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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乾隆十三年

作者：高王凌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ISBN：978-7-5141-1926-8

排版：安然

制作：豆子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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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导读：秦晖论《乾隆十三年》

今年夏季雨水特别多，继一场特大暴雨之后（各位还记得那场大雨吗），7月28日，在一个依然预报有大雨的日子里（结果没下），“凤凰”借助万圣的宝地，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专门讨论《乾隆十三年》。

这次访谈的内容，迟迟才能发表。

依稀记得，嘉宾秦晖对小书说了不少好话，也有若干批评。

当他被问到对黄仁宇的看法时，秦晖说，黄仁宇当然也很伟大，“其实我倒觉得王凌兄的水平要比黄仁宇的水平要高”……

这真使我吃了一惊。

从未敢想，也想不到也。

几位嘉宾最主要的批评，好像不是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而是我认为传统政治并不是“专制”的说法。我想，一定有很多很多人都不能认同我的说法。这多少有一点遗憾。

因为“专制”云云，在我看来，不过是历史上某些人给中国传统扣上的一顶大帽子，目的即要你自始就抬不起头来，与西方政治不能站在一个“对等地位”，就要起这么一个作用的。

诸位以为？

作者介绍

高王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从事清史研究三十余年，从经济史、社会史转入政治史，是一位特立独行、不尚苟同的学者。本书是他在政府经济政策（《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农民抗租（《租佃关系新论》）之外，第一本“纯清史”“政治史”的著述。

一、楔子

1.初意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

大清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西元1735年10月7日，在历史上也许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

虽然民间流传着有关皇上（庙号世宗，谥宪皇帝）的各种流言蜚语，如弑父、夺嫡、杀弟、逼母，却与百姓日常生活无大关联。对雍正行政的“苛严”，大家也逐渐习惯，甚至找出了应对的办法。尽管受害者颇有怨言，批评声此起彼伏，但也有几分谅解，如吏治整饰的成效，为有目共睹。

说它平常，是这天侵晨，皇帝还依然上朝。但到深夜“漏将二鼓”，“忽闻宣召甚急”。大学士张廷玉趋至圆明园，“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其时皇上已然昏迷，至子时，“龙驭上宾矣”。另一大学士鄂尔泰“深夜无马，骑煤驴而奔，拥今上登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其中三日夜未进粒食。那几日间，正不知有多少的混乱、惶惧、无措，和料想不到的事情，都被遮盖了起来。

匆遽之中，诸王、大臣寻出雍正元年所封密函，拥皇四子弘历即位，改号乾隆。当时又有几人能够想到，他竟统治了中国六十四年之久（包括太上皇四年），方于八十九岁高龄驾崩（庙号高宗，谥纯皇帝）。

他名正言顺的即位了。像是一个“大少”，万贯家财的年轻继承人。也许这样的比喻并不恰当，他继承的是一个“帝国”，手里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施展开来，似乎又是那样老练，与二十五岁的年龄不符。大行皇帝《遗诏》里的一句话，“俾皇太子弘历成一代之令主”，就像一个预言，更像一个即将来临的前景，展现在大家眼前。

在历史上，无论是一个新朝代的产生，还是一个新君的即位，大都不免发生一些变故。无论怎样讲求“以孝治国”，新的政策，新的政治风尚，总是要出现的。他却注定要给历史打下深深的个人印记。而且，有证据表明，他多少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事先就带有一定的政治理念，并大声予以宣示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因此，乍看起来，他既像一个传统政治理想的热诚追求者，又有几分像似今日竞选上台的民选政治家。或者，时代需要这样一个人，让他一身而兼二任？

从此，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活：每年元旦，先“诣堂子行礼”，后回宫接受百官朝贺。次日，及仲春秋朔日，于坤宁宫祭神。[1]

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日日如此，此犹寻常无事时，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每晨起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褶子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日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讫，有铨选之文武官员，则吏兵二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也，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2]

即位之初，曾焚香告天默祷：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仰希。若邀昊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3]果然，他就做了那么多年皇帝，于乾隆六十年退位，并未“退闲”的又做了三年太上皇，于八十九高龄才撒手西去。

然而，更重要的预言，不在于此，而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

皇帝虽说自己是一位“福、禄、寿、禧”四全之人，晚年又自诩为“十全老人”，但在一生之中，实有几件不如意事。这自然不能大肆渲染，甚至要被刻意遮盖，但却于其一生关系颇大。其中第一件，就发生在乾隆十三年。

所以他事后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谕）”

为什么这样说呢？乾隆十三年，他又遇到了哪一些事，让他觉得以前的“预言”有了应验？

第一件事，是皇太子及皇后之死。

乾隆十二年除夕，皇七子永琮突然出痘而亡（年二岁），他虽未经册立，但已默定继承帝位。在这之前，曾定为皇太子的次子永琏，也于乾隆三年患病不治（九岁）。两位皇子皆为正宫娘娘皇后富察氏亲生，看来，她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乾隆十三年三月，终于在巡幸山东途次，不幸崩逝。

据说，爱子与爱妻的相继过世，使皇上一反常态。有学者根据他事后写的数百首悼亡诗，证明他对皇后情爱之笃。结果他变得暴躁易怒，严苛无情，动辄大发雷霆，——如果那是一个“正常死亡”，皇帝可能如此“精神失常”么？

首先成为他的目标的就是皇长子永璜和三子永璋。他们因在丧礼中没有哀伤的表示，“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被宣布“断不可承继大统”，师傅和俺达一同受到处分。

四月，皇上发现翰林院草拟的满语册文中，误将“皇妣”译成“先太后”，欲传旨查问，不料诸大臣皆已散朝。管院尚书阿克敦于是被革职问罪，刑部加重定为“斩监候”，盛怒的皇上以为尚轻，改交吏部治罪。结果，刑部堂官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被革职留任，阿克敦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

五月，因皇后初祭物品不够洁净，光禄寺卿、少卿、署丞被降级调用。

工部则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全堂问罪。

礼部因王公大臣行礼多有不妥，尚书海望、王安国降级调用，其他依律处分有差。

宗人府也几次受到申饬。

其后，外省官员也被殃及。皇后逝世消息公布后，一些官员并没有具摺奏请来京吊祭，这引起了皇上的不满，特别是对那些满族大员。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惩处之列。

风暴继续扩大，这一次是“违制剃髮”。六月，皇帝宣布，“本朝丧礼，薙髮之罪最重”，一经查出即行正法。但它颁发得晚了一些，一些官员并不清楚这一祖制，有的则已经剃头。首先被发现的是锦州知府金文淳（几被正法），[4]继之有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等地的八旗驻防官兵。但使皇上怒不可遏的是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不但和他属下文武官员全在百日内剃头，而且朝廷内外风闻已久，竟无一人奏闻。为此而受到严谴的有总督尹继善、大学士高斌，周学健（另有受贿罪）与塞楞额则被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均被革职。

这些都是中国官方史料的记载。在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Hallerstein，1703～1774）笔下，事情就不仅有这一个层面，乾隆十四年11月，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一片乌云聚集在中国的天空之上……

“在福建，他们用刀和绳索杀死了属于多明我会的一个主教和他的四个助手；在南京，我们耶稣会的两位神父也被杀了；还有在江西，一个方济各会的人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在这之前，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福建福安县破获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传教的案件，四位神父以及福建教区主教白多禄被抓了起来。

当时任福建巡抚的周学健几次上奏问题的严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独行教中国一事，不惜巨金。现据白多禄口供，澳门共有八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国拨出银款，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禄被处斩。其余四名教士被“缓决”一年以后，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终于作出决定，将监候待决的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在狱中秘密处决。为了防止消息外逸，下达这项绝密指示时都没有通过军机处，而是让陛辞回闽的将军新柱将旨意直接传达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然后以“瘐毙”——在监狱中正常死亡——奏闻。

但消息毕竟走漏了一部分，据天主教方面描述四教士之死的《流血记》说：是年秋，德（方济各）神父系十月某夜勒死于狱中；华（若亚敬）神父在闽县监狱，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费（若望）、施（方济各）二神父则同被绞死狱中。

先是，江苏昭文县亦查获了秘密传布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江苏巡抚安宁以宣传邪说、诱惑居民，请旨将其处以绞刑。皇帝为此密谕：此等人犯若明正典刑，转似于外夷民人故为从重；若久禁囹圄，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毙，不动声色，而隐患可除。今王安多尼、谈方济二犯，亦应照福建之案速行完结。于是两名传教士均以“在监病故”之名，于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二十日在狱中绞死。

稍后，在四川、山西、山东、江西、广西、湖南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仇教事件。[5]

有如晴天霹雳，一系列案件在外国传教士中引起的感受可想而知。为此，耶稣会在中国的头目、任职大清钦天监正的刘松龄愤慨的写道：

“一片乌云开始聚集在中国的天上，不久就要像一个血雷一样打下来了！”

何以这样说呢？原来这不是没有缘故的，“上帝的报复”已适时来到了，

“阁下必定已经从其他的报告里知道了，上帝对这些基督教的敌人，是怎么的报复了！

“皇帝丧失了正宫皇后为他生的一个儿子，这是上帝的要求！这还不够，因为他们有不少儿子，都是跟妃子生的。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惧和难受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第二天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对中国人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如果这天死了孩子，这家长肯定是一个受到诅咒的人。”[6]

据记载，就在皇子夭折之后，钦天监曾奏：“客星见离宫，占属中宫一眚”，预示中宫皇后将有祸殃临头。在随后东巡的路上，皇后常常梦见碧霞元君在召唤她，遂与皇上一齐许下心愿，亲往泰山碧霞灵应宫还愿。[7]但是，

“上帝对他的野心的第二个报复，不比第一个小，是他丧失了自己的皇后！他们在山东时，去往一个庙里祈祷，在回来的路上，皇后突然生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了，给皇帝带来极大的羞辱。因为那些神不要听他的祷告。这个可怜的皇帝感到这么严重的丢了脸面和难以忍受，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仇恨的爆发者。”

据说，皇上因此“发疯”了：

“他拿脚踏他的皇长子，然后命令打他，说他在皇后丧仪上不够悲哀。另外把两个大臣打得是这样厉害，以致一个当天死了，一个过几天也死了。另一个大家认为最有智慧有文化的一品官，也在宫廷遭到审问，几个月后才得到赦免。另有一个地位一样的人，虽经他母亲求情，还是在皇帝目前挨打，几乎打死，然后很没面子的从宫廷拉出去了。”

此刻刘松龄还不可能知道，就在两年以后，这一位皇长子也薨逝了。[8]难怪外间传说，他“踢死”了一位皇子。

其后另一位传教士费赖之引用刘松龄的话说：其时，帝已年高（按：实不到50岁），而残忍殊甚，致受天罚。其嫡生之独子殁于中国新年元旦；若干时后正后继殁，帝痛愤之极，几类疯狂。曾足踢皇长子仆地而痛击之；又将朝中重臣二人杖毙；征苗之役劳师无功，全国怨愤。若使中部诸省亦有叛乱，时人咸信清朝必亡。[9]

这样的失态，不正是他心中充满悔恨和愧疚的结果？如果皇后仅仅是“正常死亡”，皇上会出现如此失常的反应么？

关于皇后之死，自清代以来，坊间即有不同说法。马戞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亦曾写道：在一次巡察中，皇帝看中了一个才貌双全的苏州女子，有意带回京城去。皇后通过一个太监得知皇帝有了新欢，害怕今后失宠，郁郁不乐，几天之后便以一条白绫自尽了。皇帝听到这个伤心的消息十分沮丧，立即返京。他的一个儿子没有穿对丧服，皇帝恼怒之下，猛踢了一脚，不幸踢在了要害部位，最终证明乃是致命的一脚；同时，皇帝曾棒打他的两个已成年的儿子。[10]

事情却还没有结束，刘松龄继续说：

“正在皇帝在宫中对自己人发疯的时候，在四川发生了一个起义，很长时间就存在着星星之火，现在它爆发成了一场大火。这也是上帝对皇帝的惩罚。他派了十万多满洲部队，目的是进攻这些上帝的子民，打败他们。但是这些起义者依靠很大的胆略把他们打败了，而且使他们伤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则是所谓软弱的中国人，打败了最能打仗的满洲人。

皇帝失望了，决定撤回部队。底下的军官通过私下活动，跟敌人秘密对话，答应给他们很多钱，还派了人质，并给他们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要求他们表面上服从皇帝的权威，请求给予和平。这对起义者有利，他们足以自豪了。对皇帝则相反。”

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金川之役，是乾隆十三年的另一件大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讷亲身为一等公爵、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为皇上亲手调教培养，十余年来“第一受恩之人”，现在成了第一“负恩”之人。他的“军前正法”，使满朝为之震惊。皇上简直就是以之泄愤、立威了。这在乾隆朝十几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过的。

在乾隆十四年底的同一天里，刘松龄还写了第二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专门谈到了金川之役：

“（在战斗中）军队伤亡惨重，满洲人真丢了面子。他们的军事能力已经落下去了，他们的胆子也落下去了。

“现在事情全部过去了。但我看不出这些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满洲人的力量已经弱了，从几个地方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打仗就看得更清楚了。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中国人是比较容易赶走满洲人的，如果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

刘松龄几乎把这称为“解放”，他的立场好像是更多的多站在了“受压迫者”的一边，强调了他们和满洲人之间的矛盾。[11]

近人伊罗生说：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12]在清廷钦天监任职的刘松龄，似乎已站在了清朝政府的“对立面”，像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在他笔下，皇帝有如“凶神恶煞”。乾隆之治已有十几年了，对皇帝和他的政绩，究竟该当如何评价？

[1] 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202-203。

[2] 赵翼：《簷曝杂记》卷1。

[3] 《高宗实录》卷1081。

[4] 《啸亭杂录》卷2《盛司寇》：金文淳薙髮事发，上震怒，命立诛之。刑部尚书盛安请上宽之。上怒曰：汝为金某游说耶？命与金文淳同置于法，后上悔悟，命侍卫驰骑并赦之。

[5] 以上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国华侨出版社，页912～917；黄爱平“从清代档案看雍正乾隆时期福建地区的传教与禁教”，《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页189～196。

[6] 上谕：“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乙酉谕，《高宗实录》卷三〇五；按：此日正是旧历除夕。

[7] 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页721～722；或说是去帝舜庙。

[8] 《高宗实录》卷三六〇，乾隆十五年三月戊午谕。

[9] 费赖之（Louis 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页784。

[10] 约翰·巴罗（Barrow）《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165～166、277。

[11] 以上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2] 伊罗生（H·Isaacs）：《美国的中国形象》，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页117。

2.初政，重拾人心

虽然大行皇帝走的突然了些（他年仅五十八岁），身为皇子的弘历却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虽不能说是熟谙政务，但在父皇身边，也多少参予了一些政治事务（如对西南等地的用兵）。

他很了解，先皇在世之时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其行政的“苛严”。皇帝《遗诏》中说：“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办理。”[1]这成为一个信号，新的政治局面，应运而至。

这并不是后人的看法，清人赵慎畛《榆巢杂识》中曾对此有集中的记载：

禁擅造寺观；

命甄别僧道，

铸宝云钱；

禁在任守制；

丧葬循礼；

裁泰山香税；

禁擅刑大臣（嗣后三品以上大员，革职拿问者，法司不得遽加三木）；

加教官品级；

给教职俸；

予离职封典；

禁契纸契根之法；

革除力役（禁工程捐派；凡工程用款，皆从正项开支）；

（提拿家属讯供）禁止株连妇女；

官埋无名胔骼；

加学政养廉；

革“圆扁子”番役；

停官俸扣荒；

优礼大臣；

革五城巡检；

减盐铁税；

出借仓谷免息；

减贡马银；

减热审杖责；

罚禁粮出境；

修浙省海塘；

漕粮改折色（淮、扬府属运河工程）；

增京师饭厂；

限征耗羡；

止迎送上官；

奖励老农。

然所列举，远未足备，爰据《高宗实录》补充如下，其中最重要的，为禁耕地虚报开垦、禁以文字罪人等：

（雍正十三年九月辛亥）禁陈奏祥瑞。

（十月丁卯）申禁各省贡献。

（辛未）严禁地方官匿灾。

（辛未）严禁地方官讳盗。

（乙亥）禁虚报开垦。

（辛巳）命裁落地税。

（十一月）禁以文字罪人。

（十二月辛未）严饬歧视满汉。

（壬午）劝减佃租。

（辛卯）禁督抚无故传唤属官等积习。

（乾隆元年）重举博学鸿词。开乡会试恩科。

（正月乙卯）禁盐捕私扰，失业穷黎，易米度日，不上四十觔者，不在查禁之内。

（二月戊辰）禁派绅衿杂差。

（甲戌）定江南、浙江佐杂养廉。

（六月癸未）给京员养廉。

（乙酉）禁百工当官贴费，及短发工食，或竟不给发者。

（丁亥）禁四川私派番民。

（戊午）定给穷苦佐杂回籍路费。

（庚寅）优礼生员。

（八月丁丑）加在京文员俸。

（丁丑）添给旗员空粮。

（戊寅）广陕甘武举解额。

（九月庚子）命各省秋审情实人犯，停止勾决。

（甲辰）定披甲人凌虐遣犯，并免职官生监等为奴之例。

（十月戊子）命岁征银钱并纳。

（乾隆二年三月丁巳）著八旗兵丁男女有年二十八岁以上，或力不能嫁娶者，每名赏银十五两，以完其婚嫁之事。（四月辛未）嗣后凡经选验未经记名之女子，无论包衣、佐领、管领暨八旗下，听其互相结姻，庶不致有怨女旷夫。

（四月辛未）禁收童生卷价。

并减免各地负担“极烦苛”者。

以上，用今天的话来说，或可谓之“昭雪冤狱”、“救民水火”。不知雍正朝还留下多少“苛政”，而与一向所说的“吏治清明”不相吻合，以致今上要一一釐正，也不顾大臣王世俊讥讽“今日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并搬出“爱民”、“养民”、“足民”的“三民主义”新提法？[2]

时人黄卬《锡金识小录》：

至雍正十三年，今天子登极，凡民所不便者悉报罢，万民欢呼。[3]

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皇上登极未一载，仁言圣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异音同叹，庆尧舜复生。[4]

陈康祺《郎潜纪闻》：

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覩闻，莫不蹈舞。[5]

昭槤《啸亭杂录》：

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跃，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6]

登极第一日，即遵大行皇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并特召大学士朱轼回京办事，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协同办事。

乾隆初政，禁虚报开垦，及清厘落地税、详慎刑狱、禁革滥刑，皆从大学士朱轼所请。据云，公辰入酉退（今时七八时至午后七八时），屡有密奏，故上之行政，惟以仁厚为本。[7]

大学士张廷玉辅相两朝，一时大臣皆出后进，[8]“负天下重望”，朝鲜史料称，“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9]

时“每行一政，下一诏，海内喁喁，拜泣歌舞，以为尧舜复出”。有归美于大学士鄂尔泰者，其悚然曰：“天生圣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焉？”[10]

户部尚书史贻直奏停开垦、禁劝捐、循资格、用科目，疏数千言。上在藩邸习闻世宗称公，及是愈信其贤，悉允所奏。[11]

雍正十三年九月，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慎择督抚，禁以文字罪人，甄别各省开垦，“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12]

九月，召前总督、“科甲领袖”杨名时来京，以礼部尚书衔入教皇子，兼管国子监祭酒，直上书房、南书房。[13]

昭雪科甲朋党案，（原任御史）谢济世、[14]（直隶总督）李绂、（四川巡抚）蔡珽等，分别予以任用。

起用前朝革职官员张楷、彭维新、俞兆晟、陈世倌（后皆位至方面）。

复召孙嘉淦来京，进《三习一弊疏》。[15]上嘉纳之，寻迁刑部尚书。

上求直言，御史金溶上《培养元气疏》，言养民、备荒，及缓开垦升科、豁免带征、免关税盈余等事。[16]

雍正十三年十月，以西北两路大军已撤，大小事件俱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遂裁撤办理军机处。总理事务王大臣：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协办总理事务：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乾隆元年九月卒）、公讷亲，尚书海望。

乾隆二年十一月，服丧二十七月释服，[17]总理事务王大臣请解总理事务。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为办理军机大臣。初，例由讷亲一人承旨，张廷玉拟旨。

洪亮吉云：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尔泰）、朱文端（轼）、张文和（廷玉）、孙文定（嘉淦）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以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18]

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云：乾隆帝即位后，朝政颇尚宽大，凡宗室人等，旧被圈禁，至是一律释放。封允e、允禵公爵，复阿其那、塞思黑子孙红带，收入玉牒。自己的兄弟骨肉亦均封为亲王。尊母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册立元妃富察氏为皇后。母族后族，都另眼相看。又把岳钟琪等释出狱中。赦汪景祺、查嗣庭家属罪，命他回藉。因此宗室觉罗，勋戚故旧，官吏人民，没一个不颂扬仁德。自西北休兵，只云贵叛苗，未曾平靖，特逮回张照、哈元生、董芳治罪，别授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各路人马。迨苗疆已定，海内承平，乾隆帝乃偃武修文，命大学士等订定礼乐，鄂尔泰、张廷玉两大臣，悉心斟酌，规矩三礼，考正八音。又复连年五谷丰登，八方朝贡，真个是全盛气象，备极荣华。

以致对清人一向抱有成见的朝鲜使臣也说：“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时。”[19]“乾隆行宽大之政，……可谓贤君矣。”[20]

盖“宽政”素为今上所推崇，并非仅是客观形势的产物。他自少接受纯正的儒家教育，信之极笃。就连师傅朱轼、鄂尔泰、张廷玉等亦称其学问纯正，才超学遽，往往“有不知其然而然者”。[21]其年轻时所纂《宽则得众论》，尤表达了对“宽仁之治”的憧憬：

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为二而理则一也。……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

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22]

《尚书》是他即位后再二再三、引用最多的典籍之一。其《大禹谟》曰：“御众以宽”，“克宽克仁”，又曰：“代虐以宽”，“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宽仁”乃是儒家政治的至高理想，也是皇上欲“回复三代”的一个基本条件。乾隆元年正月丁酉，上谕：

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然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后富足可期。……

嗣后各直省督抚务以休养吾民为本。而一切扰累之事。速宜屏除。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

其目的，就是为了“俯顺舆情”，造成一个宽舒的政治气象，“使其心宽然自得”，“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其后又明确表示：“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舍宽而无其它。[23]

是为乾隆初年宽仁之政。切勿忽视了这些思想行为，其目的正是儒家一向主张的，用“以感发人之善心”。[24]不过，也不能以为这些就代表了乾隆初政的所有内涵，或以为今上只是个会拉选票得民心的二流政客。除此以外，他还有大手笔在后边。[25]其《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论》曰：

后世人君施一二善政于民，曰：此仁育也。然其实惠于民何有焉？

显示其意远迈于此。而正是有了这一番铺垫，或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有了一个很高的“支持率”，再经过一年的调试，自觉能够成功地掌控这个国家机器，——那些胸中的宏大计划，也就可以顺势出台，而很少阻力了。

[1] 遗诏为大行皇帝死后，大臣依照他曾表示过的意见所拟，其原文曰：“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此处文字略有出入，见乾隆元年七月辛酉谕。

[2]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高宗实录》卷16。

[3]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关栅》。

[4]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

[5]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2，页353。

[6] 昭槤：《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又见徐珂《清稗类钞》《高宗初政》（第1册，中华书局，1984，页245）。

[7] 《啸亭杂录》卷1《重朱文正》；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公奉世宗诏，侍皇上清宫最久。今上既即位，凡所陈奏，无不张施。首陈《除开垦》、《省刑罚》两疏，其他语秘，外不尽知。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虚己咨询。公亦忘身殉国，竭毣毣之思（时已七十二岁），卒以成疾，辅新君九阅月而薨。然则，公启沃之功可以想见。

[8] 《啸亭杂录》卷六《张文和之才》。

[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第11册，页4489。

[10] 《小仓山房文集》卷8；又见《朗潜纪闻·二笔》卷2。

[11] 公（史贻直）入谒梓宫，上召见温论良久，赐世宗所遗鹅黄蟒衣四团龙补服，曰：“此先帝意也。”公感激呜咽，上亦泣下不止，见《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小仓山房文集》卷3。

[12] 其疏首曰：“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清史稿·曹一士传》。

[13] 杨名时（1661-1736，谥文定），科甲领袖，为世宗语，因被劾革职，待罪云南。皇四子曾问其师蔡世远，杨名时何许人也，蔡答：“今世而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冬，召用向所废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风采。既入觐，天子召对良久，益陈利害。诸仁政将次施行，而公遽病，薨，寿七十七，参见《小仓山房文集》卷2等。

[14] 谢济世曾“私注经书”《大学》，其中“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为世宗所痛斥。

[15] 其大旨以为：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自是之根不拔，则机伏于微，而势成于不可返。愿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啸亭杂录》卷7《孙文定公》。

[16] 《小仓山房（续）文集》卷33。

[17] 乾隆六十年十月上谕：从前皇祖升遐时，皇考即欲行三年之礼，经王大臣等再四敦劝，勉从国制。皇考龙驭上宾之日，朕亦欲仿行古礼。尔时王大臣等亦曾奏劝，朕皆不允。因奏知圣母皇太后，蒙严谕：皇帝此举差矣。我朝旧制，服孝不应薙发。设三年之久不薙，与前代汉人蓄发何异。且祭神最为吉礼，若因不薙发，遂三年不祭神，更非吉事，且于国典有关。此断断不可之事！朕初未念及此也。彼时即祇遵圣母训谕，不敢泥古。将来嗣皇帝如亦欲仿行古礼，当思天子之孝，与士庶异。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

[18] 《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一时辅佐之臣如鄂尔泰、杨名时、朱轼、赵国麟、史贻直、孙嘉淦，皆理学醇儒，见识正大，故为一代极盛之时也。

[19]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0]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1] 参见《乐善堂集》，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序；其少年读书之书屋“颜之曰‘乐善堂’，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集因以是名。

[22] 见《乐善堂集》卷1；雍正十三年十月，上谕：“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萧奭：《永宪录续编》：（雍正）十三年，上传位今上，降谕太子仁贤，曾密奏无杀年羹尧及抄家诸事（按：时年十五岁）。时举朝无一人言及也。今上登极后，逮年希尧治罪，以其迎合希旨，摧残骨肉焉。按：说前句“非仁无以得其心”是对老百姓，后一句“非宽无以安其身”是对臣下，亦为一解，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23。

[23] 乾隆三年八月癸未，仲秋经筵。讲毕，上曰：“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信敏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者。盖宽者仁之用，故惟宽然后能兼容并育，而羣生之众有所托命焉。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哉。”

[24] 《乐善堂集》，庄亲王允禄序。

[25] 《乐善堂集》卷3。

二、经济对策

3.面对人口问题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认为，在十八世纪，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在这一百年里，中国人口从大约一亿，增加到三亿（十九世纪，四亿），并与二十世纪的人口增加连接起来。中国开始面临了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

事情还不止如此，可贵的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十八世纪初叶，圣祖皇帝已指出人口问题的存在，并积极面对它：

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不可不为筹之也。[1]

故“平素间谆谆以此事面谕众大臣”，并提出“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的想法。[2]显示出清廷高度的责任心，与不肯“无作为”之意。

康熙皇帝的人口思想一直传给了他的继承者，如世宗雍正皇帝谕：

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3]

及至乾隆即位，自首次提出人口问题已有三十年（一世）之久。上谕：

惟是国家承产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广。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

续曰：从来帝王治理天下之道，只有“教”、“养”两条。因为恒产、恒心，相为维系。“仓廪实而知礼义”，“则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将施政目标定为“先养后教”。

俾黎民饱食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4]

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可以说都是在作“养民”的功夫，其后才转到“教民”的一方面去。

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大小男妇人口，发现人口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乾隆五十八年，中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其数量之高，为中国历代所未曾有。

对于人口问题，如果说开始时还只有皇帝一人或少数几人有识于此，此时则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并且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之上，而是在认真地考虑其对策了。人口问题几乎成为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讨论的出发点，终于，它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

清代前期，在长达九十多年时间里，只有人丁编审（丁数长期徘徊在二千数百万上下），而无人口统计。如何估算当时的人口数字，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若采用所谓“回测”（即向前“倒推”）的方法，可大致算出，康熙四十年代（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口，雍正年间可能已有一亿五千万人（乾隆六年实为一亿七千余万）。[5]而据官方统计，到乾隆末中国人口已达三亿以上；十九世纪中叶，达到四亿三千余万。[6]

清代人口增长，是所谓“前现代”中国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现代”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口达到了十亿以上。其实，它们并不是两次（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个人口增长。

与此同时，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几点罕见的“共时现象”。据研究，在西方，人口一直处在剧烈的波动和增减之中，但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不再倒退（实际上中国要比西方早半个世纪时间），直至现代。同期中国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7]

人口增长及由此引起的相关努力，如加强政府等，在西方国家都属于“现代现象”，在中国则仍被视为“古代行为”，讥为“封建落伍”。传统“现代化理论”的这些观点，未必能承受清史研究新发现的检验。可惜的是，中国学术界十分自卑，不敢承认自己之“理论”，甚至置自己所有之“事实”于不顾。

按照过去学术界的流行看法，清代最早发现人口问题的，是乾隆末年的洪亮吉，因与西方人马尔萨斯同时，故被视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但洪亮吉与圣祖相比，已晚了九十余年。特别重要的是，二者的人口思想，在字面上并无多大出入。对人口问题，洪亮吉也主张从发展经济予以解决，与圣祖并无二致。这正代表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与之不同的、以限制人口增长为主导的思想，可能只是到下一世纪中叶，才在汪士铎的私人日记（《乙丙日记》）中有所表现；但它多少已偏离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而较接近于欧洲国家的人口思想。在西方，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以（发展）经济为主导的解决政治问题的主张。[8]与中国相比，差了一个世纪。

一直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康熙皇帝依然是陈腐老套，并没能提出限制人口。好像皇帝乐见人口增加，没有“砍杀尔”，就有什么“不是”似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就此作出进一步的回答。

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里，我曾把中国传统经济分为四种类型，或称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个为“不发展经济”，有如清代十八世纪以前的广西；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长期停滞”，土地大量抛荒，耕作极为粗放。此后逐步起飞，进入“发展中经济”，则全凭人口的增加即需求带来的刺激，显示出人口增加对于传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在其早期看得最为明显，且最少会引起争论。

所谓“发展中经济”，其最显著的特征，即人口迅速增加，使它成为各发展时期中速度最快的一个。人力的投入，甚至可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同时，土地基本垦辟，进入精耕农业，有如清初以来的中南、西南以及稍后的东北和台湾，以及汉代以来广大的中原地区。过去人们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成果，因此有了“长期停滞”的说法，其实是一个误解。

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如清代的广东、江苏，其人口密度已然很高，但仍有显著的增长。清代中叶，广东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发明以“桑（果）基鱼塘”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生态农业”；江苏更成为一个（传统）“工业区”，拥有全国最高密度的人口。这些地区人口是否已经太多了呢？据史料记载，常熟在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以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9]仍有赖于人口的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在那些棉花、棉布产区）。

与一般认识相反，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贡献，其实莫过于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如此扩大；而没有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出现“集中种植”的“规模经济”，也就没有省区间的比较优势及其交换可言。推而言之，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度繁荣和种种成就，都与中国人口的众多和密集状态密切相关；而这种成就，又不是每一个人口高密度文明都一定能够“自然而然”取得的。[10]

什么叫“比较优势”及其交换？举例来说，在中国南方许多地土上，一亩地可以产出数石的粮食，而往往只能生产很少的棉花（如四川仁寿“利与种田等，亩可二十觔”；[11]民国初年广东棉花亩产只有几斤[12]）；在华北等棉产区，棉产量相当高（如“齐鲁人种棉者”，“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13]山东兖州“五谷之利不及其半”[14]），而粮食亩产难以过石。不难看出，这里有着比较优势的重大差别。面对这种局面，只需做一调整，如以南方地亩种植粮食，而以北方适宜地区改种棉花，社会总产量就会有很大的、甚至是成倍的增加。而且，这都是在不再增加耕地、也不需提高技术水平和增大投入的情况下便可取得的。它扩大了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增加了社会的整体产出。它的成就（如经济的商品性发展），仅用“精耕细作”一辞是不能概括的。而这正是近几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实，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15]

如果再看到最近几十年时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农产品供给充足，从粮食到其他农副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低廉；同时，还有大约一亿多劳动力进入工业领域，创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迹，以致有“世界工厂”之称，就可以更容易的把这大段的历史贯穿起来。

尽管今日中国经济中还存在很多“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但与此并不矛盾，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依赖的是密集而众多的人口。对于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有些人专门“倒霉看反面”；还有人竟然嫌中国人口太多了，以为少几个亿才好（可见“虚妄史观”由来有渐），——所谓“人口众多，何罪之有”？如此形成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正面看法。[16]

[1]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庚辰，《圣祖实录》卷240。

[2]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壬戌、五十六年四月丁酉，《圣祖实录》卷268、卷272。

[3] 雍正元年四月乙亥，《世宗实录》卷6。

[4]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高宗实录》卷3。

[5] 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4、“清代人口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通讯》）1983：2、“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1981年第一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未定稿》1982：32）、“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2。

[6] 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并没有若是之多，而只有三亿八千万左右；与之不同的看法，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7] 参见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页29—31。

[8]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

[9]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二。

[10] 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海洋出版社，北京，1999。

[11] 道光《仁寿县志》卷2。

[12] 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206。

[13]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

[14] 万历《兖州府志》卷4。

[15] 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16] 高王凌：人口众多之我观，《读书》2010年第5期。

4.垦政的变化

在新对策形成的过程中，一些传统的做法逐渐被“边缘化”了。其中之一，就是土地的开垦政策。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而无其他。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种植经济作物，……那还是以后的事。

明代中国耕地面积——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仍按官方统计口径来看，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一半。易言之，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这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1]其浪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对于明代经济重心偏重于东南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的反差。

经过清初“恢复时期”的持续开垦，到雍正年间，中国造报耕地数字达到9亿亩。它并不可能突然中止，而势须向前滚动，尽管速率要降低许多。因此，估计民国初年14亿亩耕地中，可能有12亿亩，是为乾隆年间已经开垦。

但是，清朝垦政却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并非像历朝历代那样，一味重视开垦。一方面，土地开辟支持了清代经济发展的很大部分，[2]另一方面，开垦政策却发生了“适时的”转变。它的完成，正是在乾隆初年。

清初最重开垦，有利即有弊。不管出于个人还是其他方面的什么原因，圣祖皇帝自康熙二十年代即不欲“搜剔”，继之提出了“内地实无闲处”，“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的说法。

但是土地开垦毕竟是传统方法中最有成效的一个，并为历朝“恢复时期”屡试不爽；行政作风上，雍正皇帝又改“宽舒”为“严核”，因此重新强调土地开垦，史称：“雍正间督各省开垦，颇用以厉民”。引致朝野不满。

及至今上登极，尚书史贻直首奏停开垦以杜浮冒，[3] 御史曹一士等亦上疏请清各省开垦流弊。[4]是以皇上俯顺舆情，首先就拿垦政开刀，也成为他“宽仁之政”中有力的一笔。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因见各省督抚题报开垦，纷纷不一，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经朕访察，其中多有未实，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谕令禁止虚报开垦。[5]

当时问题最多的省份，一为河南，自田文镜、王士俊主政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一为广西，通过废员及报捐人员，“转托地方官，逐户传催，令民报垦”，甚至发动“田邻佃户，逐一指认”，不顾政体。它甚至引发了省级官员互讦，上达朝廷，纠缠不休。[6]

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巳，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准，大学士朱轼奏言，民间田地之丈量首报，宜一并永远停止。督令耕畲，为足民计，非为增赋起见。且区区报垦之粮，于国课无加毫末。不但丈量不可行，即责令首报之条，吓诈摊派，大吏名为急公，小吏兼以牟利，所奏甚为剀切，应如所请。得旨：依议速行。

其时耕地既有虚报者，亦有甚多隐匿者。对此，不能说各地尚有可垦荒地，政策转折就“错”了；也不能说没有荒芜土地，皇帝的想法才是“对”的。我们只有通过事后的完整观察，说清朝皇帝（特别是康熙、乾隆）的想法具有前瞻性，而且根据二十世纪的经验，表明它具有跨时代的超越性价值。

乾隆元年二月，河南巡抚富德奏参前任督臣王士俊报垦多罔，得旨：

今览汝奏，第一折内则称王士俊虚报开荒，种种欺罔。而第二折内又称豫省地亩，隐匿者甚多。……是汝同时两奏，而自相矛盾如是，朕竟不解汝意之所在也。

如此则只有依赖清丈。元年五月，福建巡抚卢焯奏清丈地亩。得旨：

细观汝所陈奏，总是一篇虚词，若云查丈无累于民而且有益，则民之愿查丈，吾从未之闻也。若云查丈非为加赋，……则民何以反畏查丈如水火哉？

是时，贵州学政邹一贵亦请丈田，御史包承祚驳之，事获寝。[7]

六月丁亥，户部议准河南巡抚尹会一疏言：

今欲厘定科则，非履亩丈量，实难凭信。设一丈量，必致妨废农业，纷扰闾阎。

是清丈难行，而令业户首保，亦弊多利少。正如朱轼所云：四川近经丈量，逃亡迁徙，事故纷然。究竟田土难于一一清理。[8]

雍正十三年十月朱轼“民间田地丈量首报，宜一并永远停止”之疏，至乾隆四年被奉旨提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再度密议，遂于乾隆五年决定，零星地土，免其升科。[9]

九月己巳，因豫省地土，可改水田者尚多，但须题请加赋，是以因循观望，又谕：

嗣后有情愿将旱田改作水田者，悉从其便。钱粮仍照原定科则征收。

俨然不再增加田赋，对新垦土地的申报，也采取不积极的态度。[10]自乾隆元年始，《实录》中不再记录全国耕地数字，而其他官书（《皇朝文献通考》等）所载耕地数字，也几乎不再增加。[11]

嗣为十八直省制订免科细则。凡新垦山头地角零星土地，及其成片但不及一定亩数者（一般为一二亩，高不过五亩十亩，亦有科则上下、水田旱地之分），皆免其升科纳赋。[12]清人王庆云说，“初，犹限以亩数”；乾隆十一年，以广东高、雷、廉等府所垦本非沃壤，十八年以琼州海外瘠区，三十一年以滇省山头地角尚有旷土，“皆听民耕种，不限亩数，概免升科。不特无催科之扰，而并免查勘之烦。”[13]

因为长时间以来从未进行过全面的土地清丈（除个别地方以外，其效果亦不佳），以及奉行以“原额”为准的征税原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清代中国各省耕地数字的不准确性。结果，不但清代以前，即清朝以后，中国耕地数字始终是一笔“糊涂账”。至此，政府已失去了进一步行动的目标，努力也走到了尽头，适时地改变政策，也就成了势所必然。它既非空前，也非绝后。倒不妨说，恰反映了中国政治自古以来的一贯作风。

并最终认定：

（现今）若求可垦之地，则惟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地土沃衍，尚可招徕屯垦。至于内地开垦一说，则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14]

如果说耕地已经开发殆尽，那将如何谋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远不足以解释其农业总产量的提高，又应从哪些方面去寻求这些方法和原因？这些还是中国历代没有遇到过，而其后也会一再遇到的重大挑战。

[1] 参见王业键的研究。

[2] 参见珀金斯的研究。

[3] 袁枚：《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4] “请核实地亩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清史稿·曹一士传》。

[5]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谕，《高宗实录》卷4。

[6] 关于广西“金鉷案”的研究，参见罗威廉：《政府与土地——1723-1737年广西开垦研究》（《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和卫国：《从广西捐垦案看清代垦政》（硕士论文，2005）；宋玥：《陈宏谋的三大案》（硕士论文，2011）。

[7] 《朗潜纪闻·三笔》卷3。

[8]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九册，338-341页；又，乾隆八年十月，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请清查欺隐，得旨：宁可留有余于小民，不可为钱粮起见。况所加者，又不过太仓一粟，九牛一毛哉。

[9] 乾隆五年七月甲午，《高宗实录》卷123。

[10] 乾隆五年十一月初八江南道监察御史金溶奏“陈培国脉裕民生六项事宜事”：（圣祖仁皇帝）决定编审所添之丁，永免完纳丁银，请援照此例，令地方官鼓舞穷民，令其开垦，明白晓谕，概行永免升科；不过，他依然希望新开垦土地数字能够继续报告上来，申妙同学提供的档案史料（04-01-35-1381-006）。

[11] 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乙表61。

[12] 详见《清朝文献通考》卷4。

[13] 《石渠余纪》卷4《纪劝垦》。

[14]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戊子谕，《高宗实录》卷978。

5.永不加赋政策的完结

被边缘化的传统政策，除土地开垦以外，还有传统的赋税蠲免政策。

清人入关之始，即揭示了“不加赋”政策，并作为一条“祖训”留存下来。但苦于战时经费不足，三藩平定以后，方得以实施。仅康熙一朝，即免除税银一亿四千万两有余。

康熙五十一年，决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把丁银固定在当年水平。雍正年间“摊丁入地”，丁银全部摊入田赋，一举取消了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人头税（吾人亦可称之为十八世纪“现代化”的措施之一）。

乾隆初年，一面废除了各地大量的杂税负担，同时，“永不加赋”的原则又被推广到田赋方面。雍正十三年十月，朱轼曾疏请“民间田地丈量首报，宜一并永远停止”。次年临终遗疏，复言：“国家经费，本自有余，异日倘有言利之臣，倡加赋之说，伏祈圣心乾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1]其奏疏曰：

夫地丁二项本属一例，从前圣祖仁皇帝念生齿繁盛，特命编审之年，但查人丁户口之数，不必加增丁银，著为定例。则民间田地正赋既有定额，何用苛求。……若此区区报垦之粮，于国赋曾何加于毫末乎？臣愚以为不但丈量不可行，即劝令据实自首亦可不必。[2]

提出“地、丁二项本属一例”，丁银既已固定，田赋何必继续报增？清代的土地开垦，本意本非为增加税收，[3]；雍正十二年河东总督王士俊奏报垦荒事宜；“臣恭绎谕旨（按：指雍正元年鼓励垦荒谕），总以开垦为足民本计，非欲增收课赋。”朱批：“嘉是览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5册955页）；乾隆十三年五月陕西巡抚陈宏谋奏：“朝廷恩意，惟在尽地利以养穷民，不在复荒额而增赋税”（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1143号）。）如此则不仅不须清查田亩，而是直欲将“田赋”也像“丁银”一样固定化了。

朱轼的建议，经乾隆四年的再度讨论，对乾隆五年“零星地土”、“免其升科”的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标志了清初“轻赋”和“不加赋”的政策，中经康熙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朝的“地丁合一”，到乾隆初年，终告完成。

尽管后代经济史家对清代这种固定预算制度非议颇多，但它却成为清代一大“德政”。另一方面，政府又像康熙朝那样开始普免田赋，其中第一次即发生在乾隆十年，《巢林笔谈》：

诏下之日，万方忭舞。自上嗣服以来，大赦积逋，再减浮赋；岁收稍薄，辄费天庾；水患偶乘，动支国帑。天地犹有憾，皇仁蔑以加矣。[4]

据统计，乾隆朝各项蠲免，前后共达白银二亿余两。[5]但就经济发展、解决人口问题来看，蠲免政策就显得不够积极，方向也不够明确，因此不能没有一套经济发展的对策出台。

[1] 《清史稿·朱轼传》。

[2] 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讷亲奏，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户科0059。

[3] 如雍正二年闰四月在署广西巡抚韩良辅奏折上的朱批：“此奏之可嘉，不可尽述。此开垦一事，……只要以百姓作利为念，钱粮起科皆末节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谕旨汇编》，2册947页

[4] 龚炜：《巢林笔谈》卷4。

[5] 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页69；白新良则认为共有二亿三千万两，《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页166；亦有学者提出一亿四千万的数字，大约是将五次普免的银两数目，误认为总共蠲免的数额了，之外尚应计入三次漕粮及其他各种蠲免的数字。

6.新的农业发展政策的形成

在传统政策被边缘化的同时，一套新的人口对策，即农业发展政策形成了。它不是针对明清鼎革之际的“恢复时期”，而是为以后的“和平时期”，特别是在人口日增，耕地开发殆尽的情况下，为如何发展经济寻找出路的。

发现人口问题之后，圣祖曾说：“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是后清廷一直积极寻找相应的经济对策，如欲农民改变“但狃于种地”的旧习，重视农耕以外的他种经营，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康熙五十五年谕）。又提倡农桑之外，发展“山泽园圃之利、鸡豚狗彘之畜”，从多方面展宽农业的经营方向（雍正二年谕、《圣谕广训》），等等。

乾隆二年五月庚子，令编纂农书《授时通考》（乾隆七年成书），以农桑为致治之本。同时，谕王大臣等：

良以食为民天，……而黍高稻下之宜，水耨火耕之异，南人尚多不谙，北民率置不讲。此非牧民者之责，抑谁之责欤？命重农务本，将见俗返醇朴，家有盖藏，然后礼乐刑政之教，可渐以讲习。

乾隆三年十二月，上谕：

《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二曰园圃毓草木，可以知所当务矣。……小民识见短浅，不能虑及久远，必须良有司感之以至诚。使官民上下，情意流通，有言必信，奉令承教，出于自然。行之既久，渐臻家给人足之风。

因河南一年种树一百余万，“安见豫省之法，不可仿行于他省耶”，训督抚董率州县，尽心民事。

先是，乾隆元年三月，礼部尚书杨名时奏荐七人留心经学，可备录用。即调来引见，用为国子监属员，其中即有主治《周礼》的拔贡生官献瑶。[1]至乾隆七年，已为编修的官献瑶进呈经史，[2]内称：

《周官·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其生财最多者莫如农，而又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俾山林川泽丘陵之民得享山林川泽丘陵之利。

主张于南方山林丘陵、江淮大薮大泽、北方地宜果蓏之地，复兴《周礼》之法。

六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等奏，查《周礼》任地养民之制，最为综密。今官献瑶奏称，江西、岭南与淮南、燕齐一带地方，或山童林赭，弃为不毛，或极望弥漫，一无出产。虽未必该地方一律多同，但所请修举园圃、虞衡、薮牧之职，似于筹画民生之计，不无裨补，昔(汉代循吏)黄霸治颍川，课民耕桑外，兼令种树畜牧，岁屡大穰。龚遂治勃海，专劝农桑，计口种榆薤葱韭若干，家畜二母彘五鸡，郡以富实。如是山林川泽丘陵之民，可广收树畜佃渔之利，自当讲求经理，以裕民生。[3]

翌日（甲寅），上谕：

《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其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树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泽事。使山林川泽丘陵之民得享山林川泽丘陵之利。

即是一篇政策宣言，也是一篇学术总结，成为以经术指导政事的典型。面对人口日多，不得不讲求“经久优裕之法”，实现可持续性增长，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亟讲。……俾地无遗利，民无余力，以成经久优裕之良法。[4]

乾隆九年再谕：“田里树畜”应予并重，三农、园圃、虞衡、薮牧四职，“何一非资生养赡之术”？[5]

《周礼》所说是什么意思？按现代农学知识，“三农生九谷”，乃泛指谷类即粮食作物；“园圃毓草木”，为九谷以外各种作物种植；“虞衡作山泽之材”，乃指山林、川泽出产；“薮牧养蕃鸟兽”，是畜牧业。它们分别代表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乾隆七年六月谕，遂与雍正二年二月谕，同成为地方官员劝农时引用最多的两道谕旨。

清初曾有一段时间粮食紧张，粮价飞涨，但不过几年时间就物价平落，各地生产、交易依次恢复正常。此后一长时期，粮价低落，“谷贱伤农”，成为一大头痛问题。清代农业对策即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和针对它而发出的。

因此全面发展，并非是均平用力而无所侧重。上谕“不独以农事为先务”，已表示了政策的侧重点所在——即五谷以外的农业种植，和农业以外的其他经营。至此，自康熙末叶发端的经济发展对策的探求，已经基本告成。

而且，清政府不但在说，也是在做，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在乾隆前期，各地官员的劝农曾达到一个高潮，为历朝所不能及。它也使政府的关注重心，从东部地区（特别是沿运河省份）转移向那些内地省份。

清代劝农策的提出和对有关问题的探讨，本是有感于人口的压力才产生的。清代初年中国人口大约有七八千万，经乾隆一朝，已达三亿以上。如何满足这样大量而迅速增加出来的人口需要，正是清代经济的首要任务，也是各种政策产生的最大背景。这使清人面临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并终于造成了经济面貌的整体性改变。

面对人口增加的重大挑战，清人从中国东部的人口稠密地区，向着其他开发中的地区迁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耕地数字增加了一倍左右。它与优良品种的传入、水利的增修和高水平耕作技术的普及，构成了清代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6]不过，上述几项因素的相乘结果，尚不能与总产量的增加相抵。在这中间，还存在一些长期为人们疏漏的因素，这就是：一，农业多种经营的大规模发展；二，省际交流的开展和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清代经济发展起到“革命性”作用的，舍棉业而无其他。经过农民几百年的调整，棉花种植从早期（如明代）的“普及”状态，终于形成为三大优势产区：华东（江浙），华中（以湖北为中心），华北（直隶、山东、河南，较分散）。棉花和棉纺织业，成为居第一位的粮食以外最重要的生产品和商品。[7]其结果就是引起了东西方向沿长江水路，南北方向沿大运河和近海航运，在工业产品棉布和农业产品粮食之间的省际交流，其规模和水平，是纯自给经济远不具备和不可能做到的。据近代的一个估计，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的数字可能还要高些。

在棉业以外，还出现了一些“多种经营”特别发达的地区，如四川盆地（它在不放弃粮食生产这一优势的同时，发掘了一批新的构成一定规模的优势产品，如蚕桑、烟叶、染料、药材、茶叶、甘蔗、蔬果、猪只等），广东珠江三角洲（它几乎放弃了传统优势粮食生产，改为经营鱼塘、果树、蚕桑等商品生产），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如福建、浙江的经济作物），江苏长江三角洲则发展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工业区”（其农业产品棉花和蚕丝都成为本地的工业原料）。

总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所谓“贸易”及“交换”有关，——清朝的关税在1735～1795年间增长了四倍，尽管它只涉及全国商业交易的一小部分，[8]——它可能是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它虽非由政府行为一手造成，其间政府政策的贡献亦不容忽视。

[1] 《高宗实录》，卷14。

[2] 官献瑶，乾隆四年进士，官至司经局洗马（《皇朝经世文编·姓名总目》）；“在史馆日，尝进《周礼讲义》，持论侃侃，高宗览而异之”；朱轼尝谓献瑶曰：“吾老矣，斯道之讬，是在吾子”（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9，中华书局，1984，页205）。

[3] 以上见《乾隆嘉庆两朝奏议》，第6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4]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实录》卷169。

[5]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

[6] 目前对清代的“多种经营”情况尚缺乏完整的数字说明，美国学者珀金斯所作研究表明，民国年间中国农产品中，粮食作物产值约占75%，其他则占居25%，如果计入蔬菜、水果、山林、水产、家禽，以及乡村工业的部分，后者的比重就要大得多。

[7] 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页168。

[8] 张晓棠：《乾隆年间清政府平衡财政之研究》，第37～40页；据说，邻国，特别是越南的统治者，为清朝非农业税收的扩张规模感到惊讶，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越南和中国模式》（马萨诸塞，剑桥，1971年），第33页。

7.提倡工业生产

在传统经济时代，农业并不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同时存在的还有工业部门。每当提起工业，人们往往把它与近代机器工业联系起来。其实，在工业生产中使用某种机械，以及利用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组织，在历史中是早已存在的现象，并非近代才有。因此，它们应被统称之为“工业”。其中尤以加工、纺织、制造、营建、矿冶等等，构成传统工业的主要内容，而与农业经营判然有别。[1]

乾隆七年提出“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从《周礼》原意而论，即已超出了一般农业的范围。古代所谓“四职”，原本只有“三农”一项为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2]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兼修”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清代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它背后是几亿人口的庞大需求和积极努力），自然引导它从农业的低层次走向高层次，从粗放到精耕，再超出而至商品生产，复从农业种植业走向工业，……一步步迈向更高的梯次。如果说，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梯次”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发展梯次的逐级攀升”。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

雍正皇帝曾于《圣谕广训》中说：

朕闻养民之本，在于衣、食。农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愿吾民尽力农桑。

亦非老生常谈，而具有时代意义。

乾隆初年，更有一批官员在各地积极推行，如巡抚尹会一疏陈豫省宜行诸事，其一即“女工之宜勤”，欲使比户连村，无不各勤纺织。巡抚陈宏谋在陕西咨询地方利弊，必问：“栽种棉花否，能织布否？”乾隆七年，御史包祚永言，黔省“惟资楚布，岁千亿万匹；兵民穷困，职此之由”，著令通省“教民纺织”。九年，甘肃以“种棉纺织，概置不讲”，令制造纺车，请女师教织。十年，奉天以“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拟议推广。其后总督开泰请令雇募江浙工匠到湖广，设立机局，教以染造纺织。总督方观承推行于直隶，更有助于使之成为一个棉业优势产区（这一点特别可贵，因为经济发展与赈济不同，它更需要“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这些都是乾隆时期推行女工、纺织较为著名的例子。

尽管清代没有实现“现代化”，没能把经济引入“机器工业”的发展阶段，但中国仍有广泛而分散的工业生产，其产值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已产生一个相对集中的“（传统）工业区”。尽管西方存在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它却并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亦不因外国没有而非。[3]它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个产物，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清代十八世纪，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切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称为“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地区等同看待。[4]其中，仅棉布产量，估计每年大约就不会下于一万万匹“小土布”之谱，[5]总收入将达到白银二千万两。它是清代经济的一大成就，也每每为其他地区劝农时视为榜样（如在苏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

也许还可因此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而是立足于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

清代初年，政府对矿业采取严格的封禁政策，“惩前代矿税之害与矿徒之扰，每内外臣工奏请开采，中旨常慎重其事”。[6]到康熙前叶，定开采铜铅之例；康熙二十一年，准许云南开矿；五十二年定各省久经开采、贫民借为衣食之计者，允许开采；雍正年间矿政趋严（主要是针对广东），同时，实际开采数量却有很大增长。

乾隆初政，在各方面新政策提出的同时，也对矿政进行了几次重要的讨论，并对它作出了较大的改变。如乾隆二至三年，允两江总督庆复、两广总督鄂弥达之请，准广东开矿；五年，经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请及各督抚详议具奏，开放煤禁；八年，经大学士等九卿廷议，决定“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除金银外，“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其后虽续有争论，但矿禁基本开放的政策已经确立；乾隆十五年以后，主禁的言论也很少见了。[7]尽管矿业仍处于政府的严密监控和管制之下，若仅浏览《清史稿》或《石渠余纪》一类官书的有关纪载，人们甚至看不出矿政发生了什么变化。

政府开放矿禁的原因，一是因为铜斤短缺。清代货币制度为银铜“复本位”制。其特点是白银的供给全视对外贸易的余缺，而非由政府决定，政府只控制铜钱的铸造及其数量（它也受到私铸的影响）。一方面国外白银大量进口，一方面铜钱紧缺，银钱比例往往发生不平衡。[8]因为屡患铜荒、钱贵，“禁囤积，严销毁，立官局，议改铸”成为一个大问题，为此，开发国内矿藏自然成为一条重要出路。[9]其结果，铜的供应在乾隆朝开禁不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而其他矿产的开发，也可有益于国计民生。如铁之用于生产工具，锡之用于日用器皿，煤则可用于解决“民间既艰于食，又艰于灶”的困境。同时，也有益于农村劳力的转移，能为解决民间生计开辟新的途径。这一点，在当时的讨论中曾占有重要的地位。[10]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不少“闲民”和众多改业的现象。[11]与清初以垦荒为主的移民颇有不同，投入的生产也从一般农业转入经济作物或工矿业。清人朱泽澐说：

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三代圣王，位闲民有地，教闲民有法，……(今州县宜)教之以耕耨，教之以攻业，教之以浚畎浍，教之以远服贾，……[12]

这些表明，工矿业的兴起是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的一个自然发展趋势。特别是南方一些省份，本来“生业甚少”，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耕作之余，只能向工矿业去谋求出路。因此康熙皇帝曾说：“总之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13]乾隆三年上谕：“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14]已把矿政与前述农政、粮政诸方面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当时“养民”的一个重大措施。

不过，有关经济政策的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外国观察者，——无论是朝鲜李朝，还是西洋传教士，——那里似乎都没有什么反应。这是为什么？它们难道并不重要，在三百年后，却一一显现出了特有的价值？[15]也许，是因为那些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观察重点，或是我们见识不及吧。

如根据早一时期的传教士报告（集中体现在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里），法国重农派学者魁奈（Quesnay）曾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康熙和他的继承者雍正皇帝，制订了一些很有利的规章以激发农耕者的竞争。极为罕见的，魁奈还为中国的人口众多辩护：财富成倍地增长，自然导致了人口的增加。就此他写下了这句格言：“但愿人们重视人口的增长，多注意收入的增加”。

魁奈还注意到，在中国，所有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那些雇工与佃农，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正是这些，保证了它的持续性。[16]

而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有名的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看来，中国虽然存在着人口问题，但“我认为中国提供了足够其所有居民们生活的粮食”。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绝对没有如同欧洲那样的战争，也没有瘟疫，更没有流行病，但正“是饥荒使中国拥有的巨大数额的人口每隔一段时间大大减小其密度，那么中国很难和平地生存下来”，这比马尔萨斯大约早了半个世纪。[17]

[1] 布罗代尔也说，在有关问题上，他毫不后悔使用“工业”一词，而不说“前工业”活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二卷，页311；按，《周礼》所谓四职兼修，三农九谷之外，园圃、虞衡、薮牧三者，在古代本非属于农业范围。如“薮牧”是指畜牧；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

[2] 如“薮牧”是指畜牧业；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即令是“园圃”，也不归小农所有和经营。

[3] 据国外学者研究，世界先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其特点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未脱离农业，且大多与纺织业有关；其中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家庭手工业由原来的农家副业的变成了主业。这也被称为“原始工业化”，虽然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但已构成了它的一个先行阶段；美国学者诺斯（North）也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它经历过一个“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第一章一节。

[4]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八章二节；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在原有的“手工业”与“机械工业”之间，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其领先地区即是江南；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以后，又是江南地区掀起了最大的乡村工业化的浪潮。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参见《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页172。

[5] 据吴承明估计，江南棉区每年产布约4500万匹。但他所计入的地区只有松江、常熟、无锡等，而遗漏了太仓州（包括嘉定）、通州、海门厅各属及苏州、常州二府的多数州县，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260。又，“小土布”是徐新吾先生坚持使用的概念，1987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6] 参见《石渠余纪》卷3《纪矿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

[7] 以上参见韦庆远、鲁素：“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见韦庆远：《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页113～12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页454。

[8] 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第1章，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2种，1981，台北。

[9] 为此高宗谕：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盖不开采，铜斤何由得裕？”乾隆九年九月，《高宗圣训·理财门》。

[10] 当时许多农民都依赖矿业生活，如四川“偷开矿厂之徒，皆是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食贫民，每日所得锱铢，以为养生之计。若将此等乏食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贵州“土瘠民贫，不习织亶之业，复不擅商贾之资，止借耕获营生，而山高岭峻，转运维艰，惟矿厂一项，乃天地自然之利，……上可益课，下可便民”。广东“山多田少，生齿日庶，生计倍艰，查惠、潮、肇、韶等府矿产甚多，原系天生之宝以资小民之生”；“人民繁庶，生业甚少，从前穷民无田可耕者，每借锡矿为滋生之地”；“潮惠二郡民人，向来多往台湾就食”，“何如入山佣趁，使其俯仰无忧”？浙江“温、处各属，界连闽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耕作之余，别无生业”；“乡民每于八月农事既毕之后，迄于二月，无不从事采铁，以觅绳头”；“更有淘洗载运人夫，无不借此雇工受值”；“借铁谋生，久已视为恒业”。广西“边省，山多田少，地土瘠薄，非若东南财赋之区，且耕种之外别无资生之策；亦非如他省人民，或能贸易善于经营者可比”；“惟多开一矿，即多获一利”，“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八章一节。

[11] 李光庭《乡言解颐》：《周礼》“九职任民，终曰间民。无常职，转移执事，谓佣作于人，转徙不定也”，如乡村之助工、短工等，中华书局，1982，页45。

[12] 朱泽澐：《养民》，《皇朝经世文编》卷28；《清史稿·儒林一》朱泽澐传。

[13]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五日，《圣祖实录》卷255。

[14] 乾隆三年七月十一日，对鄂弥达的朱批，朱批奏折。以上引自《清代的矿业》，上册，页1—72。

[15] 参见高王凌：“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16] 参见阎宗临：《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页94—95。

[17]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四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页147，感谢魏淑民同学提供了这些资料。

三、加强政府

8.共时现象，扩大政府职权

在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看来，十八世纪世界史上的“共时现象”，其一为人口增长，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加强政府。

清朝政府制订劝农政策，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如同官献瑶、庄存与等人，读书治学本为“通经致用”，初非为考订而考订。因此乾隆初年，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能员和循吏，积极致力于这一政策的推行。

乾隆二年九月己酉，谕：德沛在甘肃巡抚任内，声名甚好，今已用为湖广总督。伊前所奏开渠凿井、兴修水利等事，皆利益民生，爱养黎元之切务。历来督抚似此留心本计者，颇不多见。是时又有署西安巡抚崔纪劝民凿井灌田，皆“能留心民食，知本计之所当先”。[1]

是月，两江总督庆复奏：浙省蚕桑之利甲天下，应令各州县官查勘该处地方，可以植桑者，官买桑秧，分给居民种植，示以育蚕之法。得旨：农桑乃为政之本，所当时刻留心。此奏欣悦览之。

闰九月乙丑，福建巡抚卢焯疏称：闽省不知蚕织，近加劝导。并移咨浙江湖州府，拨蚕民十户到闽，教以育蚕缫丝之法，著有成效。

是月，安庆巡抚赵国麟奏：查凤阳一府，每岁收获之后，即挈妻孥游行四出，沿门觅食，习为固然。究厥根由，皆因耕织不勤之故。请严饬地方官时加劝课，务令勤于耕织。

三年十二月庚子，河南巡抚尹会一奏：臣于上年钦奉谕旨，随饬地方官责成乡地老农，多方劝谕种树，自桑柘榆柳以到枣梨桃杏之属，遇有闲隙之地，各就土性所宜，随处栽植。一年之内，实在成活之树木共计一百九十一万有余。上谕：《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二曰园圃毓草木，可以知所当务矣。

四年十一月，贵州古州镇总兵韩勋奏：向来新疆地方，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脂麻、荍麦，素不出产。近年设法劝种杂粮，俱有收获。山上空地，多裁茶、桐、蜡、桕等树。苗疆向无市廛，近今兴立场市，各寨苗民商贩，俱按期交易称便。得旨：览奏，朕怀诚慰。

五年九月丙子，给事中朱凤英奏：安省庐凤地方，于秋麦小米之外，别无所种。原野萧条，百无一有。宜广植树木，以收山泽园林之利。栽桑种棉，以资纺绩。谷麦之外，兼种杂粮。

丁酉，奉天府府尹吴应枚条奏奉天应行事宜，请饬旗人学习蚕织之事。

是月，安徽巡抚陈大受奏：安省高阜斜陂处所，茂草平芜，竟成荒废。春间令民试种旱稻，现在每亩收成，竟有至两石者。明岁当令各州县，广为树艺以收地利。得旨：如此诸凡留心，甚慰朕怀也。

六年三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省城士庶相习饲蚕，上游旧无杉木，臣捐募楚匠，包栽杉树六万株于城外各山。又附郭三处，俱可引水开渠，约垦田二三千亩。得旨：欣悦览之。至蚕桑树艺，尤为政之本。所当时时留心，而教民务本足用之道，均不外此也。

丁亥，云南巡抚署贵州总督张广泗奏：一、黔中无地非山，尽可储种材木。乃愚苗知伐而不知种，以致树木稀少。一、黔省自劝民养蚕以来，已经试有成效。应饬各府州厅县，酌量地方气候，从容劝导，不愿者不必勉强督责。

七年六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栽桑育蚕，惟大定、威宁地气寒泠不宜，其余各属，均设官局试养，并于省会收茧雇匠缫织。又黔山栎树，今年饲养春蚕，亦已结茧有效，似较树桑为便。得旨：此事论之似迂，行之甚难。而若果妥协办理，则实有益于农民者也。

十月，广西巡抚杨锡绂奏：民间种稻之外，不知兼种杂粮，每多旷土，责成各地方官劝种。缺乏耔种者，酌量借给。得旨：谷乃民天，应如是留心者。

十二月，贵州总督兼管巡抚张广泗奏：黔省生齿日繁，臣等广劝耕织，本年于省城设立机局，纺织紬匹。得旨：劝课农桑，临民者第一要务，实力行之。

八年七月，吏部左侍郎署湖南巡抚蒋溥奏：湖南产米之乡，考之图经，佥云一岁再获。今再获之说，已不复觏。臣拟于明春饬令一二家试种，如果有成，小民目击再获之效，便可下年照式踵行。得旨：劝民勤农，为政之本。然亦不可欲速以病民也。

十一月丁亥，四川按察使姜顺龙奏：山东有蚕二种，不须食桑叶，散置树枝，自然成茧。臣在蜀见有青杠树一种，其叶类柞，堪以喂养山蚕。大邑县知县王隽曾取东省茧数万，散给民间，两年以来，已有成效。仰请勅下东省抚臣，将作何喂养椿蚕山蚕之法，详细移咨各省，以收蚕利。

九年三月，甘肃巡抚黄廷桂奏：甘省苦寒，土不宜桑，种棉纺织，概置不讲，布帛之价，贵于别省。饬行各道府督率有司，购买棉子，择地试种。其实在不能种棉地方，或雇觅工匠，教民织毼。得旨：劝课农桑，为政之本。然须以久远之心行之，所谓农事无近功，而有久长之效也。

四月，河南巡抚硕色奏：豫省咸浅沙地，虽不可种五谷，未始不宜树木。因令乡耆士民，有能劝种一千株者，给以花红示奖。州县官有能劝种二三万株者，分别记名。仍不得以欲速强民，始勤终怠。得旨：甚是之举。

五月，湖南巡抚蒋溥奏：楚南有青冈栎木等树，均可放饲野蚕。且桑蚕每岁止获利于春，而山蚕可兼收于秋。据道州知州、辰州府同知等报称，已于四月间成茧络丝，州民无不欢忻鼓舞。并载为规条一册，臣即刊刷颁发各属，令其照依领种放养。

九月，河南巡抚硕色奏：豫省开封、彰德、怀庆、河南、南阳、汝宁及汝州、陕州、光州等府州属，产有柞槲等树，可喂山蚕。近有东省人民，携茧来豫，伙同放养，俱已得种得法。其余祥符等七十九州县，不产青柞等树者，或植桑以养家蚕，或纺绵以织布疋。应就土俗民情所便，时为劝导。得旨：所奏俱悉。行之以实，不懈不扰可也。

十二月，甘肃巡抚黄廷桂奏：宁夏、宁朔等处试种木棉有收。

十年六月甲子，巡察御史和其衷奏：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价反倍于内地。旗民不知纺织之利，率皆售于商贾。既不获种棉之用，而又岁有买布之费，请劝喻多置纺织之具。

癸亥，编修庄存与进呈讲章内，有播种秋麦一条。著抄录寄与直隶总督那苏图阅看，令其善为劝谕百姓，广行播植。

十一年正月，江西巡抚塞楞额奏：江右山多田少，南、赣二府，种植桐梓，出产油觔，其利甚溥。请饬别府属，劝民栽植。

闰三月，陕西巡抚陈宏谋奏：陕省为豳岐旧地，西、同、凤、汉、邠、乾等府州，皆可养蚕。近令地方官身先倡率，广植桑株，雇人养蚕。并于省城制机，觅匠织缣。此次呈进之缣，即系省城所织。民间知种桑养蚕，均可获利，今年计通省增种桑树已及数十万株。其山东放养山蚕之法，现已令各属导民试养。得旨：兴农桑，乃为政之要务。毋始勤而终怠，毋空言而行违。勉之。

十二年二月，安徽巡抚潘思榘奏：臣饬劝农人，于路傍地隙，广植榆柳果树。再芦粟一种，宜于山地，不择肥瘠，六安州民种植甚广，土人称为六谷。又豫省红蓣，易莳多收。东省裨子，土名穇子，较高粱更耐水潦。臣俱谕令试种。并趁此农务未殷，疏通沟洫，以备水旱。得旨：此可谓留心本计。嘉悦览之。

以上所述，多是省一级大吏所作所为，如同我们曾在地方志中所见（如四川等地），县一级官吏积极劝农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政府在各地的劝农行为，直接带动了国家权力的扩展，造成了对地方传统职守的突破。

乾隆二年五月，上谕，重农务本，责在有司。令以农事考课督抚牧令。[2]同月，特旨准本年新进士条奏地方利弊。[3]六月，复因“地方辽阔，事务殷繁，（牧令）势难一身遍为晓谕”，令仿《周礼》《遂师》之制，于乡民中择其熟谙农务者，每一州县，量设数人，协助县令“董率而劝戒之”，“或开渠筑埝，以备蓄泄灌溉；或树桑养蚕，以资民生利用，务使农桑之业，曲尽地之所宜”。又因地方官“久于其任，与民相亲，方能区画尽善”，令谋展宽考课期限。[4]

经济事务的职责，对地方官员一向多是名义上的，乾隆二年七月，再次申饬地方有司扩大所司职责，全面关心“留意于稼穑桑麻”。并训州县知事亲行经理，巡历乡村，所至之处询民疾苦，课民农桑，宣布教化，崇本抑末。乡愚无知则面加开导之，庶几上下之情，通达无阻，而休戚相关；亲爱之诚，油然自生，而提撕易入。如此从容岁月，始可以收循良之实效，不愧为民父母之称。[5]

二年十一月，云南巡抚张允随因牧令熟谙农功者少，请定规条选举上农，以其“专司教导”，谕令通行各省。[6]两江总督那苏图请拣用废员，督劝农务。得旨：“牧民之官，课督农桑，乃第一要务”，不得“分其责于他人”。[7]

乾隆六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各州县择熟谙农务之老农，一县“不过三四人，以之劝率，势有不及”；[8]现行保甲设有村长，管牌民百户，“伊等皆谙练农务，拟将劝农一事，即责专管”；于每岁首春，传集州县，“先令将所管百户，各田土肥瘠，向收若干，造册存县，岁底核其功过”。[9]

乾隆八年六月，再训督抚率属重农，谕：养民之本莫要于务农，州县考成固应用是为殿最。而向来功令不专以此课吏者，因其事甚朴，无可炫长，其迹似迂，骤难见效；又或上司之察勘难周，有司之条教易饰，不似催科、听断、捕盗等事之显而有据也。（但不知）本计既端，末事亦次第就理，民生大有裨益，即治道亦渐致郅隆。[10]

乾隆九年，训督抚劝课州县，实行教养，复令州县“亲履田间”，深入劝导，“询问疾苦，讲求利益；度其原隰，相其泉流，审物土之宜，因闾阎之便”，兴利除害，“教养兼施”。身所不及之处，有约正、值月人等，分布四乡，代为化导，“或给之廪饩，或加之奖诱”；“务使一州一县之民，情联势合，如父子兄弟之相为扶掖，如头目手足之相为捍卫”。[11]

又令地方宣讲《上谕十六条》、《圣谕广训》，除城中外，亦须及于集镇村庄、远方僻壤。一应有关教民谕旨，不可徒张告示，视为虚文。[12]

并令各省督抚，将历年所奉教养百姓之事，悉心条对。并以“地方一切学校、农桑、河渠、水利诸政”，考核州县，岁终奏闻。[13]

乾隆十年，两江请“择力田淳谨者，设为乡长，专司劝戒”，“并于州县巡查到村之日，据实禀陈，年终考核”；因“教稼劝农，地方官职所当为”，未允复设专员。[14]

乾隆十二、十三年，定守令久任例，以使守令得“从容展布”，“实能为地方兴起教化，劝课农桑，兴利祛弊”。[15]

这些终使得一时之内，政府之手，伸到一些从未插手过的地方，国家干预也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如果说十八世纪在世界历史范围出现了一些“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权力的加强。而从斯科特所说“国家的视角”观察，[16]它们皆可视为典型例证，有助于我们把近几个世纪的历史贯穿起来。

[1] 崔纪籍隶蒲州，习见凿井灌田之利。据云遇旱年，小井仍可灌三四亩，大井灌十余亩。前康熙庚子、辛丑，晋省连续旱二年，无井州县流离载道，而蒲属五邑独完，即井力之明效大验也。陕省富平、蒲城亦藉此免荒。因此欲据秦、晋成效，思于陕西全省推广，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中华书局，2001，页61。

[2] 乾隆二年五月庚子谕，《高宗实录》卷42。

[3] 《郎潜纪闻》二笔卷13（页577）。

[4] 乾隆二年六月己末谕，《高宗实录》卷44。

[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6] 乾隆二年十一月丁卯，《高宗实录》卷56。

[7] 乾隆二年十一月，《高宗实录》卷57。

[8] 先是，乾隆二年（十一月丁卯），滇抚张允随奏请奖励老农，拟有十条规则，以十得八九者为上农，即于其内选老成谨厚之人专司教导；又请定酒礼花红奖赏之例，经部议准通行，赵慎畛：《榆巢杂识》，页53。

[9] 乾隆六年十一月，《高宗实录》卷155。

[10] 乾隆八年六月壬申谕，《高宗实录》卷195，又见《清朝文献通考》卷4。

[11] 乾隆九年五月庚子谕，《高宗实录》卷217。

[12] 乾隆二年八月丁丑、八年闰四月丁卯，《高宗实录》卷49、卷190。

[13] 乾隆九年二月癸丑、九月丁亥，《高宗实录》卷210、卷224。

[14] 乾隆十年正月，《高宗实录》卷233。

[15] 乾隆十二年四月丁丑、十三年十二月丙午，《高宗实录》卷289、卷331。

[16] 参见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

9.国家视角，兴举各项建设

政府应否大幅度的插手劝农等社会经济事务，在古今历史上时有争议。如王夫之曾在《读通鉴 >论》中说，“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驰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日蹙”，因此“劝农”反而会导致“伤农”。自此以后，这种争议不断发生。

乾隆五年十一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请劝农诸事：一，水田宜劝修渠堰，一，山土宜广行垦辟，增种杂粮，一，树木宜多行栽种，一，蚕桑（山蚕）宜劝民兴举，一，劝民种棉织布，一，工本宜酌量借给。

刑部左侍郎张照即提出不同意见，说：臣前目睹黔省形势，觉与所提不合。如兴修水利一条，黔地古谚有之：“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黔省自平溪、清浪以下，无地非山，间有四山不相连接，旷而且平，若四五里，即建县治。若只一里半里，即是村镇，无隙可耕。若田则多在山上，何处可以开渠？然山田无水百谷亦生者，以常有雨。是不特无地可以修渠，亦无所用修渠也。又如添种杂粮，岂不甚利？但承平八十余年，岂至今尚不知种植？则其天时地利，必有异于他省者，虽加劝导，窃恐徒滋扰累。

张照的意见，与王夫之所批评的相当接近。大学士九卿虽不大同意他的意见，却也认为黔省无蚕桑木棉之利者，“似不尽由民愚妇惰”，而另有其具体原因。[1]

对此两议具奏，皇上不好断定孰是孰非，最明智的办法，无疑是征求当地官员意见。六年七月，继任署贵州总督张广泗复奏：黔省各属“未开之田，多因泉源远隔，无力疏引”。不仅有渠可开，而且开之有益。因请官为督劝，借工本开修水田。并报告说，自劝民养蚕（山蚕）以来，已经试有成效。[2]

七年六月，陈德荣又奏，贵阳（府）贵筑、开州、（遵义府）仁怀、（镇远府）施秉、（义兴府）普安、安南、（安顺府）镇宁、（都匀府）荔波、（平越府）余庆等府州县之各堡坪，皆可引水垦田，四五千亩不等。现亲履查勘，给本兴工。又今年饲养山蚕，亦已结茧。[3]

为什么一定需要官府劝农？农民难道自己不会种地？政府在这里又能起到什么难以替代的作用？

在争论发生地贵州，“耕种之外，别无利生之业”，即有条件也不知开发利用。乾隆三年，陈玉dg来任遵义知府，就任后“日夕思所以利民”，因在巡历时发现当地多槲，即家乡“青、莱间树”，故想引进山蚕，“以富吾民”。“开先须人”，清代大多数地方官员出身乡间，对农业生产知识有较多的了解，由此才可能引入、发掘新的生产项目。长期实行的回避本籍的流官制度，以及官员的任职期较短（新的规定亦不过三年五年），又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地方官员的经常性的流动状况（如陈宏谋外任三十余年历十二省达二十一次），无虑也增加了生产知识的交流机会。“乡愚无知”，[4]对于许多地方来说，社会闭塞，信息不畅，更需要一定外部信息的输入。

找到饲养山蚕这一途径之后，陈玉dg首先要做的，就是遣人回山东购买蚕种、雇请蚕师。以后几经波折，往返再三，取回蚕种。于是遣蚕师四人，分教四乡；织师二人，教民缫煮络导牵织诸法。“事事亲酌之，白其利病”，到乾隆七年终于成功。再以蚕师、织师之徒各数十人，皆自教其乡里。从此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5]可见提供初步信息之外，引进基本原料（如种籽）及生产方法，是官府劝农的又一层作用。中国因缺乏社会中层组织，农村自家庭或家族以上，基本处于无组织状态之中，对于一件新事物的推广，可能就显得效率较低、传布较慢。看起来，总不若官府有组织行动那样雷厉风行、直捷有力。如遵义在取得蚕种后，立即就能组织四乡学习、推广，显然是借助了基层组织的协助，尽管这种组织在今天看来还很“软弱”。

官府行为的又一个优势，是有财政方面的支持，而这是不计收益，甚至是不需还本和无息可计的。例如在山蚕的推广中，购种、运送、雇募匠师、置办器械、设立场所，在在需要花销。个体小农缺乏资本，“是无担石粮者，安肯出中人产而谋此未见之利哉”？雍正以来，清廷决定“火耗归公”，其中专门划出一部分做为地方公费，以推行有益的地方公益和经济事业。因此到乾隆初年，各地就有一定的财政力量从事地方建设。这可能也是乾隆间政府劝农较为集中而有成效的原因之一。

官府劝农的另一作用，是可以弥补市场的缺环或不足，特别是在那些欠发展地区。因此政府也可于试行初期或必要之时，为产品提供一定的保护。如陕西推广蚕桑，有种桑未养蚕者，给价收买，养蚕得茧不能缫丝者，“亦许卖给于官”；“纵初行无甚利息，所亏亦甚有限，身任地方，定能不吝些须，加意率作，以为小民开衣食之源”。[6]

总之，政府于劝农一事，可以依赖其知识信息、组织与财政的力量，进行较为直接而有力的行动，因而易于构成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方案。具体说来，从新生产项目的选择和引进（包括购入所需原料），传授生产方法（包括初级及加工生产，请匠师、设官局及组织各乡学习），提供资金（直接投资及提供借贷），以及保障销路（选择期间的包销和试行阶段的保护性措施），等等方面，都可程度不等地插手其中。经济发展，俨然已经成了当时政务的重中之重。在一时期间和若干地区之内，政府在经济事务方面插手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7]

另一方面，清代除少数的例外，基本上没有过强制性的推行。这与其他某些朝代相比，颇有区别，如明太祖曾令凡民田必“栽桑、麻、木棉”各若干亩，实与清代发展商品性经营、提倡因地制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做法，[8]不可同日而语。

多年后皇上在《御批纲鉴》（卷41）里，就池盐设税之必要，写道：

可知食货之经，未可因任自然矣。

好像仍在坚定的为当年的政府干预，作自我辩护。

乾隆初年，中国遇到了十八世纪最大的灾害，继乾隆七年江淮大水之后，八年直隶大旱。国家赈恤灾民，于江南动用上千万石（两），直隶复数百万。九年五月，御史柴潮生奏，今“天下何无备之甚也”，平日卤莽薄收，一有急，则待赈济为活计。查受灾之河间、天津二府，经流之大河三（卫河、滹沱、漳河），支河二十有五，滀水之淀泊三十有一，蓄水之渠三，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多，莫如此二处，山东、畿辅之水，皆委输于瀛海、奔汇于直沽。若蓄泄有方，即逢旱岁，灌溉之功，可救一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积，亦可撑持数月。臣窃以为，与其徒费之于赈恤，不如大发帑金，将畿辅水利，尽行经理。一举两得，转败为功。

他又举前人的成功例子说，汉于狐奴开稻田八千顷，今之昌平也；北齐修督亢陂溉田百余万亩，今之涿州也；宋于雄、鄚、霸州一带，兴堰六百里灌田，今东、西二淀，即其塘泺；明于天津开水田二千亩，亩收四五石；国朝李光地请兴河间水田；上年直督高斌请开永定河灌田，众情欣悦。又闻石景山有修姓庄头引浑河水灌田，比常农亩收数倍；蠡县富民自行凿井灌田，愈逢旱岁，其利益饶；现在霸州知州朱一蜚，于二三月间曾劝民开井二千余口，今颇赖之，“则水利之可兴也决矣”！

但为什么以前怡亲王与大学士朱轼经理直隶水田“垂成而坐废”呢？柴潮生以为，这是因为“强之为水田”，而非“兴水利”，其教训不难吸取。

因此他建议遣大臣赍帑金数十万两，经理畿辅水利，河旁开沟，建立水门，递相灌注。旱则引水入沟以溉田，潦则放闸归河以泄水。离水辽远之处，每田一顷掘井一口，十顷掘大塘一口。受赈之民，按地分段，就工给值。非以费财，实乃阜财。天灾国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何如掷百万于水滨，而立收国富民安之效？是谓无弊之赈恤，不竭之常平，无形之帑藏。

他最后说：“今生齿日繁，民食渐绌，苟舍此不为经理，其余皆为末节”；而欲尽兴西北之水田，事体至大，请先就直隶为端，行之有效，次第举行。[9]

柴潮生所提到的开井，先经顺天府尹蒋炳奏请，上谕：不知如何举行方为妥协？可否试行于天津、河间？或调曾在陕西凿井的崔纪董率办理？寻奏，保定府属已开成土井二万二千余口。一井所费，不过需银一二两。民间俱各踊跃从事。[10]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建议，如直隶总督高斌奏，桑干河为永定河上游，绵长八百余里，多开渠道，可以灌溉。前经居民捐地开浚未成，呈请借帑兴工。曾遣员查勘，事属可行，应将桑干河南北两岸各开一渠。其上游之浑源河，亦可开渠灌田。乾隆九年春融后委员承修，其后又加修理，桑干河开渠四十六里。[11]

当时不仅畿辅水利，其它一些向来属于民修的水利工程，也都由官府接手，动帑办理，或借予资本（如社仓谷等）。如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训督抚留心水旱事宜，谕：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督抚有司务体朕痌瘝乃身之意，刻刻以民生利赖为先图。一切水旱事宜，悉心体究。应行修举者，即行修举。如工程重大，应动用帑项者，即行奏闻，妥协办理。

又如广东广州府、肇庆府的围基，安徽的陂塘，等等，[12]更不用说各项河工、水利了。

乾隆九年五月下旬，大学士鄂尔泰等会同九卿议复，柴潮生请于直隶兴修水利，诚非凿空无据之说，必使全省之地形水道，脉络贯通，决非旦夕所能奏效；若如该御使所奏，遽遣大臣赍帑，前往开浚，将现在之赈民，派令就工给值，诚恐仓卒。得旨：“依议。畿辅兴水利，乃地方第一要务。”命曾任直隶总督、布政使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前往保定，会同总督高斌详议经理。[13]

九月，直隶总督高斌奏，尊旨查勘水利，伏以（白洋淀）东、西二淀，诸水会聚，容堪毕详筹奏闻。得旨：“是。悉心详酌，成此永久有益之举。”[14]

十二月，协办大学士刘于义奏奉旨查办直隶水利事宜，履勘各属，现在应办浚牤牛河，开白沟河支河等，及营治稻田（六百六十余顷）。以上应办各工约估需银四十七万两，请拨银五十万两，春融次第兴工。是为初次工程，其后还有二次、三次工程。[15]

至乾隆十二年，据报，顺天、保定、河间、天津、顺德、广平、大名、赵州等处各工俱已完成，前后共享银七十余万两。[16]

乾隆十三年三月，湖南巡抚杨锡绂奏：窃以为目今养民之政，尤当专意讲求者，莫如水利一事。今江湖河港之水利，其在通都孔道者，固已逐一整顿。然山乡僻壤，旧有陂塘堰坝，阅久湮废者不少。若亲民之官为之指示开导，当无不爽然悟者。

贵州按察使介锡周也力主筑坝开渠，其无力引水之田，则照例官借工本。

更多更大的项目和工程接踵而至，如总督方观承治直隶永定、滹沱、白沟等河，奇材、鸡距等泉；尚书裘曰修所治黄、淮、淝、济、伊、洛、沁、泗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贯穿原委，俱有成效；巡抚胡宝瑔分疏河南水利，开河六十七道，计二千五百里，等等。[17]

不管十八世纪直隶水利工程最终进展如何，它都构成了有关方面在“前现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计划之大来说，恐怕只有二十世纪才能与之媲美。

开矿，更是一个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问题。清初矿禁较严，乾隆初对矿政作了较大调整。其后，乾隆八年广东布政使托庸奏请开矿，两广总督马尔泰议复，称广州等府报出铜铅等矿二百余处，现确查召商试采。九年六月，这一提议遭到御史卫廷璞、欧堪善的非议。上命军机大臣将卫、欧二折抄寄马尔泰等，“悉心定议，务期妥协无弊。”[18]

七月，马尔泰等条陈粤东开采矿厂事宜，称广州府所属州县报铜矿十二、铅矿二十二、他矿三，韶州府属报铜矿五、铅矿二十七、他矿三，惠州府属报铜矿十六、铅矿十、他矿五，潮州府属报铜矿六、铅矿七、他矿二十九，肇庆等府报铜矿二、铅矿五、他矿十八（包括金矿九），各直隶州报矿三十三，全省共铜铅金银等矿场近二百处，请召商试采。奉旨准行。[19]

九月，新任两广总督那苏图奏报到粤，得旨：“两粤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20]十月，那苏图与署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策楞具折奏陈，反驳卫廷璞、欧堪善禁矿之议：粤省在在需用钱文，鼓铸一事，万难缓待。而铜斤之产于东洋者，江浙等省纷纷购买，尚虑亏缺；其产于滇南者，额解京局，及供应本处与川黔等省鼓铸，岂能源源接济？粤东现有矿厂，弃而不取，非计之得也。“臣等身膺重寄，何敢好大喜功，创此无益之举？”

议者或谓矿厂一开，奸良莫辨，事属可虑。然云南、粤西频年开矿，并未滋事。惟在弹压有方，便无意外之虑。或谓聚此数十万工丁，必致米价腾贵，产米地方，远则江楚，近则粤西，皆一帆可达，购邻省之米，养本省之人，有何食贵之虑？

况粤东山多田少，民人苦无耕作之地，与其漂流海外，何如入山佣趁，使俯仰无忧？是开采非特为鼓铸计，兼可为抚养贫民计也。现在报出铜铅各矿，可自广州、肇庆二府起，先行试采，由近至远。[21]

那苏图、策楞的建议，不久为大学士会同户部批准。[22]随后矿业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清代矿厂中约百分之五十都建立于乾隆时期，——这一事实，与清代农业以及人口增长方面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矿业的开发，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个产物，在农业生产有着高度增长之后，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只能向工矿业去谋求出路。尽管我们不应夸大矿业在清代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或以为它一经政府批准，就能奏功（那不是单一因素就能决定的）。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清政府作出的发展矿业的决定，与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相比，在规模上并不逊色。它与农政、粮政诸方面的努力结合在一起，已成为清代“养民”的一个重大措施。

这一时期，国家兴办的大工程项目还有，修筑海塘工程、治河治水、修建各地城垣、兴建官家园林（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开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丁已，恭上孝敬宪皇后尊谥礼成。诏示天下，其一曰：各省要路桥梁间有损坏，交与地方官查明验看，应修之处，该督抚奏明修理。

乾隆元年三月乙未，闻浙江绍兴府属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五县，有沿江沿海堤岸工程，向系附近里民，按照田亩，派费修筑，谕令地方大员，委员确估。于存公项内动支银两兴修，报部核销。永著为例。

八月乙酉，又谕：“南北河工，与浙江海塘，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自即位以来即动正项钱粮办理。

五月丁未，命修建州县六房公宇。

己未，命修京城房舍。

六月辛未，命定江南水利岁修。

丁丑，命修山西省南北大路。添设墩台、营房、烟墩、牌坊等。

十月乙丑，命动支运库子盐羡余银两，修广东广、肇二属沿江一带基围石堤。

乾隆二年四月癸亥，议云南开通川江水道，即金沙江工程，[23]谕令：无论通粤通川，及本省河海，凡系水利及凡有关于民食者，皆当及时兴修，不时疏浚。总期有备无患，要须因地制宜。事可谋成，断不应惜费。

乾隆二年，始命建造各处不敷仓廒。[24]

乾隆二年，奉谕旨令各省督抚，将城郭工程，预为估报，遇有水旱，即可以工代赈。[25]

乾隆三年九月，谕：黔省舟车之路，虽限于地势，然万一可以尽人力者，须当留心补治。

乾隆七年四月辛丑，命各地方完备救火器具。

七月丙寅，修整京城临街房屋。

七月，议修湖广堤工。

乾隆八年五月，兴工疏浚洱海海口。

九月，浙省海宁县鱼鳞塘工告成。海塘自雍正十一年起，至乾隆八年止，各案工程，共享银二百三十余万两。

十月，开始以工代赈，兴修直隶等地城垣。

乾隆九年五月御史柴潮生奏请修直隶水利，至乾隆十二年四月，各工先后告竣，共享项至七十余万。

九年二月庚戌，谕军机大臣等：各省城垣，自应加谨防范，以资保障，毋得仍前玩视。六月庚戌，直隶总督高斌奏请修理天津府属之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河间府属之东光、交河、吴桥、宁津、故城十处城垣，以工代赈。

辛酉，贵州总督张广泗议奏，署贵州按察使宋厚条奏建城一事：黔省各处城垣，建自明季，迄今塌废几尽。新辟苗疆，多无城垣可恃，议建亦不可缓，共确估需银二十四万六千余两。

十月，直隶总督高斌奏、勘估昌平州、居庸关、居庸上关、八达岭南口、沙河、巩华城、三河、蓟州、玉田、丰润、卢龙、抚宁十二处城工。应行修理。至十三年闰七月，直隶已修城垣四十六处。

乾隆十年四月丁巳，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川省城垣，于乾隆三年，经调任抚臣硕色分别缓急工程，估需工料银一百二十余万。部覆俟有水旱不齐之年，以工代赈。今查边城十二州县卫，均应先修。按报部册核算约费二十余万两。川省实无可动之项，各州县亦无额设公费，不得不因地制宜，酌开急公之例。

庚申，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请开浚赤水河，顺流直达四川重庆。开通后，每年可省每年运京铜铅脚价银一万三四千两，下部议行。翌年春，工程完竣，用银三万八千余两，以两年所省运铅脚价即可完补。

是月，山东巡抚喀尔吉善议奏：东省城垣共一百十二州县卫所。应行修理者，共约需工料银一百数十万两。需用浩繁，请酌动司库存公银，按年陆续兴修。如地非冲要，留俟水旱不齐之年，以工代赈。

九月，署两江总督协办河务尹继善等议奏：安省各属城垣，应修葺者，计三十九座。臣等酌情形之缓急，估银数之多寡，挨次兴工。

十一月，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张允随覆奏：查修通省城垣，总计完固者五十六座，已兴工改建者一座，现饬粘补者九座，题明以工代赈者十座。惟顺宁、剑川二府州城垣，年远残缺过多，必须重建。

十二月辛亥，今因三年之内，普免天下钱粮。谕令密寄信与各省督抚，查察彼地情形。如城垣等工，若有必不可缓者，则奏请兴修。其稍可缓者，则待至二三年后，亦不为迟。

乾隆十一年二月甲子，甘肃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通省应建仓廒一千四百余间，已准部咨汇题，共估需工料银七万八千八百一十余两有奇。食为民天，势难俟经费有余，再行动修。查前奏准兴修之甘州、河州、狄道州城工，目前尚可暂停。请即以修城估项，移作建仓廒之用。

乾隆十六年，淘挖都江堰，[26]……等等，各项工程，一时不易中止。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现代化”措施被提上日程：

乾隆元年四月丁丑，命归化城设立养济院。谕：各省郡县州邑，皆有养济院，以收养贫民，此即古帝王哀矜茕独之意。

五月庚戌，谕总理事务王大臣：闻吴下风俗，笃信师巫。病不求医，惟勤祷赛。中产以下，每致破家。地方官亦当曲加训诲，告以淫祀无福，严禁师巫，勿令蛊惑，亦保民之一端也。

乾隆四年十一月，署广西巡抚安图奏：粤俗尚鬼，岁时伏腊，家家赛愿。病不求医，亦惟谄祷。聚集亲朋，酣饮而散。现饬有司劝化，以除锢习。得旨：此虽探本之论，然须行之以渐，不可欲速也。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署江苏巡抚雅尔哈善奏，吴俗尚鬼，素多淫祀。苏郡上方山，向有五圣邪神为崇，久经前抚臣汤斌题明毁禁，近复立有神像。又常熟地方兴行斗会，俗人道扮，拜斗书符，有干律令。臣俱严加饬禁，查拏究处。

乾隆元年五月，江西巡抚俞兆岳条奏：民间斗斛之制宜画一，禁演扮淫戏以厚风俗。得旨：王者之道，同律度量衡。盖以此民间日用最切之事，而风俗人心之所关也，宜令画一之奏是。但不可有欲速之心。

六月甲戌，从大学士兼管工部尚书迈柱之请，颁工部现用营造官尺式于直省，凡工程俱用部颁。

乾隆三年十二月丙申，谕令各省督抚转饬布政司，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法马，制定画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了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27]

乾隆元年六月，河南巡抚富德奏：救荒之策，止凭社仓册籍，尚未尽善。请令各该地方官，每于冬间春初点查保甲时，即将逐户男妇大小名口，填注册内。则贫富已按籍而了如指掌，设遇赈济，自无脱漏。而胥役之浮冒侵渔，均无所容其伎俩。得旨：此事已遍密谕各省督抚。可照汝此议，先行于豫省。一二年后，俟有成效，则朕再降谕旨。

清初以来政府只有人丁编审，没有人口统计。只是到乾隆初年，为了赈济的方便，才考虑要新立册籍，以弥补编制赈济册这一临事统计的不足。[28]终于在乾隆五年决定统计全部男妇大小人口，谕：政治之施设，实本于此。其自今以后每岁仲冬该督抚将各府州县户口减增、仓谷存用，一一详悉具折奏闻；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预为之备。[29]于是从乾隆六年以后逐年统计，直至清末，为后人留下了一套珍贵的人口统计资料。

乾隆八年五月辛巳，谕：埋胔掩骼，亦王政之一端。所以推广仁心，不遗枯朽也。著令各省地方官查明，一并归入义冢掩埋。

九月丁亥，大学士鄂尔泰等议覆，尚书讷亲奏请勅下各督抚令州县徧历境内，将某事当兴举，某事当整饬，及行之有无效验处，造册详报。该上司即据此为考成。应如所请，凡该地方一切学校、农桑、河渠、水利诸政，及赌博、健讼、盗窃、打降、崇尚邪教诸事，一一得之耳闻目见，相机办理。督抚岁终汇入成效事件案内核实奏闻。

乾隆九年四月，苏城旧有义学，皆系借设寺院，又无一定经费。现据绅士捐银四千余两，建设七处。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己巳，谕军机大臣等：我朝统一寰宇，凡属内外苗夷，莫不轮诚向化。令将所属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仿其形貌衣饰，绘图送军机处，以昭王会之盛。

按照“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等，亦可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国家建设（借用西方史语言）的层面，[30]而与加强政府有所区分。

国家如此大规模的兴举各种新的项目，也引起了对财政支出不足的忧虑。

乾隆五年闰六月乙巳，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奏，近见各省题修之工甚多，如西宁之建筑，河海之堤防，此出于万不可缓；其余言挑浚，言修建，若不问缓急，任其开销，势必有亏国帑，请勅谕各省督抚，凡地方官详请工程，必细加勘实，万难稍缓，方准题达。

户部左侍郎梁诗正亦奏，伏见每岁春秋二拨解部银，多则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须一千一二百万，入不敷出。倘有蠲缺停缓，即不足供一岁用度，须酌为裁减。各省官员毋任其增设，工程宜权其缓急。[31]

六月丙午，监察御史吴炜提出不同意见：近见度支之臣，有以国用不足为忧者，恐开言利之端。外则直省督抚，于民生利病、地方兴举，必有壅蔽之患。内则部臣，于应行动用帑项奏销之案，必有阻剥刻核之虞。祈始终以宽大为怀，祗期民用之足，无以国用为忧。得旨：但恐外省大吏观望为怀，其弊诚有如吴炜所奏者。朕甚嘉纳之。

因此并未停止各地工程的兴建。乾隆七年三月庚辰，御史丛洞请停修理热河一带行宫，以节帑金而昭圣德。上谕：我朝土木之工甚少，偶有兴作，亦皆不烦编户之差徭，不动司农之经费，断不至于劳民伤财。丛洞身为言官，有见即行陈奏，意亦可嘉。

五月庚辰，谕军机大臣：周学健条奏江南水利一案，朕已降旨依议。朕思从前许容任苏州巡抚时，曾言每年若费银二三百万两，自然水患可免。若果于地方实在有益，即多费帑金，朕亦不惜。

但于政策也有部分修改，八月辛亥，因广东广州、肇庆围基，向来原系民修，相安无事。后经鄂弥达奏请改为官修，百姓遂以为无与己事，一切委之于官。岁岁多有冲决，百姓愈长刁顽。为筹久远，终非长策，谕令其详审情形，若可仍改民修，即将所见具折陈奏。

乾隆八年二月，前任两江总督宗室德沛奏：淮、扬两属下河田地村落，俱有圩岸，向系民修。民间贫富不一，不能全复其旧，必须官为督率。实有民力不敷者，请依筑官河官堤例，官给一半工价，一体兴作。仍要官府承担一定责任。

乾隆年间，与明清以来的大多数时期不同，清廷一面义无返顾地扩展了政府职能，有力地干预和支持了经济发展事务，所费辄以亿万计，[32]那些庞大的规划几乎无一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方面，政府挺身而出直接干预社会经济事务，也曾对财政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急切间亦不可能全身而退。

对于十八世纪发生于中国的这一些事件，我们称之为“共时现象”也罢，称之为世界史里的大事——“现代化”也罢，无论西洋传教士，还是朝鲜李朝史料，都未曾提到。这是为什么呢？一时恐怕很难回答。

[1] 《高宗实录》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壬申。

[2] 《高宗实录》卷147，乾隆六年七月丁亥。

[3] 《高宗实录》卷172，乾隆七年六月；乾隆二年训州县知事亲行经理，巡历乡村，从贵州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这一指示之下，一个省级的官员可能亲自巡视了多少地方。

[4] 所谓“小民至愚”、“乡愚无知”，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5] 见道光《遵义府志》卷16。

[6] 陈宏谋：“劝种桑树檄”、“倡种桑树檄”，《皇朝经世文编》卷37，见彭泽益书，页203。

[7]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注解。

[9] 《高宗实录》卷216，乾隆九年五月乙酉；《清史稿》，卷306，《柴潮生传》，中华书局，北京，1977，页105：35-105：39。

[10] 《高宗实录》卷211，乾隆九年二月丙寅。崔纪，原任陕西巡抚，乾隆初年曾倡导开井，旋因“务期速效”，强迫民人，遭致批评。

[11] 《高宗实录》卷205，乾隆八年十一月乙巳，《高宗实录》卷239，乾隆九年四月己巳。

[12] 广东围基向来原系民修，后经鄂弥达奏请，改为官修，百姓遂以为无与己事，一切委之于官，因终非长策，复令围民自行修补，《高宗实录》卷173，乾隆七年八月庚戌，《高宗实录》卷183，乾隆八年正月甲申；安徽陂塘，见《高宗实录》卷259，乾隆十一年二月；即令各省城垣工程，也都曾规定不论大小，“统令动项修补”，《高宗实录》卷260，乾隆十一年三月戊辰；其后这些政策多被重新检讨。

[13] 《高宗实录》卷217，乾隆九年五月壬寅。

[14] 《高宗实录》卷225，乾隆九年九月。

[15] 《高宗实录》卷230，乾隆九年十二月丙午；《清史稿》，卷307，《刘于义传》，中华书局，北京，1977，页10551-10552；直到乾隆十一年，刘于义（署直隶河道总督）仍请于天津府，“官为穿井，分给于民”，《高宗实录》卷261，乾隆十一年三月己丑。

[16] 《高宗实录》卷289，乾隆十二年四月丁亥。

[17]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3、4；《啸亭杂录》卷7，“泗”，作“汜”。

[18] 《高宗实录》卷219，乾隆九年六月己巳、辛未。

[19] 《高宗实录》卷220，乾隆九年七月乙酉。

[20] 《高宗实录》卷225，乾隆九年九月。

[21] 《高宗实录》卷227，乾隆九年十月。

[22] 《高宗实录》卷231，乾隆九年十二月癸亥。

[23] 赵慎畛：《榆巢杂识》：滇省开凿通川河道，自东川府小江口入金沙江，泝流至新开滩，直通四川泸州，千数百里，皆藉人力化险为平，工费约数十万金。自乾隆八年十一月兴工，至十年四月告成。

[24] 建仓似始自乾隆二年七月癸丑，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覆，直隶按察使多纶奏豫筹积贮事宜。所称需用仓廒，应令该督酌请修建（又见三年五月己巳）；七月，两江请添建仓廒；十月及随后几月之内，四川、奉天、广西、浙江、江西、贵州亦请建仓；每间估银二十两（浙江）；乾隆六年六月戊午，吏部尚书署两江总督杨超曾疏言：安省常平仓收捐谷石，各府州县共不敷贮谷九十三万三千九百八十石，需添建廒仓二千三百四十二间；八月癸卯，总督仓场侍郎塞尔赫等奏称：京仓廒座，不敷积贮。请于京城内外建廒九十八座，以足新旧千座之数。乾隆十一年二月甲子，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通省应建仓廒一千四百余间，共估需工料银七万八千八百一十余两有奇。皆从之。

[25] 《高宗实录》，卷79，乾隆三年十月，两江总督那苏图奏。彼时江苏即动用三十一万两，修建被灾几紧要处所城垣，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页67）称，“两江动用藩库银五十万两大修城垣”，似误。其后，乾隆七年五月，又有宁夏等地修城。

[26]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辑，596-597页。

[27] 参见王业键：“清代的粮价呈报制度”（《故宫季刊》第13卷第1期）；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历史档案》1988：4），将之确定为乾隆三年之事；清代以前，为掌握粮情，政府主要依靠一种一年两度的灾情报告制度。然而这种制度主要是针对灾害的发生而设，范围比较狭窄，也显得比较消极。报灾期限过后变化的不予考虑，被灾分数的估定不准及难以反映出实际赈济需量，是这一制度难以克服的弱点。此外还有一定的随机呈报制度为其补充。清朝自康熙中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粮价陈报制度，规定各省督、抚每月要分别将该地气候情况和粮食价格报告朝廷，使其能随时掌握各地供需的变化，以相机采取措施。但还属于不规则报告，直到乾隆初年，才和其他的许多制度一样，完善为每月奏报的经常报告制度。

[28] 乾隆元年五月壬寅，六月河南，《高宗实录》卷18，21。

[29] 乾隆五年五月戊辰，《高宗实录》卷130。

[30] 《清史稿》曰：“国家有疆域，谓之版图，版言乎有其民，图言乎有其地。”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7、62页）：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其间，来华外国人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538～541）：巴多明（法国人，Dominique parrenin）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JeanBaptiste Regis）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1668～1720，pierreJartoux）、费隐（奥，Xavier-Ehrenbert Fridelli）测绘东三省、直隶、黑龙江外地图；1711年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等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1712还京；其他传教师测绘了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地图，至1717年初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图成进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云：“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另，1725年朝令雷孝思偕费隐测绘陕西里海间地图；乾隆二十年代，西师平准平回以后，乃测绘了西北新疆的地图。

[31] 乾隆六年五月癸未。

[32] 参见《啸亭杂录》卷1《普免天下租税漕粮》。

四、回复三代

10.历史意见，回向三代

对清代历史，学界已有过若干“现代”、“后现代”的解释。不过，在钱穆先生看来，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环境和需求来批评历史，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而非“历史意见”。[1]因此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他们对自己思想行为的解释，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清人当时对自己的行为是怎样考虑的呢？

雍正十三年九月，即位一月的乾隆皇帝便表述了自己的追求目标——继述祖志，实现“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的理想。[2]上谕：从来帝王抚育区夏之道，惟在教养两端。……我皇考圣训所谓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者，庶能继述万一。此朕中心乾惕之诚，并表示，此非“邀誉近名”，以博臣民感颂，——“朕心务收实效，岂肯徒托空言”？[3]

所谓“皇考圣训”，乃指雍正五年六月壬寅，世宗谕内阁：

朕愿与大小诸臣交相儆勉，详思礼义廉耻之大者。身体力行，则人心风俗，烝烝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几其可复见也。[4]

这也可以说是皇考皇祖以来三代的理想。如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圣祖谕：

朕嚮意于三代。[5]

但那时还只是虚说，而并没有付诸实施，不像乾隆初年，就打算实做了。而且，不仅是想超迈皇祖、皇父，更是打算直追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策试天下贡士赵青藜等，制曰：

朕欲爱、养、足民，以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户皆可封，以臻于唐虞之盛治。……多士学有所得，则扬对先资，实在今日，其直言之，勿泛勿隐。朕将亲采择焉。[6]

乾隆二年五月戊子，策试天下贡士何其睿等，制曰：

朕惟自古致治之隆，唐虞为盛。而虞书……言民事莫重于农，敦本计也。……多士其各摅所见，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乾隆三年二月丙午，首举经筵大典。直讲官班第、孙嘉淦进讲《尚书》“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讲毕，上曰：

自昔圣帝明王，以尧舜为极则。尧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时。舜之咨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时。其重民天而厚民生之心，若合符节。

这些都可以算作意图“回向三代”的例证之一。征诸乾隆初政的许多做法，岂不正是要把“复古”作为一个重大的追求目标？[7]

中国文化传统原本奉前人为榜样，而不以未来为标的。在儒家思想里，一向有一个极大的题目，就是如何“回向三代”，回归古代“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8]乾隆初年的有关努力，正是对儒家正统学说的一个重大实践。它意义深刻，既“传统”，又带有一定的“现代性”。在我看来。也远比所谓“统一”或“盛世”来得重要；它与其说是为了证实清人统治的“合法性”，不如说是在积极地确立清代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地位。而且，化“空言”为“实事”，其意义怎样说来都不过分。

但“回向三代”，却并非那么容易。在历史上，至少曾有过两次重大的尝试，一次是在汉代，[9]一次在宋代，都未能成功。[10]仅就主观原因来说，前一次可谓“貌合神离”，后一次却是“君相分立”。乾隆朝则过于突出皇帝个人，不但君相合一，甚至君代臣职。皇帝的素质暨儒学素养是超越前人了，甚至不在一般朝臣和名儒之下，但也造成了所谓“君孤”的现象。

乾隆四年八月壬辰，刑部尚书尹继善面奉谕旨，曰：今当“上法”三代；但经一番阅历，才知其难。只有寄望“与诸臣交相儆戒”，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意谓希圣希天，有为者亦若是耳。由今观之，不但尧舜汤武，夐乎难追。即（汉）文帝（唐）太宗，亦且有志未逮。可见天下事，责人甚易，而自处则难。局外旁观甚易，而以身阅历则又难也。[11]

而施政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乾隆五年正月壬戌，御史朱续晫条奏三折，以为效法汉之文帝、唐之太宗，不若效法唐虞三代，上谕：

若浮慕虚名，有意规仿，则效法汉唐，尚属虚假，而况于唐虞三代乎。

表示不愿改变初衷。[12]

七月庚寅，复谕：初意于“养民”有所成效之后，即兴“教化”；它不是发展经济与地方建设，办几件事就可以令人满足的，朕之初意，俟养民之政渐次就绪，闾阎略有盈宁之象，则兴行教化，易俗移风，庶几可登上理。岂封疆大臣，能办地方一二事，遂足以满朕之望乎？

朕日以皋夔稷契望天下之督抚，天下之督抚。亦当以皋夔稷契自待。不可识见短浅，过自匪薄，徒沽名誉，徒邀嘉奖，为言官之所轻也。[13]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上谕：本朝政治清明，并无历代之弊（如女宠、宦官、权臣、强藩等），昔人谓持盈守成，艰于创业。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夫振纲纪，修制度，可谓有法矣。然此特致治之具，而未可为根本之图。……（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

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康熙以来，连续出现几个“英主”，设若将来遇到“庸常之主”，国是岂不“必致凌替”？——这正是朕心中之隐忧，由此以观，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

所以，此时“回复三代”，建立“万年不拔之基”，方是“根本之图”，今国家当太平之日，承重熙累洽之后，所以立万年不拔之基者，诚不可不及是时而加之意也。……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为之有其渐，施之有其方，实非不可举之政。……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假令畏难图便，晏然自谓已治已安，则祸患即已潜伏，不可不惧也。[14]

仍在坚定的宣示他的决心，甚至不惜出以危言（祸患潜伏，不可不惧)；“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一句，更表示出具体的操作方针，非“泥古不化”者可比。

此际除御史朱续晫外，还有一些重臣表达了对“回向三代”的支持态度（尽管这仍不能让皇上满意）。乾隆九年二月乙丑仲春经筵，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曰：

皇上精一执中，继唐虞之道统，尊崇正学。一天下之人心，……天德王道，备于是矣。[15]

十月庚午，幸翰林院。上举十八学士登瀛洲事，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曰：

卿等无痌房杜，顾朕弗逮唐太宗耳。

二臣惶恐避席，奏言：

陛下上法尧舜，过唐太宗远甚。臣等谫劣，亦思孜孜日赞，少效交修之责。然限于才力，痌出房杜下，有负圣谕。[16]

但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他的“谋主”？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来，与汉代、宋代颇有不同，这次行动并非由臣下（或所谓名臣、名儒）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策动者”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17]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几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鄂（尔泰）党争一类的区分所能说明的了。

而出于种种原因，到乾隆九年以后，就很少谈及“回向三代”之事了。如果我们将其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作一对比，就不难发现，事情已有了很大改变。[18]

到乾隆后期，皇上更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不谈回复三代，反而把“西师”和“南巡”当作了毕生的两件大事。这样做也许有着他的原因，或是难言之隐；但当事人不了解其行为的意义，在历史上并不稀奇（充分了解几乎就不可能）。当然，“回向三代”的未能成功和这一件事的复杂性，也使他没什么好夸耀的。相比之下，“西师”和“南巡”却都可以说是成就显著（虽然在当时即招致了不少非议）。这真使历史具有了悲剧的性质。

但不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却不能否认乾隆初政的那些努力，否认它是“一个理想的追求”，否认其思想与实际政事的紧密关联，否认其一“进”一“退”，二者都极富意义。[19]

最后我们也许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高宗皇帝为什么提起“回复三代”的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的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在其个人的内在性格和高傲气质之外？

显然，他从青年求学，即受到正宗儒家理念的深刻影响，为此可以参阅他早年的文集《乐善堂集》，如《修道之谓教论》（“复三代之治”）、《治天下在得人论》、《唐总论》（“治天下之道当以正风俗得民心敦士行复古礼为先”）等篇，皆可证明。

另一方面，或许还有吕留良案“锥心之言”外在刺激的痕迹。吕留良曾说，“三代以上圣人制产明伦以及封建兵刑许多布置”，均按诸天下后世之利，而“不曾有一事一法从自己富贵及子孙世业上起一点永远占定，怕别人夺取之心”；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返三代”，[20]——乾隆皇帝也许恰是受到这样的刺激，而以他的行动正面回应了这一挑战：“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迈前人，比历代都做得好”？而这一点，也是他的父皇，亲自上马批斗吕留良的雍正皇帝所不能做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指出，就其统治“特性”而言，清代政治除了儒家理念外，也不是没有着另外的一面。[21]于是乾隆“回向三代”终于也就成为了“昙花一现”。[22]

就在“回复三代”的同时，朝廷从新振兴了儒学。改正了雍正时搀杂佛学的局面。如严饬僧人，甄别僧道，[23]降低僧道待遇，等等。[24]

皇上曾于《御批纲鉴》（卷39）批道：

“儒、玄、文、史，自元嘉中始立四学，……事杂言庞，尚足兴教化乎？”

为使思想能“定于一”，特提倡经学。乾隆元年三月，尚书杨名时奏荐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拔贡生官献瑶、监生夏宗澜等七人，皆留心经学。著该部调来引见，用为国子监属员。

元年四月，以“从来经学盛，则人才多”，命广布御纂经书，谕：

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道隆羲顼，学贯天人……而尤以经学为首重。御纂《周易折中》、《尚书汇纂》、《诗经汇纂》、《春秋汇纂》等编，又有《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正学昌明，著作大备，……著直省抚藩诸臣，加意招募坊贾人等，听其刷印，通行鬻卖。

定生员试经解，对诸生中能通一经者，则加意栽培。

六月，诏开“三礼馆”，以“五经乃政教之原，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命纂《三礼义疏》，谕总理事务王大臣：

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应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

自乾隆三年二月举行经筵。十月，以“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训士子留心经学，上谕：

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书艺之外，当令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试以经义，俾士子不徒视为具文者，在学政酌量行之。

乾隆六年，命续纂《律吕正义后编》，考其本未。七年，考定雩祭典礼。十二年，《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成，于经文误字以及传注笺疏之未协者，参互以求其是，各为考证。乾隆十三年，定祀典祭器。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以“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诏举保荐经学宿儒，有若故侍郎蔡闻之、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等“潜心经学者”，谕：

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其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内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称朕意焉。[25]

《啸亭杂录》曰：上初即位，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纯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苞、任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碾足而退矣。[26]

其最初目的，仍是“回向原典”，[27] 以期恢复儒学的原始精神。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自汉代郑康成殁后，经学衰而清谈出，清谈盛而佛教行，禅学盛而道学兴，心学盛而天主教出，源流远近，一线可寻，国家之所以不亡，而中夏之所以不胥化为夷者，正以高宗纯皇帝昌明正学，大阐群经，士子服教畏神，一切新奇曼衍荒忽杳冥之说，不能徧浃于人心。而世之妄人，尚谓近日之乱，由汉学太盛不讲心性之故，何其愚而无忌惮哉！[28]

过去人们以为经学（汉学）的兴起，乃是朝廷“压迫”的结果，现在看来，不如说是“提倡”的结果，事在乾隆初年。嗣后，四库馆臣多为“反理学”之“考据派”巨子，可为一证。

同时，于乾隆五年十月，以“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训诸臣研精理学，谕：

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

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

又针对汉学兴盛之弊端，或谓调和汉宋，曰：

今之议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

《郎潜纪闻》：乾隆初年，上方嚮用儒术，尚书杨名时、孙嘉淦、大学士赵国麟，咸以耆寿名德领太学事，相与倡明正学，陶植邦彦。[29]

另一方面，“经世之学”已蔚然而起。乾隆十三年四月，策试天下贡士，其第一问，为“农政”：

农桑，王政之本也。列圣重熙累洽，休养蕃滋，思所以裕其衣食，亦既屡申劝课之令矣。而人不能无遗力，地不能无遗利。果……大吏惟以簿书期会为急，即著之功令，用以为殿最，率具文从事欤？

第二问为“粮政”，当时重点考虑的一大问题（详见后文）：

迩年米价之贵徧天下，朕多方筹划，税免矣，而腾涌如故；仓发矣，而市值仍昂，岂皆有司之奉行未善欤？或且欲停采买以纾其急，严囤户以畅其流，禁富民之射利，以裕其所出，果皆切中事情欤？采买停，则所在仓庾，不数年而告匮，缓急将何以济？青黄不接之时，市无现粮，贫民翘首官仓，使粒米无存，有司能坐视而不为补救欤？生谷止有此数，积于官必亏于民，其较然者；然积之害，与散之利，当熟筹之。而非明著其由，何以使官民两利？

其三为“荒政”：

至水旱偏灾，朕不惜帑藏，广为赈恤。而实惠之未能下逮者，其弊安在？……古荒政之切于时事，可行者有几？……此外或有裨于实用，可入告者否欤？

第四为“治水”：

治河转漕，以饷京师。黄河之由豫入徐，奋迅急疾，大溜横趋，堤工在在危险，……舍加高培厚之外，别有长策，可一劳而永逸者否欤？

所言涉及垦政、农政、粮政、荒政、赋税、矿政、河工、漕政等等，直可视为一篇经世派的宣言了。[30]

在以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考据学”了，于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之外，并不认为十八世纪存在一个“经世学派”。

这与清人的看法有所不同，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政事之科”），为儒学四要项，“缺一不可”。[31]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

儒家《大学》八条目，虽说修、齐、治、平“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经世学者”的志向。

其实，“经世之学”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不过内容有所不同罢了。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

如曾国藩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32]张之洞所说的“经济家”，有名臣孙嘉淦、李绂、陈宏谋、朱轼、鄂尔泰、舒赫德、方观承、刘统勋，“诸家皆经济显著者”。[33]何一不是十八世纪的经世派人物？

此外，见于《清史稿》的有：陈宏谋（数省）、陈大受（安徽）、塞楞额（江西）、杨永斌（广东）、潘思榘（安徽）、斐宗锡（安徽）、阿尔泰（四川）、沈善富（安徽）；

见于《清实录》的省级官员有：张广泗（贵州）、陈玉dg（贵州）、陈悳荣（贵州），姜顺龙（四川），黄廷桂（甘肃）、张允随（云南）、方观承（直隶）、准泰（安徽）、陆燿（山东）、蒋溥（湖南）、郝玉麟（两江）、庄有恭（江苏）；

见于《皇朝经世文编》的有：尹会一（河南）、毕沅（陕西）、乔光烈（陕西）、岳震川（陕西）、宋如林（贵州）、李拔（福建）、俞森（陕西）、杨锡绂（湖南、广西）。

而《切问斋文钞》的作者陆燿[34]、今文学宗师庄存与[35]，乃至史学家章学诚等人，[36]可以说都是十八世纪经世派的“谱系”中的重要人物。

其讨论范围，见于《清史稿·食货志》中有：

户口、田制、赋役、仓库、漕运、盐法、钱法、茶法、矿政、征榷、会计。

见于《皇朝经世文编·户政》者有：

理财（两卷）、养民（一卷）、赋役（三卷）、屯垦（一卷）、八旗生计（一卷）、农政（三卷）、仓储（两卷）、荒政（五卷）、漕运（三卷）、盐课（两卷）、榷酤（一卷）、钱币（两卷）。

是皆与“经济”有关。而“河渠”、“地理”、“天文”、“历算”等，尚不计在内。[37]

对上述政务的处理，使得兼任宰相的清代皇帝成了国家头一号技术专家，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技术官僚。过去学界对他们和他们为处理国家政务所持有的必不可少的学术和专业知识，一直采取了忽视的态度。在倡导拓宽学术领域的今天，这些难道不应视为思想史的范围？虽然它们不属于儒家“经学”的范围，岂非国家行政须臾不可或离的“学问”，值得认真总结？

[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

[2]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124。

[3]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戊，《高宗实录》卷3。

[4] 《世宗实录》卷58；世宗尝谕：“张廷玉朝夕之朕左右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6。

[5] 《圣祖实录》卷190。

[6] 《高宗实录》卷16。

[7] 乾隆七年置“乐部”，亦“仿周官遗意云”，《朗潜纪闻·三笔》卷10。

[8] “回向三代”，余英时语，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北京，2004。

[9] 参见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第三章。

[10]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三联书店，北京，2004。

[11] 《高宗实录》卷99。

[12] 《高宗实录》卷109；《乐善堂全集》卷七《贞观政要序》曰：“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固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然观贞观之治，“亦庶几乎都俞吁咈之风矣”，如此二者间似乎也就没有偌大的距离了。其中提到“持盈保泰”云云，这些在皇上的话语中，可能都不是像初看起来那么保守、消极的。

[13] 《高宗实录》卷123。

[14] 《高宗实录》卷146；其后皇上的思想有了改变，他在“叫魂案”和其他“文字狱”中都使用了“非常规”的政治行为。这是为什么呢？过去很少有人解释这一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上谕所说，清代自康熙、雍正至乾隆朝，连续三代“令主”，这在历史上已前无古人，以后“倘遇庸常之主”，将会出现什么局面？看来，皇上的许多作为，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为此，修订《大清律例》，稽古右文，编纂刻印经书，考订礼乐，重修太学、文庙，从事各项大工程的建设，种种“一劳永逸”的提法，和以后的搜书编书……那一个不是为了后代的长久考虑呢！

[15] 《高宗实录》卷211。

[16] 《高宗实录》卷227。

[17] 这里值得一提的人物也许有杨名时（1661-1736，谥文定），世宗时被劾革职，待罪云南。皇四子曾问其师蔡世远，杨名时何许人也，蔡答：“今世而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冬，召用向所废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风采。既入觐，天子召对良久，益陈利害。诸仁政将次施行，而公遽病，薨，寿七十七（《小仓山房文集》卷2等）；在这个名单中我们还不要遗漏了方苞，全祖望曰：今上即位，有意大用公。寻迁礼部侍郎。“诏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公虽不甚入部，而时奉独对，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谘公，多所密陈，盈庭侧目于公”；“公之密章秘牍，世所未见”；和硕履亲王尝曰：“其强聒令人厌，然其尧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前侍郎桐城方赠公神道碑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2000，页305-310）；更不要忘了皇帝的老师蔡世远。）

[18] 如从《思辨录辑要》马负图、张伯行所作两《序》，与纪晓岚《四库全书提要》的对比中，即可多少看出端倪；马负图《序》曰：其井田、封建等制，初非大儒所不能言，至于画一变通使古今皆可确见施行者，即大儒鲜有能言之者也；纪晓岚等《提要》曰：其言皆深切著明，……虽其中如修齐类中必欲行井田、封建，不免有迂阔之失。

[19]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美）《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

[20] 参见汪晖：“重读《孟子字义疏证》”，《清华历史讲堂初编》，页309。

[21] 参见高王凌：“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2010年2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满族历代社会与宗教”研讨会论文。

[22] 据吕思勉先生说，宋儒论治，但欲以古为法，遂至欲复井田封建，实具有“彻底改革之精神”（皆欲大变现局）；并此原理而不认者，必为庸俗之宋学家矣（《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568），“彻底改革”，当然就增加了它实现的困难。

[23] 据说，世宗皇帝屡屡鼓吹儒释道三教同源，“尝告近臣曰：朕欲治世法十载，然后开明释法”（《啸亭杂录》卷1）；并在宫内养着一批和尚、道士，甚至参与机密情事，如国师文觉日伺宸扆，参密勿，上倚之如左右手。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死，皆文觉赞成。今上登极，皆放还山（萧奭：《永宪录续编》）；又，据梁启超云：康熙末，耶稣会党太子，喇嘛党雍正（《清代学术概论》，蒋方震《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御批纲鉴》（卷101）云：“方外之人，经涉世务，鲜有不生衅滋事者”。

[24] 《朗潜纪闻·三笔》卷1：国初，太常寺乐官用道士承充。乾隆间，高宗特谕廷臣：二氏异乐，不宜用之朝廷。乃别选儒士为乐官（遂有“乐部”之设）。又，乾隆五年敕部定议，嗣后正一真人不入班行，授秩五品；乾隆三十一年，重定为正三品。

[25]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己酉谕，《高宗实录》卷352；又见《朗潜纪闻·二笔》卷9《任啟运受两朝礼遇》。

[26] 《啸亭杂录》，中华书局，北京，1980，页15-16；《朗潜纪闻·二笔》卷8：“乾隆朝举经学，顾（栋高）、陈（祖范）、吴（鼎）、梁（锡屿）四君，同授司业”（即乾隆十四年事）；敕将梁锡屿所著经学，翰林、中书各誊写一部；吴鼎所著书，奉谕著录四库。“圣朝尊经重道，疏逖不遗，宜乾嘉后朴学蔚兴，继四先生而起者，家许、马而人郑、孔也”。

[27] 余英时语。

[28]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页477。

[29] 《郎潜纪闻初笔》卷9《乾隆初年太学得人之盛》。

[30] 关于十八世纪经世学派，参见高王凌：“18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1；根据这一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不是“鸦片战争”，更不是二十世纪以后），就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了。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为此戴逸曾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这点可称之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参见见高王凌：“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4，页170。

[31] 曾国藩《家书》中云：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辞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大约是受唐鉴“为学只有三门”之说的影响。以后又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至咸丰元年，始增加第四科“经济之学”。

[32] 在《皇朝经世文编》中，所收陈宏谋的文字仅次于清初顾炎武；在魏源笔下，他不但是十八世纪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纪经世学的开路先锋，参见罗威廉（William T·Rowe）：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胡明辉：“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的枢纽位置”，页135；据说。曾国藩也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晚清经世实学》，页320。

[33] 参见《书目答问二种》，页277-278。

[34] 陆燿，乾隆十七年举人；十九年，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后官至山东布政使、湖南巡抚，卒于任所。乾隆四十年，汇集清初迄乾隆间诸儒有裨经世之文为一编，题为《切问斋文钞》，凡三十卷。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既有内在的修身养性，也有外在的经济事功。如置于全书之首的“学术”部分，内容涵盖了立志、学风与治学、读书、师道诸多方面，主张学术要与当今社会联系在一起；反对空谈心性、反对琐碎之考据、反对揣摩应举的辞章之学。“财赋”部分则涉及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田法、生财理财之策、赋役征收、漕运、钱粮、钱法盐法等等。这样的编排方式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使“经世”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它也被后来魏源、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所借鉴。后者在体例上也是分为“学术”、“治体”，与“六政”（吏户礼兵刑工）两大部分，其中所收，主要都是十八世纪人物的言论。是在《切问斋文钞》的体例基础上，更详尽地阐述了十八世纪实政的主要成就（当然也有所扩展）。所以说“《切问斋文钞》既是《清朝经世文编》之先导，又代表着清前期，特别是18世纪初叶中国经世思想的最高水平”（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384）。

[35] 庄存与，乾隆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七年入直南书房，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一年，以原品休致。与陆燿比较，在皇上身边时间更长、官位更高，更加“切近密勿”。他所开创的今文经学，虽当时不显，却对后世特别是龚自珍、魏源等人产生有莫大的影响。

[36] 章学诚史学之长处之一，据说即在指导人转移目光治现代史，留心当代政制（乃六经皆史论之应有涵义）。此一意见，又落入此下经学家手里，遂有今文学派之兴起。龚定庵思想显然承袭自章实斋（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209），成为其思想的又一渊源。

[37] 参见高王凌：“18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1。

11.议改土地制度

就儒家思想体系来说，“回复三代”应包含有三部分内容，即“封建”、“井田”和“学校”。清代皇帝不打算恢复封建，这在世宗皇帝批驳陆生楠时，即已明确。[1]

于是“回复三代”，只能集中于“井田”这一范畴之内，如乾隆初年讨论“均田”、“限田”，当是“复古”，而在粮政上的那些重大措施，更无非是追寻“三代”。

清代初年，黄宗羲等人主张恢复井田，他说，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复”；颜元、李塨等主张“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并着重研究了从地主手中“收田”的具体方法。[2]但这些似乎未能对实际政治发生直接的影响。倒是满人在占领辽东以后，曾经计口分田（一男均给六晌），且对内地“富人多占土地”，穷人“没有土地”，“乞食身无一物”的现象颇有指摘。[3]

清人入关以后，未及对现存制度作出全面反省，一时似也无力进行新的尝试。因而关于土地和租佃制度的讨论，就与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一样，也留在了十八世纪上叶。

乾隆初年，在政府权力扩张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标之际，出现了对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讨论，这不是偶然的。欲“回向三代”，也不可能不涉及这些问题，如“井田”、“限田”、“均田”等，在乾隆初年都曾被反复提出。

乾隆二年，御史薛馧奏请限田额，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见：

（限田）其说本之汉儒，而审时度势，万不可行。盖井田既废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贫富不可强而同。……前人岂无复古之意？正之夺富予贫为拂人情而违土俗，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

特别针对本朝情况，指出限田之实际困难：

我朝承平日久，户口殷繁，州县田亩俱有定数，……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难，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贫民各置五十亩之数。此无论田多之人花名诡寄，诸弊丛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无违，而现在贫民未有置产之资，反失佃种之业，转致失所，势有必然，……为害甚大，决不可行。

拟薛馧以悖谬见奏，议交部察议。[4]但皇帝却不以为然，谕：

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处分，恐阻人进言之路；且伊所敷陈者，尚有直赣之气、近理之语，……使此等之言，时闻朕耳，以补朕之遗忘，亦未为不可。[5]

对改变田制的议论，不但不愿处治，言下之意似还颇为嘉许。

乾隆七年，福建按察使王丕烈复请限田，下九卿议奏。户部立稿主“应毋庸议”，并于五月二十六日传集九卿会稿画题。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独持异议，另议一稿，送主稿衙门附奏，然户部不以为是，不得不将另议撤回。六月十一日，盛安具折独抒己见，首先追述古代井田之本意：

圣王知民之贵有恒产也，制其田里，教之树畜，使人皆有土可耕，有产足倚。……自秦废井田以开阡陌，田之多寡，遂不均匀，……后世虽有爱民之君，蠲赈时行，然蠲免之惠止及有田与田多之人，而田少与无田之人不沾实惠，赈济之惠止救一时与一方之急，而究不能使家给人足，永无匮乏……

继而讨论汉代董仲舒、师丹、孔光、何武“限民名田”，北魏以至周、隋、唐代“均田”、“授亩”，元时郑介夫，特别是明臣丘浚“限田”之法，称：

为今之计，莫如渐次收买公田，……请嗣后纳监者令其捐田纳监，赎罪者令其以田赎罪。……民田既有限制，而官复收田公之于民，行之不过数十年，民皆有土可耕，有产足恃，猝遇荒歉，亦不肯轻去其乡，即加蠲赈，亦得均沾其惠。臣愚窃谓圣主仁民之政，无过于此。

为什么汉唐以来的限田之议、均田之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呢？盛安以为：

非独时势使然，乃当事者恶其不便而使然也。……限田之法一行，仕宦之家失之其所恃矣。乃将限田之法交与不便限田之人议之，无怪乎其不肯议行也。且限田国之大计也，或耻其论不由己出而力为阻挠，虽非私意，亦属忮心。又或以为千百年未经行之事，一旦举行，关系甚重，倘力持其说而行之，设有纷扰，得毋罪及首议之人，虽明知其善而又先畏其难，故议之而不果行也。

伏祈“圣明自有裁断”，排除干扰，“以立圣朝养民之大法”：

我皇上御极以来，于养民惠下之政，凡耳目所及，心思所到，无不次第举行矣。乃限田之法，实王道之大端，而自汉、唐、宋、元以来终未克举行者，将毋天心之有待于皇上也。

朱批：“大学士等议奏”。[6]直隶总督高斌遵旨覆奏：

查限田之说……其言似乎近理，而其意固亦美矣，但未尝详察而切究之也。夫直省之广，地土之高下肥硗，风俗之奢检勤惰，生民万有不齐。而欲以数条科则限之以制，将欲其均之而适有不均之叹，此事势之显然而易见者。

至于世风不古、民俗浇漓，……是限田之说一行，贫民且未必能即受均田之益，而富民之扰累，吏治之纷繁，其不便且有不可胜言之处。

明白指陈“世风不古、民俗浇漓”，今日情势已不适宜恢复古制。[7]

这样的一些议论，自然涉及传统政治理念的若干基本问题，即在儒家而言，一方面是积极入世用世的，另一方面却隐含有“悲观”、“幽暗”的一面。在社会上，对所谓“贫富不均”、“生民万有不齐”一类的问题，并无力铲除；[8]在政治上，对《儒林外史》所说的官官相护，《儿女英雄传》记载的官场倾轧，都没有打算，也不可能“彻底解决”。[9]因为眼下已经不是“三代”，而是三代以后，因此任何努力都只能是有限的不容乐观的。《御批纲鉴》（卷93）：

均田限田之制，虽属古法，而实不可行；盖民之贫富不一，必欲齐之，则诸弊以起。

为此只能采取现实的态度，不能抱有什么过高的奢望，只可“因时立制”，[10]不得随意鼓吹什么蛊惑视听、不负责任的美好方案。因此，乾隆初年的“回向三代”，也不过是一种尝试而已，到一定时候，便只能“见好就收”了。

寻，大学士张廷玉遵旨议奏：“今日而议复限田，诚无不可行之理，而有不可行之势”，又有何“善策”可依，如

田以何为等差？限以何为多寡？直省风土亘异，贫富长落不时，非清查不知，而查则滋扰。纵使章程既定，券契可凭，而瓜分诡寄、改户移名，即精明之吏亦难按册而稽，将胥吏乘机需索讹诈，而小民震惑，互相告讦，狱讼纷繁。古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在毋扰之而已……

至称请收买公田，……宋元明皆有之，……收买时不无长短，催租时不无凌虐，完纳时不无勒索，比之民种民田实有便有不便。[11]

一年之后，漕运总督顾琮奏请实行限田，“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无所挠挫”，[12]八年九月，上谕：“朕深知此事，名虽正而难行”，尔以三十顷为限，……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则每人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何损于富户，何益于贫民？况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问，仍属有名无实，必须户户查对，人人审问，其为滋扰，不可胜言。夫果滋扰于一时，而可收功于日后，亦岂可畏难中止。今辗转思维，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并令各督抚知之。[13]

“名虽正而难行”一语，正道出了皇上的矛盾心情。于是也就像其他的众多问题一样，把它搁置、留给了后人。[14]

十月，河东盐政吉庆具奏，一再言及皇上“既深知其不可行，犹冀望其或能行”之苦心。[15]此后几乎就不见有关修改田制的议论了。

日后，《御批纲鉴》于汉代董仲舒“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条下批曰：

限田之制，其名似美，实不可行。且一州一邑中，田满三十顷者本不多见，即分其所余，何以与贫民，亦且势难遍给，徒使富者诡名寄户，贫者讦告纷争而已。是岂达治体者之所为？

又就治河一事批曰：

居今之世，虽大禹复生，吾知其无善策，亦不过补偏救弊耳。

儒家既认为人世的理想社会自“三代”以后已一去不可复返，这，大约也就从根本上注定了乾隆初年“回向三代”努力的不能成功。《御批纲鉴》（卷84）：

时非三古，而谈井田封建，皆拘儒不达世变之说。

又曰（卷101）：

古称“井田善政，行于乱之后，是求治，行于治之时，是求乱”，其说诚不可易。

其后湖南巡抚杨锡绂谈到这一问题时说，米贵民贫，原因之一在“田归富民”，为求解决则“非均田不可”，但均田“行之开创之初，尚虞纷扰，今累叶承平之时，更难施行”。[16]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为一种“理想”，也表明当日争论的核心，并不是“当”与不“当”，而是“能”与不“能”，不是其本身的“是”或“非”，而是在操作层面即如何实施的问题（也终因难度太大而予放弃）。从此清代田制的讨论也就转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有了新的眼光，我们不难发现，发起“均田”、“限田”建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铁杆派”，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会稿画题”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河东盐政吉庆，亦非汉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联想到清代初年的“改衣冠”，以及在华北的“圈地”，对汉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无忌惮的剥夺，可以说，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理想”），“不尊重”，甚至“践踏”它。在这里，说清朝统治者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恐怕并不妥当。他们自有自己的一套，我们不能再视而不见。对此，与其说这是一种“阶级”或“民族”行为，不如说是“政治”行为，甚至可以说接近一种“准政党”行为，可能更为妥帖。

清政府对于改变土地制度的主要设想，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行。同时，清人也正是通过这一轮讨论，才确立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而不再打算将其变更。清代的这些制度，——包括土地占有在内的财产私有权，土地租佃制度，小农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相对自由，市场组织和市集活动的存在，——都在当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到二十世纪，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1] “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公。秦汉之后，土地属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县为公。……而陆生楠云以郡县之故，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试问今日之祸害何在，陆生楠能明指之乎？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楠之流，皆以宜复封建为言”，雍正七年七月丙午谕，《世宗实录》卷八十三。袁枚《书柳子封建论 >后》：“夫封建，非势也，圣人意也；郡县，非圣人意也，势也”。“然则封建可行乎？曰：道可，势不可。……且不特无其势，并无其道”，《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三。

[2]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二》，李塨：《存治编书后》等，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456—458、541—545。

[3] 如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通告各村说：“你们的尼堪国，富人多占土地，雇人耕种，吃不完的粮食就卖。穷人因为没有土地，也没有粮，……乞食而生。富人积粮腐烂，聚集财物收藏无用，不如养那样乞食身无一物的穷人为好。……我今计田，一男种粮的田五晌，种棉的田一晌，公平地分给。……从此，先前讨饭的人，不再讨饭了”，辽宁大学历史学：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分册，1979，页41。

[4] 乾隆二年二月三日，《乾隆嘉庆两朝奏议》。

[5] 乾隆二年二月甲子，《高宗实录》卷36。

[6] 《正蓝旗满洲都统盛安为请行限田之法事奏折》，载《历史档案》，1993年3期，《乾隆初年议奏限田史料》。

[7] 《直隶总督高斌为限田之法窒碍难行应无庸议事奏折》，载《历史档案》，1993年3期，《乾隆初年议奏限田史料》。

[8] 黄中坚：“限田论”（《皇朝经世文编》卷31）：“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其不能有智而无愚，有强而无弱者，势也。智者强者常有余，愚者弱者常不足，亦其势然也。夫既已不能无有余不足之分，则智者不必其欺愚，而愚者自为智所役。强者不必其凌弱，而弱者自不得不折而入于强。此虽圣人复起，岂能使之均平若一哉。”王夫之亦以为，郡县天下法度之根本精神为不平等，限田以均公为目的，断然不能与之相合、勉强行之，且为民害。均田倘行，不免夺人以予人，甚至为聚敛之借口（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页585）。

[9] 《御批纲鉴》（卷97）：“吏弊固当惩治，然欲一切铲除之，则已甚矣”。

[10] 《御批纲鉴》卷39。

[11] 《澄怀园文存》，卷三，《罢限田议》。

[12]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1。

[13] 乾隆八年九月丙申，《高宗实录》卷201。

[14] 此后直到乾隆四十年代，又有梁畅善、刘天成等请行均田。高宗谕：三代井田之法，岂非王政之善？“此亦宜于古而不宜今。近世人情日薄，谁肯先公后私”？均田亦称善政，而“无论夺富以益贫万万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余，亦终不能补贫人之不足，势必致贫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贫。”刘天成此奏，“若以为嘉奏疏则可，若以为目今治世只良法，则未然”，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一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312—313；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乙酉，上谕：“若如经生迂腐之见，拘执古制，均其田亩，限其服制，必至贫者未富而富者先贫，扰累纷纷，适以酿乱”，《高宗实录》卷1370，参见《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社会卷》，辽海出版社，1999，页66-67。

[15] 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0611-035，巡视河东盐政吉庆：“奏请禁止官商收买盐田之例以清积弊事”，《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乾隆初年议奏限田史料》。

[16]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乾隆十三年，《皇朝经世文编》卷39；另见晏斯盛三疏，乾隆元年至十年，其怀古、承古之意甚明，《皇朝经世文编》卷40。

12.劝减田租

在土地制度上的无作为，迫使政府不能不从新面对现行的土地租佃问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壬午，乾隆皇帝谕：“治天下之道，莫先于爱民。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首务，惟是蠲免之典，业户邀恩者居多”，该如何使贫民亦被恩泽？

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然业户受朕惠者，十苟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蠲免佃户之租者，闾阎兴仁让之风，朕实嘉悦。

最好的办法，是劝谕业户减租，而非硬性规定，绳以官法，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其不愿者听之，亦不得勉强从事。……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

乾隆四年六月，翰林叶一栋进呈经史，内称田价日贵，收租之额日增而日浮，应使所在有司劝教之，务令租价平允。下大学士议奏，寻覆奏：

秋成计亩收租，原有定额，大约业户得四，佃户得六，如遇歉年，则佃户所交即减其数。业户与佃户休戚相关，亦不能不为通融体恤，此南北业户、佃户之大概情形也。

查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内奉有素封之业户能加惠佃户者，令有司酌量奖赏之谕旨，即使业户鲜能加惠佃户，若另造租解租戥，甚至以子女代偿租额，佃户亦断不能受业户如此之刻剥也。

至民间典买田亩虽价值有加，而佃户所交租额从无增添之理。叶一栋所称高曾以上目睹佃户之苦如此，大约系百年以前为前明江西绅衿、富户之恶习，臣等细加访问，现在并无其事。[1]

八月，两江总督那苏图遵旨复奏，曰：

查两江各属业户收租，……所用租斛、租秤、租戥，皆就各城乡镇集，相沿行使之斗斛秤戥置用。……收租之家不能于市斛、市戥之外另为加增，亦不肯于市斛、市戥之内故为减少，……其租额之多寡，系各视其田之肥瘠及彼处斛、秤之大小斟酌而定，亦属历来相沿之旧额。虽更换业主，佃户总照旧额，立约输纳，其额亦人所共知。故田价虽昔贱今贵，而租额不能增加，昔贵今贱，而租额不能减少，此征租原有定额，从无租随价增之事……

且江南民例，凡十分收成之年，则照额完租，九分收成者，只完九分八分之租，其余以次递减。其间刁黠佃户，即十分收成之年，亦止完八九分之租，此外又有拖欠悬挂、抗不交租者。是定额之内，往往不能照额取盈，何能于定额之外滥有浮加？

朱批：所见甚属公正。知道了。[2]

但租佃关系似已日渐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而不断被提上议事日程。遇到这类问题时，无论是更多的眷顾业主，还是偏向佃户一边，可以说都不合政体。如那苏图所说：

总之，业主佃户各有淳顽，有业主恃势欺凌佃户者，有佃户逞刁抗拒业主者，原自不一，……惟在地方官随时劝导，随事惩儆，庶可潜移默化。

虽说传统时代近于一种“人情社会”，尽管存在着地主的“情让”、“义让”，存在租额下调和地租实收率下降的事实，但此刻在主佃双方之间已出现许多问题，远非理想时代可比。

乾隆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提督永常请恤佃户，令地主按蠲免之数扣除地租，大学士等议覆：

业户之与佃户，本休戚相关，租额虽有一定，原视岁之丰歉，以为多寡，彼此通融体恤，各省皆然。至于歉岁，国家正供，尚蒙格外加恩，民间地租，业主即欲按额起租，佃户断不肯如数交纳。

今永常奏请令租地之佃户，将应交地主租息悉照应行蠲免之官租原数扣除，地主无许多索，如敢阳奉阴违，许该佃赴有司控告。若如所请，是绳以官法，徒滋纷扰，且恐启顽佃抗租之渐，事属难行。[3]

得旨：“依议”。

五年六月戊寅，河南巡抚雅尔图奏请定交租之例，以恤贫民：

豫省佃户，均系贫苦之人，而地主苛刻者多，宽厚者少。往往于被灾年分，照常征租。穷民无所出，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请酌定章程，如被灾五分，则收成止五分，自应止收五分之租。被灾六分，则收四分之租。甚至被灾十分，租息自应全免。

得旨：著照所请行。至各省可否照此办理之处，大学士会同九卿议奏。

闰六月庚子，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奏：

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佃户交租之例，奉旨允行。臣窃谓天下之田地，……虽上熟之年，田主亦不能收十分租谷。若有荒歉，惟照收成分数交租。田主断不能收租于分数之外，佃户亦止肯交租于分数之中。业户出田以养佃，佃户力作以交租。民间交易，情可相通。若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请民田佃种，照旧交收，不必官为定例。

户部议覆：

该御史所奏似属平允。请勅下各省督抚，仍照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内谕旨，实力遵行，以杜纷扰。

因此收回了六月成命。

在这一轮提议中，提督永常是满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抚雅尔图是蒙古镶黄旗人，再加上乾隆皇帝本人，几乎没有一个汉人。

对于官府蠲免劝减田租应否硬性规定成数，历来颇有些批评意见。似乎清政府就应该站在佃户立场上，否则就大错特错了似的。又似乎清朝政府可以一会站在“农民阶级”立场，一会又改换为“地主阶级”立场。这可以说都是对满洲统治的特性缺乏了解。

其实，这些不过是今人看法，在清人眼里恰是大异其趣。金文榜于《减租辨》（1863年）中，在引述了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谕后，写道：

细绎谕文“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两语，足见圣祖久有此心，并非空言。

其谓“绳以官法，则势有未能”者，亦以当时佃业，谊同亲戚，自能痛痒相关，不须官为限定耳。

又曰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者，原以此事责成有司，更无游移。

而曰“务使耕作农民有余粮以赡妻子”，则体恤农苦，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至农人之隐愿，亦止于是而已矣。

若所谓“其不愿者听之”，乃正善为调剂，曲全业主体面之意。其惠爱佃农，上文业已详言，语末自不能不兼顾业户。听之不理，则业户究竟无权矣。

盖当时朝廷政教雷厉风行，莫敢阻尼，不独业户震重天语，断无不顾之理；即使业户不愿，而佃户闻圣上一番眷恤及其妻子，又谁肯竭脂膏以输业主乎？且不愿者既已听之，则亦只不愿于心而已；索诸佃不应，告诸官又不问，隐然以可减之法听佃户自为，岂非仁术之施于无形者乎？

在他看来，当时业佃双方本就谊同亲戚，痛痒相关，不须官为限定；而在政府“惠爱佃农”的政令之下，一方面，业户“究竟无权”，而“莫敢阻尼”，另一方面，佃户也不肯多交地租。这就自然达到了减租的目的，岂不正是“仁术施于无形”？[4]

乾隆十三年二月，高宗阅《山东通志》内载圣祖欲山东有身家者“减轻田租”、“赡养佃户”之谕时，又提起这一问题，谕：

今朕省方问俗，亲见民情风土，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揆厥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夫睦娴任恤，自古为重，利岂专在贫乏，富户均受益焉。[5]

一方面谴责了“不能赡养佃户”的业户，同时，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

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政府通常不准加租，如直隶总督、名臣孙嘉淦说：若业户添租，“租银既重，逋负必多，一遇歉收，弃地而逃，并少租而不可得矣”，反对加重租息。同时，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杂租及大斗苛求。

政府的这种态度，在对旗地的有关处理中表述得最为清楚。乾隆二年二月戊寅，上谕停止增租，夫旗人民人，均吾赤子，朕一视同仁，并无歧待。著……令该督保题，停止增添（地租）。

并于乾隆五年议定，旗地“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审实治罪”。

为何不许随意加租，清廷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在嘉庆朝昭槤的案子中，有一条上谕明确表示：政府尚秉承“永不加赋”准则，一般地主业户岂可随意增收地租？[6]这也许就是政府不许随意加租的最有力的说明。

乾隆十三年，雍正五年所定“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也终于修订完成。[7]追索欠租，过去并不是政府的责任，也没有什么定章可循，从此以后，佃户欠租，业主不得擅自责罚，佃户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则官府皆可出面追究。新的规定无异给地方官员平白增加了许多负担，而与他们应负的主要职责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虽遇强佃抗欠，“地方官率漠然不顾，曰：吾但能催赋，岂能复催租”；[8]旗人取租，“乃州县中有以抑挫旗人为不畏强御者，有以袒护民人为善于抚字者，遇此案件，大都置之不理”，[9] 毕竟被置于一个较次要的位置。

在十八世纪，清政府还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取消了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人头税”，而代之以“财产税”（土地税）。取消“力役”，而代之以“雇役”。同时，改变身份制度，取消“贱民”名义，提高“雇工人”的身份地位，等等。上述种种作为，从“国家的视角”看，似乎便是欲使社会“平民化”，从而实现国家的“直接统治”。

同一时期，与之相关的是，民间租佃关系也有所调整，地租实收率不断下降，租佃制度得以修订。

据研究，自清初（甚至明末）以来，中国的地租额和地租实收率就在不断下降。地租额的下调幅度一般是在20个百分点以上。而在十八世纪，地租实收率大约不过租额的七八成：

1.十八世纪上叶：

安徽休宁黄姓祀租簿（1697—1746），呈下降趋势，实收率绝大部分为约定租额的八成左右；其中部分定额租亦呈下降趋势，以期初数为100，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4%；

福建龙溪县（1715—1743），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4%；

福建闽清县（1718—174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7%。

2.十八世纪中叶：

山东汶上县美化庄孔府收租总帐（1736—1775），平均实收额指数：小麦52%，高粱56%，豆类47%，杂粮41%。

3.十八世纪下叶：

安徽歙县仁和堂分成租册（1754—1790），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0%左右（从早期的74%下降到七八十年代后的56%）；定额租册，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2%；

福建龙溪县（1753—179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1%；

福建闽清县（1756—179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2%。

4.十八世纪末：

直隶旗地中的八项旗租地，在十八世纪末已完数占额征数的三成到五成不等，平均为34%；

安徽祁门李姓亨嘉会租簿（1783—1800），趋势有降有升，平均实收率约为78%；

歙县亨嘉会分成租簿（1783—1800），趋势不明显，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4%；

浙江嘉兴某姓租册（1784—1796），平均实收额指数为90%。

其中大多在八成以下，一些地方甚至只有五成、六成。可见地租占单位面积产量的比重，即地租额，并不是一般所说的百分之五十，而不过百分之三十左右。在包括自耕农在内的全国粮食产量中，约占百分之十二的，或更低一些。[10]

十八世纪中国民间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这些变化不是偶然的，也与政府的政策及法律规定间有着某种关联。

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斗争”，还是某种“情让”（或所谓“道义经济”），即传统儒家理念作用的结果？抑或是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一种日常性调试”？对此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争论，也很难给出一个断然的回答。

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存在若干农民大起义（十八世纪几乎没有），同理，在日常生活中农民也可能有很多方法来对付地主，并由此渐渐修改了制度。我们不应把农民的这种能力，总与其行为的成果割裂开来。也不应把他们的形象理解为只是逆来顺受，懦弱不堪。这，应该说是一种互动的结果，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常态（用“日对仇讐”来形容这种关系并不妥当）。

依据张五常“佃农理论”的说法：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同一地亩的地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11]若在这句话前边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岂不恰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

[1] 《乾隆朝上谕档》，一册，422-423页；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如蒲松龄所说：“昔日富豪以倍称之息，析夺良家子女，人无敢言者；不然函刺一投，则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为势家役耳。迨后贤者见其弊，又悉举而大反之……（有借贷者）一取偿，则怒目相向；质诸官，官则曰，我不为人役也。……余尝谓昔之官谄，今之官谬，谄者固可诛，谬者亦可恨也”，《聊斋志异》卷11《王大》，；参见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139。

[2] 朱批奏折。

[3]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881189页。

[4] 按：此文中“圣祖”有误，应为“世宗”；又，雍正七年世宗曾“劝导各富户等，平时当以体恤贫民为念，凡邻里佃户中之穷乏者，或遇年谷歉收，或值青黄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视其困苦，而不为之援手”。

[5] 乾隆十三年二月甲戌，《高宗实录》卷309。

[6] 仁宗皇帝谕内阁：“我国家永不加赋，正赋钱粮，只于按例催征，每遇水旱偏灾，仍必加恩蠲缓”。

[7] 该例规定：“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地方官失察徇纵，及该管上司不行揭发者，俱交部分别议处。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租课照数追给田主”。

[8] 秦蕙田：“龙德而正中者也”，《皇朝经世文编》卷10。

[9] 乾隆七年八月，顺天府尹蒋炳奏，《高宗实录》。

[10] 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11] 参见张五常：《佃农理论》。

13.粮政上的新举措

在粮政上的新举措，才是乾隆初年政事中的重中之重。雍正十三年九月，上谕王大臣等，就说到“仓廪实而知礼义”，欲“养民教民”，实现“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的理想。[1]

十月，严禁地方官匿灾。

乾隆元年殿试，制题曰：

夫民为邦本，固当爱之，爱之则必思所以养之，养之则必先求所以足之。朕欲爱、养、足民，以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户皆可封，以臻唐虞之盛治。[2]

其基本构想，即首先解决民生衣食的根本问题，再在“爱民”、“养民”、“足民”的基础上实行“教民”，以期达到三代之治的最高理想。同时虽提到“仓廪实”及“惟恐一夫不获其所”云云，似未确定具体的行动目标。

在乾隆初政，预期将有一番新的作为的情况下，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到乾隆元年一年之内，内阁学士方苞连上三疏（“请定常平仓谷粜籴之法札子”、“请备荒政兼修地治札子”及“请定经制札子”），以第三疏于增加积储，言之犹为激切：

臣闻三王之世，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汉唐以后，岁一不熟，民皆狼顾，犹靠海内为一，挹彼注兹，暂救时日，然每遇大祲连歉，君臣蒿目而困于无策者，比比然矣。盖由先王经世大法堕失无遗。[3]

所谓“汉唐以后”云云，似即针对清代粮政现状而言。

全祖望说：今上即位，有意大用方苞。寻迁礼部侍郎。“诏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公虽不甚入部，而时奉独对，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谘公，多所密陈，盈庭侧目于公”；“公之密章秘牍，世所未见”；和硕履亲王尝曰：“其强聒令人厌，然其尧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4]

乾隆二年，方苞再以雍正八、九年间河南旱荒，“尽发数年所积仓谷五十余万石，兼截漕粮以散之，谷尚不敷，乃折银以代谷，而无谷可籴”的例子，证大灾大饥之必应备，复上疏称：

诸臣设更有如雍正九年卫、彰等处之旱荒，将何以赡之？倘有如汉、唐、宋、明一二千里之水旱，皇上即不惜数百万帑金以赈之，而水路不通之地虽有米粮，将如何转运，况邻省亦无积谷乎？……

臣愿我皇上，熟计审处，断自圣心，勿以浮言而阻实政也。[5]

方苞的上述想法，可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很能动人听闻，对于皇上坚定增强仓储的决心乃至粮政上的巨大改变，可能起过重大的作用。

乾隆以前，清代仓储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清代初年，政府即使有心也无力于增加仓储。康熙朝平定三藩之后，屡次劝捐仓谷，但屡积屡散，实储多不足恃，有事多靠中央储备。雍正间尤赖省际调拨，而辅以民间商业流通。其时国家仓储虽有定额，实储远为不足。故曰：“康熙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亦未详备”。[6]因此不管方苞所奏是否动听，当时仓储的实际情况和粮政本身的重要性质，确实为今上提供了一个选择的可能和施展抱负的宏大舞台。

乾隆二年五月，上宗谕：“养民之政多端，而莫先于储备”；“今天下土地不为不广，民人不为不众，以今之民耕今之地”，理应“储蓄有备，水旱无虞”；而“我国家休养生息，民物滋繁，宜其户庆盈宁，蓄积饶裕，乃犹时虞匮乏之虞，其咎安在？”[7]表示在粮政方面将有一番大的作为。

清代政府手中的粮食，分为中央和地方储备两种。清初以来因财税支给制度的某些变更，本色税粮已远较明末为少，[8]其构成以漕粮为主，起运贮存京师。这四百余万石税粮，在满足宫廷、政府机构和军队使用之外，常有剩余，可以拨济受灾地区（即所谓“截漕”）。但就用途之专、数量之大而言，分布于各地的仓储则显得更为重要。其中包括常平仓（设于省、府、州、县城市），社仓（设于乡村），义仓（设于市镇），以及旗仓（设东北），营仓（设近边），盐义仓（设濒海）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专为赈恤和平抑粮价而设的常平仓，按规定于春夏出借（有息），或平价出粜，秋冬籴还；凶岁则给散贫户。其来源则主要动用正项采买及捐输（如捐监或按田粮分捐）等。

采买涉及政府财政，给地方政府的日常行政带来很大麻烦，如用何种价格买补，买价能否超过（平粜）卖价；在粮食的保管方面，则有亏损、挪移、赔补等等问题。所以当日的问题，乃一在于“买”，一在于“存”。为避开这些矛盾，最好的一个办法，可能就是捐监了。

继各地采买开始之后，乾隆三年正月谕令开捐，于本省交纳本色。[9]计划除各省额设常平仓谷二千八百余万，应予买足之外，增定捐监谷三千二百万石。[10]以使常平仓谷总数达到六千万石之多。

过去学界不免想当然的以为，皇帝是一个“热血青年”，并不了解底下的实际情况，最新利用档案资料的研究表明，不同级别的官员通过不同手段向他反映了许多真实情况（无论是在仓粮的使用上，还是在其存储上），他对底情是相当了解的，只不过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而且，正如他所说的：有治人无治法，惟在卿等大吏与司道府县各员，竭力奉行，因时制宜。[11]舍尽力而为之外，并无其他更好的方法。在昔日仓粮较少的情况下，这可能不难应付，在仓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事情就不会这么简单了。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注定了日后粮政努力的最终失败。[12]

随后发现，捐监的成绩并不理想，实际上大量的仓粮还是采买来的。政府采买遇到的最大难题，正是粮食交易的定价问题。清代实行轻赋与永不加赋的原则，因而预算是固定的，在总收入固定的同时，各类开支项目及款数一经确定，也历数百年不再变动，而不复能随物价的变动而加以增减。但粮价却不能使之不变，特别是经过雍正年间的相对平稳之后，乾隆年间，出现了长时间的“（微）通货膨胀”。此外，“官谷”与“市谷”相较，必须干园洁净、斗斛较满，也对价格不无影响。因此派购、勒买，弊端百出，成为仓粮买补中的常见问题，官府购买几乎成了低价强购。

仓谷粜价不敷籴买、以致赔累，是仓粮买补的最大障碍之一，针对这些现象，乾隆元年，饬督抚筹划籴粜便民之策，禁止派买。[13]二年命筹常平仓出粜买补之法，不许短发价值。[14]并决定买补若遇价贵，“准动存公银两”，照依时价，“据实报销”；[15]改变州县“俱于本地采办”的“向例”，为向邻封价贱处购买；[16]仓粮运脚，亦准报销。[17]但都不像表面看来那样容易解决。

为加强仓储，乾隆初年，御史陈其凝曾请将田赋照时价输谷；[18]都统布兰泰请于直隶、山西边外地亩“改折本色”，以筹边方积储；[19]七年，漕运总督顾琮请将两江来岁田赋额征（五百余万两），悉征本色；[20]八年，鸿胪寺卿梅瑴成请将漕粮已改折者暂征本色；[21]江西巡抚陈宏谋请于捐监无人、难于采买之处，“以谷代银”交纳田赋。[22]这些建议虽大部未被采纳，但仍被多次提出，并经过反复“筹量”，显见决非偶然。

为防止谷贱伤农，政府还多次提出敞开收购余粮的政策想法。乾隆二年，陕西暂禁商贩，饬各州县“照依时价采买”；[23]三年，令山东、河南，贸易之余，再有余粮，地方官动支库帑，照时价籴买；[24]四年，江南为防价贱伤农、商民囤积及贩卖出境，请准“不必拘定数目”，照市价收买存仓（价昂即止）。[25]甘肃亦于元年、七年数度“不拘原数广买”余粮存仓储备。[26]

为此，清政府还提出鼓励生产，限制种植烟草等作物，禁酒[27]，禁止遏籴，禁止囤积，开米禁，免粮税，以及完善粮价呈报制度和建立人口统计制度[28]，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到乾隆六年，随着清代第一次全国人口数字的造报，全国常平仓谷的存储数字也同时报送上来。[29]

图3 乾隆初年常平仓储数量

如果说雍正间全国实际储量不过一千数百万石，现在它已有了很大的增加，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常平仓储数量达到三千一百七十万石，加上其他各类仓粮数百万石，估计较雍正年间已增加了二千万石。这些数字仅是年终统计，并不能完全表示出一年中倒底有多少粮食出仓入仓（流量），而只表示着一年中仓粮出入所余的净值（存量），就好象我们仅从每年的年终人口统计中，是不可能了解到当年的净出生人口一样。赈粜的数量在乾隆初年更有了成倍的增加，仅以平粜而论，每年循例出陈易新，即须平粜仓粮三分之一以上（北方粜三余七，南方粜五余五）。这些表明，乾隆初短短几年时间之内仓储增加的成就，当已极为可观。如从分省情况来看，直隶乾隆二年七月只储一百四十万石，六年九月已有二百万石左右，与定额所差无几；山西元年正月常平无多，六年八月已储一百五十五万石，超过了以后的定额；广东在六年八月以前两年之中，积储几至三百万石；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甘肃、福建、湖北、四川、广西、江苏等省，在这一期间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30]

除平粜外，这一时期用于赈济的粮食数量也很难统计。据时人说，从前只有重大灾害，才由政府加以赈恤，小灾则由民间互相调济，自己解决，从未有过“每岁赈恤之事”，[31]可见这一部分用粮也有显著的增加。特别是乾隆七—八年，发生了严重的灾荒。乾隆七年，灾害主要发生在两江即江苏、安徽的北部诸府，政府动用本色仓米二百四十万石（另动用白银七百六十万两）；[32]乾隆八年，灾荒发生在更多省份，据不完全统计，直隶共赈米一百五十余万石，[33]江西赈五十五万石。[34]这一情况造成了乾隆七、八两年全国仓储额的显著下降（统计数中乾隆八年数与七年数同，显悉照抄）。无疑，在这两年之中，仓粮有着远远超出年终统计升降幅度的大规模支出，它对于政府的增储计划，显然有不利影响。

乾隆初年，对于仓谷平粜，谕令“多减价值”；初定熟年每石照市价减银五分，歉岁减银一钱，令酌量再减。[35]平粜时一般定例北方粜三存七，南方粜五留五，原为出陈易新，以防霉变，亦使青黄不接之时，得以接济民间，著荒歉之时，减价多粜，勿拘粜三成例。[36]各省出借仓谷，秋后归还，向有每石加息一斗之例，著歉收之年，勿令加息。[37]对地方官不敢越额平粜，谕：“平粜仓谷已符额数之言，甚属不经，是岂保赤之心哉！且国家设常平社仓，所为何事？”[38]致使乾隆三年，已有今“输纳不益于前，而赈粜几倍于旧”的说法。[39]至于赈济饥馑灾伤，乾隆一朝更是“百计区划”，“一赈再赈，以安全之”，[40]常常不吝费用，破格蠲赈。如定赈灾日给每口米数，在“正赈”外增设“加赈”诸项，于旧例只赈秋灾外，增赈夏灾，谕：“如果应行赈济，即于常例之外，多用帑金，朕亦无所吝惜”。[41]州县散赈，旧例稽其田亩，给与农夫，改为阖属贫民，均行赈济。[42]并将前朝经常使用的银赈方式，多改为赈济实物米谷，谕：“此系朕本意”，督抚总以银米兼施为便，“此朕所不解”。[43]清代康熙年间，截漕二百四十万石，雍正年间约二百九十万石，而乾隆头二十二年，即已截漕一千三百余万石。[44]谕：“宁可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45]

由于这一系列原因，乾隆八年清廷曾一度命令停止增贮。但不久之后，采买、捐监以次恢复[46]。复谕：“务期多得米粮”，“不必拘拘较量锱珠”，并更定了各省常平储额（调整为四千八百余万石）[47]。以至乾隆十年年终，全国仓储数量达到三五零零万石，较八年终增加了六百万石（实际增加当远不止此）。这都表明，乾隆初年仓储的增加，并非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而是在每年同时大量赈粜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数额的，其数量远超出年终造报数字。例如，在几个受灾严重的省份，不久之后，仓粮即有迅速的补充，如乾隆十年直隶已较定额多出四十万石，江西也买补足额，江苏到乾隆十三年亦与定额相差无多。[48]这样，在乾隆十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全国仓储年终数额便一直保持在三千一百至三千五百万石之间。如果把乾隆六年以前算做第一个，那么这就是第二个增补高潮。

乾隆初年的粮政努力，是实现“回向三代”理想目标的一个具体措施，也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古代实行“井田制度”，按《周礼》的解释，于每家有田一份之外，还有所谓“保息”等救济制度，[49]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而“遗人”一职，专掌施惠、恤养、赈济之事，更直接与粮政与赋役的均平有关。[50]清代不复可能恢复井田，实施粮政新措施的目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51]它构成了乾隆初年仁政中的仁政，一切德政的核心。

其时政府赈济的作用不可摸灭，《啸亭杂录》（卷1）：

乾隆六年夏，霖雨数旬，永定河漫口，淹没田庐数百里，上命步军统领明安广为賙济，明亲乘木筏，施散饼饵，日以数百万计；特建席棚以处灾黎，凡活者数百万人。

《朗潜纪闻·二笔》（卷2）：

乾隆七年，淮扬大水，王(简仪亲王、两江总督德沛)虑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实麦饼千艘，蔽运河两岸，饥民嗿声如雷，菜色立变。命府县官放手开仓以振，宁滥毋隘。是役，奏动地丁、关税、盐课银一千万两。奏销时属吏皆以为危，高宗弗问。

乾隆七年冬，卫哲治迁知海州，

会州饥，设法赈救全活二十万人，流民自山东来就食者，不在此数。上闻嘉其治行，擢知淮安府。河决陈家堡，漂溺男女田庐无算，哭声闻数百里，公急遣小舟数百，载饼饵分给流移……[52]

同年，安徽巡抚张楷奏：[53]

凤阳、泗州、颍州府属实在应赈贫民，大小口共二百二十余万。赈济月分，仰蒙皇恩，于部例月分之外，最重加展三月，次重两月，自九月、十月、十一、十二月赈起，统赈至来年三月止。贫民感戴隆恩，自古未有。

乾隆八年，直隶大旱，总督高斌、尚书讷亲先后奏报：

天津、河间、深、冀等属二十七州县，俱于八月内，户口查完之日开赈。查明应赈极贫次贫口数，共约大小口一百八十九万余口。计至十一月大赈前，俱按日续赈，全活甚多。[54]

查勘直隶灾重十六州县，领赈贫民，咸无饥色。白叟黄童，无不感戴深仁。[55]

但它却引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使政府组织不胜负荷，并几乎引发了社会政治的危机，因此不得不半途“下马”，并引致了后来政策的全面“收敛”，和一个转型期的到来。不但粮政看似回复原状，回向三代也不再提起，[56]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上述努力恰构成了乾隆朝统治及其“合法性”的一个基础。

可惜的是，至今我们所见到的刘松龄私人信件中，毫无言及此一类事件的记载。但是，如果说在《清史稿》等正史记载，甚至今天的《大清史》中，都没有记录乾隆初年的“粮政事件”，甚至没有把乾隆“回复三代之治”，企图当中国历史上最好皇帝，这一件事放在眼里，我们也就不要苛责刘松龄等外国友人了。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译本《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大象出版社，2005年）的记载，同为耶稣会士的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曾有一封致法国科学院德·梅朗先生的信，时在乾隆初年，[57]，但巴多明于乾隆六年（1741）即已去世，其中可能有误，所以我把它的写作日期定成乾隆初年。）写于北京。他说：“还有一件您很难理解的事，这就是在中国经常出现歉收的荒年饥岁。”因此这成为“那些贤明皇帝们自古以来最关心的国家大事。事实上，并非是今天才在所有省份和略具规模的几乎所有城市中建立起官仓，以便在困难时期减轻民众的饥苦。人们至今尚可以读到古代皇帝们的诏令和上谕，其中对于其受灾臣民充满了最温柔的辞藻。皇帝们声称，他们在未能减轻大众苦难时，寝食不安。”可惜，“事实上只有半数诏令才能有效回应。只有皇帝才爱民如子，而在皇帝依靠为其效力的官吏中，其爱民之心却无法与皇帝想媲美。因此，这就是本国出现的一切灾难的原因。”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巴多明列举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其他原因，一是官吏倒腾那些仓粮，以从中牟利。一是粮食使用上的浪费，如大量酿造米酒和烧酒，无论南北诸省，各地并不实力严禁，“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种纯属演戏的样子”。[58]

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粮政”？

[1]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戊，《高宗实录》卷3。

[2]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高宗实录》卷16。

[3] “请定经制札子”，《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

[4] 全祖望：“前侍郎桐城方赠公神道碑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2000，页305-310。

[5] “论禁烧酒事宜札子”，《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

[6]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戊辰，《高宗实录》卷304。

[7] 分见乾隆二年五月丙申、庚子、戊子，《高宗实录》卷42。

[8] 明末本色税粮仍有近一千万石，见高王凌：“关于明代的田赋改征”，《中国史研究》1986：3。

[9] 乾隆三年正月庚午及二年十二月辛丑，《高宗实录》卷61、59。

[10] 见乾隆八年四月己亥，《高宗实录》卷189；为“从前议”定之额。

[11] 档案：04-01-35-1106-022，湖广总督德沛，奏议平粜买补仓谷事宜，乾隆三年二月十二日。

[12] 以上参见申妙：“养民——乾隆初期粮政决策”（清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年）；在反映底层实际情况方面，尤以乾隆二年十二月九门提督鄂善转奏的一份来自县级官员李秀会的陈情书，最具代表。一般而言，其问题症结一在平粜不公，难以收到预期效果；二在籴买费用不足，常常派累乡民；三在存储损耗，导致官员亏空。

[13] 乾隆元年七月己亥，《高宗实录》卷22。

[14] 乾隆二年十二月丁酉，《高宗实录》卷58。

[15] 乾隆三年正月山东，二月丁亥河南，甲午直隶，六月己丑四川，《高宗实录》卷61，62，70。

[16] 乾隆二年九月戊子，三年十二月乙酉，《高宗实录》卷50，82。

[17] 乾隆六年七月甲戌，《高宗实录》卷146。

[18] 见晏斯盛：“推广社仓之意疏”。

[19] 乾隆二年七月十一日，《乾隆嘉庆两朝奏议》。

[20] 乾隆七年九月，《高宗实录》卷175。

[21] 乾隆八年闰四月癸亥，《高宗实录》卷190。

[22] 乾隆八年七月，《高宗实录》卷197。

[23] 乾隆二年八月，《高宗实录》卷49。

[24] 乾隆三年四月己酉，《高宗实录》卷67。

[25] 《皇朝文献通考》卷36。

[26] 乾隆元年见《石渠余纪》卷4《纪籴》，七年十月见《高宗实录》卷177。

[27] 相传圣祖不饮酒、尤恶喫煙，曾传旨禁天下吸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3，中华书局，1989，页72；又，康熙以来虽“无岁不禁烧锅”，是二者皆曾禁之，惟禁而不止耳，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五章。

[28] 乾隆五年十一月戊辰，上谕：“政治之施设，实本于此”，令自今以后每岁督抚将各地户口减增、仓谷存用，详悉奏闻，“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预为之备”。

[29] 资料来源：梁方仲书，甲表76，页251；唯乾隆十一年数有误，现据实录改二五零五为三五零五万石。

[30] 见《高宗实录》有关各卷。

[31] 乾隆十三年三月舒辂奏，《高宗实录》卷311。

[32] 《石渠余纪》卷1《纪赈贷》。

[33]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关于直隶赈灾，据研究共用从外地“输入”粮一百三十八万余石，而本地仓粮只用了十五万石，参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4] 王国斌：“清代的粮食骚乱”（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Journal ofAsian Studies》，1982：8）。

[35] 乾隆七年二月戊午，六月戊申，《高宗实录》卷161，169。

[36] 乾隆七年三月辛巳，六月辛亥，《高宗实录》卷163，169；又见《石渠余纪》卷4《纪平粜》，乾隆三年那苏图疏，等。

[37] 乾隆二年六月，三年二月丁巳，《高宗实录》卷45，63。

[38] 乾隆七年五月，《高宗实录》卷167。

[39] 乾隆三年四月壬寅，《高宗实录》卷67。

[40] 《皇朝文献通考》卷36，乾隆七年谕。

[41] 乾隆五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126；《石渠余纪》卷1《纪赈贷》。

[42] 乾隆五年六月丁亥，又见十一年八月辛巳，按，此事始于乾隆三年，《高宗实录》卷119，273。

[43] 乾隆十年十一月江苏，又见二年十月山西，《高宗实录》卷253，55。

[44]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高宗实录》卷555。

[45] 见朱伦瀚：“截留漕粮以充积贮札子”，《皇朝经世文编》卷29；以上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1995），第六章。

[46] 见乾隆九年正月壬寅，二月癸酉，《高宗实录》卷209，211。

[47] 乾隆九年正月癸巳，《高宗实录》卷208。

[48] 分见《高宗实录》乾隆十年六月，九月，十三年闰七月各卷。

[49] 如“大司徒”之职，其一即为“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若遇大荒，“则令邻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孙诏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北京，246、770，参见高王凌：“中国古代的大政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页10；又，当时社会上还有许多人需要救济，如黄中坚以为：“吾观三代盛时，以九职任万民，自邱陵园廛漆林而外，大率尽归于井田，……宜其民之皆有以自养。然其时即有若闲民之转移执事待人而食者，且夫鳏寡孤独废疾之伦穷于天，游惰不率教之属穷于己，至不可胜纪也”（“限田论”）。

[50] “周礼遗人掌凡委积，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制莫善也”（王昶：“癸未会试策问一道”，《皇朝经世文编》卷39）；“周礼遗人之职。委积以恤艰阨。积储之所系綦重”（晏斯盛：“请分常平为社仓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1），明确就是积储的功能。

[51] 晏斯盛：“井地以后，惟社仓为长久规模”（“请分常平为社仓疏”）。

[52] 陈兆崙《紫竹山房文集》卷13《予告资政大夫前任广西巡抚工部尚书卫公别传》。

[53] 《高宗实录》卷175，乾隆七年九月。

[54] 乾隆八年九月，《高宗实录》卷201。

[55] 乾隆九年二月，《高宗实录》卷211。

[56] 于此也不应有太大的误解，毋宁说皇上是把这想法深深埋在了心底，参见乾隆六十年四月丁酉，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以唐虞三代之心为心，以唐虞三代之治为治”。

[57] 原信署为乾隆二十年（1755年9月28日

[58]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四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页141—147，感谢魏淑民同学提供了这些资料。

五、无奈与失落

14.盛世之累

当是之时，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至矣哉！自唐虞三代之盛，未有过于此日者。洵足光列圣之贻谋，而永裕万年之福祚者矣”。[1]

自三代以来，类似的“盛世”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可惜的是，即使是在“盛世”，在实际生活之中，仍有许多难以令人满意之处，足以成为“盛世之累”。乾隆初年，虽曾力行宽仁之政，祛除弊端，但不久就发现，旧的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并不断有新的问题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乾隆元年正月丁酉，命督抚务休养、戒废弛，谕曰：

累民之事，往往而有，无怪乎民多不得自安其生业，而朝廷之德施，终不能尽致闾阎于康阜也，如催征钱粮，而差票之累，数倍于正额；拘讯讼狱，而株连之累，数倍于本犯；抽分关税，而落地、守口、给票、照票，民之受累，数倍于富商巨贾。至于查拏赌博、黄铜，以及私宰、私盐之类，胥役营兵，因缘为奸，佐贰杂职，横肆贪酷，一案而化为数案，一人而波及数人。如此等者，不可枚举。

二年七月戊子，户部议覆：乾隆元年七月议准御史蒋炳奏陈漕弊案内，通饬有漕各省严革蠹役留难刁蹬，踢斛淋尖等弊。乃甫及一年，给事中马宏琦又奏有浮加斛面，自一指、二指、以至三指等弊。

闰九月庚申，户部右侍郎赵殿最奏：州牧县令、守土之官，出境迎送上司，前奉世宗宪皇帝严切申禁，载入则例。今臣奉命查勘直隶河东等处河道，所过地方，知府牧令，每于数十里外迎送，旷废职守，莫此为甚。嗣后正印各员，非有公事传询，不得轻率出城。

乾隆四年三月戊午，谕：

朕访闻得各省营缮修筑之类，其中弊端甚多，难以悉数，或胥役侵渔，或土棍包揽，或昏庸之吏限于不知，或不肖之员从中染指。且有夫头扣克之弊，处处皆然。

即如挑浚河道一事，民夫例得银八分者，则公然扣除二分。应做工一丈者，则暗中增加二尺。或分就工程，用夫一千名者，实在止有八九百人。以国家惠养百姓之金钱，饱贪官污吏奸棍豪强之溪壑，其情甚属可恶。

六月乙酉，谕：

广东征收粮米，支给本省兵食，名为兵米，闻向来州县官，皆折收银两。每一仓石，照时价多收银六七钱至加倍不等。收银之后，另买稻谷，碾米给兵。其买谷，或派富户，或派米铺，每石又照时价短发一钱，或数分不等。甚至有富家希图结交，因事请托，并不领价者。似此一出一入之间，多收少发，小民何堪赔累之苦。

六年六月，署两广总督王安国奏：乾隆四年奉旨查办广东征收粮米之弊，至今各项陋规，总未革除。请严饬广东各官两年来奉行不实之罪，彻底清查办理。

乾隆五年三月，河南巡抚雅尔图奏：现在豫民之累，如上司经临过往或州县公事下乡，一切夫马草料，皆令乡保供应。非苦累被事之家，即科派村镇之内。再如使用工匠夫役，向有当官名色，每日止给以饭食之资，令其供役。又如州县买办米、薪、布、帛各项什物，不问时值，止给官价，亏短实多。再驿站草料，派令承应，仅给半价，复用大斗大秤收量。家人经承，更加需索，小民含怨莫伸。再州县私给印帖，准人承充牙行，在州县不过贪得些微帖费，而乡村之内，虽零星蔬菜，肩挑小贩，无不需索牙用，细民受累无穷。再州县凡遇绅衿富民，有争产告继户婚田土细事，讦讼到官，动辄议罚。以致温饱之家，日渐消乏。再，豫省各衙门挂名冗役，倍于他省。遇事生风，吸民膏血，弊难究诘。

乾隆七年三月己巳，命稽查关榷弊端：

自御极以来，于蠲租减赋外，豁除各省关税，不下百万。又令将税课规条，刊刻木榜，遍行晓谕，不许额外征收，近闻各关过往商旅，尚不能普被恩施，怨声啧啧。究其由来，皆因司榷之家人胥役，巧立名色，重戥征收，勒掯需索，弊端百出。不饱其欲，则逗遛不肯放行。

六月乙卯，谕：

朕闻得粤西地方，看守城门之兵丁，往往借盘诘为名，遇小民肩挑薪蔬米豆等物入城货卖者，必攫取些须，以资食用。民间嫁娶，经由城门出入者，则先期需索酒食，方无阻滞。

又分防塘汛之兵丁，每驱使近村民人，薙草取水，并令轮值代送公文。或塘房破损，即令村民出钱，承揽代为粘补，以余资入已。通省皆然，而偏僻之地为尤甚。

又如赌博一节，辄自恃身充营伍，差役不敢擅拏，而同类人多，风信便捷，即拏亦易于走脱。以致开设赌场，引人入伙，肆无忌惮。

七月丙子，户部议准，御史王兴吾奏称：收粮百弊丛生，乞敕下各督抚严饬地方有司，务令粮户豫备好米，开仓即收。

八月甲寅，谕：

福建盐课，颇有苦累商民之处，盖有司于应征银两外，辄以杂费无出，藉端加派，习以为常。如每盐百觔，加增钱二十文至七八十文不等，名之曰长价。……皆巧取陋规。

九月辛未，谕大学士等：

近江西巡抚陈宏谋奏称，江省积棍，每年尾随学臣按试各郡，假冒学臣亲戚内幕，哄诱士民，朕思一省若是，他省谅亦相同。著各督抚等于学臣按试之前，将此等掉包患骗之弊，详明晓谕。

乾隆八年六月己巳，饬戒驿递扰累。

己卯，禁衿监充认牙行。

七月丙午，给事中锺衡奏请除征漕坐仓之弊：州县征漕，每佥派书役，因恐伊等朋比作奸，遂令内署亲戚家人长随等，坐仓看收。不肖书吏，暗通贿赂，彼此交结，致粮户交纳，分外刁难。

乾隆九年正月，湖北巡抚晏斯盛奏：楚省征催钱粮，每乡每里各有里书、册书，盘踞乡曲，包揽侵收，飞洒诡寄，以及需索册费等弊。

二月壬申，甘肃巡抚黄廷桂奏称，甘省向缘版籍脱讹，户口混淆，州县多无实征底册，花户并无易知由单，以致里甲包收代纳，随意作奸。

是月，湖北巡抚晏斯盛奏，关税银多官吏染指，胥役侵渔。

七月，福建巡抚周学健奏：闽省各属积年拖欠钱粮甚多，固缘户籍不清，苦于赔累。亦有粮户离城辽远，不能自赴缴纳，以致胥役揽收代完，因而假印假串，滋弊多端。

十二月丙辰，协理山东道御史胡蛟龄奏称：各省散给狱囚衣粮，有名无实。请勅下督抚严饬所属，毋使吏役人等侵蚀中饱。至有病监犯，务令刻速医治，分别取保散禁。如有病故，捏供率报详结者，即行指参。

十年五月戊戌，刑部右侍郎彭启丰按行温台诸郡，闻兵丁往往藉端凌虐穷民，不曰巡盐而曰搜盐。挨户搜查，灶前床下，稍有食盐存积，多方吓诈，得钱方行释放。苟不遂欲，即指为私煎私售拏送。甚或一家之盐无多，并数家之盐，扳指获送。

九月戊寅，太常寺少卿邹一桂奏称：律载狱具全图，自有定式。近因日久弊生，禁卒人等创立非刑。凡遇囚徒，无分多寡，概令排卧一头，于镣铐中横穿长木，锁逼两头，压住手足，狱囚缘此毙命者不少。

十一年二月壬子，湖广道监察御史沈景澜奏：顷奉恩旨将直省地丁银两蠲免一年，朝野额庆。查向来蠲免地丁清册，州县造报藩司，书吏藉端勒派，视县分大小，自数十金至数百金不等。总吏派之里胥，里胥派之甲户，不遂其欲不止。

十二月丙戌，御史朱士伋奏称：外省州县经征钱粮时，多有不贮外库，存贮内署，以便挪用。因而起解耽延，以致仓库钱粮亏额。一闻道府盘查，非搬取于邻封，即勒借于境内。

不但以前花大力气解决的并未见其解决，雍正年间已经解决的问题，又复发生。这就特别令人难堪，既感无奈，又觉气恼。

尤其是本以为民的粮政努力，却产生了新的扰民现象，就使人备感失望。

形形色色“官累”的存在，使吾人对“康乾盛世”的说法，恐怕都不得不打些折扣。不过，这也并非意在简单的否认“盛世”。许多证据表明，这类现象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能存在的。它或许表明，我们对人世苦难的深邃，也还了解得不够。

问题在于，这些弊端为何屡禁而不止？它难道不是由于“吏偷”——官吏不能实心任事所造成的？

[1] 《世宗实录》卷末。

15.吏偷

在即位最初的十几年时间里，今上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骄傲，他不但清除了可能的“政敌”，消除了潜在的“朋党”威胁，甚至搭建了一个小的核心班底，来取代父皇留给他的一辈元老重臣，并在制度上也有所建树。

雍正十三年八月，即位第一日，遵大行皇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四人辅政。几日后，经鄂尔泰、张廷玉提议，取消“辅政”，沿用“总理事务处”名义。

十月，以西北大军已撤，裁撤“办理军机处”，大小事件俱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其成员为：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协办总理事务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乾隆元年九月卒）、公讷亲，尚书海望。

乾隆二年十一月，扶丧二十七月释服之后，庄亲王允禄等奏辞总理事务。宣布撤销“总理事务处”，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办理军机大臣。与雍正时不同，乾隆朝不再允许亲王宗室进入军机处。同时，规定军机大臣必须以满人为首席，所用要员也多为满人。

寻以体恤老臣为由，改由讷亲独自承旨。面奉谕旨后，再口授另一军机大臣（汪由敦）撰拟。直到乾隆十三年傅恒出任军机大臣领班后，才改为军机大臣共同进见。[1]

军机处发出皇帝谕旨，分“明发”、“廷寄”两种。明发谕旨，先送内阁，依次到部院，各司，层层下发。廷寄则直达受旨人之手，凡属重要机密事件皆用廷寄。内阁所掌票拟（草拟谕旨）范围只剩下寻常例行公事，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由于无事可办，成了一个摆设。

军机处制度虽是雍正朝建立，但主要是办理军务，直到乾隆年间，“有事无不综汇”，它才完备起来，成为一个全权的机构。西方学者将军机处描述为一种私人会议，它缩小了皇帝例行决定大事的范围，与现代华盛顿“总统办公厅”的功能相似。[2]从明代起，取消宰相，君相合一，皇帝同时兼任宰相，这种体制，也是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才达到了一个顶峰。

即位第三天，皇上恢复了密摺制度。每天晨起，便开始批阅奏摺，每一份都要“详细览阅，不遗一字，遇有差讹，必指出令其改正”。[3]凡属机密，留中不发之件，他往往亲自缄封，有的索性默记于心，将原件当场焚毁。不论平时还是巡幸在外都是如此，从不委人代办。走到哪里，奏摺就送到哪里。奏摺为他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门窗，批阅奏摺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同时就是在行使他手中的权力。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奏本文书的废止，奏摺的作用更为突出。遇有机密政务，官员往往先以奏摺形式报告皇上，得到首肯之后，再以提本形式向朝廷有关部门具奏，以完成一个最后的手续。传统政治，本来就是要一人负责（无论皇帝或宰相，实际上是一样的），至此终于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大致说来，皇帝已不再受制于任何个人或其它烦琐的形式了。

在清代政治里，宗室大臣一向具有很高的权力，尽管它是在不断的削弱之中。乾隆初政，宗室大臣“辅政”也只是昙花一现。先是，曾为四辅政大臣之一的庄亲王允禄与果亲王允礼，本已辞去辅政之名（雍正十三年八月），自裁撤总理事务处后（乾隆二年十一月），又未在军机处任职（允礼于数月后去世；平郡王福彭从此也不曾大用）。乾隆四年，风云突变，皇上“终于”向庄亲王允禄与理亲王弘皙等“大动干戈”了。

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皙等结党营私。上谕，庄亲王允禄乃一庸碌之人，但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无知之辈群相趋奉，恐有尾大不掉之势。允禄从宽免革亲王，其亲王双俸、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俱著革退。

弘皙则与允禄不同，“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著革去亲王，令拿交内务府总管，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亦与身死无异”），其子孙照阿其那、塞思黑子孙之例，革去宗室，给与红带子。[4]弘升永远圈禁；弘昌革去贝勒；弘晈从宽仍留王号，终身停俸。

乾隆七年，复禁止担任御前侍卫之宗室与大臣等来往。乾隆十八年，严厉禁止宗室诸王与臣下往来。限制越来越严厉了。

“宗室干政”之外，另一个可能的最大威胁就是所谓“朋党”。而“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5]

据说，乾隆初，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6]二人又“素不相得”，[7]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有所过失，张必以微语讥讽，使鄂无以自容。[8]

在苗疆事务上，二人发生了首次冲突。因为战事不利，皇上撤回了办事乖谬的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张党），改任了张广泗（鄂党），却按下了两派之争的扩大。多年后他于《怀旧诗》中追忆：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

乾隆六年，御史仲永檀参劾步军统领鄂善，并及于张廷玉、徐本、赵国麟多人，致令鄂善自尽。

不久，六年夏，以黄廷桂“滥举匪人，降二级调用”一事，鄂尔泰受到皇上“严行申饬”，据说从此敛迹修身。

乾隆七年，以仲永檀与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将仲永檀下狱，鄂容安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察议，以示薄惩。

乾隆十年，鄂尔泰病故。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朋党”犹可，只剩一个（独大）就令人难以容忍了。因此虽说“鄂尔泰在生时，朕屡降旨训饬，较之张廷玉尚为严切”，但皇上并未放过所谓张党。

乾隆十三年，年已七十七高龄的张廷玉上疏请求致仕归田，为满心不悦的皇上留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张廷玉竟然没看出皇上的不快，一来一往地摆起自己的理儿来。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乾隆十四年皇上终于准其原官致仕，张廷玉未能亲至谢恩，又因担心改变先皇遗命，不准其配享太庙，复“请一辞以为券”。用皇上的话来说，这就迹近“要挟”了！

张廷玉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职中枢，参予密勿，曾经雍正皇帝许诺，死后可以“配享太庙”，在清朝祖庙中获得一个陪祀的地位。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汉人能享此“殊荣”。有，亦从张廷玉始。

皇上于盛怒之下，削去其伯爵名号。乾隆十五年，张廷玉更是动辄得咎，又被宣布罢免其身后配享。皇上甚至指斥他“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极尽羞侮。

随即发生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赴任，贿买生童”，罢官回藉途中，投水自尽一案。朱荃为张廷玉儿女亲家，曾得到他和梁诗正、汪由敦等人的先后举荐和包庇，上谕：张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将伊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经“传旨询问”后复遭罚款、追缴此前赐给一切御笔、书籍等物，并查抄其在京住宅。梁诗正则交部察议，汪由敦降为侍郎。张党受到重大打击。

乾隆二十年，借胡中藻文字狱案，继续打击鄂党。[9]内阁学士兼侍郎衔胡中藻处以斩决，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令自尽，大学士史贻直休致回藉。张廷玉恰于此时病逝。上谕：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主，不然，何事不可为也？一面警众，一面仍准二人配享太庙。并于几十年后复谕：“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10]他不但像他的父亲那样，不赞成有任何的结党行为，而且不允许大臣在上奏前互相讨论、私下交换意见。据说，乾隆朝的“朋党”从此绝迹。

同时，一向并无私属的皇上着意培养了讷亲、傅恒等一干新人（皆满族亲贵）。开始有了自己的核心班底，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以致皇上终于可以说：

（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11]

但他仍然高兴不起来，根深蒂固的吏治问题仍未解决。

经过雍正一朝的整顿，吏治曾有很大的改善。问题却不可能“一劳永逸”，根本解决。乾隆初推行宽大政治，曾将雍正朝贪劣有据的革职官员两千一百余名予以复职，所有官侵吏蚀一概豁免。但不久之后，问题就又出现，同时，也有不少新的规定出台。

乾隆元年十二月癸亥，闻近日督抚中，有收受属员馈送者，谕令禁止。

乾隆三年四月甲申，令停止督抚贡献，谕：各省督抚，向来有进贡方物之例。朕御极之初，即降谕旨，令三年之内，停止进贡。并谕令督抚等毋得收受属员土仪。[12]

乾隆四年二月丙戌，禁内外官吏侵亏国帑。

乾隆六年九月庚寅，因定例文武官员犯侵贪等罪，于限内完赃，俱减等发落。近来侵贪之案渐多，照例减等，便可结案。谕令将乾隆元年以来侵贪各案人员陆续发往军台效力，以为黩货营私者之戒。

但立法虽严，自乾隆初年，特别是乾隆六年以来，即出现不少大案。六年三月，发生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兑钱粮加平入己、山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案，实出于意料之外，上谕：

朕御极以来，信任大臣，体恤群吏。且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以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奋勉，砥砺廉隅，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黩败检以干宪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朕梦想之所不到。

是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辈敢于狼籍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我皇考整饬风俗，澄清吏治，十有余年，始提丕变。今不数年间，而即有荡检踰闲之事。……国法具在，朕岂不能效法皇考乎？[13]

甲申，御史仲永檀参奏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善，寻经皇上亲自鞫问，坐实其受贿事实。经王大臣等会议，以鄂善应拟绞立决具奏，命从宽令其在家自尽，成为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之一品大员。庚寅，上谕：

自降旨之后，心中戚戚，不能自释，如人身之失手足也。……朕为此事数日以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责。以为不如皇考之仁育义正，能使百尔臣工，兢兢奉法，自不致身陷重辟。水弱之病，朕实蹈之。若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风俗，将来何所底止。朕之苦衷，亦惟皇考在天之灵鉴照之耳。垂泪书此，王大臣其体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五月辛卯，饬科道纠参贪墨。

乾隆十二年，情况再度严重。更严格立法，四月甲申谕：

雍正年间属员亏空，定有上司着赔分赔之例，是以官员知所畏惧，亏空之案甚少。近来此例不行，所以贪风复炽，不可不加意整顿。

乾隆十三年九月庚戌，定侵贪犯员罪名：若以身试法，赃私累累，至监追二限己满，侵蚀未完尚在一千两以上，及贪婪未完尚在八十两以上者，秋审时即入情实，请旨勾到。

鉴于近年以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侵贪之员，比比皆是”，乾隆十四年十月甲辰，决定从重办理，一入“情实”，即与“勾决”，上谕：

朕今年办理情实勾到案件，于侵贪人犯及关系军务者，皆按其本罪，不少假借。……向来侵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不正法，不过虚拟罪名，是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若不亟为整顿，则营私蠹国之风，由兹日长，渐至酿成锢习。

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惟一犯侵贪，即入情实，且即与勾决，人人共知法在必行，无可幸免，身家既破，子孙莫保。则饕餮之私，必能自禁，何至甘心扞网冒法。此狂澜之必不可不回，而膏肓之必不可不救。旋转之机，端在于此。

并委派专员审理，核实无误，即行正法。但是皇上“将见天下无侵员，并且无贪员”的目标却并没有实现，[14]反而在乾隆一朝是愈演愈烈。[15]

但吏治中的问题多半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观望、迎合、宽缓、因循、粉饰、欺诳、疲玩、废弛，……等积习，《啸亭杂录》云：

（上之初年）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缓愚诞，皆置诸闲曹冷局，终身不迁其官。虽时局为之一变，然多获奇伟之士，有济于实用也。[16]

但利弊相因，据御史沈世枫奏称：近年以来之督抚，每以寻常政务，不足以结主知而动众听，于是逞臆见以变法，矜一得以邀功。其说以为利民，而其实利未见而害随之。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寅，谕：

朕见督抚中，阘茸委靡，苟且因循，……故遇有努力向前，勇于任事者，究胜于持禄尸位之辈，是以量加奖许，以示鼓励。若谓朕之简用督抚，所尚在此。而督抚意中，以为如此即足以副朕之期望，则全不知朕心者矣。沈世枫所奏亦不为无因，而亦有似是而非之处。……

皇上大小事务一把抓，更使得那些官员不得不采取一些对应行为来对付他。当日行政实已趋向“急遽烦苛”，故不得不回复常规程序。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谕：

不得以急遽烦苛，为率作兴事之术；亦不得以蹈常袭故，博宁人息事之名。

自朕观之，整饬之道，不在多设科条，烦扰百姓。……惟在督察属员，令其以现在应行之事，因地制宜，一一实力行之，百姓自沾实惠。

但更严重的问题，却也不在这里，而在所谓“有司奉行不善”，[17]地方官“奉行不实”等。[18]

乾隆六年二月，江苏巡抚徐士林奏有“地方官不实力举行”诸事。

六月丙辰，上谕：上年因游惰之民，不务生计，曾特颁谕旨，令各督抚董率该地方官实力稽查，多方化导……迩来留心体访，有司并未实力奉行。

至谓外省吏治“率多欺蔽”，[19]“可见外省大吏无一不欺朕者”，[20]“细察近日有司，究不免奉行故事，罕有能深体朕意”，[21]“是大臣等实负朕恩矣”。[22]

在清代，乾隆朝是所谓最“专制”的一个朝代，但由以上事实看来，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反而要受到官吏和下层的制约。因此，不但追求理想如“回向三代”等等难以办到，其他次级的目标看来也不容易实现。

历来，皇帝与官僚的关系就是一对最复杂的矛盾。在乾隆一朝，更有多面相的表现。

美国学者孔飞力在他的大作《叫魂》里，自始就把眼光放在了君主和官僚的矛盾之上。他认为，君主和官僚的角色是不同的，君主又有许多理由对他之下的官僚不满。在他笔下，这些官僚（主要是地方官）具有难以改变的“恶习”（或曰“外省陋习”）：他们“迎合上意”，“毫无定见”；对新事务“懦弱怯惧”，“畏难裹足”；奉行“无事为福”、“多事不如少事”的宗旨；“因循”、“无能”，“敷衍了事”；以至“知情不报”、掌控信息、欺瞒上司，或“有意延搁公事”；僚属之间，“上下通同，逢迎挟制”，“上和下睦”，“官官相护”；甚至用它的“颟顸迟缓”及各种手段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权力”，——乾隆皇帝为什么这么“恨”官僚？怎么会对官僚制度存有这样的“极深猜忌”？传统政府对“吏”很有警戒，不料对有品秩的“官员”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尖锐紧张”？这一切当然值得吾人深思。[23]

[1] 参见赵翼：《簷曝杂记》卷1：上初年，惟讷亲一人承旨。讷亲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由敦撰拟。国书则有舒赫德及大司马班第，蒙古文则有理藩院纳延泰。

[2] 参见白彬菊（Beatrice S·Bartlett）：《君主和大臣：清代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洛杉矶，伯克利，1991，第276～278页；它显示出乾隆朝的军机处与雍正朝实有很大不同。

[3] 乾隆六年五月庚寅谕，《高宗实录》卷143。

[4] 据刘心武考佚，弘皙一党在乾隆初年颇有活动，甚至在乾隆四年曾打算刺杀皇上，参见《刘心武揭密红楼梦 >》，东方出版社，2005。当然，安在他们身上的罪名也未必就是朝廷公布的那些，而另一方面，若按时下的观点，所有这些“考证”都是无法“证实”的。

[5]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谕，《高宗实录》卷576。

[6] 乾隆五年四月谕。

[7] 《御制诗四集》卷59，《怀旧诗·五词臣·张照》，乾隆四十四年。

[8] 参见《啸亭杂录》卷6《张文和之才》，据昭槤云：“当时，颇讥其袒比同乡，诛锄异己，屡为言官所劾，然其才干实出于众”云云。

[9] 《啸亭杂录》卷一《不喜朋党》：胡阁学中藻为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一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

[10] 以上参见刘风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11]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谕。

[12] 不过“惟织造、关差、盐差等官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以备赏赐之用，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

[13] 《高宗实录》卷138，乾隆六年三月癸酉谕；随后不久，山西复题参知府知州五员。

[14] 乾隆十四年九月壬申谕。

[15] 以上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页77-83。

[16] 《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水窗春呓》卷下《部吏口才》：彼时不论君子小人，在上在下，皆有才略智术，故办事如火如荼光焰万丈耳。国家全盛，此则关乎气运也；又见其《古人干练》条。

[17]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申谕。

[18] 乾隆十三年八月甲子谕。

[19] 乾隆九年三月谕。

[20] 乾隆九年五月谕庚子谕。

[21] 乾隆十三年七月辛丑谕。

[22] 乾隆九年七月庚子谕。

[23] 参见高王凌“叫魂案之前因后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

16.民玩

乾隆初年，随着国家赈济活动的大幅度增加，民众“闹事”也增加了。它形成了一个“风潮”，主要发生于乾隆初年，特别是乾隆六年至十三年这一个时段。目标也不是一般的“闹粮”，还有“闹赈”、“冒赈”。其中与日常平粜有关的，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骚乱，其目标是希望政府更多地增加一些低价粮食的供给。[1]参加者多为经济作物种植者、手艺人、雇工以及营兵等，而非粮食生产者。规模一般不过几十人，很少至百人以上，这是与其它闹粮事件颇为不同的。它也不应称之为什么“人民反抗”，[2]而不如说是他们的“反行为”，可能更切近些。看来正是政府赈粜“福利”的扩大，反而增加了这一类的“需求”。问题就摆在这里：是为此而建立更多的“福利”措施，以及更大规模地扩大仓储，以至把政府干预扩大到极致呢（这将带来严重的费用及其它问题）？还是寻求其他可以行之久远的解决途径？

在处理此事时，朝廷矛盾重重，也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乾隆四年六月，安徽巡抚孙国玺即曾“批饬预期报旱之怀宁等县愚民，及审究哄堂求赈之芜湖县劣衿等”。得旨：览奏，朕怀诚慰。汝所办理，亦觉得中，可嘉之至。

八月癸卯，禁刁民敛钱告赈传单胁官恶习，谕曰：

朕即位以来，偶遇水旱灾伤，真视为己饥己溺，百计经营。散赈蠲租，动辄数十百万，此薄海内外所共知者。无奈外省官员多言，屡赈之后，民情渐骄，言念及此，殊可痛恨，即如今年江南地方，初夏未雨，即纷纷具呈告赈。是不以赈为拯灾恤困之举，而以赈为博施济众之事矣。

更有一种刁民，非农非商，游手坐食。境内小有水旱，辄倡先号召。指称报灾费用，挨户敛钱。……迨州县踏勘成灾，若辈又复串通乡保胥役，捏造诡名，多开户口……不能遂其所欲，则又布贴传单，纠合乡众，拥塞街市，喧嚷公堂。甚且凌辱官长，目无法纪。以致懦弱之有司，隐忍曲从。而长吏之权，竟操于刁民之手……

再者荒岁冬春之际，常有一班奸棍，召呼灾民，择本地饶裕之家，声言借粮，百端迫胁。苟不如愿，辄肆抢夺。迨报官差缉，累月经年，尘案莫结。

乾隆六年，广东、福建、江苏等地都出现了民众“闹赈”的事件。如广东潮阳等地米价昂贵，五月初旬遽行停止平粜，因而罢市，男妇拥挤县堂，恳求粜米。该县已许开仓，尚有不法之徒，拥入典史衙署，毁碎轿椅等物，督抚竟不奏闻。七月庚午，上谕：百姓罢市，闹入官署。此风断不可长，必应严加惩治，以儆刁风。

此时在皇上眼中，“冒赈”还不是主要问题，更大的危险乃在于“讳灾”。乾隆七年三月戊子，因江南准、徐、凤、颍等处连年被灾，发生了民人困苦，流离载道，至有茹草伤生者；而所赈户口人数遗漏甚多的现象。上谕：

从前那苏图等俱有讳匿之意，其意不过以地方有一二奸民希冀冒滥，借口渐不可长。所属州县官员则以为上司讳言灾荒，遂承奉意旨，以重为轻，以多为少，上下相蒙，而民隐不能上达矣，独不思小民之指称饥荒，望希恩泽者，不过数人。岂可以数人之诈伪冒滥，而使千百良善之民，饥馁穷阨，至不能完其家室，保其躯命乎。况多费钱粮之害尚小，而讳灾病民之害甚大。

仍欲大行赈济，而不愿因“一二奸民”，头足倒置，于基本国策有所改变。

八月乙巳，在江苏高邮、宝应、淮安等处却发生了例不在赈的城市居民及有力之家，聚众罢市抬神，哄闹公堂衙署，勒要散赈的事件。是月，谕：

奸民敢于倡乱者，良由平日之恩泽不逮，及至有事，威又不能伏其心；而或者务为掩饰以期无事，是以民不知惧耳。

所应行者，当“恩”、“威”并著。时任江苏巡抚徐士林病逝，其遗疏云：

愿皇上除弊政毋示纷更，广视听而中有独断，爱民勿使之骄。[3]

乾隆八年二月癸卯，谕：

上年上下江夏秋被水，朕恫瘝念切，蠲赈频施；又令兴修水利，整理河防；所费帑金，以千百万计，而无知愚氓，有以查赈稍迟，聚众强求者。且有并未迟缓，已得赈粮，仍随众扳号，希心分外者。更有狡猾之徒，本籍赈过，即携眷逃荒，复赴邻境留养，及至下月，又奔回本籍领赈者。甚而本非无业贫民，串通胥吏，混入赈册。或依藉声势，冒滥与赈。种种情弊，层出不穷。

而各属生监藉有贫生一体赈恤之例，即家非贫窭，亦冀邀恩。所求不遂，即从中生事，煽惑阻挠。身列衣冠，恬不知检。士习民风，浇漓若此。……不以荒歉为可忧，而以荒歉为可幸。恃特沛之恩膏，启无穷之希冀。本计不敦，骄风日炽，势将何所底止。习俗之漓，莫此为甚。

乾隆初政以来，一直以施行“仁政”而自居自傲，以“民”及“贫民”为其救济和赈济的目标。但“民”一旦拉近距离，似乎就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形象上也不那么“可爱”了。

果然，不久就有严重的冒赈现象被揭发出来。八年三月，钦差大学士陈世倌奏删汰上江冒赈情形：凤阳府属汰大口二万三千九百余口，小口一万三千三百余口；颍州府属汰大口六千四百余口，小口四千三百余口；泗州并所属汰大口一千九百余口，小口四百余口。共大小五万余口。

随即，闹事的矛头又指向了“富户”人家。八年五月己酉谕：

周急之道，出于义举。百姓众多，良顽不一。若出示晓谕，勒令蠲粜，则奸民视为官法所宜然，稍不如意，即存攘夺之心，其风断不可长。

近闻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多有此等案件。夫拥仓庾以自利，固属为富不仁。而借赒恤以行强，尤属刁恶不法。

其后，闻得江西地方，米价昂贵，奸民屡有聚众抢夺之事。六月癸酉，谕：朕观近日各省督抚，见朕加恩百姓，于地方一切事务，凡有可邀民誉者，一概丐恩请宽请免，以见其为民请命之意。

十月乙亥，因迩来福建辱官殴差之事，源源有之，上谕：朕细察其故，大抵因州县官姑息养奸，每遇恶棍不法等事，辄私自寝息，以图省事，并不申报上官。而上官又复苟且消弭，不行究诘。养痈贻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恤民之与惩奸，二者原相济为用。若两者俱失，则何以厚民生，肃吏治，挽薄俗，救颓风？

乾隆十年九月丁丑，礼部侍郎秦蕙田奏：近日奸民慢抗官长，有因地方偏灾，发赈稍迟，即抢夺村市，喧闹公堂者。而无识之州县，恐地方滋事，曲意优容。又或顽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听其刁脱；其士民涉讼事件，或不明究是非，故直乡民而不直绅士。若此之类，皆足以长刁风。

十月己酉，有人奏称，近日民骄之处有二，一在工程，一在赈济。赴工者领帑到手，私自潜逃；望赈者一有不得，哄堂闹市，因谕军机大臣等：

此等之事，多由地方官办理未善……如散赈一事，被灾之始，或大吏踏勘，冀邀声誉，每至以必不可得之数，虚为慰藉。愚民无知，信为实然。迨地方按例查办，绝不如前，而哄闹之端起。

又或被灾已重，待哺甚急，有司不能实时申报，以致民情惶怖，而哄闹之端亦起。

十一月，浙江巡抚常安奏覆：地方偶值旱涝，奸民挟饥民为护符，从中鼓惑，遂不免有哄堂闹市之事。上年办理浙省赈务，亲厘冒滥，访拏百有余案。得旨：所奏已得大体，“但尚须以忠厚恻怛之心，实力行之而已”。

十二月，江苏巡抚陈大受奏：委员确查阜宁县从前捏冒各户，现有自行首缴者，有销毁不敢赴领者。其舞弊捏造之书役地保，俱经查出，提讯究处。统计删除捏冒大小口三万二千有零。民情帖服。旨批：此非小弊，应重处若辈以示警。

甚至发生了因蠲免钱粮，乡民“转恃上恩”，欲将田租四六均分的事件。乾隆十一年八月壬辰，命督抚训饬刁风，谕：

从前御史等条奏民风渐骄，不宜任其日炽，朕尚以此言为太过。今闽省刁民聚党抗拒，高斌亦奏宿迁奸徒欲报全灾，希图普赈，挟制罢市一事。可知民气日骄，洵属不诬。朕乃蹈所谓莫知其子之恶矣，至于各省民情，固不无愚悍之处，亦缘各督抚谓朕保赤惠鲜，止知奉行德意，遂不觉渐流为姑息。不知父母无不爱之子，而于子之贤者，自必恩勤抚育；若不肖之子，又须重加惩创，岂容任其骄纵，以长奸恶？

这一时期，其它各类的聚众事件，如兵丁闹事也日渐增多。

乾隆十二年四月丙子，以近据各省奏报奸民聚众之案，如江南宿迁、山东兰山，皆因求赈；浙江临海，则因求雨；福建上杭，则因抗租；山西安邑、万泉，则因丁粮豁免等事，遂至聚集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罢市，肆为不法。上谕：

此皆愚无知之百姓，平日于地方官毫无敬畏之心，因而望恩幸泽，无有餍足。稍有未遂，遇事生风，众情汹涌，此民气所由日骄，刁风所由日炽。所谓有一利即有一弊，扶起一边又倒一边。水懦民玩，信不虚也。

朕爱育群黎，惟惠养是务，亿兆善良者众，岂肯因一二莠民，顿尚威克。但怀保不可不厚，而去恶不可不严，……俾小民咸知国宪之当遵，命吏之当敬。敛戢其浮嚣之气，慑服其骄悍之心，禁于未然，较事发而后以法绳之者，所全多矣。

发出欲改变政策的信息。[4]特别提出不得“聚众”。

为什么不许“聚众”？这一提法与今天的政治经验恰好相反，因为所有的现代政治，都离不得“聚众”，离不开“群众”（不管是采取什么形式，甚或是无形的）。传统政治理念却不主张“从众”，不主张实行“多数原则”，许多跟“众”字有关的名词，如鼓众、恃众、纠众、随众、媚众等，都是贬义词。清代更是不许鼓动群众，不许“鼓众”、“惑众”（鼓惑众听），发帖子（传帖约众），作演说，拿过高的政治口号吸引民众（干誉）。

“聚众罢市，大干法纪”，[5]大清律例本有规定。但在清代不同时期，情况也不尽相同，如“从前顺治康熙年间，督抚等犹沿明季陋习，于抗官拒捕之案，每多暗为消弭，归于不办”；雍正年间有所改变，乾隆年间就变得格外严厉起来。上谕，自“朕临御以来，严饬封疆大臣，不许弥缝了事。匿不上闻”。[6]乾隆六年九月，御史李清芳奏陈，严禁学习拳棒，纠众会聚。九年正月，闽浙总督那苏图等奏，禁止民间联盟、械斗、谤讪、抗官、拒捕、罢考、罢市、造军火器械、揭旗聚众等事。随之，为之制订了更为严格的法律。乾隆十三年五月，刑部遵旨议定：

嗣后直省刁民，聚众殴官，积至四五十人以上者，为首照例拟斩立决，仍照强盗杀人例枭示。其有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系同恶相济，亦应照光棍例，拟斩立决。其余为从之犯，照例拟绞监候。其被胁同行审无别情者，照例各杖一百。[7]

乾隆十二年五月癸丑，以近岁以来，科道官时有以民气渐骄为言，朕初不信，谕：

夫以普免钱粮，而民不以为恩；加赈厚恤，而民不生其感。偶或地方有司。办理少不如意，辄呼群咆哮，挟制官长。为督抚者，或避卞急之名，或存省事之见，不询根由，不顾大体，甚或参处官员，以图结案。

夫百姓之敢于恣肆妄为，亦由平日不知尊亲大义。而平日之不知大义，则由于朕厚加之以恩膏，而不先率之以教化。督抚亦惟知朕有爱民之心，而不思朕有教民之责。居恒煦呕燠休，惟恐咈百姓之意。百姓目无官长，竟若官长去留，可操之其手，及群不逞哗然而起，而官长则己挂名弹章。以致益煽，习为故常。犹劣子之倚慈母，有所恃而无恐，且抗衡焉……

今日之顽民聚众，干犯刑章，朕得不引为已过，深自愧悔也欤？然朕虽失教于前，尚思勤恳诲迪于后，以为黎庶劝。

对生衿参与，更表示要严惩不贷。十一月辛卯，谕：晋省两年中，如天镇之抢粮，乡宁、静乐、镇宁等处之聚众抗官，皆劣衿倡首。该学政从前未报劣行，宽纵之咎，已属难辞。

乾隆初政，皇上“念天下一家，流亡者穷而无告，故复定冬留春送之例”，严格实行了因灾流民的留养资送制度。“但意美而法未良”，盖从来勘灾，尚多匿饰，外来流民，无从核辨，惟有尊例资送而已；送回本籍不必核辨，惟有尊例补赈而已。定例：赈银月给钱二分，资送者日给钱二十，两相比较其利孰倍？于是游惰之民明知村落无灾难以入赈，不如预行外出，以求资送，又借资送文书以罔本籍，两相伪冒。[8]

所为乃是“爱民”，而突然发现，一旦如此，“民”还有那么“可爱”吗？

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另作解释，也可以说他本是一个纯朴的青年，经历了这样那样一番思想的转变，这才把心肠硬了起来。

乾隆十三年遂发生更大规模的闹粮事件，和更严厉的镇压。事情这回又是发生在江苏。

与以前闹粮事件不同，苏州是一个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工商业重镇，又是通往浙江的交通孔道，每年需要大量的粮食输入。这一年因连续受灾，粮价猛涨，[9]官府虽减价平粜，市价未能即平。四月十四日，苏州民人顾尧年自缚双臂，插竹粘纸，上写“无钱买米，穷民难过”等语，前赴巡抚衙门喊诉，欲求勒令米铺减价出售，从者甚众。巡抚安宁将其发往长洲县讯究，民人叶龙等聚众齐赴县堂吁请释放，混乱中将县堂暖阁打毁，并将顾尧年抢走。随后群众拥向巡抚行辕，将栅栏挤倒。营兵即刻出动，拿获闹事者三十八人。

得到消息后，皇上命将顾尧年聚众一案主犯及首犯立即杖毙，以儆刁徒，五月丁酉，谕：近年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之案，几至效尤成习。而吴中民情素属浇漓浮动，即如米价腾贵，地方官既为之劝谕，筹划平粜，而匪犯顾尧年仍复挺身而出，借端挟制，岂非光棍之尤？若不严行惩创，何以示警！并拟议在苏州添设八旗驻防（未果）。

顾尧年杖毙后，街巷出现匿名揭帖，内有立毙二十一人之语。随即青浦县罢市首犯二人也被毙于杖下。如此法外行刑，颇滋谤议。[10]

[1]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戊辰谕：民间物价。本自不齐。祇可随时调剂。不能概绳以官法。即如人生日用最急者。莫如食米一项。今谓意在恤民。而欲官为立制。务使市价损之又损。闾阎皆得贱食。意则美矣。欲其行之于事。能乎不能乎？

[2] 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合编《康雍干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79）一书所示。

[3] 《啸亭杂录》卷7《徐中丞》。

[4] 对于此类事件，以前则往往责之于官，并不治罪于民，如乾隆九年五月，直隶总督高斌参奏滦州知州李锺俾不能体察民情，及时出借口粮，致有刁民罗天才等乘机纠众，抢割麦田，强借粮食等事。即将其掣回，并未究治“刁民”之罪。

[5] 雍正十三年十月谕。

[6]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甲辰谕。

[7] 乾隆十三年五月己丑。

[8] 袁枚：“上两江制府请停资送流民书”，《袁枚全集》2，页240。

[9] 据美国学者李明珠研究，乾隆十三年（1748）出现了粮价的南北“异常”，对此也许能试着作出一个解释：这一年江南粮价的特别上涨，只是一个“个别现象”，它原因于局部的灾害，一方面，它是“真实”的，并足以造成当地价格的异涨，一方面，它又不够“大”，不能引起其他地方（如华北，如广东）的“连锁反应”（与李明珠教授的讨论及来往信件，2005年）。

[10] 《永宪录续编》：乾隆十三年，江南米价昂贵，苏耆吁请平价，触安宁怒，立拘三十八人，多毙杖下。及后奉旨枷责，只余六人。原安宁放米出洋，暗受其贿，乐米贵，商船始来。布政辰垣奏之，斥回京。是其背景原因甚为复杂。

六、乾隆十三年

17.自失

在乾隆十三年这个不祥的年头里，还发生了哪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呢？

苏州一案是所谓“大不称心”几件事中，没有提到的一件。之后复因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事件，特命刑部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

到乾隆十四年的秋审、朝审，皇上还一改从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即行处死。

一时大狱叠起，形成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氛。据说，昔日时的宽仁皇帝，一下子变成了铁腕皇帝，整个朝廷为之震惊。这一切似乎都是由于丧妻后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皇上在处决他的大臣时，不再垂泪颁谕，心中戚戚，而是怒气冲冲，心安理得。由寅畏小心，一变而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1]

刘松龄的书信中并未提及此事，但他所说假如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是否也有所指，我们就很难断言了。不过，对于“金川之役”，他却是有很多看法。

乾隆十三年处理的另一大事，正是“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为了这场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惨败，处死了经略大臣讷亲、川陕总督张广泗、大学士庆复等。[2]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它成于另一个亲信大臣、皇上的妻舅傅恒之手），以之挽回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3]

这在乾隆朝十几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过的。

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上谕：朕实为大不称心。如果说表达了对皇后丧仪风波的一丝自责之意，对这两次战争就更明显了。针对瞻对之役，上谕：

既已失之于前，不可文饰于后。此一事，我君臣皆不得辞未曾妥酌而率尔兴戎之咎。[4]

对于金川之役，更屡次谕及：

朕心深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办理至此，岂非前谕所谓命运使然者耶？[5]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此事错误，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乘此收局，犹为未晚。若更日引月长，无所底止，何以善其后？部库帑藏，内地民力，皆所当惜。[6]

而更重要的则无过于对乾隆初政第一大事——粮政努力的自责。

乾隆初年，政府成倍增加了仓储和扩大了赈恤力度，至少它在救灾中——那几年灾害颇多，[7]特别是乾隆六到八年——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也带来很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积因已非一日，皇上早也有所觉察，但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罢了。

在乾隆八年两江赈灾时，皇上就有过一番检讨。[8]但认为那不过是一个短期现象，因此只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欧堪善重提这一问题。[9]十二月戊辰，终因“迩年以来，（米价）日见腾贵”，发动了一场对粮政和粮食问题的大讨论。时距皇七子永琮出痘而殇，尚有半个月时间。上谕：

朕思米谷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而迩年以来，日见腾贵，……夫商贩流通，贵则征贱，间或暂时翔踊，何至连岁递增，有长无落？

若谓囤户居奇，此实弊薮，然自地方官力所能禁，何至全不奉行，任其垄断累民？……

若谓户口繁滋，则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便应逐渐加增，何独至今日而一时顿长？

若谓水旱偏灾，则亦向来所有，何以从来未闻如此之贵；且亦当歉者贵而丰者贱，又何至到处皆然，丰歉无别？

若谓康熙年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亦未详备，今则处处积储，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未免致妨民食，此说似乎切近，……朕反复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

因此令各省督抚“详求得失之故，据实陈奏”。[10]

其后几个月时间里，在经过一番小心的试探之后，各省督抚纷纷把他们的意见奏告上来，共有二十余份。[11]自乾隆初年以来，这种“汇议”已有过多次，如有关矿政、水利，以及禁铜、禁烟、禁酒，[12] 等等，而这一次恐怕就是最著名的了。

粮政方面的努力已持续了十几年时间，现在要求“下马”，这能行吗？对这样一个政体来说，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所谓“失败”了，它可能引起各种连锁反应，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因此即使没有那些政治风波，那些官员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格外当心了。

封疆大吏们各执一词，又像是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各个角度开说着各自的道理，生怕没能团弄好皇上，事与愿违，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毕竟由皇上先带了头，他们那些大胆的言论，也就不显得那么尖锐和冒失了。终于，矛头都对准了人事上的原因——采买过多。[13]或可与这些地方大员媲美的，是大学士傅恒在金川战事中如何“诱导”和“维护”皇上下定“收局”的决心的。[14]

其时“运度驳杂”，[15]特别是“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一切政务，未免因此分心”。[16]诸项大事交织在一起，交互作用，没想倒促使皇上下了决心。乾隆十三年七月，讷亲在金川的败报传来（同时关于粮政的大多数奏议已经上报），与其拖延下去，似不如快刀斩乱麻为好。新的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上谕：

迩年以来各省米价不见其减，而日见其增，反复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众论颇以为采买过多，米价益昂。因思生谷只有此数，聚之官者太多，则留之民者必少，……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为改弦之图……

令各省常平仓谷悉照康熙雍正年间旧额，其多贮者，以次出粜，著大学士等妥议具奏。[17]所谓“既知初意之失”，已与“罪己诏”相去不远，跟着政策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其时，几乎接到一个败报，即有一个新的决定出台。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等议复：通计十九省应贮谷三千三百七十九万石，较之乾隆年间定额四千八百万石，计减一千四百余万石。[18]

为此皇上不惜回到雍正朝苛严的老路上去，乾隆十四年二月己亥，上谕：

朕恭阅皇考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见批示原任浙江巡抚黄叔琳缓征一折，备悉外省官民，沽名邀誉，藉端逋欠情弊，曲中隐微。仰见皇考聪明睿智洞达治体，朕远不能希踪万一。

迩年来各省督抚，凡有奏请缓带旧欠钱粮，朕必降旨俞允……督抚身任地方，固当爱养斯民，亦宜兼筹国计。如偶遇水旱歉收，民力果属拮据，自应据实陈奏。不然，则违道干誉之积习，与顽户猾胥之浇风，亦当深戒而切禁之，毋谓殊恩之可以滥邀也。

乾隆十七年，谕：

所有存贮实数得十分之三四，即不必亟资买补。其动帑委员采买之处，似可概行停止。[19]

随后，米价也随之下降并趋于平稳。

但此一事中，亦不免有虚夸、好名之一面，日后曾于《御批纲鉴》（卷40）中写道：

常平亦不过救什伯于千万耳，曾力行之，终无实效……利不什不变法，废之而其怨者将益众，毋宁仍旧贯而不为其已甚，斯可耳。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上谕：

事当据理据实，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则经事久而见理真，不为此矣。

乾隆初年的“粮政事件”就这样中止了。它前后贯穿了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到乾隆十三年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以致粗看起来，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清代史书中几乎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又像是有人蓄意隐瞒，清廷档案缺失最严重的就是乾隆朝前十三年这一段了（比照前后两个时段都少了很多）。[20]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从此，皇上放弃了他“回向三代”的宏大目标。一个常人对于普通的“失败”都难以接受，何况关乎到他——要知他虽未经民选，却是抱着一番信念，有理想，有抱负，而充满自信的走上这个位置的——的毕生事业呢！此刻皇上心中的痛苦，真是不可言喻。

历史是一个大整块，在“乾隆十三年”这件事上，不能不看到皇后之死和金川之败的原因，也很难说哪一个是带有决定性的因素。而只能说，粮政困扰是时间更持久，层次不同，或者也是更应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政治事件。它的一“进”一“退”，都亟富有意义。

皇上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退却”决非无谓。他后来追述说：乾隆初年，打算充盈仓储，一举解决粮政和粮食问题；实行一个时期以后，“旋因市价增长，即令停罢”。开始认识到，“陈编所载余三余一之文，固为足食本计，第在当时原属地广人稀，又列国各守其封域”；而今情势变易，“何如即以此留之民间”，政府“临时善为补偏救弊”而已；除此之外，恐“无他一劳永逸之计也”。[21]

又说：“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诚不易之论”；若“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22]“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23]

事隔多年之后，还说：“（米粮）何如留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24]米粮盈绌，“总在转运流通，源源接济，方不致市价腾涌”；“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25]

当时还很少人认识到这一高度，唯袁枚批评流民留养资送制度时说：昔日“病在恩之过少”，今之“病在恩之过多，遍地皆赈，故转而生游惰之志”，与其如此，“何必纷纷官办”？[26]

由此可见，乾隆十三年粮政决议的真正含义，是在政府角色的深刻转变，而并不在于粮政一个方面，以及国家粮食储备的数量多少，更不是为节约钱粮起见，或为一时的财政紧张所致。[27]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粮政方针的改变，其他一些方面也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28]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29]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30]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31]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32]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33]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34]

定满洲相杀例，于秋审时俱入情实；[35]

停止由大学士、九卿通行甄别现任科道；[36]

著停止进呈经史；[37]

著停止使用奏本，一律改用题本，“以示行简之意”。[38]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定关税赢余，一照雍正十三年额；[39]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40]

从初期对天主教较为和缓的做法，改为厉行禁止传教；[41]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42]

在其他一些地方，则出现了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类的现象，……等等。[43]

皇上为此也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其中之一，就是经过十几年的执政，有了更多的实际经验。乾隆十四年十月戊寅，上谕：

盖执两用中，必随时消息。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而不忍，宁失之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裁度因时，方得权衡不爽。非有意从宽，亦非有意从严。且非前此从宽，而今又改为从严也。此中斟酌苦心，众人安能尽喻，是以详悉谕令知之。

所谓“阅历既久，灼见事理”，或“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无实际者”，[44]“知其一不知其二”，[45]以及“务虚名而受实祸”云云，[46]大约也都是指这一类情形。

“收敛”的那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

不过，乾隆初期并不是一味从宽，只宽不严的。比如，处死曾静、张熙，比乃父可是还要“严”了；甄别僧道，也不能说就是“宽”；对于“聚众”，始终都是“严”的；在扩大仓储上，更有许多地方“严”过了以前。[4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亥，上谕：

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朕降此旨，非于即位之初申饬诸臣以示威，欲其畏惧也。

明摆着是有其“严”的一面，并申明必要时还须用“严”的。乾隆元年以后，即发生若干从严的实例，五月庚申谕：

朕御极以来……去其烦苛，与民休息，并非宽纵废弛，听诸弊之丛生而置之于不问也。而内外臣民，不喻朕意，遂谓法令既宽，可以任意疏纵，将数年前不敢行为之事，渐次干犯……

朕看此等情形，天下臣民，竟有不容朕崇尚宽大之势。《传》曰：宽则得众。《易》曰：元者、善之长也。朕以天地好生之心为心，岂肯因一二无知之辈，即自改其初志。但治贵得中，若于玩法之徒，亦用其宽，则所谓稂莠不除，将害嘉禾。倘不速为整理，恐将来流弊，无所底止。是以近日处分臣工数案……

为治之道，固当如是。朕岂忽变而为严刻者哉……总之治贵得中，事求当理。不当宽而宽，朕必治以废弛之罪；不当严而严，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则朕之百姓，可以永久受朕宽惠之泽矣。

乾隆六年七月癸亥，谕：

近来鄂善、喀尔钦、萨哈谅及赵国麟、卢焯等案，皆朕准情酌理，不得不如此办理者。而外人不能深知，未必不以为涉于严峻。即进言进讲诸臣，颇有以效法皇祖崇尚宽大为敷陈者，则外人之议论可知矣……

从古帝王，以优柔寡断而致败者恒有之，从未有振纲肃纪，生杀予夺，大权不移而致败者也……夫栽培倾覆，惟人自取。或宽或严，总归一是。成心不可有，定见不可无。朕岂中无主宰，忽然而宽，忽然而严者乎？……

若有意从宽，必且流为市恩姑息而失宽之正。则所谓宽者即严之因，而所谓严者即宽之害。是则有意从宽，尚且不可矣，而况有意于严乎？

表明对于贪官，从立法到执法都是“严”的；而对那些部院堂官、督抚大吏，也经常严加训斥。谕：

朕并非优柔无能之主，诸臣若少错会意，致趋废弛之路，朕惟地方大吏是问。[48]

又于《汉元帝论》中写道：

自古亡国之君，或失于刚暴，或失于柔懦，……柔懦者，或权臣、或国戚、或宦寺、或女谒，大权一失，威福下移，身虽苟安于一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49]

所以皇上常常使用“宽严相济”的词语。就此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层次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如乾隆元年三月上谕所云：

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元年五月戊午谕：

朕御极以来，所办之事，虽有数件从宽，特因体恤下情，于应从宽者始行从宽耳，……朕谆谆训诫，而诸大臣等不能仰体朕意，惟逞私臆揣测。

并于日后在《御批纲鉴》中说：

倘滑吏刁民窥见意旨，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50]

宋神宗励精图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说杂沓并进。渐至海内棼然，民生重困。苏轼云：待事之来然后应之。深得致治大体，不止为当时药石。[51]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传》云：不密害成”，[52]以及“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53]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54]

不过，这样的“宽严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宽政”，已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他在《经筵御论》里写道：

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敏信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为首，……《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敷政宁人之本哉？[55]

雍正十三年十月庚寅，上谕：

宽厚二字，非可一概视也。厚民生，纾民力，加惠于兵丁，施恩于百姓，乃为宽厚。朕所以仰承先志，而日夜孳孳者此耳。若夫姑息以养奸，优柔以纵恶，听若辈贻民害而蠹国事，以待善良者待奸蠹，则适所以成其惨刻残忍，而为不宽厚之尤者也。

表明所谓“宽”的对立物并不是“严”。[56]

从这一角度说，皇上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初衷，这特别表现在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处理上。乾隆十六年江西巡抚舒辂奏：江西省夏月溪涧水发为患，例系有贷无赈。今则无论夏秋，一遇水发，地方官即携银前往抚恤。在小民以为例当如是，望恩幸泽，无有餍时，所费实多无益，亦于风俗有关。六月辛酉，上谕：

舒辂此奏非是。他方偶遇旱潦，虽属偏灾，而所关于民瘼者甚重。竭力补救，尚恐小民或有向隅。……岂得因愚民望泽无餍，豫存裁抑之见？况今当国家全盛之时，……库有余帑，仓有余粟。何必以一方偶需赈恤，鳃鳃计较？且朕宵旰勤求，恫瘝在已，时切于怀，亦何忍以嗷嗷待哺之穷黎，撙节锱铢升斗之米？……舒辂着严行申饬。并将此通行各督抚知之。

多年后在《御批纲鉴》（卷14）中写道：

贾谊首议积贮，晁错继之以重农贵粟。其言虽杂，出于管、商，然崇本抑末，实为足食之源也。

昭槤《啸亭杂录》亦云：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57]

如乾隆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58]五十年，各省荒旱赈恤，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59]甚至超过乾隆八年两江大灾所用数量。

就此而言，“收敛”只是一个“顿挫”，而非一路下滑。尽管有些变化并非是一时的，如施政风格等较为表层的一些东西。

乾隆九年，流民留养资送制度初次取消之后，面对进退两难境地，五月丙申谕：

本年春间有旨，流民不必资送回籍，……今既雨泽沾足，究不若归而谋食之为是。亦应树之风声，凡流民有愿回籍耕种者，著地方官即行善为资送，亦不必强民之所不欲也。[60]

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呢。事过多年，于甘肃冒赈一案，特谕：

若因此稍涉靳固，则是因噎废食，爱民所以事天，朕如伤在抱，惟恐一夫失所，实出于中心至诚。此上天所鉴，亦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朕前旨所谓宁受万人欺，不可使视民如伤之心少懈，正谓此也。[61]

即“秋审”一事，虽一度从严，也不尽然。[62]金埴《不下带编》卷5论“重民命”：

（我朝）自太祖至圣祖，历朝积德累仁，轻刑薄罚，今圣天子尤不嗜杀，西曹所决罪，每岁不过三四十人或二三十人不等。上一狱则必宸虑详审，求其可生。诏曰：某情犹可矜也，某决尚可缓也。所谓胜残去杀者，惟我朝为然。

因此，与其说他“严”了，不如说是在政治上更加老练、成熟了而已。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这样过去。乾隆十五年五月，上谕：

当御极之初，如从宽好名之习，不能去诸怀。……比年阅事既多，深知为治必出于大公至正，斯久而无弊。……十五年来，无时不以敬天法祖为心，无时不以勤政爱民为念，无时不思得贤才以共图政理，此可无渐衾影者。人苦不自知，惟工作过多、巡幸时举二事，朕侧身内省，时耿耿于怀。[63]

追述往事，对“从宽好名之习”，仍“不能去诸怀”，并征引“工作过多”、“巡幸时举”几事，予以自责。虽其中也不无一二自我辩护，及归罪臣下之意。

这一种想法可谓由来已久，乾隆元年正月丁酉谕：

朕思我皇考世宗宪皇帝诚求保赤，有孚惠心，蠲免额征，宽减浮粮，……而民生犹不得宽裕者，大率由督抚大臣不能承宣德意。

按说，在这样的“体制”之下，皇上有了过失，不是不可以下“罪己诏”的。乾隆十三年就粮政问题，上谕“朕既知初意之失”云云，已与“罪己诏”相去无多。但这乃与国家政体有关，在一般情况之下，也只有怪罪臣下“奉行不实”了。从许多事例来看，这也近于当日实情，尽管其中也不免存在一些错怪之处。

御史欧堪善在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的奏摺中说，政令行之善则民享其利，倘而奉行不善，则法立弊生，恤民者每为病民之具。[64]在粮政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地方官员不愿采买，不愿存粮，并不愿劝谕捐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说来好笑，其一竟出在政府组织之内，甚至在于执行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细节”之上——难怪皇上想起了就不高兴，那些个“失败”，不归罪他们，该怪谁呢！

而“奉行不善”，正是官僚的一种沉默的“抵制”。“下治上”，恐怕是任何皇帝都不能不面对的现象，历史上不知多少帝王都“栽”在了这个上面。

因此乾隆皇帝对粮政及其它方面的种种“失败”，就不能不抱有某种“若有所憾”的心情，后来他在《御批纲鉴》（卷六）里写道：

孔子以子产为古之遗爱，而称其使民则曰义。今观其初政，固非以煦煦为爱者矣。惟能行其义，所以卒成其爱，不然民之不慢者几何？

颇有点后悔自己当日的行为，致为人所“欺”似的。所以他常常就不给那些大臣好脸子看，其后又屡兴大狱，据说“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伺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遭黜辱”。[65]

其后，皇帝开始不断地“整饬”官吏。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中发生的“伪稿案”等“风波”中，[66]皇帝即迁怒地方官员，如乾隆十六年八月，将山东巡抚准泰革职拏问；山东按察使和其衷一度也革职拏问；十一月，令将江西巡抚鄂昌、江西按察使丁廷让解职。皇上批评一些督抚说：

外省督抚，养尊处优，牢不可破之恶习，无所惩戒，何由更改？既明知其办理背谬，而复为姑容，国家任用封疆大臣，安用有此？外省吏治，尚可问乎？[67]

并指斥一大批能臣：

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钥。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惯用此术，方观承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68]

对一些大员，始终不给他们好脸子看，甚至侮骂由之。[69]

到乾隆二十年左右，遂发生了一次次“整饬”官吏的“运动”，如胡中藻案、彭家屏案、庄有恭案、蒋炳案……等等，自那以后，它断断续续，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其高潮可能就是乾隆三十三年的“叫魂案”了。在该案中，皇帝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前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山西巡抚等“俱着交部严加议处”。山东巡抚因刑求逼供、误导上司，被“恼羞成怒”的皇上降职，还有一批低级官员也遭到弹劾。次年，因一相关案件又有一批官员受到处罚，其中计有68个知县、22个知府、14个道台、32个按察使、29个布政使、26个巡抚、以及14个总督。这确像是孔飞力所谓的“政治运动”了。这一系列的事件之中，恐怕都留有乾隆十三年的微妙的影子。[70]

清朝皇上兼任宰相，又一切“出自朕衷独断”，无人“辅佐”，无大臣“襄赞”，这使他成了一个十分孤独的人物。他身边也几乎没有形成一个“帝党”，在“回向三代”这样的事业上，既很少赞同的声音，也很少有人反对，一片沉默。

这不是“专制”，也“专制”不起来。何况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这是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主张），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

今天捧读清代实录或其他档案史料，亦不难发现，皇上谕旨虽非公之于众，但无论面对谁人，他都是在讲理，像是在面对天下苍生，面对历史，不但道理要讲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往往也要交代清楚。“蛮不讲理”，或“没理找理”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都得说出一套，并非“黑箱作业”。皇帝也常常征求别人意见，或发起廷议、会议予以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经济事务，如粮政、矿政和水利上），这也和一般对“专制政治”的理解不符。

知错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说是“专制”。[71]

如果说他是说一不二，政令通行无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约，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似乎又于史实说不过去。

乾隆四年八月丙子，因张湄奏内有臣工奏疏伏愿宸衷乾断之请，上谕：

自古设官分职，原以佐理政务。兵农钱谷，各有专司。朕以一身而万几待理，祖宗数百年之章程，国家千百条之规制，不得不咨询于大臣……

若必欲尽出一人之意，事至即断，不交廷议，无论势不可行，且于古圣人之询于四岳，咨二十二人以亮天工者，大相乖谬……不又将以朕为专任已见，而不博采众论耶？[72]

当然，这一体制自有其另外一面，即皇帝揽事太多，

朕临御至今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即月选一县令，未有不详加甄别者。[73]

纵观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过恐怕并不在所谓“专制”之上。中国文字“专制”二字义不在此，昔日也从未有以之论皇帝是非者。特别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职，即是政治领袖，又是行政首脑，就后者而言，一般并无“专制”与不“专制”之说（熟悉现代史事即不难了解这点）。总而言之，清代即使“专制”，其范围也很有限。这也为古今社会的不同所决定。

如果说儒家的宗旨是“养教兼施”、“先养后教”，那么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养”上，乾隆十三年以后重点就转入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这颇有几分勉强，也有几分无奈。但是要这个古老的帝国一时间拿出什么更新的办法，恐怕也是不切实际。

其后，皇上几乎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多年以后，反而把“西师”和“南巡”当作了毕生两大事，这一段“伤心事”就这样半被掩盖起来。

从此，再没了以前的那一股锐气，没有了那一种理想主义，没有了对经济对策的追求。倒有几分显得“乏”了，多了许多花架子，少了若干实在的东西。所以朝鲜使臣才说清廷“外似升平，内实蛊坏”，“大臣庸碌，而廷臣轻佻，甚可忧也”。[74]乾隆十六年以后的几次南巡，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相对而言，朝廷进入了一个“无策”的时期，“乾隆之治”最光彩的一幕，已经悄然落下。

虽然如此，今上却是一个极为要强的人，决不甘心做一位庸庸碌碌的君王，古人所谓“庸主”。他仍以为大任在肩，也断然作出了若干努力，——举凡“十全武功”、“六次南巡”、“搜书编书”、“文字狱”，大体上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尽管评价不一，却也颇有可观之处。

[1] 以上参见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刘凤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说到“心理变态”，当有一种“懊恼”、“悔恨”，以致“自责”的成分在内，就事论事，仅仅妻子之丧，似还不至于此，因此还应从别的地方，或更深远因素去查找。

[2] 以上参见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成崇德：《十全武功》，《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3] 钦天监正刘松龄的私人信件，此外他还谈到了这场战争的许多问题，如它的目的和起因等，皆与众说不同（乾隆四十一年，皇上也称两次金川起衅，皆由地方官酿成）；他特别质疑清朝的军事能力，包括几年之后的准噶尔之役，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4] 《高宗实录》，卷263，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谕。

[5]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壬子谕。

[6]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甲子谕；此外，皇上还说了一些关于改过的话：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朕改过不吝，……朕自思天定之事。人力不能自由（《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丑谕）；知难而退，知过而改，乃所谓不远之复（《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辛未谕）。

[7] 多年以后，皇上在《御批纲鉴》中借汉代历史解释说：“汉文帝即位之初，善政累累，顾有地震山崩之异，殆所谓天心仁爱，而示之以时保之义耶”？

[8] 乾隆八年四月己亥谕：朕御极以来，重农贵粟薄赋轻徭，诸如筹积贮、蠲米税，凡所以为民食计者，既周且悉。直省地方宜乎糗粱充裕，价值平减，闾阎无艰食之虞矣。乃体察各处情形，米价非惟不减，且日见昂贵，……以为生齿日繁耶？则十数年之间岂遂众多至此？若以为年岁不登，则康熙雍正年间何尝无歉收之岁？细求其故，实系各省添补仓储，争先籴买之所致，《高宗实录》卷189。

[9] 江南道监察御史欧堪善奏陈积贮事宜：皇上旰食宵衣，保民如子，御极以来，加增常平仓额俾赈恤之需有备无患，尧舜爱民之心何以逾此，……其米价之不平者，必有致病之由。议者或以为生齿繁滋户口日众，或以为岁时旱涝收成歉薄，或以为小民巧诈囤积居奇。臣愚以为此数者势所必有，然米价之贵似不尽由此也。康熙雍正年间去今未远，生齿之繁固不如是之甚速，且我国家气运与天无极，岂再数百年而养民无善策乎？若旱涝灾祲何时蔑有，顾此丰彼啬，原可相济，查迩年各省虽有偏灾，而报丰稔者亦复不少；至囤积居奇久经严禁，地方官自当实力奉行，何至积弊连年，听其垄断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案，1140-035。比较之下，不难发现欧堪善所言多不出乾隆八年上谕之范围。

[10] 《高宗实录》卷304。

[11]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可以查找到的有关奏摺已有二十六份，除一份外（山东），所有的原件差不多都找到了；参见邓海伦（Dunstan）：《政府还是商人——十八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过程》、魏淑民：“乾隆朝粮政事件的再探讨”。

[12] 参见乾隆三年十二月庚辰谕。

[13] 参见魏淑民：“乾隆朝粮政事件的再探讨”。

[14] 参见高王凌：“另类的金川”（2010，未刊文稿）。

[15]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辛亥谕。

[16]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己未谕。

[17] 乾隆十三年七月辛丑，《高宗实录》卷319。

[18]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壬辰，《高宗实录》卷330；按：不少学者以为仓库真的多存有1400万石粮食，其实它是不存在的，只是就那4800万石拟议存额而言的一个假设。

[19] 乾隆十七年七月丙寅，《高宗实录》卷396。

[20] 高王凌与王业键、白彬菊的分别谈话，1987，美国。

[21]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695。

[22]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

[23] 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高宗实录》卷314。

[24] 《清史稿·王亶望传》。

[25]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甲申，《高宗实录》卷1281。

[26] 袁枚：“上两江制府请停资送流民书”，《袁枚全集》二，240。

[27] 乾隆十五年正月辛未谕：至去岁所颁谕旨，原因外省修理工程，未能酌量缓急，所当留有用之经费，以资调剂，初不为减省钱粮起见。……上年军务告竣，岁值丰登，库帑储备，尽已宽裕，无事鳃鳃过计，《高宗实录》卷357。如果说在乾隆十三年前后曾有过财政上的考虑，那也是一时的，不是长远的，是行政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何况在那几年正在实施全国普免，所免税额在三千万以上呢。

[28] 参见和卫国：“乾隆前期纳谷捐监研究”，《明清论丛》第七辑，2006，页384400。

[29] 参见邓海伦：“试论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荒政会议论文，2005年，北京。在会上就这一问题的定位，几位国外学者，如李明珠、魏丕信与邓海伦之间还发生了有益的争论。显然，所谓留养资送制度的兴废，是远不足以概括这一问题的。

[30] 参见乾隆十四年二月庚子，三月己酉，四月乙酉，丙午，五月癸亥等。

[31] 乾隆十四年三月乙卯。

[32] 乾隆十四年七月壬子：与准噶尔交易之事，若在官承办，赀本价值，亦必不能如商人之斟酌减省。应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庶为妥协。

[33] 参见孙喆：“清前期蒙古地区的人口迁入及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清史研究》1998：2。

[34] 在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之后，魏斐德教授（F·Wakeman）和曾小萍教授（M·Zelin）分别向高王凌指出了这点，认为它也应该划入这一“收敛”之内，1987年1月，伯克利，1989年5月，北京；又见曾小萍：《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lizing Fiscal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gChina》（《知县的银两：十八世纪清朝中国的财政合理化改革》），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84。

[35] 乾隆十四年六月壬午谕。

[36]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癸巳谕。

[37] 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亥；因其“行之十余载，渐成故套”。

[38]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三，引自史媛媛：《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页43。

[39]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庚申谕。

[40] 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

[41] 据说皇上即位之初，以辅臣之议请，命除供奉内廷西洋传教士外，满汉军中布教之西洋人，禁其居留。尔后京师及各省教民被拘禁者甚多。乾隆元年（1736年）五月初，郎世宁乘皇上来如意馆观赏其作画之机，跪求缓和教禁。上谕：“朕未尝阻难卿等之宗教，朕惟禁旗人信奉。”十日后，又由某亲王召教士入宫，代宣帝旨：“唯禁旗人信教，他皆不问，教士亦得自由信奉。”嗣后对信教者即持宽大态度，迫害之事几绝迹。《燕京开教略》一书直誉“郎世宁片言之功，有胜千百之奏疏”，参见郭成康：《清史编年》，第五卷，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42] 参见和卫国：“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博士论文），2008，乾隆十八年。

[43] 如乾隆十四年三月庚戌谕：“朕意苗疆事体，惟当谨守章程，行所无事，自能敉宁绥辑”。后果有二次金川之用兵。

[44] 乾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89；这是指不久之后与烟禁一起放弃禁“踩麯烧锅”。

[45] 乾隆十三年四月辛未谕、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谕。

[46] 如井田、封建等，方濬师：《蕉轩随录》卷11《储贰金鑑》。

[47] 如世宗屡谕徐徐办理，丰年采买，照依市价，价长而止，与乾隆有所不同。以粮政窥之，不意以严补宽、苛苛为察之世宗，较之宽严互济之高宗，似非更严更苛，参见高王凌：《知古鉴今话粮政》，《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关于乾隆的用严，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又，乾隆初的“常安事件”，也处理颇严，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页101。

[48] 乾隆元年二月谕，《高宗实录》卷13。

[49] 《乐善堂集》卷4。

[50] 《御批纲鉴》，卷101；圣祖也曾说过：在下者常视上意所向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则下必投其所好以诱之，《庭训格言》6。

[51] 《御批纲鉴》，卷77。

[52] 《御批纲鉴》，卷25。

[53] 乾隆六年七月癸亥谕。

[54] 当日此类现象之多，已足可引起重视，如乾隆五年七月庚寅，上谕，御史沈世枫奏：近年以来之督抚每以寻常政务不足以结主知而动众听，于是逞臆见以变法，矜一得以邀功。其说以为利民，而其实利未见而害随之。如崔纪令开井灌田，郝玉麟欲以严刑重困流民，张渠请禁粮艘带酒，雅尔图抑令业主免租，李卫禁止晒曲，鄂弥达勒令盐商领帑开矿之类。又如陈大受见豫抚因捕缉多盗，蒙恩议叙，亦将所获盗犯，陈渎天听，《高宗实录》卷123。

[55] 《御制文初集》，卷1。

[56] 鄂尔泰亦曾写道：“国家设官分职，凡以为民耳。但能利民，则宽严、水火，皆所以为仁”，赵慎畛：《榆巢杂识》下卷，页146；适与乾隆六年十一月己巳谕——现在尚书侍郎中，有曾任督抚者，乃在外，则所请常过于宽。曰：吾以恤民瘼也。在内，则所驳常过于严。曰：吾以重国帑也。……随境转移，漫无定识。要之皆揣摩迎合之习，不能悛改——形成鲜明对比。

[57] 《啸亭杂录》卷10《纯皇爱民》；自乾隆十一年首次普免之后，乾隆一朝又有过数次普免，据统计乾隆朝各项蠲免，前后共达白银二亿余两，参见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页69。

[58] 《清史稿·食货志》，卷125。

[59] 参见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页38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又据统计，乾隆四十九年以后至五十三年，各省水旱灾荒赈恤及因灾蠲免豁免民欠，共计银二千四百五十五万两余、米谷二百二十万余石，《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689-690页。

[60] 《高宗实录》卷217；同时，恐其地亩无人耕种，令在籍居民。代为耕种。

[61]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癸丑谕。

[62] 乾隆十六年正月庚子谕：朕哀矜庶狱，昨岁推恩中外，已将五次缓决罪犯查明减等发落。顾念比年以来，获罪之犯，尚有羁禁圜扉者，朕心恻焉。所有直省朝审秋审各犯，缓决至三次以上者，即着该部查明，酌量案情，分别请旨减等发落。

[63] 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65。乾隆五年，曾作诗云：“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御制诗初集》，卷四，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页28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6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案，1140-035；另外，在禁烟禁酒上，亦“俱未实力奉行”，乾隆六年五月甲戌谕。

[65] 钱穆：《国史大纲》，页633。

[66] 伪稿即所谓《孙嘉淦奏稿》，其文累万言，以所谓“五不解十大过”，指责皇上即位以来之种种过误，尤为指斥南巡；伪稿久已失传，《郎潜纪闻三笔》页772云：伪稿密参在朝多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等；另据小说家言，其首乃“为谏奏皇上节欲劳政、爱养旧臣、体恤八旗勋贵、摈弃小人、奖拔君子为治天下，臣孙嘉淦跪奏……”数语；大略指皇上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搁置先帝老臣，宠幸后宫，甚或与外戚之属暧昧情事；“今皇上欲追尧舜之君，而行桀纣之事，欲思圣祖之道、世宗之法，而效前明声色狗马之俗，南辕而北辙，遂令天下失望，不亦惑乎？”参见二月河：《乾隆皇帝》《风华初露》，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页398。

[67]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

[68] 乾隆十七年六月壬辰。

[69] 参见高王凌：《乾隆南巡》（未刊文稿）。

[70] “叫魂案”又名“割辫案”，什么是“叫魂”呢？相传那一年从南方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有一伙不法之徒正在四处游荡，通过在人的名字、辫子或衣物上施用魔法，摄取人的灵魂。这引起了地方上的恐慌，也因此惊动了朝廷，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以上参见孔非力《叫魂》，及高王凌“叫魂案之前因后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不过，如果说“伪稿案”还找到了一个“替罪羔羊”，“叫魂案”却最终是“不了了之”了。

[71] 湖南巡抚许容诬奏谢济世，被夺职后，乾隆七年，有旨仍命抚湖北，给事中邹小山上疏：“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晓然于黜陟之所以然。”疏入，上遂寝其事，《朗潜纪闻·三笔》卷9，此乃其小者。

[72] 周世宗以违众议，破北汉兵，自是政无大小，皆亲决，百官受成而已。推官高锡上书谏曰：“四海之广，万几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亲之，……不若选能知人，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忧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无乃失政之本乎？”不从。《御批纲鉴》（卷70）批曰：“人君躬揽庶政，则权不下移，奸欺无由得售，所全实多。高锡扭于晏安习见，但以垂拱为得大体，而不知敕几实握治原。……观周世宗事皆亲决，而美政史不胜书，可以知治要矣”，其事颇为相似。

[73]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戊子谕。

[74] 朝鲜使臣报告，《李朝英祖实录》，英祖十九年十月丙子（乾隆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档案系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79，页3。

18.尾声，不同角度的观察

乾隆十三年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首先，是关于清朝军事力量的强弱，在刘松龄看来，通过金川之役，可以看出满洲人的军事能力已经低落了；而在稍后一封关于平定准噶尔的信里，他都没有一句话夸赞清朝的军事力量。

大约同时，金川之役在天主教传教士安德列斯·雷（1692？～1772）的日记中被翔实地记录下来。雷的传教基地在成都，他叙述了清军高昂的阵亡损失：一些士兵被金川人砍成肉泥，一些士兵饥寒交迫成了残废，一些士兵为逃避敌军追击纵身跳下悬崖，许多将校在绝望中上吊自杀。冻疮严重削弱了清军的战斗力。清军阵亡士兵的遗孀在官府没有发给她们抚恤款项的情况下，到成都地方官的衙门门前示威抗议。在这种糟糕的形势下，谣言四起，甚至谣传乾隆帝已经驾崩。[1]亚历山大·伍德赛德（Woodside）在《剑桥清代史》中写道，满洲旗人所向无敌和办事高效的声誉在金川宝塔形状的碉堡前完全破灭（第五章《乾隆朝》）。这一件事，初传教士以外，当时还没有人道及。

第二个方面，是对金川这场战争的缘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过错都推在了对方身上，如说他们抢劫行旅（所谓“夹坝”），侵略友邻，威胁进藏道路塘讯等。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本是为了争取“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就打破了单方面史料的限制。

中国学者很容易说，刘松龄“错了”。他们更相信官方的史料，好像清代官书上有的，才算是有，没有的，或不符合的，就不能证明似的。殊不知，那是靠不住的。原因之一就是清人一直在修改他们的史料，特别是档案史料。其结果，必然是几乎没有什么事能“考订”出来，无论怎样“考异”都没有办法证明。

汉人不够重视经济贸易，这不奇怪，但周边或内地的其他民族并不是这样的。读一读《大清高宗实录》，就可以知道与北方民族打交道时，“贸易”占有了多么重要的地位！金川难道是一个“例外”？那里岂不是以盛产黄金而闻名？[2]

据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前言》中说，作者吴敬梓“摄取的故事素材有发生在1748年（即乾隆十三年）的”，[3]可能即指第三十九回所说，“过了半年，松潘卫边外生番与内地民人互市，因买卖不公，彼此吵闹起来，那番子性野，不知王法，就持了刀杖器械，大打一仗……又把清枫城一座强占了去”（页381）。

其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四十一年发生了第二次金川之役，起因除了官书档案所记大小金川强横不驯外，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说：附近一些汉人地方官吏敲诈欺压，故彼等倡乱反叛。[4]同样或类似的情况，是否可能也发生在第一次金川之役呢！

至于第一次金川之役，无论清军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5]刘松龄曾经希翼的“大起义”，自然也没有发生。

在以后的一些信件里，刘松龄终于承认，他的传教事业失败了，科学传播的事业也失败了。在任职钦天监二十七年之后，刘松龄奏请让出自己的职位，但为皇帝所拒绝。[6]容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5，页760。《实录》中对此事亦有记载：“钦天监监副刘松龄年老乞休。得旨，刘松龄不必乞休，听其酌量精力行走，若自度步履稍艰，即不随班亦从其便。”《清高宗实录》，卷944。皇帝的“关怀”对刘松龄来说，也许恰是一种压力与无奈。】

当代史学家多对“科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一部“现代化”的历史，从表象上看，首先就是物质文明变革的历史。在中外历史上，也从没有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有关的“制度变革”占据了这么重要的地位。“科学”（实际上很多都是“技术”，而非“科学”）传播和应用的作用，不言可喻。

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假设：假如把那些西方人带来的先进科学仪器好好利用起来，就会出现怎样怎样的结果；[7]或是在清朝掀起一个习学西学的“热潮”，甚至能够以科学来开科考试、选拔人才，又当如何如何。[8]须知，在这些“一厢情愿”的凭空想象之后（假定它能够照办），还需要一个连着一个的假设，一个假设的系列，或系列的假设，单向而无变化，这怎么可能呢？[9]

在这中间还存在很大的误解。其实，在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科学”并未曾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到较晚的阶段，科学和新发明的传播也就不是大的问题）。据弗兰克研究，在著名的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发生后的两个世纪里，科学实际对欧洲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根本没作出任何贡献。还有学者提出，科学发现不是技术创新浪潮背后的唯一促动力量，它显然也不是必要条件。[10]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崇拜的不外就是“科学”和“民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刘松龄带给中国的，除了“科学”以外，还有什么“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可以夸耀吗？

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它前后，刘松龄所属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都处于战争之中。其中包括同土耳其的几次战争（1683～1699、1716～1718、1737～1739、1788～1791）；同法国的九年战争（1689～1697）、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1～1713）；1740年以后针对普鲁士的长期战争（包括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及七年战争），以及十八世纪末反对波拿巴的同盟战争，等等。[11]这些有的是外线作战，有的则不是，如土耳其军队即曾兵临城下，包围帝国首都维也纳。

相比之下，中国却正处于一个“百年和平”之中。从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1680年代）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来，内地几乎没有战争，乾隆朝“十全武功”，主要发生在边疆地区（包括西南等清人所谓“新疆”、“土司”之地）。

据研究，在欧洲各种专制君主之中，哈布斯堡王朝是最著名的。一方面，奥地利帝国在国际上经常站在“反革命”同盟一边，另一方面，在内政上它恰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这个国家并没有因刘松龄所拥有的“科学”而“现代化”，或实行政治变革。[12]

在奥地利皇帝治下的是一个民族大杂烩，其中800万臣民是德意志人，比这多一倍的是这种或那种斯拉夫人（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罗塞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还有500万匈牙利人，500万意大利人和200万罗马尼亚人。[13]确实，这样的政治，怎么就比中国好呢？[14]从某种角度说，这个“大清帝国”除了不信耶稣基督以外（它可有着多种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各个方面，可能并不多让于奥匈帝国。不但如此，就连整个欧洲文明，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康有为眼中，已是失望之极。[15]马戞尔尼带来那些“科学技术”及“坚船利炮”，就更不足道了。

乾隆初年，刘松龄对清政府真是充满了鄙夷。不过，他的看法逐渐也有所改变，也不再那么恨皇上了。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刘松龄说，不知该用什么话来赞美皇上的认真和思考能力。他说到做到。很想了解所有的事，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情况，不管是在打猎时还是在出访中。他做事情非常有条理，而且下边的人都愿意听他。中国人会发命令，也会听话。

在另一封信里，他赞美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有秩序的和平的帝国，不像欧洲人那么喜欢打仗。中国人这么喜欢和平，是不是因为欧洲的王国都是在战争中建立的，而中国是由于和平或自愿统一的？如果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全都听命于一个皇帝，而欧洲却有好几个国王？……【随文注= Mitja Saje：Zadnja Dinastija in Izzivi Sodobnosti（《中国近代史》）；参见高王凌：“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刘松龄研究之一）；美国人罗斯（E·A·Ross）1911年出版的《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页157）中写道：“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一样，并不依靠警察和士兵来维持和平”。】在这中间，刘松龄还引述了孟子关于“定于一”的话。[16]

一场重要的争论，——中国是不是“专制主义”？——就在这时发生在国际汉学的重镇法国。它也许是在历史上首次提出这一问题，其中部分原因则来自来华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牵涉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伏尔泰（Voltaire）、魁奈（Quesnay）等西方哲人。他们所依据的，主要就是杜赫德（Du Halde）搜集耶稣会士报告撰写的《中华帝国志》（1735）。据此魁奈提出，世界上有两种专制主义，一种是合法的，另一种是随心所欲的。中国可能是专制主义的，假如人们想这样说的话，但它是合乎法律的而不是任意的。因为“中国政府的体制是以一种不可置疑的和占绝对优势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他抱怨他的对手们偏见太深。与之不同，孟德斯鸠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政府形式：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制。他把中国归入独裁制范畴（尽管他承认那里人民无限幸福）。相反，伏尔泰赞扬中国的政府。他认为实质上中国不是专制主义国家，而是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之上的绝对君权制的国家。“这个大帝国的法律与安宁是以最自然最神圣权利为基础的：孩子尊敬老人”。在所谓专制政府那里，君主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与生命。但在中华帝国，情况并不是这样。伏尔泰甚至赞扬与他同时的乾隆皇帝，还打算跟他通信。[17]

但是，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包括耶稣会士报告影响在内的“反专制”思想，在那一世纪即十八世纪之末，却引发了法国大革命。[18]而在中国，则于二十世纪之初推翻了大清，并在辛亥百年之后，仍对其不依不饶。

在所有这些方面，与“传教”问题一样，都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但像基督教应否东来一样，[19]；其实，清朝皇帝就曾以此种见解质问罗马教皇。）这些也都并非刘松龄个人所应负责的问题。说到这里，我倒觉得刘松龄批评乾隆的信件，[20]。）显示出一些他个人值得称道的人品。

在中国，刘松龄似乎拥有多重的身份，他是一个传教士，传教，是他的最高“使命”；照理，他只为传教，别的世俗事一丝一毫不管；[21]但在实际生活里，他同时又像是一名“外交官”，或“驻外记者”，向自己国家（或教会组织）报道驻在国的“新闻”，或在报章发表自己的发现；[22]有的时候，更像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但与之不同的是，他同时也是中国的一名官员，负责“天文”等“科学”工作；有时也不免为了大清参加一些外交事务（乾隆十八年刘松龄即因迎接外国使臣“甚属黾勉”，而被给予三品职衔）。[23]

刘松龄有这些思想（包括“骂皇帝”等），并不“丢人”。因此也许还拥有了特殊的史料价值（同类的也只有那些朝鲜史料）。其实，刘松龄提出这些批评，不论他的勇气，还是内在的“道义原则”（包括他的“不同政见”、“人权思想”和锐利目光），都是很可观的，不容随意抹煞。

俗话说“一叶障目”，刘松龄等一干传教士，对乾隆仍有许多没看到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此对外来的观察者一概否定。如论清代政治之失，不在所谓“专制”，而在所谓“私心”，朝鲜使臣朴趾源曾说：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陞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此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

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

天下之患常在北虏，则迨其宾服，自康熙时筑宫于热河，……今皇帝身自统御而居守之矣。

西藩强悍而甚畏黄教，则皇帝循其俗而躬自崇奉，……分封名王以析其势。

此清人所以制四方之术也，独于中土似若无所用心，然其心以为，天下之小民，薄其赋敛则安矣，……但天下之士大夫顾无可安之术，则估尊朱子之学大慰游士之心。……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24]

似乎清人统治天下，皆为一种“术”之运用，且有“阴”、“显”的两个方面，无论是“尊朱子”，还是“薄赋敛”，并不是像他自己所标榜的样子。[25]尽管朝鲜人的态度已有所转变（如称“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26]“乾隆行宽大之政，可谓贤君”[27]，但仍持如此严厉的批判态度。

用人则“内满而外汉”，使臣李彝章回国报告里写道：

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积怨太甚。

朝鲜国王评论说：“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28]乾隆八年考选御史，杭世骏策称：

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三江两浙天下人才渊薮，……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岂非有意见、畛域(之分设)？[29]

或者，就像伦敦大学国际会议论文所说（2010年）：

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它来自于北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挟带着异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以少数征服多数，君临了中国。从表面看，它像似中国传统，却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带有着“国际背景”。它到底是什么？过去，常把它解释为“民族矛盾”、“野蛮落后”，恐怕也不尽然，或许我们应一步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性质”。所谓“清朝统治者”，已有几分接近于“现代政党”。在一般所说的清人受到“汉化”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到这一“外来者”的“异质性”和它的主动“侵略性”(不仅表现为清初“薙发”)。[30]

这确是异乎传统政治之常的，也无怪时人之不易接受。

1773年，耶稣会团体被罗马教皇下令解散，第二年，作为“最后一个耶稣会士”的刘松龄，“以忧郁卒”（享年71岁），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二十年之后，乾隆皇帝终于实践了自己当初的诺言，执政六十年后，“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又当了三年太上皇，才撒手西去（1799），其时已经年近九旬。

有一些问题，我们至今仍不好回答，即乾隆皇帝明明知道刘松龄等传教士的违规行为（如涉足传教、信件不由官差递送[31]，为什么却“置而不问”，予以包容？他知道不知道，这些传教士曾在背后这样骂他，而且传诸四方？

更为重要的是，在十八世纪，一个“现代化”的年代，通过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各种途径，西方是否曾经影响了中国？而就一般意义而言，传教士又对中国政治产生过何种影响？相反，中国又曾怎样影响了西方（这种影响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这些，恐怕都不好回答，也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我们只知道，就在皇上归政之后（嘉庆元年正月，1795），发生了他一生中最不称心之事，其程度远远超过乾隆十三年，这就是川楚陕白莲教起事（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也许正是因此让他早年无意间决定了“至乾隆六十年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而在几乎同时，在欧洲爆发了法国大革命（1789），和一系列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

我们也可以说，中外历史已渐次打成一片。

[1] 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enmann）：《安德列斯·雷在四川西部的第一次金川战争1747—1749》，《中西文化关系杂志》，第19期，1997，第8、10、13页。

[2] 据二月河说；金川不但是有名的黄金产地，山里还盛产药材如藏红花、鹿茸、麝香、三七等等，都可以和其他地区的物资交换（参见《乾隆大帝》之2《夕照空山》，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页73、76）。

[3] 吴敬梓（1701～1754）：《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郭成康：《清通鉴》卷一二八。

[5] 参见高王凌：“另类的金川”。

[6] 【法

[7] 如戴逸曾提出，如果没有礼仪之争，或争执双方彼此让步，耶稣会传教士继续在中国活动，中西文化的交流扩大和加深，那么，中国人的思想和信仰方式是否会有所改变？是否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页11；黄爱平：如果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和统治者上层能够把握明末清初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机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中国的历史或许有可能改写，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发展进步、走向世界的机遇，《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页372。

[8] 美国学者埃尔曼的设想，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演讲，北京，1995年。

[9]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243。

[10] 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页262～263。

[11] 参见保罗·肯尼迪（B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北京，1988。

[12] 《世界史》，页763。

[13]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页201。

[14] 密迪乐（Meadows）曾在1856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如果中国政体中的几个问题能得到修正，“我坚信，作为一种令全民幸福的政府体制，中国以其独具的某些优点，即便没有陪审团或议会，也能证明它足以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政制相媲美，而且优于奥地利及其他一些基督教国家的制度”，罗伯茨（J·A·G·Roberts）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06，页20。

[15] 钱穆：“读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页331、325。

[16] 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也说：孟子曾在二千年前向梁襄王指出：天下定于一。乾隆皇帝正是这一思想的忠实信徒。十八世纪的清朝并不是建立在残暴专制的基础上的，《剑桥清代史》第五章《乾隆朝》。

[17] 参见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4、79、88；在阎宗临看来，就孟德斯鸠所用的资料论，将中国列为专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政府保证两种重要的权利，即自由与私有权，页108。

[18] 阎宗临：《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法国大革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当时耶稣会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实有非常重大的结果，《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102。

[19] 马戞尔尼使团成员巴罗写道：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就存在“对不同宗教的普遍宽容”，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参见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23～24

[20]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系刘松龄研究之二

[21]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西洋人汪达洪启：西洋人来中国，不是奉本国王之命，不过听罗马府教宗准了才来，为发显天主的教，至于别的世俗事，总不想一丝一毫，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220。

[22] 传教士的身份很容易遭到误解，有时甚至是很大的误解，其中之一，是认为传教士是秘密的政治间谍，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译本，页136）；至于这些误解是否像他说的那样已经解除，却是未必。

[23] 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782）：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酬劳”，仅供传教士一小部分需要尚虞不足，彼等所恃以为生者，盖为欧洲慈善家之捐款，就中以德意志捐款为巨。

[24] 朴趾源：《热河日记》《审势编》。

[25] 孟森也认为，清人存在迎合社会以博取民心、巩固统治的心理，《明清史讲义》，散见各处。

[26]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7]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1册，页4553。

[29] 乾隆八年二月癸巳谕；《朗潜纪闻·三笔》卷1：乾隆间，杭堇浦疏凡十事，其言至憨激，部议当重辟。上仅令罢归田里，不之罪也。堇浦生平有此一节，亦不得以文人目之也。

[30] 参见高王凌：“清朝历史的满洲特性”（未刊文稿）。

[31]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甲戌，军机大臣等议覆，两广总督杨廷璋奏称，西洋人在京效力者，其乡信往来，向系澳门夷目，或在省行商雇人代为传递。嗣经奏准，严禁行商脚夫等，私行代递。但自定例以来，阅今六七年，未见有西洋人呈请转达奏咨之事。至询问傅作霖、刘松龄等，据称向来西洋人所有书信，其从京城寄至广东者，亦由提塘递送（《高宗实录》卷七六八），显然与事实不符。）

附

金川之役的另类解读

乾隆十一年，中国南方发生了一起“教案”，因为私下传教，几位传教士的首脑人物被捕，翌年一位主教被“明正典刑”。至乾隆十三年，其余几位复在皇帝授意之下，在狱中被秘密杀害，对外则声称“瘐毙”。西洋传教士、耶稣会在中国的领导人、清廷钦天监正刘松龄（Hallerstein）对此愤懑异常，他既快意于“上帝的报复”，如皇子之夭折，皇后之猝死，朝廷亲信大臣讷亲之被杀，金川之兵败，更因清军战斗能力的下降，质疑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乾隆帝谕：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

上谕中提及的“金川之役”，史称“大金川之役”，又曰“第一次金川之役”，以异于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金川之役”，即“小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

据刘松龄说，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以之挽回朝廷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1]

确实，这一场金川之战，就不像是清军在战场上以武力打赢了的。在替换讷亲的亲贵大臣傅恒从北京赴川途中，乾隆皇帝就已修改了他的目标，甚至在尚未找到一个体面的方式之前，就准备撤兵了。这是怎么达成的呢？这中间存在着怎样的“君臣斗智”，以致于让傅恒实现了“下克上”？

一

所谓“金川之役”，到乾隆十三年，已经打了两年之久。清军吃了不少败仗，却始终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

屡次失利之后，总督张广泗奏称，计贼现存不过四五千人，我兵汰其伤病及无用土兵，尚可三万余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密奏：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番民不满万人，现在军营所集汉土官兵已至五万。因前敌相继败绩，将弁怯懦，兵心涣散。目前与其增兵，不如选将。请特遣重臣，能谙练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者，前往料理。[2]

大金川人，《广與胜览图》，故宫博物院编《清史图典》《乾隆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页47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驰驿前往四川督办大金川军务。又命前大将军岳钟琪、傅尔丹，驰赴金川军营。

六月，经略大学士讷亲驰抵卡撒军营，“督催过激”，令三日取刮耳崖，违者以军法从事。六月十四日，副将买国良中枪阵亡，两日后皇帝爱将、总兵任举遇伏阵亡。讷亲为之夺气，遂奏言筑碉以与大金川共险，不敢复言进攻，且事事俱听张广泗调度。张广泗则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将相不和，士皆解体。[3]

九月二十八日，己卯，上谕：

大金川用兵一事，不意讷亲至彼，张广泗既漫无成功，诸事推诿，而讷亲以羸弱之躯，复不能躬历行阵，惟图安逸。经朕督饬，究不能大有克捷。即摺奏一事。亦前后矛盾，于情形并不明晰。较之向日在京办事之勤敏精详，竟似两人。[4]

命协办大学士傅恒取代讷亲，于到军营之日即授为经略，统领剿办大金川一切军务。寻晋傅恒保和殿大学士，奏章许于沿途开看。[5]

十月壬午朔，上谕：

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讷亲……从前在京时，不过于军机奏到随常办理，从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将来作何了局，……乃起程之时，全不踊跃。彼其意以为，军前调集大兵，指期克捷。胜则引为己功，即不胜，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颜面所关，国家军旅之重，皆所不计，其隐衷已不可问。

及至军营，张广泗方观望不前，而伊复茫无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两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请建碉与贼共险……是其第一谋画，既已贻笑众人矣。自是始有申饬之旨，然犹日夜望其成功，而乃身图安逸，并未亲履戎行。……至前后摺奏，于所奉谕旨紧要情节，概不切实明白回奏。惟以浮词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军前大臣等，经朕再三传谕，终不令其陈奏一字。

在金川战场，名将张广泗、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都失败了，年轻而缺乏战场经历的傅恒究竟有没有超过张广泗、讷亲的本领，能够保证这场战争的胜利？他有信心吗？皇帝有这个信心吗？这些恐怕都是没有把握的，

至傅恒念切休戚，力图获丑，蓄志有素，甚可嘉尚。观其锐往直前、破釜沈舟之志，即可克期奏凯。然军旅之事，原难遥度，倘傅恒亦仍蹈故辙，纵使粉饰入告，自不能掩人自有公论，朕亦自有筹酌。但过犹不及，讷亲之失于不及，而观傅恒勇往之气，朕实虑其太过。

但傅恒却取得了成功，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及了。

自历次上谕看来，讷亲之罪，为偷安自逸，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此其一。

不以实在情形入告；于道路之险阻，兵民之疲惫，一切艰难困瘁之状，从未据实入告（上谕中特别提出：“不知以经略亲信之大臣，摺奏中何事不可备陈，如汉文不能尽者，则用满文”），此其二。

对傅恒来说，这些就是他行动的背景，也可说是他的“参照系”。他必须吸取讷亲的教训，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反其道而行”了。

为此，傅恒不但要在这两个方面与讷亲有相反的“表现”，以取得皇帝的信任，而且要在第三个方面，即于“不经意间”，使得君上重新决策，修改方略，乃至“不战而胜”。当然，这只是他自己悄悄的打算，是一点不能对外透露的。

首先，正是要像皇帝所说那样，“傅恒断不似讷亲之畏怯退缩”，而必须“锐往直前”，有“破釜沈舟之志”。现在，就是他该拿出行动来的时候了。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癸丑（公元1748年12月22日），傅恒出师，定于来年三月内全抵金川军营，大举征伐。[6]

乙卯，出发后第二天，皇帝闻知大军沿途行走，部伍甚属整齐，“朕心甚为欣慰”。

第三日，丙辰，谕军机大臣等：

朕夜间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事件，系寅刻拜发，计算大学士又复经夜不寝矣。大学士责任重大，此身尤宜保爱。

在大军出发后第二日夜间，皇帝接到了傅恒的第一道奏摺，乃于寅刻（清晨4点前后）拜发，可见他连日行军外，一夜未睡。“闻大学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特命吏部尚书达勒当阿等，嗣后朕所发事件，若在戌刻以后，即暂行收贮，“伊等乃朕特命随大学士前往之人，大学士亦应听伊等之言也”。

戊午，第五日（初八），又谕：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奏报事件，系初七日巳刻于获鹿县封发。计初五日由京所发谕旨，按程应于初六日戌刻始抵获鹿。大学士接到谕旨，即办理覆奏，已需一二时。是日又有军营傅尔丹等奏摺，启封检阅，逐一覆奏，亦须数时，是又达旦未寐矣。

看来傅恒于舟车劳顿之后，又一夜未睡。显然，傅恒这一次“押宝”是押对了，他不似讷亲之偷安自逸，就此博得了皇上的欢心——“大学士身体果然康健，精神果然好，饮食果然多？著达勒当阿等具摺奏来，不可隐饰”，——不错，与讷亲相比，他跟皇上的亲情更近，我们还不记得皇上曾如此对待讷亲呢。

辛酉，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奏摺，……必系初八日到(榆次县)鸣谦驿，连夜办理定稿，初九日早起起程后，交司员发驿站者。

足见傅恒之“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

壬戌，第九日，谕军机大臣等：

目今经略大学士按站前进，当此严寒短晷，冲冰雪，冒风霜，实乃劳苦，……此时乘骑星驰，以示与士卒同甘苦，实属可嘉。

傅恒不辞辛苦，勤劳王事，不但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点都是无比重要的——而且，他已在“不动声色”之间，使君上修改了战争的目标，即不必“擒获用事头人”莎罗奔，而只需“捣其巢穴”就可以了，

至攻剿事宜，如能生擒莎罗奔及郎卡献俘，固为大快。即或逆酋自知不免，先伏冥诛，或窜伏他部，而我兵能捣其巢穴，夺踞勒乌围、刮耳崖，或擒获伊用事头人，即当奏捷献俘。如青海之罗卜藏丹津……具有成例。其莎罗奔等釜底游魂，不过用兵一二千人，交岳锺琪等搜捕，必不能漏网。经略大学士应即回京，襄赞政务，不必定待莎罗奔之就擒也。[7]

看来，一旦“劣迹斑斑”的张广泗、讷亲，为“处处可人”的傅恒取代，皇帝与其之间，就会“接近”起来——或说君上是“性情中人”，好“感情用事”，亦无不可——只要傅恒通过种种“反行为”，取得他的信任。

这样一种“位移”的结果，就是皇帝开始“为他”着想，同时亦是“为己”着想，这种“你我不分”的现象，以后我们还会多次看到。

这种现象，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共谋”，君上已于“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与臣下一同创造一个局面，一个能为彼此双方接受的“结局”。

在这个过程中，皇帝的心理紧张会一步步消除，于是就可能反思以往的一切决定，面对各种情报，重新判断，并可能想到：这些都是“何苦来哉”？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岂不正可就此打破僵局，实现预期？

癸亥，第十日，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如今日议覆山东请运奉天米石一摺，……较之经略大学士在京时，诸事周详妥协，不至烦费朕心者，实已大相径庭矣。……第金川不过一隅，视机务孰为重大，且朕躬岂宜过劳？

所谓傅恒走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使是事实，亦可视为“托词”。重要的是，皇帝在重新考虑这场战争的战略及其得失了。他开始从不利的方面思考，这会不会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如何从中摆脱出来，早日班师，而不再一味求胜？

经略大学士到彼，荡平勒乌围、刮耳崖，即应遵照前旨，飞报大捷。其莎罗奔、郎卡擒获献俘固善，纵或兔脱潜逃，祗须留兵搜捕。……至经略学士在京时，曾面奏金川殄灭之后，乘我兵威搜讨班滚。朕思金川告捷，大局已为完美。若再办班滚，未免过求万全。……即朕所身历者言之，深信太称意之不可期。而知足常乐，信而有征。经略大学士应善体朕心，金川军务一竣，迅速还朝，以副朕望。[8]

己巳，谕：傅恒朝夕驰驱，兼办一切公务，心力俱烦，以致火气上升，喜服清凉，“朕心实为不忍”。

甲戌，谕曰：

（经略大学士傅恒）征途遥远，冲寒遄发。计每日程站，远者竟至二百五六十里。卯初就道，戌亥方得解鞍。且途次日有朕颁发谕旨、商办机务，又须逐一筹划陈奏。如此迅速，如此勤劳。而所奏事件，无不精详妥协。其经过地方，吏治民瘼，事事留心体察，据实敷陈。自非经略大学士秉性忠诚，心同金石，才猷敏练，识力优裕，安能如此。

这样夸奖臣下，亦属罕见。其“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戊寅，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大安驿所发奏摺，系二十二日丑正二刻拜发，若非彻夜不寐，何以赶办？[9]

此后直至四川境内，傅恒依然辛苦异常。十二月辛卯，谕：

朕览经略大学士奏报，于渭城驿驰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余里。此次经略大学士奉命遄征，每日带星就道，薄暮犹未解鞍，勤劳亦云至矣。

傅恒的另一个“优势”，是他的性格特点，传教士多说他为人谦和，屡屡为人求情。在这点上，他也与讷亲恰恰相反，——直到此刻，皇帝才说出来讷亲种种的不是，可见他早就掌握了有关情况，只是必要时，才公之于众罢了，

（讷亲）一至西安，将军巡抚迎见，讷亲傲慢睥睨，仰面不顾。于地方情形，全不置问。秦蜀接壤，军营动静，亦概弗咨询。而其沿途，肩舆自适。驺卒动遭鞭扑，流血浃背，或至颠踣，为人马践踏，转在轿中视而笑之。此岂复有人心者耶？

及至军营，安坐帐中，从不亲身督战。每日至已午间方起，属员概不接见，遂致诸务歧误。[10]

时人程穆衡《金川纪略》记曰：

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

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11]

是以傅恒决不以“肩舆自适”，而宁肯“山行徒步，示与士卒同甘苦”；复谦恭待下，“所过地方、吏治民瘼，又无不留心体察”，就此取得了皇上特别的信任。

二

傅恒在逐步取得君上的信任之余，还须把自己对前敌情况的看法，报告给皇帝（他已被赋予拆阅前方奏摺的权利）。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也是对讷亲、张广泗不满的地方之一，即所谓“不明敌情”、“并无一人据实入告”。

十一月戊午，于直隶途次，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接到傅尔丹奏摺报匣，遵旨开看。内有小金川土司泽旺番禀一件，系告张广泗家人、通事与汉奸王秋，勒取泽旺财物，不胜骇异。细按情节，……(勾通汉奸)肆行不法，亦所不免。

得旨：

诸凡妥协详明，有何可谕。一如卿议行。[12]

但更多的情况，是他到西安及四川以后才发现的。十一月己巳，傅恒奏：

臣经过陕省，今岁有被灾之区。抚臣陈宏谋、布政使武柱虽竭蹶办理，但承办之州县，较直隶、山西稍为不及。又闻从前过陕兵，供应稍迟，即有哄闹者，将来大兵供应愈难。

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朕览经略大学士所奏事件，甚为精详周到，……闻十七日自武功起行，途间讯问张广泗，耽延甚久。又行二百余里，薄暮始至宿处。

十二月甲申，上谕：

据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本月二十四日，入四川境。至神宣驿，即无马匹更换。次日由水程至昭化县，见第五起云梯兵仍在该县，询称因无马阻滞。

乙酉，谕曰：

今据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四川境内，并无伺候马匹。不得已只带十数人，于陕省疲乏驿马内拣选乘骑，驰赴成都，……且途次马乏。竟至步行。[13]

当然，更多的信息并不是在专门的奏报之中，而是在傅恒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侧面透露出来的。壬寅，傅恒奏：

本月初九日，臣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军营第一险路。上下四十余里，寻常牵马步行，今因连雪，路途益滑，臣率众步行。至极滑处，将马绳系拉上，一二步即倒，有十数匹坠入山涧。是日惟臣马赶到，官兵皆无马，臣独乘马不忍，因步行七十里至住宿处，并未勉强。众皆欢欣随行。此路若不加修，大兵恐致迟滞。

奏入，谕军机大臣等：蜀道之险峻如此，从前实所未知。[14]意识到前敌地理环境的险恶。非是“不经意间”的叙及，恐怕就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勒乌围，《平定金川战图册》(按：此图展示的是第二次金川之役的情况)，《清史图典》《乾隆朝》，页54

十二月壬午，针对令人切齿的“不能据实入告”，皇帝谕曰：

（今据侍卫富成提问讷亲）讷亲云：番蛮之事，如此难办，后来切不可轻举妄动。这句话，我如何敢上纸笔入奏？此语实为巧诈之尤。伊受朕殊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陈奏。如果贼径十分险峻，伊曾身同士卒尽力进攻，屡冒锋刃，犹不能克。再调劲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亿浩繁，徒糜帑项，则当以实在情形奏闻，请旨停兵。……

迨伊与张广泗久无成功，朕又屡次传谕，令其详细斟酌。倘断有不能殄灭之故，何不明言其所以然，直请班师。……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终始。讷亲以亲信近臣，膺阃外重寄，经朕如此谆切指示，亦当遵旨据实覆奏。朕岂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请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陈，则此局早已可竣。[15]

如果早知悉这些情形，“则此局早已可竣”。前敌的艰难，皇帝恐怕是越来越知晓了。

又因此时正值普免钱粮（自乾隆十一年始三年轮免），发生了财政调拨上的一时困难。十一月己卯，谕：

此番军兴供亿实为浩繁，视从前西北两路军营，费用较多数倍。彼时劳师远出，十有余年，所费不出六千万。今用兵仅二载耳，即以来岁春间奏凯言之，亦非千万不能。如运米脚价，北路经途数千里，曾减至十八两。今自成都至军前，祗数百里，而价亦如之……

在金川小丑，朕本非利其土地人民，亦非喜开边衅。第以逆酋跳梁不逞，置之不问，无以慑服诸番，宁谧疆圉。……我君臣如此办理，人事已尽，亦海内所共知。朕意此时且应亟力进剿，倘至明年三四月间，尚不能刻期奏绩，不若明下诏旨，息事宁人，专意休养。[16]

已考虑即使“不能刻期奏绩”，也要撤兵，“息事宁人”了。

十二月乙未，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从前高越奏请推广捐例……虽该省另立军粮飞班，赴捐者仍少，于军储未必有济。请将户部收捐停止，俱令于川省报捐，本折兼收。其运米至军前者，准以飞班即用。

傅恒在这里使用的策略就是：平淡叙入，点到即止，此外皆由皇帝自悟，决不多说一句。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从前只知川省用兵以来，供亿浩繁，民力拮据，而其空虚疲惫一至于此，竟无一人剀切敷陈者。即军前光景，诸人奏报，亦仅依稀闪烁。朕于金川，何曾有丝毫利其土地人民之见。使讷亲等能据实入告，朕宁不早为裁夺，何至糜费若此？是以伊等之罪，益无可逭。

也可以说，傅恒所见，即朕所见；现实情况已把君上推向了前台，想要推诿，也没处可推了，

今经略大学士思虑所及，使万里情形，了如指掌。观此则用兵一事，断不可过朕昨所谕两月之期矣。……倘尚须筹划，略有迁延，则以全蜀之物力，帑藏之脂膏，填于蛮荒边徼一隅之地，实为可惜。朕见甚确，朕志已定。

在经略大学士以军旅自任，自不肯为撤师之言，于理亦不当为此言。但目前所急者惟马匹钱粮，马匹虽经措办，似可无误，而粮运则尚费料理。经略大学士目击该省艰窘之状，亟思接济，计及捐例一事，欲为变通，诚出于无可如何。[17]

如“撤师”一类的话，自然只能由皇帝自己来说，而不能出诸傅恒之口的。于此，他最好连一个建议都不要多说。

十二月丙申，谕军机大臣等：

朕观川省道路情形，马匹应付，实属艰难。日前经略大学士傅恒到彼，随带人数几何，即已不能承应，……若过三月，便应许其求降，以省帑费，以惜人力。朕意已定，谅不出此。

否则“倘内地有意外之虞，而满兵隔越蛮徼，其何以应之”？

十二月辛卯，复谕：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由今思之，此番用兵，非为金川，直为讷亲、张广泗居心不良，使之败露。……讷亲专图安逸，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得罪鬼神。是以不待他人攻发而自行发露耳。朕思及此，不觉悚然。[18]

事已至此，皇帝居然寻到了一个新的借口：“此番用兵，非为金川”，如此，则何所不可？

捧读上谕，傅恒内心里不知会怎样的“窃喜”呢！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具体的“台阶”了——尽管其中免不了要“装点几分”呢。

三

金川一役，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出现的呢？“准降”，又是怎样一种情况？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大金川头人得什阿朗赴党坝军营哭禀：郎卡现在病重，求差官往验。岳钟琪即遣派千总杨自功、把总周郁赴勒乌围看视。据称，郎卡果系病重，但莎罗奔不敢赴营投见。[19]

十二月甲午，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接到傅尔丹、班第报匣内奏摺一件，系党坝头人乞降；贼势穷蹙，及郎卡病重，差员往验。臣细阅此摺，办理殊未妥协。

傅恒恐怕已经洞中窾要，其中显然有许多不明朗的地方。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料敌情形一摺，筹审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随朕办事数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练达，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朕心深为嘉悦。经略大学士信为有福之大臣。观此，则大功必可告成也。

如谓“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足见傅恒已取得高度信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所谓“共谋”，一方面是出自傅恒，一方面也是皇上自己的需要。

而清军亦已疲惫不堪。丁酉，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臣于途次，见陕西、云南受伤遣回之兵，敝衣垢面，几无人色。问其在军营及打仗时，亦服此衣，甚可怜悯。此等兵临阵数次，已不得力，正可裁汰。

上谕：

金川用兵一事，朕并非利其土地人民。亦并非因御极十三年来从未用兵，欲振扬威武，成此殊功，夸耀史册也。第以贼酋私放夹坝，又骚动番境，逼近炉地。虽已驱逐回巢，未经惩创，怙恶如故。巡抚纪山奏请致讨，一面出师。朕因张广泗娴于军旅，调任总督，委以进剿之事。而张广泗初不以实在情形入告，惟妄为大言。自秋涉春，师期屡易。班第料理粮运，见伊措置乖方，迄无成效，奏请特遣重臣前往。……

而张广泗当讷亲初到，曲意逢迎，欲得其欢心。及见伊漫无成算，则转谄佞为诽议，为讪笑。又见伊大局将败，则复转轻慢为倾害，布散流言，摇惑士众，欲挤之死而攘其职。而于其种种贻误，并无一语参奏。此小人之尤。经朕于瀛台亲鞫，具得实情，是以立置重典。至蜀地民力之凋敝，贼境进取之险阻，士马刍粮跋涉输挽之艰难，从未见伊两人据实敷陈。而讷亲获罪后，始私对富成云：番蛮难办，以后不可轻举。我岂敢形之笔墨，必俟面陈。……

首先，把罪过推在了已被处斩的张广泗和讷亲身上，其次，便是为自己，而不仅仅为傅恒，寻找台阶：

大学士自请督师，仔肩重务，必不肯于进取之时，为畏难之语。但所陈奏川省可虑情形，以朕度之，尚不过十言其五耳。然即此而观，则用兵一事，断不可过朕面谕四月望前之期，更不必游移矣。

川省民番杂糅，加之嘓噜流匪，遇事逞凶。所赖年来秋成丰稔，小民尚有乐生之心，得以少安无事。今烽燧连年，人苦劳役。设有奸徒，从而煽诱，以易动之民，当困惫之际，内地少有疏虞，诸事深为可虑。即如官兵经过西安，督标匪卒以牵马伺候小忿，辄持刀恣斫，伤及三人。川民疲于供亿，背负军装，徒步陟险，宁不较此更甚，……安能在在周防耶？朕若早知如此，并此番调遣，皆可不必。此皆讷亲、张广泗贻误，不据实入告之咎也。

因此决定，倘过四月初五，则暑雨时行，馈饷难继；若贼酋穷迫乞命，俯准纳降，亦可绥靖边徼，经略大学士即当于三五日内振旅凯还。

不期傅恒仍在“作态”，故作“积极”。癸卯，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等语。朕览之，深不以为然。辗转思之，竟至彻夜不寐。……

金川之事，朕若知征途险阻如此，川省疲惫如此，早于今秋降旨，以万人交岳锺琪料理。更不必调派满兵，特遣重臣，费如许物力矣。奈无一人具奏。朕实不知彼地情形，……

现在酌拨帑顷千万有奇，至动及各省留备银两，已属拮据。即使国家府藏充裕，而罄小民之脂膏，捐士卒之躯命，以供一人之必欲成功，天下其谓经略大学士何？……天下其又谓朕何？……万一不能擒丑虏，得巢穴，而既有斩获，亦得谓之成功。……乘此机会，因而抚纳，亦足以振军威而全国体。在蛮夷绝徼，控制之方，只应如此。若再有迁延，不思转计，究将作何了局……

故谓若不听命，“朕不待至四月，必降旨召经略大学士还朝”，即使“不能擒丑虏，得巢穴”，“既有斩获，亦得谓之成功”，——但，这还算是什么胜利？

为免傅恒“抗命不尊”、“一意孤行”，皇帝甚至搬出来皇太后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

今晨恭请皇太后圣母万安，蒙询及此事。朕以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如不成功、无颜以见众人之语陈奏。奉皇太后懿旨：经略大学士傅恒，此见实为太过。经略大学士傅恒此行，原为国家出力，非为一己成名。如为成名起见，岂有国家费如许帑项，如许生命，专以供一己成名之理。……(且)成功与否，则当听命于天，若天意不欲殄灭丑类，人力何能强违？

并再次强调粮草供应之紧张：

朕若早知川省物力疲弊，地方险阻，实不肯为此举，而此番料理已未免有类孤注矣。如四月初旬……仍不过在卡撒、党坝间，迁延观衅，则劳费无已势将难继。今各省拨协钱粮，已动及留备，而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若迟至秋冬，则士马疲惫，馈饷繁难。此二千七百余万者，且悉以掷之蛮荒绝徼，设令内地偶有急需，计将安出？

四川布政使高越所奏，复及于前方运输困难：蜀中挽运军需，全资民力，即村曲乡民，亦多征拨不已。一出桃关，山路歧险，雪深冰结，艰苦视内地倍甚。戊申，上谕：

观此则川省物力虚耗，大概可见。高越虽称据实直奏，恐困惫情形，尚有未尽形之章牍者。内地民情可虞，奏凯宜速。夫以江南富庶，米价偶翔，刁民辄乘机肆恶。况川省以险僻之区，值军兴旁午之会，意外易滋事端，诚不可不亟为筹虑。前所传谕，以四月初旬为期，盖深有见于此也。

因令傅恒彼时不待奏报，即可决定撤兵：

纵使莎罗奔、郎卡未遽就缚，亦不过釜底游魂，如班滚今日耳。何足介意，亦不必穷搜矣。而得勒乌围即可谓之犁庭歼丑，足以告成功。……若待询问，奏报往返，又须经月，转益劳耗。此等机宜间不容发，朕既不能遥定，惟赖经略大学士……虚衷烛理，审机度势。[20]

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二辛亥，上谕：

朕阅经略大学士傅恒屡次奏报，番境道路奇险，军行艰瘁。……所奏实不过十得其五，然即此而观，则人力之难施，大概可见。从前讷亲、张广泗若将此等情形，据实入奏，朕必早有裁酌，何至劳费若此。此固朕上年运度驳杂所致，而朦蔽之罪，伊二人实已不容于诛矣。且如天赦、班拦等处，羊肠鸟道，备极险巇。经略大学士惟躬亲跋履，乃深悉其难。

看来皇帝已洞悉“番境道路奇险”，“处处俱有碉楼”，但尚未放弃“扑碉”之计，他还需要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

但经略大学士密奏，扑碉终非长策，应另为筹办。朕思贼番据险负隅，凡属要害，俱有坚碉。扑碉而外，更有何计。讷亲张广泗之罪，实在欺蔽偷安，种种乖张。至于驱兵扑碉，似未可以为非。……然亦险着。未知果能奏效否？

健锐云梯营碉楼，北京香山，清军练兵之用，《清史图典》《乾隆朝》，页49

但仍“决意收局”，前敌若无进取，甚至只派“岳锺琪坐镇炉地”（打箭炉）即可了，

（小金川）原属化外，盖亦天然界限。所以古称蛮夷荒服，以不治治之。经略大学士留兵在彼弹压，想确有所见，不专为米粮火药也。此事屡经贻误，从前马良柱连有克捷，若益以三千人，早可奏功，而张广泗不与，此一误也。张广泗分兵十路，措置乖方，不能乘机前进，此二误也。讷亲身图安逸，不能鼓励士众，又不将实情入告，此三误也。……朕在数千里外，固不能豫烛其难，是以又有此番料理。经略大学士未履其境，亦无由深知其难，是以力请视师。今朕已洞悉形势，决意收局。经略大学士目击身亲，所见宁不相同。……若三月内果得勒乌围、刮耳崖，尚须斟酌，若不能，则但以万人令岳锺琪坐镇炉地，加意防御，自足绥辑蛮徼。朕熟计深思，无逾于此。

壬子，复谕：

今日阅班第所奏川省夫马钱粮拮据之状，及舒赫德所奏直隶、山、陕、一带地方情形，朕心深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办理至此，岂非前谕所谓命运使然者耶。然总因从前在事诸臣，并无一人据实入告。朕实不知其难，即经略大学士傅恒在朕前时，亦不知其难。近经朕悉心访问，经略大学士又身履番境，班第等亦稍稍敷陈，朕始悉其险阻困惫，举属创闻，非意料所及。若不早为转计，日引月长，劳费无已。……此种番蛮，乃依古以来所有，上天并育并生，原置之化外，……若必以中国之治治之，是以人力而抗天心也。……天不可违，则成功岂能豫必？朕目前实不敢存盼望成功之意矣。

傅恒可谓“如朕亲往”，代朕亲征，君臣之间的接近也就无以复加，

设令（大军）顿刃悬岩，军威少挫，将何以为班师之地？……究之事有难为，功有难就。兵亦人耳，以之扑碉，徒致伤生，岂遽得志？

“扑碉”之策，也就愈发可疑。甲寅，傅恒奏：

查军营习气，惟事张大其词。攻一碉伤数十百人，则云查明再报。伤贼一二人，则云数十数百，皆拖尸而去，无首级可考。一碉不过内地一户，得一户而伤人数十数百，借此报功，欺罔已极。贼碉守者七八人，敌我兵数百。攻以大砲百数，仅缺墙壁，随破随整。现恐损兵于无益之地。

丙辰，皇帝坦承了此番办理的错误：

看来去年此番办理，竟是错误，朕今实悔之。只因办理至此，势难中止，不得不趁此兵力，以侥幸万一成功，然亦所谓饰非文过之举耳。

丁巳，谕军机大臣等：番境之难，乃天生奇险。以朕所见，既知番境之难，即当见险而止。

碉堡，是双方争夺的中心，此时，傅恒终于道出“扑碉”之艰难，这也许是他唯一直言道出不同意见之处：

从前皆务攻碉，劳费无功。……枪炮惟及于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濠，兵不能越，而贼伏其中，自下击上。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顶，已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

惟有使贼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长。臣拟俟大兵齐集，同时大举分地奋攻，而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出其不意，取道前进，务在破其巢穴，擒虏贼酋，于三四月间定报捷音。[21]

现在，皇帝终于了解到这些情况。当初张广泗、讷亲的无法取胜，也就难怪了。

对于傅恒此件密奏，时人程穆衡以为其意在“微示难克状，阴启罢兵之萌”，“其曰精兵直捣贼巢，无非姑为大言，以强上意，明知上必不从，而己可解于廷臣，谓非一无所能者”。[22]不错，傅恒在此是使用了“下克上”的“招术”，如果说是这样，他却不是始于此时，而且较之更难觉察罢了。

戊午，皇帝进一步质疑傅恒“力主直取刮耳崖之策”，谕：

自朕思之，究属险着。……此番大学士如朕亲往，……则经略大学士之所见，即朕之所见。朕既一一洞悉，则朕所指示机宜，与身历者无异。经略大学士虽才智颖敏，亦由朕数年以来教导而成，识见何能高出于朕。……当以朕言为是。心说诚服。凡事遵朕谕旨而行。

看来，此刻皇帝一方面是从各方面知悉了敌情，因而深切自责，另一方面，他还要“摆平”尚在一味进取的傅恒（也有几分是说服自己，尽管傅恒是有意为之）。而傅恒的“反行为”，似乎是越来越玩“大发”了。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时也难中止。

己未，谕军机大臣等，直言若傅恒仍不遵旨行事，将降旨将其召还：

金川水土恶薄，与内地迥殊。前据鄂实奏称，人易发喘，须服人参。经略大学士傅恒亦奏称番境气候不佳。观此则蛮方荒徼，非人所处也明甚。……朕今始觉悟，实悔其迟，此亦上年运度驳杂之所致也。……过犹不及，讷亲之退缩已失之不及，而观经略大学士一往之概，若执意不悟，……朕即明降谕旨，召经略大学士还京，以军事付策楞、岳锺琪等经理。

甲子，谕军机大臣等：

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据奏石卡守御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攻之，只毙其半，而土兵绿旗死者已十一人，伤者至七十余人。若以百人敌一贼，则贼徒三千，当用三十万众，有是理乎？……用兵原非易事，但可希冀成功，劳瘁自所不惜。不然，则以身所目击、万无可望之举，欲违其本心，勉强从事，虽愚者亦不出此。……今朕所降谕旨，名正言顺，实经再四筹酌，见其确不可移。

且此事错误，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所谓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早图则将无及。乘此收局，犹为未晚。若更日引月长，无所底止，何以善其后？

这一场“共谋”演到这时候，就快成了“闹剧”了。担心局势失控的皇帝于是提出，傅恒之姐“孝贤皇后服纪已及小祥，经略大学士理应奔赴行礼。若二月初旬起程，尚可届期而至”，后面的话则很强硬：

朕此旨原为收局。……臣不可违君，子不可违父，乃天经地义之当然。不遵朕旨，为人臣者敢当此乎？……朕于今年正月初三日，始定撤兵之计。今日皇太后圣母慈谕，此即朕新运顺畅之机。适与朕前日向军机大臣所论符合，实愿大学士同此嘉祥也。[23]

看来，直是命傅恒克期启程了。

乙丑，又谕曰：

自朕思之，成功万无可望。如贼境坚碉，经略大学士亦奏称，进取不可专事攻碉，且云攻碉则经年亦难克捷。……

经略大学士之意，惟在直攻中坚，立成巨功。而朕料之，即令别有坦道，可直趋贼巢，而贼巢仍是坚碉，舍攻碉计将安出？是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及早收局，信泰来之机。朕改过不吝。……

朕自思天定之事，人力不能自由。上年办理讷亲一案，初非豫有定见，而辗转以致于不可解免。近日撤兵之计，初犹未免希冀。两日来反复熟筹，灼见其必不可易。可见朕经理庶政，初无成见，天地神灵，鉴临在上，朕所不能自主也。……所谓顺天者昌，吉祥善事，无踰于此。若必为所难为，向后作何收局，可不为之寒心。

丙寅，谕王大臣：

金川用兵一事，朕从前实未悉彼地情形，因遣讷亲前往，谓与朕亲往无异。彼时果否可以成功，伊若据实奏闻，原可片言而定。讵意讷亲惟图安逸，高傲乖张，不恤士卒。而贼境之艰阻，从未一言奏及。与张广泗同一挟私朦蔽，以致糜帑劳师。朕已重治其罪，而情形究未深悉，特命经略大学士傅恒，前往相度机宜。

大学士傅恒兼程抵营，……历陈山川形势，有云臣随侍车驾，所历诸山，从未见有此险峻者。大学士傅恒身膺重寄，锐意成功，所陈不过十之四五。而朕详加筹度。看来坚碉奇险，实非人力可施。……朕意此时宜定撤兵之计。军务为国家大事，当询谋佥同，方可定议。王大臣等可通盘筹酌，详议具奏。

辛未，谕军机大臣等：

金川撤兵一事，前两次召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示以朕前后所降谕旨，及军营奏到情形。令其各出所见，具议以闻。据伊等合词公奏，佥称揆理度势，撤兵之旨，诚为允协。朕复细加体访，中外人情，并无异议。且有谓市井闾巷之人，咸为欣悦者。此事朕志先定，绝无游移，又复询谋佥同，足见理势当然，确不可易。

“中外人情”（包括“市井闾巷之人”），“咸为欣悦”，这是皇帝第一次提及人心之向背，而不仅及于兵锋之利钝、用兵之代价——现在，他终于可以正视所有那些“负面”的信息；如所周知，自雍正以来朝廷不能掌控的政治讯息就很少了，

据守备杨自功、周郁称贼寨周围约三四里，石墙七八尺多厚，四五丈高，内有碉房十余座等语。如此坚碉，岂易攻克？无论沿江仄径，不能直抵贼巢，即使竟达刮耳崖，将坐困石城之下，进退无据，更不知成何等大不顺意之事。……

再连年用兵以来，所费军需银两米石，实为浩繁。……又云贵督抚等会奏派雇长夫，背运军装，一时赶办不及一摺，……办理之拮据，即此可见。知难而退，知过而改，乃所谓不远之复。……此番用兵，不独川陕疲敝，即各省亦不免于骚动。直隶、河南、山西，大兵经过，支应固属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价昂贵，亦由川米不到。……今惟遵旨迅速还朝，其它概可勿问。倘徘徊不前，将拥重兵于外，欲何为耶？

辣手皇帝，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如果再问一句，大约就不外乎：你傅恒是不是要“图谋不轨”？想来，傅恒的“反行为”，到此一地步，就未免“出格”了点，也没有必要再“演”下去。

乙亥，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接到谕旨，星驰还朝，毋逾三月初旬之期，不可因此稽延时日。……回思上年用事之初，朕实限于不知，小题大做，不知何以办理至此。经略大学士果能旷观远览，亦当知此举之不值一办，转为重视莎罗奔、郎卡矣。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允降班师，实为至当。经略大学士归期一日未经奏报，则朕一日不能释然。著传谕知之。[24]

令傅恒限期还朝复命，几乎一日亦不可多待了。

就此件所论筹办受降一事，上谕：“朕思莎罗奔、郎卡虽云穷蹙求活，岂不虑及一离巢穴，便成几俎上物？或令人冒充，先为尝试，亦未可知”？可以说已经预见其“虚假”的一面。十二月甲午，傅恒亦尝质疑：“既云乞降，而逆酋并未到营；即郎卡果病重，莎罗奔何以亦不亲行”？可见其中“奥妙”不少。

先是，大金川莎罗奔遣人赴岳钟琪所驻之党坝军营，投送甘结，愿意遵依六事：一、自今以后，永不敢侵扰邻番；二、为天朝出兵供役，比各土司益加黾勉，诸事惟命是从；三、从前侵夺邻番地土尽行退出；四、向来误犯天兵凶首擒献伏诛；五、悉行送还从前侵掠内地民人、马匹；六、枪炮军器照数献出。

正月二十八日，岳钟琪率兵四五十人亲赴勒乌围山寨，“番人皆香花跪迎，壶浆夹道，至山寨，莎罗奔、郎卡次第叩拜，尽恭上所甘六事款结”。翌日，至大金川经堂，莎罗奔及郎卡依番礼誓于佛前。岳钟琪与其订期二月初五日，至卡撒军营前纳款。

二月初五日，经略大学士傅恒于卡撒军营外接受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及郎卡投降。莎罗奔、郎卡永誓不敢再有违犯，呈献古佛一尊、银万两，傅恒受佛却银。受降既，傅恒露布飞报大捷，并于次日班师还朝。

二月十五日，傅恒自大金川报捷奏摺飞递至京师，途中仅八天而已。因降旨通行晓谕曰：金川平定，莎罗奔、郎卡俯首就降，献捷班师。[25]

就在金川之役结束的第二年，传教士刘松龄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四川发生了一个起义，也是上帝对皇帝的惩罚。他派了十万多满洲部队，目的是进攻这些上帝的子民，打败他们。但是这些起义者依靠很大的胆略把他们打败了，而且使他们伤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则是所谓软弱的中国人，打败了最能打仗的满洲人。

在接下来的一段话里，他就说到关于战争结局的另一个“版本”：

皇帝失望了，决定撤回部队。底下的军官通过私下活动，跟敌人秘密对话，答应给他们很多钱，还派了人质，并给他们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要求他们表面上服从皇帝的权威，请求给予和平。这对起义者有利，他们足以自豪了。对皇帝则不是，为此皇帝在整个中国都被看不起。认为他是一个相当没有决心和胆怯的皇帝。虽然他自己希望老百姓会像对一个胜利者那样崇拜他。

这也许足以说明，在金川前线一切都可能发生，莎罗奔也许曾经“乞降”，不过，那也许是主动发起“谈判”，因为战争本来即不是他的目的，现在已经成为“两败俱伤”，继续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何况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呢？[26]

[1]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2]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三，参见郭成康《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电子版，感谢郭成康的赠与）、郭成康编写《清史编年》第五卷（乾隆十三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 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4]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5] 傅恒，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祖米思翰，户部尚书；父李荣保，察哈尔总管。孝贤皇后之弟。乾隆五年授蓝翎侍卫，七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八年擢户部侍郎，十年军机处行走，十二年晋户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十三年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清史列传》卷二十《傅恒传》，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6] 以金川现存战兵，各路止二万四千九百余名，故增拨西安、四川满洲驻防兵三千人，陕、甘、云、贵、湘、鄂绿营兵二万七千人，合之原拨在营官兵，以及东三省、京旗满洲兵五千名，再加上随役人等，“数几十万”，由总兵四员、副将五员、参将七员统领，《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7] 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8]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班滚，即瞻对之土司，过去传言已被烧死，实则在逃。

[9] 以上《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

[10]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1] 参见高王凌“乾隆之治”（未刊文稿）。

[12]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13]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5]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6]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

[17]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8]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9] 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0]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21] 参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二；《清史稿》，卷五一三，《土司二·四川》；《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5—126页，《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岳钟琪亦曾奏及：“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现今带伤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22] 参见《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3] 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二。

[2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三。

[25] 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四、三三五，《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6] 关于这场战争的缘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过错都推在了对方身上，如说他们抢劫行旅（“夹坝”），侵略友邻，威胁进藏道路塘讯等。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不过是为了争取“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以上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

清代政治史之我见

大约两年之前，我在清史研究所全所会议上提出，清代“政治史研究”应作为清史所的“主导方向”，当作一面“大旗”来打（针对以前的“近代史研究所”与“边疆民族研究所”之讥）。

2010年，清史所终于召开了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这是一件好事。但通过这次会议，也发现对“清代政治史”的内涵，还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有必要大家一起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参见有关会议评价的博客）。[1]

一、从“宽严之辩”说起（一脉相承回复到萧一山的老路）·乾隆朝的阶段划分——乾隆十三年

如果说以前曾有一个政策进取和政府加强时期的话，乾隆十三年以后，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呢？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

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等等。

“收敛”的这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尽管它表示的只是一种“权谋政治观”。

二、儒家的“宽仁之治”（乾隆皇帝的表述）“宽”字的不同涵义“宽严之辩”的解释偏差“回向三代”粮政事件

实际上，乾隆初期并不是一味从宽，只宽不严的。比如，处死曾静、张熙，比乃父要“严”；在扩大仓储上，更有许多地方“严”过了以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谕：

“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

摆明是有其“严”的一面，并申明必要时还须用“严”。

所以乾隆皇帝常常使用“宽严相济”的词语。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上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乾隆元年三月上谕：“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传》云：不密害成”，以及“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

不过，这样的“宽严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宽政”，已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在《经筵御论》里，皇帝写道：

“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敏信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为首，……《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敷政宁人之本哉？”

因此所谓“宽”的对立物也不一定是“严”。

从这一角度说，皇上从来没有改变他“宽”的初衷，这特别表现在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处理上。《啸亭杂录》：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

乾隆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乾隆五十年，各省荒旱赈恤，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甚至超过乾隆八年两江大灾所用数量(参见吕瑞峰论文)。

就此而言，“收敛”只是一个“顿挫”，不宜把它作随意的解释。儒家的宗旨是“养教兼施”、“先养后教”，因此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养”上，其后就转入到“教”上去了。

“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如何评价清朝的历史，特别是政治历史，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进展，愈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简单。为此我曾在大清史会议上说，如果用三千年的长度来看历史，乾隆朝最突出的一件大事，或许就是“统一”；换作二千年的长度，也许就是“盛世”；但如果写“编年史”，近距离观察(接近现场)，恐怕就不是这些了。因为自始至终，乾隆皇帝都没把这些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2]自乾隆初政，他所追求的不是别的，正是“回向三代”，即追求儒家传统政治理念的最高理想。乾隆皇帝为什么提起这一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到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此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谋主”？与前代(汉、宋)有所不同，这次行动显然并非由臣下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策动者”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如杨名时、方苞、蔡世远等)？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两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党、鄂(尔泰)党一类区分所能说明的了。

乾隆初“回向三代”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当日的重中之重正是粮政上的新举措。中国古代实行“井田制度”，按《周礼》解释，于每家有田一份之外，还有所谓“保息”等救济制度，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而“遗人”一职，专掌施惠、恤养、赈济之事，更直接与粮政与赋役的均平有关。清代不复可能恢复井田，实施粮政新措施的目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

这些，哪里是所谓“宽严之辩”所能包容的呢？

三、“新清史”从外而内“国际关系”的视角（同学不宜）“国家主义历史学”满洲统治的异质性文化信仰及意识形态迎合小民—力压士大夫薙发圈地（皆异于中国传统）限田及减轻地租（非阶级问题）自身利益高于一切准政党特性“两张皮”（孰居主次之无谓）清史研究所的“非受迫性失误”

清人仅仅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其有关努力仅仅是出于儒家的政治理念吗？

我在伦敦大学会议论文中写道：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它来自于北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挟带着异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以少数征服多数，君临了中国。从表面看，它像似中国传统，却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带有着“国际背景”。它到底是什么？过去，常把它解释为“民族矛盾”、“野蛮落后”，恐怕也不尽然，或许我们应一步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性质”。所谓“清朝统治者”，已有几分接近于“现代政党”。在一般所说的清人受到“汉化”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到这一“外来者”的“异质性”和它的主动“侵略性”。

有了新的眼光，我们不难发现，发起“均田”“限田”建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铁杆”，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会稿画题”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联想到清代初年的“改衣冠”，以及在华北的“圈地”，对汉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无忌惮的掠夺，可以说，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其“理想”)，“不尊重”，甚至“践踏”它。在这里，说清朝统治者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恐怕并不妥当。他们自有自己的另外一套，与其说这是一种“阶级”或“民族”行为，不如说是“政治”行为，甚至可以说接近一种“准政党”行为，可能更为妥帖。

同时，在劝减田租的一轮提议中，提督永常是满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抚雅尔图是蒙古镶黄旗人，再加上皇帝本人，也几乎没有一个汉人。[3]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比较强调清政府的“正面贡献”，现在看来，也不应该忽视以下一些问题，如昔日学者孟森认为，清人存在迎合社会以博取民心、巩固统治的心理。朝鲜使臣朴趾源曾说，清人之失，在其“私心”：

“清人入主中国……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其心以为，天下之小民，薄其赋敛则安矣……但天下之士大夫顾无可安之术，则估尊朱子之学大慰游士之心。……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

似乎清人统治天下，皆为一种“术”之运用，且有“阴”、“显”的两个层次，无论是“尊朱子”，还是“薄赋敛”，并不是像他自己所标榜的样子。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在“南巡”中，才能看清楚满人的特点。现在看来，在那些“仁政”的背后也可能隐藏着这些因素，尽管表面上说是“回向三代”云云。

另一方面，用人则“内满而外汉”。乾隆八年杭世骏策称：

“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

朝鲜使臣李彝章在回国报告里写道：

“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积怨太甚。”

朝鲜国王评论说“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这确是异乎传统政治之常的，也无怪时人之不易理解。

对于舒赫德之建议废除八股(非废科举)，学界一向给予了很高评价，最近则有研究指出(参见崔磊论文)，这也不过是“漠视汉员仕进门路”，出于“维护满洲利益”的考虑罢了。有了这些例证，我们对于清朝历史中的满洲特性，难道还不应引起三思？在所有这些方面，清朝岂不正是二十世纪的“先声”？

四、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人口增加（面对人口众多的解决之道）加强政府新的世界史观

我的近代史观：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主流学派都认为是在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这种观点，大约形成于1940年代(代表作为《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以1800年划界(《剑桥中国史》)。这几种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外国入侵”看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怎样怎样似的。

尽管早已提出“三百年是一个历史”(参见《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很久以后，我才把它上升为一种“近代史观”(参见《史林》2006：5)。

根据这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就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了，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在十八世纪，在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一，是人口的增长(从此逐步增加而不再剧烈波动)，其一，是各国开始加强政府。对此戴逸曾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或可称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现在发现，甚至白话文的文本当时已经存在了(与关辛秋的谈话，伦敦)。此外，举凡考据学、红楼梦、戴震、章学诚，等等，他们之所以都在二十世纪被看好，就是因为二者有着某种“像似”罢了。

换句话说，当18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压力)，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彼此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淡化了“鸦片战争”的作用，也许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插曲”，虽有其必要，但未见得有那么重要了。

现在看来，所谓十八世纪云云，所争的不仅是对一个

“时段”的认识，而是涉及我们的“世界史观”的大问题：过去大家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再如把它贯通到今天，谁说中国就一定“不行”呢(参见有关清代政治史会议的博客)，——这也就改变了过去以经济暨经济关系，以工业革命为标尺的观察角度。

人口问题：

在历史上，中国众多的人口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它有那么“可悲”吗？反过来说，它起到过什么积极作用(如在“发展序列”的不同阶段)？

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把中国历史上人口的“正面贡献”，与当下的历史贯穿起来，提出“人口众多，何罪之有”？进而，对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到社会上的“人口众多”，这样一些“抹黑”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作一总的清算，并称之为思想史上的“三大战役”(《读书》2010：5，及我的系列博文)。

共时现象（布罗代尔）、国家视角（斯科特）：

乾隆初年，兴修畿辅水利，其它一些向属民修的水利工程，也都由官府接手，动帑办理。乾隆二年七月谕：一切水旱事宜，悉心体究。应行修举者，即行修举。如工程重大，应动用帑项者，即行奏闻。

如广东广州府、肇庆府的围基，安徽的陂塘，等等，更不用说各项河工、水利了。

其后，更多更大的项目和工程接踵而至，如方观承治直隶永定、滹沱、白沟等河，奇材、鸡距等泉；裘曰修所治黄、淮、淝、济、伊、洛、沁、泗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贯穿原委，俱有成效；胡宝瑔分疏河南水利，开河六十七道，计二千五百里，等等。

不管十八世纪直隶水利工程最终结果如何，它都构成了有关方面在“前现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计划之大来说，恐怕只有二十世纪才能与之媲美。

这一时期，国家兴办的大工程项目还有，开矿、修筑海塘工程、治河治水、修建各地城垣、兴建官家园林(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开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等。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现代化”措施被提上日程：

乾隆元年四月，谕：各省郡县州邑，皆有养济院，以收养贫民。

五月庚戌，谕：闻吴下风俗，笃信师巫。病不求医，惟勤祷赛。地方官亦当曲加训诲，告以淫祀无福，严禁师巫，勿令蛊惑。

乾隆三年十二月，谕令各省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法马，制定画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

乾隆九年四月，苏城旧有义学，皆系借设寺院，又无一定经费。现据绅士捐银四千余两，建设七处。

按照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等，也是可以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国家建设（借用西方史的语言）的层面。[4]

政府角色问题：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还是二十年前，坊间尚很少类似的文字。在中国，不可“忘了”政府(国家)，它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在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反复观照的结果，使我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强”与“收敛”，几乎成为历史的一条“主线”。它不但发生在当代：先是(通过革命)政府的强化达到一个“顶点”，然后(通过改革)开始“回落”，从新寻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还没有“定位”)。类似的事情，在乾隆朝即发生过(如在粮政问题上，它的一“进”一“退”，都富有意义，乾隆皇帝也多少意识到了这点，说：“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可以说，中国当代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认清政府的应有作用和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再者，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其主导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发挥特殊的主导式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哪怕它开始放权)，政府作用这一条“主线”，仅此一条，即可帮助我们说明很多很多问题。

五、实学和经世之学从实际出发的政治及行政考虑（孔门所谓“政事”）面对人口压力以经济发展解决问题从垦政到农政的变化讲求“六政”技术官僚群体及其专门之学从“内政”和“国计民生”出发

十八世纪经世学派：

所谓“十八世纪经世学派”，是我的一个“发明”，也遭到很多同仁反对。

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考据学”了，其他几无地位可言。为此，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即“政事之科”，为“儒学”(注意它不等同于理学、考据学)四要项，“缺一不可”。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

《经世文编》中”(参见苗华国、余芬论文)。

儒家《大学》八条目，虽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经世学派”的志向。

其实《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经世之学”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不过内容有所不同罢了。为此，必须开阔眼界，看到国务官员一派人的思想作为(如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而不能像一般学术思想史研究一样，局限于那些民间士人(参见宋玥论文)。

对“六政”的处理，使得兼任宰相的清代皇帝成了国家头一号技术专家，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技术官僚。过去学界对他们和他们为处理国家政务所持有的必不可少的学术和专业知识，一直采取了轻视的态度。虽然它们不属于“经学”的范围，却是传统“儒家”必不可少的“学问”。

从经济史转入政治史：

“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是我研究生毕业后自己选择的第一个研究题目。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递交北戴河第一届清史讨论会，同时送“发展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决定将这篇文稿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后，据唐晓峰回忆，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最后终于形成为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它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也许正如钱穆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参见我的博客“清代经济史论坛”及其分类说明，特别是有关垦政、农政、粮政部分）

六、乾隆皇帝的“专制理念”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正面认识传统政治并不等于专制政治皇帝的位置（君相合一）“一人做主”不赞成“朋党”不得于上奏前互相讨论 反对“聚众”戒“干誉”（及“蛊惑人心”）众多的“汇议”（参见申妙论文）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后都为一人决定，“由一人作主”(而不是诡称民主而不肯负责)，正是儒家一个基本政治主张。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皇帝并不是“无法无天”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其实在这类问题上很多人都是“以今度古”和“以己度人”)。

不再迷信“科学”之后，我对“民主”也不那么看好了。在研究乾隆时更发现，这位皇帝可是有着自己的一套政治理论，如强调皇帝职责(今人或谓之坚持“专制主义”)，不许聚众、禁朋党、戒干誉(今人或谓之“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应重新得到正面的解释(参见《读书》2009：11，及有关博客)。

清朝皇帝兼任宰相，又一切“出自朕衷独断”，无人“辅佐”，无大臣“襄赞”，这使他成了一个十分孤独的人物。他身边也几乎没有形成一个“帝党”。

这不是“专制”，也“专制”不起来。何况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与余英时的通话)！

今天捧读清代实录或其他档案史料，亦不难发现，皇上谕旨虽非公之于众，但无论面对谁人，他都是在讲理，像是在面对天下苍生，面对历史，不但道理要讲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往往也要交代清楚。“蛮不讲理”，或“没理找理”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都得说出一套，并非“黑箱作业”。皇帝也常常征求别人意见，或发起廷议、会议予以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经济事务，如粮政、矿政、水利以及禁铜、禁烟、禁酒上)，这也和一般对“专制政治”的理解不符。

知错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说是“专制”。

如果说他说一不二，政令通行无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约，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似乎又于史实说不过去。

纵观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过恐怕并不在所谓“专制”之上。中国文字“专制”二字义不在此，昔日也从未有以之论皇帝是非者(西方的“专制”当初也不是贬义词)。特别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职，即是政治领袖，又是行政首脑，一般就行政而言，并无所谓“专制”与不“专制”一说的(熟悉现代史事者即不难了解这点)。

七、统驭方法和君臣关系面对广土众民驾驭各省大吏的方法（如陈宏谋、年羹尧的例子）吏治积习（观望、迎合、宽缓、因循、粉饰、欺诳、疲玩、废弛）官场文化《叫魂》官员的“反行为”

我在清代政治史会议论文中写道：金川之役是一场很难缠的战争。一代名将张广泗失败了，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也失败了，年轻的傅恒自告奋勇前往督师，难道就不会重蹈覆辙？他有没有这个信心？皇帝也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性的。但他居然能够马到成功。而且很明显，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非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傅恒是怎样做到这点的？他怎样实现了“下克上”，“操控”了皇帝，“诱导”他做出明智而灵活的选择？并最终给他找好下台的台阶？这是怎样一种“反行为”？

在有关文字中，我多次提到了“反行为”一词，“反行为”是什么意思呢？“反行为”的基本定义之一，就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下，采取一种顺从的态度，却在下面在暗地里实施若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将事情“反过来”。傅恒就是此道高手，乾隆十三年的金川之役，就是其典型的例证。其实，清朝许多官员(尤其是高官)也都会此道。否则，那些“官场行为”恐怕就不好解释。

我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讲课时曾说：所谓官员的“反行为”(“对应行为”)，可能具有如下几个要点，其一，是首先要称颂皇上圣明、臣下愚昧，如“臣跪诵之下，仰蒙圣恩，训诲周详，至为严切，不胜皇悚”，高帽子戴足(如叫魂案中)；其二，是要表现出十二分的卖力，如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日行军二三百里依然连夜上奏；其三，则要乘机把实际情况，特别是所遇困难，充分讲足，以为他日地步；但不可稍事渲染，也不可自作结论，而是让皇上自己体悟；其四，便是需“装点几分”了，如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称，若缅人有几分投降光景，奴才等装点几分便可云云。将“反行为”概念运用到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还有魏淑民“清代乾隆朝省级司法职能研究”(清史所博士论文，2009)、李燕“皇帝司法权的另类叙事——道光朝特旨交审案件为中心的考察”(法律系硕士论文，2009)；法兰西院士巴斯蒂(Bastid—Bruguière)也表示，打算把“反行为”运用于晚清史(张之洞)研究之中。

八、通讯系统官府内部的信息系统邸报咨文“驻京办”

在乾隆十三年的粮政大讨论中，皇帝让督抚们发表意见，最早有个巡抚上奏，说了很多“违心”的话，结果挨了训，后来督抚们就相信他的“真意”，一致转向皇帝那边了，——督抚们是怎么得知这个信息的呢，在多次的“汇议”之中？

九、舆论政策如何面对“乌合之众”

通过金川之役那些大数量的上谕看来，也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皇帝的“受众”是谁？是所谓“愤青”吗？那还有没有“秘密外交”和决策的“迅速果断”？是所谓“群氓”和“乌合之众”吗？那它与“宣传”、“鼓动”又有多大距离？清朝这些所谓“古代”的做法，又与“现代”有多大区别？

十、研究方法问题

自从30年前清史研究所成立，就出现了一个主张“正面观察”，不再把清史、清代统治阶级“妖魔化”，相对而言，要把清史“写得好一点”(而不是相反)的研究趋势，这构成了一个基本立场，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只是有人不意识，有时分寸不好把握而已。

进而言之，正史编纂中存在一个“道义原则”，就是要尊重“古人”，认真听取当年那些“当事人”是怎么想的，他们对自己行为如何解释。如钱穆所说：研究历史有两种观点，一是“历史意见”，一是“时代意见”，“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在研究中不免会受到种种批评，如“古已有之论”和“客观形势论”，比如说：如果乾隆时出现了带点新意的政策，必定是客观形势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出路；我们的任务，就是阐明当时出现的客观形势。

问题是，乾隆与雍正与康熙晚期的“客观形势”究竟有多大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行政风格的极大变化？这种短期的“事件史”，是否能套用“长时段”的“背景变化”予以说明？第二，人是这样“客观”的吗？如此，他岂不成了“条件反射”下的“实验室动物”？

这还涉及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关心当事人的思想行为呢(传统史学看重的即“传主”的道德心性和治术经济)，还是要得出什么“历史规律”，或历史的“客观真相”？

属于后者的表现有，谋求给当年忽左忽右的政策措施作些辩护，或为之寻找一种代替物。也许正是因此，才产生了清史研究中一系列的“虚妄史观”，如“失去了的机会”云云(这成为清史研究所主要的史学发现)。

相反，我们作政治史，恐怕需要的是更多的“自下的”、“细致化”研究。以“短时段”“事件史”为特征的政治史，研究目标并不是那些“长时段”的“客观物质因素”。

在方法上，不可仅仅依靠“考据学”的方法，而必须依赖“直觉”，或章学诚所说之“性灵”、“神解精识”。

举例来说，法国朋友曾因“反行为”出自直觉，而特别加以肯定。不错，那确是我发自“一念”，而后经过访谈调查，才确定了的。当然，利用直觉是年轻学子不好把握的，但不要因此就“自废武功”。

所以，史学是大学问，不要看不起史学，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至于“理论”，有一些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可能是“理论”领先的，我们“人文学科”则不见得。李零曾说：“理论只是敲门砖”，就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历史学并不是为了追寻什么“理论”的(更不能说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

如果说我们史学也有我们的理论，那就是一些“实打实”的解释，如人口理论、地区理论、佃农理论，等等；跟社会科学那种“先导性”的理论不同。[5]

因此，不要怕有人“反对”，也不要怕有“对立观点”。过去有学生说高老师是走在“刀锋”上；不错，治史要有“胆识”；而且，这世界是“相生相克”的，要没人反对，那可就奇怪了！(参见我的博客“不能仅靠考据而须依赖直觉”、“怎样识别文本的真正含义”、“什么是直觉”、“关于考据学批判”)

[1] 我曾给筹备政治史会议的同仁写信说：会议通告已阅，建议增加“政府政策”、“经世学派”诸内容，以宽大之；而来自其他同仁的批评，也对我把“经济政策”归于“政治史”的范畴，表示不解。

[2] 在《乐善堂全集》里，皇上特别不直汉武帝之所为，其《汉武帝论》：“内侈宫室，外伐四夷”，“好兵黩武，与秦皇无异”，可见他的思想倾向；与准噶尔交战的历史，也不能不让他三思。而所谓“盛世”，更是康熙（后期）、雍正以来即流传的说法，所谓“康乾盛世”也非始自乾隆。

[3] 批评者或举高斌的例子，说并不是所有“满洲贵族”都持相同的意见。其实，历史研究并不属于“科学”，而任何事务都可能存在“例外”；至于高斌，虽隶旗籍（后因女儿封为皇贵妃，赐高氏为高佳氏，复被抬入镶黄旗），原先却是汉人。

[4] 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巴多明（法）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费隐（奥）测绘东三省、直隶、黑龙江外地图；1711年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等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1712还京；其他传教师测绘了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地图，至1717年初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图成进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云：“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

[5] 严耕望《治史三书》：史学研究是要运用归纳法求得新结论。演绎法只可用作辅助方法，不能滥用为基本方法。运用理论模式有时诚然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因为它是西方史学的新动向。传统治史方法是要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格体系。

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

有书评说，美国学者罗威廉（W·T·Rowe）所作《救世》中第一句话，辟头便指出了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中的枢纽位置，以及它与十九世纪经世学者的密切关联。[1]这是不错的，对我们重新认识“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也不无帮助。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联系就不仅在十八与十九世纪，更重要的，是在十八与二十世纪之间。

这样说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的学术兴趣始终徘徊于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并主张“在当代经验与历史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2]1980年代，美国学术界由魏斐德（F·E·Wakeman）提议，从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都属于“近代史”的范围；黄仁宇（R·Huang）提出从明末一直贯穿至今天，“五百年为一元论”；笔者恰也有近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的提法，[3]认为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三百年间，许多问题仍是“同一的”，努力是“一致的”，它也许只是“一个历史”。这说法不免“惊世骇俗”，也成为拙作出版时编辑删削的唯一文字。[4]其后，个人研究更大幅度地转向了二十世纪，……也许，它终使我不能不面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正面关联，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当然，我们的认识仍须建立在对历史材料的了解之上，而暂把时下流行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放在一边，或认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亦无不可。[5]理论原产生于事实之上，对史事的新发掘新认识，也许会使我们得出新的理论。

一、先从人口说起

研究十八世纪，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一问题：为何要以人口开局？

问题也许可以这样回答：首先，就是人口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次，应该看到，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全世界的人口出现了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持续增长，直到今天，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共时现象”。

在历史中，法国学者布罗代尔（F·Braudel）写道，“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关联”。在西方，人口在1100—1350年间有过一段长时间的增长，之后发生了急促的“退潮”；1450—1650年间重新增长，随后“减速”；最后一次从1750年开始，从此不再“倒退”。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似乎整个人类都服从同一宇宙命运，与（人口）这个首要因素相比，人类历史的其余因素统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6]

我们也可以补充说，明清以来，中国人口的增长与西方仍有一定的差异，即每个阶段都比西方大约“早”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粗略地说，明代人口增加始于1400年（人口约8000万左右），结束于1600年（约有人口15000万）；清代则始于1700年或更早（约有人口10000万）。[7]换句话说，中国自十八世纪之初（甚至更早，而不是1750年以后），即已遇到了人口增长这一“现代现象”。

从1700年到1800年，中国人口增加到30000万左右（约为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1850年，官方统计达到43000万，[8]是即所谓中国“前现代”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现代”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口达到了10亿以上。其实，它们并不是两次（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个人口增长。

所谓“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第一件事，就表现在人口的增加上。

对此，十八世纪的欧洲学者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说：在中国，随着财富的（成倍）增长，自然导致了人口增加。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制订了一些很有利的规章以激发农耕者的竞争。它在西方国家也应引起重视。[9]

在十八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史”上，是人口增加推动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促进了人口增加？或是二者互为因果？……其中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迄今为止，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这次人口增长视为“工业革命”的“果”，如果我们视其为“因”（哪怕只是部分或几分之一的），便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换一角度，我们如若把它当做一个“现代现象”，那么，引起下文所示的一系列“现代反应”，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二、政府职权加强，又一个共时现象

世界历史上的“共时现象”，曾经引起历史学家很大的兴趣。但可能争论最大，对我们来说也最有意义的，就是十八世纪这次了。[10]

十八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共时”的，在人口增长之外，还有政府权力的加强。

在西方，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政府的权力明显地加强了，这已是不争的史实。但在中国，相比之下，这段历史却不太为人注意。

在一般的清史著述中，十八世纪政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央集权的加强”、“赋役改革”、“整肃吏治”，以及“反贪污”这几件事了。这种状况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以来，几十年来几乎就没有多大改变。这与史实相去甚远。

现有研究表明，清代在圣祖发现人口问题之后，经过康熙（后期）、雍正、乾隆三朝，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即公元1700—1750年代），围绕这一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对策，从而构成了政府政策上一个极具连续性的、空前活跃的和充满生气的时期。

康熙以来的有关想法，表现出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的增长；其后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并没有逸出这个主流之外）。据说，以（发展）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是兴起于十九世纪的西方。[11]这样看来，我们怎能说清代的人口思想就是一个“传统”的产物，而不符合“现代”的标准？

中国本具有前现代国家罕与伦比的政府与官僚组织，又值国力鼎盛时期，全力在各省推行劝农政策的结果，直接带动了政府权力的扩张。这是一段为中外学者“忽略”了的历史，但它却是中国史中一次重要的“脉动”，并与二十世纪（而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大政府”现象直接有关。

扩大地方官员职责，必然要增加他们的行政负担，而一州一县地方广阔，事务繁多，非州县知事一人所能身任。但中国自秦、汉形成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以来，二千年间，作为基层政府的州县数目只有很少量的增加，官员数量也无大的改变，可是全国人口已增加了若干倍，这就使地方政府不胜负担。针对这种现象，清代雍正、乾隆以来，屡次有人建议增设职官数额，设官专司农事（如设巡农御史）等。可惜的是，有清一代只是有限地增设了职官和增加了官员人数，而主要依靠州县本身职权的加强来满足其行政需要。中国政府官员的大量增加，是在清亡以后的二十世纪，但应看到，十八世纪这一要求已经产生，改变的根苗已经种下。

在保证县级以上有效控制的另外一面，是在州县以下的基层，政府既缺组织，又乏人手，势难顾及全面。从某种角度看，近于一种无组织状态，资源分散，人员难以动员，有如“一盘散沙”。为推行政府有关政策，有人建议选用老农，或利用村长、乡长及乡约等，分任职守，或给以钱粮，成为专职、半专职人员。这就提起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层”、“中层”、“下层”结构的“三层重建”问题。按照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统计人口、统一度量衡标准，等等。

在所有这些方面，十八世纪的努力，可以说都是二十世纪的先声。

当然，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们并不是说十八世纪就等同于二十世纪。在十八世纪，政府无论是对自身角色还是行动目标，似乎都还有一点“半心半意”和“犹疑不决”，而远非二十世纪可比。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才经历了一段由政府全面取代社会组织，一切亲自经理，而后又全盘反思，重新定位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至今还在进行之中），——在这一点上十八世纪也不是没有先例的（详见后文“福利国家”一节），——从中我们也可看到其历史的正面接续（而不必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或与今天渺不相关）。

三、创新政治理念

政府职权的扩大不仅仅牵涉到增设官员、组建基层等组织技术手段，而势必及于基本的政治理论暨意识形态问题。如利用保甲村长，以所管农户生产情况“造册存县”，年终核查；再如通过乡约、值月人等，使一州一县之民，“情联势合，如父子兄弟之相为扶掖”，在在涉及新的政治理念。到乾隆初政，距清初的武力征伐已近百年，高宗即谕督抚“实心爱民”：

“为治之道……其本总归于爱民而已。”[12]

复谕：

“……民为邦本，固当爱之，爱之则必思所以养之，养之必先求所以足之。朕欲爱、养、足民，……”[13]

既要“爱民”、“养民”、“足民”，所负责任自然就很宽泛，不仅关心命盗、钱粮，还要“尽心”于生产以至分配各各方面（如赈借平粜等）。为此有司当“以民事为身事，恫瘝一体”；[14]并不时巡历乡村，以使“上下之情，通达无阻，而休戚相关”。[15]谕：

“身膺民社，即为其父母、师保。官之视民如子弟，则民之视官如父兄，官民同其休戚，而情意相接，……”[16]

“（当）视百姓为一体，视民事如家事，……察其饥寒，恤其困苦，治其田里，安其室家，以父母斯民之诚心，行父母斯民之实政。”[17]

这些或可称为一种“天下一家”的思想。其理想大约是，天下合为一家一事（官民一体，视为家事），由政府担当领导和统筹统配的角色（为民父母师保），负起所有生养教化以至经济事务的责任（父母斯民，课督农桑乃第一要务）。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才有了各项政府职权的扩大和行政措施的改进。当然，清代十八世纪的努力，与基层组织的重新建构相去尚远，也并未由政府出面改变或代替民间自营，但在大约近千年以来的历史中，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次举动，它在政府职责的扩大和权力的强化方面，都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在十八世纪，清政府还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取消了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人头税”，而代之以“财产税”（土地税）。同时还取消了“力役”，而代之以“雇役”（即支付劳务费）。同时，改变身份制度，取消“贱民”名义，[18]提高“雇工人”的身份地位，等等。从上述种种作为（特别是世宗皇帝的作为，包括取消有功名者特权）来看，似乎是欲使社会“平民化”。这，也许就是要造就斯科特所说的“无印记非特殊公民”，达致所谓统一和一致的公民身份吧。[19]这些，在其他一些国家属于现代变革的事情，大都是在清代十八世纪出现的。

魁奈曾说，一个民族的繁荣全依靠财富，中国繁荣，人口增加，正是由于国家真正重视农业。孟德斯鸠也不认为中国是“专制”的。据说，当时西方人非特盛称康雍乾乃有德之君，而且特别赞赏中国政府机构合于自然法程，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直可说是抛向西方弊政的炸弹。[20]

当二十世纪之时，政治理念不断翻新，可以说都是为了解决类似的意识形态问题，直到今天。如果说我们主张从较长的时间阶段来观察历史，那么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有关变革之间，就不仅止有一种“相通”的关系。

通过如上的观察，我们对于十八世纪的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自然会产生一些新的感受。虽然这些已属于历史的陈迹，并一直为后人所忽视和误解，有如“失落”的传统，但它却没有“泯灭”；而且，正是在二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才重新发掘出这些史实，识别它的含义和藉以重建古今的关联。

四、劝农中的官府行为

推广新的适宜产品暨优势生产项目，是十八世纪政府劝农策的要点。也可以说，各地劝农无不以此为其能事。其间常被引用的，即雍正二年二月和乾隆七年六月两道谕旨，其一劝民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孳养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

“总之小民至愚，经营衣食，非不迫切，而于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所赖亲民之官，委曲周详，多方劝导，庶使踊跃争先，人力无遗，而地力始尽。”[21]

其一则强调“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亟讲”，尤应于“农事”之外，“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全面发展农业。[22]

名臣陈宏谋于每到之处，亦咨询地方情况，推行适宜物产：

“米麦豆之外，地方出产何物以资民用，小民三时耕凿而外作何营生；……栽种棉花否，能织布否；曾试种桑养蚕否，能织绸纱否；畜牧之利若何？”[23]

特别重视九谷以外各项生产：

“三农九谷之外，均有足以佐日用之需，为生财之计者，……勤于一种，必收一种之利，小之可以充口腹、佐日用，大之可以通商贩、致富饶。”[24]

根据笔者的个人经历及所见所闻，这与二十世纪（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政府行为，不能不说极为相似。

政府的这一类行为在后世却遭致了严厉的批判。有谓其所谋不臧者，有谓所产之物无人问津（或根不上市场变化）者，有谓“劝农”反致“伤农”者。[25]

为什么一定需要官府劝农？农民难道自己不会种地？政府在这里又能起到什么难以替代的作用？——在课堂上也常遇到同学（特别是外国留学生）这样提问，——对此不能不予以正面回答。

“开先须人”，清代地方官员大多出身田间，又多来自东部多种经营比较繁荣的地区，对农业生产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不难引入新的生产项目，这是官员劝农所能起到的第一层作用。长期实行的回避本籍的流官制度，以及官员任职期较短，又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地方官员的经常性的流动状况（如陈宏谋外任30余年历12省达21次），无虑增加了生产知识的交流机会。移民对新作物推广也有重要的作用，但其流动多有一定方向，不像流官通达四方，且挟有官府势力，推广较易。

提供初步信息之后，引进基本原料及生产方法，是官府劝农可以起到的第二层作用。这些事情，难道不可以由某些社会中层组织来出面承担，有如现代人们所习见的农种站、销售公司和种种服务组织？事实是，在清代中国，政府与千百万的个体小农之间，类似的中层组织俨然一无存在，对于一件新事物的推广，可能就显得效率较低、传布较慢，难以突破家族或小地域范围的界限。看起来总不若官府有组织行动那样雷厉风行、直捷有力。如贵州遵义取得蚕种后，立即能够组织四乡学习、推广，显然是借助了基层组织的协助，尽管这种组织在今天看来还很“软弱”。

官府行为的又一个优势，是有财政方面的支持，而这是不计收益，甚至是不需还本和无息可计的。例如在山蚕的推广中，购种、运送、雇募匠师、置办器械、设立场所，在在需要花销。个体小农缺乏资本，“是无担石粮者，安肯出中人产而谋此未见之利哉”？在这方面，民间私人组织也许可以起到若干作用，但是怎样才能成功集资和收回投资，并使这些资金（既然作为投资）有利可图？要使参予各方都能符合“经济行为”的要求，并不容易。雍正以来，清廷决定“火耗归公”，其中专门划出一部分做为地方公费，以推行有益的地方公益和经济事业。因此到乾隆初年，各地就有一定的财政力量进行地方建设。这恐怕也是乾隆间政府劝农较为集中而有成效的原因之一。

官府劝农的另一作用，是可以弥补市场的缺环或不足，特别是在那些欠发展地区。因此政府也可于试行初期或必要之时，为产品提供一定的保护。如陕西推广蚕桑，有种桑未养蚕者，给价收买，养蚕得茧不能缫丝者，“亦许卖给于官”。

总之，政府于劝农一事，可以依赖其知识信息、组织与财政的力量，进行较为直接而有力的行动，因而易于构成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方案。具体说来，从新生产项目的选择和引进（包括购入所需原料），传授生产方法（包括初级及加工生产，请匠师、设官局及组织各乡学习），提供资金（直接投资及提供借贷），以及销路保障（选择期间的包销和试行阶段的保护性措施），都可程度不等地插手其中。对于一个特定的生产项目来说（如遵义山蚕业），这样的政府，就像一个大的生产组织者和经营者，作用于一定的区域范围，或不同的生产环节。处身其间的农民就像是一个个单纯的生产者，产前产后的许多“工序”，多由政府包揽负责。在一时期间和若干地区之内，十八世纪政府在经济事务方面插手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26]

与此有关的，就是“农民不会种地论”，如世宗谕：“小民至愚，经营衣食，非不迫切，而于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高宗谕：“乡愚无知。”只有依赖“亲民之官，委曲周详，多方劝导”。[27]这在现代，也有相应的表现。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即清代除少数的例外，基本上没有过强制性的推行。这与明代或其他某些朝代相比，实有很大的区别。如明初太祖曾令凡民田必“栽桑、麻、木棉”各若干亩，是把农业导向落后的自给经济以及强制实施的著名例子。它与清代发展商品性经营、提倡因地制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做法，[28]实是不可同日而语。

不难看出，所有这些——不管它是好、是坏，是有意还是无意，或有着怎样的自身矛盾——直到二十世纪（特别是其下半叶），都还在活着，并对政府行为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

五、土地的全域性开垦

对上述看法，可能有许多读者不能同意：什么“多种经营”？清代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难道不就是开垦土地？

不错，清初政府重视土地开垦，清代垦荒也有很大成绩。中国官方耕地统计数字显示，明代中国约有耕地7亿余亩，进入民国（即二十世纪初）大约增加为14亿亩。这套数据尽管并不准确，但目前为止，我们已不可能得到更为可靠的统计数字（包括各种“科学”的分析调整在内）。由此粗看之下，中国耕地面积在清代已有成倍的增加。换句话说，中国耕地当中有一半是清代开垦的，清代以前二三千年所垦亦不过一半而已。[29]这成就当然是很大了。

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清代政府重视土地开垦，只是在清初的一个阶段，即所谓“恢复时期”，可以算作一种“恢复政策”，也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政策。大约到康熙中叶以后，随着“恢复时期”的过去和“发展阶段”的到来，朝廷对它就不怎么重视，而逐渐为新的“发展政策”所取代。

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即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而是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尽量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和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即在“三农”之外，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30]其涵义已不止于“精耕细作”，也不仅在“多种经营”。在随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出现了经济作物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生产优势的交换，以及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等等。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这当然不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可惜的是，清代这些成就多未得到应有的总结。以致到二十世纪中叶，政府以为经济的发展主要还应依靠土地的开垦，这种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31]尽管这时除一些边疆地区如东北以外已几无可垦之地，尽管十八世纪的欧洲人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这种“持久性”，看到了它“没有荒地”，以及土地上精心劳作和双季稻种植等。[32]

直到二十世纪末农村改革以后，中国经济才又重新走上了“旧有”的发展道路。不但农业“全面发展”，所谓区域优势交换，和农村工业的兴起，又有哪一条不是“清代的老路”？二者之间岂不存在一种直接的接续关系（尽管中间曾被打断）？

六、追求高产

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水平，一般多充满了误解。或认为它最多是“精耕细作”，或以为不过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很少或基本不存在“商品生产”；即使有些交换，也多是出自“副业”，目的是为了“补助”生活，充其量不过是某种“副业-补充”而已。这些看法大多是“现代社会科学”传入初期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早就应该修正。

为了解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忽视清代政策的出发点。如前所述，清代经济发展政策是作为人口对策而提出的，乾隆初年政府第一次统计大小男妇人口，即发现中国人口数量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第二年即乾隆七年报告已有一亿六千多万），远不是所谓二千几百万“丁”（虽然政府早就了解“人丁”统计的不可靠），这是历代所没有的。如此可以看到清人面临的是怎样一种局面。清代人口对策即于此时完成，面对人口增加的成倍增加（它在不久就增加到了二亿、三亿），恐怕任何“小打小闹”都不足以解决问题。[33]

因此，对粮食生产，清代政府不时表露出一种多多益善和区域自足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虽然当时还没有各种数字统计和生产指标）。康熙以来，政府于各地积极推广作物的优良品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史事。从《朱批谕旨》来看，雍正年间，政府对小麦在南方省份的推广非常关心。特别是在湖北，经总督迈柱劝导，“竭力种麦”，“从此种麦者多”。据民国初年各省小麦产量数字来看，长江流域江苏、湖北、四川和安徽已名列中国小麦产量最高省份之中。[34]世宗更不满于广东、福建等地依赖外省粮食，希望本地所产足供本省之用。[35]乾隆以来，政府厉行限制烟草种植和禁止粮食酿酒。也不时有督抚建议，民间种糯不得过百分之一，以限制酿酒；有种烟草、甘蔗、菱藕等物者，应“令其自行改复”，以保证粮田种植面积。美国学者曾小萍（M·Zelin）评价杨锡绂说：重要的是，他建议加强促进生产的政府行为，尽管这已超出了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能力。[36]

这样做的结果，就使政府接近或在变相地干预和插手农业的规划。在中国数万万亩的耕地中，应当用多少来种植粮食？又应用多少种植棉花、蔬菜、油料等其他作物，每一类当种多少？对各地区不同情况应如何处理，又如何落实到每一县每一村？在当时的行政状况之下，能够依靠怎样的组织和人员去推行这些计划？又如何对待农民的规避行为和可能的“重副轻农”倾向？……可能正是这些细节和具体问题限制了清代的努力。因此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这些做法才被大规模的加以试验。

不能否认，清代政府在十八世纪的作为，与一个现代政府还有很大的距离。随着所谓“现代化”向世界各地的推展，各国都开始追求农业产量的增加，以及国家税收的提高。尽力增产遂成为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也许这正是清代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一个原因？尽管中国仍未脱出一个“非充分发展”（“发展不充分”）经济。[37]尽管清代政府发展经济的目标，并不在于增加税收。[38]；雍正十二年河东总督王士俊奏报垦荒事宜；“臣恭绎谕旨（按：指雍正元年鼓励垦荒谕），总以开垦为足民本计，非欲增收课赋。”朱批：“嘉是览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5册955页）；乾隆十三年五月陕西巡抚陈宏谋奏：“朝廷恩意，惟在尽地利以养穷民，不在复荒额而增赋税”（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1143号）；关于清代的“不加赋”政策，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022。）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中，在这一问题上曾走过曲折的道路。这就是在生产的制度选择和方式方法上，政府的直接干预和规划种植，虽然它最终让位给了一种“市场经济”。但就是这点，在清朝也不是没有先例。如乾隆初年决定禁止“踩麯烧锅”，不久之后也与烟禁一起放弃，高宗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无实际者，皆此类也”。[39]

于此都可看到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密切关联。

七、福利国家

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把维持大众福利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美国学者王国斌（R·Bin Wong）写道，“国家视农民的物质福利为最重大的问题”。以前政府重视的是授田和开垦荒地，但到明清时期，“国家对农民物质福利的注意重点，从生产性活动转到了消费”。国家制定政策来稳定许多物资——特别是粮食——的供给。为此，清朝创建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中央向地方官员收集关于粮价、气候和降雨的资料，以预测何时何地可能发生严重缺粮以及如何做出反应。国家以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手段干预食物供给状况，其核心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储粮数百万吨的仓储系统，代表着官方对人民物质福利的责任。这些做法在欧洲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更遑论能否做到了。[40]在一篇代序中，学者李伯重说，上述那些保障人民起码生存权利的物质利益手段，“早在它们成为近代福利国家的要素之前很久，在中国就已存在，而且占有重要地位。”[41]

“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福利思想？”南怀谨回答说，“有！社会思想早有了，社会福利思想也早有了”，不过，过去都偏重在个人做，现在才是由政府做。[42]这样说来，中国在十八世纪，岂不是已经进入了“现代”？

就在乾隆初年，政府扩大粮食仓储的努力达到了一个高峰，其目标是把原有的仓储数量予以成倍的扩大。在鼓励私人捐监的同时，也依靠官府的采买。为此一度打算敞开收购余粮，议行田赋征实，以期“余三余一”、“一劳永逸”地解决粮政和粮食问题。[43]同时，破格赈粜救济（如平粜不拘额数、于四乡设厂、借粮减息免息、增加赈济面、正赈外复设加赈等）。谕：“宁可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并为之完善了粮价呈报制度和建立了清代人口统计制度（清初以来九十余年只统计“人丁”而非大小男妇人口）。

乾隆初年粮政新措施实行的结果，使“输纳不益于前，而赈粜几倍于旧”，并在乾隆七-八年两江、直隶大灾的赈济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44]但不久之后，即发现了新的问题：粮价上涨（可见追求“平价供应”，也是政府政策的目标之一）。经过各省督抚汇议，发现问题的症结正在：官府是否需要储存这么多的粮食，和实施这样的“福利主义”？政府究竟应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乾隆十三年，高宗下结论说：“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为改弦之图”，终于认识到，“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诚不易之论”；“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

乾隆初年的粮政努力，把清人的理想追求推到了一个高峰，也把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它虽未曾取消民间市场行为，却无异于把它置于某种控制之下，希望主要依赖政府组织本身的能力，来一举解决赈灾、济贫、吃饭等全部粮食问题。这显然构成了近几百年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而相形之下，只有二十世纪的有关努力能够与之相比。[45]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主旨，即要表明现代国家的那些出于良好用意而设计的项目，为什么导致了那么多的“失败”和“悲剧”？从这种角度看来，乾隆时期的上述努力，岂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6]

也许，缺乏对今天的深刻了解就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古人，反之，十八世纪的粮政事件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纪（特别是最后二十五年）的相关问题。

八、议改土地制度

乾隆初年，在政府权力扩张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标之时，出现了对于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讨论，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

田制问题是中国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尽管从宋代以来政府已很少干预和更改田制。清代初年，黄宗羲等主张恢复井田，说：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复”；李塨主张“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并着重研究了从地主手中“收田”的具体方法等问题。[47]但似乎未能对实际政治发生直接影响。倒是满人在占领辽东以后，曾经计口分田（一男均给六晌），且对内地“富人多占土地”，穷人“没有土地”，“乞食身无一物”的现象颇有指摘。[48]

雍正年间，政府曾在旗地上设立井田。[49]乾隆初年，御史薛馧奏请限田额，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见，说：

“……（限田之说）本之汉儒，而审时度势，万不可行。盖井田既废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贫富不可强而同。新莽以天下田为王田，禁民不得卖买，遂致民困思乱。西晋以降有行之者，而废坏相踵。他如柴世宗、宋太宗皆欲行均田之法，而田卒未尝均。凡此言之而不果，行之而不能久者，皆不得据为施行之证。故黄义刚问限田于苏轼，而轼以为戏论。前人岂无复古之意？正之夺富予贫为拂人情而违土俗，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

并指出实行限田的实际困难：

“况我朝承平日久，户口殷繁，州县田亩俱有定数，如江、浙等省地狭人稠，必令人各五十亩，安得如许之田？即川、陕等省似乎土满，而以人计地，亦不能各足五十亩。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难，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贫民各置五十亩之数。此无论田多之人花名诡寄，诸弊丛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无违，而现在贫民未有置产之资，反失佃种之业，转致失所，势有必然，……为害甚大，决不可行。”[50]

有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土地制度的改变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事情，而仅就限田而言，实行起来也确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但高宗对王大臣等意见，并不以为然，谕：

“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处分，恐阻人进言之路；且伊所敷陈者，尚有直赣之气、近理之语，……使此等之言，时闻朕耳，以补朕之遗忘，亦未为不可，……”[51]

对改变田制的议论，不但不愿处治，言下之意还颇为嘉许。因此在这之后，仍不断有议论田制的意见出现。直至乾隆八年，漕运总督顾琮奏请实行限田，“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争于上前，无所挠挫”，高宗谕：

“朕深知此事，名虽正而难行，即去年盛安均田之说也。因示谕云：尔以三十顷为限，……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则每人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何损于富户，何益于贫民？……今辗转思维，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并令各督抚知之。”[52]

“名虽正而难行”一语，正道出了高宗的矛盾心情。于是也就像其他的众多问题一样，把它搁置、留给了后人。

其后湖南巡抚杨锡绂谈到这一问题说，米贵民贫，原因之一在“田归富民”，为求解决则“非均田不可”，但均田“行之开创之初，尚虞纷扰，今累叶承平之时，更难施行”。[53]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为一种“理想”，但从此清代田制的讨论也就转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比较而言，二十世纪就俨然是一个“土地制度变革”的世纪。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再到“集体化”，和其后的“包产到户”，于二百年后，终于实现了传统的“田制”理想。[54]在那以后也终于发现，田是否一定要“均”，“均田”之后能否即实现农业的成长，以及土地的“出让”（租佃）、“转移”（买卖）等一系列的问题。

九、干预租佃关系

康熙年间，政府屡次蠲免田赋，也屡令田主照蠲免分数免征佃户田租。雍正十三年，高宗于免除历年积欠钱粮之时，再次“劝减佃租”：

“（蠲免积欠，佃户未被恩泽）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蠲免佃户之租者，……朕实嘉悦。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55]

乾隆五年议定，旗地“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审实治罪”。同年，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豫省交租之例，改为按受灾分数减租，得旨允行。[56]寻因御史陈其凝奏，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议定仍照雍正十三年谕旨，实力奉行。[57]无疑问的，在所有政策制订中都存在着一个可行性问题，特别是对那些要在广大地区长时期中长期实施的政策来说，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

乾隆十三年，高宗阅《山东通志》内载圣祖希望山东有身家者“减轻田租”、“赡养佃户”谕旨时，又提起这一问题，谕：

“今朕省方问俗，亲见民情风土，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揆厥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夫睦娴任恤，自古为重，利岂专在贫乏，富户均受益焉，……何如有无相资，使农民不肯轻去其乡，即水旱无虞大困。……”[58]

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是年，雍正五年所定“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也终于修订完成。从此追讨欠租就变成了政府的责任，用斯科特的话来说，目的就是实现国家的“直接统治”。[59]同一时期，民间租佃关系也有所调整，地租实收率不断下降（大约下降了二十个百分点），租佃制度得以修订。[60]

康熙年间黄六鸿曾说，“有司诚能爱民”，应“视四境之土田，如己之庄产，四境之农夫，如己之佣佃”。[61]这种把所有田产、农夫都视为国家之产、国家之佃，以及让政府积极承担更多责任的想法，正是在乾隆初年得到了高度的发挥，并在土地与租佃制度的讨论中得到充分的显现。

清政府对于改变土地制度的主要设想，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清人正是通过这一轮讨论，才确立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而不再将其变更。清代的这些制度，——包括土地占有在内的财产私有权，土地的租佃制度，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相对自由，某种水平的市场组织和市集活动的存在，——都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它于无论怎样评价，其作用却是无法抹煞的。正是这些问题，到二十世纪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它在严厉的批判之后，又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内，随着“农村改革”的发生而一一恢复。因此，在二百年前发生的这场争论，就更值得今人重视。

十、划分社会阶层

十八世纪中国还存在着类似“划分社会阶层”的现象，据法国学者魏丕信（Will）研究，在因灾对纳税人蠲免赋税时，政府规定纳税在五两以上的算作“富户”，一两以下的即为“贫民”，介于二者之间的为“小户”（其他经济上的差别则不考虑）。其中“富户”不予蠲免，“小户”依照受灾损失程度依次减免，“贫民”则全部蠲免。在因灾赈济时，必须优先照顾最贫困者，如果情况允许，再扩展到受灾较轻的那部分人；尽管在中央政府眼里，典型的救灾受益者就是只靠自己劳动维生的农民家庭。乾隆初年，一个制度建立起来，它把人口按照“贫”、“富”的范畴进行划分。大体上是分为几个富民阶层（如极富、次富、稍富）和几个平民阶层（极贫、次贫、稍贫）。有些时候，其划分标准是极为经验性的（如“产微力薄，无担石，或房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是为极贫”；“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是为次贫”），有的则提出了一些量性标准。如“极贫”为：没有任何财产，无手工业、山地等副业收入，租种地少于十五亩（或拥有自耕田地不足十亩），被灾损失达到八九分者，或“赤贫无力，及四贫无告者”；“或系佃民，或田地在十亩以内，又全行被灾，冬春难以存济者，俱应列为次贫”，等等。人们可以看到，是佃户还是小自耕农，这种土地关系的区分在确定农民地位时具有的重要性。虽然这里并没有所谓“社会阶级”的概念，但这种方式仍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土地改革中的分类（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如贫农、中农、富农等。[62]

看来，在十八世纪，“富户”与“贫民”似乎已成了一个对立物，而被常常提起；[63]“地主”或“富户”似乎也不是什么好名词了。[64]

如康熙四十二年（1701）圣祖谕旨：

“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于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65]

我过去在教学中，总感觉这与其他史料对不上号。魏丕信也提到这点：较新的研究数据（约1900年）提示，在山东的多数地区，大部分农户是自耕农，还有少数大地主。但为什么康熙上谕（及十八世纪初年的一批类似的材料）要“夸大租佃制流行程度以及富户的影响”呢？这显然是“有其一定用意”的。即“期望”地主对佃户能够“贫富相助”、“有无相资”，帮助穷人渡过难关。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关还是一个问题。[6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尽管她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以后，也属于把问题贯通来看的一种努力。）

在我看来，在这种“意识形态”或是“流行看法”之下，地主（富户）已被置于一个受到质疑的地位，并且被加上了若干社会责任。这可不是什么令人称羡的角色，而且多少带有了一点“反派”的色彩。其行为一旦不孚众望，就可能被扣上一顶“为富不仁”的大帽子，成为打击的对象。[67]；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江忠源为秀水令时办赈，制两匾书，捐有成数即赍花红鼓吹，以“乐善好施”四字褒之；否则，大书“为富不仁某某”额于门首，责令地保巡视，毋使藏匿。又，多捐者给予禁抢告示一纸，犯者照某甲一率处死，数日之间捐银十余万两，盖皆欲得此告示作护符耳。又，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余（任建德县时）问某富家：“今年灾荒，伊家何以尚有如许谷子？”并嘱曰：“明春乏食，尚毋再积，且必零卖也”。又称：保富安贫，“但可存于心，不可形诸口，况可施之文牍乎？”由是必将纷纷扰富户。）又因其不免“启乡绅挟制朝廷之渐”，而可能引起朝廷的猜忌。[68]

如果一定坚持清代是什么“阶级国家”的话（虽然以二十世纪的经验看来这一点也不无疑问），我们也可以说，其政策可能并不是向“富人”倾斜的，而可能是恰恰相反。例如，无论是在追讨旧债，[69]还是清理欠租方面，“富户”都是很难如愿，而官府也往往不是站在他们一边的。[70]

以上史实也透露出，“地主”（或所谓“大地主”）已横亘在政府与万民之间，早晚要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清理对象。这不但是逻辑使然，事实上，二百年以后国民党、共产党即分别实行了土地改革。

十一、工业政策和工业发展

但不管我们把清史说得多好，有一件事却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清代没有能实现“现代化”，没能把中国经济引入“机器工业”的发展阶段。这些说法也许不错，但要把它归为清代（或清政府）的“罪责”，一切评价都以曾否“工业化”（“自行实现资本主义”）为转移，必将会带来极大的认识偏差。至少，会把本文中谈到的大多数问题置于被忽视的地步。

现在已有研究发现，清代中国是有着自己的“工业”和“工业区”的。[71]李伯重写道，世界先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就存在着这样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正如美国经济学者诺斯（North）所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它经历过一个“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其特点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未脱离农业，且大多与纺织业有关；其中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家庭手工业由原来的农家副业的变成了主业。这也被称为“原始工业化”，虽然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但已构成了它的一个先行阶段。[72]

事实上已有许多例证表明，清代十八世纪，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切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称为“（传统）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地区等同看待。无疑，它的出现应被视为清代经济的一大成就。

由此也许还可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

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的，更不是二十世纪某一时代的新鲜主张；它是立足于中国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一个要求，在历史上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73]

因此，清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工业区”，乃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发达阶段”的一个体现。其实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也不因外国没有而“非”。

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在原有的“手工业”与“机械工业”之间，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其领先地区即是江南；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以后，又是江南地区掀起了最大的乡村工业化的浪潮。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乾隆七年清廷提出“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的政策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农业的范围。中国古代的所谓“四职”，原本只有“三农”是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74]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兼修”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75]

既已涉及工业发展和工业政策，就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回避。例如，国家财政问题、[76]工业思想及其导向问题、[77]尚奢尚俭问题，[78]农民就业转移问题、[79]保护私有产权问题，2……等等，都是我们二十世纪耳熟能详，仍需花大力量去面对的问题。

综括十八世纪清人的努力，并不是所谓“昏君”、“佞臣”、“劣绅”或“愚民”所能解释的了的。在上述每一门里都充满了“学问”（而非权术）。当然它不是什么“经学”或“考据学”，而是儒家正宗的“经世之学”，亦即后来曾国藩、张之洞所说的“经济”之学，它已构成一个“十八世纪经世学派”。[80]它所留下的遗产，不仅惠及十九世纪经世学派，无形之中，二十世纪的后人也受到他们巨大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承认。

结语——兼论如何修订我们的近现代史观

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做了这样一番对比之后，我们所面临的，可能就是“修改历史观”这样一个大问题了。

在通行的教科书里，十八世纪的中国仍处于“古代”，二十世纪是为“现代”，两者不但性质上截然不同，时段上相距甚远，中间尚隔着一个“近代”（无论是从1800年还是1840年算起）。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已不是“一个历史”，而是被若干个关节，被无数个“偶然”（如外力入侵）、“假设”（若没有什么入侵），这样一类“虚妄史观”给割裂，弄得不成样子的段落。

过去认为，传统中国“封建”、“落后”、“老旧不堪”，从本文的角度看来，恐怕就不是了。当十八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或略早于他们）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和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此看来，中国并不一定只有一个被谁人“打断”的，或由外力“提升”了的历史。甚至也无所谓再区分什么“内因”、“外因”，更不必在意“东方”、“西方”孰为中心。[81]或者，它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逻辑上岂不也能成立？[82]或许，中国具有自己的并不输于他人的“理路”，只因一向受限于传统观点，或“现代化”的固有模式，使人难以看清罢了。历史上那些最令读者扼腕太息的难以数计的危机和难关，在今天看来，恐怕也都不必那样“哀怨”，无法索解。或许，它只是没有如吾人（或某些人）之“愿”而已。

面对这样的历史，换做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除了那少数几个领头羊以外），没准都可为之“骄傲”；换做任何一个民族（就笔者游学于欧美触目所见），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失落悲哀”的。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古国来说，任何变革（包括革命）都不会容易，一定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这也已成为中国史的主题之一，穷则思变，至变方通，它好像就是要我们把所有的苦难和关口都经过一样，[83]——中国到底要走向何方？“历史老人”究竟有怎样的安排？——对于这些，恐怕还要拭目以待。唯一肯定的可能就是，它不会如那些世俗的渺小愿望就是了。

所谓“正面观察”，并非只看历史上“好”的一面，而是对那些无数的“失败”也要抱一个“正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与某些学者认为十八世纪中国“相同”于西方（如英国）的经济发展不同，我不过认为，中国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或十八世纪西方）的努力“相通”而已。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这些行为内含有许多传统的因素，但也颇有悖于中国传统道路之“常”。

说十八世纪是二十世纪的“先声”，并不意味这两个世纪可以等量齐观（那样还要我们史学家做啥）。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任务，正像我们不能期望古人替代了我们一样，今天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古人（否则还要我们这一辈人做啥）。

但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解构”了“现代化”的命题，或者它有着多样的面孔，并不能以“成功”的领头国家“一把尺量遍天下”？或者，无论是对“资本主义”，还是所谓“现代化”，也许它并不那么重要，也不是构成历史的唯一视点？——例如本篇所说的“粮政”、“农政”，还有未涉及的国土疆域等等，皆为国之大政，大约是任何时代无论什么“主义”都不能抹杀的问题，——或者它只触及了历史的某些方面，还有其他许多才是亘古以来恒久的存在？或者，它只触及了某些外延，而未及其内涵？

站在长远的“大历史”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那一时的成败都没有什么，它们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世界历史的中心问题，也许并不是这些。

即令今天“日新月异”的物质成就，虽然未必是什么“镜花水月”，但又怎能成为衡量人类文化进步的唯一标尺？一部“心性”、“心灵”、“精神”和“文化”的历史，不也格外重要？[84]；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学者卡内提（Elias Canetti）也批评说，今天假如只剩下一种信仰，那就是“生产”了，《群众与权力》（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页332）；而在法国心态史学家迪比看来，对于他所研究的人来说，经济的实在性显得无关紧要，真正实在的是超自然方面的心灵结构，《新史学》，页182。）在这种观点之下，我们岂不既能打破现有历史研究的框架，也能打破固有的思想史研究的框架（它也不是所谓“精英”还是“一般民众”的思想史可以包容的）？

至于“革命”也是一样。当今既有人在“痴迷”革命，也有人要“告别”革命。其实，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与“现代化”过程亦不遑多让，它也几乎成了近代中国的主题之一。但是，革命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毛泽东晚年曾说：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面貌而已）？又有多少是它不能解决的？而且，有谁可以肯定革命到底为何发生（至今国内外不少学者还为此争辩不已），又有谁能断定，革命之后，还需不需要革命？……

在许多崇信“进化论”的人士看来，“古”一定比“今”差，“西”必定比“中”强，其实，这都是不一定的。[85]我倒觉得，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中国的传统并不一定就那么不好，她也并非欠缺令吾人足可自豪的伟大思想。

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端正心态，放宽视野，坦然地面对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1] 胡明辉：“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的枢纽位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2001·9，他说：在魏源笔下，陈宏谋不但是十八世纪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纪经世学的开路先锋，参见罗威廉（William T·Rowe）：《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1）；据说，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页320。

[2] 笔者曾在《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的序言中写道：在提议“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的同时，我在学术方法上的一向主张，是“正面观察”和“贯通古今”。所谓“正面观察”，即非“反面来看”，对历史百般挑剔、专一股“倒霉看反面”；“贯通古今”，即是在当代经验与历史研究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有时可能还要不止一次地反复对照，亦有不可抹杀主体及其当代经验之意（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其实，马林诺斯基早在《江村经济》“序”中就写过（我只是最近才读到它）：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法国年鉴派学者也曾提出，既要“通过过去理解现在”，也要“通过现在理解过去”；历史活动有双重作用，一使现时历史化，一使历史现时化（见勒高夫等：《新史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页14、77）。

[3]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及同期黄仁宇的文章。

[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

[5] 这里我倒想推介美国学者斯科特（Scott）的“国家清晰化”理论，对于二十世纪（也包括十八世纪）的中国史来说，它比所谓“工业化”的观点更有分析力，涵盖面更广，参见《国家的视角》（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与之类似的，可能还有黄仁宇（R·Huang）的“数目字管理”，等等。

[6] 参见《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页29—31。

[7]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8] 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没有若是之多，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意见，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9]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页94-95、128-129。

[10] 参见吴欣（李零）：“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知识分子》，3：4，1987年夏季号，页115，《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8。

[11]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页517。

[1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癸亥，《高宗实录》卷7。《清史稿·曹一士传》：高宗即位，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言：“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遂上疏言慎择督抚守令，又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及各省开垦流弊，“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

[13]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谕，《高宗实录》卷16。

[14]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谕，《高宗实录》卷3。

[1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按：在明代，地方官是不能随便出城的。

[16] 乾隆八年十一月庚辰谕，《高宗实录》卷204。

[17] 乾隆九年正月壬午谕，《高宗实录》卷208。

[18] 如雍正朝曾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除绍兴府惰民丐籍，除江南徽州、宁国等处伴当世仆名色，对此南怀瑾认为，如照我们现代来说，他早已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是解放贫民、使穷人翻身的仁政，《原本大学微言》，页655、656。

[19] 《国家的视角》，页36。

[20]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3、108。

[21] 雍正二年二月癸丑，《世宗实录》卷16。

[22]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实录》卷169。

[23] “咨询地方利弊谕”，《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17，乾隆九年三月。

[24] 陈宏谋：《耕讲堂杂录》。

[25] 《南方周末》有篇短文说：王夫之在《读通鉴 >论》中说，北魏皇帝叫州县的父母官儿下基层劝农民种这种那，其实只是添乱、扰民，只会对正常的农业生产起到干扰的作用。这是因为，“若农，则无不志于得粟者也。其蓏者，既劝之而固不加勤；而劝之也，还以伤农”。“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农民他会不知道应该把地种好？会不知道什么土地适宜种植什么？当下重温“王夫之定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所耳闻目睹的现代“劝农篇”还少吗？黄波：“‘三农’问题中的‘王夫之定律’”，2003年6月26日。

[26]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27] 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2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按：《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解答。

[29]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清史研究》1992：3。

[30]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7。

[31] 据说，1950年1月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见《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175；其后的改变，见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1964年。

[32]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6、129。

[33] 以上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64。

[3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83。

[35]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90-91。

[36] 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278。

[37] 参见刘灯：“小农经济论辩”，硕士毕业论文（2004，未刊）；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7；“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海洋出版社，1999，多处。

[38] 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圣祖谕：“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圣祖实录》卷249）；雍正二年闰四月世宗朱批：署广西巡抚韩良辅“此奏之可嘉，不可尽述。此开垦一事，……只要以百姓作利为念，钱粮起科皆末节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册947页

[39] 乾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89。

[40]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99、104-105。

[41] 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中文版序。

[42] 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页307。

[43]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695；所谓“余三余一”，参见《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44] 这是十八世纪甚至是整个清代最大的一次灾害，参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及相关著作。

[45]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六、七两章。

[46] 参见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美）《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

[47] 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456—458、541—545。

[48] 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通告各村：“你们的尼堪国，富人多占土地，雇人耕种，吃不完的粮食就卖。穷人因为没有土地，也没有粮，……乞食而生。富人积粮腐烂，聚集财物收藏无用，不如养那样乞食身无一物的穷人为好。……我今计田，一男种粮的田五晌，种棉的田一晌，公平地分给。……从此，先前讨饭的人，不再讨饭了”，辽宁大学历史学：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分册，1979，页41。

[49] 雍正二年六月甲午，户部侍郎寒德奏请设立井田，于是利用内务府余地20000亩，将八旗无产业人中16岁以上、60岁以下者，派往耕种。各受田百亩，周围八分为私田，中间百亩为公田，《世宗实录》卷21；南怀瑾认为，这件事，雍正在文书中，便有“同力共养”的要求，如从现代人的观念来讲，等于是他首先实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农场，《原本大学微言》，页657。

[50] 乾隆二年二月三日，《乾隆嘉庆两朝奏议》。

[51] 乾隆二年二月甲子，《高宗实录》卷36。

[52] 乾隆八年九月丙申，《高宗实录》卷201。

[53]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9；另见晏斯盛三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0。其后又有梁畅善、刘天成等请行均田。高宗谕：三代井田之法，岂非王政之善？“此亦宜于古而不宜今。近世人情日薄，谁肯先公后私”？均田亦称善政，而“无论夺富以益贫万万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余，亦终不能补贫人之不足，势必致贫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贫。”刘天成此奏，“若以为嘉奏疏则可，若以为目今治世只良法，则未然”，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一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312—313。

[54] 今日之田制，大约最近于传统的“均田制”，参见高王凌：“当代改革的历史依托”（未刊文稿，1987）。

[55]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壬午，《高宗实录》卷9。

[56] 乾隆五年六月戊寅，《高宗实录》卷118。

[57] 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子，《高宗实录》卷120。

[58] 乾隆十三年二月甲戌，《高宗实录》卷309；以上参见经君健：“论清代蠲免政策中减租规定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1。

[59] 参见《国家的视角》，页，101；当然，与纳贡相对应的税收在中国是早就实现了的。另据研究，在明代十六世纪，赈济灾荒本是由地主负责，见森正夫：“一六—一八世纪にぉけろ荒政と地主佃户关系”，《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4号，1969，页69～111。

[60] 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61] 黄六鸿：“养民四政”，《皇朝经世文编》卷28。

[62]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页201-202、80-84、296。上述那些，也许可以称之为以税收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但这也是苏联（1928年）曾经实行过的方法，见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页103。

[63] 如江苏巡抚觉罗雅尔哈善奏：以捐监论之，如一家收谷千石，昔年谷贱不过卖银五六百两，今可赍银千两，捐监两三名，去谷四五百石，余谷仍可卖银五六百两，是贫民食贵徒为富户捐监取赢，富户日利其贵，欲遏之贱不可得也（乾隆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第三分册“仓储项”，档案号1147-013）。

[64] 马戞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Barrow）在《我看乾隆盛世》中写道：财富在中国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受到法律的重视，因而也没有得到同样的保护。在欧洲的政府中，财富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施展其影响力，使人们百般依赖。在中国，富人不敢承认自己富有，因而财富带来的一切欢愉和快感都丧失殆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279。

[65] 《圣祖实录》卷213；按：此即乾隆十三年高宗阅《山东通志》所载圣祖“减轻田租”、“赡养佃户”之谕。

[66]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页54-60；关于国家、地主、农民三者关系的研究，参见白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中译本

[67] 如高宗谕，灾荒之时，富户“拥仓庾以自利，固属为富不仁”（乾隆八年五月己酉，《高宗实录》，卷193

[68] 乾隆二年闰九月二十九日高宗谕，《乾隆朝上谕档》第一册，页226。

[69] 有研究表明，在财产纠纷中，富户或债主的权益从未得到充分的保证；如在债务清偿上，往往只归还部分利息或本金即可，参见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知识分子文丛》之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70] 参见高王凌：“清代有关农民抗租的法律和政府政令”，《清史研究》2000：4。

[71]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八章二节。

[72]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第一章一节。按：此书的缺憾，如伯重本人所说，“是没有从宏观的角度对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进行分析”（页33）。又，伯重于1988年以前，尚未考虑过这一问题，仍“沉溺于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中而不自觉”（页36），但这样是否就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和究竟怎样看待“西方中心主义”，有些问题还需考虑。

[73]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03-205。

[74] 如“薮牧”是指畜牧业；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即令是“园圃”，也不归小农所有和经营。李零的谈话，1989。

[75]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89-190。

[76]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24-227。

[77]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05-208、213-216。

[78]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10-213；奢俭问题，亦成为清末民初思想界的一大问题，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页780-781，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北京，1985，页1853。2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89、207-208。

[79]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20-224。

[80]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经世派刍论”（未刊文稿）。

[81] 这也是我在读书讨论课上对《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部分批评（尽管我个人对这一学派颇感“亲近”）；另外，早在十八世纪之前，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如棉花和其他美洲作物（玉米、花生、甘薯等）的传入，国际货币（白银）的流入，西洋历法、红衣大炮的输入，甚至就连“鬼子”打到南京，也曾在明代有过，并非鸦片战争才有的。

[82] 如法国学者瓦絮代勒指出，在秘鲁编年史家波马的笔下，西方文化这一舶来品是服从于早已存在的印第安人的时空系统秩序的，因此，“整合”是文化适应的一个极，“同化”则是另一个极，即将印加纳入西方文明和进步的时间直线，《新史学》，页358。

[83] 唐德刚说，孙中山的幸运，就是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桂林，页48。

[84] 倾读钱穆先生《晚学盲言》，于此一点多有论述，如曰：中国不重物质人生，而重精神人生；今日科学世界，即一机器世界；中国主自然人文化，西方主人文自然化；今人重视经济人生，中国古人则重道德人生；西方进步在其具体物质，中国进步则在其人文精神；经济观点不同于文化观点；近人好言现代，亦是一时变，若言大化，则远古至于现代，一化相承，可谓如有变而实未变；今人必认现代为神奇，前世为臭腐，皆由不识此化字；若论本体，则只有化，并无变；有了电灯（及一切所谓现代物质条件），亦不得说是文化进步，此是中国人观念；今人有了电灯，可谓在生活中之物质条件上是进步了，但岂能谓是生活进步，又岂谓是人文进步；一切物质生活中，更当有一种精神生活作主宰，一切自然，则当由人文化成为理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4，页7、13、14、28、29、40、47、48、49、56、59，等

[85] 对此，秦晖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我反对把“应然”和“实然”混在一起，先假设一种价值，设定一个社会是好的社会，另一个社会是坏的社会，然后又假设这个坏的社会有一种客观规律，它会经过一种比如的进化途径发展为好的社会——这一套理论，我根本就是反对的。又说：我只是坚持一种“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见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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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秦晖论《乾隆十三年》

作者介绍

一、楔子

1.初意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

2.初政，重拾人心

二、经济对策

3.面对人口问题

4.垦政的变化

5.永不加赋政策的完结

6.新的农业发展政策的形成

7.提倡工业生产

三、加强政府

8.共时现象，扩大政府职权

9.国家视角，兴举各项建设

四、回复三代

10.历史意见，回向三代

11.议改土地制度

12.劝减田租

13.粮政上的新举措

五、无奈与失落

14.盛世之累

15.吏偷

16.民玩

六、乾隆十三年

17.自失

18.尾声，不同角度的观察

附

金川之役的另类解读

清代政治史之我见

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