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

俞祖华，俞梦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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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俞祖华，俞梦晨著.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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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梁启超 —— (1873—1929) —— 家庭教育 —— 经验　G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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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

俞祖华，俞梦晨　著

出 品 人：童之磊

责任编辑：朱厚权

出版发行：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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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布：2015.03.31

更新时间：201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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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ISBN：978-7-5474-0951-0

出版时间：2013.6.1

目　录

一　梁启超与他的九个杰出儿女

1.“三不朽”的伟人

2.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

3.“中国家教第一人”

4.一门三院士

5.子女个个是才俊

二　关注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

1.做合格的启蒙老师

2.让儿女接受优质学校教育

3.让孩子出国留学开眼界

4.“理想的婚姻制度”

5.指导毕业后的择业就业

三　引领儿女获得全面发展

1.培养爱国情操

2.意育教人不惧

3.智育教人不惑

4.情育教人不忧

5.让儿女一道理财持家

四　扮演多重角色的好爸爸

1.大小宝贝们的慈父

2.做孩子的知心朋友

3.做孩子的成长导师

4.“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

五　理念上的引导与方法上的指导

1.备受推崇的教育理念

2.行之有效的育人方法

3.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

六　梁启超家教案例的现代启示

1.健康是基础，做人最重要

2.男孩女孩都用“爱”来养

3.要督促，更要量力而行

4.要引导，更要尊重个性

5.重言传，更要重身教

6.“富爸爸”更当倡导寒门家风

参考文献

一　梁启超与他的九个杰出儿女

梁启超（1873-1929），号任公，字卓如、饮冰室主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政论家、学者与教育家，在从政与学术、事功与言论上都有着浓墨重彩的出色表现。他不仅自己功成名就，而且培养了一批杰出学生，儿女也个个出息成才。作为教育家，他取得了令人惊叹不已的殊勋伟绩：他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列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他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的孩子个个成才，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个个皆才俊”的近代以来绝无仅有的家教传奇。

1.“三不朽”的伟人

他做到了“三不朽”　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家和人民建立功业；“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说、思想，撰写可藏之名山、传至百世的论著。此三者虽久不废，可千古流芳。“三不朽”被视为人格完美的典范，古往今来的有识之士，把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建立不朽业绩，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但是历史上能在这三方面都做到不朽的人，寥寥可数。梁启超堪称是做到了“三不朽”的奇人、伟人。

戊戌变法前之青年梁启超

梁启超把“三不朽”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方向与目标。他很佩服曾国藩，因为曾国藩在人们看来做到了“三不朽”，有人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对联总结其一生，而曾国藩自己也确以“三不朽”自勉，其故居有一幅楹联为“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梁启超把曾国藩作为学习的楷模，对其遗著“一日三复”。为便于诵读与自省，从其上千万字的遗著中精选出精华部分，编辑而成《曾文正公嘉言钞》。他在序言中称曾国藩“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是“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

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左）与光绪皇帝（中）、老师康有为（右）合影。

梁启超一生矢志报国，坦诚待人，为国家与国人尊严奔走呼号，尤其是身体力行地提倡新道德，被称为“第一公民”；他在政坛叱咤风云，清末民初的重大政治事件中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开启了风气，引领了时代；在言论界和学界，“笔端常带感情”，妙文风行天下，国学功底深厚，堪为国学大师，且教书教得好，教子又有方。他把一个文人所能达到的高度，所能实现的梦想，都做到了极致。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路径，按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格目标，近现代很少有人能做到，但梁启超做到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卒于北京，与发妻李蕙仙合葬在西山卧佛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由长子梁思成、长媳林徽因设计的墓碑上，没有反映梁启超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曾自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可以说这句话的口气很大，但他的确做到了。一介书生，一支健笔，名动天下，留千万之文字，成不世之功业，清末民初，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出色。当时人的挽联、纪念文字，就从“三不朽”角度，对他进行评论，当然各有侧重，如蔡元培挽联：“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胡适挽联：“文字收功，神州自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沈商耆为梁启超所写的挽联是：“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1900年梁启超在澳大利亚留影

深度参与了清末民初社会变革　梁启超于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县（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889年17岁时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维新道路，世人合称他们为“康梁”。

此后，梁启超参加或见证了清末民初的几乎所有重大政治事件，深度参与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现代转型，是清末民初社会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之一。

1895年，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发起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三大主张，成为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之一。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同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逃亡日本。10月16日，抵达日本东京。此后，在日本流亡长达14年。

虽身居海外，但梁启超一直心系国内政局。1900年7、8月间唐才常策划、发动自立军起义，梁启超由檀香山急速返回中国。他是清末立宪运动的政治领袖与舆论领袖，大声疾呼实行“宪政”。为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他与蒋智由、徐佛苏等人于1907年10月在日本发起成立政闻社，次年2月将总部由东京迁往上海，使政闻社成为清末立宪运动中的一个颇有影响的政治团体。从1901年发表《立宪法议》一文开始，他一连发表了《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责任内阁与政治家》《责任内阁释义》《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等数十篇论述宪法宪政的论文，仅在1910—1911年立宪运动高潮中就发表了50多篇论述宪政的文章。1911年11月16日，清政府责成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命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辞而未就。在此前后，梁启超曾两次短暂回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8月27日，民主党成立，以梁启超为党魁。9月28日，梁启超离开日本；10月5日，抵达天津大沽，结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活。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抨击袁世凯称帝野心，策动学生蔡锷发起武力反袁。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人宣布云南独立，护国运动爆发。护国运动发生后，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年7月1日，张勋、康有为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梁启超通电反对，与老师康有为决裂。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祺瑞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

“言论界之骄子”　梁启超的“立言”有两个重要集中的时段：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启蒙宣传；一是1917年退出政坛后的学术著述。

19、20世纪之交，梁启超撰写了大量启蒙宣传文章，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19世纪末，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

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初，又创办了《清议报》，宣传维新，鼓吹民权。毛泽东对这一时期梁启超的言论予以高度评价：“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1902年初，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其言论“别有一种魔力”，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黄遵宪称：“《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胡适也深受梁启超言论的影响，他说：“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1902〕癸卯〔1903〕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

梁启超晚年专心致力于学术，撰写了多种学术著作，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家。他晚年寓居津门，潜心学术，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今河北区民族路）建造了“饮冰室书斋”，撰写了《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全集》等大量文学和学术著作。“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梁启超借“饮冰”一词，表达其内心的忧患意识。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在近36年的时间里，在社会政治活动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梁启超每年平均写作39万字。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148卷1500余万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曾经产生“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的广泛社会影响。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报人，一生创办、主编、领导或担任主笔的有《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17种报刊。

倡导“新民德”的“第一公民”　梁启超在“立德”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适应时代发展，提倡国民性，推行“新民德”，并且身体力行地践行现代公民道德，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公民”。

《时务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是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维新派报纸，也是当时维新派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梁启超提倡改造国民性的主要论著，是他于1902—1906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约11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称赞说：梁启超在当时就有胆量说出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的话，很不客气地指出了“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比如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的能力、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政治能力等。胡适以赞赏的口吻说：“他在这十几篇文字（指《新民说》）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梁启超把他在1902—1906年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的20篇文章，结集而成《新民说》。

梁启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也十分注意子女的道德教育。他在《曾文正公嘉言抄·序》中自称，教育子女“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吾屡教家人崇俭习劳”。在家书中，他多次教育子女要守寒士家风，要“磨练人格”，要戒“奢”和“傲”，要养成吃苦的韧性、养成节俭吃苦的习惯。梁思礼回忆他的父亲：“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知心的朋友。孩子们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父亲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除了以上谈及之外，他更关注对子女们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在这方面，他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循循善诱。”

出政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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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

“近代教育的主要奠基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培养了蔡锷、蒋百里、徐志摩、梁实秋、谢国桢等杰出的学生，写过80多万论及教育的文字。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救国”、“新民救国”理论的积极倡导者与推动者。他说：“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在《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中指出：“吾今一言以蔽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的教育思想涉及到了“欲兴邦必兴学”、“倡导成立新式学堂”、“大学者成才之路”、“基础教育及其课程设置”、“政治素质及其培养”、“道德素质及其养成”、“品格教育及人格教育”、“培养智、仁、勇兼备的人”、“趣味教育与情感教育”、“立志与挫折教育”、“就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家之自觉及哲学”等各个方面。因此，有学者称其为“近代教育的主要奠基人”。

梁启超在1902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中参照日本的教育制度，把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5岁以下为幼儿期，接受家庭教育和幼稚园教育；6-13岁为儿童期，接受小学教育；14-21岁为少年期，接受中学教育或者实业、陆海军、政治法律、美术、寻常师范等教育；22-25岁为成人期，接受大学教育，包括高等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该文对构建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作出了有益的、开创性的探索。

梁启超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发表了《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等文章，大声疾呼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教育，为现代学校教育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初的流亡日本期间，他主持和创办过多所学校，如在神户创办的同文学校，在东京创办的大同高等学校。

梁启超晚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同时主持筹办了司法储才馆，又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进行讲课或讲演。1921年10—12月，在天津、北京两地讲演7次；1922年一年之间，在北京、济南、上海、苏州、南京、天津等地讲演30余次。他在授课或讲演时，不仅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还尤为注重对听众进行品德教育、做人教育和人生观教育。他指出，不一定知识越多越好，“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

他乐于从教，觉得教育这门职业有着无穷的乐趣。1922年，他发表《教育家的自家田地》的讲演，指出教育家拥有最广最大最丰富的自家田地，他们生活在“教育快活林”里头，一面学一面教，自利利他，可拿被教育人的快乐助成自己的快乐，能从工作上获得精神上的快活。孔子屡次自白，说自己没有别的过人之处，不过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颜子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他们都是在享用教育的乐趣。梁启超也在打理教育这片“自家田地”中受用不尽，得益良多。他从作为学生导师这份工作、从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中分享着学生、子女们成长的快乐，并深有体会地连连感叹：“乐哉教育！乐哉教育！”

跻身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梁启超在教育史上最负盛名的事儿，当属他跻身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阵容。

如今的清华大学是“工科强校”。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的文、法、理学院被调出，几乎只留下了工科专业，被称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但清华大学的文科曾经有过辉煌。清华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9月1日与清华大学部同时开学，中国学术史上名闻一时的国学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一批学术名家汇聚清华园，一时开创学术新风，引领学术潮流，培养了一批才俊，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学术史上的“神话”。在他们的倡导下，学术界形成了“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的清华学派。

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图中人物自左至右是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

1925年9月8日，梁启超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职，居住在清华北院。他谢绝一般性社会事务，专心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职责。9月30日，他在《晨报》刊出《告访客启事》：“鄙人在清华学校每日上午皆有讲课，城内亲友乞勿以其时见访，致徒劳远涉，不克拱迓。又下午亦忙于著述，见访者如非有特别事故，请以座谈十五分钟为度。诸乞原谅。”在筹办国学研究院时，时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向胡适征询，并拟请他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胡适对此表示拒绝：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自己实在不敢当。他建议去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大师。

梁启超在家书中常和孩子提到自己在清华工作与生活的情景。如在1925年11月9日的书信中，他提到“我对于政治上责任固不敢放弃（近来愈感觉不容不引为己任），故虽以近来讲学百忙中关于政治上的论文和演说也不少（你们在《晨报》和《清华周报》上可以看见一部分），但时机总未到，现在只好切实下预备工夫便了。”1926年9月14日的信中提到，“最近于清华以外，忽然又发生一件职务”，即被任命为司法储才馆馆长，副手林宰平从身体的角度，“屡主张我在清华停职一年”。1927年1月的信中提到，“现在清华每日工作不轻，又加以燕大，再添上这两件事（指编《中国图书辞典》《中国图书索引》），真够忙了，但我兴致勃勃，不觉其劳”。2月1日的信中说，“清华功课有增无减，因为清华寒假后兼行导师制，这是由各教授自愿的，我完全不理也可以，但我不肯如此。每教授担任指导学生十人，大学部学生要求受我指导者已十六人。”2月16日的信中说：“昨日清华已经开学了，自此以后我更忙个不了，但精神健旺，一点不觉得疲倦。”7月3日的信中提到，由于身体不好，需要养病，“对于北京各事尽行辞却”，包括辞了北京图书馆、司法储才馆的职务，“清华姑且摆在那里再说”。他在1928年5月8日给思顺的信中还提到：“我清华事到底不能摆脱，我觉得日来体子已渐复元，虽不能摆脱，亦无妨，因为我极舍不得清华研究院。”此时离他去世已不过半年稍多一点时间。

在短暂四年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培养了四届74名学生，包括梁实秋、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贺麟、张荫麟、罗根泽、周传儒、蒋天枢等50多位举世公认的学术名流与文化名人。梁启超开设的课程有《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等，范围涉及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等。他与学生朝夕相处，对学生产生了深

梁家父子的“清华缘”　梁启超与清华渊源颇深、关系密切。1914年清华学校建校3周年时，曾暂居清华园从事著述，写成《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同年他在清华的一次题为《君子》的演讲中，引用《易经》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话，来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他在演讲中说：“君子之义，既鲜确诂，欲得其具体的条件，亦非易言。《鲁论》所述，多圣贤学养之渐，君子立品之方，连篇累牍势难胪举。周易六十四卦，言君子者凡五十三。乾坤二卦所云尤为提要钧元。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才智如董子，犹云勉强学问。《中庸》亦曰，或勉强而行之。人非上圣，其求学之道，非勉强不得入于自然。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世，犹舟之航於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盖惟有容人之量，处世接物坦焉无所芥蒂，然后得以膺重任。非如小有才者，轻佻狂薄，毫无度量，不然小不忍必乱大谋，君子不为也。当其名高任重，气度雍容，望之俨然，即之温然，此其所以为厚也，此其所以为君子也。”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定为清华的校训。

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发表题为《君子》的讲演，以“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勉励学子，后被铸入校徽，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

1920年以后，清华日渐成为梁启超学术活动的重要场所。1921年，在清华学校学习的梁实秋，通过同班同学梁思成的介绍，邀请梁启超到清华讲演。梁启超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分三次讲完，每次都是听者踊跃，座无虚席。梁实秋曾这样回忆梁启超的大师风范：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既谦逊又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1922年12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发表了《为学与做人》的著名讲演，提出了教育为做人的理念。1923年下半年，梁启超开始常驻清华，开设“最近三百年学术史”和“群学概要”两门课程（隔周周四晚七点半到九点半），并就清华的管理、学术体制、学生修养、学生管理等发表见解。

思成、思永、思忠在赴美留学前，都曾在清华学校读书。思永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后，其间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了一年的助教，在李济指导下进行考古学的实习。思成回国后，父亲考虑过让他到清华大学任教，但觉得清华园“生活太舒服，容易消磨志气”，最后让思成去了东北大学。后来，从1946年在清华大学创办建筑学系，直到1972年逝世，梁思成的大半生都在清华度过。

刻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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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家教第一人”

家教成功的模范家族　梁启超作为教育家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学校教育尤其是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时所创造的奇迹，而且体现在他的家庭教育上。如果说以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为核心的团队，培养了50多位一流学人是一个奇迹，那么，他将自己的9个子女全部培养成才，同样是教育成功的典范。他把自己的情感、学识与感悟润泽在儿女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9个儿女个个事业有成，还出了3位院士，创造了难以复制、堪称奇迹的家庭教育成功的案例，造就了令人瞩目、绵延百年的文化世家。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袁定基称梁启超为“中国家教第一人”。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在社会经济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以亲子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家族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家庭既是全体国人生活的共同体和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社会的基层组织。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新大陆游记》中曾指出：“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庭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齐家而后国治也。”正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家庭为本位的特征，光宗耀祖就成为无数中国人的自觉追求，成为名门望族就成为千百年来一个个大大小小家族的奋斗目标。

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不仅重视子女的繁衍、养育，重视生物学意义上生命的延续，也十分重视文化的、社会的生命的延续，重视家族文脉的绵延久长。在这种氛围之下，自古至今中国人就格外重视家庭教育。《史记》《尚书》中已有周公训示子侄兄弟的记载，周公是中国家训文化的创始人。隋唐时期出现了《颜氏家训》《帝范》等著名家训。明清以后，不少家谱、族谱大量刊印传世，对子女、后代进行教育的家训成为其重要内容。“孟母三迁”、“唐太宗诫子”、“岳母刺字”、“朱皇帝杀驸马”等家庭教育故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对子孙晚辈进行的教育，也包括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和子女等）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教育。家庭教育不仅对于家庭、家族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家庭成员个体而言，家庭教育是家庭成员的初始化教育，对于个人品格、情操的塑造有着显著影响，甚至影响其一生前途、命运。对整个家庭来说，家庭教育是家庭个体成员走向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家庭的巩固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对于国家来说，家庭教育也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

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家教成功的模范家族，有两位成功实施了家庭教育的父亲——曾国藩与梁启超，他们留下了两本泽被后人的家书：一本是《曾国藩家书》，一本是《梁启超家书》。

自身成功得益于家教　梁启超之所以重视家庭教育，与他自身深受家庭影响有着重要关系，他自己的经历就是农家子弟沐浴家教滋养而成就功名的典型。他出身寒门，但也是诗书传家，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受父祖、母亲与家庭的深刻影响，尤其是祖父梁维清（1815—1892）对其影响最大。他长大成名后，常常撰文回忆并称颂自己的祖父。梁维清，字延后，号镜泉先生，曾考取秀才，做过县教谕，成了“半为农者半为儒”的乡绅。梁维清先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小儿子，即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1848—1916）身上，课子读书，鼓励儿子博取功名以光宗耀祖，但梁宝瑛仕途不顺，屡试不第，连秀才也没考上。在儿子放弃了科举入仕的梦想后，梁维清便在孙子梁启超身上付出了更多的心血。

梁启超二三岁时，由母亲教他识字；四五岁时，由其祖父梁维清教他读书。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提到，自己幼时曾经在祖父的教诲下读过两部书，一部是《四子书》，另一部是《诗经》。他白天读书，到了晚上，祖父一面给他讲故事，一面叫他背书。祖父还教他书法。梁维清专门在宅后盖了间小房，起名“留余”，专门用来给这位孙子上课。祖父不仅教他读书写字，还结合当地的历史遗迹、人文资源、民俗传说，对他进行人格上的熏陶。每年正月十五，梁维清都要带着孙子到当地的一座庙宇，指着“朱寿昌千里寻母”、“岳武穆出师北征”的图画，用孝子忠臣的事迹教育孙子。

朱寿昌，字康叔，宋扬州同仁乡人，是流传甚广的所谓古代“二十四孝弃官寻母”中的一位。《宋史·孝义列传》载有他弃官千里寻母的事迹。“岳武穆出师北征”，反映的则是岳飞出师抗金，精忠报国，成为爱国名将和民族英雄的故事。梁启超耳濡目染，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忠孝、爱国的种子。位于新会县南端出海处的崖山，是南宋军队与元军最后激战的古战场。这里有一块高达数丈的巨石突出于大海之中，上书八个大字：元张弘范灭宋于此。后人在崖山建起了慈元殿，奉祀帝后和死节的臣民，殿内还有陈恭尹等人的题诗。梁家居住的茶坑村离崖山不远，梁家的祖坟恰恰也在崖山。每年清明节扫墓路过崖山时，祖父总要给他讲当年南宋忠臣陆秀夫誓死抗元、最后背着九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殉国的故事。讲到陆秀夫战至最后，拔出佩剑，令妻儿子女先行投海，自己长叹一声，背着宋帝一起跳海殉国，宋朝的百官和将士悲痛至极，誓死不屈，或凿船自沉，或投海自尽，南宋军民无一人投降。梁维清把这段故事讲了又讲，还常常声情并茂地背诵陈恭尹的诗篇：“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梁启超一生不变的爱国情感、爱国节操，与祖父梁维清对他进行的早期爱国教育密不可分。

父亲梁宝瑛的教诲也使梁启超终身难忘。梁启超6岁以后，除了一度拜其表兄张乙星为师外，主要在其父亲开办的私塾中读书。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描述了其故乡茶坑村的私塾状况：“教师总是在本乡念过书的人。学费无定额，多者每年三十块钱，少者几升米。当教师者在祠堂得领双份胙，因领双胙及借用祠堂故，其所负义务，则本族儿童虽有无力纳学钱米者，亦不得拒其附学。”他跟着父亲读《中国史略》《五经》等。除了督促儿子读书以外，父亲还要求梁启超参加一些田间劳动，要求他的言语举动须谨守礼仪，并常常以一句“汝自视乃如常儿乎”训诫儿子，希望其对得起已在邻里流传的“神童”这一称呼，勉励其为出类拔萃而严格要求自己。

母亲对梁启超的影响也很大。梁启超在《我之为童子时》中提到，“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我六岁时，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所说云何，亦已忘却”，但记得过了不久就被母亲发现了。当时父亲正在省城应试，平日慈祥的母亲扮演了一回“严父”的角色。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一入房，已惊骇不知所措”。本来，母亲的温良全乡皆知，自己有生以来，也只见母亲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想做些掩饰，结果母亲怒上加怒，“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告诫其“汝等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母亲还说：“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我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吾已为之。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己不知其为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为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这番教训使梁启超常记在心，深知应该做诚实的人，应该讲诚信，绝不

格外重视子女教育　梁启超的成功受惠于家教，因此自己也格外重视对儿女的教育。他对每一个孩子都非常关心，可以说关心到无微不至。当孩子们在国外留学时，他经常给他们写信，关心他们在国外的思想、生活、学习。对于孩子的未来，梁启超更是精心设计，悉心指导。在他的成功家教影响之下，九个子女个个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学有所成，成为了对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栋梁之材。

梁启超重视子女教育及取得的成就，是广泛公认的。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这样评价：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国际知名。这里家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学者梁容若指出：“（任公）有些寄给子女的信，看出似乎是模仿谢婉莹女士《寄小读者》的笔调。文坛名宿梁任公，追随后进的胡适之，从风而靡，这是有人指出过、惋惜过的，却绝料不到暗暗的他正在向小儿女行辈的少女作风看齐。任公的进取、虚心、无我，真够令人惊叹了。”

梁氏文化世家，由梁启超开启，传承已经三代、过百年，被推崇为中国第一精英家庭。重视子女教育是这一文化世家的立家之基与传家之宝。梁启超的子女对得自父亲的教育，也有着深深的感激。长子梁思成称：“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梁思永选择考古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其独女梁柏有曾谈到：“听父亲说，他之所以选择考古，是因为祖父梁启超的影响。在当时，很多国外的‘外来户’窜到中国‘发财’，这些人四处挖掘文物，得手后即偷运出国牟取暴利，祖父觉得中国不能放任自家的宝贝被人夺走，中国学者应该努力建立自己国家的考古学科。在当时，考古是一门不被人看好的冷门专业，但父亲却义不容辞地赴美学习考古了。”最小的儿子梁思礼称：“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他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梁启超重视子女教育及所开创的家风，经过子女，又传到第三代，从而成就了声名显赫的文化世家。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他的子女也重视家教，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梁启超的家教思想也是全民族、全社会的宝贵财富。《梁启超家书》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称为中国现代“三大家书”。

能说 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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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门三院士

除夭折、早丧者，梁启超共有九个成年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夫人李惠仙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小妾”王桂荃所生。九个儿女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尤以“一门三院士”为代表。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的前身）首届院士，航天专家梁思礼于1993年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梁思成（1901—1972），梁启超长子，他是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是中国文物建筑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倡导者，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事业的推动者。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他于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为他父亲因“戊戌政变”导致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第三年。据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回忆，他曾开玩笑说，“他的生日，4月20日，和希特勒是同一天”。

长子、建筑学家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

1912年11月6日，随父母由日本回国，先住在天津，后到北京，14岁时入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学习。原定1923年清华学校毕业时赴美留学，但因当年5月他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二十一条国耻日的纪念活动，在途中被军阀金永贵的汽车撞伤，左腿骨折，不得不推迟一年赴美。1924年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他选择了当时比较艰苦的东北大学去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担任系主任，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在中国营造学社期间，率先应用近代科学的勘察、测量、制图技术和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发表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平郊建筑杂录》《正定古建筑调查报告》《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调查研究专文十多篇。他对中国建筑古籍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并根据实物调查和对工匠实际经验的了解，1934年写成《清式营造则例》，该著作第一次将繁杂的中国古建筑构造和形制作了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对清代建筑的各部分做法和制度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第一次用近代的建筑投影图绘制出清式建筑构架、门窗、装饰和彩画的详图。1931-1945年，梁思成和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对15个省2000多项古建筑和文物进行了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根据这些资料，1943年写成《中国建筑史》一书，第一次对中国历史上的建筑包括宫殿、陵墓、城市规划、寺庙、园林、民居，对中国古建筑特征及其发展历程作出系统的论述。他于1933-1946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和兼任研究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直至逝世。

新中国成立时，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建国后，梁思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和城建委员会副主任、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院士）、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等职。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和他领导的团队因为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和文物建筑保护”这个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于1988年8月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第一个接受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　梁思永（1904—1954），梁启超次子，考古学家，近代田野考古的奠基人，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04年11月13日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却是在日本度过的，曾在日本念小学，1913年随家人回国，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班。1923年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次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在哈佛接受了完全现代的考古训练，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1927年六七月间回国实习一年。1930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齐齐哈尔西南25公里的新石器时代昂昂溪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小型压琢石器、陶器、骨器和装饰品，并于次年发表了《昂昂溪史前遗址》，揭开了嫩江流域史前文化研究的序幕。1931年春，梁思永告别新婚三个月的妻子李福曼，随史语所组织的殷墟发掘团到安阳殷墟，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开创了考古层位学的先河。同年秋，梁思永主持了对城子崖的发掘工作，发现城子崖遗址呈现出了“三层叠压”——最上层是周代文化遗址；中层是夏代的岳石文化层；最下层，是龙山文化层，出土黑陶。1934年，由梁思永主持编纂的发掘报告《城子崖》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1939年，梁思永主要根据城子崖的挖掘成果，撰写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对龙山文化的特征、分地层和年代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阐述。

次子、考古学家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1954年4月2日）

1935年，梁思永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后来，与他一道参与发掘的夏鼐回忆其当年情景：“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虽是20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30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像是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

1948年与其兄建筑学家梁思成一道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永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先后负责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殷王陵、高楼庄后冈小屯、龙山与仰韶三叠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古发掘工作，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

他的女儿梁柏有回忆起父亲，“我虽然是父亲的独生女儿，但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在我小的时候，他经常外出工作，后来他抱病回家，也是半卧在床上研究考古工作，再后来，我外出求学，父女俩相处的时间就更少了”。“父亲对考古事业的那份执着与敬业，才能够取得如此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父亲给自己留下的宝贵财富就是敢于创新，“父亲不走前人走过的路，在工作中创造性地把地层学应用于考古工作中。在发掘昂昂溪遗址时，他事先对东北带的史前考古已有清楚的认识。到达这里之后，他调查分析了这里的地理人文环境，考察的4个沙冈、挖掘的8个坑都经过了选择，其大小、深度、土层、出土遗物等都有详细记录，这次发掘为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奠定了田野考古的基础，而现在考古发掘工作仍然延续着这个方法。”“父亲无愧于成为那个时代杰出的科学工作者。他对事业的执着、热爱以及敢于创新的意识，对于现在年轻一代人来说依然是应该继承下来的财富。”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　梁思礼于1924年8月24日出生于北京，为梁启超五子、也是最小的儿子。父亲去世时，梁思礼当时不满4岁，梁思宁抱着他去瞻仰父亲的遗容，思礼还以为父亲在睡觉，一个劲地叫：“爹爹快起来，娘叫你去吃饭。”梁思礼是我国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系统研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他被父亲亲昵地称为“老白鼻”（“白鼻”是英文单词BABY的译音）。1927年，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小儿子是梁启超晚年最大的精神安慰，他在1927年1月2日给海外孩子们的信中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睡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的笑话多着哩。”梁思礼也回忆：“父亲对我的喜爱，除了老年得子的原因外，还因为我出生后不久，我的第一个妈妈李夫人得乳腺癌去世了。我的几个哥哥姐姐又都出国学习了，包括他喜欢的‘大宝贝’梁思顺和‘小宝贝’梁思庄。那一段时间，父亲很悲伤，也很空虚。我出生之后，他把对其他子女的爱全部倾注在了我的身上。从我出生到他去世，不到5年的时间里，他给了我太多的爱。”

五子、火箭设计师梁思礼（1924年—）

梁思礼于1941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并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用两年时间修完了3年的课程，于1945年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1947）和博士学位（1949）。

1949年10月回国后，先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工作，1953年任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工程组副组长，参加了党中央、国务院主持的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参加起草“喷气技术”（即导弹与火箭）部分。1956年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为钱学森院长手下10个室主任之一。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他对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论述，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是航天CAD的倡导者和奠基人。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IAF）副主席。

入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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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子女个个是才俊

梁启超的九个儿女中，不只出了三个院士，其他儿女也各自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可以说是个个成才，满门才俊。除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位院士，其他儿女的简要情况如下：

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　长女梁思顺（1893—1966），名令娴。在家书中，梁启超常常亲切地称其为“娴儿”、“宝贝思顺”、“顺儿”、“大宝贝”等。诗词研究专家。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戊戌政变发生后，随生母李蕙仙与流亡日本的父亲团聚，并就读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与长女的关系至为密切。梁思礼回忆，父亲最喜欢大女儿思顺和他这个最小的儿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梁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操守高洁，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4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

长女、文史专家梁思顺（1893—1966年）

早逝的炮兵上校梁思忠　三子梁思忠（1907—1932），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在家书中，父亲称其为“忠忠”。他生于日本，从日本回国后入清华学校，毕业后去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他是梁启超九个儿女中政治热情最高的一个，1927年初一度想终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但被父亲劝阻。30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不久，因在战斗中不慎喝了路边的脏水，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年仅25岁。

三子、炮兵上校梁思忠（1907—1932年）

图书馆学家梁思庄　次女梁思庄（1908—1986），著名图书馆学家。在家书中，父亲称其为“庄庄”、“小宝贝”。她出生于日本神户，1925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由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父亲很惦记她，常给她写信，还手写条幅装裱成小型手卷寄给她，并屡为她选择学校与专业提出建议。1930年，她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1943—1946年，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1946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1952年，原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熟悉各种西文工具书和书刊资料，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1980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981年4月，她因积劳成疾患上了脑栓塞。此后因病卧床五载，于1986年5月20日去世。

次女、图书馆学家梁思庄（1908—1986年）

经济学家梁思达　四子梁思达（1912—2001），经济学家。在家书中，父亲称其为“达达”。他于1912年12月15日出生在日本神户，当时，父亲已独自提前回国。思顺把弟弟出生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于12月20日回信，写道：“得书知添一幼弟，甚喜慰，想母子平安耶？祖父命以何名，想有书在途矣。”1935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1949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在其晚年，得知天津市政府投资修复梁启超在津故居和饮冰室书斋，他根据记忆绘制了故居的原始图，并用文字进行了详细说明。

四子、经济学家梁思达（1912—2001年）

社会活动家梁思懿　三女梁思懿（1914—1988），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家书中，父亲给其取了外号叫“司马懿”。梁思懿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1941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1949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她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三女、社会活动家梁思懿（1914—1988年）

革命军人梁思宁　四女梁思宁（1916—2006），革命军人。在家书中，父亲按排行呼其“六六”。她是梁启超最小的女儿，父亲去世时，她还只有13岁。她谈到过对父亲的印象，描述“每次去书房，一推门，就会看到父亲站在大大的写字桌前，拿着一枝笔，一边写字，一边‘咳、咳’地咳嗽。他总是在书桌前写东西，写得很快，好像不费力一样。”“他喜欢每一个孩子，但是他总是很忙，很少带孩子玩。有时高兴，就会把我们这些小孩子叫到他身边，领着我们玩。他对最小的儿子思礼特别宠爱，我是最小的女儿，他也很娇惯我，有时会抱抱我。”梁思宁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失学在家。1940年，她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投奔了新四军。4月12日，梁思懿与她在上海依依惜别，思懿语重心长地嘱咐：“六六（思宁小名），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再重逢！我们姐妹俩从幼稚园到初中都形影相随，多年来你总是依靠我。从今日起，你就要自己去闯了。”“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也是所有爱国者都向往的去处。要珍惜这次良机，要坚持到底，莫后退。切记！进则生，退则死。”她经金华，到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后又来到江苏溧阳水西村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司令部，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就是你妹妹；另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1948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认为其父梁启超是地主、资本家的政治代表，她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三十五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部队干

四女、社会活动家梁思宁（1916—2006年）

休所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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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注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

梁启超关注着儿女成长的每一阶段，从早期幼教，到学校教育，到孩子赴国外留学，再到学成回国，到就业择业。他注视着孩子走出的每一步，从蹒跚学步到青春年华，从亦步亦趋到远走高飞，从莘莘学子到事业有成。

1.做合格的启蒙老师

一生之计在于童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童。童年是人生的春天，能否成就栋梁之才，人生春天的播种至关重要。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是对早期教育重要性的一种总结。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成功的“早教”，包括来自爸爸的启蒙教育。父母是每个人在人生之初遇到的最初的启蒙老师。“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做合格的启蒙之师，是天下父母必须承担也乐于承担的共同责任。

我国古代就重视对“神童”的选拔与培养，而家长也注意对子女的启蒙教育并不乏成功例子。据《战国策》记载，春秋时期鲁国的一位神童叫项橐（xiang tuo），幼时父母注意对其进行启发，因此聪明过人，虽然只有7岁，孔夫子依然把他当作老师一般请教，后世尊项橐为圣公。东汉史学家班彪，注意对子女进行早期教育，给子女讲《史记》等典籍，家庭很有书香味，他的子女个个都能成才。长子班固成了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所著《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他写的《两都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力作。次子班超“投笔从戎”，弃文从武，讨伐匈奴，出使西域，在西域建功立业，是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女儿班昭，也是少小读书，博学多才，著有《后汉书》《东征赋》《女告诫》等多种著作。三国时期的曹操也非常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重视锻炼孩子，要求很严，注重能力培养，其孩子个个出众。长子曹昂“弱冠举孝廉”，是早期教育的神童，从小才华过人。次子曹丕，幼时父亲教他诵读诗文，5岁时父亲教他学射，故“六岁而知射”，又教他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从小文武双全，后来成了著名文学家，又当了皇帝。三子曹植，10岁博览群书，下笔成章，相传写了“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建安文学的最杰出代表，刘勰说他的文章“独冠群才”。四子曹彰，武艺高强。小儿子曹冲，少年时想出“用船称象”的方法，被传为千古佳话。

古代对儿童的“早教”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例子。宋仁宗时出了一个“神童”仲永，5岁“指物作诗立就”，天生才华出众，名传遐迩。但仲永后天学习不努力，他的父亲好虚荣又贪财，把孩子当“摇钱树”，四处表演，中断教育，因而仲永十二三岁时已经不能与从前的传闻相符，20岁左右“泯然众人矣”。王安石为此写了《伤仲永》，感叹：“仲永的通达聪慧是天赋予的。他的天资比一般有才能的人高得多。他最终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像他那样天资聪颖，如此有才智的人，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尚且要成为平凡的人，那么现在那些不是天生聪明，本来就平凡的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想成为一个平常的人恐怕都不能够吧？”仲永这样一个天赋出众的“神童”“泯然众人矣”，他的父亲难辞其咎。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梁启超早在1897年初就写过一篇《变法通义·论幼学》，强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阐述“早教”、儿童教育的重要性，提出自己对儿童教育的规划。他建议从编写儿童教育用书入手对“幼学”进行改革，应编的儿童教育用书包括：（1）识字书，选择实用的字，采用合理的方法编排，让儿童尽快识得约2000字：（2）文法书，教儿童联字成句，联句成篇；（3）歌诀书，将当前各种知识，选择切用者，借鉴古代经验，编成韵语；（4）问答书，与歌诀书配合，通过设问引导儿童理解；（5）说部书，文言合一，采用俚语俗语，广著群书，让儿童阅读；（6）门径书，开列儿童应读书目；（7）名物书，即字典、工具书。又参照西方提出早期教育的内容，包括教授天文地学浅理、古今杂事、数国语言、算术、音乐、体操等。他还亲自撰写用于儿童启蒙教育的小说、歌谣，如《新小说》第1卷第1号发表了他的《爱国歌》四章：

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肥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堂吾中华。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芸芸哉我黄种，黄帝之胄尽神明，浸昌浸炽遍大陆，纵横万里皆兄弟，一脉同胞古相属。君不见，地球万国户口谁最多，四百兆众吾种族。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彬彬哉我文明，五千余年历史古，光焰相续何绳绳，圣作贤述代继起，浸濯沈黑扬光晶。君不见揭，来欧北天骄骤进化，宁容久吾文明。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轰轰哉我英雄，汉唐凿孔县西域，欧亚抟陆地天通，每谈黄祸且栗，百年噩梦骇西戎。君不见，博望定远芳踪已千古，时哉后起吾英雄。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教育子女从“早教”开始　梁启超有“神童”之称，他在父母与祖父的教育下，4岁读“四书”和《诗经》、6岁读五经、11岁考中秀才，是“早教”成功的范例。

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是从“早教”开始，从娃娃抓起。梁思顺是他的大女儿，自幼接受父亲的教育与熏陶。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初，先住在东京，他将已逃往澳门的妻子李惠仙、长女思顺等接到东京，此后全家辗转于东京、横滨、神户等地，靠梁启超主办《新民丛报》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有时几乎困难到揭不开锅，只能就着咸萝卜或清水煮白菜吃米饭。在流亡日本14年期间，是梁启超与子女相处较多的时段，这一时期他有5个子女出生：思成（1901）、思永（1904）、思忠（1907）、思庄（1908）、思达（1912）。虽处在流亡的状态，生活也很清苦，但思顺、思成等儿女都有着美好、快乐的童年，都得到了父亲很好的关爱，得到了很好的早期教育。梁思顺初到日本时早期教育在家里进行，由梁启超教她读书。梁思顺入学后，梁启超也一直关心她的学习。据《双涛园日记》，1910年正月、二月，梁启超为思顺“讲书”、批改日记、作文有20次，有时竟至彻夜。如：“五日午后，为娴儿作《艺衡馆文卷》第一集叙”；“十二日午后，为娴儿辈讲《说文解字·叙》”；“二十日，为娴儿辈改所作《隈（隗）嚣、窦建德合论》竟至彻夜，复为批点日记，六时就榻”；“二月二十五日，昨夜不能成寐，凌晨，出一策问题，示娴儿辈，即略与论文，至十时始寝”。二月二十八日，恰逢梁思顺17岁生日，梁启超特意为她作了一首长诗，他写道：“我的娇儿令娴如今已年满十七岁了，希望我作一首诗祝贺她的生日。作文我很内行，作诗却是我的短处，偶然吟诵一下，人们总是笑我。但女儿的要求又不好拒绝，只能勉力

梁思成在日本度过了美好的童年，他晚年写了篇《追忆中的日本》，回忆到了孩提时代的欢快与幸福，他说：“五十余年来……脑子里童年的美好回忆却始终如一地萦绕着。我爱美丽的日本和我童年记忆中和蔼可亲的善良的日本人民。这里面有在幼稚园和小学里教导我的师长，有在须磨海滨教我游泳的渔人，有我坐火车上学时每天在车上照顾我的车长……还有许多当年在一起嬉戏的日本小朋友。”1906年他们全家迁居神户郊外“怡和山庄”，这里依山傍海，可以听见海里的浪涛声与山上的松涛声，梁启超给这个别墅起名“双涛园”。在这里，梁启超专门为女儿思顺请了家教，教她“数理化”，并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梁启超虽要忙于办报、办学、撰稿等各种事物，但一直没有放松对孩子们的关怀和教育。他注意在家里营造适合孩子成长的轻松、快乐的环境与氛围，对孩子很亲和，和孩子一起玩耍，教他们背诗词，给他们讲故事，还注意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们知识和心智上的启迪。他担心孩子们在日本远离中国得不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便为他们在神户开办了华侨子弟学校即同文学校。学校离须磨海滨很远，梁思成和姊妹们需要一大早就起床带着饭团子乘火车到神户上学，天黑才能回来。不管多么艰苦，梁启超要求孩子们不能间断学习。

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期间，与思顺、思成、思永在一起的合影。1906年摄于日本东京。

梁思庄是父亲的小宝贝。梁启超自称偏爱女孩，他称思顺是大宝贝，思庄也就成了小宝贝、小乖乖。梁思庄于1908年9月4日生于日本，在她满周岁时，父亲为她写了首小诗——《阿庄》：

阿庄始生今周晬，蕙质已与常儿殊。

调舌渐闻莺恰恰，扶床更见蟹跦跦。

惯能合十呼郎罢，贪上秋千昵女须。

却埽闭关弄孺子，敬通真欲老江湖。

1910年，梁启超抱着2岁的思庄和3岁的思忠。

梁思庄从日本回国后，和全家住在天津，一直到1925年出国。她上的是天津中西女中。中西女中是著名的教会学校，教学质量好，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梁思庄在那里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还学了钢琴，为她今后的留学生活准备了条件。

梁启超晚年，在日本出生的几个孩子已先后出国，四子思达、三女思懿、三女思宁渐渐长大，他们生活在父亲身边，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居所。为充实孩子们的国学知识，梁启超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做家庭教师。梁启超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还说谈到了请家教这件事：“今年偶然高兴，叫达达们在家读书，真是万幸……好在他们既得着一位这样好先生，那先生又是寒士，梦想去日本留学而不得，我的意思想明年暑假或寒假后，请那先生带着他们到东京去。达、懿两人补习一年或两年，便可望考进大学，六六（梁思宁）便正式进中学。”谢国桢就在饮冰室的书斋里给思达他们讲课，课程包括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个月写一篇短文，作文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写大楷两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兄妹几人国学、史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谢国桢后来在《我的治学经历》等文中回忆过这段往事：“那时我学费都缴不起，衣食无着，只有教私馆为生，混过了肄业的期间。结业以后，就承梁启超先生叫我到天津他的家饮冰室去教他的子女。”梁启超在著述之暇，也亲自给谢国桢、思达等讲古今名著，讲古代文史知识，讲历史研究法。梁启超有时也亲自教思达等读书，他在1927年2月6日“致孩子们书”中提到，“我从今天起，每天教达达，思懿国文一篇”。

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他不到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思礼从2岁开始，就由家里人教他读书。父亲还把着他的手教他给海外的哥哥姐姐们写信。受家庭环境影响，思礼从小聪明好学，父亲高兴地写信告诉海外的孩子们：“老白鼻一天到晚‘手不释卷’……都变成‘书呆子’了”，“老白鼻好玩极了，最爱读书，最爱听故事”，“老白鼻新近又长进一种学问，昨日阿时教他五个字，今日居然完全记得”。

梁思礼对童年有着美好的回忆。他谈到，父亲最喜欢的孩子是大姐思顺和他。尽管父亲去世时自己不到5岁，但还记得父亲带去吃起士林（西餐厅）、2岁教他背唐诗等情景。在天津饮冰室中，梁启超常把着他的小手，给在海外的子女写信。父亲对他的喜爱，除了老年得子的原因外，还因为他出生后不久，第一个妈妈李夫人得乳腺癌去世了。几个哥哥姐姐又都出国学习了。那一段时间，父亲很悲伤，也很空虚。自己出生之后，父亲把对其他子女的爱全部倾注在了他的身上。从自己出生到父亲去世，不到5年的时间里，父亲给了他太多的爱。有时候父亲给在国外的孩子们写信，经常会提到“老白鼻”。梁思礼出生后，父亲已经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了，因此，随着父亲时而住北京，时而住天津。在天津，家里有两处房子，一处是家里人住的，另外一处是父亲的书房“饮冰室”。“饮冰室”是父亲写作的地方，为了不打扰父亲写作，所有孩子都不能随便到那里去。如果哪个孩子被允许到“饮冰室”，是很大的奖励。自己是经常受奖励的，有时候父亲写作累了，常把他抱到椅子上面，教他写字，给他讲解。因此，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知道了达·芬奇，知道了米开朗琪罗……总的来说，童年的家庭气氛对于自己一生的影响非常之大。梁思礼还谈到，思顺、思成、思忠、思永、思庄都接受父亲的国学教育，思达、思懿、思宁尽管父亲没有亲自给他们教学，但请了谢国桢给他们补课，而自己什么都没赶上，遗憾自己国学功底在兄妹中最差。父亲从小就给我们讲南宋名臣陆秀夫怀抱少帝投海等爱国故事，长大后也教导我们要“爱国如家”，我们都传承了父亲的爱国基因，都有一颗爱国的心。父亲有意要花更多精力用在他的培养上，但因过早去世没有如愿。父亲还希望他从事科技，梁思礼提到，“我到美国留学的时候，父亲已经故去多年，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父亲希望他的子女中有人从事科技方面的研究。能够圆了父亲的科技梦，是我的荣幸。更重要的是，圆了中国人数千年的飞天梦想，更是让我激动。”

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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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儿女接受优质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是关键　教育不是单方面的，它涉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学校教育是整个教育阶段的关键，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延伸。它们都有其独特的地位，但相对来讲，学校教育更具有根本性。三者各负其责而又密切配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学校教育是与社会教育相对的概念，指受教育者在各类学校内所接受的各种教育活动，是教育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说来，学校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梁启超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他在《变法通议》中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大声疾呼废除传统的封建教育体系——科举制，同时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各类各级学校、建立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体系的设想。他在《教育政策私议》把教育分为四个时期：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6岁至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岁至21岁为少年期，受中等教育与中学相等程度的师范学校或各种实业、专业学校的教育；22岁至25岁为成年期，受大学教育。大学业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教育政策私议》所设计的教育制度体系，成为中国颁布的第一个现代新学制“癸卯学制”的理论依据。

学校教育的关键在师资。梁启超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较早提出设立师范教育的教育家。1896年，他在《论师范》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师范教育的问题。他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发展中认识到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质量提高的基础与保证。基于此，他大力提倡师范教育，在设计教育体制的时候，增加了师范教育。

梁启超注意为孩子提供受良好教育的条件，不仅注意在家庭里创造条件、营造氛围、尽心尽力，还千方百计让孩子尽可能上好学校。他总是不计成本，大量投入。他宁肯别的方面节省一点，也要让孩子上好学校，让孩子留学。在他给孩子们的家信中，常常劝导儿女们不要为上学的经费计较。总起来看，他的孩子基本都受到了比较好的学校教育。从其子女在国内接受教育的情况看，梁思成、梁思永在出国留学前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梁启超也有把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等送出国留学的打算，但因他过早去世，未能如愿。梁启超晚年，梁思达、梁思懿在南开中学读书。后来梁思达、梁思宁入了南开大学，梁思懿上了燕京大学。

思成就读清华学校　梁思成1912年底由日本回国。1912—1914年，在北京汇文学校学习及崇德高小读书。1915年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这是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学制8年。学校管理严格，但又活跃，对梁思成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梁思成后来回忆：“我很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那时学校在生活上对我们管得很严。清华有不少大官阔佬的子弟，但是不管家里寄多少钱来，都由斋务处掌管，学生花钱要记账，周末交斋务处检查，乱花钱不记账要记过的。但另一方面学校提倡各种社团活动，对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很有好处，只是学制太长了些，我看不用八年，最多五年就够了。”他在学习期间，不但学业优秀，而且兴趣广泛。他的老同学陈植先生回忆说：“在清华的八年中，思成兄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善于钢笔画，构思简洁，用笔潇洒。曾在清华年报（1922-1923）任美术编辑。他酷爱音乐，与其弟思永及黄自等四五人向张蔼贞女士学钢琴，他还向菲律宾人范鲁索学小提琴。在课余孜孜不倦地学奏两种乐器是相当艰苦的，他却引以为乐。约在1918年，清华成立管弦乐队，由荷兰人海门斯指挥，1919年思成兄任队长，他吹第一小号，亦擅长短笛……此外，思成还与同班的吴文藻、徐宗漱等四人，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美术尤其出色，经常为校刊画插图，被聘为美术编辑，深得美术老师称赞，曾被美术老师指定和闻一多、杨廷宝等人组织一个“研究艺术及与人生关系”的艺术团体“缪斯”，活跃了学校文化艺术氛围。他也爱好音乐，在音乐方面有很好的修养，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军乐队，担任过乐队队长和第一小号手。他还爱好体育，喜欢踢足球。他常对学生提及：“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可当年是马约翰（清华大学体育教授）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好了，好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过说真的，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梁思成还很关心政治，五四运动时，他是清华学校“义勇军”等爱国组织的中坚分子。一次，梁思成和同学进城宣传被拘，他与其他人一起坚持斗争，迫使军阀政府派一名参议员当众道歉，在军乐队护送下凯旋回校。清华校史组黄延复撰文说：“学生时期的梁思成的另一与众不同处，就是他具有冷静而敏锐的政治头脑，同学们称他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中的中坚分子。”1923年5月，他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二十一条国耻日的纪念活动，在途中被军阀金永贵的汽车撞伤，左腿骨折，使他留学美国不得不推迟一年。

思永、思忠留美前也在清华学校读书　梁思永与梁思成一起到清华学校读书，他所在的班集体共有66人，1924年毕业，因此，被称为“清华24甲子级”。在清华期间，梁思永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并与兄长梁思成积极参加文娱社会活动。据刊于1924年6月6日第317级《清华周刊》上发表的《甲子级师生话别纪略》记载，梁启超以老师兼家长双重身份发言，时间最长。他认为，清华学生“食民之脂，饮民之膏”（指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的返还款筹办清华学校），故对社会应尽之责“尤不可逭”。他谆谆告诫即将留美的24级清华学子应注意三点：一曰，为社会服务计，为自身生存计，宜立志做第一流学问家，毋为半瓶醋；二曰，不可忘中国为世界最不幸国家之一，美国为世界最侥幸国家之一，美国所得之学问不能囫囵吞枣而施之于中国；三曰，美国国情既有异于中国，而于学问之应用，不可削趾适履矣，人格上之修养，更有同然者。故吾人应留心，毋为处歌舞升平之国之人格所化。吾人应努力，为苦心奋斗的人格之修养焉。

摄于1924年的清华学校甲子级（1924年为甲子年）同学毕业照。最后一排右五为梁思永。

梁思忠在赴美留学前也在清华读书。梁思达、梁思懿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梁思懿后来转到清华。1927年下半年，梁思达在南开中学上初一，准备升入初二。当时接连发生了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等事件，政局动荡，局势不稳，梁启超决定年幼的一组孩子休学一年补课，让孩子在家读书。他请了他的学生谢国桢做家庭教师，给思达等讲授国学、文史知识。6月23日，他在给思顺的信中提到：“达达等三人聘得一位先生专教国文，读得十二分起劲。据他们说读一日，比在校中读三四日得益更多也。那先生一面教学生，也高兴到了不得。”又请了南开中学的教员，到家里给他们补习英文和算学。8月29日的“给孩子们书”提到：“达达们功课很忙，但他们做得兴高采烈，都很有进步。下半年都不进学校了，良庆（在南开中学当教员）给他们补些英文、算学，照此一年下去，也许抵得过学校两年。”梁思达从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学习，1935年毕业，毕业后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毕业后参加工作。

3.让孩子出国留学开眼界

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为了子女的成才，父母们纷纷把子女送往海外，接受西方教育。中国的教育水平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有差距的，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资源更为丰富，教育体制更能培养孩子丰富、健全的人格，适合孩子的成长。但把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送往海外后如何管理？送往哪个国家？送往海外学什么？如何培养自立能力？遇到挫折如何应对？打算送子女海外留学的家长都会遇到类似这些问题。梁启超有多名儿女曾在海外留学，他作为父亲关心海外留学子女的经历、经验值得我们回顾与总结。

五个儿女同时在北美　梁启超本人是科举出身，但后来流亡海外，游历了澳洲、美欧洲的多个地方，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有比较开放的文化心态，深知有海外学习背景对子女成长具有重要作用。

他从情感上对儿女非常依恋、疼爱，但为了对他们成长更有助益，他又大力支持子女远涉重洋、负笈留学，支持他们通过海外留学增广知识、开阔视野。他的9个子女先后有7个曾到国外读书或工作，尤其在晚年，同时有5个子女求学、生活在海外。他不停地用书信表达自己对子女的思念之情，同时也通过书信鼓励孩子们以学业为重。他一直在远方关注着孩子们的成长。

以下是梁启超子女留学简况表：

父亲委托的海外“家长”　当孩子赴海外留学，家长不一定放心得下，有的家长委托比较可靠的人负责在海外学习的孩子，而有的家长直接赴海外陪读，陪孩子一起出国留学。孩子出国留学，是锻炼独立生活能力的良机，但也绝不能放弃家庭教育的责任。尤其是一些小留学生由于从小娇生惯养，自理能力与自控能力差，如果家庭教育与家庭监督完全“缺位”，可能会毁了孩子。

20世纪20年代，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先后到美国和加拿大读书，梁启超授权随丈夫周希哲在加拿大领事馆的思顺，全权负责弟妹们的学业、生活、爱情与婚姻。

思顺成为梁家四个弟妹在海外的“家长”，给他们以悉心的照顾。梁启超多通过与梁思顺的书信，了解并关心子女在海外的生活和学习，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梁思顺在日本人下田歌子举办的女子师范读过书。她大约在1915年前后，与马来西亚华侨周希哲结婚，随后随周希哲一起去他任领事、总领事的菲律宾、缅甸、加拿大等国。

周希哲、梁思顺去北美是在1925年，梁启超让梁思顺把思庄带往加拿大读书。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思顺、思庄出国后，梁启超觉得有些寂寞，也有些不舍，尤其是记挂着第一次离开父母远行的思庄。4月17日，他致信还在途经日本的女儿：“你们走后，我很寂寞。当晚带着忠忠（思忠）听一次歌剧，第二日整整睡了十三个钟头起来，还是无聊无赖，几次往床上睡，被阿时、忠忠拉起来，打了几圈牌的时候，不到十点又睡了，又睡十多个钟头。思顺离开我多次了，所以倒不觉怎样，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这几年。庄庄跟着你姊姊，我是十二分放心了。”又关心地问：“你们在日本看过什么地方？寻着你们旧游痕迹没有？在船上有什么好玩？（小斐儿曾唱歌否）我盼望你们用日记体写出详细寄我。”

思顺尽心尽力地履行着代理家长的职责。在此期间，梁启超与梁思顺的每封书信，几乎都涉及到几个子女的生活和学习。父亲通过思顺问候、关心，有时也监督思成等在北美学习的孩子。1925年5月1日，他在给思顺的信中说：“林忠孟说思成病过一场（说像是喉症），谅来他是瞒着家里，怕我忧心，但我总要你见着他面，把他身体实在情形报告我，我才真放心哩。”

海外几个孩子学习与生活的费用，也是由思顺、希哲照应、管理和打理。他在一次给思顺的信中这样写道：“庄庄暑期内特别费用可即付，以后凡这类事，你全权办理，不必来问，徒费时日，或者我懒得写信时，便耽误了。总之，我的孩子个个都不会浪费，你做姊姊的，尤其会斟酌支配，你瞧着该怎么办便怎么办，我无不同意，何必常常来麻烦我呢。”足见思顺确实是他全权委托的代理家长。

父亲对思顺代理家长职责是很满意的，同年11月9日，他在“致孩子们书”中针对思顺说：“你们夫妇此行，总算替我了两桩心事：第一件把思庄带去留学，第二件给思成精神上的一大安慰。这两件事有补于家里真不少。”继思成、思永、思庄之后，思忠也去了北美留学，父亲同样将思忠托付思顺照管，他在1927年5月13日的信中说：“我对于他（思忠）还有好几年未得放心，你要就近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

思成与徽因在加拿大的婚礼，也是由姐姐思顺、姐夫操持的。他们结婚的费用，是由思顺筹措的。婚礼是1928年3月21日在温哥华举行的。姐夫周希哲是婚礼的主持人。他说：“你们即将结为夫妇，按照西方的习俗，上帝在你心中向你说，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都是他神圣的圣地。人的心灵有他的安息日与喜庆日，你们的婚礼与欢乐世界一起，都是曲曲新的恋歌。爱是一种奖赏，你们要终生珍惜她，爱与上帝同在。”他还代表双方家长对新人提出要求。“现在我代表双方家长要求你们”，向梁思成说，“你愿意娶徽因做你的妻子，爱她并珍惜她，无论贫富或疾病，至死不渝？”“是的。”梁思成回答。他转向林徽因：“你愿意接受思成为丈夫，爱他并珍惜他，无论贫富或疾病，至死不渝？”“我愿意。”林徽因轻声回答。

梁启超对思顺、希哲很好地履行了代理家长职责，心存感谢之情。如在思顺、希哲操办了“梁林婚礼”后，父亲曾在给思顺的信中表达了谢意，信中说：“报告婚礼情形，各信都收到了，在不丰不俭之间，办得极庄严极美丽，正合吾意……我真是当了大老爷，你们这些弟弟妹妹们，得到这样的姊夫姊姊，也占大便宜了。”

建议思庄在加拿大上学　梁思庄跟随思顺去了加拿大。梁启超一直关注着思庄的海外学习历程。得知她们已于1925年5月7日安抵温哥华的消息后，梁启超9日致信诸孩子，内有如下涉及思庄的内容：“没出息的小庄庄，到底晕船没有？你们到温那天，正是十五，一路上看着新月初升直到园时，谅来在船上蹭了多少次‘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了。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

因为思成、思永、思忠都在美国留学，梁启超希望思庄在加拿大上学，与三个哥哥有些区别，同时有思顺照应。——在加拿大上大学，就成了父亲常对思庄提起的建议。7月10日的信中说：“你入学校，还是在加拿大好。你三个哥哥都受美国教育，我们家庭要变‘美国化’了！我很想你将来不经过美国这一级（也并非一定如此，还要看环境的利便），便到欧洲去，所以在加拿大预备像更好。稍旧一点的严正教育，受了很有益，你还是安心入加校罢。”父亲在该信中还劝思庄，暂时上不了大学不用急，他说：“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孩子气’了。”为了适应海外学习，思庄需要补习功课。父亲在8月3日的信中提及，“庄庄跟着驼姑娘补习功课，好极了，我想不惟学问有长进，还可以练习许多实务，我们听了都喜欢得了不得”。听说思庄英语不及格，父亲在9月24日的信中劝她：“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

梁思庄在美国留学的毕业照

1926年2月9日，梁启超致信建议：“庄庄暑假后进皇后大学最好，全家都变成美国风实在有点讨厌，所以庄庄能在美国以外的大学一两年是最好不过的。”梁思庄按父亲意愿报考了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父亲非常高兴，并写信给孩子们嘱咐道：“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因为她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也是应该的。”2月18日的信中也提到：“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竞争，能在三十七人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9月26日，得知思庄已上加拿大的大学，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书信中表达了喜悦心情：“我最喜欢的是庄庄居然进大学了。尤其喜欢是看你们姊弟兄妹们来信，看出那活泼样子。”他还表示：“回坎（加拿大）进大学。当然好极了……我很不愿意全家变成美国风。在坎毕业后往欧洲入研究院，是最好不过的。”

梁启超不但常给女儿写信，还给她们题写条幅，然后在条幅上写一些自己写的诗和给女儿的信，并裱成小型手卷寄给她们。“千里一笑”是梁启超特意请人装裱后寄给思庄的。里面第一幅是梁启超漂亮的毛笔大字：“饮冰室老人一首滑稽诗和给他爱女的一封信。”第二幅小字信中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的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姊姊呢，他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乙丑五月十三日爹爹寄爱。”

1927年2月10日“致孩子们书”中提到：“庄庄功课样样及格，而且副校长很夸奖他，我听见真高兴，就是你姊姊快要离开加拿大，我有点舍不得，你独自一人在那边，好在你已成了大孩子了，我一切都放心。”当时传出周希哲要从加拿大调往新加坡，思顺就要离开北美，因此，有些舍不得思庄自己将独自在加拿大。南京政府接管北京政府后，因经济和政治的诸多原因，暂时无暇顾及调换领事这种事，因此，后来希哲、思顺在加拿大领事馆又住了下去。1930年，梁思庄获得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

关心思成的海外学习与生活　在梁思顺带着思庄到北美前，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已于1924年6月启程前往美国，7月6日抵达了纽约绮色佳（Ithaca）的康乃尔大学，先在这里利用暑假补习几门课程，9月正式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梁思永也一起去了美国，进了哈佛大学。

思成出国前夕，母亲李惠仙已经乳癌复发。但为儿子前程，母亲坚持让他按期启程。思成到美国仅一个多月，母亲病情急速恶化，父亲曾想让刚刚到美国的两个儿子回国，然而未待思成启程，母亲已撒手人寰。梁启超自己遭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一直很关心着思成等在海外的子女。

父亲很关心思成的学习。8月12日，他在给思顺的信中提到，“思成、思永学校里都把成绩单寄到，成绩好极了，今直接寄给你看看，我自然要给奖品，你这老姊姊也该给点才好”。后来，在思成夫妇回国途中，父亲信中还问“近来成绩如何，我盼望着在没有和你们见面之前，先得着满意的报告”。父亲很关心思成的身体，常常在家书中问及此事。

梁思成曾经留学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宿舍楼大门

1925年夏，梁思成的恋人林徽因与冰心在绮色佳风景区野炊。

思成让父亲操心的还有林徽因的因素。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的次年冬天，传来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身亡的噩耗。

林徽因的家庭遭遇，还有思成与徽因之间的一些波折，让父亲常常放心不下。他在1926年2月18日的“致孩子们书”中过问：“徽因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他，我盼望他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我生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震慑自己，免令老人担心才好。”1927年5月13日，他致书思顺提到：“思成呢，我就怕因为徽音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志气的（最怕是慢慢地磨）……我到底不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狭窄的人，一定抵挡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你看不致如此吧！关于这一点，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十多天后，他在“致孩子们书”中提到：“你们来信亦还可以，只是思成的太少，好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了，令我好生放心不下，我很怕他感受什么精神上刺激苦痛。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生当现在的中国人，悲观的资料太多了。思成有徽音的连带关系，徽音这种境遇尤其易趋悲观，所以我对思成格外放心不下。”

安排思永回国实习　梁思永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人类学。他的专业选择，父亲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哈佛大学注重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及物理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注重田野调查，把地下的实物分析与人类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梁思永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东亚考古。他曾在美国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梁思永于1926年11月7日写信给父亲，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准备毕业论文。12月10日，梁启超回信表示“喜欢至极”，信中提到“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立刻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你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问题，家里的境况对于这点钱还负担得起也。”李济（1896-1979），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同执教鞭。李济、袁复礼等人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76箱出土器物，分装9大车，于1927年元月初安全无损地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田野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李济也由此奠定了其“中国考古学之父”的地位。

在与参加山西考古凯旋而归的李济商量之后，梁启超于1927年1月10日又致信思永：“他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其中陶器花纹问题最复杂，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迪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梁启超提到李济曾说：“以考古学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他相信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时局不靖”无法外出发掘，“现在所掘得七十六箱东西整理研究便须莫大的工作”，在清华帮着整理研究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

1927年上半年，北伐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梁启超一度考虑国内局势不稳，出于安全考虑，写信不主张思永回国。3月9日的信中写道：“前信颇主张思永暑期回国，据现在情形还是不来的好，也许我就要亡命出去了。”次日的信中也说：“我从前虽然很愿意思永回国一年，但我现在也不敢主张了，因为也许回国只做一年的‘避难’生涯，那真不值得了。我看暑假后清华也不是现在的局面了，你还是一口气在外国学成再说罢。你的信，我过两天只管和李济之商量一下，但据现在情形，恐怕连他不敢主张了。”

后来赶上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当时瑞典学者斯温哈丁组织一个团体前往新疆进行考古，考察团包括中国方面的清华大学教授袁复礼、清华国学院讲师李济等10余人，梁启超觉得为儿子的学问计“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若错过了，以后想自己跑新疆一趟，千难万难”，转而支持思永回国实习，但随团去新疆考古之事未能如愿。梁启超又曾先后于4月21日、4月25日、4月27日三次写信布置其参加国内考古实习之事。他在5月26日的信中建议徽因暂时不必回国，同时提到：“至于思永呢，情形有点不同。我还相当地主张他回来一年，为的是他要去山西考古。回来确有事业可做，他一个人跑回来，便是要逃难也没有多大累赘。所以回来一趟也好，但回不回仍由他自决，我并没有绝对的主张。”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六七月间回国，在国内工作近一年，担任清华研究院助教，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故宫博物院审查员。父亲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介绍名师，提供机会，努力为思永创造优越条件。7月30日，他写信给陈仲恕，请他指导思永：“小儿思永新自美归……渠所治为考古学，非博观实物，不能为功。归国一年，拟并力从事于此。玉器、瓷器、铜器三项，尤所最欲研究。敬乞吾公详加指陈，俾勿迷所趋。闻郭君宝昌为鉴瓷名家，不审公与之有交否？若能介绍清益，尤所企盼。其余各专家有可受益者，请公更为博思介见。公视小儿辈如子弟，想不有各也。”梁思永利用在美国留学所学知识，对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陶片进行了研究。他通过与国内外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进行对比研究，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梁思永将研究成果写成英文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

1928年8月，梁思永回哈佛继续学习。1930年毕业后回国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

“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　梁思忠要晚一些去美国留学。思忠那时十八九岁，很懂事，哥哥姐姐都在国外，他在家里就主动多承担一点“孝道”。1925年10月3日，李夫人正式安葬，思忠、思达俩人扶柩送李夫人上山并守灵一夜。梁启超当日致信在北美的四位子女，告知了葬礼的情况，说到“你妈妈真音容永绝了，全家哀号，悲恋不能自胜”，“最可怜思成、思永，到底不能凭棺一恸。人事所限，无可如何，你们只好守着遗像，永远哀思罢了”。1926年春夏，梁启超病情加重，住进协和医院做割肾手术，思忠一直在父亲身边伺候，直到父亲身体好转出院。同年8月，思忠赴美留学，不放心父亲的身体，不时写信提醒。8月16日，梁启超致信思忠，劝子女不必记挂自己的病情，信中说：“病虽未痊愈（偶然便带哑色，但已非红非紫），比前次确减轻许多。多年之痼疾，本非三数日所能全治，但药之有效，已灼然矣。往告兄姊可大欣慰也。”1927年6月15日，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忠忠劝我卫生的那封六张纸的长信，半月前收到了。好啰嗦的孩子，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但我已领受他的孝心，一星期来已实行八九了。”

梁思忠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他的政治热情较高。当时，国民革命的热潮席卷全国，北伐战争正在展开，正在美国留学的梁思忠“思想一天天趋到激进，而且对党军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提出中止学业，归国参加这一热潮。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在“致孩子们书”中，对思忠的要求进行了回应。他肯定了参加到国民革命洪流中的青年的热情，“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因此，梁启超对思忠的回国要求是很犹豫的，“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他肯定思忠“想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对思忠的要求，起初梁启超有赞成之意，所犹豫的是去投奔什么人，如去白崇禧那里还是李济深那里，而且已经派人去联系。但过去三个礼拜后，梁启超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转而反对思忠回国。他说明了反对的理由：“因为三个礼拜前情形不同，对他们还有相当的希望，觉得你到那边阅历一年总是好的。现在呢？对于白、李两人虽依然不绝望——假使你现在国内，也许我还相当的主张你去——但觉得老远跑回来一趟，太犯不着了。头一件，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所为何来？第二件，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现在迥非前比。白崇禧军队算是极好的，到上海后纪律已大坏，人人都说远不如孙传芳军哩。跑进去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学得来。第三件，他们正火拼得起劲，人人都有自危之心，你们跑进去立刻便卷搀在这种危险漩涡中。危险固然不必避，但须有目的才犯得着冒险。现这样不分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冒险总不是这种冒法。这是我近来对于你的行止变更主张的理由，也许你自己亦已经变更了。”

1927年5月13日，梁启超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又说：“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止下流，大概总可放心，只怕进锐退速，受不起打击。他所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

1935年，小学毕业的梁思礼

也考虑了其他子女的留学问题　梁启超去世前，思达、思宁、思懿、思礼都还小，他来不及对这一组孩子海外留学之事作出实际的安排，但也是有所思考与准备的。按他的意愿，这些子女也都要出洋留学，见见世面，增长知识。

1925年8月3日，他在给“对岸大群孩子们”的信中就谈到，除了要把美国三个儿子与思庄的留学费用留出，“便是达达（思达）、司马懿（思懿）、六六（思宁）的游学费，我也想采纳你的条陈，预早（从明年）替他们储蓄些，但须看力量如何才来定多少。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他那么多姊姊哥哥，还怕供他不起吗？”1927年下半年，梁启超在请谢国桢做家庭教师时，也有过让他次年带着思达等去日本留学的想法。他说：“好在他们既得着一位这样好先生，那先生又是寒士，梦想去日本留学而不得，我的意思想明年暑假或寒假后，请那先生带着他们到东京去。”

1956年11月梁思礼与妻子麦秀琼结婚照

火箭专家、老年梁思礼

梁启超去世后，梁思懿于1941年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后在芝加哥、纽约社会学院任教。同年，梁思礼随三姐思懿到美国留学，直到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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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想的婚姻制度”

“父母选择，子女做主”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儿女长大成人后，儿女的情感生活与成家立业之事，自古至今是每个父母都非常关心的。

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就是“包办”婚姻。《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中国古代礼法把包办子女、卑幼的婚事作为父母、尊长的特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成立的必要要件。先秦时期出现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为包办婚姻提供了礼制上的根据。历代封建王朝的法律都有关于主婚权的规定。《唐律疏议》以父母和其他法定尊长为子女、卑幼的主婚人。明洪武二年（1369）令：“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可见，在古人看来，不经过父母允许的婚姻，是一种严重的越礼行为，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梁启超在1923年11月5日的致思顺书提到“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启蒙思想家批判了“包办”婚姻制度，提出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主张。这种“我的婚姻我做主”的新式婚姻制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得到了广大青年的拥护。

尽管如此，基于人之常情，现代条件下父母从希望子女幸福的角度，还是会关心子女婚恋。俗话说“知子莫若父，知女莫若母”，加上父母人生阅历丰富，双方父母和长辈对子女、下代婚姻的建议也有合理性。

子女成人后，他们的谈婚论嫁也成了梁启超颇为操心的一桩心事。经历了“包办”婚姻也目睹了新文化运动的梁启超，探索出了“父母选择，子女做主”、将传统与现代加以结合的办法。在梁启超生前，其他孩子还小，梁思顺与周希哲的婚恋，还有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恋，作为父亲的他都用了心也费了心，对梁思永与李福曼这对青梅竹马的表兄妹也颇多关心。尤其是思顺、思成的婚姻，恋爱对象均由父母选定人选，然后创造机会让两个人接触，让他们自己经自由恋爱后决定，梁启超把这一将“父母之命”与自主婚姻结合的方法，称为“理想的婚姻制度”。

1923年11月5日，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说：

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后你们弟弟妹妹们个个都如此，这是父母对于儿女最后的责任。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唉，但也太费心了。像你这样有这么多弟弟妹妹，老年心血都要被你们绞尽了，你们两个大的我所尽力总算成功，但也是各人缘法侥幸碰着，如何能却有把握呢？好孩子，你说我往后还是少管你们闲事好呀，还是多操心呢？

促成长女婚姻与民国初年，在父亲的主持下，梁思顺与马来西亚华侨周希哲结为夫妻，周希哲为梁启超的学生。梁启超对于自己精心策划的女儿婚事，还有思成与徽因的相恋，一直觉得很得意，也一直很关心。

周希哲幼年家境贫寒，后在商船上做事，曾经得到康有为的提携和帮助，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北洋政府时期，他长期担任驻菲律宾、缅甸、加拿大的领事和总领事。梁思顺多年随周希哲生活在海外，父女之间通过书信往复表达相互思念并商量家务。梁启超一生写给孩子们的信有400多封，这些书信字数有百余万字，几乎占到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家书”以写给梁思顺的居多。

梁思顺、周希哲夫妇与女儿周有斐

在给思顺的信中，除了关心自己的海外儿女，梁启超经常提到希哲，表达对他的肯定，提出一些建议，并为他的工作之事奔走。就在1923年11月5日为“理想的婚姻制度”自鸣得意的那封家书中，梁启超表达了自己对希哲这位女婿的喜欢，他说：“你报告希哲在那边受商民爱戴的情形，令我喜欢得了不得。我常想，一个人要用其所长（人才经济主义）。希哲在国内混沌社会里头混，便一点看不出本领，当领事真是模范领事了……希哲这样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我实在喜欢他。”

由于国内时局动乱，节使馆经费发不出，希哲、思顺一家生活困窘，梁启超替他们心焦。“思顺们的生计前途，却真可忧虑，过几天我试和少川（顾维钧）切实谈一回，但恐怕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使领经费据我看是绝望的，除非是调一个有收入的缺。”（1927年1月2日）他又试图通过顾维钧将希哲从加拿大调到新加坡。他在1927年1月27日写给思顺的信中说：“调新加坡事倒可以商量，等我打听情形再说吧……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一卷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2月10日信中又说：“思顺调新加坡的事，我明天进城便立刻和顾少川说去，若现任人没有什么特别要留的理由，大概可望成功吧。”但此事后来也遇到了麻烦，没有办成，“据顾说，现在各方面请托求此缺者，已三十人，只好以不动为搪塞，且每调动一人必有数人牵连着要动，单是川资一项已无法应付，只得暂行一概不动”。

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合影

“包办”梁林之恋“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爱、婚姻故事，造就了民国年代的绝代风华，近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传颂。林徽因于1904年6月出生于美丽的杭州，她最初被起名为“徽音”，名字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父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他们俩可以说是郎才女貌，同时也门当户对，梁启超做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徽因的父亲林长民（1876-1925）曾是段祺瑞内阁中的司法总长；梁家成了文化世家，林家也出过翻译《茶花女》的文学家林纾，写了《与妻书》的林觉民等名人。这门婚事又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其间费了不少周折，从最初提起，到举行婚礼整整走过了十年，“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梁启超全力促成的。梁启超对儿女的婚恋之事非常关心，作为长子的梁思成的婚姻更是他考虑、关心的一

林、梁两家是世交，梁启超、林长民早已有了两家联姻的想法，他们“包办”了两个孩子的婚姻，创造着机会让思成与徽因进行接触。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记述了她的父母1918年初次见面的情景：

父亲大约十七岁时，有一天，祖父要父亲到他的老朋友林长民家里去见见他的女儿林徽因（当时名林徽音）。父亲明白祖父的用意，虽然他还很年轻，并不急于谈恋爱，但他仍从南长街的梁家来到景山附近的林家。在“林叔”的书房里，父亲暗自猜想，按照当时的时尚，这位林小姐的打扮大概是：绸缎衫裤，梳一条油光光的大辫子。不知怎的，他感到有些不自在。

门开了，年仅十四岁的林徽因走进房来。父亲看到的是一个亭亭玉立却仍带稚气的小姑娘，梳两条小辫，双眸清亮有神采，五官精致有雕琢之美，左颊有笑靥；浅色半袖短衫罩在长仅及膝下的黑色绸裙上；她翩然转身告辞时，飘逸如一个小仙子，给父亲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两年后，林徽因随父亲赴欧考察游历，卜居伦敦一年，受邻居女建筑师的影响，立志将来一定要学建筑。1921年10月，她随父亲回国到北京读书，梁思成与其交往渐多。俩人在徽因回国后的第一次见面中，谈到了专业选择。徽因告诉思成，她以后准备学习建筑。思成感到很意外。“建筑？”他反问道，“你是说house（房子），还是building（建筑物）？”徽因笑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architecture（建筑学）吧！”徽因给思成谈起了她所知道的建筑，谈起了欧洲大陆那些“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诗”。梁思成回忆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这里的“第一次”，已是带着求婚之意去拜访的“第一次”，正如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所说，“这不是一般的访问，而是以一个求婚者的身份去的”，而1918年的那次见面，两个人已互相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

林徽因头顶令人炫目的光环，被当时众多才子恋慕。在梁林正式订婚前，徐志摩就追求过林徽因。梁启超于1923年1月2日写信给他进行了规劝，信中说：“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痛苦。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求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其实，早在英伦期间，同在英国求学的已婚男子徐志摩就紧追过她，同样为徽因父亲所坚决反对。后徐志摩退出。

梁启超携林徽因（右）、梁思庄游长城

1月7日，梁启超在致思顺书中写道：“思成和徽音（即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她因与当时一男作家同名，于是改为林徽因，但在梁启超的书信里仍称她为‘徽音’）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音须彼此学成后乃订婚约，婚约订后不久便结婚。林家欲即行订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你的意见怎样呢？”

5月7日梁思成遭遇了车祸。梁启超在次日写给思顺的信中记述了车祸发生前后的情景：“约莫十一点（午前）时候，思成、思永同坐菲律宾带来的小汽车出门，正出南长街口被一大汽车横撞过来，两个都碰倒在地。思永满面流血，飞跑回家，大家正在惊慌失色，他说快去救二哥罢，二哥碰坏了。等到曹五将思成背到家来，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后来医生到了，全身检视一番，腹部以上丝毫无伤，只是左腿断了，随即将装载病人的汽车开来，送往医院。”这场车祸的意外结果是思成与徽因恋爱进程的加快。“内中还把一个徽音也急死了，也饿着守了大半天（林家全家也跟着我们饿），如今大家都欢喜了。”思成遇车祸住院后，徽因每天前往医院伺候，给予思成无微不至的关怀。俩人恋爱以来从未如此频繁亲密地接近，恋人在经受这场磨难后更懂得了珍惜。因为这场车祸，梁思成的留学计划被推迟了一年。

1924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一起启程赴美国留学，9月正式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梁思成因车祸推迟了一年出国，恰逢林徽因也考取了半官费留学，俩人得意双双赴美深造。受当初林徽因的启发，梁思成学的是建筑专业，但因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学了美术学。

思成与徽因的恋爱，在他俩自身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父亲注意到了俩人间的龃龉，他说：“思成和徽音，去年便有好几个月在刀山剑树上过活。”同时，两个人的恋爱也有外在的阻力，最为头疼的是遇到了李蕙仙、思顺两位梁家重要成员的反对。母亲对未进门的徽因无所顾忌地服侍遭遇车祸的儿子看不顺眼，她不久病逝了。对思顺，梁启超进行了劝解。结果让梁启超颇感欣慰，他在1925年7月10日的信中说：“思顺对于徽音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这是思成一生幸福关键所在，我几个月前很怕思成因此生出精神异动，毁掉了这孩子，现在我完全放心了。”

第二年冬天，发生了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的事件，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于1925年11月30日乘郭松龄专车秘密离京，途中受到奉军王永清部的袭击，被流弹击中身亡。12月27日，梁启超致信思成，转告了报纸上传出的徽因失去了父亲的“可怕的消息”。梁启超视徽因为自家女儿，决定资助她完成学业。

“遥控”梁林的海外婚礼梁启超对思成与徽因的婚礼非常重视，一是因为思成是自己的长子，二是觉得徽因父亲已去世，婚礼周全、郑重一些可以告慰林家。他要求尽可能按照传统婚姻礼仪迎娶徽因。同时考虑到当时国内时局，梁启超也建议他们在国外举行婚礼。

这样，病中的梁启超一面在地球的另一面关心、“遥控”着由思顺、希哲在温哥华张罗、操持的婚礼，同时，梁启超又“遥控”着胞弟启勋筹办两位新人的“庙见大礼”、“文定大礼”。

传统婚礼比现代婚姻礼仪还要庄重繁复，现代婚礼一般指结婚当日所举行的礼仪，而古代婚礼的“三书六礼”则包括了从谈婚、订婚到结婚等过程的文书和礼仪。“三书”是结婚过程中所用的文书，包括“聘书”即定亲之文书，是在纳吉（男女订立婚约）时，男家交予女家之书柬；“礼书”即在过大礼时所用的文书，列明过大礼的物品和数量；“迎书”即迎娶新娘之文书，是迎亲接新娘过门时，男方送给女方的文书。“六礼”是结婚过程的六个礼法，分别指：“纳采”，由男家家长请媒人向物色好的女家提亲，男家在纳采时需将大约达三十种有象征吉祥意义的礼物送给女家；“问名”，即在女方家长接纳提亲后，女家将女儿的年庚八字带返男家，以使男女门当户对和后卜吉凶；“纳吉（又称过文定）”，为接收庚帖后，将其置于神前或祖先案上请示吉凶，以肯定双方年庚八字没有相冲相克；“纳征（又称过大礼）”即男家把聘书和礼书送到女家，在大婚前一个月至两周，男家会请两位或四位女性亲戚（须是全福之人）约同媒人，带备聘金、礼金及聘礼到女方家中，女家则需回礼；“请期（又称乞日）”即男家择定合婚的良辰吉日，并征求女家的同意；“亲迎（或迎亲）”在结婚吉日，穿着礼服的新郎会偕同媒人、亲友亲自往女家迎娶新娘。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时的照片

父亲对他俩在海外举办的婚礼很关心，也很重视，从数个月前起数次写信给思顺、思成等提起并讨论此事，谈到了自己的打算与建议。梁启超在1927年5月26日的信中，建议他俩在国外举行婚礼：“我原想你们毕业后回来结婚，过年把再出去。但看此情形（指的是官费满五年的毕业），你们毕业我是否住在中国还不可知呢？”“因此，连带想到一个问题，便是你们结婚问题。结婚当然是要回国来才是正办，但在这种乱世，国内不能安居既是实情。你们假使一两年内不能回国，倒是结婚后同居，彼此得个互助才方便，而且生活问题也比较的容易解决。所以，我颇想你们提前办理，但是否可行，全由你们自己定夺。”因婚礼暂时未定，梁启超又建议俩人不如先分住两地：“你们既不愿意立即结婚，那么总以暂时分住两地为好，不然生理上精神上都会发生若干不良的影响。”

12月5日，致信思成，其中有一段写道：“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的全部的人格和名誉。”12月18日，致信思成，提到：“你们在美国两个小孩子自己实张罗不来，且总觉得太草率，有姊姊代你们请些客，还在中国官署内行谒祖礼，才庄重像个体统。婚礼只要庄重不要奢糜，衣服首饰之类，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够，一切都等回家再行补办，宁可节省点钱做旅行费。”

对思成与徽因婚后的新婚旅行，父亲梁启超也做了细致的安排。他在12月18日的信中又建议两位新人去欧洲，可以一边游历，一边参观古建筑，顺道回国，这样就把观光、学术考察与归国行程结合在一起。他在信中写道：“你们由欧洲归国行程，我也盘算到了。头一件我反对由西伯利亚路归来，因为野蛮残破的俄国，没有什么可看，而且入境出境，都有种种意外危险（到满洲里车站总有无数麻烦），你们最主要目的是游南欧，从南欧折回俄京搭火车也不太经济，想省钱也许要多花钱。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的政治。关于这一点，最好能调查得一两部极简明的书（英文的）回来讲给我听听。”

1928年2月12日，梁启超致信思成，提到了思成与徽因在加拿大举办婚礼之事，再次建议婚礼后去欧洲新婚旅行的行程，还要求两位新人注意记日记，这样就会有更大的收获。“你脚踏到欧陆之后，我盼望你每日有详细日记，将所看的东西留个印象（凡注意的东西都留它一张照片），可以回来供系统研究的资料。若日记能稍带文学的审美的性质，回来我替你校阅后可以出版，也是公私两益之道。”为了给思成与徽因在欧洲旅行提供方便，梁启超还随信寄去名片，“今寄去名片十数张，你到欧洲往访各使馆时，可带着投我一片，问候他们，托其招呼，当较方便些。”信中还嘱咐思成：“你到欧后，须格外多寄些家信，明信片最好，令我知道你一路的景况。”此前几封信，梁启超都不主张思成、徽因经俄罗斯回国，但这封信“我前几封信都主张你们从海道回国，反对走西伯利亚铁路。但是若为省钱计，我亦无可无不可。若走西伯利亚，要先期告我，等我设法，令你们入境无阻滞。”

次日的“致孩子们书”又过问了“思成、徽音婚礼的事定了没有”，又一次提了游欧之事：“思成这回去游欧洲，是你的学问上一部分很重要的事业，所以，我无论怎样困难，你们的游费总想供给得够才行。这回之后我做爹爹的义务就算尽完了。我想你到去的地方，除了美、德、法之外，是北部的瑞典、挪威，南部的西班牙、土耳其，只要能去，虽然勉强，我还是希望你到这几个地方看看，回来的时候，不要搭西伯利亚铁路，总是走印度洋的好。因为（由俄国来的）入境时青年男女极危险的，所以这笔钱是省不了的。”

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梁思成姐夫周希哲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他们选择3月21日这一天，是为纪念中国宋代建筑学大师李诫。从思顺的信中得知思成与徽因结婚的情形后，梁启超很欣慰，他在4月26日致信他俩，说道：“尤其令我喜欢者，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你们结婚后，我有两件新希望：头一件你们俩体子都不甚好，希望因生理变化作用，在将来健康上开一新纪元；第二件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脾气，爱吵嘴，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这两种希望，我想总能达到的。”该信也问到了新人旅行结婚之事：“你们游历路程计划如何？预定约某月可以到家？归途从海道抑从陆路？想已有报告在途。若还未报告，则得此信时，务必立刻回信详叙，若是西伯利亚路，尤其要早些通知我，当托人在满洲里招呼你们入国境。”

在收到思成寄回的婚礼照片后，5月5日，梁启超写信给思顺：“婚礼照片今日收到，合家争观，皆大欢喜，新郎新妇皆光彩动人，思成自然一片丰腴俊秀，尤令我观之不厌。前次对于彼体子之忧念销释大半了。”

婚礼之后，思成与徽因两人接着赴欧洲的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欢度蜜月。5月14日，梁启超致信仍在旅途中的两位新人，又特别交代要“做”好日记，争取“能做成一部‘审美的’游记”，信中说：“我盼望你们的日记没有间断。日记固然以当日做成为最好，但每日参观时跑路极多，欲全记甚难，宜记大略而特将注意之点记起（用一种特别记忆术），备他日重观时得以触发续成，所记范围切不可宽泛，专记你们共有兴味的那几件——美术、建筑、戏剧、音乐便够了，最好能多作‘漫画’。你们两人同游有许多便利处，只要记个大概。将来两人并着覆勘原稿，彼此一谈，当然有许多遗失的印象会复活许多，模糊的印象会明了起来。能做成一部‘审美的’游记，也算是中国空前的著述。况且你们是蜜月快游，可以把许多温馨芳洁的爱感，迸溢在字里行间，用点心做去，可成为极有价值的作品。”

思成夫妇后来决定去莫斯科搭乘西伯利亚大铁道火车，经由父亲所不喜欢“野蛮的、残破的俄国”回国。途中遇见了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即查理斯和蒙德里卡·查尔德，他们回忆了与思成夫妇相遇的情形：“1928年初夏的一天，费迪和我坐上一列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火车，从莫斯科缓缓东行，车子不时停下来上水或装木头燃料。在车子停站的时候，人们都跑到站台上去，走上走下地乱转，同当地人换东西吃或者泡茶。”“在这些粗鲁的、发臭的旅客群中，这一对迷人的年轻夫妇显得特别醒目，就像粪堆上飞着一对花蝴蝶一样。除了那自然的沉默寡言以外，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反映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光辉和热情。在这种相互愉悦的心情驱动下，我们几乎立即投入了热烈的谈话——在他们是因为，他们向我们解释说，他们是满载着美国的体验回国去，急于要把它们付诸实践；而在我们则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投入到一次通向其艺术和哲学久已深深吸引我们两人的地区的伟大旅行。今天回顾起来，火车旅行生活的单调以及同其他旅客交谈的语言障碍显然也促进了友谊。”“火车颠簸前行，经过鄂姆斯克、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贝加尔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站头，最后到达了和中国中东路的接轨站，我们四个人在这里登上向东南穿过满洲的火车，经过哈尔滨、沈阳，到达黄海边的大连。”“从大连我们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横跨直隶湾驶往大沽口，天津的外港。然后又在黄昏和瓢泼大雨中，从天津登上一列又慢又漏的火车前往北京。”

5月8日，梁启超致信思成，提及“归期既如此匆促，则非走西伯利亚铁路不可。车期定后，务必发一电来，我当托哈尔滨中国银行或浙江兴业银行特派一人往满洲里招呼入境（电中须声明日期）。”

8月18日，梁思成与林徽因结束经欧洲回国的新婚之旅，回到了北平。休息了几天之后，梁启超便为梁思成举行了庙见大礼，并按照传统婚姻礼仪，安排梁思成和林徽因到西山祭谒了梁思成生母李夫人墓。

8月22日，梁启超写信给海外孩子，转告了新人到家后的喜悦氛围：“新人到家以来，全家真是喜气洋溢。初到那天看到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涨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看来他们夫妇体质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和，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

细致的梁林“文定礼本”此前，梁启超就已曾病重入院，1927年7月他写信给胞弟梁启勋，让其代为筹措这对新人的庙见大礼、文定大礼，“特因思成已决定在美结婚（我及思顺如此主张，彼两小未完全同意），婚仪太简率，所以想在文定礼上稍微郑重庄严一点，我既不来京，一切由弟代理便是”。信中对细节进行了仔细叮嘱，可见慈父的良苦用心：

庚帖已面请君庸书写（宰平主张者，因君庸堂上具庆夫妇齐眉，儿女成行），可下一‘全红夹单帖’正式奉请。大媒已请定林宰平。

聘物林家用一玉印，据君庸言该印本是一对，故当仲恕未购定玉佩以前，曾与君庸言两家各购其一，印文互刻新郎新妇名。今我家既已购定，本来最好是林家并购双印送我，但不便作此要求，仍由我家购其一便是。但我家所购者印文拟不刻徽音（林徽因原名）名，但刻‘长宜子孙’（告君庸言预备彼夫妇可通用，故刻一吉祥语）四字阴文，请讬君庸代购代刻。该印据君庸说双印共索金三百余元，今我购其一，须一百五十元内外。另刻资恐须二三十元，又托君庸代购庚帖（虽所费极微），可先拨百八十元交君庸为代购印刻印及各杂费之用。前曾告君庸欲双方各用一‘寸许之小金如意’，但恐定制费时赶不上，免去可耳（若有现成者则不妨购，一并托君庸便是）。行礼之日，家中大门易挂一红绿绸彩（简单两段绸子便是），向祖宗神位前行告聘礼，将聘物陈在祭桌上，祭毕乃交大宾将去。行礼最好是在上午，礼毕即在家里请大宾宴（午餐），可询君庸林家所请大宾为谁，一并先下请帖。请帖用我兄弟三人名义（用红柬），不必书明为何事，但用‘诘尊候教’字样便得。

梁启超写给胞弟梁启勋交代庙见礼、文定礼细节的信收入《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华书局2012年）。由梁启超手书的这份“梁思成、林徽音文定礼本”原件，则于2012年12月6日在北京拍出了379.5万元的高价。

梁启超手书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庙见礼本（5页，选2）

梁启超也曾与海外的孩子反复讨论在国内为新人举办文定礼之事。1927年5月26日，他给海外孩子写信，希望思成在国外举行婚礼，同时表示国内该有的礼数也要尽可能周到，“你们若认为可行，我想林家长亲也没有不愿意的，我便正式请媒人向林家求婚，务求不致失礼”。8月29日又写信提到：“思成结婚事他们俩商量最好的办法，我无不赞成。在这三几个月，当先在国内举行庄重的聘礼，大约须在北京，林家由徽音的姑丈们代行，等商量好再报告你们。”10月底，他在信中又提到“我在这里正商量替你们行庄重的聘礼，已和卓君庸商定，大概他正去福州，征求徽音母亲的意见”。

梁启超手书的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本（7页，选2）

12月12日的信中，将即将举行的聘礼告知了海外孩子：

这几天家里忙着为思成行文定礼，已定于十八日（阳历）在京寓举行，日子是王姨托人择定的。我们虽不迷信，姑且领受他一片好意。因婚礼十有八九是在美举行，所以此次行文定礼特别庄严慎重些。晨起谒祖告聘，男女两家皆用全帖遍拜长亲，午间宴大宾，晚间家族欢宴。我本拟是日入京，但一因京中近日风潮正恶，二因养病正见效，入京数日，起居饮食不能如法，恐或再发旧病，故二叔及王姨皆极力主张我勿往，一切由二叔代为执行，也是一样的。今将告庙文写寄，可由思成保藏之作纪念。

聘物我家用玉佩两方，一红一绿，林家初时拟用一玉印，后闻我家用双佩，他家中也用双印，但因刻玉好手难得，故暂且不刻，完其太璞。礼毕拟两家聘物汇寄坎京，备结婚时佩戴，惟物品太贵重，生恐失落，届时当与邮局及海关交涉，看能否确实担保，若不能，即仍留两家家长处，结婚后归来，乃授予宝存。

在美婚礼，我远隔不能遥断，但主张用外国最庄严之仪式，可由希哲、思顺帮同斟酌。

两位新人的文定大礼六天后在“南长街54号”院中举行。长子缔结婚礼，父亲心里至为欣慰，这一天，他写信给思成，提到：“这几天为你们聘礼，我精神上非常愉快，你想从抱在怀里‘小不点点’（是经过千灾万难的），一个孩子盘到成人，品性学问都还算有出息，眼看着就要缔结美满的婚姻，而且不久就要返国，回到我的怀里，如何不高兴呢？今天北京家里典礼极庄严热闹，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地玩了半天。想起你妈妈不能小待数年，看见今日，不免有些伤感，但她脱离尘恼，在彼岸上一定是含笑的。除在北京由二叔正式告庙外，今晨已命达达等在神位前默祷达此诚意。”

从这些信函不难品味梁启超的拳拳父爱，着实是其情殷殷，其意绵绵。

青梅竹马的“姑表亲”在梁启超生前，次子思永与表妹李福曼的姻亲也已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在考虑替思成与徽因举行聘礼的时候，就曾设想“届时或思永福曼的聘礼同时举行，亦未可知”（1927年10月29日“致孩子们书”）。

1937年梁思永与妻子李福曼、女儿梁柏有在一起。李福曼为梁思永的表妹，梁启超对她的学业曾给予大力支持。

李福曼是思永母亲李蕙仙的娘家侄女，比思永小3岁。1918年，她11岁时来到梁家，与表兄思永从小一起长大。由梁家供她读书，读天津中西女中8年，后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梁启超晚年，由于国内动荡，他自己也病重，其家庭收入受到影响，长女思顺提出由他们一家来招呼梁家这一大家庭的家用，父亲提到有几笔费用需要思顺、希哲夫妇帮忙筹措，其中包括“福曼在燕京大学还有两年或三年”的学费。

思永与李福曼属于姑表亲，按当时的社会风俗，这对表兄妹的结合属于“亲上加亲”，因而被家人和社会视为青梅竹马、天生一对的鸳鸯。在思永上清华学校时，每逢假期，他们就必定相聚。等到思永出国留学时，俩人的情感已心照不宣。梁家上上下下大人小孩也都已知道、接受了此事。母亲李蕙仙说过：“福曼是我家的人啦。”思宁当时还很小，也对李福曼说：“我知道你是三嫂。”梁启超虽在书信里提到不多，但也完全赞成，只是思永的情感看来没让父亲过于操心。

1927年，思永回国在清华研究院实习，而此时李福曼正在燕京大学教育系学习，两个学校离得很近，俩人也就能常见面。8月29日，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提到了这一情况，“福曼来津住了几天，现在思永在京，他们当短不了时时见面”。

1930年，梁思永从哈佛学成归来，李福曼也从燕京大学毕业，二人结为夫妇。不久，女儿梁柏有出生。1932年以后，梁思永病魔缠身，李福曼伺候床前，几十年如一日。

关心其他子女的情感生活梁启超晚年，除了已婚的思顺、已到谈婚论嫁的思成、思永，其他子女或正处在青春期，或还小，他们的情感、心理也得到了父亲的关怀、关心。梁启超希望这些子女有一个正常、开放的社交环境，希望他们的情感得到健全的发展，避免情感上的淡漠，同时，作为家长又非常警惕不健康的氛围、情感、心理有可能侵害自己的子女。

思庄1925年出国留学时年仅17岁，父亲把她托付给思顺，同时自己也一直关注着其情感世界。1926年9月4日，他在“给孩子们书”中提醒思庄：“庄庄多走些地方（独立的），多认识些朋友，性质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庄庄以后离开家庭渐渐的远，要常常注意这一点。”父亲希望她慎重交友，但也希望她能更活泼、开朗一些。当他从来信中看出思庄显出活泼样子，觉得很欣慰。

再如对思忠，梁启超也希望他要慎于交友，“你二叔今日来的快信，寄给你们看。信中所讲那陈某我是知道的，纯然是一个流氓，他那个女孩也真算无耻极了。我得着你二叔信，立刻写了一千多字的信严重告诫忠忠。谅来这孩子不致被人拐去，但你们还要随时警告他。因为他在你们弟兄姐妹中性情是最流动的，你妈妈最不放心也是他。”父亲让海外的孩子一起“警告”思忠，实际上也是对北美一组孩子的提醒。

1926年，梁启超住进医院，写了一封“与孩子们书”，“安排”孩子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他说：“我的计划，本来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了婚礼。梁启超是证婚人，他发表了一份很另类的“证婚词”，严厉批评其爱徒徐志摩用情不专：“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次日，梁启超写信给海外孩子，转告了此事，又把“训词”寄给他们，“我把昨日的感触，专门写这一封信给思成、徽音、思忠们看看”。可见父亲的良苦用心。信中说：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王受庆是徐志摩的朋友，陆小曼的丈夫），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

“证婚词”和这封信充分表明了梁启超对婚姻爱情的态度，他正是以这种态度要求子女的。

件大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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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导毕业后的择业就业

“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　孩子的择业就业问题，是每一位家长都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也是学校、社会和国家都会广泛关注的。梁启超也关注孩子的职业，他认为事业无所谓大小，个人因自己的地位和财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就是可敬的。他指出，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药可医，唯有无业游民，那是圣人拿他也没办法，所以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现在的孩子，多数是独生子女，在就业问题上对父母有着严重的依赖，希望通过父母的关系找到满意合适的工作，自己没有为就业做充分的准备，在择业时又拿不定主意，事事依靠家里人，而不愿付出自己的努力。父母关心关注子女的就业，出主意，想办法，找门路，都是人之常情，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子女及早动手，努力学习，通过提升自身素质入手，为就业谋生作好准备，同时要引导子女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避免过度趋热避冷、“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也避免以现实主义取代自己的理想和“眼界高、能力低”等倾向。

在指导孩子选择专业、选择职业与实现就业问题上，梁启超这位父亲的做法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之处。

在梁启超看来，职业无所谓高低，事业无所谓大小，只是为社会做事的岗位，关键在自食其力，适合自身；关键在人尽其才，用其所长；关键在能够通过做事回报社会。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各行各业。行行出状元，再普通的职业也可以有闪光点，只要鞠躬尽瘁，努力向前，在每个职业岗位上，都是可以发出光亮的。对一个孩子来说，有事可做、有业可就是第一步，也是第一位；首先是不能当无业游民，不能游手好闲；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

1923年11月5日，他致信思顺：“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他还曾经发表过《敬业与乐业》的讲演，指出“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这叫做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我信得过我当木匠的做成一张好桌子，和你们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同一价值；我信得过我当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你们当军人的打胜一支压境的敌军同一价值。大家同是替社会做事，你不必羡慕我，我不必羡慕你。”

当然，梁启超也主张职业最好与人的理想追求结合起来，而不是仅仅把就业视为谋一饭碗。1928年4月26日，他致信思成夫妇，认为职业是求自立，但最好符合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

“做官实易损人格”　千百年来，儒学倡导“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使“官本位”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厚传统。在现实社会中，“官本位”还有着广泛、深厚的影响，社会价值观以“官”来定位，择业就业也首选做“官”，于是，报考公务员一再出现火爆的场面，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官迷”。

在发达国家，声望靠前的职业多为医生、教授、法官、律师、工程师等一类高级知识分子，而我国的“城市居民职业声望表”的调查表明，列在前位的还是官员。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社会领域的改革，也需要我们转变观念。在这方面，梁启超的认识显得颇为独到与超前。

“做官实易损人格”，这是梁启超同女婿周希哲说的话，这层意思他也同自己的子女多次谈起。他在1913年4月18日致思顺的信中，表示“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汝毕业归，两事皆可助我矣”，同时表示希望希哲“入大学为教授”。后来，希哲做了外交官，梁启超并不满意，多次表示希望他改行干教育或做实业。1916年10月11日，父亲致信思顺，提到：“希哲就外交部职无妨，吾亦托人在国务院为谋一位置，未知如何？领事则须侔外交总长定人乃可商。但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吾顷方谋一二教育事业，希哲终须向此方面助我耳。”此后，梁启超多次致信思顺，希望希哲辞职改行，不再从政。

1921年7月22日，他致信思顺说：“吾日来极感希哲有辞职之必要，盖此种鸡肋之官，食之无味，且北京政府倾覆在即，虽不辞亦不能久，况无款可领耶？希哲具有实业上之才能，若更做官数年，恐将经商机会耽搁，深为可惜。”“希哲之才，在外交方面在实业方面皆可自立，但做外交官常须与政局生连带关系，苦恼较多也。”

梁启超在1925年7月10日的书信中，还让希哲利用余暇看书学习，信中说：“希哲既有余暇做学问，我很希望他将国际法重新研究一番，因为欧战以后国际法的内容和以前差得太远了。十余年前所学现在只好算古董，既已当外交官，便要跟着潮流求自己职务上的新智识。还有中国和各国的条约全文，也须切实研究。希哲能趁这个空闲做这类学问最好。”希哲在这个方面知识上的准备，为他回国后在大学当教授教国际法创造了条件。

1927年2月16日，梁启超在“致孩子们书”中回答了思成提出的自己和弟弟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有用无用”的问题。在其看来，一流学者、文化人的贡献，并不亚于政治家。他回答道，“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你还是保持这两三年来的态度，埋头埋脑做去了。”

1928年9月，离去世仅几个月的时候，梁启超仍在考虑周希哲未来的生计，还是希望其改行。他建议希哲脱离政府，辞职去东北做生意。在他看来，如果做生意，“没有第二个地方比东三省再好了”。他为希哲描绘了一幅十分美好的前景，并鼓励他联络美国的农具工厂，投身北满的垦荒事业。这时他还是很乐观的，他说：“我想希哲如果有门路不妨兜揽这件事，目前既可以得相当的佣钱，以后和垦务发生关系，发展的机会更不知多少。还有北满的森林，若有材木公司想合办也是有办法的，这些话我告诉你们留意，你们若能找着投资的人，我这边总有信介绍。东三省现在决定采不管关内的方针，照此下去，十年生产力发达不可

10月12日，他写信给梁思顺，说到他对政界的厌恶：“新贵们只要登台三五个月，就是腰缠万贯，所谓廉洁政府，如是如是。希哲在这种政府底下做一员官，真算得一种耻辱，不过一时走不开，只得忍耐。”他觉得从政界抽身退出是一件幸运之事。

梁启超的儿女个个成才，其中，多为各学科出类拔萃的学者、专家，这与父亲厌恶“官本位”的取向、不提倡子女从政，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也按“官本位”去设计子女的人生之路，恐怕是难以出现“一门三院士”的家教奇迹。2005年温家宝探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曾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是中国教育界、中国社会急需破解的一个艰深问题，相信身为父母的也都很关心。要回答这一问题，也许可以从梁启超的家教案例中找到启示。

也支持思忠“走军事和政治那条路”　梁启超并非一般地反对子女从政，而是主张尊重个人意愿，如他对思忠“走军事和政治那条路”的选择就是肯定的。

思忠在出国前已表明了有意“走军事和政治那条路”，梁启超也已接受。1926年2月27日，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们的信中提到：自己住院时，思忠很焦急，“忠忠真没出息，他在旁边看着出了身大汗，随后着点凉，回学校后竟病了几天，这样胆子小，还说当大将呢”。“思成学课怕要稍为变更。他本来想思忠学工程，将来和他合作。现在思忠既走别的路，他所学单纯是美术建筑，回来是否适于谋生，怕是一问题。”由于思忠自有打算，连带着父亲操心起思成的专业来。

思忠去美国留学后政治热情很高，选择了学习政治，还有意加入政治团体，梁启超不无担心，但又觉得要尊重孩子的志愿，他在1926年12月写给梁思忠的信中表示：“你既学政治，那么进什么团体是免不了的。我一切不干涉你，但愿意你十分谨慎，须几经考量后方可加入。在加入前先把情形告诉我，我也可以做你的顾问。”

他在1927年2月16日的信中，又提到：“忠忠会自己格外用功，而且埋头埋脑不管别的事，好极了……你既走军事政治那条路，团体的联络是少不得的，但也不必忙，在求学时期内暂且不以此分心也是好的。”

他在5月5日的信中明确表示：“你明年能进西点便进去，不能也没有什么可懊恼，进南部的‘打人学校’也可，到日本也可，回来入黄埔也可（假使那时还有黄埔），我总尽力替你设法。就是明年不行，把政治经济学学得可以自信回来，再入那个军队当排长，乃至当兵，我都赞成。”但鉴于国内变局，他也不看好“党军”，因此反对思忠回国，“现在殊不必牺牲光阴，太勉强去干”。

梁启超还希望思忠在国外留学后，再入国内的军校。他觉得既然“走军事和政治那条路”，那么，国内的人脉资源就显得十分重要。“关于忠忠学业的事情，我新近去过一封电……我的主张是叫他在威斯康逊把政治学告一段落，再回到本国学陆军，因为美国决非学陆军之地，而且在军界活动，非在本国有些‘同学系’的关系不可以。”后因国内政局动荡，思忠回国入国内军校的打算取消，“幸亏思忠没有回来。前所拟议的学校都解散了。生当今日的中国再没有半年以上的主意可打，真可痛心”。

思忠不仅自己的政治热情很高，也不主张父亲对政治过于冷淡。思顺的信中也说过“不能不管政治”。他们的态度对父亲也有触动。

梁启超在1927年1月底的信中说道：“忠忠的信很可爱，说的话很有见地，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政治，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不过出面打旗帜，时机还早，只有秘密准备。”2月28日的信中又提到：“忠忠信上说的话很对，我断不至于在这当口儿出来做什么政治活动，亲戚朋友们也并没有哪个怂恿我，你们可以大大放心，但中国现在政治前途像我这样一个人绝对的消极旁观，总不是一回事，非独良心所不许，事势亦不容如此。我已经立定主意，于最近期间内发表我政治上全部的具体主张，现在先在清华讲堂上讲起，分经济制度问题、政治组织问题、社会组织问题、教育问题四项……现在同学颇有人想组织一精神最紧密之团体（周传儒、方壮猷等），一面讲学，一面做政治运动，我只好听他们做去再看。我想忠忠听着这话最高兴了。”

5月5日的信中从思忠的“激进”谈到自己的政治态度，表示：“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却是白天的学校功课没有一天旷废，精神依然十分健旺），但现在我已决定自己的立场了。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断片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确信的主张（我已经有两三个礼拜在储才馆、清华两处讲演我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狠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

可以看出，他对政治在骨子里还是牵挂的，因此与思忠也就有共同语言，与年轻学生也有心灵上的相通，但当时国内政局确实有让他心灰意冷的地方，且到晚年也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自然要影响到他对政治的态度，也影响到他对子女从政所持立场。

关心思成与徽因的职业问题　正像在婚姻问题上，梁启超生前只是操心了长女思顺与长子思成；在孩子职业问题上，匆匆离世的父亲也只管到了思顺一家与思成一家。于思顺一家，让父亲费了不少心力的是希哲的“调职”，而于思成一家，在思成夫妇回国前后，梁启超为他俩的职业生涯没少思量与忙活。

在思成夫妇回国途中，梁启超在家里认真考虑、筹划着他们的职业，也多次写信与他们进行沟通。父亲在1928年4月26日的书信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思成夫妇的职业问题。信中说：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928年回国后，到东北大学任教。

你们回来的职业，正在向各方面筹划进行，虽然未知你们自己打何主意。一是东北大学教授，东北为势最顺，但你们专业有许多不方便处，若你能得清华，徽音能得燕京，那是最好不过了。一是清华大学教授，成否皆未可知，思永当别有详函报告。另外还有一件“非职业的职业”——上海有一位大藏画家庞莱臣，其家有唐（六朝）画十余轴，宋元画近千轴，明清名作不计其数，这位老先生六十多岁了，我想托人介绍你拜他们，当他几个月的义务书记，若办得到，倒是你学问前途一个大机会。你的意思如何？亦盼望到家以前先用信表示。你们既已学成，组织新家庭，立刻去找职业，求自主，自是正办，但以现在时局之混乱，职业能否一定找着，也很是问题。我的意思，一面尽人事去找，找得着当然最好，找不着也不妨，暂随缘安分，徐待机会。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一般毕业青年大多数立刻要靠自己劳动去养老亲，或抚育弟妹，不管什么职业得就便就，那是无法的事。你们算是天幸，不在这种境遇之下，纵令一时得不着职业，便在家里跟着我再当一两年学生（在别人或正是求之不得的），也没有什么要紧。所差者，以徽音现在的境遇，该迎养她的娘娘才是正办，若你们未得职业上独立，这一点很感困难。但现在觅业之难，恐非你们意想所及料，所以我一面随时替你们打算，一面愿意你们先有这种觉悟，纵令回国一时未能得到相当职业，也不必失望沮丧。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他侵入……回来时立刻得有职业固好，不然便用一两年工夫，在著述上造出将来自己的学术地位，也是大佳事。

该信末尾另有附言：“清华教授事或有成功希望，若成功（新校长已允力为设法）则你需要开学前到家。届时我或有电报催你回来。”该信提到的可供选择的单位有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庞莱臣画室，此外还有基泰建筑公司也希望思成去那里工作。后来，思成最终就职于东北大学，有两层重要因素：

一是清华归属问题上陷于纷争，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与外交部双方互不相让，正常校务难以开展，经双方协商同意委派梁启超暂代校务。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不愿意给人利用手中权力将儿子塞进清华的感觉，遂代表儿子表明了不去清华任教的意向。他在6月10日信中作了解释：“前在清华提议请你，本来是带几分勉强的，我劝校长增设建筑图案讲座，叫你担任，他很赞成，已经提出评议会。闻今年此类提案甚多，正付审查未表决，而东北大学交涉已渐成熟。我觉得为你前途立身计，东北确比清华好，况且东北相需是殷，而清华实带勉强。因此我便告校长，请将原案撤回，他曾否照办，未可知，便现在已不成问题了。几年评议会许多议案尚未通过，新教习聘书一概未发，而北京局面已翻新，校长辞职，负责无人，下学期校务会在停顿中。该校为党人所必争，不久将全体改组，你安能插足其间？前议作罢，倒反干净哩。”

二是梁启超多次陈述了清华园生活过于舒服，不愿意思成夫妇消磨于其中。梁启超在5月4日的信中，对清华大学与东北大学的优劣做了比较。他在信中说：“论理学了工程回来当教书匠是一件极不经济的事，尤其是清华园，生活太舒服，容易消磨志气，我本来不十分赞成，朋友里头丁在君、范旭东都极反对，都说像你所学这门学问，回来后应该约人搭伙办个小小的营业公司，若办不到，宁可在人家公司里当劳动者，积三两年经验打开一条生活新路。这些话诚然不错，以现在情形论，自组公司万难办到（恐必须亏本。亏本不要紧，只怕无本可亏。且一发手便做亏本营业，也易消磨志气）。你若打算过几年吃苦生涯，树将来自立基础，只有在人家公司里学徒弟（这种办法你附带着还可以跟着我做一两年学问也很有益），若该公司在天津，可以住在家里，或在南开兼些钟点。但这种办法为你们计，现在最不方便者是徽音不能迎养其母。若你得清华教授，徽音在燕大更得一职，你们目前生活那真合适极了。只怕的是‘晏安鸩毒’，把你们远大的前途耽误了。”“东北大学事也有几分成功的希望，那边却比不上清华的舒服（徽音觅职较难），却有一样好处，那边是未开发的地方，在那边几年，情形熟悉后，将来或可辟一新路。”

在此后给思成夫妇的几封信中，梁启超也反复强调了这层意思。5月8日的信里说：“清华事亦已提出评议会，惟两事比较，似东北前途开展之路更大，清华园是‘温柔乡’，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谅汝亦同此感想。”5月14日的信中说：“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都议聘思成当教授，东北尤为合适……关于此事，我有点焦急，因为未知你们意思如何（多少留学生回来找不着职业，所以机不可失）。但机会不容错过，等那边聘书来时，我径自替你收下了。”

关于思成夫妇的职业，梁启超也和思顺等通过气。他在5月4日致书思顺谈到：“关于思成职业问题，你的意见如何？他有点胡闹，我在几个月以前，已经有信和他商量，及此他来信一字不提（根本就来信太少），因此我绝不知他打如何主意，或者我所替他筹划的事，他根本不以为然，我算是白费心了。这些地方，他可谓少不更事，朋友们若是关心自己的事，替自己筹划，也应急速回话给他一个方针，何况尊长呢？他不愿意以自己的事劳动我的思虑，也是他的孝心，但我既已屡屡问及，总要把他意旨所在告诉我才是。”父亲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主要当在人在旅途的思成夫妇通信不便。随着事情的进展，梁启超也向思顺作了通报。他在5月13日给思顺的信中也对选择东北大学作了解释：“清华及东北大学皆请他，两方比较，东北为优，因为那边建筑事业前途极有希望，到彼后便可组建公司，从小规模办起，徐图扩充，所以我不等他回信，径替他做主辞了清华，清华太舒服，会使人懒于进取。”6月19日的信里说：“奉天形势虽极危险，但东北大学决不至受影响，思成聘书已代收下，每月薪金二百六十五元（系初到校教员之最高额报酬）。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不知他们夫妇愿意不（尚未得他信，他来信总是很少）。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因思成夫妇还在归国的旅途中，在取得梁启超的同意后，东北大学于6月19日先将聘书送到梁启超手里。东北大学成立于1923年4月26日，张学良于1928年接任校长后，积极网罗人才，全校的师资大部分都留学于英、美、法、意、德、日、俄等国的世界名牌大学。在思成夫妇旅欧期间，东北大学就有意请美国宾大建筑系毕业生、梁思成留美时的校友杨廷宝去当建筑系主任，但他已接受了上海基泰公司的聘请，不能北上赴任，便向校方推荐了梁思成。5月7日，他致书梁启超商量此事。次日，梁启超又致信思成，转告“廷宝谓奉天建筑事业极发达，而工程师无一人，汝在彼任教授，同时可组织一营业公事房，立此基础，前途不可限量。渠甚望汝先往开辟，渠将来尚思与汝搭伙云云”。

梁思成夫妇回国不久，就赶在东北大学开学之前走马上任，担任建筑学系系主任，承担起了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的重担。

思永也学了冷僻专业　多数家长在指导孩子选择专业时，会紧盯着热门专业。有的家长把孩子选择专业完全等同于职业选择，只考虑所谓的“热门”专业，因而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热门专业志愿的“撞车”现象十分严重，导致高分落榜现象较为普遍；有的家长在孩子填报志愿时，往往不考虑孩子的学习兴趣，形成了盲目填报的误区。

梁启超在孩子的专业选择上，可谓独辟蹊径、别具一格，思成学了冷门专业，思永也学了冷僻的考古学专业。兄弟俩都学有所成，都成了院士，与当初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设计是分不开的，与梁启超的学术影响也是分不开的，显示了他的独到、深邃、博大的学术眼光。

梁启超让思永学考古是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宝贝被人夺走”，思永的女儿梁柏有谈到过：“听父亲说，他之所以选择考古，是因为祖父梁启超的影响。在当时，很多国外的‘外来户’窜到中国‘发财’，这些人四处挖掘文物，得手后即偷运出国牟取暴利，祖父觉得中国不能放任自家的宝贝被人夺走，中国学者应该努力建立自己国家的考古学科。在当时，考古是一门不被人看好的冷门专业，但父亲却义不容辞地赴美学习考古了。”“其实祖父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他不会要求别人怎样做，但他在1922年之后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祖父的这种影响力，对父亲是很有效的。”梁启超在书信中提到，“以考古学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鼓励思永好好努力，“你将来学成归国机会多着呢”。

思永在海外学习期间，清华大学的李济、袁复礼在山西夏县发现了著名的西阴村遗址，这使梁启超对思永将来回国从事考古并取得开拓性成就更加充满信心。1926年6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历史学系教授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组建考古陈列室问题，议决由研究院与历史系合办考古学陈列室，由两部教授合组一考古学室委员会，公推李济为主席。9月，李济、袁复礼同赴山西进行田野考古，在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了两个多月，到12月30日结束，共采集了76箱出土器物，于次年元月初运到清华研究院，陈列在新设立的考古室。看到此次考古发掘的丰硕成果，梁启超很是激动，于1月10日写信给思永，信中介绍：“他们这回意外的成绩真令我高兴，他们所发掘者是新石器时代的石层，地点是夏朝都城安邑的附近一个村庄，发掘到的东西略分三大部分：（一）陶器，（二）石器，（三）骨器。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其中陶器花纹问题最复杂，近几年来（民国九年后）瑞典人安迪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他建议思永回国好好学习考古学，将来“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他支持思永回国实习，并与李济具体联系，对实习事宜作了周到的安排。他希望思永利用回国之机，“把中国考古学的常识弄丰富一点。再往美两年，往欧一两年，一定益处更多。城里头几个博物馆你除看过武英殿外，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都是新近成立或发展的，回来实地研究所益亦多”。他希望思永和思成都埋头学术，“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相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

为思庄选择专业当参谋　梁启超在世时，思庄等其他子女还没到就业之时，但在他们选择所学专业的过程中，父亲也颇为关心。他向子女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但又要从子女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子女自己的志趣、兴趣。梁启超对思忠选择“走军事和政治那条路”是这种态度，在思庄选择所学专业时也体现了关切而又开明的态度。

每当高考结束，家长们都会遇到如何帮助孩子选择专业这一问题。选择专业要看未来的就业前景，也要看孩子的兴趣，要看孩子的特点，总的原则是适合自己的孩子，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完全不顾孩子的志趣，完全不顾孩子自身的特点，只从功利上考虑什么专业更容易就业，难免会走弯路。完全不考虑未来的就业前景与发展空间，对孩子也是不负责任的。不管是侧重从哪一方面去考量，都应该做到尊重孩子，可以引导，但不能强制。

梁启超很尊重孩子们的专业兴趣。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对所学专业更是如此，不能设想一个孩子对选择的专业毫无兴趣，而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

1927年8月，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一年，在选择专业时，梁启超想到生物学的前景，希望自己的女儿学习这门专业。他在信中说：“你今年还是普通科大学生，明年便要选定专业了，你现在打算选择没有？我想你们兄弟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的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学生物学科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至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取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姐姐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吧。”父亲虽提出了建议，但从信中可以看出还是很尊重思庄的，是一种征询的口气，还是让女儿自己做主。

出于对父亲的尊重，思庄一度选择了生物学。1927年10月31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表示：“庄庄学生物学和化学，好极了，家里学自然科学的人太少了，你可以做个带头马。我希望达达以下还有一两个走这条路，还希望烂名士将来也把名士气摆脱掉，做个科学家。”后由于教授课讲得不好，思庄感到学生物索然无味，十分苦恼，便向思成谈了此事。梁启超得知后，心里颇为懊悔，后来写信给思庄：“庄庄，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感情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适。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用哥哥姐姐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的治学针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

有了父亲的支持，思庄又换了个专业，改学图书馆学，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成长为一名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

限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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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引领儿女获得全面发展

梁启超希望子女个个都成才，而且个个都得到全面发展，教育子女先学会做人，同时学会做事、做学问。他的九个子女也都做到了爱国、善良、自立、坚毅、上进、好学，既确立了远大的理想、高尚的品德、正确的人生观，滋养了健全的心智，又学有所成，才华出众，可以说做到了满门国家栋梁、个个身心健全。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子女在智商、情商、毅商、财商等，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1.培养爱国情操

出去的七个子女都学成归国了　梁启超对子女的引导与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基本、最为宝贵的当属培养爱国情操。他自己一生爱国忠贞不渝、矢志不移，他的九个子女也都从小形成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感情，都和父亲一样始终怀抱着一颗爱国之心。梁启超有七个子女有海外学习与生活的经历，最后都学成回国了。其家教的最大成功之处当为：九个子女都成才，都爱国。其外孙女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中说：

公公梁启超一家是爱国之家，他们的思想行为最闪光之处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公公一生千变万化，但爱国之心永不变。他的儿女们也个个爱国。

公公的九个儿女中先后有七人曾到国外求学或工作，他们在国外读书数年，学贯中西，成为各行业的专家。由于他们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除对本专业深入掌握外，还多才多艺，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对西方的生活都很适应，就他们的学问及本人的素质完全可以进入西方国家上层社会，物质、地位可以达到很高层次，但他们没有一个人留在国外，都是学成后就回来报效祖国。

梁启超在世时，看到了思成夫妇学成回国，并对他们回国路线及回国后的职业，亲自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由于当时国内陷于动荡，梁启超一度希望思成先在美国临时找个职业，等将来国内安定了再回国为祖国服务。他在1927年5月26日的信中说：

关于思成毕业后的立身，我近几个月来颇有点盘算，姑且提出来供你们参考——论理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但以中国现情而论，在最近的将来，几年以内敢说绝无发展自己所学的余地，连我还不知道能在国内安居几时呢？（并不论有没党派关系，一般人都在又要逃命的境遇中）你们回来有什么事可做呢？多少留学生回国后都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状态中，所以我想思成在这时候先打打主意，预备毕业后在美国找些职业，蹭两三年再说，这话像“非爱国的”，其实也不然。你们若能于建筑美术上实有创造能力，开出一种“并综中西”的宗派，就先在美国试验起来，若能成功，则发挥本国光荣，便是替祖国尽了无上义务。我想可以供你们试验的地方，只怕还在美国而不在中国。中国就令不遭遇这种时局，以现在的社会经济论，哪里会有人拿出钱来做你们理想上的建筑呢？若美国的富豪在乡间起（平房的）别墅，你们若有本事替他们做出一两所中国式最美的样子出来，以美国人的时髦流行性，或竟可以轰动一时，你们不惟可以解决生活问题，而且可以多得实验机会，令自己将来成一个大专家，岂不是“一举而数善备”吗？

梁启超题写的“爱国如家”

思成夫妇最终在学成后及时回到了饱经磨难的祖国，这让梁启超深感欣慰。他们回国后与祖国共患难，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了贫病交加的艰苦岁月，但始终不改爱国之心，不改以所学报效国家之志。当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想聘他们夫妇去工作，这样对他们夫妇治病与改善生活都很有好处，但他们还是予以拒绝了：“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梁思成率领营造学社的少数同仁，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在大后方从事古建筑的调查。

梁启超对思永、思庄、思忠等其他几个在海外学习的子女的人生筹划，也都是立足于国内，着眼于以所学为国家服务。

对于思庄，父亲劝其学生物，是立足于“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对于思忠，父亲希望他有在国内军校学习的经历，从而“在本国有些‘同学系’的关系”，又提醒他所选择的政治军事“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可见，他压根儿就没有让子女留在国外的打算。

到30年代初，梁家在海外的兄弟姐妹都学成回国。后来出去的思懿、思礼，也都回到了祖国。

我内心的爱国思想源自父亲　梁思礼是梁家一门三院士也是梁家九个子女中目前健在的唯一一位。梁启超在1927年8月29日的“给孩子们书”中曾提到，“我想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但他最小的儿子梁思礼，按照父亲工业救国、科技救国的思想，在其身后赴美读了工科，成为了中国一代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弥补了父亲的缺憾。梁思礼回忆：

1919年欧洲考察团成员合影（前左二为蒋百里、左三为梁启超）

父亲的遗愿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这是巧合，也是冥冥中注定。我是在父亲的爱国思想影响下，为了工业救国，大学选择了读工科。

1938年左右，日本人占领天津，那时国内很混乱。1941年，我高中即将毕业，我母亲的一个好朋友丁大夫帮我联系了一家美国比较小的大学——嘉尔顿学院，申请了全额奖学金。我需要自己负担路费和其他日常生活费用。实际上，当时我们的生活基本上靠父亲的稿费，尽管父亲名气很大，但他去世多年后，我们的家境大不如前，顶多属于中等水平。母亲省吃俭用准备了400美元送我出国。

那时，我和五姐、姐夫（美籍华侨）一块坐船去美国。除去船票200多美元，17岁的我拿着剩下的100多美元，开始了边工边读的求学生活。当时我的想法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我们中国人老是被人欺负，我要走工业救国道路，学成回国为国家建设出力。于是，两年后，我就以优异成绩转入了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学电机工程。1949年9月23日，获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思礼，响应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召唤，怀揣着为国家作贡献的梦想，登上了驶往祖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到已离别8年的祖国，时年25岁。回国后他全心投入到航天事业中，当记者问及“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持着您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航天事业”，梁思礼回答“是一种爱国与奉献的精神”

我的人生格言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内心的爱国思想源自父亲。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我回国后，能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我能为此奉献自己的一生，我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我1949年学成回国，是最早回到新中国的留美学生之一。拿我和留在美国的老朋友林桦做对比。我回国后，他留在美国。他是美国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相当于总工程师，我曾是中国航天工业部的总工程师。他在美国研制洲际导弹，我在中国也研制洲际导弹。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20世纪80年代），我当时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在美国住着很漂亮的大别墅，我当时住的是很普通的房子。

有人曾经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制造的洲际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们制造的洲际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

梁思礼及家人受过政治运动的冲击，他被称为“保皇党的孝子贤孙”立了专案，思成等几位兄姐被关进了牛棚，母亲在“文革”中挨整、去世。有人问道：“您后悔1949年回国吗？如果1979年回国，这些灾难和痛苦也许就躲过去了。”他回答说：“什么话？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当初就是要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回家，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我以自己是第一代航天人自豪，从来不后悔！对于现在在海外留学的人，我想说，‘是好样的，就要学成回国’。”

谈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梁思礼认为父亲最宝贵的思想是爱国，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也是爱国。“父亲曾说过，‘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这最能体现父亲对国家的感情，也能解读父亲的行为，父亲一生‘爱国’和‘救国’，没私心。”作为梁启超的子女，“我们都传承了父亲的爱国基因，都有一颗爱国的心”。父亲去世时，梁思礼不到5岁，但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以讲故事、背古诗等形式熏陶他的爱国思想，“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

给儿女讲爱国故事　梁启超的子女个个爱国，七人出国却无一人留居国外，与他注重对儿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分不开的。他告诫子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指引着九个子女的成长成才。

梁启超对子女进行爱国情操的熏陶有多重形式。孩子小的时候，他常常给孩子们讲爱国故事。他的外孙女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讲：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期间，梁启超每天忙于他的宣传、著作，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只要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就天南地北地给他们讲，尤其在晚饭后大家围坐在一起，梁启超一边喝酒，一边讲爱国英雄的故事。如：南宋忠臣陆秀夫为忠于大宋保护幼主奋战元兵，最后被元兵逼到广东，走投无路就在梁启超的老家新会县沿海的悬崖上先将妻子推下海，然后背着幼主一起投海就义。这些民族英雄的精神，深深印在孩子们的脑海里，并体现在他们日后的行动中。到20年代，思达、思礼等也听过父亲讲南宋名臣陆秀夫怀抱少帝投海、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等爱国故事。父亲教诲他们要“爱国如家”。

梁启超写了许多旨在唤醒国民的、脍炙人口的启蒙宣传文章，同时作过一些演讲。这些文章、讲演教育了广大国民，对他自己的子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1899年2月，他发表了题为《爱国论》的长文，在近代史上首次提出“爱国”一词，强调要把爱国大义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伦理要素，“爱国乃天下之盛德大业”。梁启超也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于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了这一称谓。这些思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他自己的子女也是深深的陶冶。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以激情澎湃的语言呼唤“少年中国”的诞生。梁思礼回忆，父亲以前给自己念《少年中国说》，虽然当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但是那句“少年强则国强”的话语一直印在自己的心里。父亲去世以后，中华书局编了一套《饮冰室合集》，那时候我大概上中学了，中华书局送给我们每个子女一套。就是在那个时候，自己开始看父亲的一些文章，特别是看一些传记，像《意大利三杰》《欧洲心影录》等。也是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时第一次完整地读到了《少年中国说》，还能感受到父亲当年那股热切渴望我们民族能够强盛起来的、抑制不住的激情。

梁启超还于1902年写过一首《爱国歌》的儿童诗，谱成歌曲后被广为传唱。这曲当时的“准国歌”，对包括其子女在内的少年儿童，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家书”是梁启超对子女进行爱国教育的又一重要形式。梁启超在书信中鼓励在海外学习的子女勤奋学习，努力掌握专业知识，以一技之长回报国家。他告诫子女，国家情况堪忧，不管如何要尽“救国”之责，他在1927年1月27日的信中说：“将来我们受苦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练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比个人长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

他在“家书”里还将自己的忧国之心、爱国之情表露无遗，对儿女有很大的感染力。民国初年，他对国家的现状与前途感到忧心，在“致思顺书”中表示“见国事不可收拾，种种可愤可恨之事，肠如涫汤，不能自制”。他听说李济、袁复礼在山西发掘西阴村遗址获得成功，“最高兴的是，这回所得的东西完全归我们所有（中华民国的东西暂陈设在清华），美国人不能搬出去”。

梁启超不但谆谆教诲，还以一生爱国、救国的身体力行的行为，为子女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示范与引领。

留下遗言，离世后作品书籍捐献国家

梁启超不仅身前爱国，还在去世前专门叮嘱儿女，务必将其所藏书籍和作品捐献国家，“以供众览”，最后一次给子女做出了榜样。此后，梁家子女遵照父亲遗嘱，多次捐献梁启超的遗物。

1930年2月，他们遵照父亲遗嘱，主动将天津饮冰室的藏书、碑帖石刻、墨迹手稿与私人信札“永久寄存”北平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其中仅刻本、抄本便有3470种41819册，不乏珍本孤本。1931年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后，专辟“梁氏纪念室”，专门陈列梁启超生前所用书桌文具及其金石书画等。解放初，梁家子女把北戴河的别墅捐献给了国家卫生部。1978年，梁启超的次女、著名图书馆学专家梁思庄又代表全家将梁启超坐落在北京卧佛寺的陵园和几百株树木捐给了国家。1981年，梁思庄组织在京的家人回广东新会老家探望父老乡亲，又将梁启超的亲笔字卷和战国编钟赠送给广州和新会博物馆。1996年，梁启超后人梁思宁、梁思达、梁思礼等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捐赠了遗留的梁启超部分书信和手稿，共计14册416件，其中不仅有梁启超与杨度、段祺瑞、蔡锷、张君劢等军政学界人士的通信，也有梁启超写给子女的大量家书。2005年，吴荔明向天津梁启超纪念馆捐赠了外公当年收藏的一锭贡墨。后来吴荔明对朋友们说：“即便是这些小纪念品，也都捐得七七八八了。”梁思礼作为梁家第二代中唯一的一位在世者，他仅仅保存了三件父亲遗物作为留念：“一幅字本来是思忠（即梁思忠，梁启超四子，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1932年病故，年仅25岁）的，但思忠早逝，后来就给了我。另有一枝饮冰室的毛笔。还有一幅画，其实是别人的，只是父亲在上面题了字，也就算一件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有违梁启超将遗物捐献给国家之意愿的拍卖事件。2012年17日，北京匡时召开“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公开拍卖，该宗档案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950件，其中287通信札，涵括梁启超胞弟梁启勋收藏的梁启超信札240余通、康有为信札23通等，此次拍卖总底价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对此，梁氏直系后人并不认同。在了解到更多拍卖消息后，他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一些澄清。后来，他们发出了一份《关于梁启超档案拍卖的声明》：

作为梁启超（任公）的直系后代，由于最近不断有各界人士向我们质疑此事，我们特此声明如下：对于此次拍卖活动的策划及其衍生活动我们毫不知情，从媒体报道中才略知一二。梁任公生前曾对家人交代，他离世后，他的遗作都应捐献给国家，不能出卖。作为梁任公的后代，我们从未出售拍卖过梁启超的文稿和物品。此次违背梁启超意愿的拍卖行为与我们无关！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的故居，而是梁启勋的故居。梁任公自日本回国后便住在天津，曾定居于天津意租界西马路25号（现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6号），即“饮冰室”所在处，那里才是梁启超的故居。梁任公在北京没有长期住所。他在清华任教时曾住过清华北院教员住宅第二号。他的家庭与梁启勋的家庭也不曾住在一起。

声明由梁思礼及梁启超第三代直系后人梁再冰（梁思成之女）、梁柏有（梁思永之女）和吴荔明（梁思庄之女）签名，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6日。几天后，匡时发布声明，对质疑进行了答复。声明中称，梁启超档案是梁启勋外孙孙军委托，“这批档案确非来自梁启超的直系后人，而是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的后人收藏。如果‘梁氏后人’的说法给梁启超直系后人带来了困扰，我们深表歉意。”

。他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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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育教人不惧

“意育”即培养“毅商”、“逆商”　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有坚定的意志，顽强的毅力。我国古代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都充分说明具备坚定的意志与毅力对于取得成功是多么的重要。

1922年12月，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发表《为学与做人》的演讲，指出学生进学校“为的是学做人”；教育包括智育、情育和意育三方面，智育教人不惑，情育教人不忧，意育教人不惧。梁启超所说的“意育”，就是要培养坚强的意志与毅力，也就是近年来教育界提出的培养“毅商”。

毅商，即毅力商数，或称逆境商数，其英文写法是“Adversity Quotient”，简写“AQ”，是关于磨砺人的意志的概念。专家们认为，毅力商数是人努力克服困难以达到预定目标的意志力量的标示，尤其是人面对逆境时的反应和表现方式，是人面对困难、挫折等困境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引导自己摆脱困境、超越困境的能力。它包括了持之以恒的执着程度、遇强更强的争胜勇气、抗御挫折的承受能力、处变不惊的危机应对与百折不挠的不拔精神等方面。

“毅商”对人生至为重要，而一个人面对挫折与失败的承受力，一个人面对逆境的态度与超越困境的能力，也就是“逆商”，则尤其重要。人生贵在坚持，但顺境时坚持相对容易，难得的是在遇到逆境时能坚持下去。只有在顺境中不懈奋斗，在逆境中坚守希望，做到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永不言败，才能实现真正的成功。人的意志、人的毅力在遇到挫折的情况下，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和毅力，遇到挫折，就停步不前，甚至退避三舍，不可能在成功之路上走得很远。

孟子的“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讲的就是一种“毅商”、一种“逆商”。梁启超也谈到了毅力、意志尤其是抗挫折能力对成就事业、铸就人生的意义。他说：

那些智力意志薄弱的人，开始坚决地说我要如何如何，他认为天下的事本来是很容易的。等到事情迅速来到面前，而不少困难阻力也突然随之而来，他就灰心丧气、萎靡不振了；那些次一点的坚强人，凭一时的意气，通过了第一个难关，等到再遇挫折，也会退下来；除非最坚强的人，是没有能善始善终进行到底的。假如遇到挫折而不退缩，那么度过逆境之后，必然会顺利。那些旁观的人，白白地羡慕人家事业的成功，认为那些事业成功者大概是幸运的人，是上天有意宠爱他们。又因为我的遭遇不顺利，所以成就不如他们。怎知所谓的不顺利还是顺利，那些成功者和我们都是一样，能不能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利用那些顺利条件，就是人家所以成功我所以失败的分界线。

梁启超的子女都有顽强的意志与毅力，他们遭受过挫折、磨难、苦难，但都经受住了人生的考验。诚如其外孙女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后记中所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奋斗史，但每个人都是成功者。”“父亲的‘光环’并没有保护他们，他们经历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但他们都经受住了种种考验，笑对人生，这就是梁启超对儿女们的珍传。”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梁启超重视对子女进行意志品质方面的教育。他从不溺爱孩子，他要求孩子们艰苦朴素，守住寒士家风门风；要求孩子们要乐于在艰难的环境中磨练自己。

抗战时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梁思永、李福曼在四川李庄贫病交困，但仍保持乐观精神。图为林徽因1940年在李庄卧病在床。

民国初年，梁启超担任过司法总长，家境较为优裕，他认为这对子女的成长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使汝辈再处如前数年之境遇者，更越数年，几何不变为纨绔子弟哉”。后来，他南下参与护国运动，后又宣布退出政界，重新过上了忧患生活，他又觉得这对自己、对子女都是幸事，他说：“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觉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犹然，况于汝辈，今复还我忧患生涯，而心境之愉快视前此乃不啻天壤，此亦天之所以玉成汝辈也。”又说：“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护国运动结束后，梁启超宣布退出政界，既是对政治的厌倦，也是基于培养子女的角度，“此次义举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他认为，家庭环境苦一些，条件差一些，反而有助于子女自立、成长。

在李庄病中的林徽因躺在床上和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说话

梁启超现身说法，在书信中常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以自身不惧挫折、常思进取、不厌不倦的顽强精神，教育自己的子女。1916年3月20日夜，他为护国运动前往广东梧州，当地住所环境极为艰苦，被褥脏秽，湿蚤数以百计，故到凌晨四点犹不能寐，“今方渴极，乃不得涓滴水，一灯如豆，油且尽矣”。但他还是反思自己：“因念频年佚乐太过，致此形骸，习于便安，不堪外境之剧变，此吾学养不足之证明也。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更念吾友受吾指挥效命于疆场者，其苦不知加我几十倍，我在此已太安适耳。”他还把自己在参与护国运动过程中所写的《从军日记》寄给思顺，让其将来“以示诸弟，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他告诫子女、希哲，人生遇到一些波折是正常的，“凡为社会任事之人必受风波，吾数十年在风波中生活，此汝所见惯者，俗语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吾行吾素可耳”。

李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岳南/摄影

由于政局动荡，使领馆的经费包括外交人员的薪俸不能及时到位、甚至不能支付，思顺、希哲一家的日子过得有些紧。梁启超认为这是思顺他们磨练自己的机会，“拿你们（两个人）比你们的父母，已经舒服多少倍了，以后困苦日子，也许要比现在加多少倍，拿现在当作一种学校，慢慢磨练自己，真是最好不过的事，你们该感谢上帝”。他还说，这种相对困苦的环境，对思顺、希哲自己的孩子也是一种锻炼，“你和希哲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们以磨练人格的

在李庄病榻上的梁思永与妻子李福曼

梁启超在思成夫妇学成回国后为他们选择比较艰苦的东北大学，而不是舒适的清华园，其中的重要考虑就在于他认为艰苦的环境更能锻炼人。他说：“奉天形势虽极危险，但东北大学决不至受影响，思成聘书已代收下，每月薪金二百六十五元（系初到校教员之最高额报酬）。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不知他们夫妇愿意不（尚未得他信，他来信总是很少）。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在梁启超的教育下，他的子女都养成了坚忍不拔、攻坚克难的精神，他们靠自己的艰苦奋斗，靠自己的自强自立，书写了灿烂的人生篇章。抗战期间，梁思成夫妇、梁思永夫妇曾被困四川偏僻的李村，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当时条件极其艰困，林徽因身患严重的肺结核而常年卧病在榻，梁思永也身患严重肺病几乎垂危，但他们挺过来了，终于在专业上取得了卓越成就，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梁思宁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时，因日军侵略而失学，她毅然南下加入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梁思礼不到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经济状况大不如前，他17岁赴美求学，带着母亲给的400美元，购完船票后仅剩不到200美元，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穷学生生活。当时因战争与国内、与家里断了联系，一切都要靠自己，“我就是在这些年里，就是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出来的”。他当过服务员、勤杂工，在饭馆里洗盘刷碗，什么都干，靠打工支持自己的学业，刻苦攻读八年，终于攻取博士学位。

在李庄的梁思永尽管贫病交加，但一家人依然笑对困难。

“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　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挫折总要与之相伴，正所谓人生不如意常有八九。可以说苦难是人生的最好大学，挫折是成长的最佳阶梯。对孩子的最好保护，是教会他们如何经受住命运的打击。

既然遭遇挫折是人生必经的坎儿，那么明智的家长就必须教孩子学会接受挫折，教孩子学会如何对待挫折。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说：“挫折对于孩子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关键在于他对待挫折的态度。”乔布斯也有一段名言：“人生能从挫折中站起来，那么就能将经历变成财富。如果倒在挫折中站不起来，那么挫折的经历就是一场灾难。选择灾难还是财富，完全取决于你面对挫折的态度。”这也是说明梁启超所说的“意育”，或是现代教育家所说的“毅商”、“逆商”，对取得人生成功的重要性。梁启超作为一个成功的父亲，是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挫折教育的，总是教育子女要把挫折看成锻炼自己的机会。

1916年1月2日，梁启超写信给思顺，谈到他当时在上海的情况，提及自己反袁、号召护国，有一定危险，“现一步不出门，并不下楼，每日读书甚多，顷方拟著一书名曰《泰西近代思想论》，并觉于中国前途甚有关系，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力”。

思成自己在出国前遭遇了车祸，徽因则在出国一年后遭受了丧父之痛，梁启超致信思成，让他们要正确对待挫折。梁思成是在1923年5月7日出的车祸，车祸发生后，梁启超建议思成推迟一年出国，又谈到挫折正是锻炼的机会，他说：“盖身体未完全复元，旋行恐出毛病，为一时欲速之念所中，而贻终身之戚，甚不可也。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况在国内多预备一年，即以学业论，亦本未尝有损失耶。”

传言徽因父亲遇袭后，梁启超于1925年12月27日致信思成，告诫他：“你要自己十分镇静，不可因刺激太剧，致伤自己的身体。因为一年以来，我对于你的身体，始终没有放心，直到你到阿图利后，姐姐来信，我才算没有什么挂虑。现在又要挂虑起来了，你不要令万里外的老父为着你寝食不宁，这是第一层。徽音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危，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她，这是第二层。”又嘱其转告徽因：“我和林叔的关系，他（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从今以后，把他（她）和思庄一样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他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度过他目前的苦境。他要鼓起勇气，发挥他的大才，完成他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孩子。”并且说：“徽音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焦急。”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谈到：“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你们都知道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出理性来镇住他，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害我的事业。这一点你们虽然不容易学到，但不可不努力学学。”

1926年1月5日，梁启超再次致信思成，告知了徽因父亲遇难的准确消息，信中说：“昨晚彼中脱难之人，到京面述情形，希望全绝，今日已发丧了。遭难情形，我也不必详报，只报告两句话，（一）系中流弹而死，死时当无大痛苦；（二）遗骸已被焚烧，无从运回了。”“徽音的娘，除自己悲痛外，最挂念的是徽音要急煞。我告诉他，我已经有很长的信给你们了。徽音好孩子，谅来还能信我的话。我问他还有什么（特别）话要我转告徽音没有？他说：‘没有，只有盼望徽音安命，自己保养身体，此时不必回国。’我的话前两封信都已说过了，现在也没有别的话说，只要你认真解慰便好了。”

当大女儿思顺和女婿希哲遇到失去工作的麻烦时，梁启超致信解劝说：“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一起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他愁他，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练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感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当口儿做到‘不改其乐’的功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

梁启超在信中肯定了思忠到困苦环境中锻炼自己的思想：“你想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夸奖的，我看见你这信非常喜欢。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你看这回西域冒险旅行，我想你三哥加入，不知多少起劲，就这一件事也很可以证明你爹爹爱你们是如何的爱法了。”

对于所遭遇的挫折，对于人生的得失，把它看成“磨练身心最好机会”，这是一种充满睿智的人生哲理。

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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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育教人不惑

汝辈学业切宜勿荒　智育、知识、学识是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因素，通过追求知识，可以启迪智慧，开阔眼界，提升素质，实现人生的华丽蜕变。虽然影响人的命运有诸多因素，如环境、性格、机遇等，但知识、学识无疑能增加人生向上的机会。它是人生奋斗的重要基础，有了丰富、渊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环境，机遇、好运等也才能如期而至；同时，追求知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实人生、享受人生的过程。

梁启超所说的“智育”，时下还有“智商”一词可与之对应。智商就是智力商数（Intelligence Quotient），是通过一系列标准测试测量人在其年龄段的智力发展水平。智商的高低很大程度是来自于遗传因素，但也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得到提高，因此，人们还把智商可分为遗传性智商（fluid IQ）和后天结晶智商（crystallised IQ）两种。梁启超鼓励孩子尽最大努力挖掘自己的潜能，“只顾耕耘，不问收获”。

梁启超对儿女的读书、学业是非常重视的，认为这是一个人立身的基础。他常常提醒子女要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强调“汝辈学业切宜勿荒”、“欲汝成学之心犹切”。他并不看重结果如成绩、文凭等，不看重是否出色、成功，而是强调要有尽其所能、刻苦学思的学习态度与治学精神。

梁思顺在父亲指导下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

1916年6月，他致书在清华学校学习的思成、思永，要他们用功学习，奋发向上，信中说：“但向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

1925年7月，他在给孩子们写信时，关心思庄的学业，让她一步一个脚印，打好坚实的基础。思庄刚到加拿大时，看同学已入大学，便自己急，也想直接进大学。他写信告诫此事不能有孩子气，“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当时国内时局变乱，社会状况、个人命运都充满变数，都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学什么、做什么都无从长远打算。梁启超要求孩子“在丧乱如麻的世界”仍要坚持学习。“天下在乱之时，今天谁也料不到明天的事，只好随遇而安罢了。你们现在着急也无益，只有努力把自己学问学够了回来，创造世界才是。”

在梁启超教育下，他的子女都十分用功学习，发奋进取；他们都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做到了学有所成，学有所专；他们都不图虚名，不汲汲于功利，而是甘愿坐冷板凳，甘于默默无闻的奉献。他们都不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既要广博也要专精　梁启超要求子女既要广博又要专精。1927年8月29日，他在“致孩子们书”中，结合思成、思庄与自己的情况，比较详细地谈到了“专”与“博”的关系。

他认为思成所学过“专”，需要在“博”上多下工夫：

关于思成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微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之熏染陶熔，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所以我想医你的病，或预防你的病，不能不注意及此。

思成所选定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建筑史。为了开阔视野，梁启超建议他在西洋美术史方面也要多下些工夫。为帮助思成实地了解西洋美术的历史，梁启超还专门筹集五千美金，让毕业后的思成、徽因取道欧洲回国，以便能对西洋美术建筑进行实地考察。

他也向思庄提出建议，在选定专门学科的同时，要注意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兴趣，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信中说：“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据你三哥说，你近来看文学书不少，甚好甚好。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它发荣滋长最好。”

梁启超自己以博学多识、兴趣广泛著称，但在学问专精方面备受非议，他自己也有这种体认。但他仍希望其子女在博学这方面向自己学习。他在信中说：

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日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学习、学业上的专精与广博的关系，全面发展与培养特长的关系，是每位学生、每位学者、每位家长都要遇到的问题。专精，指专心致志、专一求精，在某一专业领域里、某一方面做到出类拔萃；广博，是指广泛涉猎、博学多识，指在自己熟悉的专业方向以外，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有着广泛的兴趣。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已细化成各式各样的行业、学科，大多数人都是在某一行业、学科里从事工作，如果只注重本专业领域的知识，不注意广泛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就很容易使知识面偏窄，看问题的视角受到约束，正如俗话所说的隔行如隔山。不仅如此，如果知识偏窄、兴趣单一，也会像梁启超所说的，使自己的生活失之于单调，还影响社会交往，有时甚至因看法片面、处理问题视野不够开阔而与周围环境发生摩擦、产生矛盾。其实，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各行各业、各门学科都是相互联系着的，要在某一方向、某一领域取得成就，就要有博涉、广博的知识；那样，在分析问题时的视角就宽，也容易把握问题的本质，从而采取有效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再者，学有所长、学有所成固然重要，对实现幸福人生来说，有广泛的爱好、有广泛的兴趣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难免如梁启超所言，“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结果是陷于厌倦、烦恼。聪明的家长不妨从梁启超的教子之道中吸取智慧，注意引导孩子全面发展，注意培养孩子多方面

专与博之关系的另一方面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对于多数人而言，必须在某一领域有所专精，才可能做出出类拔萃的成绩。可以先保证在某一专业领域、专业方向的学习，在学到专业知识后，再进行多方位拓展，拓展的内容最好与先前的专业知识有一定的联系。对此，梁启超在教育子女的时候也是有所考虑的。他早就有提醒思成注意广泛涉猎、注意培养多方面兴趣之意，但又觉得思成在大学期间需要在专业学习上保持专精，所以把这番话一直拖了下来。“这些话许久要和你讲，因为你没有毕业以前，要注重你的专门，不愿你分心，现在机会到了，不能不慎重和你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梁启超的子女成了既有广博视野又学有专长的专家。

希望子女兼顾新学与旧学、西学与国学　梁启超在文化观上主张“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力主中西古今文化的融会贯通。他希望子女有开阔的知识视野、渊博的知识结构，因而把中西融会的思想贯穿到教子之道上，探索了一条中西合璧的为父教子之方。他希望他的子女能打通新学与旧学，兼顾西学与中学，成为既有国学根基，又融会西方近现代科学、民主精神；既了解传统文化，又得风气之先的杰出才俊。梁启超的九个子女，有七位在国外学习与生活过，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但他们没有一味西化，而是有着深厚的国学素养、扎实的国学功底。他们在兼通中西的基础上追求创新，成了各自领域的杰出专家：梁思成毕业于美国大学建筑系，但最后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专家；梁思永接受西方现代考古训练，最后成了中国考古学界的开创者之一。他俩是梁启超所倡导中西融会的教子之方的成功例证。梁思成的朋友、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说：“在我们历来所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梁思成、林徽因）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但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曾亲为长女思顺讲解国学渊源，又为她延请家教学习数理化。1910年，在梁思顺17岁生日时，梁启超特意为她作了一首长诗，勉励她治学要有恒心，立志做一名中西兼通的人。1912年12月5日，已先期回国的梁启超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为其安排课程：“津村先生肯则诲汝中央银行制度大善大善，惟吾必欲汝稍学宪法行政法，知其大意（宪法所讲比较尤妙），经济学亦必须毕业，而各课皆须于三月前完了。试以商津村何如？经济学吾曾为汝讲生产论，故此可稍略，交通论中之银行货币既有专课尤可略，然则亦易了也。”津村先生是梁启超为女儿思顺请的日本老师，他希望女儿在津村先生的指导下学习西方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等方面的著作。十余天后，梁启超又追加了一封信去，“吾前为汝计学科，竟忘却财政学，可笑之至，且法学一面亦诚不欲太简略（国际法实须一学）……”

在父亲的精心安排与指导下，思顺对中西日文化都有着较深的了解。她有很深的古文根底，写过诗词，编成了《艺蘅馆词选》。她在日本读过书，因此其日语非常好，不但语言流利，而且能熟练地掌握高级日语。从日本回国后，她在一位英国妇女开办的一所女子学校学英语，后又作为外交官夫人在加拿大等国生活多年，因此熟悉英语与西方文化。她后来还学过俄语。梁启超在1920年4月20日的信中，还鼓励她从事翻译：“汝研究欧、美妇人问题，欲译书甚好，可即从事，我当为汝改削出版。”

梁启超希望思成等子女都成为学贯中西的学者。他支持子女出国，以便他们更直观、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他对子女西学方面、外国文化方面的学习，一直很关心。思成在清华学校学习期间，在父亲的支持下，与同班同学吴文藻、徐宗漱一起翻译了威尔斯的《世界史大纲》，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出版了这部译著。关于这本书的翻译，梁启超曾这样说过：“吾因欲受小儿以国文，故本年暑假三个月中，每日分半日为之改润，现仍每日分两点钟为之，故此书虽号称儿曹所译（亦所谓私受厥子，借以教授），因其书为文学的，故吾于行文特别注意，往往竞半日仅改千字耳。”梁思成翻译《世界史大纲》，是在父亲指导下学习国文、学习外文的过程。

由于思成、思永、思庄等孩子都有海外生活与学习的经历，思成、思永留学前就读的清华学校，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在这种背景下，梁启超格外重视思成、思永的国学学习。梁启超担心清华学校迷失于西学而遗失了传统，竭力倡导“整理国故科学化，与西洋文化相沟通”，建议清华学堂成立国学研究院，又亲自担任第一任院长并讲授国学，讲“国学源流”、“前清一代学术”、《孟子》《墨子》等。据梁实秋回忆：“（梁启超）不时地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擦擦黑板！’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可见，思成、思永也是经常听父亲讲授国学的。父亲还每个假期为孩子授课，讲授国学。

梁启超在书信中常常对思成的国学学习提出要求，有时还给思成寄古代典籍、图书、学习资料等，帮助他了解中国文化。在1912年12月5日的“致思顺书”中，提到给家人、子女寄礼物，其中给思成的是《四书》，“然思成所得《四书》乃最贵之品也。可令其熟诵，明年侍我时，必须能背诵，始不辜此大赉也”。该信还提到，“吾又得一明刻本《李杜全集》，字大寸许极可爱，姑以告汝，却不许撒娇来索。思成若解文学则吾他日赏之。”

1923年5月，思成遭遇车祸，父亲让他利用这一时机补习国学。梁启超在“致思顺书”中提到，“我现在课彼在院中读《论语》《孟子》《资治通鉴》，利用这时候多读点中国书也很好”。同时致信思成，让他利用住院的两个月时间学习国学典籍：“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闇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思成后来回忆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梁启超对思达、思懿、思宁、思礼这几个在他生前未来得及安排留学的年龄较小的一组子女，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也想让他们既具有广博的国学功底，又拥有谙熟的西学知识，因此，一面对他们的留学有所考虑，一面请家教给他们补习国学。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中记述：“为了提高、充实孩子们的国学、史学基本知识，请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先生来做家庭教师，在家里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室就设在老房子——原来梁启超所用的楼下的饮冰室书斋里。据五舅（按大排行即梁思达）回忆，补课的课程为：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的一些诗篇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月，写一篇短文。有时老师出题，有时可以自选题目。作文要用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到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要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张猛龙），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无所谓考试。作业由老师批阅、审定。”

思礼当时年龄幼小，既没赶上聆听父亲的国学课程，也没能从父亲所请的家教课中受益，一直深以为憾。他说，思顺、思成、思忠、思永、思庄都接受父亲的国学教育，思达、思懿、思宁尽管父亲没有亲自给他们教学，但请了谢国桢给他们补课，而自己什么都没赶上，遗憾自己国学功底在兄弟姐妹中最差。

“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　人们可以从书本获取知识、学问，但人类知识、学问从其本源来说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对每个个体来说也必须善于从实践中学、从生活中学。理想的教育应当把生活和学习融入到一起，让学生在学习中学会生活，在生活中获取知识。梁启超主张中国的学校教育“除却书本教育外，至少要分出一小半时候做生活教育”。他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很重视学习与生活的结合，重视理论学习与实习实训的结合，重视书本知识与实地实物观摩的结合。1921年5月，他在“致思顺书”中提到，“‘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彼宜从实际上日用饮食求学问，非专恃书本也”。

梁启超总是鼓励子女从实践、从生活中学习，并尽可能为他们的实习、观摩、实地考察等创造条件。他得知思成在美国看到了许多我国流失在海外的文物，一面觉得思成看见实物对学习中国建筑史会有好处，一面为文物流失感到痛心、惋惜。“思成看着许多本国古代美术，真是眼福，令我羡慕不已，甲胄的扣带，我看来总算你新发明了（可得奖赏）。或者书中有讲及，但久已没有实物来证明。昭陵石马怎么会已经流到美国去，真令我大惊！那几只马是有名的美术品，唐诗里‘可要昭陵石马来’，‘昭陵风雨埋冠剑，石马无声蔓草寒’，向来诗人讴歌不知多少。那些马都有名字？是唐太宗赐的名，画家雕刻家都有名字可考据的。我所知道的，现在还存四只（我们家里藏有拓片，但太大，无从裱，无从挂，所以你们没有看见），怎么美国人会把它搬走了！若在别国，新闻纸不知若何鼓噪。在我们国里，连我恁么一个人，若非接你信，还连影子都不晓得呢？可叹，可叹！”

梁家在北戴河购置了房产，当时，梁启超设想将来在那套房子附近的空地上再盖新房，由思成设计、实验。“房子在高坡上，须下三五十街石才到平地。那平地原有一个打球场，面积约比我们天津两院合计一样大。我们买过来之后，将来若有余钱，可以在那再盖一所房子。思成回来便可以拿做实验品。”

他在1927年2月16日的信中结合思成的情况谈到，要多走多看，增广见识，增加阅历。他在信中说：“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以及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两三年来蛰居于一个学校的图案室之小天地中，许多潜伏的机能如何便会发育出来，即如此次你到波士顿一趟，便发生许多刺激，区区波士顿算得什么，比起欧洲来真是‘河伯’之与‘海若’，若和自然界的崇高伟丽之美相比，那更不及万分之一了。然而令你触发者已经如此，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怀，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尚非其时也。”

当时，思永提出回国实习，思成也有意回国看看，他们一个想在中国考古上有所成就，一个确定以中国建筑史为学业方向，有这种想法是合理的。但鉴于时局动荡，梁启超并不赞成思成回国实习，“若为看中国建筑起见，恐怕除了北京外，很少地方可以通行，若为看些中国美术品倒还可以（故宫博物院可看的较多），若欲做什么工程，怕不是时候，我亦不愿你如此速成，谅来你更是不愿的”。他还建议思成考虑“先在美国找些职业”，“先在美国试验起来”。他又建议思成、徽因毕业回国时去趟欧洲，看看欧洲的古建筑。他在1927年10月29日的信中提到：“我总想你们回国之前，先在欧洲住一年或数月，因为你们学此一科，不到欧洲实地开开眼界是不要得的。回国后再作欧游，谈何容易，所以除了归途顺道之外，没有别的机会。”思永则在父亲的支持与安排下实现了回国实习的心愿。

思永还要参加美国西部考古，梁启超觉得这也是孩子难得的实习机会，表示“说要去西部考古，我极赞成，所需旅费美金二百即寄去”。思永成为中国第一个受过现代考古学系统训练的考古学家，与父亲的支持，包括对他参加考古实习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的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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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情育教人不忧

情商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生的幸福与成败　情感教育是教育的重要方面，通过在教育过程中培养青少年的亲情、爱心、社会性情感，发展他们的自我情感调控能力，促使他们对学习、生活和周围的一切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梁启超对情感教育是非常重视的，他说：

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哪件事应该做，哪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

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它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它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我们想入到生命之奥，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迸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迸合为一；除却通过情感这一个关门，别无他路，所以情感是宇宙间一种大秘密。

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圣，但他的本质不能说它都是善的，都是美；它也有很恶的方面，它也有很丑的方面。它是盲目的，到处乱碰乱迸，好起来好得可爱，坏起来也坏得可怕。所以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服淘汰下去。这种功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

他把“情育”与“智育”、“意育”并列，作为人生教育的三个重要方面。

梁启超认为，人的情感对人生成败，尤其是对从事文学、艺术等方面创作的人能否取得不朽业绩，是至关重要的。他写过《情圣杜甫》《屈原研究》《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强调情感是文艺创作的生命。如杜甫的诗歌是其情感体验的表达，是其生命流程的记载，他“最少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梁启超所说的“情育”，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现在所说的“情商”。情商（Emotional Quotient），简称EQ，是指一种发掘情感潜能，运用情感能力影响生活各个层面和人生未来的品质。该概念的提出被称为人类智能的第二次革命。前几年出版的《情商决定成败》（宿春礼、胡宝林著，中国商业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提出，孩子的未来发展，20%取决于孩子的智商，80%取决于他的情商，情商是开启心智的钥匙，是影响个人命运最强大的力量。情商决定成败，情商主宰人生。

情感教育离不开家庭环境，我们每个家长要像重视孩子的智力发育一样，重视孩子的情感教育。在情感教育方面，梁启超很值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学习。他注意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注意培养孩子热爱和尊敬长辈及其他亲人，注意培养孩子的同情心、感恩心，启发他们由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做一个有爱心、有感恩之心的人。

教诲子女事亲以孝　孟子把“仁爱”分为三个境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是“仁爱”的第一层次和境界，即要以孝为本，首先做到爱自己的亲人；“仁民”是“仁爱”的第二层次和境界，即要像爱自己的亲人那样去爱所有的人；“爱物”是“仁爱”的第三层次和境界，即像爱人类那样去爱万物。也就是说，爱自己的亲人，尤其是事亲以孝，是培养爱心之始，是仁爱之本。

梁启超在子女教育中很重视陶冶亲情，他在家书中常常提醒儿女要孝敬、尊敬长辈，同时注意在“事亲以孝”上为儿女做出榜样。

梁启超的父亲、孩子们的祖父梁宝瑛生活到民国初年，并已回家乡居住。当时，梁启超已归国并在北洋政府任职，他有意让孩子们的祖父北上迎养尽孝。他在1912年12月给思顺的信中提到：“祖父南归一行，自非得已。然乡居如何可久，且亦令吾常悬悬。望仍以吾前书之意，力请明春北来为要……又小说两部呈祖父消闲。”他还要求“祖父归乡后，汝与思成每十日必须寄一安禀往”。梁宝瑛1916年去世后，6月22日梁启超致书思成、思永，其中提到：“新遭祖父之灾，来禀无哀告语，殊非知礼。汝年幼姑勿责也。”

梁启超的母亲赵夫人家世不详，只知道她的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她早于1887年因难产而去世。那时梁启超不过15岁，还未成婚。当时在外求学的梁启超奔丧还乡，却因无船，没能亲手送母亲入棺，引为终身遗憾。其继母只比李惠仙年长两岁，她就是梁启超在给子女的书信中不时提到的“细婆”。在父亲去世后，梁启超劝说继母到天津同住，将他对长辈的孝心，寄托在这个“细婆”身上。他在1926年9月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到，妹妹过世他悲痛，但更为“细婆”的伤心而难受。“四姑的事，我不但伤悼四姑，因为细婆太难受了，令我伤心。现在祖父祖母都已弃养，我对于先人的一点孝心，只好寄在细婆身上，千辛万苦，请了出来，就令她老人家遇着绝对不能宽解的事（怕的是生病），怎么好呢？”

梁启超有五位弟弟，四位姊妹，其中他与大他三岁的大姐最为亲厚，但他的大姐于1904年也因生育而去世。他非常悲痛，写信给朋友：“仆少丧母，与姐相依为命，觐此大故，痛彻心骨，心绪恶劣，不能自胜。”此外，和他一生情笃不渝的是小他四岁的大弟仲策（启勋）。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梁启勋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梁启超结束流亡回国后，梁启勋随行左右，帮助梁启超打理公私事务。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曾感叹：“汝二叔现在为我身边刻不可离之人。每日代我会客办事、出纳金钱、管理寓中诸务，亦无一刻暇。”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因病住院，生活上更离不开梁启勋的照顾。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墓园工程、思成与徽因二人结婚的文定大礼等大事，都是在梁启勋帮助下操办的。梁启超在书信中多次提及了胞弟，表达了感激之情，也让他的孩子对梁启勋这位二叔表达谢意。他在1925年9月3日的信中提到，“你二叔这个月以来天天在山上监工（因为石工非监不可），独自一人住在香云旅馆，勤劳极了。你们应该上二叔一书致谢。”同月23日的信中又说，孩子母亲李惠仙葬事“本来是成、永们该做的，现在都在远，忠忠又为校课所追，不能效一点劳，倘若没有这位慈爱的叔叔，真不知如何办得下去。我打算到下葬后，叫忠忠们向二叔磕几头叩谢。你们虽在远，也要各各写一封信，恳切陈谢（庄庄也该写），谅来成、永写信给二叔更少。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才算我们家的乖

10月3日李蕙仙葬礼举行后，梁启超当天写信给海外的孩子，再次提到让他们写信感谢二叔，信中说：

你们二叔的勤劳，真是再没有人能学到了。他在山上住了将近两个月，中间仅入城三次，都是或一宿而返，或当日即返，内中还开过六日夜工，他便半夜才回寓……我窥他的意思，不但为妈妈，因为这也是我的千年安宅，他怕你们少不更事，弄得不好，所以趁他精力尚壮，对于他的哥哥尽这一番心。但是你们对于这样的叔叔，不知如何孝敬，才算报答哩。今天葬礼完后，我叫忠忠、达达向二叔深深行一个礼，谢谢二叔替你们姐弟担任这一件大事。你们还要每人各写一封信叩谢才好。

二叔说他这两个月用他的科学智识和工人的经验合并起来，新发明的东西不少，建筑专家或者还有这些地方要请教他哩。思成你写信给二叔，不妨提这些话，令他高兴。二叔当你妈妈病时，对于你很有点怄气，现在不知气消完了没有。你要趁这机会，大大的亲热一下，令他知道你天性未漓，心里也痛快。你无论功课如何忙，总要写封较长而极恳切的信才好。

他常给孩子们寄礼物、压岁钱等，所给礼物丰富多彩，从金镯、银镯、衣料，到毛笔、墨盒、书画、古籍珍本，细水长流，不一而足。对于所给的压岁钱，谆谆叮嘱了分配及用途，既传达了亲情，也不助长纨绔之风。有一次，“今嘱汝叔寄上九百元，内八百充家费，其一百充压岁钱。汝兄弟七人，人十元，廷献及诸外戚，人五元，若有余则归汝，仍由汝请群仲吃一顿，若不足则在汝所得之份垫出，吾将来别以他物酬汝。”

以为夫人所写的祭文教育子女　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是思顺、思成、思庄的生母。她出身名门，属大家闺秀，比梁启超大4岁，是顺天府尹李朝仪之女儿、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堂妹。1889年（光绪十五年）李端棻以内阁大学士衔典试广东，当时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试，其文章立意新颖畅达，受到李端棻赏识而中举，李当即看上了这位才貌双全的小伙子，做主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两年后，梁启超与李蕙仙成婚。他们夫妇俩同为报人，梁启超以《时务报》为宣传阵地，李蕙仙是《女学报》的主笔之一。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李蕙仙带着女儿思顺避难澳门，父亲梁宝瑛也带着其他家属一起避居澳门。9月15日，梁启超致书李蕙仙：“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梁启超曾写过《壮别》一诗：“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1902年，李蕙仙东渡日本与梁团聚。她既贤且能，深明大义，意志坚强，遇事果断，承担了持家的重担，成了梁家的支柱，并获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梁启超在《悼启》一文中称赞她：“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撙节所余，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余年间，心力盖瘁焉。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也。”李蕙仙对梁启超的事业也很支持，他说过：结婚以后，常受夫人之策励和帮助。年轻时无钱买书，夫人便将陪嫁时的首饰变卖给了丈夫。中年时，屡遇艰险，夫人以大义鼓励他的勇气。1915年护国战争发生后，梁启超南下参加护国运动，深夜诀别时夫人不仅没有拉自己的后腿，还慷慨鼓励说：“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无反顾也。”

李蕙仙（左四）与思忠（左一）、思成（左二）、

思庄（左三）、思达（左五）、思永（左六）摄于天津（1918年前后）。

梁启超在平日给孩子们的书信中，屡屡问及或提到母亲的情况。护国运动发生后，他致书思顺，问道：“数日未得书报，而母近状甚念，甚念，比已出院否？体复元否？曾发见他病否？”他在1920年4月20日给思顺的信中说：“吾方与汝母言，已久不得汝书，颇悬悬。汝母谓我归来仅逾月，汝已有一书，不可谓希，语未终而汝第二书至，可喜可知也。”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乳腺癌不治而逝。梁启超悲痛万分，涕泪纵横，他在《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中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力，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快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兴致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

在举行李蕙仙葬礼时，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梁启超希望借这篇饱含深情的祭文对子女进行情感教育，让他们感悟家庭的责任，感悟以孝为本的亲情，感悟学会感恩的必要。他觉得感恩是一种美丽的感情，孩子们要学会感恩需要从懂得孝敬父母开始；他觉得爱情是一种美好的承诺，孩子们要学会珍惜爱情，就需要了解对家庭的责任。他在书信中向孩子们推介了《祭梁夫人文》这一“情育”的佳作。

1925年9月29日，他在给孩子的书信中说：“祭文本来该焚烧的，我想读一遍，你妈妈已听见，不如将稿交你宝存（将来可装成手卷）。你和庄庄读完后，立刻抄一份寄成、永传观，《晨报》已将稿抄去，如已登出，成、永便得见，不必再抄了。过些日子我有空还打算另写一份寄思成。”

10月3日，他在给孩子的书信中又说：“我的深痛极恸，今在祭文上发泄，你们读了便知我这几日间如何情绪。”“我的祭文也算是我一生好文章之一了。情感之文极难工，非到情感剧烈到沸点时，不能表现他（文章）的生命，但到沸点时又往往不能作文。即如去年初遭丧时，我便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篇祭文，我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虽然还有改削的余地，但大体已很好了。其中有几段，音节也极美，你们姊弟和徽音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

他还让思忠、思达为母亲扶灵柩赴墓次，让思忠为母亲守灵，还带着幼小的思礼上坟，都是为了培养孩子的亲情与礼数。家里为思成与徽因举行聘礼时，他也想到了孩子的母亲，他在1927年12月18日致思成的信中说：“今天北京家里典礼极庄严热闹，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地玩了半天，想起你妈妈不能不待数年，看见今日，不免起些伤感，但她脱离尘恼，在彼岸上一定是含笑的。除在北京由二叔正式告庙外（思永在京跟着二叔招呼一切），今晨已命达达在神位前默祷达此诚意。”

为王桂荃在父亲的墓旁种下“母亲树”　梁启超的另一位夫人王桂荃（1886-1968），是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的生母。她原是李蕙仙的丫环，原名来喜，四川广元人，从小没了母亲，4岁丧父，从4岁到10岁被转卖了四次做丫环，1894年随李蕙仙来到梁家。她聪明勤快，深得梁启超夫妇喜爱，1903年成为梁启超的侧室。梁启超的子女对她感情都很深，他们叫李蕙仙为“妈”，叫她为“娘”。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提到：“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家务方面对外联系。她负担着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时，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她学会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她同样也很理解公公的事业，为了使公公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梁思成回忆说：“事后娘搂着我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她这些朴素的语言我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马马虎虎了。”当年思成学建筑，思永学考古，思忠学军事。王桂荃曾经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梁启超在给子女的书信中称王桂荃为“王姑娘”、“王姨”，他和儿女们强调王夫人在梁家有着重要地位，是自己非常依赖的助手和伴侣。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由天津乘船潜至上海，筹划和推动反袁斗争。他住下后即写信给思顺：“吾身边事无人料理，深觉不便，可即命来喜前来。”次年1月2日致书思顺提到：“王姨今晨已安抵沪，幸而今晨到，否则今日必至挨饿。”7日的信中也提到“一切饮食起居皆王姨一人料理”。3月，梁启超潜入香港，准备从越南的海防潜入广西，此时王夫人已回天津，18日他再给思顺写信，要求“当即遣王姨来港”，强调“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

王桂荃（中坐者）与梁思礼（椅子后男孩）、吴荔明（哭泣的女孩）。小舅“老白鼻”梁思礼把王桂荃抱着的外甥女吴荔枝逗哭了。

1994年夏，梁家后人在梁启超夫妇墓室右后侧种下一棵白皮松，称其为“母亲树”，以纪念王桂荃这位伟大坚强的母亲。次年5月在“母亲树”树前立一花岗岩卧碑。

1923年11月，梁启超写信给思顺，提到“王姑娘近来体气大坏，因为你那两个殇弟产后缺保养。我很担心，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信给她，令她欢喜。”

在梁启超离世之后，王桂荃带着九个孩子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梁启超去世使家里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葬礼又花了一些钱，家庭经济很快紧张起来，为了运转卖掉了天津的旧楼。抗日战争爆发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她又将新楼出租，仅留一间书房保留梁启超的图书，自己住到后面的小楼里，一直到1950年搬到北京。1968年，80多岁的王桂荃在“文革”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

1994年夏，思达、思宁、思礼和梁家后人共27人一起在梁启超夫妇墓室右后侧种下一棵白皮松，被称为“母亲树”，以纪念王桂荃这位伟大的坚强母亲，也表达他们的感恩之心。次年5月在“母亲树”树前立了一花岗岩卧碑，碑文提到：“王夫人豁达开朗，心地善良，聪慧勤奋，品德高尚，在民族忧患和家庭颠沛之际，协助李夫人主持家务，与梁氏共度危难。在家庭中，她毕生不辞辛劳，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挚爱儿女且教之有方，无论梁氏生前身后，均为抚育子女成长付出心血，其贡献于梁氏善教好学之家良多。梁氏子女九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深受其惠，影响深远及于孙辈，缅怀音容。愿夫人精神风貌常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梁氏后人为王桂荃种植的“母亲树”，寄托了对先人的追思，渗透了梁氏后人的感恩情怀，与梁启超为李夫人所写的祭文一样，是情感教育的佳作。

兄弟姐妹其乐融融　梁启超九个子女在父母的倡导下，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姐妹情深的和谐氛围，组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父亲对子女之间所展示的友好相亲的天伦之情，总是给予及时的鼓励与肯定。

在梁启超的书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子女之间的哥哥对弟弟友爱、弟弟对哥哥恭敬、兄弟间互爱互敬、兄弟姐妹一往情深的情景，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并作了这方面的引导。思成、思永先在1924年去美国留学，次年思顺、思庄去了加拿大，梁启超“极盼汝姊妹兄弟团聚的来信”，还等着要看孩子们的合影，“我盼望下次便有你们弟兄姊妹合照的美妙照片”。1927年1月2日“与孩子们书”提到：“我昨天才从城里回来，达达、司马懿、六六三天前已经来了，今天午饭后他们娘娘带他们去逛颐和园，老郭曹五都跟去，现在只剩我和小白鼻看家。写到这里，他们都回来了，满屋子立刻喧闹起来，和一秒钟以前成了两个世界。你们十个人刚刚一半在这边，在那边的一个个都大模大样，在这边的都是‘小不点点’，真是有趣。”这个时候，不久夭折的思同还在，十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庄、思忠在海外，这一组年龄大一些，“一个个都大模大样”；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思同在国内，这一组年龄小，是“小不点点”，相处得都愉快而有趣。

梁启超子女1908年摄于日本横滨双涛园。思顺（后排最高者）、思永（思顺前）、思庄（中间椅子中最年幼者）、思成（右一）、思忠（右二）。

1927年，梁思懿（后右）、梁思宁（后左）、梁思礼（前）合影。梁启超亲自题字“寄思永”，将此照片寄给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永。

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父亲通过她给弟弟妹妹传达书信，分送礼物，后来又委托她做了海外留学子女的“代理家长”。思顺很好地履行了“大姐姐”的职责。在日本期间，她是“双涛园群童”的“领班”，“当时她才15岁，但是已经开始做梁启超的私人秘书兼日语翻译，每日在公公指点下练习写字，读诗词，并且负起带领弟弟妹妹们的责任，大家都很服她，虽然她自己还是个孩子，但已经显露出她的组织才能和权威了”。

梁启超于1911年9月16日先从日本回国，19日给还在日本的长女思顺发出了保留至今的第一封信，也形成了通过思顺给孩子进行问询、转达与指点的习惯，也通过思顺这一纽带传递慈父之爱。

1923年5月，思成、思永遭遇车祸，梁启超对兄弟俩所表现出的勇敢与相互关爱，颇感欣慰。他致书思顺，告诉了她弟弟之间兄弟情深的情景：“你所最爱的两位弟弟，昨日，从阎王手里把性命争回……两个孩子真勇敢得可爱，思成受如此重伤，忍耐得住，还安慰我们，思永伤亦不轻，还拼命看护他的哥哥，眼睛也几乎定了。思忠看见两个哥哥如此，哇的一声哭起来，几乎晕死。”“出事后约摸二十多分钟，思成渐渐回转过来了，血色也有了，我去拉他的手，他使劲握着我不放，抱着亲我的脸，说道：爹爹啊，你的不孝顺儿子，爹爹妈妈还没有完全把这身体交给我，我便把他毁坏了，你别要想我罢。又说千万不可告诉妈妈。又说姐姐在哪里，我怎样能见他？我那时候心真碎了，只得勉强说，不要紧，不许着急……初时大家忙着招呼思成，不甚留心思永何如。思永自己说没有伤，跟着看护他哥哥。”他在另一封信中又说：“前两天我去看他们，思永嘴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真顽皮得岂有此理。这回小小飞灾，很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纯挚的性质，我很喜欢。”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前。

7月31日，梁启超、李夫人带着思庄、思达、思懿在马厂一带坐汽车兜圈子，父亲和孩子们开起了玩笑。“我和思庄说，明年姐姐回来，我带着你们姊妹去逛地方，不带男孩子了，庄、懿都拍掌说，哥哥们太便宜了。”可见父亲和孩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是多么自然、和谐、温馨。

1924年之后梁家先后有五个孩子在北美。思成、思永去美国留学，思顺随丈夫去加拿大，思庄由姐姐、姐夫带到加拿大读书，“思庄跟着你姊姊，我是十二分放心了”。

思忠是1926年8月去的北美，去得晚也有其好处，国内这边有家人送，国外在美国、加拿大都有亲人接，“思忠真占便宜，这回放洋，在家里欢天喜地的送他，比着两位哥哥，已经天渊之别了；到了那边，又分两回受欢迎，不知多少高兴”。父亲想象着，“正在我想这封信的时候，想来你们姊弟五人正围着高谈阔论，不知多少快活哩”。

有时姊弟之间也会有些恶作剧。如多数情况下，梁启超是把信寄到思顺处，由思顺转给弟弟、妹妹们传看。一次弟弟把父亲的信藏起来，因此，父亲又为思顺出主意：“弟弟把我的信扣留，我替你们出个法子，你只写信给他们，说，若不将信寄回来，以后爹爹有信到，便藏着不给他们看，他们可就拗你不过了。”他在10月22日的信中还“批评”弟弟们欺负了“老姊姊”：“你们那种活泼亲热样子活现在纸上，我好容易细细研究算是把各人的笔迹勉强分别出来了，但是许多名词还不很清楚，只得当做先秦古书读……你们一群小伙子怎么把一位老姊姊当做玩意儿去欺负他呢？做姊姊的也是不济事，为什么不板起面孔来每人给他几个嘴巴呢？你们别要得意，还有报应哩，再过十几年二十年，老白鼻、小白鼻也会照样地收拾你们！但是，到那时候，五十多岁老姊姊只怕更惹不起这群更小的小伙子了。”

梁启超晚年，一组大一些的孩子在北美学习、生活，而思达等“小不点点”则在父亲身边。两岸的孩子也互寄书信、礼物，尤其是思顺做大姐姐的要给思礼等弟弟寄回些礼物、生活用品。他在1927年1月30日的“致思顺书”描写了思礼穿上思顺寄回的衣服的可爱劲儿：“我昨天才给老白鼻买了许多灯来，已经把他跳得个不亦乐乎。今日把你带来的皮包打开，先给他穿上那套白羊毛的连衫带裤带袜子，添上手套，变成一个白狗熊。可惜前几天大雪刚下过了——一连下了四天，现在还未化尽——不然叫他在雪里站着真好玩极了，穿了一会脱下换上那套浅蓝的，再披上昨年寄他的外套，他舍不得脱，现在十点钟了还不肯去睡。可巧前三天刚带他照过一幅相，等过了新年再叫他穿齐照一幅，你们看着才知道他如何可爱呢。”

对思成与徽因的婚姻，在梁家内部曾遇到李蕙仙、思顺的阻力。与思成同在美国留学的思永曾帮着思成做了疏通、劝解工作。梁启超在给思顺的信中提到，“思永有两封信来，一封是因为你不肯饶徽音，求我劝你，说得很恳切”。后来，思顺改变了态度，思成与徽因的婚礼还是由她张罗、操持的。

梁家父母长辈与孩子之间、孩子与孩子之间形成了亲密、温馨的关系，作为长女的思顺起到了比较特殊的作用。梁启超对此心中有数且心存感激，他在1927年12月21日致思顺的信中颇为动情地表示：

1932年，梁思成看望正在殷墟发掘的弟弟梁思永（左）时，兄弟俩在发掘工地上的合影。

你虽是受父母特别的爱（其实也不算特别，我近来爱弟妹们也并不下于爱你），但你的报答也算很够了。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地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弟妹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最近更把家里经济基础由你们夫妇一手确立，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还得力十倍。你自己所尽的道德责任，也可以令你精神上常常得无限愉快了，所以我劝你不必思家着急，趁这在外的机会，把桂儿、瞻儿（梁思顺的孩子）的学业打个深厚的基础。

现在的孩子多数是独生子女，如何对他们进行亲情教育面临着新的情况、新的挑战。可以这样说，相比于以往，对孩子们进行亲情教育是更为迫切，更为棘手，也更有压力，更有意义。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父母很难面对教育失败的选择，家长承担着更大的家教责任。亲情教育对子女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只有亲情教育到位，才能使独生子做到“独”而不“怪”，成为既有独立人格、既能独立做事，而又懂得亲情、友情与社会责任。因此，梁启超重视亲情教育的思想仍具有启迪意义。

“常要思报社会之恩”　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只是做到“亲亲”还不够，还要推己及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要融入社会、关爱社会。他很重视培养孩子的爱心、同情心，重视启发儿女的悲悯情怀、社会责任感。1919年12月2日，他致书思顺，告诫：“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写过一篇著名的《呵旁观者文》，痛批“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传统思想，呼唤国人关心社会，关注公共事务，大声疾呼国人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强调“对于一家而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而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而有世界之责任。一家之人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国必亡。全世界人人各自放弃其责任，则世界必毁”。

民国初年，梁启超还发表过一篇《中国道德之大原》，对传统文化的报恩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人之生于世也，无论聪明才智如何绝特，终不能无所待于外而以自立，其能生育长成，得饮食衣服居处有智识才艺捍御患安居乐业，无一不受环吾身外者之赐，其直接、间接无量。极古昔之人与并世之人皆恩我者也。国家与社会深恩于无形者也，人若能以受恩必报之信条常印篆于心目中，则一切道德上之义务皆若有以鞭辟乎其后，而行之亦亲切有味。此义在今世欧美之伦理学者未尝不大声疾呼思以励末俗，而为效盖寡，报恩之意未深入人心也。”既然人的一切都是“身外者之赐”，就要常怀报恩之心，既感恩父母、先人、亲人，也感恩国家与社会。

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孤僻，要合群，要融入社会，要有一片爱心，有一片公益心，有一片公德心。他有些担心思成、思庄的性格。1926年9月29日的信中提到：“我原来有点怕，庄庄性情太孤寂些，因为你妈妈素来管得太严，她又不大不小夹在中间，挨着我的时候不多——不能如老白鼻的两亲家那样——所以觉得欠活泼。”后来梁启超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公共精神的遗传。他告诫子女，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尽力去做就会对社会有所贡献。“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在梁启超的影响下，梁启超的子女和后人都学会了怀感恩之心做人，以公益之心立世，都成了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思成与徽因之子梁从诫（1932-2010），于1994年3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群众性、会员制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2009年，思成与徽因之长女梁再冰将一笔4000元善款汇至新会红十字会账户，支持救助家乡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在梁家三代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延续。

我们每位父母都有责任加强对孩子的感恩教育，让他们从感恩父母、感恩亲情开始，由己及人，学会关心身边的人，关心周围的世界，进而关心整个人类；常怀感恩之心，常施报恩之行，“拥抱亲情，感恩父母；认真学习，感恩老师；珍惜友情，感恩同学；帮助他人，感恩社会；敬畏自然，感恩天地”。

艺术是情感教育的最大利器　如何对孩子进行情感教育？如何教会孩子孝亲尊长？如何教会孩子团结、友爱、合作和彼此信任？梁启超尝试着各种办法，如以书信进行平等的交流与沟通，如在家里营造和谐温馨的氛围，如提醒孩子多接触外界、多进行社会交往等，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同时，梁启超很重视文学、艺术在情感教育中的作用，注意以美文、音乐、书画等陶冶孩子们的性情。他强调：“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它令它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们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它心’的位置。因为它有恁么大的权威，所以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艺术家认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该知道：最要紧的功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絜，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它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

梁启超在书信中提醒孩子们不管自己所学专业是什么，都要学些文学、艺术、人文方面的知识，以此陶冶自己的情操，丰富自己的人生。他让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以免人生过于单调；他又建议思庄“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这都是基于以美育为情育、以人文培养性情的考虑。

梁启超在书信里，不时地给孩子寄去自己的诗作、词作，抒发自己的儿女之情，也借以催化孩子们的情商、情调、情趣。他给子女们写的诗词，反映出一片蔼然、温馨的父子、父女之情，很有人情味。1925年致书思顺、思成，寄去了给长女写的《虞美人》（自题小影寄思顺）和给长子写的《鹊桥仙》（自题小影寄思成）。《虞美人》一首为：“一年愁里频来去，（上女去年侍母省婿跋涉海上数次）泪共沧波注。悬知一步一回眸，篏着阿爷小影在心头。天涯诸弟相逢道，哭罢还应笑。海云不碍雁传书，可有夜床俊语寄翁无。”《鹊桥仙》一首为：“也还安睡，也还健饭。忙处此心闲暇。朝来点检镜中颜，好像比去年胖些。天涯游子，一年恶梦，多少痛愁惊怕，开缄还汝百温存，‘爹爹里好寻妈妈’（原注，末句用来信原意）。”这是一首“解放”了的白话词，虽然近于“戏作”，却饱含了平易可亲的爱子之情。从这些诗作不难品味梁启超的亲子之情与人文情怀，也不难感悟梁家内部和谐、融洽的家庭关系。

梁启超隶书书法

7月10日《给孩子们书》中云：“我像许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但是前几天寄去的相片，每张上都有一首词，也抵得过信了。”这封信的末尾，也附了自己前些日子写的一首词，“前几天填得一首词，词中的寄托，你们看得出来不？”这首词为《浣溪沙》：“乍有官蛙闹曲池，更堪鸣砌露蛩悲！隔林辜负月如眉。坐久漏签催倦夜，归来长簟梦佳期，不因无益废相思（李义山诗：‘直道相思了无益’）。”此前，5月11日，梁启超还为姚胖子即姚华（1876—1930）写了一首寿诗，信中提到“我昨晚又作一首诗给姚胖子五十寿，做得好玩极了，过两天我一起写好给小宝贝庄庄。我近日精神焕发，什么事都做得有趣。”

梁启超行书书法

梁启超在世时，思礼还很小，父亲也让他诵读诗文以培养情趣。在父亲的笔下，思礼诵读诗文的过程显得十分有趣，“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描就把那猫摔下地，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

梁启超也寄些书画、摆件等给海外学习的孩子，以增加、培养他们的情趣。1926年6月5日的信中提到：“思庄考得怎样，能进大学固很好，即不能也不必焦急，日子多着了。我写的一幅小楷，装上镜架给他做奖品，美极了，但很难带去，大概只好留着等他回来再拿了。”1927年1月2日的信中提到：“寄上些中国画给思永、忠忠、庄庄三人挂挂书房。思成处来往的人，谅来多是美术家，不好的倒不好挂，只寄些影片，大率皆故宫所藏名迹也。”1927年10月29日的信中提到：“我给你们每人写了一幅字，写的都是近诗，还有余樾园给你们每人写一幅画，都是极得意之作。正裱好付邮，邮局硬要拆开看认为贵重美术品要课重税，只好不寄，替你们留在家中再说罢。别有扇子六把（希哲、思顺、思成、徽音、忠忠、庄庄各一），已经画好，一两天内便写成，即当寄去。”

对留在身边的一组“小不点点”，父亲也有诗画赠予。1927年中秋节前，梁启超翻找出一张“三六”的大幅宣纸，让余绍宋（余樾园）画一幅《双松图》。余绍宋经过精心构图，利用三次来访的机会将两棵巍峨挺拔的巨松绘就。他在构图时留白，待梁启超题咏。梁启超构思后写道：“余不作诗且两年矣，岁怀托兴，忽复成章，用述吾侪所以相爱勉者，不仅记一时乐事云尔。”这首《题越园画双松》诗云：“故人造我庐，遗我双松树。微尚托荣木，贞心写豪素。其下为直干，离立若磐互。其上枝柯交，天半起苍雾。由来大材笃，端在植根固。亦恃骨鲠半，相倚相夹辅。不然匪风会，独立能无惧？秋气日棱棱，群卉迭新故。空山白云多，大壑沧波注。豪籁破真寂，神理忽森著。养此岁寒姿，敢谢匠石顾？”该诗为“丁卯八月初七日稿，初八日经数次改定付梁思达存之。”这一巨幅的“诗配画”成了父亲赠给思达的礼物。在此画创作的过程中，父亲还让思达等孩子在旁边观看作画，还请画家一并讲解绘国画的基本笔法、法则等。《双松图》裱好后，画身有两米多长，房间里挂不开，遂悬于饮冰室书斋大厅楼梯西面墙上。1950年梁家从天津迁居北京时，王桂荃把这幅画带至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新居。有一次，王桂荃担心该画受潮，便将其取出，挂于北屋墙上过风。适逢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来访，异常欣赏它，王桂荃将其赠与。现该画已不知下落。

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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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让儿女一道理财持家

重视对子女进行财商教育　梁启超推崇功利主义价值观，善于理财，也注意对子女进行财商、理财方面的教育。他在给子女的书信中，对包括留学费用、房产购置、股票、保险、抵押、信贷、报业等在内的一系列家庭财务、理财规划，无不进行沟通与讨论，以期树立孩子们敢于言“利”的经济观念、善于取“利”的理财能力，对他们进行财商的培养与教育，进行如何正确对待财富的教育。他和孩子们强调“吾家始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反对发不义之财。

财商（Financial Quotient）一词由美国作家兼企业家罗伯特·T·清崎（Robert T.Kiyosaki）在《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提出，英文缩写为FQ。财商是一个人对金钱的认识、态度，以及获取和管理金钱的能力。罗伯特·T·清崎在书中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奋斗终生却不能致富，因为他们在学校中从未真正学习关于金钱的知识，所以他们只知道为钱而拼命工作，却从不学习如何让钱为自己工作；穷人为钱工作，富人让钱为自己工作！

财商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实现成功人生的关键。财商和智商、情商、毅商一起被教育学家们列入了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内容。智商反映人作为自然人的生存能力；情商反映社会人的社会生存能力；而财商则是人作为经济人在经济社会中的生存能力。根据《中国平安国人财商指数报告（2011）》，中国人财商指数刚刚过及格线，平均得分仅为60.1%。该报告从城市、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等7个方面调研了不同群体财商的差别。在不同年龄层次的对比中，70后财商以61.1分领先，其后分别是60后、80后和90后，60前居末位。这一组数据表明，亟待对国人进行财商教育，但尤为严峻的是，家长的财商更亟待提高。因此，作为父母，一方面要增强自己的理财能力，注重自身的财商学习，同时要对子女进行理财教育，进行财富观的教育。

梁启超对财政学很感兴趣。“经济”一词很大程度上是由梁启超引介进来的，它取代了严复所主张的“计学”、自己曾用过的“生计”、19世纪末主流用法“理财”和“平准”等观念。他著有《中国改革财政私案》《财政原论》《币制条议》《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外资输入问题》《中国货币问题》《外债平议》等财经论著30余万言，不遗余力地为国人传播先进的财政学知识。他还曾任职民国初年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他倾自己一生之经济研究所得主持财政部，并竭力举荐一代金融巨子张嘉璈，甘居幕后推动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建设，开启了中国银行“黄金时代”的序幕。

民国初年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报》第十八号封面

梁启超注意对子女进行经济观念、理财观念的培养。在他生前，思成等都没有选择经济学、财政学作为专业，但他也提醒应该学习这一方面的知识，如他让思顺学习经济学、财政学等课程。他将家里的收支情况与理财计划，与子女进行讨论，也是要培养他们这一方面的观念、意识。

让思顺力劝母亲不要再投机　长女思顺实际是梁启超家庭财务的助手。1912年12月前后，可能是因为夫人李蕙仙赌博，也或许是因倒卖物品输了、赔了些钱，梁启超赶紧筹钱寄回去。他致书思顺要她“告汝母且不可再投机，若更失败，吾力亦实不逮也”。他告诉思顺“财权在汝叔手”，“宜力谏汝母，勿再投机，倘再失败，汝叔不允救济，吾亦无法也”。信里说：“来禀称汝母为投机失败，忧心如焚，殊可怪。汝母何至不达如是。凭吾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汝母但专用力教诲汝辈足矣，何必更驰念及此耶，但此后必当戒断（切勿再贪此区区者），不可更为冯妇耳。”另一信中提到“读报见米涨价，疑必小有所获，但兹事总极险，终以戒断为善，可仍常戒汝母也”。

不过，梁启超很敬重李夫人，不但筹钱寄回家，也让思顺安慰母亲。信中写了寄了多少钱、这些钱要用在什么地方、由谁负责安排等。“此数日内先后电汇票汇共四千，可敷本年用否，来禀可详言之（究竟现在未偿之债尚几何，所需总数可详禀汝叔），此间尚随时可寄。顷汝叔以思成名义存万金于正金（定期预金防我滥用，汝叔专制极矣），汝叔之意，总欲稍积储以备不虞也，可持此慰汝母。”“己与汝叔商，日间再汇千元，本年（指阳历也）当不至匮乏耶。此间因已存定期一万，不能取出，不然尚可稍多也。告汝母勿着急，为盼。”

为了安慰李夫人，安慰家人，梁启超在信中也介绍了自己的收支情况：“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然吾不欲尔。今汝叔主意除两处家用外，欲为我每日储蓄二千，不知究能办到否。听汝叔为之，可也。此间自费有限，一切房租、食用、工钱等，皆报馆数，吾所用惟添置衣物及车马、请客等费耳。可以此告慰汝母。”

梁启超在12月18日的“致思顺书”中，提到了本月创办的《庸言报》预期收益：“《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刊物发行上万即不亏本，两万则能盈余五六万元。

梁启超这么透明、详细地和孩子通报家庭收支情况、储蓄情况，包括探讨《庸言报》的预期收益，除了安慰投机失败的李夫人，另一层用意当是培养孩子的理财意识，对孩子进行财商教育。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梁启超很有经济头脑和赚钱能力，但他很认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观念，自己坚持不发不义之财、不挣昧心之钱，也告诫子女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鼓励他们自立自强，既不讳言功利，也要看淡名利。他在评说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和制胜法宝时，写下了“晋商笃守信用”六个字。在李夫人投机失败后，他写信告诫子女：“此后波澜必仍甚多，然切勿见猎心喜，吾家殆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

梁启超的收入，在清末民初的文化人中是比较高的。民初孙中山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王云五回忆说：“没有阶级高低的区分，所领津贴也一律为每月六十元。”黄远生为《时报》写通讯，月薪200元。1916年，北京《晨钟报》五位编辑，主编李大钊，月薪各120元。1918—1919年，青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任上，月薪四五十元，再向各处投稿，每月约得稿费40元。当时一般职员或工人的月收入是8元左右。当时物价较低，蒋梦麟《西潮与新潮》中写到，“上海生活水准为中国之最，上海住校生的伙食费每月六块，内地只要三块”。民国初年，据梁启超自称，如稍降低身段，“月入万金不难”，难怪他那么有底气，“凭吾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梁启超书信中还提到，随他办报的汤觉顿（1878-1916，原名叡，又名为刚，觉顿是其字，受业康门后号荷庵，或荷广、荷厂、荷葊、荷盦，故梁启超在书信中称其为“荷丈”），都能拿到月薪八百甚至千金（“荷丈月入已八百，尚有数部，力邀彼往，其职约当前清之三品京堂。若皆应之则千余金可得。但今者报馆缺彼不可，印刷局在京非彼莫办也。”）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和“钱途”，这就不难理解梁启超主要依靠他一人之力，支持了有九个子女的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还同时承担了三四个子女的海外留

梁启超的收入虽较高，但都是来自合法渠道。一是任职收入。他在1912年11月给思顺的信中透露，袁世凯每月给他的津贴是3000元。他在1925年8月3日的“致孩子们书”中则提到，执政府每月800元夫马费，任清华国学院教授月薪400元。二是稿酬，他的书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无论是稿费，还是版税，都是较高的。8月3日的信中提到收到商务印书馆印书费5000元。三是各种演讲和讲课费，晚年更多一些。四是股票及投资，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1915年他给思顺的信中提及“中原公司日内收股，家中能凑出三千元否，可叫藻孙与幼珊交涉”。也曾往企业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对自己的收入情况，梁启超是很满意的，他在1925年致书思顺提到：“今年家计总算很宽裕，除中原公司外，各种股份利息都还照常。执政府每月八百元夫马费，已送过半年，现在还不断。商务印书馆售书费两节共收到五千元。从本月起清华每月有四百元。”但当时军阀混战，战乱不断，也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到了1926年初，在他给思成的信中就表露出了对家境的担忧：“我现在虽然也很困难，只好对付一天是一天，倘若家里那几种股票还有利息可分，恐怕最靠的住的几个公司都会发生问题，因为在丧乱如麻的世界中什么事业都无可做。今年总可勉强支持，明年再说明年的话。”

对于不义之财，梁启超坚决予以拒绝。袁世凯要称帝，梁启超于1915年8月中旬在天津寓所写下了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讨袁檄文。他在给思顺的信中提到了这篇文章，1915年8月23日的信里说：“吾不能忍（昨夜不寐，今八时矣），已作一文交荷丈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袁世凯得知梁启超著文反对复辟帝制的消息后，派人带着20万元银票，去送给梁启超，佯称袁大总统送给梁太公七十（梁父其时六十六岁）大寿的贺礼，梁启超断然拒绝了这笔“封口费”，他表示“但一息尚存，不能使自由二字扫地以尽”。该文被蔡锷称为“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9月3日在北京的英文《京报》汉文版中刊出，随即各大报纸竞相转载：4日，《国民公报》转载；6日，上海《时报》《申报》《神州日报》相继刊出；7日，天津《大公报》转录；10月1日，昆明《觉报》全文转载。

对自己没有付出劳动的“干薪”，梁启超也绝不肯拿。他晚年多病，因为要养病，有的兼职就不能尽心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宁可少拿钱也主动辞去职务。他在1927年6月23日“致思顺书”中说：“我现在对于北京各事尽行辞却，因为既立意不到京，决不肯拿干薪，受人指摘，自己良心更加不安。北京图书馆不准我辞，我力请的结果，已准请假，派静生代理（薪水当然归静生，我决不受）。储才馆现尚未摆脱，但尽一月内非摆脱不可，清华也还摆脱不了，或者改用函授，亦勉强不辞。独有国立京师图书馆，因前有垫款关系，此次美庚款委员会以我在馆长职为条件，乃肯接济，故暂且不辞。”

梁启超希望孩子能够尽可实现自立，他批评孩子的表兄们总是来向其求助，强调“人贵自立也”。梁家子女中，思成与徽因较早成家，父亲也希望他们尽早自立门户。“我的计划，本来你们姊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但现在情形，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音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这便困难多了，所以生计问题，刻不容缓。”梁启超为思成夫妇的成家立业费了不少心力、心血。

梁启超告诫子女对财富不必看得太重，因为它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幸福与否与财富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要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他说：“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告诫子女要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的生活，不能好吃懒做；生为女子也要学会“生利”、学会自立，也不必为了钱财而毁损人格。梁家子女也曾命运坎坷，或许是因为贫病，或许是因为受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没有一个在“钱”上栽跟斗的。梁思礼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曾被诬告“受贿”，但党组织查清了真相，还给了思礼以清白。思礼母亲对查证人员说：“我相信，我的儿子绝不会干这种事！”

指导与委托思顺、希哲理财　在梁启超生前，思成与徽因成家时间很短，只有思顺与希哲组成了长期相对独立于梁家这一大家庭的小家庭，这一小家庭从成立到梁启超去世有十多年时间。两个家庭关系密切，一方面，在20年代，思顺、希哲承担了思成、思永、思庄、思忠这些在海外学习的几个弟妹的“代理家长”职责，而平日也是梁启超照顾家庭的重要助手；另一方面，梁启超对思顺与希哲组成的小家庭，也没有放松自己的呵护责任，而是一如既往地从各方面予以悉心照顾，包括在经济上进行支持，在理财上进行指导。在十多年时间里，梁启超一直坚持对这一小家庭进行财商教育。

1915年4月15日，梁启超在“致思顺书”中，提出梁家购买中原公司股票，同时也建议思顺、希哲投资，“汝所有薄工资财亦可附两小股（三百元），更附黄孟曦罐子股二三百元”。此后，周希哲做了外交官，不过梁启超希望他转向教育、实业或经商，觉得从政容易毁损人格。

1923年1月24日，梁启超在“致思顺书”中建议思顺、希哲买公债：“你们攒下那几个钱，最好是买七年长期公债。此项公债现时价格不过三折余，计可得一分八厘以上之利息，其还本付息由总税务司，安格联经理极稳实。”次年4月2日的“致思顺书”中提到：“买九六公债事，当照办，这种公债看定是好的，两年后定涨到五折以上。只是此两年间绝无利息收入，我久已想买，只可惜没有闲钱，忘却思庄折上有存款了。我也曾想借钱买它，朋友们又说不上算，你有余力，我也替你买便是。”

此后，思成等相继赴美留学，思顺与希哲成了“代理家长”，留学费用也与他们商量，甚至一起筹措。由于政局动荡，希哲、思顺的薪俸也捉襟见肘。梁启超在1925年9月3日的信中提到：“寄去一千美金，想已收。你们那边谅来钱很紧，非在国内接济不可者。”11月给孩子们的信中提到：“思顺所收薪水公费，能敷开销，也算好了，我以为还要赔呢。”他觉得虽钱紧张，但不必因此而动调任的念头。他在次年6月11日的信中说：“你们不愿意调任或调部也是好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只要不至冻馁，在这种半清净半热闹的地方，带着孩子们读书最好，几个孙子叫他们尝尝寒素风味，实属有益……若再调到热带殖民地去，虽多几个钱，有什么用处呢？”

到了1927年初，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北洋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使馆的经费也就更无从着落。梁启超在3月9日的信中说：“使馆经费看着丝毫没有办法，真替思顺们着急，前信说在外国银行自行借垫，有外交部承认担保，这种办法希哲有方法办到吗？望速进行，若不能办到，恐怕除回国外无别路可走，但回国也很难，不惟没有饭吃，只怕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现在武汉一带，中产阶级简直无生存之余地，你们回来又怎么样呢？所以我颇想希哲在外国找一件职业，暂时维持生活，过一两年再作道理，你们想想有职业可找吗？”次日的信中也说道：“使领经费看来总是没办法……你们不回来，真要饿死，但回来后不能安居，也眼看得见。所以我很希望希哲趁早改行，但改行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也很知道，请你们斟酌吧。”

此后，国内时局日益混沌，梁启超对经济形势也越来越没有信心，他担心可能发生“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产”，“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自己也考虑到了可能要流亡海外。为了家庭财务的安全，他开始把余钱寄往加拿大，由思顺、希哲作为资本去经营。1927年7月3日，他提到“我还想将家里点点财产，陆续处分处分，得多少都交你们替我经营”。

希哲的经营情况上道得快，也很理想，这让梁启超心里深感欣慰。梁启超在1927年12月21日的“致思顺书”中说：“十一月份的营业报告收到，希哲真能干，怎么几个月工夫已经弄到加倍以上的利（还除了庄庄一笔学费等等不计）。照这样下去，若资本丰富一点，经营三两年岂不成了富翁吗？我现在极力撙节，陆续还寄些去。若趁希哲在外的机会，弄到美金五万，寄回来便是十万，我真可以不必更卖气力找饭吃，家里经济问题完全解决了。”他对思顺、希哲的理财生利能力已很放心，同月24日的“致思顺书”中表示，“营利方针，本来是托希哲全权办理，我绝不过问的，既是对于分裂之股，你们俩人意见不同，那么就折中办理，留一半，售去一半，何如？”他在次年2月13日的“致孩子们书”里又表示，“希哲真能干，他若是依着思顺来的信，在那边三年，我们家里以后的生计问题都可以解决了。股份的去留都完全由他，无须写信来问，问了我也不清楚。”

鉴于国内的局势，思顺、希哲提出寄些钱回家接济接济。父亲在4月28日的信中表示暂时还用不着。他说：“你来信说从七月起将家用全部担任，这却不必，以现在情形论，本年内家用尚狠有富余，现在家用折中尚存四千元左右，一两月内尚有其他股息可收，商务印书馆售书收入亦尚有，所以一直到本年年底，还用不着你们接济。若将钱寄回来，倒无安放之处（稳妥），不如留在外边生利。我的意思最好是你们将所拟寄回接济家用之款留起来，算借给你们作为资本（例如你预备每月寄回二百金，你便按月将这二百金当款存储，算是借给你们，不用计息，将来把本钱归还便是。如此则半年内你们亦得千二百金资本，一年得二千四百资本，岂不是可以帮助许多吗），你们也借此作些小营业，弥补在外的亏空，如此一举两得，岂非最好。”他在5月13日的信中还提到：“在寄去资本总额中，我打算划出三千或五千金借给你们营业，俾你们得以维持生活，到将来，营业结束时，你们把资本还我便是了。因为现在思成婚礼既已告成，美中无须特别用款，津中家用现在亦不须仰给于此，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所收入已很够了。你在外太刻苦，令我有点难过，能得些贴补，少点焦虑，我精神上便增加愉快。”

在国内动荡而在国外任职薪俸也无从谈起的艰困环境下，孩子想着接济父亲、为父亲分忧，而父亲想着让孩子有经营资本、让孩子通过营业得些补贴，大家庭与小家庭互相牵挂着，包括在经济上互相进行支持，真正地做到了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但在这里我们更能感悟到无法用数字计算的亲情，无法用数字计算的责任。

筹集与打理孩子们的海外留学费用　现在有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不在少数，孩子们不一定首先考虑经济问题，但对于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很多家长在孩子出国留学时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家庭经济能力足不足以支持孩子海外留学费用。如现在去英国留学本科一年约需费用25到30万人民币，出国需保证金50万人民币；去澳大利亚留学读研和读本科的学费6-8万人民币，生活费每年大概4-5万人民币，担保金本科60万、研究生40万。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不菲的费用。梁家算是当时的一个高收入家庭，但同时有4个孩子在国外学习，这对作为父亲的梁启超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也有很大的压力。

梁启超书信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内容就是打理在海外学习的孩子们的荷包，既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同时培养孩子们撙节用度的习惯，做到“有所抑而不敢肆”、“有所制而不敢过”。

梁启超在1925年8月3日的信中提到了思庄的留学费用，问及“庄庄学费每年七百美金便够了吗？今年那份，我回去替他另折存储起来”。这一年家计宽裕，他还打算把思庄留学的钱都存储起来，“留到他留学最末的那年给他”。他甚至打算到提前存储思达、思懿和思宁的留学费用。

他在11月9日的“致孩子们书”中提到，思成身体病弱，要增加营养，“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日内先寄中国银二百元，收到后留下二十美元给庄庄零用，余下的便寄思成去。”是年底，林徽因的父亲遭遇不幸，梁启超致书思成表示：“徽音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

到了1926年，局势相对还算稳定，梁家收入也还无忧，筹集留学费用就不是什么大的问题。2月18日的信中说到“寄过两回钱，共一千五百元，想已收。日内打算再汇二千元。大约思成和庄庄本年费用总够了，思永转学后谅来总须补助些，需用多少即告我。徽音本年需若干，亦告我，当一起筹来。”年中又寄了一次钱，梁启超在6月5日的信中提到：“由天津电汇四千元，想已收。一半是你们存款，一半给思庄们学费。思成在费城，今年须特别耗费，务令他够用，不致吃苦。思永也须贴补点，为暑假旅行及买书等费。”

到1927年，国内面临激烈变局，梁启超感觉到家庭支出的压力增大，孩子留学费用的寄汇渐呈从紧的趋势。1月26日的信中提及：“前几天替思顺垫出三个月留支七百五十元寄去，想已收。今日叫银行再汇美金五百元（已去买汇票，两三天内寄），给思庄本学期学费，成、永们要零用，就随时分些去。过三几个月再寄些来便是。”还提到林徽因的学费之事，“若专为学费问题——为徽音学费问题，那么我本来预备三千元在这里，因为你们勉强支持得住，放留起作留欧之用，若要用时，只要来信我便寄去”。2月10日的信中谈到了思庄的学费：“你去年的钱用得很省俭，也足见你十分谨慎。但是我不愿意你们太过刻苦，你们既已都是很规矩的孩子，不会乱花钱，那么便不必太苦，反变成寒酸。你赶紧把你预算开来罢！一切不妨预备松动些，暑假中到美国旅行和哥哥们会面是必要的。你总要把这笔费开在里头便是，年前汇了五百金去，尚缺多少？我接到信立刻便汇去。”父亲还是希望思成、思庄这些孩子的手头能宽裕一些。

国内动荡的风声趋紧，梁启超担心起了金融破产，不得不考虑起家庭财富的安全与家庭财务的运转。他考虑了是否应把这种家里遇到的难题和孩子们也通通气，觉得孩子们“都有点见识、有点器量，谅来也不至因此而发愁着急”，所以也就陆陆续续地把财富面临蒸发、财务趋于吃紧和孩子们都说了。3月21日的信中谈到：“我本来想凑几个钱汇给思顺，替我存着，预备将来万一之需，但凑也凑不了多少，而且寄往远处，调用不便，现在打算存入（连兴业的透支可凑万元）花旗银行作一两年维持生活之用。”这个时候，赶上思永要回国实习一年，对此，父亲是很支持的，4月25日的信里还说到“你若想买些东西需钱用时，问姊姊在庄庄学费内挪用些，便是我不久当再汇点钱到姊姊那里去”。

1927年中国内相继发生了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时局剧变使梁启超很难再指望保持优裕的收入，很难再指望以国内投资收益来维持孩子的留学费用，他甚至想到了家境可能会急剧恶化。由于国内环境的不安全，梁启超产生了将家里的余钱交由思顺、希哲夫妇进行投资，以投资所产生的利息供给孩子们的留学费用的想法，而且很快进行了运作。他在5月4日的“致思顺书”里说：“现在因为国内太不安宁，大有国民破产的景象，真怕过一两年，连我这样大年纪也要饿饭，所以我把所有的现钱凑五千美金汇存你那里，请你们夫妇替我经理着，生一点利息，最好能靠这点利息供给庄庄们的学费，本钱便留着作他日不时之需。你去年来信不是说那边一分利以上事业，还狠有机会吗？请你们全权替我经营（虽亏本也不要紧，凡生意总不能说一定有盈无亏的，总之，我全权托你们就是）。过一两月若能将所有股票之类卖些出去，我还想凑足美金一万元哩。你说好不好？”此信所提到的5000美金当月寄出。到了6月，梁启超将中国银行股票二百股卖出，得了中国银一万元，加上梁启勋凑足了5000美金，这样两次共“有一万美金，托希哲代为经营，以后思庄学费或者可以不消我再管了”。

下半年又寄过6000美金，即11月15日的信中提到的“一月以来，由二叔交寄汇两次，共三千美金，昨天又由天津兴业汇两千美金”，还有12月21日信中提到的“昨日又汇去一千”。这些款项都是变卖国内有价证券而来，梁启超担心，由于时局动荡，“一两年后怕所有礼券都会成废纸，能卖出多少转到美洲去，也不至把将来饭碗全部摔破”。

1928年上半年，思成与徽因夫妇取道欧洲回国，由于家庭收入减少，梁启超对他们所需旅费也只能从紧支给。他在2月12日致书思成谈到：“国币五千或美金三千可以给你，详信已告姊姊。在这种年头，拨此较大之款，颇觉拮据，但这是你学问所关，我总要玉成你，才尽我的责任。除此间划拨那二千美金外，剩下一千，若姊姊处凑不出这数目，你们只好撙节着用，或少到一两处地方罢了。我前几封信都主张你们从海道回国，反对走西伯利亚铁路，但是若为省钱计，我也无可无不可。”他在次日的“致孩子们书”表示“你们的游费总想供给得够才行”，又提出了如何筹齐思成夫妇游欧回国所需的3000美金：上年寄出的16000美金中拿出1000美金，自己再寄1000美金，由希哲再筹1000美金，“有了三千，再加清华一千，你们旅行中要过苦点的日子，或者可以够了”。信中还提到“关于庄庄今年的学费，不久我这边还可筹资本过去，大概两三个月内，或者再汇一二千添上资本去”。

梁启超算是当时的高收入者，是“富爸爸”，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环境，国难变成了每一家的苦难，子女留学的费用也让他费了不少的心思，卖保险、抛股票、还动了卖房产的念头，几乎把他的家底都折腾了一遍。国家有难，“富爸爸”也只能如此了。

和孩子们讨论购置北戴河等处房产　投资房产是理财的重要渠道，是实现家庭资产保值增值的稳当选择。近年来，房价基本只涨不降，使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投资房地产，包括越来越多的家长为孩子的未来打算而投资房产。梁启超是民国时期的高收入者，具备置办、投资房产的资金条件，同时也有较强的投资意识和较敏锐的理财眼光，他涉足了报业、股票、保险等领域，对作为眼下被许多人视为保值增值首选的房产自然也不会缺席。他在做房产理财计划或实施购房计划时，总是让孩子们参与到投资决策过程，也会鼓励已婚成家的子女进行房产方面的投资。他很尊重孩子们的意见，和孩子们进行平等的交流与沟通，提供尽可能全面的相关房产资讯，与孩子们一起作出投资决定。投资房产的过程，成了孩子们在投资理财方面的一种实习。

梁启超在购置北戴河的一处房产时，就通过书信与子女们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他在1925年8月3日的“给孩子们书”中说道：

现在有一件事和希哲、思顺商量：我们现在北戴河借住的是章仲和的房子，他要出卖，索价万一千，大约一万便可得，他的房子在东山，据说十亩有零的面积。但据我们看来像不止此数：房子门前直临海滨，地点极好，为海浴计，比西山好多了。西山那边因为中国人争买，地价很高，东山这边都是外国人房子，中国人只有三家，靠海滨的地，须千元以上一亩，还没有肯让。仲和这个房子，工科还坚固，可住的房子有八间，开间皆甚大。若在现时新建，只怕六千元还盖不起。家具也齐备坚实，新置恐亦须千五百元以上，现在各项虽旧，最少亦还有十多年好用。若将房子家具作五千元计，那么地价只合五千元，合不到伍佰元一亩……仲和初买来时费八千元，现在他忙着钱用，所以要卖，将来地价必涨，我们若转卖也不至亏本，所以我很想买它。但现在家计情形勉强对付，五千元认点利息也还可以，一万元便太吃力了。所以想和你们搭伙平分，你们若愿意，我便把他留下。

1924年，在梁启超原寓所西侧，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成一幢名为“饮冰室”书斋的灰色两层洋楼。他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在这里完成。这里现已辟为梁启超纪念馆并对外开放。

经过几天的再了解，梁启超发现该房当值一万八千，房主出的价是相对较低的，故而很抢手。他当机立断作出了决定，“现在有人要抢，我已电上海告仲和为我留下”，并在8月15日最终买下。16日，他给思顺写信提到，“房子用一万元买得，昨天已交割了。我很爱这地方，若是每年能在此住几个月，身子一定加倍强壮”。

除了北戴河这一处房产，梁启超还在北京、天津多处住宅居住，但不全是其房产。

饮冰室内部摆设

梁启超在老家时和在日本流亡期间，没有自己的房产，如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别墅（梁启超将其命名为“双涛园”）是一位华侨好友借给他住的。他真正有自己的房产是在1912年回国后。梁启超在北京曾有以下几处住所：在北京最早的住所是位于今西城区粉房琉璃街115号的新会会馆，他作为新会人进京参加会试、结婚及参加变法维新时曾在此短暂居住，但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梁启超故居。“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梁启勋兄弟二人共同营筑的居所，梁启超曾在此长期居住，但梁氏后人认为那是梁启勋的故居，不认同该宅是梁启超故居。梁启超于1925年11月9日给孩子的信提到在修坟园时钱紧，“你二叔还垫出八百余元。他从前借我的钱，修南长街房子，尚余一千多未还，他看见我钱紧，便还出这部分。”据此可知，“南长街54号”产权属于梁启勋。被官方正式认可的梁启超故居是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寓所，但据梁思礼回忆，那是1930年代初由大姐思顺、姐夫希哲夫妇购置的，不是父亲的故居。清华大学还有一处居所，那是办公住宅。

新会梁启超故居陈列的老式木床

梁家后人最为认可的“梁启超故居”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房子位于原天津意大利租界25号，即现在的天津市河西区民族路46号，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的二层小洋楼组成。东楼建于1915年，西楼建于1925年，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造。两座楼的后面有一排两层的工房，专供杂役人员居住。1927年国内局势趋紧后，梁启超曾有意将新盖的西楼卖出，把所得寄给思顺、希哲在海外进行投资，“天津租界地价渐渐恢复转来，新房子有人要买。我索价四万五千，或还到四万，打算也出脱了，便一并汇给你们代理。”不过，梁启超生前，这笔买卖并未成交。1929年梁启超不幸逝世后，家庭财务状况迅速恶化，王桂荃将旧楼卖给了天津富商郝莲舫，梁家则全部搬进了新楼（饮冰室）。

梁启超还动过在大连购房的念头。“几日来颇想移家大连，将天津新旧房全都售去，在大连叫思成造一所理想的养老房子。那边尚有生意可做，我想希哲回来后，恐怕除了在大连开一个生意局面外，别的路没有可走，但这是一年后的话，现在先说说罢了”。由于他过早离世，此事也只能是说说而已。

不过，梁启超并不是看着房子就急于购买的炒房客，他曾劝希哲不要急于购买天津的房子，而可把手头资金转向其他方面的投资。1928年10月12日，他致书思顺，其中说道：“你们回来何必急急于在津买房子呢？卖了斐岛房产，当然该用来添做资本去另辟你们的新路，新房子现租给中原公司，几乎连半价的租钱——百二十元都纳不起。”他说的是指饮冰室“新楼”的房租收益情况不是太理想，因此，打算把“新楼”留给孩子住。“我早打算那新房子，留着给你们姊妹弟兄——已结婚的——回来省亲的，轮流着住，有时两个以上同时回来，也可以够住。将来那边常有人住，不空着，便是我最大的快乐。你当老姊姊的，便做带头马，先住它三两年，岂不好极吗？”

营建梁家墓园　几乎与购置北戴河房产同时，梁家墓园也开始营建。梁启超在1925年8月3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提到，“坟园工程已择定八月十六日动工了，一切托你二叔照管”。按预算，坟内用石门四扇需1200元，若不用石门则600元就够了，“四扇石门价增一倍，实属靡费，已经回信你二叔不用石门了。如此则连买地葬仪种种合计二千元尽够了，你们意思如何？若不以为然，可立即回信，好在葬期总在二个月后，便加增也来得及。”后根据梁启勋的意见加增了石门，又增百元将该地都买了下来。这一情况梁启超在后几日的信中也与孩子作了说明。看来凡是比较大一些的开支，梁启超都是要和孩子进行充分的沟通的。

梁家墓园位于北京香山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银杏松柏区内，总面积1.8公顷，墓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为墓园，西部为附属林地。墓园背倚西山，坐北朝南，北高南低，面积达4300平方米。四周环围矮石墙，墓园内栽满松柏。墓园内北墙正中平台上是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墓呈长方形，墓前立着“凸”字形墓碑，碑高2.8米。碑阳面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14个大字；阴面刻“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男梁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礼，女适周、思顺、思庄、思懿、思宁，媳林徽因、李福曼，孙女任孙敬立”。合葬墓东略靠后的一块卧碑题有“母亲树”，那是碑后那株松树的题名，碑文说明植树的缘起：“为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

1925年开始营建的位于北京香山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梁家墓园

梁启超墓园内北墙正中平台是梁启超及其夫人李蕙仙合葬墓冢

整个墓园是由思成设计的。这也是父亲的意思，他在8月3日的信中专门提到“坟园外部的工程，打算等思成回来布置才好”。

11月3日，举行了夫人李蕙仙的葬礼。梁启超在11月9日的信中通报“葬事共用去三千余金”，葬礼后看见两块旧石碑买下加运费，共用去4500元。因为北戴河购房与营建坟园同时进行，存钱全部用完，还让二叔垫了八百元。不过，他安慰孩子“现在清华住着很省俭，四百元薪水还用不完，年底卖书有收入，便可以还二叔了。日内也许要兼一项职务，月可有五六百元收入，家计更不至缺乏”。

学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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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扮演多重角色的好爸爸

每一位父亲都愿意为孩子付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和责任，但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优秀的、能被孩子认可的好父亲，是每位父亲都要思考的问题。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如果我们把母爱比作孩子健康成长的土壤的话，那么，父爱就是阳光。在如何扮演合适的角色、做一个“好爸爸”方面，梁启超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在儿女们面前亦庄亦谐，亦师亦友，亦尊亦亲，扮演了亲情上的好父亲、心灵上的好朋友、学识上的好老师、人格上的好榜样等多重角色。他是孩子心目中长辈的孝子、妈妈的好丈夫、学校里的好老师、社会上的好公民，尤其是爱国如家，对孩子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大小宝贝们的慈父

梁家的情况是“慈父严母”　父亲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很威严、扮“黑脸”，似乎不屑于也不善于以娓娓道来的言语表达对子女的关爱、思念之情，而母亲则是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的。梁启超则不然，他在孩子们面前是一位满心慈爱、满怀亲情的父亲。梁启超的400余封家书，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与一群孩子平等而亲切的心灵对话，饱含着款款深情、脉脉亲情和殷殷的慈父之爱。在梁家，孩子的母亲李蕙仙反倒显得严格、坚毅、果决，她在外是一个敢闯敢干的“女强人”，在家是一个让人敬畏的“严母”。因此，梁家的情况与很多家庭的“慈母严父”正好颠倒，在子女看来是“慈父严母”。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提及外祖母时说：“李蕙仙婆是个较严肃的人，性情有点乖戾”，“所以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李蕙仙对梁思成管教比较严厉，曾因他成绩不好用鸡毛掸子绑铁丝打。梁思成小时很喜欢游泳，但李蕙仙规定必须气温达到一定的温度才能下水游玩。为了能够游泳，他常常把温度计夹在腋下让气温升高，有一次被妈妈发现了，结果被罚两天不许游泳。对思成与徽因的婚恋，李蕙仙持反对态度，支持“梁林之恋”的梁启超也只能是慢慢劝说，等待机会。倒是被孩子们称为“娘”的王桂荃给孩子们留下了亲切、亲和的印象，梁思成形容“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还说“我们兄弟多人，除早丧的外，后来个个成才，这虽然和父亲的教育有关，但是对子女的早期教育，应归功于这个普通的‘娘’”。

梁启超与梁思永、梁思达在20世纪20年代的合影

梁启超亲切地称长女思顺“大宝贝”、“娴儿”、“宝贝思顺”、“Baby思顺”、“顺儿”等；称小儿子思礼“老白鼻”，老白鼻者，老Baby也；给思懿取“司马懿”的外号，也叫“小五”；称思庄为“庄庄”、“小宝贝”，思忠为“忠忠”，思达为“达达”，至于思宁，却又以行名，呼为“六六”；或者集体称为“大小孩子们”、“对岸一大群孩子们”、“大孩子们、小孩子们”等。这些形式各异的称呼中映衬出的是父亲的亲切与慈爱。思礼之女梁旋谈到她的祖父时说：“在我们家里，自上而下都有一个特点，大家全都去营造一种非常自然的爱，梁启超在写信时抬头都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思庄，还有两个不甚宝贝的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等等。他当时在国内已经比较安定了，小孩都在国外，要不然就是留学，要不然就是工作在国外，他就写信，在信中像大宝贝、小宝贝、乖乖称呼的那些小孩当时都已经三十出头，二十多岁了，可以想想在当时社会中那种大家庭，有谁家家长这样称呼小孩，应该都是比较严肃、威严的。我这些姑姑、伯伯从小被这么叫大的，一看就是非常直白或者非常明显地去表达父爱，这在当时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这个环境对小孩心灵滋养，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温馨、比较宽松的成长氛围，都会有很多益处。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家庭延续的家庭环境特点。”

梁启超与子女之间的书信洋溢着父女、父子之间互相关爱、互相思念的深厚感情，孩子们记挂着、关心着父亲，而父亲又是多么喜欢、疼爱自己的孩子们。这种双向的感情交流自然、质朴、直露、温馨而深厚，没有板着的面孔，没有矫饰的虚情，没有相互的提防，没有长幼的隔阂；有的是真情的娓娓道来，有的是亲切的促膝谈心，有的是相互的关心关爱，有的是平等的交流讨论。

梁启超期待着对岸孩子们的来信，而每次接到来信总是让他颇为高兴。他1922年11月的“致思顺书”中说：“我接到你这封信，异常高兴，因为我也许久不看见你的信了，我不是不想你，却是没有功夫想。”1923年7月26日的“致思顺书”中说：“一个多月不得你的信，我和你母亲都有点急了。”他在1925年7月9日的信中说：“今天接着大宝贝五月九日，小宝贝五月三日来信，很高兴。那两位‘不甚宝贝’的信，也许明后天就到吧……庄庄你的信写很多有趣话，我喜欢极了。你往后只要每水船都有信，零零碎碎把你的日常生活和感想告诉我，我总是喜欢的。”在10月3日的信中提到，“昨天接到你们五个人的杂碎信，令我于悲哀之中得无限欢慰”。当时，梁启超在忙于亡妻的葬礼，他费了不少心血写了《祭文》，“悲恋不能自胜”，但孩子们的来信让他多少有些许欢慰。他在1926年9月26日的信中：“今天从讲堂下来，接着一大堆信——坎拿大三封内夹成、永、庄寄坎的好几封，庄庄由纽约来的一封，又前日接到思永来一封——令我喜欢得手舞足蹈。”他在1927年10月31日的信中说：“昨日又得加拿大一大堆信，高兴得我半夜睡不着。”

如果孩子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信，梁启超和家人就会有些担心，他会提醒孩子们要勤一些写信。他在1926年9月4日的信中写道：“今天接顺儿八月四日信，内附庄庄由费城去信，高兴得很……思永两个月没有信来，他娘很记挂，屡屡说：‘想是冲气吧’，我想断未必，但不知何故没有信。你从前来信说不是悲观，也不是精神异状，我很信得过是如此，但到底是年轻学养未到，也不能不有点担心了。”当思成来信很少时，父亲也责怪起来，他在1927年6月15日的信中写道：“三个多月不得思成来信，正在天天悬念，今日忽然由费城打回头相片一包，系第一次所寄者（阴历新年），合家惊慌失措。当即发电坎京询问，谅一二日即得复电矣。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这几年来，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你们在外边几个大孩子，总不要增加我的忧虑才好。”1928年4月26日，他写信给回国途中的思成夫妇，也提醒“你来信总是太少了，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中尤盼将所历者随时告我（明信片也好），以当卧游，又极盼新得的女儿常有信

父亲、母亲期待着在外孩子们的家书，而孩子们也一样焦灼地盼望着父母的音讯。那种牵挂、那种思念是双向的、相互的，正是这种思念的传递使得互通音讯显得特别的重要，因此，古人有“家书抵万金”之说。梁启超在1928年1月22日的“给孩子们书”，提到孩子们急等其书信时说：“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养得娇，三个礼拜不接到我的信就撅嘴了，想外面留学生两三个月不接家信不算奇怪。”作为父亲的他，给孩子写信的确是很勤快的，所以像这样被孩子们“责怪”的情况是很少的。

梁启超疼爱女儿是出了名的　梁启超疼爱自己的儿女，他对海外儿女的思念是出了名的。有的父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梁启超疼爱儿女不分男女，他疼爱男孩，也疼爱女孩，他觉得爱是不能拿来作对比的。女儿更为敏感、柔弱，因此，梁启超对女儿的照应可能还要更多一些，更细致一些。他在给思顺的信中曾提到：“吾爱女之名举国皆知，故交相见者，无不问汝，却无人问思成以下。”

我们可以从家书中品味到梁启超更“偏爱”女儿的一些细节。1912年12月5日，他致书思顺，让其给弟妹分派所赠礼物：“有摹本缎两段，乃赏汝两妹者，人各一套……其外国缎一段则赏汝者也。汝三人将所赏衣服穿起照一像寄我。金器两件赏汝，汝两妹亦各一件，此次如姊妹所得独多，汝诸弟想气不忿矣。”1923年8月1日，他在致思顺书中说：“我和思庄说，明年姊姊回来，我带着你们姊妹去逛地方，不带男孩子了，庄、懿都拍掌说，哥哥们太便宜了，让他们关在家里哭一回。思达说他要加入女孩子团体，思庄已经答应他了。”思同（梁启超称其为“同同”、“小白鼻”）是梁启超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1926年9月27日，梁启超写信给海外的孩子，告知他们这位小弟弟出生的消息，信中说“你们姊妹弟兄真已不少，我倒很盼他是女孩子，那便姊妹弟兄各五人，现在男党太盛了。”他还说过：“但我到底没有什么特别喜欢他，直到今天还没有抱过一会哩！我想他若是个女孩子，也许我便格外爱他。”甚至在思顺的小儿子周嘉平出生前，梁启超也表达了希望再添个孙女的愿望，他在1928年4月28日的“致思顺书”说：“这信到时，计算着你快要分娩了，我正天天盼平安喜电哩，我也极望添一个孙女儿，得电后即命名寄去。”

梁启超疼爱孩子不分男女，与其所主张的男女平等思想是分不开的。他严厉批判女性缠足，极力主张女子教育的必要，力主教育性别公平。他在家里很好地实践了男女平等的思想，不让自己的女儿们缠足，让她们和男孩子一样接受教育。他的女儿都接受过教育，都有自己的事业，大女儿思顺早在1908年就出版了《艺蘅馆词选》；次女思庄先留学加拿大，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图书馆学，终成了图书馆学方面的专家；三女思懿也学过医学、历史学等，后来担任了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职务；四女思宁则成长为革命战士。

梁启超与长女思顺感情尤深，他写给孩子们的四百余封家书，其中大部分是写给思顺的。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家里琐事，不管是高兴之时还是苦闷之时，梁启超都与思顺进行沟通，并尽袒心迹。

民国成立后，梁启超先行回国，此时，父亲想到了还在日本的家人，想到了爱女“竟日游宴，一涤尘襟，归国来第一乐事……吾恨不得汝即日归来，掣汝同游”“吾每有游宴，辄念吾爱女，恨不能与偕”。为了准备家人的回国，他购置地产、布置房间，包括不惜重金并亲自为女儿布置闺房，“汝将归时吾必为汝室中精心结撰陈设完备，令我宝贝一见大悦，在京寓亦为汝别设一室也”，“汝之精室布置极惬意，然已费八百金矣。此外全家家具费乃不满二百金也。吾之书房即在汝室旁，试思吾之宝贝归来，吾岂肯令其离我寸步者。”

他对女儿思顺的想念，在醉酒后会“爱如潮水”、此情难禁，“吾日来昏沉于著书，无暇念汝，每醉辄念，今方醉耳”。1912年12月20日给思顺的信中写道：“吾独处不适，狂饮自遣，今宿酒未解，得汝书极慰耳。因思若爱女在侧，当能令我忘他事，故念汝不能去怀，昨夕酒后作一短简，今日视之乃连呼汝名耳，可笑之至。”1922年11月29日的信中写道：“四五日前吃醉酒……忽然想起来了，据廷灿说，我那晚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1923年11月5日的信中写道：“晚间独斟醉了，好孩子别要焦急，我并不怎么醉，酒亦不是常常多吃的。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谈什么，想不起来了。”该信还提到，“徽音我也很爱他，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要我爱他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

梁启超晚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身体不适时更思念女儿，“吾心中体中每有不适，辄念汝，以为汝在侧，必可以减我之苦痛”。有一次将辛劳成疾的消息写信告诉了女儿，信寄出后便马上后悔了，“不该和你说那一大套话，只怕把我的小宝贝急坏了，不知哭了几场……汝千万不许担忧着急。”1926年因便血加重到医院检查，诊断为尿血症。他怕女儿过分担心，在信中对自己的病情轻描淡写，“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他1927年写给思顺的信中说：“思顺这次来信，苦口相劝，说每次写信就流泪。你们个个都把爹爹当宝贝，我是很知道的。”从这些情景，不难体会出父女之间的真诚关怀、真诚体谅。

梁启超对思庄、思懿、思宁也都很疼爱，有许多父亲疼爱孩子的感人细节。思宁回忆到，有一次她和五姐思懿在花园里推小车玩，两人一起摔倒，梁启超赶来一手抱起思懿，一手抱起思宁，替她擦干眼泪，又轻轻吹着五姐摔伤的额头。她还回忆，父亲“喜欢每一个孩子，但是他总是很忙，很少带孩子玩。有时高兴，就会把我们这些小孩子叫到他身边，领着我们玩。他对最小的儿子思礼特别宠爱，我是最小的女儿，也很娇惯我，有时会抱抱我”。

提醒孩子们尤其要注意身体　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有的家长可能会把学习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但在梁启超看来，学习能否出成绩还在其次，身体健康是更重要的。他总是提醒孩子们要尤为关注健康。

他在1912年12月16日给还在日本的思顺写信，告诫她学习进度要以身体舒适为前提，该休息要休息，不能为了赶学习进度而影响健康，信中说：“来复日必须休息，且须多游戏运动（可与诸师商，每来复最多勿过十时。因自修尚费多时也，可述吾意告之，必须听言，切勿着急）。从前在大同学校以功课多致病，吾至今犹以为戚，万不容再蹈覆辙。”他告诫长女思顺：“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此间请商诸师，若能缩短数月固佳，否则迳如前议至明年九月亦无不可，一言蔽之，则归期以诸师之意定之。汝必须顺承我意，若固欲速以致病是大不孝也。汝须知汝乃吾之命根。吾断不许汝病也。”他建议思顺，为了保证身体健康，宁可放慢学习进度，可与日本老师商量推迟归国日期。

在此后的书信中，可以不断看到梁启超对思顺的关注与挂念。他在1926年6月5日的信中写道：“看见你的信，四月二十前后还像没有复元的样子。五月三日的信还说‘稍微累点，就不舒服’，真令我诧异……我一月以前，绝不担心你的病，因为我拿自己做例，觉得受手术不算一回事，但是接连看你的信，倒有点不放心了。我希望不久接着你完全复元的信说：‘虽累了，也照常受得起’，那才好哩。”他在1927年12月24日的信中劝思顺在生活费用上不必过于节俭，不行的话可从用于投资的营业款上挪用些，“万不可惜费，致令体子吃亏。须知你是我第一个宝贝，你的健康和我的幸福关系大着哩。”他在1928年10月也致信思顺，劝其不要在吃的方面太过节省，信中说：“思成说你们吃得太坏，我和全家人都不以为然。宁可别的节省，吃得坏会伤身子，于孩子尤不相宜。”

思成自幼体弱，出国前又遇车祸，其身体一直为父亲所牵挂。思成原打算1923年清华学校毕业后即出国，但遭遇了车祸，父亲力主推迟一年出国。他致书思成指出，“吾意以迟一年出洋为要”，“盖身体为完全复元，旅行恐出毛病，为一时欲速之念所中，而遗终身之戚，甚不可也”。思成出国后，父亲对其身体还是放心不下，他在1925年5月1日致思顺的信中提到了思成的身体：“林宗孟（按：指林长民）说思成病过一场（说像是喉症），谅来他是瞒着家里，怕我忧心，但我总要你见着他面，把身体实在情形报告我，我才真放心哩。”5月9日写给思顺的信中又问：“思成身体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还要求“成、永二人赶紧各照一相寄我看看”。父亲也时常直接提醒思成注意身体：“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放心不下，就是为此。”11月9日的信中提到：“思成体子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梁启超还决定每年给思成寄去五百美金左右用于增加营养。

1928年8月，思成夫妇回国，梁启超首先关注的是他们的身体，“初到那天看见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涨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来他们夫妇体质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放心了。”

老来得子，格外喜爱“老白鼻”　梁启超晚年，出生于1924年8月的思礼还小，正处于好玩的年龄，能陪父亲在工作之余逗乐，梁启超对他非常喜爱，称其为“老白鼻”。父亲对这个最小的孩子宠爱有加。

他在给思顺等海外孩子们的书信中，常常以细致、幽默的笔墨描写“老白鼻”，字里行间透露出他是多么疼爱自己的这个小儿子。1925年，梁启超在5月的一封信中说：“有一天在外边吃饭，偶然吃了两杯酒，回家来，思达说：‘打电报告姊姊去’，王姑娘和小思礼说‘打电报给亲家’，小思礼便说：‘打！打！’闹得满屋子都笑了，我也把酒吓醒了。”此时的思礼还不满周岁，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学说话，但已能给家长带来乐趣了。

6月下旬，梁启超“代”思礼写了二阕寄给思顺，《好事近·代思礼题小影寄思顺（滑稽作品）》“昨日好稀奇，迸出门牙四个。刚把来函撕吃（事实），却正襟危坐。一双小眼碧澄澄，望着阿图和。肚里打何主意，问亲家知么”；“谢你好衣裳，穿着合身真巧。那肯赤条条地，叫瞻儿取笑。爹爹替我掉斯文，我莫名其妙。我的话儿多着，两亲家心照。”“谢你的衣裳”是感谢思顺从国外给思礼寄来新衣；“那肯赤条条地，叫瞻儿取笑”，瞻儿是思顺、希哲夫妇的长子周同轼的小名，他比思礼年龄大得多，但却是思礼的晚辈。回忆起这段往事，梁思礼倍感亲切，“周同轼经常用这封信的内容跟我开玩笑，谈笑之间总能勾起我对童年生活的记忆。”梁启超在7月10日的《给孩子们书》中提到：“老BABY好玩极了，从没有听见哭过一声，但整天的喊和笑，也很够他的肺开张了。自从给亲家收拾之后，每天总睡十三四个钟头，一到八点钟，什么人抱他，他都不要，一抱他，他便横过来表示他要睡，放在床上爬几爬，滚几滚，就睡着了。这几天有点可怕，好咬人，借来磨他的新牙。他虽然还不会叫亲家，却是会填词送给亲家，我问他‘是不是要亲家和你一首’，他说‘得、得、得，对、对、对。’”思礼、思顺为何互称为亲家，梁思礼后来解释：“为什么管我大姐我们之间互称为亲家呢，这也是我父亲的趣味主义的来源，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叫大姐的孩子，它不是儿女亲家，因为我们俩差得太远了，所以呢就是干亲家，就是我大姐的所有儿子女儿，全是我的干儿子，跟干女儿。”老BABY即思礼，稍后又称为“老白鼻”。

“老白鼻”能给父亲带来欢笑，逗“老白鼻”开心也就成了梁启超每天休息娱乐也是疼爱幼子的一种方式，同时给孩子带来了美好的童年。他在8月3日的信中写道：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便打打牌，和‘老白鼻’玩玩，绝不用心”，也就是把读书、著述的事先放一边了。信中还说：“老白鼻却黑了许多了，昨天把秃瓜瓜越发剃得秃，三姊听见又要怄气了。今天把亲家送的丝袜穿上，有人问他‘亲家送的袜子’，他便卷起脚来。他这几天学得专要在地下跑（扶着我的手杖充老头），恐怕不到两天便变成泥袜了。”

同年8月，梁启超在北戴河购置了房产，因此，带着孩子到海滨嬉游，就成了梁家父子、父女们新的乐趣，这自然也缺不了“老白鼻”。他在8月16日的信中写道：“司马懿、六六拾得许多螺蛤壳，把我们新辟的曲径都滚上边了。我们全家做工的时候，便公举老白鼻监工。但这位监司是‘卧治’的，不到一会工夫便在树底藤床上酣睡，我们这些工人趁着空儿都一哄而散，下海去了。”

“老白鼻”三个字成为思礼特有的甜蜜，也成了父亲营造幽默的家庭氛围的源泉。梁启超在1926年2月9日的信中提到“老白鼻一天到黑‘手不释卷’，我们爷儿俩都变成书呆子了”；9月14日的“给孩子们书”中更戏称“老白鼻天天说要到美国去，你们谁领他，我便贴四分邮票寄去”。他在9月17日的信中又给思顺描写了思礼聪慧的一面：“二叔和老白鼻说，把两个小妹妹换他的小弟弟，他答应了。回头忽然问：‘哪个小弟弟？’二叔说：‘你们这个。’他说：‘不，不，把叔的小弟弟给你。’你们看他会打算盘吗？”

1927年1月27日，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机会（他又来了，又要写信给亲家了）。”2月23日的信中提到：生日那天接到北美那群孩子的贺寿电，“你们贺电到时，我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他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我都深受你们了。老白鼻好玩极了，最爱读书，最爱听故事，听完了就和老郭讲去，近来又加上和他的小弟弟讲，我书房里有客便不进来，有学生便进来，他分别得出哪些人是客，哪些是学生。学生来谈话时他便站在旁边听，一声也不言语，可以听到半点钟之久。”思礼回忆，“我小的时候在饮冰室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时的房子分为老楼和新楼两部分，新楼就是我父亲的书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饮冰室。”平时孩子们很少能走进饮冰室，如果能到里面转一转，是父亲梁启超对他们莫大的奖励。但在饮冰室中，却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梁启超手把着思礼的小手，给在海外的子女写信。

3月，京津间闹了一场流行病，是肺炎，夺去了一些孩子的生命，包括梁启超出生没多久的孩子“同同”，老白鼻也很危险，“他娘还带着老白鼻住院四天，现在总算安心了。你们都知道，我对于老白鼻非常之爱，倘使他有什么差池，我的刺激却太过了。”月底，孩子的病又有反复，“下午忽然发起烧来，夜里到三十九度四”，梁启超心里又急又乱，只好“靠临帖来镇定自己”，送协和医院抢救后转危为安。4月2日，他致信思顺转告了消息：“前三天因老白鼻着急万分，你们看信谅亦惊惶，现在险象已过，大约断不致有意外”，“老白鼻平安，真谢天谢地，我很高兴，怕你们因前信担忧，所以赶紧写这封”。

无论是对孩子平日的喜爱，还是对孩子寓教于乐的启蒙，还有孩子病重时的焦灼，都体现了父亲深深的亲子之情。

与孙儿的“隔代亲”　“几代同堂、其乐融融”，这是我们的人民自古以来的一种憧憬。梁启超在世时，思顺、希哲夫妇已有4个孩子，因此，他不仅关心儿女这一代，也有祖辈爱孙儿的“隔代亲”。

思顺的四个儿女，名字都是梁启超起的：

长女周念慈，外国名叫Nancy，小名桂儿，为纪念她的祖母；长子周同轼，外国名叫Tomy，小名瞻儿，由苏轼的名字而来，生在北京；次子周有斐，外国名叫Philip，小名斐儿，因出生在菲律宾；三子周嘉平，外国名叫Charlie，小名叫嘉儿，因出生在加拿大。

梁启超在书信中不仅充满了对儿女的关爱之情，也流露出对孙辈的喜爱之意。他称呼的“大孩子、小孩子们”、“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有时也包括了孙儿，也就是他所说的“小白鼻们”。在嘉平出生之前，他就常在书信里夸奖三个孙儿，或流露喜爱之意。他在1923年1月21日致书思顺：“我现在回家看见许多小宝贝，忘记了你这个大宝贝，把三张好玩的小照寄给你的三个小宝贝吧。”短短一封信，既流露了对自己儿女的深深亲情，也表达了对孙辈的厚厚爱意。他在1925年8月3日的信中说：“瞻儿有人请写对子，斐儿又会讲书，真是了不得，照这样下去，不久就比公公学问还高了。”8月16日的信，提到了要给桂儿预备奖品。9月14日的信中又问寄来的海外孩子合影里“为什么没有斐儿在内”。他不只思念远方的儿女，也一直在想着孙儿。

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与王桂荃的合影。

1926年3月初，正在住院的梁启超接到了孩子们给他贺寿的电报。他回了信，信中说：“刚被医生灌了一杯蓖麻油禁止吃晚饭。活到五十四岁，儿孙满堂，过生日要挨饿，你们说可笑不可笑。Baby，你看！公公不信话，不乖乖过生日还要吃泻油，不许吃东西哩！我想作一首诗，唱唱这段故事，但作来作去作不好，算了罢。”还在医院住着，还那么乐观，还不忘与孙儿打趣，又告诉大小孩子们“我这封信写得最有趣，是坐在病床上用医院吃饭用的盘当桌子写的，我发明这项工具，过几天可以在病床上临帖了”，“我写这封信，是要你们知道我的快活顽皮样子”。

从1927年初起，希哲、思顺有了从加拿大调往别处的想法，但梁启超从孙儿培养的角度，建议在那再呆上一阵，“我劝你不必思家着急，趁这在外的机会，把桂儿、瞻儿的学业打个深厚的基础……你们在坎虽清苦，但为桂儿姊弟计，比在菲律宾强多了。第一是养成节俭吃苦的习惯；第二是大陆的教育，到底比殖民地好得多。”

他在1928年2月13日的“致孩子们书”中更对三个孙儿都充满爱意地说了一番：“桂儿，你的孟城好玩不好玩？老白鼻有一天问公公说：‘我的干姑娘为什么用我做干爹？’（这是老白鼻自己的话）公公实在答不出来，你写封‘安禀’来，详细的把理由告诉他罢。瞻儿，我听说你在学校里，老把第一把交椅把着不肯让给别人，公公高兴得很。你每天在学校里出来多玩回罢，不然以后真要变成书呆子了。斐儿，我听说你会弹琴了。你快弹一个，用无线电打回来。公公这里有收音机，我同老白鼻也要听听。”

思成寄回他与徽因在加拿大举行婚礼后的全家合影时，梁启超对照片上的每个儿女、每个小外孙都作了仔细的观察，并在5月5日给思顺的信中作了细致、有趣的描绘。信中提到“三个孙子都极有趣，斐儿酷像他爸爸，瞻儿和新郎一比，真是‘外甥似舅’了，桂儿越长越美了，他们三个那种高兴样子，像是比新人还得意。”

嘉平出生前，梁启超就给他取好了名字，他在1928年5月13日给思顺的信中说：“此信到时，计算你应该娩身了，我正在天天盼望平安喜电哩。你和忠忠来信，都说‘小加儿’，因此我已经替他取得名字了，大名叫做‘嘉平’，小名就叫‘嘉儿’，不管是男是女，都可用（若是男孩外国名可以叫做查理士）。新近有人送我一方图章，系明末极有名的美术家蓝田叔（《桃花扇》中有他的名字）所刻‘嘉平’两字，旁边还刻有黄庭坚五句，刻手极精，今随信寄去，算是公公给小嘉儿头一封利是。”

在得知添丁喜电后，梁启超于6月19日致书思顺，信中说：“三天前得着添丁喜安电，阖家高兴之至，你们盼望添个女孩子，却是王姨早猜定是男孩子，他的理由说是你从前脱掉一个牙，便换来一个男孩，这回脱两个牙，越发更是男孩，而且还要加倍有出息，这些话都不管他。这个饱受‘犹太式胎教’的孩子，还是男孩好些，将来一定是个陶朱公。”

给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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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孩子的知心朋友

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　要成为孩子的知心朋友，最根本的是要尊重孩子，平等沟通，相互信任。有的家长迷惑不解，孩子可以与家庭以外的成人无话不谈，却对自己的父母闭口不言。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父母对孩子尊重不够，对待孩子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总是像上级对下级下命令一样说事，或者欺孩子不懂事能瞒就瞒、能哄就哄，让孩子难以接受。梁启超作为父亲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尽到了父亲的责任，同时又是孩子们的知心朋友。好父亲是个好朋友。他的书信没有一般长辈常有的说教，没有疾言厉色的训斥，没有居高临下的口气，只有循循善诱，没有呵斥指责；只有建言建议，没有武断命令；只有娓娓道来，没有简单粗暴；只有信任通透，没有遮遮掩掩。在他的笔下，爱像一种无形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注入孩子们的心田；亲情像一泓甘甜的清泉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孩子们的人生。

梁启超对孩子是很尊重的，他在书信中常以征询的口吻征求孩子们的意见，与孩子们进行平等的讨论。他倾向于思成与徽因“学成乃订婚约，婚约订后不久便结婚”，不过，他也征求思顺的意见，“林家欲即行订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你的意见呢？”1923年初，他去医院诊断有心脏病，医生让他不要喝酒，一时起了酒兴，他也问思顺，“回家两天就是你妈妈生日，我想破戒饮一回，你答应不答应？”5月，思成遭遇车祸后，梁启超打算让思成推迟一年出国，此事他也问过思顺，“我决意叫他迟一年出洋。总之，须把身子完全复元才可旅行。谅来你也同意。”北戴河购置房子，他和思顺、希哲作过商量。孩子们的建议，有时父亲也会很在意。如思顺说过“不能不管政治”，梁启超就颇为认可，只不过是时局太乱了，他也到了晚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梁启超从不板着面孔，而总是能放平身段，直白地表达对孩子的思念，有时还在孩子面前“卖萌”、撒娇，表露出童趣、天真、孩子气的一面。他在1923年1月15日给思顺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就上车回家了，明天晚上就和你妈妈弟弟们在一块了，现在很想你。”8月22日给思顺的信中颇有童趣地写道：“我们一个一个都晒黑了，庄庄尤其厉害，像比忠忠还黑，但她的凫水成绩很好，思永已许她小学毕业了。我也天天入海，却只学得三十岁的孔夫子，可笑之至。一群孩子都要求明年再游，他们私自商量，说若是爹妈打不起兴致，把姐姐请来，领头运动一定成功。”1925年，思顺、希哲带着思庄一起去了加拿大，梁启超心里有着许多不舍，“你们走后，我很寂寞……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他在7月10日的信中跟思庄说，对于正事“不要孩子气”，“至于做人带几分孩子气，原是好的。你看爹爹有时还有童心呢。”他虽然忙，但总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给孩子们讲故事，陪孩子听歌剧、到户外、去郊游，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和孩子们一起到北戴河海滨嬉戏，给孩子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自己也享受着天伦之乐，也保持着某种难得的童趣。

梁启超还多次谈到过找机会去北美看看儿女的打算。他在1926年9月17日致信思顺，问道：“我倒要问你一件事。一月前我在报纸上看见一段新闻，像是说明年要在加拿大开万国教育大会，不知确否？你可就近一查。若确，那时我决定要借这名目来一趟，看看我一大群心爱的孩子。”12月，美国耶鲁大学拍来电报，要授予梁启超名誉博士学位，梁启超也有意去一趟，还可顺道看看孩子。他在信中说“我实在想你们，想得很，借这个机会来看你们一道，最好不过，我如何肯把他轻轻放过”。

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对孩子的教育要产生有效的结果，就要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世界，让孩子们“掏心”，与他们做知心朋友。父母要把儿女当朋友一样谈心，要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流，不要对孩子大吼大叫，不要动不动拿出家长的威风强迫孩子接受；要让孩子在自己面前能畅所欲言，要尊重孩子、理解孩子，要和孩子讲道理，不能让孩子有压抑感。要想方设法消解青春期儿女的叛逆心理，通过以心换心，以自己的爱、自己的情感、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塑造孩子们的道德情操，去升华孩子们的心灵世界，引导孩子走上成长之路。

梁启超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正如思礼所说：“梁启超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不仅他的笔锋带有富于‘魔力’的感情，对老师、对朋友、对我的两位母亲、对我们这些儿女们都倾注了深厚的爱。从他给儿女们的家信中可以看到，他对孩子们读书、写字、学习课程，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选择职业等等各方面都给予指导，但从不强迫命令。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知心的朋友。孩子们也向他坦诚地诉说学习上和思想上的困惑，并发表自己的政见，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父亲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

对孩子要多一些平和，少一些苛刻，要鼓励，但有一个正确的期望值，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孩子的成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父母都希望子女有出息、有作为，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多数人将是普通劳动者。即便成为出类拔萃的精英，也不是“压力山大”可造就的。如果家长不顾主观因素，不顾客观因素，而一味地高要求、高投入，其结果可能就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梁家出了三个院士，这并不是梁启超当年就这么期望的，不是父亲最初就拿这一目标去要求孩子。相反，父亲给出了很宽的余地和空间，甚至可以说父亲想到的首先还是如何实现就业，如何谋一饭碗。对于思成，梁启超在1927年2月给孩子们的信中说过：“你的天才到底怎么样，我想你自己现在也未能测定，因为终日在师长指定的范围和条件内用功，还没有自由发掘自己性灵的余地……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对于思永，梁启超谈到过要其好好努力，将来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对于思礼等，梁启超谈到过“家里学自然科学的人太少了”，“希望达达以下还有一两个走这条路”，做个科学家。梁启超对待孩子“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态度，对孩子的成才，包括培养出三个院士，是很关键的因素。如果天天拿着院士这一目标去要求孩子，天天拿功成名就这一目标去要求孩子，对孩子的性格、兴趣、亲子关系及成长发展不一定是好事。并不是对孩子期望越高，孩子就越有成功的希望。更多的时候，父母过高的期望值，反而会成为孩子前进途中

对孩子要多一些引导，少一些压力。家长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积极加以引导，对孩子既不放任自流，撒手不管，也不一味地拔高要求，拔苗助长，无限加压。梁启超对孩子的学业是很关心的，常常督促孩子努力学习，包括过问到学习成绩。但他也不希望孩子的学习压力过大。他跟思顺说宁可推迟回国，也要保证休息时间。他对思庄更是极尽宽慰，当得知女儿考试不及格，他立刻写信道：“思庄英语不及格，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气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当庄庄功课比以前多了，他写信劝慰：“每天要拿出几点钟来，每礼拜拿出天把来玩玩，因为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所以你不要只埋头埋脑做去。”

对孩子要多一些尊重、多一些谈心，少一些训斥、少一些指责，要以知心朋友的身份帮着孩子消除困惑，而不是以训导者的身份来对孩子的行为指手画脚。对孩子们的困惑、疑虑，对孩子们在学习与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梁启超总是进行细致的分析，不是简单粗暴的指责，而是该肯定的肯定，即使是一些需要改正的地方，他也进行循循善诱的引导，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并设身处地地站在孩子的角度考量，看看哪种方式、哪种语调、哪种姿态、哪种表述，孩子们更容易接受、更心悦诚服。思成针对所学美术建筑专业，提出“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变成画匠”，梁启超首先予以了肯定，指出“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喜欢极了”，接着他进行了解释，强调必须经过这么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今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惟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须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而且有天才的人绝不会因此而阻抑他的天才，你千万别要对此而生厌倦，一厌倦即退步矣。”只有把“呆板功夫”做足了，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了，把基础打牢了，将来可转向求巧，转向创造性劳动，“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

思忠提出“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通过冒险磨练自己，具体来讲就是回国参加北伐。梁启超虽反对思忠这一计划，但也肯定“这种精神是狠值得夸奖的，我看见你这信非常喜欢”，“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也肯定“知道你当初的计划，是几经考虑才定的，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但因为你在远，不知事实，当时几视党人为神圣，想参加进去，最少也认为是自己历练事情的唯一机会。这也难怪。”但他通过对北伐乱象的分析，最终还是反对思忠回国参加北伐的计划。他又告诫：“至于你那种改造环境的计划，我始终是极端赞成的，早晚总要实行三几年，但不争在这一时。你说：‘照这样舒服几年下去，便会把人格送掉。’这是没出息的话！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志气消磨了没有？”这种入情入理的分析，这种尊重基础上的引导，孩子听了就不会那么排拒，就能入耳入脑，教育的结果也就比较有效。

有心事和孩子诉说　现在的孩子都个性强，很多孩子不愿意和父母说知心话，所以沟通起来就很难。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敞开心扉，和父母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呢？要达到这种境界，不妨从父母做起。既然是知心朋友，父母也要向孩子打开心扉。自己也打开一扇窗口，以心换心，这样就可以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孩子有什么心事会向你倾诉，同时孩子也可以做一个倾听者。

“嗟夫思顺，汝悉我今夕之苦闷耶？”梁启超不会为了父亲的威严而在孩子面前遮掩自己的脆弱，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失望与希望都与孩子倾诉，让孩子听到自己的心声。他和儿女之间，的确成了很平等、很知心、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好伙伴。

梁启超在政界、在政治上遇到苦恼、遇到挫折时，常常和思顺及其他孩子沟通。1912年归国之初应酬之事颇多，他在给女儿的信中直言痛楚，“昼困于客，宵疲于文”，“应酬之苦，殆绝非言语所能形容”。共和党在1913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败给国民党，梁启超也和思顺说起，“吾党败失。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及金钱胜我耳），无如此社会何，吾甚悔吾归也（党人多丧气，吾虽为壮语解之，亦复不能自振）。吾复有他种刺心之事，吾心绪恶极……吾每不适，则呼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扰也。”1916年3月，在赴广西参与护国运动遇到烦闷时，他写信给思顺，表示“吾此时深望吾爱女，安得汝飞侍我旁耶？”1926—1927年的北伐和国民党实行“清共”，使梁启超对国内局势深感忧虑，他把自己想过问政治但又怕承担不起担子的犹豫心态，也和孩子们多次探讨过。他在1927年1月27日给孩子的信中说：“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政治，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不过出面打起旗帜，时机还早，只有秘密预备。”5月5日给孩子的信中说：“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5月11日写给思顺的信中提到：全国一天一天趋于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真是不了。多数人尤其是南方的智识阶级，颇希望我负此责任，我自审亦一无把握，所以不敢挑起担子。日来为这大问题极感苦痛，只好暂时冷静看一看再说罢。”

梁启超在家庭遇到哀痛、遇到难题、碰到麻烦时，也和孩子进行交流。李夫人病逝，使梁启超不胜悲痛。他们夫妇俩一生恩爱有加，但曾吵过一次架，这一架却让梁启超非常自责，总觉得夫人的病是因这次吵架引发的。1925年9月29日，他给孩子写信，谈到：“我昨日用一日之力，做成一篇告墓祭文，把我一年多蕴积的哀痛，尽情发露。顺儿呵，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悔恨至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想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在其晚年，身体不好，辞了一些兼职，家庭收入减少了，尤其是到了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一万多灾官连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起打破”，梁家及其亲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希哲、思顺提出由他们往国内寄钱弥补家用，梁启超把家里的难题及亲戚的遭遇都和孩子们说开了。他提出有几项特别的开支，包括思永的返回美国的盘费、福曼的学费、七叔等亲戚返回家乡的路费和修理房子的费用，“希哲能多费点心找三几千元弥补弥补，便不至受窘了”。

梁启超在自己心里郁闷或身体不适时，会和孩子们倾诉。他在1928年10月写信给思顺，信中说：“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他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

和孩子们交心，向孩子们敞开心扉，以真心换实诚，以透亮换知心，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拉近与孩子心理距离的钥匙，同时也是父母自身释放心情、解忧纾困、实现身心健康的有效途径。梁启超像朋友似的和孩子们拉家常、谈人生、讲学问，像朋友似的和孩子们进行双向的交流，其所营造的和谐家庭氛围，既给儿女创造了一个优越、宽松的成长环境，同时也是他自身的快乐之源。他分享着孩子们的成长快乐，享受着亲子之间的天伦之乐，沐浴着大家庭其乐融融的和谐之乐。

的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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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孩子的成长导师

父亲是大师而儿女是各学科领域的专家　在孩子的学业上，梁启超是儿女们严格的老师，他对子女在治学方向上进行引领，在治学方法上进行指导，在具体问题上进行点拨，在治学态度上潜移默化，对儿女的成长、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门三院士极尽荣耀，这不仅在中国学术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科学史也是屈指可数。这与父亲梁启超所发挥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不妨借用一本时下流行的家教书的书名来形容，那就是“好爸爸胜过好老师”。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说过，“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从知识谱系的角度，父亲梁启超是一位博学的大师，而儿女则是具体学科领域的专家，儿女从某一具体角度、某一学术领域入手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将其拓展、深化。这就像一颗参天大树，父亲梁启超是扎根的树干，而九个子女是分叉的树枝，树干为分叉提供基础与养料，枝繁叶茂是树根的扩展与延伸，他们一起成就了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好大一棵树”。

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师，他晚年退出政界，专心学术。这是梁启超54岁正在写字的留影。

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代，这代人既有传统国学的训练，又接触了西方新知，是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师，但有时失之于浅尝辄止、一知半解，或失之于以政治伤害学术。经过五四一代的过渡，成长起了后五四一代专家型知识分子，如哲学家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语言学家、文学家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等，他们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梁家父子父女，正是晚清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从大师到专家变迁的一个缩影。

梁启超一生以著书求学为乐事，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经此变之后，益当知世俗知荣辱苦乐，富贵贫贱，无甚可喜，无甚可恼，唯有读书穷理，是最快乐事。有时忽有心得，其乐非常可及也。”民初参与过政治，1917年后告别政坛，专心于学术，“吾一切不问，安心读书著书，殊畅适”。他很博学，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如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文物史、图书文献学、民族学、军事学等，趣味驳杂而“多疏”，他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特点。儿女们选择了父亲开创过、拓荒过、涉足过的某一领域，如思顺的古典文学、思成的文物保护、思永的考古学、思庄的图书馆学、思达的经济学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梁启超还不止一次表示，子女中学自然科学的太少，希望有人朝这一方向努力，思礼在科技上取得的成就，弥补了父亲的缺憾。

为思成完成学业提供帮助　思成赴美留学后，梁启超为他的专业学习提供了很切实的帮助，如介绍研究资料、邮寄专业书籍、提出具体的学习建议、规划考察欧洲建筑的路线等。

梁思成的成就主要在中国建筑史领域，完成了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建筑史》，在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其实，在思成所开拓的中国建筑史领域，梁启超也是先行的涉猎者，曾经搜集过这方面的资料，也有一些“有趣的意见”。梁启超在1928年4月26日致思成夫妇书中谈到：“《中国宫室史》诚然是一件大事业，但据我看，一时很难成功，因为古建筑十之八九被破坏，其所有现存的，因兵乱影响，无从到内地实地调查，除了靠书本上资料外，只有北京一地可以着手。书本上资料我有些可以供给你，尤其是从文字学上研究中国初民建筑，我有些少颇有趣的意见，可惜未能成片段，你将来或者用我所举的例，继续研究得有更好的成绩。幸而北京资料不少，用科学的眼光整理出来，也狠够你费一两年工作。”父亲肯定思成编写《中国宫室史》是一件大事业，而且极有成功的可能，但又认为要写这部书非到各处实地游历、考察不可，因此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客观条件不允许，建议暂时放一放。“所以我盼望你注意你的副产工作即《中国美术史》。这项工作，我狠可以指导你一部分，还可以设法令你看见许多历代名家作品。我所能指导你的，是将各派别提出个纲领，及将各大作家之性行及其时代背景详细告诉你，名家作品家里头虽然藏得狠少（也有些佳品为别家所无），但现在故宫开放以及各私家所藏，我总可以设法令你得特别摩挲研究的机会，这便是你比别人便宜的地方。所以我盼望你在旅行中便做这项工作的预备。所谓预备者，其一是多读欧人美术史的名著，以备采用他们的体例。关于这类书认为必要时，不妨多买几部；其二是在欧洲各博物馆、各画苑中见有所藏中国作品，特别注意记录。”

梁思成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得到了父亲的指导与帮助。这是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所著《中国建筑史图录》封面。

1925年梁启超给梁思成寄过的《宋营造法式图注》。这部书对梁思成确定研究方向起了关键作用。

父亲还给思成寄过与其专业学习有关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方面的书籍。1925年，梁思成收到父亲专门寄来的一部重新出版的宋代书籍《营造法式》。据《大匠的困惑》一书所记，梁思成回忆：“1925年父亲寄给我一部重新出版的古籍‘陶本’《营造法式》，我从书的序及目录上，知道这是一本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专书，是我国古籍中少有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营造法式》是北宋李诫编修的建筑设计、施工专书，是中国古籍中比较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著作，印刷精美，有很多漂亮的建筑构件图和彩画。从此书可以清晰知道“宋代建筑蜕变的程序，步步分明”，并据此进一步把握“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的关键。该书长期被埋没，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18年才被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偶然发现。朱启钤对此书极为重视，先是出影印本，1925年校订后又出石印本并分赠亲友，梁启超也在受赠之列。梁启超在扉页上特别写道：“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梁思成回忆：“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后来，梁思成对该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先于1932年写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建国后在助手的帮助下完成了《营造法式

梁启超还从毕业后去向的角度，对思成的专业学习提出过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思成当初留学选择美术建筑时，父亲曾有过一个考虑，即思忠去学工程，将来与思成进行合作。但思忠要走别的路，如果思成所学单纯是美术建筑，将来回国就不适合谋生了。因此，父亲建议思成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思成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甚至还把治学方向进一步具体到中国建筑史。梁启超又建议儿子不妨在西洋美术史上多下一点工夫，将来或许还可以到学校去当教书匠。父亲鼓励思成继续走学术这一条路：“思忠选择了政治军事，而我以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样的选择是容易使人堕落的，至于你则比较令我欣慰，不要满足于学校的虚荣吧。”为避免思成所学过于单调、知识面过于狭窄，父亲建议思成挤出一部分时间学些常识性东西，特别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他又告诉思成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鼓励思成去实践力行，扩大眼界，观察世界，并安排思成夫妇回国途中取道欧洲实地考察西洋美术建筑。

薪火相传，父子共同开拓中国现代考古学　思永选择考古学专业，可以说是对父亲事业的一种继承。梁启超有意写一部《中国史》，还希望思永做自己的助手。1926年2月27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表示：“我所望于思永、思庄者，在将来做我助手。第一件，我做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望他们在我指导下，帮我工作。第二件，把我工作的结果译成外国文。”思永是堪当此任的，但由于父亲过早去世，他做中国史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不过，思永在考古学上、思庄在图书馆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父亲在“新史学”与图书馆学、目录学等领域的开拓之功。

梁启超在给孩子的书信中几次谈到了《中国史》的编写。他在1927年3月10日的信中说：“思永说我的《中国史》诚然是我对于国人该下一笔大帐，若我不把他做成，真是对国民不住，对自己不住。也许最近期间内，因为我在北京不能安居，逼着埋头三两年，专做这种事业，亦未可知，我是无可无不可，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3月21日的信中也提到：“再看一两星期怎么样，若风声加紧，我便先回天津；若天津秩序不乱，我也许可以安居，便摒弃百事，专用一两年工夫，做那《中国史》，若并此不能，那时再想方法。”

梁启超首倡“新史学”，并高度重视考古学，他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系统总结了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作了重要贡献。早在20世纪初，他在《中国史叙论》中介绍了当时正在欧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学理论——“汤姆森的三期说”：“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认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两期，此进化之一定阶段也。虽各地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1922年10月22日，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访问中国，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在会上受聘于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成果，梁启超则发表了《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讲演。梁启超在讲演中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萌芽时期，即北宋的金石学，列举了几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及其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金石录》、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吕大临《考古图》等；接着分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类，介绍了清代金石学的研究成就。

1930年梁思永考察昂昂溪绘制的勘察图

他进而提出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并圈定了新疆、黄河流域以及古代坟墓、大城名都、废墟等处中国最有潜力的发掘地区；二是注重方法的进步，包括继承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引进西方考古学新理论。他谈到了“旧方法的改良”和“新方法的引用”，旧方法的改良“例如从前利用器物上的花纹文字，以断定它的年代，这种方法，当然十分精确；不过遇着器物上没有花纹文字，那就没有办法了。今后应当在它的质料、形状、色泽上寻出标准，纵然没有文字花纹，亦可能推定它的年代”；新方法的引用“例如有地质学的知识，可以用崖层状况，以判定时代的早晚；有人类学的知识，可以考出头颅骨骼的派别。这类科学，于考古方面，直接间接，裨益甚大。我们一面要得前人所未得的资料，一面要用前人所未有的方法，从荒榛断梗中，辟出一块田园来。”梁启超很重视田野发掘。1926年冬，李济、袁复礼主持我国第一次近代考古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与梁启超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李济后来回忆：“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

梁启超支持思永回国实习，鼓励他参加田野考古发掘。由于战乱，思永回国后没有能如父亲所愿参加田野发掘，原先都已定好1927年10月4日启程，“行装一切已置备，火车位已定妥了，奉、晋战事于其行期三日前爆发，他这回回国计划失败大半了”。这样，思永主要是留在清华从事西阴村文物主要是陶器的整理与研究。“思永出外挖地皮不成功，但现在事情也狠够他忙了。他所挂的头衔真不少——清华学校助教、古物陈列所审查员、故宫博物院（新改组）审查员。但都不领薪水（故宫或者有少些），他在清华整理西阴遗物，大约本礼拜可以完工，他现在每礼拜六到古物陈列所，过几天故宫改组后，开始办事，他或者有很多的工作。”思永在国内实习期间基本完成了《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这篇硕士论文。

思永在国内期间也给父亲带来了乐趣，父亲写信给思顺提到：“思永每次回家和我谈谈学问，都极有趣。我想再过几年，你们都回来，我们不必外求，将就家里人每星期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已经不知多快乐了。”

梁思永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成为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第一位中国人，其父亲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父女两代结缘图书馆事业　梁启超有意让思庄学习自然科学，他在信中跟思庄说“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得知思庄对生物学并无兴趣后，父亲马上写信：“庄庄：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思庄转而学文学，父亲予以理解与支持。父亲去世后，思庄于1930年获麦吉尔大学文学硕士后，转入哥伦毕业大学攻读图书馆学，后成为著名的图书馆专家。思庄的这种选择与梁启超的影响、与家学传统是分不开的。梁启超与梁思庄父女两代人，都是图书馆人，都担任过图书馆馆长，都结缘图书馆事业。父亲是图书馆学领域走在思庄前头的先行者，思庄则成为父亲未竟事业的继承人，她开创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东方目录学”，被誉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开创和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早在万木草堂读书期间，就其师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为依托，与数位同道创办了“万木草堂书藏”。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西学书目表》收录西书300余种，对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发展有着开创性的贡献。1916年蔡锷去世后，梁启超发起创建松坡图书馆以为纪念。1923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在北海快雪堂正式建成，梁启超亲临祝贺。

1925年后直至去世，梁启超更多地关注图书馆事业。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促办“中华图书协会”，1925年4月25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正式成立。6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成立仪式上，被推选为该会董事部部长的梁启超即席发京师表演说，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与“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为该会的两大责任。他在5月9日给孩子的信中提到“我本来打算二十日后就到北戴河去，但全国图书馆协会月底在京开成立会，我不能不列席，大约六月初四五才能成行”。

二是就任京师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馆长。1925年12月上旬，梁启超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6年4月初，梁启超就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职。他在1927年7月3日写给思顺的信中提到：“北京图书馆不准我辞，我力请的结果，已准请假，派静生代理”，“独有国立京师图书馆，因前有垫款关系，此次美庚款委员会以我在馆长职为条件，乃肯接济，故暂且不辞”。

1935年在安阳袁家花园，梁思永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仁合影。由左到右为王湘、胡厚宣、李光宇、祁延霈、尹达、梁思永、李济、尹焕章、夏鼐、石璋如。

三是编写《中国图书大辞典》《中国图书索引》两部书。他在1926年1月26日给孩子们的信中说：“现在我要做的事，在编两部书：一是《中国图书大辞典》，预备一年成功；一是《中国图书索引》，预备五年成功。两书成后，读中国书真大大方便了。关于编这两部书，我要放许多心血在里头才能成，尤其是头一年训练出能编纂的人才，非我亲自出马不可。现在清华每日工作不轻，又加以燕大，再添上这两件事，真够忙了，但我兴致勃勃，不觉其劳。”1927年7月，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通过梁氏关于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的提议，并给予津贴。1928年6月18日，梁启超致函袁同礼，报告一年来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情形：“此书编纂颇费苦心，其义例及方法皆迥然不袭前人，意欲为簿录界开一新纪元，衍刘略阮录之正绪而适应于现代图书之用。”8月24日，因病请辞《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工作。此前两日，他致信孩子对此作了说明：“我辞了图书馆长以后，本来还带着一件未了的事业，是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每年受美国庚款项下津贴五千元。这件事我本来做得津津有味，但近来廷灿屡次力谏我，说我拖着一件有责任的职业，常常工作过度，于养病不相宜。我的病态据这大半年来的经验，养得好便真好，比许多同年辈的人都健康，但一个不提防，却会大发一次，发起来虽无妨碍，但经两三天的苦痛，元气总不免损伤。所以我再三思维，已决意容纳廷灿的忠告，连这一点首尾，也斩钉截铁地辞掉。”9月7日，梁氏接北京图书馆来函，仍请维持续编《中国图书大辞典》之工作。两书因梁氏1929年1月遽尔去世，未能完成。

石虎胡同七号的湖广会馆，被梁启超倡议创办为松坡图书馆。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该馆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即后来的北京图书馆。

梁启超对图书馆学的重视与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见识，对思庄是很好的熏陶与涵养。梁氏父女在开拓中国图书馆学与中国图书馆事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领军人物。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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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

人格上尚德自强，做儿女的模范　一个人的健康，最重要的还是心态心理；一个人的富有，最重要的还是精神心灵；一个人的优秀，最重要的还是道德人格。事业上的成功固然可喜，但是人格上的成功更令人钦佩。梁启超曾经提醒“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知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人们“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例如黄包车夫，知识粗浅，他绝没有有知识的青年这样的烦闷，并且作恶的机会也很少。大奸慝的卖国贼，都是智识阶级的人做的。由此可见，没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识实在危险。”所以他强调“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思礼认为其父亲“更关注对子女们在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他总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循循善诱。梁启超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呼唤着如清泉一般洗涤人心的伟大道德力量。人生的自我修养比功名富贵更为重要。要通过自身修养不断提升道德水准和人格魅力，做到正确对待个体和集体，正确对待自身与他人，正确对待顺境和逆境，正确对待道义与功利，正确对待平凡与荣誉，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到“顺境安然，逆境释然”，做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做到即使身处贫穷也能知足常乐，身受诽谤也能自得其乐，身陷逆境也能感到自身幸福，怀着感恩之情度过每一天。

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很重视道德修养、精神陶冶与人格培育，他希望以自己的道德实践，以自己的人格修养，以自己的高尚情操，为儿女、为青年、为社会，做出示范。他在1927年5月5日写给思忠的信中说：“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意气消磨了没有（我自己常常有这种警惧），不过你再转眼一看，一定会仍旧看清楚不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狠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你若有这种自信力，便‘随遇而安’的做。”

梁启超47岁时在巴黎的留影

在个人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梁启超倡导公德意识、公共精神。他自称“任公”，取墨者任侠之义，且表明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天下为己任，悲悯苍生，忧患国家，关怀中华民族的自强自立。又自号饮冰室主人，“饮冰”一词出自《庄子·人世间》的“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借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虑焦灼。他和子女们说过：“我常感觉我的工作，还不能报答社会上待我的恩惠”，“我辈出而为国效力，以大义论之，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一生多变，但爱国之心、渴望实现民族振兴之心从未改变。当时国家有难，政治腐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但梁启超在书信中没有跟孩子说过一句“不要回国”之类的话，而是要求子女以所学报效国家。受其影响，他的子女个个都是爱国的，其中有七个在国外学习，学成之后，通通都回来参加国家的建设；即使遭遇不公平待遇，也不改报国之志，做到了与祖国共患难，与人民同命运。他要求子女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常思回报社会。受其影响，子女个个关心公益，融入社会，致力于为社会服务。他要求子女要有淡泊心态，要看淡个人利益，指出“大抵凡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若勉强倒会出岔子”，“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

在对待逆境与顺境问题上，梁启超做到了顺境时淡泊明志、逆境时泰然处之，他在给子女的书信中称“我关于德性修养的功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消磨”，他担忧自己当年的豪情壮志，是否会随着年华的消逝而逐渐减退，一直以为天下做大事自励。他也告诫子女：“人生在世时能够勤劳还不够，因为一个人如须发展个性和群性时，不能天天都走在平坦的道路上，有时不免要在崎岖狭隘的路上走走。”受其影响，他的子女磨砺人格，坚定信念，坚持以正确的心态面对人生，即使是处在动荡的社会局势中依旧做出了不平凡的成就。思庄自称“我是一个压不扁的皮球”，她几十年来遭遇了丈夫过早离世、“文革”中受造反派批斗等人生的不幸，但对祖国、对事业、对人生总是抱着坚定的信念。思礼幼年丧父，留美八年自强自立，一生五次遇险，也受到过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坚持自己的人生追求，以奉献书写了一个航天人的壮丽人生。

在奉献与名利问题上，梁启超教育子女要“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把握现在，努力耕耘，重在享受从耕耘到收获的过程，而把收获当做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太看重结果，太在意收获，把结果、收获当成人生目标，可能期待越高，失望越大。他要求子女不求回报、看淡结果、看轻名利、少计较物质上的享受，也不要介意“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么程度”，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要重在过程，要坚定地朝着自己所选择的方向前进，不是每一个美梦都能成真，不是每一丝希望都能够变成现实，不是每一个目标都会完全实现，也不是每一样工作都能够最终成功，更应当在拼搏奋斗的过程中用心去欣赏人生旅途上的每一道风景，用心去留意人生历程中的每一个脚步。梁启超的子女虽为名人之后，但他们一个个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打拼，都是从自立自强的耕耘中摸索走来，通过不同的人生道路实现人生价值。他们的成功不是在大富大贵，不是在高官厚禄，不是在名利地位，而是在于一步一个脚印的人生历程，而是在于在奋斗中享受人生的精神富足，而是在于他们为社会所作出的奉献。实际上，人生大体也是公平的，付出了、努力了不一定是你所期盼的回报，但付出过、努力过，和没有付出、没有努力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梁启超子女的“一家三院士，满门皆俊秀”，就是在他们默默耕耘之后自然而然的一种收获，是社会对他们自然而然的一种肯定。

智育上乐学敏思，堪为儿女楷模　梁启超在学术上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忙于著述，一生手不释卷，一生笔耕不辍，终至于学识渊博、著述等身，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子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要求子女勤思苦学，“学业切宜勿荒”，他自己首先是这样做的，这是最有说

他在给子女的书信中，经常和他们谈到自己从事看书、著述、讲演、学术活动等方面的情况，对子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著述方面，除已提到的《中国史》《中国图书大辞典》《中国图书索引》等书及《祭文》等诗文外，书信中提到著述之事还有：

1916年1月2日“致思顺书”说到“方拟著一书名曰《泰西近代思想论》”；2月8日“致思顺书”说到“吾近来心境之佳，乃与伦比，每日约以三四小时见客治事，以三四小时著述，馀晷则以学书（近专临帖不复摹矣），终日孜孜，而无劳倦”；3月18日“致思顺书”提到《从军日记》；3月26日“致思顺书”提到“作《国民浅训》一书，三日夜成之，亦大快也”。

1919年12月2日“致思顺书”提到“吾在此作自己，已成六七万言，本拟再住三月，全书可以脱稿”，该书指《欧游心影录》，4月20日的信中也提到了它。

1920年7月20日“致思顺书”提到“吾一切不问，安心读书著书，殊畅适”。1921年5月16日“致思顺书”提到“除就餐外，未尝离书案一步，偶欲治他事，辄为著书之念所夺，故并汝处亦未通书也”。1923年5月7日，思成遭遇车祸，梁启超忙了几天。11日的信中说到“我已返（昨日）西山著我的书了”。

1926年2月9日“给孩子们书”提到“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编又红起来，被克礼很抱怨一会儿，一定要我去住医院，没奈何只得过年后去关几天”。12月20日的信中说到“新近著成一书，名曰《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约四万余言，印出后寄给你们读”。

梁启超晚年还有大量的讲学、讲演活动，他在给子女的书信中较详细地谈到了1922年11月在南京讲学的情景。

梁启超在11月底的“致思顺书”中，写了一份自己每天讲学的“课程表”：“你猜我一个月以来做的什么事，我且把我的课程表写给汝看。每日下午二时至三时在东南大学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除来复日停课外，日日如是。每来复（周）五晚为校中各种学术团体讲演，每次二小时以上。每来复四晚在政法专门讲演，每次二小时。每来复二上午为第一中学讲演，每次二小时。每来复六上午为女子师范讲演，每次二小时。每来复一、三、五从早上七点半起至九点半，最苦是这一件，因为六点钟就要起来。我自己到支那内学院上课，听欧阳竟无先生讲佛学。此外各学校或团体之欢迎会等，每来复总有一次以上。讲演之多既如此，而且讲义都是临时自编，自到南京以来（一个月）所撰约十万字。”

接着，梁启超又说到了张君劢阻止他讲学的情景。说到前几天，自己吃醉了酒；次日晨稍感风寒，回来大吐。张君劢请了一个外国医生“诊验我的身体。奇怪，他说我有心脏病，要我把讲演著述一概停止。”梁启超感叹道：“医生说不准我读书、著书、构思、讲演，不准我吃酒、吃茶、吃烟。我的宝贝，你想这样的生活我如何能过得。”“神经过敏的张君劢，听了医生的话，天天和我吵闹，说我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不能由我一个人做主，他既已跟着我，他便有代表四万万人监督我的权利和义务。”梁启超不听劝告，认为自己没病，继续讲学。“那天晚上是法政学校讲期，我又去了。君劢在外面吃饭回来，听见大惊，一直跑到该校，从课堂上硬把我拉下来，自己和学生讲演，说是为国家干涉我。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东南大学的讲堂，已见有大张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都散了。原来又是君劢捣的鬼。他已经写信给各校，将我所有讲课都停一星期再说。”两个人经过激烈争论以后，签订了工作契约，内容有“除了本校正功课每日一点钟外，其余讲演一切停止”、“除了编《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其余文章一切不作”等。对此，梁启超在书信中发牢骚说：“我想好好的一个人，吃醉了一顿酒，被这君劢捉着错处（呆头呆脑，书呆子又蛮不讲理），如此欺负我，你说可气不可气。君劢声势汹汹，他说我不听他的话，他有本事立刻将我驱逐出南京。问他怎么办法，他说他要开一个梁先生保命会，在各校都演说一次，不怕学生不全体签名送我出境。你说可笑不可笑。”

虽有了南京这一幕，但梁启超的讲演与学术活动并没有减少。他在1922年12月25日的“致思顺书”中说道：“今日是护国军起义纪念日，我为学界全体讲演了一场，讲了两点多钟。我一面讲，一面忍不住滴泪。今把演讲稿十来张寄给你。我后日又要到苏州讲演，因为那里学生盼望太久了，不能不去安慰他们一番，但这一天恐怕要劳苦了。”

苏州之后，梁启超去了上海，经医生诊验，确实有心脏病，需要静养。他1923年1月7日“致思顺书”中说道：“本来这一个星期内，打算拼命把欠下的演说债都还清，现在不敢放肆了，只有五次讲义讲完就走（每次一点钟）。”但实际上他又是“大讲而特讲”。15日的信中说到“这几天并没有依医生的话行事，大讲而特讲，前天讲了五点钟，昨天又讲四点钟，但精神却甚好”。

他在1926年12月10日写给思永的信中说：“我现在忙极，要通过十天半月后再回你，怕你悬望，先草草回此数行。我近来真忙本礼拜天天有讲演，城里的学生因学校开不了课，组织学术讲演会，免不了常去讲演。”讲演实在太多，忙得父亲都无法给儿子静下心来好好写封回信。

他整天忙著述，忙讲演，忙讲课，身体又不好，王夫人就常常劝其不要这么拼命，要保重身体。但他也不听劝，每天依旧废寝忘食，包括去做演讲。“近来多在学校演说，多接见学生，也是如此——虽然你娘娘为我的身子天天唠叨我，我还是要这样干。”

梁启超晚年还身兼多个学术职务，包括清华大学董事、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给清华的学生上课，是其本业，“校课甚忙——大半也是自己找着忙——我很觉忙得有兴会。新编的讲义很繁难，费的脑力真不少。盼望老白鼻快来，帮我舒散舒散。”

梁启超给子女的书信中虽无一句“你要向父亲学习，刻苦努力”之类的话，但既有老爸如此勤学苦读、勤于著述，又有哪个子女不对父亲肃然起敬，暗自用功呢？

意育上乐观进取，为儿女树立榜样　“意育使人不惧。”梁启超教育青年、教育子女要做到意志力坚定，一是要保持勇气，做到“勇者不惧”，要有乐观心态；二是“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勿为物欲所动，勿为情欲所牵。他自身也在乐观进取、节制欲望等方面，为子女树立了磨砺意志的榜样。

梁启超只活了56年，然而一生波澜起伏，大起大落。在人生历程中，他做到了宠辱不惊，一生热情似火，乐观进取。他说：“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哪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在其看来，人生一辈子，不可能总是顺风顺水，但无论是何种处境，都要泰然处之，即使是逆境又何尝不是磨练的机会，“患难之事，古之豪杰无不备尝，惟庸人乃多庸福耳，何可自轻乎？”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人的一生，或多或少，总是难免有浮沉。不会永远如旭日东升，也不会永远痛苦潦倒。反复地一浮一沉，对于一个人来说，正是磨练。因此，浮在上面的，不必骄傲；沉在底下的，更用不着悲观。必须以率直、谦虚的态度，乐观进步、向前迈进。”

他在给子女的书信中，展现了其虽疾病缠身、虽有磨难挫折、虽处社会动荡，但依旧保持着乐观心态与进取精神的顽强形象。他在1926年9月17日的信中说：“我有什么看不开，小小的病何足以灰我的心，我现在早已兴会淋漓地做我应做的工作了。”

尤其是到了1927年以后，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国内政局正发生重大变化，且不容乐观。但梁启超以乐观处忧患，坚持自己的事业，坚持“有一天做一天”。他在1927年3月9日的信中说道：“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每星期有五天演讲，其余办的事，也兴会淋漓，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将来你们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替我担忧。”3月10日的信中说：“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3月21日的信中说：“我是捱得苦的人，你们都深知道全国人都在黑暗和艰难的境遇中，我当然也该如此（只有应该比别人加倍，因为我们平常比别人舒服加倍）。所以这些事我满不在意，总是老守着我那‘得做且做’主义，不惟没有烦恼，而且有时兴会淋漓。”5月5日的信中说：“我虽然为政治问题绞些脑髓，却是我本来的工作并没有停，每礼拜四堂讲义都讲得极得意，（因为《清华周刊》被党人把持，周传儒们不肯把讲义笔记给他们登载）每次总讲两点钟以上，又要看学生们成绩，每天写字时候仍极多。昨今两天给庄庄、桂儿写了两把小楷扇子。每天还和老白鼻玩得极热闹，陆续写给你们的信也真不少。你们可以想见爹爹精神何等健旺了。”

他也告诫子女要经得起磨难，不能悲观失望，要始终保持乐观上进的精神。他在林徽因父亲遇难后多次致信思成和海外孩子，强调“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他在1927年5月13日的书信中告诫因国内动荡不能及时领取薪俸而陷于生活困境的思顺“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又告诫因徽因的处境牵累而忧伤的思成“总要常常保持这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10月26日，他给孩子们写信，指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他在1928年4月26日致思成夫妇的信中，提醒回国后可能不一定能马上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失望，“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它侵入”。当他从思永的来信中得知，思成渐渐恢复了活泼样子，儿女们有自己乐观精神的遗传，觉得很高兴。他说：“前次和思永谈起，永说：‘爹爹尽可放心，我们弟兄姊妹都受了爹爹的遗传和教诲，不会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果然如此，我便快乐了。”

梁启超的乐观精神在子女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延续。抗日战争期间，思成、思永两家人经长途跋涉来到大西南，蛰居极其偏僻闭塞的四川李庄期间，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就连最基本的生存状况也需要依靠典当物品来维持，思成、徽因俩人都身患重病，梁思成依然还是那样幽默而风趣。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后来曾回忆说：“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我们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常开玩笑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正是因为他这种难得的乐观性情，不仅使家人度过了漫长的李庄难关，还带领营造学社成员坚持进行野外调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情感上知所节制，为儿女做出表率　年轻人浪漫，有激情，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生活。身为父母要教育子女用智慧以理性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包括引导他们理性对待感情问题，提醒他们情感也需要理性、冷静的一面，使其认识到青春需要激情燃烧，但有时需要控制感情，要多想想责任、道德义务、社会观感。梁启超结合徐志摩的例子，告诫子女：“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

在情感生活中，梁启超有激情奔放的一面，但也有理性克制的一面。他在1925年12月27日的信中说：“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出理性来镇住它，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害我的事业。”他有一位叫何惠珍的红颜知己，曾三次向其表达爱意，但梁启超以理智克制自己的情感，都以家有妻室为由明确予以了拒绝。1899年梁启超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在那里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在他演讲时由何惠珍担任同步翻译。才华横溢的梁启超让何惠珍情愫暗生，并在活动过后大胆地表露了心迹，梁启超回答以“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这是第一次拒绝。不久，何惠珍再次提出“情愿下嫁梁先生为小”的要求。其实梁启超也心有所动，他一口气写下了情诗，其中有云：“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他还给身在日本的李蕙仙夫人写了一封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蕙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妻子给他寄来了《关雎》，表示乐意成全其美事，不过需禀告父亲梁宝瑛。梁启超急忙复信妻子，信中说：“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捱骂矣；即不捱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惠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又诗赠何惠珍：“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这是第二次拒绝。1924年9月，李蕙仙因病逝世，梁启超心里深为悲痛，何惠珍得知李蕙仙病逝的消息后，一面劝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秦晋，但梁启超还是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

在那个时代，达官贵人三妻四妾是司空见惯之事，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就有6位妻子，因此，他接受何惠珍的爱情，在社会上、法理上、习俗上都无障碍。但梁启超看重婚姻家庭的价值，他自己这样做，同时也这样去要求别人。基于此，他反对他的学生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也极力反对徐志摩与有夫之妇陆小曼恋爱，上演了作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证婚人而严词训斥新郎新娘的一幕。

在父亲婚姻家庭观的影响下，梁启超的儿女对爱情都是很忠贞的，他们的婚姻家庭都是美满和幸福的。有的文学作品虚构了林徽因在婚外的爱情故事，但那只是传说，于史无据，梁家后人对此更不会认同。在2000年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播出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长女梁再冰对剧中歪曲徐志摩与林徽因关系的性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梁再冰说：“徐志摩去世时我年纪还小，但作为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女儿，我很了解徐志摩同我父母之间关系的性质。徐志摩是我家两代人的朋友。他曾经追求过年轻时的母亲，但她对他的追求没有作出回应。他们之间只有友谊，没有爱情。徐志摩是在母亲随外祖父旅居伦敦时认识她的，那时她只有16岁，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对她来说，已结婚成家的徐志摩只是一个兄长式的朋友，不是婚恋对象。破坏另外一个家庭而建立的婚姻是她感情上和心理上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她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个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受到伤害的妇女。”又说：“母亲在世时从不避讳徐志摩曾追求过她，但她也曾明确地告诉过我，她无法接受这种追求，因为她当时并没有对徐志摩产生爱情。她曾在一篇散文中披露过16岁时的心情：不是初恋，是未恋。当时她同徐志摩之间的接触也很有限，她只是在父亲的客厅中听过徐志摩谈论英国文学作品等，因而敬重他的学识，但这并不是爱情。她曾说过，徐志摩当时并不了解她，他所追求的与其说是真实的她，不如说是他自己心目中一个理想化和诗化了的人物。”

服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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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理念上的引导与方法上的指导

1.备受推崇的教育理念

教育是教人学做智仁勇兼备的人　在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包括其家教理念家教实践，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主张把教人学做人放在核心地位，指出教育的目的是要求学生、要求孩子做一个智仁勇兼备的人，教学生、教孩子做一个现代人。他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人不是孤立的，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因此，“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学会做单独一个人便了，还要教他学会做父母、做儿子、做丈夫、做妻子、做伙伴……乃至做国民”。他认为智仁勇“三达德”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培养智仁勇兼备的君子，这是儒家的教育思想。儒家经典《中庸》第二十章阐明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困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也就是说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间这五种关系是“五达道”，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要依靠人们内心的智慧与品德，要依靠智仁勇“三达德”。“三达德”成为儒学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至德。

梁启超认为儒家的“三达德”，是“天下之达德”，不论在何时何国何派都是适用的。在现代，教育的宗旨就是要培养智仁勇兼备的现代人，据此他提出“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

1922年12月27日，梁启超在苏州学生联合会发表了《为学与做人》的演讲，对培养“三达德”兼备的现代人这一教育思想作了全面阐释。

他在讲演中指出：“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们回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不过是做人所需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的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成个人还是个问题。”“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个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为了培养三达德兼备的人格，梁启超提出“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智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到教到人不惧”。要做到不惑，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浑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要做到不忧，“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要做到不惧，就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意志力要坚强，“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

他对学校教育偏于智育的现状提出了批评。“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智育。就算智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

梁启超在对子女的教育中，坚持了智情意全面发展，首要任务是教会做人的理念。这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在三达德中，应尤为注重仁的教育，注重品德教育。他把诚信教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要求子女待人真诚、不要说谎。他常告诫子女，一个不诚实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重视做人的教育尤其是品德教育、诚信教育，是其家教成功的重要因素。

重视早期教育与女子教育　梁启超对早期教育也就是他所说的“幼学”非常重视，认为它关系到每个人一生的成败，是安身立命的基础工程，同时也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亡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于1897年初发表了《论幼学》一文，指出“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始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他认为儿童教育尤其要注重趣味教育，批评传统蒙学“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辩训，未尝造句，而强之为文。开学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主张要循序渐进、寓教于娱乐，“为道矣，先识字，次辩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未强，易于学也；必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父母不得溺爱荒学，使无弃材也。”

梁启超还重视与关注女子教育，是中国近代呼唤女子教育、创办女子学校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在1896年发表了《论女学》一文，提出了关于女子教育的系统思想，是我国较早倡导女子教育的重要文章。他认为中国积弱的重要原因在于妇女的“不学”，指出“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女不学始”。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地位低下，妇女没有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妇女因缺乏教育而缺乏知识，这样带来许多危害。他从“相夫教子”、“强国保种”、“伸张女权”的角度论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妇女是儿童教育以至胎教的关键，创办女学，使接受过教育的女子“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女子教育又关系到民族盛衰、国家强弱。他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思想。他提出“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而“学也者，业之母也”。因此，教育越发达，就业者越众，则国越强盛；反之，生利人少，分利人众，则国贫弱。这样，通过教育使妇女实现就业就成为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他列举了世界诸国之女学状况，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也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也次强，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则其国得存已为幸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女子教育还关系到提高妇女权利，实现男女平等。妇女无知识，无法实现就业，使妇女只能依附男子，造成了社会上的男女不平等。他把妇女教育当作女权运动的制造场，提出十几个女子师范学校“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

梁启超于1897年协助当时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创办了经正女学，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梁启超撰写了《倡设女学堂启》《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呼吁解放妇女，提倡培养有知识、有新思想的女青年。同年，梁启超与麦孟华、汪康年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发表了《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及《戒缠足会叙》等文，严厉谴责妇女缠足的恶习，国内许多爱国人士踊跃加入该会，各地也纷纷设立分会，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妇女不缠足运动。梁启超为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梁启超不仅在社会上大声疾呼进行女子教育，还在家庭教育中精心培育思顺、思庄、思懿、思宁四个女儿，身体力行地否定“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不可教论”等陈腐观念，为世人树立了楷模。他在四个女儿的教育上所付出的精力、情感与各方面的投入，没有逊色于思成、思永等人，教育方法与特色上也是以智情意全面发展为目标，突出爱国教育、品德教育、趣味教育，严慈并济，宽厚为主，严格约束，四个女儿个个事业有成，人人成为对社会、对国家有所贡献的爱国知识分子。

个性化教育理念　梁启超主张个性解放，体现在教育领域就是尊重个体、尊重每个孩子个性的个性化教育理念。他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与传统文化中的人格修养思想结合起来，主张以体现个性意识与责任意识相统一的个性解放，来塑造现代国民。他在寄给北美的思顺等孩子的《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说：“借鉴西方文化长处，第一要紧的是要谋个性的发展”，“国民树立的根本意义，在发展个性，《中庸》里头有句话说得最好：‘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我们就借来起一个名叫‘尽性主义’。这尽性主义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就私人而论，必须如此，这才不至成为天地间一赘瘤，人人可以自立，不必累人，也不必仰人鼻息；就社会国家而论，必须如此，然后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

梁启超的子女个个成才，但其学有所成是在不同的领域，所走的是不同的道路，这与其父亲注意孩子的独立人格、尊重孩子的个性的家庭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他用心观察与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根据孩子的特性因材施教，对他们采取个性化教育方式，各因其性进行人生规划、教育规划与职业规划，进行智商（IQ）、情商（EQ）、逆商（AQ）等心理素质的陶冶，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创业能力与创新能力，积极鼓励孩子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与专业领域，对孩子学习与成长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梁启超尊重孩子的个性与志趣，典型的例子有对思庄选择学校、专业的态度，及对思成、思忠选择学习领域的态度。他希望思庄在美国以外的大学上学，避免全家变成“美国风”；又希望学习生物学，觉得这门学科在当时中国还是空白、有发展前途。思庄尊重父亲的意愿，考取了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二年级时又选学了生物学。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难以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将这种苦恼告诉了思成。梁启超得知后，于1927年8月5日写信说：“庄庄，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最后，思庄去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了图书馆学。他希望思忠学工程，思成则学建筑美学，兄弟俩进行合作。思忠自己拿主意去学了军事、政治，父亲又从就业的角度希望思成学都市设计，思成坚持学了建筑史。孩子一旦打定主意，梁启超总是予以尊重和支持。

梁启超对孩子进行因材施教的典型例子，是他对思成、思永、思忠提出回国实习的不同态度。三个孩子在1926年底1927年初相继表达了回国的愿望，思永提出回国参加考古实习，思忠要求回国参加北伐，思成则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转校之际回国先打一年工。梁启超从当时的国内情况、孩子特点及所学专业等方面进行考虑，没有同意思成、思忠在当时国内战乱的情况下回国。他对思成说“若欲做什么工程，怕不是时候，我也不愿意你如此速成”。对于思忠，则担心其“思想一天天趋到激进”、“血气未定”，“他所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最后，只有思永在父亲的支持下回国实习了一年。

趣味主义的教育观　趣味主义是梁启超最重要的教育理念之一，也是他的人生信仰。他多次说过自己是信仰和主张趣味主义的人，拿趣味主义作为人生的根底。1921年12月11日，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了《“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演讲，提到：“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我半生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谈到“兴味”或者“趣味”，他说“我觉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极了；烦闷，痛苦，懊恼，我全没有；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1922年，他发表了《学问之趣味》的讲演，他谈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划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他认为趣味的主体有劳作、游戏、艺术、学问四项，学问最合于其趣味主义的条件。他把趣味主义贯彻到教育中，提出了趣味主义教育原则。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一文中认为：“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决了”，“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他还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味淋漓。什么悲观、厌世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

因为主张以趣导学，因为实行趣味主义，梁启超在学校成为学生心中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在家里也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很注意引导孩子们追求知识的兴趣，享受生活的乐趣，注意把趣味主义体现于对孩子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的设计中。他主张孩子选择专业、职业要因趣而学、因趣而去劳作，不要毫无兴趣而赶鸭子上架，不要把学问当敲门砖。思庄在选择专业时，梁启超考虑到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极有趣且相对轻松，于女孩子较为合宜，希望女儿学习生物学，以便成为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先登者”。思庄先是选择了生物学，但在后来的学习中，思庄发觉自己的兴趣并不在此且为此事苦恼。梁启超知悉后立即致信，指出“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建议她根据自己的兴趣重选专业，“不必泥定爹爹的话”。他希望子女“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各人选择兴趣最浓的事项做职业”。他希望儿女不仅从所学专业中、从学业、从读书中获得趣味，也从人文、艺术、游戏、现实生活中多渠道增进自己的兴味，希望孩子有广泛的兴趣爱好。他让思顺多做游戏运动，让思成“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学科中之某部分”，让思庄“多认识些朋友”并在专业外再学“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让思忠参加社团活动，与“老白鼻”思礼戏耍等。总之，要寓教于乐，把学习变成了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父亲所主张和信仰的趣味主义，对子女有很大的影响。梁思礼谈到自己的特点时说：“我跟我父亲一样。我父亲强调要以趣味主义，我也是趣味很广泛的。刚才谈到摔跤问题，实际上我在美国普渡大学上学的时候，是摔跤队的校队队员，为什么我选择摔跤队呢？因为要是比个头和比块头，我跟美国人没法比；可是摔跤是按级别来的，我是最轻的级别，所以跟我同样重量、同样个头的美国孩子，我也能跟他干一下，这是摔跤问题。我的兴趣更多的是游泳，我现在就爱游泳；要算泳龄的话，我可能有七十多年，我不到十岁就会游泳；现在我已经开始体会到毛泽东同志的‘闲庭信步’，能基本漂在水里，就像处于失重状态，像在太空舱行走。另外，对球类运动都很感兴趣，另外还爱下象棋。”思成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兴趣很广泛，是校铜管乐队队长、校运动会跳高冠军，还参加了五四运动。

军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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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之有效的育人方法

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三位一体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个人一生要受三种教育的影响：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三者就像一条链子，需要实现有效的对接、衔接，任何一方脱节，都会影响到整条链子的完整性、连续性。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主导，社会教育是延续，三者必须互相配合，和谐发展，才能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梁启超在家里对九个孩子进行家庭教育，同时主持过时务学堂等学校、担任了清华大学导师等教职，也就是没少从事学校教育。他还大力倡导以“新民”为目标的社会教育，创办《新民丛报》等报刊，向国民宣传新思想、新观念。他认为社会教育的目的是教民众做现代人，教他们学做共和国的国民。他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都亲身做过，因此，可以说他对三种教育的特点与规律都是掌握的，既注重家教氛围的营造，也注意借重社会教化与学校体系。

他注意打通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形成一个开放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教育系统，为孩子成长提供好的大环境。从其家教的实践看，梁启超很好地处理了三者关系：

一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梁启超及其家人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既是相对独立于学校教育的一个系统，又成为学校教育的准备、补充与弥补。在梁启超所处的年代，面向全社会的学前教育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启蒙教育主要是由家庭来承担的，梁启超亲身参加了对思顺、思成、思礼的“幼教”、“早教”，家里甚至建立了理化实验室，因此，家教是学校教育的必要准备。学校教育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同的学校有着不同的特点、特色，也就有其特色所不能覆盖、不会重视的薄弱环节。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孩子得到全面发展，就需要家庭教育的必要补充。思成、思永、思忠赴美留学前所上的清华学校是一所留学预备学校，其特色在学习西方文化，其薄弱环节是国学。有鉴于此，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加大了国学的分量和比重。还有，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不可能实现完全的无缝对接，也就是有两个阶段之间的空档期。加上当时兵荒马乱，学校教育有时不能正常举办，这样就需要家庭教育作为弥补。在1927年的动荡岁月，梁启超就请了家庭教师在家里教授孩子。

二是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社会教育是多方面的，社会教育无处不在，随时发生，对孩子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梁启超注意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培养现代国民、现代公民中的作用，有意识地把大量的民情、社情、国情、世情纳入家庭教育的范围，教育孩子热爱国家、奉献社会。他鼓励孩子走出家庭，走出校园，注意广交朋友，同时慎重择友，避免把自己弄得过于孤僻，也避免受不良习气的侵染。

三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在梁启超看来，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和延续，学校教育通过社会教育实现深化和升华，并最终要由社会实践、社会生活来检验。他强调既要从课堂、从书本中学习，也要从生活、从实践中学习，指出“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这与陶行知先生所主张的“生活教育”、“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他强调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的基础，同时指出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还远远不够，有待在离校后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他指出：“凡学校所教所学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今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怀，至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这是对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一种解读。

营造温馨、和谐的寒门家风　家庭是孩子一生中最早参与也最长居于其间的社会群体，它给予孩子生活能力的培养、情感的慰藉、知识的传承与社会规范的熏陶，是孩子成长的重要环境。梁启超极其重视这一环境的营造，努力创造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倡导有利于培养孩子自立自强能力的寒门家风。

以家学涵养智育。“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在中国，书香门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这些家族依靠家学熏染、依靠自己家庭教育的力量，连续几代甚至几十代为社会培养出许多杰出的人才。梁家在梁启超以前还谈不上是诗书世家，但他注意营造浓浓的文化氛围，注重对孩子进行深厚的人文底蕴的熏陶。他督促思顺、思成等学习国学经典，有时亲自为他们买书、寄书。为了充实思达、思懿、思宁的国学、史学知识，梁启超聘请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办起了补课学习组。他还给孩子题写诗词，赠送书画，带孩子看歌剧，要求孩子临摹隶书碑帖拓片，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孩子的人文素养。

新会会城镇茶坑村梁启超故居

以亲情陶冶情育。梁启超注意营造有利于对孩子进行情感教育的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他感情浓烈，很爱孩子，和孩子之间互相关心，互相思念，全家上下也都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每逢家人生日，梁家就会团聚庆贺，其乐融融。1913年4月21日，父亲致信思顺：“明日祖父寿辰，此间设薄宴遥祝。”1914年4月，梁启超回乡探亲，为父亲生日张罗了隆重的庆典。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南京讲学时致信思顺，提到“我于你妈生日以前，一定回到家”。1924年6月6日《致梁思顺》书中说，“今日是祖母忌日，你们都去南长街家里行个礼”。家里的亲子关系平等而宽松，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一书中写道：“当年在家吃饭时，除了梁家几个较小的孩子不上桌吃饭，每天都有一大桌人吃饭，大多是亲戚寄养在这里的孩子。天津家中吃饭也很自由，公公坐在中间，必等人都到齐后，由他先拿起筷子才能开始吃，他在饭桌上天南海北不停地讲。谁先吃完饭谁可以先走，有时公公和婆婆吃得慢，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也毫不介意，他仍和婆婆兴致勃勃地聊天。谁吃完了离开桌子，又过一会儿再回来吃些菜，都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因此，全家把吃饭看作是每天团聚交流感情的好时光，既可饱餐一顿，又可聆听公公有趣的谈话，每到这时大家都无拘无束地围坐在一起，十分高兴。”

新会梁启超故居之梁启超塑像

以寒士家风培养意育。梁启超要求子女继承“俭以养德”的传统文化精神，要求子女“养成节俭吃苦的习惯”，要求子女乐于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人格”，“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他在给思顺的信中说：“你和希哲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们以磨练人格的机会。”不过，他并不认为守寒士家风就是要过得“寒酸”，他说：“你们既已都是很规矩的孩子，不会乱花钱，那么便不必太苦，反变成寒酸。”他在1926年6月11日给思顺的信中要求她，让“几个孙子叫他们尝尝寒素风味，实属有益”。因为传承了父亲倡导的“寒士家风”，当他去世、家境发生巨大变化时，孩子们的成长并没有受多大影响。思礼高中毕业后，带着母亲费很大劲凑起来的400美元赴美国留学，开始了独立的穷学生生活。他在美国什么活都干过，端盘子，洗碟子，干游泳救生员等等，经过八年苦读，学

梁启超教育子女的重要原则　作为父亲，梁启超努力探索适合自家子女特点的育人办法，注意掌握家庭教育中的带规律性的东西。从梁启超教育九个子女的成功家教实践中，我们可以品味他教育子女所遵循的一些重要原则。

言谈举止的“小道理”与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兼顾，围绕“教人学做人”一个目标。梁启超在教育子女中，从看什么书、行什么礼、吃什么东西、走什么路线、写什么样的信、培养什么样的爱好等很具体的细节入手，于细微处见关怀，于细微处见引导，小处切入，但仍可见如何做人的大道理。不经意间的细节，或许会深深影响孩子的一生，如父亲给思成寄的《营造法式》一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这件事决定了思成日后的专业方向。他也常和孩子们讲要爱国、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这些安身立命的大道理，讲要“兴会淋漓”、“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等含意深刻的人生哲理。这些大道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其中爱国就是他留给子女的最大财富。抗日战争期间，精通日语的思顺居住在沦陷区北平，日本人软硬兼施拉她做事，她坚决予以拒绝，保持了高尚的爱国节操。也是在抗战期间，生活穷苦、疾病缠身的思成夫妇拒绝了美国大学的邀请，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危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即使是在“文革”期间被批判，他仍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他说：“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外国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

梁启超致梁思成、林徽因家书

宽严相济，突出一个“爱”字。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对孩子宽严相济，慈爱与严格结合，他对孩子的宽和严都体现了一个“爱”字，宽中有爱，严中也有爱，因为爱不仅仅是无微不至的呵护，更不是随心所欲的娇惯、是非不分的放纵，而是梁启超所说的“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他对待子女平等慈爱，对孩子有深深的“舐犊之爱”，教育子女重在以情感化、以爱沟通，是一位耐心、细致、体贴、温和、亲切的好爸爸、好朋友、好玩伴、好老师。在梁启超写给子女的数百封家书中不难体会他对子女的浓浓爱意，亲切的称呼、细致的关怀、深情的思念、真诚的告白、娓娓的诉说、谆谆的教诲，无一不在充分展露深深的父爱。但他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一次思永和一位小朋友打架，虽然是那位小朋友的错，但梁启超仍严厉批评了思永，让他好好想想三个问题：一是有没有必要打架？二是怎样与对方和好如初？三是再碰上这类事应该怎么处理？在思永给出了满意回答后，梁启超才让思永吃午饭。饭后，他亲自带着思永前往对方家中向那位小朋友道歉。

“润物无声”与“掷地有声”结合，争取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家庭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性质，父母通过言传身教、口传心授、日常养成、亲情陶冶，在长时间里对孩子施加默默的影响。梁启超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有意无意地影响着子女情感方式、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他所营造的家庭氛围、他给孩子写的大量家书、他给孩子们讲的爱国故事、他身上贯穿一生的报国言行、他的乐观精神与独立人格，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激励着孩子的成长成才。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既有“润物无声”的感化，也有“掷地有声”的点化。如他在书信中就有用与无用、规矩与“求巧”、专精与博学、读书与生活、“猛火熬”与“慢火炖”等关系，对思成的治学目标、治学方法、治学精神进行了全面的指导；他在书信中既肯定思忠“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又批评他不能太过孟浪，“冒险总不是这种冒法”，“这种教育方法，很是困难，一面不可以打断他的勇气，一面又不可以听他走错路”。在他的书信中，有的话题很轻松、很幽默、很风趣，但有的话题也很严肃、很沉重、很震撼，如他告诫思成夫妇“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他告诫思顺“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成回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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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

一个典故的启示　中国有句古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鱼，只供一饭之需；教人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给人一条鱼能解决其一饭之需，却不能解决长远的问题，如果想让人永远有鱼吃，那就要教会他钓鱼、捕鱼的方法。与此相联系的是一个典故：一位老翁在河边垂钓，有智者、愚钝者两个年轻人走过来，都非常羡慕老翁渔篓中闪耀金光的大鲤鱼。智者说：“老丈，您的鱼太鲜美了，我想得到它。”于是老翁将金色的大鲤鱼送给了他。愚钝者说：“老丈，您的垂钓技术太出色了，我想学会它。”于是老翁让他坐下来静心学习垂钓。智者捧着大鲤鱼高高兴兴地回家，家人和邻居大大地称赞了他，相反都讥笑空手回来的愚钝者。多年过去了，两个年轻人也成了老汉，那位智者因为只会吃现成的而一事无成，而愚钝者却凭着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垂钓技术、自立之道和耐得寂寞的劳动，成为富有且受人敬重的人。

这句古话、这个典故对人很有启发意义。我们在教学中既要传授知识，还要传授获取知识、运用知识并进行知识创新的方法；传授给人既有知识，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可以让人终身受益。梁启超主张“教人当以方法为主”，他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指出：“教员不是拿所有的结果教人，最重要的是拿怎样得着的结果的方法教人。”又说：“教学生不能将所点的金给他（金子虽多终有尽日）……善于教人者是教人以研究的方法。或者他所得的能和你一样多，或看出你的错处”，“教学生就是教会他打师傅”。他认为，教学生、孩子读书，重要的是让他们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和善于思考的习惯；教学生、孩子作文，要让他们掌握“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的规矩；教学生、孩子做学问，要让他们掌握治学的门径与方法。

梁启超在教学中很重视方法的传授。他亲自给学生、孩子们讲读书的方法、作文的方法与研究的方法。他写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分“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类书”、“随意涉猎书类”五类，开列了国学各个门类的重要书目，分别提出了各书的阅读建议，如关于《论语》《孟子》，提到“《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生平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随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清儒注本，《论语》则有戴望《论语》注，《孟子》则有焦循《孟子》正义最善。”他又开出了“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包括《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他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讲授中，对如何教学生写文章这一本领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提出记事之文详略要得当，“记事前最详”、“记事后亦须详”、记“事际”即事情经过可略；记人之文要合理选择材料，注意“背景”、“个性”和“他心（兼记他人来做旁衬）”三点；论辩文要“耐驳”和“动听”，即论点无懈可击、富有鼓动性等。他还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讲述治学方法。可见，梁启超的确是很重视“授之以渔”的。

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非常注意治学方法的点拨，非常注意让孩子掌握自立自强之道、掌握生存的本领。前面已提到的专精与广博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学与西学的结合等，还有给思成开列国学书目、启发式教学、“三步读书法”，都是在给孩子讲授读书方法、学习方法、治学方法。他还注意对儿女进行修身、治家、做人、处世方面的教育，告诫子女“人必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和思顺谈“寒士家风”、鼓励儿女“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等，都是给孩子们传授立身处世之道。他的点拨、开导，对子女的影响是很深、很大的。

互动式、启发式教学法　梁启超推崇鼓励孩子自主探寻、教师家长从旁加以指导的启发式教学，反对注入式教学。他在1897年冬制定的《时务学堂学约》就主张启发式教学。他认为读书应该启发学生“深造有得，旁通发挥”，提出要让学生在读书过程中联系所学内容“发明新义”。他在1922年发表的《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的演讲中批评了“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个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八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开工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

他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不强迫子女被动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注意进行思维上的启发、引导。梁思成思忆说：“父亲从不强迫我们被动接受很多事物、观念，而是经常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通过热烈讨论，启发我们的思维，在关键处加以点拨，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明白道理。”

他告诫孩子学习是“求理解”，不要“强记”，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他给思成寄去《营造法式》，给思永联系好回国实习的工作场所，做孩子成长的引路人，给孩子提出建议，但孩子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走自己的路。

鸟瞰、解剖、会通三步读书法　“读书”的基本意义包括学习功课与诵读书籍两个含义。梁启超这里所说的“读书”是后一义，即阅读、诵读书籍，包括出声读与默读、精读与泛读，它是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方法，如同观察、实验、实习等是学习方法一样。

关于读书之“读”，《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读，诵书也。”即通过“阅”和“诵”达到对书本知识的了解、理解与掌握。白寿彝先生则有过这样的解释：“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帖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习。”“《诗·卫风·墙有茨》把不可读列于‘不可道’、‘不可详’之后，意思应比‘道’（道说）‘详’（详说）更深一些。《毛传》：读，抽也。《郑玄》：‘抽’犹出也，是有抽绎之意。这个古义，我觉得很好。《孔疏》以为：‘划为诵读，于义亦通。’这是孔颖达的浅见。”白寿彝先生所推崇的“抽绎”是一种深读、精读，要能概括出所读书的要义，抽出精华并演绎发挥、举一反三；他批评为“浅见”的“诵读”，包括了一般的浏览、泛读、诵读。两种方法不可偏废，都是学习的必要途径。

“读书”首先面临的是选书、择书，选择自己所读之书。中外书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现在光中国大陆每年的新出版物多达20万种，一个读者只能从古今中外的大量图书中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精华的书来读。学者们对选书、择书是很重视的。如如何选读古代文献，梁启超拟定过《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胡适提出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钱穆提出《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这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要读的书，可以通过分类进行选择。梁启超把读书分成精熟类和涉览类，前者可以培养读书心细的习惯，后者可以培养读书眼快的习惯，他提出的“国学入门书要目”也具体区分了包括“随意涉猎类”在内的五类。鲁迅先生把读书分三种：职业的读书，嗜好的读书，消闲的读书。职业的读书是为了升学和本职工作的需要而读书；嗜好的读书是为了满足兴趣的需要而自愿地读书；消闲的读书即随便翻翻，作为消

在择好了书之后，如何去读？这就涉及到“读法”、“读书法”。中外名家们的读书方法各有千秋、各具特色。苏轼借《孙子兵法》“八面受敌”的术语比喻读书，认为读书如用兵，如果问题很多，就要各个击破，逐一读懂读透。鲁迅主张精读，也强调博览群书，他在《读书杂谈》一文中说过：“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科的，偏看看理科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谈了他对读书方法的有关认识，他觉得若问读书方法：第一，要做“抄录或笔记”，“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第二，“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浏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诸经、诸子、四史、通鉴等书，宜入精读之部，每日指定某时刻读他，读时一字不放过，读完一部才读别部，想抄录的随读随抄；另外指出一时刻，随意涉览，觉得有趣，注意细看，觉得无趣，便翻次页，遇有想抄录的，也俟读完再抄，当时勿窒其机。”第三，有些书要熟读成诵，“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种类：一种类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种类是有益身心的格言”。

他还总结出了“三步读书法”，即鸟瞰、解剖、会通。鸟瞰即粗略了解大概，明确重点；解剖即将各部分仔细钻研，重要处仔细解剖，疑难处仔细研究，有所得则记忆之；会通即上下左右贯通，将全书全面彻底了解而后已。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谈到：“读史的方式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鸟瞰式，一种是解剖式。”他对这两种方式同样重视：“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得良好的途径。二者不可偏废。”

他对子女的读书作了具体、细致的指导，有时还直接推荐、寄去他希望孩子看的书。他希望孩子精读与涉猎结合，因为“单有常识，没有专长，不能深入显出；单有专长，常识不足，不能触类旁通”，“专精同涉猎，两不可少”。他劝孩子们读书要广博一些，要看一些常识性的、人文艺术类的书；又建议他们有的书要精读，如要求思成“熟诵”《四书》，“必须能背诵”，要求思成“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要求孩子在专业上要专精一些。

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演讲，学期终整理稿件，结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凡十万言，1922年初版，后多次再版。

做学问总要“猛火熬”、“慢火炖”　从学术的角度，读书的目的在于治学，在于在广泛涉猎与精研专业书籍的基础上进行知识创新。因此，梁启超不仅重视对孩子们进行读书方法的指导，还非常重视对他们进行治学方法的引领。他给孩子们谈到了做学问中常常要遇到的几种关系：

一是专精与广博的关系。他担心思成“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建议其注意博览，建议其“多学些常识”。后来，他又强调治学要注意专精，指出专精是通向广博的起点与条件。他说：“我们要做博的工夫，只能选择一两件专业为自己性情最近者做去，从极狭的范围内生出极博来，否则，件件要博，便连一件也博不成，这便是‘好一则博’的道理……资料越发丰富，则驾驭资料越发繁难，总先求得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才不至‘博而寡要’，这便是‘以浅持博’的道理。”

二是规矩与求巧的关系。梁启超在家书中和思成谈到过“规矩”与“求巧”的问题，指出“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规矩是求巧的一种工具，在学校学足了“应学的规矩”，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后，就有了“求巧”的空间，有了“自由发掘自己性灵的余地”，“习熟规矩之后，乃愈益其巧耳”。他在《中学以上作为教学法》里也谈到：“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得来的。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我不敢说，懂了规矩之后便会巧；然而敢说懂了规矩之后，便有巧的可能性。又敢说不懂规矩的人，绝对不会巧；无规矩的，绝对不算巧。”在梁启超看来，“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学校所教所学不外乎此；“求巧”只能靠天赋，但如不懂“规矩”，“求巧”就会湮灭，而“习熟规矩”，“便有了的可能性”。因此，在学校学习“规矩”是必须的，“求巧”则有待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三是课堂与课外、学问与生活的关系，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启超在家书中谈到了“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还要求孩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鼓励从实际生活中求学问。他在《中学以上作为教学法》里则说：“学问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纸的学问，一类为事的学问。所谓纸的学问者，指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做事之学问也。”“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是纸，我仍是我，社会仍是社会，无益处也。”他认为求知的目的有二：“一是求智，二是致用。二者缺一不可，即所谓‘知行合一’，二者兼备方称得上学问。”

四是“猛火熬”和“慢火炖”的关系。他认为做学问把根基打得越深越好，求学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蹉跌者”，学问不必求猛进，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缓则缓。他要求思顺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不要急于求成，“求学亦不许太急，每来福不可达十时”。他和思成这样说：“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他和思庄也说：“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自得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治学需要猛攻、强攻，也需要积累，需要稳扎稳打、甘于奉献、久久为功。

遣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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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梁启超家教案例的现代启示

1.健康是基础，做人最重要

梁启超家教思想的最核心理念是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做人，他把培养有健康体魄、智仁勇兼备的下一代作为教育的核心目标。梁启超在书信中固然也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但他关注最多的是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他的目标是要让孩子成为身体健康、心智健全的正常的人。他在书信中频频问及与提及思顺、思成、思庄的身体情况和“老白鼻”思礼的病情，频频劝告思庄不必为“立进大学”、为英语成绩不及格、为学习成绩排名不靠前（三十七人考到第十六）而焦急，频频操心思成是否因与徽因的情感与家里的不幸而忧伤憔悴、思庄性格是否有些孤寂、思忠“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过来，就会抵不住”。他没有对子女们有太多苛求，“你们弟兄姊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他告诫子女，“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总会对社会有多少贡献，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首先是让孩子成为健康健全的正常人，这应成为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教育宗旨。但现实中，学校教育中梁启超当年所批评的“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智育”情况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说更为严重。家庭教育中，也有的家长只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对其他方面关心不够。正如梁思礼围绕“父亲思想”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谈：“年轻的父母望子成龙，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目前学校、家庭教育存在着问题，把小孩变成了考试的机器，考试变成了成才的‘独木桥’，好像只有考上了重点大学，才会有前途。从前中学教育，老师们除了教授功课外，还教育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合格的人，怎样做一个崇高的人。现在往往有很多人考试很好，成为高考状元，但其他能力很差。由于学校只追求升学率，使得一些望子成龙的家长强迫子女读书，要求子女从重点中学到重点大学，忽视了培养子女做人的道理，因此学校也应该重视素质教育。”

看来，教育还是要回归它的本质，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教育“为的是学做人”。素质教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教育。

2.男孩女孩都用“爱”来养

梁启超家教的突出特点是注重亲情，充满人情味。他十分强调情感教育，指出“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以“爱”来陶养孩子，给子女以浓浓爱意，让子女沐浴在父爱与家庭的亲情之中，是梁启超成就中国第一精英家庭的最重要秘诀所在。

中国有句古话叫“穷养男，富养女”。许多家长视其为养儿育女的“金科玉律”。从来富贵多淑女，自古纨绔少伟男。父母在培养孩子时注意子女的性别差异、心理差异，并根据性别差异选择不同的教育方式，体现了多元化思维，有一定道理。对男孩的培养更注意意志、精神的磨练、磨砺，对女孩的培养更注意气质、品味的涵养、熏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男女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毕竟是有区别的。

不过，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更多地体现了男女平等对待的思想，不仅不重男轻女，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言还要偏爱女孩一些。他对男孩、女孩都尽可能地创造接受优质教育的条件，男孩思成、思永、思忠去海外学习，女孩思庄也去了海外留学。同时与思顺、思成、思庄等都提醒过要保重身体，不必过于节俭。他对儿女的要求是一样的严格，他跟思成说过“省钱”、“撙节着用”、“小挫折正是磨练德性之好机会”一类的话，和思顺也有守寒士家风、“处忧患是人生幸事”之类似的告诫。所以，他对男孩女孩是都富养——尽可能接受优质教育，尽量多走走多看看，尽量多见世面；又都穷养——都要求其守寒士家风，要求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路自己走。他和思成说了“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音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也和思庄说了“料理自己本身各事等，自己要拿主意，不要依赖人”。在父亲的教育下，九个子女都自强自立，如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后记中所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奋斗史，但每个人都是成功者。”“父亲的‘光环’并没有保护他们，他们经历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但他们都能经受住了种种考验，笑对人生，这就是梁启超对儿女们的珍传。”

梁启超给思顺、思庄的家书

都富养，也都穷养，也就是梁启超在给思忠所说的“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男孩女孩都用爱来养，深爱每一个孩子，但都不溺爱，这就是梁启超对待儿女的态度。他的家书“笔锋常带感情”，诸如“我很后悔，不该和你说那一大套话，只怕把我的小宝贝急坏了，不知哭了几场”、“怎么啦，吓着没有”、“我又想起你来了，说不写信又写了”之类饱含亲情的话，亲切、温馨、幽默，在其书信中随处可见，把一个知冷知热、体贴入微的“慈父”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的家庭多是独生子女，也就不存在重男轻女、区别对待之类的问题。作为现在孩子的父亲，也许面临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共性，条件差一些的家庭需要筹措孩子的教育费用，而条件好的家庭则要避免孩子养成奢华习气，杜绝与别人攀比心理，特别是要杜绝如有的“官二代”、“富二代”所表现的“我爸是李刚”之类的张狂。

家庭条件可以有富与穷的区别，但再富不能“溺爱”，再穷也能“挚爱”，都要以“爱”来养孩子，以“爱”来养男孩与女孩。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的全部奥妙就在于爱儿童”，“要善于爱孩子，爱的真谛就是给孩子温暖、关怀、鼓励与帮助，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总之，爱是教育的奥妙与本质所在，爱心是教育成功的基石，但要懂得如何去正确地爱孩子，学校教育是如此，家庭教育也是如此。梁启超的“挚爱”而不“姑息溺爱”，依然是我们今天教育子女的重要原则。

3.要督促，更要量力而行

梁启超家教的又一特点是在发展目标上实在平和，在成长过程中不拔苗助长，给孩子们留足了余地，留足了驰骋想象的时间、自由发挥的空间。因为家长留有余地，因为没有过大的学业压力，儿女们的创造性思维、创新能力可以在科学的世界、思想的天空自由翱翔，可以在创业的天地、事业的舞台显露才华。梁启超当年没有给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没有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只是要求他们“尽自己的能力去做”。思成后来成了院士，但父亲当年的期待是“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思永后来成了院士，但父亲当年的期待是“我所望于思永、思庄者，在将来做我助手”；思礼后来也成了院士，但父亲当年的期待是“家里学自然科学的太少了”、“希望达达以下还有一两个走这条路”。他的孩子也有时成绩不好，但从未埋怨孩子没出息，还说“你们弟兄姊妹个个都争气，我有什么忧虑呢？”

他对孩子的学业有督促，如提醒“汝辈学业切宜勿荒”，要求思成、思永课业之余翻译外国著作，要求思成趁着养伤多读国学经典，还有战乱之时给思达请家教等。但更多的时候，尽可能地舒缓孩子的学业压力、心理压力，如劝思庄“好乖乖，不必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思懿有段时间学习成绩不好，1927年4月19日给思顺的信中说：“司马懿连着两回月考都第一，她都是倒数第一。”梁启超并未简单责怪，他用信任、鼓励在等待孩子的进步。果然，“司马懿半年来进步极速。当初他们的先生将一年功课表定了，来问我，我觉得太重些。她先生说可以，现在做下去，他们兴味越来越浓。大概因为他先生教法既好，又十二分热心，所以把他们引上路了。”

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之下，孩子们反而有了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个个知道自己努力去学、去闯，子女个个成才，还出了三个院士，是很值得借鉴的。

现在在家长的高期望值之下，在学校紧盯升学率的情况之下，在社会炒作高考状元成风的背景之中，在高等学校纷纷定位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氛围里，“大师”似乎越来越成了一种传说。屡被炒作的“高考状元”，后来成大器的其实不多，据2009年5月14日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表明，1977年到2006年的30年全国各省状元全军覆没，没有发现一个在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该报告通过对恢复高考32年来的状元进行调查，状元普遍追求名校和热门专业，轻视了职业规划，导致最后的职业成就低于社会预期。

对孩子的成长目标不要好高骛远，对孩子的成长过程不要拔苗助长，这是“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这一理念的必然要求。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远不是你所有的学生都会成为工程师、医生、科学家和艺术家，可是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假如学校按照重要程度提出一项教育任务的话，那么放在首位的是培养人，培养丈夫、妻子、母亲、父亲，而放在第二位的，才是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或医生。”首先立足于培养有健康体魄、有健全心智，能自立自强的人，这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鼓励孩子们去创新，去创造，去开辟自己的一片天地。

4.要引导，更要尊重个性

梁启超家教的特点还有正确处理引导发展与尊重个性的关系，做到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引导，在正确引导下发展个性。

引导要以尊重个性为前提。育人如同育树，“能顺木之天，以至其性焉尔”。教育要尊重每一个孩子的天性、个性，为孩子自由发展提供空间、搭建舞台。父母要尊重为原则，尽可能理解并认同孩子的行为，恰当而合理地进行调节和指导；要重视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不同条件、不同特点，实行因材施教。梁启超对思成、思庄、思忠自主做出的专业选择，都非常尊重，不像现在的部分家长非要孩子按其意愿来选择发展方向。现在多为独生子女，现在的家长，不像梁启超当年需要细致观察自己九个孩子的不同特点、对孩子进行有的放矢的个性化教育，但要切记不要盲目攀比“别人家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对孩子所提要求要符合自家孩子的个性、志趣与实际情况。

引导要以平等交流为渠道。父母要和孩子做知心朋友，和孩子进行平等交流，要多站在孩子的立场思考问题。不能总是以成人的眼光来看待孩子的认知、来评价孩子的行为，更不能以家长的权威强迫孩子，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梁启超很好地担当了孩子的朋友的角色，他蹲下身子，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一起做游戏；孩子进步时，与他们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孩子失落时，真心聆听他们的烦恼，去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同时向孩子诉说自己的思念、苦恼、郁闷与各种心事。他和孩子们的心灵世界是互为敞开的。

引导要以正面鼓励为导向。尊严是人类灵魂中最应受到尊重、最不能受到伤害的东西。人一生受到的心灵震撼有多种多样，然而最强烈的、最持久的、也最难以让人接受的则是在个人尊严上的伤害。一个从小失去尊严的孩子，长大后很难堂堂正正地做人，很难拥有健全的人格。作为父亲，教育自己的孩子，应当从严，但严格不意味着实行“棍棒”政策，不意味着动辄打骂，还是要以鼓励、褒奖为主，以批评、处罚为辅，即使是给予必要的惩戒也要坚持尊重孩子的人格。梁启超对子女教育褒多于贬，以鼓励为主。当得知思成、思永取得好成绩时，他予以鼓励，致信思顺：“思成、思永学校里都把分数单寄到，成绩好极了，今转寄给你们，我自然要给奖品，你这老姊姊也该给点才好。”当得知思庄英语成绩不理想时，他也去信鼓励宽慰：“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

引导以不过多干预为原则。父母要大胆地放手让孩子去独立做事，以此挖掘孩子们的潜能、天赋，提高孩子们的自我生活能力。

引导要以意育上的自我管理、智育上的好奇心、情育上的爱心为重要内容。引导孩子的自我管理，一是要帮助他们树立人生目标，孩子一旦确立了坚定的人生目标，就会集聚起他身上的正能量，主动求知，积极进取；二是要帮助他们提高自我反省、自我解剖、自我约束、自我调适的心理品质与自主学习、自主创业、独立做事、自立自强的生活生存能力。

兴趣、趣味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一旦对某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便会在兴趣的感召下，积极主动地去学习、探究。作为父母，要善于发现孩子的好奇心，呵护孩子的好奇心，引导孩子的好奇心，用好奇心激发起孩子的求知欲，用好奇心调动起孩子的主动性。梁启超推崇趣味主义，很注意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梁启超还注意引导孩子关心社会，引导孩子关心国家、民族和人民，注意培养他们的爱心。他提醒孩子“常要思报社会之恩”，要“尽自己能力做去”、“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5.重言传，更要重身教

梁启超家教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启示是，在教育子女时重言传，更要重身教。言传和身教都是教育的手段，言传是以言语的形式教育子女，身教是父母把言传的内容亲身加以落实，为儿女作出示范。行胜于文，身教重于言传。古人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说的就是身教重于言传的道理。父母对孩子的最好教育，莫过于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同时，“身教重于言传”又是相对的，有时“身教”有时空、时机、场合等方面的局限性，有时“身教”需要与“言传”结合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因此，应当在“身教重于言传”的前提下，把两种教育方式统一起来，要认识到身教很重要，但不能忽视言传。

梁启超对“言传”与“身教”两种形式都很重视。梁启超的“言传”有两种重要形式：一是给孩子讲故事。梁启超只要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就天南地北地给孩子们讲爱国英雄的故事。一是通过给孩子写信对他们进行教育。梁启超每天的活动安排得很满，但他总是抓紧时间见缝插针给孩子们写封信，有时因太忙了一封信要分几次写，有时想写但实在抽不出时间故而隔得就久了一些，但一直坚持写信。1925年7月10日的信中说：“我像许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但是前几天寄去的相片，每张上都有一首词，也抵得过信了。”1926年10月19日的信中说：“我这几天忙得要命，两个机关正在开办，还有两位外宾，一位日本清浦子爵（前首相，旧熟人），一位瑞典皇太子……天天被王姨唠叨，逼着去睡。现在她又快来捣乱了，只得不写了。”1927年10月11日的信中说：“现在战事正酣畅中，胜负如何，十日后当见分晓，但无论何方胜，前途都不会有光明，奈何奈何！要说的话很多，严守医生之训，分做两三次写罢。”12月12日的信中说：“晚饭后打完了‘三人六圈’的麻将，时候尚很早，抽空写这封信，尚有许多话要说，被王姨干涉，改天再写罢。”他给孩子写了400多封书信，其中给思顺的信就有344封之多。书信中有对尊长礼仪的提醒，如要求“欲行时汝必须挈诸弟往游存处辞行”；有对人生道理的告诫，如指出“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有对治学方法的指导，如指出“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等等。梁启超的谆谆教诲，深深印在孩子们的脑海里。

梁启超更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儿女们树立了榜样。他在通过“言传”对孩子进行教育的同时，时时注意以自身的行为为孩子们做出榜样。他说：“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他要求子女爱国，首先自己做到了，他的爱国之心一生从未动摇过，其探索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与行动从未停止过；他要求子女把挫折当作磨砺的机会，首先自己做到了，他的进取之心从未改变过，其“新民梦”、“强国梦”一直没有放弃过，做到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要求子女“学业切宜勿荒”，首先自己做到了，他一生勤于思考、勤于著述，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1400万字的论著，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父母无须不厌其烦地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而是要从自身做起，以行动为孩子树立榜样。如果你自己终日无所事事，却要求孩子树立远大理想；如果你自己一天到晚看电视，却告诉孩子要好好学习；如果你自己整日忙聊天、“偷菜”，却告诫孩子要少上网、要戒“网瘾”；如果你自己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却提醒孩子要诚实守信，那一定是没有说服力、也不会产生好的效果的。

6.“富爸爸”更当倡导寒门家风

在民国文人中，梁启超的收入是比较高的。当时一般职员或工人的月收入是8元左右，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收入就是这个数。当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蒋梦麟等人的月薪为280银圆，胡适在1917年寄给母亲的信中提到“适之薪金已定每月260圆”，10月25日的信中又提到“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民国初年，梁启超自称“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创办《庸言报》发行2万份收入可在5万多银元。梁启超于1925年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月收入是400元，此外，他还有多项兼职，收入也还有稿费等其他渠道。因此，至少在文人圈里，梁启超是个“富爸爸”，而且，绝对会是排在“作家富豪榜”前列的。但就是这么一个“富爸爸”，却总是教育子女要保持寒门家风。这对当下那些“富二代”的爸爸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论财富，梁启超不是大富豪，难以与那些超级财富精英比阔，但论家庭综合实力，则可说是遥遥领先的。在政界，他曾经是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也担任过部级高官；在学界，他绝对是大师级、泰斗级的学界领袖；论财力，他的收入在当时的绝大多数国人看来也是天文数字。他把优质的政治资源、学术资源与财力资源集于一身，却常和孩子讲“生活太安逸，易消磨意志”“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你和希哲（梁思顺的丈夫）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他对孩子的要求不是“做大官，发大财，出人头地”，而是“做大事，做实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梁家子女个个务实、低调，一个个都在埋头做事，没有一个以名门之后自居而骄横张狂的。梁家子女的出色成就印证了时下流行的那句话：低调，才是最牛的炫耀！

梁氏家族守住寒士家风，使家族文脉延续已过百年，这对希望打破“富不过三代”魔咒的财富精英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教材。那些“富一代”的大款们，当年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凭着艰苦奋斗的打拼，使自己从穷苦变得富有。他们中的很多人对自己的下一代也就是“富二代”比较放任，觉得“自己吃的苦就不要让他们再吃了”，其结果使比例不在少数的“富二代”成了纨绔子弟型，有的还被贴上了“飙车”、“炫富”、“赌博”、“骄横”等符号，这些“少东家们”能否肩负起家族的希望，能否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有识之士是有理由心存疑虑的。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一是家庭条件多已更为优裕，具备“富养”孩子的条件；二是现在的孩子又多是独生子女，如掌上明珠，也需要从梁启超倡导寒士家风中获得启迪，要让孩子摆脱安逸感、优越感，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艰苦创业的作风和经受挫折的抗压能力。

不妨以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曾经引用过的一首西方流行歌曲的歌词（梁启超《新民说》中为英文原文，由崔志海、葛夫平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结尾：

不要回头，孩子，

当你在途中；

时间足够了，孩子，

在将来的某一天。

虽然道路漫长，孩子，满怀希望去面对。

不要停下来往后看，

当你向山上攀登。

首先要相信自己，孩子，

然后勇气就会倍增；

背起你的行囊，继续步行、跋涉。

当你接近险峰，孩子，

从崎岖的小道；

不要以为你的使命已完，不断攀登、爬行。

胜利就在顶峰，孩子，

等在那里；

直到勇敢而坚强的孩子，到达山顶。

参考文献

1.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梁启超：《梁启超家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3.梁启超著：《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

4.穆卓编：《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5.梁思礼口述，吴荔明、梁忆冰整理：《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梁思礼院士自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

7.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

8.解玺璋：《梁启超传》，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

11.李喜所：《走进梁启超的家庭生活》，《天津日报》2007年7月9日。

12.丁晓春：《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东北大学校友总会网。

14.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

13.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

15.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法律出版社2010年。

16.谭月韶、冯瑶君：《梁思永：病榻上的考古斗士》，《江门日报》2012年6月29日。

17.冯瑶君、谭月韶：《导弹发射时我们都将生死置之度外》，《江门日报》2012年5月25日。

18.杨慧峰：《梁思礼：可上九天揽月》，《光明日报》2012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