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改变之后

[美] 托尼·朱特 著

陶小路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言 真诚之心

第一部分 1989：我们的时代

第1章 每况愈下

第2章 欧洲幻梦

第3章 罪行与过失

第4章 “冷战”为何奏效

第5章 自由与弗里多尼亚国

第二部分 大屠杀和犹太人

第6章 此路不通

第7章 另求他途

第8章 游说团体非阴谋

第9章 在战后欧洲谈“邪恶问题”

第10章 “既成”虚构

第11章 以色列须放弃民族神话

第12章 没有陈词滥调的以色列

第13章 还要做什么？

第三部分 “9·11”事件和世界新秩序

第14章 论《鼠疫》

第15章 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第16章 我们生活的方式

第17章 海外的反美国主义

第18章 世界新秩序

第19章 联合国已穷途末路了吗？

第20章 我们学到了什么？

第四部分 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第21章 铁路的荣光

第22章 让火车回归！

第23章 创新的破坏

第24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

第25章 世代的平衡——与丹尼尔·朱特的对话

第五部分 我们终有一死

第26章 弗朗索瓦·孚雷（1927—1997）

第27章 阿莫斯·埃隆（1926—2009）

第28章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

注释

历年发表的托尼·朱特文章与评论列表

索引

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

——据传是凯恩斯所说

“其他人将创造历史……我能说的是，地球上有鼠疫，有鼠疫的受害者，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要与鼠疫为伍。”

——加缪，《鼠疫》

序言

真诚之心

珍妮弗·霍曼斯

能让我写出这篇序言的唯一办法是将托尼这个人与他的思想分开，否则，我会一直谈论他这个人（1993年这个我爱的男人成了我的丈夫，直到他2010年去世），没法去谈论他的思想。当你在阅读这些文章时，我希望你也能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思想上，因为这是些好的思想，也因为它们是托尼“真诚之心”的产物。“真诚之心”可能是托尼最喜欢的一个词，这也是他设定的最高标准。我想，他的意思是指在写作时不要去算计，也不要玩弄技巧（无论是在智力上还是其他方面上），给读者提供干净、清晰且诚实的叙述。

这是一本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书籍。这个时代在走下坡路：历史从1989年的革命带来的希望和可能的高点跌入“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与中东危机加深所带来的混乱、破坏和失败之中；另外，在托尼看来，一些事与愿违的政策让作为一个共和国的美国陷入衰落之中。随着事实的变化和事件的发展，托尼发现自己不幸地日益站在了潮流的相反方向，他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去改变承载观念之舟的方向，不管他能带来的改变有多微弱。他的努力伴随他的早逝戛然而止。

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本非常个人的书，因为“我们的时代”也是我与托尼在一起的时代：本书收入的早期文章的写作时间正是我们刚结婚的前几年，也是我们的儿子丹尼尔诞生的时间；再往后我们一起在维也纳、巴黎、纽约生活，之后我们的家庭又添了一名新成员，二儿子尼古拉斯出世。我们在1989年走到一起并非巧合，当时我是一名纽约大学的研究生，托尼在纽约大学任教。1991年夏天，我在中欧各国游览，回国以后我想知道更多有关中欧的事情，有人建议我找托尼做我独立研究的指导老师。

于是我便找到了他，我们的恋情开始于一本本有关欧洲的政治、战争、革命、公正、艺术的书籍和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的谈话。我们的约会与通常的约会不同：我们的第二次“课程约见”是在一家餐厅里的餐桌上进行的。托尼把书放在一边，点了酒，开始跟我说起他在共产主义时代的布拉格的经历，又说起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不久的一个深夜他走在被雪覆盖的安静的广场和街道上，对历史命运所发生的转折心生敬畏——那时我们已经对对方很有感觉了。我们一起看电影，看艺术展，吃中餐，他甚至还亲自下厨（不过他做得不好）。最后，他邀请我一起去欧洲，这是我们谈恋爱期间的关键事件，我们去了巴黎、维也纳、布达佩斯，我们在风暴中惊心动魄地开车经过了辛普朗山口（我开车，当时他有偏头痛）。在火车上，我看着他像一个在糖果店的孩子那样扑在列车时刻表上研究出发和到达目的地的时间：采尔马特、布里格、佛罗伦萨、威尼斯。

我们拥有了一场美妙且带有欧洲色彩的恋情，我们的这场恋情是托尼对欧洲的爱的一部分，正是他对欧洲的爱让他选择了这样的生活，选择了自己终生的工作。有时，我觉得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欧洲人。但是，他并不是欧洲人。当然，他会说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捷克语以及一些西班牙语，但他在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回到家里”的感觉。他更像一个中欧人，但也不完全是，中欧对他而言只是他专业研究的对象，以及他的祖辈曾经生活的地方（他的祖辈来自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等地），他并没有经历过中欧的历史。从习惯和教养上来说，他身上有非常英国人的特征（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他童年时说的伦敦方言和自信满满的牛津、剑桥口音之间切换），但他也不是真的英国人，因为他身上有犹太人的特征，太中欧。并不是说他在这些地方受到孤立（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曾有过被孤立的经历），主要是因为他对自己身上所有这些身份特质都很依恋，所以无论是哪种他都不能割舍。

因此，虽然我们从一开始就在纽约定居，我们在一起的很多时间不是在别处生活便是计划去别处生活。我们是打包能手，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写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家在欧洲：你需要知道的所有有关学校和房地产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我给托尼的最好的礼物是给他订了托马斯·库克欧洲时刻表（Thomas Cook European Timetable）。

2001年以后他才真正安定下来。这部分是由于他的身体出了问题：那年，他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癌症，医生给他动了大手术，还做了放疗以及其他会对体力造成很大消耗的治疗。部分是因为“9·11”恐怖袭击之后旅行变得越来越难，恐怖袭击事件本身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再加上他的病情，让他想待在家里陪陪我和孩子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在之后的时间里，他慢慢变得像一个美国人了，虽然这种倾向并不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时间正是他有非常重大的理由批评美国政治的时候。他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在考试之前的几周他会跟孩子们说“来考我”，他们会兴高采烈地一题题考他，也不管他之前在牛津大学教过几年的美国政治。2003年左右，我发现他的想法变了，他在写作时开始用“我们”而不再用“他们”，比如本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们生活的方式”。

本书所收入文章的写作时间与托尼在雷马克研究所工作的时间正好吻合，托尼于1995年建立了这个研究所，直到他去世前一直担任着研究所主任一职。托尼建立这个研究所的宗旨有两个：拉近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距离，拉近历史与当代政治之间的距离，而这也正是他写作的主题。与此同时，他在写《战后欧洲史》（Postwar，2005年出版），每一天，这个庞大的工程对他的体力、智力和纪律性都是一种挑战，特别是当时他刚刚从癌症中康复。我很清楚地记得他坚持去写收入本书的文章时的疲惫和决心，尽管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他正身陷《战后欧洲史》写作的“困难时期”。我担心他会对自己要求过高，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他之所以去写这些文章是因为他必须写。当他沉浸在《战后欧洲史》的写作中时，他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潜伏的危机，这些文章便是他观察的结果，他通过这些文章对我们（尤其是“我们”美国人）发出请求：在走向21世纪之时不要忘记回顾20世纪发生的历史。

——

因此，这是一本文集，但它也是一本让托尼不断探讨的问题的集合：欧洲和美国，以色列和中东，公正，公共领域，国家，国际关系，记忆与遗忘，历史（最重要的一个）。阅读书中的这些文章，我们又一次听到了他对我们的警告：我们正在目睹“经济时代”在崩溃之后进入到了“恐惧时代”（参见第23章：创新的破坏）和“新的不安全的时代”（参见第24章：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我们看到他对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感到担忧和沮丧。他对未来有许多预期，他的观察敏锐。我认为，在这些文章中，你会看到托尼既是一个头脑清晰，相信事实、事件、数据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追求过上一种良善生活，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而生活的理想主义者。

我将这些文章按时间顺序也按主题进行了排列、分组，因为时间顺序是他最为在意的事情之一。他毕竟是一个历史学家，文本碎片化（textual fragmentation）或者瓦解叙事（narrative disruption）这样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流行手法让他难以忍受，特别是在历史写作中。他对那种认为单一的真理并不存在（难道这不是很明显的么？）的观点没有兴趣，对将文本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解构也没有兴趣。他认为，我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去说过去不是什么样的，而是去说过去是什么样的——以现有的证据为基础，以正确、公正的视角去讲述一个有说服力的、表达清晰的历史。时间顺序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或者文学上的惯例，从历史上看，它甚至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再来说些有关“事实”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比托尼更认事实的人，孩子们一开始就了解他们父亲这一点。这本书的名字是今年19岁的丹尼尔取的，它来自凯恩斯的一句话（可能不是凯恩斯说的），这句话是托尼的最爱：“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我很早就通过一件家事了解了托尼的这个特点，这些家事总是能让人很好地看清一个男人。刚结婚时我们在新泽西普林斯顿买了房子（他的主意），但这间房子更多只存在于理论上而非现实中。理论上，托尼想住那里，但我们都住在纽约或者在欧洲旅行或者在去其他地方的路上。最后，我想把房子卖掉，一方面我们为了这座房子花了很多钱；另外，坦白说，生活在那里让我感到惶恐。之后我们就应该怎么处置房子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讨论，然后讨论变成了辩论，辩论就房子和家庭在情感、历史、地理上的意义以及为什么这座房子适合或者不适合我们等问题上展开，最后我们陷入沉默，两人都愤愤不平，局面陷入僵持。

与托尼争论是个真正的挑战，因为他很擅长运用辩证，可以把你提出的任何观点变成反对你的观点。最后，绝望中的我做了一个战略性举措，我列了一个表格，在表格里列举出了一个个事实：经济状况，通勤列车时刻表，票价，需要在宾州车站停留的总时间，工作。他仔细地研究了表格，然后当即同意把房子卖了。没有遗憾，没有悔恨，没有指责，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他已经开始做下一个计划了。他的这个特点让我很惊讶，也很钦佩。这使他具有一种清晰的思维，他不会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或者执着于他的语言（这是我后来发现的）。当事实改变之后，当别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更有说服力的观点，他就会改变主意，然后继续前进。

他有很强大的内在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不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特征，而是他通过巨大的付出换来的：他阅读、吸收、记忆了大量的事实，用他的话说，他知道许多“真实的事情”，在这方面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喜欢社交活动或者聚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很害羞，他宁愿待在家里看书。他说比较起“聒噪阶层”让人分神的“喋喋不休”，他能从书本上得到更多。他的记忆力几乎如机器一般，在确定自己的立场上他迅速且果断，他运用自己过人的知识储备和善于分析的头脑审视给定的问题。这不是说他绝对地相信自己，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有情绪激动的时候，在这些时候他的理性和良好的判断力会弃他而去，但这些时候大多发生在他的生活中，不会出现在他的写作里。在思想上他不是一个怀疑者；他的头脑可以让他很好地调用各种思想和论点，且不会产生混乱。

他是一个很好的写作者，因为他经常会像一名工匠一般打磨自己的文字，直到它们达到自己内心的标准。在写作上他有一套系统，本书里的所有文章都是按照同样的方法写就的，即使是在2008年到2010年的生病期间（当时他已经四肢瘫痪）写就的文章也不例外。首先，他会尽量阅读有关某个主题的所有资料，并在黄色信笺簿上做大量笔记。然后他开始写概述，他会用不同的颜色标出A，B，C，D，然后再细分：A1i，A1ii，A2iii等（又用掉更多的黄色信笺簿）。然后他会老僧入定般在餐桌上一坐好几个小时，将笔记上的每一行，每个事实、日期、观点或思想在概述中安排一个位置。接下来的是最困难也是最核心的一个环节，他会将所有的原始笔记按照他给其在概述中分配的位置的顺序重新誊抄一遍。等到他坐下来开始写文章的时候，他已经抄写了两遍，需要知道的大部分内容他也都记住了。然后，他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天写作8小时，直到全文完成。最后再对文章进行“润色”。

病倒之后，他的写作方法并没有变。需要有人充当他的助手帮他翻书页、收集材料、上网搜索、打字。他在四肢瘫痪后重新教会了自己在与别人合作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思考和写作这些最私人的活动，这要归功于他头脑所具有的非凡的灵活。他有一名助理，但他需要在脑中凭记忆完成大部分工作，写作、整理、编目，按照概述A，B，C，D的顺序在心里面重新抄写一遍笔记。他的工作通常在晚上完成，然后早上由我或者两个孩子或者护士或者他的助手打印出来。

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一种方法，这是他头脑的地图。逻辑，耐心，让注意力高度集中，精心地去构思论点，严谨地关注事实和细节，相信自己的信念——和大多数写作者不同，他的写作很少偏离他最初的想法。他遇到的困难在于内心，而那些又是他无法完全看到或知道的：不是“既成事实”，而是“内在事实”，这些事实就在那里，就像他头脑中的一个事物。这其中最明显的事实便是他作为犹太人的身份。

对于托尼来说，犹太人的身份是与生俱来的，这个事实很早就存在于他的头脑中。这是他所拥有的唯一明确的身份。他不信犹太教，他从来没有去过犹太教堂，他也从来没有在家里进行过宗教活动；他喜欢引用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所说的“没有犹太人色彩的犹太人”（托尼的父亲乔在他还是个孩子时给了他艾萨克·多伊彻的书）。如果他谈到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也都是在说往事：星期五晚上去伦敦东区讲意第绪语的爷爷奶奶家里吃晚餐；他的父亲（犹太人的特征非常明显）的世俗人文主义（“我不相信种族，我相信人类”）以及他母亲坚决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的态度，英国女王在电视机上出现时她会起立，她不想给她的孙子割包皮，她怕“艰难时代”再次降临；还有他的祖父以诺克，我们俗语里说的“流浪的犹太人”就是在说他这样的人，他的行李总是收拾好的，他让自己一辈子的大多数时间尽量花在路上。

再来说另一个有关帽子的事实。若干年前，我们去纽约上东区的一座犹太教堂参加一个好友的女儿的成人礼。我们本来就已经去晚了，在我们坐着往城郊方向行驶的出租车快到目的地时，托尼开始惊慌失措起来：他忘记戴帽子了。我问他：帽子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本来已经晚了，如果他回去拿的话会错过成人礼的一些环节。能不能不戴帽子？他表示不行，他不戴帽子不能去。他那种突然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莫名焦虑让我很惊讶。于是他回去取帽子。那是顶很精致的老式帽子，我不记得之前见过这顶帽子。他溜进了教堂去找我，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他是唯一一个戴帽子的人，其他的客人都打着黑色领带。他很愤然，有点生气，但更多是感到迷茫，很显然也感到格格不入。这是哪门子犹太人呢？

托尼曾经有过成年礼。（他父亲后来解释说：“我们尽了我们的义务。”）他在青年时期还是一名充满激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醒悟过来），他的希伯来语水平不错，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他在以色列担任翻译。在我们的孩子年幼时，我们都同意他们至少应该接受一些宗教教育。我是新教徒家庭出身，但我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们很快就放弃了把孩子送到主日学校的想法。我们找来一个犹太神学院的研究生（他叫伊泰），每周到我们在华盛顿广场的公寓教孩子们希伯来语、《圣经》历史和文化。不给孩子们举行成年礼是托尼的决定。这意思在我看来很明确：孩子们接受的显然是美国式教育，托尼想让他们在美国式教育的范围之内知道那顶帽子是怎么来的以及为什么会有帽子。在那之后，一切由他们自己决定。他们后来都坚持认为自己并不觉得自己像犹太人，随后谈话迅速转到了纳粹大屠杀。尼古拉斯不失时机地表示自己并不需要是犹太人才能理解大屠杀的悲惨。他们的矛盾心理让托尼感到惊讶，但他没有为此感到烦恼；他们毕竟没有他的过去。

说到大屠杀，一个很了解托尼的朋友曾经对我说托尼从来没有写过关于大屠杀的文章，他说托尼的研究中心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历史，然后就直接跳到战后的历史了。这没有错，但是，战争和杀戮在《战后欧洲史》这本书中居于中心位置，他的许多其他作品也是如此，即使战争和杀戮并非这些作品的主题。《战后欧洲史》的“跋”的标题是“来自死亡之屋”。

《战后欧洲史》出版后不久，我对托尼把这本书献给我表达了谢意，但是我也告诉他我知道他在内心深处也将这本书献给了“托妮（Toni）”。他听到后哭了，他不是一个轻易或者经常哭泣的人。这个与托尼同名的女孩是他父亲的表妹，她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她是这本书中的魂，长久以来有关她的记忆一直萦绕在托尼心中。是内疚吗？也许。可这并不是幸存者会感到的那种内疚，毕竟他1948年才出生，但是我慢慢相信，这种感觉成了他的脑海中的某种黑洞，沉重，就像邪恶或魔鬼，不可被理解，历史上的这一刻和他犹太人身份的这一面都在这个黑洞之中。这种感觉并不分明，很感性，但在我看来很清楚的是托妮的悲剧成了他生活的一份责任，从某种程度上托尼的“真诚之心”也与之联系在一起。

这就要谈到以色列了。托尼从2002年开始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希望能够找到务实的解决方案。我希望这些文章能让人知道他是怎样谈论这个敏感的话题以及为何要去碰它的。《另求他途》一文发表于2003年，文章发表后，媒体上许多人对托尼发出丑恶的威胁，并对他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悲的事实：公开讨论这个问题至少在美国是不可能的。托尼在这篇文章以及之后的文章中表达的意见读者读文章便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托尼的立场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另外，他为以色列的政治变得越发顽固和种族主义而感到深深忧虑。

托尼的那篇有关犹太定居点的文章于2009年6月发表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随后他的一个同事写信给他：还要做什么？他想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回答，但是当时他病了，且病情迅速恶化，随之而来的并发症让他疲于应对。尽管如此，他仍然很坚定地要就这个问题写文章，后来写了一篇充满活力、雄心勃勃的回应。他的助理不知疲倦地协助他写作，在托尼口述文章并对文本进行修订期间，他的助理经常连吃饭或者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他给这篇文章起的标题是：“还要做什么？”我们对文章进行了详细讨论。我觉得这篇文章达不到他平时的水平，我也这么跟他说了。托尼当时的身体情况让他很懊恼，因为无法将文章的论点打磨到能让他满意的水平，于是便将这篇文章搁在了一边。

现在再来读这篇文章，我发现我并不是完全清楚托尼将它搁置一旁的原因。他在文中表达的这些想法依然很有说服力，虽然有些地方有漏洞（也只在这些地方有漏洞）。他为何没有把文章完成呢？我现在来发表它是正确的做法吗？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但我把这篇文章收到本书里，因为我能在这些文章中看到一种真正的智识的勇气，也许正因为它还处于没有被完全加工的状态。托尼反对教条，反对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做法，反对顽固的立场；他不拒绝随着事件的发展重新谈论之前的问题（读者们可以注意到在这篇文章里他重又回到了两国解决方案[1]），最大程度地去发挥想象力，让历史、道德以及务实的态度（既成事实）对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产生影响。在这样一个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政治而言都无可奈何的处境下，他希望能给出自己诚实、明确的说明。

同年，阿莫斯·埃隆和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这两个给托尼带来最大智力支持的人去世了。托尼给他们两人都写了纪念文章，即使当时的他也正面对自己的死亡并对此做准备，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喜欢说凯恩斯的一句话：“我们终有一死。”托尼其实没有自己的英雄，但许多已经故去的人一直陪伴着他，其中有他认识的人，也有他只在书里认识的人。我对他们也都熟知了。凯恩斯是其中一位。另外还有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雷蒙·阿隆（Raymond Aron），A. J. P. 泰勒（A. J. P.Taylor），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他生前和托尼是朋友），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让·雷诺阿（Jean Renoir）和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斯兄弟和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马克斯兄弟的作品和奥逊·威尔斯出演的《第三人》是托尼经常重看的电影）。最让托尼亲近的人是加缪和奥威尔，他们也是他最崇敬的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加缪的照片。奥威尔则无处不在，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他站在这些人的肩膀上，怀着真诚之心，努力做得和他们一样好。

在托尼人生的最后一个月里，他转向了另一个紧迫的话题，他开始写一篇名为“来世”的文章。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我此生从来没有相信过上帝。”对于他这样一个启蒙运动之子（这是他真正的身份）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因为他的这种表述让这个问题稍稍有了回旋的余地。毕竟，事实可能在你死后发生改变。在此期间，他开始就遗产、纪念物以及我们可以留下来的东西展开论述，这些都是他能够知道的有关“来世”的内容。他能留下的当然是他的回忆和他的著作。他没有写完这篇文章，只留下笔记和一些零散的思想。他在笔记中这么写道：

你不能为了获得影响力或者获得某种回应去写作。因为如果你那样去写的话，这种回应会被扭曲，写作本身会被腐蚀。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就像往月亮发射火箭，你得接受一点，那就是等火箭到达月球时，它所到达的与你最初瞄准的并不是一个地方。你首先应该知道你为何要发射火箭，它能否安全降落就别太担心了……

你也不能预料得到未来你的读者的动机会是怎样的。因此，你能做的就是写你应该写的。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义务。

[1] 可参见本书第二部分“大屠杀和犹太人”。——编者注

第一部分

1989：我们的时代

第1章

每况愈下

当今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中存在着“霍布斯鲍姆一代”，这个群体极具辨识性。这些人中有男有女，大约在1959年到1975年之间进入历史学领域；虽说他们对历史所下的许多结论与霍布斯鲍姆不再一样，然而正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影响了他们近年以来的学术兴趣。霍布斯鲍姆于1959年出版了《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该书的内容极具震撼力，影响深远，当时年轻的城市青年通过此书了解到欧洲及其他地区农村的反抗运动。许多学者受这本书启发写出了许多著作，因为这些作品的影响，如今我们对有关乡村反抗运动的历史不再感到陌生。霍布斯鲍姆的《工人》（Labouring Men）,《工业与帝国》（Industry and Empire）以及与乔治·鲁德（George Rude）合著的《斯温大尉》（Captain Swing）改写了英国的经济史和劳工运动史；英国激进运动的历史书写传统几乎被遗忘，这几本著作让学术界重新关注起这一传统，学者们又重新开始研究工匠、工人的生存境况和经验。霍布斯鲍姆的工作令这一研究在方法上成熟起来，还让其获得了十分罕有的知识上的广度。

这些书的结论和阐释今天看起来似乎中规中矩，可那正是因为霍布斯鲍姆对这些主题做了专门的探讨，我们无法想象在他做这些工作之前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些主题的。在他之后的研究者对他的结论和阐释无论是做种种修改还是增添符合潮流的内容都不足以削弱原作持久的影响力。

然而霍布斯鲍姆对我们的历史认知带来的影响最持久的作品是他的“年代三部曲”。这三本书覆盖的时间从1789年始，至1914年终，也就是所谓“长19世纪”的时间范围；其中的第一卷《革命的年代：1789—1848》出版于1962年。我们很难说清楚这本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认知中不可磨灭的部分，在它之后的所有作品要不就是不自觉采用了它，要不就是要挑战它。霍布斯鲍姆在这本书中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剧变进行论述，西欧与北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此期间兴起并进而发挥巨大影响，这个年代的大变局正由此主导。他的这一阐释广为人们所接受，最终成为某种“常规”论述，受到持续不断的批评和修正。“年代三部曲”中的第二卷《资本的年代：1848—1875》于1975年出版，霍布斯鲍姆在书中所用到的材料来源极广，他在其中加入了自己对这段历史深入的理解，对19世纪中期做了一番透彻的审视。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他在其中将维多利亚中期（mid-Vitorian）世界各地的社会转型放到一起书写，形成统一而有力的历史叙事。《帝国的年代：1875—1914》于12年后问世，书中透着哀婉，似乎这位研究19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看到他所研究的历史在自己笔下终结心中充满遗憾。千变万化是这个时代留给人的主要印象，人们为财富和知识的迅速累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期许的时代，人们对更美好、更精彩的未来很是乐观。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中提醒我们，19世纪是“我的年代”；和马克思一样，他尽力去分析19世纪隐匿的发展路径，对于这个时代那许多惊人的成就，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钦羡与尊敬。

因而，当霍布斯鲍姆写出探讨20世纪（1914年到1991年，所谓“短20世纪”）的第四卷时，我感到颇为意外。[1]正如他在书的前言中所写：“我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一直回避对1914年以后历史的研究。”他对此给出的理由并不新鲜：我们跟这些历史事件时间隔得太近，没办法保证不带偏见（霍布斯鲍姆出生于1917年，他的人生几乎与他所写的历史重叠），供以解释这段历史的资料尚不够充分，故而现在来说明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意义为时尚早。

然而，很显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他一直回避1914年以后的历史，对此他也不会否认：这个他几乎一生信奉、追求的政治的、社会的理想与制度在20世纪行将结束时轰然倒塌。我们很难不去看到这个时代的黑暗、阴郁以及其中所充斥的过失与灾难。霍布斯鲍姆与和他同时代的其他身为英国共产党或者前共产党的杰出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爱德华·汤普生（Edward Thompson）］一样，只能将注意力放在以前的革命年代，英国共产党的路线决定了他们不能就近期发生的事件公开发表文章讨论。除此以外，对于霍布斯鲍姆这样一个终生是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严肃学者的人而言，他在解释20世纪的历史时面临许多无可逾越的障碍，这点他在《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中不经意间有所显露。

尽管如此，霍布斯鲍姆的这本书从许多方面来看仍然是部杰作。书中所持论点明确，从该书的三层结构中也可以看出来：第一部，“大灾难的年代”涵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三帝国覆灭；第二部，“黄金时代”记录的是自50年代开始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这一前所未见的非凡时代终止于70年代中期，于是便到了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分，“天崩地裂”，这部分主要记述过去20年间的历史[2]。每部分都有一个主题，围绕主题展开对该阶段历史细节的叙述。在霍布斯鲍姆笔下，自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这个世界在之后的40年间“从一个灾难跌跌撞撞走向下一个灾难”；这个时代充斥着凄惨与恐怖的景象，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在欧洲次大陆上无助地漂泊；此前经过几个世纪才得以艰难建立的战争规则被彻底抛弃。（“二战”中，550万苏联战俘约有330万人死亡，这样的死亡率以及很多其他统计数据在之前的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对于所谓“黄金时代”，霍布斯鲍姆认为它开启于“二战”结束，人类中的80%走出了“中世纪”；欧洲列强放弃了其在亚非大陆的殖民地，这些宗主国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动与紊乱不亚于那些前殖民地国家。战后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成功，经济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越来越多的人收获了发展的红利，但是在这样的成功中也埋着堕落与腐朽的种子。霍布斯鲍姆对他所掌握的史料进行精妙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这点很具有标志性。

快速扩张、创新的经验令我们有了新的期望与制度，而它们的出现令我们的世界变得难以辨认，前人的实践无法得到承继，不同世代、职业之间缺乏延续性与一致性。只举一例，随着知识与资源（包括武器）为广大民众所拥有，此类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不受管控的个人手中，资本主义这个让知识、资源能够为更多人所有的制度也可能随之遭到破坏。没有了共同的惯例、共有的文化与目标，我们的世界便“失去了方位，滑向动荡与危机”。

总之，霍布斯鲍姆笔下的20世纪历史是一个文明走向衰落的故事，这个世界全面实现了19世纪的物质和文化潜力，却背离了19世纪的承诺。在战争时期，某些国家恢复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化学武器（在伊拉克，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不受控制的市场力量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和“环境不公平”（environmental inequities）现象有上升的趋势，而人们那种共同利益、共同传承的感受却迅速萎缩了。在政治方面，“由于有组织的群众性政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和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或以意识形态和阶级两者为基础的政党）的衰落，那个把男男女女变成政治上活跃的公民的社会引擎不复存在”。在文化方面，所有的一切现在都是“后××”：

后工业化，后帝国时代，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古腾堡或者其他一些什么。这些前缀像葬礼一样，它们对死亡做了正式的承认，却没有对死后生命的本质达成共识，也不认为死后生命的本质具有某种确定性。

霍布斯鲍姆的叙述里有着一种末日迫近的悲观气氛。

但是，这并没有减损这本书的优点。《极端的年代》跟霍布斯鲍姆以前的作品一样，他用简洁、明快的文字来描述和分析，完全没有术语，亦没有傲慢和虚饰。他会用简单、醒目且时常巧妙的语句来表达一些重要的观点：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影响做了这样的评论，“从法国边界到日本海，所有旧政权都荡然无存”；他提醒我们希特勒对民主国家的评价很低，“让他认真对待的唯一的民主国家是英国，他认为当时的英国不是完全民主的国家，这点他说对了”。霍布斯鲍姆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60年代新左派相当低的评价：

许多年轻、有前途的左派引用毛泽东取得革命胜利的战略——动员农村百万人包围城市这个现状维护者的据点，然而就在那时候，数以百万计人却正在放弃他们的村庄，迁入城市。［1］

霍布斯鲍姆提到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这一点提醒我们，虽然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以欧洲为中心并对此很坦然，但他所涉及的范围很独特。［2］特别是他对拉丁美洲带有同情的第一手知识让他在叙述起大萧条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的这部分内容变得丰富起来；他将波兰团结工会与巴西工人党放在一起比较，二者都是在80年代发展起来的反对专制政权的全国性劳工组织，这种比较具有原创性并且可以激发人们去思考。可以肯定的是，他广泛阅读有关南半球的文献，对东半球涉猎甚少，这种侧重所产生的不幸结果下面将会讨论到；他显然对有关秘鲁的激进分子和那不勒斯的土匪的文献很熟悉（霍布斯鲍姆跟这些人也很熟悉），他在讨论社会和经济改革在落后社会中的作用中使用了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也可以毫不费劲地从1982年出版的《食物和食物生产大百科全书》（Food and Food Production Encyclopedia）中找到证据来说明他对消费主义的某个观点（题为“Formed, Fabricated and Restructured Meat Products”的一篇文章）。

这本书提醒我们，无论从所受训练还是从个人偏好来看，霍布斯鲍姆都是一位经济史学家，他善于分析。他在讨论大萧条或者战后经济繁荣的性质和后果时非常出色，他会尽力避免从军事或政治角度讨论问题。他对苏联经济的荒谬之处所做的说明明显优于他对苏联社会政治方面的研究。他认为苏联是“生产能源的殖民地加上一些先进的工业经济体（主要是苏联在其西方的卫星国）”，他将其社会主义经济称为“建立在铁和烟雾基础上的陈旧工业体系”。

与此相类似，他更安心于将法西斯主义看作世界经济危机的产物，而对政治方面的根源则只做非常简要的讨论。他对1989年东欧剧变的描述接近经济决定论，我并不是否认债务危机和经济管理不善是东欧剧变的重要因素，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些都是重要因素；但霍布斯鲍姆所讨论的因素显然是他熟悉的领域之中的内容，他也更喜欢停留在他熟悉的领域里。然而，他对西方国家在1974年的转折点之后发展的描述也因此变得更有说服力，他对国际经济的长期困境做出了明确和令人信服的分析。他对国民福利经济学的危机的描述也同样清晰：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为避免经济衰退所带来的政治成本，试图通过对日益萎缩的劳动人口征税来补贴他们政策的受害者，国民福利经济学的危机因之产生。

尽管《极端的年代》一书很强调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和宽泛的世俗模式（这是霍布斯鲍姆的写作特征），它也是霍布斯鲍姆最有个人色彩的一本书；这本书的情绪在相当正式的解释性视角和一种密切的、几乎是私人性的评论之间来回摇摆。他说自己通过“观察和倾听”来研究20世纪，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3］霍布斯鲍姆的祖父是奥地利人，他在书里写到他祖父从到期的保险单中取出的钱只够他在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馆里喝一杯咖啡。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货膨胀的情况；霍布斯鲍姆写到了60年代城市的衰败景象，这种景象令他在审美上感到厌恶，他将其与自己童年的回忆中维也纳的那些“自由资产阶级的伟大建筑”做对比。书中有些内容基于霍布斯鲍姆自己的回忆，他在书中提及1939年的自己并不认为殖民帝国的崩溃很快就会到来；他和其他一些来自英国及英国殖民地的人当时在一所为年轻共产党人设立的学校中学习，他们当时都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对于巴勒莫的社会变革、圣保罗的失业情况或者在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的风险的证据，他可以引用与西西里的强盗、巴西的工人运动组织者和中国共产党官员的谈话（在《名人录》中他将“旅行”列为自己的消遣不是没有缘故的）。作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他认识阿兰·图灵（Alan Turing）这位命运多舛的电脑发明者，而共产党的关系让他可以引用博洛尼亚市长（他是共产党）谈论有关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农业、工业经济有利条件的个人言论。［4］

霍布斯鲍姆在讲述自己20世纪的个人经历时坦率且诚实，很能博得读者的信任。［5］他曾经听过卡斯特罗几个小时漫无边际的讲话，他称自己是“专心致志、不加质询的群众”中的一员；他提醒我们，“左派的传统”不承认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人在法西斯主义掌权以后会支持法西斯主义；他写过一个生活在伦敦的英国共产党组织者，此人在发现考文垂的工人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时表现出了天真的震惊：“你知道那里的同志们有汽车吗？”

他有时会犯错，他也会说自己犯了错。他曾多次对一些职业记者能够看到他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者错过的事情表示钦佩。一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40年前预言，到21世纪时，共产主义会在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地方消失，共产主义在中国会被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霍布斯鲍姆承认当时这个预言让他震惊，但是今天这个预言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在书的最后，霍布斯鲍姆在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进行沉思时也承认：人类“给自己带来的问题自己并非总是可以解决”。

如果这本书的优点来自作者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个人品质，那么它的一些缺陷也是来自于此，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唯一一个缺陷正来源于此，因为其实只有这一个缺陷，尽管这个缺陷的表现形式多样。因为20世纪的主要事件和冲突发生在霍布斯鲍姆的有生之年（他最近在BBC提醒我们，他从青年时期便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所以他在这些事件和冲突逐一发生时看待它们的眼光与他在反观历史时看待它们的眼光并无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左与右，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进步和反动这一组组分类似乎牢牢树立在霍布斯鲍姆的观念中，自从30年代他第一次知道这些分类以后，它们在霍布斯鲍姆的观念中就没有过什么变化。

在我看来，霍布斯鲍姆错失了良机。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西班牙内战所塑造的联盟和忠诚仍然是“唯一显得纯粹和有吸引力的政治目标，即使现在回顾起来也依然如1936年一样”。但也就是因为这个，西班牙内战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30年代不同情况下的诸多争端导致了许多错误观念的产生，给根本上重新思考这些错误观念造成了障碍。

因此，霍布斯鲍姆不仅没有讨论斯大林利用西班牙内战以反法西斯战争为由在西班牙和国际上进行各种清算，他也没有考虑国际共产主义在20世纪头20年中经过在军事、经济和战略上的灾难之后，“团结一致反法西斯”的经历是怎样帮助国际共产主义建立新形象的。如果我们要了解20世纪，那么我们就要理解共产主义所经历的这种彻底的形象重塑（1943年后又小小地重复了一次）。然而，霍布斯鲍姆在这本书中对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模式的描述与当时人们的理解基本一样，甚至连他使用的语言和分类都和以前一样，所以他只使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自己很有限的语言，而没有分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现象。

霍布斯鲍姆因此非常明确地把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之后在俄国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视为“将落后国家转变为先进国家的方案”，很多“修正主义者”和抱有同情态度的左派批评家在解释列宁的革命为何会变成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时都曾用到霍布斯鲍姆的理路。霍布斯鲍姆对“第三世界”所发生的政变（革命的现代化拥护者夺取首都，强行夺取政权）做了非常精彩的描述，可他并没有考虑这些政变是不是最早、最伟大的“将落后国家转变为先进国家的方案”。两者的区别似乎很小，却至关重要。霍布斯鲍姆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不是单纯的“政变”，他自始至终都坚持认为是“群众”让这场革命获得了成功，如此共产主义革命的独特品质才得以保存。如今共产主义革命已经过去，霍布斯鲍姆所坚持的对20世纪的解释似乎越来越不充分。

与之相类似，霍布斯鲍姆在书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处理没有考虑到希特勒所发动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在欧洲发生的事实上的重大革命。这场战争改变了中欧和东欧，为战后“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扫除了障碍，而这些政权是建立在希特勒所带来的根本性改变之上的——特别是希特勒对中、东欧知识分子阶层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毁灭：首先是犹太人被屠杀，之后是战后德国人从获得解放的斯拉夫土地上被驱逐。因为他希望淡化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成分，故而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述方式十分陈旧，他忽略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即希特勒在中、东欧的所作所为日后恰为斯大林铺平了道路。在我看来，这似乎也是用当时看待世界的眼光看历史的结果，彼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都爆发了全面冲突，而斯大林则代表了“左派”胜利的“启蒙主义”的力量。

霍布斯鲍姆的这种研究方法所导致的最明显的结果是他在书中对东欧的处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不处理”；在这本将近600页长的书中，只有6页在写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土地上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Real Socialism”），而有关50年代臭名昭著的摆样子审判的内容则不到一个段落。霍布斯鲍姆对“冷战”起因的描述带有轻微的修正主义，他认为，美国先在法国和意大利将共产党排挤出政府（1947年5月），并且发出威胁如果1948年的意大利大选走向“错误”则将对之进行干预，“苏联才紧跟其后，将多党的‘人民民主国家’中的非共产党党派排除出去，并将这些国家重新界定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用他的话说，在那之前，“苏联控制下的附庸国和该地的共产主义运动明确不照搬苏联模式，它们实行的是多党议会民主制度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精确分配“冷战”的责任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苏联在东欧选择什么时间实施共产主义战略以及实施该战略的目的肯定是明确的。无论1945年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心中对于东欧地区所谓“友好”政权的定义是什么，它必然不是指“多党制的民主政权”。用政治学家肯尼斯·乔伊特（Kenneth Jowitt）的话说就是，1948年4月意大利大选前苏联就已经开始在“相邻的各国建立相同的政权”了。最明显的例子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3]1945年2月到达罗马尼亚，他来决定谁可以加入“联合”政府，谁不能加入；在保加利亚，农民党领袖尼古拉·佩特科夫（Nikola Petkov）于1947年6月被捕，在接受了可耻的摆样子审判后，于同年9月被处死。

至少到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情况都比较混乱。在匈牙利共产党的恐吓下，支持率很高的匈牙利小农党（Smallholder Party）代表被迫退出议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即使捷共有很强的民众支持，并且已经在1946年的选举中获得了38%的选票，到了1947年，他们的选举支持率也大幅下跌。捷共对此采取的措施有：运用其在警察和内政部的影响力诽谤和诋毁他们的对手（尤其是斯洛伐克民主党和捷克国家社会主义党），并在1948年2月（该年意大利大选的两个月前）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6］

波兰对“多党民主制”不抱幻想。1945年的战后内阁中的22名成员里有14人曾是共产党民族解放委员会（即“卢布林”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于1944年7月由苏联军队指派负责管理获得解放的波兰。波兰于1946年7月举行了公投，在此之前波兰政府发动了一场暴力镇压，非共产党的活动人士遭到了骚扰和恐吓，公投的结果被操纵，1947年1月大选的结果也一样被操纵：波兰农民党发言人无法使用电台，该党的支持者有数千人被抓；他们的候选人被取消资格，在议会和其他地方他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以此来抹黑其领导层。即便如此，为防止选举失败，波兰统一工人党还投了伪票。选举结果引发了国际抗议，但无济于事。1947年10月波兰农民党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law Mikolajczyk）害怕自己性命不保逃往国外。到1949年年初，这些手段让波兰和其他国家成为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非共产党党派仅能作为共产党的盟友或听话的附庸存在，他们的领袖或死或流亡或坐牢。认为美国干预与其有伙伴关系的西欧国家的内政直接导致了这个过程的开始是完全错误的。

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这样细致的历史学家竟会犯这样奇怪的错误，他可能会说这样的错误不会是个意外。他和马克思一样对这些小国家不是很感兴趣，这似乎才是困难所在。霍布斯鲍姆将1950年至1974年之间的二十多年称为“黄金时代”，这个说法对于比如来自布拉格的人而言会很有讽刺意味。关于华沙起义霍布斯鲍姆一反常态地这样写道：“过早发动城市起义会受到惩罚，1944年的华沙就遭到了惩罚，他们当时成功的机会虽然不小，但是这毕竟是孤注一掷之举。”霍布斯鲍姆需要漫不经心到一定程度才能写成这样。如果这是在说城市起义的一般情况，这种说法当然大致没错，但当时的情况是，苏联红军一直等到纳粹摧毁了波兰的抵抗之后才渡过维斯瓦河；往轻了说，霍布斯鲍姆对当时在波兰所发生事情的描述是对历史的不诚实。

但是，和另一位著名的左翼英国历史学家一样，霍布斯鲍姆似乎觉得这块“中间的土地”（指东欧）稍稍有些恼人。［7］否则我们怎么解释他下面这个观点：他认为要避免“如奥匈帝国和土耳其这种古老帝国解体的命运”，布尔什维克模式是唯一的选择，“布尔什维克革命至少让沙皇俄国多民族领土的绝大部分又得以完整保存了74年”。他在书中稍后部分称，因为苏联的解体，“自18世纪中叶以来，的里雅斯特[4]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首次出现了空白”，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知道，霍布斯鲍姆上面的话是认真的。

对于生活在这片“空白”中的人们来说，他们看到的20世纪历史与霍布斯鲍姆所看到的非常不同。但他们必然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另外还有宗教）这个主题在这本书中被忽视了。即使从一个纯粹的分析视角来看，这也似乎是个错误；无论怎么看待民族情感（霍布斯鲍姆在这本书中对民族感情很少给予同情，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是如此），以民族感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中所占据的地位来看，肯定不是将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以及其他民族都轻蔑地评价为“群体自我中心主义”就足够了。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民族自决可能是愚蠢的，可能是对其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一种“情绪性”反应；但是这样的表述可能会让我们丢失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东西。如果不能够充分理解各种信仰——无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信仰，这会给研究20世纪的历史学家造成严重的障碍，且这种障碍还是自己所造成的。［8］

有关信仰的问题让我们回到30年代，回到霍布斯鲍姆与他的材料的关系。虽然他没有受到与苏联有关的任何幻想误导，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承认它没有可取之处（比如他认为苏联维护了欧洲版图的稳定，或者将稳定强加于欧洲之上）。因此，他坚持认为，苏联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将计划经济的思路遗赠给了西方；因此也就是说，苏联在威胁资本主义的生存的同时又给了资本主义存在下去的方法，最终拯救了资本主义，这太讽刺了。30年代的年轻激进分子们对制订计划充满热情，并最终在战后的西欧建立起混合所有制经济，然而这一切并非来自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9］霍布斯鲍姆没有注意到的是，战后的规划者中很多人的想法并非来自莫斯科，而是来自罗马（法国则是来自维希政府）：经常是法西斯主义的规划而非共产党的规划对40年代的技术官僚更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对苏联的“五年计划”唱赞歌在知识分子中间很普遍——比如费边主义者，安德烈·纪德和其他人，还包括霍布斯鲍姆那一代的左翼学生。

最后，霍布斯鲍姆在书中对“大清洗”的叙述相当平淡。他在对苏联高速发展工业化的理由进行总结时用了战时经济来做比：

就像战时经济……人们在确立生产目标时能够且实际上常常必须不去考虑成本和成本效益，这里考验的是这些目标是否可以实现以及何时实现。与所有这种生死攸关的努力一样，实现目标和按时完成任务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下紧急命令全力开动生产。

对这段话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当时的苏联并没有战争，面临“生命”危险的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死亡”的是上百万人的性命。霍布斯鲍姆说“没有理由”去牺牲那么多人的生命，这是正确的，但我们渴望他对这场悲剧的描述能够更全面，更带有历史的敏感性，更富有人情味。我们来读下面对比鲜明的一段，这是霍布斯鲍姆针对19世纪某些人对于1834年《新济贫法》（The New Poor Law）乐观、好意的辩护所做的犀利评论：

我敢说，《济贫法》的改革者真诚地相信在济贫院中把夫妻分开会让贫民在道德上获得提升；对受害者而言，如果他们遭到故意虐待（用不人道和冷酷无情的手段贬低男男女女的精神，摧毁他们的尊严），结果会和《新济贫法》造成的后果一样糟糕，也许后者更糟糕。也许这是历史之必然，甚至是必要。但受害人遭受了痛苦——并非只有见多识广的人才会遭受痛苦。任何不明白这些的历史学家的作品都不值得一读。［10］

苏联声称它支持正义的事业，而且声称这是唯一值得奋斗的事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霍布斯鲍姆这代人中的很多人觉得苏联的罪行不严重。然而其他人可能会说，苏联所声称的只能让其罪行加重。［11］这让人对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结论产生怀疑，他说“20世纪没有一个好的结尾”。我们不禁要问：“你说的是对谁不好？”这本书的最后一节那种阴郁和几乎带有世界末日色彩的行文掩盖了一个事实，80年代对于许多人来说是解放的10年，而且不仅在东欧是如此。霍布斯鲍姆在多个场合说过，似乎没有人再能给出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的方案了，我们以后只能在全世界弥漫的迷雾中摸索前进；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过去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那些曾经引导人类的古老地图和航海图不再能够指示我们现在行驶的疆域”。这些都没错。但是，没有了这一类自信、宏大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好事，虽然这并非显而易见；总的来说，这些解决方案所带来的弊端远大于利处。

1968年，当时的我是霍布斯鲍姆课上的一名学生，我们心中对他充满敬佩，他说的话我们都会全神贯注地听。我记得霍布斯鲍姆当时在谈论学生激进主义的限度。因为他的观点和当时的情绪截然相反，所以他的结论我记得很清楚。他提醒我们，有时候，关键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去解释世界。但为了去解释世界，我们要对它的改变方式有一定的同情。他的这本新著对我们所继承的世界做了很有挑战性的叙述，许多地方很精彩，我们处处能读到他冷静和聪明的文字。如果这本书算不上他的最好作品，那么我们应当想到他设定的标准有多么苛刻。

但世界发生了一或两个重大变化：比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如，人们不再相信历史，不再相信国家具备改善社会的功能——对此霍布斯鲍姆并非总是感到满意。遗憾的是，这些变化对霍布斯鲍姆的写作带来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有些影响是负面的），对那些最需要阅读它并从中吸取教训的人来说，这本书对他们的作用可能会因此减少。霍布斯鲍姆对19世纪的无情质疑让他成为希望了解19世纪的人们不可不读的历史学家，可我在他对20世纪的叙述中没有看到这种质疑。霍布斯鲍姆在一篇著名的自辩中提醒我们：历史学家“要做的就是记住其他人希望忘记的事情”。这真是一个苛刻且困难的要求。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95年5月的《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本文是对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所写的书评。

[1] 参见：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1914-1991，New York:Pantheon，1995。（若无特别标明，本书页下注均为作者注。）

[2] 本文写于1995年。——译者注

[3] 安德烈·维辛斯基，苏联法学家、外交家。——译者注

[4] 的里雅斯特（Trieste），位于意大利东北部。——译者注

第2章

欧洲幻梦

I.

欧洲共同体成立距今已近40年，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把成员国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虽然建立欧共体不像其倡导者所宣称的那样功勋彪炳，然而此举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从原则上反对其成立目标的人不多，其成员国从中所获得的实际效益也很明显，比如不受限制的贸易。这也是大家都想加入欧共体的原因。目前，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正进行谈判，商讨实行单一货币，建立共同决策、集体行动的机制；与此同时，向欧洲前共产主义国家许诺它们未来的加入资格。

然而，欧共体兑现诺言——促进成员国关系紧密且同时以相同的条件对新成员开放——的可能性很渺茫。首先，1945—1989年之间独特的历史条件无可复制。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对西欧造成的混乱并不比其对东欧造成的混乱小。“二战”后的西欧秩序建立在法德同盟之上，而其根本内涵乃是这样一个对两国而言都可以接受的安排：德国获得发展经济的条件，法国保留政治主导权。战后初期，德国尚未获得它今日的经济实力，法国的优势是真实的。但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那之后，法国之所以能够继续在西欧事务中保持领导地位，完全是因为德国的现实处境——它不可以使用核武器，不可以在欧洲派军，其国际政治地位的由来也是因为三个战胜国在“二战”结束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表现出的宽宏大度。

这样一个奇特的插曲已经结束了。一个经济事实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从一个制于1990年的图表可以看到，法国的经济影响力只限于“欧洲九国”之内——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原来的六国，再加上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在这九国里，法国是一个产品、服务的进出口大国。然而德国的经济影响力不仅覆盖当前的“欧洲十五国”，还覆盖南欧、东欧的大部分区域。这一经济事实的意义不言自明。法国成了区域强国，其影响范围只局限在欧洲西部一隅。而德国则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之前再次成为整个欧洲的强国。

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造成的影响也给德国带来难题。对于法国而言，国力的衰落和不断下滑的国际地位会让法国人回忆起痛苦的过往；而对于德国人而言，让他们想起伤心往事的则是德国强盛的国力。德国政治家从阿登纳到赫尔穆特·科尔都刻意去淡化德国国力，表示德国会尊重法国的政治主动权，一再强调他们的愿望无非是在繁荣发展的欧洲有一个稳定的德国。如此一来，他们成为自己这套说辞的牺牲品：在1989年之后的欧洲，德国虽然变得非常强盛，却没有了目标。

这样的结果就是，今天的德国国家议程已经满得不行。除了在将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许多经济、政治问题，德国人还需要处理两德统一前的“新东方政策”所造成的矛盾现象：许多德国政客，尤其是左倾的，此前大多十分满足于现状，他们很乐于见到柏林墙晚点再倒。德国人还需要考虑由其国力带来的种种尴尬：德国能够并且显然在事实上已经在领导欧洲，那么德国应该将欧洲领向何处？德国又是在什么意义上的欧洲的天然领袖？是由法国建造的西欧，还是符合德国利益的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在这样的欧洲中，德国位居其中而非东部边缘）？

谈到一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德国让人回想起过往：许多人，其中可能大部分是德国人，自1949年便寻求不要将德国置于这样的位置。但是下面这样一种德国形象没有多少说服力：德国已经彻底摆脱令其苦恼的东欧记忆而与其战后的西方盟友紧紧抱团，似乎只要有它们在，德国民族就可以远离令其痛苦的往事。

欧洲的基本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自欧洲煤钢共同体于1950年宣布成立以来，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西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和近乎充分的就业。于是，人们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此前半个世纪困扰欧洲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已被彻底破除，这种信心在经合组织（OECD）所发布的一系列对未来经济形势所做的乐观预测中亦有反映。1974年的石油危机本应当终结这种幻想。在1950年的西欧，石油只占到其能源需求的8.5%，其主要需求仍由欧洲出产的价格低廉的煤矿所提供。到1970年，石油占到欧洲能源消耗的60%。石油价格翻两番之后，欧洲连续25年享有的廉价能源不再，制造业、交通、日常生活成本急剧上升。在联邦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动，国民生产总值在1974年下降了0.5%，1975年下降了1.6%；然后到1981年、1982年又再次分别下降0.2%和1%。1976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降低了3.7%，“二战”以后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在增长，没有降低过。自此，无论德国还是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没有再像之前那样高速增长过。

这对欧共体（后来的欧盟）本身造成了严重影响。欧共体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去很好地满足各个成员国的不同需要；不同国家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岁月有非常不同的经历和记忆，各自的需要也非常不同。令比利时人和英国人最感惶恐的是失业问题，法国人要竭力避免此前数十年的马尔萨斯式的经济停滞，德国人害怕货币不稳定、通货膨胀。1974年之后，由于欧洲停滞的经济，各国均出现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物价大幅上涨。回到过去的伤痛是谁都没有料想到的。当时不断扩张中的欧共体无力给未来的加入者（潜在受惠者）提供经济奇迹所带来的利好，它甚至无法确定是否能持续给现有的成员国提供利好。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让这个问题得到公开化，但是欧盟无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在1974年就可以找到。

失业问题在各国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法国在整个3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为3.3%，所以失业在当时的法国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但是在20年代的英国，失业率就已经达到7.5%，30年代更是达到11.5%，无论哪个政党的政客还是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都发誓这样的失业问题不会再出现。当时的比利时和德国的失业率近9%，在两国国内，人们也有类似的看法。正是因为如此，五六十年代能够维持接近充分就业这一项成了战后西欧经济的光辉功绩之一。60年代西欧的年平均失业率大约在1.6%，70年代涨到4.2%。到80年代晚期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当时的欧共体年平均失业率为9.2%；1993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1%。

我们可以从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中看到令人极度不安的模式。1993年六个欧盟国家（西班牙、爱尔兰、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里的登记失业人员中，年龄低于25岁的男女青年超过20%。这六个国家外加英国、荷兰以及前联邦德国，长期失业者人数在总失业者中占1/3以上。80年代的通货膨胀再分配效应令失业率的影响加剧，进一步扩大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经济回升不再有其在50年代后经济繁荣时期的效用，比如吸收剩余劳动力，提升穷人生活水平。现在谁还能记得60年代的那些幻想，当时的人们盲目乐观地认为生产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就只是如何分配生产成果了。

城市的快速增长和之后的经济停滞不仅给西欧带来新的经济不安全的威胁（40年代后期以来的欧洲人不知何为经济不安全），而且也造成自工业革命早年以来最严重的社会混乱与固定资产损失。荒凉的卫星城、朽败的郊区还有城市里令人绝望的贫民区在今天的西欧都可以见到。甚至如伦敦、巴黎、罗马这样的首都也不如30年前那般干净、安全、满怀希望。在这些首都和如里昂、吕贝克这样的省城中，贫困阶层的人数正不断增长。这一切之所以没有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引发更为剧烈的后果，完全是因为西欧国家在1945年之后所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

福利国家的危机便是欧盟此前的成就和许诺不能无限延续的第三个原因。西欧人口正在老龄化。自从60年代中期开始，总体趋势是每个家庭养育的新生儿减少，以至于一些国家的人口不增反降，最明显的国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1993年，西班牙每千人的出生率仅为1.1，创历史低点。欧洲人现在需要养活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而这个重担落在了人数不断减少的年轻人身上，这其中许多人还没有工作。设计这样一种慷慨的社会服务制度有其前提条件：这个经济体在持续蓬勃发展中，老弱病残人口相对较少，他们的社会需求可以由人数众多的年轻就业者来满足；而目前，这种制度处于巨大压力之下。

自60年代至今，北欧和西欧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已经增加了12%—17%（具体数字因国家而异）。此外，年龄低于65岁的人口也不能自动全部算入“有生产力”的部分：在联邦德国，自60年代以来的20年中，60岁到64岁之间的男性就业率由72%降低到44%；在荷兰，这一数据是从81%降低到58%。目前就业不足的老龄人口还仅仅是一个昂贵的负担，然而等到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2010年左右），这样一群庞大、沮丧、无聊、无生产力、身体欠佳的老龄人口可能会给社会造成重大危机。

大多数欧洲政治家很清楚地知道，维持这样一个战后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的成本总有一天会大到令人无力承担。难题在于先得罪谁：是先得罪数量不断减少的生产者，还是得罪数量不断增加的不自觉的受益者。两边都有选票。到目前为止，一方面是因为习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良好愿望，人们倾向于尽可能地保留更多的社会福利。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有关福利的争论中，另一个因素严重搅乱了民众在政治上的判断，这个因素本不至于大到可以造成这样的影响。这便是所谓的“移民问题”。

西欧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更多劳动力，良好的就业前景吸引大量来自前殖民地、地中海边缘地区的移民，到60年代，西欧在20世纪首次出现外来移民人数多于移出的人数。到1973年，在西欧的外国劳工人数达到一个高点，欧共体国家加上奥地利、瑞士、挪威和瑞典的外国劳工人数共计7500万；其中有500万人在法国和德国，占到两国各自劳动人口的10%左右。尽管之后各国政府出于经济和政治考虑开始限制移民人数，外来移民人数随之锐减，但在一些国家中移民群体依然十分壮大。1990年的数据显示，外国人在以下各国的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德国，6.1%；法国，6.4%；荷兰，4.3%；英国，3.3%。这些数字不包括已入籍移民或外国人在当地出生的孩子；尽管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这部分人仍然被算作外国人，不能享受完整的公民权利。

近年来，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女成了“本土人口”怨恨和恐惧的对象。极端分子及主流政客都对此种情绪大加煽动并加以利用。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的地步从法国就能看到。1989年5月，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戴高乐派支持者中有28%的人宣称“全面认同”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国民阵线制订的计划中关于移民的看法。1991年，这一人数增加到了50%。如果说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选民变得不那么有同情心了，那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已经转而支持勒庞：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勒庞获得了工人群体30%的选票，而法国社会党候选人莱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仅获得21%。

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法国主流选民中，有这样一群相对人数不多，绝对数字可观的人认可勒庞的移民政策，而且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光彩之处；而实际上，20年前的人们会觉得这样的政策接近法西斯主义［勒庞于1991年11月提出“解决移民问题的五十条措施”，其中有一条是撤销已经授予的国籍，在法国上一次采取这种追溯性的非正义行为的是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政府］。在奥地利，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的极右翼政党奥地利自由党在1995年的全国大选中获得22%的选票。德国也一样，德国政府对“外来劳工”和有移民意向者施以越发严苛的限制，并称这样做是“出于他们的利益”的考虑。

“移民政治”不会很快退场，因为跨大陆和洲际移民再次成为欧洲社会的一个特征，由于本地人对移民存在着恐惧和偏见，移民问题将会一直与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其在政治上可以一直被利用。对波兰、意大利或葡萄牙移民的偏见最终消失了，因为无论从宗教、语言还是肤色，这些国家移民的后代已融入当地人群而变得无法区分。而土耳其、非洲、印度或者安的列斯群岛的移民没有这种文化、外貌上的相似性，从而无法享受在他们之前到来的波兰、意大利、葡萄牙等地移民的“隐形优势”。欧洲其实并没有接纳真正的外来人口的传统，也做不到“多元文化主义”。在对西欧现已稀少资源的竞争中，外来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将成为“输家”。

在战后的欧洲，这些“输家”一直仰赖建立于各国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区域援助系统，这种系统既复杂又昂贵。这种系统也就是一种制度化的救济，它不会改变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只是会一直不断地矫正让财富与机会不断向富庶的欧洲西北角集中的畸形市场。南欧国家，欧洲边缘地带的国家（如爱尔兰、葡萄牙、希腊），贫困阶层再加上外来移民，他们组成了“弱势群体”；一方面，欧盟是他们获得援助的唯一来源（若没有来自布鲁塞尔的援助，西欧的许多地方，无论是萧条的矿区还是不赚钱的农村都会陷入更大的麻烦），而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嫉妒和怨恨。哪里有输家，哪里也就会有赢家。

要想知道赢家的“欧洲”是怎样运转的，你只需在萨尔布吕肯（德国），梅斯（法国）和卢森堡这块三角区域待几天。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无论是哪国的公民，都可以自在地在三地出入，好像没有了国境线一样。不论人群、工作、商品还是娱乐活动都可以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度之间自由流通，人们好像并未意识到在不远的过去这里曾为紧张和敌意所笼罩。法国、德国或者卢森堡三国的孩子们依然在自己的国家成长，也都按照各国的教学要求各自学习本国历史；但是他们所见到的跟课本上所学到的完全对应不起来。总的来说，这是好事。萨尔区与洛林实现了天然的联合，但这不是由德国统帅部或者法国占领军所促成的，它们的联合要归功于欧盟委员会优良的筹划。“美是美，可惜这不是欧洲。”（C’est magnifique, mais ce n’est pas l’Europ.）或者说句公道话，这的确是“欧洲”，只不过这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看到的“欧洲”。从地理上说，这一个“欧洲”的组成是怎样的呢？它的首都城市是哪些？它的公共机构又在哪里？欧盟委员会及其行政部门都在布鲁塞尔。议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在斯特拉斯堡和卢森堡。欧洲法院在海牙。关于进一步推动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决定在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做出，而有关统一边境和对外国人进行监管的协议则在卢森堡的申根签署。这六个城市相互离得很近，它们分布在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一线的两边，而这条线也是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核心和主要交通路线。人们说欧盟的心脏（还有人会说欧盟的灵魂）就在这里。这个“欧洲”的重要城市所在的位置几乎本能地回到了以前，但它亦是一种政治上的精心安排。这提醒我们，关于欧洲真实的东西未必是新的，而据称是新的东西未必是真实的。

现在要说到当今欧洲另一个奇怪的特点。对于欧盟里发展良好的赢家——一些地方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而言，他们会强调自己的繁荣跟欧洲身份的紧密联系。但这些地方都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地区。当代欧洲最成功的地方是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法国的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意大利的伦巴第大区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其中三个“超级区域”（本国的首都都不在这三个区域中）均围绕着瑞士，好像它们希望能跟各自国内（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其他穷地方脱开干系，不再受其约束，自己成立一个个小且富的阿尔卑斯共和国算了，反正离得近，相互关系也好。它们惊人的富庶程度和经济实力与其面积完全不相称。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加上大巴黎地区的产值占到整个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1993年加泰罗尼亚的产值占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的19%，出口量占西班牙出口总额的23%，西班牙全国的外国投资有1/4在加泰罗尼亚；它的人均收入比西班牙平均水平高出20%。

西欧的这些富庶区域直接或者通过欧盟各个机构的相互联系发现了巨大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必然让它们与各自所属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对意大利而言，北方人一直不满于和南方的“寄生虫”同属一国，这种不满情绪与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比利时的弗拉芒民族分裂主义曾在纳粹统治时期兴盛一时，因此在“二战”结束后一度噤声，最近几年以工业为主的瓦隆尼亚区经济出现滑坡，弗拉芒民族分裂主义又重新抬头；现在的弗拉芒族不但要求语言平等和行政独立，还要求拥有自己（非比利时）的身份以及国家。

无论是在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还是“天鹅绒分离”前的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各地的分裂主义者都宣称：“我们”这些北方人辛苦工作、纳税，受过良好教育，“我们”在语言以及（或者）文化上都有独特性，而他们则并非如此，这些生活在乡下的南方人（地中海一带）落后、慵懒、享受补贴。这些地区所认同的“欧洲”身份将它们跟讨厌的邻居区别开来，可是偏偏它们又和这些邻居同属一国，当务之急是去找权力中心的替换者，抛弃罗马或马德里，选择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这就很符合逻辑了。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对这些地区的吸引力便是国际化的现代发展，它们得以摆脱民族国家对其施加的过时且“人为的”限制。

这反过来可以解释“欧洲”对这片土地上年轻知识分子的特殊吸引力。苏联之前对许多西欧的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结合了哲学上的雄心与行政权力，当时看来十分有前景；而如今的“欧洲”也有同样的魅力。对于它的崇拜者而言，欧盟继承了18世纪的开明专制。现在的欧盟难道不是人们重新尝试去建立一个高效的、普适的行政能力，摒弃特殊主义，由理性、法治推动的理想制度吗？这也正是凯瑟琳大帝、弗雷德里克大帝、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这样一些实行改革的君主努力曾想在他们风雨飘摇的土地上建立的制度。如果这不是欧盟希望做到的，那又能是什么呢？无论在东欧、西欧，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认可的正是欧盟这个理想的合理性，他们认为欧盟可以将自己从陈规陋习和粗鄙落后中解救出来——很像18世纪的律师、商人和作家们越过反动的国会、议会，直接向正逐渐现代化的君主发出吁求。

但是人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如果这个“欧洲”只代表赢家，那么输家呢？那些“南方”的，贫穷的，在语言、教育或者文化上不占优势的人，那些底层群体或者被蔑视的人，那些没有生活在国境线消失的黄金三角的欧洲人，谁又为他们发声？这带来的危险便是，对于这些欧洲人而言，他们所能有的就只是“国家/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民族主义；这跟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分裂主义或者伦巴第的区域内自我发展不同，他们的民族主义是要保存19世纪的国家形态以阻止改变的发生。因为这种危险的存在，同时也因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欧洲各国关系无法再进一步拉近，这时再去坚持促进各国关系并非明智之举。我仅是在比较节制地去评估欧洲的前景，无意暗示国家机构天然比超国家的机构优越。但是我们应当正视民族与国家的现实，也应当注意到，如果忽略了它们，它们将会成为民族主义者争取选票的招牌。

II.

欧盟是否应该接受东欧国家的加入呢？在前民主德国，人们曾经乐观地相信经济的繁荣发展（其实简单说就是再造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以及随之而来的各自利好）会弥合分裂的国家，冲刷掉不快的回忆；可是这个希望破灭了，倒不是因为那些回忆的存在，而是因为民主德国没有出现联邦德国在50年代初曾有的经济转型。吸收东欧国家进入欧盟将会面临相同的困难。

仅从经济方面考虑，欧盟东扩会产生高昂的负担，人们不会喜欢这点。在1992年的欧盟预算里，只有德国、英国、法国和荷兰（按人均贡献值从大到小排列）是净贡献国。受惠国按人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卢森堡、爱尔兰、希腊、比利时、葡萄牙、丹麦、西班牙和意大利。诚然，后来加入欧盟的瑞典、芬兰和奥地利都是潜在的贡献国，但是它们的经济体量小，故而能贡献的份额也不会太多。然而，几乎所有欧盟未来的成员国（瑞士除外）都是受惠国。据贝塔斯曼基金会1994年的研究估计，仅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四个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欧盟每年直接支付的金额便达200亿德国马克。很显然，如果欧盟以对目前成员国开出的条件接纳这些未来成员国，它需要为此花费很大一笔钱，而这超出了它负担的能力。

我在前面已经论述过，欧盟现在连对自己目前的成员国都无法许诺过去那样的繁荣、安全会一直延续下去。“核心国”“快速通道”“可变几何”[1]政策或者“和平伙伴关系”都是欧盟的托词，用来延迟或者避免这个无法做出的选择：拒绝新成员加入，或者以对目前成员国开出的条件接纳新成员。从经济上看，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欧盟以什么可接受的条件接受东欧的新成员，都会是昂贵的慈善行为。但是，欧盟做出这样的牺牲（假设它可以负担得起）是不是也符合西欧利益呢？

我们先把文化的亲缘关系放到一边——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与中欧或者东欧分隔开来，西欧是否会觉得自己缺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西欧认为，防止其受到来自东欧和南欧在人口、经济上的威胁关乎其自身利益。如果谈到更常规的威胁，在欧洲所有在防务部门工作的人心里（虽然他们不会说出这样的假设），只有俄罗斯对欧洲其余国家在军事上仍构成不小威胁。很显然，西欧、中欧的主要国家一直以来都需要维持能将它们与俄罗斯隔开的缓冲国。但是这些国家究竟是在加入还是不加入欧盟的情况下能更好起到其地缘战略作用，则依然没有定论。

此外，西欧的争论目前集中在欧盟本身的运作上。事关欧洲集体的事项应当在全体通过的情况下决定（现在实行的方式）还是由多数决定？如果由多数来决定，又怎样解释多数？这样做出的决定又有多大的法律约束力？赫尔穆特·科尔、已去世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和他们的政治顾问倾向于引进多数表决的制度，要去满足这么多成员国的各种需求、要求时会有陷入僵局的风险，多数表决制可以消除这种风险。英国以及支持它的一些小成员国倾向于保留否决权（1963年1月戴高乐正是用这样的否决权将英国挡在欧共体门外！），它们希望用否决权来防止欧盟做出对其不利的决定，然后干脆防止欧盟做太多决定，无论是关于哪方面的。这样的矛盾目前变得突出也并非偶然。在“欧洲十五国”中，一旦遇到需要对某些艰难的选择做出决定，不要说一致同意，哪怕是取得一个强有力的多数支持也几乎不可能。

这在防御和外交政策问题上尤其明显，欧洲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一直不甚积极。对于欧洲来说，军事上实行韬光养晦已经不再可行，因为欧洲不能依赖美国，在欧洲需要美国援助时它不一定会参与欧洲事务。在召集成员国制定军事或者外交事务的共同政策或者采取统一行动方面，欧盟是彻底失败的。目前只有15个成员国的欧盟要做到这些尚且如此困难，等到更多国家加入以后其结果可想而知。欧盟及其开创者想学联合国——要么，符合共同利益则采取一致决定，各自保留异议；要么，对难以抉择或者意见分歧的议题就干脆不做决定。可是它却越来越像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意见相左的成员直接选择不参与。假如德国及其支持者组成的多数提出一个外交政策，而英国或者法国拒绝接受，这给欧盟在道义和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害会很严重；相比较而言，如果是某一个成员国迫使全体成员在某事情上不采取行动所造成的影响就算不了什么了（具体事例见：希腊反对马其顿共和国使用“马其顿”这一名词；又，意大利坚持要先解决它与斯洛文尼亚之间琐碎的法律纠纷，然后才可以考虑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的资格）。

那么，保证匈牙利或者斯洛伐克不受本国危机损害对于西欧稳定有怎样的好处？其实，这正是东欧国家要求加入欧盟最有说服力的论点——保护我们自己免受伤害，一旦这些国家转型失败，帮助我们收拾剧变导致的局面，这点对直接跟这些国家接壤的西欧国家尤其有说服力，对德国而言更是如此。但这需要慎重，所以欧盟才提出授予部分成员国资格及临时成员国资格等应对方案；西欧国家目前已经面临许多迫在眉睫的现实困难，更多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将在未来给它带来更多问题，虽然现在这些问题都是假想的。即使出于对东欧稳定的考虑，最终欧盟向它们敞开大门，那么欧盟的意义及其行事能力将会受到严重削弱。另外，“欧洲”能保护的范围最远也只能到当年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心（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这里好像成了“欧洲”萧条的郊区；更远的“拜占庭”欧洲（从拉脱维亚到保加利亚）则要靠自己了，因为那里太靠近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利益，西欧国家在这里吸收成员国、与这些国家保持紧密关系并非慎重之举。

与此同时，德国将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自从1990年以来，统一以后的德国一直在寻找合作伙伴一起实施开拓中欧的战略。如果联邦德国可以与欧盟其他“快速通道”成员国行动一致，那么看上去它的领先势头就不会太明显。因而，德国公司通过其在奥地利的子公司或者“掩护机构”在东欧进行投资会比联邦德国政府直接投资引起的争议少些。联邦德国在1989年以前的外交政策是三重平衡，对美国、俄罗斯、法国三个国家，既不偏向也不得罪任何一方；统一后的德国希望遵循德国实力的逻辑，也考虑其在中、东欧的历史地位，做到既不让西欧盟国惊恐，也不引起德国人对民族野心复兴的担忧。

正如一些德国的论者所指出的，尽管德国的用意是好的，可是德国必然会引发欧洲的不稳定，这是难题所在。阿登纳与他的同代人一起塑造的欧洲让联邦德国得以重塑其“后希特勒”时代的身份，而这样一个欧洲目前很难维系，战后的解决方案也基本终结。如今，在欧盟内部，德国与奥地利事实上的结盟并不是1938年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将二者相提并论过于夸张，更是误导。德国扩张主义重新抬头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更不用说军国主义了。但是这样一个在欧洲中部、有自己利益的强大德国会让邻国深感不安，这一点自1871年至今一直如此。

但是，与过去的欧洲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样一个由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不愿积极介入国际事务。是否会一直如此是另一个问题——纳粹留下的历史问题不可能一直是德国人良心上的负担，总有一天德国的政治家和选民可以不再抑制自己去做其他大国在做的事情：对外派兵，运用武力或者用武力相威胁来达成国家目标等等。但是，与此同时，在这样一个由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欧盟成员国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不作为，欧洲各国的集体行动被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只介入不会引起争议的国际事务，比如环境问题或者人道主义性质的事务。

南斯拉夫悲剧的教训首先是让人们看到欧洲软弱的主导权，欧洲一直极力避免介入，除了维持现状，在集体战略利益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这场在南斯拉夫开始于1991年的战争也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德国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德国人自己不高兴，别的人也不喜欢。在塞尔维亚的宣传中（先是针对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独立，后来又针对波斯尼亚外部势力“干涉”）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德国和奥地利谋求重建“德国天主教”的“大中欧”[2]，瓦解南斯拉夫是一个“日耳曼——哈布斯堡王朝”的阴谋。正是因为害怕被这样的宣传绑架，德国这个欧洲最强的国家一直没有很积极地介入战争，直到战争进行了4年以后才决定派出一支特遣队，执行的还是非军事的任务；即便如此，这一决定还是遭到了德国知识分子、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这也不是说法国或者英国做了多么堪称典范的事情。但是，法国和英国还是被迫做了一些事情，不管那些事情多么不充分乃至不可靠——人们越发清楚地看到，联合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非常小，令人十分尴尬，英美于1995年向萨拉热窝派出一支“快速行动部队”。[3]但正因为这是一支英美部队，其行动没有得到“欧洲”任何的支持，这确认了巴尔干半岛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人们的另一个教训：“欧洲”这个大厦的内部是空的，它自私地念念不忘财政稳健和商业优势。正如这里没有能够实施有效影响的国际社会，这里也没有可以施加影响的欧洲社会的存在；这里只有各种强大和不那么强大的国家，至少在短时间里，一个由德国领导下的欧洲不会在这里出现。

法国与英国会怎样使用由于派兵获得的有限的国际主动权？这取决于它们的政府从此次波斯尼亚派兵所受到的侮辱中吸取怎样的教训。但是，在英美遭遇苏伊士之辱后40年，它们将重新发现相对的外交自主权的好处和负担。美国不再为它们提供保护，“欧洲”也不是可靠的庇护所。1945年到1989年之间发生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像是久远的历史。随着“二战”离我们越来越远，建起一个与之前不一样的欧洲为何那么重要这个问题也越发没有那么迫切。这也是为何我们不仅要提醒自己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也要提醒自己欧洲共同体只是取得这些成果的手段，而非目的。

因为如果我们将欧盟视作一个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案，像高呼咒语一样高呼“欧洲”二字，在顽固的“民族主义”异教徒面前挥舞写着“欧洲”二字的旗帜，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样做不但不能解决欧洲的问题，“欧洲”这个神话反而会阻碍我们认清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它变成了用来掩饰不同地方难题的一种政治正确的说法，好像只要提及统一的欧洲的承诺，便可以不用去解决目前的问题与危机。当然，如同欧洲已经很强大、团结那样去谈论欧洲也有一定“自我实现”的好处。但是，一些事情和问题靠这样说是解决不了的。“欧洲”更多是地理上的概念，无法提供解决方案。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96年7月的《纽约书评》。

[1] “可变几何”（variable geometry）政策，指一种灵活政策，欧盟成员国可以对是否履行部分条约条款进行灵活谈判。——译者注

[2] “大中欧”（Mitteleuropa），德语，德国政治家弗里德里希·诺伊曼（Friedrich Neumann）在1915年呼吁建立由德国主导的“大中欧”。——译者注

[3] 然而，人们注意到，在波斯尼亚的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外国军队（尤其是法国和英国部队）。

第3章

罪行与过失

我们处于欧洲历史以及欧洲历史编纂学的分水岭。“二战”结束50年后的今天，有关这场战争的善与恶及其后果的许多假设都被动摇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已近10年，西方国家对列宁在20世纪历史地位的传统认识也有了重大修正。欧洲帝国的终结以及东欧的复兴让几乎所有有关这块旧大陆的通史著作彻底过时。我们需要新的视角去对欧洲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做一番全新的描述，这个时机现在已经成熟。

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这本新书初看似乎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本有关欧洲大陆历史的新作，他从欧洲的地质起源一直写到1992年，很有雄心壮志。[1]该书在英国很受欢迎，十分畅销，它因其时间跨度、写作形式及气魄而广受好评，一些历史学家、记者和编辑将这本书选为“年度图书”。要在不到1400页的篇幅覆盖3000年历史且做到全书通俗易懂自然是个了不起的成就。通过本书，我们能够看到戴维斯阅读面甚广，看到他对书中所谈论的主题情有独钟。戴维斯是一个研究波兰的历史学家，他承诺要更多关注东欧，他号称自己的书在同类书籍中独一无二，其原因正是他的书里有更多对东欧的关注。这本书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书中散布着300个“知识窗”（概要介绍），大约每页一个。在这种“知识窗”中，戴维斯会用轻快、独特、易懂的语言描述一个人、一个地方、一种思想或者一个事件；其中写“音乐”（“Musike”）和“圣哥达”（“St. Gotthard”）的文字很有娱乐性和知识性。书中也附有许多图表、家谱和地图等常规内容。

然而《欧洲史》没有能够实现作者的雄心壮志。它根本不是一本好的历史著作，希望理解欧洲历史的读者不要选择这本书作为自己的参考读物。这还不是因为这本书里存在的各种瑕疵。戴维斯那原本可爱的自吹自擂逐渐让人不能忍受，他在自我吹嘘上完全不知羞耻（他甚至鼓励别人将自己比作吉本）。他似乎对艺术或者观念史知之甚少（他对音乐史比较了解），对经济发展史更是所知无几。他在书中引言部分对几乎以前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大加嘲讽，还嘲弄以前的历史学家视角歪曲，可是他也没有可以指导自己的目标。书中还有些小地方惹人不快：他的章节以及“知识窗”的标题语言晦涩、指涉模糊，他不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而只为秀自己的博学；这些“知识窗”占到每页1/4的篇幅，其内容与所在部分文中的内容没有多少相关性，因而常常会影响叙述的流畅；书中几乎所有有关欧洲政治的地图都被毫无意义地转了90度，如此一来葡萄牙在上方，而华沙就总在图的正中心（这样的制图背后的意识形态昭然若揭）；另外书中的索引不足，注释编排混乱。

当然，绝大多数雄心勃勃的通史都有这些缺陷或者类似的缺陷，但戴维斯书中的失当之处要严重得多。它不符合一部负责任的历史纲要作品的要求；另外，最严重的问题是，它实在是一本令人生厌的书。

首先要说的是，戴维斯在书中有许多事实错误。我这么说的意思不是说他仅仅搞错了几个日期、人名，我想说的是他的书里随处可见各种令人难堪、震惊的谬误，他的老师若是看到了会直斥其为“小学生水平的错误”。在这本书里，戴维斯把英王亨利八世和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一次重要会议的时间弄错，两位国王中有一位在戴维斯写的时间甚至都还没有继位；英国都铎王朝的四位君主（共五位）在位时间都写错了，只有一位的在位时间是正确的；荷兰起义的爆发日期有好几个，戴维斯只写对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在他写300年后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时再次出现）；帕斯卡尔成了罗亚尔港（Port Royal）的“囚徒”。19世纪历史这部分也有很多错误，其中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的时间提前了4年，英国的托尔帕德尔受难者（the Tolpuddle martyrs）被挪到了别的地方，1894年法俄同盟则是连名字和日期都被戴维斯改了。

继续看占全书1/5的20世纪史的错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建立日期错了；可怜的西班牙人拉尔格·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明明是善意的社会主义者，却被写成了共产党党魁；在书中，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在国会得到了纳粹代表的支持，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Kurt von Schleicher）则成了国会成员，而他也并不是；德军占领维希区的时间在书里是1943年，而实际上是1942年；法国、比利时解放时以及之后受到惩罚的通敌者人数被夸大了，比实际人数多了几千人；戴维斯将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的姓氏错拼为Schuman，和他毫无关系的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成了他的兄弟［罗伯特·舒曼比莫里斯·舒曼大25岁，他的名字和“舒曼计划”（Schuman Plan）中的“舒曼”在索引中也被拼错］，戴维斯还在书中写二人在战后组建过一个重要的政党，而事实上戴维斯又张冠李戴了；《核不扩散条约》的签订日期被戴维斯从1968年提前到了1963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时间也被提前了三年；书里说大英帝国在非洲殖民的终结始于1951年尼日利亚的独立，而事实上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加纳，它独立于1957年，尼日利亚要到三年后才宣布独立；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的名言（我很爱德国，爱到一个嫌不够两个才好的程度）被安在了一个没有具名的法国部长头上；还有，柏林墙倒掉的时间迟了约一周。

上面列出来的谬误还只是我读第一遍时发现的，我都还没有列举书中对历史文本或者事件的误读。我毫不怀疑其他比较熟悉某段历史的读者读此书时也会有与我相似的疑虑；有一点我很肯定，那些对古典史学跟我一样不太熟的读者会惊奇地发现，“早熟”的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时间早了一个世纪。戴维斯甚至在书中第865页“故意犯错”，如果他没有那么多的“无意犯错”，这个“故意错误”看起来可能不会显得那么愚蠢。当所有这些错误累积在一起时，读者对于本书的信心就完全被摧毁了。

戴维斯另外一个问题是他把握不好分寸。他在书里反复重申自己对西方世界忽略东欧感到沮丧，这种感情本来很合理，但是因为他重复得太多而变得令人生厌。东欧历史上的落后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虚弱有着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原因，而这些基本都被他忽略了。戴维斯在书里用催人泪下的语言长篇大段地描述东欧所遭遇的不幸，但是却很少解释为何会有这些不幸（虽然他追究起过错来毫不含糊，常常是别的国家承担罪责）。光从索引部分就能看到戴维斯在写作此书时对东欧的倾向性和“补偿”：毕苏斯基（Pilsudski）在书中出现11次，多于查理大帝、俾斯麦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领导人出现的次数，连波兰民族主义煽动家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都出现了三次，但是梅特涅（Metternich）、弗洛伊德只出现了两次，曾三度出任总理的法国社会党人士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则是一次都没有出现。

戴维斯的语言中也有歪曲的地方，特别要说的是他对“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词的滥用。他将法国大革命描述为“法国人对法国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在这段历史时期，反革命的朱安党人（戴维斯对朱安党人的“道德操守”非常关心）“遭到革命党人毫不犹疑对其施加的种族灭绝手段”。一个半世纪以后，纳粹对波兰人的政策也被戴维斯定义为“种族灭绝”。这样的用词是很愚蠢的。在18世纪的法国，革命党屠杀的反革命者一般只有几十或者几百人，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屠杀里，革命党一共杀了2000人。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志们毕竟不是波尔布特[2]那一类人的原型，他们没有制订计划去杀掉一半法国人。与之相似，纳粹计划在波兰被占领区除掉了所有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而没有去搜捕、关押以及屠杀任何一个波兰人，这点戴维斯也认同。现代社会所发生的真正的种族灭绝（对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与过去几个世纪发生的针对一些群体和种族（阿尔比教派、胡格诺派、犹太人、爱尔兰人、波兰人和其他人）的屠杀并不相同，虽然都很凶残，但后者的规模要小许多，目的也完全不同；然而，戴维斯对“种族灭绝”一词使用得粗疏导致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本书中没有写清楚。他自己似乎也搞不清二者之间的区别，读者也会受他影响而无从区分。

然而，戴维斯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就不只是分不清类别了。他会非常不恰当地将一些事物放在一起对比，将另一些视作同等（他称之为“并置对比”），书中许多次这样的对比、对等与全体犹太人和“纳粹大屠杀”有关。事实上，戴维斯的《欧洲史》对犹太人十分关注，尽管这种关注方式很奇怪。比如，在一个标题名为“巴达维亚”（“Batavia”）的“知识窗”中，戴维斯没来由地在最后提醒读者，研究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的一流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是英国学者，他是荷兰犹太人的后代”。当一篇美国的书评问及此点，戴维斯非常恼怒地回复说他这样写和他提醒别人他自己是一位兰开夏郡人没有区别。这样的回答充其量也只能叫不诚实。

在写现代艺术的一段里，戴维斯称康定斯基为俄罗斯流亡者，称毕加索为加泰罗尼亚流亡者，却称夏加尔为“犹太流亡者”（从哪里流亡呢）。“尽管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都有宽恕的信条，但是让二者视彼此为同一个传统的同路人却非常困难。只有基督教徒中最像基督教徒的人才会考虑称犹太人为‘我们的长兄’。”但是几百页之后，当戴维斯写有关犹太解放运动（Jewish emancipation）一段时又这么写道：“现代社会人们在思虑反犹主义的根源时往往忽略了犹太人自己严格实施的与异族隔离的法律。”这是严重的误导：在犹太解放运动之后，即使有信仰的犹太人都放弃了在隔离的社群生活的要求。戴维斯在这里以及在书中其他部分谈到此类话题表现得比教皇更像天主教徒。

他的“并置对比”到这里还没有完。在一个命名为“溺刑”（“Noyades”）的“知识窗”中，戴维斯提到了发生在南特的溺杀事件（旺代叛军及其支持者先被赶上船，然后船被凿沉），他先是夸大了死亡人数（他说有数千人被杀，实际的数字在2000到2500人之间），然后他很快转向他的真实意图。1793年发生在南特的悲剧事件戴维斯只用了寥寥10行（他还把年份弄错了），紧接着他用一页半的篇幅将在南特发生的事件与毒气室和焚尸炉进行“并置对比”。他表面想表达的是每一代人都发明过可以用于大规模屠杀目的的技术，但是他真正要强调的其实是别的。他的意思在下面一段选文中表达得很充分：“我们也许可以考虑这样一种观点，纳粹的毒气室其实是一种‘人道主义’，类似于秩序井然的屠宰场。如果犯人怎么都得死，那还不如让他们死得痛快一些，不要让他们在旷日持久的痛苦或是饥寒交迫中死去。而事实上，很多证据表明，纳粹的死亡营的日常运行中伴随着无端兽行的发生。”我们应当从这样的表述中做出怎样的推断？是否可以说，“我们也许可以考虑这样一种观点”，“事出有因”的兽行是可以存在的？一个勤勉认真的历史学家可以把旺代叛军的屠杀视作一场内战中的恐怖主义复仇行为，这样的认识有它的价值。但是，这又怎么能够用来解释系统灭绝一个民族（只因这个民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呢？

上面这个“知识窗”还不是一个偶然的偏差。在之后一个标题为“德国预备役警察101大队”（“BATT-101”）的“知识窗”中，戴维斯号称写的是德国警察队伍中在东部前线屠杀犹太人的“普通人”，可文中2/3的内容却将这些司空见惯的大屠杀与犹太区的警察以及战后在安全局为共产党工作的犹太人的一系列“罪行”（用戴维斯的话，他们“折磨、殴打、施虐并谋杀”）“并置对比”了起来。戴维斯在描述德国人屠杀犹太人时则没有用这样很容易唤起读者感情的语言。无论从影响范围、背景还是严重性来看，这些犯罪行为之间都完全没有相关性（根据波兰学者最近的研究表明，戴维斯夸大了在安全局工作的犹太人的数量），但是戴维斯还是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而且完全不讨论波兰的历史背景或者波兰人在战前、战争中间或者战后的所作所为。他的结论是这样的：“鉴于此，认为不同族群在战争期间的波兰可以直接与行凶者、受害者和旁观者三种身份对应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翻译一下：德国人不仅仅是行凶者，他们也受到犹太人的伤害；犹太人也不仅仅是受害者，他们也杀害、迫害德国人和波兰人。）我不清楚读者会怎样理解这样的叙述，我为此感到很不安。

熟悉戴维斯早期作品的人读到上面这些“并置对比”或对等应该不会太惊讶。在他出版于1982年的两卷本有关波兰历史的作品《上帝的游乐场》（God’s Playground）中，他很确信地向读者表示：“波兰对犹太人有敌意，同时犹太人对波兰人也有敌意。”他向学习“二战”期间波兰史的人这样建议：“问波兰人为何没怎么帮助犹太人这种问题犹如问犹太人为何没有帮波兰人。”在后来发表在《波林》[3]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他试图证明“二战”前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敌意与恐惧是相互的（可是要知道，波兰的犹太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0%！），他用很有感染力的语言描写发生在波兰东部城市加利西亚（Galicia）让波兰人“惊恐的”景象：“‘贝塔尔组织’[4]里的年轻人在城中心游行，高喊‘我们将征服巴勒斯坦’，‘我们不怕阿拉伯人’。”（然而他在描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人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时使用的语言就没有如此扣人心弦了。）

历史学家戴维斯在学术生涯中的很多时候都致力于揭示上述的各种对等，他也花了不少力气去对比犹太人和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各自的特点，他曾称这种对比为“卓有成效的探索思路”。他一定觉得通过这种探索思路获得的成果足够多，多到他认为可以循此思路在这本新著中做出更离奇的对等来：他居然将屠杀犹太人的纳粹警察大队与犹太区不起眼的罪犯（在犹太人被系统屠杀之前，德国人曾把犹太区内的虚权授予了一些人）的贪腐行为对等了起来。

戴维斯知道自己这种对比会引起争议，更不消说他使用的语言毫无同情心，并且他反复用这种语言去写犹太人所遭到的迫害，于是他用书中1168页的第99条注解为自己做挡箭牌。他在注解中引用了一位权威人士的话来证明将“纳粹大屠杀”与其他事件对比没有错。这位权威人士便是以赛亚·伯林。他引用伯林的话称那些拒绝将“纳粹大屠杀”与其他事件对比并且坚持“纳粹大屠杀”是“世所仅有”的人都有其“政治目的”。如果伯林真是这样说的，那么这对戴维斯来说是非常强有力的支持。但是问题是，戴维斯并没有理解伯林的意思。戴维斯引用的话出自由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编辑、于1990年在伦敦出版的《未了结的过去：德国历史上的一场争论》（The Unresolved Past: A Debate in German History）一书的第18页和19页，伯林在此处所表达的意思恰好与戴维斯所说的相反。

在这段文字里，伯林所质疑的正是那些坚持把一些历史事件做不合情理的对比之人的“政治动机”。他的原话是：

很显然，如果要去对一历史事件（尤其是恐怖事件）之独特性进行考查，在将其与类似事件进行比对之前不能贸然下结论说该事件乃人类历史中独有。这样的说法（似乎）很合理，目前人们也正如此对待“纳粹大屠杀”。但是，我们来考虑下诸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独特事件：没人去问法国大革命是否世所仅有，它与“光荣革命”，克伦威尔与清教徒，与公元405年发生在希腊的事情，与古罗马帝国早期的元首统治是否有相似之处，如果确实有相似之处，在政治上又该有怎样的结论。乃至于谈及俄国革命（推动者将其与法国大革命做比），无人作文表示认同或反对该革命，也没有人强调俄国革命与此前所发生历史事件相比是否具有独特性、相似性。因而，在谈论某一事件的独特性问题时，将该事件“置于历史背景之中”并非只是为了对其做某种客观的历史评价。很显然，对“纳粹大屠杀”的独特性所做的考察背后有其政治动机。

伯林这段话本是对戴维斯的研究方法猛烈的批评，可戴维斯却将它用来抵挡别人的批评，这该是对伯林的文章怎样严重的误读。我其实很乐于假设这种误读的发生只是因为戴维斯不能很好读懂学术性强的文本而已。但伯林说得没错，戴维斯的《欧洲史》带有他的政治目的。买他的书的人们要小心了。

《欧洲史》还有些失败之处要归咎于戴维斯本人的独特个性，一位报道他的宣传活动的美国记者这样形容他：“历史学家，民粹主义者，自命的挑战传统者”。（比较起英国记者，美国记者和访问者们更早对戴维斯身上不那么可爱的毛病做出了评价。）诺曼·戴维斯缺乏对准确性的关注这点由来已久，尽管如此，他还在书中的引言部分十分傲慢地批评可怜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检查和核对很重要。”他就卡莱尔的历史写作批评道。）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书评作者这样评价戴维斯写于1973年的第一本书（那是一本关于1919—1920年波苏战争的书）：“这位年轻学者书里的错误信息竟如此之多，这实在很难不让人惊讶。”对他的两卷本波兰通史，一些评论家做了如下评论：安东尼·波隆斯基（Antony Polonsky）评价这本书“细节堆积，十分乏味”，莱维特（L.R. Lewitter）说这本书“对波兰语的翻译有许多是错误的，另外还有许多事实错误”，除开这方面，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都是正面的。之前由于斯坦福大学拒绝给戴维斯教授职位，二者之间的纠纷受到许多人关注，后来斯坦福的教务长不得不将学术审评人的意见公开了一部分，其中有人认为戴维斯有“为巧妙措辞而牺牲准确性的倾向”，还提到了他“下结论反复无常，表达过于笼统”，“许多事实错误似乎由于仓促造成”。

《欧洲史》一书中许多其他的恼人之处可能是因为戴维斯渴望能够语出惊人。之前讲到他公开宣称要成为吉本，在书中戴维斯专门用一个“知识窗”写牛津出版社，他列出了牛津出版社曾经出版过的伟大作品，其中包括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的《忧郁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公祷书》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威廉·布莱克斯通（Sir William Blackstone）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爱丽丝漫游仙境》……以及诺曼·戴维斯的《上帝的游乐场》！在戴维斯的书中潜藏着一种怨恨，这种怨恨偶尔化为偏执。戴维斯在《欧洲史》中好几处地方有要和别人“算账”的意思，都对书本身有所减损，令人遗憾。他先是指责斯坦福和其他北美一流大学对欧洲史的教学没有下足够的力气，随后他又谴责一名剑桥的历史学家，原因是他认为这名历史学家对匈牙利在欧洲历史的重要地位了解不够，戴维斯在书中写道：“这只说明马扎尔人没有到过剑桥。”他还嘲讽牛津的中世纪研究学家莫里斯·基恩（Maurice Keen）写于1969年的《鹈鹕鸟丛书：中世纪欧洲史》（Pelican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是西欧中心论。牛津现代历史学部也因长期注重中世纪（西欧）文本而被他抨击，戴维斯在书中表示，在英国“多数人常常会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从牛津这个知识最高峰上传下来的……”看多了此类批评和责难以后，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柳林风声》[5]中的蛤蟆先生一路上自吹自擂的话以及他唱给自己听的歌：

牛津的聪明人知道所有事，但是他们中没有人比聪明的蛤蟆先生懂的一半多。

戴维斯声称只有像他那样的东欧研究专家才能真正从整体意义上理解欧洲历史，从他的这种言论中透露着蛤蟆先生不自知的傲慢。他在发表于《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中一篇名为“我如何征服欧洲”（文章标题起得就很有戴维斯的风格）的文章中表示：“如果要写整个欧洲的历史，那就必须是我们中的人来写。”读到“我们中的人”这种表达，我们知道戴维斯对“他们”（指西欧历史学家）的怀疑与许多东欧的民众及历史学家（当然不是全部）的观点合而为一了：他们总能看到许多阴谋小团体用计谋及其他手段故意将“他们”的欧洲排除在西方文明之外。用戴维斯自己愤愤不平的话来说就是：“总的说来，很多人说起西方文明时，并没有将欧洲的全体都涵盖在内（尽管它会把欧洲以外遥远的其他地方算在西方文明之中）。”

戴维斯不但没有合乎逻辑地表达这个观点，而且在事实上直接把这个观点给毁掉了。很久以来，西欧一直需要去重塑对欧洲的过去和现在的理解，即不再只着眼于更幸运的西欧，而是把欧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但是戴维斯认定西欧文明“几乎所有方面的品质都是非常恶劣的”；他谴责诸如“斯拉夫之魂”这样的词语是由“西欧的想象力”生造出来的；对东欧国家倾向于把自己遭受的不幸算到外部邪恶势力头上这点他也表示同意，且不管这种做法只会削弱东欧；最后，他基本上把他写的欧洲史变成了一种宣传，旨在为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而摇旗呐喊。戴维斯偏离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职，而且偏离得很远。

戴维斯在对有关犹太问题的发言也是如此。他坚称自己不是反犹主义者，我们要相信他的话。他声称如果要公正地来写东欧，那就没法不得罪一些人；另外，东欧现代历史中大多数时候都跟犹太人的历史纠缠在一起，问题重重，只要谈到某些主题就会有伤害许多人感情的风险。即便如此，这依然无法很好地解释戴维斯在面对批评时所做出的反应。此前他曾跟一位美国记者说过这样的话：“有些地方的人读我写的有关东欧的文章就会觉得不合胃口，尤其是美国的一些人。”那么他所指的这些人又是谁呢？斯坦福大学拒绝给他教授职位之后，他对斯坦福的教务长做了一个回复，他说任何一个触及东欧或者波兰的学者“都注定会撼动很多既得利益者，其中比如说就有国际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或者共产主义”。

已经很清楚了。在《上帝的游乐场》一书中，戴维斯如是告诉读者：“……把波兰的生活抹得越黑对犹太复国运动越有利。”在《欧洲史》中，我们读到马雷克·埃德尔曼（Marek Edelman，他是华沙犹太人起义的幸存者，他后来选择继续留在波兰）因为“反对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在‘纳粹大屠杀’上的观点”而受到“抨击”。（这不是戴维斯第一次在书中“强迫”不幸的埃德尔曼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了，有时候戴维斯会对埃德尔曼说的话的意思做微小改动。）

如此，似乎我们可以合理地做出推断，戴维斯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当然和反犹主义大不相同——尽管在1948年之后的东欧社会环境中，人们在用这两个词时并不做区分，关于这点戴维斯很熟悉，而且还很引以为傲。因此，在《欧洲史》一书有关“纳粹大屠杀”的一节里，从戴维斯给读者的注释里可以看到，他所引用的材料有许多来自所谓“历史修正主义者”[6]，其数量和他引用的严肃学者的材料一样多，这实在是非常不恰当的做法。《欧洲史》毕竟是一本面对普通读者的书，戴维斯的做法令人震惊。

戴维斯在批评所谓的“大屠杀产业”[7]时引用了一些材料，其中一个是保罗·芬德利（Paul Findley）所作的《他们敢于发声》（They Dare to Speak Out）。保罗是一位心怀积怨的美国前国会议员，他的这本书是为反对“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作，书里多是过火而又不着边际的谩骂。

此外，西奥多·拉布（Theodore Rabb）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文章对《欧洲史》评价不高，这与此书在英国受到的充满溢美之词的吹捧形成鲜明反差。去年12月《每日邮报》就拉布的这篇文章采访了戴维斯，记者问他怎么看拉布对自己作品的批评。他给出了好几个拉布为何会批评他的解释，但其中没有一个谈到拉布作为一个职业历史学家对一本历史著作在准确性、均衡性等方面的关切；戴维斯说的是：“拉布是在给他的同志们发出一些信号，告诉他们我这本书里涉及犹太人问题，当然他必然不会明说。”考虑到拉布在他的书评里谈及戴维斯对犹太人问题的处理只写了两句话，戴维斯的这番话实在太奇怪。总是保持警惕的戴维斯于是将拉布的批评全部归结到这样一个不足凭信的理由上。另外，拉布的“同志们”是谁？也许是“贤士们”（Elders）？[8]

事实上，戴维斯既不反犹太人，也不反犹太复国主义，他甚至也不是亲东欧。他只亲波兰，而这才是了解戴维斯这个人、他的这本书以及各种争议的关键。他此前在芝加哥对着慕名而来的听众开玩笑说他写《欧洲史》其实是“偷偷另为波兰立史”。在他的书里，自查理曼大帝以后的统治者中只有一位被他写进“知识窗”，而这位统治者“恰好”是一位波兰君主。在整本书里，戴维斯念念不忘、反复强调的是波兰人，他也一直为波兰人打抱不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欧”只是一个幌子。故而，在索引中找不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缔造者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šMasaryk），而从索引上看，原波兰的省级城市利沃夫（Lvov）在书里出现的次数不仅比曼彻斯特、米兰和马赛多，而且比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加在一起还要多。

正是因为戴维斯对波兰的爱，他才会在书里对几个“开明君主国”、犹太人以及1939年以后的西方国家的历史只做简要叙述，并且语言尖刻；他这样写的原因是：几个“开明君主国”瓜分了“使人思念”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犹太人抛弃了波兰；1939年西方国家也抛弃了波兰。也是因为戴维斯对波兰的爱，他对俄国从彼得大帝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有歪曲且有偏见。为了给波兰人1918年在伦贝格（利沃夫）制造的暴乱、杀戮开脱责任，戴维斯专门在书里开了一个“知识窗”，写“俄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另外，戴维斯认为“冷战”结束主要是因为波兰，他把80年代的国际史和武器条约处理得非常糟糕，为的就是能自圆其说。戴维斯开始习惯形容自己为“长期受苦的作者”，他的这种顾影自怜、愤愤不平也许是波兰在历史上一段时间里自我形象的反射——波兰视自己为唯一一个受苦受难的“欧洲的基督”（Christ of nations）[9]。

戴维斯在对俄国和苏联的处理中表现出了最严重的恶意，仅就这一点，他的这本书就不能被当成严肃的历史著作。他这样的处理是为与主流历史叙述（戴维斯贬之为“同盟国钦定历史”）进行对比。在戴维斯看来，“同盟国钦定”的历史视角自1941年以来就是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流，这些学者研究德国“有一种如同研究恶魔般的迷恋”，他们对俄国很宽容，对大西洋国家一往情深，对东欧国家则漠不关心、一无所知。戴维斯又一次用力过猛，击错了目标。西方阵营和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或者在其之后的时间里）达成的协议当然忽视了众多无助的受害者（可是一名历史学家应当告诉读者为何会这样以及当时的西方决策者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另外，英美的学者、作家有些时候的确不了解并不久远的过去在维也纳以东地区曾发生的罪行及其历史的复杂性。但是，如果说他们不了解或者不谈论斯大林的罪行就实在太荒谬了。戴维斯在书中写道：“‘二战’结束半个世纪的今天，对于许多与‘同盟国神话’相抵触的历史事件依然不被正视或看重。”戴维斯这样的表达又如何能够矫正历史叙述的不平衡？

戴维斯要教给我们两件事。第一件，自17世纪以来的俄国史就是一部漫长的侵略史，其中主要的侵略对象就是波兰。俄国的沙皇们伙同普鲁士、奥地利摧毁波兰——立陶宛王国（波兰于1772—1795年之间被三国三次瓜分）；沙皇们吞并波兰土地，驱逐波兰勇士。他们还要为在立陶宛犹太人（“Littwaks”）中间兴起的激进犹太复国主义负责，这些立陶宛犹太人来到波兰以后破坏了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友好关系，后来波兰的反犹情绪高涨，人们却很不公平地只谴责波兰人。沙皇之后，苏俄又再次与德国合谋（1939年）摧毁波兰，许多波兰人被流放，两万多名波兰军官在卡廷被杀害，之后苏俄又派犹太人到波兰搞破坏，这次犹太人又充当了波兰共产党政权的警察，再次给波兰人造成可想而知的伤害，于是犹太人才在战后的波兰遭到不幸的对待。这些西方人都不知道也不关心。

戴维斯要教给我们的第二件事是：正因为我们没有认清俄国的真面目，所以才会对德国以及其他俄国的敌人不公；所以我们才会紧紧抓住“纳粹大屠杀”不放，才会不知道俄国给波兰带来的灾难和德国给波兰带来的一样多，且这样的灾难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戴维斯甚至几乎要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人（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辩护：“人们认为（原文如此！）他们拒绝了西方的朋友或认为他们与敌人勾结。”戴维斯自然要专门在一个“知识窗”里讲1945年2月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但是他在叙述此事件时做了“特别处理”：他将此次轰炸写作是苏军请求空中支援的结果，将德国受害者描述为“数十万因苏军部队进军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如此一来，德累斯顿大轰炸变成了苏军发动、盟军共谋的罪行。正如我所预料到的，《欧洲史》的注释中有一条引用了大卫·欧文（David Irving）的书。[10]

戴维斯在书中的一个“知识窗”里写了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的切尔诺维兹（Czernowitz），他这样哀叹道：由于苏联的原因，“这个曾经居住过犹太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罗森尼亚人等诸多民族的生活丰富多彩的地方如今却成了乌克兰的一个了无生气的落后省城”。可是他却没有提及纳粹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犹太人曾经是这里人数最多的民族，纳粹导致了他们的灭绝。最后，戴维斯在书中正文插入詹姆斯·巴克切（James Bacque）的一段话，詹姆斯·巴克切认为，1945年以后，在美国政府故意忽视或者直接允许的情况下，德国战俘大量死亡。戴维斯漫不经心地在书中引用这样的论断是一种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读者若读到本书第1170页第4条注释便会知道，这一论断已经受到数位可靠的历史学家的“强烈质疑”。事实上，无论是该论断还是詹姆斯·巴克切本人都已经被证明完全不可信。这点戴维斯可能并不知道。

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曾称法国共产党为“异族党派”。借用下这个说法，诺曼·戴维斯就是“异族历史学家”。他已经“波兰化”了，波兰人所特有的偏见他也有。像他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基思·希钦斯（Keith Hitchins）也是这样的“异族历史学家”。基思·希钦斯是美国人，最近刚出版《牛津罗马尼亚史》，这本书的写作基于罗马尼亚某些通行的民族历史的假设，该书的学术水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损害。

我们需要细致、周密地对待研究对象，追求对它的同情式理解，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完全认同它。牛津大学已故历史学家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他就很好地懂得这一点，因为长期在法国历史、文化中浸淫，他获得了一种如他在一本书中所写的“第二身份”，但是在学术研究中，他总是会回到自己的第一身份。另外，科布在自己的工作中一直抵御法国当代的各种偏见；他毕生的工作就是持续不断地反击占据主流位置的现代法国国民革命的神话。另外一位已故的英国伟大历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很敢于打破常规，戴维斯表示自己很敬仰泰勒，可是与科布一样，泰勒也是与戴维斯错误的历史研究方法相反的例子。泰勒的学术生涯中也是一直发出令同行震惊的言论，挑战传统观点，可是他对事实一丝不苟，另外就是他会反其道而行之，背离自己的偏见来写历史。泰勒非常不喜欢德国，但是他在他的那本极受争议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中却试图为希特勒推卸其在“二战”中的责任。虽然他的判断是错的，但是这本书却是一部杰作。更好的历史著作可能需要一个历史学家背弃一个民族的陈词滥调以及令其安慰的事物才能写得出来。这样的想法戴维斯似乎从来没有过，他只会走捷径，对所谓“同盟国钦定历史”口诛笔伐。

那么为何戴维斯的这本书会在英国受到这样的赞誉呢？（得再过一段时间才会有更深思熟虑的评论出来。）当然，英国学者在评论这本书时都指出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尽管发现了问题［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认为书中对“在战争期间协助轴心国者过于宽容”，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觉得书里的“错误多得让人尴尬”，尼尔·阿彻森（Neal Ascherson）提到书中的“并置对比”“让人感觉冷酷无情”，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 Armesto）认为书中“新闻学上的学识不够”，蒂莫西·布兰宁（Timothy Blanning）和雷蒙德·卡尔（Raymond Carr）认为这是一部“沉溺于自我”的作品］，但都表示这是一本杰出的历史著作。很少人对戴维斯做出的论断或是他对史料的运用提出质疑。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新引进的集中式的学术评价体系让英国曾经尖刻无情的书评文章无法再犀利，在这种评价体系中，某院系是否可以获得学校评分（以及资金）将取决于院系外的学者的评价。直到今年以前，戴维斯都是伦敦大学的资深教授；在审读那些实力雄厚的同事发表的文章或著作时，人们都会表示几分敬意，以期他日同行评审时自己也能得到同样对待。无论是否有意识，这种习惯都会影响审阅者的心理。不管是否是这个原因，它都无法解释剑桥大学的布兰宁教授在其文章中的言论：在他《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题为“吉本东行”（“Gibbon Goes East”）的文章里，他对戴维斯毫无同情心的“并置对比”仅做出了以下很令人不安的评价：“本书中一些章节的部分会给某些人造成很大冒犯。”这种回避问题的做法非常不光彩。戴维斯的章节如果造成了冒犯，布兰宁应当说出来，然后给出恰当结论；如果这些章节没有冒犯到谁，则应当做出结论，我们各自所属的民族或所信仰的宗教决定了我们在伦理和学术上不会对书中所谈论的问题有相同的敏感。可布兰宁却拿出了一个肤浅的多元文化的借口放弃了批评的责任，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这样的刊物上不应当有这种问题。

从一系列为这本书所做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原因。《伦敦时报》的社论的题目是“伟大英国学者的伟大新著”，埃尔·马尔科姆在《伦敦周日邮报》中赞颂道：“（从书中可以看到）我们历史写作的活力，这无疑是当代英国文化生活未被颂扬的最非凡的荣耀。”可能是因为英国国际地位的下滑，他们需要得到安慰，所以才这样去宣传戴维斯的书。伦敦的记者们不仅被召集起来夸奖戴维斯，而且还贬低戴维斯的竞争对手。伦敦《每日邮报》的一名书评人这样讥讽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和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写的近代欧洲史：“如果将戴维斯的书比作月亮的话，那么这二位的书只能是‘夜空的暗淡群星’。”[11]《今日历史》（History Today）中的另一位书评人认为戴维斯书中的错误不过是“对细节的疏忽”，却对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费罗（Marc Ferro）的一本书中的事实错误大加鞭笞并十分轻视地下结论道：“读者如果事先对一些事实不确定，那就完全不能相信马克·费罗。”

尼尔·阿彻森被戴维斯称为他的“同道中人”（其实也就是说尼尔也是一个饱受质疑的东欧崇拜者），他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发表的文章中提及斯坦福大学拒绝授予戴维斯教授席位一事，十分骄纵地对英国读者喊话，称“大家有权知道这件事背后的情况”。伦敦的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称那些希望戴维斯不要质疑“同盟国钦定历史”的人“满嘴陈词滥调”，她在自己的书评文章中对他们批驳道：“这样的‘钦定历史’让所有如戴维斯这样的人看起来很可疑，只因他们的学术生涯都在研究东欧的‘讨厌鬼’。”安妮·阿普尔鲍姆为戴维斯的书写了三篇书评，其中对戴维斯“敌人”的攻击一篇比一篇猛烈。她还在文章中表达了一个可怕的威胁：如果那些满嘴陈词滥调的人赢了这局，那么《欧洲史》可能将是在美国出版的最后一本“读来让人如此赏心悦目”的书了。［她和戴维斯一样，都将书中的错误归咎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她甚至做出极其令人不悦的暗示：正是因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决定在印度编辑这本书，所以书里才会有这些错误。美国读者可以在5月的《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中一观安妮·阿普尔鲍姆的这番含沙射影。］

就因为英国文化界急切地要找到一个“标杆式”的历史学家，一名“伟大的英国学者”，便全然不顾戴维斯书中的事实错误、研究方法以及对历史阐释上的问题，原谅了他不恰当的用语，还将戴维斯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不做怀疑全盘接受，这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戴维斯的《欧洲史》里不但充满了错误、偏见和怨恨情绪，还自吹自擂，分寸把握失当。另外，它其实是一部平常得出奇的作品，一本写欧洲帝王与战争的老套历史书，只不过波兰的帝王和战争在其中颇多。如果你想读更有新意的作品，那就别读这本。如果你想读欧洲历史的常规作品，也有比它好的书（其中包括备受指责的约翰·罗伯茨的《欧洲史》，该书将由维京出版社出版）。这些书里没有学术争吵，也没有有关地缘政治的恩怨，而且里面的事实也都是准确的。

这篇对诺曼·戴维斯《欧洲史》一书所做的评论最早发表在1997年9月的《新共和》（New Republic）。

[1] 参见：Davies，Europe: A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波尔布特（Pol Pot），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1975年带领发动红色高棉运动，奉行极左政策和大屠杀，在他统治期间，被处死或者饿死的人数为100万到300万，占当时约800万人口的1/4。——译者注

[3] 《波林》，音译，原名为Polin，一份研究波兰裔犹太人的杂志。——编者注

[4] 贝塔尔组织（The Betar Movement），贝塔尔运动是由吉夫·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Ze’ev Vladimir Jabotinsky）于1923年在拉脱维亚的里加成立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译者注

[5] 《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一部经典童话，书中讲述了四个要好的动物朋友——鼹鼠、河鼠、獾和蛤蟆的冒险故事。——译者注

[6] 这里的“历史修正主义者”指的是要对犹太人在东欧遭受的悲惨境遇“翻案”的人，主要是一些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人。——译者注

[7] 所谓“大屠杀产业”是指，针对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纳粹大屠杀”的叙述以及将其用作建立以色列国的理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嘲讽这种将“纳粹大屠杀”用于政治目的的做法并形容其为“产业”。——译者注

[8] 此处的Elders出自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中文译名包括“锡安长老议定书”“犹太人贤士议定书”。这是一本于1903年在沙俄首度出版的反犹太主题的书，原始语言为俄语，作者不详，其内容为描述所谓“犹太人征服世界”阴谋的具体计划。——译者注

[9] 波兰人视自己的国家为“基督”，虽然受难，但终将“复生”。——译者注

[10] 大卫·欧文是一位专门研究“二战”军事史的右翼英国作家，因其在有关纳粹德国的著作中同情第三帝国和反犹主义、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而广受争议。——译者注

[11] “夜空的暗淡群星”（“meaner beauties of the night”）出于亨利·沃顿爵士（Sir Henry Wotton，1568—1639）的诗歌《波西米亚女王》（The Queen of Bohemia）的第一句。——译者注

第4章

“冷战”为何奏效

I.

我在战后的伦敦长大，当时的伦敦还在烧煤、用蒸汽机，市场里的商贩还骑着马，汽车不常见，没人听说过超市是什么（超市里卖的大多数东西也没人知道）。无论从社会地理、气候环境、阶级关系、政治联盟，还是从其工业贸易以及社会上遵从权威的习惯来看，半个世纪前的人都可以立刻认出1950年之前的伦敦。连战后工党政府的各项“社会主义”伟大计划也是来源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的改革思想。当然，战后的伦敦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一样，无论是现实图景还是道德风貌都被战争和经济衰退改变。然而，正因为这个原因，遥远的过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离当时更近，也让人更感熟悉。在一些重要方面，20世纪中期的伦敦还是一个19世纪晚期的城市。即便如此，“冷战”早已拉开了帷幕。

知道50年前的世界是多么不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在他的优秀著作《我们现在所知的：重新思考“冷战”史》（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中所着力强调的观点。“冷战”持续的时间很长：从战后与苏联的谈判失败（1947年）到1990年德国统一一共持续了43年，这个时间远超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无休止的战争所持续的时间，比17世纪臭名昭著的“三十年战争”的时间更长，也只比托马斯·杰斐逊去世（1826年）到列宁出生（1870年）之间相隔时间短一年。

1951年，朝鲜战争正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那个时候的欧洲领导人出生于非常不同的年代：1871年，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统一了德国，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德国总理阿登纳在此后不久出生（丘吉尔出生于1874年，阿登纳出生于1876年）；他们刚刚开始注意公共事务的时候，俾斯麦还是国际外交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即使比他们两位稍微年轻些的同时代人，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领袖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de Gasperi）或斯大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年也已成年，由于更早时代的格局和冲突的影响，他们对政治尤其是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早已定型。在我们轻易地将“冷战”与后原子弹时代的种种困境混为一谈之前，我们应该记住：发动“冷战”的这些人看待世界的视角非常不同。

加迪斯对这方面的考虑很敏感，这是本书的众多特质之一。这本书其实不是一本关于“冷战”的历史著作，而是许多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有关重大主题和危机的系列文章，如欧洲的分割、德国问题、亚洲的冲突、核战略的矛盾等等。加迪斯的文字明晰，他运用常识性的、不会引起争论的方式去处理极有争议的问题；另外加迪斯对涵盖范围极广的英文二级文献的知识让人印象深刻。他凭借对美国外交政策历史的专门知识已经写就四本有关“冷战”的长篇幅研究著作。［1］但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将迄今为止在苏联和东欧档案中发现的丰富史料以及最近从美国披露的史料汇合在一起，并给出一个涵盖了我们目前知识状况的对“冷战”的一般性解释。

因此，这本书的标题才会用“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个可能让人感到遗憾的标题。加迪斯在这个标题中强调“现在”的意思是，他总结了我们对过去50年历史的知识状况，等到我们知道更多信息时，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读者和一些评论家一样，可能很希望这本书可以自信地给出对终局的论断：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很遗憾，这本书并不提供这种论断，因为加迪斯非常清楚地知道，无论刚刚解封的档案看起来多么有价值，过高估计从中所获得的知识和对历史的理解是危险的。毕竟，无论“档案”中是共产党讨论会议记录，还是从外国政府截获的信息、间谍的报告，甚至是警察的线人和“合作者”的名单，我们都不能从中得到真相。我们必须考虑各种因素：制作这些文件者的动机和目标，这些人有限的知识，下级给上级的报告中存在的八卦或奉承，意识形态或偏见所造成的对事实的歪曲。

即使我们能以某种方式确保某个信息是真实且重要的，将来的某个时间里披露出来的任何一份文件都无法最终解决某个重大的历史争论——例如，18世纪法国的档案很久前就已经公开，然而这么多代人一直在就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和意义进行着史学史上的激烈辩论，这些辩论到现在仍在继续。而在“冷战”问题上，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还缺什么样的文献资料（来自双方的史料）。因为现在无法阅读到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档案，这意味着历史学家仍然无法给出对苏联时代所做的决定或最高层的决策过程的描述。［2］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谨慎是必需的。在一些国家里，一些档案和个人文件被有选择性地公开，还有一些档案和个人文件被公开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这种行为的危害甚大；一些地方（特别是在法国）出版的流行历史书从新近公开的苏联和东欧档案中搜寻史料，为的是“揭露”过去的叛徒，这种做法损害了整个相关历史书籍的声誉。［3］

——

加迪斯很谨慎。一些学者的著作利用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的史料，他在书中充分利用了这些著作以及《“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Bulletin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这份刊物会讨论许多新近正被考证的史料。但他使用这些史料主要是提供说明，他很少用这些史料来解释；1950年金日成与斯大林的通信被他用来解释当时的情况，他的结论是，斯大林起初不愿支持金日成的计划，直到斯大林明确地知道将由中国人采取行动并承担责任才同意支持金日成。

和加迪斯在书中引用的历史学家一样，他认识到无论新史料多么有趣，它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事情都不是我们一无所知的。例如，在南斯拉夫与斯大林发生争吵期间选择性公布的文件，或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在1956年和1968年进行“共产主义改革”的短暂时期公布出来的材料，发生在苏东集团内部有关各种决定和冲突的历史对我们来说从来都不是空白的。

的确，如果来看目前已经出版了的和正在被讨论的新信息，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多得惊人。如果我们将来自各方参与者的回忆录、部分主要文献、第一手的敏锐观察以及判断准确的历史分析都考虑在内，我们会发现其实“冷战”的历史早就有了。用两位大量使用新的主要文献的学者的话说：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西方的‘冷战’史学认为苏联在‘冷战’期间对东欧实施了统治，这从根本上来看正中目标”［4］。一些西方政客（以及学者）之所以没能够把握“冷战”的性质（特别是在其初期），不是因为缺少文献，而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说：“华盛顿的国家领导人没有想到，而且很可能也无法想象到苏联在贝利亚[1]时代的秘密警察支持下进行的占领对被占领的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5］

——

费尔特里内利基金会（the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和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近期共同出版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48、1949三次会议纪要》[2]，这本书收录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三次会议的完整会议纪要，外加介绍和注释。这本书的出版很好地说明新史料可以加深我们对“冷战”特定历史时刻的认识。1947年，苏联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它表面上的功能是莫斯科和东欧、中欧以及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之间的交流中心，相互交流信息（以及传达指示）。

1947年9月，在波兰的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Sklarska Poreba）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确立了将西方国家和苏联视为不可调和的两个“阵营”的路线，该路线直到斯大林死去前一直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情报局的第二次会议于1948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被公开，会议上提出“铁托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对之进行了谴责；在随后的几年里，“反铁托主义的斗争”成为苏联实施迫害和进行摆样子公审的理由。1949年11月，情报局的最后一次会议在匈牙利举行，当时各国国内和集团内部的共产党政策已经变得非常僵硬，此次会议的作用只是再次确认了这些政策。此后，情报局的活动仅限于出版内部通讯，到了1956年，因为赫鲁晓夫时代带来的变化，情报局终被解散。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非常重要，因为它的成立和会议（特别是第一次会议）各事项能够为我们提供重要线索，帮助我们了解共产党在1947年明显转向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动机和特定时间。我们对此的了解一直很充分。第一次会议的两位南斯拉夫代表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和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两名意大利代表中的欧金尼奥·雷亚莱（Eugenio Reale）后来退出了意大利共产党，他之后写了一本书，在书中描述了他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的经历。针对斯大林提出的指控，南斯拉夫政府出于为自己辩护的目的选择性地公布了情报局第二次会议筹备期间南政府与斯大林的通信以及其他文件。情报局则公布了删改后的会议记录。那么，我们还能希望从完整的会议记录中了解到什么信息呢？［6］

情报局的会议记录连同在俄国档案中发现的会议准备材料让我们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视角产生了些许变化，变化虽然不大，但不可忽视。首先，当时的斯大林对自己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如何进行下一步行动举棋不定，这点在诺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最近有关苏联占领民主德国的研究中得到确认。［7］采取什么样的根本战略对于斯大林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他的根本战略便是要让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每个国家都处于共产党全面、永久的控制之下；但他还没有决定选择什么样的战术。迟至1946年6月，斯大林和铁托的谈话表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他都坚决反对恢复第三国际。第三国际曾经实行严格的集权控制，由莫斯科向各国共产党做详细指示，后于1943年解散。但到了1947年，随着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再加上有关对德国进行分区占领的问题当时尚未解决，斯大林决定在思想和行政管理上对各国共产党加强控制（长期以来，斯大林无论如何都会预先将西方视为威胁，即便是在西方并没有对其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尤其是当时像捷克这样的国家仍然错误地以为他们可以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47年夏天，日丹诺夫为情报局的讲话准备的几个草稿逐步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苏联的路线正在变强硬。

其次，在战后最初几年里，国际共产主义处于相对混乱之中，这点现在看起来比以前更清楚。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试图利用他们抵抗法西斯的光环，通过议会斗争的手段获得权力；然而到了1947年5月，这个战术失败了，他们和比利时共产党一样被排除出两国各自的联合政府。在波兰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俄国人和南斯拉夫人攻击意、法共产党，称他们缺乏革命热情，认为他们之前不应该承诺使用非革命手段获得权力；另外他们还因未能预见到“形势将发生改变”而遭到攻击。斯大林通过日丹诺夫公开斥责“和平共处”的道路。苏联之前采取的与西欧前盟友“合作”的战术失败了，为将责任推到倒霉的西方共产党身上，苏联才耍起了批判法、意两国“右倾”的花招。对于此事人们早就有了上述推断，欧金尼奥·雷亚莱也特别坚持这一点。

但是现在看来，当时的莫斯科一些时候可能和其他人一样对法国共产党采取的战术一无所知。日丹诺夫在1947年6月2日写给法国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副本也发给了其他共产党领袖，其中的一封最近在布拉格的共产党档案中被发现）里这样写道：“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的活动会和莫斯科协调。你知道这不是真的。你们所采取的行动完全在我们意料之外。”在战争中间及战争结束之后，共产主义阵营中出现了战术上的混乱状态，设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目的便是为了杜绝这种混乱状态。这方面情报局获得了圆满成功。甚至连意大利共产党（尽管感到懊恼）此后也十分勤勉地忠于莫斯科的路线，这让意共在国内的政治信誉受到一定损害。迟至1963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历史上的著名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还给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的前任、捷克共产党总书记安东尼·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写信，乞求他推迟公开恢复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y）和1952年12月布拉格审判的其他受害者的名誉（捷克计划在那不久后恢复这些人的名誉）。他在信中写道，现在宣布恢复这些人的名誉（他含蓄地承认了意大利共产党参与了50年代初的摆样子审判）“将引发一场反对我们意大利共产党的激烈宣传攻势，所有最愚蠢、最有挑衅性的反共话题都会蜂拥而出，这会让我们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处于不利位置”。［8］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写这封信的时候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早已解散，而他也于不久后去世。

第三，我们现在知道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的目的并不是让南斯拉夫守规矩（虽然后来具备了此职能），那些对苏联的意图无直接了解的会议参与者在记忆基础上给出的解释与此相反。可以肯定的是，铁托从1945年开始对斯大林来说就是一个难以摆脱的问题。南斯拉夫为占有奥地利的克恩顿州和的里雅斯特的伊斯特拉城做了许多努力，这成了在斯大林与其西方盟国的往来中的一件尴尬事，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在国内的进展也因之受到妨碍。铁托起初对希腊共产党的支持也同样令人感到尴尬，因为希腊十分明确的是被归到西方“势力范围”里的。南斯拉夫希望创建一个包括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内的巴尔干联邦并且成为这个联邦的领导者，这样的雄心壮志与斯大林希望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直接控制每个国家的愿望发生了冲突。南斯拉夫共产党因为不受“友党”组成的联盟的约束，独享权力，从而要比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远为激进、无情，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国内执行的这种革命性政策几乎要令苏联模式相形失色。在革命问题上，铁托表现得比斯大林这位“革命教皇”还要正统。

尽管如此，设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目的并不是让南斯拉夫人守规矩。1947年，在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举行的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率先向法国和意大利代表发起了攻击，他们表现得非常傲慢，另外还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狂热；这就是为什么当南斯拉夫失宠以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会热烈地对此表示欢迎，以及为什么两国共产党领导层在之后的数年中会表现出那样尖锐的反铁托主义情绪。［9］但情况并非像后来的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苏联制订了一个阴险狡诈的计谋，南斯拉夫共产党则在执行苏联的命令。日丹诺夫在其草稿中对西方国家共产党批判的猛烈程度和他对巴尔干国家共产党的批判程度不相上下，南斯拉夫共产党显然相信了草稿中批判西方国家共产党的所有内容。这些评论家认为这当然都是斯大林计策的一部分，即先让两边的离经叛道者互相攻击，之后再来对付首先发起攻击的那些人。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的党内斗争将该计策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尽管到了1948年，铁托主义的“左派”异端遭到批判，但似乎并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这在1947年就已经计划好了。

这些有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历史的新材料不会改变总体情况，但是，它们可以修改我们对一些小问题的理解，等这些修改慢慢累积起来以后，我们就能建立一个更准确的历史图景，其中的事实可以吻合得更好。现在这段历史的整体情况是怎样的呢？首先，“冷战”一直存在于斯大林的头脑中，它也存在于苏联构想的某一种世界图景之中。西方政治家所做的或没做的事情都不能改变这点。但是，他的决心只限于要控制欧洲的一大块区域，除此以外，斯大林其实并没有宏大的总体规划——事实上，他很反对冒险。用莫洛托夫（Molotov）的话来说，“我们的意识形态主张在可能的时候采取进攻行动，如果时机不到，那我们就等”［10］。这样来看，1947年通过的“围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如果早一些启动的话很可能早一些发挥作用。然而，无论“围堵政策”何时启动，它并非“冷战”“开启”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东欧和民主德国的“苏维埃化”虽然不是完全制订好的方案中的一部分，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很可能无法避免。诺曼·奈马克所说的话很有道理，他说：“苏联军官对民主德国进行共产主义化不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计划，而是因为这是他们所知的唯一的组织社会的方式。”［11］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被共产主义化的东欧其他国家。要想阻止这一结果只有将苏联红军部队驱逐出这些地区，但是没有哪个西方领导人认真考虑过将他们驱逐出去。一旦苏联建立起严密的控制，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只能设想如果机会允许，苏联会进一步向西边扩大控制，从而开始制订应对计划。从现在看来，斯大林不太可能认真考虑进一步向西方扩大势力范围。但用加迪斯的话来说，“如果历史学家因为历史的创造者们没有对还没发生的历史加以利用便去责难他们，那么这些历史学家就太过于傲慢了。噩梦当时看起来似乎总是真实的，虽然等到黎明的曙光降临时看起来有点可笑”。

一旦战线被确立，再想将其撤销，机会就似乎很小了，至少在欧洲是如此。其中最有名的战线确立于1952年3月，斯大林建议各国之间达成从德国撤军的协议；我们现在来看，斯大林的这一举动和当时的批评者对其看法差不多：当然，苏联表示自己愿意牺牲民主德国，但其目的是换来一个统一但“中立”（实际上还是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的德国。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一个处于分裂的德国的未来乃至欧洲的未来在“冷战”的形成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在韩国、马来西亚、古巴、越南、安哥拉发生的一系列冲突虽然血腥，但相比于在欧洲发生的最重要的较量，它们还是次要的，这样的状况至少要维持到1961年8月：围绕柏林问题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和对抗（1948—1949年，1953年，1958—1961年）随着柏林墙的修建而宣告结束。“冷战”双方的大国私下里都感到如释重负，无论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怎么说。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觉得奇怪，“二战”中的几个盟国在它们之前的敌国的土地上为了保护各自附属国的利益竟会费那么大的力气，相互之间几乎大打出手。但这便是“冷战”的特点（这一场“冷战”不是第一次）：那便是“交战”双方会将精力集中在对具有象征性事物的争夺上，德国悬而未决的状况象征着战后和解还没有完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统治者能够在许多年中对大国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与它们的实力或重要性完全不成正比。

II.

当时的欧洲没有回旋余地；苏联所依赖的常规地面部队远远优于北约，北约所依赖的机载核武器远优于苏联。由于这种僵局的存在，一些动向和误解有可能会在其他地方产生。最新的证据表明，杜鲁门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假设斯大林想要借朝鲜进攻韩国来转移西方列强的注意力和军事力量，或者以此作为在欧洲发动军事行动的前奏。他们想错了，但他们确实相信这一点；他们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加强北约的力量，另外计划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这些举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理性和谨慎的。

不幸的是，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的政策的特点是不把在欧洲以外发生的事件看作当地局势进展中的事件，而是当作欧洲局势的某种信号，或者干脆当成欧洲局势在这些地方的翻版；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3]在中东“屡屡失误”（加迪斯语）到在越南发生的灾难都是此类政策的结果。但美国的这种倾向来自这样一种认识，即无论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冷战”的中心在欧洲；必须防止“冷战”在欧洲变成热战，并且只有在欧洲才可能结束“冷战”。我们现在知道，苏联当时也差不多有同样的看法。斯大林勉强地支持了朝鲜进攻韩国的计划，他和他的继任者都对中国的行动表示严重怀疑。但最终，他们纵容了在朝鲜、越南和其他地方的冒险举动，可他们绝不会在德国或巴尔干地区批准类似的行动。

一直到苏联垮台以后，一些对历史所做的解释依然顽强存活，但是随着档案的开放，这些解释不再具有说服力。一厢情愿地寻找美国负有发动“冷战”的主要责任的“修正主义”现在注定是要失败的。当然，欧洲的分裂以及世界被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让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大受裨益，但这在1947年时还很不明朗。无论如何，是英国人［尤其是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而非美国人第一个在战后做出无妨暂时不去解决德国问题的结论。受罗斯福的传统影响的美国谈判者一直试图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直到耗费了很多时间以后才停止了这样的努力。还有另一种修正主义所运用的策略，即提出“冷战”和相关的军事冲突是很久以前就开始的社会和政治进程的结果。看起来好像有人需要对某件事情的发生负责，但是实际上不能将责任归到任何一方。用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的话说，“谁发动了朝鲜战争？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问”［12］。但这种立场并不成立。我们只从很普遍的意义上才会去说所有直接原因都有长期的决定因素。现在因为有了更好的信息，关于1947年在德国举行谈判的破裂、朝鲜战争爆发、在柏林发生的数次冲突以及其他事件，我们也许可以在苏联头上找找原因。

在学术圈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受人厌恶：情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间谍会严重影响事件的进程。有时人们会把那些寻找西方负有责任的证据、持修正主义观点的人跟这种观点联系在一起。鉴于西方国家和苏联情报界在对结果预测上的糟糕记录，这种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证明这种偏见并不正确。间谍在“冷战”时期（尤其在初期）非常重要，而且他们不仅在著名的窃取原子弹机密案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苏联安插在法国外交部和英国统治阶层中的情报人员多年间大量泄露情报，在巴黎的苏联使馆以及在柏林的苏联间谍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内幕信息。苏联的情报网络明显优于西方国家，因为它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在一些国家部署好了情报网络。苏联的弱点在于它的领导人不听或者不能理解情报人员试图告诉他们的信息（这是一个苏联长期存在的问题）；最恶劣的一次发生在1941年春，斯大林拒绝相信情报人员对他发出的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所有警告。正如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某个地方所说的，“我们有这样的对手真是幸运”［13］。

与此相反，许多西方的“冷战”分析人士虽然明白情报以及现实政治在那个时代的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可他们始终没有领会到的是：如果说苏联表现得像一个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大国，然而它毕竟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帝国，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帝国。新史料披露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其中一个便是：在苏联领导人考虑问题时意识形态所占据的位置，对此加迪斯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三个相互竞争的学说。第一个学派认为，应当把苏联的决策者的行为和思维想得与美国人大致一样：他们也需要给国内的利益集团好处，他们要计算本国在经济或军事上的优势；他们追求的目标与其在西方国家的对手所追求的很相似，虽然相互间存在竞争关系。他们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无足轻重的。

第二个学派坚持认为苏联的决策者们继承了沙皇的传统：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应当视他们所使用的意识形态语言具有偶然性，不用太重视，在处理它们时不需要过多考虑。第三个学派认为，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的领导人在描述这个世界时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他们所理解的语言；因此，要了解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他们受意识形态影响下所做的各种预设。

第一个学派支配了美国的“苏联学研究”很多年，一直以来它都可悲地没有能够理解苏联这个政治体制，如今它和苏联一起不复存在了。第二个学派显然可以成立，乔治·凯南是该学派最老练的代言人。即使我们知道一点共产主义，但只要我们对俄罗斯的历史有充分的了解，我们仍然可以参照“传统的”外交标准大致理解1939—1990年之间苏联的外交政策。此外，只要曾经与上一代的东欧共产党“干部”打过交道，就绝对不会认为这些人是受更高理想驱动或是为了保持共产主义理论的一致性而去做事。然而，现在看来已经很清楚了，在“冷战”时期，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领导人在考虑问题时，意识形态的确有一定作用。这点对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来说也是一样，他们对世界的预设塑造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苏联领导人的预设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到了斯大林去世的时候，这些预设的内容也就不过是粗糙的经济决定论再加上对国际范围阶级斗争最终胜利的期望。

这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一个事例，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听说了杜鲁门主义之后，他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第一次会议所做的报告中表示这是英美之间存在裂痕的证据，而且这样的证据越来越多，因为美国“将英国从其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势力范围排挤了出去”。1946年克里姆林宫的内部备忘录完全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描述杜鲁门，称他代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驻柏林的情报官员将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举动和讨论（他们对此倒很是灵通）分析为他们之间“经济关系紧张”的结果。

就这样，苏联一次又一次将西方国家的行为简单地假设为纯粹为了经济动机和利益而行事。从莫洛托夫到最低级的情报人员或共产党干部是否真的相信他们所说的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他们彼此之间说的和对外部世界说的任何事情都是用这种死板、含混不清的语言来表述。即使戈尔巴乔夫（或者说，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是三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的产物）也经常用这样的语言思考和说话，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产生的结果时真的吃了一惊。

约翰·加迪斯正确地批评了西方的“现实主义”研究者的一个缺陷，他认为这些研究者没有理解到：并非只有客观的或可测量的利益才会让人去做出某种行为，人所想的、所相信的东西也会有这样的效果。但是，他又进了一步写道：是“老人用力过度的行为模式”（他指的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让“冷战”从其发源地欧洲蔓延到亚洲以及一些最不可能的地方（比如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安哥拉，特别是古巴）。这些人到了晚年时在异国他乡重新找到了自己青年时期的革命浪漫情怀，这时他们似乎不再是衰老的共产党干部，而是又一次变成了革命的布尔什维克。这样写似乎想象力过于丰富了，不过确实也是多余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意下面这样的说法：除非我们认真对待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观点，同时承认莫洛托夫所说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机会出现，他们会去做能够促进自己政治利益的事情，否则我们完全没法理解苏联的历史（因而也就不能理解“冷战”的历史）？当然，他们也会用革命的理由来为苏联干预外国事务正名；另外，我们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知道，古巴人的热情真的打动了赫鲁晓夫。但是，作为人类行为的动机而言，人的兴趣、信念、情感之间本来就不是互不相容的。

加迪斯强调苏联领导人身上存在着“老年人”的谬见，这将我们带回了我的出发点。从美国的角度来看，1947年战时同盟国联盟的崩溃宣告了“冷战”的开始（直到最近，大多数有关“冷战”的历史著作必定是从美国——尤其是美国的角度来写的）。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曾经指出，在1946—1947年大约18个月的时间里，华府的政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美国的国家政策和舆论从那以后变得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14］但是，加迪斯希望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冷战”，他让我们不要将“冷战”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一起不幸的国际事故，而是将其看作这场战争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尤其是斯大林渴望吞并苏联军队所占领的新领地所致的结果）。但是，为什么不更进一步去看呢？毕竟，在当时的人看来，1945年的欧洲不只开启了一个未知的未来，它也延续了那个令人记忆犹新的真实的过去。

从欧洲政治家的角度看（大多数高层领导人可以凭借个人的回忆和亲身参与的经验来看这些年），1900—1945年的欧洲面临着四个难题，而且这四个难题相互之间又存在关联（它们是欧洲所面临的难题，因而也就是全球所面临的难题）。这四个难题分别是：如何恢复1871年之后由普鲁士主导的德国崛起所打乱的国际均势；俄国革命在国际范围内造成了影响，如何平稳地让俄罗斯重新回归国际社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了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如何拯救国际经济并让经济重新恢复到1914年之前的稳定和增长水平；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经济和政治方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英国国力渐渐衰落，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随之减小，如何去填补这个变化带来的空缺。

从1944—1947年间，人们对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辩论，而不论哪种方案，人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理所当然地将它们与过去联系在一起。如果法国能仿效1894年的俄法同盟关系与苏联结盟，那么这将会是法国很大的成功，然而法国没有什么可以给苏联人的东西。［15］许多联邦德国人，特别是阿登纳，完全不反对放弃东部的普鲁士（这些信仰天主教的莱茵兰人反正非常不喜欢普鲁士，而且普鲁士让他们感到非常恐惧）以此来换取与他们在历史上熟悉的土地更紧密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西欧地区单个的民族国家，法国社会党领袖莱昂·布鲁姆和丘吉尔很有前瞻性，他们都对西欧国家组成一个共同体抱有热情，他们希望这个共同体可以弥补西欧各国在战争中间所遭受的损失。斯大林的举动让人想到俄罗斯帝国——扩充领土是其悠久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事情，另外他也吸取了近期的经验教训，他对德国的弱点加以利用，以此来确保苏联帝国能够拥有西部腹地（如同之前的俄国统治者利用18世纪的波兰那样）。

1945年的环境给推行这些熟悉的策略造成了以下几个困难：第一，德国与俄罗斯之间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国家；第二，苏联政权本身具有的显著特征；第三，德国西部没有了可以与之形成对抗之势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问题都不存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罗马尼亚的大部分国土在1914年还在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以及俄罗斯帝国境内。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这些国家的独立地位得到了确立，可如果缺少西欧国家的意志和力量，它们的独立地位无法维持；1938年时的西欧国家没能表现出它们的意志和力量（希特勒证实了这点），而到了1945年，刚刚经历过战争的西欧国家压根儿就没有了意志和力量（这次由斯大林证实）。但是因为这些中东欧国家曾经获得过独立，这才让苏联对它们的占领尤其令人厌恶。与此同时，对于被战争削弱的西欧国家而言，比较起过去俄国沙皇在中欧或东南欧的意图，共产党政权的性质让苏联的野心的威胁更大。英国的经济当时处于衰竭状态，法国在国际政治上不再有影响力，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只能说服美国来取代自己的位置，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冷战”其实不是问题，而是解决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它持续的时间那么长。让美国介入欧洲事务是为了防止发生进一步的变化，西欧因此获得了进行重建所需要的稳定和保护。讽刺的是，美国的表现就如同沙皇俄国在1815年拿破仑战败之后的20年中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成为欧洲大陆的警察，保证不受控制的革命力量不会进一步破坏现状。苏联可以在它的势力范围内进行独裁管治，西方国家承诺不对中东欧进行干涉，苏联则承诺不会再向西扩大势力范围——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实际上对这个安排感到相当满意。［16］这个结果自然让几百万波兰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高兴不起来；但因为同盟国的大多数决策者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当作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在解决方案中没有占据重要地位也就根本不奇怪了。

“冷战”因此在欧洲和全球的历史中占据了很长的时间。以下两个原因让事情变得复杂。首先，在欧洲发生的结盟以及分裂与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去殖民化的政治交织在一起，这给有关各方带来了有严重误导作用的后果。一种奇特的“贸易”在1956—1974年间发展了起来：西欧和美国将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出口到发展中国家，把资本主义的西方作为这些国家模仿的榜样并敦促它们接受自己的习俗和惯例；西欧和美国换来的是一些革命神话及原型，这些革命神话和原型的目的是挑战西方国家的平淡以及相对的繁荣。苏联进行了类似的交易。它也出口了19世纪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社会主义，它得到的是新的渴望成为革命者的人虚假的忠诚，他们的活动在短时间里让已经黯淡无光的布尔什维克遗产过往的信誉恢复了一些。

第二个原因是核武器的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核武器的存在给决策过程带来了混乱并因而带来风险。苏联在军备竞赛中几乎总是远远落后（虽然波将金公爵的后继者们运用纯熟的技术将这一事实在美国面前隐藏了许多年）；但苏联在这方面的缺陷只会让其领导人出于补偿的目的而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同时，美国的决策者花了很多年（也花了大笔的钱）才理解核武器作为治国的手段并无用处，而杜鲁门似乎一开始就本能地理解了这点。核武器毕竟不是长枪短矛，你只能备而不用。然而，作为一种威慑力量的核武器有它的用途，但这也只有在当你和你的对手都确信你最终可能会使用核武器时才有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总会觉得这场“冷战”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制造巨大的恐怖，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或这场“冷战”大多数参与者的意图，人们的这种预想就显得太严重了。

由于这两种新的因素存在，“冷战”的性质似乎发生了改变，它变得与此前发生的事件都极为不同。“冷战”结束的时候，苏联解体，有些人因而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自1990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情况不完全如此。世界自1950年以来肯定已经完全改变：马和煤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它们所象征的社会性格和工作形式也没有了。伟大的改革工程没有了，至少暂时如此。但是，现在我们赢得了“冷战”，我们能够比以前更好地看到这场“冷战”要去处理（或遮蔽）的一些困境现在仍然伴随着我们。我们从最近的历史可以知道，我们需要的解决方案依然遥不可及。

这篇文章是为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著《我们现在所知的：重新思考“冷战”史》（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和由朱利亚诺·普洛卡奇所编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48、1949三次会议纪要》两本书所写的书评，本文最早发表在1997年10月的《纽约书评》上。

[1]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格鲁吉亚人，苏共高级领导人，长期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首脑，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译者注

[2] 参见：Giuliano Procacci, ed.,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1947/1948/1949（Milan: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1994）。

[3]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年2月25日—1959年5月24日），美国共和党籍政治人物，于1953年至1959年出任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第5章

自由与弗里多尼亚国

I.

东欧是一个复杂的地方。从莎士比亚（“我在伊利里亚应该做什么？”[1]）到内维尔·张伯伦，不同时代的西方评论者认为东欧地处遥远，难以理解，令人困扰。直到最近，很少有人去过东欧，很少有人学过那里的语言，或去理解那里的土地、过去或者文化。一直到1918年，外面的人看不到东欧内部各地的情况（不同地方的情况大相径庭），在国际事务中也听不到东欧的声音——除非是在以“东方问题”命名的外交对话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个不稳定的世界中，德国和苏联中间那些脆弱的小国仅仅是又一个不稳定因素。希特勒战败后，整个东欧地区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一部分：迟至20世纪80年代，牛津大学的学生在政治学课程中只能在“苏联和东欧政治”这样的标题下面研究东欧，即便如此，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也还是关于苏联的。

这样一来，不仅是东欧复杂，且东欧人也对此有一种情结，他们责备西方人：你们不理解我们，你们的学者忽略了我们，你们的领导人好不容易屈尊把我们当一回事了，可之后又把我们抛弃了（在雅尔塔、慕尼黑、萨拉热窝……）。除了历史上的这些伤害，你们还在地理上侮辱我们，你们竟好意思称我们为“东欧”，分明是你们地处边缘地带，我们才是欧洲的中心（或者说，一直到你把我们丢给苏联人以前我们都是欧洲的中心）。我们可以用你们的语言说话、阅读，我们读你们的诗、剧本和小说。可你们知道我们什么？

波兰人认为华沙是“欧洲的心脏”。捷克人认为在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西边的布拉格能够更好地展现欧洲高雅的巴洛克文化，它比意大利或法国的任何城市都要合适。匈牙利人确信布达佩斯至少和维也纳一样有资格作为复兴的中欧的首都（实际上布达佩斯更有资格）。近年来许多人都提出这样的看法：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萨拉热窝和贝尔格莱德在本质和精髓上都是非常“欧洲”的城市，这样说的原因是它们守卫在边境上，欧洲文明正是在这里和从东方或南方来的蛮族相遇，也是在这里将他们击退。

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知道欧洲意味着什么，因为长久以来他们的“欧洲性”一直受到威胁。因为他们的牺牲，因为他们承受了许多痛苦，所以欧洲，你们的欧洲才可能生存和繁荣发展。你们为什么不听？为什么不看？东欧人发出了挑战，最近几年新一代的西方学者和记者接过了挑战。西方对东欧的兴趣增长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它令人瞩目的发展和变化，从布拉格之春到团结工会，再到《七七宪章》、1989年革命，再到第三次巴尔干战争。这里的当代史简直太具有戏剧性，不容人忽视。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学术界的口味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们之前研究国家、民族和阶级。但一段时间以来，人类学，尤其是历史学学科内的风气发生了转变，我们不再去研究事情本身，而是去研究事情是怎样被表现的——怎样被事情的主要参与者表现，以及被研究这些主要参与者的人们所表现。我们不再去研究民族主义，而是去研究“想象的共同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影响。1983年由霍布斯鲍姆和兰格（Terence Ranger）编辑的文集《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出版。这本文集的影响很大，从此以后，研究流行文化和政治奇观的历史学家不再去思考传统，而是开始思考“传统的发明”。

东欧（或者说“中欧”）便是这种观念现成的、天赐的操练场。毕竟，东欧的许多国家要么直到最近都还不存在，要么就是在早些时候被一些大国灭国之后又在现代重新建立起来。从西方的角度看来（虽然当地人并不一定这么看），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都是被“发明”的民族，这还只举了最有名的几个。波兰、塞尔维亚、乌克兰、波罗的海诸国，甚至包括希腊这样的国家都是由一些曾经淹没在其他民族往事中的土地和人民所构造、再造的国家，无论它们在遥远过去的那些或真实或想象的辉煌是怎样的。总之，东欧既在场也不在场，既真实也虚幻。它在场还是不在场、真实还是虚幻取决于你的观点和你所在的地方。

无论是安德森、霍布斯鲍姆还是兰格都没有太重视东欧，但他们的方法（或者至少是他们的书名）却激发研究者们写出越来越多的作品，他们在这些作品中讲述西方怎样“想象”“发明”或“再现/误现”（从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文学批评中借来的词汇）其“东欧的他者”。这些作品中的最优秀者有比如拉里·沃尔夫（Larry Wolff）于1994年出版的《发明东欧》（Inventing Eastern Europe），它们给西方思想史带来了富有启发性的贡献，对人们之前不熟悉的领域进行了探索，我们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一些西欧作家是怎样在自己的写作中造成了对东欧文明形态的固化，从而让东欧处于道义以及空间的边缘地位。

但建构论的方法有它的危害。论者想要去叙述“西方世界过去、现在都没有正视东欧”这样一件事，但是他们又使用了“发明”“想象”“表现”以及“他者”这样的词汇，这种学术上过度理论化的猜疑反而会让他们想要叙述的事情被遮蔽。论者们又在其中加入了“东方主义”：指责西方作家运用屈尊的、疏离的写作方法来浪漫化东欧或东南欧，如此便可以更好地对这些地方施加控制。我们将会因此再次丢失东欧，而这次则是丢失在人们出于善意、补偿目的而制造出来的过度细微之中。

II.

韦斯娜·戈兹沃西（Vesna Goldsworthy）的书《发明卢里塔尼亚[2]：想象帝国主义》（Inventing Ruritania: The Imperialism of the Imagination）便对这个令人遗憾的结果做了很有启发性的说明。她无疑选择了一个很值得称道的话题。从拜伦到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英国作家里，他们在去往东欧的游历中创作了组诗、道德故事、游记、冒险故事、哥特风格的疑案小说、浪漫喜剧和喜歌剧。正如赫克托·休·芒罗（H. H. Munro）（“萨基”）所说，这个地区“既亲切又古怪”：它的地理位置足够遥远且未受西方文明污染，可以作为浪漫的幻想故事和史诗般梦想的背景，另外，这里也让西方人感觉熟悉，他们可以把这里和自己的文明世界放在一起（挨在这个文明世界旁边令东欧感到尴尬）。

首先是拜伦和雪莱的希腊；然后是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德古拉》（Dracula, 1897）中鲜为人知的半日耳曼、半东方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再到安东尼·霍普的《曾达的囚徒》和《卡拉福尼亚的索菲》，虽然这两本书中的地理位置不太精确，但人们仍然可以在书中辨认出那些中欧的小国。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三十九级台阶》（The Thirty-Nine Steps, 1915）和萨基写的巴尔干故事之后，是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斯坦布尔列车》（Stamboul Train,1932），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1934）以及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的《黑羊与灰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1941），一代人之后，奥利维亚·曼宁（Olivia Manning）写出了《巴尔干三部曲》（Balkan Trilogy, 1960—1965）。

另外，同一时期还有以下作品：约瑟夫·谢里登·乐·伐驽（Joseph Sheridan Le Fanu）的《卡密拉》（Carmilla, 1871），该书以叙利亚为背景；萧伯纳的《武器和人类》（Arms and the Man, 1894），该书的背景设在保加利亚；伊迪丝·达勒姆（Edith Durham）的《巴尔干的重负》（The Burden of the Balkans, 1905）和《阿尔巴尼亚高地》（High Albania, 1909）；多萝西娅·杰拉德（Dorothea Gerard）的《炙热的皇冠》（The Red-Hot Crown, 1909），故事背景设在塞尔维亚；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 1957），故事背景设在南斯拉夫。另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作品。

这里有很丰富的文学矿藏有待开采，戈兹沃西在直接处理文本时有十分不俗的批评视角。因此，她注意到火车的重要性，在众多此类小说和游记中，小说里的主人公或者游记的写作者都是在一些边境城市或车站与西方世界告别，或者通过描写旅客（通常是英国旅客）在密闭的火车中被卷入一场阴谋来展开故事情节，她称之为：“封闭在火车中的西方世界”在巴尔干半岛穿行。

她也抓住了这些故事里奇特的矛盾之处。故事里的人可能会觉得东欧（通常是巴尔干）怪诞、不守规矩，但他们到最后又几乎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这些曾经居于中心的“卢里塔尼亚人”和古怪的英国人不知怎么的找到了共同点。英国的男人或女人最终爱上了一位公主或者王子，然后意外地登上了“卢里塔尼亚”的王位，或者甚至是和某个与他们纠缠在一起的普通人相爱。的确，在许多如《曾达的囚徒》、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这样的故事里，书中的主人公都对回不回英格兰这个问题感到很矛盾。在戈兹沃西看来，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当地人中表现自己在性格、道德上的天然优势，可等他们回了家便会消失在郊区的人群里，没人知道他们是谁。她说的有道理。

然而，戈兹沃西的书里主要论述的作品讲述的多是拜伦式的故事，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在希腊，在特兰西瓦尼亚，在卢里塔尼亚，英国冒险家们能够让那里的世界恢复正常，并且可以行使他们（当然还有她们）在自己的国家被剥夺的在道德和政治上的主动权。从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再到乔治·奥威尔的英文信函中，有一个方面经常被人忘记，那就是在他们的信件里一直有着一种对一个已经失落的世界——那个更简单的、无忧无虑时代的英格兰农村——的浪漫怀旧之情。这种对“卢里塔尼亚”的向往（另外戈兹沃西指出，一些小说中甚至还有对卢里塔尼亚中的卢里塔尼亚的描写：深山中生活着一些善良、忠实的农民，他们既不愤世嫉俗，也没有受到宫廷和都市中人那种两面三刀做派的影响）表明她所描述的许多冒险文学作品其实更多的是在写英格兰，只不过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这本书的问题在哪儿呢？首先，戈兹沃西在研究方法上有倾向性。在这本书里，一切都是被想象、被代表、被建造以及被东方化的。如果她只是把文学创作或旅客的观察与本地经验一起列举出来，以此来对比两边的差异，然后指出英语作家怎样给这里伪造了一个持久且歪曲的形象的，那么这仅仅是有些烦人而已。但在戈兹沃西“社会建构”的世界里，对现实情况进行检验这一步是没有的。现实融入了文化。诸如“真实”“纪录片”或者“客观”这些词汇在戈兹沃西的书中出现的地方几乎总是打着引号，这些词汇因此受到了本体论上的挑战。因而，我们在书中读到的是：“真正”的巴尔干、“客观”的描述和“纪录片”式的写作。甚至巴尔干这个词也加上了引号，变成了“巴尔干”，作者希望警告读者不要尝试将任何讲述或者文学形象与一些具体的环境或地方做比照。

建构主义加讽刺让其他人不能指责戈兹沃西自己误读了巴尔干或东欧的现实。有时巴尔干地区（the Balkans）存在，比如当她指出德古拉或曾达是有关中欧的神话，不要把这些地方与更靠南方的一些地方混淆；但巴尔干地区大多数时候只是被发明出来的。Balkans这个词的动词和形容词形式[3]具有贬义，戈兹沃西因此拒绝承认巴尔干地区与几乎整个巴尔干半岛之间存在任何联系。简单地说，巴尔干地区不等于“巴尔干半岛”（Balkan）。我们只和有关它的图像、战略、偏见、表现和幻想打交道。除此以外，它并不存在。

戈兹沃西试图讲述的是外国文学盗用了属于这片土地的资源，但是在她的叙述中不但没有实际地方的“阿基米德点”（the Archimedeanpoint），戈兹沃西自己也是不在场的。英语文学为了自身利益利用了这块土地，她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沮丧，甚至暗示了她的愤怒之情。但是，她一直没有告诉我们英国作家是盗取并且滥用了现有的资源呢，还是无中生有地去发明。布拉姆·斯托克对特兰西瓦尼亚的描写准确吗？安东尼·霍普笔下的曾达忠实于事实吗？当然不——戈兹沃西言下之意似乎这样认为。她会认为这个问题不但愚蠢，而且也不合适。福斯特于1930年作为英国公使馆的嘉宾来到布加勒斯特，戈兹沃西称他“与‘真正的巴尔干’有过领教……”，然而，福斯特的经历虽然比德古拉的城堡要逼真，但（就戈兹沃西看来）并不会就因此更真实。

因此，在这里，一个非常后现代主义的结论便很适用了：没有“中欧”，没有“巴尔干”；有的只是虚构（虽然这种虚构所产生出的画面会被人们当成事实，但是它至少没有假装是真实的）或者“现实”，但这种“现实”其实乃是一系列幻想，最好把它们当作虚构。然而，这样一来，戈兹沃西的主题会受到损害。这本书当然是关于英国作家如何“接收”并改造东欧这个已知世界里独特且重要的一部分的，可是又必须要将现实引入进来。因此她做了一个让步：“有多少讲述者，就有多少种有关巴尔干的‘真相’，我们与其谈论真相，不如谈论人们对真相不断变化的认识，那样会更有效。”但是，这种让步并不能给她带来多大帮助。因为这种说法只能解释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把丽贝卡·韦斯特跟劳伦斯·达雷尔对比，或将他们二人中的任何一位的作品与某种“中性”的描述对比；然而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将丽贝卡·韦斯特的作品与她所写的地方对比。另外它当然也没有告诉我们戈兹沃西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从她这本书的副标题“想象帝国主义”获得一点线索。她这样写道：“本书旨在探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是如何利用巴尔干地区的资源为其文学和娱乐等行业提供材料的。”在戈兹沃西看来，当今世界透过英国人的眼睛来看巴尔干地区，这是因为“面对西方‘想象力产业’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巴尔干本地的‘想象力’产品无力与之竞争，就如当印度的市场完全被英国的产品充斥时，印度本国的棉纺织业无力与英国竞争一样”。情况没有变化：“英国人创作的有关巴尔干的‘著名作品’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它们不断地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对巴尔干的认识造成负面的影响，这就如同英国的灌溉方法给旁遮普邦的肥沃土地造成了盐渍化一样。”

戈兹沃西按照这样的思路写出来的内容还有很多，她在这里为了表达的便利很不恰当地将文化研究与晚期马克思主义混合在了一起。可怜的劳伦斯·达雷尔因为“故意用一种‘仿古的’形式”写巴尔干而被责难，“他对可能有的经济利益心里十分清楚”，从而揭示了“这一类想象力殖民具有盈利能力，文学的‘巴尔干’被这种殖民继续残酷地剥削”。戈兹沃西甚至敢于给出一种新列宁主义的解释，虽然她胆怯地与自己这种表述所透露出来的愚蠢保持了距离。

在平息大众想象的要求方面，娱乐行业的帝国主义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人们更熟悉的经济帝国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可以说，这种娱乐行业的帝国主义提供了一种“人民的鸦片”，在这种精神“鸦片”里，人们看到的是其他民族处于从属地位，阶级斗争的发生从而延迟了。

无论这个愚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是谁，他或她至少会注意到，萧伯纳在《武器和人类》里针对保加利亚人开的是关于阶级的玩笑，并不是关于种族的玩笑；同样的，大卫·福特曼（David Footman）在他的《彭伯顿》（Pemberton）中所写的针对一个巴尔干地区的舞厅中的本地人讥诮的旁白也是如此。将故事背景设在巴尔干可以把非常有英国味的偏见或者俏皮话隐藏起来。

当文化研究稀释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各方都是输家，问题不止于此，问题还在于戈兹沃西完全没有任何幽默感，她对荒诞之事也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她很肯定她在书中提到的这些英国作家在他们笔下的巴尔干的人物和环境面前都摆出高人一等的派头，她很肯定他们在嘲笑“东方人”的怪癖，就是因为她的肯定态度让她错过了最佳材料。如果好莱坞制作的《曾达的囚徒》（1937）代表了无情的资本主义剥削所达到的极致，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鸭羹》（Duck Soup, 1933）[4]？

戈兹沃西在她的书里没有提到马克斯兄弟，但在西方流行文化中，说起对有关巴尔干刻板印象的“利用”，他们的电影乃是迄今为止最有名的，尤其是现在德古拉这个电影形象与他在多瑙河的故乡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了。可以肯定的是，《鸭羹》将文学和电影上的刻板印象发挥到了近乎无情的效果，但其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大反转。当我们嘲笑弗里尼亚国时，我们不是在嘲讽塞尔维亚或罗马尼亚；我们是在把电影行业的陈词滥调拿来进行嘲笑。在达雷尔针对巴尔干早期的各种尔虞我诈所写的滑稽模仿作品里面也有与《鸭羹》相同性质的借外面的事情讽刺本国的事情，但戈兹沃西不会告诉你这些。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的《兑换率》（Rates of Exchange, 1983）依赖的是比如《第三人》（The Third Man）这样的早期作品中的“借外讽内”。《兑换率》讲的是一个不幸的英语讲师的故事，故事发生在齐塞奥斯库政权晚期的布加勒斯特。它读来不仅仅是好笑而已，作者在其中描述了当时的事件，其准确的程度令人感到痛苦。

如果戈兹沃西不能欣赏许多英国作家所写的关于“巴尔干”的作品中的戏仿、拼贴、自嘲，那么这不只是因为她缺乏欣赏能力，也是因为准确和模仿似乎都让她相当不舒服。她不喜欢英国人（或西欧人）对希腊在巴尔干危机中的失信行为所做的批评（“摆着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是将希腊人‘巴尔干化’的典型做法），她将这归因为偏见和殖民心态。戈兹沃西的确也承认，在她所讨论的一些小说中，20世纪早年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政治动荡的历史得到了相当公正以及善意的体现（现实与小说的主要区别是，在卢里塔尼亚的结局更快乐，残酷也要少一些），但对于这些小说里对现实近乎真实的反映她只是一笔带过。

事实是，戈兹沃西对她讨论的材料有一种愤恨之情。很简单，外国人在这里不受欢迎，他们不应该到这里来打扰。她在书中用斜体引用了伊迪丝·达勒姆的《阿尔巴尼亚高地》中的一句话：“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厌倦了‘外人’对巴尔干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外人忽视巴尔干地区时，他们在嘲笑和贬低这里。他们若出于文学目的利用这里的资源则是为了自利，而且会给巴尔干地区带来伤害。

即使外国人不辞辛苦地去了解这块土地，甚至出于同情而进行干预，那也是不行的。戈兹沃西写道，近年来，“这片地区就像是一块空白的画布，欧洲政治的无意识禁忌和隐藏的焦虑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在了这块画布上。”她在书的最后部分批判了“基于媒体之上的良心产业”，她认为这种良心产业“在国内外制造了无数新的‘他者’以满足人们对参与的无尽欲望”。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她说的“他者”是塞尔维亚人。然而因为丽贝卡·韦斯特亲塞尔维亚，戈兹沃西很明显对她表现出同情，丽贝卡·韦斯特是书中唯一一位受到优待的英国作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戈兹沃西的视角是多么褊狭，而且她也完全无力抵抗这种褊狭的视角对自己写作的影响。

III.

将视线从巴尔干地区转到中欧让人有一种解脱之感。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中欧在其历史中所遭受的委屈以及让中欧的人们无法忘怀的过往都是可以和巴尔干地区相提并论的。毕竟，希特勒来自中欧，他对德国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冲突有一种偏执的、挥之不去的念头，这种念头显然根植于当波希米亚仍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历史之中。[5]波兰人或捷克人在本民族最阴沉的历史时期会挣扎于阴郁、怀疑的讽刺和悲伤、自怜的感伤情愫之间。生活在巴尔干地区的人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处境。如果要去“发明”波希米亚，或对人们所知甚少的中欧书写一部补偿性质的历史书，那么这本书一定会是一本悲伤的书。

但德里克·萨耶尔（Derek Sayer）的《波希米亚的海岸》（The Coasts of Bohemia: A Czech History）不是一本悲伤的书。这是一本有关捷克人的艺术、文学和政治的雄心勃勃的书，作者的笔触优美，富有同情心。他在书中集中讲述了组成捷克的三个地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历史，但最主要的部分是在写波希米亚，特别是布拉格，书的时间跨度从19世纪的民族觉醒到捷共统治下几十年的衰落期，萨耶尔在捷克几个世纪里的宗教、神话和历史之间沉稳、优雅地来回穿梭，他热情、投入，却不受那些常见的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民族幻觉蛊惑。对于几百年间来自国外的伤害或忽视，他几乎从不会矫枉过正。也许萨耶尔的书里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书中的材料过于丰富，所以他偶尔会在书里列举各种人名和艺术作品的清单，连续数页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例子，有时读起来像是百科全书，甚至让人觉得有些混乱。

萨耶尔在他书的开头流露出了一点要防御的意思，他提醒读者捷克在历史上一直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他坚持认为，波希米亚不属于东欧，它甚至不是特别的“放荡不羁”[6]。如果波希米亚的发展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也可以像西方一样，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再说，历史上它也几度就像西方一样。“我们”只有在它的危机与历史的主流交汇时才会考虑到它，比如1620年的白山战役（Battle of White Mountain，该战役发生于“三十年战争”早期，许多新教徒在波希米亚的庄园被反宗教改革的军队毁坏），1938年（《慕尼黑协定》），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及1989年（天鹅绒革命）。除此以外，波希米亚是不在西方意识之中的。

萨耶尔认为，波希米亚应有的地位不仅在其自身的历史而且也在西方人的历史中被剥夺。有多少西方人知道捷克在语言学或者现代艺术上取得的成就？萨耶尔抱怨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曾经举办过一个名为‘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其遗产’的‘全面’回顾展，展览图录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然而无论在其文本部分或是其非常详细的年表或者索引中都没有任何有关布拉格或捷克斯洛伐克超现实主义团体（the Czechoslovak Surrealist Group）的内容。”他没有说错，另外他没有对此大做文章，因而他的观点能够很好被人接受。1948年后，在欧洲的版图被重新划分之前，像卡雷尔·泰格（Karel Teige）这样的捷克前卫艺术家在西方确实更为人所知道以及理解——尽管在《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前，创作了以波希米亚的史诗为主题的画作［《斯拉夫史诗》（The Slav Epic）］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邮票插画的伟大民族画家阿尔丰斯·慕夏（Alfons Mucha），当时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世纪末”巴黎装饰派艺术海报设计师（他的名字被人拼写为Alphonse Mucha），且现在仍然如此。

等到萨耶尔找到自己的节奏感以后，他的书读起来让人感到十分惬意，他照例将现代捷克艺术、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和英国历任首相的狭隘、无知做对照，对被战争、占领、外国的无视扼杀的世界主义（彼时在捷克正处于最盛时期）致以了必要的敬意。本书所用的原始资料几乎都是捷克语的：百科全书、回忆录、古文物研究者所写的手记、传记、展览和博物馆目录、旅游指南以及很多其他的材料，包括捷克前一代人的历史研究，这本书本身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形式的补偿性学术研究。但萨耶尔在书里对这些材料的利用可称为典范，唯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这个例外是：根据萨耶尔在书中的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时间里，匈牙利曾对斯洛伐克的学校和说斯洛伐克语进行过打压。他所用的数据和材料几乎全部来自捷克。但事情从匈牙利的角度看则相当不同。另外，萨耶尔在书里的其他地方也承认，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中，没有人清楚所谓“斯洛伐克”语指的是什么语言，“斯洛伐克”农民指的又是什么人。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说斯拉夫语的匈牙利农民，并且这样的说法也同样成立。他们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什么人在使用什么样的数据以及为什么用。

萨耶尔在描写细节和列举实例时从来不知疲倦，他对该地区精神财富所做的描述和分类胜在广度，而非质量（从波希米亚民族觉醒到60年代初）——萨耶尔在书中不辞辛苦地列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作曲家、画家、诗人的名字，他没有对他们做事无巨细的介绍。如果国家确实是构建出来的或是想象的产物，那么“捷克性”的诞生便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它可以说明这种构建或想象可以在非常广阔的范围进行：从广告牌到书籍插图，从图片画廊到体育俱乐部，再从公园到政治舞台。

捷克的情况由于许多原因显得十分有趣（毕竟其他地方也有着与捷克相似的经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种捷克的身份感（“捷克性”）早在扬·胡斯（Jan Hus）发起宗教改革（比马丁·路德早一个世纪，远远早于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之时便已经存在了。扬·胡斯于1415年被罗马天主教会以异端的罪名处以火刑，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以内，布拉格和波希米亚依然是文学和宗教的堡垒；1620年，它们被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的军队攻破，波希米亚王国的统治阶级受到惩罚，他们或被流放或被处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群讲德语的随军人员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政治精英。在之后的200年中，捷克语（以及遗留下来的独特的捷克身份）被驱赶到乡下，虽然它继续存在了下来，但只限于口语形式。

到了维多利亚中期，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人口仍然由讲德语的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以及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以斯拉夫语为母语的农民组成。这些农民与世隔绝，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然而，到了1910年，由于民族觉醒的倡导者和工匠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再加上工业化的快速进行，许多讲捷克语的村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城镇，布拉格和其他多数大城镇都以说捷克语为主（尽管德语仍然是“有教养阶层”的语言）。1918年捷克宣布脱离奥地利独立，捷克人将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民族，这个新的民族的界定方式是：只有他们会说的语言以及随着这门语言所形成的文化身份。

对于语言、身份以及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民族神话（另外还有伪造历史创造和维持这些民族神话）以及身份和认同感在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用途，萨耶尔要说的话很多。即使是他书中最被推崇和被神圣化程度最高的主要人物托马什·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萨耶尔也不抱任何幻想。这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任总统撰写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名为“捷克问题”（The Czech Question）的著作。这是一本教导性质的书。出于政治上的权宜考虑，托马什·马萨里克在该书中很机会主义地利用了宗教偏见和民族神话，以此宣称捷克的民族认同其来有自；对此萨耶尔也毫不避讳。对于阿尔丰斯·慕夏的《斯拉夫史诗》（这是一组以中世纪时捷克的神话到现代捷克历史为素材的巨型油画，全部画作于1928年完成），他写道：“从一个层面来看，阿尔丰斯·慕夏对宗教图案的滥用证明宗教当时已经变得非常世俗化，但是这组作品同样见证了国家和民族上升到了神圣的地步。”

萨耶尔对最敏感议题的处理方式令人印象尤其深刻，这又是一个东欧国家共同拥有但带有鲜明捷克特色的主题。尽管按照当时中、东欧地区的主流标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自由、法治和平等的社会，然而它还远远不够完善。1918年后，捷克人在总人口中仅占一半，其余还有斯洛伐克人、德国人、犹太人、匈牙利人以及次喀尔巴阡山脉的鲁塞尼亚人（现在那里是乌克兰西部的一部分）。萨耶尔谈及捷克在独立前从各种艺术主题到街名都会强调“捷克性”：“当然，这个当时新近被国有化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文化表征，体制将其强加在人口的现实情况之上，这个现实就是捷克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但民族神话、古迹、博物馆、学校课程等首先都会强调“捷克性”，强调20世纪捷克民族复兴以及捷克在诗歌、音乐、语言等方面的辉煌。在讨论到1918年之后的捷克人将19世纪的文化史用于民族主义和反对德国的政治目的时，萨耶尔写道：“国家博物馆、斯特恩贝克宫的画廊、波希米亚皇家学会以及其他机构并不是捷克民族复兴在早期的体现。它们中很多后来才被用来为‘民族复兴工程’服务，有关它们的建立过程后来也被‘盗用’进了捷克民族发展史。”

独立后的捷克在整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面前呈现的形象相当狭隘——而且，它被标榜为自由和世界主义的国家，这会对人产生误导作用。鲁塞尼亚人和匈牙利人被忽略了。大多数斯洛伐克人仍然是最多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农民，他们则受到蔑视。犹太人没有受到歧视，但他们因为说德语，也因为他们的犹太人身份而需要面对潜在的反犹主义情绪。德国人只有在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北部和南部的“苏台德”地区在人口上占多数，他们历来遭人憎恨，在政治上也被轻视。慕尼黑协议签订以后，捷克土崩瓦解，匈牙利和波兰各抢占一个小角，斯洛伐克宣布独立，德国人拿走了剩下的土地，只有捷克人感到悲伤（还有犹太人，他们后来认同了捷克共和国，不过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萨耶尔没有忍住，表现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怀旧情绪。它就像德国魏玛，在政治变得越来越丑陋的同时，创新艺术却在蓬勃发展；但他很快也承认那一股国家民粹主义的暗流正是从民族觉醒时期延续而来，这种民粹主义暗流一直都是不祥之兆。“二战”期间，捷克没有受到过大损失。萨耶尔提醒我们，在希特勒所残害的36万捷克和斯洛伐克受害者中，有26万是犹太人，这个事实在战后的纪念中被刻意淡化了。

希特勒先是将捷克土地上的犹太人几乎全部灭绝，之后到了1945年，捷克人又通过武力将剩下的德国人和匈牙利人驱逐了出去。其结果是，在战后重建的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只有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因为希特勒的原因，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们所宣称的话成真了：这里的土地只属于捷克人，这里的人都是捷克人（或勉强包括斯洛伐克人）。“这个国家复杂的民族和社会问题不复存在了，到了这个时候，在这里实施一个属于单一民族的行动方案的时机成熟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捷克共产党于1948年2月掌权。萨耶尔在书中谈论了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对此问题他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捷克的共产主义不是俄国人强加的，它深深根植于捷克政治和文化的土壤之中。为了证明他这个观点，他不仅引用了1946年那个广为人知的选举结果：那一年捷克共产党在捷克的三个地区举行的自由、公开选举中表现得比欧洲其他地方的共产党都要好（在斯洛伐克人们则表现得要沉默许多）。他还指出，捷克共产党成功地将“二战”前在捷克国内流行的大量在艺术、音乐、历史、教育、民俗方面的标志据为己有。

萨耶尔提醒读者，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总统于1945年5月和1948年2月间颁布、支持的法律为共产主义在道德和物质上奠定了基础：剥夺所有者财产，驱逐少数民族，企业国有化，惩罚政敌的手段包括监禁或不允许参与公共生活。他正确地得出结论，如果捷克共产党能够建立起一个如此具有压迫性的、一致的、无情和充满怨恨的政权（甚至按照共产主义的标准来看也很严酷、压抑），其责任必须部分由捷克共产党前面的民族自由主义者（national-liberal），乃至社会主义者承担：这些人强调“我们”与“他们”，捷克人与外国人以及人民与贪婪的统治者和其他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区别，捷克共产党的工作因此而变得轻松许多。

无论是在捷克的共产主义时代之前还是之后，捷克民族感情之中那种狭隘在一个流行于19世纪的短语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这个短语便是“Male ale nase”，它的意思是“虽然小，但它是我们的”，这个词的使用范围包括从国内风景到体育运动的成绩。另外萨耶尔也注意并记录了一个捷克短语“U nas”，这个短语的使用情境非常多样，它可以用来指“今晚来我们家吃饭”这句话里的“我们家”，也可以用在“我们的祖国”，“我们”这个词含蓄地将所有不是来自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排除在外。萨耶尔还应该补充一点，这种语言上表现出的从温馨的家庭生活轻易地滑向种族中心的排外主义倾向也存在于许多其他欧洲语言中，包括匈牙利语、其他斯拉夫语言以及德语（Bei Uns）和法语（Chez nous）。相比之下，英语和意大利语中没有这种倾向。将hearth（壁炉前的地面）、home（家庭）、homeland（家园）、homogeneity（均匀性）以及heimat（故乡）如此轻易地混为一谈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IV.

任何对捷克斯洛伐克和现代捷克有兴趣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很遗憾的是，中、东欧地区的其他国家没有类似的著作。尽管萨耶尔承认自己对这片土地怀有热情，而且这个主题有些偏离他的学术领域，他还是避免了一些常见的陷阱：比如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西方视角来看待捷克，或者干脆成为“本土派”，比当地人还要民族主义，还要怀有戒心。他直面了一些现代捷克历史上最棘手、最有争议的问题。他甚至似乎和米兰·昆德拉一样厌恶捷克（东欧）那种将文化和人民混为一谈的传统，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受到人们极高的敬重，但人们也期望他们能够回应社会，向社会负起责任；昆德拉写道：“每个人（批评家、历史学家、同胞以及外籍人士）都把艺术跟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大家庭扯到一起，不允许艺术脱离它们存在。”

这提醒了我们在中欧、巴尔干半岛以及东欧其他地区存在的又一个方面，它很重要，虽然也很令人不安。民族身份的不安全感（这片土地上的国家、民族以及人民的形成以及瓦解的速度快到令人不安）不可避免地导致不仅是艺术家和学者会感受到要去成为“民族的”或者至少要忠于本民族的压力，而且还会导致人们表现出一种我们可以称其为“古舟子综合征”的倾向[7]：抓住外人的肩膀，唯恐那些悲惨的故事丢失或被遗忘，于是乎坚持要一遍遍地讲述它们。捷克国歌的名字叫“何处是我家？”（Kde domuv muj?）并非偶然。

在这里西方观众要做的基本上就是毕恭毕敬地倾听。不过，也有一些事情只有局外人可以说，并且，由这些局外人来说这些事情也挺恰当。首先，无论我们给“殖民主义”怎样宽泛的定义，将西欧与东欧往来的历史用“殖民主义”来做比实在不准确。那些曾经受到外国侵略者伤害的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将本国的历史看作“他们”于“我们”的加害，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要为他们的罪行负责；但其他一些强国（如英国、法国、意大利或美国）在中、东欧事务上的积极参与需要对中、东欧人民的命运负多大的责任就不那么清楚了。甚至连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曾在不同时间在东欧的不同地方受到或多或少的欢迎，也获得过或多或少的鼓励。的确，东欧国家缺乏与国家的版图和财富相对应的国际自主权，但他们也并不是被不怀好意的外来者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被动受害者。

其中一个原因恰恰是因为民族独立。“捷克民族之父”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在1848年4月曾说过下面著名的话：“想象一下，奥匈帝国分裂成许多或大或小的共和国对于俄罗斯君主在这里实现统治是多么好的基础。”我们无法重建哈布斯堡王朝——然而我甚至要说，1918年奥匈帝国的解体也许是在这片土地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对于这里的人民来说也一样。然而，民族独立过程中间发生的事情致使各国境内和各国之间的不同民族（自我确立的民族身份）之间发生零和冲突，这是造成现代欧洲历史悲剧的最主要原因。欧盟的会员国身份可能有助于弥合该地区自1918年以来发生的一些令人不快的历史，至少在中欧是如此；但对这段历史清晰的认识同样也会有帮助。

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地区。1948年之后，铁托成功地让南斯拉夫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可是他也欺骗了本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外的崇拜者，让他们忘记了自己国家的历史，从而间接地导致了目前的乱局。这实在是个可悲的讽刺。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和他们的读者讲述有关历史冲突得到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分裂被制止以及工人参与管理的尝试获得成功等天真的故事。当然，在苏联控制的东欧也会有人编类似的故事，但是没有人会相信。在今天的华沙和布达佩斯，人们对戈兹沃西的这本学究气十足的后马克思主义作品只会报以轻蔑的哄笑；但是对于在南斯拉夫解体而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中饱受战火煎熬的人们而言，他们还未能完全接受自己的处境。

当他们能够接受时，他们可能会认识到，对于奥地利和伊斯坦布尔之间这片土地而言，在很漫长的时间里，过多的外国利益和介入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之所在是外国在这里的利益太少了，介入也太少了。《代顿协定》（Dayton Accords）签署的时候我在萨格勒布，我当时和一群克罗地亚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说：“看吧，美国人终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我问他：“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朋友回答说：“你难道不明白吗？美国想方设法在巴尔干地区获得了军事据点，他们一直在等这一天。现在他们永远不会离开了。”我又说：“可是你告诉我说问题在于西方对这里根本不关心。”他说：“是这样的，他们不关心。”我从来没有想过美国或任何其他西方大国会想在巴尔干地区“获得据点”。我以为真正的问题是西方世界对巴尔干地区彻底的冷漠。然而，不论是克罗地亚的知识分子，还是塞尔维亚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巴尔干地区都是英国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最关心的地区。或者它们应该如此。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否则怎么来解释发生在这里的一切？

《波希米亚的海岸》里平心静气的反思与《发明卢里塔尼亚：想象帝国主义》里愤懑不平的否认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两位作者的方法和关注的问题不同所导致的；捷克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的讨论已经能够赶上历史本身前进的步伐了，在匈牙利和波兰也是如此；然而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在罗马尼亚，甚至在希腊这些国家中，展现给民众的本国历史仍然充满禁忌，或者会遭遇学术上的自我审查。在这些地方，对历史的妄想不胜枚举。

事实上，大多数西方人对前南斯拉夫所知甚少而且也漠不关心，对此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很多南斯拉夫的作家、学者、艺术家要么对外国的干涉或支持表示愤懑（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存在偏见），要么依旧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派”[8]的一些已然幻灭的错误观念，他们不能头脑清醒地去思考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错过了向世界解释自己国家的机会。南斯拉夫的一些前共产党官员后来转变为了民族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能够让国际社会把他们当作国内领导人和国际上的对话者的原因之一便是知识分子没有尽好职责。

毕竟，1989年之前的几十年里，没有西方领导人被哄骗到认为可以与那些共产党国家的治理者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如亚当·米奇尼克和哈维尔这样的人早期付出的努力，美国或西欧的外交官里没有人会认为可以与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ak）“谈正事”，也没有人会认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甚至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是“政治家”。然而，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和比尔·克林顿却把克罗地亚前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和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当成“政治家”来对待。

这导致西方盟国和联合国在巴尔干地区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灾难，这些混乱局面不能归因于后殖民主义幻想或类似于卢里塔尼亚幻想。克罗地亚前总统图季曼看起来，并且有时做起事来就像一个现代弗里多尼亚国的独裁者，但他可没有被冷落或嘲笑，国际社会很认真地对待他，于是他自己也把自己看得很重要。西方领导人如果能对不久的过去在巴尔干地区上发生的可怕事件多一些了解，那么他们在说话和选择朋友上面可能会更谨慎一些。这样的知识肯定会让他们更好、更有效地对这里的局势进行干预。

巴尔干地区有很可怕的过去，那些令人不适的图像的确是真实的。戈兹沃西写道：“在巴尔干地区发生的残暴的战争在20世纪末的欧洲其他地区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巴尔干不是真正的欧洲。”她轻蔑地称之为20世纪90年代“一种新的东方化的方式”。但事实是，这样的战争在绝大部分欧洲的其他地区的确是不可想象的。这不是因为欧洲大陆的其余部分是优越的——尽管它无疑是比较幸运的，这是因为我们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20世纪在欧洲爆发的战争中，真正称得上残酷的都发生在东欧和东南欧。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甚至西班牙的现代历史都无法和1914年之前、1941年和1948年之间或者自1991年至今（1998年）发生在巴尔干国家的内战和国家间的冲突中人们流离失所的痛苦、凶残的暴力以及持续发作的丧心病狂相提并论。只有德国在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所发动的灭绝战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而且这些灭绝战争在现代社会中早已成为绝对邪恶的象征。“只要西方观察家不去对这片地区进行‘东方化’，那么东欧或东南欧的历史就会和西欧的历史相像”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之所以会如此可怕当然是有其原因的，但它们的确就是可怕的；这不是一个被想象、发明、代表、建构、占有或东方化的结果。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

本文是为韦斯娜·戈兹沃西的《发明卢里塔尼亚：想象帝国主义》和德里克·萨耶尔的《波希米亚的海岸》所写的书评，最早发表在1998年9月的《新共和》上。

[1] 原文是：“And what should I do in Illyria?”选自莎士比亚《第十二夜》。——译者注

[2] “卢里塔尼亚”（Ruritania）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国家，出自英国作家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的小说《曾达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Zenda）。——译者注

[3] balkanize，“巴尔干化”（将某地区分裂成敌对区域）；balkanized，“四分五裂”。——译者注

[4] 《鸭羹》是一部滑稽的喜剧作品，拍摄于1933年，由莱奥·麦卡雷执导，格鲁乔·马克斯和哈勃·马克斯两兄弟担任主演。该片主要讲述的是两个虚构的国家：弗里多尼亚国（Freedonia）和西尔凡尼亚国（Sylvania）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5]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他的《巴尔干的鬼魂》（Balkan Ghosts）一书中做了这样的暗示，他认为希特勒背景里的中欧元素带有某种“巴尔干特质”，对此戈兹沃西对他进行了斥责，戈兹沃西的批评是对的。

[6] bohemian（放荡不羁）这个词是从地名Bohemia衍生出来的。——译者注

[7] 古舟子综合征（the Ancient Mariner syndrome），源自柯勒律治的经典诗作“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文译作《老水手之歌》或《古舟子咏》。——译者注

[8] 马克思主义“实践派”（Praxis school of Marxism）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该流派的活动中心在贝尔格莱德。——译者注

第二部分

大屠杀和犹太人

第6章

此路不通

1958年，阿尔及利亚危机上升到了最严重的程度，阿拉伯人炸毁法国人在阿尔及尔开的咖啡馆，法国政府默许驻扎在当地的法国军队使用酷刑，伞兵上校要求使用一切手段结束恐怖袭击。在这样的时候，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出版了一本名叫“阿尔及利亚与共和国”（L’Algérie et la République）的小册子。［1］阿隆不去讨论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双方各自诉诸感情上的和历史上的主张，只用他独有的文风解释为何法国应当从阿尔及利亚退出。法国既无意愿亦无手段强行统治阿拉伯人或者在法国国内给予阿拉伯人平等的地位。如果法国人不离开，则事态会持续恶化，最终法国人还是要离开，只不过时间晚一些，但是若拖到那个时候，形势肯定要糟糕许多，阿拉伯人的怨恨将会更严重。法国给自身造成的损害其实要比它对阿尔及利亚人造成的损害更大。应该做的选择很简单，那就是法国必须离开阿尔及利亚，无论这个选择看起来多么不可能。

许多年过后，有人问起阿隆他为何没有对彼时许多人热烈讨论的问题（酷刑、恐怖主义、法国政府实施的政治暗杀、阿拉伯的民族主张、法国的殖民传统）发言。阿隆回答说：“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些问题，我又何必参与讨论？要紧的不是去分析悲剧的根源，也不是去指责谁造成了这样的悲剧，要紧的是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围绕着中东的灾难各路人的评论和指责混乱不堪，阿隆冷静、清晰的头脑让人倍加怀念。因为解决巴以冲突问题的方案也十分明显。以色列的存在需要被正视。巴勒斯坦人以及其他阿拉伯人最终要接受这点，许多人已经接受了。以色列不能将巴勒斯坦人从所谓“大以色列”中驱逐出去，也无法让他们融入进来：如果把巴勒斯坦人驱赶到约旦，那么约旦就会爆发危机，从而给以色列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巴勒斯坦人需要一个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国家，他们也将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巴勒斯坦国。两国的国境线将按照双方于2001年1月在塔巴举行的谈判中绘制的地图进行划分，根据该地图，1967年的国境线将有所调整，但是几乎所有现在被以色列占领的区域都将归还巴勒斯坦。在占领区域中的以色列定居点的命运已定，其中大部分将会被拆除，许多以色列人私下都承认这点。

阿拉伯人无法拥有回到原先居住地的权利，同样的，犹太人也应该抛弃重返曾经的家园这个过时的想法。耶路撒冷基本上已经是按照种族被划分成不同区域，它最终将成为两国共同的首都。局势稳定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它们也有共同关切的安全问题，它们最终需要学会合作。对于如哈马斯这样以社群为基础的组织需要给予其机会，让其由恐怖组织转型为政党，最终它们会转型。这样的先例有很多。

如果这是中东地区的未来，那么为何现实却证明实现这样的未来困难重重？阿隆的小册子发表之后4年，戴高乐没有费太大力气便将法国人从阿尔及利亚撤了出来。南非的白人残酷地压迫、压榨黑人50年之久，最终他们将权力交还给了占多数的黑人，南非黑人组建的政权取代了白人政权，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暴力和复仇。中东就那么不同吗？在巴勒斯坦人看来，这种殖民类比（将犹太人看作殖民者）很恰当，其他国家的先例也适用，然而以色列人则不这么认为。

大多数以色列人坚持自己这个民族的独特，这种“独特身份”导致他们在中东问题上裹足不前。一些人因为在现代以色列的领土上曾经存在过古犹太国因而认为以色列是独特的。对于另一些人而言，以色列之所以独特是因为犹地亚和撒马利亚是上帝的应许之地。许多人仍然会提“纳粹大屠杀”并因此认为犹太人有权对国际社会提出要求。但有些人即使不用以上特殊理由来为以色列辩护，他们也会指向地理因素来证明以色列的特殊处境。他们会说：我们很脆弱，我们不能冒险或者犯任何错误，因为我们生活在敌人环伺之中。法国人可以退回本土，南非的面积够大，我们则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最后，艰难抉择分明无可避免，以色列人却拒绝面对，在它的每一次拒绝背后美国都为它提供了暗含的担保。

对于全世界其他地方而言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让以色列对自己的传统描述听上去很荒诞。以色列目前是一个地区性殖民国家，据一些统计数据来看，它是世界上第四大军事国家。以色列是一个国家，拥有一个国家所该有的象征和能力。相比之下，巴勒斯坦当然很弱。巴勒斯坦领导人的缺陷很严重，它的恐怖分子的行径很血腥，以色列拥有事实上的军事和政治主导权，因而，以色列须承担起推动局势走出目前僵局的主要责任（尽管我们也能看到以色列无法负起全部责任）。

但是以色列人却看不清这一点。他们自己眼中的以色列仍然是一个由受害者组成的小群体，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十分克制与不情愿地防御着自己。1967年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1]中获得了胜利，以色列因此变得傲慢起来，此后的30年被极度无能的以色列政治领导层浪费掉。在这30年中，以色列人在占领区建起非法定居点，心里滋生出一种对他们所鄙夷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对美国的冷嘲热讽（他们无耻地利用了之前美国出于善意的不干预）。

以色列对叙利亚、黎巴嫩的真主党、哈马斯下属的武装派别或任何其他极端组织都构成不了任何持久威胁。相反，正是因为以色列针对这些组织的攻击均会做出预期的反应，长久以来它们才获得快速发展。但是现在的以色列政府已置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于近乎毁灭的境地。上个月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中那些蠢到相信以色列领导人的话的人将被斥为内奸并处决。以色列政府已经基本上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中所有可靠的对话者全部清除了。

这都是阿里埃勒·沙龙所做出的“杰出成就”，他的所作所为正是以色列恶劣本能的表现。他在以色列军人中以其战略上的无能而臭名昭著（他大胆地开进坦克，虽取得战术上的成功，可是却完全没有能把握大局），沙龙表现得非常糟糕，我们中许多人一直担心他会如此行事。他重复了他在1982年占领黎巴嫩行动中从说辞到其他方面的所有错误（在驱逐阿拉法特事件中他也试图重复这些错误）。沙龙对阿拉法特的“执念”让我想到雨果笔下的督查沙威，沙威倾注自己的全部生活与职业用来做一件事，那就是摧毁冉阿让，他为此目的不惜用任何手段，不顾任何理性，最终自己也失去理性（当然，这样的比喻对于沙龙和阿拉法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美化）。

与此同时，他凭借一己之力使阿拉法特在国际中的地位达到近年来的最高点。如果他有朝一日真的除掉阿拉法特，可是炸弹手却继续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他们肯定会继续攻击），到时候沙龙应该做什么？如果以色列对杰宁和拉马拉的阿拉伯人的所作所为激怒了以色列境内的年轻阿拉伯人，然后这些年轻人决定发动自杀式袭击，沙龙又应该做什么？他会派坦克进入加利利吗？还是在海法市的阿拉伯人居住的区域竖起电铁丝网？

沙龙和以色列政治集团需要为目前的危机负主要责任（更不要说以色列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洗脱起责任来就像彼拉多[2]），但是他们并不是唯一需要谴责的人。以色列无论做什么都假设自己背后有美国支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不管乐意与否都需要为这个烂摊子负责。在过去30年里，从基辛格到比尔·克林顿，只有在美国的催促和干预下，人们才会开始认真努力去实现中东的和平。那么为何布什政府会袖手旁观这么久，进而激起国际不满并且损害美国未来的影响力呢？

为何美国总统仍然把提议的内容局限在3月底和4月初提出的虚伪建议之中：在控制自杀袭击者方面“阿拉法特要做到更多”？要知道，这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领袖被困在三间房里，能用的只有一个手机。在当前这个危机的形成过程中，为何科林·鲍威尔这样一个成熟、聪明的人会温顺地接受沙龙所提出的完全没有诚意的要求：开启任何政治谈判先需要有一段“绝对和平期”（以色列方面实施的零星的暗杀除外），时间长短由他决定？据《纽约时报》4月9日消息，“自3月29日以色列坦克和武装直升机开进约旦河西岸，已有2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美国政府为何坐视不理？简单地说，为何美国政府自愿受“恐怖主义”这一说辞的摆布，沙龙什么时候想用都可以用？

很遗憾，这都是因为“9·11”事件。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即使布什也认识到需要警告以色列不要采取“定点暗杀”行动，他去年8月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但是自从“9·11”事件发生以来，“恐怖主义”、“恐怖分子”这样的词直接让有关外交政策理性的辩论不再可能。沙龙只消宣称阿拉法特是“恐怖分子组织”首领，美国政府便会不无尴尬地支持沙龙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我们被“反恐战争”这个新辞令催眠了：任何政客只要能令人信服地给自己国内或国外的反对者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那么他至少能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一般除了关注以外美国政府还会提供更多别的东西。

“恐怖分子”这个词几乎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头禅，之前我们的口头禅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其他。“恐怖分子”这个词和其他词一样，只要提到它，所有进一步的讨论都无法再进行。这个词的历史很久远：希特勒和斯大林往往都将各自的对手称为“恐怖分子”。当然，恐怖分子的确存在，就好像真正的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也都存在；针对平民实施的恐怖袭击是懦弱者采取的行为。但是问题在于，“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这些词都是一些修辞手法，变化多端，以色列经常用这些词最后可能会自食其果：以色列的建国者中就有许多犹太恐怖分子，另外不久之后联合国可能会通过决议将以色列定为“流氓国家”。

要解决中东问题，首先美国得放弃对“反恐战争”这种辞令的执迷，因为这只会对问题的解决不利，而且让美国的外交政策被沙龙所左右。美国需要表现出一个大国应该表现的样子。美国政府不能再听任自己被沙龙胁迫而一直保持缄默，而是应当要求沙龙与巴勒斯坦方面没有被他的行动害死的代表展开对话。在两年前，甚至一年前，先停止一切炸弹袭击然后才进行对话这样的要求，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言还算合理。但是由于沙龙的所作所为，凡是愿意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的巴方代表将不再能满足此等要求。因此，不管有没有炸弹袭击，双方都需要进行谈判并签订和平协议。

当然，以色列人会问自己怎么能和那些纵容对以色列发动自杀袭击的人对话。巴勒斯坦人会反诘，他们跟那些声称想要永久和平但是却在过去一年里建了30个新的定居点的人没什么好谈的。双方都有充足的理由彼此猜疑。但是必须要让两边进行对话，除此以外别无选择。［2］再往后两边的人民将不得不开始遗忘。

需要遗忘的事情有很多。巴勒斯坦人记得1948年发生的大规模驱逐，记得土地征用、经济剥削、约旦河西岸地区被殖民、政治暗杀以及每天发生的数以百计的各种微小的羞辱。以色列人记得1948年的战争，记得阿拉伯国家从1967年以前到现在都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并且反复威胁要把犹太人赶入地中海，记得去年发生的平民被随意屠杀这样的可怕事件。

但是中东的记忆并不独特，甚至在记忆的痛苦程度上也并不突出。20年中，爱尔兰共和军频繁地发动袭击，他们将信仰新教的平民当着他们孩子的面枪杀在自家门口。新教徒们也开枪予以还击。目前暴力事件仍然有，虽然发生的次数大大减少，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温和的新教徒与新芬党中的温和派进行公开谈判，格里·亚当斯[3]和马丁·麦金尼斯[4]合法政治领袖的身份也已被人们接受。1944年，德国党卫军在法国奥拉杜尔村（Oradour）活活烧死了700名法国人，其中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屠杀发生后不到6年，法国和德国便走到一起，两者的合作（舒曼计划）成为新欧洲建设的核心。

在“二战”最后的动乱中，许多波兰人被乌克兰人从自己的土地驱逐或杀害，也有众多乌克兰人被波兰人从自己的土地驱逐或杀害，被驱逐和杀害的总人数成千上万。这样一种发生于一个群体内部的疯狂暴力事件非中东所发生的事件可比，就算以目前的伤亡率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还要互相打几十年才能达到与之相当的死亡人数。但是尽管有那样惨痛的回忆，今天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不仅和平共处，而且两国还沿着安宁的边境线展开日益紧密的协作与合作。

这是可以做到的。在今日中东，巴以两国各自沉浸在密封的记忆与民族叙事中，对方的痛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是曾经的法国人与阿尔及利亚人，曾经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曾经的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尤其是爱尔兰阿尔斯特省曾经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亦有过这样的经历。要消除处于敌对关系的两个群体之间的隔阂并不是什么神奇事件，但是事情发生的顺序是很清楚的：首先要有政治上的解决方案，一般而言，这个解决方案是由外部力量自上而下地强加在两边民众头上，而且常常发生于双方相互的怨恨已经达到顶峰之时。只有这时，人们才能开始遗忘。

眼下，沙龙即将在整个中东地区开启又一轮持久的死亡、衰退的循环，目前可能是阻止它发生的最后时刻，美国总统也终于承认了这一点。对于以色列而言，这毫无疑问是最后时刻。以色列会在阿拉伯人得到他们的土地、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从内部衰落下去。许多人因为害怕被认为支持沙龙而选择不来以色列，很快国际社会中更多人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最终以色列将会被国际社会抛弃。沙龙给巴勒斯坦人带来许多伤害，可是他们将比沙龙活得长。以色列的前景就不那么确定了。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中东危机意味着爆发国际战争的风险加大，也意味美国的反恐战争（无论怎么描述这场反恐战争）可能会失败。［3］

当代中东观察家出于好心，他们有时将信心寄托在交战双方能对各自的利益有理性、开明的认识。这些观察家认为，巴勒斯坦人应当接受以色列的主导地位，以此换得物质上的繁荣和人身安全，这样一来他们的处境会好很多，他们迟早也就会放弃追求完全的独立。他们甚至要说沙龙派进坦克背后有战略考虑，那就是：只要能吓倒阿拉伯人，他们就会知道如果打下去他们将会有多大损失，从而答应以色列的条件停止战争。

这也许是所有的殖民幻想中最危险的。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在法国统治之下的生活毫无疑问要比在取代法国的本民族专制政权统治下的生活更好些。这样的说法放在许多曾经由英国统治的前殖民地身上也成立。但是，衡量一个地方的生活好坏不完全是从当地的收入水平、人均寿命甚至安全来考虑。正如阿隆所指出的那样：“假设人们会为利益而牺牲他们热爱的东西，我们这个世纪所获得的经验就会被否定了。”这就是为何在对待阿拉伯人的方式上，以色列人在走向一条不归路。除了进行和平谈判并最终解决问题以外别无他途。如果现在不开始，更待何时？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2年5月《纽约书评》。

[1] 1967年6月初，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它发生在以色列和毗邻的埃及、叙利亚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译者注

[2] 彼拉多，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的犹太总督。——译者注

[3] 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新芬党主席。亚当斯于20世纪60年代加入了反对英国统治北爱尔兰的运动中，他在加入该组织后积极主张以暴力解决北爱尔兰问题，并参与策划多起暴力袭击事件。——译者注

[4] 马丁·麦金尼斯（Martin Mc Ginnis），未成年便参与民权运动，随后加入新芬党，曾是爱尔兰共和军高级将领，也是推动北爱和平进程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第7章

另求他途

中东和平进程已经终结；它并非无疾而终，而是被蓄意毁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的权力被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削弱，又被以色列总理沙龙羞辱。阿巴斯的继任者也将面临相似的命运。以色列继续嘲弄着自己的靠山美国，对“路线图”不屑一顾，继续修建非法定居点。美国总统现如今就像一个口技表演者的玩偶，只在一边卑微地重复以色列内阁的话：“都是阿拉法特的错。”以色列人继续脸色阴沉地等着下一个炸弹袭击者的出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被赶进日益缩小的聚居点，靠欧盟的救济维持生活。“新月沃土”上尸骨遍野，沙龙、阿拉法特以及少数恐怖分子都可以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他们也的确是如此宣称的。我们无路可走了吗？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20世纪初始，大陆帝国日薄西山，在欧洲这些帝国的臣民们梦想着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故土自由地生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土崩瓦解，各个民族的领袖纷纷抓住了这个机会。许多新国家像一阵风一样纷纷成立，这些国家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国家中占多数的民族（由语言或宗教或古老的身份来界定这个多数的民族，或者是将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界定）受到优待，而那些生活在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的利益则被牺牲掉：他们成了二等公民，他们在自己的家园成了永远的“常住的陌生人”。

但是在众多民族主义运动中，犹太复国主义的野心受到挫败。犹太复国主义者梦想在已不复存在的土耳其帝国的版图中选择一块合适的土地建国，但这个梦想需要等大英帝国从该区域撤出才能获得实现，这个过程持续了30年外加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直到1948年一个由犹太人建立的国家才最终建立，这块地方之前是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但是，以色列国的建立者也受到了在华沙或敖德萨或布加勒斯特那些19世纪末的同代人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的影响；因而，以色列在民族与宗教上的自我定义及其对于所谓内部的“异族人”的歧视与哈布斯堡王朝崩溃之后的罗马尼亚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双方都不愿意承认这点）也就毫不令人惊讶了。

简单地说，以色列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常常提到的，认为它是欧洲在阿拉伯世界的“飞地”，问题在于以色列成立的时间太晚。它把一个19世纪晚期典型的分离主义方案带进了一个已经前进了许多的现代世界。现在的世界是重视个人权利、追求国门开放的世界，是一个拥有国际法的世界。“犹太国”这样的观念的内涵是犹太人以及犹太教独享特权，所有非犹太人公民都将被排除在外，这样的观念根植于另一个时间和地点。简单地说，“以色列”本身就是个不合时宜的概念。

然而，在一个重要属性上，以色列与此前帝国崩塌之后建立的那些没有安全感、心怀戒备的小国非常不同：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困境因此而来。由于以色列在1967年的战争中占领了一些土地，它目前面临三个不甚理想的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它可以拆除被占领区域的犹太人定居点，恢复1967年以前的国境线，犹太人在这样的国境线以内占明显多数，这样一来以色列可以同时保留“犹太国”和民主国家的身份——虽然这个民主国家的宪法中会有其异常之处：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是二等公民。

第二个选择是，以色列继续占领“撒玛利亚”、“犹地亚”和加沙，这些区域中的阿拉伯人加上目前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将在未来5到8年内成为多数人口。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以色列须在两个身份中做出选择：要么成为“犹太国”（要做到这点则意味着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非犹太人没有选举权），要么成为民主国家。从逻辑上讲，以色列不能同时保留两种身份。

以色列还可以继续占领目前被占领的区域，但是又摆脱占绝对多数的阿拉伯人口，那便是将其强行驱逐或者夺走他们的土地和生计，这样他们除了流落他乡以外别无选择。如此，以色列的确可以同时保留“犹太国”和民主国家的身份。但是这样一来，以色列将成为第一个把全面进行种族清洗作为国家计划来执行的现代民主国家，以色列也会因此永远成为法外之国，被国际社会抛弃。

如果有人假定第三个选择对于一个犹太人建立的国家而言不可想象，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没有看到过去25年多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稳步增加的犹太人定居点及其对土地的攫取，或者没有听过以色列右翼将领、政客发表的言论，他们其中有些人仍在政府任职。在以色列政治中处于中间立场的是利库德集团。利库德集团主要由已逝的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的赫鲁特党（Herut Party）组成。赫鲁特党的前身是亚博廷斯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领导的犹太复国修正主义运动，因该党对法律和领土有关细节完全漠视，左倾的复国主义者称其为“法西斯”。如果听到以色列副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的话（他自豪地坚称他的国家尚未排除暗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统这一选项），我们就会知道法西斯这个称呼比以往更合适。政治谋杀是法西斯才做得出的。

以色列目前的状况算不上绝望，但是可能接近无望的境地。自杀炸弹袭击者打不倒以色列，而巴勒斯坦人又没有别的武器。不将所有犹太人赶进地中海便不罢休的阿拉伯极端分子的确存在，但是他们对以色列构不成战略上的威胁，这点以色列军方也很清楚。任何一个理智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哈马斯或者阿克萨烈士旅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在“大以色列”中阿拉伯人口将逐渐成为多数，以及以色列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民众的士气在逐渐被削弱。杰出的工党政治家亚伯拉罕·伯格（Avraham Burg）最近这样写道：“为生存我们挣扎了两千年，而现在的以色列是一个被一群蔑视、嘲弄法律和公民道德的腐败集团所统治的殖民国家。这就是以色列的现实。”［1］除非做出改变，否则5年内的以色列将既非“犹太国”亦非民主国家。

现在要谈到美国了。以色列的行径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言是场灾难。在美国的支持下，一直以来以色列政府都公然藐视联合国令其撤出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所占领的土地的要求。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已知的拥有真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中东国家。美国目前正极力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一些小的潜在敌对国，可它却对拥有这些武器的以色列视而不见，这只会让它日益狂乱的努力付诸东流。尽管有顾虑，美国政府也不公开表达，而是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正因为如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再相信我们的善意。

一些知情人士如今默认，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理由不一定是当时所宣传的那样。［2］这届美国政府的许多人士首先考虑的是要先破坏中东的稳定，然后再重新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格局。事情还没完。现在我们又再对叙利亚发出挑衅，因为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向我们保证，伊拉克的武器转移到了叙利亚——这一说法并未获得来自其他途径证据的支持。没错，叙利亚的确支持以色列的死敌真主党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但是它并非一个巨大的国际威胁。更不用说叙利亚政府至今仍然向美国提供有关基地组织的重要情报。对于美国来说，叙利亚作为朋友总比作为敌人要有用。这点伊朗其实也一样，可是因为以色列一直以来对伊朗抱有敌意，我们也主动疏远了伊朗。我们到底在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2003年9月16日，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该决议要求以色列停止威胁驱逐阿拉法特。尽管美国有关官员私下里也承认该决议合理、稳健，并且认为以色列目前领导层所发出的日益猛烈的声明——解禁会使阿拉法特恢复此前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是对和平的主要阻碍，但是美国依然阻止了该决议的通过。此举进一步破坏了我们在中东地区作为一个正直的协商者的信誉。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朋友和同盟虽不再为此感到惊讶，但依然会感到悲伤和失望。

以色列的政界人士许多年以来一直为自己制造困局，为何我们还要继续帮助、怂恿他们犯错？此前，美国政府曾尝试向以色列施压，威胁要把资助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的钱从美国每年的对以援助中扣下。但是上次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采取这一行动后，以色列政府绕了个弯以“安全开支”的名义把这笔钱拿到手，美国政府也就将错就错了。从1993年到1997年的4年时间中，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金额共计100亿美元，其中只有不到7亿750万美元被扣下未发。以色列继续不受阻挡地在占领区建立定居点，现在我们更是连尝试阻止以色列的行动都没有了。

不愿说或不愿做对谁都没有好处。它也让美国国内针对相关问题的辩论无法进行下去。美国的政界人士和评论家们非但不能头脑清醒地考虑中东问题，而且还在我们的欧洲盟友表达不同意见时对他们大加污蔑，只要他们批评以色列，我们的这些政界人士、评论家就会很不负责任地油嘴滑舌一番，说什么反犹主义又抬头了之类的话；美国国内如果有人试图打破共识也会受到一通义正词严的责骂。

可如此，中东危机并不会自己消失。考虑到布什总统6月才对布莱尔说了一通关于“中东和平路线图”的话来安抚他，明年在围绕中东问题的争辩中，他一旦缺席将可能很惹人注意。[1]但是（无论谁当总统）美国政治家迟早需要对以色列总理说出真相，然后想办法让他听进去。20年来，以色列的自由派人士和温和的巴勒斯坦人坚持认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唯一希望是以色列拆除占领区绝大部分定居点并恢复1967年的国境线，以此换取阿拉伯人对这些边界真正的承认，但是他们一直不被领情；另外，在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提供经济支持也受其约束下建立一个稳定的、没有恐怖分子的巴勒斯坦。现在这仍然是传统共识，它曾经的确是一个可行且公正的解决方案。

但我怀疑，这个方案在当前情况下去实施为时已晚。现在有太多定居点，太多犹太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一起，虽然这两个族群被铁丝网和“通行证法”隔开。不管“中东和平路线图”是怎样的，真正的地图在地面上，正如以色列人所言，这个真正的地图才反映实际情况。超过25万全副武装并获得资助的犹太定居者也许会自愿离开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土地，但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没人相信这件事会发生。许多定居者宁愿死，宁愿杀人也不愿意离开。上一个为执行国家政策向犹太人开枪的以色列政治家是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他于1948年强行解除贝京的非法民兵组织伊尔贡（Irgun）的武装，并将其并入新成立的以色列国防军。沙龙可不是本-古里安这样的人物。［3］

如今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个“不可思议”的选择。“两国解决方案”是此前奥斯陆和平进程和目前的“中东和平路线图”的核心，但是如今这个方案可能已经无从实现。一年年就这么过去，我们一直在拖着不去面对这个不可避免的艰难抉择，目前为止只有极右和极“左”分子承认这样的抉择的存在，但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中东在未来真正将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驱逐以色列占领区的阿拉伯人，让“大以色列”成为现实，或者建立一个融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两族共存的国家。沙龙内阁中的强硬派便是这样看待这个选择，这也是为何他们会认为“犹太国”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就是要驱逐阿拉伯人，他们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如果当今世界无法容许一个“犹太国”存在呢？如果这样一个“两族一国解决方案”实现的可能性不但越来越大，而且同时也是最理想的结果又该如何？其实这个方案并不是什么奇怪的想法。正在读此文的读者大多生活于民族和文化早就变得多元的国家。很遗憾，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M.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所说的“基督教欧洲”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天的西方文明由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人（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其他群体）组成，任何一个去过伦敦或者巴黎或者日内瓦的人都会知道这点。［4］

今天的以色列实质上也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只不过名义上不是罢了；然而它依旧用民族与宗教的标准来给予以色列公民不同的称呼和等级，这就让它在民主国家中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在现代国家中以色列显得怪异，这并不是那些偏执的以色列支持者所声称的：因为它是所谓“犹太国”，因为世界上的人们不希望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人们之所以会这样觉得是因为在这个“犹太国”里，犹太人这一个族群位居所有其他族群之上。这样的国家在现在这个时代的确无处容身。

许多年来，以色列对于犹太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1948年以后，以色列接收了几十万犹太幸存者，他们很无助也无处可去；如果不是因为以色列的存在，他们将会陷入绝境。以色列需要犹太人，犹太人也需要以色列。由此，以色列的诞生条件让以色列的身份与“纳粹大屠杀”的联系变得无法分割。因此，所有针对以色列的批评都不可避免地牵扯到“纳粹大屠杀”的相关回忆，美国国内为以色列辩护的人十分可耻地对这点迅速加以利用。批评以色列便是对犹太人有恶感，哪怕是仅仅设想一下中东格局的其他出路，也会被认为是对所谓“在道义上与种族灭绝无异”方案的纵容。

“二战”结束后的一些年中，几百万没有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因为以色列的存在而常常感到心安。他们想的可能是，如果反犹主义复活，以色列可以是他们的退路，或者仅仅把以色列看作一个犹太人对世界的提醒：犹太人可以并且会做出反击。以色列建国之前，生活在基督教社会的犹太人总要小心谨慎，保持低调；但是1948年以后，他们终于可以挺直腰杆生活。然而最近几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可悲的逆转。

如今，非以色列籍的犹太人再次为他们没有做的事情而受批评和攻击。但这次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是一个犹太人建立的国家的所作所为把他们绑架了。生活在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不能影响以色列的政策，但是他们还是会在心里认同这些政策，尤其是以色列坚持要求他们对自己效忠，他们也就更会去认同这些政策。以色列自称“犹太国”，因而它的行为自然会影响到所有人看待犹太人的方式。年轻的穆斯林对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的袭击事件越来越多，他们发动这些目标失当的袭击主要是为了报复以色列。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以色列目前的行为不但对美国不利（尽管的确很不利），甚至不仅对以色列自身有害（许多以色列人也已默认了这点），今日的以色列还害了整个犹太民族。

在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日益交融，不同种族间随意通婚；由文化与民族造成的交流上的障碍几乎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有不止一种政治身份（elective identities），如果我们只能听从其中一个，那么我们会觉得自己被限制了，而且这种限制是虚假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现在的以色列的确是个不合时宜的存在，它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它目前的运转也出现了障碍。在当今的“文化的冲突”之中，在开放、多元的民主国家与好战、不宽容且由宗教驱动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中，以色列其实面临着掉入错误阵营的风险。

将以色列从一个“犹太国”变成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并非易事，虽然也并非像听上去那般不可行，因为这个过程在事实上已经开启。但是，这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带来的影响将远远小于以色列在宗教和民族上的敌人所宣称的那样。无论如何，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谁有更好的想法：任何真诚地认为现在以色列所建的极具争议的“电子隔离墙”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一定对过去50年的历史一无所知。这个所谓的“隔离墙”其实是由壕沟、围栏、传感器、沙土路（人走过可以留下足迹）以及高28英尺（约8.5米）的墙组成的武装区域，它侵占、隔断、窃用了阿拉伯人的农田；它会毁掉村庄和人们的生计，毁掉阿、犹共同体尚且存在的部分。这种电子隔离墙每建1英里（约1.6千米）需要花费大约100万美元，它给两边生活的人带来的没有别的，只有羞辱和不适。就如柏林墙一样，这个电子隔离墙恰恰印证了它要保护的政权在道德和制度上的破产。

在中东建起这样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离不开美国的主导，它需要美国勇敢、持久的参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安全要由国际部队来保证——尽管一个合法成立的、两族共存的国家管控境内各类武装分子会更容易，然而没有这样的国家，武装分子可以自由地从外部渗透进来。这点对目前巴以两边愤怒、没有政治权利的民众而言无疑很有吸引力。［5］要在中东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中间需要形成一个新的政治阶层。这个想法混杂着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中东当然算不上是能实现它的最合适的地方。然而如果不走这条路而是其他路，那么后果会严重得多。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3年10月的《纽约书评》。

[1] 本文撰写于2003年，这里作者说布什缺席是指布什可能会在2004年的选举中落选。——译者注

第8章

游说团体非阴谋

广受推崇的英国刊物《伦敦书评》在2006年3月23号这一期刊发一篇题为“以色列游说团体”（“The Israel Lobby”）的文章。它的作者是两位杰出的美国学者：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们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网站上刊登了这篇文章的加长版，全文共计83页。

正如他们所预见的，他们在《伦敦书评》上刊发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纷纷责骂和驳斥该文。批评者称两位作者的学术水平低劣，文中所宣称的观点则被视为站在“隐晦却明白无误的立场”之上［引号中的文字来自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这里说的立场当然是指反犹主义立场。

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很让人遗憾。虽然该文起了一个很具争议性的名字，但是作者在写作此文时参考的资料多样且来源广泛，文中的内容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但作者在文中提出两个确切且重要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美国在数十年中不加批评地支持以色列并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关于这个论断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地进行讨论；第二个观点则更具争议，作者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近年来受到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团体，即所谓“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影响而被改变。

有些人在解释美国的海外行动时喜欢把矛头指向美国国内的“能源集团的游说团体”。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归咎于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1]或者“冷战”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行事方式。但是，只要是了解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就不会否认一个强有力的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存在。该游说团体的核心组织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the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其边缘组织包括各种全国性的犹太人组织。

这样的以色列游说团体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外交政策？当然会影响，这本来就是这个团体的目标之一。在这方面它相当成功：以色列是美国对外援助的最大接受国，另外，美国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基本不做批评或者表示支持。

但是，以色列游说团体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否足以改变美国政府的决定？这就看怎么判断了。以色列的重要领导人以及支持他们的美国人都极力敦促美国政府入侵伊拉克，但是假如没有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存在，美国政府可能依然会入侵伊拉克。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称，以色列“会损害（美国的）反恐战争以及它在对付流氓国家上做出的各种努力”，的确如此吗？我以为的确如此，但是也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展开合理讨论。

生活在美国之外的人们对这篇文章及其提出的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讨论，但是在美国国内情况则完全不同，主流媒体几乎都保持了沉默。为何会这样？有这样几个解释可能说得通。一是一般读者对这样一篇相对不知名的学术论文不太关心；二是这种认为犹太人拥有过大公共影响力的观点并不新鲜，针对这种观点进行的讨论必然会引起各种政治极端势力的兴趣；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是，有观点认为无论怎样华盛顿都充斥着此类“游说团体”，它们会向决策者施压，干扰决策者的决定。

上面提到的因素也许可以合理解释主流媒体对这篇文章最开始的冷淡。但这篇文章在学术界、犹太人群体、评论杂志、各种网站以及除了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地均引起激烈辩论之后，美国的主流媒体却依然保持沉默，这时再来看，前面提到的这几个解释就无法令人信服了。我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因素是恐惧。人们害怕被认为只要谈论这篇文章就表示他们赞成合法地谈论“犹太阴谋”；人们害怕被认为反以色列，于是，最终他们害怕由此将导致对“反犹主义”言论的纵容。

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没能去考虑这个公共政策中的重大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事。你可能会问，欧洲人如此热情地就此问题进行辩论是为何？难道欧洲不是反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是反犹主义）的温床吗？这些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攻击以色列及其美国盟友。事实上，正是《伦敦时报》的专栏作家戴维·阿罗诺维奇（David Aaronovitch）撰文对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提出批评，不过他也承认自己“同情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希望矫正当前的现状，美国一直没能真正了解巴勒斯坦人的困境”。

也正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朋友德国作家克里斯托夫·伯特伦（Christoph Bertram）在《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上撰文称：“现在罕有具备打破禁忌的愿望和勇气的学者。”要知道，在德国，每一个公共人物在面对有关犹太人问题时都会格外小心谨慎。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两位教授提出的令人不自在的问题恰恰在以色列国内得到最充分的传播，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以色列日报《国土报》（Haaretz）的一位以色列专栏作家如此描述美国的外交政策顾问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和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他们在对美国政府的忠诚与以色列利益之间的分寸拿捏得很好。”保守立场鲜明的《耶路撒冷邮报》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有“很强的亲以色列情绪”。我们是否也应该指责以色列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

美国国内在讨论以色列问题时害怕被认为是反犹主义，这种恐惧会造成三重破坏。首先是对犹太人不利。当然，反犹主义的确真实存在，我在50年代的英国长大，对此有所体会；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更不能将反犹主义与在政治上对以色列或它的美国支持者提出的批评混为一谈。其次是对以色列不利。美国对以色列承诺无条件援助，这样做也就是鼓励以色列去不顾后果地任意采取行动。以色列记者汤姆·塞格夫（Tom Segev）认为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文章“傲慢”，但是同时也承认：“他们说得没错。如果美国之前能把以色列从其自身中解救出来，现在我们的生活会更好……美国的以色列游说团体损害了以色列真正的利益。”

最重要的是，自我审查对美国自身不利。美国人的这种恐惧令其无法加入快速变化的国际对话。前以色列和平谈判代表丹尼尔·利维（Daniel Levy）在《国土报》上撰文指出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文章应当是一个警钟，它提醒人们以色列游说团体正对美、以两国造成伤害。但是我想更进一步地说，这篇由两位在巴勒斯坦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现实主义”政治学学者完成的文章是一个预兆。

回望过去，我们可以看到，伊拉克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后果并未开启中东民主新时代，但它却终结了始于1967年战争的时代，在这段时间中，美国与以色列结盟主要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因素，是美国出于“冷战”的战略考量；另外一个因素，是美国人当时对“纳粹大屠杀”记忆的敏感以及对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亏欠感。

在战略上讨论的内容一直在变化中，东亚地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我们拙劣的努力没能改造中东，此败举及其对我们在中东地位可能造成的持久影响却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现在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打仗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在这里其实已经完全没有影响力了。最有可能的是，“纳粹大屠杀”对于现代人来说越来越遥远，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看来，一名以色列士兵的不当行为不能因为他的曾祖母丧命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而被原谅。

美国强大的实力和国际名声为何会与这样一个极富争议的中东小附庸国紧密相连？这个问题对于将来几代的美国人将不再不言自明。欧洲、南美洲、非洲或者亚洲民众已经无法理解此事，他们在问：美国在这件事情上的判断为何会与国际社会的判断存在差距？美国人可能不会喜欢这样的问题背后的含义，但是它却很紧要，因为它直接与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相关，而与反犹主义无关。我们不能对其视而不见。

这篇针对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刊于《伦敦书评》上题为“以色列游说团体”一文的回应文章首次刊于2006年4月的《纽约时报》。

[1] 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指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秉持的理想国际主义，也被后人称为“威尔逊主义”。——译者注

第9章

在战后欧洲谈“邪恶问题”

我16岁那年第一次读汉娜·阿伦特便是读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这本书现在在我看来依然是阿伦特的代表作品。它不是阿伦特最具哲学思辨的作品，书里面的观点也不尽然都正确，最后，它肯定不是阿伦特最受欢迎的作品。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并不喜欢，我当时是个热血的社会主义者加犹太复国主义者，阿伦特在书中的结论让我非常不安。但是从那以后到现在的这么多年中，我认识到阿伦特最优秀的品质都在此书中得到展现：直面让人痛苦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不附和官方观点；不但在她的批评者中间也在她的朋友间激起论争；最重要的是，她会挑战被人广泛接受的观念，让人们不再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观点。阿伦特在她的政治写作中在这个主题上花费的心血比其他主题都要多，我想谈谈我的想法，来纪念阿伦特这样一位“人们内心平静的破坏者”。

在1945年欧洲战事结束后，阿伦特在她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里谈到，“邪恶的问题将会是战后欧洲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如同‘一战’后死亡是根本问题一样”［1］。在某种意义上，她当然是绝对正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死亡的记忆令欧洲人的精神饱受创伤：主要是在战场上死亡的人数多到令人难以想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暴力和死亡充斥在诗歌、小说、电影和艺术中，多数情况下是对暴力和死亡的批判，但是时常也会带有怀旧的情绪，比如见荣格（Ernst Jünger）或者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的写作。“一战”的武装暴力当然也渗进了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平民生活之中，形式很多样：准军事小队、政治谋杀、政变、内战，还有革命。

然而，“二战”之后，对暴力的崇拜在欧洲人的生活中基本消失了。在“二战”中，不仅仅是士兵受到暴力伤害，平民更是备受暴力蹂躏（“二战”中发生在占领区的种族清洗及种族灭绝的死亡人数，要多于在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欧洲各国无论战胜战败都已被战争消耗殆尽，没有人会对战斗之光荣或死亡之荣誉再心存幻想。对于这场战争中发生的规模空前的残暴和罪行，欧洲各地的民众当然都不陌生。人类何以如此相互残害？最重要的是一个欧洲民族（德国人）何以会试图灭绝另一个欧洲民族（犹太人），他们为何会这样做？在阿伦特这样敏锐的观察者看来，这些问题将不言而喻地成为欧洲摆脱不掉的问题。她所说的“邪恶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意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伦特当时是正确的。但是她的观点经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被人理解。希特勒被打败以后，在纽伦堡审判中，律师、立法者的确在有关“反人类罪”以及对“种族灭绝”这个新罪行的定义等问题上花了很大精力——在那之前，“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词甚至都不存在。但是当法庭正对这些在战争期间于欧洲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定义时，欧洲人却在尽力忘掉这些罪行。从这个意义上说，阿伦特说错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错了。

在战后的许多年里，绝大多数欧洲人没有去反思有关邪恶的问题，而是决绝地置之不理。今天我们会觉得这很难理解，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在许多年中，针对德国人计划将欧洲的犹太人集体灭绝[1]这一罪行的思考并不是战后欧洲（或者美国）精神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在内，都尽其所能地忽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是为什么呢？

在东欧，人们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有四个原因。首先，“二战”中对犹太人犯下罪行的主要地方在东欧，尽管这些罪行是由德国发起，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中主动帮助德国人施暴的民族也不少，比如波兰人、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以及其他民族都曾经参与过。于是在东欧的许多地方，人们急切地需要忘掉曾经发生的事情，对这些无比可怕的往事避而不谈。［2］第二个原因是，许多非犹太民族的东欧人本身也是暴行（德国人、苏联人以及其他民族所实施的暴行）的受害者，所以当他们回忆起战争，他们自然想到的是自己本民族所受到的苦难以及所遭受的损失，而不会想到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犹太人的痛苦。

第三，到1948年，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区域已经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苏联官方将“二战”描述为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在苏联境内称其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对于苏联政府而言，希特勒主要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至于他的种族主义则不是那么重要了。苏联境内死去的数百万犹太人当然被算入苏联死亡的人数，但是在历史书和公开纪念活动中，他们作为犹太人的身份则被淡化甚至是被忽略。最后，在被共产党统治几年之后，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压迫替换了它们被德国占领的记忆，有关犹太人被灭绝的事情也就被看得更不重要了。

尽管西欧的情况完全不同，但是遗忘也在那里同步发生。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以及1943年以后的意大利在“二战”中被占领的经历对这些国家来说是羞辱，战后这些国家的政府倾向于忘记战争中自己的通敌行为及其他屈辱，只强调英勇的反抗运动、民族起义、解放和烈士。1945年之后的很多年里，即使一些对战争期间发生的事情很了解的人（比如戴高乐）也故意去宣传本民族英勇受难的民族神话以及大量民众英勇抵抗外敌的事迹。战后的联邦德国，人们起初的情绪也是为德国受到的苦难而自我怜悯。“冷战”开始以后，新的敌对关系随之而来，再去强调“冷战”中已经是盟友的国家以前发生的罪行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所以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德国、奥地利还是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希望回忆犹太人的受难史或者导致犹太人受难的世所仅有的“邪恶”。

这也是为何当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1946年将他写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经历的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Se questo è un uomo）拿给意大利大出版商伊诺第（Einaudi），结果却被当场拒绝。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了。在当时以及之后的一些年里，纳粹主义恐怖行径的标志是伯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和达豪集中营（Dachau）而非奥斯维辛集中营；强调一些人因为政治原因而被驱逐更符合战后各国对战时本民族抵抗行动的叙述——这种叙述很宽慰人心，而因种族原因被驱逐则与这种叙述不是太吻合。后来莱维的书最终出版了，但是出版这本书的是一个地方小出版社，只印了2500本。几乎没有人买，很多册书就存放在佛罗伦萨的仓库中，1966年被一场大洪水毁掉。

我的经历可以证实，在那些年里人们对“纳粹大屠杀”（Shoah）没有太大兴趣。我在英国长大，英国是战胜国，英国本土也从未被占领过，于是英国对战时发生的罪行并无过多忧虑。但是即使在英国，有关“纳粹大屠杀”的话题也没有怎么被讨论过，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媒体上。直到1966年，我开始在剑桥学习现代史，老师教我们法国史（包括维希法国的历史）时几乎没有涉及有关犹太人或者反犹主义的内容。没有人写这方面的文章。没错，我们研究了纳粹对法国的占领，研究了维希政府中与纳粹合作的官员以及法国的法西斯主义，但是我们读到的材料（无论英文或法文）都没有谈到法国在“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2]

尽管我自己就是犹太人，而且我家庭中就有成员在死亡集中营中遇难，我当时也并不觉得不谈这个问题有什么奇怪。沉默似乎很正常。回过头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去解释人们会自愿接受那些本无法接受的事情呢？为何不正常的事情看起来却是正常的，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呢？原因可能很简单，也很令人沮丧，正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写的那样：“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境况不能适应，特别是当这个人看到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已适应的时候。”

60年代之后，一切都开始改变。改变的原因有很多：时间的流逝，新一代人的好奇心，也可能是国际紧张局势开始缓和。［3］对于希特勒所发动战争的恐怖，联邦德国要负主要责任，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对纳粹德国曾经犯下的严重罪行及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联邦德国的民众有着一种不寻常的自觉。到80年代，有关欧洲的犹太人被屠杀的事通过书、电影和电视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自90年代以来，欧洲不再分成两大阵营，官方道歉，国家纪念遗址，纪念馆以及博物馆都变得很普遍；即使是在剧变后的东欧国家，犹太人受到的苦难也开始存在于官方的历史记忆中。

到了今天，全世界人都将“纳粹大屠杀”视为以古鉴今的历史事件。有关“最终解决方案”，或纳粹主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在全世界的高中教科书里都是必修内容。在美国的一些学校，学生在学习有关现代欧洲的历史时只会学习这些内容；甚至在英国的一些学校里也是如此。如今，有关战时欧洲犹太人被灭绝的历史有着数不清的记录、重新讲述和研究，关于这个主题有各种专题文章、哲学文章、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调查，还有自传、小说、电影、访谈等许多其他体裁的内容。阿伦特的预言似乎成真了：有关邪恶问题的历史成了战后欧洲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

所以，现在一切都很好了？既然我们已经对黑暗的过往进行了调查，给它起一个属于它的名字（指“纳粹大屠杀”），然后我们就可以发誓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我来谈谈我们现在对“纳粹大屠杀”（Shoah，现在每个学生都会用“the Holocaust”这个词）的关心可能会造成的五个难题。第一个难题与不相容的记忆困境有关。西欧社会普遍关注有关“最终解决方案”的历史（尽管出于可理解的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民众对该历史不是太关注），但是，东欧各国1989年以后才重新“回归”欧洲，它们对于“二战”的记忆以及“二战”给它们带来的教训和西欧各国很不同，原因我在上文已经谈到了。

苏联解体以后，东欧的人们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讨论之前政策的罪行和破产，人们花了大量精力去讨论德国人以及苏联人给东欧带来的磨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欧和美国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犹太人受难者的重视常常让东欧民众感到恼怒。比如，我曾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被问及为何西方知识分子会对犹太人被大量屠杀这件事尤其敏感（我的听众都是受过教育、有见识的人）？怎么去看待几百万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非犹太受害者？为何“纳粹大屠杀”那么独特？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做出回答，但是对奥德-奈斯线（Oder-Neisse）[3]以东的人们来说，这种回答可能不是那么不言自喻。在美国和西欧的我们可能不会喜欢这一点，但是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欧洲还远远没有统一。

第二个难题与历史的准确性和矫枉过正的风险有关。许多年以来，西欧人倾向于不去想战时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现在，我们又被鼓励时刻去想犹太人的苦难。1945年之后的头10年中，毒气室在我们对希特勒战争的理解中只占据很边缘的位置。现在，毒气室占据了人们注意力的中心位置，对于现在的学生而言，“二战”就是讲“纳粹大屠杀”的。从道义上看的确应该如此：“二战”的伦理问题之核心就是“奥斯维辛”。但是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样去讲会误导别人。因为，一个悲惨的事实是，在“二战”当中，许多人不知道犹太人的命运是怎样的，如果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会太在意。“二战”主要是对犹太人的毁灭，这点只对纳粹和犹太人这两个群体的人是如此。对于几乎其他所有人而言，战争都有非常不同的含义：他们都有各自的麻烦。

因此，如果我们主要从“纳粹大屠杀”的视角（有时候只从这个视角）来教“二战”的历史，那么我们所教的历史可能会有问题。“纳粹大屠杀”在我们目前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比“二战”中被占领地区人们生活中的位置其实要重要得多，这个事实让我们难以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理解邪恶的真正含义，理解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的用意何在，那么我们必须记住：犹太人被灭绝最可怕的不是这件事曾经多么重要，而是它曾经如此为人所轻视。

第三个难题与“邪恶”这个概念有关。现代世俗社会对“邪恶”这样一个观念一直感到不甚自在。我们更倾向于对好与坏，对与错，罪行与惩罚做出理性的和法律上的定义。但是近些年，“邪恶”一词慢慢重新回到道德甚至政治话语中。［4］然而，“邪恶”这个概念虽然已经重回我们公共讨论的语言中，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个概念。我们对此感到迷惑。

一方面，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被看成是“世所仅有”的罪行，这种罪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是一个例证、一个警告：“再也不会发生了！”但是另一方面，为了许多不同和并不独特的目的，我们依然会使用“此种邪恶绝无仅有”的语言。近年来，政界人士、历史学家、记者均用“邪恶”一词去描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规模屠杀和种族灭绝造成的后果：从缅甸到卢旺达，从土耳其到塞尔维亚，从波斯尼亚到车臣，从刚果到苏丹。在谈及现代独裁者们时，人们常将他们比作希特勒，以此说明这些现代独裁者们的“邪恶”本性和用意；于是我们得知，从朝鲜到伊拉克，从叙利亚到伊朗，希特勒们遍及各处。我们对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邪恶轴心”这个说法都很熟悉了，现在人们对“邪恶”这个词进行冷嘲热讽多半是因为他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滥用了这个词。

此外，如果希特勒、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犹太人被种族灭绝是绝无仅有的邪恶，那么为何我们常常要去警告人们类似的邪恶可能会在任何地方发生，或者去警告这种邪恶会再次发生？每次只要有人在法国的犹太教堂的墙上绘制反犹主义内容的涂鸦，我们就要警告这个“绝无仅有的邪恶”又再次在我们身边出现了，1938年又要重演了。我们失去了区分人类正常的过错、荒唐（愚蠢、偏见、机会主义、哗众取宠和狂热）与真正的邪恶的能力。20世纪极左、极右的政治性宗教有强大的蛊惑力，它们的存在很普遍，它们很现代，因而也才真正是邪恶的，而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毕竟，如果我们在哪里都看到邪恶，我们又怎么能认得出真正的邪恶呢？60年前汉娜·阿伦特担心未来的我们将不知道怎么去谈论邪恶，因而也就无法理解它的含义。今天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邪恶”，可是结果依然一样：我们无法理解它的含义，因为它的含义被我们稀释了。

我所关心的第四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将所有情感和道义资源都倾注在一个问题上，不管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这种做法都会有风险。美国政府眼中只有恐怖主义的邪恶，因此一心要打“全球反恐战争”，这种狭隘的视野所造成的损失之大有目共睹。问题不是恐怖主义是否存在——它当然存在。问题也不是应不应该打击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当然应该打击。问题是我们会忽略另一些邪恶或者制造这些邪恶——如果我们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个敌人身上，为了打击这个敌人，我们会对自己所犯下的许多较轻的罪行找到合理的借口。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今天我们对反犹主义问题的过度关心以及对它的绝无仅有的重要性的强调。反犹主义和恐怖主义都不是新问题。另外，即使是恐怖主义和反犹主义的轻微爆发都会让我们想起之前因为人们对此类事件不够重视所导致的后果。但是，无论是反犹主义还是恐怖主义，它们都不是世界仅有的邪恶，它们的存在不能成为我们忽略其他罪行和苦难的理由。现在我们的做法是：将恐怖主义或者反犹主义从其具体情境中剥离而成抽象的事物，视为西方文明或者民主制度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于是要和恐怖主义或反犹主义的支持者无限期地战斗下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危险就是我们会忽略这个时代许多其他的挑战。

对此问题阿伦特也发表过看法。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是有关极权主义的书籍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她自然很清楚极权主义对开放社会有怎样的威胁。但是在“冷战”中，“极权主义”的角色颇像今天的恐怖主义和反犹主义，它让西方思想家和政治人物欲罢不能，几乎占据了他们思考的全部内容，其他的一切都被排除在外。鉴于此，阿伦特曾有过这样的警告，这段话放在今天仍然不过时：

视极权主义为本世纪诅咒之最大危险莫过于因视界、思想为其所占据而忽视众多或小或大之邪恶。通往地狱之路即是由此众多邪恶所铺就。［5］

最后令我担心的事是有关欧洲“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与以色列国的关系问题。自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与“纳粹大屠杀”之间就形成了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欧洲犹太人几乎被灭绝，这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犹太人在不属于犹太人的土地上无法生存并壮大，他们在民族和文化上融合进欧洲是一个悲剧的幻想，犹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一个很普遍的观点认为：欧洲的犹太人也要为自己没落的命运负责，因为他们就像“走向屠宰场的绵羊”；从这可以看出起初以色列的身份建立在对犹太人过往的抛弃之上，犹太人所遭受的灾难被视为软弱的证据——以色列的命运就是要培养出新型犹太人以克服这种软弱。［6］

但是近年来，以色列和“纳粹大屠杀”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当以色列因粗暴对待巴勒斯坦人以及它于1967年占领的土地遭到国际社会批评时，以色列的守卫者们倾向于重视“纳粹大屠杀”的回忆。如果你对以色列批评得非常激烈，他们会警告你说你的批评会唤醒反犹主义这只恶魔；事实上，他们表示对以色列激烈的批评不但会激起反犹主义，这本身就是反犹主义。反犹主义将通向前面或者说回到以前的路：回到1938年，回到“水晶之夜”，然后再从那里回到特雷布林卡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你想知道通向何方，你只需去参观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和华盛顿的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或是遍布欧洲的任何一个纪念馆和博物馆。

我能够理解这种说法背后的感情，但是这样的说法本身非常危险。有人指责我和其他人对以色列批评得过于激烈，认为我们的批评会激起反犹主义抬头，在这样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其实是你们把问题完全颠倒了，恰恰是禁忌本身才会激起反犹主义。多年来，我到访过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大学和高中，讲授战后欧洲历史以及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回忆。我也在我的大学教授这些内容。下面我可以讲述一下我的调查结果。

今天的学生不要你去提醒他们犹太人被种族灭绝、反犹主义导致的历史后果，或者有关邪恶的问题。这些他们都知道，他们对这些历史的熟知程度比他们的父母高许多。这也本该如此。但是，近来我被问到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频率之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为何对‘纳粹大屠杀’如此侧重？”“为何在（一些国家里）否认‘纳粹大屠杀’是违法的而否认其他的种族灭绝则不算违法？”“反犹主义的威胁是不是被夸大了？”最后这个问题问的人越来越多：“难道以色列不是把‘纳粹大屠杀’当作借口吗？”我不记得过去有人问过我这些问题。

我担心的是有两件事情已经发生。我们一方面强调“纳粹大屠杀”的历史独特性，可与此同时又在谈论当代事务时经常将“纳粹大屠杀”与某些事情做类比，年轻人因而感到迷惑。另外，每当有人抨击以色列或者为巴勒斯坦辩护就有人大呼“反犹主义”，年轻人因而变成了怀疑者。因为事实是今天的以色列并非有生存之虞。今天在西方国家的犹太人也没有遭受可以跟以前相比的威胁或者歧视，也没有遭受其他少数族裔目前正遭受的歧视。

当代的犹太人可以想一下，跟在美国的穆斯林或者“非法移民”，在英格兰某些地方的巴基斯坦人，在荷兰的摩洛哥人，在法国的北非后裔，在瑞士的黑人，在丹麦的“外侨”，在意大利的罗马尼亚人以及无论在欧洲哪儿的吉卜赛人比，作为一个犹太人难道不会感到更安全、更好地融入群体、被群体接受吗？我想我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在上面列举的如荷兰、法国、美国等诸多国家中——更不要说在德国，犹太人这样一个少数族裔在商界、媒体以及艺术领域中从业的人数非常多。犹太人在这些国家里没有被诬蔑、威胁或排挤。

如果说存在一种应被犹太人以及其他所有人关切的威胁，那么这个威胁其实是从另一个方向而来。我们将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回忆完全用来为一个国家——以色列辩护，如此一来这回忆的道德含义便有被局限在某一个地方的危险。的确，“邪恶问题”（再引用下阿伦特的说法）在20世纪的表现是德国企图灭绝犹太人。但是在当代，它并不只是与德国人有关，也不只是与犹太人有关；它甚至不只与欧洲有关，虽然欧洲是发生地。“邪恶问题”——极权的邪恶——或者种族灭绝的邪恶是一个世界问题。但是如果它只被用来为某一个地方的利益服务，则那些离在欧洲发生的罪行的回忆较远的人们（因为他们不是欧洲人，或者因为他们太年轻，不记得这回忆为何重要）将不会理解这些回忆如何与他们有关，他们也将不会再听我们试图做出的解释。其实，我相信，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简而言之，“纳粹大屠杀”可能不再能够引起世人普遍的共鸣。我们必须希望情况不会变成这样，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让“纳粹大屠杀”给人们的关键教训保存下来，这个教训就是：一个民族，整整一个民族竟然可以这样“轻松地”被诬蔑，继而不被当成人类对待并最终被毁灭。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教训的确会被质疑或者遗忘，否则我们将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正如《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鹰头狮所言，教训的问题是它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4]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那你大可去西方发达国家之外的地方问那里的人们“奥斯维辛”给我们什么教训。他们的回答不会让人感到太宽慰。

没法对这个问题给出简单的回答。有些事情在今天的西欧人看来再明显不过，但是很多东欧人就会觉得难以理解，而其实这些东欧人的感受跟40年前的西欧人的感受一样。在欧洲人的记忆中，“奥斯维辛”带给他们重大的道德训诫，但是这种道德训诫对于亚洲人或者非洲人而言则并不存在。最主要的可能是，许多事情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言自喻，而在我们的子孙后代那里将不会再有太大意义。欧洲的过去正逐渐从记忆中消逝，进入历史，我们还能够让它保持生动吗？我们是否注定要失去它，哪怕只是失去它的一部分？

也许我们建起博物馆、纪念馆，学校强制学生参观这些场所等等做法并不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去“记忆”，而其实恰恰表明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悔罪，现在可以放下过去并开始遗忘，让石头来替我们记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上次去柏林参观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时遇到一些被强制来此参观的学生，感到厌倦的孩子们在石板之间玩起捉迷藏来。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想让历史发挥它该有的功用，让它为以前的罪行及所有的一切永远保留证据，那就最好不要总去“骚扰”它。若我们出于获取政治上的利益而在历史中四处搜罗，从中挑选一些片段用来为我们的某些目的服务，利用历史来教一些投机的道德训诫，那么我们能得到的就是恶劣的道德和糟糕的历史。

与此同时，我们所有人在谈及“邪恶问题”时都应该更谨慎，因为平庸并非只有一种。阿伦特说的人类身上那种令人不安但又看似正常、友好、日常的这种“平庸之恶”已是臭名昭著，但是还有另一种平庸，即因滥用造成的平庸：对同一件事看得太多或者说得、想得太多而让此事失去棱角，人们因而对它失去敏感；这种滥用让受众变得麻木并且不再关心我们所描述的邪恶。我们今天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平庸（或者叫平庸化）。

1945年之后，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将“邪恶问题”搁置一旁，因为它的含义过于丰富。我们这代人的下一代又再次面临搁置“邪恶问题”的危险，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邪恶问题”于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含义。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怎样保证“邪恶问题”依然是我们（不仅在欧洲）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很肯定应该去问这个问题。汉娜·阿伦特60年前就问过这个问题，我相信如果她还在世肯定还会问。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8年2月的《纽约书评》。此文改编自托尼·朱特于2007年11月30日在德国不来梅接受2007年度汉娜·阿伦特奖时所发表的演讲。

[1] 集体灭绝，希伯来语称其为“Shoah”，有“浩劫”之意，指“二战”中发生的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另外来源于希腊语的“The Holocaust”也用来指这一历史事件。——译者注

[2] “最终解决方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其占领的欧洲境内的犹太人进行系统灭绝的计划。——译者注

[3] 奥德-奈斯线（Oder-Neisse）是“二战”以后民主德国和波兰的国界线。——译者注

[4] 鹰头狮在《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原话是：“‘That’s the reason they’re called lessons.’ The Gryphon remarked: ‘Because they lessen from day to day.’”在英文中“教训”（lessons）与“逐渐减弱”（lessen）发音类似，在原作中，《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运用了这样一语双关的修辞手法。——译者注

第10章

“既成”虚构

我出生得够早，还能记得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im，以色列的集体农场）还像定居点（settlements）的时候。（《牛津英语词典》对settlement的定义是：“小村落或者一些住宅的总称”，或者“在一个新国家居住或殖民”。）

60年代初，我在一个叫哈库克（Hakuk）的基布兹生活过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在以色列建国前由隶属犹太民兵组织“哈加纳”（Haganah）的军事武装“帕尔马契”（Palmah）建立的小社区。[1]哈库克始建于1945年，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它建立的第18个年头，当时那里的条件还比较原始，设施不够完善。住在那里的十几户人家建了一个食堂、农用大棚、几间房屋还有一个“婴儿房”，父母外出工作时便把孩子送到这里由专人照看，但是居民楼之外除了土石覆盖的山坡和半被清理好的农田便一无所有了。

当时社区成员身穿蓝色工作服、卡其布短裤，头戴三角形的帽子[2]，很有意识地在塑造一种拓荒者的形象和精神，而这已经和特拉维夫忙碌的都市气息格格不入了。他们似乎像是在对兴致勃勃的游客和志愿者说：我们这里才是真正的以色列，快来帮助我们清理石头、种香蕉，告诉你们在欧洲、美国的朋友也过来帮忙。

哈库克现在依然存在，但是今天它主要的收入来自一个塑料厂以及旅游业——大量游客会前往不远处的加利利湖。最初的那个建在兵营周围的农场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若将哈库克这样的地方称为定居点就太奇怪了。

然而，以色列需要“定居点”，因为它们对于以色列的形象而言必不可少。以色列一直以来力图向自己海外的崇拜者和筹资者传递这样的形象：一个小国在敌人环伺中挣扎着保卫属于它的位置，为达此目的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清理、灌溉土地，实现农业上的自给自足，提高生产效率，正当自卫，建立犹太人社区等。但是这样一种新集体主义的“开荒叙事”在如今拥有高科技的现代化以色列听起来很虚假。因此，这种“定居者神话”如今移到了别的地方，移到了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之后从巴勒斯坦夺取并一直非法占领至今的土地上。

因此，以色列鼓励国际媒体将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称作“定居者”，将其居住区称为“定居点”并非偶然。但是这个形象会造成很大的误导作用。从面积上看，马阿勒阿杜明是这些极具争议性的社区中最大的一个。它的人口超过3.5万人，与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尔或英格兰的温彻斯特的人口相当。然而最异乎寻常的是它占据的土地面积，这个“定居点”的面积达30平方英里（约78平方千米）以上，是曼哈顿的1.5倍大，相当于大曼彻斯特（市区加都会自治市）约一半大。多么不一般的“定居点”。

目前在约旦河西岸的被占领地区有大约120个正式的以色列定居点，另外还有非正式定居点，它们的数量据估计有80到100个。根据国际法规定，所谓“正式”与“非正式”定居点之间并无差异，它们都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7条规定，该条款明确禁止武力吞并占领地。《联合国宪章》的第1章第2条第4点重申了此原则。

因此，以色列在其声明中对“授权”定居点和“未授权”定居点的区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合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定居点无论是否得到官方授意，无论是被“冻结”或仍在迅速扩张，它们皆为非法定居点。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新外交部长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的家乡便是建于1982年的诺克蒂姆（Nokdim）定居点，该定居点至今仍然在非法扩张中。

以色列现政府官员会对一些事情公然进行嘲讽，但我们也不应因此遗忘以色列之前那些更体面的领导人身上的责任。定居点的人口在过去20年中以每年5%的速度持续增长，3倍于以色列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加上东耶路撒冷（被以色列非法吞并）的犹太人口，目前定居点总人口多达50万人，这一数字占所谓“大以色列”地区犹太人口总数的10%。以色列实行比例代表制[3]，即使最小的选区也可以获得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这就是定居者为何在以色列选举中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些定居者所组成的利益团体并非处于边缘位置。这些定居点像群岛一样四散各处，定居者就住在其中，享有都市的配套设施，另外这些定居点还受到600个关卡和隔离墙的保护，以防阿拉伯人侵入。要想了解这群人有多重要，只需考虑一点：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犹太总人口几乎和哥伦比亚特区的人口相当，比特拉维夫人口数量多出1/3。多么不一般的“定居点”。

以色列对定居点痴心不改都是因美国一直以来的成全。如果以色列不是美国对外援助的最大接受国（以色列从2003年至2007年平均每年接受280亿美元，该数字到2013年预计达到310亿美元），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房子不会这么便宜——这些地方的房价不到以色列境内同等水平住房价格的一半。

许多住到定居点的房子的人甚至都不认为自己是定居者。这其中有许多人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地方，他们直接接受这种受补贴的住房，从此感恩戴德地依附于自己的政治庇护者，颇像刚刚获得公路和电的意大利南部的农民。这些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殖民者就像当年西进运动中的定居者，他们是以色列版本的《宅地法》的受益者，因而要移走他们也会和移走当年迁居美国西部的人一样困难。

虽然在外交谈判中总是提到拆除定居点是实现和平的条件，但是实际上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要知道，在这些地方居住着50万人，他们享有都市的配套设施，且又可以优先获得肥沃的土地和水源。以色列政府中无论左、中、右各派都无意拆除定居点、移走定居者，无论巴勒斯坦人还是知情的美国人都对此不抱幻想。

当然，假装2003年的“路线图”尚且有效，再假模假样地谈谈如何达成基于1967年边界的最终协定而不去直面现实能让几乎所有人满意。但是，这种假装不知道与政治上的虚伪没有多大区别，只是起到外交上的润滑作用以利于沟通和妥协而已。

然而，在有些时候，政治上的虚伪正是它自己的死敌。在巴以问题上便是如此。因为定居点不会消失，可是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假装它们有天会消失，我们因而“坚定地”忽视了被以色列人长期以来自豪地称为“既成事实”的事情可能造成的后果。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比大多数人知道的都清楚。6月14日他发表了一个备受瞩目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巧妙地向他的美国对话者释放烟幕弹。他表示承认巴勒斯坦最终的国家地位，巴勒斯坦建国需要满足的条件很明确：未来的巴勒斯坦国不得控制领空，不得拥有抵御外敌入侵的装备。他重申了以色列最关键的立场：以方将不再扩建非法定居点，但是保有“合法”定居点按其自然发展速度扩建的权利。［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巴艾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发表此演讲并非偶然，此地是拒绝向巴勒斯坦妥协的犹太教徒的重要场所。以该·埃米尔（Yigal Amir）便是在此对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心生恨意，后于1995年暗杀了拉宾。］尽管内塔尼亚胡说了一些讨好的套话给紧张的美方人士听，但他的演讲如以前一样依然受到定居者及其所在选区的欢迎。美国新闻媒体也如预料之中上了当，一致强调内塔尼亚胡先生对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支持”，其他内容一概淡化。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奥巴马总统是否也会做出类似的反应。他肯定想这样做。如果可以对外宣称“在奥巴马开罗讲话之后，连内塔尼亚胡先生都改变立场，愿意妥协”，这自然会让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很高兴。因此，美国政府希望避免目前与其最紧密的盟友对抗。但是，令人不悦的现实是，以色列总理不加掩饰地重申了一个真相：针对以色列侵占“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国际法或者意见，以色列政府均无意承认。

因此奥巴马总统面临一个选择。他可以假装与以色列合作，装作相信他们承诺的良好意愿，相信他们对“合法”和“非法”定居点区分的重要性。这样一来，奥巴马可以为自己在国会赢得时间和支持。但是以色列人则会拿他当傻瓜玩弄，并且无论在中东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会把他当作傻瓜。

奥巴马也可以打破美国20多年来对以色列的顺从，公开说出真相，指出内塔尼亚胡先生是个怎样口是心非的人，另外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所有的定居点的命运都取决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是否友好。他还可以提醒以色列人这些非法定居点与以色列的防务无涉，更与以色列建国理想——农业自主、犹太人自治——无关，它们只是殖民地而已，美国没有理由再为此花钱补贴。

但是，如果我是正确的——拆除以色列定居点并不现实，美国政府却同意以色列政府的说法：仅仅是“合法”定居点不再扩建便是实现和平的真诚举措，那么这将是在目前的外交谈判中对美国而言最糟糕的结局。世界上没有人相信以色列说的话，我们为何要相信？但是如果美国继续相信，以色列的政治精英将松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一次把自己的金主给耍了。即使在美国的盟友看来，这对美国也是羞辱，美国的敌人会怎么看就更不用说了。如果美国不能维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至少不要再被人当成傻子玩弄。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9年6月的《纽约时报》。

[1] 这个叫“帕尔马契”的军事武装是“哈加纳”组织的先锋突击部队，哈加纳后来并入以色列国防军，成为其主力。——译者注

[2] 与三角帽（Tricorne）不同。——译者注

[3] 比例代表制（propotional representation），指参选各党派按所得选票占全部的百分比分配议席。——译者注

第11章

以色列须放弃民族神话

究竟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它的核心主张是，犹太人是一个共同的、单一的民族，犹太人千年来的四处流散和苦难并没有削弱他们独特的、集体的特质，犹太人只有在一个犹太国才能按照犹太人的方式自由地活着——有如瑞典人按照瑞典人的方式自由地生活。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犹太教不再是衡量犹太人身份的首要标准。19世纪晚期，越来越多的年轻犹太人在法律或者文化意义上从犹太区（ghetto）或者犹太小镇（shtetl）中脱离出来，那时一群人数不多但很有影响力的人认为，唯有犹太复国主义才能让犹太人摆脱被迫害、被同化或者文化被稀释的命运。很矛盾的是，当宗教上的分离主义及其做法开始逐渐消退时，一个世俗世界的分离主义翻版却日益受到人们的积极推崇。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可以很肯定地确认，60年代以色列的左翼群体中有很普遍的反宗教情绪，这种情绪强度之大常常令我感到不舒服。很多人告诉我，宗教属于哈勒丁派（Haredim）以及住在耶路撒冷米歇雷姆区（Mea Sharim）的“疯汉”们。“我们”是现代的、理性的、“西方”的——给我讲犹太复国主义的老师如此解释道；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希望我加入的这个以色列国的立国根基是一种僵化的、有关犹太人及“犹太性”的种族观点，而且也只能以此为根基。

这个说法是这样的。在公元1世纪第二圣殿（the Second Temple）被毁之前，犹太人世世代代都是今天属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带的农民。他们再次被罗马人从自己的故乡驱逐出去，在世间流浪、放逐，无家、无根。现在，“他们”终于“归来”，再次回到属于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耕作。

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在他备受争议的《虚构的犹太民族》（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一书中试图解构这样一种叙事。批评家断言道，桑德的书充其量也不过是冗余之作。在20个世纪里，历史学家们对他所引用的材料以及他所提出的论点都非常熟悉了。光从学术角度来说，我对此并无异议。甚至对于我这样一个对有关犹太人早期历史的了解多数情况下依赖于二手材料的人看来，桑德教授在书里面谈到的东西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比如他在书中强调，早期犹太人多是来自改宗者以及不同民族相互通婚的后代。

现在的问题是，知道这些内容的“我们”指的是谁？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可能还有非犹太人）都完全不了解桑德教授在书里叙述的内容。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书里的主要人物，却对那种犹如漫画般的犹太人历史很熟悉也很赞同，而这种漫画式历史正是桑德教授设法驳斥的。即使桑德教授的这本普及性读本仅可以引起这些人们的反思并进一步阅读，那它也是有价值的。

但是这本书的价值不只是普及一些知识。以色列建国其他的正当理由尽管以前也有，现在也依然存在［大卫·本-古里安谋求、计划乃至设计好了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这不是偶然的］，但是建立犹太国的传统正当理由显然被桑德教授书中的内容动摇了。一旦我们认同以色列独特的“犹太性”所有的特质仅是想象出来的或者是一种“选择性的亲近”（elective affinity），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该做什么呢？

桑德教授本人就是以色列人，对于他的国家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说法自然会让他厌恶。的确应该如此。国家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埃及或者斯洛伐克不是凭借某些有关“埃及性”或者“斯洛伐克性”的理论而获得国际法认可的。这些国家之所以会被视作国际参与者，拥有权利和地位，仅仅是因为它们存在，因为它们有能力维持、保护自己。

因此，以色列讲述的有关自己民族起源的故事是否可信不会影响它生存的根基。如果我们接受此点，我们就能开始理解：以色列坚持这种排他性很强的犹太身份会造成很大的障碍。首先，这种坚持会让所有“非犹”以色列公民和居民成为二等人——即使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只做纯粹形式上的区分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然而，这种区分不只是形式上的；在今天的以色列，如果你是一个穆斯林或者基督徒，或者甚至你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如果你不符合目前“犹太性”日益严格的规范，你都会因此付出一定代价。

桑德教授的书中隐含这样一个结论：以色列如果认同自己为以色列，如果能学着把自己视为以色列，那么它会发展得更好。一味坚持将全球的犹太人身份与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地方联结在一起会导致许多方面的问题。这是导致巴以乱局一直无法解决的最重要因素。这对以色列不利，另外我还要说这对生活在以色列之外但是认同以色列做法的犹太人也不是好事。

那么应该做什么？桑德教授当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很棘手，就当是帮他说句话。我感觉他倾向于“一国方案”，我这么说仅仅是因为这是他推论的逻辑结果。要不是我清楚地知道巴以双方会极力、不惜用武力反对“一国方案”，那我也会赞成“一国方案”。“两国方案”可能仍然是最好的妥协，尽管以色列在种族问题上的妄想会因此继续存在下去。但是考虑到过去两年事态的发展，“两国方案”的前景不容乐观。

我自己倾向于将注意力放在其他地方。如果生活在欧洲和北美的犹太人选择跟以色列保持距离（许多人已经开始这么做了），那么再去宣称以色列是他们的国就会很荒诞。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连美国政府可能都会认识到将自己的外交政策与一个小小中东国家的妄想联系在一起是徒劳无益的。我相信这会是对以色列来说所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如此一来，以色列将不得不承认自己力量的有限。那样的话，它就需要交朋友，这样的朋友最好是从它的邻国里面来找。

我们因此希望有一天可以自然地区分其他国家公民的犹太人和以色列公民的犹太人。这种区分会非常有益。历史上有过许多先例：希腊、亚美尼亚、乌克兰和爱尔兰侨民都扮演过很不健康的角色，因为他们的存在，种族排外和民族主义偏见在他们的先辈曾生活的母国持续了很久。内战在北爱尔兰结束的部分原因是美国总统责令在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停止向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提供武器和现金。如果美国的犹太人停止将自己的命运与以色列联系在一起，并将他们的捐款用于更好的目的，类似的事情可能也会在中东地区发生。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9年12月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第12章

没有陈词滥调的以色列

以色列对“自由加沙”（Free Gaza）的袭击发生后，以色列惯常的批评者和辩护者又老调重弹。如今要去讨论中东问题就一定会听到那些陈腐不堪的指控和老套的辩护。现在可能是时候清理一下这些陈词滥调了。

陈词滥调之一：以色列的合法地位已经没有了或者应该取消以色列的合法地位

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确立已久并且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以色列政府的不良行为不会“取消以色列的合法地位”，正如朝鲜、苏丹或者美国政府的不良行为并不会让它们的合法地位被取消一样。当以色列破坏国际法时，应当迫使它停止该行为，但是正是因为它是国际法的主体，我们才可以对它施压。

一些以色列的批评者受到一个愿望驱动：如果以色列不存在，如果它可以因为某种原因消失就好了。但是这是自欺欺人的政治：弗拉芒民族主义者对比利时也有同样的想法，巴斯克分离主义者也这么想西班牙。以色列不会消失，它也不应该消失。以色列把对以色列的所有批评都斥为试图“取消以色列合法地位”，以政府还开展了各种公关活动，它的这种做法实在是适得其反。每次以色列政府这样做，它都让自己显得更加孤立。

陈词滥调之二：以色列是或者不是民主国家

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最常听到的对以色列的辩护可能就是：“它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这个说法基本上正确，以色列拥有独立的司法和自由选举，尽管非犹太人的以色列公民会受到种种歧视——这一点便可以让以色列与当今世界大多数民主国家区分开来。另外，在以色列，表达对官方政策强烈反对的意见也逐渐不被容忍。

但是，是不是民主国家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民主”并非良好行为的保证，今天世界上多数国家在形式上都是民主的。以色列相信美国那句很中听的陈词滥调：“民主国家不会发动战争。”要知道，以色列这个民主国家经常由前职业军人主导、统治，光这一点就足以将以色列与其他发达国家区分开来。另外我们不要忘记加沙是中东另外一个“民主政权”：正因为哈马斯在2005年加沙举行的自由选举中获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以色列才会做出那样的激烈反应。

陈词滥调之三：应该或者不应该谴责以色列

以色列的近邻长久以来否认其存在的权利，对此以色列无法负责。以色列许多公开发表的声明中存在妄想的成分，我们要理解其原因则不可低估以色列受围困的感觉。

如此一来，以色列养成了一些难以控制的习惯就不是那么奇怪的事情了。在这些习惯之中，破坏性最大的是它经常会动用武力。因为长久以来武力一直能够解决问题，其建国初年轻松取得的胜利更是在民间记忆中根深蒂固，以色列因而很难构想出别的应对方法。另外，2000年戴维营谈判的失败更是加强了以色列的信念，即“没有能够与之谈判的对象”。

但是，谈判对象是有的。正如美国官员私下所承认的那样，以色列（或者是其他国家）迟早要跟哈马斯进行谈判。从法属阿尔及利亚到南非再到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这样的事情一直在重复：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起初拒绝承认“恐怖分子”的合法性，“恐怖分子”却因此变得更强大；然后该国与他们秘密谈判；最后，“恐怖分子”获得权力或者独立，或者拥有谈判的资格。以色列最终将与哈马斯进行谈判，唯一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现在开始谈。

陈词滥调之四：应该或者不应该谴责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前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称阿拉伯人“从未错过任何一个错失良机的机会”。他说的并非全错。从1948年到80年代初期，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坚持“否定以色列存在的权利”的立场，这样的立场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哈马斯也坚持这样的传统，但是他们比之前的组织要受欢迎得多。哈马斯最终也要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

但是自1967年以来，错过了大多数机会的是以色列：不顾以色列老辈政治家意见，占领巴勒斯坦土地40年；对黎巴嫩的三次入侵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现在又在国际水域攻击平民。以色列犯一个又一个这样愚蠢的错误，在这方面巴勒斯坦人难以与之匹敌。

恐怖主义是懦夫选择的武器，可轰炸平民目标这种做法不是阿拉伯人发明的（也不是1948年之前的犹太人发明的，虽然后来犹太人进行了恐怖主义活动）。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尽管恐怖主义活动在道德上不能被原谅，各种抵抗运动都曾用过该手段。以色列坚持要求，哈马斯先放弃恐怖袭击活动是开启任何谈判或者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提，这是合理要求。

但是，巴勒斯坦人面临所有被压迫民族都会面临的难题：要反对一个已经建立起来并独占权力的国家，他们的手段只有拒绝和抗议。如果他们预先答应了以色列的全部要求——放弃武力，承认以色列的地位，接受他们所有的损失，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可以用来作为谈判的砝码呢？以色列拥有主动权，它应当行使这个主动权。

陈词滥调之五：应该或者不应该谴责在美的以色列游说团体

在华盛顿有一个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它的影响力挺大——这本来就是游说团体应该发挥的作用。以色列游说团体被认为“影响力太大”（潜台词就是说这背后有犹太人很强大的影响力）。有些人认为这样的评价很不公平。他们说的有道理，因为枪支、石油、银行业的游说团体对美国带来的损害更大。

但是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影响力的确大得不成比例。为何绝大多数国会议员会赞同支持以色列的议案？这其中仅有很少一些议员会对有关以色列的议题有长久的兴趣。认为以色列游说团体影响力过大是一回事，指控犹太人“操控美国”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不希望人们将这两者混为一谈而进行自我审查。用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话说：“害怕与糟糕的人同处并非政治上纯洁的表现，这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陈词滥调之六：批评以色列是或者不是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是对犹太人的仇视，而以色列是个犹太国家，所以对以色列的批评中当然有一些批评是出于恶意。在不久前的过去，特别是在苏联及其卫星国，“反犹太复国主义”成了官方用来替代“反犹主义”的词汇。许多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没有忘记这段过往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但是，现在对于以色列的批评主要并非出于反犹主义情绪，越来越多的批评来自非以色列国籍的犹太人。批评以色列的人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当初以色列“开国者”的意识形态相比，今天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变了太多：它对外有领土要求，在宗教上排外，在政治上走极端路线。现在，一个人可以既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同时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或者说反对“后犹太复国主义”（post-Zionist）。事实上，如果从犹太复国主义原本强调犹太人要为自己建立一个“正常的国家”而现在却因为自己是一个犹太国家而坚持其做“不正常”事情的权利这个意义上来看，犹太复国主义其实已经失败了。

我们应当谨防过度使用“反犹主义”一词。美国的年青一代已经对此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更不要说世界范围内的年轻人了。他们问：“如果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封锁就可能是‘反犹’，那又为何要把反犹偏见的其他事例当真呢？”“如果‘纳粹大屠杀’变成了以色列人实施恶行的又一个口实了呢？”犹太人不应当轻视人们将“纳粹大屠杀”看作以色列人实施恶行的口实的风险。

以色列和酋长国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和中亚一带战略上最大的包袱。因为以色列的原因，我们面临着“失去”土耳其的严重危险。土耳其这个民主的伊斯兰国家在近东和中亚地区的事务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欧盟针对土耳其的做法得罪了它。如果没有土耳其，无论在伊朗、阿富汗还是阿拉伯世界，美国将无法实现自己在该地区的目标。美国应当去除这些围绕在以色列周围的陈词滥调，把以色列当作一个“正常”国家看待，不再给以色列特殊待遇。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2010年6月的《纽约时报》。

第13章

还要做什么？

6年前，我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另求他途”（“Israel: The Alternative”）的文章。我在文中论述“奥斯陆和平进程”及其希望达成的“两国解决办法”并不可行。如果以色列继续按照它现在的方向发展，那么它将面临下面几个不甚理想的选择：一个选择是，以色列继续保持其“犹太国”的身份，然而它将不再是民主国家；另一个选择是，以色列成为一个真正的多民族民主国家，但同时自然不会再是“犹太国”；第三个选择是，以色列强行驱逐阿拉伯人（或者让他们不得不选择流落他乡），如此确实可以令“犹太民主国”得以保全，但是以色列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最终自我毁灭。在这样的情况下，“两族共存”或者联邦制看起来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无论此方案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小。

可想而知，我的这篇文章有很多人反对。在提出合理的反对意见者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士首先承认我在文中对局势的判断准确可靠，尽管很令人沮丧，不过他们无论如何无法忍受最后的结论。他们坚持认为必须采取“两国解决方案”。无论有什么阻碍，比如以色列定居者、巴勒斯坦炸弹袭击者等，巴以两边理性的人必须继续谋求实现这个唯一能被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正如丘吉尔对民主制下的定义：“民主制是除了其他已经试过的政治制度以外最差的制度。”“两国解决方案”是除了所有其他解决方案以外最差的解决方案。

自2003年10月以来，巴以局势持续恶化。以色列分别和真主党以及哈马斯打了两场“成功”的战争；以色列继续在占领区扩建定居点，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尽管以色列放弃了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该地区离和平和安全却越来越远。2006年，巴勒斯坦人举行了一次自由的选举，该选举是中东地区有记录的选举中最自由的一次。哈马斯赢得了选举，美国和欧洲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并对其进行抵制。西方国家一直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打交道，随着它在选举中失势，其权威和合法性也逐步倒塌。以色列这样一个犹太国家却统治着数量日益增多的阿拉伯人口，这些阿拉伯人受到以色列当局压制，心中积怨已深，这样一个糟糕、矛盾的现实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在说“两国解决方案”，可越来越少的人真的相信该方案能够成功解决问题。下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认清两个不可改变的现实。以色列的存在是一个现实，以色列的批评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们也不会被认真对待。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希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国家，这是对现实简单的表述，这个现实也需要得到人们的认真对待。目前双方都不愿意与对方在一个国家中共存，也没有人可以迫使他们生活在一国之中。无论是采取联邦制或者两族共存或者别的形式，“一国解决方案”只有在两边互相友好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条件，也就没必要采用“一国解决方案”了，因为如果有相互的信任，巴以双方应该早就在“两国解决方案”上达成共识了。

巴以问题的核心是信任的问题或者说信任的缺失。和平进程非但没有按其设想去“建立信任”，摧毁起信任来倒是非常有效。和平进程在以色列造成了灾难性的局面。以色列目前由联合政府统治，之前属于极右翼的政党组成了该联合政府的所谓“温和”核心。反对党领袖齐皮·利夫尼（Tzipi Livni）之前是利库德集团的一员，利库德集团主要由已逝的纳赫姆·贝京的赫鲁特党组成。赫鲁特党的前身是亚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领导的犹太复国修正主义运动（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强硬民族主义右翼）。以色列的左翼以及中间党派消失不见。

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肯定比老工党政府少些虚伪，内塔尼亚胡政府与1967年以来的各届政府不同，它甚至连假装寻求与阿拉伯人和解的姿态也不做，尽管这样的和解是它统治的基础。就在上个月，以色列议会就以色列家园党奥莱夫（Zevulun Orlev）提交的一项私人议员法案进行投票，该法案呼吁，对质疑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存在的人判处最高达一年时间的监禁。最终该议案以47票赞成、34票反对在初步议案宣读中获得通过。与此同时，住房和建设部长艾契斯（Ariel Atias）（他是极端正统派沙斯党成员）于2009年6月2日对加利利的阿拉伯和犹太居民“混居”的现象提出警告，他声称，将两个民族隔离开来是以色列的“国家责任”。

与此同时，无论巴勒斯坦人多么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他们对其实现的可能性也日益产生怀疑。耶路撒冷圣城大学（Al-Quds University）校长萨里·努赛伊贝博士（Dr. Sari Nusseibeh）一直以来都是“两国解决方案”的支持者，他现在也撰文表示支持“两族共存于一国”，这应该不是个好兆头。在马德里和奥斯陆开启的和平进程失败了，已去世的阿拉法特的名誉因之被败坏，他的继任者也不再被信任。以色列的占领必然会失败，因为它会激化在被占领地区生活的人们。许多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代表为通敌者，认为他们与占领者进行了耻辱的交易并从中渔利，与此同时人民却生活在苦难之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与以色列总理或者美国总统的会见常常是一无所获，这样的事情每发生一次，人们对阿巴斯的信任就减少一点，而“反抗军”哈马斯则获得更多的追随者和选票。正如法国维希政府一样（我经常听到人们用维希政府来做类比），与占领方合作的政府很难与占领方就解放问题进行谈判，也难以领导自由的人民。但是如果阿巴斯正在慢慢变成巴勒斯坦人的贝当，那么戴高乐这个角色又应该由谁来扮演？

巴以双方的不信任与非法定居点或者民族愿望一样，它们都是既成的事实，如果忽视这样的现实，任何和平进程都注定失败。我们这些外国人越是去提倡什么“奥斯陆和平进程”或者“和平路线图”，在实现和平中真正重要的人越不会认真对待我们。正是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大谈特谈巴勒斯坦国，甚至内塔尼亚胡先生也表示认可巴勒斯坦建国（当然，能够让他认可巴勒斯坦建国的条件极为严苛），这个建国计划才会失去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与以色列人一样，巴勒斯坦人对“阶段性”谈判或者撤军很怀疑。许多表示同情的西方支持者迅速落后于形势的变化。正如内塔尼亚胡先生于2009年6月23日所指出的：“就解决方案进行辩论是在浪费时间。”［1］他说的没错。最近的八国集团外长声明呼吁各方“履行自己在和平路线图中的义务”，“重新开启符合和平路线图、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精神及马德里原则的直接谈判，就所有未决问题进行商讨”，这就是典型的国际噪声，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如果美国特使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真的希望“有意义并富有成效”的和平谈判尽早开始，那么他最好能说一些跟上面这种语言非常不同的东西。

那么让我们来谈真正重要的事情。在巴以之间所进行的悲剧性对抗中，土地一直是中心问题，可土地可能不是考虑解决方案的最佳着眼点。有人提议巴勒斯坦人应该用西内盖夫沙漠的一大块土地来换目前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9%的肥沃土地，这个建议简直是愚蠢，可是它居然被认真提出来了。至于说到在“隔离墙”两边进行更重大的土地交换，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由沙龙领导的以色列在退出加沙地带时都不能做到将区区几百间房屋以及少数泳池完整地留给阿拉伯人，那么为何有人会认为在内塔尼亚胡先生领导下的以色列会在远比加沙地带更具争议的“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留给巴勒斯坦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它如何会有这样的政治意愿或者谨慎的宽宏大量呢？只有先通过其他途径达成信任和双边的友好，有关领土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那么“安全问题”是一个好的着眼点吗？以色列民众真正担忧的是，未来在离他们的主要城市几十千米开外的地方存在一个巴勒斯坦的武装实体。以色列军方利用了这种恐惧，尽管他们自己对此并不感到忧虑，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真正威胁的东西就算有，也不会是一些卡桑火箭，即使发射者能瞄准攻击对象。以色列的问题不是去除掉发射火箭的人，而是在政治上寻求解决，创造一些条件以确保这些人不再出现。通过恰当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巴勒斯坦国可以更好地防止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的火箭袭击，因为巴勒斯坦国拥有一个国家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也要承担一个国家所要承担的责任。如此，以色列在安全上合理的担忧便可以通过巴勒斯坦的建国（更早而非更晚）而得到最好的解决，拥有国家权力所有外部象征的巴勒斯坦国会为了与自己强大的邻国保持友好关系而抑制国内不安定的极端分子。

巴勒斯坦人在安全上也有合理的担忧，只是他们的担忧与以色列人的担忧有所不同。他们需要尽早建国并获得完整的国家权力来保护自己不受到以色列的威胁，以色列经常践踏国际法，搞暗杀活动，在以色列人看来，把阿拉伯人视作他们进行先发制人战争的对象是永久性的，并且也很合理。巴勒斯坦尽早建国对巴以双方都有预防性作用。今天的以色列人不会像当年那样对约旦人或者埃及人感到恐惧，而那种恐惧还存在于现在还在世的人的记忆中。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来，以色列曾经认为，在中东国家中埃及尤其憎恨犹太人并希望毁灭犹太人，它认为埃及的这种倾向无法改变且很普遍。如果你认为别人这么想，那么你自然觉得唯有他们遭遇一系列羞辱和失败你才会有一些安全感。然而矛盾的是，只有巴勒斯坦国通过适当方式在以色列的边界线上建立起来，同时还具备一定的军事力量，以色列才能感到安全。

耶路撒冷是一个好的着眼点吗？巴以双方都希望它能是自己的首都。以色列人对东耶路撒冷的吞并带来了真正的难题。可以肯定的是，对这个城市来自一方的统一和殖民并非不可逆转，就如柏林的分裂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的。相当多以色列人觉得耶路撒冷的当代政治惹人厌恶，因为那里是宗教和民族主义极端思想的温室；对于这些占据辩论中心的、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而定居此地的人与宗教狂热分子组成的集团，他们乐于看到这些人遭受挫折。同样的，许多世俗的巴勒斯坦人对他们居住的区域并没有主权诉求，只要他们能够确信以色列的极端分子不能绑架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权利。

但是耶路撒冷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仅仅依赖巴以双方，正如柏林的统一也并非只是依靠德国人的自由意志。当然，2500年的犹太神话和民间记忆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城市，但这2500年的犹太神话和民间记忆在许多其他地方也讲了许多其他事情，这其中大部分事情在现代政治环境中并不适用。久远的回忆以及古老的愿望并非犹太人独有，许多其他民族也有各自在历史上的包袱和损失，犹太人也需要妥协。至善乃“善”之敌，这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是如此，在其他事情上也一样。无论是奥巴马、乔治·米切尔，还是八国集团、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其他局外人，他们要在这个复杂局势中发挥作用就得坚持这样的立场：无论谁来管理市政事务，耶路撒冷必须保持国际化，成为一个开放城市。如果犹太人、穆斯林（就此问题而言还有基督徒）各自坚持要对“他们的”城市拥有专属于他们的控制权，那么他们将永远不会有和平。

但是关于“承认”的问题比土地或安全更重要，它甚至比耶路撒冷问题还重要得多。正是因为巴勒斯坦人（以及其他阿拉伯人）一直以来拒绝“承认”以色列存在这一现实（拒绝承认以色列这一点依然写在哈马斯的宪章之中），以色列才会表示自己无法想象与阿拉伯邻国及其民众达成一定的妥协，才会用这一点来为自己正名。反过来，正是以色列一直拒绝承认自己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后者后来所受到的苦难，许多巴勒斯坦人才会确信：当犹太人大谈和平与和解时不要当真。［2］

当然，巴勒斯坦人要的不仅仅是以色列承认他们过去遭受的苦难，以色列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夺走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他们希望回到自己的土地，拿回属于自己的财产，他们需要以色列能够承认他们的这些权利。国际评论家往往侧重于谈论这种诉求在法律以及人口上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他们的这种言论刚好呼应了以色列人被夸大的恐惧，以色列人害怕如果承认了这些权利，那么几十万阿拉伯人会立即要求回到以色列。但是这样的可能性很小，毕竟，有多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会真的想离开美国、欧洲、科威特或者黎巴嫩，住到内塔尼亚胡先生领导的“犹太国”呢？但是其实它忽略了更大的问题。以色列对“回归权利”在原则上的承认意味着以色列明确承认巴勒斯坦人所遭受到的巨大的伤害，以色列需要给巴勒斯坦人某种形式的赔偿，这才是这种承认为何那么重要的原因。

在所有民族中，我们犹太人应该最明白这一点——金钱上的补偿永远不能弥补纳粹犯下的罪行。很少会有欧洲犹太人或者他们的后代希望回到他们在波兰或者别的地方的土地、家园、店铺和工厂（尽管波兰民族主义者长期大肆宣传犹太人会再回来，就像以色列发言人宣称他们预计有大量巴勒斯坦人会回来打各种官司一样）。“二战”后犹太人所寻求的是世界可以承认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施暴者的罪行，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巴勒斯坦人所要的也正是这些。土地或者金钱甚或住房都不是争论的焦点，争论的焦点是记忆，尤其是历史。以色列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犹太人遭受的损失和苦难的意义和承认之上，同样的，建立巴勒斯坦国这项事业也能从巴勒斯坦人遭受的损失和苦难中获取政治动力和道德意蕴。除非这点能为人所理解并得到承认，否则冲突不会终结；也除非如此，冲突才会结束。

巴以难题有其很明显的独特性，人们很容易陷入这种独特性中无法自拔。耶路撒冷很独特，犹太人的历史（以“纳粹大屠杀”为终点）在西方世界的记忆中占据的地位也很特殊，“新月沃土”一直以来就是国际宗教和政治冲突的中心。没错，巴以冲突有它一定的独特之处，正如所有的领土斗争都有其独特之处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场冲突从几乎所有方面来看都不是那么独特，它与之前的某个时间在某个地方发生的事件有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这样的回顾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巴以冲突，它也许可以给我们的思路打破僵局。

首先，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多文化、多宗教、多语言的国家并不是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不可想象或者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在瑞士、比利时和印度三国中，虽然表面上看各国都有无法相容的利益和群体，但是在各个群体和平相处上这三个国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南斯拉夫好像是个明显的反例，但是其实南斯拉夫之前的运行也正常，直到这个多民族国家中一族的领导人自私自利的行径蓄意地造成了它的分裂。魁北克省与加拿大其他地方存在严重分歧，在魁北克内，讲法语的人占多数，这些人曾经愤愤不平地试图寻求独立，以抵御来自魁北克内部和外部讲英语的人的“霸权地位”。现在该地区已经恢复了平静。

解决多民族混居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敌对状态的最持久方案的确是将他们隔离开来，甚至采取所谓“人口交换”。但是无论隔离也好，“人口交换”也好，它们常在战争或者大规模死亡和破坏之后发生，比如在小亚细亚或者东欧曾经发生的那样。我们不希望这样的灾难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地方的任何民族身上。所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需要在目前的局面上进行合作。然而事实上，巴以两族所面临的处境与其他曾经经历相似挑战的民族的处境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些相同之处会让一个局外人感到惊讶。

从阿尔及利亚到北爱尔兰，“温和派”始终会被挤出局。这些温和派当然会在国内外受到其他温和派的尊敬，但是多多少少正由于此，他们反而会在当地失去影响力，变得不再重要。在此前的这些例子中，几乎总是“前极端分子”、“前恐怖分子”坐在谈判桌上签订最终协议并掌权。这在以色列已经发生，在巴勒斯坦很快也会发生，哈马斯将成为巴勒斯坦的领导者。从肯尼亚到印度尼西亚，再从阿尔及利亚到南非，欧洲殖民帝国及其后继者被迫将权力交给此前因“恐怖主义”罪名而遭到囚禁的男男女女，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巧合。

我提到南非是为了提醒人们，巴勒斯坦由于没有曼德拉这样的人物而处于严重劣势。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De Klerk）和南非白人民众最终意识到种族隔离不可持续；从这方面说南非的白人民众比大多数以色列人（虽然不是全体以色列人）领先许多，但是他们的确很幸运，因为他们可以跟曼德拉这样一位有着卓越才能又受到广大黑人尊敬的政治犯谈判。以色列人兴高采烈地提醒巴勒斯坦人，他们没有曼德拉。但是就算巴勒斯坦有曼德拉，他也无法建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克服族群间的不信任和恐惧。大多数以色列人并没有那么惶恐，所以他们看不到和解的必要，自然也就不会觉得自己非得去承认其他民族的真相不可。并没有很多以色列人明白建立所谓“大以色列”的目标注定会失败。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南非白人的自我认识比以色列人要好，他们的思想没有那么守旧。南非白人之前认为自己是一群勤劳、艰苦奋斗但被利用的民族，他们被身边这些懒散的二等土著包围，这些土著需要被自己约束和管教，这是南非白人的“开国神话”；全世界人对这个神话都感到反感，于是它也就随之崩塌了。如果以色列的情况仍然没有变化，那么在数年后类似于南非白人的遭遇可能会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

然而，北爱尔兰的经历给巴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好的前景，乔治·米切尔应该能很好地理解这点。北爱尔兰政界的温和派人士无论其信仰的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为寻求达成妥协的基础而努力了几十年。可他们的努力所换来的是羞辱，他们得到的选票也越来越少。反倒是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和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领导的民主统一党这些极端分子成了赢家，他们成了克林顿和布莱尔的对话者，成了日益和平稳定的阿尔斯特的领导人。近30年来，这些人和他们手下的暴徒在爱尔兰北部施暴，他们鼓励自己的支持者杀人、伤人，这么做的名义是领土排外主义和对异族的恐惧。他们被带进“和平进程”之前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今天，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马丁·麦金尼斯（Martin Mc Ginnis）和伊恩·佩斯利与阿尔斯特政府合作。无论多么难以置信，他们现在成了和平的北爱尔兰的新面孔，而北爱尔兰终于不再经常出现在头条新闻中了。

北爱尔兰问题无论在持续时间、规模或者复杂程度上都远超中东问题：北爱尔兰问题始于17世纪晚期；只在北爱尔兰问题的晚近阶段在阿尔斯特遇害的人数就比以色列自建国以来死于自杀式爆炸或者其他恐怖手段的全部人数还要多许多。如果北爱尔兰问题可以解决，那么中东问题的解决也就并非无望。以色列及其国际盟友应当与哈马斯直接展开谈判。这个想法其实并不新鲜，2009年3月由保罗·沃尔克（Paul Volker）、前共和党参议员查克·黑格尔（Chuck Hegel）和南希·卡斯鲍姆（Nancy Kassebaum）等几位很有影响力的人士组成的两党小组就曾向奥巴马总统如此建议。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哈马斯带进谈判之中，让他们有理由可以与严肃的谈判者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或者更糟：如果以色列人成功地将哈马斯的领导人全部暗杀），那么剩下的将不是巴勒斯坦的温和派人士，而会是圣战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哈马斯不是我们最应该恐惧的，它其实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将北爱尔兰问题与中东问题进行类比是要提醒人们中东问题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任何曾撰文批评过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最极端、最缺乏理性的反应其实并非来自中东，而是来自海外侨民。我们也不会因此感到多么诧异。无论在克罗地亚或者亚美尼亚，在希腊或是波兰，只要是涉及敏感的民族问题，总是这些国家遍及全世界的侨民表现得最强硬。土耳其在“一战”中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生活在亚美尼亚的人们很清楚自己的先辈遭受的苦难，但是带头在国际社会对土耳其人大加斥责的是定居海外的亚美尼亚人；而在亚美尼亚国内，人们则把和自己的邻国土耳其共同生存、互相贸易看得更重要。

与之相似，克罗地亚侨民在最近的南斯拉夫内战中表现得要比克罗地亚的本地居民强硬许多，克罗地亚国内民众为了生活能回归正常，为了自己的国家能够回归欧洲很乐意妥协。塞浦路斯的分裂持续了很久，造成了许多痛苦，如果不是因为来自海外各方的恶意干预以及采取极端立场的侨民的资助，这种分裂局面早就收场了。这样的情况在巴勒斯坦也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犹太人。如果不是美国犹太人对美国政府的游说以及给以色列提供的财政支持，以色列定居者运动中的极端分子绝无可能获得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政治上的优势和影响力。只有等到海外犹太人组织内部的极端分子（以及他们在上层政治圈子里的朋友）被边缘化时，对以色列有效的外部压力才会形成（除非他们被边缘化，否则难以形成对以色列的有效外部压力）。正是因为克林顿总统选择无视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在美国的支持者和筹资者，新芬党才会陷入孤立，格里·亚当斯也因此看到自己除了妥协以外别无选择。我们希望乔治·米切尔能够理解这一先例的含义。

总的来说，继续追求旧的“和平进程”和“路线图”毫无意义。对和平的实现真正关键的人不相信这些。我们若是将困难问题留到最后，我们也就摧毁了各方对于成功的可能性的信心。目前重要的事情是去说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去另辟蹊径，除此以外别无选择；选择这条路带来的益处不仅仅是当下的，也会是长久的，如果拒绝选择这条路将会导致令人无法接受的损失。只有外部力量参与进来，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参与才能说服巴以双方，但是如果他们继续说一些陈词滥调，或者默然接受别人的陈词滥调，或者继续听从海外侨民组织表达各种偏见，那么他们就没法说服谁。

应当立即让“极端分子”加入到对话中来，另外要把那些妥协的温和派缓慢地推到边缘，以免他们的存在破坏人们对和平进程的信心。耶路撒冷问题，对以色列的承认，对巴勒斯坦回归权利以及过往损失的承认等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得到我们的优先考虑。围绕领土问题的处理有可能没完没了进行下去，这些问题可以推迟处理或者交由二级官员进行讨论。在谈判一开始就应该商定好，要在领土问题上达成一些细节非常多的商定，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困难，但是无论怎样的困难都不应该推迟双边协议的建立。美国和欧洲都需要对巴以双方施加影响力、压力乃至强力。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一直称阿拉伯人只有在强力面前才会做出回应，这点对以色列来说也同样适用。

我们知道，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我不知道针对中东问题采取某种解决方案是否可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它不能，那么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会有未来，尽管目前只有巴勒斯坦人明白这点。但是哪怕是最迂腐的政治家也应该有足够的智商看到这一想象中的妥协可以带来的益处，特别是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妥协怪罪到不可抗拒的外来压力上面。今天阿拉伯国家所能够妥协的程度是一代人之前所不能想象的。现在的以色列被一些智力平平的人所领导，它目前面临此前从未有过的很有意思的可能性，如果它知道怎么去抓住这些可能性就好了。以色列可以与对其友好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盟关系，最重要的是和土耳其甚至俄罗斯建立紧密联系，如此一来它可以很容易地令它的区域关系稳定下来。

在这样的前景下，对于以色列而言，和一个动荡的巴勒斯坦国共存的风险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一个通过适当方式建立起来的巴勒斯坦国不应该比其他国家（比如以色列）更不稳定。另外巴勒斯坦没有核武器，而以色列有；巴勒斯坦也没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所以它也就不会像以色列那样常受到诱惑去莽撞行事：我们常在以色列的某些群体听到他们会用“参孙情结”[1]来表达自己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意妥协的决心。

但是现在的时机不会一直存在下去，一旦有足够多的巴勒斯坦人从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及其对该政策的顽固态度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放弃建国的目标，以色列也就失败了。以色列将被迫面对我在本文开头列举到的几个选择，除非它选择建立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对以色列来说最不可能的选项），那么它将注定永久成为被世界孤立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时间对谁都不利。我们应当想想，这个世界没有哪条自然规律说一个解决方法早晚会自己产生。让事态继续恶化下去（我们已经这么做很久了），或者把事情交给巴以两边无能的平庸之辈来解决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由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对巴勒斯坦人做出的恶劣行径，巴以乱局目前是全世界反犹主义复苏主要的直接原因，它十分有效地为伊斯兰极端运动“征召”了新成员，它让美国和欧洲在这个世界上最敏感、动荡地区的外交政策成了无稽之谈。是时候做一些改变了。

这篇文章写于2009年的夏天，文章一直没有完成或发表。现在此文以草稿形式在本书首次发表。

[1] 参孙是《圣经》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命定去攻击辖制以色列的外族非利士人的英雄，一生杀敌无数，他在被非利士人抓住后拆毁了他们的神殿，与敌人共亡。——译者注

第三部分

“9·11”事件和世界新秩序

第14章

论《鼠疫》

企鹅出版社刚刚出版了由罗宾·巴斯（Robin Buss）翻译的加缪的《鼠疫》（La Peste），本文是我几个月前为该译本写的序言。许多读者都熟悉加缪在这本书里写的寓言：在20世纪40年代中的某一年，北非的奥兰市遭遇了一场鼠疫，在这场给奥兰市民们的生活带来毁灭性破坏的灾难面前，人们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予以应对。如今，《鼠疫》又获得了新的意义和一种动人的迫切性。

加缪强调，在所有公共选择中个体的道德责任都居于最首要位置，这一点与我们这个时代舒适的生活习惯大异其趣。他所定义的英雄主义是：平凡人因为朴素的善良而做出非凡的事情，这种定义现在看来要真实许多，尽管我们以前可能不那么认为。加缪借书中人物之口这样宣告：“我的弟兄们，你们罪有应得。”这句冷酷的话我们听来会很熟悉。

加缪清楚地知道善与恶之间的区别，而且他的立场很坚定（尽管他同情怀疑者和放弃原则者，同情不完美的人性的动机和错误），在他面前，如今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对主义者和没有原则之人无不相形见绌。他用鼠疫来阐明道德危机的蔓延给人带来的困境虽然很受争议，但这部小说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加缪没有想象到的。对于这部小说的很有先见之明的最后一句话，身处2001年11月纽约[1]的我们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所具有的力量（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鼠疫》是加缪最成功的小说。《鼠疫》发表于1947年，发表之后迅速取得成功，那年加缪33岁。一年之内，《鼠疫》被翻译成九种语言，之后它被翻译成更多的语言。《鼠疫》从来没有绝版过，甚至在加缪于1960年1月在一次车祸中早逝之前它就已经被确立为世界文学的经典。《鼠疫》比加缪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局外人》更雄心勃勃，比起他后来的著作更容易理解；《鼠疫》让加缪为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所熟知。他可能会觉得这件事很怪异，在他的作品中，他个人最喜欢的是在《鼠疫》发表4年后出版的《反抗者》。

和加缪很多最好的作品一样，《鼠疫》的写作时间很漫长。他于1941年1月到达阿尔及利亚的海滨城市奥兰——也就是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点——开始收集材料。1942年夏天，加缪因为肺结核周期性发作去了法国中部的一个叫利尼翁河畔勒尚邦镇的山村休养，他在那里继续写作。但加缪很快就被卷进抵抗运动之中，直到法国解放后他才能把注意力再放到《鼠疫》的写作上。然而，到法国解放时，这位之前无人知晓的阿尔及利亚小说家已经成为全法国的知名人物：他是知识分子抵抗运动中的英雄，他是《战斗》日报（它最初是法国抵抗运动的秘密报纸，战后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编辑，渴望理念和偶像的新一代法国男男女女都很崇拜他。

加缪似乎可以完美担任这个角色。他英俊迷人，他倡导社会和政治上激进的变革，他对数百万法国人的影响力是别人无法比拟的。用雷蒙·阿隆的话来说，对读加缪论述的人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从他那里获取每一天的想法”。战后巴黎的其他知识分子也注定要发挥重要作用，这里面就有阿隆本人以及波伏瓦和萨特。但加缪与他们都不同。他出生于1913年的阿尔及利亚，因而他比他的那些左岸的朋友都要年轻，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在战争结束时都已经40岁以上了；他来自遥远的阿尔及尔，因此也更有“异国情调”，而他的那些左岸的朋友都成长在由巴黎的众多学校和学院所营造的温室环境之中。加缪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一位当代的观察者说得很准确：“他的脸是那么有人情味，那么敏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身上的那种正直非常突出，让人立即尊敬起他来；很简单地说，他和别人不同。”［1］

加缪在公众中间的地位确保了他的书能够获得成功，但是，这本书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和它的出版时间也有一定关系。《鼠疫》出版的时候，法国人已经开始忘记在法国被德国占领的4年中他们所遭受的不适以及做出的妥协。谋求与纳粹合作的前法国元首菲利普·贝当元帅彼时已被审判和监禁（他提出执行与纳粹合作的政策，并且被人视为该政策的象征）。其他通敌的政客当时也已或被处决或不得参与公共事务。从戴高乐到共产党人，各个派别的政治人物无不小心翼翼地编织着法兰西民族抵抗纳粹的光荣神话；经过粉饰之后的官方历史是这样的：在法国国内抵抗者和戴高乐在伦敦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的共同努力下，法国从压迫者的铁蹄下获得解放，而令人不快的个人记忆则被哄着压抑了下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缪这本关于法国被占领时期的寓言重新触碰了法国不久之前所经历的痛苦，但他用的是一种间接的、在表面上非政治化的语调。因此，除了极左、极右势力，这本书没有引起不同党派的不满；书中讨论的话题虽然敏感，但是也没有把人们激怒到拒绝倾听的地步。如果它在1945年出版的话，书中对正义和责任温和的思考则会被彼时充满党派之争的复仇情绪所淹没。如果它要是推迟到20世纪50年代出版，那么随着“冷战”的到来而产生的新的联盟就会让这本书中的主题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我后面会讨论是否应该把《鼠疫》当成一个有关法国的战时创伤的寓言来读（人们也确实这样来读这本书）。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加缪在他所有发表的作品里都加入了自己的一部分：他的情绪，他的记忆，他对一个地方的感受；这点是让他与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的地方之一，也是让他能够长久地吸引全世界读者的原因。但是，即使按照加缪的标准，《鼠疫》这本书也是尤其内省的，加缪的很多思考都在这本书里透露了出来。加缪很熟悉故事的发生地奥兰，这是一座他非常不喜欢的城市，他所深爱的地方是他的家乡阿尔及尔。他觉得奥兰不但无聊而且物质主义，在奥兰停留期间他的肺结核恶化，这更是让这座城市在他的记忆里的形象固化下来。他因为肺结核的原因被禁止游泳，而游泳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连续几个星期，他只得在这个令人窒息的、闷热的地方枯坐。这样的环境便是《鼠疫》的背景。

沙滩、大海、体育锻炼以及那种地中海的轻松和自由（加缪经常将这种轻松和自由与北方的阴翳和灰暗做对比）是加缪热爱他的出生地阿尔及利亚的原因之一，然而加缪却很不情愿地失掉了这一切。之后情况变得更糟：他不得不去法国乡村静养。法国中央高原宁静且凉爽宜人。人们可能会认为加缪1942年8月所到的这个偏远村庄是一个作家的理想场所。但是12周后，也就是1942年1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德军随后以占领法国南部作为回应（此前这块区域由贝当设在维希这个温泉小镇的傀儡政府统治），阿尔及利亚随之与欧洲大陆切断了联系。此后，加缪不仅远离家乡，也与他的母亲和妻子分离，直到德国人被打败他们都没有再见过面。［2］

因而，疾病、流亡和分离真实地存在于加缪的生活中，也被他写进了小说里，他对疾病、流亡和分离的反思构成了书中的重要部分，与寓言本身形成了一种比对。因为他有过这种切肤的亲身经历，加缪对鼠疫和孤独的痛苦的描写才格外生动和诚挚。书中的讲述者很早便这样说道：“这场鼠疫给人们带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流亡”，“长期流亡的最大痛苦便是与自己心爱的人分开”，从这样的语句里我们能够看到加缪自己的感受之深。

这让加缪和读者与他早期的小说联系了起来：疾病、分离、流亡总在我们完全没有预料时不期而至。它们对加缪所说的人类境况的“荒谬”和人类所做事情看似偶然的本质做出了重要说明。他的主要角色格朗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谈及自己在烟草店听到别人在谈论“一个年轻的公司员工在某个海滩上杀了一个阿拉伯人”。加缪这样写不是偶然的，格朗所听到的话当然是在暗指《局外人》中的主人公默尔索偶然做出的、后来带来重大影响的暴力行为。在加缪看来，把默尔索的行为与《鼠疫》中的肆虐的鼠疫联系起来的不仅仅是它们共同的发生地阿尔及利亚。

但加缪并不只是在书中插入他其他作品中的片段以及他在自己的个人境况里所感受到的情感，他还直接把自己带进小说中的人物身上，他特别用了三个人物来代表和阐明他独特的道德视角。兰伯特是一名年轻的记者，他与身处巴黎的妻子两地分离。他最初拼命想逃离这个被隔离的城市。他只关注自己个人的痛苦，漠视眼前更大的悲剧，他感觉自己跟这个悲剧关系非常远——他毕竟不是奥兰的居民，但却因为偶然的际遇被困在这里。就在他逃走的前夕，他意识到，虽然他并非情愿，然而他已然是这里的一部分了，他与这里的人们面临着相同的命运；于是他不顾风险和早先自私的需求，他留了下来并加入了“卫生队”。面对不幸，起初他的抗争纯粹只是个人性的，现在他加入到了其他人中间一齐抵抗所有人共同面临的灾祸。

加缪所认同的是里厄医生，从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到他在那些年中不断变化的情绪。在苦难和公共危机面前，里厄会去做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他成为领导者和榜样，不是因为他很英勇或者他做了细致的推理，而是因为他的一种必要的乐观情绪。20世纪40年代末，面对人们对他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期望，加缪感到疲惫和抑郁，他在笔记本里写道：“每个人都要那个仍在寻找答案的人立刻达成结论。”人们在等待加缪这个“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一直不喜欢这个标签）给他们一个精美的世界观，但加缪给不了他们。［3］他借里厄的口表达自己“厌倦了所生活的世界”，他唯一所能够确定的是“他对同类的感情，他所能做的就是决心拒绝接受任何不公正，拒绝做任何妥协”。

里厄医生做了正确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加缪在第三个人物塔鲁身上加入了他对道德思考更成熟的论述。塔鲁和当时的加缪差不多大，30多岁；据他自己说，他因为厌恶他父亲对死刑的支持而离家出走——加缪非常关注死刑问题，战后他在许多地方都发表过对死刑问题的看法。［4］塔鲁对自己过去的生活和承诺要做的事情做了痛苦的反思，他对里厄坦露心扉的这段话是《鼠疫》要表达的寓意的核心：“我之前以为自己在和鼠疫斗争，后来我才知道我已经间接地支持了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事情，因为我赞成的那些行动和原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的死亡。”

这一段话可以理解为加缪对自己之前经历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加缪在阿尔及利亚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但塔鲁的结论不仅仅是承认了自己的政治错误：“我们都被困在鼠疫之中……我所知道的只是，一个人必须尽力不要成为鼠疫的受害者……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拒绝去做一切直接或间接导致人们死亡的事情，拒绝为那些杀人者正名。”这是加缪真实的声音，这段话也勾勒出加缪在自己之后的人生中对意识形态教条、对通过政治或司法的手段进行谋杀和各种形式的伦理上的不负责任所采取的立场——后来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巴黎知识分子的两极世界里，他失去了许多朋友，乃至于他的影响力也因此而大大下滑。

塔鲁对自己拒绝做的和承诺要做的事情做了解释（这也是加缪的解释），我们因此又回到了《鼠疫》占据何种地位的话题。《鼠疫》在各个层面都取得了任何伟大的小说必须取得的成功，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即它首先是一个道德故事。加缪很喜欢《白鲸》，他和梅尔维尔一样，不会因为给自己的故事赋予了象征和比喻而感到尴尬。但梅尔维尔可以在捕鲸人讲述的故事和有关人类执迷的寓言之间自由地来回往复；在加缪笔下的奥兰和人类面临的两难选择之间存在着1940年至1944年维希法国的生活现实。因此，无论是1947年还是今天的读者，把《鼠疫》当作一个法国被占领时期的寓言来阅读都没有错。

部分原因是加缪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故事的绝大部分使用的是第三人称，但加缪在其中偶尔也用到“我们”（出于策略的考虑分散在书中），这里的“我们”是1947年的法国人——至少对加缪的主要受众而言。小说中的奥兰居民所遭受的“灾难”即是1940年降临到法国头上的灾难：军事上的失败，对共和国的放弃，在德国的控制下建立维希政权。加缪在书中对老鼠出现的描述与人们对1940年处于分裂的法国的一种普遍看法相呼应：“就仿佛负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她的体液，让直到现在为止在她内部作祟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发作。”许多法国人一开始和帕纳卢神父在书中最早时候的反应一样：“我的弟兄们，你们罪有应得。”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生活似乎在继续：“从外表来看，什么也没有改变。”“这座城市里都是站着熟睡的人。”后来，等鼠疫过去了，许多人失忆了：“他们否认自己一直处于麻木状态。”加缪在《鼠疫》中很好地描述了法国不远的过去：黑市，政府没有能够正视现实以及承担全民族在道义上的领导责任——这一切让人很难误读加缪的意图。

然而，我们不能给加缪想要达到的目标简单地贴上标签，另外他的寓言也与战后的人们使用的两极化的道德辞藻相冲突。科塔尔认为鼠疫过于凶猛，抗争没有意义，认为“卫生队”是在浪费时间，在奥兰的命运面前，他显然是“通敌者”。他在新的局面下活得很是滋润，如果回到“以前的样子”，他会失去已经获得的一切。但他也有同情心，塔鲁和其他人也会继续和他见面，甚至和他讨论自己的行动。用塔鲁的话来说，他们对他所要求的是“尽量不要有意传播鼠疫”。

最后，科塔尔被刚从鼠疫中逃过一劫的民众残忍地殴打——这让我们想起法国解放后通敌者所遭到的暴力惩罚，那些实施暴力的人们之所以对用暴力复仇很热衷是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和其他人忘记自己在战时做出的妥协。加缪对这种从痛苦和内疚之中产生的愤怒和怨恨给出了自己的认识，他对这种愤怒和怨恨表示同情，而这种同情在他的同时代人中间是非常罕见的，他的故事也因此没有陷入那个时代的俗套之中。

加缪的这种认识（以及他的正直——因为加缪运用的是个人经验）也决定了他会怎样去描述抵抗者。加缪把格朗这个胆小的、受压迫的、没有上进心的小职员当作这场真正的、并不英勇的抵抗的象征来写并非偶然。对于加缪而言，抵抗并非关乎英雄主义——或者如果说它是英雄主义的话，那也是善良的英雄主义。“这种想法似乎荒谬，但抗击鼠疫的唯一方式是善良。”加入“卫生队”本身并不是多么重大的行为，但是，“在那个时候不去这样做才让人难以置信”。加缪在小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一点，仿佛担心读者会注意不到。“如果你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后还不去反抗，那你要么疯了，要么瞎了，要么就是个懦夫。”

加缪和小说的讲述者都拒绝去“赞美决心和英雄主义，它们并没有那么重要”，这句话需要在上下文中去理解。在法国抵抗运动过程中人们当然展现出了巨大的勇气，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许多男男女女为之付出生命。但在战后的法国流行起来的自鸣得意的英雄主义神话让加缪感到不舒服，那些自封的抵抗者（这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对那些没有采取行动的人表达轻蔑时所使用的充满道德优越感的语气，则让他感到深恶痛绝。在加缪看来，没有采取行动的人是因为惯性或无知。在这个世界上，像科塔尔那种人是例外；大多数人比你想象的要好——就如塔鲁所说的那样，“你只需要给他们机会”。［5］

这样的结果便是与加缪同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并不是很欣赏《鼠疫》。他们希望加缪能写得更“直接”，他们认为书里的暧昧不明和那种头脑清醒的宽容与节制的调子在政治上不正确。波伏瓦尤其强烈不认可加缪用鼠疫这样一种自然灾难来作为法西斯主义的替代；她坚持认为，这减轻了一些人的政治责任，也回避了历史和现实政治问题。1955年，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也持同样的否定结论，他指责加缪给读者“反历史的伦理”。即使在今天我们有时也会在研究加缪的人中间听到这种批评，他们指责加缪使用“非意识形态和非人类的鼠疫”作为比喻让法西斯主义和维希政府逃脱了责任。

这样的一些评论能够告诉我们两方面的信息。首先，我们能看到加缪的这个平铺直叙的故事多么容易被误读。这个寓言可能是与维希法国有关，但是“鼠疫”这个比喻却是超越政治标签的。加缪矛头所指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毕竟“法西斯主义”是个很容易的目标，在1947年更是如此），而是指向人们在公共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顺从和懦弱（不同形式之间又会有相交之处）。塔鲁当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坚持认为，他起初遵从那些教条的指导去为了更高目标而折磨其他人，当时的他也是鼠疫的携带者，虽然他也和鼠疫搏斗。

其次，那些人指控加缪的判断太暧昧，指控他的比喻不够政治化，其实这不是他的弱点，而是他的长处。我们现在也许能够比《鼠疫》最早的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从普里莫·莱维和哈维尔的写作中，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灰色地带”（gray zone）。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在极端条件下，我们很难找到能够让我们感到安慰的简单的有关善和恶、有罪和无辜的区分标准。我们知道，在艰难时世中的男男女女会面临什么样的选择，要做出怎样的妥协，我们不会对那些在极为艰难的境况中适应下来的人们轻率地做出判断。人们可能会出于许多混杂在一起的不同动机而去做正确的事，也同样可能出于最好的意图而轻易做出可怕的事情——或者没有任何意图便做出可怕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是说人类招来鼠疫到自己头上是“天然”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但为防止未来再出现这样的灾难而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汉娜·阿伦特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概念：“平庸之恶”（加缪可能会避免使用这样的表达），它指的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可能在问心无愧的情况下犯下可怕的罪行。［6］

这些在现在都已经成为道德和历史辩论里的老生常谈，但是加缪是最早讨论这些问题的人，他文字中的那种新颖的视角和直觉几乎在他所有的同时代人身上都看不到。加缪的写作让他们如此不安的原因也在于此。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在对善恶的区分上毫不犹豫，但他不去谴责人性的弱点。加缪是“荒谬”的研究者，他拒绝向“必要性”屈服。［7］他是一个公共领域的行动者，他坚持认为所有真正重要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每个个人仁慈和善良的行为上来。加缪和塔鲁一样，他们信奉绝对真理，但是也接受可能性的有限：“其他人将创造历史……我能说的是，地球上有鼠疫，有鼠疫的受害者，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要与鼠疫为伍。”

因此《鼠疫》并不是要给人什么训诫。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他不是说教者。他曾说自己非常谨慎地去避免把《鼠疫》写成一本“宣传册”；《鼠疫》没有给任何学派的政治辩论家带来安慰，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成功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有关被占领时期法国的寓言，而且也超越了它的时代。回首20世纪，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加缪确定了时代道德困境。和阿伦特一样，他看到“邪恶的问题将会是战后欧洲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如同‘一战’后死亡是根本问题一样”。［8］

在《鼠疫》问世5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极权主义的时代，我们对自己的情况和未来感到满意，知识分子宣称“历史已经终结”，政治家把全球化当作可以在全世界推行的权宜之计，加缪的这本伟大小说的最后一句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实，它是对我们自满和遗忘的警示：

鼠疫杆菌永远不灭不死，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2]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2001年11月的《纽约书评》。

[1] 2001年9月11日发生“9·11”恐怖袭击。——译者注

[2] 本文中部分《鼠疫》选文引自上海译文出版社顾方济、徐志仁译，林友梅校的版本。——译者注

第15章

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I.

美国目前所享有的无人可敌、无可挑战的霸权地位体现在其军事机构上。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书《美国权力的悖论：为何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可一意孤行》（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的主题便是关于美国的霸权地位。9月11日前，布什总统在没有提出本年度增加14%的国防开支（480亿美元）以前美国的军事实力就已经相当于一个联盟的水平。美国在全世界拥有基地、船舶、飞机和士兵。美国在军队上的开支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多：美国的国防预算很快将超过排在美国之后的9个国家年度国防预算的总和。欧盟成员国比美国拥有更多的军人，各国在国防开支上的总和大约占到美国政府2002年以前国防开支的70%，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对于美国和欧盟而言，技术和硬件给各自带来的结果则无法进行比较。美国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干预或发动战争，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

“美国”这个词对于世界许多地方来说并不是由它所拥有的导弹的有效载荷、精密引导炸弹乃至美国士兵所决定。它要更微妙，涵盖更广。对于某些地方来说，美国代表着不断消退中的有关解放的记忆。对于另一些地方来说，美国象征着自由、机遇和富足的承诺：它是一个政治隐喻，一个隐秘的幻想。对某些别的地方或上面提到地方的不同时间里，美国是它们的压迫者。简而言之，美国无处不在。美国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其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30%，消耗全球石油生产量的30%，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几乎就是全世界总排放量。我们的世界在许多方面存在区分：贫富之分，南北之分，西方与非西方之分。但是，现在越来越重要的区分是美国与其他所有国家之分。

因此，如今许多论者大谈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也就不足为奇。美国因其独特的地位，它做的任何事情或者没有做成的事情无不受到世人苛责的眼光注视。一些人之所以反感美国是因为美国本身：在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前很早的时候，来到美国的外来者就批评美国有一种盛气凌人的自信；他们批评美国人的自信达到了自恋的程度，他们觉得美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高人一等；另外他们认为美国人没有根，对自己以及其他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很疏忽。自从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世界指摘美国的地方越来越多，但是其内容变化不大。无论世俗社会还是宗教领域，欧洲人、拉丁美洲人以及亚洲人都有这种“文化”上的反美情绪。这种反感不是针对西方世界，也不是针对自由或者启蒙运动，或者由美国体现的其他抽象价值。它针对的就是美国本身。［1］

本来美国就因为其本身而遭人厌恶，现在它的一些作为也导致了许多人的反感。美国在世界上常常不守法律，它不愿意加入国际倡议或协议，无论这些倡议或协议是关于全球变暖、生物战争还是刑事司法或妇女权利。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没有批准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另一个国家是索马里。美国现政府“取消”了之前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签署，另外宣布自己不受《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约束（针对条约未得到批准的国家，该公约列出了这些国家需要对这些条约履行的义务）。美国对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态度至少也应该用冷淡一词形容。今年早些时候，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呼吁提早解散为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问题设立的特别法庭——尽管这样的法庭对任何一场真正的打击国际恐怖分子的战争而言都不可或缺；另外，美国为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移交海牙国际法庭花费了几百万美元贿赂塞尔维亚政府。

对于美国以外的许多人来说，美国对待国际组织和协定（其中一些还是由美国参与建立的）的这种不一致的做法违背了美国所声称的：美国的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为实现美国的目标会寻求发展多边伙伴关系。美国在经济发展上也是如此。美国倡导全球化，自己也是全球化的模范，即去追求不受国界、特殊利益、限制性行为、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国家干预制约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但美国政府却为了国内政治利益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扶持农业，提供事实上的政府补贴（特别是对国防工业）。欧盟当然也是这么做的，臭名昭著的“共同农业政策”耗费了45%的欧盟预算，在阻碍非洲国家农产品进口方面，该政策造成的破坏与任何一个美国的农业法案都不相上下。但是美国的形象受到的损伤要大得多，因为人们往往将美国与这些国际规范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它自己都没有能够遵守这些规范。

外国批评者将美国的这种自相矛盾视为虚伪，这也是针对美国发出的种种批评里让人最熟悉的一个了。最让他们恼怒的是，无论虚伪与否，美国又必不可少。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绝大多数国际协定便是一纸空文。在一些危机到来的时候——比如1992年至1995年间的波斯尼亚，即便是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有条件在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解决这些危机，它们似乎仍然需要美国来领头。美国非常不适合扮演世界警察这个角色（美国政府对一件事情的注意力非常之短，这一点是举世闻名的，哪怕是在克什米尔、巴尔干、中东还有朝鲜半岛这样的麻烦不断的地区也是如此），但是它似乎没有选择。与此同时，美国若没能承担起领导角色，全世界所有人尤其是欧洲人会不高兴，可美国如果在领导其他国家时表现得过于自信，他们也会心怀不满。

美国现今的政策中有一种新的对来自国外的任何意见感到不耐烦的傲慢口气。不出预料，国际社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所信奉的单边主义的思路是这样的：“冷战”结束了，世界局势已定；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要什么；外交政策关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需要通过行使权力来捍卫，而权力则取决于军事力量以及使用军事力量的意愿，这两者我们都有。用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于2001年6月的话来说就是：“新单边主义寻求增强美国的权力，并且要理直气壮地运用它来实现那些由美国确立的全球目标。”［2］

“9·11”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反恐战争中更容易找到盟友，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论调减弱了一些。海外的论者因这场惨剧而感到不安，于是真诚地向美国致意：法国《世界报》宣称“此刻我们都是美国人”；北约则首次援引北约宪章第5条，认为“9·11”的袭击“应被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所有成员国与受到袭击的美国团结一致。但是这样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尽管私下有疑虑，绝大多数美国的盟友在公开时都坚定地支持美国对阿富汗开战。但是当布什总统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演说中谈到“邪恶轴心”（指朝鲜、伊朗和伊拉克三国）这个概念之后，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再次出现裂痕。

给美国盟友造成冒犯的更多是这个演说的形式而非内容。美国的绝大多数盟友认为让伊朗疏远西方并不明智，其中一些国家对美国政府处理萨达姆·侯赛因的方式也存疑，但是这些分歧早就有了。美国政府之前宣称要与其友好国家建立同盟，与其紧密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才刚过去4个月，布什在这场演说中谈到美国与黑暗势力进行全球斗争时甚至没有提到美国的盟友。这触犯了众怒。［3］

美国对此的反应是假装惊讶。科林·鲍威尔于2月17日这样问道：“我们有什么单边行动让他们这样震惊？”但是欧洲人并没有误读美国政府发出的信号。不算鲍威尔，美国现政府存在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共识（有些人会说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共识），这种共识认为：既然美国的盟友对美国在军事行动上的考量并不重要，并且它们在政治上除了紧跟美国以外没有别的选择，那么事先咨询它们的意见或顾及令其敏感的问题并无裨益。查尔斯·克劳萨默再次将美国政府这样的结论进行了大致的总结：

我们老于世故的欧洲表兄弟都惊得目瞪口呆。领头的法国谴责美国“看问题太片面”。他们认为直呼邪恶的名字有悖礼节。他们宁愿迁就邪恶。他们迁就过很多次，1940年对纳粹德国的迁就便是“世界闻名”……我们在进行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这也是一场保卫西方文明的战争。如果欧洲人拒绝把自己当成这场战争的一分子，没问题。如果他们不希望承担责任，也没问题。我们可以让他们牵着我们的手，但不能让他们绑住我们的手。［4］

正是这种目前在美国政府很典型的愠怒让克劳萨默不仅不提法国在1940年对德作战的6周内便伤亡了10万人，也没有提到当年的美国政府在那之后又和邪恶的纳粹德国保持了18个月的全面外交关系，直到1941年希特勒向美国宣战为止。

当然，克劳萨默只是一名专栏作家。但正是鲍威尔用冷淡的语言总结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新口气，然而他却被许多外国人视为布什政府中唯一一个发表缓和的多边主义观点的人。布什与普京在最近一次会谈后成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在此之后，鲍威尔在罗马坚持表示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边主义”。他这样解释道：美国的任务是去试图说服其盟友美国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如果说服不了，“那么我们将采取我们认为正确的立场，我希望欧洲人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美国做事的方式”。［5］

正是美国这种对外来意见居高临下的漠视令其他国家的人感到不快，2001年9月之后对美国的期望值提高了的盟友们也因为这个原因感到失望。布什最近宣布了“出于自卫目的单方面先发制人”的战略，再加上美国可能会在伊拉克使用新型钻地核弹（这十分令人担忧，如果美国真的使用此种核武器，那么这将是美国在先发制人中第一次使用此类武器，美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愿意在先发制人中使用此类武器），人们再一次看到美国的领导层是如何对批评或者建议置若罔闻。［6］这个领导层看上去常常很目中无人且好战，用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的话说，它很执着于“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这样的表述，威胁世人“大决战”即将到来，引发“公众的恐慌”。

约瑟夫·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国防和情报官员。他这篇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篇文章写于“9·11”袭击之前，在文章发表前他又匆忙地做了一些更新，但是它发表的时间很及时。奈不是一个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者，因此他不会对美国不愿加入国际社会以寻求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感到惋惜——他在1990年出版了《美国注定领导世界》（Bound to Lead），他在书中正确地预测了美国将来的霸权地位。［7］他并不会对美国的霸权感到尴尬。

尽管如此，他依然在文中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提出了强烈批评，这种单边主义的表现是：普遍的“单打独斗”的倾向，甚少关注他人意愿。他还含蓄地质疑处理国际关系的所谓“现实主义”做法，即轻视对权利、跨国界法律或道德目标先验层面的关注，另外将外交局限于使用一切适当手段促进美国利益。但是，这不是一篇关于国际关系的文章。［8］奈反对单边主义或在这种语境下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因为这些观念在概念上不牢靠，而是在说明它们根本就不起作用。

在奈看来，当代国际关系类似于一个特别复杂的三维象棋游戏。一个层面是强硬的军事实力，在这个层面上美国的统治地位无可争议。第二个层面是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在这一层面上，欧盟已经在贸易、对垄断的监管以及工业标准的制定方面对美国形成挑战，在电信、环保政策等许多方面欧盟更是遥遥领先于美国。另外，除了欧盟还有其他的竞争者存在。

奈认为，第三个层面是五花八门的民间活动：货币流动、移民、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文化交流、电子媒体、互联网和恐怖主义，它们发展迅速，塑造了我们的世界。非国家行为者在这一层面的沟通和运作几乎不受政府干预的限制，在它们面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会很容易受阻以及失去效力。

在奈看来，目前负责制定以及描述美国政策的人很有问题，他们只在第一个层面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他们的视野只限于美国的军事力量。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那些人建议实行一种霸权的外交政策，他们这样做是基于传统上对美国实力的描述，然而他们所依赖的分析非常不充分。”奈认为美国人在“9·11”事件发生之前故意对来自美国以外世界的声音充耳不闻。对如前参议员加里·哈特（Gary Hart）和沃伦·鲁德曼（Warren Rudman）这样一些人发出的警告他们也漫不经心，一概无视。这两位前参议员于1999年就警告美国人灾难即将到来：“美国人可能会在美国本土丧命，数量可能会很大。”［9］“9·11”事件本应是一个提醒，它提醒美国人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问题，但是目前美国的领导层似乎对此依然无动于衷。

如果美国想要赢得这场反恐战争，如果它想要真正展现自己在世界的领导地位，那么它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和理解，特别是在处理有关贫穷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其他不满自己落后状况的国家的问题上面。这再明显不过了。国际治安行动以及对洲际间的货币、商品、人员流动的监管和监督需要国际的合作。［10］“失败国家”会产生大量恐怖分子，它们需要得到重建。在这方面美国难辞其咎，它对重建工作兴趣不大，而且也不再擅长这一工作，现在美国的表现与1945之后的美国形成巨大反差，这一点让人感到沮丧。现在的美国只负责轰炸，然后把复杂、危险的重建工作留给别人。

欧盟（包括其候选国）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派驻的维和部队数量是美国的10倍以上。另外在科索沃、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塞拉利昂和其他地方，欧洲国家军事人员的伤亡数量也高于美国。全世界的发展援助金的55%以及全球贫困及脆弱国家获得的资助金总额的2/3均来自欧盟。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来看，美国对外援助金数额差不多只占到欧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3。如果把欧洲花费在国防、对外援助、收集情报和监管（这些对打击任何罪行都至关重要）上面的开支加在一起，其数额应当与美国目前的国防预算相当。尽管现在的美国政府时而把炫耀武力当外交政策分析来用，其实它完全需要依赖其伙伴和盟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如果美国要获得外界支持且这种支持能够持续，那么它必须学会发挥奈所称的“软实力”。谈论新美利坚帝国是虚幻的，奈认为暗指美国为历史上的帝国会有误导作用，“新美利坚帝国”这种提法和“越南”、“慕尼黑”这些词一样，都是被滥用的类比。在今天的华盛顿，我们听到有人大声鼓吹单极和霸权，但事实上，奈写道：

美国的领导地位不仅取决于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也取决于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亦即软实力，还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制定出合适的政策，让其他国家觉得我们征求了它们的意见，考虑了它们的利益，而谈论“新美利坚帝国”会让我们误以为我们可以单打独斗。［11］

奈所用的“软实力”其实听起来很像是常识，“二战”后从杜鲁门到老布什的每一届美国政府都会认为它是常识。如果你希望别人也要你想要的东西，那么你要让他们感到自己和你是站在一起的。软实力事关影响力、典范、信誉和名声。奈在文章中写道，苏联1956年入侵匈牙利，1968年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这过程中苏联失去了软实力。美国社会的开放和能量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而粗鲁且不必要的行为（比如布什生硬地断言《京都议定书》已经“死亡”）则会削弱自己的软实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加拿大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援助活动并参与维和行动，因此，它们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影响远高于其国家实力所能带给它们的影响力。这也是一种软实力。

你不需要同意奈所举的每个例子，却依然可以同意他的整体论点。他所提议的毕竟只是要美国政府能够“对人类的意见给予得当的尊重”（托马斯·杰斐逊语）。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如果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援助，那么美国将无力去捍卫自己的许多利益；审慎地选择克制与合作不会对追求国家利益造成令人懊恼的障碍，而是会增进国家利益。奈对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样的人完全没有耐心，这些人目光短浅，他们认为美国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只有国家利益是坚实的，国际社会的利益则是虚幻的”。

奈在文章中指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公民在进行适当的商议后认为国家利益是什么”，它就是什么。鉴于现代民主的性质，这样的说法有点天真，但是无论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定义是怎样的，它总可以减少一点点主权以换取公共产品，这样全世界便可以共享这样的公共产品所能带来的益处。

近期在美国与国际刑事法院（ICC）之间发生的国际争端就能够很好地说明美国需要为自己的固执付出怎样的代价。布什政府对该法庭表示反对，声称在国外服役的美国人将会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而被起诉。因此，在6月下旬，美国赶在法院就职之前（2002年7月1日是法院就职日）做出以下威胁：如果不能保证在国际刑事法院辖区的美国公民的豁免权，它将撤出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对将来所有此类行动行使否决权。在美国的压力下，其他几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没有同意其要求，美国对此或许感到一点点惊讶，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讨论，美国同意做出一个顾全颜面的妥协：对尚未签署《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国家，其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在一年内享有不被起诉的权利，该豁免权于每年7月1日延长一年。

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做法非常不得体。目前参与联合国海外维和行动的美国人只有700人（海外维和行动总人数为45000人），另外国际刑事法院在规约中加入了相关条款，这些条款几乎已经让参与联合国行动的人员享有免于被起诉的权利，增加这些条款很显然是为安抚美国政府。今年6月美国最初的立场显然是希望破坏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迪克·切尼（Dick Cheney）、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对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既蔑视又厌恶。美国政府这样的态度令自己尤其尴尬，因为一方面这其实是对它自己坚持要在国际范围内追捕并起诉恐怖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的嘲讽，另外它也为那些真正有理由害怕这个新法庭的国家和政客提供了掩护。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盟友针对这个问题都投票反对美国，而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和埃及倒是和美国站在一起反对国际刑事法院。［12］

然而，有一些目标是许多人都追求的，只要美国不反对，这些目标就可以得到实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签署《〈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美国国会不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前者是因为美国国防部希望保留征募少量年龄在17岁的新兵的权力，后者是因为反堕胎游说团体的存在。此类政策就如同20世纪50年代的种族隔离政策，它们败坏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名声。无论怎么去定义美国的利益，这些政策都必然会对追求这些利益造成障碍。美国哪怕能够做出认真对待世界其他国家的样子来，其影响力也能得到极大提升——对欧洲知识分子和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来说，他们的反美国主义很大程度是建立在这样的断言之上：美国对他人的意见和需要冷漠无情。

鼓励别人要你想要的东西与引诱他们要你所拥有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美国的许多评论家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他们十分狭隘地假设这个世界存在两类国家：一类国家想要美国已得到的东西，另一类因为美国拥有这些东西而憎恨美国。约瑟夫·奈谨慎地避免这种唯我论。但即便是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意见基本一致，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要弥合欧洲和美国之间出现的裂痕只需美国在发挥其外交影响力时能够更微妙，对他人的感受能更敏感。我对此则不那么肯定。

II.

从表面上看，大西洋两边之间的差距是“冷战”后进行重组的副产品。北约的目标现在变得不清楚，没有了苏联的威胁，在关于欧洲是否以及如何集体组织防御的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的意见存在分歧。欧盟现在可以自由地东扩，可目前其内部一直在就如何东扩以及东扩之后对其治理方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行辩论。成员国中的三个“大国”（德、法、英）担心欧盟中的20多个小国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后者则紧张地坚持自己在联盟内的平等地位。欧洲对外界的关注并不统一。

欧盟出于对欧元的考虑严格限制成员国的开支，战后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给国家养老基金带来很大压力；另外极右翼势力的反移民叫嚣很有煽动性。由于以上原因，再加上欧洲各国之前一直依赖美国核武器的保护，欧洲人不愿将公共资源用于军事开支，而且他们基本上不能充分理解“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要知道英国和西班牙国内的恐怖主义已经行凶作恶了30多年。

不管怎样，虽然今天的欧洲人感觉自己“欧洲人”的身份比以前更强烈，但欧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不论它经济上的影响力如何。［13］这样的“欧洲”并不能从战略角度进行思考，乃至欧盟中最大的成员国在孤立的情况下也无法做到。即使欧洲各国意见统一的时候——他们对布什失败的中东政策均感到焦虑且沮丧，欧洲各国的领导人也无法站到一起把这个意见表达出来。欧洲人批评美国总是喜欢撤退，一旦解决了敌人之后便撤回美国，这个批评没有错。欧盟外部事务专员彭定康（Chris Patten）在布什有关“邪恶轴心”的讲话之后指出“真正的朋友不是阿谀奉承的人”，美国需要它的朋友。［14］但实际上欧盟也提不出其他策略来。

但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分裂并不限于有关防御问题上的争吵。“冷战”以及北大西洋联盟将美国和欧洲这两个极不相同的社会之间各种深层差别遮蔽了半个世纪。欧洲国家在防御上“投入不足”不只是因为它们得到了美国军事上的保证，得以进入“永久和平”，［15］也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它们选择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价格高昂也很受欢迎的公众服务上。其结果是，较之50年前，实际上欧洲和美国在许多关键方面都不太一样。

这样的观察与所谓“全球化”“美国化”的说法相差甚远（提出“全球化”“美国化”这样说法的人很多，其中有人热情支持，也有人愤怒批评）。然而，一个新的美国世纪的承诺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确定。首先，我们之前也经历过这样的时代。经济效率的逻辑必然会扫清一切，这是全球化的预言者的根本信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19世纪的谬误）。但在上一个全球化伟大时代的顶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上看经济效率的逻辑似乎真的会扫清一切，当时许多观察家也预言民族国家将衰落下去，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即将到来。

后来发生的事情与人们预料的当然非常不同，一直到70年代中期，国际贸易、交通和流动性的水平才再次达到1913年的水平。国内政治的突发事件会推翻国际经济行为的“法律”，现在它们可能还会产生同样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影响力确实是全球性的，但其在不同地方的形式一直很丰富，现在也依然如此。这是因为经济活动会塑造国家机构和法律规范，而国家机构和法律规范反过来也会塑造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深深植根于完全不同的民族和道德文化之中。

部分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模式对别的地方的人而言并没有显著的吸引力，美国模式是否能取得胜利也是很难确定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完全不同。超过1/5的美国人是穷人，而这个数字在西欧大陆则大约在8%左右徘徊。美国新生儿第一年的死亡率比法国或德国高60%。美国的贫富差距远比欧洲大陆任何地方的都大（现今美国的贫富差距比20年前也要高）；但是，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支持重大的财富再分配，而英国中有63%的人表示赞成，在欧洲大陆这个数字会更高。

甚至早在现代欧洲福利国家建立之前，大多数欧洲就业者就有了强制医疗保险（德国的就业者自1883年就有）。所有西欧人现在视由各类保障、保险、赡养组成的福利体系为理所当然，人们一直在通过选票阻止政府减少或取消这些福利。社会和职业的不安全感对美国人来说很熟悉，而这对欧盟内任何国家而言在政治上都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欧洲人针对自由放任式的全球化最后一股大潮做出的反应（约瑟夫·奈和其他人是这么认为的），那么“福利资本主义”便是欧洲为不让历史重演所做的保险措施。如果没有别的理由，哪怕只是出于审慎，除美国外的西方世界也不会走美国的道路。

但是，应该怎么去看那种认为欧洲人会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没有多少选择的观点呢？很多人都在说美国的经济模式的胜出不可避免，而笨拙、效率低下、僵化的欧洲模式则将被取代。然而，尽管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经济据称受其过去的中央集权制带来的包袱拖累，而其实它们去年每小时的工作效率比美国还要高，爱尔兰、奥地利、丹麦和德国紧跟其后。［16］

1991年至1998年间欧洲平均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高于美国。美国在生产总量上高于欧洲。这是因为美国的劳动者更多，国家从他们的工资里拿得少（相应地提供的服务也少）；他们的工作时间更长，分别比德国人长28%，比法国人长43%；另外他们假期更短或根本没有假期。

欧洲或其他地方如果采用美国的经济模式，它们看起来是否会更像美国？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讨论意义。现代的美国经济在别处不可复制。美国需要依赖外国人的地方并非只有“反恐战争”这一件事。过去10年美国所取得的经济“奇迹”是由每天12亿美元的外资流入实现的，只有这样的现金流入才能填补美国目前达4500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逆差。这些庞大的外来投资推动了股票价格上涨，压低了通胀和利率水平，并且保证了国内消费能力保持旺盛。

如果欧洲、亚洲或拉美国家对外贸易的逆差达到类似美国的水平，那么它们早就要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配了。美国之所以有这样独特的地位，可以过度依赖外国投资者，这是因为自“二战”以来美元便是世界储备货币。海外信心的丧失最终将迫使美国十分痛苦地面对现实，而在此之前美国经济还能以目前的方式运行多长时间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说法也很受争议，即认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是由外国现金流带来的，而非新的高科技行业。［17］可以明确的是，虽然美国模式的诱惑力很大，它又的确是独特的，无法为别国所复制。

全球化不但没能扩大它的吸引力，反而让其他国家对美国模式的热情降低。在过去的20年里，虽然欧洲各国减少了在商品和服务上的公有制成分，但各国承担的社会责任并未随之减少（英国除外，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后来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在民众的反对下改弦更张，重新恢复以前的政策）。由于欧洲人和美国人生活在非常不同的社会，他们看世界的方式因而也非常不同，他们所重视的国际进程和结果也存在着巨大差别。

在关于国内公共生活的问题上，当代美国领导人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在有限的政府干预下让公民自治，他们的观点很典型。他们对国际事务也持类似看法，在他们看来，世界由一系列互不相连的挑战或威胁组成，美国会根据这些挑战或威胁对美国的影响而调整应对策略。由于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几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引起它的关切，但是美国遇到任何问题的本能反应是去独自处理和解决问题。

美国现在对问题可能得到解决这点有了新的信心，问题一得到解决，美国便可以撤出。美国强调“退出策略”，强调美国在世界之中，但又不真正属于这个世界，它会随意从乱局中全身而退，从现代美国人的国内生活中我们能看到类似的东西。美国人觉得退到自己的“封闭社区”最舒服，在这一点上美国这个国家也是如此，“9·11”事件发生之后更是这样了。

可欧洲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却无法选择退出，他们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由法律制度和机构环环相扣形成的网络，这个网络规范并监管他们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欧洲今天面对的诸多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而且这些问题还跨越国境，比如犯罪、移民、难民、环境危害、机构整合等问题。各国政府习惯于协同工作或者通过多边机构展开工作。国家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因为有公共部门的存在，个人不需要主动去解决问题；与之类似，欧洲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也受这种合作的习惯影响。在这些方面，欧洲的“全球化”更成功，而美国则是远远地落在后面。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再加上美国制定的众多外交政策只考虑本国利益，而且它的这种褊狭不会很快改变，所以我很难认同约瑟夫·奈对美国“软实力”的未来所做出的乐观结论。美国的总统们会为了迎合国内选民而不顾其他国家的意见，这样的时候美国的的确确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夸张的言论和单边主义的姿态在国内很受欢迎，甚至可以吓倒外敌（虽然这点似乎并不那么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这种言论和姿态的确吓到了也疏远了许多友好国家以及海外崇拜美国的人。

然而，美国在海外仍然受到尊重乃至尊崇，可是这不是因为全球化；应该说：虽然有全球化，仍然有人尊重乃至尊崇美国。美国成为典范的原因不是它有MTV（全球最大音乐电视网）和麦当劳，也不是因为安然公司或世通公司的伯尼·埃伯斯（Bernie Ebbers）；人们甚至也不是那么崇拜美国强大的海外军事力量及其无可比拟的财富。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实际上非常脆弱，因为它们建立在一个观念、一个独特和无可替代的神话之上，那就是：美国确实象征着一个更好的世界，对于任何想追求这样的世界的人们来说，美国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美国对世界的忽视和冷漠会让这样的神话失去光彩，“许多重要国家将转而反对美国，反对自由贸易和自由社会这样的全球价值”［18］。这才是美国面临的真正威胁，而布什政府甚至尚未明白这一点。这将毁灭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所理解的“西方世界”。战后北大西洋国家因利益和相互间的友谊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之前从来没有过，它极其宝贵，如果这样的共同体不复存在了，那么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19］

美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不是因为它的战争能力无人能敌，而是因为它能够信任其他国家的善意。这便是为什么美国此前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举动所造成的伤害会那么巨大。美国的这种举动表明它不相信美国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会受到公平对待。但是，如果美国对其他国家缺乏信任，那么将来它们也会不信任美国。

——

2001年春天，巴尔干南部小国马其顿处在内战边缘：悲观失望并处于弱势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正酝酿一场叛乱来反对斯拉夫这个多数民族，顽固守旧的马其顿共产党政府希望发动残酷和血腥的“治安行动”。经过重重困难，来自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调解人与马其顿政府达成了一项很脆弱的协议：叛乱分子先解除武装，之后国会将通过法律保护阿尔巴尼亚公民并给予他们选举权。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所有人都屏息以待——如果马其顿爆发内战，那么南巴尔干地区可能会爆发冲突，希腊、土耳其和北约将被卷入其中。

但内战并没有爆发，马其顿政府遵守了该协议，而且这项协议至今依然有效。在最紧急的时刻，我问了一个阿尔巴尼亚朋友是什么原因让明显对此协定不满的马其顿政府没有撕毁协定并做出最糟的事情来。“因为科林·鲍威尔的传真机。”他回答说。美国国务卿的道德权威发挥了作用（仅仅只是道德权威，美国无意向马其顿派遣士兵）；由于美国关心马其顿，鲍威尔才给局势施加了压力，美国的关心便足以化解一个重大的地域性危机。

只要美国能够继续关心这些遥远的、鲜为人知的国家，它们以及其他所有国家就会继续重视美国，美国善意的力量也将会继续起作用。但是，如果美国对它们不再关心，它对这些国家也就不再重要。如果美国政府对别的国家不再信任，那么它也会失去这些国家的信任。传真机的声音将不再响起，我们也会变得更孤独、更脆弱；美国则更是如此。

本文是为约瑟夫·奈《美国权力的悖论：为何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可一意孤行》一书撰写的书评，最早发表在2002年8月的《纽约书评》上。

第16章

我们生活的方式

I.

我们正在目睹国际体系的解体。这个体系的核心、它的精神内核是北大西洋联盟：它不只是1949年签订的防御条约，它还包括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及其周边的一系列协议，之后这些协议又进入联合国及其机构；它包括《布雷顿森林协定》及其所催生的机构；包括有关难民、人权、种族灭绝、军备控制、战争罪等问题的一系列公约。这种跨国合作和参与所形成的网络环环相扣，它带来的诸多益处远远超出赢得“冷战”胜利的目标。在这个世界新秩序的背后是30多年灾难性的战争、经济萧条、国内暴政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记忆，建立这个新秩序的人们都很清楚这一点。［1］

因此，“冷战”虽然结束了，但战后的秩序并未因此而变得不必要，恰恰相反，它的存在依旧重要。在冷战之后的世界里，西欧和北美这些幸运的地方有很好的优势向世界其他地区力陈自己的经验很重要：它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市场和民主，也因为各国真诚参与各种机构并在一个密切协调的国际社会开展行动可以带来各种益处。这样的国际社会必须保留惩罚敌人的手段和意志，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以及中间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所发生的事情就很好地说明了此点，虽然时间晚了一些。这些事件和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袭击证实，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是在美国巨大的努力下形成的，而只有美国拥有保卫这个世界的资源和决心，对于那些希望看到这样的世界灭亡的人来说，美国将会一直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因此，美国领导人现在的所作所为导致美国与其国际社会中最亲密的盟友的联系被切断实在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美国即将出兵伊拉克，可是甚至连许多美国公民都看不清出兵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所能明白的是，这场反恐战争已经变成了对一个阿拉伯国家暴君的讨伐，而这样的一种转变很没有说服力。美国政府忙着做一些大动作以建立中东的新秩序，与此同时，它却将在以色列和被占领土上发生的真正的中东危机交给了沙龙来处理。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等其他地方的战争之后，美国将需要欧洲主要盟国的帮助和配合（更不用说还需要它们的资金）；而且如果没有持续的国际合作，打击本·拉登或其他任何人的胜利也不会持续。你可能会认为，我们的领导人现在肯定不会积极地破坏西方国家的联盟，然而他们现在做的正是如此。劳伦斯·卡普兰（Lawrence Kapla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在他们的书《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暴政和美国的使命》（The War over Iraq: Saddam's Tyranny and America's Mission）里对美国领导人怎样积极破坏西方国家的联盟有很好的描写，我将在下面讨论此点。

欧洲人在这件事上也不是无辜的。几十年来，美国的核武器给欧洲提供的保护让欧洲在军事上出现前所未有的萎缩。法德同盟的统治地位迟早会激起欧洲小国的强烈反对。欧盟无力在外交政策上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建起一支可以将共识贯彻下去的武装力量了，美国政府因此在对国际危机进行定义及解决危机上获得了独占权。如果美国目前的领导人选择行使这种权力，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讶。几年前，美国还对欧洲没有很好地组织防御以及在防御上没有投入足够资金感到失望，而如今美国鹰派却对此很满意。欧洲人不同意我们？那又怎么样？我们不需要他们，他们本来也做不了什么。他们在布鲁塞尔、巴黎或者柏林感到委屈、怨恨？那他们只能怪自己。不要忘记波斯尼亚曾经发生的事情。［2］

然而，今天感到愤懑、沮丧的却是布什政府：事实表明，至少法国人确实可以做出不少事情来。法国人在北约联合比利时人和德国人，在联合国联合俄罗斯和中国，他们可以阻挠、制止、推迟美国的计划，让美国人难堪，最主要是激怒美国人。如今，就在伊拉克战争即将开始之时，美国正因自己这两年中对国际舆论的轻蔑不屑付出代价。美国对自己盟友的不团结感到愤怒，尤其是法国的“大不敬”（lèse-majesté）更是让美国领导层把这种愤怒情绪公开表达了出来，用布什总统的话就是：“要么你们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你们与恐怖分子为伍。”这种表达方式之前是没有过的。更糟的是，这导致了美国媒体的“反欧情绪”突然发作，许多人对欧洲进行冷嘲热讽，一些政客和评论家们很无耻地在背后推波助澜。这种行为非常无耻，因为这些政客和评论家对真实的情况是有比较好的了解的。

今天的美国在公开讨论有关欧洲的问题时，有这样两个神话占据了讨论的中心。第一个神话是有关“老”、“新”欧洲的概念，这是一个挺可笑的概念，如果不考虑它所造成的损害的话。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1月份提出这个概念后，美国国防部对此欣然接受，许多人表示支持，其背后不无恶意。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热情地表示认同拉姆斯菲尔德的这个概念，她在文中写到，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这些国家共同签署了一封支持美国总统布什的公开信，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都“经历了自由化和私有化”，它们的经济更接近美国模式。未来可以代表“欧洲”发言的是这些国家，而非法国和德国的“老欧洲”。［3］

意大利已经走上了“经济自由化”，这在意大利人听来会很新鲜，但姑且不去谈它。那种认为可以将所谓“亲美”的欧洲国家与所谓“反美”的欧洲国家轻易地区分出来的假设才是更大的错误。由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回答“如果有国家在军事实力上与美国不相上下，世界则会面临更大危险”这个问题上，属于所谓“老欧洲”的法国人和德国人倾向于同意（英国人也同意）；而“新欧洲”的捷克人和波兰人对此则并不是太担心。在同样的调查中，在对于“与美国发生分歧是因为（我的国家拥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个问题（这是文化反美国主义的一个关键指标）的回答上，做出肯定回答的人按照其所属国籍的比率分别是：法国33%，德国37% ，英国41%，意大利44%，捷克62%（这个比率几乎和印尼人一样高，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印尼人有66%）。［4］

英国的《每日镜报》是一份面向大众市场的小报，一直以来它都支持布莱尔的新工党，但1月6日那天它却用了整整一个版面来嘲讽布莱尔的立场，它对布莱尔喊话：你是否注意到，布什是为了石油才发动伊拉克战争？一半的英国选民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与萨达姆开战。捷克只有13%的人赞同美国在没有取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入侵伊拉克，这个数字在西班牙也是13%。传统上亲美的波兰的热情更低：只有4%的波兰人支持单边主义的战争。在西班牙，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JoséMaría Aznar）的人民党选民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阿斯纳尔对战争的支持，他在加泰罗尼亚的盟友与其在西班牙的反对党一齐谴责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单边主义的无端攻击”；即使通过第二个联合国决议，大多数西班牙人表示仍然会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另外，“新欧洲”西班牙对美国的以色列政策的支持率远远低于“老欧洲”的德国或法国。［5］

如果美国要依靠它的“新欧洲”盟国的话，那么它最好降低预期。在拉姆斯菲尔德先生赞扬的几个亲美国家里（在公开信上签字的国家），丹麦的国防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意大利为1.5%，西班牙只有1.4%，不到“老欧洲”法国的一半。对于处境艰难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来说，他和面露笑容的乔治·布什合影的理由有很多，可其中之一便是希望确保意大利能够继续得到美国保护，这样意大利就可以不用自己在国防上花钱了。

东欧国家的确喜欢美国，如果它们有能力的话也愿意为美国效劳。另外美国也一直可以胁迫一个像罗马尼亚这样的弱势国家支持自己反对国际刑事法院。1999年美国发动对科索沃的干预行动，一个中欧外长对此表示反对，他说：“我们加入北约可不是为了打仗。”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69%的波兰人（和63%的意大利人）反对为增强欧洲在世界上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的地位增加防御开支。如果《纽约时报》说的没有错，乔治·布什现在将波兰、英国和意大利视为他在欧洲的主要盟国，那么，除英国外，美国获得不了太多实际的支持。［6］

那么有关德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德国表现出的“安抚”萨达姆的意愿让美国评论员很生气，施罗德缺乏好战的热情以及他对美国的“忘恩负义”也让他们很愤怒，可是很少有人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德国人同意君特·格拉斯的观点：“从美国总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的所有威胁。”今天的德国不同以往。它的确有一个独特的和平主义者文化（与某些国家很不一样，比如和法国相比）。许多德国人的感觉是，如果要打仗，那我们不能参加。德国的这种转变是老一代欧洲人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之一。当美国的发言人对此表示沮丧的时候，他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想想他们要德国做的是什么（虽然现在萨达姆时不时被比作阿道夫·希特勒，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将德国与古巴和利比亚一道称为“孤岛国家”），他们的要求可能太过分了。可是我们真的应该这么快就要求德国对军事重新产生热情吗？

第二个神话在美国广为传播，它比第一个神话更为有害。它声称欧洲充斥着反犹太主义，欧洲过去反犹的幽灵再次复活；另外它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历史上的偏见（欧洲的原罪）重新回来了，才会有那么多欧洲国家批评以色列，同情阿拉伯世界，甚至支持伊拉克。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2002年春天发生的一连串针对犹太人及其财产的攻击事件，另外据一些广为公开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反犹偏见在整个欧洲大陆“回归”。美国在对这些数据评论时又强调了欧洲媒体从中东发回的报道中的“反以色列”立场。［7］

让我们从事实出发。在向世界宣传欧洲反犹主义的形象上面，美国反诽谤联盟（ADL）比其他组织都要努力；根据它的记录，2002年4月在法国发生了22起反犹太人事件，在比利时发生了7起；2002年全年在法国共发生了45起此类事件，其中包括在马赛发生的在犹太人的店铺画反犹题材的涂鸦，以及在巴黎、里昂等地发生的向犹太教堂扔燃烧瓶。但是，光在1999年美国大学校园里，ADL就报道过60起反犹事件。无论是涂鸦还是暴力袭击或者其他形式，反犹主义在一些欧洲国家确实一直在抬头，但在美国也是如此。2000一年中，ADL在美国记录了1606起反犹事件，而1986年只有900起。即使在法国、比利时和欧洲其他地区发生的反犹主义攻击事件没有被充分报道，也没有证据表明反犹主义在欧洲比在美国更普遍。［8］

但是人们的态度如何呢？欧盟“欧洲晴雨表”、法国著名民调公司索福瑞（SOFRES）和ADL的调查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一样，人们对温和的反犹言语容忍度比以前高；另外，人们依旧倾向于相信一些长期以来的有关犹太人的成见：例如，犹太人在经济生活中拥有过大的影响力。但是，同样的民意调查证实，全欧洲的年轻人对偏见的容忍度比他们的父母低。在法国青年群体中尤其如此，反犹情绪在他们中间不断下降，现在可以忽略不计。2002年1月受访的法国青年人大多数认为，“我们应该多讲大屠杀，而非更少”；其中9/10的人认为对犹太教堂的袭击是“可耻的”。这些数字大致与美国类似的调查结果相当。［9］

在西欧的犹太人近期所遭到大多数袭击的制造者是年轻的阿拉伯人或其他穆斯林，各地的评论员也证实了此点。［10］他们袭击这些欧洲的犹太人是因为他们对以色列政府心怀仇恨，于是欧洲的犹太人很自然地成了代以色列政府受罚的对象。传统的欧洲反犹主义有各种构陷、阴谋论，如《锡安长老议定书》以及所谓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和阴谋网络，甚至“血祭诽谤”[1]，开罗和其他地方的报刊和电视用这些构陷和阴谋论来反对犹太人，这在整个阿拉伯年轻侨民群体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ADL断言这一切“证实一种反犹主义的新形式已经在欧洲形成，反以色列情绪助长了这种新反犹主义，它对犹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度提出质疑”。这是无稽之谈。在巴黎如加尔热莱戈内塞等郊区生活的阿拉伯失业青年群体肯定把法国犹太人看成以色列的代表，但他们并不担心法国犹太人在对法国的热爱上有问题。在ADL的调查中，有这样一个关于犹太人忠诚的诱导性问题：“你相信犹太人更忠于以色列而非（你的国家）吗？”给出肯定回答的美国人比欧洲人多，所以是美国人更倾向于假设犹太人首先会忠于以色列，而非欧洲人。

ADL和多数美国评论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区别。但是，这很显然是错误的。在今天的欧洲，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最同情巴勒斯坦的国家是丹麦，同时，按照ADL自己制定的反犹标准，丹麦也是最不反犹的国家之一；另一个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是荷兰，而且荷兰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仍在增加，然而荷兰人的反犹情绪在欧洲最低，有近一半的荷兰人担心反犹主义可能会重新兴起。另外，在欧洲自称“左派”的人里面绝大多数也坚决支持巴勒斯坦，而“右派”则同时表现出反阿拉伯人以及反犹太人的偏见（然而他们常常是亲以色列的）。事实上，这些“左”、“右”的标签也只有在这些公共生活的领域中（以及其他少数领域）还有实际影响力。［11］

总体而言，欧洲人更可能将中东目前所处的困境归咎于以色列人，而非巴勒斯坦人，但这样的比例也只有27:20（100个人中27人将中东的困境归咎于以色列人，20人将此归咎于巴勒斯坦人）。美国人则相反，他们指责巴勒斯坦人而非以色列人，比例为42:17。这表明，欧洲人的反应要均衡许多，这也符合人们的期望，因为欧洲的报刊、广播、电视对中东事件的报道更全面、公平，而大多数美国人则看不到这样的报道。因此，欧洲人可以比美国人更好地将对以色列的批评与对犹太人的反感区分开来。

一个原因可能是欧洲一些最老也最为知名的反犹人士却在公开场合对以色列表示同情。勒庞在2002年4月接受以色列日报《国土报》采访时表示他“理解”阿里埃勒·沙龙的政策（“反恐战争是残酷的”），他认为沙龙的做法跟40年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为反恐做出的事情可以相提并论，且二者都是正当的。［12］美国人与欧洲人在巴以问题认知上的差距是现在双方取得互相理解的最大障碍。72%的欧洲人赞成巴勒斯坦建国，而只有40%的美国人对此表示同意。各国民众根据自己对以色列的好感程度进行打分（1到100），美国人给的分值是55，而欧洲人的平均分值只有38，所谓“新欧洲”国家的人给的分值都比较低；英国人和法国人给的分值相同（这很能说明问题）；另外，迄今为止对以色列最冷淡的是波兰人（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请注意这一点）。［13］

II.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美国的这两个“欧洲神话”和一个更古老的偏见搅在了一起，这个偏见便是对法国和法国人的强烈怀疑；现在这个偏见还有了新的变化，让人有不祥之感。美国因为法国在联合国的拖延对法国恶言恶语，大加讨伐。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戴高乐1966年脱离北约统一指挥，美国以及法国的其他盟友都大为光火，也公开表达了不满。但是当时的美国政治家、外交家、政界人物、报纸编辑或电视评论员不会说法国“出卖”了美国，或者说戴高乐是一个“懦夫”，法国人对美国人为他们做出的牺牲不感恩，应当惩罚他们。尽管戴高乐有缺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依然都很尊敬他，而戴高乐也回敬了他们的好意。［14］

今天，我们可敬的专栏作家们要求把法国从安理会踢出去，因为它妨碍了美国的意愿。他们提醒读者，“二战”时如果只有法国迎击敌人，那么“今天大多数欧洲人讲的语言不是德语就是俄语”。他们的同行则在另外一些更少节制的刊物上写文章称他们“想踢法国的屁股”，因为法国居然把盟军反攻日给忘了。他们问：当“美国孩子”来拯救他们时（先是从希特勒，现在是从萨达姆·侯赛因这个“同样卑鄙的暴君”手里拯救他们），法国人在哪里？“他们躲起来了。他们临阵脱逃了。他们在高喊‘懦夫万岁’。”他们是“欧洲懦夫联盟”的一部分。一个新保险杠贴纸这么写道：“先打伊拉克，再收拾法国。”［15］

美国对法国的诋毁是一种自取其辱的行为，它侮辱不到法国人。然而美国国会却公开支持这种诋毁行为，不久前在一次国会的公开场合中，科林·鲍威尔在与别人的交谈中说了几个嘲弄法国的十分粗俗的笑话。我并不是要为法国政府辩护，法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与独裁者交易的历史很悠久，从让-贝德尔·博卡萨（Jean-Bedel Bokassa）到罗伯特·穆加贝，再到萨达姆·侯赛因。维希政权将会一直是法国的污点。然而，那些沉浸在沾沾自喜的战争电影（从约翰·韦恩到梅尔·吉布森）的美国专家们动不动就说法国是“投降分子”就有些太肤浅了。

法国从头到尾参加了整个“一战”，法军阵亡人数是美国在其所有战争中阵亡总人数的3倍。“二战”中，法军自1940年5月至6月期间抵御德军进攻，6周内死12.4万人，伤20万人，这比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死伤人数加起来还要多。然而，直到1941年12月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在此之前美国一直与纳粹德国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而此时，在欧洲战场东线，德军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对犹太人的屠杀已经持续了6个月；在法国被占领地区人们组织了抵抗运动。

如果美国被占领，随后这个占领国在美国中部要求美国人迫害少数族裔，美国人会怎么做？幸运的是，我们永远也不用知道这个答案。但是，不要忘记，在1921年5月发生的塔尔萨暴动中至少有350名黑人被白人杀害；当时白人对黑人的杀害并没有受到外敌强迫（所谓可使罪行减轻的情节），这样的历史让人无法感到欣慰。另外，美国人不应过于草率地对法国所谓“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下结论［16］，19世纪晚期，法国精英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已经通过公开考试招收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犹太学生，其中有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丹尼尔·哈勒维（Daniel Halévy）等数十人，而在美国的犹太人则在当时以及此后的几十年中都无法进入常春藤学府。

不得不去重申这些东西让我深感痛心。也许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今天的美国人对法国和欧洲怀有恶感，美国领导人很无知地嘲笑“老欧洲”，蛊惑人心的专家们鼓励读者把那些在美国生活的忘恩负义的欧洲富人赶出美国。为何要考虑这些事情？它们真的重要吗？毕竟，法国的反美主义也很古老、愚蠢，不过它从来没有对两国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战略构成严重阻碍。［17］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是对这种反美主义的反击呢，尽管这种反应很过激？

我不这么认为。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以及他们辅佐的总统为我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也是我们唯一知道的）世界搭建起了框架，他们知道自己希望实现的是什么，也知道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对他们为何如此重要。然而今天他们的继任者则有非常不同的信念。在他们看来，欧洲人以及让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种联盟、同盟只会阻碍美国追求自己的利益，很是让人不快。对于这些出于利益关系结成盟友关系的国家，美国得罪或疏远它们不会有什么损失，它们本来就是拿来利用然后抛弃的；法国及相关国家为控制美国的行动自由设置了层层障碍，美国被死死套住，如果将其剪除，我们将获利甚多。

劳伦斯·卡普兰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在他们合著的篇幅不长的新书《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暴政和美国的使命》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这样的立场。他们二人都是常驻华盛顿的记者。但是克里斯托尔曾任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的幕僚长，这个头衔让他很是自豪。现在他是福克斯电视台的政治分析家，也是《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编辑。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有新保守主义色彩，他是背后的智囊之一。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沃尔福威茨等布什政府的权力精英人士与克里斯托尔的观点相同。克里斯托尔将白宫领导层的偏见和不耐烦清晰明白地表达了出来，只是语言上稍微克制一些而已。

《伊拉克战争》的表达很直接，令人感到“耳目一新”。萨达姆是坏人，应该让他下台，而能做到这点的只有美国。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以后将会有更多这样的任务，未来几年应该会特别多。如果美国要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去“保卫美国的安全，促进自由的事业”，那美国就必须摆脱“国际社会”（作者使用这个词时总是加引号）的束缚。人们反正总会因为我们的“傲慢”和权力恨我们，一个更“克制的”美国外交政策也不能安抚他们，那么为什么浪费时间去谈论更克制的外交政策呢？美国的外交战略必须“理直气壮、理想主义，必须自信，而且必须有充足资金支持。美国不仅要成为世界警察或治安官，它还必须是世界的灯塔和引领者”。

这样的说法有什么不对呢？首先，它显示了作者对现实世界惊人的无知，这些所谓“极端现实主义者”经常会这样去设想。在这本书中作者自信地把美国的利益与地球上的每一个思想健全的人的利益等同了起来，而这注定会引起对立和敌意，而正是这种对立和敌意才导致美国的干涉（只有冷酷无情、愤世嫉俗的欧洲人才会认为美国在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世界其他人的利益时已经不做声响地将这点考虑在内了）。《伊拉克战争》的作者和美国的政治领袖一样，他们毫不犹豫地假设美国可以不听别人的意见去做自己想做的；另外他们还假设，美国这样做其实丝毫不差地符合人们的真正利益和潜在欲望，无论友敌。第一个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二个说法则显得十分幼稚、狭隘。［18］

其次，克里斯托尔、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的做法很不正常，它将导致的结果会是适得其反的。老式的孤立主义至少有内在一致性：如果我们不介入世界事务，那么我们也不需要依赖任何人。真正的威尔逊式国际主义也有这样的一致性：我们计划在世界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必须与世界合作。传统的基辛格式现实政治也表现出类似的一致性：我们有我们的利益，我们希望得到某些东西，其他国家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希望得到某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来做交易吧。但目前美国政府的新“单边行动的国际主义”则试图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在世界上做我们想要做的，不过我们只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其他人如果不同意我们的目标，我们也不用去管他们想要什么。

然而，美国越是追求自己在世界上的“使命”，越需要得到更多帮助，无论是在维持和平、建设国家上，还是在促进美国越来越多的新朋友之间的相互配合上。对于这些事情，现在的美国并不是太在行，它在这方面严重依赖各盟国。目前，为了维护美国靠武器取得控制权的地区的安全，仅德国这个所谓“孤岛国家”一国已在阿富汗和巴尔干地区派驻了1万名维和士兵。美国选民对加税的敏感是出了名的，让他们来出钱重建西亚大部分区域并维护该地区域治安是不太可能的，其他不稳定地区就更不用说了——克里斯托尔所谈到的“使命”可能会将美国带往这些不稳定地区。那么，谁来埋单呢？是日本、欧盟还是联合国？希望这些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不会细读卡普兰和克里斯托尔针对他们所发表的轻蔑言论。

两位作者谈到以前的失败正中要害。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发生危机时，联合国和西欧一样可耻地犹豫不定。克林顿政府以及之前的老布什政府也在巴尔干和中非爆发人道主义危机时置之不顾。如果现在小布什的美国决定与残酷的暴君和全副武装的变态政客战斗，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事。可是，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并不是这样的。此前美国保守派以令人眼花的速度脱离国际社会，谁现在还记得赖斯曾轻蔑地表示“国家重建”这个概念不值得去考虑？为什么美国的朋友应该对美国后来才做出的承诺寄以希望，然后另一方面自己代美国遭受猛烈报复？

理智的人不会反对美国对本·拉登的猛烈追捕，对拒绝解除武装的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也有合理性……但是目前这些行动却扩展成了一个无确定界限且不受约束的“使命宣言”，美国将置国际异议于不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数量占到全体人类一半的人们的生存境况。克里斯托尔和卡普兰以及其他人则兴高采烈地预期未来国际社会会怎样反对，这听上去太像是在为美国的做法寻找理论依据。另外，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不真诚也损害了这个使命。

在这本小书的索引中，“以色列”这一行的长度最长。“巴勒斯坦”在索引中没有出现，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出现了一次，它被列为伊拉克支持的恐怖组织。克里斯托尔和卡普兰为强调以色列在他们设想的新中东地区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重要性而做出了巨大努力；另外他们认为，对伊拉克发动全面战争的一个正当理由是伊拉克与以色列的关系可以因此得到改善。但他们没有在书中任何地方表示对巴以冲突本身的关心：巴以冲突是一个迅速扩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它也是造成该地区动荡、催生恐怖主义的最主要原因；另外大西洋两岸之间围绕巴以问题的分歧和不信任日益严重。他们很明显地忽视了巴以冲突，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除非克里斯托尔和他的政治导师可以解释下面的问题：美国肩负起这个雄心勃勃的新国际使命是为了恢复全球的正常秩序，可是为何它却在以色列问题上沉默了？美国现在再度扮演起“霸主”的角色，可是为何它不能也不愿给以色列这个位于世界上最不稳定地区的小小附庸国施加任何压力？这很奇怪。看到美国如此表现，没有几个美国小圈子以外的国家会认真对待这个“使命宣言”。为什么美国政府及其护卫应当在意这件事？战后国际体系的建造者会立刻明白这个原因：如果美国不被认真对待，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国只是服从却并不相信美国，如果美国收买朋友、威逼盟友，如果美国的动机可疑、标准双重，那么美国的所有压倒性军事力量（克里斯托尔和卡普兰对此十分自负地做了一番吹嘘）都将无济于事。美国可以打赢“战斗之母”[2]，可以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取得全面胜利，但是美国最终将自食苦果。

请大家不要再为了显示自己的“强悍”、为发泄焦虑和不安全感去嘲讽欧洲了。法国总统希拉克近来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无论他的动机如何，绝大多数欧洲人和少数美国人（这些美国人虽在美国是少数派，但总人数并不少）都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意见就更不要说了。希拉克表示，如果美国认为他和其他人“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恐怖分子为伍”，并且视分歧、异议为背叛，这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故意的轻率。是我们更需要欧洲人，还是他们更需要我们？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将在后续文章里讨论此问题。可是如果欧洲人为争夺美国的青睐而相互之间发生争吵，美国会损失惨重；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居然兴高采烈地鼓励欧洲人相互争吵，他们真的应该为此感到羞耻［19］。正如阿斯纳尔、布莱尔以及其他几国领导人在2003年1月30日的那封很有争议的公开信中所写的那样：“今天的跨大西洋纽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保障我们的自由。”这在1947年时如此，在今天也依然如此；另外这个纽带不仅对欧洲人来说是保障，对美国人而言也是。

这篇文章是为劳伦斯·F.卡普兰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合著的《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暴政和美国的使命》一书撰写的书评，最早发表在2003年3月的《纽约书评》上。

[1] 12世纪时，反犹主义者编造了“血祭诽谤”，声称虔诚的犹太教徒绑架和谋杀基督徒的子女，尤其是男童，抽取他们的鲜血，用于烤制逾越节的无酵饼，以及再现耶稣受难等宗教仪式。——译者注

[2] 战斗之母（Mother of All Battles），这个表达是萨达姆在海湾战争爆发之前的演讲中使用的，后来伊拉克用此表达来称呼海湾战争。——译者注

第17章

海外的反美国主义

I.

如果你想了解世界怎么看美国，可以想下运动型多用途车。这种车体形硕大，重量也不小，它对限制大气污染的协议不屑一顾；它消耗大量稀缺资源以为其尊贵乘客提供更多服务；为了给乘客提供安全的错觉，它不惜将车外的人置于危险之中。在一个拥挤的世界里，这种车是危险的也是过时的。运动型多用途车也有铿锵有力的宣言书作为其包装，但它骨子里其实就是一个马力过强的超大卡车。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它很像。

这样的比喻可能是现代的，但其背后的想法则其来有自。“美国”一直是外国怀疑的对象，这种怀疑延续的历史甚至比美国被世界上的穷人和受压迫者视为灯塔和避难所还要悠久。18世纪的评论家虽然很少有对美国的直接观察，但他们就是认为美国的动植物生长不良，因而对他们的吸引不大，另外他们认为这些动植物的用途也很有限。他们坚持认为，美国不可能被教化，在这里生活不久的见识浅陋、不知世故的民众亦是如此。法国外交官、主教塔列朗（Talleyrand）曾这样评论道：“那里有32种宗教，却只有一道菜。”——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就这一道菜美国人还经常会吃得很着急。他的这番话比现在欧洲对美国的评论早了两个世纪。在如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这样具有国际视野的欧洲保守人士看来，美国这个国家反常得让人感到遗憾，而且它太粗糙，应该不会存在太久（这是他在19世纪初写的话）。

美国公众生活的因循守旧让查尔斯·狄更斯和托克维尔都感到惊诧。司汤达曾评论过美国的“自我中心”，波德莱尔则嗤之以鼻地认为在资产阶级的平庸上美国堪比比利时（！），每个人都在评论美国的爱国主义的排场太幼稚。但到了20世纪，欧洲对美国的评论的变化非常显著，从不屑一顾转为怨恨。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加，它的粗糙不成熟因而又对其他国家构成了某种威胁。在新一代反民主的批评者看来，大规模生产、大众社会和大众政治这些现代生活中破坏社会稳定的症状最早都是从美国产生的。

反美国主义是一种文化上的不安全感的表达，它既便利又简易，反犹太主义也是如此，它们二者也经常联系在一起。法国人罗伯特·阿隆（Robert Aron）1935年这样写道：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亨利·福特、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 W. Taylor）（工作节奏和生产效率的先驱）和阿道夫·希特勒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引领者”。美国即意味着“工业主义”，它威胁着个性、品质和民族的独特性。伊曼努尔·贝尔（Emmanuel Berl）在1929年这样写道：“美国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在那些被美国影响到的地方，西方社会的价值面临着崩坏的危险。”欧洲人常常以自己的遗产抗拒被美国化。乔治·杜哈明（George Duhamel）在1930年这样力劝人们：“我们每个西方人都要坚决谴责自己‘美国化’的地方，无论在房子里、衣服上还是在灵魂深处。”［1］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减轻欧洲对美国的这种反感情绪。“冷战”年代激进的反美国主义与20年前保守的反美国主义情绪形成呼应。西蒙娜·德·波伏瓦指责美国“成了法西斯主义国家”，让-保罗·萨特则称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者“疯了”。小说家罗杰·瓦扬（Roger Vailland）断言，冰箱是美国人的阴谋，他们想要借冰箱来破坏法国本土文化。《世界报》则称“可口可乐是美国对欧洲文化的入侵”。他们所谴责的美国“敌人”也让他们上一代的政敌感到惊恐。［2］美国在国内外的行为并不是造成这种偏见的原因，它只是助长了这种偏见。欧洲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一直对自己的家园产生的变化表示焦虑。

我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来自法国，但其实英国对美国的矛盾心理也是由来已久；对于60年代出生的德国人来说，他们主要指责的是美国粗糙的消费主义，另外他们认为美国要对他们父母一代战后建立的联邦德国在政治上的失忆负责；甚至在拉姆斯菲尔德眼中的所谓“新欧洲”看来，美国虽然代表“西方世界”的技术和进步，它也间或因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道德真空和文化贫瘠而受到谴责。［3］尽管如此，至少在欧洲的反美国主义一直有鲜明的法国色彩。欧洲对美国的矛盾心理形成辩论性话题的地方是巴黎。

菲利普·罗杰（Philippe Roger）的书《美国敌人：反美国主义的系谱》（L’Ennemi Américain: Généalogie de l’Antiaméricanisme）是一本杰出的关于法国的反美国主义历史的著作，该书十分优雅、博学且风趣。这样一本读来令人十分享受的著作继承了法国非常优良的学术传统，很值得将其完整地翻译成英文并出版。本书的论点非常微妙和复杂，这里无法对其进行简要的概述，但其标题中的“系谱”一词应该被认真对待。这本书里记录的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因为罗杰把他的材料视为“符号群”（semiotic bloc）；另外他不重视记录法国的“亲美国主义”——要做到叙述的均衡则需要讨论法国的“亲美国主义”。

相反，罗杰用了近600页的篇幅对文本做了细致的释读，他通过这样的释读来说明法国的反美国主义的核心不仅很古老，而且它与美国的现实只有非常松散的联系，常常只是在空想。反美国主义是一个故事（或寓言），它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恐惧和希望。法国的反美国主义开始是对新世界的一种审美上的厌恶，它后来从文化逐渐转到政治，但它的早期版本沉积下来的某些元素却从未完全消失。

罗杰的书最主要记录的时代是18和19世纪。他对20世纪的记录在萨特那一代停止，他提醒我们正是从萨特那一代开始，法国反美国主义者在他们写的文章或者书里开始否认自己是反美国主义者，这种做法在当时成为惯例。罗杰的解释似乎有道理，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反美国主义也有不少不错的记录，再说罗杰的兴趣在寻找起源，他对结果没有兴趣。［4］正是因为他的记录停在了当代，他可以做出下面这个带有嘲讽意味但乐观的结论：

如果今天的反美国主义其实只是法国强加给自己的一种精神奴役呢？如果它只是一种受虐的冷漠，一种单调的反感，一个没有感情的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又该如何？如果是这样反倒有希望了。很少有恶习（甚至是智力上的恶习）可以长期承受这些东西带来的无聊。

不幸的是，现在的反美国主义又有了新的变化。今天激发人们的反美国主义情绪的是人们对现实新的考量，并且不再只是知识分子有反美情绪。今天的大多数欧洲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不会对美国的产品产生担忧，再者，许多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地都在美国之外。他们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此的嫉妒和厌恶情绪基本相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鄙视美国，他们当然也不恨美国人。令他们不快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另外他们也不信任美国的现任总统。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即使在“冷战”期间，很多美国在政治上的敌人其实挺喜欢并且信赖当时的美国领导人。而如今，即使是美国的朋友也不喜欢布什总统：一部分是因为他实行的政策，一部分则是他为实行这些政策所采取的方式。

——

在此背景下，最近巴黎集中出版了许多采取反美立场的出版物。其中最离奇的一本是蒂埃里·梅森（Thierry Meysson）的书《2001年9月11日：大谎言》（11 September 2001: L’Effroyable Impostur），他在书中声称9月11日对五角大楼的袭击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在书中写道：没有客机撞入大楼，整件事是美国国防系统为牟取自身利益而策划的骗局。梅森的做法与否认纳粹大屠杀存在的人的做法类似：他首先假定一个公认的事件不存在，然后再提醒我们无论再多的证据（尤其是来自第一手证人的证据）都不能证明此事的存在。大量与他的断言相悖的目击者证词他均置之不理：“这些证词远远不能提供证据，它们的质量只能显示美军为歪曲事实什么都做得出来。”从这里我们能很好地总结出梅森的做法了。［5］

最让人沮丧的事情是梅森的这本书是畅销书。法国的读者愿意更多地猜忌美国，“9·11”事件似乎激发了这种多疑。然而，更多的书是对美国的控诉，如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和梅瑞尔·戴维斯（Merryl Wyn Davies）合著的《为何世界恨美国？》（Pourquoi le Monde Détestet-il l’Amérique?），皮特·斯科文（Peter Scowen）的《美国黑皮书》（Le Livre Noir des États-Unis)以及诺埃尔·马迈尔（Noël Mamère）和派特里克·法比亚兹（Patrick Farbiaz）合著的《危险的美国：战事记录》（Dangereuse Amérique: Chronique d’une Guerre Annoncée）。前两本的作者分别是英国和加拿大人，然而卖得最好的是这两本书的法文版，第三本的作者之一马迈尔是法国著名的绿党政治家、前总统候选人。

这些作者在各自的书里或真或假地表示遗憾（“我们不是反美，而是……”），而这些作品加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份包含了美国经常被提到的缺点的清单。美国是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它追求商业、利润，掠夺地球资源。它对本国的穷人和病人以及本国以外的人都漠不关心。美国践踏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威胁人类的道德、环境和身体的未来。在对外交往中它行事虚伪，前后不一致，它行使着无人可敌的军事影响力。总之，美国就是一头闯入瓷器店的牛，对世界造成了严重破坏。［6］

上面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之前批评美国的言论的回收再利用。斯科文的指控（他的章节标题包括“广岛和长崎的暴行”和“空洞的文化”）和萨达尔与戴维斯（“美国汉堡以及其他病毒”）或马迈尔与法比亚兹的指控相似（“世界的美国化”，“为石油进行的远征”），他们都是将老的与新的罪名混在一起。这个混合体中有出于保守主义立场对美国文化的厌恶（美国丑陋、没有文化根基、粗鲁），有反全球化论调（美国在污染整个世界）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还原论（石油企业控制着美国，美国的所有行径都是为了这些公司的利益）。美国国内的批评者也加入了批评美国的行列中：美国不满足于在世界横行霸道，它对自己的历史也很粗暴。［7］

一些对美国政策和做法的批评有理有据。其他则都是胡言乱语。萨达尔和戴维斯反对美国的言论有很多，其中他们指责美国将“冷战”强加给西欧，而西欧对“冷战”感到很不情愿：“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两国内都是大党，并且现在仍然如此，但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与苏联关系甚小。”换句话说，“国际共产主义”是美国人的发明。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神话很多年前就消亡了，它的再度流行表明布什政府在外交上的野心让这种老的、政治上的反美国主义获得了新的动力。［8］一旦成为流氓国家，则一直会是流氓国家。

然而，在埃马纽埃尔·陶德（Emmanuel Todd）看来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他的新书《帝国之后：论美国体系的解体》（Après l’Empire: Essai sur la Décomposition du Système Américain）也是一本畅销书。他在书中认为美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美国将继续破坏国际稳定，但可以让欧洲人（以及亚洲人）得到安慰的是未来属于他们。美国的确有很强的军事实力，但是这种军事实力是多余的；与此同时，它摇摇欲坠的经济对世界其他国家很依赖，这使得美国经济变得脆弱；另外，美国的社会模式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从1950年到1990年，美国在世界上做了许多积极的事情，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但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美国将变得越发不重要。

陶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美主义者”，另外他说的一些事情也很有意思——尽管想要理解美国衰落这一情况的英语读者最好是去读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9］陶德认为不对称的全球化（美国消费别人生产的产品，经济的不平等在加剧）使世界对美国的野心不再同情，他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苏东剧变后的俄罗斯、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以及其他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可能会采用资本主义（陶德认为资本主义是“唯一合理的经济组织”），甚至变成民主国家，但它们不会模仿美国的“超级个人主义”，它们在很多事情的选择上将会和欧洲相同。在陶德看来，美国将会拼命抓住它残留下来的野心和权力；美国将试图保持“一定程度的国际紧张局势，这是进行有限但持续的战争的条件”，以此来维持它正逐渐减弱的影响力。这个过程已经开始，“9·11”事件触发了这个过程。

读过陶德以前任何一本书的人都会很熟悉他的问题：他的推理存在问题，而非结论。这个作家有些像柯勒律治笔下的老水手[1]，他要讲述一个疯狂的故事，于是他一本接一本地写书去讲述这个故事，一直抓住读者不放，好像是在说：“你难道不明白吗？所有这一切都与生育有关！”陶德是一名人类学和人口统计学家。1976年他出版了《最终的落幕：论苏联势力范围的解体》（La Chute Finale: Essai sur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Sphère Soviétique），他在书中预言了苏联的解体：“1970年和1974年间俄罗斯的婴儿死亡率略有增加，我因而在1976年时就明白苏联的形势在不断恶化，我也因此预测到了苏联的解体。根据他的叙述，苏联出生率下降这一点让他知道“正常的俄国人可能会出现，这些人完全有能力推翻共产主义”。

20世纪70年代预测共产主义的前景不妙的人不止陶德一个。然而，他声称发现了生育率与政权垮台之间的联系，并且为此十分自负。他在自己的新书里将世界历史简化为一系列单向的、单一因果的相互关系：他将出生率、识字率、永久的家庭结构与全球政治联系在一起。南斯拉夫战争是因为斯拉夫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生育差距”。美国南北战争的原因也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定居者的低生育率。如果“个人主义”的美国的前景黯淡，那是因为世界上除美国外的国家的“家庭结构”所偏向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

在陶德的平行宇宙中，政治（和经济行为一样）是被铭刻在一个社会的“遗传密码”中的。中亚地区平均主义的家庭系统中显示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社群性”，因而这些地区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在其他地方，他认为法国、意大利、芬兰投票模式存在的地区性差异是因为各国的家庭生活存在差异——各国的家庭生活与其投票模式相似［10］）。“俄罗斯的普世气质”是以俄罗斯的大家庭为基础的，而现在这种“普世气质”提供了一种非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而这可能是未来的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模式。“先验地来看，下面这样的景象并非不可想象：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俄罗斯承担着保卫这个星球的责任，它将挫败美国为在全球支撑其帝国的架子所做的努力。”因此有“特殊主义”气质的国家（比如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才会表现出不可遏止的狂怒。

陶德往前又走了一步。他荒谬地夸大了美国目前的困境，虽然这些困境是真实存在的。他从安然公司的例子推断出美国所有的经济数据和当年苏联的经济数据一样都不可靠：美国经济中真正危险的状况被隐瞒了。他给出了自己的“文明的冲突”之变体。伊斯兰国家和美国之间即将发生的冲突让美国这个“女权主义者”的、以女性为基础的文明与中亚和阿拉伯“武士社会”（warrior societies）男性化的伦理标准形成对峙之势。在这方面，美国将会被孤立，因为欧洲人和他们的阿拉伯邻国一样感觉美国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再一次，这一切都归结到家庭生活，只不过这里陶德的论述具有鲜明的现代特性：“美国女人的地位对男人形成威胁，她们夺走了男人的权力，这让欧洲男子感到不安，正如拥有无上权力的阿拉伯男子让欧洲女性感到不安一样。”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差距开始于卧室之中。一般人没法编造出来这样的理论。

弃陶德而读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cois Revel）便是从疯狂的科学家逃到了自信的贵族身边。何维勒是威严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即所谓“不朽者”[2]。他写了许多书（至今已有31本），他在自己的新书《反美主义的执迷：论其运作方式、形成原因及内在矛盾》（L’Obsession Anti-américaine: Son Fonctionnement, Ses Causes, Ses Inconséquences）中十分明确地提醒读者自己的多产。何维勒的写作风格表明他是一个不熟悉自我怀疑以及不习惯反驳的人。他倾向于笼统的并且没有事实支持的概括——照他的说法，欧洲大部分政治和文化精英“从来不曾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另外法国的反美国主义在他的笔下几近漫画。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因为有的地方他写得很有道理。

何维勒很正确地提请人们注意，在法国对美国的批评中，其中多数批评的核心都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美国有这种社会灾难，在文化上是侏儒，在政治上很天真，另外美国的经济危机随时会发生，那么为什么要去担忧美国呢？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精力去怨恨它呢？相反，如果美国如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强大和成功，那么它做的事情会不会是正确的呢？法国知识分子声称自己并不反对美国几十年前的反共政策，他们只是反对它现在过激的反共政策。何维勒指责这些知识分子不诚实，他的责难基本上也是对的，因为根据各种文献记录表明，事实并非如那些知识分子所宣称的那样。

因为何维勒是法国人，所以由他来提醒他的同胞们法国也有社会问题就很恰当了：备受称赞的法国教育系统不仅不会同化法国国内文化和宗教的少数群体，它也不支持、培养文化上的差异。法国也有贫民窟，也有暴力和犯罪。勒庞去年在总统选举中取得了成功，[3]这是法国所有政治阶层在解决移民和种族问题上的失败，他们都要因此而受到指责，并且这种指责不会停止。［11］何维勒对法国文化部门的行政人员也取笑了一番（他的取笑合情合理），在他看来，在破坏自己的国家级文物上，这些人至少与“野蛮的”美国人一样无所顾忌。法国文化部长杰克·朗（Jack Lang）在他1984年的“法国之外的文化工程”（“Projet Culturel Extérieur de la France”）中如是说：法国在文化上的雄心壮志“大概是其他国家所无可比拟的”。美国为提升自身形象、影响力所做的事怎么也比不了法国这个文化工程。另外，法国报刊和电视那么容易就相信了梅森先生的“苦心孤诣之作”，并且给了它如此多的曝光，不是说法国的报刊和电视都很有见识吗？

这样的批评还可以继续下去。嘲讽法国人的自命不凡（以及他们对历史故意的抹除）几乎和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很虚伪一样容易。何维勒称，对于欧洲左派来说，现代反全球化活动人士与其反市场言论不啻是“绝妙的惊喜”，欧洲的激进派在这样一个后意识形态的时刻陷入了漫无目的的状态，而反全球化无异于天赐的奋斗目标。他这样的说法没有错。但是因为何维勒没有找到美国的任何问题，人们会很难相信他对法国所存在问题的敏锐观察。他的整本书就是一曲对美国的赞歌，而且还是一曲目光狭隘的赞歌；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笔下的美国并不存在。反美主义者们让他感到不屑，可何维勒也和他们一样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只属于他的美国。

在何维勒笔下的美国，各民族融合得很好，他也没有提到美国有贫民窟。根据他的说法，欧洲人误读和夸大了美国的犯罪统计数据，而在现实中，犯罪在美国并不是问题。美国的医疗保险运行良好：大多数美国人都有工作保险，其余人则可享受由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补贴计划的帮助。不管怎么说，美国医疗保险系统的不足之处和法国的医疗保险系统存在的问题差不多。美国穷人的人均收入与葡萄牙一般民众的收入相当，所以美国的穷人不能被称为穷人（何维勒显然从来没有听说过生活成本指数）。美国没有“贫困阶级”。与此同时，美国比欧洲更早建立社会民主制；另外美国电视与新闻的覆盖面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好得多。

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何维勒笔下，美国一直对巴以之间的冲突保持充分的介入，且坚决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他认为美国对待巴以问题所制定的政策是成功的。对于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何维勒比一些美国将军担心的程度还要更少些。针对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何维勒院士与50%的美国选民意见相左，他不认为选举中有什么不正常行为。至于美国不断增长的反法情绪以及各种无稽之谈，他表示：“就我而言，我从来没有见过。”总之，无论法国评论家和其他人怎么说美国，让-弗朗索瓦·何维勒都跟他们意见相左。在讽刺“潘格洛斯主义”[4]这个法国传统偏见上面，伏尔泰做得都没有何维勒好。

II.

对布什领导的美国，欧洲人在陶德和让-弗朗索瓦·何维勒之间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观点。大西洋两岸今天的差异是真实的。首先，美国是一个轻信和宗教的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批欧洲人不再去教堂；而美国人去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的人数几乎没有下降。1998年的哈里斯民意调查发现，在美国人中，甚至连非基督徒都相信奇迹，这些人占到不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中的66%之多，这其中又有47%的人认可圣母以处子之身受孕；而在全体美国人中这两个数字分别是86%和83%。大约有45%的美国人相信魔鬼的存在。在《新闻周刊》（Newsweek）最近一次民意调查中，7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圣经》中的奇迹真的发生了。根据1999年《新闻周刊》的调查，40%的美国人（71%的福音派新教徒）相信世界将在基督和反基督者之间的大决战中结束。美国总统在白宫组织查经班，在内阁会议开始前祈祷，他的欧洲盟友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奇怪且过时的举动，但他这样做正顺应了他的选民。［12］

第二，美国生活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在大西洋彼岸仍然是不可想象的。欧洲人仍然担心收入差距过大，他们的机构和政治选择反映了这种情绪。此外，欧洲对不受监管的市场以及取消公共部门很犹豫，地方上反对“美国模式”，但这更多是出于谨慎而非残留下来的“社会主义”。他们这样做有其道理，对欧洲大多数人来说，不受限制的竞争既是机会也是威胁，这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比较起美国人，欧洲人更希望有一个干预型国家，而且他们愿意为这样一个国家掏钱。即使是在撒切尔之后的英国也是如此，在2002年12月进行的调查中，62%的英国成年人愿意提高税收以换取更好的公共服务。然而愿意做这样选择的美国成年人只有1%不到。如果我们考虑到在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水平是最高的）19%的成年人声称自己属于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另外还有20%的人认为自己会在有生之年成为最富有的1%的人）这一点的话就不会感到太奇怪了。［13］

美国让欧洲人感到不安的地方在多数美国人看来恰恰是自己最大的优点：道德主义的、过度的宗教热忱，最少公共福利和最大市场自由（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独特组合，再加上一个传教士的外交政策，这样的政策表面上也是为了传播这样一套价值观和做法。这里，全球化其实对美国是不利的，因为它让世界中较贫穷的国家更清楚地看到在经济竞争中自己所需要承担的成本；另外在“冷战”这个长久的休眠之后，此前一直以来不做区分的“西方世界”出现了裂痕，全球化提醒了西欧人这样的欧洲与美国真正的区别是什么。

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这些区别在今后几年里将变得更为重要：由于政策上无法解决的分歧，两边在社会和文化上长期的差异变得更大也更突出。我们已经能从西方世界在伊拉克战争上意见的分裂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在“冷战”刚开始的最初几年里，欧洲的反美示威活动效仿的是苏联资助的“和平运动”，但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都坚定地站在美国阵营。今天，大规模的反战抗议不再是谁操纵的了，而且西欧领导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也与美国不同。美国现在被迫以前所未有的公开方式去贿赂和威胁其他国家，很尴尬的是它也没有取得太大成功（由于民主的运作无从预知，在我写作此文时美国甚至在土耳其也没有取得成功）。

伊拉克危机暴露了现代国际体系的三个弱点。我们一再被提醒联合国是多么脆弱，它看上去如何不足以肩负人们对它赋予的希望。然而，美国最近对联合国的态度（我们想要什么就得给我们什么，否则我们就自己拿）却反而让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联合国可能没有军队，但它在过去的50年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合法性，而合法性就是一种力量。另外，我们毕竟只有联合国。那些为自己的目的滥用联合国的人也会严重伤害到他们作为国际公民的信誉。

从表面上看，危机的第二个受害者一直是欧盟。很明显，欧洲现在面临严重分歧，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给欧洲造成的麻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领导人的无能。但是，危机可能是有益的。英国于1956年围绕苏伊士运河问题发动了第二次中东战争（后来证明是英国对形势判断失误），美国在战争爆发后曾表示要支持英国，一旦伊拉克战争结束，英国将针对美国的失信发难。等到欧盟制定预算的时候，东欧国家会希望比利时、德国、法国的记性不要太好。土耳其政界人士已经开始质疑土耳其与美国一度神圣的关系。要塑造一个独立于美国且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平等的欧洲，希拉克领导的法国目前面对的可能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机会。“欧洲时刻”可能还没有到来，但华盛顿对欧洲舆论的极度漠视则敲响了警钟。

第三个弱点涉及美国：这里并不是说这个弱点与美国的压倒性的军事实力无关，而是说美国正是因为这种军事力量才会有这个弱点。布什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成功地让美国变成了似乎是国际稳定的最大威胁，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仅仅在“9·11”事件发生18个月之后，美国可能已经输光了世界对它的信心。美国表示西方世界价值观只能由它来代表并且只能由它来捍卫，此举让西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开始反省自己与美国的分歧在哪里。美国积极主张其拥有重建穆斯林世界秩序的权利，这也尤其提醒了欧洲人在他们的文化中穆斯林的人数不断增长以及这样的情况会在政治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14］简言之，美国的所作所为让很多人开始对自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美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变得比以前更弱了，而不是更强，不仅是法国知识分子会这样认为，很多人也都这样认为。它也更有可能变得好战，但它不会变得不重要。国际政治有时关乎善与恶，但国家实力始终是国际政治的主题。美国的实力很强大，世界各国需要美国站在它们一边。如果美国时而发动先发制人的单边战争，时而又陷入自恋中，对世界发生的事情冷眼旁观，而且没人知道什么时候美国会倒向哪一边，那么这将是全球性的灾难。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在联合国里都会拼命满足美国的愿望，无论各国领导人存在什么样的疑虑。

与此同时，华盛顿的“温和派”坚持认为，如果对萨达姆的战争可以很快取胜且能做到相对“干净利落”，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可是，我们不能用后来取得的胜利证明一次军事行动的正当性，而且此次战争已经造成了很多连带伤害。伊拉克战争开了一个先例，即针对假想威胁先发制人地发动战争；美国政府曾不谨慎地间或承认，这场战争除了解除伊拉克政府武装之外还有更多其他的目标；其他国家对这场战争失去了同情。无论美国能够多么成功地处理好和平问题，上述所有这些都已经构成了战争创伤。美国这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语］是否失算了，又是否做过头了？对这两个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当这场地震消退之后，国际政治的板块将会永远地发生改变。

这篇文章是对菲利普·罗杰的《美国敌人：反美国主义的系谱》，萨达尔和梅瑞尔·戴维斯合著的《为何世界恨美国？》，皮特·斯科文的《美国黑皮书》，马迈尔和派特里克·法比亚兹合著的《危险的美国：战事记录》，埃马纽埃尔·陶德的《帝国之后：论美国体系的解体》以及让-弗朗索瓦·何维勒的《反美主义的执迷：论其运作方式、形成原因及内在矛盾》所写的书评。本文最早发表在2003年5月的《纽约书评》。

[1] 指柯勒律治的经典诗作“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文译作《老水手之歌》或《古舟子咏》。——译者注

[2] 院士的“不朽者”外号来自学术院创始人枢机主教黎塞留所制印章上的名言“献给不朽”（Àl’Immortalité）。——译者注

[3] 指勒庞在2002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进入了第二轮投票。——译者注

[4] “潘格洛斯主义”，典出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书《老实人》，潘格洛斯是该书中一位哲学家的名字。伏尔泰在书里嘲讽了莱布尼兹式的乐观主义，莱布尼兹认为现有历史是过去与未来最好可能中的最好结果。——译者注

第18章

世界新秩序

I.

伊拉克战争现在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我们这些一开始就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人却不能感到安慰。恰恰相反：我们现在应该问自己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肯定会让人不舒服。第一个问题关于“先发制人”的军事干预的正当性。如果伊拉克战争是错的（“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发动的错误的战争”［1］），那么，为什么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塞尔维亚发动的战争是正确的呢？毕竟，这场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也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也是一场在未经授权和没有正当理由（给出的理由是为了“预防”的目的）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攻击，它造成了许多平民伤亡，许多人因而非常憎恨发动这场攻击的美国人。

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以及当美国及其盟国进入科索沃时我们欢呼雀跃的原因是：米洛舍维奇当时已发动针对科索沃省的多数民族阿尔巴尼亚人的军事行动，该军事行动具备了种族灭绝的所有特征。因此，美国不但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且它进行了实时的干预——它的行动实际上可能阻止了重大罪行的发生。当时，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可耻记忆都还很新，如果对米洛舍维奇的军事行动无所作为，其可能的后果是很明显的，而且不作为的后果将比军事干预带来的风险严重许多。今天的布什政府以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证明自己匆忙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它的“给伊拉克以自由”这个说法几乎是战争发生后才想出来的，但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拯救当地的阿族人。

但情况也不是那么简单。萨达姆·侯赛因（跟米洛舍维奇一样）对他治下的许多民众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威胁：不只当他屠杀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时他是（我们当时在袖手旁观），一直到最后他都是一个威胁。我们这些在原则上赞成人道主义干预的人（不是因为进行干预可以让我们为自己的良好愿望而感到高兴，而是因为它可以行善事或避免恶事发生）看到萨达姆被推翻不会觉得遗憾；而既然我们反对入侵伊拉克，应该会因为萨达姆被推翻而感到遗憾才是，按道理说这才是符合逻辑的反应。我们这些反对使用蛮力单方面行动的人应该还记得，如果是10年前，我们会很高兴地看到有人（任何人）对卢旺达单方面进行干预来拯救卢旺达的图西族人。在我看来，我们这些人以下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哪怕出于最好意图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可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会渴望看到有人进行干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观点又变得不再适用了。

大卫·里夫（David Rieff）不能给这些难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他的最新著作《以武力威胁：民主梦想与武力干涉》（At the Point of a Gun: Democratic Dreams and Armed Intervention）的主调是一种醒悟之后的绝望。但是，这本收入他最近的文章和报告的集子也有一个有益的作用，那就是它提醒了我们这些难题是多么令人苦恼。多年来，里夫一直倡导进行全面的人道主义干预，而不是仅仅在世界出现问题时才临时去解决，因为他和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其他人一样相信在需要的地方推动民主变革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他在书中收入了一些早期的文章，他在其中动情地主张西方应在非洲、巴尔干以及其他地方进行干预。现在，里夫在这些文章后面附上了他之后的观点，他对此已经不是那么确定了。

不如意的事情会发生，这不仅仅在伊拉克会如此。国际法（如同联合国）孕育于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战争在国家之间爆发，和平也由各国以恰当的方式来促成，“二战”之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保证边界和主权的不可侵犯。今天的战争通常发生在国家内部。调停与维和（干预、协助、胁迫）之间的区别还不清楚，发生冲突各方的权利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外国机构可以诉诸武力也都不清楚。在这个混乱的新世界中，事实证明，好心的西方外交官和观察员有时无法将交战的各国（按照传统的外交准则进行操作）与当地的强人罪犯（如苏丹领导人）区分开来。与后者协商往往变成与这些罪犯的合作，甚至成为他们的同谋。

至于联合国（用里夫的话说，“它跟一个没牙的泼妇一样没有用”），它不仅无力防止犯罪行为，而且因为它迷恋于保持“公正”的形象，再加上它又要保护自己人，有时会成为大屠杀的教唆者和协助者。1995年7月在斯雷布雷尼察，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ć）和他的波黑塞族非正规军屠杀了7000名聚集在受联合国保护的“安全”区域内的穆斯林男子和男童，而400名荷兰籍的联合国士兵却礼貌地站在一边。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正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各种国际机构无论其有多么好的意图，都很难避免自己的行为不受质疑，特别是在安理会中的大国拒绝批准充足的武力支持的时候。当私人慈善机构和联合国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帮助无论在巴尔干南部地区或刚果东部或中东地区被迫流离失所的平民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交通服务，安置他们，给他们提供住宿与食物），他们是在提供人们急需的援助还是在帮某些人进行种族清洗？通常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两种情况都有。

里夫更进一步指出，大多数人道主义机构，无论它们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本身都是为解决突发事件而设立的。在一场危机中，它们的首要任务是提供紧急援助以及保护自己人；它们没有时间或意愿去追求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或者在政治上进行考量。因此，它们很容易被利用：被受害者利用（里夫本来很欣赏科索沃解放军，可是现在他对这支武装力量感到尤其愤恨，因为他看到这支武装力量经常习惯性使用暴力，并且强行驱逐科索沃地区其余的塞尔维亚人。科索沃解放军其实不比他们的敌对者塞尔维亚人好到哪里去）；但最主要是受大国利用，因为从现实来看，这些人道主义机构所做的事情都是这些大国交给它们的，它们需要和这些大国合作。

人道主义者为法律上模棱两可的武装干涉以及这些武装干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缺陷提供掩护，他们的名声和信誉也因此受损，而且还常常不能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在里夫看来，特别是联合国有成为“美国事实上的殖民地办公室”的危险；美国打到哪里，联合国就跟在后面收拾乱局，“照例被当成一张面巾纸用”（引言里的话是一位在伊拉克的联合国官员醒悟以后的描述，里夫对这样的说法表示赞同）。这似乎有点太过苛刻了。毕竟，痛苦的经验告诉这些处于危险地方的人道主义机构，只有站到占领方或腐败的地方头目或者警察一边（无论会对它们的信誉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它们才能留下来多多少少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因此里夫幻灭的口吻带有一种怀疑主义，“如马克斯·布特（Max Boot）或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这样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帝国梦想比人道主义左派的优柔寡断更有意义”。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些操之过急的地方，在他原来的文章里以及后来再版的版本里都能看到：里夫告诉我们，在科索沃，“西方在人权这个‘绝对命令’上口惠而实不至，它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此外，对于很多读者来说，里夫所说的出于好心插手他人事务会带来负面影响并不是什么新闻。但里夫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会接受这种很大的勇气所带来的不愉快的副作用。他几年前曾这样写道：“在这新旧千年交替之际，我们归根到底似乎就是在帝国主义或野蛮之间做选择。”然而，伊拉克战争发生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他沮丧地承认：“我之前没有意识到，帝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或者说至少总能变成野蛮。”［2］

里夫并不反对今天的人道主义干预，但他现在认为我们应该务实地根据具体每件事情本身的情况去对待它，不能有幻想，尤其不能对我们能带来多少真正的变化以及需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抱有幻想。［3］他仍然相信“我们”应该早些在波斯尼亚进行干预，他相信“我们”需要对允许卢旺达种族灭绝这样的事情发生负集体责任。那么，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决定何时袖手旁观，何时采取行动？这个具有避免此类灾难的责任和能力的“我们”又是谁？是指“国际社会”——实际上也就是指联合国及其各救援机构和维和部队？里夫对联合国的感觉就像一个失望的情人，他对联合国的轻蔑是毋庸置疑的，他说：“只有在非洲的语境下，联合国这样一个废弃的机构才会被看成一个权力中心，但那些很了解它的人都知道联合国是一个多么软弱的组织。”然而除了联合国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废弃”？“软弱”？很多人都会同意里夫对联合国的轻蔑态度。一个著名的人权律师此前与联合国在非洲有过合作，他指责联合国及其现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在那里“屈服于邪恶”。［4］新保守派早就认为联合国无关轻重：“联合国什么也保证不了。除了在形式意义上，你几乎可以说它并不存在。”［5］布什政府故意提名一位对联合国充满鄙夷的人做下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最近任命了一个“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该小组针对世界面临的威胁、挑战和变革撰写了一个题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A More Secure Worl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的报告，其中该小组承认联合国对冲突发生后的行动管理不善，协调能力差，开销不节俭，联合国内部各机构之间的竞争会造成浪费。该小组很明确地将联合国声名狼藉的人权委员会称作“缺乏合法性”（用词很礼貌）。

然而，联合国最根本的问题既不是效率低下，也不是贪污，也不是“合法性”的不足。它的根本问题是软弱。没有安全理事会的一致通过，联合国无权发起国际干预，而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至少美国总是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否决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联合国受“冷战”僵局所束缚，它能做的仅限于发布一些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决议”。然而，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及其机构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它作为世界的调停者、和平的建设与维护者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国际合法性，以至于在全球数亿人眼中，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当性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获得第二次安理会决议的支持，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6］

正如该小组所指出的：“对使用武力的集体授权在今天可能并不是常规做法，但它也不再是例外的做法。”但是这就要提到联合国的第二个弱点了。在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对本国民众权利的侵犯成为对其进行武力干涉的主要动机，可是联合国宪章又强调主权国家不可侵犯，这就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在国家特权面前补偿个人的权利并不是一个新的挑战［1953年至1961年之间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便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7］］，但联合国无论在法律或后勤上都没有资源可以去应对这个挑战。最重要的是联合国没有军队或者自己的武装警察。它也因此倾向于回避要求其使用武力的冲突事件，该小组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事关我们集体安全的机构却不愿认真地做出努力以防止致命的暴力冲突的发生，这便是导致其低效的最主要原因。”

然而这个小组也十分清楚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它的最大的成功就是说服民主人士和暴君需要通过获得或援引联合国的批准作为自己行动的遮羞布，这样起码看起来是合法的。今天联合国向全世界许多地方（从波斯尼亚到阿布哈兹再到东帝汶）派遣维和部队可能偶尔会造成反常和荒诞的结果——对此里夫等人很阴郁地做了记录；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或者他们的数量不足或没有得到充分授权，那么结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强大的非自由国家不会容忍任何对其国内事务的干扰（如车臣问题），糟糕的事情会在这些联合国的政令无法施行的地方发生。总而言之，联合国也不是那么应该受到谴责。该小组的结论是：

我们发现，联合国在应对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上比人们认为的要有效很多。

这16名联合国小组成员不是一帮不切实际的人道主义左派人士。这些人中包括4位前首相，澳大利亚前外长、备受尊敬的国际危机组织主席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一位英国的联合国特使（已退休）和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将军。对于一个联合国的委员会来说，他们的结论非常冷静务实，令人耳目一新，因而也格外有分量。他们得出结论是：今天的人们“向往建立一个受法治约束的国际体系”，而这样一种国际体系只有在“可受其部署的军事资源”的支持下才能运行起来，而只有联合国的会员国才可以给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的各个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这样的资源。如果它们一直不能做到这点，那么很快情况将变得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样明显，“联合国身上虽然没有了‘冷战’的锁链，但却又会被会员国的自满和大国的冷漠所束缚”。

与此同时，如果各个成员国选择单方面地部署它们的资源，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国际体系就无法存在下去。在现实世界中，只有一个成员国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连续这样做，该小组成员们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

当前世界充满了潜在的威胁，［8］人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些威胁的存在，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单方面发动的先发制人行动（与集体认可的行动截然不同）会给全球秩序和不干涉原则（该原则是全球秩序的基础）造成很大风险，因而我们无法接受这种单方面行动的合法性。

我之前问到有关未来的干涉问题，在问题中我提到了“我们”，这个“我们”只能是由一个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科菲·安南的这个高级别小组没有误解有关国际生活的事实：

如果要取得一个新的安全共识，必须理解一点，即站在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新旧威胁最前线的行动者依然是一个个主权国家。

II.

因此，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到了我的出发点。世界上有很多单独的主权国家，但只有美国既有意愿也有条件支持国际的武装干预并帮助其实现目标。这在一段时间里当然是很明显的。美国的参与不但不会让国际社会感到焦虑，而且很多国家会因此得到安慰。美国不仅与它在1945年帮助设立的各机构和联盟有相同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目标，而且此前美国的统治阶层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能够带来的好处，他们和哈里·杜鲁门都相信：

无论我们的力量有多么伟大，我们都必须认识到我们不能给自己行事随心所欲的自由。［9］

大国当然不是慈善家。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追求历届政府所理解的国家利益。“冷战”结束后的10年里，美国和“国际社会”看起来还是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的，无论这有多么偶然；的确，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激起了各种各样的改善世界的自由主义梦想，因此才会有90年代的热情和希望，也因此会有今天愤怒的幻灭。乔治·W. 布什的美国与国际社会有着断然不同的利益和目标。国际社会中有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美国自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很可怕。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会同意这样的看法。

巴塞维奇毕业于西点军校，他是一名越战老兵，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徒，他在波士顿大学担任国际关系学教授。正因为他的身份他才获得了在这些通常不会受到批评的圈子里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些圈子里的人读到他的新作《美国新军国主义：美国人怎样被战争所诱惑》（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How Americans Are Seduced by War）以后应当做慎重的反思。他的论点很复杂，他在书中非常细致地描述了越战以来美国军方所发生的变化，也讨论了美国战略政治思想的军事化以及军方在美国文化中发挥的作用，他的论述便是以上述内容为基础展开的。可是他的结论很明确，他写道：美国不仅正在成为一个军事化国家，美国社会也在军事化；在这样一个军事化的国家中，武力是衡量国家是否伟大的标尺，而战争或对战争的策划则是这个国家具有典范性的（也是唯一的）公共项目。

为什么美国国防部目前在境外和国内分别设立725个和969个美军正式基地（更不用说还有许多秘密基地）？为什么美国在“国防”上的开销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多？毕竟，美国没有需要通过“星球大战”导弹防御或“掩体毁灭者”钻地核弹才能吓倒或打败的现敌或者可能的敌人。然而这个国家却如此迷恋战争：战争的传闻，“先发制人”的战争，“预防性”战争，“外科手术式”战争，“永久”战争。[1]正如布什总统在2004年4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所做的解释：“这个国家必须主动出击，并且保持攻势。”

士兵和其他穿制服的现役军人在政治性的合影和热门电影中无处不在，民主国家中只有在美国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民众急切地购买昂贵的军用车辆，然后只开着车去郊区购物，这景象也只有在美国才能看到。在人类事业的许多领域中，美国已经不再至高无上，战争和战士成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和美国生活方式最后且经久不衰的符号。巴塞维奇写道：“美国真正的比较优势似乎是在战争中。”

美国人崇拜这种具有治疗效果的攻击行为，对此巴塞维奇很好地从精神上解释了这种崇拜的根源。他在书中引用了包括独特的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在内的许多人的说法（诺曼·波德霍雷茨称美国有一个国际使命，绝不能“回家”）。他还总结了美国发动战争的现实根源：控制燃料的供应，而且美国对此的争夺将变得越来越激烈。美国每年消费世界石油生产总量的25%，但目前已证实它自己的石油储备只占全球总量的2%不到。巴塞维奇称其为第四次世界大战：在中东和中亚这样具有战略价值和丰富能源的地区争夺霸主地位。［10］它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冷战”）正式结束很久以前（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

在这种背景下，需要美国参加或者美国自愿参加的战争可能会有无穷多，而今天的“全球反恐战争”只是其中的一场战争或一个插曲。因为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它将赢得所有这些战争。在巴塞维奇看来，因为这样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空中力量会再次给战争某种“审美上的体面”，所以美国人民会接受这样的战争。但战争本身的终结仍遥遥无期。

令曾经是军人的巴塞维奇倍感困扰的，是随之而来的美国外交关系的军事化以及为征服和占领目的所进行的战争中传统“战争价值”的败坏。很显然，他不能容忍美国政府在海外进行的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冒险：其他国家从美国的冒险中能获得多少利益无法确定，而美国却需要付出远高于此利益的道德成本。［11］最让巴塞维奇关注的是美国国内的情况。在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中，可以被接受的意见的范围将不可避免地缩小。对“三军统帅”的反对很快被当作“大不敬”，批评成了背叛。巴塞维奇回忆起麦迪逊在1795年写的话，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不断的战争之中保持其自由”，［12］他对此表示认同。“全方位占据优势地位”这种说法一开始是美国国防部的陈词滥调，后来却成了政府的计划。

虽然我觉得巴塞维奇将战争看作问题的核心没有错，但是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中，人们所崇拜的不仅仅是武力。美国人对总统的尊崇已经超过了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对自己的领袖尊敬的程度，这让美国人难以接受其他人对自己国家行为的看法。国际特赦组织的最新报告《关塔那摩及其他：美国持续追求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Guantánamo and Beyond: The Continuing Pursuit of Unchecked Executive Power，2005）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份报告里没有什么世界其他地区不知道或不相信的内容，但布什总统却否认该报告的真实性并且嘲笑了这份报告。美国将其选中的嫌疑人“提交”到第三国（所谓“提交”指的是先将他们绑架然后移交），由第三国对这些人进行审讯并施以酷刑，如此一来美国的法律和媒体便无法对此进行干预。接受此类任务的国家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当没法将嫌疑人移交国外时，我们便从国外邀请合格的审讯者到美国来。

至少有27名“嫌疑人”在美国位于伊拉克、阿富汗和关塔那摩的审讯中心和监狱中被杀。这个数字不包括未经法律程序在境外死于“定点暗杀”中的人：最早开始这样做的人是墨索里尼，他于1937年在诺曼底谋杀了罗塞利兄弟；以色列后来也积极采用这种暗杀方式，现在轮到了布什政府。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中还列出了据称美国拘禁中心（尤其是关塔那摩监狱）里使用的60种监禁和审讯手段，其中包括将嫌疑人浸入冷水中以模拟溺水，强行剔除面部和身体的毛发，电击身体各部位，侮辱嫌疑人（如对着嫌疑人小便），带有性意味的嘲弄，嘲讽嫌疑人的宗教信仰，用手铐将嫌疑人挂在空中，消耗嫌疑人的体力直到其体力耗尽（如让嫌疑人搬石块）以及模拟对嫌疑人的处决。

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东欧或者七八十年代的拉丁美洲的学生会对所有这些手段以及据称在现场的所谓“医务人员”非常熟悉。但是，美国审讯人员也有“创新”：有一个做法是强行将嫌犯和他们的《古兰经》用以色列国旗裹上。这是向我们唯一的无条件的盟友表达的慷慨姿态，然而此举可能也确保了世界各地新一代的穆斯林会视美国和以色列为一体，并会一样地仇视两国。

上述所有这些审讯手段以及在关塔那摩、阿富汗的坎大哈和巴格拉姆以及伊拉克的加伊姆（Al-Qaim）、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和其他地区经常使用的许多其他审讯手段均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而美国是这两个公约的签约国（2002年1月，甚至连英国秘密情报局都警告其在阿富汗的工作人员不要参与他们的美国盟友对犯人“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以免他们招致刑事责任）。［13］

这些审讯手段也违反了美国法律。这些“法律黑洞”的形成是因为下面这种说法：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美国缺乏最终主权的地方（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们欣然承认古巴对关塔那摩湾的所有权），而且是发生在外国人身上，所以美国的法律和法院在这些地方没有任何司法权。正是因为这个自私得令人震惊的说法，这些审讯手段才会继续进行。只要全球反恐战争没有终止（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目前美国以外的70000名被关押者便会一直被监禁和隔离。

——

这件事本来已经很令人感到不快了，可最令人沮丧的也许就是布什政府对批评表现出的毫不掩饰的轻蔑。这部分是因为批评本身已经变得非常少见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特别是令人钦佩的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发表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文章］，美国新闻界明显没有认识到本届政府所带来的威胁，更不用说去对抗这种威胁。美国的报纸和电视被迫噤声，行政权力因而可以无视法律、侵害人权而不受监督或质疑。面对这样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政府，调查记者们不但不去反抗，反而积极地做政府的同谋在伊战前散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学者和评论家鼓吹战争，嘲笑外国的批评者或表示不同意见的盟国——他们现在仍然在嘲笑。现在美国国内媒体的工作是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外国人权组织在做，而这些媒体则变得软弱和屈从。

这样来看，政府及其公务员对公众（包括立法机关）如此不屑一顾也就不奇怪了。在阿尔贝托·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被任命为美国司法部长之前，他曾在2005年1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煞费苦心地向与会的参议员解释，由于国际《反酷刑公约》的法律效力低于美国法律，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只适用于各州，不适用于联邦政府，而宪法第5修正案不适用于在国外的外国人，因而美国对有关“海外外国人受到残酷的、非人的或有辱人格的对待”一事不负有法定义务。所以他们是“无法无天的下等人”？[2]

2005年3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公开表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实力将继续遭到挑战，这些人利用国际公共空间、司法程序和恐怖主义这样一种弱者的策略来挑战我们。”这份报告至少能澄清我们视什么人为敌人，又把什么东西当作危害。然而，就在这个月的14日，美国国务卿赖斯便这样宣称道：“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有多么重视国际机构和法治。”真的好重视啊。

III.

历史学家和学者们现在赶起“美利坚帝国”这个风潮来了，可是帝国只有在共和国先死去以后才会诞生，这点他们忘得也太快了。从长久来看，一个在国外表现得像个帝国（做出粗暴、轻蔑、非法的行径）而在国内又能够维护共和主义价值观的国家并不存在。认为光凭制度就可以在一个共和国中避免权力的滥用是错误的，而帝国则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滥用。塑造共和国或者破坏共和国的不是制度，而是人。在今天的美国，政治阶层中的人们都失败了。美国国会似乎无力阻止权力在行政部门的愈加集中，实际上，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国会都积极乃至踊跃地促进了这个过程。

司法系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14］“忠实反对派”都表现得过于忠实。的确，不要指望民主党能做什么。民主党害怕被人指责破坏对“秩序”和“安全”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它的领导人现在力图效仿共和党咄咄逼人的立场，甚至有超过共和党之势。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可能会是民主党2008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她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美国-以色列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她对与会者表现出了极为夸张的尊崇。［15］在美国最高权力的边缘，在布拉迪斯拉发或第比利斯这样的地方，美国的共和梦想仍然还存活着，就像从一个遥远的垂死恒星射出来的正逐渐黯淡下去的光。但是，即使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疑虑也变得越来越强。国际特赦组织列举了几位被拘留者的情况，他们都表示“简直不能相信美国人会这样做”。我有一个朋友是生活在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他对我说了跟上面完全一样的话。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是美国最好的朋友以及无条件的崇拜者。一位非常资深也相当保守的西班牙外交官最近在马德里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怀着一个美国梦在佛朗哥政权的统治下长大。这个梦想鼓励我们想象一个不同的、更好的西班牙，后来这个梦想鼓励我们去建立一个不同的、更好的西班牙。所有的梦想都必然会褪色，但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必然会成为噩梦。我们西班牙人对政治上的噩梦有一些了解。美国现在怎么了？你们该如何解释关塔那摩监狱发生的事情？［16］

美国人民认为他们的共和国坚不可摧，这种信仰令人感动。大多数人甚至都不会去考虑美国落入金玉其外的寡头集团手中的可能性；用安德鲁·巴塞维奇的话说，他们的政治“制度根本腐败，运行的方式不符合真正的民主精神”。然而20世纪的历史教会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不要太自信满满。今天当外国人隔着重洋来看美国时，他们所看到的景象并不让他们感到乐观。

西方现代史上曾有过先例：国家领导人利用民族屈辱和恐惧限制公众自由；政府用永久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对其政敌施以酷刑；统治阶级在“国家价值观”的幌子下追求一些目标，而这又导致社会的撕裂；文化上则强调自己的独特命运和优越地位，另外崇尚武力；在政治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操纵程序性规则，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威胁要修改法律；受到恐吓的记者被迫承认错误并公开忏悔。欧洲人（特别是欧洲人）在不远的过去经历过这样的制度，他们给这种制度起了一个名字，但这个名字不是“民主”。

美国目前笼上了一层阴影，它意味着，在多方取得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国际干预的短暂时代已经结束了。这和人道主义事业的矛盾或悖论没有关系，它是美国名声败坏的后果。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已经不再视美国为正义的力量，尽管美国人可能很难理解其原因。美国做错了事情，交错了朋友。当然，“冷战”期间，美国也支持过许多声名狼藉的政权，但当时它这样选择还是有一定逻辑的：它是为了在一场反共的“冷战”中支持反共的独裁者，是出于国家利益所做的选择。而今天，这场战争表面上是为反对残酷、恐怖的专制，而我们却与世界上最残酷的、使用恐怖手段统治的暴君合作。我们在时速50英里的装甲卡车里兜售某种类似民主的东西，还把这称为自由。这一步走得太远了，世界正在对美国失去信心。

大卫·里夫会第一个承认这不是个好消息。因为新保守主义的核心有一个根本的真理：美国对整个世界健康的重要性不可估量。如果美国被掏空，失去了民主的灵魂或实质，只剩下军事外壳，后果会很糟。只有美国能承担起世界人道主义事业的重任。我们已经看到，当危机发生时（当年在卢旺达，今天在达尔富尔），美国没能及时介入会发生什么。如果美国不再是人们信赖的正义的力量，世界当然不会停下来，其他人仍然会抗议，仍然会做有益的事情以期得到美国的支持；然而，这样的世界对于美国国内外的暴君和骗子们来说则将会变得更安全。

今天的美国不再可靠，它的声誉和地位都处于历史的最低点，而且也不会很快恢复。目前也没有哪个国家或组织可以马上替代美国，欧洲人不会接受这个挑战。从最近在法国和荷兰举行的公投的惨淡结果来看，在未来的数年里，欧盟也似乎无法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政治力量。“冷战”确实已经过去了，但“冷战”后的希望时刻也一去不复返了。为了避免国际的无政府状态，两代开明的美国政治家苦心经营，而眼下这种无政府状态可能很快会将我们再次吞没。布什总统认为世界上的“自由”越来越多，我希望我能和他一样乐观。我看到的是危机四伏。

这篇文章是为大卫·里夫的书《以武力威胁：民主梦想与武力干涉》、安德鲁·巴塞维奇的书《美国新军国主义：美国人怎样被战争所诱惑》、联合国秘书长的高级别小组报告《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关塔那摩及其他：美国持续追求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所写的评论，此文最早发表在2005年7月的《纽约书评》上。

[1] 原作中提到了两个名词：“preventive” war, “prophylactic” war，其中文含义都是“预防性”战争的意思。——译者注

[2] 引号中的句子来自英国小说家、诗人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写的一首名为“赞美歌”（“Recessional”）的诗，原文为“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译者注

第19章

联合国已穷途末路了吗？

I.

联合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这很奇怪。在美国提到它（尤其是在华盛顿提到它），你可能会听到“丑闻”“浪费”和“失败”这些词；在大众的印象中，联合国是一个昂贵的国际赘生物，它滋生惰性，许多人在里面尸位素餐、随波逐流；它阻碍了美国高效地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这些圈子里，联合国至多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现在“出问题了”。

但是，其他的地方的人们可能会告诉你联合国覆盖的范围之广有多么惊人：联合国通过自己在人口、环境、农业、发展、教育、医疗、对难民的医疗护理以及很多其他领域的各种机构所处理的人道主义危机和挑战是大多数西方人所无法想象的。再就是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参加维和行动的人员有蓝盔士兵、边境观察员、警察培训员、选举监督员、武器核查人员以及其他人员，这支国际调停和维和部队跟整个驻伊美军比少不了多少。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联合国不存在的话，世界将肯定会糟糕很多。［1］

联合国的创始人（尤其是其中的许多美国人）如果知道今天的联合国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可能会感到很惊讶。1945年人们对联合国充满热情，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的理由和目的似乎不言自明。民族国家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其规模之大倒是让人们有理由感到乐观：各国政府和人民当然会很明白不能让这样的灾难重演。联合国及其章程和各机构将成为人们选择的预防手段。国际联盟的不足将得到解决，强大的主权国家将通过联合国开展工作，而非反对或绕过联合国。

成立60年后的联合国肯定有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二战”结束后，给世界造成巨大创伤的纳粹主义尚存世的领导人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其罪名有“策划、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以及其他罪名。联合国的创始人强调主权国家不受外国干涉的权利，包括不受联合国本身的干涉，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联合国才可以干涉。《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这样写道：“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但联合国也希望自己能够远比国际联盟更积极主动地去防止一些国家的统治者和政府伤害其境内的公民和其他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合国在尊重人权以及少数民族所受到的对待上确立了很高的预期，如果不尊重人权或者伤害少数民族则可能引发合法的国际干预。这样一种主权和国际主义之间明显的矛盾因为成员国的增多而不断加剧，［2］加入联合国的很多国家当然会伤害本国人民；另外，失败国家的数量也增多了，在这些失败国家中，主权性质本身就变得不清晰。

在20世纪90年代的海地、索马里、波斯尼亚或者卢旺达，今天在伊拉克和苏丹，联合国在现实中应该与谁打交道？是当地的犯罪头目还是本身就要对危机负责的政权？在全球化的时代，跨国公司和其他经济主体随之崛起，这些非国家行动者的财富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国家；当对民众最严重的伤害常常由这些非国家行动者造成时，经典意义上的国家的核心职能就已经失效了，目前尚不清楚应该由谁来行使这些职能以及如何行使。［3］毕竟，作为一个观念、一个机构的联合国（顾名思义：国家的联合）本身就是根植于民族国家的时代，它在这样的时代应当起怎样的作用？

你可能认为，在有关联合国这个世界组织作用的辩论中，联合国（如任何巨大的官僚机构一样）面临的并始终面临的问题——如何有效运转，以及如何消除任人唯亲和贪腐——不会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毕竟前面提到的困境要紧迫得多。但是如果你那样认为你就错了。自从麦卡锡谴责联合国帮助共产主义扩大影响力以来，美国许多评论员诋毁起联合国来都非常积极。目前在这一长串攻击中又有了最新、最恶毒的攻击，这名攻击者是一个自称“新闻记者”的名叫埃里克·肖恩（Eric Shawn）的人。［4］跟联合国的许多无情的批评者一样，肖恩也表示自己希望联合国能好，他在他的名为“联合国真相：联合国如何破坏美国的安全又如何令世界失望”（The UN Exposed: How the United Nations Sabotages America’s Security and Fails the World）的书里写道：“一个崇高的理想现在变成了傲慢的堡垒，而且常常无所作为，我和无数人感到了巨大的幻灭。”但是，这样一些为起缓和作用的谎言很快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联合国一系列罪行的“调查”，读来令人目瞪口呆。联合国“哪里都看得到极度的无能”，“联合国大使和工作人员享受曼哈顿豪华且免税的生活，另外还有其他额外待遇”，另外书中对有关“维和人员强奸多名12岁女孩”的报道的关注非常之淫亵——这篇报道被概括为“联合国工作人员如何一而再地将孩子变成他们的性猎物”这一句话印在了书皮上。肖恩在书里每提到科菲·安南都会用极为轻蔑的口吻称他为“联合国世界的罪魁”。

在这长篇大论（其口吻和偏见是对肖恩先生的雇主福克斯新闻忠实的再现）的背后却有一个严肃的目的。肖恩和他的同伴鄙视联合国是因为联合国对美国的目标，尤其是对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一目标构成了阻碍。居然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胆敢对美国开战的决心表示异议，肖恩先生对此感到很愤怒。美国为强迫国际社会追随自己做了很多努力，可法国这个安理会成员国居然投了否决票，他对此怒不可遏：法国和其他国家拒绝增派10万军队以“帮助伊拉克完全实现稳定”，这是“对伊拉克人民一再的出卖”，“它特别好地说明了联合国在道德和政治上无足轻重”。

当然，不仅仅是法国。根据肖恩的描述，整个联合国都在拿着美国的资金去支持美国的敌人，伤害美国的利益。联合国的高级工作人员都是本能地反美。肖恩将联合国副秘书长、英国人马克·马洛赫·布朗（Mark Malloch Brown）的情况作为证据进行论证，这能够很好地说明肖恩的方法。1983年马洛赫·布朗作为社会民主党（SDP）的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没有成功。20年后的2003年，英国自由民主党（现已解散的社会民主党的后继者）投票反对布莱尔出兵伊拉克的决定。论证完毕。况且联合国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像马洛赫·布朗这样过去有类似污点的人：

不能仅仅因为民主选举终于在伊拉克举行而原谅联合国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俯瞰纽约市东河的矩形建筑（指联合国总部大楼）里的人应该给美国人民一个答案。

肖恩的这本小书看似体面：出版社是企鹅图书的子公司，书的封面上还有鲁道夫· 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的推荐语。［5］肖恩自豪地在书里提到自己认识如查尔斯·希尔（Charles Hill）这样的人。查尔斯·希尔之前是美国国务院派驻到耶鲁大学的高级外交官员，现已退休，肖恩书里的一些刻薄的俏皮话就是来自他。但是，《联合国真相》一书其实就是把人身攻击和沙文主义仇恨装扮成新闻报道的样子。如果埃里克·肖恩真的想认真研究联合国的问题，他来纽黑文时应当去找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聊聊。

肯尼迪教授在他的最新著作《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The Parliament of Ma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中对联合国的历史、任务和困境做了全面且容易理解的介绍。在这本很有吸引力的严肃著作中，肯尼迪教授细致列举了联合国的种种困境，但是他没有因此忘记一个更大的事实，这个事实被他在结尾总结为这样几句话：“……联合国已经给我们这一代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我们当以我们的决心和慷慨进一步对其做出贡献，让它将继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造福。”

读肯尼迪这本书的第一印象便是联合国的高层人员非常之尽忠职守。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在他的《用心良苦：科菲·安南和美国时代的联合国》（The Best Intentions: Kofi Annan and the UN in the Era of American World Power）一书中对科菲·安南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最后几年讲述得很精彩，读他的书也会有这种印象。近年来在许多西方国家的高级公务员和外交人员的素质有所下降，私营部门的薪水和机会让许多年轻男女不再选择在政府部门任职。然而，联合国却依旧有一群极为杰出和敬业的公务员为它工作。联合国早年便是如此，当时领导联合国的是诸如达格·哈马舍尔德和拉尔夫·邦奇（Ralph Bunche）这样的政治家，另外它还吸引了像布赖恩·厄克特（Brian Urquhart，第一个进入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英国军官）和勒内·卡森（René Cassin，起草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法国法学家）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今天的联合国依然如此。被任命为各届秘书长的国际官员才干不一［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二位都没有取得多么光辉的成绩［6］］。但是，对于以下诸位：拉赫达尔·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自2001年10月至2005年1月担任联合国驻阿富汗代表团团长），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自1997年以来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1997年至2002年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路易丝·阿尔布尔（Louise Arbour，她是玛丽·罗宾逊的继任者，还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前首席检察官），已故的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Sergio Vieira de Mello）和让-马里·盖埃诺（Jean-Marie Guéhenno，自2000年10月起担任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负责人）以及自哈马舍尔德以来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秘书长科菲·安南，任何一个政府如果能有这些人为自己工作都会感到极为自豪和幸运。［7］

联合国取得了什么成就呢？首先，它存活了下来。建立一个解决各种冲突和问题的国际机构是一个很古老的想法，它的源头来自康德在18世纪提出的“永久和平”梦想。国际红十字会（成立于1864年）、分别在1899年和1907年举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因国际红十字会和两次海牙国际会议而形成的《日内瓦公约》再加上国际联盟本身都是这个想法早期和部分的实现，可是它们在这个民族国家互相交战的世界中缺乏合法性，尤其是缺乏强制执行权力。与它们相比，“冷战”几十年来大国之间形成的对峙之势以及去殖民化时代的到来令联合国很受益，它成为讨论国际问题的天然场所和论坛；另外，从一开始直到最近联合国都有幸得到美国的支持。

另外，许多没有其他任何人想承担的国际责任慢慢地堆在联合国身上，联合国因此受益（如果可以用受益这个词的话）。从1960年的刚果，到20世纪90年代的索马里、柬埔寨、卢旺达、波斯尼亚，再到今天的东帝汶、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刚果（再一次）。用肯尼迪的话说就是，它们都是“半夜扔在联合国门口的弃儿”。许多任务失败了，所有这些任务都花费巨大，但它们提醒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为什么需要某种形式的国际组织。这些任务还只是联合国所做的事情当中最明显的。

因为实际上联合国有许多部分组成，它的政治和军事分支（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维和行动）仅仅是其中最有名的。仅举几个联合国的其他分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的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成立于194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成立于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成立于1948），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成立于1949），联合国难民署（UNHCR，成立于1950），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成立于1963年），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成立于1993年）。这种跨国组织不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政府间计划，也不包括诸多为解决某些特定危机而建立的机构，这些机构包括联合国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斡旋团（UNGOMAP，该机构成功地监督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UNAMSIL，联合国于1999年在塞拉利昂执行的任务），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UNMIK，联合国于1999年在科索沃执行的任务）以及许多此前和此后建立的机构。

这些组织所做的事情多数是日常工作。联合国执行的一些比较“软”的任务——如解决健康和环境问题，帮助危机中的妇女和儿童，教育农民，培训教师，提供小额贷款，监督对权利的侵犯等，许多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一些时候也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些工作；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联合国的督促下或在联合国发起倡议之后，这些政府或非政府机构才会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在现在这个世界，各国政府的主动权逐渐转移到如欧盟或跨国公司这样的非国家组织手中，如果联合国或联合国的代表不去做，很多事情便做不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的《儿童权利公约》就是一个例子。［8］这些组织的确需要钱，但我们也应该记得，就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来说，它的预算比许多国际企业都要少。

当所有人都承认联合国的合法性时，它能发挥最大作用。当联合国对选举或休战进行监视或监督时，它往往是唯一的来自外部的对话者，它的良好愿望和正当权力能够得到处于斗争之中各方的承认。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比如1995年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屠杀），灾难会随之而来，因为联合国部队既不能使用武力来保卫自己，也不能进行干预以保护他人。因此，联合国不偏不倚和真诚的信誉是它最重要的长期资产，如果失去这样的信誉，联合国就会变成一个或多个强国的又一个工具，所有人都会因此而憎恨它。2003年安理会拒绝对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样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授权，正因为此，联合国才没有彻底失去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信任。

联合国在满足人们期望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我们可以很容易把这些问题列举出来。联合国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花钱，而这些钱只能从成员国那里获得。我们不要忘记，联合国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一直以来所执行的只能是成员国的意愿。联合国没有自己的军队或警察部队，此前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和加拿大（所谓“保持关切的北方国家”）连同其他几个国家（如波兰、意大利、巴西、荷兰和印度）曾经为联合国配备受过训练也有装备的部队。今天，因为非洲或亚洲较穷的国家急切地需要联合国的钱，因而联合国的维和队伍更可能是从这些国家来的军人组成；可是来自这些国家的军人都没有经验，也不守纪律，他们在参与维和的地方的名声不好。［9］另外，当每次遇到新的危机时，联合国还需要组建新的队伍。

很显然，如果联合国要履行“保护”这个新出现的责任——这本不属于它最初的职权范围或计划的一部分，那么它就需要有自己的军队（包括布赖恩·厄克特在内的一些人便是如此建议的）。［10］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使安理会同意对某个军事任务授权，联合国秘书长也需要开始一轮无休止的谈判以设法要到资金、军人、警察、护士、武器、卡车和物资。如果没有这样的额外援助，联合国就会很无助：1993年，联合国光维和费用一项就超出了它全年预算的两倍以上。因此，由某一个国家（法国在科特迪瓦或乍得，英国在塞拉利昂）或某个非全球性联盟来发动干预（比如北约在1999年对塞尔维亚的袭击）依然比联合国的解决方案更快、更有效。［11］

联合国的执行委员会安理会本身就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大多数成员国轮流担任安理会的理事国，但自1945年以来，五个常任理事国没有变过。人们会对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前是苏联）的特殊地位表达不满，但也还没有真正去质疑过。但是现在许多国家对英国和法国继续保有特权表示愤怒。为什么德国不能成为常任理事国？或者在常任理事国中加一个资格，由欧洲国家轮流担任？难道常任理事国里不应该有至少一名新成员国吗？比方说巴西、印度或者尼日利亚，如此一来1945年至今世界的变化可以得到反映。法国反对伊拉克战争，而这也是世界普遍的立场，法国人因而为自己赢得了喘息机会，但这些不满不会就此消失。

由于很难对安理会的改革达成一致（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否决权，而增加更多拥有否决权的成员国会将事情变得更糟），因而某些问题会一直持续。只要俄罗斯选择保护像苏丹这种国家的“主权”（因为他们要和这些国家做生意），联合国将无法对达尔富尔进行干预，防止种族屠杀的发生。只要美国否决安理会做出批评以色列的决议，联合国便无法在中东有任何作为。即使安理会的表决达成一致（去年8月安理会呼吁以色列与黎巴嫩停火），只要其中某个强国（在此次事件中是美国）拒绝迫使其附庸国服从安理会的决议，便足以使整个国际社会的意愿受挫。

许多评论家会回应说：因为没有国际社会所以才会这样。詹姆斯·特劳布对联合国基本上抱有同情之心，在《用心良苦：科菲·安南和美国时代的联合国》一书中，他称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也就是联合国的议会）二者在组织上均处于“瘫痪状态”。世界各国的代表来到纽约发表宣言和表演，但他们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目的的“共同体”；不过即使他们形成了这个“共同体”，联合国也无法为他们的共同利益和目的去做什么。因此，要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一片。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联合国需要的东西很多，它当然需要获得自己的情报搜集能力，这样它可以对危机进行更好的预测和分析，它需要更高效地制定和执行决策，它需要精简那些功能重叠的委员会和项目，它还需要合理化改革自己的法规、立法、会议和支出，另外它需要比以前更好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之处和腐败。安南本人也承认，联合国的管理“是一个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

但是，改革联合国则意味着改革成员国的行为。从美国到撒哈拉以南的最小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计划要做的事情，也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很少有国家会愿意为国际社会更高的目标牺牲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分配各种委员会的席位时，联合国一直以来都强调“地域分配”（而非国家实力）这种平等的原则，因为这个原则有它的优点：它可以让小的、边缘的国家不被强国或强国联盟强迫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这样的原则也产生了不好的结果：苏丹曾经是人权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的成员，拥有表决权；另外，臭名昭著的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言，呼吁限制新闻自由。科菲·安南本人最近警告说，现在这个新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其中的现成员包括阿塞拜疆、古巴和沙特阿拉伯）如果只将注意力集中在以色列对人权的侵犯行为而对“其他国家的严重侵犯行为”视而不见，那么它将迅速失去人们的信任。但目前这些障碍都依然存在。［12］

可悲的是，最大的障碍是美国这个联合国最强大的成员国和主要操纵者。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不招人喜欢的个性在过去一年里受到许多人的关注。博尔顿严重阻碍了联合国在许多层面的顺利运作（美国总统布什不情愿地放弃了对博尔顿的临时任命进行延长的努力，所以博尔顿将不能再继续阻碍联合国的运作）。如詹姆斯·特劳布所描述的，博尔顿及其下属要求对联合国的管理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然而过去两年中，他们却接连破坏了其他人针对体制和程序改革做出的真诚努力，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为实现改革所需要做出的妥协。

博尔顿与津巴布韦、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组成了事实上的联盟，这些国家出于各自的理由都希望联合国继续处于无能的状态，不要干涉它们国内的事务。由于在最近举行的围绕人权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谈判中美国拒绝让步，在设立一些以缔造和平为目的的委员会或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裁军机制上面它也拒绝让步，有些国家（尤其是伊朗和巴基斯坦）也毫无顾忌地拒绝了如核不扩散这样更严格的规则。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这种表现，它们将不得不做出让步。一些成员国（主要是欧洲国家）希望可以用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来换得更有效的国际法律机制或一套可行的集体行动规则，然而在联合国里这些国家一直是少数派。

博尔顿不仅仅反对联合国进行有效的改革，他也不放过任何嘲笑联合国的机会，他曾多次称联合国“无能”以及“无足轻重”。［13］他的这种做法让美国在联合国中与一些奇怪的国家为伍。2006年12月，安理会提出一项动议，谴责以色列在拜特汉诺（Beit Hanoun）杀害19名巴勒斯坦平民，这项动议遭到了美国的否决。后来联合国大会（那里没有否决权）只通过了一个对死难者表示“遗憾”的文本，可是美国对此甚至也表示反对，同样表示反对的国家有以色列、帕劳和马绍尔群岛这样一些美国一直以来的盟友；另外那一次表示反对的还有澳大利亚。今年早些时候，有关对人权理事会进行改革的提案终于提交到了联合国大会上，188个国家投票同意执行该提案，有4个国家投票反对，这4个国家是：以色列、马绍尔群岛、美国和白俄罗斯。

博尔顿的个人风格可能很与众不同，但他投的票都是他的那些在华盛顿的上司的意思。有一段时间里下面的看法传得很广：博尔顿对联合国的极端反感其实并不代表美国官方的意见，赖斯让博尔顿在联合国里做代表是不希望他在华盛顿兴风作浪。但是，即使情况真的如此，那也只能表明美国国务卿和她的同事们对联合国的尊重比之前人们想的还要少。很多人把美国政府对博尔顿的任命看作是故意对联合国表示轻视的行为。［14］

事实上，博尔顿并非问题所在，他只是问题的“症状”。他“先发制人、好斗好战”，他称联合国为“模糊地带”，他习惯性地把各种条约叫作“政治义务”而非法律……这些似乎不过只是一个雇来的打手说的一些挑衅的话，但事实上，他的种种行为和言论可以反映出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总统一般都能理解美国只要花些不多的钱，做些不大的妥协便可以从联合国获得非常多的利处，比如政治上的支持、国际社会的默许以及合法身份的掩护。现在我们反对任何一点点让步，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冷战”时期在联合国把鞋子脱下来猛敲桌子的是赫鲁晓夫先生，对联合国的每一个倡议加以限制并且激烈地抵制对其“主权”做任何约束的是苏联政府。现在美国扮演起这个角色来了，从苏联的情况来看，这不是力量，而是软弱的象征。［15］

任性的美国一方面期待联合国可以跟在自己后面收拾局面，并且总能在国际上创造奇迹，另一方面又坚决不让联合国有条件去做事，而且还下决心在每个重要关节破坏它的信誉。这样的美国是联合国难以逾越的障碍，联合国现在那些让美国评论家感到痛惜的不足也主要是美国的任性而为造成的。联合国不久以前那些肮脏的丑闻（尤其是“石油换食品”骗局）都是无关紧要的，它们所造成的伤害比近期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发生的许多公司丑闻造成的伤害要少得多（产生非法所得也要更少）；更不要说伴随着伊拉克战争及其后果而来的腐败和盗窃（具体金额尚未计算）。至于说到更大的丑闻——联合国处理波斯尼亚灾难表现出来的笨拙，在卢旺达表现出来的无能以及它在达尔富尔地区的无所作为，几个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沉默（或更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16］

所以联合国注定会重蹈饱受非议的国际联盟的覆辙吗？大概不会。但对于一直不愿接受过去100多年历史教训的美国来说，国际联盟的命运是一个提醒。毕竟，美国在20世纪发展得不错，美国人思维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他们会假设过去奏效的将来会继续奏效。与美国相反，我们的欧洲盟友（他们在20世纪经历的灾难给他们带来创伤）都倾向于认为对于生存来说，合作才是必要的，而非战斗，他们甚至愿意为此牺牲掉一些形式上的自主权。英国军队在1917的巴雪戴尔战役（Battle of Passchendaele）这一场战斗中的伤亡就超过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伤亡的总和。1940年法国军队在意大利短短6周的战斗中伤亡的人数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伤亡总数的两倍。波兰、德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之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去的士兵和平民人数比美国所有的对外战争中失去的士兵和平民总人数还要多（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总人数分别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人数的10倍以上）。这样不同的经历会让各个国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

因此，今天只有美国外交官会说：“现在这个世界很混乱，得有人来把它清理干净。”（赖斯女士语）［17］他们甚至也是这么认为的。国际上的共识与此正相反，许多国家认为：正是因为“世界很混乱”（也因为之前有过与那些赋予自己“清理者”责任的国家相处的可怕经验），我们才应该越多地利用保护措施，少用那些试图“清理”世界的新举措，我们才会有更好的生存机会。这曾经也是如乔治·凯南、艾奇逊和查尔斯·波伦那一代美国外交精英的观点，比较起今天主宰外交政策的这些男男女女，他们那一代人对国内外的现实以及视角有更好的了解。

凯南和他同代人理解的东西在他们的继任者那里无处可寻。在当今这个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在大部分时间里能看到遵守国际法律和公约所带来的好处。那些蔑视或违反规则的国家可能会有短暂的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做别人不会做的事情，但这些国家会遭受长期的损失：被孤立或成为美国这样尽管其存在无可避免，但是既不被喜欢也不被信任，因而其影响力也只能不断减少——无论是在它们假装忽视的国际机构之内或之外，它们除了用武力来说服批评者以外什么也没有。

如果美国迷途知返（用科菲·安南在密苏里州的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的告别演讲中说的话就是：如果美国要恢复自己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那么它需要认识到，“虽然联合国有许多缺陷，虽然我们可以把许多失败归咎于它，联合国仍然是人类用会议桌代替战场的最好的可以由我们一起去实现的希望”（艾森豪威尔语）。欧洲人在30年里折磨和杀害了几千万欧洲人，在此之后这种认识才在欧洲扎根，而他们若仅仅只是折磨和杀害殖民地的“土著”，他们的态度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3000多名死在伊拉克的美国士兵受到了美国公众的关注，但成千上万被杀害的伊拉克人则几乎没有人关心。为挽救颜面，美国政府最新的陈词滥调是这样的：正在伊拉克发生的灾难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我们已经尽力了，但他们让我们失望了。在这场“反恐战争”中，美国将继续把嫌疑人“提交”到各地的审讯中心并对他们进行折磨（此行为得到了美国国会完全的批准），我们也不太可能改变自己脑海中对国际法庭的价值或国际法优先性的看法。

总的来说，现在看起来，似乎连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遭到的惨败都不会改变许多美国人对国际合作所能带来的好处的认识。可是另外的事情可能会改变美国人的心思。无论美国人对外面的世界有多么无知，也无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多少偏见，美国的公民和政治家都无法避免与全球其他地区的人们“共享”21世纪的国际经验。对于这篇文章的很多读者来说，在你们的有生之年里，你们将会看到环境灾难更快地在这个世界发生。

要为这样的未来负最大责任的国家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同时是两个安理会成员也并非偶然，它们对集体行动一般都不会很配合；对于接替科菲·安南做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他们没有选某个一直敦促要实施一些会引起麻烦的计划的人，也没有选某个因发言失当而为人所知的人，而是选择了韩国的潘基文，这也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他在继任之初所发表的声明就不是很让人放心——尤其是在处决萨达姆是否合适的问题上他的发言含糊其词。然而，在未来的10年中，我们将要面对的一系列“自然灾害”以及干旱、饥荒、洪水、资源战争、人口流动、经济危机和区域流行病等问题，这些灾害和挑战的规模将是前所未见的。

因为全球化的原因，单个国家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实际权力限制损害的程度或弥补损失。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红十字会或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充其量也就是临时性地解决一些问题。在这个即将告别布什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口号：“与他人一起行动。”但这是完全不够的：仅仅只是自愿者或恭顺者之间的联合会很无力。形势会迫使我们承认那些知道必须做什么的人的权威，并且接受他们的指导。总之，我们必须“通过”他人展开行动：与他们协作、合作，不去考虑各自的国家利益或政治疆界——反正这些东西将来也会失去其大部分意义。保罗·肯尼迪写道，由于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的存在，我们已经“确立了当国家解体或崩溃时国际的预警、评估、应对和协调机制。”当不是某几个国家而是整个社会面临崩溃或出现故障时，我们必须学会运用这些机制；在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甚至连美国人都不能再有“只要在其他地方把问题解决掉便不用在美国本土解决问题”这种让人感到舒心的选择。

在危机面前觉醒的我们运用集体能力来应对危机，这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联合国便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如果我们不是已经有了联合国，今天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怎么建立这样一个组织。但我们确实已经有了它，往后许多年里，我们可能继承不了联合国创始者们的乐观精神，但只要我们能继承他们的决策就已经很幸运了。好消息是，从长远看，现实的发展将证明联合国的价值，而且它也将证明自己的价值，哪怕需要等到联合国总部因为纽约市水位的必然上升被迫从曼哈顿东畔搬离的时候（埃里克·肖恩和他的朋友们将从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如凯恩斯提醒我们的，坏消息当然是，我们终有一死。

这篇文章是为埃里克·肖恩的《联合国真相：联合国如何破坏美国的安全又如何令世界失望》、保罗·肯尼迪的《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和詹姆斯·特劳布的《用心良苦：科菲·安南和美国时代的联合国》所写的书评，本文最早发表在2007年2月的《纽约书评》上。

第20章

我们学到了什么？

20世纪才刚过去没多久，但有关过去的100年里我们的争吵、成就、理想和恐惧的记忆都慢慢变得含混，其中也出现了许多错漏。生活在西方世界的我们急忙把20世纪在经济、思想和体制上的包袱尽可能地都抛掉，我们还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1989年之后，我们的信心无限却反思不足，我们将20世纪丢在身后，大胆地向21世纪阔步迈进，我们用一些半真半假的说法为我们服务：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美国的“单极”时代，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进展以及自由市场。

这种认为“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的想法不仅仅针对那些已经失去作用的“冷战”时代的教条和体制。执拗地坚持不去理解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面临困境的背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坚持不去仔细听几十年前一些智者的话；坚持积极地去忘记而不是记住历史，拒绝承认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宣布现在的都是新的……这些都让我觉得大为惊奇。20世纪90年代我有过一次这样的感觉，2001年9月11日之后我又再次有了这样的感觉。我们极为固执地认为，过去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能教我们。我们很肯定地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无论是风险还是机会都是没有先例的。

也许这并不奇怪。最近的历史是最难认识和了解的。此外，世界自1989年以来的确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总是令那些记得以前事情的人感到不安。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里，年长的论者对业已消失的“旧制度”下的“甜蜜生活”感到非常惋惜。一个世纪之后，一些有关“一战”前欧洲的回忆录和记述文章经常是在描述一个失落的文明，一个有关这个世界的幻想被毁灭的世界：“曾经的纯真不再。”［1］但是现在的情况有些不一样。法国大革命那代人可能会对大革命前的世界感到惋惜，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它。在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欧洲人一直对1789年开始的动乱背后的原因及其含义念念不忘。对启蒙运动在政治和哲学上的辩论并没有遭到革命之火的吞噬。相反，人们普遍认为是启蒙运动导致了大革命及其后果，因而启蒙运动也就成了19世纪的政治信条和社会方案公认的源头——启蒙运动的赞扬者和批评者都作如是观。

与之类似，1918年后大家虽然都认为世界永远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但在19世纪的经验和思想长长的影子下面，人们对于战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各自的构想，争论无处不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它的后继者共产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工业主义”，这些构成20世纪世界政治的要素都是19世纪的产物。即使是那些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内的认为“大约在1910年12月前后，人类的性格发生了改变”（认为欧洲19世纪末的文化剧变彻底改变了思想交流的条件）的人们也依然花费了大量精力与他们的前一代知识分子进行“论战”。［2］历史在当下久久停留。

——

与此相反，今天的我们没有把20世纪的历史看得很重。当然，我们对历史的纪念无处不在：神社、铭文、各种“遗址”，甚至以历史为主题的公园无不在公开地提醒人们“过往”的存在。但很奇怪的是，我们所选择纪念的20世纪并没有焦点。绝大多数纪念20世纪历史的官方场所，要么是公开地表达“胜利者的怀旧情绪”：赞美著名的人物，庆祝著名的胜利；要么成了选择一些痛苦进行回忆的机会，目前后者越发多了起来。

因此，20世纪正逐渐成为一个道德记忆的宫殿，它好像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恐怖事件展馆”，里面贴上了“慕尼黑”或“珍珠港”、“奥斯维辛”或“古拉格”、“亚美尼亚”、“波斯尼亚”或“卢旺达”这样的标签；“9·11”事件成为某种多出来的结尾，对于那些忘记20世纪带来的教训或没有学到这些教训的人来说，“9·11”事件是一个血腥的后记。我们用像刻在碑文上的语言把20世纪描述为一个非常可怕的时代，而现在我们有幸从这个时代中走出来了。这种描述本身并没有问题—20世纪在许多方面的确是个可怕的时代，历史上可能从未有过这样一个野蛮的、人类集体遭受苦难的时代。这种描述的问题在于它所要传递的信息，那就是：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它的含义很清楚，我们现在可以不受过去的错误拖累，去一个与之前不同的、更好的时代。

但是，这种官方的纪念活动并没有能提高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和认识，它只是一个替代品。我们带领孩子们在博物馆和纪念馆游走而不是去教他们历史。更糟糕的是，我们鼓励他们通过先人的苦难去看待历史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今，我们对最近的过往的“共同”解释是由许多独立的历史碎片构成，每一个碎片（犹太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德国人、亚裔美国人、巴勒斯坦人、爱尔兰人、同性恋者）都是一段受害者独特的经历。

由这一个个碎片拼接出来的图景不能构成一个能将我们联合在一起的共同的历史，这种拼接出来的图景让我们无法拥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无论曾经学校教授的国族叙事有什么不足，也无论这种叙事中着重强调的内容有多么强的选择性，它所要传递的信息有多么强的目的性，它至少为一个民族当下的经历提供了过去的参照系统。好几代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接受的就是这种传统的历史教学，这种历史教学通过参照过去赋予当下以意义：今天的人名、地名、铭文、思想和典故都可以装入我们记忆里对昨日的叙事中。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相反的事情发生了。过去只有通过人们当下关切的众多事情（经常是极不相同的事情）才能获得意义。

我们对过去的陌生令人感到不安，其部分原因无疑是由当代变化的巨大速度所导致的。“全球化”真的已经让人们的生活有了巨大改变，其变化之大是上两代人很难想象的。很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让人们感到熟悉乃至觉得是永恒的东西现在正迅速被遗忘。这样看来，过去还真像是另外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做事的方式与我们不同。

通信的扩展是个很好的例子。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只能获取有限的信息。但是，由于国民教育、国家控制的电台和电视台以及一个共同的印刷文化，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群体中的人们可能都会知道许多相同的事情。今天的情况刚好相反。除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人们之外，多数人都可以获得近乎无穷的信息，但在少数精英之外没有了共同的文化（精英群体中也不一定有共同的文化），众多不同的品味、喜好和利益决定了人们会选择或遇到什么样的信息碎片和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世界变成了许多个世界且每个世界都在迅速发展着，我们每个人与同时代人之间的共同点会越来越少，与先辈的世界之间的共同点就更不要说了。

所有这一切肯定是真实的，它对未来的民主治理的影响令人担忧。不过，颠覆性的改变，甚至全球性的变革本身并非没有先例。19世纪后期的经济“全球化”也同样动荡，但最初只有很少的人理解且感觉到其影响。对于当代的变革而言，我们放弃的不只是过去的习惯做法，也放弃了过去的记忆。这个刚刚逝去的世界已经被人们遗忘了一半。

那么，我们匆忙把20世纪抛诸脑后丢失了什么？至少在美国，我们已经忘记了战争的含义。这是有其原因的。欧洲大陆、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在20世纪，战争意味着入侵、占领、流离失所、贫困、破坏和大屠杀。在战争失利的国家往往会失去人口、领土、资源、安全和独立的地位。但是，即使是那些取得形式上胜利的国家也有与战败国相似的经历，它们对战争的记忆与战败国差不多。举几个国家作为例子：“一战”后的意大利，“二战”后的中国，这两场战争之后的法国，这几个国家都是“赢家”，它们也都遭到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再有就是那些赢得战争但“失去和平”的国家，这些国家将胜利赋予它们的机会挥霍殆尽：在凡尔赛宫的西方盟国和1967年6月获胜之后几十年中的以色列都是此类最有代表性的国家。

此外，20世纪的战争往往意味着内战，内战经常在占领或“解放”的幌子下进行。20世纪在许多地方发生过“种族清洗”和在强迫之下进行的人口转移（从印度到土耳其，再从西班牙到南斯拉夫），内战是导致这些事情发生的重要原因。内战和外国占领是过去100年里许多人共同拥有的可怕记忆之一。在很多国家，“把过去的事情抛诸脑后”，即同意去“解决”或忘记（或拒绝承认）最近发生的自相残杀和集体内部发生的暴力事件的记忆，成为战后政府的主要目标，有时这个目标实现了，有时会超额完成。

战争不光本身是灾难，其他恐怖也会随战争而来。“一战”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化社会的出现，对暴力和死亡的崇拜比战争本身持续的时间更长，它们为随后的政治灾难铺平了道路。在“二战”中被希特勒或者斯大林攻占（或先后被希特勒和斯大林攻占）的国家和社会所经历的不只是占领和剥削，更是民间社会的法律和规范的退化和腐蚀。法律、法规、教师、警察、法官这些文明生活的构成要素要么消失了，要么变得邪恶：国家不但没有保证安全，反而成为不安全的主要来源。无论是在邻居、同事之间还是在群体或领导人之间的互惠和信任倾塌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的反常行为，如盗窃、欺骗、伪装、漠视他人的不幸、投机地利用他人的痛苦等行为此时不仅变得正常，有时还是拯救你的家人和你自己的唯一方法。异议或反抗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恐惧所压制。

总之，战争所引发的行为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这些行为在和平时期会导致混乱。导致暴行的是战争，而不是种族主义或民族对立或宗教狂热。战争，全面战争在现代一直是发生大规模犯罪行为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英国在1899年到1902年的布尔战争期间设立了第一个原始的集中营。如果没有“一战”就没有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另外现代国家也不太可能会被法西斯主义控制住。如果没有“二战”就不会有纳粹大屠杀。柬埔寨如果没有武力干涉越南战争，我们就不会知道波尔布特这个人。至于战争把普通士兵变得残忍这一点当然也已经有大量文献对此做了记录。［3］

美国几乎避开了所有这一切。美国人也许是唯一一个在20世纪有非常正面经历的民族。美国没有遭到外敌入侵，美国没有因为被占领或领土被瓜分而导致大量美国人死亡或者大片领土沦丧。美国虽然在远在千里之外的新殖民主义战争受辱（曾经的越南和现在的伊拉克），美国却从来未曾承受战败的全部后果。［4］尽管美国人对美国最近做的事情感到矛盾，但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打的战争大多是“正义的”。美国因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而得到长足发展，两次战争的结果也让它大受裨益。在这方面英国与美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作为仅有的另外一个在“二战”中取得明确胜利的大国，英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在战后面临国家破产的境地，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也不复存在。另外美国和20世纪其他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主要国家相比，它在战斗中死亡的士兵相对较少，另外美国几乎没有多少平民在战争中伤亡。

应当给出统计数据来强调这种反差。“一战”中，美国在战斗中死亡的士兵人数不到12万；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一战”中的死亡的士兵人数分别是88.5万，140万和200多万。“二战”中美国有42万人战死，日本有210万人，中国380万人，德国550万人，苏联估计有1070万人。在华盛顿特区的越战纪念碑上记录了在这场持续了15年的战争中死亡的58195名美国人，而法国军队在1940年5月到6月进行的持续6周的战斗中死亡的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在1944年12月到1945年1月进行的阿登战役（“突出部战役”）中，19300名美国士兵被打死，这是美国军队在20世纪死亡最惨重的一次战役。在索姆河战役（1916年7月1日）的第一个24小时里，英国军队便战死了2万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红军战死75万人，德国国防军的死亡人数几乎和苏联红军一样多。

除了参加“二战”的那一代美国人，美国在现代战争中的记忆与损失远远不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所经历的相提并论。然而在民族记忆中留下最持久印记的是平民的伤亡，这里的对比就显得非常触目惊心。英国仅在“二战”中就有6.7万名平民死亡。在欧洲大陆，法国有27万名平民死亡。据记录，南斯拉夫的平民死亡人数超过50万，德国是180万，波兰550万，苏联约有1140万。这些死亡总数中包括了580万犹太人。往更远的地方看，中国平民的死亡人数超过1600万。美国平民（不包括商船舰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不到2000人。

因此，在先进的民主国家里，只有在美国才会看到公众人物对军队的吹捧和褒扬。这种情绪会让1945年之前的欧洲感觉很熟悉，但今天的欧洲对这种情绪已经完全陌生了。美国的政界人士喜欢自己身边有军队的符号和象征；即使已经到了2008年，美国评论家还在痛斥那些在参与武装冲突时表现犹豫的盟友。在我看来，美国人和欧洲人在面对当今国际挑战时之所以会做出不同反应乃是因为二者有关战争及其影响的记忆大不相同，而不是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在其他方面与美国类似）存在着什么结构上的差异。新保守主义自满地声称美国人可以理解战争和冲突，而天真的欧洲人却充满和平主义幻想，美国人与他们形成鲜明反差。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完全错了：真正了解战争的是欧洲人（连同亚洲人和非洲人）。大多数美国人足够幸运，他们对战争的含义一无所知。

这种差别可能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美国很多关于“冷战”及其结果的著述会有其独特之处。在欧洲写到有关苏东剧变的历史时，无论是在铁幕的哪边，人们主要的情绪是感到松了一口气，一个漫长的历史终结了。而美国讲述起这段历史通常是用胜利者的口吻，［5］为什么不这么写呢？对于许多美国评论家和决策者来说，20世纪要传递的信息就是：战争是有作用的。因此，我们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普遍抱有热情（尽管其他大多数国家强烈反对）。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战争仍然是一个选择——在伊拉克问题上战争是首选。而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战争是最后的选择。［6］

对20世纪历史的无知不仅仅让我们对武装冲突很有热情（令人遗憾），它也造成了我们对敌人的误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应对恐怖主义以及它所带来的挑战，但我们在开始一场以彻底消灭恐怖分子为目标的百年战争之前先来考虑下下面的事情。恐怖分子不是新近才有的，即使我们排除对总统和君主的暗杀或未遂的暗杀，只把那些为追求政治目标而随机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人称为恐怖分子，这种意义上的恐怖分子也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也就有了。

历史上出现过无政府主义者恐怖分子、俄罗斯恐怖分子、印度恐怖分子、阿拉伯恐怖分子、巴斯克恐怖分子、马来恐怖分子、泰米尔恐怖分子以及此外的数十类恐怖分子。曾经存在过，现在仍然存在的恐怖分子还有基督教的恐怖分子、犹太教的恐怖分子、穆斯林恐怖分子。南斯拉夫的恐怖分子（“游击队员”）在“二战”中进行各种清算；1948年之前，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多次炸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市场；还有撒切尔夫人任英国首相期间得到美国人资助在伦敦活动的爱尔兰恐怖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得到美国武装的圣战者恐怖分子等。

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土耳其、日本、英国和法国生活的人（更不要说在其他一些长期为暴力蹂躏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不会注意不到20世纪以及21世纪无所不在的恐怖分子——他们使用枪支、炸弹、化学品在汽车、火车、飞机和其他许多地方进行恐怖活动。最近几年唯一发生变化的事情就是2001年9月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9·11”事件也并非完全没有先例，只是它的手段是新的，屠杀的人数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在20世纪里，美国对恐怖主义也并非一无所知。

但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恐怖主义与以往不同，他们称今天的恐怖主义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是一种“文化冲突”，在这种恐怖主义中宗教和威权政治混合在一起，为害甚大。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观点？这种对现在的恐怖主义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20世纪历史的误读，其中有三个认知上的混乱。第一个混乱：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各国存在的法西斯主义非常不同，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穆斯林运动和叛乱（各个运动之间的差异也很大）的怨恨情绪、要求和策略也非常不一样，上面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解读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了；另外，这样的解读的目的是为了把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获得的道德信誉嫁接到我们现在这些动机可疑的军事行动之上。

第二个混乱：一边是少数受宗教信仰驱动的无国籍的恐怖分子，另一边是给世界造成威胁的富裕的现代国家的极权政党，这些极权政党在20世纪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造成了大规模的屠杀，上面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解读却将二者对等了起来。纳粹主义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苏联则占领了半个欧洲。但是基地组织呢？将它们进行比较是对情报机构的侮辱，对那些曾经与独裁者们战斗的人们的记忆更是一种侮辱。连那些声称现在的恐怖主义与之前的法西斯主义有相似之处的人们似乎也并不相信这些“相似之处”真的存在。毕竟，如果本·拉登真的堪比希特勒或者斯大林，难道我们对“9·11”事件做出的反应就是入侵巴格达？第三个混乱同时也是最严重的错误，它把形式当作了内容：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解读单靠恐怖分子的行动来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而不去管他们（它们）之间的差异巨大甚至有时会相互冲突的目标。这差不多相当于把意大利红色旅（the Italian Red Brigades）、德国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the German Baader-Meinhof Gang）、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the Provisional IRA）、巴斯克分裂主义运动埃塔组织（the Basque ETA）、瑞士的汝拉分离主义分子（Switzerland’s Jura Separatists）和科西嘉岛的民族解放阵线（the National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Corsica）混为一谈，不顾他们各自之间的差异，给这些为意识形态驱动的枪击膝盖者、投掷炸弹者和政治杀人犯们全都贴上“欧洲极端主义”的标签（也许应该叫“基督教法西斯主义”？），然后宣布对其发动绝不妥协、无休止的战争。

我们轻松地说服了自己我们是在与来自一个陌生文化的“伊斯兰法西斯分子”、“极端分子”打仗，这些人住在遥远的“伊斯兰的土地”上，他们因我们的身份而恨我们，并试图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这种将敌人和威胁从背景中抽离出来的做法足见我们已经忘记了20世纪的教训：战争、恐惧和教条能让我们很轻松地丑化他人，否认他们有和我们一样的人性，不让他们受到我们的法律的保护，并对他们做出可怕的事情来。

除此以外我们应当怎样去解释我们现在对酷刑的放纵？我们现在对酷刑无疑很放纵。20世纪初，海牙公约制定出了一系列战争法。截至2008年，我们为21世纪“贡献”了关塔那摩监狱。恐怖分子或恐怖分子嫌疑人在这里以及在美国境内的其他（秘密）监狱定期受到酷刑。在这方面20世纪有充足的先例，当然，不仅仅是独裁国家会使用酷刑。英国迟至20世纪50年代还在对其东非殖民地的恐怖分子施以酷刑。法国为阻止阿尔及利亚独立打了一场“肮脏的战争”，法国人会对抓获到的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使用酷刑。［7］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打到最激烈的时候，雷蒙·阿隆出版了两本强有力的小册子敦促法国退出阿尔及利亚并承认其独立。他坚持认为，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法国无法取胜。几年后有人问阿隆为什么他在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时没有加入其他人一起反对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可我表示反对使用酷刑能实现什么目标？”他回答说，“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任何赞成使用酷刑的人。”［8］

好了，现在时代变了。在今天的美国有很多体面的、有思想的人赞成使用酷刑，他们赞成在适当的情况下对那些应当受到酷刑的人使用酷刑。哈佛法学院的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教授写道：“从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来看，使用非致命酷刑（以从囚犯口中获得时效性很强的信息）似乎是我们无法抗拒的选择。”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琼·贝思克·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承认酷刑仍然是恐怖的，“一般情况下……应当被禁止”。但是，在“我们与没有底线的敌人进行致命和危险的战争的情况下，在审讯犯人中……有些时候可以不必理会这条规则”。［9］

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言论得到了纽约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的认同，他在2004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声称，“在这个房间里或在整个美国可能只有极少数人会认为我们永远不应该使用酷刑”。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肯定不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2008年2月他对BBC第四电台表示，认为不能使用酷刑的说法是荒谬的。斯卡利亚的原话是这样的：

一旦你接受这一点，我们面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威胁需要多紧迫才可以使用酷刑？疼痛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剧烈程度？我不认为这些问题很简单。不过我知道，你肯定不能走过来，然后自鸣得意地对我们说：“啊，这是酷刑，所以这是不对的。”［10］

但恰恰是这句“这是酷刑，所以这是不对的”才将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区别开来——至少直到最近这句话还可以把二者区分开来。我们为打败了苏联而感到非常自豪。的确如此，但也许我们应该读那些经历苦难的人的回忆录，读读尤金·罗伯（Eugen Loebl）、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乔·兰格（Jo Langer）、莉娜·康斯坦缇（Lena Constante）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的回忆录，然后把他们所遭受的有辱人格的虐待和美国现在采用的刑讯手段（得到了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批准和授权）进行一番比较，二者之间真的有那么不同吗？［11］

酷刑肯定可以“起作用”。20世纪警察国家的历史表明，大多数人在受到极端折磨时什么都会说（有时也会说出真相）。但是，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酷刑之下的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供出了信息，法国军队靠着这信息赢得了1957年的阿尔及尔战役。可仅仅过了4年之后，战争就结束了，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恐怖分子”赢了。然而法国身上的污点依旧没有褪去，以法国的名义犯下的罪行的记忆至今也挥之不去。酷刑真的没有什么好处，对共和国而言更是如此。阿隆几十年前就说过：“酷刑和谎言会伴随战争而来，我们需要做的是结束战争。”［12］

我们正在走下坡路。我们在这场反恐战争中做出了以下这些诡辩式的区分：法治和“例外”情况，公民（享有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和非公民（对这些人做什么都可以），正常人与“恐怖分子”，“我们”和“他们”；这些区分其实并不新鲜，它们在20世纪都出现过。那些最严重的恐怖事件正是因为这些区分的存在才会发生：集中营、驱逐出境、酷刑和谋杀，正是这些罪行我们才会在口中喃喃：“这些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我们认为我们究竟从过去学到了什么？如果美国建立了自己的拘留中心并在里面对人施以酷刑，那么我们对记忆和纪念馆自以为正直的崇拜又有什么用呢？

我认为我们需要回溯20世纪，更仔细地去审视20世纪，而不是逃避。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或者可能是第一次学习）战争是怎样令赢家和输家都变得残忍，又怎样让两者堕落的；我们要学习，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形势会让我们去夸大、丑化敌人来证明战争应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而这时又会有什么样的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也许，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选举季，我们可以给我们的领导人提出一个问题：老大哥（或者可能是老大姐），你为避免战争做过什么？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8年5月的《纽约书评》。

第四部分

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第21章

铁路的荣光

铁路比任何其他技术设计或社会制度更能代表现代性。其他运输方式、后世的技术创新或其他产业也为世界带来了变化，然而它们造成或促成的变化之规模都无法与铁路的发明及其被投入使用所造成或促成的变化之规模相提并论。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曾有“我们已经失去了的世界”这一说法，他是在说世事曾经有过完全不同的特性，而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想象它们是怎样的了。我们可以试着去想想在铁路出现之前的世界里距离的含义是怎样的，在那样的世界里旅行（比如从巴黎到罗马）会受到怎样的限制。距离的含义、旅行所受的限制以及旅行的方式在两千年中都没有很大变化。在铁路出现以前，人们不能运输大量食物、物品，也不能运送太多人，另外速度也无法超过每小时10英里（约16千米），我们可以想一下这对经济活动和人类生活中的机会带来怎样的限制；我们可以再去想想，这样的现实会让人们无论在文化、社会还是在政治方面的知识一直局限于一地之中，而这种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分隔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我们尤其要想想，在铁路到来之前，人们看世界的方式与后来有怎样的不同。这部分是由于人们的感知受限制的结果。直到1830年以前，很少有人知道陌生的风景、远处的城镇以及外国的土地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或理由去那些地方。铁路出现以前的世界与铁路出现之后的以及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迥然不同，之所以会这样，不仅仅是因为铁路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从而改变了人们看世界和描述世界的方式，还因为它直接改变了景观本身。

铁路是工业革命的产物，1825年蒸汽机有了车轮，那一年蒸汽机已经问世60多年了，没有煤，蒸汽机也无法工作（煤的开采也需要蒸汽机在矿井中排水）。但赋予工业革命生命并进一步推动它的是铁路：铁路所运输的货物主要也是由铁路消耗掉。此外，工业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面对许多技术上的挑战，首先应对并攻克其中大部分挑战的便是铁路公司，这些挑战包括：远距离电报通讯，对水和气的利用，家庭和工业用电，城乡排水，修建大型建筑物，聚集并运送大量人群。

火车或者火车运行所需要的铁路代表着人对空间的征服。我们也许可以把水渠和道路看作技术成果，但它们几乎都是一些由人力或技术改造所实现的古老的或天然存在的资源（比如河流、峡谷、道路或者关隘）的延伸。即使托马斯·特尔福德（Thomas Telford）和约翰·劳敦·麦克亚当（John Loudon Mc Adam）所做的不只是在现有的道路上铺砖石[1]，然而铁轨则是改造了自然景观，它穿过山丘，钻到道路和运河下面，翻越山谷、镇子和河口。铁轨可能会铺设在铁梁、木栈桥、砖铺就的桥梁、用石头加固的土方或被压紧的苔藓上面，要运来或者移走这些东西都会让城镇或乡村彻底变样。随着列车变得越来越重，路基对环境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它变得更厚实、更坚固、更深了。

铁轨是专门为火车修筑的，别的交通工具没法在铁轨上运行，火车只能在铁轨上运行。因为铁轨的修筑只能在一定坡度和有限曲线的条件下进行，森林、巨石、农作物和奶牛都不能成为它的障碍，铁路要求高于人与自然的权力和权威，到了哪里它也都能获得诸如道路权、财产权、占有和破坏的权利，在之前和现在的和平时期其他活动是无法享有这些权利的。那些接受铁路的地区通常会变得繁荣起来，不接受铁路的城镇和村庄要么反抗失败，要么“成功地”阻止或推迟了在当地修建线路、桥梁或车站，消费、旅客、货物和市场便绕过它们去了其他地方，这些城镇和村庄便落在了其他地方后面。

对空间的征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时间的重组。早期火车每小时20到35英里（约32到56千米）这样的速度并不快，但是它已经超过了除了少数工程师以外所有人最疯狂的想象了。大部分旅客和观察者认为，不仅铁路已经彻底改变了空间关系和沟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火车也非常危险，因为它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它的前进路上也没有障碍。他们的观点很有道理，火车确实危险。信号、通信和制动系统总是落后于发动机不断增加的功率和速度：一直到20世纪稍晚的时候，让火车停下来还是比开动火车困难。既然如此，在火车之间保持安全距离并在任何时候都要知道每辆火车的位置就至关重要了。因而，出于技术和安全因素的考虑，也出于商业、便利或宣传目的考虑，列车时刻表便诞生了。

时刻表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初，它的重要性和含义今天已经很难向人们传达了，这里说的当然是指时刻表对组织铁路工作的重要性和含义，但也是指它对其他所有人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和含义。前现代世界受空间约束，而现代世界由时间所限制。这样的过渡发生于19世纪中间的几十年，它发生的速度惊人，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无处不在的车站时钟。这些时钟在各主要车站专门建造的显眼的塔上，在每个车站的售票大厅内，在月台上，在火车站员工的口袋中。之后出现的一切都只是对火车站时刻表的效仿，比如一国之内以及在国际上商定的时区，工厂上下班计时钟，手表的普及，巴士、渡轮、飞机、无线电和电视节目的时刻表，学校的时间表以及其他很多东西。铁路最自豪的是火车在组织和管控时间上的地位无懈可击——加布里埃尔·费雷尔（Gabriel Ferrer）1899年在奥赛火车站（现在是博物馆）天花板上作了一幅名为“关于时间的寓言”的画，这幅画提醒食客他们的列车不会等他们吃完甜点。

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铁路于1830年开通之前，人们还没有过跟一大队人一起旅行的经历。一辆典型的公共马车内部可坐4人，外面可坐10人。但这种马车的使用较少，那些有其他选择的人当然更少坐这种马车了。富人与冒险者乘坐马车或私人车厢单独出行或与家人一起出行，那时候还没有人会去特别远的地方或者经常出行。但是，铁路旅行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公共交通，连最早的火车都运送了数百人，于是按价格、舒适度、服务以及旅客可能会遇到的同行者（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建立并提供差异化对待就变得很重要了。否则，富裕的旅客不会来，最穷的旅客会出不起价。

由此铁路确立了旅途中的“等级”：通常是三个，但在俄罗斯帝国和印度则达到五个。这些等级不只体现在火车车厢及其内部陈设上，还体现在等候室、公共浴室、售票处、餐厅以及车站提供的许多设施上。我们现代用的“一等”（first class）、“二等”（second class）等词汇，无论使用目的是具体有所指还是隐喻，都是从火车的“等级”（class）来的。渐渐地，头等车厢的旅客所能享用的包括了餐车、休闲车厢、吸烟车厢、卧铺车厢、普尔曼豪华车厢（Pullman cars）等设施，这些设施在火车上再现了富裕、体面、成功的资产阶级生活，也从文学、艺术和设计方面定义了这种生活。这些豪华的设施以最夸耀的方式［通常是“20世纪有限”（the 20th Century Limited），“金箭”（the Golden Arrow），或“东方快车”（the Orient Express）这样的长途或国际列车］出现在世人眼前，正是它们将现代旅游定义为一种文化上的炫耀方式以及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高级品位，令人尤其羡慕。

随着时间的推移，铁路将其社会分层简化为两个等级。这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西方国家的变化，虽然别的地方不一定有这样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也是对竞争的回应。自20世纪30年代始，汽车已经开始挑战火车作为短途甚至中长途旅程首选交通工具的地位。由于汽车和它如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前身马车一样都是非常好的私人交通工具，它不只是对铁路旅行的威胁，更是对把公共交通当作一种体面和理想的出行方式这种看法的威胁。和1830年以前一样，1950年以后那些能开得起汽车的人越发注重隐私。在规范公共交通上，细致地关注社会阶层就不必要了，而且人们也没有了这样的需要。

火车的功用是运送人，但它最直观的化身、最大的公共建筑是处于静态的火车站。人们已经研究了火车站特别是大型火车终点站的实际用途和意义：火车站对空间进行了组织，它是一种新的聚集和调度人的方式，且其数量是空前的。伦敦、巴黎、柏林、纽约、莫斯科、孟买和其他地方巨大的新车站给社会对公共空间的组织带来了一场革命，而且它们对于建筑、城市设计、城市规划和公共生活的历史也有独特的重要性。

在一个大城镇或城市修建铁路线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除了技术和社会问题：对整个区域进行清理或拆除（选择的区域通常是最穷的地方，修建纽约中央车站时共有200家商店、作坊和教堂以及数以千计的房屋被推平）以及通过架桥和挖隧道的方式越过城市和自然的障碍，将这样一个新科技、一个巨大的建筑（其中每天往来的稳定的人流数量达数万计）置于一个老城的心脏地带必然会带来影响。应该把车站建在哪里？这些车站应该如何融入现有的城市结构？它们的外观应该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创造了现代城市生活。从19世纪50年代（巴黎东站建成）到20世纪30年代（米兰庞大的中央火车站完工），从布达佩斯到圣路易斯的火车站为当代城市奠定了基础。这些火车站的设计风格覆盖的范围很广，从哥特式到都铎伊丽莎白式（Tudorbethan），从希腊复兴风格（Greek revival）到巴洛克式，再从美术学院派风格（Beaux Arts）到新古典主义。有一些车站（特别是20世纪早期美国的一些车站）是小心地仿照罗马的一些建筑物建立的：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的尺寸便是仿照公元217年落成的卡拉卡拉浴场（the Baths of Caracalla）建立的，而华盛顿联合车站的筒形拱顶则直接从公元306年建立的戴克里先浴场（the Baths of Diocletian）那里“借”来了耳堂的拱顶。

这些巨大的建筑有时可以给人提供有关其功能的线索，但之后则往往将自己的功能伪装了起来，比起车站后面的轨道棚，它们与其他城市建筑的关联更大。它们给城市带来巨大的自豪感，它们也经常给城市提供了一个（事实上的，也许不是名义上的）重新设计城市其余部分的机会。在欧洲的主要城市（如柏林、布鲁塞尔、巴黎、伦敦等），人们对城市的铁路总站周边重新进行了设计，修建了通往这些车站的宽阔大道，设计了与从城市外进来的铁路线联结在一起的城市地铁和有轨电车网络（伦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那里的交通网络如一个松散的圆圈，圆圈外面是呈放射状的辐条），另外也会开启一些市区重建工程，因为铁路可能会导致住房需求增长。

火车站成为一个首要的城市新空间：一个大的城市总站会直接雇用1000多人；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在其高峰期有3000名雇员，其中包括355名搬运工。建在火车站上面或附近的铁路公司下属酒店也有数百名雇员。在火车站的大厅里和架起铁轨的拱门下又另外提供了非常大的商业空间。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火车站进入或离开一座城市，火车站的大小和辉煌直接能够反映现代化大都市的商业野心和市民的自我形象，无论是近距离看火车站或者站在为让火车站看起来更壮观而新建的大道远端去看（比如斯特拉斯堡大道的一端便是巴黎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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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车站的设计就能相当明确地看到，铁路从来不只是功能性的，它更是为人提供作为乐趣、探险以及典型现代体验的旅行。旅客不是应该只买一张票然后就离开，他们应当在火车站流连，去发挥想象力，去做梦（这就是为什么“站台票”会出现并且非常多的人使用它）。这就是为什么火车站的设计往往相当刻意地以教堂为原型——教堂的空间和设施被分为中殿、半圆形后殿、侧堂和用于举行宗教仪式的附加空间。在那些将火车站建成具有教堂风格的大型建筑中，落成于1868年的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St. Pancras Station）是其中的经典代表。火车站有餐厅、商店、个人服务。几十年来，一个城市主要的邮政和电报办事处首选的地方也是火车站。最重要的是，火车站是它们为自己做宣传的理想空间。

铁路的海报、广告以及宣传册（介绍路线、旅游、观光以及有异国情调的地方和各种可能性）在火车旅行史上出现得非常早。第一代的火车经理就非常明确地知道他们所创造的需求自己就能够满足；而且，只要他们能创造更多的需求，生意就可以做得更大。铁路公司在一定范围内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其中最有名的是从大约1910年到大约1940年一直占据车站墙面和报纸的风格非常华丽的艺术装饰风格和表现主义的海报。尽管铁路公司常常拥有酒店甚至轮船，铁路公司并不具备提供由其开拓的纵向服务范围中所有服务的条件，因而这个生意便被新出现的观光团组织公司或旅行社所占有。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旅行社的所有者是来自英国德比郡（Derbyshire）的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1808—1892）一家。

以下两点都在库克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铁路旅行的可能性所释放出来的在商业上的能量以及这些能量所催生的诸多经验。库克一家运营的小公司一开始为当地禁酒团体组织星期天短途旅行的列车，他逐渐积累有关火车、巴士和船的知识，另外也与许多酒店和风景名胜地的工作人员建立了关系。他首先在英国经营业务，然后又扩大到欧洲大陆，最终他的生意遍及美洲各国。库克和他的继任者以及他的模仿者组织了旅游本身；事实上，库克和他的继任者通过和铁路公司合作发明了人们现在会去的这个叫作“度假胜地”的地方：人们可以通过库克的公司预订，然后搭乘火车到达这些地方，无论是在山上，在海边，还是在为了给人们旅行观光专门开发出来的各类“景点”里。

但最重要的是观光团组织公司提供了有关旅游的信息。它们让游客在开始旅途之前就可以想象和预见他们的旅途会是怎样的（在旅途开始前就交纳旅行的费用），这提高了游客的预期，同时也尽量减少了风险。库克的小册子和指南给旅客提供各种建议：去哪些地方，到那里等待他们的有什么，他们应该穿什么、说什么、怎么说，这些小册子主要由新闻机构和书商在火车站新开的网点进行销售。1914年，库克走出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他在毗邻火车站和酒店的地方开设分公司，这些分公司出版火车时刻表，甚至承担火车车厢和路途中提供给游客的各类设施的经济责任。

我们可以从铁路广告牌上或在丰富多彩的资料（由导游和旅行社四散各处）中的插图里看到有关铁路的其他一些东西：铁路在现代艺术的地位，铁路在许多地方都可以成为当代的、新颖的事物的标志。这方面艺术家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从特纳（J. M. W. Turner）作于1844年的《雨、蒸汽和速度》（Rain, Steam and Speed）到莫奈作于1877年的《圣拉扎尔火车站》（Gare Saint-Lazare），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作于1908年的《车站》（Station），坎贝尔·库伯作于1909年的《纽约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Station），再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伦敦地铁的经典海报设计［不只是有1932年哈利·贝克（Harry Beck）的经典地图设计，之后世界各地铁路和地铁的地图都是在对它进行模仿乃至试图赶上它的水平］，对于四代现代绘画艺术家来说，火车和车站要么是主题，要么是背景。

但是火车是在电影这个最现代、影响最大的现代艺术中得到了欣赏，另外也被发挥到了最大的效果。影院和铁路的高峰分别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一前一后到来，它们俩在历史上很难被分开。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关于火车的，它是卢米埃尔兄弟（Lumière Brothers）于1895年拍摄的《火车进站》（L’Arrivée d’un train à la Ciotat）。火车是一个有关视觉和听觉（特别是在蒸汽时代）的感性体验。对摄影师来说，它们是“天然”的拍摄地。车站是匿名的，并且充满阴影、运动和空间。它们对制片人的吸引力并不神秘。但是，那些运用车站、火车和铁路旅行的回忆及其可能性的电影数量仍然相当惊人。没有任何其他旅行方式可以像铁路旅行一样适合全世界的影院：马和汽车缺乏火车的多样性。西部片和公路电影很快就会过时，虽然它们在国际上有市场，可生产这些电影的地方永远只在美国。

没有必要去一一列举从1927年的《将军号》（The General）到1974年的《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那些与铁路有关或用铁路为剧情服务的电影。但大卫·里恩（David Lean）的《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也许是所有这一类电影中最值得思考的一部。在这部电影中，车站、列车和目的地不仅仅是情感表现和时机的道具和场合。电影中许多细节都是独特的，比如时刻表超越一切的权威，车站的构造及其在城区的位置，对蒸汽和煤渣的身体体验，以及蒸汽和煤渣对于情节的意义等，这样的独特性使它们不仅仅作为故事的背景存在。康福斯车站（Carnforth Station）的场景与日常生活在电影中同时存在，车站的场景威胁着生活的安宁，这些场景代表着生命本身：风险、机会、不确定性、新鲜和变化。

托尼·朱特曾计划写作一本题为《运动》（Locomotion）的书，本文是他为研究本书而写的文章的第一部分。由于他患病，早逝，这本书没有能够完成。本文在朱特去世之后发表在2010年12月的《纽约书评》上。

[1] 托马斯·特尔福德和约翰·劳敦·麦克亚当二位都是工业革命时期苏格兰的土木工程师。——译者注

第22章

让火车回归！

我们的生活方式

铁路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在衰退之中。各种交通方式抢夺旅客，也抢夺货物，虽然后者不太明显。19世纪90年代的车和巴士由马拉，一代人之后改用电、柴油或汽油驱动，它们比火车的造价低，运营的成本也低。货车（卡车）在运货马车之后出现，它在短途运输上很有竞争力，柴油发动机可以让它行驶很长距离。现在还有飞机，但主要是有汽车，汽车每年都在变得更便宜、更快、更安全也更可靠。

铁路甚至在较长距离的运输上也处于劣势，要知道，建造铁路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较长距离的运输。勘测，开凿隧道，铺设轨道，建造车站，生产铁路车辆，改用柴油，电气化等等，这些建造和维护铁路的成本均大于其他的交通方式，另外这些成本从来没能收回来过。与此相反，大规模生产的汽车造价低廉，行驶车辆的道路也有纳税人的补贴。可以肯定的是，行驶车辆会对社会造成很高的间接成本，特别是对环境，但人们只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偿付这样的成本。最重要的是，汽车再次代表了私人旅行的可能性；而列车里的空间越来越开放，因为经营者们需要让列车可以容纳更多的旅客以达到收支平衡，故而铁路旅行毫无疑问是一种公共交通。

铁路本来就要面对上述种种困难，而在“二战”结束后，铁路又面临着另一个挑战。现代城市的诞生是因为人们选择用铁路出行。让百万人互相挨得很近地生活，或者让他们从家里到工作地点之间远距离来回通勤这样的可能性是铁路实现的。但火车把人从乡下带进了城市里，让社区、村庄、劳动力从乡村流入城市，火车存在的理由被它自己破坏了，毕竟人在城镇之间的往来以及在偏远乡村地区与城市中心的往来是火车存在的理由。火车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可它也沦为了城市化的牺牲品。既然现在的绝大多数必要的行程要么很长要么很短，飞机或汽车自然也就成了更合理的选择。短途、停靠站台多的市郊列车以及中长距离的特快列车（至少在欧洲）的存在依然还有价值。但仅此而已。即使用火车运输货物也受到便宜的货运服务的威胁，货运服务由国家承担经济责任（高速公路的建设用的是公共资金）。其他的都是亏本生意。

于是铁路陷入衰退，尚存的私人铁路公司纷纷破产。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私人公司由政府负担费用被新成立的公营机构接管。政府将铁路视为令人遗憾但无可避免的财政负担，限制对铁路的资金投入，关闭“不盈利”的线路。

这个过程究竟有多么“势不可当”因地方不同而存在差异。“市场的力量”最无情（铁路因此受到的威胁也就最大）的地方是北美，那里的铁路公司自1960年以后便将运送水平降到最低；在1964年的英国，由理查德·毕奇博士（Dr. Richard Beeching）主持的国家委员会为了维护英国铁路的经济“活力”关停了非常多的乡村和分支线路及服务。这样的举措在两个国家的结果都不太好：20世纪70年代美国破产的铁路在事实上被“国有化”。20年后，自1948年以来便属于公有的英国铁路被粗暴地出售给了私营公司，这些公司愿意为最有利可图的线路和服务出价。

在欧洲大陆，尽管一些公共服务也遭到关停和削减，但欧洲的“公共供给”的文化以及汽车增长速度较慢，让大部分的铁路基础设施得以保留。在除欧洲外的世界大多数地区，贫困和落后让火车成为唯一可行的大众交通方式。然而，几乎在所有地方，人们对铁路这个公共投资和公民自豪感时代的预兆和标志的信心在以下两个方面都减少了：对公共服务所带来益处的信心减少了（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服务所带来的益处是不证自明的），现在人们考虑的是盈利能力和竞争；对集体努力的信心也减少了（这种集体努力的表现是城市设计、公共空间和建筑的信心）。

从车站的命运可以最明显地看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从1955年到1975年间，由于在此期间反传统建筑风格很流行，再加上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大量火车终点站被拆毁——正是这些建筑和空间以最显著的方式表明了铁路出行在现代世界的中心位置。在一些车站中（如伦敦的尤斯顿火车站、布鲁塞尔南站、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被拆除的建筑必须要用其他形式的建筑替换，因为这些车站的核心功能（运送人）仍然很重要。在其他情况下，车站的经典结构仅仅是被拆除了，没有建新的建筑来替换它，例如柏林的安哈尔特车站。在许多这些变化中，车站被移至地下，淡出人们的视线，而那些地上的建筑则被拆除（这些建筑不再具有任何鼓舞人心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没有特色的商业中心或写字楼或娱乐中心，或者同时是商业中心、写字楼和娱乐中心。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或者极其没有特色的巴黎蒙帕纳斯车站（它跟宾夕法尼亚车站差不多是同时期的建筑）也许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代表。［1］这个时代对城市的破坏当然并不局限于火车站，但它们（包括它们提供的如宾馆、饭店、电影院等服务）是迄今为止其最显著的受害者。它们的受害者身份还具有象征意义：它们在商业上表现不佳，对市场不敏感，是崇高的现代价值之遗物。然而应当指出，选择铁路出行本身并没有陷入衰退，至少使用铁路的人数并没有下降：即使火车站失去了魅力及其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地位，但使用它们的人数在持续上涨。在贫穷、拥挤的地方当然尤其如此，火车在这些地方是无可替代的——印度是最好的例证，但绝不是唯一的。

事实上，尽管投资不足，另外在火车上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混杂在一起（这让火车对一个国家新的专业人士失去吸引力），但印度与许多非西方国家（如中国、马来西亚，甚至属于欧洲这部分的俄罗斯）的铁路和车站的未来可能会是安全的。在20世纪中期的廉价石油时代，许多国家因内燃机的崛起而受益，那些没有受益的国家会发现在21世纪重复美国和英国的经验代价不菲。

有关铁路的未来直到最近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话题，人们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也不会只是一时的。铁路的未来也是很有希望的。“二战”后的前几十年人们在审美上的不安全感已经成为历史，那个时代流行“新野性主义”（the“New Brutalism”），它促进和加快了许多19世纪公共建筑和城市规划中最伟大成就的毁灭。我们不再会为工业时代的伟大车站那种过度的洛可可式、新哥特式或美术学院派风格而感到尴尬，这些车站的设计师和在它们被建造的时代生活的人们把它们看作那个时代的教堂，他们为自己也为我们将这些建筑保存了下来，我们也要用他们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巴黎北站和奥赛火车站，纽约的中央车站和圣路易斯的联合车站，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布达佩斯的凯莱蒂火车站以及其他几十个火车站都被保存了下来，它们的作用甚至得到了增强：其中一些车站依然发挥其原来的功能，另外一些既是旅游中心也是商业中心，还有一些车站依旧作为市镇和文化的纪念地而存在。

这些火车站在许多情况下要比193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有生气，它们对自己所在的区域也都更重要。最初设计火车站是为了让从这个入口进入一座城市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现在的人们可能的确永远不能再欣赏车站最初的作用：如果仅仅是因为大多数使用火车站的人们是从地铁进入车站，从地下出租车通过自动扶梯到达站台，他们甚至不会从外面或者从远处观看火车站的建筑（它们原本是应当被那样观看的），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又的确在使用火车站。现代城市这么大，分布也广，又是如此拥挤和昂贵，甚至比较富裕的人们都开始使用公共交通了，哪怕只是为通勤。我们的城市的生存比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依赖火车。

油价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处于停滞（也要考虑到期间由于危机导致的波动），现在油价稳步上升，永远不可能回落到之前的水平——之前的油价让不受限制的开车出行在经济上依然可行。因此郊区的逻辑就存在问题了，因为它需要一加仑石油维持在一美元的水平。航空旅行对长途旅程来说不可避免，而中等距离的旅途如果乘坐飞机就不是太方便，而且价格高昂：在西欧和日本乘坐火车令人更愉快，它的速度也更快。如今现代火车的环保优势非常可观，无论从技术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电动铁路系统如城市内轻轨或有轨电车系统可以由任何燃料驱动，无论传统或新型能源，从核能到太阳能都可以。在可预见的未来，这赋予了它在其他各种形式的交通工具面前独特的优势。

在过去20年里，西欧几乎所有国家和许多亚洲、拉丁美洲国家对铁路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直在增长，这并非偶然（非洲的这种投资仍然可以忽略不计，而美国人一直不能充分理解任何形式的公共资金的概念，这让人很难过）。近几年铁路已经不再被埋在无人所知的地下，它们的功能和身份也不再很不光彩地被藏在许多办公楼之中。在里昂、塞维利亚、库尔（瑞士）、九龙等地新建的车站或伦敦的滑铁卢国际车站都是政府出资建立的，这些车站向世人展示了自己重新恢复的卓越地位，这种卓越地位既体现在建筑上也体现在市镇生活上。另外，越来越多的车站由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或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这样的富有革新意识的大建筑师设计。

铁路为什么有这样意料之外的复兴？制定一个公共政策来要求稳步减少对私家车和卡车的不必要的使用（许多地方正积极考虑这样去做）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虽然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但是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铁路的复兴。航空旅行可能会变得非常昂贵，如果不是必要的旅行，它对人们的吸引力会逐步减少（虽然很难想象，但这的确可能）。但任何可能的、在都市里的现代化经济没有地铁、电车、轻轨和市郊交通网络，没有铁路和城际之间的交通路线，则是我们根本无法设想的。

我们不再会透过火车的形象来看现代世界，但我们仍然生活在由火车塑造的世界之中。在任何一个有正常运作的铁路网络的国家里，对于距离在10英里（约16千米）以内或者在150到500英里（约240到800千米）之间的旅程，火车旅行是最快的交通方式；另外把所有成本考虑在内，它也是最便宜以及破坏性最低的。我们所认为的所谓晚期现代性（铁路之后由汽车和飞机唱主角的世界）到最后只是一个插曲——与1950年到1990年几十年之间的其他许多事情相似；人们曾以为铁路将成为历史，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燃料会一直保持低价，又因此产生了对私有化的崇拜。对“社会效益”的重新计算在现代规划者那里开始明显变得有吸引力起来，正如它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规划者有吸引力一样——虽然两者的原因非常不同。铁路这样一个曾经被认为过时的事物再次变得非常现代。

铁路与现代生活

自火车被发明以来（也因为它的到来），旅游一直是现代性的标志和征兆：火车（连同自行车、公共汽车、汽车、摩托车和飞机一起）被当作一个社会处于变革和创新最前沿的标志和证明而被艺术和商业利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某种交通方式都只是“一次性”地被当作新颖和当下的标志。自行车只在19世纪90年代是“新”的。摩托车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法西斯主义者和“风光少年”[1]是“新”的，在那以后摩托车有了一种“复古”意味，看到它会让人回想起过往。汽车（和飞机一样）在爱德华七世时代（1901—1910）是“新”的，在20世纪50年代汽车再次短暂引领潮流；自那以后以及其他一些时代，汽车确实代表着许多品质，比如可靠、成功、炫耀性消费、自由，但它并不能代表“现代性”本身。

火车则不同。火车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是现代生活的化身了，正因为此，“现代主义”画家才会受它吸引。等到了19世纪90年代的跨国特快列车时代，火车仍然扮演同样的角色。没有什么比将流线形的新双层客运车（superliner）装饰在20世纪30年代新表现主义风格的海报上更超现代了。电气化的地铁列车为1900年以后的现代主义诗人所膜拜，就像今天时速达到190英里（约306千米）的日本新干线和法国高速列车（TGV）象征着技术上的非凡成就和高舒适度。火车似乎永远是现代的，尽管它曾经从我们的视线中溜走了一会儿；这对于火车站来说也同样适用。今天当我们描述或者想起早期公路干线的汽油“站”时，它们是怀旧情感的对象，但具有新功能的汽油站在一直替换旧的，它们最初的样子只活在人们的回忆之中。在审美或功能上已经过时以后，机场通常还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这点很令人不快），但没有人会希望保留它们，更不会有人假定人们会使用建于1930年甚至建于1960年的机场，或者对它们有任何兴趣。

但建于百年前甚至一百五十多年前的火车站，如巴黎火车东站（1852年）、伦敦的帕丁顿车站（1854年）、孟买维多利亚火车站（1887年）和苏黎世的火车总站（1893）不仅从审美上很吸引人，也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和钦佩的对象，因为它们依然能够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看，它们现在运行的方式与它们初建时运行的方式是相同的。这当然证明了它们的设计和施工的质量很高，但这也说明了它们一直以来都具有当代性。它们不会“过时”。它们不是一种现代生活的附属物或者是它的一部分，或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副产品。和铁路一样，火车站是现代世界本身所不可或缺的。

我们常常做这样的断言或假设，即现代性的显著特点是个人：不可归约的主体，独立的人，不受束缚的自我和不受制于任何人的公民。人们常常将这样一种现代化的个体拿来跟前现代世界那种依赖他人、顺从、不自由的主体做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来表达对前者的赞许。这样的说法当然有它合理的地方，正如伴随这种说法而来的观点——认为现代性也是一个关于现代国家（包括其资产、能力以及野心在内）的故事——也有其合理之处一样。然而，综合考虑所有因素来看，这样的观点不但错误，而且危险。现代生活真正独特之处既不是独立的个体，也不是不受约束的国家，而是二者之间的社会（与社会脱离联系的我们因此处于危险之中），更确切地说是公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这里用的是19世纪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定义）。

铁路是伴随公民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必要和自然的产物，它曾经是这样的，现在依然是。铁路虽然是一个集体项目，但它为个人利益服务。如果没有共同协定（近期还要再加上共同支出）的话，铁路就没有可能存在，另外铁路为个人和集体提供了实际的好处，这本来也是人们设计铁路所要达成的目的。市场无法做到这一点，除非是市场疏忽了才有可能。铁路对环境保护并不敏感，尽管在污染造成的整体成本上来看，目前尚不清楚蒸汽机对环境带来的伤害是否比内燃机更大；但铁路对社会的反应积极，而且它也需要如此，这也是为什么铁路不是很赚钱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失去了铁路，那么我们失去的将不只是一个宝贵而又实用的资产，要去替换它或恢复它会产生巨大的、让人难以承受的成本；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在一个群体中去生活。如果我们放弃火车站和通往这些车站的线路——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也就抛弃了如何以公民的身份去自信地生活的记忆。撒切尔夫人曾有下面的名言：“社会这种东西并不存在，有的只是男男女女的个人和家庭。”她决意永不乘坐火车出行，想必这也并非偶然。如果我们不能在火车上投入我们的集体资源，不能心满意足地乘坐火车出行，那么这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个封闭的社区中，我们只需要私家车在这些社区之间往来，除此以外我们别无所需；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封闭的个人，因为我们失去了为所有人共同的利益共享公共空间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损失所带来的影响将远远超越一种运输系统的消亡，它意味着我们的现代生活的终结。

这是文章的第二部分，本文在朱特去世后发表于2011年1月的《纽约书评》上。

[1] “风光少年”（“Bright Young Things”），19世纪20年代伦敦对放荡不羁的时尚或文化人士的称呼。——译者注

第23章

创新的破坏

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在他题为“超级资本主义：商业、民主和每一个人生活的转变”（Supe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Democracy，and Everyday Life，2007）一书中用“超级资本主义”一词来描述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本书讲述的事情听起来很熟悉，但作者在书里对这些问题的原因所做的判断却很肤浅。但是，我之所以关注这本书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作者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任期中（1993—1997）出任劳工部长。赖克也很强调自己这一经历与本书之间的联系，他称“克林顿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亲商业的政府之一，我为自己曾是这个政府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这本书的确是一本非常有克林顿风格的书，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那么本书的缺点或许可以预先告诉我们在这个新克林顿政府治理下我们应当期待什么，不应该期待什么。赖克本书的主题是关于当今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生活，以及民主国家中的人们为了这样的经济生活正在政治和公民生活上付出怎样的代价。这是个重要甚至紧急的主题，尽管他提出的“修复方法”无法令人信服。

赖克的主题如下：在他所称的美国资本主义“不那么‘黄金时代’”的时期（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生活处于较好的稳定与平衡中。少数的巨型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主导着可预测且安全的市场，熟练的技术工人有稳定和相对安全的工作。虽然嘴上说竞争和自由市场，美国经济实际上严重依赖政府提供的保护，从而避免了与外国之间的竞争；另外美国经济还依赖标准化、监管、补贴、价格支持以及政府担保（在这方面可以与西欧经济体相提并论）。当时的经济状况良好，未来的繁荣有保证，另外，当时的人们普遍有一种观点，他们认为美国国内有“共同利益”存在（无论这种观点有多么虚幻），这些因素都让资本主义的天然不平等得以减轻。“当欧洲人建立企业联盟，并且对民主社会主义大做文章之时，美国则直奔问题的核心：将民主的资本主义变成一种由商业来运行的计划经济。”［1］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近年来更是越发凶猛），“超级资本主义”带来了变化，它将之前的一切毁灭殆尽。“冷战”期间的研究项目所支持的科技或者从中衍生出来的科技（如计算机、光纤、卫星和英特网）让商品和信息流通的速度大大加快，交通联系也变得更为畅通。人们一个多世纪以来制定的监管架构在几年内被取代或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对全球市场以及国际资金（这些国际资金追逐回报丰厚的投资机会）逐渐增强的竞争。工资和价格被压低，利润上升。竞争和创新为一些人带来了机遇，为少数人创造了巨大财富；同时，它们也摧毁了许多就业机会，导致众多企业破产，让很多地方陷入贫穷。

企业和金融家（赖克用“沃尔玛与华尔街”作为总称）主导了政治，他（它）们为一部分人的利益向政府进行游说，用赖克的话就是：“超级资本主义已经蔓延到政治领域，它吞没了民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经济体的优先任务是什么。当代美国人作为投资者（首先作为消费者）所获得的益处是他们父母那代人所无法想象的。但是，没有人关心更广泛的公众利益。投资价值虽然在飞涨，但是“用于聚合公民价值的制度却日益式微”。罗伯特·赖克指出，在当代美国，“如果你去仔细观察，公共政策辩论已经变成关于竞争优势的一般事宜了，辩论的目的只是追求企业利润”。“共同利益”的概念已经消失了。美国人失去了对他们的民主制度的控制。

赖克很善于发现具有启发性的例子。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水平为自1929年以来最高：2005年，美国21.2%的国民收入积聚在仅占人口1%的人手中。1968年，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的薪酬和福利加在一起大约是该公司普通工人收入水平的66倍；2005年，沃尔玛CEO的薪酬是普通员工薪酬的900倍。据估计，沃尔玛创始人家族这一年的财富（900亿美元）与处于底层40%的美国人（1.2亿人）的总财富水平相当。如果整体经济增长“旺盛”，但“家庭收入中值（median household income）却在过去的30年中不见增长，那么多财富到哪里去了？基本都集中到了最上层”。赖克列出了一些最新的制度设计，它们在创造财富上十分勇猛：税收减免，养老保障，社会保障体系，“超级基金”，近年来政府为储蓄和贷款所提供的救助，对冲基金，银行和其他“风险承担者”；然后赖克冷淡地做出结论称这些制度设计“让私人投资者得到了所有利益，却让公众承担全部风险，这必将激励企业做出大胆的举动以取得重大业绩”。

这些都说得很好。但应该做些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赖克显得就不是那么直率了。他所列举的事实看起来都在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这个共和国的核心价值和制度已经开始处于瓦解之中。国会起草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法案，有影响力的捐赠者能够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政策，作为个体的公民和选民逐渐被排挤出公共领域。从赖克的许多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公民价值崩溃的具体体现似乎正是这些现代国际企业、拿着高薪的高管以及“迷恋价值”的股东们。本书的读者可能会做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企业对增长、利润和短期事物狭隘的关注掩盖、代替了更广泛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而以前正是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将我们联结在一起。

但是，这完全不是罗伯特·赖克希望我们达到的结论。在他对我们当前困境的解读里，没有人应该受到责怪。“我们作为公民可能会觉得这样一种规模的不平等不可能对民主有利。但超级富豪并没有过错。”“是高管们变得更贪婪了吗？”不是的。“是企业董事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责任感了吗？”也不是。“是投资者变得更温顺了吗？”“没有证据能够支持任何这些理论。”如赖克所记录的，企业的一些行为对社会不够负责。但是，对社会负责并不是企业的工作。我们不应该指望投资者、消费者或公司为公众利益服务，他们只是在寻找最好的买卖。经济学与道德无关。就像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曾说的那样，“如果人们想要道德，那就让他们去大主教那里找”。

赖克在书中写道，“拥有巨大财富的作恶者”并不存在。［2］事实上，他轻蔑地驳斥了所有用人的选择或意志以及用阶级利益乃至经济学概念来解释现状的做法。用他的话说，所有这些解释“在事实面前都会坍塌”。赖克对资本主义中固有的创造性破坏做了一个没有主题的说明，他所记录的这个变化显然就那样“发生”了，这似乎是一个精简版的熊彼得。[1]赖克可能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在他看来，新的“技术让消费者和投资者能够得到越来越好的买卖”，而这些买卖“从制度中抽走了社会价值，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英雄也没有恶棍”。

我们在书中看到了熟悉的“三角论述法”：作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端表达了愤慨，却不去追究责任（仅仅用“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话来表达），也不去做他自己的判断。企业做的事情是它们该做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不喜欢现今的问题对我们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赖克应当希望我们用自己公民的身份来改变现状。但是，这种做法与本书反复坚持的有关技术和自我利益的强硬逻辑并不相符。所以，针对这些重大进展及其带来的风险赖克只提出了一些很乏味的解决方案就毫不奇怪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在税收上做一些非常小的变动，在贸易协定中加入最低工资条款，对游说进行立法监管。

但是，即使对当前做法进行小的改动也违背了赖克的假设：我们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已经战胜了我们作为“公民”的行动能力。如果现代经济生活的运作真如他所说的，“在超级资本主义之下，所谓‘长期’便是未来收益的现值（present value）”，那么修改竞选财政法要么不重要（因为它不会改变什么），要么不可能修改得了，因为它会引起“相互竞争的商业利益”的反对（正是这些相互竞争的商业利益最早造成了这样的不正常现象）。总之，在我们已经成为自私自利的“消费者”或“投资者”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或我们的代表会突然选择做无私的“公民”（这里说的“公民”“消费者”“投资者”都是赖克在书里用的术语）？对作为公民的个人而言，是什么东西激励他/她这样去做？我们又是在谁的要求下突然放弃我们的“经济”身份，而选择我们的“公民”身份？

赖克对人类行为的分类方式无法令人信服，从他的分类方式看，好像我们对自己作为“消费者”“投资者”和“公民”这些不同身份所具有的喜好和偏好可以完全分隔开来，另外互相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种分类方式能产生一些漂亮的句子，比如，“作为公民，我们真诚关心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而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却正积极增加热量”。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在美国公民还困在这个悖论中时，其他一些地方的公民却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它。问题在于，赖克的分类方式忠实地反映出他的社会观在认识论上的浅薄：他所说的“公民”只是经济人加上“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在他的论述中少了一些东西——不仅没有“英雄”，没有“恶棍”，没有人应当被责备，而且没有政治。

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时代。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两个世纪里，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力量是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斗争：“进步人士”（无论是自由派或社会主义者）与保守派的对抗。直到最近，这些意识形态作为人们的准则仍然非常活跃，如果它们不能决定公众选择的现实，也至少决定了人们的话语。但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人们在政治交流中使用的词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老的左派叙事那种令人宽慰的宿命论（“历史站在你这边”这样的鼓舞人心的信念）所残存的部分在1989年之后被埋葬，一同被埋葬的还有“现行社会主义”（“real existing Socialism”）。政治上的传统右派的命运也与左派的命运相关联。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右派所反对的是左派认为变革和进步不可避免的立场：“保守派”保守，“反动派”反动，他们“反对革命”。政治上的右派一直以来反对左派对进步的笃信，而如今这种对进步的信念已不复存在，因而今天的右派也失去了自己的方向。

新的宏大叙事（即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抛弃了社会，选择了经济。它假定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完整体系”、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而非阶级斗争、革命和进步。这个叙事将改良（“增长是好的”）与一种必然性的假设结合在一起：全球化（对于罗伯特·赖克来说是“超级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非人类主观决定的结果。在这点上这个新的叙事与19世纪的左派叙事相似。昨日的革命理论家们的世界观建立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不可避免之上，今天这些鼓吹增长的人们援引的是全球经济竞争的动力不可阻挡（这点与前者类似）。两者都自信地在当下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了“必然性”。用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的话就是，我们被限制在了不受挑战的“全球商业社会”之中，［3］或像撒切尔夫人曾总结的那样：我们别无选择。

当代的经济学作者与他们在政治上的前辈相似，他们往往倾向于把问题简化：“从长远来看，”三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这样写道，“只有一个经济统计数据真正重要，那就是生产率的增长。”［4］今天的教条和不久的过去的教条很相似，它对不能纳入其范围的那些人类生存的方面漠不关心：就像过去的思维会强调那些可以被归为“社会阶层”产物的行为和观点，当代人在争论问题时则很重视那些可以从经济学语言表述的利益与偏好。我们倾向于将20世纪看作是极端和妄想的时代，我们现在很有幸从这样一个时代中走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自欺欺人呢？

我们对生产力和市场的崇拜是否只是对前一代人信仰的颠倒？有一些观点认为所有的事务和政策（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必须由全球化经济及其不可避免的法律和难以满足的要求来决定，没有什么比这些主张更有意识形态色彩了。这种对经济必然性的崇拜，再加上对革命的承诺和社会转型的梦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了。在从20世纪向21世纪的过渡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这边才刚抛弃19世纪的信仰体系，那边便拿了另一个取而代之了呢？

当人们在政治上做一些艰难的选择时，这种新的宏大叙事与以前的宏大叙事一样都很少提供指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罗伯特·赖克笔下的“公民”来说，让他/她对全球变暖问题可能会感到困惑的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她同时还是一个投资者和消费者，而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是经济增长的后果，但它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增长”是好事，而全球变暖不是好事，一个人又该如何选择？增长的好处真的是不言而喻的吗？当代的财富创造和效率所导致的生产率增长是否能够真正兑现其宣称的那些利处（比如机会、上升流动、快乐、幸福、富裕、安全）也许更多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有明确答案了。如果增长非但没有缓解社会的不满情绪，反而使这种情绪更激烈呢？［5］我们应该考虑选择不同的公共政策在经济之外有什么影响。

以福利改革为例。赖克本人在福利改革中非常活跃，首先他曾是克林顿的劳工部长，另外，他在多年前提出一项方案，他建议对那些雇用失业者的企业发放补助，以此来取代公共福利。［6］1996年克林顿实际取消了大部分人们所享受的由联邦担保的社会救助的权利。国会终止了全民补助，而将是否有寻求和接受工作的意愿作为发放福利的条件；这些做法与此前半个世纪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其他一些地方所做的事情与美国一致，比如英国（将福利制转变为“工作福利制”是英国改革的主要内容）、荷兰甚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例如，1991年，根据挪威的社会服务法规定，地方当局有权要求接收福利者有工作）。只有先工作才可以获得奖励的制度取代了普遍权利和基于需求而提供的福利：这些针对福利制做出的改革宣称让人们“不依赖”福利是其目标，伴随这个目标的信念是，改革的结果在道德上有示范性，另外在经济上也更有效率。

但是，这个看起来明智的经济政策却对公民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并非显而易见。20世纪福利制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让每个人都拥有完整的公民资格，不是罗伯特·赖克所指的进行投票活动那样的有限意义上的公民，而是享有权利的、可以无条件获得集体关注和支持的公民；其结果是社会将更有凝聚力，不能做任何归类的人被排除在外或者“不配享有权利”。但是这种新的“自由裁量”方法让个人的良好品行再次成为个人是否能够获得集体支持的条件。这种做法重新要求人们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获得公民资格：只有那些有工作的人才是社会的正式成员。其他想要充分参与进来的人可以接受必要的帮助，但他们首先需要通过一些测试，且其行为举止表现适当才可以得到帮助。

剥去现代福利制度改革华丽的语言，我们便回到了1834年英格兰的《新济贫法》，该法引入了“低于合格标准”原则（least eligibility），该原则的内容是：失业者和贫困者所得的救济在质量和数量上要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和就业条件。最重要的是，福利制度改革重新将有工作的或“配享有权利”的公民和其他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被排除在劳动人口之外的人区别开来。可以肯定的是，老的全民福利制度不利于进行市场运作。但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用马歇尔（T. H. Marshall）的话说，福利制应该“把产品和服务都从市场中拿出来，以此来取代市场，或以某种方式来控制和调整市场的运作方式，从而产生市场自身无法产生的结果”。［7］

市场优化（即不再对公共政策做社会或政治方面的评估，主要只评估其经济效率）也是近年来的私有化狂潮的公开理由。但是现今对福利制的改革虽然声称代表未来，但实际上它已经开始和过去越发相像；它将许多现代公立和集体机构分拆成很多由私人持有的零散资产，这让人联想到以前的时代。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特别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交通、医院、学校、邮政、军队、监狱、警察部队以及以低廉价格获得文化资源的机会（追求利润的私营机构无法很好地提供所有这些基本服务）都被纳入到公共监管或控制之下。它们现在正被交还到民营企业家手里（许多欧洲国家在文化上的预算如今受制于个人妄想和脆弱所导致的变化无常：预算中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半私人的国家彩票）。

在一些情况中（特别是运输和邮政），因为这些服务机构不承诺经济回报（比如必须在偏远地区提供这些服务），所以纳税人必须承担或担保民营部门的利润，这样国家才能为这些机构找到买家。可这其实是一种补贴，且早已有之，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另外，正如罗伯特·赖克所承认的，这其中一直存在着道德风险，它会招致不负责任乃至腐败。在其他情况中，民营企业将之前一直属于公共责任的服务（如为监狱、列车车厢提供服务以及医疗服务）从国家手里接过来，有时它们要向国家支付一定费用来获得经营权，然后再向使用这些服务、设施的公民或社区收取费用以收回其开支。通常情况下，公共财政会获得一次性收益，另外管理的负担也可以由此卸下，但代价是牺牲了未来的收入，另外也失去了对这些承包出去的机构服务质量的控制。这在今天的英国被称为“公私合作”（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而在大革命前的法国，人们称之为包税制。［8］

正如福利改革、放松管制、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本身，私有化的真正影响在于减少国家在公民事务中的作用：让国家“不要再要求我们做什么”以及让国家“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是所有地方的经济改革者的共同目标；用罗伯特·赖克的话说就是，要使公共政策“有利于商业运作”。打着“改造灵魂”幌子的20世纪国家让很多人吃了苦头。20世纪的国家常常很低效，有时候专制，间或会造成种族灭绝。但当我们在削弱国家（同时也就是让国家不受信任）以及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会为私利抛弃公众利益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就降低了这些代表着集体和共同目标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另外“有能力和雄心勃勃的人加入或留在国家服务机构的动力也就因此（逐渐）降低了”［9］。这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

市场需要外在于它的规范、习惯和“情操”以保证它能继续存在下去，保证资本主义茁壮成长所需要的政治稳定。但它也往往会腐蚀这些习惯和情操，这一点我们早就清楚了。［10］良性的“看不见的手”（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在最早的时候对商业社会可能是一个有利条件。但它无法再现它所继承的非商业性的习俗和关系——关于凝聚力、信任、风俗、克制、义务、道德和权威的习俗和关系，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会削弱而非加强它们。［11］出于类似的原因，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或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之间一定会有关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中国、俄罗斯甚至今天的新加坡就知道了。效率、增长和利润可能并不总是民主的先决条件，甚或它们也并不总是民主的结果，有时候它们可能会取代民主。

如果说现代民主国家要在赖克所描述的“超级资本主义”带来的冲击下幸免于难，那么它们需要被某种超越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力量约束，特别是当这种经济利益积聚在了越来越少的受益者手中之时：用穆勒的话说，一个社会仅仅通过金钱利益来维系这个想法“从根本上令人厌恶”。为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共同目标，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自身利益，无论这种自身利益是蒙蔽还是开明。“公共行动最大的优势是它能够满足男男女女在生活中为了更高目标而隐隐感觉到的需求。”［12］

今天的危险之处在于，公共行动的价值被贬低之后，我们已经不再清楚可以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是什么了。已故的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先对希腊伦理思想中“人性的客观目的论”（认为关于人在世界上之位置的一些事实决定了人应当去过一种有合作精神的生活）做了一番描述之后，然后他做出了如下结论：

在那之后，绝大多数的伦理观都接受了这种信念的一些变种；首先怀疑此信念的是公元5世纪古希腊的哲学教师（Sophists），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们可能是最有意识地要抛弃这种信念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今天谁来承担起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称之为“城市之魂”（Soul of the City）的责任呢？［13］

让人担心城市之魂，担心它不能让人满意地被有关经济无限期增长以及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的叙述所代替的最重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这种叙述不是很吸引人。它忽略了许多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它破坏自然环境；它的结果没有吸引力，也不鼓舞人心。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经有这样的观点，美国用来取代社会主义的是物质上的大丰富；但作为共同的社会目标来说，购物仍然不能算得上多么高的成就。在法国大革命早年，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对在他面前逐渐展开的商业社会的未来感到不安（如同当前在我们面前展开的商业社会的未来），他认为“在一个狂热的民族的眼里，自由将不过只是保证财政事务能够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已”［14］。我们也应该有和他一样的反感。

焦虑的第二个来源是这个“永无止境的发展”可能不会持续。经济发展也有它的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的帝国时代，当时的世界经济处于“全球化”（当时还没有这个词）之中，资本主义世界经历过一段前所未有的扩张和巨大的财富创造时期（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上一次经历这样的一个时期）。当时在英国（就如现在在美国和西欧）人们普遍有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史无前例的无限期和平与繁荣时代开始了。如果想读有关当时人们信心的描述以及这种信心后来变成了什么，最好是读凯恩斯的《凡尔赛合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该书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在书中总结了处在灾难边缘的世界的幻想，这场战争在之后的50年里让所有这些和平主义的幻想不再。［15］

镀金时代结束后，经历了30年的战争和经济崩溃的欧洲人“渴望安全”，凯恩斯预计到了这些，并为这些人们所渴望的安全做了准备。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被纳入战后治理系统中，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安排，那些先进国家的公民才不再感到那种令人痛苦的不安全感和恐惧，而这种不安全感和恐惧从1914年到50年代初一直左右着政治生活，也让政治陷入两极化；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对人们有吸引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种不安全感和恐惧的存在。

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局面可能会改变。恐惧正再次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里的一个活跃因子。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这是当然的；但是也还有其他的恐惧：对失控的改变速度的恐惧，对失业的恐惧，在资源日益分配不平等的时代对落他人之后的恐惧，对日常生活状况和常规活动失去控制的恐惧，这些恐惧可能更不容易为人发现。最大的恐惧可能是：不只是我们不能对我们的生活施加影响，那些当权者在面对超越他们能力之外的力量时也对局面失去了控制。

我们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安全与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忘记了，上一个“经济时代”崩溃之后我们进入了“恐惧时代”。在对经济利益的核算上，在政治实践、国际化战略甚至在教育的优先目标上，我们都强硬地坚持认为过去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教给我们。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无论风险还是机会都是没有先例的。但是，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辈经历过之前那个经济时代解体的后果，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当一个社会里的私人和局部利益压倒公共目标、遮蔽共同利益时可能会发生什么。

这种感觉是我们需要恢复的。无论如何，由于全球化的原因，我们有可能重新发现国家。在经济和人身上感到不安全的人们将退回到只有领土主权国家（territorial state）才可以提供的政治符号、法律资源和现实的屏障之中。这在许多国家已经发生了：保护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吸引力不断上升，而在整个西欧，“反移民”的政党对人们的吸引力不断增加，许多地方的人们都在呼吁建起“壁垒”、“障碍”，要求对移民进行“检验”。这可能会让相信“世界是平的”的人们感到意外。此外，虽然认为全球化和“超级资本主义”可能真的会缩小国家之间的差异，但它们通常会扩大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而这会在政治上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如果我们真的要迎来国家的回归，如果我们对安全和资源的需求会增大到只有国家才可以提供的程度，那么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家能做到的事情。今天我们提及国家时会用轻蔑的口吻，我们不把国家看成首选的天然施惠者，而是把它看作经济效率低下的源头，我们认为它会侵扰社会，最好应该把国家从公民事务中尽可能地排除出去。正因为拥有混合型经济的福利国家取得的成功（它们让社会得以稳定，并且让意识形态不再成为动员力量，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的繁荣便有赖于此），年轻一代才会将这样的稳定和意识形态之归于沉寂视作理所当然，并进而要求消除以下“障碍”：征税、管控以及泛泛意义上的国家干预行为。在很多发达国家里，只要讨论到政策问题，人们会自动忽略公共部门。

但如果我是正确的，我们目前的状况将无法持续，我们或许应该再去审视一下20世纪的前人们是如何应对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在政治上所带来的挑战的。我们可能会像我们的前人那样发现，在全民范围内提供社会服务以及限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本身就是一些很重要的经济变量，它们会促进公共凝聚力并让人们对政治有信心，从而实现持久的繁荣；然而只有国家才有资源和权力去提供这些服务，也只有国家才能以我们集体的名义去强制执行这些限制性规定。

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不但不会被监管型国家威胁，实际上它还依赖于这样一种国家的存在；世界正在变得日益两极化，一极是没有安全感的个人，另一极是不受管制的全球力量，民主国家的合法权力可能是我们能够设计出来的最好的一种中间制度了。毕竟，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在当代社会，由于我们崇拜不受制约的自由经济，再加上人们感到恐惧和没有安全感，社会所提供的服务减少了，对经济的监管则降到了最低点；但伴随着这些的是政府不断延伸的对人们的通讯、行踪和意见的监控，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这篇文章是为罗伯特·赖克的《超级资本主义：商业、民主和每一个人生活的转变》一书所写的书评，本文最早发表在2007年12月的《纽约书评》上。

[1] 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提出的重要观点，他把企业家的创新看作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创新能够从内部不停地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有的秩序和结构，同时再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这一过程便被称为“创造性破坏”。——译者注

第24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

美国人希望生活能变得更好。据近几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出生之日便能获得更好的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希望他们的妻子或女儿能像其他先进国家的女性一样安全生产。他们希望以较低的成本得到全面的医疗保险，他们希望自己有更长的寿命，希望有更好的公共服务，犯罪率更低一些。

当同样的这一群美国人知道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或者荷兰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可是这些国家税收得多一些，政府是“干预型”的，他们中许多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可这是社会主义啊！我们不希望国家干涉我们的事务。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希望缴更多的税。”

这种奇怪的认知失调其来有自。一个世纪前，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问过一个很有名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回答。这与美国辽阔的国土有些关系：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很难组织和维持共同的目标。当然还有文化的因素，这其中包括美国人对中央政府特有的怀疑。

当然，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制度在小的、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取得最好效果并非偶然，在这样的国家里，不信任和互相猜疑的问题不会表现得过于剧烈。你愿意为其他人的服务和福利掏钱，这是因为你知道他们也会为你和你的孩子需要的服务和福利掏钱：因为他们和你一样，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与你一样。

与之相反，在那些移民和少数族裔多到已经改变一国人口组成的国家，我们通常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对他人的猜疑比较大，对福利制度没有那么热心。最后，不容置疑的是，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制度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很真实，也很严重。它们继续存在下去没有问题，但现在它们表现得不再像以前那么自信了。

但我今晚所想讨论的问题是：当下美国社会所存在的运行问题和不平等让我们非常为之苦恼，可为什么我们连去想象一个不同的社会都如此困难？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当下提出质疑的能力，更不用说提供替代方案。为我们共同的利益去设计出一套不同的制度为何会如此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呢？

我们的缺点存在于“话语”上（discursive）——原谅我用了这个学术词汇。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谈论这些事情。要理解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先了解一点历史：正如凯恩斯曾经说过的，“研究观念的历史是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出于精神解放的目的，今晚我建议大家花点时间来研究有关下面这样一个偏见的历史：今天人们普遍诉诸“经济主义”，在所有的公共事务的讨论中都要求助于经济学。

在过去的30年里，在大部分英语国家中（虽然在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表现得不是那么强烈），当我们被问到是否支持某个提案或倡议，我们不会去问这个提案是好是坏，我们只会问：它是否有效率？它是否有效果？我们的生产总值是否会受益？它是否能促进增长？只考虑利润和亏损（最狭义的经济问题），避免做道德上的考虑并不是一种人类天然的状态，它是人们后天习得的。

我们曾经有过类似的处境。1905年，年轻的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他在1942年完成的报告为英国的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在牛津做了一场讲座，他在讲座中问：为什么在公开辩论中政治哲学会被古典经济学所遮蔽。贝弗里奇的问题在今天同样适用，但是，请注意，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从来不缺乏对政治的思考。18世纪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在有关经济学的讨论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

事实上，担心人们可能在公共政策中只考虑经济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孔多塞侯爵是在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便对资本主义有着最敏锐认识的作家之一，他曾经预见了这样一个令他厌恶的未来，“在一个狂热的民族的眼里，自由将不过是保证财政事务能够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已”。在孔多塞侯爵的时代，法国大革命让人们把自由地挣钱与自由本身混为一谈。但是我们怎么会在如今这个时代只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考虑问题呢？人们对虚弱的经济学词汇着迷并非没有原因。

不但不是没有原因，恰恰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辩论长长的影子之下，而这场辩论对大多数人而言已经是完全陌生的了。如果我们问谁对当代英语国家经济思想的影响最大，五位出生在非英语国家的思想家则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前两位是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宏观经济学杰出的“祖师爷”。熊彼得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资本主义所拥有的“创造性破坏”力量的热情描述，波普尔因他对“开放社会”的辩护和他的极权主义理论而知名。在战后经济繁荣发展的数十年中，德鲁克的管理学著作对商业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们之中有三人出生在维也纳，米塞斯出生在奥地利的伦贝格（今天乌克兰的利沃夫），熊彼得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北几十英里以外的摩拉维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在他们的母国奥地利的灾难让他们五人都深受震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和维也纳进行的短暂的社会主义实验之后，1934年，奥地利发生了一场反动政变，四年后，纳粹入侵并占领了奥地利。

他们五人都因此被迫流亡，他们所有人（哈耶克尤甚）在自己的著作和教学中都在对他们一生的核心问题做出回应：为什么自由社会会崩溃并且被法西斯主义所控制（至少在奥地利是如此）？他们的答案是：左派（马克思主义）尝试在1918年后的奥地利引入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由市政府所有的公共事业以及集体化的经济活动失败了，这些做法不仅已经被证明是荒谬的，而且直接导致了极右的反动。

因此，欧洲悲剧的发生乃是因为左派的失败：先是没有能够实现其目标，再就是没有守好自己及自由的遗产。他们五位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尽管他们的语气非常不同，那就是：捍卫自由主义，捍卫一个开放的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政府远离经济生活。如果能将政府挡在安全距离以外，如果不准政治家（无论他们怎么用心良苦）规划、操纵或指挥民众的事务，那么无论极左还是极右分子都将无法产生影响力。

凯恩斯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如何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并防止其再次发生？这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1883年（与熊彼得出生于同一年），成长于一个稳定、自信、繁荣、强大的英国。后来，他在英国财政部任职，另外他还参加了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和平谈判，他以自己这样特殊的身份目睹了他的世界崩塌的过程，他的文化和阶级所给他的一切令人安心的确定性都随之而去。凯恩斯问自己的问题跟哈耶克和他的奥地利同事们提出的问题一样，可是他对此给出的答案与哈耶克他们非常不同。

凯恩斯承认，经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欧洲的解体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经济理论的贡献之实质就在于他对不确定性的坚持：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许多自信的妙方大不相同，凯恩斯坚持认为人类事务在根本上不可预测。如果要从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中吸取教训，那么这个教训便是：上升到不安全和集体恐慌水平的不确定性会形成一种腐蚀力量，这种腐蚀力量曾经威胁并可能会再次威胁自由世界。

因此，凯恩斯寻求的是让国家的社会保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包括但不限于运用“反周期政策”（countercyclical）进行经济干预。哈耶克提出的观点与凯恩斯正相反。他在自己出版于1944年的经典之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

目前英国的很多政治著作与那些摧毁了德国对西方文明信念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创造了可以让纳粹主义获得成功的心灵状态）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无法用一般的语言来描述这种相似之处，以便让人对它有足够的认识。

换句话说，哈耶克明确预测道，如果工党赢得权力，英国将出现法西斯主义。后来工党的确赢得了选举，但它之后执行的许多政策都与凯恩斯提出的观点一致。在接下来的30年里，英国（像许多西方国家一样）都将一直受到凯恩斯关心的问题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那之后这些奥地利出生的思想家们报了仇。[1]至于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为何在这些地方发生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只能在其他场合进行讨论了。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些绝大多数出生于19世纪末的人们在70年前进行的辩论的微弱回响之中——就如同逐渐隐没的星星所发出的光。我们现在被鼓励从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经济学角度习惯上与这些遥远的政治上的分歧没有关联。然而，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种政治上的分歧，那就会像是我们在说着一种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语言一样。

福利制度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它曾经取得过显著的成就。在一些国家，它是社会民主主义，其根基是宏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立法方案；在另外一些国家，比如英国，福利制度等同于一系列旨在减少人们生活中的不利条件以及缓解财富和贫困两极化的务实政策。战后信奉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共同的主题和普遍的成就是，它们成功遏制了不平等现象。如果你比较欧洲大陆所有国家以及英国和美国的贫富差距（无论从收入还是从资产上算），你会看到，以上各国的贫富差距在1945年之后的一代人里极大地缩小了。

更大的平等带来了其他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极端主义政治（绝望、嫉妒、没有安全感的政治）的恐惧减弱了。西方工业化世界进入了一个繁荣、安全、幸福的时代，它也许是一个泡沫，但它也是个让人获得安慰的泡沫，在其中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他们过去希望的要好很多，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去信心满满地憧憬未来。

福利国家的悖论，所有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以及基督教民主主义国家）的悖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成功会削弱其吸引力。很可以理解的是，税收的机构和系统，社会服务以及公共产品供给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对20世纪30年代有记忆的一代人，在他们眼中这些制度设计能够保证自己的国家不回到恐怖的过往。然而他们的后代人已经开始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寻求这样的安全了（甚至在瑞典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民主制将中产阶级与自由主义制度联合在一起（我在这里用的是欧洲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和穷人得到了相同的福利援助和服务：免费教育、廉价或免费的医疗、公共养老金等。结果，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产阶级的可支配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许多生活的必需品已经通过税预先支付了。欧洲的中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生活在极大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之中，因为社会民主制的制度设计，他们也很紧密地融入战后的民主共识之中。

然而，到了70年代后期，这样的考虑越来越被忽视。首先是撒切尔-里根时代的税收和就业改革，然后很快又是对财政部门放松管制，不平等再次成为西方社会的问题。从20世纪第一个10年到60年代这段时间中，不平等指数在明显下降，然而在过去30年里不平等指数又在稳步增长中。

今天美国的“基尼系数”（判断穷人与富人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与中国的水平相当。［1］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之间拉开巨大距离不可避免，而美国的不平等系数与中国相当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我们与先前愿望的距离已经拉得很远了。

来考虑一下1996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很难想出一个比它更奥威尔式的标题了），这个克林顿时代的法案旨在终结美国的福利供给。该法案的规定让我们想起英国近两个世纪前通过的法案：1834年的《新济贫法》。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对《新济贫法》的运作有过描述，所以我们对《新济贫法》的规定并不陌生。书中诺亚·克莱博（Noah Claypole）对小奥利弗的嘲笑非常有名，诺亚称奥利弗为“Work’us”（“济贫院”），生活在1838年的诺亚所要表达的正是当我们今天轻蔑地说出“福利皇后”（“welfare queens”）这个词时所表达的意思。

《新济贫法》非常可恶，它迫使穷人和失业者在工资无论多么低的工作和济贫院的耻辱之间做选择。《新济贫法》和19世纪大多数其他形式的公共援助（人们仍然认为这是一种“慈善”，并这样去称呼它）故意提供给人们低水准的救助和支持，以便让其吸引力比其他最糟的选择还要低。该系统借鉴了古典经济理论，这种理论否定了在一个有效的市场里失业的可能性：如果工资降到足够低，同时人们又找不到有吸引力的其他选择，那么每个人都会找到工作。

在接下来的150年里，改革者力图取代这种有损人格的做法。《新济贫法》及其他国家类似的法案适时地被公共援助（作为公民享有的一项正当权利）所替代。无业公民不再被认为不应该得到公共援助，他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处境而被不公正对待，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良好信誉也不再受到隐性的诽谤。更重要的是，到了20世纪中叶，许多福利国家确立了以下认知：认为只有参与经济活动才能具备公民身份是极不妥当的。

在当下美国这个失业率上升的时期，一个失业的男人或女人不是社会的正式成员。为了能够有资格获得甚为稀少的福利金，他们必须首先去找工作，并在适当时接受一份工作，不管这份工作提供什么水平的工资，无论工资有多么低，工作多么让人反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自己同胞提供的补贴与援助的资格。

为什么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去谴责这些由民主党的总统制定的“改革”？为什么我们对改革的受害者所承受的耻辱如此无动于衷？我们不但不去质疑这种倒退到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做法，我们反而已经适应得非常好，大家都一致保持着沉默，与上一代人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正如托尔斯泰提醒我们的那样，“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生活条件是他所不能习惯的，尤其是当他看到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接受了的时候”。

“人会倾向于佩服且几近崇拜富人和有权势之人，轻视或至少忽视穷人和生活条件一般的人，这种倾向乃是造成我们的道德情操腐败最大和最普遍的原因。”这不是我的话，它的作者是亚当·斯密，他认为我们可能会赞赏财富，蔑视贫穷，钦佩成功，鄙视失败，而这将会是我们在商业社会（他预测了商业社会的到来）面临的最大风险。现在这样的风险已经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

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中有一个最明显的实例，这个例子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细节：私有化进程。在过去的30年里，西方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政府对私有化崇拜有加。为什么呢？最简短的回答是，在预算受到限制的时代，私有化似乎能够帮政府省钱。如果国家拥有一个效率低下的公共项目或昂贵的公共服务，比如一个自来水厂，一家汽车制造厂，一家铁路公司，那么它可以将其出售给私人买家。

这笔买卖能为国家挣钱。与此同时，这个项目或服务进入私营企业以后，私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会让服务或操作变得更加高效。每个人都能受益：服务改善了，国家摆脱了管理不当、不善的责任，投资者获利，另外公共部门可以从出售中获得一次性的收益。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操作起来则非常不同。我们在过去的10年看到的是，将公共责任稳步转移到私营部门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首先，私有化很低效。多数在政府看来适合卖到私营部门的服务已经在亏本经营了：无论是铁路公司、煤矿、邮政服务或能源公用事业，给它们提供的投入以及维护它们的成本高于它们所希望能够获得的收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这一类公共项目而言，除非给私人买家比较高的折扣，否则它们对这些买家就没有吸引力。但是，国家如果以低廉价格出售，公众便要承担损失。据计算，在撒切尔时代的英国所进行的私有化过程中，英国政府故意以低价将长期的公共资产出售给私人部门，从纳税人手中到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手中净转移额达140亿英镑。

这笔损失应该再加上另外30亿英镑，这笔钱是银行处理私有化收取的交易费用。因此，英国政府为出售资产向私营部门支付了170亿英镑（300亿美元），如果它不花这笔钱就不会有买家。这笔钱数额巨大，它大约与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数目相当，或者接近巴拉圭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这自然不是对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

第二，私有化会造成“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私人投资者愿意购买效率明显低下的公共项目的唯一原因是国家会帮他们消除或减少风险。以伦敦地铁为例，政府保证购买伦敦地铁的公司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得到保护，不会遭受重大损失；“私人企业为追求利润会提高效率”，这个支持私有化的经典经济学理由也因此没那么有说服力了。这里的“风险”是，在政府这样保护下的私营部门至少和公共部门一样低效；另外，产出的利润都被私营部门拿走，而损失却都由国家来承担。

反对私有化的第三个或许也是最强有力的理由是下面这个。毫无疑问，许多公共产品和服务运行不善，比如存在着管理不力、投资不足等问题。尽管如此，那些如邮政、铁路系统、养老院、监狱以及其他政府希望进行私有化的机构，不管怎么运行不善也仍然是政府的责任。甚至在被卖掉后也不能让它们完全受制于市场的诸多难以预测的变化。这些机构先天就需要有人进行监管。

谈到这种从根本上说属于集体责任所具有的半私人、半公开的特性，我们便真的回到一个非常古老的事情上来了。如果今天的美国政府要审计你的纳税申报单，虽然决定调查你的是政府，但来调查你的很可能是一家私营公司。这样的私营公司已与国家签订合同，由它代表国家完成工作；一些私营机构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与美国政府签订合同，为其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提供在安全、交通和技术上的专业支持（它们以此获利）。今天的英国政府也以类似的方式与私营企业主签订合同，由私营公司来为老人提供养护服务，而这原本是国家的责任。

总之，各国政府将自己的职责移交给了私营公司，这些私营公司声称能比国家做得更好，而且花费更少。这在18世纪被称为包税（taxfarming）。早期的现代政府往往缺乏收税的手段，因而它们在个人中间进行招标，由个人来承担收税的工作。出价最高者便可以得到这份工作，只要他向政府支付事先谈好的价格，他便可以尽其所能地去收税，然后留下收益。因此政府在预期的税收上打了个折扣，以换取中标者预先支付的现金。

法国君主制垮台后，人们普遍承认包税效率低下得离奇。首先，它让国家失去人民的信任，在人们心中国家便是由贪婪的奸商来代表的。其次，政府通过包税所得到的税收比一个管理能力高效的政府税收系统所能收上来的税低很多——只算替政府收税的个人所得到的越来越多的利润便已经是如此了。第三，纳税人会因此心生不满。

在当今美国，我们的政府不受信任，公共资源不足。可有趣的是，我们的纳税人却没有表示不满，或者，至少可以说，让他们感到不满的原因经常是错的。尽管如此，从本质上来看，我们为自己制造的问题可以与大革命前的法国旧政府所面临的问题相提并论。

今天的做法和18世纪一样，我们取消了国家的责任，损害了它的能力，它的社会地位因而降低。我们随之得到的是一个个“封闭的群体”：社会的一个个小部分，每个部分都天真地认为自己拥有独立于集体及其公务员的功能。如果我们只与私人机构打交道，或者绝大多数时候都与它们打交道，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淡化自己与公共部门的关系，因为这些公共部门对我们没有明显的用处。在做与公共部门同样的事情上，私营部门是做得更好还是更坏，以及它在做这些事情所需要的成本是更高还是更低都没有太大关系。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减少了对国家的效忠，我们还失去了应该与我们的同胞分享的重要的东西——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曾经一起分享这些东西。

撒切尔夫人是这种做法在现代影响最大的践行者之一，她很好地描述了这个过程，据报道称，她曾经说道：“社会这种东西并不存在，有的只是男男女女的个人和家庭。”但是，如果只有个人，没有社会这样的东西，国家仅仅作为“守夜人”远远地监督各种活动而不参与，那么又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联结在一起呢？我们已经接受私人警察、私人邮政服务，接受了在战争中为国家提供所需物品的私人机构以及很多其他私人机构。这些被我们“私有化”的责任正是现代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艰难地承担起来的责任。

那么，什么可以在公民与国家之间起到缓冲作用呢？当然不是“社会”了，公共领域被损毁让它的生存都成为问题。然而国家不会即刻消亡，即使我们将其所有的服务属性去除，它仍然会在我们身边存在，哪怕只是作为控制和压制的力量存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将不会有中间机构存在，人们对这些机构的奉献自然也不会再有：一个互惠的服务与义务组成的网络通过所有人共同占据的公共空间得以建立，这样的网络可以将公民维系在一起，然而在公共领域被损毁以后，这个网络将不复存在。私人和企业将会竞相劫持国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这样的后果在今天不比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更有吸引力。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国家建设的推动力量来自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即个人组成的集体如果没有共同的目标和机构将无法长久存在下去。对于批评新兴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言，私人利益可以促进公共利益就已经是一个明显荒谬的概念了。用约翰·穆勒的话说，“一个社会只能通过金钱利益所产生的关系和感情来维系这个想法从根本上令人厌恶”。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不得不从国家这个集体利益、集体目标和集体财产的化身着手。如果我们不能再次学会对国家进行思考，我们将不会走得太远。但是，国家应该做什么呢？它最起码不应去做那些不必要重复做的事情，正如凯恩斯所写的，“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去做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不管政府做得好一点还是差一点，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没有做的事情”。我们从过去一个世纪的痛苦经历中知道，有一些事情是国家一定不能做的。

20世纪的那种对国家的进步主义叙事之基础乃是我们的自负，这个基础非常不稳固。这种自负让我们认为历史站在“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一边，用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后来的话说，我们认为我们改造世界的方案“得到了宇宙的祝福”。［3］今天，我们无法说出这种让人听上去心安的话了。20世纪有着各种各样的教义，这些教义告诉人们国家应该做什么，并且提醒个人国家知道什么事情对他们是有利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应该强迫个人接受这点，它们的自信令人感到惊恐。刚刚从这个世纪幸存的我们不能再回到曾经的那一切之中。所以，如果我们要对国家进行思考，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的限度在哪里。

由于同样的原因，恢复使用20世纪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调也是徒劳的。在那些年里，民主左翼的出现是为了替代各种不妥协的革命社会主义以及它们后来的继任者。于是社会民主主义天然就有一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它在自信地踏步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同时会一直紧张地看着自己的左边。它似乎像在说：我们不是专制主义者。我们支持自由，反对压制。我们都是民主党人，但我们也相信社会公正和受到监管的市场等。

只要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说服选民自己是一个在自由政体中受人尊敬的不同于当前做法的选择，那么采取这种防御姿态便是有道理的。但在今天，这样的论调是不符合逻辑的。像默克尔这样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能在德国大选中胜过她的对手社会民主党（即便这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并非偶然，虽然她所提供的一套政策在所有重要方面都与社会民主党的方案相似。

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对于当代欧洲政治来说都是些平淡无奇的主张。很少有欧洲政治家会不同意社会民主主义对国家职责所做的核心假定——无论他们对国家职责范围的假定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在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中间当然就更少有人会不同意了。因此，社会民主党无法在今天的欧洲提出与众不同的东西：以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为例，甚至连他们对国有制不假思索的拥护立场也很难跟奉行戴高乐主义的右派的柯尔贝尔主义（Colbertism，重商主义的变种）主张区分开来。社会民主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目标。

问题不在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而在于这些政策的措辞。由于来自左派的威权主义挑战已经消失，这时再去强调“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显得多余了。今天我们都是民主派，但谈“社会”仍然有意义，考虑到几十年前各方对公共部门的作用都没有争议地给予承认，现在去谈“社会”可以说比那时候更有意义。那么，在社会民主的政治方案中“社会”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

如果你愿意，请试想一下一个火车站。试想一个真正的火车站，不是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那是一个堆在煤窑上的20世纪60时代失败的购物中心。我是指像伦敦的滑铁卢车站、巴黎东站、孟买壮观的维多利亚火车站，或者柏林宏伟的新中央火车站这一类的火车站。私营部门在这些引人注目的现代生活的教堂中运行得非常好：毕竟，没有理由让国家来经营报摊或咖啡馆。只要是还能记得英国铁路的咖啡馆里那些用塑料包装的、干巴巴的三明治，任何人都会承认在这个领域里，竞争应当得到鼓励。

但是你不能在铁路里引入竞争。铁路和农业或邮政一样，它们是经济活动，可同时也是重要的公共产品。此外，你无法通过在一条轨道上开两列火车然后看哪个运行得更高效的方式来让铁路系统变得更高效。铁路是一种天然的垄断。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英国实际上已经在公交服务里引入了这种竞争。但公共交通的矛盾当然就是：它的工作完成得越好，效率就可能越低。

如果一辆巴士只为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人提供快速交通服务，避免开到只会有老人偶尔乘车的偏远村庄，那么开巴士的人能赚更多钱。但必须有人（国家或当地政府）来提供无利可图的、低效的本地服务。如果没有这种服务，那么虽然削减公共服务可以获得短期的经济利益，但这种经济效益会被社会所承受的长期损害所抵消。因此，“相互竞争”的公交车所导致的可预见的结果就是：公共部门所需要承担的成本增加，票价大幅度提高到市场能够承受的水平，快速巴士公司能挣取丰厚利润（除了伦敦，那里的需求足够多）。

火车跟公交车一样首先是一种社会服务。如果是运行从伦敦到爱丁堡、巴黎到马赛、波士顿到华盛顿这些线路的特别快车，任何人都能挣到钱。但那些人们只是偶尔搭乘的火车线路怎么办？个人不可能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种人们使用并不频繁的服务所需要的经济成本。只有集体，亦即国家、政府、地方政府能做到。在某一类经济学家看来，运营这些铁路线路需要的补助总归是低效的，他们会问：把铁轨拆除，让大家开自己的车不是会更省钱一些吗？

1996年是英国铁路私有化的前一年，英国国铁当时给铁路的补助在全欧洲最低。这一年，法国人计划给铁路投资的金额为人均21英镑，意大利是33英镑，英国只有9英镑。［4］这种差别在各国的全国铁路系统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上能得到准确反映，它还能解释为什么对英国铁路系统进行私有化会造成巨大损失，英国铁路系统的基础设施太薄弱了。

但这种投资上的差别说明了我的观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早就把自己国家的铁路看成是一种社会提供的服务。在偏远地区通火车虽然成本高、收效低，但这样做让这些地区的生活可以正常进行。铁路的存在让人们在公路运输之外多了一个选择，对环境的破坏因之减少。铁路及其提供的服务是一个社会所拥有的共同愿望的象征和符号。

我在上文建议，在偏远地区通火车有其社会意义，尽管从经济上看它的“效率不高”。不过，这当然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如果仅仅提出值得称赞的社会目标，可与此同时也承认它们所需要花费的成本比其他目标要高，那么他们也走不了很远。我们最后会一面承认社会服务的美德，一面批评提供这些服务所要花费的成本，然后无所作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用来评估成本的方法，不管是社会的还是经济的方法。

我举个例子。给穷人仁慈的施舍要比确保他们拥有可获得全方位社会服务的权利便宜。我所谓的“仁慈”是指基于信仰之上的慈善行为，以及私人或独立机构的慈善行为，还有以食品券、住房补贴、服装补贴等形式发放的援助（能否获得此类援助取决于申请者的收入水平）等。但它对接受这类援助的人带来的羞辱是恶名远扬的。英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对大萧条的受害者做了“家庭经济状况调查”（means test），老一辈人现在回忆起这个调查仍然感到厌恶甚至愤怒。［5］

与之相反，如果接受援助是你的权利，你就不会有被侮辱的感觉。如果得到失业金、退休金、残疾补助、公共住房或其他援助是你的正当权利，不会有人来调查你的情况，确定你的生活是不是糟糕到“有资格”得到帮助，那么你就不会为接受帮助而感到尴尬。然而，要让人们获得这种普遍的权利以及这些他们有权得到的东西势必代价不菲。

但是，如果我们把羞辱本身当作一个社会需要承担的成本呢？人们在接受生活必需品之前受到了同胞的羞辱，如果我们决定“量化”这种蒙羞所带来的危害如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对生产力、效率或幸福感的估算中把羞辱性的施舍和有权得到的福利之间的区别考虑进来如何？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提供普遍的社会服务、公共医疗保险或者对公共交通进行补贴实际上是一个以低成本、高效率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方式。这种做法本身就会存在争议：我们如何量化“羞辱”？不让一些孤立的公民获取都市资源所造成的损失可以衡量吗？如果可以，那么这样的损失是多少？我们愿意为一个良好的社会支付多少钱？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还不清楚。但是，除非我们去问这些问题，否则我们又怎么希望给出答案？［6］

——

当我们说“好社会”的时候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从规范的角度看，首先我们可能要有一个道德的“叙事”，然后将我们的集体选择置于其中。目前狭义的经济术语制约着我们的对话，这种狭义的经济术语之后将被这样的道德叙事所取代。但是，用这种方式来定义我们的总体目标并非易事。

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无疑会关心对与错的问题，因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道德语汇（这种道德语汇中融入了基督教对贫富的两极分化和物质主义崇拜的厌恶），所以更会如此。但这种关心经常会遭到意识形态的诘问。资本主义是否注定会灭亡？如果是，某个政策是会促进其灭亡还是可能推迟其灭亡？如果资本主义并非注定灭亡，那么就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构想政策。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相关问题通常考虑的是“整个体系”的未来而非某个举措本身的优点或缺点。这些问题现在已经不再困扰我们，我们因而可以更直接地去面对我们的选择在道德上可能带来的后果。

金融资本主义或者“商业社会”（18世纪的称呼）让我们憎恶的东西是什么？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让我们本能地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不公平？在面对有钱人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不受控制地为自己的利益游说时，是什么冒犯了我们的合宜感（sense of propriety）？我们损失了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以道德批判的形式出现：批判不受限制的市场的缺陷或不负责任的国家。我们要理解它们为什么会冒犯我们的正义感或公平感。一句话，我们需要回到“目的王国”（the kingdom of ends）[2]。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面的作用有限，因为它对资本主义困境的回应仅仅是启蒙运动的道德话语对“社会问题”姗姗来迟的一种表达。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不同。

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安全时代。凯恩斯在他1919年出版的《凡尔赛合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对上一个不安全时代的分析让人记忆犹新。然而在上一个不安全时代之前的几十年里，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们生活的国际化程度大幅度增加，“全球化”这个词彼时尚未出现，但其过程已然开始。正如凯恩斯所描述的，商业经济已传播到世界各地。贸易和通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1914年以前，人们普遍确信和平的经济交流的逻辑将战胜各国的国家利益。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切将戛然而止，然而这的确发生了。

我们也已经度过了一个稳定、确定的时代，认为经济会无限期增长的错觉我们曾经也有过，但这一切已成为过去。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在经济上会没有安全感，在文化上也面临不确定性。我们确实比“二战”以来任何时候都缺乏对我们的集体目标、我们的环境福祉或者人身安全的自信。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将继承一个怎样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去假定我们的世界中令人宽慰的部分一定会在他们的世界延续。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祖父那一代人是如何应对类似的挑战和威胁的。欧洲的社会民主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和“大社会计划”（the Great Society）都是对那个时代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做出的明确回应。在现在的西方世界，知道世界在自己眼前崩塌意味着什么的老人已经所剩无几。［7］我们很难想象自由制度会完全崩溃，也很难想象民主共识会彻底解体，但就是这次崩溃引发了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进行的那场辩论，凯恩斯主义的共识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便在这场辩论中应运而生：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共识和妥协中成长起来的，然而现在它们的吸引力却被自己取得的成功所掩盖。

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能够有未来，那么它得是“带着畏惧之心的社会民主主义”。［8］我们不能去试图恢复那种对进展感到乐观的语言，而是应该重新认识不久的过去。今天这些完全不认同现状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提醒听众们自己在20世纪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提醒他们如果冒冒失失地匆忙拆毁这些成就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直接地说，左派需要保守住一些东西。右派继承了雄心勃勃的现代主义去破坏以及在实现普世性计划的名义下革新的冲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风格和志向一贯都比较温和，然而他们需要更自信地多讲自己过去取得的成就：社会服务国家的兴起；花费百年时间建立的公共部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促进了我们的集体认同和共同目标；作为权利的福利得以确立，提供福利成为一项社会责任。这些都不是普普通通的成就。

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成就不够完美而感到不安。就算我们从20世纪什么也没学到，我们也至少应该能明白，答案越完美，后果越可怕。我们可以期望最好的结果便是在不理想的情况下做不完美的改进，或许这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有些人在过去的30年里系统地去瓦解这些改进，动摇它们的根基，对此我们应该比现在更愤怒。他们的这种做法还应该引起我们的担忧，哪怕只是出于审慎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这样急于推倒前人辛苦建起的堤防？我们能这么肯定洪水不会来吗？

“带着畏惧之心的社会民主主义”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放弃一个世纪的努力是对我们前人的背叛，也是对后人的背叛。说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类似的东西）代表着未来，代表我们为自己绘制的理想世界会让人很快意，但是这种说法会误导别人。它甚至不能代表理想的过去。但在我们现在所有的选择之中，社会民主主义比其他的选择都好。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书里反思自己刚刚经历的巴塞罗那革命时说过这样的话：

这里面的很多事情我并不明白，从某些方面说，我甚至也不喜欢它，但我立刻认识到这是一件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

我认为，奥威尔的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于我们所能够从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记忆中挽回的东西。

本文由托尼·朱特于2009年10月19日在纽约大学做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改编而成，这次演讲的视频可以在雷马克研究所的网站上找到：remarque.as.nyu.edu/object/io_1256242927496. html.

[1] 指20世纪70年代，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英国政府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政策，转而支持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主张。——译者注

[2] “目的王国”是康德提出的思想实验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存在的自身就是目的，而非他人的工具或手段。——译者注

第25章

世代的平衡——与丹尼尔·朱特的对话

丹尼尔：如果2008年11月我已经满了18岁，我会投票给奥巴马。可我当时只有14岁，我只能对他表示支持，在他当选后表达喜悦。他前面几任总统都对美国的环境危机不予理会，任其日益恶化，我曾经天真地相信奥巴马政府会采取措施解决环境危机。我当时觉得奥巴马知道如何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在政治上“不正确”。

可过了两年不到，我便已经对政府和商界在道德上的信念感到非常悲观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让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1]在那之前的一系列事情已经让我开始感到怀疑：增加海上钻井，我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消极立场，另外也没有环境方面的立法能够改变这种消极立场。

但英国石油公司让我认识到目前执政的这代人并不懂环境问题。他们看待环境危机的方式跟他们看待政治上的溃败和经济危机的方式是一样的。政治上的问题会过去，经济也会反弹，但环境不能。他们这种“我们先把其他问题处理好然后再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态度让我非常生气。这个世界不是可以拿来牺牲的，你们造成的损害需要我们这一代来修复，情况就是这么简单。

托尼：我今年62岁，当时我投了奥巴马的票。我对他没有抱很大希望。人们从一开始就明确知道，奥巴马会妥协而不会对抗，这对一个人来说也许不是缺点，但对政治家来说则是。我们已经看到结果了：无论是在中东，在经济管制上，还是对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嫌犯问题，以及移民改革上，奥巴马都没有坚持到最后。还说什么“无畏的希望”？

至于企业，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我们这一代对它们保持怀疑态度没有错。石油企业跟高盛这一代企业一样，它们并非像良性的经济主体那样以满足人们需要来获得收入。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就是，它们是“拥有巨大财富的作恶者”。但是，我们的怀疑态度让我们在面对真正的犯罪行为时的反应变得迟钝：“它们应该会那么去做的，是吧？”看高盛在经济上进行掠夺是一回事，而在现场去看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沿岸造成的事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的，我们应该比我们现在更愤怒。

我们凝视着我们的未来，但这不起作用。涌出的油污提醒着我们，我们让自己掌握不好的技术取代了我们的独立自主。我们的精力都浪费在了昂贵的对外战争上面，而这些战争的目的却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在“文化”冲突中互相抱怨，可这些冲突与我们的实际问题并没有关系。

同时，我们传统宪法的正常运作现在已陷于停滞——它的正常运作取决于一个共识，而现在这样一个共识已经不存在。从长远的眼光看，共和国就是这样消亡的。“一些人”显然需要做“一些事情”，你有什么建议？

丹尼尔：就像你对一些不可接受的企业行为表现得太宽容，也许你在政治上也过于逆来顺受。要真正实现变革，你需要认为真正的改变是可能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看待事情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支持奥巴马。相较美国其他任何选民群体，我们年轻人更相信参与可以促使一些事情发生。但人们越是告诉我们危机是避免不了的，那些执政者也无法防止危机的发生，告诉我们必须要信靠上帝——如总统周二建议的那样，我们对政府的信心就会失去越多。

从政者们需要依赖公众：如果我们有足够强大的共识，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建立共识和行动，这就是我需要你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你们这一代人谈论了很多关于参与的话题，那么参与进来吧。利用民意压力让政府通过在环境方面强有力的立法。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之后，如果我们妥协了，又重新“回到正常状态”，那么我们将会错过一个重要的机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正常状态”。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些新问题，不问自己是否能够承受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太阳能，公共交通，逐步淘汰对石油的依赖）上进行投资，而是去问如果不去为这种新生活方式投资，我们又可以承受多久因此而付出的代价。你们这代人需要为我们做到不妥协。

托尼：你的这些有关代际的发言让我感觉有些不适。我和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差不多年龄，但我不为他们承担任何责任。其实，虽然我同意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国共识，但我不认为真正的挑战是去说服美国人接受对污染问题甚至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也不只是让他们去为未来做出牺牲这个问题。真正的挑战是要再次说服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走到一起，他们能够做很多事情。

但是，这需要有人领导，可我免不了注意到，你们年轻人放过了总统。毕竟，如果你和你的同代人已经对他这个人以及这个“体制”失去了信心，这一部分是他的错，但是你们也有责任。

如果你们团结到一起把一个人选上去以后便各自散去，发短信的发短信，玩推特的玩推特，这是不够的。你们必须保持团结，你们必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为之奋斗。第一次不会成功，之后也不会事事如意，但是你们不能放弃。这也是政治。

你要认为我已经对政府失去信心那你就错了。这个国家正是大政府建立的。如果没有这个大政府，那就没有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美国公立教育的荣耀：美国的“赠地大学”（land-grant colleges）是受益于1862年和1890年通过的《莫雷尔法案》（Morrill Acts）发展起来的。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公益事业，如马歇尔计划、《退伍军人权利法》（The GIBill of Rights）和州际公路，没有它们，我们战后的经济不可能那样蓬勃发展。另外不要忘了《民权法案》，这个争议极大的道德革命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

我对政府没有失去信心，可我担心今天的政治家是否为迎接挑战做好了准备。

丹尼尔：你说得对，我确实小小地放过了总统。但是，这么多的年轻人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怀疑后仍参与政府的选举确是壮举。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在我们这些对小布什政府只能感到羞耻的人身上灌入了政治活力。如果没有希望的增长和对行动的渴求，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会在开始介入政治之前就因为厌恶而放弃政治。我们需要感谢奥巴马在政治上对我们的动员。

他当然应该受到批评。但是，无论是作为一代人，还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失望变成悲观情绪和懒惰。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道德上的挑战，我们不能退缩。

我是怕你们的怀疑态度让你们失去了信心，放弃了行动——你得承认的是你们这一代人的激进主义从来没有完全实现它的潜力。你总是说，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愤怒转化为积极的行动，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会变得更有可能发生。愤怒是明智行动的指南吗？诚然，如果是为错误的目标或者方向错误，那么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是，这是不是比坐在后面抱怨，而与此同时被带领到深渊的边缘更好？

托尼：是的，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不再把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当作公共政策的最高目标，这些都是我们能做到的。可我们给自己的都是一些容易做到的选择，比如高税收或自由市场，然后惊讶地得知这些选择与我们的需要无关。在技术上寻求解决办法体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傲慢。但是，正如英国石油公司的人已经向我们展示的，可以用来封堵泄漏的控油盖的数量是有限的；有的时候你需要重新开始。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石油泄漏和道德上的反感。从更大的图景来看，大型石油公司没有长远未来：那些依靠人们对石油的贪婪而发展起来的可鄙的小酋长国将重新沉入沙漠。但是为什么英国石油公司和那些酋长们会做这个即将成为历史的能源生意？没有什么人为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那种不受管制的利润和随之而来的连续发生的环境灾难不是唯一可能的未来。

总统周二时谈到推进国会立法，但是目前达到的也仅仅是“排碳总量管制与交易”（cap and trade），可这只是一场骗局，欧洲一些公司已经尝试过这个方法，它存在着种种不足。

我们需要给50个州提供一个马歇尔计划。这些州都可以获得联邦资金，这笔钱可以通过节省国防开支以及税收（这些税是给你们这些我们的接任者的贷款）来筹集，条件是拿到的钱需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交通、可再生能源和教育。达不到这样规模的行动则无以应对每天6万桶的石油泄漏所造成的危机。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想改变世界，你可得愿意为之长期奋斗；另外你还要做出一些牺牲。你是真的关心此事呢，还是仅仅因为看到那些令人不安的景象感到不舒服？

丹尼尔：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去关心。你所预计的那些牺牲比较起那些如果我们守株待兔而被迫做的牺牲根本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没有奋斗的荣幸。

你看，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而且将来一段时间都会如此。其实，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最糟糕的：我们的年龄已经大到能够理解应该去做什么事情，而且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比你们要好，但是真要去做这些事情又太年轻了。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把我们知道的说出来。

这次对话最早发表于2010年6月的《纽约时报》。

[1]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是2010年4月20日发生的一起墨西哥湾外海油污外漏事件。英国石油公司下属一个名为“深水地平线”（Deepwater Horizon）的外海钻油平台出现故障并爆炸，导致了此次漏油事故，爆炸同时导致了11名工作人员死亡，17人受伤。——译者注

第五部分

我们终有一死

第26章

弗朗索瓦·孚雷（1927—1997）

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于今年7月12日去世，享年70岁。他是当代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这样说一个一生大多数时间在大学任教、主要著述是一系列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学术研究的人好像有些奇怪。这是对孚雷致以的敬意，另外也告诉我们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现代法国文化中有着不朽的地位，他的影响力非常巨大。

但弗朗索瓦·孚雷不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普通的历史学家。跟其他许多法国历史学家和他那一代的作家一样，他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法国共产党员。1956年，他为抗议苏联入侵匈牙利退出法国共产党；他后来承认：“那是我做过的最明智的事情。”孚雷作为法国共产党员的经历在他之后的人生中对他个人和学术上关心的问题都产生了影响。从索邦大学毕业后，孚雷便致力于研究1789年革命。他与已故的丹尼斯·里歇（Denis Richet）合著了两卷本的《法国大革命史》（The French Revolution），1965年出版，这是一本对那个时代的总体研究著作，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在这本书中，孚雷从当时流行的年鉴学派的视角来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他强调大革命与法国过去的连续性，尤其是与长期的社会和经济进程的连续性。

这个对大革命新的研究与当时广为接受的对大革命的解释已经是大相径庭了。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样一些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传统是关注持久的底层结构，很少注意政治动荡，这种传统已经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法国的史学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1789年至1799年一系列事件的解释深受在大革命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但在随后的20年里，孚雷所发表的一系列极具独创性的文章改变了我们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认识，这些文章完全不同于任何他或其他人以前所写的。另外他还出版了一系列书，1978年出版的《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是第一本，以1988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1770—1880》（La Révolution 1770–1880）为最高潮，孚雷在这些书里摧毁了他所谓的“大革命的教义问答”；在这样的“大革命的教义问答”中，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将1789年至1794年发生的事件解释为阶级斗争的经典案例，在此基础上，将法国大革命叙述成其他地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型和先兆。［1］

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上孚雷的重大贡献是：在对这段历史的观察中，人们一直以来很重视社会群体和冲突，这一点占据了我们所关切的历史问题之中心；孚雷不认同这一点，他强调要注意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政治和思想上的辩论及其结果；他提醒读者，革命首先是在哲学和政治权力平衡上的一个根本性转变，而不是阶级的经济利益的转变。和托克维尔相似，孚雷能够领会到那个时代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全新的，尤其是安东尼·巴纳夫（Antoine Barnave）、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Emmanuel Joseph Sieyès）、让-约瑟夫·穆尼耶（Jean-Joseph Mounier）这样的理论家和在1789年至1791年间发生的第一次革命的代言人。因为他们不仅需要证明推翻旧制度的合法性，而且要证明自己取而代之的合法性，他们不得不去想象出一种有关法国历史、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新的叙述方式并对之加以利用，另外在其中加入一些与这个已经在法国取得政权的新政治阶层的野心相称的特征。总之，他们必须要创造出现代政治。

在孚雷的笔下，法国大革命再次成为弗朗索瓦·米涅（François Auguste Marie Mignet）、阿道夫·梯也尔（Marie Joseph Louis Adolphe Thiers）和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以及其他19世纪初伟大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著作中的样子：这是一场相互竞争且往往互不相容的哲学主张和政治观点之间发生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法国人至1792年仍未能取得对制度合法性新形式的一致意见，这不仅导致了后来雅各宾统治时期不稳定和自我消耗的激进主义，还致使19世纪的法国历史在独裁、反革命、威权主义、复辟、革命、再反动之间循环往复，法国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分裂之中。

和马克思、托克维尔和其他孚雷非常敬佩的法国历史研究者一样，他对法国的革命者感到敬畏，他们都将这些革命者视作现代政治的缔造者；然而他拒绝相信这些革命者或他们的追随者们只是在进行阶级、利益或性别这样一些局部意义上的斗争，从某种程度来看，对这些革命者更广泛的叙述及其意义已经被铭刻在了历史之中。正如他在最后发表的一篇散文中所指出的：

他们冒险行动的伟大之处以及这一行动之所以会有持久影响的秘密都来自他们曾经在历史的舞台上为那个世纪的经典哲学问题而去努力寻求答案，这个问题便是：如何制定社会契约并保证其不被破坏。［2］

对弗朗索瓦·基佐以及其他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而言，孚雷这句评述的道理显而易见。这些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忽视，孚雷为此做了很多努力来恢复他们的声望。孚雷的主张以及他所关切的问题对之后的史学史显得那么有颠覆性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在法国，孚雷作品问世的时间正好是在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和学术圈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处于衰落之时，他的作品推动了这一进程的完成。此外，长期以来，人们接受了许多有关现代法国的社会革命起源的陈词滥调，通过破除这些陈词滥调，孚雷帮助他的同代人学习思考政治本身，思考法国如今被治理的方式，以及在今后几年可能会被治理的方式。孚雷认为，法国不是必须无限期地按照意识形态将人们划分为短视的左派和愤愤不平、不肯让步的右派，这种划分并非刻在法国历史的基因中。这种划分不再能够描述真正的法国：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在法国的政治辩论中，革命的遗产迄今为止无所不在，孚雷让我们重新理解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它让革命遗产从政治辩论中退场。因此，在法国讨论政治、政治哲学以及国家在社会中的位置等问题再次变得可能，不再需要经常去诉诸那些陈旧的概念范畴：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历史进程”，革命与改革，等等。

不要因为孚雷的这些言论就认为他是一个反对在政治上进行变革的人，认为他的目的是为了报复法国的革命遗产以及继承这种遗产的学者。孚雷与许多前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不同，他成为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并且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与1791年的革命者一样，他相信国家应该受到限制，人们的财产权利和自由应当受到保护，公民之间对有关政府机构的正当性质和地位问题达成一致不只是理想的目的，而且可能是有着审慎态度的人们所能希望达到的最好的目标。与后世的许多法国人不同，他明白，由于法国没有这些机构，法国人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立场，法国这个国家和公共事务已经受到了损害。在孚雷看来，“大革命的教义问答”因为有终极革命这样的梦想的存在才得以持续，这场终极革命因为1794年发生的“恐怖统治”（又称“雅各宾专政”）和热月政变这些不幸事件没能够完成。孚雷认为这种观念不只是一个学术错误，而且对于公民社会而言也是一个障碍，他努力帮助人们去克服这样的错误和障碍。

无论现在我们对法国历史还是法国当前的认识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弗朗索瓦·孚雷的成就都不容置疑。他的到来改变了一切。如果他只是止于此，在欧洲历史研究和法国政治文化上他也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3］可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在1977年到1985年的8年时间里，孚雷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在他的主持下，这所学校在智识层面焕然一新，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年轻学者和作家来到这个法国学术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任教。孚雷对雷蒙·阿隆研究所的建立也起到了主导作用。该研究所是为纪念法国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雷蒙·阿隆，他在世的时候被他的法国同行忽视，如今这个研究所已经成为法国自由主义思想重生的中心。

近年来孚雷的兴趣又转移到当下。1995年，他出版了《幻想的逝去——论20世纪共产主义观念》（Le Passé d’une illusion），这篇论文有一本书那么厚，主题是20世纪共产主义的历史。［4］这部带有论战性的杰作在法国国内迅速获得了巨大成功。作为一本叙述20世纪共产主义历史的著作，孚雷的这本书并不特别有独创性，他自己也承认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以及如弗兰茨·博尔克瑙（Franz Borkenau）和弗兰茨·莱奥波德·纳曼（Franz Leopold Neumann）这样一些曾经是难民的杰出德国学者之前已经说过许多相同的话。但孚雷的天才在于他将存在争议的历史所做的学术概述与针对当下的具有论战性、周密的论证结合在了一起。他认为，大革命迷思给法国带来了一种神话，这种神话认为革命会带来新生以及革命拥有超越性。这是西方的普世主义愿望的一种病态扭曲；它的西方崇拜者在智力上自愿被奴役，这对西方社会所造成的持久伤害并不比那些东欧国家更少——这种神话在这些国家里已经兴盛了很长时间。

孚雷是一个文体家，他的文字简洁有力。我们这个时代有关进步思想的陈词滥调在他笔下都会被娴熟地破除掉，他的书的一部分吸引力便来自于此。针对战后知识分子对铁托的南斯拉夫表现出的热情（有关共产主义的几乎所有历史记录在提到铁托的南斯拉夫时都会手下留情），孚雷指出：“在异国土地上，想象力的驰骋自不可少；人们先是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当作前卫的欧洲社会，现在轮到不幸的巴尔干国家了。”“冷战”初期的宣传试图通过暗示戴高乐、阿登纳和美国数届总统有“原始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以鼓动人们的反法西斯情绪，对此孚雷曾沮丧地评论道：“从来没有一个身败名裂的政权像法西斯政权这样在崩溃之后还有如此多的化身存在于战胜它的国家的想象之中。”

这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法国成为畅销书，在整个欧洲也有许多人阅读。很多评论家认为，这本书破除了乌托邦式的幻想；在过去两个世纪的西方，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紧密依赖于“革命”这个得到广泛传播的观念。孚雷一再强调法国大革命的迷思和错误地赞扬俄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因此得罪了一些他的批评者，他们认为他在夸大其词。但是他没有。法国人权联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在1936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一年的莫斯科公审。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得到如下结论：“如果否认（俄罗斯）人民有消灭煽动内战者或与外国人勾结者的权利，那便是否定（强调为笔者所加）法国大革命。”这个结论极好地说明了孚雷在《幻想的逝去——论20世纪共产主义观念》一书中以及20年来他在其他情况下所表达的观点。

1997年弗朗索瓦·孚雷当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这让他拥有了法国“不朽”者的荣誉，可在这不久以后他就不幸去世了。许多学院的成员其实并没有为法国带来太多荣耀，虽然这个威严的机构不便承认这点；对自己当选法兰西院士这件事其中的讽刺意味孚雷自己首先就觉得好笑。［5］但从对他的杰出成就和持久影响力的承认上看，这个荣誉他当之无愧。无论如何，弗朗索瓦·孚雷身上没有法兰西学术院院士那种言辞浮夸、自命不凡的传统形象。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都是一位可亲、忙碌和极为努力的学者，直到70岁时他依然如此；无论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研讨会上，还是在法国国家电视台对着一般大众解释自己的观点，孚雷都会觉得很自在。

孚雷不能容忍平庸或虚饰，他痛恨浪费时间；在孚雷的葬礼上，他的同事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在悼词中提到，孚雷早期生活所经历的困难让他变得“忧郁”，他对时间的流逝以及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有一种厌世之感。如果他思考未来，那是为了让自己今天更努力地工作。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学习速度也非常快，这点从他的书中就能看得到。但他也是一位勇敢和直言不讳之人，在有关阿尔及利亚独立和公民自由等问题上，他都毫不保留地支持学生和同事们；即使这让他在一些学者和其他人中间树敌（例如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之际），他们希望能够对着被简化的历史发一通思古之幽情，然而孚雷却让历史不再被简单化。［6］

弗朗索瓦·孚雷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革命的理论，没有写任何有关历史方法的教科书，也没有建立什么关于法国史学史的学派，［7］他所关心的事情太多了，因而这些东西都是不会有的。无论如何，他是以托克维尔为代表的较早的社会、历史研究学派之中热心的一员。有些人认为，孚雷暗地里渴望在我们这个时代做出托克维尔在他的时代所做的事情，他们两位都出于直觉地认为，历史和当下的政治紧密相连，只有从二者的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解释它们（也能从其中摆脱恶劣的部分）。但正如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曾经针对雷蒙·阿隆的野心（阿隆曾半承认自己想做他这个时代的孟德斯鸠）所做的评论：如果阿隆能够跟当下事情的发展保持更多的距离，他可能会离自己的目标近得多。和阿隆一样，孚雷也不能超脱于当代政治，这一点值得称赞，虽然他的作品也许会因此受到影响。但是，就像他曾经写托克维尔，他的“成就……不在于任何单一的理论，而在于他以敏锐、时而又矛盾的方式去处理他那个时代出现的有关平等、民主和独裁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时代依然没有得到解决”［8］。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97年11月的《纽约书评》上。

第27章

阿莫斯·埃隆（1926—2009）

我第一次见到阿莫斯·埃隆（Amos Elon）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我们参加了由贝塔斯曼基金会慷慨主办的一系列会议，与会的德国人、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聚集在一起，相互说着一些陈词滥调。与会者中的大多数人来这里是为劝说别人改变观念和哗众取宠（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还有一些人（德国人）很注意自己的发言以免冒犯到他人。阿莫斯很独特，他和所有人表现得都不一样。在那些会议上以及我听过他发言的所有其他场合，他都既能够做到直言不讳，而且不知何故还能毫不费力地表现得很慎重，他用理性的力量掌控着谈话。他说话尖刻风趣，眼中透着不屑，他瞧不起蠢人和书呆子；他很少笑，但是他笑起来的时候很真实。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选择在德国这样一个环境举办会议是非常合适的。阿莫斯出生在维也纳，他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写的传记很有影响力。他对德国文化和历史的喜爱从来没有间断过，他经常会以德国文化和历史为主题写一些文章，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富有同理心的洞见。他写于2002年的《一切的遗憾》（The Pity of It All）一书研究了从启蒙运动时期到希特勒时代在德国生活的犹太人，从书中可以看到阿莫斯对德国犹太人的悲剧很是敏感。无论是好是坏，在这些德国犹太人被迫离开德国来到以色列、美国或其他地方很久以后，他们仍然对自己在文化上的家园有着深深的眷恋：他们能够感觉到自己所失去的东西，他们的这种感受比生活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的犹太人都要强烈。 ［1］

但是阿莫斯·埃隆将被人铭记的是他所写的一系列有关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著作，以及他一生为以色列和以色列所面临的困境所做的努力。1971年他出版了《以色列人：创始人和儿子》，这是一本写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践行者、继承者的历史著作，带有批判性；书中讲述的内容直面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及其结果的不足之处。今天，这样一种批评性的叙述在以色列国内的辩论中已经很常见了，但在当时的确很少见。阿莫斯·埃隆在以色列生活和工作了大半生，他对以色列所付出的努力是不容怀疑的。但正是这个原因，他那令人感到尴尬的立场，他坚持不懈地揪着以色列的缺点不放才让他变得高明。为以色列辩护的人不管面对什么批评都会用老一套说法来回应，阿莫斯勇敢地拒绝这些陈词滥调；他的做法与以色列当代左翼评论人所采取的守势不同，与那些拍以色列马屁的美国人为以色列所做的怯懦的辩护更是不一样。

与他的同胞里那么多对土地尤为迷恋的评论人不同，阿莫斯是第一个认识到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在占领的领土上建立的定居点是一个灾难，而且这个灾难是以色列自己带来的。他曾经这样写道：“这些定居点让以色列在为实现长久和平的任何谈判中变得束手无策……（它们）只让以色列处于更大的不安全之中。”［2］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它之前在军事行动中也取得过一连串的胜利，至今没有打过败仗，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对放弃几平方英里的土地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心神不宁，这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这与近几十年来埃隆的故乡所发生的变化有关。

如他在2003年所预见的，阿拉伯人口将最终成为多数人口，如果以色列坚持在国境以内对阿拉伯人实行统治，那么最后以色列只能变成一个专制国家，国内的两个民族将视彼此为敌人：犹太人居于统治地位，阿拉伯人居于从属地位。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局呢？“如果以色列继续坚持实行目前有关定居点的政策，最终以色列可能会变成一个如津巴布韦那样的国家，而非种族隔离制度取消之后的南非。”［3］从2003年以来，许多人都得出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我相信阿莫斯是做出这样结论的第一人。

阿莫斯在写作时更多是怀着愁绪而非愤怒。许多年前，他绝望地写道：“一代人的精力浪费在了短视的定居点计划上……想一想，如果这数十亿美元用来治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的流沙，这些钱如果能花在其他一些更有用的事情上的话能做多少事情。”［4］那个时候几乎没有非专业人员会关注这个问题。阿莫斯认为之所以力气会用错地方，原因在于他称之为“平庸得令人惊异的以色列政治家”身上。这句话写于2002年。从德高望重的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到糟糕至极的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一代以色列工党政治家的无能和政治上的怯懦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但后来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在阿莫斯·埃隆的有生之年，他还看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复出以及另外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升任外交部长，这些事情都可悲地确认了他上面对以色列政治家的评价。

阿莫斯非常清楚地知道，目前中东的乱局是各方共同造成的结果。他同情“没有国籍，一无所有，四散各地的巴勒斯坦人”，可这种同情没有让他对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无能视而不见。［5］他见过许多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政客，他知道在自己人民的悲剧以及各种任务面前这些人是多么不称职。在他所有的文章和著作中，他对双方的失误都公允地予以承认，特别是那篇1996年发表在《纽约书评》上题为“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终结”的文章，它影响尤其大。但巴勒斯坦人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主要在1948年以前，而以色列则要为其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后发生的灾难性失误负主要责任。

阿莫斯逐渐认识到，犹太复国主义已失去其效用。“作为‘消除歧视行动’的措施，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的形成阶段是有用的。今天，它已变得多余。”［6］犹太复国主义曾经是一些无国籍者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如今却发生了悲惨的转变。对于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堕落成犹太人与偏心的上帝之间达成的一个民族宗教的地产契约，在这个拒绝让步的契约看来，所有针对威胁、批评者和敌人（无论是真实或想象出来的）采取的行动都是正当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以国家建设为目的的民族主义，如今它早已失去了原先的目标。在一个民主制度已经建成、追求常态的国家，犹太复国主义没有什么重要性，不过它可以带来很大危害。总之，如今它已经被极端分子劫持。赫茨尔梦想有一个“正常的”犹太国，如今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一个排他主义、宗派主义的噩梦。对于这种变化，阿莫斯将济慈的诗稍微做了一些改动：“狂热者有一个梦想，他们为一个教派建了一个天堂。”［7］

阿莫斯·埃隆在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以色列日报《国土报》（Haaretz）任记者，这份工作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占据很大一块。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经常担任驻外记者，从共产主义时期的东欧到华盛顿特区他都会去。他似乎采访了包括约翰·F.肯尼迪（在肯尼迪时代最鼎盛时期与肯尼迪参加疯狂派对）到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内的几乎每个人。他曾经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华盛顿采访了一位即将离任回国的资深以色列外交官，埃隆向自己的这位同胞紧追着抛出一个个问题。埃隆问他：“你觉得在被派驻到美国这段时间里你取得了什么成绩？”这位外交官回答道：“哦，这个简单，我相信我已经成功地说服了美国人，反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主义。”阿莫斯告诉我，他觉得这名外交官的说法简直荒唐，可让他很难想象到的是，这样一个从以色列的利益考虑、将二者对等的政治观点却为许多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的支持者们接受了。

人们越来越分不清犹太人和以色列、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狂热的排外主义神学之间的差别，在美国尤其如此，但是在以色列也是这样。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像阿莫斯·埃隆这样的以色列人会在托斯卡纳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他于5月25日在那里去世）。许多以色列人，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男女因为受到欧洲和美国城市的世界主义气息吸引而选择在国外生活。他们其中一些人宁愿选择流亡也不愿在以色列的占领军中服役。但是，对于埃隆这一代人而言，以色列成立之时他已经成年，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必要和成功他曾倾力付出过；卖掉他在耶路撒冷的家并永久定居国外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他的这个决定所带来的影响也很深远。这位在许多方面都很杰出的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是道德意义上的流亡者，他离开以色列以后再一次失去了根，或者他为表达反抗只扎根在世界主义之中。

这位以色列最伟大记者的自我放逐所造成的令人遗憾的后果之一，便是今天许多以色列人对他的著作不再熟悉。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书有希伯来文版本。他的崇拜者们会认真阅读他在《纽约书评》和其他地方上频繁发表的文章。但是这几十年在以色列，阅读埃隆所写的这类文章的读者在逐步下降。但这不会削弱他离世的意义。恰恰相反，今天大多数以色列人不会为他哀悼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他们之前损失了什么，他的去世则是他们更大的损失，这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样。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9年7月《纽约书评》。

第28章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讲座我听过一次。那是1987年在哈佛大学，已故的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Shklar）当时在教政治理论研讨课，科拉科夫斯基受邀来开讲座。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的英文版才出版不久，科拉科夫斯基的名声如日中天。许多学生希望听到他的演讲，因此后来讲座地点换到了一个大型的公共礼堂，这样一来外来人员也能参加。我当时碰巧在剑桥市开会，于是便和一些朋友同往。

科拉科夫斯基演讲的标题很有暗示性和诱惑力：“历史中的恶魔”。学生、教师和其他听众专注地听着，一段时间里全场鸦雀无声。在场的许多人熟知科拉科夫斯基的著作，他好讽刺，论证严密，这些大家也都熟悉。但即便如此，听众也显然很难跟上他的论点。他们努力去理解，却还是不明白他的比喻指的是什么，于是礼堂开始笼罩着一种不知所措的神秘气氛。演讲进行了大约1/3以后，坐在我旁边的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探过身来低声说：“我知道了，他真的是在谈论魔鬼。”他的确是在谈论魔鬼。

这是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思想轨迹中的决定性特征：他对待邪恶的态度无比认真。在他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前提中，其中一点是认为人类所有缺点的根源都来自社会环境。马克思“完全忽视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冲突和攻击行为的根源可能内在于人这个物种的一些永久特性之中”［1］。或者如他在哈佛的演讲中所说的：“邪恶……不是偶然的……它的存在是一个难以去除和无可挽回的事实。”对于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这样经历过纳粹和苏联对波兰先后占领的人来说，“魔鬼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看了太多魔鬼的行径，我们必须极为认真地对待这个教训”［2］。

今年81岁的科拉科夫斯基于不久前逝世，绝大多数讣告完全没有提到他的这一面。这倒不足为奇。尽管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相信上帝、从事宗教活动，可是“神启”信仰会让今天的西方知识分子和公共评论家感到不舒服。有关这个问题的公共讨论在过分自信的拒绝（“上帝”肯定不存在，反正这都是他的错）和盲目的服从之间摇晃，令人很不舒服。像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这样杰出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不但重视宗教和宗教观念，而且对待魔鬼的态度也很认真，这对许多他的读者来说是一个谜，他们宁愿选择视而不见。

因为科拉科夫斯基与官方宗教（不仅仅是他所信仰的天主教）盲目的“灵丹妙药”保持着怀疑的距离；另外，他是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是卓越的宗教思想史研究者，同时拥有这两种身份的人只有他一位，他的观点也因此进一步被复杂化。［3］科拉科夫斯基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宗教教规，它的经典有主次之分，它的文本权威存在等级结构，另外还有持不同意见的异端，科拉科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因他在基督教教派和宗派著作研究上的专长而更有深度，也更迷人。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和他在牛津的同事以及同是中欧人的以赛亚·伯林都怀疑所有教条的确定性，他们也都带有几分悔恨地承认，任何重大的政治或伦理选择都会带来代价：为了安全起见，经济活动的自由应该被限制，钱不应该自动产生更多钱，这样做都有其充分的理由。但对自由的限制应当就被当成对自由的限制，不应称其为自由的一种更高形式。［4］

一些人置20世纪的历史于不顾，认为只需要付出很少的道德成本和生命代价就可以在政治上取得巨大进步，或者认为即便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是未来的收益可以抵消这些代价。这样的一些人是科拉科夫斯基难以忍受的。一方面，一些简化的定理声称已经发现了有关人类的永恒真理，对此他一直以来都予以抵制。另一方面，他认为人的境况的一些特点过于明显，无论多么不便都不能忽略这些特点：

我们坚决抵制许多庸俗真理的影响并不令人惊讶，这种抵制在所有知识领域都会发生，这仅仅是因为有关人的生命的老生常谈会让人感到不快。［5］

但上述这些考虑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要反对变革或奉行无为主义，科拉科夫斯基就不是这样。我们也不需要做出结论认为我们不能或不应该去努力改善人类的境况：

在西欧实现更多公正，更多安全，更多教育机会，为穷人和无自理能力者提供更多福利，让国家为他们承担更多责任，无论这些已经实现多少，如果没有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尽管它们有许多天真和空想）都是绝不可能取得的……过往的经验部分为社会主义思想辩护，部分是对它的否定。

科拉科夫斯基具有对社会现实复杂性审慎而又保持均衡的理解力（他认为“人的博爱作为政治方案是灾难性的，但是它作为一种导向性的标志却不可缺少”），这让他与他这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显得不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比较常见的趋向是在过度自信人类进步无限可能性和幼稚地摒弃进步这个观念之间摇摆。科拉科夫斯基横跨于这个具有20世纪特色的鸿沟之上。在他看来，人类的博爱仍然是一个“调节性的而非构成性的观念”。［6］

这里的含义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我们今天将这种妥协与社会民主主义联系在一起（在西欧大陆，这种妥协与基督教民主党联系在一起）。当然除了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它们往往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因为它很尴尬地背负着“社会主义”的种种含义及其在20世纪的过往。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但他在他那个时代现实政治的历史中积极地表达批评意见，而且不止一次。在波兰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之初，尽管科拉科夫斯基仍未满30岁，但他已经是当时波兰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了。1956年之后，他逐渐形成与主流不同的思想并将之公开表达了出来，然而在这个国度，所有批评意见注定迟早要遭到排斥。作为华沙大学哲学史的教授，他在1966年发表了著名的公开演讲，演讲中他谴责波兰统一工人党背叛了波兰人民，这是一个需要政治勇气的举动，他因此被开除出统一工人党。两年后，他流亡到西方。此后，科拉科夫斯基成了波兰国内年轻的持不同政见者理论知识的源泉和灯塔，自70年代中期这批人成为波兰政治反对派的核心成员，他们为团结工会运动提供了智力支持，并于1989年取得实权。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因而是一名完全参与到现实政治中的知识分子，尽管他蔑视“参与”的自负和虚荣。知识分子的参与与“责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一代人的思想中备受争议和崇拜，科拉科夫斯基则认为这种概念从根本上说就是空洞的：

为什么知识分子应该担负某种特定的责任，为什么他们要承担与其他人不同的责任，这样是为了什么？ ……仅仅感觉到责任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德行，其本身并不会导向某种特定的责任：人们有可能因为一个正义的目标感到负有责任，也可能为一个邪恶的目标感到负有责任。

在一代法国存在主义者和他们在英美的崇拜者中，似乎很少有人能够做出这个简单的观察。可能需要一个亲身经历极端邪恶的目标（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对于知识分子（如果不受这些目标吸引会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的吸引力有多大的人才能充分理解意识形态的承诺和道德单边主义所带来的代价及其好处。

如以上所说的，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欧陆哲学家”（这个词经常在当代学术语言中使用），它特指海德格尔、萨特和他们的追随者。但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语国家大学占据主导地位的英美思想也没有太多的共同点，这无疑是造成他在牛津的几十年中受到孤立和忽视的原因。［7］科拉科夫斯基的特殊视角除了因为他毕生对天主教神学的研究，要找到其源头最好还是从他的经历中而不是从认识论中去找。正如他在自己的巨著中说，“各种情况都会促进世界观的形成……所有现象的形成原因都是多种多样、数不尽数的”［8］。

对于科拉科夫斯基来说，这些多重原因不仅仅包括他在“二战”期间度过的不幸童年以及后来的灾难性历史，还有波兰在这灾难性的几十年中非常独特的环境。因为，尽管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科拉科夫斯基的思想究竟在走向何处，但他的思想从来都不是“无中生有”，这点再明显不过了。

科拉科夫斯基是最国际化的欧洲现代哲学家，他的祖国有五种主要语言及与其相对应的文化，他在国外流亡了20多年，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无根”之人。与萨义德相反，他对是否可以真诚地拒绝承认对一个群体任何形式的忠诚表示怀疑。科拉科夫斯基从来没有融入某个地方，也不是完全格格不入，他终生对本土主义观点持批判态度；但是他在自己的祖国波兰却受到人们的称赞，这也本是理所应当。他的欧洲人身份深入骨髓，可科拉科夫斯基从未停止以一种疏离的怀疑态度审视泛欧主义者的天真幻想，这种泛欧主义的同质化愿望让他想起了另一个时代乌托邦式的沉闷教条。在他看来，多样性是一个更加谨慎的愿望，只要不把它本身当作目标来崇拜就好；另外只有通过保存独特的民族身份才能够确保多样性。［9］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来，那就是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是独一无二的。他将讽刺和道德上的严肃性，宗教情感和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对社会的参与和政治上的疑虑结合起来，这非常独特，也很难得［应该也可以说，他的魅力惊人，出于一些相同的原因，他和已故的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在任何聚会上都会对人产生几乎一样的吸引力［10］］。但正因为这些原因（包括个人魅力）让人想起他和许多人同属一个传统也似乎并非没有道理。他的修养很深厚，他在作品中引用的内容范围极其广阔；他很幸运地在西方国家找到了避难所，然后毫无怨言地接受这些地方在学术上的狭隘；波兰在20世纪的经验和记忆仿佛在他那顽皮和富有表现力的脸上都留下了印记：所有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已故的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是一个真正的中欧知识分子，也许是最后一个。对于在1880年和1930年之间出生的两代人而言，20世纪典型的中欧经验包括欧洲文明中心地带的多语种教育，这种教育为同样在这块中心地带所发生的独裁、战争、占领、破坏和种族灭绝的经验所磨砺，也为它所限制，受到它的不良影响。

没有任何理智的人会希望重复这样的经历以再造这种情感教育所产生的思想和思想家。对失去的共产主义东欧的知识分子世界表达怀念不仅仅让人反感，它还十分接近于对现在已经不再有的以前的人们所遭受的镇压表达惋惜之情。但是莱谢克·科拉科夫斯会第一个指出，中欧的20世纪历史及其在智识上的丰富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存在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关系的存在。

这就产生了“怀着恐惧的自由主义”，这是朱迪丝·施克莱在另一个情境下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因为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极端化造成的后果有了亲身经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要去不妥协地捍卫理性与节制；我们要始终有以下意识：巨大的灾难可能会发生，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样的灾难会被误解为契机或重新开始的机会；人们会面临将各种变化多端的思想统一起来的诱惑。这是20世纪的中欧教训。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我们不用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再重新学习这个教训；如果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我们最好期待身边有人可以教给我们这个教训。在此之前，我们只要重读科拉科夫斯基就好了。

这篇文章最早在发表在2009年9月的《纽约书评》上。

注释

第1章

［1］虽然霍布斯鲍姆是20世纪60年代许多激进学生的英雄，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当时的左派风尚。用他的话说：“只要是对现实生活的种种限制有哪怕最少经验的人，也就是说，只要是真正的成年人就不会起草如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或1969年意大利‘火热的秋天’（‘hot autumn’）运动中那种自信但明显荒谬的口号。”在这件事情上，霍布斯鲍姆让人想起阿尔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这位研究无裤党的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他信奉共产主义）。许多法国左派青年对他的作品很是崇拜，在没有见到他本人之前就假定他会像他所研究的专题那样不讲究穿着且会平等待人。没有人再犯这样的错误。

［2］无论怎么去写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它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欧洲人（和北美人）对自己以及其他地区的人所做出的行为以及欧洲以外地区的人如何予以应对并受之影响（通常是不利的影响）的历史。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一点终归是20世纪的问题所在。在我看来，一些评论者批评霍布斯鲍姆这样去理解20世纪的历史并且如此写作是说不通的。

［3］鉴于这种第一手资料的优势，再考虑到这种材料庞大的数量，霍布斯鲍姆没有更多地利用自己有关20世纪的回忆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经验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情。

［4］当欧洲最大的公司之一问这位市长是否愿意让该公司一个重要的工厂建到博洛尼亚，他婉言予以拒绝。他对霍布斯鲍姆解释说，他所在地区的混合经济运转良好，不需要把如米兰或都灵这样的大城市的工业问题带到博洛尼亚来。

［5］虽然霍布斯鲍姆没有提到他自己的职业轨迹，至少在最初几年他曾为自己的政治倾向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6］从前匈牙利共产党和捷克共产党党员以及他们的对手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德国人被赶走之后，当地的共产党开始了一系列行动以挫败并诋毁其国内的政敌，比如：伪造选票，在政治和法律上进行恫吓，对苏联对他们的保护加以利用。当时他们也可以依赖民众给予他们的真正的支持（虽然这种支持在迅速缩小中），但是这不能掩盖上述事实。参见：Eugen Loebl, My Mind on Tria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Béla Szász, Volunteers for the Gallows: Anatomy of a Show-Trial (New York: Norton, 1971); Josephine Langer, Une Saison à Bratislava (Paris: Seuil, 1979); Stephen Kertesz,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Hungary and the Illusions of Peacemaking 1945–1947 (South Bend, 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6)。捷克国家社会党与德国的国家社会党没有关系，除了它们的起源都可以间接追溯到19世纪晚期波希米亚工人运动中不同民族间发生的分裂。

［7］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科尔（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在1941年写道，东欧的主权国家守不住，没有前途，如果战后胜利的苏联直接吞并波兰、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对它们来说会更好。G. D. H. Cole, Europe, Russia and the Future，转引自Serban Voinea，“Satéllisation et libération,” Revue socialiste (March 1957), p. 226。

［8］世俗的信仰中应该包括在20世纪对知识分子形成影响力的意识形态神话，如果没有这些意识形态神话，我们将不能合理解释“人们堕入野蛮”中间发生的许多极其恶劣的行径。奇怪的是，在这些问题上霍布斯鲍姆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

［9］西欧国家也并非如霍布斯鲍姆有时所暗示的那样全面实施“计划”经济。1945年以后在对经济进行计划上有许多变种：英国实行了国有化，但是没有实施计划经济；法国选择性地实施了计划经济，另外也实行了一些国有化；联邦德国则是对经济战略进行协调，既没有正式地实施计划经济，也没有实行国有化。虽然霍布斯鲍姆认为是凯恩斯颠覆了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合理性，但是在本书中他没有太多讨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战时社会规划和战后经济实践之间的关系。

［10］见霍布斯鲍姆，“History and the‘Dark Satanic Mills’，”in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4), p. 118。霍布斯鲍姆在处理法西斯恐怖时也保持了同样的冷静，他与要解释的事件保持了一定距离，这种冷静的距离与他所描绘的20世纪这个犯罪的、愚蠢的时代震撼人心的画面形成对比。这其中似乎缺少了更多直接的描述，这种直接的描述可以减少这种宏大分析所带来的疏离效应。

［11］对比波兰作家亚历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的反思：“如果我们不是被强制把自由的丧失、专制和饥饿称为自由、正义和人民的利益的话，那么忍受自由的丧失、专制和饥饿会容易一些。”Alexander Wat, My Century: The Odyssey of a Polish Intellectu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173.

第4章

［1］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mplications,Reconsiderations, Provoc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参见Norman Naimark and Leonid Gibianskii, e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1944–1949中的讨论(Boulder, CO: Westview,1997), Introduction, pp. 1–17。

［3］参见：Thierry Wolton，Le Grand Recrutement (Paris: Grasset, 1993)and La France sous influence (Paris: Grasset, 1997)。最近由卡雷尔·巴尔托舍克（Karel Bartosek）写的一本名为Les Aveux des Archives: Prague-Paris Prague 1948–1968 (Paris: Seuil, 1996)的书声称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出狱以及在他广受赞誉的自传《大冤狱》（L’Aveu），他在书中描述了摆样子审判的过程。出版以后很久依然为捷克当局工作，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巴尔托舍克利用了大量之前的秘密档案，但他所收集的并非确凿证据，而只是具有暗示性的间接证据。

［4］Naimark and Gibianskii,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Introduction, pp. 9–10. See, e.g., Hugh Seton-Watso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London: Methuen, 1950), Adam B. Ulam, Titoism and the Cominform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and Vojtech Mastny, Russia’s Road to Col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5］George Kennan, “The View from Russia,”in Thomas T. Hammond, ed., Witnesses to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2), p. 29.

［6］Milovan Djilas, Rise and Fa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5);Edvard Kardelj, Reminiscences: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and Independence:The New Yugoslavia, 1944–1957 (London: Blond and Briggs, 1982); Eugenio Reale, Nascita del Cominform (Milan: Mondadori, 1958), translated into French as Avec Jacques Duclos au banc des accusés à la Réunion Constitutive du Kominform à Sklarska Poreba (22–27 septembre 1947) (Paris: Plon, 1958).

［7］Norman Naimark,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 1945–194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8］Bartosek, Les Aveux des Archives, p. 372, Appendix 28. For Zhdanov’s letter to Thorez, see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29.

［9］法国共产党被迫在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举行的会议上卑躬屈膝并为法共未能向英雄的南斯拉夫学习表示道歉，两次率领法国代表团的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第二年在布加勒斯特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报复。雅克·杜克洛发言道：“很显然，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了列宁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他坚称，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审查是完全正常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应该首先对此表示同意，尤其是他们没有忘记在先前情报局的会议上行使自己的权利批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见《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48、1949三次会议纪要》，p. 557。）

［10］Vyacheslav Molotov, Molotov Remembers: Inside Kremlin Politics;Conversations with Felix Chuev, Albert Resis, ed. (Lanham, MD: Ivan R. Dee, 1993), p.29, quoted by Gaddis, We Now Know, p. 31.

［11］Naimark,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p. 467.在不同语境中表达的相同观点参见：Jan T.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12］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The Roaring of the Cataract, 1947–195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21, 引自Gaddis, We Now Know, p. 71.布鲁斯·卡明斯独特的地方在于他利用了大量第一手外语材料。大多数修正主义学者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专家，他们几乎很少使用任何非美国材料，他们会把美国国内政治上的偏见（现实政治上的和学术上的偏见）加到世界其他国家之上。

［13］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 Norton, 1969), p. 646.这里艾奇逊在讨论苏联在1952年对阿登纳的胁迫让联邦德国决定帮助美国实现其目标。

［14］ George F. Kenn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1944–1946 (Columbia,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introduction by John Lukacs, p. 7.

［15］1944年12月戴高乐出访莫斯科，目的是寻求与苏联结成同盟以应对德国的复兴，据报道称，他向其随行人员解释意识形态不应该成为追求永恒的法国利益的障碍：“弗朗索瓦一世是怎么对待苏莱曼大帝的，我便怎么对待斯大林，唯一不同的是，16世纪时的法国没有穆斯林政党。”Wolton, La France sous influenc, p. 57.

［16］1947年之后斯大林拒绝了“和平共处”（1927年苏联在政策上做了同样的转变），此举因此可以理解为是要对国内进行镇压的信号，而非要在外国进行。之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第6章

［1］Paris: Plon, 1958. See also his La Tragédie algérienne (Paris: Plon, 1957).

［2］真正的障碍在于，任何一个勉强能够让以色列以外的人接受的最终和平解决方案，沙龙都已经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沙龙在谈判上缺乏诚意，以色列需要找到在谈判上有诚意的人。

［3］美国评论员和官员迅速否认反美国主义和巴以冲突之间有任何联系，但是对世界上几乎所有人而言两者之间的关系很明显。

第7章

［1］见伯格的文章，“La révolution sioniste est morte,” Le Monde, September 11,2003。伯格之前是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的负责人，在1999年至2003年间担任以色列议会议长，他目前是以色列议会的工党成员。他的文章首先发表在以色列日报《新消息报》（Yediot Aharonot）上，后来被广泛转载，特别是转载到了《向前》（the Forward，August 29, 2003）和伦敦《卫报》（the London Guardian，September 15, 2003）上。

［2］参见对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采访，the July 2003 issueof Vanity Fair。

［3］1979年，在与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达成和平协议以后，总理贝京和国防部长沙龙的确命令军队关闭埃及境内的犹太人定居点。军队用武力平息了一些定居者发起的愤怒的抵抗，过程中无人死亡。但是当时军队面临的是3000名极端分子，而不是25万人；另外，这3000人所在的地方是西奈沙漠，不是《圣经》中的“撒玛利亚和犹地亚”。

［4］在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在法国的阿拉伯人和非洲黑人，在英国的亚洲人仍然会遭到不友好的对待。法国或比利时，甚至丹麦和挪威的少数选民会支持敌视“移民”的政党——敌视“移民”有时是这些政党唯一的政治纲领。但与30年前相比，现在的欧洲社会是由各种肤色的平等公民组成的，而且毫无疑问，这也会是未来的欧洲社会的样子。

［5］伯格指出，以色列目前的政策是恐怖分子招兵买马的最好广告：“我们对巴勒斯坦儿童的命运漠不关心，无论他们是忍饥挨饿还是蒙受羞辱；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们在我们的餐厅里把我们炸飞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呢？即使我们每天打死1000个恐怖分子也不会改变什么。”见Burg, “La révolutionsioniste est morte.”

第9章

［1］“Nightmare and Flight,” Partisan Review, vol. 12, no. 2 (1945), reprinted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Jerome Kohn,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94), pp. 133–135.

［2］有个悲惨的事例可见Jan Gross,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对于这种情绪转变更充分的讨论请参阅《战后欧洲史》结语部分（“死者的家”）。

［4］可以肯定的是，天主教思想家在处理邪恶造成的困境问题上没有不情愿。比如可见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历史中的恶魔》（“The Devil in History”）和《莱布尼茨与约伯：罪恶的形而上学与罪恶的经验》（“Leibniz and Job: The Metaphysics of Evil and the Experience of Evil”）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最近与其他一些文章收入My Correct Views on Everything (South Bend, IN: St.Augustine’s Press, 2005)。在2006年9月21日的《纽约书评》中对该书有讨论。但读到托马斯·曼在《魔山》中对形而上学对抗令人难忘的描绘，我们这些现代人通常都选择做小说中的意大利自由派人文主义者塞特姆布里（Settembrini），而非愤世嫉俗的反动分子犹太人那夫塔（Naphta）。

［5］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pp. 271–272.

［6］见Idith Zertal, Israel’s Holocaust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hood, Chaya Galai, tra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尤其是第一章，“The Sacrificed and the Sanctified”。

第13章

［1］ Haaretz, July 2, 2009, T. S. Eliot.

［2］2009年5月以色列议会的立法部长级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法案，禁止以色列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纪念巴勒斯坦灾难日（Naqba Day，1948年以色列建国，巴勒斯坦将以色列的独立纪念日记为灾难日），此举仿佛是为了向世人展现当代以色列罹患了道德上的自闭症。

第14章

［1］Julien Green, Journal, February 20, 1948, quoted in Olivier Todd, Albert Camus: Une Vie (Paris: Gallimard, 1996), pp. 419–420.

［2］文学编辑让-波扬（Jean Paulhan）1943年1月在巴黎见到了加缪，他注意到加缪因为无法回到阿尔及尔，回到“他熟悉的气候，回到他妻子身边”而饱受折磨。Jean Paulhan to Raymond Guérin, January 6, 1943, in Paulhan, Choix de lettres, 1937–1945 (Paris: Gallimard, 1992), p. 298.

［3］“我不是哲学家，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是。”“Entretien sur la révolte,” Gazette des lettres, February 15, 1952.

［4］在他死后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中，加缪写到他的父亲在看完一次公开处决以后回到家里呕吐。

［5］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加缪所在的利尼翁河畔勒尚邦镇，那里的新教徒在他们的牧师带领下救了许多犹太人，他们让这些犹太人藏身于偏僻、交通不便的农场和村落之间。这样一种展现集体勇气的不寻常行为（很遗憾的是，在那些年中这样的行为很罕见）对加缪所描述的道德选择在历史上做了说明，同时也证明了加缪对人类的善良的直觉没有错。参见：Philip P.Hallie, Lest Innocent Blood Be Shed: The Story of the Village of Le Chambon and How Goodness Happened Ther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6］参见：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1963)。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研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前线大屠杀的著作《寻常人：后备刑警营101和在波兰的最后行径》（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New York: Aaron Asher Books，1992）也对这一观点做了很好的说明。

［7］加缪1938年给萨特的《恶心》写了一篇评论，当时他和萨特还没有见过面，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有一种写作上的错误是认为：因为生活是悲惨的，所以它是悲剧性的……宣称存在的荒诞仅仅是起点而已，并非目的本身。”参见：Alger républicain, October 20, 1938。

［8］Hannah Arendt, “Nightmare and Flight,” Partisan Review, vol. 12, no. 2(1945), reprinted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Jerome Kohn,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4), p. 133.

第15章

［1］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反美国主义及其含义的书。例如，The Age of Terror: America and the World after September 11, Strobe Talbott and Nayan Chanda, eds. (New York: Basic Books,2001); How Did This Happen?Terrorism and the New War, James F. Hoge Jr. and Gideon Rose, eds.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1); and Granta: What We Think of America, Ian Jack, ed. (New York: Grove,2002)。

［2］Charles Krauthammer, “The New Unilateralism,” Washington Post, June 8,2001.

［3］在讲话中，布什只提到一次欧洲，他没有提到北约和欧盟。

［4］参见：Charles Krauthammer，“The Axis of Petulance，” Washington Post,March 1, 2002。有关这个主题的相关文章可以在布什政府的“白宫知识分子”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的著作中找到。例如可参见：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r，“The Bush Era,” The Weekly Standard, February 11, 2002。

［5］ The Economist, June 1–7, 2002, p. 27.

［6］有关布什政府在研发实际使用的核武器上的举动，参见：Steven Weinberg，“The Growing Nuclear Dang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18, 2002。

［7］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8］参见：Jonathan Haslam，No Virtue Like Necessity: Realist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Machiavell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从中可读到思维十分清晰的对国际关系史上现实主义考量的叙述。

［9］Gary Hart and Warren Rudman, New World Coming: American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hase I Report (U.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21st Century, 1999), p. 4, quoted in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 x.

［10］“9·11”事件发生之前，美国财政部是对洗钱和避税天堂（恐怖主义经济主要来源）进行国际监管的主要障碍。

［11］Joseph Nye,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12］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已经不止一次与有问题的国家站在一起。去年11月，美国否决了一项公约，该公约的目的是为了给已有30年历史的《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强制性力量。美国此举摧毁了一代人为制止这些致命的生物武器扩散所做出的努力。在145个签署国中只有极少数站在美国政府一边。从在国际事务中行公义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世界”几乎不存在。现在美国政府很多时候站在了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对立面，而支持美国的“单边主义”立场的国家（出于各自的原因）都是一些独裁国家以及地区麻烦制造国家。

［13］有关欧洲集体命运的书有很多，其中最新的一本是：David P. Calleo，Rethinking Europe’s Fu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书中对欧盟的历史和前景做了一番学术性强、思考深入的阐述。

［14］参见：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5, 2002。

［15］参见：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no. 113,June/July, 2002.文章作者将欧洲的自我放纵“康德式的天堂”与美国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世界所需要背负起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任务形成对比。

［16］参见：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0, 2002。

［17］参见：Will Hutton，The World We’re In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2)。从书中可以读到他对美国模式的不足之处负面的描述，我上面提到的数字便是引自该书。如果他没有把欧洲描绘得如此美好的话，那么他的批评会更有说服力。

［18］参见：Michael J. Mazarr, “Saved from Ourselves?”in What Does the World Want from America?, Alexander T. J. Lennon, ed. (forthcoming from MIT Press,November 2002), p. 167; first published 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2(Spring 2002)。

［19］参见：William Wallace, “US Unilateralism: A European Perspective,”in Multilater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Ambivalent Engagement,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2), pp. 141–166。

第16章

［1］参见：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Norton, 1969)。

［2］20世纪90年代，英国做了种种努力以阻止联合国对米洛舍维奇进行军事干预，而派驻到当地的法国将军们根本就无视各种命令，法国政府也在暗中支持他们。

［3］参见：“Here Comes the New Europ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9, 2003。另见：Amity Schlaes, “Rumsfeld Is Right About Fearful Europe,” Financial Times,January 28, 2003。作者在文中斥责德国缺乏“远见”：美国人现在要把他们在1990年的柏林为忘恩负义的德国人所做的事情在巴格达重新做一遍。

［4］参见：The Economist, January 4, 2003。

［5］有关捷克和波兰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见The Economist, February 1, 2003。有关西班牙人反对阿斯纳尔的内容见El País, February 3, 2003。西班牙的评论员对欧洲的团结一致特别敏感，许多西班牙人认为阿斯纳尔在《华尔街日报》上签署声明是一件不负责任的事情，他们因此对阿斯纳尔感到非常不满。“在布什和萨达姆之间，我会一直站在布什一边。”阿斯纳尔老是重复这一句话，许多阿斯纳尔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说这一句话是非常不够的。但阿斯纳尔有自己在事业上的野心：他希望将来可以担任国际组织的高级职位，而在这件事情上他需要美国和英国的支持。

［6］见由芝加哥外交关系协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进行的一项有关大西洋两岸民众态度的调查，网址：www.worldviews.org。有关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的相关内容见La Repubblica, February 11, 2003，另见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4, 2003，一位中欧国家的外交官在私下表达了自己的反战意见。和其他来自欧洲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许多其他政治家一样，他不愿公开批评美国的政策：一部分是因为他喜爱美国，对美国心存感激，一方面是他担心自己公开批评美国会对自己的国家造成不好的后果。

［7］参见：Christopher Caldwell, “Liberté, Egalité, Judéophobie,” The Weekly Standard, May 6, 2002。一些美国评论员将最近在巴黎连续出版的书籍视为信号，声称他们能够证明法国的500 000名犹太人面临着反犹主义的“反种族主义者”的第二次大屠杀。这些最近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中最歇斯底里的是：Pierre André Taguieff，La Nouvelle Judéophobie (Paris: Fayard, 2002)，塔古伊夫在书里写道：“在全球范围存在犹太人恐惧症”（他在过去的13年里就这一个主题写了16本书）。马丁·佩雷茨（Martin Peretz）写了一篇文章对这本书大加吹捧，文章的主题便是关于这本书里恶意的危言耸听，文章见The New Republic, February 3,2003。与这本书类似的还有Gilles William Goldnadel, Le Nouveau Bréviaire de la haine: Antisémitisme et antisionisme (Paris: Ramsay, 2001)，Raphaël Draï, Sous le signe de Sion: L’antisémitisme nouveau est arrivé (Paris: Michalon, 2001)。拉斐尔·德拉伊这本书中第一章的题目是“Israel en danger de paix? D’Oslo à Camp David II”。

［8］参见“Global Anti-Semitism”一文，网址：www.adl.org/anti_semitism/anti-semitism globalincidents.asp,以及“ADL Audit: Anti-Semitic Incidents Rise Slightly in US in 2000”一文，网址：www.adl.org/ presrele/asus_12/3776_12.asp。

［9］参见“L’image des juifs en France”，网址：www.sofres.com/etudes/pol/130600_imagejuifs.htm；“Les jeunes et l’image des juifs en France”，网址：www.sofres.com /etudes/pol/120302_juifs_r.htm；“Anti-Semitism and Prejudice in America: Highlights from an ADL Survey, November 1998”，网址：www.adl.org/antisemitism_survey/survey_main.asp。

［10］“C’est un fait, ces actes [antisémites] sont commis, pour l’essentiel, par des musulmans,”in Denis Jeambar, “Silence coupable,” L’Express, December 6, 2001.

［11］关于现今德国极左和极右派的偏见和联盟说明图，参见：“Politik，” Die Zeit，January 9，2003，p. 5。

［12］Adar Primor, “Le Pen Ultimate,” Haaretz.com, April 18, 2002.

［13］见Craig Kennedy and Marshall M. Bouton, “The Real Transatlantic Gap,” Foreign Policy, November–December 2002，这篇文章是在最近由芝加哥外交关系协会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所做的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写作的。详见“Differencesover the Arab- Israeli Conflict,”网址：www.worldviews.org/detailreports/compreport/html/ch3s3.html。

［14］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戴高乐向肯尼迪明确清晰地表示，无论美国采取任何行动，法国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和信任美国。

［15］见Thomas L. Friedman, “Vote France off the Island,” New York Times,February 9, 2003; Steve Dunleavy, “How Dare the French Forget,” New York Post,February 10, 2003。法国人可能真的已经忘记美国曾资助法国1947年到1954年之间在越南进行的“肮脏的战争”。但是后来美国的评论家对此也选择了忽视，没有将这一条记到“法国欠我们”的问罪单上。

［16］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杰克·罗森（Jack Rosen）否认美国犹太人大会与耶路撒冷的政治领导人有合作关系（他称之为“希拉克的指责”），他于2002年7月称法国的态度“让人联想到犹太人在全世界有各种阴谋这种古老的反犹偏见”。见www.ajcongress.org/pages/ RELS2002/JUL_2002 /jul02_04.htm。

［17］我将在接下来要发表的文章中讨论一些最近在法国和欧洲出版的反美国主义的书籍。

［18］这对应于美国的一种普遍的假设：世界上所有人真的渴望成为美国人，渴望来到美国。这种假设对于欧洲人而言尤其不准确，因为欧洲人对美国和欧洲在社会和制度之间存在的差异有很好的理解。非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人确实希望在自己的国家体验美国人在美国拥有的独立和繁荣，但这又是另一回事了，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含义是不同的。

［19］当被问到怎么看拉姆斯菲尔德在最近的慕尼黑国防部长会议上所做出的此类具有破坏性的举动时，威廉·克里斯托尔表达了对美国国防部长的表现的无限钦佩，这完全符合克里斯托尔一贯的立场。见Fox Television News,February 12, 2003。

第17章

［1］Emmanuel Berl, Mort de la pensée bourgeoise (Paris: Bernard Grasset,1929, reprinted 1970), pp. 76–77; André Siegfried, Les États-Unis d’aujourd’hui (Paris: Colin,1930), quoted in Michel Winock, Nationalisme, antisémitisme et fascisme en France (Paris: Seuil,1982), p.56. 也可参见：Georges Duhamel, Scènes de la Vie future (Paris: Mercure de France,1930); Robert Aron and Arnaud Dandieu, Le Cancer américain (Paris: Rieder,1931); 以及我的Past Imperfect: French Intellectuals,1944–195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Chapter10: “America Has Gone Mad: Anti-American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187–204。

［2］Simone de Beauvoir, 参见她的L’Amérique au jour le jour (Paris: Morihien,1948), pp. 99–100。萨特所评论的是罗森堡夫妇被审判并被处以死刑这一事件。瓦扬对冰箱发表的看法见他的文章：“Le Ménage n’est pas un art de salon” ( La Tribune des nations, March 14, 1952) 。菲利普·罗杰（Philippe Roger）对瓦扬的看法进行了讨论，见：L’Ennemi américain, pp. 483–484。另见评论：“Mourirpour le Coca-Cola,” Le Monde, March 29, 1950。

［3］德国人对美国化会带来的代价所做的论述见：Rainer Werner Fassbinder’s Marriage of Maria Braun (1979)；Edgar Reitz’s H eimat: Eine deutsche Chronik (1984)。两位作者在书中表示美国对德国造成的深层影响相比于纳粹主义对德国的价值更具有腐蚀性。哈维尔早在1984年就提醒他身边的持不同政见者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人们对技术和变化的迷恋都是西方“输出的含混不清的价值”，它们都是现代性的梦想结出的恶果。参见：Václav Havel, “Svedomí a politika,” Svedectví,vol. 18, no. 72 (1984), pp. 621–635 (引自page 627)。

［4］参见：Philippe Mathy, Extrême Occident: French Intellectuals and Americ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L’Amérique dans les têtes: Un Siècle de fascinations et d’aversions, Denis Lacorne, Jacques Rupnik, and Marie-France Toinet,eds. (Paris: Hachette, 1986).

［5］“Loin de créditer leurs dépositions, la qualité de ces témoins ne fait que souligner l’importance des moyens déployés par l’armée des États-Unis pour travestir la vérité”; 11 septembre 2001, p. 23.

［6］参见：Clyde V. Prestowitz, Rogue Nation: American Unilater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Good Inten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April 2003)。

［7］参见：Mark Hertsgaard，The Eagle’s Shadow: Why America Fascinates and Infuriates the Worl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 。按这本书所写的内容，美国人一直否认美国宪法的起源来自易洛魁联盟（Iroquois League）的习俗，美国人有关州权的概念和三权分立显然来自易洛魁联盟，但是美国人对此却不承认。照这样说来，洛克、孟德斯鸠、英国普通法和启蒙运动就可以不要再提了。

［8］1944年5月，法国《世界报》未来的创始人和总编辑羽贝尔·波夫-梅西（Hubert Beuve-Méry）这样写道：“美国人对法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们）让我们无法进行必要的革命，他们的那种物质主义连极权主义者的物质主义所有的那种悲惨的庄严肃穆都没有。”让-弗朗索瓦·何维勒在L’Obsession antiaméricaine, p. 98引用了这句话。

［9］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New York: Knopf, 2002)。我对库普钱的讨论文章可见：The New York Review, April 10, 2003。

［10］Emmanuel Todd, La Troisième Planète: Structures familiales et systèmes idéologiques (Paris: Seuil, 1983)。“要解释共产主义的成功，主要要从平等主义和专制的家庭结构的存在入手，平等主义和专制的家庭结构让人们倾向于认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自然和善的。”参见：Après l’empire, p. 178。

［11］关于此点另见Philippe Manière, La Vengeance du peuple: Les Élites, Le Pen et les français (Paris: Plon, 2002)。

［12］参见www.pollingreport.com/religion.htm和www.pollingreport.com/religion2.htm。

［13］“A Tale of Two Legacies,” The Economist, December 21, 2002;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5– 26, 2003.

［14］现在在法国，每12个人中有1个穆斯林，在俄罗斯是每6个人里有1个穆斯林。

第18章

［1］Tony Judt, “The Wrong War at the Wrong Tim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2002.

［2］有关我们最近在伊拉克取得的成就的总结，参见：Zvi Bar’el, “Why Isn’t Iraq Getting on Its Feet?” Haaretz, June 3, 2005。该文章作者的结论是：“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美国的统治下，如今在伊拉克新政府的统治制度化的腐败程度究竟是怎样的。调查人员没有到现场仔细检查数据，因为那样做让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伊拉克新政府各个部长都任命了自己的亲信以确保他们的忠诚。”

［3］参见：David Kennedy，The Dark Sides of Virtue: Reassess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这本书中要表达的内容也是这样的。作者是哈佛大学的国际律师，他指责包括律师、医生、救援机构、选举观察员等国际人道主义者对自己的结构和程序盲目迷恋。他认为他们太容易理想化（过度崇拜）自己的工作，其结果是，他们会忽略或淡化他们的工作常常造成的恶果（独裁者获得了掩护，其他人得以实施自己的计划）以及在其职权范围之外的更极端的替代解决方案。

［4］Kenneth Cain, “How Many More Must Die Before Kofi Quits?” The Observer (London), April 3, 2005.联合国在卢旺达屈服于邪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参见：Roméo Dallaire, 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 The Failure of Humanity in Rwanda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2004)；Guy Lawson，The New York Review,May 26, 2005.但是，这并非完全是科菲·安南和联合国的他的同事们的错，布鲁塞尔、巴黎和华盛顿也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

［5］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 vol. 70, p.25, quoted in Andrew Bacevich, 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p. 84.

［6］除非美国接受联合国核查人员的提议并允许核查的继续进行，否则美国无法获得支持，对此布什政府予以坚决拒绝。

［7］Kennedy, The Dark Sides of Virtue, p. 258.

［8］该小组列出了国际社会面对的6组威胁，在这6组威胁里“恐怖主义”只是其中之一。其他5组威胁包括：经济和社会的威胁（如贫困和环境恶化），国家之间爆发的冲突，国家内部发生的冲突（包括种族灭绝和其他罪行），核、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扩散、丢失和使用，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

［9］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ry S. Truman, 1945(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 p. 141。

［10］他表示，我们在近东的原因和100年前当英国舰队从燃煤的船过渡到烧油的船时丘吉尔敦促他的同事们让大英帝国在近东站稳脚跟的原因相同，即“获得对近东的控制”。Winston S.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23), p. 136, 转引自Bacevich, 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p. 191。

［11］也许从这个原因来看，巴塞维奇认为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将军需要为科索沃战争中的行为和后果负责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毕竟克拉克对科索沃战争的控制非常有限。不同角度的论述见：David Halberstam, War in a Time of Peace: Bush, Clinton and the Generals (New York: Scribner, 2001)。

［12］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提醒民众：“避免过分发展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对自由不利，应视这种军事力量对共和国的自由尤其不利。”

［13］参见：Guantánamo and Beyond: The Continuing Pursuit of Unchecked Executive Power, p. 90。

［14］2000年以来获得任命的法官经常做出赞成政府在“反恐战争”中对待被关押者的方式的裁决，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中记载了数次这种情况的发生。

［15］2005年5月24日，希拉里出席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会，她在会上发表演说，谴责叙利亚、伊朗、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巴勒斯坦的“恐怖架构”（“strutures of terror”），同时很热情地对年会的主题：“以色列：美国价值”表示支持。

［16］Real Instituto Elcano, Madrid, October 14, 2004.

第19章

［1］参见：Michael W. Doyle and Nicholas Sambanis, Making War and Building Peace: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2］1945年有50个创始成员，到2007年有191个成员国。

［3］有关现代国家核心功能失效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参见：Arjun Appadurai, Fear of Small Numbers: An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Anger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肖恩用来推广自己的网站：www.ericshawnnewsman.com。

［5］其他推荐语来自安·库尔特（Ann Coulter），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联合国的众多会议和委员会都由那些‘香蕉共和国’所支配，联合国自己也变成了一个‘香蕉共和国’”）。

［6］过度慷慨的肯尼迪对布特罗斯-加利太友善。很明显，布特罗斯-加利未能认真对待波斯尼亚的危机，他在波斯尼亚的代表石康明夫（Yasushi Akashi）完全不能胜任他的工作。

［7］有关安南的书，除了詹姆斯·特劳布这里评论的这一本，还可以看：Stanley Meisler，Kofi Annan: A Man of Peace in a World of War (Hoboken, NJ:Wiley, 2007)。联合国安理会12月12日，安南积极主张寻求一个解决巴以危机的紧急方案。他冷静、恳切的论证足以让其他那些当今世界的“领导人”的陈词滥调（或更糟的是沉默不语）蒙羞。他的发言的摘录刊登在2007年2月15日的《纽约书评》第48页上。

［8］只有两个联合国成员国拒绝批准该公约：索马里和美国。

［9］非洲联盟部队没能够对达尔富尔的情况带来任何改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是当地苏丹政府坚持要一支非西方部队，苏丹政府充分了解一支非西方的部队将不能有效停止屠杀，这也是苏丹政府的意愿。

［10］从1945年到1988年，联合国发起过13次维和行动。1988年至1995年，联合国又发起了19次维和行动，大多是在巴尔干、非洲和中东地区，之后联合国又发起了许多次维和行动。有关联合国这种在人们预料之外的功能的出现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参见：James Dobbins et al., The UN’s Role in Nation-Building:From the Congo to Iraq(Santa Monica, CA: Rand, 2005)。

［11］然而，在说到维和预算问题时要有参照物。2006年，联合国所有的全球维和行动共耗资50亿美元。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美国在伊拉克的花费远远超过50亿美元，美国在伊拉克每个月就要消耗60亿美元。

［12］“Annan Calls for Anti-Terror Strategy Built on Human Rights,”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9/10, 2006.

［13］早在2001年，作为美国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的博尔顿便成功地破坏了联合国举行的有关轻小武器非法贸易的会议，甚至还有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成员陪同他出席了此次会议。

［14］提名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代替博尔顿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究竟是代表美国政府改变心意或者仅仅只是口气上的改变还有待观察。

［15］在安理会成立初期，安理会运作的主要障碍来自苏联的否决。但是最近几年，美国成为主要的反派。自1972年以来，美国已经否决了安理会提出的30多个批评以色列的决议，从南非到国际法的许多其他问题上美国也一直唱反调。

［16］参见：Adam Le Bor，“Complicity with Evil”: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Age of Modern Genocid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在这本书中，作者完全不表同情地记叙了联合国秘书处未能在真正重要的时刻反抗各金主。

［17］2002年秋，赖斯当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参见：Jeffrey Goldberg, “Breaking Ranks: What Turned Brent Scowcroft Agains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2, 2005。

第20章

［1］这样的天真不会有了，

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了，

一言不发地把自己

变成了往昔──留下了

齐整花园的男人们，

维持得更长久一些的

成千上万的婚姻：

这样的天真不会再有了。

——菲利普· 拉金，《1914 》 （戴玨译）

［2］参见：Lytton Strachey, Eminent Victorians.首次出版于1918年。

［3］参见：Vernichtungskrieg: 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1944, Hannes Heer and Klaus Naumann, eds。(Hamburg, Germany: Hamburger Edition, 1995).许多在东部战线和南斯拉夫的德国士兵为娱乐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记录了他们犯下的最令人发指的罪行。阿布格莱布的美国狱警是他们的直系后代。

［4］然而，内战后战败的南方各州经历的正是这种后果。美国在20世纪是个例外的国家，然而内战后南方各州所遭受的屈辱、憎恨和落后却对一个国家战败之后所要承受的后果做出了说明。

［5］参见：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05) by John Lewis Gaddis, in The New York Review, March 23, 2006。

［6］然而，应当指出，事实已经证明，英国从托尼·布莱尔开始的年轻一代政治领导人几乎和他们在美国的同代人一样对20世纪的教训无动于衷。

［7］参见：Caroline Elkins, Imperial Reckoning: 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 (New York: Henry Holt, 2005); Marnia Lazreg, Torture and the Twilight of Empire: From Algiers to Baghda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以及Darius Rejali, Torture and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8］Raymond Aron, La Tragédie Algérienne (Paris: Plon, 1957), L’Algérie et la République (Paris: Plon, 1958), and Le Spectateur engagé (Paris: Julliard, 1981), p. 210.有关酷刑的第一手资料，见Henri Alleg, The Question (Lincoln, NE: Bison, 2006;1958首次出版的标题是La Question)。已经去世的皮耶·维达-那克（Pierre Vidal-Naquet）所著的La Torture dans la République一书1963年第一次被译为英文出版，目前这本书早已绝版了。应该重新翻译这本书并且让它在美国成为每个国会议员和总统候选人的必读书。

［9］Alan M. Dershowitz, Why Terrorism Works: Understanding the Threat,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44;Jean Bethke Elshtain,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 of‘Dirty Hands,’”in Torture: A Collection, Sanford Levinson,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80–83.

［10］舒默的发言引自《华盛顿日报》（2007年11月2日版）。斯卡利亚大法官的言论见：www.usatoday.com/news/washington/2008-02-13-scalia_N.htm。

［11］Lena Constante, The Silent Escape: Three Thousand Days in Romanian Pris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Jo Langer, Une Saison à Bratislava (Paris: Seuil, 1981); Eugen Loebl, My Mind on Tria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Artur Gerard London, L’Aveu, dans l’engrenage du Procès de Prague (Paris: Gallimard, 1971).

［12］Aron, Le Spectateur engagé, pp. 210–211.

第22章

［1］宾州中央铁路公司在利益与名望面前选择了前者，决定将曼哈顿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推倒，在原址建立麦迪逊广场花园，短短8年后，也就是1972年，该公司就倒闭了。

第23章

［1］这样的观点当然不是首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若干年前这样评论道：“是杜鲁门、丘吉尔、凯恩斯、马歇尔、艾奇逊、让·莫内、舒曼，以及在日本的麦克阿瑟这样一些设计者的远见让战后的世界繁荣成为可能。” World Finance and Economic Stability: Selected Essays of James Tobin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03), p. 210.

［2］也没有谈到任何有关“资本主义不可接受的脸孔”的内容，引号中的内容是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在描述上一代拥有巨大财富的国际商人时所用的语言。西奥多·罗斯福这位共和党总统和英国的保守党首相比克林顿总统的前劳工部长更愿意谴责资本主义过剩这点很能说明问题。

［3］Emma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50.罗斯柴尔德指出，“和19世纪或20世纪相比，如今有关商业很少受到质疑”（第6页）。

［4］William J. Baumol, Robert E. Litan, and Carl J. Schramm, Good Capitalism,Bad Capit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30.

［5］针对这个长期讨论的话题的新作有：Avner Offer, The Challenge of Afflu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见The New York Review, October 11, 2007, 以及Benjamin Friedman, 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Knopf, 2005)，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见The New York Review, January 12, 2006；另外还有Fred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以及下面这本经典著作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就像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所指出的（见第66页，注19），再分配是否“摧毁财富”这个问题不能单靠经济标准来回答。它首先取决所谓“财富”的组成有什么，即我们看重的是什么。

［6］参见：Robert Reich, The Next American Frontier: A Provocative Program for Economic Renewal (New York: Viking, 1984)。

［7］T. H. Marshall, “Value Problems of Welfare Capitalism,”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vol. 1, no. 1 (1972), pp. 19–20，引自Neil Gilbert,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Silent Surrender of Public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5。吉尔伯特总结说：“完全致力于培养独立性和私人责任的政策会让那些可能无法正常工作的人无法拥有一个需要依赖别人帮助但是依然受人尊敬的生活。”

［8］私有化在一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破坏，见Christian Wolmar, On the Wrong Line: How Ideology and Incompetence Wrecked Britain’s Railways (London:Aurum, 2005)，以及Allyson Pollock, NHS plc: The Privatisation of Our Health Care(Brooklyn, NY: Verso, 2004)。英国新首相戈登·布朗最近邀请美国一些更臭名昭著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健康公司（安泰和）竞标英国的医院运营管理。连无比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杂志都承认“私有化”所存在的错误，《经济学家》就Metronet（运行伦敦地铁的公司之一）破产一事发表评论，文中指出英国政府“授予Metronet公司‘数亿英镑’以让该公司可以继续运营……买单的是纳税人”。见The Economist, July 21, 2007。

［9］见Victor Perez-Diaz, “Political Symbolisms in Liberal Democracies”(unpublished paper, January 2007), p. 16。

［10］见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另见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11］“如果我们不能缓和由市场产生并由继承固化的极端财富，市场经济协商一致的基础可能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Tobin, World Finance and Economic Stability, p. 209. 有关“有利的初始条件”的内容见：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p. 11。巴里·艾肯格林最近出版的有关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的书中也谈到了公共协调机构在为稳定的市场和经济增长提供先决条件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参见：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 Coordinated Capitalism and Beyond(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Albert O. Hirschman, 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2002), p. 126 (emphasis added).

［13］Bernard Williams, The Sense of the Pas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4–45。关于帕托什卡的问题，我要感谢雅克·胡普尼博士（Dr. Jacques Rupnik）未发表的题为“The Legacy of Charter 77 and the Emergence of a European Public Space”的论文。

［14］“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 Oeuvres de Condorcet, VI, 191), 艾玛· 罗斯柴尔德在她的书里引用了这句话，见Economic Sentiments, p. 201。

［15］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20), Chapter 2：“Europe Before the War”.人们对经济的幻想并不限于帝国的首都。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这样描述他的波斯尼亚同胞在那个幸福时代所有的乐观妄想：“那30年相对繁荣、和平……那时候许多人……认为存在某种万无一失的方案，有了这种方案，人的个性在自由和进步中充实且快乐地发展，这个人们几百年来的梦想便可以得到实现；这个世纪在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眼前展示了具有欺骗性的许多方面的繁荣，给人们创造了一个海市蜃楼，它让所有人认为只要付出合理的价格，甚至依靠信贷都可以获得舒适、安全和幸福。Ivo Andric, The Bridge on the Drin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 173.

第24章

［1］“High Gini Is Loosed Upon Asia,” The Economist, August 11, 2007.

［2］Massimo Florio, The Great Divestiture: Evaluating the Welfare Impact of the British Privatizations, 1979–1997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p. 163. 关于哈佛大学的内容，参见：“Harvard Endowment Posts Solid Positive Return,” Harvard Gazette, September 12, 2008。有关巴拉圭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见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xx.html。

［3］Bernard Williams,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44.

［4］有关这些数字见我的文章：“Twas a Famous Victory,” The New York Review, July 19, 2001。

［5］有关接受带羞辱性的援助的回忆还可以读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 (New York: Ballantine, 1987)。凯西·塞尔温（Casey Selwyn）向我指出了这点，在这里对她表示感谢。

［6］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持，阿马蒂亚·森担任顾问的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最近建议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测量集体幸福感。但是，尽管他们的建议具有独创性，这点让人钦佩；不过他们二人都只是提出了些能够更好地评估经济表现的方法，经济之外的考虑在报告中不占据重要位置。见www.stiglitz-sen-fitoussi.fr/en/index.htm。

［7］波斯尼亚的民众是个例外，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崩溃会带来什么后果。

［8］这里我是仿照朱迪丝·施克莱的文章“怀着恐惧的自由主义”（“The Liberalism of Fear”），这篇很有见识的文章谈论的是政治不平等和权力。

第26章

［1］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Gallimard, 1978), 英文译著名为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Marx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Flammarion, 1986), 英文译著名为Marx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La Gauch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Paris: Hachette, 1986);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Flammarion, 1988), 与Mona Ozouf合编，英文译著名为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La Révolution: de Turgot à Jules Ferry,1770–1880 (Paris: Hachette, 1988),英文译著名为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80(Oxford, UK: Blackwell, 1992)。

［2］“L’idée française de la révolution,”published posthumously in Le Débat, 96(September– October 1996), pp. 13–33.

［3］相比之下，孚雷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不大。事实上，从他生前到现在，许多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都不喜欢他。这和他最初在法国受到怀疑部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他拒绝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法国的历史，他重视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进程，这样一来，“旧”社会历史的信奉者的主要解释工具就没有了。但近年来，许多“新”文化历史的信奉者因为他在研究中提出的政治观点和对观念的关注对他提出批评；他们将革命“解构”为一系列的“表现”，孚雷对他们的这种解构进行了尖锐的驳斥，他们对此感到不满。有些时候，一个先知的确只有在自己的国家才能得到人们的尊敬。

［4］ Le Passé d’une illusion: Essai sur l’idée communiste au XXe siècle (Paris:Robert Laffont; Calmann-Lévy, 1995).

［5］孚雷当选法兰西学术院院士这件事受到了当时还在世的维希分子、戴高乐主义者的反对，另外一些仍然记得孚雷在20世纪50年代末参与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活动的人也对此表示反对。

［6］1989年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某些研究法国早期现代史的美国历史学家对孚雷发起了人身攻击，因为孚雷很大地影响了法国人对自己国家历史的理解，这些美国历史学家因此大为光火。

［7］一家法国报纸曾经把我称为“孚雷学派”在美国的一员，我想我应当对此做出声明：尽管这个称号令我感到荣幸，但这么说会误导别人，因为这个学派并不存在。

［8］“The Passions of Tocquevill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27, 1985.

第27章

［1］ The Pity of It All: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Germany, 1743–1933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2).阿莫斯·埃隆的其他著作包括The Israelis:Founders and Son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Herzl (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5); Journey Through a Haunted Land: The New German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7) 以及A Blood-Dimmed Tide:Dispatches from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2］Amos Elon, “No Exi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23, 2002.

［3］Omer Bartov, Amos Elon, and others, “An Alternative Future: An Exchang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4, 2003.

［4］Amos Elon, “Israel and the End of Zion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December 19, 1996.

［5］Amos Elon, “‘Exile’s Return’: A Response to Justus Reid Wien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uary 24, 2000.

［6］Elon, “Israel and the End of Zionism.”

［7］Elon, “‘Exile’s Return.’”. 济慈的这首诗的名字叫“海伯利安的陨落”（The Fall of Hyperion），原诗是：“Fanatics have their dreams, wherewith they weave/A paradise for a sect.”

第28章

［1］“The Myth of Human Self-Identity,”in The Socialist Idea: A Reappraisal,Leszek Kołakowski and Stuart Hampshire, ed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 32.

［2］Leszek Kołakowski, “The Devil in History,”in My Correct Views on Everything (South Bend, IN: St. Augustine’s Press, 2005), p. 133.

［3］能看出科拉科夫斯基研究宗教思想史的方法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God Owes Us Nothing: A Brief Remark on Pascal’s Religion and on the Spirit of Jansen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说科拉科夫斯基是20世纪的帕斯卡应该不算过分，他小心翼翼地把赌注押在理性而非信仰之上。

［4］Leszek Kołakowski, 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 226–227.

［5］Kołakowski and Hampshire, The Socialist Idea, p. 17.

［6］Kołakowski, 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 p. 144.

［7］他的成就在其他地方得到了充分的承认。1983年他被授予了伊拉斯谟奖。2004年，他是国会图书馆克卢格奖的第一位获奖者，20年前他是国会图书馆的“杰斐逊讲师”（Jefferson Lecturer）。3年后，他被授予耶路撒冷奖。

［8］Leszek Koł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ume III: The Breakdown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p.339. 此处的引用要感谢莱昂· 维斯提耶（Leon Wieseltier）的提醒。

［9］Kołakowski, 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 p. 59. For Edward Said, see Out of Place: A Memoir (New York: Vintage, 2000).

［10］为向科拉科夫斯基表示致敬，那场剑桥的演讲之后举行了一场聚会。我记得房间里的几乎所有年轻女子都集中在了这个60多岁的拄着拐杖、形容枯槁的老哲学家所在的角落，每个人眼中都流露出崇敬之情，我有些茫然地看着此景，心中很是崇拜，同时也感到十分欣羡。永远不要低估智力对人产生的吸引力。

历年发表的托尼·朱特文章与评论列表

索引

A

Aaronovitch, David 戴维·阿罗诺维奇

Abbas, Mahmoud, 哈茂德·阿巴斯

Académie Française, 法兰西学院

Acheson, Dean, 迪安·艾奇逊

Adams, Gerry, 格里·亚当斯

Adenauer, Konrad, 康拉德·阿登纳

Afghanistan, 阿富汗

“Afterlife, The” (Judt),“来世”（朱特）

Age of Capital,1848–1875, The (Hobsbawm),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Age of Empire,1875–1914, The (Hobsbawm),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Age of Extremes, Th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Hobsbawm),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 The (Hobsbawm),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airports, 机场

air travel, 航空旅行

Akashi, Yasushi, 石康明夫

al-Aqsa Brigade, 阿克萨旅

Albright, Madeleine, 马德琳· 奥尔布赖特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Algérie et la République, L’ (Aron), 《阿尔及利亚与共和国》（阿隆）

al-Qaeda, 基地组织

American Anti-Defamation League (ADL), 美国反诽谤联盟（ADL）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Amir, Yigal, 以该·埃米尔

Amnesty International, 大赦国际

“Amos Elon (1926–2009)”(Judt),“阿莫斯·埃隆（1926—2009）”（朱特）

Anderson, Benedict,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Andric, Ivo, 伊沃·安德里奇

Anna Karenina (Tolstoy), 《安娜·卡列尼娜》

Annales School, 年鉴学派

Annan, Kofi, 科菲·安南

anti-Americanism, 反美国主义

in France, 在法国

“Anti-Americans Abroad”(Judt), “海外的反美国主义”（朱特）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

criticism of Israel linked to, 对以色列的批评

in Europe, 反犹主义在欧洲

in France, 反犹主义在法国

Mearsheimer-Walt essay and, 斯蒂芬·沃尔特和约翰·米尔斯海默的文章和反犹主义

in United States, 反犹主义在美国

apartheid, 种族隔离

Applebaum, Anne, 安妮·阿普尔鲍姆

Après l’empire (Todd), 《帝国之后：论美国体系的解体》（陶德）

Arafat, Yasser, 亚西尔·阿拉法特

Arbour, Louise, 路易丝·阿尔布尔

Arendt, Hannah, 汉娜·阿伦特

Armenia, 亚美尼亚

Arms and the Man (Shaw), 《武器和人类》（萧伯纳）

Aron, Raymond, 雷蒙·阿隆

Aron, Robert, 罗伯特·阿隆

Ascherson, Neal, 尼尔·阿彻森

assassinations, 暗杀

Atias, Ariel, 艾契斯

At the Point of a Gun: Democratic Dreams and Armed Intervention (Rieff), 《以武力威胁：民主梦想与武力干涉》（大卫·里夫）

Austria, 奥地利

automobiles, 汽车

Aznar, José María, 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

B

Bacevich, Andrew, 安德鲁·巴塞维奇

Bacque, James, 詹姆斯·巴克切

Balkan Ghosts (Kaplan), 《巴尔干的鬼魂》（罗伯特·卡普兰）

Balkans, 巴尔干国家

Goldsworthy on, 戈兹沃西谈论巴尔干国家

Ban Ki-moon, 潘基文

Bar’el, Zvi

Bar-Ilan University, 巴艾兰大学

Barnave, Antoine, 安东尼·巴纳夫

Barthes, Roland, 罗兰·巴特

Bartosek, Karel

Baudelaire, Charles, 波德莱尔

Beauvoir, Simone de, 西蒙娜·德·波伏瓦

Beck, Harry, 哈利·贝克

Beeching, Richard, 理查德·毕奇

Begin, Menachem, 纳赫姆·贝京

Belgium, 比利时

Bell, Daniel, 丹尼尔·贝尔

Beneš, Edvard, 爱德华·贝奈斯

Ben-Gurion, David, 大卫·本-古里安

Bergson, Henri, 亨利·柏格森

Berl, Emmanuel, 伊曼努尔·贝尔

Berlin, 柏林

Berlin, Isaiah, 以赛亚·柏林

Berlin Wall, 柏林墙

Berlusconi, Silvio, 贝卢斯科尼

Bertelsmann Foundation, 贝塔斯曼基金会

Bertram, Christoph, 克里斯托夫·伯特伦

Beuve-Méry, Hubert, 羽贝尔·波夫-梅西

Beveridge, William, 威廉·贝弗里奇

Bevin, Ernest, 欧内斯特·贝文

bin Laden, Osama, 奥萨马·本拉登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

Bismarck, Otto von, 俾斯麦

Blair, Tony, 托尼·布莱尔

Blanning, Timothy, 蒂莫西·布兰宁

Bloch, Marc, 马克·布洛赫

Blum, Léon, 莱昂·布鲁姆

Bohemia, 波西米亚

Bohlen, Charles, 查尔斯·波伦

Bokassa, Jean-Bedel, 让-贝德尔·博卡萨

Bolshevik Revolution, 布尔什维克革命

Bolton, John, 约翰·博尔顿

Boot, Max, 马克斯·布特

Borkenau, Franz, 弗兰茨·博尔克瑙

Bosnia, 波斯尼亚

Srebrenica, 斯雷布雷尼察

Bound to Lead (Nye), 《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约瑟夫·奈）

Boutros-Ghali, Boutros,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BP oil spill, 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故

Bradbury, Malcolm, 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

Brahimi, Lakhdar, 拉赫达尔· 卜拉希米

Braudel, Fernand, 布罗代尔

Brezhnev, Leonid, 勃列日涅夫

Brief Encounter, 《相见恨晚》

“Bring Back the Rails!”(Judt), “让铁路回归！”（朱特）

Britain, 英国

New Poor Law in, 《新济贫法》

railways in, 英国的铁路

Brown, Gordon, 戈登· 布朗

Bunche, Ralph, 拉尔夫· 邦奇

Burg, Avraham, 亚伯拉罕· 伯格

Burleigh, Michael, 迈克尔· 伯利

buses, 巴士

Bush, George H. W., 乔治· 布什

Bush, George W., 乔治·W. 布什

criticism and, 对乔治·W. 布什的批评

Middle East and, 乔治·W. 布什与中东

religious faith of, 乔治·W. 布什的宗教信仰

targeted suspects and, 乔治·W. 布什与美国政府挑选的嫌疑人

Buss, Robin, 罗宾· 巴斯

C

Cambodia, 柬埔寨

Camus, Albert, 加缪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democracy and, 民主与资本主义

supercapitalism, 超级资本主义

Captain Swing (Hobsbawm and Rude), 《斯温大尉》（霍布斯鲍姆与鲁德）

Carlyle, Thomas, 托马斯·卡莱尔

Carr, Raymond, 雷蒙德·卡尔

cars, 汽车

Cassin, René, 勒内·卡森

Castro, Fidel, 菲德尔·卡斯特罗

Catherine the Great, 凯瑟琳大帝

Central Europe, 中欧

Chamberlain, Neville, 内维尔·张伯伦

Chambon-sur-Lignon, 利尼翁河畔勒尚邦

Cheney, Dick, 迪克·切尼

China, 中国

Chirac, Jacques, 雅克·希拉克

Christianity, 基督教

Churchill, Winston, 丘吉尔

cities, 城市

citizens, 公民

welfare reform and, 福利制度改革与公民

Civil Rights Act, 《民权法案》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civil war, 美国内战

Clark, Wesley, 韦斯利· 克拉克

Clinton, Bill, 比尔· 克林顿

Clinton, Hillary, 希拉里· 克林顿

Coasts of Bohemia, The: A Czech History (Sayer), 《波希米亚的海岸》（德里克· 萨耶尔）

Cobb, Richard, 理查德· 科布

Cobbett, William, 威廉· 科贝特

cold war, “冷战”

American vs. European accounts of, 美国和欧洲对“冷战”各自不同的描述

beginning of, “冷战”的开始

complications in, “冷战”的复杂化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nd, 情报部门与“冷战”

nuclear weapons and, 核武器与“冷战”

revisionism and, 修正主义与“冷战”

Cole, G.D.H., 乔治· 道格拉斯· 霍华德· 科尔

Combat, 《战斗》日报

Commission of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共同农业政策”

communication, 通信

Communism, 共产主义

cold war and, see cold war “冷战”与共产主义（见“cold war”条目）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

in France, 法国的共产主义

Furet and, 孚雷与共产主义

Hobsbawm on, 霍布斯鲍姆论共产主义

in Italy, 意大利的共产主义

Todd on, 陶德论共产主义

Condorcet, Marquis de, 孔多塞侯爵

Constante, Lena, 莉娜·康斯坦缇

Constitution, U.S., 美国宪法

constructionalism, 建构主义

Convention on Children’s Rights, 《儿童权利公约》

Convention 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Cook, Thomas, 托马斯·库克

corruption, 腐败

“Crimes and Misdemeanors”(Judt), “罪行与过失”（朱特）

Croatia, 克罗地亚

Cuba, 古巴

Cumings, Bruce, 布鲁斯·卡明斯

Cyprus, 塞浦路斯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Communists in, 杰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

Sayer on, 萨耶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论述

Czech Question, The (Masaryk), 《捷克问题》（托马斯· 马萨里克）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国

D

Daily Mirror, 《每日镜报》

Daily Telegraph, 《每日邮报》

Darfur, 达尔富尔

Davies, Merryl Wyn, 梅瑞尔· 戴维斯

Davies, Norman, 诺曼· 戴维斯

Dayton Accords, 《代顿协定》

Deepwater Horizon oil spill, “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事故

de Gasperi,Alcide, 阿尔契德· 加斯贝利

de Gaulle, Charles, 查尔斯· 戴高乐

de Klerk, F. W., 德克勒克

democracy, 民主制度（国家）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

Israel as, 作为民主国家的以色列

social, see social democracy 社会民主制，见“social democracy”条目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

Denmark, 丹麦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美国国防部

Dershowitz, Alan, 艾伦· 德肖维茨

De Sica, Vittorio, 维托里奥·德·西卡

Deutscher, Isaac, 艾萨克·多伊彻

Devil, 魔鬼

diasporas, 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

Dickens, Charles, 查尔斯·狄更斯

Djilas, Milovan, 米洛万·吉拉斯

“Downhill All the Way”(Judt), “每况愈下”（朱特）

Dracula, 德古拉

Dracula (Stoker), 《德古拉》（布拉姆·斯托克）

Drieu La Rochelle, Pierre, 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

Drucker, Peter, 彼得·德鲁克

Dubček, Alexander,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Duck Soup, 《鸭羹》

Duclos, Jacques, 雅克·杜克洛

Duhamel, George, 乔治·杜哈明

Dulles, John Foster,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Durham, Edith, 伊迪丝·达勒姆

Durkheim, Émile, 埃米尔·涂尔干

Durrell, Lawrence, 劳伦斯·达雷尔

E

Eastern Europe, 东欧

European Union and, 欧盟与东欧

Eban, Abba, 阿巴· 埃班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L’,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conomic age, “经济时代”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The (Keynes), 《凡尔赛合约的经济后果》（凯恩斯）

economism, 经济主义

Edelman, Marek, 马雷克·埃德尔曼

Egypt, 埃及

Eichmann, Adolf, 阿道夫·艾希曼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Arendt),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阿伦特）

Eisenhower, Dwight D., 艾森豪威尔

El Baradei, Mohamed, 穆罕默德·巴拉迪

Elon, Amos, 阿莫斯·埃隆

Elshtain, Jean Bethke, 琼·贝思克·爱尔希坦

employment, 就业

England, see Britain 英格兰，见“Britain”条目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entitlements, 权利

ethnic cleansing, 种族清洗

Étranger, L’ (Camus), 《局外人》（加缪）

Europe, 欧洲

aging populations in, 欧洲的老龄化人口

anti-Semitism in, 欧洲的反犹主义

Eastern, see Eastern Europe 东欧，见“Eastern Europe”条目

Central, 中欧

collaboration in, 欧洲各国的合作

economies in, 欧洲的经济体

immigration in, 欧洲的移民情况

myths about, 关于欧洲的神话

oil and, 石油与欧洲

Old and New, “老欧洲”与“新欧洲”

super-regions in, 欧洲的“超级区域”

U.S. compared with, 将美国与欧洲进行比较

Europe: A History (Davies), 《欧洲史》（诺曼· 戴维斯）

“Europe: The Grand Illusion”(Judt), “欧洲幻梦”（朱特）

European Union (EU), 欧盟

Eastern Europe and, 东欧与欧盟

Israel and, 以色列与欧盟

workings of, 欧盟的运作

Evans, Gareth, 加雷思· 埃文斯

evil, 邪恶

banality of, 平庸之恶

Camus’s view of, 加缪对邪恶的看法

concept of, 邪恶的概念

gray zone and, “灰色地带”与邪恶

F

Fabians, 费边主义者

Farbiaz, Patrick, 派特里克·法比亚兹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Camus on, 加缪对法西斯主义的论述

Hobsbawm on, 霍布斯鲍姆对法西斯主义的论述

fear, 恐惧

liberalism of, “怀着恐惧的自由主义”

social democracy of, “带着畏惧之心的社会民主主义”

Febvre, Lucien, 吕西安·费弗尔

Feith, Douglas, 道格拉斯·费斯

Fernandez-Armesto, Felipe, 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

Ferrer, Gabriel, 加布里埃尔·费雷尔

Ferro, Marc, 马克·费罗

“Fictions on the Ground” (Judt),“既成‘虚构’”（朱特）

films, 电影

Footman, David, 大卫·福特曼

Ford, Henry, 亨利·福特

Forster, E.M., E.M 福斯特

Fourth Geneva Convention, 《日内瓦第四公约》

France, 法国

Algeria and, 阿尔及利亚与法国

anti-Americanism in, 法国的反美国主义

anti-Semitism in,207—8, 法国的反犹主义

Camus’s The Plague and, 加缪的《鼠疫》与法国

Cobb and, 科布与法国

Communists in, 法国的共产主义

Furet and, 孚雷

Germany and, 德国与法国

railways in, 法国的铁路

Revel on, 何维勒论法国

Revolution in, 法国革命

Russia and, 俄国与法国

suspicion of, 对法国的怀疑

United Nations and, 联合国与法国

voters in, 法国的选民

in World War I, “一战”中的法国

France, in World War II, “二战”中的法国

German occupation, 德国对法国的占领

Resistance and, 法国的抵抗运动

Vichy government in, 维希政权

Franc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François Furet (1927–1997)” (Judt),“弗朗索瓦·孚雷（1927—1997）”（朱特）

Frederick the Great, 腓特烈大帝

“Freedom and Freedonia” “(Judt), 自由与弗里多尼亚国”（朱特）

French Revolution, The (Furet), 《法国大革命史》（孚雷）

Furet, François, 弗朗索瓦·孚雷

G

Gaddis, John, 约翰·加迪斯

Gare Montparnasse, 蒙帕纳斯车站

Garton Ash, Timothy, 蒂莫西·加顿·阿什

gated communities, 封闭的社区

Gaza, 加沙

General Motors (GM), 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tions in the Balance”(Judt and Judt), “世代的平衡——与丹尼尔·朱特的对话”

Geneva Conventions, 《日内瓦公约》

genocide, 种族灭绝

Davies on, 戴维斯对种族灭绝的论述

Germany, 德国

casualties in world wars,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人数

Davies on, 戴维斯对德国的论述

France and, 法国和德国

France occupied by, 德国占领法国

Ni d Ni azsman,seeazsm 纳粹主义与德国，见“Nazism”条目

G.I. Bill, 《退伍军人权利法》

Gibbon, Edward, 爱德华·吉本

Gide, André, 安德烈·纪德

Gilbert, Neil, 内尔·吉尔伯特

Gini coefficient, 基尼系数

Giscard d’Estaing, Valéry, 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

Giuliani, Rudolph, 鲁道夫 · 朱利安尼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global warming, 全球变暖

“Glory of the Rails, The”(Judt), “铁路的荣光”（朱特）

God, 上帝

God’s Playground (Davies), 《上帝的游乐场》（戴维斯）

Goldman Sachs, 高盛

Goldsworthy, Vesna, Inventing Ruritania, 韦斯娜· 戈兹沃西，《发明卢里塔尼亚：想象帝国主义》

Gonzales, Alberto, 阿尔贝托· 冈萨雷斯

good society, 良好社会

Gorbachev, Mikhail, 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

Grand Central Station, 中央车站

Grass, Günter, 君特· 格拉斯

gray zone, “灰色地带”

Great Britain, see Britain 大不列颠，见“Britain” Greece, 希腊

Greene, Graham, 格雷厄姆·格林

Guantánamo Bay, 关塔那摩湾

Guéhenno, Jean-Marie, 让-马里·盖埃诺

Guizot, François, 弗朗索瓦·基佐

H

Haaretz, 《国土报》

Habsburg empire, 哈布斯堡帝国

Haganah, “哈加纳”

Hague Peace Conferences, 海牙和平会议

Haider, Jörg, 约尔格·海德尔

Hakuk, 哈库克

Halévy, Daniel, 丹尼尔·哈勒维

Hamas, 哈马斯

Hammarskjöld, Dag, 达格·哈马舍尔德

Hart, Gary, 加里·哈特

Havel, Václav, 瓦茨拉夫·哈维尔

Hayek,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health care, 医疗保险

Heath, Edward, 爱德华·希思

Hegel, Chuck, 查克·黑格尔

Heidegger, Martin, 马丁·黑德格尔

Hersh, Seymour, 西摩·赫什

Hertsgaard, Mark, 马克·赫兹加德

Herut Party, 赫鲁特党

Herzl, Theodor, 西奥多·赫茨尔

Hezbollah, 真主党

High Albania (Durham), 《阿尔巴尼亚高地》（伊迪丝·达勒姆）

highways, 高速公路

Hill, Charles, 查理斯·希尔

Hill,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希尔

Hilton, Rodney, 罗德尼·希尔顿

history, 历史

History of Europe, A (Roberts), 《欧洲史》（约翰· 罗伯茨）

History Today, 《今日历史》

Hitchens,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 希钦斯

Hitchins, Keith, 基思· 希钦斯

Hitler, Adolf, 阿道夫· 希特勒

Hobsbawm, Eric,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Hobsbawm generation, “霍布斯鲍姆一代”

Holbrooke, Richard,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Holocaust (Shoah), 纳粹大屠杀

contemporary preoccupation with, 当代对纳粹大屠杀的思虑

Davies on, 戴维斯谈论纳粹大屠杀

Israel and, 以色列和纳粹大屠杀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and, 巴以冲突和纳粹大屠杀

universal resonance of, 普遍的共鸣

Homage to Catalonia (Orwell),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奥威尔）

Hope, Anthony, 安东尼·霍普

“How I Conquered Europe” “我如何征服欧洲”(Davies)

Hugo, Victor, 维克多·雨果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人道主义干预

Hungary, 匈牙利

Hus, Jan, 扬·胡斯

Husak, Gustav, 古斯塔夫·胡萨克

I

immigration, 移民

India, 印度

railways in, 印度的铁路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innovation, 创新

Institut Raymond Aron, 雷蒙·阿隆研究所

intelligence community, 情报部门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国际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Protocol on Involvement of Children in Armed Conflict, 《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国际红十字会

interrogation, 审讯

Inventing Eastern Europe (Wolff), 《发明东欧》（拉里· 沃尔夫）

Inventing Ruritania: The Imperialism of the Imagination (Goldsworthy), 《发明卢里塔尼亚：想象帝国主义》（韦斯娜· 戈兹沃西）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The (Sand), 《虚构的犹太民族》（施罗默· 桑德）148,149invisible hand, 看不见的手

Iran, 伊朗

Iraq, 伊拉克

war on, 伊拉克战争

Ireland, 爱尔兰

Irgun, 伊尔贡

Irish Republican Army, 爱尔兰共和军

Provisional, 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

Irving, David, 大卫· 欧文

Islam, Muslims, 伊斯兰，穆斯林

isolationism, 孤立主义

Israel, 以色列

anti-Semitism linked to criticism of, 与批评以色列相关的反犹主义

blame attributed to, 对以色列的谴责

choices faced by, 以色列面对的选择

clichés about, 有关以色列的陈词滥调

delegitimization of, 以色列的合法性丧失

as democracy, 作为民主国家的以色列

diaspora and, 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与以色列

elections in, 以色列的选举

Elon and, 埃隆与以色列

Holocaust and, 纳粹大屠杀与以色列

and Jews and Jewishness, 以色列与犹太人以及犹太性

kibbutzim in, 以色列的集体农庄

Palestinians and, se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见“Israel-Palestine conflict”条目

recognition of, 对以色列的承认

settlements in, 以色列定居点

single-state solution for, 一国解决方案

two-state solution for, 两国解决方案

U.S. relations with, 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

weapons of, 以色列的武器

Zionism and, see Zionism 犹太复国主义，见“Zionism”

“Israel: The Alternative”(Judt), “另求他途”（朱特）

“Israel and the End of Zionism”(Elon), “以色列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终结”（埃隆）

Israelis, The: Founders and Sons (Elon), 《以色列人：创始人和儿子》（埃隆）

Israel lobby, 以色列游说团体

blame attributed to, 对以色列游说团体的责难

“Israel Lobby, The”(Walt and Mearsheimer), “以色列游说团体”（斯蒂芬·沃尔特和约翰·米尔斯海默）

“Israel Must Unpick Its Ethnic Myth”(Judt), “以色列须放弃民族神话”（朱特）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巴以冲突

Israeli settlements and, 以色列定居点与巴以冲突

Jerusalem and, 耶路撒冷与巴以冲突

land issue in, 土地问题与巴以冲突

“peace process”in, 巴以冲突“和平进程”

“road map”in, 巴以冲突“路线图”

security concerns in, 巴以冲突的安全问题

trust and, 信任和巴以冲突

uniqueness of, 巴以冲突的独特性

Ulster analogy and, 将阿尔斯特省曾经发生的冲突与巴以冲突进行类比

United States and, 美国与巴以冲突

“Israel Without Clichés”(Judt), “没有陈词滥调的以色列”（朱特）

“Is the UN Doomed?”(Judt), “联合国已穷途末路了吗？”

Italy, 意大利

Communists in, 意大利的共产主义

“Its Own Worst Enemy”(Judt), “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朱特）

J

Jabotinsky,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

Japan, 日本

Jefferson, 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Jerusalem, 耶路撒冷

Jerusalem Post, 《耶路撒冷邮报》

Jews, 犹太人

anti-Semitism and, see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与犹太人见，“anti-Semitism”条目

attacks on, 对犹太人的攻击

Davies on, 戴维斯谈论犹太人

ethnic view of, 从种族角度看犹太人

Holocaust and, see Holocaust

Israel and, 以色列与犹太人，seeasosrae 也见“Israel”

Zii d Zii onsman,seeonsm 反犹主义与犹太人，见“Zionism”条目

Johnson, Lyndon B., 林登·约翰逊

Jordan, 约旦

Joseph II, 约瑟夫二世

Jospin, Lionel, 莱昂内尔·若斯潘

Jowitt, Kenneth, 肯尼斯·乔伊特

Judt, Daniel, 丹尼尔·朱特

“Generations in the Balance,” “25世代的平衡——与丹尼尔·朱特的对话”

Judt, Joe, 乔·朱特

Judt, Nicholas, 尼古拉斯· 朱特

Jünger, Ernst, 荣格

K

Kagan, Robert, 罗伯特·卡根

Kant, Immanuel, 康德

Kaplan, Lawrence, 劳伦斯·卡普兰

Kaplan, Robert, 罗伯特·卡普兰

Kardelj, Edvard, 爱德华·卡德尔

Kassebaum, Nancy, 南希·卡斯鲍姆

Keats, John, 约翰·济慈

Keen, Maurice, 莫里斯·基恩

Kennan, George, 乔治·肯南

Kennedy, David, 大卫·肯尼迪

Kennedy, John F., 肯尼迪总统

Kennedy, Paul, 保罗·肯尼迪

Keynes, John Maynard, 凯恩斯

Khrushchev, Nikita, 赫鲁晓夫

Kibbutz Hakuk, 哈库克集体农场

Kim Il Sung, 金日成

Kissinger, Henry, 亨利·基辛格

Koestler, Arthur, 阿瑟·库斯勒

Kohl, Helmut, 赫尔穆特·科尔

Kołakowski, Leszek,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

Korea, 朝鲜

Kosovo, 科索沃

Kosovo Liberation Army (KLA), 科索沃解放军

Korean War, 朝鲜战争

Krauthammer, Charles, 查尔斯·克劳萨默

Kristol, William, 威廉·克里斯托尔

Kundera, Milan, 米兰·昆德拉

Kupchan, Charles, 查尔斯·库普钱

L

Labouring Men, Industry and Empire (Hobsbawm), 《工人》、《工业与帝国》

land-grant colleges, “赠地大学

Lang, Jack, 杰克·朗

Langer, Jo, 乔·兰格

Larkin, Philip, 菲利普·拉金

Laslett, Peter, 彼得·拉斯莱特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Lean, David, 大卫·里恩

Lebanon, 黎巴嫩

Le Chambon-sur-Lignon, 利尼翁河畔勒尚邦

Left, 左派

Lenin, 列宁 V.I.

Le Pen, Jean-Marie, 让-马里·勒庞

“Leszek Kołakowski (1927–2009)”(Judt),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

Levi, Primo, 普里莫·莱维

Levy, Daniel, 丹尼尔·利维

Lewitter, L. R., L. R. 莱维特

liberalism of fear, “怀着恐惧的自由主义”

Libya, 利比亚

Lieberman, Avigdor, 阿维格多·利伯曼

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 法国人权联盟

Likud, 利库德集团

Livni, Tzipi, 齐皮·利夫尼

“Lobby, Not a Conspiracy, A” (Judt), “游说团体非阴谋”（朱特）

Loebl, Eugen, 尤金·罗伯

London, 伦敦

London, Artur, 阿图尔·伦敦

London Review of Books, 《伦敦书评》

London Sunday Telegraph, 《伦敦周日邮报》

London Times, 《伦敦时报》

London Underground, 伦敦地铁

Lukacs, John, 约翰·卢卡奇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Luxembourg, 卢森堡

M

Maale Adumim, 马阿勒·阿杜明

Macedonia, 马其顿

Macmillan, Harold, 哈罗德·麦克米伦

Madison, James, 詹姆斯·麦迪逊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Kołakowski),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科拉科夫斯基）

Maistre, Joseph de, 约瑟夫· 德· 迈斯特

Malcolm, Noel, 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

Malloch Brown, Mark, 马克·马洛赫·布朗

Mamère, Noël, 诺埃尔·马迈尔

Mandela, Nelson, 纳尔逊·曼德拉

Mao Tse-tung, 毛泽东

Maria Theresa, 玛丽亚·特蕾西亚

market optimization, 市场优化

Marshall, George, 乔治·马歇尔

Marshall, T.H., T. H. 马歇尔

Marshall Plan, 马歇尔计划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Marx Brothers, 马克斯兄弟

Duck Soup, 《鸭羹》

Masaryk, Tomáš, 托马斯·马萨里克

Maurois, André, 安德烈·莫洛亚

Mc Carthy, Joseph, 约瑟夫·麦卡锡

Mc Ginnis, Martin, 马丁·麦金尼斯

Mearsheimer, John, 约翰·米尔斯海默

Melville, Herman, 赫尔曼·梅尔维尔

Merkel, Angela, 安吉拉·默克尔

Merriman, John, 约翰·梅里曼

Metronet, 伦敦Metronet地铁公司

Meyssan, Thierry, 蒂耶里·梅桑

Michnik, Adam, 亚当·米奇尼克

Middle East, 中东

Iraq War, 伊拉克战争

Israel, see Israel;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以色列，见“Israel;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条目

Mignet, François, 弗朗索瓦· 米涅

Mikolajczyk, Stanislaw, 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

militarization of society, 社会军事化

military bases, 军事基地

Mill, John Stuart,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Milošević, Slobodan,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Mises, Ludwig von,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Mitchell, George, 乔治·米切尔

Mitterrand, François, 弗朗索瓦·密特朗

Mladic, Ratko, 拉特科·姆拉迪奇

Moby-Dick (Melville), 《白鲸》（赫尔曼·梅尔维尔）

modernity, 现代性

Molotov, Vyacheslav,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Monde, 《世界报》

Montesquieu,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孟德斯鸠

moral hazard, 道德风险

Morrill Acts, 《莫雷尔法案》

Morris, William, 威廉·莫里斯

Mounier, Jean-Joseph, 让-约瑟夫·穆尼耶

Mucha, Alphonse, 阿尔丰斯·慕夏

Mugabe, Robert, 罗伯特·穆加贝

Munro, H.H., 赫克托·休·芒罗

Museum of Modern Art,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solini, 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

N

Naimark, Norman, 诺曼·奈马克

Nantes, drownings at, 南特溺杀事件

Naqba, 巴勒斯坦灾难日

national identity, 民族身份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National Front, 国民阵线

NATO, 北约

Nausée, La (Sartre), 《恶心》（萨特）

Nazism, 纳粹主义

Holocaust and, see Holocaust 纳粹大屠杀与纳粹主义，见“Holocaust”

non-Jewish victims of, 纳粹主义的受害者（非犹太人）

Netanyahu, Benjamin, 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Netherlands, 荷兰

Neumann, Franz, 弗兰兹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The: How Americans Are Seduced by War (Bacevich), 《美国新军国主义：美国人怎样被战争所诱惑》 （安德鲁· 巴塞维奇）

New Criterion, 《新标准》

New Poor Law, 《新济贫法》

New Statesman, 《新政治家》

Newsweek, 《新闻周刊》

“New World Order, The”(Judt), “世界新秩序”（朱特）

New Yorker, 《纽约客》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纽约书评》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纽约时报书评》

Nixon, Richard M., 理查德· 尼克松

North Atlantic alliance, 北大西洋联盟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ovotny, Antonin, 安东尼· 诺沃提尼

nuclear weapons, 核武器

Nuremberg trials, 纽伦堡审判

Nusseibeh, Sari, 萨里· 努赛伊贝

Nye, Joseph S., Jr., 约瑟夫· 奈

O

Obama, Barack, 巴拉克·奥巴马

Israel and, 以色列和奥巴马

Obsession anti-américaine, L’ (Revel), 《反美主义的执迷：论其运作方式，形成原因及内在矛盾》（何维勒）

oil, 石油

BP spill, 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故

Oliver Twist (Dickens), 《雾都孤儿》（狄更斯）

Olmert, Ehud, 胡德·奥尔默特

Oradour, 奥拉杜尔村

Oran, 奥朗

Orientalism, 东方主义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Taylor),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泰勒）

Orlev, Zebulun, 奥莱夫

Orwell, George, 乔治·奥威尔

Oxford History of Romania (Hitchins), 《牛津罗马尼亚史》（基思·希钦斯）

Oxford University, 牛津大学

Ozouf, Mona, 莫娜·奥祖夫

P

País, 《国家报》

Paisley, Ian, 伊恩· 佩斯利

Pakistan, 巴基斯坦

Palacký, František, 弗兰基谢克· 帕拉茨基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alestinian Authority,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Palestinians, 巴勒斯坦人

blame attributed to, 对巴勒斯坦人的指责

right of return and recognition of sufferings of, 巴勒斯坦人回归的权利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所遭受苦难的承认

sympathy for, 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

see also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另见“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The: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Nye), 《美国权力的：为何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可一意孤行》（奈）

Parliament of Man, The: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Kennedy), 《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保罗· 肯尼迪）

Passé d’une illusion, Le (Furet), 《幻想的逝去——论20世纪共产主义观念》（孚雷）

past, 过往

and meaning of war, 过往与战争的含义

Patočka, Jan, 雅恩·帕托什卡

Patten, Chris, 彭定康

Paulhan, Jean, 让·波朗

Pelican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The (Keen), 《鹈鹕鸟丛书：中世纪欧洲史》

Pemberton (Footman), 《彭伯顿》（大卫·福特曼）

Penn Station, 宾夕法尼亚车站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Furet), 《思考法国大革命》（孚雷）

Perle, Richard, 理查德·珀尔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 “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

Pétain, Philippe, 亨利·菲利普·贝当

Petkov, Nikola, 尼古拉·佩特科夫

Pity of It All, The (Elon), 《一切的遗憾》（埃隆）

Plague, The (Camus), 《鼠疫》（加缪）

Podhoretz, Norman, 诺曼·波德霍雷茨

Poland, 波兰

Davies and, 戴维斯和波兰

Polin, 《波林》杂志

Polonsky, Antony, 安东尼·波隆斯基

Pol Pot, 波尔布特

Pope, Alexander, 亚历山大·蒲柏

Popper, Karl, 卡尔·波普尔

Postwar (Judt), 《战后欧洲史》（朱特）

poverty, 财产

inequality and, 不平等与财产

Powell, Colin, 科林· 鲍威尔

Primitive Rebels (Hobsbawm), 《原始的叛乱》（霍布斯鲍姆）

Prisoner of Zenda, The (film), 《曾达的囚徒》（电影）

Prisoner of Zenda, The (Hope), 《曾达的囚徒》（安东尼· 霍普）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of railways, 铁路私有化

“‘Problem of Evil’in Postwar Europe, The”(Judt), “在战后欧洲谈‘邪恶问题’”（朱特）

productivity, 生产效率

progressives, 进步人士

Provisional IRA, 北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

public action, 公共行动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公私合作”

public transportation, 公共交通

Putin, Vladimir, 普京

Q

Quayle, Dan, 丹·奎尔

Quebec, 魁北克

R

Rabb, Theodore, 西奥多·拉布

Rabin, Yitzhak, 伊扎克·拉宾

railways, 铁路 ——

advertisements for, 为铁路做的广告

art and, 艺术与铁路

cities and, 城市与铁路

classes of travel on, 铁路旅行中的不同等级

Cook and, 库克与铁路

decline of, 铁路的衰退

film and, 电影与铁路

future of, 铁路的未来

in India, 印度的铁路

modern life and, 现代生活与铁路

privatization of, 铁路的私有化

safety and, 安全与铁路

time and, 时间与铁路

railway stations, 火车站

destruction of, 铁路被拆毁

Ranger, Terence, 特伦斯·兰格

Rates of Exchange (Bradbury), 《兑换率》（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Reale, Eugenio, 欧金尼奥·雷亚莱

Rebel, The (Camus), 《反抗者》（加缪）

Reich, Robert B., 罗伯特·赖克

religion, 宗教

Remarque Institute, 雷马克研究所

Renoir, Jean, 让·雷诺阿

resorts, 度假胜地

Revel, Jean-François, 让-弗朗索瓦·何维勒

Révolution1770–1880, La (Furet), 《法国大革命：1770—1880》

Rice, Condoleezza, 康多莉扎·赖斯

Richet, Denis, 丹尼斯·里歇

Rieff, David, 大卫·里夫

Right, 右派

rights, 权利

“Road to Nowhere, The” (Judt), “此路不通”（朱特）

Road to Serfdom, The (Hayek),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

Roberts, Adam, 亚当·罗伯茨

Roberts, John, 约翰·罗伯茨

Robinson, Mary, 玛丽·罗宾逊

Roger, Philippe, 菲利普·罗杰

rogue state, 流氓国家

Romania, 罗马尼亚

Romanov empire, 罗曼诺夫帝国

Rome Treaty, 罗马规约

Roosevelt, 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Rosen, Jack, 杰克·罗森

Rothschild, Emma, 艾玛·罗斯柴尔德

Rude, George, 乔治·鲁德

Rudman, Warren, 沃伦·鲁德曼

Rumsfeld, Donald,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Russia, 俄罗斯

Davies on, 戴维斯对俄罗斯的论述

France and, 俄国与俄罗斯

Todd on, 陶德对俄罗斯的论述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Rwanda, 卢旺达

S

Sadat, Anwar, 安瓦尔·萨达特

Saddam Hussein, 萨达姆·侯赛因

Said, Edward, 爱德华·萨伊德

Sand, Shlomo, 施罗默·桑德

Sardar, Ziauddin, 萨达尔

Sartre, Jean-Paul, 让-保罗·萨特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Sayer, Derek, Coasts of Bohemia, 德里克·萨耶尔，《波希米亚的海岸》

Scalia, Antonin, 安东宁·斯卡利亚

scandals, 丑闻

Schama, Simon, 西蒙·沙玛

Schröder, Gerhard, 格哈德·施罗德

Schumer, Charles, 查尔斯·舒默

Schumpeter, Joseph, 约瑟夫·熊彼得

Scowcroft, Brent,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Scowen, Peter, 皮特·斯科文

Segev, Tom, 汤姆·塞格夫

Sen, Amartya, 阿马蒂亚·森

September11 attacks,911恐怖袭击

Meyssan on, 梅桑对911恐怖袭击发表的意见

Se questo è un uomo (Levi), 《这是不是个人》

Serbia, 塞尔维亚

Shakespeare, 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Sharon, Ariel, 沙龙

Shaw, George Bernard, 萧伯纳

Shawn, Eric, 埃里克·肖恩

Shklar, Judith, 朱迪丝·施克莱

Shoah, see Holocaust 纳粹大屠杀，见“Holocaust”

Sieyès, Emmanuel Joseph, 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

Singapore, 新加坡

Sinn Fein, 新芬党

Slánsky, Rudolf, 鲁道夫·斯兰斯基

Slovaks, 斯洛伐克人

Slovanska epopej (Mucha), 《斯拉夫史诗》（阿尔丰斯·慕夏）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Soboul, Albert, 阿尔伯特·索布尔

social democracy, 社会民主主义

of fear, “带着畏惧之心的社会民主主义”

right and wrong in, 社会民主主义的正确和错误

“social”in, 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社会”

Socialism, 社会主义

society, 社会

soft power, 软实力

Sombart, Werner, 维尔纳·桑巴特

soul f th it oecy, “城市之魂”

South Africa, 南非

Souvarine, Boris, 鲍里斯·苏瓦林

Soviet Union, 苏联

cold war and, see cold war“冷战与苏联”，见“cold war”

Cominform in, 在苏联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Davies on, 戴维斯对苏联的论述

Five Year Plans in, 苏联的“五年计划”

Germany and, 德国与苏联

Hobsbawm on, 霍布斯鲍姆与苏联

ideology of leaders of, 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

Todd on, 陶德对苏联的论述

in World War II, “二战”中的苏联

Yugoslavia and, 南斯拉夫与苏联

Spain, 西班牙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

spies, 间谍

Srebrenica, 斯雷布雷尼察

Stalin, Josef, 斯大林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

states, 国家

Stendhal, 司汤达

Stiglitz, Joseph,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Stoker, Bram, 布拉姆·斯托克

subsidy, 补贴

suburbs, 郊区

Sudan, 苏丹

Darfur, 达尔富尔

supercapitalism, 超级资本主义

Supe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 (Reich), 《超级资本主义：商业、民主和每一个人生活的转变》 （罗伯特· 赖克）

Switzerland, 瑞士

Syria, 叙利亚

T

Taguieff, Pierre-André, 皮埃尔- 安德烈· 塔吉耶夫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de, 夏尔· 莫里斯· 德塔列朗- 佩里戈尔 218—19tax farming, 包税

Taylor, A.J.P., A.J.P. 泰勒

Taylor, F.W., 弗雷德里克· 温斯洛· 泰勒

Teige, Karel, 卡雷尔· 泰格

terrorism, 恐怖主义

September11 attacks, see September11 attacks 911恐怖袭击，见“September11 attacks”Thatcher, Margaret, 撒切尔夫人

They Dare to Speak Out (Findley), 《他们敢于发声》（保罗· 芬德利）

Thiers, Adolphe, 阿道夫· 梯也尔

Third Man, The (film), 电影《第三人》

Third Man, The (Greene), 《第三人》（格林）

Thompson, Edward, 爱德华· 汤普森

Thorez, Maurice, 莫里斯· 多列士

time, railways and, 时间与铁路

Times (London), 《泰晤士报》

Tito (Josip Broz), 铁托（原名：约瑟普· 布罗兹）

Titoism, 铁托主义

Tobin, James, 詹姆斯· 托宾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Todd, Emmanuel, 埃马纽埃尔· 陶德

Togliatti, Palmiro, 帕尔米罗· 陶里亚蒂

Tolstoy, Leo, 列夫· 托尔斯泰

torture, 酷刑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trains, see railways 火车，见“railways”

transportation, 交通

air, 飞机

buses, 巴士

cars, 汽车

public, 公共交通

rail, see railways 铁路，见“railways”

Traub, James, 詹姆斯· 特劳布

Truman, Harry, 哈里· 杜鲁门

Truman Doctrine, 杜鲁门主义

Tudjman, Franjo, 弗拉尼奥· 图季曼

Tulsa pogrom, 塔尔萨暴动

Turing, Alan, 阿兰· 图灵

Turkey, 土耳其

U

Ukrainians, 乌克兰人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Waugh), 《无条件投降》（伊夫林·沃）

unemployment, 失业

UN Exposed, The: How the United Nations Sabotages America’s Security and Fails the World (Shawn), 《联合国真相：联合国如何破坏美国的安全又如何令世界失望》（埃里克· 肖恩）

unilateralist internationalism, “单边行动的国际主义”

United Kingdom, see Britain 英国，见“Britain”

United Nations (UN), 联合国

achievements of, 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

branches and units of, 联合国的分支机构

charter of, 《联合国宪章》

controversy over, 围绕联合国的争议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反酷刑公约》

France and, 法国与联合国

General Assembly, 联合国大会

High-level Panel and, 高级别小组与联合国

Human Rights Council, 人权理事会

Israel and, 以色列与联合国

Kennedy on, 保罗·肯尼迪对联合国的论述

legitimacy of, 联合国的合法性

military missions of, 联合国的军事任务

reform of, 联合国的改革

reputation of, 联合国的名声

scandals of, 联合国的丑闻

Security Council, 安理会

Shawn on, 肖恩对联合国的论述

“soft”tasks of, “软性”任务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ted States and, 美国与联合国

United States, 美国

anti Aii d Ati Aii -mercansman,seen-mercansm 反美国主义与美国见，“Anti-Americanism”

anti-Semitism in, 美国的反犹主义

Constitution of, 美国宪法

detainees and, 被拘留者与美国

economy of, 美国的经济

Europe compared with, 将欧洲与美国进行比较

foreign policy of, 美国的外交政策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国际社会与美国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国际刑事法庭与美国

Israel and, 以色列与美国

as military society, 美国社会军事化

oil and, 石油与美国

reputation of, 美国的名声

soft power and, 软实力与美国

torture and, 酷刑与美国

trust and, 信任与美国

twentieth century as experienced by, 美国在20世纪的经历

United Nations and, 联合国与美国

in world wars, 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

Unresolved Past, The: A Debate in German History (Berlin), 《未了结的过去：德国历史上的一场争论》（柏林）

urbanization, 城市化

Urquhart, Brian, 布赖恩· 厄克特

USSR, see Soviet Union 苏联，见“Soviet Union”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

V

Vailland, Roger, 罗杰·瓦扬

Vidal-Naquet, Pierre, 皮耶·维达那克

Vieira de Mello, Sergio, 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

Vienna Convention on Law of Treaties,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Volker, Paul, 保罗·沃尔克

Voltaire, 伏尔泰

Vyshinsky, Andrei, 安德烈·维辛斯基

W

Waldheim, Kurt,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

Walmart, 沃尔玛

Walt, Stephen, 斯蒂芬·沃尔特

war, 战争

civil, 美国内战

meaning of, 战争的含义

War over Iraq, The: Saddam’s Tyranny and America’s Mission (Kaplan and Kristol), 《伊拉克战争》（劳伦斯· 卡普兰和威廉· 克里斯托尔）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

Wat, Alexander, 亚历山大· 瓦特

Waugh, Evelyn, 伊夫林· 沃

“Way We Live Now, The”(Judt), “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朱特）

wealth, 财富

creation of, 创造财富

inequality and, 不平等与财富

Weekly Standard, 《标准周刊》

welfare reform, 福利制度改革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

Welles, Orson, 奥逊· 威尔斯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Gaddis), 《我们现在所知的：重新思考“冷战”史》（约翰· 加迪斯）

West, Rebecca, 丽贝卡· 韦斯特

“What Have We Learned, if Anything?”(Judt), “我们学到了什么”（朱特）

“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Social Democracy?”(Judt), “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朱特）

“What Is to Be Done?”(Judt), “还要做什么”（朱特）

“Why the Cold War Worked”(Judt), ““冷战”为何奏效”

Wilsonian internationalism, 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

Wolff, Larry, 拉里· 沃尔夫

Wolfowitz, Paul, 保罗· 沃尔福威茨

Williams, Bernard, 伯纳德· 威廉姆斯

Woolf, Virginia, 弗吉尼亚· 伍尔夫

World War I, “一战”

casualty statistics“, 一战”的伤亡人数

France in, “一战”中的法国

World War II, “二战”

casualty statistics, “二战”的伤亡人数

France in, see France, in World War II “二战”中的法国，见“France, in World War II”

Holocaust in, see Holocaust “二战”中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屠杀，见“纳粹大屠杀”

Sit Ui i ovenonn, “二战”中的苏联

“Wrecking Ball of Innovation, The” (Judt), “创新的破坏”（朱特）

Y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Soviet Union and, 苏联和南斯拉夫

Z

Zeit, 《德国时代周刊》

Zhdanov, Andrei, 安德烈·日丹诺夫

Zimbabwe, 津巴布韦

Zionism, 犹太复国主义

anti-Zionism and, 反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

Davies on, 戴维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论述

Elon and, 埃隆与犹太复国主义

religion and, 宗教与犹太复国主义

Revisionist, 犹太复国修正主义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事实改变之后/（美）托尼·朱特著 ; （美）珍妮弗·霍曼斯编 ; 陶小路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

（托尼·朱特作品）

书名原文：When the Facts Change: Essays, 1995-2010

ISBN 978–7–5086–7378–3

Ⅰ . ①事⋯ Ⅱ . ①托⋯ ②珍⋯ ③陶⋯ Ⅲ . ①历史事件－世界－文集 Ⅳ . ① K1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9471号

事实改变之后

著者：[ 美] 托尼·朱特

编者：[ 美] 珍妮弗·霍曼斯

译者：陶小路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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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序言 真诚之心

第一部分 1989：我们的时代

第1章 每况愈下

第2章 欧洲幻梦

第3章 罪行与过失

第4章 “冷战”为何奏效

第5章 自由与弗里多尼亚国

第二部分 大屠杀和犹太人

第6章 此路不通

第7章 另求他途

第8章 游说团体非阴谋

第9章 在战后欧洲谈“邪恶问题”

第10章 “既成”虚构

第11章 以色列须放弃民族神话

第12章 没有陈词滥调的以色列

第13章 还要做什么？

第三部分 “9·11”事件和世界新秩序

第14章 论《鼠疫》

第15章 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第16章 我们生活的方式

第17章 海外的反美国主义

第18章 世界新秩序

第19章 联合国已穷途末路了吗？

第20章 我们学到了什么？

第四部分 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第21章 铁路的荣光

第22章 让火车回归！

第23章 创新的破坏

第24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

第25章 世代的平衡——与丹尼尔·朱特的对话

第五部分 我们终有一死

第26章 弗朗索瓦·孚雷（1927—1997）

第27章 阿莫斯·埃隆（1926—2009）

第28章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

注释

历年发表的托尼·朱特文章与评论列表

索引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