起诉安全套邮购商的时候多少有些顾忌。

一对夫妇的肖像

即使在科姆斯多克的巅峰时代，闺蜜、姐妹以及夫妇之间的通信还是告诉了我们安全套有多么流行。

在19世纪70年代，巴尔的摩的黛西（Daisy）在给丈夫艾尔默（Elmer）的信件中坦承自己不希望生育：黛西不想怀孕（永远），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做点什么来满足自己的要求。艾尔默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所以他们会通信），他答应妻子在经过诸如里士满和新奥尔良这样的城市的时候，会去购买安全套。黛西因为丈夫的承诺、对安全套的态度以及他对安全套的知识而感到放心。

格兰特总统在通过科姆斯多克法案前夕就任，他在位期间，赦免了不少依据科姆斯多克法案逮捕、定罪的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安全套交易商。在格兰特的影响下，后任总统海斯也赦免了科姆斯多克的一个罪犯。以斯拉·海伍德是一个自由思想家，他曾经因为嘲笑科姆斯多克所作的努力是“对婚姻的羞辱”而被逮捕，并被罚做苦役。海斯同意一些法官以及前任总统的想法——科姆斯多克走得太远了，因此释放了以斯拉。

但是，到底是什么让安全套在这个混乱的世纪里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呢？并不是因为法庭的裁决或者总统的赦免，而是人们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男人和女人希望通过控制生育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尽管事实如此，科姆斯多克的的确确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影响。他的努力让人们对性的不成熟的讨论始终藏于地下。人们希望控制自己性方面的命运，但是人们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记忆是，性方面的尝试、压抑以及无知在那个年代被奇怪地结合在了一起。无知留给人们最戏剧化和最痛苦的遗产也许是，伴随着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性病的发生率突然高涨起来。

虽然梅毒和淋病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问题，比如18世纪晚期的费城，但是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两种疾病的传播才真正变得非常普遍，成为最没有前兆，也最无法医治的顽症，特别是在城市中。19世纪的安全套是用来避孕的，预防疾病的功能并不那么强。而且，虽然安全套生产这种古老的职业在城镇中不断兴旺发展，但科姆斯多克运动——即对涉性物品的监察制度——在美国人的性心理上敲下了沉默的图章；而那些涉足性交易的人也因此承担了更多的风险。

这种无知对美国人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后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当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1]Tenderloin本义为（牛、猪等的）嫩腰肉，里脊肉，喻油水丰厚，旧指纽约市罪恶活动频发的娱乐区，后泛指美国任何城市的类似地区。——译者注

[2]该词由英国作家萧伯纳创造，依科姆斯多克姓氏而来，指“对有伤风化的文艺作品持强烈反对的人或行为”，后也指对情色文艺的审查制度。——译者注

[3]指纽约市中拥有悠久和骇人听闻的犯罪历史的一个区域。——译者注

[4]杜波伊斯，美国著名黑人学者，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先驱。——译者注

[5]霍拉修·阿尔杰，美国著名励志小说作家代表作《流浪儿迪克》，讲述了流浪儿迪克通过诚实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最终成为一个青年“绅士”的故事。该书通过血肉丰满的穷孩子迪克形象地传达了与阿尔杰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美国精神与信念：只要有拼搏精神，有勇气再加上运气，就能够从乞丐变成百万富翁。——译者注

第九章　反淫秽法，美国安全套和法国安全套：英国有没有科姆斯多克？

对于英国和欧洲文化来说，19世纪下半叶在很多方面都是令人激动的。狄更斯、艾略特和哈迪赞美和痛斥了他们生活的年代；瓦格纳、威尔第、勃拉姆斯和施特劳斯因为他们伟大的作品而拥有越来越多的听众；而达尔文和孟德尔在生物学上的发现让全世界为之震惊。到了19世纪70年代，摄影、电报、电话以及其他神奇的发明和创新呈现出一个日益科技化的时代。然而，伟大的思想不断拓展的同时，关于对与错、道德与不道德、人类精神与“法律秩序”的斗争依然进行着，特别是在法律和政治领域。

打着防止欧洲社会被腐化思想侵害的旗号——其行为更像是躲在门后偷窥，特别是躲在卧室门后偷窥，19世纪50年代开始，从直接禁止销售避孕工具，到希望无知的市民免受淫秽读物和用品毒害的科姆斯多克式的道德诉求，欧洲各国的立法者开始通过一系列直接针对性的法律。

和美国人一样，欧洲人希望依据法律做事，不过这对后者来说容易一些，因为他们不需要和科姆斯多克式的人物抗衡。但有些尝试，特别是在英国，让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的日子不太好过。

1857年，英国首席大法官坎贝尔勋爵向上议院提交《反淫秽出版物法》，他宣称这一法案将严禁各种令天真的孩童、妇女和“薄弱意志”者道德崩塌的文字于市面上贩售。或者，就像坎贝尔充满戏剧性的说明一样，这是一项可以阻止“贩售比氰化物、马钱子碱或者砒霜更加致命的药物”的法律条案。他还亲切地告诉议院的同僚，他的法案不会影响人们对“真正文学的追求”。

第一个执行英国反淫秽物品法律条案的官员名叫西克林（Hicklin），他是皇家法官。作为第一人，西克林没有先例可以援引，这令他可以根据自己的保守倾向来诠释这项法案。尽管这项法案是为了阻止销售或者交换淫秽物品，但它同时有着保护英国人公民权利的设计，令人们免受非法搜查和没收之苦。法案特别声明，没有搜查令，任何警察都不能以搜查淫秽读物为名侵犯私权。但是，西克林对此项条例的诠释是，只要任何人宣称某人拥有意图出售或散发的淫秽出版物，就可以颁发搜查令。他的这种诠释让被指控人必须提供说明为什么不能收缴那些有争议出版物，否则就将被逮捕。由此，出示证明或者证据的义务就落到了“淫秽物品”的拥有者身上，而提起控诉的人却不承担此项责任。

一些英国历史学家相信，西克林法案——如同对该法条的称谓——给予了科姆斯多克法案以灵感。和科姆斯多克法案对美国人产生的效应一样，西克林法案并没有让人们远离淫秽，而是让英国的性交易转入了地下，并在19世纪末的20多年中蓬勃发展。不过，西克林法案并没有让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个人拥有如科姆斯多克法案所赋予的那般迫害和追诉的权力，而是加强了警察部门的职权。与其说西克林启发了科姆斯多克法案，更有可能的是科姆斯多克法案影响了英国稍后颁布的一项反淫秽物品法，该法案1889年在上议院通过，从此，英国的安全套必须置于官方的监察之下。

“反猥亵法案”

《反猥亵广告法》是针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英国报纸上的各种治疗性病的广告而制定的。和美国一样，19世纪80年代，梅毒重袭英国。在街上，从沿街商铺到印刷小广告，江湖郎中和骗子兜售着号称可以治愈这些绝望的病人们的假药。

这项法案的发起人是米思伯爵（Earl of Meath），他是一位基督教慈善家，为伦敦的穷人做了很多事情。他支持那些倡导对工人阶级男孩提供教育的组织，并将体育运动带进英国学校，同时他也不知疲倦地提倡城市应留出足够的绿化空间。但是，出于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米思伯爵对梅毒恐惧之极，认为不管公开还是私下，任何关于预防或治疗该疾病的方法的讨论都是猥亵的行为。这也就难怪他对于那些小报和公告栏上铺天盖地的医治、预防梅毒的广告非常愤怒，并希望所有这些都能以“损害公众礼仪”的罪名加以禁止。

这项法案——虽然措辞很含糊——是为了让司法部能够采取法律行动以“针对那些宣扬其具有治疗某一特定种类之难以描述症状之疾病之特效药之人”，并且特别指出包括“涉及安全套的污秽广告行为”。法案并没有将预防疾病的广告和那些手段卑鄙的人利用绝望的梅毒病人所做的广告区分开来，而是将他们混为一谈。这种做法不仅令19世纪下半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上层阶级普遍滋长着一种误置的假正经，而且最终助长了对性的无知。

在日益增长的对性行为的沉默和其带来的不良后果中，就连王室也没能幸免。维多利亚女王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儿子得了梅毒以便为他寻求治疗的良方，而是更愿意假装这件事情不存在。她和家族中其他成员都认为，她的儿子阿尔弗雷德王子（Prince Alfred），爱丁堡公爵，只是得了一种“神秘的疾病”。公爵的儿子，阿尔弗雷德二世，同样也是梅毒的受害者，但这一次，为了防止更多的谣言散布出去，可怜的王子被放逐去了罗马尼亚，并因为得不到恰当的治疗而最终病死。如果这些王室成员懂得使用安全套，情况也许就不至于如此糟糕。

《反猥亵广告法》反映了19世纪后期某些英国人狭隘的思想和危险的幼稚。不过，尽管英国立法和科姆斯多克法案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两者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英国法律不是用来阻止安全套售卖的，而是禁止涉及安全套的广告（且并不成功）。这种缺乏远见、几近疯狂的做法，只有那些视安全套为堕落行为的表征的道德主义者才会支持。

没有人因为生产、售卖或者使用安全套而锒铛入狱。

女王的画像

维多利亚女王也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家庭遇到了关于梅毒的问题，但是这没有阻止她的肖像被本来可以救她儿子和孙子一命的安全套生产者使用。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钻石婚纪念日时，滑稽的生产商制造了一系列艺术气息浓重的安全套——他们将女王的头像印在了安全套上。而更有政治意味的一款是，安全套上印有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的头像。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安全套在伦敦著名的裙巷（Petticoat Lane）里的小礼品商行中有售。

市场这方面

当时，很多人去药店购买安全套的时候都很害羞，大多行色匆匆，购买的时候通常会说“周末使用的那个小东西”，这是当时标准的表达方式，也是安全套在语言学和日常用语普及方面产生影响的一个例子。

就像过去几百年一样，19世纪末期，很多在后院里、肉铺里和小的街面店铺中生产安全套的小生产商，继续生产着各种款式和质量的安全套。英格兰第一家公开的主要安全套生产商（E. Lambert and Son of Dalston）于19世纪70年代创立品牌，虽然其为当时英国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商，但安全套的生产并不仅限于此一家公司。在伦敦和其他主要城市有着数量惊人的此类传统商行，其中很多因为销售各种“周末使用的小东西”而经营得风风火火。

1897年城市翻新法案推动伦敦的斯特兰德地区重新规划发展，因此安全套生产商W·乔治（W. George）被要求重新找地方开业。他原来的店铺位于伦敦繁忙的霍尼韦尔街（Holywell Street），19世纪70代开业。当地方官要来给予他赔偿的时候，乔治因为对方估价太低而拒绝了。按照他自己的估算，他的安全套产业每年能净赚几万英镑（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今天算来应该是几百万英镑），但是政府机关仅将之估价为500英镑。乔治毫不畏惧，他雇了一名律师，要上庭打官司。当双方代表坐在议事厅两边的时候，读者不禁疑惑，到底哪一方会因为这种交易而更感觉难堪呢？

法律规定，任何就政府对其商业或财产的评估持不同意见者有权利在正式听证会时提出反对意见。乔治的听证会开始了，法官已经知道所提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还是按程序对乔治的法律代表提问：“商店里经营些什么？”律师含糊地回答：“普通的医疗物品。”

法官用几乎耳语的声调继续提问：“还有别的吗？”清了清喉咙后，乔治的律师回答说：“原告方售卖一些美国器具、法语那个字或者说西班牙语那个字……”

这个回答似乎让法官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他询问都是什么人在店里买东西，律师回答：“我们都知道，是些绅士们，这不是什么秘密……这些东西在今天几乎是必需品，总得有人卖他们……我要说，我很确定，法官和牧师们都使用这玩意……这种生意总要在什么地方进行的……是的，所有值得尊敬的药剂师们都卖这东西。”

乔治vs城市翻新计划

虽然在反对那些硬心肠的政府估价的诉讼中败诉了，哈里森的律师对于霍尼韦尔大街价值的辩论还是很具说服力的这种商业活动让他所在的位置得到了最好的利用。我们都知道，霍尼韦尔大街不仅是交通干道，人们还可以在不被人注意的前提下，来到这条街上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如果在斯特兰德大街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占据一个好的地理位置可以让更多的顾客光临自己的商店，而商店也因为生意兴旺拥有更高的价值。不过，政府的估价员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并将这起诉讼一直拖延到了1901年。

这场独特的交易不仅对于推广使用安全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证明了他们好像以前一样，在征求着关于安全套的其他委婉说法（事件中不曾提及“条顿人那个字”，看起来，到19世纪末，很多英国人都不知道他们使用的安全套进口自德国，那时的德国是欧洲安全套最大的生产供应国）。不过，这件事也同时表明了围绕着安全套的伪善言行依然继续着。当乔治去法院递交自己的诉状时，他没能让法庭上诸人理解他的安全套生意有多大的价值。在辩论中，政府的律师傲慢地敦促陪审团确定如下事实，即该项生意“应从令人尊敬的行列中分离出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加以评估”。高级地方行政官稍微公正一些，他小气地告诉陪审团，政府会对业主给予合理的补偿，“但这件事本身也许总是不能让人愉快的”。最后，政府赔偿给乔治的金额是不到其年收入的20％。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从来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这些法官和牧师们是从哪里购买安全套的。

虽然乔治——他的真实名字是W.R.哈里森（W.R. Harrison）——对于收入的损失很是失望，他通过邮购方式经营的生意还是越来越兴旺。其他供应商或者个人可以从他那里买到动物皮制安全套——“两种尺寸可供挑选，小号和中号”，也能买到橡胶安全套——“已知所有物件中最好，最具保证，最频繁使用的”。乔治与理发师、药剂师和外科药店、小酒馆、烟草店以及其他的邮购商进行着竞争，而他无疑是安全套行业最好、质量最高的供应商之一。

也许历史上最富创意的邮购广告活动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一个名叫“为新一代父母设计的橡胶物品”活动吸引了很多刚刚有孩子的夫妻。橡胶制品生产商检查父母们提供的地方和国家颁予的出生证明，然后发给每对夫妻一张广告单张，上面解释了他们特殊的安全套所能带来的好处——控制生育的“傻瓜方法”。广告的要点是吸引刚为人父母的夫妻，这些小夫妻既不想影响性生活，又不愿意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活动。

英国有一批反对使用安全套的批评家，但是从来没有哪个英国人会像美国人那样去将批评行为诉诸立法或诉讼。19世纪下半叶颁布的法案从来没有促成另一个科姆斯多克的出现，而诉讼行为所针对的个人，主要是那些推动性教育和疾病教育的人、自由恋爱的拥护者以及同性恋公开化的支持者。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控制生育运动确实在法律框架内遭遇了一场斗争和抵制。如果其领导者和支持者被抓住正在出版或者散发关于如何控制生育的文字，他们就将面临牢狱之灾。但是，和美国人不同，英国人中，特别是中产阶级，购买安全套的人数不断在增加，区别就在于英国法律从来没有将售卖或者使用控制生育产品定义为非法。

天哪！

在欧洲其他地方，安全套并没有像在美国和英国那样受到如此严格的审查监督。1868年，一个法国医生公开谴责使用安全套，将之与手淫等同起来，不过他应该代表不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法国人在很多方面对于使用安全套的态度是最宽容的：不管正确与否，很久以来他们都被认为是发明安全套的国家。而且，法国人在生产形式多样的、娱乐性的安全套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事实上，19世纪迄今最有名的安全套就是由法国人创造出来的。

令人作呕的拿破仑式“帽子”

虽然法国人在让人们接受安全套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当在英国和美国安全套越来越被公开谈论的时候，法国人却没有那么热情。早在1821年，卡得（Charles-Louis Cadet de Gassicourt，曾是拿破仑的日常医生）就曾非常公开地反对药店出售安全套，他认为安全套根本不是一种真正的药。

另一个法国人，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控制生育的支持者，兴致勃勃地批评英国人使用安全套：因为他们“搞的是令人作呕且不健康的预防措施——我们法国人的形容是‘吹灯拔蜡’——或者其他粗鄙呆板的预防措施”。他显然没有注意到法国人一直享受着安全套，而巴黎人的安全套生意在整个19世纪成为一项越来越兴旺的国际贸易。

“法国安全套”指的是一种橡胶安全套，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为女士服务的。用来生产这种安全套的玻璃模具在外壁上会吹出很多隆起的泡泡，这样，加工好的橡胶产品外壁上也有一个个凸起物，好像手指，以起到额外的刺激作用。这种设计针对的是50年来人们，特别是女人，对于橡胶安全套不够舒服的抱怨。聪明的法国生产商并没有止步于此，到19世纪90年代，在整个巴黎和其他主要城市中心，一个安全套消费者可以买到任何数量的印有英国首相头像的安全套。其他的还包括“箭猪”（le porc-epic）、“耐磨品”（l' inusable）、“征服者”（le conqueror）、“大公鸡”（le cocorico）、“看上去奶油不会在嘴里融化的她”（le sainte-nitouche）和“小套子”（le bibi chatouilleur）——这些安全套比印上维多利亚女王头像的安全套肯定有趣得多。现代安全套相比之下实在太卑微了。

向条顿安全套说不

欧洲其他国家人民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将自己王室或者政治领导人的头像放在安全套上，也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展示令人惊怖的创意，不过他们也实实在在地使用着安全套。

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售卖避孕产品理论上来说是不合法的，但是因为法律并不严格，通过使用安全套来控制家庭人口数量的强烈愿望以及德国军队对预防疾病的鼓励（军队会教育年轻人为什么以及怎么使用安全套），使得德国人对于安全套的知识掌握得颇为充分。他们的报纸上也经常有安全套的广告，当然“安全套”三个字是用明显的委婉语如“橡胶物品”来代替。另外，也许这点并不让人吃惊，德国拥有最好的生产安全套的技术。

橡胶生产商用最先进的方法生产安全套，到了世纪之交，德国的橡胶安全套成为整个欧洲质量最好，也最受欢迎的产品。事实上，德国人不仅向欧洲大多数国家提供橡胶安全套，他们也出口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在使用安全套的问题上倒让人不可捉摸。在1861年意大利各地方合并成一个完整的国家之前，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少。而关于安全套在控制人口增长问题上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个人记录亦少之又少。之所以如此，相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19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政治上的动荡，还有就是梵蒂冈的影响。但是，在意大利主要城市的理发店和药店里，还是能够买到德国生产的安全套。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意大利人口明显减少，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安全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19世纪的时候，售卖生育控制产品在意大利还是违法的，但是安全套对于预防疾病的功能已经得到肯定，当然，人们对于它的“其他功能”也很是了解。和美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不同，意大利人在安全套的问题上有悠久的历史。毕竟，他们发明了这个小玩意儿。

19世纪末时，荷兰人、瑞士人、丹麦人和瑞典人都购买德国安全套，并在自己国家中拥有小型生产商，生产动物内脏和橡胶两种类型的安全套，他们都是安全套的忠实拥护者。

阿姆斯特丹的鲍斯威尔

19世纪90年代初期，一本由匿名作家撰写的名为《我的秘密生活》的小册子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位“匿名”作者听上去很像是来自上个世纪安全套的使用者，因为作者如此悲叹他的安全套：“我很害羞，用完的安全套又放回我的钱包……我总是憎恨他们……我经常花9便士买一个安全套……套套让人感觉有些迟钝，经常使用会让男人阳痿，而且做爱的双方都会有些厌恶的情绪。”当他描述给套套“吹气”当假阳具耍的时候，语气似乎积极了许多。

在荷兰，控制生育运动的第一个领导者也是第一个从荷兰大学毕业的女性以及荷兰第一位女性医生，她的名字叫做爱列塔·雅各布（Aletta Jacobs）。爱列塔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避孕的知识，并被认为是对子宫帽避孕套的最初发展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她本人支持使用安全套，特别是用丝绸做的安全套。当然这种安全套是否容易买到就很难说了，不过彼时欧洲市场上的安全套的确品种丰富，从新型的橡胶安全套到最传统的动物肠子制作的安全套应有尽有。

在欧洲，爱尔兰是少数坚决反对使用安全套的地区之一。虽然爱尔兰人在1496年时惨遭梅毒第一次大爆发的伤害，但人们始终无法在这个国家生产或者售卖安全套——至少合法情况下如此——作为预防性病的工具也不行。直到20世纪70年代，安全套才结束了其被当作污秽禁品的历史，作为控制生育用品在爱尔兰取得合法地位。

第十章　“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黑幕揭发者、道德盔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随着19世纪结束，美国运通公司开始发行旅行支票，字典中出现了“宇宙飞船”这样的新名词，而IBM公司也诞生了——当时是制表机器公司（Tabulating Machine Company）。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 Wells）在他的作品《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中引入“外太空”的概念，而柯南·道尔（Conan Doyle）写出了名著《福尔摩斯探案集》。妇女政权论者风生水起，在大西洋两岸不断争取着选举权，有些不幸成为殉难者。电话的发展也很迅速，到了1891年，伦敦人就可以致电给他们在巴黎的朋友们了。同时，秘书们正忙着在45万台打字机上打字。

另一方面，城市化、移民潮和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被诸如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和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这样的黑幕揭发者揭露出来，他们二人还发起了一场为在美国悲惨条件下生活的移民和童工带来光明的运动。同时，英国人正忙着维持自己的联合王国。不过，相对于所有在这个时期中发生的变化，有些事情是不会改变的：使用安全套依然是西方世界最受欢迎的避孕方法。

美国的性

赛利亚·莫舍（Celia Mosher）是一名在纽约从医的女医生，她于19世纪90年代实施了一次坦率得令人惊讶的生活方式调查，在调查中美国中产阶级妇女对于自己的性生活展现了非常诚实的态度。莫舍发现，在她调查的妇女中，大多数都反映自己对性是健康性地享受，甚至那些在1850年前出生的妇女，也在整个婚姻生活中坚持使用节育的方法，而且其中很多人强调自己使用甚至是喜欢使用安全套。10年之后，另一位女性医生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她发现，到了20世纪初，这个数据几乎维持原样，45％的受调查者使用并喜欢安全套。

不过，总的来说，对安全套持两种截然相反态度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一方面，科姆斯多克法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废止，所以安全套始终不能在公众面前合法出售；另一方面，法律条文与力图控制性交结果的人的欲望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另外，安全套是一项盈利颇丰的产业，所以总有人敢于冒触犯法律的危险，为这个饥渴的市场生产越来越多的安全套。

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总统，他是美国第一位持进步主义立场的总统。这时候，保护公民健康和福利的主要公共机构已经建立起来。在进步主义的庇护下，诸如玛格丽特·桑格一类活动家的后继者继续追求着性平等、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终极目标。不过，和19世纪那些改革者一样，20世纪的改革家无视剧增的性病发病率，并没有在安全套和健康卫生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取而代之的是，将对节欲的呆板说教和对性传染疾病的教育有趣地混合在了一起，而关于“实践中如何预防疾病”却只字不提。

泰迪[1]的激烈演说和有意的不育

和格兰特以及海耶斯不同，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教条的影响，19世纪末土生土长的中产阶级男女对“种族自杀”的抗议甚嚣尘上，所谓“种族自杀”指的是那些控制生育的美国新教上流社会人群。抗议者宣称这些节育的人唾弃了自己身为美国公民应尽的义务。大量的移民令恐惧加剧，越来越多的移民意味着白种人很难再保持血统的纯粹。

领导1911年控诉种族自杀运动的人是坦率直言的政治家，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一次演讲中，他说道

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英语国家，与法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着令人沮丧，甚至感到羞耻的局面。在伟大的文明国度里，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毫无疑问地代表着种族的衰败如果对此不加抑制，甚至意味着种族的消亡……

美国这个国家被不孕的诅咒笼罩，而其实是他自己招来了这种诅咒，因为不孕是有意而为。它是道德的缺陷，而非生理上的。它源于冷淡、自私、喜爱轻松、惧怕冒险，是一种对怀孕毫无认知能力的全然而可鄙的失败，是丧失了衡量何谓人生至乐之能力的全然而可鄙的失败，也是对责任的逃避或者是对何谓责任理解上的扭曲……

在最近的10年中，美国人口增加数量中的2/3来自于移民，而生育率的增长是有史以来最低的……

另外，为了平复自己不安的良知，当卑贱、浅薄的男人和女人们面对这些事实时，他们会回答说——“质量重要过数量”，人数的减少代表着个人财富的增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不生育孩子的前提条件下，人口数量下降，质量也会随之下降。我们可以说，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到了20世纪末，法国将无法在文明世界中站住脚跟，正如今天比利时的处境一样；英语国家的人民同样将无足轻重，正如今天的西班牙语国家人民一样；白色人种的未来会仅限于德国和斯拉夫国家。美国人真的会对这个本来富足、充满希望的国家，对这个先驱者的后代本应开枝散叶的国家，最终沦为荒芜的土地感到满意吗？我们的先辈是征服大陆的伟大史诗中的英雄。征服者，他们用钢铁般的心灵去勇敢地尝试，对未来他们的眼睛里从来没有恐惧，从不畏惧责任和危险。而他们的儿女们，就因为喜爱安逸，害怕所有的工作和冒险，想要放弃身为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最基本的责任，便让先辈们的鲜血白白流淌了？

19世纪结束时，使用橡胶安全套的人越来越多——但只是将之作为避孕工具。和安全套的早期历史不同，当像卡萨诺瓦这样的贵族对于为了“将性交从焦虑中挽救出来”而使用安全套都持谨慎态度时，将使用安全套看作是预防性病的手段这一观念就很难为大众所接受，至少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是如此。当性病的比例在整个19世纪中越来越高时，医学界和道德卫护士都认为性病是对性交这种罪恶的惩罚，安全套作为预防性病的一种工具，只能留给个体的美国人去重新发现了。

道德预防

人们应该认识到，可控的欲望无法帮助我们找到可怕、恶心的梅毒的病根在哪里。

进入到20世纪最初的10年，对性病患者的偏见愈演愈烈，甚至于诸如波士顿的马萨诸塞综合医院这样大型而且设备先进的医院也拒绝接收所有梅毒病人。全美国的情况皆是如此。很多年里，美国医疗机构只是坐视不理，绝少提及性病的教育和预防。

尽管有着恐惧和偏见，尽管科姆斯多克法案的阴影挥之不去，美国的性交易却日渐繁荣。1900年，仅曼哈顿一个地区就有至少15000名妓女，她们或者在街头招揽生意，或者在妓院、发廊甚至咖啡馆中工作。不过，对于改革者来说这却是一个新的时代，对于那些想涤荡性交易产业的社会活动人士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说，面临的问题与19世纪的前辈同道颇为不同。第一次，有改革者指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主导着性交易，男人们以皮条客和恩主的身份剥削女性而得利。同时，改革者也认识到妓女人数的增多和性病感染人数增加之间的关系，他们开始将问题摊到公开场合来讲，以引起国家的注意。

一些州的立法机构也加入了与日渐扩散的性病的斗争中，通过立法要求医生向公众健康机构汇报性病案例。不过，这对于医生来说是一件两难的事，他们很少执行该项法律，因为担心这会让患者故意隐瞒自己的症状。一位医生说：“长期以来，都是些江湖庸医和民间医生在治疗性病，他们只顾赚钱，并恐吓病人让他们保持沉默。”另一个医生的说法更加直接：“如果医生被要求说出病人的姓名，要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不会再有病人光顾了。”

虽然间或总有针对性病爆发的政治性企图，但随着进步主义时代的成熟，社会卫生学家们（有如此称谓是因为他们决心净化美国公民的性行为）展开了一场运动以结束公众对性病的无知及误解。这群人由有改革思想的社会活动家和医学专家组成，而他们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如下观点的组织：结束性病传播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公众场合讲授预防性病的知识。

卫生学家也让公众认识到：科学证实，受害者不止那些感染梅毒的人。很多无辜的妻子和孩子也长时间受到疾病的影响，因为女人可能被她们的丈夫传染，他们生出的孩子也可能带有梅毒。美国卫生和道德预防协会这样说：

现在，人们认为那些专门报道丑闻的记者的角色既无尊严也不令人羡慕，挖掘人性的弱点和堕落的工作令人不快甚而被人拒斥；这种事情只能在纯粹的责任心驱使下进行，但是丑闻在那里，总是要被发掘出来的……公众应该知道，性病在婚姻中的传染是非常危险的，而妇女则是最悲惨的受害者。

不过，历史反复证明了，仅仅依靠虔诚的声明，是很难达到真正的预防目的的。可惜的是，卫生学家们对安全套没有兴趣。

我的戏剧并非让人们沉溺于骄奢淫逸的思绪中，而是想让更多人进行理性的思考；我的戏剧不是浪漫狂想曲，而是对人性的关怀。

萧伯纳

萧伯纳的道德败坏

套套在19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文学大师萧伯纳大胆地（却不正确地）宣称安全套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看起来，萧伯纳对于安全套的历史没有多少了解，不过他的言论对于那些对安全套持肯定态度的节育鼓吹者来说，还是证明了他们的重要性。和美国社会卫生学家运动不同，英格兰的版本中确实有安全套的支持者，而他们在著名的——同时也通常是臭名昭著的——爱尔兰剧本中有一位不同寻常的盟友。

萧伯纳在19世纪晚期英格兰一些改革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和诸如贝茜·贝赞特（Betsy Bessant）、玛丽·斯特普（Marie Stopes）以及好战的“爱尔兰自由斗士”这样的节育倡导者一起携手前进。但是，萧伯纳为推广使用安全套以及争取女性权利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Mrs. Warren's Profession）。在这部充满争议性的作品中，萧伯纳试图让英美的观众了解，产生妓女这个行业的社会原因，以及为什么女性总是被迫从事这一行当。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是让英美社会了解妓女并非放荡的罪人，不应该承受梅毒这样疾病的折磨，虽然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和社会卫生学家眼里是理所当然的。他想让公众相信，卖淫和性病的传播是对妇女压迫的产物。一些改革家支持他的这种想法。他非常希望看到卖淫行业的消失，但在这个行业消失之前，至少要教育妇女进行“安全的”性行为。他也试图让男人主动承担责任，做爱的时候能够戴上套套。

但是，《华伦夫人的职业》遭到美英批评家猛烈抨击，认为作品反映的是“粗鄙的感官刺激”、是“完全不道德和堕落的”，是“宣扬道德败坏”。1905年，这部戏仅在纽约剧院公映了一场，科姆斯多克就亲自率领人马逮捕了所有演员。奇怪的是，虽然该剧被批评家和科姆斯多克贬得一无是处，之后它却又得到公演机会，而且是在华盛顿，观众包括美国第三位进步主义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他的内阁官员及部分议员。萧伯纳愿意再次公演这出戏的原因还是希望人们了解女性是如何以及为何从事卖淫。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事情来判断，萧伯纳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在你们眼中，华伦夫人就是个恶魔，这种想法正是思想暴力的一个例证。关于性的想法在不受束缚的脑海中隐约浮现，对于法律的制定者来说，这已经足以让他们用对待严重的金触犯罪的方法来粗暴地惩罚这一愚蠢、微不足道的堕行，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自然。如果我戏剧的名字是《华伦先生的职业》，而华伦先生是一位书商，那么没有人会希望我把他写成一个坏人。

萧伯纳对批评的回应

初见光明——“进步主义”美国的性教育

尽管一些更加开明的卫生学家做了很多努力，这个时期依然是进步主义和遗留的维多利亚式道德捍卫者混杂的奇怪年代。虽然在此一时期，性教育（对于公众教育来说这是个新概念）产生了，但目的是帮助美国人弄清楚涉及性的道德观念，而非帮助年轻人更多地了解自己的身体和性生活。怎样、何时以及由谁来传播预防知识令运动本身迭生冲突，而相应的课程发展也因此受阻。关于如何预防性病的争论其实在100多年前就开始了，但是今天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有一些人相信性教育应该在家中进行，换句话说，就是维持现状。其他人则相信只有受过特别培训的教师（进步主义运动一项积极的成果就是为教育者提供了专门的、以大学为基础的培训）可以被允许来教授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课题。但是，这个课程不一定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思想开明。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美国培育教师的学院中数一数二的一家，和现在一样，它要求培训中的教师参加“性卫生”课程。一本教师准备守则中解释说，对于新教师来说，了解学生关于性的那些白日梦比手淫更加糟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白日梦可以没完没了地做下去，手淫可办不到。其他的课程则是要让老师知道以及宣传，节欲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行为，除了为生育而进行的性行为。人之天性并没有对课程设置产生任何影响。

奇怪的是，虽然20世纪初时，进步主义分子和医学专家喜欢使用那些虚伪的、清教徒式的语言，但卫生学家的对话和争论确实让性病教育变得更加公开，而这正是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这一事实，随着1918年科姆斯多克法案的废止，开始让安全套变得合法化。但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非进步主义运动，真正让安全套可以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在对性病的预防中重新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与“黑杰克”

1916年，当威风凛凛的队伍经过局势动荡的美国墨西哥边境时，“黑杰克”潘兴将军（John Joseph Pershing）和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一样，给士兵们提供安全套。性病在美国军队中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潘兴不希望他的士兵因为这种传染病而大批死亡。当“黑杰克”发现他的士兵驻扎在哪里，哪里就会出现很多妓院，而性病的传播威力一下子就会大很多时，他毅然试图阻止这个现象，此一事实证明黑杰克是个有前瞻眼光的领导。他发明了一种军队控制的“干净的”妓院系统，在这种妓院中，有安全套供应，而且妓女都是受军医“管理”的。黑杰克的努力换来的是性病发生率的下降，而同时士兵们没有产生任何不满。潘兴首先是位政治家：他知道自己采取的方法会让人们对性的态度产生怀疑，所以没有对自己的成功大肆宣扬。

同时，在20世纪初的几年中，美国海军中有相当一部分医生在德国船只上工作，他们见证了德国海军反性病措施的成功与失败。德国人采取的措施是预防、及早发现（德国人的创新）以及感染后的药物治疗——法国率先研制出了抗梅毒的药物撒尔佛散，不过，这种药物的首次临床实验成功是1911年在英格兰的罗切斯特·罗军医院中。而却是德国人将其引进到自己的军队中并广泛使用，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德国人在医学上的突破。所有德国船员赴海外时，都会带着他们的“装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军医非常仰慕德国人采用的这种实际、直接的方法，于是毅然决定也在自己的军队中采用同样的措施，提供抗性病的药品和安全套给在亚洲服役的美国水兵们。1910年，一部分士兵得到了预防性病的物品，这实际上是一种测试，以确定士兵们是否真的会使用安全套，以及使用后对性病发病率的指数是否有影响。这一测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避孕药品”的来源

“避孕药品”（prophylactic）这一说法第一次出现是在1574年的一本讨论“为防止性病而避孕”的册子中。“保护性的”（prophylactic）或者“保护性处理”（prophylaxis）通常与维护人和动物健康相关。指涉“避孕”的说法是从军医学中衍生而来，最初指的是为了预防性病而使用的一种乳剂，最后则成为一种泛指：为了预防性病而发给士兵和船员的安全套和乳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说法是安全套的委婉代指。

FDR[2]与泰迪

这是一种奇怪的命运：两个远房表亲成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两任总统。不过，两位伟大人物的巧合还不止于此。当泰迪于19世纪末在共和党中崭露头角时，他还同时拥有多个政治头衔，其中之一就是助理海军部长。当他的老板——海军部长休假的时候，泰迪成功地推动美国投入到美国-西班牙战争中。10年之后，罗斯福也成了助理海军部长。虽然他在该职位上任职时对于历史的贡献并没表叔那么大，但他也同样利用了自己老板不在位的空隙，命令所有水手必须配发“预防药品包”，为20世纪军队反性病政策奠定了基础。

当助理海军部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听说了发给水兵的药品包时，他非常兴奋，立即下令所有在海外船只上工作的美国水兵都必须配备这种“保护性处理医药包”（prophylaxis kits）。虽然“保护性处理”（prophylaxis）一词是用来形容预防和治疗的整个过程，但罗斯福却用它来委婉代指安全套。这个词很快被简写成英文“pro”，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仍被广泛使用。

历史重演——重要的安全套

社会卫生运动中掌握经济和政治话语权的成员们发现罗斯福的动作后非常生气，他们否决了在未来向士兵提供安全套的所有计划。这些道学们声称，给水手和士兵提供安全套就像为他们混乱的性行为开绿灯。总而言之，坏行为必须受到惩罚，而不是得到帮助或者怂恿。反对“保护性处理”的卫生学家们在约瑟夫·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这位伍德罗·威尔逊新任命的海军部长恰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就任。正是该公出差的那天，助理海军部长罗斯福下令向海军派发包括安全套在内的“保护性处理医药包”。丹尼尔斯是一个正统派基督教徒，他相信性病是神对于除了繁殖下一代之外进行的所有性行为的惩罚。事实是，在罗斯福介入之前，很多指挥官——这些人已经注意到海军在亚洲的实验，而且对于浪费宝贵的时间和人力在对抗疾病上早就筋疲力尽——将他们自己搞到的医药包集中在一起，并在船上出售。他们知道，性病对军队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宣扬禁欲就是在浪费时间。

丹尼尔斯在海军部长任上下达的第一道指令就是命令指挥官们停止售卖安全套，并终止罗斯福的预防用品供给政策：

鼓励和允许男人使用安全套是邪恶的做法，这会引导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纵行为道德、军事或者民事法律所不认可之性欲，而免受责罚。同时，这种做法也会颠覆和破坏我们有关性行为的道德、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根基。

就在这种混乱气氛中，美国迈着它迟到的脚步，加入了欧洲大战。

逃避兵役者、荡妇和梅毒

美国于1917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已是大战爆发的三年后。当伍德罗·威尔逊同意将军队派到法国后，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慷慨地告知威尔逊的战争部长，美国远征军可以进入法国军队管理的妓院中，在那里士兵们可以找到“干净的”妓女。在法国，这一做法从拿破仑时期就开始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防止梅毒在军队中蔓延呢？美国部长的回应翻译过来就是：“哦，我的上帝！不要告诉总统，他会在我们派出第一支队伍之前，就撤出战争的。”

妓女和德国人

或许对安全套的完全接纳和历史有点关系。普法战争期间（1870-71），一则法国人计划通过性病感染德国人的谣言在军队中散播。据称，法国人征召妓女伺机渗入普鲁士军队，这样无需开火就能糟践德国佬。一出当时的戏剧令这一谣传存续下来，以致一战时再度出现：“让我们痛搞德国人吧。我们是魔鬼。让我们在每条街上裸露我们耻辱的印记，将敌人赶出我们的祖国！”

克列孟梭对于自己的慷慨决定得到的否定回应感到很迷惑，同时，考虑到美国人坚持法国妓院不对美国大兵开放而带来的衍生反应（主要考虑的是，美国军人会进入那些不受管理的妓院，从而传播梅毒），当美国军队开始抵达法国时，克列孟梭派了一名法国军医总部的检查员对法国军队妓院做了一次官方调查。这名检查员总结说，美国政策有些过分假正经和压抑人性，忽略了男人的本性：不管是否得到允许，美国士兵一下船，就直接去了妓院。有趣的是，调查员也发现了美国军方试图隐藏的一个事实——美国士兵将梅毒带到了法国，并传染给了法国妓女。在最后的报告中，他做了如下总结：

美国军队认为士兵守住性欲是可能的，他们甚至给出了一个官方的禁欲宣言。他们依赖宗教和道德责任感来维系男人的道德规范，令男人控制自己的情感。但是，他们依靠的是暴力训练来分散或者减低士兵们的欲望。

正如法国调查员所发现的，这种“暴力训练”其实并不奏效。

看不见的预防用品

虽然威尔逊给自己两任妻子的信件中都直截了当地以性为主要话题，在公开场合他依然是个非常虔诚和一丝不苟的人。海军部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后，威尔逊选出的官员，完全是自己信仰的翻版，而美国军队则被类似的道德态度所支配。战争部长牛顿·贝克（Newton Baker）的话将军队用来保护士兵免受性病侵扰的方法涵盖了进去：

这些男孩将要去法国了，他们将要面对我们不愿谈及甚至不愿去想的一些情况……我希望他们能够武装起来；我希望政府将他们充分地武装起来；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带着看不见的盔甲。我希望他们带着一件由社会习惯而不是家乡或者社团做成的盔甲……一件道德和智慧的盔甲来保护在海外的他们。

法国总理可以告诉牛顿·贝克，士兵其实不需要这种盔甲。

伍德·威尔逊和他的情书

威尔逊可能一直是个自封的道德主义者和宗教信仰的公众楷模，但是，他个人生活不一定能反映这一事实。他的第一任妻子死后一年不到，他又娶了爱狄斯·威尔逊（Edith Galt Wilson）。给爱狄斯的信中，满篇都是威尔逊炙热、情欲旺盛的措辞——不管是在结婚前还是结婚后，这也给后世留下了证据，证明他是个“非常性感”的总统。

美国总统伍德·威尔逊和英国陆军大臣，元帅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致军队的话

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军队致力于消灭性病的宣传海报。 | 军医萨基（Sage）说：只有可怜的大笨蛋才会付自己的钱，丢失手表，染上梅毒，并且到处宣传自己度过了销魂一夜。

虽然很多军医和指挥官都觉得不给士兵提供真正的预防用品是非常愚蠢的目光短浅的行为，然而这种呼声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反，水手和士兵被教育说，不被传染性病最好的方法是禁欲。军官们被命令提供给士兵们“看不见的盔甲”，而不是有实际用途的器具。在向新兵宣传禁欲时，军官告诉士兵们这样对待他们的阴茎：“忘记它们，不要总是惦记着。好好活着，保持精力充沛，小弟弟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只有和荡妇结伴的逃避兵役的人才会得梅毒”，“活得老实，你就能弹无虚发”，这些是美国军队被灌输的思想。不出所料，这种方法并不奏效。虽然军队并不承认，但70％的士兵在本土就感染了梅毒，而使他们得病的这些美国妓女就在新兵训练营外的妓院工作。军队的官员并没有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相反，他们指责法国妓女，并警告士兵们这些法国女人调起情来非常危险。这种警告当然和他们采取的其他措施一样，毫无效用。

在欧洲大陆，伟大的美国军队是惟一不按标准配给安全套的部队。一些政府官员和诸如美国社会卫生组织这样的机构，竭尽全力不让士兵们得到安全套，并不断地宣传：如果你冒着染上性病的危险去找妓女，那么你就是罪有应得。这种思想听起来可不那么进步。

但是，所有这些浮夸的言论并没有阻止美国军人从车站附近的街头小贩、由法国军官提供的妓女、城镇理发店以及其他协约国士兵那里得到安全套，包括法国生产和美国生产的各种花色。

协约国军队“干净”吗？

性病和它的预防措施在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登上过舞台中央，但是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性病问题时，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英国和法国军队就预防措施做了充分的准备，令性病的蔓延完全停止。不过，这种说法实在太简单了，特别是对于英国人而言。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依然折磨着他们。

首先，正如在前面几章中提到的，英国从来没有限制或者禁止销售安全套。但是，和西方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每个地方的地方政策都是不一样的。1914年，英国军队依然只能阅读没有性内容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书籍中，他们被教育说要保持“清洁、谦逊、纯洁和自我控制……避免一切不纯洁的对话、想法和诱惑。”基钦纳勋爵呼吁英国远征军要“坚持捍卫自己，不受外界诱惑侵扰。在这种新的尝试中，你可能会同时受到美酒和女人的诱惑，而你必须坚决地拒绝他们。当然，对待女人必须礼貌，只是不要和她们有亲密接触。”

基钦纳勋爵的呼吁并非一个来自于旧世界的、与世隔绝的套话。他的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许多军队高层在对待性与士兵话题上的态度。但是，其实关于如何防止英国军队感染上性病的思想流派不止基钦纳勋爵一家。当士兵不必留守在前线的散兵坑时，一些官员试图用体育和娱乐项目填充他们的生活。这一做法与如果嫖妓被抓会留下违纪污点的措施结合在一起，被认为是打消士兵淫乱念头的好方法。

阶级和安全套

特别是在战争早期，给来自于上层阶级的英国军官们和来自于穷苦人家、工人阶级的士兵们提供的预防性病的信息是有明显不同的。军官们情况好些，“在相对奢侈的环境中知识和盔甲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而被征募的士兵们，则必须在没有安全套的情况下“在荆棘丛生的壕沟中寻求对待女人最好的方法”。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让很多士兵最终站到了红灯区诊所外的队列中候诊。

1917年英国军队终于聪明了起来。

思想污点部分包括公众监察。在战争最初的几年中，任何英国军人如果在诊所或者阅兵式中被发现得了性病（他们必须接受让人厌恶和尴尬的私处检查），都会受到惩罚，而惩罚措施是将他得病的消息通知家人。这种残酷的方法于1916年终止，因为一位军官在发现妻子获知自己的病况后，选择了自杀。在这以后，家人只会被通知士兵住进了医院——相比以前的做法，这也谈不上是怎样的进步。

治疗方法本身或许也足够被当做一种惩罚了，因为那会让病人非常痛苦，还会有严重的副作用。但即使如此，也没能阻止士兵们试图得上性病的想法，只要不让他们回到战壕去就可以了。一些高层采信并尝试了法国的方法，那就是管理卖淫活动，只允许特定的妓院营业以便控制性病的蔓延。这种方法依然没能奏效。

虽然对一些人来说太晚了，但是颇见成效的还是一种切合实际和科学的方法，而不是依靠人生观或者自我压抑或者浪费医疗人员的时间与精力；是一种聪明的预防方法，而非道德主义的防控。简单和不受拘束的方法也是最便宜、最安全也最人性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取得了胜利。

英国军队最终是从它的殖民地那里得到了解决问题的线索。

就性方面而言，新西兰人的预防用品配备得最好，包括更多的安全套以及性交后的处理药物。澳大利亚人也能定期得到“蓝色小袋子”，里面有全套的预防用品，加拿大亦是如此。虽然英国士兵持续感染性病（一些历史学家相信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阶级导向），但当军队高层开始定期供给安全套后，得病人数得到了大幅度下降。这些安全套包括各种尺寸（小、中、大）和不同的颜色（玫瑰红、淡褐色或者象牙色），还包括顶端有突起和没有突起两种选择。

同盟国的保护性处理

并非只有协约国军队熟悉如何使用安全套来防止性病的传染，同盟国军队在整个战争中都能得到德国制造的最先进的安全套。和战争前一样，每个德国水手和士兵都能得到足够的安全套。

奥地利军队控制着官方的妓院，军队首脑细致认真地确保所有类似机构张贴有官方发布的明确指示——士兵们在官方提供的性交易中应该做些什么以及怎么做。这些指示同时针对士兵和妓女们，并使用德语、匈牙利语和克罗地亚语三种语言。指示上明确表示，女性应该拒绝那些“染病的客人”，同时确保男人使用安全套：“女性应该要求客人使用预防工具。”

拿破仑的安全套

意大利最有名的艺术家、军队领袖和色狼之一——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曾经夸耀说，至少有一千个丈夫憎恨他，但他懂得怎么保护自己和他的情人们。在一次打赌中，邓南遮赢得了拿破仑的鼻烟壶，他不仅带着这个“护身符”上了战场，还在里面放满了安全套。

妓院提供的安全套不是免费的，但每一个指示上都明确标明了价格：“安全套的价格为……”，而在指示的最后一行会有一条建议：“预防传染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安全套，而这种安全套应该仔细地套在整个阴茎上，并用硼酸凡士林进行充分润滑。”听上去，很商业，也很有效。

爱他们，恨他们……

性病在美国士兵中的发病率非常高。军医和指挥官发现，加入战争后没多久，已经有相当多的士兵染上了性病，或者面临染病的风险，所以他们必须提供一些保护措施。于是出现了“保护性处理卫生站”，士兵们如果觉得有染上性病的可能，可以去那里寻求治疗。不过这种治疗是在性交之后的处理方法，此外，这一类站点总是人手不够，而且很难维持，于是指挥官们不得不悄悄地给士兵们提供安全套。这些指挥官中就包括“黑杰克”潘兴，虽然他在公开场合唾弃安全套，但私下里却明了安全套是必须的。

思想狭隘而伪善的预防性病的方法让美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军队中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梅毒和淋病大爆发（到战争结束时染病者人数大约40万），这对美国军队的备战和士气都形成重创，并让美国政府在医疗方面付出了巨额费用。这一给军队高层和政治家带来的痛苦教训堪称一场悲剧。不过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历史不会重演了。

战争商业

安全套生产大亨尤里乌斯·施密特的生意在20世纪初得到了长足发展。施密特是个天生的生意人，当战争的风潮刚刚刮起时，这个德国人便认识到曾经的欧洲橡胶安全套的最主要生产国德国将无法再向欧洲其他国家售卖此类产品了，同时，他也知道欧洲各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士兵提供预防用具的军事政策。于是，施密特开始向欧洲协约国军队提供安全套。事实证明，这是一项非常英明的决策。施密特的海外销售额在战争期间疯狂飙升，特别是他与英格兰之间的交易额。19世纪末时，德国生产的安全套还占据着英国市场主导地位，而因为战争，已经没有人能够买到德国货了。

施密特并非唯一一个在战争期间寻找机会拓展安全套生产和销售的人，默尔·杨斯（Merle Youngs）——杨斯橡胶公司的创立人，也看到了这个绝佳机会，捡起被围困的英格兰橡胶工业停顿下来的生意。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先进最有名的安全套诞生了：第一个“特洛伊人”牌安全套（Trojans）于1916年面世。

不过，施密特感兴趣的海外市场不仅仅是英格兰，他确信如果“拉美西斯”、“谢克丝”和“特洛伊人”品牌联合起来，施密特和杨斯可以找到一条合法路径在美国军队中售卖安全套，因为如果单单自己的公司接手这单生意，产能无法负荷。两个生意人在达成销售量会突增，公司也会因此狠赚一票的共识后，让各自的律师给美国战争部长发了封信，并确定信中没有提到他们两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公司的名字。信里面，律师询问部长是否会向军医们推荐或者准备推荐“这种”预防性病药品包。有趣的是，信中的措辞是以确定官方会否令安全套生产合法化这样一种方式写就，而且“安全套”一词的拼法有误（condoms变成了condrums），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印刷工人的错误造成的。

这种走后门的营销方法在当时来说有些超前，虽然他们的要求被驳回了——是用一种不太友善的口吻，两位安全套生产商还是从战争中赚到了巨额利润。

桑格的宣传小册子

让桑格的丈夫被捕的节育小册子叫做《每个女孩都应该知道》（What Every Girl Should Know）。当一箱曾被联邦执法官没收的小册子被退回来时，桑格注意到在小册子的标题下面，一位幽默的事务官写着“没什么（应该知道的），依据邮政部的命令。”（Nothing，by order of the Post Office Department）这就是美国：购买一个安全套就会让购买者和售卖者成为罪犯；牧师告诉女人们如果使用了黑市得到的安全套，就会被那些没有出世的孩子的面孔所纠缠；像桑格母亲那样虔诚的天主教徒，怀孕了18次，生下11个孩子，7次流产，终因过多生育对身体的创伤而致早逝。

科姆斯多克的最后一口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1918年的克雷恩法案（Crane Act）最终结束了安全套在美国销售和生产面临法律桎梏的局面。奇怪的是，是玛格丽特·桑格无意中打开了安全套合法化的大门，因为她曾在纽约自己短命的节育诊所中提供安全套。她为此而被捕，案子随即进入诉讼程序。第一位法官驳回了桑格的申诉。桑格认为女性不仅有权利使用节育用品，而且采取节育措施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可以帮助缓解贫穷、人口过分膨胀和减少堕胎。与之相对，法官相信女人没有这种“调整”的权利，而且性只是为了繁殖下一代而服务的。不过这次驳回没有阻止桑格继续申诉的脚步，第二次开庭审理的时候，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而科姆斯多克法案也最终被废止了。

美国政治家和医学专家迫于形势不得不重视性病流行问题（在军队和市民中），受此影响，美国公共卫生署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分部（性病分部），并花费几百万美元来应对这一灾祸。纽约上诉法院法官弗雷德里克·克雷恩（Frederick Crane）永久废除了对安全套售卖、生产或使用指导的法律限制，并声明，安全套是预防疾病的用品之一。克雷恩同时认为安全套对健康有益，因为可以阻止可能导致危险的怀孕。虽然这一声明对于桑格来说有好有坏，因为她并不支持选择安全套作为节育的手段（而预防性病并不在桑格的考量范围之内），但判决将安全套变成了一种合法的物品，而且为新的商机打开了大门。这也象征着科姆斯多克法案的彻底倒台。

巴尔的摩实例

在安全套使用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巴尔的摩大约每年销售300万个安全套。到了1920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还多。

1918年，就在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安全套在45年后终于第一次可以在公共场合合法出售了。科姆斯多克法案以及科姆斯多克本人死去了，不过对于那些没能得到预防用具的士兵来说，还是太晚了。

虽然英国从来没有试图禁止安全套的销售，而且有见识的人们一直在致力于向英国士兵们提供必需的性病预防用品，但是在整个20年代，还是有人在尽力让安全套成为肮脏的、小小的秘密。

[1]即西奥多·罗斯福。——译者注

[2]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译者注

第十一章　车后座的性行为：爵士乐和广告的年代

在为性所困扰的维多利亚时代和毁灭性的战争结束之后，人们开始“重生”。很多年轻人利用社会规范迅速变更的契机不断打破着传统习俗。具有争议性的词汇，比如“动手动脚”（spooning）、“抚摸”（petting）、“物质女孩”（“it”girl）、“妖妇”（vamps）、“摩登女郎”（flappers）和“快乐姑娘”（gaiety girls）成为当代语言的一部分。年轻女性通过提高裙子下摆、将头发剪成波波头和“勾搭”男人的行为表示对旧时尚规范的反叛。在美国，这种改变反映在男人向女人献殷勤的方法上：1927年艾米丽·波斯特（Emily Post）关于礼仪的著作谈到了“正在消失的年长女伴”——或者用年轻男性的说法：“灭火者”。年轻男女约会的时候不再需要有人陪伴，而“约会”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新词。

在英国，“欢快轻狂仔”（Bright Young Things）遭到保守派舆论的猛烈抨击，他们瞒着自己的母亲和祖母，津津乐道于性的自由无拘束，初体验的对象是战时做过护士或者救护车司机的人。名词“爵士时代”则成为“性”的同义词。

对于美国人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第一个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的年代，这和几十年前，美国主要人口都生活在农场的情况截然相反。1亿6百万人口的寿命平均值达到历史最高——男性平均值为53岁，女性为54岁，比他们的上一代整整延长了10年。军队人数只有343000人，比1919年时超过100万的军人数量有显著下降。普通男人一年收入高达1236美金，而文盲的人数也成为历史上最低——94％的美国人能够读和写。华尔街开始声名鹊起，麦迪逊大街（Madison Avenue）[1]诞生。另外，禁酒令伴随着警方内部猖獗的腐败，令20年代黑社会犯罪和暴徒斗殴无从查证。

对于英国人来说，情况可就不这么乐观了。工业始终没有从战争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工人运动风生水起，给经济和社会结构增添了压力。尽管如此，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子弟还是生活得很偷快，他们喝鸡尾酒，说些无意义的话，而且通常很享受做些无意义的事情。

T车和不复存在的“灭火者”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这是由进步主义运动中冉冉升起的一项新职业——罗伯特和海伦·林德（Robert and Helen Lynd）的一项报告，20年代初期的年轻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再被他们父辈和祖父辈的规范与道德标准所束缚。林德的研究表示，50％的年轻成年人生活在城市，在性方面非常主动活跃。这和日渐宽松的道德标准以及轿车的普及有关。

在美国，亨利·福特的大规模汽车生产让美国工人阶级也买得起车。但是，福特小小的黑色轿车被忧心忡忡的父母称为“车轮上的妓院”，不准“停车”的劝诫响遍美国大街小巷。不管担心与否，车后座的性行为出现了。

性行为数据

随着社会学研究和数据的诞生，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关于美国人“关起门来做什么”的可靠数据报告。在1925年的一次性研究中发现，小于40岁的女性中60％有婚前性行为。到了30年代这个数据比战时稍稍下降为超过50％。

“艳风配热唇”

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市场推广手法成为销量的关键。虽然战争期间安全套的售卖数量惊人，到1920年，欧洲人又开始自己生产安全套，这让美国生产商在最初几年中很有些惊慌失措。为了夺回市场，他们借鉴了销售其他商品使用的推广招数。

文明的伏都教

爵士年代新的道德观有很多诋毁者。《妇女之家杂志》（The Ladies' Home Journal）将爵士乐的诞生形容为“最初……和伏都教的舞者一起出现，刺激半癫狂的野蛮人行可耻之事”，同时这种新音乐展现了“对文明最基本规则的不屑”，因为爵士乐是标准的“妓院音乐”和“赤裸音乐”。作者没有透露他是怎么找到爵士乐的这种起源的。

夺人眼球的名字和花哨的包装对于安全套工业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这些玩意只有在被当作预防疾病的工具的前提下才能贴上商标、合法售卖。受到雪茄（都已是事先生产好，而不是用手卷，包装得很漂亮，而且受到英国品牌“红色贴士”的启发，使用彩色纸来做设计）的推广策略影响，安全套生产商开始用漂亮的小“雪茄”盒子装安全套，一盒三个，大小正好适合放在男人的口袋里。当爱抚派对（petting party）[2]到处都是的时候，得到安全套方便与否就变得非常重要。

女人的安全套

施密特在20年代早期开始多元化投资，生产女性使用的子宫帽安全套。他对受欢迎的“拉美西斯”牌避孕用品投入大量资金提升品牌价值，并将他为女性生产的产品也称为“拉美西斯”不过这个名字的认知度并没有增加其销售额。

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期间的安全套包装盒

借助于在包装上做文章，生产商在就如何给产品贴标识的问题上和前述法律限制作斗争。他们让品牌的名字足够突出，包装上的形象也足够性感。尽管描述包装里的东西会用一些温和直白而无趣的词儿，比如“液态胶乳”或者是“液态胶乳保护性橡胶套”，不过商标名字通常却反映出一种软色情的调调。尤里乌斯·施密特的“谢克丝”安全套利用了广受欢迎的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3]的昵称——“the Sheik”，20年代这个词用来指称“美男”。施密特也生产“拉美西斯”品牌，包装上使用一个埃及法老的图像，暗示使用该品牌安全套的人在性能力上和埃及法老有得一拼。他其他的品牌没有“拉美西斯”那么丰富多彩，但也都有着暗示，比如“君王御用”（Fourex）、“天堂”（Paradise）和“天鹅绒”（Velveto）。其他品牌比如“巴黎人”（Parisians）则用战后新的语言风格来定位自己——所有法国的东西都是充满冒险性的。相对于依然普遍的法国安全套来说这倒也算不得一个很特别的命名。

性感的“美人鱼”

“快乐的寡妇”牌安全套因为其独特的包装和传递的信息，似乎更加受欢迎。“寡妇们”被置于一个小小的圆形金色罐子里：一共三个安全套，各自用蜡纸包裹，而且每个安全套都有个名字——阿尼亚斯（Agnes）、梅波（Mabel）和贝琪（Beckie）。如此撩人胃口的营销手法暗示了性感而解风情的女性最热爱这个品牌。

但是，如果从单纯的肉欲引诱来说，“美人鱼”牌安全套则当属第一。这一品牌的包装上写着“完美处女”，并用一个非常具诱惑力的海里的美人鱼作为装饰。她摆着诱惑的躺姿，上身没穿衣服靠在一块岩石上。谈不上多精致，但绝对令人印象深刻。

英国人继续享用本土品牌杜蕾斯（Durex），但他们用得最多的安全套大多是包装上无甚特别的德国货。

20年代还有其他的包装创新，但是人们还是更看重实用效果。1920年代，杜邦公司的工程师开发出一种新型材料，被称为赛璐珞（胶膜）。一些顶级的安全套生产商使用这种材料来延长套套的寿命。此外，全新改进的“特洛伊人”安全套使用了被称为乳胶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橡胶材质，该套套也于20年代首次登场。

安全套的销售在爵士年代突飞猛进。

乳胶和无畏舰

古德伊尔发现了橡胶硫化过程后，1910年代尤里乌斯·施密特推行了橡胶制造业的第一次重要革新。他率先使用了浸胶法。

浸胶法对玻璃模具的要求和几百年来加工动物肠子的模具一样，不同的是现在这些模具要浸在一种液态橡胶溶剂的大桶里，而非用事先生产好的橡胶或者杜仲胶包覆模具。虽然施密特的这一生产工艺具有革命意义，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非常不好的副作用。

浸胶法的问题在于，因为必须往树液中添加汽油或者苯，以保证胶质完全溶解，这种新型的橡胶制品处于液态时极易燃烧。因为生产设备中各种原材料总是面临火患的威胁——即使从电气设备上迸出的一粒小火星也能引燃装有橡胶溶剂的大桶——所有大型生产商们必须应对火灾以及由火灾引发的利润和设备的损失，他们于是开始为工厂买保险。高风险导致保险费用升高，但是对于大型生产商来说，支付的保险费用还是比火灾可能造成的损失要小。之后，就出现了乳胶。

乳胶通过解决易燃性的问题降低了保险的费用。它只需要用水来放缓树脂的液态化，因此简化了生产过程。阴茎模具被浸入乳胶中，然后在热水中硫化……不再需要研磨、修剪，但更重要的是，不再需要使用化学药剂。最后的成品看起来也更好，而且可以存放至少5年，此前的橡胶安全套，剔除广告中的宣传成分，只有3个月的保质期。同时，新产品更牢固，却更薄，使用起来阴茎感觉会更敏感。

奇怪的是，乳胶在卑微的安全套历史中还代表着另一个小小的巧合。在整个1920年代，美国一些最好的科学家致力于“乳胶项目”，是希望帮助医学界研制出各方面都大为改善的外科手术用手套，却无意中提高了另一个小东西的质量，并为其在科学史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名字里有什么？

默尔·杨斯有可能是莎士比亚的粉丝，因为正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影响了他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安全套起名。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希腊人墨涅拉俄斯（Menelaus）那位不忠贞的“以前的妻子”海伦[4]，相比希腊人而言，更喜欢特洛伊人。

虽然20年代初，美国日均售出几百万个乳胶安全套，但是质量更好的乳胶安全套却直到20年代末才进入欧洲市场。第一个乳胶安全套于1929年出现在英国市场上，由美国杨斯橡胶制品公司生产。尽管它实际上是“特洛伊人”旗下产品，英国人却冠以其一个粗放的名字——“无畏舰”。到了1932年，前身是做德国安全套的进口批发生意的伦敦橡胶公司，开始生产自己的安全套来和美方竞争。

自动化的套套

在整个20年代，使用乳胶和浸胶法制作的安全套还是用手工制作的，这要求大型生产商雇佣很多半熟练工人。但是，随着流水线技术的发展，一种称为“工程师”的新型职业出现了，而且受到诸如福特等工业家的欢迎，安全套工业也因此进入了高科技时代。

第一条真正的安全套流水线还是需要一系列手工劳作，比如要设立专职岗位将每个安全套的开口端卷起，以使套套边缘光滑整洁。到了1926年，这项繁重的杂活被来自俄亥俄州阿克伦城的弗赖德·基里安（Fred Killian）的发明淘汰了。他发明了第一台自动安全套“卷环”机，并申请了专利。基里安的新发明令生产过程不再需要工人从事这个“卷”的任务，大大提高了加工速度。

1930年，拥有永久牌（Perma-tex）和征服牌（Silver-Tex）安全套的基里安，再一次改进了自己的设计，并生产出一整套流水线（原本只打算用于自己的工厂）。新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几乎不需要任何手工劳作。虽然现在没有留下当时流水线的照片，但是专利申请对这条神奇的传送带给出了描述：它可以自动地将4000个玻璃“模具”或者“瓶子”浸在象牙色的乳胶中，一次浸润一秒钟；模具夹是可以前后左右移动的，以便防止安全套的顶端形成“奶头”的形状或者产生不那么好看的突起；滚筒形的刷子将安全套顶端卷起抛光开口边缘，然后以热气流吹风再浸入热水使其硫化，这样加工就完成了。

流水线边有工人给每一个成品洒滑石粉，这样可以帮助干燥橡胶，并使之更加光滑，然后另一套刷子会刷去滑石粉，并将每个安全套从最初的模具中起出。经过粗略卷滚的产品被传送到生产过程中唯一真正会接触他们的人手里（当然卖掉之后另当别论）。女工伸展开每个安全套（因为安全套从模具上移开后会聚成一团），确保每个产品都是直的，因为刚成型的乳胶产品如果不经过拉伸就很容易“粘”在一块儿。然后，模具会放入一个有清洗功能的热水缸中，去除掉所有沾染的东西后重新投入流水线中。

安全套腕管综合征

虽然1920年代的新科技淘汰了很多繁重的工作，比如浸胶，但是直到50年代末，女性（安全套工厂中的主力）总是抱怨她们身体上承受的痛苦。在施密特新泽西州的工厂里（施密特在那里雇佣了几千名女工，做质量检查和其他重复的工作）她们抱怨最多的就是今天我们称为“腕管综合征”的病。

这种新型的、24小时工作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产品质量大大提高，同时成本大大降低，一天内可以生产几千只安全套，而不用担心火灾的危险或者人为错误。基里安的发明如此成功，在申请专利之后，他将之投入市场，并开出每套传送系统两万美元（相当于今天200万美元）的价格。虽然销售的套数有限，但大生产商们纷纷抢购，其他人则会租用机器，之后将利润的1％付给基里安。高昂的购买价格意味着，10年之后没有一个小型生产商能够独立存活下来，而曾经是非常欢迎小生产商的安全套生产行业成为美国工业中最赚钱的行业。1925年时，主要生产商有十五家存留下来，而其中像施密特和杨斯这样的人发现自己已经是华尔街的重要人物。

“领带男”

小型行李箱是19世纪90年代的创新，到了1920年代在城市中经常能看到带着这种行李箱的男人。上门推销的商人出售所有小而便携的商品他们经常被当地的警察称为“扰乱平静的人”。有一群上门推销商，或称为“领带男”，在大型城镇拥挤的办公区内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箱子中表层会放着一打非常便宜的领带，而下面则是安全套。从“领带男”那里买东西成为爵士年代购买安全套的委婉说法。

投币式安全套

20年代初期，德国人回到了安全套生产行业中，并支配了整个欧洲市场，也将美国安全套挤回到大西洋的那边。10年中，一位德国生产商每年卖出超过两千四百万个安全套。另外，德国人和荷兰人在1910年代后期率先生产出自动售卖机。到了20年代，安全套售卖机在美国、德国、荷兰和英格兰随处可见。这种在公众场合售卖的方法和简便的购买方式成为了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惊人冲击力的象征。安全套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被广泛接受。

购者自慎

安全套大亨尤里乌斯·施密特到达美国港口的时候只穿着件衬衫，而到了1920年代，每年售卖两千万个乳胶安全套，在销售量上仅仅次于杨斯。但是，不能因为安全套成为高科技产品，同时带来高利润、铸就大型产业，就认为安全套世界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至少从伦理角度不能这么讲。

尽管生产进步带来的巨大好处意味着更好的安全套，检测过程依然是必须的，以确保产品安全和有效。诸如施密特这样的生产商，为了确保他们的产品能够保证稳定的质量，雇佣了很多女性，她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检查每个安全套是否有洞、有脏污以及是否有其他瑕疵。这个过程增加了生产和销售的成本，但是让他的品牌在挑剔的顾客中十分受欢迎。不过，尽管有这样的质量检测，购买者还是要注意安全套商业中阴暗的一面。

“特洛伊人”牌安全套的第一代于1916年投产。战争结束之后，杨斯面对欧洲市场份额的下降必须做出调整。新的“特洛伊人”安全套因为其舒适度和可信赖度让美国杨斯橡胶公司重新回到安全套市场的版图上，这其中乳胶和检测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问题在于那些不合格的产品。

在质量检测过程中，一旦“特洛伊人”牌安全套被发现有问题，就会被丢弃于传送带下面的硬纸板盒子中。与有良心的商业行为相反，这些有问题的产品最后没有被丢弃，而是被悄悄地密封起来，放进仓库，然后偷偷地卖给名声不那么好的“批发商”，后者总是能以非常便宜的价格找到买家：理发店、加油站、擦鞋工和酒吧侍者。

像杨斯这样的大玩家，他甚至拥有一个标准普尔评级，却舍不得丢弃不合格产品（公平地说，战后他努力维持着自己的产业良好地运转），相反，通过将这些产品卖给批发商，他赚取了高额的利润。杨斯的会计在会计簿中称这项买卖中的货品为“不同等级产品”，这项副业为他的净盈利增加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值。虽然杨斯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不诚实遭受过什么报应，但他确实缺乏商业道德。

名字里有什么？

当生产商们从其他工业得到启发，并开始为产品申请商标的时候，他们不再只停留于好看的包装上了。他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做小型的、偷偷摸摸的广告。现在，他们在国家主要的报纸上做整页的广告，并继续将安全套当作预防性病用品出售。

但是，是默尔·杨斯令安全套的市场营销超越了自动售卖机、包装和报纸广告。杨斯相信通过只在一个地方售卖自己最好的产品，能够获得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的产品只能被标志为性病预防用品，因此在药店中出售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毕竟，药店是值得信赖的零售商，而且他们经常会对产品给出建议。杨斯看到了利用自由销售的影响力的机会。他卖安全套给药剂师时，强调“特洛伊人”安全套是市场上最可靠的安全套品牌，设法令药剂师将他的安全套摆在和其他安全套品牌不同的地方，并从专业的角度强调这种安全套提供最好的保护措施。即便价格昂贵，也没有影响药剂师的热情。

在公开场合中，他并不认为这种策略的主要目的是赚钱，而是基于杨斯一直深信的理念——他必须保护自己的顾客，使他们免受伤害。他想让美国人在使用自己品牌的时候觉得安全。现实情况是，当他将销售渠道仅仅限于药店时，他就能以非常高的价格来出售特洛伊人牌安全套，因为人们似乎有种倾向——越是昂贵的东西，质量越好。杨斯的“特洛伊人”品牌售价为一打1.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5美元），而一些小品牌（比如“快乐的寡妇”）售价仅为其三分之一不到。小品牌的安全套在不同渠道都能买到，但他们没有“特洛伊人”品牌在整个20年代根植下的那种对“势利眼”的吸引力。

药剂师们是杨斯实现自己理想、“特洛伊人”品牌得以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优质产品定下了高利润的回报，并用此来“抵付租金”。杨斯拿下了自由销售的市场。

杨斯前后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市场策略——他将“特洛伊人”品牌通过“健康”零售商推出，而将有瑕疵的产品卖给批发商，可以说，他抓住了市场的两头。使用过质量不好的安全套的男性（也包括女性），可能会认为质量好的安全套确实值那个价。同时，他也顺便谴责了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些削价出售“处理产品”和从来不做检测的人，却从不承认自己对于低劣安全套的坏名声做出的“贡献”。

“特洛伊人”牌的生产商无意中使得大型企业愈发坐大。当一位从前的批发商（从杨斯那里购买次品的人）被告知杨斯不再向他供货时，非常生气，不再合作的原因可能是两人之间私下里的一次争吵。愤怒的批发商决定报复杨斯，盗用“特洛伊人”品牌帖在从别的生产商那里买来的次品上，然后当作真货出售。和18世纪时P女士们之间的斗争一样，一场广告战随之而来。几年之前得到特洛伊人商标专利权的杨斯向法庭起诉批发商侵权，宣称自己拥有唯一使用“特洛伊人”品牌的权利。

“特洛伊战争”开始了。

越多事情改变，他们越停留原地

19世纪以来，涉及安全套的案件经常诉至法庭，其中包括玛格丽特·桑格那样的社会活动家和那些不幸被科姆斯多克抓住的小型安全套中介商。

第一个听取杨斯关于商标侵权案件的法官是经历过以往岁月中关于安全套的争论的人。他不带感情地宣称这不是一起合法的讼案，随即驳回了诉讼，同时声明，这起诉讼与“公众道德”相悖以及“鼓励或者帮助淫荡”，因此“在合理的保护范围之外应予充分的谴责”。但是，杨斯可不那么容易妥协，多年以来他已经对这种合法的偏见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1930年，他再次上诉，这次的法官有了不同的看法。

“特洛伊战争”开始了

反映美国社会面貌的变化，同时呈现出社会的伪善，这就是安全套的历史。上诉法院站在了杨斯的一边，认为“特洛伊人”作为“正当的预防性病用品”是一个合法的商标。这对于杨斯和他的销售来说无疑是好消息。现在，所有大型生产商都可以放心地在广告上大量投入，同时又不用担心商标侵权问题或者产品因为“与公众道德相悖”而面临摇摆不定的法律标准。但是，杨斯先生决定只在合法的药店销售安全套，并将安全套当做一种药品而非一个肮脏的、小小的性辅助用品的观点，得到法官背书，以致这一伴随着安全套几个世纪的片面理解存续下来，背后仍然是那套陈旧的逻辑。法官清楚地表明，在药店售卖安全套是“对健康的推动”，而其他小品牌（特别是那些由小型生产商生产，不在药店销售的品牌）因为通过不合法的、非医药方面的渠道销售，则明显是用于违法的性勾当的。

在法律的伪善保护下，并且当品牌认知度对于销售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到了1930年，大型生产商纷纷申请了专利权。几年之前，人们在考虑是购买“橡胶”、“鞘”还是“那个法语词”，现在他们必须决定是要购买“拉美西斯”、“谢克丝”还是“美人鱼”了。

2英镑6便士和一块封蜡

在英国，没有为安全套商标打过官司，也没有限制生产商只能将安全套当作预防性病药品来销售。“杜蕾斯”和“无畏舰”被当作节育用品公开做广告。这种对市场管理和营销的开明姿态，令下列事实显得更为有趣：尽管英国人相较于美国人在使用和销售安全套方面都拥有更加开放的政策，但是一涉及买卖，很多英国药剂师、药房店员的行为举止表现得好像他们在（被迫地）出售政府机密，而不是安全套。

一位英国药剂师回忆起1920年代自己做学徒工时候的经历，当顾客要求购买一包安全套而他的同事不同意时，那些顾客会非常尴尬：

尴尬……在有关提供安全套的例行公事中蔓延开。如果顾客事先不知道店里售卖安全套，那么当他发现的时候就会感到很困窘。一个孤独的男人走进来，大声要求买一管牙膏，然后，当女店员适时地消失，他会焦躁不安地在店里徘徊，这时你就知道他真正要买的是什么。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当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把身体倾向店员并低声耳语，他的要求还是得到了满足。

安全套被小心地锁在现金盒旁边，其安保程度不亚于危险药剂的存放。年轻的学徒是不知道安全套放在哪里的，所以那句禁语会一路悄悄传到药剂师那里。然后，随着眼睛转开去，以及有时候脸颊微微泛红，他会用手在架子顶部摸索，迅速地用白色纸张裹上些什么东西，然后用封蜡封住，再递给顾客，同时说：“查尔斯，2英镑6便士。”这种情形实在是太令人尴尬了。

另一个年轻的学徒也形容了自己售卖安全套的经历，并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

哦，非常，非常，上不得台面。只有药剂师售卖安全套。我没有售卖的权力。实际上，没人告诉我杜蕾斯放在哪里。安全套被放在一个抽屉里，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喜欢到处看看，完全是靠我自己发现了它们。这种情况就好像父母和孩子之间从来对生孩子是怎么回事避而不谈一样，慢慢地孩子就什么都知道了，我师傅就是这么做的。除了药剂师，没有人会把杜蕾斯卖给客人。客人会走进来问：“我可以见艾尔达先生（Mr. Elder）吗？”或者问：“我可以见药剂师吗？”当然，所有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想要买什么，但是那是一种态度。有些事儿不能摆在明面上说。

这种奇怪的成见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英国最大也最著名的（至今仍然营业的）连锁药店布茨（Boots）在20年代决定实施一项禁售安全套的规定，宣称新的规则是为了保护其店员免于面对“尴尬”的局面。另一方面，布茨的店员对于这种奇怪规定的态度并不积极。一个受雇很长时间的职员回忆了自己作为伙计时的经历：

布茨只售卖避孕的阴道环。没有多少人要买安全套——大多数人似乎知道布茨不卖这个东西。但是，偶尔地，也会有客人有这样的需求。他们走进来并说：“请拿一包杜蕾斯。”你就得说：“对不起，我们不卖杜蕾斯。”他们会问：“你们为什么不卖？”我们就会说公司不让我们卖安全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这对于店员来说会很尴尬。”“好吧，我走进来买安全套，然后你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你们的店里不卖安全套，该死的这岂不更尴尬。”

这就是你会得到的反应。所以，其实这种做法对于店员来说更加尴尬。至少（如果店里有安全套）你可以偷偷地把安全套放进一个袋子，然后放到柜台上，这可比尝试解释为什么你们不卖安全套要让人舒服多了。

布茨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废除了这项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有足够影响力的主要代理商会施以影响力说服一些独立药店不要售卖安全套，直到战后，这一反安全套的立场才改变。英国制药协会告诉会员们，“药店中不应展示避孕药品，也不应有任何关于售卖安全套的广告、告示或招贴。必须得到国会关于‘家庭计划必需品’的许可，才能在药店中售卖安全套。”一切都非常滑稽可笑。

20世纪初直到20年代末，这种愚蠢的态度都没有改变，大多数英国人会订购药店药品目录以外的产品或者经由特定商店、自动售卖机、理发店以及“橡胶物品”商店，购买“为周末准备的小东西”。

避孕用具的流行

整个20年代，世界各地安全套售卖量翻了一倍。在美国，安全套让那些大型生产商都进驻了华尔街——先进的生产科技、流水线、法律支持以及受性道德不断开放的社会背景影响而急速发展的市场，都使安全套生产成为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利润产业。而且，和所有的流行趋势一样，公众已经完全接受了它，所以安全套也出现在了流行小说中。在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最畅销的小说《曼哈顿中转站》（Manhattan Transfer）中，他记录了20年代另一种对安全套的委婉说法——propho，在小说中，他的男主角之一就一直为“propho”而焦虑。

虽然公众接受了安全套，而且人们能在合法的零售店中买到安全套，很多美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依然从街上的小商贩、理发师、酒吧侍者、加油站、街角熟食店、糖果店、擦皮鞋小工、烟草店、饭店侍者、杂货店的装袋工、旅馆的行李员，甚至裁缝那里购买安全套。那些住在郊区的人可以通过邮局邮寄的方式订购。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店出售各种各样的安全套以及其他明显也是用于节育的产品。看起来，所有人都在使用安全套，而美国人在性方面的主动性也是前所未有。

说漏了嘴

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早在1895年就写到他自己不喜欢安全套，到了1920年代，他的态度变得更加激烈。他坚持认为安全套减少了性交的愉悦程度，而且它“损害了做爱双方的敏感度”。他对于所有节育用品都持批评态度，宣称自己担心没有一种方法是绝对安全的，但是他最蔑视的还是安全套。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为其辩护说，弗洛伊德如此不喜欢安全套是因为安全套本身破坏性的本质，而更大的原因应该是他对性又爱又恨的感情。

爵士年代其他反对安全套的人包括著名的女医生多乐丝·波卡（Dorothy Bocker）。20年代初期，波卡在玛格丽特·桑格纽约的节育诊所工作，在那里她开始反对安全套的使用，理由正如早期节育倡导者宣称的那样，安全套将妇女的控制权夺走了，且不受医生的管束。同时，安全套也可能破裂，使用起来也会让人很尴尬，所以人们也不会规律地使用它。

在英国，就使用安全套是否道德的问题展开过一系列辩论。英国圣公会在1920年的兰贝斯会议上就谴责了使用“非自然手段避孕”。它警告说，使用任何避孕物品都会带来生理、道德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危机。伦敦主教——多个“公共道德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被他的一个批评者称为“一个还单身的爱挑剔的人”——尝试阻止所有药剂师售卖安全套，当然他没有成功。

主教亚瑟·威宁顿一英格拉姆（Arthur Winnington-Ingram）与所有他认为会让伦敦生活太过“丰富”的事情作斗争，不过他对安全套特别厌恶，一直抱怨说城里的街道和公园里到处都是丢弃的安全套。这个问题在周末和节日之后总是特别严重，要派出大批清洁工去这些场所清理安全套。主教抱怨着这些使用过的安全套，说：“我愿意用安全套点起一团篝火，然后围着火堆跳舞。”他谈到的就是弗洛伊德的态度。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也表示了对安全套的蔑视，称之为“令人讨厌的东西——无力处理任何有活力的精子”。另一些医学界人士警告说，对于一个年轻的妻子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看见自己的丈夫戴上安全套。另一种关于安全套使用的陈词滥调就是那相当于手淫，或者“对双方的手淫”。

其他的诋毁者并不关心使用安全套的对错问题，他们只是要求关闭所有“橡胶商店”，因为那代表着一种道德的堕落。

忽略反启蒙主义者！

1920年代为安全套辩论的人远远多于反对它的人。当作家乔治·威尔斯和玛丽·斯特普坐在全国生育控制委员会的桌前，听着人们为反对节育而进行争论时，他告诉这些人，所有英国人都有权利和需要被告知关于性、避孕和避孕用品的必要以保护自己。威尔斯辩论说，节育保护了女人：“我觉得一个已婚妇女如果完全不知道控制生育，她比农奴好不到哪里去，只是一头无助的生育动物。当我看见一个愚昧的罗马天主教徒坐在卫生部的灯光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告诉他些什么。”

英国圣公会的一些较为开明的牧师加入了威尔斯的团队，他们在人数上超过了那些保守派分子，并呼吁“就基督教夫妻在遵循基督教义和《圣经》基础上如何和谐地经营婚后生活、同时在知道自己无力供养的前提下不会不负责任生下孩子有更加明确的规定。”伯明翰主教的态度更加直接：“我们必须承认节育的合法性。”

也还有一些人担心老马尔萨斯人口论者所担心的穷人中的生育比率问题。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和医生一致强调，对穷人进行性教育是保证健康的一种重要手段，并且希望他们能够使用安全套以防止人口的过多增长。

在欧洲其他地方，关于安全套的争论也很激烈，尤其是在法国。考虑到一战中大量人员伤亡导致人口减少，法国保守派呼吁议会成员将节育定为非法，因为“最紧急的需求是增加（法国）人口。”这个国家的政策总是像钟摆那样摇摆不定，少数人争论说如此严酷的法案只会将人们引向安全套的地下黑市，他们遭到的是不屑的“嘘”声。当共产党人安德雷·贝松（Andre Berthon）问：“你们是打算去谴责那些售卖——说得直白一点——安全套的药剂师吗？”他几乎因为如此的说法而在议会跟人打了起来。

共和党唯一支持安全套的声音来自于一位妇科医生，他也是关于人口减少问题的国会特别委员会成员。他基于自己的医学经验，反对反转政策改变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安全套的接受，以及使用各种节育和预防疾病传染的方法。他确定说，无法得到安全套的女性将最终被迫使用“笔筒”来解决意外怀孕的问题。对接下来几十年颇有预先警告意味的意见出现了。

生殖力保护

爵士年代性道德方面的逐渐宽松实际上有助于美国和欧洲妓女和妓院数量的减少，相应的，20年代性病发生率也有所下降。无论军事将领注意到还是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统计数据，他们依然十分担心水手和士兵的性病传染问题。

英国和其他欧洲军队继续给他们的士兵提供安全套。即使是西班牙的极端保守、反对节育的未来的法西斯领导人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isco Franco），也要求他的新兵们在夜晚外出的时候能够领到德国产的安全套。当年轻人外出玩乐时，佛朗哥会进行军容风纪检查——如果有人连一个安全套都没带，他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直到1927年以后，美国陆军和海军对预防性病的重视程度终于超过了事后治病救人。资深军医官们开始推广性教育活动，并让安全套更容易得到。

为了得到有关方面的许可，令安全套成为士兵随身医药包中的一部分，军队将旧时的禁欲运动转为以男子生殖能力为中心的辩论。一个由没有生殖能力的男人组成的军队，是无法想象的！“男人就该像男人”的方法奏效了。伴随着旧时传统和拘谨的维多利亚式性禁令逐渐削弱，安全套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军队中都变得容易找到，而到了1931年，派发安全套给美国士兵已经成为规定之一。人们终于充分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

[1]麦迪逊大街是美国广告业集中之地，作者这里实指美国广告业。——译者注

[2]爱抚派对是192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社会现象，参与者大多是青少年和已成年的年轻人。参与者相互搂抱亲吻，某些时候会导致随后的性交行为，但是大多数时候，行为仅停留在性挑逗层面。……译者注

[3]鲁道夫·瓦伦蒂诺，电影明星，法意混血，默片时代银幕上的大众情人。——译者注

[4]参见本书第四章“莎士比亚的手套和诗意的安全套”一节注释。——译者注

第十二章　兄弟，你能省下一毛钱……买个套吗？经济大萧条

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爵士年代的快乐时光就此终结。人们从前打心眼里认为好时光永远不会结束，如今好时光被历史上最可怕的经济萧条所取代。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他们过着流浪汉的生活，或者把能装的都装进那辆老式T型车，上路去寻找更好的容身之处。

虽然很少美国人能够免受痛苦，但在这个令人沮丧的年代中，还是有些闪光点的。1930年，让很多小姑娘高兴的是南茜·朱尔（Nancy Drew）开始解密她的玄机[1]；《美好家园》杂志的烹饪书开始售卖，一天内就成为历史上最畅销书籍之一；出现了“地产大亨”一类的游戏，以帮助人们打发居家漫长的时间；城堡汉堡包（Castle Burgers）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快餐连锁店，并供应仅5分钱一个的汉堡包；美国每5户人家中就有两家有收音机，并开创了广播的黄金年代，诸如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盖·隆巴尔多（Guy Lombardo）和鲁迪·瓦利（Rudy Vallee）这样的名人主宰着空中的电波。因为已经很少人能够负担得起他们在20年代时享受的那些奢靡娱乐，大萧条时期的好莱坞随着彩色电影的到来而兴旺起来。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每星期都会拿出两角五分钱坐进电影院，让自己在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朱迪·加兰（Judy Garland）和凯瑟琳·赫本的电影世界中迷失。

而对于安全套来说，没有什么黑色星期五。

一系列因素使得大萧条时期的安全套行业愈加兴旺——一些是合法的，大多数是金融方面的。虽然法律总是有些滞后，一些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案件最终还是消灭了“科姆斯多克残余分子”的联盟。历史上第一次，医生可以自由地以任何理由给病人开出避孕药品。虽然很少有男女会因为避孕的问题咨询医生，这一决定还是促使过时的美国医学会最终撤销了他们对将安全套作为节育用品的反对意见。1938年，美国开设了超过300家合法的节育诊所，为贫穷的女人提供安全套和一般的医药帮助与建议。玛格丽特·桑格长期的追随者立刻对于用了这么多年时间才实现这个目标嗤之以鼻，不过他们也很高兴贫穷的女人最终终于可以自由而且合法地选择节育了。

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法律决定大大帮助了安全套产业：联邦法院终结了科姆斯多克时期关于刊登节育信息广告的禁令，令刊登广告和海运安全套都成为合法的事情。虽然多年以来，邮购安全套的生意一直很好，但这一决定还是让有着良好声誉的公司比如西尔斯·罗巴克在市场上直接推广自有品牌的道路更加平坦，这不仅令人们能够直接看到商品，而且也有助于继续教育公众如何使用安全套。

在联邦这一层面，虽然缩减预算代表着用于向军队供应随身医药包的资金也减少了，但美国陆军和海军仍然继续着他们在士兵的医药包中不事声张地放入安全套的政策。军队领导人声称这只是延续了1918年关于为预防性病而提供保护用品的决定，从那时海军就开始派发宣传材料，告诉自己的士兵在他们的医药包中有避孕用品。已婚的军人和未婚者使用同样多的安全套。当一般的军人使用完免费安全套后，他们会花一角钱（相当于今天的一美元）买一盒三个装的安全套。30年代初期的一项由医官进行的关于军队购买安全套情况的研究表明，即使当士兵们必须自费购买安全套时，他们也还是愿意的，每个人通常一年会购买10个安全套。医药包的供应和安全套的易购使得军方报告说，性病的发生率呈直线下降趋势。

“亲爱的，除了爱情，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困难年代的浪漫话语

大萧条时代关于性的俚语深深地反映了人们无助的心态。这些语言也表明了人们越来越接受更加公开的性行为。“猎艳”（on the make）、阴茎（whanger）、“阳痿”（impotence）这样的词语开始被使用，并成为当时最重要小说中最有特色的词语。《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中就用到了“性交”（screw/lay）、“阴茎”（pecker/dong）、“阴蒂”（trigger）等。当然也提到了“避孕”这一说法。

虽然对于将安全套作为节育用品的广告的限制逐渐消除，同时军队中继续推进使用安全套的措施支持了安全套工业的发展，但在大萧条时期刺激销量的最大原因还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觉得他们不再能够负担得起养育孩子的费用。不管夫妻两个多么穷困，他们总能找到几分钱来购买防止怀孕的用品。安全套总比养孩子便宜得多。

家庭中少养孩子甚至不养孩子的情况与如此高的失业率结合——成年人有了大把空余的时间。在充满诱惑的20年代毕竟还有着白天不进行性交的禁忌，此时也已经被打破了，很多人用安全套度过了偷快的下午时光。

因为社会和经济的压力，人们甚至觉得他们无法结婚，所以结婚率一落千丈，迅速降至谷底。到了1935年，结婚人数少于历史上任何时期，这意味着避免意外怀孕的需求前所未有的大。听起来也许很讽刺，在这样一个金融崩溃的时代，每一年，人们在安全套上的消费却超过了3300万美元。

萧条与繁荣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生产商每天卖出150万个安全套。但是，“安全套”这个词还只限于男人的喃喃自语，人们更喜欢用一些流行的委婉语来称呼它：安全、橡胶、外套、雨衣、法国帽子、法语那个字、点头人（nodder）、保护品、强尼橡胶、保护性处理（propho）等等。女人喜欢用的词则是“寡妇”。

和美国同行一样，欧洲生产商继续享受着安全套的热卖，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在和以前一样的地方购买安全套：自动售卖机、当地的理发店和加油站。尽管经济大萧条影响了整个世界，欧洲和英国安全套生产商还是将生意经营得很好。1932年，从前只是德国安全套批发商之一的伦敦橡胶公司开始生产自己的乳胶安全套。公司迅速成为英国最大的生产商，每年大约生产200万个安全套。

虽然不完全是富乐牌牙刷那样，但也……

独特的市场加上绝望之后带来的新的创造力，也许可以解释一种新创业者出现的原因——上门推销避孕用品的销售员。在几代沿街商贩经营方式的启发下，爵士年代这种职业重又复苏，创造出了推销富乐牌牙刷那样的销售方法。这种销售人员的特点就是他们只在一定活动范围内售卖（质量不太好的）“橡胶产品”。美国很多妇女都有过这样不寻常的经历：打开门，就会有一张笑脸晃在你的眼前，然后对方会说“早上好，女士。你有没有点儿时间看一下我质量超群的避孕用品？”尽管沿街商贩赚不到很多钱，而且也从不挑战零售商铺的利润额，但这些独立的销售员却拥有小份的市场份额，并且显然已经被大萧条年代这个混乱的世界所接受。

尽管安全套的销售地点很少变更——上门推销者除外，安全套产业到了30年代开始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除了保有其一些根本特性外，还在不断稳固自己在商业世界中大玩家的地位。同时，卡萨诺瓦时代对安全套的抱怨也还没有消失。

数字游戏

由于启动成本太高，特别是在基里安的安全套传送带于1930年发明之后，到了30年代中期，能够留下来的只有很少的一些大型生产商，这也是20年代开始的市场稳固化的结果。杨斯橡胶公司、尤里乌斯·施密特公司、路易斯·顺克公司（Louis Shunk）以及迪恩橡胶生产公司（Dean Rubber Manufacturing Company）都是最大的玩家，后面还有些规模小些（但利润更丰厚）的公司比如亚特兰大的奥林匹亚实验室（Altanta's Olympia Laboratory）。杨斯著名的乳胶安全套“特洛伊人”因为其可靠性而成为最受欢迎的品牌之一，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实在太贵了。

当说到对于自身品牌安全套的市场定位的理解时，施密特总是非常精明的，他还是停留于古老的胶合剂橡胶科技。虽然这意味着他的工厂会有更多火灾发生的可能性，但尤里乌斯觉得还是值得冒险。使用旧的生产方法，他可以合法地标明自己的安全套更耐用，并可以反复使用，事实证明，安全套上面的润滑剂50年后还可以使用。挑剔的消费者很早以前就不使用这种安全套了，但是在大萧条时期，低价和重复可用性对于那些想省钱的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特性。

每家公司的生产费用都不同，但是基本上一罗（12打）安全套的成本跌到了2.2美元左右。其中，橡胶和化学药剂的费用大概是0.2美元；0.4美元为管理费用；1.3美元用于销售，剩下不超过0.25美元则是测试费用。各环节的成本，根据品质和生产过程各有不同。过高的市场推广费用与相对低廉的生产费用形成鲜明对比，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安全套市场不再局限于城市。无论身处何地，美国人都想买到安全套，所以销售力量必须向各处铺开，而且船运费用也相应增加了。

法国安全套，依然好好地存在着

虽然那么多人遭受着贫穷的折磨但依然存在着一个可以购买到高质量法国安全套的地下黑市。购买这种安全套的是那些没有受到经济危机打击或者说甚至从中得益的人。虽然法国安全套不占据市场的主要份额，但他们对于特定群体来说确实非常受欢迎。进口的法国安全套还是用上等的动物肠子制作，并且走私入境，以免被征收过重的关税。有些事情从来不曾改变。

经销商可以买到批发的安全套，其中有些安全套12打仅需0.5美元。这些安全套都是用不同名字包装的，且未注册商标，大多数已再难寻觅。其他的价格则是12打从1.5美元到11美元不等。最贵的安全套由三大安全套巨头生产，并用自己公司的品牌售卖。那些在加油站、自动售货机、理发店、街角熟食店、台球房出售的，以及由酒吧侍者、旅馆行李员兜售的安全套，通常质量都不好，而且一般3个安全套仅需75美分。不过，相比理发师只要支付6美元就能批发到12打安全套的价格，可想而知这还是一项利润颇丰的生意。虽然质量不怎么样，人们却发现在购买汽油、报纸或者糖果的时候购买安全套更加方便。总的来说，非医药供应商每年大约卖出150万个安全套，平均价格为12打10美元，也就是1年1400万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这个数字相当于21世纪的1.4亿美元。

药品商销售安全套的数量却在下跌，他们只占据整个安全套销售量的三分之一。药品商出售的价格为12打16美元左右，一年销售额总计约1100万美元。一般的消费者购买不起药品商出售的安全套。除了价格更高之外，药品商自己也不愿意出力，他们始终对安全套销售存有鄙视的心理，也从不在药店中将产品作公开展示。其中很多商家还强迫他们的客人购买安全套的时候报上名来，并坚持在柜台下面做秘密交易。尽管价格和购买的方便程度对药商的售卖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利润之高还是足以令药店“支付租金”的。

彼时，美国每年安全套的利润额高达3300万美元，这还没有将超过240万打销售到海外的安全套的利润计算在内（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海外生产的安全套还不能在美国国内合法销售，但是美国生产的安全套却可以出口到国外）。难怪三大巨头公司支配着超过70％的市场份额，而一些规模小些的生产商依然为分一杯羹而激烈竞争。事实上，在当时很少有利润丰厚的产业，在现实的驱动下，安全套产业的竞争是非常残酷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将重点置于大规模生产，而不是质量控制。

翻动和皱纹——测试安全套

如果知道自己富创意性的测试“英式骑装长外套”的方法被沿用至20世纪30年代，卡萨诺瓦定会倍感骄傲。这个时期，美国有4种官方规定的机械或者半机械方法来测试安全套，英国和德国也各有一种。尽管如此，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情人用安全套吹气球取悦自己的女人相比，事情并没有多少变化。

美国的“翻动测试”是一种人工密集型测试方法。一位女性“翻动检测工”——她可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也不想告诉家人和朋友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但不管怎样，她还是会因为有了一份工作而庆幸——坐在大桌子前，左边放着一大摞安全套。她用自己的右手将一个安全套套在连接着有稳定气流喷出的原始压缩器的管子上，当安全套内被充入一般空气时，翻检工抓住安全套中间，观察是否有在硫化过程中因为乳胶的黏性而出现的漏洞或者难以消解的皱褶。

翻动测试是那些嫌测试麻烦的生产商最喜欢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因为这种方法很便宜，有成千上万的女性愿意以极低的工资接下这份工作。毕竟这是大萧条时期，另外，女性还可以因此免费得到安全套。

有缺陷的安全套应该被丢弃，但是这种仅用眼睛测试的方法并不能将大多数有问题的安全套找出来。而且，大多数大型生产商都采用了默尔·杨斯丢弃安全套次品的方法——将他们卖给别人！

其他被采用的测试方式和翻动测试方法相比，大同小异。有一种方法叫做“臀部测试法”——流水线测试员在安全套中注满空气，让它变得很大，然后将之压在自己的臀部或者胃上，来测试其能承受的压力。测试员有时候会观察安全套是否有问题，有时候根本就不看。

“脸颊测试法”的步骤和上述方法基本相同，不过是测试者将充气的安全套放在脸颊上，然后感觉有无空气漏出；“脸颊二号方法”也是一样，但是操作者会寻找肮脏的地方和其他缺陷，原则上应该充气两次。“脸颊二号方法”更加关注细节，被认为是一种最全面的方法，并受到最好的品牌生产商的青睐。

英国人和德国人在测试方法上有效多了。工人（男性工人多于女性工人）将每个安全套充气，封口，然后将它放在一个缓慢移动的传送带上。那些泄气的安全套会从传送带的空隙处跌落一间房间，一天工作结束时，这些安全套就会被扫在一起然后丢弃。对欧洲人来说没有次品。

虽然几个世纪以来，消费者都被建议使用吹气方式自己对安全套进行检测，但是大多数男人觉得很麻烦，其他人则试图在安全套中灌满水，来检查是否有漏洞，但是这会让安全套上的滑石粉变得很黏，从而将小洞填补掉，所以根本无法知道是否真的有小洞存在，而且灌过水的安全套看起来像极了一坨灰色的生面团。

尽管检测方式五花八门，但是据披露，30年代末只有25％的安全套接受过某种方式的检测，无论这种检测是在流水线旁还是在家里。

寄给我一些样品

安全套产业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也存在着负面影响——它的高曝光让人们更加关注其缺点。一位生物化学家在1935年做了一项研究，并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在各大媒体刊登出来，同时也给了政府官员。

塞西尔·沃基（Cecil Voge）和他的研究小组测试了2000个安全套，这些安全套是由他的助手从美国各种零售商店买来的。他们对每个安全套都进行了吹气和灌水的测试。沃基发现，差不多60％的安全套都是不合格的，这说明或者生产商的测试做得不够，或者现存的测试方法不足以检查出缺点。因为生产商都诚实地表示他们只检测大约25％的产品，60％这个数字就不那么让人惊奇了。同时，很多生产商并不愿意花钱去测试所有产品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尽管人工很便宜，检测过程却会延缓产品投入市场的时间，而且增加产品的成本，这对于那些小型生产商来说可不是件小事。杨斯可以为其最高端产品“特洛伊人”提供相当不错的测试检查，因为“特洛伊人”要价很高，可他同时也出售次品。

因为沃基公开了他的发现，也因为安全套产业是如此庞大——它是充斥失败的那个时期罕见的成功例子，193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介入安全套的检测环节。

合法零售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可能受到一些站在先发制人立场上的州的影响，比如俄勒冈州，它于1935年要求安全套仅能通过“合法的”渠道销售比如药品商、批发商和医疗用品供应商，他们必须直接从生产商或者其他被认可的零售店那里购买，上门推销和自动售货机被取缔。俄勒冈州的零售商要售卖安全套必须向州药品管理委员会申请执照。原则上，零售商也应该接受一些测试，但是因为委员会并没有多余的钱来雇佣检测人员，所以这项要求并没有对“非法售卖”产生多大的影响。委员会成员也需要有充足的安全套提供给他们个人，这让风趣的俄勒冈人怀疑，是否在政府庆祝他们反对劣等安全套成功的时候，那些安全套被用来做了派对的装饰。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员决定忽略安全套新的、合法的“节育用品”的身份，通过强调安全套是一种“预防性病用品”，迫使一向警惕联邦执法机构的安全套生产商打开接受监察的大门。聪明的行政官员宣布现在安全套成为一种药品。

在很多方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创造力对安全套市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杨斯决定优先保证其尖端品牌“特洛伊人”的市场位置（1930年一年中就售出超过3000万个“特洛伊人”安全套），他成为第一个响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介入安全套测试环节的生产商，而且他还资助发明先进的检测技术来对杨斯公司每个安全套进行测试。实际上，这是杨斯的兄弟的主意（同时也是受了欧洲测试方法的启发），他在1940年为自己的安全套测试传送带申请了专利，这套系统1938年就已经在杨斯公司的厂房里投入使用了。

在亚瑟·杨斯1939年对新机器的描述中，他解释了在每个产品经过传送带检验之后，会被放在一个架上，开口处保持非封闭状态，一个胶管自动将水灌注其中。因为水会从无论多小的洞眼中流出来，人眼因此非常容易看到。检测人员会给有问题的安全套做标记，然后手动移离框架。这种方法最终被大型安全套生产商认为给自己带来了福音，因为缩短了检测过程的时间，从而节省下一大笔资金，而且也减少了从事人工翻动、贴上臀部或者脸颊工序的工人数量，还在质量上提高了十倍。这也意味着各种乳胶安全套必须在完成前不添加滑石粉成分。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顾客至上章程在这项兴旺发展的工业上得到了强烈的共鸣。对于大型生产商来说，顾客至上仅意味着拿出利润中的一小块，却能使自己的产业永远保持现代性和未来市场的稳固性。而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来说，这是结束的开始，却不是联邦干预的结束。

有问题的……药品？

对于规模较小的生产商来说，似乎事情只会变得更糟糕。国会在1938年通过《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时，无意中签署了生产商的死亡证明书。这项法案是1906年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的更新和扩展。新法案于1940年正式投入使用，并没有提到关于安全套的字眼，相反，它声明所有药品生产商必须保证他们的产品是没有缺陷的，包装上必须准确标明生产商是谁，在哪里生产的，并且没有不正确或者误导的信息。在新法案之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拥有追踪安全套检测的权力，但是，没有哪个法律机构能够保证每年销售出去的每个安全套都经过了测试，或者因为质量不合格而受到惩罚。虽然施密特和杨斯选择了遵循法律，其他人却没有。“作为药物的安全套”改变了所有的情况。

新法案一经通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立即行动了：相关官员在一个月内就查封了超过6000罗（864000只）有问题的安全套，并全部充公。立法者给了联邦政府强有力的工具来强制执行相关规定：他们不仅能够收缴所有确定或者怀疑有问题的安全套，也有权力对相关生产商施以罚款（法律允许的范围是每次罚没，最多罚款1万美元）。如果这还不够，联邦政府还有权力将被抓捕超过一次的相关人员（参与生产、运输或者售卖有问题安全套的人）处以3年以下的牢狱惩罚。

幸亏使用了商标和同意进行测试，到了1941年，施密特公司和杨斯橡胶公司成为唯一两家能够合法生产安全套的公司。“特洛伊人”、“谢克丝”和“拉美西斯”品牌在美国成为最受欢迎的品牌，他们甚至得到了消费者联盟的许可印章。可悲的是，法律对于出口用安全套未置一词。尽管杨斯最终在本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却依然将次品出口到国外。而对于规模较小、且生产水平无法达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的公司来说，海外市场成了唯一合法的市场。

“避孕用品许可”——1930年关税法案

和安全套历史上的很多时期一样，实际行为与法律总是很难相协调。到了1930年代，科姆斯多克法案依然有残存影响，主要是因为国会从来没有完全地推翻它，不过法庭的行动证明了其影响正在慢慢消除。残存下来的影响之一是节育用品只能以药用为由出售。女性用子宫帽安全套是为了预防危险的怀孕，而安全套是为了防止疾病传染。这一存留下来的法律直接和上诉法庭1936年的决定——允许将安全套作为节育工具刊登广告——产生了冲突。但是，在科姆斯多克的阴影下，一些过分热情的联邦机构转而依靠科姆斯多克法案来起诉和折磨一个没有嫌疑的个人。

联邦执法机构从一个美国医生那里没收了大批从日本进口来的子宫帽，以消费者代理人的口吻声称这么做是为了“确定其作为避孕用品的有效性”。美国地方法院驳回了该案，宣称虽然法令禁止“任何个人进口任何安全套，不管是否为了避孕”，但子宫帽是为了“适当的医学之用”。法官继续说，只要节育用品不是为了“不道德的原因”进口（或者出售），避孕用品就“可以生产和销售，也可以通过邮购的方式得到”。一个当时的法律专家说，科姆斯多克法案“在地方法院拒绝执行后已经变得软弱无效了”。

尽管这起案件对于残存的科姆斯多克法案是致命的一击，却也再次说明当时社会道德、法律、市场和个人选择之间奇怪的纠结。安全套从此以后都被当做避孕用品来使用了（官方承认的）！但是，当避孕用品再次回到法律的聚光灯下时，和从前相同的关于“使用目的”的道德条款就蹿了出来。再一次，法庭上似乎缺少逻辑和一些基本常识。

而对于安全套的生产工业商来说，他们只是微笑，并继续干原来该干的事情。

“性教育”，大萧条时代的风格

无论玛格丽特·桑格和她的英国同道玛丽·斯托普是否读过乔治·莱利·斯科特（George Ryley Scott）的著作，如果能够知道她们对于此人1937年出版的为男性撰写的性手册的反应，那一定很有趣。斯科特向男性读者宣称由他们来掌握节育措施——通过使用安全套——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许多女人都不可靠。丈夫无法确定他的妻子是否能够恰当地贯彻执行必需的技巧。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粗心大意的女人，有太多懒惰的女人，有太多既粗心大意又懒惰的女人。”

斯科特还出版过《体罚的历史》，一位性情古怪的一流出版商形容这本书“主题充斥着无尽的挑逗”。作者在这本1938年的著述中宣称该书只卖给“律师、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标榜此书是有关涉及身体的行为的严肃发现，其中包括对儿童施以惩罚的种种手段：鞭打、禁闭、捆绑双手等等。此后斯科特花费多年时间探究此一方向，著书名为《阴茎崇拜：性和仪式的历史》。

精神用品

认识到限制家庭人口数量的经济原因，1931年时，就连保守的联邦基督教协进会（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也认可了“已婚夫妇”节育的政策。而同意这么做的同时，他们也等于给沉溺于非法性行为中的人开了绿灯。

个人与公众利益的对抗……再一次

关于家庭人口限制问题，虽然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和英国圣公会单刀直入的方法，个人行为和公众意见再一次无法和法律或者医疗实践相协调。“无畏舰”总是有喜人的销售量，而同时，英国政府将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定为非法（虽然一些乡镇对此置若罔闻）。医学机构允许关于安全套的广告出现在他们的期刊上，但是广告内容通常很浮夸，一般大众也不会去阅读，所以对于市场推广或者性教育来说毫无用处。

当国家性病预防协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Venereal Diseases）试图通过出品短片《无知的代价》（The Price of Ignorance）（影片直接讲述了如何进行安全的性行为）来重新将安全套当做预防性病用品时，道德普察们命令其将所有关于安全套的内容删去，而且几乎没有出版物能够刊登关于何时何地放映该电影的信息。

同样的，1930年，圣公会各主教参加的兰贝斯会议推翻了其于1920年对节育的禁令，并以官方形式批准使用安全套。教会官员声称，当清楚地知道避孕的道德义务时，使用避孕物品是可以的。持不同意见者对于这种突然的改变感到十分惊恐，担心“人工方法”会导致人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性交，这样一来，也会培养人们“自私”的心理。但是，英国教会的领导者表现出非常现实的一面，没有收回决定。

英国圣公会10年前还坚决反对使用人工方法避孕，如今却有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这深深激怒了天主教会。后者第一次以官方立场加入到关于避孕的公众辩论中。庇护11世（Pope Pius XI）在兰贝斯会议召开的几个月后发表了通谕：

这是教会自始所宣讲与未尝中辍的道理。近来有人明显地背弃了这道理，主张对这点应当隆重地来一个新讲法。教会受天主委托，承负起训诲万民与卫护伦理和道德完整的任务，值此世风糜烂之时，笔直地站立在道德的废墟中间，为保持圣洁的婚姻不为丑恶所玷污，并为表示教会乃天主代表起见，吾人大声疾呼，重新宣布：“如人在运用婚姻时，故意阻止该行为所有育孕生命的自然效能，便有违反神法和自然法的重罪。”

西班牙和“唯一的”安全套

1930年代，教会对西班牙普通人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这使得制造和使用安全套变得十分困难。实际上，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于教会对西班牙医学机构的控制。这个时期，科学家已经研究出如何计算精子数量，这让对不孕的治疗（在崇拜大家庭的时代和文化中）成为可能。问题在于教会说，任何播种在妇女身体外的种子都是不道德和非法的。所以，如何得到一个样本来协助不孕的鉴别和治疗呢？答案是：一个“带孔的”安全套。就像当时一位处于领导地位的医生说的那样：“当使用带孔的安全套时，让大多数精子穿过洞眼存放在阴道中，而只有少量精子留在安全套内。否则，那些方法就和避孕太像了，而且会被用来进行非法性行为。”

尽管教会一直以来都反对避孕，这还是第一次以一份官方声明来澄清天主教不会使用任何东西来阻止他们“笔直地站立在道德的废墟中间”——这是一种有趣的说法。这种立场为教会的教旨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以及21世纪设下了边界，自此从无一任教皇推翻过这一反安全套、反避孕的声明。

互相对立的教会教义说明了一种新的和十分严肃的分裂在基督教组织中产生了，而这种分裂在20世纪将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天主教教义和教徒的需求以及行为不相融合，而同时，更加自由的教会比如英国圣公会，在大萧条时期就开始寻找方法帮助减轻人类所受的折磨，并使其教民变得更加实际，这些教民中很少有人能够负担大型家庭和太多的孩子。

但是，这一新的争斗还需等待安全套历史即将翻开的新的一页。虽然元首先生憎恨安全套，这一章新的历史却是由他写下的。

[1]南茜·朱尔是以其名字命名的系列神秘侦探小说中的少年主人公，这一人物形象最初由爱德华·斯特拉特梅耶（Edward Stratemeyar）在1930年设定，借由小说流行而成为美国青少年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南茜·朱尔系列小说由不同作家创作完成，是史上最畅销系列书籍之一，自1930年至今已卖出超过2亿本，被多次拍成电影、电视剧。——译者注

第十三章　胜利……取决于你省下来的安全套：战争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美国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CBS和NBC电视台1941年开始了商业性电视转播，当美国人通过超过1300万台家庭收音机收听珍珠港被袭事件时，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了”战争。虽然美国这次加入欧洲战争的时间也很晚，但一旦参战，美国工业就立即开始动员：“自由轮”、飞机、汽车、化学药品和武器装备的生产统统开足马力，这意味着大萧条时期正式结束。但是，为了供应战争物资，消费品的产量自然要相应减少了，所以，战争年代物资缺乏的程度和30年代相比，几乎没有差别。

和英国人不同，美国人对于定额的概念还感到很新鲜，但是，两个国家必须面对物资短缺的局面，对从奶油到汽油到做衣服的布料的每一种东西都实行定量配给。为了响应政府关于为了战争而牺牲个人的号召，两个国家都出现了收购废品的车辆，用来向国民收集电器、衣服、报纸、金银甚至是厨房的油污。而橡胶的缺乏是最紧急的问题之一，特别是伴随着日本加入战争，从印度尼西亚进口橡胶的通道被掐断，使欧美的橡胶生产严重受挫。

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报：防御需要橡胶（但不仅仅用于轮胎！）

对橡胶的迫切需求主要是为了用来生产军用轮胎。随着战争发展，橡胶变得越来越短缺，以至于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成立了“橡胶生产指导办公室”来协调所有橡胶物品的生产。罗斯福还要求美国人捐出他们家用的橡胶物品，回收后再生产出战争需要的物资。但是，尽管有“橡胶难题”，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要求放缓安全套产业生产速度的建议。成千上万安全套贪婪的使用者没有意识到——这或许是好事——那个小玩意儿就是用垃圾车从邻居家回收的轮胎、雨衣、花园橡皮水管、鞋子、浴帽和手套生产而成的。不管来源是什么，政府官员决定战争期间必须有足够的安全套供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没有被忘记。

严重的橡胶短缺不仅没有阻止无畏的安全套生产商的脚步，相反，安全套的生产速度在战争期间愈来愈快，让施密特和杨斯变得更加富有，同时也让伦敦橡胶公司成为英国唯一的安全套生产商。不过，橡胶始终处于短缺状态。在英格兰，所有东西都被定额了，除了两样东西：啤酒和安全套。英国内政部（Home Office）为此辩解说这些例外都是“对道德有好处的”。

安全套癌症

30年代后期以及40年代的研究证明，英国和美国橡胶工厂的雇员因为暴露在各种各样为了生产安全套（不管是人工的还是用天然物质制造的）而准备的有害化学物质下，更容易患上膀胱癌和其他癌症。但是，工人们虽然整日与硫化的肠子为伍，却很少有任何标示提醒他们注意对健康的威胁。

破坏军队第一人

战争向美国生产商证明了，生产安全套再也回不到其“夫妻老婆店”的状态了。30年代时代表消费者督查安全套生产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到了40年代，加入了美国公众健康服务部（US Public Health Service），尽全力在战争后方推动性教育。[1]他们对所有美国人进行的教育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使用安全套！

海报：社会卫生运动

致力于安全性交的努力，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此举被证明非常成功。当时，罗斯福任命托马斯·帕伦（Thomas Parran）为美国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2]。帕伦谈论起性病的恐怖来毫不遮掩，并且对于推动“国家性病控制法案”（National Venereal Disease Control Act）于1938年通过起了重要作用。该法案通过之后，直接促成了性病发生率在1940年之前的急剧下降。此外，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的蔓延也因为一株青霉素（由牛津大学生产）的发现而有所抑制，青霉素被认为是治愈梅毒最“方便”的方法。不过，这一医学上的突破并没有减缓帕伦博士为预防用品而进行的狂热运动的步伐。

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报：给军队的信息是“使用安全套！”

同时，政府对卖淫活动进行了镇压（哪里有军人进行训练，哪里就会冒出很多妓院，而军队本身对关闭这些妓院的行动从来都不积极，帕伦博士也承认这一事实），而过去认为是女性传播了性病的声音老调重弹，公众教育运动认为受感染的女性是自由和民主“潜藏的”敌人。就连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名执法者也被卷入这一幕。

以组织打击犯罪分子的执法者小分队而闻名的埃利奥特·内斯（Elliot Ness）[3]在战争开始阶段，加入了“国防健康和福利服务署”（Office of Defense Health and Welfare Services）。内斯被调用的原因是可以利用他的名声向公众说明该部门在对抗性病方面所做的努力。内斯指责妓女是“破坏军队第一人”：“健康部门称之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他的声明以现代的标准来看有些做作甚至愚蠢，但是声明中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最后一行，似乎是在努力让焦虑的公众相信，军队政策正在扫清卖淫活动：“这项政策背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记录，那就是，当美国动员起来之后，它成为现代历史上受梅毒影响最小的军队。所以，山姆大叔可不会随随便便找军营妓女的。”显然，内斯先生可不是个历史学家。

如果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应该用脖子以上的部分进行准备，而不是脖子以下的部分。

詹姆斯·杜立特（James Doolittle）将军，美国陆军航空队

在你投入之前，先戴上它！

美国军队口号

尽管杜立特将军的说法证明了它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队预防疾病的方法并不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队口号还是表明了当美国于1941年参战后，军队已经准备好向士兵无限量提供“保护性处理医药包”。军医对于随身包充裕的供应十分欢迎，毕竟大兵们“得明白天使只属于天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陆军航空队海报，海报上写着：如果你不能说“不”，那就戴上套套。

奥维塔·卡尔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

奥维·卡尔普·霍比，1905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基林（Killeen，Texas）。她是得州第一批得到法律学位的女性之一。她神奇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德州众议院议员任上，后担任休斯敦市政助理律师一职。她和前得州州长，《休斯敦邮报》出版人威廉·P·霍比（William P. Hobby）结婚，并帮助他运营报纸直到1941年。此后，霍比作为战争部妇女权益处长官去了华盛顿，这个职位象征性地付给她每年1美元的工资。从1942年到1945年，她一直担任美国陆军妇女辅助队的主官。

最终超过15万美国女性战时服役于后来被称为“陆军妇女队”（WAC）的单位，不同于护士服役于此单位的女性是有美国军方授予军衔的。

霍比因为她所做的努力而被授予“杰出服役勋章”。战后，她回到休斯敦，并重新开始在《休斯敦邮报》工作，并且帮助自己的丈夫运营一个他们买下的电视台。1953年，当艾森豪威尔总统点名霍比担任联邦社会保障局局长时，她又回到了华盛顿。同年晚些时候，该局被提升到内阁级别，并重新命名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霍比也成为其第一任部长。

每个人都是批评家

虽然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那种担心的声音，但还是有民众和政治家在谈论军队面临的安全问题时，担心军人们们没有适当的道德观（或者说缺少道德观）。安全套的随意领取和用于教育的色情电影是反对者主要的攻击目标，使得一些特别触犯众怒的做法和电影只能暂时被撤回。但是，随着残酷战争的发展，军队领导者不再对“道德废话”有兴趣，他们从痛苦的经验中知道当男人远离家园机会大把时，士兵和水手们需要的可不仅仅是道德的保护。一个恼怒的医生抱怨说，军队在教育士兵应该如何“在非法的性行为中使用保护用品”，而不是教育他们要“控制自己的行为”。

军队也要求利用当时先进的拍摄技术制作电影，并用这些影片教育士兵、陆战队员和水手认识到没有保护的性行为可能造成的恶果。当时的军队中还流行另外一句著名的口号：如果你不能说“不”，那就戴上套套。

为性病教育而进行的全方位动员，催生了一大批电影，这些电影帮助军人们理解避免和妓女发生性交或者不管性交对象是谁都要戴安全套。很多电影都相当地直截了当，其中有不少关于如何戴安全套和结束之后丢弃它的夸张的细节。很多美国大兵称这一类电影为“苏茜小妞的小浪胯”，但是也有一些人确实认为这些电影是很性感的。就连说明随身包里有什么和怎么使用的电影（在新兵训练营中有大量的随身包供应），也被无聊的士兵们评价为很有品位。

总的来说，军队使用的视觉教学材料结合了性和恐怖，而且确实产生了效果。军队中很多单位实际上选择了——在高级将领的批准下——使用自己的福利基金来购买额外的安全套，以便在军营和船只上免费供应给士兵和水手。这种政策，加上提供各种便宜安全套的自动售货机有策略的摆放，让穿制服的男人们没有借口“不加保护地”出门办事。

不管受训的士兵是否真的需要它，没有人被允许在不戴随身包的情况下，离开几个小时。实际上，到了1942年，每个月有超过5千万的安全套被发放了出去。这个数字到战争结束之前一路往上攀升，而且曾经一度，即使生产商已经投入了最大的生产量，还是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陆军妇女队和陆军妇女辅助队——没有为这些士兵服务的自动售货机

尽管很多美国妇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她们却从来没有被给予正式的地位或者在军队中得到一个编制。作为救护车司机或者护士的妇女只是“签约工人”，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包括为自己解决住宿、食物和医疗服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陆军妇女队和陆军妇女辅助队的创立标志着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军事部门诞生了。

这一军事团体是当时少数几位有权力在手的妇女之一想出来的主意，她就是马萨诸塞州的国会女众议员爱迪斯·诺阿斯（Edith Nourse）。她认为，任何为国家服务的妇女都应该得到和男性相同的福利：她的这种想法直接源于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妇女共有的体验。诺阿斯的动议是对一个长时间存在的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法，但是成立妇女军事团体没有像她和其他支持者比如乔治·马歇尔将军所期望的那么顺利。陆军妇女辅助队成为军队以及媒体长久传播流言蜚语的对象，而关于女性在社会上的“合适位置”的争论也日益激烈。

陆军妇女辅助队第一任主官名叫奥维塔·卡尔普·霍比。她明白自己接手的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并试图让美国公众理解，女性在历史上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指作为营妓）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她们可以作为“女性战士”为国家服务。

不幸的是，当霍比在街上向公众宣传“新女性”的时候，她采用了一种相当维多利亚时代的方法。她试图不去推翻社会准则，所以称自己的女战士们既没有性欲又很纯真。这种方法对于防止传播关于她手下成员的谣言毫无帮助。一些诋毁者甚至控诉政府成立这样的妇女军事团体是为了给男性士兵提供妓女，让军队得以更容易地保持一种“干净的”性交环境。其他人不喜欢成立妇女军事团体是因为这会为女同性恋创造理想的环境。

活动家、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帕伦博士对这些言论一概置之不理，他只对如何维持所有士兵的健康和福利感兴趣，他要求陆军妇女辅助队和陆军妇女队得到“平等的”对待，并向她们派发和给男性士兵类似的“保护性处理包”。帕伦甚至坚持也要给女性战士提供性教育课程。同时，他想让每个女厕所中都配有一个安全套自动售货机，以提供简便、谨慎的渠道让女兵买到安全套。

霍比正忙于应付源源不断的公众关系问题，当即拒绝了帕伦所有的要求，并列举出公众的疑惑和控诉，在她看来，如果给女兵派发安全套，事情会变得更糟。而她对于性教育问题的回应是，会给每位女性军官发放一本“教育性的”小册子，由这些军官将禁欲和贞操的理念灌输给她的士兵们。也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并不适用于女兵们。

山姆大叔的避孕用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陆军妇女辅助队招募海报

霍比的方法没有阻止1943年开始的“政治诽谤运动”。这场运动由《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的约翰·奥唐纳（John O'Donnell）撰文点燃。他告诉读者，陆军妇女辅助队部署到海外的部分发放了用于避孕的安全套，这一下子在公众中引起轩然大波。一次为时不长的官方调查发现谣言来自于男士兵。这些士兵们对于女性侵入曾经只属于男人的领域感到十分恼怒（女性接手了那些无足轻重的办公室工作，迫使从前占据这些岗位的军人不得不更靠近前线）。战争部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马歇尔将军和霍比陆军上校一致同意他们应该告诉公众此事只是露骨的谎言。但是，公众似乎认为另一种否认的来源更加有说服力。

当驻北非——那里有很多服务于前线的陆军妇女辅助队成员——的美联社通讯记者露丝·歌文（Ruth Gowan）写道，“如果山姆大叔派发避孕用品，我会让他停下来。而且，我理解我将被派发和陆军妇女辅助队一样的装备。”她的读者喜欢这样的说法。其他支持陆军妇女辅助队的记者在用词上严肃得多，他们严厉批评那些散布谣言的同行是感觉论者乃至男性至上主义者。

尽管霍比和其他媒体的支持者十分努力地尝试辟谣，但谁也不能阻止谣言的散布，这就和堪萨斯市一张告示上的由一名军队调查员所写的报告一样显而易见：他记述了有些公众相信“陆军妇女辅助队被派发安全套，并单独被当做士兵的娱乐召入部队，只是作为男人的‘道德建造者’存在，再无其他。”霍比或者她的上司都无法强迫报纸停止刊登类似黄色出版物的标题，比如《斯多克·佩伊斯在入伍九天后拜访陆军妇女辅助队》和《军官试图重婚》。

亲爱的桃乐丝和知心大姐——桃乐丝·迪克斯的安全套

不止政府提供关于性和避孕的信息，女性杂志同样如此。1920年代在美国和英国变得非常流行的女性杂志在战时更是拥有大批读者，其中尤以称为“桃乐丝·迪克斯专栏”（Dorothy Dix pages）的问答栏目最受欢迎。读者来信专栏记者伊丽莎白·吉尔玛（Elizabeth Gilmer），笔名桃乐丝·迪克斯，被认为是这个专栏的发起人。

尽管这个过程静悄悄，但到了1940年代，很多受欢迎的女性杂志中类似桃乐丝·迪克斯专栏（该栏目后来被称为“亲爱的桃乐丝和知心大姐”）的栏目逐渐变成了性专栏。很多人渴求了解和解决性问题，但他们觉得问朋友、家人或者医生会很尴尬。读者来信专栏作家的出现开创了一种地下公共教育课程，不受任何笨手笨脚的政府机构监管，却同时售卖杂志，使得那些专栏作家在出版商那里变得十分抢手，所以出版商也对他们讨论的露骨的话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0年代的学会

一些专栏作家利用参加性讲演，将自己作为专家推销给当地的一些组织。客人或者大声提出自己的问题，或者可以用笔写下来。问题形形色色，从“生殖器的吻”是否那恶到将安全套当作“婚姻工具”来使用是否“体面正派”，应有尽有。

在美国，医学专家卡尔·门宁格（Karl Menninger）将知心大姐风格的建议和方便实用的医学信息结合在了一起。而在英国和澳大利亚，诺曼·海尔（NormanHaire）做了类似的事情，他也是性教育的先驱者之一。卡尔和诺曼推荐了不同的避孕方法，其中包括安全套。两个人的专栏在士兵那里也十分受欢迎，因为后者发现，这种传播关于“如何穿着制服预防性病”的方式真可谓见闻广博信息量大，而且比他们的中士和军官囫囵填鸭式地塞过来的性安全知识有趣得多。通常，专栏是以一篇有趣的小品文形式出现，士兵们喜欢撑在他们的帆布床上阅读杂志，而杂志封面上会有《当季新潮发型》和《不用鸡蛋也能烤出好吃蛋糕》这样的标题。

有趣的是，尽管这些性方面的专栏作家很少因为他们直率的言论而受到公众批评，但当媒介转为广播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身为性专家的脱口秀主持人请听众们打电话进来，咨询关于任何性或者个人的问题，这种形式直到今天都还活跃在广播节目中。不准在收音机中提到“性”字眼的禁令从40年代早期开始就出现在美国和英格兰了，当桃乐丝专栏以播音形式第一次出现在广播中时，公众转而反对这些性专家。转变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任何人都能收听到播音内容，而这种医学知识会腐蚀孩子和老年人。所以，收音机中很少提到安全套，但在女性杂志中就没有这个问题。

描绘美国陆军妇女队形象的漫画（一）

描绘美国陆军妇女队形象的漫画（二）

过度花费、过度厌倦、过度性交，过到这里[4]

美国大兵于1942年踏上英伦三岛后不久，就得到了“为性疯狂”的名声，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大把英国女人实在太富于吸引力。这段时期，英国男人正好为了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战争而远离家园，留下他们的女人为生计而忙碌，并和外国人发生罗曼史。

在美国，当然也有类似英国的那种“皮卡迪利战士”——业余妓女。这些女人或者为了在微薄的工厂工资之外再增加些收入，或者仅仅为了多赚一点零花钱，反正她们提供的服务是要收酬劳的。但是，大多数美国大兵和英国女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商业性，除非把巧克力和长筒袜也算进去。

英国女人之所以被美国男人吸引的原因有很多，一是，他们的制服比英国士兵的好看；二来，美国士兵和水手比英国同行们的工资高出三倍；第三，大多数美国人可以得到定额的商品。第四，他们也更加快乐和容易得手。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时，英国全境有超过300万的美国士兵。美国大兵当得起给予他们的名声，就连美国军官也承认自己的士兵都是性的疯狂热爱者。一位士兵对此做了完美的描述：“……军队里的对话非常简单直接，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女人，女人，女人。”

尽管掠夺成性的美国大兵和一些英国女人的行为震撼了很多英国人，但是几代下来，传统的道德模式已逐渐衰弱，人们并不会因为忙碌的性生活而有负罪感了。战争结束以后，一个英国家庭妇女总结说：“我们并非真的不道德，是因为有战争。”这种态度在欧洲也很普遍。

手上有太多时间

尽管统计数据各种各样，但军史专家普遍同意从诺曼底登陆开始直到战争结束，在欧洲服役的美国大兵平均每人差不多和25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到德国投降，美国军队必须对安全套实行定额派发，每个士兵每个月得到4个安全套。关于这点，一个军官抱怨说“完全不够”。一个1945年进行的美国军队调查显示，“军队中乱交的程度远远高于官方承认的数据，而且这个比例随着男人在海外服役时间的加长而迅速增加。”

随军教士的抱怨

美国天主教教士团从来不曾致力于派遣足够的随军教士加入在欧洲或者太平洋战斗的部队，所以对教士这一等级的人力需求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但是，这没有阻止教士们对军方向士兵们积极提供“不恰当的”阅读材料（便宜的有插图的杂志加上美女月份牌）持续表达不满和针锋相对地布道不过他们最反对的还是“便捷领取安全套”的政策。即使在战场上，随军教士也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布道反对“安全套性交”。一个驻扎在英格兰的随军教士非常积极地就此大声疾呼，但是也许他希望以后能够多留意一些使用安全套的讯息，因为在和一个英国女人发生关系后，他发现自己得上了性病。

当美国军队占领了意大利，估计约有75％的士兵定期和意大利女人发生性关系。尽管很容易得到安全套，但只有半数不到的性行为使用了安全套。从性的角度说，最活跃的美国军人是黑人大兵，而他们在欧洲服兵役时，对性的喜爱程度更超过从前。不幸的是，由于种族隔离措施，这些士兵被单独编成，训练和执行任务都与其他团队隔离，所以似乎对安全套的了解不如其他军人。接受性保护教育的黑人士兵中有很多人反映，他们认为安全套剥夺了一个男人的“男子气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部分军队的军人得性病的比例比其他部队高很多的主要原因。

“V”代表“胜利女孩”

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女人们并不是唯一在战争中性方面非常活跃的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卡其军装热”（Khaki fever）一样——当时年轻的美国女性热衷于向制服男投怀送抱，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很多年轻女人（包括十几岁的少女）也向任何穿制服的男人献身。她们被称为“胜利女孩”、“卡其制服女孩”和“好时光夏洛特”。和欧洲人不同，这些女孩只是简单地享受没有束缚地和士兵或者水手发生性关系的兴奋感觉。这种情况从意外怀孕和性病发生率的上升也能看得出。在家性交的时候，男人（和女人）并不经常使用安全套，也许因为年轻女性很少接触关于安全性交的知识，而男人觉得他们的临时情人是如此年轻，所以她们肯定是“干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陆军航空队海报：圣诞老人在派发安全套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派发的性病教育手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防治性病的公共教育海报

歌剧院一夜

盟军进入意大利之后，一些士兵有机会感受一下被他们占领的意大利小镇、城市和乡村的当地特色。在可爱的巴里，有一座美丽的歌剧院建筑，而某夜发生在歌剧院的事情大概是所有参与者都无法忘怀的。在歌剧《快乐的寡妇》表演进行中，一个坐在戏院包厢里的士兵站了起来，他悄悄地将一个安全套吹成个大气球，然后扎住开口，并让它慢慢降落到下面的观众席上。尽管很多双眼睛都看着这个大气球，就好像看着起居室里900磅重的大猩猩一样，但直到一个不堪其扰的护士将气球推开，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其他人开始跟着做，将气球在空中拍来拍去。同时，所有在剧场里的士兵都将他们的安全套吹了起来并扔在空中，庄重的歌剧院气氛最终变成了马戏团式的哄闹，每个人都大声笑着。也许是因为歌剧的名字激发了第一个士兵的灵感，上演了如此一出闹剧。

这种匆匆来去的暧昧关系没多久就引起了军队指挥官的注意，军方很快将重点转向教育士兵们：那些年轻的女性可能很像邻家女孩，但必须引起大兵警惕。在各美军机构中都能找到一本名为《她看上去干净，但是……》（She Looked Clean—But…）的出版物（也许是战时流传最为广泛的小册子）——封面上是一个有着稚嫩面孔的女孩。值得注意的是，女人再一次因为乱交和传播疾病而遭到责备，却没有人建议过，聪明的做法也许是警告这些女孩士兵可能已染恶疾，而美国大兵们从未因为其行为的不负责任受到过指责。

有专利的产品

英国专利事务官员对安全套生产总是表现出强烈的偏见，因为“即使是君王，也不能指望他会行使酌处权给予这玩意专利。”所以，很多生产商都不愿意投入大量资金在本国生产安全套，相反，他们更愿意购买德国生产的安全套，进口以后再贴上英国的牌子。当伦敦橡胶公司决定在战前引进高科技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公司管理人员花费了大量金钱购买高科技生产方法，使自己在40年代初期能够得到政府的生产合同，从而将“无畏舰”供应给英国陆军和海军，以及驻扎在英格兰的部分美军。伦敦橡胶公司在整个战争期间每年生产超过3600万个安全套。

但是英国公司不可能满足全球的安全套需求量。所以，施密特和杨斯在此领域仍大有作为并不令人惊讶，他们不仅要补上遇英国货的生产缺口，只要条件允许，还会将安全套输入欧洲其他国家，甚至是被围困的苏联。

橡胶……
希特勒对安全套的憎恶

在纳粹迈向集权的早期，它的官员坚持认为性交、生育和婚姻是彼此联系的，而且不能为了满足暂时的肉欲而彼此割裂。那种暂时的肉欲对于国民的卫生健康来说都是有害的。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后，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使得德国人获得节育用品的渠道都处于官方控制之下。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nunler）命令说，只有药店可以售卖避孕用品，而且它们只能用没有装饰的棕色纸包装。1920年代那种吸引眼球的包装在德国药店、理发店、露天市场、妓院和其他杂货店中再也找不到了。而且，包装也不再有任何商标以注明难看的棕色包装纸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节育用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军方的防治性病海报

到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著名的纳粹医生和作家费迪南·霍夫曼（Ferdinand Hoffman）记述说，军队布道的内容和年轻的德国士兵正在做的根本是两码事。作为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憎恨安全套的他将安全套的流行归罪于犹太人。他指责说，导致年轻德国人婚前性行为的高发生率的原因是犹太医生，他们不仅提供安全套和其他节育用品给自己的病人，还向男人和女人传授性方面的知识以及它所带来的“愉悦”。他厌恶地形容年轻人是怎样将车停在树林里，然后在那里做爱。“是的，”霍夫曼说，“正是因为那些犹太医生，到战争开始前，德国人每年要使用超过7200万个安全套。”（纳粹也将梅毒称为“犹太病”。）

霍夫曼反犹太人的胡言乱语当然没有反映出安全套在德国的真实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德国都是欧洲安全套的中心。自从19世纪晚期开始，德国军队一直热心地为所有的水手和士兵提供用于预防性病的安全套。平民百姓使用安全套的时间更长，不过是为了避孕。战争终止了国际贸易，不过并没有停止德国人为自己生产安全套。

纳粹党内部关于安全套的争论也持续了好多年，一方“支持安全套/反性病”，一方认为很多下流的德国人欺骗政府，将预防疾病的用品用于他途。最终，前者胜出。出于对性病蔓延的担心，在德国各处都能很容易地找到售卖安全套的自动售货机。

直到1941年年底，安全套一直都在德国畅通无阻。但是此后，对性又爱又恨的代表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下令严厉禁止出售所有节育用品——这个命令发布的同时，恰逢因天然橡胶严重短缺而致安全套产销受到削减，并令德国人最终发现了人工合成橡胶制造安全套的方法。希特勒的考量不是出于道德角度，而是他担心使用安全套后，德国的人口出生无法填补战争中的损失。但是，尽管有严厉的禁令和橡胶短缺问题，德国军队还是继续向自己的士兵提供安全套直到战争结束。当希特勒为了保护他的精英部队的战斗力时，他坚持为之提供足够的安全套，这也表现了他非常实际的一面。

领袖的预防措施

和纳粹努力控制德国人的性行为一样，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他的追随者也从20世纪20代开始，试图将各种节育物品定为非法。到了1920年代晚期，他的《公共安全法》将书写和传播任何避孕信息当做一种必须予以惩罚的犯罪行为：生产、广告和售卖安全套都是法律所严禁的。墨索里尼的努力既非出于宗教信仰也非基于其追随者的道德观，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担心的是出生率。意大利自从19世纪晚期开始出生率就一直在下降。到了战争年代，这种出生率的下降让法西斯主义者——和他们的纳粹同道一样——担心是否有足够的人手填补战争中军队和农业劳作人口的损失。他们意志如此坚决地要让意大利人多生育，遂对法律又做了补充修改，对于任何无视公共安全禁令的人实施严厉的惩罚。墨索里尼还投入等同于性警察的执法者在药店和露天集市巡逻，试图根除买卖安全套的黑市。

领袖并没有止步于此。他铁了心要让人口增长，提出了“人口主义者”的策略，包括单身汉税。任何介于25岁和65岁之间的男性如果一直单身就要受到惩罚，想当然地以为只有结婚的男人“有助于”生育人口。该税在某种程度上倒十分有用，因为它最终被政府用于对所有新生孤儿予以必要的资助——禁止安全套的新法律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政府必须照顾数量急剧增长的弃婴。

但是，不管性警察如何行动或者征收多少罚款，对性病传染的担心依然存在。在整个战争岁月中，意大利政府对用于预防性病的安全套的购买渠道加以严格的限控。不过，关于安全套在意大利的真实历史是，意大利人无视法律和他们伟大的领袖：黑市交易商通过售卖高质量的安全套（作为节育用品）赚取了高额利润。

既不是避孕用品又不是预防用品……有创意的安全套

当英国发明家们研究着“巨人”（Colossus）——一种破译密码的机器——并最终破译了德国至关重要的密码体系“谜”（Enigma）时，安全套在军队中也刺激着士兵们的创造神经。当士兵们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敦刻尔克和诺曼底时，他们展示了杰出的创造力：士兵利用安全套保证了枪支和弹药的干燥；电台操作员在笨重、潮湿的两栖坦克里利用安全套保证了麦克风的干燥。驻扎在海岸线一带的英国士兵和水手总是面临设备受潮的问题，他们同样发现了安全套的功效。甚至有人建议安全套生产商生产15英寸到18英寸长的安全套，使其正好适用于大型枪支和其他脆弱的设备。不过，看起来施密特公司似乎没有收到这个信息。

邻居的传说

战争期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个英国士兵利用安全套让自己枪支的击发装置在寒冷的天气中保持可用，这也促成了杜蕾斯生产商制造出18英寸长的安全套。据说丘吉尔同意这么干之前提出了两个条件——安全套必须注明“英国制造”以及“中码”。

弹洞和水球

一个年轻的士兵胸部中弹，当他醒来时，发现胸口被塞入安全套以防止流血。还有一些士兵和飞行员发现安全套是方便携带的厕所：用小便填满安全套后，通过飞机的货舱门扔出去，算是送给下面的纳粹分子的一份小礼物。

但是，安全套最有创意的与性无关的用法也许来自一群英国宣传工作者的主意。他们想要在多雨的季节中从空中向德国投放大量的宣传单。一个聪明的（或者说绝望的）家伙提出将准备投放给德国民众的宣传单放进安全套，然后将之吹成气球，让他们慢慢地降落到地面上。军队采用了这种做法，用飞机装载着这样的安全套前往德国主要城市中心上空投放。不过，无从知道得到这种安全套的民众是否二次利用了它们。

太平洋剧场……
在菲律宾的黑暗宣传

抗议的蓝色军团

当军方高层试图通过要求使用安全套来减少士兵染上性病的危险时，为了表达对于自己的男子气概受辱的气愤，驻扎在东部前线的西班牙“蓝色师”[5]的一支精英部队接受检阅时，在一群高级德国军官面前，将吹气的安全套附在了刺刀上。

比为了发放传单而使用安全套的新颖做法黑暗得多的是，同时被同盟国和轴心国设立的心理战部队（PSYOP，psychological operations），更愿意利用对性病的恐惧来影响当地人的意见。在美国军队反攻菲律宾之前，日本人发起了一场心理战，让菲律宾人相信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女人几乎就是妓女。为了让岛民反对美国人，日本人散发了很多看起来好像是美国军队发放给自己的士兵的宣传单，上面警告美国大兵要保护自己，以免被岛上女人携带的疾病所传染：

预防性病

最近在我们的军官和士兵中感染性病的人数明显增加了，这主要是因为和可疑的菲律宾女人过多的接触。由于日本军队的占领而令当地生活陷于贫困、艰难，菲律宾女人希望用自己的身体换取一点食物。我们因此建议士兵要使用安全套和药物来保护自己，最好还是只和自己的妻子、处女或者有声望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另外，随着支持美国人的人数越来越多，菲律宾女人更愿意将自己奉献给美国士兵，而鉴于菲律宾人缺少关于卫生方面的知识，疾病携带者到处都是，所以士兵们必须懂得防护。

考虑到岛上有多种方言，而且很少有当地人懂得读写，不管是用英文还是其他语言，这种复杂的文字信息看来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安全套使用中最令人沮丧的一点

前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斯拉夫军队设立的妓院为例，1930年代开始，日本军队买来和绑架来成千上万的女孩充作被日本士兵奴役的“慰安妇”。很多妇女被迫在危险的前线临时搭建的设施中工作。

日本进攻

日本军队安全套的主要生产商是日本橡胶工业株式会社，成立于1934年，后改名为冈本株式会社（Okamoto）。这家公司一直受到日本妇女组织攻击因为他们使用的品牌名之一为“进攻冠军”（Attack Champion）。人们谴责这个名字粗俗，并且是对曾经强迫很多受奴役的妇女的日本军人那段丑恶历史的不恰当回顾。

冈本株式会社在美国的分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德，采用的品牌名相对高明些，比如“高于7”（Beyond Seven）和“皇冠安全套”（Crown Condoms）。

大多数“战争女儿”来自亚洲国家，包括东帝汶、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但绝大多数来自朝鲜。目前没有可靠的数据显示到底有多少妇女被强迫做军妓，部分原因是只要哪里需要她们，她们就会被海运到那个地方，而船货清单上只是按人数将她们计为货物，没有任何名字记载。一些这方面的专家估计大约有30万妇女遭受如此悲惨的命运。

日本军队给所有“慰安所”设立规定，其中之一是男人必须使用安全套。“慰安所”入口处一块典型的标志牌上写着：

- 这个妓院仅允许军人进入……进入者必须出示他们的妓院许可证。

- 进入者必须在前台支付服务费，从而得到一张门票和一个安全套。

- 服务费按以下标准：无军官衔的官员、士兵、平民雇员，每人2日元……

- 那些买了票的人可以进入指定房间，限时30分钟。

- 进入房间的时候要将票交给慰安妇。

- 结束之后，迅速离开房间。

- 不遵守规则或者扰乱军纪的人会被强制离开。

- 不戴安全套的情况下，请不要接触慰安妇。

慰安妇承受的恐惧，在很多年后对她们来说依然是一种残忍的回忆。很多妇女回忆说，在慰安所里最卑贱的工作就是每天结束之前清洁安全套。尽管“进攻一号”（Attack I）安全套的供给（因为他们是军用物资，所以会被标上军事番号）十分充裕，太平洋前线有些地区还是会出现短缺现象，所以安全套会被反复使用。

我和德国女人有一腿我害怕休假……
美国大兵回不了家

军队中性教育的报道

一个美国陆军单位关于医学问题的记录：

这个单位每个月安排两次由营队外科医生主讲的演讲或者播放预防性病的培训电影。连长和排长一个月也要就性卫生的问题作一次演讲。为了消除士兵对于预防治疗的恐惧心理，演示活动在每个班都会进行。预防包在每个士兵申请通行证的时候都会被配给，而个人随身包也会在士兵外出过夜或者休假的时候配给。归还通行证的时候，士兵被要求向门诊部汇报，并声明自己是否需要接受预防治疗。每个兵营中都设有预防站。宣传预防重要性的海报随处可见。

当战争趋近尾声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驻扎在欧洲，这意味着会有很多无聊的士兵试图找乐子。意识到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可能存在的危险，军队努力帮助压抑很久的士兵寻找安慰和娱乐——也就是性。教育性的海报生产成本很低，而且易于船运。所以在欧洲各处的军事基地中重又出现了。其中最常见的画面就是一个躺在帆布床上神色忧伤的美国大兵，头垂得很低。海报上写着：“性病——休假的悲惨结局。安全套可以防止性病的发生！”

无敌安全套？

斯坦·李（Stan Lee），因为其创作的漫画《绿巨人》（Incredible Hulk）和《蜘蛛侠》（Spider Man）而出名，同时他在一些更世俗的方面也展现了自己的天分：

我被要求创作一张海报，来忠告那些入伍的年轻人，每次在海外和女孩子们疯狂之后，他们应该去一家“预防站”（这种预防站在欧洲随处可见）。预防站由军队设立，通常占地不大，门口亮着绿色的灯。当你走进去，他们会做很可怕的事情，可怕到我都不愿意去想。但是，这种可怕的治疗方法看起来能够治好你的病，或者防止你得上不治之症。不管怎样，这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的任务（前提是我接受这项任务）是创作一张海报，警告士兵们必须去这样的“预防站”。我想：“到底我可以做什么呢？”最后，我画了一张卡通画，上面的内容是一个士兵走进挂着绿灯的门，他看上去得意洋洋，而且十分满足。他的脑袋上是对话框，写着：“性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他们大概印刷了几亿张这样的海报。所以，从我谦逊的角度看来，我独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因为如果我的海报让士兵们不得性病，他们才能准备好去打仗。而这就是我们赢得这场战争背后不为人知的原因。

奇怪的是，虽然在公众和军队中都不乏性教育，安全套也非常容易得到，但在战后的德国，占领军中性病的发病率还是很高。原因有很多：德国女人非常穷困，作为自由职业的卖淫活动可以帮助她们度过战后最贫困的时期，而且美国军队也并没有对此实施有效的管理。这意味着，她们和一个又一个男人发生关系，从战争的艰难中活下来的女性很少会关心（或者知道）性卫生的问题。另外，一段时期以来，很多士兵对新研制出的青霉素信心十足，这种药可以从医生或者药店那里方便地买到，所以他们开始逐渐忽视长期以来要求戴安全套的警告。不管什么原因，一些军人总会冒险逞一时之快。

一旦军队面对战后德国必须和性病流行作斗争的局面，他们立即对一些关于性病的条例进行了修订。为了确保受感染的士兵会接受治疗而不是继续传播疾病，一个关于惩罚的长期政策被提出，进行无套性交的士兵们被鼓励去医疗部门接受瓦色尔曼氏反应测试（Wassemrman Test）和治疗。军队更进一步派发“胜利包”（V-Packettes）给所有的士兵，小包中装有安全套和化学药品。很多预防用品派发点都设立在美军占领区的红十字俱乐部和火车站中，在那里，士兵想得到多少安全套就可以得到多少。他们还被要求阅读志愿者派发的宣传小册子，这些小册子解释了正确的安全套使用方法，甚至还包括如何丢弃使用过的安全套，为的就是确保这些安全套不被再使用。

没有迹象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于道德考虑的预防措施还有留存。士兵们只是简单地被要求保护自己不受感染。军队也对士兵们的“需求”十分重视，他们审查那些同意让美国医生对其妓女体检的妓院。当一家妓院通过了审查，它的名字就会被放入关于经常出入场所的推荐名单中。从长线来看，美国军方对妓院的控制是有效的。

婴儿潮！

当战争趋近尾声，千万计的军人以及不知道人数的民众已经死去。世界从此改变。但是，虽然战争带来了无限的恐惧，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不管男人们在战场上看到了什么，不管他们离开家园后在性关系上怎样放荡不羁，但当回到家时，他们已经“准备好了”。1945年和1946年，英美两国结婚率飞涨，婴儿出生率亦是如此，美国尤甚。

1945年，美国大约出生了287.3万个孩子；1946年则是350万个，一年内的增长率就达到20％。随着“神奇”药物的出现，越来越少人认为有必要使用安全套来防止传染性病（到了1960年，安全套作为预防性病用品的做法基本已经过时了）。这些会让人以为施密特和杨斯公司早晚将认识到随着战争结束他们的“黑色星期五”也来到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和婴儿潮相反，当大多数性欲旺盛的美国人想要避孕时，他们继续使用着安全套。

奇怪的是，而且不是最后一次，军队突然对使用安全套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到了1947年，听上去好像是对1910年代基于道德考虑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的重复，美国军队着手推进一项“性格”教育课程，这与战时的“保护是至高无上的”哲学完全相反。现在，任何关于性卫生健康的演讲都限制在大约一个小时以内，其中只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用来讨论安全套。而且，在这种讨论中，安全套使用的局限性成为重点，而不是它能带来的益处。对于染上性病的人的惩罚旧规重新被采用。任何被诊断得病的人不能得到休假的许可，也永远不可能获得提升的机会。

除了禁欲这种手段，旧时关于教导美国大兵——大兵们的纵欲乱交在不断升级——如何保护自己的呼声重又回归。

但却不再是“投入之前先戴上套套”了。

[1]作者此处关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叙述似有误。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址的陈述，1940年该机构由美国农业部转划归新成立的联邦社会保险署（Federal Security Agency），1953年联邦社会保险署撤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再次划转入新成立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1980年，在将教育职能剥离后，原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变更为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在的主管部门。——译者注

[2]美国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是联邦制服部队，着美国海军的军官制服，佩戴美国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标志，授予美国海军一样的军官军衔。军官团最高长官为总医官（Surgeon General），授中将军衔，职责是负责保护和促进全国的卫生事务，监督公共卫生署军官团。——译者注

[3]埃利奥特·内斯是美国二三十年代禁酒令时期芝加哥著名的执法探员，其事迹屡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1987年凯文·科斯特纳、肖恩·康纳利和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电影《铁面无私》（The Untouchables）即讲述此人事迹，其片名也是内斯组建的执法分队的绰号。——译者注

[4]此节英文标题为“overpaid，overfed，oversexed，over here”，over here为“（到）这里”之意，此处是作者对应前三个词“over”前缀的修辞手法，中文却并无“过度”之意，试译为“过到这里”。——译者注

[5]该师为由西班牙现役军人和长枪党党徒组成的志愿部队，1941年7月正式加入纳粹德国武装力量，参与东线作战，番号为250步兵师，为和其他德国陆军师加以区别，一般称之为第250西班牙师。该师另有—个非正式的别称——蓝色步兵师，此名来源于长枪党党徒所穿的蓝色衬衫。——译者注

第十四章　后座的接吻和我漂亮的身段……让我们戴上它吧！从婴儿潮到现代瘟疫

战争结束后没几年，从前的士兵和他们日渐壮大的家庭利用军人安置法案在诸如纽约的莱维顿（Levittown）这样新兴发展的郊区购买外观上一样的房子。到了1948年，加州人可以开车去吃第一个麦当劳汉堡包了。之后不久，美国人就在他们超过1500万台的电视机上收看到艾德·沙利文秀（Ed Sullivan），同时，任何人都能够开车去享受假期，沿途住在称为“假日酒店”（Holiday Inn）的新型连锁汽车旅店里。

女人回到了家庭中，将从前的制服和外套换成了女人味十足的裙子，并把头发做得一丝不乱。同时，杂志和电视广告都在灌输一种“真正女人”的信息——她必须对丈夫和家庭百依百顺。毕竟，还有什么能比照着洁乐公司（Jell-O）派发的超过100种的烹饪书下厨更重要的呢？没过多久，“铆工露茜”[1]这样的说法就已经成为了久远的回忆。

“特洛伊人”赞助的海报竞赛

在英国，情况也差不多。战争中勇敢的女性再一次成为妈妈和妻子，而且经过了很多年的贫困之后，美国消费模式和对商标的意识很快就被英国人接受了。汽车和其他制造业产品都销售爆棚；年轻的男性、女性享受着可口可乐，阶级的束缚愈来愈少，这意味着社会灵活性大大增强。战争推翻了旧社会的秩序。

无论女性作为家庭象征和完美妈妈，以及露茜和德西（Lucy and Desi）[2]分床睡这样的意象如何在公众中具体化，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并没有如一般简史中经常描绘的那么纯洁。当很多人努力使自己变得普通的同时，战后时期实际上是个性感的年代。玛丽莲·梦露在银幕上下又唱又跳，她是第一个为休·赫夫纳（Hugh Hefner）的新杂志《花花公子》拍摄封面的人；“猫王”摇摆着占据女性的内心，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充满争议的音乐形式，“摇滚”就此登场。

如何拥有一个快乐的丈夫

选自20世纪50年代一所高中的家庭经济教科书

准备好晚餐。甚至是前一天晚上就要事先计划好一餐美味的佳肴，而且准时。这是让他知道你一直想着他，并且在乎他需求的一种方法。大多数男人回到家的时候，都感觉饥饿，所以，丰盛的晚餐是热情欢迎中必需的一部分。

让自己准备好。在丈夫回来前，给自己15分钟的休息时间，那么丈夫回到家，见到的会是容光焕发的你。化一点妆，在头上扎一根丝带，让你看上去有点不同。毕竟，他一整天面对的都是一群被工作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

让自己更快乐一些，也更有趣一些。你会成为他枯燥的一天中的亮色。

把家里整理得干净而有条理。在丈夫回来以前，将房间主要地方都走一遍，收拾起学校的书本、玩具、报纸等等。然后在桌子上铺一块台布，点亮一支蜡烛。你的丈夫会觉得自己回到了一个适合休息且有条理的避风港。这也会让你很高兴。

让孩子准备好。花一点时间清洁孩子的手和脸（如果他们年纪尚小），梳好他们的头发。如果需要，给他们换上干净的衣服。他们是小小的珍宝，而你的丈夫会乐意见到这样的场景。

减小一切噪音。他到家的时候，不要开任何洗衣机、烘干机、洗碗机和吸尘器。也要鼓励孩子们保持安静。如果想做得更好，争取让他们早早上床睡觉。

但是，也许还是小说记录了当时人们对性道德的矛盾观念：《冷暖人间》（Peyton Place），讲述了从通奸到婚前性行为等形形色色的事情。这部小说成为10年间最多人阅读的书籍，揭露了多年以来社会对性的伪善面孔，以及公众道德与性在真实世界中的冲突。

美国人真实的生活方式在备受争议的《金赛性学报告》（Kinsey Report）中也被真实地描述了出来，该报告证实男人和女人其实都很享受性生活。从统计学上说，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女人比21世纪的女性有频率高很多的性生活。在英国，据“小金赛”报告研究，情况亦是如此，差别在于英国人在公众行为上相对束缚多一些，而性生活更多隐藏于门背后。

在医学界，一些著名的医生认为性压抑是不健康的。诸如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和埃里克·弗洛姆（Eric Fromm）这样著名的精神病学家都警告说，忽略性欲是非常危险的，而人们需要做的应该是放松和接受非常根本的人性冲动，这会令你更加快乐，生活得更健康。即便像保守的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也同意这样的观点，警告公众压抑性欲会带来的危险。美国人最喜欢的儿科医生斯波克（Dr. Spock）就孩子们手淫的问题安慰那些忧心忡忡的父母时，他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大可不必大惊小怪。

男人/女人的性行为

当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充满争议性的研究成果于1948年出版时，这些成果再次证明了美国人是如何饥渴地希望了解自己的身体、欲望和性。书籍出版后，同时得到了很多褒奖和批评。书籍同时证明了卑微的、小小的安全套为人熟知几个世纪的一个事实——公众信仰和个人行为很少若合符节。

摇动（rocking）

“摇动”这个说法原意是指福音歌手在和耶稣一起“摇动他们的灵魂”时，身体的一些动作。但是，40年代晚期，一个名叫罗伊·布朗（Roy Brown）的蓝调歌手写了一首名为《今晚好好摇滚》（Good Rocking Tonight）的歌曲，作为对福音的戏谑，“摇动”成为广为人知的“性”的委婉说法。在非裔美国人群体中，从20年代起这个词就有双重意思，但是到了50年代，每个人都知道了“摇动”的含义是什么。而当“摇滚”（rock and roll）这个词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很恼怒，因为它明显是在强调双重意思中隐含的那层意思。

从法律上讲，在一些州依然存留着过时的科姆斯多克法案，但影响日渐淡去，虽然超过30个州也同样禁止零售商将安全套作为节育用品来做广告，但是只有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保留了这项法案中限制安全套和其他节育用品的出售地点和出售方式的条例。

到了1955年，很多医务工作者在全美遍地开花的“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诊所中，接受了关于节育相关实践的正规培训。

实际上，当新冲突在世界各地出现时，当冷战和朝鲜战争爆发时，当法国人在越南战败时，安全套生产商们却一直干得不错。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功绩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安全套工业一直起着刺激作用，而大型生产商们对这个机构却始终缺乏感激之情。没有政府的干预，安全套可能一直保持一种相对原始的生产状态，还在为安全套上恼人的洞眼和让人质疑的质量问题愁苦。

到了50年代，标准化生产的作用愈发凸显。生产商据此得以满足日渐增长的生产需求，需求源于在全美快速铺开的零售业终端带来的销售放量。郊区化意味着美国人向城市外扩张，哪里有新兴的郊区，哪里就有更大、更好的零售终端出现。药店在各处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连锁商店不再为展示各种各样的安全套而感到害羞。伴随着这种展示越来越平常，新的市场推广策略也出现了；人们购买的渠道更加方便，偷窃遂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连锁商店必须想出新法子来展示自己的产品，又要确保不必一下子拿出太多货品——常有大量安全套被窃，十几岁的孩子们特别喜欢这么干。

1957年，也就是英国品牌“杜蕾斯”推出上了润滑油的安全套的同年，美国的进口法律有所放松，外国生产的安全套第一次可以在美国市场上售卖了。英国是第一个享受这种改变带来的好处的国家，它将润滑安全套引入美国市场，而很快就被美国同行们抄袭了去。虽然英国早就开始生产舒适和可抛弃的安全套，但在战后很长时间内还是可以购买到耐用——意思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模范”牌（Paragon）安全套。根据报道，为了省下点钱，很多人不得不成为“模范”，用着质地厚实、没有弹性的安全套。

但是，卑微的、小小的安全套的安逸生活马上就要再一次发生改变了，就在一个旧同盟（有时候也称为朋友）重新出现的时候。

玛格丽特·桑格，美国节育领域的象征，在她70多岁的时候重新回到了节育倡导者的队伍中。这时的她是个个子矮小、脆弱的老太太，但她对美国人的性生活产生了最后、或许也是最大的影响：她一辈子的梦想——将控制生育的权力全部掌握在女性手中——成为现实。避孕药登场了。

神奇的小药丸

桑格和优生学

在20世纪20年代，桑格加入了优生学运动，认为控制生育对于贫穷、残疾和“少数族裔”的人来说是尤为必需的。她的想法激怒了很多人，并将她当作顽固不化的偏激分子记入史册。桑格希望为黑人、移民和残疾人找到一种控制生育的简单方法，因为他们是“人类的杂草”、“鲁莽的繁殖者”、“根本不应该出生的人”。桑格认为控制生育对于建设一个强大而充满生命力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健康的孩子越多越好，不健康的孩子越少越好——这是控制生育的主要目标”。虽然她的言论有些让人无法容忍，但放在历史的背景中，她站在了重要的妇女运动的前沿，是和纽约最粗暴、最冷酷的邻居们勇敢斗争的人。她尽了最大努力令公众得以关注那些在处理意外怀孕时使用拙劣流产方法和治疗方法的贫穷妇女、移民妇女所面临的困境。

桑格争取让女性享有掌控她们自己身体之权益的努力缓慢但稳步地腐蚀着科姆斯多克法案，但她从来没有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满意过。尽管她暗暗地支持使用安全套，但同时，她也抱怨这样会让主动权落在男人手里。同时，科学圈把关于控制生育的研究看作是一种禁忌。这就让自由的市场可以继续生产各种各样的节育用品：乱七八糟的局部抹膏、麻烦的隔膜和原始的宫内节育器。这些用品中很多不仅用起来不舒服，而且对于女性的健康来说可能是有害的。另外，1950年代，流产开始偷偷地被很多人采用，这也成为桑格一直为节育方法的可靠性而担忧的原因之一。即使在晚年，桑格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一个相当巧合的机缘，她找到了。

在一次晚宴上的随便闲聊中，桑格将自己的抱怨告诉了一个名叫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的年轻生物学家。她悲叹对于女性来说没有安全而可靠的控制生育方法，特别是对于那些贫穷的妇女、少数族裔妇女和有生理或者精神缺陷的妇女。不过，桑格坚信，在某个地方总有某种方法可以创造出一粒小小的药丸，让女性可以将生育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这粒药丸既安全又有效。当平卡斯告诉她说，他相信女性荷尔蒙可以被化学药物控制从而有可能实现避孕，桑格欣喜若狂——这正是所有女性主义者需要的！

尽管早期关于药丸“研发”的故事很复杂，但最根本的情况就是，历史上最坚定的节育倡导者和不为人知的科学家之间的晚餐对话引带出人类生育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探索和成果。

差不多是科姆斯多克残余的最后一口气

尽管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医生同意节育对于家庭和女性的健康来说是有益的，但反节育的法律还是存留在一些州内。在马萨诸塞州任何“展示、售卖、开处方、提供安全套或者提供信息”者都将被处以重罪：而在其邻居康涅狄格州，夫妻使用避孕用品属于犯罪。

1961年，身为耶鲁医学院妇产科学系主任的李·巴克斯滕博士（Lee Buxton），联合身为康涅狄格州计划生育联合会执行总监的艾斯黛拉·格里斯伍德（Estelle Griswold），挑战关于节育的法律。他们在康涅狄格州开设了4家节育诊所，随即遭到逮捕。到了1965年，二人上诉到最高法院，在那里，科姆斯多克的残余力量被当作对个人隐私的一种侵犯而被根除，人类性历史上一个悲惨的时期最终宣告结束。

发明药丸的最初几年让人想起了安全套的历史：它也激发了很多同样的关于节育道德性的争论，以及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使用药物来控制女性身体是不自然的，类似于玩弄上帝；服用药丸的方式使得没有结婚的人能够太过轻易地在不承担后果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甚至有非常激烈的回应，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控诉说，计划生育组织[3]和他们的讲习所提供避孕药丸是有目的地限制黑人的出生率。

教皇再次进行了定夺。

平卡斯和药丸

格雷戈里·平卡斯在他40多岁的时候死于一种罕见的疾病，这种疾病是由他在实验室中实验的一种化学药剂引起的。该化学药剂主要就是用来生产避孕药。他的生与死让人想起了现代安全套之父法拉皮奥。就像男人们不知道法拉皮奥是何许人，女人们也对平卡斯无感[4]。他对于控制生育现代化极其重要的贡献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上具进步思想的教皇保罗六世1964年试图对教会及其政策进行现代化改革。也许有些让人吃惊，根据教会自己的统计，至少75％的教士对使用避孕药丸表示欢迎，相信这是一种控制生育的绝好方法。但是，通过天主教人口、家庭和生育委员会——通常被称为控制生育委员会——教会顽固地拒绝承认除了以“梵蒂冈轮盘赌”闻名的安全期避孕法之外的夫妻间的一切节育方法。

不管教皇敕令如何，天主教女性教徒中有相当比例的人乐于使用避孕药丸：美国天主教女性教徒的这一比例从控制生育委员会应对此事时的25％增加到1980年时的80％。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避孕药的态度也有起伏。1966年，即玛格丽特·桑格去世的这一年，当政府机构告诉诸如赛尔（Searle）这样的公司说，他们必须承诺对避孕药进行更长时期的研究时，避孕药工业遇到了短暂的挫折。避孕药的副作用也引发争议。但是这些都没有延缓避孕药的研究和销售。实际上，避孕药已经如此流行，以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联邦政府是否支持节育研究时，他尴尬地回应说：“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政治的或者政府的行为、功能或责任”，“这不关我们的事”。

但是，几年以后，在约翰逊总统1965年1月4日的国情咨文中，他对外谨慎地宣布了自己推广使用节育用品的计划：“我将寻找新的方法，”他告诉国会，“运用我们的知识帮助处理世界人口爆发和日益增长的世界资源匮乏问题。”这个支持节育的声明并非十分大胆，但它是历届在职总统发表的第一份如此的声明。约翰逊确信只要提及涉及避孕的联邦财政问题，他就会触怒整个国家的天主教投票者。他并不知道有多少女性天主教徒已经偷偷地在吃避孕药了。

总统改变了主意

摘自1966年12月9日的《纽约时报》：

联邦政府对控制生育的态度突然发生了改变。直到两年以前，华盛顿依然严格遵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就控制生育问题于1959年颁布的生硬的公告。但是艾克——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和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一起担任一个称为“计划生育—世界人口”的私人组织的名誉联合主席——现在改变了看法。就在上个星期，他宣称他“从个人角度支持所有公共的或是私人的计划，以向家庭提供节育信息。”

1970年代中期，在美国国内，联邦政府资助了超过2000家公共健康诊所，这些诊所都会向贫困女性提供避孕药。到了1980年代中期，其他国家也开始使用避孕药，全世界50岁以下在性方面主动的女性，超过80％都会服用避孕药。

性革命是怎样的呢？

披头士乐队在美国首发唱片以及登月计划筹备的时代，西方社会的性道德日渐倾颓，一场永久性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此一时期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极端的性解放，特别是在白种城市居民和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中。迷你裙、（美国嬉皮士佩戴的）彩色长念珠、扎染和摇滚成为一种新的、充满煽惑性的性姿态的象征。诸如旧金山、阿姆斯特丹、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成为一代人追求“自由之爱”的中心，并将人们引入一个即使古老的希腊人也会自叹弗如的性开放的时代。

到了60年代，避孕药和自由之爱的融合使安全套成为了一种落伍的东西。“销售量下降了。结束了。”这样的话语成为标准注脚。但是，事实是，人们并没有忽视这种使用了几千年的东西。虽然避孕药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年轻一带的性自由，但古老的、有效的备用品并没有走下历史舞台。

1960年，避孕药投入市场。几个月后，安全套销售确实感觉到了压力。但是，这肯定不是“无法投递的信件”。根据安全套漫长而动荡的历史，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中，安全套为自己在公众的视野中找到了很多有趣的位置。就在“不列颠入侵”[5]之前——此事件将战后“英国抄袭美国”的走势完全逆转——在一次早期的披头士巡演时，保罗·麦卡特尼在德国汉堡被捕。他在公共场所悬挂了一个安全套，并点燃了它。保罗认为这很有趣，但是德国警察并不这么认为，而是将他驱离德国。

黄色潜水艇

几年之后看起来对安全套很感兴趣的披头士乐队再次制造了新闻一一当约翰·列侬录制《黄色潜水艇》时，他将一个安全套罩住了话筒。他喜欢经过这么一番改造后的音效。

在流行小说和电影中，具有颠覆意义的英国小说（后来成为电视秀）《一夕风流恨事多》（A Kind of Loving）描写说，主人公维克多（Victor）因被发现购买了三只装的安全套而感到十分尴尬；而到了1971年，安全套在电影《猎爱的人》（Carnal Knowledge）中展现了重要性。之后，特蕾西（Theresa）性格的阴暗面在电影《寻找顾巴先生》（Looking for Mr. Goodbar）中展现了出来——她随便找了个不知名的男人，这个男人向她建议说他们可以进行安全的性交，特蕾西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她并没有对男人的谨慎表示感激，取而代之的是，她将男人提供的安全套吹成一个气球，然后还给了他。在杰尔兹·柯辛斯基（Jerzy Kosinski）关于前苏联的黑色小说《阶梯》（Steps）中，作者利用安全套帮助他痛苦的叙述者将对社会主义体系满腔沉默的不屑倾诉出来——他将安全套钉在了千锤百炼的党员的胸前。

但是，经由所有的这些，安全套在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

她太女人了

在英格兰和美国由社会学家操作的很多访谈中，绝大多数年长的已婚妇女在回答性方面的问题时不厌其烦；但是当被问到有关将安全套当作避孕用品的知识和使用情况时，却很不耐烦。她们认为那是“男人的事情”。年长的英国夫妻关于在他们年轻时如何避孕的问题上总是给出这样的回答：“哦，好吧，我们用的，我们曾经用过……嗯……我们以前管那玩意叫做‘那个法文字’。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官方叫法是什么？应该怎么说？套子？好吧，安全套。是的，男人决定要不要避孕，但是，呃……这是男人的事情。”

当问到他们是如何知道安全套和在哪里购买时，回答总是很含糊，但还是很有启发性，因为这正好反映了他们对于节育知识的缺乏“哦，嗯……你会看到有些人在街角售卖安全套，或者，药房，通常是药房。你只是在街角才能看到这东西，没人告诉你那是怎么回事，你只知道那东西是橡胶做的，仅此而已。”

1960年，在整个英格兰进行了一次关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夫妻节育行为的调查研究。研究表明，几十年来，英国男人越来越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措施。研究者总结说：“避孕依然是丈夫的特权。”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在大西洋两岸新开设出来的节育诊所。女人总是希望男人能够坚持使用安全套，部分原因是出于这样比较放松，部分原因是当时的选择还是很有限。

在1955年和1965年之间，处于生育年龄的美国人中大约有42％将安全套当做避孕用品来使用。只是在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群体中，使用比例有所下降，到1965年时仅为不到10％。避孕药直到1970年代才真正影响到了这些数据，而且影响也只是暂时的。

日本安全套

20世纪60年代日本每年每人使用安全套的数量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同时，日本人也将安全套作为节育用品的首选。就像依然处于日本领导地位的冈本株式会社的一名主管所说的那样；“相较于化学方法来说，日本人更依赖于物理方法避孕。”同时，他们也生产出更注重舒适度的安全套，让国内消费者拒绝了一切由美国或者欧洲生产的同类产品。日本生产的安全套厚薄只有3毫米，是外国品牌的一半而且非常舒适。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通过中年妇女做上门推销。

英国的情况也很相似：在1950年和1960年之间，60％的已婚英国人更喜欢“男性避孕方式”——安全套。直到1970年，避孕药的使用比例才超过了安全套——从1966年到1970年，38％的已婚夫妻和有性生活的单身人群使用避孕药，而31％的人使用安全套。但是，也许有些让人吃惊，单身女性仍然希望男人采取主动方式避孕。而来自药店销售方面的统计数据也表明，女性购买安全套的时候感觉更加自在。有趣的是，美国女性也认为如果使用“特洛伊人”安全套，相较于男人她们感觉更舒服。

到了1950年代末，安全套作为第一或者第二选择的坚固地位在相关广告方面也许显得更加有趣：全国广播工作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简称NAB）禁止所有的美国电视台和电台播放有关安全套（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节育用品）的广告。这项禁令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期。

挑战这项禁令的第一个商业广告出现在加州。1975年，KNTV播出了一则“特洛伊人”的商业广告，所有收看的人都对这则广告表示了肯定，但是电视台并不喜欢广告引起的这种全国性的关注，所以，尽管很受欢迎，但该广告很快就停播了。

这一行当甚少见诸媒体的诡异状况，在一篇名为《在阴影中》（In the Shadows）的文章中可窥一斑。该文章于1963年发表于《时代》杂志（Time）的商业版块中，匿名作者写道：“在美国的商业行当中，一个不见光的工业稳步发展，它的存在被很多商人所忽视，仅有它的管理者会小心翼翼地提及。”《时代》杂志告诉它的读者们，虽然节育用品产业或多或少处于地下，但它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那一年仅国内的安全套销售量就超过了8500万美元。这个数据并不正确——尽管有避孕药的存在，但安全套销售量始终稳定在大约一年两亿美元——不过倒是确实反映了人们对安全套工业的忽视程度，或者应该说反映了媒体对其的无知：当时关于安全套销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下网络，它也不是一门崭露头角的产业，事实恰恰是，这项产业很多年来一直在华尔街的风口浪尖上。

印度人的做法

安全套的包装盒被陈列在商店橱窗中、沿街叫卖的小商贩的手推车中，甚至于是本地肉铺橱窗里的鸡鸭旁边。印度人给本国生产的安全套取名为“Nirodh”，是梵语中“免于恐惧的自由”之意[6]。起这个名字一方面是为了推广名字本身拥有的含义，另一方面是希望印度男人愿意主动花两毛钱去买一个安全套。但是，关于如何使用安全套的教育出了点问题。大多数国际开发署的成员都觉得安全套的形状和尺寸使人们很容易看出来应该怎么使用它，但是另一些人坚持要有书面的说明。两种意见都让人有点不太确定于是当地村里的长者们被雇佣来专门演示如何戴上安全套。为此，长者们用竹子做了演示。但问题在于，当村里的男人在家里将安全套套在竹子上时，他们发现神奇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也许这篇文章中最精确或者说唯一精确的部分是断言生产商预期销售量会有增加，推算只开发了潜在的节育用品市场的20％，确信随着婴儿潮的一代现在都已长大成人，必将刺激安全套的需求量。

对市场需求量增加的愿望从1967年开始得到了实现。但是，《时代》杂志和生产商都没有预见到是什么原因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AID）在总统的支持下，致力于推动解决世界人口危机，到1960年代中期，诸如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得到美国援助的情况下，每年从美国购买5000万个安全套，同时从日本购买至少2200万个安全套。（到1970年，印度每年也生产超过2.7亿个安全套。）当国际开发署改变了此前对节育用品的管理和国际援助袖手旁观的政策之后，这个新兴的、貌似无尽的市场就相当突然地被打开了。实际上，美国官员非常坚定地要让印度人戴上安全套，正如开发署一位官员说的那样：“我们希望安全套能够像可口可乐一样被广而告之。”这只是接下来几十年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免费派发数十亿计的安全套的开始而已。

战后欧洲——安全套发生了什么？

和以前的时代一样，战争结束之后，那些曾经是安全套贸易中心的国家发现安全套不仅在使用上，而且在性道德观念上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法律将这些改变落实在了文字上。和一战以后发生在法国的支持生育运动一样，对人口下降的恐惧再一次让很多人相信，安全套对于法国的生存是非常危险的。支持生育运动重新回来了，不过这一次它的声势要浩大得多。

和美国以及英国的妇女角色的极端女性化相同，法国女人也被期望能够回到家庭，帮助实现戴高乐将军1945年颁布的命令：在10年之内，为法国生下1200万个新生儿，或者说“婴儿潮”。流产是犯罪，并会被处以死刑，而控制生育也是违法的，一直到1967年相关法律都没有改变。和其他极端运动一样，总有人会选择无视这些禁条，从黑市购买外国产的安全套。这种规定让很多法国夫妇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他们不想在被战争摧残的经济环境中抚养太多的孩子。

意大利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那里，尽管存在教会的压力，但从50年代中期开始了一场非常积极和公开的节育运动：1956年，意大利人口统计教育协会（Italian Association for Demographic Education，简称AIED）成立，目的是支持夫妇决定拥有孩子的数量的观念和实践，特别是和反对控制生育的法律条例作斗争。协会拥有有趣的支持者，所有人都没有宗教信仰，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协会制定的计划遭到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后者因为拥有压倒多数的信众，可以保证所有反安全套法律条例得以通过。反对控制生育的法律一直在制度层面得到保留，但是到了1971年，这些法律被宣布违宪。1960年代末，安全套的使用已相当普遍，而在此之前很久，人们便已开始偷偷使用安全套了，甚而连流产也成为合法的事情，而且在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做到了，尽管教会始终对此表示公开而强烈的反对。

也许有些让人吃惊，安全套和控制生育在战后的德国遭到了最强烈的压制。希特勒关于人类性行为的奇怪理念在这个国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迹。

前西德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时，决意要将所有有关公共和个人的道德问题都加以立法化。尽管战争结束后的那段时期被称为是一个极端的“性自由”的时代，但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变：审查制度成为常态，任何散播节育信息的行为都被严厉禁止。和早期的纳粹年代一样，尽管有人竭力阻止安全套的销售，但得到安全套的渠道并没有被完全切断。和战争年代相同，对疾病的恐惧，或者对这种恐惧的利用，令安全套依然在市场中占有它自己的位置。当自动售货机在很多德国的街道上、公共厕所中以及酒吧和理发店的里间普遍可见的时候，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早期，法律专家和记者之间就这些机器的必要性的争论正在逐渐升温。反对自动售货机的言论认为，即使只是在自动售货机中不事张扬地陈列安全套，也应被看做是——某些法官就是这么解释的——对道德和社会规范的侵犯。

这种模糊但有效的传统法律见解经常被保守派法律专家援引用来吓阻青少年接触避孕用品。而且，和在意大利一样，天主教活动家制定、主导了议题：1951年和1952年，保守的天主教青年组织烧毁了售卖情色书刊的书报亭；1953年，他们开始采取反对安全套自动售货机的行动。由于法律对此没有表示任何谴责，它激发了更多反对安全套自动售货机的街头行动——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暴乱。如此，10年之后，德国年轻一代少有人对于性知识，尤其是避孕知识有足够的了解也就不足为怪了，由此引发了一个性困惑性矛盾的年代。但是，接下来就出现了德国对玛格丽特·桑格的回应。

对于安全套来说没有冷战

尽管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发生了巨变，但在某些方面，至少是在对控制生育的直率方式上，苏联和它的卫星国走在了欧洲人的前面。社会对安全套的需求极大，而俄国人最大的抱怨就是供给从来都跟不上。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小国家中，一个起源于19世纪晚期德国人管理的安全套公司也大张旗鼓地回来了：“VULKAN”公司在当地做起了以天然橡胶制造安全套的生意，而到了60年代该公司骄傲地推出了“普利麦罗”（Primero）牌安全套，该品牌直到2005年还出现在东欧药店的货架上。

在二战期间，比亚特·乌瑟（Beate Uhse）上尉是德国空军中唯一的女飞行员。她的丈夫也是一名飞行员，在1944年执行一次行动的时候遇难。比亚特拥有的只剩下一个还没拉扯大的孩子和一份在战败一方任职飞行员的摇摇欲坠的职业。当比亚特驾驶一架飞机在苏联军队进攻之前飞出柏林时，也许正是她作为飞行员的能力拯救了她和孩子的生命。她在英格兰降落，在那里被短暂地关进了监狱，几年之后回到德国。在她回到故乡的时候，比亚特吃惊地看到那些归家士兵和他们的妻子是如此沮丧，他们得不到节育用品、没有钱、却有太多的孩子需要照顾。彼时大为倒退的性政策令她无法承受，于是比亚特决定要做些什么。

比亚特的母亲曾经是德国最早的女医生之一，她教会了自己的女儿很多有关节育的知识，这些知识在纳粹当政时期是被禁止传播的。比亚特不仅挑战了当时的社会规范，也挑战了法律。她和一个橡胶生产商偷偷做了一笔交易，让他为她生产一批安全套，之后，比亚特通过上门推销的方式卖掉了这些安全套，还有自己写的关于节育的小册子。此后，她开始通过邮购的方式出售安全套和节育建议，甚至还有性玩具。几年之后，比亚特成为德国最大的性用品企业家之一。期间，她为了安全套的合法性问题做了多年斗争，除了一次马失前蹄，每次她都取得了胜利。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前的飞行员拥有了连锁的性用品商店，同时在德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当她去世的时候，比亚特不仅拥有大约2亿美元的身家，还是一位备受尊重的社会活动家和商人。她留给人们的记忆不仅是一位安全套企业家，也是一个将人类性行为曾经的禁忌重新带入聚光灯下的人：“性，和吃饭喝水一样，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

预防用品的应用是个什么情况？

1950年，美国人首选的避孕用品当属安全套，而安全套每年带来的利润是2亿美元。但是，到50年代结束之前，安全套预防疾病的作用已经消失了。盘尼西林和其他现代药物被用来治疗很多长期的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可怕的梅毒带来的折磨。这个时期的卖淫活动在西方国家中也比较低迷。很多历史学家相信，原因是战后结婚年龄下降，而婚前性行为这一禁忌的低调却稳步的解除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管怎样，看起来妓女数量的减少意味着疾病发病率的减少。但是，说到性道德、性态度、公共和个人对待性的方法，这也是历史上很奇怪的一个阶段。再一次。

由于联邦政府就消灭性病所作的努力，到了1948年，大约只有7万美国人还在遭受性病的折磨。这个数字标示了一场很让人振奋的胜利，要知道，1919年时仅军队里就有40万人罹患性病。到了1957年，根除性病的努力换来了更大的成功，仅有7千不到的人感染上性病。

联想起反对使用安全套以及后来的反对避孕药的争论，仍旧有些政府官员和医生相信对这个数字的下降有所帮助的公共教育和神奇药物在带来令人惊奇的成功之外，也可能导致极度的性乱交，最终会导致家庭，甚至是社会的死亡。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对这一成功给予了高度的赞美。到了50年代结束的时候，诊所和性病根除项目一度充沛的资金几乎不再得到补充：毕竟，梅毒是过去的事情了，对吧？可悲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性病测试

50年代末期在美国绝大多数州，为了得到结婚证书必须进行瓦色尔曼氏反应测试。官员们确信这是根除性病的重要环节，而各州颁发证书的部门汇报上来的病例就是以前汇报的那些性病病例。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病例都没有被计算在内，也解释了为什么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的政府官员们对于削减性病教育基金感到十分满意。政府完全依赖于一种测试和一种人群——即将结婚的人却忽视了最具危险性的几种人：贫穷的黑人、城市年轻人和郊区的穷人。

那就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当一项疾病控制项目即将实现目标的时候，通常是这个项目被根除了，而不是疾病。

密西西比卫生部门的威廉·赫德医生（Dr. William Holder）

尽管性病貌似接近于灭绝了，很多美国和英国的公共卫生官员还是试图保留他们的教育项目。历史早已证明，关于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的危险性和性病卷土重来速度之快的教育是何等必要。但是，他们的想法很快被那些认为这种教育已经过时而且没有效用的人压制了。毕竟，这段时期得性病的人很少，而结婚年龄的下降以及一夫一妻制都是文化的理想状态，当其他所有的方法都失败时，我们也还可以依靠药物来治疗。公众不再愿意将税收用于仅仅是预防性病。

与此同时，性革命来临了。

在美国和英国，节育诊所越来越普遍，这些诊所大多数都能得到额外的公共补助，而且性教育和为了节育而提供安全套的服务都十分公开。没人想到将性病防治诊所和节育诊所合在一起，以便结合两方面的信息并从公共财政中——也从我们的套套中——获取最大收益。取而代之的是，到了60年代早期，性病根除运动变得好像普逗裙（poodle skirt）[7]一样过时，而投入教育的人力物力不断萎缩。人力物力被偷偷增长的自由、私人基金资助的诊所和资金不足的地方卫生部门所限制——前者很快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后者辖下的少量工作人员必须处理急剧增加但不对外公开的性病患者。那时，传染上性病的人通常会去以上机构之一寻求治疗，而事先却得不到预防性措施的帮助。

对于不加保护的性行为所面临的危险完全无知，并非一个长期影响的结果。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正是在他们中间爆发了堪与史上任何一次相提并论的性病大流行——采取保护措施其实不是多么遥远的记忆。

性病“年代”

到了1965年，估计一年内至少有65万20岁以下的美国人感染了梅毒或者淋病。对20岁以上人群的估计有多个不同版本，但是数字同样令人惊愕。1969年，得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内华达州、伊利诺伊州和田纳西州上报，每10万人中就有300人感染淋病，而佐治亚州则超过500人。

大城市受到了最猛烈的冲击：亚特兰大的数据为每10万人中2300人感染，而在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特区和纽瓦克，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仅仅洛杉矶一地，官员就确定有超过4.5万名妇女感染了性病却不自知。那一年，美国公布总计有45万人感染了淋病，而没有公布的人数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目。说到梅毒，情况没有淋病那么糟糕，但可以肯定的是，梅毒远远没有离开人们的生活。英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国民医疗服务机构发现统计数据要跟上梅毒、淋病以及“第二代”性病急剧增长的发病率越来越困难。而在女权运动的年代，历史上第一次，女性和男性一样容易感染上性病。

从第一代性病到第二代性病

很多人认为“性传播疾病”（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是近年发明的词汇，实际上这个词语是1910年由一位当时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医生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创造的。他觉得性病（venereal disease）只包括梅毒和淋病，因此希望找到一个词语能够涵盖其他和性接触有关的疾病。奥斯勒出生于加拿大，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和牛津医学院同时担任要职。他是医疗现代化和专业化运动的先驱者，并勇敢地将性传播疾病的治疗体系从普通医疗模式中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部门应对之。奥斯勒“新创的”词汇直到1973年才被英国的性病医疗协会正式采用，但这一概念此前已由英国国民医疗服务机构（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在1960年代流行病大泛滥的时候率先推广。

一位专门治疗性病的医生对此总结说：“针对性病，药物治疗达致的效果远不及事先指导病人如何预防所达到的效果。”历史再一次重演，而美国军队重新犯下的错误也是最显而易见的。

回到道德管制

安溪广场或者东方迪士尼乐园

战争通常会带来比较怪异的后果，特别是军队在“处理”士兵性行为的应对上，一个充满痛苦的实例就是安溪（An Khe）——位于越南中部高地的一个曾经宁静的小山村。当2.1万美国士兵驻扎到那里时，妓女和男妓们紧随其后，完全改变了乡村的面貌，并危及军队的健康。在刚刚到达的几个星期内，就有30％的士兵感染了性病。指挥官的应对是允许村子里的长者开设妓院，那里的妓女，或者说“茶女郎”，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并由美国医生检查过，之后发给大剂量的抗性病药物。士兵们将这个周围由带倒刺的铁丝网围起来的25英亩大小的“广场”称为迪士尼乐园。当地人将这里很多的酒吧和房屋里间称为“轰隆隆小雅间”（boom boom parlors）。无论如何，尽管这里的女孩定期会接受检查，安全套还是在预防疾病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每个“雅间”的进口处都有。

军队：罩住枪管封住嘴[8]

当伊拉克局势升温后，军事基地安全套的销售量增长了9倍。五角大楼不愿意对这种爆炸性需求给予任何评价，但在强烈要求下，他们含糊回应说，这属于军需用品，主要是为了保护沙漠环境下的武器装备。总之，美国军队和当地妇女之间没有结下深交。销售经理们可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说绝大多数军队的男人并不喜欢政府供给的安全套，那些玩意只是用来“罩住士兵的枪管的”。

尽管步子迈得有点慢，美国军队毕竟将安全套放入了随身医药包，这一行为曾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可是二战结束之后，军队却开始全身心地转向性格教育，展开尝试，要求年轻军人参加道德和宗教指导课程。一系列以“十诫”、“思想、语言和做事纯净”、“婚姻是神圣的制度”为主题的讲座由随军牧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以前那些“男孩永远做男孩”的说教倒确实远离了军队，毕竟比起说一句抱歉，保证安全更重要。尽管最极端的宗教教义并没有在全军范围内强制要求新兵遵守，但是在整个越南战争中，这种宗教思想却的确影响了军事训练的某些环节：军官们再一次尝试将宗教与士兵的个人品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婚外性行为再一次被认为是不正当的，是一种要受到惩罚的违规行为。而政策也再一次无法反映士兵的真实情况。

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一支富有的军队驻扎在一个贫穷国家中，意味着买春随处可见，而士兵中的性病发生率也创下历史新高：在12个月的服役期内，10个人里面有8个人至少得过一次淋病。要多谢“眨眨眼，点点头”（即心照不宣）的预防方法，军队中还能搞到安全套，但是和大多数民众一样，相比二战期间而言，很多士兵不再那么重视性卫生的问题，而有些人认为这种病治起来挺容易。这种随意的态度意味着，尽管有免费的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在海军和商船中，甲板上还是会摆放储存了很多安全套的大筒，水手下船的时候可以随手抓上一把——对于在韩国服役的普通美国士兵来说，染上性病几乎是注定的。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士兵最愚蠢的时刻

一些士兵服役期间最愚蠢的时刻“是在12月军队开拔前往朝鲜的途中。某天船上的下午场电影是‘马丁和刘易斯’（Martin & Lewis）[9]的最新影片。正片放映之前的暖场片是二战时军队的宣教片；如何清洁身体然后接受一次生殖器检查。片子里做示范的都是真人。现场吐槽声四起，一大群性欲旺盛的年轻人纷纷离座退场去了甲板。我们都因此错过了电影‘马丁和刘易斯’。”

现实是，有大量花柳场所供军人消费且价格适中。军队领导个人的倾向，在部分转为规条落实中往往体现为性教育方面一系列笨拙的尝试，即便如此，也并没有一种全军范围的系统计划来支撑这种尝试。当军队出发前往朝鲜时，一些指挥官会告诫手下性行为要注意安全以及如果他们对保护措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将要面临的危险。但这些努力太微乎其微，而且通常来说都太晚了。一位士兵对他“在战地的性经验”的回忆也许可以概括这些指导意见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一个白雪皑皑的早晨，整个队伍排列整齐，而我们倒霉的、想要表现得很严肃的军士长站在我们面前……两腿间放着一根扫帚把，摆放到合适的长度和合适的角度后由他来演示如何戴上安全套。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从军生涯中排名第二的最愚蠢的时刻。”

不管是不是愚蠢，安全套确实帮助降低了受着严酷训练的军队内性病的发生率，但是在冲突发生时和发生后随着数字的一路攀升，整个60年代以及进入70年代后，官方对任何致力于这方面训练的努力，支持都显得相当缺乏。

在越南战争期间，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位官员抱怨说“事态已经难以控制”，指的就是当时的妓女情况。这位身在高位的官员补充说“压制是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那么压制是最好的方法。不幸的是，在某些领域我们做不到……我们连规定士兵剪头发都遇到了很多麻烦，更不要说规定他们的性习惯了。”安全套是可以买到的，但是教育买不到。

再一次和瘟疫作斗争

在安全套漫长而充满麻烦的历史中，对于70年代早期的性病大流行的宣传和公开讨论表明了，在关于安全性交和保护措施如何、何时、何地、对谁（以及是否）实行的问题上，道德、法律和伦理的争斗始终存在。在这其中，广播和电视一直明显缺席，甚至今天也是如此。

1977年，全国广播工作者协会的清教徒派领导人在圣地亚哥会面，建立了一个和电视官员合作的委员会，就“传播工作者对于意外怀孕和性病这样重要的全民健康问题还能做些什么额外的贡献”展开了讨论。就如《纽约时报》说的那样，“那是他们的方法，来说明他们将就安全套在广播宣传业宣传的问题进行讨论。”但这不是一场严肃的讨论，以至于1979年司法部推翻全国广播工作者协会反安全套的行规后，这一改变在推动其他广播媒体播放安全套广告方面的效用也着实有限，尽管放纵的1960年代社会上有着非常宽松的性氛围。

这也许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定要在媒体层面找到关于安全套的广告，只能局限于平面媒体，主要还是男性杂志，比如《阁楼》（Penthouse）。当尤里乌斯·施密特公司60年代中期打算在非常受欢迎的《花花公子》杂志上做低调宣传，而且仅仅是当作避孕用品打广告时，就连这本杂志的编辑也拒绝提到“安全套”这一字眼，因为他们不想“打扰男性读者阅读时的愉悦感”。到了60年代末期，《花花公子》出于对其信誉的考虑，改变了反安全套广告的政策，开始接受主要品牌的广告，但只能作为避孕用品宣传。一些不那么著名的杂志随后也开始试水，但是其他形式的媒体没有与时俱进，仍旧对出于任何目的刊发安全套广告都持冷淡的态度。

广告

虽然英国人对于安全套广告没那么吹毛求疵，英国的第一次真正的安全套平面广告投放还是伦敦橡胶公司在1969年时推动的。同时，关于在零售店公开展示性用品的法律也变得宽松了一些药店开始在货架上摆放安全套，而不是生生逼客人开口询问。英国生产商也认识到广告对于女性的重要性，开始在女性杂志上推广一些安全套品牌，比如：Loving，The Women's Mirror，Brides和Setting Up Home。

1964年，当英国国家标准BS3704实行的时候，政府开始对质量管理严格了起来。这项标准要求生产商在每个包装盒上标明生产日期，并注明使用了什么原材料，之后还要对产品进行严格的测试。尽管关于安全套生产的各种流言持续出现，比如100个安全套中至少有10或12个成品不合格，或者在工厂工作的天主教工人偷偷地在安全套头上用针刺出洞来，但全国生育控制协会（National Birth Control Association）还是将安全套评为可靠产品。这也提高了安全套的地位，当然还是限于控制生育用品的范畴。

不过，和美国人一样，越来越多的英国成年人倾向于服用避孕药，原因之一是现代药物治疗使得人们对于性病的惧怕已经成为过去式。到了50年代末，已经很少英国人将安全套当作保护健康的用品。

尽管性病发生率持续攀高，但1970年代以前，生产商仅仅将安全套当作避孕用品来做广告。当谈到性病预防，包装上有个漂亮而慵懒的美人鱼以及大胆标注着“预防疾病之用”字样的美好年代已经结束了。没有人希望贬低自己的产品，将品牌定位与逐渐蔓延的性瘟疫联系起来。

但是大人物们在哪里停下来了……

美国大学里的海报：印度爱经

为了自身的信誉，诸如《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报刊在将公众注意力拉到性病问题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刊登了题为《性病：全国紧急》（VD：A Nantional Emergency）这样的严肃文章，没有人会指责主流媒体公开报道性病蔓延，但普通美国人还是觉得有些不舒服，或者根本没读过这些文章。就像过去的瘟疫年代一样，草根民众所做的努力再一次成为普及该知识的唯一途径。这些努力必须经过长时间，花费大量财力才能重新恢复。

到了1970年，企业家、教育家、私人机构、非盈利组织和地方卫生部门认识到必须就性病爆发率的急速升高而做出应对。英国医生T.R. L.布莱克（T. R. L. Black）和美国援外合作署（CARE）[10]的前副主任菲利普·哈维（Philip Harvey）——20多年后，他在安全套的历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共同在北卡莱罗纳州的一间二层办公室开设了名为“国际人口服务组织”（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的小型非盈利性机构，该机构是民间致力于应对不断增长的公共威胁的典范。这些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年轻的大学生身上，尝试帮助他们明白安全套对于保护自己免受疾病感染是非常简单而便宜的。他们在数千份校园刊物上刊登广告，这样，至少罗特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Rutgers）和伯克利大学的学生可以得到避孕和安全性行为两方面的信息。学生们经由PSI的邮购项目购买安全套，后者的广告词颇有吸引力，比如“你打算给她准备什么圣诞礼物？怀孕吗？”。小镇里的大学生知道怎样通过邮购方式买到安全套，他们可不愿意为此去镇上的药店尴尬地走一圈。不过，药店里遮遮掩掩的套套代表着更安全的性，当时通过邮购方式购买安全套还是不合法的，需要一点冒险精神。

当旧时的“公共教育”，特别是学校里的“公共教育”，在70年代早期依然广受争议时，已有权威专家建议说12岁左右的孩子应该接受安全性行为的教育。一些专家相信，一个对4千万美国人进行强制检查的国家项目就能够帮助官员们解决问题，但是这样的项目资金是个问题。当汽油费大幅上涨，越南战争对国民心理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时，公共健康倡导者对于国家是否愿意投入大量资金深表怀疑。

在加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当地人对于推广安全套的使用做了一些努力，同时，在国家范围内，全国性病防治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Venereal Disease）忙着呼吁展开关于“疾病预防和广泛公共教育方法调查”的研究。在军队首次遭受性病大规模侵袭以及预防观念开始渗入社会各阶层的50多年后，在拯救了无数人性命并节省下大量钱财的“投入之前戴上它”的口号喊出的30年后，过去关于安全套对于预防性病是否有所帮助的研究又回来了。而“公共卫生官员关于安全套的教育以及供应给非法性行为开了绿灯”的争论也再度升温。当政府和个人重新回到恐惧和无知时，历史看来又要重演了。预想中的大同时代的思想开放看起来也有局限性。

1972年，全国性病防治委员会申请下一个财政年度投入4600万美元用于资助研究治愈现代瘟疫的方法。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才仅仅是开始。

“只要……”

在“如果……怎么样”的历史中，人们很容易去想，如果那么多个世纪以来人类早已了解的那些事情在20世纪的时候能够被当作普遍而一贯的行为被接受，那么21世纪将会是多么的不同。如果安全套最终被当作有实际用途又有道德意义的工具为人们所接受、而不是被当作起起落落的人类性行为的替罪羊，也许历史上最可怕的瘟疫就不会发生了。但是，可悲的是，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下一个也是最有戏剧性的传染病大潮对全世界将意味着什么。

[1]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美国女工的统称。——译者注

[2]露茜和德西是美国1950年代著名情景电视喜剧《我爱露茜》中的男女主演。该剧讲述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日常幸福生活，红极一时。两位演员因该剧相识、结婚，生有一男一女，后带上5岁的子女一家人拍摄《我爱露茜》续集。现实生活中，露茜不堪德西屡次对婚姻不忠，终致离婚。——译者注

[3]作者这里应指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为非盈利组织，提供生育健康服务和母婴健康服务，致力于推动自愿的计划生育选择。该组织可溯源至玛格丽特·桑格于1910年代开设的节育诊所。1938年，桑格曾组织全美节育诊所联合为“美国生育控制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因名称过于具有攻击性，有反家庭之嫌，遂于1942年重组为“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

[4]安全套的一种说法是fallopio，即现代安全套之父的姓氏，避孕药的一种说法是pincus，即格雷戈里·平卡斯的姓氏。——译者注

[5]指1964年至1966年间，大批英国摇滚乐队及其唱片登陆美国，冲击美国市场，最终深刻影响了流行音乐和青少年亚文化的历史。

[6]原文解释Nirodh意为“freedom from fear”，中文直译为“免于恐惧的自由”。中文将Nirodh解释为“灭、止、寂静”，可以理解为“前念已去，后念未生的间隙”。

[7]一种宽摆长幅毛毡裙，颜色往往纯而鲜艳，1950年代风靡全美，60年代后迅即过时。——译者注

[8]原文标题为Military Muzzles。作者这里语带双关，muzzle既有“枪口”之意，也有“钳制言论”之意。——译者注

[9]“马丁和刘易斯”是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美国家喻户晓的谐星组合。——译者注

[10]CARE这一缩写所代表的机构全称前后有变化。1945年建立时名为“美国援欧汇寄合作署”（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urope），号召美国民众捐献物资帮助战后欧洲平民，后援助范围扩展至亚洲和拉丁美洲；1953年，为因应机构事务的扩展，更名为“美国援外合作署”（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lief Everywhere），致力于全世界范围内灾难的人道主义救援、医疗卫生援助和工农业发展资助。1980年代该组织渐去官方背景，转为非政府组织，1993年再次更名为“世界援助和救济合作组织”（Cooperative for Assistance and Relief Everywhere）。——译者注

第十五章　他所说的只有“放弃”：艾滋年代

随着70年代的一去不返，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科技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尔·盖茨成立了微软公司；邮政员工担心他们很快会被电子邮件弄得失业——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国家首脑中第一个发送电子邮件的人；手机和第一个试管婴儿也诞生了；美国青少年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的索尼随身听。

电影《爱情故事》（Love Story）煽情无比；《女士》（Ms.）杂志介绍了新女性主义；斯蒂芬·金把观众吓了个半死；电视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讽刺了美国社会；《教父》创下票房纪录；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是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人[1]；牙买加出口的雷鬼乐让全世界人民都很高兴。

到了80年代，罗纳德·里根重新让美国总统充满活力；柏林墙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都轰然倒塌，冷战就此结束。英国人在福克兰群岛（Falklands）作战，并将很多国企私有化。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通过著作《时间简史》将空间研究带入实质性阶段；《辛普森家族》（The Simpsons）成为最受欢迎的卡通片之一。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出版了《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并因此成为穆斯林世界头号公敌。每个人都在玩魔方；美国最高法院聘请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法官；而当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时，英格兰也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互联网出现了，传真诞生了，笔记本电脑成为新的时尚。尽管60年代人们一直呼吁感受自然世界，但印度的博帕尔（Bhopal）和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还是因为环境的恶化而成为无人之地。“伊朗门事件”的丑闻没有让里根总统下台，却动摇了他的根基。

斯堪的那维亚的方法

欧洲公布爆发性病流行后不久，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紧跟其后采取措施，由于道德观念上不那么封闭虚伪，政府能够确保所有地方都能得到安全套，而且是免费供应，对公众的信息传达也非常直接。举例来说，瑞典几乎没有人染上性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到了1970年，美国每年花费630万美元用于追踪那些确诊性病患者的性伴侣，花费3000万美元在性病教育方面。但是，用于研究预防措施的资金却很少，也很少投入经费去尝试了解当下性行为的模式，而这正是性病防治专家渴望得到以同疾病蔓延作斗争的信息。承诺朝令夕改，资金一会儿拨给研究计划，一会儿又撤走，原因还是这种研究本质过于涉及私隐——一些人甚至认为是下流，政治上有阻力。有些人，比如纽约的两位议员，觉得钱用在这种研究上面简直就是浪费：“用在研究预防方法上的钱可以治愈很多病人。套子就是一种既简单又便宜的预防性病的方法。”这确实没错，但是……

随着70年代慢慢过去，绝望的公共卫生官员试图了解到底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而结果很让人困扰：小型的、地方性的研究发现，尽管绝大多数青少年知道安全套对于预防性病有帮助，但他们并不了解性病对于健康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大多数人还认为他们必须有父母的允许才能得到安全套，这意味着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也能在任何药店中买到三只装的安全套。另外，只有很少人知道到底应该怎样使用安全套。非洲裔美国青少年是最高危人群，他们几乎不知道任何保护措施，包括避孕。同时，得淋病的人越来越多。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性病都在蔓延之中。

数字游戏

70年代，治疗淋病的盘尼西林出现抗药性菌株，在某些人群中，患梅毒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过，这还只是个开始。80年代患生殖器疱疹的病例比70年代高出了11倍；1989年，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发现大约1300万美国人新感染上一种或者多种性病的症状。不过，就连这个发现也只是冰山一角，尚有大量性病症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些病人无法得到诊治，还有些人根本不在医生统计上交的病人名单上。

HPV……新的借口

人乳头状瘤病毒事实上是一组病毒的总称，组成一个病毒族系，其中某些病毒可经由皮肤接触传播，某些则明确通过性行为传播。HPV可导致子宫颈癌变。由于它并不总是明确经由性行为传播，持反安全套立场的一方便将之作为理由，表示安全套并不能有效抵御性病侵扰。

到了1990年，美国每年有据可查的淋病新增病例就有67万，而卫生部门的官员认为这个数字只是实际感染病例的一半。感染衣原体的人数则每年至少增加400万人。感染梅毒的人数到达了1950年以来的顶点，有超过4.8万新病例。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认为，每年有20万到50万生殖器疱疹的新病例和100万人感染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缩写HPV）。滴虫病也传播得非常快，但是，医生和卫生机构并没有被要求将之当作性病统计上报，所以很难得到准确的数据。不过，官员们确实知道，到2000年，在所有感染新型性病的15至24岁之间的年轻人中，感染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衣原体和患滴虫病的人数占到88％。尽管如此，1979年到1988年之间，以及90年代末期，在这个年龄段人群中，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依然越来越普遍。

反过来，到了80年代早期，很多欧洲国家淋病患病人数急剧减少，也许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诊断方法，更有效的治疗手段和公共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性病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不是个问题，首先美国，其次英国，都是性传播疾病无限循环的最好代表。之后，艾滋病来了。

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官员将这段时期称为历史上最可怕的性瘟疫年代。但是，1981年6月5日，当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就洛杉矶一个年轻男同性恋小群体中出现的一种相对罕见的肺炎形式首次提出警告后，人们几乎立刻将性病抛在了脑后。

自由恋爱的时代结束了，而从未结束过的安全套论战好似踩了油门一般。

一位不可能的倡导者？

婚姻和一夫一妻制

在罗素·贝克（Russell Baker）的《观察者》（Observer）专栏中，有一句“他说的所有就是放弃吧”，这里的“他”，指的就是里根总统。作者的感想包含了很多美国人当时的想法，并证明了舆论对于安全套始终处在左右摇摆中：

为了防止艾滋病的传播，里根总统建议在踏上婚姻圣坛前保持贞操，并一辈子坚持一夫一妻制。这种倡导也许有用，但是总统先生还应该跟进怎样把这两个“救生员”带回到现实生活中。

我说“带回”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在清教徒要求海丝特[2]在胸前佩戴上红色A字之后，无论婚前保持贞操还是一夫一妻制似乎就已经远离美国人的视野了。

很自然，你们的印象或许就是很多年来没有听到过贞操和一夫一妻制这样的字眼了。这是科学，也就是避孕药和盘尼西林带来的后果。在那之后，整个一代人沉溺于天堂的景象中：不用承担后果的性交。

我有意使用了“沉溺”这个词。服药可以避孕、抗生素帮助摆脱了性病的危险、容易得到的大麻给规规矩矩看不到意义从而令人厌倦的性交注入了一剂兴奋剂，我们因此拥有了历史上第一代可以随意享受性交的人，用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的话来说，就是“天涯处处皆芳草”。

但是现在，后果还是出现了：艾滋病。艾滋病带来的后果就是，在家里看报纸你经常会读到“安全套”这个字眼。

确实有段不好过的日子。我跟里根总统一样不喜欢在报纸上看到“安全套”这个字眼，我也不喜欢当全家人，包括祖母，聚在客厅里看最近的谋杀事件和爆炸事件时，主持人说出“安全套”这个词。

另一方面，艾滋病已经在城里蔓延开的消息真是让人不愉快。在不好过的日子里，你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

当里根总统提出贞操和一夫一妻制时，他在尝试摆脱这种不幸的灾难。当政府卫生部门提议教育美国年轻人使用安全套时，他的反应是倒抽了一口冷气，可以看出来，他认为“节欲”是最好的方法。

显然，总统先生一说到“节欲”就充满了热情，好像他已经完全脱离了自己真实的世界，不过这只是一种表演。

《纽约时报》于1981年7月3日刊登了第一篇关于艾滋病的新闻故事。1982年，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正式确定了艾滋病的官方称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缩写AIDS），并报道说有四种人相对容易感染上这种新疾病：同性恋者、滥用静脉注射药物者、海地人和血友病患者。同年10月18日，美国ABC电视台的“今夜世界新闻”栏目第一次播出关于艾滋病的讨论，并警告说病因尚不清楚，但是疾病本身正在整个美国传播。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貌似根本不可能的人物成为美国最激进的安全套代言人。C.埃弗里特·库珀博士（Dr. C. Everett Koop）之所以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国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除了他医学专家的身份之外，也是因为里根非常看重此人坚定的保守主义立场。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库珀博士却努力推动了关于预防性病的公共教育运动。尽管库珀确实将禁欲作为抵御疾病的第一条防线，但他同时也是个非常务实的医生。他知道让性活跃人群不感染疾病的唯一现实的方法就是教育他们使用安全套。另一方面，尽管里根总统提名了库珀，但说到艾滋病和预防保护问题，里根还是保持了多年的沉默，并采用了早期的一种观点：艾滋病是同性恋者和注射毒品者的疾病——尽管他和演员罗克·赫德森（Rock Hudson）是朋友关系，而后者是第一批罹患艾滋病的名人——因此，他们罪有应得。

“他所说的只有放弃”

名人的艾滋病

即便罗克·赫德森死于艾滋病，也没有让他的总统朋友里根改变想法。其他著名的艾滋病患者包括芭蕾舞演员鲁道夫·努里耶夫（Rudolf Nureyev）、网球明星亚瑟·阿什（Arthur Ashe）、奥运会跳水冠军格雷戈里·洛加尼斯（Greg Louganis）、皇后乐队主唱弗莱迪·莫库里（Freddie Mercury）和篮球巨星埃尔文·约翰逊（Earvin Johnson）。

艾滋病支持者很早以前就声称，里根总统对艾滋病的态度，严重阻碍了相关研究的展开和教育层面的努力，让艾滋病在美国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然后扑向全世界。事实上，很多人相信，为了应对艾滋病而对联邦相关研究和全民教育的投入之所以会奇怪地“一会儿有，一会儿没”，主要就是因为里根总统陈旧的信条——同性恋恐惧症。里根总统任命的总医官在退休以后曾说“白宫里各方政治上的干涉”令自己应对疾病的工作变得复杂，“至少要花费比原先多12倍的精力去恳求白宫里针对我的批评家们让我和里根总统见上一面。”总医官的话语表明了他对于国民健康所作的努力，尽管他的“老板”持相反态度，但他还是将整个国家缓慢而费力地拉进自己主张的运动中去了。

联邦政府和艾滋病

政府的态度在80年代颇为摇摆不定，有像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这样的顽固分子，努力要将瘟疫当作“私人事件”处理也有里根总统这样假装瘟疫根本就不存在的人。但是，社会活动家们并没有放弃在寻求更好的治疗手段、合法权益和对患病者以及公众的教育方面他们继续为了增加投入而斗争。在政府中也能看到些希望。1988年，美国《健康综合项目延长法案》（US Health Ormibus Programs Extension Act）批准设立了用于艾滋病教育和检测的联邦基金，成为90年代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相当有声势的一场运动。

赫尔姆斯和“罪人的疾病”

1987年，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赫尔姆斯修正案》，或者叫《禁止宣传同性恋性行为》，此举措的实施使得联邦基金无法用于艾滋病教育。赫尔姆斯因为他的偏见而出名，包括他对那些艾滋病人的憎恨。他认为患病者只是因为他们犯下的罪行而受到了惩罚。他对于自己的很多声明深信不疑。比如：“唯一能够阻止艾滋病的方法是阻止那些令人作呕的、不道德的传播疾病活动”；“这个国家中每一例艾滋病的病例都可以追溯到鸡奸的根源”。1990年，赫尔姆斯提出对《仇恨犯罪统计法》予以修整，试图阻止艾滋病受害者依据“仇恨犯罪”条款指控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这一提案使得赫尔姆斯成为美国最知名的反同性恋者。

他的理由？“同性恋运动威胁着美国家庭的活力和生存。”

他的解决方法？“国家反鸡奸法应予强制执行。”

艾滋病社会活动家们的反应？1991年，一个35英尺高的充气安全套放在了赫尔姆斯家的房顶上。

1988年，这位持保守立场的美国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合作出版了一本面向所有美国人的教育手册——《理解艾滋病》（Understanding AIDS）。该手册出版后，邮寄给了每个美国家庭，其中包括一整页如何使用安全套的内容。手册中声言：“除非不进行性行为，或实行有保护的性行为，安全套是抵御艾滋病的最好方法。”这一声明在90年代晚期聚集了足够的声势，成为安全套论战中的一盏明灯。

“不要忘记你的套套。”

每个人都有责任将那个词说出口，告诉别人这个产品能够拯救生命，防止很多不幸发生。

一位安全套生产商代表谈到安全套广告的必要性时说

尤里乌斯·施密特和默尔·杨斯在战时赚到的巨额利润相比艾滋病年代来说，可谓小巫见大巫。黑死病之后的这个年代，任何人都可能死于此种神秘的新疾病，安全套市场就等着赚钱了。或者像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商约翰·斯沃曼（John Silverman）说的那样，艾滋病是“安全套商人的梦想”。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正在履行其对公众承诺的服务，生产商们正在制造最好的产品，而零售商们正在尽自己最大努力使人们能够更容易地买到安全套。如果我们都各司其职，就会看到产品数量的增加以及我们为人类所做的伟大贡献。

一个安全套生产商发言人

色情文学的问题

1980年代安全套最大的国家市场是日本，在那里，多年以来，安全套早已成为最受欢迎的避孕用品。相比西方人，日本人对避孕药的态度一直不太积极。68％的日本已婚夫妇每年总计使用8.64亿个安全套，是美国的3倍，而美国人口是日本的两倍多。这个情况直到本世纪00年代中期以后才发生改变。那以后，安全套销售量明显下跌，这被归咎于很多人都在网上看色情文学了，他们是更多地观看，更少地“实战”。

盛世广告公司制作的预防艾滋病公益广告：“砰！你死了！”

广告界巨人盛世公司（Saatchi and Saatchi）看起来同意上述说法，因为它是第一批以其相当可观的市场营销技巧帮助纽约城市卫生部门在公共电视、广播和报纸上发布防治艾滋病的最早的（也是很具争议性的）公益广告的公司之一。其直截了当的标语包括“出门别忘带套套”；“砰！你死了。这就是艾滋病的恐怖之处……”等等。这些标语试图引起那些对艾滋病还不够重视的人们的注意。也许因为处于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环境中，广告公司没有选择将这么醒目的广告投向过于广泛的人群，或是针对一个特别重要的群体——尽管艾滋病被认为是同性恋疾病，但这场公益广告运动针对的却是异性恋受众。

大多数公益广告采用的都是威吓受众的策略，把使用安全套只是当作情人和疾病之间的事情。尽管这种观念由来已久，但对于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还是全新的。与过去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的漫长历史相一致，到了20世纪晚期，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多少改变。

《纽约时报》社论：“性交是件严肃的事情”

广告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而且其中有些肯定会令人讨厌。现在，有些商业广告和节目就很令人讨厌，他们将严肃的主题浅薄化了。另一方面，安全套广告可能有些有益的地方，而它们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也许值得一试。至少批评家们这么认为。广告有可能拯救生命。广告也有可能帮助塑造“性是件严肃的事情”这一正统观念。至少，这些广告，对于那些极端地表示性只是为了娱乐，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商业广告和节目来说，是可以起到驳斥作用的。

《电视视角：安全套广告的问题》
约翰·考瑞（John Corry）
1987年2月8日

尽管美国ABC广播公司在1986年播出了关于安全套使用的公益广告，库珀博士也向其他媒体网络施压，要求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做同样的事情，但只有7％的相关宣传是在高峰时段播出，而且同时段播出的是新闻节目。余下的宣传都是在晚间11点到早晨6点之间的时段播出。即使有来自于总医官的压力，NBC广播公司的副主席还是声称，管理团队“对有些问题十分焦虑，最终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法。”他们的谨慎及时地得到了证明：尽管高峰时段仅有极少量的安全套广告播放，媒体依然被观众的抱怨淹没——他们说感觉很不舒服。发现艾滋病的十多年之后（第二代性病蔓延的数十年后），电视中才出现了第一则关于安全套的商业广告，1975年在加州电视台播放的那则“特洛伊人”安全套广告，实在算是个例外。

电视台的政策

“ABC电视台不接受任何安全套或者其他非处方避孕药品的广告。处方药的避孕用品广告基本上也是不接受的，但经ABC电视台独家裁决，这类广告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也有可能被播放：首先产品本身符合ABC电视台处方药广告和其他使用规定；其次，广告商提交关于其商品的额外的公共意见调查结果；再次，最终由ABC电视台决定播放与否。”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2005年。

预防艾滋病公益广告：“保护我，保护你自己。”

1991年，福克斯电视台成为第一家播放安全套生产商商业广告的电视台，可是要等到10年之后，CBS和NBC电视台才跟随其后播出相关商业广告。而ABC电视台、UPN电视台和WB电视台则依然拒绝播放此类广告。福克斯电视台虽然是播放安全套商业广告的先驱者，但它依然禁止广告中宣传产品的避孕效用。天哪！安全套的钟摆就是这样无休止地左右摇摆着。

更进一步地，安全套工业没有将它潜在的政治资金或者其可观的利润用于在电视上推广其拯救生命的产品，而是更加重视平面媒体的宣传，并在包装和商店中的推广上下功夫。私人电视台似乎稍微胆大一些，他们根据对受众的统计调查，选择性地播出一些安全套广告。

广播电台的做法差不多：私人电台根据听众的需求决定是否要播出安全套广告。1987年，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广播电台播出了一则“生活方式”牌安全套的广告，但这样的例子在当时并不多见。

杨斯与法案第39条的对抗

安全套工业在艾滋病危机的早期不愿意做广告的部分原因是依然受法律的限制。1983年，编号为81-1590的案件被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邮政部门引用（“科姆斯托克”）法案第39条，即“禁止在未受到请求的情况下邮寄避孕用品广告”，阻止杨斯药业利用邮寄服务散发教育性的小册子，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痛苦的科姆斯多克年代，毫无疑问如果默尔·杨斯还在世绝不会就此罢手。杨斯公司已经计划好了将小册子投放到美国的一些目标地区，小册子包含的内容涉及艾滋病、其他性病以及预防的方法，包括使用安全套。根据建立者的理念，杨斯公司选择了和禁令做斗争上诉至最高法院宣称邮政部门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法院同意杨斯公司的意见。但是，这并没有刺激其他安全套公司也采用类似的邮寄方法宣传安全套的预防功能。

库珀的数字

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库珀博士要求将公益广告瞄准那些最易受艾滋病感染的人群，特别强调向黑人和拉丁裔人群体投放。尽管拉丁裔人当时仅占美国人口的6％，但他们却占感染艾滋病人数的14％；黑人占美国人口的12％，在感染艾滋病人数的比例上占到25％。即便到了1990年代晚期，广告宣传（包括公益广告和商业广告）都没能真实反映这些数据。同时，尽管女性是最晚被感染的人群，但是很快女性患病人数就和男性相当了，有的地区甚至超过了男性。到了2000年，却只有30％的广告将女性作为诉求对象。在这些广告中，大多数表达的潜台词，还是将使用保护措施与否的决定权交予男性。

恐惧VS滑稽

我会为爱做很多，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为了爱死去……

一则“生活方式”牌安全套的广告

第一波关于艾滋病和使用安全套的广告热潮中夹带着明显令人恐慌的信息，大肆玩弄和宣扬恐惧的情绪。有些小品文带着非常强烈的情绪，比如广告文案中一位年轻的拉丁裔男子回忆他的兄弟：他曾经警告自己的兄弟性交的时候应该戴安全套，但是他的兄弟回答说：“戴安全套也太没有男子气概了。”拉丁裔男子随后跪倒在地，扑在他兄弟的墓碑上，边哭边说：“我的兄弟。他是如此具有男子气概。”

让我们失望的是安全套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我们目标顾客多是年轻人，他们或者认为自己不会得上艾滋病，或者认为等自己得病的时候，已经有了治疗的方法。

一位安全套企业发言人的陈述

产品、价格和推广

第一先生布什和关于“道德败坏”的表态

1991年，乔治·布什很不高兴，新闻里一会儿是肯尼迪家族成员强奸案开庭，一会儿是安妮塔·希尔诉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克拉伦斯·托马斯性骚扰，一会儿又曝出NBA明星“魔术师”约翰逊得了艾滋病。老布什总统抱怨说电视、广播里说的全是美国人的“道德败坏”。关于艾滋病，老布什批评了向青少年派发安全套以同疾病作斗争的计划：“疾病在极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个人行为加以控制。我认为派发安全套不是影响个人行为的适当的方式。我认为，仅仅派发安全套而放弃生活方式，放弃家庭和基本价值，是不正确的。”

到1994年，关于艾滋病和安全套的广告就变得轻松多了，幽默感成为宣传安全性行为的主要方式。一些批评家甚至称这种新式广告为“杂耍表演”，一则广告讲述《歌剧魅影》中的鬼魂进入一家药店买安全套，但被告知购买安全套不需要戴面具；另一则广告中，侠盗罗宾汉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唯一不同的是，罗宾汉购买安全套的时候告诉收银员，安全套不仅是买给他自己的，也是“给我所有快乐的伙伴”。新式广告就这样通过一系列荒谬的角色让观众确信，购买和使用安全套都是很有趣的。

方法上的戏剧性大转变的原因是，到了1994年，安全套销售自发现艾滋病以来首次出现了疲软。安全套工业的大亨们认识到吓唬人的方法已经不再能发挥功效，他们急切地希望找到一种新方法来传递相同的信息。尽管1994年时，死于艾滋病的人数至少有22万，但销量和使用量的下降被认为是其他事件的发生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媒体和观众被波斯尼亚事件、白水门事件[3]和其他热点新闻分了神，艾滋病只能靠边站了。人们进入了“信息疲劳”。安全套销售前几位的公司花费了巨额资金聘请最好的广告公司，希望能够通过新的推广策略把形式扭转过来。

Tiktok自动售货机——就连麦当劳也加入了行动

到了90年代中期，麦当劳感觉到了来自汉堡王（Burger King）和其他快餐公司的竞争压力，于是，公司领导开始寻找多样化经营的道路。其中一个想法是投资一种新型的连锁24小时大型售货机——Tiktok。这种机器提供两百种产品，并按照“家庭必需品”进行分类，就像是投币式的7-eleven便利店。当然，“必需品”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安全套。

适合的市场定位成为非常重要的新策略之一，女性、少数族裔和青少年成为广告诉求的主要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安全套的销售还是走传统的零售店、药店销售模式，而到了90年代，沃尔玛、塔吉特（Target）、凯马特（K-Mart）等大型超市加入进来，通过自主购物的方式销售多种品牌的安全套。

除了场地不断扩张，安全套工业也认识到，一种简单的销售策略就是除了将安全套和药品摆放在一起之外，也可以将套套和日化用品、女性用品以及保健品并排呈列。现在，购物者可以将一大包安全套扔进一辆装满面包、牛奶的手推车里了。

一般来说，女性是零售店主要的消费者，所以在某些广告策划中聚焦这一群体，并在女性居多的场所中做商品促销便是自然而然之事，这一股营销潮流始于80年代。根据实际情况的反馈，在购买安全套的时候，女人比男人更加自在，特别是单身女人。从前的安全套市场关注的是18岁至34岁之间的男性，包装都是非常男性化的，比如施密特公司埃及风格的“拉美西斯”品牌，杨斯公司穿盔甲的“特洛伊人”品牌，还有男厕所里的自动售货机和药店柜台后面的棕色纸包装；与之相比，现在新型的、更具设计感的包装一下子刺激了销量。美国女性也（再次）认识到，安全套是一种可靠的避孕方法。尽管避孕药依然是最受欢迎的选择，安全套还是成为单身女性的第二选择和已婚夫妇的第三选择。

当认识到80年代时大约有50％的安全套是由女性购自药店和其他大型零售店这一情况时，施密特公司推出了一个新品牌——Koromex，该品牌仅以女性为目标消费者；导管生产商曼特公司（Mentor Corporation）也进入了“专属女性的”市场。

“从抽屉里出来”

英国安全套几个世纪以来都通过传单、手册的传播方式进行着宣传，即便是性病流行的1960和1970年代，根据法律，就算是“杜蕾斯”这样的大型公司也只能通过平面广告的形式推广自己的产品。1967年，当《国民健康服务法案》（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Act）允许公共卫生机构向单身人士提供安全套售卖服务时，对安全套广告的需求也变大了。当时“杜蕾斯”公司是唯一向国民健康服务署提供安全套的承包商，他们认为将资金用于在女性杂志和诸如《观察家》（Observer）这样的报纸上投放广告可以增加销量。不过其他更主流的报纸和杂志对这类生意并没有兴趣。

广播电视宣传更加有限制性，尽管在电视上播放安全套广告的限制到70年代早期有所缓解，“杜蕾斯”公司还是不被允许使用他们商标的名字，也不能提到预防疾病的字眼。英国广告法要求商业广告中“不能有任何悖离礼仪的内容”。和通常情况一样，安全套是防治疾病的用品的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电视台高层认为是不适合宣传的，直到艾滋病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面。“杜蕾斯”牌和“伴侣”牌（Mates）安全套的首次电视台和电台广告于1987年播出，几乎没有收到公众的负面反馈。

在英国，首个艾滋病患者于1981年从美国回来之后被确诊。一年后，增加了7个病例，但是直到1983年，英国媒体才开始关注这一疾病。可悲的是，惯于哗众取宠的新闻报道使用《传染性“基佬”杀手》、《“基佬”瘟疫席卷而来》这样的题目作为新闻头条，令得关于艾滋病的最初报道只是激起了人们对患者的偏见和歧视。又过了4年，政府官员才真正对艾滋病问题重视起来。

到了1987年，英国已经有了1170例上报的艾滋病病例。作为对疾病迅速增长的回应，国民健康服务署决定发起一场名为“不用因为无知而死亡”的全国性运动。这场运动包括向英国每户人家发放一本使用了和运动名称相同题目的宣传册。该运动无疑对美国的库珀总医官产生了影响，于是美国在1988年也做了相同的事情。而在电视和广播中，运动试图通过冰川和墓碑这一类意象向公众传达疾病的恐怖，以令他们对艾滋病和个人的性卫生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公共媒体来说，认为安全套是个太过下流的话题的年代已一去不返，现在的全国性运动包括让主要的电视主持人在黄金时段演示如何使用安全套。这引发了很多报纸的批评，但政府官员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公众的投诉。投入8千万英镑的这一运动被认为收到了成效，因为艾滋病感染数量的曲线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变得平稳了。

“杜蕾斯”让位，你好“伴侣”

在政府拨款资助以前，“杜蕾斯”是英格兰唯一一家真正的安全套生产商，占据了95％的市场份额。然后出现了维珍公司的创始人，商业巨头和慈善家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

布兰森自掏腰包投入超过5百万英镑用于生产安全套，而且不求个人回报，只是将新创立的安全套品牌命名为“伴侣”。他的销售理念不同寻常，乃是通过认知度高的零售商店推广自己的品牌，同时这些零售商店并不由此获取利润。这是一种真正无利润可言的安全套。

为了让伴侣牌安全套有个美好的开始，布兰森运用自己在商界中的影响力，说服国际上最著名的广告公司发起了一场相关的推广活动——再一次，广告公司本身并无利润可言，却引发激烈竞争。广告公司人士认识到，如果能够成功地为这一安全套新品牌打开市场，他们会在很多方面受益。首先，他们可以和欧洲认知度最高的商业品牌维珍分享利益，这可是很大一笔财富。其次，他们可以提高自己的企业形象，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在将英国从健康危机中拯救出来，或者像一位广告界高层说的那样：“慈善广告是一笔大买卖。”

你做爱做的事，我们做有意义的事。

伴侣牌安全套广告语

他们不仅样子好，还更便宜，也能让你更从容地购买。维珍公司和MTV公司会将所有盈利用于帮助控制性病的传播。

理查德·布兰森

尽管这一运动背后有很多关于谁会获取利益的猜度，但最终的效果比政府资助的推广运动轻松愉快许多，而且帮助根除了一直冠在安全套广告头上的恶名。和政府阴郁的做法不同，“伴侣”牌安全套的广告努力尝试加入幽默的风格。广告中，一个准备购买安全套的十几岁男孩走进家药店，正好撞上一位漂亮迷人的女店员。此时，画外音说，两个人的思想开始交流，而男孩正在给自己打气，准备开口购买安全套。最后，男孩终于开了口，女店员向着老板大声喊：“安全套多少钱一盒？！”

有些人可能更喜欢盛世公司那种更加时髦的说法，“不套上去，就别做下去。”这句广告语也许是受二战期间的口号启发：“在你投入之前先戴上它。”但是，布兰森觉得这种口号太过冒险，应该用一些更加巧妙的语言。

社会主义安全套

伦敦橡胶公司——“杜蕾斯”牌安全套的生产商——一直保持安全套生产和销售的主导地位的部分原因是，从1982年开始政府对价格的直接控制。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价格控制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同时国民健康服务署发放安全套是免费的此数量占据了安全套市场23％的份额这就要求市场上供应的安全套折扣必须打得非常低——即所谓社会主义安全套。所有这些限制意味着新玩家需要大量现金支持，才有可能打入安全套市场。

当布兰森与政府运作的非商业性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接洽，希望在频道中将“伴侣”牌安全套广告作为公益广告播出时，引发了很多争议。布兰森愿意就自己的商业广告进行修改，让“伴侣”商标不出现，这样看上去就是一个公益性的广告了。“杜蕾斯”不同意，他们第一次为可能失去市场的绝对占有率而感到恐慌。这种恐慌也确实不是空穴来风——布兰森在广告推广上投入了1000万英镑，同时对诸如MTV这样的商业电视台和BBC这样的非商业性广播电视媒体下手。

BBC电视台没有采纳“杜蕾斯”的反对意见，播出了修改后的“伴侣”牌安全套广告。同年，英国安全套使用量上涨了20％，这大大鼓励了后来者探水安全套的市场到底有多大。美国、日本和德国公司都认识到了市场的潜力，新品牌在那些从未销售过安全套的商店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

到了1987年年底，“伴侣”牌安全套——由安塞尔（Ansell）公司生产——开始正式进入英国市场，将自己的目标顾客定为17至24岁的年轻人。“吉菲”牌安全套（Jiffi）则打出“安全玩耍”和“年轻人的品牌”的广告语，显然也不是针对保守的市场。该品牌将安全套包装在灵巧好看的香烟盒中，声称“真正的男人使用吉菲”，“如果她是个游戏，又希望得到你的阴茎，那么戴上吉菲和她做爱吧”，“只有手淫的人才不使用安全套”。

不允许“同性恋”字眼出现

尽管事实是，艾滋病很早就被认为是“同性恋者的瘟疫”电视和电台的安全套广告中对于涉及同性恋主题却一直很谨慎。在英国，1998年，杜蕾斯第一次在广告中提到了“男同性恋”（gay）这个词。

快速的吉菲——只是一个谐音吗？

很难说给“吉菲”品牌命名的营销商是否拥有很强的幽默感还是对词语释义拥有丰富的知识，不过，不管哪种如果品牌的普通购买者了解“吉菲”的意思，那么这个品牌就不会卖得这么好了。“吉菲”，正确的拼法应该是Jiffy，而不是Jiffi，而前者实际上是时间的单位：百分之一秒。

美体小铺（Body Shops）

安妮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英国又一位企业家和慈善家，是少数几位特别愿意在自己旗下连锁化妆品店美体小铺中出售“伴侣”牌安全套又不求利润的商人。其他企业家就没这么大方了，这迫使布兰森不得不给他们一些固定的利润分成。在美体小铺（以及布兰森的维珍唱片店）这样不求利润的商铺中，和那些不愿意无偿出售安全套的商人店铺中，伴侣牌安全套通常卖到10至15便士一个，而杜蕾斯大约为25便士一个。

尽管“杜蕾斯”对于市场份额的流失扼腕叹息，但它对市场中新利益的追逐也不是那么差。为了保持竞争力，“杜蕾斯”第一次进行了推广活动——“百万援助”（MillionAID），为了慈善而捐助，这一行为让其在公众视野里始终保持高曝光度。活动的概念是对于每一个参加活动的零售商召回的安全套包装盒，伦敦橡胶公司都会根据包装盒的尺寸拿出10至20便士不等作为善款，总额为25万英镑。要求是包装盒上必须有一个政府的官印标志（该标志称为Kitemark，所有权属于英国标准协会），告诉消费者该品牌已经经过质量测试。1987年的时候，只有杜蕾斯和另外一个品牌拥有这个标志。

在回应批评家对这次慈善活动的本质的怀疑时，“杜蕾斯”得到了《每日镜报》（Daily Mirror）的老板罗伯特·麦克斯威尔（Robert Maxwell）的支持，麦克斯威尔后来成为国家艾滋病信托基金（National AIDS Trust）的主席。看起来他对这场竞争在时间安排上的巧合表现得极其敏感——他赶在布兰森之前几个星期匆忙地做了计划。当被询问活动合法性时，他声称：“无论从商业角度还是公众角度考虑，这都是非常合适的事情。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使用安全套。我不是伦敦橡胶公司的股东，我必须补充声明。”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麦克斯威尔并不是安全套使用重要性问题的理想发言人，因为人们发现他从每日镜报信托基金中偷走了4亿英镑。

不管是否引起争议，“杜蕾斯”兴旺地发展了起来，并于同年收购了意大利品牌Hatu-Ico，这项收购为它一年的营业额增加了500万英镑。1988年，营业额再次增长了50％，或者说营业额的增加超过了2500万英镑。不过，这还只是开始，几年之后，这家曾经只是英国一地的安全套生产商成为重要的全球性企业。

布兰森发起的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人们不再对购买和使用安全套觉得可耻，也不再对安全套知识一无所知。他选择通过自己的慈善机构——维珍“健康关爱基金会”——将“伴侣”品牌卖给澳大利亚安全套生产商安塞尔国际公司，该公司是太平洋邓禄普公司的英国子公司，实际上早已经成为伴侣牌安全套的生产商。作为回报，安塞尔公司承诺将每年的特许权使用费交给布兰森的慈善机构，同时还要预先付给该机构100万英镑。这些钱会被用于世界范围内健康卫生问题的教育、培训。

讨厌的老问题

90年代中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送检的安全套有20％没有通过水测试——他们会漏水。英国非盈利组织Rubberstuffers在同性恋酒吧中免费发放安全套，并委托英国标准协会的实验室对各种在英国销售的安全套品牌进行严格的强度测试。有些测试结果反映的还是老问题，而其中比较有趣的一项是欧盟标准和英国标准的对比。Kitemark标志是英国范围内的一种质量保证，但是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消费者相信，欧盟的“CE”标志代表了同样的标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意味着整个欧洲没有一个统一的质量保证标志，即便到了艾滋病年代亦是如此。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是需要“购者自慎”。

安全和性感

到了1988年，英国人每年使用超过1.4亿个安全套，花费大概是3300万英镑。安全套已成为英国已婚夫妇对于避孕用品的第一选择，完全扭转了60年代时“只使用避孕药”的局面。但是，到了90年代早期，感染性病的人数再一次增长，促使英国安全理事会（British Safety Council）呼吁从1991年开始设立一个“国家安全套周”。第一个“安全套周”的宣传语是“套上安全和性感”，希望将使用安全套定义为既亲密又能预防疾病。“国家安全套周”也是反性病传播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从1997年开始得到了“杜蕾斯”的赞助。

热力橡胶

艾滋病袭击西欧的时间稍稍晚于美国和英国，但是到了90年代，欧洲在抗击艾滋病的很多方面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付出了更多努力。尽管每个国家对于如何应对这一新疾病都有各自的具体情况，但总的来说，在安全套使用的营销和教育层面政治化倾向都大为减弱了。即使大多数天主教占据主流的国家也不再将教会一再坚持的“唯一安全的性行为就是没有性行为”的说法当作一回事。而且，正如所预见到的，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果断决策，令人们能够方便地得到安全套，而这一政策使得那里的艾滋病发病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左）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预防艾滋病运动的海报
（右）澳大利亚预防艾滋病运动的海报

国家安全套周

作为对第二代性病在校园中传播的应对，197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发起了第一次“国家安全套周”。80年代，该活动越来越流行，到了90年代早期甚至跨海传到了英国。学校、防治艾滋病组织、家庭计划机构和药店都赞助该活动，直到“杜蕾斯”成为主赞助商。1995年，在美国，基督教领袖事工会（christian Leadership Ministries），一个基督教基要派组织，试图通过在校园内付费张贴广告，呼吁学生等到结婚之后再开始性生活，他们的口号是：“爱情还是乳胶？”；“当你有了婚约，还需要什么安全套？”并以此作为和前述校园活动的对抗。根据美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判断，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就越倾向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2006年英国安全套周的标语是“他说，你说”，意在教育和鼓励年轻女性坚持使用安全套这也是对于现在女性患性病的人数已经高于男性的事实的回应。

德国预防艾滋病运动的海报：“做爱戴上套亲吻你的心”

80年代中期，法国是欧洲第三大艾滋病感染国，德国排第六。到了90年代早期，西班牙超过了这两个国家，因为那里有很多静脉注射药物使用者。其实，欧洲无一国家可以幸免。到了2005年中，21个西欧国家共上报了超过23万例艾滋病感染病例，不过联合国和其他机构都质疑该数据，认为有很多病例并没有被诊断出来或者没有上报。举例来说，西班牙还是没有全国性的上报系统；意大利并没有要求所有区域都上报患艾滋病的人数；法国直到21世纪00年代中期才开始建立全国范围的艾滋病上报体系。

和斯堪的那维亚人一样，瑞士人在推行安全性行为方面总是先行一步，而且采取的方法最直接。1985年，瑞士防治艾滋病基金会创立自己的安全套品牌“热力橡胶”（Hot Rubber），并只出售给男同性恋者。基金会的策略是仅针对这一群体，发起一场令安全套售价更加便宜，也更容易得到的运动，同时希望能够抹掉安全套头上的恶名，让人们在购买和使用安全套的时候不再感到尴尬。

德国防治艾滋病运动的海报：“任何打算熬夜的人……”

不再是佛朗哥的西班牙

到1997年，西班牙是欧盟中感染艾滋病人数最多的国家：大约有12万病例，占整个欧盟患病人数的1/4。西班牙防治艾滋病基金会对此的回应是在草根阶层展开行动，并将西班牙的骄傲以及欢乐之地普拉多美术馆（Prado Museum）作为第一个行动地点。志愿者们派发印有标语“预防也是一种艺术”的明信片该标语大胆地印在了戈雅（Goya）著名画作《裸体的马哈》（The Nude Maja）之下派发明信片的同时还附赠两个安全套。游客们对于在这样一个天主教国家中出现如此的公众活动感到惊讶。由于西班牙政府和很多机构对于预防工作的共同努力，西班牙人购买了1.2亿个安全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出很多。说到教会，有修女严厉拒绝了在普拉多周边举办活动时派发的免费安全套并试图说服两个十几岁的年轻女孩也退还她们得到的安全套，但是两个女孩礼貌地拒绝了这一建议。

男同性恋者的俚语，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

50年代：保护性雨衣（Protective raincoat）、保险栓（Safety）、外套（Topcoat）。

60-80年代：膜皮（Membranous envelopes）、袋子（Bag envelopes）、爱之袋（Love envelopas）、外套（Overcoat）、凿套（Pecker glove）、高潮袋（Apex envelopes）、劲力袋（Fibrous-envelopes）法国秘密（French-secret）等。

现代女性安全套

尽管阴道环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几千年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女性安全套于1992年出现在瑞士。女性安全套的使用原理和男性一样，但是尺寸上更大些并且对于某些使用者来说不那么有“吸引力”。尽管女性安全套的销售量远远比不上男性安全套，但它还是慢慢被全世界所接受并越来越成为国际和地方机构对抗艾滋病的武器之一。一些人相信，女性安全套是未来的潮流可以帮助女性变得更加强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公益组织和“保护你的物品”

在所有致力于向公众传达关于艾滋病知识的电视公益广告中加纳的一个版本可能是最具有隐喻性的。电视画面中，孩子们在雨中玩耍，画外音说道：

当暴风雨来临，你需要保护你的物品。但是雨很难挡住而雨衣就成了最有帮助的东西（这时孩子们在雨中玩耍）。孩子们喜欢在雨中嬉戏。他门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

就像你保护自己的物品不被雨淋到，保护你的生命不受艾滋病的侵扰。

就像暴风雨，艾滋病暴风雨就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和它斗争。

呵护你的爱。阻止艾滋病。不要疏忽大意，寻求保护。

国家艾滋病控制计划，加纳。

瑞士“有爱生活终结艾滋”活动的海报（该活动由瑞士联邦公共卫生署和瑞士防治艾滋病联盟于2006年发起）

同年，“热力橡胶”牌安全套推向市场，销量从第一个月的2000个跃升到年底的75000个。值得注意的是，到了90年代，瑞士被认为是世界上在安全套使用方面教育培训最为成功的国家。这要归功于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说是瑞士政府支持的防治艾滋病运动的市场策略。其他国家的公益组织试图预先猜测人们对这种疾病的了解程度，而瑞士人发起的运动则是寻求可以真正教育成年人全面掌握这方面知识的方法。他们避免了感觉主义论者的论调、卡通漫画和吓唬人的策略，关注于建立信息和消除那些关于安全套使用的旧观念，同时鼓励听众和观众们理解，伴侣之间的沟通是舒适和安全性行为的关键。

从第一次运动初期到1996年，安全套的销量增加了80％，瑞士防治艾滋病运动的国家象征——一个卷起来的安全套，拥有90％的认知度。

但是，性病传染和小小套子卑微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便在这个最有效率的国家中，成功也是有局限性的。

翕动的嘴唇——个瑞士公益广告

男人：我不使用安全套，反正他们也不安全。

女人：我不需要安全套，我只和健康的人做爱。

男人：我为什么要使用安全套？我又不是同性恋。

女人：我吃避孕药。

男人：我不需要安全套，因为……

女人：安全套——它们让人觉得尴尬。

男人：安全套？它们会毁了所有的情绪。

男人：我们确实使用安全套，因为它仍然是防止艾滋病最好的方法。

旁白：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确保你戴着安全套。我们不要艾滋病！

厚脸皮的苏格兰人和戛纳电影节

1995年，德国第一次播出安全套的商业性电视广告，这是“杜蕾斯”在MTV电视台所作的国际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广告最终被37个国家的4900万年轻人收看。由于MTV电视台以覆盖城市年轻人市场为目的，明显是该次活动最好的传播平台。“杜蕾斯”选择了年轻人喜爱的流行文化媒体，以明确表达“安全套是有趣的……我们希望被看做是持有积极态度的”。一系列广告中的第一则是“感觉即一切”，描绘了一个非常性感（有些观众认为是“淫秽的”）画面：一个盲人和他的情人。“杜蕾斯”的这一宣传活动还包括攻占认知度非常高的告示牌，以及被市场推广专家誉为“脚踏实地”的活动：为戛纳电影节、欧洲音乐颁奖礼和维也纳慈善舞会等活动提供安全套自动售卖机和免费安全套。

也是在1995年，有10天，一个破纪录的长30米的安全套飘浮在意大利亚得里亚海的海岸线上空。这一做法是为了引起国民对防治艾滋病运动的注意，运动由意大利男女同性恋协会“Arcigay and Arcilesbica”资助。该项活动也是自艾滋病爆发以来意大利最大的防治艾滋病运动的一部分。梵蒂冈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是“助长避孕的官方行为”，并且“对年轻人来说是反教育且有害的”。

1997年，一小撮无耻的苏格兰卫生官员无视版权，挪用了著名的李维斯·施特劳斯（Levi Strauss）品牌赞助的安全性行为广告。原版的李维斯501系列牛仔裤广告采用的是黑白摄像，讲述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在20世纪20年代的小村庄里，向当地药剂师购买一盒安全套。他将安全套放进前面的口袋里，却在女朋友家门口前被同一个药剂师撞见了。字幕写道：“1873年发明表袋，此后就被滥用。”苏格兰人将字幕替换成了：“安全套——当你不穿牛仔裤时需要穿戴的东西。”李维斯很喜欢这个广告，并将之从慕尼黑推广到了马德里，最后甚至投放到了亚洲。

同年，当“杜蕾斯”的热气球作为销售活动的一部分穿越欧洲时，却没有收到预期中成功的效果。当它飞在法国上空的时候，不得不在贝尔福（Belfort）的一间修道院里迫降。不过，至少卡萨诺瓦会对此表示赞赏的。

1997年也许是“杜蕾斯”向全球化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它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安全套的商业性网站。

我们并不以此为乐……

挪威人的特点

说到婚姻外的性行为，挪威人被认为创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环境；一个男人和任何非婚姻关系的对象发生性关系时，如果没有戴安全套都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行为。

调皮的广告

到了90年代晚期“生活方式”牌安全套的广告“两个人使用的安全套”走的是玩笑和轻浮的路线，“杜蕾斯”则推出广告“得到一个或者一个都没有”，二者都为民众广泛接受。但是，当“特洛伊人”试图推出“蓝气球”广告时，被媒体拒绝了。这则广告用明亮的蓝色气球来解释年轻的篮球运动员为什么会倒在健身房地板上——站在另一边的漂亮的拉拉队长就是他倒地的原因。尽管只有一个成年观众理解了其中的意思，这则广告还是被认为走得太远了。

也许最大胆的广告出现在澳大利亚。画面中一位修女伸出手，手掌里是一个卷起来的安全套，配图文字写着；“亲爱的，你没戴。”因为公众的投诉广告很快被撤下，直到21世纪00年代中期，才在台北举行的防治艾滋病活动中再次出现。

1999年，“杜蕾斯”继续针对欧洲市场推出新品种的安全套。它的“舒适”（Comfort）品牌的目标顾客是25岁到45岁的男性，这些人认为旧款有些太“贴身”了。品牌推出之时进行了一场昂贵的宣传闪电战。它的广告以“受限制的空间”为主题，就像在蒸气浴房间里进行一场热气腾腾的性交。广告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收到了很好的回应，之后又推向了比利时和欧洲其他国家。

经典言论

“使用安全套就像一边在耳朵里塞上棉花一边收听交响乐。”

不知名者

“安全套也不是100％安全的。我的一个朋友戴着它，却被车撞了。”

鲍勃·鲁宾（Bob Rubin）

“出现了一个新的医学危机。医生上报说很多男人对乳胶安全套有过敏反应。他们说会引起严重的肿胀。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达斯汀·霍夫受（Dustin Hoffman）

“据说，卡特总统正在考虑将民主党的标志从一头公驴变为一个安全套，因为安全套代表着膨胀、保护很多器官、停止生产，以及一旦戴上，就很安全的错觉。”

匿名者，1978年

“我给本国商人的建议是，当他们出国时，为了预防艾滋病而必须带上的一样东西就是老婆。”

艾迪文纳·克里（Edwina Currie），《hot》，1987年

“电影《儿女一箩筐2》（Cheaper by the Dozen 2）是一部为安全套辩护的电影。”

大卫·杰曼（David Germain），美联社

一个男人带着他13岁的儿子走进药店。他们正巧经过安全套柜台，男孩问；“爸爸，这是什么？”男人实事求是地回答说：“这些东西叫安全套，儿子。男人为了性交的安全而使用他们。”

“哦，我明白了，”儿子沉思着回答，“我在健康教育课上听说过。”他仔细地看着安全套陈列柜，然后拿起一盒三支装的安全套问；“为什么一盒里面放三个呢？”

爸爸回答：“这些是给高中男孩的。一个用在周五，一个用在周六，还有一个周日用。”

“太棒了！”男孩说。他注意到一个六支装的盒子，问：“那么这是给谁用的呢？”

“这些是给大学里的男生们准备的”爸爸回答“两个周五用，两个周六用，还有两个周日用。”

“哇哦！”男孩叫到，“那么谁用这个？”他指着一个12支装的盒子问。

爸爸叹息了一声后回答：“这是给已婚男人用的。一个一月用，一个二月用，一个三月用……”

90年代最具争议性的广告应该是由英国安全理事会推出的。画面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站在白金汉宫阳台上亲吻的结婚照，字幕写着“表面看到的是有欺骗性的。请使用‘约翰尼’安全套。”该广告恰好在戴安娜王妃承认和儿子的马术教练有染之后推出，旋即撤下。可以肯定，女王对这项侮辱王室的行为感到非常恼怒。

另一方面，欧洲人并不感到吃惊。挪威两性交流联合会（Norwegian Association for Sexual Information）借用了这则广告，并在一些挪威最受欢迎的娱乐小报上用两整版的篇幅刊登。广告说明文字这样写道：“很难说这个人是否和娱乐伙伴发生了性关系。事情发生在一个最好的家庭中，所以这个人可能不太小心。越来越多人认为没有保护措施的性交提议是一种侮辱。确实，一个王室的侮辱。”

P女士会怎么想？安全套集团和全球经济

到了20世纪80年代，说到安全套制造业，需要一张记分卡（scorecard）来说明生产商是谁、生产什么以及推向哪个市场。过去那种惧怕法律的日子、公园里兜售的小贩、在厨房桌子上切肠子以及玻璃阴茎模具，这些记忆都已经不再留存于现代人的生活中了。同样消逝的还有棕色纸包装的安全套和“为了周末准备的小东西”这样的说法。而且，照例，安全套产业中也总会有些特别的人物。

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四家占据支配地位的安全套生产和销售商，他们每年大约销售5亿盒安全套，其中40％卖给美国政府，作为免费派发品派发给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人员，这一单售卖价格非常低，每年只能赚取大约1500万美元。不过余下通过国内市场零售渠道销售的产品，则赚取了巨额利润。

在西方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小品牌安全套继续存在，同时，一些政府建立由其资助的工厂，以生产便宜且供应充足的安全套，安全套工业依然保持着不断增长、丰富的态势，无论购买量还是销售量都不断增加着，到今天依然如此。

并不那么绿色

一所主流美国大学研究发现，安全套在美国乃至世界环境污染问题上扮演了颇不光彩的角色。因为有那么多人喜欢在室外或者汽车里做事而没人会把使用过的安全套带在身边都是用完就顺手丢掉了。每天坚持跑步的人会告诉你，当沿着墙根、路边、公园小径一路小跑的时候能够看见多少丢弃的安全套。而使用过的安全套通常通过水路排清，生活在水里的野生动物会将之当作虫子或者其他什么好吃的东西一口吞掉。

“特洛伊人”对于安全套来说
就像“舒洁”（Kleenex）[4]对于纸巾工业一样

需要一个曼特牌安全套吗？

卡特华莱士公司一收购曼特（Mentor）品牌，就改变了其早先的设计，以压低生产成本。不幸的是，正是凭借其最初独特的设计元素，“曼特”牌安全套被专家认为是预防艾滋病方面最优秀的品牌之一，因为“曼特”牌安全套在开口处有一圈胶水，从而可以防止渗漏或者滑动。

“特洛伊人”品牌对于现代安全套历史来说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安全套工业迅速提高工作效率来满足市场需求，努力当然换来了美好的结果。“特洛伊人”是默尔·杨斯公司的发明，也许也是安全套工业中最有趣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品牌，到今天依然受到美国、加拿大乃至整个世界的欢迎。

杨斯通过唯一的零售渠道——药店来销售他最顶尖的品牌，这种理念具有相当的先锋性。“特洛伊人”品牌的这一销售理念贯穿了整个20世纪，直到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推动安全套在更多地方能够购买到。

1985年，也就是杨斯的橡胶公司第二次在最高法院赢得重要胜利的次年，公司决定接受安塞尔的收购，这是一家规模巨大的澳大利亚橡胶生产商。司法部反垄断局因为担心已经十分强大的“伴侣”品牌和“生活方式”品牌的生产者通过这一收购有可能破坏市场公平交易而叫停了这一并购行为。当时，“伴侣”牌安全套占据20％英国市场；“生活方式”牌安全套占据5％美国市场，而“特洛伊人”品牌占据了56％的美国市场。反垄断局尤其担心如此强大的市场占有率及由一家公司决定市场价格的潜在可能性给美国国际开发署带来的冲击。开发署一直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入杨斯公司的安全套，但是情况在一个“自由市场”中会发生改变，因为一股取得支配性地位的力量能够让市场变得不那么“自由”，特别是涉及定价问题的时候。

杨斯橡胶公司，现更名为杨斯药业（Youngs Drug Products），这家过去近90年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家族经营特色的公司，已铁了心要卖给别人。出售给安塞尔不成，便又转向了卡特华莱士公司（Carter-Wallace）。卡特华莱士公司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企业之一，19世纪时因为生产治疗肝脏的药丸而出名，同时也生产名为“出色表现”（Class Act）的安全套、“奈尔”牌（Nair）脱毛剂、“滴落的珍珠”牌（Pearl Drops）牙膏和“力槌”牌（Arm & Hammer）发酵粉。

公司购买了“特洛伊人”品牌后，继续执行杨斯创始的非常成功的市场策略——直接销售给药店，“特洛伊人”品牌因此在整个80年代都能保持它占据的市场份额。卡特华莱士公司决定扩张市场之后，又收购了“曼特”牌安全套。自此，它在美国和英国市场占据了30％的市场份额，对那些反垄断监察机构根本视若无睹。

到了2000年，“特洛伊人”品牌大约占据了69％的市场份额，这使它成为卡特华莱士公司的摇钱树，并且市场还在不断扩张，令其他更加大型的公司都艳羡不已。英国公司切迟杜威（Church and Dwight）以7.39亿美元收购了“特洛伊人”品牌（同时也买下了其他的个人卫生护理用品品牌）。转过年来，“特洛伊人”品牌的新东家就发现自己做了笔好买卖，因为“安全套销量的增长势头看好”。再一次。

尽管“特洛伊人”品牌在英国一直没有成为最受人们追捧的品牌，它却始终是美国人的最爱。

然后是尤里乌斯的公司

在施密特死后50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其不朽的“拉美西斯”牌和“谢克丝”牌安全套依然十分畅销，占据了34％的市场份额，对于美国安全套王国的第一位国王来说，这也许并不算太过意外。和他们的竞争对手相似，这个事实也让施密特成为那些大型集团感兴趣的收购目标。也许能让默尔和尤里乌斯吃惊的是，他们最珍爱的物品是如何在大西洋两边来来回回倒手的。

有创意的名字，1981年之后

最有创意的安全套品牌出现在80年代中期之后，它们一方面冲击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也让历史上那些曾经出现的安全套名字显得沉闷单调。这里例举几个：“羊皮盾小伙”（Aegis Big Boy），“香蕉撞击”（Banana Hit），“滑合座”（Snug Fit），“甜心骑士”（Sweet Rider），“和服”（Kimono），“塔希提”（Tahiti），“唤醒”（Arouse），“相模”（Sagami），“玛当娜”（Madonna），“乌合之众拦截者”（Crowd Stopper），“癫狂”（Frenzy），“加倍轻浮”（Double Butterfly），“合拍”（Contempo），“热棒棒”（Hot Rod）……以及向美国总统克林顿致敬的“莱温斯基的忠诚”（Laiwensifi）和“克里顿”（Kelitun）。

1915年由L. A. 杰克逊（L. A. Jackson）创立的伦敦橡胶公司，于1932年开始生产安全套历史上另一个老品牌——“杜蕾斯”。在此之前，该公司一直向德国公司购买安全套再转手倒卖。到了1950年，伦敦橡胶公司上市，同年，它开始在欧洲售卖旗下“伦敦”和“哈图”（Hatu）两个品牌。1961年，利用崭露头角的印度市场，它大胆进入该国。1962年，公司收购了尤里乌斯·施密特公司并于80年代中期合并成伦敦国际集团。但是，所有这些行为在当时看来并不让人乐观，于是公司的美国头头开始寻求在前景不明朗的市场中进行多元化投资。这意味着，几十年来伦敦橡胶公司和施密特公司生产的重点——安全套，被摆在了一边，美国头头转而布局新的、和安全套毫无关系的产品线，遂令伦敦国际集团陷入了赤字。

老供应商的一点新鲜事

尽管关于自动售货机没有任何新鲜的内容，新的调查倒证实了一件有趣的事：第一次购买安全套的人通过从自动售货机购买获得宝贵的经验，因为他们觉得直接去店里买实在太尴尬了。

新管理层介入，试图挽救公司，他们决定将重点重新放回到安全套身上，而且只有安全套。他们做的还不止这些。尽管伦敦国际集团为“杜蕾斯”品牌90年代占据了英国市场的最大份额而感到高兴，公司依然着力开发了一个全新的安全套品牌：前进（Avanti）。“前进”是由聚氨基甲酸酯制成的，只有乳胶安全套的二分之一薄，却有两倍的坚韧度，同时，它适用于那些对乳胶过敏的人。“前进”跟在施密特品牌之后进入美国，它除了帮助公司重新走回正轨之外，还让人们认识了Allercare旗下附属的“闷骚”牌安全套（Protex），并令得施密特公司在自动售货机市场站住了脚跟，这对于公司来说还是史上第一次。

伴随着收购而至的是出售，公司决定缩减产量、收紧品牌线。在公司早期的海外经营实例中，为了节省投入，一些英国的生产设备被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的工厂，这令公司变得精简，同时也意味着利润更加丰厚。“杜蕾斯”继续在英国市场中领跑，同时在世界各国的市场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份额。它继续为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大量货品，并收购了马来西亚品牌“先生”（Mister，销售到欧洲）、西班牙品牌“雄性释放”（Androtex）、美国阿拉丹公司（Aladan Corporation），同时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迈进中欧、东欧、俄国和拉丁美洲市场。公司还发起了史上最大型的国际安全套推广活动。伦敦国际集团变得如此成功，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购买了大量它的股票。

但是，可悲的是，到了90年代后期，“谢克丝”、“拉美西斯”和其他施密特公司的品牌加在一起，仅占据整个美国市场的20％份额，这让公司决定除了“杜蕾斯”之外，舍弃其他所有品牌。这一整合政策的成功让公司的头头后悔没有从一开始就将所有公司的产品打上“杜蕾斯”的标签。毕竟，“我们希望自己能像可口可乐公司或者吉列剃须刀公司那样。”而另一方面，在施密特干了一辈子的员工，就这么成为了安全套历史上的一个脚注。

反垄断，英国风格

早在80年代中期市场销量被愈发看好之前，英国政府的垄断和兼并委员会（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就对伦敦国际集团在英国安全套市场中的控制力心存忧虑，但为了保证国民健康体系发放的安全套足够便宜，它还是持默许的态度。到了9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新品牌试图进入市场，让委员会认识到他们必须对伦敦国际集团强制零售商和批发商以之为唯一供货商的行为加以制约。竞争可能意味着价格上能够更加便宜。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对艾滋病的恐惧以及“伴侣”牌安全套的高认知度终于结束了“杜蕾斯”的垄断地位。即使这样，“杜蕾斯”还是绝大多数人的最爱部分是因为它的耐用性，部分是因为它的历史。

但是，当一个不太有关系的公司也寻求向安全套市场扩张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型企业集团的传奇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20世纪初期，作为医学院的学生，为了支付学费，威廉·萧尔（William Scholl）去一家鞋店打工。这段经历让他知道，一双不合脚的鞋子会带来很多痛苦和不适，这也让他致力于开设一间专门保养足部的店铺。几年之后，发展大众治疗方法的创意和经商的能力，让他的公司成为盈利颇丰的企业，并以“爽健”品牌（Dr. Scholl）闻名。但是，这个出生在印第安纳州奶牛牧场的纯朴男人，如果看到自己挚爱的公司百年之后竟然进入了性辅助用品行当，对他那一定是个强刺激。

好的振动

到了21世纪，安全套也引入了高科技，其中包括用作振荡器的设计。

到了90年代晚期，萧尔博士的足部护理公司将它欧洲的生产线与英国公司塞顿健康护理集团（Seton Healthcare Group）合并，成立了塞顿·萧尔健康护理公司（Seton Scholl Healthcare）。他们接下来又收购了伦敦国际集团，形成了今天的塞顿·萧尔有限公司（Seton Scholl Limited，简称SSL），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套企业[5]。

邓禄普充气轮胎公司

和其他大型安全套生产商一样，作为太平洋邓禄普公司（Pacific Dunlop Corporation）的分公司，安塞尔的“出生”是非常卑微的。邓禄普公司由约翰·鲍伊德·邓禄普（John Boyd Dunlop）开创，此公同时也是充气轮胎的发明者。邓禄普是一名苏格兰的动物外科医生，一直居住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他的发明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被认为是自行车行业以及之后的汽车行业一项非常重要的革新。1889年，他的发明被引进到澳大利亚，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这促使邓禄普公司在墨尔本开了一间分号。但是，尽管如此成功，母公司因为财政上的困难卖掉了一些分公司，其中包括墨尔本的这家。公司被一个加拿大集团收购，后者将公司更名为邓禄普澳大利亚充气轮胎公司（Dunlop Pneumatic Tyre Company of Australasia，Ltd.）。从此，“邓禄普”这个名字就陷入了麻烦。

19世纪90年代，最初的公司和其他橡胶公司差不多，多项经营中包括为澳大利亚市场生产安全套。然而，新公司决定结束该项业务，并于1905年将生产安全套的设备给了公司的一名员工——艾瑞克·安塞尔，后者命名自己的新公司为安塞尔橡胶公司。很多年之后，也就是1969年，公司又卖回给了邓禄普公司。今天，这个企业大亨的品牌包括“固特异”（Goodyear）、“魔术胸罩”（Wonderbra）、“纯果乐”（Tropicana）、“恒适”（Hanes）以及“居可衣”（Jockey）等等。

还是说回到安全套方面，安塞尔和理查德·布兰森的发明——“伴侣”品牌合作得很好，并且在安塞尔-美国的商标之下，公司还生产受欢迎的“生活方式”品牌。后者在80年代中期，仅占美国和加拿大5％的市场份额，但到了90年代晚期，通过拓展市场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鉴于这些成功的经验，公司在生产线上增加了副牌，比如加拿大品牌“爱经”（Kama Sutra）、“合拍”（Contempo）和“飞盘”（Discs）。在欧洲，伴侣品牌被法国人称为“Maxix”；被意大利人称为“Akuel”；被西班牙人称为“Primex”，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分别成为“Chekmate”和“Affinity”。到了21世纪00年代中期，安塞尔成为每年销售额达几十亿美元的商业巨头。

其他的生产商比比皆是，比如日本排名第一的公司冈本（Okamoto），一直保持美国市场销售量第四的排位；英国品牌Pasante Healthcare，虽然零售量不大，但它专门供给国家健康服务部门；“安全套方案”（Condom Solutions Limited）的目标是大学的学生会商店和自动售卖机；德国的Condomi则经常出现在书报亭中，通过亮粉色的包装吸引注意力。而在政府和非盈利组织的努力下，诸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等拥有橡胶树的国家，除了从西方主要的安全套公司进口商品之外，自己也生产大量便宜的、质量不那么好的安全套。事实上，如果把这些出售给公益机构的无牌安全套的利润与在零售渠道销售的品牌安全套的利润汇总，这个卑微的小套子的整个产业产值在1990年代末是非常惊人的。

一个奇怪的成功故事

因为对橡胶的需求激增，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利比里亚的橡胶种植园成为最蓬勃发展的行业。它每年要向国际市场提供6万吨的乳胶。与疾病及防治的历史相吻合，让非洲大陆愁云惨布的疾病，恰恰让美国最古老也最成功的产业之一在这同一块大陆上兴旺发展起来。火石公司（Firestone Corporation）早在1926年便在利比里亚建立了大量橡胶种植园，甚至还有一个以公司创始人夫妻的名字——哈维和伊达贝拉（Harvey and Idabelle）——命名的城镇哈贝尔（Harbel）。从80年代开始，全世界超过2％的橡胶被用来生产高质量的乳胶安全套，而这些橡胶就来自于火石公司的种植园。尽管公司小心地将自己的成功说成是利比里亚和它的人民的财富，在很多年中，它还是要面对人们对种植园中奴隶式生产的指控。说到艾滋病，到了2003年，利比里亚大约6％（10万）的人口携带艾滋病病毒，3万6千个孩子因为这一疾病而成为孤儿。

最虔诚的天主教国家……爱尔兰案例

爱尔兰政府一边认为欧洲共同体实行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一边用齐奥塞斯库对待罗马尼亚民众的冷漠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国民。

理查德·布兰森，1991年

说到安全套，没有一个国家像爱尔兰那样抗拒使用它。尽管在爱尔兰，法定结婚年龄是16岁以上，尽管世界范围内防治艾滋病的活动风起云涌，爱尔兰的已婚男女，还是要在年满18岁后才能从政府颁布执照的药店或者药剂师那里得到安全套。

理查德·布兰森天生就是个活动家，所以，他帮助爱尔兰家庭计划协会（Irish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一起来挑战这一现状。在他都柏林的维珍旗舰店中，在“爱尔兰家庭计划协会”的标志下，这群勇敢的人设置了一个售卖“伴侣”牌安全套的小亭子，这当然是不合法的。他们在地方政府的监控下工作，直到极端保守派迫使地方警察局关闭了这个售货亭——探长约翰·麦克考恩（John McKeown）走进维珍商店并买了一盒三支装的安全套，随即控告该团体违反了1985年颁布的家庭计划法案，并处以400爱尔兰镑的罚款。这一看上去很简单的行动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世界各地的报纸纷纷指责爱尔兰共和国沉重的法律条款。这次行动也让U2乐队的主唱波诺（Bono）卷进了安全套的论战中——他和他的乐队支付了罚款，同时，作为对法律条款的挑衅，售货亭继续开张营业。

关于控制生育的斗争

爱尔兰为自由而战并获独立之后，它却成为西方世界最为性压抑的国家。1937年宪法意在将天主教的意识形态和政府方针融为一体；1986年天主教谕令《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禁止进行人工避孕。这项政策成为爱尔兰政府禁止生育控制的指路明灯和借口。但是，很多爱尔兰人持不同意见。到1974年，至少有4万爱尔兰女性服用过避孕药；在爱尔兰境内每年至少销售1千万个避孕套，这些安全套都是经由走私流入黑市。鉴于政府指令和个人需求的冲突，1978年的卫生法令加入了家庭计划部分，允许限制性售卖安全套。但这有点太晚了特别是当艾滋病侵袭这个小国家时。直到1993年所有关于安全套售卖的限制才被取消，这距离爱尔兰查出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已经过去了10年。

故事的剩余部分充其量也就是让人一笑，而在都柏林，在这座拥有充满活力的大学、精彩的夜生活和越来越多思想交流的首都城市，很多爱尔兰人开始公然反抗当地法律。各行各业的人们继续着家庭计划协会开始的事业——他们在学生会、酒吧和俱乐部里摆放安全套自动售卖机，这让爱尔兰政府不得不修改法律，并最终接受了安全套。但是，这已是在成千上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无数爱尔兰国民遭受痛苦之后了。

谁反对了？循环争论

美国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库珀也遭到了批评，特别是当他宣称，如果不把安全性行为的理念引入公立学校，再多的成人性教育都无法根除这种新疾病：“我们需要在学校里开展性教育……其中必须包括有关异性恋和同性恋的知识。”

遗失的番茄酱事件

2005年时，犹他州摩门教会的一位领导人接到一个教区居民打来的惊慌失措的电话，要求他组织同一教区的父母们一起反对当地的麦当劳餐厅。让这位女士狂怒的根源是什么呢？因为当地的麦当劳餐厅给任何购买食物的顾客免费发放安全套！

当这位领导者去到麦当劳亲自打探情况的时候，他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橱窗上写着：“购买任何商品可以免费得到调味料[6]”。

很多年来，公众民意测验显示，至少八成美国民众同意总医官的意见。但还是有些人反对，其中一些人是出于宗教的考虑，另一些人也有自己的理由。库珀刚发表完声明，天主教领导人就宣布说，教会关于安全套的禁令“在艾滋病蔓延的情况下没有改变，以后也不会……美国势必将性行为当作和握手一样随便的事情。”“我们相信通过推广不道德的性行为，安全套实际上加速了艾滋病的蔓延……安全套的有效性非常值得怀疑，它给了人们一个错误的安全信号。”之后出现了伟大的道德卫士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他宣称教孩子使用安全套是不道德的，“这是产生乱交的根本原因，并且破坏了女孩们天生的矜持。”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一群不那么愿意公开意见，却投了反对票的人，包括反对人工流产者、憎恶同性恋者，以及希望对公立学校的保健科采取行动的人。后者甚至设立了“公立学校反安全套”休息室。

如果我是“安全套女王”，并且能够让每个沉迷于性生活的美国青年都使用安全套，我就会在头上戴上一顶王冠，而王冠顶上是一个安全套！我会这么做的！

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乔伊斯琳·埃尔德斯（Joycelyn Elders）

在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奇怪的斗争氛围中，继托马斯·帕伦之后，美国最直言不讳的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在新总统的顾问团中取得了自己的位置。当克林顿总统选择乔伊斯琳·埃尔德斯担任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的时候，安全套问题正在风口浪尖上，而埃尔德斯不仅成为第一个获得该职位的女性，更是第一位获得该职位的非洲裔美国人。她第一次与克林顿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克林顿还是阿肯色州州长，而阿肯色州正是埃尔德斯的故乡，当时她被克林顿任命为州政府卫生部部长。当她被一名记者问到，是否支持在阿肯色州的学校中提供避孕用品时，她回答说：“我们不会把安全套摆在学生的午餐餐盘里，但，是的，我支持。”这让在场的克林顿和记者脸都红了。或许比尔·克林顿是看到了某种不祥之兆吧。

埃尔德斯就任时，带着一张令人吃惊的工作表：她决定继续维持人工流产的合法性；所有学龄学生必须接受性教育；让房事后避孕药合法化；并且希望所有初高中学生能够免费或者通过方便的途径在学校得到安全套。她的高姿态和毫无遮拦的个性惹怒了保守派政治家，后者和众多前辈一样，不希望出现这种性开放的局面，所以他们决定让这位女政治家的职业生涯迅速结束。

我们的孩子花15000小时看电视，11000小时读书、写作和做算术。我们没有使用最强大的媒体——电视，来教育人们（抵抗艾滋病）。我们的国家真的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总医官乔伊斯琳·埃尔德斯联合国，世界艾滋病日，1994年12月1日

尽管有库珀的勇气和对美国公众产生的影响，但是到90年代中期，埃尔德斯认识到，日益增长的艾滋病患病人数表明一切提倡的预防措施都未奏效。尽管安全套营销商转变了营销重点，来回应急剧增长的性病人数，新任的总医官却感觉美国政府并不打算运用其巨大的潜力来影响和教育公众追求更安全的性行为。埃尔德斯相信，性教育和安全套的普及是防止性传染疾病以及意外怀孕的最好方法，她也是第一个指出自己所说的意见是“显而易见的”：在学校里普及性教育的国家，通常人工流产率会低很多，如果美国愿意用诚实和务实的态度去面对，那么这两方面的问题也同样可以迎刃而解。

面对这些非常敏感且棘手的问题，埃尔德斯的表达处理过于尖锐刺耳，让她遭受了公众暴风骤雨般的攻击。而克林顿总统虽以在研究艾滋病和帮助艾滋病感染者方面增加投入表示了某种意义上的支持，但是他并不愿意将宝贵的政治资本花费在顾问团中一位被媒体称为“安全套女王”的成员身上。

15个月后，因为在公众面前声称要让孩子接受手淫的性教育，以防止性病传播，埃尔德斯被撤职。这就是那根压断了骆驼背的稻草。

艾滋病肯定会改变我们所知道的性教育的本质……它会让人们更公开、更直接地讨论安全套和其他安全性行为的方法。性教育已经不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

哈维·法恩伯格（Harvey Fineberg），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埃尔德斯的经历并不让人吃惊，尽管很多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父母认为，在初中和高中应向学生提供某种形式的性教育。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报告说，即使到了21世纪，也只有70％的初中和85％的高中提供关于性病的信息。国家并没有向学校提供这样的教育课程，仅有的一点儿还是地方学校董事会提供的。就连在被认为是最开放的加州，法律规定也只要求初中和高中安排一节课谈到性病，也就是说，公立学校的学生，一生中只能接受两小时不到的性教育。而在那些课程中，关于如何使用安全套的知识恐怕更加微乎其微。同时，大多数性教育课程都被放在了科学或者健康课里，而教授这些课程的老师很少受过性教育方面的培训。实际上，对于教授这些课程的老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很少部分的人在课堂上谈论性时，不会觉得尴尬。

在所有大型城市中，只有少量高中设立了能提供性知识咨询和安全套的医务室。当乔治·布什当上总统时，这些原本已经资金不足的机构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被要求教育孩子禁欲，而不是性知识。不要安全套，不直接讨论艾滋病。

看起来，21世纪初期，安全套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

海滩激情

到了90年代晚期，在18岁至32岁的英国游客中，每6人就有一人和旅途中遇到的人发生过性关系，其中只有一半人使用安全套。

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尽管很多英国学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供性教育课程，有些地方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但关于是否必须学习安全性行为方面的知识，争论一直持续到21世纪：没有政治力量推动这一做法，同时，提供免费或者便宜安全套的渠道很有限，相关的课程也没有标准化。这一现象带来的后果就是，十几岁青少年的高怀孕率，以及到90年代后期不断增长的性病感染率，尤其是在15到24岁的年龄范围内。

另一方面，有些欧洲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认识到早前被狠狠打击的性教育的好处，因此这一地区感染性病的比率和青少年怀孕的比率都是最低的。值得注意的是，瑞典人在这方面的努力走在了前面，针对其他性病和青少年怀孕问题，他们在艾滋病恐慌到来之前很久就开始了成功的性教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这样解释瑞典的成功案例：

喷涂型安全套

德国安全套咨询服务研究院（Institute of Condom Consultancy）的科学家——真的有这样的机构！——研制出一种喷涂型的安全套。一位发言人说这种新安全套不存在尺寸问题；“我们试图研制出一种对所有男人、所有阴茎尺寸都适用的安全套……我们是认真的。”使用它的人必须将自己的阴茎插入一个喷涂罐中，按动一个按钮，阴茎就会被喷涂上一个有图案的安全套。还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

不甘落后的另一家德国公司“生活欲望”（Lebenlust）设计出一个计算机程序，它将客户的阴茎3D建模，为其度身定制安全套。价钱？3D建模、款式选择和没有特别说明的安全套数量，加在一起是1200美元。顾客也可以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

禁欲的建议被抛弃了，只允许婚后发生性行为的想法也被抛弃了，避孕教育公开化了，全国范围内针对年轻人的诊所网络也建立了起来，目的是为了提供保密的避孕建议和免费的避孕用品。

1990年代，艾滋病进一步扩散，连瑞典也未能幸免，政府和私人机构重新修正了他们的应对措施。于是，到了90年代末期，整个国家性病感染率下降了40％，而即使在感染率最高的时期，其数值也并不算高。

其他欧洲国家，举例来说，荷兰，其成功应归因于他们对性极为公开的讨论。荷兰人在询问相关问题和购买安全套的时候不觉得羞耻，而媒体在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中期望达到的目的是“据实相告”。所有这些行为在全国范围内的公立学校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现在可以凭你的医疗卡免费得到12个安全套。具体情况请咨询你的医生。”

到达高音

音乐安全套会随着做爱达到高潮而发出越来越响和越来越快的声音，这款安全套最早出现在乌克兰市场上。伴随这种安全套出现的还有一种特殊的传感器。戴上安全套后，传感器会将一个信号传递到安全套底部的微型话筒中，并从此处响起音乐。

一个公司的代表告诉记者：“当性交越来越激烈，安全套就会演奏出越来越快、越来越响的音乐。”

反强奸女用安全套

一位叫索内特（Sonette Ehlers）的南非发明家发明了一种反强奸女用安全套。最初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开普敦市场上推出。这种安全套的目的是帮助减少性侵犯，当时的南非是世界上性侵犯率最高的国家。当有人施暴时，女性将这种安全套挂在男人阴茎上，施暴者会感觉阴茎非常疼痛而无法继续下去。可悲的是，也许因为缺少市场推广的资金，或者设计上有缺陷，这种安全套并没有流行起来。

安全套在世界其他地方

艾滋病蔓延到发展中国家的步伐比较缓慢，但一旦到达，后果却是毁灭性的。当然，像孟加拉和阿富汗这样的国家，他们的领导人很多年中完全不承认自己已经麻烦重重的国家中有艾滋病。不过，说到孟加拉，作为1960年代西方社会对东方国家人口暴增的回应，早期美国领导的控制生育运动至少开启了该国全新的安全套进程——专门设立了一个政府机构，派发安全套和教育人们如何使用安全套。

我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但是很多人觉得。我的意思是，我用这些钱还能干什么呢？这是我一生的事业。我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途径来使用这些资源。

菲利普·哈维，DKT国际创始人“亚当和夏娃”品牌持有人

菲利普·哈维是非政府组织“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该组织于1970年成立，其向美国大学学生提供安全套邮购服务的行为挑战了当时的法律。菲利普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回江湖，创立了非盈利组织“DKT国际”（DKT International），该名称取自印度一位生育控制先锋之名。哈维60年代时在印度的一家援助机构中工作，在那里，他认识到安全套在限制人口的快速增长方面能够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之后，他更认识到安全套在预防疾病方面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将商业和人道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天分，使他成为此领域一名真正的先锋。

创造性的资助

哈维和他的搭档蒂姆·布莱克博士早年在作为安全套使用倡导者的时候想到了应该如何来资助自己的非盈利性活动。这对伙伴在将安全套卖给美国年轻人时问自己，他们能够得到足够的现金去资助海外的社会福利推广计划吗？他们认识到可以绕开传统的捐赠方式，而以“有益的自治”的方式运作公益组织。这两个人将他们盈利性的风险投资项目称为“人口计划会”（Population Planning Associates）并单独设立了一个非盈利性质的协会——“国际人口服务组织”。到1975年为止，该组织在肯尼亚和孟加拉国一直在运作安全套的推广项目。

耐用的榴莲

DKT国际非常努力地去满足其国际受援国的需求和口味。他们甚至尝试制作有味道的安全套，包括使用新鲜榴莲（在越南非常流行）。问题是榴莲的果实甜而多汁……但是果皮会散发出强烈的臭味，因此很难生产出尝起来有甜味闻起来却不臭的榴莲味安全套。

哈维是“亚当与夏娃”品牌的创始人，该品牌成就了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性用品企业。公司最初只生产安全套，但很快拓展到各种各样的性玩具。哈维从每年7千万美元的销售额中抽取一部分投入非盈利组织，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进行安全性行为和生育控制。他的打算是在10个发展中国家中让人们能用便宜的价格买到安全套。这一理念让他成为一个新词汇——“慈善企业家”（philanthropreneurs）的先锋代表。慈善企业家指的是那些从企业家成功转型为慈善家的年轻人，包括理查德·布兰森、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7]和皮埃尔·奥米亚尔（Pierre Omidijar），他们分别为维珍公司、苹果电脑和eBay的创始人，他们将自己赚到的利润和商业方面的知识运用到帮助其他人身上。哈维将自己十分成功同时也受到很多争议的生意用于资助他那些非盈利性质的慈善活动，同时，他证明了自己对于人类精神的理念是正确的。DKT国际每年供应无数安全套，这些安全套在亚洲工厂中生产，或者由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不过DKT国际和其他非盈利组织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他们售卖自己的产品。按照哈维的说法，“在这个行业工作了35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完全赠送性质的活动能够维持很长时间。”哈维知道，通过收取一点钱，那些购买他的安全套的人（绝大多数是男性）会在使用安全套的时候，享受到更大的乐趣。

在埃塞俄比亚，哈维的机构创立了一种可以拯救很多生命的模式——它与军方合作，出售不超过一便士一个的安全套。士兵们只要离开基地，都被要求随身携带一个安全套。这项措施让军队的艾滋病感染率始终保持在5％左右，这个数值在整个非洲大陆国家中是最低的。其他很多非洲军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达30％甚至40％。

玛丽·斯特普国际

“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的联合创始人蒂姆·布莱克继承了玛丽·斯特普中断的事业。作为斯特普将节育诊所带进英国的事业的旁支，布莱克不仅延伸了这一理念，还成立了非盈利性机构“玛丽·斯特普国际”（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这是一个扩展能力很强的组织，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布莱克早期的工作是试图向美国年轻人提供安全套，这项工作现在已经成为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组织的主要职责之一。

同时，和很多在他之前的安全套先锋们一样，哈维不得不为了让DKT国际保持在预防疾病的最前沿而进行斗争。不过，这一斗争所针对的并非第三世界的官员，而是美国的权力机构。作为平等权利的捍卫者，哈维没有同意签署一项反对卖淫和性交易的公约，他不想在向性工作者提供安全套方面受到限制，签署公约就意味着他无法再和这一最易受到攻击和谴责的群体合作并进而影响他们。而这一拒绝签署公约的行为是冒着失去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的联邦基金的风险的。1990年代早期，在美国政府对派发安全套颁布禁止令期间，他让自己机构的代表驻留海地，以此行为作为对联邦政府的公然抗议。他的工作人员坚持保证安全套低廉的价格，而且供应量充足。

哈维的底线？没什么新奇的——“它们如此简单却又如此有效。它们很便宜，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奏效，而且它们适合每一个人。”

[1]原文如此，有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俄罗斯人是1933年获奖的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而在索尔仁尼琴之前，尚有帕斯捷尔纳克和肖洛霍夫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2]小说《红字》中的女主角。——译者注

[3]“白水门事件”又称“白水开发公司”案，时任总统克林顿涉嫌经由该公司转划另一家麦迪逊储贷担保公司的非法红利并用于政治竞选，而麦迪逊储贷担保公司后破产并被控“银行诈骗”。该事件调查旷日持久，最终于2000年认定克林顿夫妇无罪。——译者注

[4]“舒洁”（Kleenex）是全球最知名的面巾纸品牌，多次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全世界100个最有价值的品牌之一，“Kleenex”一词，也被收录进英文字典，成为“纸巾”的代名词。

[5]2010年，利洁时集团（Reckitt Benckiser）并购SSL，“杜蕾斯”品牌一并归入旗下。——译者注

[6]“安全套”英文拼写为condom，而“调味料”英文拼写为condiment。——译者注

[7]原文如此。——译者注

尾声　很多套，没有水：新千年

1995年到2004年之间，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私人机构已经捐赠出超过160亿个安全套，拨款超过6.52亿美元给发展中国家用来购买、生产安全套以及普及性教育。到了21世纪，全世界各地的零售市场中安全套的数量、品种之多是惊人的，具体的数据和细节需要很多个章节来描述，在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曾经由“贫穷且被剥夺权利的人们”经营的“门背后”的产业的现状。

2006年上半年，仅仅在英国，“杜蕾斯”的销售额是9千万英镑；美国为4.44亿美元；就连菲律宾这样因为天主教居主流地位而一度没有安全套的小国家，销售量也是直线上升。在欧洲，购买量最大的是西班牙人，他们最喜欢日本制造的安全套，而其他国家每年花费在安全套上的金钱也是惊人的。

但是，在艾滋病的年代，其他一些数值也许可以告诉我们故事的剩余部分。

21世纪最初十年的末期，艾滋病蔓延到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被感染：20世纪90年代，8百万人感染艾滋病；2006年，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报道，患病人数大约为4千万。而其他性病，绝大多数也都重新呈上升势头。和现在的状况相比，以前的瘟疫根本不算什么。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一些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人感觉到，“安全套无处不在”，这让其中一个人抱怨说，这么多外国援助资金都集中在艾滋病的防治上，而对于维持生命的必需品，比如清洁的水资源，却没有必要的资金注入：“我们有足够的安全套，但没有清洁的水。”尽管对于一个压力日增的世界来说，确实没有足够的钱去满足所有的需求，但“安全套太多了”这种说法显然不对。我们需要更多……

在发展中国家，尽管通过地方、国家和国际各方的各种努力，无数安全套被发放出去，但是大多数国家人口数量依然在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人口正在年轻化，所以安全套的数量好像永远都不够。根据国际人口行动组织（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的统计，仅2002年一年，大约派发了25亿个安全套，7600万美元用于性教育和派发用途。而2000年时，派发的安全套数量为9.5亿个。

很多帮助和努力都投注于这个小小的套子。问题在于，什么才是最需要的？

2002年，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量是99亿个安全套，需要15亿美元用于性教育以及派发费用。到2015年，预测需要186亿个安全套和超过20亿美元。从事援助工作的人员对于有太多安全套、却没有干净的水的抱怨也有一定的道理——人们太过关注生产和派发过程，而防治艾滋病远远不是一个数字的游戏。比能够生产多少安全套，以及发达国家将要或者能够提供多少资金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预防疾病的发生。这个问题关乎政治、文化以及多年来关于人类性行为“错与对”的争论。所有这些因素才是，也必须是关于当代安全套讨论中的核心话题。

太阳下山以后没有艾滋病……

尽管大量的安全套和金钱被用于派发给穷人，但国家和地方上的贪污行为意味着这些主要援助机构提供的资金与安全套可能无法到达预期的目标人群——这一现状让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一直坚持要求他们提供帮助的群体作严谨的汇报。此外，对于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窃走的安全套或者原就打算“捐给当地政府进行派发的安全套”会被不加区分地征收关税，而这些安全套本来就应是免费的。社会规范的限制和文化束缚让年轻人接受使用安全套变得困难，特别是年轻女性。她们通常都在男性的控制之下，这限制了她们使用安全套。在很多非洲国家，女性的处境极其糟糕，那里的内战和族裔仇恨让女性身处险境——强奸是最普遍的威胁——多少个安全套都无法解决这个过分泛滥的问题。

在派发系统运转得很好的地方，依然存在着贫穷或者公共教育匮乏的问题，运行体制也受到文化程度低和培训不足的困扰——受过培训的教育者可以从契合当地文化特点的角度传播相关信息——这令追求更安全性行为的教育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其次，还有“安全套错误信息”的问题，其中一些看起来是乡野传说的不断翻炒——利比里亚儿童性教育工作者之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地人拒绝戴安全套的原因是，艾滋病在晚上6点之后“就离开了”，所以“太阳下山之后”，安全套就没用了。还有一些本应该了解更多的人却站出来发表过分的公开讲话：肯尼亚内罗毕的大主教内泽基（Raphael Ndingi Nzeki）鼓吹反对使用安全套，宣称“艾滋病……蔓延得如此之快，就是因为人们随处可以得到安全套。”同时，另一些非洲教士套用小道传言以警告教民不要使用安全套，告诉他们说，安全套在工厂生产的时候，就故意加入了HIV病毒。

当这些被置于世界各地可怕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中考虑时，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因为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而导致感染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但是，西方社会的托词是什么呢？

口水战——道德预防措施又回来了

20世纪90年代晚期，前美国总统候选人之一鲍勃·多尔（Bob Dole）作为“勃起功能性障碍药物治疗”的代言人在一档黄金档电视节目中乐观地表示关于安全性行为的公开的、诚实的公共对话已经展开，对于派发安全套及其广告不再有任何限制的时代终于来临了。事实并非如此。

进入21世纪，尽管没有法规明令禁止在黄金时段播放安全套广告，但是很多社会阻碍依然存在。2005年，“特洛伊人”成为第一个晚间11点以前在电视上做商业广告的安全套品牌。广告本身非常发人深省，它运用数据告诉观众，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的危险性。这种做法，效果触目惊心，一度被安全套企业摒弃。公司市场部副主管对此表示：“我们的数据显示，每年有1500万美国人感染上性病。我们相信，我们用来沟通的方法是有礼有节有品位的。”不过，在很多西方国家，传染率的增高不能简单归咎于安全套广告的缺失。原因很复杂，既有各方努力在协调上的不足——商业利益和公众利益本应加以协调以取代以往碎片式的努力，也有公立学校关于性卫生的教育不充分或者不正确的因素，另外，还有安全套的售价问题，以及一直存在的伴随购买安全套而至的名声问题等等。现在，这个问题也许变得更加复杂了。

和几个世纪前一样，到了21世纪，很多人变得自满，性病的问题不再在他们警惕担忧的事项内，同时，另一些人则感到“信息疲惫”。而在最初铺天盖地的新闻故事和公益广告让人们对性行为产生恐惧之后，一些人又走进了如下场景中——这些人在离婚或者丧偶之前保持了很多年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从未想到过自己也会成为潜在的受害者，成为易感人群。其实，他们和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在习惯获得信息的媒体渠道中，很少得到有关安全性行为的知识。

伟哥安全套

2005年针对一些男性因为戴上安全套后无法维持勃起状态的问题一家英国公司发明了一种带有“能引起勃起的混合物”的安全套。这个新玩意儿被认为可以帮助防止滑落，因此增加了情趣和安全性。如果这款伟哥安全套通过所有检查“杜蕾斯”将准备在全球发售。

尖锐

作为对艾滋病和其他性病日益蔓延状况的回应，美国海军的《性卫生和责任方案》是政府机构在推行安全性行为方面所做的努力：

因为通常来说此一议题受情绪支配，所以有针对性地投放安全套需要全面的考量和领导者的勇气。介入的策略必须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和公众的理解保有敏感。这里讨论的是特定的例子。

领导者的支持至关重要。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对此可能要失望了。

欧洲模式

欧洲人远远没有美国人那么拘谨欧盟在21世纪对性病的增长给予了有力的应对。在法国，政府推动一项让安全套变得非常便宜的计划。2005年一盒5支装的安全套只需1欧元就可以买到，超过半数的法国高中售卖这种安全套。同时，政府鼓励在医院、书报亭，夜店、电影院和更加规范化的零售店中售卖安全套。不管卫生部长是否知道他让一种旧模式又回到了人们生活中，他的计划中并不包含下面这样费神的事：公众对这场运动在道德层面展开辩论。

在美国和英国，少数人的意见没有被适当地表达出来，这让反艾滋病活动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说到性教育的时候，这些“少数人”并没有被考虑在内。不过，也许不止这两个国家正在经历着性病人数暴增的状况，对于每个人来说，承认人类是非常喜欢性行为的动物的同时，让人们——代又一代的人——负责任地行动起来，这样的挑战，正逐渐消失在无休止的辩论中。人们将太多的精力花在了老生常谈的争辩中，而不是去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军医告诉军人们的话，那句话其实就是底线：“天使只生活在天堂中。”

口水战的一些实例

尽管性方面的禁欲是一个让人崇敬的目标，但相关的措施必须包括更安全的性行为的指示和如何使用安全套。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靠科学证据。

全国卫生研究院，1997年

认为派发安全套是减少青少年怀孕率的最佳途径的人，显然没有根据数据说话。

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1999年11月

目前的研究发现并不能证明，教育上一味强调禁欲的方法对于推迟性交开始的时间有所帮助。

美国医疗协会，1999年

了解禁欲教育的力量和所能达到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

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2000年9月

所有青少年都应该接受正确并持续使用安全套的咨询，以此来减少受感染的风险。

美国儿科学会，2001年1月

我支持很多专家的意见，并只是希望提醒公众，当安全套被当做避孕用品使用时，它不一定是靠得住的，使用了安全套依然怀孕的例子并不少见。说到艾滋病这种病毒，它比精子细胞要小450倍，因此，安全套所使用的乳胶材料显然不够安全。这些不确定因素……应该代表了卫生部门和所有相关运动的一种义务，那就是必须齐心协力地斗争，就像他们对待被认为是危险品的香烟的态度。

梵蒂冈枢机主教特鲁西略（Alfonso Lopez Trujillo），2003年

当我们面对着一个已经杀死了超过2000万人、目前至少4200万人受感染的全球性流行病时，这些关于安全套和艾滋病的不正确的声明是非常危险的。

世界健康组织对特鲁西略的回应，2003年

一个安全套，当它被用来保护生命的时候，就不仅仅限于性的范围之内了。

比利时枢机主教丹内尔斯（Godfried Danneels of Belgium），2003年

婚前禁欲行为和对稳固婚姻中的另一方的忠诚，显然是避免感染上性病的关键。但是，教会的牧师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不是每个人都遵从教会发出的以价值为根本的指令的。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应该给予人们各种选择，其中之一就是使用安全套。不是将安全套作为避孕用品，而是用来防止一种致死的病毒的传播。

南非主教凯文·唐林（Kevin Dowling），2004年

最让人难过的事情是，这些正统派教徒的信仰中没有一条扎根于、或者说代表了他们自称为之服务的主流宗教。正统派基督徒的基督教被广泛认为和现代神学没有关联，就好像它和现代科学的关系一样。极端正统派伊斯兰教主义者的观点和行为很难在《可兰经》中找到认同……反对使用安全套的运动是受原教旨主义的信条驱动的，因为在原教旨主义中，忠诚和信仰不仅取代了证据，还引导人们蓄意曲解那些在服务更高层次事物时假定的事实。从这个角度讲，这场运动，它拒绝承认人们思想已发生变化这一现实，拒绝承认物种多样性日渐削弱的严峻事实，它的实质和它的具体实施手段是相辅相成的。

罗伯特·梅勋爵（Lord Robert May），皇家学会会长，2005年

危险在于，我们有一种来自于宗教等级制度的绝对的禁令，这条禁令告诉我们这么做是错的，然后，当人们需要保护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又这么做了，这会让人们丧失信念。我们在未来几年中将花费150亿英镑来和艾滋病做斗争。同时，做好预防的工作也很重要，我们也计划增加安全套的派发数量。

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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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引言

第一章 纸莎草、大毒蛇和遮羞布：古代人与安全套

第二章 从为了快乐的性交到大瘟疫：近代早期欧洲的爱情

第三章 那不勒斯瘟疫、邪恶的弗朗索斯病、雅司病或者威尼斯病：哥伦布和大瘟疫

第四章 套套不会让你失望……议员、诗人、学者和起源

第五章 针对盔甲的医学辩论和对消费者的告诫：医生、辩论、浪荡子和P女士们的战争

第六章 最著名和最臭名昭著的使用者：名人的外衣

第七章 马尔萨斯、皮肤和死信：西方的文化战争

第八章 一个男人与安全套的斗争：美国内战和科姆斯多克运动

第九章 反淫秽法，美国安全套和法国安全套：英国有没有科姆斯多克？

第十章 “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黑幕揭发者、道德盔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十一章 车后座的性行为：爵士乐和广告的年代

第十二章 兄弟，你能省下一毛钱……买个套吗？经济大萧条

第十三章 胜利……取决于你省下来的安全套：战争年代

第十四章 后座的接吻和我漂亮的身段……让我们戴上它吧！从婴儿潮到现代瘟疫

第十五章 他所说的只有“放弃”：艾滋年代

尾声 很多套，没有水：新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