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作者：张宏杰

作者简介

张宏杰，1972年生。蒙古族。1994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系，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2006年调入渤海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着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等多部作品，主要关注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性。

编辑推荐

解读皇帝制度的历史密码，重现五位君王的宿命人生，《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作者张宏杰最新力作。王学泰、莫言、白岩松、何东、解玺璋、张越、柴静，联袂推荐。

很久以来，国人有个皇帝情结，而且至今尚不能完全消退。这反映了人性中对权力的渴望。权利平等的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社会上存在着权利的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权力的渴望就很难遏制。——王学泰

张宏杰不是从政治、道德或者学术的角度，而仅仅是从人格的角度去接近古人。他不批判也不仰视，他只是抱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莫言

历史，不都是改朝换代，不都是学术论文，更不都是冷冰冰的名字。仔细看，它分明是人生挣扎与彷徨，是人们心中的希望与绝望，是人性的缓慢前行。也因此，在历史学家以外，其它作者的笔下，历史才多了更多的可亲和更多的真实。——白岩松

与以往的历史书写不同，张宏杰成功地使我们看到了历史的面孔，而且，这面孔是带有表情的。阅读这样的文字，你可以感觉到历史喘息时的温度。——解玺璋

我看过的中国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揪住一个小题目小角度小分歧不放。自己跟自己吊书袋绕脖子与读者没太大关系。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不腐朽的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张宏杰的书属于这一类，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到《中国帝王的五种命运》，于我们有趣，有益，有关。——张越

张宏杰笔下的中国历史，要比现在许多作家的瞎编小说、导演滥造大片，不知道好看多少倍！在他的捉笔如刀之中，一张张历史人物的面孔，都被剥离还原出了他们的种种真实表情与复杂心态。——何东

记者与作史者应有同样的精神，就如斯宾诺沙所说，不赞许，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柴静

本书解读了五位皇帝在皇冠压力之下的不同表情：比如王莽，阴差阳错地被“人民”戴上了皇冠，却因为不熟悉权力之车的性能，被中途甩下并碾死。比如杨广，机关算尽地夺取了皇冠，然后又毫无节制地榨取皇冠给他带来的快乐，终于死于权力之酒的酒精中毒症……这五种表情，既可叹，又可怜。因为“皇帝制度”

不仅损害着国家民众，也同时伤害着操纵这个制度的统治者。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帝”两个字，包含了解读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密码。

历史根本不需要戏说，就可以让人读得津津有味！五位皇帝，一个从道德模范变为乱臣贼子；一个因大业雄心而身死国灭；一个被恐慌笼罩而疯狂变态；一个一生游戏皇位，竟然溺水而亡；一个天生性格软弱，最后抑郁而终。他们把一个帝国的悲剧握在手上，是非成败，谁人能论定？他们用一生的宿命博弈帝制皇权，外表璀璨，内心尽悲凉！

自序

对于“写历史”的人来说，“皇帝”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为什么？因为“皇帝”是传统中国的“根本”。与现在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不同，过去，中国是“以皇帝为本”的。在传统中国，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家人的奴隶；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家的利益为核心。

“皇帝”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得更清楚：浩如烟海的中国史，归纳起来只记载了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护皇位。

为了夺取皇位，几千年中国烽火不息。孙中山说过：“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为了保住皇位，历代中国帝王不得不绞尽脑汁，展开了巩固统治的漫长接力。他们防范权臣、防范外戚、防范太监，直至防范自己的妻子兄弟；他们发明了“保甲制”、“连坐制”、“科举制”、“文字狱”，从控制人民的身体发展到控制人民的头脑，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中国式专制监狱。“皇帝制度”或者说“专制制度”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

“皇帝”处于各种社会力量交集的中心，处于重重艰巨的政治任务之下，因为他用权力囚禁了万民，他自己也被权力囚禁。因此中国式皇冠既神奇、璀璨、法力无边，又沉重、巨大，令人举步维艰。这种独特的境遇是对人性的一个特殊考验，而不同的人在这同样的囚禁、重压、撕裂下，表现出人性中截然不同的断面。因此，皇帝们很容易吸引“写史者”的笔触。

２００５年底，《当代》杂志约请我写一个历史类专栏，起名叫《史记》，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系列皇帝。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在这个专栏中陈列了中国人在皇冠重压下的各种表情：有的人，比如王莽，误打误撞，阴差阳错地被“人民”戴上了皇冠。他想运用手中巨大的权力来给这些可爱的人民谋福利，却因为不熟悉权力之车的性能，被中途甩下并碾死。有的人，比如杨广，竭尽全力、机关算尽地夺取了皇冠，然后又狂喝酣饮权力之酒，毫无节制地榨取皇冠给他带来的快乐，终于死于权力之酒的酒精中毒症。有的人，比如朱元璋，在中彩票式地由一介贫民成为皇帝后，即被失去皇冠的恐惧日夜笼罩，最终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狂”，疯狂地屠杀昔日的战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荒唐透顶的文字狱。有的人，比如朱元璋的子孙朱厚照，却从戴上皇冠的那一天起，就拼命想要甩下它，就像一匹烈马要甩下笼头一样，因为皇冠带来的束缚，不是庸常的人性所能忍受的。更有这样一些人，比如光绪帝，他们天生的软弱性格难以承受皇冠的重压，原本可以平静普通的人生，因为戴上了皇冠，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当然，相对于“皇帝”这个话题的巨大，仅仅展示皇位对人性的影响，无疑是非常不够的。陈列这五种表情，我是想说明，“皇帝制度”不仅损害着民众，也同时伤害着操纵这个制度的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统治者的损害，并不比对民众的损害轻。除此之外，“皇帝”这个话题还应该有更核心的内容，因为，“皇帝”二字的本质就是“专制”，中国的皇帝制度，实在是人类史上“专制”的登峰造极之作。不论是把“皇帝现象”看成传统文化结出的奇葩硕果，还是中国文化疾病的首要症状，“皇帝”两个字，都包含了解读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密码。

为什么“专制主义”为害中国最烈？为什么我们如此难以摆脱千年相因的精神内核？在写《史记》专栏的同时，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阅读秦始皇以前的历史，以期梳理“皇帝制度”产生、发展和巩固的过程，找出我们精神中的“专制性格”和“奴隶性格”的根源。这部分工作，就形成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如果起一个副标题，可以叫做“中国上古史阅读笔记”。通过爬梳剔抉，我发现，“专制制度”的根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家长制、祖先崇拜、集体主义取向的形成和巩固，都远在“皇帝”二字出现前。“皇帝制度”的出现，不是秦始皇个人的天才发明，而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秦始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受制于“皇帝制度”两千年，是这个民族不能逃避的命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德先生”与“赛先生”迟迟不能落脚，比如公民意识、规则意识、宽容意识的缺乏，比如“熟人社会”，比如“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夏商周时代或者更远的尧舜禹。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转型的艰难。

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

一

这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穿得显然单薄了些。他不得不站在街角，因为王凤府门口已经被拜年的人和车马包围了。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提篮子的小手已经快握不住了。那篮子里，是一份贵重的贺礼：一坛宛城名酒。为了准备这些礼品，孩子的母亲费了很多脑筋：他们一年到头的所有收入，能有一大半是花在这些礼节上了。

终于出现了一个空隙，孩子立刻钻了进去。大门两侧的石台上已经站满了等候的人。孩子直接来到守门人面前，要求进去。

“我是大司马的侄儿，我叫王莽。”孩子低声解释，为自己不得不做这样的解释而感到羞愧。

门人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毫不留情地戳在孩子的脸上：“我怎么没听说过？从哪来的？”

“大司马是我四叔，我是他亲侄子。去年过年我也来了，那时看门的不是你。”孩子嗫嚅着，脸越来越红，门口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这对谈话者。

“亲侄？”门人打量着这孩子普普通通的装束，越发不相信孩子的话了，“撒谎都不带打奔儿的。有事找大司马以后再来吧，这两天肯定没时间。”

孩子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出来。他“啪”地把手里的篮子摔在了地上，酒洒了一地，一转身拨开人群，跑了。

二

这并不是王莽受到的第一次伤害，却是他记忆中最深的一次。

作为当今皇帝的亲表哥，谁都会以为王莽是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其实远非如此。

父亲去世时，王莽刚刚四岁。那时候，姑姑王政君虽然已经被立为皇后，但因为不受宠，所以王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直到王莽十四岁时，王政君成了皇太后，王家才突然显赫起来，五个叔叔同日封侯。

在汉朝，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王莽的叔叔都进入决策层，连带着众多的表兄表弟也都迅速入仕，整个朝廷成了王家的天下。描写王氏一家的熏天气焰时说：自此时起，朝廷要官都出自王家门下。王氏一族，穷奢极侈，各路官员贿送的奇珍异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奴仆以千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兴土木，楼阁连属弥望，假山高台，凌驾于长安城除皇宫外所有建筑之上。

这些雄伟的建筑中，却找不到王莽的家。由于父亲早死，王莽家并没有享受到封侯的待遇，只是得到了太后的一笔定期补助。姑姑和叔叔们忙于扶植私党，揽权纳贿，大兴土木，几乎把这对孤儿寡母给忘了。没有权力自然就缺少收入来源，和叔叔们比起来，王莽母子的日子相当清苦。

贫困因为对比而放大，伤害因为敏感而更深。对早熟的王莽来说，由地位及贫富差距而引起的屈辱感无疑是早年经历中的重大心理事件。

因为上学时乘不起车马，王莽要步行穿过长安街上的乞丐群，小乞丐们的眼神经常让他一整天都心情抑郁。冬天的早晨，他经常能在街头看到冻饿而毙的尸体，达官贵人驱着高头大马从尸体边走过，不屑一顾。王莽却不能视而不见。

走在路上，他常常要躲避各种各样的车队。这些车队通常会绵延半里地长，在长街上疾驰而过，半个城市如同地震般战抖。如果谁躲避不及，被车马刮踏，只能算你自己倒霉。车马过去后，人们会纷纷掸着身上的尘土，对车队发出恶毒的咒骂。

王莽不会开口骂人，但他内心的反感肯定比别人更甚。因为车队的主人，往往是他的表兄弟们。对于这些整天名车宝马招摇过市的表兄表弟，他既厌恶又鄙视。虽然同处一个城市，王莽却与他们相隔这样遥远。华丽的外表掩藏不了他们内心的浅薄、愚蠢和无能，如果没有叔叔们的权势，他们不堪一击。

贫困和苦难会赋予人正义感的说法至少在王莽身上得到了验证。因为他们，王莽终生厌恶铺张和招摇。

好强的寡母节衣缩食，把他送到名儒陈参门下，学习《礼经》。像所有的寡妇一样，她在王莽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特别是当她的长子早夭使王莽成了独子之后。虽然不太识字，她却每天都要陪王莽温书到半夜。她剥夺了王莽的童年，不允许王莽和街上的孩子玩。她要王莽出人头地，光大家声，为她这个被人忽视的寡妇争取生活加倍的报偿。

孤儿往往天生严肃，眼神里有一丝忧郁的底色。生活早早就教会他们如何应付挫折。王莽学习非常刻苦。他深知成绩对自己的重要性：这是他个人奋斗的重要资本。与权力中心的遥远距离形成了强大的张力，深刻的屈辱体验化作了向上攀登的不竭动力。地处孤寒、冷眼旁观使他观察到了社会的黑暗，圣贤的教诲灌注给他巨大的道德激情，而不幸的生活又铸造了他坚强的意志。“不患寡而患不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些话从他口中读出来异常地慷慨激烈。他希望自己的智商将最终帮助自己走入权力中心，把这些寄生虫一样的表兄表弟踩在脚下，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更合理，而自己也最终将留名千古，光耀万世。

三

中国文化早熟。早熟往往是一种有问题的成熟。

中国传统思维的简单化、一元化、以偏概全，曾经并且仍在给中国不断制造问题。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孝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孝顺，就意味着他会遵守秩序，忠于国君。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人创立了幼稚的社会赏罚机制，那就是，把官位作为“德行”的报答。

《孝经外传》记载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大舜。据说舜的父母兄弟对他都不好，合谋要杀死他，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父母。尧帝听说了，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后来又把帝位让给了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孝子就得到了最丰厚的奖赏———帝位。

所以历朝历代，千奇百怪的“孝悌”行为层出不穷。古制父母死后守孝三年，可是东汉人赵宣一连二十多年都住在墓道里，因此成了着名孝子，名气很大，被举为孝廉。同样是东汉人许武，自己做了官，为了使两个弟弟也取得做官资格，在分家的时候故意欺负两个弟弟，把家产都据为己有。而弟弟们尊重兄长，毫无怨言，成了“悌”的典型，名声远扬，也被举为孝廉。之后，许武才公布了自己私藏的分家文书，说明是为了使弟弟们成名才这样做的。结果许武也受到了赞扬。原因是他为了弟弟们的前途，自己甘愿被人误解，承担骂名，于是他也被举为孝廉，一门三孝廉，美名遍天下。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英模机制的尴尬。许武给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出了一道难题，而答案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往往是，一个人的行为越突出、越超乎寻常、越不近人情，他的社会声望就越高，所得到的官位就越显赫。

四

不管怎么说，王莽早年的恭俭孝顺出自天性，并非伪装。

而系统的儒家教育，无疑引导王莽强化自己性格中的这些品质，并且形而上之。在他的时代，道德在正统观念中是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道德完善被认为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就像他为自己的学业感到自豪一样，他也希望通过良好的品质获得人们的肯定。

而在意识深处，他的道德完善热情，则是出于在道德上压倒其他王氏子弟的隐秘愿望。他要用自己出众的德行，来反衬自己诸多表兄表弟的放纵；他要凭道德资本，战胜这些平日视他如无物的人。这是他唯一的优势，他不能不充分发挥。

然而圣人的教导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现实的。圣人错误地认为人的本性是完美无缺的，要求人严格克制自我的欲望，把自己装到“理”的牢狱，修炼到一举一动都符合“天理”。

按照儒教理想色彩浓郁的礼仪规范去为人行事，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遇到种种障碍和尴尬。青春期的王莽和所有的愤怒青年一样单纯倔强，他把这些障碍当成了对自己定力的考验，当成了“为贤作圣”路上必然的磨难。他认为这个人人放纵苟且的社会是不合理的，和庸人的信念不同，圣人之徒必须让社会适应自己，为此他就要带头克己复礼。被圣贤之道折服的他立下宏誓大愿，要以古人为榜样，特立独行，做一个错误世界里正确的人。他事母至孝，对长兄的遗腹子视如己出。他为人慷慨，经常周济别人。他恪守古礼，路上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一定要退避三舍，躬身等长者走过，才直起身子。每次去见师长，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然后穿戴整齐，带上礼品。这些礼节只见于古书的记载，在上古实没实行无法考证，反正在王莽所处的西汉末年早已失传了。所以当王莽必恭必敬地躬着身子躲在路边给人让路时，别人投向他的目光，更多的是惊诧。然而王莽不以为意，经典的力量使他的脚步充满自信。

所以他的行为自然就很“出位”，很引人注目。然而，王莽的真诚和单纯也一目了然。西汉末年，人心还古朴，赞扬者毕竟多于指指点点者。以当今皇帝亲表兄之尊，王莽“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谦恭孝友，确实与他那众多不知天高地厚的表兄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个十分关注人的道德品质的时代，王莽年纪轻轻，就确立了优良的社会形象。而这一形象被他的那些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至亲反衬，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五

虽然受到忽视，王莽毕竟是皇帝的至亲，这一社会关系使他拥有普通人无法企及的潜在优势，一旦机缘巧合，优势就会转化成巨大的现实利益。

成帝阳朔三年（前２２年），大司马王凤病重。王莽遵从孝道，赶到王凤府上去照顾病人。王凤所患大约是脑血栓后遗症，偏瘫在床。王莽代替仆人，亲自给王凤端屎端尿，“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尽心竭力。（《汉书·王莽传》）

疾病使王凤感觉到了异常的虚弱和无助，他没有想到是这个平时没怎么关照过的侄子给了自己最需要的亲情。而自己平日里提携备至的子侄，从小娇生惯养，谁能吃得了这样的苦。不要说收拾秽物，就是探望一次都是待不一会儿就匆匆离去。相比之下，王凤不禁为自己以前对王莽的忽视深感愧疚。弥留之际，王凤郑重地把王莽托付给太后，要求多加关照。

根据王凤的遗愿，朝廷任命王莽为黄门郎。以前，每次王氏子弟入仕后，经常能听到各种风言风语，而任命王莽后，王政君听到的却是由衷的欢迎之声。大家都觉得，这样出众的人才早就应该进入仕途了。太后对王莽不禁刮目相看，她没想到这个几乎被自己遗忘了的侄子居然拥有这样的影响力。老谋深算的她立刻看到了王莽的价值：他有助于挽回王氏家族不佳的名声。不久，又升王莽为射声校尉，进入中级官员行列。

王莽给官场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王莽一点也不因身为外戚而有任何骄气，对任何人都是和和气气，谦恭有礼。王氏子弟大都不学无术，而王莽却精通典籍，学问出众；王氏子弟争相揽权纳贿，王莽却清廉自守，一尘不染；别人处理政务难免掺杂私心，王莽却不偏不倚，处事至公。大家提起王莽，有口皆碑：对王莽不遗余力的赞誉实际上就是对其他权贵行为的批判。

这一年王莽二十四岁，达到了心智完全成熟的成年。谦恭和气的外表下隐藏着说出来会吓任何人一跳的雄心：他要彻底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为天下立万世太平之基，使自己跻身孔孟之列，被后世永远景仰。

这是一个真诚的儒家式的雄心壮志。

要达到这个目标，他首先要一步步攀登到权力的顶峰，成为王凤那样的人物。

从自己的晋升之路中，他已经切实体会到了声誉的重要性。在以后的攀登过程中，他下意识重复自己的成功经验，他的道德热情被进一步激发，行动也更加有力。

他俸禄不多，却经常倾囊资助别人，特别是自己以前的同学。

他倾其所有，把长兄的遗腹子的婚事办得隆重盛大。侄子婚礼那天，正好王莽的母亲身体不适，在婚筵上，王莽屡次离席，进入后堂。客人们不解其故，询问仆人，才知道是王莽不放心母亲的病体，去服侍母亲用药了。

他买了一个漂亮的女子，放在家中。此举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王莽也这样好色？在众说纷纭之际，王莽对朋友公布了答案，原来，这个女子是他为朋友朱博买的。这位朱博，政绩卓异，可惜一直没有儿子，王莽此举是为了帮助朋友延续后代。

王莽的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像所有乱世一样，西汉末年也是个道德沦丧的年代。越是污浊的空气中人们越渴望清新。

不知不觉，王莽入仕已经六年，可是由于洁身自好，不结交权贵，不请托送礼，官位升迁得很慢。

终于有人出来发言了。成帝永始元年（前１６年），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向汉成帝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实际是为王莽讨封。有人带头，众多儒学名士也趁机上书，颂扬王莽的品行。于是，在三十岁这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一千五百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由此，王莽经常随侍在皇帝和太后左右，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和权势的大臣。虽然如此，他的作风依然不改，居官恭谨有加，地位越高，为人越谦和。他把封地上的贡赋全部用来资助儒生和名士，自己依然简朴度日。他是个工作狂，工作起来通宵达旦，把自己任内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符合儒家标准。太后和皇帝都庆幸选对了人，不断委以重任。又过了八年，深受舆论支持的他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社会舆论终于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高峰。

六

汉朝时候，流行天人感应论。董仲舒说，国君受命于天，如果称职，上天会让他江山永固；如果荒淫无道，就会更换代理人。当然，上天是讲道理也讲策略的，给犯错误的人出路，在改朝换代之前，会降下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直到确认这个人不可救药了，才会从他手里收回成命。反之，如果皇帝任务完成得出色，上天就会降下种种祥瑞，鼓励他再接再厉。

董仲舒说，皇帝轮流做，然而，这种轮流是有顺序的，这个顺序就是“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比如秦朝是水德，那么，继承秦代的汉朝就是火德。

西汉末年，社会上经常流传着改朝换代的传说。每年，都会出现一些小道消息，说是某地某地出了什么怪事，预示着将要改朝换代了，汉朝的火运已经到头了，土德皇帝将要出现了。

大汉王朝的气数看起来也确实快要尽了。

西汉末期，贫富分化达到了社会不能承受的极点。贵族拥有土地动辄几十万亩，而常年有数百万流民无家可归。上层社会风气奢侈，靡费巨大，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灾异频发，饿死者的白骨相望于道。人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浓，整个社会充斥着紧张不安的气息，起义的烈火在四野蔓延。

皇室也惶惶不安，汉成帝自己在诏书中也不得不痛心疾首：“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汉书·薛宣朱博传》）

皇帝一次又一次下罪己诏，到天坛去跪拜上天，承认错误，可是形势丝毫不能好转。

汉昭帝元凤三年（前７８年）正月，泰山脚下突然降下一块巨石。一位儒生上书昭帝，说泰山乃神山，泰山坠石，预示将有匹夫而为天子。他劝皇帝顺天应人，择天下贤者，让出帝位。

理所当然，这位天真的儒生被砍了头。

可是，后继者居然络绎不绝。宣帝之时，当时的一个小官盖宽饶又上书，建议皇帝传位于贤者。

这次皇帝没敢动手杀他，而是迫令他自杀了。

汉成帝时，一个叫甘忠可的普通儒生写了一本《包元太平经》，宣称汉朝天命已终，应该重新受命，这样就能延续汉朝的命运。他还组织了许多学生，到全国各地去宣传自己的理论。甘忠可被关进了监狱，但他的弟子锲而不舍地继续宣传，到了哀帝时期，居然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建平二年（前５年），汉哀帝真的举行典礼，宣布重新“受天命”，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

可是改号之后，天下甚至比以前更乱了。建平四年（前３年），有传言说大祸将要降临，关东各地的人民“无故惊走”，数十万人手持麻秆在全国各地奔走祈祷，据说这样可以避免天崩地裂的大祸。几万人聚集到长安城里，半夜三更祭祀“西王母”，点火游行，“击鼓号呼相惊恐”，弄得整个长安城彻夜无眠。（《汉书·哀帝纪》）

看来，文字游戏骗不了上天，上天改朝换代的决心是已经下定了。

七

登上了权力顶峰的王莽俯视天下，看到的是一片末世衰败的景象。

混乱他不怕，他甚至希望再乱一些，那样，他的能力才会更好地体现。他要让奄奄一息的大汉王朝在他手里重新强壮起来，他要让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他相信自己的雄才大略，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圣人之学，他用《周礼》和《论语》为指导，澄清天下，应该指日可待。

他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改造帝国的计划。

他首先希望以自己为表率，扭转社会奢侈的风气。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刹住浪费之风，自己上下班坐的马车、穿的衣服，都俭朴得不能再俭朴。

做了大司马之后不久，王莽的母亲病了，达官贵人纷纷到王莽家探望。出来待客的妇人穿着粗布衣裙，脸上也不施脂粉。贵夫人们都以为是王家的女仆，及至介绍才知道竟然是王莽的夫人，轰动效应可想而知。一时间，王莽家的俭朴作风传遍长安，奢侈之风果然大减。

第二步，王莽通过艰苦的斗争，动员政府通过了着名的“限田令”，禁止豪强大户占有过多土地。

上任第二年，王莽又以王太后的名义，宣布把王家的所有土地，除了坟园之外，全部捐给贫民，以此带头推动“限田令”的实施。

这几把火烧得非常漂亮，一时间，王莽为首的政府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整个下层社会欢欣鼓舞，以为天下大治的时候终于就要到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极权政治中，每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是脆弱的。汉成帝的死打乱了王莽的整个计划。

成帝绥和二年（前７年），王莽上任不到六个月，汉成帝去世。由于无子，诏定陶恭王子继承帝位，是为汉哀帝。

哀帝上台的第一件事，是大搞自己的裙带。他违背礼仪规定，擅自尊自己的祖母傅氏为恭皇太后，与王政君并尊。并且在宴会的时候，把傅太后的座位与王太后平等安放。

这是完全不符合礼法的事情。傅太后的名称本来已经可疑，即使真的做了太后，与王太后也有正庶之分，怎能并尊！王莽见此情形，严厉斥责太监：“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立刻命令把傅氏的座位搬到一边。

傅太后一怒之下，索性不出席宴会。就这样，王莽不识时务地得罪了新帝。这年七月，王莽被免职，回到南阳封地闲居。

奋斗了几十年的成果就因为一次大义凛然而失去了。做模范有时必须付出代价。

这一年王莽三十九岁。

八

这次挫折，对以政治为生命的王莽来说，无疑是严重的。但是，王莽有着钢铁般的性格，挫折于上升期的他，就像给好钢淬一次火，只会让他更加坚韧。

在血亲社会，血缘是最有力的理由。新帝登基，王氏的血统立刻贬值。王莽和王政君都是明智之人，他们顺从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离开政治中心，过起了隐居生活。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就看上天是否能再次给他们机会了。

然而，王莽并没有真的闲下来。二十年的政治生涯已经使他由一个单纯的儒生变成了政治动物。他已经深深领略了权力的滋味，这滋味让人尝了一口，就再也不能放弃。他渴望着再过日理万机废寝忘食的生活，渴望着再次见到人们在他面前必恭必敬诚惶诚恐，渴望再一次体验掌握千万人命运的强大感和改造山河建功立业的成就感。如果能够再次掌握权力，他甘愿付出任何代价。

多年周旋在政治旋涡之中，王莽已深谙政治的玄机。他的理想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但是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却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刚入仕途，他只知一味刚强，做事恪守原则，说话直言不讳，这种性格使他在宦海沉浮的前几年吃尽了苦头。而现在，他在刚强中已经糅入了一丝阴柔，做事更讲究方式方法，他知道了进退，知道了等待，知道了利用他人的弱点。

他一如既往地维护着自己的道德形象，他知道，这是他政治生命的基础。人们对道德楷模的要求是苛刻的，他们把慷慨的赞美送给你的同时，要求你在道德枷锁下不能有一丝松懈。因此，他必须倾尽全力，战战兢兢，把自己打扮得毫无瑕疵。为了这一点，他有时也不得不矫饰自己。道德于他，此时已由单纯的目的变成了手段。

他知道了，为了达到光明的目的，有时要用不光明的手段。

在闲居的日子里，王莽做了这几件事情：一是倾心结交官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建设自己的人际资源网；二是密切关注朝廷政局变化，同时又绝口不谈政治，不惹是非；三是继续进行自己的形象建设，丰厚自己的人格资源。

真是天将亡汉，刚刚登上帝位的汉哀帝恰好是历代皇帝中最不争气的一个。上任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封外戚，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后两家的亲戚一股脑儿拥进朝廷，当仁不让地占据了各路要津。这个时候，人们才又想起王氏外戚的好处，王家虽然骄奢，但毕竟大都是有能力的人，在他们的控制下，朝廷的运转基本正常。而傅、丁两家大都是草包，因为意外的机缘成了皇亲，便如同乡下人进城，恨不得一天之内把所有的东西都抱回家去，刚刚进入长安就忙着起宅第，买仆人，讲排场，比阔气，一上任迫不及待地钩心斗角，卖官鬻爵，大开贪贿之门。一时间，整个政府上下（又鸟）飞狗跳，乌烟瘴气，长安城的奢侈之风再一次兴起。

哀帝做的第二件事是搞起了同性恋。他喜欢上了一个叫董贤的漂亮侍从，两人很快就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哀帝停止了王莽的“限田令”，一次赏赐给董贤二十万亩土地，不久又任命二十二岁的董贤为大司马。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哀帝甚至想把皇位让给董贤。

汉朝的衰败在哀帝手中达到了顶点，混乱的朝政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他使汉王朝丧失了最后一点人心，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局势，哀帝如上文所述，搞了一次荒唐的“再受命”仪式。这个仪式反而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大汉王朝已经丧尽人心。

王莽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长安城内的一幕幕光怪陆离的闹剧，平平静静地读书养性。这时，他家里出了一件意外之事。他的二儿子王获因事一怒之下，失手打死了一个奴隶。

当时的豪贵之家，每家都有几百名奴隶。奴隶是可以像牛马那样在市场上公开买卖的，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失手打死了，官府罚几个钱就了事了。

王莽却不这样看。“天地之性人为贵”，在儒家看来，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奴隶制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奴隶也有自己的生命尊严，也有自己的基本权利。

经过痛苦的权衡，王莽命令王获自杀以赎罪。只有这样，他才能维护世界观的统一。而且，下意识中，王莽明白这样处理，会带来巨大的轰动效应。

全家上下一下子乱了套，王莽的夫人急得要和王莽拼命，终日以泪洗面，儿子女儿都在王莽面前连日长跪，为王获求情。

作为一个政治家，王莽的儿女之情是比较淡薄的，但并不是没有感情。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也经历着痛苦的煎熬，那毕竟是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亲生骨肉。更何况，这次所有的亲人都站到了对立的一边。

然而，王莽已经习惯于在情感和礼法发生冲突时无条件地倒向礼法。四十年来的修身磨炼似乎就是为了面对今天的考验。要做改天换地的圣人，要做出经天纬地的大事，他就不能按常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得把自己变成刀枪不入的超人，变成超越世俗情感的神，这样才能承担起挽救天下的重任。天理和人欲的交战中，后退一步，就前功尽弃。

上天也许是用这件事来考验自己能否承担大事。王莽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关节都要碎了。他以为自己已经炼就了铁石心肠，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的心还保持着几分弹性。每一个夜晚，他都几乎要向感情投降，然而随着天明的到来，理智又一次占了上风。

王莽的意志最终不可违背，经过几天的争执，王获终于自杀。

这件事震动了整个社会。人们没法不震动，人们没法不感动，人们没法不敬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确实已经接近了圣人的高度，让人只能仰视，心怀惭愧。在这个裙带成风的黑暗时代，王莽的行为像一盏明灯，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希望。

王莽像一个高明的演员，给人们留下了最动人的造型。是啊，在这个纲纪崩溃的时代，人们最痛恨的是上流社会的穷奢极欲，最痛恨的是裙带成风。而王莽恰恰恭俭勤政，恰恰大义灭亲。他准确地击中了人们感情中最脆弱的部分，让所有人的心都成为俘虏。

哀帝元寿元年（前２年）正月初一，发生日蚀。在汉朝人看来，这是上天明确无误的警告。哀帝惊恐不已，下诏让大臣们献策。郁郁已久的大臣们纷纷上书说这是上天对王莽遇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反应。鉴于舆论的压力，哀帝只好以侍候王政君的名义让王莽重返京师。

九

还没等王莽为重新获得权力进行更多的努力，哀帝元寿二年（前１年），二十五岁的汉哀帝突然去世。而在此之前，他的祖母与母亲傅、丁两后都已去世。上天又一次向王莽露出笑脸。

在汉哀帝胡作非为的时候，王政君默默地独居深宫，不动声色，而现在，这个资深女政治家以迅雷之势采取了行动。在哀帝去世的当天，她就驾临未央宫，收取了皇帝的玺绶。接着召见大司马、皇帝的情人董贤，问他打算怎么处理皇帝的丧事。乳臭未干的董贤在王政君面前居然吓得连句完整话都说不来了。王政君马上拈出了这个人的轻重，命使者火速召王莽进宫。

王莽又成了大司马。

王莽做的第一件事是罢免董贤，此人早已成为哀帝的替罪羊，成为人人痛恨的目标。董贤畏罪自杀后，没收其财产四十三亿钱，充实国库。

王莽做的第二件事是选立中山孝王之子，九岁的刘衎即位，是为汉平帝，此人与无子的哀帝血缘最近，立他为帝顺理成章。同时，王莽命令，平帝的亲属不得进京，以绝外戚之患。

接着，他把傅、丁两氏的外戚全部赶出长安，任命自己那些名声良好的朋友亲信占据要津。挖傅、丁两后的坟墓，以平民愤。

三件拨乱反正的大事作罢，整个大汉天下欢声雷动。久久压抑的人心得到了充分的舒展，人人都以为，灾难终于过去，光明就要来临。王莽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大汉王朝在王莽的领导下，眼看就要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十

有人说王莽处心积虑地篡位，而实际上，他更像是被民众一步步推到皇帝的宝座上去。

汉朝时的上天和民心看来是心有灵犀，高度默契。王莽执政前的百十年间，灾异屡见，什么夏天降霜，冬天打雷，山崩泉涌，地震石陨，日蚀月蚀，星辰逆行，老天爷搞神弄鬼，忙得不可开交。《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品种在西汉末年几乎都全了。一旦有了一点什么事，老百姓们就捕风捉影，添油加醋，三人成虎，口耳相传，闹得天下人心惶惶。

可是，王莽上台后，这类灾异渐渐消失了。相反，“祥瑞”却渐渐出现了。

祥瑞这个东西，是上天心情愉快的表示。如果天下大治，人心舒畅，上天就会降下些稀奇好玩的东西，以资精神鼓励。汉武帝打猎的时候，就捕获了一头独角怪兽，被认为是白麟，一种传说中的瑞兽。于是举国同庆。汉宣帝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五色鸟飞到长安附近的宫苑，许多人都一口咬定是亲眼所见。于是皇帝上尊号，百官加官晋爵，大家急忙进行自我奖励。

元始元年（公元１年）正月，王莽就任六个月之后，南越人向朝廷进献了一只白雉、两只黑雉。儒生们一查古书，《尚书》记载周朝之时，越裳氏曾向周成王进献白雉。这件事在此时重现，显然是“周成白雉之瑞”。于是有人上书，应该像封周公那样封王莽为“安汉公”，增加二万八千户封户。此议一出，群臣纷纷响应。

王莽再三辞让，最后接受了这一称号，但拒绝接受封户。

《汉书·王莽传》说此事是王莽暗示地方官搞的阴谋，这一说法像诸多其他不利于王莽的记载一样，是缺乏根据的臆测。更大的可能是，西南地区的地方官主动策划了此事。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王莽执政得到了地方官员们的拥护。

王莽的政策方针完全遵循儒家理论，他不搞裙带关系，不封王氏子孙，而是尊崇皇族。他依《周礼》的精神，封宣帝子孙三十六人为列侯，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解放了一批皇族后裔。此举一下子赢得了皇族的拥护。

他号召官员们节俭度日，与百姓共患难，带头捐款一百万钱，捐地三十顷，用来救助贫民。每遇水旱灾害，他就吃素，与民同甘苦。在他的带领下，共有二百三十名贵族捐献田地，分给贫民。

王莽按照《周礼》的记载，在全国建立仓储制度，储备谷物，做赈灾之用。他按照上古传说，改革官制，设置“四辅”，加封周公、孔子等圣贤的子孙。

王莽还大兴教育，扩大太学招生量，太学生数量很快翻了几番，突破一万人。他还在各地广建学校，征召“异能之士”，拓展了普通知识分子入仕的渠道。

和此前的一派乱象相比，大汉朝在王莽的治理下，真的是拨乱反正，蒸蒸日上。由于王莽不遗余力地大抓意识形态建设，纪纲恢复，社会正统价值观念得以弘扬，所以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从王公贵族到知识分子再到普通百姓，都觉得“道德楷模”王莽是他们利益最好的代言人，王莽具有超人的品格和能力，是人民信得过的领袖。

一个隐秘的想法在全国人民心中蠢蠢欲动：为什么不让王莽做皇帝呢？

人们对刘姓子孙已经失去了信心，汉平帝长大了，也不会好到哪儿去。由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深入人心，汉朝老百姓人人都知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王莽符合皇帝的条件。让王莽做皇帝，天下人的利益就有了永远的依靠，就可以避免平帝亲政后受二茬苦遭二茬罪。

不过，这个想法想想可以，说出来的风险太大了。恶莫大于叛逆。所以，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千方百计表达对王莽的支持，呼吁提高王莽的地位，至于最后高到什么程度，大家尽量不去想，以免受到心中罪恶感的压迫。

千万人的想法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无形然而能量巨大的洪流，并且像滚雪球那样，势力越来越大，终于，把全国人都裹挟进去，形成了崩天裂地的巨大势能。

平帝元始三年（公元３年），汉平帝十二岁，按《周礼》到了结婚的年龄。王莽发布诏书，在天下博采名门之后，选拔皇后。为了避嫌，特意提出自己的女儿不参与竞争。王政君同意了这个提议。

消息传出，社会上反应强烈。大家都觉得这样对王莽不公平，每天都有上千人上书朝廷，和朝廷论理。这其中大部分是普通老百姓和学生。上书的人挤得政府门前水泄不通，几乎形成骚乱。王莽还特意派遣长史到各处去做工作，劝阻人们。结果上书的人更多了，一天数千起，人们纷纷呼吁：“愿得公女为天下母。”形势迫人，王政君只好收回成命，把王莽的女儿列为候选对象。结果不言而喻，王莽之女获得最广泛的支持，顺利地成为大汉皇后。

朝臣查阅古书，上古的天子封后父的土地多达百里，所以加封王莽二万五千六百顷土地。王莽反复力争，终于退回了土地。按过去的先例，聘皇后的礼金达数万万钱，王莽只接受四千万，还把其中三千三百万用来周济别人。

第二年，汉成帝成婚，有大臣提议应该加封王莽为宰衡，位在所有公爵之上。几天之内，就有八千百姓和官吏上书朝廷，支持这一建议。宰衡一职，是把上古伊尹和周公两大名臣的封号合起来起的新名，古所未有。王莽求见王政君，痛哭流涕地拒绝这一封号，并且以称病辞职为要挟。但是朝廷坚决不许，最后只好接受了这一封号，同时，从封赏中拿出千万，交给侍候王政君起居的官员，表示其孝敬之心。

大汉在王莽的领导下继续欣欣向荣。元始三年（公元３年），王莽主持重订了“车服”制度，全国人民的着装、住房、器用按等级得到了整齐划一。元始四年（公元４年），王莽根据德政精神，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并且按《礼记》的记载，修建据说上古时曾有过的明堂。一时之间，文治达到极盛。大学者扬雄也被王莽的煌煌治绩所倾倒，孤傲的他满怀热情地作了《剧秦美新》一文，赞颂王莽的伟大。他说，王莽的治理完全符合先圣精神，在他的领导下，大汉王朝“帝典缺者已补，王纲弛者已张，炳炳麟麟，岂不懿哉”！他激动地赞美王莽之治“郁郁乎焕哉”！

元始五年（公元５年），王莽当政五年之后，朝臣又总结王莽的治绩，说他的德行，为天下纪，他的功业，为万世基，提议加封“九锡”。

九锡是九种极尊贵的物品，加九锡，就意味着取得了接近皇帝的地位。消息传出，不长的时间内，朝廷竟然收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的上书，支持给王莽加九锡。数字之所以如此精确，是因为《汉书》作者班固核对了当时的政府档案。

四十八万多件上书在汉朝意味着什么呢？西汉末年，全国人口不过数千万。其中绝大部分是文盲，识字者不过数百万。而在长安附近，能够上书的知识分子加起来也不会比四十八万多多少。这就是说，几乎所有有能力上书的普通百姓，都参与了这次运动，如果在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肯定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在高层官员中，支持给王莽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达九百零二人，几乎占了全部。

几乎所有的手都想把王莽推向“至尊”的宝座。

元始五年（公元５年）五月，汉王朝在未央宫举行盛大仪式，为王莽加封九锡。策文说：“辅朕五年，人伦之本正，天地之位定。……复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失。……动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于神明。”（《汉书·王莽传》）

这道众臣精心撰写的策文，把王莽神化到了半人半神的地步。而九锡之制从形制上更是把王莽从众人中分别出来。专门为王莽设了宗官、卜官、史官、祝官。王莽出行，坐特殊形制的车，树九绦龙旗，执金斧玉勺。这种充满神秘气息的仪式，无疑使王莽的形象大为神化。

终于，在王莽加九锡之后七个月，长安附近有人在挖井时挖到了一块上圆下方的白色石头，上面赫然刻道：

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这出历史大戏，马上就要接近（禁止）。所有的人都屏息静气，整个剧场暂时出现了可怕的寂静。

十一

刚刚上台的时候，王莽绝没有想到做皇帝。他确实想效法周公，做一个完美的道德标准。周公之伟大，正在于他可做天子而没有做。

“篡逆”是整个汉语系统里最丑恶的一个词，王莽怎么会让这个词做自己名字的定语呢？

在汉语里，克己，就意味着伟大。

然而，当民意大潮渐渐涌起的时候，他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民心就是天心，难道上天真的要自己做皇帝吗？一想到这里，思绪不由自主地迅速游走，开创新王朝、九五至尊、万岁、万世、龙、明黄色、朕……这些辉煌崇高的字眼在眼前不连贯地跳动起伏；群臣在自己脚下匍匐，亿万人山呼万岁，自己站在人世最高点，与天相通……这些情景让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激情在心底抑制不住地汹涌，稍不努力，就要泛滥出来……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内心对皇帝的渴望，是那样的强烈。

如果上天真的属意于我，又有什么不对呢？周公不能做皇帝，是因为他辅佐的周成王乃是自己的亲侄，天命在周，没有必要取代同姓。而现在，刘姓似乎真的失去了天心，上天似乎真的在寻找一个新的代理人，如果上天真要改朝换代，谁会比我更适合呢？只有获得皇位，才能使自己的事业获得永久的保障。

王莽毕竟是凡人，一波又一波汹涌的民意渐渐把他拍晕了，特别是在加九锡之时那四十八万件上书，件件情真意切，字字出于百姓内心啊！这样感人的事情，前无古人，想必也后无来者。读着一封封称颂自己的奏折，听着那一句句悦耳动听的词句，王莽也不得不觉得自己真的是伟大、正确，真的是经天纬地之才。

听听他们都说了自己些什么吧：

普天之下，惟公是赖……

钦承神只，经纬四时，复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失，天下和会，大众方辑……

四海雍雍，万国慕义，蛮夷殊俗，不召自至……

揆公德行，为天下纪；观公功勋，为万世基……（《汉书·王莽传》）

如果需要自己挺身拯救这些可爱的人民，自己为什么不能献身呢？

其实，在执政不久，王莽就敏锐地嗅到了百官颂词中的特殊味道，在民众的一次次推戴中，他心领神会，通过自己的行为恰到好处地参与了导演。他越谦虚，百姓就越急迫；他越无私，百姓就越狂热。他就在这汹涌的大潮中，半真半假半推半就地向前走着，终于，“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符命出现了。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直到这个时候，王政君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的目的是想颠覆大汉江山！老太太勃然大怒，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汉书·王莽传》）

王莽却认为这一符命是真的。本来，符命这种东西，并非不能伪造，但他不愿往那方面想。在下意识里，王莽其实是在盼望着这道符命的出现，也相信这道符命必然会出现。

但，他不能即皇帝位。因为在坚硬真实的伦理道德面前，虚幻的天意毕竟有些虚弱。退一步讲，即使天意昭昭，他也不能立刻接受。因为按礼的精神，遇到这种事必须极力推辞。

大臣们却迫不及待，他们再三譬喻，做通了太后的工作。王政君发过火之后，明白大势已去，明智地选择了沉默。然后，大臣们又来做王莽的工作。

王莽的工作就不那么好做，不论人们如何劝解，他就是不肯迈过这最后一道坎。当然，王莽也绝不否认符命的真实。经过反复争取，达成妥协：王莽不做皇帝，但又不能违背上天旨意，因此，摄行皇帝之事，称“摄皇帝”，将来皇子长大，仍要还政。

王莽的举动堵住了所有准备指责他篡逆的嘴。

十二

上天好像不满意王莽的谦虚，催促他即位的符命一道又一道：

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梦见天公派人告诉他：“摄皇帝当为真。”并且说，为了表示神异，亭中当有新井。辛当早上起来跑到亭上一看，亭中果然出现了一口很深的新井。

从全国各地都送来带有天命信息的奇石。王莽去未央宫前观看这些奇石时，突然天风大作，尘土弥漫，风过之后，奇石前出现了铜符帛图，上面写道：“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面对上天的催促，王莽说：“臣莽敢不承用！”但是还是不即位，只是让大臣们上书时不称“摄皇帝”，而直称“皇帝”。但摄政性质不变。

王莽就这样，走一步，停一停，逐步消解掉可能出现的不满因素，让天下慢慢适应改朝换代的现实。应该说，他做得相当高明。

十三

初始元年（公元８年）十一月的一个黄昏，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来到刘邦庙门前，求见守庙官员，说有要事相告。

这个学生一脸神神秘秘，从怀里掏出两个铜盒，交到守庙官手里，说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醒来后就看见身边有了这两个盒子。守庙官打开一看，一个盒子里装着一幅图，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个里，是一封信，《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原来是上天和刘邦的神灵写给王莽的信，说他是真命天子，要他即位，改朝换代，新朝的名字，就叫做“新”。

刘邦还特意在信上写了十一个人的名字，说这些人是新朝的辅佐大臣，要王莽重用他们。

符命被火速送入宫中。

王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打乱了阵脚。他没有理由置这道符命于不顾。因为这道符命以不容分说的口气，规定了他即位的时间，甚至规定了新王朝的称号。这就迫使他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决定，或是宣布此符命为假造，逮捕献符人；或是接受符命，打乱自己的计划，提前即位。

这道符命还真值得怀疑，最可疑的一点，是“刘邦推荐”的十一人名单。这十一人，有八位是他的亲信，而另外三位中，两个分别叫王兴、王盛，不知是何许人也，最后一个，居然就是献符人哀章！这太容易让人引起种种联想了。

然而，静下心来一想，王莽却发现他居然不能怀疑，只能接受。首先，他真诚地信奉古书经典，相信符命的存在，虽然符命中有可能存在假托，但那是个别现象。其次，这道符命如果被宣布为假，那么以往的种种祥瑞符命也都值得怀疑，天命在他的说法也就值得怀疑，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已经有人在对符命窃窃私语了，在目前形势下，任何符命他都不能怀疑，即使错了，也只能错到底，否则就是给人口实，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威信一落千丈。第三，这道符命制作精美，格式完全符合礼仪，不像以往有的符命语焉不详，粗俗鄙俚，不能登大雅之堂。第四，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符命明确规定了即位时间，使他没有任何理由再推让拒绝，也就意味着为他解决了最大的礼仪上的难题。因此，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王莽彻夜不眠，在房间里一趟趟来回走着，不时拿起这道符命，端详一下。已经过了子夜时分，他下令，立刻召亲信大臣入宫！

大臣们看过符命，立刻向他叩首祝贺，一致认为应该顺天应命，立刻即位。他们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天已经快亮了，他们火速起草了一道诏书：

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又鸟）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汉书·王莽传》）

十四

话说长安东城仁义巷有个卖烧饼的汉子，为人老实懦弱，每天天不亮就起身，烤上百来个烧饼，沿街叫卖，赚几个小钱，养家口。这一天早上，也是运气不好，好好地走在路上，突然被石头绊了一跤，提篮里的烧饼撒得满街都是，待拾起来时，已被无赖小儿抢去好几个，因此闷闷不乐，叫卖也无精打采。正在这时，突然身后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王盛！王盛！快点回家，有一群官人在那等你呢！”

王盛回头一看，是自己的邻居钱大麻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跟着他回到家里，只见自己家门口围了一大群人，还有不少当官的，见了他，人们便喊起来：“来了！来了！”

王盛不知道怎么回事，吓得他两腿发软，上前就要给当官的叩头，不想那当官的倒纷纷跪倒在他面前，王盛吓得手一抖，半篮烧饼又打翻在地。当官的说什么，全没听清，糊里糊涂被推上一辆马车，往皇宫驶去。

过了好半天，在人家再三解释下，他才知道，上天把他的名字写进符命里，让他辅佐新皇帝王莽，他现在已经是“崇新公”了。

转眼到了皇宫，洗澡更衣，修胡子梳头发，打扮停当，立刻把他送到未央宫前，参加新帝登基典礼。

巍峨的未央宫装饰一新，在朝阳下金碧辉煌，殿前广场上旗帜在微风中猎猎飞扬，夹陛而立的一列列武士手持长枪，挺胸收腹，默默对视，数千名文武官员穿着最盛大的礼服，排列整齐，神情庄严，垂手肃立。随着司礼官的一声长叫，悦耳的鼓乐立刻响彻云霄。

一个头戴纯金平天冠，身穿明黄色龙袍，脚登厚底皮靴的个头稍矮的中年人在宦官的引导下缓步走向宝座。王盛注意到，这个人的靴子底有三寸厚，他长方脸，眉宇间满是庄严，方方的下巴显示着异乎寻常的坚定。

王莽转过身，默默地注视着脚下黑压压的文武百官，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良久，他才从宦官手中拿过诏书，声音洪亮地读了起来。

读诏毕，王莽停了一下，又高声对群臣说：“昔周公代成王摄政，最终使成王归位。如今我为天命所迫，不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事，此时心中的滋味，一言难尽！”

说着，语调已转悲凉，无数往事涌上心头，一时悲情难抑，热泪突然夺眶而出。

群臣立刻匍匐在地，“万岁”的呼声如山呼海啸，瞬间席卷了整个皇宫，又弥漫到整个京城。长安城内外，一派喜气洋洋，百姓自发地穿上新衣，燃起烟花爆竹，大事庆祝。他们感到特别的高兴，因为王莽的登基，每个人都有一份功劳。

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民选皇帝”诞生了。

十五

所有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梦，那就是上古时候。

据说那个时候，天特别的蓝，水特别的清。人民在尧、舜等人的领导下，过着牧歌式的生活。

那个时候，天下没有黑暗，没有不公，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天下为公，实行井田制，有福大家享，有难大家当。人们的道德水平都很高，人人遵守秩序，“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汉书·王莽传》）。人人都拾金不昧，而且男人和女人走路都不走同一条路，专门有“男路”和“女路”。

中国的政治家特别强调秩序。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静态的，条理分明的。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三皇治世，五帝定伦，长幼尊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上天早就规定好了的，并且在《周礼》等上古传下来的经典中阐明，天子的使命就是使一切回到原来的规定上去，克己复礼。

使这个混乱的世界回复到有秩序的上古时代，是过去每一位政治家的最高梦想，也是所有老百姓的最高梦想。

十六

之所以含辛茹苦，殚精竭虑，拼命奋斗，牺牲了自己的儿子，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牺牲了做人的快乐，王莽就是为了这一天，能够践履至尊，手握权柄，来改变万恶的现状，来实现复古这一辉煌的梦想，实现把《周礼》变成现实这一人间奇迹。

王莽没有必要去考虑古代经典的正确性。这就像日月之明，是不需要证明的先天真理。因此，他也没有一秒钟怀疑自己彻底按古代经典去用人行政，会不会取得成功。

皇帝和“摄皇帝”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滋味。现在，他分明感觉到自己已经站在了天地之间，身上充满了神性，肩上沉甸甸地承担了上天亲手压上的担子。这担子，点燃了他体内的巨大能量。俯视天下，他心中涌起一股慈爱。他要对得起这些赤子一般可爱的子民。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个原来的工作狂现在变成了工作机器，每天工作量达二十个小时，经常连续几天不休息。激情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吞没了王莽。他召来博学的大臣儒生，日夜探讨上古的制度，他们像一群考据学家，在语焉不详的经书中艰苦地跋涉。

再难，他们也要走下去。因为，这是天下人福祉的关键所在。

经过周密的思考，一项项措施出台了。

首先，恢复了上古的井田制，均分天下土地。

贫富不均已经发展到了极端，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只有改革土地所有制，才能长治久安。

上古时代，之所以人人富足，是因为土地均等。因此，王莽规定，人均土地一百亩，多占土地的人家，不管是富豪巨室还是普通百姓，立刻要无条件交出土地，分给贫民，土地不许买卖抵押。

第二项，是禁止奴隶买卖。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买卖人口是“悖天心，逆人伦”的罪恶行径，必须立刻停止。原有的奴隶，一律恢复自由民的身份。一道令下，三百六十万奴隶获得了解放。

第三项，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王莽下令建立国家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国家贷款，年息为十分之一，这样就杜绝了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

第四项，从皇帝到百官，都实行浮动工资制。如果天下丰收，皇帝就享用全额生活费，如果出现天灾，或者治理不当，就按比例扣减生活费。百官的工资也根据百姓的生活水平浮动。百姓丰衣足食，工资就高；百姓饿肚子，官员也要跟着饿。

王莽厉行惩贪。他下诏清查所有官吏的家产，发现贪污者，没收所有财产的五分之四，用来补充国家财政经费。他建立举报制度，举报查实，立予重奖。

王莽又改革了全国的官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按照《周礼》的规定，设了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按照《禹贡》的规定，把天下分为九州，恢复上古地名。按古书的记载，把太守改名叫大尹，都尉改名叫太尉，县令改名叫县宰，御史改名叫执法，长安改名叫常安，未央宫改名叫寿成室。

王莽在长安城中心建了一个王路门，在门下坐了四个人，叫谏大夫，面向四个方向，听取四方百姓对政府的意见。这是按照《周礼》而设。

蛮夷之国，名字也必须低贱，这样才符合上古礼制。他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把高句丽改为下句丽。

王莽兴致勃勃地和儒士们讨论着官员、地名和人名，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这种讨论，使他的思绪回到了学生时代，给他带来了纯粹的快乐，他就像一个儿童，兴致勃勃地建着沙上之塔。

十七

然而，均分土地、解放奴隶和改个名字、建座宫殿有着太大的不同。当根本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所有的道德教化都失去了功效。让有地者交出土地，无异于痴人说梦。人们宁可交出性命，也不会交出几代人血汗换来的土地和财产。

人们无法与王莽的思想高度比肩。他们期望王莽做皇帝，原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没想到王莽却要让大家向自己看齐，消灭私心，一心为公。王莽那仁爱、威严的形象立刻变得可怖起来。

拥护王莽的主要力量立刻都站到了反面。

王莽虽然是大家推举的，推举上去后就成了大家的上帝，性命掌握在他手里。王莽可能缺乏其他品质，可是从不缺乏决心。他认准了的事，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他挥起了鞭子，谁不执行，就把谁抓起来，不管他是皇亲国戚还是名公巨卿。

“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汉书·王莽传》）

犯罪的人越来越多。“吏民抵罪者浸重。”罪不致死者被罚为官奴，不长时间内，二十多万人从上层社会成员沦为官府奴隶。全国各条道路上，都络绎不绝地走着一队队的罪犯，监狱几乎满员。其情形，竟和秦朝末年有些相似了。

可是剩下的人，还是拒绝交出土地；奴隶买卖，还是屡禁不绝。

十八

王莽却已经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中不能自拔了。他从形式主义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他用名称和制度，建设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宇宙。他体验着创世的光荣。

无限的权力足以把任何明智的人变成疯子。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顾虑，没有任何限制，多年来积蓄在胸中的种种梦想，汹涌而出。他把帝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来实验他的种种天才构想。

他认为自己有经济学家的天才，他设计了一套币制改革方案。

在他的货币体系中，有大钱，有壮钱，还有幼钱、幺钱、小钱。他给钱币组织了一个家庭，排了辈分。除了钱，还有布，布的家族关系更复杂，有幺布、幼布、厚布、差布、中布、壮布、弟布、次布、大布。按照上古的制度，乌龟壳、贝壳也都成了货币。此外，还有货布、货泉、契刀、错刀、宝货。

一个大布值十个小布，一个小布值两个大钱，一个大钱值五十个小钱。一个乌龟壳值十个贝壳，一个贝壳值半个大布。一个错刀值十个契刀，一个契刀值十个大钱。一个货布值两个半货泉……

你去请一位现在的经济学家，让他算算一个货泉值多少幼布，保管他算上一个上午也算不出来。

老百姓没有上古时那么聪明，自然更算不出来，私下里还是用汉朝的五铢钱交易。被抓住了，就要被流放，罪名是“扰乱币值罪”。

十九

天下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是汉朝皇帝在台上胡作非为他们还可以原谅，毕竟汉朝的天下是人家刘邦提着脑袋打下来的。而王莽凭什么这么胡闹，他忘了他是大伙推选上去的了吗？

于是，在各地豪强大户的鼓动下，人民揭竿而起。大新王朝一下子岌岌可危了。

天凤四年（公元１７年），山东吕母起义，很快发展成为数万人。

同年，河南南阳王匡、王凤发动绿林军起义。王莽数次派兵围剿，效果不大。

汉宗室贵族刘玄、刘、刘秀等纷纷投身起义军中。

天凤五年（公元１８年），山东人樊崇发动了赤眉军起义。

豪强大户在汉朝社会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从汉初到王莽时代，刘汉宗室人口已经繁衍到十万之众。他们累代豪族，在地方上势力根深蒂固，占有的土地和控制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许多豪族都广蓄宾客，拥有庞大的私家武装。得罪他们，实在是不明智的事，即使你拥有再多道义上的优势。有人统计过，新汉之际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占百分之二十九，而豪强大姓占百分之七十一。可见，新汉之争，主要是社会上层因利益调整而导致的内部斗争。

王莽并不在意。他顺利即位，充分说明了上天对他的信任。上天既然选择了他，他又这样兢兢业业、克己复礼，上天没有理由对他不满。不过，各地的起义军毕竟干扰了他的思路，让他不得不分散精力，来应付一下。

王莽自有王莽的做法。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各地的“奇人异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热衷于和他们探讨上天的心思。他请来一个据说能通神的儒学大师，大师望天祷告半天，说如果造一个“威斗”就可以克住反叛势力。

王莽命人以五色药石与铜合金，铸造了一个长二尺五寸，状如北斗一样的威斗，从此，这个威斗与王莽形影不离。每次出行，都有一个司命背负威斗在他车驾的前面行走。在宫中，也必须时刻有一个司命秉威斗站立在他身边。这个威斗的把随着时辰变化不断旋转方向，王莽的座位也就时时随着转动。

很显然，过度的脑力劳动，过分的自我克制，毫无限制的权力，以及老年人格改变，让王莽的大脑有点不清醒了。威斗并没有发挥作用，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经师们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颁布新历法。王莽命令太史令推算出三万六千年的历法，决定每六年改元一次，据说这样就可以使“群盗销解”。

二十

当然，王莽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指挥军队上面。可是这好像不是他的长项，他所信任的那些熟读兵书战策，据说精通六十三家兵法的大将们似乎也不比那些草莽之徒高明。到新莽地皇四年（公元２３年），经过几年的东征西讨，王莽的领土日渐萎缩，全国五分之四的土地都已落入叛军手中。这个时候，王莽才真正着急起来，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成天成天地看各地报上来的军报。

这年，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征讨昆阳。王邑集结四十万重兵从洛阳出发，旌旗蔽天，辎重盖地，据说还带了一大群虎豹、大象、犀牛等猛兽，以期获奇兵之效。然而这支大军在昆阳城下受到刘秀的三千敢死队袭击后，居然兵败如山倒，各不相顾，人马互踏，死者枕藉。四十万最精锐的新朝官队，被一举消灭，王莽失去了基本的军事力量。

恐慌蛇一样悄悄爬上了王莽的心头。他弄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他？难道他的所作所为，还不够模范吗？虽然做了皇帝，可是他不好女色，不好享受，每天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这个帝国，从古至今，做皇帝做到他这个程度，应该是无可挑剔了吧，可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王莽感到非常委屈。八月二十日，他率领群臣来到长安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在典礼上，王莽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他边哭边叙述他做皇帝的始末，质问上天他做错了什么？在高高的祭坛上，王莽仰首苍天，悲凉地哭喊：“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殓灭众贼？既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喊罢，六十八岁的老翁王莽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灰蒙蒙的天空看上去那样高远宁静，不动声色。一丝丝微风不断从祭坛上掠过。

王莽派出的军队越来越多地倒戈，到后来干脆一出京城，就举起了白旗。

被天意弄得摸不着头脑的王莽终于开始向现实妥协。他匆匆下令，暂缓均分土地，开禁奴隶买卖。对于私铸钱币和“扰乱币值”的，也不再处死流放，改为没入官府为奴和罚做苦工一年。

然而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十月一日，起义军进城。二日，攻陷长安。十月三日早晨，长安城内到处燃起大火，烈焰熏天，长烟遍地。王莽的卫队在宫门毫无希望地做着最后的搏斗。

王莽戴上了纯金的平天冠，穿上了即位时那件华丽的龙袍，站在未央宫前的广场上，脚上的鞋却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司命手捧威斗，不断地报着时刻，王莽随着威斗的转动，按时改变自己站立的方向。

皇宫内突然起火了，后宫许多宫殿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势迅速向未央宫扑来。还有一百多名忠诚的官员死死守护在王莽的身边。离他最近的，是前卖饼汉子，现崇新公王盛。这些年来，王盛的模样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胖了，白了，一举一动，有了贵族气派。只是，此时此刻，面对噼啪作响的火蛇，他的眼里又流露出那天早上在自己家门口遇见官员时的惶恐。在烈焰和喊杀声中，群臣劝王莽立刻离开这里，王莽目光迷离，厌恶地望着这些慌乱的大臣，歇斯底里地大喊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喊声刚落，未央宫院门轰然崩塌，烟尘四起，起义军的潮水一拥而入。王莽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一个军官杀到了王莽身边，举剑向王莽的胸膛刺来。这时，已经身负重伤的王盛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扑到王莽身上。

王盛的一扑使王莽的生命延长了半分钟。半分钟之后，王莽的头已经被切下来，花白的胡须染满了鲜血。如狼似虎的起义军欢呼着扑上来，一会儿工夫，王莽的尸体被砍成了碎块。

二十一

王莽的头颅被悬挂在城楼上，几个时辰之后，就被人们取了下来。人们把这个头颅当成了球，每个人都争着上前踢上一脚，不久就踢得稀烂。有人把王莽的舌头从口中剜出来，剁碎分着吃了。似乎只有这样的举动，才能解除人们内心的痛恨。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个人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人，就是他，试图剥夺他们的土地，并把他们关进监狱。

他们还告诉孩子，最大的罪恶是篡逆，而这个人就是最丑恶的篡逆者。他们搜肠刮肚，在公开场合，寻找出最恶毒的词语来咒骂这个人。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让自己忘记，当初正是他们自己，把这个人送上了皇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篡逆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

杨广：被大业压垮

他是一个聪明、热情、热爱生活的人，更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男人。如果在大业五年“及时”去世，隋炀帝就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功业最显赫的帝王之一。导致他身败名裂的主要原因，是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的雄心催促他把车开得太快，终于车毁人亡。

一

书案左首，架着一把名贵的古铜镜。每当读书倦了，杨广就揽起来，和镜中人对视。一股压抑不住的英气破镜而出，照亮了他的双眸：从俊朗的眉毛到挺拔的鼻梁，从光滑的皮肤到鲜润的双唇，每一根线条都千斟万酌，每一个细节都经得住推敲。很明显，这不是随手捏就而是精心设计的面孔。他百看不厌。（《隋书·炀帝纪》：“上美姿仪，少敏慧。”）

在内心深处，杨广一直觉得自己有两个父亲：一个是人间的杨坚，另一个是天上的上帝。

天上的父亲给了他几乎一切他想要的：

他被安排衔着金汤匙出生，并且投生在北周重臣隋国公杨坚的府第。还没出生，府里已经给他千挑万选出数十名的奶妈和仆妇，准备了成百上千的玩具、童衣和饰物。从懂事起，他的身边就跟随着庞大的仆从队伍，随时准备满足他每一个小小的需要。他的一颦一笑，都是无数人关心的中心。

除了俊秀的外表，上天还赐予他超乎常人的聪颖。七岁那年，他写出了平生第一首诗歌，歌咏长安灞河两岸的旖旎风光。这首诗从老师手中流传到文人学士圈中，立刻为他赢得了“神童”的美誉。后来他成了到他为止的历代皇帝中最博学、最富才华的一个，隋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他许多首优美的诗篇。

人间的父亲当然对他更加疼爱。保姆怀中那个粉红色的小脸上灿烂的笑容，似乎有一种天生的魔力，在第一瞬间扯“偏”了父亲杨坚的心。越长大，这个孩子的聪明、懂事、可爱就越让他感觉到父亲的骄傲。作为一个很少承认错误的人，杨坚却不能否认他对这个孩子“于诸子中特所钟爱”。做隋国公时，杨坚重金为这个孩子聘请了国内最博学的老师，做了皇帝后，他干脆把原来打算用为丞相的王韶任命为杨广的师傅。从杨广自少年起接受的一系列任命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读出杨坚对他的特殊器重和苦心培养。开皇元年（５８１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杨坚开国称帝仅十二天之后，年仅十三岁的杨广就被封为晋王，并被任命为并州总管，授武卫大将军称号。并州为当日防备帝国最危险的敌人突厥的战略要地，封杨广于这样的要冲，当然是为了让他尽快成长为帝国的藩屏。十八岁那年，晋王在并州表现出的才能被皇帝认可，于是皇帝召他回朝中，实习宰相之职。从此之后，帝国内最重要或者最关键的职务几乎都是属于这个儿子的。当突厥欲图南下时，杨广被立刻调回并州，继续屏挡突厥。由于南方全部反叛，杨广又被迅速从并州总管调为扬州总管。虽然任命皇子担当要职是隋文帝的整体政治筹划，虽然这些职务实习性成分居多，然而在五个儿子当中，杨广的屡次任命无疑是最风光的。

从懂事开始，杨广就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的宠儿。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几乎是专为他而创造的。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玩一场叫做“人生”的快乐游戏，为了像父亲那样收获万众的崇拜，尽享人生的每一点滴美好。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因为很少有哪个生命乐章的序曲能这样灿烂。

然而，天心永远不可能彻底被凡人所了解，命运的安排往往是让人费解的，它给了杨广一切，却唯独忘掉了最关键的一样：恰当的出生顺位。在他前景辉煌的命运之路上，横亘着一个巨大的阴影：兄长杨勇。

二

自从西周时起，中国政治权力的传递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嫡以长”。大隋天下的未来主角，应该由他的长兄杨勇扮演。

“嫡长制”最有效地保证了皇族内部权力延续的有序，杜绝了皇族间的竞争，所以被圣人称为“百王不易之制”。然而，这个制度的合理性是那么禁不起推敲。谁都知道，出生顺位与治国才能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正是这个制度导致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位。为什么要把帝国的前途囚禁在这样一个弱智的规定里呢？

相信在一千四百年前，杨广和他的其他兄弟们都是这样想的。

降生在政治旋涡中的杨广兄弟对政治的兴趣几乎是天生的。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政治几乎是一个中国男人实现自我的唯一途径。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政治，才能体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只有权力，才能赋予男人以非同寻常的力量和尊严。混合了鲜卑族和汉族血液的杨氏家族的男人们生命力都非常强健，“盖世英豪、儿郎虎豹”这句唱词用在杨坚家里异常贴切。杨坚其余的四个儿子，都像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皇位垂涎三尺。虽然文笔出色，杨广从来没想到要当什么文学家。那样的前途对一个皇子来说几乎是一种耻辱。

在杨坚称帝、五兄弟同日封王之后，杨广就感觉到兄弟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从小在一起嬉戏打闹着长大的兄弟看对方的眼神里都多了一丝阴冷和提防。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阴谋和血腥色彩的时期之一。为了争夺皇位，政治上层一直在钩心斗角、相互杀戮，而皇族间的兄弟相残是高层政治中最常上演的剧目之一。从这一刻开始，杨氏兄弟倏然惊觉：生在帝王之家，就是活在狼群之中，也许有一天，不是自己杀掉其他兄弟，就是其他兄弟杀掉自己。

既然生活在狼群之中，强壮、敏捷、狡猾就是竞争的资本。杨广坚信自己具备这样的天赋。虽然一个个野心勃勃，但其他兄弟都是碌碌之徒，只有杨广从杨坚身上继承了一个政治家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城府、机敏和悟性。

一般来说，豪门子弟都免不了一些共同的毛病：骄纵狂傲、眼高手低以及缺乏自制能力。可杨广似乎是个异数。

也许是因为师傅们教育的成功，也许是因为他过人的悟性，他从小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自制力，举止端凝，“深沉严重”。其他兄弟多是典型的纨绔，为了一时之欲，多违父母之意：长兄杨勇缺乏心机，行事放纵，老三杨俊性格软弱，奢侈无度；老四杨秀则性情暴烈，甚至“生剖死囚，取胆为乐”（《北史·列传第六十三》）。只有他对父母之命奉之唯谨。父亲提倡节俭，他便衣着朴素，用度有节。母亲性奇妒，最看不得男人好色，他则与正妃萧氏举案齐眉，恩爱有加。

从很早开始，他就已经学会设计自己，虽然出身天潢贵胄，他却善待下人，从无骄纵之色。“大臣用事者，皆倾心与交”，“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父亲杨坚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个细节：史万岁是国之名将，开皇十七年他远征云南回朝时，分别路过秦王杨俊所在的成都和晋王杨广所在的江都。两个王爷对史万岁的到来都很重视，亲自接见。不过秦王关心的是向史万岁索要征战中虏获的奇珍异宝，而晋王却“虚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礼”，与他探讨军国大事。杨坚见二人情好，乃命史万岁干脆留在晋王身边，督晋王府军事。（《隋书·炀帝纪》）

开皇九年（５８９年），在隋帝国最重要的一次战争———为统一南方而进行的平陈战争中，年仅二十岁的杨广被任命为五十万大军的最高统帅，引起举国瞩目。这次战争是他正式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亮相之作，杨广深知这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事实上，他的全国性声誉就是在此刻建立起来的。腐败的南朝不堪一击，平陈战争胜得轻松愉快。攻灭南朝之后，杨广首先命属下收取陈朝政治档案和典章文物，“封存府库，金银资材一无所取”，“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由此“天下皆称广以为贤”，“昆弟之中，声誉独着”。（《隋书·炀帝纪》）

二十出头的他成了隋帝国风头最健的政治明星，这个皇子的贤能实为历代少见。在杨广刻意表现自己的背后，隐藏着谁都读得懂的动机：虽然嫡长制原则横亘在面前，但熟读历史的杨广知道，“换太子”这样“大不韪”的事，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

三

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历史不是一部人的历史，而是神或者鬼的历史。构成前者系列的是文武周召、孔孟程朱、诸葛亮、文天祥这些天纵神圣、料事如神、顶天立地、完美无瑕的形象；构成后者系列的是夏桀商纣、秦始皇、曹孟德、秦桧这些穷凶极恶、无恶不作、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角色。中国历史中的人，身上往往充斥着“神性”或者“兽性”，唯独缺少“人性”。而在这些“鬼”当中，隋炀帝杨广是面目最丑恶的一个。

在老百姓的传说中，杨广原本是终南山间一只巨鼠转世，所以淫猥贪婪，无恶不作。这个古今恶人排行榜中的Ｔｏｐ１几乎集中了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种：（禁止）、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

之所以被泼上了这么多层污垢，一切都起源于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夺嫡”。

在今人看来，对皇位的渴望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错误。作为一个受到器重的皇子，杨广对皇位的“非分之想”，其实属于一个人的正常欲望范围。从能力、才华及素质看，杨广确实比他的兄弟们更适合当这个皇帝。在所谓的“夺嫡”过程中，杨广所做的主要是竭力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良性竞争。

然而，在古人看来，对皇位动念，本身就是杨广的大罪。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杨广进行的竞争是不是良性，而是他根本不应该参与竞争。

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做“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用李斯的那个着名寓言来比方，生在仓里的老鼠注定会一生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手纸。不守名分，是一个人所犯的错误中最危险的一个，因为名分关乎社会稳定。商子说：“一只兔子在野地里奔走而百人逐之，并非是兔子可以够这百人来分，是由于名分未定，谁都可以来争。卖兔者满市，却没有人敢不给钱就拿，是由于兔子有主，名分已定。所以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名分不定，必将天下大乱。”

中国文化推崇的最高价值是稳定。江山永固，万世不变，是统治者最大的利益关切。这就注定了它是一种反竞争的文化，因为竞争往往带来混乱和动荡。“雄心、进取”这些我们今天看来非常雄性、英武的词汇，在过去却是非常错误和不祥的。圣人说，如果大家都“各安其分”，那么社会就不会起冲突，天下就会永远太平祥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稳定肯定是压抑和缺乏活力的。然而过去的中国人却乐于忍受。由于对竞争的恐惧达到了变态的程度，他们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如果哪位皇帝或者皇子胆敢挑战立嫡以长的原则，不但在当时他要受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在死后也必将成为人们全力攻击的对象。

由于以勤俭着称的隋文帝被传统史学立为“基本正确”、“主流是好的”好皇帝，所以攻击的矛头就集中对准了杨广。他们以杨广为主角，编造了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以证明杨坚选择杨广是多么的错误。

出现在《隋书·炀帝纪》中的杨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平陈战争胜利后进入陈宫，寻找陈叔宝那个着名的宠妃张丽华。据说相见之后，杨广色心大动，“欲纳为妃”。幸亏老臣高颎杀了张丽华，避免了这个“狐狸精”祸乱大隋。

编造这个故事的动机当然是为了证明杨广本性好色。然而这个说法根本经不住推敲。传统史家也承认，杨广是一个善于蛰伏、处心积虑的人。平陈战争对他来讲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必然会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张丽华并非一般的女人，这个（禁止）出身的女人在那时以（禁止）、邪恶、奸诈为全国所知，并被认为是陈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她的结局是战争胜利后举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二十岁的杨广有性错位（在史书中我们并没有见到其他例证），喜欢一个孩子已经十五岁（张丽华所生的被立为太子的深时年十五）的半老徐娘，也不至于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来———那岂不是自绝政治生命？

与《隋书》记载不同，同样于唐初修订的《陈书》和《南史》都明确记载杀张丽华的命令发布自杨广而不是高颎。《陈书》记载：“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而《南史》则说：“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

四

虽然取代杨勇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杨广却一直有一种直觉：自己会成为大隋朝新的主角。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是那么幸运。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就会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天赋的聪明让他很清楚怎样能达到目的：那就是像一只老狼一样蛰伏，然后在恰当的时候迅猛出击。他对自己的毅力、耐心和敏捷有信心，就像对长兄杨勇的愚蠢有信心。

作为具有鲜卑血统的杨氏家族的长子，“普六茹·见地伐”（杨勇的鲜卑名字）最鲜明地继承了胡人的天性。史称这个比杨广大两岁的王子“性宽厚”，才智尚可，品质不恶，然而却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才华。他“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父亲崇尚节俭，他却大手大脚，不惜代价四处淘弄国内最好的猎鹰、宝石和马鞍；父母都是极重门第之人，母亲独孤氏尤其对“生活作风”问题看得很重，他却正眼也不看父母为他娶的正妻，跑出去和那个妖媚的工匠之女云氏野合生子；父亲敏感多疑，他却公然和社会上的豪侠流氓来往，甚至允许他们身带刀剑出入宫廷……每当又听到太子的什么“丑闻”，杨坚都会下意识地想起远在江都的次子：太子如果能赶上老二一半，他也就放心了。

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不谨之处而外，杨勇并无什么显着的过失。然而，从这些小过，可以看出此人心智粗疏，以至于他找卜者算父亲的死日的事都能传到文帝耳中。如果登基，此人也必是一个昏庸之主。

杨广早就知道，杨勇很难把这个太子做得一帆风顺。储君这一职位其实乃天下至难居之地。在太子达到可以接班的年龄之后，皇帝的长寿就是对太子利益的损害，储权与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在皇帝和太子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心理影响，这就是古代的皇位接班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原因。杨广深知这种心理影响对父亲的作用，这头老狮子是在一系列的阴谋中登上皇位的，他不但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铁腕、果断，更具有寻常政治人物所没有的对阴谋的敏感，“猜忌苛察，乃至子弟，皆如仇敌。”（《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在这样的人面前当太子，没有特殊的天分一定会翻船。

果然，在太子二十岁左右，发生了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事：那一年的冬至，大臣照例要给皇帝行礼。考虑到与日渐年长的皇太子搞好关系的必要，许多大臣从皇宫出来又纷纷赶到太子东宫，于是形成了不约而同百官毕集的场面。

正在休息的杨坚突然听到东宫中隐隐传来朝乐之声，不禁十分奇怪，立刻命人出去问是怎么回事。

太监回报：太子见百官毕集，就令左右盛张乐舞，接受朝贺。

本来喜气洋洋的杨坚立刻面如冰霜：这是礼法所不允许的。他那颗对权力异常敏感的心立刻紧缩起来，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他知道，即使太子没有不臣之心，然而难保没有小人，如同当初劝他夺北周帝位一样，捉摸皇帝的宝座。

史书说，由此之后，皇帝对太子“恩宠渐衰”，对太子的不满屡屡现于辞色。皇帝召集身边的重臣，与他们探讨更换太子的可能性。虽然这一想法被大臣们劝阻，但皇帝的内心已经被帝国高层悉知。

消息很快传到了晋王府，杨广知道在这种形势下他要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一如既往地用出色的表现来做老大的反衬；另一个是看准时机，对杨勇这块摇摇欲坠的石头轻轻加上一把力。

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成功。在统一江南之后，杨广就任江南总管。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整整十年间没有好好休息过。他的统治手腕也非常高明。他放弃了歧视南人的高压统治，从尊重南方文化、尊重和延揽南方精英人物入手，稳定江南人心。在他不遗余力“广搜英异”之下，南朝几乎所有知名人物都成了晋王府的常客。他主动学习南方方言，尽力资助文化事业，很快赢得了江南上层的人心。在他治理的十年中间，占帝国半壁江山的南方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一次叛乱也没有发生。南方士人这样称赞他：“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隋书·炀帝纪》）

晋王的个人生活也十分检饬。他的节俭在诸王之间是出名的。人们来到晋王府，见不到古物珍玩，见不到鲜姬美妾，上上下下衣着都很朴素。因为无暇留心丝竹，王府里的乐器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史书记载：皇上及皇后每次派遣太监宫女们到杨广府中办事，无论地位高低，杨广必与萧妃在门口迎接，“为设美馔，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这种连今天每个科级小官僚们都精通的政治技巧，杨广夫妇当然会滴水不漏。他虽然远在江南，却借不多的进京机会，用人际能力和金钱在朝臣中构筑了牢固而秘密的人际关系网。通过这个网络，他在南方所收到的称颂声传达到杨坚耳朵里时被放大了数倍。在帝国政治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像杨广这样条件出色的皇子历史少见。如果是这个皇子接杨坚的班，大隋天下会更有保障。

而在南方不断传来对杨广的赞颂之声的同时，杨坚与杨勇的父子关系却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失宠，杨勇情急之下，错招频出。他不断派人去打探父亲的消息，窥测父亲的行止，然而由于行事不谨，探子居然被隋文帝抓住，文帝气愤地说：“朕在仁寿宫居住，与东宫相隔甚远，然而我身边发生纤芥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我怪之甚久，今天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由于提防太子篡位，皇帝增加了数倍警卫，晚上睡觉怕不安全，居然从后殿移到了前殿。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许多大臣都预感到，杨勇确实没有什么希望了。

得知这个消息，杨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找了个借口，进京面圣，和母亲独孤氏进行了一次密谈。在密谈中，他说，长兄杨勇不知何故，近来频频挑他的错，甚至屡次扬言要除掉他。前一段，晋王府潜进一个刺客，刚刚跳入王府就被抓住了，虽然百般拷打也不吐口，但是他猜测可能是太子派来的。

杨广知道他的这番话会起什么作用。独孤后当晚就把杨广的话告诉了杨坚，并且指出，杨勇与云氏野合所生的孩子很有可能不是杨家的骨血。如果杨勇继了位，杨家的基业最后就要传给这个不明不白的孩子……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怕老婆的皇帝，皇后的“枕头风”对帝国政治来讲，常常是一场台风。

五

在野史传说中，还有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它被创作出来主要是为了表现杨广的心机深刻，同时又冷漠无情。《资治通鉴》记载，在被立为太子之后的第三年，皇后独孤氏驾崩。太子杨广在皇帝及宫人面前悲痛欲绝，好像活不下去的样子。背地里却饮食言笑如常。每天他表面上只吃素米，实际上却偷偷命人取鲜肉肥鱼放在竹筒中，以蜡封口，裹在衣服里送进来。

确实，为了皇位，杨广是老谋深算的。一定程度上的“矫饰”，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之一。然而，“母死不悲”的传闻无论如何都不合常理。从现存资料及传世诗文看，杨广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在文字中表现出的对朋友对亲人的缱绻情深，相当动人。更何况，他又是独孤后最喜欢的孩子，母子感情非常融洽，从未有失和的记载。杨广之被立为太子，独孤后的“枕头风”起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杨坚晚年，猜忌心日益朝变态的方向发展。在如履薄冰的太子位上，母后是比父皇还要坚固的保护伞。以人子之常理推之，杨广此时不可能不哀痛于心，从小锦衣玉食的他何至于在此时突然馋起大鱼大肉来？

其实，查遍《隋书》及《北史》、《陈书》等正式史料，均未见此记载。以严谨着称的《资治通鉴》的这一记载竟然是采自野史小说。正统史家对杨广的不遗余力的丑化到了不惜牺牲自己着作学术水平的程度。

六

开皇二十年十月九日，大隋长乐宫文华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杨坚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首跪着长子杨勇，右首跪着次子杨广。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们的头。杨坚沉默良久，说了声：“宣！”于是，站在他身边的内史侍郎薛道衡高声朗读起手中的诏书：

自古太子，常有怙恶不悛的不才之人，皇帝往往不忍心罢免，以至于宗社倾亡，苍生涂地。由此看，天下安危，系于储位之贤否，大业传事，岂不重哉！皇太子勇，品性庸暗，仁孝无闻，亲近小人，任用奸邪，所做的错事，难以具述。百姓者，天下之百姓也。我虽然爱自己的孩子，也不敢以一己之爱伤害天下百姓的福祉，听任勇将来变乱天下。勇着即废为庶人，以次子广继之！

群臣们都把头匍匐得很低，他们知道，废掉培养了二十多年的太子，皇帝的心中一定不能平静。不过，在内心深处，多数的大臣认为这一天对大隋王朝来说也许不是灾难性的日子，而是一个幸运的时刻。

头低得最深的是新太子杨广。虽然对自己的幸运一直有自信，杨广在江南的十年间心里一直是忐忑的。毕竟，挑战嫡长制原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大不韪”的事。不管他将来统治能否成功，他们父子都会因在无“大过”的情况下“易储”和“夺嫡”而受到历史永远的指责。父亲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步棋。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杨勇为杨坚生了一个健康的长孙之后，杨广几乎已经放弃了竞争储位的希望。他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后路，一度做好了以一个恭顺亲王了此一生的打算。

像其他几次奇妙的体验一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心里再一次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激，这次非同寻常的心想事成再次让他感觉到自己与上天的神秘联系。在向父亲谢恩叩头时，他其实也是在向上天行此大礼。虽然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杨广还是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激动。是啊，三十年的生命，其实只为等待这一时刻！他人生之路上那块最大的阻路石终于被掀开，他的未来看起来是那样瑰丽诱人。巨大的幸福感让他心神激荡，简直把握不住自己。

然而，内心的激荡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脸上，人们看到成为太子后，杨广变得比以前更加谦恭、和气了。新太子与前太子在东宫中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进入东宫前，博览经史的杨广已经总结出做太子的秘诀：储权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权力。一个明智的太子应当主动把自己当成老皇帝意志的囚徒。他不应该沾染任何可能危及皇权的事，不结交外臣，不干预国政，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令人窃窃私语的举动。只有极度的小心、恭谨、谦退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违心、作伪、装聋作哑作为储权与皇权间的润滑，才能使冲突不至于伤害到自己。

在册立太子大典上，为了表示自己的节俭和谦退，他请求免穿与皇帝礼服相近的太子礼服，并且请求以后东宫的官员对太子不自称臣。杨坚欣然接受。

成为储君之后，他闲居东宫，以读书、写诗、礼佛为务，处处事事看父皇脸色行事，不越藩篱一步。原来那个热心政事、精力充沛、一天也闲不着的江南总管如今突然变成了闲云野鹤，优哉游哉。他本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对佛理佛法深有研究，此时既有闲暇无处打发，干脆静下心来编撰了二十卷《法华玄宗》。那个因到晚年变得更加多疑乖戾的父皇正忙着大开杀戒，屠杀、废黜、关押了一大批不放心的权臣，其中甚至还有他的四弟蜀王杨秀，却从来没有把怀疑的目光投到这个息心佛域、参玄悟道的太子身上。

古往今来的太子，没有几个能比杨广做得还成功。事实上，从懂事起，他就习惯了紧张的满负荷的生活节奏，东宫岁月表面上看起来悠然自得，实际上这种生活对他来讲是最大的折磨。在写给最好的朋友、正在北部边疆备战的将军史祥的一封信里，他不经意间流露了自己的一丝落寞：

“近者陪随銮驾……备位少阳，战战兢兢，如临冰谷。……比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隋书·列传第二十八》）

不过，他只是把这丝寂寞寄托在文字中，在老皇帝面前，他的表情从来都是安详凝重。杨广深知，他所有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等待。

七

像以往一样，对杨广关爱有加的命运并没有让他等太长时间。

在杨广成为太子后第三年的大隋仁寿四年（６０４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溜出仁寿宫那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当今皇帝杨坚病了。

皇帝的病情属国家最高机密。当这个机密成为普通百姓悄悄谈论的话题时，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迹象越来越明显。七月初七，老皇帝的病已经被证明不治，他召百官入宫“诀别”，与百官“握手歔欷”。《隋书·何稠传》记载文帝临终前的细节说：文帝把杨广叫到床前，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嘱咐说：“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这个细节流露出了这对天家父子少见的天伦之情。

杨坚得病、病重直到死亡的过程，史书都有明确记载。从这些史料看，老皇帝的死是从容的、安详的。一直到死，杨坚都确信他的帝国所托得人。

然而，为了证明杨广继位的非法，后世的编史者却把杨广整个前半生传奇的（禁止）定位于“篡位”。据说在杨坚病重的时候，这个野兽终于撕开画皮，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迫不及待地几乎就在父亲身边（被禁止）了父亲的妃子，也就是自己的后母，然后又挥刀杀死了父亲，关押了自己的弟弟，宣布自己即位。由此完满完成了“谋兄”、“淫母”、“弑父”、“幽弟”这一系列经典罪恶。

这实在匪夷所思。

在那几天里，杨广当然是全帝国心情最紧张、最复杂的人。不管内心是否如野史小说中所说的盼着老皇帝早一天咽气，至少在皇帝诀别了百僚，全帝国都知道皇帝熬不了几天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必要像传说中的那样提前谋杀父亲。在这些天里，他的全部身心都必须调动起来，力求完美地扮演孝子的角色，尽可能多地待在老皇帝身边，亲自端水尝药，衣不解带。另外，需要他做的事还有很多。一方面他要代理老皇帝处理积累起来的日常政务，一方面要筹备、计划、拍板老皇帝的医疗以至规模巨大、头绪纷繁的国葬事宜，同时，更重要的，他还要掂量、分析、捉摸各派大臣的内部争斗情况及心理，特别是掌握各地武力的调配情况，以防止国家大丧之际出现任何变乱。据内线报，他最小的弟弟已经连日招兵买马，准备动手。一个人的精力无论如何应付不了这么多的事情，连日睡眠不足，面容迅速消瘦，两眼布满血丝，说话偶尔前言不搭后语都应该是正常情况。

在这个时候，杨广怎么会不着四六地打起父亲宠妃的主意以致闹出了（被禁止）案来？

香风密密帷幕重重的后宫是民间历史爱好者的笔触掀开时间之帘后最热衷探究的地方。这些离奇的情节，主要是由野史作家贡献的。在《大业记略》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

高祖在仁寿宫，病重，杨广侍疾。高祖晚年最喜欢的美人，唯陈、蔡二人而已。杨广乃召陈美人于别室，美人既还，面部有伤而头发凌乱，高祖问之，陈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咬指出血，召柳述、元严等，要换杨勇当太子。杨广于是命杨素、张衡进毒药。杨广选了三十个健壮的太监穿上女人的衣服，衣服下面藏着刀枪，立于宫内道路边，不许寻常人入内。杨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另一种野史《通历》中记载得更为离奇。它说杨广试图（被禁止）文帝宠妃就发生在杨坚与百官举行别仪式的重大时刻。隋文帝死亡的情形更为具体详细：

张衡进入殿内，拉住皇帝，不知怎么回事，只见血溅屏风，老皇帝惨叫之声达于户外，崩。

简直成了一部（被禁止）暴力片。

这些野史，把那个善于蛰伏、长于自制、强毅隐忍、雄图大志的杨广描写成了一个急吼吼的多年没有亲近过女人的色情狂。于众大臣聚集、举国聚焦的焦点之地，权力授受的关键之时，演出这极可能毁自己二十年积累的夺嫡成果于一旦的愚蠢下流故事。杨广再愚蠢，能有此乎？

也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虽然这是丑化杨广的最好武器，正史也不敢直接使用。事实上，就连用力搜集炀帝的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杨广弑父。试想，如果果有此说，则李唐起兵之时，何不以为宣传材料？

关于杨广的故事就是这样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逻辑上的硬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明显不合常理的传说，却被人们津津乐道了千余年。我们不得不说，杨广是古往今来被历史学家们侮辱和损害的人中最严重的一个。然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不过是罗织的开始，在以后，还有更大的罪名等着他。不过相对于曲折惊险、色彩丰富的前半生传奇，他后半生的故事显得平铺直叙、色彩单调。这个原本被描述成狼一样坚强狡诈的人在登上皇位后立刻变得猪一样昏聩糊涂。在位十四年，他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在深宫中变着花样地不停宣淫。除此之外，他所做的其他事也无一不是离奇荒唐的：仅仅为了一次旅游，他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了大运河；因为算命人的一句话，他就抛弃了长安，跑到洛阳另建新都；为了满足毫无必要的虚荣心，他举全国之力三次打高丽……总而言之，他用尽一切办法毁灭帝国，并终于成功地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八

与后世读者想象的不同，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儿，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其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

《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这是所有谥法中最坏的一个字。

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

大业。

九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政治新鲜人（Ｆｒｅｓｈ Ｍａｎ）心中的梦想。

在普通人眼里，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开国之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为人行政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先从小节数起。父亲的第一个缺陷是过于严苛。因为过人的勤政节俭，老皇帝杨坚在中国史上留下了很高的声望。然而，仁寿年间的大隋臣民们感觉到更多的却是老皇帝晚年变本加厉的猜忌多疑。也许是因为老年的人格改变，越到暮年，杨坚越担心大隋天下的安全。为了震慑天下之人，他用刑越来越酷。一开始是“盗边粮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后来甚至发展到“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程度。（《隋书·刑法志》）百姓举手投足便有可能触犯刑法，弄得怨声载道、人心惶惶。

许多成功的儿子都是踏着父亲的尸骨建功立业的。杨广知道，刚刚登基的他要务是争取民心。而父亲的错误正是自己的机会。

一上台，杨广就下令重修《大隋律》，文帝晚年制定的酷刑全部取消。用酷刑来维持统治秩序的做法在杨广看来太小儿科了。杨广称圣人之治应该“推心待物”，所以他“每从宽政”，新的《大隋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历代王朝均规定，犯谋反等大罪，父子兄弟均斩，家口没官为奴。杨广认为这条法律太不人道。他说：“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新的《大隋律》断然取消了连坐之罪，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先河：废除了对谋反大罪的连坐。（《隋书·刑法志》）这是中国法制史走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可惜这一步到了唐代又退了回去。

相对严酷，杨广更反感的是父亲的吝啬。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搜刮的皇帝，他一再巧立名目，提高税率，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甚至饥荒时也舍不得打开仓库救济百姓。杨广认为，这实在不是人君应有的气度。即位之后，他即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在位十四年间，他多次宽免百姓租税，一再降低税率。

隋文帝“素无学术”，对文化十分轻视。晚年甚至认为学校没有什么用处，各地学校，均予废除。杨广即位不久便恢复了被隋文帝所废除的各级学校。并且发布诏书，宣布帝国的文化方针是“尊师重道”，“讲信修睦，敦奖名教”。（《隋书·炀帝纪》）

杨广初政的这些举措，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天下百姓和读书人的拥护，也迅速在大臣们中间建立了威信。看来，当初文帝选这个“天下称贤”的王子为储，是何等的明智啊！新皇帝的仁慈、慷慨、文雅的形象随着这些政策传遍了帝国，颂扬新皇帝仁德圣功的奏折一再呈进到杨广面前。

十

对于大臣们呈上来的充满了谀词媚语的奏章，杨广只是淡淡地扫一扫，嘴角浮现出一丝不容易察觉的嘲笑：怎么，这么几下简单的初级政治招式，就值得称颂为什么“圣王之治”、“尧舜之业”吗？

真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古往今来还没有比杨广更自负的皇帝，《隋书》记载，皇帝自负其才学，每每傲视天下之士，曾对侍臣说：“天下人说我当皇帝纯粹是因为血统吗？其实假设令我与士大夫们考试选拔，当为天子的也是我。”

东宫三年，杨广等得太苦了。在别人看来，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在他看来，每一天都是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生命的巨大浪费。而对他生命的浪费，就是对大隋臣民利益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年轻皇帝心中的瑰丽奇谲的梦想。

在杨广看来，父亲政治的最大漏洞就是没有完成帝国精神上的真正统一。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人民乐业。其实，帝国的统一像一张纸一样一捅就破。东宫三年，不，早在坐镇江南的十年里，他已经无数次地对帝国政治进行了全盘推演。刚一登上皇位，新皇帝酝酿已久的政治构想就井喷式地变成令人目不暇接的一道道诏令，随着驿马的奔驰，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遍辽阔的国土：

仁寿四年十一月初四，即位仅仅三个月，杨广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以拱卫规划中的新都。十七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一，他又发布诏书，公布了营建东都的计划，命令大臣们勘测土地，调集物资，开始筹备。第二年三月十七日，兴建命令正式下达，数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一夜间出现在洛河边上。在这道震动全国的命令刚刚下达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正式发布，百余万民工从家乡出发，奔赴通济渠。又过了九天，新的命令传来，六名大臣被派往江南，建造万艘巨船，以备五个月之后的南巡之用……（《隋书·炀帝纪》）

政治机器运转的节奏一下子加快起来，整个帝国都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的亢奋。帝国政治旋律从文帝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成为高亢急切。

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未遇到过这样多的任务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着称的晋王，宝座还没有坐暖就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这是不是过于急躁唐突？

杨广却一点也不认为自己过于急躁。事实上，他心中的设想才不过公布了十分之一。不论多么幸运，一个人待在皇位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规划的政治任务也许要一个普通帝王三辈子才能完成。在杨广看来，自隋朝向上溯源，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皇、汉武，加上稍逊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杨广“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天才”加上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汉”，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被禁止）而为家”的王朝，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

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们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们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其实，帝国的统一并不牢固，隋朝开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这标志着南方与北方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统一，帝国各部并没有真正融合。

他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在这四百年间，由于中央权力的削弱，地方贵族势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门阀士族政治。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更换皇帝。他们一旦失和，又必然会烽火连天。分裂的势力如同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经隋文帝的初次刹车，虽然势头大大减缓，但势能还十分巨大。到隋初之时，贵族势力仍时时威胁着皇权，他们没有一天不准备着进行阴谋，伺察统治漏洞，有太多的人还在做着划地自治、黄袍加身的梦。

他指着壁上悬挂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江南和山东过远。刚刚发生的杨谅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听说杨广登基，这个一直也渴望皇位的弟弟立刻举起了叛旗。叛乱发生在山东一带，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首都，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到处于南北结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开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将更加长远。虽然已经统一，南北方之间却如同刚刚通过手术联结在一起的器官，不断发生排异反应。近四百年的分离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人认为北人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事实上，没有多少人认为大隋的统一会持续多长时间，习惯了战乱与纷争的臣民们在下意识里还在准备应付下一场背叛、政变或者改朝换代。

杨广用手指在地图上从南到北用力划了一下：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整个民族才能神通气爽、血脉贯通。

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杨广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意。迁都与开河，必将把父皇留下的基业提升一个层次，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开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后世万代都将会记住他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十一

史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隋书·炀帝纪》），玉树临风的年轻皇帝站在玉阶之上，举止潇洒，口齿伶俐，顾盼自雄。杨广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大臣们也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高瞻远瞩的产物。大臣们对这个年轻人开阔的政治眼光、不凡的政治想象力和巨大的政治魄力不禁刮目相看。

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国建设运动在隋帝国开展起来，整个帝国都被皇帝灼热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点疼痛。大臣们感觉跟不上杨广的工作节奏，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跟随皇帝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皇帝每天都不断询问工程进展情况，不断亲自查看图纸、督促进度。

在国内诸项大工程的前期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以后，杨广又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巡视。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淹留深宫的缺乏男人气的君主。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他先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南下江都活动，一方面为大运河一期工程剪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视察他离开四年后南方的发展情况。从南方回来，他又率领五十万大军出塞，巡行北方草原，意在陈兵耀武，以坚突厥内附之心。从那之后的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待在宫中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他远赴涿郡（北京），亲自考察进军高丽的路线。他出巡青海，了解吐谷浑王国的情况……即使在巡游路上，他也没有一天停止处理政务。这个精力充沛得令人惊讶的皇帝在长时间登高涉远之后，每天还要看奏折到深夜。在巡游期间，他还不断地关注工程进展情况，发布一个接一个重大的命令，推行一项又一项重要的改革。事实上，他应该登上中国皇帝勤政排行榜而不是“好色排行榜”。他实在是没有多少时间用来与更多女人谈情说爱，卿卿我我。自十四岁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直到他去世，他始终与元配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这在历代帝王中并不多见。

十二

如果以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来看隋炀帝的这两项政治构思，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雄才大略的构想。

然而，在古代史家眼里，这些举动正是隋炀帝的罪恶纪念碑。

隋炀帝修建东都的理由在他的诏书中说得已经很充分了。这篇全文载于《隋书》的诏书论证充分、言辞得体，十分明确地从地理、经济角度说明了迁都的必要性。可是千余年来，这篇诏书都被视而不见，隋炀帝的高瞻远瞩被后世史家解读为神志昏乱。比如《资治通鉴》即采用野史的说法，认为隋炀帝修建东都是因为听信了一个术士的一句胡言乱语：

隋炀帝刚刚即位，术士章仇太翼对他说：“陛下是木命，居住在西方不祥。谶语有云：‘修治洛阳还晋家’，所以陛下应该修建洛阳为首都。”隋炀帝深以为然。……下诏于伊洛建东京。

而修建大运河的理由，被曲解得更为可笑。《开河记》称，由于“睢阳有王气”，隋炀帝为了防止此地造反，凿穿“王气”，遂兴此大工。另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杨广此举，仅仅是为了方便到南方游玩。

杨广地下有知，一定会不解这些历史学家究竟与他有何深仇大恨，如此不放过任何一个诬蔑他的机会。

其实，历史学家们与隋炀帝没有私仇，他们有的是公愤。因为在他们看来，继“不守名分”之后，杨广又犯了第二个大错：“多欲好动”。

十三

“欲”在中国人眼里是一个充满邪恶气息的危险词汇。在它充满渴望和张力的外表背后，潜伏着不可预知的惩罚和灾难。在中国文化中，时刻标识着对“欲”的警告：

酒是穿肠的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气是下山的猛虎，钱是惹祸的根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悬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贫穷文化与富足文化的区别。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而不是贫穷。贸易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海外给希腊带来巨额金币，而罗马帝国则靠对外扩张来攫取惊人的财富。富足的经济背景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与当时的中国人截然不同。西方文化肯定欲望。希腊人主张人在有限的年华里应该大胆地追求享乐。他们不吝于建筑豪华的浴室，聘请最好的厨师，购买许多奴隶来服侍自己。他们花巨资建起容几万人的剧场，为市民发放看戏津贴。罗马人则有比希腊人更大的竞技场、斗兽场、公共浴室与神庙。这些建筑大多以大理石建成。罗马人似乎生来就为了享受，他们每年的节日加起来长达三个月。公元１０６年，图拉真在罗马城庆祝达西亚战役胜利，庆祝活动居然长达一百二十三天。在西方文化中，欲望是快乐的源泉，是人生的动力，是丰富这个世界的画笔。

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和罗马人提倡消费主义相反，为了“牢笼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片土地产生的圣人只能提倡一种节欲的人生观。朱熹断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

确实，在物质供应持续匮乏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举动经常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的痛苦。帝王们营建宫室、四出巡游、奢侈浪费，背后的代价常常是民不聊生、转死沟壑。中国历史学家据此认为，一切与皇帝的“欲”和“动”相关的事情，都是巨大的危险。“游观”、“田猎”，这些离开皇宫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从春秋战国时候起，我们就不断地读到劝谏君主远离游猎、停止兴作的着名文章，比如《子虚》《上林》之赋，以及魏徵的《十思疏》。“改革”、“兴作”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极其危险的词汇。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现实即使千疮百孔，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发的最好办法。不兴革，忌扰民，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做皇帝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熄灭自己体内的欲望，抑制住四肢好动的冲动，“端居垂拱，面南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然而，杨广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在杨广看来，父亲最大的功绩是给他留下了一个异常富裕的统治基础。在父亲的辛勤聚敛下，在他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苏轼称：“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通典》记载文帝时天下富足情况时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时，“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从小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杨广对财富的看法与父亲不同。在父亲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财富聚敛起来。在杨广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钱花出去，并且花得漂亮，花得值得。

十四

做皇帝的感觉真是太ｈｉｇｈ了，藩王虽然也权力巨大，却根本不能与皇帝相比。皇帝是天下万物的主人，是人间的上帝。坐在龙椅上，一个人几乎可以实现他身体内所有的欲望，不管这个欲望多么富于挑战。在即位后的前几年，杨广每一天都是在兴奋中度过。虽然他以前也以精力充沛着称，然而权力这剂兴奋剂让他的精力又提高了一倍，夜以继日的工作丝毫也不使他感觉疲倦。虽然每天睡得很少，第二天醒来后他仍然精神抖擞。他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开到了最高挡的马达，思路异常清楚，反应异常迅捷，想象力、创造力异常出色，一个又一个想法争先恐后去跳进大脑，千万条思绪如同飘云般迅速掠过。

几十年的隐忍过去了，他现在要的是尽情享受。权力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享受。用自己的意志来任意改造河山，在他来讲是一种如同艺术家在画布上淋漓泼墨般的超级享受。事实上，只有挥动巨大的权力之柄，才能带来与他的身躯相适合的运动量。所以，不管任务多么繁重，他从来不会皱眉头。除此之外，作为中国历史上兴趣最为广泛的皇帝，他决不放过世界上所有的新奇和美好。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味蕾，最敏锐的耳朵，最挑剔的眼睛，最汹涌澎湃的欲望。作为上天的宠儿，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享尽生活的瑰丽和壮阔。

他现在可以做一切他喜欢做的事。事实上，他也几乎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热爱旅游也是唯一一个到过西部的人。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拔斗谷，饱览了由雪山、草地、浩瀚无垠的荒漠构成的西部风光。他从小就对自动装置十分感兴趣，登基之后，他令人建造了一座装有许多自动装置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共十四间，所有的房门、窗子及窗帘都安装有自动装置。当人进入时，门会自动开关，窗帘也会自动开合。他还命人制造过一个机器人，模仿自己一个宠臣的模样，“施机关，能起坐拜伏”。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袁刚《隋炀帝传》）

他经常冒出奇思异想。他听说吐谷浑的波斯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无效而罢”。就像黄仁宇所说：“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然而，上述的每一件事，都令后世的史臣们摇头不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奇心”、“探索欲”、“创造力”、“新鲜事物”等词汇都不是正面的。它们与另一些可怕的词汇紧密相连：“不安分”、“破坏性”、“颠覆”。

十五

因为有钱而且有闲，希腊和罗马贵族才有多余的精力来发展自己多方面的兴趣，静静地坐在庄园里进行学术研究，在求“实用”之上来“求真”，从而发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学和哲学。因为对财富的毫不讳言的热衷，才有了西方人的扩张心态和进取精神。因为受“欲望”的蛊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动下，西方的科学技术才不断发展。

而在中国，作为一个皇帝，“兴趣广泛”绝对是坏事。富足文化与贫穷文化的差别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贵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权利，而贫困文化认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东西都是无益的。在今天看来，作为少有的对技术改进与发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杨广统治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工匠与技术专家们可以大展才华的黄金时期。大运河、赵州桥等着名工程即在此期间完成，而玻璃、可携带式水漏计时器等后来得以广泛应用的发明，也出现于此时。然而，在传统文化中，那些技术与发明都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所谓“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们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艺品。就如同吃饱是天理，吃好是人欲一样，能满足实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欲了。在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无用”仅仅是满足人们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雍正皇帝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奇斗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清世宗实录》卷七五）

而杨广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兴趣则更为不祥。如同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样，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大至天宇，小至尘埃，一切都已经有了圣人给出的板上钉钉的解释。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一切探险、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费”、“不安分”、“危险”。所以，中国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是“百动不如一静”。

史学家认为，杨广的欲望是危险的火种，必将烧毁王朝的前途。

十六

史家对杨广的非议并非全无道理。应该说，显赫的功业并不能掩盖杨广政治中的致命缺点。就像史家一再提示人们的，他身上有着太多贵公子的气息。

那个曾经刻意以俭朴示人的王子被时间证明是历史上最讲究排场的皇帝。事实上，杨广最瞧不起父亲的，就是他那守财奴般的节俭。豪奢是锦衣玉食中长大的人的天性。没有几十道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在杨广看来就不叫吃饭。不修建覆压数里、隔离天日的宫苑，在他简直就没法游玩。没有几十万旗帜鲜明的军人跟从，那简直就不能叫出巡。在政务之余，杨广又创建了由三万六千人组成的巨大仪仗，“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务为华盛”。（《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这衣饰绚丽的三万六千人前呼后拥，后面还要携带十余万甲胄鲜明的庞大军队。

也许是文人气质的体现，他对形式非常迷恋。形式对他来讲主要是能力、威严、与众不同（与众多帝王不同）的体现。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只有这样前无古人和近乎完美的巨大、煊赫、雄壮，才能配得上他这个古往今来最有才华、最富雄心、最高瞻远瞩的皇帝。端坐在形制奇特、高大华丽的辇车中，俯视道路两旁数十百万官员百姓在帝王的威严前匍匐战栗，他心安理得。

毫无疑问，大业前期，他是整个大隋帝国，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幸福、自我意志最舒张的人。他绝不委屈自己，不守陈规陋习，绝不浪费自己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他活着，就是为了把自己的雄心最大化，把自己的快乐最大化。他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然而，年轻皇帝很少想到，他“自我实现”、“燃烧生命”，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的过程，是建立在老百姓们的血汗之上的。帝国的百姓越来越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不了解新的政治高层的雄心与蓝图。他们只知道换了皇帝之后，劳役负担一下子加重了。

在皇帝快节奏的工作带动下，国内的几项大工程都在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周长近六十里的新都竟然仅仅不到十个月就出现了轮廓，而大运河的一期工程通济渠用时更短，这段千余里长、四十步宽的河道，仅用了一百七十一天！（刘善龄《细说隋炀帝》）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杨广的峻急严厉之下，大臣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完成任务。为了获得皇帝的嘉奖，营建东都工程负责人把民工分为三班，昼夜不停。修治运河督工更急，男人在工地上干活，女人也被征发来负责炊制伙食。本来政府规定每人每年参加劳役最多一次，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然而大臣们早已经开始一年两次，甚至三次地征发民工。严格的工期要求，以打骂为主要手段的严厉监工，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恶劣的伙食，加上医疗、劳保设施的缺乏，已经导致大批民工生病甚至死亡。史书所载“僵仆而毙者十四五”，“死者十五六”（《隋书·食货志》）当然是夸大其词，但相当高的死亡率是不可避免的。

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人观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点的。在酝酿规划时，杨广考虑了财政平衡、物资储备、技术难题，却独独没有考虑那些提供劳役的底层民众的承受能力。从出生开始，杨广视力所及，都是奇珍异宝、雕门绣户；所交游的对象，都是王公贵族、名爵显宦；所关心的事情，都是军国大事、人事升迁。他的生活圈子从来没有踏出过贵族圈一步。仅仅是在打猎途中，他远远望见过普通民众居住的低矮草屋，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进去看一看的兴趣。在众人呵护下成长起来的人心中往往过多地装着自我，给其他人留下的位置太少。那些肮脏、“愚蠢”的底层人，在杨广眼里和他们这些贵族根本不是同一类物种，他们存在的意义仅仅是给他们提供粮食、布帛和劳动力。他认为免除这些民工家庭的国家租税，就已经是浩荡的皇恩。面对大臣们奏报上来的民工死亡率过高的奏折，杨广只是用眼角淡淡一扫，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每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的丰功伟绩都是建立在平民百姓的巨大付出上，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十七

幸运之神并没有被他那风驰电掣般的进取速度甩下，到现在为止仍忠心耿耿地跟在他身边。自古及今，没有哪个帝王的事业进展得如他那样顺风顺水。从即位起，大隋天下连年丰收，诸项大工程都进展神速，隋帝国在杨广的领导下“凯歌行进”，皇帝的废寝忘食、百官的辛勤工作与老百姓的巨大付出见到了效果。大业五年，他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收获之年，刚刚年届四十的皇帝喜事连连、春风得意：一座崭新的都城奇迹般地耸立于中原，这个新城周长六十里。规划大气，气宇不凡。宫城内殿阁高耸，金碧辉煌；洛阳市里甍宇齐平，外码头上舳舻万计，整个城市榆柳交阴、通渠相注。杨广正式命其名为东京。

大运河的巨型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两千里的运河已经将黄河和长江沟通，这是有人类以来从没有实现的奇迹，它必将成为全国经济价值最高的黄金水道。

朝廷设立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达三十七万卷，创中国历代之最，杨广亲自主持编纂图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卷。科举制正式确立，大隋文治成就显赫。

也就在这一年，隋朝大军攻灭西方强国吐谷浑，在其故地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正式将西域东南部地区纳入了隋朝版图之内。自汉武帝以来，还没有人立过如此辉煌的武功，隋朝疆域扩大到极点。

已经连续四年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可是财富仍然滚滚而来，人口不断高速增长。这一年的统计数字汇报上来，隋朝疆域共有五百九十个郡、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朝廷控制的民户达到八百九十万户，全国统计出的人口四千六百零三万人。《资治通鉴》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要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只要与号称中国第一盛世的“贞观之治”做一下对比就可以知道了：“贞观时代的田地开垦量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弱，贞观十七年的户口不到三百万，还不到大业年间的一半。”

面对着大臣们送上来的连篇累牍的赞美和歌颂，杨广心安理得。抚摸着自己胳膊上仍然年轻的肌肉，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秦始皇只留下了长城，他却将给后世留下功在万代、远比长城更有实用价值的大运河。汉武帝远通西域，可是却从来没能把青海变成帝国的一部分。隋帝国的人口数量，已经创了历代之冠，国家财政实力也远过秦汉……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可以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了。在工作之余翻阅史书时，他止不住地经常想，未来的历史学家会用什么样华丽的辞藻来描绘自己取得的这些成绩？

十八

杨广怎么知道，后世在书写他的历史时，几乎没有提及这些治绩。有的史书甚至故意把大业五年的统计数字提前到大业二年，意即说明这些数字乃杨坚所创造，与他无关。

历代史家几乎把所有的笔墨都用来描写他在位期间的一些“花边新闻”：

他们说，皇帝喜欢排场，爱好新奇，他命令用羽毛给自己三万六千人的仪仗队装饰帽子。为了满足皇帝的要求，人们拔光了全国几乎所有鸟类的羽毛。乌程县有一棵巨树，高达百尺，顶有鹤巢。人们为了取老鹤的羽毛，要伐倒这棵巨树。老鹤恐怕树倒子死，乃自拔羽毛投于地。

他们热衷于渲染杨广举行的游乐活动的奢侈壮观。说什么隋炀帝召集天下杂技演员“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鳖、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

他们一再强调隋炀帝给天下人民带来的痛苦：“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

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以何种姿态进入历史是每个大人物最为关心的事。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也许不是帝王，而是史官。史官们坐在书房里，稍稍偏偏笔头，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所以，唐代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新唐书·列传第四十》）

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是因为中国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惩恶扬善”，“以史为鉴”，“使乱臣贼子惧”。目的决定手段，为了有效地“扬善”和“惩恶”，让人“感动”或者“恐惧”，就必须采用“典型写作”的方法，使善恶对比分明、忠奸一目了然，便使人知道爱什么，恨什么，学习什么、批判什么。“典型写作”的秘诀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向读者提供单方面的信息，令读者“偏听则暗”，误以为历史人物或者是毫无缺点的高大全式人物，或者是从头坏到底的十恶不赦之徒。这些技巧在隋炀帝神话的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历史，从有文字开始，中国历代都设有史官，中国史书的浩繁，为世界所仅见。然而，也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在历史中肆无忌惮地造假：与其说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

十九

如果明白自己与主流文化气质上的相克，杨广也许就不会有征服高丽的冲动。如果杨广把自己的脚步中止于大业五年，那么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一定迥然不同。因为如果这样，“宣付史馆”的史料就可以由他自己或者他的后代来选定。

可惜历史是不可逆的，未来的评价当然不会影响杨广此时的心情。此时的杨广无疑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这一切似乎可以称得上奇迹，毕竟他登上皇位才仅仅五年。除了古往今来最卓越的天才，以及上天如同对独生子那样慷慨的眷顾，没法解释这样的奇迹。

换了任何其他帝王，都会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停下来歇歇。如果就此罢手，安享自己的统治成果，也足以让自己留名千古。可是杨广却并不这样想。一系列成功带来的兴奋让他的胸口鼓胀得要爆炸，体内的精力被更加充分地点燃。与秦皇汉武比肩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要马不停蹄地向前奔去，以把他们远远甩在后面。他一刻不停地奔向功业金字塔的顶部：征服高丽。

二十

从即位起，征服高丽就是杨广的一个梦想。这个边疆小国一直是个不安分的捣乱分子，经常侵略周围各国。杨坚统治时期，它就曾入侵辽西。隋朝的统一对它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隋朝平陈之后，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积极联络突厥，试图与突厥等族联合起来对抗隋朝。（《隋书·列传第四十六》）如果不能制止高丽的地方霸权行为，其他国家也会起而效尤，帝国的安全就不能得到保障。

其实，在杨坚时代，征高丽即已经成为既定国策，取得了朝野共识。“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列传第四十》）

杨坚对高丽的征讨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了。完成父亲这个遗愿是杨广乐于做的事情，虽然对隋帝国来说，这件事其实并不那么迫在眉睫。在文学家、诗人杨广的政治蓝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追求完美、热爱形式的艺术家特征。迁都与开河是他政治规划中的基础性工程，实行科举制、发展经济、安抚突厥、击败吐谷浑，是他建筑在这个坚固基础上的几间华丽殿宇。而征服高丽，则将成为他“大业金字塔”的塔顶。在所有的隋朝人看来，高丽是箕子所建的“礼仪教化之邦”，晋末才逐渐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杨坚征服陈朝，并不意味着中国真正获得了统一，只有高丽回复中国版图，“大一统”才算真正实现。征服高丽，是杨坚留给他的为数不多的建立标志性功业的空白之一。因为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完成统一”当然是所有勋章中最耀眼的一块。只有得到了这块勋章，他“千古一帝”的地位才会变得不可动摇。

二十一

然而大业五年年末，征服高丽的计划在御前会议上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大臣们的坚决反对。杨广即位以来，大臣们从来没有这样异口同声地反对过皇帝。数年以来，他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皇帝外表谦恭、内心高己卑人，皇帝认为大臣们的智商、才华与自己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对他们的建议多数不予考虑。

但是他们这一次忍不住要力劝皇帝慎重从事。他们赞同攻打高丽，却反对在此时开始准备。他们已经预感到天下骚动的前奏。因为连年兴建大工程，不断巡游，劳役量惊人，老百姓已经精疲力竭。由于“役使严急，丁夫多死”，已经有人开始逃离家乡，到穷乡僻壤开荒种地，以逃避劳役。有的人甚至自残手脚，以避征发，谓之“福手”、“福脚”。老百姓已经被沉重的负担逼到了墙角。（袁刚《隋炀帝传》）

与此同时，攻打高丽需要的准备工作太繁重了。高丽与隋朝相接的缓冲带上，全是荒无人烟的森林和沼泽，行军极为困难。运输和储备军粮必将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另外，要确保收全功，还要建立海军，水陆并进，这就需要兴造大量战船。疲惫不堪的老百姓无疑无法承受这样繁重的劳役。一个明智的帝王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给百姓三到五年休养生息的时间，然后再图此举。

然而杨广却根本听不进去大臣们的劝谏。他工作得太兴奋，已经患上了“权力欣快症”或者说是“权力狂躁症”。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独裁者容易患的“权力综合症”的一种。在皇位上，一个统治者很难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笼罩一切又缺乏制约的中国式权力，就如同一辆速度极高而又没有刹车装置的跑车一样，很容易超速。在顺风顺水地一一实现了几大政治目标后，杨广已经彻底抛弃了即位之初还保存的一丝谨慎，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困难”，什么叫“不可能”。到现在为止，他的生命一直是一首宏大、亮丽、旋律激昂向上的交响乐。这首乐曲演奏得完美无缺。才华与运气的完美组合，使他觉得自己拥有无限的力量，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伸手在平地上一指，洛河边上便出现一座新城。他大手一挥，吐谷浑那样强大的国家就被从地图上抹去。他感觉自己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

他不是不知道帝国的百姓已经劳累多年，迫切需要休息。不过，征服高丽这个梦想实在太诱人了。“气可鼓不可泄”，“趁热打铁”是他的一贯主张。前几项大工程的完成，使他对帝国百姓的承受力及官员的动员能力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对大臣们许诺，这是他最后一个重大政治目标。征服高丽之后，他的前期政治梦想全部完成，届时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让老百姓好好歇歇了。到那时，他会在全国组织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凯旋仪式，庆祝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安全的盛世的到来。此时，他希望全国官员百姓，再扛最后一把劲儿，和他一起，一鼓作气，完成这个千古伟业。

二十二

对于隋王朝的老百姓来说，这最后的任务可不是“扛一把劲儿”那么简单。据史学家考证，攻打高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前几年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袁刚《隋炀帝传》）老百姓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了：刚刚把大运河修到洛阳，还没有喘口气，他们又接到命令，要把运河从洛阳一直开通到涿郡（今北京），以运送军粮。由于工程浩大，“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也就是说，连妇女都被征发到工地去挥锹抡镐。本已不堪重负，从大业七年攻高丽进入倒计时起，劳役压力又骤然增大。《资治通鉴》载：下诏讨高丽，命人督工在东莱海口造战舰三百艘，民工昼夜立于水中造船，自腰以下都生满蛆，工匠死掉三分之一。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令河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命江南民夫运米至涿郡。一时间舳舻千里皆满载兵甲器物，路上几十万人填咽道路，昼夜运输战具、粮食，死者相枕，天下骚动。

大规模的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开荒自给，一二年间，竟达十万人之多。这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十万人是一个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

不过，虽然怨声载道，在高丽战争开始前，却没有人扯起造反的大旗。全国臣民对高丽战争的胜利从来没有过怀疑。这个精力充沛的皇帝登基以来，所做诸件大事，还没有失手过。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今日之强盛，平高丽将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等到杨广凯旋，他们就会迎来期盼已久的休息。

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为了迎接他生命交响乐中最华彩的乐章，他做了最充分的准备。高丽战争将是他成为“千古一帝”的加冕礼，他精心设计，务求在历史上留下最绚丽盛大的记录：大业八年正月初一，他亲率一百一十三万大军，号称二百万，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全部大军分为二十四路，加上天子六军，每天遣发一路，整整一个月，才完成出发式。从头到尾，队伍长达一千四十里！这支队伍带着鲜明的杨广风格：每百人小队都高举一面色彩鲜艳的大旗，每部都携带军乐队，“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釭鼓、金钲各二具”，一路旌旗招展，鼓乐齐鸣。（《隋书·礼仪志》）

为了证明出师的光明正大，他在诏书中甚至公布了大军的具体番号、构成及详细进军计划。为了准备高丽一见大军即望风而降，仗还没有开打，杨广即命每军设专职“受降者一人”。从洛阳动身前，他已经命令官员在金光门前搭建高台，以备举行献俘仪式。

这次出征看起来更像一场规模盛大的“威慑活动”。这样的战争准备在别人看来无疑有点离奇，不过在杨广看来却理所当然。他虽号称知兵，甚至可谓“身经百战”，其实他所亲身经历的战争中，几乎没有一次硬仗。平陈战争，他是最高统帅，亲眼看到腐败至极的陈朝在大军压境之下，立刻土崩瓦解，隋朝五十万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利。在平定吐谷浑的战争中，也是隋军的浩大声势吓坏了吐谷浑王，几乎没有经过战斗，他们就望风而逃。所以，在杨广的经验里，对待这样实力不对称的对手，最主要的事是做好威慑，军队数量一定要多，军容一定要壮。如此足矣。一个小小的高丽，在他的威名、才华和运气面前当然不会有什么抵抗力。

然而，高丽战争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高丽不是陈朝。这是一个上升期的地方小霸权，骨子里有一股长期战争中培养起来的霸悍之气。久经战阵的他们深知数量并不决定一切。面临百万大军，他们居然毫无惧色，趁隋朝大军行军迟缓之际早已组织好了防守。隋军抵达辽东城时，面对的是一个金城汤池般坚固的城市。战斗经验丰富的高丽人冒死坚守，隋朝几十万大军竟然无计可施。

一个是准备充分、意志坚定，一个是毫无战争心态准备，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在坚城之下受阻的隋军心浮气躁、气急败坏，他们干脆选出三十万精兵，绕过辽东城，直取平壤，希望与海军会合，一举攻破敌国心脏。老谋深算的高丽人将计就计，不断诱敌深入，佯装失败，然后趁隋军渡清川江时发起总攻。隋军大溃，各路军将争相逃命。回师途中，隋师粮草尽失，在高丽追兵的追赶之下，病死、饿死、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三十五万隋军，回到了辽河以西的才两千七百人！

二十三

失败因为毫无心理准备而更难于承受。望着回程道路两边逃兵们扔下的军服辎重和枕藉不断的死尸，杨广神色恍惚。一直回到涿郡，他也没有回过神来。

他被这次意外打晕了。自从懂事起，他就没有尝到过失败的滋味。他不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失败”这个词，更没想到这个词会砸到他头上。一连半个月，他不言不语，每天躲在自己的大帐里，也不召见大臣。

最让他忍受不了的是耻辱。是啊，古今中外，可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此次出征，隋军不仅挟带了规模庞大的军乐队，更邀请了数个外国藩王随军观战。杨广希望用一次轻松的胜利来证明帝国的不可挑战，没想到在世界面前，他败得如此难看，如此狼狈！对那些屏息静气观看着这场大戏的臣民们，他更不好交待：他这个“一贯正确”、“英明伟大”、“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伟大皇帝，怎么会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

他有点害怕见到这些外国藩王，他总觉得他们的眼睛里含着嘲讽。甚至面对自己的大臣，他也感觉他们的神色中潜伏着不恭。有生以来，他已经习惯了颂扬声，此时他才平生第一次尝到了耻辱的滋味。这种滋味是这样难以下咽！

杨广的主要性格弱点在这个时刻暴露出来了：一生顺境中的他没有培养出必须的耐挫能力。在失败的打击前面，他乱了方寸。他就像一个被一拳打倒的拳击手，昏头昏脑地爬起来，什么都没想，又朝对手冲去。他急于证明自己还是一如既往的伟大、光荣、正确，刚才的失误不过是一不小心。就如同一个着名演员一出场就出了个趔趄，引来一阵哄笑，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全副本领都发挥出来，把剩下的唱腔唱得前所未有的华丽，以挽回自己一个名角的面子。半个月之后，他钻出帐篷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向天下宣布：明年要再次亲征，不灭高丽，誓不罢休！

这个看起来挺男子气的宣言最终被证明断送了大隋江山。在挫折的巨大刺激下，杨广丧失了起码的现实感。火辣辣的耻辱烧灼得他忘记了一切。要知道，这可是竭全国之力准备的一场战争。为了这场战争，帝国国库中的金银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淌殆尽，老百姓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汗水。他应该静下心来盘点一下国库中的存银。他应该知道，在造成近百万生命损失和帝国巨大财富的浪费后，他得采取一点低姿态，抚慰一下心怀不满的老百姓。要知道，他此时的形象已经不是“百战百胜”、“一贯正确”，而是一个不合格的将军。

然而，杨广却不可能这样做。他无法低下高贵的头颅。他认为自己的错误应该被定性为“疏忽”，这个小小的错误不应该影响自己的“光荣”、“正确”和“伟大”。最主要的错误是那几个率军渡过鸭绿江的将军犯的，是他们没有严格执行自己的指示，擅自冒进，才败得如此惨痛。一回到洛阳，他就命令把那三名将军逮捕，一名处斩，两名削职。为了下一次战争万无一失，他宣布，准备的物资量要高于上次一倍。

听到了这个消息，人们最后一根弦被压断了。在忍耐到了极限之后，再次远征将更沉重的劳役压向民众头上。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揭竿而起。漳南人窦建德、韦城人翟让也立刻响应，一时间大隋天下燃起了二十多处烽火。走投无路的百姓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敢：“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二十四

对于各地报上来的农民起义的消息，杨广并不怎么在乎。从三国到隋初，政治一直是贵族们的游戏，还从来没有哪场农民起义能够改变历史的大方向。他认为这些起义烽火不过是帝国的癣疥之痒，泥腿子们不可能做出什么大事。所以他只是部署了地方官“加紧剿捕”，要求他们务必在出征得胜回来前把这几处烽火灭掉。

他还是一门心思地准备再次攻打高丽。只有踏平这个弹丸小国才能挽回自己的面子。

大业九年三月，在上次失败九个月之后，隋炀帝又一次踏上了征程。

这次出征本来可以挽救他的命运。再次踏上东征之路的杨广心情还是不错的。好事多磨，成功之酒因为小小的耽搁也许更加醇香。经过痛定思痛的总结，隋军的战略部署更加实际。又一次大加搜括之后，隋军待遇优厚，粮草充足，士气也颇高。在辽东城下，他们又一次遇到了高丽的固守。不过这次隋军是有备而来。他们造了百余万个布袋，装满土后，堆成高与城齐的大道，辽东城指日可下。此时，另一支大军突进到了鸭绿江边，海军也齐集东莱海角，高丽“国势日蹙”，已到危亡之秋。杨广终于放下心来，在辽东城下诗兴大发，作了那首逸兴遄飞的名篇《白马篇》，以志此行：

白马金贝装，横行辽水傍。

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

文犀六属铠，宝剑七星光。

山虚弓响彻，地迥角声长。

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

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文苑精华》）

然而就在高丽国内人心已乱，大隋彻底一统手到擒来之际，忽然一骑飞尘，六月二十八日中午抵达了辽东行营，向杨广报告：

贵族杨玄感在河南叛乱。关陇勋贵子弟多人从叛，兵力数万，直趋东都。

从气喘吁吁的使者嘴里吐出的每句话都像一支利箭，射入杨广的心脏。豆大的汗珠瞬间在他的额头上冒出来。

他一秒钟也没有耽误，立刻命人下诏：“六军即日并还。”

退军令秘密而迅速地下达。当天夜二更，隋军一百万大军，停止了连日一刻不停的猛攻，放弃马上就要到手的果实，放弃堆积如山的军粮、帐篷、物资、器械，如同一股正在激烈拍打城墙的狂涛，突然向西方回流。几乎已经要放弃抵抗的城头的高丽军人看见这一奇观，一时回不过神来。

二十五

如果说农民起义的消息对杨广来说不过是耳边嗡嗡叫的蚊蝇声，那么杨玄感造反的消息则是晴天霹雳。杨玄感非寻常人可比。他是前宰相杨素之子，现任柱国将军，袭封楚国公，屡掌朝廷重权。这个人公开造反，并且招徕了大批勋贵子弟，这证明贵族势力已经向他发起了正面挑战。那个盘踞在他心头多年的担心终于出现了。

和父亲杨坚一样，杨广经常做的一个梦是在宫廷之中，被几个手持刀剑的贵族追杀。在贵族政治中成长起来的他从小见了太多的内部倾轧、流血、阴谋、政变。登基以来，杨广时刻也没有放松对政治反对派的警惕。为了防止反叛，每次巡游他都要把几乎所有政治反对派以及握有重权的权臣带在身边，并且率领巨大的军队。他深知贵族们依然拥有强大的力量。

事实上，维护统一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击贵族力量。大隋王朝的父子两代皇帝都为此殚精竭虑。因为担心自己死后天下重新陷于分裂，杨坚晚年进行了几次政治大清洗，对贵族势力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开国功臣被驱逐或杀戮净尽，领导层几次大面积更换。由于杨坚猜忌过甚，手法粗糙，让许多人感觉刻薄寡恩。上层贵族由此表面噤若寒蝉，实际上却涌动着不满的暗流。

杨广明白父亲的苦心。不过，在他看来，一个皇帝完全可以当得不这么辛苦、阴沉、劳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完全可以更仁慈些、明亮些、优雅些。即位后，杨广同样在削弱贵族势力方面花了大量心血。与父亲不同的是，他认为，最关键的措施应该是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

承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的余韵，隋朝初年的贵族与平民，仍然是两个世界。贵族子弟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平步青云。那些世家大族世代把持着绝大部分政治资源，出身贫寒的英俊之士绝无进身之路。“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的情景比比皆是。在即位之初的大业元年，杨广推出了他诸多政治发明中的最有名的一个：科举制。科举制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界限，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的竞争性，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理性的产物。这一制度启动了门阀贵族势力消失的大门。大业五年，他又“制魏周官不得为荫”，使那些无功受禄的关陇贵族的子孙不得再门荫得官爵。

相比父亲，他的手段当然更隐蔽，也更有效。然而，打击贵族还是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直接的后果是上层贵族分成了两派。那些在新天子时代得到新天子重用的大臣们是坚定的保皇派，但是隋文帝时代的勋旧老臣及其子孙大多数已经成了杨广的坚定反对者。因为不但他们旧日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被剥夺殆尽，并且子孙后代也失去了把家族的基业传下去的可能。在社会上层暗暗酝酿着一股反对隋炀帝的势力，并且随着征高丽的失败，如同种子找到了裂缝，一下子钻出了地面。这就是杨玄感造反的真正动因。

最怕的事还是来了。杨广对贵族的造反早就有心理准备，只是没有想到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发。他的反应十分迅速。他一边火速撤军，一边不断发出种种指示，调动各地兵马对杨玄感进行围剿。

在大业九年，杨广的政治威信虽然已经因为征高丽失败有了重大损失，然而和大业十几年的情况还是不可同日而语。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后，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兵讨逆。虽然杨玄感吸引了近十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不足依靠。所以杨玄感起兵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自杀身亡。

二十六

回到涿郡的杨广看到驿报，心中的石头算暂时落了地。平叛如此顺利，使他甚至开始后悔自己班师太速了。如果早知道如此，他完全可以在辽东再坚持十天半月，那样高丽此时也许已经被荡平，千古伟业已经成功了！

杨玄感的起兵虽然在军事上威胁不大，在政治上却意味着严重的后果。杨玄感公开宣称杨广是昏君，在起义誓师时宣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杨玄感罗列了他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的种种失政之处，宣布要“废昏立明”，这使他的统治威信又一次巨大下滑。而几乎耗尽了举国之力的高丽战争再一次失利，令随军的各国藩王又一次窃笑着而去，让他上一次丢了一半的面子这一次几乎彻底丢光。更主要的，这是政治高层当着全国臣民和四境边夷的面的公开分裂。帝国的政治伤口袒露在世界面前，必将给中国带来巨大危险。

不习惯失败的杨广错误地理解了“愈挫愈奋”的意义。他内心的脆弱以坚强的形式表现出来。连续两次挫折，使杨广忘掉了其他一切，就像一个快输光了的赌徒，一门心思都集中在如何翻本上。赌徒们的视野都是比较狭窄的，他们只看得到赌桌大小的范围，看不到金盆洗手后生活的其他可能性。虽然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经烧得大隋天（禁止）无完肤，各地军报在大殿的桌子上越堆越高，杨广还是变本加厉地准备起第三次东征。如果他能仔细思考一下杨玄感对他的指责，那么他的命运还有挽回的希望，因为杨玄感对帝国政治的病灶判断得很准，然而杨广却根本不愿意回想这个逆臣的那些狂悖之词，他不相信别人会比他英明。他坚持自己的判断，认为是征高丽失败，才带来这一切后果，因此只有征服了高丽，他就能挽回声望、挽回民心、挽回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二十七

事实证明，第三次东征丝毫无益于杨广的威信。

连续的远征使隋军失去了锐气。杨广也感受到了身后这支庞大队伍的疲沓。连他自己都感觉到这次东征的勉强，就像一个老男人面对同一个夜晚里的第三次做爱一样。更令他难堪的是，这第三次还是他为了证明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一边前进，他一边担心粮草供应问题，他知道，国家已经被他搜刮得差不多一干二净了。

幸好高丽人也感到害怕了。毕竟两次大战已经把这个小国的国力消耗得近乎空竭。上一次那千钧一发的险境更让他们后怕不已。隋军一到，他们就派人前去和谈，希望能以一次认错换来和平。

如果是在前两次，杨广绝对不会同意，他一定要跃马大同江，踏平三韩地，才能心满意足。然而，此时，闻听高丽使者来求和，他心中却不禁升起一丝暗喜。连他自己都为这丝暗喜感到羞耻。

谈判的结果是，高丽认错，隋军班师。

整个大隋帝国终于可以开始准备那个期待已久的庆功仪式，然而所有的大臣都忙得面无表情，因为都知道这个胜利是怎么回事。金光门外盛大的凯旋式是大隋帝国开国以来举行得最没精打采的仪式。

第三次东征的结果只有两个字：“难堪。”原来强大富庶的帝国被折腾得家底一空，元气大伤，伤痕处处。老百姓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家徒四壁，一无所获。

然而，这似乎只是一个开头，“难堪”挤开了门缝，就一个接一个地涌了进来，让杨广目不暇接：

在从涿郡（北京）回东都的路上，杨广的御驾遇到了农民起义军的抢劫，精神涣散的御林军被农民军冲散，天子御马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这群乌合之众抢去四十二匹。

就在凯旋式举行了一个月之后，隋炀帝召高丽入朝，不料高丽根本不予答复，三征高丽彻底成了笑话。

在杨玄感叛乱后，全国各地豪强及农民起义的烈火如同被浇上了一桶汽油，忽的一下子高涨了起来，几乎达到了无郡无兵的程度，义军们纷纷抛出檄文，对他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这些檄文不胫而走，在帝国内广泛传播。

天下大乱之际，强悍的草原民族也开始试探着挑战隋帝国的权威。因为边境不靖，杨广在大业十一年八月再度出巡塞北，不料在山西雁门，遭遇突厥南下。猝不及防的十几万宫廷后妃及百官侍从被围在雁门城里，差一点成了突厥的俘虏。

自从征高丽回来后，杨广就像一个救火队员，四处扑火。一连串的打击让杨广有一些回不过神来。他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正在兴致勃勃建筑着自己的大业金字塔的他，为什么会在砌最后一块砖时从金字塔顶失脚滑落下来，落入这样难堪的境地？为什么一直一帆风顺、万人爱戴的他现在变成了天下万民嘲笑的对象？他艰苦卓绝的奋斗换来的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果？

被围在雁门、又一次在全国人面前丢光脸面的这一刻，杨广第一次惊觉：自己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在皇帝排行榜上排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而是帝国能不能在自己手里保住的问题！他突然发现，那个从他出生起就一直伴随在他身边的幸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永远离他而去。那曲一直演奏得辉煌盛大的交响乐在一度转成低沉压抑之后，现在居然不断滑音和跑调，使一场演奏会变成了滑稽戏，正襟危坐的观众们忍俊不禁。他原以为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没想到上天对他如同对万物一样不过视为刍狗。他原以为他的幸运是上天无偿的赐予，不想原来却是利息沉重的债务，要他一一用不幸加倍偿还。他原来一直以为上天赐给他的是古往今来最幸福的人生，哪知中途剧情骤转，看来他的人生很可能变成一场彻底的悲剧。

上天，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惩罚我？这个以“刚毅”闻名的皇帝终于绷不住劲了。被围在雁门的他，当看到幼子杨杲被城外飞来的箭头吓得发抖时，惭愧、悔恨、委屈一时袭来，当着挤在临时朝堂里的大臣们的面，他一把抱住小小的杨杲，号啕大哭，声达户外，哭得“目尽肿”。人们一时不知所措，所有人都是头一次看到了杨广的眼泪。他是哭自己保护不了孩子，还是哭自己这几年的不顺利？

就在皇帝号啕大哭的那一刻，他的大臣们已经看清了这个号称天纵圣明的政治家，骨子里毕竟还是生长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的贵公子。虽然聪明无比，但是毕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风霜磨炼，缺乏承担大业梦想的坚韧顽强。包括李渊在内的诸多贵族已经摸透了杨广的底细：起兵的时候已经到了，看来皇帝又可以轮流做了。杨玄感失败，是因为第一个出头的椽子必然烂掉。但是，如果是第二个、第三个，那可就不一样了。

二十八

在命运的一次又一次打击下，杨广的性格中的负面因素暴露得越来越多。

大业十二年元旦，大隋朝堂上已经见不到一个外国使臣了。这与大业五年诸国使臣云集洛阳的场面形成强烈对比。甚至各地的官员来得都很少，原因是各地农民起义阻隔，许多大臣们没法赶到首都。这是杨广过的最冷冷清清的一个年。

眼看着自己竭尽全力辛苦建立起的雄伟大业像个豆腐渣工程一样稀里哗啦地倒下，杨广的心气也随之散了。

事实上，虽然东征高丽失败，但是杨广的命运还远远没有到灭国的边缘。农民军的战斗力相当有限。虽然号称四十八家之多，但他们一直没能联合起来，甚至都没有能力出省作战。如果杨广潜下心来，痛定思痛，励精图治，力挽狂澜，他还是有能力在政治高层闪展腾挪。只要能防止贵族们纷纷起兵，维持住帝国政治的平衡，隋军还是有能力消灭各地农民起义的烈火。这样，虽然大业已去，但是他毕竟还能安享富贵尊荣，在历史上以平庸之主收局。然而他却没心思去做这些了。

他原本是一个极其心高气傲的人。他的自我期待是一个将要绘出世界上最完美图画的绝世艺术家。因此，当这幅图画失败了，他怎么还有兴趣在它上面修修补补，把老鹰改画成一只乌鸦，以求卖几个钱花花度此一生？

艺术家的性格决定了他将走极端。不做最好，就做最坏，他唯一忍受不了的是平庸。他，一个原本打造传世金碗的大匠，此时不屑于去做为口奔忙的锔碗工。做不了千古一帝，他也没有心情去做一个辛苦维持的平庸帝王。

因此，在眼看天下分裂，自己在皇帝排行榜上不可能有名次之后，杨广有点破罐破摔了。命运已经不是原先许诺给他的命运，前途也已经不再是预想的前途，他对上天从感激变成了抱怨，他像一个没有要到糖吃的小孩子一样躺在地上，不想起来。在大业十一年雁门被围之后，我们看到他与以前判若两人。连续的打击使他那贵公子娇嫩的神经受到了不可避免的伤害。从大业八年以后，杨广“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摇抚，乃得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他对治国有点心不在焉。大业十一年前，他每天上朝，每日都在处理公务。大业十一年后，他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虽然天下越来越乱，他自己也危在旦夕，他却鼓不起心气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他对政治越来越松懈，越来越放任。甚至，对自己的生命，他也有点三心二意，不那么周密地去考虑。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原本不喜欢饮酒的皇帝领略了美酒的好处。他下诏命各地官员供献本地名酒，自己一一品尝，定出高下。他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在长乐宫独饮大醉后赋了一首五言诗，诗文今已失传，只留下最后两句：

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文献通考》卷三百九）

杨广已经不再是那个双肩担起大业，只手擎起乾坤的杨广了。“气可鼓不可泄”，心气已消的他放弃了自我，投身到无边无际放任自流中，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只听任生理欲望控制自己、填充自己、遮蔽自己。既然命运是由上天控制，既然上天说给就给，说不给就不给，那么一切由上天决定吧！他其实是在向上天撒娇。在冥冥中，他还期望上天那神秘的力量什么时候能再光顾他，把他推出失意的泥淖。

眼看着皇帝越来越颓废，政治越来越混乱，昔日贵族们摩拳擦掌。从雁门之围后，北方草原上的马匹价格一路飙长，以唐国公李渊为代表的各地贵族纷纷招兵买马。大业十三年，他们感觉时机已经成熟，隋鹰扬郎将梁师都、马邑富豪刘武周、金城富豪校尉薜举、唐国公李渊、武威富豪李轨、萧梁子孙萧铣、江都通守王世充等手握重权的大臣不约而同，纷纷起兵，割据一方，众多世族亦加入其中。

在闻听昔日贵族全部起来后，杨广的意志完全崩溃了。一直到死，杨广都认为他的真正敌人不是农民起义军。这些农民军不过是贵族们政治游戏的前奏和引子，真正的政治军事方向，最终还是得由贵族来把握。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判断。正如参加了隋末起义的魏徵在《隋书》所说：“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但人自为战，众怒难犯，故攻无完城，野无横阵，星罗棋布，以千百数。豪杰因其机以动之，乘其势而用之，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连踵复没，莫之能御。”隋末三支实力最雄的农民军都难以和这些贵族军阀相抗衡，一旦交锋即土崩瓦解。瓦岗军失利于王世充，河北军被李世民一战而击溃，江淮军降于李渊，后虽又起兵亦旋即败亡。在隋末乱局中，最终还是贵族们得到了传国宝鼎。

杨广深知大势已去，不过他还不想死。他决定南逃。毕竟他即位前曾经在江南经营了十年，别处烽火四起，这里还算安静。做不了千古一帝，那么就干脆在秀丽的江南风光中了此一生吧！在国家一片混乱、大势岌岌可危之时，他却调集十郡数万兵力，在江苏常州一带为他建造宫苑，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虽然比洛阳宫苑规模要小，但“奇丽过之”。

到过江南之后，杨广一头钻进离宫之内，万事不管，整天饮酒为乐。他把他的过人的聪明用来发明各种新奇的玩法上，其中最有名的一种玩法是广派宫人四处去抓萤火虫，得到数斛之多，装于布袋之中，夜里外出游玩时一齐放出，“光遍岩谷”，十分瑰丽。他命官员大量为他进奉民间美女，分为百房，每天由一房做主人，饮酒赋诗，以为笑乐。在天下水深火热之际，别人都是强颜欢笑，只有皇帝似乎真的乐在其中，诗酒会中，他做了数组颇为清新雅致的小词，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如下：

求归不得去，真成遭个春。

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隋书·五行志》）

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杨广内心其实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这个残缺的、不完美的、与自己的期望已经大相径庭的生命让他不再珍视；另一方面，他体内的欲望却依然强盛，他的感觉依然敏锐，他对生活中每一点滴的甜美都依依不舍。那个励精图治者变成了及时享乐主义者，他把自己剩下的生命目标定位为体验快乐。他经常“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倓与钜、皛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罢朝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皛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

不饮酒时，他常穿起短衣短裤，策杖步游，遍历台馆，细斟细酌每一处景致，直到天尽黑才止，“汲汲顾景，惟恐不足”。他知道，命运留给他体验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把在长安时候就一直放在案头的名贵铜镜他带到了南方。他有时依然会揽起它。虽然已经五十岁了，可是这个人头发依然乌黑，眼睛仍然明亮，与众人相比，仍然是那么出众！很显然，这个与众不同的生命依然会以与众不同的形式抵达终点。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道：“好头颈，谁当斫之！”

二十九

虽然时刻准备着死，但说实话，当自己手下的卫兵闯进寝殿时，杨广还是感觉有点吃惊。

他的禁卫部队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他们不得不叛变。来到江南后，大臣们屡次试图劝谏杨广振作起来，就像前些年那样励精图治。那样他们还有可能重新控制住局势，大臣们的前途和命运还有可能重写。他们相信杨广有这个能力，也相信天下大势还有可为。

他们弄不明白皇帝为什么如此颓唐。他们百般劝解，皇帝无动于衷，仍然沿着自己的方式，以加速度向灭亡滑落。皇帝对生命不感兴趣，他们可不想做殉葬品。在彻底灰心了之后，他们终于痛下决心，除掉这个成为累赘的皇帝，自救图存。

大业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全副武装的卫队闯进宫中，把杨广从床上拉起来。他们牵来一匹战马，令杨广骑上，把他押去朝堂。

睡眼惺忪的杨广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显得紧张。他看着那匹战马，问道：“这是谁骑的马？马鞍子太破了，我怎能乘坐，给我换一副新的！”

昔日的侍卫给他找出了宫中最华丽的一只马鞍换上，他才上马。在朝堂之上，叛军召进刽子手。看着刽子手手中的刀，杨广喝道：“无知小人！诸侯之血入地，尚要大旱三年，斩天子之首，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拿毒酒来！”

昔日的部下乐于执行天子最后的命令，他们四处去寻找毒酒。但是不巧，找遍宫中，也没有找到。人们只好给了他一根白绫。

三十

杀掉了皇帝，人们这才发现，把他埋到哪里是个问题。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皇帝都在即位不久即耗费巨资，给自己修筑巨大坚固的墓地。只有杨广，虽然耗尽举国之力修筑了各项留传千古的大工程，却一直没有腾出时间修自己的墓地。在励精图治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到“大业”上了。

武德年间，继承了大隋江山的李渊和他的大臣们感觉应该给杨广总结一下。他们送给了他“炀”字作为谥号。当初杨广送给陈叔宝这个字的时候，绝对想不到历史会出现这样幽默的巧合。不过李渊他们对于前主人的感情毕竟是复杂的，这一个字无法完全表达。他们从江南离宫的一个套院里找到了杨广的尸体，把他改葬到了扬州雷塘。之所以选择这里，也许是因为他修建的大运河（邗沟）正在此处静静流过。长眠在大运河畔，静听河水轻轻拍岸，人们希望奔忙了一生的他能睡得安稳。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

在一定意义上说，朱先生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朱先生个人，对整个民族心理疾病的恶化又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现状，解决的办法还应该是中国式的，那就是相信时间，时间和耐心能给我们以最大帮助。

患者：朱元璋

性别：男

年龄：老年

职业：皇帝

文化程度：幼时读过两个月私塾，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后通过自学，达到中等文化程度。

患者自诉症状

自从四十一岁做皇帝，于今已三十年了。心里这桩苦楚啊，从未对人讲过。你每（方言，“你们”之意）都以为做皇上是享大福，谁晓得我这三十年里，竟如那囚徒一般，活得战战兢兢！

就是怕人和我抢皇位哩！因为这个缘故，成日里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颗心像在油锅里煎熬哩！

你晓得那人心有多少是坏的，见别人有好东西，谁不羡慕。譬如乡里一个大户，田地广一些，房宅大一些，衣着光鲜些，便有多少人嫉恨他，算计他，诬告他，又弄局儿来诈他，必要把他的田产房屋占了，方才心足。我是乡下出身，这些经见得多了。算是自己有胆量，有算计，运气又好，九死一生过来，居然做了皇帝，得了九州山河这样大一份产业，不晓得有多少豪杰盯着哩！当初汉高祖刘邦见了始皇帝车驾，说道：“大丈夫当如此也。”那项羽干脆就说道：“彼可取而代也。”后来果然是这两人把始皇帝的天下坏了。天下人岂尽是庸碌的，英雄豪杰多得很，不然何以有二十二史，乱臣贼子无世无之！

你知道我是个心细的人，做事讲究滴水不漏。从做了皇帝那一天就开始睡不好觉，总是担心哪一天被人颠覆了，这禁城宫殿不是归别人所有便是被一把火烧了，子孙妻妾不是被杀个精光就是被掠去为奴做婢，我当然更不得好死了，扒皮抽筋，都有可能。要知道，当初张士诚就是被我活活鞭死挫骨扬灰的。一想到这儿，我就浑身出冷汗。你晓得，那徐达、常遇春、蓝玉、胡惟庸，在朝的这些公侯员外，哪一个不是心精手狠，礼义纲常谁不知道是假的，能唬住庸人可唬不住他们。想当初郭子兴对我可谓恩重如山，我有今天全靠他的栽培，可我后来还不是杀了他儿子。起兵之后，一直奉韩林儿当小明王，用不着了还不是淹死了事。普天下谁说过我不仁不义，大家心里清楚。再说，这天下也不是那么容易治理，经常有些灾害，加上官吏盘剥，百姓们吃不上饭，动不动就要起来造反。又有些奸民，弄些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聚众烧香，夜聚晓散，时间长了，便要弄些祸患出来。越是照顾不到的穷乡僻壤，这样的事越多。这样一想，便觉得自己是坐在刀尖上哩。

安定天下，首先是要让百姓温饱。想当初我如果能吃上一口饱饭，绝不会起来造反。所以我劝农桑，轻徭役，休养生息，发展水利。我还狠狠惩治贪污，但凡贪污铢两，被我发现，也定斩不留。百姓们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加上老天爷帮忙，年年风调雨顺，个个都能吃饱。天下算日渐安稳了。

可我还是不能放心。我南征北战二十年，知道越是安稳的时候越容易出事。所以我殚精竭虑，考察古今政治制度。你知道我自小没怎么读过书，这点知识全靠自学，可还算聪明。翻了翻历朝历代的史书，我看出来最危险的是权臣作乱。于是我干脆废了丞相制，省得有人大权独揽。我在《皇明祖训》中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有敢奏设立者，文武官员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我又设了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让它们分头管事，相互牵制。没我的同意，什么事也做不出。我又规定科举考试只能作八股文，士子们只准用四书口气说话，不许有自己的见解。这样就省得不安分的士子弄出异端邪说来，扰乱人们的思想。

为了怕子孙不争气，我写了《皇明祖训》，订了《大明律》，作了《大诰》，把规矩做得铁桶般相似，让他们世世相守。连老百姓各行各业穿什么衣服什么鞋，住多大的房子，我都规定得明明白白。我规定老百姓没事时只能在本乡待着，不许四处走动，离乡百里就要到县里申请，为的是怕他们结伙作乱。

谁不守我的规矩，我就狠狠地惩罚。为什么我的军队最有战斗力？就是因为我执法最严厉。老百姓但凡不安分的，就被我抓来做筏子，杀一儆百。安阳王富安，因为走失一头驴，当街骂大明朝治安不好，被人告发，拿来我这里，割了舌头，剁去四肢示众。军人姚晏保，不守纪律，违纪踢球玩，卸了右脚，全家发配云南。卢善传白莲教，自称法师，被我捉来，剥光衣服，缚在铁床上，用开水浇了，浇一层，用铁刷子刷去一层皮肉，直到刷死。这些事，我都写到《大诰》里，叫全国的村子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在土地庙集会，学习《大诰》。我规定，每个乡都要置办一个木铎，派一个年高有德的老人，五天一次走乡串村，沿途敲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按理说，我做得够周密了，可还是不放心。法度再严，也系不住人心呀！尽是那些心窍多的难收弄。自己年纪一天天大了，太子又死了，太孙年幼，我死之后，这些豪杰每谁人压服得住？便我在时，法度如此严密，尚且终日不安生哩！汤和日日嗜酒妄杀，又夺人产业；廖永忠派人和太监打通关节，打听我的心思；曹兴擅自杀死朝廷命官；蓝玉衣带上镶用金龙。桩桩件件，逃不过我的耳目。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只好狠狠心，弄了几个大案，说他每都谋反，分着一批批杀掉了。借胡惟庸案杀了三万多人，杀了六个公爵，十六个侯爵。蓝玉案杀了一万五千余人，一公，十三侯，二伯。剩下几个公侯，这两年也零星弄死了。说起来，当初随我起兵的老乡每都已经杀光了。

豪杰杀光了，可心还是放不下。成天到晚，心仍是悬着。总担心自己定的办法有什么疏漏的地方，只好坐下来把定下的法度一遍遍从头细捋，看看有什么不安稳的。这可真耗心血呀！捋了一遍又一遍，挑不了毛病，可还是不管用。看见宫女太监偷偷溜我一眼，就觉得是在盘算我诅咒我；看见文武百官在殿上说话吞吞吐吐，就以为是要欺瞒我，是怕我刻薄狠毒，盼我早死哩！尤其是天黑下来，一个人坐在禁城里，便揣想别人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官员们有没有私下里交通？是不是有人正在灯下密谋造反？乡里有没有人聚众拜佛烧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刻不担心，弄得我心力交瘁，精疲力竭。只有杀人时心里还好受点。杀一个人心里就放宽一些，毕竟这个人不能再捉摸我、怨恨我了。而且愿意看人不得好死，越是血肉横飞心里越是舒服。没事便廷杖官员，按在殿上活活打死。如果一天不杀个把人，不见点人血，这一天简直没法过。弄得官员们每天上朝前都和家人诀别，平安回家都得摆酒庆贺。

这才觉出自己这是病了，心里有病啊。杀人也没法治，总不能把天下人都杀光吧。所以请先生来给看看。

初诊意见

此患疑是伴有情感焦虑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并有攻击性施虐倾向。

诊断依据

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据《英国克氏医学全书》）：

１。 敏感多疑，常将他人无意的，甚至是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和歧视自己。对常见的记号或事件会悟出隐含贬低或威胁性的意思。

２。 无端怀疑别人在搞阴谋，要伤害自己，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

３。 过分自尊，不择手段追求权利，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愿望。自我评价太高，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事业上一般比较成功。

４。 忌妒心强，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５。 对挫折和遭人拒绝过于敏感，对极小的侮辱、伤害不宽恕，耿耿于怀。对他人的过错不予宽容，为人固执。

施虐倾向的诊断标准：

１。 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对人极度冷漠，极度自私。

２。 有强烈的控制他人指挥他人的欲望。

３。 具有强烈的攻击欲望，并难以抑制。

４。 喜欢看到受攻击者的痛苦，喜欢施行残酷行为，并从中获得成瘾性快感。

诊断过程

我们通过阅读患者病历，并结合调查走访，进一步确认了诊断结果。我们发现，患者的症状非常典型，几乎是学术意义上的样板。一般来说，以上所列的偏执型人格障碍五条诊断标准中，只要有三条符合即可确诊，患者五条均符合。施虐倾向的四条标准也基本符合。兹叙述如下：

１。 敏感多疑，常将他人无意的，甚至是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和歧视自己。对常见的记号或事件会悟出隐含贬低或威胁性的意思。

这在患者自诉中已有所表现，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还有许多事例。患者早年家境贫寒，曾做过游方和尚，参加农民叛乱，被人称为“贼”、“盗”。患者经常担心别人因他出身卑贱而看不起他，因而过于敏感。称帝后，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同下文提到的贺寿表、正旦贺表等均为一种礼仪性公文），有“作则垂宪”一语，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景为按察使作《贺冬至表》中有“仪则天下”一语，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一语，因淮河方言中“则”、“贼”同音，患者认为这是在骂自己做过“贼”。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语，患者认为“生”是代指“僧”，讽刺自己做过和尚；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语，被误解为“帝非”；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语，“取法”被误解为“去发”。以上诸人，都被患者处死，有的还全家被杀。陈州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中有“寿域千秋”一语，虽然念不出什么，但患者觉得别扭，怀疑含有讽刺意思，此人亦被杀。到洪武二十九年（１３９６年），因此类文字忌读被杀者有三十二人。

其实，按正常思维，以患者地位之尊，绝不会有官员在贺表中胆敢寓含讽刺，更何况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前仆后继地以生命做代价讽刺他。这些事例典型地表现了患者的心态失衡，部分丧失了正常思维能力。在接二连三发生类似事件之后，礼部官员只好建议全国各地的贺表都用统一的格式，用固定的文字，患者也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患者有时也知道是自己多疑，但问题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他就无法控制自己，只有杀人才能放心。

类似的事例还有：着名诗人高启作《题宫女图》诗，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一句，患者以为是在讥刺他，鉴于高启名气之大，当时没有发作，但心不能平，几年后终于借细故把高启腰斩于市。

还有一次，患者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患者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真叫人活活气煞”。这些事例反映出患者怀疑自己的统治能力，怀疑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其实，当时的百姓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这些做法，完全是患者自己过于自卑所致，因为古往今来，只有他一个皇帝是出身赤贫。虽然患者在诏书中经常提到自己是“出身布衣”，好像毫不忌讳，但这其实是患者内心的一大块不能揭开的疮疤，自己喊“起自布衣”可以，别人要是因此而稍有些不敬，则会遭到最强烈的报复。

以上这些事实，包括患者自述中对功臣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充分表明患者的极端自私、极度冷漠、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

２。 无端怀疑别人在搞阴谋，要伤害自己，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

患者此症状表现得十分明显。患者称帝后，便时常怀疑别人要陷害自己，倾覆自己的帝位，因此经常无端猜疑。患者信奉曹操的哲学，即“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即位后他热衷于用特务手段来监视下属，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早在做农民军领袖的时候，他派卫士何必到江西袁州侦察敌情，何必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他起用一些心腹，称为“检校”，专门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戴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制度。

患者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气，特务偷偷给他画了张像，第二天患者拿给宋讷看，询问他为什么生气。“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患者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国初事迹》）

虽然这样监视，患者还是不能消除被害妄想，最终还是在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十五年（１３８２年）、十八年（１３８５年）、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制造了所谓“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前后诛杀了十一至十二万人，将他认为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开国将领文武官员和地方大户全部杀光。其中绝大部分经事后核实，没有任何事实，纯属误杀。

３。 过分自尊，不择手段追求权利，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愿望。自我评价太高，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事业上一般比较成功。

患者智商很高，反应敏捷，为人精明，思维周密，精力充沛。因从小经历挫折较多，耐挫能力较常人为强。患者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心理上有一种以事业成功来弥补卑贱出身并报复早年所受伤害的潜意识，故对事业异常投入执着，对其他事物，如娱乐、友情、家庭生活均无强烈兴趣，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在十四个小时以上。他以铁汉自诩，把自己的残忍、无情当成超人的品质。为了事业，他多次背信弃义，比如杀害岳父郭子兴的儿子郭天爵，杀害自己的大批战友，甚至杀害自己的妻子李淑妃。

按李淑妃是太子朱标的生母，为人明敏，“事上有礼，抚下有恩，遇事有断，内政悉委之”，可谓是患者的“贤内助”。在马皇后去世后代理皇后职责。患者四子朱棣为谋帝位，曾拉拢利诱她，她委婉谢绝：“妾备位嫔妃，所任者，浣濯庖厨之责也，储位大事，非妾所知。”此事被朝中传为佳话。（《西园见闻录》、《明史·李淑妃传》）

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年），患者得了一场大病，以为自己将去世，因担心历史上母后临朝的事重演，把李淑妃的哥哥叫来，叫兄妹相见，说“你跟随我几十年，朝夕在左右尽心尽力，所以叫你们兄妹相见，尽尽骨肉之情吧”。李淑妃明白这是赐自己死，遂上吊自杀。患者扶尸而哭，对其兄说：“朕不是不知道你妹贤惠，只是人心难测，担心她日后会演武后之祸，只得强抑自己的感情这样做，以为朕寡思薄结，此为天下也。”

在他看来，任何亲人、朋友，都不过是事业的工具。他为自己能战胜儿女私情，实行铁血手腕而十分自豪，认为这是自己不同于平庸的常人的地方。

由于天赋较高，又极为投入，患者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助长了自大倾向。

实际上，在他的举动中，有许多明显的矛盾之处，自己意识不到，别人也不敢指出来。这反映出他的一贯正确意识不可挑战。比如他制定的《大诰》吧，一篇之中，对同一犯罪的处罚往往前后不一。如《大诰续编》第十二条规定：“非朝廷立法，闲民擅当干办名色，官民皆枭于市。”就是说，基层政府擅自任用普通百姓为官吏，任用者与被任用者皆斩。第十六条又规定：“滥设无籍之徒当干办人，并有习官吏，族诛。”同一罪状，又上升为族诛。第六十二条则规定：“私下擅称名色，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有司凌迟处死。”又不同于前。有些规定，则任性而为，几无法执行。如为革除官吏扰民，禁止官吏下乡，并规定，凡有“违旨下乡，动扰于民，许民间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处以极刑”。而官吏如不下乡，许多政事根本无法办理，下情不能上达。对此，解缙上书说：“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可谓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心里话。总而言之，错全在他人，对总在自己。这就是患者的自我认识。

４。 忌妒心强，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从患者的行为推断，他特别痛恨那些家庭生活幸福的官僚地主。这既与患者早年经常受富户欺压有关，同时患者可能认为自己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生活中充满焦虑、烦恼，整日劳心，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个性刻板，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年龄大了，身体状况日差一日，觉得生活越来越枯燥灰暗，而那些官僚地主却整日丰衣美食，丝竹管弦，活得尤为滋润，因此心理特别不平衡。因此，在历朝历代中，他给官员的俸禄最少，对官员最为刻薄。如果官员们只拿他规定的工资，那么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而贪污一旦被发现，则会受到最可怕的惩罚。

患者称帝后的历次大屠杀，不仅是因为“迫害妄想”，也是想践踏他人的幸福。他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敌意。江南首富沈万三，因要效忠新朝，捐款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墙，患者因嫉其富有，毫无道理地没收沈氏的全部家财，发往极边充军。借四大案，随意牵连地方富户，仅仅吴江一县就有千户地主被抄家流放。“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有的地方，因为族诛过多，“邻里殆空”，“一时富室或无一存焉”。（吴宽《匏庵家藏集》）

最看不惯那些懂得享受生活，有能力享受生活的人。有一次，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就将他们召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明太祖实录》）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异常痛恨，曾颁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故意违犯，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臾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大诰》）

５。 对挫折和遭人拒绝过于敏感，对极小的侮辱、伤害不宽恕，耿耿于怀。对他人的过错不予宽容，为人固执。

患者屠杀官吏富民，可以解释成是对早年生活中所受侮辱、伤害的报复。

患者从其事业早期就极端强调纪律性，立法严苛，许多规定不合情理，锱铢必较，对违犯者毫不宽容，达到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患者规定（禁止）只能穿黑色衣服。一次，他宴请即将出征的傅有德，让大将叶国珍陪他。席间，叶国珍让（禁止）穿上杂色衣服，患者大发脾气，叫壮士把叶抓起来同（禁止）一起锁在马厩里，并削去（禁止）鼻尖。叶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囚？”患者说：“尔不遵我分别贵贱之令，故以此等贱人辱之。”后来下令打了他数十鞭，“发瓜州做坝夫”。（《国初事迹》）

登基之后，这种行为倾向更加明显，稍有违者，必重罚不贷，于情理不顾。

病因分析

由于患者身份特殊，行为影响大而且深远，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来进行参诊。专家组的成员有：

张宏杰，本咨询报告执笔者。

卡伦·霍尔奈，女，德国心理学家，１９３２年移居美国，１９４１年创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成为２０世纪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受轻视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

埃里希·弗洛姆，霍尔奈的情人，德国心理学家。此人在新精神分析学派中独树一帜，影响较大。

专家组与患者通过漫谈方式，寻找病因。

卡伦：心理疾病患者的病因通常隐藏在早期生活经历之中。一个人的基本人性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偏执型人格障碍通常都经历过特别严酷的童年，那时他们遭遇过极端的虐待、羞辱、嘲弄、忽视以及明目张胆的虚伪。就像在集中营中长大的人一样，他们没有被环境压垮，反而打造出一副铁石心肠。童年时，他们可能进行过令人同情的不成功尝试，去赢得爱、同情或注意力，但是毫无结果，于是他们终生封闭了对所有温情的需要。他们鄙视温情，没有取悦他人的动机，并能够毫无顾忌地发泄残忍的能量。对于“爱和关心”的渴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及图谋报复性胜利的冲动。他们是为“那个算总账的日子”而活着的：到那一天他们将证明自己的高人一等，使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统统尝到痛苦。这种人梦想成为英雄。其实，我愿意称这种人格为傲慢报复型人格。

张宏杰：卡伦虽然对朱先生的人生经历一点也不了解，却推断出他有一个“严酷的童年”。朱先生，你能回忆一下童年吗？

朱元璋：小时候的事我一直不爱去想。刚才这位女大夫的话我没全听懂，大概意思明白了，确是高人啊，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是天历元年（１３２８年）生人，上头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生我那年，爹四十七，娘四十二，其实是不想要我了，家里穷啊，多一张嘴就多一份煎熬，怀上就怀上了，也没谁当回事。生我那天正值栽种小麦，娘头晌在地里忙了半天，晌午回家做了饭，喂了（又鸟）鸭，又忙着往地里赶，走到村头二郎庙肚子痛，便进庙把我生下来。生完我送到家里，收拾收拾又去干活了。

打小没享过一天福。家里穷啊，那日子全是受罪过来的。我祖上是江北沛县，爷爷的太爷那辈就穷得站不住脚，搬家逃荒，几辈子净搬家了。生人生户，到哪儿都受欺负。从沛县到江南，又从江南回江北，光我爹这一辈，就从句容到泗州，又到灵璧，又到虹县，又到钟离，不到十年就得搬一次家。为啥哩？总是佃人地种，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好不容易把地伺候熟了，大户就加租夺佃，只好拉家带口另寻活路。我爹是个脸面人，不信命，一辈子没偷过一天懒，就是勒紧裤带苦干，一辈子也没断了发家的念头，谁想却是搬了一辈子家，临死连口棺材也没有。

我一生下来，家里连块裹身子的布都没有。幸好二哥河里提水时捞了块破绸子，才裹了身子。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肉饭，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十六岁以前没穿过鞋，别人都吃过了剩一口给我，别人都穿破了改一改给我。没懂事前，没有人看，被捆在炕上一捆就是一天。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回到家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一个是爹管教得严，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贪玩偷懒，见到了就是一顿巴掌，没好没歹；再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看着爹娘成日里在地里挣命，不易呀，想帮他们分分忧。

从小没人疼过我，穷再加上孩子多，爹妈顾不上我。记得八岁那年大病一场，发寒热，一会儿像火烧，一会儿像掉进冰窖，家里请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着。正是农忙时候，谁也腾不出手来照顾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张被，冷了自己盖被，热了就喝水。一个人躺在那儿，其实就是等死啊，可惜我命大，活过来了。

张宏杰：你恨你的父母家人吗？

朱元璋：不恨，他每都不容易啊，能把我生下来我已知足了，他每是喜欢我的，因我自小脑筋好使，送我读了两个月的私塾哩。我读书聪明，私塾的孩子都不如我，我想着如果生在富贵人家也能考个功名，做大官人哩。可是家里实在供不起，只好回地里做活。

最恨的是那些官吏大户们。那些大户们，真是狠如毒蝎啊。我们一家人苦熬苦作，都被他们剥削去了。记得十岁那年，二哥娶亲，家里花销大，交不起租子，腊月里大户王胜领着一伙家丁，把家里剩下过冬的一斗半麦子抢走了，把家里破柜子、锅子都抄走了。我爹一辈子没向人低过头，那次给王胜跪下了，因大嫂正怀着孩子，求他让过了这个年，那王胜不但不听，还打了我爹一个耳光。一家人寒冬腊月，从东乡搬家到西乡，那一年，正是在土地庙里过的，至今一想起我爹给王胜跪下的那一刻，我心里还直翻腾，那时候，我真恨不得上去给王胜开膛破肚，看看他们的心是什么做的。打那儿以后，我一直想，将来有一天我发达了，一定把王胜等活活剥了。也自从那一天，我就真正懂事了，发誓不论吃什么苦，受什么罪，哪怕死后下地狱，也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再受我爹这样的屈辱。

张宏杰：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你痛恨天下所有的大户？

朱元璋：天下的大户们心肠都是黑的。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贪得无厌，凌弱吞贫，虐小欺老。对佃户的租子，千方百计加价搜刮，一粒也不能少；国家的赋税徭役能逃就逃，能推就推，想办法欺骗官府，瞒产瞒田。那些当官的，每日里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管百姓疾苦，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过节要“过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个事要“常例钱”，往来迎送要“人情钱”，发个传票需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平白无故也要钱，叫做“撒花钱”。主管监察的肃政廉访下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称银。闹灾时下乡放赈的官员公然把赈米贱价卖给大户（《草木子》卷四）。你说，这些人可不可恨。我们穷人的苦楚，就是这些人酿的。

张宏杰：我记得你曾说过：“若在民间，则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

朱元璋：是呀，所以自打平了陈友谅，我就想好好做个规矩，铲尽天下这些不平事。廉能的官员不小心犯了过错，我不去追究，但谁贪污，哪怕一两，我也折磨死他。

张宏杰：我觉得朱先生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种是极端的秩序、节俭、自我约束，另一种是狂暴、攻击、虐待狂，这两种反向的冲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理性掩盖的巨大破坏力量。

从本质上说，朱先生应该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农民，因为他是在一个典型的勤劳本分的农家长大。事实上，当初他参加农民军，选择“叛乱”时，也是迫不得已，并且犹豫再三。当时他栖身的皇觉寺被乱军烧了，无家可归，即使如此，他还是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些日子，一直决断不下，最后在菩萨面前占卜三次，三次都是吉卦，这才下了决心。所以说，虽然他胆大有决断，但绝不是反社会型的人。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选择了他而不是他选择了起义。

朱先生性格另一面的本源是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严酷的童年形成了他的偏执倾向，而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年）的遭遇又大大加剧了这一倾向。朱先生，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年）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朱元璋：是我最不愿想起的一年。

张宏杰：还是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朱先生的这段痛苦经历。如你们所知，中国历史上灾荒一直连绵不断。至正四年，淮河流域大旱，后来又闹蝗灾和瘟疫。关于灾荒、饥饿、食人之类的记载，中国史书上笔笔皆是，我随便引述一下明末陕西灾荒的记载，以帮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

马懋才的《备赈大饥疏》：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爨，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关于朱先生家的遭遇，我也不细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朱先生家虽然穷，却一直非常和睦，相互依靠，感情很深。那一年四月初六，父亲朱五四饿病交加而死；初九，正当壮年的大哥去世；十二日，大哥的长子去世；又过了十天，母亲也饿死了。

这一年他十七岁，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面前死去，却丝毫也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几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心灵的摧残不言而喻。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变成了铁石。对世界的仇恨牢牢地在心里生了根。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只剩了他和二哥，连埋葬亲人的坟地都没有。实在没办法，狠狠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他们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朱元璋：你每说，那大户哪有一个是好心的？那饥荒年月，他每眼睁睁地看着你一个个饿死，家里一样是大鱼大肉。其实半个月前家里断粮的时候，爹去他家借过一回粮，也是给他骂出来的。哪怕他把家里喂狗的粮食给我们，爹娘也不至于饿死。后来，来了放赈的官，我每满心欢喜，以为爹娘有救了，谁料这官偷偷把粮卖给了商人！你说这贪官可不可恨？

张宏杰：这一经历对朱先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他没有了家，成了游方和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大江南北乞讨了三年。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温暖和亲情没有了，他生命中唯一一点可贵的东西被命运剥夺了，只剩下饥饿、寒冷、冷眼，在他眼里，整个世界和他都是敌对的，他人对他都心怀恶意。在寒冷的冬夜，他仇恨一切穿暖吃饱的人。

卡伦：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都是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虐待中长大的人都有一颗铁石的心。他们报复起别人来绝不会心慈手软。他们的经历教他们相信，世界就是一个角斗场，适者生存，强者必须消灭弱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情地追求自我利益是最高法则。严酷的事实粉碎了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诗意，生活告诉他们，弱者只有灭亡一条路，活下去，就必须成为强者，必须去打击、消灭、压制别人。这种人需要与任何软弱的感情做斗争……尼采为这种心理动力提供了极好的例证：他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视为第五纵队，“是敌人从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害怕并且时刻提防心中的柔情，因为这将使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解除武装，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会威胁他们与自己进行的交易。这种人从不指望世界会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深信，如果继续忠于自己的生活观———即生活就是战斗，并拒绝传统道德和内心柔情的诱惑，那么他们就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

因此，他们常常是虐待狂，他们希望奴役他人，玩弄他人的感情，挫折、诽谤、羞辱他人。

张宏杰：朱先生的整个后半生的努力都是对早年经历的补偿。桩桩件件都是如此。他在穷困时，无力给父母买坟地，买棺材，即位后，他在家乡修了异常高大、华丽的皇陵。建筑坚固精良，至今犹存。他的家庭贫无立锥之地，四处搬家，渴望定居而不能。他即位后，非要将首都定在十年九旱的家乡，大臣怎么劝阻都不听，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建了九年，后因他事作废。他受尽贫苦，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甚至由于缺少照顾而差点死亡，所以他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表现出过分的关心和保护。他为子孙后代规定了林林总总的规矩，详细到不用他们自己做任何思考的程度。他规定自己的后代不必工作，享受终生福利。结果到明末社会经济情况恶化，无力供应皇族时，这些没有谋生技能的子孙只能去当仆人甚至乞丐。他出身赤贫，属于社会最底层，做了皇帝之后虽然生活上比较俭朴，但排场上一丝也不能含糊。他特别强调等级尊卑，一旦有谁不注意越了规矩，处罚非常严厉。

弗洛姆：你们两个人的分析都很精彩，但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任何一种精神问题其起源都是复杂的，一个简单的模型不会说明所有因素。在我看来，朱先生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侧面：施虐狂，也就是反社会人格，以及囤积心向。

从你们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朱先生难以控制他的暴力攻击、污辱他人倾向，并且行为中缺乏道德标准，没有羞耻感。他充满强烈的虐待狂冲动，他从使他人遭受不幸与受其统治中获得满足、寻求欢乐，这是反社会型人格的重要特征。造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原因应该是早期情感剥夺、社会歧视两大因素。朱先生起义前的很长一段半流氓式生活对他的一生也具有很大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

中国的小农社会造成社会心理中的囤积心向，在这一点上，朱先生也有明显表现。有囤积心向的人的特征是重秩序和条理，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的节省上。在他们看来，外部世界在威胁、冲破其牢固的阵地，井然有序意味着已控制了外部世界，为了免受被侵犯的危险，就须把一切东西放置、保存在适当的位置上。朱先生为自己的子孙和人民制定了那样多的规定，限制人民自由外出，我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他想把一切固定住。他对人民的活力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他们那种强迫性的清洁是要摆脱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另一种表现。在自己藩篱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们都认为是危险和“不清洁的”。他们通过强制性的洗涤，以消除有威胁性的接触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朱先生采取了一定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历代伟大的君主中，只有他对扩张领土没有任何兴趣。相反，他对外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并且把“里通外国”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想清除的大臣头上，以此强化人民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被视为一种威胁，只有远离或者占有他人，才被看做是一种安全。从他这一代开始，中国明显地内向化了。

朱元璋：刚才诸位先生说了那样多，我大略听懂了。先生们都是好意，为我的病。可是有些话，说得我心不服。譬如说我虐待狂，说我无德。我确是嗜杀，但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为一国之君，过于仁柔，如何摧并强暴，护助弱小？我正是为了维持天下道德。弗先生说我杀人时快乐，凭天发誓，我从没有过，我只是生气啊。

弗洛姆：这涉及一个基本的心理学常识———文饰作用。朱先生的话我可以理解。受到基本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施虐倾向，所以人们会在心理上抑制这种“不道德”的冲动。然而，弗洛伊德已经揭示，受到抑制的冲动依然会发生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是隐蔽的，行为者自己往往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究竟干了些什么。虐待狂患者就不会察觉到他的虐待狂，很有可能还满以为他统治他人是出于对其关心，让他们获得最佳利益，他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责任感。

张宏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给朱先生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我所知，人格障碍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卡伦：通常心理分析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因为患者的心理问题大部分是早期经历形成的，我们通过帮助患者回忆和分析自己的经验，可以部分达到心理矫治的目的。然而，在这个病例里，我们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文化障碍。事实上，坦率地说，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在我看来就是心理症状的表现。例如刚刚弗洛姆所说的囤积心向问题。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静态的，这必然导致囤积心向。而且在中国文化中，互不信任是个根深蒂固的传统———“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到朱先生时代的中国去旅行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每个城镇都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去修筑了坚固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是中国人猜疑心理的极好象征。朱先生的屠杀大臣，何尝不是“斩草除根”这一古训的忠实体现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朱先生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朱先生个人，对整个民族心理疾病的恶化又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现状，我想解决的办法还应该是中国式的，那就是相信时间，时间和耐心能给我们以最大帮助。

张宏杰：对朱先生个人，我们能有什么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弗洛姆：Ｃａｒｂａｍａｚｅｐｉｎｅ（卡马西平）和Ｄｉａｚｅｐａｍ（安定）显然是最有效的办法，它们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狂躁和焦虑症状。另外，我们还建议朱先生多参加体育锻炼，进行户外活动。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忘掉这个帝国，让太孙接管政务。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沟通，我和卡伦甚至可以到宫中去和您住在一起，一直为您服务。为了科学，我们宁可冒这个险。可惜这只是个富于刺激的设想，据我所知，起码今生您不会接受这个建议。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

自从登上皇位的那一天起，他唯一的渴望就是逃离：逃离这座龙椅，逃离这座皇宫，逃离这座京城。他愿意做将军，愿意做武士，愿意做一个驯兽师，就是不愿意做皇帝。上天赋予他的是多血质性格：活泼好动、反应敏捷。对于皇帝这项工作来说，这种性格无疑是最不适合的。

一

二十七岁那一年，皇帝再也憋不住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到边疆走一趟，感受一下蒙古大漠的风霜，看一看传说中骁勇无敌的蒙古骑兵的样子。

那是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年），也就是说，他大权在握、乾纲独断已经十三年了。可是在自己的帝国之内遛个弯，似乎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祖制规定，没有战争、送葬、祭陵等重大事件，皇帝不得出京。如果必须出京，则必先聚会群臣，颁发诏书，明告天下。可是，这样的诏书一下，朝廷马上就得开锅，反对的折子一个时辰之内就会把他的书桌淹没。在那些蝎蝎蜇蜇老婆汉像的文官们想象中，通往宣府的路上步步都是危险：骑马摔了，被塞外的风吹感冒了，遇到土匪了，水土不服病了，路上突然蹿出个野兽把皇帝惊吓着了……没有人能承担这个责任。他们会引用Ｎ个圣人的话，告诫他“千金之子，不坐垂堂”，告诉他“皇帝者，天下安危之所系也，一举一动，当千虑万虑，至慎至当……”一想这些，就脑仁疼。

为了出关，皇帝煞费苦心。八月一日这天清晨，皇帝换上了一件事先淘弄来的衣领已经磨破了的蓝色半旧长衫，带着十来个同样市民打扮的太监，混在百姓中骑马溜出了德胜门。史书记载，有生以来头一次出京城的皇帝如同出了笼的鸟，看什么都新鲜，一路游山玩水，在马背上颠簸了六天，才遥遥望见居庸关。这是通向蒙古草原的必经之路。可是打头的探路太监纵马来到关前一看，心已经凉了半截：崇山峻岭之间的这座雄关关门紧闭，关上甲兵林立，剑戟鲜明。关门之下，满脸书生气的守关御史张钦怀抱一把利剑，端坐在正中。很显然，皇帝出京的消息早已传到这里。探路太监索性拿出平日在京城摆惯了的凌人盛气，来到张钦面前，高声宣布：“皇帝巡视宣府，着张钦开关迎接！”

白面书生张钦纹丝不动。他很清楚皇帝微服出京，乃显违祖制的行为。制止这种荒诞不经的行为，是一个御史的基本责任。他板着脸对探路太监说：“你应该懂得规矩。皇帝出巡这样的大事，必然诏告天下，按照祖制，先修御道，再修行宫，然后带着全副銮驾按着规矩一站站前行。因此，想要出关，请拿经内阁发下的盖有两宫御宝的诏书来！如今你们青衣小帽轻骑潜行，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冒充皇上，或者违祖制而出。不论真相如何，我万死不敢奉诏！”

太监还想说什么，张钦一拉宝剑：“再多说我就杀了你！”

太监吓得浑身一抖，拨转马头飞驰而去。

听了太监的汇报，皇帝也无可奈何。他有心硬闯过去，不过身边这十来个人显然不是守关官兵的对手。没有办法，只好顺路折返到昌平的御马房玩了一天，第二天闷闷不乐地起驾返程。

这不过是登基十二年来与文官的连绵斗争中一次小小的失败，对于这种挫折，他早已经习惯了。

二

他是大明王朝的第十代皇帝。本来，他也应该是大明王朝最有福气、最安闲快乐的皇帝。

上天给他铺设的是笔直宽阔的人生之路。大明弘治四年，他作为大明王朝开国一百三十三年来身份最为贵重的孩子降生于紫禁城中轴线上的交泰殿。之所以说“最为贵重”，是因为如下六种原因：第一，他是皇子。第二，他是皇长子。第三，他是皇后亲生的嫡长子。第四，他在皇帝成婚五年后才在全国臣民的苦苦盼望中迟迟出生。第五，由于后来唯一的弟弟夭折，他成了皇帝的独生子。第六，大明开国一百三十三年来，由于种种阴差阳错，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能兼嫡子和长子身份于一身。就是说，他们或是皇后所生，却不是皇帝的长子。或者是长子，却是“庶出”。这对最重宗族礼法的大明皇室来说一直是一个遗憾。因此，如果他能顺利长大，继承大统，那将是王朝开辟以来第一个以嫡长子身份登上皇位的人。这对大明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吉大利的好兆头。

似乎是为了突出他命运的这种与众不同，上天为他选择的降生时刻也是独一无二。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八字算法，他出生于申时、酉日、戌月、亥年，“申、酉、戌、亥”恰是地支的顺序。这种命相在八字中叫“贯如联珠”，属于绝对大富大贵的极品星相。巧合的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星相也是这样的“贯如联珠”。

更何况这个皇子长得“粹质如玉，神采焕发”，十分漂亮。史书记载，他一生下来不像别的孩子那样经常啼哭，而是十分爱笑。只要谁一逗，那双乌黑的眼睛就滴溜溜转动，反应比普通孩子要迅捷得多。

出生仅仅五个多月，皇帝即颁发圣旨，封这个还不会爬的婴儿为皇太子。这在大明王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皇帝给这个皇子起名为“厚照”，并且解释这个“照”字的含义说：“四海虽大，人民虽众，无不在此子照临之下。朕之江山，永为得人。”（《明武宗实录》）饱读经史的大臣们由衷相信，这个孩子将成为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最幸福的皇帝。因为经过列祖列宗的九世经营，大明王朝现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平稳期。外无边患，内无灾荒，经过百多年运转，大明帝国的政治车轮磨合得恰到好处。这个婴儿未来的命运就是做一个四平八稳的太平天子。

直到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一切情节还都按上天的布置顺利进行。这一年，弘治皇帝突然去世，太子顺利登基。虽然十四岁对于皇帝这项工作来说稍小了些，但是正是这个年龄使他绕过了专制政治中通常会出现的父子猜忌、宫廷斗争，避免了封建政治中许多太子接班路上通常会经历的坎坎坷坷，因此，这其实正是新君的运气。人们期待着有着特殊“八字”的正德皇帝会把他的运气贯注到国运当中，给万民带来一个安定和富庶的时代。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事情从此出现了偏差，而且越来越离谱。

首先是人们发现十四岁的新君不爱在大内居住，隔三差五就要到南苑去放鹰走马，行围打猎。

还没等大臣们上书劝谏，新皇帝又爆出“单骑轻出宫禁”，也就是说，单人匹马，龙衣黄袍，出宫遛弯的大新闻，弄得举国哗然。人们都知道，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须谨守祖制，这种不带随扈轻易外出的行为绝对是祖制所不许的。

到了正德二年（１５０７年），皇帝干脆搬出了大内，在太液池边盖了座豹房，离群索居，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皇帝应该居住的乾清宫。

正德九年（１５１４年），人们在北京的红灯区内一处戏院发现了微服的皇帝，并且听说皇帝经常微服出宫，来此听戏。这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皇帝微服出行的第一次。

这不，到了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年），又闹出了这场皇帝私自出京的特大新闻，震动全国。

即位十二年来，这个皇帝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坐不定金銮殿，住不惯紫禁城。似乎皇宫大内里头有什么让他坐立不安的邪祟鬼怪似的。这十二年间，他一次次往出跑，而且越跑圈越大。这个最初被臣民们寄予厚望的新君，现在已经成了全国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实在搞不懂，这个皇帝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放着人间最辉煌壮丽的宫殿不住，非得搬到海子边上一个局促小院；为什么放着万乘之尊不享，非要一个人单骑独马，独来独往；为什么放着皇帝一顿饭九十九道大菜不吃，非要跑到街上吃大排档里的（又鸟）毛小菜；为什么放着皇家乐队的丝竹之声不听，非要听戏园子里的低俗小戏；为什么放着皇家园林的清幽景色不游，非要到长城以外的荒凉大漠去顶风冒雪。莫非他被什么魔住了不成？

三

离北京越近，皇帝的心绪就越低落。他像一个逃学归来的孩子，不得不再次回到课桌和书本旁边。他强忍着不耐烦，一言不发地接受着出城迎接圣驾的大臣们一拨拨行礼。“人臣不可一日无君”，见到皇帝平安归来，这些大臣们如同孩子见到父母（成年孩子找到了走丢了的父母），女子找回情郎（一个过于花心的情郎），一个个满脸欣喜，如释重负。如果依着他，直接从德胜门进神武门，片刻功夫他就可以回到公廨。可是这些满怀欢喜迎接圣上归来的大臣们已经按礼制把卤薄大驾准备好了。没办法，他只好下了马，登上御辇，在四百一十七人组成的庞大仪卫队伍的护送下，绕道正阳门，进入大明门。午门、太和门、中右门、后右门、乾清门……一重重大屋顶迢递而来，一层层沉甸甸辗压过他的头上。皇帝露出惯常的忍耐表情，如同泥塑木雕一般，任由他们抬着游街似的游完了规定的路程，折腾了一个多时辰，才回到豹房公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或者说狂想。如果你问这位皇帝的梦想是什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不当皇帝！

皇帝是天下最幸福的职业，这是天下流传最广的谬误之一。如果反过来说，也许离事实更近一些。十二年来，朱厚照一直忍受着这个职业。在他看来，太和殿那个宽大的紫檀木宝座，简直就是一座特殊的刑具。

与我们想象的皇帝可以随心所欲不同，皇帝是整个帝国机器上最重要，也是运转最为规律的零件。他的日常生活套在由一整套任务、惯例、礼仪组成的重轭之下，如同一架刻板的时钟，每月、每天、甚至每个时辰，需要做什么，都有严格的日程规定。皇帝的主要社会责任之一，就是出席并主持一个又一个复杂庄重的典礼，祭天、祭地、祈谷、祭太庙、祭社稷、谒陵、册封、封赏……这些典礼都是历代相沿，日期、形式、程序都有严格规定，不得有任何变化，比如每年元旦诣奉先殿、祭祖，到后宫向两宫皇太后祝贺、御皇极殿受百官朝贺，在乾清宫开笔，写“正大光明”。正月间祭太庙、祈谷、宴外藩、宴近支宗族、宴廷臣，二月则有祭社稷、行耕田礼、开经筵……所有这些我们在今天看来假模假式矫揉造作形式浩大劳民伤财的典礼，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都是意义绝对重大，关系到天理人心，关系到天下治乱，所以这些规模巨大为时长久的活动，皇帝自始至终都应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在祭坛上一站就是几个时辰。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不轻的体力活儿，要求有不平常的耐心。从这一点看，做皇帝实在不是那么容易。

皇帝就是大明社会这座金字塔的宝顶，是礼仪和秩序的象征，围绕皇帝所制定的种种烦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都体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就以穿衣服为例，宫内建立一种专门档案叫《穿戴档》，详细记录皇帝每天服饰的穿戴情况。每季、每月、每天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的日程规定，丝毫不得紊乱。甚至一天之内，皇帝也必须换三次以上衣服：上朝要穿朝服、下朝要换常服、就寝前要穿寝服……

吃饭也不能随心所欲。吃饭的时间、地点都有祖制明确规定，后世皇帝不得擅自更改。御膳的食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每月集成一册。每次传膳，都要按皇帝仪制，上菜近百种，虽然大部分菜皇帝根本不动，但是也必须摆上。为了防止近侍掌握皇帝饮食规律不利安全，祖宗规定，每种菜最多只能吃三口……

甚至连睡觉也没有自由。皇帝到哪个宫中就寝，都会有尚寝局事先安排。就寝程式，也有严格规定，比如妃子必须从皇帝的脚下爬进被里，接受皇帝的宠“幸”。“幸”到规定时间，比如说三十分钟，门外值守的太监就会高声喊喝：“请万岁爷节劳”。这也是祖制所定，为的是防止皇帝纵欲过度，伤了身子，耽误第二天日理万机。

在一定意义上说，皇帝简直就是世上最可怜的囚徒，他的刑期是无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皇帝这个位置，它的最佳人选应该具有超人的耐性和自制力。最好性格内向，反应迟钝，或者年纪已长，血气已定。

很不幸，除了血统以外，不论从哪方面看，朱厚照都不是皇帝的恰当人选。

四

朱厚照天姿十分聪明，这有多种材料可以证明。

但是，上天赋予他的是多血质性格：活泼好动、反应敏捷，但是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兴趣和情绪多变，这样的人最难忍受按部就班的刻板生活。对于皇帝这项工作来说，这种性格无疑是最不适合的。

而后天教育又强化了他的性格缺陷。

凤子龙孙们接受的当然是最好的教养，这是多数人头脑中的另一个谬见。事实几乎恰恰与之相反，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大明王朝的皇子们所处的，是帝国内最恶劣的教养环境。

皇子当然都是被溺爱的，而大明开国以来最尊贵的皇子朱厚照受到的溺爱比别人又深了一层。半岁的太子受到了天下最为精心的照顾。他是在一种绝对顺从、纵容的氛围中长大的。他拥有上百名的保姆、太监、差役为他服务。他们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尽量顺从他的任何一个要求，不管这一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乖戾的。他一啼哭，他们都会如临大难；他破涕一笑，他们才如释重负。

对于明朝人来说，皇族的优越即在于不受限制地享乐的权力。皇子越被照顾，得到越多的物质享受，就越为幸福。他们根本不懂儿童期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训练对一个人自我控制能力形成的重要性。由于永远处于关心和溺爱的中心，由于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毫不延迟的满足，这个孩子的人格基部不可避免地埋植下了种种重大缺陷：他极端任性，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他想到一种玩具，整个东宫都要连夜出动，去给他寻找。他耐挫能力极低，不能接受任何挫折。他的十多个乳母轮流休息，二十四小时值班，以备他什么时候想吃奶就吃。他自私，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不知为他人着想。刚刚学会射箭，他就发明了一种游戏：用小箭专射太监的屁股，看着他们痛得龇牙咧嘴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似乎太监的屁股与他的屁股不同，天生就是用来被射着玩的。

与过于宽松随意的家庭教育比起来，突如其来的学校教育又过于严格刻板。太子的教育关乎国家根本，因而受到了大明帝国空前的重视和关注。传统的启蒙教育是反人性的，而传统的帝王教育则更是令人窒息，它由双重沉重构成：第一，它由一系列刻板的规矩连缀而成。为了昭示太子读书的重要性，大明王朝为太子上学制定了一套烦琐严格的礼仪：每天早九时，太子的侍卫接班站好后，太子出阁，讲官们行四拜礼后，鸿胪寺官请太子升文华殿，由执事官引导升座。待太子坐好，鸿胪寺官宣布进讲开始，一名讲官从东班出，另一名讲官从西班出，到讲案前并立叩头。展书官上前给他打开书本，东班讲官到讲案前报告今天讲四书中的某一部，西班讲官报告讲经史中的某一部……还没有正式开讲，这些烦琐的仪式就需要太子规规矩矩在座位上枯坐半小时。第二，它由一系列沉重的功课组成。因为太子身份的特殊，所以给他准备的功课也远比一般儿童要重。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历代皇帝圣训、历代通鉴纂要、天下地理形势等内容（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这些内容，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能感兴趣，更何况一个七岁的孩子。

我们可以想象原本无拘无束的太子突然被套进这样沉重的“笼头”的感觉。要把那些佶屈聱牙的完全不解其义的汉字一个个强行塞进大脑，对太子来说，无异于一种精神酷刑。从开学第一天到最终停止学业，他几乎没有一天对学习产生过真正的兴趣。在老师们的苦口婆心、威逼利诱、软磨硬泡下，他有时候会勉勉强强学上一会儿，不过更多的时候却是拖延、哭闹、逃席和以打瞌睡为主要形式的消极反抗。七年的学习生活就是七年的与书本的斗争史。面对这样的特殊学生，那些博学多才的老师们还真是老虎吃刺猬，无法下口。他们既无法用打手板之类的手段来对付这位尊贵的学生，也想不到用更为生动有趣的教育方式来启发太子的学习兴趣。他们一切努力的结果只是使朱厚照离书本越来越远。七年的教育下来，他连一本《论语》还没有读完，至于什么《大学衍义》、《历代通鉴纂要》更不用提了。按照传统社会的教育标准，太子的教育也就刚刚达到小学毕业水平。

当然，整整七年间，太子所做的事不是仅仅背下了半部《论语》。上课时间越是难熬，放学后的游戏就越是快乐。在课堂上他是一只病恹恹的病猫，回到自己的寝宫他立刻变成了活蹦乱跳的小老虎。一分一秒地熬到下课，他立马投入游戏当中，踢球驯豹，熬鹰走马，花样翻新。他的游戏排场越来越大，带领太监玩战斗游戏，动不动就组织起上千人的队伍，喊杀震天，鼙鼓动地，几乎把一座东宫翻个底朝天。父亲后期荒怠政务，整日饮酒听戏，顾不上对朱厚照的教育，太子的游戏也就越来越没有节制，经常是夜以继日，秉烛夜玩，一闹就闹个通宵，第二天到课堂上去打瞌睡。传统教育之所以采用蛮不讲理的填鸭式，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磨去孩子身上的活力和“火气”，使他们变得少年老成，按部就班。可是，在朱厚照身上，这种意图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他的顽皮好动、强项任性不但没有一丝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太子登基，将会给帝国政治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五

大明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五月，弘治皇帝在三十六岁的盛年突然去世，十四岁的朱厚照成了新皇帝。端坐在奉天殿那尊巨大的宝座上，这个顽皮的孩子有点手足无措。昨天他还因为和太监们玩顶牛游戏输了哭了一鼻子，今天他却成了整个帝国的新当家的，帝国的所有重大事情，都要听候他的裁决才能施行。

朱厚照的第一个感觉是当皇帝“不好玩”。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每天早六点，他就得被太监叫起来，准备早朝。整整一个上午，他都被铺天盖地的奏章和千头万绪的政务所包围，听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头子絮絮叨叨地讲那些他根本听不懂的繁杂政事。早朝之后，便是日讲，也就是两个小时的学习。午膳之后，更要习字，练习批阅奏折。直到晚饭后，他才能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到后海泛泛舟，到工匠处看看木匠做活儿。可是一到戌正，也就是晚八点钟，他就得回宫睡觉了。更要命的是，不论他到哪里，做什么，身边都跟着文书房的太监，记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为“起居注”，将来要编成实录，传给后世臣民，供他们借鉴“学习”。

刚刚上任，朱厚照摸不着水深水浅，咬着牙坚持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过去，他终于熬不住了。他起床越来越晚，上朝时间越来越短，日讲学习也越来越敷衍。据正德大臣们的笔记记载，在登基一个月后，经常日上三竿，皇帝还不起床。那些站在宫门前等候皇帝的仪仗队实在坚持不住，横七竖八地“坐卧任地”，三三两两地坐在那闲聊。那些太阳还没出来就进宫的大臣们更是腰酸膝软，他们大多年事已高，“弃杖满地”，不断捋着胡子长吁短叹。威仪严整的朝堂一片狼藉，如同候车大厅。好不容易等皇帝出来了，敷衍一个时辰，就早早宣布退朝。退朝不久，人们就会发现皇帝带领一队太监驰出宫门，或者去南苑打猎，或者去西海泛舟。

六

整个帝国都陷入了忧心忡忡之中。那些受先帝顾命的朝廷重臣更是心急如焚，片刻难安。在他们看来，大明王朝的前途已经岌岌可危。

在专制社会，皇帝对于整个国家影响实在是过于巨大了。在中国式政治结构之内，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之手，天下所有重要事情，都要由皇帝一人来决定，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整个国家的兴亡端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任何一个细微的举动都会对天下产生重大影响。黑格尔认为，中国式专制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黑格尔《历史哲学》）

皇帝也应该是全国人民伦理道德的表率。“神圣者王，仁智者君。”在传统社会，人们真诚地认为有幸登上皇位者都是由上天的神秘力量选中的“真命天子”，应该具有凡夫俗子所不具备的大德大智。在十分重视礼法之治的传统社会，皇帝对全国人民的道德榜样作用甚至重于他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人们相信，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道人心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他克己守礼，则天下百官万民都会翕然响应，父慈子孝，奉公守法，天下大治。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也。如果他胡作非为，名分混乱，则人心失散，王纲解纽，大乱将至。

按照儒学标准，一个好皇帝应该“端居深拱，垂裳而治”，像个木头牌位似的坐在大殿之内，神情庄严地阅读经史、披阅奏章，把全部精力贡献给政治事业。他不但不能纵欲妄行，甚至也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不但嬉戏游观这样的低级爱好应该戒除，甚至连书法绘画这样的高雅艺术都应该严格限制。

明朝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十七日，十二岁的小皇帝朱翊钧下了学之后，因为老师夸奖了他的字写得好，就高兴地挥笔写了一个条幅，赐给当朝宰相张居正，希望能得到老丞相的夸奖。孰料第二天张居正专门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批评皇帝不应该花太多的精力在书法上。张居正说，对于一个皇帝来说，长于文艺，往往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陈后主、宋徽宗都是诗画大家，然而又都是着名的亡国之君。皇帝应把全部时间都用于研究治国之道上，学习那些圣帝明王。至于写字一事，不过借此消闲放松一下，即使写得好过王羲之，对一个帝王来说也没有意义。此后，小皇帝再也不敢向大臣们炫耀他的书法了。

因此，新君上任不到半年，就耽于游戏，懒于上朝，在大臣们看来，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欲不可纵”、“渐不可长”。三位顾命大臣经过商量，联名起草了一道分量很重的奏折。这道奏折说，皇帝登基几个月来，犯了如下几条错误：

一是上朝太晚，为政不勤。

二是到内府的工匠处观看工匠们做活，有失身份。

三是到海子上去泛舟，不计安危。

四是经常外出行猎。

五是内侍所进的食物，不经检验，就随意食用。（《明武宗实录》）

其实，对于一个少年来说，以上这些行为十分正常。要让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突然对政治感兴趣无疑是不现实的。而到工匠处观看工匠们干活不过表现了他正常的好奇心。打猎和泛舟偶一为之对于精力充沛的他来说也不算过分。至于让身边太监买来一些宫内吃不到的新鲜小吃，似乎也不应在国家正式公文中忧心忡忡地提及。可是，和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在明朝的文臣们看来，对于一个皇帝，这些都是不可姑息的罪过。他们语重心长地说，皇帝是万乘之尊，他的安全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所以不应该从事任何不安全的游戏，更不能随便吃外面的东西。如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全国人民何！几位大臣详细地剖析了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以及将给帝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说，皇帝耽于游戏，不爱理政，都是因为“人欲”蒙蔽了“天理”的缘故。他们充分发挥从一个（又鸟）蛋到万贯家财的中国式逻辑，宣称如果这样下去，国家纲纪将受到破坏，邪恶战胜正义，后果不堪设想：若为君之人，人欲战胜天理，天长日久，将三纲尽沦，国法尽坏，朝廷中的君子将受制于小人，中国的疆土将尽入于夷狄，国破家亡，就在目前。

这是小皇帝即位后受到的第一次劝谏，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严厉的批评。父亲临终前，曾经拉着他的手让他给这些顾命大臣们行揖礼，告诉他以后要听他们的话。对于这些冷若冰霜不苟言笑的白胡子老头，他心里还是有几分惧怕的：刚刚当上皇帝，他摸不清他们的底细，也不知道和他们闹翻会是什么后果。接到这份奏折，他又打起精神，老老实实在宫内憋了几天，认认真真上了几天朝。

可是他的耐性实在是有限。不过半个月之后，他又故态复萌了。不过，这次是变本加厉：他干脆开始“逃席”。皇帝的早朝次数逐渐稀少。有许多次，文武百官集合在宫门之外等候了很长时间之后，却等来了司礼监太监那不男不女的难听声音：“圣上身体不豫，早朝免！”可是不久之后，后宫就会传出鼓乐和喊杀之声。人们知道，皇帝又开始玩那些骑射作战的游戏了。

七

顾命大臣们决定动真格的了。他们认为，皇帝如此荒嬉，主要是由于身边太监们的引诱和纵容。这些太监为了讨皇帝欢心，日夜不断给皇帝出歪主意，千万百计为皇帝发明嬉戏的花样，其中最有名的是八个人，号称“八虎”。

正德元年八月，内阁三大臣会同九卿上了一道严厉的奏折：

臣等伏睹近日朝政日非，号令失当。

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凤等，号为八虎，造作巧伪，（禁止）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乃至引万乘之尊与宫外人交往，不顾礼体，日游不足，继之以夜。遂使天道失序，地气不宁，雷异星变，桃李秋华，恐非吉兆。……伏望陛下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

读罢这份奏折，朱厚照的心沉了下去，脸上的稚气被愁云驱走。这是他登极以来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他知道事态的严重：这封奏折是内阁三大臣会同九卿所上，代表了全体朝臣的意志，如果他不同意，那就是与全体朝臣为敌。可是，杀掉八个最亲近的太监，于情于理都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八个人，几乎可以说是他的亲人。

在朱厚照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日理万机，几乎没有时间分给儿子。按照明代贵族传统，皇后对他的“抚养”不过是偶尔来看视一下，每天赐他几样食物。真正和太子朝夕相伴耳鬓厮磨的是太监。伺候太子的太监是百里挑一的。他们有着超出一般人的机灵乖巧，有眼色，会来事。他们对太子忠心耿耿，一往情深，事事从太子角度考虑，极尽体贴关爱之能事。太子不高兴，他们比谁都着急；太子开心，他们比太子还开心。能分到太子身边，是他们三世修来的运气，和太子爷建立起亲密的感情是他们切身利益所在。

日久天长，他们和太子建立了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比血缘关系还要紧密无间。朱厚照有什么心里话，不和自己的父母说，却会对身边太监们说。太监们也早摸透了他的脾气性格，他们和太子在一起，经常没上没下，没大没小。他们不懂游戏会破坏“圣德”，影响“圣学”，危及“天理人心”，甚至危及大明王朝的安全。他们的任务是让太子活得舒服，玩得开心。“八虎”个个是哄孩子的好手，他们可以弄来各式各样新奇好玩的玩具，可以发明种种新的游戏，他们有的是骑马射猎的好手，有的是蹴球下棋的行家。有的人擅讲评书，有的人会唱鼓词。他们挖空心思，变着花样的目的只是要赢得太子的好感，博得太子一笑。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朱厚照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让他杀掉“八虎”，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太监的偏见不以为然。在人们的普遍观念里，太监没好人。似乎人一阉割，立刻就从正常人变成了恶魔。但在朱厚照的生命经验里，太监也是人，他们天性中的善良、忠诚和热情不比寻常人多，也不比寻常人少。在历史故事中，太监从来都是负面角色，似乎太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处心积虑要祸国殃民。朱厚照却绝不这样看。他认为，绝大多数太监对皇室成员是忠心耿耿，百依百顺的，就如同听话的狗。如果说出现什么错误，那也是主人的错误指令导致的，与狗何干？每听到大臣们进言太监祸国，他都要反驳：“天下事难道都是叫太监坏的？那文官里我看十个也有四五个是坏事的。”

不过，他知道自己讲理讲不过这些文官。一个是他知识没有他们渊博，表达能力不如他们，再一个他深知这些人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主儿，认死理儿，有理也跟他们讲不清。

这道奏折在宫中留了好几天。据明朝稗史记载，朱厚照在这几天的时间里茶饭不思。经过反复思量，他决定向大臣们让步。大臣们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是一个整体，而他孤身一人。他无法想象自己站在全体朝臣的对立面。刚刚坐上皇位的他对政治这架复杂的机器还一头雾水，国家大政的运转全靠这些文臣。同时，他也知道社会舆论站在文臣们一边，确实自己这一阵玩得太疯了。如果他拒不改正，就会把自己置于“昏君”的位置，受到天下人的一致指责。痛定思痛，为了大局，他咬着牙有生以来第一次向他人屈服。他基本接受了大臣们的意见，只不过把对这些太监的处分由杀掉改为发往南京宫中闲住。这已经是他的极限，让他杀掉这几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决心从此以后杀杀自己的性子，好好上班，多看看折子，省得他们成天在耳边啰唣。

然而，大臣们并不满意。他们坚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些书呆子只相信书本，不顾及什么感情。相反，他们认为感情是人的敌人，因为感情的软弱常常导致人们的行为偏离天理。三位顾命大臣再次上书，如果皇帝不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将集体辞职，撂挑子不干了！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文化高压政策，有明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意识形态最为纯洁的时代。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孔孟之道的信仰最为真诚也最为教条。教育过程中反复单调的灌输使得大部分人具有卫道士的狂热气质。他们自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便有一股浩然正气充斥于胸，便有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只不过，虽然他们精通圣人之道，能够极广大而尽精微，充满了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却不知道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不知道皇帝也是有感情的人，而情感的力量对一个少年来说常常会超过理智。他们只是一相情愿地相信自己根据圣人之道所进的谏言会打动皇帝的心，因为他们以为，圣人之道是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

这份最后通牒连夜被送进宫中，他们认为，此举一定可以使皇帝屈服。然而小皇帝的反应大出他们意料。他们不知道这个十五岁的少年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看到这份奏折，他勃然大怒。这种露骨的威胁也让几天以来困扰他内心的两种势力的斗争有了结果，他发布命令：收回以前对这八个人的处分决定，并且要升他们的官，由他们来掌管宫中最重要的八个职务！

这道诏书充分反映了贯穿朱厚照一生的那个明显的性格特点：易于冲动。他轻易地选择了道德上的恶名来换取自己的意志舒畅。放荡子弟无所顾忌的作风在这道挑战性的诏书中暴露无遗。

诏书一下，群臣汹汹，纷纷到朝门外请愿。三位内阁顾命大臣立刻上交了辞职书。一时间整个北京城都乱了。

朱厚照性格中缺乏很多东西，却唯独不缺胆量。既然做了他就有魄力做到底。十五岁的小皇帝以大臣们意想不到的果断处理了这一局面。他命人驱散请愿者，批准三位大臣的辞呈，任命新人入阁。

说实话，一时冲动过后，朱厚照对自己的行为也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发布这些诏书会引发什么后果，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知道这些气势汹汹的大臣们会做出什么反应。甚至，他不知道自己的皇帝能不能当得下去。

局势平息之快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的命令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三位大臣很快打点行装，回了老家。几位太监按他的意愿升任宫中的新职。朝政继续运转，大臣们照常上班。虽然谏官们呈了无数奏折批评他的行为，可是他们无法改变既成事实。而且朱厚照已经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些批评了。那就是把他们的奏折“留中不发”，根本不予理睬。

当了一年多皇帝的朱厚照终于发现了运用权力的秘密。他发现了一个真理：他真的拥有无限的权力，只是看他怎么去用它。虽然有祖制、成法、规矩，可那些毕竟都是软约束。而一旦他一意孤行，不会遇到真正的阻碍。不管他的命令多么乖谬，只要他撕开脸面，坚持到底，就会最终得到执行。庞大的、学识渊博的、理直气壮的文官集团实际上却是虚弱的。虽然他们拥有道义上的一切优势，可是他们受制于一条最基本的道理：他是君，他们是臣。不管他多么无知无能、昏庸无道，他的话还是圣旨，他们这些最聪明最正直的人还是得无条件地去执行。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们可以喋喋不休，可以叩头出血，却不能改变他的最后决定。

朱厚照也知道，从现在起，他在这些博学多才的文官眼里，已经是一个昏庸失德的皇帝了。虽然他们表面上对他三跪九叩，必恭必敬，实际上，他们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内心里瞧他不起。他不在乎。他甚至发现，在丢掉那个做好皇帝的理想之后，他活得更舒服自在了。

八

一旦撕破了脸皮，朱厚照发现当皇帝堪称轻松愉快。

在这次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消文书房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制度，同时废除尚寝局的“就寝档案”。这样，他就解除了身上的两大枷锁，自由自在，想起就起，想睡就睡，想住在哪就住在哪。

他做的第二大重要决定，就是把普通政务交给略通文字的司礼监首领太监刘瑾。大臣们所上奏折，经刘瑾初步处理后，再挑出最重要的几件交给他亲自裁断。这样他在仍掌大权的同时，又大大减轻了工作量。

做出这两项决定之后，他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大玩特玩。他不断地把宫外的戏班子召进宫中为他表演。与其他好开“堂会”的天潢贵胄不同，他偏爱听评书、大鼓、地方戏，特别是那些地蹦子、草台班子粗俗诙谐的“粗口”，让他笑得前仰后合。

除了这些帝王生活中常见的声色之好，他还玩出了前无古人的花样。他在宫内开了个自由市场，让太监们充当小贩，在街道两边摆上一个个小摊，卖什么的都有：锅碗瓢盆、衣服鞋袜、胭脂官粉、水果蔬菜……琳琅满目、热闹非常，太监们一个个站在摊前，学着市井之人，高声叫卖：“卖沙锅啰！”“磨剪子来抢菜刀！”“皮薄肉厚的大白梨啊，瞧一瞧看一看来！”……

皇帝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来赶集，挑了一块花布，和小贩讨价还价。扮小贩的太监知道皇帝的性子，故意和皇帝软磨硬泡。皇帝费尽口舌，怎么也讲不下价来，急得抓耳挠腮……（《明通鉴》载：正德“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握筹，喧訽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

在正德皇帝的一生中，对市井生活异乎寻常的热爱是贯穿始终的一大特点。在明代人的笔记中，传说弘治皇后其实不能生育，正德是她偷偷抱养的市井小民的私生子，所以这个皇帝终生除不去骨子里的“低贱”。

其实这一“反常现象”很好解释。很大程度上，皇帝的这种嗜好不过是对刻板单调的宫廷生活的逆反。皇宫是天底下最不自由的地方。这组迤逦壮阔的大屋顶，座座象征着严密的礼仪。这里每一寸空气中都充满了禁忌，每一寸土地上都林立着规矩，每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斟酌再三。生活在这里面的人，生活得按着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宫里头无论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一台戏。”（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就像这组建筑修筑的本意是为了昭示政治秩序而不是为了舒适地生活一样，那些高雅严肃的宫廷大乐，也不是用来愉悦人的感官，而是用来把自然的人性引入天理的轨道。

和宫廷生活的假模假式和程式化相比，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那么丰富、自然、健康。朱厚照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宫微行的感受，从皇宫来到市井的太子简直如同从穷乡僻壤进城的农民孩子，傻了一样张着嘴，贪婪地盯着他看到的每一样事物。有生以来头一回，他发现人们见到他不是立刻跪下去，而是并不拘束，一切如常。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他看到这里的人活得那样自由、随意，他们表情生动，高声大叫，随意谈笑，完全不像皇宫中人平日都鸦雀无声、板着面孔。他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好玩。

终其一生，正德皇帝一直难以改掉微服出行的嗜好。而且特别喜欢逛市场，钻小巷子，体验普通人家的生活。那些土里土气的叫卖声在他听来简直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带着泥土的白菜萝卜也显得清新健康，那些平常巷陌中普通百姓们吵嘴骂架，在他听来也比宫中那千篇一律的对话更有意思。

九

除去逆反心理之外，这种“市井情结”，也反映出朱厚照的趣味、观念和行为方式，深受周围太监的影响。

文盲出身的太监、乳母们不但是朱厚照的生活伴侣，也是他的精神塑造者。其实，天潢贵胄的朱厚照是在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中长大的。终其一生，朱厚照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冲破底层文化特别是市井文化的束缚。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奇谈，却又千真万确。

在偌大的明代宫廷之中，皇帝一家其实人数无多。太监、杂役、乳母之类出身社会底层的服务者才构成了宫廷社会的多数。明代太监之多，居历代之冠，最高峰时达十七万人。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他们，可以说，宫廷中的皇室成员，更像是飘浮在太监之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这些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无疑会把底层社会的观念、性格、行为习惯带入宫中，在皇宫之中形成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从而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皇室成员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到朱厚照身上，这种影响就更为深刻。在他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中，他耳鬓厮磨、朝夕相处的，除了太监，就是乳母。明代规定，太监不许识字。乳母又多是选自平民小户，所以，朱厚照实际上是在文盲圈中长大的。这些文盲友伴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兴趣、嗜好、观念传染给了太子。他的文化趣味偏于通俗，欣赏水平与太监乳母们基本一致，最喜粗俗浅白的文艺形式。他虽然在宫内建立了乐队，演奏的却不是阳春白雪的雅乐，而是民间流行的通俗小曲，比如什么“抬花轿”、“入洞房”、“一枝花”……他自己还亲自创作了一首“杀边乐”，也是热闹火爆类型，据史书记载，“歇落吹打，声极洪爽，颇类吉利乐”。（李诩《戒庵老人漫笔》）

底层出身的人固然质朴、单纯、明快，却又粗俗、单调、愚昧。上层文化提倡“制欲”、“淡泊”，强调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追求，底层人的生命目标却完全锁定于物质享受，毫不克制地追求感官满足。上层文化讲究规则法度、讲“天理”、讲“千秋万世”，而底层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只重今生，只重眼前。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太监进宫前都是走投无路的混混儿，他们把明代社会底层浓厚的流氓气带进宫中。他们做事缺乏规则意识，善于走捷径、穿空子，没有大局观念。他们崇拜的是韦小宝之类的精细鬼和伶俐虫，嘲笑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样的“迂腐”古训。

学校教育的失败，导致儒家哲学的那套“天理”、“人欲”、“天道”、“人心”的精致理论，从来没有真正介入过朱厚照的精神构建。朱厚照的精神世界基本上停留在市井平民水平。他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对国家政务的理解和处理的原则，基本上来自评书演义。有一次他甚至发布诏书，禁止天下养猪，理由是他既姓朱又属猪，算命先生说，如果百姓杀猪，将威胁到他的健康。他精明机敏却又目光短浅，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在后来南巡之争中，他甚至拿出泼皮作风，拿起刀架在脖子上，声称如果文官们再阻拦他，他就要抹脖子。他人际交往中也遵循市井方式，做事爽快自然，不重形式，讲究哥们儿义气，人情味儿相当重。与他投脾气的大臣们在一起，没大没小，喝多了就把他们当枕头枕在他们身上睡觉。他甚至模仿黑社会老大的做法，一次收了一百四十多个义子干儿……

有明一代，像朱厚照这样带有流氓作风的天潢贵胄不止一个。因为朱元璋本身出身流氓，更因为他为他的后代规定了专做寄生虫的生活目标，那些在仆人堆里混大的不学无术的朱氏子孙，多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穷极无聊的流氓相。明代社会的流氓化趋势鲜明体现在贵族生活中。朱元璋的十三子代王，“早年作了许多蠢事就不必说了，到头发花白的年纪，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尽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喜欢使棒弄刀，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逐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亲自斫击。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光衣服，看人家的窘样子，以为笑乐。”（吴晗《朱元璋传》）

吴晗提到的伊王传了六代到了六世孙朱典模时，居然还酷肖其祖。有一次忽然把洛阳城门关闭，派人在城中大抢民女。共抢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乐，其余的则叫其家人用银子来赎。

鲁王府的朱观定平常最爱嫖娼，有时在府中命下人luoti（被禁止）杂坐，以为戏乐。性情残暴，左右稍忤其意，就立即用锤斧击杀。

越到明代晚期，这种贵族流氓化的倾向就越加明显。弘治年间，代王朱桂的后代，辅国将军朱仕则，强占寺庙财产，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里，巡按御史因此上疏参了他一本。朱仕则闻听此事，怀里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门，要求御史为他平反。御史不准，他从怀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御史怀里，然后一个“撞羊头”把御史老爷撞个倒仰，把这位御史老爷弄得狼狈不堪，无法招架。最后还是衙门里人多，连推带劝，总算把这位瘟神弄走了。

十

不过，仅仅把朱厚照定义为“纨绔”是不恰当的。虽然有百种不争气，千个不着调，他身上却有着一样远远超越常人的地方：“武勇”。

在朱厚照的诸项天赋之中，最突出的是运动天赋。

因为天赋的神经类型和肌肉类型的优势，他的反应速度比寻常人快，协调能力也比寻常人好，从小就非常好动。他第一次骑马，就能在马身上控御自如；初学射箭，练几次就能射中红心。弘治皇帝对他好武是鼓励的，因为文武双全，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所以，他指示为太子请了几位武师，教他学拳弄棒。朱厚照不爱读书，练起武来却能吃苦，也下过真工夫。加之良好的天赋，他的武功当时确实在一般武将之上。他对别的书不感兴趣，但独独对兵书战策能看得下去。

除了武功不俗外，朱厚照的胆量更是常人难及。他天生喜欢冒险，身子骨刚刚长成，他就迷上了一种特别刺激的游戏：搏虎驯豹。他身上不带任何护具，也从来不让别人在旁边保护，只身进入虎豹笼中，凭自己的敏捷和力量只手把它们制服在自己的身下。不久，他就成了一名熟练的驯兽师，不论哪里进贡来的猛兽，在他手下很快都变得服服帖帖。不过，再高明的驯兽师也有失手的时候，他唯一的一次失手是在正德九年，他在训练一头新来的老虎时，本已驯服的老虎突然野性大发，把他扑在身下。等太监们冒死把他救出来时，他的胳膊大腿上已经被抓伤了好几处，伤口鲜血淋漓，有一处甚至深可见骨。然而，这次历险并没有吓倒他。经过几个月的休养之后，他再进虎笼，到底把这只不听话的老虎彻底制服了。

朱厚照身边最亲近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太监，另一类就是军人。对于太监，朱厚照亲热是亲热，但一直以家仆视之；但对于军人，他亲近之中，还包含着尊敬和欣赏。当了皇帝之后，他轮流把那些驻守边疆的着名将军召入宫中，与他们较量武艺，畅谈兵书战策。在这些将军中，最有名的是江彬。此人因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战斗英勇而得到朱厚照的赏识。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将军身上有箭痕三处，其中一处贯穿面颊直到耳根。朱厚照和他一见如故，很快就同出同入，形影不离，成了一种近乎哥儿们的关系，平时相处，根本不讲君臣之礼。

在各种游戏当中，朱厚照唯一乐而不疲的是领兵打仗的游戏。做太子时，他就经常把太监们分成两拨，相互攻杀。做皇帝后，他的军事游戏玩得更为壮大。明代祖制，“边兵不能调内”，因为边兵粗犷难制，怕他们到了内地难以控制。可是朱厚照登基不久，就命令宣府兵和京城兵对调。因为开国日久，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京城兵身上已经没有多少兵味。只有那些饱经风霜、粗砺强悍的边兵才对朱厚照的胃口。他把这些边兵分为“侍卫上直军”和“内操军”，共计一万余人。他常常在皇城内举行大型内操，披坚执锐，指挥士兵，演习战法。皇城附近的人们经常能听到从城里传出的雄壮的喊杀声。

如果说朱厚照对皇帝的职责里对什么真感兴趣的话，那就是军事了。《尚书》说：“其克诘尔戎兵。”在远古，天子的职责是“唯祭与戎”，即主持祭祀和领兵打仗。朱厚照从小踢球射箭骑马打猎之所以受到弘治皇帝的纵容，也是因为有“练习武功”这面大幌子。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志向，朱厚照的志向从来不是做守成帝王，而是做指挥千军、横扫敌阵的大将军、大元帅。从当皇帝的第一天起，他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亲率大军，征讨不服，立下赫赫战功。

应该说，朱厚照的这一理想与大明帝国的现实有某种契合之处。蒙古人一直是明朝的主要威胁。明成祖朱棣曾经五出塞北，也未能根本解决蒙古人的威胁。明成祖死后二十多年，他的重孙明英宗就在亲征蒙古的战役中被蒙古人俘虏。在那以后，边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蒙古兵时常长驱入塞，大肆抢掠。正德十一年七月，蒙古兵又入寇白羊口，深入保安、新城一带，破城堡二十余座，杀掠三千七百四十九人，掠去牲畜二万三千五百头。这次入寇，使朱厚照决意亲征塞北，彻底打击一下蒙古势力。

应该说，正德年间也是打击蒙古势力的恰当时机。因为此时蒙古势力已经从全盛期跌落下来，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内斗之中。入寇中国的，就是其中一支在内斗中失利的部落。如果抓住这个战略机遇，狠狠打击一下蒙古骑兵，对于帝国的长治久安，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他这次之所以要前往边境，就是为了有机会观察敌情，以解除蒙古势力对大明王朝安全的威胁。这个事实说明，如果在他的兴趣和能力范围之内，他还是愿意履行皇帝的职责的。

十一

但是，和以往历次一样，群臣一致反对朱厚照的想法。

事实上，满朝的大臣们对朱厚照的练兵习武从来没有给予过肯定。在他们看来，守成之君和创业之君不同。守成之君的职责应该是固守祖宗基业，遵守祖宗成法，小心谨慎，保持天下在以往已经定型的轨道上安稳运转。对于已经享有一百多年长治久安的大明王朝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精力充沛对于此时的皇帝不一定是好事。所以，他们对少年皇帝的舞刀弄棒一直不以为然。而且，文官的这种态度里还包藏着集团的利益。他们认为，即使时有边患，也是枝节之事，不足大虑。治理天下的关键是宣扬圣教，使人心向化，遵规守纪，这是文臣的职责。而一旦大兴兵戈，势必导致重武轻文的局面，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反对的浪潮再一次包围了朱厚照。六科给事中黄钟进谏说：“臣闻控制夷狄，古有成法。况且皇帝的主要职责并不是带兵。《祖训》中说：‘后世子孙不可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蒙古人并不是心腹大患，皇帝何必自轻天子之尊，冒极大的风险，轻易出塞呢？如果皇帝万一有个意外，如何向天下万民交代？”

所以，在皇帝第一次出京的时候，朝廷迅速把消息通报给了居庸关的御史，才出现了皇帝被灰溜溜挡回来的一幕。

朱厚照并不放弃。他已经习惯了和文臣斗智斗勇。他把心腹太监们叫到一起，总结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半个月之后，他们又一次出发了。

这次他们选择了半夜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出京城。出了城，他们再也不敢像上一次那样优哉游哉地游山玩水了，而是策马直奔居庸关。他们早已打听好，这几天御史张钦到白羊口巡视，不在关上。朱厚照派人与居庸关分守太监刘嵩事先建立了秘密联系，做了布置。果然，当他们来到关门时，居庸关关门大开，让皇帝顺利通过。过了居庸关，皇帝下了手敕，命令随身太监谷大用把守居庸关，守关官兵一律受大用节制，任何官员不许出关。

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京城中的大臣们到塞外来追他。

回头看着被甩在身后的雄关，朱厚照哈哈大笑。这显然是一次漂亮的胜利。

十二

五天之后，皇帝一行来到了塞外孤城宣府。不久，从宣府传来消息说皇帝在宣府调度部队，准备和蒙古人作战。在大家将信将疑之际，一道诏书从宣府传来。

“近年以来，虏酋犯顺，屡害地方。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即写各地方制敕与之，使其必扫清腥膻，靖安民物。”

这道奇怪的圣旨让大臣们摸不着头脑。“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是谁，怎么谁也没听说过？经过传旨太监的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威武大将军是当今圣上给自己封的头衔。朱寿，就是朱厚照给自己起的新名。

四天之后，又一道谕旨送到了兵部。敕谕说：“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为扫腥膻，安民保众，神功圣武，宜加显爵。今特加威武大将军公爵俸禄。仍谕吏户二部知之。”

这道圣旨更是让全北京城经纶满腹的大臣们头疼不已。在这道谕旨里，皇上自己给自己加大将军总兵官衔不算，又加封自己为公爵———镇国公，而且还要吏、户二部给自己发俸禄。俸禄定为岁支米五千石，在后军都督府带俸。

这两篇文字把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推进了一个不尴不尬的死角。不伦不类的圣旨仍然是圣旨。臣民们弄不清他们这位皇上是神经有问题还是存心拿天下人开心。不论是哪种情况，结论都不容乐观。因为，这个嘲弄礼制的人正是礼制社会的主人。这个蔑视纲常的人却是遵守纲常的天下人无条件服从的对象：君为臣纲。因为天经地义的规矩，他们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属于这个以破坏规矩为乐的人所有。大明王朝一瞬间有点迷茫了。

十三

逃到宣府的朱厚照感觉真是太好了。在这座塞外孤城，他总算摆脱了那些讨厌的文官。“镇国府”里，他终于逃脱了那些规矩和排场。他告诉手下人见他的时候不用参拜，他到哪儿去也不用前呼后拥，自己带上一两个随从随随便便就去了。他经常带着一两个人在这个小城的大街小巷或者荒郊野外随意走走。他喜欢北方质朴粗放的原野，喜欢这里格外开朗雄浑的天空，喜欢这里清冽的空气。

特别是刚刚给朝中大臣发去的两封诏书，让他想起来就想笑。他完全能想象得到大臣们阅读它们时脸上的迷茫表情。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虽然登基十几年了，他对文臣们的心理，一直也没有从上学时候形成的顽童对付老师的角色心态中转变过来。对这些迂腐可笑处处与他作对的书呆子，他既好气又好笑，既讨厌又无奈。时不时地和他们开开玩笑，耍弄耍弄他们，是他生活中的重要乐趣之一。

当然，开完了玩笑，他马上投入到军事准备当中。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到宣府来的主要目的。刚到宣府不久，他就带领随从，巡视了千里边关。旧历的九月相当于公历十月，这时长城以北已经十分寒冷了。就是在这样的气候里，朱厚照一直是乘马暴露在风霜里，腰系弓矢，顶风冒雪，风餐露宿。虽然官员们给他准备了舒适的车辇，他只命随行，从不乘坐。从出北京城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是这样。不少随行人员都因长途困顿而病倒掉队，他却始终精神抖擞，不以为苦。终于，正德十二年十月，等了两个月之后，朱厚照如愿以偿，等到了蒙古人。

当蒙古骑兵的面孔在晨雾中渐渐凸现的时候，朱厚照身体里掠过一阵战栗。他催动坐下的战马，跑在了队伍的最前列，似乎是为了尽可能看清蒙古人长得什么样。身后的队伍立刻潮水一样随着他向前涌动了一轮。虽然大臣和百姓们对这个好动的皇帝不以为然，但是边疆的军人们却欣赏这个直爽果断、有着军人气质的君主。由于近一段时间的风霜磨砺，朱厚照明显黑了瘦了，双目显得炯炯有神。他一甩鞭子，马撒开腿小跑着。立刻，明军庞大的队伍启动了，裸露在寒冬里的大地表层在马蹄声中绷紧了，士兵们渐渐越过皇帝，迎向蒙古人。

这次，是蒙古人又一次试图南下，进行抢掠，朱厚照亲自带兵拦击，先后在山西应州附近的绣女村、五里寨、涧子村接战三次，其中以涧子村一战最为激烈。这一战蒙古兵为五万人，明军为六万，从上午辰时一直战到下午酉时，历十二小时，交百余合。十多万人在北方荒野里角斗厮杀。朱厚照被一种极度的兴奋攫住了，反而感到格外的镇定。他有条不紊地向身边的太监下达着一个又一个命令，不断骑马在各个侧翼巡视。他到达哪里，哪里的士兵就越发英勇，和皇帝并肩作战对士气的鼓舞是巨大的。蒙古骑兵的脸上显出惊惶的神色，他们头一回遇到如此顽强的明军。一整天的战斗未分胜负。战后蒙古军全部撤退，明军也疲惫不堪，而且气候突变，第二天起了沙暴，追击未果，听任蒙古军逸去。

从整个兵力部署、作战次序来看，朱厚照的指挥是称职的。这次战役是公元１６世纪前后明蒙之间一次较大的战役。五万蒙古大军没能突破明军的口袋隈，南下的企图破灭，而明军达到了阻止和打击蒙古骑兵的战略任务。在此之后，终正德一朝，蒙古人未再发动大的入侵，应该说，这次战役是达到了预期目的的。这次军事行动，反映出朱厚照并非一无所能，只会放荡享乐。他在战争中身先士卒，还亲手格杀了一名蒙古骑兵。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外，明代皇帝还没有谁敢于这样深入战争第一线。

十四

朱厚照对这次胜利非常重视。对于文治，他不感兴趣，对自己也不抱希望。至于武功，他自认为还是可以和列祖列宗，甚至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比一比的。他希望历史能因为这一战刻下他的名字。

正德十三年新年刚过，朱厚照凯旋回京，一路上踌躇满志。这场战争一定让那些瞧不起他的文臣们大跌眼镜，也一定大大出乎普通百姓的意料。他认为，这次胜利应该能够洗刷掉他身上一半“荒唐无道”的罪名，向全国人民证明他有能力为人民带来福祉。在回朝的路上，他发布指示，要所有朝臣都穿上“曳撒大帽鸾带服色”。为此，他命令礼部头一天发给每位迎驾官员大红苎丝、罗纱各一批，按品级发给彩绣，一品为斗牛，二品为飞鱼，三品为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以便官员们裁制。这种服装长可拖地，头上是宽沿彩帽，还要扎上长长的鸾带，穿上之后整个迎驾队伍五颜六色，显得热闹非凡。

正月初六日黄昏，皇帝大驾到达北京。皇帝身穿铠甲，头戴银盔，腰佩宝剑，骑乘在一匹枣红大马上，威风凛凛，神采飞扬。群臣匍匐道左，高呼万岁。大学士杨廷和代表大臣们进酒一杯，表示祝贺。皇帝一饮而尽，对杨廷和高声说道：“朕在榆河曾亲斩虏首一级！”杨廷和赶紧叩头，赞扬道：“皇上圣武无比，臣民备感欣幸！”朱厚照闻言大笑，催马穿过人群，回到内宫。

每个人都看得出，皇帝心情十分好。一直懒于出席各种祭祀仪式的他还没有充分休息，就精神抖擞地出席并主持了南郊祭天大典。在典礼上，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耐心，必恭必敬，行礼如仪。也许这是头一次，在这个面对上天的场合，他感觉自己对得住皇帝的身份。紧接着，皇帝在奉天门下举办了一场“展览会”，陈列了他在战场上缴获的蒙军兵器，盔甲及大车等物，命群臣参观。

皇帝简直是在炫耀了，就像小学生到处显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优”的作业本。表面上放浪形骸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他实际上对自己的名声还是非常在乎的。然而，满朝文臣们表面上称贺不绝，内心里却不以为然。京中普遍流传着一种论调，说皇帝此次取胜，完全是因为运气好，连日的大风沙让蒙古兵睁不开眼睛，所以才无奈退去。还说，皇帝在这次战争中单身冲入敌阵，差一点做了蒙古兵的俘虏，只是身边的卫士冒死相救，才逃了回来。如果不是运气这样好，大明朝已经又重演了一次“土木之变”，国家早就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像对皇帝的昏聩深信不疑一样，文臣们对蒙古骑兵的强悍也抱着根深蒂固的迷信。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朱厚照有本事打败成祖皇帝都无法打败的蒙古人。在他们看来，这场侥幸胜利的战争是完全不应该也完全没有必要打的，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没有任何益处。

更为离奇的说法是，这场大战，蒙古军才死了十六人！所以这场战争很难说是一场胜利，事实上更接近一次失败。事实上，后来明代正史的叙述居然也采信了这种传闻。据后来明朝官方记载说，这次应州之役，蒙古兵仅死十六人，而明军死伤巨大。并且说战斗中“乘舆几陷”。从常识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应州之战的几次战役前后进行了五天，双方投入兵力约十一万，其中绣女村与涧子村之役都相当激烈，形成多次反复，包围与反包围贯穿始终，阵线并不很清楚，这都是正史所承认的。而在这样大规模的战役中蒙古方竟然只死十六人，明军的死伤数字却是蒙古人的几十上百倍，那又如何解释蒙古人不是乘胜追击而是迅速撤退呢？

朱厚照完全不知道官员中流传的这些说法，更预料不到他的战绩会这样载入历史。为了酬谢百官们的称贺，他在奉天殿大宴群臣，遍赐群臣银牌：一品官银牌重二十两，二三品者十两，上面都刻“庆功”二字；四、五品官及都给事中五两，左右给事中四两，给事中三两，上面都刻“赏功”二字。这是正德朝臣头一次得到皇帝赐物封赏。大部分当然都欣然接受，然而，却有一些耿介之士，不给皇帝面子。兵科都给事中汪玄锡、贵州道御史李闰等共同上书，不肯受赐，他们说，前日皇帝亲征之役，蒙古骑兵杀掳人民众多，我军也损兵折将，得失相较，实在称不上什么大不了的胜利。希望以后皇帝不要再这样草率亲征，而是要“充扩天理，遏绝人欲，深居九重，恭默思道”（《明武宗实录》）……

朱厚照像往常一样，把这样的奏折留中不发，然而却大为扫兴。与此同时，那些负责探听市井舆论的太监也不断向他汇报，说百姓们都相信官员的说法，认为皇帝此次其实是打了个大败仗，只不过留了条命回来而已。

朱厚照默然无语。他发布命令，因为连日劳累，休息十日，谁也不见。十天之后，朝中传出消息，说皇帝打算再次出京，这次的目的地是南方。这次巡游的计划十分庞大，据说皇帝打算遍游江南，打算在外面待个年把再回京。

十五

这次文官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和团结。上次一不小心，让皇帝跑到宣府，他们已经后悔不已。这次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把皇帝留在自己身边。三月十三日，在朝的科道官员为了谏止南巡，全体“伏阙请命”，跪在宫中进行示威请愿。他们对这个坐不住的皇帝大加威胁恫吓，他们说：人心的善念其体甚微，外界利欲的侵袭，不胜其多。所以静常吉而动常凶。皇帝不断出巡在外，被亡命之徒得知行踪，有可能变生不测。而且江南乃财赋重地，近来灾情不断，南巡将加重百姓的负担，有可能激起民乱。再者，皇帝南巡，北京空虚，蒙古人极有可能乘机南下，如果蒙古骑兵占据北京，则皇帝有家难回。

也许这次请愿从早晨持续到下午，朱厚照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官员们不走宫里没法关门，他派太监宣谕，说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谏官们见皇帝有了反应，也见好就收，退出宫去了。

朱厚照表示同意考虑之后，却没了下文。百官于是纷纷谏举，分别有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吏部郎中张衍端等十四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五人分别上疏。规模之大，为朱厚照当皇帝以来第一次。奏折语言之激烈，也前所未有。比如什么朱厚照领兵与蒙古人作战，“首开边事，以兵为戏，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什么“祖宗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指太监刘瑾），再坏于佞悻，又再坏于边帅之手。盖荡然无存矣”，什么陛下“已成骑虎之势，不乱不止”，什么将“自取覆亡为天下笑”。（《明史·列传第七十七》）

朱厚照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他从即位开始，对言官科道基本上持听之任之的政策，因为他知道自己和他们辩论只能失败，只好把他们当作落到老虎身上的苍蝇，轻轻拂去就算了。可是现在他们发展到近于谩骂的程度，借这个机会，对他当政以来的所作所为进行全面批判。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辛辛苦苦征战蒙古取得了自己颇为自豪的战功，却被这些官员公开评价为“首开边事，以兵为戏，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压了许多的怒火终于发作了，这位容易冲动的皇帝的雷霆之怒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他迅速发出命令，把言辞最激烈的黄巩、陆震等六人执送到刑部，严刑掠打；其余一百零七名上书反对的官员在午门前罚跪五天，每天由早晨五点一直跪到下午七点。于是，在大明朝政治中枢部位的这片广场上，每天从黎明开始，就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蓬头垢面的孔孟之徒，他们在日晒风吹中屈身俯首，一整天滴水不进，不断有人昏倒。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对皇帝发自心中天理的诚挚的爱。两天后，三十三名为这些官员鸣冤叫屈的大臣同样被投入监牢。五天之后，罚跪期满，朱厚照依然怒气不消。于是，就在午门之外，这些平日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官员们被扒下裤子，每人痛责五十棍。太监们知道皇帝的心思，所以下手格外重。几棍下去，便血肉横飞，哭喊之声，响彻紫禁城。当天，主事刘校和照磨刘旺就毙于杖下，后来又有十一人因杖伤不治而死，有更多的人因此而终身残疾。

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文官集体被惩事件。

发了一通火之后，打死了一批人，朱厚照也无可奈何了。他也有点后悔自己火发得大了点。平生第一次，他主动让步，取消了南巡的计划。文官集团终于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不过，他们似乎很难高兴得起来，因为他们忙于同僚的丧事以及自己的疗伤。这一胜利真的是来之不易。

十六

可是，大臣们十三条性命换来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的。原定春天举行的南巡在那年秋天终于成行。和平时一样，朱厚照依然保持自己的作风。他放下自己专用的卤簿不坐，却常常和亲信太监挤在一个大车上。他不穿皇帝服装，和身边人上下不分，以至于巡抚设宴时，他的席上竟然没有筷子。巡抚官员们惊恐不已，他却一笑置之，还当成笑话讲给别人。这些后来在野史小说里都成了他的可笑之处。

然而，南巡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快乐。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朱厚照此行的心绪十分混乱。他几乎放弃理智，一任种种昏天黑地的追欢逐乐来麻醉自己。他在路上几乎每天都把自己灌得人事不省。他在保定和大臣抓阄比酒，自己输了却不认账。在扬州城到处追逐处女和寡妇，在清江浦把自己钓的鱼卖给臣下，要价奇高，弄得有的大臣几乎破产。他是为了江南青山碧水而来，美丽的风景却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有效地安慰他的心灵。相反，他却觉得一切都更加了无兴味，只有胡闹才能暂时让他开一下心。他最怕的就是醉后那一刻的清醒。在这种时候他心里苦恼得一刻也不能承受，他分不清这些苦恼是从何而来，他也不想分清，他只好再找来美酒，把自己弄醉。

在回京的路上，心不在焉的皇帝在湖上落水，等人们七手八脚把他救上来，他已经在十月的冷水中泡了很久。这一路肆意糟蹋，他的身体处于严重的亚健康状态。经此一激，遂成重病。据史学家推测，他死于因肺炎引发的心肺功能衰竭。终年三十岁。

十七

朱厚照被文臣们谥为“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意即发扬天道，英武睿智，道德功业都很显赫，文治也很有成绩，并且十分孝顺。这可不是讽刺，而是依照祖制惯例，本着为尊者讳的精神制定的。生前对他那么痛恨的文臣还是很有修养地既往不咎，用这些千篇一律的有固定格式的词汇把他打扮得尽量体体面面，送入太庙供后世万民参拜。他们做这一套得心应手。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

翻阅翁同龢的日记，我们发现，在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光绪皇帝，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事实上，畸形的成长环境中，他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许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那场着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缺陷很难说毫无关系。

一

“湉”的意思是“水流平静”。以“小心”、“恭谨”闻名的醇亲王奕譞给长子起名“载湉”，这表明他唯一的希望是这孩子一生安稳平顺而已。在不胜寒的政治高峰栏杆拍遍的他饱览风光壮美，更深知风涛险恶。对他来说，什么“雄心”、“功业”都是些令人厌倦的词汇，政治首先意味着的是风险和毁灭。

然而世事就是这么不可捉摸并且充满荒诞，偏偏就是这个孩子，被他的嫂子兼大姨子慈禧选中，要接替刚刚死去的同治，继承大清王朝的帝统。

发生在养心殿东暖阁的那一幕让所有的大臣们记忆犹新：太后的话刚出口，中选者的父亲奕譞如同被雷击了一样，当时瘫软在地，“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龢日记》）

在后来的岁月中发生的那些故事，证明了这位亲王对儿子的命运是多么有先见之明。然而，与强大的命运比起来，任何先见之明都苍白而徒劳。

二

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长过多少杰出的女子，她们水晶般聪明，鲜花一样美丽。可惜她们只能在文字之外悄悄凋零，上天赐予她们才华，却没给她们施展的领地。

叶赫那拉是为数不多有机会出现在历史聚光灯下的女人之一。据说，旗人家的女人往往比丈夫能干。许多八旗子弟在外面摆够了谱，回到家里，却要乖乖受女人的辖制。这样的女人，侄儿要她叫“伯伯”，儿子不叫“妈妈”却叫她“爸爸”。叶赫那拉就是这样。在丈夫去世之初，她可能并不一定想成为“政治家”，她介入政治的动机不过是保住爱新觉罗家的产业，以免孤儿寡母受人欺负。但是，权力这个东西就像鸦片，一旦粘上手就撒不开。对兰儿这样的女人来说，人生最大的乐趣无过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施展手腕，较量机锋，摆弄他人，把握局势，使自己永远站在胜利者的位置上。从这一点来说，规模庞大的政治游戏比起小小后宫的争风吃醋更适合施展她的玲珑多窍之心。

年届四十、正当盛年的太后，驾驭大清帝国这艘航船正是得心应手、逸兴湍飞之时，选择一个年长的王子为君，自己放手交权，当然非她所愿。

之所以选择四岁的载湉，除了他的年龄之外，一个隐秘而关键的原因，恰恰是他那个富于远见、闻命痛哭流涕的父亲。这个以“谦谨老成”闻名的小叔子兼妹夫是一个异常合手的工具。他十分乖巧，素无野心。他会圆满漂亮地完成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又会像她肚子里的蛔虫一样，知道怎样和权力保持最恰当的距离，以迎合这个权欲极重、猜忌心极强的嫂子。只可惜他大了一辈，要不然真是帝位继承者的最佳人选。但愿遗传的力量能起作用，使未来的皇帝能够继承他父亲的性格和识度，懂得怎样和她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相处。

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孩子的性格。在命这个孩子入宫之前，她曾经不动声色地向妹妹了解过。妹妹说，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是“文静”，从不淘气。这极惬太后之心。众所周知，刚刚死去的同治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最顽劣的一个，从小顽皮异常，任性乖张，长大后热衷于微服出游，泡茶馆妓院，最终染上恶疾，一病而亡。从妹妹的描述看来，小载湉起码不会蹈此覆辙。

然而，和这孩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慈禧就发现，她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孩子决非大清皇帝的适合人选。

首先，这个孩子身体太差了。进宫之后，三天两头闹病，不是感冒头疼就是呕吐腹泻，几乎没有一个月消停过。她经常担心这孩子活不长。就是长成了，这么单薄的身子骨，怎么能担得动那么繁重的政务？

其次，这孩子太“文静”了，文静得像个女孩子一样。也许是因为妹妹爱惜过度，这个孩子胆子小得出奇。一听到雷声就吓得大哭大叫，冷汗不止，非得大人抱在怀里，百般抚慰，才能安静下来。除了雷声，鞭炮声、锣鼓声也怕得要命。连见到一只虫子，也要哭上半天。

慈禧越来越发现，这孩子不是她喜欢的类型。她和孩子性格上的反差太大了。

叶赫那拉天生刚强，性格像一团火，永远精力十足，永远兴致勃勃。就像《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一样：“老太后就是讲究精气神儿，一天到晚那么多的大事，全得由老太后心里过，每天还是……精神饱满，不带一点疲倦的劲儿。”

而这个孩子却天生禀赋不足，精神不健旺，只爱闷在屋里拆拆自鸣钟，摆弄摆弄西洋玩具。

太后男人一样干练，什么事都要处理得清清爽爽，一丝不苟。“老太后一生精明强干，……吃东西也必定要端端正正精精致致地像个吃的样。穿双鞋，也必定要袜线对准了鞋口，丝毫也不能对付。精明认真是老太后的秉性。”

这孩子却做事拖泥带水，又没长性，经常玩着玩着就烦了，扔下一大堆钟表零件，又去摆弄另一样东西。太后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点。

太后精明聪慧，善于察言观色，这个孩子却木头木脑，缺乏灵活机变劲儿……

用古话说，她和这孩子简直生来相“克”。相处时间越长，她感觉越别扭。她十分反感这孩子期期艾艾、怯懦退缩的神情。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个孩子都不像一个雄才大略的料。

没办法，这就是大清的命吧！

失望归失望，太后对这个亲外甥还是尽心尽力的。同治皇帝是在奶妈的怀中长大的，那个时候，她正忙着浓妆艳抹、争风吃醋，无暇顾及襁褓中的婴儿。现在，已经失去争宠任务的她把对同治的一份歉疚都还给了光绪。后来她回忆说：“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从娘家算，又是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之理！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看着天气寒暖，亲自为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时即胆怯，怕听到大声特别是雷声，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搂在怀里，寸步不离。皇帝三五岁后，我每日亲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

太后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选择既不能更改，她所能做的，只有给这个孩子以最好的教育。刚刚五岁，她就迫不及待地给小皇帝开了蒙，请了状元出身的翁同龢为师，并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学规。她经常召见师傅，详细询问学业进展情况。光绪十一年，当发现小皇帝的作文颇有可观之处时，她当即降旨，从此之后，把“（皇帝）每日所作诗、论及对子，均缮写清本，随功簿一并呈览”。在繁重的政务之余，还把检查批阅皇帝学业作为自己每日必修的功课。

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证明慈禧太后对光绪的培养是尽心尽力的。每一个专制者对继承人的期望都是既听话又能干。活着的时候，可以绝对控制；百年之后，又可以挑起大梁。对于控制这个天性柔弱的孩子，慈禧很有信心，因此她着力更多的是发展他的才干。从很早开始，她就有计划、分步骤地培养光绪的政治兴趣和能力。小皇帝刚满十岁，她就经常在工作时让小皇帝陪伴在身边，给他讲解奏折，有时候还让他试着在折上批答。大臣们发现，在发回的奏折上，出现了一种类似儿童描红的特别幼稚的字体，虽然故作大人腔，一望而知是儿童所拟，这无疑是“今上”的手笔。满十三岁那年，她又让小皇帝实习政务。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大臣们递上奏折，慈禧总是让皇帝先看一遍，然后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告诉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办。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太后命皇帝的功课中加上讲解奏折一项。

事实上，直到十多年后打算更换皇帝之前，她一直是以“恩主”的心态来对待皇帝的：是她亲手把他扶到了宝座上。这个座位，被帝国内所有的男人视为最大的幸运和幸福的象征，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甚至家族的代价。而他，在懵懂中一夜之间就得到了。又是她，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灌注了那么多心血，甚至比亲生儿子还要尽心。要知道，她可从来没有亲手料理过小同治的吃喝拉撒。太后常常想，长大懂事后，这个孩子没有理由不对她感激涕零。

三

然而，当长大成人后的光绪回忆起来，也许并不认为被选入宫是他人生中的幸运。

那是１８７５年的一月十三日，载湉从熟悉的家里被抛到了这个巨大、荒凉、寒冷的坟墓一样的宫殿之城。在空旷的广场上，他面对的是一群陌生的人：一大群模样怪异的太监，和他们簇拥着的一个衣服华丽、高高在上、表情冷漠的女人。

这个孩子如同一块柔嫩的蚌肉，被粗暴地从亲情之蚌中剜了出来：刚刚还抱着他逗他玩的父亲，现在远远地跪在丹墀之下，成了他的臣子。与他朝夕不离的祖母和母亲泪眼婆娑地被厚厚的宫门阻挡在外，几乎永世不能再见。为了让他彻底与过去的生活告别，太后甚至不允许他的奶妈跟进宫来。

天底下可能没有比紫禁城更不合适一个孩子成长的地方了。这群辉煌的宫殿其实不是一座建筑，而是权威意志和专制观念的体现。从根本上说，这座穷极了人间物力的建筑并不是为了舒适地居住，而是为了昭示皇帝与上天的关系，传达帝王不可动摇的威严。它的整体布局象征着天上的星座：宫中有三大殿，是因为天上有三垣；后三宫连同东西六宫共为十五座，正合紫微垣十五星之数。庞大的宫殿群红墙黄瓦，不仅因为美观，更因为只有红黄二色才能配得上皇帝的尊严：红属火，火主光大；黄属土，土居中央……这个权力的象征物里，批发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阴谋，笼罩着世界上最严密的规矩，呈现着人间顶级的浮华和奢靡，却唯独缺乏一样东西：简单平凡的亲情。

我们无法想象进宫的当天晚上，躺在巨大空旷的殿宇之中的孩子，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心里是多么惊惶和迷惑。我们只知道，从第二天起，他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那个原本无拘无束的孩子现在变成了帝国机器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零件。他每天得按固定的程序运转：每天四点钟就要起来，正襟危坐在乾清宫那张坚硬的宝座上，充当“垂帘听政”的道具。在禁宫林林总总的几百年一成不变的礼仪中，他都是必不可少的器皿，被群臣捧来捧去：到观德殿给先皇帝梓宫叩头；到奉先殿给列祖列宗牌位跪拜；去慈宁宫给太后太妃请安；往寿皇殿及太高殿祈雪、祈雨，春天到丰泽园去行耕藉礼……

他完全不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意义，他只知道，在这广阔无垠的禁宫之中，每一寸空间都充满着看不见摸不着的“规矩”。在哪位太妃前应该说哪些话，在哪个仪式上应该穿哪套衣服，下跪时先跪哪条腿，跪下后龙袍的前摆放在哪里，磕头的次数、深度、跪或立的间隔，都有详尽的规定。稍有错误，就会遭到批评和训斥。

对于自己的亲姨、伯母和养母，小载湉怎么也亲近不起来。虽然这个“亲爸爸”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对他表示关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太后身边，却从来感觉不到一个儿子在母亲面前应该感觉到的安然自在。在小载湉的心里，母亲应该是柔软的，温暖的，包容一切的。可是在他的感觉里，这个“亲爸爸”更像一个男人。她说话从来都说一不二，在她面前所有的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她像一个寒光四射的巨大光球，笼罩着宫中的一切，光芒如同麦芒一样砭人肌骨。他从心底里惧怕这个钢铁一样的女人，只要她看他一眼，载湉就感觉浑身冰凉。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他总是处于太后的纠正和训斥之中。精明强干的太后在教育上却是一个失败者。对亲生儿子同治，她任母爱泛滥，过分娇纵。而对继子光绪，她却矫枉过正。在为小皇帝挑选太监时，叶赫那拉特意指出：“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这个以权力为生命的女人首先要做到的，是对养子的绝对控制。从进宫的那天起，那些面容呆板的老太监，“像灌输军事知识一样”天天教育他：“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掉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德龄《瀛台泣血记》）除此之外，太后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培养小皇帝的绝对服从。按照太后的要求，小皇帝“每日必至太后请安，不命之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罚令长跪”（古灵后人《清外史》）。在平时，“孝钦后乘舆出，德宗亦必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徐珂《清稗类钞》）。太后每顿赐给他的饭菜量都很大，即使他已经吃饱，也不得不一口口吃得干干净净。因为那不是普通的食物，那是太后的天恩和意志。

为了让小皇帝成为合格的统治者，她发誓绝不犯过去的错误，不容忍这孩子身上任何一点“毛病”，对他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精雕细刻。如果他在早晨四点钟时赖床，如果他在陪太后进早餐时碰响了餐具，如果他“上朝”时过多地扭动身子，下跪时忘了复杂的规矩，那么无一例外，会受到太后亲口的或者通过太监传达的批评。太后清楚地记得同治是怎么被惯坏的。甚至小皇帝走路偶尔蹦蹦跳跳，如果让太后看到了，都会招来一顿训斥。太后告诉他，他是个皇帝，得有皇帝样，像普通孩子那样信马由缰，是没出息的表现。

教育学家说，刻板、教条、严厉的教养方式会对孩子的性格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这些孩子往往拘谨懦弱，胆小怕事，同时又固执倔强，不善变通。这些人通常都是完美主义者，因为他们会下意识地时时处处以父母的要求来评价自己，对自己过分苛求，事事追求完美，对自己和对他人都缺乏宽容。不幸的是，在阅读光绪的有关资料时，我们发现他性格中这些特点非常明显。

生活上的种种规矩，是小树上的层层绳索，虽然难受，尚不致命。真正对光绪构成伤害的是太后那冷冷的神情。那神情如同严霜冷雨，打得幼枝嫩叶瑟瑟发抖。

孩子的直觉是惊人准确的。虽然这个女人曾经亲手带过自己，虽然她表面上对他非常关心，可是皇帝清楚地知道，这个女人不喜欢自己。

是的，她看他的目光是空洞无物的，如同穿透一片空气。她和他说话时，也从来不用心，总是敷衍的、淡淡的。她的心思不是集中在那些奏折上，就是集中在化妆上，或者放在与后宫某个太妃的钩心斗角上。只是偶尔在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比如玩什么东西拖拖拉拉，或者回答太后的问话过于迟钝时，太后才会注意到他，并且脸上勃然变色，嘴里蹦出几句诸如“你看你浑身上下，哪有点雄武之气”之类的训斥。

小光绪竭尽全力地去做每一件她要求做的事，可是却极少听到太后的一句夸奖。

囚禁在栅栏中的小动物神情天生紧张，生长在大树阴影下的小草注定长势孱弱。在太后身边，皇帝日益成长为一个缺乏自信的孩子。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口吃的毛病，一见到太后就说话期期艾艾，越是害怕越说不利索。他感觉自己动辄得咎。他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从亲人身边被送到这个奇怪的所在，做这些奇怪的事。他感觉到，在这个姨妈眼里，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工具，一个不顺手的工具。蜷缩在深宫中的大多数夜晚，他的感觉都非常绝望无助，在内心深处，他可能会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在这个举目无亲之地，他是多么希望讨得自己这个唯一的亲人的欢心！

四

第一次找到令太后高兴的办法，是在他开蒙读书之后。

传统的启蒙方式，很容易在第一时间就扼杀孩子的学习兴趣。同治帝就是这样。太后和师傅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也没能把同治的牛头按到书桌上来。

和同治比起来，光绪实在是太听话了。虽然刚开始也曾“嬉戏啼呼”过几次，可是不久，这个性格柔顺的孩子就安然接受了不可违抗的命运，每天乖乖地来到书房和文字作斗争。他功课进展得很顺利，大字也写得越来越端正。虽然和历代的皇子比起来，他的成绩不过是中等水平，但是和他的前任同治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看到小皇帝亲近诗书，太后的一颗心放下了大半。最起码这个孩子不会像同治那样纨绔了。高兴之余，太后叫太监去传话，说皇上临的字不错，叫他以后再多多用心。并且把自己平日使用的四管湖笔赏他。

太后不知道，她这随随便便的几句鼓励在小皇帝心中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反应。

进宫之后第一次，小皇帝发现自己能够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就像黑夜中发现一点亮光，迷路者发现了一条小径，这一发现，对于处于惶恐不安之中的他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心理转折。

更重要的是，小皇帝发现，他能够做得很好的这件事，恰恰是太后最看重的一件事。文化水平不高的太后对书本有种异乎寻常的迷信。她相信经典的力量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代替的，它可以清澈男人的大脑，强健男人的骨骼，只要真正掌握了圣人的教诲，再孱弱的男人也有可能成为安邦定国之才。小皇帝发现，虽然他仍然举止笨拙、反应迟钝，虽然他仍然胆怯、口吃，但是只要书读得好，这些都可以被人视而不见。

小皇帝学习越来越用功了。他竭力向太后展示自己的好学。据向太后报告的太监说，小皇帝不论到哪儿，手里都拿着一本书，经常在走路时还念念有词。每天睡觉前，他都会背一段《诗经》才睡。听到这些消息，太后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文字奋斗符合小皇帝的个性。随着渐渐能理解书中内容，他对书本的兴趣越来越浓。在宫中演戏之时，他常常携一卷书找个没人的地方阅读。事实上，学习是他确立自我、证明自我和娱乐自我的唯一方式。

对于小皇帝来说，读书于他还有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使他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通过书籍，他头一次明白了自己被送入宫，并非是一件悲惨的事情，而是天下人都羡慕的幸运。原来他并非普通孩子，而是“上天之子”，将来要代替上天，承担起抚驭万民的责任。师傅说，在他的肩上，肩负着上天的信任，肩负着大清列祖列宗的重托，肩负着天下百姓的全部希望。

翁师傅的教育看起来非常成功。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小皇帝小小年纪就立誓将来要做“圣帝贤王”。师傅说，上天在芸芸众生中独独选中了他，就证明他有圣人之质。师傅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说艰难当然艰难，说容易其实也容易。唯一需要的就是自制、勤奋和毅力。因为历代以来，圣臣贤臣们已经把治理国家的方法总结完备，从《资治通鉴》到历朝圣训，治国安邦的大经dafa条条俱在。只要他一丝不差地按照圣人的教导去做，那么就会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就会像周文王、唐太宗那样名留千古。

小皇帝的表现令帝国政治高层的所有人惊喜。师傅翁同龢经常得意扬扬地对人说起，小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效法古代圣帝贤王。刚刚识字不久，小皇帝就指着书内的“财”字对师傅说：“我不爱此，我喜‘俭’字。”翁同龢喜不自胜，当即跪下叩头：“皇上圣德！皇上有此见识，真是天下之福！”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的冬天，很久没有下雪，小皇帝想起师傅教他的话，临睡前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上天降下大雪，以利来年庄稼。没想到过了几天果然下雪了。年仅七岁的小皇帝高兴地跑到门外，立在雪中默默向上苍表示感谢，太监们怕他冻着，担不起皇帝感冒的责任，一个劲地劝他回屋，让小皇帝大为扫兴。小皇帝气愤地说：“你们真不懂我的心思！就像长沮、桀溺不理解孔子一样！”这个故事流传出去，被士人们传颂了许久。

人人都说，皇帝将来必是一个古今少有的圣帝明王。连太后也屡屡对大臣们夸奖皇帝“实在好学”，“典学有成”。

这些夸赞对小皇帝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这条深宫中的幼龙自卑而又敏感，太后的冰冷和轻视，在他幼小稚嫩的心灵上刻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痕。他比谁都需要来自外界的肯定和赞扬，来满足他干渴得龟裂的自尊心。不要以为这个看上去怯懦退缩的孩子没有自尊心。恰恰相反，他的自尊心因为挫折而比谁都强烈。作为一个长期得不到肯定的孩子，他心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向别人特别是向这个女人证明“我能行”。他知道，从进宫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已不仅属于自己，更属于天下万民。系统的帝王教育，树立了他“拯民水火”、“澄清天下”的雄心壮志，陶育了他“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博大情怀，他愿意为他的子民燃烧自己的一切。他期望着用自己将来的表现，让这个女人刮目相看。

五

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二月初三日清晨，冬季的北京天空像一面镜子一样晴朗，没有一丝灰尘。光绪皇帝的亲政大典在紫禁城中隆重举行。十九岁的皇帝缓步登上太和殿宝座，御前太监在丹陛上鸣鞭三下，上千名官员在丹陛和广场上如同潮水一样起伏跪拜。

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一举一动都显得少有的干净有力。《翁同龢日记》记载道：“仰瞻天颜，甚精采也！”

对于大清帝国的无数臣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和期待的时刻。自从二十八年前咸丰皇帝死后，大清帝国一直没有男主人。人们一直坚信，“牝（又鸟）司晨”只是万不得已的变通，男人永远比女人更适合当家主政。更何况这个男人十分符合一个伟大帝王的标准。那些跪在前排的大臣们发现，年轻的皇帝长相清秀俊美，举止端庄凝重，颇具帝王之姿。虽然一直待在深宫，但是关于皇帝好学不倦、圣德纯粹的传闻，早已在朝野之间不胫而走。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会如同他那些伟大的祖先一样，有能力带领大清摆脱困境，重现康乾时天下太平、万国来朝的荣光。

太后松了一口气。说心里话，叶赫那拉当这个家当得确实有点累了。今年她已经五十五岁，白发已经悄然爬上鬓端。这二十八年里，她觉得她操够了心，受够了累。现在孩子终于长大，她也可以歇歇了。何况，通过她多年辛苦经营，大清帝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她认为自己交到光绪手上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统治基础。

在她刚刚走入政治中心的时刻，大清帝国可谓千钧一发，险象环生：朝廷之上，八名顾命大臣公然向太后叫板，政治分裂势不可免。长江下游，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像一把失去控制的熊熊大火，把中国半部江山烧得一片狼藉，大清帝国的统治眼看就要崩溃。同样要命的是，外国鬼子们刚刚烧毁了圆明园，通过这场战争，他们已经看清了大清帝国没有抵抗能力，随时准备把大清分而食之。虽然对她的政绩评价不一，平心而论，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利的叶赫那拉·兰儿，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可以称得上出人意料的杰出。她的表现比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在某些历史时刻，甚至可以称得上有胆有识、机智精敏。她果断利落地发动政变，清除了顾命八大臣。她开明地重用汉人曾国藩，眼看就要吞没大清王朝的太平天国狂潮在她的脚下突然退却。人们把她执政的这些年称为“同光中兴”。人们说，是她再造了帝国，使一个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这权力交接的重要时刻，她的心里并不失落。虽然形式上交出了权柄，她仍然自信可以保持对皇帝的绝对控制。即使到现在，只要她一板起脸，这个孩子仍然会吓得说不出话。在老谋深算的她面前，这个心地单纯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透明人，她可以一眼看到底。她不用凭思考，单纯用感觉就可以控制他。她的退休，实际上是一种“退居二线”，虽然摆脱了繁重的日常工作，但她仍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靠着自己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左右着大清帝国的航向。

对于自己多年来苦心培养的成果，她是基本满意的。虽然她对这个孩子的个性和气质没有喜欢过一分钟，但是像所有唯成绩论的家长们一样，她仍然认定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他学业良好，能写一笔非常漂亮的正楷和一手典雅的文章，能把许多典籍倒背如流。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是帝王教育的成功典型。“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她相信，书本中记载的那些深奥的道理，会帮助任何一个男人取得统治的成功。

皇帝也深深松了口气。十五年来，他一举一动都屈服于太后的意志。他的饮食起居，他的成长教育，甚至他的婚姻和爱情，都在她的绝对控制之中。就在去年，她还把她那个丑陋而愚蠢的侄女强行塞到他面前，宣布成为他的皇后。他对这种木偶式的生活早已忍无可忍。现在，他终于被宣布长大成人，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了。更重要的是，在十五年的漫长准备之后，他终于握住了帝国巨舰的舵柄。就像一个交规考试得了高分却一直没有机会练手的学车人一样，他早已经跃跃欲试了。青年人总是不满现状，因为胸怀“尧舜之治”的雄伟理想，皇帝对大清帝国的国势比谁都痛心疾首：列强环伺于外，大臣狃安于内。国家衰弱贫困，百姓民不聊生。虽然有人把太后执政以来的政绩吹捧成“同光中兴”，光绪却不以为然。虽然精明，虽然能干，太后毕竟只是一个没怎么读过书的妇人而已。满腹诗书给了他轻视太后的理由。读过三遍《资治通鉴》、自信深谙历朝治道的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唤醒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中国。

六

然而，在亲政的头几年，年轻的皇帝并没有给大清帝国带来惊喜。在短暂的欢庆气氛过后，大清帝国又陷入了平沓缓慢的旧节奏。虽然已经胸有韬略，但坐到了驭手的位置上以后，皇帝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车在操纵他，而不是他在操纵车。亲政以后，天下一直风平浪静，帝国政治如同一架上好了发条的钟表，一切都按照太后执政时的成例一成不变地运行。在成例的笼罩下，他并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在亲政的前五年，皇帝不过像是太后的一个机要秘书一样，庸庸碌碌地忙于琐碎事务。

皇帝烦躁而又抑郁。慈禧政局的特点是小富即安，缺乏远见。在他看来，大清多在因循守旧的泥潭中陷溺一天，就多丧失了一分自强的机会。皇帝多么期望能有一个契机，比如一次地震式的突发事件，让他得以大展身手。

似乎是天遂人愿。光绪二十年七月，一封来自异国的电报，如同崩在皮肤上的一粒火星，烧灼得已经松懈多年的清帝国政治神经猛一下收缩起来。这一年年初，大清属国朝鲜发生了内乱，请求中国出兵帮助平乱，日本人也借机出兵朝鲜，挑衅中国的宗主权。

听到这个消息，温文尔雅的皇帝拍了桌子。一个小小的日本，怎敢如此猖狂！自从道光末期以来，大清国就没断了受人欺负。开始是英国，后来是法国，再后来什么美国、德国、意大利……现在，西洋的国家轮了一个遍，居然又轮到了东洋里的小日本！对于西洋诸国，皇帝不太了解，然而身边的日本却是一向清楚的。《二十四史》里每部都有《日本传》：“考日本之为国，不过三岛，浮沉东海，犹一粟也，土地、军事俱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熟读经史的皇帝知道，这个小国几千年来一直亦步亦趋地学习中国，向中国俯首称臣。虽然这些年听说它开始效法西洋，搞什么维新，也弄了一支海军，但能有多大作为？

气愤的同时，皇帝又感到强烈的兴奋。

振兴大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没有比战争更能振作一个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进行战争，也没有比日本更合适的对手。如果打败了日本，那就是道光末期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的第一场胜利。也许这场战争会成为大清国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它将大大增强大清子民的自信心，振作久已萎靡的民族精神。“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

另外，如果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在战争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干，自然会在朝野树立起巨大的威信，有力地向太后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促使太后进一步放权。那么，他就有机会刷新政治，带领大清走上自己设计的自强之路，次第收拾列祖列宗旧日的荣光。

对于皇帝的态度，包括师傅翁同龢在内的一大批朝臣，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一致欢呼。在他们当中，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钧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建议，大清此战不但要击败日本，还要抓住机会干脆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把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只有这样，才能永绝后患！

皇帝把情况汇报给了太后。太后没有立刻表态。对于皇帝亲政五年以来的表现，太后是基本满意的。皇帝恪守成例，处理政事很有条理，越来越让人放心。退休以来，安逸的生活让太后的政治热情有所消磨。特别是进入光绪二十年以来，她的全副心思都用来准备自己的六十大寿上了。执政这么多年，她居然从来没有好好给自己过一个整生日。如今她终于可以放手国事，一门心思给自己找找乐子了。她没时间来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她对皇帝说，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七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皇帝那么乐观，比如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们。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李鸿章就已经明确意识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１８７４年，就是光绪成为皇帝前一年年底，他曾在一份奏折中提到：“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所组建的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这个小国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它们的海军这些年来扩张神速。而大清的海军自从建成后，就没有怎么更新。从军事实力上说，日本绝不占下风。特别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后，日本国的国家效率、战争动员能力等综合国力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他建议皇帝主动从朝鲜撤军。如果避过此战，中国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这一建议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高明的一个主张。如果这一建议得以采纳，那么日本挑战中国的时间表就会被大大延后。

然而，对于这个建议，皇帝认为简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战，就主动示弱，成何体统！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驳了李鸿章。皇帝说，主动撤军，有失“大清”的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一切时间，整军备战。

八

战争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个人的素质。

在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皇帝暴露了他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虽然已亲政五年，然而他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近在咫尺的这个邻居，仍然是惊人的无知。对于一个近代国家的领袖，这无疑是致命的缺陷。

问题就出在他那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１９１９年，当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走进这座宫殿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是时光倒流：“１９１９年３月３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从２０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在高大的门洞之外，是生机勃勃的喧闹的城市，而在门洞之内，却是沉寂、荒凉的像时间被锁住的另一个世界：“位于紫禁城深处的这些宫殿，与中国的共和世界在空间上相距不啻万里之遥，断非数百步之隔，在时间上相距无异千年之久，决非共处同一时代。”（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厚厚的宫墙阻挡了时光的进入。虽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紫禁城里却还充斥着康熙乾隆年间的空气。如果说光绪时代，中华帝国与西方世界存在着几百年的时差，那么紫禁城内外，同样存在几十年的时差。虽然出生在鸦片战争三十一年之后，虽然在他出生前四年已经有中国政府考察团游历欧洲，虽然在他七岁的时候中国已经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光绪皇帝接受的教育却完全是传统的。教科书也与历代皇帝毫无二致，不过是《帝鉴图说》、《十三经》、《圣祖圣训》之类的“帝王之学”。

按照时代的需要衡量，皇帝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失败的。他的头脑中除了四书五经、“圣贤心法”，空无一物。他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连那些西方国家叫什么名字都不甚了了。因为在传统政治教科书中，那些都是无关紧要之事。唯一重要的“圣人之道”，老师说，只要掌握了圣人之道，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宫廷教育对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他还是高分低能的典型。《瀛台泣血记》的作者德龄在叙述她经历的宫中生活时写道：“一个人只要在皇宫里住三五年就会变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绝少交流，见闻极为有限，生活极为刻板，极端迷信神权、迷信皇权，无形中造成一种凝固的空气。即使是一个天资高的人也会被束缚得失去聪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描绘这种感受说：“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这座宫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闭、保守和死寂，对光绪的成长构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虽然学习成绩良好，然而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他的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们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在复杂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单纯、天真。

这个文静瘦弱的皇帝胸中的民族情感异常炽烈。启蒙不久，师傅翁同龢就经常和他谈起鸦片战争，谈起圆明园如何被毁，谈起咸丰皇帝的北狩。每当此时，翁师傅都会激动得面色潮红，鼻孔翕张，热泪盈眶。翁师傅说，天朝上国受到如此奇耻大辱，这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事！翁师傅说，之所以屡战屡败，不在外国船坚炮利，而在中国人心不古，大义沦亡，没有人肯血战到底。其实那些西洋小国，全加起来，也不如半个中国大。中国人每个人吐口吐沫，也足以把他们淹死。

每听到这里，小光绪就忍不住和师傅一起愤怒叹息。从很小时起，他心中就埋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等他亲政之后，一定要为列祖列宗报仇雪耻。在日本引诱中国走向战场的时候，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并非认真了解对手，而是听任年轻冲动的血液控制自己的大脑，仓促做下了冲上去的决定。

九

进入军事统帅状态的皇帝抑郁一扫而光。他命令太监把记载圣祖皇帝平定准噶尔经过的《圣武记》搬到乾清宫，彻夜不眠地研究列祖列宗用兵的方略，仿照他们的口气，雷厉风行地下达着一道又一道充斥着“决一死战”、“迎头痛击”等雄性词汇的作战方略。亲政以来，他终于能够亲自指挥帝国航船的航向，真正担负起国家的重任，怎么能不殚精竭虑，全力以赴。

然而，精读过《孙子兵法》和《圣武记》并不证明皇帝就懂军事，特别是近代军事。战争过程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惨败，不得不退守平壤。对此小挫，皇帝不以为意，胜败乃兵家常事。此战之后，他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对日本“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正式宣战之后，清军仍然一反他的指示，节节退缩，及至９月平壤之战，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全朝鲜。

皇帝大为震怒。他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指挥不力的结果。这个老滑头显然缺乏战争的决心和勇气，所以他的部下才这样缺乏血性和忠勇。皇帝以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拔去三眼花翎，交部严加议处。希望他“激发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挥。

然而谕旨还没有发到李鸿章处，１８９４年１０月，日本军队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以敢战闻名的悍将宋庆，他的部下也是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最精锐的部分，中国军人在鸭绿江防卫战中的表现也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的强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直到这时，皇帝才发现，问题不是清军不“敢于胜利”，而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慌了神的皇帝如同站在大堤决口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全力以赴地试图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皇帝要求将军们竭尽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皇帝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已经明白这场局部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战略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争锋，那么就会在阵地战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

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持久战”主张是当时的唯一取胜之道。他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概念的首创者，这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然而皇帝却根本听不进李鸿章的建议。甚至连那封奏折他都没有读完。他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越深入，皇帝就越惊惶。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让他和太后再上演一次仓皇北逃的惨剧。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都已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人阻止住上面。他不能静下心来分析整个局势，没有兴趣在大脑中预演几步之后的棋局，只是如同一个低劣的棋手一样，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盲目地把棋子一个个往前送。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他催战甚急，对所有的前方将帅都不满意。他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地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玩误”、“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有畏葸玩延情弊，即按军律惩办”、“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的圣旨相威胁。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陆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皇帝的指挥思想有关。海军也同样如此。皇帝的逻辑是只要战败就是有罪。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之后，皇帝对海军提督丁汝昌就极为不满，认为他“畏葸无能，巧滑避敌”，要撤他的职，经过李鸿章力保，才侥幸留任，不过皇帝对丁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

皇帝不懂海军作战规律，但是却屡屡瞎指挥。战争正式打响后，光绪皇帝听说日军军舰深入威海、旅顺海口活动，生怕日本海军进攻天津，并由天津威胁北京，遂下令命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这道圣旨，导致北洋舰队从此放弃远巡，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极大地束缚了北洋水师，使海军处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

日军围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诱北洋舰队驶出威海卫港，在外海歼灭的战略方针后，光绪皇帝似乎是为了配合日军作战，屡次电旨催逼剩下的几艘战舰，出海作战。只是由于丁汝昌坚决不同意，才没上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皇帝赏罚失当有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皇帝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们“从重治罪”。在皇帝的威胁下，着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惟望死于战阵”，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无保护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希望用战死来解脱压力。在自杀殉国后，丁汝昌仍然被光绪“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才被恢复名誉。（陈诗《丁汝昌传》）

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了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或者说，是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对于一场战争来说，仅仅有热血是不够的。在战争中，年轻皇帝的性情急躁、缺乏耐心暴露无遗。他的急脾气实在不适合指挥战争。

十

翻阅他的老师翁同龢的日记，我们很容易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发现，在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皇帝，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还是在少年时期，翁同龢就已经发现皇帝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仅仅从光绪九年二月到六月不到半年间，《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了十二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又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八日，“与中官闹气”，“扑而破其面”，把太监的脸打破了。五月初二上课时摔破一碗。六月十二日，因发脾气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日，“颇有意气”，“余等再入诤之始平”。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有自残举动，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讲，绝非寻常。翁同龢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不祥，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

虽然处在太后的高压统治之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一个皇上。“皇上”这个地位给人性造成了损害，他一样也不能避免。

在王府之中，他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亲王长子。他的任何一声啼哭都会引来数十名奶妈、仆妇的手忙脚乱。进了紫禁城，他所受到的“过度照顾”有加无减。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小皇帝就立刻感觉到了身份的变化。他发现，除了太后和几位太妃之外，所有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太监还是高官，见了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匍匐在他脚下。从年轻侍卫到须发斑白的大臣，他们脸上的表情无一例外是诚惶诚恐，激动万分，有的人甚至浑身战抖，说不出话来。在太后面前，他是一个平庸的孩子。然而，对除了太后之外的所有人来说，他却是真龙天子。今天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对帝王近乎神灵般的崇拜与畏惧。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太监们就对他说，他不是凡人，是天上的真龙降到了人间。有的太监悄悄对他说，他睡着后，常常会变成一条盘在榻上的小龙。

及至启蒙，老师又告诉他，他是“天子”，他的每一个念头，都会上达天听。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写道：“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和溥仪一样，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时时刻刻生活在“与众不同”的暗示之中。与后世传说的连宫中太监都可以虐待小皇帝相反，“对于宫中许多忠诚的仆人来说”，“抬头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紫禁城的黄昏》）。虽然在太后面前他必须必恭必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宫门，他所遇到的就是绝对顺从，他的所有要求都会被全力满足，他的任何举动也不会受到指责。高处不胜寒，在这个过高的地位上，他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他也没有机会培养正常的耐挫能力。这种环境对这个孩子的性格不可能不发生致命的影响。

事实上，畸形的成长环境中，他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许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在成年之后，皇帝仍然表现出幼儿一样的缺乏耐心、固执己见，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在太后面前，他大气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宫中，小皇帝却异常任性、骄纵。在他处受到的压抑，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加倍发泄，使得小皇帝的脾气中掺入了一丝乖戾。小皇帝的急脾气是出了名的。他要做什么事，任何人也不敢拦。他要什么东西，太监们立时三刻就要弄到，否则屁股不保。《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描述道：“他性情急躁，喜怒无常，他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骂混账。”

这一点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在皇帝亲政之后，大臣们曾经向太后反映过，“皇上天性，无人敢拦”。虽然看上去文弱，但稍有忤逆，则激动暴怒。在太后面前，他百依百顺，然而离开了太后，任何人都必须对他百依百顺。甚至在被剥夺了权力之后，皇帝的脾气仍时有发作。光绪后期曾经服务于宫中的陶湘在写给大臣盛宣怀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１９０４年，光绪要太监给自己的卧室安上电话。太监说这种新鲜事物刚刚传到中国，北京城内尚没有货物供应，得联系进口才行。皇帝登时大怒，限太监一日内找到，否则掌嘴。后来因为怕太后知道，才作罢。陶湘在信中说：“借此（事）可知老太太之严待非无因也，借此可知当今之难以有为。实可忧也。且闻当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无一定，总之，太君无论如何高寿，亦有年所，一旦不测，后事不堪设想。”（《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编之一》）

后来做过溥仪教师的庄士敦谈到对溥仪受到的教育时说：“我认为，如果必要的话，任何东西都可以牺牲，而不应让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假如继续把他作为一个在本质上与一般人根本不同的人来对待，那么，他作为一个人，几乎肯定将会是失败的，而且也很难相信，他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

很不幸，他针对后来的皇帝溥仪说的话，在光绪身上都一一成为现实。这场战争与后来那场着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缺陷很难说毫无关系。

十一

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太后还不以为意。她每天游湖照相，养西洋狗，读《红楼梦》，甚至自制化妆品，把退休生活安排得十分充实。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料到，当她把眼光又一次投到政治上来的时候，战火已经燎掉了辽东半岛，接下来就要点燃整个大清地图：到１８９５年初，辽东全部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海陆两路，随时有能力直指北京。

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她悄悄伸出手，暗地里调整了战船的航向。在光绪帝手忙脚乱地指挥战争之际，慈禧却开始秘密召见大臣，谋划讲和。她已经看出，和前两次鸦片战争一样，这场战争清朝毫无取胜希望。

是战还是和，朝廷上下相持不下。那些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老臣们认为，这次战争不过是前几次战争的重演，既然最后的结果都是屈服，那么当然越早议和越有利。然而那些年轻的主战派官员却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血战到底，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提出，迁都西安，以举国之力和日本周旋。

在两难选择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有生以来，皇帝从来没有承受过这样大的压力。他的意志品质难以适应这样一场意想不到规模的战争。继续这样一场战争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结束这场战争更是需要超乎寻常的现实感和判断力，这些皇帝都没有。

皇帝选择了逃避。他把所有的兵书战策都扔到一边，前线的战报也任由它堆积如山。他不再废寝忘食了，不再聚精会神了，不再连续不断地召见、会议、指示了。皇帝躲在后宫，长时间地翻阅诗词、戏本，或者躺在床上昏睡。他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愿想，他恨不得一觉不再醒来。

当皇帝再一次被战报催迫着出现在大臣们面前的时候，人们发现，皇帝已经由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还要急切。对日议和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声称，他坚决反对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连积极策划议和的太后也反对割地。当听皇帝说朝臣有割地之议时，太后大怒，愤然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然而，皇帝却很快力排众议，下定了同意割地的决心。他面召李鸿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权。皇帝说，如果不割地，那么“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

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之巨，还是大大出乎举朝的心理预期。不但割地要割辽南，还要割台湾全岛，并且军费竟然达三亿元。李鸿章一阅之下，立刻愕然，他急电北京：“日本所要军费过高，并且辽南为满洲腹地，无论如何不能割让。这两条中国万不能从，和约不成，唯有苦战到底。”

几乎全体朝臣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太后甚至说：“两地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只有“光绪之意，颇在速成”。皇帝现在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快快结束战争。只要能结束战争，什么条件他都打算答应。他被战争弄得太苦恼了。不久之后，皇帝在和议上签了字，结束了这场大清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战争。（刘功成《李鸿章与甲午战争》）

十二

通过这场战争，我们可以发现，皇帝的意志品质不适合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

那些经常接触皇帝的大臣们发现，亲政以来，皇帝的表现一直是两极式的。一段时间内非常振作，诸事用心，精力十足。另一段时间又无精打采，意志消沉。现存故宫中国历史档案馆的光绪朝奏折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出现在奏折之上的皇帝朱批，一段时间内字体异常宏大、端正、有力，神采飞扬。比如皇帝亲政的头几个月、甲午战争开始阶段以及后来的戊戌变法之中。而另一段时间则细小、倾斜、无力，经常带着虚白，看上去软弱松懈。比如甲午战争后期。特别明显的是，后一种字体只有前一种字体的四分之一大。如果不事先说明，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两种字体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代皇帝之中，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皇帝的情绪经常处于从天堂到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国势衰微的大清帝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者，就像一艘暴风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个好船长。然而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清帝国的上升期，上帝简直像挥霍一样把顶级精英一个接一个地投入到爱新觉罗家族的谱系。从努尔哈赤到乾隆，六位皇帝都保持了非常出色的意志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以后，天下承平已久，锦衣玉食终日，爱新觉罗们骨骼中的钙质不可避免地开始流失。皇帝们的身体素质不断降低，武功骑射水平一个比一个差，精神和意志一个比一个软弱，甚至连生育能力也呈急骤的下降曲线。到了晚清，皇族们已经退化到了手无缚（又鸟）之力的寄生物水平。

溥杰回忆自己的王府生活说：“四岁断乳，一直到十七岁，每天早晨一醒来，老妈子给穿衣服，自己一动不动，连洗脚剪指甲自己也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妈便大呼大叫，怕我剪了肉。平时老妈带着，不许跑，不许爬高，不许出大门，不给吃鱼怕卡嗓子，不给……”（溥仪《我的前半生》）到了光绪皇帝，身体里的爱新觉罗氏血液几乎已经淡到似有若无了。深宫中长大的他对社会的复杂、人情的冷暖、生存的艰难一无所知。在锦衣玉食和万人呵护中长大的光绪，从小没有经历过任何艰苦，也没有经历过大事的磨炼，这使得他的意志素质不但远逊于他的列祖列宗，甚至不及中人。

然而，按照传统的政治设计，中国的帝王必须是由超人的意志力和道德感组合起来的完美的人。因为那架庞大无比的政治机器完全要靠他只手去操纵控制，全国人民的安危幸福系于他一身。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皇帝的要求至高至险。宋高宗绍兴七年十月的一天，赵构与大臣赵鼎聊天。皇帝介绍自己每天的生活安排说：“我居住大内，每天都有日课。退了早朝后，就阅读奏章；午饭后，读《春秋》、《史记》；晚饭后，读内外奏章，夜读《尚书》，一直到二鼓。”皇帝主动伸过屁股，赵鼎当然赶紧拍马：“如今寒门素士，都做不到整天读书。陛下圣学如此，诚非异代帝王所及！”

甚至这样刻苦自励的皇帝，最后也没能以“圣君明王”的形象进入历史。从本质上说，人们不是把皇帝当成一个凡夫俗子而是当成一个神来要求。因此，“圣王教育”就是要把一个平庸的人变成完美、坚强、无所不能的“圣人”。

过高的标准使小光绪成为天下最容易体会到挫败感的孩子。“圣王教育”在小皇帝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应该”：他应该具有常人不具备的毅力，能应付别人应付不了的课程；他应该比普通人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他应该机灵敏捷，举动处处符合规矩。因为这是伟大帝王们应该具备的素质。可惜，他那孱弱的身体里其实没有这些东西。虽然听话、好学，然而过于繁重的学业也常常使他想打退堂鼓，过于苛刻精细的日常生活教条也使他不堪重负。他很难长时间地恪守老师给他定下的严格标准。

然而，“圣王教育”又使他相信，毅力决定一切，完美才有价值。稍一松懈就是退步，任何妥协都是失败。因此，一个举动没达到自己的要求，在他看来，也是“不应该”的。

巨大的压力和自己过于软弱的天赋，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现越来越两极化发展。有的时候，他能把自己的精神调动到最佳状态，把意志水平调动到极高程度，一丝不苟地“学做圣人”，表现得非常振作进取。然而由于身体素质以及先天缺乏刚毅气质，他难以长时间地克制自己，振作状态很难持久。一旦受挫，他又会对自己极度失望，心气因此一扫而光，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状态。师傅翁同龢也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他在日记里记道，小皇帝有的时候精神振作，学习起来势如破竹，“读甚奋”，作文也“极敏捷”。让师傅欣慰不已。然而，过了一段时间，皇帝又会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少精神”、“精神涣散”、“勉强敷衍”、“百方鼓动不得”、“倦怠迁延”的状态。翁同龢焦虑、忧愁、叹息甚至无可奈何。

用今天的话说，皇帝患有间歇性的抑郁症。圣王教育使他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件事情，只有做到完美，对他来讲才有意义。在消沉时期，他极度厌恶自己，对自己不抱任何希望；在振作时期，他又相信只要自己毅然“改恶从善”，并且坚持到底，那么一切都会瞬间改观，自己也会变得异常完美，世界依然灿烂美好。他缺乏那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主义态度。他的信条是：要么最好，要么干脆最坏。要么倾尽全力，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要么破罐破摔，逃避现实。在“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时刻，我们能清楚看到这种不成熟的心理模式给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带来的致命影响。

十三

不论如何，战争总算打上句号了，那些和战争相联系的焦灼、惊惶、彻夜不眠终于结束了。皇帝像是一个从火灾现场狼狈逃出来的难民，把一片狼藉的废墟抛在脑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可是，心里却着起了悔愧的大火，一寸寸烧得这个善良单纯的人心脏不停痉挛。

只有在硝烟散尽后静心盘点，皇帝才看清楚这场战争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本来，经过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大清帝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近代海军和一大批近代化工业，大清这辆残破的老车，已驶过了最危险的路段，开上了相对平稳开阔的坦途，虽然速度不快，但总可以说是处于上升状态。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确无必要与日本孤注一掷地作战。如果没有《马关条约》，中日两国的历史走势也许与日后大相径庭。

没想到，这个好不容易赢得的“大好形势”，却在自己的手中折戟沉沙。清朝有史以来最大面积的割地和最大数额的赔款，使大清犹如一个刚刚病愈的人又一次被打倒在地。甲午战争给了日本一个全面超越中国的起点，三点四亿两白银加上台湾，成为日本腾飞的强大动力。而中国则自此跌下万劫不复的深渊。亚洲和世界的格局重新洗牌，那些逡巡在中国四周的欧美列强，又纷纷亮出了利爪，纷纷向中国提出了“租借”土地的要求。中国由一个同光中兴的“希望之星”变成了被瓜分的对象，一时之间，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的结果却使全国臣民见识了自己的“无能”。本来要为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给民族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召开诸王大臣会议时，太后连正眼都不瞅他，那张越发长得吓人的脸毫不掩饰地向朝廷重臣们流露着对他的轻视，让他无地自容。在战争过后，太后越来越多地走上前台，直接处理政务，说明对自己已不再放心。

确实，通过这场战争，太后对皇帝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太后没想到，原本认为已经培养陶铸得成了器的皇帝，一旦登台亮相，居然唱得这样荒腔走板。通过这场战争，她才发现，皇帝原来是如此的幼稚、孟浪、轻率和脆弱。看来，自己这么多年心血是白费了，这个孩子实“不足以承大业”。太后后悔极了。她后悔自己太大意了，一眼没照顾到，竟然酿此大祸，自己何以对列祖列宗？

然而悔之晚矣。在中国式政治规律下，一个皇帝如果没有失德，不管他曾经多么失策，也不是被更换的理由。何况从形式上讲，他君临天下，已经二十多年了。自己虽然精力尚存，但毕竟没有几年活头，这个家注定还是他当下去。自己所能做的，唯有在有生之年，再多操操心，把把脉，能尽一份心是一份心吧！

皇帝的情绪步入两极化状态中的低谷。像以往一样，心绪低落的皇帝又病了。躺在病床上的皇帝一遍遍地反思着。在战争之中，他一举一动都是效法列祖列宗，为什么到头来却左右支绌，一败涂地？

皇帝想起了李鸿章前几天给他上的一道奏折。李鸿章说，在日谈判期间，伊藤博文曾对他讲：“贵国之弱，在于固守旧法。如欲自强，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

这场战争让他见识了“西法”的强大。他没想到，日本国在战争中竟然能迸发出这样巨大的能量。看来，“西法”的威力远远超过“祖宗旧制”。

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一场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进呈了驻日公使黄遵宪所着《日本国志》以及英国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皇帝“如获至宝”，这些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与“祖宗旧制、圣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终于发现，战争的失败，并非是因为他的“无能”，并非是由于他不够“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恰恰是因为他太迷信圣人和祖先了。其实他们留下来的旧式武库中的武器完全不合实用。皇帝认识到，如今时代，“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中国“一切落后，甚么事都赶不上外国”，“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曰为无用之学”。一气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头的那些性理之书搬出去，以“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只有“维新变法”，让大清脱胎换骨，才能扶大厦于将倾。

可是，法如何变？旧如何革？从哪里入手？他也没有答案。

十四

１８９５年６月３日，皇帝在养心殿书案的众多文件中发现了广东籍新科进士康有为的一封奏折。进士直接上书皇帝，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皇帝立刻打了开来：

近者，万国交通，争雄竞长，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能存则亡，无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强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缅甸、安南是也……

一拿起来，皇帝就没再放下。他当天没有吃午饭，晚上又把这封奏折携带到寝宫，在灯下细细再读。

康有为用他那出色的文笔，清晰扼要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介绍了俄国的彼得大帝，介绍了日本的明治天皇，介绍了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他从世界大势的角度，提出了变法的总纲领。又分十个方面，系统讲解了中国应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领域“全面更新之”，论述条理分明，措施详细周到。这封奏折，让皇帝感觉新奇无比又茅塞顿开。

皇帝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天助我也”。在他急切盼望“变法人才”的时候，这个广东进士从天而降。皇帝感觉康有为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深刻、渊博、清楚。皇帝一遍遍地揣摩着奏折中那些他不知道的新名词，就像一个夜航的水手，看到了前方一遥遥的灯塔。现在，他要毅然掉转船头，驶上正轨，大清很快就会赶上列强，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们。他不但会重现大清旧日的荣光，还会远远超过列祖列宗的治绩。如果那样，这场战争的失败，不过是他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阴影或者说必不可少的前奏，今后的伟大事业，将使这小小的失误显得不值一提。想到这里，皇帝的情绪突然柳暗花明，阴郁和消沉一扫而空。皇帝感觉震撼，皇帝感觉兴奋，皇帝感觉狂喜，皇帝推枕揽衣，目光炯炯。第二天一早，皇帝发布命令，命军机处将此奏折抄为三份，一份存皇帝上朝时的乾清宫，一份存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中南海勤政殿，一份由军机处抄发各省大员。康有为的奏折原件，则立刻被送往颐和园，交给太后“懿览”。

十五

太后十分认真地阅读了康有为的奏折。虽然对那些新名词她不太懂，但老太太显然也为康有为的爱国之心所打动。史书记载，读了康有为的上书之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关于戊戌变法，大多数读者头脑中都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历史“定论”，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反对变法，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发誓要扞卫大清祖制的每一根毫毛。

其实并非如此。

确实，古老的中国在外界刺激面前，觉醒的速度实在太慢了。然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被砍掉了肢体、吸去了血的老狮子终于痛醒了过来。绝大多数政治精英终于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器物层面。如果照过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国除了灭亡之外，别无可能。可以说，战争修正了每个人的观念，“变法”已经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连师傅翁同龢的思想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康有为等人组织起来宣传变法的强学会，不但吸引了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了它的会员和赞助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连一些原来以“仇洋”着称的真正“顽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荫霖等人，也都开始同意中国必须进行起码的改革。当时的情形正如军机大臣孙家鼐所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

至于慈禧太后，更并非一个“顽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在“设立同文馆”等事件上表现出了坚定的改革倾向。甲午战争之后，太后也和皇上一样，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中。《翁同龢日记》中曾记载，甲午战争结束不久，慈禧命上书房“宜专讲西学”，专门给皇帝讲解西方国家的知识。

因此，当皇帝来到颐和园向太后汇报他的变法构想时，太后立刻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但是，太后对“变法”完全没有皇帝那样信心十足。最关键的问题是，太后认为，皇帝难当此大任。

甲午战争已经证明他不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他的急躁、脆弱实在不适合承担这个前无古人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知道，这可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全面改造。说实在的，即使康熙或者乾隆那样的圣主再世，也不一定敢进行这样的尝试。

但太后又没法反对。第一，她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自从退居二线以后，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预政治的分寸。第二，大清此时国力已经弱到极点，眼看着就要被列强瓜分，如果不实行变法，最后一搏，“死马当做活马医”，确实别无出路。第三，“变法”是怎么回事，她心中是一片茫然，“并无成见”。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已经记不住那么多新名词了。她对于西方政治运作方式，对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都一无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识素养不足以出面亲自领导这样的变法。

想来想去，太后决定支持变法。但是同时，太后明确地重申她必须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力。另外，太后还要求皇帝发布上谕，调任她最信任的荣禄为直隶总督，并节制北洋水陆各军，以便牢牢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法如何变”她不太了解，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自己的权力，她却比谁都清楚。与国家安危比起来，太后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安全。她深知，变法必然带来震荡，她要预先做好安全防护。一旦“变法”过程中出现任何偏差和问题，她都能迅速掌控全局，保证自己的大权不会旁落。

十六

透过百年时光的薄薄帷幕，回顾当初那场着名改革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并非只有失败这一种可能。“变法”在那时其实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在“变法”开始的时候，形势相当乐观。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观这场新奇的手术。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变法，起码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反对。

当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强大惰性举世罕有其匹，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之下，想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来主导这场改革，他应该会选择“小步走”的方式进行。他应该化整为零，分项进行，先易后难，“徐图而渐更之”，在每项改革措施推出时，使支持他的力量总是大于反对他的力量。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们的观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点点化解。

不幸的是，命运多舛的中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相反，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康有为，都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愤怒青年”，血气方刚而又缺乏阅历，他们把改革看得极为简单。康有为设计的改革方案，第一个步骤就是大誓群臣，“皇帝亲自在乾清门举行大誓群臣仪式”，让所有的大臣在决心变法的文书上签字，这样“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无有阻碍者矣”。（《杰士上书汇录》）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催眠术式的仪式，就可以摧毁数千年来积累的强大思想惰性，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们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经过了甲午战争之后漫长的消沉期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井喷式的高涨期。性格急躁的他强烈希望“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把中国从一个最弱的国家变成最强的国家。他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过去他无数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来，“痛自洗涮”，“坚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从一个软弱的皇帝一举而变成最坚强的无所不能的皇帝一样。越是软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康有为甚至比皇帝还要急切。康有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他们认为，既然中国不敌西方，那么就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必须全盘更新，彻底改变。改革必须“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国亦不能自强也”。而要一刀两断，就必须大张旗鼓，疾风骤雨，连出重手。（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

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六日，一百零三天中，皇帝共发出改革谕旨二百八十六件，平均每天近三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十七天内，居然下达了一百三十二件谕旨。真如倾盆大雨，轰轰烈烈，滚滚而下。诏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为了避免守旧大臣们的反对，这些上谕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为的建议，直接下达到有关部门执行，而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因而大部分缺乏可操作性。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这是他倾尽全力的一次政治赌博。刚刚遭遇了巨大挫折的他希望用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拼搏来证明自己“能行”。戊戌变法中的光绪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坚强和勇敢。他几乎把前二十几年生命中所积蓄的所有精力都释放了出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东西。他双眼布满血丝，然而精神高度亢奋。他和康有为都天真地相信，他们只要用圣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诸国药方抓来的灵丹妙药灌入大清帝国体内，不久之后，就会使大清帝国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为屡次乐观地描述的那样，只需要三年，这场变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康有为说：“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十年之间，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强而驾万国”。三十年之内，中国就会化蛹为蝶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康有为政论集》）

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改革”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个西方观察者说，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顾中国的吸收能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

更为要命的是，他们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鲁莽灭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严重冲击了社会精英的根本利益。他们在所有读书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从下科开始，废除八股。这一举动，一下子让大清帝国的所有准备应试的读书人手足无措，触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梁启超文集》）。

改革开始之后不久，皇帝又下达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砸了近万人的饭碗，却没有给下岗官员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响了一颗炸雷，引起了官场的极大震动。

因此，在“维新变法”刚刚开始之时，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败。维新派着名人物张元济在当年六月初九给好友的信中说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随着改革措施越颁布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看出，这几个年轻人不可能成事。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开始变成了改革的反对派，原来改革的支持者也开始袖手旁观。一股反对改革的大潮，正在酝酿之中。甚至连变法的核心人物都预感到了变法必将失败。七月份，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大哥康有为的计划过于广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举措太激烈，因此排挤他猜忌他的人处处都是，而皇上又无实权，变法怎么会成功？我深感忧虑。”

康广仁说，他曾力劝其兄，减缓改革步伐，以适应社会节奏，却被康有为慷慨激昂的表态反驳了回去。康有为说，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广仁无可奈何地对朋友说，我大哥思想太高迈，性格太固执，恪守书本知识，不能冲破僵化的思维，事已至此，实无他法。

十七

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主持下的变法不可能不以这种“鲁莽灭裂”的方式进行。

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西学”这种新酒，但是瓶子却还是旧瓶。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旧式”的。

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元、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在他们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道”决定的，这个“道”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他们都相信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这个道，然后从头到尾地浇灌下去。

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他们头脑中的“道”当然就是“孔孟之道”。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法”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道”。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既然有了新“道”，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道”去处理一切事物，那么就会“万事无不理，天下无不定”。

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世俗理性”，而是贯注了类宗教性式的热情。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则万惑可消，万难可解。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他们眼里，世界就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小葱拌豆腐式的一清二白。他们不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他们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陈旧的、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留在时间门槛的那一边。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从头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行动时，他们不习惯于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揽子”改造社会。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式是“大变”、“快变”、“全变”。

十八

光绪皇帝极端化的行为特征其实正和中国历史节律息息相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一“治”一“乱”的两极中循环。王朝初兴，开国皇帝极端振作，废寝忘食，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意志又会极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废弛，不久天下大乱，从头再来。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极间震荡。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道”的失败。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关门大吉来永远清清静静过日子。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国，造就了华而不实、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在过于急躁的西化努力受挫后，马上又迎来了中国专制主义、愚昧主义的登峰造极之作———“文化大革命”。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暴露出急于求成、经不住挫折的弱点。我们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就能赶超他人，一夜之间就能证明自己的落后只是暂时的，是一不小心，如果我们一努力，就仍然会是天下第一，天朝上国。

就像光绪一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其行为方式的大起大落，忽左忽右，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一种尝试失败，我们就会立刻跳到它的反面。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整体性格似乎仍然不够成熟，缺乏稳健、开阔、理性的内核，缺乏一份耐心、平和、踏实。

虽然说只有越过界限才能意识到界限的存在，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不仅越过了界限，而且要走到碰得头破血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能艰难转身。就像一个刻薄的学者所说，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理；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理；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理。

历史充满宿命。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发现，打摆子式发展的起点的形成，与光绪皇帝个人性格不无关系。如果当初领导变法的人能够像青年时代的恭亲王奕欣一样，现实、灵活、理智，也许能够取得变法的局部成功，也许那次改革就会推开中国现代化的大门。也许中国就会从那个起点开始，更顺畅地、更平稳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会更快些地通过这条“多灾多难”的狭长峡谷。可惜，集中了传统文化刻板、极端、一元化思维基因的光绪皇帝一出手就把改良之路堵死了。“愤怒青年”主导的鲁莽灭裂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更多的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在强大的旧势力控制下，任何局部变革都是不可能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彻底决裂，只有一次性解决，才有希望。由此开启了革命的序幕。从那之后，中国的历史开始上演一部又一部充满了绝望、亢奋、不断试图彻底否定自己、希望凤凰涅盘式重生的悲剧。

十九

阅读戊戌变法中光绪和康有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炽烈的爱国之心、焦灼的忧国之情所打动。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们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宁愿用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国家的进步。光绪皇帝在要求改革时曾说，如果太后不同意进行变法，他宁可不当这个皇帝。康有为在回答他弟弟的质疑时，也说：“孔子之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和权欲过强的慈禧太后比起来，光绪皇帝的爱国之心无疑更炽烈、更单纯，改革派的一举一动更少个人算计。然而，政治往往会惩罚那些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而鼓励那些自私、丑陋的现实主义者。

“百日维新”虽然进行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正如时人所评“所谓新者，亦不过一纸诏书而已”。各地大臣多认为这些改革措施过急过快，对其中“十居七八”进行驳议。有的大臣反驳的语调，一副以老成教训不懂事的年轻人的口吻，比如说什么“为政之道，不在多言”，什么“轻改旧章，亦易以滋纷扰”。

改革的阻力远远超过了皇帝的预期。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诏书也发布了数百条，可是居然没有取得任何实效。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皇帝深感愤懑。他对这些大臣们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为所说，大臣们尽皆守旧。非用霹雳手段，不足以撼此层冰。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开始像孩子一样不顾后果地蛮干起来。他因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礼部的六名正副部长全部罢免。九天后，他又决定开懋勤殿，企图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再设一“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员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没有想到太后的反应。

太后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皇帝的表演。改革进行不久，她就已经知道这样的改革一定会失败。不过，她不急于出面反对。通过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件大事，她已经彻底对皇帝失去了信心。但是她要等一个适当的时机，才会出手剥夺皇帝的权力。虽然不断有大臣来向她告状，说“皇上任性乱为”，太后却仍然默不作声。只有太后的心腹荣禄明白太后的心思，他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老吏《奴才小史》）

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为这公然违反了皇帝对她的承诺，剥夺了她对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不管如何变法，太后有一个最后的防线，即不能动摇自己的权力。在太后看来，皇帝此举，无疑是一场局部政变。而皇帝要开懋勤殿，就相当于一次直接的政变了。这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她本人的挑战。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太后可以放弃亲情，放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绝不能放弃权力。她深知，在权力的顶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二十

传统的历史观点认为，慈禧太后打算借天津阅兵之机，废掉光绪帝。

这种说法，实在夸大了光绪的权力和能力。事实上，在慈禧太后看来，单纯的光绪皇帝不过是她手心的一个玩物。她只消动一动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拿下。事实也是如此，八月初六，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只是把光绪叫过来，当着众大臣的面训斥一顿，就完成了“政变”过程。因为，那时的皇帝，已经是“天怒人怨”，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完全处于孤立地位。太后对大臣们说，“我早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如今皇帝终于用行动证明自己确实“不行”，因此她不得不再次担负起政治的重任。

太后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这次失败，彻底打垮了意志本不够坚强的皇帝。事实上，在百日维新的后期，他也已意识到改革出了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面对铁板一块、惰性强大的官僚体系，他再一次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也再一次预感到自己主导的这次政治大戏将会以惨败收场，就像上次甲午战争一样。失败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宿命。检点自己的一生，他发现，除了学业之外，他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取得过成功。他从来没有真正赢得太后的欣赏，也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甚至于，他没有能力给大清帝国生出一个皇子。

当太后宣布将他软禁起来之时，皇帝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事实上，在内心深处，他崩溃了。他也认定了自己“不行”。在此之前，他的情绪状态一直是循环式的，在大起大落的两极间跳动。而从那时起到他去世的整整十年间，也就是说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的黄金年华，他全部是在颓唐麻木中度过的。在这十年间，他未始没有任何机会重返政坛，比如义和团战争之中。他也未始没有弥合与太后关系的可能，毕竟他与太后长年朝夕相处。可惜这个单纯的人没有这个心机与能力。慈禧太后乐于把他像一副用过的旧行头一样摆在皇位上，就像一个退了壳的蝉乐于把失去生命的旧壳背在背上，并不嫌累赘。因为有这样一个皇帝在身边，太后更可以证明自己亲自秉政是无可奈何的、别无选择的。在光绪生命的后四分之一时间，虽然还在呼吸，但他已经没有了内容。光绪朝的吴永介绍变法后皇帝的精神状态说，“见臣下尤不能发语”，每次朝见，“先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太后徐徐开口曰：‘皇帝，你可问话’，乃始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两语，即一日数见亦如之。于语以外，更不加一字。其声极轻细，几如蝇蚊，非久习殆不可闻”。（吴永《庚子西狩从谈》）

有人说，光绪皇帝这种表现，是“韬光养晦”。然而我却看不到证据。“韬光养晦”是一种貌似被动的主动，一种建设性的退却。而光绪皇帝的表现，只能让人看到自我放弃、自我逃避和自我折磨。

《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尤其令人心痛：“光绪整天呆呆地坐着，对任何人都是淡淡的，对饮食更是不挑不拣，漠不关心……最愉快的时候，是光绪和太监们下象棋，很平易近人，下完棋后，仍然像一块木头，两眼痴呆呆地一动也不动，急躁发脾气的性格根本不见了。好像他下定狠心，不管外界如何，他只是装痴作哑。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收敛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痛苦了。”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终于在压抑中痛苦地死去，结束了自己没有过一天欢乐的人生。似乎是因为这个消息松了口气，发现自己终于完成了扭曲、压制、败坏一个人的任务，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慈禧太后也撒手而去，结束了这互为因果的母子的三十四年的恩恩怨怨。

皇帝：最不幸的人

一

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这种动物也不过一人来高，百十来斤，但是它却比其他千百万人的总和还要有分量。它稍稍动一动手指头，半个地球都地动山摇：

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穷尽物力，建筑了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组成的宫殿供它居住。

最迷人的数千名处女，被精心挑选出来，囚禁在帝王之城中，供它一个人享用。

数万名健康男人被割去（禁止），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以服侍它的吃喝拉撒睡。

它吞噬的财富，抵得上半个帝国的产出。从日本到帕米尔高原，从东南亚到东北亚，数十个国家的国王每年恭恭敬敬地向它进贡本国最珍贵的物产。在帝国之内，设有数十百处工场，几十万人专门为它一家生产瓷器、马桶和唾壶。如果想一想《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身份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是皇帝派驻一个皇家衣料工场的监工，我们就可以想象皇帝的日常享受了。

中国皇帝制度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理念：把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象力去繁复、夸张和浪费，直至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

以吃饭为例，皇帝的味蕾牵动着天下各省封疆大吏的神经。皇帝饭碗中的主食来自各省的以下贡品：东北的黏高粱米粉子、散高粱米粉子、稗子米、铃铛麦，山西的飞罗白面，陕西的苡仁米、紫麦，宝（又鸟）的玉麦，兰州、西安的挂面，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这些粮食都是水土最佳之处出产，比如在北京一地仅选用玉泉山、丰泽园、汤泉三处交的黄、白、紫三色老米。

凡是天下最好的美味，都要由皇帝垄断。鲥鱼春季溯江而上，每年的第一网只有皇帝有权力品尝。鱼打捞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由水、旱两陆运往北京。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内务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四十四小时）送到。为争取时间，送鱼专使在途中不许休息，马死人亡之事时有发生。

这种食不厌精的做法尚基于普通的人性。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刻意的浪费。众所周知，皇帝身上只有一个胃，并且通常并不比普通人大。但是，皇帝一个人每餐的饭菜要数十上百样，摆满六张桌子。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俭朴的朝代，宫中规定，皇帝一人每天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额是六百斤：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肉十斤、羊两只、（又鸟）五只（其中当年（又鸟）三只）、鸭三只、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数量不等。此外，还要每天专门给皇帝一个人提供牛奶一百二十斤，茶叶十五斤……

为了给皇家生产衣料，清代专门在三座城市设立了规模巨大的工场。为储存皇帝的衣服，专门建有数间殿宇作为御用衣服库，为管理这些服装，专门成立了拥有数十名办事人员的尚衣监。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他那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没落了的帝王生活时说：“衣服则是大量地做而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溥仪《我的前半生》）据他后来翻检档案，发现仅仅一个月内，内务府就为他做了四十九件衣服，这些衣服，当然绝大部分都永远白白贮存库内，从来没有机会上皇帝的身。

说到行，一旦皇帝要巡视自己的国土，那么整个国家都要为之翻天覆地：隋炀帝江南之旅的奢华不是帝王的常例，那么我们就还是以素称简朴的清代帝王为例吧。虽然传统时代交通非常落后，臣民出行极为困难，但是皇帝们的手指每一次在地图上指出一个新的目的地，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帝国版图上就会出现一条数百或者数千千米的崭新大道。这条大道宽达十米，尽量笔直，碾压得“如同打谷场一般光滑”。这条道路仅为皇帝一个人通行，“不准任何人经过”。皇帝出行时，这条道上洒上净水，一尘不染。

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中，内务府官员记载道，为了供应皇帝路上的饮食，他们提前把一千只选好的羊、三百头特选的牛，以及七十五头专用的奶牛带上车，沿途供皇帝御用。在数千里的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里汲出来的水：北京的玉泉山泉、济南的珍珠泉、镇江的金山泉、杭州的虎跑泉。为皇帝运送泉水，专门成立了一支庞大的车队。在炎热的夏季，几十万斤冰块被从北京提前运送到路上，以备皇帝口渴时能吃上冰镇的西瓜……

为了防止皇帝回去的路上因为重复的风景而感到厌烦，“归途还必须另修一条道路”……

二

这种铺张和浪费的毫无必要通过以下事实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排场浩大，规矩太多，这些享受对皇帝来讲已经演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因而被皇帝弃而不用，相当程度上成为摆设。大部分清代皇帝无法忍受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组成的浩大的紫禁城过于压抑、沉重的气氛。他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选择住在更自然的圆明园和更朴素的避暑山庄，只有到了冬天才无可奈何地回到这里。

至于每顿饭摆在皇帝面前的数十道菜，他们的口味和形式更是让皇帝厌烦。溥仪说：“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多数皇帝都在御膳房外设有小食堂，外请名厨做更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那六张桌子四十八品饭菜，只不过像是神前的供品一样，摆过了就扔掉。这种形式主义时间既久，于是摆在皇帝面前的饭菜真的变成了供品，因为它们端上来时，多数已经凉得不能食用了。

然而，如此劳民伤财、浪费巨大的形式主义，却绝对不能省略。因为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天下之本”的大事。

传统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社会。“形式主义”正是中国精神的精髓。

中国的体积实在是过于庞大了。这样巨大的国家出现得如此之早，人类还来不及发明有效统治它的“建立在数目字基础上的”复杂的近代管理手段。因此，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这个国家的办法是删繁就简，举重若轻。他对社会实行一元化管理，所有事情都一刀切，使社会整齐划一，简单明了，使高高在上的皇帝一目了然，心清神爽。正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如《周礼》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先造成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几何图案或数学公式，向真人实地上笼罩过去，尽量使原始的与自然的参差不齐，勉强的符合此理想之完美。如实际上不能贯彻，则通融将就，纵容在下端打折扣，总不放弃原有理想上之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传统中国，就是一个大的行为艺术。

传统中国处理千头万绪的社会关系，只用十二个字，即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的“三纲”，其实是“一纲”，即“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

在“三纲”精神的指导下，传统社会建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每一层人的权利都是单向的，对上绝对顺从，对下绝对权威，或者说向上是奴才主义，向下是专制主义。正如戴震所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即上级、长者批评下级和后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是对的。下级后辈如果反驳，即使有理，也是错的。通过这种单向的环环相扣，每个人都被等级秩序牢牢锁定，动弹不得。

为了强化等级原则，皇帝们制定了一整套异常严格烦琐的“礼制”，各个级别的人，穿衣服的料子、出行工具的规格、住房的面积以及装修风格都有严格的规定，丝毫不得僭越。皇帝平时住多大房子、吃多少道菜、娶多少老婆，都是有“规定”或者说有“格”的，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即使讨厌这些规矩，表面上你也得认认真真地走过场。

在等级制度下，强化专制的窍门是扩大等级间的距离，也就是加大不同社会成员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落差。等级越多，等级间的差距越大，上一级对下一级的控制就更加有力，而皇帝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就越远，自然就更高高在上、威不可及，皇帝的地位就更安全。贾谊在《治安策》中，把这个思路说得非常明白：“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就是说，帝王之尊如同高堂，大臣们如同台阶，平民百姓们如同平地。所以如果台阶数量多而且间距高，那么大堂自然就高高在上。如果没有台阶，那么大堂就低得多。高则难攀，威风凛凛，低则容易触及，不容易保持权威。所以古代圣王制定了等级制度，把人们分成公、侯、伯、子、男、官师、小吏、庶人等不同等级，而天子高居其上，其尊严不可触及。

历代帝王不断增加台阶的高度，拉大等级间的距离，越是向上，各种享受越夸张奢侈，最终结果是皇帝的礼仪铺张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们最后只能用数量来填补想象力的空白，结果使这些礼仪变得烦琐、夸张到完全脱离实用的可笑的程度。比如那座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宫殿之城，由于无限地夸张和铺陈，已经变成了一座不近人情、了无生趣、内容匮乏的权力纪念碑：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宫殿不过是一间殿宇的一再重复。区别所有宫殿的不过是丹墀的高度、屋顶的重数、殿宇的体量以及屋顶的走兽和斗拱出挑的数目而已。每座宫殿的布置也大同小异：三明两暗、千篇一律的雕花隔子，一几二椅或者二几四椅。最夸张的是，乾清宫西暖阁为皇帝的寝宫，屋内九间，上下共置二十七张寝床。

三

当然，这些奢华的形式主义，不过是用来装饰权力的花边。皇帝的实际权力比这些形式展示出来的更为巨大。

中国式的皇权大到什么程度呢？简而言之，大于人的想象力。

据说，唯一可以令中国皇帝俯首的是上天，然而上天是虚幻的，所以中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整个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万众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

这种统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大于所有臣民意志的总和。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其生存的意义都在于为皇帝奔走。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为核心。所以，我们看到，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在中国，皇帝与他的臣民，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神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他饲喂的家禽的关系。他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一样，天下臣民以何种手段谋生、如何穿衣戴帽、按何种样式建造自己的房屋，甚至如何思考，都得由皇帝来决定。在他的疆域之内，不允许有任何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曾经有许多人因为日记中的一句不满而被斩首，也有人因为精神分裂胡言乱语而被千刀万剐。最伟大的汉族皇帝之一的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曾屠杀了几名读书人，理由是他们遁入山林，想做自力更生、自由自在的隐士，而不愿做官。在杀掉他们之后，朱元璋向全国人民宣布，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他的财产，必须听从于他的绝对意志。他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我的统治下的读书人不愿为我服务，就是与我作对。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

在这样的制度下，只要是能想到的事情，皇帝就可以做到。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形容：“在皇帝的命令之下，一个国都突然在意料不到地方出现。边疆和海港今日开放与外人互市，明日全部封闭。在皇帝可否之间，有些经济部门或者被全力支持，或者被通盘禁断。庞大的军队进出于蒙古及越南。艨艟的舰队游弋到非洲东岸。这样的事情，好像以手掀动自来水龙头。在这水管上一掀则开，向反方向一扭则闭。”全天下人民的命运，完全悬于皇帝一个人的“明”或者“昏”：皇帝性格平和安定，天下按部就班；皇帝好大喜功，天下则动荡不安；皇帝万一是一个精神病或者变态狂，天下就会变成尸山血海……

四

毫无疑义，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不论是东方小国、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国，其君主的声威都远远不能望中国皇帝之项背。

与中国皇帝比起来，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要知道，欧洲最有权势的皇帝———法国的路易十四，令他的臣民羡慕的不过是可以“毫无节制地吃青豌豆”。路易十四出行时，身边带着“瑞士百人警卫队”，就以为排场大到了极点，殊不知隋炀帝杨广每次出门，身边盛装的武士最少三万人。与中国大内的禁严相比，法兰西宫廷秩序简直是玩笑。“应当说，什么人都可以进凡尔赛宫，可以任意在各大套房之间游玩，只是不允许乞丐和僧侣进去。想观看国王用膳的过往平民百姓，只要佩带一把宝剑，臂弯里放一顶帽子就可以进宫，这些道具在王宫看守那里能够租到。”所以才闹出了一个厨师化装成贵族与法兰西公主在宫廷舞会上跳舞的故事。

世界上其他统治者的权力都没有中国皇帝这样绝对、彻底、无所不及。与中国皇帝比起来，西方君主们的荣耀其实十分可疑。中国的皇帝头上只有一个虚幻的“天”，其他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而西方的君主头上顶着三座大山。第一座是教皇。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在１１世纪命令道：“所有的君主都必须亲吻教皇的脚。”欧洲的君主登基之时，要向教皇行效忠之礼，然后由后者为他戴上王冠。在中国，皇帝既是“万民之君”，又是“圣人”；既是凡人，又是“天子”；既管理政务，又垄断意识形态，拥有“教化”百姓的天然权力。在欧洲，国王和皇帝们只能掌握有限的世俗权力，却无权染指臣民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和教育是教士们的领地。第二座大山是法律。在中国，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而欧洲人明确宣布：“国王在万人之上而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国家本身并不能创造或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因为法律的保护，一个穷人可以得意洋洋地宣布，他不欢迎国王进入他的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第三座大山是贵族的约束。在中国，“君”与“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英语里的“Ｋｉｎｇ”，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国王本身不过是最大的贵族而已，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与其他贵族主要是朋友关系。他的那些哥们儿一不高兴，就可以联合起来，把他颠覆下王位，所以他不得不处处讨好他们，尽量考虑他们的利益。

因此，欧洲的国王们权力的深度和广度都远不如中国皇帝，因此他们自然也远不如中国皇帝那样威风。１１９９年，理查德一世听说他的一个贵族在城堡里挖出一批古代金器，财政紧张的国王要求获得这份宝藏。然而，在英国，国王却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拒绝。国王恼羞成怒，和这个贵族兵戎相见，不料却命丧敌手。

英国贵族们就是这样经常拒绝国王的命令。“无地王”约翰时期对欧洲大陆垂涎三尺，打算出征法国，然而英格兰骑士们却对大陆战争不感兴趣，拒绝从命，约翰也无计可施。

五

不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实为证：

第一，在中国社会中，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二百零九人。这二百零九人，平均寿命仅为三十九岁多。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三十五岁，因此，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低。可是，三十五岁的平均寿命中包括大量的夭折人口，事实上，古代人均寿命之低主要是由于极高的出生儿死亡率造成的。如果除掉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五十七岁。众所周知，生下来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五十七减去三十九，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低十八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十八位皇帝，平均寿命四十四岁多。明代十六位皇帝，平均年龄四十二岁多。在明代十六帝中，只有五个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十一帝皆低于均龄：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撒手人间，其中的成化帝也仅仅是刚过了四十岁。其中明光宗登上皇位仅一个月，因为多幸了几个女人，就撒手人寰，其身体的虚弱可知。

第二，皇帝群体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三百三十九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第三，皇帝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存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几率较常人高许多。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书不胜书。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传记中，记录有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现：

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刘子业，极为荒淫残暴。他讨厌功臣刘义恭，就砍掉刘义恭肢体，剖开他的肚子，挑取他的眼睛，用蜜腌渍，谓之“鬼目粽”。他创办了独家的皇宫妓院，招集众多王妃、公主，令左右幸臣与她们当场开性ｐａｒｔｙ。这些女子都是他的长辈或姐妹，稍有不从者，立即杀掉，毫不手软。这个游戏玩腻了，他又叫宫女们与猴、羊、马交配，他在一旁观察。他把叔父湘东王刘彧luoti（被禁止）养于坑中，要他从木槽取食，并称呼他为“猪王”：“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彧内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以欢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

前废帝如此，后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废帝刘昱凶暴异常，外出游玩，遇到挡路者，无论是人是畜，都命侍从格杀勿论，这使得都城建康，白天户户都大门紧闭，道路绝迹。他命令身边侍卫随时手执针、锤、凿、锯等刑具，臣下稍有违逆，就施以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每天受刑者常有几十人，他以此为乐，一天不见有人流血，就闷闷不乐。

这些行为无疑不能用“纨绔”定义，这两个人所患是精神分裂症。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患的是躁郁症：“或者数日不食，或达旦不寐，追计平生成败得失，独语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记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颜色变动，或鼻息不调，或步趋失节，或言辞差缪，皆以为怀恶在心，发形于外，往往以手击杀之，死者皆陈天安殿前。”（《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意思是或者数日不食，或者数夜不睡，精神忧闷不安，有时一晚上自言自语，好像对身旁别人看不见的鬼物说话。他上朝时喜怒无常，追思朝臣旧恶前怨，大加杀害。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亲自殴打击死在大殿之上，尸体都一字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

还有人食欲异常。前面提到的“猪王”刘彧，后来侥幸活了下来并当了皇帝，史称宋明帝。此人习惯用暴饮暴食来缓解精神紧张。他非常能吃用蜂蜜腌渍的鱁鮧，一次可以吃几升。吃烤猪肉，一次能吃二百块。

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病状则是病理性激情。他怀疑其宠妃薛氏与大臣私通，亲自砍下薛氏的头，将之藏在怀中赴宴。酒席中，他拿出薛氏的头放在盘子里，在座众人大惊失色。他叫人取来薛氏的遗体，当众肢解，取出薛氏的髀骨，制成一把琵琶，边弹奏，边饮酒，边哭泣，叹息“佳人难再得”，伤痛不已。最后，他披头散发，哭着将薛氏下葬，用的是隆重的嫔妃之礼。

……

与这些变态行为相比，北齐后主高纬爱当乞丐，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明代万历皇帝的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的滥杀功臣，嘉靖皇帝的偏执，天启皇帝的沉溺于木匠活儿，都算不上骇人听闻了。

第四，历代皇帝中，事业成功者，也就是说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圣君”更是凤毛麟角。为后世所纪念和景仰的历代成功帝王加起来不过十数名，而庸主、昏君、暴君则比比皆是，占到百分之九十还多。由于皇帝这个职业挑战性过大，这个阶层中的人，在工作中要体会成功感最难，体会到的挫折感却最多。大部分皇帝是在这个职位上“混”过一生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精力、学识不足以统治如此复杂而辽阔的帝国。

六

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们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荣，皇帝必须牢牢把握住权力，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点必然是力量的焦点。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掂量、窥测、谋划着大位。为了让天下人成为自己的奴隶，皇帝自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权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被剥夺权力的恐惧使皇帝们神经常年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呈现某种精神病态。朱元璋在写给自己继承人的《皇明祖训》中，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过度戒备心理。他说，凡帝王居安之时，应该常怀警备之心，日夜时刻不可松懈，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所窥测，国必不失……每天都要当成是在战场上一样，白天注意观察周围人的言语举动，晚上要严密巡查，搞好宫内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见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谓有备无患也。如果有机密之事要与亲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那么也不能令护卫们退得过远。最多十丈，不可再远！……兵器、甲胄，不离左右，更要选择数匹良马，置于宫门及各处城门，鞍鞯俱全，以防意外……

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志绝对畅通，为了保证自己对权力的独占，皇帝们一再地粉碎对皇权的任何威胁和挑战，同时也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牛马，担负起沉重的工作负荷。在皇帝体制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个都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说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明太祖御制全集》）。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八年九月的八天之内，他阅读奏折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折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在位十三年，写出了一千多万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对历代帝王短寿有自己的解释，他在遗诏中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书生们每每因此多有讥评。他们怎么知道，皇帝面对的政务之烦，使人不胜其劳。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孙子，优游度日。皇帝们就没有这样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托付给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苍梧时，禹帝直到死于会稽那一天，都没有享受过安宁的生活。当了皇帝，就没有退路，怎么敢奢想安逸！”

除了劳累之外，皇帝的生活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刻板。

本来，世俗权力的巨大，已经令皇帝们精疲力竭，可是传统文化对皇帝的要求还不止于此。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既然皇帝是天生圣人，是万民的老师，那么一举一动更应该体察天道，遵守礼仪，有章有法，完美无瑕，以为天下众人之表率，以达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历代相积，建立了一套建立在“礼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则，使帝王的生活，每一分钟无不处于被规定之中。

我们以清代为例，观察一下皇帝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套子当中。清代祖制，每天早上五点左右，皇帝就必须起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是着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着自己喜好来的，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时辰，皮、棉、夹、单、纱的各种质地以及式样、颜色、规格、文饰都有严格的规定。

梳洗已毕，首先要做的事是“读《实录》一卷”，也就是说要学习祖先的光辉事迹，背诵祖先的教导。

然后是处理政务。即御门听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门。整个听政过程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要求：文武百官从景运门入，在门下广场排班。奏事开始，大臣从东阶上门，列跪，尚书居前，侍郎位其后，陪奏的官属又在其后。尚书一人手捧折匣折旋而进，至本案前垫上北面跪，将疏折匣恭放于本案上，然后起立，趋至东楹，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处理意见，大学士、学士承旨。事毕，大学士、学士起立，从东阶下，记注官从西阶下，皇帝起驾还宫。

每天上午１１点到下午２点３０分，是皇帝休息、吃晚饭时间，根据《国朝宫室》记载，每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两点时吃晚饭，然后批阅各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开始学习。

在下午２点３０分到５点这段时间里面，皇帝除了办公以外，还要看书学习。

晚上７点到９点皇帝要祀拜神灵，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后上床睡觉。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如此。

因此，中国的皇帝，说容易，任何昏庸白痴都可以凭血统登上帝位；要说难，则传统文化中对帝王的要求至难至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精力过人、意志超群的超级皇帝来说，权力都令他们不堪重负，更何况那些远不如他们坚强的后代。那些精明巧诈的定制之君没有想到，他们制定的帝王标准，给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带来多少痛苦和折磨。

在传统中国，人们往往把物质享受作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把无条件地顺从、宠爱、谄媚作为对待皇子的不变态度。一生下来，皇子们就处于太监奴仆的包围之下，众星捧月之中，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皇位继承人很容易出现种种心理和性格问题，最常见的是意志软弱、自制力差。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这极容易导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与此同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国家对皇子们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严。一出自己的后宫，即处于种种森严的规矩包围之下。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们的人格分裂，形成种种心理隐患。许多天赋不凡的孩子，都被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所毁坏，比如那个因为“日表英奇、天姿粹美”而二岁时就被康熙立为太子的胤礽，他本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仪表不凡。可是，由于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使他的性格严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现得举止大方，处事有法。皇帝一转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赋性奢侈，大手大脚，索求无度；他骄横暴虐，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殴打郡王、贝勒、公爵；他胆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人拦截外藩进贡的使臣，夺取进贡给皇帝的马匹，终于使康熙忍无可忍，不得不将其废掉。

一方面是不成熟的人格，另一方面是挑战性极强的政治重任。两者相遇，必然是一场悲剧。权力这副铠甲本来是为了保障皇帝们的享受，可是在大多数时候，皇帝们使出全力，也担负不住这具厚厚的铠甲，他们的生存因此就变成了权力重压下的挣扎，显得十分可怜。

在阅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为什么沉溺于酒色的皇帝那么多。人生的乐趣那么多，特别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么多，可以经历的人生那么丰富，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像乍富的大款一样不开眼，一门心思赖在酒桌和床上？这两样事物确实很好玩，但也不至于好玩到让人丧命的程度。道理其实很简单，这是一种逃避。权力的沉重和规矩的森严使他们无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责、自己体内的超我使他们荒嬉政务、尽求享乐时，不能不产生深深的负罪感、无能感、自卑感。酒和色不过是他们的逃身之所罢了。准确地说，那么沉溺于酒色的昏君实际上都是“酒精”或者“性”的依赖症患者。

相比之下，西方国王们的政务则相当轻松。因为面积小，事务少，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范围和深度远不能和中国相比，所以英国的政府机构十分简单，一直到１３世纪，才形成了三个部门：一个是财务署，负责收税；一个是最高法院；另一个是内务部，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由于国家主要是在法律的约束之下运转，国王对国事用不着事必亲躬。亨利二世在位期间三十四年，有二十一年生活在法国，但英国的社会秩序却相当良好。在西方，国王们每天只用很少的时间就可以处理完自己分内的工作，剩下大把时间，可以用来举办宴会和舞会，理直气壮地玩。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每周至少打猎两次，“寝宫之夜”娱乐晚会则每周举行三次。“寝宫之夜”自晚７时到１０时进行，“娱乐项目多种多样：赌博、台球、跳舞，有时还有演出。各种酒菜台子都摆了起来。各种糕点、冰淇淋等随时可用，各种饮料随时可取”，“路易十四显得和蔼可亲。在走到牌桌时他不让别人起身相迎，他彬彬有礼地同每个人打招呼”。

七

虽然皇帝生涯如此险恶，可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做过皇帝梦。孙中山曾言“四万万人都想当皇帝。”“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确实，中国的皇位对没当过皇帝的人来讲是太诱人了。它有两种神奇的品质：一是法力无边，一瞬间就可以使人成为上帝，可以满足人这种生物的一切生理欲望和尘世梦想。二是流动性强，可以用武力去夺。由此导致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皇位的争夺如同中国这样频繁、惨烈、代价巨大。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精英的全部焦虑都集中在两点：如何保住皇位与如何夺取皇位。这两种努力都使中国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造成了皇帝非正常死亡率居高不下。

改朝换代这一历史现象鲜明地表现出中国人源远流长的“自由、平等、竞争”意识。中国式的皇位竞争不分贵贱、不论种族，完全是ＯＰＥＮ式的、费尔泼赖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民谚深入人心，乞丐、流民、士兵、权臣、异族，皇位面前人人平等，都有机会成为“太祖高皇帝”。由于这个“家业”实在过于具有诱惑力，也由于竞争门槛很低，所以几千年来无数男人投入到这种竞争中，因此，中国皇位就具有了某种彩票性质。这张彩票，价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中奖率为一比全国总人数的一半（因为除了武则天，尚没有第二个女人对开国之君的称号感过兴趣）。这是一场多么惊险刺激诱人的博彩活动啊！自从秦始皇发明这张彩票以来，无数中国人就如痴如狂地投入到这场巨大的赌博中来，自秦始皇到溥仪，两千年间，如果按粗略的直线数下来，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二十六次改朝换代，平均每个朝代的统治不足百年。为了这个皇位，中国大地上无数次烽烟四起，血流漂杵，白骨成堆。那些顶级男人们，提着头颅，以全族人的身家性命为赌注，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赌博。

中国的皇位虽然对所有的人开放，但是角斗场却是封闭的。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在东亚这块相对封闭的大陆上，失败者无路可逃，每一个走进角斗场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成功，就是成仁。因此，中国封建统治者在斗争中显得分外残酷、彻底，他们的信条是政治斗争必须心狠手辣、斩尽杀绝，对对手不抱任何幻想，绝不给对手一点翻盘的机会。因此，与每个王朝辉煌的开始相对照的，都是腥风血雨的结束。每一代新的统治者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代王朝的后代斩尽杀绝，斩草除根。中国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都无比悲惨。有的逃到天涯海角甚至海外仍不免一死，如南宋末帝和南明永历帝。有的老老实实交出权力仍不免被以各种借口暗杀，如晋代末帝司马德文、刘宋末帝刘准、萧齐逊帝萧宝融、萧梁末帝萧方智、南唐后主李煜……死到临头，这些不幸的人一再悲叹：“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

环顾全球，像中国人这样热衷于皇位赌博的似乎不多。以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为例，日本是所谓万年一系，自从有天皇以来，就没有他人染指。而自唐亡之后，中国历经了梁唐晋汉周北南宋金元明清十多个王朝，而邻国朝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

地球另一端的人们观念则要更保守落后得多。欧洲人认为，王位必须由有国王血统的人继承。欧洲的几十顶王冠，一直是在天潢贵胄间传来传去，还从没有出现过哪个泥腿子揭竿而起、开朝立基的壮举。在英国历史上，虽然为了王位也曾多次展开过连绵的战争，但是战争的双方都是法律意义上有权继承者。另外，西方王位的产生，除了战争和继承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种途径，那就是选举。在议会出现前，英国存在着由贵族、教士和高官组成的“贤人会议”（ＷＩＴＡＮ）。这个会议的明确职责之一就是选举或者罢黜国王。当国王的继承出现争议时，这个会议便会从候选人中选出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一个。英国从８９９到１０１６年间的十位国王中，仅有三位是仅凭血缘关系即位的，其他七位都是由贤人会议推荐的与国王血缘关系较近的贵族，由绝嗣的在任国王赐予王位继承权。因此，一位大主教曾经说过，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英国的君主实际上不是世袭的，而是选出来的。

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再看英国，自１０２８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后至今，一共出现的四十一位国王，都是威廉一世的后人。从不严格的意义上说，英国王位，也可以说是千年一系了。只不过英国的王位继承不是中国式的严格的父死子继，而是掺杂了父女关系、兄弟关系、外孙外孙女关系，以及堂兄弟关系。英国共经历了九个王朝，然而，王朝更替多是由于上一个王朝的末代国王绝嗣，由亲戚入继大统，导致改换朝代名。欧洲其他国家的王朝更替，也都属此种情况。

在中国，即使在同一个王朝内部，围绕着皇位，也没有一天停止过阴谋、叛乱和杀戮。没有哪一皇位像中国的龙椅这样染了这么多的鲜血。中国人围绕权力所表现出来的非人性程度达到了人类史上的极限。父子相残、母子相残、兄弟相残、夫妻相残，凡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残酷的、最反人性的场景在皇宫之中都发生过了。秦始皇的儿子胡亥篡夺了皇位之后，为了消除其他继承人对自己的威胁，将自己的十八个兄弟和堂兄弟斩首，并且把十位心怀不满的姊妹统统车裂而死，另外还迫令十五人自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去世前为了防止母后干预朝政，杀掉了自己心爱的妃子。这一举动被后世政治家认为是高瞻远瞩的大手笔，以至于北魏时期，后宫明文规定：“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后宫嫔妃因此祈祷上苍，万万别生儿子。这一制度性的规定，比起那些纯粹基于兽性而制造的骨肉相残，尚属仁慈。公元３５８年，后赵皇帝石虎将试图篡位的儿子石宣捉住后，用铁环穿起他的下巴，拴在柱子上，然后命人抬来喂猪的槽子，倒入残渣剩饭，让他像牲口那样去舔着吃。这样折磨一段时间之后，又一根根拔光他的头发，割断他的舌头，砍断他的手脚，挖出他的眼睛，剖开他的肚子，最后把他吊到柴堆上，烧成灰烬。虽然石宣五岁的幼子颇得石虎疼爱，平时祖孙朝夕不离，此时也被石虎命令拉出去砍了。当刽子手来行刑时，小孙子拉住石虎的衣服不肯放手，最后把衣带子都拉断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一边来到李渊面前承认错误，“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另一边命人立刻去杀掉他的十个侄子：“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这样的自相残杀，无朝无代无之。

相比之下，西方的统治者在王位之争中却表现出了让中国政治家瞧不起的软弱性、糊涂性和不彻底性。他们根本不懂“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的真理。在中国人看来，他们的王位之争有时候简直像小孩子过家家。

１１３５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从此领兵前来争夺王位。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十四岁的亨利二世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没有粮饷，陷入饥饿，困窘之下，他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而斯蒂芬呢，居然也就慷慨解囊，借钱让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

数年之后，亨利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不过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一旦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登基。

另一场王位争夺的结局更富于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的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发生了兴趣，两个家族各带一批贵族，发动了内战。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战争的结局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在战争中打出了感情，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第七，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宣布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合并，结束了玫瑰战争，也结束了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开创了都铎王朝。

虽然西方的权力争夺中也不乏残忍和血腥，但较之中国式的残酷，也不可同日而语。毕竟，在西方，得到了王位并不意味着得到了一切，丢掉了王位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人们不会像东方一样不顾一切、偏执而疯狂。欧洲政治中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之一：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因此，欧洲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鲜有被处死的例子。在那个时代，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遗患的道理，却宁肯承受失败者卷土重来的后果，也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１６８８年，威廉三世征讨英国，从自己岳父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王位。之后他网开一面，故意在囚禁岳父的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设防备，让他顺利乘船逃到法国。第二年，他的岳父就组织了一只精良的雇佣军在爱尔兰登陆。威廉三世不得不从英法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付卷土重来的岳父，虽然最后将詹姆斯赶回了法国，却因此在英法战争中失利。不过，似乎没有人因此而批评威廉的不智。

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不但造成了皇帝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也是造成许多皇帝疯狂变态的重要原因。中国南北朝时期及五代时期帝王患精神病和心理异常的比率分外高，与这个时期异常激烈和残酷的皇位竞争密切相关。这个时代的皇帝所处多是势力交集之地，各方势力把他如同五马分尸一般拉向各个方向，在他的生命中有着太多的矛盾、取舍、焦虑和不如意。

金代第三代皇帝熙宗完颜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早年是一个聪明善良、胸怀大志的人，很重亲情，对宗室亲王十分优待。他“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追慕唐太宗之政，曾立志成为治世明君。然而，在做了几年皇帝之后，却变成了一个终日酗酒、动辄杀人的暴君。“屡杀宗室”，“屡杀大臣”，“迭兴大狱”，皇统九年仅一个月之内，就“杀皇后裴满氏”、“德妃乌古论氏及夹古氏、张氏”与妃裴满氏等一后四妃，显得异常残酷。“纵酒酗怒，手刃杀人”更是常事，喝醉之后，命令大臣跪在身边，亲手举刀将其头砍下来。群臣震恐，皇统九年十二月，数名宗室重臣合谋将熙宗刺死。

帝王生涯中遇到的太多挫折、打击、不如意是熙宗精神变态的主要原因。他的十七岁即位是贵族拥立的结果，在帝王生涯的前数年内，朝中重臣专权，处处受权臣掣肘，令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朝中连绵数年的残酷政治斗争中，他的众多亲族，都在相互仇杀中惨死，使他十分苦闷。特别让他无法承受的是，那些诛杀他的亲叔、堂叔、叔祖的诏书，都是在权臣的胁迫下由他亲自签署，这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刺激，使他开始酗酒。压断他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未能保护自己十分信任的大臣宇文虚中，在宇文虚中被处死后十个月，他初次显示出精神异常。其时他宴请大臣，“酌酒赐元，元不能饮，上怒，仗剑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宪召元，宗宪与元俱去，上益怒，是时户部尚书宗礼在侧，使之跪，手杀之”（《金史·熙宗纪》）。

在此之后，长期酗酒的熙宗更是时常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由原来温文尔雅的书生皇帝一变而为杀人狂，终于在三十一岁的盛年死于非命。可以说，金熙宗是帝王中因为政治斗争导致心理变态的典型标本。

八

中国皇帝制度和西方君主制度的最后一点不同，是中国皇帝制度确立之后，皇帝们的权力在历史上呈逐渐扩张之势，而英国国王的权势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减少。换句话说，在中国，是统治者日益把民众关进越来越严密的笼子。而在英国，是民众逐步把国王装进了笼子。

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中国的专制统治方式从粗放简单发展到精密深刻，统治层面从控制人的身体逐步发展到控制人的精神，皇帝与臣民的关系越拉越远，民众奴化的程度越来越深。

自秦朝到西汉，丞相入朝之时，皇帝会起立欢迎；从东汉至宋初，宰相可以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宋朝初年之后，宰臣在皇帝面前不再有座位，但还可以站在皇帝面前说话；而到了明清两朝，不论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都必须跪着说话了。宫廷礼仪的这种演变，简洁地反映出皇权日盛、臣权日衰的演变过程。

宋代以前，中国还没有文字狱的说法；明代以前，中国专制统治虽然严密，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权力管不到的地方。士人们不满朝政，可以挂冠而去，隐居山林。而到了明代，不愿当官居然成为被皇帝杀头的理由。及至清代，人们的私人日记和通信都成了被判罪的理由，文字狱使得所有大清臣民都噤口不言。

而在英国，虽然国王与贵族的斗争出现多次反复，但总的趋势却是专制王权日益削弱，贵族和民众的权利日益伸张，最终导致了君主立宪制的形成。英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不受约束的专制权力必然给国家带来动荡和祸乱，所以贵族们总是不失时机地趁国王处于软弱状态时，把一道道绳索套到他的头上。从《大宪章》到《默顿法规》再到《牛津条例》，英国人根据形势的需要，一步步缩小国王的权力范围，直至内阁制度成熟，王权对国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时，通过君主立宪制，把国王架空起来。因此，英国国王权力范围的变化史，也就是英国保守主义自由民主的发展史。

随着皇帝制度对社会控制得越来越严密，它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两千多年帝制时期，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

在西方思想家看来，古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那些最早对文化中国进行观察的西方思想家无不为他们所看到的情景切齿扼腕，视为人类精神史上独一无二的惨状。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东方特有的专制与奴役精神，“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与主体意识的自由”。孟德斯鸠则说，统治中国的“原则是恐怖”。他用语极端而刻薄，然而令人绝望的是，这种推向了极端的判断今天回头看来仍然基本正确：“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

当文化中国在与西方的迎头撞击中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之后，中国的思想者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痛切反思。一百六十年来，思想家们达成共识，专制主义是中国一切文化病相的罪魁祸首，也是最难医治的文化病根。是它，束缚和压制着中国人不能发展成“完全的人”，是它，导致了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

其实，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秦始皇发明的。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他起的也不是决定性作用。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一直被大大夸张了。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的思想启蒙时代，那么它们启的不是民主之蒙、科学之蒙，而是专制之蒙、迷信之蒙。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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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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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序

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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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被大业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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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

患者自诉症状

初诊意见

诊断过程

病因分析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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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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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最不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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