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过得怎么样

〔美〕索尔·贝娄 著

郭建中等 译

浙版数媒

版权信息

今天过得怎么样

〔美〕索尔·贝娄 著 郭建中等 译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7

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TCFP-N00009897-20170411

制作：高坤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BookDNA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电子书出版机构，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如您发现本书内容错讹，敬请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7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2

ISBN：9787533937126

目　录

1. 堂表亲戚们

2. 泽特兰：人格见证

3. 今天过得怎么样

4. 编后记

堂表亲戚们

就在坦基·梅茨格即将被判刑前，我在被人诱逼和扭住手臂的情况下给联邦法院艾勒法官写了一封信，原因是他家人对他的案子牵肠挂肚。我与坦基是表兄弟，他姐姐尤妮斯·卡尔格得知我熟悉艾勒，逼我出面求情。我与艾勒多年前就相识。当时他是法律专业的学生，我在七频道主持一个电视节目，辩论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后来，我主持了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宴会，我与艾勒身穿宴会服，相互握手微笑的照片随后出现在几家报纸上。

当坦基的上诉被驳回（本该如此），尤妮斯给我打了电话。她开口就热情洋溢地大叫一声，惊得我浑身颤抖。她在平静之后说，我必须施加我的影响，“很多人说你跟法官是朋友。”

“法官不是那样……”我制止道，“有些法官可能是，可是艾勒不是。”

尤妮斯逼得更紧，“求求你，艾扎，别把我推开。坦基会被判高达十五年的刑。我说不清整个的情况。至于说他的同伙，我是说……”我完全明白她想说什么。她在说他那群罪犯同伙。坦基如果不想让他们密令动手了结他，必须保持沉默。

我说：“我多少明白了。”

“你不同情他？”

“那怎么可能？”

“你与大伙儿生活得不同，艾扎，可是我常常说，你非常爱梅茨格家的人。”

“说得对。”

“而且过去的日子里，你很爱我们的爸爸和妈妈。”

“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她又失去控制。她为何抽泣得如此厉害，任何专家，甚至明察秋毫的专家都难说出所以然。她不是因为脆弱，这个我敢肯定。尤妮斯不是易碎的碗碟。她像她已故的母亲，坚强、不屈，有毅力。她可敬的母亲直率、头脑简单，很原始。

说“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是个错误，因为尤妮斯把自己看作她母亲的代表，她如此哭泣，部分是代沙娜哭。我宁静的办公室电话里从没有传出过这样的声音。儿子是重罪犯，对沙娜是奇耻大辱。老太太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伤害！这个仍不承认母亲已去世的尤妮斯，只知道自己痛哭，而这原本应由她母亲承受。

“别忘了我妈妈特别宠你，艾扎。她说你是天才。”

“她是这么说过。家里人的看法而已，世人没这么看。”

尤妮斯为拉斐尔（坦基的真名）求情，可坦基并不把他的姐姐放在眼里。

“你们——你们两人——保持联系吗？”

“他不回信，也一直不回电话。艾扎！我要他明白，我很关心他！”

回首往事，我心情激动，神采飞扬，但闻听此言，顿感情绪低沉，无精打采。尤妮斯为什么会这样说话，真让人难以接受。如今的超级市场及借贷公司的墙上都有“我们很关心您”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她母亲不懂英语，也许也因为尤妮斯孩童时说话结巴，而现在流利了，能像最出色的美国人那样说话了，便很得意。

我不能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给我胡扯”。相反，我不得不安慰她，她有心脏病——夹心蛋糕般脆弱的心脏病。我说：“你放心，他知道你的感情。”

虽然他是个恶棍。

不，我不能一口咬定表弟拉斐尔（坦基）真是恶棍。是她姐姐的喋喋不休逼得我（弄得我快疯了）夸大其词。他与恶棍来往，但市政委员会委员、市政官员、新闻记者、大型建筑公司，以及为慈善机构募捐的人都与恶棍来往——恶棍出手慷慨，而这些恶棍并不是恶贯满盈的。我可以指出更大的恶棍。如果我是但丁，就会详尽地把一切都写出来。

我问尤妮斯为何找我（不用多聪明就能看出，是坦基让她找的）。她说：“你是名人。”

她指的是多年前的事。当时我独创了一个“著名审判”的电视节目，并担任节目主持人。我当时处于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以全班优等生的成绩从法学院毕业。几家主要的律师事务所都邀请我，并给我好的职位，可被我一一拒绝。我觉得自己精力旺盛，充满活力（精力过剩），不能保证在市中心这些声名卓著的事务所里行为不出格。于是，我突发奇想，编了一个电视节目，名叫《法律之庭》，由来自芝加哥、西北、德保尔或约翰·马歇尔的优秀学生，重新审理法律编年史里重大的、臭名昭著的案子。我们挑选学生时侧重于他们的机智，而非学府的知名度。最残忍的辩论者是几位夜校学生。律师显然有机会施展各种能耐，如狡辩、招摇撞骗、厚颜无耻、出其不意、自我陶醉等等。我的作用是挑选娱乐型的参加者（辩护方与原告及其律师）并把他们介绍给观众、掌握进程——定好基调。选案例时，得到了我妻子的帮助（我当时的妻子也是个律师）。她对涉及民权的刑事诉讼案兴趣颇浓。我偏爱个性奇特、性格神秘、解释模棱两可的案件，这种案例可看性不强，可事实证明我拥有导演这些舞台剧的诀窍。节目前，我一向在瓦巴希大街弗里策尔酒店为参加人员设一顿晚宴。自己吃的是老一套——一块大排，半生不熟，倒上一小杯罗克福尔(1)色拉调味酱。甜点是圣代冰淇淋，一边吃圣代，一边吞巧克力，其中夹着不少烟灰。我不是炫耀自己。早年的这种热情和鲁莽后来得到克制，现在已荡然无存，否则我有可能变成“小丑”，用《剧艺报周刊》的话说，一个“滑稽角色”。我很快看到，那些由我引导辩论的聪明的年轻人（主要是那些将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活跃分子，他们早已在寻找顾客，迫切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对我的古怪行为特别欣赏。弗里策尔酒店的晚宴使他们大为放松。在节目过程中，我引导、刺激、放任他们你争我斗，并驾驭他们。结束时，我妻子塞贝尔(2)（我妻子叫伊莎贝尔，因她肤色较深，我就叫她塞贝尔）大声宣读陪审团的裁决和法庭的判决。参加辩论的许多人后来成了大律师，成了显贵。塞贝尔与我离婚后，先后嫁了其中的两个人。她最终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获得了成功，成了名人。

艾勒法官当时是个年轻律师，曾不止一次应邀参加我们的节目。

因此，三十年后，在我亲戚们的心目中，我还是《法律之庭》的主持人和明星，还是媒界的名人。有些东西魔力无穷，永不衰竭。我仿佛是德国的哪个傻瓜或笨蛋，赚了大笔的钱。我现在知道，在尤妮斯心里，我不仅是一个媒体名人，而且是个神秘人物。“离开芝加哥的几年里，你不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干吗，艾扎？”

“没有。我在加利福尼亚待了五年，在兰德公司工作，一个搞特殊研究的智囊团。我在那里搞研究，写报告，进行分析。我这里所供职的这家私人集团公司，为银行做着类似的研究工作……”

我想消除神秘——驱散艾扎·布罗德斯基的神话，但像“研究”及“分析”这样的字眼，在她听来犹如从事间谍工作。

几年前，尤妮斯做了一次大手术，出院时她对我说，偌大个世界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说她丈夫厄尔“感情上不可依靠”（她想说的是他很小气）。她的两个女儿都已离家。一个在和平队(3)，另一个即将从医学院毕业，忙得没工夫看她。我请尤妮斯外出吃饭之前，先在湖滨路我的公寓里喝点酒。她说：“这么多阴森森的老房间，黑乎乎的旧画，一条条叠起来的东方地毯，还有外文书……而只有一个人生活（意思是说，我不必为八元钱的一张煤气账单与配偶吵个天翻地覆），你一定有女友吧——女性朋友？”

她在影射“男人问题”。我生活在这个阴沉、奢华的公寓里，难道它掩盖了我变得怪诞的事实？

不，那也没有。（对尤妮斯来说）只是一个人而已，没有新奇的地方，没什么新奇的。

但是，回到我们的电话谈话，我终于从尤妮斯的嘴里听出，是坦基的律师建议她给我打电话的。她说：“坦基今晚从亚特兰大城飞回来，”——赌博——“想明天吃晚饭时见你。”

“行，说我在门罗街‘意大利村’饭店见他，晚上七点，楼上私人小包房。让他问领班找我。”

坦基1946年退役后，我还没与他真正聊过，而那时交谈还是可能的。约十年前，我们有一次在奥黑尔邂逅。当时我要上飞机，他将乘下一班班机。他当时是联合会的实权人物（这与我近来从报纸上得知的一致）。他在人群中看到我，将我介绍给他同伴。“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著名的表兄，艾扎·布罗德斯基。”他说。与此同时，我脑中出现一个奇怪景象：在悬浮于我们头顶的一个游魂面前，我们俩显得多么滑稽。坦基的身材像职业橄榄球员，使人联想到此人鸿运高照，人到中年，拥有自己的俱乐部。宽宽的脸像玫瑰色迈森(4)瓷品，留着鬈曲的金胡子。他的牙齿又大又方。该用什么词儿恰到好处地描述这时的坦基？肥头大耳，滔滔不绝，维生素充足，有权有势，富贵而傲慢。以取乐的方式展览他的表兄——光头艾扎，眼睛像猩猩，扁平的圆脸，天真的神色更像动物园里的野兽——长手臂，橘红头发。我身上发出的所有信号，都不会引起别人的尊重，与任何有意义的世界性杰作丝毫不沾边。这时，我脑中掠过一件事。这个世纪初，曾有人问毕加索，法国的年轻人在忙些什么，他回答说：“年轻人，在忙我。”可是，我从未表现或代表过任何事物。坦基逗乐式地把我作为知识分子介绍给他的同伴。我不介意被看作聪明人，可坦白说，我为被视为知识分子而感到羞耻。

反过来看坦基。他在那一行里干得很出色。他属于身材魁梧一族，做一件外套需半亩地面积大小的布，吃伊莱酒店的纽约窄牛排，集百万本钱飞到棕榈泉、拉斯韦加斯、百慕大。坦基还在说：“在我们家族里，艾扎是天才。至少是其中之一，我们家有两三个天才。”

我不再是具有光明前程、聪明好学的法学院学生——事实如此。既然我曾经因被视为家族中“希望的玫瑰”而得意过，这么挖苦也是合理的。

我不知道坦基的幕后合伙人是谁，也许是托尼·普罗文扎诺，或者是萨利（巴格斯）·布里古利奥，也许是美国国际工人兄弟会(5)保险集团的多尔夫曼。不会是杰米·霍法，霍法当时在监狱里。否则，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那样，我会认出他。我们认识他这个人，因为战后，我与坦基同受雇于亲戚米尔蒂·里夫金。米尔蒂当时开了一家旅馆，据说霍法也有股份。霍法与他那伙人只要到芝加哥来总住那里。我当时给米尔蒂的儿子哈尔当老师。哈尔极其机敏狡诈，不肯用功读书。由于他迫切想做事，米尔蒂就让他负责旅馆酒吧，那年他才十四岁。有年夏天，他父母觉得让他当经理很有趣，当推销酒的人找到米尔蒂时，他说：“你得找我儿子哈尔。他负责进货。去找那个长得像埃迪·坎托(6)的年轻人。”他们会发现，办公室里是个十四岁的男孩。我在那里督促哈尔，教他独立离格（他是拉丁语学校的学生）的用法规则，同时监督他工作。这是个令其父母骄傲无比的出色小孩。

自然，大部分时间我待在酒吧，因此认识了霍法那帮人。他们几乎都是粗人，只有哈罗德·杰宾斯彬彬有礼，谈吐中，至少与我谈话时，流露出书生气。其他人非常粗野。堂兄米尔蒂想与他们较量，男人对男人，阳刚之气，但他错了。他根本无法在这场自找的挑战中取胜。他也很粗野，原则上接受虚无主义，可是他缺乏压倒一切的领导者意志。他不可能说出恺撒大帝说的话。当警卫接到命令不让恺撒通过时，恺撒说：“与你争辩还不如杀了你更容易。”霍法却正是这样的人。

坦基当时刚退役，米尔蒂雇佣他查出拖欠税款者的财产，这是米尔蒂的副业。驱逐出门是惯用的手段。表弟坦基（拉斐尔）正是通过米尔蒂·里夫金见到了雷德·多尔夫曼。曾经当过拳击手的雷德·多尔夫曼，是霍法与芝加哥犯罪团伙间的中间人。多尔夫曼当时是个体操老师，从他父亲雷德那位老拳击手那里继承了坦基。一大批团伙关系户也是遗产的一部分。

以上这些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我曾想在他们统治的地方引导出所谓的“高尚活动”。渴望“出类拔萃”，这不是一个抽象目标。我并不是从学校小组讨论会上明白这一点的，这是健康、生理和性格的需要，它以无法获得的交感作用为基础。人类对脸面、事迹、身体的沉迷，将我引向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之于我，犹如飞行生物的雷达。我成熟时，才发现自己头脑里的形而上学。而正如我刚说过的，学校教育与此没多大关系。上大学时，我坐高架火车往返学校，在车里要坐数小时。火车轰隆隆地上下跳动着、尖叫着从城南贫民区呼啸而过，我则温习着佩里教授课上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是圣托马斯的内容。

别去管这些思维了。坦基来到“意大利村”，他交了五十万保证金保释在外，等待宣判。他气色不好，根本就没血色。成年累月的野蛮行径使他那张大脸浮肿。凭我业余内科医生的医术，我断定他患有高血压——上压250，下压165。即使不进监狱，他也面临突发心脏病的危险。坦基将他爱德华式的胡子修剪得很整齐，为了精神面貌，且就在这天早上，理发师将他的头发染成金色，这个时候不能露出白发。尽管如此费神，他已不再生气勃勃。坦基不会在乎我的同情。他已打起精神，准备接受惩罚。若我表示点滴怜悯，他会生气。当我说他那边麻烦成堆时，唯有常遇遗憾的人理解我。这些麻烦发出了信号，可我缺少破解信号的密码。

“意大利村”在第一国家银行对面，我的办公室在第一国家银行第五十一层（那些内向弯向上环绕，一直向上）。“意大利村”是城内为数不多设有私人包厢的酒店，它用于供人进行诱骗或欺诈活动。它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用一串串灯泡及旋转灯装扮得像小意大利(7)的圣人白日狂欢节。它也让人联想起靶场以及表现主义的舞台布景。禁令已消失，旧的大环商业中心为幢幢写字楼取代，于是，“意大利村”成了一个体面的地方，音乐界所有明星都熟悉这个地方。来访的著名女歌唱家及伟大的男中音歌唱家唱罢抒情曲，会来这里饱食意大利调味饭。墙上挂有艺术家亲笔签名的照片。不过，这地方仍保留肉食气息：红酱般的血、脚臭味的乳酪饼以及从海泥里聚拢起来的无脊椎动物做成的菜。

很少谈到个人私事。“你在街对面工作？”坦基说。“是的。”如果他问我日子过得怎样，我会说，六点起床打室内网球，促进血液循环，到办公室后，先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以及《巴伦周刊》，看看秘书准备好的一些打印材料以及信息资料，记录重要事件，之后就把一切全置之度外，把上午余下的时间全用于自己的私事。

表弟坦基没有问我日子过得怎样。他提及了我们各自的年龄——我大他十岁——并说我年纪大了，嗓音变得深沉了。不错。我深沉的男中音只在献献小殷勤上增加点魅力。晚宴上给女士让座时，女士可沉浸在深沉的男中音中。或当我安慰尤妮斯时——天晓得她需不需要安慰——我那些语无伦次的低语好像具有稳定情绪的作用。

坦基说：“出于某种原因，你与所有的堂表兄弟保持联系，艾扎。”

我回答的低沉声音模棱两可。我以为不该提及他在联合会的生涯或者提及他最近的审讯，即便是暗示也不应该。

“告诉我，米尔蒂·里夫金出了什么事，艾扎。我退役回来时，他与我断绝了来往。”

“米尔蒂现在生活在阳光地带(8)。他娶了旅馆的总机接线员。”

坦基也许会告诉我一些有关米尔蒂的惊人消息，因为我知道堂兄米尔蒂曾经非常想拉霍法进一步参与旅馆的经营。霍法有钱库，是养老基金会，成亿的钱。米尔蒂很壮实，近乎肥胖，长着一张俊俏的鹰脸，一脸骄傲。不加节制的身体穿着过分华丽，俗不可耐，目光里流露出目空一切和好斗的神情。他很会赚钱，但性情暴躁，发怒时拔拳就打，危险可怕。他经常打架，近乎疯狂。他前妻利比体重达二百五十磅，穿着尖跟鞋在旅馆里颠东颠西，大家常暗称她“不怕死的金发女郎”（她的金发是自己染的）。利比招待客人、记账、管理、威胁、痛骂厨师长、解雇管家、雇佣酒吧招待，无所不能，自己打扮得像个歌舞剧演员。为了能制约米尔蒂（他们与其说是夫妻莫如说是生意伙伴更合适），她减少自己的工作量。米尔蒂好几次向霍法抱怨他的一个伙伴个人账没结清。那个伙伴——一下子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为了停车而在他克莱斯勒的前挡风屏上贴了一张牧师标签——把米尔蒂打倒在大厅地上，又差点将他扼死。这事件引起了罗伯特·福·肯尼迪的注意，他当时出来找到霍法，发传票要堂兄米尔蒂到麦克莱伦委员会去做证。疯子才去做证，与霍法的人作对。听说传票将到时，利比大叫说：“瞧你做了什么？他们会把你剁成肉酱！”

米尔蒂出逃了。他开车到纽约，在伊丽莎白女王街往他的凯迪拉克装东西。他不是独自一人，有总机接线员陪着他。他们是爱尔兰美国大使的座上宾（是通过德克森参议员以及参议员的特别助手朱利叶斯·法尔卡什联络上的）。在美国大使馆逗留期间，米尔蒂买下后来建都柏林新机场的那块地，然而他买错了地。之后，他与他未来的妻子飞到欧洲大陆，乘一架运输机，载着他那辆凯迪拉克。飞行时，他们玩着纵横字谜游戏。在罗马着陆……

我省去这些细节，没有告诉坦基，他可能知道其中不少事。再说，他见多识广，这些事不值一提。谈及霍法或逃避传票就如谈及什么忌讳的事。坦基当然被迫拒绝通常联邦提出的豁免权。接受它是致命的。联邦调查局在威廉斯多尔夫曼案中使用电话窃听以及其他的证据的事公开后，人们对此更能理解了。消息如：“告诉默尔，如果他不以我方条件将他公司的控制股份卖给我们，我们就毁了他。不止他一人，我们也会劈死他妻子，卡死他孩子。而且请你告诉他的律师，我们也会给他、他妻子及孩子同样待遇。”

坦基本人不是杀手。他是多尔夫曼的生意人，是他法律及财务方面的人员。但他曾受命去威胁那些不痛快合作或付款的人。他曾在精美漆面的桌上掐熄雪茄，将人家妻子和孩子的镶框照片砸得粉碎（我想，在某种情况下这个主意不坏）。这涉及到几百万的美元。对无关紧要的事他不会发作。

很自然，谈及霍法会让坦基生气，因为他也许是少数几个知道霍法是如何失踪的人。我自己大量看书读报（出于对一个有牵连的表弟的关心），迫不得已相信，霍法在去底特律进行“和谈”会议的路上，上了一辆车，当即被敲碎了头，很可能被人谋杀在汽车后座上。他的尸体在一台机器里被粉碎，在另一台机器里化为灰烬。

坦基的神情及脸上的浮肿——牵涉命案秘密的水肿——都说明他对这些情况知之甚多。这给他带来危险。他为此得进监狱。有关机构认为，他顽固不化，将对他严加提防。他需要我做的只是给法官写封私信。“尊敬的法官，呈于您的陈述是关于被告拉斐尔·梅茨格的。我家里要求我以法官朋友的身份求情。我充分信任陪审团的出色工作。但是，我努力说服你在审判中给予仁慈。梅茨格的父母是体面的善良人……”也许还会加上，“从他一出生我就认识他”，或者“我参加了他的割礼(9)”。

下面这些方面法庭不会给予注意：他是个大孩子；坐高脚童椅的孩子里没见过有他这般大的；他脸上依然带着出生时的神情，就是那种宁静、可爱的傲慢神情。其情形就如西班牙的谚语所说的：

神形终生永随，

直至进入坟墓。(10)

神赐的，或像大多数人喜欢说的，遗传的特征，即便在腐朽和毁灭时都存在。我们具有相同的遗传特征，只是程度不同。我的骨架窄小，但类似的特征显而易见：脸颊上的皱纹，鼻子末端的转向，最明显的是下唇趋向饱满——嘴巴朝感觉世界做功时的方式。你还可以从老家的——正统教派，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同族人的照片上辨认出以上这些特征。可是，蓄胡男人的颧骨、大头盖骨下的宽额、隐蔽的双眼带着凝滞目光露出吃惊的神情，这些特征从他们后代脸上依然清晰可辨。

两个表兄弟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相互审视着。坦基鄙视我，这不是秘密。怎么可能是秘密？表哥艾扎·布罗德斯基，讲话用词古怪，表达的意思从未真正清楚，动机令人琢磨不透，明显是个怪物。他学弹钢琴，被吹为奇才，在金博尔大厦（欧洲落难音乐大师的诺亚方舟）引起极大轰动。他在康普顿(11)百科全书编辑室工作，编一本杂志，研究语言——希腊语、拉丁语、俄语、西班牙语——而且还研究语言学。

我曾错误地理解美国。对于讲究实际的人来说，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霍法的语言。坦基属于霍法之流——从大半的必要条件看，基本上与肯尼迪之流相似。如果不说真话，就是说假话。如果不心狠手辣，就是心慈手软。而且我们别忘了，头头入狱期间，坦基作为他们的干事，曾经管理过一个大公司，而该公司拥有的房地产比曼哈顿蔡斯银行拥有的还多。

再回过来看艾扎：他没有从事音乐，也没有从事语言学，他对大学的空谈家们失望后，却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出了名。他也没有当律师，那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明星向来不从事具体的事务。他爱上了一个只有八个手指的竖琴手。单相思，结果并不理想，她忠于她的丈夫。艾扎的妻子组织电视节目，精明得出奇，但她也无法使他务正业。事实很明显，艾扎天生不是个愿意合作的人，而且也没有在这方面长进的可能，于是，她满怀踌躇，离开了他。她像堂兄米尔蒂的妻子利比，将自己看作婚姻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方，统治的一方。

坦基想将艾扎这样的人变为什么样的人呢？艾扎并不被动。艾扎确实有人生计划，但他的计划不为他同时代的人所理解。事实上，他似乎没有同代人。他只与活着的人有联系，但这并不是一回事。

我们生存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焦虑不安。没有人——绝没有人——说得准将来怎样。

让坦基感到奇怪而好笑的是，艾扎竟会如此受人尊敬，而且关系很多。这个嗓音低沉的艾扎是个绅士，是许多上层社会俱乐部和协会的成员。坦基的表兄是个绅士！报纸上常登着艾扎的照片，光着头，一脸宁静。他显然赚了不少钱（对于坦基来说，微不足道）。也许他不愿意向联邦法官透露，他是一个重罪犯的表哥。如果坦基这么想，那么他错了。

几年前，艾扎还是个疯狂角色。他的电视节目如“二市”(12)剧，像马克斯兄弟(13)的喜剧保留节目，办得都很红火。

现在艾扎的举止大不相同。今天他文文静静，是个绅士。当绅士需要些什么？过去需要有世袭的土地、高贵的血统与谈吐。在19世纪末，要懂希腊语和拉丁语，而我每种语言都懂一点，说到这些，我可以享有额外的优势，因为我不必成为反闪米特（反犹太主义）者或不必经放弃犹太籍来强化证明我是文明人，但别管这些。

“尊敬的法官，也许有必要听听已审案的真实情况。当法官很少有机会知道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作为梅茨格的表兄，我可以是广义上的‘法院之友’(14)。

“坦基在高脚童椅里时我就认识他。坦基这个名字是他在舒尔茨高级橄榄球队时叫出来的。他母亲叫他礼福儿，还叫他福儿亚、福儿卡。她是村妇，生他时还没有佩尔地区(15)。一个巨婴，用带子捆扎着，挣扎着想摆脱带子。声音洪亮，肤色清晰。与其他婴儿一样，他一定也吃宝宝乐或米粉，但姨妈沙娜还给他吃更稠的东西。她在厨房里烧像牛蹄冻这样的天然菜肴，我还记得给他吃过炖肺。肺吃起来像海绵，别有滋味，很耐嚼，有很多软骨。他家住在霍因街的一幢砖头平房里，有个白色和罗马甜瓜色相间的宽条遮篷。姨妈沙娜是个铁腕女人，将家治理得像有几百年的历史似的。她人宽大，像个鼓风炉，说话惯用惊叹语气。先用意第绪语说：‘听着！听着！听着！’然后告诉你她的想法。也许像她这种类型的人在美国已没有了。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喜欢对方，我去梅茨格家是因为我在那里觉得自在，同时也为感受原始家庭生活。

“沙娜的姑姑是我的外婆。在仅有的十多个能通篇背诵巴比伦《塔木德经》(16)（或者是耶路撒冷《塔木德经》？我对这很无知）的人中，我祖父是其中之一。我一生都在问：‘为何要通篇背诵？’但人们就这么做。

“梅茨格的父亲在大环商业区的波士顿商店卖男子服饰用品。他过去在奥匈帝国学过裁缝，也学过男子服装设计。他有很多手艺，穿着一向讲究，身材矮胖，秃顶，只在额上有一缕头发，梳向右边。有人秃头不易让人注意，可他却很明显。紧张时，秃顶鼓起一个个疙瘩，直到他平静下来才恢复原貌。他少言寡语，遇事咧嘴笑笑，如果说有什么好脾气的天然分界线的话，这条分界线就在他脸上。他长着坦率简洁的牙齿，空隙很大。还有呢？他苛求尊重，不容任何人任意践踏他的温良恭敬。脾气上来时，他会气得说不出话来，头皮下冒出大块的疙瘩，但这种情况不多见。他有眼皮跳的毛病。同时，他也会说些无伤大雅的意第绪脏话，表示对孩子的喜爱——这是信任你的标志。如果年龄相当，你们会成朋友。

“尊敬的法官，若你看重被告家庭背景，还有一件事。他父亲，即我姨夫梅茨格，喜欢晚上外出溜达，他经常来与我父亲和后母玩牌。冬天他们一起喝茶，吃罐头草莓；夏天，他们派我到店里去买三色冰砖——香草、巧克力以及草莓，买时称‘分层花色冰砖’。他们玩一种赌注小的扑克，经常玩到半夜三更。”

“我知道你是杰拉尔德·艾勒的朋友。”坦基说。

“熟人……”

“去过他家吗？”

“大约二十年前。但现在那幢房子没了，他妻子也没了。过去我常与他在聚会上见面，现在那些办聚会的人都已仙逝。圈内人近半数入了土。”

按惯例，我借一切机会表达我对生命的感受，提供太多的信息，其中有的对询问者是无用的。我父亲先前也有这个让人气恼的习惯。坦基不关心谁进了坟墓。

“你是在艾勒当法官前认识他的？”

“比这还早……”

“那么，你也许最合适给他写信谈我的事。”

奉献一个小时的伏案工作，我也许可免去坦基多年的监禁。为了往日，为了我喜爱的他的父母，何乐而不为呢？若我要继续保留以往的美好记忆，我必须这么做。如果让沙娜的儿子失望，我的纪念品会发臭。这样做是出于道义还是感情，我没有选择决定的余地。

我也许会给艾勒写信，炫耀我莫名其妙拥有的影响力。坦基如何解释我的动机令人好奇。在他看来，我似乎是个笨蛋，而这个笨蛋想让人有理由相信，他的信对艾勒这样经验丰富的联邦法官居然会有很大影响？或证明我的生活是正确的？他永远不会向我承认他的想法。但是，面临刑期长的判决，他没情绪研究生活中的奇怪现象。他病了，万分沮丧。

“街对面的第一国家银行相当不错。”

下面广场上有一幅价值连城的夏加尔(17)的巨幅镶嵌画，主题为美国人之魂。我常怀疑年迈的夏加尔是否有足够的体力读这幅巨画。他漂浮感太强，太奇思怪想了。

我解释说：“我所在的小组就外国贷款向银行家提供咨询服务。我们的专业是国际法——政治经济学之类的。”

坦基说：“尤妮斯很为你骄傲。她寄给我各种有关你的剪辑材料：有你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发言、与州长坐同一包厢观看歌剧、安瓦尔·萨达特(18)夫人获荣誉学位时你作陪、与政治家们打室内网球。”

表兄艾扎深奥的爱好使他能接触显贵人物——艺术赞助人、政治家、上流社会的名流淑女、独裁者们的寡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坦基痛恨政治家。他对政治家的了解远胜我。认识真正的头面人物；与核心人物做过交易，与他们保持现金周转关系。他能说出谁从谁那儿收钱，哪一帮拥有什么，谁供养学校、公共住房、县监狱及其他机构，谁从公共住房里榨取好处，谁给予特许并私下签订交易。除非你长期是圈内人，否则你不可能发现歹徒及核心人物的秘密联系。这些人偶尔也会暴露。最近曾有两个职业杀手试图将一日本毒贩杀死在他车里。此人名叫江渡东京让卫。他头部中了三弹，然而，连弹道学专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颗子弹也没有射穿他的头盖骨。既然到了这个分上，东京让卫没什么可害怕的了，说出了两个杀手的名字，其中一个居然是领取县治安官津贴的代理人。难道其他市、县的领津贴者也在暗地里买吗啡？没人提出进行调查。表弟坦基大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在被告席上嘲讽地看了我一眼。但即使这一眼也苍白无力。面临囚室的阴暗，他不舒服。家族里也曾有人犯过错，但没有严重到进监狱。他不想与我讨论这些。他想的是利用一下我可能有的影响力。值得一试。又一件棘手的事。至于我同意求情的动机，无须费神查考。多愁善感。蠢举怪事。虚荣。

“行，拉斐尔，我给法官写封信试试。”

我这么做是为姨夫梅茨格的眼皮跳，为了三色冰淇淋，为姨妈沙娜疯长的红头发，为她太阳穴及额中央搏动的筋脉，为她拖地时以及在地上一页页地铺《先驱论坛报》时光着脚向前移动的力量，同时也是为表妹尤妮斯的结巴，为治结巴而上过的演讲课，为她给着迷的家人背诵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19)的诗以及她勇敢面对《霜降南瓜》(20)的难度，为发好“a——a——a——a”所显示出的决心。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参加过坦基的割礼，听到过他的哭声，是因为他笨重的身体现在锁在失败的迷雾中。胡子上的小卷不见了。他面露曾与死神进行小打小闹过的神色，眼下的脸颊严重损伤。但是，若他以为我多愁善感，而他是虚无主义者，那么他错了。我自己见过罪恶，见过旧生存枷锁的腐朽，见过人类躯体遭受的痛苦，凡此种种，我都冲动地要亲自经历体验一番。

我之所以写信，是因为堂表兄弟在我记忆中占着独特的位置。

“尊敬的法官，拉斐尔·梅茨格的父母是勤劳、遵纪守法的人，他们连违反交通规则的记录都没有。五十多年前，布罗德斯基家初到芝加哥时，是梅茨格家收留他们住了几个星期。我们睡在地上，当时身无分文的移民都这样。梅茨格太太给我们衣服、食物，让我们洗澡。这一切发生在被告出生前。不可否认，拉斐尔·梅茨格性格残忍，但他没有犯枪杀暴力罪，而且，鉴于他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也许他还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预审时，医生已证明他患有肺气肿和高血压。若他必须在恶劣的监狱里服刑，他的健康可能会被无可挽回地毁掉。”

最后的话是胡扯。良好的联邦监狱犹如疗养院。我听到不止一个以往的囚犯说过：“监狱使我焕然一新。他们治好了我的疝气，给我的白内障动了手术，给我换假牙，给我安助听器。要是靠我自己，永远付不起这些钱。”

艾勒这样的法官收到的求情信件不少，它们成千上万出自市民领袖、国会议员之手，更有目标明确的其他联邦法官。这些信都用低劣的语言大谈高尚的道德——为遇上麻烦而又关系密切的某个人，或政界伙伴，或老朋友写的满纸好话的贿赂信。让艾勒法官自己在字里行间去琢磨。

我还是有作用的。坦基判了很短的刑期。艾勒当然知道坦基的行为是受他上司指使的。即使有酬金也不会很多。也许钱少不烫手，但他绝不会像他的一些头头那样，拥有四幢房子。我也明白，法官知道当时正在进行秘密调查，知道大陪审团正在起草起诉书。政府要捕捉更大的猎物。艾勒不会跟我谈这些事。我们见面谈的是音乐和网球，有时谈谈外贸生意。我们聊聊大学的事。艾勒清楚，重判将危及坦基的生命。他会被怀疑为早日出狱而出卖情报。大家一致认为，坦基的资助人多尔夫曼就在被控与内华达贿赂案有牵连后，于去年被杀。原因是一旦他被判终身监禁，他可能会愿意与当局达成某种交易。多尔夫曼去年冬天头部中两弹身亡，地点是停车场。杀手技术高超，未留痕迹。摄像机对着血迹斑斑的弹口拍了许多特写镜头。没人去将伤口的血洗净，我心想，耗子们半夜会出来舔食它。多尔夫曼想到了死，没有做任何防范。没有雇佣保镖。保镖与杀手进行混战的结果可能要他的家人给予赔偿。因此，他等待不可避免的枪杀，默默地承受濒临死亡的情感折磨。

有句话概括人们如何看待芝加哥的这种事情，这种全都赞同的生活，即贱买贵卖，这是交易的灵魂。按杰出哲学家的理论，政治和民主的稳定建立在欺诈和诡计的基础之上。目前，欺诈的圆滑性为自身安排豁免权。高层执法者、处于权力核心的律师、致命法网的铺设者等，他们绝不会被碎尸、焚毁，他们绝不会有脑门血洒停车场的结局。因此，芝加哥人对冒生命危险明目张胆犯罪而拥有四幢别墅的歹徒，反而怀着一份敬意。我们用是否害怕死亡来判断中产阶级的本质。芝加哥公众审视它对此事的态度却没这么仔细，但你已知道：歹徒的大头目在灵魂深处都准备死亡。他必须如此。以这种基本方法作为提醒：正义一定形式上还是存在的。普通百姓应有所感激（我顿时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愤怒；不说了）。

我必须陈述这样一件事。在审判前，有人给我送来一箱拉斐特

罗思柴尔德，让我很难堪。当时我还没寄出给法官的信。作为律师（不积极参与的），我对此不当行为感到不安。神不知鬼不觉。齐默门公司的车子给我送来十二瓶美酒，但这酒玷污良心，不能喝。我将酒送给了女房东，作为晚宴礼物。坦基至少懂得什么是好酒。

在“意大利村”我要丁诺泽尔，一种高雅的意大利红酒，坦基几乎没有尝。他不让自己喝醉，这太糟了，否则我也许可以让他当一回我堂表兄弟中让人感到愉快的知己（在我俩的历史上没有过这样的事）。我本人也与大笔放贷有牵连。坦基做的是数百万的大生意。作为撰写简要文件的一员，我参与了向墨西哥、巴西、波兰以及其他一些困难国家放贷数十亿的事。就在那一天，一个西非国家的代表到我办公室，讨论他国家面临的硬通货困难，尤其是限制进口欧洲高档产品，特别是执法阶层使用的德国和意大利进口车（他们周末开着车，带着夫人孩子去观看当众处决——一周里最让人快活的事。那代表用一口迷人的巴黎大学校园英语告诉我）。

但坦基绝不会将他们的秘密告诉我。我绝不可能打开两个都做大钱生意的犹太表兄弟间各怀鬼胎的交谈话匣。

无论这个隐蔽的、参与秘密活动的人走到哪里，沉默都跟到哪里。万丈深渊的沉默，使得像我这样的男中音再次开口说话时，会产生巨大的回音。

应该说，最吸引我的不是坐办公室，而是不同的爱好和激情。我正要谈这个。

由于表现出色，坦基减了刑期，他只需在阳光地带一家体面监狱里再服八个月的刑。他是受过培训的会计，可指望派他干些轻活，最有可能是摆弄电脑。你会以为他会感到满足。没有，他既不安分，又很迫切。他显然觉得，艾勒可能听到他表兄艾扎的低声咕哝就会心慈手软。假如我对芝加哥人的思维方式略有所知，我想，坦基甚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艾扎对法官“很有办法”。

不管怎样，表妹尤妮斯又打电话来：“我必须见你。”若是为她自己，她的话应这么说：“我想见你。”于是我知道又是坦基。现在又要什么？

我知道不能拒绝。我入了圈套。还在柯立芝当总统时，布罗德斯基一家就在姨妈沙娜家的地板上睡过觉。我们挨饿时，她喂我们。基督以及先知的教导永远留在某些人的血液里。

注意，我完全同意黑格尔的说法（ 1806年在耶拿上课时），一直延续至今的全部观念——“世界的枷锁”——正在像梦中的幻觉一样自行消亡、崩溃。一种新的精神正在——或不得不——诞生。或如另一位思想家和幻想家所说，人类长久以来为一种听不到的音乐支撑，它使人类流动、延续，和谐一致，但是这种和谐的音乐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粗野的音乐。一种迥然不同的自然力已经开始展现出来，虽然其形式还没有明确。

还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传播音乐的宇宙乐队突然取消表演。那么，我们堂表兄弟们互相的关系又将是如何的呢？我把自己与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有自己的兄弟，一个是外交官，我从未谋面过，另一个在特古西加尔巴(21)经营一个出租车车队，早将芝加哥彻底遗忘。可以说，我被封闭在一个历史的小港湾，无法远航，甚至无法从犹太堂表兄弟的束缚中解脱自己。看来世界枷锁的消亡对犹太人的影响完全不同。一直延续至今的全部观念——这一世界枷锁……

坦基与这枷锁有何关系？成年在地狱生活，瞧不起自己的姐姐，视表哥艾扎为怪物。我们面前的生活是大家认同的生活，但表哥艾扎不认同。他为什么要固执己见？他以为自己是哪半球人？如果他按兵不动，不去满足周围的达官显贵，他从何满足自己的天性？

是的，我们在“意大利村”见面，喝诺泽尔。“意大利村”有三层，三个餐厅，我分别将它们起名为地狱、炼狱及天堂(22)，我们在天堂厅吃柠檬小牛肉。坦基因需要找到艾扎。犹太人的亲族观念——特殊现象，是犹太人自身一直都在抛弃的文物，但目前的时代却阻止了他们。显然，崩溃的世界压在了他们身上，抛弃无法继续。

好，我现在带着尤妮斯来到第一国家银行大厦的顶楼用午餐。现实奇特世界的一个纪念碑。（现实世界还有多奇特？）我给她指点景色，在我们下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那家“意大利村”酒店，窄窄的一条汉塞尔格雷特尔(23)时代的旧建筑。它的一边是施乐集团新总部绿色的富丽堂皇的大厦，另一边是贝尔储蓄公司的大楼，它被挤在中间。

我痛苦地意识到，尤妮斯做过癌症手术，我知道她衬衣下有一痛苦的红色刀疤。上次见面时她告诉我腋下很疼，害怕再次复发。顺便说一下，她掌握医学术语的能力很惊人，而且你绝不会忘记她对行为科学颇有研究。为抵消那些旧情感和同情心，我自卫地思索着梅茨格家人不好的地方。首先是坦基的粗鲁。其次，老梅茨格在经营波士顿商店时，只要有一小时的空闲，他就会频频光顾粗俗低级的歌舞表演，我逃学时能在色情的低级场所见到他，但那不是大罪过。说是罪过，其实令人同情。那是他活力的体现方式，是人为的复苏。一个性敏感的男人在低矮的平房里履行了夫妻职责后，也许会感到自己生殖器疼痛。姨妈沙娜可亲可爱，但她决非淫猥多情的女人。但是，在庸俗的芝加哥，南州大街除庸俗的低级趣味外不再有别的特色。在高雅的东方，即便在圣城，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更为糜烂庸俗的东西。

接着，我竭力寻找姨妈沙娜可被指责的地方，如何否定她。在暮年时，她拥有了一幢大公寓楼，却又为省车费在谢里顿路上搭车。有位亲戚说，为留给尤妮斯更多的钱，她宁愿挨饿。人们还说，尤妮斯需要她的每一分钱，因为她当公园雇员的丈夫厄尔，每周刚发工资就存上，封在他个人的账户里不动，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尤妮斯只好全部用自己的钱供孩子求学。她是教育委员会的心理学家，职业是心理测试（坦基或许会说成，她的扯淡）。

在第一国家银行的顶部，我与尤妮斯在我们订的桌旁坐下，她说了坦基新的要求。迫切为弟弟服务的心情吞噬着她。她是一个类似于她自己母亲的母亲，富有牺牲精神，当姐姐也是一样。坦基过去是五年看望尤妮斯一次，现在频频与她联系。她将他的信息带给我。我像格林童话里的那条大鱼。渔夫将它从网里放走，它答应满足他三个愿望。我们现在面对第二个愿望。鱼在餐厅里聆听。坦基想要什么？再给法官写封信，要求经常进行医疗检查，能常去看专家，饮食要特殊。“他吃的东西让他作呕。”

大鱼这时应该说一声：“留神！”

可是，他却说：“我可以试试。”

他以更低沉的声音开口说话，一种极美的低音，几个音符用双重低音奏出，又仿佛是出自稀少的中音提琴(24)，海顿酷爱中音提琴，专为它写了动人的三重奏。

尤妮斯说：“我的特殊使命就是要让他从那里活着出来。”

以便让他活着在非法赚钱的领地里陷得更深，在拉斯韦加斯式的酒店进行操纵，看上去健康（其实有病）地混在头上擦着亮闪闪的发油的人堆里，发油的目的就是使人看上去充满活力。

尤妮斯百感交集，无以言表。她将她的语言能力转移到易发挥的主题上。使交谈陷于困境的原因在于，她对已掌握的专业词汇异常骄傲。对她获得的教育心理学学位沾沾自喜。“我是专业人员。”她这么说。她一有机会就说这样的话。她实现了她母亲的不甚明确却非常强烈的愿望，以及对她孩子的奢望。尤妮斯并不漂亮，但在沙娜眼里是心肝宝贝。她曾像其他女孩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裙子和内裤（看得见）是同样质地的印花料，当时是二十年代流行款。在同龄孩子中，她是巨人。除此以外，一紧张就结巴，她的脸就涨得通红。那时她学会了大胆使用祈使句，里面饱含她结巴时的巨大能量。经严厉的自律，她抑制住了骂人的冲动。

她说：“你一向愿给我忠告。我也一向找你帮忙。艾扎，我很高兴你那么富有同情心。大家都知道，我丈夫不可依赖。他对我提议的事都反对。所有钱都得分开。他对我说：‘我管我的钱，你靠你的钱过日子。’姑娘们高中毕业后，他就不愿让她们再受教育，他自己也是高中毕业。我不得已卖了母亲的楼房，我自己去抵押。糟糕的是，当时的房价太低。现在可高入云霄。我经济上遭受了很大损失。”

“拉斐尔没有给你什么忠告？”

“他说，我将所有遗产都用在两个姑娘身上，太傻了。年老时我怎么办？厄尔也是一样的意见。每个人都该自立。他说我们都得靠自己。”

“你对你的女儿格外全心全意……”

我只认识她小女儿卡洛塔。她有着说不清的冲劲，身材像北极因纽特人。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极地及极地人令我神往。卡洛塔的手指甲长而尖，还涂着指甲油，她的神情像得了热病，说话易激动，语无伦次。我曾参加过一次家庭晚宴，她弹钢琴，但声震如雷，让人没法交谈。亲戚珀尔请她弹柔和些，她哭了起来，将自己反锁进厕所。尤妮斯告诉我，卡洛塔将退出和平队，加入西岸(25)的武装部队。

大女儿安娜洛志向较稳定。她的成绩不太好，进不了好的医学院。表妹尤妮斯现在向我详述她的职业教育，令我震惊。“我得付额外的钱，”她说，“我得给学校捐一大笔钱。”

“你说的是塔尔博特医学院？”

“就是。即使找院长谈话，还得付钱。你需要找一个可信赖的人。我不得不答应斯卡佛——”

“哪个斯卡佛？”

“我们的堂弟斯卡佛，那个基金募集人。得找个牵线搭桥的。斯卡佛说，要是我先给他的公司送上一笔礼金，他会安排我与院长会面。”

“在医学院，私下进行？”我说。

“否则我进不了院长办公室。我送给斯卡佛一万两千五。他开的价。还有，我得保证给塔尔博特医学院五万美元。”

“不包括学费？”

“不包括学费。不难想象医学学位值多少，想象它确保的收入。像塔尔博特这样的小学院，没有捐款，就没有基金。除非在薪水上有竞争力，否则就聘不到好的老师，没有好的老师，就保证不了水平。”

“所以你非得捐款？”

“我分期付，先付一半，答应毕业前再付另一半。不付就没有学位。一般人永远不知道有这些秘密交易。”

“所有这些你都能兑付？”

“即便安娜洛当了班长，学校仍传话来，希望交清余下的钱。当时我很绝望。心想，我有百分之五的抵押，而现在大约是十四。厄尔不愿跟我谈这事。我带着这个问题去找心理医生。他建议给医学院院长写封信。我们构思了一个声明——承诺善待这两万五。我说我是‘无比正直’的人。我找律师看看措辞上有没有问题，他建议‘正直’足够，无须‘无比’。于是我写道：‘我以一个正直的人向你保证。’基于这，安娜洛才被允许毕业。”

“于是……”我说。

我的问题使她迷惑。“二十五美分邮票省去我一大笔钱。”

“你不付钱了？”

“我写了信……”她说。

我们的分歧在于强调点不同。她坐得更直，不碰椅背，整个脊梁挺得笔直。矮小的尤妮斯已变得瘦骨嶙峋，一副老妇形象，只是气质仍显高贵，侧影高凸，满脸她母亲的气色，半血色，半非理性。如果可能，用高雅古老的目光，对她视为骄傲的这些当代“时髦”看上几眼，将它们综合起来考虑。

但是，如果我们中有过时的人，这个人就是我。表兄艾扎再次不妥协。什么动机？不知出于何因，我未向她的成果道贺。她却渴望我称赞她，干了一件多么聪明的事，多么出色，可我似乎注定让她失望。我这种令人不解的执拗意味着什么？

“那几个词，‘无比正直’省了你两万五？”

“我告诉过你，艾扎，是‘正直’，我删去了‘无比’。”

尤妮斯为什么不该使用好词？所有的词都是供人使用的。她对外交的把握比我强。我不想让“正直”一词被嘲弄。恐怕我最好的理由是维护诗一般的美好事物。这个理由太蠢，她要维护她单乳房的躯体。癌细胞的转移会毁了她。

话题换了。我们谈了谈她丈夫。他在临湖大公园忙着。由于犯罪率急剧上升，公园委员会已决定砍去可藏身的灌木，拆除老式、舒适的洗手间。强奸犯用灌木作掩护，女人在公厕里遇刺身亡，故现在出现了像岗亭一样的罐头公厕，一次只容一人。厄尔负责这些新罐头房子的安装。尽管从坦基谈丈夫，谈他所做的一些事上，他并没给我什么好印象，但她述说时的语气中带着骄傲。他的嘴奇紧，使人无意交谈。谈话毫无价值。也许他是对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从正面看，他毫不在乎人们对他的看法。他是个敢说敢为的怪人。他的独立意识深深打动了我。毕竟他没有趋附。

“我得付一半的房租，”尤妮斯说，“还有公用设施费。”

我没有轻易相信她的不幸故事。“你们为什么待在一起？”

她解释说：“他的蓝十字与蓝盾(26)也保我……”大部分人会相信这个解释。我则是将信将疑，将所有事情放在一起看。

饭后她想看看我的办公室。“我的天才表兄。”她说，很满意房间的规模。我是重要人物，应该在大厦第五十一层占有这么大空间。“这些小玩意儿、文件以及书有什么用途就不用打听了。比如这些巨型绿书。要你解释，你肯定会感到厌烦。”

这些褪色的巨部头绿色书可追溯到20世纪初，与我拿薪水的工作无半点关系。读这些书时，我在逃学。那是两卷本杰瑟普远征系列报道，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西伯利亚人种志，很吸引人。这些专著减轻了我的痛苦（不小的痛苦）。乔基尔森和博戈拉斯在书中描述的两个部落——科里克(27)和楚科奇(28)深深地吸引了我。脱衣舞像磁铁将老梅茨格从波士顿的店里吸走（着魔似的离开他的伙计岗位），同样，我也因这些书而疏忽了公务。政治激进分子瓦尔德马·乔基尔森和瓦尔德马·博戈拉斯（两个俄国犹太人起这样古怪的名字），于19世纪90年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两位瓦尔德马在这个地区数年潜心研究当地部落。苏联人后来在这个地区建了马加丹和科雷马两个最差的劳动营。

我像读《圣经》一样为了超脱而读，北极荒原，为冷酷如火的冰霜所净化。冬季的黑夜，即使在西伯利亚驻地内，一旦你被风吹倒，就可能失踪。积雪的速度快得惊人，没等你站起来，已将你掩埋。如果将狗拴紧，等早晨挖出，你有时会发现它们已奄奄一息。在这块黑暗的土地上，你得从烟囱里的梯子爬进屋。大地扬起大雪时，狗爬上去嗅嗅在煮什么。它们互相争夺烟囱顶部的位置，有时掉进大锅里。有狗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照片，常见的祭祀形式。你为各种力量——黑暗所包围。一个提供资料的楚科奇人告诉博戈拉斯，人类四周存在无形的敌人，各种贪得无厌的幽灵始终张着大嘴。人们卑躬屈膝，花钱买安全，免受这些丧心病狂的魔鬼的侵扰。

大脑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的游历历程不可能相同，黄金领域游移别处，漂泊到了过去。在办公室读着这些部落、幽灵以及萨满教僧侣的故事，我的四周一片奇妙的寂静——它两倍、四倍地增加……十倍的寂静，周围是喧哗的大环商业区。我的窗口面向大公园，我不时地凝视湖滨，我的表妹夫厄尔剪掉了那里开花的灌木，不让它们掩护色情狂，还修建了单人用窄小公厕。这座巨大的公园有供游艇游划的小湖，那些窄长的游艇则属于律师或公司的经理们拥有。工作日时这里是性暴力的场所。而周末，施暴的色情狂们却携妻儿宁静地泛舟湖上。我们在准备一种新精神的诞生，还是在准备最终崩溃的痛苦（而这是不是前几页所提及的悬虑不安），这取决于你的所思、所感，以及对灵魂或幽灵的驾驭，取决于你在诠释这些当代事物时所形成的神秘(29)技能。我的直觉是，科里克和楚科奇人引我走上了正路。

于是，我在办公室里读着博戈拉斯和乔基尔森的书，神思恍惚。没多少人来打扰我。开会时，我醒过来。我变成预言家，同事们则听我分析。我对巴西分析正确，对伊朗分析正确。我预见到了毛拉(30)革命，而总统的顾问们却没有，但我的观点必定要遭到反对。借贷机构的利润巨大，又有政府担保的保护，我不可能指望我的建议被采纳。人们称赞我“深刻”和“聪明”，这是我得到的回报。在洛根广场的孩子过去常看到猩猩般眼睛的地方，我的同事看到的是天才的目光。无人从中看懂什么，但大家都读我的报告，主要内容是我独自进行我的精神探索。我盯着一张旧照片出神，照片上是一群尤卡各赫尔(31)妇女，在纳仑姆河岸上。远处的河岸很荒凉——积雪、岩石、瘦长的树。照片的前景上有一堆大白鲑。妇女们蹲着，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天气里用针线串大白鲑。劳动使她们出汗，于是她们脱掉皮背心，半裸身子。她们甚至“将大块的雪饼塞进胸口”。原始妇女在零下三十摄氏度浑身冒汗，用雪块给乳房降温。我边读边问自己，在这幢大楼里，在这幢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里，有多达几千人，谁具有最奇特的想象，谁知道别人心中的秘密？谁知道这些银行家、律师、职业妇女的梦想、怪念和幻觉？他们被自己的疯狂吓倒，不会自己抖搂出来。从定义上说，人类一半时间是疯狂的。

因此，要是我将这些书吞吃了，谁会在乎？其实我在重读这些书。最初读这些书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州议会大厦附近一间酒吧的钢琴手。我甚至还有几首保留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是《木瓜公主有许多木瓜》。那时，与堂哥伊齐基尔（泽克）住在一个房间，我与他并不同行。在家里，大家叫他塞克尔。泽克在州立大学教原始语言课，他的专业使他每周都要去北部森林。每周三他开着那辆沾满尘土的普利茅斯，去记录莫希干人的民间故事。他找到了一些幸存的莫希干人。而在北半岛上，他所做的，与乔基尔森当时在东西伯利亚所做的基本一样，由他妻子黛娜·布罗德斯基博士相助。塞克尔肯定地告诉我，这位布罗德斯基博士是位堂姐。在世纪之交，两位乔基尔森来到纽约市，与法朗兹·博厄斯(32)一同在美国自然博物馆工作。塞克尔还说，当时布罗德斯基博士查阅过家谱。

为什么犹太人都是如此如饥似渴的人类学家？人类学的奠基人有涂尔干(33)、利维布吕尔(34)、博阿兹、马塞尔·莫斯、萨皮尔(35)、洛伊(36)。也许他们认为自己是消除神秘的人，动机是进行科学研究，最终的目标是增进共识。我的看法不同。更真实的解释是犹太人区与《启示录》划的范围近似，心灵可轻易从腐烂的街道和恶臭的碗碟直接升华至超凡境界。这当然是亚洲犹太人的状况。西欧犹太人像有学问的德国人，神气活现，趾高气扬。但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患有结核病和眼病，失宠于文明的评判）是不是与野蛮行径扯不上边了呢？他们不必象征性地决定自己发狂；他们天生就疯狂。外来人种竭力对外来人种进行科学研究。于是，研究的成果或是希伯来语与德语杂交，或是笛卡尔哲学与犹太教法典杂交。

堂哥塞克尔没有建立理论的癖好，他有学习稀有语种的才能。为学一种印第安方言，他到路易斯安那州牛轭湖乡间，向最后一位传人学，而这位传人已近暮年。不过数月，他便能讲得十分流畅，结果使得这位印第安老人临终之时还有人交谈。他死后，只有塞克尔一人懂这门方言。那个部落只在他一人心中继续存在。我向他学会过一首印第安人的情歌： H aiy’heey’ho。（《吻我后你再走》）。他要我在鸡尾酒会的休息室里弹奏这首歌。他还教我克里奥耳人的什锦饭的制作方法（火腿、米饭、小龙虾、胡椒、鸡以及西红柿），我这个单身汉没机会制作这种饭。他是各种原始绷绷线的行家，还就印第安人的翻线戏写过一篇学术论文。我现在还能玩某些绷绷线游戏，有时用来逗逗孩子。

塞克尔年轻时体胖背圆，脸色苍白，像个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丰满的脸庞上刻着真诚的线条，额上的皱纹像弦乐器指板上定音的档子。满头的黑发全是展示着雄风的鬈发，沾着他每周去五百英里外的印第安乡间的尘土。塞克尔不常洗澡，也不常换内衣，但那个爱他的女人并不在乎。她是荷兰人，叫珍妮·鲍士马，身背装着书的帆布包。在我记忆里，她戴苏格兰式便帽，穿齐膝袜，半裸腿，在威斯康星的冬天看上去像火焰。与塞克尔同床时，她的喊叫声特响。我们的小房间没有门，只有隔帘。塞克尔急得团团转。他的腿肌和臀部非常结实，白白的，肌肉很发达。我弄不懂这个家族如何会产生如此一流的肌肉组织。

我们租的是机车工程师寡妇的底楼，整幢房子为古老的框架结构。

那年塞克尔唯一读的书是《最后的莫希干人》(37)。他只读第一章，用来给自己催眠。就理论而言，他自认是多元论者。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他否认历史学——他在这点上立场非常坚定。他将自己说成文化传播论(38)者。所有文化都是一次性产生，并以单一的文化源传播。他还真读过G.埃利奥特·史密斯的书，坚信凡事凡物都起源于埃及这一理论。

他睡眼蒙眬，很能迷惑人。那迷茫的目光掩盖了他对语言学永不停息的耕耘。他的酒窝具有双重作用，因为有时它们起着批评的作用（我这里指的是现代危机，悬虑不安状况的根源）。1947年我在墨西哥城邂逅塞克尔，不久他就去世了。他当时在给一队不懂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带队。由于墨西哥行政机构里无人会说他们的方言，塞克尔就成了他们的翻译。毫无疑问，他怂恿他们诉苦。这些沉默的印第安男人，戴着阔边帽，穿着宽松裤，嘴角上蓄着黑胡子，他们从阳光里走来，离开他们的生存环境，走进有廊柱的政府大楼。

这些都历历在目。唯一想不起来的是我自己因何事去的墨西哥。

我通过黛娜·布罗德斯基博士从塞克尔那里了解到，瓦尔德马·乔基尔森（也许结婚后成了亲戚）写了关于科里克部落的书。在妇女备用品市场上，我买了一本颇具诱惑力的书，名为《地球的两极》(39)，发现其中有一章写了东西伯利亚的部落。于是，我想起了几年前我在威斯康星的麦迪逊初次见到的专著，便到雷根斯坦图书馆借了两卷本杰瑟普。我在书中读到，科里克传说里的女人，必要时能够卸下自己的生殖器，高高挂在树上。还有那个雷文，传说中该部落之父，一个非人间的小丑。当他从妻子身后进入妻子体内，探索她内部时，竟然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巨大的房间里。在思索这种创造或幻想时，应记住科里克人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在挣扎中求生存。在酷冷的冬季，渔夫得在坚硬的冰河上打出六英尺深的洞，然后将钓鱼线放下去。过了一夜，打出的洞又结冰封冻。科里克人住的小屋拥挤不堪，而女人却庞大无比，传说中的部落之母如宫殿一般雄伟。

我的助手罗丁逊小姐很同情我（我肯定，她并不只是爱管闲事），走进我办公室，问我为什么在窗口趴了一个小时。显然是在看下面的门罗街。其实这只是因为从雷根斯坦图书馆借来的灰绿色的专著太大，难以捧住，于是，读时我将它放在窗台上。罗丁逊小姐迫切表达她的关心，也许希望进入我的思想，帮些忙。可是，她能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呢？最好不要进入这个毫无诱惑可言的绿色书卷里，它只是了解野蛮时期的西伯利亚的途径，而那个西伯利亚早已不复存在。

两周后，我将被派往欧洲参加一个会议，重新安排债务支付计划，她希望确认旅行安排。我先在巴黎停留吗？我模模糊糊地说，是的。在蒙阿朗贝尔酒店住两夜。然后到日内瓦，再途经伦敦返回。这一切都是日常事务。她意识到，这些没有对我产生影响。于是她将从《先驱论坛报》剪下的材料递给我，因为我曾与她谈到过江渡东京让卫（自从坦基的资助人多尔夫曼被暗杀后，我对这样的消息兴趣陡然增加）。两个残杀江渡东京让卫的人，自己也遭到杀害。他们的尸体是在停在内皮住宅区的一辆别克车的行李箱内发现的。车里散发出难闻的恶臭味，苍蝇在箱盖上飞来飞去，密密麻麻，比红场上五一劳动节时的人还多。

尤妮斯又给我打来电话，但这次不是为了她兄弟，而是为舅舅莫迪凯。他是我父亲的“头”表兄弟。就家族而言，有家族就得有个头，而他就是这个家族的头。莫迪凯——大家都称他莫迪舅舅——在车祸中受了伤，由于他已年近九十，这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与尤妮斯通话时，我站在黑暗公寓一个黑暗角落里。我真说不清我怎么会让它这么黑的。我喜欢柔和静谧的光线，喜欢线条简洁的轮廓。可是，东方地毯买得太多，是从马希·菲尔德店赫林先生（他近日退休了，一心一意扑在他的马场上）那里买来的，还有那些装帧老式的书，这些书早就不读了。因此，我显然创造不出我喜欢的光线和轮廓，相反却弄得像圣墓(40)一般黑暗。连续几个月，除了经济学和国际银行方面的书，我只读杰瑟普的远征报道。我也读海德格尔(41)的书，但读海德格尔时不能掉以轻心，他的书很难读。有时，我也读读奥登(42)的诗歌，或读奥登传记。还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我猜想，我创造这些令人厌恶的黑暗，是为了强迫自己进行内省或重新整理思想，使自己集中于事物的本质（为了消除这种悬虑不安）。事物的本质都显现在眼前，所需做的只是恰到好处的整理。

在美洲超级大国的一个大都市，竟有人探索这样的问题，这同样也很有意思。尽管我从没与别人谈过，但我的同事却对我说（感觉到我在思考一些怪僻的问题），在一个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里，发生着许多事情，令人目不暇接；在外部世界，事情层出不穷；这座城市本身满是进行真正发展的各种各样的机会，它是财富、权力、戏剧性事件的中心，同时也滋生无尽的犯罪和罪恶、疾病以及固有的而不是偶发的暴行。因此，沉溺于自身是愚蠢的，是一种自怜自哀。普通的日常生活比人的内心深处更值得关注。是的，而且我想我的内心深处与大多数人相比，缺乏浪漫的幻想。可憎的内心幻想潜伏于无形，当你审视这些幻想时，自觉的思想以模糊的形式仁慈地显现出来。另外，我尽力避免任何形式的雄心勃勃和别出心裁。再说，我孤独，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孤独，而是我似乎找不到我所需的同代人。

我马上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莫迪凯舅舅与这些关系密切。

尤妮斯正在电话里告诉我事情的原委。当时是莫迪的妻子莉瓦开车，莫迪的执照几年前给吊销了。太糟了，他开了五十年的车，刚发现后视镜的作用。尤妮斯说，莉瓦的执照也早该没收。她一直不喜欢莉瓦（沙娜与莉瓦长期不和，这种不和延续到尤妮斯身上）。莉瓦制伏了每一个人，死活不愿放弃她的克莱斯勒。她人变得很小，无法摆布那么个庞然大物，最终她还是将它给毁了。

“他们受伤了吗？”

“她一点也没伤着。他受了伤，鼻子和右手，伤得不轻。他在医院里又染上了肺炎。”

听到这，我心头一紧。可怜的莫迪，出事前，他的身体就不好。

尤妮斯继续往下说。从科学前沿传来的消息说：“他们现在对肺炎有办法了。这种病过去常常会很快置人于死地，因此被医生称为‘老人的伴侣’。现在他们已将他送回了家……”

“哦。”我们又获得一次延缓。不会延缓很长，但每次延缓都让人感到轻松。莫迪凯是他这一辈人里最年长的幸存者，也快临终了，感情上必须做好准备。

尤妮斯还带来消息说：“他不愿离床。她这一辈子天天与他同去店里。她说莫迪这么钻被窝，太不可思议，是行为失常。于是，她强迫他到斯科基(43)的家庭顾问去看看。那个女人心肠很好。她说，他一辈子都是清晨五点起床到店里，不必奇怪他那么嗜睡，他是想补回失去了的睡眠。”

“我现在告诉你最新情况，”尤妮斯说，“他肺里有痰，所以非得让他坐起来，他们强迫他这么做。”

“他们怎么做得到？”

“将他绑在椅子上。”

“我看我这次还是不去看望他为好。”

“那不行。他过去一直最宠你。”

那不假，当时的行为仍历历在目：声称莫迪爱我，也给予他我的爱，敬重他，留意他每一个生日，用爱自己父母之心爱他。为了这些，我没有机会去了解过去数世纪的一些革命性的发展、启蒙思想的进步观点，以及塞缪·巴特勒(44)诱人而又尖刻地说明如何表示对父母的蔑视。他说人出生时最好只有一个人，尿布上别一张两万英镑的钞票。为了这种爱，我耽误了许多经典课，有米拉波(45)与父亲、腓特烈大帝(46)、高老头(47)与他的女儿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骨肉相残的故事。那振聋发聩的内容就是海德格尔向我们展示的“恐惧”，用古希腊的话说就是deinon及deinotaton，意思是说恐惧是通往崇高的门槛。大众正在逐渐背弃家庭。天真的莫迪舅舅没意识到这些变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及其他混合因素，我才不愿去看望莫迪舅舅。而尤妮斯说得也不错，她提醒我，这会使人怀疑我对他的爱。我进退维谷。这些关系一旦产生，就必须坚持到底。我不能背弃他。坦基是莫迪的外甥，却二十年没去看一眼这位老人。这完全合理，始终如一。我上次看望他时，老人说不出话来，或许不愿说。他怕见我，对我转过身去。

“他过去很爱你，艾扎。”

“我现在还爱他。”

尤妮斯说：“他一切都清楚。”

“我所担心的正是这点。”

撇开理性思维不论，扪心自问，我是爱那老人的。我承认，那是不完美的爱。但毕竟是爱，而且始终不渝。

尤妮斯早已发现我完全受亲情左右，便加码施加她对我的影响。于是我开车去接她，带她到了林肯街，莫迪和莉瓦住在那里的一幢平房里。

我们进门时，莉瓦伸出已弯曲的双臂，做出高喊“好啊”的姿势说：“莫迪不知会多高兴……”

说是这么说，可她机敏的蓝眼睛里的神色却表示了另外的含义。她不喜欢尤妮斯，而且五十年来对我也一直抱怀疑态度。这不是缺乏理解，而是等待我变得正常可信。在我看来，她倒是成了一个可爱的老太婆，只是仍非常固执。我记得，莉瓦曾身材很高，满头黑发，体形丰满，两腿笔直。现在浑身几何线条都发生了变化。双膝像汽车千斤顶一样下坠，变成钻石样外形。她仍然想快速行走，似乎在跟着过去的莉瓦学跳舞，但她毕竟不再是过去的莉瓦。圆脸蛋拉长了，出现了伏尔泰式的严肃神情。她那蓝眼睛的目光本身在对你说：向我解释一下，这些荒谬变化、白发以及粗哑的声音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变化，还有你的。你的头发哪去了？你为何佝偻身子？或许存在着某些普遍的先决条件。所有这些形体上的变化似乎是对大脑的解放。我觉得这里存在更多的含义：社会秩序杂乱不堪，存在了几百年的枷锁废弃了，历史接合缝打开了，墙壁四角裂开，束缚消失，于是，我们的自觉思维得以解放，只要我们能找到不失良机的勇气，就能从裂隙中逃脱，不再软弱地哀悼往日，而是超越废墟，登上顶峰。

儿孙满堂，莉瓦无疑是满足了，但她不是你奶奶，她是一个商人。她与莫迪从一个只有两辆送货车的小店起家，最终创办了一个大企业。六十年前，莫迪舅舅、他的兄弟希曼、我父亲——他们的第一代堂表兄弟以及一批波兰面包师，一起给几百家移民办的杂货店供应面包、凯撒卷和各式各样的糕饼——煎饼、夹心蛋糕、咖啡蛋糕、奶油松饼、俾斯麦饼、巧克力泡芙。这些全靠三只大烤箱烤出来，燃料是工厂的废木料——上面留着树皮，靠墙堆放——沿墙还堆放着一袋袋面粉和糖、一桶桶果子冻、一盆盆糕饼松脆油、一箱箱禽蛋、面浆桶状的揉面桶，还有十四英尺长的长柄铲。这些长柄铲不时在烫手的烤箱里伸进伸出取面包。人人粘满面粉，只有莉瓦例外。她在楼梯下的办公室里，记账、开票、给大家发工资。我父亲在店里的头衔是经理，听起来似乎这些烤箱以及弥漫于整条街的面包香与“管理”有什么联系。他从来不管理。给他“精神焦虑中心”的头衔更合适。他的眉心是焦虑的中心，犹如第三只眼，留神夜间他当班时可能会出现的差错。他们的生意做大了（没我父亲的份，他自行辞职，从未做成过大点的生意），而且不断扩大，直到受到时代的局限为止。超级市场兴起，冷冻食品长途运输，产品规格统一（一订就是百万打的凯撒卷），他们的面包房适应不了这样的形势。于是，公司清账停产。这不是谁的过错。

生活进入了新阶段，进入了美妙或假定美妙的退休阶段，佛罗里达这些气候温暖的地方适于做梦。人们如果还未变得烦躁和扭曲，会重新赞美先前的生存方法。我们都清楚，这不可能。莫迪竭力想做个称职的美国人。一个称职的美国人，不论生存状况如何，都得为这种不得不为的生存状况吹嘘呐喊。在芝加哥，莫迪每天到市中心的俱乐部去游泳。他在那儿是个“人物”，给俱乐部成员讲了十多年的笑话，逗他们乐。他的笑话讲得很出色。我听父亲复述过其中的大部分笑话。要听懂这些笑话，大都需要具备故国知识——希伯来语课文、寓言、谚语。其内容大都古老，若你不了解小村里的东正教犹太人在干活时口哼赞美诗，你就得要人解释。莫迪希望成为，而且也称得上是优秀的、性格开朗的老头，他一生颇有成就，也许是全城最出色的面包师。他富有、大方，是个公认的正直人。但是，当年长的俱乐部成员相继去世以后，就没人与他交流这些东西。莫迪快九十了，可他仍然缠住别人讲有趣的故事。那是他的礼物。他不断重复。在俱乐部里锻炼的商品经纪人、政客、人身伤亡案律师、贿赂中间人及疏通人、销售员及推销员，对他感到不耐烦了。在更衣室里，他裹着被单，让人生厌。没人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一派胡言乱语，俱乐部要求家人将他留在家里。

“他当了四十年的俱乐部成员。”莉瓦说。

“不错，但他的同代人死了，而现代人又不欣赏他。”

我一向觉得，莫迪没完没了的笑话是祈求别人的认同，为自己申辩。他在更衣室里想逗人取乐是在糟蹋自己的人格。他年轻时少言寡语。我幼年时与成年人同在俄国人的浴室里洗澡。我蹲在蒸汽里，羡慕过莫迪高大、强壮的身体。他赤身裸体时像个印第安勇士。鬈曲的头发从头中央往下长。他的威严来自于他的人格。现在他头顶中间已无头发。人萎缩了，脸变小了。在他快乐的年代，他参加游泳，满脸微笑，心中充满爱，见到我总是非常高兴。他说：“我已shmonim，”——八十岁了——“可我每天在游泳池里游二十个来回。”接着他会问：“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个词？”

“肯定没有。”

“听着。有个犹太人走进一家饭店，以为不错，可很脏。”

“嗯。”

“那里没有菜单。你在桌布上点菜，桌布上满是斑斑点点的油污。你指着上面的一个斑点说：‘那是什么？tzimmes(48)？给我来一些。’”

“嗯。”

“招待没有开账单，客人直接到收款员那里付账。收款员拿起他的餐巾说：‘你吃了tzimmes。’这时客人打起嗝来，她又说：‘哦，你还吃了萝卜。’”

这不再是笑话，而是精神生活的源泉。当你听了无数遍后，它就成了神话，就如库里克传说里的雷文爬进他妻子的内部，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巨大的房间里一样。但是，所有的笑话现在都停止了。

在上楼前，莉瓦说：“我明白，凡是联邦调查局设格雷洛德圈套调查你所有活动的地方，都遭到不少起诉。”

莉瓦并没想伤害谁，只是开开玩笑，没有恶意，仅仅在发挥她的聪明才智。她喜欢逗我，明知我不当律师，不弹钢琴，没有从事任何一项我曾出过名的事（指家里出名）。她接着说：“我们不能让莫迪躺下，必须强迫他坐起来，否则他肺里的痰液会越积越多。医生指示我将他绑起来。”她说话时的调子依然不紧不慢。

“他不能接受这一点。”

“可怜的莫迪，他讨厌被绑。他逃了几次。我感到很不好受。我们都……”

莫迪被绑进一只扶手椅内。皮带扣在他的身后。我第一个冲动就是不管医生的指示放了他。医生延长人的生命，但是我们不知道莫迪对他们的强行规定有什么感受。看到我们进来，他略微示意了一下，动作微妙得连点头都称不上。然后他掉过头去。让人看到这个样子是一种羞辱。我突然想到，在给艾勒法官写信时，我脑中闪过这样一幕：坦基坐在高脚童椅里，不声不响地挣扎，非要从紧扣的皮带里挣脱出来不可。

莫迪不讲话，他还不能说，因此，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们站着探望了一下。我还要莫迪怎么样呢？而且我为何要从大环商业区来这里打扰他？他的脸比我上次见到时还小——神和形(49)的最后面貌，其组成部分即将消失。他现在全然是一副自然状态，他直接考虑的事是死亡。来观望这些，并没有多少善意。

在我最初的印象里，尤妮斯站着咬大拇指，个子矮小。现在，尤妮斯高了，而莉瓦矮了。莉瓦外表萎缩，无法看出她的心思。电视没有开。外凸的玻璃像是某个入侵者的额头，这个入侵者退回到他罪恶的神秘中，进入他光滑的屏幕中那易碎的灰细胞组织里。窗帘拉拢着，外面是北里士满街。与所有其他漂亮的住宅区的街道一样，它一片静谧，空空荡荡，人们对它们的兴趣都被更为强大的力量以及国家行为带走。任何没有参与国家行为的行为会枯竭，会被死亡吞噬。莫迪在他的公司破产清账后，成为年高德劭的家长和会说笑话的人物，而现在没有他继续生存下去的角色。

最后总该说些什么，于是尤妮斯鼓足勇气说了较为科学和可取的话，而且，她似乎是在喜剧直觉的鼓动下说出来的。她说：“你得给莫迪舅舅的手进行理疗，否则会没用的。真让我吃惊，这一点竟会疏忽了。”

莉瓦听了快气炸了。她早已为这起事故自责不已，大家曾劝她不要开车。还有绑带椅子也让她自责，但她不允许尤妮斯批评。“我以为，照顾我丈夫这件事上我是称职的。”她说着离开了这间房子。尤妮斯尾随出去，我听到她坚持向这个“外行”作详尽的解释。五十年前，她治好了结巴的毛病，从此她始终不渝地相信专家治疗。“看最好的医生”成了她的口号。

我将莉瓦的书和杂志推向一边，坐到床上。我想起她曾喜欢埃德娜·费伯(50)、范妮·赫斯特(51)以及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52)。一次在伊利诺伊州苏黎士湖畔，她给我读《环形楼梯》(53)。想到这些，具体的细节都涌现出来，无须触及便生情。有一年夏天，全家驾了三辆车外出。在出城的路上，莫迪舅舅在密尔沃基大街一家五金店停下，买了晾衣绳索，将野餐食物篮子固定在道奇车上。他一会儿站到保险杠上，一会儿站到踏板上，将那些篮子用绳索四面来回系紧。

苏黎士湖，如洗彩笔的水盆，呈黄绿色，软泥很深，芦苇茂密，空气闷热，周围的树林散发出的不是大自然的气息，而是三明治及香蕉味道。由莉瓦的母亲主持的野餐，桌上摆开了扑克牌。她拉下大帽子上的纱巾，罩在脸上，挡蚊子，也许也是掩护偷看别人的牌。坦基当时大约两岁，光着膀子，从他母亲身边逃开，她在后面追他，要他吃土豆泥。沙娜的兄弟，莫迪和希曼，在野餐地四周散步，谈论烤面包方面的事。希曼的背上隆着小山似的肉，是经常用力导致的，不是天生的驼背。衣袖里露出两只巨手。他身上穿着漂亮绉条纹薄外套，可他并不太在乎。他买来了，拥有了，但穿在身上便糟蹋了它。这成了某种反美玩笑。他强有力的脚步踏死了地上的植物。他绝对机敏，小孩子的秘密经他蓝眼睛否定的目光一瞪，便化为灰烬。希曼不喜欢我。这与真实生活不符。莫迪舅舅为我抱不平。我不能说他说得全在理。沙娜常这样评论我：“那孩子脑袋开窍得很。”她指的是我读书很轻松。就他们的争论而言，希曼的直觉更正确。在苏黎士湖岸边时，我应该与别的孩子一同到软泥里去呼叫闹腾，而不是捧着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写的愚蠢书（书的封面装着凹凸的棕色单色面）。我当时不愿将自己的灵魂奉献给“真实的现象”，而那种现象现在联邦调查局已给予揭露（腐败现象的揭露不会太深入，恶贯满盈的坏蛋们没什么可担心的）。

沙娜所说的话是离题的。那是形而上学的哲理。事情并不在于脑袋开不开窍，而在于别的东西。我们在没有预知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先有存在，然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有一个本我存在，或许你喜欢说有一个本原灵魂的存在。或许正如歌德所暗示的，灵魂是本性表演的剧场，且是本性表演的唯一剧场。当你满怀激情观察——如观察你的堂兄弟们——并试图说明所见现象时，就会明白这一点。如果你的观察只限于通常意义上的观察，那有什么价值？但如果你的观察是“人如此，见如此；如此眼，力无比”，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我在奥黑尔邂逅坦基和他的狐朋狗友时，我想，游离肉体的威廉·布莱克式的眼睛，在我们上方会见到什么。我当时乞求自己的内在存在保佑。这个内在存在能忍受平庸视觉的扭曲，却一贯是将本原的我或本原灵魂的观察视为真正有价值的观察。

我相信，沉默中的莫迪正在向“本原个体”咨询。扭曲的人可以无憾而终，也许早已死亡。

裂缝已打开，枷锁已崩溃，原本脆弱的存在解放了你，使你返回本我。于是，你可自由地在现代观念的废墟下寻找真实的存在，而无论你仍神志恍惚，或清醒，这种清醒与已被认同的知识形态的清醒不能同日而语。

就在这时，莫迪舅舅用头向我示意。他有话要说。少得可怜，等于没说。我企盼听到的话，他只字不提，我想，他不会叫我给他松开皮带扣。我向他弯下身子，一只手扶在他的肩上，我觉得他希望我这样。我敢肯定是这样，而且也许用他的母语与他讲话更好，就如塞克尔在牛轭湖与那个族里最后一个印第安语传人讲话一样。莫迪现在用的词不可能是“Shalom”(54)。他为何要用传统的问候语呢？见我神情茫然，他便极专注地看我——眼睛很大。他又试了一次。

我只好问莉瓦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哦，他说的是‘Scholem’(55)，他一遍遍地提醒我，我们一直在为你代收肖勒姆·斯塔维斯的邮件……”

“是堂哥Scholem？……而不是Shalom。”

“他一定没有你的地址。”

“我的地址未编入册。再说，我们已有三十年未见面了。你们本可以告诉他我的地址。”

“亲爱的，我一直很忙。但愿你将这些东西全部拿走，我食品间里有整整一抽屉，而且成了莫迪未了的心事。你拿走了，他就会感到舒坦了。”

当她说到“将这些东西全部拿走”时，目光重重地落到尤妮斯身上。其真正的意思是“将这个杂种从这里带走”。她叹了口气，带我到了厨房。

肖勒姆·斯塔维斯，娘家姓布罗德斯基，与希曼和塞克尔一样，也长着一双蓝眼睛。当坦基在奥黑尔机场那难忘的一刻提到家族的天才——“我家有两三个”，他指的其中一个就是肖勒姆，拿我与他取笑，而他的真正用意是：“你们这么出色，怎么会没有钱的？”与“教皇拥有多少个师”(56)如出一辙。老式的移民家族曾迫不及待地挖掘天才，孩子当然竭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坦基嘲笑这种愿望的落空，谁能责备他？

我与肖勒姆一同长大，住相邻街道，上同一所学校，经常交换书籍。由于肖勒姆没杂七杂八的爱好，总是康德和席勒，还有达尔文、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高中毕业班时读的是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57)的《西方的没落》，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肖勒姆在信（莉瓦给我一只金奶岛购物袋装信）中提到了我们以上这些共同的兴趣。让我钦佩的是，他的信文笔古派，有点像康斯坦斯·加尼特(58)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笔调。他称我“布罗德斯基”。我仍然喜欢加尼特的翻译，好像不说“正是，波尔菲利·彼得罗夫斯基”，或者不用“丹娘令我五体投地”，就读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自己对事没有这么持之以恒。我嗜好现代速度，甚至达到亵渎的程度。可以用奥登关于里尔克(59)的评价作为例子。他说里尔克是“萨福(60)以来最伟大的同性恋诗人”，只是为了强调我们不能忘记枷锁的崩溃和消亡（1806年在耶拿说的话）。肖勒姆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贝多芬视为巨擘，我当然不会为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争论。肖勒姆曾经是而且还是个崇尚巨擘者。从莉瓦食品间里拿回家的材料使得我一直到了次日凌晨四点还没睡觉。那天我根本没有上床休息。

肖勒姆深信，如同牛顿从哥白尼的理论中汲取智慧，爱因斯坦从牛顿那里汲取养料，而他从达尔文那里获得灵感，在生物学上有一个新发现，这个发现的发展和应用可能会在哲学领域带来突破，且是自《纯粹理性批判》以来第一个重大突破。也许我能从我对肖勒姆早年生活的回忆中预料到，他做事不会半途而废。他是耐用材料制成的。意志消沉了？在自然进程中，人人都会消沉，但生活永远不会将他压垮。过去，我们经常散步走遍雷文斯伍德的每一个角落。他一口气可说许多话，任何一个谈话者都不如他，事实上，他不让自己停顿片刻，换口气。他脸白净，身材消瘦，步态里带着奇怪的弹性，大拇指钩住裤子的口袋。他总是走在我的前面，脸激动得发白。他的呼吸有一种煮沸的牛奶味。上课时，他口角边上出现白色黏液。他处于如痴如醉状态时，根本听不到你所说的话，只是不停在你的脑际里回响着一个急促得气也透不过来的声音。后来当我读到兰波(61)时，特别是他的《醉舟》时，禁不住会想到肖勒姆：同样的沉浸，同样的宇宙般的怒哮，只是肖勒姆用的是深奥解释，不是感性描述。在我们散步时，他会探索诸如像康德的死亡范畴这样的主题，我们边散步边探讨，沿着福斯德大街一直往西走，然后向南到波希米亚人公墓，还一遍遍地绕着北公园学院走，在排水河的桥上不断往返。在劳伦斯大街上汽车展厅前，我们也没有停止讨论，也不可能注意到我们在厚玻璃窗里的形象是否被扭曲。

在他寄给我的许多资料里，夹着他一张彩色照片。从照片上看，他大变了样。眉毛又粗又浓，一脸严峻的神色，双眼眯起，嘴扁扁的，深陷在皱纹里。肖勒姆没有垮，但不难看出经受了许多磨难。这一切都刻在他的脸上，头发也被压在头颅上。在我公寓的一个圣墓般黑暗角落里，我仔细地端详着照片。这是一个真正值得认真研究的人，一个可敬的表兄弟，一个坚固材料制成的战士。

与他相比，我似乎微不足道。我能理解自己为什么在娱乐业试身手，在七频道的半严肃半诙谐的节目——“二市”的卡巴莱歌舞内容——混饭吃，混在弗里策尔饭店的年轻无赖或半无赖中用餐，在库普西内特愚蠢的脱口秀节目中干傻事，直到自尊告诫我离开为止。我现在对自己的看法中肯多了，但论智力，我承认我最推崇的是堂兄肖勒姆·斯塔维斯。即使现在，他那张不妥协的严肃的脸、他鼻孔张大朝下喷着的怒火都会告诉你他是何许人也。由于这张快照摄自他公寓附近，你可看到他奋斗的环境。他身后是芝加哥住宅区，一条盖着六层公寓的芝加哥街道，六十年前的好地方。20世纪的建筑师充分考虑到中产阶级的体面。但对肖勒姆这样的人来说这却是可怕的地方。那里能写出哲学？就因为有这样的地方，我才痛恨进化论主义。进化论主义认为，人种最终会达到完美，而在未完美之前，我们必然会在各个漫漫无际的阶段厌倦地死去。

然而，肖勒姆正是在这些街道上写哲学。二十五岁前已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他告诉我，自18世纪以来，只有他才真正发展了哲学。然而，杰作未写，日本就偷袭了珍珠港。按他生物学、哲学和世界历史学中带有革命性发现的逻辑，他必须加入武装部队，当然，是自愿参加。我一页页认真读他寄来的东西，设法弄懂所有这些生物学和世界历史学的依据。接合体与接合孢子的改良，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有脊椎与无脊椎动物的分化——这些我较熟悉。当他进而讨论现代政治的生物基础时，我无法理解，但我衷心祝愿他能成功。拥有广袤土地的是顺服的、逆来顺受的民族，而小国却孕育侵略力量。他写道，读摘要帮不了忙，得读全文。但他想告诉我，左右派是并存的。主流最终会转化为广泛的、中立的、自由进化连续体制，而这种连续体制已在西方民主国家初现端倪。依此看，不难理解肖勒姆为何去从军。他要捍卫的不仅是民主，还有自己的理论。

他是步兵，在法国和比利时作战。当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会师、将德军切割成两半时，肖勒姆是越河的巡逻队队员。俄军与美军的战士们欢呼雀跃，饮酒跳舞，流泪拥抱。那些来自芝加哥西北部、父母是俄罗斯移民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在托尔葛作战，在康德和贝多芬的故土上作战，与发起和亲手屠杀犹太人的民族作战，不难想象他们的特殊情感。不久前我注意到一个名叫艾扎·布罗德斯基的人。此人已将自己迷乱的灵魂交给了楚科奇和科里克，面对聚集在第一国民大厦内的众多智者，面对处于最敏锐的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弄潮儿们，居然无法确定自己的思想是否最奇特。自然，在托尔葛欢呼的士兵，拥抱、哭泣、痛饮（我还不想漏掉俄军中的姑娘们和坐在河边任河水——此时水流湍急——阴凉脚的老妪们），不能保证其中不会有人同样沉浸在生物和历史学理论中。但在这土地上的肖勒姆……对，施本格勒——我们为什么要遗漏施本格勒？其古今平行论曾极大地影响我们。那时我们在列文斯伍德，还是孩子——肖勒姆不仅只是读世界历史，或只限于思考，或解开了从军前其中一些最令他迷惑和棘手的结和乱麻，而且他还以一个士兵的身份卓有成效地进行亲身体验。双方军队的士兵——肖勒姆是其中的一员——发誓要永做朋友，永不忘对方，建立一个和平世界。

此后多年，我这位堂兄一直忙于组织工作，向各国政府呼吁，从事联大活动，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他随一个美国代表团去过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将一张他的巡逻队向易北河挺进时使用的地图，交给赫鲁晓夫。这是美国人民给俄罗斯人民的一份礼物，表示真诚友好的愿望。

他认为他的著作是对20世纪纯哲学无与伦比的贡献，但它的完成和出版不得不被推迟。

肖勒姆在芝加哥做了近二十年的出租车司机。现在已退休，从出租车公司领取养老金，住在城北。但他生活得并不安宁，他最近在退伍军人医院动了一次癌症手术。医生告诉他，他已活不了多久。这也是我收到他许多邮件的缘故。有文件，文件中夹着星条旗复制品；有两军在托尔葛会师的照片；有官方文件、最后的陈述的影印件，既有个人的，也有政治性的。我再三端详了肖勒姆最近的照片——半合的双眼目光内敛，一张脸充满情感力量。他曾立志要活得有意义，死得有意义。我有时也想，我死后人类会是什么样，我不能预见我最终消失后会有何特殊影响。然而肖勒姆却动情地信仰成就，认为他的影响将为人类的荣耀和尊严而流芳百世。我读了他的遗嘱。他提出不少具体要求，有些涉及仪式方面。他希望将他葬在易北河畔的托尔葛，靠近打败纳粹军队的纪念碑。他要求葬礼开始时朗读加尼特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62)的尾声，结束时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第二乐章，使用苏尔蒂公司录制、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的录音。他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记述他留给人类的永垂不朽的知识财富，以及他参与了有历史意义的宣誓。铭文最后写道，《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63)

遗嘱后还附了一封陆军部军务局长办公室的来信，要求斯塔维斯先生了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管理将遗体运入他们国内进行安葬有什么规定。他可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询问。至于费用，美国政府的可靠性有限，它不会承担肖勒姆遗体的运费，支付他哀伤中家人的旅费也少得可怜。葬礼及墓穴的费用可由退伍军人协会补助。信的语气得体，合情合理。当然，不知道签发此信的上校是否了解肖勒姆·斯塔维斯是一位多么杰出的人。

最后一封信的内容是来年（ 1984年9月）的巴黎聚会，纪念马恩战役七十周年。信里主要在表彰出租车司机，他们以运送战士去前线的方式参加了城市保卫战。聚会邀请世界各国的出租车司机参加，甚至包括东南亚三轮车夫。壮观的游行队伍将从拿破仑墓附近出发，沿1914年的行军路线行进。肖勒姆的用意是向在伤残退役军人协会展出的，也是硕果仅存、令人崇敬的出租车致敬。作为筹委会的成员，他将很快去巴黎，参加此次聚会的准备工作。回家途中，他将在纽约市停留，拜访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请他们记住托尔葛的那个伟大日子产生的精神，然后向每一位热烈道别。上午九点三十分，他将拜访联大法国代表团，十一点拜访苏联代表团，十二点三十分拜访中国代表团。下午两点拜访大不列颠代表团，三点半拜访美国代表团，五点去见联合国秘书长。然后返回芝加哥，开始“新生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中承诺的生活。

他以人类自身的名义，重申了本世纪人类的尊严，呼吁给予经济资助。

还有些次要的材料，关于销毁核武器和期望超级大国之间永久和解的声明，体现着托尔葛精神。凌晨三点，我的头已经毫无兴趣保持清醒，无法再看下去了。

根本睡不着，于是我没去睡觉，喝了点浓咖啡。睡也没用，脑子不会停止思考。

遇到深夜头脑清醒兴奋时，我不会使用“失眠”一词。白天，那些终生习惯大惊小怪的人使你无法有真正的发现。我学会享用夜间时光，它折磨神经，撕扯情绪——“无法入眠而出神入化地躺着。”要想达到这个境界，并承受住它，就需要坚强的意志。

我拿着咖啡躺在一个叙利亚风格的角落，（我没故意创造这种东方氛围，这个角落是怎么形成的？）躺在近乎平缓、有光线、空旷月明的过道上思考。也许能为堂兄肖勒姆做些什么。为什么要做？为什么不把他介绍给慈善部门？等他去过慈善部门五六次，我也就可认为我已为他尽了力。然而，在堂兄肖勒姆这件事上，一般的逃避方法不起作用。作为犹太移民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富尔顿市场上做鸡蛋买卖），堂兄肖勒姆决心在自然和历史中为自由寻找依据，并减轻、抑制和消除死亡的恐惧，它统治人类——震慑人类。再者，他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一种非常古老的情感），一个世界公民。总之，他想确保一切都美好，奉献一份别致的礼物，保佑人类。所有这一切，肖勒姆为全球犹太人树立了典范。与芝加哥董事会议室和幕后活动场所的背景，以及欺诈、纵火、暗杀、职业杀手、毒品贩子抗争，这种理想的正直源于看不见的力量——道德法则，而在芝加哥，它一向比蒜皮或手纸还薄弱，现在更像氩气一样稀少。不管怎样，想想他，也许是驾驶出租车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乘客们是使《哥林多后书》(64)相形见绌的彼勒(65)的后裔。而在这空前绝后的堕落中，肖勒姆的思想却更加纯洁。这种努力使他身患恶性肿瘤。我一直认为，每天在城市的车流中开十个小时的车，足以使人身患癌症。这是强迫性的静坐不动导致的，再加上越发加深的恶感，器官释放出愤怒的逆流，也许还有机械装置的缘故。

我能为肖勒姆做些什么呢？疏远三十年后，我不可能径直上他家去按门铃。我没法给予经济资助——我没钱帮他印刷成千上万页的东西。他至少需要十万，或许他希望艾扎从大环商业区凭空变出钱来。艾扎不是属于怪物式的精英财务分析家吗？但堂弟艾扎不是具体操作员，无法攫取大笔钱用于“知识”项目或开明的改革，也不是玩弄大钱的政治拨款人。

我不敢与他同坐在六层公寓他的客厅里，讨论他倾注毕生心血的著作。我缺乏所需的语言。大学的生物知识无济于事。我们曾在波希米亚公墓讨论过的那些了不起的问题：显贵的环境、众多的坟茔、腐败的花朵，但我的施本格勒比波希米亚公墓里的那些东西消失得更加无影无踪。

我与莫迪舅舅也没有共同语言，无法向他敞开思想。在肖勒姆看来，若我不用几年时间钻研，使我具备资格，他无法将我列入他哲学体系支持者的行列。毫无疑问，时间根本不够。既然如此，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募集资金，将他安葬在东德。渴求硬通货的共产党人不会拒绝合理的提议。早晨洗脸修面时，我记起了伊利诺伊州埃尔金市的一个堂兄弟——尽管不是近亲，但我一向与他关系友好，且挺有感情，也许他能帮忙。处在一个变态的时代，要尽量维护感情。储存起来，感情会保持原样，因为人们并不经常明白维持感情的目的。然而，这些精神水生物也令人奇怪地持久和顽强地存在。人们似乎能够相互长达数十年或无数年地“保持不变”。如此的分离，具有永恒色彩。“无同时代人”的一种解释是，任何有价值的联系都受时间限制。而人不在，就会感觉到他们的价值犹存。这种关系犹如用使人昏睡的乐器演奏渐慢乐段，而整个交响乐队的其他乐器声则轻得微乎其微。

我说的那人仍活着，住在埃尔金。他叫梅迪·埃克斯丁，曾经做过自由撰稿人和广告人，现在一半时间赋闲。他与肖勒姆·斯塔维斯属完全不同类型。我的堂哥埃克斯丁喜欢打台球、拳击和爵士乐。梅迪有一个奇特爱好，即做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人。他出生于俄亥俄的马斯金根。父亲在那儿经营一家男厕装潢用品店。他在芝加哥读了中学，长成一个活泼的、满口俚语的小伙子，爱打棒球，玩杂耍，吹小号，是个布基伍基乐手，喜欢赌博，是骗人老手，十足一个市政府内的胡闹人。他特爱机灵的乡巴佬这种人——“乡巴佬出身的机灵的亚伦(66)”。梅迪满头浓发鬈曲，梳理得竖直，颧骨凸出，长着难看的粉刺，脱落处留下一个个小瘢。他的脑袋会漂亮地一抖，声称即将要打出好成绩。在威斯康星拉斯凯勒大学打台球时，要先将香烟置于台球桌沿，然后拿球杆，研究下一杆怎么打，然后就会出现这个习惯动作。就如曾向塞克尔那里学歌，我也从梅迪那儿学会一些歌曲。他喜爱乡村爵士乐的韵味，比如“我听上去像个怪人”，尤其是：

当他吹起了喝彩的小号，

啊，奶牛没了奶，母鸡不下蛋。

总之，是个可敬慕的人，就如一件艺术作品，从形式上以及整体风格上看都是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他曾经仿效过的榜样不复存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和我一起从军，一起去莉萨俱乐部演奏爵士乐。

为了肖勒姆，只能找堂兄梅迪，因为一位死了多年的亲戚不知在哪儿设立了一项基金，他是他那一族门里的最后一位。我知道一些这个基金的条款，主要用于家族贷款，如果穷亲戚们有天赋，也用于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甚至更高层次的文化活动。我了解得不详细，但我想梅迪了解。我很快打电话找到了他。他说第二天进城，并告诉我说，很高兴与我谈谈。“老兄，好久没见你了。”

基金来自一位老阿卡迪斯·埃克斯丁的遗产。人们称他阿迪。人们对他没有什么指望。他一生没系过鞋带，不是因为太胖（只是块头大），而是他向世人宣称爱随便。阿迪临终前意外获得一笔钱。俄国革命前，他将一本俄国小学生阅读的普希金传带入美国，一知半解地给我们背诵普希金。现代的经验从未触动过他。从头顶看，阿迪的脑袋圆圆的，长着棕色头发，与孩童无异，充满童真。他的脸颊和眼睑浮肿，眼睛呈猕猴桃绿。1917年他在威士忌酒厂失去一个手指，也许是想逃避服役自残的。有一幅阿迪和他守寡母亲的袖珍肖像画，作于七十年前。画中他的大拇指顶在西装翻领后。他的母亲丹娘身材矮小、肥胖，带有东方风格。尽管神色拘谨，其实面带笑容。为什么笑？如果说她的腿又粗又短，够不着地，其原因是物质世界本身就可笑地不完美，滑稽地无法适应丹娘。丹娘的第二任丈夫是个身价百万的船员，在他那个犹太教堂是个名人，一个思想正统的诚实人。丹娘是个电影迷，喜爱克拉克·盖博(67)，从不错过《乱世佳人》。“哦，克拉克·盖博，我多爱他！”

她老公先死，五年后，她八十五六岁时随老公而去。她死时，阿迪是个脱水苹果酱推销员。消息传来时，他正在一个偏僻的小百货店里展示他的产品。他和妻子，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立即退休。他说他要重新研究哲学，他曾经在安妮阿伯(68)主修过哲学，天晓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他要管理家产和金钱，故无法接触书本。过去他常对我说：“艾扎，你对乔·杜威有什么看法——啊？”

等这些姓埃克斯丁的亲戚去世了，人们才了解到，他已设立了一个基金，根据遗嘱用于高等教育。按梅迪的说法，叫基金会。

“这笔钱用过吗？”

“几乎没有。”

“我们可不可以为肖勒姆·斯塔维斯的事用点基金的钱呢？”

他说：“那得看情况。”暗示他也许可以更改遗嘱。

我早已为他准备了一番陈述，他很快抓住了肖勒姆这件事的要点。“没有足够的钱来出版他一生的著作。再说，我们又怎么能证明他等同于达尔文，就像牛顿等同于哥白尼一样？”

“让我们来证明确实很难。”

“你会邀请谁？”梅迪说。

“我们得花钱请几个专家，我对大学里的人没有足够的信任。”

“你认为他们会剽窃一个无抵抗力的业余天才的成果？”

“接触灵感，常会干扰你稳定的工作……”

“假定肖勒姆是个有灵感的人。阿迪和他老婆去世了，没能享受他们的遗赠。我不想一时冲动大花他们的钱，”梅迪说，“如果肖勒姆的形象不这样高大，我对他就更有信心。”

时下的人，如果你不向他们暴露你最微妙的人性，就不会信任你——在户外厕所里，利奥波德·布卢姆(69)，他渐起的恶臭，他妻子的山羊乳房，等等。给普通人定的标准已向低层次的细节靠拢。

“再说，”梅迪说，“那是什么基督教精神？为什么他非要引用《福音书》中最反闪米特人(70)的话？在我们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不该再朝这个方向走。”

“据我所知，也许他是伊曼努尔·康德的传人，不接受全犹太色彩的观点。同时，他声称在知识史上拥有占重要地位的天然权利，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国人。”

“即使这样，”梅迪说，“为什么还要求葬到铁幕(71)后？他难道不知道俄国人那么仇恨犹太人——与德国一个鼻孔出气？他以为躺在那儿，就能像吸墨纸一样吸掉仇恨，治愈他们的恨？也许他以为他能——只有他，其他人不行。”

他竭力指责肖勒姆的狂妄自大。这些心理学术语俯拾即是，咄咄逼人地诱惑我们去使用。它们都应该被铲进车里，倒进垃圾堆。

想想梅迪自己的发展很有意思。他很聪明，当然，如果你见过他如何装腔作势成胡佛时期或早期罗斯福时期的美国中产阶层人士，你也许不会这么认为。他追求愚蠢行为，甚至忍受新教徒(72)所受的痛苦，忍受丈夫和妻子隔阂的不幸，在性生活上自我惩罚。他会在大环商业区醉酒，像其他美国人一样，醉醺醺地乘坐市郊往返列车回家。他买了一只英国哈巴狗，气得他妻子发昏。他和岳母用种种美国怪诞详尽发挥相互之间的反感。他在家时，她躲进地下室，等他上床睡觉了，她才上来去厨房冲杯可可喝。他会对我说：“我送她去见营养师，我弄不懂她不吃甜卷饼和可可，却又看上去气色很好，面孔红润。”（我猜想，是矫揉造作使她身体状况出色）梅迪与小儿子是同盟；一起去钓鱼，一起去参观南北战争的战场遗址。他一生都是一个中西部人，靠写中西部户外材料生活。在戴着浅顶软呢帽的人眼里，总混杂着犹太味。六十多岁时，犹太人特征更为明显。我已经说过，他模仿的美国模式现在早已完全过时。《旧约》中的祖先们也要比他们这班自作聪明的乡巴佬更现代化。梅迪不想继承他父亲一辈的宗教，远离那种宗教，但在半赋闲生活中，在埃尔金他变得令人注目，像莫迪舅舅在他的更衣室内有过的情形一样，变得令人不可思议。因此，我对堂表兄弟的兴趣并没有使他吃惊。他自己也来了兴趣。他的脸现在变了形，长着疙瘩，但充满热情，如果我没有理会错那上面的表情的话，那么他是在祈求我对他的兴趣。他盼望亲近。

“你不会是因为与肖勒姆曾在一起散步度过美好的时光而多愁善感吧，艾扎？如果你读读他了不起的著作，你也许就能判断了。兰德公司不雇佣蠢材——过些时候我会来请你跟我谈谈那个超级思维库。”

“我看还是称之为同情好，不是多愁善感。”

在道德范畴内，这是疯狂、无知，彻头彻尾的无法无天。

梅迪说：“如果你试图对他说话，他会高人一等地给你上课，对不对？既然你对那些接合体和接合孢子不了解，你就不得不坐下听他说……”

梅迪想要说的是他和我——我们能互相理解，因为我们同辈。我们这些长大于美国街头的犹太人根本不是外国人，我们给美国生活注入了那么多热情、朝气和爱，以至于我们就是美国生活本身。奇怪的是，正当我们在这令人羡慕的民主国度内完善自我时，这种美国生活却在被遗忘。而我们的民主已经过时，带有新抽象概念的新的民主又残酷地使人沮丧。成为一个美国人其实一向是一种抽象目标。你作为一个移民来到这里，得到一个最合理的提议，你接受了，找到了目标。而在新的概念之下你又迷失了。他们要求你断然放弃个人的判断力。尤妮斯致医学院的信就是佐证。“正直”一词，可以欺骗良心。一旦接受了新的概念，你就再也无须担心是非善恶了。不用顾虑善恶的借口是你在教育上倾注了心血。你在有限的课程上拼命用功，掌握了它，你就永远清醒了。你会说：“负罪感必须消亡。人类有权享受没有负罪感的快乐。”上了这宝贵的一课，你现在能接受女儿混乱的性生活了，而在过去，这会使你休克。你上好了这一课，得到了补偿，你得感谢才是。于是，你又有了新思索。很可能我们的幸存依赖于我们的思索——必须做出所有理性的抉择。听着，我根本没有离题。堂兄肖勒姆是生活在一片旧思索中的圣人，他就是真实，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堂兄梅迪说他不是。堂兄梅迪想提醒我，我与他是一种独特的犹太美国人（为历史所淘汰）发展出的代表，并且要比任何已淘汰的天才们能理解的更具无限共同性。

“我想为肖勒姆做点事，梅迪。”

“我不敢保证我们是否能用亲戚阿迪的钱将他安葬在东德。”

“完全可以。假定你募集钱以便他的著作有人读……得找个生物学家来审查一下，还得有一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也许吧。我会与遗嘱执行人着手处理此事。我回头跟你联系。”梅迪说。

我猜想他自己就是遗嘱执行人。

“我要到国外去，”我说，“也许会在巴黎见到肖勒姆。他在辞别信里提到要旅行，筹划马恩的出租车的事情。”

我把罗丁逊小姐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梅迪。

“乘协和飞机去，对吧？”梅迪说，脸上没有嫉妒。有他相伴我会很高兴。

我在华盛顿停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商量重新由商业银行向巴西人提供贷款的事。我抽了几小时去了国会图书馆，寻找有关乔基尔森和博戈拉斯的资料。顺路去东德大使馆咨询了一下，然后给我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前妻打了个电话。伊莎贝尔是人们最熟悉的播音员之一。三次婚姻之后，她又恢复用她的本姓。有时在欢跃的音乐之后，播出节目主持人姓名时，我会听到她的名字：“请听记者伊莎贝尔·格林斯潘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我邀请她与我一起吃饭。她说不行，可能是为我没有早点从芝加哥给她打电话而生气。她说她会来哈伊亚当酒店与我喝一杯。

相会时伊莎贝尔一再暗示的思想是，人这种动物的心理还未达到平衡。我的理解是，不仅有缺陷的、有病的、发育不完全的人很普遍（顺便说一声，伊莎贝尔既无缺陷，也无病），而且人类中的绝大多数永远也不会心理平衡。他们天生就是吹毛求疵的、烦躁不安的、动辄生气的、浑身不舒服的，他们寻求解脱这种痛苦，而又痛恨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像伊莎贝尔这样的女人，下决心要给人留下完美平衡的印象，却反映出这种令人不快的不稳定。她认为我身上具有她已摆脱的缺点；她以我们越来越显著的分歧作为衡量她进步的标准。她很聪明，自然是门萨(73)（高智商）团体的一个成员。在广播中，她是快活迷人的，然而与我在一起时却一向郁郁寡欢，似乎她对自己的“洞察力”一直不满。作为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在节目中向成百上千万听众传播开明思想。塞贝尔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的”，但作为一个有才智的女人，她心里暗自对这种开明感到痛苦。

她对我谈了芝加哥。在一定程度上，她将我等视为芝加哥。“市政委员会委员们是白色机器，一方面捆住黑人市长的手脚，一方面又一文不剩地花完这个城市的钱。而你，当然，你全明白，你一向都非常明白。你却宁可悠闲地过你的日子。”这天下午塞贝尔有个显著的变化。下午四点多时，她穿得如黎明一样亮丽。她的深肤色是即逝的黑夜。黎明没有香水味。否则两者将非常相似。不用否认，她是一个风姿秀逸的女人，深茶色底色的真丝服装上配着传统的深红色图案。我们相会时，她并不总是打扮得如此风姿绰约。

假装我“全明白”是徒劳的，但她说到“悠闲过日子”时，用意相当明显。这里具有两个明白无误、相互联系的内容：（1）我特殊的爱好；（2）我终生与弗吉·邓顿·尼·米勒特斯——一位只有八个手指的竖琴演奏家——梦恋般的关系。尽管弗吉先天有缺陷，她仍然掌握了竖琴的几乎全部演奏曲目，只放弃了几首不可能演奏的作品。她的演奏事业很成功。绝对没错，我确实从没有治愈我对弗吉的感情——那双黑眼睛，圆圆的脸洁白、坦率，女性味十足，充满人性或者说从中可以获得善良的保证。就连她短鼻子上微小的破损——一次车祸的结果，她拒绝移植塑料鼻子——也很有魅力。在我看来，说“女性”一词用于她身上最富有代表性是绝对正确的。只要可能，我总去听她的音乐会；我在她家附近散步，希望能与她邂逅，还想象在百货商店见到她。偶尔几次的相遇——三十年中有五次——具体细节都记忆犹新。当她的丈夫，一个酒鬼，将她在印度写完的《加尔布雷斯(74)传》借给我时，我每个字都读了一遍。这唯有用感情膨胀或精神发泄来解释。弗吉·米勒特斯，这位缺了拇指的维纳斯，带着她充满激情而又使人无法摆脱的力量，当然成了塞贝尔“你还是继续悠闲度日”的真正目标。我与米勒特斯

邓顿夫人也许会有幸福，犹如阿里斯托芬(75)爱情神话中两个分隔的人渴望团聚。我当时是个富有灵感的哲学系学生，长期乘坐喧闹的电动列车，从范布伦(76)街及许多当铺来到第六十三街及它的吸毒者们中间。在漫长旅途中，我克制自己不去想苏格拉底形容的高高在上的厄洛斯(77)。我与米勒特斯邓顿夫人之间的爱完全是不自然的爱之梦幻，应该遭到塞贝尔的蔑视。

在哈伊亚当酒店，我们喝了杜松子酒，塞贝尔发表了一番令人称奇的言论，这不像她平时的洞察力，确实不一样。她说：“我认为‘悠闲度日’一词并不令人满意。更准确地说，你拥有一种热情，并且独自享用。你拥有一种独特疯狂的高能量。正因为这种高能量，你可以无视平庸的肮脏的事实，而其他人不论喜欢与否都不得不忍受。你其实就是一个热情的宝窟，艾扎。你依赖你自己的热情宝窟生活。像其他人一样，精神不振会使你窒息。”

这是令人奇怪的一击。说得有些道理，我为此对她刮目相看。不过，我没有立刻做出反应，等空闲时再好好思考一下。我开始跟她说起肖勒姆，将他的事情描述给她听。假如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对他进行专题访谈，使他受到应有的关注（战争英雄——哲学家——出租车司机）。他也许能成功激发起人们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使公众慷慨解囊。塞贝尔当即反对。她说，他会沮丧的。如果他宣称康德和达尔文的最终继承人是他，听众们会说，这家伙是谁？她承认人们对马恩的出租车会兴趣大增，但庆祝仪式要等到1948年才举行，还有一年的时间。她还说她的节目不会一播就能起募集基金的作用。她说：“你肯定那人真快死了？你只是听他自己这么说罢了。”

“这话一点儿人情味都没有。”我说。

“也许吧。你一向对亲戚们善良。家属向你的热情泼冷水，你就投向亲戚。我过去曾想过，假如有人告诉你停尸房可能有一个堂表兄弟，你会打开停尸房的每个抽屉查看。你自己问问自己，有多少亲戚会来找你。”

这句话让我发笑。塞贝尔一向很有幽默感。

她还说：“核心型家庭(78)破裂时，投给那些旁系亲戚们的热情又有什么用？”

我能想出的唯一答复来自旁门左道。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为堂表亲戚间的忠诚所控制。”

“是吗？结果很不错，对吧？”

“有人认为那是一个黄金时代——最后的古老的甜蜜生活(79)。”

但这不是我的真意。数千年的无政府状态于1914年达到顶峰，在凡尔登(80)与坦尼堡发生的野蛮事件只不过是为1939年之后的更大的毁灭拉开了序幕。这又是普遍的悬虑不安——历史缝隙裂开了，枷锁在消亡（黑格尔语），数世纪的桎梏解除了。如果你意志不坚强，它会使你头晕目眩，假如你不会头晕目眩，你将会走向自由。如果无序没有使你毁灭，那它将给你创造一定的机会。当我夜晚坐在那套圣墓般黑暗的公寓里时（每次尤妮斯来看我，都对身边的环境大惑不解，“瞧这些东方的地毯、灯笼，还有那么多书。”她说），你不会知道我正专注于思考，枷锁的消亡和桎梏的崩溃使得自由成为可能，我将如何充满热情地扑向自由。书有无数，但仅有半架管用。学识的增长不保证美德的增加。我常读的一位作家侧重于热情。他引你思考爱与恨。他否认恨是盲目的。相反，恨是条理分明的。一旦你让恨萌发，它会一路向内心吞食，吞噬你整个身躯，强化内省。它不是盲目的，它只会越来越明晰，打开人的思想，向外延伸，思索自身，最终把握自己。同样，爱也是明白的，不盲目。真正的爱不虚伪。与恨一样，爱是本源。但爱难求，恨易得。等待稀有的热情，无疑会危及你自身。若你毕竟欲求明晰，且因恨丰富，故你应设信心于恨，倾你全部灵魂拥抱它。

尽管塞贝尔有能力讨论此话题，但我不想与她讨论。她仍在喋喋不休我对堂表亲戚的弱点。她说：“如果你也像对那些疯子、那些蠢笨的亲戚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一样，对我多一些关心，我们绝不会离婚。”

“诸如此类”是暗指弗吉。

塞贝尔在暗示我们再试一次？难道她是为此而亮丽梳妆、漂亮装扮自己的吗？我觉得受宠若惊。

我上午去了杜勒斯，然后乘协和式飞机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等候巴西的国会议员们做出决定。我为自己的报告匆忙写下要点，然后无拘无束地想其他事情。我思忖塞贝尔是否要我向她提出复婚。我喜欢她所言贮藏的热情。依她所见，自亲戚们、自弗吉，我的格调已沉溺于简单的内心情感。我缺乏真正的现代严肃性。也许她以为我通过参观旧画廊、信步美术馆、洋溢于亲情、喜于粉饰的遗迹，来满足一位艺术家的需要，可是又没有坚强到能承受住极大的狂喜，也没有因虚无主义之火的洗礼而得以净化。

至于婚姻……独身生活是沉闷的，然而，要结婚也不可避免要做些不愉快的思考。我到华盛顿能做什么？若塞贝尔移居芝加哥，她能做什么？不，她不会自愿移居。我们将飞来飞去，往返两地。若一件件详述，塞贝尔已是个驾驭公众舆论的人物。舆论即是力量。她属于拥有巨大权威的群体。此种权威非我所关心。与保守的对手相比，她所属的群体不属于很愚蠢的蠢人，但毕竟是蠢人，且在她的行业中，蠢人比其他行业数量更大，更具影响力。

我现在到了巴黎，在蒙阿朗贝尔酒店前停车。我放弃了一家我喜欢的酒店，因我在行李内发现了蟑螂，这些黑色昆虫随我重新越过大西洋，准备征服芝加哥。

检查完蒙阿朗贝尔酒店的客房，我沿巴克林荫道走向塞纳河。这些不朽的首都依然对美国人有着极大的魅力，多么神奇。感觉告诉我，就连此地的太阳亦具不朽的形状，犹如墨西哥的日石，照亮了圣教堂、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第九大桥及其他中世纪的古迹。

晚餐后回到酒店，我收到罗丁逊小姐发自芝加哥的消息。“埃克斯丁基金会愿向斯塔维斯先生赞助一万美元。”

梅迪太棒了！我现在可向肖勒姆交代了。我曾决定去巴黎，参加筹划行动，那么，如果他还活着，他明天就会出现在伤残退役军人协会。而相别数十年重逢时，我给予他的将不仅仅只是同情。梅迪曾说此笔赞助应用于证明肖勒姆以科学为依据的纯哲学是否如他所称，是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发展。我立即开动脑筋，思考说服梅迪的方法。我可自己挑选肖勒姆的读者，给他们一点钱——反正他们不应得厚禄，他们都是学院式的糊涂虫（瞧，对他们愤怒，是因为他们未力阻美国的腐败。实际上，我谴责他们，是他们加速了美国的堕落）。五位专家，每人两百美元，这些钱由我支付，那一万赞助费全部用在肖勒姆身上。在华盛顿找找门路，也许可以从东德大使馆搞到安葬许可证，这需花两三千美元，包括贿赂费。剩下的足够支付遗体运输和最后的安葬仪式。假如肖勒姆的洞察力确信，他在托尔葛的安葬可将全球业已膨胀的疯狂缩小成丹丸，那就值得一试。埋葬在芝加哥的瓦尔德海姆，伴随哈莱姆林荫道上隆隆的卡车声，是无法指望产生什么影响的。

为适应欧洲时间，我熬了夜，玩玩单人纸牌，纸牌奇大，无须戴眼镜。这么玩玩，睡觉时就不会仍情绪高涨。只要平静与平衡，我可以理解我的处境。边玩牌边沉思，我理解了塞贝尔的指责。她说我缺乏热情的投入，毁了我们的婚姻。说起我对堂表亲戚的多情，她迂回曲折地暗示了犹太人的神秘性。塞贝尔有一个漂亮的犹太人鼻子，也许犹太味太浓了点。她了解我的弱点，显眼地向我展示她的腿。她胸脯匀称，喉部光滑，臀部丰满，两腿仍能在卧室里踢蹬——我过去常称“你的跳绳的腿”。那么，塞贝尔现在经过了三次婚姻，是否认为唯有我是她真正的丈夫？或是否她想最后一次与她的亚历山大对手（埃及人）竭尽全力较量一番？无过的弗吉是她一生所恨，仇恨使人条理分明，失去爱情。海德格尔亦会赞同此看法。可以说，他的思想传染了我。我打算去追求这两种使人条理分明的情感。爱不是太多，而恨则犹如氮或碳那样，无处不在。也许恨本身具有遗传性，因此它就是人身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血液也许为恨所膨胀。对于北极区内的道德冷漠，我在科里克和楚科奇生活的西伯利亚环境——霜冻不亚于烈焰的严重的副极地荒漠，适合建立奴役营的地方——中发现了具体形象。综上所述，我对弗吉·米勒特斯田园诗般的感情也许可以理解为对普遍的冷漠的胆怯逃离。

我应该告诉塞贝尔，面对许多年都未实现的爱，(81)她是赢不了的。毕竟女性魅力无穷，你不拥有这样的女性魅力。

然而，我承认的真正挑战是捕捉和驯服邪恶。没有这种挑战，你将停止不前。面对新精神的诞生，却任疑虑摆布……

沉思到此，我睡着了。

上午，我的餐盘上放着一份罗丁逊小姐寄来的快件。此时我没情绪打开看。里面也许是关于事务性约会的通知，但我现在不需要它。我要去伤残退役军人协会见肖勒姆。但愿他在那儿。我在《世界报》上读到，由来自五十个国家的近两百个代表团参加的世界出租车司机协会成立大会，将于十一点举行。我将罗丁逊寄来的东西塞进衣袋，与钱包和护照放在一起。

我乘出租车急忙向圆顶大厦赶。这是一个宗教建筑艺术作品——是17世纪的布卢盎(82)，18世纪的芒萨尔(83)。它的壮观不时地引起我的注意。我极度兴奋，思维混乱，在我看来，这个已有裂缝的大厦圆顶与一个蛋杯差不多。我腋下的汗斑在扩大。喉头干得发燥。我去打听马恩的出租车的情况，有人指了个角落给我看。司机们还未到。我只好游荡近半个小时，爬到上层(84)向下看圣日耳曼教堂的地下室。哇！多么壮观！多么美丽！如此精美的拱、立柱、雕像，还有行云漂浮、骏马奔腾的壁画，精致的拼花大理石地。我想亲吻它们。另外还有来自圣赫勒拿岛(85)的拿破仑所说的沉痛的话：“我愿我的骨灰安葬在塞纳河边，安葬在我多么热爱的法兰西人民中间，安葬在这个国家的中央。”(86)现在拿破仑安葬在重达三十五吨的磨光斑岩下，富有罗马式辉煌。

下台阶时，我取出了罗丁逊小姐写的信封。读着尤妮斯的信——信封里只有这封信，我清晰地觉得心里激动，或是狂喜。是坦基的第三个愿望：我再给艾勒法官写封信，要求将最后几个月的刑期判在拉斯韦加斯的过渡教习所内服刑。尤妮斯解释说，过渡教习所只有基本的监督。上午签字出去，晚上回来再签到。白天时间归你，可以做些私活。尤妮斯写道：“我看监狱简直成了我弟弟获得无数经验的地方了。他毕竟很聪明，因此从监狱里学到了所有能学到的东西。你给法官谈谈这一点，用你自己的话说。”

用我自己的话说，大鱼在富丽堂皇的楼梯上摇晃了一下，内心一片昏暗，耳边响起了大海的咆哮。心中有个声音对他说：“终于来了！”他想张开一个血盆大口，用牙将信撕得粉碎。

我也想回信：“我不是笨蛋表兄，我是条能许愿、有无穷力量的大鱼。”

我一边让自己平静下来，一边将尤妮斯的来信撕成六片、八片、十片，然后在废纸篓里寻找克制。等回到集合地时，情绪已差不多复归正常，但还没彻底正常，还有些反复和不平。

大约有一百个代表团已聚集在出租车司机角落，也许用“聚集”一词来形容这群异常激动的人较合适。这些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戴着帽子，别着军功章，身穿制服，还有蜡染布裤子、秘鲁帽、马裤、印度绉纹马裤、非洲大红长袍、苏格兰褶子短裙、希腊衬衣、锡克族穆斯林头巾。整个聚集的人群使我想起了由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参加的联合国大会。在那次联大上，我见到了身穿白色服装的尼赫鲁，他的翻领上别了一朵红玫瑰，头戴一顶面包师戴的那种帽子。就在那次联大上，赫鲁晓夫脱下他的鞋子，愤怒地敲着讲台。当时我正好在场。

这时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在芝加哥上的地理课。我们发了一套小册子：“我们日本的小堂表亲戚”“我们摩洛哥的小堂表亲戚”“我们俄罗斯的小堂表亲戚”“我们西班牙的小堂表亲戚”。我读完了这套小册子，读到了小伊万和小孔奇塔，叙述缓慢。我向他们敞开我渴望的心。瞧，我们贴近了，我们毕竟是一家（正如坦基“毕竟”非常聪明一样）。我们不是英国佬，不是意大利佬，不是德国佬，我们是堂表亲戚。这个观念很辉煌，我们中凡是将激动的心敞开，面对世界亲戚大团聚的人是幸福的，我就是。我们将零花钱捐给基金会，用于重建20世纪地震后的东京。珍珠港事件后，我们应当将它夷为平地。而日本儿童不可能有他们的美国小堂表亲戚这样的书。芝加哥教育委员会也从没想了解此事。

两位九十多岁的法国老人，1914年的幸存者，他们的出现，顿时成了人们更加关注的中心。多么令人愉快的聚会啊，我想，或如果我不是那么激动的话会这么认为。

我哪儿也没见到肖勒姆。我想我本应该让罗丁逊小姐打他芝加哥的电话，问一下情况，但他们肯定会问是谁打来的电话，什么目的。我不遗憾来到这个震撼人的大厅。事实上，我不会错过它的。我热切地盼望与肖勒姆相见。甚至准备好了对他说的话。我不能漏过他。我走出人群，在人群外寻找他。代表团的人已被领去开会的地方，我策略地站在一个门口。五颜六色的服装令人眼花缭乱。

总之，发现肖勒姆的不是我。我不可能找到他。他的变化太大了——消瘦。是他发现了我。一位由年轻妇女——居然是他的女儿——搀扶的老人瞥了一眼我的脸，然后站住脚，对我说：“我这人睡觉不多，不会做梦，不过，如果我没产生幻觉的话，这应该是我的堂弟艾扎。”

是的是的！是艾扎！肖勒姆就在我面前。他已不再是那张用傻瓜相机拍摄的彩色照片上那个老人的模样，那张照片上的他，浓眉下两眼内视。由于体重减轻了许多，他的脸消瘦了，绷紧的皮肤再现了他的青春气息。比照片上口吐先知之火的人少一些狂热，更具生命力。他的眼睛大得出奇——如新生儿的眼睛，初次露出它们的形和神。我突然想到：我做了什么？你如何向这样一个人说为他准备了钱？难道我该说我给他带来了准备安葬他的钱么？

肖勒姆在说话，对他女儿说：“我的堂弟！”又对我说：“你住在国外，艾扎？收到了我的邮件？我明白了——你没回信是想给我个惊喜。我得发言，迎接代表们。你与我女儿坐一会儿。我们过后再聊。”

“当然……”

我需要这个姑娘的帮助；我得将埃克斯丁赞助金通知她。她将使她父亲对这个消息有个准备。

这时，我突然觉得我的力量一下子消失了。我们的生存负担不是太过分吗？我没有忘记，并观察和研究了我的堂表亲戚，而这些研究似乎确定了我自身的本质，使我始终如一。我没有将自己归入他们的行列，于是我突然得为这个疏忽付出代价。当代价有所表现时，我腿脚虚弱无力。于是，当姑娘注意到我似乎迈不动腿，向我伸出她的手时，我想说：“你想干什么？我不需要帮助。我每天仍打满一场网球。”相反，我伸手让她挽起，她带着我，两人顺着走廊走去。

石雅芳译

(1) 商标名。

(2) 英语中Sable的含义是黑貂或紫貂。

(3) 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美国政府代表机构，去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

(4) 德国城镇，自1710年以来以其瓷制品闻名于世。

(5) 由美国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等组成。

(6) 埃迪·坎托（1892—1964）：美国能歌善舞的喜剧演员。

(7) 指在美国纽约等大城市中的意大利移民或意裔居民区。

(8) 指西起加利福尼亚州，东至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一带。

(9) 犹太教、伊斯兰教里出生时的宗教仪式。

(10) 原文为西班牙语。

(11) 康普顿（1892—1962）：美国物理学家，获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2) 即兴演出艺术团团名，由迈克·尼克尔斯等人组成。

(13) 美国杂耍、电影喜剧演员家族。

(14) 法律用语。指对案件中涉及公共利害事项陈述自己看法的法院临时法律顾问。

(15) 历史上指在俄国规定给犹太人居住的地区。

(16) 一本关于犹太人生活、宗教、道德的口传律法集，在犹太教中仅次于《圣经》等重要经典。

(17) 夏加尔（1887—1985）：犹太画家，生于俄国。

(18) 安瓦尔·萨达特（1918—1981）：埃及前总统。

(19) 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1849—1916）：美国诗人，善用印第安纳方言写诗。

(20) 赖利的诗。

(21) 洪都拉斯首都。

(22) 地狱、炼狱及天堂是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里的三界名称。

(23) 格林童话中同名童话里的两个主要人物。

(24) 一种古老的弦乐器，似是吉他，又似是大提琴。

(25) 指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部分。

(26) 美国一种非营利性的健康保险组织，会员或其家庭可享受医院治疗保险。

(27) 在西伯利亚东北部。

(28) 在西伯利亚近白令海峡处。

(29) 借用希伯来神秘哲学对《圣经》作秘密解释的理解。

(30) 有一些穆斯林国家对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伊斯兰宗教法律教师和解释者以及有学识的人的尊称。

(31) 在东西伯利亚。

(32) 法朗兹·博厄斯（1858—1942）：美国人类学创始人。

(33) 涂尔干（1858—1917）：法国早期社会学家，倡导集体表象论。

(34) 利维布吕尔（1857—1930）：法国人类学家、哲学家。

(35) 萨皮尔（1884—1939）：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文化语言学的奠基人和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派的主要建立者，以研究北美印第安诸语言著称。

(36) 洛伊（1883—1957）：美国人类学家。

(37) 美国小说家J . F.库柏（1789—1851）的作品。

(38) 人类学用语，是一种认为所有文化的相似点均由于传播而产生的理论。

(39) 作者是约翰·皮金斯及美国自然博物馆。

(40) 基督教传说中耶稣葬于其中直至复活的地方。

(41) 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德国存在主义先驱。

(42) 奥登（1907—1973）：英国诗人。

(43) 美国地名。

(44) 塞缪·巴特勒（1835—1902）：英国作家和讽刺家。

(45)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

(46) 腓特烈大帝（1712—1786）：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之子。

(47) 巴尔扎克同名小说中的人物。

(48) 意第绪语，意为萝卜。

(49) 原文为西班牙语。

(50) 埃德娜·费伯（1887—1968）：美国小说家。

(51) 范妮·赫斯特（1889—1968）：美国作家。

(52) 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1876—1958）：美国小说家、剧作家。

(53) 女作家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的小说。

(54) 希伯来语，“祝你平安”。

(55) 人名“肖勒姆”。

(56) 这是斯大林的话。当有人问他宗教的权力多大时，他以这个问句反诘。

(57)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

(58) 康斯坦斯·加尼特（1862—1946）：英国翻译家，向英美读者介绍俄罗斯文学名著。

(59)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

(60) 古希腊女诗人，传说是个同性恋者。

(61) 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

(6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63) 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节。

(64) 见《圣经·新约》。

(65) 《圣经》中的魔鬼。

(66) 《圣经》中的人物。

(67) 克拉克·盖博（1901—1960）：美国著名电影演员，在电影《乱世佳人》中饰演巴特勒。

(68) 密歇根州地名。

(69) 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里的主人公。

(70) 古指希伯来人、阿拉伯人、亚述人、腓尼基人、巴比伦人等。今指犹太人。

(71) 西方报刊及政界用语，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及东欧国家为阻止同欧美各国进行思想、文化交流而设置的一道无形屏障。

(72) 指不受天主教或东正教控制的其他任何基督教徒。

(73) 成立于1946年的一个国际组织，成员都曾在正规的智力测试中居前百分之二。

(74) 美国经济学家。

(75) 阿里斯托芬（前446—前385）：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有喜剧之父之称。

(76) 范布伦（1782—1862）：美国第八任总统。

(77)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78) 社会学用语，指只有父母孩子两代同堂的家庭。与扩大型家庭相对而言，扩大型家庭是指包括祖父母、已婚子女等共居的数代同堂的家庭。

(79) 原文为法语。

(80) 法国东北部一城市，一战时法、德两军在此激战。

(81) 原文为法语。

(82) 法国17世纪的宫廷建筑师。

(83) 法国18世纪的宫廷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

(84) 原文为法语。

(85) 位于南大西洋，属英国，1815至1821年拿破仑一世被放逐至此并死于此。

(86) 原文为英语、法语混用。

泽特兰：人格见证

是的，我认识那家伙。我俩小时候一起住在芝加哥。他真够绝的。他十四岁那年，我俩成了朋友，那时他就什么都懂，还会热心地告诉你世间万物是怎么产生的。过程是这样的：太初，地球是宇宙间一团融融元素，熊熊发光。然后热雨普降，形成氤氲升腾的大海。在地球一半的历史中，大海是无生命的。后来生命开始出现。换句话说，首先是天文学，然后是地质学，过了很久才是生物学，生物学后面是进化论，然后是史前期，再就是历史——史诗和史诗英雄，大时代和大人物，然后是小时代和小人物，然后是古典、希伯来书、古罗马、封建制度、天主教会、复兴运动、理性主义、工业革命、科学、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泽特兰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中西部的时候从书里读到的。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的书生气人见人爱。他戴着一副大眼镜，淡蓝色的眼睛显得有些紧张。他的嘴唇丰满，长着孩子气的大板牙，隔得开开的。淡茶色的头发径直往后梳，露出大大的额头。圆脸蛋上的皮肤总是绷得紧紧的。他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但身体却不太好。七岁时，他同时患了腹膜炎和肺炎，然后又是胸膜炎和肺气肿，还有肺结核。这些病倒是彻底痊愈了，但小疾微恙不断。他的皮肤很特别，不能在太阳底下待得太长。暴露在阳光下会引起棕色的斑状皮下淤血和褐色红晕。因此，当阳光灿烂之时，他总是拉下遮阳帘，打开台灯看书。但他也绝不是弱不禁风，尽管他只在阴天玩网球，但球技却很精湛。他的蛙泳亦颇引人瞩目，用的是青蛙动作，下唇还像蛙儿似的探出来。他会拉小提琴，而且擅长即兴演奏。

周围的邻居大多是波兰人与乌克兰人、瑞典人、天主教徒、东正教徒，还有路德派新教徒。犹太人很少，街道破败不堪，建筑都是些平房和三层楼房。后楼梯和围廊都是用粗糙而灰暗的木头搭成。树木是杨榆还有臭椿，草是马塘草，灌木是紫丁香，花是向日葵和秋海棠。当你在等有轨电车时，夏日里酷暑似火，冬天则风刀霜剑。在泽特兰家里，他父亲固执任性，两个未出嫁的姑妈是“无照护士(1)”，专门护理那些出不了门的（通常是濒死的）病人。她们爱读俄罗斯文学和意第绪语诗歌，对文化有狂热的执著。他被鼓励成为一个小知识分子。因此尚未成年，他便是一个小伊曼努尔·康德，既像腓特烈大帝或埃斯特哈齐那样喜爱音乐，又像伏尔泰那样机智诙谐，还像卢梭那样的多情善感而激进，并同尼采一般抛弃诸神，甚至还像托尔斯泰那样献身于心灵与爱的法则。他是积极进取的（有他那不屈不挠的父亲的早期影子），但又有游戏心态。在他的变声期，他不仅研究休谟和康德，也找到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而将巴黎有名的纪念碑都蒙上条纹床单之类的胡闹也很吸引他。他谈论荒诞的重要性，谈论在游戏般崇高中包含的自相矛盾。他教导我，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准了这一点。知识分子（卑琐的布尔乔亚市民）是自大狂。他身居斗室，胸怀世界。为此，他既有可笑的痛苦，又有尼采所谓的“快乐的智慧”(2)；既是海涅，又是“天堂的阿里斯托芬”。他是博闻多学的小伙子，他就是泽特兰。

芝加哥不缺书籍。20世纪20年代，沿着汽车路都是公共图书馆的门市部。夏日里，在飞转的胶木道上。1929年，美国处于崩溃之中。我们泛舟在公有潟湖里，彼此诵读济慈的诗歌，船桨缠住了水草。芝加哥已不复存在，已经没有它的地盘。它已经散入美洲的空间。列车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邮购物品又从这里发往天南海北。而在这潟湖上，只有打转的小舟，唯湖水共长天一色，同样的澄碧，同样的湛蓝，因为这个大制造中心令人讨厌的力量被窒息了（工厂瘫痪了，冒不出烟来，萧条的工业使大气层得益了）。泽特兰背诵着“在那甜蜜的午夜……”，岸上波兰佬的孩子们则向他们大扔石块和烂苹果。

泽特兰学习法语、德语、数学、音乐。他房间里有贝多芬的胸像，还有舒伯特（也戴着圆眼镜）的石版画，舒伯特坐在钢琴前，音乐撼动着他朋友们的心灵。遮阳帘拉下了，灯打开着。胡同里，为防中暑，小贩的马戴上了草帽挡住阳光。泽特兰也挡住了大草原、不动产、芝加哥的商业和劳务。他研究了康德之后，又专心攻读布莱顿、里斯坦·查拉。他摘录了这样的句子：“地球是蓝色的，就像橙子一般。”他满脑子是五花八门的问题。列宁真的打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吗？杜威的《人类本质和行为》中的观点真是无懈可击吗？“有意义的形式”的主张能使绘画硕果累累吗？原始主义艺术的前途是怎么样的？

泽特兰自己也写超现实主义的诗：

绛唇吮吸沉睡的翠峦……

唾沫四溅的教士惹恼电鱼！

泽特兰家的公寓房间轩敞，但住起来却不甚舒服，带着1910年标准的沉郁风格。嵌在墙内的碗橱和餐具柜，餐室的扩墙板上挂着荷兰风格的纺织品，壁炉里装着煤气取暖管，壁炉架上方是两扇污迹斑斑的小窗户。上发条的维克特拉留声机播放《培尔·金特组曲》中的《山神宫中》，夏尔亚宾唱的《浮士德》选曲《跳蚤》，加里·库里奇唱的《拉克美》中的《铃声之歌》，还有俄罗斯的军队合唱曲。他说，马克斯·泽特兰当然给了他的家庭“一切”。老泽特兰是移民，他是慢慢地开创自己事业的。先在富尔顿街鸡市场学做鸡蛋生意，后来成为城里一家大百货公司的采办助理，做奢侈品生意——进口奶酪、捷克火腿、英国饼干和果酱。他壮实得像后卫，下颌间有一条黑缝，大嘴巴。你就是花上一辈子劲也没法使他那尊口摆脱非难的表情。他之所以非难是因为他看透了生活。他的第一个妻子，伊莱亚斯的母亲，死于1918年的流行性感冒。他同第二个妻子生了个弱智的女儿，第二位泽特兰夫人死于脑癌。第三个妻子是第二个妻子的表妹，年轻得多。她来自纽约，在第七大街干过活，有一段前科。正由于这前科，使泽特兰妒火中烧，大发雷霆，骂不绝口，摔盘子砸碗。“历史。”(3)泽特兰说，继续练他的法语。马克斯·泽特兰是个彪形大汉，体重两百磅，但也不过是发发脾气而已——有惊无险。第二天一早，他同以往一样又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用那把兢兢业业的铜制吉列剔须刀剃胡子，使那张充满非难的脸庞干干净净，用军用刷子将头发抚平，像个美国经理的模样。随后，按俄国人的习惯咬着方糖喝茶，浏览《先驱论坛报》，然后去隆普公司上班，多少还算“按部就班的”(4)，与平常日子无异。他从后楼梯下去，抄近路去高架铁路。他从一楼窗户望进去，能看见厨房里信东正教的父母。爷爷正拿喷雾器对着自己长满胡子的嘴巴——他有哮喘症，奶奶在做陈皮糖，橙皮在蒸汽暖气上干燥了一个冬天。陈皮糖存放在鞋盒子里，喝茶时用。

马克斯·泽特兰坐在高架列车中，舔着手指翻看厚厚的报纸。高架铁路俯瞰着小砖房，如同精英之桥君临这讨厌的贫民窟。就在这些小房子里，波兰人、瑞典人、爱尔兰佬、西班牙佬、希腊人，还有老黑们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充盈着赌博、强奸、野种、梅毒和喧嚣的死亡。马克斯·泽特兰都懒得去看一眼，因为他能在《先驱论坛报》里读到这一切。这小火车有藤制座椅，折叠的手动金属门齐腰高，供乘客上下车。洋铁皮尖顶覆盖着高架铁路的月台。长长的楼梯的每一台阶立面上都有林达宾海姆蔬菜联合公司的广告。缺铁使女士们苍白。马克斯·泽特兰本人也是面容白皙，长着白色的肉嘟嘟下巴，神情尖刻，不过倒不至于让人望而生厌。他走进韦白希大街的销售中心，他在办公室做事干净利落，打电话随机应变，语音流利晓畅，不过同其他操俄语的人一样，遇到词首H音时会有些小磕碰，发出一种柔和的咕哝声。他对事实、表格、价目和合同了如指掌。他站在写字台旁抽着烟，将烟憋在肚里，烟雾从他鼻孔里不绝如缕地飘出来。他低头环顾四周，目光如炬，以犹太人的势利评判着那些放纵不羁、头脑空虚、只知道玩高尔夫球的异教徒，他们敢穿着短裤在球场的限制平道上招摇，他们也会成为他看上去的那样，没有深埋心底的愤懑，没同放纵的纽约姑娘结婚，没有失去母亲的白痴女儿，也没有死过人的房子。马克斯·泽特兰那剪裁得体的上衣所掩饰的结实的大肚子，从裤腿里鼓出来的肌肉强健的小腿肚，那烟味浓烈的鼻子，不露声色的恼怒——不错，在生意圈里，就该是个规矩人。他是一个大零售企业的经理，也确实是个规矩人。他的圆脑袋并不怎么深邃，脸膛儿倒很宽，肌肉发达，眉宇间充满自我意识。他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梳得很平整。门牙隔得开开的，泽特兰也有这遗传特征。唯有他父亲下巴的那块没法剃尽的折叠是一个痛苦的象征，而这个使得马克斯·泽特兰显得有些可怜的暗示，但又被他那俄国军人的精壮强悍、粗俗放恣的抽烟方式，咂然作响的豪饮烈酒掩盖了过去。他的儿子在朋友间用五花八门的名字称呼他，通常叫他的名字有：将军、政委、奥斯帕维奇、奥兹曼达斯。“我的名字叫奥兹曼达斯，王中之王。您瞧我的工作，陛下，举世无双！”

在他第三次结婚之前，鳏夫奥兹曼达斯从鲁普公司回家时总是带着桃色纸印的《美国晚报》。晚饭前，喝上一杯威士忌，看着女儿。也许她并不笨，只不过是暂时性发育阻滞罢了。他那聪明的儿子告诉过他，卡萨诺瓦在八岁前一直是个脑积水患者，被认为是低能儿，而爱因斯坦也是个迟钝的孩子。马克斯希望可以教会她缝纫。他从用餐方式着手，有一段时间她吃饭的样子实在可怕，但孺子不可教。在她的眼里，家里人的脸都被压缩了，变小了，同猫脸差不多。她说话口吃，步履蹒跚，大腿细长，发育不良。她会在众人面前拉起裙子，她会在没关门的卫生间里细水长流。这孩子将家庭的所有缺点四处喧嚷。亲戚们都很同情，但马克斯感到姑妈和堂兄弟们的这种同情是一种自我庆幸。他冷冷地予以回绝，眼睛盯着前方，拉长他那平直的嘴唇。当人们以同情的口吻同他聊起女儿时，他恨不得立即拧下他们的脑袋。

父亲泽特兰阅读俄语和意第绪语诗歌。他很喜欢结交艺术家，波希米亚服装设计师，托尔斯泰主义者，埃玛·哥德曼和依莎多拉·邓肯的追随者，戴夹鼻眼镜、穿俄罗斯衬衣、蓄列宁和托洛茨基式胡子的革命者。他参加讲座、辩论、音乐会和朗诵会。乌托邦主义也使他感兴趣。他尊重智者，接受高雅文化，当时的芝加哥的文化氛围是很浓的。

在加利福尼亚路休谟玻尔特公园的对面，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和世界产业工会成员有自己的论坛；斯堪的纳维亚人有他们的兄弟互助会、教堂、舞厅；天主教犹太人有犹太会堂；犹太女会有她们的慈善保育院。1929年之后，迭维仁大街上小储蓄银行倒闭了。一家成了鱼行，养鲤鱼的水池就是用银行大理石砌成的，保险库成了冰库。一家电影院成了殡仪馆。附近，芜藤杂草中建起了一个红色的公共电车库。素食者在“托尔斯泰素餐厅”的橱窗里挂了一张巨大的老托尔斯泰伯爵的照片，瞧那胡子，瞧那眼睛，瞧那鼻子！伟人们拒绝了芸芸众生的卑琐和凡俗，包括他们自己身上的凡俗。鼻子是什么？软骨。胡子是什么？纤维。伯爵是什么？高贵种姓，压迫时代的产物。只有爱、自然和上帝才是善良伟大的。

百分之一百工业的现代芝加哥像泄了气的破轮胎，没有绿洲或活水，毫无可爱之处。像泽特兰这样的聪明孩子，尽管也喜欢这世界，但不会长期被表面现象迷阻。没人带泽特兰去钓鱼。他不去森林，也就没有人教他射击，没人教他清洁化油器，甚至没人教他玩台球或跳舞。泽特兰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书籍上——他的天文学、地质学等等。起初是一团炫目的物质，然后是无生命的海洋，然后是肉鼓鼓的生物爬到岸上来了，简单的生命形式，然后是复杂的生命形式，如此等等。然后是希腊，然后是罗马，然后是阿拉伯代数，然后是历史、诗歌、哲学、绘画。他还穿着孩子的短裤，却已经应附近的研究团体之邀作演讲，论生机盎然，论康德与黑格尔之差别。他俨然一副教授派头，日耳曼式的，神童般的，他是马克斯·泽特兰的秘密武器。老泽特兰是家里的顶梁柱，小泽特兰则是家族的天才。

“他要我成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泽特兰说，“或者是小伊兹考维兹之类的怪才——在八岁时就成为希腊文和微积分神童。真见鬼！”泽特兰坚信自己的童年被欺骗了，被剥夺了天使般的人身权利，他认定那些髫龄遭难、天趣荡然、背上童真十字架的老话说得没错。他为什么会病恹恹的？他为什么近视？他为什么肤如菜色？就是因为阴郁的老泽特兰要他呕心沥血，在所不惜。父亲使他成为受责的沉默羔羊，父亲要求他为世人瞩目，却从不——真是从不——赞成任何事情。

可以这样说，成为知识分子是人类发展的下一阶段，是人类的历史命运。现在普通大众都在阅读，我们可以向各个方面发展。泽特兰相信这一点，而这一心灵发展的最初阶段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暴行、犯罪、疯狂。泽特兰说，难道诸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之类的书不是这个意思吗？难道封建农业社会的俄罗斯的理性主义不是产生了腐败吗？难道革命的第一个结果不就是犯上作乱吗？难道不是对现代环境与现代潮流的抵抗吗？难道不是罪恶与自由的可怕抗争吗？难道不是先驱者的自大狂妄吗？成为知识分子就是成为一代新人，这些新人的目的就是祛除他们身上的原始的野性冲动，祛除他们疯狂的劣根性，改变自己，大公无私，热爱真理，变得崇高。

自然，泽特兰被送进了大学。大学等着他。他在诗歌、散文比赛中获奖。他参加了文学协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他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斯大林背叛了十月革命，因此他参加了斯巴达克青年团，但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又是相当茫然的。他师从卡尔纳普学习逻辑，后来又师从伯特兰·罗素和莫里斯· R.科恩。

上学的最大好处是他可以离开家了，租上一间房子，越脏越好。最好的莫过于位于伍德朗路的刷白之后的前煤仓里。烟煤依然堆放在隔壁的棚子里，从白色木板缝里漏出来。屋子里没有窗户，水泥地上有块似乎随时会散碎的破地毯。里面有一张老橡木桌子，上面有香烟灼迹，还有一盏没有灯罩的落地灯。整座房子的灯光都照在泽特兰的行军床上。租金是每周两个半美元。那真是一方快活的天地——波希米亚式的，欧洲式的，尤可称道的是，它是俄罗斯式的！房东派奇克说他曾是希里尔大公的狩猎助手，日俄战争爆发时，他被抛弃在堪察加半岛，他千里跋涉，穿过西伯利亚回来。泽特兰可以同他讲俄语。派奇克鹤发鸡皮，蓄着两撇细细的胡子，架着廉价的弯腿眼镜。他在屋后用汽水瓶搭起了一个小房子，那是推着小车从胡同里收集来的。焚炼炉里烧着垃圾，热风从节气门里喷出来。房东用假声唱着民谣和赞美诗。真没比这地方更好的了：杂乱无章，灰尘乱飞，不成规矩，无拘无束。你可以整夜聊天，白天沉睡不起。无论你怎么想，怎么感觉，有什么新奇念头，悉听尊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在派奇克的房子里尽享其乐，讲字谜，作演说，说笑话，唱歌。他可以是洗衣机、时钟、拖拉机、望远镜。他一个人表演了《唐璜》的所有角色和嗓音——“Non sperar se non m’uccidi…donna folle indarno gridi.”他再现了宣叙调中的竖琴背景音乐和圣职者的灵魂离开肉体时的黑管音色。随后他会成为对党代会发表演说的斯大林，或讲德语的卖富勒牌刷子的推销员，或者是击沉美国货轮的潜艇艇长。在实际生活中泽特兰也是助人为乐的。他促使别人付诸行动。他为结婚的研究生看管孩子，为病人做饭，为出城的人看管猫狗，在下雪天为困在家里的老太太们购物。眼下，他正处于敦实的孩子和近视的年轻人之间，心中充满古怪念头和新奇主意。他俨然一个方济会修士，充满爱意，却是个傻子，很容易受骗上当。少不更事者。到了十九岁，他已经很有一些狄更斯心肠了。当他在比林医院擦地板挣得了一些小钱之后，就同临床病人一起享用，给他们买香烟和三明治，借给他们车资，陪他们过马路。他对痛苦以及苦难悲惨的象征很敏感，当他进入大萧条时期的商店时总是热泪盈眶。干瘪的土豆，发芽的洋葱，还有映入眼帘的愁眉苦脸的店主。他的猫流产了，因猫妈妈伤心之故，弄得他也悲痛不已。我将死猫从无挡板的肮脏地下室厕所里冲了下去。他总是那样，真让我烦了。我说他将感情倾注于任何东西。他警告我，别那么硬心肠。我说他夸大了一切，他指责我麻木不仁。对两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样的争论真够怪的。我感到在大萧条期间，美国化的力量遭到挫折。我们游离了出去，并抓住这个机会使得自己更加外国化。在大学里的文化精英眼里，我俩是可笑的一对。这些精英如果不引用威廉姆·詹姆斯、卡尔·马克思，或者维列尔·德·伊斯阿坦和怀特海的语录是没法开口辩论的。我俩分别是威廉姆所谓的那种软心肠和硬心肠的人，但詹姆斯还说过，若是在一天时间里洞悉一座城市发生的一切，那么就连最硬的心也会破碎的，谁也没法使自己心硬得像所需要的那样。“如果你不注意，你会失去同情心。”泽特兰说。他总是这个口吻，他的语言总是那么优雅。上帝才知道他那贵族般的风格是从哪儿来的——也许来自培根爵士，还须加上休谟以及桑塔亚那的一些成分。他在刷白的地下室里同他的朋友辩论，语言非常纯洁而富于音乐性。

他还很喜欢音乐。如果不是哼着海顿的四重奏或鲍罗丁或普鲁考费夫的曲子，他是不会走上大街的。他的外套一直扣到脖子下，他拎着手提箱。他戴着毛皮衬里手套的手指摁着小提琴的弦，音乐从他的喉咙和双颊间送出来。他有份好心情，却没有好肤色，他的皮肤是那种黄葡萄的颜色。他胸膛里回荡着大提琴声，小提琴的高音从鼻子里流出来。树木长在用扫帚扫起来的脏雪堆里，扎根于路面下的泥土里，阴沟的渗水滋润着它们。泽特兰和松鼠一起享受着主观能动的特权。

当他进入卡博大厅，热浪立即包围了他。大厅内部是浸礼会特有的棕褐色，质朴无华，清漆照面，很像古老的教堂。楼里灼热，他立即感到扑面而来的热气，它们打在他的双颊上。他的眼镜蒙上了一层雾。他停止了节奏缓慢的鲍罗丁四重奏，叹了口气。叹气之后，他露出广闻博识的表情，喜爱音乐的表情已经荡然无存。他现在对符号论和象征逻辑做好了准备——也是托尔斯基、卡尔纳普、费格尔和杜威的读者。一个肤色难看的敦实小伙子，平整的茶色头发发出绿莹莹的光泽。他坐在硬靠背椅上，掏出香烟，扮演各种人物，他真是个天才。在他那起团的毛衣和缺门牙的身体里装着斯基·琼斯，眉头缠结的兹维奇，还有达克·迪薇——可爱、敏锐、苍白的姑娘——还有克莱海扬小姐，一头红发，结巴得厉害。他现在是出色的逻辑实证主义者。

有那么一会儿，他能以心灵的方式做任何事情，但他并不准备成为逻辑学家，却被理性分析所吸引。人类的情绪斗争从未解决过。带着激情，带着狂热的愚蠢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情绪的斗争也在重复着——冲动、本能、欲望、自我防卫、扩张、对幸福的求索、对正义的求索，存在与逝去的经验，从空无一物到空无一物。穷极无聊。毛骨悚然。命运。现在，数理逻辑能将你从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存在中摆脱出来。“你瞧，”泽特兰坐在那张肮脏的包豪斯式的帆布椅上，滑下的眼镜使他的短鼻子显得更短了，“命题有对有错，但它们都是合理的。莱布尼茨可不是傻瓜。假若你真的知道它是什么，那么它确实就是什么。不过，就如同真正的实证主义者那样，我在这个宗教问题上还没完全定下主意。”

就在那时，整齐划一的芝加哥有着冬日的蓝天，棕色的黄昏，水晶般的寒霜，工厂的汽笛销声匿迹。五点钟。老鼠皮色的雪花与笼子似的小屋。焚炉熊熊，派奇克的铁锨咯咯地插入煤仓。楼上的无线电的响声穿过楼板，传到我们下面来。这是“合并”(5)，舒施尼格(6)和希特勒。维也纳现在同芝加哥一样的冷，但更加阴郁。

“绿蒂在等我。”泽特兰说。

绿蒂长得不错，也算得上会逢场作戏的交际女郎，当然以她特有的方式。她是一位牙齿上叼着木槿花的异教徒美人，一位聪明的年轻女人，她爱一个有趣的男人。她来煤仓看他，他住在她的房间里。他们一起找到了一个英国式的地下室。然后搬进一张老橡木桌子，用玫瑰色的天鹅绒玩意儿装饰一番。他们养了猫狗，一只松鼠，一只宠物乌鸦。在他们第一次争吵之后，绿蒂又用蜂蜜涂在乳房上，以示和解。在毕业之前，她借了一辆汽车，开到密歇根城去结婚。泽特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一个哲学研究员的职位。大家为他们在肯姆马克大街的一套老公寓里举办了婚礼兼告别聚会。才分开五分钟，泽特兰和绿蒂就从走廊两头奔过来，抱在一起，浑身战栗地亲吻着。“亲爱的，突然间你不在那儿了！”

“甜心，我一直在那里，我会永远在那里！”

这两个年轻人如胶似漆，百无禁忌，在公开场合里显示他们的爱，但更多的爱意还没表现出来。他们互相爱慕，况且已经像夫妻那样生活一年了，还有那些狗、猫、鸟、鱼，植物，小提琴和书籍。泽特兰有模仿动物的天才。他像猫那样给自己洗脸，像狗那样蹲着咬身上的跳蚤，做出金鱼般的怪脸，像鱼鳍那样摆动自己的手指。当他们去东正教堂做复活节祷告时，他学会了跪下来，做出东正教风格的画十字手势。在泽特兰拉小提琴时，绿蒂随着节奏点着头，像是他心爱的节拍器，但节拍稍稍差一点儿。泽特兰总是想显示些什么，而绿蒂也好炫耀。泽特兰说，也许没有什么办法使人类不演戏。只要你知道灵魂在哪里，即便把自己当成苏格拉底也无伤大雅，只有当某人连灵魂都找不到了，却还在演戏，这才是不可救药了。

因此，泽特兰和绿蒂并不是简单的结婚，而是快乐惬意的结合。泽特兰得到的并不是那个可怜的马其顿姑娘——她那念念有词的移民母亲对泽特兰下咒语，诅咒他，而她的父亲摇着手铃穿梭于胡同弄堂磨剪子抢菜刀——泽特兰得到了dasewig -weibliche，一种自然而全方位的辉煌力量。而绿蒂则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像泽特兰。”她又加了一句：“在各方面都如此。”然后放低声音，声音是从嘴角里发出来的，是以一种黛德丽般的古怪魅力，用芝加哥人硬邦邦的风格说出来，“我也不是黄毛丫头，我要你知道这一点。”这并非秘密。她同一个叫霍兰姆的家伙同居过，他是一个教育心理学家，修复的兔唇上蓄着胡子。在他之前，她还有别人。但现在她是妻子，洋溢着妻子般的爱意。她熨烫他的衬衣，给他的吐司抹黄油，为他点烟，像西班牙少女一般凝视着他，美目流盼，这使有些人感到有趣，这是温柔的热恋，但也惹恼了一些人，而父亲老泽特兰则是怒气冲天。

这对夫妇离开勒赛尔大街车站去纽约，乘硬席车前往。车站看上去很古老，矿山般的。蒸汽升腾到污黑的天窗上。高架铁路的桥墩在冯保兰大街上震动，那里是当铺、军用品商店和廉价理发店的所在。红帽子在搬行车，泽特兰对奥兹曼达斯说起这些黑人搬运工的宫廷做派。姑妈们也在那里，她们并不怎么明白泽特兰的这个稀奇古怪的看法。他谈到了车站的黑色，红帽子搬运工的黑色以及他们毕恭毕敬的非洲人举止。老姑娘们互相交换的目光表示她们认为他在胡扯，可怜的伊莱亚斯。她们责怪绿蒂。泽特兰的生活刚刚展开，结婚和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员使他激动不已。但他父母的阴郁阴影投射给了他，他黯然神伤。泽特兰蓄了棕色的大胡子，他那孩子般的大板牙分得开开的，同这成熟的胡子古怪地结合在一起。他胸部发达，几乎算得上结实的身材就是他父亲的缩小版。但奥兹曼达斯有俄国军人的举止，他不相信笑逐颜开和蹿跳腾挪的模仿。他直挺挺地站着。绿蒂对每个人都说着友好的话语。她穿戴着苹果花色的连衣裙和相配的无边帽，还有苹果花色的高跟鞋。列车发出碰撞声和喷气声，但依然能听到绿蒂俗气的高跟鞋快步走动的笃笃声。她那东方人的眼睛，她那幽默的乡下人鼻子，她那赏心悦目的胸部，还有泽特兰不断伸手抚摩的柔滑而性感的臀部，都引起了奥兹曼达斯家人沉默而强烈的注视。她叫他“爸”，他以一种权充微笑的表情将烟雾从齿间滤出来。是的，他强作欢颜。马其顿亲家父母根本没露面，他们坐的有轨电车半路堵车了。

在这悲伤而快活的时刻，奥兹曼达斯在克制自己。尽管他戴着一顶夏天的平顶宽边草帽，上面有一条红、白、蓝相间的条纹，但他还是显得很欧洲化。这位城里的采购经理受过良好的训练，能掩藏和化解心头怒火，他通过收缩有黑纹的下巴颏来平息自己的火气。他暂时要失去儿子了。绿蒂吻了她的公公，吻了姑妈们，吻了常在轮椅和临终床边读着罗曼·罗兰和沃维克·迭平的书的两位无照护士。在她们看来，绿蒂在妇女卫生方面大可指摘。玛莎姑妈以为时时袭来的气息是由于痛经引起的，其实，还是处女的玛莎姑妈不熟悉女人热天做爱之后发出的气味。这两个年轻人总是抓住机会互相补充。

姑妈们也学着她们哥哥的样，用无经验的嘴唇假惺惺地吻别。绿蒂快乐地叫了起来，他们要离开芝加哥这个世界上最乏味的地方了，并摆脱了乖戾的奥兹曼达斯一家，还有她那当巫婆的母亲和磨刀剪的可怜父亲。她同泽特兰结婚，他的魅力、温柔和聪慧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强上千万倍。

“哦，爸，再见！”泽特兰动情地伸出手搂住他严酷的父亲。

“干正事，读书。做个有用的人。如果碰到什么麻烦，打电报来要钱。”

“亲爱的爸爸，我爱你。玛莎、杜娜，我也爱你们。”绿蒂说，红红的脸庞挂着泪水。她抽泣着将他们一个个吻遍。小两口搂在一起站在车窗旁挥着手，车滑动了。

皮斯曼克号列车开走了，父亲老泽特兰对着尾车晃动着拳头，顿着脚。他冲着毁了他儿子的绿蒂叫道：“你等着！我会要你的命，五年，或者十年，我一定会要你的命。”他嘶声大吼：“你这母狗——你这肮脏的臭B。”

狂怒中他吐出俄语来，叫出“臭B”！他的妹妹们没听懂。

旭日东升之时，泽特兰和绿蒂仿佛从天上悠然飘进纽约市，这正是坐在皮斯曼克号列车里沿着哈得孙河风驰电掣时的感觉。千万条的青紫新枝倒垂水面，随即蒙上一层玫瑰红，然后是初阳下河水沉甸甸的光亮。他们坐在餐车里，眼皮也沉甸甸的。夜里，座席车里时断时续的瞌睡使他俩目眩眼花，委顿劳乏，喝着有“纽约中央车站”字样的锡壶里倒出来的浓如皂石的咖啡。他们来到了东海岸，这里气象更新，一切更美好。空气里包含着深深的蕴意。

在哈尔蒙列车改由电力机车牵引，他们踏上了更快更急切的旅程。丛林、长河，还有苍穹，飘浮着飞速退去。桥梁、建筑，最后是隧道，纷纷扑面而来。压缩空气制动闸发出嘶嘶响声，这列流线型火车刹车了，纵横交错的网络闪着黄色的灯，刹车管里的空气从泄气孔里喷出，车门打开了。旅客们拉直自己的衣服，拿着行李川流而出。泽特兰和绿蒂来到四十二大街，这一对来自死气沉沉的芝加哥的难民，在路边上不断地拥抱和亲吻。他们来到了世界之都，在这里，人们的行为举止更深沉，更和谐。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在这里，知识、艺术、卓然不群都有立足之地，无须任何借口。泽特兰相信，连出租车司机都理解这一点。

“啊，亲爱的，亲爱的——感谢上帝。”泽特兰说，“这是人类能正常生活的地方。”

“哦，泽特兰，阿门！”绿蒂含着眼泪兴奋地说。

起初，他们住在城北西区，小小的叮当作响的无轨电车依然在歪斜的百老汇上行驶。绿蒂在褐砂石住宅的后部选了一套所谓的工作间。工作间兼卧室，洗澡间兼厨房，盖上一块厚重光滑的木板，浴缸便成了厨房灶台。这可以在洗澡时摆弄煤气灶。泽特兰喜欢这样。你坐在水里就可以煎鸡蛋。当你在喝咖啡时可以聆听到有节奏的滴水声，或者观看蟑螂在碗柜里爬进爬出。烤面包机的弹簧太紧了，将面包弹到外面来，有时烤焦的蟑螂也会弹出来。天花板很高，但采光不足。壁炉是用小块瓷砖砌成的。你可以从百老汇带回家一只苹果箱，然后烧上十分钟，它就只留下一点儿灰烬和许多弯曲的钉子。工作间成了泽特兰的栖息地，泽特兰

绿蒂地盘：污黑肮脏的门帘，从廉价旧货店里弄来的地毯，扶手光秃发亮的填垫椅子。泽特兰说，这真像大猩猩的蔽身处。窗户正对着一个出风口，这不算什么，泽特兰在芝加哥拉下遮光帘的房间和刷白的煤仓里都住过。绿蒂买了一个桃色瓷罩的台灯，那灯罩就像古代黄油碟那样卷起荷叶边。这房间如同私人祈祷室般阴暗，像昏幽的避难所，这正投主人所好。当我后来参观南斯拉夫的东正教堂时，我认为自己找到了原型，泽特兰栖息地的原型。

泽特兰夫妇住下了。面包屑、黄油、咖啡渣、狗食盘、书籍、杂志、乐谱架、马其顿烹饪的气味（羊肉、酸乳、柠檬、大米）、装在球茎瓶里的契林白葡萄酒。泽特兰考察了哲学系，将一摞摞书带回家来，投入工作。他的勤奋也许会使奥兹曼达斯满意，但他总是说，没有什么能真正使那老家伙开心。也许，无论多大的快乐都不会使他感到满意。绿蒂自己获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便去一家事务所工作。泽特兰说，这个年轻女人如此活跃，如此有效率，是个多么棒的行政秘书啊。瞧，她办起事来多稳当，起早摸黑毫无怨言，这证明她这个巴尔干吉卜赛人是个多么可靠的雇员。他在其中也看到一种悲哀，并为此惊讶不已。他试过办公室的工作，这简直会要他的命。奥兹曼达斯替他找过工作，但例行公事和累牍文案把他的神经都弄麻木了。他在公司仓库里干过，帮助动物学家弄清使榛子、无花果和葡萄干变质的原因，检查各种害虫。这很有趣，但他的兴致维持不了多久。有一个星期他在野生博物馆的工场里干活，学做昆虫栖息用的塑料叶子。他了解到，动物尸体是浸泡在毒液里的。他说，他感到当一名雇员也是处于同样的境地——一种有毒的环境。

绿蒂正是这样工作的，下午漫长难熬。五点钟，泽特兰和狗等她回家。她终于回来了，带着杂货，从百老汇匆匆回来。泽特兰和卡塔莎在街上急急地迎上去。泽特兰叫道：“绿蒂！”那只棕色的狗在地上抓搔着呜呜叫。绿蒂倦容满面地从地铁里出来，温暖可掬，当被吻时，从喉咙里发出女低音般的响声。她带回家汉堡包肉和酸乳，给卡塔莎的肉骨头，还有给泽特兰的小礼物。他们依然沉浸在蜜月里，他们在纽约陶然销魂。这种大欢喜，只有动物的狂欢才能相比。他们在楼里同一位通俗作家和他的妻子交了朋友——基廷和盖特露迪。基廷写西部小说，泽特兰称他为荒原的巴尔扎克。基廷则称他为西方的维特根斯坦。于是，泽特兰可以同别人说说自己兴味十足的创造。他大声朗读联合科学百科全书里滑稽的句子，并将基廷最喜欢的小说家黑·里德·哈格德纳入符号逻辑学的语言中去。到了晚上，绿蒂又恢复马其顿吉卜赛人的模样，她妈妈的宝贝女儿。泽特兰说，她妈妈是斯科普里的巫婆，用猫的小便和蛇的肚脐下咒。她知晓古代激起性欲的诀窍。显然，绿蒂也知道这些。这使得绿蒂的女性品质很丰富，很深沉，很甜蜜。浪漫的泽特兰为此铭感，溢于言表。

在这丰满充实的甜蜜里，在这巧克力般的生活中，神经兴奋过度，便出现焦虑的苦痛。但他说，这种焦虑本身又是精美的。他解释道，有两种销魂：感官的和病态的。在纽约起初的几个月里，生活之丰富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他的肺病又犯了，还发了热，浑身酸疼，小便痛苦。他躺在床上，褪色的深红睡衣在他的腹股沟处和他粗壮的胳膊下绑住了他。他的皮肤变得同过去那样敏感。

在几个星期里，他那多灾多病的童年又回来了。长大成人，新婚宴尔，却又重陷此境，未免可怕，但它也是甜蜜的。童年住院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他被麻醉时，脑袋里嗡嗡直响，他的肚子拉开了可怕的伤口。创口感染，久久不愈。滴下的液体接到了橡皮管里，管子用普通的尿布别针固定住。他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但依然阅读滑稽读物。所有医院里的孩子能看的只有滑稽读物和《圣经》：狡猾的吉姆、蠢人麦克、诺亚方舟、夏甲、以实马利的彩色读物都在这里聚了头。那是一个严酷的芝加哥冬天，早晨，偶像般的金色阳光透过结霜的窗户射了进来，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在地上爬行。他总算熬到了出院，他的姑妈们在家里喂他骨头汤、热牛奶和黄油酱，还有像扑克牌大小的苏打饼干。患病纽约又将他带回散发着腐烂气息的创口，用尿布别针固定以免掉进肚子里面去的橡皮管，还有褥疮。他不得不在八岁时又重新学走路。一种极早而又真实的生命精力耗竭的感觉，那痛苦、困难、纷繁复杂的化学-电转换和组合，彩色的灿烂光流，以及所有的气味和刺激。这种结合实在是太强烈了，这种飞旋实在是太过分了，它对灵魂造成的麻烦和威胁实在是太大了。作为一切古怪的存在与生物之中最古怪的人类，我们究竟为何而来？有那么一段时间，清澈的胶质眼睛是如此清晰地看到了颤动着的宇宙，有那么多的人类信息须给予和接受。多骨的皮囊用来思考和储存思想，而模糊的心灵用以感觉。浮游生物，碾碎其他生物，将它们的肉调味和加热，再吞食。一种充满了对死亡的认识的生命形式，同时又充满了无穷的渴望。这种奇特的思维警句并非刻意而为。事实正是如此，它们自然而然，不由自主地降临于泽特兰，而此刻的他正与自己探讨彼此纠缠不清的光明和可怕的本质。

于是，泽特兰抛开了他的逻辑书，它们已经一无所用。同他在八岁时的那些滑稽读物一样，都被弃如敝帚。他不再需要鲁道夫·卡尔纳普，就像不需要巴博·麦克纳特一样。他对绿蒂说：“其他一些都是什么书？”她走到书架前，念着书名。当她念到《白鲸》时，他止住了她，她递给他这本大部头书。读了没几页，他就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去做哲学博士了。海水涌进他的内心世界。密歇根湖的灵魂。他告诉我。大洋般的寒冷正好是发热的身体所需的。他感到被污染了，但他读到了纯洁。他已经进入了一个自我禁锢、不满现状、不求上进的糟糕阶段。他病了，但他想出去。然后，他读了这部令他神往的书，它向他席卷而来，他本以为自己会被吞没，但他并没有被吞没，而是漂了起来。

患病的血肉之躯冲进了厕所。由于肠胃作怪，他得拖着步子坐到板上，在瓷缸上方，在与污水管相连的泄孔和积水的上方——这种不雅观的姿势是必要的。在他昏花病眼中，地上炫目的马赛克恍若六角形铁丝网，大洋的蓝紫色也出现在药箱镜子的斜面上。鲸的白色力量，浴缸给予它闪现的形象。抽水马桶就在那里，反胃，还有舒适的肠胃气味又飘回童年，古老的棕褐色，还有嘶哑的咳嗽引起的恐慌和甜蜜，以及发烧引起的热带般的濡湿。但大海也升起来了，一直穿过通风管，往西，左转到哈得孙河。大西洋就在那里。

他认定，他生活中的真正事业同富有理解力的眼光有关。他一直在研究哲学中普遍特质的相似性理论。他原先对“相似”的本质已有一种认识，但它已经完结。当他生病时，他变得处事果断。他发了虚汗，拳头放在嘴边，瞪大眼睛，咳出了蓝色的痰。绿蒂在他咳嗽时为他端着茶杯。他清清喉咙对绿蒂说：“我想我没法再待在哲学系里了。”

“这很使你担心，是不是？有天夜里你睡梦中还说到哲学。”

“是吗？”

“说着认识论之类的梦话。我不明白那玩意儿，这你知道。”

“哦。不过，我也不怎么明白。”

“但是，宝贝，你不必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转到另外方面上去，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哦。你真是个可爱的人儿，但我们必须没有研究员工作也能过下去。”

“这又有什么？那些贱种本来就没有给你足够的生活费用。泽特兰，亲爱的，让钱见鬼去吧。我能看出来，你是因为那本书发生了心灵变化。”

“哦，绿蒂，这真是个奇迹，那本书。它使我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

“这是什么意思，泽特兰？”

“我是说，它把你带出了心灵外化的世界，或者说带出了由普通社会实践或心理习惯引起的与世隔绝的虚构，它给了你最根本的自由。而真正使你从这些社会实践和心理习惯的虚构中解脱出来是另外的虚构，艺术虚构。没有诗歌确实也就没有人类生活。啊，绿蒂，我一直渴望符号逻辑学。”

“我现在就想读那本书。”她说。

但她并没怎么看下去。大海的书是给男人看的，而且她也并非书生气十足；她太好动了，任何书她都没法耐着性子读下去。那是泽特兰的知识范围。他会告诉她她需要知道的有关《白鲸》的所有信息。

“我必须去同艾德曼教授谈谈。”

“只要你恢复体力，就去谈，然后就离开，离开就行了。那样更好。你何必去当什么教授？哎呀，那狗！”卡塔莎正对着邻院的一只什么动物狺狺狂吠。“闭嘴，你这母狗！有时我真讨厌这可恶的狗。我感到它就在我的脑袋里叫唤。”

“把它送给那个洗衣服的中国伙计，他喜欢它。”

“喜欢它？他会煮了它。现在你瞧，泽特兰，你什么也别担心，去他的逻辑。好吗？你能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你懂法语、俄语、德语，而且你的脑袋很聪明。我们的生活不需要很多的东西。我也不要什么花里胡哨的奢侈品。我是在联合广场卖东西的，那又怎么样！”

“有美妙的马其顿姑娘投怀入抱，”泽特兰说，“其他一切无关大局，上帝保佑你的豪乳，你的坦腹，你的丰臀。”

“如果你的热度在周末降下来了，我们就去乡下，去基廷和盖特露迪那里。”

“爸爸要是知道我从哥伦比亚辞职会不高兴的。”

“那又怎么样？我知道你爱他，但他总是怨天尤人，你根本没办法使他开心。嗯，也去他的。”

他们在1940年搬到了城里，在贝利克街住了十多年。他们立即成了格林尼治村里著名的一对。在芝加哥，他们不知不觉地就成了放纵不羁的波希米亚人，而在格林尼治，泽特兰被认同于文学先锋派和政治激进派。俄国人入侵芬兰后，激进政治遭到了嘲笑。马克思主义者在争辩工人的国家会不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对泽特兰来说实在是太无聊了。然后便是纳粹和苏联签订条约，战争爆发了。康斯坦丁是在战时出生的——绿蒂想要他有一个巴尔干名字。泽特兰想服兵役。当心灵主导着他的行动时，绿蒂总是支持他，而且还支持他对抗他的父亲。他父亲当然是一脸非难。

郭少波译

(1) 指未经过专业训练而有实际经验的护士。

(2) 原文为德语。

(3) 原文为法语。

(4) 原文为德语。

(5) 原文为德语，特指1938年德国对奥地利的合并。

(6) 时任奥地利总理。

今天过得怎么样

卡特里娜·戈利格自己也深感困惑。她心烦意乱，就糊里糊涂出门旅行了；这次旅行本来她是不该去的。那她怎么啦？为什么会这样到处乱撞呢？她已人到中年，有两个孩子，离了婚，住在郊区。难道她越来越人老珠黄了吗？难道她的红颜正在消失？难道她已别无选择，因而就这样鲁莽冒失，贸然行事了？容貌她是没有问题的。她现在还颇有几分姿色。黑色的头发，漂亮的眼睛；身段丰满，只是略显肥胖，但她深谙健美之道。维克托·伍尔皮，她的情人，就喜欢她这个模样儿。要说她有什么美中不足，那就是有点儿笨拙。然而，如果举止得体，笨拙反而会使女人显得像少女般的纯真。但是，卡特里娜很少能做到措置得宜。总而言之，她还算漂亮，但笨拙好动。

平心而论，她在自己行动方面的自由，越来越受到伍尔皮的约束了。这倒不是因为伍尔皮任性。他有他特殊的难处——他的健康状况，他有点残疾，且年事已高。此外，他声望显赫。他是个大人物，世界知名的文人，艺术界的泰斗。早在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在文化界盛行之前，他就是一位狂放的艺术家。在文化界，人人都知道维克托其人。只要一谈到现代绘画或诗歌，甚至，只要一扯到任何重要的话题，就不能不提到维克托·伍尔皮。

且说那年，时值隆冬。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天寒地冻。一天，将近午夜时分，卡特里娜家响起了丁零零的电话声。维克托请她——实际上是要她——“明天一早我要在这儿见你。”

“这儿”，是纽约州的布法罗市。维克托正在那儿作演讲。

而卡特里娜呢，却不顾常理和自尊，顺从了他的要求：“我乘早班机出发。”

如果她现在谈情说爱的对象比维克托年轻，碰到这种情况，就会一笑置之而搪塞过去。她会说：“你这是心血来潮吧！这样冷的天气到外面去瞎逛，倒挺有意思。呃？可是，你要我马上赶到，孩子怎么办？”她可能还会告诉对方，她那离婚的丈夫，正在向法院起诉，要做他们两个女儿的监护人呢！所以，明天还得进城赴约，与法院指定的精神病医生面谈，以判断她是否精神正常。她既会找借口婉言拒绝，又会开玩笑引诱挑逗。“星期四相会吧。到时我加倍偿还！”但对维克托，她却无法推托。最近，她觉得越来越无法对维克托说个“不”字了。健康不佳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而已。去年维克托几乎去见上帝了。

各种原因使她没有勇气拒绝维克托——对此她倒并不感到懊恼。维克托是位伟人，在现代文化史上，他早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卡特里娜出世前，维克托就在《变迁》和《猎狗与号角》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了；而卡特里娜还在学步时，维克托开始享有先锋派艺术家的盛名。要是你以为维克托现在已老朽不中用了，不可能再有什么惊人的作为，那就错了。对一般古稀的老人来说，也许如此，但对维克托·伍尔皮却完全不是这样。连那些最恶毒诋毁他的人和最嫉妒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维克托仍然是第一流的。何况，有多少美国人的心目中，有像萨特或梅洛庞蒂(1)这样的思想领袖呢？汉娜·阿伦特(2)曾赞叹说：“向维克托致敬！他真是个天才人物。”梅洛庞蒂也对维克托关于卡尔·马克思的文章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维克托的相貌也相当惊人——他那脸庞，他那身材，非常令人难忘。不必装腔作势，他的言谈举止就能慑服人心。人们常常觉得，他好像是个不同凡响的国王；一个纽约式的国王，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脾气好得惊人，为人随和，但却又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他是主宰，不容任何人在他面前胡扯。可是去年，正当他七十四五岁时——却一下子垮了下来。他是在哈佛大学病倒的，并被送进了马萨诸塞州立医院动手术。医生总算把他从坟墓边上拖了回来。也许，是他自己一脚把坟墓从身边踢开的吧！那时，他缠着绷带，两个鼻孔里都插着管子，麻药用量已到了极限。看他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还会跨出病房的门口；但，他还是跨了出来。

设想一下，要是维克托那时真的死了，卡特里娜会怎么办呢？一想到这里，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但卡特里娜的姐姐多萝西娅却说得头头是道——这位姐姐的嘴从不饶人。说实在话，多萝西娅怎么也不会放过这个话题的。“这是你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一次，我的傻丫头，你一生中第一次要像拳击运动员那样奋力拼搏了。（卡特里娜容貌漂亮，身段丰满，说话也很少提高嗓音；她的这种形象，当然与一个奋力拼搏的斗士是极不相称的。）维克托一死，你可要倒霉了。你自己想必也知道，你和维克托在一起的日子长不了！”卡特里娜知道多蒂(3)会唠叨些什么。接下来的一连串话就是：“你抛弃自己的丈夫，与这个老头子鬼混。在这件事上，你既有性的因素，又有跻身上流社会的野心。你是想钻进文化界的圈子里去。我可真想不通，你懂什么文化！爸爸说过，你只不过是个芝加哥北郊的傻丫头。今天，他在天之灵，照样会叫你傻丫头！”

确实这样。她们已故的父亲比列·韦戈尔常把自己的两个女儿称为傻丫头：一号傻丫头，二号傻丫头。他把两个女儿送到在尚佩恩-厄巴纳的州立大学上学。在大学里，她俩加入了女大学生联谊会，还学习拉丁语。女儿要学习法语？行！还要学戏剧艺术？也行！为什么不可以学学呢？老韦戈尔先生总认为，这一切都无聊透顶。他早先曾混迹于政界，做过估税员。他在芝加哥民主党上层领导机构中，颇有一些关系。他夫人则是智力平庸之辈。“无才女子好妻室”，社会习俗如此嘛！这样，男人们就可以自甘堕落而又能维护自己的地位。正如维克托所指出的（一切高论都出自他之口），这是中产阶级固有的普遍偏见，其中不乏色情的色彩。女子无才，就会刺激男人的性欲；持这种看法的男人，又个个自认为是堂堂的男子汉。在高级知识阶层中，波德莱尔(4)曾经劝大家不要与才女打交道。才女或中产阶级出身的小姐会使男人丧失性能力。艺术家只宜与平民百姓家的女子为伍。

不管怎么说，从卡特里娜小时候起，大家就想使她相信，自己就是个傻丫头。但她知道，自己并不傻。这种认识基于她女性的本能。她与维克托的关系，真可谓是纠缠不清而又令人神魂颠倒。对此，多萝西娅少不了要讽刺挖苦她；可她内心深处并不怎么反感。多萝西娅说：“我要从各个方面来正视这个问题。”这话的意思是，多蒂要从各个方面来对她讥讽一番。“我们先看看事实吧！在你做艾尔弗雷德·戈利格太太时，芝加哥有谁会看你一眼。戈利格先生请人来观赏他的收藏品，什么象牙啦，玉石啦，廉价宝石啦，等等。碰到这种时候，就他一个人口若悬河谈个不停。你只有端盘送水招待客人的份儿。在他所周旋的客人眼里——歌剧演员啊，现代派艺术家啊，学术界人士啊，以及诸如此类的货色——在他们眼里，你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而已。然而，由于伍尔皮的关系，你忽然与那些社会名流交往起来，什么马瑟韦尔(5)啊，劳申伯格(6)啊，阿什伯里(7)啊，弗兰肯特勒(8)啊，等等等等。你让你丈夫原来社交圈里的那些土佬儿，向你匍匐求拜！不过，只要你那老巫师一闭眼，事情会怎么样呢？名流的寡妇都很快会被人忘掉——除非她们本人才华过人；所以，更不必说是名流的情妇了。”

一次，维克托去西北大学举办美国绘画讲习班。戈利格把他奉若神明。艾尔弗雷德·戈利格时而飞到印度孟买，时而飞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经营范围从宝石到古玩，乃至各种艺术品；他从世界各地，收买家传珍宝、瓷器、银器、陶器、雕像等宝物。他早就渴望自己能跻身于艺术界。他可不是个怕老婆的男人。在巴西，在印度，只要他高兴，就少不了要寻欢作乐一番。然而，他错看了卡特里娜。他以为，卡特里娜是个围着家庭小圈子转的女人。她只会去店里挑选挑选糊墙纸，或是去开开家长教师联谊会来打发时光。维克托真不愧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名流。在埃文斯顿崇拜者的簇拥下，他神态自若，随随便便地喝着马提尼鸡尾酒，吃着餐前点心；同时，与热心的丈夫周旋。后者则千方百计想巴结名人。没过多久，维克托就把注意力转向主人漂亮的夫人了。这女人可真是个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婆娘；维克托看得出，这个婆娘会爆出个大冷门，令人目瞪口呆。由于所处的环境，卡特里娜看上去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女人即使有强烈的个性，也只能随遇而安。她是把这种环境作为自己的掩护。就这样，她装作眼睛近视，走近伍尔皮，像是要仔仔细细看一眼这位名人。她贴近伍尔皮身边，后者甚至感到了她呼出的气息。然后，她弯下身来，眼睛久久地紧盯着伍尔皮；这一过分热切的动作，清楚地传达出性的信息。她要引人注目的这种手法，不怎么高明；她眯起一双近视眼，表现出一种困惑之情。然而，正是这一切，使她显得与众不同。她第一次与维克托握手，就告诉他一种意向，一种渴望。他明白，她已准备就绪。伍尔皮那宽阔的小胡子下，嘴角紧闭，显出深沉的缄默，表示他领会了她发出的全部信息。他只要略作表示即可，而这正是他所求之不得的。

开始，事情只不过比来访的消防队员与她调调情稍热烈一点，而这次只是一位被人宠坏了的名人而已。但伍尔皮是非同一般的名人，绝不会异想天开。他是一位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是一种象征。他已七十高龄，思想十分成熟。他没有表露过任何弱点，也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可以让那些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耻笑的。如果没有一点现实生活的经验，不能立即洞察一个匹配不当的婚姻，如果不懂什么叫虚伪，如果不会说谎——如果在某些场合下，人们谈起时还会说，“他真惹人爱！”那还称得上什么当代思想家呢？当然，谁都做梦也没想到要把维克托当作自己的“意中人”。是对这老头怀有恶意？不！这是一种清醒的判断。但是，不管维克托开始抱有何种目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却长久地保持下来了。而对一个竟能使这样的一个老巫师着迷的女人，你又该作何评价呢？当然，她绝不是一个仅仅富有性感的乡下女人，也不仅仅是个行动笨拙的矮胖婆娘。一位年迈的社会名流，竟一下子堕落到如此地步，成了色情的奴隶，这一严酷的事实，何止是荒唐而已！

离婚一事搞得很不光彩。戈利格怒气冲天，决意报复。他搬家时，把屋子扫荡一空；把那些东方珍宝、玉石雕刻、水晶玩物、绘画挂毯、镶金漆像、嵌骨瓷器，乃至送给她的贵重珠宝首饰（她没有料到她丈夫会来这一手，因而事前没有把珠宝首饰存入银行），统统席卷而去。他还决心要把卡特里娜从这所古老而完好的宅第中赶走。只要他取得对两个女儿的监护权，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那些印度珍宝和威尼斯艺术品突然从家里消失了；对此，那两个小女孩倒并不十分在意，但卡特里娜的律师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说这两个孩子连自己家都不认识了。关于这两个侄女，多萝西娅说：“我关心的是，这两个神秘的小东西将来会是什么命运。至于对艾尔弗雷德来说，他是赤膊上阵了。”她认为，卡特里娜心不在焉，根本不像一个能奋力拼搏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当然注意到了。哪儿有大拍卖，他就往哪儿飞，从不待在家里。谁知道他以前在印度干过什么勾当！”

卡特里娜还没有离开饭桌，维克托的电话就来了。当时，家里还有一位客人，是警察局的克里格斯坦中尉。由于天气恶劣，他来晚了。他说，车子刹车时打滑，撞进了雪堆里去了，只得等拖车把他的车子拉出来。他嗓子也几乎沙哑了，还说，要过一小时身子才会慢慢暖和过来。他是卡特里娜家的常客了，就自己动手，从地窖里抱来木头生起火来。这幢住宅，是在芝加哥建筑业蒸蒸日上的黄金时代建造的。克里格斯坦说，这座宅第造得像斯特拉迪瓦里(9)制作的小提琴一样精巧。壁炉上弧形的瓷砖是浅蓝色的，真有巧夺天工之妙！

“坏天气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一次可再糟糕也没有了，”他边说，边要了一瓶“红魔鬼”牌辣酱浇在咖喱饭上，并用啤酒杯大口大口地喝起伏特加来。他的脸还冻得红通通的，坐下来吃饭时眼睛里还直流泪。他说：“啊，背后这火，可真叫人太舒服了！”

“可别把枪烤得走火了。”

这位中尉身边至少要带上三支枪。是不是所有的便衣警察都要武装到牙齿呢？或者，因为他个儿矮，所以要多带几样武器呢？他给人的印象是和蔼的，却又是可畏的。你敢动他一下，他就会给你颜色看。维克托说他处事一般尚合乎情理，但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形影相吊的美国牛仔，又是个独来独往的墨西哥牛仔！”但总的来说，他对克里格斯坦的看法尚算宽容。

在布法罗，此时已近午夜。卡特里娜没料到维克托这么晚还会打电话来。她对维克托的言行举止，可谓是了如指掌。她敢断定，她的老头子今晚上一定很不愉快。他也许正住在一家希尔顿饭店的房间里，一头倒在床上，心里不胜厌烦。脱下的衣服大部分都胡乱地丢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杯高级的“黑牌”苏格兰白兰地，“以便使自己保持活力”。这次旅途之艰难，出乎他的意料。他的妻子贝拉曾劝他不要去。当然，对她的话，他只是当耳边风而已。一个分厂的经理，怎能对董事长指手画脚，说东道西呢？他出来是想与卡特里娜约会，演讲只不过是借口罢了。“我已答应他们了。”他对妻子说。当然，要说借口嘛，倒也不完全是借口。到处都要请他，所以他所得报酬极高。今晚，他在州立大学演讲；第二天，他又会向一群芝加哥的董事长演说。布法罗之行是一箭双雕。伍尔皮的小女儿文萨莎在那儿的州立大学上学，最近遇到了些不顺心的事。维克托不像其他人，他根本不把家庭问题当作一回事——他从不为家庭问题操心。文萨莎最近也越来越不像话了，他为此大为恼火。

就这样，当电话铃响时，卡特里娜对客人说：“噢，是维克托。这么晚还来电话。你得稍等一会儿了。”对克里格斯坦，她是不必客气的。晚饭已吃完了。如果她在电话上讲话时间太长，他自己可以走。卡特里娜健壮结实，体态丰腴（增之一分就太胖了），急步离开餐室——她向来行动迅捷。她打开了厨房转门的门扣。克里格斯坦当然不想离开，他要偷听一下他们的谈话。她与维克托的关系，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而他自己认为，他是卡特里娜的心腹之交。做卡特里娜的知心朋友，他是当之无愧的：他是个警察，警察是无所不晓的；他又是太平洋战争中的战斗英雄，还是卡特里娜的忠实朋友。这时，他正把他那晒得黝黑的脸庞转向壁炉，把自己壮实的大腿放舒服，双臂交叉在穿着开襟羊毛衫的胸前，开始倾听厨房里的谈话。

“怎么啦，维克托？”卡特里娜问。从对方尖声尖气的声音和讲话的措辞，卡特里娜知道，这次严冬时节的旅行可把维克托累坏了。此行一定特别艰苦。本来，对像维克托这样身材魁梧的人来说，旅行就是件苦差；更何况他膝盖开过刀，拄着手杖在机场的人流中一拐一拐地走，更显得吃力了。他戴着希腊船长式的鸭舌帽，看上去特别显眼。不论到哪儿，他都是一副乐天安命而又机智聪明的样子。对自己的残疾，他也泰然处之（在这一生中，他每天都得经受这种痛苦。对此，他也已习以为常了）。对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他也不怎么抱怨。其他名人外出，都有助手跟随。卡特里娜曾听说，亨利·穆尔(10)至少有六个助手。而维克托却一个助手也没有。他的生活真可谓紧张到发狂的程度，没有人能与他共事。当然，还需要保密。很明显，这一切的关键是，还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卡特里娜的回答是爱情。维克托不愿承认这一点，也不愿对此做出回答。也许，他还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呢！

卡特里娜觉得，维克托看上去有点神秘。在希腊船长式帽子或列宁式帽子的鸭舌下，眼睛四周布满了皱纹，犹如千足虫向四周伸出的触角。他的眼睛很长，一直向两侧延伸到太阳穴，看上去十分奇特。他的两颊红得有点病态，但又像是健康人的肤色；他从来没有脸色苍白的时候。他举止得体，从不故作姿态，却又文雅大方；他身材高大，却并不显得粗壮臃肿。他风度翩翩，你尽可以称他是个放荡不羁的老艺术家。但仅此而已，维克托不属于任何类型。

名人旅行的老一套阵式是十分令人厌倦的。你坐飞机到达了目的地，在机场上前来迎接的人你都不认识，但他们都拼命与你周旋，因为他们个个都希望你能记住他们，引起你的注意；他们处处逢迎着你，奉承你，使你感到恼火——一切都是老一套。从机场去旅馆下榻，他们把你关在小汽车里，路上就要花个把小时。然后就是喝酒——喧闹的鸡尾酒会。四五杯马提尼酒下肚，就去就餐。在餐桌上，他们把你安排在两个女人之间——而这些女人又往往不怎么媚人。这时，你得记住她们的名字，与她们交谈，应付双方的时间也得平分秋色。在这种场合，你犹如在竞选，得与许多许多人握手。你吃上等牛排，喝葡萄酒；在你走上讲台演讲之前，已精疲力竭了。你不能违反这一切礼仪习俗，维克托说，你越想回避，你越会被弄得劳累不堪。但一般说来，不论是喧闹也好，喝酒也好，与陌生人谈话也好，维克托都能应付自如。他总是有话可说；每个和他谈话的人都为他的话锋所倾倒。在鸡尾酒会的喧闹声中，维克托耳听八面，却又能使自己的声音广传四方。在谈到重要话题时，他的男高音像乐队中的笛子，清脆响亮；而他的口齿，却又是那样清晰！

如果演说后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他整个晚上就会显得十分活跃，又是喝酒，又是谈话。这正是他所喜欢的。要是在半夜之前就上床睡觉，那就是说明演说失败了。因此，在晚上，他要么搞得精疲力竭——而这又不符合他的本性，要么单调乏味。今天晚上，一定又有人在他面前胡说八道了一通。所以，现在这位与安德烈·勃勒东(11)和杜尚等当代社会名流交往的伟人，在天寒地冻的布法罗，感到极端厌倦无聊。（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尼亚加拉瀑布有一半以上结了冰，那情景将会怎么样呢？）因此，他就给远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女朋友打电话。而且，他在旅馆里面也百无聊赖，更使他感到难受。现在，他也许还脱下了裤子，把他那双特大号的皮鞋和衬衫一起卷成一团，往墙上一丢——卡特里娜曾看到过，在他感到不胜厌烦时，就这么做过。他也会发脾气，尤其是当他遇到的人尽是蠢货，或者是在他无所事事的时候。现在为了寻求安慰（抑或是由于恼怒），他给卡特里娜打来了电话。这时，他完全可能几杯酒已下肚，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一只手在长满浓毛的胸前抚摩着——这一动作有时似乎使他感到舒坦些。他那样子，完全像毕加索在其晚年版画中那些好色之徒的形象，就是他脚上的那双短袜不太像。维克托本人曾就1968年在穆然展出的画家与模特儿组画写过评论：那些粗线条的草图，勾画出色情狂的艺术家和伊斯兰教国家后宫里淫荡的婢妃。老态龙钟、满脸皱纹的国王，从窥视孔中偷看集体淫乱的情景（维克托本人可以说既是画家和淫乱者，又是年迈的国王）。卡特里娜侧身的形象，可能会符合毕加索的胃口（但维克托对毕加索毫不欣赏）。

“这么说来，布法罗之行不怎么成功啰？”

“布法罗！见它的鬼去吧！世上竟还会有这样该死的地方！”

“可你说过，你得在那儿看一下文萨莎。”

“这也是一桩苦差。我宁可不去看她的好。明天早上七点，我们已约好共进早餐。”

“你的演说怎么样？”

“我向他们宣读了我的论文《论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政变〉》；我想，听众大概是一批大学生吧……”

“不过，明天的节目更重要，更有意思。”卡特里娜说。

维克托应邀将对董事协会发表演说；该协会由银行家、经济学家、前国家总统顾问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等这一类社会名流组成。维克托曾郑重其事地对她说过，该团体比过分渲染的三边委员会更重要；他说，三边委员会在幕前活动，他们利用前总统或其他红人来转移公众视线，以掩盖正在进行的实际活动。那些邀他去芝加哥的人要他谈谈“东西方文化与政治问题”。但照维克托的说法，他们对艺术和文化更感兴趣。当然，他们也意识到，文化与政治问题是不能不谈的。人们一般认为，大国之间的争端，是由于东西方文化与政治的冲突而引起的；当然，目前还没有什么迫在眉睫或令人担忧的危险。但应该了解，知识界目前在想什么。“他们听过教授或那些冒充专家的人的演说，”维克托说。“现在，他们想请个犹太佬来谈谈。出足价钱，他也许会在这方面吐露真言。”那些大董事长的威严，并没有使他诚惶诚恐。维克托说，这些人是泡沫塑料做成的。然而，他还是感到很得意。他们想要请第一流的人来演说，而请的正是他本人——这一判断既符合实际，也毫无偏见。卡特里娜估计，他这次会收到上万美金的报酬。“我可不敢想获得像基辛格或黑格那样的高额酬金；但我的讲话远比他们的更有价值。”他对卡特里娜说。不过，他没有说具体数字到底多少。多蒂看人真有点入木三分。她说，维克托什么都可娓娓而谈，但绝不谈钱的问题——绝不谈到自己的钱。

当然，多蒂的看法是不足为怪的。她的谈话往往带有阶级的仇恨——这是卡特里娜所学到的说法；这就是说，多蒂怀着愤愤不平之情。像多蒂这样的人怎么能了解维克托这样的人呢？——多蒂把维克托叫作“跷脚巨人”。可是，如果这位巨人是当代长得最英俊的男子，如果他有精巧的手脚和光滑的阴囊，那又会怎么样呢？——也许，他现在正一手拿着电话筒，一手摸弄着自己的阴囊，扯拉着四周长长的阴毛呢！他一躺到床上就会不自觉地用手去摸自己的阴囊，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了。再说，如果他博古通今，如果他对当代人的实际需要和兴趣了如指掌，那又会怎么样呢？女人与维克托这样杰出的人相处，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独立的；这像多萝西娅之辈岂能体会到呢？与维克托这样的人交谈，绝不会听到任何废话，这像多萝西娅之辈又怎么能领会到呢？

“顺便问一下，维克托，”卡特里娜说，“还记得你在电话上要我记下来的那些材料吗？也许明天你要用吧！我已用打字机给你打出来了。你要的话，早晨在奥里尔机场(12)见面时我带来。”

“我改变主意了，”维克托说，“你坐飞机来这儿，怎么样？”

“我？坐飞机到布法罗去？”

“对，你先来这儿，我们再一起回芝加哥。”

卡特里娜原来想得挺美，现在一下子都变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忧郁感从心底里油然升起。如果维克托明天早晨坐飞机来的话，她就不必做什么准备。她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穿上绿色的维范蒂(13)式毛衣，洒上她喜爱的卡伯查德牌香水。可现在呢？她得忙到半夜两点钟，匆匆忙忙地准备行装，安排好一切，取消在城里的约会，把闹钟拨到早晨五点，天不亮就得起床——这是她最讨厌的事了。

维克托要她去，总有什么道理吧！但卡特里娜不忍心问他——“出了什么事啦？病了吗？”这类问题她都不忍出口。但她却忍不住问自己：“我还得送他上医院吗？……为什么得我去送呢？他女儿不就在布法罗吗？难道他要马上动手术？在马萨诸塞州医院里那些可怕的情景，难道还要重现吗？”一阵狂热的拥抱，开始了他俩之间的热恋；而结局呢，却是钡餐X光透视，大剂量的麻醉药，还有那种难闻的药味。最后，他那位严峻的夫人赶来控制了一切。

别这么匆匆就走，卡特里娜竭力克制自己。她对自己的感情从各个方面重新检验了一番。现在，他单身一人，很可能在飞机上就会瘫下来；像维克托这样的人，即使照他自己的说法，已到了败事有余的高龄，却仍然是个年轻的王子。这样的人给一位姑娘打电话——对维克托来说，卡特里娜确实只能算是个小姑娘——只是许许多多姑娘中的一个而已。但她很清楚，她战胜了所有其他的姑娘。现在，维克托不得不向一个姑娘求助，（“我改变主意了。”）并向她暴露了自己的懦弱。

此时此刻，卡特里娜得镇定。所以，当对方说：“我已给你预订好了机票，如果你可以来的话——你听着吗？”她就回答说：“让我找支好写的笔。”其实，好写的笔就用线挂在电话机旁。她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好让自己镇静下来，找个合适的答复。但卡特里娜并不怎么聪明，一下子想不出说什么好，所以就把对方念给她听的号码记了下来。她心情沉重？是的。关于自己离婚一案，她不得不从最坏处着想。她，一个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住在美国北方；她的婚姻很不如意，就与来访的朋友私通——当然她也是有选择的，但也有好几次选错了对象。然后，天赐给了她维克托。

她与精神病医生曾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当然，现在她已不需要精神病医生了）。这些讨论使她认识到，这一切都应归咎于她父亲；她的性格的形成，或者说她性格的畸形发展，都得归咎于她父亲。十岁之前，她只知道父亲对自己十分宠爱。但她刚开始发育，麻烦就接踵而来了。父亲对她十分恼怒，说她的长相越来越像只小白鼠，并叫她骗人精，还说她像个与跑街先生偷欢调情的乡下姑娘。“这是什么意思，你懂？一打是十二，还是十三，你记得吗？十三岁的姑娘会干出什么好事来？不要多久，随便某个陌生人就可以把你拖到壁橱里脱掉你的裤子！”真该谢谢你啊，好爸爸！你给你年轻的女儿灌输了多好的思想啊！不出所料，她开始变得狡黠起来，还真的干起偷欢的勾当呢。她真的充当起与跑街先生偷情的乡下姑娘的角色了，并逐渐能应付自如，终于长成了妖娆丰满的卡特里娜。最后的结局却好得不能再好了——真得感谢上帝，这简直是奇迹；因为，正是她那个模样儿吸引了维克托——这位先锋派人物，如痴如醉地迷上了卡特里娜富有性感的姿色。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性感美，而且，还是一个淫荡的小资产阶级太太呢！这恰恰能刺激维克托的性欲。她，是个乡下娼妇，就是她父亲预言的乡下姑娘——反正，你想怎么叫都可以，妖女人、花娘、淫妇、窑姐儿；她那粗壮的大腿，半张半闭的双唇，那模样儿看上去似乎在有意无意之间，真所谓“道是无情却有情”。她这种雅中带拙的神态，像一副春药，大大激起了一位当代知识界名流的性欲。多蒂认为，维克托爱上卡特里娜，正是说明了他的堕落；而卡特里娜爱上他这个老迈的堕落文人，只是由于她已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或者只是由于性欲上的互相吸引。但卡特里娜对她姐姐的看法颇不以为然。不过，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维克托行将入土，卡特里娜随时会失去他。

如果说，维克托已不如从前那样体魄强壮，精力充沛的话（好像全身蒙上了一层尘埃），那么，他现在至少还是生气勃勃的。他肤色滋润，一头浓发，偶尔看上去有点萎靡，但那也是一眨眼就不见了。只要他一坐下来，拿起酒杯，就会侃侃而谈。这时他声音洪亮，谈吐自信，简直难以相信他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有时，卡特里娜自己感到，维克托不仅仅是她的情人而已，他是个在重新教育她的师长。她已进了维克托的研究生班；其他人要进去，那想也不要想。

“号码我都记下了。”

“你得乘早上八点的班机。”

“我把车停在奥灵顿。明天不在家，不想把车停在家门口。”

“行。你可到机场贵宾休息室找我。下午一时上飞机前，我们还有时间喝点什么的。”

“下午三点左右回来时，我就可以把你口授的材料带来了。”

“好啊，”维克托说，“我大概跟你说过，我得用那份材料。”

“我知道的。”

“我请你来见我，颇有点儿东方色彩吧！好像苏丹要他的妃子骑着大象，带上乐师，到城外去相会一样……”

“你真好，又提到大象的事了。”卡特里娜说，并马上警觉起来。

“但这一次，只不过是芝加哥—布法罗—芝加哥一日游罢了。”

卡特里娜曾想写一篇关于大象的儿童故事，但维克托对她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认为此举无聊之至。因此，卡特里娜已好久不在他面前提及此事了。而现在维克托自己提到了大象的事，这意味着他让步了，维克托此举亦非同寻常。这就是说，维克托暗示：要卡特里娜去布法罗，同样无聊之至，就像她想写大象的故事一样，其努力拙劣而又强己所难。

关于大象的话题卡特里娜不想再多说什么了。因此，她就说：“我希望明天能听到你演说。我真想听听你会对那些大董事长说些什么。”

“完全没有必要，”维克托说，“你在床上听到我说的比我要对他们那些人说的话有价值得多。”

确实，在他俩情深意切之时，维克托说起话来真是妙语连篇。维克托是否认为卡特里娜很聪明？这只有上帝知道了。不过，他就是喜欢谈话，不说不行。在床上，他们是无话不谈（实际上只是他一个人在谈） ；而他一谈起来，就滔滔不绝，中间也不停下来作任何解释。这既是盲目的信任，也是由于没有更合适的人与之交谈，才使维克托对她倾吐衷肠。谈着谈着，他就越来越尖刻辛辣，恶语伤人，杀气腾腾。有的人会被他说得名誉扫地，丑态毕露。某君是个抄袭者，却连怎么剽窃都不懂。哲学家某甲，只会拾人牙慧，随声附和而已；某乙的思想乱七八糟，犹如餐桌上的旋转盘，上了六道倒胃口的菜，却没有一道大菜。在床上，维克托和卡特里娜又是抽烟，又是喝酒，互相抚摩啊（一种偷欢的温柔），放声大笑啊，认真思考啊——天哪，他们还会认真思考呢！维克托把她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他活着就是为了思考。当然，他并不期望卡特里娜会理解他的思想；这他也知道不可能。人们不理解他的思想，使他的生活黯然失色。但这种情况已无法改变，维克托对此也是知道的。可当他说别人坏话时，卡特里娜则心领神会。谈到他的夙敌方斯廷曾想诋毁他时，维克托说：“他集一切奇谈谬论于一身，就像开了一家通铺小客栈，强迫人就范。”类似的妙语，并没有白说，因为，这些话卡特里娜完全理解：她还想事后记下来，并希望记得一字不错。所以，维克托总是对的，她在床上听他说的要比他在公众面前说的话妙得多。有时，他会整整一个下午与卡特里娜长谈，并以此为乐。这时，他完全沉浸于自己机智诙谐的谈话之中——闲散起来，他可以荡掉一整天，但一旦他坐下来写东西，他也可以写一整天，这种时候，卡特里娜对他来说不存在了，谁也不存在了。

第二天的安排一定下来，他就准备挂上电话了。“你得打电话问清楚班机情况，免得白跑，”他说，“从电视上看，芝加哥天气糟透了。”

“是的，克里格斯坦遇上了暴风雪。”

“什么？你说他在你那儿吃晚饭？他还在吗？让他给你帮帮忙。”

“帮什么忙？”

“譬如说，带狗去散散步啊。他可以帮你干些杂七杂八的事嘛！”

“噢，这你不说他也会乐意做的。好吧，那就再见了，晚安！你来芝加哥后我们又可在床上乐一阵子了。”

挂上电话后，卡特里娜有些顾虑起来；她怕“在床上乐一阵子”这话是否讲得太响而给克里格斯坦听到了。这是20世纪60年代女大学生联谊会里的俚语，指的是性交。因此，她又怕维克托听了这话会不高兴。当然，关于她的过去，绝不会使维克托难堪——关于她大学时代的性生活，他是绝不会在乎的！但他对谈话的遣词造句，则讲究到挑剔的程度，有时几乎使人失去与他谈话的勇气。其他人也许会对粗俗的谈吐感到讨厌，而他则对谈话的用语十分敏感。在旧金山时，因为她坚持要去看电影《陆军流动外科医院》(14)的喜剧片，而与维克托发生了冲突。“我一直在看这部片子的电视系列片，维克托，你也一定得看看。”事后，他几乎不愿再跟她谈话。这大大丢了她的面子，使她久久难以忘怀。他们冷淡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才慢慢重新和好如初。因而，她得出了如下的教训：“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克里格斯坦吧！他的性格迥然不同。“这么说，你要走了。”他说。他坐在炉火边，显得忧郁而又沉静，但他全心关注着卡特里娜的问题。而卡特里娜呢，则老是怀疑他是个大傻瓜。但要是他真是个大傻瓜，又怎么会是自己的好朋友呢？是啊，他俩之间有点儿距离，可谁来填补这一空缺呢？记住，他还是个货真价实的战斗英雄呢！真正要了解萨米·克里格斯坦是什么样的人，谈何容易！他矮个儿，结实粗壮，显然是当警察的料儿。他一会儿说，他在风化纠察队服役，专门干取缔卖淫、赌博之类的事；过一阵子，他又说他专门对付杀人犯或吸毒犯。有时候，他又不肯吐露一点点风声，好像他干的工作属一级机密，得绝对保密似的。“我只能对你这么说，亲爱的——如果必要，我可以在街上使用最新式的火焰喷射器。”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曾参加过“金手套拳击赛”，脸上至今伤痕犹存，足以为证。再年轻一些时，他则经常在街上大打出手。他又凶又狠——是个可怕的人物，可又是个谦谦君子和温情的挚友。第一次卡特里娜请他喝点什么时，他只要了一杯茶，可是，他把自己随身佩带的武器——摆在桌上。他腋下夹了一只大酒瓶，腰间佩着一支小手枪，另一支手枪则绑在腿上。他还让两个孩子玩这些枪，还说是绝对安全的。一次，他带卡特里娜去勒佩鲁凯时，谈到了谋杀、自杀、追踪、枪战等。他说，“难道只能坏人有武器吗？”最近有一次，他在酒吧间里，一个彪形大汉以为他是个胆小鬼。克里格斯坦露了露手枪说：“好啊，朋友，你想在两眼之间开个肛门吗？”从这一事例中，克里格斯坦从理论上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对卡特里娜说：“你们这些人，”——他主要是指维克托——“对人世间的罪恶还该多多了解。伍尔皮先生在评论《死屋》一书时，谈到了‘标准罪犯’。现在，美国罪犯十分猖獗。一百年前，俄国还是个信教的国家。现在我们美国还没有出现圣人，可是，与罪犯共事……”中尉为有幸认识名人而高兴。他本人已六十多岁了，可还在攻读犯罪学博士学位。对一般的话题，克里格斯坦都少不了要发表一通自己的意见。

维克托称他为可怕的圣诞老人，并对他很感兴趣。维克托还说：“克里格斯坦是属于美国黄金时代的迂腐派。”

“你这是什么意思，维克托？”

“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带出去约会的那些女人；他老是向那些离婚女人大献殷勤，给她们送粮送花，送意大利古驰牌围巾，送犹太式贺年片等等。他从不忘记那些女人的生日。”

“我懂了。你说得不错，他确实这样。”

“他是又做巫师又做鬼，想扮演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叫什么来着——噢，对了，叫沃特兰。”

“不过，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卡特里娜问。但对维克托来说，像克里格斯坦这种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根本不值得去追究。当卡特里娜回到餐厅时，她背后那扇装着两个铰链的门摆动的声音，表明她需要求助于他人。她需要有人帮助她，而克里格斯坦就在她身边，他也乐意帮助她。至少，他看上去是愿意帮助她的。这种人现在不多。有的人甚至连表面上敷衍一下也不愿意。卡特里娜想，她姐姐多萝西娅就是这样的人。

“时运不佳啊，呃？”克里格斯坦严肃地说，“你只好去了。他又病了吗？”

“他没有说他病了。”

“他病了也不会说。”克里格斯坦神情严肃地皱起了眉头，那脸色看上去如同旧漆未刮掉又涂上了一层新漆，也像铁锈上涂上了一层红漆。

“我得去。”

“要是那样的话，你当然一定得去。不过，事情也不见得太糟，你那黑人老太婆可以照料孩子；她以前不也带过你和你姐姐吗？”

“听你这么一说，倒确实也不怎么糟。现在，一切都得托给伊索尔了。你认为……”

“她怎么啦？”

“老太婆心理变态，越来越叫人难以捉摸了。她老是找我岔子，好挖苦人。”

“她有偏见，这你以前对我说过。她不赞成你离婚。她在监视你的行动。你怀疑她收了艾尔弗雷德的钱，向他提供有关你的情况。不过，她自己可没有孩子啊！”

“小时候她很喜欢我们……”

“现在又把这种爱放到你孩子身上了？我弄不懂她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

卡特里娜心里在想：我在和谁说这些话啊？在炉火的映照下，克里格斯坦的光头有点像只变了形的鸡蛋，就像爱德华·利尔(15)在《无聊之歌》中所描写的那样。他想装出一种丘吉尔式的关注神情——目前正是命运的转折点。他是在说，不能失去头脑。那些大艺术家、大思想家不会像普通人那样消亡的。想想九十多岁的帕布洛·卡萨尔斯(16)，还有伯特兰·罗素(17)等名人吧！再看看临终前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吧！当有人告诉他，加西亚将军前来与他告别时，这老头竟然说：“怎么，加西亚要去旅行吗？”

听这话，卡特里娜真想笑出来。但事情来得太急——正是困难重重、令人忧虑之时，因此怎么也笑不出来。

中尉说：“请放心，我愿竭诚效劳。随便什么事，只要你说一声，我一定尽力而为。”克里格斯坦往往很策略，对卡特里娜也非常尊重。其言下之意是，他希望成为卡特里娜生活中的知心人。他一直在追求卡特里娜，然而他态度谦卑；当然，他的谦卑也颇有分寸，往往使卡特里娜不知怎么与他周旋。

她说：“我不得不取消与法院指定的精神病医生的约谈了。”

“这是第二次了吧？”

“艾尔弗雷德把维克托也拖进去了。他说，我与维克托的关系伤害了孩子。那个精神病医生对我十分粗暴。对这种家伙来说，父母亲简直就是犯罪。他粗暴极了，多萝西娅怀疑他是否已给买通了。”

“有时，这类精神病医生为了表明自己不偏不倚，故意对双方当事人都十分粗暴。”中尉说，“不过，多蒂的怀疑是有根据的。你是否与你的律师谈起过多蒂的看法？”

“他没有发表意见。律师只有在同行中才会开诚布公，如果他们也会说实话的话。”

“也许这个医生颇有点道德观念。不过有些问题仍然令人费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19)上，我部队里的一个好朋友常说，奸诈之徒往往貌似公正——我可以代你去和那精神病医生谈话。必要的证件我都有。”

“噢，千万别去！”卡特里娜说。

“从客观上说，我去说对你有利。”

“你打个电话给医生的秘书，本星期末约个时间就行了。”

多萝西娅一直警告卡特里娜要留心克里格斯坦。多蒂是在一次枪展茶话会上见到中尉的。“我不喜欢和他待在一起。这个人简直是个疯子。他是真的警察呢，还是电视连续剧中那个粗鲁的警察科杰克？”

“为什么他不是真的警察呢？”卡特里娜问。

“他也许是个守夜人。不——如果他上夜班，就不会有时间和那么多单身中年妇女约会，把她们带去跳舞了。你打听过他的来历吗？他身上佩的三支手枪，是否都有证明？”

“那些枪倒没什么。”

“他可能只是个交通警察吧。不过，我敢肯定，他是个疯子！”

克里格斯坦问卡特里娜：“你有没有告诉精神病医生，你正在写一本儿童读物？”

“没有。我从来没想到要告诉他这件事。”

“你看，你这么做对自己就不利了——你得尽力给人一个好的印象。”

“真的帮个忙吧，萨姆；带狗去散散步吧。这家伙真可怜，今天一直没出去过呢！”

“当然可以，”克里格斯坦答应说，“我自己也早该想到了。”

他带着苏基走出门口，地上的积雪在他脚下咯咯作响，新装的路灯美观漂亮，灯光明亮，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夏天，光线太亮，使鸟儿不辨白昼黑夜；当街灯一亮，它们以为太阳又出来了，就从巢里飞出来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冬天，那光线犹如从太空中射来似的。克里格斯坦穿着风雪衣，跟在身躯高大的雌狗后面，缓步走着。维克托把这个警察称为幻想家。别人有谁会用这种词语？“是个幻想家，却又没有任何发明创造。”维克托是这么说的。但中尉在身边，等于有了保镖。他曾带卡特里娜去麦考马克那儿去见美籍俄裔著名电影演员尤尔·布林纳；他身上的三支手枪使卡特里娜增加了安全感，她感到自己受到了保护。克里格斯坦是她忠实的朋友。

克里格斯坦走后，卡特里娜与姐姐多萝西娅通了话。她又一次向姐姐表明了自己对中尉违法的看法。她与她姐姐经常深夜在电话里长谈。

多萝西娅在丈夫死后，卖掉了在海兰公园的大住宅，搬到了时髦的“旧城”，把她和丈夫温斯洛在旧金山冈普商场买的中国式新婚床也搬了去。卧室不大，一扇窗面向幽黑的小巷。但她不愿丢弃那张中国床。现在，她正躺在床上，身边放着电话机。床架四周都有雕刻。在卡特里娜看来，这些雕刻犹如荆棘编织的王冠，难怪多蒂抱怨失眠和周期性偏头痛；而现在，她竟也要来规劝卡特里娜？“你堕入这种毫无希望的恋爱；你孤单一人，唯一你感到可以保护你的人，就是那个傻瓜警察！现在，你又要飞到布法罗去了，啊？”

“克里格斯坦是个正人君子。”

“他差得远着呢！”

多蒂把头发理成圆球形，身材修长，手臂和大腿瘦得像木棍；她们的父亲称之为“患了神经衰弱症的木棍”，又黑又大的眼睛似乎随时会蹦出来似的。多萝西娅神情焦躁不安，说话泼辣尖刻，抱怨起来舌头不饶人。

“孩子照样与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起去上学，伊索尔十点钟到家来。”

“你得匆匆忙忙去赶路，还得在云彩里翻斤斗呢！就只是因为那个大人物说了一声要你去。你说你没有办法，我看是你也高兴去。你倒叫我想起了主日学校的那个女人——‘她双脚从不待在家里。’在法国留学一年，对你我毕业后都大有好处，但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这是我的看法。爸爸当估税员时，蚀掉了一些他从前搜刮到的钱。他倒好，花些钱把我们培养成巴黎小姐。当然，这比用在其他方面好。他是想以此来炫耀炫耀自己；而我俩呢，给丢在巴黎，无人过问。要不，那笔花在巴黎的钱，我现在可派些用场呢！”

噢，多蒂！又要自吹自擂，又是悔恨交加。多蒂的丈夫开了一家小塑料厂。他去世时，小厂已很不景气了。所以，多蒂现在到处兜售塑料产品。她儿子正在攻读工商业管理硕士学位，但那并非是一所名牌学校。像多蒂这样地位的女人，需要有一个讲得响的地址，她在“旧城”所付的房租贵得要命。“这样昂贵的租金，可以把老鼠都灭尽。而我却签了为期两年的租约，连房东都在笑我。”由于不得不进入工商界，她说起话来越来越像过世的父亲了。然而，她最恨的事莫过于到处兜售产品了。要多萝西娅到处奔波，要她做点什么正经事，那简直是要她的命！要她清晨起床，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她会一边煮咖啡，一边乱七八糟地骂人；听到茶壶咝咝作响，她那突眶而出的眼睛会怒火四射。用梳子梳头，她似乎要用尽全身力气似的。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像拉辛作品中的太太所说的：‘他们个个都想谋害我(20)’。”（她所受的法国教育中渗透着芝加哥传统，而所受的芝加哥教育，却又渗透着法国传统。）“只是费德尔是你，傻丫头，患了恋爱病了！”

多萝西娅把车子开出车库，身子簌簌发抖。她得去一一走访同一公司下属的各商店的进货员，或者是各类公共机构的采购员；想一下，这等差事对多蒂来说是多么艰辛啊！她甚至到地铁去兜售她的产品，并巧妙地获得宣传伦理道德的电台的聘请，做它们的女董事。有时，她看上去似乎快累倒了，深红色的眼睑闭了起来。但在电视上出现时，她却生气勃勃，其表演令人折服。一旦引她发怒，她就厉害万分。

“伍尔皮生病，就让他回家好了。为什么他自己的婆娘不把他领回去呢？”

“别忘了，去年我差点儿永远失去了维克托。”卡特里娜说。

“你差点……差点失去他？”

“是这样。那次你也正好动手术，而我不能照顾你；但你的病情不怎么严重，是吗，多蒂？”

“我不是说我自己，而是说他那老婆，那可怜的女人。因为你以及还有其他一些女人，她受了多大的冤屈啊……只要她一走出房间，你这个埃文斯顿的傻丫头就会马上冲进去扑在那生病的老头子身上。”

多蒂就是这样粗俗，你再对她怎么讲也没有用。卡特里娜无动于衷地听她唠叨；甚至还感到有点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最后又升华为欢乐的情绪。多蒂接着说：“这老头子利用自己的声望，去勾引一个乡下姑娘，这样做是不道德的，这正如桶里抓鱼，手到擒来。你会对我说，你有秘密绝招，使他性欲勃发……”

“我说，多蒂，我没有那样做，只不过这事正好碰到我头上。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甚至喜欢我突出来的静脉血管。要是在其他人面前，我还得尽量设法不让人家看到呢。他还爱我高低不平的牙床；这在我一生中是最使我难堪的了，连我眼泡发肿，他都喜欢。”

“耶稣啊，这么说正是那么回子事了！”多萝西娅不耐烦了，“你运气好。他迷上了你！”

卡特里娜想，她一点也不同情我，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思倾吐给她听呢？这真是太可悲了。当然，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责备多萝西娅，尽管她气恼、愤怒、嫉妒，她的事业日趋衰落。她需要有个丈夫。她没有什么前途可言；而我呢，则成了一个与她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对这一事实，她尤为恼恨。这四年来，我接触的都是社会名流，像约翰·凯奇(21)啦，布基·富勒(22)啦，德·库宁(23)啦，等等等等。回家时，我与她谈起与杰克·奥纳西斯(24)或弗朗西丝·德拉伦塔(25)等人闲聊的情景；而她呢，只能告诉我推销塑料产品是如何不易，那些采购员又是怎样难弄、心术不正。

多萝西娅没有耐心再谈下去了。当想到卡特里娜与维克托的风情只是昙花一现的可能，她还比较容忍，也愿意多听听。卡特里娜甚至说服了她，叫她读了几篇维克托写的文章。她们先读较容易读懂的一篇文章：《从阿波里耐(26)到卡明斯(27)》，然后再读难懂一点的，像《保尔·瓦莱里(28)与完人》和《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当代思想界》。她们不去钻研马克思本人，但她俩法语很好，足以研究瓦莱里的《泰斯特先生》这类文章。她们吃中饭时在老果园购物中心见面，一起来讨论这本奇妙的书。她们先去看时装；那儿是个大商场，商品琳琅满目，她们当然难以一下子静下心来研究《泰斯特先生》这篇论文。卡特里娜一直努力增加自己的见识。她学开飞机已好几年了，并取得了驾驶单引擎飞机的执照。她还开始去上中断了二十年的钢琴课。她学弹吉他。为了练习法语，她常去昂泰里奥街的法语中心。一次，她心境特别坏，就去学开外国赛车，在芝加哥北郊的高速公路上一次又一次漫无目的地兜圈子。她还学会了拉丁语，尽管这对她毫无用处。有一度她还想吃法律饭，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水平测试。她的目标是想使自己在某方面获得较为完善的发展。老果园餐厅的座位是火车座式的，她俩坐在火车座上，边抽烟，边研究起瓦莱里来：“健全的头脑”是什么意思？是指“知觉完善的人”吗？泰斯特研究其夫人，为什么泰斯特夫人反而会像丈夫爱她一样幸福？为什么泰斯特夫人称其丈夫为“纯知觉的天使”？要读懂瓦莱里的文章可真不容易；伍尔皮论瓦莱里的文章，对多萝西娅来说更是不可企及的了。她要卡特里娜解释。“他把泰斯特先生和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这是什么意思呢？”

“噢，”卡特里娜竭力想解释清楚，“我们先回到前面那个句子……‘思想由虚无而进入奇妙的意念，并从外界获得灵感……’”

听到这里，多蒂就叫起来：“什么样的虚无？”她把头发梳成球形，因为她自己也知道脑袋长得又瘦又小，球状的发型可以掩盖一下这一生理上的欠缺。然而，这种做法也许仅仅是一种策略而已，其实她处世行事十分聪明。在她的心胸中，既隐藏着一种同胞姊妹之谊，又有一种烦躁愤懑之情。她对卡特里娜只能宽容一会儿，然后，她就会说：“你与那些知识分子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因为我们上庞蒂大酒吧间，那些哲学家就看不上我们吗？或者可以说，你是在与那老头的夫人进行一场智力比赛吗？”

不，贝拉·伍尔皮倒没有这种虚荣心。这位大人物的夫人，扮演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角色。但她尽其职责，颇以为荣。她体格强壮，皮肤黝黑，自有其特殊的魅力。看到她，会使你想到英国亨利三世的王后凯瑟琳(29)——一位受到轻蔑的王后。尽管贝拉本人不能算是知识分子，但她懂得怎样做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她是个聪明的女人。

卡特里娜尽力回答她姐姐的问题：“‘奇妙的意念’是指人类文明的历史对空虚的头脑所产生的影响……”

“这方面我们一窍不通，”多蒂最后说，“这种文章，不是为我们这种人写的，卡特里娜。何况，你的头脑，也不是他所感兴趣的东西。”

“但我认为，我可以读这种文章，至少能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读。”卡特里娜坚持自己的看法，并竭力想掌握这场讨论的主动权。“我们这种人”这句话刺伤了她，她感到自己有点眼泪汪汪了。当她感到自己快要流泪或哭出来时，她就会出现一种自己称之为“肌肉反应”的行为来控制自己；这时，她双颊鼓起，四肢无力，感觉迟钝。多蒂说话尖刻，这是她从在市政厅里任职的父亲那儿学来的。她说：“我只是个低级的女人。只好向人兜售塑料袋，只要互相有利就行。”卡特里娜完全懂得，多蒂说“我只是个低级的女人”，其言外之意是“你卡特里娜也是”！多蒂然后说：“别再来给我什么‘奇妙的意念’这类货色了。”最后，她问卡特里娜：“你的大象故事写得怎么样了？”

这话问到卡特里娜的痛处了，有好一阵子，卡特里娜在写一个关于大象的儿童故事。她想借此赚点钱，并争取自立。真不该给多蒂提这件事。当时与多蒂谈及这事，只是因为这个关于大象的故事，是以前在家里经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爸爸常给我们讲的那个大象的故事，你还记得吗？我想把这个故事派一下用场呢！”但不知为什么，她至今还没有全部写好。多蒂用这个话题来挖苦她，真有点儿太缺德了。在“老果园”讨论有关瓦莱里的文章，就以多蒂这个讽刺性的问话结束了。

当然，她还是不得不告诉多蒂，她明天要乘飞机去布法罗。一听这话，多蒂在四周雕刻着图画的中国式大床里坐起，手握电话，说：“这就是说，如果有什么麻烦的话，你要我设法瞒过艾尔弗雷德，是吗？”

“我想不至于会有什么麻烦吧？不过，以防万一，给我个电话号码，明天下午我会找你。”

“我明天得在城里到处奔波。我的对手想从我手里夺走我的化学工程师。没有他，我的厂只好关门了。我自己都快要垮了，哪有闲心再管别人的事！听我说，卡特里娜，你真的那么认真吗？法院要是把孩子判给艾尔弗雷德，你怎么办？”

“我不接受判决！”

“也许你不必那么认真吧。我们自己的母亲，对我俩都极少尽母亲的责任；她更关心的是她自己穿的裙子的皱褶；直到今天，她住在海湾港的岛上，还是这个脾气。当然，你会说，你不是像我们母亲那样的人。真是往事易忘啊！”

“这与母亲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想到人们一般的处世态度而已。你要带那两个孩子，会有什么结果呢？今天，就是那幢房子，也已成了你的一大负担了。艾尔弗雷德把东西统统拿走了，维修这幢大宅第就得花不少钱！如果艾尔弗雷德真的胜诉做了两个孩子的监护人，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你就得迁到东郊去，与那些画家和学者之流为伍。那儿除了文人和画家，没有其他什么人住的。维克托那一类人……”

“维克托不属于那一类。”

“成群成群的人追随他。你可以坚持在更多的场合下，与他一起公开露面。如果你败诉失去了孩子，这完全是维克托之故。趁他现在还活着……”

“你这么说，多蒂，使我想起了一句女人的口头禅‘有个姐姐多好啊’！”

多萝西娅笑了。“有姐姐的女人就不会那么说了！要我做姐姐，就进屋开上所有的灯。你一直不要孩子，你孩子生得太迟了。艾尔弗雷德对此很有意见呢！他这种人，行动迅捷果断。珠宝商就得这样。他在同行中是个佼佼者。只要瞥一眼宝石，他就马上可以开价。他不想让孩子跟他？你还想有选择的自由？你想等个好机会？毫无疑问，只要艾尔弗雷德有可能，他就非把你整垮不可！”

多蒂说得不错，卡特里娜心里想，这是最可怕的结局了。

但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决不后悔。卡特里娜说：“我得去把闹钟拨好了。”

“我给你几个电话号码，下午四五点钟打这几个号码也许能找到我。”多萝西娅说。

五点三十分，闹钟响了。在冬天，天不亮就得起床，这是卡特里娜最讨厌的事。她关上壁橱的门，就穿起衣服来。心里郁郁不欢。她选了件黑色的开司米羊毛衫和黑色的裤袜，好与绿色的外套相配。她倒在长沙发上，高抬双腿，笨拙地套上裤袜。她那双靴子是鸵鸟皮制成的，还是从南州街上的新产品商店买来的。那是家城市牛仔们喜欢光顾的商店，颇合黑人纨绔子弟的胃口。斑斑点点的鸵鸟皮，尚算光滑漂亮，但靴子尺码小了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靴子，以及卡特里娜的模样儿也正合维克托的胃口呢！

她还挤出十五分钟的时间带狗去散步。今天，伊索尔不肯带狗出去散步。像她那样大的年纪，在冰上摔一跤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摔碎了屁股你会照顾我吗？”那黑人老太婆问）。但卡特里娜很喜欢带苏基出去遛遛。部分原因是像多蒂所说的，“她双脚从不待在家里”。家也确实使卡特里娜感到空虚而痛心，因为，艾尔弗雷德把最好的地毯、椅子、印度瓷像、中国卷毛狮等等，都席卷一空。当然，她从来就不喜欢干家务活。她需要的是活动，而遛狗也是一种活动嘛！要是碰到其他遛狗的人，就可以攀谈几句。他们谈话的内容，有时倒着实令人吃惊——他们甚至会提出一些不像话的建议。卡特里娜当然不必认真对待这些建议，只是听听而已。至于苏基呢，她已经老了。兽医一直转弯抹角地表示，像苏基这样又病又瞎的老狗，早该处理掉了。也许，克里格斯坦可为苏基做件好事——把她带到森林保护区一枪打死。那两个孩子会不会为此伤心呢？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这两个孩子，沉默寡言，真看不透她俩的心思。她们一直在注意观察自己的母亲，但从不发表意见。克里格斯坦却说，这是两个了不起的小女孩。但卡特里娜认为，像这样的孩子，朋友家是不会喜欢的。当然，像那些属于美国黄金时代的迂腐人家，也许又当别论了。克里格斯坦曾经提出过一个十分古怪的建议，要这两个女孩子进武术训练班，要卡特里娜鼓励她俩的进取心。他还曾想说服卡特里娜，让他带孩子去看警察的手枪射击训练。卡特里娜说，枪声会把孩子们吓坏的。可克里格斯坦却认为，情况恰恰相反，这对孩子会大有好处。多萝西娅则把她的这两位侄女称为“神秘莫测的小鬼头”。

带苏基散步不能走得太快。这条老狗毛发是黑色的，背脊下陷，温和可亲；它走在雪地上，一碰到其他狗撒下的尿粪，总要上前闻闻嗅嗅。它兜着圈子，然后又改变主意。它该在哪儿撒尿呢？撒错了地方，就破坏了事物的平衡。在直觉的交响乐中各司其职（维克托语）。在这寒风刺骨的天气里，脚下的冰块咯咯作响，但苏基还是不紧不慢地走着。一轮灰蒙蒙的太阳升起了。有那么一会儿，空中飘起了雪花；之后，天空彤云密布。这将是阴沉的一天。

卡特里娜唤醒了两个女儿，吩咐她们起床穿衣，然后到楼下吃燕麦薄饼。妈妈得去开会。隔壁的基蒂八点钟来送她们上学。两个女孩子好像根本没有听她在说什么。她俩什么地方像我呢？卡特里娜有时不禁怀疑起来。她俩的嘴和母亲一样，半开半闭，有一种似无意而有情的魅力。维克托不喜欢谈论孩子，尤其避免谈论卡特里娜的孩子。但就年轻一代而言，他还是作了一些理论上的阐述。他说，年轻一代似乎获得了一种权利，他们可以用罪恶来摧残老一代。无权无势的小人物的子女是可怜的。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和家里的大人疏远；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大人是不合格的孩子。也许你以为这种看法会使维克托沮丧。不，恰恰相反，他反而兴高采烈。这种事例，对维克托来说也不是偶然的。他秉性平稳冷静。卡特里娜准备走了。她穿着羊毛夹里的大衣走进厨房。两个女孩子还坐在桌上吃燕麦薄饼。她俩磨磨蹭蹭地吃着，牛奶都已变色了。“我在墙上贴了一张条子，上面写了今天该做的事；伊索尔来了你们告诉她。放学后见了。”没有回答。卡特里娜离开家里感到高兴；她能驾车去奥里尔国际机场，随后坐飞机去布法罗，这多惬意啊！即使维克托病了也没有关系。然而，她又不太愿意承认自己的这种急于离家的心情。

喷气式飞机吞进冰冷的空气，咆哮着升空而起，离开地面。灰色的大地在机下滑过；飞机逐渐上升，经过飞机库，越过工厂、池塘、平房、橄榄球场以及雪地里断断续续蜿蜒伸展的铁轨。然后，在飞机的南边，出现了一幢幢高耸的摩天大厦。在下面已经无法分辨的人行道上，两个女儿正走在上学的路上；她们也许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吧，可她们怎么知道，她们的妈妈正从她们的头上飞过呢？现在，飞机已飞临大湖上空，下面一片灰茫茫的水面；风吹过水面，时而掀起片片涟漪，时而刮起阵阵白浪。再见了！坐在飞机上在云层上空飞行，往往使卡特里娜感到平静安宁。忽然，明亮的阳光穿过无垠的空间照进了机舱，使机舱内充满了温暖和色彩（那广漠无垠的空间，据说是一片寒冷的黑暗）。有一次，她在维克托房间里拿起一本康定斯基(30)写的书，她读到里面这么说，这位画家定居俄国僻远之地，那儿屋内都挂满了圣像；他说，一幅画也应像房子的室内一样，艺术家应吸引看画的人进入其间。谁不愿意进入画内呢？卡特里娜想。在密歇根州上空，卡特里娜喝着咖啡，那一小时过得平静而又舒畅。飞机上乘客奇少，几乎是空的。

她一度又想到了写那个大象的儿童故事的计划。她写得成，还是写不成呢？

卡特里娜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家大百货公司，为了推销五楼上的印度玩具，租了一头雌象；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很聪明，还颇有创造性。驭象人想叫象走进运货升降机，但这绝非易事。那头象用一只脚踩了踩升降机的地板，发现有点摇摇晃晃，就逡巡不前了。但驭象人尼拉德最后总算把象引进了升降机。到了五楼玩具部，这头象可神气了。存货一下子就卖完了。这头象叫玛吉，但报纸上称它拉吉，意思是“大个子”；当然，各种报纸上都大规模报道了这个“大个子”。营业部顾客盈门。一个月到了，这位玛吉（拉吉）又被牵到运货升降机前。这一次，它又用脚踩了踩升降机的地板，可怎么引它都不肯走进升降机。这样，在瓦巴斯街的一家百货公司的五楼玩具部，一只大象待在那儿，上不去下不来。谁也想不出办法把象弄走。

经理们又是开会，又是讨论，还召来了专家。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人，不断地打来电话，提出离奇古怪的建议。捅开屋顶，用大吊车把象吊出来怎么样？是否可以推倒一边的墙壁，然后用几个钢琴搬运器慢慢把象放下来？用麻醉药把象麻倒，再拖进升降机不行吗？但这么大的象一旦麻倒了，怎么能拖得动呢？何况，保护动物协会反对用麻药。出租玛吉（拉吉）的马戏团就要走了，坚持要百货公司信守合同。驭象人尼拉德似疯如狂；“大个子”象则忧郁成病，患了失眠症了。难道没有什么办法了吗？卡特里娜脑子不怎么灵，不知怎样结束这个故事才好。灵感就是不来，克里格斯坦则想，军队里是否有特大型直升机，要不，百货公司里是否有中央顶楼，或者像铁路运货场上的那种升降机井道。卡特里娜曾与维克托讨论过这个故事两三次，现在不得不放弃这种想法了。你总不能老是用那些无聊的故事去纠缠维克托吧！维克托和克里格斯坦两人真是天壤之别啊！

如果维克托真的病得厉害，就会取消这次讲座。所以，他要卡特里娜去，是想见她（这是最好的设想了）；或者，他仅仅是希望有个人陪陪他而已。这些想法，合乎情理，使卡特里娜颇感安慰。在阳光明媚的高空中，卡特里娜飞了约一小时，她感到自己犹如画中人了。当飞到克利夫兰市东面，阳光消失了；这就是说，飞机开始下降了。又是一片黑暗。飞机下是伊利湖——一个露天的大粪池，这是卡特里娜从一个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嘴里听到的。这时，喷气式飞机正向阴沉沉的布法罗市滑下去，卡特里娜越来越焦躁不安了。要她来布法罗干吗？是因为他病了，老了，尽管他会名垂千古，还是因他去布法罗，是为了卡特里娜之故？确实，他来布法罗是为了会见卡特里娜。他出来不带助手（像亨利·穆尔或其他像维克托一样的名人，出外都带助手），是因为性爱需要保密，是因为艾尔弗雷德正在千方百计打听卡特里娜的行踪——艾尔弗雷德当然比卡特里娜精明狡猾，棋高一着。而这次竟败在卡特里娜手下，不禁使他狂怒万分。如果艾尔弗雷德胜诉，维克托就有责任照管卡特里娜了。可维克托会要她吗？当然，这种事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在布法罗机场走下飞机后，卡特里娜先进了盥洗室。她对着镜子仔细打量了一下自己，发现脸上的粉涂得太厚，眼神焦虑不安，感到很不满意。她开始涂口红（艾尔弗雷德怒火冲天，而她竟还在涂口红）。她又把头发梳了一遍，就出了盥洗室，向贵宾休息室走去。

维克托乘飞机从来不坐头等舱——为什么要浪费金钱？他只是享用头等舱乘客享用的设备。他没有乘坐头等舱的那些大董事长的派头。他永远是个艺术家，只配坐飞机的后舱。由于他膝盖有毛病，所以总是与老幼病残者一起先上飞机。尽管他看上去身体还健康，但他总是要求坐在靠过道的位子上，因为他的腿不灵便。事实上，他老是要人家为他服务，好像他是个总统似的。不知什么原因，这一点使多萝西娅感到特别恼火。她说：“他把什么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次，他来到芝加哥的西北部——就是那一次要命的访问——借了一辆又旧又破的车子，连出五十元美金买个蓄电池都不肯，可每天他打电话请来一批批吃白食的人吵吵闹闹。他这个人，光在当代绘画界，就值上百万元美金。”其言下之意是“他算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卡特里娜说，（当她固执己见时，眼睛就向下看；她表面上越顺从，内心反抗就越激烈。）“维克托是确确实实主张平等的。但就他来说，身有残疾，人家对他稍加照顾，也不为过。”

维克托在社交场合一出现，大家也确实为他让路：有人给他送上膝垫，有人则给他递上酒杯。他接过人家送上去的酒杯时，从不中断自己的谈话。即使他那些有钱的朋友，也竭力为他捧场。给他派小汽车，给他租好高级套间（譬如，在像华道尔夫饭店(31)这类豪华的旅馆里），而他自己从不住高级旅馆。他本性是个老派的乡下人，在沙利文街租了一个房间用来写作；那儿是意大利人聚居区。他工作时，一边从面包盒里吃着意大利熏干酪和面包屑，一边从派热克斯玻璃杯(32)中喝着威士忌或咖啡，躺在床上（床单也许一年才换一次）苦思冥想，各种思想在他头脑里翻腾起伏；可以说，在这种时候，他的头脑犹如一系列高级反应室。重要的是思考。在他思考的时候，乌黑的眼睛在浓密的睫毛后闪闪发光；他那眉毛又粗又长，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其神态是不容置疑的，但还算和蔼。他眼睛向两颊伸展，形成一种奇特的角度——从各个方向看上去都是奇特的。他在沙利文街的寓所里，不需要别人的照顾。他自己上街在意大利店铺里买意大利蒜味咸香肠和香烟，自己拿着物品走上三楼的房间——因为公寓里没有电梯，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这种时候，他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要是外出，他就让人给他派一辆大型高级轿车。有一次，卡特里娜坐在装配着隔音玻璃的劳斯莱斯高级豪华的大轿车里，听维克托与亿万富翁伯林纳的谈话。（豪富伯林纳20世纪30年代从纳粹德国逃亡到美国，随身携带着制造合成橡胶的专利证，后来买下了十多幅当代法国名画家马蒂斯(33)的作品。）这一次，维克托与他的谈话是十分认真的；从七十六号大街到华盛顿广场的路上，卡特里娜一直仔细听着他们的谈话：从神圣罗马帝国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签订苏德和约时期的现代德国政治，超现实共产主义之真谛，格斯勒的建筑风格，汉斯·霍夫曼(34)的影响，自由民主派对艺术发展所规定的种种规范。还有其他两三个精彩的话题，卡特里娜已记不起来了。此外，还谈到了关于经济危机、冷战、形而上学和性学等问题。这位柏林犹太人的头长得像一只发酵的圆面包的面团，表面凹凸不平，四周粘着面粉，但他是聪明的、幸运的，他提的问题都恰到好处。这倒不是因为给维克托派了高级轿车，所以维克托就想讨好人家；这种事他是从来不做的。

多萝西娅想尽力找出最坏的字眼来形容维克托。她常说：“他是个塔蒂夫(35)。”

“你叫我包法利夫人，”卡特里娜说，“这两个人怎么能匹配呢？”

啊，多蒂！你获得了硕士学位，这是货真价实的，可现在你却只能兜售塑料袋。

这种看法往往会通过巧妙的措辞，从卡特里娜的嘴里脱口而出。她的嘴角上经常浮现出一种嘲弄的神情，好像在说，维克托是个名副其实的大人物，她因为与他保持着特殊的亲密关系而感到骄傲。他能对她说知心话，而她知道他真正的想法。对此，他俩对外界都秘而不宣。在维克托愉快超脱的时刻，卡特里娜能与他待在一起；人们（几乎绝大部分人）是不可能像维克托那样有超然物外的时刻的。在这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维克托发表自己的意见。卡特里娜成了他唯一收下的学生，她付的学费就是使他愉快。

就他俩的关系而言，这至少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吧。卡特里娜最喜欢的也是这种解释。

机场的走廊，两侧都是玻璃。走过这玻璃走廊时，卡特里娜望了望天空；天空阴沉得可怕，飞雪纷纷扬扬，飘落在机场的水泥地上。她的心也与天气一样阴郁。交通尚能维持正常，飞机一架接一架地飞向机场，降落滑行在跑道上。天气是阴沉的，但自己的心绪不宁也不见得都是天气之故。何况，一进入贵宾休息室，天气好坏也就毫无影响了。贵宾休息室一般都设有套间，光线柔和，环境安静，是休息的好地方。饮料是免费的。这时，维克托一只脚正搁在咖啡桌上，手里拿着一杯酒；他的手杖丢在身边的沙发垫上。那杯威士忌的作用也许不大，因为他那件黄绿色的灯芯绒外套拉上了拉链，纽扣也扣得严严实实的——他还怕冷。卡特里娜吻他时，一阵浓郁的卡伯查德牌香水味从她的衣服、围巾和喉头散发出来——连她自己也闻到了。然后他们互相凝视了一会儿，都想猜透对方的心思。她看不出维克托有什么病，他看上去没有病，身上也没有药味，这种药味在他上次生病期间，卡特里娜是闻惯了。至少他没病！这就不必担心害怕了，但他的情绪不好，这一点倒是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似乎又焦躁，又厌烦。她了解他那种沉默忧郁的火气。沙发边放着几件行李。那只军用帆布袋她是很熟悉的：布料又粗又厚，上面满是斑迹，里面可以装上一个管道工的全套工具。沙发边的角落里，还有另一样东西放在那儿。

好啦，你叫我来，我就来啦。是真的需要我吗，还是因为他今天脾气特别不好？

“准时赶到。”她边说边瞧了一下手腕上的手表。

“很好。”

“原来想做的事，只好以后再做了。”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没有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呃？”

“只是得与法院指定的精神病医生重新约个时间，另外，要是给艾尔弗雷德知道的话，又要惹出什么麻烦了。”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在他这样的年纪，还要那么做，”维克托说，“为什么你丈夫总是装作像个独裁者那样呢？为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像是歌剧里的疯子一样呢？”

“是啊，维克托，你也知道，艾尔弗雷德是个非常自信的人；现在你成了他的情敌，这无疑大大地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怎么能受得了呢？”

维克托这个人从不关心个人的烦恼，任何人的烦恼他都不感兴趣，包括他自己的在内。

“那旅行袋旁边的是什么东西？”

“先来杯威士忌再告诉你吧！”一般，维克托早上不喝酒。现在喝酒，说明他情绪不好，要想借酒浇愁呢！他一举手，侍者就看到了，马上把酒端上来。在古老的地中海沿岸国家或在亚洲，也许可以看到像维克托这样身材魁梧的人。他给人一种鹤立鸡群之感；同时，由于腿不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卡特里娜怎么也搞不清楚，他的腿到底是什么毛病。在开刀时，采用了导液法，在肌肉里穿了两个孔。有时，在穿孔的周围出现一些颗粒状的沉积物。后来，她也慢慢看惯了。维克托还就自己魁伟的身材开玩笑，说是他身坯太大了，不宜做给一般人做的精细的开刀手术。他老说自己是古代的一种巨象——猛犸象，说是他们没有把手术做好；他还提到，许多天才人物都是小个子。当然，这些只不过是说说罢了。他心里对他自己的模样是十分满意的。他根本不像猛犸象。在世界上，像他这样有风度的人，也是屈指可数的，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头脑反应非常灵敏。像维克托这样的一张脸，完全可以用作一本以古代世界为内容的书的封面：他的脸盘轮廓分明——额头、颧骨、狭长聪慧的眼睛，那老年人特有的眉毛，那下巴上的山羊胡子往往带有一种顽皮的意味。他的嘴也很大，胡子修剪得非常整齐。他讲起话来，整个脸盘就变得更宽大，使你感到他的意见是不容置疑的。他双颊绯红，好像化了装的演员；即使在他病危期间，他的脸色照样十分红润。如果说他也会死，这似乎是造化的误会了。他的身材特别高大，真不知道他躺在一般人睡的病床上会多么难受。当他睁开眼睛时，眼神里流露出一句话：“我快死了！”然后，不到几个月，他又忙碌起来了：吃啊，喝啊，写评论文章啊——照样忙个不亦乐乎。维克托·伍尔皮，一个坚毅不屈的人！即使他那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也表现出一种坚毅不屈的精神；他不像一般瘸子拖着那条瘸腿行走，而好像是要把挡在路上的障碍物一一踢开似的。维克托只尊敬那些有思想的人，因为，不管你自己是否意识到，人人都有思想，或高尚，或低卑，或聪明，或愚蠢。他的神态俨然像个什么君王——也许是犹太君王吧。不久，你就会发现在维克托身上，高下之别是多么鲜明；他既不高贵，也不低卑。简而言之，他的鞋子已穿旧了，他的裤子穿得歪歪扭扭。

但第二杯威士忌下肚，他感到暖和起来了，就脱掉了灯芯绒外套，露出了他常穿的那种衬衫。那衬衫像保罗·克利(36)的画布——那些由绿色、红色、黄色、紫色的线条构成的图案，图案虽已褪色但仍非常好看。他那只大箱子是暖色的，可称得上是件艺术品。不管怎么说，他是艺术界的首领和权威，是个有影响的人物。甚至他的怪癖，也自然而然地染上一层权威的色彩。他既是国王，又是艺术家，还是个民主主义者，一直十分活跃。当然，他现在衰老了，但女人们竟然还在追求他。

喝过威士忌，他的嗓音洪亮起来，就开始谈话了。他说：“文萨莎说，她的几位老师竭力要她把父亲请来做个讲座，而实际上这主要是她自己的主意。然而，她却没有出席讲座，说要去演奏室内乐。”

“你有没有见到她的古巴男朋友？”

“我正要讲到他。他比其他人好多了。”

“这么说，不存在什么宗教问题啰？”

“曾经吵吵嚷嚷过一阵子，说要做拉比，要让她进希伯来联合学院，后来她就不再谈这些事了。她的思想似乎是要在犹太人的神庙里当犹太人的头头——当犹太成人的头头，并且从讲坛上向他们大喊大叫。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堕落了，不仅会默许人家对他们叫骂，还要把自己挨骂的事到处吹嘘呢！现在，你骂人，挨骂者还会在报上登广告，说当众挨骂是自己进步的表现。”

“她现在爱上了那个古巴学生了。在卡斯特罗政权下，他们还信天主教吗？她给你安排了讲座，而那天晚上自己却去参加音乐会的演奏。”

“还不止这些呢，”维克托说，“她要我把她的小提琴拿到芝加哥去修理。这架小提琴倒颇为名贵，我得送到美术厅的贝因

富希公司去修理。可不能放在布法罗给修坏了。那是一把格瓦尔尼里斯(37)小提琴。”

“你们一起吃早饭了？”

“对。后来她就带我去男朋友家里。他是个阿基米德型的年轻人，是个奇才。他们一家是难民，可能是因为战争逃难出来的吧。说句公道话，古巴人送给我们的罪犯中，总有一两个天才……”

“你能肯定他是天才？”

“当然你不能光听我这么说。他获得四年的生理学奖学金，数目还相当可观呢！他的几个兄弟是餐馆里的打杂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就是尼莎与之交往的一家。他们的母亲身体不好。”

“后来她就把小提琴交给你——叫你给她跑腿？”

“我接受了这个差事，否则事情可能会更多。买这把小提琴的时候，我付了不少钱；现在价钱可能涨了五倍了。我要让贝因-富希公司的人估估价，我怕尼莎心血来潮，把小提琴卖掉，然后和她的古巴男朋友私奔。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可以一起去贝因富希公司。”

这下卡特里娜的事更多了。维克托把文萨莎支走了，以免遇到自己的女朋友包法利夫人。

“我们可以把小提琴放在座位下。我想，那位左翼学生出席了你的讲座了吧。”

“为什么不出席呢？那天听众多得很。18世纪雾月政变对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的影响……第二帝国的闹剧。这些内容是十分适时的。”

“听起来好像不太符合美国人的胃口。”

“什么？难道比日本电子产品、德国汽车、法国烹饪更没有美国风味吗？难道比定居在堪萨斯州的老挝难民更富有异国情调吗？”

是的，她完全理解这一点，也理解这类题目自然符合维克托的胃口。因为他出生在纽约东头，是个流浪儿，所以对混血儿、移民和外籍美国人富有同情心，对女儿的男朋友是古巴人也毫不介意，他自己也那么富有异国风格——他那脸庞，他那希腊式的帽子也许还是台湾制造的呢！

维克托滔滔不绝地谈着。现在，他谈到他在旅馆里收到一位几年前相识的朋友给他的便条——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为此他很不高兴。“他用老朋友的口气说，阔别三十年后能再见，实在欣慰万分。他正好也在布法罗，是一个格林尼治村人——其实他们根本谈不上什么朋友关系，更不喜欢重温这种‘旧好’。不过，他已成了名人，这倒也是事实。”

“可以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吗？”

“拉里·兰格尔。最近，他的一部电影十分成功，叫作《克鲁诺斯原动力》，是部像《2001太空漫游》和《星球大战》一类的科幻片。”

“是啊，”卡特里娜附和说，“就是那个兰格尔吧，《人物》杂志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人物特写文章。人们称他大器晚成。十年前他还在拍色情电影呢！真有意思！”她现在讲话措辞非常小心，因为旧金山的那次谈话使她大丢面子。直到现在，她还不敢肯定维克托是否原谅了她；那次，她硬要维克托去看电影喜剧片《陆军流动外科医院》。那一次卡特里娜的言行，一定在维克托的思想深处留下了一个污点。研究犯罪行为，情趣不高，维克托曾这么说过。“他一定非常有钱了。《人物》杂志中的那篇文章说，他那部电影总收入达四亿美元。他有没有来听你的演讲？”

“他便条上说，他事前已有个约会，所以要晚一些来，并希望演讲后一起喝杯酒。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可我没有给他打电话。”

“你怎么啦，累啦，还是不高兴？”

“过去，每次和他相处十分钟左右还可以——他就是那样的人，希望人家都重视他。这种人越认真，越使人讨厌。他是中西部人，到纽约大学学哲学。他去雪松酒吧间与画家们交往，又去赫德森大街与作家们交谈。我还记得他，记得很清楚，小个儿、诡诈、敏锐，但还算不落俗套。我想，他大概靠给连环画杂志写连载故事为生——像《巴克·罗杰斯》(38)啊，《蝙蝠侠》啊，《闪电戈登》(39)啊之类的科幻电影故事。他随身携带着草稿本，随时记下想到的故事情节。后来，我与他失去了联系，也不想再和他联系——卡特里娜，董事协会给我发出了邀请，但我发现，有些情况使我感到不安。”

“什么情况？”

“我发现，有一个叫布鲁斯·贝德尔的家伙，是演说家委员会的主要顾问，正是他决定邀请我，并一定要通知我这件事是由他经手和安排的。他知道我不喜欢他，他是个卑劣的小人，是个大学英语系的教师，后来成了华盛顿政府里的文化官员。在尼克松执政初期，他对斯皮罗·阿格纽寄予极大的希望。他老是对我说，阿格纽一直在读一些严肃的、有价值的书，并经常向他借这类大部头的优秀经典著作。什么读书！你要看透贝德尔的思想，就得用直肠镜。我突然发现，今晚发表演说的人中也有他。这还不够，更奇怪的是，将要给我作介绍的人是路德维格·费尔舍。这名字本身对我来说倒没什么，但他是个十分守旧的人。1917年之前，美国有一批俄国移民。俄国革命后，列宁利用了其中一些人为他服务——例如阿曼德·哈默；这个哈默就是利用和共产世界在政治上的关系大赚其钱，最后成了巨富。贝德尔把苏联列宁格勒一所博物馆里的一些名画带出来卖，为布尔什维克筹款。杜维思和贝伦森公司对这些国宝标价极低。”贝伦森曾得罪过维克托本人，因此，他死后维克托都余愤难消。

“这么说来，你的伙伴不好，你不喜欢和他们一起发表演说？”

他用双手捧着大腿移动了一下位置，以便坐得更舒服些。坐好后，他说话更尖锐了。“以前，我也曾与卑鄙的小人在一起过，我尚能容忍。但要和现在这些家伙在一起，真太令人厌恶了！仅仅为了几千元美金，不值一提！我认识这个费尔舍。从格伯乌(40)到克格勃，他与美国资本家的关系是无懈可击的。他年事已高，容易气急，脸色绯红，看上去像个割不开的脓肿。不管什么人，只要你有足够的钱，总统就会拥抱你。竞选中你出了钱，带着非官方的使命去莫斯科，回来后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受到总统的拥抱。”

维克托确实烦恼不堪，因为他不得不与小人为伍。这就是他要卡特里娜来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发现自己有什么病变。

“我真不想见到贝德尔。他头脑里除了鱼泡泡什么也没有。他全身都散发着恶毒和阴谋。为什么这些大公司的老板那么愚蠢？”

卡特里娜设法让他谈下去。她穿着靴子的双腿盘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全神贯注倾听的神色；她手握拳头，下巴搁在拳头上。

“对这些人发起的演讲会，我只能对你直说，我感到讨厌。”他说。

“不过，维克托，你可以压倒他们，让他们尝尝你的厉害。”

当然，只要他高兴，他完全可以做到。尽管他也得花不少力气。但是，维克托不像当代那种神经过敏、胆小怯懦、纵容放任的知识分子。他毫不客气地疏远这种人。卡特里娜从两个主要方面来看待维克托。一方面，非常滑稽的是，维克托的形象，使她想起了卓别林无声片中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坏家伙，这个坏蛋把街上的煤气路灯杆弯下来点燃自己的香烟，他那又宽又长的眉毛好像用油彩化装过的；另一方面，维克托兴趣细腻，对事物能辨微辨味，对卡特里娜来说，是根本无法看出其间的细微差别的。自从他那次得病后，就常常说，他要积蓄精力，做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些董事对他来说是否重要呢？对他来说，他们一文不值。与蔡斯曼哈顿、世界银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系，对他来说不足挂齿，他曾这么说。他从不追求这些东西，而且，看来他们那些人也知道他的观点。他认为，不管东方、西方，在上层领导中，没有什么人格可言。在世界各国中，超级大国有能力毁灭全人类，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的最高层领导人具有人应有的才能。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权力掌握在小丑手中，掌握在伪君子手中。对艺术的忽视、轻蔑和排斥，是他们堕落的主要原因。要是维克托被激怒了，那些大董事长就会听到他谈论关于人生的价值的宏知卓见；这些见解又与他关于艺术的价值的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但现在，他病痛缠身，精力日衰，脾气乖张，这就是维克托其人。他甚至认为，他不该到这儿来。隆冬季节，他来布法罗机场干吗？他坐在这贵宾休息室里又干吗？去芝加哥干吗？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里，他感到自己不是人们注目的中心，而只是陪衬而已，甚至感到有点黯然失色。有一些不佳心情应该绝对摆脱的，但他就是无法摆脱。他感到自己被一种莫名的恶势力所制约。

他说，“对兰格尔其人，我倒也还有一点好感。他是乐队的预备小提琴手，因为是个左撇子，他把他用的小提琴的弦线颠倒排列。那时，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专长也颇为重要。他才智不高，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成了大获成功的科幻电影编导。”

侍者给卡特里娜端上了一小瓶迪尤尔酒。她倒入玻璃杯里，把杯子举到光亮处，看了看杯里的烈性酒，只见酒气蒸腾，烟雾缭绕。然后她说：“看看我给你打的材料吧，也许有用。”

“好，看一下吧！”

她戴上了老花眼镜。维克托倒不用戴眼镜。在某些方面，他根本不像个老年人。他身材魁伟，却举止优雅；他年逾七十，却充满活力。克里格斯坦也许说得不错，勤于思考的人不易衰老——这是卡特里娜的那位当警察的朋友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也可能是从《论坛报》的“妇女问题”栏里看来的吧！他自己是决不会说出这种高明的见解的。

贵宾休息室的座位是飞机座，灯光从天花板上方斜射下来，因此，维克托只好举起稿子就着灯光看起来：“老话重谈，”他说，“不期望有多大反响。‘为什么人们总是说事实比小说更离奇’——我是不是说过事实比小说更‘有力’？因为自由民主主义思想使人们形成一种淡薄的自我意识。不知是谁说的，他宁可向公众发表意见，尽管公共社会既粗野不堪，又充满缺陷，但他不愿向私人社团讲话，因为这些社团自以为是，故步自封。这种薄弱的自我意识只能写成蹩脚的小说，缺乏思想。那些职业社团（律师啊，医生啊，工程师啊，等等）有集体的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虚假的‘标准’；这些虚假的‘标准’又成了他们的职业道德。个人的欺骗意识消失了。对他们来说，取得‘稳定’的第一步是取消个人的道德准则，因此，领导地位就可由那些伪君子获得。”

“你认为我们的领导人都是伪君子吗？”

“你不认为这样吗？”

维克托看上去情绪很坏。两颊出现的红晕是由于愤怒，还有其他一些迹象也表明他正要大发脾气。他两眼瞪着卡特里娜的样子，好像又一次在审视她是否可信。这使卡特里娜感到羞辱，但她对他的疑虑表示同意，也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发泄，即使他肯定人家不会理解他，也最好让他把话讲完。他低下了头，好像一头公牛正在考虑是否用牛角向对方发动攻击，接着，他又讲开了。卡特里娜最喜欢听他讲一些挖苦人的刻薄话——譬如，他说某君的头脑，无异于脑壳里塞着一只鱼泡泡之类的话。要是他认真起来，就令人担忧了，此时此刻，他正十分认真。他对卡特里娜说，这份材料没什么用处。在有关马克思的讲演中，他说过同样的话，而且说得更好。马克思把个人的觉醒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当社会上各阶级发现自己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时，阶级斗争就暂时中止了，觉悟也变得模糊不清了——觉醒、睡觉、梦幻，一切都难以区分了。

维克托是否还认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卡特里娜很想知道。她对自己的轻率感到害怕，但使她更害怕的是沉默。“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谈到了阶级斗争，也因为你认为那些共产国家都失败了。”

他说，在他青少年时期，他的思想受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训练，这种影响将是无法消除的——他现在怎么不会是马克思主义者呢？重读《雾月十八日政变》一书后，维克托深信，马克思预见到美国当前的情况。讲到这里，维克托的腿伸展开来，就像海军上将纳尔逊军舰上包着炮衣的大炮；在那纷乱的眉毛下，他的眼里闪烁着那特有的逼人光芒。他说，布法罗的演说与芝加哥的演说是有联系的。当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和专业工作者对物质利益失去兴趣时，他们可以说是走出了历史舞台；这时，非阶级利益就占了上风。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精神病状态；一个做戏的时代就开始了。巨大的革命变革为演员们平凡的表演所掩盖。丑角演员或拙劣演员统治了社会，或看起来他们好像统治了社会。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场喜剧，但其实质也地地道道的是场喜剧！

维克托是个非同凡响的人物，因为他绝对与众不同。卡特里娜想到的是，与那些次要人物相比，维克托与他们有天壤之别。他自己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演员。在这场严肃谈话的间隙里，他看上去更像他自己本人，而不像正在舞台上演戏的演员。这样的谈话使他恢复了本性。这时，卡特里娜向他承认说，“我刚刚还为你担心呢，维克。”

“为什么？因为我叫你来！我对芝加哥那些家伙感到恼火，所以我把你叫来对你说说。我感到灰心失望，精疲力竭。”

卡特里娜知道了，维克托跟她谈的事，在其他场合下是绝不会说的，因为他太高傲了。他像个孩子。卡特里娜想，不仅我自己的孩子跟着自己。身为母亲，我好像是个机器人。是不是因为做了母亲就不能再过性生活？她对维克托说，“我想，这阴沉沉的天气和长途旅行影响了你的情绪吧！”

噢，阴沉沉。维克托注视了卡特里娜一会儿，他知道“阴沉沉”对他来说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他谈到自己感到“灰心失望”，但并不是说感到沮丧。他情绪不低，而是很高，高得异乎寻常，有失常的危险。他现在头脑特别清楚，这是他以往达不到的；但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越接近死亡，思想越清晰，犹如死亡来临前夕的回光返照。“我从不企望长生不老，但也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至于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呢？他也说不清。这种情况既明确无误，又模糊不清。在这种时候，卡特里娜给了他支持，给了他肉欲上的支持。卡特里娜，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正坐在他身边，肥大的屁股曲线分明。她身穿一件深绿色的毛线外套，黑色的靴子裹着她两条结实的大腿，撑得鸵鸟皮上斑斑驳驳的羽毛孔涨成了一个个泡泡。对他来说，卡特里娜的身材体形充满着一种肉欲的魅力——那结实的背脊，那叉开的大腿。她那模样对维克托产生了一种淫荡的感觉——不知卡特里娜自己知道不知道？维克托没有对她说过这种感觉；这样，她就不知道她的那双手对自己的吸引力，尤其是她那手关节上的折皱和她那手指尖——维克托暗自称之为刺激性欲的手指头。卡特里娜显然是他的爱神厄洛斯；对这个忧郁滑稽的女人，他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此他只得容忍她的许多愚蠢的言行，并竭力克服自己种种恼怒的情绪。她有时激怒得他几乎心脏病都要发作了，因此，他不禁自问，这值得吗？为什么不摆脱这笨女人？难道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安度晚年吗？难道他运气已尽？他以前总是能掌握自己事业的命运。现在，他不相信命运安排的信念开始动摇了。开初，卡特里娜只是他的情妇，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后来就更可笑了，因为，维克托从卡特里娜身上看出，自己被她激起的性欲，只是一种维多利亚式的性爱，加上一些莫名其妙的特殊的吸引力。然后，发展到波德莱尔诗句中所描写的那样：

那熟悉的抚摩，

使他起死回生……

只是维克托不相信现实生活中会发生这种奇迹。他不是因为病态而性欲特别强烈。他感到，他与这类异想天开的名堂毫无关系。卡特里娜确实有那种魅力，她的抚摩使他死而复生，但其中不存在什么巫术或者色情狂的作为。显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具有正常人所有的那种正常的性欲。这一点不管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都如此。他并不因为有这样正常的性欲而感到羞耻。卡特里娜能使他保持强烈的性欲；他也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性生活，他不知该怎么办。因此，他乘飞机到处跑来跑去。他还不想死；他对死毫不在意，就像小狗在拖他的裤脚管时一样不在意。

谈到阴沉的严冬天气，他对卡特里娜说：“我怎么也暖和不起来。听说吃辣椒能使人暖和，因为能使毛细血管扩张。昨晚最糟了。我把脚浸在热水里，穿了两双袜子还感到冷。”

“这方面我可以帮忙。”

真神奇！女人究竟有何等的力量啊！

“今天早晨，文萨莎——她怎么样？”

“啊，”他说，“这些孩子是想要你也为他们所服务的势力出力。老一代的人也正好愿与孩子们合作。那古巴青年的母亲感到困惑；这我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她的眼神似乎在说：‘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啊？’”

“噢，你见到了她！”

“当然见到了。今天早晨，我坐在她家的厨房里，那孩子当我们的翻译。这小青年智力非凡。他母亲说，她对文萨莎没什么意见。尼莎已使自己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她已取得了他们一家的信任。她帮他们削马铃薯、洗锅子。她和男朋友从不下馆子，也不看电影，因为男朋友没钱，而男朋友又不愿意让她花钱。因此，他们整日整夜地学习，他俩都是优秀生。我女儿只是在胡来。她诱拐了他们一家的天才，他是他兄弟姊妹和妈妈的救世主。”

“她说她爱他；她那长长的眼睛是你遗传给她的，看起人来那样子和你一模一样。”

“她是个小巫婆。我发现，她竟然给她母亲性生活方面提出劝告，告诉她母亲一个‘摩登’妻子应怎样在性生活方面取悦丈夫，还说必须寻求新的性生活方法取悦于老头子丈夫。她还告诉贝拉有关同性恋的种种奥秘。她给她母亲一家商店的地址，去那儿可以读到一些性交前如何刺激性欲的片段，但这种书不必买。”

卡特里娜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奇怪，但她仍然醋劲大发。“你也让她那样玩过吗？”

“让贝拉那样玩我？除非我们大家都疯了！”

不，贝拉决不会那样的。只要想一下，你就会明白，贝拉是绝不可能那样做的。她的言行举止表现出一个主妇的自豪感。她以红种印第安人的那种自尊心，维护着自己的威严。她是个忧郁的人（是维克托使她忧郁——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她像北美印第安人柴罗基部族酋长的妻子，或者像我们已提过的英国亨利三世的结发妻子凯瑟琳王后。那些女人，或穿着华丽，或衣饰朴素，但每个人的内在气质都不一样。贝拉沉默寡言，保持着一种惊人的自重。对这种高傲的人来说，要她按照性生活指南之类的书中所建议的方法行事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卡特里娜还是感到心中隐隐作痛。毫无尊严，恶欲邪念；要是贝拉一想到这些，也会感到有失尊严的。长期以来，贝拉受尽折磨。从根本上说，贝拉心胸开阔，这一点卡特里娜本人是深有体会的。

“这就是新一代人，”维克托说，“当你考虑到一些事实，你就会得出结论，这些事实为人工流产提供了论据。我最小的孩子，是三个孩子中最撒野的！现在她已放弃学做拉比的计划，但看上去比以往更像个犹太人，两耳边扎着小发辫。”

奇怪的是，维克托毫无私人感情。他谈起妻子、父亲、孩子等这类问题，从来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见解。在谈论自己女儿时，他可以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地泛泛而谈，就像他谈论其他任何问题一样。这倒不是他毫无慈爱之心，也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卡特里娜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说清楚。

不管怎么说，他俩一起坐在贵宾休息室里。对卡特里娜来说，使他和自己待在一起，是她最大的快乐。走在纽约的街道上，维克托常常会被人认出来——不是被读者强留住作长谈，就是被画画的人所打扰（要知道，成千上万的人都会画画）。但是，在这偏僻的小城市里，卡特里娜认为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们的。她错了。有一个人走进了休息室，那样子显然是在找人。要找的人也只能是维克托。她头一抬，给维克托打了个信号；维克托小心地转过头来，然后低声说，“就是他——那个给我留便条的人。”说这话时，维克托显得闷闷不乐。

“噢——噢！”

“这小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身上的那件大皮袄倒挺不差，一定是斯华慈设计的。”这么一说，他的脾气似乎好了一些。他微微一笑。

“那件皮袄一定很贵。”

那皮袄完全是为了摆阔，非常漂亮，可是穿在来人身上，一直拖到地，毫无风度可言。拉里·兰格尔身材瘦小细长，那光秃的脑袋长得出奇：那两侧灰白的头发，没有好好梳过，好像头发弄湿后在床上睡过了那样；一条又长又厚的白色丝围巾搭在皮袄上，挂在身前，肮脏不堪；围巾下面，用一块从伍尔沃思百货公司(41)买来的红色印花大手帕打了个结。那白色的皮袄一定是他旅行时穿的外套，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根本不必穿皮袄。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很瘦，皮绷得很紧——也许动过整容手术，消除了脸上的皱纹？卡特里娜沉思着。他那光秃的头皮上布满了斑点——这是因为在加利福尼亚长期日晒而生的。浓黑的眉毛弯得很好看，他的嘴很薄。看上去既显得有点腼腆，又非常机敏。

两人握手时，维克托说：“昨晚我没法到你那儿去。”

“我也想你不可能来。”

兰格尔拉过一把当代瑞典式椅子，没脱下白皮袄就坐了下来。不脱皮袄，大概是因为想缩小维克托和他自己身材的差别吧——一个魁伟高大，一个瘦小细长。

他说：“我想，那么多人围着你，你当然走不脱啦。加上那么晚了，你也一定疲惫不堪了。天气那么坏，来听你演讲的人还真不少啊！”

兰格尔也没有怠慢女人。他边说边打量着卡特里娜。他也许正在琢磨为什么维克托选中了这个女人。从前，往往有整班整班野心勃勃的女研究生追随着维克托。

卡特里娜很快对兰格尔产生了好感——一个精明的小个子；对卡特里娜，他没有摆出目中无人的神气；这样的人显然不会对卡特里娜不友好。他只是渴望与维克托交谈；为了这次谈话，他已期待好久好久了；这是一次第一流的严肃的谈话。而维克托呢，身体不佳，情绪也不佳，当然想尽快摆脱他。

兰格尔快速地变换着话题，希望能尽快地找到维克托感兴趣的东西。他提到了古老的雪松酒吧间，也提到了第八街上的“艺术家俱乐部”；他谈到了巴齐奥茨，谈到了阿希尔·高尔基(42)和他在联邦广场(43)上的寓所。他也说到了帕克·泰勒(44)及其论帕维尔·彻里丘(45)的著作——彻里丘又名伊迪丝·西特韦尔，她后来爱上了彻里丘（伍尔皮嘲弄伊迪丝·西特韦尔说，“叮叮当当的诗句，像套在马脖子上的铃”）。兰格尔哈哈大笑；从笑声中可以听出，他情绪颇为紧张。他那腼腆而又机敏的表情，使他看起人来眯起了眼睛，甚至流露出一种嘲弄的神情。他竭力装出一副兴高采烈、讨人喜欢的样子，然而他又不知道如何讨好维克托。卡特里娜可以称得上讨好维克托的能手了，她完全可以指出兰格尔在哪儿做得不得法。维克托的态度是，很少掩饰自己的不耐烦情绪。卡特里娜感到，此时此刻，维克托是过于严厉了。他应该给兰格尔一个机会。维克托感到，与兰格尔这样的人谈话，大大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因为他自己是个名人。

仔细一瞧，原本该洁白无瑕的白皮袄，沾满了油渍和酒渍；他那丝围巾也肮脏不堪——这当然都是不应该的！ （只是因为他太有钱）尽管如此，卡特里娜对兰格尔还是颇有好感。兰格尔也注意到让卡特里娜也参加谈话。如果他提到像恰罗蒙德或布雷德这些人的名字，他总是解释说：“他在同行中是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他是把德国现象学介绍到美国来的人。”

可是，维克托不想多谈这两位同乡。他问，“你来布法罗有何贵干？这种季节离开加利福尼亚不是见鬼吗？”

“拍一部关于精神病人的电影，”兰格尔回答说，“医院的精神病医生常建议我拍部片子，表现那些精神病患者的狂想。在布法罗这儿，我见到了几个年轻的电子计算机迷——他们被送进了疯人院。”

“这倒是个新招，”维克托说，“不过，我说，你不必离开加利福尼亚。”

“你是说，最疯的疯子是在太平洋沿岸的各州，是吗？”

“噢，也许现在不是那样。”维克托说。接着，他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只有严肃的政治家才能使现实保持真实。在我们国家有一些地方，思想温和化的过程正在加速进行。加利福尼亚南部从一开始就是专门培养美国错误头脑的温床。在那儿产生的怪念头与他们生产的莴苣和橙子一样多。”

“对，我也这么看。”兰格尔说。

“至于知识分子起的作用嘛……是啊，我想，在这方面，加利福尼亚与马萨诸塞没什么不同。他们与其他人一样，也正在演戏，‘他们’，我是指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而且，他们毫无教养，连善恶都分不清。韦斯巴芗(46)在征收粪便税时，也不得不说明理由，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金钱不发臭。”

“说得对，现在的知识分子真可耻……”

卡特里娜发现，兰格尔的眼睛呈现碘色，就连他的眼白也染上了碘的颜色。

“那些有地位的有钱人轻视知识分子。我是特别指那些给娱乐业提出建议的人，他们的建议加剧了公众的僵滞症，或者说是歇斯底里症。”

兰格尔十分谦卑地接受了这种意见。他似乎自己独立思考了一番，并作了进一步考虑。“当然，那些银行……”他说，“像拍这样大部头片子，要花两百万元左右，他们大概能获得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谈到钱，我记起了杰克逊·波洛克(47)；他在东汉普顿的树丛中一边高速开吉普车，一边与车内的姑娘调情。要是他还活着，他是决不愿意靠政府发给的福利救济食品券过活的。他玩弄女人，玩弄艺术，玩弄死亡，最后成为大富翁。现在，他那些平庸的画能卖多少钱呢？”兰格尔说这些话时语气平和，因而没引起维克托的不快。“当然，那些投资者把我看成是一座金矿；他们讨厌我，我也厌恶他们。”他问卡特里娜，“昨晚你有没有听维克托的演说？四十年来我第一次像学生一样记笔记。”

卡特里娜不知道，此时此刻，维克托对兰格尔会有什么看法。如果他感到够了，就会站起来一走了之。那些想久久缠住他不放的人都无法拖住他。目前，他似乎不急于把来人打发走，对此，卡特里娜感到高兴，也感到兰格尔饶有趣味。她十分小心地转动了一下手腕上的手表，不露声色地撩起袖口看了看时间。不久，家里的两个孩子就要吃午饭了。沉默的珀尔，寡言的苏里。她给她这两个孩子讲过正在写的那个关于大象的故事，可是她俩毫无反应。只要她们有什么看法，也许就能启发她写完这个故事，可怎么也无法使她俩做出什么反应。甚至克里格斯坦中尉拿出手枪给她们看，她们也无动于衷。当克里格斯坦卷起裤腿，给两个小姑娘看绑在他那粗壮而又短小的腿上的手枪时，她俩十分困惑；另外，他有时戴假发，有时又不戴，这也使她俩感到不解。

维克托决定让兰格尔继续谈下去。如果他认为这种谈话纯粹是浪费时间，就会立即站起来，倒提着手杖，像马球运动员提了根马球棍那样；然后，一言不发，一走了之，像珀尔一样沉默，像苏里一样寡言。因为他喜欢与人交谈，他的这种做法就充分表明了对谈话人的蔑视。“你昨晚的演说引起了我的深思。”兰格尔恭维说，“你关于路易·拿破仑及其乌合之众穷汉的精辟见解，尤其是这一切在当前的应用——你把这叫作‘无产阶级化的当代’。”他拿出了一本小小的笔记本，卡特里娜一眼就看出，这是加西(48)的产品。他开始读自己记下来的笔记。“‘无产阶级化：人们被剥夺了以前称之为人性的一切品质。’”

兰格尔昨晚怎么样，那毫无关系。维克托正在使自己适应今天的活动。他挪动了一下身子，使自己坐的姿势不至于引起大腿的剧痛。自从去年动手术以来，他的肚子特别容易疼痛，容易发胀，容易积食；那些汗毛好像都倒竖起来，刺得他肌肉直痛。伤口四周的神经末梢犹如散乱的电线头。而兰格尔看起来则身体健康——年纪虽大却充满青春的活力，人虽瘦小筋骨却很不差，也许他是个吃素的人。维克托正在考虑兰格尔该属于哪一类人呢？介于古典思想（黑格尔）与报纸的滑稽漫画和字谜栏之间吧。这时，在他的头脑里，不由浮现出《卡曾贾马的孩子》(49)滑稽连环漫画中的那个快乐的无赖和船长这两个人的形象——那分明的色彩，那中国朱红色的条纹，以及片片绿色的森林。维克托坐在那儿听着，看上去庄重凛然，内心则心烦意乱。兰格尔眼睛红肿，也许昨晚他确实没有睡好。他脸上表现出一种讥讽、沉思而又饥渴的表情；他那白色的丝围巾，会使人想起勒断伊莎多拉头颈的围巾。他谈话的语气开始活跃起来。他读过《雾月十八日政变》，也可以证明自己确实读过这一本马克思著作。为什么法国革命采取了罗马方式？所有的革命者都读过普卢塔克(50)的著作。马克思谈到，他们受到过“古代诗歌”的启示，“古代的传统像梦魇一样对活人的头脑产生着影响”。

“看来你下过苦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

“他的著作真可算得上是杰作。”兰格尔不想生气。卡特里娜十分同情他。此刻他十分规矩。他说，“看看我能不能把你的想法连贯起来。目前，还是一场与历史传统负担的斗争。死亡与生命交接。你认为，当代先锋派希望摆脱传统的死亡和控制。艺术为生命为艺术家提供活动的素材，艺术家再运用自己的想象创造出自己的世界，与古老的人文主义毫无继承关系。”

“啊，对！那又怎么样呢？”维克托问。

卡特里娜的印象是，兰格尔对自己感到满意。他感到自己的口才也还不差。“后来你又说，历史只是一场笑剧，1815年的那次所谓的革命，是今天骗人政治的序幕——政府由丑角式的人物控制着；他们利用大规模的娱乐技术手段来欺骗人民；他们编造虚假的人物，虚假的事件。”

卡特里娜开始为兰格尔担心起来，就挪动了一下身子，坐在沙发的边缘上。她感到维克托可能会马上站起身来就走，把这场谈话打断。“这样，你就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到处找精神病医生谈话，是吗？”她问。

她的插话并不受欢迎，但兰格尔还是非常客气地回答：“是的。”

“这倒是提供大众娱乐的一个新的途径，”维克托说，“把精神病患者也动员起来了。”

“怎么也不能不考虑这些人，”兰格尔说，只是稍稍有点儿拘谨，“在底特律，我碰到一个叫福克斯的人，他出版了一个叫达阿米斯的作者写的纪实材料；此人有时也用鲍利辛斯基的名字。据说这位作者突然失踪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他发现——这当然是一个危险的发现——我们这个行星被外星球的政权所控制着。这一切在福克斯先生的书中都能找到根据。外星人通过一种叫作‘机体、思维公司’输入了改变和控制人种的程序。他们是通过一个中央信息库来实施其控制的，许多最大的公司、银行界和政治界都已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其代表人物中有戴维·洛克菲勒、斯通·韦伯斯特公司的惠特尼·斯通和阿科公司的罗伯特·安德逊。整个计划是想破坏我们的生命机制，然后撤离地球。人类将迁居到更合适的星球上去居住。”

“那地球会变得怎么样？”卡特里娜问。

“地球将成为地狱，不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狱，‘机体、思维公司’准备放弃这个世界。鲍利辛斯基说，当这种以数量限定的长期的控制开始时，人类就会接受纯粹的人造智力，自然的头脑就会被科技的头脑所替代。”

“你认为，这可以拍部电影吗？”卡特里娜又问。

“如果他们在版权方面要价不太高的话，我也许会有兴趣。”

“那么，你将怎样来拯救我们呢？——我是指在电影中，你将设想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人类呢？”维克托问，“也许，马克思会给我们一些启示吧，你可以把马克思的学说与自然的头脑这样的问题联系起来思考。”

卡特里娜希望兰格尔能经受住维克托的追问；后者倒也毫不妥协。一味地敬畏不会有什么结果。要想听到维克托的高见，只有与他争辩才行。兰格尔回答说：“我忘了马克思是个多么伟大的作家啊！他的想象力又是多么丰富啊！罗马帝国的鬼魂包围了新时代的摇篮。资产阶级革命家像暴风雨般地席卷世界，节节胜利。‘人人都天天欣喜若狂。每个人、每件事物都闪闪发光。’但是从往昔的诗句中鼓动起来的革命，终于以沉寂和郁闷结束。真正的革命绝不是模仿或演戏。那是现实的事件。”

“噢，好吧，”维克托说，“你急于和我谈你的看法。为什么不把你的看法完全说出来呢？”

“我的问题与阶级斗争有关，”兰格尔说，“即关于社会各阶级的命运。你认为，各阶级停止在社会上发生作用，引起了虚假的行为——说谎、欺骗、虚伪。这一切看来似乎真实无疑，但真正的现实是在幻象背后的那些看不见的扰乱。你把欧洲人关于阶级的概念，强加到美国人的头上了。”

卡特里娜想，啊，他竟想与这位大人物开玩笑了。她担心维克托的感情会受到伤害。

“那你有何高见？”维克托问。

“噢，”兰格尔说，“我有位朋友，他说自然赐予人的灵魂，美国人的灵魂，已经被人造的灵魂所替代。因此，当人们想对任何事物做出判断时，不可能形成什么真实的看法。他们是以基本理论作为生活的准则的。他们制定了一套行为准则的体系。”

“这就是你的鲍利辛斯基的所谓人造智力吧！”维克托不无讥讽地说。

“这与鲍利辛斯基无关。鲍利辛斯基表达的观点在时间上晚多了。”

“你的那位朋友是不是加利福尼亚人？他是不是一个受下属崇敬的头头？”

“我真希望我们能有时间认认真真地谈谈，”兰格尔说，“你十分看重思想，维克托。这一点我记得。是啊，我从多方面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深信，大部分的思想是无关紧要的。真实的思想也是真实的印象。如果思想真实，现实也就真实，随之而引起的感情也是真实的。没有真实，思想就成为躯壳了……”

“噢，天哪！”维克托拿起手杖，卡特里娜担心，他会用手杖猛击兰格尔，并会使劲地猛打。还好，这事没有发生。维克托把手杖向前面的地上一拄就站了起来。这站起来的动作颇为复杂。他先把身子向座位前挪动，吃力地用膝关节支撑着身子，然后举起那条瘸腿，他的脸色绯红。记住（卡特里娜是记得的），他那伤残的腿时时刻刻在折磨着他。

卡特里娜边拿起行李袋和小提琴盒子，边解释说：“我们得去赶飞机。”

兰格尔凄然一笑，说：“是啊，航班时间不可更改，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维克托把帽子正了正，就向门口走去，腿尽管瘸，步子却迈得又大又有力。

到了休息室外，卡特里娜提醒他说：“我们还得等半小时呢！”

“开车出去遛遛。”

“他太令人扫兴了！”

“对，确实令人扫兴，他来到东部，就是为了要和我斗嘴。也许，他的朋友告诉他，他已有足够的本领来和我较量。他谈到帕克·泰勒和彻里丘时，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意图。彻里丘攻击过我，这你也知道。彻里丘说，他对世界有他的想象，而我主张的抽象画，则像一个疯女人等待医生上门给她看病，就把粪便当化妆品拼命打扮一番——像是别人的情妇。兰格尔想用这种污辱来刺痛我。”

天气坏极了，狂暴的加拿大北风夹着飞雪，刮过边境。但是，乘客照常走上飞机。维克托是第一个。由于他的特殊需要，他在后舱占了个靠走道的座位，这是理所当然的。卡特里娜走进幽暗的空机舱，心情不禁有点忧郁。天空灰沉沉的，使她感到不安。他们的座位在飞机尾部靠近厕所的地方。她把小提琴放在上面的行李架上，把拉链行李袋放在座位底下。维克托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挪了挪身子，往后一躺就闭上了眼睛。他这个样子，不是太累了，就是想独自静静地思考一会儿。

机舱内人坐满了。尽管天气恶劣，但与大家在一起，卡特里娜稍感安慰，这些人的思想要现实得多，他们毫不怀疑。他们将从布法罗起飞，在芝加哥降落——一次平平常常的公务旅行。当然，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但这只不过是日常的旅行。和其他旅客一样，卡特里娜也完全知道这一些，可她总感到心神不定，不知怎么办才好；她无法集中思想，因而对自己的疑虑也感到莫名其妙。在某一方面，多蒂倒是千真万确的：卡特里娜只要有机会，就离家与维克托约会。维克托却与众不同，尽管他开始衰老了，随时可能离开尘世——他是活不了多久了。其他大部分人都显得黯淡无光。他们都显露出贫困的迹象，周围缺少空间和空气；作为人，他们一无所有，而维克托则放出明亮的光芒。奇怪的是，身材瘦小的兰格尔既自负又愚蠢；他竟然要与维克托严肃地交流思想。正如维克托所怀疑的，他是个骗子；他骄傲自大，令人作呕。但当他谈到“人人都天天欣喜若狂”或“每个人、每件事物都闪闪发光”时，卡特里娜完全理解他的话。他说到时代的潮流一旦停止流动，世界就会更沉寂郁闷；这话卡特里娜更能理解。进一步说吧，她自己决不会闪闪发光。但要是有人带动她，她就会参与其间并做出贡献。这种贡献是女性的、性爱的；这种贡献是重要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但不会有什么创造性的贡献。在骗人方面，她倒是颇有创造性的。她努力想写好那个大象的故事，好充分显示自己的才智。但关于那次看电影《陆军流动外科医院》的事，她的自尊心深深受到了挫伤。电影院里的情况也给他带来了不幸。他们四周都坐着一些嬉皮士(51)，而且年纪都不小了。坐在他们前排的那个人蓄着胡子，口中啧啧作声地吃着棒冰。他还站起来对着他俩大放其屁。维克托说：“这家伙吃的鱼子酱经过发酵后一并放出来了。”卡特里娜还没有明白过来，维克托已站起来说：“我不想再坐在这臭气熏天的地方了。”当他们走到街上时，看电影时受到的羞辱与震惊，以及旧金山的那些颓废派，使卡特里娜真想一头撞到从马克·霍普金斯山上开下来的电缆车上。

此时，她一手撑在额际，目光从维克托的身上移开；维克托凝视着窗外的机场。她能不能想出办法解决那该死的大象问题？让一个会催眠术的人把大象催眠。人们对大型的哺乳类动物的智力有新的发现。例如，鲸会互相唱歌，有人甚至认为它们还会做诗。鲸鱼还能用气泡筑起围墙，把成千上万的虾围在其中。如果让一位古怪的动物学家去百货公司，也许会想出什么新花招吧？与此同时，那家百货公司的经理还得派人送来大量的饲料，那头大象每天拉下的粪便犹如一座金字塔那么高。那头大畜生大为悲伤，掉下的泪珠大如杏桃。驭象人则要求运来大量的泥沙。如果不尽快让玛吉在泥沙中打滚洗个澡的话，她暴怒起来就会把整个五层楼破坏殆尽。阿贝克隆比费奇公司(52)（不知他们是否还在芝加哥营业？）愿意派个专打大型野兽的猎人来。对他们来说，要是能一枪把大象打死，等于给他们做了个大广告。可是保护动物协会的会员就会大发雷霆。那么，让一个漂亮的女中学生出来解决这个大难题怎么样？如果这个女中学生是个中国姑娘又怎么样呢？在中国的神话和传说中，在远古时代，这个世界的主人是大象，而不是人类。那么，此后该怎么办呢？

维克托也在动脑子，尽管说不上是在思考。他感到似乎有一种既轻柔又沉重的东西扩展到全身，好像照X光的技师把那件铅制围裙套到了自己的身上。他伸展一下自己沉重的身子，尽管他的体形看上去还是温文尔雅的；他感到好像刚从沉睡中醒来，连举起手臂的力气都没有。机场上，寒风凛冽，各种机械都停开了，其颜色比天空还灰暗；整个机场为白雪所覆盖，就像一座钢铸的雕像。这情景使他回忆起——噢，大约是1912年的下东城(53)。男孩子们（今天要是他们还活着，都已是年逾古稀的人了）读着基督教《旧约全书》的首五卷。街道、肮脏的人行道也正像一页希伯来文的经书——你如果懂希伯来文，就能翻译。雅各(54)躺在那儿梦见了天梯。看着上帝的天使沿着天梯上上下下。这并没有使维克托感到惊奇。那时他几岁了？大约六岁吧？对他来说，这不是梦。是雅各在做梦，维克托在读《圣经》。这不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这事就发生在现在。教室设在地下室，一扇狭窄的窗子正好对着人行道；向窗口上望去，勉强可以瞥见积雪下的太平梯，还可以瞥见挂在铁栅门上的中国洗衣店的金字招牌，以及爬上爬下的天使。这一切不必想象，而是恍恍惚惚地出现在眼前，犹如穿上了沉重而柔软的铅制围裙。这时，飞机开始起飞前的滑行；不久，“禁止吸烟”的信号就会灭掉。维克托本想抽支烟，可是他感到手臂沉重，懒得动一下。

他是不喜欢回忆的，尽管他回忆了；最近，回忆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现在，他记起来了，他母亲把一根大白鹅的气管放进荷兰烤锅，然后把锅子放在煤炉上。气管烤干后，母亲就给了他。他用父亲的折叠式剃刀在上面开了个洞，做成了一只哨子，但哨子一做好他就感到厌恶了。尽管气管烘干了，但仍然呈可怕的血红色；管子摸上去很粗糙，吹起来口里留下一股难受的味道。这绝不是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梦魇，即人类必须从历史中解放出来。那生家禽的味道实在令人作呕。但在太平梯上爬上爬下的天使却十分可爱；他感到他们的存在是十分现实的，尽管这是四千多年前的事了。这些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遥远的地方，但维克托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隔阂。包罗万象的光明照亮了每个人，其中有父母、父母的前辈、天使、上帝——还有你自己。维克托不想追根究底，他只是在恍惚中感觉到这一切，也许是由于疲劳和伤残的缘故吧。他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马萨诸塞州医院；在那儿，医生在他血淋淋的肚子里切掉了一个瘤。他也提醒自己尚在病后恢复期——还提醒自己，波德莱尔认为，艺术家的精神状态，一直像在健康恢复期中的病人。（今天实在是波德莱尔的日子；不久前，正是那抚爱使人起死回生。）刚从死亡的阴影中逃脱出来，这个在健康恢复期的病人愉快地坐在飞机上，感受到了人类生命的气息。污染有什么关系！一个病后正在康复的人的精神状态，犹如一个孩子，对一切都感兴趣。天才必须以创造性的意愿，恢复孩提时期的聪明才智。对这一切，维克托了如指掌。把成人的分析能力和儿童的幻想结合起来，就会有新的发现。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暗示了上帝的孩子犹太人要坚持不懈地以成熟的智慧，决心实现上帝对成人神圣的诺言。这使他们招恨于世人。他们往往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阐明。

但现在，我们假定，他并不是在病后康复期，而是在其他状态下。医生必须定期给他检查身体，不是因为他正在健康恢复期，而是因为他变得越来越衰弱，乃至一蹶不振。正在这个时候，卡特里娜闯了进来。她的抚爱使他起死回生，并把他本来正在日益衰竭的精力重新集中起来，组织起来。他扪心自问：她能刺激我的性欲，是不是因为我爱她？或者仅仅是因为她那样的女人正好能引起我的性欲？他并不喜欢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但他有许多许多的感触，有许多许多冬天的回忆——在这以前，他度过了七十个冬天。冬天的大地给他带来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是能用耳朵听到的，而必须用其他感官去感受，而这又是不可言传的，实际上也是不值得言传的。这只是每个人生命延续的一部分。人人都充满想象，这些想象在平时被压抑下来了，很难浮现出来。但一旦你病了，就很难驱散这些想象。

“告诉你吧，维克托，飞机已升空了，我也放心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回芝加哥。”飞机倾斜着飞行，可以瞥见右侧倾斜的伊利湖绿色的水面，然后就上升飞进深灰色的雪云中去了。飞机颠簸得十分厉害。顶头风十分强烈。“我有没有跟你谈起过我家里那女用人的丈夫？他是个黑人，年纪很大了，但却长得相当英俊。以前他曾在餐厅里做过侍者。现在他爱赌博。他那模样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伊索尔很怕他。”

“干吗谈他？”

“我不知能否与他谈谈伊索尔。如果她受了艾尔弗雷德的贿赂，如果她在法庭上作不利于我的见证，那问题就麻烦了。艾尔弗雷德的律师会提出伊索尔曾抚养过我，她对我的底细了解得一清二楚。”

“难道她真的要和你过不去吗？”

“噢，她老是疯疯癫癫的。以前她常常说自己是巫婆。她厉害得很，老是给我惹麻烦。”

“不知为什么飞机飞得这么低。现在早该飞在云层上面了。”维克托说。

飞机在广阔无垠的云层上空飞了约十五分钟。然后又坠入了黑暗之中。“是啊，怎么会飞得这么低呢？”卡特里娜附和说，“这是怎么搞的？”

机舱里，系上安全带的信号又亮了。乘务员宣布：“由于天气情况恶劣，芝加哥国际机场暂时关闭。五分钟后我们将在底特律临时着陆。”

“我可不能待在底特律啊！”卡特里娜说。

“放心，卡特里娜。现在，芝加哥时间还不到一点。我们在这里稍作停留，马上又会起飞的。”

突然，飞机下方出现了机场——仓库、飞机库、高速公路以及湖面。飞机速度开始减缓，卡特里娜经常从地面上看到飞机着陆的情景：波音客机底下的肚子打了开来，放下了直立起落架。维克托叫住了一位航空小姐。她对他们说，“芝加哥天气坏极了，下着暴风雪。”

他们一下飞机，就发现有一大批旅客因班机停飞而滞留在那儿。只要一混入滞留的旅客群中，你就会担心无法摆脱了。幸运的是，维克托没有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他一瘸一拐地大步向前走着。他的眉毛犹如长在老树干上突出而扁平的蘑菇。此时的卡特里娜却显得十分紧张。机场里的各种标牌对她来说毫无意义。“行李提取处”：他们无行李可提取。她手里提着文萨莎的宝贝小提琴。“出口处”：维克托一瘸一拐一直向出口处走去干吗？“那儿该有问讯处。”

“不，从他们这儿你问不出什么消息。”维克托说，“我们也无法去打电话。已有十多个人排队等在那儿了。找个座位坐下来再说吧！”

他们缓慢地向前移动着。从门口吹进来的冷风和从鼓风机里吹出来的热风，轮番扑向他俩的腿部和脸上。他们只找到一个座位，维克托径自坐了下来。面临不测事故，或原定计划受到干扰，维克托总是镇定自若，并希望卡特里娜也能像他一样沉着冷静。贝拉似乎已学会保持安定的情绪了，但卡特里娜还没有学会这样做。维克托把脚搁在旅行袋上，把小提琴盒子夹在两腿之间，然后又把手杖在自己前面一插。这样，来来往往的人就不会再碰着他。

卡特里娜想去打听打听消息。她碰到一个穿蓝灰色制服的人，看上去像个飞机上的机械师。他身子斜靠在墙上，双臂交叉在胸前。卡特里娜注意到，他那双黑皮鞋擦得闪闪发光，而且脸上气色极好。她想，他也许能告诉她点什么消息吧。她刚开口说“对不起”，这家伙竟掉过头去，看都不看卡特里娜一眼，但卡特里娜还是接着说：“请问哪儿能打听到点消息？我的班机被迫在这儿着陆了。”

“我怎么知道！”

“既然你穿着制服，我想……”

他伸手在卡特里娜胸前一推。“你想干什么？”卡特里娜叫起来。她感到眼泪快要流出来了，眼睛也开始模糊起来，并感到一阵刺痛。“你这是怎么啦？”但更糟的是，那家伙盯着卡特里娜的脸，也不向下看一下，竟一脚踩在卡特里娜的脚背上。他这么做倒不是因为生气之故；看来完全不是因为发怒，而是另一种强烈的情绪所致。她想看清楚别在那人胸前的姓名卡，但还来不及辨认清楚，那人就走开了。卡特里娜想，我现在竟落到如此地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伤害我，并一走了之。好像我不该离开埃文斯顿似的，而这一切别人也似乎一目了然似的。也许，那家伙是个穿着制服的厌婚者或精神变态者吧！她肚里不禁升起一股痛楚的怒火，几乎使人昏厥；这股怒火一直升至胸口，穿过喉头，直至脸颊。尽管她的感情受到了极度的伤害，她还是想，也许由于她自己对那人的职业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吧，因而使他怒火中烧，好像没有把他当机械师看待，而只是把他当机舱里的侍者看待了吧；也可能他正好满肚子怨气，有人碰上他，正好让他借机发泄一通。如果维克托在场，一定会用手杖向他头上猛击下去。不管有病没病，维克托的头脑一直是十分清醒的。

卡特里娜排在问讯的队伍里。尽量不去想刚才不愉快的遭遇，并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从那人穿着整齐的样子看，也许出生在郊区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过着尚算舒适的生活——维克托在高谈阔论时，称这种人为“普普通通的动物人”；用他喜欢的一个作家的话来说“是一些充满欺诈的、不可捉摸的人”。维克托就是喜欢这种富于刺激性的话。还好她穿着鸵鸟皮靴；否则，她的脚趾头都可能给踩断了。

轮到卡特里娜了，但写字台后面的女人却提供不了多少消息。只要芝加哥国际机场一开放，马上就会宣布新的航次。“那时，大家都要抢着买机票了。我是否可以先买两张一等舱的机票？”卡特里娜问。

“我无法预售机票。计算机没有提供任何情况，我再按键盘也没有用。”

“不过，我还是想先买两张一等舱的机票。我有信用卡。如果没有班机再退票也可以。”

她从旁边走近维克托，发现他戴着鸭舌帽，看上去十分愉快——静静地、呆呆地坐在那儿出神。只是下半部的脸上，已呈现出年迈的痕迹：下巴凹进去了，两侧却凸出来了。从侧面看去，年龄的痕迹更为明显，更令人忧虑感伤。卡特里娜没有意识到自己难看的脸色，重新涂过口红的双唇，以及走路时胸部起伏的样子，都表现出颓丧的情绪。维克托的境况，拥挤不堪的人群，刚才那穿制服的人对她所表现出来的轻蔑并踩了她一脚，以及担心自己会被耽搁在底特律——凡此种种，都使她情绪低落。但从正面看维克托，却依然“容光焕发”。然而，她已无法从维克托身上获得多少力量了。即使在这底特律，也有不少伍尔皮迷。要是他们知道他在这儿，公路上就会出现长长的车队，风驰电掣般地开向机场。他们这些人当然比卡特里娜更能理解维克托的思想——她却只会死死缠住他去看《陆军流动外科医院》的电影。这些从城里来的伍尔皮迷，就会谈啊，唱啊，还会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而她自己呢？只能回到自己原来的地位——一个埃文斯顿出生的女人，尽管处境恶劣，却无能为力，迟钝呆笨，头脑中缺乏创造细胞。

很少见到维克托会慌乱一团。他总是十分平静——什么也打扰不了他。“你饿了吗？我饿了。”维克托说。

“我想，我们该吃点东西了。”

“我看去找个快餐店吧。”

“光吃个汉堡包怕不够吧。”

“……吃太多了，今晚的宴会就吃不下东西了。”他说。

他们开始穿越中央大厅。在平时，维克托走起路来也还可以。尽管有残疾，但他从不为此烦恼。但今天这儿人太挤，确实令人感到有点畏惧。加上行李车、清道夫、轮椅等，东碰西撞的，行动大为不便。不多一会儿，卡特里娜就说：“我们这样走到什么时候去。现在，芝加哥时间已一点多了。”

维克托说：“我倒不怕。你的老用人在家，还有你姊姊，你那个当警察的朋友。”

“我姊姊其实并不怎么同情我。”

“你常说她好挑剔。不过，她总不见得看着你倒霉吧！”

“即使她处境最坏的时候，我也一直帮她的忙。去年夏天，她拿了一把铲子开车出去，说是去墓地要把她的丈夫挖出来。她说，她就是想再看他一眼。我把她拖到园子里，用酒灌醉了她。而她却说，正当她在医院动手术时，我却去波士顿和你约会，让她一个人受苦。她割掉了一个子宫瘤。”

维克托听了这话，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卡特里娜在诉说时，他还不时地点着头——伤心的妻子，歇斯底里的姐姐。读读描写这类事情的书，也是颇有兴趣的；当然，如果书写得不错的话。但听人家讲这类事情，却兴味索然。卡特里娜无法表达当时自己把姐姐灌醉后的心情——多蒂的脸上淌着汗珠，又湿又热。脚下的泥土使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坟墓。想象一下吧：多蒂挥动她那骨瘦如柴的双臂，在挖坟墓！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幅图画啊！只要挖上几分钟，她就会昏倒过去。

维克托脑子里想的尽是历史的镜头：从华沙恩克拉帕拉兹被送到纳粹死亡营去的充满罪恶和斗争的历程，从西贡撤退的可怕景象；他当然不难想象多蒂挖掘她丈夫尸体的情景，但什么时候才会去想象这类情景呢？那就很难说了。维克托曾在文章中写过，“非人道主义”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他也曾写过当代人的懦弱、卑劣和醉生梦死，以及这一切对艺术、对政治的影响。他的名声是建立在他对现代派作家们的极端主义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他是名画家和名作家的导师。卡特里娜曾钻研过他的那些杰作；然而，你看，她得和他个人打交道。而作为私人朋友，他与她谈得更多的是对艺术的看法：艺术是对思想空虚的一种补偿，是对现代派赤裸裸思想的掩饰。关于怎样缩小他俩私人之间的差距并且减少缺陷，他却谈得不多。但即使谈到这些，维克托也不乏惊人之语，他常常妙语连篇。

“你怎么走路只着力在左脚上，靴子太紧吗？”

“有人踩了我一脚。”

“你撞了什么人了？”

“我向一个金头发的小伙子打听消息，他却冲着我走来，一脚踩在我脚上。”

维克托停住了脚步，低下头来居高临下地审视了她一眼。“你为什么不抓住他？”

“他走远了。”

“越来越多的疯狂行为冲着你来了。一切变得多厉害啊！在泰坦尼克号沉没时，首先抢救的是妇女和儿童。中产阶级的骑士风度，与比德米亚(55)一起消失了。”

“伤倒是没有伤，只是有些痛罢了。噢，维克，看我们为吃点东西浪费了多少时间！我们就这么耽搁在这儿吗？”

“我想打个电话给今晚主持演讲会的人。让我找找放在皮夹里的电话号码。”他把手杖往肩上一挂，从屁股裤袋里拿出一只军用钱夹。“对了，大陆银行。霍勒斯·金斯莱克。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呢？如果他今天晚上要我去演讲，他得设法把我们从这儿弄出去。你给他挂个电话吧，卡特里娜，好吗？”

“你要我和他谈？”

“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与联合航空公司或美洲航空公司的头头们一定有联系。我想，你带着电话信用卡吧？”

“我带了。”卡特里娜回答说。

“机场的电话通信设施是不错的，就是在纽约市曼哈顿的中央火车站，也有总机值班人员。看看我们能不能找个电话。”他们刚开始向前走，维克托突然又拉住了卡特里娜，说：“看，我们的那个伙伴兰格尔又来了。”

“他一定看到我们了。你太引人注目了。”

“他看到我们又怎么样？……他说过，他要来底特律，是吗？”

“当你走开时，我感到很尴尬。”卡特里娜说。

“他不该到机场休息室来找我。”

“应该这么说，他从加利福尼亚不远千里，特地来听你演讲，找你谈话的。”

“我看，他是来和我算老账的！现在这个时代，现实也如梦幻，”维克托说，“正如法国人说的：‘大白天见鬼了。(56)’”

“你把金斯莱克的名片给我吧！”

奇怪的是，维克托没有想要回避兰格尔，而兰格尔呢，当他发现了维克托他俩在中央大厅时，高兴无比——这也出乎卡特里娜意料。按理说，他因刚才受到维克托的怠慢，本该有点儿不高兴的。可是，他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样子。尽管他仍显得有点腼腆，但还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你没有说你也要到底特律来啊！”

“我们本来不想来这儿。我们是去芝加哥的，因为天气不好给耽搁在这儿了。”

“噢，那你们只好在这儿等了。既然这样，何不和我一起去吃午饭？”

“那当然很好，”卡特里娜说，“不过，我们得马上去打个电话。事情很急。”

“到饭馆去打更方便。我刚才路过一家供应烤肉的酒吧间，那里看上去还不错。”

那酒吧间又大又暗，天花板垂得低低的，装饰颇有英国都铎王朝的风味。侍女一出现，卡特里娜就看到兰格尔向她手里塞了一张好像是十元的美钞。为什么他不能大手大脚地花钱呢？要知道，拍摄《克鲁诺斯原动力》一部片子，就给他净赚了四亿美元呢！他们立刻被带进放有皮座椅的沙发椅上。“喝酒吗？”兰格尔问，“先订饭菜，再打电话，好吗？”然后他对侍女说：“小姐，请让这位女士用一下你们的电话。”转头他又问：“你想要点什么吃的，亲爱的？”

“一客火鸡夹肉面包，要烤面包片夹鸡脯肉的。”

“橘汁鸭。(57)”维克托说。在这样幽暗的餐厅里，吃什么都看不清楚。要卡特里娜给他点菜的话，她一定会要一份简单一点的饭菜。琥珀色的灯光从上面射下来，照在兰格尔的头上和他穿着的那件白色的厚毛皮袄上。

“最好指名要他本人听电话。”维克托对卡特里娜建议说。

维克托建议对了。霍勒斯·金斯莱克这个人真难找。电话转来转去转了好几次。最后才听到对方说“金斯莱克”；卡特里娜从对方的声音中马上听出，这是一位机敏的经理人员。由于受了维克托的影响，卡特里娜对那些温文尔雅的董事先生也抱有轻蔑之感。当然，即使对方的客气并不十分真诚，但能与这样的人谈话还是颇感安慰的。“怎么，给耽搁在底特律了？这可不行，是吗？已经到了两百来人了，是从全国各地来的。要是伍尔皮……那就太糟了。我真有点担心，也非常抱歉。有没有早一点的班机？”到最后关头还节外生枝，他心里也许正诅咒着维克托呢！

“芝加哥天气真的那么坏吗？”卡特里娜想问清真实情况，以证实自己不幸的预感。

金斯莱克先生是在餐厅的雅座里接到卡特里娜的电话的；一个高级董事，整天待在第七十层楼上的办公室里，怎么会知道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呢？他听到过一些报道，说天气异常，有暴风雪。“不管怎么样，我们会设法让伍尔皮到这儿来的。我把王牌驾驶员找来。半小时左右听回音。”

“我们在底特律这儿的电话号码是……芝加哥国际机场今天关闭了吗？”

“还有米德威机场和梅格斯机场呢！”

卡特里娜心里定了一半，就回到了皮沙发雅座。她这样地位的女人，冒了风险，不顾一切后果和维克托交往——做这个大人物的情妇；但当她从侧面端详了维克托之后（那是在那个飞机机械师踩了她一脚之后，她真想哭出声来，但又压抑在心头），对他自从与自己相识以来健康状况的日益恶化，才有了新的认识。

维克托畅饮了两杯酒之后，精神显然好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只大口厚玻璃杯——这已经是第三杯了。他就是这样的人，只要有吃有喝，再加上一个可以休息的雅座，精神就来了。他完全可以自己把卡特里娜带到这儿来，自己给侍女塞张十元的美钞，并用这酒吧间里的电话。但，他是绝不会干这种事的。他如果这样做，等于牺牲了原则。所以，碰上兰格尔他感到很高兴。兰格尔使他十分兴奋。他要了一客橘汁鸭，真有点够呛的。其实，他需要有个随从。有个助手，才能满足他的虚荣心。另外，还得有人给他付账。卡特里娜承认，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卡特里娜把打电话的事说了一遍，维克托说：“好啦，我们可以放心了，等他回电吧！关于今天晚上的安排，我会自己跟他谈的。坐下吧，小亲亲，喝杯酒。”卡特里娜靠墙角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文萨莎的小提琴竖放在他俩的背后，当时，卡特里娜对兰格尔是十分感激的，因为，她需要有人一起和她帮助维克托。她感到维克托的情绪忽高忽低，有点儿失常。《今日心理学》杂志经常用到的一个术语叫“变态心理”。维克托就有变态心理。今天兰格尔陪他，他感到高兴。他好像忘记了自己对彻里丘那些尖利刻薄的嘲讽。卡特里娜想，兰格尔也许从未听到过维克托对彻里丘的讽刺。当然，在维克托看来，兰格尔拍摄的那类电影，对美国人，以至对国际社会的精神生活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但，此时此刻，他们并没有在谈论兰格尔的电影。他们显然正在谈论春宫电影，因为，卡特里娜正好听到兰格尔在说，他本人没有干过这个行当。“拍摄这类电影，不需要电影脚本。”

“真的不需要吗？”维克托问，“只要让两个不同种族的男女进行性交就行了？”

“请您叫侍女给我来杯红玛丽酒(58)好吗？”卡特里娜说。

“当然可以，”兰格尔说，“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离开格林尼治村后的写作生涯。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写作工作。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我和一伙在得克萨斯州的人合作，写出了约翰逊总统的回忆录。”

“你怎么会干起这个来？”卡特里娜好奇地问。

“在一次粮食面包会议上，我碰到了几位华盛顿的记者，还有罗伯特·弗罗斯特(59)以及几位哈佛大学的先生。迪克·古德温推荐了我。这样，我就在奥斯汀参加了约翰逊的写作班子。那时，约翰逊已退休了。”

“你们怎么写的——就是那本回忆录？”维克托问。

“开始是上洗脑课。我们经常集中在奥斯汀的联邦大厦的顶层；这座大厦还是由约翰逊总统在任期末建造的。在大厦里，他有自己的套间，他从自己的农场坐直升机来，飞机停在屋顶上，然后他走下来和我们一起度过一天。他把他对每一个事件的经过和观点，反复向我们叙述和说明，直至他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为止。你会碰到这类神话创作家，他们用不断重复的手法把你催眠，然后，你就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他们的说法。罗伯特·弗罗斯特也是向我们灌输约翰逊观点的人之一。谈话的是他们这些人；他们反反复复地谈，直到你无法接受其他的叙述和观点。约翰逊也把我们带到他的农场上去。我们坐在他的林肯牌轿车里，驶过片片牧场。他的保卫人员则坐在另一辆林肯牌轿车中，跟在后面。当他要喝酒时，就把车窗放下；保卫人员的座车从后面赶上来，和我们的车并驾齐驱，并给他斟上一杯威士忌。我们绝大部分人都被他慑服了——像我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吓住的，维克托，而不像你那么不易驯服。”

“噢，我也遇到过这类事。有一次，在贝伦森的别墅里，那位著名的妈妈出场了。我从小就受教育，要尊敬老年人，尽管我在文化界也颇负盛名，但我并不在意。”

“有句拉丁话说……”卡特里娜提醒他说。

“是lacrimae rerum吧，哇！要是拍拍庇护人的马屁就成的话，那狗娘养的会流下不少眼泪呢！后来，他又说，他知道我在纽约艺术界颇有声望。而我说，把我说成艺术家，犹如把施洗者约翰叫作水疗法医生。我曾想把讨论的话题转到当代绘画上来；当然，我一直没有成功。”

这是一次友好的闲聊。现在已两点半了，中午时，卡特里娜还担心维克托会把手杖向兰格尔的头上猛击下去，因为后者说了“大部分思想都是无关紧要的”这句话，而现在，他俩却谈得多么融洽啊！

“你的意思是，你不会是像施洗者约翰那样的人吧？”兰格尔问。

“不，要我找庇护人的话，除非我疯了！”

此时此刻，维克托正令人喜欢。“大部分人都知道怎样使人高兴，”维克托曾对卡特里娜这么说过，“即使粗暴的人，也自有其令人喜欢的地方。有些人永远让人喜欢，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些人总是令人扫兴，像斯大林。当总是让人喜欢的人和总是令人扫兴的人在雅尔塔会晤时，总是令人扫兴的人轻而易举地获胜了。”在内心深处，维克托不喜欢讨人喜欢。风格，对了，风格才是根本的。要讨人喜欢，就不可能有清晰的思想。现在，维克托谈吐可人，开着施洗者约翰的玩笑，那是因为他怕兰格尔又要拿出那本加西公司生产的高级记事本，再谈论起“雾月政变”的话题。

显然，兰格尔的目的是想继续那次认真的谈话，并想把话题深入下去。正是想与维克托作一次认真的交谈，他才从洛杉矶出发，横越美洲大陆，来到布法罗。卡特里娜开始发现，兰格尔这人真有点坚持不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他能赚上亿美元，也不是偶然的。在维克托面前，他似乎显得受宠若惊，但他还是谈自己的看法，并坚持自己的看法。在过去，不，即使是现在，维克托不屑与他为伍——完全没有把他看作一流的人物——但兰格尔决心提高自己在维克托眼里的形象。他认为，自己也完全当之无愧。当然，这只是卡特里娜的看法。这位穿着北极狐皮大衣的人，既腼腆又聪明，终于使维克托和自己长谈了一番。但维克托的健康已日益不佳了，这一点兰格尔当然是不知道的，因为，维克托的言谈举止，依然果断有力，尤其是几杯威士忌酒下肚后，又像一位王子那样，庄重威严。其实，他已今非昔比了。今天，他有意待在机场特有的那种灯光幽暗的餐厅里，这种餐厅，在平时他是绝不会去光顾的。他把桌上的芝麻糖和饼干一扫而光。当他把一只手放在卡特里娜的背上时，尽管她穿着羊毛线衫，但透过丝织衬衫，还是感到冰冷刺骨。

正当上茶时，维克托给叫去接电话了。兰格尔要侍者把饭菜端回厨房去热着。

维克托向右一歪，以免碰着用镀金链条悬挂着的装饰品，就站起来跟着侍女去接电话了。

“你知道吗？”卡特里娜等维克托一走马上开腔了，因为她不想让兰格尔与她谈论维克托，“你开始是怎么给科幻喜剧片写剧本的？我对此很感兴趣，你一定写得很快吧？我在写一个儿童故事，一只大象给耽搁在芝加哥一家百货公司的最高一层楼上。你不知道，这真使我大伤脑筋。当把大象牵到运货升降机前面时，它用脚踩了踩升降机的地板后，非常勉强地走了进去。那是驭象人——就是那个驭象人——用甜言蜜语把它骗进去的。在百货公司里，它扮演了一个十分成功的角色。可到了时间，要它下楼时，它又用脚踩了踩升降机的地板，却怎么也不肯走进去了。”

“他们拿它没办法了？怎么把它弄下来？”他笑了，像往常一样，这笑有点紧张而又克制，“你想了些什么办法呢？”

“用钢琴搬运架、救火队、麻醉剂、催眠法、推倒一面墙、在楼梯上架上木板。”

“可以用建筑工地的起重机嘛！”兰格尔说。

“这当然可以，但得打开屋顶。”

“屋顶当然得打开，即使有天窗也不够大。不过，看看这个办法怎么样——他们可以临时用铁条在升降机地板下面加固，它就会进去了。或者，让大象信得过的人先在升降机里，用干草和药蜀葵喂它，再利用机械力突然使升降机全速下降。这样，大象就可下楼了，并可让它在密歇根大街上走一遭呢！”

“啊，这个办法太好了，真是绝妙透顶！”卡特里娜说。

“只要在大象踩升降机时地板牢固就行了。”

“真是妙极了！大象真的爱吃药蜀葵吗？你真有办法。现在，我想可以写下去了。你看，在这方面我毫无经验。”

“能对你有所帮助，我真太高兴了。再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这张名片上的电话号码都可打。”

“你真是太好了。谢谢啦！”

“这故事挺不错，是一个很好的儿童题材，很能吸引人。但愿你大获成功！”

当时，卡特里娜对他说，能依靠自己获得成功，对她来说可非同一般。尽管兰格尔已功成名就，但看得出来，他也有过不走运的时候，有过惨痛的失败，有过难言的失望。因此，她很想和对面这个人畅谈一番。这会给这阴沉而寒冷的冬日带来一些光亮和温暖，带来一种真挚的感情，但过分坦率却又有失体统。他帮我解决了大象问题，但还得想想维克托啊！这位兰格尔先生可能很想从我嘴里听到有关我自己的事；这样，他也就掌握了旁人不知道的有关维克托的事。对此，他也许正心怀叵测，贪得无厌呢！

“维克托是个了不起的人，”兰格尔说，“我一直对他钦佩之至。认识他时，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他当然也不会认真看待我。我和他的关系，已有好久好久了；他自己也许并不在意。你看，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他。对他，我曾有过一番深入的思考。我得坦率地承认，他使我着迷了。我读过他所有的著作，搜集他的文章。”

“他认为，你是特地从东部赶来和他谈话的。”

“是的。他能猜到这一点，我也不奇怪。去年他生了一场病，是吗？”

“差点儿死了。”

“看得出来，他不如以前了。”

“我希望，你不会想把他的思想扭过来吧，兰格尔先生？”

“谁？我？你以为他会听我的？不，这一点我比你了解得多。”

“我也希望你知道，我是不会把你的看法告诉他的。”

“我为什么要你转告我的意见呢？我把意见写下来寄给他不是更简单吗？不管你信不信，加拉格尔小姐，这主要是感情问题。”

“尽管你三十年来没见过他？”

“心灵上的日历是不同的，”他说，“不过，你说得并不完全对。只要认识维克托的人，都自然而然地想谈论他。关于他，想谈的可多啦！”

“你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谈论维克托——受他影响的著名画家，或者像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肯尼思·伯克、哈罗德、罗斯·伯克这一类人物——或者随便哪位第一流的艺术理论家。还有成百上千的各色各样人物的夫人。”

“你是个音乐家吧，加拉格尔小姐？你带了小提琴呢！”

“那是维克托的小女儿的。我们要拿到芝加哥去修。如果我真的是个小提琴演奏家，那我干吗还要写大象的故事呢？我知道，你以前拉过小提琴。”

“维克托还记得我用左手拉的吗？——那架小提琴是特制的。真献丑了。”

“噢，你不是想要谈谈维克托吗，兰格尔先生？”

“维克托应该说是个伟人。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思想既广博宏大，又精细入微。他有他自己独特见解；他不能说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上星期，我拜访了西德尼·胡克，他是我在纽约大学时的老师。我们谈到了在纽约的老一代的激进派。西德尼对他们嗤之以鼻。这些人从来都不认真，也没有组织起来形成什么气候；像欧洲的左翼分子和他们就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他们谈论列宁，谈论罗莎·卢森堡(60)，谈论德国法西斯主义，谈论左翼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他们还谈论什么莱昂·布吕姆(61)啊，托洛茨基对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解释啊，詹姆斯·伯纳姆啊，等等等等。他们就这样什么都谈，在讨论中过日子。如果他们感到自己的思想是对的，就不胜满足。他们是群思想的蜂鸟。花儿正红，却无花蜜。但，只要他们是有独创精神的，只要他们画出一张很大很大的画——一张极大的画，那就够了。现在，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维克托在布法罗说的话吧，他说，只有严肃的政治家才能使现实保持真实……”

卡特里娜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好像对方找错了谈话的对象似的。“理论问题，我一窍不通，”她说着，还把身子向前一探，好像要对方注意地看一下她的额头，表明在额头后的脑子里毫无思想可言。她是个农民的女儿，连一打有多少都没有记住，但她从兰格尔不出声的笑脸上看出——他脸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会不会他已在加利福尼亚用手术消除了面部的皱纹呢？——反正，卡特里娜从他嘴角上那种友好的嘲讽神态中看出，她根本骗不了他。

“维克托的文章，对许多画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告诉这些画家他们正在做什么和他们应该做什么。不管怎么说，社会并不关心艺术，而是正忙于其他事情。艺术成了知识分子的玩物。真正的画家、真正的作品是非常少的。受过教育的人成千上万，他们都会对你说：他们喜欢诗歌、喜欢哲学、喜欢绘画，但他们根本不懂这些，也没有写诗、学哲学或作画；实际上，他们也根本不关心这些，也不愿为此做出任何牺牲，更不可能为此花什么时间——他们不读，不看，也不听。他们真正的兴趣是在商业上、专业上、政治上、性生活上，以及财务上。他们不必靠艺术生活，没有艺术也照样可以生活，也不必通过艺术而获得生活。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又心甘情愿地受艺术的影响。这就是权威评论家们所做的工作。这些权威评论家也对艺术家产生影响。写文章的人引导了拿画笔的人。这就像一个叫作布思的将军(62)，带了一个大型的铜管乐队，把艺术家引向虚无缥缈的天堂。”

“你真会说话，兰格尔先生。你的意思是，维克托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宣传家罢了！”

“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个十分复杂的人，丰富多彩，影响深广。维克托与其他那些蹩脚的评论家不同，他有自己的灵魂，真的。至于谈到宣传家嘛，他既然能居群龙之首，又怎么能不做一些宣传工作和实际工作呢？再说，清白纯真的人又怎么样呢？没有一点虚伪能获得成功？我不是说维克托是伪君子；我是说，他没有时间把精力浪费在傻瓜身上。而且，他也完全知道，在美国，做个傻瓜也无伤大雅。在这个安全而又舒适的国家里，思想上有点混乱，也没什么关系。当然，思想上的混乱对艺术和文化则是致命的……”

“你这么说，是不是在问我：维克托已堕落到什么程度了？”卡特里娜问。她感到十分苦恼；尤其使她苦恼的是，她百感交集，难以言状。她是不是应该斥责一下兰格尔呢？听兰格尔这么讲，是不是对维克托的不忠呢？然而，她又听得有点儿入迷了，并且还想听下去。而如果她提出这个忠诚问题的话，维克托本人就一定会把她当作傻瓜。像他这么一位大人物，决不会斤斤计较这种道德上的细枝末节。而兰格尔则乘维克托不在的时候，尽量倾吐自己对维克托的看法，他是个十分精明的人。现在，卡特里娜感到，自己真是个傻瓜，竟会和他谈起大象的故事。

他想给卡特里娜一个深刻的印象，还有点儿神气活现的样子，（难道他也有意于卡特里娜吗？）但是，他要了解维克托的热情则是真诚无疑的。

“维克托是位宣传家。他的宣传工作做得好，做得极好，并且是独自一人进行的，但他没有一点虚饰。他实实在在地研究了艺术这一重要的问题——艺术与技术、艺术和科学、艺术在大众生活时代中的意义。他了解，在美国，艺术家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实际上，美国并非是艺术的国土。在我国，艺术并不是什么严肃的东西，绝不会像预防天花而要种牛痘那样严肃对待。即使对那些有关的专业工作人员，像评论家啊，博物馆长啊，编辑啊，等等，艺术也只不过是废话而已！但艺术应该像你呼吸的空气和你喝的水一样，成为生活所必需，像营养和真理一样必需。维克托了解问题的实质。要是你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会告诉你，没有艺术，我们就无法判断生活，也就根本无法区别和整理一切事物。那时，‘现实世界’就不再是现实的了；而正是这个‘现实世界’，是那些‘制订计划的人物’、将军、舆论制造者和总统的活动舞台。但即使维克托的兴趣在政治上，他的政治见解有时也是傻乎乎的；在法国的学生危机中，他就赞同萨特的意见，说什么我们正处于一场鼓舞人心的、真正革命的前夕。他被冲昏了头脑。他的政治见解只能产生蹩脚的艺术。在政治上，维克托依然有点感情用事。他有一些超绝的思想，对人类生活的复杂多样也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对康百莱周围天空的色彩，不可能像普鲁斯特(63)那么沉迷入神。他对山楂花和教堂的尖塔不感兴趣；在横穿马路时，他也不会给车子撞死，因为他眼睛还看得见。”

卡特里娜说：“你对他研究得这么仔细，换了维克托，我真不知道会有什么想法呢！”

“要不要再给你谈件重要的事情？在科幻电视连续片《巴克·罗杰斯》中，不止一个地方暗示了维克托·伍尔皮。”

这位身材矮小的名人，他的照片登在《人物》杂志的封面上；他固执己见、生性敏感、感情丰富，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怪人。在火焰状的灯泡发出的闪闪的黄色光线下，他的脸上交织着敏锐、固执而又欣喜的表情。

他接着和卡特里娜谈起了自己的儿子，是个独生子。“是我第二个妻子生的，”他说，“是个年轻的女人。我的汉克现在已二十一岁了。他一生出来就带来了麻烦，好像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让大家吃惊一番似的。有的孩子服用麻醉品，打架，偷汽车——这要算是最好的了。如果他用我的名义开支票，我支票簿上就少存点钱。而他把家里闹了个天翻地覆，连他自己的母亲也待不下去了。他母亲实在无法忍受，就去和别人住在一起了。汉克大约十四岁时，就开始做起非法交易来。在高速公路上，他被警察跟踪追击过。他甚至去骗贩毒犯的钞票，他们几乎把他杀了。后来，我和孩子断绝了往来——他头脑里不知道乱七八糟装了些什么。现在他正关在教养所；那儿规定，亲人不能去探监。他们像对待婴孩一样对待关在里面的犯人。吃的是婴孩的食品——面粉糊，还强迫他们垫尿布。其理论必定是，这些犯人的问题出在婴儿时期，所以那儿制订的改造计划是，强迫犯人回到婴儿期。这是心理学家对人类生活的解释。”

“真使人伤心。”卡特里娜说。

“噢，我可不能伤心。他是我的疯狂的押沙龙(64)。他母亲和他脱离了母子关系。她只和我交谈，从来不和儿子说话。但他长得很像他母亲：金黄色的头发，瘦小的身材。一个天生的机械师，摆弄发动机的天才。只是他把我的波斯克牌汽车拆得一塌糊涂。零件丢得满地都是。”

“他恨你吗？”

“他不说这种话。”

是啊，也许有一天，这孩子会把他杀死呢，卡特里娜想。忠诚的人最终将以生命为代价。

“够了，孩子的事就谈到这里吧，”兰格尔说，“我们还是再来谈谈维克托吧。我对艺术的态度，倒不是受了他的观点的影响，而是受了他为人的影响。我实在并不怎么赞同他的思想。过去，在思想方面，我把他比作富兰克林·罗斯福；对罗斯福的为人，我是很敬仰的，但对他实行的政策，我却不敢苟同。”

像罗斯福！比得好！两位都有残疾。卡特里娜迅速地拿他们两人作了一番比较。贝拉就像埃莉诺·罗斯福，而她自己，卡特里娜，却像利汉特小姐。卡特里娜记得曾听说过，利汉特小姐与罗斯福曾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后来，她病了，就离开了罗斯福，最后终于一病不起而死了。当时，罗斯福忙于战争，根本没有时间想到她，也从来没有问过她。罗斯福是伟大的，但也是冷酷的。维克托也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冷酷——并认为这是当今的时代特征。当代的现实是严酷的。与一位中产阶级的女子发生性关系，就必须满足她的温情。但用冷峻的目光来判断，这些都毫无历史的现实感。当代人真是又伟大又可怕，除非你否定非人道主义化。维克托像毕加索画中那个赤身裸体的老色鬼那样躺在床上时，就会说这种话。而卡特里娜则躺在他身边——一个丰满的女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充满着女性的气息——就会比维克托自己更了解他。

这时，他们看到维克托正向包厢这边走来。兰格尔示意侍女把饭菜端来。那浇上糖浆的橘汁鸭看上去真恶心。那调味汁漂浮着一圈圈的油腻。维克托已饿极了，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那盛威士忌的玻璃杯上很快沾满了油腻腻的手指印。他把面包撕碎，放在菜盘子里，再用汤匙把沾满油腻的面包片舀来吃。他心情烦躁，兰格尔想进行交谈，以尽东道主之谊。当兰格尔指出童话片与抽象派思想之间的联系时，卡特里娜阴郁地看了他一眼，但还算不上有什么恶意——更确切地说，是瞪了他一眼。当人们谈论“清晰”的思想时，他们是不是指原始艺术(65)的思想呢？人在原始艺术中用事物来表现。如果看上去有新奇感的话，那也还可以接受得了。但，如果其创作意图没有什么新奇感的话，那你获得的印象就只不过是当代主题的抽象派的浓缩，就像用速写符号来代表人一样。假如把毕加索和杜米埃(66)看作漫画家吧（在这方面，他们对维克托这位专家是十分尊重的）。公正地说，杜米埃处理的是社会题材：中产阶级和审判室。但毕加索不同，在他的画中，有一种虚无主义的味道；其画越抽象，虚无主义的味道越足。兰格尔穿着皮袄，脖子下围着丝围巾和印花大手帕，显得神经紧张，语气犹豫，两颊抽搐不停。

“那理性是怎么回事？”维克托问，“你开始对我说，思想是无关紧要的，思想是一成不变的；那你现在又来和我讨论思想，这是什么道理？”

“我说，抽象派思想和漫画是有关联的，这就没有什么矛盾了，是吗？”

“我没什么兴趣讨论这个问题，”维克托回答说，“等你回到加利福尼亚去再谈也不迟。”

“是的，我想不会迟的。”

“好啊，那就收起来吧！放在肚子里吧！藏起来吧！”

“真遗憾，我在科幻电影方面获得的成就，今天竟对我自己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说吧，我在哲学方面的知识，比一般学哲学的还要好呢！”

“不过，我现在没有兴趣讨论哲学问题。我也不想讨论理性与虚无主义问题。我认为，你那天体物理学和神学的大杂烩，把千百万人的头脑都搞乱了，你也因此而出名了。你的问题是，偷偷摸摸地假正经。好了，你已经在这方面大有贡献了。你的高见已载入史册了。”

“你自己也写过‘神学上的混乱’啊，维克托！我认为，任何人，不管其在世上的地位高低，如果他在世上受过苦，他就应被允许进入天国，因为他已付出了购买进入天堂的入门券的代价。”

但维克托已不愿听他唠叨了。他做了个鬼脸，那样子既有嘲讽，又凶相毕露，又滑稽可笑，要在平时，卡特里娜真看不下去了；可是，今天却不一样，维克托表现了他以前从未表露过的一面。他嘴唇向两边一缩，露出牙床；又像哑剧演员那样，装出喋喋不休的样子，却又不发出一点声音。然后，又伸出舌头，装出像一条狗在喘气的样子。他眯起双眼成一条线，你只能看到眼角四周的皱纹和眼睫毛，又伸出两只大拇指放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并摇动双手的其他四个手指。最后，他就站起来走出包厢座，拿起帆布旅行袋，径直向门口走去。卡特里娜把文萨莎的小提琴夹在腋下，对兰格尔说：“我代他向你道歉！也许你还不了解他的为人。他今天情绪很坏，兰格尔先生，这你自己也看到了。去年，他差点儿送了命。现在，他每天都受着病痛的折磨。只要想想这一点，你就会原谅他的。今天这事，我感到很抱歉！别让他影响了你的情绪。”

“是啊，这倒是个很好的教训，真使我难过，是的，我也可以看出，他情绪不佳。唉，真遗憾。”

这使兰格尔很伤心，卡特里娜很有点同情他。“谢谢你。”她边向外走，边回头来说。她希望从背后看上去自己不至于显得太笨拙。

维克托正在中央大厅里等她。她生气地对他说：“你太没有礼貌了。我不想和这样不讲礼貌的人在一起。”

“当他开始和我谈起杜米埃和毕加索时，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一分钟也听不下去了。”

“你自己心情不好，可你把气出在他头上。”

维克托默认了这一点。

“你对我也不讲情理，你只字不提你和金斯莱克的谈话。我们到底能不能到芝加哥？”

“他将给我们派架他们公司的飞机来，他说他能安排好飞机来接我们。”

“你明白，要是我给耽搁在底特律这儿过夜，那就麻烦了。”

“不会的，飞机就要到了。”

他们又一次回到了成百上千的人群中去了。在这中央大厅里，人们摩肩接踵，人头攒动，使她感到莫可名状的忧郁。维克托在一家妇女时装用品小商店明亮的橱窗前停下脚步，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卡特里娜的脸色。他正在对她讲话，可她什么也听不见。她的耳朵好像给什么东西塞住了。

“你早该告诉我了。你知道我一直担心怕耽搁在这儿。”

“还不是兰格尔这家伙的缘故！”他说，“成百上千的人冲着我来。他们要向我解释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想消除我对他们的不良印象，或者要向我表明，他们从此将改邪归正。他们需要一种更好的陈腐思想赖以生存。像兰格尔这样的人，应该获得另一个‘自我’。因为，他目前取得的地位，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当年在格林尼治村出现时，拉着他那弦线顺序反装的小提琴，给连环漫画编造故事，倒也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而他自己真正热衷的却是黑格尔和帕斯卡哲学。现在，他成了大众心目中的大人物了，因而完全忘乎所以了。穿着北极狐皮的皮袄，嘿！是啊，如果你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生活，如果你没有意志和才华面对现实生活，你就只能靠幻想过活，并对这种幻想做出平庸的解释。但这些平庸陈腐的解释又毫不留情地刺痛了这些人，因而他们不得不尽量发挥创造性。只要看看兰格尔的努力就清楚了。他希望我成为他的保护人，也许做他精神上的依靠吧，像个伯父那样保护他的侄子——做他的父亲当然年纪太大了。不久前，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艺术家写给我的。他在灭火器厂工作。他说，他正在保卫人类的灵魂不受罪恶的纵火犯的破坏。他除了画灭火器，决不画其他什么东西。他要我祝福他。可我没有秘密警察保护我。我得自己避开这些纵火犯。”

“行啦……飞机到达之前，我们怎么办呢？”

“楼上有家旅馆，就在这乱糟糟的大厅楼上。金斯莱克已给我们预订了一个房间。”

“谢天谢地！再在这大厅里给挤来挤去，我实在受不了啦！”卡特里娜说，“他们派来的是什么飞机？”

“飞机就是飞机呗，我怎么知道？你太紧张了。事情并不那么严重。你家老黑人不会不管孩子的。再说，还有你姐姐呢！”

“我一直对你说，我姐姐神经已经有点不正常了。”

“我对金斯莱克谈了对费尔舍的看法，就是今晚要给我做介绍的家伙。我对他说，此人是个老牌的斯大林分子，品行低下。今晚这种场合让他出面，岂不大煞风景！当然，现在要换人为时已晚，但我公开申明，我反对他为我做介绍。”

“我们上楼到房间里去吧，好吗，维克托？你可以休息一下，而我要打个电话。”

他们向旅馆的登记处走去。房间已订好，维克托签了个字就行了，但他不要侍者带他们去房间。“不必了，我们没什么行李。我们在等飞机。”给你用钥匙开一下门，你就得掏出一元美金，这不值得嘛！

一进房间，维克托就一头倒在床上。卡特里娜脱了鞋子。这双鞋子的尺码一定有十六吧。不过，她那双脚的样子却生得很好看。鞋子脱下来时，冒出一股人体的热气。她在维克托头下塞了一个枕头。当维克托挪动身子想躺得舒适点时，感到肚子里的神经末梢又在刺痛了。这是开刀后留下来的后遗症啊！神经末梢磨损后，就像铜丝刺进肉里一样疼痛。

“我要给我姐姐打个电话。放心，我会告诉接线员，如果芝加哥来长途电话，就马上给接上。”

她照着多蒂给她的电话号码一个一个地挨着打。那些接电话的人都态度粗暴，并立即挂上了电话——人们越来越不讲礼貌了。最后总算找到了她姐姐，说是正在芝加哥南部，离家有十五英里，离埃文斯顿二十五英里。开车真不容易啊！“这场雪下得太糟了。”卡特里娜说，语气中流露出一种满足而倒不是同情。

“你有没有给埃文斯顿通过电话？伊索尔在家吗？”

“伊索尔要我告诉她你在哪儿。她不相信你在绍姆堡(67)。她还说，克里格斯坦给她打了好几次电话。他倒确实想帮你的忙，是吗？他爱你，特里娜。”

“他只是我的一个朋友罢了。”

“顺便问一下，你现在在哪儿？”

“我们被迫在底特律着陆了。”

“底特律！耶稣啊！我听说芝加哥国际机场已关闭了。那你回得来吗？”

“要稍晚一点才能回来了，但也不会太迟。伊索尔有没有说艾尔弗雷德去过电话？现在这时候，那精神病医生一定已告诉律师，下午的约谈取消了。如果艾尔弗雷德的律师知道了，我的律师也一定知道了。”

“你太纵容克里格斯坦了。”多蒂说。

“我只是他许多女朋友中的一个罢了。你知道，他同时可以向十个女人求爱。”

“他的确这么说过，但真正爱上的是你。维克托一离开你，他就会向你进攻。到那时，你会措手不及，无法抵抗。”

“你讲这话太使我难堪了，多萝西娅。”

维克托这时已拉了一个枕头放在头顶后面，像头上戴了个帽子似的。他闭着眼睛说：“别跟她多啰唆了。抑制一下自己的感情吧！”

“好吧。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有个客户打来了电话。”多蒂说。

“我指望你帮我忙了……”

“今晚去埃文斯顿是不可能了。我已应邀赴宴了。”

“昨晚上你没有说要赴宴啊！”

“我和商务上的几位同事聚聚，”多蒂说，“六点至八点，你可给我家里打电话。”

“好吧。”卡特里娜说。她听从维克托的话，轻轻放下了电话筒。

“做做好事吧，卡特里娜！给我把空调关上。旅馆房间里这种该死的人工气流，我讨厌！这马达声使我难受！这种地方越来越像殡仪馆了。”

卡特里娜转身关掉了空调器，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情——她姐姐的话刺痛了她的心。“多蒂和我好像本性不合。在我倒霉的时候，她总是还要投井下石。”

“没有她你也照样过日子。我们坐董事长的喷气式飞机回去，你可以坐大型高级轿车回埃文斯顿。”说完了这些安慰话，维克托又补充了一句：“孩子们喜欢下雪。她们可以出去玩雪，可高兴了。这我可以和你打赌！”他语气十分温柔，连他自己也颇为吃惊。他情绪开始好起来了。即使他向兰格尔扮鬼脸时，似乎也不是对他冷酷无情，而只不过是嘲弄嘲弄而已。怎么看待下面这种情景呢：一位艾弗肯族年迈的印第安酋长，穿着系腰带的长袖长袍，头上插着染红的金雕毛。这叫什么？——野蛮美。伍尔皮完全可能这么看的。他的创伤给他带来的恼怒渐渐平息了。他没有听卡特里娜给伊索尔打电话。现在，他在思考的是人生的界限问题。这个问题以前他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只是最近几年，才成了他经常思考的一个部分。现在，他正从各个方面在思考这个界限问题：“你给他规定了他无法逾越的界限。”对这位美国活力和美国行为的代表人物来说，这种无所不在、近在咫尺的界限，真是既可笑，又可悲。“一个身体虚弱的野蛮人”是什么样的？爱好新奇的人需要帮助。一个有活动能力的哲学家，必须自己能行动。当然，伍尔皮需要人家的帮助也是有限度的。（《圣经》上说的那“规定的界限”对他来说是不适用的；他所说的界限来自另一个世界——那就是yivrach katzail(68)，意即“他消失了，就像一个影子”，这是他小时候从书上读到的。）那条瘸腿对他来说还不是什么限制。这对他步步高升反而是个帮助，就像俄狄浦斯王的脚坏了一样。不到三年之前吧，有一个下午，他那辆破旧不堪的庞蒂亚克牌小汽车变成了临时救护车。他把病重的母亲安置在后座，开着车子到处转。他的一位年迈的堂兄打电话告诉他，他在老年疗养所(69)的母亲已完全不会讲话了。后来他去探望这位不会讲话的老妇人，就给她打点了行李，从疗养所里领了出来。那天下午，天气热得厉害。他开着车子，从一个疗养所转到另一个疗养所，想给他母亲找个可以安置的地方。进屋时，他只得把老人锁在车子里（那儿都是一些贫民区） ；他爬上台阶，一步跨两级，真够受的！进了疗养所，就查看病房、厨房和卫生间，与那些精神病人的“行政管理人员”或“美钞精神病患者”讨价还价：这些人就是想从你身上抢钞票。（他倒不是没有与那些人为每一块美元争吵不休。他对他们说：“这是用合法的手段抢钱！这是可怕的骗钱勾当！”）到下午四点钟，他还没有给母亲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那时，那老人躺在他那辆破旧的汽车后座里，处于半昏迷状态，但又是至尊的象征。当他在阿斯托里亚和杰克逊山丘上转来转去时，他正想入非非，好像卡特里娜开着车紧跟在他后面，最后把他逼到一堵灰砖砌成的红墙面前。这位幻觉中的卡特里娜只穿了件外衣，里面什么也没有穿，准备好随时上床和男人睡觉。当他停下车子走进屋子时，他想象中，卡特里娜停下车子，且又令人难以察觉；在扣紧的外衣下，她身上洋溢着性的气息。他完全知道，这只是普通的幻想，但他喜欢这种幻想。他显然需要想象女性的气息——那种潮黏黏的气息——由此会引起维克托特有的激情。最后，维克托总算找到了个好地方，或者可能是不想继续再找了。他们把他母亲抬了进去，而维克托签了张支票。几个月后，他母亲就去世了，让维克托留在世上去思考、去旅行、去发泄性欲——整个生活充满活力而又激动人心；他是个重要人物，发表重要的谈话，出版重要的文章。他母亲死后不久，他自己也进了马萨诸塞州医院。在那儿，他总算捡了条命；但从此他意识到，该考虑一下那规定的界限了。像一条大河，也会改变流向。密西西比河会有新的河床。整座整座的城市将被人淹没；整幢整幢的房屋会拔地而起，冲过墨西哥湾，我原来坐落在委内瑞拉的沙滩上。

“你到底在哪儿，特里娜？”伊索尔问。

“我在绍姆堡开会，我给耽搁在这儿了。”

“那好，”伊索尔说，“告诉我你现在的电话号码。”卡特里娜回答不出。伊索尔就说：“只要你能说谎，就从不说实话！”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情景，在她俩之间，横亘着大片寒气凛冽、大雪纷飞的世界。那又矮又胖的黑妇人，臀部受过伤因而走路有点瘸；此时她正握着电话筒，满头白发，却比卡特里娜精明得多（那黑鼻子、棕嘴唇是自然赋予她的，看上去令人好笑） ；而她对卡特里娜的谎话和古怪行为也感到好笑。卡特里娜正在进行思想斗争，如果告诉她，“我和维克托·伍尔皮在底特律的汽车旅馆里。现在他正起床去洗澡。”把实话对她说又有什么用呢？伊索尔说：“你的朋友，那个警察和你姐姐都打电话问你了。”

“如果我五点钟还到不了家，利尔伯恩到来的话，你给他点喝的，并留他吃晚饭。”

“今晚我们要去玩纸牌，并在教堂里吃晚饭。”

“我给你五十美元。你在教堂里玩纸牌也赢不了这么多。”

伊索尔还是不答应。

卡特里娜又一次感到，人人都能支配她。“艾尔弗雷德要惩罚我，还有法官、律师、精神病医生、多蒂，以至自己的女儿，个个和我过不去。他们都用同一标准来看待我；可这个标准对什么人都没有任何用处，只是用来敲诈我。这就使我更靠近维克托，因为，他不让任何人为他规定什么条件。只有其他人为他让步。我也是这样，我要其他人让步。只是我还没有获得像他那样的自我；这是高如大山的自我。”啊，现在得回答伊索尔了。“你在听我讲吗，伊索尔？”她问。

“特里娜，你付我五百美元我也不干。今晚我一定得与利尔伯恩斗一下。你看你什么时候能回家？”

“尽量早呗！”

“那好，孩子们没问题。我锁上门，她们可以看电视。”

他们都恨我们。伊索尔挂上电话后，卡特里娜自言自语地说。他们恨透了我们。

她的眼睛痛得厉害，得擦点眼药膏了。冬天，她的眼睛老是要发炎。她认为，这是因为天气寒冷，废气就升不高，因此，冬天的空气就更坏。她打开手提包，坐在床沿上，在钥匙、连镜小粉盒、手纸、钞票、信用卡、锉刀等杂七杂八的东西中乱找。

“看得出来，你打了电话，可什么结果也没有。”维克托说。此刻，他站了起来，用手抚摩着她的头发。当他和她亲近时，在温柔中总夹杂着一种疑虑，好像对她感到某种歉意，对她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他永远也不会做的事感到歉意。然后，他漫无目的地随便聊起来——这在他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他又谈到了空调器。他找不到开关。这使他记起了他第一次听到机器声的情景；那时他还是个孩子，腿上开刀，他给麻醉了。他失去了知觉，仿佛看到了一轮明亮的满月。一个老妇人想爬过一道栅栏，那轮满月在晃动。如果她爬过栅栏，他就要死去。“那机器声可能就是我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从此，那看不见的机器一直影响着我。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隐蔽的机器——所有的喷气式飞机、硅片制成的计算机……好了，卡特里娜，给我做做好事吧。把我的皮带松一下，用你纤细的小手伸下去摸摸我那个。我能享受的东西不多了。”

她照他说的做了。要一个成年妇女这么做，这种请求不算过分，只是尽朋友之谊罢了。性欲往往是一时的冲动，难以抑制。

“快点来一下怎么样，特里娜？”

“可能马上就会来电话。”

“那更好，越急越带劲。”

“不脱靴子吗？”

“你把裤子拉下去就行了。”

维克托向她俯下身子，用自己的脸在她裸露的肉体上摩擦，大腿上、肚皮上，还有肚脐下的阴毛上，热脸贴着温暖的肉体。电话铃没有响。电话沉默着。他们在极力赢得时间，赢啊，赢啊，赢啊。他们赢了！

维克托对她说：“我们好像又回到了过去。”

“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来过了，”卡特里娜说，“真幸运，我头都晕了。”

“我们躺一会儿吧，你别起来。有句俄罗斯谚语说：赴约既晚，就慢慢走。我们尽情享受一番吧！金斯莱克派不出飞机，就会打电话告诉我们的。”

“你看现在天晚了吗，是吗，维克托？”

“在这儿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现在是在中央大厅上面的旅馆房间里。你担心什么？只是晚一点回家罢了！他们非得把我送到芝加哥不可。没有伍尔皮，就不会有好戏看！这对他们也是个考验！是他们自作自受！”

他们在床沿边躺下休息了，脚悬空挂在床边。他握着卡特里娜的手，吻着她的手指。他是个骄傲专横而又愤世嫉俗的人。但在这种时刻，他对卡特里娜则完全不是这样。卡特里娜也把此作为一种标志——表明他非常喜欢她。他就喜欢像这样躺在一起高谈阔论。卡特里娜还记得在这种场合下进行的很多有意义的谈话。“你的文章要比方斯廷写的好得多。”——此人是维克托的宿敌——“如果你脱下鞋子，用你红润的脚跟去踏打字机的键盘，或者就干脆撩起裙子，把你漂亮的屁股坐在打字机上，你这样写出的文章，也更受读者欢迎。”

维克托又谈到了兰格尔。“他想和我搭上关系。”

“他对你很尊重——很钦佩，”卡特里娜说，“他说过，当他五十年代刚来到格林尼治村时——他还只不过是个孩子——而你在他眼里，是属于富兰克林·罗斯福一类的人物，是个伟人。”

“我也知道，在我打电话时，他一定会大谈特谈的。是啊，对他的赞誉，我倒也不必太谦虚，卡特里娜……”（他现在又有什么好谦虚的呢？他俩一起躺在床脚边，从肚皮到膝盖都赤裸着，他的手臂压在她的肩膀下。）“在某些方面，我也明白，我知道我应该怎样使用自己的权威。与那些从来没想到权威的知识分子相比，我就更胜一筹了。这就是他们不会思考的原因。我比别人坚强。我的思想更具有权威性，因为我在进行思考的时候，就想到一个权威人士是应该怎样思考的，这也是我的本性……”他停顿了一下，“这也是我过去的本性。现在，我暂时放弃我的本性。因为，我希望能加强我一直所喜欢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观点。”

“性生活之后谈这种问题？”卡特里娜说。

“要是我做领导，一定会做得不错。我有敏感的气质，不怕被人指责。我天生具有政治头脑，因此，也非常自然，我蔑视那些在私生活中也毫无生气的人。不论思想也好，绘画也好，都应该有力地表现现实的真理，那种先验的激情。你有多少勇气去探索真理，你就得到多少真理。”

这些话他只有对我说。卡特里娜常常这么想——她为他感到难过。如果她手头有本子的话，就会把他的谈话记下来。对他所说的，她略能理解。

“我们所感到的最大的痛苦，有些是来自我们心灵最深处的那种宁静。有些人最会挖掘自己的心灵深处，但外表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我常常想，‘他，或者她，在两条不同的隧道里挖掘着，紧张地工作着，但这是两条平行的隧道，且互相距离甚远，因而也永远不会交叉。两个挖掘的人，对双方的工作又都一无所知。’这可以说是对人类痛苦的最大的嘲弄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把种种可怕的艺术形式称为‘创造性’。”

“难道兰格尔说的话都毫无价值？”

“他关于受下属尊敬的头头的谈话，我也许还有点兴趣。但我感到他这也是拾人牙慧。我认为，兰格尔不会有什么使我感兴趣的东西。如果说，这是像人类文明末日一类的问题——这对头脑敏锐的人，一切也都清楚了，是一目了然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不是指我们说出来的那些思想——我们说的话，大部分是废话——在内心深处的思想中，头脑敏锐的人都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一切。在兰格尔的话中，也许也有点儿什么的——仍然是关于他拾人牙慧的那些头面人物的论点——关于真实的思想与现实有关的话：真实的思想反映与之相应的现实的形象。你知道，我为什么与兰格尔断绝来往了吗？听到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对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些事物进行拙劣的模仿，实在令人作呕。我烦恼极了，卡特里娜。六十年来我形成的那些思想，都无法抵御这种烦恼。我竭力主张明白清晰……”

“难道你还不明白、不清晰吗？”

“那是我头脑的清晰。我一直有着一些十分清晰的印象，像梦啊，幻觉啊，但没有思想的清晰。”

“这是什么意思？”

“噢，那就是，有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我们都从不谈论；那是在心灵深处的东西。”

“譬如说像什么呢？”

“譬如说那种神秘的固执的信念：死者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死去。还有，正如那电影中无聊的谈话所提到的，思想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思想是现实的，是已经存在在那儿的。一个现实的思想可以进入你的头脑。我想，我了解我怎么会有这种事。从事艺术生涯这么多年了，你就会认为，生活的价值与艺术的价值是紧密相连的。这种联系没有什么理论的基础。因而你又会怀疑，正是理论缺乏现实的意义，而理论又会反驳，这正是由于社会机能的削弱所引起的。”维克托克制了自己，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性爱的方面——魔力般的、艺术的、性爱的方面；他也没有谈到这次突然激发的性欲的含义。也许，这意味着他为了印象的清晰付出了他最后的活力，并且性爱表明，他依然活着。但是，力量和活力，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并对自身的存在进行虚假的描述。他没有告诉卡特里娜，那地下的乐声表明（对马尔克·安东尼(70)来说，也一样表明）大力神海格立斯(71)正在离他而去。

他换了个话题。他对卡特里娜说：“真可笑，兰格尔竟然把我和罗斯福相提并论了。”

罗斯福也是在最需要力量的时候去世的。当他在洗温泉脑血管破裂时，不是身边也有个女人吗？

“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有过，但我并不喜欢这个念头。斯大林着着实实地愚弄了他一番。去德黑兰和雅尔塔的旅行，把他置于死地。就消耗的体力而言，对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我敢肯定，斯大林是想要加速他的死亡。这正是一次可怕的旅行。为了表现自己的活力，罗斯福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斯大林不动声色，而罗斯福却自我毁灭了，只是为了证明他这位大国首脑的力量和他个人的‘高贵品质’。”

这时，卡特里娜把自己圆乎乎的脸靠近他——这是一个女人摆好姿势，要让自己的情人脸贴脸地抚爱一番。她说：“你不冷吗？把被子拉上来给你盖一下好吗？不要？那你把手伸到我下面来暖和一下也好。”

为了让他好好地抚摩一番，卡特里娜侧过身。她知道这种做法是屡试不爽的——她那光滑好看的屁股，白得像奶油一样。每次她主动让他抚摩时，他总禁不住要笑，并把他柔软的大手伸过去。他是惯会讨好女人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会玩女人了——就像毕加索笔下的淫棍塞列努斯把手伸向赤身裸体的美人。即使让他捏弄自己的两只乳房时，卡特里娜也感到某种让贵人温存的满足。他量着她生在两颊上的斑点是否对称——她两颊上各生着一个胎痣，犹如两只眼睛。“噢，你眯起了眼睛。啊，你又斜起了眼睛。哟，你在打什么鬼主意啊！”维克托停顿了一下说，“这就是那小个子兰格尔说的关于童话片和抽象派艺术的高论，是吗？做这样的鬼脸？”然后，他又轻轻地抚摩着她，并说：“你这样漂亮的身段，真使我张口结舌，惊叹难言；我这么说，绝不是夸张。”

正当这时，电话铃响了，响了一次又一次——真是太无情了。那是服务台打来的，说是他们的飞机已经着陆了。高级轿车已经开出来接他们了，请他们五分钟之后下楼。

在凛冽的寒气中，他们在明亮的灯光下等着。维克托手持拐杖，戴着海员帽——那宽阔的胡须，那漂亮的脸庞，以及在任何情况下泰然自若的神色，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是位思想王子。卡特里娜知道，自己从来也没能符合过他的高标准，因而睡在他身边颇感相形见绌。她还得照管那把该死的小提琴。她手持乐器却不会弹奏。这样，她好像成了一个当地的搬运工人。她应该把那小提琴顶在头上。现在，他们正在底特律的郊外，站在一片灯光下。这北方像其他北方那些灿若群星的大城市一样——布法罗、克利夫兰、芝加哥、圣路易斯等——正忍受着暴风雪的袭击。那原来荒芜的田野，在夜色中呈现一片金黄色，看起来十分美丽。

“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级轿车，”当车子停稳时，维克托说，“这是本田小轿车，真见鬼！”

但他没有再多发牢骚，就打开车门，一手抓住车顶的边缘，就准备坐进司机旁的座位。他先把那条僵直的腿伸进去，一直伸到了驾驶员座位的手刹车旁，然后低头弯腰，转过身子，从上到下塞满了整个车座。最后，卡特里娜在后座安放妥行李，并慢慢坐了下来。他是在为即将来临的演讲给自己壮胆而作预演吧？“你有没有读完我给你的那本塞利纳(72)的书？”

“是那本《游记》？我总算读完了。”

“书不怎么好懂，但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书里谈到一些法国的事情，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像波德莱尔？”

“对。”驾驶员已把车子开进一条幽暗的岔路，沿着篱笆向前急驰。维克托在狭小的座位上费力地转过身子；他想看她一眼。显然，他不仅想用话，而且还想用脸部表情说明什么问题。“你不认为塞利纳太可怕吗？他用的语言是人们到处都讲的话。他表达了人们的真实思想和感情。”

“上次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你说，正是这些思想，使法国在1940年垮了下来，而那些德国人却也有着同样的思想。”

“我想，实际上，我并没说过这种话。至于谈到虚无主义……”

为什么他要让她念那本书呢？小说结尾时——那简直是个噩梦——一个名叫鲁宾逊的冒险家，坚决不肯告诉一个女人他爱她，而那位“可爱的”女人在盛怒下一枪打死了他。甚至，在出租汽车里，当她把枪对准他时，他也不肯说“我爱你”这句话。尽管他本是个无赖、恶棍和凶手，但在其身上却还有一点点诚实；而且，这点诚实表现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宁愿死，也不愿谎称他爱这个恶魔般的疯女人，让自己与她假装相安无事地度过一生。书本身倒不怎么使卡特里娜吃惊——书毕竟只是书而已——使她吃惊的是，他，维克托，竟要她读这本书。当然，他老是向最不容否认的历史现实提出挑战。整个宇宙都是他活动的场所。一个十十足足的世界主义者，一个思想界的巨人，在思想界占着中心的统治地位。“正视那些毁灭性的现实吧！已经是不可救药了。”

“那书与凶杀集中营相差无几。”她说。

“这一点我并不否认。”

“对了，在旅馆里你说过，世界各地头脑敏锐的人都已看到了同样的事实，但在塞利纳的书中，那些事实却不太一样；甚至与你说的事实也不一样。”

这时，车子已停在一座私人候机大楼前，没有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了。司机走下车子，给卡特里娜开了车门。她感到司机的脸部已变形了。也许，严寒使他的脸变成这副怪相。维克托从车子里挤出来，重又抓住了车顶，往后一跳，再把那伤残的腿从车子里拖出来。

他们走进灯火通明的房间。柜台上的电话正丁零零地响着。卡特里娜向调度员报了伍尔皮的名字。那人说：“好的，你们的塞斯娜号飞机已着陆了。我马上通知飞机滑行过来。”

她把调度员的话转告了维克托，他点了点头，又接着谈起来。“就算你说得对，法国人过去一直受了思想意识的骗。思想意识是统治阶级发出的咒语，是遮盖虚伪的一张网。揭开这张网就会激怒人。这就是塞利纳言辞那么激烈的原因。”

“人？某些人吧？”

你与女人偷情，又要你的情妇读一本怀疑爱情的书，而塞利纳的书又是爱情怀疑论之最，这倒有点儿像是给情人的情书。

她走在维克托的前面，上了塞斯娜号；她那鸵鸟皮靴子并没有使她显出多少优雅。她感到笨拙迟钝，毫无女人的优雅风度。她胸前抱着文萨莎的小提琴。在机身旋转着的灯泡发出的红光下，她看着人们搀扶着维克托上了飞机。两位机组人员特别热情地接待了维克托和卡特里娜。这些人经常给大董事长们开飞机，这方面当然是训练有素的。他们的乘客就是他们的客人。要不要来杯咖啡？尝尝刚炸好的油炸饼圈好吗？那来杯威士忌怎么样？他们离开芝加哥时，下午的报纸还没有到。不过，机上有《巴黎周刊》和《华尔街日报》。机内座位十分豪华，前面空当很宽，腿脚可以随便伸展，供阅读用的灯光十分柔和明亮。身边的控电板上有不少开关，但是，两位乘客现在都没有心思看书。

驾驶员说：“我们将在米德威机场着陆，再由那儿坐直升机到梅格斯机场。”

“好吧，这就行了，”维克托说，“你看？”她理解“你看”的意思是，他没有耽误了她。他把她叫来了，现在，正把她送回芝加哥。他有权力使一切顺顺当当。他举起了威士忌酒杯。为你我干杯。他脸上掠过一丝笑意，但却又显得烦恼不快。他那双眼睛眯成一线，因受到极度的伤害而怒火四射。他的那些权力——给他派来专车专机，享受各种特权——对他来说犹如粪土。只不过像金丝雀的鸟笼那样的小玩意儿而已。“噢，对了，你自己也能开飞机。”他记起来了。

“不是这种型号的飞机。”卡特里娜说。她把手抬起来在灯光下看了下手表。这时，伊索尔已离开她家了。

突然，一阵引擎的怒吼声打破了机舱内的寂静。什么都听不见了。飞机在盖满碎冰层的机场上颠簸着。接着就全速滑行，终于升空了（谢天谢地）。飞机向西南飞行，并将越过密歇根湖上空。在这样阴霾四布的天气是不会看到湖面的。机舱内的布置和陈设清洁整齐，犹如一间客厅，给人一种安全感。她尝了口咖啡——咖啡已经冰冷了，一点也没有热气。她咬了一口涂果子冻的油炸饼圈，很欣赏油炸面团，可不喜欢那冰冷的果子冻。

他要她读塞利纳的书，也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要有什么特殊的目的，那又为什么此时此刻会谈起这事呢？那么，他那位年迈的贵妇人贝拉，当文萨莎向她介绍同性恋的书时，又是怎么想的呢？他们一家人都是书呆子，不是吗？但如果以为贝拉也是书呆子，那就完全错了，就像你以为维多利亚女王也是书呆子一样大错特错了。维克托不想多谈论贝拉。有时，他谈到什么“某种类型的妻子”。“对某种类型的妻子来说，她们真正的幸福是在于使她们的丈夫无法自由行动。”这话暗示的意思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差一点死在马萨诸塞州医院里，现在又拖着一条伤残的腿，也马上要失去行动的自由了。你同样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尼亚加拉瀑布冻住。排除情敌的妒忌和内疚的心理，客观地评价一下贝拉，那应该说，她为人高尚。当维克托在马萨诸塞州医院看来几乎就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贝拉问他要不要见一下卡特里娜，当时，卡特里娜正躲在一间等候看望病人的休息室里。维克托确实很想见她一下，贝拉就派人把卡特里娜叫来，自己也离开了病房，让他俩最后告别。卡特里娜和维克托手握着手，他几乎已不能言语了。她伤心地痛哭流涕。她对他说，她将永远爱他。他紧握着她的手说：“是的，亲爱的。”他的舌头已经不怎么听使唤了，但她至今还记得，他当时讲这句话时，态度真诚，口齿清楚。自那次后，她认为，她有权接近他，他对她的感情也应该得到承认；这两点对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不只是在与一个女人通奸而已；对他来说，她也不只是一个逢场作戏的情妇而已。人之将死，其情亦诚，当她冲进病房时，她已失声痛哭起来。她所忍受的痛苦也使她有资格获得这种权利。他俩之间的关系已合法化了。在病房里的这次告别，犹如为他俩的关系盖上了公章而被认可了。永别了。他快要死了。他放开了她的手，那意思是她该走了——对他来说，感情上已难以忍受了，也许是太痛苦了——她啜泣着走出了病房。她看到，贝拉高高的身影在走廊的尽头，在看着她，也许正在仔细地观察着她。

那么，维克托病愈后，贝拉的豁达大度获得了什么呢？只是使这对情人更易于经常往来了。这时，那位想做拉比的女儿教六十七八岁的母亲怎样用手指抚弄男人的生殖器以刺激他的性欲，怎样进行口交，怎样使用先进的淫具等。这样的女儿，真令人毛骨悚然，简直是在胡闹，多管闲事，真是个臭娃娃！（我真想把她的那把小提琴丢到下面的湖里去！这小巫婆！）贝拉竭力表现出自己的尊严，尤其是对维克托这样的丈夫——他会这么说：“别人得听我们的判决，你是自由的！”最后，维克托自己对“爱情”做出可怕的最后判决——爱情是肮脏的东西；像腐烂发臭的肉，狗都要跑开，但情人们给它浇上一些“温柔的调味汁”，使爱情成为一道美味精致的菜肴，奉献在君王的面前——这就是他要卡特里娜看的书。

但是，在马萨诸塞州医院的病房里几乎快要死去时，他不是这样的。

她想，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使她感情麻木，这样，她死的时候——他感到，他活不了多久了——她就不会太痛苦。

但他确实待人粗暴。几年前有一次，他曾对她说，某个叫乔的年轻诗人，很不错，很漂亮，尽管此人好幻想，但对她很殷勤。“你看你会喜欢他吗？”这也许是一种试探吧，但也完全有可能是想摆脱她。他说某某人很有才华（实际上人人都知道他毫无才华），实际上是告诉卡特里娜，他对她的评价是十分现实的——一个动作笨拙的、富有性感的女人，突起的静脉、高低不平的牙床、乳白色的大腿内侧；要是没有这些就毫无吸引力了。她的那些特征正合他的胃口。但是，除了这些特别的气质外，也还有现实的标准。自从他神奇般地康复以来，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要给她介绍对象了。他甚至在怀疑她，在把她引进了这个富有魅力的世界之后，她自己正在找对象了。如果维克托在羞辱兰格尔的同时，也顺便把她作为羞辱的对象，她是不会感到惊奇的；这样做，那位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就不可能再成为他的情敌了。维克托真是狡猾透顶。譬如拿今天下午的做爱来说吧，他当时真是出于自己的需要呢，还是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她？不，不，连多蒂都说：“只有你能引起他的性欲。”这倒是真的。她使维克托新生了。“那熟悉的抚摩，使他起死回生。”她重又唤起了他的情欲。

飞机驾驶舱的门开了。越过驾驶员的肩膀，可以看到仪表板上的各种指示灯。副驾驶员偶尔回头看看两位乘客。过了一会儿，他说：“飞机有点儿不稳，系上安全带吧。”是一股气流？事情比这糟得多。飞机受到撞击，好像一艘快艇在波涛中颠簸飞速前进。维克托一直怒气冲冲，一言不发，这时也警觉起来。他握住了卡特里娜的手。驾驶员关上了驾驶舱的门。那些塑料杯、酒瓶、油炸饼圈，在脚下都向左边滚去。

“你感到了吗，飞机倾斜得厉害，维克托！”

“他们想爬到气流的上面。在大飞机上，你就不会有什么感觉了。比这更坏的天气我们也飞过。”

“我可不相信。”

头顶上的灯光越来越黯淡了。卡特里娜的脸上掠过层层阴影。维克托两颊上的红晕好像是用画笔涂上去的。“不会是引擎出了毛病吧，你说呢，维克托？”

“不会的。”他习惯于做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结论不仅要卡特里娜相信，而且包罗宏富。现在，他们坐在塞斯娜号飞机上，因为他应邀要去发表演说。这次旅行对他来说，也是可去可不去的，现在看来却生命攸关，可他安之若素。对卡特里娜来说，更是毫无必要了。他对卡特里娜感到歉意。她坐在飞机上，只是因为他把她叫来的缘故。但是，他然后也想到，他无法理解那种与他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为什么人人都像她那样生活着呢？我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这样生活。为什么她会那样生活呢？这个问题有点刻薄，这样提出来也有点可笑；事实上，这问题本身就包含着可笑的成分。但一旦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知不觉地感到，自己面临着一种令人痛苦的结果。假如说，他自己的生活确实有其重要性；这种生活产生了真正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又引起了意义巨大的理智和艺术的改革。这一切都是十分严肃的事。那卡特里娜呢？毫无严肃性可言。离婚，然后追求一位名流——追求感情，追求高雅的享乐？老一套了——毫无严肃性可言！然而，他俩现在在一起，在倾斜飞行的飞机上，身子也都倾斜着。他俩的命运现在是一致的。他是为了她才来的，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他而来的。由于女人相忌，文萨莎使卡特里娜怒火中烧；但她双膝（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富有性感的）仍紧紧地夹住了那把小提琴，保护着它免受损伤。他以前常说，他认为，最隐匿、最强有力的问题，是男女之间的了解，这个问题比政治更深刻。他也知道，卡特里娜对他抱有十分荒谬的幻想——把他从贝拉手上夺走，照料他的余生，并把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他死后，她就会像传说中的女人那样，以学识渊博、聪慧敏锐而流芳百世。这个头脑混乱的卡特里娜，种种形象真令人焦躁不安，既庸俗又那么富有魅力。在她面前，这位善于言辞的人有时竟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过分地爱上了她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她的仪态介于笨拙与优雅之间，是因为她的手指头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神奇的作用，是因为她双膝夹住小提琴的那种哀婉的神情。她关心他，当然胜过关心任何小提琴。那么，请你告诉我，这一切与维克托·伍尔皮的思想又有什么关系！使他对兰格尔真正气恼的是，这家伙竟然说大多数思想是无关紧要的——那意思主要是说，维克托的那些思想是无关紧要的。如果维克托无法解释为什么卡特里娜对他的性吸引力那样强烈——这位使他免于崩溃的爱神，那么，兰格尔的话不是有点道理了吗？如果把卡特里娜作为思考的问题，那真是最无关紧要的了。你什么都可以不想，但绝不能不考虑你自己的存在。否则，你就毫无希望了。当你的祖先海格立斯遗弃你时，你就会感到心力衰竭。此时此刻，你只剩下清醒的头脑，临终前的头脑是绝对的清醒，直至到达死亡的边缘；而现在，他随时都可能越过这一边缘，进入另一边的世界。

以前，他也曾听到过飞机受到气流冲击而咯咯作响的声音，但从没有像这一次那样；他四周的金属似乎要撕裂开来似的，机上的金属铆钉好像老式的领子纽扣要暴出来似的。机翼终究是十分单薄的。即使在蔚蓝色的晴空下，两片机翼在空中抖动；看到这情景，你也会想，那只是两片钢板而已。

“维克托，我们又向另一边倾斜了。飞机像一张扑克牌似的在抖动。”

“如果我们掉下去的话……”

“那应归咎于我，是我把你叫来的。”

飞机一度平稳了些。维克托感到奇怪，怎么他的心跳没有加快。当飞机又一次下降时，他既没有气喘吁吁，也没有汗流满面。

“你好像根本无所谓。”卡特里娜说。

“我怎么会无所谓？”

“好吧，维克托，听我说，如果我们随时都会死去，如果飞机失事掉在湖里……我想请你告诉我一件事情。”

“别那么说，卡特里娜。”

“事情很简单。我要你说出来……”

“别胡闹，卡特里娜。这种时候，什么事不好想而想这个！你问我这个吗？你问我爱你吗？”由于生气，他的声音又尖厉起来。他的嘴角向两侧伸展，胡须也变得宽阔起来。他正待发作。

卡特里娜立即打断了他。“现在别跟我过不去了，维克托。如果我们就要死了，你为什么还不肯说呢？”

“你是抓住这个机会想要挟我。”

“如果我们之间没有爱情，那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到这儿来又是干什么呢？”

“我们来这儿，因为你是女人，我是男人。这就是我们到这儿来的原因。”

他的想法真古怪：这等于无神论者施行天主教徒的临终涂油礼。这是在妻子的催逼下，临终的丈夫才点头表示同意施礼。为什么不同意呢？

过了一会儿，他们感到飞机重又得到了控制，并开始上升了。这时气流平静，飞行平稳。尽管卡特里娜还有点儿提心吊胆，但刚才担惊受怕的心情现在开始消失，情绪也逐渐恢复正常了。

“也许我们能平安无事。”维克托说。

但她感到，此时此刻，她的心情是最不平静了。她在想，上帝啊，我已失去了多少机会啊！

驾驶舱的门又开了，副驾驶员说：“没问题吧！刚才有点够呛的。现在，我们很快就要到芝加哥南郊了。”从米德威机场的控制塔上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噼噼啪啪的说话声，但说些什么却听不清楚。维克托沉默不语，但看上去心情好多了。他真能镇静自持！他并不因为你曾做过什么荒唐的事而看不起你。在这方面，他真可算得上是个正人君子。关于电影《陆军流动外科医院》的争执就是一例。他不肯说“我爱你”。如果这样说，他就不诚实了。即使面临死亡他也不肯说，当飞机飞临芝加哥并着陆时，她一直在反复想着她自己刚刚说过的话，也反复想着维克托刚刚说过的话。他们在咯咯颤动的机翼下走过，迅速地被送进直升机。一路上，她还是一直在仔细考虑着他俩刚说过的话。女人总受到下面这种思想的熏陶：别担心，亲爱的，爱情会解决一切问题。使自己值得受人爱，别人就会爱你。大家都疯了，但也没有疯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你实际上也不会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会挺过去，抱着这种想法，你就开始行动了——这种想法是你那位头脑糊涂的母亲灌输给你的，而这位母亲也真笨得可以！

维克托对她说：“你看到了吗？这些大董事长什么都能办到！”

“看，快六点了吧？我要迟两小时回埃文斯顿了。”

“他们把我送到后，就可开车送你回家。我会吩咐他们送你的。请你帮我把小提琴带回家去。”

“行，我给你带去。”明天，她还得把乐器送到贝因富希公司去呢！

在梅格斯机场上他那个样子，她实在说不上喜欢。要在别的时候，在这儿着陆她也许会感到兴奋。蓝色的地面照明灯是那么明亮，旋转着的红灯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既活跃，又清晰。但维克托走下飞机时，动作缓慢，她看了不觉感到心酸。有人上来与他握了握手，他就是金斯莱克。他把他俩让进了一辆大轿车。他们途经水族馆和博物馆，威风凛凛地向前行进，犹如出丧的车队；他们穿过伦道夫街，向北驶过密歇根大道，在333号大楼前停下。维克托一路上保持沉默；但在走出车子之前，捏了捏她的手。

“明天？”他问。

“是的，明天。祝你顺利！别让那些家伙占你的便宜。”

“别担心。我现在情绪极好。”维克托说。

是的，他现在情绪确实不错。他还把她送回了芝加哥。

卡特里娜坐在豪华的大轿车里，舒适温暖；车子向北驰去。她在想：这时候，维克托正在富丽堂皇的电梯里，迅速向上升，向上升；她不禁感到一阵揪心的痛楚——感到可怜他；可他自己却不感到可怜。他确实也不感到自己可怜。时间紧迫，又有那么多问题要思考。这些没完没了的脑力劳动，使他永远永远不得空闲。如果他知道她在为他感到揪心的痛楚，他是绝不会高兴的。

但是，对他这样地位高的人发怒，并用这样庸俗的陈词滥调去打扰他，这样做合适吗？但，维克托有一个好的地方，那就是对轻微的过错看得很轻，尤其是女人犯的过错，他更能原谅。尽管如此，他还是应该满足她的要求，讲出她所要听的话。他根本不必担心日后她会利用他讲过的话来责难他。

公路外侧的车道紧贴湖边；在黑沉沉的天空下，湖水猛烈地冲击着木桩和沙滩，惊涛裂岸，激起阵阵白浪——他们刚刚还坐在塞斯娜号上，穿过阴云密布的天空，从广阔无垠的湖面上掠过。

在霍华德大街上，白色的陵墓和凯尔特人十字架面对着湖面。这块美丽的土地竟然成了墓地，真是大煞风景。她很不喜欢在这一段路行车，就对司机说：“警察最喜欢埋伏在这儿抓超速行驶的车子了。”司机无意回答她的话。“请你送我到奥灵顿。”她说。

她从车库里把自己的车子开出来向家里驶去；家门前的车道积满了雪，她只得把车停在远离路边的原先留下的车辙里。

家里一片漆黑，空无一人。起初，她担心艾尔弗雷德回来把孩子抢走了。她走进暖和的门厅，推开那扇漂亮而沉重的白色大门，感到有个有生命的东西抵住了门：原来是苏基——这条可怜的老狗倒还能听到卡特里娜用钥匙开门的簌簌声。

开亮灯后，她发现，苏里和珀尔放学后曾在起居室里剪过劳作纸。也许是伊索尔让她们剪的吧。她们老是喜欢让别人要她们做这做那，可她们到哪儿去了呢？卡特里娜到厨房里看看有没有留下条子。可墙上贴条子的地方什么也没有。餐室的桌上也什么都没有。她打电话给艾尔弗雷德。他人在，但却不愿接电话。她打电话给多萝西娅，打了第二个号码时，电话里传来的是多蒂的录音，卡特里娜一听就感到厌恶——多蒂是在故意作弄人：“铃声一停，请留下大名和口信，谢谢！”那只铃和床一样，也是中国货。卡特里娜说：“多蒂，我孩子究竟上哪儿去了？”接着马上挂了电话，并给克里格斯坦中尉打电话。没有人接电话，她想了一下，是不是该给她的律师打电话。这位律师特别不喜欢他在家里的时候别人去打扰他。现在还不必考虑给他打电话。主要的是，她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可以告诉他；她只是担心孩子的父亲趁她不在家的时候把孩子们拐走了……那她到哪儿去了呢？乘飞机去和情人约会了。

苏基跟着她走进厨房，身子紧贴着她，希望她能带它出去遛遛。卡特里娜若有所失，不禁温柔地抚摩起苏基那黑色的颈项。狗的毛发很厚，可摸上去很容易脱毛。卡特里娜想，我先带它出去走走，同时好考虑考虑该怎么办。因此，她就把系狗的皮带夹在狗的项圈上。邻居家门前的积雪都已铲除干净了，只有戈利格家门前的路上仍然积着雪。狗马上活跃起来。显然，这整整一天没有人想到这条狗。卡特里娜扭动着丰满的屁股，慢慢地走到墙角边，她把帽子向后一推，露出了额头——她太累了，竟然不感到冷。一天的劳累使她的脸都感到隐隐作痛。会不会伊索尔把孩子带回自己家里去了呢？或者带到教堂里去看玩纸牌赌博了呢？但这种可能性是太小太小了。

转过墙角，她发现正好有辆小轿车在她家门口停下来。由于车灯直照着她，看不清那是谁的车。她仍穿着那双鸵鸟皮靴子，快步迎着车子走去，一边叫着：“快，苏基，快走。”

有人正把两个孩子一一抱过积雪的车道，放到门口的人行道上。从那人戴着的浅顶软呢帽和穿着的宽大碍事的风雪大衣以及他的动作上，她就认出是克里格斯坦。

“你到哪儿去了？从哪儿回来？怎么不留个条子？”

“我带孩子们吃晚饭去了。”

“苏里，珀尔，今天过得怎么样？”卡特里娜问。

两个孩子什么也没有说，但克里格斯坦回答说：“我们在汉堡王快餐店吃了晚饭，妙极了。他们的炸牛排与其他快餐店不一样。他们把肉放在烤架上炙烤。后来我们又去了巴士金·罗宾冰淇淋店(73)买巧克力果汁奶油冻。质量挺不错。”

“你到家里来把她们带出去的吗？”

“不，我从你那个黑人女用人伊索尔手里接走的。你给她打过电话，是吗？”

“那当然啰！”

“我抽时间来看孩子们，她没有告诉你吗？”

“她要我知道，她五点离开我家。”

“这是她在作弄你，”克利格斯坦说，“我要她告诉你，我会来的。”

“噢，真得谢谢你了，萨姆。”

走进门厅，他帮她脱大衣；他总算把大衣从她疲惫不堪的身子上脱了下来。

这时，卡特里娜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联想。为什么维克托一定得把“我爱你”这句话说出来呢？他去布法罗，是为了她。难道他到那儿去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罗斯福应斯大林的邀请，去雅尔塔，去德黑兰，从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如果说维克托就像罗斯福，那么，一个声称爱他的女人，为什么要迫使他疲于奔波呢？

“这小提琴是谁的？”克利格斯坦问，“以前我没有看到你家里有小提琴。”

他脱下自己的风雪大衣和因放着手枪而鼓鼓囊囊的上装，然后用手搓着晒黑的脸和冻红的眼睛。

她在塞斯娜号上对维克托说：“你好像根本无所谓。”这话她是说对了，尽管维克托竭力否认这一点，当然，除了否认，他还有什么办法呢？她的猜测是，他向往死亡；死了一切也都清楚了。有些思想与死亡紧密相连，只有死亡才能使这些思想在头脑里清晰地浮现出来。他也许感到自己活得太长了，尽管他爱她，但他无法使这种爱情维持太久了。

“你有没有给精神病医生打过电话？”她问。

“不只打电话呢，特里娜。接电话的秘书说不去也得付钱。所以我亲自去找那医生谈了一下。”

“我也得付钱？艾尔弗雷德应该付钱。医生和你谈了吗？”

“相信我吧！沉默寡言，耽误工作，想爬上警察中尉的职位，那可能吗？我给他的印象是，你是个坚忍不拔的人。他和我有着共同的语言。我正在攻读犯罪学博士学位，因此，我们之间互相很容易了解。我对他说，你不能来，是因为你得了妇科急病。你得去看妇科医生。我是她家里的朋友，代她来向他说明情况。我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坏母亲。我当警察的经验告诉我：有吸毒的母亲、色情狂的母亲、武装妓女、酗酒的母亲等等。从我的谈话中他可以知道，你是一个坚定的人。”

“我得到厨房里去了。孩子们该吃点心了。”

他们摆好了碗和调羹。她用勺子去舀巧克力果子冻。两个孩子也没有问“妈妈，你到哪儿去了”，她们没有要她说明她去了哪儿。她俩把前额的头发都剪成刘海式：两张小脸都毫无表情，但她俩的眼睛确实也有点古怪，好像科幻小说中描写的那种眼睛，炯炯发光，从远处看去也感到不寒而栗。也许，兰格尔曾看到过这样的眼睛。从外星球来的间谍，从空间掉到地球上的种子成长成人，那些小个子的入侵者脑壳里藏的是铱。维克托说得不错，你知道，那些《星球大战》一类的电影对大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大家甚至怀疑自己的同胞。啊，行了，我现在也有办法把大象的故事写下去了。

她走出厨房对克里格斯坦表示感谢，同时想催他早点走，可他却想留下来，再多听听她的感激话。“这种时候你能帮助我，真太好了，”她说，“伊索尔把我吓了一跳，我真怕艾尔弗雷德会来把孩子抢走。”

“我愿为你尽力效劳，卡特里娜，”克里格斯坦回答说，“近来你是给维克托迷住了。顺便问一下，他怎么样？我对你的忠诚不企望任何报偿。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是啊，现在，卡特里娜也只得承认，多蒂的目标是找准了。克里格斯坦表现出一位情场得意者的姿态，谦卑恭顺，却又坚忍不拔。也许，这是因为他是个警察，能够打枪。尽管证据不足，我们姑且假定他是个好人吧，假定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吧。他就要获得犯罪学博士学位。他会做警察局长，联邦调查局局长，会使小埃德加·胡佛(74)相形见绌。因为艾尔弗雷德把所有的艺术品都搬走了，房子里显得空荡荡的，但与克里格斯坦这样的人在一起，她才更深切地感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空荡荡。

“现在，你要是能体谅我的话，萨姆，最好立即回家，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我想锁上门洗个澡。我一定得洗个澡。然后，安排孩子睡觉，自己再吃颗安眠药。”

“真对不起，”克里格斯坦说，“你情绪不好，我也不该再说什么知心话了……”

她站起来，把风雪大衣递给了他。“再给我说什么知心话，我可要彻底垮下来了。”她双手捂住耳朵说，“你这样看着我，我可真要受不住了！”

郭建中译

(1) 梅洛庞蒂（1908—1961）：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知觉现象学》《辩证法的探索》等。

(2) 汉娜·阿伦特（1906—1970）：美籍德国作家，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类状况》。

(3) 即多萝西娅。

(4) 皮埃尔·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和散文家。

(5) 罗伯特·马瑟韦尔（1915—1991）：美国画家和作家，抽象表现派的代表人物。

(6) 罗伯特·劳申伯格（1925—2008）：美国画家，以所谓“组合画”著称。其画的主题都取自美国民间传说，其手法是运用拼贴、墨水画、铅笔画和照片等组合成画。

(7) 阿什伯里：不详。

(8) 海伦·弗兰肯特勒（1928—2011）：美国艺术家。

(9) 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1644—1737）：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制作家。

(10) 亨利·穆尔（1898—1986）：美国雕塑家，主要从事石雕。他能充分运用石头的形状、大小和质地，雕出惊人之作；其作品结构简单，犹如原材料本来就是件艺术品而他只是略作加工而已。

(11) 安德烈·勃勒东（1896—1966）：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倡导人和领袖。194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

(12) 芝加哥国际机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

(13) 维范蒂：意大利时装设计师。

(14) 原为一部描写朝鲜战争时期美国一个陆军流动外科医院的活动情况的小说，后改拍成电影和电视系列片，以越战为背景。

(15) 爱德华·利尔（1812—1888）：英国幽默家和画家，著有《无聊之收》和《无聊之歌》。

(16) 帕布洛·卡萨尔斯（1876—1973）：西班牙大提琴家和作曲家。

(17)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著有《数学原理》《哲学提纲》和《哲学与政治》等。

(18)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军人，国家元首（1939—1975）。

(19) 瓜达尔卡纳尔岛：太平洋西南部所罗门群岛最大岛，太平洋战争中，日美两军在该岛曾进行激战。

(20) 原文系法文。

(21) 约翰·凯奇（1912—1992）：美国作曲家、作家和艺术家。

(22) 布基·富勒（1895—1983）：美国几何学家、教育家和建筑设计家。

(23) 德·库宁（1904—1997）：英籍荷兰艺术家。

(24) 杰姬·奥纳西斯（1929—1994）：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妻子，曾任白宫历史性重建工程的艺术指导，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被刺杀后，于1968年改嫁于阿里斯托尔·奥纳西斯。

(25) 弗朗西丝·德拉伦塔（1921—1983）：著名设计师奥斯卡·德拉伦塔的妻子。

(26) 纪尧姆·阿波里耐（1880—1918）：法国抒情诗人，超现实主义运动在诗歌创作中的先驱者，其诗作对当代诗歌产生重大影响。

(27) 爱德华·埃斯特林·卡明斯（1894—1962）：美国诗人，他力图寻找新的表现形式的尝试，对当代诗歌产生重要的影响。

(28) 保尔·昂布鲁瓦兹·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他的创作深受马拉尔曼的影响，他的评论全面地总结了关于艺术本质的法国传统观点。

(29) 凯瑟琳（1485—1536）：英国亨利三世的第一个妻子，玛丽一世的母亲。由于教皇反对亨利三世与凯瑟琳（1533年离婚），致使英国政教分离。

(30) 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1928年入德国籍，1939年又入法国籍。他的作品对抽象表现派有重大的影响。

(31) 华道尔夫饭店：纽约最豪华的一家旅馆。

(32) 即硼硅酸玻璃杯，原是一种耐热玻璃的商标名。

(33) 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

(34) 汉斯·霍夫曼（1880—1966）：美籍德国画家。

(35) 塔蒂夫：法国17世纪喜剧作家莫里哀所作同名喜剧的主人公，伪君子。

(36) 保罗·克利（1879—1940）：瑞士画家。他分析了作画的因素过程，提出构图的辩证论，显示线条、色彩、形式对感官的作用。

(37) 格瓦尔尼里斯是17至18世纪著名的制造小提琴的家族，格瓦尔尼里斯小提琴即指该家族的人制造的小提琴。

(38) 《巴克·罗杰斯》：科学幻想电视连续剧中的主人公，1929年第一次出现于连环漫画中，故事为他一觉醒来已进入25世纪以后的情况。

(39) 《闪电戈登》：美国1939年以来流行的科幻连环图画和电影中的主人公。

(40) 格伯乌：1922至1935年间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

(41) 伍尔沃思百货公司：美国一家著名大百货公司，由原来的一角商店起家，售中低档商品。

(42) 阿希尔·高尔基（1905—1948）：美国画家，生于亚美尼亚，抽象派表现主义的创始人。

(43) 联邦广场：在纽约市曼哈顿南部，左派活动的集中地。

(44) 帕克·泰勒：不详。

(45) 帕维尔·彻里丘，即伊迪丝·西特韦尔（1887—1964）：英国女诗人。

(46) 韦斯巴芗（9—79）：罗马皇帝（69—79）。

(47) 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美国画家，美国抽象表现派领袖，20世纪50至60年代流行的光效应艺术运动的创始人。

(48) 加西：巴黎和纽约的一家著名意大利皮革店，以制造精美华贵的女用皮包、皮鞋著称。

(49) 《卡曾贾马的孩子》：美国画家鲁道夫·德克斯于1897年创作的滑稽连环漫画，后由哈罗德·尼尔从1912年起继续绘制，其中人物是金发的汉斯和黑发的弗里茨两兄弟。

(50) 普卢塔克（约46—约120）：希腊散文家和传记作家。

(51) 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中出现的颓废派青年的称呼。他们对社会怀有某种不满，便以奇装异服、蓄长发、吸毒等来发泄。

(52) 系一家著名的体育、狩猎、旅行用品商店。

(53) 指纽约市曼哈顿区沿东河南端一带，是纽约市的外来贫苦移民集中的地区。

(54) 雅各，基督教《圣经》中的人名；雅各有好几个，其中一个是犹太人的祖先之一，即以色列。此处即指梦见天梯的以色列。

(55) 比德米亚：德国作家卢德韦格·埃奇罗特幽默诗中的一个人物名，现指艺术中的庸俗气息与中产阶级过分的依从俗例的行为。

(56) 原文为法语。

(57) 原文为法语。

(58) 一种借用英国玛丽女王（1516—1558）的绰号的混合酒，成分主要是伏特加掺西红柿汁，再兑上一些柠檬汁。

(59) 罗伯特·李·弗罗斯特（1874—1963）：美国诗人，专门写关于新英格兰的农村生活情景。

(60)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德国社会主义者。她曾参加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

(61) 莱昂·布吕姆（1872—1950）：法国政治家、作家，社会主义领袖和1940至1945年的人民阵线政府的缔造者。战后曾任法国看守政府总理（1946—1947）。

(62) 约翰·威尔克斯·布思（1829—1912）：基督教救世军的缔造者和第一任将军。

(63)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他的作品对长篇小说艺术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4) 押沙龙：基督教《圣经》中人物，大卫王之宠儿，后因背叛其父被杀。

(65) 原始艺术，或译质朴艺术、还原艺术、最简单派艺术等，是一种将图形和色彩等化为最简单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既不加修饰又没有什么情节的一种抽象派艺术形式。

(66) 奥诺雷·杜米埃（1808—1879）：法国画家、雕塑家、漫画家，他用现实主义手法讽刺了法国资产阶级社会。

(67) 绍姆堡：芝加哥郊区一小镇。

(68) 意第绪语。

(69) 美国一种私人小型医院，专门接收失去独立生活能力而需要护理的老年病人。

(70) 马尔克·安东尼（前82/81—前30）：罗马将领，恺撒在高卢的代理总督。

(71) 海格立斯：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比的英雄。

(72) 路易·费迪南·德图什·塞利纳（1894—1962）：法国作家，著有《茫茫黑夜漫游》（1932年），对社会极尽讽刺能事。

(73) 美国一家冰淇淋店名，分店遍设全国，品种有三十余种之多。

(74) 埃德加·胡佛（1874—1972）：曾任美联邦调查局局长（1924—1972）。

编后记

索尔·贝娄认为：时代在变化，对视觉、听觉、精神空间的争夺愈来愈激烈，当代读者已经在“印刷品的密林中迷了路”，实在不堪重负，审美情趣已转向欣赏简短和精练，无暇再读那些“胖墩墩”的作品；作家在创作中应该抓住本质，尽量写得简短，避免冗长；大部分书一旦删短，可以有很好的效果，即去掉赘词赘句，以质的提高来解决量的问题。他声称：“写得短是桩大好事——也许再好不过了。”贝娄的短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观念下写出的。

收入这本集子的三篇小说，均选自2001年结集出版的《贝娄小说集》，是作者短篇小说中的精品，它们也像贝娄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亨德森》《赫索格》《洪堡的礼物》等一样，充分反映了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

在短篇小说中，贝娄依然本着作家的责任与良知，对世界前途深怀关注，对人类命运充满忧虑，对社会现实作了严肃探索，对社会道德作了真诚评价，对人生作着执著追求，对人性作了深入开掘。正如他自己所说：“要求能有一种更加广泛、更加灵活、更加丰富、更加条理、更加全面的叙述，阐明人类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谁，活着为什么等等问题。”收入这本集子的大部分小说，如《堂表亲戚们》涉及犹太人的家庭情感、责任等主题，通过故事的叙述，探索了人世的美德和人生的意义。《泽特兰：人格见证》展示了当代社会中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阐明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异化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中所面临的重重困境。总之，在所有这些小说中，既有对人性的评说，也有对人性的颂扬，因为贝娄认为：“事实王国和价值标准王国并不是永远隔绝的。”“生活中可能存在着种种真实，也许有些真实毕竟还是我们在这个大千世界中的朋友。”

贝娄自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开始，不仅开创了描写自我意识和异化社会、反映自我和现实矛盾的主题，并在叙事艺术上创立了一种独特的“贝娄风格”，即一种将戏剧性自嘲和严肃思考相结合的风格。在表现手法上，贝娄善于博采众长，开拓创新，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又运用了现代主义的手法，擅长把内心活动和外在世界，把现实描绘和历史回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得以同时看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他置身的现实世界。贝娄作品的语言既庄重、严肃，又诙谐、风趣。不过，在他的后期作品特别是中短篇小说中，喜剧性有所减弱，有了更多冷峻、睿智的思考，着重通过对生活的感受、启示和领悟来引起读者的共鸣。

贝娄曾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1976年还以“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宋兆霖

The End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电子书出版机构

http://www.bookdna.cn

新浪微博：@BookDNA本唐在线出版

微信公众号：本唐在线出版

如您发现本书内容错讹，敬请发送邮件至 cb@bookdna.cn 指正。

成为作者，只需一步

To be an author, just one click.

BookDNA.cn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目　录

堂表亲戚们

泽特兰：人格见证

今天过得怎么样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