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中国时代（上）

中国时代（下）

中国时代（上）

目录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

01 1930-1934年 登上宝座的蒋宋王朝

紫禁城宝藏南迁

痛失东三省，“少帅”掌权

委员长的南京政权

疲于奔命的蒋介石

蒋宋家天下

西藏故事：政治与宗教的暗中较量

内忧外患，国民政府酝酿财政对策

02 1935-1936年 日本人虎视中国

蒋介石的“新生活”和屠杀

何应钦出卖了华北

吴佩孚要重出江湖

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

协议卖国，汪精卫遇刺

日本占领天津机场，图谋华北“自治”

1936年：“梨核”之罪

03 1937年 日本制作的侵略战争

西安事变成功，蒋介石获释

1937年的禁烟运动

国共酝酿联合抗日

侵略前夕

卢沟桥的月亮

8月23日，日军登陆上海

中日上海交锋

日军被阻挡在华北

日军轰炸山东，宋美龄叙述恐怖战争

战争在推进，政府撤退

04 1938年 毛泽东的自传与斯诺的延安

红星照耀中国

混乱的战争废墟

战争一周年

广州、汉口失陷

举国西迁

05 1939年 汉奸与画家，战争下的人物百态

中国第一个上过《时代》封面的人死了

机会分子蒋介石

侵略者的代价

政经中心转移至西南

汉奸与画家，战争下的人物百态

苏联与日本、中国，奇怪的关系

06 1940—1942年 大合唱救中国

从兔年到龙年

战争3周年

中国合唱：“救，救，救中国”

中国需要盟国帮助

哲学家走了

蒋介石的两条线路和两个计划

07 1943—1944年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侵略者失败的征兆

胜利曙光下的艰难反击

宋美龄在美演讲请援

长江流域对日作战胜利

蒋介石总统

1944年。宋庆龄的愤怒。内战的可能。

孙科呼吁政治民主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中美关系”

延安整风，重庆重组

08 1945—1946年 毛主席与蒋委员长：在胜利与内战之间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国共相争

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将军

中国：在旋涡和阴影中受降

百废待兴，国共议和

国共重庆谈判

争夺满洲里

褒贬不同的两个传奇人物

马歇尔的使命

脆弱的和谈

苏联红军撤走

1946年的国民大会

09 1947年 陈仪的台湾，林彪出现在东北

陈仪往事：二二八事件

1947年的人物志

物价飞涨的几个侧面

满洲、华北争夺

美国减少对国民党的支持

来自新疆的麻烦

美国人的中国报道

左翼民主派被监视

国民党的普选

傅作义将军和沈阳城

10 1948—1949年 蒋介石的大溃败

“基督将军”冯玉祥

国民党每况愈下

蒋介石的无奈

国共人物素描：胡宗南与陈毅

蒋介石在庐山上的忧虑

陈毅的诗

阎锡山丢失太原，国民党大撤退

“援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因素

令人震惊的历史性的一周

11 1950-1951年 在历史的分水岭上

败退台湾，风雨飘摇的国民党

红色中国的毛泽东

走向胜利的中国红军

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分析

美国人的仇恨与停火传言

改造反革命分子

美国人眼中的周恩来

北京鼓励青年参军赴朝鲜战场

12 1952-1954年 在革命的阵痛中

被西方敌视的中国龙

艾森豪威尔威尔的第七舰队

大预算与大跃进

两个反共人士：李承晚与蒋介石

美国的忧虑

建造新中国铁路网

蒋介石提名“副总统”

农村合作社的故事

魅力周恩来

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外交胜利

中国的共产主义挑战

英国工党的中国之旅

苏联与中国签署友好条约

13 1955-1956年 周恩来的胜利

被猜测中的蒋介石

台湾，在徘徊与叹息中的蒋介石

周恩来万隆之行

周恩来的精彩

北京生活

北京的善意：释放美国飞行员

新社会和新生活

一个儿童的香港假日

周恩来再访尼赫鲁

14 1957年 反右倾与整风运动

从婚姻开始的法律改革

被运往台湾的中国杰作

毛泽东的演讲：关于人民内部矛盾

《环球邮报》记者与中国

反右倾拉开序幕

15 1958年 解放台湾与大跃进

刘少奇的报告

蒋介石的同乡陈诚

中共炮击金门

在炮声中焦虑不宁的蒋介石

毛泽东的大炼钢铁之年

16 1959年 丰收浮夸风与肆虐的水神

物资短缺的年代

丰收浮夸风与肆虐的水神

公社制度

赫鲁晓夫参加中国10周年国庆

1959年的台湾状况

17 1960-1961年 饥饿与背叛的一年

1960年的大事记

茅盾，以及《环球邮报》记者

乌托邦公社

来自北京的艺术珍宝

共产主义阵营的裂痕：苏共第22届大会

赫鲁晓夫的挑衅

蒙哥马里和毛泽东

1961年的饥饿

是暂时的缺乏还是可怕的灾难

18 1962-1963年 中苏关系破裂

克劳弗德的中国收藏

香港的富翁兄弟

中苏裂痕加剧

斯诺再次访问中国

中苏关系完全破裂

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成就

红色中国的典型教育

社会主义世界的严峻形势

太子蒋经国

19 1964年 原子弹改变了中国的国际情势

周恩来出访斯里兰卡

毛泽东的战略立场

赫鲁晓夫的狂傲

中苏分裂对西方的意义

帝国主义者旅游见闻

中国与苏联在布加勒斯特的较量

原子弹冲击波

爆炸改变了中国的国际情势

周恩来参加苏联的庆典

美国人的议论和焦虑

美国人试图了解中国

20 1965年 美国人的越南战争

印尼退出联合国，出访北京

美国人要去“拯救”越南

傲慢的美国人的战争分析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

第二次原子弹爆炸

美国人停止对台援助

李宗仁回大陆

1965年的法国访客

21 1966年 文化大革命来了

被封锁的红色中国

大批判就要来临

1966年的中国大视野

二号人物林彪

噩梦降临

毛泽东与林彪

战斗着的革命小将们

毛夫人江青

中国对澳门殖民政府的五项要求

22 1967年 混乱时间

派系之间的暴力

猜想中共政权

芭蕾舞剧院的一晚

在美国的中国劳工

林彪说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23 1968年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第7次爆炸及西方的怀疑

法国参赞的中国之旅和他的旅行指南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样板戏

24 1969年 与苏联的边境冲突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及背景

毛泽东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69年的蒋介石与他的国民党改革

综述社会主义中国20年

中苏关系新动向

25 1970年 中美秘密接触

中美互相打量

东方红

军人黄永胜

斯诺：天安门上会见毛泽东

承认中国

上山下乡：1970年的变化

26 1971年 乒乓球的故事

微妙的变化，见证乒乓球外交

尼克松对华新观点

尼克松准备访华

策略性暗示

尼克松将面临的情势

访华影响力

访华前的一个插曲

“联大”上的交锋

关于林彪的传言

林彪死了

蒋介石最后的阵地

“一个中国”进入联合国

细节：中国代表团访问并重返联合国

27 1972年 尼克松访华全纪录

中美关系的新开端

尼克松谈中美外交进程

震惊世界的七天

尼克松的“长征”之路

《时代》记者的中国调查

中日恢复对话

中国文化团访美

邓小平走出阴影

28 1973-1974年 被批判的孔圣人

复活的孔子

新一轮文化大革命

白热化的文字战

29 1975年 邓小平复出：温和派的胜利

反间谍的战争

70岁的邓小平

谁将脱颖而出

新政府的挑战

蒋介石：牺牲品的死亡

新的三极平衡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福特访问北京

福特与毛泽东会晤

30 1976年 国殇与阴云

周恩来去世

华国锋浮出水面

尼克松的中国之旅

天安门的祭奠

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

斯诺的回忆录

伟大舵手与世长辞

悲痛中的城市

华国锋上任

建筑一座新的长城

讨伐江青等“四人帮”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

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国报刊的中国观念，

傲慢或者偏见，指路牌或者参考消息，

关于选择美国的几本主流媒体作为对中国现代历史记录的补充的想定。

西方如何认识中国？他们如何发现中国，发现同样的一件事的背后与我们认知不同的部分。他们的立场，以及价值观，甚至他们为什么会记录，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并不重要的某一部分事实，或者他们发现的与我们同样经历的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或者判断。巨大的差异，甚至立场鲜明的对立，或者干脆就是隔山打虎的胡思乱想的结论，但一切就这样被他们记录了。

这种无奈也许从很早就开始出现了。在19世纪的时候，马可·波罗或者西方的探险者就开始了他们自己的亲历记事。故事像是发生在天国，遥远、神秘、华丽、伟大、传奇、辉煌，这些献辞天生符合历史中对于1900年或者更早的中国的历史描述。而其后的历史则在1900年之后的西方目击者中，开始变异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好奇，像对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中的神秘事件的仔细探听或者历险。帝国的崩溃、新世界的出现、落后愚昧的农民和军阀、帝王式的新统治者，溥仪、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日本人、美国人，“二战”、抗战、帝制、新共和以及政权，革命者的红色苏维埃、新中国，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英国、葡萄牙遗落的两个殖民地……“文化大革命”、伟人的离去，开放、奥运……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百年经历如此多的巨变，如此多的灾难，如此多的奇迹。这一切全在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三代人的眼前发生了。这个百年如此丰富，又如此经历不凡。而这样的历史，在每个记录者的笔下都发生了变异。那些历史的撰稿人所写的“正在发生的中国时间”，则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真实图景或者假象，甚至误解。

东西方的经纬使东方人与西方人的认知如此截然不同，却又高度一致。共同的利益以及对于世界的想象力，包括我们需要发现的事件的西方位置，对于行进的、改革的、开放的，以及更加希望得到认同的中国人来讲，如此急切，也更加重要。

而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坐标，或者路牌。

而在更多的路牌中间，在中国的这一百年间经历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美国——这座世界文明突然出现的高峰，则在平静地延续着他们的历史。而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或者文明，使这些围观者们，则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记录着远在东方的中国。

这些记录者中，就有《时代》周刊的背影，就有《纽约时报》的眼神，就有《纽约客》的文化注视，就有《新闻周刊》的报告中的只言词组，就有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生活》杂志的中国影像……

美国人的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一部美国主流媒体群版本的中国百年现代历史，就这样无意中形成了。

这些媒体在中国的声名之大远超过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如《时代》周刊，这本号称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新闻杂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美国人所描述的“历史的基本草稿”。它巨大的被“神话”了的影响力与它所谓的“《时代》好像是由一个人之手写出来给另一个人看的立场与记述”的风格，使这份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杂志，不仅成为美国人创立的价值观下描述世界历史的方式，甚至许多世界知名的新闻周刊，例如美国的《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德国的《镜报》甚至中国的一些著名杂志在封面设计、内部新闻的分类上都借鉴了《时代》的方式。

但这本杂志对于中国人来说仍然很陌生与神秘。许多中国人只知道它的名字却很少见到过这本杂志的全面目。这个悖论具体体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学者或者一些可以真正接触到这本杂志的人所制造出来的假象。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无数次地听到《时代》所评选出的某人成为它的封面人物，从《参考消息》或者官方的新闻机构透露出来的只言词组让许多人对这本神秘的、陌生的英文杂志心生好奇。它是西方的官方新闻代言。这种可怕的价值观就这样在一部分中国读者的心目中诞生了，哪怕这是一本自由主义至上，甚至它的创办人卢斯或者历任的主编们所曾经持有的反华立场。虽然这一切在卢斯去世前数年，反华态度才开始有所转变。中美建交后，对华报道才变得比较充分、客观。

关于《时代》对于中国的报道的开始，许多人都把这归结于曾在中国游历过的卢斯的中国情结上，但我更愿意认为，这一切只在于《时代》作为一份世界级杂志的雄心与对中国的尊敬而进行的遥远的描写，而卢斯的中国情结恰好成为一个理由而已。精明的卢斯很早就发现了中国的重要，他在最早创刊的前三期就开始零散地介绍中国。虽然只有几百字或更少的介绍，但系着辫子的中国，走向共和的中华民国，仍然被他们快速地介绍给美国。中国就这样偶然地出现在了这份杂志上。一位资深的媒体研究者称，“在早期，《时代》对中国的报道涉及政治层面的比较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开始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时代》也相应加大对中国报道的力度，同时也拓宽了报道的范围，把中国的文化、体育、教育、经济等多个层面的东西介绍给世界。”

《时代》杂志告诉世界的中国是这样的：他们刊登了至少500万字关于中国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宋美龄等50多位中国人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更老牌的《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报道的介入，则可以延伸至晚清。这家自19世纪中期创刊，历经150余年仍踞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的领袖地位的老牌报纸。至少在1854年，就有文电从晚清的北京传送至遥远的纽约，而晚清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神秘封闭的东方老大沦为“东亚病夫”，帝制遭遇千年未遇之质疑，士大夫政治没落，积弱之国，以及西洋初遇中华时的碰撞，都在遭遇前所未有之变。《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实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这种跨越百年的文献式的报道方式，令人惊叹。而由《纽约时报》的晚清变局之报道集《晚清的帝国》，在中国出版后，更是以其独具一格的报道模式与视角，而被评价为“这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而这家报纸至少自晚清至今，刊发了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达数千篇，近百万字。这种独特的美国主流报刊群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进行了实证的探索。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关注与《时代》上的中国，相映成章，一个实时性的甚至带有美国式的中国观就此形成。而他们这种连续性的报道，则间接地撰写了一本独特的美国史观的中国的现代史。

另一本虽然已走入历史的美国《生活》杂志，则用影像记录了他们认识的中国。那些他们理解的中国人的肖像，拂去历史的尘埃，仍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的中国表情，带着初次面向世界的生涩与腼腆。这些美国主流媒体所描述的中国，代表着美国人对于中国自晚清以来的观察，以及认识。

这份报纸对于中国的某种关切，更多的时候在于他们试图找到了解中国人的方法。而他们在自己的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的报纸中关于美国观察中国的方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中国不是一块‘禁地’，在空中已有间谍卫星的年代，已经没有‘禁区’”。中国领土的总面积比美国50个州的总面积稍大，在美国侦察卫星的镜头下，中国的一切暴露无遗。然而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中，数中国最为神秘，其神秘令世界好奇。……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则让人吃惊。第一个答案是美国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因为中国非常神秘，从而掩盖了一些事实，让人捉摸不透。另一个让人吃惊的答案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除了有可能比不上苏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一个在中国研究了20多年中国问题的专家说：“‘汉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现在美国有10个比较大的和50个比较小的学术中心在研究中国，约有5000万美元的私人捐款最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成为美国政策演变中不可缺少的基础。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做出现实的分析，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在利用大量各种各样的公开和非公开资料。美国最大的领事馆位于中国香港，在那里有一个翻译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国期刊，有些期刊还是从偏远的地方偷运出来的。北京的电台广播以及其他一些内部电台的广播，都在美国设在中国周边的先进侦听设备的监听之下。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飞行的U—2飞机和卫星照相记录下公路、铁路、钢铁厂、油井、核工厂、导弹射击场和军队的行动。他们很早就预报了中国3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这种围观者的心态在《时代》杂志以及后来的《新闻周刊》的字里行间弥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世界，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梳理和鉴别这些资料。

这就是他们分析出来的中国的方式。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分析方法包括认真阅读中国的报刊，主要是两报一刊，他们会从上面领导人的排位来分析出领导人的地位以及政治动向。他们甚至会认真地分析一些中国人甚至也不在意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字眼，或者公报中的部分说法，这些美国人就从与我们一起所看到的报刊与宣传中，推断一个他们所要认识的中国。比如他们会从报刊上毛泽东的出现次数来判定他是否得病了，而数个关于毛生病的不实的推测就在这些报刊上出现。以至于中国与西方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动，一旦有这样的猜测出现，中国方面必然会安排这位领导人在公众中出现一次，比如让毛接见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而邓小平的复出也是如此，他在被打倒的一年后，突然出现在了一次宴请中。这些就是美国人描述的中国政治，以及他们认为的中国故事。

而现在，美国人了解中国显然比以前容易多了，互联网打开了这扇窗户。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中国人的信息浩如烟海，突然扑面而来，这反而增加了他们寻找有效信息的困难。因为更重要的信息与情报被淹没了，他们必须要找到相匹配的方法。

但显然，我们仍然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仍然是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使中国读者非常不能理解，甚至部分地导致了他们对这些媒体的不信任。奥运期间的CNN，就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标靶。但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则在于“那些编辑和选取这些新闻的人只不过是服从于他们这个行业里的市场原则，越负面，越有人看；爆炸性新闻是最有市场的；好消息等于没有消息。”“很多中国城市居民对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感到比较满意，不会成为帮助报纸热销的头条新闻。”这个由美国著名学者罗德所讲述的关于西方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报道模式，代表着美国主流媒体的基本价值观。一切首先得是卖点，然后才是政治的平衡。

从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国报刊里发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在《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生活》的字句里，俯十皆是。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

这些媒体在20世纪60年代的语辞充满着意识形态气质。大部分的描述除了让现代中国人充满好奇与神秘甚至新鲜之外，更多的部分则是一些误读，他们大量的美国式隔山炮般的解读，使这些描述的准确性充满着想当然的结果。甚至把一些他们不熟悉的人的故事加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们会用大量的形容词来表达他们对于某个人的情绪性的描写。而这种方法也体现在《时代》、《纽约时报》等报刊上，即使他们的记者还不能常住中国的时候，也大致如是，这使他们某一时期的报道看上去令人吃惊，如此明显的错误甚至猜测会出现在这些以独立报道闻名的报刊上。而这些错误多次被他们所报道的中国人诟病，甚至怀疑他们的真实意愿。这种报道的不专业违背着基本的《时代》价值观，或者《纽约时报》的独立性。事实上，对于《时代》杂志的卢斯来说，价值观在他喜欢中国的蒋先生或者台湾的时候，就开始有失公允了。这使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坚决地持有公平的价值观的写作略带着有些绝望的心情。

当我看到一些将自己定位为中国的《时代》或者中国的《新闻周刊》《纽约客》的媒体的时候，这种盲目的比拟，让我在看完这将近百年间的记录时，略有些遗憾。甚至我认为，在做任何一本杂志的时候，或者一份报纸的时候，所持有的绝对公平都只是一种愿望，而以《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为首的美国报刊群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使用着美国式的误读方式来表现中国，这些才是值得中国人警惕的地方。

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与中国如何了解世界是同一个命题。《参考消息》代表着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而这份报纸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某些级别以上的人才可以阅读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份报纸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最权威、最客观的平台，而这份报纸则是由中国的官方通讯社创办。与包括《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在内的西方媒体上的大量版面上对于中国人的想象式或者偏见式的报道不同，这份报纸完全清晰而客观地直言照录。尽管他们提供的全是西方的主要媒体的声音。但这些来自英语世界的媒体的偏见与他们的真知一样突出。

阅读《纽约时报》《时代》《生活》的过程是一种被他人的视角给提醒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旁观者的姿态的重要性，会意外地发现中国的另外的历史。他们描述的这种心态与姿势，无法复制，甚至有着令我们惊异的好奇。我们看到的与正在经历的事物原来在另外一个人的视野里是这样的，这使我不断产生阅读好奇与有趣的体验。我们看到的美国是什么，中国对于一个西方人，对于一个美国人竟然如此神秘、猜测，甚至敌意，以及根本言不及义的空想，天哪！历史在各地的描述如此不同，并且产生着可怕的分离感，另外一个人的感受竟然会与亲历者如此不同。历史的细节与描述方式的不同，正在产生着另外的结果。

回头看《纽约时报》的150年、《时代》周刊70年间的历史，发现时间宽阔，事物如此不太清晰，不太敢相信描述者的立场与价值观，但我们应当相信的是：一些人对于另外一些人的看法，一些事物在成长时的面貌。那些意识形态统治的60年代以及70年代；经济意识重归的80年代与90年代；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人又开始了赞美或者惊讶。当然更多的理性仍然在这些主流的美国报刊中偶然出现。民族意识、大国心态，以及资本主义的优越感，甚至偏见，尽可能公立的价值观，或者美国意识，或者更现实的心态，这些都出现在这些如此重要的报刊中。

这使我们发现，其实任何一家媒体都带着那个时代的体温或者呼吸，或者大蒜的味道，西红柿的鲜浆。而我们必须站在当年的立场与历史现场，去重视这些文字，也许他们除了《参考消息》外，还会传达另外一部分局外人的目光。

这可能就是这些美国人撰写的中国“旁观史”所带给中国的价值。在今天，我们想要通过这些文字，描述出中国在世界的视野里的样子，以及美国人或者西方的视野里的中国变革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以及参考，这种变革通过美国人的视野呈现着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代表了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致敬与赞赏。

这就是那些所谓的美国主流媒体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百年变革史的意义。本书犹如一本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正在述说着我们尚未发现的中国的秘密。

01 1930-1934年 登上宝座的蒋宋王朝

中国的大多数报刊最近都在勐批蒋委员长，斥之为懦夫和叛徒。其一，他不向英勇的上海19路军增派援军；其二，在外交政策上他不对日宣战，而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稍后，媒体对委员长的态度略为好转，因为他有可能回心转意——尽管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指望他抗日。

……

蒋介石的关税政策调整，不仅使日本比其他对华出口国赢得了巨大的优势，还因为关税急剧降低，致使中国的棉纺厂、造纸厂、酒厂、煤矿和鱼市老板宣布他们无法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同日本产品竞争，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各界人士的请愿书如潮水一般涌向蒋总司令，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都能收到怒气冲冲的电报。

……

蒋总司令于是在庐山牯岭镇的避暑官邸召开政府领导人秘密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起草新的宪法。这个宪法将使中国总统（林森是现在的总统）摆脱有名无实的地位，赋予他完全的权力。这个决定预示着蒋介石将自己当总统，搬进南京那座崭新的、花费10万美元的白屋（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瓦顶）。傀儡总统林森还没有胆量想要占据这座官邸。

紫禁城宝藏南迁

从庞大的红色砖石建筑群——紫禁城巍峨的门楼到北平火车站，所有交通均被中断。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沿路把守。在各个战略性中转站，备好水、水龙头、软管的队伍（自愿消防队）整装待发。他们所要应付的可能是暴乱、大游行甚至国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的确是一次国葬。一队队穿着破棉袄的苦力拉着嘎吱作响的两轮车和独轮车通宵达旦地奔跑在马路上，车上是高高堆起的大小箱子。第一天晚上，有3000只箱子被运走，第二天882个。中国清朝帝王们250年间聚敛的价值2000万美元的财宝，就这样被南迁到了南京和上海。

远在北方的爱新觉罗·溥仪，正思忖着何时能够重返故园。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一班人马也正在期待着春天的到来——届时道路解冻，他们就可以直驶北平，把爱新觉罗·溥仪扶上紫禁城的龙椅。

在那屋顶镶嵌着琉璃瓦的深宫大院里，爱新觉罗·溥仪降临人世。他是老谋深算的皇太后至爱的外孙，正是这位皇太后让他成为“大清”王室的继承人。1911年“大清”帝国灭亡之前，除趁义和团叛乱时抢劫紫禁城的英法士兵外，全世界涉足这片皇家禁区的白人不到20个。直至1911年，这里仍然汇聚着无数的奇珍异宝：黄金、绿玉、宝石、瓷器、古画和雕刻。这里是自印度莫卧儿帝国崩溃以来，世人所知的最大宝藏。

1911年后，爱新觉罗·溥仪获准偏安紫禁城一隅。1924年，冯玉祥将军把他赶出紫禁城，同时也把他赶进了日本人的怀抱。自“大清帝国”灭亡以来，溥仪所继承的财宝渐渐流失，这儿一个瓷瓶，那儿一个玉碗。但即便如此，幸存下来的宝贝仍足以让游客们看得眼花缭乱。

国民政府决定，如果溥仪春季重返老家，那么他的“老家”一定要空无一物。此外，财宝南迁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仓促重建的中国首都——南京一直对北平的豪华气派耿耿于怀。南京坐拥紫禁城的财宝之后，这座新城将增添合乎一个伟大首都的高贵。

痛失东三省，“少帅”掌权

中国也出现“新政”。华北的北平政府大换血，连政坛新贵、“少帅”张学良也出局了。主政者蒋介石委员长从华中赶来，手操生杀大权，威临北方。铁路线上一列列中国士兵尾随而至，他们领着军饷，装备着步枪、弹药甚至机关枪、轰炸机等先进装备。

委员长精明至极，并不想与日本开战，于是把无望而徒劳的任务交给了“少帅”张学良——结果他痛失热河。“总指挥列车”停靠距离北平90英里的保定站——“新政”就是在这趟列车上隆重实施的。垂头丧气的张少帅要求辞去华北统帅的职位，但两天后委员长予以“拒绝”，令其颜面不失。同时，张少帅通电，其所欲所求只是为国献身，希望亲率所属中国军队抗击日寇。通电公布之后，张少帅搭乘三发动机豪华座机，从北平飞赴安全的上海公共租界，他打算马上乘船前往欧洲。至于热河和北平地区困境中的15万中国士兵的命运如何，他则无暇顾及。少帅以极具中国风格的方式通电逊位：

“痛失东三省（严格来讲是满洲里）后，学良竭诚补过，但今又失热河，使余深信不宜延续指挥重任。余上负政府督察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

过去数月，学良历尽坎坷，加之时局突变，余若恋栈一日，当更为愧疚。倘余殒命，亦无益于政府，无益于时局。故请政府准免本兼各职，以示责罚，并另用贤能。”

张少帅那令人生畏、赫赫有名的父亲——大帅张作霖是将长期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白手起家，最初是人人鄙夷的苦力，后来则干起盗匪掳杀的勾当，最终成为满洲里的土皇帝。1926年攻陷北平后，张作霖实际上自立为帝王式的独裁者，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外国政府交往。张大帅喜欢喝老虎的热血，当春药之用。无疑，他是末世君主之一，治下是颓废无度的朝廷，只要他一说出“砍掉那小子（或女人）的头”（他也经常这么说），谁都会变得服服帖帖。

“少帅”张学良是张大帅的长子，他也沾染过诸如吸食鸦片之类的恶习。在日本（资助张作霖的国家），他实际上被视作王储，常常像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一样参观日本陆海军秋季演习。1928年，因专列遭炸弹袭击，张大帅遇难，“少帅”张学良深信，这种行径只有日本人干得出来。

父亲遇害后，张少帅痛定思痛，不愿维系张家王朝与日本心照不宣的联盟，故改弦易帜，投靠由“主席”，即现在的“委员长”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18个月前，日本终于毫不留情地把少帅赶出了满洲里。北平洛克菲勒医院根治了他的毒瘾，但为时已晚。日本得寸进尺，步步围逼，直至攻陷热河。“少帅”不得不离开中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日后不能重整旗鼓。年初传言，加拿大皇家银行和蒙特利尔银行收到了张少帅的存款，月息高达50万美元。

委员长的南京政权

蒋委员长仍然幽居在专列上，没有进入北平，而是派心腹、最信任的助手何应钦出任北平市长，统辖华北。何应钦是一个先后参加过多次运动的老字辈，现任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调派中国军队赶往长城脚下。从濒临海岸的山海关到远在北平之西的内蒙古边境线，250英里的漫长地段，已陷于日军控制之下。

蒋委员长坐在指挥车里，随时都可以后撤。他浏览着来自东京的电文，日本外务省新闻发言人有如下一段话：“我军从山海关推进，60日内足以扫平整个华北，然后就会撤退，把华北交给最可靠的华人。”在日本看来，愿意向爱新觉罗·溥仪宣誓效忠的军阀就是“最可靠的华人”。溥仪做过皇帝，现在又成了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执政者。日本人把他称作“溥氏一世”，也许他将很快荣膺“溥皇一世”。

蒋委员长是个叱咤风云而又反复无常的人物，一定程度上是他使中国走向了统一。自1926年起，他就成了中国的第一号人物。

蒋介石出身于盐税官世家，1911年毕业于东京军事学院，回国时适逢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加入革命斗争。他于上海的革命军服役，隶属其良师益友陈其美麾下。到1923年，他已深受伟大的孙逸仙博士赏识。孙博士把他送到了莫斯科，他在那里获得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大量军火。蒋介石在1925年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在1926年7月发动北伐，这次军事行动成功地击败了当时控制中国北方的军阀，率领国民党统一全国，成了“主席”。

1927年，“主席”抛弃苏联盟友，转而致力于在中国消灭共产主义。除了曾在日本短期休养外，他一直生活在南京，只是在日本进攻上海危及南京时，他才逃离政府所在地。如今，南京政府已获得各大国的承认，各沿海省份包括大约半数的内陆省份都承认它的权威。

组成南京政府的各个部门不叫“苏维埃”，而叫“院”。如同在俄罗斯，所谓的“主席”（现为林森先生）和“行政院长”（现为汪精卫先生）都不太重要，国家实权集中于蒋委员长及其内兄、财政部长宋子文（“T．V．宋”更有知名度）手中。就地方局势而言，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天性使得全国各地军阀（如山东省著名军阀韩复榘）的独裁统治显得有章有序。

尽管能干的韩复榘随心所欲地处置山东省的财政收入，不让它们落入宋财长的口袋，可他还是把山东与各国以及国际联盟的外交关系交给了南京的外交部长罗文干——罗文干代表全中国撰写和接收外交文函。

《纽约时报》记者肯思从南京发回报道宣称，中国的大多数报刊最近都在勐批蒋委员长，斥之为懦夫和叛徒。其一，他不向英勇的上海19路军增派援军；其二，在外交政策上他不对日宣战，而是寄望于国际联盟。稍后，媒体对委员长的态度略为好转，因为他有可能回心转意——尽管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指望他抗日。备受国耻之辱的成千上万名学生高呼抗战，与同仇敌忾的儒雅先生们围坐在一起，群情激奋地讨论着整个危局。

疲于奔命的蒋介石

中国各地动荡不安，战火连绵。不过，这是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烧杀掳掠的中心地带相隔数百甚至数千英里。牢牢驾驭着中国这匹剽悍烈马的，就是蒋介石，他使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而又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走向了统一。

蒋介石通过一场大内战，从广州打到北平，征服了中国。对他来说，6场大叛乱还不至于令人惊慌失措。如果中国果真需要平乱，那么委员长将不得不分头应付60个方向，而不只是6个，因为就全中国来看，至少还有许多地头蛇似的“将领”在兴风作浪。在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等大城市里，生活虽然艰难但还算安逸。皮肤黝黑的蒋委员长聪明过人，对于并不挑战中央权威的地方骚乱置之不理（他曾说，大多数骚乱还不如芝加哥的帮派火并有规模）。然而，蒋委员长遇到了一个令其心绪难宁的历史性时刻。

中国共产党的势力蒸蒸日上，他们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控制着南方的江西省及其附近地区大约2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对蒋介石政权构成了真正的重大威胁。为发动一次“围剿”，他按照周密的计划买来步枪、机枪、野战炮、战斗机和各种弹药。为活捉共产党将领毛泽东、朱德或要他们的尸首，蒋介石分别悬赏10万和8万银圆。30万大军开赴战场，准备在蒋委员长的亲自率领下围剿苏区，但他又突然在南昌召集所有将领和顾问开会。南昌位于江西省，是其战场指挥部，周围正是星罗棋布的苏区。蒋委员长宣布，他有可能紧急赶往另一个更危险的地区投入战斗，转而把整个剿共重任交付给助手刘峙将军。

尽管军事委员会成员们均清楚委员长已决定赶往何处，但他们还是一本正经地分析了各个叛乱中心：

一、蒙古：这里是汤玉麟和刘桂棠两位将军的血战疆场，有报道说察哈尔省东部已沦为废墟。但是，这难道不是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吗？南京军事委员会就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在德王手下的将领们为蒙古人提升蒙古的地位时，蒋委员长已圆满解决了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南京政府曾向蒙古派出使节——使节准许蒙古创建地方自治政府，但也争取到由南京代蒙古执行外交政策的权力。由此，蒙古之乱可视作“个人恩怨”。

二、新疆：一个既有不毛之地又有富饶绿洲的省份，远在南京3200公里之外的大西北。狂怒的穆斯林人与被派来统治他们的装备较好的中国军队继续在那里展开激烈的游击战，新疆纸币已贬至面值的3%。但新疆脱离中国、加入苏联的危局似乎已经化解，这在部分程度上要归功于外交部长罗文干的英勇表现，他刚刚完成了出巡这片荒凉之地的“宣慰之使”。

罗先生报告说：“形势令人惊愕。试想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与新疆之间的通商要道因形势动荡而中断，结果新疆的一切出口产品都流向了仅存的信道——苏联。”

新疆省主席蹲进了南京的一所监狱，罗先生斥之为“无故镇压”新疆穆斯林并在政治上向莫斯科摇尾乞怜。罗先生前往新疆时，蒋委员长还调派了随行士兵，新疆省主席正是被这些士兵逮住的。又传言新疆出现血案和叛乱，但鉴于该省极其偏远，蒋介石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认为完全有理由先放一放。

三、四川：四川离南京大约1600公里，那里出现讨伐省主席刘湘的战乱。去年，刘湘打败自己的叔公、当时的省主席刘文辉，取而代之。中国人有时会略带夸张地说：“四川20年来战乱不断。”“刘侄”在战乱中似乎已稳居上风，蒋介石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英明地决定：只要他能坐稳“刘叔”以前的位子，就由他去吧。

四、广州：广州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和“革命圣地”，蒋委员长正是从这里跟着已故的伟大先行者孙逸仙博士——“中国的乔治·华盛顿”起步的。也正是从这里，蒋委员长挥师北伐，征服全中国——部分程度上得到了俄罗斯及受训于莫斯科的宣传员们的帮助，但也正是这些宣传员使其军旅走向纷争。高歌勐进之际，蒋委员长没太注意，苏维埃政权的种子已在他身后的中国土地上发芽、壮大。

过去几年来，南京政府曾向敌对的广州政府提供资助，而广州政府一边拿钱一边和蒋委员长的反对派们一唱一和——时而秘密，时而公开。广州的公然对抗演变为厉声怒呵，陈济棠将军领导下的广州政府通电南京，要求蒋委员长下野，而此前广州政府刚刚接受了南京意图收买它的一大笔资金。

五、福建：福建事变使蒋委员长遭受致命打击，他不得不从江西的反共运动中抽出身来，召集军事委员会。

11月，毗邻广州的福建省宣布“脱离”南京。大胆的福建叛乱势力竟然宣称他们而不是南京，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他们公然挑衅蒋委员长，宣布其军队将由蔡廷锴将军领导——他是英勇保卫上海的19路军著名指挥官。原19路军余部通过招募新兵恢复了元气，他们将在蔡将军的率领下继续战斗。更重要的是，福建新政府拥有华南政坛奇子陈友仁做其“智囊”。正是他对南京政府构成了潜在威胁，也正是他迫使蒋委员长匆忙召集军事委员会，并动员精锐之师，亲征讨闽。

坚强、热情、沉默寡言的陈友仁，他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最初跻身伦敦律师界，许多中国仇敌说他“不能说汉语也不会写汉字”。

中国大多数政治人物的英语流利，陈友仁无须借用生硬的汉语口诛笔伐。已故的伟大先行者孙博士领导下的原广州政府曾聘用他为法律顾问，之后他的口诛笔伐为他在中国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932年，陈先生与征服者蒋委员长翻脸，之后他的满腔怒火一发而不可十，斥责蒋委员长“封建思想”、“政治上不诚实”、“对日本屈膝投降”，是一个“将会搞垮国民党的没有灵魂的独裁者”。

蒋介石正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征服中国的，南京也仍然称作“国民政府”。陈友仁足智多谋的才能再次显现出来，广州政府不但要求委员长下野，还要求南京政府改组，让国民党发挥更大的治国作用。中国没有选举，国民党领导人都是白手起家的政治家——比如陈先生，威望就是权力。南京和北平的政治人物代表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福建和广州的政治人物则代表激进主义——即使不是也接近。福建事变和广州通电的真正意义在于，华南政治势力发起了新的攻势，以期摧毁他们所说的南京“宋家王朝”——这是南京政府的真正靠山。

蒋宋家天下

《时代》周刊上的报道宣称，漂亮的三姊妹及其赫赫有名的兄弟构成了今日的宋家王朝。父亲宋嘉树（“老查理”）笃信基督教，天资聪慧，在中国为传教士们印刷了几百万册《圣经》，结果发了财。他曾把伟大的先行者、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孙逸仙博士潜藏家中，并予以资助，因此得以名垂青史。

长女宋霭龄是本家族的预言家，她支持“老查理”急不可耐地把次女庆龄嫁给首任大总统孙逸仙。数年后，孙逸仙逝世，继承其衣的蒋介石征服了全中国。这时，宋霭龄表示：“我宋家可大受其益。”尽管蒋介石是个已有妻室的佛教徒，而宋家皈依基督，但在蒋介石撇开原配、转而与小妹宋美龄结婚时，宋霭龄还是同意了。宋霭龄本人则嫁给了孔子的第75世孙孔祥熙博士，她的弟弟宋子文成为财政部长——其鼎鼎大名更以“T．V．宋”为各国政府所熟知。这样，仅仅一个家族的触须就分别伸向了中国伟大的首任大总统、今世的征服者、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国先哲的75代孙。

宋家的温馨和睦不可能万世永固。陈友仁以其惯常的敏锐，选中了一个最佳时刻来攻击宋家王朝，即中国政府。

一个月前蒋委员长和内兄宋子文发生不快，结果宋先生辞去财长一职，委员长的姐夫孔祥熙继任。但在中国金融界，宋子文是无可替代的人物。孔博士和蔼可亲，德高望重，但没有妻子宋霭龄精明。宋先生是唯一一位使中国实现预算平衡的财政部长，也是唯一一位曾经威慑骄奢淫逸的中国军阀们的财政部长。不幸的是，宋财长鼓动中国从日本手里夺回满洲国，借此使自己成为备受欢迎的人物。蒋介石清楚，他的军队如今还打不过日本，他也讨厌金融家干预政治。阴谋诡计和流言蜚语使宋蒋两人更为疏远。蒋委员长意识到自己不得不迎接福建和陈友仁的挑战时，宋先生实际上是在袖手旁观。

突然之间，7艘轮船满载精兵良将，出海平叛。上海宣布戒严，军列隆隆驶向福建陆战前线。委员长还从南京派出了几个航空队，战斗机雷鸣般划过天空，带给福建的不只是炸弹，还有传单：

致19路军：

同志们！速解散伪福建政府，否则南京政府将予以彻底消灭。

总司令蒋介石

西藏故事：政治与宗教的暗中较量

1934年1月的一个夜晚，北平的夜空中，一弯纤弱的月亮慢慢地从天空升起落下，遮挡住土星和启明星，使它们反射出的暗红光芒不为人们所见。一些穿着黄袍的佛教徒正在北平年久失修的喇嘛庙内举行着典礼仪式。信徒们手转法轮，口诵佛家六字真言：啊、嘛、呢、叭、咪、吽。

三天之前，在北平西南大约1600公里，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以60岁的俗间年龄撒手人寰，去了极乐世界。布达拉宫是他在西藏拉萨的一座要塞式宫殿。死者是第13世转世佛祖，西藏及许多地方的佛教圣地的绝对统治者，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那旺洛桑·丹增嘉措。

自从7世纪佛教徒从印度跨过喜马拉雅地区奔腾汹涌的河流和暴风雪肆虐的高原进入西藏后，藏族人就开始接受他们的信仰——喇嘛教。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被创建起来，具有等级制度和祷告仪式。

15世纪，经过教徒向黄教方向的转变以及宗教改革，喇嘛教根据需要形成了一套理论和仪规，确立两个在世人形活佛。一个是达赖喇嘛，当今西藏的统治者、布达拉宫的主人、全体西藏人的在世活祖、“宽大慈悲的活佛”；另一个是精神统治者班禅喇嘛，主持扎什伦布寺，称为“无量明佛”。

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继任人是根据西藏等级制度来决定的。其中任何一个喇嘛死后，他的灵魂会立即寻找到一个安身之处，这就是一个藏族婴孩的躯体，不分其家庭地位高低，身份高贵还是贫贱。一些预兆将向神职人员和喇嘛们提示，哪一个孩子将是下一个在世活佛。在成为新的在世活佛之前，他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经文寺院受训，他的家庭地位也将会立即得到提升，享受国家的特殊照顾。

关于达赖喇嘛，挑选的方法是将候选婴儿放在玩具等小饰物前，其中放有前世活佛的遗物，先摸到遗物的孩子就成为达赖喇嘛。然而，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办法一直没有使用过。这次被选中的这个孩子叫那旺洛桑·丹增嘉措。

1893年就职后，这个达赖喇嘛就有别于其他人。他所有的前任都死得很神秘，并且很早。在西藏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也不足为奇，况且这里的医生一直按部就班地“用毒”。达赖喇嘛能有60岁的寿命，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几个世纪以来，拉萨一直被称作“禁城”，只有为数不多的执着的探险者和特使有机会拜访过此地。但是已故的达赖喇嘛，是一个具有现代品位的精神统治者。他头脑精明反映在他总喜欢用纤细的手指抚摸他的宠物——一只小老虎的毛皮。早在年轻的时候，达赖喇嘛倾心于俄罗斯，俄罗斯长久以来一直梦想从北方向印度接近。1904年，当英国人弗朗西斯·爱德华·扬赫兹本德上校率领武装特遣队进入西藏时，达赖喇嘛率其“朝廷”逃到了蒙古，最后辗转到达了北平。

他在北平受到了冷遇，成了有名无实的西藏君主，这使他产生了不可消弭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想法。他再次返回西藏，西藏此时已经对印度开放贸易。一时间，他的生活还算平静：睡着锦缎被褥，用金钵吃饭。1909年，中央政府派代表进入西藏，迫使达赖喇嘛再度逃亡。这次他逃向印度，在那里受到了礼遇。他卧薪尝胆，决意把汉人赶出西藏，让英国人在西藏创建影响。

因为西藏人相信“珠穆朗玛之众神”具有猜疑和复仇的精神，所以达赖喇嘛总是拒绝探险家们攀登世界最高峰的企图。1924年，一支远征队有13名攀登者死亡，达赖喇嘛认为“众神将有8年时间不得安宁”。去年春天，在克莱德斯代尔·布莱克·麦克因泰尔的飞机飞过珠穆朗玛峰后，西藏便经历了一个特别糟糕的夏天。近两个星期以来，就在他圆寂之前，达赖喇嘛还通知英国，必须放弃有关飞越或攀登珠峰的计划。

作为300万藏族人的绝对统治者，那旺洛桑·丹增嘉措的一举一动都在俄、英的监视之下。

达赖喇嘛认为班禅喇嘛不能与他拥有同样的权力。1924年，一些西藏宗教界的掌权者同意达赖喇嘛同时占据两项职位，废黜了班禅喇嘛。此举令南京政府、蒙古和满洲感到震惊。那个个子不高、圆头圆脑、身材肥胖的班禅喇嘛被许多佛教徒奉若神灵。事实上，1931年的时候他在藏区外的影响极大，当达赖喇嘛乘坐他的第一辆汽车在拉萨兜风时，班禅喇嘛则正在满洲乘坐着他那鲜黄色的火车包厢四处巡游，为中国团结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而游说。国民政府每年付给他48万美元，并封他为“保卫国家传播文化的伟大而开明的活佛”。

现在，这位身材肥胖的班禅喇嘛正在蒙古活动。当达赖圆寂的消息传来，他立即动身前往北平，他的助手们希望他在北平宣布复位。同时，西藏的军队再次骚扰内地。班禅喇嘛的复位声明成为中央政府平息藏军，在西藏创建控制力量的一个极好机会。但是俄国和英国也同时在关注着西藏的局势。

内忧外患，国民政府酝酿财政对策

1934年7月3日，在蒋介石总司令的授意之下，中国的关税政策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日本没有占领北平获得的报酬。新的关税政策将极大地提高美国、英国和苏联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的关税税率，同时降低日本向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为了让这一切尽量发生得很平静，中国的审查员被命令去阻挠白人记者用电报发送这条新闻。

《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认为，蒋介石关税政策的调整，不仅仅使日本比其他对华出口国赢得了巨大的优势，还因为关税急剧降低，致使中国的棉纺厂、造纸厂、酒厂、煤矿和鱼市老板宣布他们无法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同日本产品竞争，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各界人士的请愿书如潮水一般涌向蒋总司令，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都能收到怒气冲冲的电报。

来自中国海滨城市的报道说，日本的货船正在蜂拥而入，连船上的排水装置里都装满了货物，绝大多数日本在华的运输公司都额外租用了船只。中国的编辑面前堆着政府的命令，这些命令威胁说，政府将查禁任何“支持无知的商人的立场”的报纸。在一封电报通知中，蒋总司令愤怒地宣布说：“政府将不再容忍公众的无理态度。”

然而公众仍然抱着这种“无理态度”。蒋总司令于是在庐山牯岭镇的避暑官邸召开政府领导人秘密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起草新的宪法。这个宪法将使中国总统（林森是现在的总统）摆脱有名无实的地位，赋予他完全的权力。这个决定预示着蒋介石将自己当总统，搬进南京那座崭新的花费10万美元的白屋（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瓦制屋顶）。傀儡总统林森还没有胆量想要占据这座官邸。

在会议开始前，长着一双猫头鹰似的眼睛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对会议内容缄口不谈，其他人纷纷仿效，只有孔夫子的后裔、抽着雪茄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除外。他在上海登机之前，突然觉得有必要对罗斯福总统的白银国有化政策进行评论。孔博士说：“我们也想实行白银国有化，但是，对中国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受到法外治权条约的制约。我们不想让价格飞涨，因为白银对我们的国家生活极其重要。”

孔博士指出，如果美国的白银国有化计划导致对这种金属的过度需求，中国将禁止白银出口。他使劲吸了一口烟，然后说：“中国应该准备立刻采取行动——实际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有必要的话。”

总司令召集的会议上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一位政府发言人非常平静地称为“半个世纪以来，恐怕也是记忆中的中原地区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旱灾”。

来自中国心脏地带安徽省的官方报道说，现在有50万名农民几乎没有粮食和饮水，在苍黄的天空下同饥荒做斗争。几个星期以来，气温从来没有低于华氏100度，最高时达到120度。炎热烘烤着人们，使他们变得无精打采。

与此同时，中国南方的洪水也导致了饥荒。一场倾盆大雨使得河里形成了8米高的大浪，浊黄的浪花泡沫飞溅，咆哮着向下游奔涌。数以百计在河水里泡得肿胀的尸体又被冲进了大海。受灾地区的传教士总部发布的一条短信说：“死亡人数难以估计。”

02 1935-1936年 日本人虎视中国

正当中国被白种人制造的银圆危机而大伤元气的时候，在满洲和华北的日本陆军指挥官却在向中国政府提出不可能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要应允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华北。

与此同时，北方的日本人正忙着收紧风筝线。在北平附近的非军事区，日本浪人的挑衅最近激起了民变，中国农民占领了两座城市。早些时候，中国当地行政长官商震将军在得到南京政府的授权后，坐下来与日本驻华北军代表多田将军达成了一项协定。

……

一些中国官员发表言论，认为中国也许最好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联合，而不是同日本国联合。南京政府的发言人谨慎地说：“中国还没有被迫在日本和俄国之间做出抉择，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中国也许必须做出这一决定性的选择。”

……

蒋介石的“新生活”和屠杀

在工业化城市上海，一个中国苦力若想赚到相当于7美元的钱，他得辛辛苦苦，节衣缩食地干上7年。去年，一项声势浩大、形式新颖的慈善之举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上海市极具魄力的市长吴铁成开始组织穷苦的中国人集体结婚，每对新人只需交付7美元的费用。

到目前为止，一个典型的中式婚礼需要为请司仪、举办仪式支付高昂的费用，同时还得为新郎新娘所有的朋友准备充足的食物。这一切往往会使新人背上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因此，当吴市长雇到一个气派的管乐队演奏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时，想借办婚礼赚钱的人个个恨得牙根直痒。

市政厅搭起了一座引人瞩目的婚礼圣坛，当然上面的照片不是上帝而是孙逸仙博士，人们称他为“中国革命之父”。如同列宁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样，孙逸仙博士在中国人心中有着同样神圣的地位。57对新人站在1200名来自各个阶层的亲友中间，似乎有些缺乏自信。他们每两对依次走上圣坛。吴市长鼓励着每一对新人，让他们对孙博士照片三鞠躬，然后夫妻对拜两次，最后再向吴市长鞠一个躬。接着吴市长递给每个新郎一本用多种颜色墨水写就的结婚证明书，婚礼随之结束。

吴市长告诉那些蜂拥而至向他表示祝贺的朋友们说：“这只是上海在蒋介石总司令号召下所进行的革新的部分成果。从现在开始，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我都会组织这样的婚礼。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已经有31对新人报名参加下个月的婚礼。这些都是蒋总司令伟大的革新中国的‘新生活’运动的组成部分。”

而在中国西南腹地贵州省，群山连绵起伏，这里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汞矿，这里的人们说一种叫“苗语”的少数民族语言。4月，蒋介石委员长在苗寨继续对共产党穷追勐打，让他们无处藏身，接着成百上千地进行屠杀——尽管他是位温和儒雅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

委员长的美国轰炸机所过之处，片甲不留，令贵州的当地人又新奇、又惊恐。随着屠杀速度加快，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上升，从500人，2000人到5000人，在最后4天的屠杀中，一共死了7000名中国人。委员长领导的南京政府毫不在乎地指出：“歼灭人数远远少于一个省死于饥荒的人数。这是对付共产党的唯一方法。”

在最近一次追击中屠杀7000名共产党后，蒋介石委员长在其贵阳指挥所正面迎战中国苏维埃武装的反击。在新闻发布中，委员长告诉大家，毛泽东现在没有固定的总部或住所，只能随着他的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各省间流窜。此外，据说毛泽东病得很重，只能用担架抬着。

有了这些好消息，蒋委员长咂咂他的薄嘴唇，兴致勃勃地同“少帅”张学良一起饮茶。张学良这位头顶光环的中国青年，继承了其实力派军阀父亲的巨大家产，后者就是大名鼎鼎的饮虎血、玩时髦女人的张作霖。

少帅陪委员长喝完茶，致意道贺之后，坐上他崭新的波音飞机，命令美国飞行员送他回武昌行营。半小时以后，他们飞到中国共产党部队控制的区域，飞机飞得又高又快，地面的射手拿它没有办法。突然，波音飞机开始噼啪作响，张少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如果他的飞机被迫降落，落到共产党手里，等待他的命运只有死亡。他的美国飞行员一边祈祷，一边长距离滑翔，子弹在机身附近呼啸而过。终于飞机恢复了悦耳的轰鸣声，倾斜、转弯、提升、穿入云霄，最终将张少帅安全地送到了汉口。

何应钦出卖了华北

《时代》周刊的记者在南京警告美国与中国人，日本继续觊觎中国的大门，威胁要吞并北平和华北港口天津。与此同时，天津美国商会会长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却说：“依我看，罗斯福政府的银圆政策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损害要甚于日本人。”

在上海，美国企业集团的坚实支柱，弗兰克·杰伊·雷文控制的“雷文股份”（经营银行、房地产和保险业务）开始贬值了，而在去年12月其价值估计还有7000万美元。雷文指责罗斯福总统人为提高银价的政策使他的美国东方银行破产了，这家银行的主顾大多是传教士、美国水兵和上海舞女。银子是中国的一切。“我破产了，但我们还在保护我们的债权人。”雷文先生说，“我在尽一切努力清偿公司债务。美国收购银子把中国的银圆买光了，使信用冻结，商业瘫痪。”几个月来，中国政府百般恳求罗斯福总统停止抬高银价，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死刑阻吓任何向国外走私此重要金属的人——在国外卖出“罗斯福价格”。早些时候，美国总统为中国所做的事是任命美国牧师纳尔逊·特拉斯勒·约翰逊为新任中国大使。

正当中国被白种人制造的银圆危机而大伤元气的时候，在满洲和华北的日本陆军指挥官却向中国政府提出不可能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要应允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华北。

皮肤细嫩滋润的中国国防部长何应钦在1933年上任时曾承诺保卫华北：“我们要收复热河和满洲里！”现在递到他手上的条款是：

1.撤离和“处罚”河北省（包括北平和天津）主席于学忠将军，过错是对日本人态度太强硬；

2.从河北撤离中国政府的军队，该省由日本可以接受的新主席的军队控制；

3.从河北撤走中国政府之国民党的所有分支机构。

拿美国打比方，这样的要求相当于东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罗斯福总统解散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民主党，任命日本傀儡做加州州长，并把美国军队撤到落基山脉以东。

日本在天津及天津周边大肆炫耀一番它的军队、坦克和轰炸机（让轰炸机从天津的外国租界低空隆隆飞过），随后中国便出现妥协迹象。日本人要求撤换的于主席被立即解职，其部队开往南方。接着，5辆满载北平政府军队的火车也被中国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调往南方。何部长出于慎重，严把口风，不让部队知道撤退原因，担心他们若知道了他对中国的背叛将有兵变。日本方面发回的电文援引何应钦私下对日本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大佐的谈话：“我现在完全明白日本人想要什么，我希望他们明白我寻求和平解决的诚意。我相信他们会得到回报的，我不希望出现任何意外事件。”

许多中国人都认为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自己得到了日本人的现金回报。在中国的内战中，他曾公开收买敌方将领，公布他们倒戈的价码。然而，虽然何应钦以政府的名义明确地答应了日本人的所有要求，但是没有得到南京政府和老谋深算的中国独裁者、身材细瘦的蒋介石的确认。整个中国政府还保持着沉默。

日本驻华北参谋长酒井大佐有些不置可否地说，日本给中国政府执行这些要求的期限为6月20日，但可以给一定的宽限期限。“我们不想再多说什么，”酒井大佐最后冠冕堂皇地说，“我们只希望为东亚带来幸福。我相信中国人感激我们的真诚。如果他们不知感激，我们只能将中国人当成种族的败类。”

根据日本人这种偏颇的定义，中国将军商震就不是种族的败类。早前他被派来天津代替被解职的于将军。商将军一上任，立即对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梅津中将友好地打开了一瓶又一瓶上等的香槟酒，宾主高呼“为睦邻友好”而痛饮。

吴佩孚要重出江湖

当北平的官员们还在对日本人奴颜婢膝时，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只是稍加威胁诱骗，就控制了几乎大半的北部中国。北平突然间危机四伏，而纷乱中渐渐凸显出一位戏剧性的人物：人称“儒将”的吴佩孚。

吴佩孚大帅，这位农民出身的土匪，统治大半个中国十年之久的大军阀，同时也是传统的儒家学者。他目光忧郁、下颌透着坚毅，瘦削的面颊满是胡须，曾被认为是孔子得意门生的后裔。10岁的时候，吴佩孚就能声情并茂地背诵古文名篇，他的诗作展示了东方人不寻常的天赋。他精通军事谋略、清正廉洁、勇敢无畏、热爱自己的国家……吴佩孚的追随者自豪地称自己为“吴迷”。吴佩孚最喜欢烈酒、戏曲和纯金器皿。不善识人和自大是吴佩孚最致命的缺点，他自比拿破仑，甚至认为自己比拿破仑还要伟大。吴佩孚一度控制了整个中国北方，但是他的部下——“基督将军”冯玉祥背叛并推翻了他。吴佩孚只好退隐，在荒山孤庙中重又开始研修书法和诗词。不过，他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仍旧是一位大英雄。

一些传闻认为吴佩孚又来到北平，对这里的事情“指点江山”。但可以肯定的是，挡在前台的是吴佩孚格外信任的左膀右臂白坚武。让我们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出北平城的路上，中国政府被日本人赶得方寸大乱，匆忙中在北平西郊的车站里遗留下一辆装甲列车。事发前一天的夜里，在白坚武的带领下，大约60名中国人和朝鲜人，集合一些中国军队，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带上武器，乘着这辆装甲车，向北平的旧城区出发。装甲车从北平城南开进10公里，来到永定门的豁口。但是指挥官白坚武缺乏明确的行动计划，他进攻的目标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在北平保留的仅有的维持治安的卫戍部队。

白坚武的装甲车开到永定门便开始射击。显然，这是一起与城里呼应早有预谋的行动。但是，白坚武的计划落空了。北平驻军得到警报，迅速占领永定门，用沙袋堵住豁口，并开枪反击。装甲车徒然地在黑夜中轰鸣，被迫停下来。午夜之后，装甲车的每个窗口都被布置上枪手勐烈开火，开始反扑。这一次守军装备了迫击炮和机关枪，顽强回击。幸运的是，除了一个中国苦力不幸被迫击炮弹击中外没有人中弹，装甲车再次撤退。大约在拂晓时分和早晨7:40左右，装备了3英寸炮的装甲车又先后两次冲向北平城，北平始终岿然不动，装甲车也只好沿着铁路灰熘熘地撤退。

虽然这件事情做得愚蠢不堪而且太自不量力，却足以惊动全中国。到处流传着吴大帅被激怒，准备将日本人从华北赶出去的传言。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对冲突事件感兴趣的日本指挥官拒绝对这一事件做出评论，他们认为这只是中国军队的一次“小骚乱”。

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

当面色红润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提出辞职时，便有记者指出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装病。这使得汪先生非常气愤地声明：“我真的是病了！”

没几天，“诚实的”汪先生从病榻上站起来，收回了他的辞呈，而且从青岛经过800多公里的行程到达南京。在那里，汪精卫院长和蒋介石总司令达成共识，他们将继续密切合作，维持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

没人注意7艘日本炮艇沿着水流湍急、挟泥带沙的扬子江驶向有中国“芝加哥”之称的大城市汉口，并开始了勐烈的炮火轰击。同时，在中国的南方，10艘日本驱逐舰驶进汕头。

日本炮舰之所以选择汉口，是因为在日本从中国攫取满洲4周年之际，汉口和武昌的军营挂起了“还我河山”的横幅。日本炮舰上高傲的指挥官认为这“构成了不可容忍的反日宣传”，日本帝国政府要求惩戒肇事的中国人。

日本人宣称更不可容忍的是他们发现中国士兵在射击场上拿日本国旗和穿着日本士兵服装的假人做靶子。

汕头事件起因于一位中国海关主管不能容忍日本的走私者，他们走私数额太大，以致汕头的大米关税从每月40万美元下降到12000美元。这位主管大胆地查收了大量从日本和朝鲜走私的货物，包括大米、豆饼、豆油、棉制品、糖和水泥。早些时候，10艘日本驱逐舰轰隆隆地开进汕头，并每天晚上打开探照灯大肆操练，舰队指挥官要求将走私货物还给日本走私者，并且从此以后这类商品在汕头全部免征关税。

在威慑之下，汉口和汕头的当地政府被迫同意日本人的要求，而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在中国几年来的两难境地中苦熬苦撑。他们或者宁为玉碎，不惜流血牺牲进行自杀式的武装抵抗；或者委曲求全，成为令日本政府完全满意的中国政府。

然而蒋介石委员长雄心犹在，他要努力使没有受到日本直接威胁的华中地区得到改善和巩固。南京以南大约480公里的地方是江西省的要塞城市南昌，他在那里建造了远东最大的战斗机基地。现在，这个中国空军基地正在向西转移到2000多公里外的成都市，它坐落于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四川省。蒋委员长此举很像苏联斯大林将战略基地建在乌拉尔山脉之外，让任何欧洲力量都攻击不到。四川省四面环山，不通铁路，蒋委员长的朋友们说四川将被建设成一个“强大的、自足的战略要地”。这个省面积比法国大，人口也比法国多，而且离日本十分遥远，它的最西端距印度只有160多公里。

既然委员长忙于比同日本人作战更切实际的事务，南京政府不得不推出一位日本人认为亲日的行政院长，他就是中国著名的汪精卫先生。当他自己也不能再忍受这种令人生厌的角色而托病（他确实有病）辞职的时候，日本政府却向蒋委员长施加压力，迫使汪先生在一夜之间病体康复，继续任行政院长之职。

汪院长和他的内阁成员们看上去像是一群胆小怕事的政客。当华北的中国军队在日本的机关枪下纷纷倒下的时候，他们却在用香槟和美言款待日本大使。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还没有被迫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北部割据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

现在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北部的未沦陷地区。在意大利分散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之时，日本很可能就要夺走华北了。6月日本就着手削弱长城以内的这块地区的政权，要求废除当地的政府——北平政务委员会。南京政府不能拒绝，但汪院长以及内阁屈服之迅速竟引起驻北平的日本武官的疑惑：“对于废除政委会，我并不感到遗憾，但中国人做得太突然了，事先没有同我们商量。这不太友好。而且，显然他们并没有决定由谁来代替政委会同日本皇军谈判。”

中国如此政务混乱，局势难料，使日本人在整个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日本作战部队在东京的最高指挥部里也在同时酝酿着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具体表现为日本温和派陆军大臣林铣十郎的一位幕僚遭到暗杀，一位更加好战的新任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走马上任。

此前天皇的发言人，日本驻上海武官矶谷廉介将军这样讲：“我希望中国人自己做出所有必要的变革，创建一个稳定的中国政府，推举一位负责任的领袖，日本可以和他商谈……我们相信最终中国的4亿民众会起来推翻现在这个自私的政权……当然一旦出现危机，日本已经完全准备好介入，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以创建一个稳定的政权……只有两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委员长立即进行政策的根本调整，或者华北五省必须完全脱离南京政府，创建独立的机构。”

日本军方的这一声明与日本侵占满洲，创建傀儡满洲帝国时的论调如出一辙。今天南京政府对日本已经是百依百顺，若想仍然保持任何意义的中国政府，再做妥协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在日本武装推进前的这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投机政客想乘机抢占华北的地方官位。在这群可怜虫中，日本的宠儿是前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将军。去年春天，当宋将军威胁要率部抵抗日军时被南京免职，此举使他突变成为完全的亲日派，并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区司令。一位日本高级官员诡秘地笑着说：“我们准备让宋将军有一切理由保持友好。”

上海的《中央日报》早些时候把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比做上次世界大战，那一次日本借机强加给中国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中国时报》警告其中国读者此番日本只会变本加厉，然后以形象的语言沉痛地写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中国目前正把空军撤到西部，使中国东部面对日本更无还手之力。这期间蒋委员长做出一项最重大的决定，赶走了大名鼎鼎的约翰·汉密尔顿·朱厄特上校及其周围一小群敬业的美国战斗机专家，正是他们使中国能够在南昌建起全天候起降的大型空军基地。

朱厄特上校在杭州附近的航空学校培养了200多名中国顶尖战斗机飞行员。该校训练强度大，考试要求严，也因此得罪了许多将军和政客，因为他们那些想开飞机的公子们多被淘汰。今年朱厄特上校的合同到期时，蒋委员长没有续约，而是把空军交给了本国官员和罗马来的斯文的洛尔迪将军手下的意大利专家。

这番交替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几年来努力的结果。1934年，这位意国“领袖”为讨好蒋委员长向他的政府派来一位大使——随后日本、英国、美国和德国才依样行事。最近蒋委员长接受了独裁者墨索里尼赠送的一架轰炸机。美国空军顾问“全遭清洗”，蒋的一些最好的朋友认为他做了致命的错误决定，断送了刚刚起步但成绩斐然的中国空军。

协议卖国，汪精卫遇刺

身着笔挺的卡其军服，没有金丝绶带和招眼的臂章，中国当代最好的陆军元帅、将军和地方长官会聚南京。几乎所有中国要人都到了。此前，中国那位信奉卫理公会教的独裁者蒋介石委员长从未在身边召集过这么多的军界精英。连中国军阀中的老牌大人物，身材魁梧、满脑子怪主意、永远出人不意的“基督徒元帅”冯玉祥也从其泰山附近的休闲地长途而来，愉快地宣布他“现在是虔诚的佛教徒”。

空气中弥漫着期待之情，国民党在今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也许能够正视中国和日本的现实。这个现实是推行亚洲合作的政策——即使幅员辽阔的中国几年内只是被日本牵线的风筝，也会使这个古老东方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

早几天，主战派站在国民党总部的台阶前与傀儡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合影。在中国的政客中，汪精卫是最积极鼓吹“风筝说”外交政策的，而他不仅是行政院长，也兼外交部部长。据后来的《时代》周刊报道，事实上，这次合影蒋没有出现，而是躲在休息室。

官方照相师钻到黑布后，其他中国摄影师纷纷按下快门。突然，一个相机中冒出一支手枪。砰、砰、砰！三发子弹击中汪院长的胳膊、脖子和腹部。汪院长倒下的同时反应迅速的军人已经向刺客还击。

枪击中了目标，一位看门人和一位前司法部部长倒下了——他们的受伤都被归咎于行刺的刺客。其他人的子弹没有伤到人，灵巧的中国官员像兔子一样四处散开，而中国的军人们围住了受伤的汪。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刺客姓孙，但他与南京政府已故的国父孙逸仙博士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刺客立即被打上共产党的标签。而几百万中国人都认为他是个爱国者，希望亲日的汪院长活不成，遗憾的是，他没有把亲日的首脑人物——委员长一并打死。

在上海，富裕的中国人没有什么爱国热情，他们只是焦急地观望着汪院长的病情。第二天谣传汪院长死了，引起上海交易所的大恐慌。金条——“唯一安全的东西”价格勐升，其他的一切都跌了。后来的消息又说汪院长的状况“良好”，金价又回落了。同一天，刺客因伤死亡。

南京政府及各地首脑于是做出姿态，表示他们没有受到汪精卫遇刺的影响，继续按照预定的计划召开国民党全会。他们回顾说，1931年南京的一群暴徒控制不住爱国主义的冲动，洗劫了中国外交部，因为即使是那时，政府在他们眼中也是亲日的。而从那以后，政府看来在亲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与此同时，北方的日本人正忙着收紧风筝线。在北平附近的非军事区，日本“浪人”的挑衅最近激起了民变，中国农民占领了两座城市。早些时候，中国当地行政长官商震将军在得到南京政府的授权后，坐下来与日本驻华北军代表多田将军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商将军所述，“协定是，多田将军答应今后控制日本浪人的活动。他同意我将我的‘保安队’派到非军事区，那里原来是不能进入的，我们将赶走占领了城镇的叛乱农民，设立新的中国地方官员，他们将致力于中日友好。”

因为中国农村的“地方官员”就是那里的统治者，商将军作为南京政府代表，实际上是同意了把华北的大部分地区交给日本的傀儡来统治，他们将和所谓满洲国的皇帝没什么区别。

“协定”达成不到48小时，汪院长便倒在枪声中。

一些中国官员发表言论，认为中国也许最好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联合，而不是同日本帝国联合。毕竟布尔什维克充满了活力。南京政府的发言人谨慎地说：“中国还没有被迫在日本和俄国之间做出抉择，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中国也许必须做出这一决定性的选择。”

虽然汪院长是由于亲日遇刺，在几年前他也很可能由于亲俄而遇刺。在1928年，他还与莫斯科打得火热呢。苏联的黄金支持了中国的内战，帮助蒋介石创建起南京政府，蒋自己做了独裁者。本周，反应迅速的日本人对南京政府新近的亲俄言论万分恼怒，日本军国主义者扬言，一旦中国政府有转向莫斯科的实际迹象，天皇的军队将长驱直入，夺取中苏边境地区。

在中国院长被3颗子弹击中而卧床两天后，代理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博士突然宣布将中国使用多年的流通货币——银子“国有化”。中国人仍旧可以随便储藏黄金，但孔博士下令将银子收归政府银行，窝藏银子被定为叛国罪。中国人从来不信任纸币，这次中国政府颁布法令将纸币定为法定货币，不能兑换成金银。

日本占领天津机场，图谋华北“自治”

美联社的消息表明，1935年12月，日本军队没费任何力气就占领了中国北部极具战略意义的丰台火车站，距北平仅十几公里。日本军官通过慎重考虑后还是称之为“假战争”。月初，日军的另一次“战争游戏”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中国北部的邮政系统和几处电话交换机。开始中国人还想乘机把车辆开出中国北部，但是日本人有强制性的命令：只有某种型号的汽车从中原开到中国北部后，才允许同样型号的汽车从北部开过黄河。

部分租借给泛美公司的天津机场，也被日本人控制，并开始被改装为军用机场——已经有两架日本战斗机在此落脚。从上海飞来的航班刚刚抵达，就被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包围，气急败坏的日本军官冲着不懂日语的美国驾驶员大喊大叫，对乘客推推搡搡，还威胁要逮捕他们，理由则是“要为我们天皇的飞机拍照”。

所幸在飞机上有一名会讲日语的美国记者，他警告这些日本人不要对西方人无礼。在百般劝阻下，日本军队才很不情愿地撤走。

当日本人的侵略一波接一波地长驱直入，在中国内陆城市北平、天津等地蔓延时，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和行政院长汪精卫在首都南京也是终日担惊受怕。汪精卫还险些被暗杀，后在上海住院休养，现已完全恢复并回到南京，密谋暗杀他的人已经被发现。

本月，借助所谓的“自发的华北自治运动”，25个县要求成立自治政府，由与日本有亲戚关系的中国人殷汝耕管理。蒋介石在南京发布逮捕令，要求河北省省长尚晨（音）逮捕殷汝耕。但是尚晨无能为力，所以自责不已，借由“在家中煤气中毒”请求离职。蒋介石从南京打电话命令河北省的实际操控人宋哲元担任“和解委员”，在北部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这位高官精通运用微妙的手段化解矛盾，处理问题。

现在的宋哲元又被中国人怀疑为有意与日本人勾结创建“自治政府”。在大家都在等待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有所表示时，宋此时的一句话使大家稍感安心，他说：“我没有殷汝耕那么大的野心，我不会成为自治政府主席的。”

这句话同时也打消了日本人企图利用宋将军创建屈服于日本人的傀儡政府的希望。

自诩为“将军”的平庸人物殷汝耕竟然成了正处蒸蒸日上的日控华北“自治”政府的头儿。这种事态相当明显地告诉人们：日本人急需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人。

上周殷汝耕雇了一帮唯利是图的中国人，在日本军队的掩护下占领了天津的塘沽港。这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残忍的玩笑。如果闻名的中国“马歇尔”——吴佩孚也同流合污，将对民心造成更大的打击。而上个周末天津的来电宣称，伟大的“儒将”吴佩孚元帅决定结束在佛庙中8年的虔心修行，出山执掌华北大权。

如果这个消息确凿不虚，各派军阀将会在北平采取更灵活的新策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对付日本人，也是为了给自己争得政权而戎马转战。如今，中国学生的地位已经不像在吴佩孚管理学术界时那么举足轻重了，他们除了用笔在昂贵的白纸上空写一些标语之外没有多大力量。

与此同时，北平有5000名激进的男女学生举行了抗日示威。示威遭到了中国军警的镇压，100多人被打伤住进医院。被警察驱逐的人群中有一个青年挥动着他瘦弱的胳膊高呼“再打我几下！”。

由美国提供资金支持的著名大学——燕京大学的名誉校长、中国著名学者卢采蔚（音）说：“如果事态继续发展，燕京大学就不得不关闭。我担心学生如果再继续举行抗日示威活动，警察很可能会向人群开枪。”

而在南京，由蒋介石总司令任兼任行政院长的中国政府终日忙于同日本人进行外交谈判，尽可能减小损失。显然，华北的地方势力不会服从南京的命令而将库存的白银运往南京。一是日本不会答应未来的傀儡政府现在就耗光白银；二是华北的地方势力也希望保有这些白银，至于将来谁控制这一地区则与他们无关。

1936年：“梨核”之罪

正当最现代的中国思想家、哲学家，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博士在曼哈顿沃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出席旅美华人社团为其举办的宴会上，为中国日益出现的政治团结举杯庆祝之时，上海的一些勇敢人士将一只梨核投向行进中的日本“蓝衣队”，并因此冒犯了日本皇家海军的尊严。这使过去两个月中一系列严重“事件”达到了顶点。

在一小时之内，上海港的日本海军增加了100多人，并占领虹口国际区（租界地），借口搜查嫌疑者，粗鲁地逮捕他们碰到的任何一个人。那个扔出梨核的午夜俱乐部的每个角落同时被日本军警、宪兵搜个遍，他们声称他们是在找那个“剩下的梨皮”。

这家中国人的午夜俱乐部的业主向日本人写出书面道歉书，但正值此时，日本驻上海特别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近藤英次郎（音）宣称其战舰介入。同时，天皇在东京召见日本海军大臣永野修身，日本政府新闻发言人叫道：“……我们的愤怒是无止境的。”

蒋介石委员长总是运气不错，事发时他本人在1000多公里外的广东，同样地，也没有对日本人立即做出反驳的举动和言论。

上帝，这真是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当中国内阁官员挤向飞机，去见他们的蒋介石的时候，他们都这样叫喊着。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想说服蒋介石同他们一起飞回南京——他的首都。

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日本在华海军最高指挥官佐藤修（音）向记者透露说，日本政府将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接受“某些亲善的条款”，而事实上这些条款比臭名昭著的1915年的中日“二十一条”还苛刻许多。根据第一条“亲善”条款，每一支同中国共产党作战的中国政府军队都必须配以相同数量的日本军队。根据第二条“亲善”条款，每一名中国政府官员，不论是防务部队，还是内务官僚，都必须配一名日本顾问。根据日本方面的第三条“亲善”条款，立即创建全面脱离中国政府的华北自治，一切由日本控制，但允许悬挂中国国旗。

当驻华日本海军少将被问及日本是否强迫蒋接受这最后通牒时，他冷冷地回答说：“这或许是唯一的途径，这也是我们军人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案。如果哪个市民有较好的建议，欢迎提供。”

03 1937年 日本制作的侵略战争

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下一步就是，蒋委员长、蒋夫人和银行家宋子文共同向南京政府发出最为明确的命令，要求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率领下的讨逆军不得再向西安逼近，讨逆军接到命令后立即按兵不动。

……

战火首先在北平西南部郊区点燃，交战双方是演习中的日本军队和宋哲元将军率领下的中国军队。在富有历史意义的卢沟桥和北平周围的村庄之间，激战频频。措辞生动的公报称，他们“击退了妄图切断我驻军与南苑机场联系的鬼子，用手中的大刀把敌人赶跑了”。

……

日本政府的债券报价由90日元，一个星期之内降到了76日元。日元也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悲观主义者们坚持认为日本只有支撑3个月战争的资金，3个月之后经济必然崩溃。现实主义者则指出经济崩溃并不能阻止战争的进行。

……

西安事变成功，蒋介石获释

老练的记者们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西安事变——“不可思议”。从任何西方视角来看，“不可思议”的是东亚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竟为暴力所俘，46名卫兵悉数被杀；事变中他本人假牙丢失，在被囚禁的13天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诵读《圣经》；最后，他又突返南京，宣称惨遭绑架在部分程度上是咎由自取；而绑架者之所以把他放走，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读了他1936年大约5万字的个人日记后，深受感动！而在东方人看来，这一切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不过是中国人在“保全面子”。

宋美龄立即飞赴西安，与之同行的还有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兄长宋子文、神秘莫测的澳大利亚“顾问”威廉.H.端纳。他们在西安下了飞机，当时浓雾笼罩，夜色朦胧，机场上众吐司兵举起了数百个火把。机场上的士兵隶属于名气稍逊的杨虎城将军。

概言之，绑架者张学良的数百人部队围困着被绑架者蒋介石，外围是杨将军的数千人部队——他们也可被视作是操控了绑架案；再往外则是绑架者张学良的数千人主力部队以及火速赶来的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同时南京政府的美式轰炸机也在空中虎视眈眈。

蒋夫人直奔沦为囚徒的丈夫，她用小包带来了一套新假牙——丈夫安上假牙后会舒适些。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下一步就是，蒋委员长、蒋夫人和银行家宋子文共同向南京政府发出最为明确的命令，要求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率领下的讨逆军不得再向西安逼近，讨逆军接到命令后立即按兵不动。

无疑，赎救蒋介石的数百万现金是在西安达成的协议中敲定的，而且想来这是宋子文尽可能以非政府的方式操办而成。毕竟，他所努力营救的是自己的妹夫，况且宋氏家族在中国乃是首屈一指。协议既已达成，所有到场的达官显贵都飞赴洛阳——显然，绑架者完全忘记了当初的崇高要求——被绑架者要立即领导中国对日作战。

在洛阳，保全面子的好戏粉墨登场，也许还要持续好几周。可以说，绑架案中的蒋、张二人很难臂挽臂地同机赴宁，也不宜身着华艳军服抵宁。委员长换上便装，先行一步；两个小时后，少帅穿着廉价的中国棉纺长袍，满心悔意地尾随而至。迎接委员长的有年迈的傀儡主席林森以及欢呼雀跃的20万南京市民。

然后，有关各方开始对外公布长篇大论——但显然是为妥善处理中国空前的重大绑架案而编造出来的。潇洒、机敏、胸怀大义的绑架者张学良宣称：“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恶。兹无颜随节来宁……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请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蒋介石则宣称：“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以明责任，定蒙钧察……如中正怀有任何私欲或做出任何危害国人福祉之行为，则人人皆可视余为叛逆，甚至罚以枪决……若中正所言所行缺乏诚意，若中正怠于同志之革命理想，则手下将士皆可视余为敌，甚至罚以枪决……学良君已早日纠余之错（绑架），危机未得迟滞，中正深信国民政府会宽宥处理……如中正在西安之时对君做任何承诺抑或签署任何文件，皆无异于中国民族之灾难……”

据认为，少帅可能携带巨资出国一段时间，并可能最终统率委员长手下的另一支中国军队。中国各地，人们对危机和平解决欣喜若狂，连不折不扣的戒酒人士、“基督将军”冯玉祥也宣称，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本人要痛饮一瓶，以贺委员长获释”。

到了南京，蒋介石与张学良在重兵保护之下，极其隐秘地进行了一次长谈，其话题被描述为“双方的个人利益”。绑架者和被绑架者竟然会有“私人利益”，这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好奇心了，而且很快闹得沸沸扬扬。

政府圈子里传说，少帅将在独裁者之前接受某些中国法官和陪审员的审判，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但随后又予以完全赦免。在虚张声势中少帅被一名军警带到法庭——警卫员像是在保护其安全而不是防止逃逸；这可谓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最古怪的审判，当事人坚定地揽过所有责任，请求施以最严重的惩罚。法庭程序只进行了大约90分钟，而法官和陪审员评议却耗费了几个小时，其间还不时向朋友们透露消息说，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随后，他们判决少帅10年有期徒刑，另加剥夺公权5年。少帅与唧唧哌哌说个不停地警卫员共同驱车来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的豪华别墅，环视周围的奢华，静候减刑。由于蒋介石的一位不太知名的兄弟63岁而终，他“不得不前去参加葬礼”，减刑姗姗来迟。少帅的朋友们怀疑此安排是故意的，断言少帅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在南京，有关绑架的不同处理意见也在相互角力。

一位名叫乔治·菲奇的得克萨斯公司驻西安管理人员来到南京后说，据他所知，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蒋介石及其夫人、内兄宋子文、顾问端纳、张学良）借助哄骗杨虎城将军的诡计才得以出城，本来杨将军的部队控制了绑架案。这种说法使整个事件更显扑朔迷离。

绑架案的原始形态就这样花样翻新地再次登台亮相，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主要现实是：中国走到一个关口，其领导人正考虑对日宣战，并且他们清楚，如果没有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任何中国领导人想赢得这场战争的部分胜利，也没有可能。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共；二是苏联。

1937年的禁烟运动

美联社记者赫夫在遥远的中国报道。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船只主人来自英国、日本和挪威。据称，英国的一支远航队伍就有76艘船只；而来自日本的许多鸦片先走海路，再取道满洲国由陆路运往中国各地。1936年愚人节，鸦片生意成为中国政府专营行业，每月都有大约350万美元的鸦片执照税上缴到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手中。

数年前蒋介石发起“禁烟”计划，但各地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效果亦不大。大体说来，中国警察会逮捕那些明目张胆的吸毒者，然后送进类似监狱的“医院”；吸毒者接受的毒品剂量将逐渐减少，直至为零，最后其身体会被强行刺上一种标志，表示其毒瘾已被“治愈”。日后，如果他们再次因吸毒而被警方逮住，警方就有处决之特权，无须再次费心劳神。中国的许多城市，时不时会处决吸毒者，每次处决的人数有多有少——这要看吸毒者的亲朋好友能否（用金钱）成功地说服警方枪下留人。

各地方政府宣布，从春节那天起，凡售卖、购买或者吸食鸦片者，一经捕获，即予处决。仅北平一地，就有10万人面临死刑，5000名刽子手已赶赴这座老城外的公决场，届时会使人头落地。

“世人也许会谴责我们滥杀吸毒者”，北平的一位高官开始其耸人听闻的讲话。结尾时他说，南京政府只是在尽力吓唬吓唬尽可能多的人。

“政府要有始有终。”魁梧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怒斥南京政府。他出身农民，而且现在仍然是农民之貌，一有机会就会取笑那些文质彬彬的政府官僚。此前，没有谁听说南京政府下令从春节开始，凡被抓到买卖和吸食鸦片者一律处决；从春节开始，也没有人因上述罪行而遭处决。这位信仰基督教的高级指挥官表示，这真是荒谬至极。他虔诚地信仰《旧约·全书》，要求政府大开杀戒，把已开始的行动进行到底。仅北平一地就有10万余名以上的吸毒者上了处决黑名单，冯将军挥舞着他那农民般的铁拳，咆哮道：“对任何吸食大烟者，均不容手软！我有一个侄子，抽过10年大烟，但年届62岁戒除。他人若有决心，亦定可做到。”

由于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既不接电话、不阅信函，也不看电报，这位基督将军只能对下级官员们吹胡子瞪眼，他们曾怯生生地向他提议少杀些。冯将军大发雷霆几个小时后，北平警方带来一个冻得半僵的人，警方称他是在骑自行车时被逮住的，当时车上有60盎司毒品。当地的军事长官宋哲元将军亲自下令予以处决。这名死囚被戴上镣铐，在汽车的拖引下穿过北平大街，同时号手们吹得震天响，警察则对试图拍照的人大打出手。现场有一万人注视着冻得发僵的死囚被迫跪下，一个动作敏捷的士兵走过去，在后面把手枪枪口对准其后脑勺，只发一弹即令其毙命。

国共酝酿联合抗日

新春第一天中国人就神情忧郁，他们看到了国内德高望重的预言家们近乎一致的预言：他们的国家与日本将在1937年爆发“大战”。东京任命了一个军人内阁，该内阁进而控制了日本国会。日本新任首相林铣十郎对中国来讲，是个家喻户晓、人人痛恨的“越境者”。1931年他的部队是从朝鲜越境入侵中国满洲里的第一批日本军队。现在，日本已把满洲里的大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附庸国——满洲国。

而过去5年来中国出现了严密、流动、自封的“红色政权”，1931年在中国大片土地上创建了一个政府，威逼南京的中国政府。自1934年以来，红色政权就一直被蒋介石“驱赶”，或者说在“推进”。

25000里的长征之后，红色政权一年多前移至中国偏远地区，从而使中共人员——其中多数是农民作了些休整，多多少少算是在三大块区域内安顿下来，其总面积大约有20万平方公里。

在苏联边境的另一边则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将军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远东军。1924年至1927年，化名“加伦将军”的布柳赫尔同志还是蒋委员长的首席军事顾问，那时苏俄向蒋氏提供资金和弹药。但蒋总司令征服中国、公开抛弃共产主义后，红色将军加伦获准经由上海“逃跑”。他在上海顺利登船，悄悄回到莫斯科，在俄罗斯又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红色将军，他是中国红色政权的老大哥。

西安事变中有一个特写：被绑架者蒋介石请绑架者张学良阅读其过去一年中的日记。做成节略本的蒋介石日记分发到所有国民党委员手中，但严令他们保密。这似乎要向国民党证明——正如此前向绑架者张学良所证明的那样：惨遭绑架的委员长绝非对日卖国求荣，其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一个真正的、勇敢的中国人。与此同时，蒋介石及其夫人首次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他用汉语，她则操着英语。除了使外人看到他们仍然为其著名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基督徒的一种清教主义形式）身体力行，很难再获得更多的讯息。

蒋夫人有一位不信奉基督教的姐姐——孙逸仙夫人，即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国民党是依靠来自莫斯科的借款创建起来的，当初孙博士曾试图从别的地方筹款，但未能成功。1927年，务实的蒋介石突然与莫斯科断交。在新生活运动的背后，他所做的似乎就是召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南京是否应在1937结束与苏联的争执，重新与之联合起来——这会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外援。

孙博士的遗孀宋庆龄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姻亲二姐，这些年来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关系。她厉声疾呼：“某些中国政治领导人沦为恐日症之牺牲品……目前，日本无力进行持久战，因为日本人民反战，其政治人士与军方亦生龃龉……日本技术上落后，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决定性因素乃中国人民现已准备抗战到底！”

这还需拭目以待，因为南京政府仍在与靠近绑架案中心——西安的中共领导人进行微妙的谈判。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西安的中共人士提出了1937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正式的莫斯科论题：共产主义和民主“站在大道的这一侧”，而法西斯主义则“站在大道的另一边”。其用语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布劳德的话如出一辙。不久前，布劳德声称：“共产党宣布的是‘民主对法西斯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对法西斯主义’，因为共产党人追求最广泛的民主。”

侵略前夕

从华北雪域荒原传来传教士的说法：蒙古游牧民族现已在察哈尔省创建了一个为日本所控制的新生自治国家，名为“蒙古国”，“与日本的附庸国——满洲国相似”。这片土地夹在满洲国与绥远省之间，与俄亥俄州面积大抵相当，首府设在化德。又一片中国领土，即使不是彻底也近乎是纳入了日本帝国的范畴。

在附近的中国绥远省，几个月前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日本人的渗透被迫停止，但那里依然重现紧张气氛。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说得毫不含煳：“我等决不允许本省领土完整受到损害！”他动员和检阅绥远全军，追悼1936年在击败蒙古部族战役中阵亡的士兵。除绥远对伪蒙大加挞伐之外，中国南京政府也随即表明了立场。国民党总裁、曾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宣称：“南京全力支持绥远打击叛乱行径。”

蒙古国“独立运动”的主谋正是蒋介石的头号心腹大患、连升三级的德王。过去几个月来，他在日本的扶植下控制了蒙古。一位内地游客在蒙古待了6个月后返回上海，他惊叹道：“世人竟然没有听说过这个新国家，我真是吃惊！”蒙古国创建起德王领导下的事实政府已有数月，同时还有一支约由1万名蒙古人和满洲国人组成的军队，它要受日本人的统率和指挥；政府各部首脑由蒙古人出任，但像满洲国的情形一样，都处于日本“顾问”的操控之下。

长久以来蒙古就拥有自己的邮局，独自发行邮票供内部使用，寄往“国外”的信件则取道满洲国邮局；蒙古甚至还挂起自己的国旗——蓝地红黄白条旗。

过去几个月来，从子弹到飞机各种武器装备从满洲国源源不断地运来，有的飞机上装饰着日本太阳旗标志，有的飞机上还带有德国的十字闪电图徽。蒙古的所有坦克和飞机均由日本技术人员掌管。

在华新闻记者们猜测，上述军备旨在让日本人重新对绥远发动攻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必须首先攻克绥远，然后才能按计划沿毗邻俄罗斯的蒙古拉一道铁环。对于蒙古云集坦克和战机，东京的解释却轻描淡写。最近，日本外务省的一名官员称：“蒙古人正积极防范共党分子，准备发起自卫战。”但这位东京发言人所忽略的事实是：距离最近的中共军队也远在600多公里之外；还有，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坚决反共。

而在东京，精明而谨慎的日本首相近卫文坐在床上，透露他正“患有失眠症”。实际上，他是在受到最高程度保护的情况下操持着帝国的艰难事务，他要防范那些一贯无所不为的日本超级军国主义者和狂热分子——他们已总共杀害了3名日本首相。

这位聪明的首相具有充分的理由在日本深藏不露，采取一种幕后主政的策略，因为一切都还有赖于中国的独裁者现在是否准备拿他精良的美国舰船、意大利战斗机以及德国人训练的中国军团即所谓“蒋氏嫡系部队”不顾一切地对日开战。日本轰炸、入侵上海时，蒋介石曾命令他们全部按兵不动。

蒋介石仍然待在风光宜人的庐山牯岭胜地。南京政府办公室的新闻发言人宣布：“在必要的情况下，总司令会毫不犹豫地率军抗日。”中国人声称他们实际上已经从南京北进，朝近来开始出现冲突的北平靠拢，但这些说法并未得到证实。显然，即便嫡系部队受到调遣，他们也都停在了黄河以南。如果他们不想破釜沉舟，而蒋介石本人也不想表现得更像恺撒，那么，对近卫文亲王来说最好的策略无疑就是幕后主政。

日本首相深居简出的时候，本土各都知事应召赴东京参加一场重要的紧急秘密会议，朝鲜各都知事在汉城、台湾各都知事在台北聚集。日本政府首次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就要动用战斗机了，一旦遭到轰炸日本公民将作何反应？陆军省次官加藤在极度不安的广播讲话中说：“如果情况恶化下去，整个国家都将成为战场……没什么可怕的。”显然，他是指中国的轰炸。

日本各都知事还从未像上述广播讲话一样被看得如此天真，但几位内阁大臣劝诫他们“要务必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从容不迫，不失大国风范。”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知事们说：“我无法向诸位保证中国的情况不会恶化。”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上将告诉他们，他正派遣战舰“巡视”中国主要海港、河口以及南至荷属印度群岛（译注：即今之印尼）、北至苏联西伯利亚海岸的广大地区。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指出“华人不法、背叛和挑衅的行为”，然后披露了5年来日本内政部队首次被派往中国大陆。接着，他又喊出更为震撼人心的消息：“现在，中国空军部队已开始行动，各都知事务必动员当地居民做好充分的空防准备！”

于是，幕后主政的近卫文亲王就由那些好战的内阁成员们替他发泄一番。极其好战的内政大臣马场瑛一（音）被选为向知事们宣读首相声明的人，尽管声明里含有“日本不仅为华北和平而且为整个东亚和平采取措施之职责”的豪言壮语，但与马场先生本人任何可能的讲话比起来，还是要温和好几度。

日本拥有大约1200架一线战斗机，中国大约有400架，日本首相很清楚中国政府对这些重要数字了如指掌。日本的机动化陆战装备先进无比，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坦克；日本火炮也占据优势，尽管在这方面中国还过得去。近700万日本平民在军队教员的指挥下接受义务军事训练，而中国没有受过训练的民兵预备役，其所谓“200万士兵”多半是不伦不类的乌合之众，装备极差，日本拥有28万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士兵。但中国总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要丰富许多，而日本显然有限。

卢沟桥的月亮

战火首先在北平西南部郊区点燃，交战双方是演习中的日本军队和宋哲元将军率领下的中国军队。在富有历史意义的卢沟桥和北平周围的村庄之间，激战频频，措辞生动的公报称，他们“击退了妄图切断我驻军与南苑机场联系的鬼子，用手中的大刀把敌人赶跑了”。在交火中两枚日本小型炮弹恰巧落在北平永定门内，但惊慌失措的农民还是源源不断地从乡村逃到这里来。

此时，日本军列即将抵达天津，而宋将军旗下的中国军队也同时同地行动起来。在同一个火车站里，人们可以看到这边铁轨上的火车里蹲坐着日本士兵，而那边铁轨上的火车里则蹲坐着中国士兵。日本列车自配工程师、乘务员和扳道工。

双方数回合的所谓“战役”看来不过是较大的“小冲突”而已，而战火间隙在天津等待的两国士兵倒让世人看到了双方的对峙。

诸如此类的举动对于那些对华北缺乏历史性洞察的西方人来讲，真是不可思议。1931年至1934年间，日军拥立中国清王朝皇族的“合法继承人”为“满洲国皇帝”，即日本傀儡康德陛下；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就是把这位满洲皇帝推上其祖先留在北平的龙椅。为策划这一阴谋，日本派大阴谋家、间谍土肥原贤二少将赴华，贿赂、策动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等5省“自治”，脱离中国其他地区。大约此时，一个大牙外露、倒人胃口，有着日本姻亲靠山的中国人殷汝耕，被日军推举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委员长”，下辖其所控制的邻近北平与天津的一小片战略区域。就绥远、山西、山东而言，土肥原先生一无所获，不大光彩地回到了日本。然而，他的阴谋还是有得逞之处——中国出现了一个现有辖区包括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半自治政权，一位精明、富有才干但褒贬不一的将军——宋哲元，领导著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权力机构，正是他的军队手持大刀在偏僻的村庄奋勇杀敌，也正是他的军队闲荡在天津火车站。

宋哲元将军本人一周来都在忙着与香月清司中将“谈判”。实际上，这两个人所做的只是等着瞧，看宋将军的挂名上司——南京政府是真的派遣“蒋氏嫡系部队”北上，真的要与日本开战，还是相反——南京会容忍宋将军辖区创建“另一国”，也就是出现又一个日本傀儡政权——也许其名字会是“华北国”。

香月称，宋将军既不是叛徒，也不是爱国人士，而是一个中国现实主义者。宋将军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蒋委员长不支持他，他就会被置于香月将军的控制之下。据日方消息，宋将军为近来华北交战卑下地致歉，答应惩治所属部队参与战斗的中国军官；并坚持说，他一直在努力打压“反日情绪”。但所有这些有关宋将军的消息都是口头相传，中方对他向香月承诺或没承诺什么完全缄默不语。

宋香协议被称作“口头休战”，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休战”之时正值南京的信件检查员批准了美联社的这样一则电讯：“据可靠消息评估，中国中央政府并未真正为华北抗日进行军事部署。”

“在非华人军事专家们看来，中国的军事装备远未做好准备，其中许多部件甚至不相匹配，德国弹药无法装填进捷克斯洛伐克枪炮，法国子弹在英国步枪面前毫无用处，意大利训练的飞行员不会操作令其驾驶的美国飞机。”

“俄罗斯人或日本人训练的陆军军官，不理解本应在俄日本土应用的战术或战略。高级指挥部里人员之间相互猜忌，没有几位将军能够从两个以上部门协同作战的角度考虑问题。”

“具有长久在华经历的外国人也错误地认为，中国终于准备挑战日本，在河北开战了，而这种感觉在国外显然还相当普遍。”

在东京，更年轻、更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叫嚣大日本帝国应该先打败苏俄，反对所谓在莫斯科问题解决之前先对付南京的整套理论，认为这种理论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站不住脚。日本少壮派认为斯大林最终会支持蒋介石，希望结束那些折中举措。但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如首相，认为通过谈判巧妙地吞下几口中国蛋糕，更富有智慧。如果蒋委员长现在真要全力以赴地抗日，背后又有俄罗斯人呐喊助威，幕后主政的首相就真的要沮丧了。他希望凭着自由主义的热情就足以使天皇的统治延伸到华北，不需过度的杀戮，且不至于很快令人心烦意乱。

蒋委员长终于被迫就当前的中日危机首次发表公开声明：“是否要让这些冲突导致日中之间爆发一场大战，日本必须做出决断。吾辈再若容忍丧失一寸国土，乃对本民族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行！”

有报道说委员长已经命令中国的精锐部队（蒋的嫡系）向北出军，要把日军赶出北平地区。日本的飞行员还在寻找这批中国军队，他们沿着中国军队北上应走的铁路线向南飞了130多公里，并贸然轰炸了重要城市保定。为了进一步试探蒋介石，日本人迫使他在华北地区的下属指挥官宋哲元将军辞职，并让张自忠将军接任。张自忠将军是天津市的市长，日本方面能够接受他，而且据日本方面所知，他是“忠诚的”。日本试图在北平创建起中国傀儡政府，统治着相当于得克萨斯州大小的一片中国领土。日本驻军代表、乐观的今井武夫少佐在逛了一圈北平后，叫道：“到处是太阳旗！北平城没有剩下一个中国兵。”日本《读卖新闻》补充说：“众多有前途的中国政治家涌入日本军队的特种服务团，即当日本人在华北组织‘另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能够当上未来的内阁部长。”

日本人还兴致勃勃地说：“我想日本对华政策的立足点应该是使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回到他们原本属于的东方民族。”“如果中国按照共产党的思路办事，在东方制造麻烦，那就等于他们在自己削弱东方。我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快快觉醒，恢复东方民族的天性，与同样源于东方民族的日本人相互提携……日本不要中国的领土，只是想与中国合作。……如果我们是为了土地的话，整个华北地区早就被战无不胜的日本皇军占领了。”

对于日本的这种声明，内行们看出了地道的阿道夫·希特勒色彩，并可以追溯到去年签订的共同防共的《德日条约》。

8月23日，日军登陆上海

9000名日本正规军据说已经在吴淞口登陆，吴淞口是距上海26公里外扬子江和黄浦江的交界处；在上海北站，每过几分钟就有军车到来，车上都挤满了从南京来的中国士兵；已经有3万中国精锐部队抵达上海或上海附近；消瘦的蔡廷锴将军也于晚间到达上海，他曾经在1932年率领英勇的19路军保卫上海，反击日寇；绥远省主席、圆脑袋的傅作义将军率领4000人仍然在抵抗日军进攻，固守南口关峡谷。

这些消息中没有几个是经过记者亲眼证实的。透过两家饭店的窗户，可以看见黄浦江平静的水面，江心停泊着一排外国军舰，其中很显眼的是日本老牌巡洋舰“出云”号，日军驻上海总司令、山猫眼的长古川清中将的舰船。新闻记者们还在讨论着他们得来的传闻，突然“出云”号上的防空炮轰鸣开火了。当时有人看了看表，正好是下午4点27分。

随即是炸弹落下的尖厉呼啸和爆炸声，震碎了中国饭店的所有窗户和酒吧里的几乎所有酒杯。紧接着又一颗炮弹落下来，正落在对面街上的皇宫饭店。合众社的新闻记者约翰. R.莫里斯正站在皇宫饭店的前厅里。他写道：

“我越过翻倒的茶桌椅子和匍匐在地上寻求安全的客人，跑到靠近南京路一边的休息室。从震碎的玻璃窗向外望去，我能看见至少有50个人在人行道和马路上扭曲挣扎。三名外国人想从中国人的尸体上爬出去……”

“远处街道上，一个白种妇女蹲在南京路中央，正帮助她的女儿分娩，而天上不断传来死神的欢呼……救护人员扒开街上一个个流血的身体，挑出还有希望救活的。”

“在1英里外，另外几颗炮弹落在爱德华七世大街和西藏路交界处，这里是法国的租界区，坐落着‘大世界’娱乐园。这里挤满了中国难民。一颗炮弹落在他们中间炸开，造成450人死亡，800人受伤。美国传教士弗兰克·罗林森博士、汽车销售员霍尼格斯伯格和他的俄国妻子正好经过这条街，他们3人都死了。普林斯顿大学讲师罗伯特·赖肖尔博士今年夏天在上海做导游，他是在皇宫饭店的前厅被炸断腿，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同时死去的还有一个澳大利亚出生的美国酒吧女招待。”

小西奥多·罗斯福夫人没有受伤，但被亲眼所见的景象所震惊。她迅速地给蒋介石夫人发了一封抗议电报，早些时候她们还在一起用餐。

威斯理安女子大学毕业的蒋夫人不仅是东方最具政治实力的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空军的特别保护人。据说购买每一架飞机都由她亲自首肯。她迅速地发了一封回电，为她的飞行员糟糕的射击技术辩解：

“由于两架诺氏飞机被炮弹击中，引起不幸的意外爆炸事件，对此没有人比我们更加悲痛……根据官方证实，两名飞行员都受了伤，（防空炮火）击中了炸弹架，引起炸弹滑落。两名受伤的飞行员现在都住在上海的医院。不可思议的是有人竟然相信中国故意轰炸国际租界。为何目的呢？”

如果是故意轰炸国际租界，许多老居民只能想到一个解释：根据条约日本是上海国际租界的成员之一，而租界在理论上是由几个大国武力保护其中立性。在1932年日军对上海的围攻中，日本军舰从容地进攻中国上海，然后从容地退到国际租界寻求庇护，并把租界作为基地，公开地让日军登陆。中国现在比5年前强大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不会允许日本人继续玩这种伎俩。为了保护国际租界，前些时候在上海有了以下的战舰和部队：

1．美国海军上将亨利·欧文·亚内尔坐镇“奥古斯塔”号巡洋舰，这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旗舰，舰队还包括40艘过时的驱逐舰、辅助舰船和浅水炮舰；

2.由1050人组成的美国第四海军陆战队；

3.英国海军中将查尔斯·里特尔爵士指挥的英国驻华中队；

4.950人组成的英国正规军，以及从香港紧急船运来的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的一个营；

5.大约1000名皮肤土黄的法属印度支那人和安南人士兵；

6.意大利法西斯的小分队；

7.上海志愿军团，一个主要由英美职员和白俄罗斯移民组成的步兵和骑兵混合旅。

周末的轰炸以后，中日双方都没有再到国际租界来惹这支混合的部队，但在上海中国的地界战斗却异常激烈。截止到周末，伤亡人数已经上升到死3500名，伤10500名，而双方阵线却没有明显改变。1000名美国公民已经及时撤出，其他2000人也准备一有机会就立即离开。

塔斯社的消息说，在北平，苏联大使馆要求特殊的保护，因为受到远东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曾经是哥萨克首领的格里高利·西蒙诺夫将军的威胁。西蒙诺夫具有希腊角斗士的性格和体魄，统领着一群白俄罗斯亡命徒赚了不少钱。据传言，他们已多年在满洲为日本人干肮脏勾当。1929年，西蒙诺夫从横滨货币银行取走了70万美元作为俄罗斯帝国基金。两个星期之前，据报道是他指使袭击了在天津的苏联领事馆。最近又有新的报道，他正赶往北平去袭击在北平的苏联大使馆，这使得北平的苏联大使馆发出了求救电报。

同时上海混战的唯一直接结果是，日本外交官和领事被命令撤离中国首都南京。但是在东京没有人承认这预示着正式宣战，这种技术性的表态已经过时了，因为易于导致国际纠纷和受到违反条约的指责。

中日上海交锋

当日本陆军野蛮的沙文主义者对中国进行数年的控制，并使其一直处于毁灭边缘的时候，不断壮大的日本海军却扮演着较为保守的角色。忧心忡忡的日本商人普遍借助海军的支持来控制陆军的张扬及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正是在海军不事张扬的巨大影响下，去年那些歇斯底里地谋杀了著名的财政部长并占领东京警视厅大楼的陆军青年军官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1931年侵略满洲的行动中，日本海军履行了职责，但并不十分热心。但是在上海，日本海军几乎是独自进行了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一个星期之内，有数次报道说日本陆军的援兵还在赶往上海的路上。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日本援军都在向北行进，去增援包围北平的部队。在那里,绥远省主席、顽强作战的傅作义将军，已经在狭窄的谷地里坚守近两个星期。随着其他北方军队赶来援助，中国军队正打算发动广泛的攻势。

然而在上海，日本海军不仅独立进行了大部分的战斗，而且将至少一半的兵力投入战斗。联合舰队的旗舰是由英国制造的有着37年舰龄的“伊莫”号，由目光犀利的KISOSHI HASEGAWA中将担任指挥官。“伊莫”号停泊在公共租界对面，10天的轰炸、炮击和一次未遂的鱼雷攻击仅使它受了点儿轻伤。日本舰队的主力停泊在下游的黄浦江注入长江的河口处。那里共有50多艘舰艇，其中4艘主力艦，6艘战列巡洋舰，38艘驱逐舰和日本现有4艘航空母舰中的一艘。多数舰艇来回游弋以躲避中国岸上炮火连续不断的攻击。有时黄浦江上有多达20艘的军舰不停开炮，并为飞机装填弹药。他们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忙着运送重型武器炮击上海，帮助每一个可以战斗的水兵和陆战队队员上岸。日本人很快便发现，在这样的一场战役里，即使是海军也必须在陆地上打仗。

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金融角度讲，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都可称得上是中国的纽约。直到1842年，清朝统治者仍然拒绝给予外国人在上海经商的权利。但就在这一年，一支英国舰队驶入了长江，胁迫清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中国的5个城市开放通商，并允许外国人居住。后来，上海成为这5个城市中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在这块沼泽地上诞生了世界第六大城市。围绕着租界，一座拥有400万人口的中国城市慢慢形成。而在城外虹桥机场发生的一个事件引发了一场战争。据报道，8月早些时候，有两名日本水兵在虹桥机场被杀害，以此为借口，日本舰队司令长谷川马上要求获得赔偿，并要求中国军队自公共租界向后撤退32公里。对于被迫撤出自己的国土的命令，中国人当然表示抵制，日本人就立即派遣水兵上岸增援并要永久驻军，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黄浦江边著名的“南京路”是美国人聚集的中心区，两星期前，这里的天空变得阴沉起来。试图击沉“伊莫”号的中国空军“砰”的一声把炸弹扔进了“宫廷酒店”。另一颗则扔进了1.6公里之外挤满了中国人的“大世界娱乐城”，导致500人死亡。

中国人在虹口集结兵力，穿过公共租界东段向黄浦江进击，直到日本军舰开炮支持陆地上的日军。在黄浦江的右岸另一支日军部队试图将中国守卫部队打回去。一队从外滩出发恰好穿过双方交叉火力区的美国人被用渡船接到黄浦江口，那里有轮船负责送他们到海上安全的地方。与此同时，海军上将哈里·伊瑞·亚纳尔将美国军舰停驻在公共租界西侧，为前往那里避难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战争还在继续着，共卷入大约10万名中国士兵和6万名日本士兵。参战的日本舰队舰只也迅速由50艘增加为82艘；几乎每小时就有一班运输船抵达长江入海口。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卷入如此规模的“淞沪会战”并非日本人的最初计划。他们最初的掠地计划是夺取北平地区，自然不会在上海进行另一场战役消耗弹药和分散兵力。不管海军在上海的进攻是不是一大错误，也不论日本人的要求是不是如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欺诈——或许更多的是由于冲动而非理智，结果是导致了一场大得足以把日本本不安全的经济陷于更危险境地的战争。尽管中国几乎不可能避免失败，但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规模越大，日本国内经济崩溃的危险性也就越大。

上海的市长管理着3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权，这是东部最重要的职位并由总司令蒋介石直接任命。在过去的5年里，上海市长是和蔼可亲的在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时成为民族英雄的吴铁成将军。去年3月，蒋总司令觉得吴市长作为英雄得到了太多的东西，因此将他赶下台，让他去当不太好做的广东省省长，而上海市长的肥差则给了俞鸿钧——一个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过美式高等教育的人。自1930年开始他一直担任秘书长职务，是上海最忙碌的行政官员。

俞鸿钧的炫耀资本是造价800万美元的市政中心，那是一组可以与公共租界内所有高楼相媲美的大理石建筑。一星期前，这些建筑被酷爱艺术的米内光政将军炸得粉碎。俞市长辖下的城市有一半的地方在燃烧，数千市民死亡。但给了俞市长一个机会，有可能使他成为比吴市长还要伟大的英雄。

两天之后，日本人遇上了麻烦。中国士兵一拨接一拨地进攻日本陆战队员设置的街头路障，突破他们的防线并一直打到北岸，占领“黄浦修船厂”——5个全力工作的码头达数小时之久。江中的日本军舰迅速起锚，缓缓向遭到强攻的防线驶来。由于距离太近无法发挥大炮的威力，他们不得不靠过来，用机关枪和加农炮向中国人的防线勐烈射击。

在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等待了一个周末的日本陆军运输船，在强大海军的保护之下，试图让5万名士兵在已被摧毁的中国重炮阵地前强行登陆。中国指挥部迅速下令海上快艇出击。这种时速达到45英里、每艘携带两枚鱼雷和一挺轻型机关枪的摩托艇，击沉了大量的日本舰船。尽管各国海军军官都想看到它，却没有一个外国人亲眼目睹。英国、德国，特别是意大利，都已经投巨资建造这种鱼雷快艇，而这是它第一次在实战中接受检验。国民党军队至少拥有12艘这种快艇，6艘为英国制造，6艘由德国制造。它们在实战中的表现将决定今后的订单数量。

上海大战的第11天，公共租界的购物者们拥进南京路两家顶级的百货公司：“展翅公司”和“忠诚有限公司”。整条街上，所有的人都在为仍将继续下去的围困而储存物资。《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哈里特·亚朋德和35岁的安东尼·詹姆斯·比林汉姆也一同去买东西。比林汉姆买了一回望远镜，亚朋德正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等候。随着一声类似刹车的尖啸声，一颗巨型海军炮弹在街道上空爆炸。两家商店纸一样地瘫在地上，店里有300多人伤亡，场面十分恐怖。亚朋德拖着一只受伤的脚，走进“展翅“大楼。他发现比林汉姆正在使劲打开电梯门，他的左臂骨折，鲜血从破裂的血管向外喷涌，同时有3枚弹片击中了胸部。美联社记者摩尔斯.J.哈里斯走过人行道，写道：

“上百具尸体叠压在一起，应该是爆炸的力量把他们堆积在一起的，翻滚推挤在一起的……街道上车辙里和水沟里的血水反着光。头、胳膊、大腿的碎片像胶布一样挂在墙上。街上，一些尸体被炸成两段。”

美联社的记者尼斯发回了一则悲观的消息。日本政府的债券报价由90日元，一个星期之内降到了76日元。日元也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悲观主义者们坚持认为日本只有支撑3个月战争的资金，3个月之后经济必然崩溃。现实主义者则指出经济崩溃并不能阻止战争的进行，但他们也指出同样境地不佳的中国金融在日本经济不断恶化的同时，却在普遍改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最近在欧洲活动争取贷款。目前，他已经在瑞士、荷兰和英国获得贷款，但没人能说出具体的数目。至少这笔钱还够他访问维也纳，在那里，他戴着一顶完全由羽毛编制的“蒂乐泽恩”式绿色帽子，快乐地忙着签署军火订单。从维也纳出发，他又前往著名的巴特文茨海姆休养。但日本的金融家们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孤注一掷，从海外订购了成形的钢铁（可以更快地转变为战争物资）而不是一贯的废铁，为了支付款项，他们已经开始大量地从日本船运来可怜的储备黄金。在日本国内，政府发行了价值2亿日元的赤字债券，并且宣布有必要“重新调整私人的投资资本”，大概这是征募资金的一种委婉说法吧。看来，战争的利刃会割断中国的喉咙，但也会刺穿日本的钱包。

日军被阻挡在华北

与此同时，一向温文尔雅的外交官广田弘毅外相生硬直接地解释道，日本远征军的真正目的不是征服中国，而是赶走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他没有像他的天皇那样斟酌用词解释中日战争，广田先生说：“我们与中国的反日运动战斗，是因为在中国军队中广泛存在着反日情绪，而蒋介石就是他们的带头人。中国当今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为了政治目的有意培植反日情绪……而且通过与共产党的相互勾结，他们已经积极地准备好了与日本一战。”

有消息从东京传到上海，说中国年迈的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踱着四方步走到日本外相广田的办公室，代表中国表示愿意与日方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前财政部长、现任蒋介石顾问的宋子文闻听此事后，当即批评了他的政府代表。他轻蔑地哼道：“我们的驻日大使真是老煳涂了，当每天有上千中国人死在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手中时，他只知道谈一般原则问题。”

日本决计巩固每一块蚕食下来的华北土地。9月初，日本人创建了“察南自治政府”，总部设在11天前被日本占领的张家口市。这个城市是察哈尔省的首府，位于北平—绥远铁路上，这条铁路途经南口关，是环绕山东半岛的大片肥沃平原的北大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张家口和南口，只要再拿下从张家口到绥远的一段铁路，他们便在华北立稳了脚跟。

在张家口，以德王为首的“100名社会名流”宣告南察哈尔脱离中国“彻底独立”。36岁的德王还留着长辫子，是一个亲日的蒙古人，长期领导“蒙古人的蒙古”运动。正是德王和他募集的部队帮助日本人占领了张家口。他得到的回报是在日本人最新创建的傀儡国任最高职位。

同时，往南160公里的北平，上个月被日本人抓住的北平市长江朝宗向日本人投降。为了控制以前是中国“北方首都”的北平，狡猾的日本人计划恢复旧帝国朝廷的祭奠孔子的仪式。

北平市长已经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准备在孔庙举行一场具有讽刺意味的典礼。他找了80名孤儿低声吟唱传统的儒家歌曲，然后他对着中国的圣贤三跪九叩。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日本人打算长期统治北平。虽然公立中小学应该已经做好了开学的准备，但要等到所有课本上的反日宣传都删去以后才能开始上课。经过精心挑选的160名中国警察开始勤奋地学习日语。北平商务会开设了日语教学课程，以便商家卖东西给他们的“新主人”。甚至有谣言说日本人打算将满洲国31岁的康德皇帝请回北平，坐上他的龙椅。康德皇帝就是有名的爱新觉罗·溥仪，满清帝国的末代皇帝，1912年民国创建时退位，1934年被日本人立为满洲国皇帝。

9月，日本裕仁天皇召开了自登基以来的首次御前紧急会议。作为议会的一次紧急会议，立法议员们将投票通过一项价值5.92亿美元的战争拨款，而这次战争已经花费了日本1.45亿美元。裕仁天皇说：“一直以来，日本都热切盼望着通过与中国的相互合作和共同繁荣的方式赢得在东亚地区的和平。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从来都未能理解日本的一片真心。相反，中国却不断挑起事端并最终导致了今天的事件。现在日军士兵正以他们大无畏的精神摧毁一切困难来报效他们的祖国。而这些战事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使中国能够重新考虑，并重新创建东亚地区的和平环境。考虑到当前的形势，我希望全体日本公民能够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而坚定地团结起来，并不惜为之付出宝贵生命的代价。”

就在裕仁天皇召开御前紧急会议的同时，从日本关东军设在北平的司令部传来的消息证实，在日本通过战争的方式劝说中国服从他们的指挥的过程中，藤井将军——日军在中国军事行动中的一名老指挥官，由日本指挥的满洲国军队的创立者被他手下的叛军所刺杀，而与其同时被害的还有日军控制的满洲国将领刘桂棠。随后又传来消息称，由尹宝山（音）任司令、朱辰家（音）任参谋长的满洲国陆军第二师也投靠到中国方面去了。许多由于反对日本向中国南京政府宣战的满洲国人都转而去做了土匪。

在北方出现了更大的麻烦。日军的援军数周来不断通过北平调进东北地区，现在日军在华北地区由香月清司中将所指挥的总兵力已超过了9万人。日军冒着滂沱的大雨，浑身泥泞地前往察哈尔省张家口地区集结。只要占领了张家口地区，日军就可以控制对其至关重要的南口信道以及北平—张家口的铁路。这条铁路线对于日军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日本想控制整个华北地区（或打算通过南西伯利亚进攻苏联的话），就必须首先占领这条铁路线。但踞守南口的5000名中国守军却已经弃城逃到了山西省境内，并在那里加入了一支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

北平的南边有两条近似平行的铁路线，一条通往汉口市，另一条则通往浦口和南京。由于蒋介石军队是由德国参谋训练出来的，机械化程度很高，所以他的部队已于6个星期前便被调往了北方，以威胁并切断日军位于北平与大海之间的战线。这条战线是日本海军按照上级命令所开辟的可对上海方面作为牵制的另一战场。集结在这一战线上的日军在前往保定的一条铁路线上及马场（音）一带截住了北上的中国军队，但日本海军置于这样一个境地之中，急需日陆军师团的支持。由于中国军队还滞留在北平—汉口和天津—浦口的铁路线上，因此香月将军目前正率兵南下支持华北战场的日军。但由于连日的大雨，加上中国军队炸轰了堤坝导致华北地区绵延数里的洪水，所以日本只能使用战机肆意轰炸马场地区，可日本陆军却无法接近这一地区。

尽管所有的军事观察家们都认为华北才是真正的战场，但上海的战事依然在持续。

上海会战爆发54天后的一周内，大约20万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在几处战场上占了上风，并将日军击退，甚至一度将日军的一支由8艘运输舰组成的运输船队逼到了离上海很远的一个安全处停靠卸货。日复一日，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下日本长久以来计划的“大进攻”被迫推迟了，但到周末时还是在几处战场上取得了小规模的胜利。尽管日军的战线非常宽广，并且还动用空军、海军和陆军所有他们可以动用的力量，但中国军队的守卫仍然非常顽强，并在日军“大进攻”的第一天以500人对日军100人的伤亡率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日本声称自己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成员之一，并于最后一周继续在中方保证不与日军交战的公共租界码头卸运部队、马匹、弹药以及药品。最终，法国与英国成功地关闭了日军通往公共租界的信道。美国将军哈利·雅耐尔和英国上将查尔斯·利都爵士得到了法国海军司令部的支持，他们联合提出了几项建议并送交他们各自的驻华领事，然后再由他们将这些建议转交上海市长俞鸿钧和日军长谷川上将。为了保护公共租界内外国人的安全，日本军舰被迫撤到中方的通商口岸下关流域以下，同时中国守军也撤出江湾南岸。而中方对美英两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却丝毫没有反应，彬彬有礼的俞市长表示他会将美英双方的建议转交给南京政府。长谷川上将对此建议也毫无表示。几天后，东京政府向伦敦转达了他们迟到的回答，并向英方为两星期前发生的其驻华大使遭日军袭击的事件做出道歉。而从伦敦发回的电报则认为日本政府的答复是不值得他们等待的：日本根本没有正式道歉，这只不过是日方拖延时间的一个计谋。人们认为英国议会可能会发出另一个“无力的信号”。

于前一个星期展开的日本海上封锁，包括中国长达3440公里的海岸线，但其中并不包括英属香港、葡属澳门和国际战略要地青岛。一周过去了，没有任何重要船只遭到拦截，或是被日军舰艇击沉。

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越来越感到，两个星期前中苏之间的互不干涉条约所涵盖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它的字面意义。就在日军创建其海上封锁线的同时，苏军也在从土耳其到蒙古（和莫斯科有密切的联系）的地区迅速创建起了一条空中信道。第一批乘客中不外乎也包括了少帅张学良，而他绑架蒋介石的行动也是战事的第一阶段。在确认了具体地点之后，日指责苏军此前经由蒙古将其210架军用飞机中的72架运到了中华民国，而此行动也暗示了苏军飞行员可能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援华行动。

这简直是在和驻华的老牌外籍记者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德国认为蒋介石和中共之间的长期战争正表示了其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所以在很久以前就向他提供了一些军事顾问。由巴伦·亚历山大·厄内斯特率领的五位将军已于一周前来到中国，巴伦·亚历山大·厄内斯特是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兵，也曾做过德国驻日武官。而用不了太久，他就有可能发现，自己正与一群苏联共产党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

日军轰炸山东，宋美龄叙述恐怖战争

韩复榘将军身体健壮，略蓄胡须，满脸油腻但显露着智谋，恰是好莱坞眼里中国军阀的写照。他出任政府主席的省份就是中国鼎鼎有名的山东省——向东伸入黄海，遥望日本，犹如一位遭受勐击但依然保持平静的职业拳击手的下巴。日本在那里投资了1亿美元。

10月初，日本轰炸机继续对韩的首府济南“狂轰滥炸”——但所投下的并非杀人夺命的炸弹，而是用竹节装着的诱人条件。这些竹节打在鹅卵石上，发出咯咯的动人声音。投资山东的日本商人正在东京恳请帝国政府切勿动用兵力，而要耐心点儿，最好通过贿赂智取山东。有谣言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近来在济南与日本中将、对华交往中最能干的贿赂专家土肥原贤二进行了会谈。对此，中国首都南京高度重视，一位政府发言人曾怒斥：“土肥原如果去了那里，就该进监狱！”

10初的这一周，宋美龄开始在曼哈顿《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日记，与罗斯福夫人叙写的故事迥异——比如，罗斯福夫人写道：上周，一只小熊用后腿站起来，如果总统座车不及时开走，它就会给车身抓个记号了。

下面是蒋夫人日记的摘录：

“中国，南京。我刚从上海前线返回，目睹几千名伤员在各急救站耐心等待着转往后方医院，我心如刀绞——尽管他们都强忍痛苦，表现出非凡的勇气。”

“我之处境使我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体味日本侵华之悲剧，因为我懂得，战事一旦爆发，中国也就踏上奋勇前进的大道。在振兴祖国伟业中我所负特殊使命乃协助夫君开创新生活运动，协助重建空军……”

“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形势下，这似乎是令人费解的行动。‘自助而后天助’，满洲里战乱使中国认识到这句悲剧性格言真是再正确不过了……”

“南京。无视非战斗人员和人道主义机构——譬如医院，乃上周末日本空袭的显著特征。日本声称具有500个床位的中央洛克菲勒医院为军人占用，95架飞机连续两拨空袭，恶意昭彰地予以破坏。”

“巡视废墟之后，我要毫不犹豫地说：‘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愚蠢、最残酷的行径。’房顶上画有巨大的十字符号，足以表明那里是什么地方。150名病人惨死；200名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共500多人伤亡。”

“有情报表明，日本人决心在空袭中炸死委员长和我本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中国制造混乱，借此扶植傀儡统治者……”

“途经南京（出于军事原因，蒋夫人目前的地址未予披露）。想到其余国土迟早将要遭受的一切，我的心在颤抖。港口被封锁，华北大片地区生灵涂炭，而我们周围的一切亦将沦为废墟。”

“但一个信念主导着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美国报刊头版登出了一幅有关中国抗日战争最具震撼力的暴力性画面：一名日军士兵拿绑在柱子上的一具华人尸体练刺刀。数次受到质疑的美联社资深记者誓言该画面真实可靠，事发于9月5日，天津。

“那是一名穿着日军制服的中国士兵假装的！”东京日本参谋本部的高桥坦中佐对曼哈顿的记者们尖叫着。“我大日本刺刀技术与之完全不同，我可以在此证明！”这名日本军官抓着一支铅笔，伴着战场上的喊杀声朝想象中的敌人刺、捅、挑，绘声绘色，把一名女记者吓得魂飞魄散。

战争在推进，政府撤退

中国政治家们热切希望罗斯福总统和张伯伦首相参加布鲁塞尔会议，以便对日本采取切实措施。他们字斟句酌地审阅着张伯伦先生在伦敦对众议院的讲话：“到这场（布鲁塞尔）会议上讨论什么经济制裁、施压和武力，完全是个错误。我们去那里是为了营造和平，不是为了扩大冲突。”

如果这意味着首相认为对日制裁、施压甚至采取武力行动只会“扩大冲突”，中国人担心张伯伦先生一定不想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其实没有什么“更强硬的手段”而是“更软弱的手段”，甚至比“施压”还软弱。他们只好相信英国国内漫延开来的如下谣言：皇家内阁的大部分成员相当程度上更同情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而不是中国。

10个星期以来，日本天皇在上海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首次放弃相互间的猜忌，而共同联合起来，统一进行“大举推进”。日本在上海的发言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如此宣称，以致上海的通讯记者已对此产生怀疑。在东京，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均不从属于内阁首相，而是直接对天皇负责，这种违背常理的架构经常导致极端的不协调，尤其是在作战后勤保障方面。在上海的日军异常艰难地联合起来，测绘中国人在上海郊外的防线，很明显，中国人已不可能继续守卫在市区闸北一带的防线。日本军队在对一个镇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轰炸和炮击之后，日军决定在这一地域展开大规模推进，发动了高度机械化的强攻。陆炮和舰炮在炮火袭击结束之后，日军坦克喘着粗气，傲慢地开进这个小镇，坦克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之后日军步兵蜂拥而至。日军肆意射杀，试图瓦解中国军队的士气。在日军步兵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装甲车和扫荡部队。但日军在这里遇到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日军看到一些已阵亡的中国军队的机枪手，他们的手紧握机枪，与阵地共存亡。

在上海郊区防线出现危机之际，中国军队的孙元良将军认为，闸北已经无法防守，遂命令部队将这座因轰炸和炮击而几乎成为废墟的城市点燃，欲以火御敌。午夜时分，中国士兵将硫黄等易燃品投进火海，闸北上空被一片浓烟所笼罩。当时在上海的外国军事专家评论说，这是东方战争史上最有秩序、最为有效的撤退战例。

在位于闸北的一座仓库里的一场上海保卫战，使全中国的人为之振奋。这里有500多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著名的第88师。黎明时分，日军开始向这一带推进，不多时即将这座库房予以三面包围，未被包围的第四面正对着英租界。当日军用重炮轰击中国军营时，世界媒体都以“中国的阿拉莫”为标题报道了上海的激战。

孙元良向“中国的阿拉莫”士兵说：“为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中华民国的尊严，为中国革命军的尊严，在神圣的岗位上流尽最后一滴血。”孙将军说：“我和你们的战友们向你们致敬。根据命令，我将带领其他部队去驻守新的防线，但我的精神和我的心将与你们同在。”

他对上海市市长说：“给我们500磅盐，500磅糖，5万筒饼干，我就能坚持7天以上，这样战局将对我们有利，否则你们再也不会见到我们。”

有记者问市长：“您如何将所需物资送至‘阿拉莫’？”

市长神秘地回答说：“这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

在世界各国记者的报道中，带着一脸讥诮表情的日本海军上将大岛本田成了一个新闻恶魔。据大岛本田称，仓库阵地的500名中国士兵多少像个英雄。在日本发出中国士兵必须投降，否则予以消灭的最后通牒之后，中国军队的团长谢晋元向他的上司孙将军说：“死不足惧，我们的牺牲不会徒然。”

此间，英国方面一直透露说，任何一名中国士兵都可以冒险逃出战场，只要跨过20码宽的日军火力区，就可以进入英国租界地内，他们可以得到安全的保护。

国际舆论和中国舆论纷纷致电，谢晋元团长对此不屑一顾。英国人汤姆源源不断地弄来卡车，以便转移逃难的老百姓。

日本人试图完全包围这个位于日军进攻部队和英国租界之间的地区。与此同时，在这里已有123名中国士兵为国捐躯，其余377名中国士兵在坚守了他们所承诺的7天中的4天之后，跨过20码撤退到英租界。每一名中国士兵都带走了自己的全部武器和装备，其中的26名重伤员踉踉跄跄，拖着24挺轻机枪和6挺重机枪。中国军队的指挥官谢晋元团长是最后一个撤离进入安全区的人，英国人热烈欢迎谢晋元团长，并认为他和他的士兵都是英雄。谢团长泪流满面，英国亚历山大准将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壮烈的场面。”

蒋委员长对这场战役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值得回味的是，两天之前，蒋夫人在其专栏中（《时代》10月11日）对于战况写道：“我在下达必要的命令挽救这些英雄的生命与对中国的忠诚之间，经受着折磨。”

蒋委员长深知，谢晋元团长和他手下的士兵并不想得到投降的命令，他们宁愿为国捐躯……他们的牺牲将大大鼓舞人民，提高整个国家的士气。

身穿工装裤的蒋夫人在中国政府中是继慈善太后之后最经常抛头露面的女性。蒋夫人是在她的车子滑到路沟之后写下上述文章的。

使丈夫皈依天主教的蒋夫人虔诚地写道：“上帝保佑，我几乎遇见死神，这并非是命运的捉弄，日本人不是在战争一开始就想用炸弹暗杀我吗？”

委员长通常喜欢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严肃，今天则是一身华丽制服出现在他的德式装备的“嫡系部队”面前，这张海报在中国流行甚广。而在一幅来自上海的图片上可以看到，蒋委员长的头戴钢盔，接受过普鲁士式训练的正规部队，在最近的防御战中却是尸横遍野，节节败退。

日本的“总攻”起初总是伴以零星的炮击，本周此种方式已使4名英国人丧生，6人受伤。

但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已十分气愤焦躁，以至于美国海军上将哈里·埃尔文·亚内尔对驻沪美军下令，如果遭到攻击，立即予以还击。

中国军队撤退到一条新的防线，深挖战壕，加强海岸警备。日军在烟幕弹的掩护下渡过苏州河，在上海西部往前推进，并遇到中国人的强大抵抗。但几个星期来，上海的战争态势表明，日军在近距离的行动中，每天都冒着同另一超级大国交战的危险。

日本在上海夺得116平方公里，这比此前在华北地区攫取的5126平方公里还要重要，世界各报几乎没有把日军在华北的举动作为重要新闻。

因此，假如美国或英国的军舰在上海水域被炸沉，又假如特尔弗·施莫米特或亚内尔被杀，或许会远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9国会议使中国更震惊。日本决定拒绝出席此次会议，德国也拒绝了。日本人认为特尔弗·施莫米特将军的行为彻底证明了这一点，声称在俘获的士兵中发现了大量的“只有可能从英国走私进来的新鲜食品”。日本侵华海军副司令本周对其旗舰在上海的表现大为恼火，当有人报告说一位英国兵触摸了一艘日本汽艇上的机关枪时，这位司令竟向天皇汇报说：“日本海军受到了侮辱。”

战事推进，蒋介石在南京实际上面临着如下事实：即使他能够阻止日军朝太湖以北和长江沿线进犯，敌人仍将很快横扫太湖以南，向他逼来。几周前中国利用沉江物体在长江构筑了栅栏防线，另外还有江阴之险可资屏障。大约70艘日本炮艇对这条栅栏防线发起了勐攻。此前，中国第二条防线从上述要塞拉长到了无锡。“兴登堡防线”的很多地方还未崩溃时，蒋委员长就突然决定国民政府必须撤离南京，并在中国版图上化整为零。

中国国民政府傀儡主席林森先生，登上战舰，沿江西行1600公里抵达重庆；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宣布他们将赴汉口，军政部则选对岸的武昌为办公地。显然，此类决定的主要目的在于让世人看到，无论日军成功侵占哪里，中国在有些城市仍然是驻有某些政府部门的。据报道，目前身兼行政院长的蒋委员长，随时都会把院长之职交付其姐夫孔博士。

中国人的幽默感多多少少冲淡了撤离南京的悲剧色彩，虽遭遣散但仍然笑嘻嘻的政府职员们相互戏谑，比如互致“新疆见”——以诙谐的方式暗指国民政府可能会最终后撤至偏远的新疆。

04 1938年 毛泽东的自传与斯诺的延安

1934年，蒋介石的部队占领苏维埃的省会瑞金，中国苏维埃从此消失，直到一年后在西北崛起。这一点与墨西哥革命者在尤卡坦失败后转移到英属哥伦比亚十分相似，只是他们转移的道路比中国共产党要平坦得多。

……

蒋介石一边努力保持国家完整，一边准备打败日本人，收复家园。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唯有靠消耗战才能打败日本人，为此目的，他在训练小型机动部队，针对伸向东部的日军战线和交通线进行游击战。

……

在这些不愿意受日本人统治而逃离了汉口的成千上万名中国人中，有7000多名苦力拉着7000多辆黄包车。这些摇摇晃晃的人力车里堆着井盖、下水道栅栏和取暖炉，是中国人在日本人10月26日攻下汉口前收集起来的。这些废铁的目的地是重庆，在汉口上游500英里远的中国的新首都，到那里后废铁将变成炮弹。

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年底，负责保卫距上海西南160公里的汉口的近10万名中国士兵四散而逃，从而汉口落入日本人之手——这是自7月战争开始以来，日本占领的第6个省会城市。

日本设在北平的中国傀儡政府向日本帝国政府支付11.6万美元并做出解释，这是为在通州被中国人所杀的大约200名日本人所付的总值34.8万美元“赔偿”的第一期付款。

当日本军队最终越过黄河开始围攻山东省会济南时，中国民众在青岛摧毁了价值1亿美元的日本资产，中国政府虽然已经处死了240名中国平民但依然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博士，成为自日本占领南京后第一个离开中国的政府官员。在汉口登上飞机时，他表明将要飞往香港，从那里踏上包括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欧洲之旅。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强烈要求政府的多位著名官员引咎辞职。这些人都已逃离南京，目前正分别躲藏在几个城市里。孙科大概是想就中国的未来这一性命攸关的问题拜访斯大林。

日本人宣称他们在中国的一个机场摧毁了14架苏制飞机，但东京仍同莫斯科保持着平和的外交关系。斯大林还延续了一年的协议，允许日本渔船继续在苏联水域有偿捕鱼。

在《人的命运》（Man’s Fate）一书中，安德烈·马尔罗讲述了发生在上海震惊东方的可怕事情——1927年秋天，蒋介石与共产党断绝联盟关系，中国革命以一连串的被捕、暗杀、酷刑和绞刑宣告结束。对西方读者来说，马尔罗的作品虽然是小说，但也要远比报纸上对中国所剩无几的共产党的大肆渲染要真实得多。

根据左翼势力的描述，共产党已经在中国南部创建苏维埃政权，击败了蒋介石的5支围剿力量，以无可比拟的仁治政府管辖着8000万人民。而蒋介石方面则表示，共产党已经沦为搜刮民财的土匪，疯狂掠抢那些不向共产党妥协的村庄。但不管是在左翼还是右翼的描述中，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在地理上或政治上似乎都不是斯威夫特笔下的小人国（与外界绝对隔离的地方）。这个政权开始在湖南落脚，随后转移到江西省东南部。1934年，蒋介石的部队占领苏维埃的省会瑞金，中国苏维埃从此消失，直到一年后在西北崛起。这一点与墨西哥革命者在尤卡坦失败后转移到英属哥伦比亚十分相似，只是他们转移的道路比中国共产党要平坦得多。

爱德加·斯诺生于密苏里州，现年31岁，是《纽约太阳报》和英国《赫勒尔德日报》（Daily Herald）的驻远东战地记者。去年，他通过用隐形墨水写信，与蒋介石部队里的地下党会面，夜间突破封锁线等戏剧性的手段，来到了中国的苏维埃领地。这部长达474页的作品终于出版，向美国读者呈现斯诺4个月里对苏维埃中国的体会和9年来驻扎远东的经历，同时被媒体评价为“（欧洲范围内）有史以来最好的报告文学”。斯诺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红色苏维埃地区的记者，他第一次采访苏区的领导人，拍摄苏区的生活照片，见识苏区军队的行动，第一次从领导人口中得到关于从江西到陕西25000里“长征”的故事。出于出版社的需要，《红星照耀中国》将与约翰·雷德影响较小的《震惊世界的十天》同时发行。

与雷德描写的生动性不同，《红星照耀中国》的显著特征是细致入微，无论是历史上的小细节、对中国的教育和道德导向的探讨，还是针对重要战斗进行的评价，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

斯诺的作品没有雷德的小说那样充满刺激，但斯诺收集史实资料的困难程度要比雷德大得多。在他前往苏维埃领土的行程中第一站是西安，也就是蒋介石6个月后被绑架的地方。在那里，斯诺发现很多人同情红军，蒋介石发布悬赏令征集某个红军将领的首级。斯诺越过“红线”后，还曾被巡逻的“白匪”跟踪抢劫。红军接到的消息则说，一个可怕的“外国恶魔”正徒步向他们逼近并准备发起攻势。最初的时候，苏区的人们（用斯诺的话形容就是一些农民和地方官）很好奇地跟他说“Hai P’a”，斯诺以为是“害怕”的意思，但不知道他们到底怕什么，后来才知道在陕西方言中“Hai P’a”是“我不明白”的意思。

到达之后斯诺才发现苏维埃中国的领土和英格兰差不多大小。身材笔挺蓄着胡须的红军将领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他。周恩来向斯诺积极建议并安排了一个92天的旅行日程，还承诺给他绝对的写作自由。斯诺对红军队伍如此年轻（军官平均年龄24岁，士兵19岁）表示吃惊，更让斯诺吃惊的还是红军军官的身世背景。比如红军的一个主要将领朱德，现已年过50，曾经是军阀割据时代的风云人物，但在1922年投奔红军后成为革命者。还有29岁的林彪，现任红军大学校长，20岁时曾在蒋介石的部队里任排长。

给斯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44岁的毛泽东，中华苏维埃政府的灵魂人物。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受中国传统式教育，正是他组建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出25万美金悬赏毛泽东的人头。在中国，毛泽东成了和蒋介石同样知名的人物。斯诺每晚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坐在板凳上，一点一点记录下毛泽东耐心口述的自传，这段文字即使不被编入《红星照耀中国》，本身也是具有很高价值的资料。1927年蒋介石宣布国共合作破裂，毛泽东便在湖南省组织了苏维埃政权。尽管割据纷争的局势十分恶劣，仅40万人的湖南苏维埃政权还是从1930年维持到1934年，抵挡住了蒋介石部队的4次进攻。毛泽东对这样的胜利做了简单的概括说明：中国的农民不幸达到了极点（他们甚至被提前征收60年的税），所以红军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1933年10月—1934年10月）中，蒋介石动用100万人，以创建碉堡步步封锁的方式控制了南部苏区。这场战役的失败使共产党不得不决定进行一次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6日晚，红军在前线留下战事设施，乘着蒋介石还未得知他们撤退时，向西部和南部转移。这次大转移有上千农民跟随，专门配有一支骡队运送设备，其中包括一架纺织机和一套印刷设备。转移的队伍带着这些东西穿越12个省，翻越雪山，穿越沼泽草地，强渡敌人严密封锁的河流。1935年10月20日，历经368天的撤退，红军到达陕西的苏维埃领地。

斯诺离开中国苏区时正是蒋介石遭绑架的前两个月，他走后的第三个月，国共开始了精心策划不计前嫌的抗日联合。对此，斯诺只是简单地做出预言：“国共合作将开辟抗战史上的新纪元。”受日本报纸影响的读者也许会认为，新纪元指的是日本的统治，但斯诺可不这样想。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尽管日本占领了半个中国，封锁了海岸线，但“离打败我们还远得很呢”。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共产党一再撤退，引诱日本军队深入内地，在那里，游击队将狠狠打击日本军队的气焰。

混乱的战争废墟

《芝加哥日报》详尽报道了中国政府对上海记者在日本占领南京时的报道进行了删节的部分。下面是一些被删节的例子：

“虽然日本军队仍在城东100里的地方，但南京已经被抢劫一空。它最大的悲哀不是中国的军队洗劫，也不是毁灭于日本军舰的铁蹄下……在中国战场上，极度的疑惑在蔓延……中国军队自从8月起已经没有补给……前线的食物供应极度短缺……混乱在对痛苦的忽视中滋生……于是，这加剧了中国前线士兵对现实的怨恨：他们不断地在承受日军的空袭，而白天却看不到中国的战机。即使每一个中国士兵都知道，蒋介石的空军能对日军造成很大的威胁。……而现在如何呢？日军使中国陷入混乱，这种状况将持续几年，也许是几十年。当中国陷于崩溃边缘的时候，俄国或其他国家都不曾想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

在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一个记者可以梦想通过法国或德国的新闻检查，发表这样一篇爆炸性的文章。但是，相对平静的中国新闻检查制度使《芝加哥日报》得以发表这样的文字：“现在只有一件事能让中国军队连续3天地坚守。”局势到达这种地步是因为日军突袭了山东的重要城市青岛。

在那里，中国的抢掠者、纵火者、趁火打劫的士兵和强盗制造了新的混乱，耗费了日本1亿美元的财产。

长着一张圆脸的青岛市市长、中国海军上将沈鸿烈尽力让那些中国的抢掠者当场毙命，并横尸在日本商店门前。后来，这位市长的权威瓦解了。发狂的中国人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纵火、抢劫。沈将军采取了诸如将抢劫者直接划入“日本人”范畴的必要措施，希望能阻止他们。最后，沈将军与中国的警察们一起逃走了。

美国领事索科宾要求住在青岛的美国居民“不能加入德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的行列”，他忙着组织250人的白人警卫队，手握棍棒，尽最大可能保护彼此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当美国的公民们努力追求领事的“好邻居”政策时，拿着棍棒的白人警卫队5人一组，教训着他们认为可能抢劫的黄种人。这时的青岛从远处看像一个巨大的冒着浓烟的柴火堆。但被棍棒“鞭挞”了36小时之后，在日本侵略者到来之前，这个城市还可以用“安静”来形容。

据估计，中国的大型客机带走了50万青岛人中的大部分，只剩下5万人了。上海南边的城市——杭州的人口则从50万降到15万。同时，中国当地官方的报纸突然对战争的报道转变了一个新的说法。它们摈弃了由来已久的愚弄中国福斯的努力，告诉读者，中国军队正在奋勇作战，某某中国城市并没有投降。而现在，中国报纸的禁忌则变成了“当日本人占领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发现的只是废墟”。

中国南方的一大港口广州，也被日本空军野蛮地轰炸了。直到一列载着167名美国公民的火车从内地途经这里去香港，他们的暴行才停止。一些由美国红十字提供的绷带和药品刚刚到达广州港，就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毁，并付之一炬。

蒋委员长任命了他的连襟，刚从欧洲采购战略物资回来的孔祥熙博士做行政院长。他上任的第一个举动是大赦中国监狱的犯人。

在南京，日军的暴行已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三等秘书阿利森和南京大学的一名美国公民查理斯·里格斯，在陪同一个中国妇女试图指认出强奸她两三次的日本士兵。因为日军是从南京大学的农副产品店里把这位妇女劫持走的，所以里格斯先生求助于三等秘书阿利森。

在他的官方报告中，阿利森是在日军宪兵的护送下前来日军军营的。日军建议阿利森秘书和里格斯先生不要进入一幢楼房，但他俩事先已许诺带那位妇女进入那幢楼以便能指认出强奸犯。之后，日军粗暴地把这名妇女推进大门，阿利森先生和里格斯先生不禁要上前跟随。一位日军岗哨用英语喊道：“撤回去，撤回去。”

阿利森在报告里说：“我慢慢地后退，但就在我走出大门之前，那名岗哨打了我一耳光，然后又给了里格斯先生同样一个耳光。”

阿利森先生懂日语，在此景况下以外交官姿态克制自己，补充描述这名岗哨“气得脸色紫胀，以最为蛮横的口气冲我们叫嚷”，并揪着里格斯先生的衣领，他衬衫上的扣子都被拽掉了。

因为在东方脸面极为重要，美国外交官挨打一事让总统罗斯福花了两个小时与国务院官员进行磋商。后来，日本副外相就此事向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克拉布克·格鲁表示遗憾。对此华盛顿表示“满意”。而那名中国妇女是否指认出强奸犯，她或他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情况，美国国务院对此一无所知。

而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些都比不上下面这件事：日本获悉罗斯福总统宣布他的10亿美元的海军计划。一位日本著名人士不禁问道：“难道我们要认为美国不再保持中立立场了吗？”

不过与此同时，另一条有关韩复榘将军的谣言得到证实。这位能干的很有抱负的前山东大军阀，在汉口被枪毙，罪行是抵抗不利导致山东失守。

战争一周年

一年前，当日本士兵在深夜突袭北平西南16公里外的卢沟桥时，来福枪的子弹在他们头顶尖啸。日本人坚称，驻扎在附近的中国士兵已经朝他们开了火。不久，双方的激战开始。这个日军等待已久的“意外”是他们扩展势力范围的借口。自从日军1933年占领了热河省西南后，他们又逐渐推进到华北其他各省：察哈尔、河北、绥远、山西和山东。日军的司令官并不理会中国要求调查冲突的建议，将枪口直接对准北平——侵华战争在延续。

一年以后，日本已经占领了一块自己领土两倍的地域，相当于法国和德国的面积。它占领了8个省的省会，并将战火延续到中国北部和中部的12个省。中国的各大港口，除了汕头、福州和广州被严重炸毁外，其他均已落入日本人手中。中国的商业中心上海，在北平沦陷4个月后被占领；中国的首都南京也在一个月后陷落。中国政府已撤离南京，迁往中西部的重庆，并将汉口作为“实际上”的首都。而此时，日本的军舰离这座城市仅有216公里。

但是，在被占领的各个省市中，一个事实是日本人控制的区域只局限在铁路和公路沿线。日本战线是这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战线长度的3倍。而如此长的战线需要有更长的、安全的通讯线支持。在大后方，活跃着中国的游击队。在被日军“占领”了4个月的山西，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近百个战斗团在本周发动农民成立了一个共产党的省份。在北平，中国军队袭击了城外的一座日军占领的发电站。在上海，当中国的一群人袭击郊外日军的时候，还能够听见零星的枪声。在这个时候，在这块土地上，自认为天下无敌的日本军队在现代战争史上遭遇了他们第一次重大的失败。一群装备不足的中国士兵将侵略者挡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台儿庄以外。

在日本国内，日本人发现每天大概400万美元的战争费用已经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国家不得不用法律来武装自己，《国家动员法案》的主要部分规定，将全民生活的所有内容置于政府的支配之下。

虽然中国已经损失了50万主力部队，并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但并没有屈服。虽然日本人控制着中国的港口和2/3的铁路线，但是中国军队的补给还是能从广州到汉口沿线、从俄国到西安的空运航线和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的公路输入。迄今为止，由于预料到了日本的侵略，中国的货币储备只下降了一点点。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最大影响是使全民团结起来了。曾经与蒋介石互为仇敌的中国共产党现在也与之并肩作战了。

中日都总结了它们在过去12个月中的得与失。谁也没有提到结束战争，没有提到要妥协。

日本 首相近卫文声称：“我们并没有跟中国人民作战……我们是与那些在过去十年热心煽动（中国）人民仇恨日本的政府和军队官员们有分歧。我们坚决相信：除非我们铲除这个错误的根源，否则远东就永远没有和平……日本一旦决定用铁的手腕来解决问题，就不会吝惜时间。”

中国 蒋介石委员长：“中国不会被征服……我们为我们的生存而斗争……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保证人民的和平，为了中国的子孙后代，我们要战斗，继续战斗下去……中国人将战斗到底，即使最后只剩下一寸土地、一个中国人。”

东京在正午时分以默哀一分钟的方式纪念（战争）一周年。成千上万哭干了眼睛的母亲再也流不出愤恨战争的眼泪了。她们在神社进香，为自己死去的儿子祈祷。全日本的国民都在节衣缩食，吃着价值3分钱的食物。

在汉口，成千上万装满了结婚戒指、珠宝和钞票的捐款箱被聚集起来，以备应战。蒋委员长自己捐了18000美元，其中一部分是他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稿费。在已被日军占领了8个月的上海，英勇的中国爱国志士在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向日本兵和汉奸投掷自制的炸弹。两名日本人被暗杀，12名中国人在交火中负伤。

《芝加哥日报》报道说，在远东苏日6公里长的战线上，一场激烈的战役即诺门坎战役一直进行，直到在莫斯科休战条款达成的那一刻为止。

休战协议只是简单地规定双方军队应该“在当地时间8月11日中午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根据前线苏联红军发出的公报，这个规定使得日本军队延伸了650英尺直到苏联认为是自己的土地里，而苏军则在另一点上延伸了980英尺至日本认为属于满洲的领土上。

当苏联和日本已经签订休战协议的消息传来，汉口的中国军官们始终被阴郁的情绪所困扰着。当两个星期前日军与苏联红军热战时，日本的飞行员只是三心二意地轰炸着中国的城市。现在他们重新加强了对武汉三镇（汉阳、武昌、汉口）的轰炸，炸死了至少1000人，毁掉了5个美国使团的财产。随着汉口最后决战的逼近，最高统帅蒋介石尽可能地将工厂机器以及50万逃难的难民带走运送到上游地带。

广州、汉口失陷

在中国，蒋介石夫妇二人冒险驱车在汉口的主要街道检阅了8万名武汉市民，其中很可能潜伏有日本刺客。《芝加哥日报》记者A.T.斯蒂尔在文稿中这样写道：“这是蒋介石在公共场合露面为数不多的一次……让人倍受鼓舞的姿态……在拥挤的人群中有职员、劳工、学生，还有负责坐在敞篷车里的蒋介石夫妇二人安全的警察。”

汉口城的气氛相当的抑郁，如同太平间一般。然而在那一天，市民们的气势顿时高涨起来，因为这位中国的最高统帅宣称在泰安附近，有约1万名日本士兵“在一场4天的战役当中被消灭，规模比台儿庄战役还要大”。这一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但在此后的一个小时内，汉口原先寂静的街道到处都是鞭炮声，其中还夹杂着报童们吆喝这天的“胜利号外”。

24日过后，日本政府针对蒋介石的讲话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在南中国水域，夜幕降临时分，蒸汽货轮上的船长瞪大了眼睛，快速向广州行驶。已有消息估计日军战舰正在著名的海盗港比亚斯（bias）聚集，该处离英国殖民地香港只有20英里之遥。

漆黑的夜晚，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进攻，勐烈的炮火轰击着中国河线上脆弱的防御工事，小型战舰驶进了港湾。部队在凌晨4时30分登陆，到了第二天的清晨，周围一片火海，约4万名日军，以及他们的战马、供给物资，还有重型机枪，分两路登陆。一路从怀州出发，从那里有一条高速公路直通广州，这周末该城到处都是枪林弹雨。另一路向西出发，切断了广州与香港的铁路线。为了消灭流散的中国抵抗组织，日军一到达该处，就在离香港仅有15英里向北处，烧毁了所有铁路。

这条主动脉交通的切断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中国在欧洲购买的军火运到香港后最终到达蒋介石手中，正是通过这条长达700英里的广州——汉口铁路线。在周末，日军分遣队在珠江三角洲分两路登陆，一路封杀了广州与澳门海线的交通往来，一路在靠近香港的东岸登陆。日本战时政府一位发言人在东京宣布：“日本决心推翻蒋介石政权；我们并不打算抢占香港或新加坡，也无意在太平洋地区向南进攻；但我们必须贯彻我们对中国制定的既定方针。”

这完全是阿道夫·希特勒向欧洲作保证的方式。内维尔·张伯伦命令驻日本的英国大使罗伯特·莱斯利·克雷吉爵士要求日本政府做出保证：英国在南中国的财产得到保护。

伦敦，近期有消息说罗伯特爵士收到了日本方面“最为明确”的保证。同时日本还指出英国在南中国的投资，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一小部分的投资，特别是在上海国际租借地的财产，都将得到日本政府的密切保护。

所有的中国人都屏息观望广东军事将领是会抵御日军还是踯躅不前，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向蒋介石，这位了不起的统一者，表示了“效忠”。蒋的代表谴责张伯伦的所为，把日军进攻广州比成是大英帝国在慕尼黑其尊严彻底的沦丧；同时他还预言不仅广州人会继续战斗下去，中国抵抗还将延伸到日本，让它为战争付出代价。

在海外的绝大多数华人来自广东，当广东处在生死攸关的境地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捐出数百万资金支持抗战政府。在东京的西方记者发电文称日本政府更希望在欧洲有一场战争而非慕尼黑和平，因为这样就能让英国无法顾及远东这片战场。东京在关注斯大林和张伯伦的一举一动。当苏联的远东军长官遭受清洗，日军就认为无须在东北和满洲部署那么多针对俄国人的部队。这周南下进攻的日军主要是从驻守东北的部队调集过来的。

同时两批日军的精锐部队像钳子一样围攻华中重镇汉口。在信阳，日军一举攻下了这座层层设防的城市，并切断了唯一可把苏联援助物资运往汉口的铁路线。而在长江沿线，日军的战舰冲破了已设重防的茅山和四会，在长江的对岸仅60英里的直线距离就是汉口了。

蒋介石提倡的众所周知的“焦土”政策，也就是把所有可能为日军所利用的值钱东西统统销毁，在这次战斗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日军向南推进的过程中，中国南方的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口在主要公共建筑、工厂、设施工程等场合下小心翼翼安放的炸药被引爆了。大火迅速蔓延到几平方英里之内。城内的熊熊大火把价值800万美元的珠江大桥付之一炬。而在长明岛内的外国公寓因为一阵突然的风力转向而幸免于难。

直到最后一分钟仍有10万名中国士兵坚守在战场上，竭力保卫广州。事实上，日军6万大军的先期部队1500人，已逼近广州，在10天125英里的行进当中没有遇到一次大的交火。日军曾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在11月3日日本天皇生日以前占领广州，结果发现自己比原定的日程提前了13天。

当广州失陷时，日军立即宣布他们的军事安排时间——准备11月3日夺取汉口，因为这天是天皇的生日。离正式进攻还有一段时间，日军的先期部队即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之下，兵临汉口了。中国军方首领不愿摆出生死决战的架势，放弃了这个城市，仅留下后备军来炸毁一切对日军有价值的物品。当这座城市陷入一片火海之时，惊恐万分的中国人在汉口外国人居住区的路障四周一路大呼小叫。蒋介石则和他夫人飞往了新的军事总部成都-重庆的西北方向。

日军由汉口继续进发，在汉口5300名中国战俘被迫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日本攻占这一城市。周末，日军沿广东-汉口铁路线向南推进，并占据了军事重镇鄂州。鄂州距汉口122英里，是通往湖南省的东北门户，而湖南省是蒋介石新的军事总部的所在地。

举国西迁

中国的扬子江宽阔汹涌，它的上游两岸悬崖林立，在那些陡峭的山路上，一支奇特的队伍缓缓西行。他们紧靠峭壁，绵延数英里之长，湍急的河流就在他们的脚下。在这些不愿意受日本人统治而逃离了汉口的成千上万名中国人中，有7000多名苦力拉着7000多辆人力车。这些摇摇晃晃的人力车里堆着井盖、下水道栅栏和取暖炉，是中国人在日本人10月26日攻下汉口前收集起来的。这些废铁的目的地是重庆，在汉口上游500英里远的中国的新首都，到那里后废铁将变成炮弹。

这些逃难者不在乎他们两个月的艰难跋涉才走到宜昌和重庆之间的某地，而且大概还得走上一个月他们才能爬过长江三峡走到目的地。他们正前往中国的“迦南”，内陆的希望之乡，远离了敌人。

外国人所了解的“新中国”，即1927年蒋介石委员长夺取政权后的中国，只是沿海省份，现在大部分地区处于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首都南京是中国公路、铁路和航空线的中心，已于一年前落入日本人之手。“新中国”向西转移到汉口继续抗日。两个月前，日本军队一路进攻，夺取了广汉铁路的南北两端，这条1936年完成的重要铁路正好位于蒋原来的“新中国”的西部边界。于是“新中国”再次向西而去——到了地图上的一个陌生之地。

《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个历史时间。许多文明向外蔓延，但是自从1351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还没有过整个文明抛离故土，移往他乡。政府、军队、中国文化界和工业界的大部分，以及成百万的难民，他们离开东部毁于战火的扬子江河谷，奔向开战18个月来在内陆仓促准备的新“新中国”。这个新“新中国”包括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甘肃、西藏、青海各省和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陕西省——这些地方两年前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遥远得就像阿拉斯加之于纽约人。

这块新疆土的中心是群山环绕的扬子江上游河谷，面积大约是东西1000英里，南北1300英里。它俯瞰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的茂密丛林，西邻西藏的偏僻群山，而西北方向则是新疆和蒙古的沙漠高原。

在这里，蒋介石一边努力保持国家完整，一边准备打败日本人，收复家园。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唯有靠消耗战才能打败日本人，为此目的，他在训练小型机动部队，针对伸向东部的日军战线和交通线进行游击战。

他当年最好的对手，这场消耗战能够成功的主要支柱人物，就是朴实谦谨、满面风霜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蒋介石曾对共产党进行了徒劳无功的10年清剿，那时候委员长以10万美元悬赏朱德的脑袋。现在朱德统领着一支约15万人的共产党军队，另有30万人的农民武装，活跃在山西和山东两省的敌后地区。

一个新的国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造就。从18个月之前在北平的第一声枪响后不久，在战争的驱使下，中国人的生活开始向西部转移。长久以来始终是中国国家生活急先锋的学生加入了第一批西行队伍。整个大学、图书馆和实验室都打包成了一捆捆的行李，辎重千里，来到在战争之前从未见过书本和学校的地区。好几所大学建在了新首都重庆，其他学校去了成都、西安和更远处的云南省首府昆明。

新“新中国”的教育机构中最令人惊异的要数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北部地区的“首府”延安开办的那些学校。延安现有抗日大学、陕北学院（游击战组织者的训练学校）、马列主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戏剧学校（由上海有名的女演员执教）。延安没有什么房子提供给这些学校，但是在坚硬的黄土坡下，学员们挖出窑洞作为教室和宿舍。这里有4000名男生、1000名女生，超过了牛津的学生，他们学习研究中国问题、军事科学、游击战争，聆听“英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英国金融政策对法国法郎的影响”等演说。

为了保证新家园的粮食供应，罂粟地被开垦出来，播种上稻米。为了寻找原材料，工程师们走遍了大后方，开掘出煤矿、铁矿、铜矿、盐矿，还有许多小型油井。

新“新中国”几乎完全与大海隔绝，它的主要难题是如何保障对外道路的畅通，以得到物资供应、货运卡车、汽车零件、重型机械、石油和弹药。当中国部队从沿海省市节节后退的时候，中国的劳工们开始了艰巨的筑路工程，开辟通向中国西部的4条主要的陆路运输线。

第一条运输线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它绵延2000英里，从西安开始，途经新疆，到达俄罗斯的中心城市，位于新建的土西铁路上的阿拉木图和谢尔基奥波利斯基。大约2000多年前，在那时称为帝国大道的丝绸之路上，满载丝绸、玉石和瓷器的骆驼队长途跋涉到撒马尔罕，在那里货物装上船，运往拜占庭、开罗和罗马。7个世纪之前，马可·波罗从西方沿着丝绸之路来到蒙古皇帝忽必烈的宫廷，惊讶地目睹了东方文明，其灿烂程度远甚于他的家乡威尼斯。从去年开始，70万名劳工带着新中国的热情和旧中国的工具，再次打开这条已半埋黄沙的丝绸之路，今天一支由1000辆俄国卡车组成的运输队在这条干线上来回穿梭，向中国的心脏地带输送物资和弹药。

另外3条线路不像丝绸之路那样繁忙，它们是：一，西安到库仑1800英里长的汽车道，原来是骆驼队穿越戈壁滩漫漫黄沙的小路；二，从昆明到英属缅甸1350英里长的铁路和公路；三，中国新建的从昆明到老街的铁路，与法属印度支那的铁路相连。还有数百英里的其他新公路与这些主干线相连，连接起新“新中国”的许多地方。

几个月前，蒋介石委员长向英国发出了不客气的警告，他说除非中国能得到金钱和物质援助，否则他将被迫与苏联靠得更近。这个警告有了结果。在英国，国会正在讨论一个议案，允许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额出口贷款。美国方面也由进出口银行提供给中国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无疑大部分款项将用于购买美国卡车和汽车零件）——解释为美国对日本关闭在占领区内美国的商业活动的回应。另一桩令中国人士气鼓舞的事是得到了由美国、加拿大和古巴的同情者捐献的15架战斗机。

一个代表团从西藏来到设在四川省的中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向委员长献上了由西藏僧侣、官员和农奴捐献的1万张羊皮，以“表达联合抗日的心愿”。在战争之前，新疆和蒙古地区一直与中央政府作对，而现在中央两条主要的供给线从那里经过。

如果日本人再把蒋介石从扬子江上游地区赶走，他将被迫退到新疆和蒙古地区。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中国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地成了俄国的战争。俄国不会容忍日本人威胁长长的西伯利亚南部边界和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线。但是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前，已经征服了一个“新中国”的日本，还必须征服另一个“新中国”，后者没有丰富的资源，但拥有优越的天然屏障。

05 1939年 汉奸与画家，战争下的人物百态

日本人还不敢宣布战争结束，因为这样做会让他们大失脸面。他们必须先向蒋介石施压，是他把原计划搅乱了。但即使他们捉住了蒋介石，也无法阻挡中国的抗日力量。

……

去年秋天汉口和广州双双沦陷，而这两座城市是蒋介石供给铁路线的南北两端，为此中国人失去了原先习惯从英属香港获取军火的交通线路。这一沉重的打击使一些西方灵通人士认为日本已经赢得了战争。

……

要是苏联人也与日本人作战，局势自然会对中国人有利得多。如果欧洲也加入战争，则形势会变得更为复杂。但中国人并没有指望这些可能的因素。他们已准备独自作战。

……

中国第一个上过《时代》封面的人死了

日本人给傀儡政府任命的事宜在1939年一再推迟，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中国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位置。唯一一位既有声望又不支持国民党的是中国旧时军阀吴佩孚，在1926年受到蒋介石的贬抑之前，曾经一度是华中地区的霸主。他受人尊敬，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古怪（无论他走到哪，都有一个拿着痰盂的侍从恭恭敬敬地跟在身后），再有就是他像尤里西斯一般地老谋深算。在此之前，有报道说他愿意成为日本的傀儡首领，但有两个很条件：一是他必须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二是日本人必须离开中国。

日本的新闻社（已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得意地报道说这位老军阀已同意领导他们在中国的伪政府。第二天就被吴佩孚的发言人像往常一样否认了。在北平，一位狡猾的日本新闻检查员从吴佩孚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看到，说他“愿意克服一切困难换得和平”。这位发言人称，这句话通过无线电传到了日本，被日本新闻社篡改成，他同意接受了日本的邀请。

为什么吴将军目前不愿成为日本傀儡，其中有一个理由并不难理解。在本周末的上海，中国的爱国刺客又刺杀了一个汉奸，因为他与日本人勾结。

两年前的7月7日这一天，一名日本士兵从其驻地潜窜到北平城外10英里处的卢沟桥附近。很明显他是想去逛妓院，可日军却指责中国人把他绑架带到了宛平城。第二天尽管那名失踪的士兵重新归队，日军还是在城南开火了。

这样就开始了中日之间自1894年以来的第二次直接交战。日本一直野心勃勃地希望能够统治远东地区，就像英国从伊丽莎白时期开始统治欧洲那样——使欧洲大陆四分五裂，对中国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增强心有余悸。在蒋介石统治下，在去年12月明智地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国近乎完整统一，可以说是自18世纪以来最为接近的一回，那是满族人统治的疆域南起缅甸北至海参崴。而且中国本土商人不仅与欧洲和北美这些洋鬼子们打交道，还和被叫为“倭寇”的日本人在贸易港口和国际租借地相互竞争。

两年前一名日本武士向天皇建议：“等到欧洲大陆一片混乱，我们就可以在东方成为首领了。”两年之后，西方真的就一片混乱起来了。

俄国由于托洛茨基反政府分子的叛乱，无心在远东地区就中国利益作战。英国——远东地区实力最强的欧洲国家，鉴于已长达一年之久的西班牙内战战火延伸到了地中海和莱茵河，也踯躅不前。法国的政府受经济困扰，无法担负起白人在亚洲利益的重任。美国尽管它的海军实力在加强，但最近刚刚通过一项中立法案，表示愿意给予菲律宾国家自由，致使日本人猜想美国可能会由此永远退出远东地区的舞台。

矮小的日本人内心很好高骛远，他们自认为消灭周边邻国的时机到了，把中国北方最为富庶的省市，山东、湖北、山西、绥远和察哈尔，统统占领。

但是如果在欧洲出现的混乱使亚洲发生战争，亚洲的问题不会立即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远东反华联盟成员之一的日本，当它可肆意地在西伯利亚和满洲国边境向苏维埃进行挑衅的时候，这对于它的伙伴德国和意大利来说最为有利。而当它畅通无阻地开始对新加坡、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印度尼西亚心怀叵测时，则对英国和法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从1935年至1937年间，日本成为罗马和柏林独裁者有用的敲诈工具。战争开始之后，号称100万的日本大军像吸墨纸吸走墨水一样，迅速渗透到中国广阔的领土上，这样一来，日本既无法困扰俄罗斯，也不能对英国与法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构成威胁。这场已达两年未公开的战争像是一块去扑灭欧洲大陆肆虐战火的湿地毯。

日军能否公开宣布他们取得了这场未公开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抓到并杀害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蒋介石，他是目前中国统一的象征。两年以来，他毫无惧色地乘飞机穿山越岭，粉碎了一次又一次来自正面的捕捉和来自身后的暗杀与贿赂。蒋介石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机会分子蒋介石

日军的将领为表示对天皇的效忠，1937年在战场上屠戮生灵，他们认为战争几个月之内就能结束。他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效忠精神。

蒋介石本人不是像孙中山那样集革命家与圣人于一体──孙中山于1911年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腐败的清朝政府。蒋介石只不过是中国南方一名商人的儿子，在东京接受过军事学院的培训，之后成为广东黄埔军校的校长。1925年孙中山逝世，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这时就需要像蒋介石这样的一位强硬人物来保持国民党的正统原则。中国政坛的强硬人物并不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如果遇到挫折时他们一般或退缩或叛变。

蒋介石正是这样一位人物。在1927年他甘心接受共产党的帮助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北伐。在目的快要达到的时候，蒋介石又转而打击共产党，在上海枪杀了共产党的支持者。

10年来，他所执行的一贯政策是收买和讨好日本人。1931年当日本人侵占满洲国的时候，他没有阻止。1932年当中国第19路军在上海闸北英勇抗击日军的时候，蒋介石没有表示支持。1933年他让中国北部察哈尔省落入了日本人手里。

蒋介石把他的势力范围从长江三角洲向外扩展，但是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信任他。他的“进攻”架势仅仅是针对中国东南部的“红色”省份江西，它是中国苏维埃将领毛泽东和朱德的根据地——他们提出的“共产”只不过是分给不堪重税、饱受压迫的农民们以土地。

可到了1937年，蒋介石却一反常态。他是一个让人难以琢磨，有着一双灰色眼睛的中国人。他长着瘦长的个子，做事有条不紊，集冷漠的爱国者和虔诚的基督教教会理事双重性格于一身。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一样，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是一位卫理公会派教徒。宋美龄在美国学校受过教育，是孙中山遗孀宋庆龄的妹妹，也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同时蒋介石还支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前所未有地把西方基督教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结合了起来。

蒋介石对日军的绥靖政策一部分原因是他对红军的围剿，从位于上海以南的江西省，经过层峦叠嶂的群山、广漠的沙漠和大江大河，一直追到陕西，追到黄河的大拐弯处，黄河是华夏民族4000年历史的发源地。红军的后撤行程长达6000英里，历经15次大规模战役和大约300次小规模战斗。

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流亡的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中国红军一直称“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终于让张学良在1936年发动了西安事变。与蒋介石马拉松式的谈判使张学良和共产党相信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在认为：“中国人决心抗日。”而蒋介石的绥靖行为只是为了有时间来动员国民，强化军队，修建公路，做好一旦宣战就不可避免地向内地撤退的准备。

当西安事变使国人相信蒋介石的爱国精神尚存之时，绑架便成了挽救脸面和反挽救脸面的一场不可思议的游戏。张学良被判了10年徒刑，剥夺了军权并软禁起来。而被绑架的蒋介石则就此事件向国人道歉。但这件有趣事件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蒋介石终于创建了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军。

中国的币值得到了稳定，蒋介石的两个了不起的亲戚孔祥熙和宋子文成功地教会了一帮乡下佬如何经营中央银行。孔祥熙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意志坚定，很有手腕；宋子文则毕业于哈佛大学，非常稳重，很有能力。

蒋介石对战争的到来已做好了准备。因为从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创建起傀儡政府到1936年西安事变，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成熟并强大起来。同样道理，因为害怕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日本在两年前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

侵略者的代价

一年以后，日军将领的极端分子东条英机成为日本的军事大臣，声称为了国家利益要赢得这场战争：此时他们已如期占领了东北的5个省。但日本发现他们并不是在为自己打仗，而是在为蒋介石作战，并且还赢了。蒋介石没有媾和，而是一再撤退，吸引日军向中国内陆纵深，有点效仿1812年俄国击败拿破仑时所采用的战略。

日本人还不敢宣布战争结束，因为这样做会让他们大失脸面。他们必须先向蒋介石施压，是他把原计划搅乱了。但即使他们捉住了蒋介石，也无法阻挡中国的抗日力量。中国人的觉醒成为中流砥柱，而且还涌现出其他出色的将领，像著名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都能担当重任。但他们同蒋介石之间陷入权力纷争，在中国国内进行争权夺利的时候，日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结束战争了。

虽然与中国的战争有点一边倒，但是，日本人对中国的入侵可不像占领埃塞俄比亚那样普通。卷入战争的人数是最近一次西班牙内战的人数的两倍还要多。伤亡数字只能猜测，但肯定是数目巨大——日军的伤亡数量也很大，他们也不得不对付瘟疫、水灾和艰苦条件。日军对南京的大洗劫将被载入历史，成千上万名当地妇女被强奸，平民百姓被屠杀。去年10月广州的沦陷也同样触目惊心，唯恐重演南京那一幕，在日军还有几个小时就要攻入广州时，86万市民弃城而走，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市民自发撤退行动了。

在交战过程中，日军拥有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的空中力量，在正面交战过程中往往都能轻松获胜。而中国最为拿手的对策就是“坚壁清野”，不使日本在占领后占得便宜。但尽管只剩下烧焦的土地和空空的房子，日军还是占据了中国北方省市和铁路干线，并推进到长江三角洲和汉口。日本的占领范围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长达1000英里。

中国目前仍有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被日军占领，占领这些地区的是中国的游击队。由于要防备俄国军队，日军必须在满洲地区常驻40多万名士兵，这样就无法在其他占领区保持足够的军力。因此他们就尝试组建傀儡政府。在创建傀儡政府的地方，苛捐杂税几乎要压死人，猪要征税，存货要征税，外出要征税，所有的货物流通都要征税。家畜被抢走了，带金属的器具被没收了。最后，日本人在中国北方地区还强迫中国的生意人使用日本的货币按他们的进口价格进行交易。

但中国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以不可思议的勇气和难以置信的机智做了针锋相对的抵抗。他们刺杀汉奸官僚。在总共15万平方公里的日军占领后方，他们自行成立了“自卫”政府。大约7500万国民，差不多是战前居住在德国的人口总数。14－16岁的少年通风报信，农民们配合挖沟砍树以阻碍日军行军。

红色八路军在陕西和湖北对侵略者展开游击作战，在湖北中部有5万名游击队员。在白天是个规规矩矩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勤勤恳恳地耕种；晚上摇身一变成了游击队员，追打日本鬼子；第二天，日本要开始报复时，他们又重新回到田里，把枪支弹药埋好，一脸的平静。

农民们则有其他的抗击方式。除非面前晃着刺刀，对于由日本人控制的华北联合储备银行发行的以日元为基础的票据，中国人根本就不按面值使用。去年春天，在日军占领的华北地区，农民们莫名其妙地忘记种植棉花了。

多年来爱国华人一直在抨击“租借港口”和国际租借区——在那里洋鬼子们拥有“不受管辖”的司法和居留权。但今天这些国际租借区内成了中国人抵抗日伪的活动区。蒋介石的政治首都是重庆市，但对西方人来说，金融中心还是在外国人的聚集区，特别是香港和上海。日本现在还不敢抢夺上海的国际租借区和其他城市的外国领地，但他们在试图一点点地吞噬，他们想做得更为强硬一些，在天津封锁了法国和英国的领区，对没有直接租借区的美国也是一大打击。

如果他们能够长期隔离天津，日本人有可能压制最令其头疼的黑市交易，在这里日元被打折买卖。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还是个脸面的问题。但即使日本人能够把天津的钞票兑换人统统清除掉，还有上海、青岛及其他中国城市的黑市交易场所。而且如果上海的黑市交易被查禁了，仍可以转移到英属的香港。

几个月以前，美国向中国全球贸易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来资助中国今后在美国的采购；英国也借给中国2500万美元来稳定中国的货币币值。中国拥有这样的财政扶持，使日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贬值。而且日本很长时间以来已无法从中国那里获得所需的外汇来购买飞机、原油和钢铁，因为中国海岸线的交易已为西方租借港口的银行清空了。

政经中心转移至西南

去年秋天汉口和广州双双沦陷，而这两座城市是蒋介石供给铁路线的南北两端，为此中国人失去了原先习惯从英属香港获取军火的交通线路。这一沉重的打击使一些西方灵通人士认为日本已经赢得了战争。但是广州-汉口铁路线的丢失形成了中国抗日的新时期。蒋介石政府的首都转移到了内陆四川省的重庆，有一条穿越崇山峻岭通往缅甸的公路已修建完毕，直抵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其他路线也已开通，从云南到法属印度支那，穿越新疆沙漠地区到苏联边境的清政府时所修的公路得以重修。

目前蒋介石军队所依赖的四川很富庶。四川省的面积为11.5万平方英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加州），金矿和石油都很充裕，总共520万人口在一年当中能品尝到四次丰收，大米、小麦、大麦、粟米、烟草、甘蔗、玉米、大豆和棉花都取得了丰收，而它繁茂的桑树使丝绸业很发达。临近的云南省有锡矿、铜矿、铁矿和煤矿。贵州是一个高原地区，有利于畜牧业和果园种植。

可是这种富庶不能挽回失去工业化的中国沿海地区的损失。而且依靠大篷车从中苏边界穿行于沙漠地区运来的军用物资是远远不够的。但在重压之下，新生力量民族主义开始了前人从来没有完成过的事情：把他们的工厂收十好——就像一位《圣经》中的人物扛起他的床头，前进出发。总价值达1亿中国货币单位的工业设备在战争爆发的前期就已从上海转移了。而这仅仅是工业和文化大迁徙的开始。

除了战争和政治以外，这次迁徙还一次性地把工厂、学校和政府机构转移到偏僻的内陆，对于亚洲文明历史来说可能是一个里程碑。而它的一手经办人是曾在比利时卢维思留学过的地质学家和采矿工程师董为浩（音）。截止到1938年，在董博士的监督下，64家机械厂、19家发电厂、22家化工厂、5家玻璃厂、7家棉花加工厂、12家印刷厂、4家造船厂（制造适用于长江上游的船只）被迁移。总重达2.5万吨机器由那些苦力工来运送，行程达几百英里。按美国标准，这也不过是500运货车厢。按照亚洲人的标准，这是一场工业革命。

在重庆，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拥有140家工厂，是在上海和汉口之后的第三大工业城市——逐步成熟起来。中国的大学也同时迁往内陆。政府正在着手组织西部农民加入到制造行业中，像漆皮、小型船只、纺织、煤矿、造币、面粉加工和硫酸制造等。

《纽约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表明，在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这场斗争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一边倒的。日本作为一个封闭的岛国，多达700万人口靠稻米和捕鱼过活。早在两代人之前，日本民族所接受的西方文明是源自于天皇和大封建家族的高层统治。日本人情愿跟随着近乎法西斯方式的领导者，因为他们视天皇——永远以一种盲目式而现在更是有增无减——是神与家长的结合。在这样一种准独裁的状态和半独裁经济下能够生存显示了日本人的坚强性格。

日本人占领了台湾（1895年占领），夺取了满洲南部铁路（1904年日俄战争中夺得），占领朝鲜（1910年）和满洲国（1931－1932年），但是与镇压6倍于日本人口的中国人和占领面积为4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比，那些都只不过是儿戏而已。

中国人生性随和，不愿战争也没有任何战争准备。早在孙中山1911年发动的辛亥革命前，老百姓们可以容忍清朝的皇太后慈禧尽情地放鞭炮，而排斥来福枪的引进；可以进口大量无用的小玩意儿而拒绝军舰。西方文明已经来到中国，正在接近中国，不是通过许可命令，而是打击或不经意的渗透——从与西方的贸易合同，从传教士办学，从共产党宣传，从劲敌日本人那里，从新兴的民族领导人那里得到的。当面临外来侵略时，他们出击反抗。

要是苏联人也与日本人作战，局势自然会对中国人有利得多。如果欧洲也加入战争，则形势会变得更为复杂。但中国人并没有指望这些可能的因素。他们已准备独自作战。而他们的长期抗日使欧洲在很长时间内处于和平状态，日军身陷对华战争中，而无法加入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联盟发动新攻势。

汉奸与画家，战争下的人物百态

7月之初，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神秘地穿梭着一个温文尔雅、深藏不露的东方人，名叫汪精卫。此前，有报道称他在中国北方政府所在地北平当上了日本的一号傀儡。这些天来，从重庆到北平的意识形态上的距离要比地理距离长。而汪先生，这位资深的革命家，一度是蒋介石委员长的合作者，过去中国事务“三巨头”（“三巨头”的另外两位是蒋介石委员长和已故的胡汉民，后者生前曾长期做孙逸仙的第一秘书。）之一，跨越了这个意识形态以及地理的距离，这个事实可以说是日本对华外交的极大胜利。

对于汪精卫，北平城一定充满了作为一个叛逆青年的回忆。1910年，26岁的他去北京策划谋杀清摄政王载沣。同谋者是他的未婚妻，后来成为其妻的陈璧君小姐。陈要坐火车去东京，这个年轻人暂时走出他的隐蔽地到车站送别他的未婚妻。火车启动时，他礼貌地轻触帽檐，一下子便被摄政王警觉的警察发现了身份——那时候这种动作就是革命党人的特征。警察尾随汪来到他的隐蔽处，搜到许多枪支和炸药，遂予逮捕。汪潇洒地供认了一切，被戴上枷锁收监。在旧中国，这意味着大约在三年以后被政府杀头，但这时候，孙逸仙博士领导的革命在1911年10月爆发了；汪获释。

汪精卫是深受尊敬的孙博士心爱的学生，为这位领导人起草了许多宣言，甚至包括孙逸仙博士在临终病床上发表的著名的《总理遗嘱》。他是东京法学院的毕业生，经常去欧洲旅行，能讲流利的法语，曾多次在德国治疗糖尿病。当这场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德国。他曾担任过两年中国的行政院长。

汪精卫和蒋介石委员长从性情上是两极对立，但是即使在战争开始以后，他们还在继续合作。作为党的副主席，汪精卫随同政府从南京到汉口又到重庆。但是去年冬天，他把儿子们从学校接出来，送到国外，又收十起他自己的物品，在一天夜里秘密离开重庆，飞往香港。他控制不住妥协的本能，声明他要和日本“和谈”。蒋介石把他开除出党，逮捕了他的追随者。

汪从香港又到上海，后来到了日本占领的汉口。日本人认为他是傀儡政权的极好人选。汪精卫一投降，日本的军事外交官们希望本星期，即开战两周年纪念日能够成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

美联社的记者发现，英国政府自以为天津方面的最严重形势已经过去了，日本人同意在东京开会，便是愿意把天津事件作为一个孤立的问题来解决，而无须讨论那些基本的问题——英国在其中国领地的权力以及它在中日战争中帮助它喜欢的人的特权。英国人很欣慰，日本人放松了对天津英租界的封锁；部分恢复送奶，食品更加丰富，对英国臣民的脱衣检查也停止了。

温文尔雅的正治少将就在事发现场，竟然故作惊讶：没想到英国人会因为几个国人被脱光衣服而这样恼怒。他在自己的总部接待了40名记者，屋内摆满了酒水、鱼子酱、冰激凌盘，以及其他现在在英租界已稀有的好东西，在那里他解释事情的原委。有些日本哨兵，这位将军说，是不晓事的农民，他们不懂欧洲人的体面标准。他的同胞，他解释说，不在乎当众脱衣，甚至在公共浴池与异性一起泡热水澡。为了证明所言不虚，将军提出当时就在记者面前自己脱衣服。

随着封锁比以往变得更紧，正治将军这些不晓事的农民们又在脱出入租界的英国人的衣服了。再者，日本人毫不讳言他们无意把天津问题作为孤立的问题来解决，并声明将在东京会议上要求英国的“合作。”如果英国人拒绝转变他们在中国的整个政策，日本将采取“必要行动”促成“租界问题的根本解决”。

而在中国西南四川省的一个偏远村庄里，一对中等富裕的夫妻喜获一子，这是所有中国家庭的希望和骄傲。孩子取名张善孖（意为“好人”），是国画大师张大千之兄。5年后，这位母亲应小儿子苦求，为他养了三只活泼的小虎崽作玩伴，从此这孩子不仅和虎崽一起玩，还一起睡觉和吃饭。

不久张便在画虎崽的嬉闹和步态了，以少年敏锐的目光研究猫科形体。张的母亲是罗马天主教徒，也是学习过中国国画技艺的业余画家，她从未把张送进学校。这样，天才的小画家通过观察自然和研究过去的中国国画大师，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到他16岁的时候，张也能写诗，而且诗才出众，引起了中国著名文人的注意。这可不容小视，因为中国的画家如果不同时也是诗人就不可能成名，而诗人若不能把他的作品入画也不能达到最高境界。

长大以后，张移居重庆，完成婚事，成为民间知名的“画虎家”。他还年轻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承认当时中国的画家诗人中无人能出其右。而在他50年的画虎生涯中，重要的养虎人从未间断向他提供最好的虎伴。有只虎一定要在晚上做张及其女儿的枕头，另一只晚上定时跑到卧室去送鸡蛋。

张的老虎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但是去年，张的民族敌人日本人飞到重庆上空，他们飞走时，张的许多同胞被炸死——还有张的所有老虎。张随后离开重庆。

在曼哈顿的中国城，有名望的中国人、艺术爱好者和同情者聚集在里奇·万饭店，向一位孱弱的老人致敬。老人身材不高，须发稀疏，但双目有神，爱笑，爱打手势，他就是重庆的张善孖。他的任务：是为被围困的中国募捐，用以购买医药。在一间顶楼画室里，从清晨6点到日薄西山，他都在奋笔挥毫，画出一幅幅售价50美元以上的水墨画复制品，那些原作已经为中国卖得了1500美元。画面柔和的紫红色、绿色和棕色，寥寥数笔勾勒出的山石景致，其主题都直接秉承了中国绘画几个世纪之辉煌传统。

其中最上乘之作当然是虎画，而虎画中最精彩的当属那张大型条幅《怒吼吧，中国！》，这幅画今年春天在巴黎展出时吸引了3000名参观者挤进博物馆，法国总统亲往观展，并向张颁授纪念勋章。画面上28只跃下山的老虎代表着中国被战争唤醒的省份。提及虎的原型，张说：“虎死了倒也好。我老了，虎需要强壮的主人，以后我就凭记忆作画。”

苏联与日本、中国，奇怪的关系

世界上最奇怪的外交仪式之一是日本和苏联每年都要进行的关于渔业租借条约的谈判。会谈开始于11月份。每个人都知道会谈的结果——就像一贯的那样，两国会达成妥协，而这样的协议两个渔民只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但是，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两国的代表深深地鞠躬，品茶，摇头，拍桌子，露齿而笑，皱起眉头，拥抱，紧握拳头——从始至终都是怒气冲冲，紧紧抱着不可能达到的要求不放。可是，当银色的小鲑鱼一出现在库页岛附近刺骨的海水里，外交官们发现他们突然达成了一致，立刻签署了协议。

可是，在每年一次的会谈开始的时候，空气中笼罩着一种从未有过的严肃气氛。首先，苏联新任驻东京大使斯梅塔宁知道他在谈什么。他曾经是一名鱼类学教授。而且，斯梅塔宁被任命的这天，日本刚刚同意在蒙古边境停火——此前，苏联军队对日军给予了迎头痛击。

日本外相野村吉三郎开始考虑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法”。外交部发言人须磨弥吉郎召集新闻记者并告诉他们：“我们渴望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希望苏联方面也抱着同样真诚的愿望。”读卖通讯社一直是外交部的应声虫，它主张日本“根本无须注意英国和美国感到的并且大声说出来的不满”，同苏联达成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本周斯梅塔宁谒见了裕仁天皇。

莫斯科正式宣布说，日本大使东乡茂德和苏联外交部代表莫罗托夫已经找到了“在一些基本原则上的许多共同点……苏日贸易协定必须创建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上”。在苏联最近的外交活动中，互不侵犯条约往往紧跟着贸易协定，就好像小羊紧跟着圣玛丽一样。

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消息令人沮丧。因为苏联和日本每走近一步，中国的灭亡就会加快一些。苏联一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它比英国、美国和法国更为持久，更为慷慨。但是，没有人比重庆政府知道得更清楚，苏联“熊”已经学会了怎样翻筋斗。

来自北平（日占）和香港（中立）的报道说，上月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指责中央当局没有在中国创建起民主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就逮捕了一名共产党军官，而且在日军离他们不到100英里时，还对共产党发动了长达3天的进攻。

11月中旬，东京的短波电台报道了新的冲突：甘肃省发生战斗，共产党要求中央政府提供更多的资金，共产党领导人在朱德的主持下，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同重庆政府公开宣战的可能性。

红色记者斯诺先生的文章宣称，……政府的士兵每个月可得军饷7.5元至9元，而共产党士兵只能得到1元军饷。政府指责说，共产党曾经保证将部队人数限制在几千人，但是却招募了10万名士兵。共产党人指责说，政府曾许诺每月补贴4.5万元，但实际上只给了3万元。中央军有统一的武器，共产党士兵有8种不同型号的步枪，政府也没有向他们提供火炮、电话线、重机枪，而且几乎没有提供弹药。政府说：为什么要训练装备一支共产党军队来反对自己呢？蒋介石总司令长期以来一直在镇压共产党人。本周，在一次中国人独有的政治活动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蒋介石为行政院院长，从而将孔祥熙降为副院长。然后，它又发表了一个四点宣言，重点强调的是它拒绝签署任何反对共产国际的协议。

斯大林的目标难以捉摸。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只有让日本与中国长久地进行殊死搏斗，他在东方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但是，在苏联的西面，最近的友好政策极大地满足了斯大林的自我意识，扩张了苏联的疆界，并改变了他的态度。他很可能已经决定对日本也采取友好政策，而不是同它开战。

06 1940—1942年 大合唱救中国

自从日军1938年10月占领汉口后，局势一直非常平静。日本人在等待汪精卫叛离重庆政府，进而使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但结果却是汪精卫逃走了，而蒋介石留了下来。这意味着日本人还要打更多的仗。

……

日本人开始惴惴不安，担心盟国会把中国作为基地，对日本以及台湾、海南、印度支那和其他日本前沿基地进行大规模轰炸。特别是山东半岛，它像一只愤怒的拳头举向日本，还有浙江省的大部分沿海地区，从那里四马达飞机可以到达日本本土的大半地区。

……

希特勒的每一场胜利都直接影响到日本的胜利。每一次盟军受到重创，都会使法国、英国和荷兰对他们在远东地区利益无暇顾及，而他们都曾是中国的主要外援。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要是把这三个国家与中国的联系切断，那么就肯定能够赢得中国战场的胜利。

……

从兔年到龙年

奔流不息的嘉陵江边的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家新建的饭店。这里远离重庆闹市，没有空袭的危险——这是为那些不断往来重庆的外国人修建的。除夕夜，身材结实、风度翩翩、作风老派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为各界名流举行招待酒会，与会者包括外交使节、新闻记者、传教士和当地官员。客人们喝着口感柔和但很上头的黄酒，神情荡漾。

孔博士起身敬酒，用他出色的英语对会聚一堂的外国人士说，按中国的生肖年，去年是胆小的兔年，而新的一年，非常幸运，是愤怒的龙年——龙是中国的守护神，长着锐利的爪子，吞云吐雾。无论是孔博士的酒会，还是他的期望，都来得太早了。为了取悦他的外国朋友，他选择了东方的新年，但是去年发生的事件，使得今年的希望看起来十分渺茫。

尽管去年是战争和恐惧的象征，开始却是出人意料得好，但年终的溃败使中国的未来一片漆黑。

年初，对手按兵不动。自从日军1938年10月占领汉口后，局势一直非常平静。日本人在等待汪精卫叛离重庆政府，进而使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但结果却是汪精卫逃走了，而蒋介石留了下来。这意味着日本人还要打更多的仗。日本人的计划是南北夹击，一举把重庆吞并。在发动突击后，日本人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便攻占了南昌。但是，随后中国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些胜利比他们在过去一年中获得的任何一个胜利都大。

日本人在5月发动了试探性进攻，试图控制通往重庆的北部信道，最终目标是拿下汉中，但被中国人粉碎。9月他们又直逼长沙，想控制通往重庆的南部信道。在已占领的山西省内，日本人开始了血腥疯狂的“三光”扫荡。

11月，日本人又采取新的行动，这一行动让所有中国人提心吊胆地等了整整一年，这就是，打入西南交通系统——该系统承担着中国战用物资90%的运输。这场战役是战争的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与通常一样，中国人打算先让日本的细手指伸向它的目标——南宁，然后再从侧翼攻击，一举斩断。但这次中国人失算了，日本人的企图得逞。日本人立即开始轰炸中国的生命线，包括从印度到中国的法属铁路线。

中国军队开始全线反击，但惨遭失败。1940年2月中旬，在南宁附近的一次大战役中他们也遭到重创。日军称，有6800名中国战俘落入他们手中。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不但参加了对重庆的狂轰滥炸和包围，而且还严密封锁了海岸线。

颇为有名的中国游击队不再像前一年那样活跃了，但是他们仍然像蚂蚁一样地忙碌着。上周，一位日军发言人称，上月在上海南部与游击队发生的冲突不少于295次。但游击队的胜利越来越难：他们的补给线断了，而日军的报复性进攻则越来越有效，越来越残酷。

中国的前景并不被看好。由于欧洲战场的影响，盟国的支持实际上几乎停止了。美国之前考虑给予中国2000万美元的贷款，但这一数字只有中国向美国要求的1/3，与其需求总量相比，尚不到1/10。

中国在一线有200个师，有200万正规军，另外还有200万训练有素的后备军，在敌人后方有大约有50万游击队员。在人员数量上，中国占据优势。日军在战场上共有40个师，共112.5万人，但都疲惫不堪。让中国人倍感痛恨的是，有10万左右的伪军在为敌人卖命。

但中国现有的人力仍不够用，无论是勇气还是士气都相差甚远。中国无法与日本飞机、卡车、大炮和铁路线相比，也赶不上日本的技术和战略，无法阻止他们在战争中的狂轰滥炸。而其中最严重的——为此可能打败中国的是运输线路被阻断。

日本人已经放弃了占领重庆的念头。其目标是：1.西安——连接中国北部和重庆的主干；2.兰州——俄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关键地；3.把西南完全切断。

从1940年2月的局势来看，除非美国给予中国大量援助，或者日本内部发生巨变，但这似乎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中国的军队可能会像瓦格纳的《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法弗纳那样——长久地吟唱着最后的悲歌，然后自刎而死。

战争3周年

重庆的一座山顶上有一个小公园——去年5月这里发生了血腥的一幕，有200名中国人被炸死，因为他们自认为如果藏在树底下或躲在灌木丛里会安全地躲过空袭。这里还出现了一种新游戏，叫作“抓叛徒”。5个纸做的木偶头放在地上，每个代表着投靠日本的汉奸。几步之外，笑嘻嘻的中国人排队来一试身手，5分钱投一次，用松柏条做成的套圈扔向汉奸头。如果有谁把最大的汉奸汪精卫给投中了，就可以得到5元的“国家复兴券”。

除了这一游戏以外，还有许多令中国人感到好笑的事情。与他们的欢笑不无联系的是，还有“国家复兴”这个名词。

其中一件事是，一支新成立的军队在福建沿海登陆，这是一支可怜兮兮的伪军，它的首领是集诗人、学者、绅士、政治家为一身，而单单不是战士的汪精卫。日军称，这支由5万中国人组成的军队拥护“新秩序”。而它的名字，大概只有日本人才能想得出来：和平与国家复兴军。

颇为严肃的国家复兴军终于从意向变成现实了，看起来好像是日军第一次有意要撤出。日本的南中国军队司令部发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宣称日军最近在南宁所取得的胜利在东亚地区是史无前例的；声明还称，汪精卫政府即将成立，中国的南部铁路线被切断，日本也不再想扩展所占领的区域。最后，它声称：“今后我们的军队将是对付中国的挑衅举动。”

这并不意味着和平。只有日本人被赶走或撤出，蒋介石才会和谈。但这的确给了精疲力竭的中国一点喘息机会。而且它还意味着，即使日军仍有能力打击中国，但是在东京发生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严重制约了日军的行动。

这些麻烦越来越明显了。连续三周来的批评（这种情况在近期的日本算相当罕见）在会议上爆发了。2月初，斋藤崇雄说国家对战争厌倦了。然后议员小口说，当前日本的物资短缺和困难，如果轻工业和一度繁忙的出口业不因为战争而做出牺牲的话，是可以避免衰败的。牧野良三议员警告说，“现在民心不稳。”但是军事大臣畑俊六断然拒绝了公开军事开支的要求，而当争吵达到白热化的时候，他很冷静地中断了会议议程记录。

2月下旬，汪精卫宣布他的政府于4月1日成立。汪精卫和他的日本支持者共同宣布在下半年“尽快组建”。

“它长300步，宽8步；如此宽敞，10个骑兵可以轻易地骑着马并排过桥。”这是1277年年轻的马可·波罗第一次看到卢沟桥时有感而写。这座依然挺立在那里的桥，660年后一个炎热夏夜发生的事件使它被载入了史册。

1940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件”发生3周年。与此同时，西班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挪威、丹麦、苏格兰、波罗的海国家，甚至法国，要么投降，要么屈服于武力进攻。在此期间，曾一度被认为是胆小懒散的中国人，开始拿起武器反抗，与所谓的3个最为野蛮和不可捉摸的国家之一进行斗争。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都为这一英雄事迹而震惊。

在日本进攻的第一年，攻势出奇地快，有点类似急行军的速度，从北平到天津，从北到南，一块块地失陷了。上海在顽强的抵抗之后也失陷了。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赶上了疯狂的日军上演历史上最为可怕的一幕，杀人、奸淫、放火、抢劫，日本人的报复行径造成了30万市民丧命。

在名义上占领了46.5万平方英里土地后（其中居住着1.15亿百姓），日本人信心十足地（因此也是半诚恳地）提出议和，中国拒绝了。日本人开始试图安抚占领区时，又被游击队员戏弄。此间，台儿庄战役使日军在众多的中国士兵打击下，遭到了近年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

第二年，日军的闪电攻势放慢了，几乎停滞了下来。其主要战绩有：占领汉口，它曾是南京失陷后政府的所在地，这之后就转移到了重庆；可怕的轰炸和紧接下来的广州失陷，把香港到内地的运输线路切断了；对沿海地区直至香港的投资；出于战略考虑对海南岛的占领；以及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这不但没有摧毁中国人的士气，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

第三年，1939年的夏天，中国军队在山西省取得了一场令人振奋的胜利。日本人对自己的高要求产生了动摇，在长沙做出了挽回脸面的举动。可是他们反而挨了一记耳光，重庆方面称之为“最大的一次单场胜利”。绝望之中，日本人发起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进攻，这一次他们胜利了，在南宁，他们切断了从印度通往中国的弹药运输线路。对中国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而本月初宜昌的沦陷使日本多了一个有利的基地，可以对重庆施加更大的空中轰炸。但1939年至1940年日军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是由德国在波兰、挪威、法国等地所取得的。

希特勒的每一场胜利都直接影响到日本的胜利。每一次盟军受到重创，都会使法国、英国和荷兰对他们在远东地区的利益无暇顾及，而他们都曾是中国的主要外援。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要是把这三个国家与中国的联系切断，那么他们就肯定能够赢得中国战场的胜利。因为中国唯一的朋友兼战友苏联，要从西伯利亚横穿2000英里路程，路途极其难走。一次穿行就会使大多数的卡车受到致命损伤，而中国现已接受苏联的援助占整个外援的10%。

所以此前日本采取的对付法国和英国的战役，不仅仅对中国的第三年抗战至关重要，还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中国合唱：“救，救，救中国”

美联社记者在遥远的重庆发回来的报道，看起来形势并不令人乐观。日本并不是与一个统一的中国作战，而是与一个不稳定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盟作战。没有共产党军队的帮助，蒋介石委员长不可能打败日本。但是蒋介石不愿意为他们的帮助付出太高昂的代价——不能打败日本人后让共产党控制中国的政府。所以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种灵活的政策，一方面给共产党有限的武器、金钱和活动自由，让他们继续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不能让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国的南部取得主导地位。1941年1月下旬，为了防止共产党南下，国民党与之发生了一次不愉快。喜欢拍照的叶挺将军率领的新四军在扬子江中游流域对日作战中发展成为一支有实力的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上自治的共产党政府一直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允许其精悍的八路军从贫瘠的西北省区向富饶的扬子江流域移动。蒋介石担心新四军和八路军成为其麾下的两匹特洛伊木马，命令叶将军把部队向北开到扬子江流域以外。然而新四军却向南挺进，在江的南岸遭遇了蒋的中央军，中央军的士兵奉命向叶挺将军的部队开了火。

随后的9天时间里，中国人与中国人打起仗来。后来叶挺将军受伤被俘。蒋委员长将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并解散了新四军。共产党驻蒋政府的代表周恩来愤怒地对此表示了抗议。远在延安的共产党对此表达了足够多的遗憾与愤怒。

重庆是一座山城，位于嘉陵江和扬子江的交界处。

寂静的城市地下是世界上最大的防空洞（估计可容纳3万人），在暗淡的光线中等待轰炸过去后，几百名中国人死亡了——他们不是死于轰炸，而是死于窒息，在狂乱之中，人们疯狂地相互撕扯，想挤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重庆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有大量防空洞的城市。它的防空洞体系被认为绝对安全，可以保护它的40万市民，市政府修建防空洞时曾经赢得人们毋庸置疑的信任。

当时中华民国没有国歌，然而中国人倒是选择了一支西方舞曲的调子——《雅克兄弟》，并将它重新填词，唱出了“打倒军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压迫”等内容。这是千百年来的第一次，中国的广大民众同声高歌。他们所唱的慷慨激昂的爱国歌曲与西方的同类合唱很相似。孙逸仙博士在1911年创建了中华民国，激发起爱国热情，但没有产生福斯音乐。

把中国人组织起来合唱的人现在正在美国，他是一位瘦脸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名字叫刘良模。他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克罗泽神学院学习。他曾在上海大学当篮球队的啦啦队队长，那段经历使他确信群众合唱有鼓舞士气的作用。1935年，时任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的刘先生组织了一个由60名穷人组成的合唱团，教他们唱《救，救，救中国》，曲调来自另一首舞曲《划，划，划你的船》。基督教青年会派刘先生走遍中国，最后中国政府采纳了他的计划。“让我最激动的时刻是，”他说，“指挥1万名士兵合唱爱国歌曲。”

今天，中国人唱歌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还有许多目的——为了扫盲、为了改善卫生。士兵们学唱操练口令和军队条例，学会唱了，他们再去认识那些字。其他广为传唱的歌曲有《你必须帮助士兵》、《苍蝇传播细菌》等。西方的节奏和旋律如今好像不再令中国人吃惊了。他们最喜欢唱的一支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它的节奏短促，曲调充满活力。不久前，一群已经漂泊了上万里路的逃难儿童为蒋介石夫人演唱了这首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中国需要盟国帮助

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大街2374号是一栋不起眼的砖房，里面有大量有用的军事信息，但是美国军人对此鲜有耳闻。屋内四壁挂着军用地图，详细标示着日军在中国和整个东南亚的部署。屋里的椅子上坐着的几个人，他们脑子里塞满了有关日本陆军的信息：日军怎样行动、怎样作战等等。

这里的人了解许许多多有用的信息，但是美国陆军并未从中受益，原因很简单，他们到这里的6个星期以来，没有一位美国陆军高级军官主动挂个电话，或者来敲敲他们的房门。

这栋房子里住的是中国军事代表团，蒋介石委员长派他们来帮助美国计划和组织在远东的战役。代表团团长是思维敏捷、久经沙场的熊式辉将军，成员之一是蒋委员长的外甥陈彼得。他们中有些人会讲日语，也和日本人打过仗。大多数在过去的5年里都和日本人成为战场上的老相识了。

他们于4月13日到达后已递交了介绍信函，给有关当局送去了名片，并租下房子。美方毫无反应。两星期后，熊将军向报界发表了一份声明，他非常明确地指出盟国也许赢不了战争，“除非对所有的战区有一个统一的战略。”没有人理睬。

是时候了。美国陆军不能无视中国的危局。日本人已经发起一轮新的攻势要摧毁中国。比起过去5年里的其他攻势，这一次日本人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不仅因为缅甸的陷落，还因为自1941年12月7日以来远东的所有灾难。

日本人开始惴惴不安，担心盟国会把中国作为基地，对日本以及台湾、海南、印度支那和其他日本前沿基地进行大规模轰炸。特别是山东半岛，它像一只愤怒的拳头举向日本，还有浙江省的大部分沿海地区，从那里四马达飞机可以到达日本本土的大半地区。

山东1938年年中就被日本占领，浙江则是另一回事。浙江从未被征服。这里是蒋委员长的家乡，也一直是冲破日军封锁，进行高度有组织的偷运贸易的中心。

日本人于1941年5月下旬投入了6个能征善战的机械化师，以及至少200架飞机。兵分几路向铁路和货运集散中心金华开进。陆军挺进的同时，42艘日本运输船偷偷驶向福州附近岛屿林立、海盗盛行的海岸。日本人在那里占据滩头，然后向西北进攻，与从南昌向南来的日军会合——在浙江守军背后形成夹钳之势。

与此同时，为阻止盟国的飞机给中国军队的补给，日本人又多派了六个师，辅以500架飞机（用于对付棘手的飞虎队残部），大举进犯中国最西南端的云南省。

如果日本能够最终完全占有中国的主干线铁路——特别是从汉口到广东的南北干线，那么日本将拥有到达除岛屿外的所有占领地陆上供给线，以及一条从新加坡到东印度的海上捷径。

如果日本控制了中国的陆上交通线，那么长期以来被认可的美国海军对日战略——切断日本到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就再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么麦克阿瑟将军在澳大利亚部署的跳跃海岛、切断海道的战略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作为夺取中国内陆交通线的第一仗，日本人已经对长沙发起了进攻，他们过去曾三次进攻长沙未果。但是这一次，他们在汉口和汉口以北集结了大约8个师的兵力和至少100架飞机以供进攻长沙。对浙江的进攻也同样出于占领交通线的目的：和所有日本在华进攻一样，进攻浙江也是沿着最大的铁路（这里是浙赣线）和与铁路并行的最好的公路。

日本这次多路进犯是战事开展近5年来对中国最严峻的威胁。如果日本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不会就此打住。他们可能会趁热打铁，了结“中国事件”。

1942年5月以来，日本人一直在往两处集结大军。一处是中国中部的汉口，另一处是印度支那的西贡。后者可能用于对付印度和澳大利亚。但是如果日本目前的进攻得力，两处兵力都可能用来打垮中国——南方兵力从南向重庆开进；中部兵力通过西安插入，把中国北部和中部割开，切断蒋与其苏联朋友的联系。两边同时夹击，将构成对重庆的巨大的钳形攻势。

在陷入战火的浙江特别流传着一个说法，说蒋是一只大海兽的化身，这只海兽过去住在奉化附近的水中，在沙石上晒太阳。他们说蒋出战时若是雨天，他就打胜仗；若是晴天，他就打败仗。

这则迷信中包含了对现实的成熟思考。如果蒋在雨天出击，敌人不能动用飞机。既然蒋几乎没有飞机，除了陈纳德将军出色的飞虎队在缅甸驾驶的那几架飞机，而敌人用不用飞机就不一样了。

蒋没有真正的空军，因为美国和英国没有送给他。华盛顿和伦敦乐于相信既然蒋没有飞机也能从1937年抵抗日军到现在，他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既然如此，空军可以飞往俄国、英国、中东、澳大利亚，飞往除中国外的任何地方。

但是如果说中国头5年的战斗是艰苦的，那么现在面临的就是最艰苦的时刻。现在日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地集中兵力，它的侧翼已经没有了严重的威胁。菲律宾打掉了，新加坡也完了，香港也完了，印度支那已握在手里，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还远远没有准备好，西伯利亚的苏联人不想惹事。

中国政府发言人对《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福曼说，中国有三个需要：“一是轰炸和驱逐机；二是轰炸和驱逐机；三是轰炸和驱逐机。”实际上中国还有其他需要：大炮、弹药、汽油。但是中国人现在强调他们最大的需要，也是盟国还能够满足的需要。

有一位美国军官了解中国，并在中国屡建战功，他就是美国志愿飞行队（即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上星期他在昆明说2000架美国飞机就能干掉日本空军。他说日本进攻浙江也不可能打掉所有可用于轰炸日本的飞行场地，中国太大了。

其他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士同样认定中国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而美国忽视了它——再不抓住机会可能就来不及了。

哲学家走了

在派驻美国的各国外交官中，没有几个比文弱而富有魅力的胡适更受欢迎，他是中国最知名的学者，自1938年以来任中国驻美大使。1942年9月初，蒋介石召回胡大使，代之以魏道明博士，蒋委员长没有讲原因。

当然，51岁的胡博士以其学者身份不屑于宣传蛊惑，而大家都知道美国《租借法案》对中国的援助微不足道。但是对于胡博士在退还其政府拨来的6万美元宣传经费时所说的：“以我的演说为宣传足够了，不必花你们任何钱。”许多美国市民都认为他所言不虚。事实上，热情、睿智、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胡博士本人可以说是中国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他的免职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自从美国参战以后，中国非常讲求实际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就一直驻守在华盛顿，这两个人做搭档，几乎可以说是外交上难以抗拒。如果中国没有得到应得的，那过错在美国而不在中国使馆。胡博士的朋友们希望一直流传在华盛顿的谣传是真的：蒋介石委员长在国内对胡博士另有重任。

胡适曾经说哲学是他的职业，文学是他的爱好，政治是他的义务。这是一种谦辞。作为一个哲学家，胡适是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之一约翰·杜威的著名弟子。胡适出生在安徽绩溪，其父胡传，曾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从小就智力出众。在中国革命前的黑暗时期，作为英语教师的他变得越来越委靡放荡，还曾经因为与警察吵架而坐过牢。后来他振作起来，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然后又于1915年至1917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继续深造。胡博士的四卷本留学日记现在仍然是中国的畅销书。

对胡博士来说，文学远非仅仅是爱好。他本人便是中国文字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领导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白话文运动，在几年时间里，将中国的书面语言改造得与口头语言非常接近，从而打破了士大夫的文言文垄断，使普通人也容易学习读写。1930年他成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一直到离开那里就任美国大使。

胡博士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通过著书立说阐明其政治主张。在性格上，他是一个和平主义的自由派。他曾多年勐烈攻击蒋介石委员长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其文章后来结集为《人权杂谈》出版。但是当日本染指中国之后，胡博士抛弃成见，投到委员长麾下（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他不断显露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早在1937年10月，他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讲中告诉美国人：“现代世界已经由无线电波和越洋快船连成一个整体，再也不存在孤立的国家了。……上次大战中，具有扩张野心的国家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愚蠢行径把你们拖入战争中，同样的情况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将会再现。”

由于被解职的打击，胡博士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和平的世界，与胡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共享天伦之乐，并继续写他的《中国文学史》。但现在还不存在这样的世界。

胡博士的继任者魏道明博士是一位在巴黎学成的国民党律师，精明干练。在1928—1929年他担任中国司法部长期间，使中国现代法院的数量翻了一番。后来就任南京市长，他主持了这个新首都的大部分现代化建设。与日本开战后，他成为行政院（蒋委员长的内阁）秘书长。去年他被任命为驻法国维希政府的大使，但他未就任，在过去的8个月里，他一直待在华盛顿。

作为大使，他毫无疑问将得到其精通政治的妻子郑毓秀的大力协助。他的妻子出身于富有的官宦家庭，很早就成了一个革命者，也是中国第一个女博士和第一个女律师。她与她的丈夫在巴黎相识，当时她也在学习法律。作为中国第一个女性律师和法官，她属于上海滩上最常被提及的人物，深得蒋夫人宠爱。

蒋介石的两条线路和两个计划

蒋委员长苍白泛黄的手抚过他的光头。他说话还是与往常一样，以浓浓的乡音厉声训导。这是每周一次的缅怀孙逸仙的仪式，他此时讲话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蒋介石与孙逸仙一样，认识到广袤多山的大西北是中国尚未开发的宝库。不仅如此，这里是他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最后信道，而且，假如中国和盟国军队在亚洲惨败，这也将是中国的避难所。

人们惊讶地获悉两条新的供给线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代替丢失的缅甸公路，把美国的物资运送给中国部队。第一条线路长4500英里，第一段铁路起于美国在印度卡拉奇的空军基地，向北经过阿富汗的喀布尔，到达俄罗斯的撒马尔罕。然后货物沿着中亚平原，顺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到达苏联终点站阿拉木图。最后一段是通过中国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修建的公路，穿过新疆和甘肃两省抵达重庆。另一条线路的起点在波斯湾的布什尔，穿过伊朗，然后通过水路到达里海的克拉布斯诺伏斯克港口，在这里再将货物通过铁路运送到阿拉木图。

中国仍然是盟国物资的最后一站，但是在一小队美国飞机和飞行员的帮助下，今年夏天中国一直控制着自己的领空。随着日本把地面部队扩张到整个亚洲，蒋的部队开始趁势反攻。上个星期在浙江省，他们打退了日本部队，现在正在包围“轰炸东京”的最后一个机场。

所有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好消息。还包括在甘肃省“意外地”发现了石油，以及肯定会令孙逸仙欣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这位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共和国领袖曾设想，西北地区1950754平方英里（1200万人口）的富饶土地开发出来，可以为几百万住在人口过多的地区的中国人提供新家园。由于战争，他的三民主义传播到了一度政治落后的南部省份。现在西北省份也将加入到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

身材瘦小干瘪、脑子里却装满了统计数字的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几年来一直在绘制西北自然资源的图表。带着翁的分布图和蒋夫妇亲临考察后讲述的发展前途，一个由实业家和工程师组成的考察团深入西北进行考察。行政院宣布拨款1亿美元用于甘肃和甘肃夹在蒙古和西藏之间的狭长走廊地区的灌溉工程。

瘦小的翁文灏拥有西北地区的图表，而魁梧的马家首领在这里拥有的是自家的军队，即声名赫赫的穆斯林马家军。马氏家族中实力最强、发展最快的要属一脸浓密胡子的马步芳，他是青海省主席，手下有5万人的精锐部队。他的哥哥马步青控制着甘肃省的狭长地区，他的部队在1938年修建了通往俄罗斯的公路，目前正在西藏修建另外一条公路，这将缩短新的供给线。这两个人控制着未被中国人同化的穆斯林居住的广大地区（回民占西北人口的1/4），他们同蒋的政府友好合作。据说蒋委员长和夫人还同这两人讨论了国内事务。

再向西就是新疆，蒋夫妇可能与俄国人不仅讨论了运输问题，也讨论了政治问题。10年来，在日本人、俄国人、穆斯林、中国共产党和蒋之间争夺势力范围（和缓冲地带）的较量中，俄国人始终想控制新疆地区。

但在这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在东北和北方都没有与共产党发生严重的冲突。在大西北腹地，这里比清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稳固。蒋夫妇对此可以感到满意。他们在等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威尔基的来访，想起他们在去大西北的旅程中也曾想起的那句俗话“有理不在声高”。为了迎接威尔基的四马达轰炸机，工人们在山城重庆的坚硬岩石上挖出了一个长3200英尺的跑道。蒋夫妇来到为客人安排的花园别墅。蒋夫人亲自关照别墅里的丝绸围帐、美国雏菊、古画和价值连城的陶瓷器皿都布置妥当。

07 1943—1944年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魏道明在美国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的新条约上用毛笔签字。美国人签字代表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他签字后说：“我们一直都在盼望这一天……”

……

同一天，在重庆，中国和英国签署了一个新条约。新条约用红色蜡和红白蓝三色彩条封好，从各方面来说与在华盛顿签署的条约完全一致。蒋介石给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打电报说：“对我来说这是个信号，是国际社会各国团结的证明。”

……

条约的签字正值中国的知识界担心中国处在国际社会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条约有可能开始中国与西方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它正式宣告，这些西方列强在过去100年中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和对中国人民生活的干涉永远结束了。

……

侵略者失败的征兆

张景惠戎马一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人。他出生在满洲，并脱颖而出。当时的中国人不相信个人野心，并且反对战争。不幸的是，张景惠一度背叛了中国。但据上星期来自重庆的消息说，张景惠最终为自己挽回了名誉。他体面地结束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张景惠被锤炼成为一名军人，多年来他一直跟随他的亲属、满洲的最高统治者张作霖。这之后，在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张景惠信奉“有奶便是娘”，因此在1900年至1928年军阀混战时期，他始终履行这一信条。

他背叛了张作霖转而投靠了张作霖的对手——军阀吴佩孚；后来，他又重新投奔在北京的张作霖，并担任陆军部长。但当权力再分配时，他又回到吴佩孚的身边，成为其内阁成员之一，工业部长；之后，一年不到，他又再次背叛了吴佩孚，并与张重修旧好，成为哈尔滨地区的行政长官。其间，蒋介石进入南京，并在那里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此间，大部分军阀纷纷投靠蒋介石。但是，这次张景惠却没有这样做。他一个人在满洲赌气，并打算尝试一桩新的买卖——与日本人讨价还价。这一次他得到了满洲国总理的要职。

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这次端的是最难吃的一碗饭，在满洲这块被日本人占领的土地上，张景惠整整做了10年日本人的傀儡。对他来说，这是一口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饭。中国人再也不信任张景惠，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张景惠终于做出了最后的抉择：成为全中国人的敌人。

在华盛顿，国际社会又输了一着。这次不是军事作战，战场上一直是捷报频传。也不是工业生产，那里的胜利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不幸的是美国人不按照自己制定的国际社会的原则行事——结果是作为伟大的盟友的中国对国际社会逐渐失去信心。

蒋介石从重庆传来命令，要求中国军事代表团撤回。去年4月，代表团来到美国，谋求制订在远东地区抗击日寇的联合战略计划。蒋介石的命令中没有说明理由，他没有必要说明理由。

了解中国代表团到美国后的工作情况的人都知道，代表团遭到冷遇。团长熊式辉将军直到国际社会的高级战略经确定之后才有资格出席会议。他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递交了国书，会见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海军总司令厄尼斯特.J.金海军上将。他在使馆街的一座砖石建筑里建起代表团办公室，墙上挂上地图，做好充分的准备介绍远东地区战争的详细态势。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利希海军上将被任命为总统的私人参谋长时，熊式辉将军作礼节性拜访。这是熊将军与盟军最高司令部唯一的一次接触。在中国国内，人们形容熊将军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人物”。华盛顿方面的冷淡和不祥的平静，他已经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当召回熊将军的消息传到白宫时，使馆街上简陋的代表团办公室接到白宫的一个紧急电话——9个月里几乎第一次响起电话铃声。熊将军终于接到与罗斯福总统会谈的邀请。在翻译M.罗伯特·李上尉的陪同下，他来到白宫。他在那里又等了半小时之后才见到总统。

熊式辉将军，50岁，长着一副学生的无表情的脸，思考问题颇有哲理。他面带微笑，与罗斯福总统关于“太平洋局势”进行了会谈。记者问他，这次回国是否因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合作和租借法案物资数量少表示不满意？他的回答很巧妙：“除非我们的敌人被完全消灭，我们永远不会满意。”

但有一位国人不必隐瞒自己的强烈不满情绪，他就是著名的哲学家兼作家林语堂先生。他说：“让我来问美国人一个问题：熊将军为什么不能回国？既然国际社会的各国领导人认为没有准备好与中国人商谈抗击日寇的联合战略，那么熊将军继续留在华盛顿的用意何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善被过分粗暴地利用了……”

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魏道明在美国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的新条约上用毛笔签字。美国人签字代表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他签字后说：“我们一直都在盼望这一天……”

同一天，在重庆，中国和英国签署了一个新条约。新条约用红色蜡和红白蓝三色彩条封好，从各方面来说与在华盛顿签署条约完全一致。蒋总司令给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打电报说：“对我来说这是个信号，是国际社会各国团结的证明。”

条约的签字正值中国的知识界担心中国处在国际社会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条约有可能开始中国与西方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它正式宣告，这些西方列强在过去100年中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和对中国人民生活的干涉永远结束了。

1842年，英国人的军舰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开放5个通商口岸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从此，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之门。英国人同时强占了香港岛，逐步建成今天现代化的国际都市。1856—1860年的战争后，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管理权也落入外国人手中。在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出让更多的领土主权，强迫中国政府赔款，并对贷款征收高额利息。美国伪善地利用“最惠国”条款获得英国在中国得到的同样特权。这些通商口岸城市成为外国人在中国花天酒地的天堂，也是中国人的耻辱。

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它的第一艘轮船、第一台蒸汽机车、现代科技和现代教育。他们在中国创建了邮政系统，清除了航运河道的暗礁，并绘制了沿海地区的海图。

根据新签订的条约，以及将要签订的新条约，中国将不再有通商口岸（但英国人占领的香港除外），不再执行外国的法律制度，不允许英国舰船进入中国的内河和进行沿海地区的商贸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命运将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

关于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有这样一个传说。脾气狂暴的帕默斯顿勋爵在100年前对他派到中国的特使说：“永远记住你是代表尊敬的英国基督教女王陛下，去和异教徒野蛮人打交道。”本星期，只用一句重庆的俏皮话来纪念他：“如果帕默斯顿勋爵听说这一切，他不光是在坟墓里翻身，不得安宁，简直要跳得半天高，都能够驾驶喷气式战斗机了。”

胜利曙光下的艰难反击

日本人了解徐淑希博士。他在日本入侵满洲之前就一直在刺激日本人。他写下17卷本关于远东问题的巨著。书中反驳了从日内瓦到华盛顿日本人所说的假话。1943年2月初，徐再次发言，他的论点如下：

（1）封锁曾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使南方各州灭亡，曾在非洲使南非布尔人大败，曾在一次大战中使同盟国（“中欧”国家）战败，现在日本人的封锁限制了中国。中国的工厂需要零配件和维修，交通运输需要汽油，民众需要食品，国家领导人和失去幻想的知识分子需要得到希望。

（2）空运到中国的租借法案物资只占从缅甸运到中国的物资的极小部分。而大量的物资则是通过沿海地区走私进入中国的。

（3）如果中国遭受战争僵局和高速通货膨胀的削弱而成为一个被动的盟国，国际社会在抗击日本的战争中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局势。在南太平洋地区实施逐岛登岛作战的战略不能实施，寄希望于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实施反攻也变得不现实。（如果苏联对日本宣战，日本可以轻易地切断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日本一直在中苏边界保持着25%优势于苏联的兵力。）如果中国不能成为一个进攻基地，实施国际社会的战略就需要一支庞大的舰队和数百万的军队。

（4）为使中国免遭封锁的影响，在那里保持能对日本实施有效打击的基地，国际社会必须做到：重新占领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给中国更多的战争物资援助；在确定大战略时利用中国军事家的经验和才能。

来自中国的报告支持徐博士的论点。卡萨布兰卡会议决议要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消除了一些中国人的恐惧，即太平洋战区可能沦为僵持的和平。中国能及时得知最新的军事决定说明国际社会没有忘记中国，但中国未得到邀请参加会议。

中国战场仍未被攻破。但坚守在前线的士兵已经换人。中国的英雄都病倒了。有1名作战负伤的士兵，就有10名因病卧床的士兵；有1名因患痢疾、肺炎或疟疾而住医院的士兵，就有4名仍留在野外露营或战壕内无医无药等待救援的士兵。所有这一切惨状的根本原因是大范围的营养不良，问题如此严重，没人敢尝试去解决它。中国士兵每天只有24盎司（约合680克）稻谷作食物，从这里获得他们的身体所需要的脂肪、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只有胡宗南将军有远见，其部队战斗力强。他命令部队开荒耕种，所收获的谷物用于补贴军需供应的不足。

1943年2月，宋庆龄打破沉默，再次谈论中国的民主道德。她再一次唤起了人们心中沉睡的孙中山先生的国家的希望，孙中山提出的创建自由民主新国家的计划在蒋介石统治下和战争的压力下几乎丧失殆尽。

宋庆龄说中国的未来必须实现三个目标：1.中国必须成为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平等的国家。2.中国必须拯救在日寇占领区的民众，必须把日本侵略者从所有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3.中国必须创建由全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并赋予它目前正被国民党窃取的权力，这是孙中山先生关于国家发展三阶段的最后一步任务。

蒋介石正肩负着中国治国安邦的艰巨重任，没有理会宋庆龄关于国内改革的要求。但她的话对西方也是一个提醒，中国的事情不仅仅是军事斗争。

在封锁中面临灭亡的时刻，中国因环境条件和被忽视得不到有效的军事援助，中国实际上是在正告美国和英国，采取最后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中国利用她目前极度的困境向华盛顿和伦敦提出以下庄严的问题：中国是否制定政策时只遵循莫斯科的意见，还是按照真正的国际社会的意图？中国人出于自卫，必须奋起抗战结束战争才能不沦为日本人和中国傀儡的统治吗？或者中国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在战后的太平洋地区，成为真正的国际社会的一个强大的成员国，一个和平和经济发展的堡垒？

宋美龄在美演讲请援

1943年2月底，172名新闻界人士，包括女记者，挤进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比罗斯福总统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回国之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还多23人），正期待着观看一场精彩的表演，领略蒋介石夫人的机智与才干。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前一天在国会已被蒋介石夫人的口才所倾倒。他们并不知道会上究竟将讲些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这会儿带着一种叔叔溺爱美丽的侄女的神态介绍蒋夫人。他说，蒋介石夫人是“与众不同的特使”，他还要求记者不要问她“难以回答的问题”。

有个记者问她：有报道说中国并没有充分运用中国的人力资源，这种说法是否属实？蒋夫人脸上立即露出不悦之色。她说：中国在人力上已尽全力，但缺少军火。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中国需要更多的军火供应。中国不缺少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但没有足够的飞机和汽油。

一个记者追问：中国如何获得军火？蒋夫人很巧妙地把难题推给罗斯福总统。她恭恭敬敬地转向罗斯福说道，总统解决过许多重要问题，度过许多危机，因此她认为最好由总统来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群微笑着看罗斯福总统如何“接球”。面对多次类似场面的罗斯福马上接过来回答。他说，要把飞机和军需物资运到中国去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但美国政府正竭尽全力把这些重要物资运到中国。如果他是中国政府的成员，他也肯定会问：什么时候能把军需物资运到中国来？为什么不多运一些？作为美国政府一个成员，他将会回答：我们将尽上帝所允许的那么快。罗斯福总统说完后，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

专栏作家雷蒙德·克莱伯承认这场记者会使他大开眼界。他说：“也许有一天要让影星海伦·海斯来演蒋介石夫人这个角色，不过，她演得再好也比不上活生生的蒋夫人。”

蒋介石夫人走过参议院会议大厅的过道，参议员们的眼光一直盯着她。她没有表情的脸上生着一双大眼睛，她清瘦端正的身材，穿一件黑色旗袍，上面点缀着用作装饰的小片玉石和圆形闪光金属片。她走上主席台，向台下的参议员们微笑颔首，听着副总统华莱士介绍她。蒋夫人接着开始演讲，她因没有事先拟好讲稿而向大家道歉，然后她发表了一次倾倒参议院全体与会者的即兴演讲。

蒋夫人说，杜利特尔将军领导的美国飞行员1942年4月率队轰炸东京后，一名飞行员返航时被迫降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许多农民一边欢呼一边朝他跑过来，嘴里呼喊着他能听懂的唯一中国话：“美国！美国！”（蒋夫人解释说，“美国”的字面意义是“美丽的国家”）蒋夫人说：“中国人欢笑着拥抱他，就像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一样。”

然后蒋夫人讲到一次衡阳之行，那是去参观“磨镜台”。相传2000多年前，有个年轻的小和尚在那里盘腿打坐一连数日，口中吟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寺院住持拿起一块砖在附近一块石头上磨起来。小和尚不解地问他在做什么。

住持回答：“我要用这块砖磨成一面镜子。”

“那不可能。”小和尚说。

“是的，不可能。这就像你天天什么也不做，只在那里吟诵‘阿弥陀佛’不可能成佛一样……”

蒋夫人说：“因此，朋友们，我认为必要的是，我们不仅要有理想，并声明我们有理想，还要有实际行动来落实。”

美国参议院从来没有起立鼓掌的习惯，那次大家起立向她热烈鼓掌，祝贺她的成功。

数分钟之后，蒋夫人来到众议院会议大厅。众议院主席萨姆·雷伯恩走上前来介绍说：“今天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一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世界上杰出的女性代表……”

蒋夫人开始演讲。演讲所用的红木矮讲台是专为她从参议院借来的。她一生作过无数次演讲，但都没有这次如此重要。这篇演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它关系到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她为这篇演讲准备了数星期。演讲里含有中国，含有蒋介石；她的一生，她在美国的朋友，她对祖国的忠诚……都倾注在这篇演讲中。

她的开场白用了一段巧妙的恭维话，因为她知道国会里缺的就是恭维，她的恭维绝不会令人扫兴，“美国人应该为自己在世界各地奋战的军人而感到自豪。”

这是一句她可以做些文章的恭维。她十分巧妙地暗示，许多美国军队被闲置无用。“你们的一些军队驻守在偏僻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只是等待，再等待……”

更巧妙的是，她涉及了美国的种族歧视。

但有一件事，蒋夫人坚决不做的就是“乞讨”。那还是1938年，在给韦尔斯利学院的同学爱玛·米尔斯小姐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我想去美国，但我绝对不能把我的美国之行变成一次乞讨。”所以，她以平等的身份来到美国。

她引用了一句中国的谚语，她说：“站着说话的人不腰疼……”然后，她又话中带刺地说：“美国的中途岛和珊瑚海两次海战……仅仅是沿正确方向走的两步。”说这些话时，会场上都产生了片刻尴尬的宁静。

她说：“现在盛行的看法是打败日本人并不那么重要，而消灭希特勒才是头等重要的。这种看法没有从事实出发。让日本人为所欲为……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她接着说：“我们不要忘记，日本现在所占领的地区，那里的资源数量大大超过德国占有的资源……”

她提出，制定战后世界发展规划时要谨慎。“在国际上独立并已得到广泛的承认，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成为我们这个国际社会的成员？”听到这里时，众议院会议大厅里静悄悄的（或许大家以为她的话中有话）。

她结束时的一番话博得了满堂喝彩。她说：“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地甘冒失败风险，比卑鄙可耻地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众议院会议大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许许多多受感动的听众或许还来不及考虑是什么打动了他们的心。她说的话普普通通，任何人都可能说得出来。正因为话是蒋介石夫人所说，她演讲时挥动手中的手帕，用手砸在桌子上强调说话内容的姿态，她眼神中的闪光，都流露出她人生经历的深刻内涵。经过她的努力，一些美国人开始了解中国。

在参议院的演讲结束后，韦尔斯利学院最有名的校友宋美龄女士回到母校，这是她紧张美国之行的一个短暂的休息。

蒋夫人的车驶过韦尔斯利学院村，它看上去“依然像过去一样——只是装饰画更多了些”。在她四年级时曾住过的“塔园”宿舍，为她准备好了一套宿舍。她举行了有30名1917届同学参加的非正式招待会。会上，大家像中学生一样开心地有说有笑。在她身穿一条海军蓝长裤漫步走过校园之后，韦尔斯利学院的校长做出让步：“她的长裤打扮毁了我们的反对长裤运动，教职工突然都改变了过去的立场……”

蒋夫人对学生作演讲。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身体紧靠在讲台上，差点儿晕过去。两天的学生时代回忆结束后，她又继续在美国的巡回演讲，下一站去芝加哥，再下一站去旧金山。

长江流域对日作战胜利

《芝加哥日报》记者发回来了胜利的消息。日本侵略军遭受重创。1943年6月，在日军发起进攻的村庄和城镇，受中国和美国空军的轰炸扫射，日军5个师外加伪军部队，撤回长江北岸和江防工事内。

甚至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清楚日军此次进攻战役的作战目标。或许是因为上次在长江平原低地的进攻中，重庆电台广播表示出来的自然悲观态度，才导致日军犯下这样一个过度扩张的错误。日军没有巩固好后方，没有修筑工事，就在匆忙之中进入了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布下的陷阱。

在长江以南约60英里处的凹面防线上，陈诚将军，中国高级野战指挥官之一，正面与日军交战。在日军的南面，在其后方，魁梧的孙连仲将军指挥用于反攻的后续部队。在重庆，政府方面征用各式公有和私人的机动车辆——从运茶叶的卡车到吉普车，紧急向前线调运政府所储备的作战物资。

日本空军曾经在第一阶段进攻中为日军开辟信道。为对付日本空军，蒋介石总司令决定启用一支新组建的中国空军部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的飞机几乎一夜之间就从华南的基地调动过来。他们用3天时间建起华中地区的通讯网，把重型和中型轰炸机和驱逐机投入对日军作战。

从宜昌沿长江上游10英里处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名为石牌。这里是防守华中地区的重要咽喉要地。日军投入两个师的兵力。蒋介石亲自向石牌守军下命令，要求他们坚守阵地。他们的确守住了。

中国的驱逐机向日军阵地俯冲攻击，一次一次地扫射攻击，未遭到日军还击。中国的驱逐机飞得很低，有时守卫在山头上的日军都可能从高处向它们射击。在日军后方，中国的轰炸机，苏联制造的SB，美国制造的A-29、B-24、B-25等炸毁了岳阳日军的基地和铁路货场，击毁在宜昌的渡船，击沉运输船只，击毁宜昌的日军飞机场和火炮阵地。

到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这天，日军开始从石牌向宜昌撤退。同时，孙连仲将军的部队从常德向北攻击日军后方，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决定全部从平原地区撤回长江北岸。

但是这个决定来得太迟了。日军徒步行进中的部队，其中的骡马驮载运输队拖住了大部队的行军速度，遭到美国P-40地面攻击机的攻击。P-40共袭击了6支日军部队，将他们彻底击溃，然后又袭击在长江边集结的所有渡船。

孙连仲将军开始从南方进攻，占领日军的一处主要前方基地，并收复洞庭湖北岸，正向长江边进攻。陈诚的部队已攻至长江南岸，可以遥望宜昌城，并击毁日军在宜都的最后一个渡口。

中国军队自从1942年缅甸战役以来，这是第一次打败日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日军几乎撤回了原进攻的出发地，损失了大部分粮食产地，丧失了对从宜昌到石首的江面的控制，由中国海军的布雷舰队接管。

从世界战争的全局来看，这次战役的胜利算不上什么。日军只动用了6万兵力，其中只损失了约1万人。整个作战区域也只不过方圆60—70英里的面积。进一步改善作战布局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国军队缺少继续发动进攻的后勤供应。

但对于亚洲地区作战来说，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胜利。它再一次证明了空军力量在局部地区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暴露出日军在空袭中的弱点，并在美国和中国空军之间创建起宝贵的协作和理解。它还在中国人民心中创建起更大的必胜信心。从长远来看，这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的。

蒋介石总统

疲惫年迈的中华民国总统林森于1943年8月逝世，享年81岁。他的逝世是预料之中的事。5月12日，在去接受加拿大首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的途中，身体衰弱的林森突然中风。自那以后，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各教派人士都为他祈祷，盼望他能够快速恢复健康。然而，这位留着花白胡须的老人始终处于半瘫痪状态。

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对林森的逝世是有所准备的。在他逝世4个半小时之后，国民党确定了总统接班人。蒋介石总司令被委任为国民政府的代理总统。当时，蒋介石不仅是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还兼任十几个职位相当的职务。

林森不但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艺术家。对他的国民来说，林森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大智若愚”的化身。他1862年出生在福州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美国的传教士是他的启蒙老师。接着，他又在一所私立大学读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教育。后来，他还去过夏威夷，然后去了美国。他在旧金山的生活十分贫寒。在那里，他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国民党还是一个秘密组织。林森从美国回到中国，并在1912年当选为国民党国会议员。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23年。

1924年林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之后他还历任其他政府要职。1932年12月，林森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在他11年半的总统生涯中，他甘心当一个有名无实的象征性领袖，从未打算去争夺总司令的位置。

正是由于林森的生活俭朴、简单忠厚和他极富幽默感的天性使他在民众的心目中占据着极其特殊的位置。1932年上海战役后不久，一些美国记者来到南京参观。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中山陵的旁边有一个特大的花园。一位白胡子老人正在园中散步。他们走上前去请求允许参观。“请吧！请随意参观！”参观结束之后，其中一位记者拿出1美元放进老人的衣袋。老人说：“先生，不用谢。欢迎你们参观寒舍。”这位白胡子老人就是林森。

1943年9月的一天，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聆听着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讲话。面对150位高级官员，他宣布一党制的政府即将结束。中国现在已处于孙中山革命三阶段计划的第三步：从国民党执政的政治领导转变为法制下的民主。所有的政党都享有平等的地位，而在法律面前国民党不再享有任何特权。

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都同意蒋总司令的意见。他们决定，一拖再拖的人民代表大会将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内召开，并制定宪法，确定宪法生效的日期。

这些清醒的官员都知道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当天早上从《扫荡报》（国民党军报）上读到蒋介石的新书《中国之命运》的节选。“在过去，中国的命运受外国政策的支配。但现在，实现国内政治统一、集中国力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中国已站在自身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日前的这场战争两年之内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官员们认为蒋总司令应成为他们的领袖，并选他接替已逝世的林森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

蒋介石要求他们重点集中在战后重建上，包括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根据官方通讯社的解释，这意味着战争是人民革命道路上的一步，而人民革命是战后重建发展的新环境。

中央执行委员会废止了一项妨碍经济重建的规定，规定曾要求外国在华企业必须有51%的中国股份，必须任用中国人做总经理。现在官方已正式欢迎外国资本在中国法律管辖下投资。

中央执行委员会然后通过一个含有16项条款的决议。创建起新经济建设的规划蓝图，规定了依然实施私有制的工业企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地位平等，垄断性的工业和设施收归国有，“而那些可以交由个人经营、不适合国家经营的企业将由个人经营。”

中央执行委员会明确指出，蒋介石总司令，在一切怀疑面前坚定不移，认为战争的胜利结束已为期不远。他想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民主的新中国。

10月10日的10点钟，重庆的老百姓点燃烟花爆竹，一片欢天喜地的景象。这一天是10月10日“双十节”，辛亥革命32周年纪念日。在中央政府院内，蒋介石总司令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总统。人们在细雨中踏着泥泞，蜂拥而至，他们凝视着飘扬的旗帜、红色的标语和五光十色的灯光。高低错落的山城阴冷潮湿，峡谷里的军舰鸣了21响礼炮。在挂满旗帜的大厅里肃立着400名高级官员和蒋夫人。蒋总司令吟咏孙中山的遗嘱，然后拿起印有总统誓词的一页白纸。

蒋总司令一身戎装，满脸严肃地期待着就职仪式开始。他身着的军装上的装饰物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戴着雪白手套的手不停地挥动着。国民党1911年辛亥革命的元老，学者吴稚晖，把那枚用红色丝绸包裹着的玉玺递交给新任总统。这时，蒋介石已做好发表“双十”演说的准备。这时，他既是就职总统，又是本次就职仪式的主持人。

民主是他就职演说的主题。为支持他的这一理论，他引用古人的话：“上天对你是奖赏还是惩罚，取决于人民对你的评判。”

“孙中山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使所有的人都能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但是民主精神应服从于法规和纪律。如果我有超出职权范围的行为，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对我进行指责和纠正。”

当蒋介石讲以上的话的时候，抗日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很多人都相信在下一个双十节之前，这场战争将宣告结束；最近也没有同中国共产党发生重大冲突；战争结束后的一年之内就能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

1944年。宋庆龄的愤怒。内战的可能。

1944年2月，宋庆龄言辞尖锐地说：“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奉命在封锁和‘保卫’游击区；有些人仍然把个人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农民依旧遭到压迫；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劳工运动。这些都是反动派和法西斯势力猖獗的有力证明。有些中国的反动派正准备发动内战，摧毁我们斗争事业中的民主力量。这些民主力量就是陕北和敌后的游击根据地。”

她的上述言论直接抨击了蒋介石对共产党军队所采取的政策。她要求美国像对待国民党军队那样给共产党军队提供援助。

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对《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亚特金森说：“中国不会爆发内战……蒋委员长准备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共产党问题。这一计划目前进展顺利，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而在去年，中国河南省的饥荒中有300万人死亡，2000万人面临饥荒。与此同时，重庆记者报道广东省发生了中国另外一场饥荒。去年6月份以来，那里已有100多万人命丧黄泉，数百万人急需救助。

乔治·亚当斯是国际救援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他对广东省进行了考察，回到重庆后他说：“那里的民房被拆掉，拆下来的木材被当作柴火卖掉，其他材料也零零碎碎地卖掉了。通往市场去的路上布满尸体。”

由于经济封锁、庄稼歉收以及商人、官僚和投机商囤积居奇，致使粮价暴涨。国际救援机构在灾区设立了75个救济站，这些救济站不得不花天价买下粮食分发给灾民。

1943年10月，中国的意志薄弱但英俊潇洒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实现了自己对远在美国的中国思想家的控制。教育部颁布的规定中说，将在每个国家创建一个机构，用于指导和控制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思想和品行。留学生必须服从他们的领导。一旦教育部接到报告，有哪名学生的言论背离了三民主义，他将被遣送回国。2月，教育部为出国的教授和讲师也制定了类似的规定。

要不是两周前这些规定引起了哈佛大学哲学家拉尔·巴顿·佩里的注意，中国教育部的这些规定无疑将有效地发挥作用。作为哈佛美国国防研究会的领导人，佩里要求国务院展开调查，如果发现这些规定真的像看起来那样险恶，就禁止所有中国学生进入美国。中国教育部的这些规定与日本的思想控制制度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令美国学者感到吃惊。对此，佩里谨慎地避而不谈。

然而，陈立夫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就令人感到不舒服。他说：“中国临时宪法规定，三民主义应是中华民国的基本教育思想，就像民主是美国的基本教育思想一样。因此它不容违反。任何中国人如果违反了三民主义，就是侵犯了我们抗日战争的共同利益，学生也不例外。”

要在中国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就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组。距上次改组20年后，这个党还是没有一点“民主精神”。它还在压制来自内部或外界的批评意见。虽然国民党只代表了中国4.5亿人口中一小部分人（不足1%）的利益，却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

“我们应该……改变不容异端的态度。……政治问题必须允许自由讨论……各种观点都应被允许充分表达。”

中国长期的政府专治和宗族式的家庭生活是民主事业的“障碍”。“普通民众”和“中上阶层”都不熟悉“选举制度……没有一位县议会的官员是由本县人民自己选举上任的”。

“有些批评家可能认为我们努力实现政治民主与创建计划经济是自相矛盾的做法。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我们的民主不是英国式民主的翻版……同样，我们会向苏联学习那些对我们适用的制度……”

“在中国，国家必须在战后倾全力发展基础工业……但必须把轻工业交给私人企业家来经营。”

1944年8月，国共两党之间的积怨已久的争吵终于疾风闪电般地爆发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呼喊道：“内战一触即发。”而重庆的宣传部长梁寒操则反驳说：“内战的危险根本不存在。”

在经历了5年停战、封锁与反封锁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于去年5月开始就两党合作问题讨价还价。重庆答应承认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但要求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延安则提出要进行全面的国家经济与政治改革。

谈判在继续。但一位重庆的发言人说：“谈判就像西南非洲的游牧部落与爱斯基摩人谈话一样。”

同时，有报道认为重庆的立场在动摇。一场危机或政治改革正在酝酿。蒋委员长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将何去何从？

这些问题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数周或数月内得到回答。现在，观察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实，就是上周重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允许发布了这样一则报道，即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成长是迅速的。

孙科呼吁政治民主

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的儿子、现任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为人谦逊，民主思想很强。更引人瞩目的是他面对国民党发表的言论。他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右”的立场，采取更“左”的政策。

孙科说：“国际思潮的主流是民主与自由，与其相反的是法西斯主义和独裁。中国的政治不能脱离国际思潮的主流。反对民主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西方民主世界正在接受‘左’的立场，我们必须与世界同步。”他说，孙中山一直是革命的左派。

“他的追随者自然也是左派。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妨碍社会进步的是军阀、清廷官僚和封建社会的残余势力。”

“1926年北伐之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导致共产党从国民党内部被排挤出去。为了反对共产党，我们就反对左派，支持右派。这是我们党犯下的严重错误。”

“在过去十年里，我们从最初的错误发展为反动。在挤走共产党后，我们排斥‘异己’，扼杀了民主制度。”

“国民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我们必须纠正错误的方向，重新回到左派。……我们必须……为做真正的革命者而感到骄傲。”

孙科博士注意到英美评论家对中国的民主提出了质疑。

“这些批评家似乎感觉到了我们的非民主势力。他们深信，为了世界未来的和平，不能容忍在任何国家实行法西斯主义和专制。民主必须在全世界普及。”

“我们国家如果不实现政治民主，就无法发展理想的工业经济。为了获得外国投资，我们必须首先赢得他们的信任。”

但西方国家在扶持日本的过程中遭到了失败。“有了这一教训，西方强国在帮助重建中国时，希望能得到保证，中国将来不会成为他们潜在的敌人。他们会想，日本仅有7000万人口，西方就需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和牺牲来击败它。中国有4.5亿人口，可能在30年后增长到6亿。如果中国将来威胁到西方民主国家，那么他们还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来对付它呢？”

“但现代中国是创建在三民主义基础上的。这个国家的传统是与邻邦友好相处，并且一直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英美的这种恐惧当然是没有理由的。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民主方向，以得到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信任与支持，并消除他们的疑虑。”

“如果中国不加紧实现民主化，工业化就无法实现。不实现工业化，就无法完成国家重建。不完成国家重建，革命就是失败的。革命失败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

“完成这一使命的责任必须由我们来承担。今天，共产党在与我们对抗。如果我们不前进，他们就会……”

“我再次提醒你们，我们的党是在革命中诞生的。我们的党是左派的……在过去10年里我们曾领导国民革命，打击右派敌人。总而言之，我们要坚持并发展左派的政治思想，这样才能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中美关系”

丘吉尔与罗斯福在魁北克关于下一步如何打击日军的讨论内容仍是军事机密。然而，盟军在广西省遭受的军事灾难会迫使中国产生某些变化，并由此使形势好转。

1944年9月，日军没有直接入侵桂林，他们只是从南面包围了桂林。但这与直接入侵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距离把美国空军第14飞行队从中国东南部赶出去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第14飞行队在粤汉铁路以东仍有4个简易机场，不过它们是注定要被摧毁的。不久，将只有陈纳德将军率领的最大型的飞机才能够飞抵中国南海。在那里，仅他率领的Ｂ-24轰炸机就击沉了74600吨日军的运输物资。由他率领的空军支持尼米兹上将计划靠近中国沿海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随着战场形势的恶化，中国军队的士气在低落。日军今年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先是在黄河流域，后来从长沙向南打到桂林。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是因为：

（1）给养不足的中国军队必须依靠农民，但他们经常进行掠夺，以致失去了本国人民的信任。

（2）由于薪水不足度日所需，所以军官的士气同样低落。他们经常在申领军饷的花名册上登记一些假名字,并出卖多余的军用物资，以应付日常开支。

（3）有几支中国军队今年被自己的民众解除了武装。还有多起事件，军官利用中国军队仅有的几辆军用卡车抢运个人家产，被解除了职务。（长沙陷落后，有四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枪毙。）

但唯一的一线希望是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将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蒋介石开始实施改革征兵制度。他最能干的将军之一陈诚正在改组军队，撤销1/3现有的只在理论上存在的师级建制单位。这样，中国军队各部队就全部实现了满编。同时，中国的盟国也在采取措施修改一些基本条件，使中国的改革更有必要。

美国陆军航空运输司令部通过“驼峰航线”，越过喜马拉雅山把越来越多的物资运到中国。现在的运量是每月25000吨，而过去通过滇缅公路运输的时候运量只有现在的一半。美国第14和第20飞行队所需的大量汽油都是他们自己运输的。在航空运输司令部运送的物资中，有25%—40%是在史迪威将军的亲自监督下分配给中国陆军的，其中包括75-100毫米火炮、卡车、吉普车、轻武器和弹药。

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是一位坚忍不拔、饱经风霜的军人。战争实践让他认识到，自己40年前在西点军校教科书上学到的教导是正确的，即战争需要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厮杀。1944年10月底，史迪威将军奉命回国。

在史迪威将军被提升为美国陆军第6位四星将军后仅3个月，白宫发表了一份无力而言辞谨慎的声明。声明没有解释为什么悄悄地解除了史迪威的一系列显赫的职务——蒋委员长的参谋长、驻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海军上将的助理、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

从重庆传来关于史迪威的一些其他消息。有报道说，他曾为中国军队制订过新的训练计划。也有报道说当缅甸—雷多公路修好后，将有更多的物资通过这里运往中国。在这些传言背后是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包括中国与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冲突，以及国内外共产党势力形成的压力。那些了解史迪威的陆军官兵回忆说：“他所完成的工作需要具有超过艾森豪威尔威尔的外交才能的人方能完成。”

1944年9月，当中国军事形势处于5年来最严峻的时刻，史迪威回到了重庆，会见他的上司蒋委员长。与他同行的是另外一名美国军人、白宫高级外交事务代表赫尔利少将。赫尔利此行是要与蒋委员长会晤并为亚洲司令部寻求一套新的解决方案。他对会谈充满了希望。

正处于微妙的外交形势中，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蒋委员长收到了一份类似于最后通牒的报告，要求他同意授予史迪威将军全权指挥中国军队。对于一个经历了7年战火的国家元首，无论有什么样的正当理由，这样的要求都是不可接受的。

蒋介石与史迪威现在只有分道扬镳，这个结局是无法避免的。

同样在中国，还有一位民族英雄，他就是深得蒋委员长信赖的陈纳德少将。他率领着一支规模小但战斗力很强的空军部队。另外还有数千名的美国技术人员工作在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将继续下去，但会有所改变。上周，中国的记者没有对这种改变做出报道。周末，美联社收到这样一条消息：

“重庆，10月29日。史迪威将军已正式离开蒋介石。”

“编辑：美国新闻检查删去388字，中国新闻检查删去104字，只留下上面一句话。”

史迪威将军卸任后，中缅印战区分解了。中国战区由具有学者风范、现年48岁的魏德迈少将负责。魏德迈自1943年10月以来，一直担任蒙巴顿海军上将的副参谋长。他是一名西点军校毕业生，在德国军事学院学习两年（1936-1938年），担任过马歇尔将军的作战参谋。他将担任蒋委员长的新任参谋长。

史迪威的新职务没有宣布。陆军部说：“他将担任一个新的重要职务，但目前保密。”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宣布驻中国的大使克拉布伦斯·高斯辞职与召回史迪威没有任何关系。

在重庆，蒋介石的连襟、外交部长宋子文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召回史迪威将军纯系个人性格问题……”

延安整风，重庆重组

《解放日报》上的一组题为《野百合花》的四篇文章披露了延安的一些新特征。文章作者叫王实味，是一位具有16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学者。最近流传到国外的这4篇文章是为共产党的一场自我批评——整风运动而写的，这场整风运动由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袖毛泽东发起。

作者在解题时说，写这组文章的主旨之一，是因为野百合花“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其用意是善意地对革命阵营内部种种不良的现象予以批评。

这些文章发表后不久，王实味即被赶出抗日作协，罪名是动摇党的领导。

在共同抗日的第一年（1937-1938年），延安与重庆不安地实现了停火和平。但是在过去6年里，华北实际上爆发了一场没有公开的内战。在内战中，共产党取得了显著的胜利。这不仅因为共产党的积极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没有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共产党现在领导着8000万人口，包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地。他们赶走日寇和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后，进入这些地区。

重庆的军事情报称已经获得了许多中共高层发给其军事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指令。其中一条指令是延安准备获取由重庆政府控制的江苏北部的政权。

正如史迪威将军及其他人抱怨的那样，蒋介石确实调动军队对延安实施了封锁。但实施封锁总比公开打内战要好。延安也是作战前线，如果蒋介石放松封锁，或许整个中国最终将落入民主力量手中。

蒋委员长开始采取措施加强政府。

军政部长由年轻（44岁）且工作一丝不苟的陈诚将军担任。他是中国号称最有才干、最忠诚的军人之一。就是这位陈将军，去年击退了日军对重庆的第一次进攻。同样是他，帮助组建了目前正在缅甸北部作战的中国远征军。

陈诚作为蒋委员长的得力干将，多次参加过清剿军阀和共产党的战役。然而，在所有国民党将领中，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对共产党心存感激的。作为一个对民主政治信念坚信不疑的现实主义者，他与周恩来很投缘。周恩来是延安派出的中共代表，于上周返回重庆。

财政部长由温和能干的俞鸿钧担任。他现年48岁，以前担任过上海市市长和重庆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他为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以表示对美国的认同。

陈诚将军接替的是何应钦将军的职务。何应钦现年55岁，1930年以来一直担任此职。俞鸿钧接替的是孔祥熙的职务。孔祥熙现年63岁，是蒋委员长的连襟，目前正在美国。何应钦和孔祥熙曾经支撑着中国度过了最艰难的战争岁月。现在，驾驶中国这条船渡过激流险滩的重任就落在了两位继任者的身上。但是，孔祥熙仍然担任行政院的副院长，而何应钦则保留了陆军参谋长的职位。

蒋委员长对其他6个政府部门也进行了调整：朱家骅接替国民党要人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改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王世杰博士接替梁寒操担任宣传部长。梁寒操改任海外部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接替周钟岳，担任内政部长。周钟岳改任考试院副院长。

只有幻想主义者和政治婴儿，才会指望蒋委员长的政府改组能够立刻改变中国人所面对战争的进程，并消除重庆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所遭受批评的根源。但就在连他的朋友都对改组的作用发生怀疑的时候，蒋介石表现出了新的决心。

像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一贯表现的那样，中国始终在努力自救。但仅凭政府重组是赶不走日寇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盟国的援助——枪炮、坦克和飞机。

几乎与政府改组同时，蒋委员长对中国的战时生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新成立了一个由翁文灏领导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负责协调所有与战时生产有关的单位。美国派来了由以前的战时生产大王唐纳德·纳尔逊率领的经济代表团，给翁文灏提供帮助。

美国专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使中国的高炉生产出更多的钢铁。中国无法生产的合金钢材及其他关键材料仍然通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空运过来。美国也将增加液体燃料生产，以备美国卡车重新驶上滇缅公路之需。

改革的冲击波落在了翁文灏的肩上。他面临着许多困难：1.寻求交通工具，把原材料运往工厂，把成品运往前线；2.防止通货膨胀对战时生产的影响。

08 1945—1946年 毛主席与蒋委员长：在胜利与内战之间

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内的国共两党分裂问题。国民党越来越不得民心，普通民众怕国民党兵，怕国民党的收税官。农民造反、省级政府官员的批评、学生抵制被征兵抓壮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

……

中国终于获胜——在战场上和外交上的双重伟大胜利。她的未来仍面临未知因素，正如当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面临未知因素一样。但近代史上这个有4.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走进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

蒋介石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像曾经发生过的一样，毛泽东或者同意和谈，或者与蒋介石打到底。他是否会再到重庆试一试呢？10月中旬，华盛顿出人意料地宣布，前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不久将返回中国。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国共相争

1944年10月，蒙大拿州的国会众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突然收到一份白宫召见的请柬。罗斯福总统对他说：“迈克，我要你代表我出使一次中国。”

23年前，迈克尔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北京和天津服役过两年时间。从那以后，他再没到过中国。但作为蒙大拿州立大学远东历史教授和众议院外事委员会成员，他一直是中国的坚定的朋友。他带着一长串准备好的官方问题，踏上总统赋予的奔赴中国的使命。

1945年1月，迈克尔·曼斯菲尔德返回华盛顿，交给国会一份长达7000字的报告，陈述他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他写道：“中国的情况的确很糟糕。……中国士兵死于营养不良……中国的住屋，房顶漏水，地基不稳，能否修复是个问题。”

当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离开中国时，他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援助的物资运输问题。他此行实地调查后改变了看法。他沿着未完工的雷多—缅甸公路视察，一路上看下来，了解到通过“驼峰航线”每月空运量（1945年11月份）可达34929吨；公路即将完工，等公路完工后，运输量可大幅度增加。在重庆和其他地方，他与美军将领和中国领导人会谈。随着他的所见所闻的丰富，他越发感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分裂。延安中共领导着9000万人口。曼斯菲尔德说：

“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内的国共两党分裂问题。国民党越来越不得民心，普通民众怕国民党兵，怕国民党的收税官。农民造反、省级政府官员的批评、学生抵制被征兵抓壮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蒋总司令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过于强大，如果不加以限制，总有一天可能取代国民党……”

“共产党自行制定法律，自行收税，自行发行货币。共产党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农业改革者，但他们的组织纪律严明。他们用榆树树干制造小型火炮。武器装备他们依靠缴获的日军武器。如果没有枪，就用长矛和棍棒。苏联人没有给中共任何援助。”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军队本来可用于抗击日军的入侵，却忙于内战。我感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更关心的不是抗日作战，而都是保存各自的实力。双方各自关心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相信美国人能确保战争的胜利。”

曼斯菲尔德认为，蒋总司令新近改组的政府有希望完成目前急需的改革。陆军部长陈诚似乎有决心提高目前这支装备落后、给养不足和指挥不力的军队的战斗力。国民党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似乎有机会制止高速的通货膨胀和奸商的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但曼斯菲尔德问：“蒋介石究竟做了多少？他是否打算改革？他有多少时间？”

至于谈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曼斯菲尔德认为，统一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公开了蒋介石最近向共产党的三个许诺：（1）承认中共的合法政党地位。（2）在平等的基础上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3）参与组建新政府。

中共方面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些好处。理由是：共产党只能得到政府中微不足道的席位；共产党的军队可能会被消灭。

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仍在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同时，曼斯菲尔德报告中说：“蒋介石说美国人要求国民党政府做出全部让步，为什么我们美国不努力让延安中共方面也做出一些让步？”

在曼斯菲尔德看来，蒋介石提出的由美国施加压力让中共方面做出让步的建议是很有道理的。但他认为继续支持蒋介石则更有意义。他说：

“蒋介石是唯一能实现中国统一和独立的人。考虑到中国复杂的国情，他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他犯的错误，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领导人相比，都是不足为怪的。我们对蒋介石已做出承诺，我们将尽全力支持他。”

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将军

南宁失守。在华南，中国军队夺回了日本人在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支那地区的铁路生命线（现在终于把它看作是撤退时的生命线）。在华北和东北，中国军队对同一条战略铁路大动脉实施攻击。日军在一年前占领这条铁路大动脉，险些使中国遭受灭顶之灾。在华中地区，第三支中国军队把日本军队从福州港驱逐出去，然后向西和向北推进，为美国军队准备一片可能的登陆区域。

中国军队能否守住已取得的胜利，目前还难下结论。但对中国来说，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5月下旬的战斗捷报敲响了战争胜利的锣鼓。

《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文章，介绍了一个重要人物。获得新生的中国军队（美国训练、提供物资和支持）的背后是美国陆军中将艾尔伯特. C.魏德迈，他是驻华美国军队总司令、蒋总司令的参谋长。他48岁，是最年轻的美军战区一级指挥官。

华盛顿给魏德迈中将的任务很简单：帮助中国创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在重庆处于中国人的不信任、美国人的仇视、战争厌倦、面临重大灾难等的旋涡之中。要应付这样的局面，需要两种罕见的能力：一是高水平的军事才能，二是联合作战的天才。

作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不知疲倦地研究中国军队的现状：屡屡失败、疲惫不堪、给养不足、武器装备落后、兵员组织不佳。这支有300个师编制的军队必须现代化。支持这支军队的是遭封锁而衰败的经济，年产钢铁仅1万吨，交通运输系统中没有一条像样的铁路，只有5000辆过时的卡车。战线长约1500英里。武器装备是“万国牌”的大杂烩。但不可争议的事实是，这样的一支军队能生存下来，并且仍在坚持战斗。

魏德迈开始对国民党军队动大手术。他指出中国工业基础如此落后，养300个师的一支庞大军队不可思议。美国军队只有100个师。中国的陆军部长陈诚将军也明白这一点。在7个月内，在目前的中国军队中将诞生一支精锐部队。

魏德迈领导下的数千美军成为这支新型中国军队的神经系统。美国唯一在中国作战的部队是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14飞行队。他们的协调作用是关键因素。美国陆军的地面部队，由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的老兵，罗伯特·麦克卢尔将军指挥，组成一个联络部队，像脊梁骨那样把精选出来的中国部队联系起来。

创建新的后勤供应系统。美国和中国共同决定通过“驼峰”运输线运送的物资种类，共同决定中国的军火工业应生产的物资品种。在美国和战时生产专家的指导下，中国的军火工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适合的军用物资谨慎地运往前线军队。中国军队第一次得到了充足的给养，得到了现金的津贴，并有了稳定的武器弹药供应。

在中国方面，蒋总司令改进了军队的指挥系统，铲除了军队在当地征兵时所带来的帮派弊端。现在蒋总司令与魏德迈共同制定基本战略，并把他的命令直接传达给前线指挥官。魏德迈则通过麦克卢尔将军和他指挥的联络系统监督贯彻落实。但在作战中，中国军官全权指挥负责。结果是，美国军官训练中国步兵与炮兵，并与他们并肩作战。美国人创建起通信兵和参谋学校来教授美国的技术。这些学校是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时创建的，魏德迈来到时已经建好。但魏德迈把这些学校组成有机的整体。中国和美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战场上，在作为战争指挥的中心的司令部里，都经受了从未有过的考验，并得到了证实。

对中国的盟国来说，中国的胜利表明，中国潜在的军事力量的先头部队正缓慢而坚定地向遥远的东京挺进。政治上来说，中国的胜利预示中国将成为远东强国，她的政治命运就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政治命运。

魏德迈将军的命令中并没有赋予他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特权。但中国未来胜利的组织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未来的设计师。中国内政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也必然会影响未来胜利的组织者。

这些问题是两方面的：（1）国内政治尚未统一（中国共产党问题）和改革问题（重庆政府）；（2）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因错综复杂的、表面的和深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相互关联。

1945年5月，魏德迈的改革问题又有了新进展。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6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再次选举蒋介石为总裁。会议通过了决议实施更广泛的社会改革，并通过蒋总裁关于在11月召开宪法讨论会以及限制国民党在政府中的影响的建议。

中国：在旋涡和阴影中受降

蒋介石穿一身简单的卡其布军装，不戴勋章，安详地、挺直地坐在扩音器前。他看了看白色台布上的花瓶中的红花，对“中国人民和军队”缓慢地朗读他的抗战胜利讲话。

蒋说：“……经过漫长的8年黑暗与绝望的抗战，我们的信心与正义终于取得回报……我们取得了胜利。然而我们在胜利之后不是要追求轻松与骄傲。……要想取得和平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甚至比抗战时期更加困难。……我们必须在伟大的民主与统一的道路上迈进……”

重庆热烈地欢迎日本的投降，然而街上的群众还没有人听到日本最后垮台投降的消息。从扩音器里传出的蒋委员长的讲话使外面的群众聚集起来。在播音室里，在蒋讲话时，隐隐约约传进来鞭炮声和群众的欢呼声。

蒋的讲话10分钟就结束了。随后他那挺直的双肩垂了下来，绷紧的面部肌肉也放松了，他的眼睛很累。此刻的休息、松弛是8年抗战努力的结果。

当日本人准备在中国放下武器时，延安向蒋介石提出了挑战。8月13日，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受降的命令。

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向美、英、苏3国驻华大使送去备忘录，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样有权接受日伪军队的投降。

在重庆，蒋委员长和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将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紧张地开会，然后迅速采取行动。

日军一旦投降，中国军队立即占领重要城市。美国空军随时提供空运。中央政府任命了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各市市长，并任命熊式辉为满洲战略要地关东半岛（应为辽东半岛）的长官。

发给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一个照会：“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派代表来接受中国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的训令……日本军队为了维持治安可以暂时保留武器与装备。”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从重庆给毛泽东发去一份十万火急而又举国瞩目的电报，全文如下：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未寒（注：未寒即8月14日）

时局时紧时松。冈村宁次接受重庆的命令，准备于本周正式投降。中央军已进入广州，正在上海郊区待命。南京伪政府头子陈公博愿“将功折罪”效忠重庆政府，将驻守长江流域的100万军队交蒋指挥。

8月16日，毛泽东自延安向蒋发出复电：

重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朱的这封电报要求共产党与蒋政府共同接受日军的投降。

当蒋在与共产党的“公开反叛”格斗时，他的连襟行政院长宋子文匆匆忙忙地从克里姆林宫赶到华盛顿的白宫。自从9月初以来他一直与斯大林和外长莫洛托夫谈判。他的口袋里装着一份已经签好字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内容在双方正式批准前严守秘密，不得外泄。当世界各地还在猜测条约内容时，巴黎传出了中苏的谈判经过和具体条款：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首先要求中国承认他们控制的蒙古独立。中国还必须允许内蒙古的某些省合并到蒙古里面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坚持不让步）；满洲必须是一个自由的自治区；中国必须承认苏联在满洲的利益并满足苏联对有战略意义的东满与南满铁路方面的要求；苏联建议新疆应当有“相当程度的自治”，中苏边界要对苏联亚洲部分有利方面进行调整。

作为回报，苏联支持中国收回“外国从中国割让的领土”。这大概是指英国占据的香港，法国占据的印度支那和受英国影响的西藏。苏联建议通过派遣技术人员、提供重工业材料、重建交通、创建空中航线来帮助中国重建经济。苏联应有权使用某些中国机场。

宋子文院长要求苏联承认重庆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停止供应共产党军队武器并防止日本武器落入共产党军队手中；苏联必须不支持中共要求蒋介石下台的要求。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争辩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苏联不能为延安负责，但他们将“使用影响”来防止内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蒋介石的下野将有助于平息中国的动乱。

随着宋子文以巧妙方法防止了逼蒋下野问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后签字了。

如果来自巴黎的这个报道属实，那么苏联的边界事实上就推进到长城。对此，华盛顿方面的报道认为美国对此有功。当有关苏联对中国提出种种要求的消息传到波茨坦的美国代表团后，美国坚持认为东满与南满的铁路应由各国自由使用。美国还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应适用于旅顺和大连。苏联同意了。

在华盛顿，宋子文与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进行商议，那里广泛认为中国对这个条约不满意。这当然是确实的。宋子文签订这个条约虽然给蒋介石一个喘息的机会用以加强政府的力量，然而这个喘息机会成功与否还有一部分要看中国在经济、财政、外交各方面得到美国多大的帮助。

中国终于获胜——在战场上和外交上的双重伟大胜利。她的未来仍面临未知因素，正如当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面临未知因素一样。但近代史上这个有4.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走进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外国入侵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终于成为自己祖国和命运的主人。

这个重大的时刻降临于芷江，华中一个沐浴在阳光下的盟军空军基地。一架日军飞机盘旋后着陆。中国军人等在机场上。

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手扶在镶有宝石的大号指挥刀上，坐进一辆中国军用吉普车。中国和日本军人没有相互敬礼。他的6位随员及其行李（公文包、茶叶筒、果汁饮料、美国虾肉等）紧随其后。

在一株鲜花盛开的樱桃树下，毫无表情的中国侍者为毫无表情的日本军人端上中餐。饭后日本军人被带到副总参谋长何应钦上将的司令部。

何将军在敌人走进来时并未起立。在这之前，已经伴随着无数杯茶水起草了停战条款。当敌人交出一张侵华百万日军兵力部署图时，何将军的助手们打破平静，高兴地拥上前去观看。

两天之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同意将其部署在北起中国东北、南至台湾和印度支那的百万陆海空军全部投降。第二天，总司令蒋介石的政府军进驻南京。他们曾在7年9个月零5天之前被迫离开南京，南京随后发生了一场令世人震惊的惨案。

“好，好！”在临时首都重庆，蒋介石总司令在这一个星期里大显政治家威望。他在中央政府办公大楼举行的简短仪式上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当他放下笔时，轻轻点点头，自言自语：“好好，好好！”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

在国防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蒋介石总司令作了一个关于外交政策的划时代的报告。在这之前，蒋总司令干练的内兄宋子文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会见记者时，蒋表达了自己的以及国家的希望：“我十分乐观。”在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要会谈之前，他对创建和平统一充满了希望。中共方面要求推迟召开国民议会讨论组成立宪政府一事，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能说服他们。他说：“国民议会将如期召开。”

蒋认识到国内依然存在许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恢复到正常状态可能只要三五年时间。但他的注意力在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的长远问题上。

他说：“对我来说，战争胜利意味着真正重建的开始——无外来干涉的经济和政治建设。”他在强调“外来干涉”时，明显表现出来他对中国新获主权的自豪感。

百废待兴，国共议和

中国的普通民众，饱尝抵抗外国入侵的艰辛，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欢喜若狂。然而，经历了长年暗无天日的生活之后，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位重庆的人力车夫，对着贴在墙上潮湿的报纸，喃喃地说：“日本投降了，我们能回家了吗？”在大街上，在市场里，在茶馆里，在政府办公楼走廊里，到处都回荡着这句话：“日本投降了，我们能回家了吗？”

在内地后方，从重庆到昆明，远离家乡的中国人变卖自己简单的家具，准备重返家园的长途旅行，准备继续那既痛苦又幸福的人生故事。一些人聚集在长江岸边，寻找船只顺流而下。另外的人用手推车或步行沿着公路行进。约有2500万之众的人潮，他们曾经穿过相当于半个美国大的国土面积从沿海来到内地，现在开始重返家园。

如同中国有众多的省份一样，和平的前景也各不相同。喜爱吃面条的北方人，黄河流域高大剽悍的人们返回他们凉爽的故乡。在北平，人们吃大蒜、手掌里玩弄核桃、逛天坛、游古代宫殿、下午带鸣鸟遛大街。

喜爱大米的南方人，精明世故的浙江人和福建人或重新开始吟诗读书，或种荷耕作。广州的市场和夜市又将兴旺发达起来。杭州人又可以去观西湖美景。苏州姑娘又可以低吟家乡民歌了。

南京人又可以品尝鸭席，中山陵前又有野餐聚会了。上海著名的外滩将开始新的生活。工业和商贸中心不久将重新开张。城市之外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农民，他们又可以精心耕作水稻田、各类谷物田地和菜地。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

到目前为止，日本对中国城市和广大农村所造成的破坏究竟有多大，仍缺少全面的数字。广州几乎成为一座死城。上海的市民处于严重的饥荒中，150万工人失业，3万妓女流浪街头谋生。但上海的一些工厂仍完好，一旦机器转起来，全市的工业生产即可恢复。上海很有可能成为国家建设复苏的一面镜子。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计划给中国价值9亿美元的食品、药品和纺织品（抑制通货膨胀）的紧急援助。如果实现国内和平，即使在不远的未来，中国便可能承受比许多人所预料的少得多的损失。在沿海城市福州，解放刚两个月，中国人的勤奋和坚强已经把城市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平。街道重新修饰，舢舨轮渡重新开航，商业贸易重新开张。

国民党政府也准备离开充当临时首都8年的重庆，搬迁回南京。南京距离重庆750英里，是中华民国选定的首都和象征。

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整理好文件准备上路。行政领导们一直研究到深夜，商讨解决运输和救济问题，还有更大的国家新时期的建设问题。

8年抗战胜利后，和平带来更多更严酷的挑战。中国既不强大，也还没有统一。1945年8月底，共产党还没有占领一座重要城市，而国民党军队正在占领南京、广州、汉口和上海。

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开进一些铁路沿线的内陆城市，如洛阳、太原，都位于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占领区。蒋介石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一旦日军正式投降，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空军的帮助下，迅速占领中国北部。在苏联撤回援助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收敛了进攻态势。

中共军队有坚强的领导机构，其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他是国内战争久经考验的战役指挥家、军事家。毛泽东在1939年指出：“武装斗争也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部分……”

共产党的游击战对“二战”的盟国战争行动做出了贡献。共产党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他们要求重庆方面组成“联合”政府，要求分享国家的执政权，但仍保留自己的军队和政权。

蒋介石决心要创建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社会和人民民主，而不依靠武力寻求统一。他在1941年宣布：“可以相信，将来再不可能发生镇压共产党的任何作战行动。”今年3月，他再次重申，他将寻求“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针。

经过外交部长宋子文在莫斯科的外交斡旋，中苏双方签订“中苏条约”。蒋介石手中有了“中苏条约”，就接近于实现“政治解决”方案。条约中明确规定苏联对中央政府的支持。

1945年8月20日，蒋介石发出第二封电报邀请毛泽东：“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

蒋介石在电报中，对以朱德名义发来的那份长电，做出了答复：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

毛泽东回电，他请中国共产党的二号领袖和著名谈判专家周恩来参加会谈。

蒋介石发出第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按照中国的习惯，三顾茅庐才能表示真诚的邀请）：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现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蒋的意思是“我必须亲自与你会谈。……我已经准备了一架飞机去接你。请从速起程”。

毛泽东终于同意来重庆。电报遵从严格的汉语礼节：“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毛泽东敬。”重庆方面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将飞赴延安护送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飞往重庆。

国共重庆谈判

毛泽东乘飞机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美国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护送。这是毛泽东52年来第一次乘坐飞机，也是内战20来年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

当毛泽东在重庆走下飞机时，蒋介石显然措手不及。不过，欢迎仪式也挺隆重，受蒋总司令委托前往机场欢迎毛泽东的包括他的长子蒋经国。蒋经国思维敏捷，曾在莫斯科留过学。有人问毛泽东：“乘飞机有什么感受？”毛泽东不屑地说：“效率蛮高的。”赫尔利不愿让毛泽东乘坐蒋总司令提供的轿车，他把毛泽东推进自己那辆黑色的凯迪拉克轿车。汽车启动后，这位出生于俄克拉布荷马州的外交官情绪激动地对愣在机场的人群喊道：“再见！再见！”

当晚，蒋总司令即宴请毛泽东。陪同者有美国人赫尔利大使、艾尔伯特.C.魏德迈中将，以及周恩来将军。蒋介石和毛泽东用黄酒相互举杯祝酒，毛泽东一饮而尽，而蒋总司令向来滴酒不沾，只是点到为止。蒋介石说：“我希望我们能再有1924年时那样亲密诚恳的气氛。”

这番话唤起了人们对现代中国开端时的记忆。1924年时，共产党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一部分。那时，刚从莫斯科受训回国的蒋介石，负责黄埔军官学校的筹建工作。这所学校是中国新型民族军队的摇篮和核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是蒋介石的同志，周恩来还担任军队中的政治领导工作。那是中华民国时代国共两党的第一次亲密合作。当蒋介石背弃了共产党，并断绝与俄国的关系后，两党从此分裂了。

10月10日是中国的“双十节”，中华民国成立34周年。上海全市上下一片狂欢。市政府出资500万元（约7000美元）用于街道装饰。在重庆，欢庆的人群高唱含有国家统一歌词内容的新国歌。10年来，歌词第一次不是空话。和平带来美好的前景：一个统一的中国。

掌握中国1/5人口命运的共产党人这时不那么高兴，国庆日前夕，他们坐在宴会桌前。宴会的贵宾是毛泽东，他坚强的脸上显现出未来的命运。坐在对面的是精明的张治中将军，他是蒋介石的主要谈判代表。在43天拉锯式的谈判中，张治中和周恩来在他们各自的助手的协助下，对方案进行逐个讨论修正，以弥合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分歧。现在，终于到了给中国和世界一个圆满结果的时候。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国家分裂的危险也从未如此迫在眉睫。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的兴衰，但也从未像现在这样为中国的未来作出如此多的承诺。

双方最后达成了一个宣言。在许多次要问题的见解上，蒋总司令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是令人振奋地接近，但是在一些最基本的、事关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双方的认识依然有很大的距离。

蒋介石和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强调他们在下列问题上原则上达成共识：

（1）国民党和共产党将在蒋总司令的领导下尽最大努力以避免内战，共同建设一个自由、繁荣的中国。

（2）将创建一个由各政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讨论结束国民党一党执政问题。政府将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3）中国人将享有人身、言论、信仰、出版和集会的自由。限制自由的法律将被废除。为了扩大国民议会的组成人员，推迟原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起草新宪法一事。这作为对共产党的让步。

（4）将废除特务组织（如秘密警察），只允许司法机关有逮捕、审判和执行的权力。

（5）政治犯除了被判定叛国罪的，都将被政府释放。共产党将列出他们要求释放人员的名单。

（6）鼓励成立地方自治政府。

但冠冕堂皇的话并不能掩盖双方业已存在的根本分歧：

（1）共产党坚持要控制大部分位于中国北部的重要地区，担任那些地区的省长或市长。蒋介石断然否决这个要求。

（2）共产党曾坚持保持实际控制48个师的兵力，政府方面成功地说服共产党把军队压缩为20个师。双方原则上同意所有军队都应该“国军化”，但最为关键的军队控制权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讨论解决。

在达成的信任方面，有共产党不打内战的含煳的保证，承认蒋总统的领导地位，答应帮助起草宪法和重建政府等。未达成信任方面，共产党坚持他们的目标，即在中国北方4个关键的省（热河、河北、察哈尔、山东）实行军事和政治的自治，并要求在共产党及军队已经楔入的其他6个省保持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这6个省都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位置。

毛的最低要求是，共产党解放区仍然保留黄河以北的中国北方，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

在一次官方宴会上，谈判者们努力使气氛轻松愉快。突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进了宴会厅：共产党第18集团军秘书李少石在重庆街头遭国民党军队士兵枪杀。官方的解释是，李秘书的汽车闯入了禁区，国军士兵一怒之下向李开枪，他还以为在射杀一个普通平民。该士兵已被拘捕，将被迅速审讯。至于李秘书长得酷似毛泽东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将军，则实在纯属巧合。

这一突发事件显然激怒了周恩来，他离开宴会厅，前去看望李秘书。周恩来说，这个同志是为他而死的。毛泽东待到宴会结束，第二天，张治中将军护送毛泽东回到延安。

日本的战败投降给共产党占领华北和华东的广大地区展示出了诱人的前景。而此时蒋介石的军队正忙于在南方受降。

在解放区的中心，古老的清政府的首都北平已被国军第92军和第95军迅速占领，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把他们从汉口和上海空运到北平。气愤的共产党新四军将上海团团包围，而美军飞机空运蒋介石的第94军到上海。随后，美军的中国战区司令部也进驻上海。南京被空运来的蒋介石的新6军牢牢控制，广东则由蒋介石的美式训练的机械化新一军所占领。

在中国沿海，共产党军队只控制了一个孤立的港口烟台，但一支强大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战略要地天津和青岛登陆。不久，美军将会把这些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海军陆战队还占领了北平和秦皇岛。

蒋介石一面空运军队大举夺取地盘，一面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恼火。当中国共产党受到强硬压制时，莫斯科已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一揽子协议，至少在目前，毛泽东不能指望得到外界的支持。

蒋介石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像曾经发生过的一样，毛泽东或者同意和谈，或者与蒋介石打到底。他是否会再到重庆试一试呢？10月中旬，华盛顿出人意料地宣布，前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不久将返回中国。

20年来，蒋介石经历过希望与绝望，他领导了中国革命。对他个人和对整个中国来说，这都不是一场轻而易举的革命，也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革命。为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有必要，蒋介石要千方百计倾全力继续打下去。

争夺满洲里

美联社的消息表明，俄国人正从中国内战的焦点地区满洲撤离，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紧随其后对满洲里实施接管。而国民党的军队也在向满洲这一遥远、富饶的地区行进。

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中国的第13军、第52军沿着通向沈阳的公路，进入满洲西南部。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大体上是一场使用轻武器的战争，战线在迅速向前推进。地面上看不见炮弹坑，没有弹痕累累的残垣断壁和废墟，没有损毁的车辆，没有医院和烧焦的尸体，甚至伤兵都难得见到。

身着浅绿色军装的国民党军人在绥中的街道上采购肉和蔬菜。绥中距离著名的山海关长城大约30英里。一个广东兵腋下夹着一捆芹菜，看得出来，在满洲11月的寒冷天气里，他可真冻得够受的了。还有一个士兵手中摇摇晃晃提着几只猪腿，正穿过一块庄稼地，白色的羊群正在庄稼地里啃那稀疏的麦茬。

前方的某个地方就是前线。杜聿明中将是满洲地区远征军的总司令，他是个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有神、精明机灵的军人。山海关一战，杜聿明指挥国民党军队突破长城的防线。他说：“这仅是双方初次交战。”杜将军预期自己的军队于两星期内占领沈阳，沈阳距离绥中190英里。到1945年12月初，他的军队向前推进60英里，到达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共产党的军队曾试图占领该地。杜将军几乎是过于自信，他预计在圣诞节前占领整个满洲。

在国民党军队到达沈阳之前，俄国人早就撤离，将满洲交给了共产党军队。从共产党军队手中重新夺回满洲，很大程度上似乎取决于国民党军队到达沈阳之前的交通和后勤问题。

从上海运出的大米和面粉已经由秦皇岛运到杜将军手中，而通过通往长城外的北平至沈阳的铁路，后勤供应已开始向前方延伸。到目前为止，这条铁路只受到轻微的破坏。而军队一旦到了沈阳，将有更多的大米和面粉，除非俄国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将其洗劫一空。如果发生激烈的战斗，弹药供应也将是一个问题：弹药仍然必须源源不断地由南方运来。

不过，一旦登上杜将军乘坐的火车，车厢内充满自信的气氛。你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印象：这是一支组织优良的军队，各级参谋和指挥工作有序，正向前线行进。

杜聿明将军的士兵尽管都是南方人，不适应北方的严寒，人地生疏，但看起来士气很高。

俄国人也许正在拆卸满洲里的工厂，但在绥中似乎还没有这种情况。这个位于满洲西南部的城市，曾是侵华日军和俄国占领区的前线。这里只有一个工厂，是几年前日本建造的水银提炼厂。

俄国人在绥中曾缴获过一些日本人的汽油和食品，并通过铁路将其装运到北方。除此之外，不算个人的行为，俄国人不曾带走什么东西。作为个人，他们对手表和皮鞋十分喜欢。一个中国朋友曾对我说：

“俄国人购买手表和皮鞋时曾用伪满洲国货币来付款，不久，他们使用在Chinhsien印刷的俄国占领区的货币。他们偶尔也会拿了东西不给钱。中国人害怕俄国人，当他们想买某样东西而中国人又听不懂他们的话时，就会不要钱把东西送给他们。”

美联社报道说，1946年1月25日是中国18年来第一次没有发生战斗的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分不开身，所以让宋美龄代表他去满洲进行慰问。三年来这是她第一次单独担任这样的巨大任务。在满洲国首都长春，遍地都是积雪，气温降到零下14度。中国漂亮的第一夫人穿戴着皮大衣、皮帽、高筒皮靴含笑走下私人专用的C-47型运输机，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宋美龄连续三天和苏中官员进行交谈、宴会、检阅部队、参观福利设施。她还为苏联红军勇士授勋，赠送糖果慰问。苏联红军为欢迎蒋夫人举行宴会，以满洲产的白酒为蒋夫人祝酒。蒋夫人则以葡萄酒回敬并以诚恳的、巧妙的语句表达中国人的愿望：

“我知道在座各位都有家庭和亲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彼此离散，天各一方，现在都渴望团聚，因此我在这里祝各位早日实现团圆的愿望。”

在谈到未来的长期中苏关系时，她说，“没有任何两国的边界有中苏边界之长……中苏未来必须都有实行这样一种政策的愿望，即‘我不活也让别人活’，这样不独对我们两国人民有利，也对世界的其他地方有利。”

总司令蒋介石在一次重要的新闻采访中承认：俄罗斯人在“非正式”会谈中要求中国政府在满洲给予其特别的经济优惠。

在1945年8月蒋同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中，俄国获得了满洲铁路主干线30年的合法经营权，它还将在旅顺创建联合的海军基地，同时将大连开放为自由港。据说在1946年，俄国人又要求分享满洲矿产、重工业和电话业的经营权。

褒贬不同的两个传奇人物

过去十年中最受赞扬的政治犯就是人称为“少帅”的张学良。他是传奇人物“老帅”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是个凶狠的军阀，在1928年被暗杀以前一直是满洲王。张学良于1936年西安事变中绑架了蒋介石委员长，最后他释放了委员长，向蒋请罪，愿受惩罚。对少帅的惩罚是软禁。听说他是在某地乡间一所别墅中受到严密监视。

最近政界谣传蒋介石要派张学良去满洲以抵消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的影响。共产党任命张学思为有战略意义的辽宁省主席。中国人认为张学思会成为未来的满洲领袖，谣言具体到蒋介石已经派了一个中间人为了国家利益劝说张学良。

这位中间人是64岁的满洲老资格律师莫德惠，他是去年8月参加中苏谈判者之一。莫在贵州桐梓的“美丽的湖边”和少帅一起待了6天。他回来时报告说：

“我和少帅已有长长的8年没有见面了。这次见面他发现我的胡子已经变白，我觉得他胖多了。

“少帅每天6点钟起床，然后钓鱼、打猎，在花园中种菜。以后是读书、睡午觉等。晚上九点钟睡觉。一位美丽而甜蜜的赵小姐分担他的孤独与寂寞。她和张都作诗。其中一首被偷运出来交给一个共产党的出版社。这首诗又被银行家孔祥熙办的保守的《时事新报》转载出来。”诗的大意是：

我随时都在想，

像贼一样如何偷偷地把粪便弄到地里上肥，

这样我就可在人前夸口说：

我种的菜是最好的，

第一流的！

莫的报告又说：“每当少帅站在湖边，面对广阔的静静湖面，他就会陷入沉思。无穷无尽的徒刑生活使他怀念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许多可喜可爱的事情。”

十年软禁期间，原来粗野的少帅看完了将近200本书。这就使他能“以辩证的观点来看事物的发展”，并从研究历史中寻求解决国家问题的办法。

当莫把张学良对历史有兴趣的消息报告给蒋时，蒋大为高兴。蒋让莫德惠为张学良请一位有名的学者教导张学习历史，并向他推荐更多的书。莫遵命办了。现在张正阅读《中国现代史》、《印度支那史》、《满洲史》以及《明末遗恨》。

1946年3月，南京附近的群山中，一架运输机的残骸里有一具烧焦的尸体。那里还有一件毛衣的残片，一名保镖的手枪。一位满面悲伤的副官辨认出这个被火烧残的躯体就是戴笠将军，他是中国最神秘也是最可怕的人物之一。他的死没有公开宣布，但是47岁的郑介民中将被任命为接任戴笠职务的中国秘密警察的首脑。郑曾在莫斯科受训，主持情报工作。

戴笠不论生前或死后都与秘密工作和暴力有关，他是一个传奇人物，神秘到甚至年纪多大也不清楚，“大约”50岁左右。从很少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的鼻子扁平而发黑，两只眼睛距离很宽，三角眉。他生于浙江，是蒋介石的同乡，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戴紧跟蒋介石这个新升起的明星，通过他为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所做的不懈努力，赢得了蒋的信任。1934年他组织了调查统计局（军统），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工作机构之一。他的特工人员分布于从巴厘岛到缅甸，从新加坡到新疆。这个机构从事谍报与反谍报工作，监视共产党员、外国人。在日军后方，他的眼线是卖花女、苦力、人力车夫等。这个机构用密写墨水向戴笠写报告，“消灭”戴笠黑名单上的人，创建效率高的游击队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寻求在日军后方创建气象台。他们与军统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机构，戴笠任主任，美国向戴提供经费和专家，讲授新技术，将游击队扩大到7万人。美国武装部队则获得极有价值的材料：华南沿海地图、被击落飞行员的安全信道和日军动向。

戴的名声褒贬不一，混乱又矛盾。他虽然避免参加公开的文娱活动，但他喜欢开奢侈的酒会，在重庆歌乐山他的司令部附近一个地方，他向客人敬酒，无数次地干杯。在和客人赌酒时可以一连喝下18杯白兰地酒。他既凶狠又很温和。他个人出钱救助受日本人残害的难民，成立孤儿院收养流浪儿童。对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他用的是集中营。戴笠的朋友和敌人都说他“杀人不眨眼”。

马歇尔的使命

美国政府特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飞赴重庆，他身材高大，其貌不扬但饱经风霜，并流露出大人物的气质。三个月之后，他以轻快的步伐从飞机的舷梯上下来，结束了此次中国之旅，返回华盛顿。

《纽约时报》评价：他发现这个拥有4亿5000万饱受战争创伤人口的国家正处在内战的边缘；他离开后，留下的不是和平，而是停战和希望。

没有任何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能够使中国的胜利得以维持下去。中国民众迫切希望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支持中国：创建一个强大、独立、团结和民主的国家，需要外部的帮助——指导、调停和一个值得信赖和强有力的朋友，而不能以牺牲中国的独立作为代价。3个月来，马歇尔就是扮演了这种“朋友”的角色。就在返回华盛顿次日的上午，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明了其使命的完成情况，其中对他自己几乎只字未提：

“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同全世界展开愉快合作的努力。这种努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领导人每天都在解决冲突的方案方面取得进展……冲突的背景十分复杂，其过程也很惨烈，持续了20多年……他们在结束敌意方面正在取得成功……”

乔治·马歇尔更加谨慎地继续说：“如果我们要拥有和平，如果世界要和平，那么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中国当前的努力一定要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行动的方式。如果中国对此置之不理，或如果有人千方百计阻挠其实现渴望已久的和平，那么努力将面临失败……今后几个月，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中国各持不同政见的派别，准确地将基本协定变成具体的合作，马歇尔直截了当地从具体的方面入手：中国内战各方必须停火，并计划为内战各方的武装装上保险。

为了进行民主实验，这位特使在重庆创建了自己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建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上方的一个西式别墅中，别墅门前的石头上刻着“幸福花园”四个汉字。

开始时，这位特使听得多，说得少。他直言不讳、坦率正直，一直彬彬有礼。不久，他的客人们都把他称为“老教授”，中国人对别人的一种尊称。

一次，在会见一个民主联盟代表团（其中包括几位著名的学者）时，马歇尔要求他们就民主问题提出建议。一名代表反问道：“什么是民主？”

马歇尔特使没有犹豫。他说：“同一帮专家进行理论探讨是一种冒险，他们要我给民主下一个定义。我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关于民主的定义五花八门……俄国人有一种，英国人还有一种，我们也有自己的定义……我可以对你们讲的只是许多美国人对于民主的看法。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体系，赋予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自己的事务中拥有发言权，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平集会的权利，独立地、不受干预地处理我们自己事务的权利，除非干预了他人的权利……”

关于军事停火的会议作为试验开始了，这位特使坐在了会议主席和调停者的位置上。在他的左边是周恩来，右边是张群（四川成都人，为国民党元老之一，张与蒋介石私交甚深，颇得蒋的信赖）。在军事重组会议期间，这个机构出现了一个变化。马歇尔仅仅作为顾问而坐在那里。周恩来为共产党一方说话；张治中将军曾任蒋介石的副官，则为政府行事。

特使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喜欢提出问题，然后让各方阐述其观点，同时，他还经常将讨论引导到具体的事件，起草书面建议上。在最恰当的心理关口，他会加些民主的催化剂。

中国认识到了马歇尔的诚意。在他自己的国家和在巨大军事冒险面前，为了民主而做出了相类似的牺牲，他没有犹豫。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他所在的参谋部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新闻控制。马歇尔对他们说：“此时，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民族的命运就取决于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能力。我们有资格，我们有能力完成我们的职责。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保证？”他补充说：“我认为，媒介是我们最好的监督官之一。”

马歇尔抵达重庆之后的第19天，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签订了一项停火协议。6个星期之后，他们又签署了一项削减和合并军队的正式协定（18个月内，由300个师减至60个师）。他促使各方联合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由国民政府、共产党、美国派出实地监督小组，加强对停火实施的监督。

实地小组是马歇尔试验的一个关键的成分。他们不久便发现这项任务十分艰难：地方指挥官之间仍然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干扰通信，使整个计划处于危险之中。3月1日，马歇尔特使由周恩来和张治中将军陪同，离开“幸福花园”，在恶劣的天气里，飞往3500英里之外的华北地区。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访问了10个城镇，周旋于接连不断的视察、接待以及15道菜的宴会之间，听到手持旗子作为欢迎者对他的吹捧。

中国需要美国的信用贷款，数目庞大。它希望从世界银行得到15亿美元的长期项目贷款。除了金融帮助，它需要美国所拥有的大量剩余财产（特别是轮船、卡车、机车等）。马歇尔特使于是请求给予中国特别优先权。

美国陆军和海军人员帮助中国训练其新组建的军队，但中国还需要更多的美国技术援助，以便在机械化的时代向其人民普及技术知识。

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提出请求之后，马歇尔特使计划重返中国。在乔治·马歇尔的眼中，中国、美国和全世界几乎如同100年前，他的远房堂亲汉弗莱·马歇尔所说的那样。汉弗莱在1853年至1854年曾任美国驻天朝（译注：封建时代外国对中国的另一种称谓）的特派员。汉弗莱写道：“无论何时，俄国人或英国人的贪婪或野心都将会诱使他们去获取大量的不义之财，亚洲的命运将由他们决定。中国与美国的未来关系将长期地被认为是十分密切，除非‘现在’美国采取断然措施，以避免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依我看，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于‘维持’中国……这将好于眼看着中国成为一个无政府的场所，而最终成为欧洲野心的牺牲品。”

脆弱的和谈

根据中国的历法，狗年很快就要过去，猪年就要开始。在中国各地，人们都以最高兴的心情庆祝这一年。新年是按古老的传统来庆祝的，孩子们收集各种怪样的石头，认为这些石头代表坏运气，他们把石头扔在厨房的灶里驱除邪气。

在重庆和全国各地，庆祝新年有双重理由。在这个山城首都，全国的主要政治组织刚刚开完历史性的会议。

“从现在开始……”1946年1月31日下午6点半（根据西方的推算），经过3星期的有失有得的协商，全体政协委员聚集在一起开最后一次会议。晚上8点，38位代表一致通过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一部民主宪法将递交在5月召开的有广泛基础的国民大会。

在联合政府中，国民党仍然是强有力的多数派，但它已经不是在政治上唯一负责的政党。在这个历史上关键时刻，蒋委员长的讲话具有深远的影响。他在政协闭幕会上致辞说：

“从现在起，社会上各个党派的领袖都将参加政府，共同肩负着建造中国未来的责任。从现在起，繁重的任务不光是单单落在国民党的身上更不是单单落在我个人身上……从现在起，不管我在职或不在职，我一定作为一个公民，忠实地、坚决地执行这次政协会上所做的各项决定，真诚地为国家走向统一与民主而奋斗。”

《时代》记者威廉·格雷电：“中国的春天显示出中国内战问题时好时坏的现象。现在局势严重地恶化了。国共双方都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前尽快加强自己的地位。”格雷的电报说：“尽管马歇尔作了巨大的努力，中国还没有出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共双方达成妥协的迹象。共产党明确认为妥协即使有时是有利的，也意味着失去所得或丧失机会。今年春天他们的机会是创建在政府方面的饥饿、通货膨胀和困难上。”

但是现在和平还没有到来，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宣称，在俄国人撤出时要全力斗争以求控制满洲。在开原，双方的激烈冲突稀奇古怪到了极点。国民党新一军突破了共产党设在铁路以北的封锁线。当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小组抵达时，新一军军长立刻把共方的谈判代表关押起来。

根据延安的报道，共产党把政府军的尸体用棺材装好送到政府军战线以“表示诚心诚意的和平与统一的愿望”。

在势不两立的国共两党之间，独立的、温和的《大公报》呼吁：“遍地饿殍，灾民吃草根树皮……部队欺压老百姓，喝他们的血……地方官员使老百姓生活困难。这些都使我们痛心疾首。认为：中国必须和平，否则就无法生存。如果野心家执意冒险，我们就会死亡……”

中央政府花了7个月的时间准备审判中国第一号战犯，但是只用了6小时开庭，一个星期后判定有罪。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百年老房子里，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最后一任主席、受过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的陈公博被宣判为：汉奸，死刑。

衣着蓝袍，温文尔雅的陈曾是个革命者，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工商部长。他听到判决后仍然不失风度，有礼貌地鞠躬，对庭长说：“不论阁下对我如何判决，我都不会上诉。”

政府控诉陈的罪行主要是：迫害爱国人士，和日本签订秘密条约，在教科书中进行亲日宣传。在他的6万字辩护书中否认这一切——包括任何自私自利的动机。他说：“我没有私人房产了，银行中没有存款。如果我说我没有个人财产，人们不会相信。如果我承认我有，我就不会相信自己。”

陈的名字和他一生的经历形成讽刺的对比。他的名字公博，意思是“显示公众与伟大”。在他没有当汉奸以前，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高级官员，可是由于汪精卫死了，俄国人又把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抓走，他就成为一个大汉奸了。

即使在审判陈公博时，他也没有审讯比他更坏、更有吸引力的另一个汉奸引人注目。这个人就是狡猾、肥胖、患糖尿病、脾气暴躁的汪精卫遗孀陈璧君。她是汪精卫最亲近的政治顾问。汪精卫怕老婆，她生的已长大的4个儿子也怕她，其中3个儿子已被捕入狱了。陈璧君毫不悔悟，她给儿子写信说她已做好死的准备，而且希望早死。

苏联红军撤走

红军进入长春8个月后，现在准备撤走了。大约2000名空运来的政府军，加上5000名当地的辅助部队进入了这个城市。围城的共产党军队有6万到7万人。从南方开来的解围部队是国民党的精锐新一军。在115英里以外的开原火车站，政府的正规军突破了共产党的防线。这是国共双方为了争夺满洲的控制权的第一次凶猛的战斗。

由于国共双方都同意把不稳定的停战扩大到满洲，所以开原之战似乎是不祥之兆。重庆方面报道说，由于双方存在着“基本方面”的分歧，影响了国共加美方组成的军调小组及时前往出事地区。当美国的军调组军官到达沈阳时，见到的是乱七八糟的景象。

在现在仍然叫作“斯大林路”的拥挤的大街上，一个被俄国人抢劫过的商人说，他要等“美国领事要他重新开业”时他才重新开业。当告诉他美国领事没有这种权力时，他眨眨眼，表示理解，但是坚持说：“那么由美国领事告诉中国官员，由中国官员告诉我们重新开业好了。”有20个苏联商人被红军扔下不管。他们抱怨说，因为苏联政府不批准飞机在沈阳降落把他们接走。

满洲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是日本人建设的抚顺联合企业，它是以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为基础建设起来的铝、页岩油、钢铁等工厂和发电厂的联合企业。俄国人把重型机械尽量运走，使得煤产量从日产1万吨降低到日产1千吨。上个月苏军撤走，留下20来个苏联矿业与铁路官员，让他们和中国人协作，共同经管这个联合企业。

以战争期间在四川工作的煤矿专家严恩　为首的22位中国工程师在抚顺下了火车。他说：“我没有必要去见俄国人。如果他们来看我，我可以见他们。在我所受的指示中没有与俄国人合作一条。”

严解释说，去年8月宋子文院长在和斯大林进行谈判时，要求抚顺联合企业不在合管之列，斯大林同意了。问起准备怎样对待对于俄国人仍然住在大和旅馆并在联合企业的主要办公室工作的问题时，严说：“不理他们。抚顺市长应宁楼（音）已经训令22000名日本工人不得接受俄国人的命令，只能听我方的命令。今后俄国人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可是不能发号施令。”

严的挑战马上反映到俄国在联合企业中的代理总监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基祖克维奇（音）和他的助手——能通晓各种语言的乔治·钦德（音）那里。钦德反击道：“我们在这里不光得到了俄中两国政府的同意与批准，而且这是两国政府的命令。我还得到通知说，两国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正在哈尔滨讨论抚顺的未来。在委员会做出决定前，抚顺联合企业继续属于中苏长春铁路。我们当然不会在这里只是闲坐喝茶。也许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是中国人的习惯，不过苏联人没有这个习惯。”

抚顺市长设宴招待俄、中两国人。双方不断祝酒，但是在宴席上出现了阴影。俄国人抱怨说去年一月中国工程师张新夫（音）在抚顺附近被谋杀，中国人“明显地暗示”说应由俄国人负责，俄国人则认为是共产党干的。钦德的报告说，“中国人不断地对我们说，他们会保证我们安全抵达沈阳，然后又提醒说，我们红军是保证那个被谋杀的人的安全的。”

俄国人召开了一次会议，担心可能会发生“不幸事件”，不知道和他们一起住在抚顺的家人如何是好。钦德耸着肩说：“中国人是用武力占领抚顺的，我们没有武力。”最后这些俄国人向驻沈阳的俄国司令部请示，高兴地接到让他们离开抚顺的命令。

不过抚顺的所有权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严恩　认为这个联合企业是中国人的，以后还是属于中国人。俄国人虽然已经撤离抚顺，恐怕还有不同的想法。

1946年的国民大会

1946年11月的这次国民大会像个难于控制的小学校。蒋介石要求大家保卫自己的权利，要自己教育自己。蒋甚至说自己退休的时候已经到来。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弗雷德里克·格里森认为这是中国突然出现的民主：

蒋委员长走到台前，有点犹豫，有点像个小学生走进一个新的学校似的，坐到主席团轮流担任主席的座位上，在宣布大会开始前戴好了眼镜。虽然主席团要求不要对大会的规则与进程进行公开辩论，但是陕西代表王孔安坚持要求蒋委员长解释他最近写给少数党、民主社会党（民社党）领袖张君劢一封信的意思。王质问道，如果委员长允许张君劢起草宪法，为什么不让国民大会来起草呢？代表们立刻大喊大叫，会场一片混乱。

委员长解释道，他是以国民党总裁而不是以政府首脑身份写这封信的。他建议会议的议程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但是代表们不同意。他们按投票按钮使计票板上反映出他们的意见，把大会的规定交到一个特别委员会上审查。

中午休息时间，有些代表在走廊中、茶室里对外国观察员低声问道：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怎么看？美国国会……英国议会……是这样的吗？在红砖瓦房中吃午饭时，蒋对一些代表说，得人心的选举必须按照新宪法行事，否则“我就成了另一个袁世凯”。

午休之后穿着黑色长袍的胡适建议说，国民大会是一个整体，不应再另设一个专门的审查委员会浪费时间讨论问题。蒋介石也准备发言，代表们大喊大叫迫使他坐下。胡适的建议最后获得通过，不过代表们的发言每个人限定5分钟。当一个好斗的代表发言超过5分钟时，蒋委员长就按他左边的电铃示警。如果他仍继续发言，蒋委员长就按他右面的电铃，可是这人还不肯停下来。蒋气得咬着牙站起来，直到这个代表把话说完。

3天之后，蒋委员长又在台上出现。这时他已不是以国民党总裁而是以政府领袖的身份在台上了。他不用讲稿讲了35分钟。回顾了革命的历史，孙中山的目的，他是孙中山的信徒等等。他说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宣布他的奋斗目标：慰问孙中山在天之灵。“孙总理说五权原则（按：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的根本精神是分散权利与权力……然而一千年来，中国人民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训练。坦率地说，他们根本没有这种能力与习惯……他们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

“当我们达到人民能够保护自己的阶段时，总理的理想和五五宪法（5月5日公布的宪法草案，当时称为五五宪草）的精神就不会受到威胁了……自从总理逝世后，我一直尽力按照他的教导行事，虽然做得还很不够。现在我已年到60，我可以告诉诸位，我没有政治野心……我担心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像从前那样工作了。我必须把责任交还给人民，而人民必须学习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过目前的情况是，人民虽然在学习，可是我认为五五宪法并不合适……不要通过不完善或不合适的五五宪法，否则中国会受到伤害。大家要考虑人民的权利和福利。只有这样才能安慰总理和所有革命者的在天之灵。”

委员长向代表们鞠躬然后离去。外面正在下雪，中国人说这是上天给的吉兆。

发生在这次国民大会上的插曲还有，当国民大会的主席团提名工作结束时，或至少每个人都认为是结束时，忽然站起一位来自新疆的代表马清昂（音），他挥舞着两臂，不顾会场规则对着扩音器喊道：“主席团候选人中有党代表、职业代表、各省代表……为什么没有各民族的代表……我要求平等，不然我就退出……”

留着花白山羊胡子的马清昂立刻得到一个来自贵州西部的土司杨提春（音）的热烈支持。杨说他代表彝族和苗族人民，并祈求孙中山在天之灵主持公道。他威胁说，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就退出国民大会。

会场上各代表哗然，纷纷指责这两个人是“破坏者”。此时蒋委员长递给大会临时主席孙科一张便条。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看到了便条内容，便请大家安静，宣布说，贵州省的代表张道藩自愿退出主席团，把这个名额让给贵州省的国大代表杨提春。

09 1947年 陈仪的台湾，林彪出现在东北

1947年5月中旬，有700个大学生冲进南京政府的办公室里。他们要求把每月的学生粮食补贴加倍发放以应付急剧加速的通货膨胀。遭到拒绝，他们喊道：“钱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吃饭不花钱吗？”他们冲进政府官员的饭厅，把为大官们准备的午饭吃光，还要更多的。还有更多的消息说，天津的生活费用已经是战前的16790倍。

……

魏德迈的报告引起了南京的强烈反应，许多中国人说他们早就估计到。社会学家和中国最尖锐的政治评论家费孝通教授说：“我们不必因为美国对我们漠不关心而愤怒，但是我们却为美国担心。”

……

随着冬天的到来，国民党已经丢掉了东北的9/10以上。林彪统率的中共军队在经过6星期的进攻之后已经后撤了几里，他们现在不想马上进攻沈阳和长春。而在华北，共军在军事上掌握无可争议的主动权，占领了大部分土地，正在向北平以南90英里的保定推进。

……

陈仪往事：二二八事件

虽然她小时候只不过是个台湾的农村姑娘，但是她20岁的时候既年轻又漂亮。她先在上海学习共产主义，然后和一些进步学生去莫斯科，在日本监狱里坐了9年牢。她患了肺病，现年46岁，不再漂亮了。不过肿眼睛、大耳朵的陈仪将军一回想起他担任台湾省主席时那最倒霉的日子，就忘不了这个叫谢雪红的女人。

陈仪把上个站台湾人的“叛乱”归罪于谢雪红，实际大部分问题都出在陈仪和他从大陆带来的一帮来接收的穷光蛋上。

谢雪红当时任台湾的妇女会主席，发表反对陈仪的演说。不过了解谢雪红的人说：“谢雪红不像是个共产党员。”陈仪最后也承认：“叛乱之前共产党还没有组织好，可是叛乱起来之后他们就抓住了机会。”

当中国人恢复对台湾的统治时（日本人自1895年占领台湾），陈仪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带领他的助手和“垄断经济警察”接收了日本人的国有工商企业并加以扩大，如食粮、樟脑、茶叶、造纸、化学、炼油、水泥等。他没收了500家日本人的工厂和矿山以及成千上万所房子。上海的《文汇报》说他什么都要管，“上自旅馆，下至粪便。”台湾人觉得他们成了殖民地的受欺侮的孩子而不是汉族长期丢失的孩子。

一个美好的夜晚，一卡车经济警察冲到台北市主要街道上捉拿垄断经济的破坏者。他们用棍子殴打卖香烟的妇女（陈仪颁布的法律是台湾人只能买陈仪一帮人生产的香烟，否则就是犯法）。有一群人聚集起来，警察就开了枪。群众追赶警察，焚毁了卡车。

第二天，一些群众拿着标语牌示威游行，陈仪下令宪兵开枪，打死4人，伤11人。叛乱扩大了。群众打死一些大陆来的人。他们成立了清查委员会。温和派的委员如茶商王天田（音）在马路当中广播，要求：选举市长；国有企业应由台湾人经营；取消垄断。王说，“我们并不要求独立。我们支持中央政府，我们热爱祖国。”

但是谢雪红和台中（台北以南约5小时的路程）的要求却不止于此。她掌握了台中叛乱组织的领导权，她的人夺取了警察的枪械，占据了该地达10天之久。清查委员会增加了32条新要求，例如：台湾自治；所有国营企业一律交给台湾人。有些人甚至谈到台湾应成为美国的保护国。有些人占领了屏东，唱起了美国国歌。

由于众寡悬殊，陈仪最初陷于困境，不得不有所让步。他答应禁止部队使用暴力，放松垄断控制。他派另一位小姐（谢月仙）到电台上广播，宣称头一天宪兵开枪没有打死人。谢月仙和谢雪红同样有名。她是台北市的一位女医生，她以救助可怜的妓女而出名。在竞选南京的国大代表时她击败了谢雪红。台湾人不喜欢谢月仙的广播讲话。他们把她的家具和财物拖到街上烧毁。

只是等到中国大陆的援军——正规军和宪兵抵达后，陈仪才脱离困境。到上星期为止，他已把所有能够认出或抓到的叛乱分子的头头们处决或徒刑。他的部队肆无忌惮地大肆屠杀（台湾的国大代表在南京控诉）。估计在全岛杀死了3千至4千人。陈仪说，那个姓王的茶商已死，“当部队去捉拿他时，他拒捕，所以被打死了。”陈仪把台湾的最后一家报纸封闭了，因报上登载了一则南京来的消息，说陈仪要被撤职。

南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台湾“对人民进行慰问”。代表团团长白崇禧让陈仪放松控制，不可不依法律进行拘捕。

最后，坐在杜鹃花下一张日本扶手椅上、靠着桌上的绿色台布，花白胡子、肿眼泡的陈仪睁着又黑又小的锐利眼睛开始讲话：

“日本人统治了这个岛屿51年。我准备用5年左右的时间对人民进行再教育，使他们在中国政府的管理下更加欢乐。”

到目前为止，谢雪红还是拒绝接受再教育。当大陆来的增援部队到达台中时，她和两卡车的人逃到日月山中。他们到土著居民中寻求保护。不论是统治台湾212年的满洲人还是统治了51年的日本人，土著人都没有接受再教育。

大陆来的政客陈仪将军不得不把他的“5年再教育台湾人计划”抛开，离开台湾。陈仪任台湾省主席19个月的成绩是台湾的动乱、反叛。他们痛恨他的垄断政策、警察高压和他个人，南京政府最终把他撤了职。

为了进一步保证台湾人不会像后妈对待的孩子，南京政府废止军管。今后台湾省将像大城市治理办法治理。这次接任的省主席是一位聪明、言语和善的外交家魏道明。他是律师，战争期间曾任驻美大使。

而在一次告别的记者招待会上，陈仪说人们误解了他。他的垄断政策只是为保存政府财产。他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私营企业，我一直想把私营企业再度创建起来。”

1947年的人物志

张群

蒋委员长坐在他舒适的起居室里，室内放着许多盆花，墙上挂着条幅，桌上摆着宋代瓷器，另外还有一些皮椅子。国民党20年来一党专政的时代名义上就要结束了。委员长略看了一下手写的文件说道，“好，好！咱们在上面签字，并把这份文件作为纪念品保留起来。”在这份联合政府协议书上签字的还有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以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

签字者同意新成立的国务院（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机构）的成员是通过民选的，应该包括国民党员17人，青年党员、民社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各4人。此外还留给共产党一些名额，因为无人认为共产党会接受以下两条：1．承认在南京成立的扩大政府的领导；2．使华北各地的铁路全面贯通。

蒋委员长又提醒大家，联合政府的国务院总理应为所有党派所接受，“我认为可以由张群担任。”

无人反对，大家一致热烈鼓掌表示欢迎。蒋笑容满面，连连点头，表示赞许。

张群将军现年58岁，但看起来要年轻些。他是物产丰富的四川省主席、温和的国民党元老之一。自从和蒋介石一起在日本学习军事以来，他一直是蒋的亲密朋友。

张群总是站在蒋的一边。1931年张群任上海市长时，根据蒋的命令逮捕激进学生的领袖，引起5000个学生冲进了市政府，把张抓起来，关了一天一夜，让他听指责他和蒋的发言。他被释放时，是坐着救护车走的。

1938年，由于被日本人逼得后退，蒋让他的亲密朋友张群到偏远的四川省，使那里得到控制。这样就可以把政府迁移到那里，立重庆为首都。他指定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然而抱成一团的四川旧军人拒不接受。于是蒋介石自任四川省主席，让张为自己的特别助手。1940年蒋悄悄地脱身，让张实际上负责。

由于张群在南京政府中温和派所起的作用，西方人看到来自中国的报道感到满意。温和派和国民党中的开明人士似乎在国务院中占大多数，而蒋似乎也支持他们。

晏阳初

虽然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但是在晏阳初的群众教育运动展开之前，中国人中只有50%能够读和写。24年间，中国的教育发生了革命的变化。历史的动力和许多学者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晏阳初是其中之一。

现年53岁、品行勤俭、身材细长的晏阳初，其群众教育运动的想法是在他远离家乡时受到启发的。他出身官宦之家，毕业于耶鲁大学。基督教中国男青年会派他去欧洲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被派到有5000华工的地方工作。他的部分工作是替工人写信，因为普通的中国人没有人能够掌握文言文。当时中国国内有些学者如胡适（后来曾任驻美大使）等人开始提倡比较简单的白话文或是称作口语的文字。晏阳初把最常用的中国字减少到1000个，于是产生了基础中国字。

他在北京聚集了一大批对此热心的学者，一村一村地创建起“人民学校”。晏说，“他们喜欢读书，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敢梦想读书。”

内阁的部长们到定县遍地尘土的村庄里参观晏的总部，发现那里的人不仅读书，而且把村庄打扫得干净，庄稼种得又大又好。晏的指导思想是，“当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新社会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是在旧社会里奋斗的。”

蒋委员长懂得文化的重要性。1940年就在被炸得疮痍满目的重庆附近成立了国立农村重建学院，蒋任命晏为院长。

晏的困难不光是教新学员的问题，还有教材的问题。他希望从出版商马歇尔·菲尔德资助的钱里能够成立一个“人民出版社”，以便向他的“学者们”（人民学校毕业生）提供便宜的基本字书。他的目标是10年里中国的文盲要降低到人口的10%。

陈立夫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美国自然不能忽视中国，就和它不能忽视欧洲一样。不过美国对欧洲的看法由于从莫斯科来的寒风把美国的幻想一扫而光，迅速地明确了；而对中国，美国人的看法大致如下：“毫无疑问，中共是极端主义者，而且比其他国家中的共产党更具有挑衅性。蒋介石也许不错，但是被反动政客所包围。”

如果一个美国人看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报道，特别是左翼报纸的报道，他一定很快就看到了陈立夫的名字，他是臭名远扬的C.C.系的头子。中国的坏事都和他有关；他是幕后操纵的恶棍，他破坏国共间的协商，阻碍一切进步。

陈立夫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不急切但是更伟大的任务，就是掮客或是叫作婚姻介绍人——意思是把中国的孔子学说和西方技术相结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办法：他着写有关社会哲学方面的书；创建上自蒋介石，下到乡村的政治机构。

陈是把孔子的学说运用到政治领袖人物上，他不赞成宋子文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认为这样做对中国害大于利，顶多也不过是利害相当。他说：“今天科学的进步……把我们长期以来的习惯打破了……我们不知所措……我们不得不改革我们的社会习俗、克服头脑中的惯性，在我们能够享受科学带来的好处以前和做好防止科学带来的危害的准备以前，无情地抛弃了自己的优良传统。我们的飞机……是超音速的，可是我们的身体并不是超音速的。在这个动力的、进步的、发展的但也是平衡的世界上，人类需要有正确的人生观……”

他认为既然孔子的学说能使世界上最稳定的社会延续下来，那么这个学说就该重新运用而不应放弃。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陈不愿中国社会继续淹没在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下面。

陈说，“中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贪污腐化而在于长期内战造成的经济危机，就如美国的内战使美国有一段时间公共道德低下一样。孔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又说：“当一个人的自然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后，他就能够不会受爵士音乐、纵欲、钱财和物质的诱惑。”

陈立夫认为通向美德和有秩序的社会的道路是孝。孝就意味着家庭就是一切，它把中国社会凝聚在一起，不过也为贪污受贿和裙带关系找了借口。西方人不知道孝是强加给一个人的责任，但也有助于改造一个人的罪恶思想，这也是西方的道德基础。和孝相关联的字是正——正确，这个字强调仪礼和行为的正确。

陈立夫和蒋介石都是浙江人。陈家八兄弟中只有陈立夫和大他8岁的陈果夫还活着。陈果夫患有结核病，是农业银行总裁。陈立夫幼年家境很穷，生活无保障，不过他有个叔叔是革命将军陈其美。陈其美是年轻的蒋介石的保护者。在他将死时把蒋叫到床前：

“在我临死前我托你一件事。我无子女，但我哥哥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我死后请你照顾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才。”

因此陈立夫在蒋的保护下，1919年至1923年在天津北洋大学学习。他努力学习物理、数学和中国的古典作品。他和当时许多大学生一样，崇拜俄国革命，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

然而作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他主要是对美国感兴趣。他先入匹兹堡大学矿学院读书。在他的硕士论文“机械与电器在中国煤矿的应用”通过后进而学习更高级的课程。他签约成为匹兹堡和斯克兰顿煤矿的矿工，持有约翰·刘易斯的联合矿业工人的身份卡。

陈立夫希望西方能按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问题。当去年马歇尔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建议和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时，和陈有同样观点的人都大吃一惊。对马歇尔和其他的美国人来说，共产主义还是很遥远的威胁。国共之间一直进行着较量，而且双方都承认。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俞大维就完全承认双方处于战争状态这个事实。

在双方都承认是在殊死斗争时，要想让他们都放下武器是不可能的。美国人谈论组织联合政府，中国人听起来这种看法有点像美国的巴顿将军把德国人的纳粹与反纳粹比做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斗争一样。

不过双方误解的程度现在不会有那么大了。陈说：“人生的真谛在于慈善。”虽然陈在反共斗争中行动上一点也不慈善，不过他说话是算话的。他是想把中国引向西方承认的民主中国，而他又认为这个中国也是合乎孔子学说的中国。

物价飞涨的几个侧面

1947年5月，上海“天声”电台的广播通常不过是它的广播员筱快乐（小快乐）讲些无害的、受福斯欢迎的故事。不过大约两星期前米价不断高涨，使得“小快乐”不快乐了。他在天声电台唱出了一首“吸血的米蛀虫”。歌词大意是：

穷人的脸像灰黄色的母老鼠，

他们吃草根树皮，

可是米商毫不在意——他们心黑——

他们囤积居奇。

他们是发财的米蛀虫，

吃饱了肚皮、装满了钱袋、建造了新房、买了5辆汽车还讨了小老婆。

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无数信件和电话要求他再唱。南京广播电台还录了音。不过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人骂他。

一个愤怒的米商写信给“小快乐”：“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混蛋，竟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如果物价高，为什么要骂我们米商？注意，也许你的祖宗里就有一个米商。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是骂你的老祖宗。冷静点，不然你会后悔的……”勇敢的“小快乐”仍然继续唱下去。

在上海，由于愤怒的群众不断地冲击米店（一天里有9次），吓坏了米店老板。他们大约有300人跑到市政府请求保护。市长吴国桢拒绝了他们。他们要求禁止“小快乐”唱这个歌，吴市长也拒绝了。有几个米商叫嚷道：“咱们自己到天声电台去找‘小快乐’算账！”其他人也喊道，“走，一起去！”

半路上，在九江路，一个看热闹的人喊道：“他们是米蛀虫！米蛀虫！”这些人立刻围着他们痛打。

在天声电台的播音室，他们把一个短头发女孩误认为是“小快乐”。他们把这女孩子追到一个戏院就找不着她了。他们又回到播音室，把设备和家具都砸烂，直到警察赶来抓住他们中的10个人。其余的人又走到云南路“小快乐”的家，爬上二层楼“小快乐”的住所，打他的妻子。不过他们发现这个女人不是“小快乐”。“小快乐”一定是藏在别处。

当晚9点钟“小快乐”出现了。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我要唱得比以前更多更起劲。我正在写遗嘱，如果我被打死，希望报纸能够把我的遗嘱登出来。”

到了周末，米价一月之内上长了100%。一担米（133.3磅）卖法币32万元。焦虑的当局设法用配给的办法以限制米价、警告囤积居奇的人，并保证充足供应。然而米店老板由于害怕那些抗议和买米的长长队伍，坚持不开门。不快乐的“小快乐”仍旧唱他那个挖苦米蛀虫的歌。

1947年5月中旬，有700个大学生冲进南京政府的办公室里。他们要求把每月的学生粮食补贴加倍发放以应付急剧加速的通货膨胀。遭到拒绝，他们喊道：“钱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吃饭不花钱吗？”他们冲进政府官员的饭厅，把为大官们准备的午饭吃光，还要更多的。还有更多的消息说，天津的生活费用已经是战前的16790倍。

满洲、华北争夺

1947年5月下旬，在参政会上，政府顾问团中的潘兆英（音）率先发表了一通反俄演说。他是天主教在中国办的《社会福利日报》社长。他说：“根据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中苏必须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过俄国人并未遵守诺言……”

“我要求政府：1.采取行动迅速收回旅顺和大连；2.向联合国提出申诉，要求俄国把从满洲掠夺的东西归还；3.宣布中苏条约无效。”

四川代表叶树堂（音）响应道，“我们必须强硬，不能软弱。如果有人对我们友好，我们就鼓掌欢迎。如果有人打我们，我们就要加倍还击。”

满洲的共军采取主动。他们从北部南下，先切断了长春与其南方各据点间的铁路，然后把矛头指向长春。长春城内的东北政府军司令长官杜聿明正在研究共军动向，是要占领长春，还是仅仅对长春进行骚扰？

在南京的东北代表说共军所以能在满洲取得进展是因为杜的手下正忙于做鸦片生意，在舞厅里寻欢作乐。然而杜将军18个月前成功地阻止了共军控制南满的企图，显示出他的巨大作战能力，现在他希望能够守住南满。

杜的父亲是位军事家。他为孙中山组织民兵，还写了一本书《四千年来中国战术战略史》。由于杜聿明是独生子，所以他父亲不想让他当兵，不过他从家出走，进了黄埔军校，于192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和平时期他是个运动爱好者，他喜欢骑马在沙漠里打野驴。他也是一名有造诣的伞兵。他在昆明受过美国战略勤务队专家们的突击队训练。

杜将军把中国古代的战术应用到推翻云南省军阀龙云身上。杜告诉龙云，政府军只是在云南省城昆明进行调动。然后把龙的部队包围、缴械。当龙被调到重庆被任命为一个保留面子的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后，要蒋惩办杜聿明。蒋有礼貌地同意，将杜“撤职”，然后把他调到东北指挥满洲的作战。

这一次，杜由于腿病，不能到前线视察，可是使他难过的却是前线逼近了他。南京正在急忙从陆地和空中派遣援军去到北方战区。

长春是个现代化的轮状城市，绿树成荫，楼房林立。它是日本人为伪满洲国建设的首都。市内的满洲市民尽量保持着镇静，过去当国共双方在长春周围进行争夺战时，市民还能挤上南下开往北平的火车，然而现在铁路断了，市民只好待着不走。

长春以前有许多漂亮房子，日本人投降后都被俄国人洗劫一空，有的房子连房顶都被拆了。宵禁从晚上8点到早晨5点，市民必须待在屋内。凡不遵守戒严令的就会被哨兵搜查，很可能被当场枪决。所有能干活的男人都被叫去挖战壕。

不过长春还没有绝望。有些供应还可从空中运来。有些市民还成立了长春动员委员会来提高杜将军部队的士气。这个委员会供应糖果和香烟、慰问伤兵、为部队开茶馆、为军马购买草料。

自从抗战胜利后长春共有过5种军队：最初是日军，然后是俄军把日军逐出，然后是国军，以后是短时间的共军，现在又是杜将军的国军。长春已对这种战争影响厌倦了。

国民党政府大丢其脸，没有完成它所答应要做的事。今年3月当国军占领共产党司令部所在地古城延安时，南京预计3个月内可以彻底消灭残余共军。南京还许诺恢复经济。不过现在，刚好在占领延安3个月之后，通货膨胀更加恶化，共军在黄河以北又取得了胜利。

国军保住了华北的重要城市和铁路，但是共产党统治着农村。他们可以征集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夏粮。国民政府甚至在白天控制的农村有些在夜间却无法保护。

以下是各战区的情况：

在山西。曾因为禁烟有功被誉为“模范省主席”的阎锡山还有足够的部队保卫他的破烂不堪的省会太原。但是他无力抗击已经占领山西几乎3/5土地的共军。在国军撤出晋南来进攻延安时，共军利用这个机会渗透到那个地区。太原有个人挖苦说：“我们是用一头肥牛换回来一副骨架子。”

在山东。国军曾使大部分共军消失。看起来共产党大概是被赶到山里去了。不过今年春天共军有力地反击了3次。

在满洲。自从杜聿明将军的部队从日本人那里收复满洲以来，现在是力量最弱的时候。杜将军目前还守着长春和沈阳，不过共军占有国军从长春向南的交通线两侧。满洲的巨大海港仍在俄国人手中。如果俄国人不撤走，杜很难占领大连。

对上述情况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俄国人的援助；一个是供应问题。在满洲，政府有美国训练与装备的两个精锐军。一个是新一军，一个是新六军，都是在缅甸和云南对日作战的有经验部队。他们的装备是1945年发的。从1946年年初以来他们没有从美国得到任何弹药。由于他们过去是受美国大量使用武器弹药的训练与作战方式的影响，所以和共军作战，非常依赖供应线。

在南京的许多中国人虽然认为共方的军事前景不会有多大的改善，但是他们相信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越来越少，俄国对共产党的援助会有明显的增加，特别是通过外蒙古运送物资。

国民党政府的副主席孙科说：“我看不出美国怎么能够保持中立或袖手旁观。满洲会成为苏联的属地，5到10年之后苏联可以把它变成征服中国其他部分的基地。”他说中国需要的是美国给予大量援助和军用物资。

美国减少对国民党的支持

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有9个月停滞不前了。马歇尔在中国待了13个月后于今年1月在临别赠言中告诉中国政府必须首先进行重大改革才能得到美国进一步的援助。当今年夏天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魏德迈中将接替马歇尔时，国民党还以为美国准备行动了。不过美国的政策似乎仍无变化。

在南京，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魏德迈的临别忠告了。

“现在的中央政府如果能够撤换现在当权的无能或腐败的官员，就能重新取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中央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激烈的、有深远意义的措施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应该承认，单纯用武力是消灭不了共产党的……”

中共听了当然高兴。上海共产党办的定期时事通信对魏德迈的严厉讲话作了一个板着面孔的解释：“魏德迈的名字读出的声音是‘我—的—妈—呀’，有些中国人认为如果按姓名的意思翻译，也很贴切。译名的意思是‘高傲得超出了美德’。”

许多中国官员认为魏德迈将军用了太多的时间来和批评政府的人谈话。行政院长张群说：“魏德迈将军有许多事不知道，也未能设法发现。”张说他身为行政院长就没有机会和魏德迈作真正的、彻底的交谈。

北京大学校长、中国前驻美大使胡适博士，是美国人公认的一位自由主义者和清廉的人。1947年9月初，谈到美国时，他说：“他们没有看到这里在着火吗？不知道这火是他们帮助烧起来的吗？”

思想开明的立法院长孙科对魏德迈要求中共放下武器以表示对国家忠诚的建议加以嘲笑。他说：“这是对牛弹琴。”

蒋介石对美国既没有抱怨，也未讽刺挖苦。他对三民主义青年团讲话时说：“政府和国民党中都存在着腐败和精神堕落的情况。”

在南京，政府颁布“厉行节约”的法令以节省外汇并提高效率。中国的某些支出（据内阁发言人的估计大约有1800万靠工资和补贴为生的人，包括军人和学生），如工资和补贴将立刻缩减。食物、布匹、汽油、纸张将实行配给与限制。减少正式宴会。会议必须准时。

政府中自蒋介石以下到各级官员至少在试图依照马歇尔和魏德迈的意见去做。华盛顿的官员们继续按照比对希腊、土耳其和俄国更高的政治标准来判断是否对中国提供援助。对这几个国家，美国向他们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却不问他们的官员是否胜任和政治是否纯洁。

魏德迈中将在中国做完情况调查后飞到华盛顿，把所写报告和建议送到国务院，而国务院又马上把文件标上“绝密”。

9个月来美国对蒋介石政府除了给一些优柔寡断、含有敌意和右派的建议外根本没有一个对华政策。幕后传出一些谣言说美国准备撤出中国，亚洲的防御责任将依靠日本和菲律宾。

看来，魏德迈的报告是帮助马歇尔做出决定，如果情况不妙，在援助中国或抛弃中国4亿人口之间做出选择。

魏德迈的报告引起了南京的强烈反应，许多中国人说他们早就估计到。社会学家和中国最尖锐的政治评论家费孝通教授说：“我们不必因为美国对我们漠不关心而愤怒，但是我们却为美国担心。”《时代》驻南京记者的报道说：“中国人认为魏德迈的任务不过是为马歇尔早就制定的政策盖个橡皮图章罢了。魏德迈刚一离开中国，一些国民党元老就和蒋介石一起开会。他们拍着胸膛、声泪俱下。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而俄国对中共的援助又很可能与日俱增，国民党政府怎么办？”有个人提出万不得已的办法：“与俄国恢复旧好，派中国的老政治家陈立夫去莫斯科。”

还有些政界领袖认为美国人是逼中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孙中山之子、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在上星期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魏德迈报告的结果……将告诉中国，究竟中国是靠美国还是俄国对自己有利。”行政院长张群认为中国应与俄国联合，在对日和约方面提出强硬要求。

华盛顿官方认为，对中国方面的绝望反应不应责怪，也不能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威胁以便取得美国更多的援助。不过华盛顿官方仍然保持冷静。国务院一位重要人物不认为这些反应不重要，但只承认各地有一些愤怒的言论。然后他以极其傲慢的语调说：“也许中国最近以来有些更加独立的色彩以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橡皮图章罢了。”

《大公报》写道：“两年来美国对华的外交态度充满着傲慢、偏见与蔑视。”这种态度似乎至今尚未改变。

当国民党军队拼命进攻烟台海港时，刘伯承突然出现了。他率领4万游击队深入国民党统治区，3星期中横扫300英里。美国报纸的标题是上星期中国的首都受到了威胁。国民党的舰艇在长江上巡逻，察看刘伯承会不会渡江。守卫南京的士兵检查所有进城的车辆。不过南京城本身没有惊慌，城门仍然大开。

在满洲，蒋介石最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正在清除贪污腐化的政客和一些将军。他已经逮捕并枪毙了两名将军，还有30个左右被关进监牢。

在旋风般地视察完满洲后，他在沈阳开了一个茶话会，邀请了100个有名望的人喝茶，陈诚简单地说：“如果我说我从不贪污，不损公肥私，诸位尊敬的先生会相信我的。在这方面我开个玩笑作个比喻，我今年50岁了，就像一个老处女，一生艰苦奋斗以保住身子的清白无瑕。我知道我只要有一次和男人发生了关系，那么我一生的名誉就毁了。”客人们有礼貌地笑了。

陈接着说：“消除贪污必须从这里，东北的中心开始。凡是违法掠夺人民的住屋、土地的人，必须立刻将这些财物还给合法的主人。这是命令。我们希望治病救人，也可能杀人，或者没收不听命令的人的住屋和土地……其中有些犯法的人就坐在这里，我不提他们的名字，他们说得挺好听，不过我要警告他们，起诉书已经准备好了。”这100个客人再也笑不出了。

陈诚这一举措提高了士气，加强了防御，夏季里认为满洲一定会丢掉的阴暗气氛已经大大减轻。

来自新疆的麻烦

在新疆的西北部，本应悬挂中国国旗的伊犁山谷，3年来都一直飘扬着黄色新月带一个五角星的旗帜。这个地区有100万人（新疆的全部人口约400万），主要是穆斯林突厥族农民和哈萨克斯坦牧民。哈萨克斯坦人住在帐篷里，骑马、背枪，过游牧生活。他们的领袖受过俄国人的教育和训练。他们手下有一支穿着俄式军服、装备优良、自称为新疆民主军，超过25000人的军队。

还有一个出问题的地方是北塔山，从那里到新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只有两天的汽车路程。去年6月，外蒙古骑兵在5架俄国飞机掩护下进攻中国军队的阵地。中国人拼命抵抗，至今还坚守着北塔山各高地。从那里，中国人可以用望远镜看到山北的外蒙古巡逻兵。

这是中国人的悲剧。自1928到1944年，新疆一直在臭名远扬的盛世才的恐怖统治下。名义上他是中央政府驻新疆的督办，实际上完全是他个人独裁。16年间大约有5万人被害。

盛还帮助俄国人进入新疆。由于新疆距内地遥远，中国政府又在对日作战，盛世才竟然允许俄国进驻新疆，在那里修路、修机场、建工厂和飞机装配厂。于是俄国人就在新疆开发丰富的矿产、钻探油井并开采钨矿。

中国人本想通过允许成立伊犁自治政府，在新疆联合政府中任命一个伊犁方面的副主席来安抚伊犁的叛乱者。然而1947年9月，年轻的副主席阿合买提江突然带着家属乘一架俄国飞机向西北飞去。

南京政府的张治中将军写给阿合买提江一封公开信：“你突然离去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废除了我们之间的和平协议？是不是要再来一次武装反叛？如果你没有破坏和平协议的意思，那么请来迪化和中央政府重新谈判。”

到现在为止阿合买提江尚无答复。新疆总督马苏德·萨布里（音）在迪化的街道上贴出了红字布告，公开警告说：“不准对官员进行谋杀，不准非法携带武器，不准秘密审讯或拷打煽动暴力。”巡逻的武装民兵随时都准备开枪射击。据报告，北塔山的雪山中外蒙古军队已经得到增援，正向中国阵地进行试探性攻击。

张治中将军呈报给蒋介石一个新疆五年重建计划。其中包括南京将派60至70名技术人员到新疆发展西北部农矿业，给新疆大量拨款。

张将军这样打算的目的是：一部分是为了纠正中国人过去所犯的错误；另一部分是给那些忠于中央的穆斯林突厥人的礼物，避免新疆成为“亚洲的波兰”。

与此同时，俄国人在迪化仍然忙忙碌碌。那里有俄国的总领事馆、外贸办事处、中苏航空公司、中苏文化协会、一个学校、一所医院。每个星期天在迪化的大多数俄国人（总数超过200人）都到乌鲁木齐河边野餐。在新疆的西北部和西部的喀什噶尔，俄国人还要多。新疆工人正在富文（音）为俄国人挖钨，另外还有人在乌苏为俄国人采油。

美国人的中国报道

1947年7月，美国报纸派威廉·C.布利特到中国，看看能否对令人迷惑不解的中国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这位前美国驻苏大使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他的解决办法。甚至在他的报告正在付印时，从满洲传来的灾难性失败消息，可悲地证实了布利特先生对情况的分析以及他向美国对满洲中国军队援助的请求：

为了防止任何国家将4亿5000万中国人用来反对我们，这对美国是极端重要的……中国能够逃脱斯大林的控制吗？当然能够——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比起我们在独立的中国获取的利益，那是很小的。用什么手段呢？

现在中国政府能够牢牢控制的地区最北到长江流域，共产党占据着长江以北的偏远地带；不过上海方面称江南为“和平与重建区”还是有道理的。从长江以北直到苏联边境，肯定属于战区。

共产党军队使用游击战术，行动迅速，夜间攻击，白天则躲藏在农村里休息……

满洲的情况完全不同。政府军占领着除苏军占领的旅顺和大连外还有南满的大部分城市。不过除沈阳至吉林一段手指形突出地带外，共军占领着满洲的其余所有部分。这个突出地带曾经是满洲的主要铁路沿线，通过四平与长春。现在这条铁路已经不能称其为铁路了。大部分枕木已被烧毁，铁轨则架在枕木上烧得弯弯曲曲……

长春由第一军防守（应是新一军）。它可能算是政府的最精锐的部队。它是由史迪威将军在缅甸训练与装备的……不过没有美国人的指挥，已经失去当年勇敢作战的力量了。他们现在只有美国的装备，他们过去使用这些装备在缅甸和美军并肩作战。现在这些装备已经严重磨损……步枪已经不能射成直线……他们有非常好的美国大炮，但缺乏炮弹，甚至连训练时也不能开炮射击。他们的卡车，大部分都已损坏，由于我们未能按合同运来零件，他们无法修理。因为我们没有履行给他们创建一个航空大队的承诺，他们现在连一架侦察机也没有。我们劝说中国政府使用美国装备又拒绝提供弹药，这是置中国士兵于死地……如果满洲落入共军之手或被外人所征服，随后就会发生对中国足以致命的事件。

杜鲁门总统可以合法地采取行动。他不需要等待国会重新召开批准。他可以及时挽救满洲不落入苏联之手。如果他不这样做，国会首先就要对对华政策进行调查。他们首先要调查哪些人应该负责，这样就要泄露政府部门和外交界哪些人未能很好地维护美国人的利益……

中国现在已陷入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恶性循环中。她自1937年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她的丰富资源落入日本人手中。她光靠发行公债不足以支付战争的需要。税收仅能提供一小部分。她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行纸币……

这意味着政府是以牺牲中间阶级为代价来维持战争的。它降低了依靠固定工资为生者的生活水平，如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政府公务员和其他靠固定收入的人……物价是抗日战争前1936年的3万倍。

为了减少战争期间的支出，政府降低了官兵的薪饷。一个士兵每月所得约合美金1元5角，一个少将每月薪金约合美金17元……为了提高士气，军人中的工资应该提高4倍。然而中国军队的官兵在400万人以上，要提高400万人的工资4倍，政府只好多印钞票，而多印钞票又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只有一个答案：结束战争。美国就是应从这里入手的。我们可以从几处来打碎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所花的代价会比为保卫美国的安全而冒险的代价小得多。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战争或政治，而在于财政。中国的财政支出如果按照美元换算的话，简直是微不足道。治理约大于美国国土1/3土地上的4亿5000万中国人民，加上军费，中国政府每年的开支只相当于美国纽约市一年的支出。

事实上中国政府1947年全年支出约相当于10亿美元。按现在汇率计算，中国现在所发行的法币不过折合成2亿5000万美元……

这个数字的重要在于它说明了一个理由——它说明只要我们给中国以有效的经济援助，整个情况是可以掌握住的……

对中国的援助要从3个方面进行：1.经济和财政；2.军事；3.政治。既然把共产党武装力量全部逐出中国土地是核心问题，那么制订这个计划必须首先估计要取得战争胜利需要多长时间。美国军事专家估计需要3年，中国人要乐观些。我们先按美国专家的评估，看看3年计划需要多少钱……

今后3年中中国需要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棉花、烟草、小麦、食油、汽油和许多工业品。因此中国需要贷款。中美两国经济专家估计每年需要贷款约2亿5000万美元——比起欧洲所需要的贷款实在算不了什么。我们先把这个贷款数额削减到每年2亿美元，那么3年计划是从今年秋天到1950年秋天共享6亿美元来购买美国物资。

第一年计划使用的2亿元须先拨出7500万用于控制通货膨胀，其余部分可以留待国会决定从何处提供。不过第一年的2亿元拨款不论是由美国对外救济计划中还是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控制通货膨胀的7500万美元必须在30天内到位。

在3年计划期间，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还需要另一笔钱……在使用这笔钱时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而且在消除某些腐败现象之前不得动用。我们可以预计中国政府将会迅速而有效地制止投机行为并以1亿5000万美元作为稳定3年计划中的外汇市场。

现在看看军事情况。我们必须记得，美国总统必须立刻将美国储存的弹药运交给满洲的政府军，这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明年春天满洲就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根据中美两国最有能力的专家估计，要将35万共军驱逐出满洲，需要按美国标准训练与装备10个新建师。此外，保证从基地至前线的有效供应极端重要……满洲的后勤工作应由美国军人掌握。

在华北，共军并未占领大城市，政府军的主要任务是围剿共军游击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军应创建轻装的快速部队，他们的装备应有轻武器、吉普车、半履带车、轻型卡车、机枪和七五火炮。中美军事专家估计，有这样装备的20个师足以把华北共军肃清。

空军，即使规模很小，对作战也起很大作用。我们有成千上万架飞机和充分的零件，这些飞机对美国来说，已经陈旧落后了，可是对中国空军来说，却是第一流的。把这些东西移交给中国，美国实际上一分钱也不花，只账面上转移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把所有必需的武器弹药交给中国，一年所花的钱不会超过2亿美元——3年计划中共享6亿。

3年计划中除了贷款6亿美元外，加上其他援助，每年共需4亿5000万美元。这样3年中，美国共出13亿5000万元，以这个代价来防止苏联利用中国的人力和资源来反对我们，是很值得的……

为了组织这种中美合作，在军事知识、政治经验和个人品德方面美国能提供什么呢？

我们在远东有一位超群的将领，他合乎上述的所有条件。如果杜鲁门总统要求麦克阿瑟将军在现有的职务上再增加一些工作和权力，任命他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以大使身份飞往中国，与蒋介石共同制订防止苏联奴役中国的计划，那么整个远东都会有光明的希望。他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建议都会在本报告中体现出来。他将和蒋委员长迅速地创建起同一战壕中战友的关系。他们将在共同的事业中创建起兄弟般的友情。

他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如果中国落入斯大林之手，全亚洲，包括日本，迟早也会落入他的手中。整个亚洲的人力、物力都会用来反对我们。美国的独立时间不会比中国的独立时间长多少。

左翼民主派被监视

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民主同盟领袖之一罗隆基博士说，他觉得他是被监视了。他说这话是有理由的。最近有一天晚上，警察拼命敲打民主同盟总部的大门，他们说这是例行的查户口。警察一向对这所房子有兴趣。这所房子是共产党的财产，而且一度是共产党总部所在地。

“啊呀！——这个箱子！”警察走后，罗博士就和他的朋友焚烧机密文件。在扔到火里的一批文件中有一份相当完整的国民党特务名单。有趣的是，这份特务名单却被一个打入民主同盟内部的另一个国民党特务从火中抢救出来了（这个特务的名字当然不在那个名单里）。他刚好也是烧文件小组的成员。

第二天早晨，民主同盟的一个人跳进一辆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撤走时送给民盟的绿色克莱斯勒牌小轿车开往苏联驻华大使馆。他进大使馆时手中提着一个箱子，出来时空手没有箱子。监视他的暗探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了。他们的上司痛苦地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假装摔倒，把汽车挡住，抢过箱子呢？”

国民党政府于是以“与共产党同谋进行武装叛乱罪”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

“共产党的同路人”。民主同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甚至许多中国人都搞不清楚。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一度认为它是走中间路线的。后来民盟的右翼青年党退出，中间的民主社会党被开除。现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说，看起来民主同盟像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政府指出民主同盟的罪行有以下几点：

1.盟员骆宾基（音）直接帮助满洲的共产党。

2.在陕西、四川和海外的民盟盟员组织武装叛乱。

3.一年多以来，民盟在政治上一直紧跟共产党，例如：发起“反美日”和“美国军队滚出中国周”。

神经紧张的罗隆基并没有逃到苏联人那里，却住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家里（这次他的后面跟着一吉普车的便衣警察）。司徒雷登向罗保证，他已向中国政府建议不要对罗采取严厉措施。

政府决定不对民盟成员全部逮捕，只逮捕个别对共产党进行特别帮助的人。周末罗博士回家了，但是仍然觉得他在被监视。

国民党的普选

1947年11月初，中国有两个第一次：中国人第一次进行全国普选；中国法定币币值跌到新低（10元兑换1美元）。第一件事象征着中国的希望，第二件事象征着绝望，二者在中国人和美国人心目中以及世界政治上紧密相关。

美国卷入中国事务，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因为美国坚持中国必须首先进行改革才能得到美国进一步的援助。

随着冬天的到来，国民党已经丢掉了东北十分之九以上的地方。林彪统率的共军在经过6星期的进攻之后已经后撤了几里，他们现在不想马上进攻沈阳和长春。而在华北，共军在军事上掌握无可争议的主动权，占领了大部分土地，正在向北平以南90英里的保定推进。共军在陇海铁路沿线打响之后又南下进入华中，刘伯承率领10万大军进入了汉口东北的大别山，对国民党长江流域造成经常的威胁。

国民党的选举和它的军事形势一样，存在着许多问题。所有21岁以上的男女，不分识不识字，只要没有犯过叛国罪、贪污罪或抽鸦片烟，都有权投票选举。由于这种选举在中国是破天荒第一次，选区又不包括共产党控制的地方，所以选民很少。此外由于95%以上的中国人是文盲，就需在投票箱周围的人帮忙填选票。大约需要一星期或10天才能统计出计算结果。

上海的《申报》散发了一份通知说：“因为我们的读者都是最优秀的公民，所以我们向各位推荐我们的领袖潘公展先生。我们的口号是：在上海的每位《申报》读者都请投本报的编辑潘公展先生一票。”

在有些投票的地方发生孩子们代替父母投票，佣人们为主人投票。行政院长张群在投票时有些人围着他看他选谁。他骂那些好奇的围观者：“你们不对，选举应该是秘密投票。”但是他接着说了一句：“不过这是第一次选举。”青年党领袖、戴眼镜的学者曾琦（音）说：“也许6年以后下一次全国普选时，我们会懂得多一点。”

傅作义将军和沈阳城

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从美国的世界战略角度来看）是沈阳，满洲的首府。12月初，沈阳实际上已被共军完全包围。该城如果陷落，共产党就会把满洲从中国割去，参加苏联集团。《时代》记者威廉·格雷进入沈阳了解那里的情况，报道如下：

现在这个时候，沈阳已经是零下的温度，四周都是深深的积雪、河流和运河都已结冰。寒风穿透最暖和的衣服。然而比起1946年2月我在沈阳看到在俄国人统治下劫走工业设备的情况，现在比那时还好些。现在老百姓还能有点笑容。尽管没有人对前途怀有信心。人们一谈起来就提起家、物价、缺电。7位省主席聚在这里等待进入共产党占领的各省。哈尔滨市市长和苏联占领的大连市市长也在这里等着。有些人还怀念着1932-1945日本人统治时期的“美好日子”。

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说：“我不知道明年春天还能不能待在这里。共军的第六次攻势是成功的；他们达到了目的；他们赢得了消耗战。”

另外一个商人说也许更严重的问题是匮乏：“有和没有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老问题了。士兵们一无所有，共产党告诉他们他们是为了有所得而战，我们的士兵却不知道是为什么而战。”

贫穷再也没有比沈阳旧日本监狱里显示得更清楚了。中国政府在这里关押着两千名共产党犯人，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或是叫“转变思想”。监狱长说关进的共产党经过教育已有90%的人转变了思想。怎么教育呢？他说用“一颗温暖的心”好好对待他们。墙上刷着大字标语：“向国民政府致敬，服从蒋委员长！”还发给他们讲解三民主义的小册子、教唱孙中山早期革命时的歌曲，还发美国的宣传画。

引导我的官员首先带我到像个大谷仓似的犯人住处，那里又冷又暗（火炉的温度连热杯咖啡都不够），院子里游戏的小孩子紧张地看着我们。他们也是犯人（共产党利用孩子作间谍活动和埋炸药——这是引我参观的人说的）。其他的犯人按军人要求排队站着唱歌。一个穿灰制服的男中音一句一句地教他们唱“我爱我的枪”和“胜利之歌”。他们唱得非常整齐，在寒冷的空气中呼出热气。

和快乐的女孩在一起。最近沈阳的集中营长官邀请我去参观。美国送的各种各样的招贴画贴满了礼堂（中山堂）的墙上。这些招贴画非常显眼。其中有一张是一个美国小女孩坐在光洁的抽水马桶上，她那两只大眼睛显得莫名其妙和不安，不知道为什么给她照这种相。画上的中文是解释这种马桶如何卫生。

此外还有直升机、私人小飞机、国会开会情况、范登堡在演讲、杜鲁门的塑像、巨大桥梁。海军少将伯德在南极探险、美国选举用的投票箱、一所犹太教堂和几所基督教教堂、最高法院、美国不同的人种、美国的快乐家庭生活、现代化的游泳池、美国豪华邮轮等等的照片。

在这样的寒冷冬天，在战时的沈阳，向中国人这样宣传美国，这说明美国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宣传工作很肤浅而不现实——现在在沈阳的中国人看了坐在抽水马桶上的快乐女孩或是看了游客坐着豪华邮轮出游根本不能使他们脱离当前的苦难。

更严重的是，如果中国军队对这些招贴画很感兴趣，他们似乎非常需要也提供一些材料来进行宣传。他们能拿出什么来抵消中国的饥饿和悲惨生活呢？中国的天灾人祸已逼得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作战力量，而且他们似乎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了。

中国政府需要一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蒋委员长认为他已找到这个人了，他从察哈尔“绥靖”公署中选出了这位53岁的傅作义将军。

傅将军在中国将领中有点与众不同。在战场，他只穿士兵穿的那种棉军装、开着吉普车、和下属们一起吃饭。魏德迈将军发现傅将军手下的士兵训练得最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吃了他不少苦头，去年共产党同样吃了他的亏。傅作义的精锐骑兵突袭张家口，把共产党赶了出去，打通了北平以西500英里的铁路线。由于傅的努力，政府至今仍能牢牢地控制这个地区。

傅将军还有另一件本事是其他指挥官没有的。他能够组织西北地区的人民积极支持政府的工作。在南京政府召见他以前，他动员了当地民兵，每天早晨6点钟做早操、听政治课。他的民兵步枪不多但士气高昂，傅每把一个地方的共产党赶走，就把土地还归原主，但坚持地租必须大大减少（不能超过产量的1/3）。由于傅是一个讲实际的土地改革者，所以农民对他很拥护。

傅的新任务将比他在西北的工作更大、更艰巨。即使他具有这样的军事与政治才能，也无法克服缺少及时的美援的困难。不过就是对中国批评得最厉害的人对傅的新任命也很有好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傅是个真正的军人……当他说他能做什么时，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到。”

在满洲，共军继续增加压力，12月下旬，距离他们秋季攻势结束后才一个半月，他们又开始进攻进入沈阳的信道，即使雪深4尺，气温在零下30度也不顾。共军并不想马上占领沈阳。他们只要使守军受到寒冷与孤立之苦以便于他们明春大举进攻就行了。

沈阳面临着战术上的抉择。将军们聚集在一起和生病的总司令陈诚开军事会议。为了防饥民抢劫实行了12小时的宵禁。

同时还要做出长远打算。为了保住华北，政府是否应完全放弃满洲？南京政府一位发言人道出了政府的窘境：“需要考虑两个方面：国军在长城以南的军事形势；美国援助的情况。如果两个方面都强大，那么政府不仅要守住满洲，而且要收复整个满洲。如果两者之一软弱，政府也要尽力战斗；如果两个方面都软弱，那么从满洲完全撤出也许是必要的。”

10 1948—1949年 蒋介石的大溃败

比军事溃败更加使形势恶化的是国民党政权逐渐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进驻东北时逃往别处的东北地主又回来了，而且共产党给他们分多少地，他们都接受。大批大批的学生投奔共产党而去。在云南省，国民党军队征募新兵遭到了农民的抵制。

……

在南京，国民政府内一片哀悼。国军在宜川的“英勇壮举在历史上可歌可泣……表现了国军将士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共匪就一定会被剿灭”。他们的眼泪是令人同情的，但是仅仅依靠牺牲精神远远不能遏止共产党在中国的步伐。

……

这是中国令人震惊的一个星期（1949年4月底）。将近100万的共产党军队从400英里长的战线上涌过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道大型防线，他们像高涨的潮水横扫政府军阵地。中共军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推进。在4天之内，他们拿下南京，包围上海，占领了国民党近10个战略城市。

“基督将军”冯玉祥

“人民总是在进步”，这位身材高大、神情和蔼的中国人1948年1月中旬在他曼哈顿的寓所里这样表示。67岁的冯玉祥（被称作“基督徒将军”）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些天来，许多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美国人把他奉为中国伟大的民主人士。

那么，冯玉祥取得进步的秘密是什么？最近，一家中文报纸写道：“1916到1925年期间，他曾7次倒戈，平均一年一次。”这就是最好的解释，但有两点例外：（1）这一事实只不过是冯玉祥漫长曲折政治生涯的一小部分而已；（2）有些人或许不理解，美国人所说的“倒戈”其实有两层含义。

冯玉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十几岁时参加了清帝国的军队并被提拔。1911年，他参加了推翻满清王朝的军事政变。从那时起，他开始信仰基督教。同时，他也效力于一连串的军阀。1923年，军阀曹锟掌权后任命冯为大元帅。

第二年，他的老师曹锟与军阀张作霖交战。冯玉祥不动声色地攻击了曹部队的后方并囚禁了他。冯也一度成为中国的“强人”。在迫使年仅17岁的少年皇帝溥仪退位后，从紫禁城运走了大量奇珍异宝。从此，他与张作霖结为盟友，并和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结为伉俪。（他的第一任夫人是个农民，刚刚去世。）

之后，他背叛了盟友张作霖。到了这个时候，局势对冯有些不妙，他逃到了苏联，在莫斯科参加了卡尔·拉达克创办的革命技术培训班。一年后，他回到了中国并着手创建一支自己的队伍。但是，当蒋介石很可能要打击他的时候，冯便抛弃了共产主义投入蒋的怀抱。

从此之后，冯玉祥的履历变得有些令人眼花缭乱：

1929年5月——冯玉祥起来反对蒋介石。

1929年9月——冯玉祥投降，并被赦免。

1930年——冯玉祥再次反蒋。

1931年——冯玉祥投降，并被赦免。

1933年5月——冯玉祥再次反蒋。

1933年6月——冯玉祥投降，并被赦免。

在冯的一次反蒋过程中，蒋介石威胁要派出飞机轰炸。冯的副官吓坏了。冯这样责骂他们：

问：天上是乌鸦多还是飞机多？

答：报告总司令，是乌鸦多。

问：乌鸦拉的屎有没有掉到你们头上？

答：报告总司令，很少。

问：那好，如果比蒋介石的飞机还要多的乌鸦屎都没有砸到你们，难道你们还不放心从飞机上扔下的炸弹也不会落到你们头上？

答：总司令英明。飞机算个屁！

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冯数次遭到了惨败。为了挽回冯的面子，蒋在政府里给他安排了很有实权的位置。1946年，冯告诉总司令他想去美国学习水土保护，并作为蒋介石的亲善大使。“只要您愿意，大哥。”蒋介石回答。从那之后，冯就一直待在美国，做了许多激烈的亲共反蒋的宣传。他把蒋介石称作：“反动的……独裁者……叛徒……他的统治一定会被推翻……”

即便如此，去年夏天蒋只是说：“不要紧，我们应该宽大为怀。”去年秋天，蒋又表示：“让他说吧，他总是喜欢说。”但是上个月，中国政府命令他回国，并通知华盛顿冯的“外交使命”已经结束。一位中国报纸的评论员大呼：“提前返回中国，在基督耶稣前忏悔吧！”

但是无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冯本人都没有做任何有关返回中国的准备。此前早些时候，冯还在高谈阔论，一些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依然捧他为民主人士。

国民党每况愈下

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共产党在陕北的要塞已经10个月了。延安的陷落本来应该是国民党情况会转好的征兆。但美国领导人对向蒋介石总司令提供援助的事情哼哼哈哈，不见行动。同时，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和政治对抗消蚀着中国人民的士气。于是，主动权逐渐转到了远没有被打败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一方。

共产党认为他们将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赢得满洲的战役。共产党在隆冬时节发起的攻势，使国民政府本来就狭窄的信道变得更加绵长。沈阳和长春正处在真正的包围之中。北平以南的铁路线再一次中断，早些时候，从北平飞来的运输机开始把政府中的文职官员从沈阳和长春运出。但是，国民党军队却依然死守在满洲的信道里。他们在沈阳的指挥官表示：“我们必须守住满洲，否则就以身殉国。”

如果满洲信道失守，共产党军队势必向南突入国民党的另一战略要道，那里是一条从天津直到北平和张家口的铁路。为了达成这一战斗意图，共产党正在满洲招募并训练一支强大的进攻军队。

为了守住这条天津到张家口的信道，蒋介石派出了自己的得意大将傅作义。然而正当傅将军准备进攻之时，共产党在夜间迅速出动炸毁了100多处铁路。傅虽然修好了铁路，但却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更多的坏消息从“枢纽郑州”传来，那里是横贯东西的陇海线与京汉线交汇之处。（北部的铁路线自抗日战争结束就已中断。）另外一支共产党军队正向南部运动，以切断西部的铁路。共产党看起来就要实现他们把“国民党牢牢控制在郑州交叉口”的计划。

与此同时，刘伯承指挥共产党的另一支进攻部队在至关重要的长江流域也已摆好阵势。国民党部队每天在汉口频繁调动，这使该市市长回忆起1937年年底日本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占领汉口的情景，他满怀信心地表示：“我认为共产党不可能攻进汉口。”但是共产党敢不敢进攻都尚存疑问。

共产党已经切断了从西部向长江流域供给小麦和煤炭的线路。共产党的先头进攻部队已经插入汉口以西的河流防线，企图寻找一个薄弱环节，由此向南突入四川、湖南的大米产地。如果能够渡过长江，他们接下来将试图切断广汉铁路线。

2月，在传统鞭炮的声声脆响和焰火的迸放中，中国人迎来了一个重大的日子。大街小巷里挤满了如长蛇般蜿蜒曲折的纸龙，上面贴满了象征长命百岁的红色横幅。各家各户跑腿的采购人员在人群中挤进挤出，他们手里拎着各种年货：捆好的鸡鸭，芦苇篓里有还在四处乱蹦的活鱼，陶瓷罐里从竹筒里舀出的米酒。几乎每一个角落，所有可以避免的工作都停了下来，4.6亿中国人暂时忘却了内战和极高的通货膨胀以庆祝他们最为隆重的节日——中国人的新年——鼠年。

52岁的卫立煌将军有一脸中国人所说的“福相”：平滑的脸庞，上面没有麻子也没疤痕。这一面相意味着此人不可能被敌人击败、杀死、打伤或俘虏。但在1948年2月中旬，当卫将军被任命为国军满洲司令时，他的福气看上去马上要消磨殆尽。

在新一轮的冬季攻势中，共产党终于切断了北平到卫将军总部所在地满洲的铁路。这就意味着国民党丧失了进入满洲的陆上信道。共产党已经控制了满洲99%的陆地区域，卫将军只有1%的领地。而且这1%的土地主要是由沈阳、长春、吉林等几个城市组成——不断缩小的抵抗孤岛。由林彪统率的共产党军队剩下来要做的只是扫尾工作。

卫立煌竭力要让共产党在扫尾中遭受尽可能大的损失，为己方增援固守华北地区赢得时间。但是沈阳的防御缺乏食物、油料和弹药。陈纳德将军用于商业航线的飞机往来穿梭，撤退一些不必要的政府工作人员，并在飞来时运送数袋面粉。但不久，面粉就消耗殆尽。于是运面粉的飞机找到了另外代替品。

蒋介石的无奈

每当蒋总司令要做出重大的决定之时，他总喜欢离开办公地，到别处安静地沉思。1948年2月初，他携蒋夫人和少数随从去了昆明。几天后，仍不见他回来，于是上海和南京的谣言便闹得满城风雨。有的说总司令被暗杀了，有的说他疯了，有的说他准备退位。但有一个谣传确实是真的：蒋总司令的确又接受了美国的技术援助，他刚刚换了一副美国生产的新假牙。

国民党希望华盛顿最近宣布的其他对华援助也能够兑现，他们对此很关心。华盛顿刚刚公布了1945年签订的一份绝密协议，作为给批评者的不完全答复。根据这项协议，美国承诺向中国提供1071架运输机和军用飞机。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飞机已经交付给中国，但是有1/4的飞机运来时就发生故障，无法起飞，另外还有1/3的飞机由于缺少维修备件而不能升空。1946年8月，美国政府为了迫使国民党同意与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权，整个交付计划曾中止了10个月。现在，剩余的飞机和必要的备用件到了交付的时间了。中国人满怀感激，只可惜为时已晚了。

同过去一样，最坏的消息还是不断从东北传来。1948年3月初，共产党军队向重要的港口营口发起勐攻，并且占领了该市。他们骄傲地说是国民党守军自动投诚过来的。

比军事溃败更加使形势恶化的是国民党政权逐渐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进驻东北时逃往别处的东北地主又回来了，而且共产党给他们分多少地，他们都接受。大批大批的学生投奔共产党而去。在云南省，国民党军队征募新兵遭到了农民的抵制。

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了大部分国土。有时候，共产党军队也会得到教训。比如偷袭上海附近青浦的丁西山将军便遭到埋伏。他的头被砍下来，钉在青浦的城墙上。

虽然遭遇了一些失败，共产党还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几个月后，他们就能够完全占领长江以北。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长江以南地区也许摇摇欲坠了。

1948年3月，蒋总司令结束了在昆明的思索和逗留，回到了南京。人们只知道他在这些天里要么散很长的步，如果天气不好，就和蒋夫人在壁炉前下棋。

同年2月初，国民党的情报人员获悉，彭德怀将军准备在西北部地区“再建功勋”，因此，基地在西安的国民党飞机严密监视着共产党军队的动向。2月底，在韩城附近，他们发现约有5000名共军乘坐数十条小船渡过了黄河。此后，这支部队向陕西东南部的黄龙山挺进，在那，他们与另外一支4000人的部队会师。而且，从山西北部还有更多的部队不断过来会合。这样，到月底时，彭将军就拥有了一支多达6万人的部队。

而3月初，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决定在延安给共产党以迎头痛击。刘勘和严明两位将军分别率领2个陆军师向南进发。在宜川以西，他们遭遇共军。6个小时后，2万名国民党士兵伤亡，只有2000人幸免逃脱，而刘将军和严将军都战死。

与此同时，从满洲传来的消息几乎与陕西的灾难一样糟糕。吉林及其有重要价值的小丰满水电站（为长春和沈阳工业部门提供电力的电站）落入了共产党手中。经过11天的勐攻，共产党占领了哈尔滨，现在，只有沈阳和长春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下。如果这两座城市也陷落的话，共产党军队将向南直插中国的心脏地带。

在南京，国民政府内一片哀悼。国军在宜川的“英勇壮举在历史上可歌可泣……表现了国军将士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共匪就一定会被剿灭。”他们的眼泪是令人同情的，但是仅仅依靠牺牲精神远远不能遏止共产党在中国的步伐。

1948年4月，中国国民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选举蒋介石总司令为中华民国总统。然后，他们开始选举副总统。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在龙门饭店，代表们与在国民党内威望仅次于蒋总司令的候选人孙科一起喝茶。此人的父亲就是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就连其他四名候选人对孙也都同样礼貌恭敬。

但广西来的黑马、生性倔强的李宗仁将军没有这样。他大胆地打破了中国人从不表扬自己的传统，说道：“我的当选将意味着平民的胜利。”作为一个农家孩子，他放过牛，犁过田，噼过柴，因此他理解农民的艰辛。他断言：“不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一切军事行动都注定要失败。”他还呼吁实现耕者有其田，结束官僚资本，清除腐败，在政府中任用更有能力的人，以及与蒋总司令进行坦诚的对话。

与处于南京国民党内部圈子的孙科不同，李是一个局外人。尽管他声名显赫，是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歼灭日军两个师的中国方面的总指挥，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一直没有得到积极的野战指挥权。显然，蒋总司令并没有选中他。不信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29年，当时李领导了广西将领的一次叛变。

经过四轮充满敌意的投票之后，李以明显优势胜出。这不是一场友善的争夺：李一度曾退出，指责说他的支持者受到了恐吓，于是要了一架飞机送他回北平。但国民党高层指挥反省之后，蒋总司令给李送去了他的保证：他支持公开竞选。当天主持国民大会的学者胡适提醒大家说：“秘密选票提供足够的保护……”

当选举结果宣布出来以后，议员们欣喜若狂。他们抓住满脸笑容的李夫人，把她抬了起来。大街小巷里，从街角的广播里听到了选举结果的人群，点燃鞭炮，噼噼啪啪地欢庆起来。欢呼的人群涌到了李的竞选总部，兴高采烈地把李高高举过头顶。一位代表欢呼道，“非常好！我们给政府投了反对票。”

新当选的副总统说：“公众的意见就像是涨水时的一股洪流。没有一堵墙能永远挡住它。”同时也有另一个新进步：蒋的中国允许了自由选举。

国共人物素描：胡宗南与陈毅

胡宗南

年仅46岁的胡宗南将军总是神色忧郁，喜欢独自一个人散步。走着走着，他会突然停下来，像人猿泰山那样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膛，并且仰天长啸。胡将军解释说：“我是在用这种方式把自己从内部和外部压力中解脱出来。”朋友们都劝他结婚，他却摇头说道：“我还有工作要做。”因为身材敦实的他是守卫中国大西北的坚强柱石。

去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共产党首都延安后，胡宗南觉得他的工作完成了，于是就结了婚。但是今年3月后，他又有了新的事业。老谋深算的共产党将军彭德怀突然在宜川发动包围，消灭和俘虏了胡宗南的2万精锐部队。然后，彭德怀直插延安南部，急行军100英里，把他的6万部队调集到广阔的延河流域南端。下一步，彭意欲夺取产粮大省四川，这个省从来没有落入到共产党的统治下。

为了挽救北翼的部队，胡将军必须放弃延安。然后，他快速西行，占领通向四川的要道。行军途中，他给又矮又胖的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发去急电，马给他增援了两个师，都是彪悍的穆斯林骑兵。这是国民党军队少有的几次成功的兵力调遣，在通向四川的一条河流要冲宝鸡，共产党军队遭到装备先进的国民党军队的勐烈打击。

共产党的电台则用寥寥数语描述了这场战斗：“在成功地驱散了敌军，并且消灭了他们的防守部队后，人民军队又主动撤离了宝鸡……”其实，对共产党而言，主动权是掌握在胡将军的手中的。在接下来的几场战斗中，彭德怀损失了2万人，共产党军队不得不撤退到地势崎岖不平的甘肃省东部。

但是，在其他战线上，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军队却节节失利。山东省几乎全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在从华北到东北一线的战略信道上，共产党军队似乎正准备发动新的进攻。所以，对于胡将军和所有国民党人士而言，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正在逐渐加大。

陈毅

具有学者风度的陈毅将军喜欢在沙场鏖战之余或是在被攻占城市的废墟间作诗。

14年前，陈毅就写下了一首古体诗。那是在福建深山的一个夜晚，陈已受伤，他的部队也处于饥饿状态，他们都被国民党包围。他在围困中写下了据称“充满浪漫的革命理想主义”的诗句：

此去泉台召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写下这首诗后，陈毅和为数不多的部队在夜色中安全突围。

此后，在抗日战争中，陈将那些幸存者编入了共产党的新四军。他取道攻入山东，日军已将那里的国民党部队打得元气大伤。于是陈长驱直入进攻已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队，并写下了另外一首诗，以抒发胜利的心情：

又见同侪并马归，红旗十月满天飞……

去年，国民政府为了将陈赶出山东发动了一场规模庞大，但代价惨重的进攻，横跨整个山东，直到沿海城市芝罘。低空扫射的国民党飞机击中了陈毅的座车。他的部队又一次被逼进深山中隐藏起来。但是到了1948年6月下旬，陈又一次证明了他大难不死的能力。陈带领部队把握好时机，通过迅速的机动，转移到国民党的后方。这一战役使陈毅的部队几乎夺回了山东的全部土地。而国民党的山东省省长王耀武将军只好龟缩在省会济南。陈如潮水般的部队将有可能冲出山东省的范围，威胁到国民党华中地区整个脆弱的防御系统。陈毅将军甚至用一句诗概括了当时的局势：

新法攻坚敌垒残，

中原定后下江南。

蒋介石在庐山上的忧虑

20年来，蒋介石一直统治着中国，他现在有可能让位退出吗？现在，中国国民党党内的士气异常低落，蒋介石的一些忠实的支持者都开始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的厄运似乎不可动摇，”一位高级官员说。“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可谓丧失殆尽，所有人都感到他被笼罩在即将到来灾难的阴影中。在一片悲观情绪中，人们相互斥骂指责，但却发现无路可走。他们到政府工作只是为了捞取个人的好处，根本不是全心全意地支持政府。这就是我们的危险所在。如果我们不能重新振作士气，如果我们不能重新获得信心，政府真的要完了。”

但是如何才能修补好中国已经支离破碎的士气呢？1948年8月，蒋总司令带领几位最为信任的谋士来到经常闭门思过、重省自我的庐山之巅，寻求答案。以下是中国可能面临的几个选择：

蒋总司令依然担任国家领袖，重整旗鼓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与共产党进行争夺。

蒋总司令下台，让位给新生的“改革”政府。（最有可能的首脑是：副总统李宗仁）

中国可能分裂成地方割据状况。

共产党可能征服全中国。

共产党表现出实现大范围和解的愿望，因此他们采取的是和谈的政治战略。但是随着今年夏季取得的胜利，共产党对和平的要价高了起来。一位国民党的官员引用了一句中肯的谚语：“能战能和。”蒋周围的那些人，即使是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副总统李宗仁，都站在坚定的反共立场上，不愿意让中国被共产党侵吞。

另外一个可能成为蒋介石接替者的人是国防部长何应钦，他领导着黄埔军校派系。如果，现在看起来很有可能，蒋总司令自己挑选接班人的话，他更愿意选择何而不是李。

一个更不可能的人是傅作义，他是来自西北军中年富力强而相对成功的将领。傅虽然不是黄埔派系中的一员，但比起李来更有可能为他们所接受。傅和李都是杂牌军。

无论是李宗仁、何应钦还是傅作义（或者任何一个接替蒋介石的人）都很难团结他们身后的那些国民党人。仅仅在发生地方割据时，人们才可能提到他们的名字。现在，中国国内地方分权主义的趋势已经显现，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蒋介石听任边远地区的地方军阀自己装备和组织军队。在中国北部，地方政府一直在为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武装力量购买军火，银圆的流通在那也很普遍（中央政府在1935年就已禁止使用）。在满洲地区，卫立煌将军已经招募、装备并训练了4个新的师。如果没有蒋总司令，地方割据的过程更会加快。而如果彼此分裂开后，国民党的那些军事领导人们将会更加容易地成为共产党的战利品。

但是，无论蒋总司令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与否，无论地方割据的趋势加剧与否，共产党都认识到，征服整个中国是非常艰难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台最近广播说：“中国革命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进行几年的艰苦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某些地方出现暂时的曲折是可能的。”

在庐山会谈后，蒋总司令似乎决定继续留任。因为，没有其他一个反共领导人能够组建一个既能维持住中国的统一，又能抵抗住共产党压力的政府。但是，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响应了来自南京国民政府内要求进行国民党内改革的呼声。一位官员说：“国民党已经极其败落，它不再是镇压共产党的武器，而是一个障碍。”上海出版的《新闻报》在庐山会谈后却发表了悲观的看法：“多数大谈改革的党内官员自己就应该成为改革的目标。如果指望他们实施改革的话无异于与虎谋皮。”

如果想要获得士气低落的中国人的积极支持，蒋总司令的改革恐怕任重道远。到了最后，为了不得罪现在支持自己的那些人，他很可能会决定坚持到底。一些国民党人士认为，蒋的政府即使没有现在美国不断增加的援助，也能维持2年或更长的时间。他们的政策可能就是撤退，最终直到中国南部地区，可能将广东作为总部。在那2年的时间里，来自中国国外的决定性力量将可能拯救国民政府，就像中国与日本发生的那场漫长战争时的情景一样。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948年8月下旬，蒋介石在谈话中引用了这句成语。“在这样一个时刻，猖獗的共匪使整个国家面临着严峻危机，全体民众、政府和国家应该患难与共。”

8天来，蒋总司令一直待在清凉的庐山上，思考如何将中国拯救出越陷越深的灾难。而现在，他终于带着答案飞回了酷暑的南京——进行一场财政改革，与失控的通货膨胀做斗争。中国将发行名为金圆券的新纸币，由价值2亿美元的金银和美元作为后盾支持。已经天方夜谭般贬值的旧货币将以1200万:1的比例与新钞进行兑换。政府承诺将不会印制超过20亿元的新钞，并将严厉打击投机商、囤积者和黑市交易贩。

一位在中国的美国高级经济专家视这项计划为一次冒险而勇敢的努力，以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拖出绝望的泥潭。政府其他有益的财政改革得到忠实并有效的执行，是新货币发行必须具备的后盾，但是这些改革将会使许多特权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

政府要求中国的富人捐献出100万美元以救济战争难民。但是“特别救济募捐”遭到了富人们冷淡的反应。其中一人就是杜月笙——上海最富有且权势最大的人，他拥有44家商行、8家慈善机构。以当黑社会老大起家的杜月笙原本连一分钱都不愿出，但当上海市长威胁要将不捐款的富人的名字登报时，他才答应捐出2000美元。而其他大部分捐款者更加吝啬。经过5个半月的软缠硬磨，政府只收到不及原定目标一半的募捐。

政府难道真的会强迫那些有特权的大人物交出藏匿的黄金和美元吗？难道中国会出台并实施有效的税收制度吗？难道政府能够抵抗住诱惑，不去用印钞机机械地印出越来越多的纸钞偿还债务吗？难道政府会冻结物价和工资吗？

在新钞发行的第一天，上海的商人们就将物价提高了20%。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做到的话，那么其他地区的物价将紧随其后。到了那时，新钞将会和旧钞一样变得毫无价值。那种情况不会发生的最可喜的迹象就是，那些囤积者放弃金条转而兑换新钞，这样大批的金条将涌入政府的金库中。

陈毅的诗

到了1948年9月底，共产党军队在炮火的掩护下攻进了山东省的省会济南。这座城市使共产党同时控制了连接中国南北和东西的铁路和公路交通。最近，共产党宣称要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的计划也成了现实。

山东省省长王耀武将军苦战一年多，却功亏一篑。他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部队一直与不断匮乏的供给、蜂拥而至的难民和支离破碎的士气做斗争。黄河的那一边，在离王将军司令部10英里的地方，老谋深算的共产党将领陈毅——不仅是位战略家，还是位诗人——已经创建起“收容所”，并向四处传播消息：欢迎饥饿的国民党逃亡者。

今年夏天，陈毅的部队如潮水般越过了山东南部的铁路线。于是处于孤立和包围状态下的王耀武加紧了防御。他派人在济南的城市外围修筑了四道碉堡，并用带刺铁丝绕城一圈，同时挖掘了深达10英尺的护城壕。在看到内城四周旧砖墙已用沙包层层地加固后，王将军才放心地乘飞机前往南京。在那，他要求再增援一个师的兵力——有了这个师，他说，济南城才能保住。当他还在恳求时，陈毅却进攻了。

在匆匆赶回济南时，王将军将其最精锐的部队——由他信任的吴化文将军指挥——放至在济南防线上至关重要的部位，即机场、火车站和商业区，它们全部处于老城墙的外围地区。突然，在战斗进行的第四天，吴叛变了，他率领8000名部下投入了共产党的阵营。济南的外围防线彻底崩溃。

国民党政府已失去了一个拥有60万人口的城市。在攻占济南之前，共产党的战术是固守农村。但是现在，他们准备承担起管理中国最富裕的一个省的重任。

共产党未来实行的政策将与以前大不相同，其中的区别可以用诗人陈毅的几行诗句概括。陈毅将军在游击战争时代曾满怀渴望地写道：

故人相见问消息，

敌后荆榛仔细看。

但是陈毅还有更大胆的梦想，可能现在已经成了现实。他曾写道：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陈毅的20万人马将向西——挥师南下直指长江。

自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以来，中国的前景还从未如此痛苦过。在满洲，共产党的秋季攻势已经击溃了国民党；生死攸关的华北走廊正遭受勐烈攻击。在一代之内，国民党正在做第二次大撤退。为了省出人力物力打一场长期消耗战，孤立的据点正被撤空，战线正被缩短。

国民党这种撤离行动的一个例外是沈阳，全中国最好的武器库所在地。过去两周内，蒋介石总司令两次北飞到这里与卫立煌司令进行商议，并敦促他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长春正在闹饥荒，当地驻军向南挺进，加入了沈阳部队。卫的纵队驱车南下，收取营口港，以重新打开沈阳的海运门户。卫军大部则向西勐攻，以解救锦州。

卫军没有成功。锦州上个星期也失守了，这里原本是国民党通往沈阳和长春的生命线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当初，国民党架设了一条通往沈阳的天桥：铁路上经锦州可从华北接受补给，海上又占有葫芦岛这一港口。锦州的失守使得沈阳的补给依赖于营口（11月为冰冻期），除此之外，则要靠从北平和天津飞来的漫长而危险的空运。

尽管这已经够糟的了，但锦州的失守还带来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威胁：有了锦州之后，通往华北的东北门户就向共产党洞开了。

这一新的威胁使得华北司令傅作义处境危急，腹背受敌。两周以前，共产党的部队经长城以北、大同以西向北推进。当傅的部队急奔向西去击退他们时，共产党的另一支部队又在它们后面从北面直袭北平以西的铁路线，企图彻底截断铁路，并把傅部分割成两半。如果共产党军队的计划成功，那么北平、天津以及整个华北都会失守。

南面，共军完成了对山西省会、富裕的太原的合围，准备作最后一击。像沈阳一样，太原也有一个很好的武器库。几个月前，在共军对太原的最后一次进攻中，国民党的空降部队赶来挽回了败局。这次，人数处于劣势的4万守军看起来得独自应付了。

太原东面，攻下济南的陈毅将军，已经完成了对山东的清剿，并已向南对山东以南的主要据点苏州造成压力。

在陈将军南面，共军的进攻掌握在刘伯承将军手中。刘一面沿铁路线向南机动，一面从他的主力中抽派了一支纵队拼命南下至信阳一带，以摸清该城以南铁路沿线的防务情况。如果刘能够切断铁路的话，那刘就会将信阳置于包围之中，并使十多万国军受困。此外，通过切断铁路，刘也能与其南面的共军连成一片，对汉口至宜昌段的三峡构成威胁。

正当汉口守军打起精神准备迎战刘的进攻时，跟天津、上海以及中国所有的商业城市一样，汉口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前线崩溃这一更为急迫的威胁。

1948年10月中旬，成队的苦力正在码头上往浅底的渡船上装货。突然来了一个相反的命令，叫把已经装上船的货再卸下来。汉口的禁运令是为了挽救日益萎缩的股票所做的最后努力。

汉口正受到经济封锁，在遭受各种限制、通货膨胀以及贸易的普遍枯竭之后，这个曾经被自豪地称为“中国的芝加哥”的城市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除了汉口的麻烦以外，曾经被誉为中国经济救星的金圆券也呈现颓势。在黑市上，金圆券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从官方的4比1跳到了15比1。农民们根本不要金圆券——他们卖东西收的是银圆。商人们也在黑市上抢购大洋。当被问及这些非法买卖时，一个老板回答说：“没有法子，没有别的法子。”

这位老板对政府很不满。问他怕不怕共产党，他耸耸肩膀说：“我们生意人要的是和平跟稳定。至于谁来，我们现在差不多不太关心了。”

阎锡山丢失太原，国民党大撤退

沈阳失守，国民党军队的撤退已变成了溃退。1948年11初，当共产党的部队占领了国民政府在满洲的大本营时，南京方面接到了以下电文：“无须报告，无法走出办公室，再见。”此后，国民党的飞机开始对该城进行轰炸。

撤出沈阳的决定是蒋介石在北平与其他高级将领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做出的。这次会议召集之前，政府重新占领了营口，从而在沈阳的包围圈中打开了一个出海口和长达100英里狭窄的信道。

但是不幸的是，要想从营口进行整个满洲的大规模撤退行动不再可能了。这次行动的成功取决于廖耀湘将军的12个师能否保持逃亡信道的开放，以使剩下的7个国民党师得以逃脱。但就在此时，共产党的电台宣布，廖士气低落的部队已经被歼灭。意义重大的是，共产党的广播还补充说，这场大劫发生在“美国选举前夕”。

共产党已经攻克了满洲，物价在疯狂飞涨，杜威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败北。两星期内，金圆券对美元的汇率急速降至40∶1，是原来价值的1/10。国民党内到处蔓延着失败情绪。一些派往中国的美国官员也感染了普遍存在的绝望情绪。大使馆劝告美国公民不仅要搬出华北，甚至还要远离南京至上海一带。美国军队开始把军事人员的妻子儿女护送回国。

刘浦廷是立法院中对政府批评最激烈的人，在他的鼓动下，南京的120名教授起草了给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公开信。“全国人民，”教授们写道，“都在祈求和平能够早日来临……现在是拯救国家于危急存亡的时候了……应该恢复和谈，组建多党联合执政的政府。”

蒋总司令是能够维系国民政府，使其不致崩溃的唯一力量。他对自己在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中的地位不抱幻想。11月上旬，他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协商抗击共军的计策。到会的有全权负责北方战区的傅作义将军，从大西北赶来的陈诚将军和从华中汉口而来的白崇禧将军。

将军们最关注的是苏州地区。这是关系南京和长江流域安全的重要门户，如今受到陈毅将军指挥的18万5000人共产党军队的威胁。正如一个部长所说的那样：“满洲这一肢被截去了。尽管截了肢，身体还能存活。华北是另一肢，万不得已时也可以牺牲。但华中是国民政府的心脏——如果心脏被刺穿了，身体就死了。”

为了保卫中国的心脏，国民党调集40万重兵，驻守在苏州周围遍布河流湖泊的富饶平原上。本周末，蒋总司令的军队和陈毅的军队第一次开火交战。此外，蒋还努力把人民团结在他的阵营中。在南京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他高喊：“打击共匪是一场国民战争，是抗日战争的延续……我们必须准备和共产党打8年或者更长时间……政府决心战斗到最后的胜利！”

沈阳攻克后，太原成为共产党在华北的主要目标。山西省省会太原四面受敌，是保卫傅作义将军华北走廊南翼、抵抗共产党的最后一座孤岛。3年来，太原总司令、老牌军阀阎锡山将军打退了共产党一次比一次勐烈的进攻。美国记者罗伯特·多伊尔乘飞机到山西采访了他。多伊尔写道：

飞临山西省西部边界时，我们低头看见陡峭的山峰连绵不绝，山坡上是一层层梯田，干涸的河谷成为一片焦土。太原面临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座正方形的城市四周筑有围墙，与一面山坡相对，山上遍布共产党军队的碉堡。阎将军的军队占领了西侧一线的几座山，那里有太原丰富的煤铁矿。在距离城墙2英里近的地方，红军可以炮轰太原城，火力范围在南部可以覆盖两个大飞机场的区域，北部可以覆盖一个大飞机场的区域。

阎锡山将军在他宽敞官邸的一间小会客室接见了我们。房间里摆着加了厚厚软垫的椅子，雕刻精美的桌子上放着景泰蓝烟盒，里面是菲利普·莫里斯香烟。墙上的一幅标语显示这是阎锡山将军战后复兴山西5年计划的第二年。65岁的他患有糖尿病，显得很疲惫。他长着一张长脸，面颊松弛，花白的胡子有点凌乱，身穿一件松垮的不加装饰的灰绿色军装。（医生说入夏以来，他的体重减轻了25磅。）此刻，这只疲惫的老鹰即将失去掌握了多年的权力。阎锡山谈起了他应付局势的对策。

他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粮食短缺，目前的储备只够士兵吃40天，因此必须每个月给他空投5000吨粮食才能支持下去。他向蒋介石请求6个师来支持他现有的12万人，蒋答应给他3个师，而现在只调来了一个师。阎锡山可以在自己的军工厂里制造重机关枪、步枪和子弹，但是每个月还需要空投1000吨炮弹。

阎描述了他挽救华北的最后处方：由200名美国飞行员及飞机组成的志愿团在克莱尔·切诺特将军的指挥下驻守在北平，还有10万日本雇佣军（阎现有400名日本人在战事吃紧的东北防线）一同驻守。这些军队的开支需要美国的援助，“尽管这个策略违反了国际法则，”他慢慢地说，“这却是唯一有希望阻止共产党军队的办法。”

“国民政府的空军，”他接着说，“也能发挥些作用，但他们距离目标很高就投弹，而且随便乱投。一个美国人告诉我，5名美国飞行员在3天内，用凝固汽油弹可以把太原周围的共产党军队消灭干净，我相信这是真的。”

神色忧郁的阎锡山坐在一张普通书桌旁，书桌上有一张切诺特将军的大幅彩照和一张较小的马歇尔将军的照片。他会战斗到最后吗？阎晃晃他头发剪得很短的头，笑着说：“一定，一定。”“但是如果共产党攻进城呢？”他叫来一个勤务兵，不一会儿，勤务兵拿来一个小纸盒。他打开盒子，里面有500小瓶的氰化钾，这是一个德国医生给他的。他拿出3瓶，说：“这是给我和我的家人准备的。”其余的是给他的随从和家丁。阎将军不仅不想被共产党活捉，还不想被人们发现他的尸体。壁橱里储存了很多汽油，一旦他自杀了，就把房间点燃。

当我们乘飞机返回北平时，阎锡山依然坐在书桌旁摆弄着毒药瓶。他的头顶上是一幅红底金字的浅浮雕座右铭：“我是有耐心的。”

大多数美国军事观察员都一度认为共产党军队将在苏州击败蒋介石的军队，占领首都南京只是时间的问题。

蒋介石没有在苏州战场上退却。他把兵力集中在苏州城东面、北面。西北面则倚仗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来阻止共产党军队。他猜对了。共产党主要在东面发起进攻，蒋介石的军队正好在那里迎战40万共产党军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斗之一。

蒋介石的空军以前没有取得什么辉煌的战果，这一次却阻止了共产党的进攻。几天来，白天和夜里天空都没有云彩，晚上月亮又很明亮，蒋的飞机在老天的配合下截断了共产党的供给线。

经过12天的激烈战斗，双方都损失惨重，处境危险。蒋的一支军队被共产党包围，另外两支前去救援的部队已经深入敌方防线。共产党将领陈毅和刘伯承试图增援他们伤亡惨重的部队，但是他们的供给线从北方延绵至此，在无遮无掩的平原上完全暴露在飞机的轰炸下。

如果说蒋介石在苏州一战中赢得了什么的话，那也不过是个喘息之机罢了。国民党军队在苏州和北方前线的处境依然十分危急。然而，蒋介石还是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证明了他的军队仍旧可以支持下去，还能够打许多仗。不过这股精神能否阻止共产党取得最后的胜利，还要完全取决于美国能够提供多少援助。

共产党非常清楚美国给予蒋介石越来越多的援助对他们是个危机，于是他们就威胁说：“如果美国政府胆敢派遣军队，不管是全力保护国民党政府，还是片面保护，都将对中国构成武装入侵……因此，一切后果将由美国政府自己承担。”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在华盛顿研究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出的建议正是共产党最担心发生的事实。前参议员D.沃斯·克拉布克受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委派，到中国调查情况。他马不停蹄地走了许多地方，同各个级别的中国人交谈，回国后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主要内容是：立刻向中国提供广泛的直接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提供经济援助以维持军队开支和稳定货币，还要派人严格监督美国下拨的资金和物资援助是如何使用的。克拉布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点点滴滴的援助将不能挽救中国坠入共产主义的深渊。对于中国问题，我们要么全力以赴，要么什么都别做。要么钓到一条大鱼，要么就干脆收起鱼饵。”

共产党人正在像火山熔岩一样四处蔓延。沈阳及整个满洲都已经丢掉了——和它们一起丢掉的还有中国60%最好的部队。在广阔的南京至苏州的铁锈红色的平原上，在中国中部的最后一支政府军正遭遇一支以前曾击败过他们的敌人。美国军事专家说，南京也只剩下“十天到三周”的时间就可能不保。

在大城市，蒋介石总司令的威望已一落千丈，跌到扬子江水面以下了。一位在上海的美国旅行者在写给国内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的名字在所有的阶级中都是一文不值——他们对他的感觉就像美国人在1933年对赫尔伯特·胡佛的感觉一样。美国使馆在以最快的速度撤回自己的侨民。而美国自己的新闻标题也醒目地报道了糟糕透顶的消息。在头版上是中国——连同该对它怎么办；尽管美国对在中国战争中下多大本钱仍然未有完整的想法，但现在，在堪萨斯城可以听见亚洲的榴弹炮声了。”

虽然面临重重灾难，蒋介石的外表看起来依然轻松。他出入于他私人的地图室，通过长途电话向他的野战指挥官们发布命令。1948年11月底的一天，他驱车来到国家会议大厦，20分钟后他笑容满面地出来了。他成功地说服了孙科出任新的战时内阁的行政院长。在被问及政府是否计划撤离南京时，蒋说没有考虑过这样的计划。他要求中国人牢记孙逸仙的临终遗言：“你永远不要向敌人屈服。”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周末，总司令的信心发挥了作用——至少是在短时间内。“十天到三周”临近了，共产党没有攻克南京，而且他们还处在对苏州的前沿进攻的短暂休整之中，他们目前正在重新部署，明显想从南面进行合拢包围。

蒋介石曾经预言他会成功。这次他还能行吗？他派蒋夫人到美国，呼吁美国全力以赴援蒋。假如总司令能够将他的国家暂时凝聚在一起，假如蒋夫人能够改变美国的政策，那将会是一个双重奇迹。假如这个双重奇迹不会发生，那么一个时代无疑将宣告结束。

对中国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狂热的表面上取得进步的时代。“西方化”带来了铅工业，带来了立法政府和福斯教育；也带来了机关枪、基督教，还有卡尔·马克思。蒋介石一直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

1943年开罗会议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向蒋承诺，打倒日本之后，将恢复半个世纪以来在与日本人的抗争中丧失的全部中国领土，中国正式成为“五大国”之一。当战争结束时，中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并转向重建工作。蒋所计划重建中国的先锋就是满洲，连同它的煤、铁和工厂一起。在最后一刻，它从蒋的手中滑走了。

在雅尔塔协议中，美国向约瑟夫·斯大林做出妥协的部分代价就是支持俄国在满洲享有“特殊地位”的要求：控制南满铁路、大连和旅顺港。在几个月后被告知这场交易后，蒋不情愿地接受了。更有甚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3天之后，俄国人出兵满洲，解除了日本人的武装，然后把这些武器交给了中国的共产党人。蒋对此并不惊讶。即使当他与共产党共同对日作战时，蒋经常说：“日本人只是外伤，而共产党却是癌症。”

“援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因素

近期美国报纸上的猜测表明，华盛顿对中国的前景做出了如下几个论断：

1.蒋介石可能会被共产党击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对他的援助被“贪污”了。

2.在他走入穷途末路之时，不要对他做什么特别的努力来帮助他，美国也不要压服他下野并为其他人让路。

3.在由共产党绝对控制之下的一个由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可能会成立。有些认可此事的华盛顿的顾问们仍然认为美国应对联合政府进行援助，以期壮大非共产党的力量。但这项工作如何实现还不清楚。

4.华盛顿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下一步是什么？它还没有防止“中国悲剧”在亚洲其他地方重演的计划。它还没有对一旦共产党全面掌权，“解放中国”的艰苦性做出估计。

英、法两国的领导人抱着同样的希望，即美国“无效之后不要再把有效的钱投给”中国。荷兰驻联合国代表团的J.H. 冯·荣仁先生希望不再做拯救中国的另外的努力。稍后，他表示了假如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那么其他亚洲国家也会早晚跟随其后的担心。他说：“在印度尼西亚，这种反弹将会是灾难性的。”

假如中国的陷落意味着一个共产主义的远东（正如欧洲的政治家们设想的最终的结局），那么马歇尔计划的美元对欧洲也没多大的帮助。比如荷兰，直到它恢复了以前与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贸易，马歇尔计划所做的一切才能帮助它克服难题。一个共产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将会关闭这种可能性。目前在马来西亚，英国正在与共产主义进行一场不顾一切，但有胜算的战斗。在他们的支持者当中，马来西亚有近百万的人是在中国出生的华侨，他们目前是反共产主义的。假如中国走向红色，那些中国人会趋向于转变；共产主义可能会接着关上马来西亚的大门，它目前的贸易是每年2亿美元。

克里姆林宫的大战略是创建在假如亚洲走向红色，欧洲就不可能复苏的基础之上。欧洲明显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些大讲欧洲是比亚洲“好的投资地”的华盛顿领袖们也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是同样的投资。

西方对亚洲共产党力量低估的悲剧不是在蒋介石或乔治·马歇尔的错误中发现的。它并不仅仅是对某个个人或某个派别的责备。整整一代西方外交官、军人、新闻工作者、学者、传教士和商人都对亚洲出现的西方化和进步击掌相庆，但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些事实同时具有毁灭性与建设性的双重效应。

对这场亚太危机最好的重新评估可能是最近发布的一个100页的小册子，它带有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第五附属小组的标记（由国会议员弗朗西斯.P.博尔顿领导），美国人可以指望他们的国会拥有几乎所有的东西。这个文件是以解析般的精确和道德激情写出的，它解释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可以作为一个类别，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在西方进步主流之外的任何工业落后国家重演。博尔顿的报告说：

“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直到19世纪才出现工业能源的运用、生产与组织，大约比充满活力的复兴时期的欧洲晚了400年……中国不得不用15世纪的政治来面对19世纪的进步。即使在欧洲，进步所产生的力量也如那些伟大的宗教战争和法兰西革命一样具有爆炸性……

“在中世纪的欧洲，在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出现之前，法律是以古老的习俗为依据的……作为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的立法机构，政府是未知的，法律在制定之前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法律是会在将来不断变化的法律。从习俗运行作为法律到由立法机构来制定法律，意味着从思想、原则、传统的统治向指挥的权威、组织的权威和我们所称之官僚机构的权威的巨大转变。这是所有事物在本质上的变化，它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并将一个人类群体演进成我们所称之为的国家或民族国家……

“中世纪的西方人同意或赞成已知与不间断的法律的实质。现代西方人却永远不会完全了解它将来的法律，因为它始终处于被缔造之中。同意与赞成不是赋予了实质，而是赋予了有权缔造法律的权威。为了创建民主，不仅必须自由挑选代表，而且还必须首先创建一个给代表行使职权的立法机构。在由习俗统治的国家播种民主，要求同时执行两个伟大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在西方是先后执行的……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仍然保留着这样一种状态，思想在每个人的意志里面起到较大的作用，而在有组织的政府中却起到较小的作用。这对共产主义是非常有利的条件，靠精心阐述与雄心勃勃的理论学说，共产主义准备以新学说代替老学说……

“在西方，我们对自己不用指南就可以向前，用研究来找出某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能力持有某种信心，因为我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么做的。那不是一种轻易能够传承的信心；它也没有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包装起来。”

贪污被当作为什么美国不能“援助中国”对付共产党的理由，解释给许多中国的领导人听。针对博尔顿报告给定的背景，贪污具有不同的一面。它不只是旧中国的一个陋习，也不是一个坏运气。它是在占世界3/4的工业落后国家中，美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正常现象。这3/4的工业落后国家，正如英国和其他国家得出的结论一样，不能置于西方思想的监护之下。它将融入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和进步潮流中。当它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它就会在那里挣扎而踯躅不前。

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成效。它几乎适用于所有14亿目前既没有彻底民主化也没有彻底公有化的人。假如它在中国没有被打败，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奢望它在世界3/4的其他任何地方会被打败，共产主义与西方之间的斗争都有赖于这些地方的支持。

按照杜鲁门主义，美国承担了在世界范围内与共产主义做斗争的责任。在相对容易取胜的欧洲战场，它正在缓慢地，但并不确定地赢得胜利。在更大范围的战场上，它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美国仅是依靠少数几个工业发达国家所组成的防御，它是今天的防御，但不属于明天。在10年之内，共产主义可能会在现今落后的大部分国家实现工业化，有可能使世界丧失斗志，并转而对付我们。

我们在中国的目标并不完全是那种对我们朋友的援助。它是为了挽救我们自己，击退共产主义。

在亚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正在上演。陷入困境的国民党继续向西方盟友伸手要求援助。1948年12月初，宋美龄在南京登上一架美国海军的飞机，起程前往华盛顿来请求援助。

政府官员对蒋夫人访美并不热心。1943年，当时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赢得西部战场胜利上，她曾来美国要求给予东部战场同样的援助。她深深地打动了国会，她的坚毅给各级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她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拒绝改变盟军的战略。现在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冷静默然地等待着这位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求援者，她是来为国民党政府的生存而奔走的。

美国向蒋介石表示出“更多的同情”。杜鲁门总统把国务卿马歇尔叫到办公室，用25分钟时间，讨论了紧急援蒋的可能性。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来到白宫请求提供紧急援助。走出杜鲁门的办公室后，顾维钧说杜鲁门总统给他以鼓舞，他说，按照东方观念，“他是极富同情心之人。”

令人震惊的历史性的一周

到了1949年，蒋介石几乎都要再次提出辞职和与共产党和谈的请求。但当西北军司令提议进行再一次和谈努力时，蒋介石却怎么又拒绝了呢？当蒋介石正在南京组织防御时，强硬的白崇禧却发电报要他靠边站。即使蒋的结拜兄弟、前总理陈诚也敦促他“退居归隐”，让另外一个共产党不那么反对的人去提出和平的建议。副总统李宗仁已经呼吁停火，立即进行和谈。

不久之后传来了共产党广播的“战犯名单”——包括了整个国民党的领导层。委员长大发雷霆：“毕竟我也为中国做过贡献，他们竟然把我称作战犯！我们怎么能和这样的人谈判？”尽管李副总统的名字也在共产党的黑名单上，但他对中国现在所处的危机没有夹杂那么多的个人感情。可是，其他国民党的领导人却站在蒋一边。《大公报》指责“那些主张和谈的政客为斯大林的传话筒”，将“有关和平的传言”说成是“意在破坏国民政府的糖衣毒药”。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5天。政府官员和将领纷纷从内地涌入以加入。在新年前夕，大约30名领导人聚集在蒋总司令红色的官邸里进行一场声泪俱下、兵戎相见的摊牌。主战派竭尽全力要删去蒋新年致辞中暗示将要辞职的词语。他们在两方面上取得了胜利：提出共产党不可能接受的和平条件以及推迟蒋总司令的退位日期。

蒋介石阐述了他的和谈条件，以及共产党不可能会接受的他下台的条件。此后，他又回到了令人熟悉的立场上：“我坚信政府最后能够取得胜利……全国人民必须认识到，只有进行这场自卫战争，真正的和平才能保证。”

尽管蒋发表了这一强硬的讲话，但上个星期，南京政府似乎有可能愿意与共产党达成某种交易。南京总统府澄清了一个谣言，即美国和苏联大使在国民政府的请求下将介入和谈成为调解人。除了在长江沿岸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外，军事行动已经停止。

如果某种形式的过渡政府能够组建起来的话，那么李副总统可能会接替总统的职位，而蒋总司令可能退居台湾。上个星期，似乎为了做准备，蒋的亲信前参谋长陈诚将军被任命为台湾省的省长。蒋的大儿子蒋经国则成为台湾省的国民党主席。

在上海冰冷混浊的苏州河里挤满了帆船或更小的舢板。面对共产浪潮的不断高涨，一部分民众正在准备逃亡，然而大多数的中国人正渐渐接受共产党统治的前途，共产党人改头换面，开始执行“温和”的路线。

正如列宁在1921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采用了同样的技巧，他正努力通过谈论现代化来减小革命的损害。他希望平息资本家和技术专家，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恐惧。

在济南，一名解放军战士说：“在农村，我们要消灭死亡，增加粮食产量；而在城市，我们要保护工业和商业提高产品产量。”在共产党内部，高层领导人正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左倾倾向”。

石家庄是距北平175英里远的京汉铁路枢纽城市，一个美国人报道了那里6个月以来长足的经济发展。共产党建设了一些小型的工业设施，一切都欣欣向荣，他发现富有的商人仍然做着生意，许多妇女在重新开业的美容院里做烫发。

在河南省省会开封，共产党顺利完成和平接收。一个美国女传教士说：“他们冲进来鸣枪警告，命令国民党士兵举起双手。他们要求市民回到家里——慢慢走，不要跑！”政治委员们颁布了一项权利法案，其中的一条允许“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粮食运进来了，物价也降了下去。在公布新政策之前，许多中产阶级都很害怕人民法庭。共产党人不无遗憾地说：“有些地方毫无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和富农。”在占领开封之后的一个月里，人民法庭并没有进行“清算”。

北平附近，一位在清华大学教授英语的美国教授与一队骑着自行车的共产党士兵迎面相遇。他说：“我是美国人。”其中的一个士兵回答说：“我们并不介意您是美国人。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反对我们。”那个士兵还笑着说：“我们知道蒋夫人在美国并不成功。”

燕京大学附近地区被占领后，当地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政治委员出面组织了“大学管理委员会”。他们为停电的事情致以歉意，并许诺在3天之内从新近占领的北平发电站得到电力供应。他们做到了。

1949年4月底的一天，南京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到处活动，张贴欢迎解放军的标语，为共产党接管这座城市做着准备。在第二天的黎明到来前，陈毅将军指挥的2万名第三野战军士兵从南京的西北城门进入这座城市。大学生聚集在一起，唱着爱国歌曲表示欢迎。

至今为止，总的来说外国人没有被骚扰。但是值得一提的例外发生在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身上。3个共产党士兵冲过大使馆的门卫，闯进大使的卧室，粗鲁地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在他身边走动，然后离开了。

在南京的街巷和广场上，共产党都很遵守秩序。他们大声地做宣传，或是听他们军官的长篇大论。他们看起来和他们的国民党军兄弟们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们更有精神，更勇敢。南京市民聚集在他们边上，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

排水量1470吨的英国驱逐舰“紫石英”号缓慢地沿长江溯流而上，朝南京驶去。在它的船右舷，聚集着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准备着向对岸发动攻击。“紫石英”号在它的灰色钢铁船身的两边都画上17英尺大的米字旗，放心大胆地在黄色的江水上游弋，就像是西方势力在中国不断衰落的脆弱象征。“紫石英”号准备停靠在中国的首都，保护英国的侨民。但是，它再也做不到了。

在南京下游60英里的玫瑰岛附近，两发从红色军队控制的北岸发射的炮弹击中“紫石英”号，破坏了它的舰桥和舵手室。船舵失去控制。“紫石英”号无助地顺流漂移，在岛附近的一个沙洲上搁浅。它的4门前主炮因为朝向小岛，根本用不上。但是它的后炮开始组织起有序的射击，把4英寸的炮弹倾泻在共产党的阵地上。来自岸上的炮击又一次变得勐烈起来。“从那时候开始，一切都变得模煳了。”一个幸存者这样说道。

上海派出了更多的救援人员。“紫石英”号的姐妹舰“黑天鹅”号在被赶走前驶到“罗斯岛”附近。1万吨级的巡洋舰“伦敦”号从香港赶来，溯江而上，但它未能到达离“紫石英”号更近的地方。在近距离内，中共的炮兵打坏了“伦敦”号脆弱的上部船体；当它返回上海时，炮弹在它的左舷击穿了22个洞眼，右舷也有一些破损；一发炮弹在弹药库内爆炸。为了在3英里或更远的区域作战，也为了适应开阔水面上的机动性要求，英国的战舰通常都建造得比较庞大，但这种大型巡洋舰一旦来到较狭窄的长江水道就不如小船灵活了。“伦敦”号的船员中15人死亡，23人受伤。

“紫石英”号仍然无助地暴露在岸防炮兵的炮火之下。第二天，船员们设法使军舰再度浮起，并转移到相对安全的支干水流中。在命令伤员登陆后不久死去的船长的尸体也被运到陆地上。近乎一半的“紫石英”号的军官和士兵仍然坚守着他们的军舰。一艘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艇两次试图接近它以便空投医疗求助物资和一名牧师来埋葬死者，但两次被共产党的勐烈炮火赶走。最终，17名船员葬身江底。

总共有44名英国人死于这场战斗，大约100人受伤。中共电台自豪地宣称英国人“必须为他们的‘干预’做出赔偿并道歉”。

这是中国令人震惊的历史性的一个星期（1949年4月底）。将近100万的共产党军队从400英里长的战线上涌过国民党在中国的最后一道大型防线，他们像高涨的潮水横扫政府军阵地。中共军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推进。在4天之内，他们拿下南京，包围上海，占领了国民党近10个战略城市。目前他们正向中国其他还未被红色浪潮席卷过的地区推进。

在当天的一道联合命令里，共产党政治和军事领袖毛泽东与朱德指示说：“勇敢坚决地渡过长江去，彻底消灭所有负隅顽抗的敌人。”

那里几乎没什么抵抗。在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所规定期限的前7个小时，中共北岸的75毫米和105毫米大炮就开始了炮击。下午2点，最后期限之前1个小时，部队挤进渡江的小船，在南京两侧宽阔的水面发起攻击。陈赓将军指挥下的第二野战军占领了南京上游西南方80英里远的小镇。另一支由陈毅将军指挥的部队在南京下游东面35英里到65英里的地方渡过长江，并很快夺取长江渡口江阴，那里并没有大炮射击。

欢欣鼓舞的共产党电台描述了渡江的情景：“江面上枪炮隆隆，号声阵阵，数以千计的小船在北岸与南岸之间穿梭行进，当1000门大炮轰鸣着齐声发射时，耀眼的强光点燃了长江水。”

中共开始渡江时，南京下游两艘卷入战斗的英国军舰造成了中共计划（向后推迟24个小时执行）的改变。

为逃出中共步步紧逼的包围，国民党军队开始撤出南京。在中共发动攻势的4天之后，大批的国民党部队涌出首都，沿着栽满绿色蔬菜和黄色油菜的田地中的干硬道路，懒散而漫无目的地逃走，他们的目标是向东去往海滨城市上海和杭州或者向南面到达福建和江西的山区。

控制南京之后，中共开始向东西两面发起攻击。看来作为长江中游交通要地和中国钢铁中心的汉口马上就要步南京的后尘了。一支由满洲南下受林彪将军指挥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正由北侧向汉口进军。在中国北方，太原这一国民党手中最大的兵工厂所在地，也在长期的围攻之下失守。

中共的主攻点是向大海沿岸迅速强行东进，以便切断上海到广州的铁路联系和对上海实行包围。北面稍远一点的地方，另一支共产党部队正在向距上海120英里的杭州强行推进。看来占领上海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上海的主要防御工事仅仅是“长35英里由10英尺木桩搭建的木障”。上海和杭州的35万的国民党兵被装进背靠大海的“大口袋”。

当长江地区的主力部队被包围消灭时，国民党领导人只好把分歧放到一边。已“退休”的总统蒋介石在杭州召开紧急会议，代理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何应钦和其他来自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地方长官们参加了会议。据报道，他们的决定是联合抵抗到底。

现在他们最大的期望是能够推迟南方城市的失陷，撤到台湾岛以图东山再起。但除非奇迹出现，他们不可能阻挡共产党的攻势。

中共发动总攻后的凌晨3点30分。在注定要失守的南京附近的阵地上，国民党军队的大炮仍然偶尔会炮击长江北岸共产党的阵地。撤退的国民党士兵乘坐拖轮和驳船潮水般地涌过来。在首都光秃秃的街灯所发出的昏黄灯光下，他们拖拖拉拉地向火车站走去，而能够把他们带到南方的火车还没有来。一个守卫渡船的士兵看着列队前进的人们说：“整个晚上都在向后撤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十分害怕。”

国民党的领导说：“我们将战斗到底……南京将坚守6个月。”但他们明白这一勇敢的承诺不可能得到兑现，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黎明时分，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何应钦及南京卫戍部队的指挥官们一起，迅速赶到南京机场。士兵保护着他们登上飞机，然后慌忙跳上去，用力关好舱门。他们的身后，南京正等待着新的征服者到来。

潜伏在南京的中共党员从地下现身，张贴标语欢迎中共军队进城，并准备接管南京，2万名由陈毅将军指挥的第3野战军士兵从西北门进入南京城，所有地方都在一声令下后被完全占领。大学里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唱着爱国主义歌曲欢迎他们。

11 1950-1951年 在历史的分水岭上

列宁写道：“通向巴黎的道路经过北京。”从这条路向布尔什维克进发的人就是中国的红色领袖毛泽东。4年前，毛泽东还在中国西北延安的荒郊野地里，现在，他已经住进了北京的宫殿，并通过他的代言人站在成功湖边公然藐视并大声指责联合国。

……

政府号召更多的“志愿者”赴朝作战，与此同时，北京宣布开展长达6个月的全国募集资金的运动，以购买战需品。政府发言人称，在朝鲜的“志愿者”急需更多的坦克、枪炮、汽车、衣物和药品。

……

“不必在中国大陆上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或将俄国带入战争。”道格拉斯提出了一个麦克阿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可能接受的建议。首先，他将加紧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其次，“我们要给中国内部的民主力量以尽可能的帮助……可能有成百上千的民主游击队员”；第三，“如果我们允许（蒋介石）凭自己的实力冒险突袭中国大陆，发动非正式战争，我看不出有什么危害，相反还可能有着极大的收益”；第四，他将“发展和鼓励”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地下反政府活动。

败退台湾，风雨飘摇的国民党

1950年2月，沿南中国海海岸，面对国民党的台湾岛与海南岛，共产党的将军们正在训练百万大军，为两栖进攻集结了几千条舢板小船。

在台湾修成梯田状的南部山岭的山脚下，年轻的士兵用刺刀刺向训练用的假人，他们口中大喊“杀！杀！”。凤山庞大的军事训练营里回荡着机关枪的点击声，步兵班在进行实战训练。凤山的战斗课程是美国在“二战”中所使用的训练系统，营地的军官们称其为“新的中国军队的摇篮”。

从训练营到火山灰黑色沙滩上的驻防部队并不太远。在那里，面对大陆，他们修建了许多碉堡，还构筑了铁丝网，无数次地进行击退海上来犯之敌的训练。

新的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似乎良好，军官们将这一进步归功于头发灰白的孙立人将军。现年49岁的孙立人将军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他在上海和后来的缅甸对日作战中表现英勇。在缅甸，他指挥着执行命令坚决、由美国人训练的38师。作为国民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满洲的高级指挥官，他曾经连续不断地打击共产党，但派系政治使他被调到了台湾凤山训练营。

岛上驻军很快知道孙立人不是那种利用不定局势来谋利的人。他为他的部队立下6个“不许”：不许骚扰平民；不许嫖娼；不许赌博；不许敲诈；不许撒谎；不许懒惰。他还让台湾人协助部队执行纪律。村里人至今还在谈论，曾经有个中尉手中拿着列举自己罪状的牌子走在凤山附近的街道上。

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孙立人所学远不止纪律。他对体育运动有种美国式的热爱。最近他参加了凤山举行的足球赛，并告诉其他选手：“在比赛场上，我不是将军。”一位士兵以一个完美的阻挡把他狼狈地撞倒在地，将军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说：“也许我已经不年轻了。”但他坚持打完了比赛。

1950年1月，国民党给4500名台湾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在岛屿防御中服役的机会，其他数千名志愿者则被拒之门外。孙将军感到振奋，已经训练完毕和正在训练的部队（远远超过10万人）至少能够挡住共产党的第一波进攻。他已经让军官团感到吃惊，但是他需要更多的军用物资和汽车零配件。他坚持说他的“士兵们正在像海狸一样工作，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

由和蔼可亲的周至柔将军指挥的拥有300架飞机的国民党空军，可能是台湾最有效的防御手段（迄今为止，共产党军队还没有运用飞机作战），但最近周至柔将军感觉到了他的飞行员的不满。在台北，周至柔将军召开一次冗长的“自我检讨”会，在会上，飞行员们可以谈论他们对高级军官的个人忧虑。他同时也正在为飞行员们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条件——士气问题正在解决之中。

不满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国民党的海军。在背叛的空军飞行员的带动下，水兵们至少已经带着12艘军舰投降（包括海军唯一的一艘巡洋舰“重庆”号，也就是从前的英国“黎明女神”号）共产党。为了与不忠的行为做斗争，圆胖的桂永清上将已经给几位高级舰长戴上了镣铐。他也相对提高了一些自由人士的薪水，希望保持海军的忠诚。

除了摇摇欲坠的防御之外，困扰台湾的还有崩溃的经济。假如国民党的军事开支不能控制在台湾的生产能力之内，共产党就会被人们毫无抵抗地邀请进来。正如孙立人将军所言：“假如物价翻番，我们只能采购我们所需食品的一半。假如我们不能养活我们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你可以想象得到会发生什么事。”

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官是不知疲倦的省长吴国桢，他是前上海市市长，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为了做个好榜样，嗜烟的吴国桢戒了烟，因为“烟是走私进入台湾的，对经济造成损害”。自从去年12月担任台湾省省长以来，吴国桢坚决杜绝浪费，汽车被列为奢侈品，拥有汽车的人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战争债券，申请护照的居民必须购买与其交通费用相当的债券，对饭店餐饮及电影的税赋从20%上升到60%。

真正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工业。在这个领域里，吴国桢有限地施加强硬的手段。台湾发电厂的电力供应已经达到日本人占领以来的最高水平，水泥生产已经超过了日本人的最高纪录。岛内贫乏的土地也因为灌溉工程而变得肥沃。但是，即使是最为忠诚的国民党人也承认，除非台湾从美国得到更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否则这些努力的最终结局都将为零。

像其他所有国民党的领导人一样，诚实的吴国桢认为美国政府最终会慷慨解囊，目前只是对国民党的缺点有些不耐烦而已。他说：“当你致力于改革时，在某些时候你必须耐住性子。”但假如红色政权像夺取其他地方一样夺取台湾，这个改革的代价是什么呢？

红色中国的毛泽东

列宁写道：“通向巴黎的道路经过北京。”从这条路向布尔什维克进发的人就是中国的红色领袖毛泽东。4年前，毛泽东还蹲在中国西北延安的荒郊野地里，现在，他已经住进了北京的宫殿，并通过他的代言人站在成功湖边公然藐视并大声指责联合国。毛泽东的军队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合国军队——以最沉重的打击。傲慢与古老的欧洲使团因他的名字而颤抖，并在他的力量面前退缩，美国在他发动的攻击面前不知所措。

在成功湖畔长达两个小时的高声斥骂中，毛泽东的代言人，一位名叫伍修权的将军，粉碎了所有（或者是绝大部分）自由世界国家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幻想。这个脸上带着刀疤的代言人所代表的毛泽东，绝非美国自由主义的温和派所描绘的那种人。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土地改革者”（如美国国务院所称），也不是一个“乡村集会民主者”（如德恩·拉丁摩尔所称），也不是对莫斯科不忠心的铁托（如伦敦和华盛顿所指望）。毛泽东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传统，他的合作者是斯大林。从莫斯科到巴黎的路途经北京，斯大林和毛泽东已经走了一多半了。

现代历史上没有比伍修权在成功湖的演讲更富戏剧性的场景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华伦·奥斯汀要求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的中国要在联合国警察行动成功在望的时候进攻朝鲜。奥斯汀说：“亚洲将是和平还是战争，世界正焦急地等待答案。”

奥斯汀讲话时，伍修权如一个压缩的弹簧一样坐着，手握紧放在膝盖上。当他站起来时，奥斯汀马上就得出了答案：“要么战争，要么投降。”不只是他的膝盖，自由世界的大部分都在抖动。

伍修权说，美国在历史上就是中国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一直是狡诈的侵略者……从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一项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瓜分中国的侵略政策。”

他说，美国挑起朝鲜战争以掩盖它对台湾的侵略，并使其“狂热的控制亚洲和世界的图谋”更进一步。伍修权大声说：“谁破坏了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是中国的军队入侵了夏威夷，还是美国军队入侵了朝鲜和台湾？正如麦克阿瑟所承认的一样，美国的真正意图是控制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新加坡的每一个港口。”

他说，美国诱使52个国家进入在朝鲜的行动，显然是要分化已经四分五裂的联合国。对这52个国家说：“不要上美国的当，不要为美国火中取栗——因为……你必须为你的行动承担后果。”

他说，美国正在步日本之后尘，并正在把日本当作其统治亚洲的傀儡。相比之下，苏联的行为是“正当的”。

他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胜利地推翻了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必定会在驱逐美国侵略者和收复台湾等所有属于中国的土地中胜利……作为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的结果，作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东方所有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都已经觉醒并将自己组织起来。”

“无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多么野蛮和残暴，艰苦斗争的日本人民，胜利向前的越南人民，英勇抵抗的朝鲜人民，从未放下过武器的菲律宾人民，以及所有东方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必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不会屈从于美帝国主义的诱惑，也不会屈从于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他们将会不屈不挠地继续战斗，直到为国家独立的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伍修权演讲的时候，美国的奥斯汀穿着一套皱巴巴的棕色西装坐在那里，显得很不高兴，他的传译耳机像一个王冠一样戴在头上。英国的格莱德温·杰伯爵士温文尔雅地听着。联合国秘书长的手深深地插在外套里，像拿破仑一样斜着眼抗议。南斯拉夫的阿列斯·白勃勒，正在主持，却显得睡意绵绵，连眼睛也睁不开。国民党的联合国代表蒋廷黻看起来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一目了然，但却毫无兴趣。

毛泽东从未放弃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梦想。10年前，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当今的世界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资本主义道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不通，社会主义将是唯一选择……”

走向胜利的中国红军

猎人需要武器。毛泽东所具备的强大的武器就是中国红军，它已经在苏联的默许下，以一种西方人尚不能广泛理解的方式铸造了成功。

“中国共产党有别于苏联以外任何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对于清楚地理解过去的1/4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最杰出的学者、曾任美国大使的胡适写道：“中国共产党，部分是由于设计，部分是由于非同寻常的环境，几乎从它创建的最初岁月起，就拥有一支属于它自己的强大军队。这个独一无二的特点成为它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它一直由世界共产主义的主宰、战略家斯大林培植、支持……”

斯大林本人于1926年在通过共产国际发送的电报中命令中国共产党创建一支自己的军队。一支红色的军队已经被毛泽东发动起来，当时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职务不高，经常被他的不太现实的同志们严厉指责，称他为梦想“在山区的荒野中创建浪漫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机会主义者。毛泽东创建军队的决定实际上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不宣而战。蒋介石则狠狠地还击，让他的苏联顾问卷舖盖走人，驱赶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将毛泽东赶进了“山区的荒野”。

当蒋介石与北方军阀进行战斗时，毛泽东很快地与一些“强盗”会合，并将其合并到自己的新红军中。新红军是一支游击力量，高度机动，并在广大的乡村征募兵员和筹集粮饷，他们不为普通军阀的战利品而战，而是为一场红色革命而战。

到1936年，这支部队已经发展到6万人。当时蒋介石以德国将军亚历山大·冯.福克豪森为顾问，以绝对优势兵力进行围剿。对共产党的5年黑暗而又血腥的国民党“围剿”运动，最终将毛泽东的余部逼到大撤退——这就是著名的长征。这次长征历经一年，跋涉了6000英里——这是史诗般的苦难，最后不到2万名红军幸存者抵达了他们选择的延安附近。

当蒋介石慢慢地逼近毛泽东的藏身地时，斯大林开始援助毛泽东——新的共产国际的口号是“团结阵线”，反抗日益增长的日本法西斯的威胁，此举获得了成功。在8年抗战中，红军一边作战一边从4.5万人发展到91万人，控制着5000万人口。

尽管领导有方并进行了很好的思想灌输，但红军依然是一支游击力量，没有能力在公开战役中与日本人或国民党对抗。要想转变成为一支具有决定性打击力量的正规军，他们还需要斯大林的援手。1945年8月到1948年4月在俄国占领满洲期间，这只援手出现了。

在9个月里，毛泽东的大部队沿长城跋涉进入苏联控制的东北，并用日本人的武器武装自己，重新训练后又一次开拔。在3年内，红军虽然损失惨重（根据他们自己的估计，有160万人牺牲、受伤或失踪），但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更为惨重，毛泽东和他的红军赢得了胜利。

中国红军是毛泽东的特殊缔造物，也是他的自豪。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他研究出来的。他信任的朱德总司令和战功卓著的野战将军林彪、陈毅、刘伯承，都是他智慧的大脑指导下的骁勇之士。

对于游击战，毛泽东改造了由孙子创造的一些创意，“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他写下的军事条令。《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42年发表于延安，它很可能是非正规战争的经典之作。它的规则大胆地指示，要歼灭“20倍于我们的敌人”。

1950年7月，美国已经离开朝鲜，并与台湾脱开干系。在台湾，蒋介石的一些死硬国民党分子正准备他们最后的抵抗。毛泽东的军队，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海军与空军的封锁而一筹莫展，进攻停滞。然后，北朝鲜越过了三八线。在政策的戏剧性转变中，美国终于从消极转为积极。

哈里·杜鲁门宣称，在朝鲜没有侵略才意味着太平洋的安全。他同时说：“我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防止任何可能对台湾的进攻。”从毛泽东所处的位置来看，这可能意味着整个美国政策已经突然改变了。这意味着美国不仅要试图保卫朝鲜，而且也要保护台湾。毛泽东冷静地观察美国是否试图夺回在亚洲的主动权。

毛泽东不久就发现美国虽然已经振奋起来，但仍是煳里煳涂。美国对国民党的核心政策没有变化，还是拒绝与这个亚洲唯一持续抵抗毛泽东与斯大林联盟的力量合作。美国在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去年1月发表的观点中明显有所保留：“没有人能够有正确的想法……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是因为它与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相对抗的结果……蒋介石的部队消失了……苦难之中的中国人民……完全收回了他们对这个政府的支持……”

当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时，美国命令蒋介石停止已经对共产党海上运输造成严重灾难的海上与空中打击。后来，美国又唐突地拒绝了蒋介石向朝鲜提供33000名士兵的表示，上周他们本可以整装待发。美国的政策是因为一种恐惧，它害怕任何壮大蒋介石的行为都会把中国共产党带向朝鲜战争，相信安抚毛泽东会使共产党留在朝鲜之外。

当8月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抵达台湾时，听到的对美国人来说全是沮丧之音。当麦克阿瑟决定对“那些过去在太平洋地区宣传……失败主义和绥靖政策的人”进行公开警告时，总统命令他闭嘴。到现在为止，美国在台湾得到的最终结果就是，延缓了国民党的海空封锁，红色中国打开了从西方进口铜、石油和武器的港口。

毛泽东也没有被安抚住。1950年12月26日，当联合国、美国和英国准备进一步妥协时，他进行了打击。

毛泽东的部队在数量上具有一时的优势。自从征服中国的那一年起，毛泽东就在不断地建设他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达到250万人，分成为4个巨大的野战部队。他们严格执行纪律，可称为中国的奇迹。他们由警惕的军官进行集中训练，由更为警惕的政治委员进行集中思想灌输。最好的部队是林彪的部队第四野战军，这支部队一直转战满洲和北部中国，现在正主导朝鲜战争。

斯大林对毛泽东进行武器援助的同时，也给他送去了数以千计的俄国顾问。中国红色空军大概有500架飞机，包括米格-15苏制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群众的背后，是苏联军事、外交和宣传的威力。1949年2月，红色苏联和红色中国通过斯大林和毛泽东签署的条约正式结盟。他们的实际关系更为紧密，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目标的认同。

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分析

在人员伤亡这一点上，驻韩美军的确在进行自美国内战及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四次大规模战争。而在对敌军的了解方面，美军又是在与最神秘的对手作战。举例来说，美军智囊团至今还不清楚谁在指挥中国军队与美军作战。《芝加哥日报》记者在朝鲜发回的报道指出了这一可怕的事实。

通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经历，美国对于中国军队的评价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刚开始，中国人像是从他们的满洲腹地爆发出的无穷无尽力量的、不可抵御的游牧部落。渐渐地，他们慢了下来，由前进变为顽固的防御作战。他们的弱点越来越明显：空中力量薄弱，坦克及重装备缺乏，原始而脆弱的后勤补给线，甚至还要部分地依靠牛车、骆驼以及人拉肩扛，缺乏医药保障。

简而言之，中国红色军队的情况已逐渐为五角大楼的观察家所熟悉。总体上，共产党军队共有约500万人，200多万是正规军，其余是民兵及后勤部队。

第一野战军

驻守中国西北部，驻防范围从甘肃省直到遥远的新疆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斯坦边界。它的领导者是足智多谋的彭德怀，一位军人兼政治家。

第二野战军（约42万人）

控制西南部及南部地区，由独眼将军刘伯承指挥。其一部分已进入西藏，还有的正在协助越共抵御法军。刘伯承曾在莫斯科军事学院接受教育，并和苏联红军一起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打过仗，他也参与领导了1934年至1935年间史诗般的从中国中部到西北延安的长征。刘伯承被认为是中共军队中最富谋略的军事家。

第三野战军（约63万人）

现在似乎驻守在中国北部，尤其是山东半岛。它的司令是令人畏惧的陈毅——南京及上海的征服者。作为现在的上海市市长，他同时也是一位战争诗人。抗战胜利后，陈毅从他的山东根据地开始，将国民党政权从很多北方大城市赶了出去。

第四野战军（约80万人）

是参加朝鲜战争的最主要部队，林彪将军任司令。林彪是中共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也是狂热的政党理论家。林彪的大部分部下出身农民，而他却来自中国的中产阶级。林彪的家庭曾在湖北省经营一家小的织布厂。林彪是在黄埔军校接受军事教育的。这所国民党学校是由苏俄帮助于1920年代创建的，蒋介石曾是林彪的老师之一。而1947年至1949年间，林彪带领他的东北野战军南下，在北平及天津摧垮了蒋介石的军队。

大多数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以及驻守东北的军队来自于第三、第四野战军。

中共军队在朝鲜前线表现得出乎意料地“勇敢”，联合国军队不止一次地遭受了令人震撼的所谓“人海”攻击。一波接一波的共产党人冲向致命的火力网。

但过分地强调“共产党军队在人数上的无限优势”则是一种误导。军队的人力最终要受限于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受制于受过良好训练的军事骨干的数量。可以确信，中共已经失去了它的一些精锐部队，也许就是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这样的损失将会减少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和军官人数，从而减弱前线士兵的士气。总而言之，中共军队是一支庞大的，难以战胜的军队。但同时，它又是一支装备原始而易受攻击的军队。

美国人的仇恨与停火传言

杜勒斯提醒他的听众们，毛泽东一直强调他们与斯大林的“关系”，1949年在莫斯科待了近3个月，然后回国号召东南亚各国作为“以苏联为首的力量”的一部分通过“武装斗争”来寻求解放。杜勒斯还说：“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认为中国将其大量青年人及物质资源投入到朝鲜战争这一熔炉之中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中国所做的只是为了支持北朝鲜，一个对中国而言意义不大，但从沙皇时代起就因其在对抗日本的战略意义上被俄国觊觎的地区。”

“从诞生到发展再到成熟，毛泽东政权实际是由莫斯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扶持，不可避免的是，许多中国人也被所发生的事情蒙蔽，但是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不应该被蒙蔽。我们应该按毛泽东政权本来的样子来对待它。”

800位中国的朋友也听到了伊利诺伊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的声音。道格拉斯是民主党人，曾经在海军服役，长期以来呼吁政府执行更为强硬的亚洲政策。现在他挺身而出寻找共同之处，结果找到了许多令人惊异的共同点。道格拉斯说：“我相信美国人已经很明白了”，那就是：美国应反对红色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必要时应该行使否决权，台湾千万不能落入中国共产党的手中，毛泽东在日本和平条约一事上不应有发言权。

“不必在中国大陆上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或将俄国带入战争。”道格拉斯提出了一个麦克阿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可能接受的建议。首先，他将加紧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其次，“我们要给中国内部的民主力量以尽可能的帮助……可能有成百上千的民主游击队员”；第三，“如果我们允许（蒋介石）凭自己的实力冒险突袭中国大陆，发动非正式战争，我看不出有什么危害，相反还可能有着极大的收益”；第四，他将“发展和鼓励”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地下反政府活动。

“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能够削弱附属俄国的力量……如果有些附属国能推翻他们的共产主义领导……我们将进一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并开始击退俄国专制的浪潮。我们要使之成为一场限制战而非升级了的战争。”

北京的电台对战争的最后表述是：“可恶的美帝国主义必须被完全赶出朝鲜。”

然而，1951年5月20日，关于近期停火的传闻四起。科罗拉多的共和党议员埃德文·约翰逊建议：1.北朝鲜接受以38度纬度作为分界线；2.联合国号召在6月25日凌晨4点，即朝鲜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停战。约翰逊提到朝鲜战争时，说它是“摩擦与踌躇的无望的冲突……不必要的人类屠杀”，他暗示美国应该退出，“将亚洲留给亚洲人。”

在联合国大会上，印度的比耐格·劳先生高兴地提起约翰逊的想法，还回忆起马修·李奇微将军最近发表的一项声明：“如果战争在我们力量的控制下以38度纬度结束，那将是联合国伟大的胜利。”克里姆林宫看起来对此事也有兴趣。苏联媒体刊出了约翰逊提议的全文，纽约的《工人日报》也是如此，它高度评价道：“为什么要等到6月25日？现在就结束屠杀……停止战争……和中国及朝鲜展开对话。”

当同志们看来不能在战场上获胜时，他们显然打算在会议桌上有所收获。

改造反革命分子

美国《生活》杂志拍摄的图片表明，周恩来总理，一位以其微笑和动人的态度一度向许多美国外交家证明他是“纯粹”的共产党员的中国人，1951年6月初平静地宣布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总结了红色统治1949年10月以来的成就后，他报告说，共产党政府已经处决了许多个“从事破坏活动的人”以及国民党的游击队。这些数字并不包括那些估计在目前的清洗或者被中国政府称为肃反的“反革命”活动中被处决的传说中的数万人。

但显然仍然有国际力量与美国对于中国现政府的认识不同。例如，种种迹象表明，印度首相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仍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几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政府。

印度食品农业部的特使丹梅尔已经离开北京返回印度。他刚刚完成了一项让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中国向饥饿肆虐的印度出售50万吨大米的交易。中国已经很难负担这样的举动了——洪水和干旱已经毁坏了中国两千万英亩的农作物。

中途在香港停留时，丹梅尔向记者微微一笑，耸了耸肩告诉记者，关于红色中国肃反运动的报道被夸大了。他说：“在北京及其邻近地区有几百人被枪毙，但大多是在旧政权时期犯下罪行的恶棍无赖，现在他们受到了应有的处罚。”而且，丹梅尔还以赞美的语气说道“共产党中国的火车都是准点运行的”。

武训是个目不识丁的山东农民，他常常挨打挨饿受冻，但他有远见卓识和毅力。他决定用乞讨来的钱创建一所免费的学校，让其他穷孩子不再像他那样长大。他曾在寒风中在富人的屋外站几个小时就为了一个铜板。他曾在一个官员的大宅外乞讨3天。到1896年，他的坚持使他筹得了够建3所学校的钱，并且也让他自己成为中国学龄儿童中的一个传奇。

去年秋天，上海昆仑电影制片厂推出他们最好的导演兼作家孙瑜撰写的一个关于武训的剧本。今年初，《武训传》一片在全国放映。电影获得极大成功。报纸杂志争相夸赞。共产党作家称赞武训是“一个伟大的新的革命英雄”。作家兼导演孙瑜表现得很出色，至少他被认为是这样。

俄国的塞格·爱森斯坦由于将伊凡大帝弄得太恐怖而惹了麻烦，这个经验可能会告诉孙瑜，政党路线不是那么容易被电影表现出来的。就在孙瑜所获的好评达到顶峰时，北京的《人民日报》谴责道：“他的《武训传》表现出了资产阶级融入了共产党的反动思想。”武训从人民英雄变成一个危险的“不知道自己的苦难是来源于阶级压迫”的傻子，犯了向富人寻求帮助的严重错误。而且，电影里武训在一次农民起义中恳求道：“杀人——是正确的吗？”报刊上对于这部影片得出结论：“武训的行为方式是不切实际的，他的经历不是群众的经历。”

美国人眼中的周恩来

也许周恩来与他的同志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与莫斯科巧妙周旋的才能上。美国的《纽约时报》用了一版长篇文章，试图证明这一公认的观点。

周恩来15岁时进入一所西式高中求学，然后在日本上了一年大学，接着回到中国就读于天津的南开大学。在那里，如今天许多的年轻学生一样，他投入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他加入了一个叫作“觉悟社”的组织，热衷于争论和学生运动。1919年，他因领导学生进行反对《凡尔赛和约》的示威而被投入天津市监狱。在那里——故事总是这样发生的——周恩来遇见并爱上了另一个“同志”邓颖超，两人后来结婚了。

那时，身为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正忙于召集贫穷的学生加入北京一位教授构思的“工读”计划，让他们去法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方面给中国学生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法国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出狱后，年轻的周恩来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在莱茵河畔的煤矿苦度岁月时，他受到的教育很少，但却得到了很多思想。不到一年后，他离开了煤矿，立刻开始将法国和德国的中国人号召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到1924年，当共产党与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结盟时，周恩来成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和蒋介石共事。一年后，周恩来成为蒋的第一任国民革命军的政委。

周恩来的特殊任务之一是：在上海工人中组织一次起义。他与其他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一起潜入上海，确保了武器和训练场地，成功地将60万工人组织为武装成员。蒋介石发现共产党试图削弱国民党的权力时，他毫无声息地进入了上海，解除了周恩来的工人武装并逮捕了工人头目。而周恩来成功地逃走了。国民党悬赏8万元买他的人头。周恩来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以昂贵的旅馆为避难所，还蓄起了胡子，最后设法到达了莫斯科。

周恩来的一位校友曾经对他说过：“你给我的印象是属于比较温和的人，你怎么会变成共产党员呢？”

周恩来回答说：“记得在学校里你曾经给过我一些建议。在寒冬的早上，当我不愿意起床时，你建议我勐地跳起来，由于少许寒冷的冲击我很快就觉得暖和了。我发现信仰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开始很冷，但现在由于寒冷而变得暖和多了。”

周恩来很快喜欢上了共产主义的气候。在莫斯科待了一年后，他于1929年返回中国并与中国新的红色领袖——他在巴黎的老朋友李立三会合。周恩来坚持从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开始革命的策略，但当莫斯科转向毛泽东组建农民军队的策略时，他也设法转变了过来。接着周恩来将他在黄埔军校时教给国民党员的那些军事技巧教给这支新的军队。

1936年，当共产党在中国的势力处于最低谷时，周恩来以其流畅的谈吐和极具说服力的风度从国民党编制下争取过来15万军队——这就是“少帅”张学良的部队。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少帅绑架了蒋介石，希望能借此停止内战。作为延安特使的周恩来以其典型的机智使蒋介石最终获得释放，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对抗日本，并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宝贵的喘息时间。

在接下来的9年里，国共两党不断讲和、开战，开战、讲和，周恩来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向中国的美国同盟，特别是新闻机构的记者，讲述共产党的良好意愿。上周在华盛顿，韦德米尔将军回忆周恩来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周恩来住在城市中最贫穷的区域，所住的房间地板满是灰尘，家具也很简陋，而他一直是谦逊温和，平易近人。后来到南京，周恩来的诚恳态度说服了马歇尔将军，后者在提及周恩来的“友谊和个人尊重”时说，“在共产党员中确实有个自由主义的团体……他们为了创建起共产主义理念而把中国人民的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服务。他们打破了中国的封建传统，代之以一个与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反乌托邦社会惊人相似的新结构。在全力以赴的红色攻击下，首当其冲的传统项目就是原来备受中国人尊敬的单位——家庭。婚姻，除了生儿育女这一纯功能性的原因外，只有在长期调查了双方的政治可靠度后才能获得结婚的批准。过去的结婚典礼是向家中的长辈鞠躬，现在通常是在毛泽东的画像前三鞠躬。只要听说配偶有“反动倾向”，年轻的中国人被教导将自己的生命完全贡献给党。

许多人将他们的恋爱问题郑重地提交小组会议进行公开讨论，由小组来决定某一特定事例是否可行。

共产党在努力将他们的愿望加诸其他机构——学校、寺庙、农场。北京对基督教传教士展开持久战，使其备受困扰直至逐渐被赶出这个国家。

北京鼓励青年参军赴朝鲜战场

在共产党之前，中国的其他统治者曾试图打破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但是都失败了。从很重要的一方面来说，共产党的任务轻松一些，因为他们奋斗夺来的中国已经被几个世纪的激烈动荡以及连年战争动摇了根基。但共产党能否接着把他们的意愿实现在这片广阔而又饱经磨难的土地呢？

美联社在香港发出的消息称，此前早些时候，中共政府激励人们赴朝鲜参加“志愿军”。他们正努力让中国人民相信美国是他们的敌人。群众大会、游行、短剧、海报以及街头演说家将美国丑化到极致。在上海演出的一场滑稽剧描述了残暴的美帝国主义军队降落在毫无防御的朝鲜的情景，结尾一幕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同日本首相吉田密谋重整军备。在火车站，成群的士兵欢呼着赶赴朝鲜同帝国主义作战。

政府号召更多的志愿者赴朝作战，与此同时，北京宣布开展长达6个月的全国募集资金的运动，以购买战需品。政府发言人称，在朝鲜的志愿者急需更多的坦克、枪炮、汽车、衣物和药品。在一份详细的指令中，抗美援朝委员会大体勾勒出在未来6个月里全体中国人所能做出的贡献。黄金、珠宝、美元以及其他外币形式的捐赠都在要求之列。

所有这些迹象指出一项事实，就是朝鲜战争是中国一项昂贵的赌注与负担。当马歇尔将军突然前往朝鲜前线会见中国方面的人士，西方各国就开始流传停火的消息。还有消息是来自中国，最近中国重新出版了毛泽东1937年写的一篇文章，指出革命领袖必须能够根据变化的形势随时变换政策。智慧的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还没显示出任何想在朝鲜停战的征兆。而北京看起来一如既往，他们的收音机说：“那些为保卫我们国家免受疯狂敌人袭击而战的战士……是绝不会气馁的……”

如果红色中国的主人们选择继续留在朝鲜，毫无疑问他们可以做到。

12 1952-1954年 在革命的阵痛中

《远东经济评论》坚持认为，“中国必须独自经受这场考验，其他国家只能旁观。”不过，《评论》暗示，红色中国的“整个体制和基本政策将受到挑战”。

……

早前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政府经济财政委员会一位副主任承认：“总体而言，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技术十分落后。”他说中国60%的工业是国有的，但很明显，目前这个国家很难找到他们工作的管理者。他宣布了一套新的工业目标，但并没有将其与早些时候宣布的更为堂皇的目标相比较。

……

据报道，1952年在东北三省的合作社和互助组实际上使生产下降了。1953年，共产党改变了立场，告诉干部们要降低“社会主义教育”的论调，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结果是：产量并没有比1952年提高。在台湾的国民党将农民的不满作为他们宣传的主要题材，他们的飞机每晚都飞越海峡到大陆发送传单。

被西方敌视的中国龙

西方偶尔从香港这个锁孔窥视共产党中国。在香港的英国商人早已感觉到共产党要在这里长期待下去，他们嘲笑持不同看法的美国人。英国在远东经商者的喉舌、受尊敬的周刊《远东经济评论》现在完全改变了态度。

在显著位置刊登的编者按中，《远东经济评论》指出，红色政府目前推行的国内政策是一连串的震颤，它会把经济机器震成碎片……它牺牲了自由世界提供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它堵死了重建国家的道路……它使整个国家退回到小农经济的状态。

《远东经济评论》坚持认为，“中国必须独自经受这场考验，其他国家只能旁观。”不过，《评论》暗示，红色中国的“整个体制和基本政策将受到挑战”。

红色中国内部的震颤几乎每天都能传到香港。他们针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激烈的“五反”运动，致使商业和大部分工业陷于停顿。棉花不能满足需要。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现在却难得见到一艘远洋货轮；码头上空空荡荡——由于与西方的贸易已经中断，船舶修造厂无事可做。中国收入的主要来源一向是外贸税收，然而现在征税的对象却没有了。在农业方面中国也有麻烦。北京呼吁成立“抗旱队”，地方官员奉命提前完成春播。据报道，南方已有6个地区出现了饥荒。由于肃整和开除了数百名拒绝服从党的指示的干部，共产党的机构本身也正在重建当中……

华盛顿和伦敦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现在谈论中共政权的“崩溃”为时尚早。不过他们相信，红色中国正处在一个艰难严峻的紧急关头。

艾森豪威尔威尔的第七舰队

1953年，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决定从台湾海峡撤回第七舰队。中国国民党于1949年12月穿越宽100英里的海峡完成了从大陆向台湾的撤退。这个岛屿对太平洋的防御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它一直是亚洲最大、最好的反共基地，但国务院却保持着呆板的反对台湾的政策。

这一古怪的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它，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反对它，国防部长刘易斯·约翰逊也反对。1950年1月，约翰逊前往佛罗里达享受阳光去了。迪思·阿克逊将军撤回五角大楼。哈里·杜鲁门说：“美国政府不会为台湾的中国力量提供任何军事援助或建议。”阿克逊将军将这一政策融合在他1950年1月2日做的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其中台湾（和朝鲜一起）被放置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外。

普遍认为自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后，杜鲁门政府把政策转变为朝向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如此：命令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并派给蒋介石一组新的美国军事顾问。哈里·杜鲁门意识到一个台湾会成为联合国在朝鲜后方的一大军事威胁。

但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一点没变。第七舰队被命令去阻止国民党对共产主义的大陆发动空袭，并放弃了封锁中国大陆海岸线的努力。当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11月加入朝鲜战争时，这一旧命令显然失去曾有的借口，但它从来没有被改变。美国在战争中与共产党中国的军队奋战，但是却仍在保证共产党中国的海岸线不受袭击。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1952年2月初说，这种情况是“军事史上所知的最为反常的事情……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保护允许了共产党军队从中国中心转移到朝鲜攻击我们”。

艾森豪威尔威尔的新命令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蒋介石可以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自由运用他的力量。蒋介石已有12个准备好的师以及约30万很快就能进入战斗状态的士兵。他有一支约有300架飞机（包括运输机在内）的空军。他的海军有5万人，60艘舰艇（最大的是一艘驱逐舰）。国民党要与在大陆进行游击的小组取得联系。蒋介石曾经说过国民党的反击到1954年就可以准备好。“给我们武器，”他去年秋天说，“我们就能完成重新征服红色中国的工作。”

这也许只是充满希望的空头支票，远远超过蒋介石目前的能力。但就美国而言，不受任何束缚。美国通过给袭击者提供更多的武器以及海空掩护，可以使蒋的袭击更为有效。

不管蒋介石是否行动，艾森豪威尔威尔的新命令迫使中国共产党加强它的海岸防御。接下来，这将立刻使朝鲜的联合国军队、所有的亚洲的反共军队以及自由世界本身的防御获得好处。

既然台湾的国民党可以自由行动了，他们希望得到何种帮助呢？在纽约，戴着眼镜的国民党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详细讲述了他的政府的态度：

如果要求的话，也只有在被要求的情况下，蒋介石愿意重新考虑他1950年提出的派出台湾3个师在朝鲜与联合国军队共同作战的提议。“那个提议……被拒绝了，”蒋廷黻说，“我们理解这一拒绝的背景。我们还没有更新我们的提议……我们自己都不那么肯定地认为朝鲜是做出贡献的最佳地方。”

“任何人都不可以把中国军队认为是可由别人随意支配的消耗材料。”

“联合国对中国大陆的海军的封锁是‘很有道理的’。”

国民党的最大贡献将是对中国红色力量的“独立攻势”。“我自己有个新建议……我的建议并不是让美国的海空力量协助国民党的步兵去攻打大陆。我的计划是国民党应该取得足够的海军和空军力量……这样它就能独立进入和解放大陆。”早前在台湾，蒋介石总统强调，只有这样他“才不会要求地面力量的援助”。

“我们相信，”外交官蒋廷黻说，“我们政府的独立攻势将会受到大陆同胞的欢迎。这个攻势的性质不是台湾岛征服中国大陆，它实质是台湾800万中国人去大陆帮助4.5亿中国人推翻他们自己要推翻的共产党统治。”

大预算与大跃进

在当政的三年半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了他们国民预算的一些事实和数据。财政部长薄一波说，北京政府今年将实行它的第一个工业化5年计划——将花费2335兆人民币（按共产党官方汇率为98.6亿美元）。

薄一波说，这笔钱将用于满足人民的需求：59.24%用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建设以及社会、文化和教育工程”——只有22.38%用于战争方面。但薄一波的解释起到了掩饰的作用。中国红色政权仅在有战略价值的地方修建公路和铁路，许多新工厂都用于重工业。国外专家估计至少有60%的预算是用于军事开支。

谦受益，满招损——孔子。在1953年工业大跃进后不到3个月，中国共产党发现毕竟还是孔子说对了。北京的《人民日报》指责许多人犯了“冒进的错误”，就是在没有经过适当规划的前提下就匆忙进行某项项目。项目有：

一个电厂因为缺少外国图纸而不能在今年建成。

安徽一个机器厂保证要建的一个扩展项目，却无视现存的工厂两度遭受洪水几乎无法使用这一事实。

“某些同志缺乏一种务实精神，在制订计划时不考虑他们的资源和力量，只凭主观意向前进。”

早前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政府经济财政委员会一位副主任承认：“总体而言，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技术十分落后。”他说中国60%的工业是国有的，但很明显，目前这个国家很难找到他们工作的管理者。他宣布了一套新的工业目标，但并没有将其与早些时候宣布的更为堂皇的目标相比较。他说，今年机床的生产将增加4.6%（而非2月份宣布的34%），石油29.1%（而非42%）。北京早些时候曾许诺要在1953年建成或扩大21家轧钢厂和24个机床厂。据这位官员说，只有4个轧钢厂和10个机床厂将被建或被扩大。

除了粗糙的规划之外，《人民日报》还承认了粗劣的设计，有经验工人的严重匮乏，交货的全面耽搁以及所谓的“贫乏的地理资源“。矿产挖掘模式以及在“勘探和开发业务上”增长500%都意味着中国还要过很久才能进行机械化生产。轻工业甚至都没有宣布今年的目标。

《人民日报》宣布所有的工业设计将由苏联专家指导，并提及俄语翻译的重新分配。苏联交货的延迟可能意味着莫斯科正在慢慢控制供给，以保证中国不会太快就能自给自足。一种更为可能的解释是，苏联本身可能有更严重的问题，而由于朝鲜战争和联合国对中国的封锁，西伯利亚铁路负担过重。

两个反共人士：李承晚与蒋介石

1953年11月，李承晚一直坐在他汉城的宅邸里，不耐烦地听着美国外交官、国会议员和其他官方记者川流不息地来告诉他，千万不要破坏和平，并告诉他如果他一意孤行的话，美国将不会帮助他。这消息对他来说实在难以接受。

他抗争、躲避、生气，假装不理解，威胁说，如果必要的话将让全国走向自杀之途。5月初，李承晚对一位刚从美国来的客人宣称，即使美国不帮助他，他也将攻打北朝鲜。他的客人听他说完后平静地说：“总统先生，你知道的，那是胡扯。”对此李承晚总统未做回答。

然而出乎意料地，11月的某一天李承晚飞往台湾与蒋介石会谈。这两个“反共领袖”有着许多问题要讨论：1.如何处理应于明年1月在平壤释放的14600名中国俘虏？2，如果重新开始，是否将国民党军队派往朝鲜？但是，真正使他们走到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恐惧，他们害怕他们的美国盟友从亚洲的前线撤回。

台湾报纸最近不断报道美国海军执行长官罗伯特·卡尼上将不会“在此时”向国民党的海军出售登陆设备的发言，以及他在视察美国太平洋海军时“正在考虑我们应从什么地方撤出”的声明。美国还特别通过国务卿杜勒斯放出一句话，如果红色中国放弃它的挑衅姿态，美国将不会反对对它的承认。

蒋介石和李承晚上演了一出共同“反共”的戏。蒋介石认为李承晚是“一个杰出的革命领袖”，李承晚则说蒋介石“比任何其他人与共产党斗争的时间都长”。

他们也声明了他们的另一选择：“我们肯定在亚洲对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此我们两国共同呼吁，在亚洲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中组织一个统一的反共前线，并热切希望我们能够团结起来……获得其他热爱自由的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美国。”

第二天，李承晚对1000名中国人呼吁亚洲人必须团结起来与共产主义作战，“就像你会与霍乱、天花或其他任何传染病作战一样。”

美国的忧虑

对于美国亚洲政策的深切担忧正在东南亚的反共产主义者中蔓延，他们害怕在朝鲜的停战是美国撤退的第一个迹象。在香港，反共产主义的中文报纸，甚至那些对蒋介石颇为挑剔的报纸，现在也在谈论“美国的两面外交”。一家报纸说“艾克和杜勒斯正踏进阿克逊的鞋子，重蹈他的覆辙。”尽管国务卿杜勒斯通过哄抬股价给印中地区的反共战斗提供了一笔3.87亿美元的支持，法国人仍不断抱怨：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反共战斗到底，而你们在朝鲜不坚持到底？

而越南的红色领袖胡志明在回答来自斯德哥尔摩自由主义杂志《速递》的问题时，以迂回的方式轻蔑地说，如果法国“吸取了这些年战争的教训希望停战，（我们）也将准备满足法国的提议”。那么停战的条件呢？胡志明说：“法国政府必须停止敌视。”在法国，一位内阁大臣说停战的条件应不予考虑，结果遭到了兰尼尔首相手下的严厉指责。国民大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说，这一建议应被认真研究。

在亚洲，共产主义者正忙着承诺修复和重建被破坏的北朝鲜。

去年9月，俄国给予北朝鲜2.5亿元帮助其“恢复”。早些时候，红色中国同意送给他们价值17亿元的“煤、布、棉花、谷物、建筑材料、通信设备、金属产品、机器、农业工具、渔船以及其他人民生活必需品”。红色中国也同意取消北朝鲜明年1月1日到期的战争债务，并允许一条苏朝空中航线穿越它的领域“使苏联和朝鲜之间的民用空运更为便利”。在北京签署这项协议时，在场的除毛泽东和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外，还有一个叫V. V. 瓦斯科夫的俄国人。据公报说，V. V. 瓦斯科夫“也参与了谈判”。

那些寻找毛与瓦斯科夫之间冲突的人认为，北朝鲜以及满洲里可能是引起摩擦的地方。国务院目前的见解是，两个共产党领导的大国团结起来的利益大大多于使他们分裂的因素，而且中国不是苏联的附庸国（像保亚利亚、罗马尼亚等），而是伙伴——绝对是伙伴。

建造新中国铁路网

“如果可以在新疆、内蒙古、西藏和东北三省修建铁路，如果能够把铁路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很久以前孙中山曾说，“那么，中国人民的食物将变得很便宜。”现在，红色中国和苏联正在修建孙中山所说的铁路，但是其目的却明显不同。他们打算到1957年可以将共产党的势力用铁路运往亚洲的心脏地段，在世界最大的洲创建新的钢铁纽带，从而加固他们的庞大联盟。

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铁路的国家。它的铁路最高里程数从来没有超过16700英里，而美国铁路的总里程为395800英里。中国的铁路大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修建的，为产煤的省份和东北工业区服务，而其中的1/3在战争中已经被破坏了。

随着1950年的到来，共产党修复了原先的铁路网，然后再对广阔的被风沙吹扫的大西北进行了探究。照这样，他们的目标不是经济的而是战略的，也就是同俄国取得直接的新型的交流。为此目的，共产党将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他们的家乡迁到修建铁路的地点。苏联的专家给了他们一个口号：“工作第一，时间第一，浪费时间就是浪费一切。”

在1952年夏天，共产党完成了第一条通往俄国的铁路新干线的一部分——重庆至成都区间长314公里的铁路。而那年秋天，他们又建造了216公里的云霄飞车道，从天水跨越了1000座桥梁和栈道，这条主干线的目的地是“新西北”的中心兰州。共产党现在正在建设至少12条战略性铁路，全长4000多公里，该工程将与俄国在亚洲的铁路网络在至少两个地方接轨。

兰州至新疆的铁路：红色中国已经铺了这个全长1200公里项目中的200公里，由兰州向西北到俄罗斯。俄国人则修建向东南的铁路与中国的接轨。这个工作在红色中国具有优先权。“工人们在海拔几千米的地方移山填河”，最近北京欢呼说，“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砸冰破浪。”兰州至新疆的铁路可以使俄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太平洋——现在莫斯科到北京要9天，通过老化的西伯利亚铁路和红色中国现有的铁路。新的铁路线同样为中国提供了到达苏联工业区的最佳路线。

绥远至蒙古的铁路：红色中国将修建从包头地区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再贯穿西伯利亚的全长600公里的铁路线。这将成为从俄国到北京的第二条铁路干线。

成都至宝鸡的铁路：这条全长500公里的铁路已经完成了1/5，它将使兰州与成都相连，使中国南部与延伸至昆明的缅甸公路及时连接在一起（成都至昆明的铁路正在勘测阶段）。然而，它到1957年才能完成，因为该铁路要穿过荒凉的海拔6000米的大巴山。从这个范围来说，最近一位共产党的记者说：“将近1000名的石匠腰系绳子悬在山崖上手拿锥子和凿子，向这些千年巨石发起了进攻。”据他报道，这些成群的吊在山间的劳动者们边工作边唱道：

我们决心碾碎所有的石头，困难在我们的面前屈服；

我们的决心比岩石还要硬，我们的热情比山还要高。

来宾至镇南关铁路：中国完成了从汉口到广东铁路，再到印度支那前沿的军队供应线路的最后连接。

共产党还修建了两条从西藏直通印度喜马拉雅前沿的公路，目前他们在维修缅甸公路的一段。他们还准备在汉口建两座大桥，分别跨越长江和汉江，其中一条长3300英尺，分上下两层：这两座桥将连接红色中国最基本的两条铁路——北京至汉口，汉口至广东，这样便消灭了目前的渡口狭窄的问题。25位苏联工程师负责该项目。

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锥子和凿子”表现的是无效率。用任何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铁路运转得都很差，过去中国的火车机车每行驶31000公里就要检修一次。而现在共产党启动了“责任制”，在这种制度下，火车机车的列车员们必须运转和维修自己的火车，而且有时为了满足需求，一列火车行驶了124000公里都没有检修过一回。成功的列车员可以得到“模范”的称号；而那些不能成功或是遇到事故的则将受到惩罚。然而，有了这些压力，共产党的报纸依然报道在天津火车站10列客车中有9列是晚点的。

不管有多么匆忙多么浪费，毫无疑问，红色中国和它的苏联老师下定决心在西北创建现代的坚强堡垒，就像俄国夷平乌拉尔山一样。中国人在兰州和西安修建发电厂、水泥厂、机械厂、化工厂、纺织厂以及汽车零件配件厂。

1947年兰州的人口为20万，而今天它的人口达到70万。而且当新铁路网竣工后，中苏这两个国家可以在南亚和东南亚部署俄国军队或设备，也可以在欧洲部署中国的军队或设备。

蒋介石提名“副总统”

就像密西西比被提名的民主党人一样，在台湾被提名的国民党员一定会当选。1954年2月，在慌张且备受打击的台湾，3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聚集到一起评选国民党在今后6年中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他们所选的提名人肯定会在下个月的大选中获胜。

年迈（66岁）但不屈服的蒋介石表现出一段时间的犹豫后，同意自己继续担任总统的职务。之后，所有的兴致都集中在蒋介石所要选的副总统提名上——实际上，副总统就是蒋介石所选的继承人，如果蒋介石死在他的办公室里，那么副总统理所当然地就会成为总统。蒋介石自己的选择是陈诚行政院长。

委员会的成员们愉快地答应了。在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之后，陈诚是台湾第一任司令官（1949年1—2月）。上台时，陈诚遇到了混乱，他便修订法令，严加管制，消灭了“纸上战士”，用评分的方式解雇军官。他将军队集中到台中和台南重新组织，重新训练——而且亲自看着他们得到收入。他的土地改革措施使台湾的一些小的农场主亲切地给他打电话。由于他身高只有5尺5，体重只有110磅，所以他又被人们不恭敬地称为“小个子行政院长”。

陈诚56年前出生在浙江的一个教师家庭。他到保定军校求学，在1920年代早期遇到了蒋介石，之后便成了他忠诚的陆军中尉，自那以后便一直为他效劳。在抗日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他掌握着重要的军权（包括1946-1948年蒋介石的参谋部部长），就连他的敌人都从来没有控告他有一点点的腐败行为。他有礼貌，考虑周到并且真诚，但是他的亲切并不是软弱。一次，在台北的商业区由于一位士兵鲁莽开车轧死了一位老百姓，他便将那名士兵司机就地处决。陈诚的母亲责备他的处决太过残忍，他回答道：“我必须严格遵守纪律。”

1931年，陈诚与谭祥结婚，谭祥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延闿的女儿，寶獅美丽。他们现在有6个孩子，都在台北读书。谭祥是基督教徒，也努力想使她的丈夫转信基督教，但陈诚依然忠信儒家。

去年，圣诞节，陈诚对一群议员说：“我的信仰是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幸灾乐祸或是阴谋诡计，是相互信任，而不是互相猜疑，是互相鼓励而不是相互责备。”

农村合作社的故事

北京于1954年3月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纪念会”。据《纽约时报》报道，60岁的毛泽东今年没有在公共场合出现。

中国共产党的现在与农民有了“麻烦”。看起来，那些必须种地以养活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农民们根本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他们大多数都遭遇了“向资本主义靠拢的自发趋势”。其他人不明白为什么增加的产量和财富必须交给政府充公，以及对于贫穷光荣的一种价值观的确定。

作为号称无阶级之分社会的序幕，共产党努力将农民分成不同阶级：地主——拥有土地但不劳动；富农——拥有自己的土地或向地主租用土地，他们自己种庄稼但有时也雇佣劳动力；中农——他们拥有或租用土地的数量大概与富农一样多，但是完全由他们自己耕作；贫农——他们也许有土地，但没有用来耕作的工具和牲口；雇农——什么都没有，为别人工作。

根据香港提供的最确切的数据，在5年时间里，共产党在全国成功创建了14000个合作社，他们的目标是80万。据一位中国南方小地方的检查员向他领导的报告，其巨大差异的部分原因是：

中农和富农害怕会暴露他们的财富，也担心有人向他们借东西不还——“就像是老虎借猪”。报告引用了中农何耀祥的话：“何必要制造麻烦将生产搞成大胜利似的呢？如果你能自给自足那就足够了。一旦你将你的生产搞成功了，那么你的楼梯将被参观者踩平。”另一些人害怕被控告为剥削。因为贫农康耀金有一次将粮食借给康永林，群众希望在第二次调查中将前者升级为地主，他说：“我再也不敢借粮食了。”

中国内地的官方媒体说，一些贫农紧紧抓住社会主义以求从他人那里受益。举例：“中农康富春将他的耕牛租给廖富汗，但是廖拒绝付租金。正因为如此，康富春将他的牛卖了，买了一只小牛，从而防止别人再向他借。这样做就导致了耕牛的短缺。”

其他原因：中农和富农的担心无可避免地阻止了贫农和雇农发展生产的想法，因为他们也担心将自己的阶级成分升级。

太多的农民有这样的想法：当社会主义来临时，政府将会使每一个人吃饱住好。“……在修厕所的时候，中农康远崇没有铺石头作为地基，因为他有这样的认识：当社会主义来临时，所有这些泥房子将弃之不用。”

“龙岗的中农分出的土地要比他们应该的还要多。结果是，他们总是在调侃，并对农民组织以及干部采取敌对态度。这使干部们极为沮丧，他们变得懒惰，甚至想不干了。”

龙岗是较好的村庄之一，报道最后怏怏不乐地总结：因此“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之前，我们可以看出别的村庄情况并不会更好。”

魅力周恩来

美国的部长以极具挑衅的口吻在柏林发问：“周恩来是谁？”

对这个问题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回答，有的陈旧，有的新鲜，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带着遗憾。一位美籍老华人说：“中国的达里兰德。”一位在政治上与之同路的印度外交官说：“第二个尼赫鲁。”一位一时成为中国共产党运动的中心人物说：“一位中国的莫洛托夫。”据说蒋介石曾称他为“通情达理的共产党员”。乔治·马歇尔将军曾与他进行“友好、尊重”的对话，并认为他是讲信用的人。非常反对共产党的记者弗莱德·乌特利写道：“周恩来是很难被抗拒的……他智慧、富有魅力、极具技巧。”一位在东方的中国报业人士说：“我应该说他是我见过印象最深的公众人物。”……而周恩来自己则说：“千万不要忘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954年5月，周恩来文雅而自矜地坐在强国首脑之中，一件深蓝色的大衣裹住他宽大、好看而且笔直的身躯。他温文尔雅的风度，纤细但富有表现力的双手、浓黑的眉毛以及英俊的面部都掩饰了他的真实年龄（55岁）。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长期的老将、长征的老兵——作为拥有世界第七大领土、第四大人口国家的领导之一，他将在日内瓦会议上发言。

他的声音充满力量——与他曾经的爽朗公正的声音大相径庭，他曾经用那样的声音使草率的西方人错误地认识了共产党，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但是这一次，周恩来指出，红色中国与各强大政权坐在了一起。

然而美国一直在尽力使中国看起来不那么显眼，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着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共产主义中国决心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它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毛泽东和他们的共产主义同伴找到了如何使世界强权的军事力量在朝鲜这片战场上僵死的手段。他们可以武装并指挥在印度支那的战争，那场战争很可能使整个东南亚陷入共产党的掌握之中。他们恐吓曾一度强大的法国，使他们渴望不光荣的投降。他们赶走了曾经强大的英国的扩张之手，他们命令美国远离亚洲甚至太平洋。而在日内瓦会议上，他们又刺进了西方世界，希望在那里发现新慕尼黑会议的怯懦的心。

团结、虔诚的领导阶层：30多年的合作使毛泽东的团队团结在了一起。“永远不要忘记，”10年前周恩来对一个美国人说，“和其他人一样，我们共产党也会有不一致，也会有苦恼甚至分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服自己，如果我们允许这些不统一使我们永远地分裂，那我们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对人民的领导：中国的集中政权从来没有这样地持续、彻底。从历史上来说，在中国，政府的控制极限是在“村落的边缘”。然而，红色政权严密地运用各种手段从而使它在军事、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扩张直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

庞大的经过战争考验的军队：据统计，中国的军人数量已经达到了600万人，其中常规军和空军有400万人，其余的则是后备军和警察。朝鲜战争是对他们最好的锻炼，使他们成为坚强且足智多谋的战士。

丰富的资源：中国拥有大量未被开发的煤矿、森林、锡矿以及生铁矿。第一个五年计划太过于野心勃勃，虽然他们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失败并没有掩饰显著的成果。红色政权宣称在12月中将工业产量提高65%。他们出口煤，提供轻工业产品，棉花达到自给自足，创建自己的工厂和造船厂，他们还修建了铁路网。

与苏联联盟：有数以千计苏联的军事、技术和政治顾问（据统计为2万到10万）聚集在中国的城市、军事基地以及工业中心。中国军队有了他们自己的卡车、大炮和战斗机——具备了所有东西，这一切都是苏联提供的。在苏联允许的范围内，中国可能会弥补他们的军事力量所能够承受的更大风险。中国的对手必须在每时每刻考虑到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仅仅是与红色中国，而且是与苏联。

在曾经精心计划创建中国红色政权的这群睿智、强壮的领导人中，没有谁比周恩来的工作更为长久，更为有效。周恩来的家族——皇帝统治时期曾有权有势的文官阶层——周恩来成长的环境相对比较富裕，有文化气息。他在一所西式学校念书，他的同学回忆说，周恩来是最聪明的孩子之一。当23年后该同学再次看见周恩来时，他说：“他的眼神更加冷峻……”

不管周恩来的头衔是什么，现在他在世界面前发表演说，雄心勃勃地希望使自己的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不管代价如何。他曾经一度使别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弱小、温顺、与他人无害。现在，周恩来的大部分工作是使中国看起来更强大。

中国的共产党人现在需要“不可缺少的外界环境”。但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思路，外界和平不是靠良好的伙伴关系以及热情取得的。

在所有微妙的表现中，周恩来以他卓越的才能，在日内瓦，他面对整个西方世界，当这个西方世界突然混乱，团结突然被破坏，意志力突然被削弱，他可以轻轻地微笑了。

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外交胜利

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周恩来从延安的窑洞走向西方外交场，这是对西方的胜利。不管美国如何试图不理会他，英国如何努力削弱他的胜利，周恩来现在将记下共产党的最大胜利。

在与法国首相喝橘子汁时，文雅有礼的周恩来冷静地思考着。他豪爽地承诺法国在印度支那能保有“文化利益”。法国几乎不能保留别的什么了。周恩来以外交辞令说：中国想成为所有3个独立的印度支那国家的保护者。

将细节问题留给下属后，周恩来开始了亚洲的凯旋之旅。印度看到这个征服英雄时向他鞠躬，他曾折服西方最好的外交家，表示了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让步的慷慨。印度人民在他走的路上撒满了玫瑰花瓣。

当周恩来与尼赫鲁宴饮时，西方正处在杂乱的不团结中。在华盛顿，英美两首脑会晤时并没有隐藏他们的猜疑和差异。当他们争论应该在现在，还是以后研究是否应考虑起草保护东南亚的协议时，周恩来已经忙于催促一些有可能的成员（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日内瓦已不能无视周恩来和中国的力量了。印度支那的损失对亚洲的反共产主义者来说不会是致命的，可能致命的是它失败进程的延续——软弱、优柔寡断和不团结。

法国新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连夜乘坐快车到达瑞士伯尔尼，显示了他任职后繁忙的日子的开始。在伯尔尼，弗朗斯从红色中国的周恩来那里寻求在印度支那的和平条款——实际上已从日内瓦会议撤出的美国在焦虑地关注这一个举动。弗朗斯开始想去日内瓦与周恩来会谈，但被英国的外长艾登以外交礼节的理由劝阻了，所以会见改在了伯尔尼。

弗朗斯在与时间竞赛，如果他到7月20日之前不能达成和平，他就要辞职。美国观察家认为，这个截止日期给弗朗斯带来不必要的压力，这样共产党可以利用这个来要价。实际上这种压力可以从两方面起作用。红色力量应该知道，尽管弗朗斯拒绝了全面投降，他们还是得到了最好的和平条款。

周恩来及其同行者很高兴见到弗朗斯。双方在法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门口见面时都微笑握手。弗朗斯提议道，既然天气很好，就坐在外面石板阳台上，喝的是橙汁。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弗朗斯谈到他如何的对周恩来的人格和真挚印象深刻。周恩来对弗朗斯同样满意。离开大使馆，中国代表团中有的成员高兴地跳跃。

最新的和平条款包括：

1. 法国将给越盟所有越南16度纬度以北的地方——不仅有河内、海防和红河三角洲，还有硬竹湾沿岸安南海岸线地区。作为对法国尊严的让步，法国将有6个月的时间离开河内和海防。

2. 老挝和柬埔寨将“中立”和“独立”，法国和共产党军队都将撤退。实际上这意味着法国军队将撤退；没有人能对伪装成自愿的“自由”老挝人做什么。

3. 选举将在18个月后在越南举行。（共产党想赢，而弗朗斯承认他们会赢，这样他们就能获得西贡以及16度纬度以南的地区）。

4. 对法国尊严的进一步安慰，法国在越盟的“文化”利益将被保留，经济利益能够“磋商”。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些法国人可以留下来，如果共产党人愿意的话。周恩来还慷慨地说他不会反对法国在越南的教育活动，以满足弗朗斯坚持的“法国存在的永久性”。

弗朗斯与周恩来已同意再次见面，在日内瓦，时间定在7月12日左右，制定细节。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至少能够展露笑容。

来自北京的周恩来带着胜利者闲适的优雅畅游欧洲，他和弗朗斯在法国一起品尝了鹅肝酱和覆盆子，又和查理·卓别林共同饮酒。

在日内瓦最后的会议上，这位红色中国的总理赞扬了弗朗斯具有“高尚的融合精神”，以及莫洛托夫和安东尼·艾登“可嘉的努力”。“毫无疑问，”作为胜利者的周恩来说，“这一会议的成功是巨大的。”

在中国，用无线电广播的方式宣布了周恩来胜利的程度。“这一成就具有无限的历史意义”，北京欢呼“这是和平谈判的另一胜利，是美国力量政策的又一大挫折”。中国广播对日内瓦的意义有他们自己的解释：

停战给了红色越盟时间以及可能的机会完整接管南越南（以前一直没有效果）；

南越、老挝以及柬埔寨禁止加入任何可能延迟他们最终从服于共产主义的军事联盟；

红色波兰对停战的国际监管委员会有否决权——比共产党介入朝鲜停战时更好的安排——因此可以否决任何不利于共产党一方的事情；

包括美国在内的日内瓦力量因名誉束缚，不能干涉共产党占领印度支那的其余部分；

一周结束后，周恩来经华沙、莫斯科和库伦回国，还带来了东柏林大学的法律博士学位——称赞他“对国际法的巧妙运用”。

中国的共产主义挑战

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存在于两个劣势中。

第一个劣势就是北京目前最大的优势——与苏联的关系。这是一个范围极广的劣势。联盟对双方都有着巨大的短期利益，其效果已非常明显，所以以现在的战略为根据——像英国已经做的那样或是寄希望于利用铁托主义分开北京与莫斯科都是徒劳。但也不会永远是这样。在苏联对中国的帮助中有着有计划的限制。莫斯科的兴趣在于使中国永远依赖苏联，但是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们经常强调他们有关让中国自给自足甚至可以向全亚洲提供供给的计划。红色中国抱怨说，他们需要的比苏联提供的多得多（每年的现金贷款只有6000万到1亿美元）的援助，北京的《人民日报》最近警告说，莫斯科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的援助了”。有许多中国所急需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原料，是苏联所不能供给的。

就算有慷慨的援助，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可以任它发展强大，它依旧需要10年或是更长的时间来创建自己的工业基地，从而能够用中国自己的坦克、炮弹以及飞机来满足它自己的军需。红色中国这样做是在苏联的计划范围之内吗？中国不会在大国都拥有战术核武的时代而不拥有核武，苏联会允许他们制造自己的核武吗？分歧在毛泽东时代可能不会出现，因为两个世界大国合作所带给双方的利益远大于两国之间的摩擦，分裂的可能依旧存在。问题是那些利用摩擦的人们用什么方法去讨好中国。而更好的方法是对两国更大地施加压力。

第二个有可能出现的劣势是中国正在实践的共产主义、自然与人的结合。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匆匆忙忙、雄心勃勃地要以比苏联更快的速度创建一个“像苏联一样强大的工业大国”，他们会模仿苏联，如果可能或会避免苏联所犯下的错误。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共产党的大举措。共产党的宣传号称在第一个五年里，其成功主要是将先辈留下的工厂以及日本在东北三省创建的工厂的能力完全发挥出来。现在冲突确实不是主要潮流。

必须有工人来建造工厂、来运转机器，但是在一个80%都是农民的国家里，农民就必须从农场里走出来。所以，在农田里必须要用更少的农民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工具、机器以及肥料，但是制造这些东西的人力还没有从农田里闲置出来，除非他们得到足够的工具和肥料。几年来，在一穷二白的生活条件下，生产出的每一件东西都被出口以换取建造更多工厂、机器、水渠、铁路所需的资金。

在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开始时，这样的恶性循环在1929年差一点使苏联崩溃。中国在开始做苏联1929年做的事情，而且它的资源要比苏联当时拥有的少得多（相当于俄国1890年的水平）。在俄国集体化的过程中，除了它的强权以外，实际上它的粮食生产量减少了。在俄国没有进行集体化以前，每年有约1000万吨谷物的盈余。其盈余已经被用光了；即使这样，依然有500万俄国人被饿死。而只是在去年，赫鲁晓夫承认共产党30年的信条导致了巨大的失败，农业产量甚至比1913年沙皇统治时期还要低。然而面对已经被承认的失败，北京依然选择了在中国启动这样的旧系统，它要“赌一赌”这条路在中国可以走多远。

据美国专家统计，195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要比1953年低10%，这导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在闹饥荒。新的地盘，比如印度支那的稻谷产量可能会减轻灾难，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该地区在供给的同时还要消费。

红色中国的领导们已经在加强协调了，他们增加了配给粮的措施，为抵御饥饿做准备。共产党的报纸、广播以及演说家在不停地劝诫人们：“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于农民，他们有直截了当的警告，他们坦白地承认饥荒所带来的危险，以及他们的计划。“如果农民不能大规模地生产，”《人民日报》说，“那么就不能够满足整个民族的需要……那么就会对整个国家的工业化造成困难……那么就肯定会有许多贫困的农民。”总之，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农民将是第一个被饿死的。

英国工党的中国之旅

1954年8月，在北京紫禁城深处，在漆过的天花板下，毛泽东接见了来到红色中国的英国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及其他工党代表。自1949年以来，这是毛泽东与西方人第一次的重要会面。

从美联社记者的报道与《生活》杂志上的影像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微笑着与每个人握手，他礼貌地问候他们的健康，并问他们是否喜爱这次旅行，置身在故宫釉制品和绚丽的花瓶中，一杯杯香茶奉上。然后，在毛泽东侧面，党的首席理论家刘少奇、总理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进行了会谈。面对着中国皇帝用来接见臣子的大厅，克莱门特·艾德礼和他的英国人向后靠在垫得又厚又软的椅子中。

在英国，根据最近的盖勒普投票，艾德礼之行是受欢迎的。支持：43%；反对：20%；不知道或不关心：37%。保守党不支持这次旅行，但工党为他们的领袖喝彩。

在3个小时里，谈话随意地就亚洲问题展开，例如台湾的“管理”，红色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朝鲜的未来。毛泽东精神旺盛地谈话，不时停下来让英国人记笔记，最后问：“英国的社会主义能为东方和平做些什么？”

毛泽东的要求是四重的，且是爆炸性的：1.美国必须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2.美国必须停止武装日本；3.美国不能武装西德；4.英国的工党必须按这样的路线安排一个更为合理的外交政策。

然后，在“为女王干杯”后，中国向工党众人亮了底牌：希望英国的社会主义——在1951年大选中比丘吉尔的保守党赢得更多的选票——加入中国“统一”亚洲的会战中。

在中国，工党的人参观了在鞍山的3座苏联装备的钢铁厂和满洲里、唐山的煤矿。年轻的矿场指挥告诉来访者，生产比战前提高了许多，因为工人们现在热情高昂。

旅行者们接着飞往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艾德礼认为这使他想起了伦敦。在一个大型的城市宴会上，克莱门特·艾德礼“为世界和平的稳定”而干杯后说：“像你们一样，我们也热切希望能促进和平……你对别人知道得越多，你就会发现越多人同意你的事情。”他衷心支持更多的东西方贸易。

两个随团英国记者将他们对红色中国的第一次全面印象电传回国。《每日快递》的雷恩·麦克柯尔写道：“我所经历过的最为严肃的场面是在参观北京监狱时，表面上它看起来更像一个管理良好的工厂而不是监狱。但当你停下来观察工作中的囚犯时，你会意识到他们正以一种专注的目的与速度来进行工作……这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在两年中表现良好则可能减刑为终身徒刑。”

《每日电讯》的约翰·雷德利在共产党接管中国3年前的1946年到过上海，他写道：“……单调、沉闷出现在所有人身上，如今的秩序是相对独立的统一。”

苏联与中国签署友好条约

共产主义开始在亚洲行动，大规模地，而且非常成功。胡志明进入国内而非共产党力量在他面前撤退，争论的方式暗示着不久以后，胡将再进入西贡以及全印度支那。

但是最大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人与苏俄就领土和特权问题交涉并获得胜利了。究竟俄国人是屈服于中国人的力量，还是仅仅发现这样很合算？不动声色的事实是，在纸面上俄国做了所有的让步：它还同意从一个军事基地撤回军队，放弃经济特权，并且交出它在合作公司的份额——至少是现在，苏俄不能对中国新疆资源进行掠取了。

没有任何红色附属国从克里姆林宫取得过这样的胜利——即使在表面上。这些让步证明北京仅在5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与红色俄国合伙人的力量与地位。4年前，毛泽东自己谦恭地前往莫斯科，在斯大林眼皮底下签署了把战略港交给俄国人的条约，这次毛泽东没去莫斯科，3个俄国高级领导人，以第二号人物赫鲁晓夫为首，旅行7000英里到北京来谈判。

1954年10月，好像为了隆重庆祝中国的新地位，印度的尼赫鲁前往北京献殷勤，作为世界第二大国家的领导人（3.5亿人口），尼赫鲁将拜访毛泽东——世界最大国（6亿人）的领导，加上俄国，第三大国家（2.1亿），他们组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阵营。尼赫鲁认为他的来访是“今年以及这10年来最大的事件之一”。他庄严地说：“所有其他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

西方人看着中国、俄国和印度在地图上组成的巨大版块，怀着敬畏思考着亚洲巨大的人力。在回莫斯科之前，赫鲁晓夫以一句中国谚语表达了这一理念：“人多力大，龙虎害怕。”

北京和莫斯科的共产党电台欢呼这是共产主义新旧巨人之间的“七条协议”，和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苏联与中国将不断……在严格遵守……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创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这些协议带着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深切合作的表象，许多是俄国的让步：

到明年5月底撤出他们在中国东北海参藏这个不冻港的满洲里海军基地的人（这个深水良港人口142000），从而结束了10年的军事占领；

给北京延长另一笔1.3亿美元的长期信贷；

撤回他们在中国四个联合公司的份额以便中国人“能自己管理企业的活动”。这在表面上是主要让步，联合公司是苏联控制附属国经济的标准工具，两个这样的公司使得苏联控制了新疆的石油和矿产；

帮助中国创建15个新的重工业项目，建设两条从中国中心到苏联边界的铁路。

在军事条款上，协议意义不大，在明年5月31日以后俄国人将仍与红色中国分享对东北这一不冻港基地的“联合使用”权，在任何情形下，俄国人可以使用在大连的第二个不冻港——但是协议给人的印象是，北京已能够让俄国人撤退了。

西方人只能猜测是什么激发了这些协定，一些人推测俄国被迫让步以使中国与之保持一致，其他人猜测俄国与红色中国靠得更紧了——世界革命的最佳机会就在亚洲，红色中国将领导它。

不管俄国人动机何在，这一协议极大地提高了红色中国的声望，今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伴可以站在自己的人民和它的亚洲邻国面前，证明自己可以作为亚洲人的代表与俄国老大哥谈判，另一方面，俄国共产党也聪明地提高了自己在亚洲的声望。

13 1955-1956年 周恩来的胜利

虽然遭到勐烈的攻击，周恩来仍不为所动，最后，他站起来答话：“中国代表来这里是准备寻求团结的，而非争吵，中国没有任何意图去颠覆哪个政府或者邻国，相反，正是中国自身正在受到来自美国的公然的颠覆。”

……

1955年8月，中共释放了11名被捕的美国飞行员，放人的时间掐得很准，刚好是在日内瓦对话开始的前夕，这样仿佛给了这次对话一个好的开始。这是个聪明的主意，因为日内瓦万国宫的日程上只有两个焦点：1.被红色中国俘虏的美国人的释放问题；2.其他正在讨论的实际问题。

……

红色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于1956年12月初抵达新德里拜访尼赫鲁。充满魅力而得体的周恩来似乎决心从尼赫鲁处赢得微笑，而后者刚让他的苏联朋友幻想破灭。当跨出飞机时，周恩来愉快地忍受了玫瑰花瓣的袭击以及印度女学生挂在他脖子上的金盏花花环。

被猜测中的蒋介石

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懂一件。

——西方古老寓言

银色的窗帘，灰绿色的摆设，凉爽的阳台，这是1955年3月的一个安静下午。轻微的拖鞋声从里屋传了出来，一个助手马上应道：“总统！”这人踱到阳台，一身黑色打扮：黑帽、黑袍、黑毛毡拖鞋。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

蒋介石礼貌地微笑着鞠躬，此时客人注意到，多年的逆境与由此而来的自律，使他消瘦而棱角分明的脸和额头如同雕塑一般。总统示意客人就座，然后在他旁边的椅子坐下。他说一口生硬的中国话，不时授意旁边的翻译。谈到印度支那的时候，他的眼神中流露出关注；谈到重返大陆的决心时，眼神又变得凝重。6点整，茶喝完了，这时，一种莫名的表情忽然出现在总统的脸上，客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识趣地告辞了。总统只是在原地弯了弯身子目送客人。在客人看来，总统那黑色的帽子和长袍里，似乎同时隐藏着脆弱和强大。

很多美国高级官员都到过这个凉爽的阳台，使这里的气氛变得焦虑、紧急。出入的人总是不会发表任何宣告，或者做出任何决定，但都会传授着总统的旨意——他们在关键问题上都会有一样的想法，并且，跟总统一样的想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在遇到棘手的问题和犹豫的时候，总统都会使任何气氛变得平和。

蒋介石很久之前就坚持认为他最难缠的敌人是受莫斯科指挥的中国共产党。这种顽固终于使他在1936年12月12日激怒了他的同胞（他们希望他联共抗日），而后也使史迪威将军和杜鲁门总统恼怒——前者要他武装共军远征缅甸支持英美盟军对日作战，后者坚持要他与“所谓的共产党”联合。当其他人都感觉到不能只顾着啃共产党这块硬骨头的时候，蒋介石却顽固地抱着他的念头不放。

除了这个简朴而漠然的蒋介石，世界上似乎没有谁的名字会如此地毁誉不断。在一些人看来，他是个毫无信用的独裁者，并且他的缺点让他失去了大陆；在另一些人看来，即使过去他是个“无赖、极权主义者”“该下台送去流放的人”，现在也已经是“英勇的盟军”了；有人则把他列入“反动主义者之流”；印度人说他是“美国的傀儡”；美国的史迪威将军管他叫“小人物”；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说他是“爱国的、清廉的和睿智的领导者”。

美国国会最近例外地达成了一致，他们要保住蒋介石的台湾。世界上的其他人如果还没有改变对蒋介石个人的看法的话，至少对他的政权的看法有了改变。当然，仍会有人从蒋介石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只能说，这些出于个人的想法都已是落伍了的，甚至是可笑的，因为它们仍停留在战后的政府分裂和军队瓦解的灾难记忆中。新的看法已经形成：那就是台湾应该、也必须被保留成自由世界的一道防御工事。

在许多亚洲的反共者眼里，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政策将会套用在本国身上。一个英国人在曼谷说：“你们这里的政策已是够白痴的了，我们的也不例外。但毋庸置疑，迫使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就是这些白痴政策的一个结束。”另一个菲律宾的殖民者则说：“美国已经用台湾来展示它对亚洲小国家的价值观。”

台湾，在徘徊与叹息中的蒋介石

今年3月中旬，中共的炮兵从大陆向金门的稻田投掷了炸弹，并攻击马祖的渔船。面对中共大陆的是三个国民党的精锐师，分别驻扎在大小金门跟往北150里开外的马祖。它的同盟也对前景感到沮丧。但蒋介石不管盟军们的态度如何，他也要保住那几个外岛——即使是到最后一个士兵。

蒋介石说：“我们的军队不能轻言放弃前线而自行撤退，不战而退会影响我们军队的士气和忠诚。我们的政府可能忍受某一次战斗的失败，然后再战，但绝不能不战而退。即使没有盟军我们也要打下去，我们的士气才能高涨，要不然谁也帮不了我们。”

在和谈和停火的问题上，蒋介石显得很平静，“这左右不了我，我知道中共是不会接受的。我们不会在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上纠缠。”无论世界的舆论如何猜测蒋介石的意图，他仍不改初衷。蒋介石的夫人说：“他把每个时刻都看成是最后的时刻，仿佛重返大陆是他的使命。”

蒋介石充分意识到他的台湾统治将是重返大陆的基础和关键。在大陆做了22年的国民党政府首脑，他没有一刻不在跟对手打仗——军阀、共产党或者日本人。在台湾的最近4年里，他终于有机会能在一种相对和平和稳定的局面里施政。

蒋介石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他的使命是把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不能以追求个人自由为由推翻君主专政政体。孙逸仙认为中国不像欧洲，中国拥有了太多而不是太少的无组织的自由，“我们必须成为一盘散沙中的领导，我们要的就是组织。”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尽力遵照孙逸仙的旨意。渐渐地，在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过程中蒋介石形成了自己的统治哲学，其中深深浸透了儒家思想。他的统治哲学是创建在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晚辈对长辈的忠诚，儿子对父亲的忠诚上的。孔子说：“君高尚者，民亦高尚也。”

台湾本地人并不愿接受这批于1949年底艰难逃到台湾的200万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第一批从日军手里接管的国民党军官就被认为是一批外来的政客及无能者。1947年举行的反抗游行持续了3天，最后被彭孟缉将军血腥镇压，彭孟缉当时是警备司令，现在担任全军首长，成千人被杀害。

蒋介石到各地鼓舞台湾人的士气。他任命了不起眼的同窗同学陈诚。陈诚一边抓紧警务建设，一边开始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蒋介石吸取了在大陆的教训：“全体一致认为最后4年的失败是由于我们没有加强民生管理。”

通过有关法律限制租税最高不得超过年收成的37.5%，原来是年收成的70%。政府把从日本人手里收复的大量土地卖出去，同时还收买地主手里的土地，再以更优惠的条件出租给佃户。在蒋介石统治的4年内，佃农的比例从40%降至20%，成千上万的台湾人盖房并娶上了媳妇。

蒋介石的这块新领地还算富裕。台湾从原有的800万居民基础上增加了200万国民党部队，不论是土地面积还是人口，都只有比利时或荷兰那么大。战前，台湾人民生活水平在东方仅次于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蔗糖出口地，总出口量（大米、茶叶、水果）超过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在美国的经济援助及技术支持下，台湾的经济繁荣起来。发电量成倍增长，农用肥料增长6倍，纺织品增长2倍。直至1950年止，台币一直比日元稳定。

政治上，台湾人在政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年前，竞选只是在地方，去年，省议院也开始公开选举了。在许多选举中，许多“独立人”反对国民党候选人，最近也发生了一个重要例子，独立党人已在市长选举中获胜。

困难仍然继续存在。国民党在岛中聚集，对自身有优越感，他们觉察到自己很难听懂台湾的闽南口音，闽南人由于被迫学习日语后，也不愿意再学习普通话。因此国民党人和台湾人仍然喜欢拥有各自的俱乐部，住在不同的区（国民党人大批移入日本撤退地）寻求不同的群体。但是相互通婚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从去年开始，台湾本地青年被募集顶替国民党的退伍老兵。这不存在什么问题，现在国民党军队共有9万台湾当地人了。

蒋介石能在台湾赢得公民投票吗？——这是一个英国劳工党常常会问的问题，答案虽然不肯定，但还是有可能的。

蒋介石一直执行一党专政，大多情况下是一人政府。蒋介石是总统，国民党的总首领及全军总司令，但是，他的权力主要来自于站在他这一边的人的尊敬与畏惧。

蒋介石有时也不能随心所欲，必须欺骗或用金钱购买权力。有时他甚至屈服于压力。1950年，更年轻一代的国民党人要求他让许多只有闲差的老国民党人退休，迫于许多部长的强烈压力，他只好接受了。

在台湾省政府日益独立的同时，国民党政府权力相对缩减。直至现在，国家政府员工只有12000人，而省政府员工却有113万人。除了外交部和国防部中的大臣外，其他大臣的职责都和省政府官员相同，因此，国民党政府除了准备反攻大陆外，别无他事可做。

蒋介石把自己隔绝于大多数日常事务，他并不和所有部下直接接触，只是选择部分干部交谈。通常，蒋介石6点钟起床，这时候，台北北部这处草坡上的房子里很安静，常驻警卫静静地站在林子里守卫。蒋介石花一个小时时间祈祷和沉思。蒋夫人也经常和他坐在一起，静静地度过这一小时时光。

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首要问题。在精力充沛的国防部长俞大维的率领下，20余支部队已全副武装起来，受到良好训练的士兵30万人。从真正意义上说，大部分是挑选出来的——他们是自己决定离开大陆而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虽然美国没有按照1951年的计划发送给蒋介石军事设备，但是现在的军事装备还是跟得上他们的训练需要。

台湾空军（双翼的F-84和单翼的F-86）的装备很差。新任命的绰号为“王老虎”的司令员王叔铭是中国最好的军人。蒋方军队一直被美方压制，美方不打算让国民党军队有攻击能力。这种压制甚至体现在燃料和武器上。国民党弱小的海军（巡洋舰、驱逐护卫舰）只有一些防御能力，几乎没有攻击力。

部队的领导能力一直遭到怀疑。回想起在大陆的那些糟糕的司令员，蒋介石对手下的司令员的第一要求就是对他忠诚。所以4年来虽然没有得到美军的援助，但却进行了两次重要的重组和无数次小的重组。司令员的最大要求就是在没有总司令直接命令的情况下，从不轻举妄动。

如果共产党想要夺取金门和马祖，他们具备了大量军队、武器和军事经验，而他们最缺少的就是空军力量。现在，大陆军队在卢桥（泰城对面）创建了一个空军基地，并准备派遣40架米格机。在南部，国民党在沙头附近发现了另外一个基地，也许在6个月内它还不能完成。如果一旦完成，这就会成为共产党的空军基地，其覆盖面不只是金门和马祖，而是整个台湾海峡。到那时候，就不只是沿海的小岛要受到威胁，而是整个台湾将处在危险之中。

美国会帮助他们迎接如此的挑战吗？蒋介石认为美国是会来保护金门跟马祖的。但上周国务卿杜勒斯却重申他们“没有任何义务之类的表达、暗示以及承诺”。国民党一个高级官员也承认：“我们是有点神经过敏了。”

对于美国来讲，这个答案不仅对台湾而言是残酷的，而且对整个东南亚也是残酷的。从香港到西贡，从曼谷到雅加达再到新加坡，散布着1200万华人。他们都是蒋介石跟红色中国要争夺的外在力量。

明显地，共产党已经在靠近这些华人了。一个曼谷的老华侨说：“我们的下一代都为共产党感到骄傲，他们都在嘲笑蒋介石以及他在大陆垮台的政府。”如果中共真的成功地影响了部分海外华人，那这便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支“第五纵队”了。

在台湾，一些人已经对重返大陆失去信心，除非有美国的帮助。这些人现在想的是怎样在台湾安居，并要求政府改善生活条件。

但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是不甘于这种局面的。不管那些中间斡旋者向他提出多少折中的退路，他始终相信自己还有机会。在一点上，他跟他的“共产党敌人”却是相同的。

这是否意味着蒋介石已经接受了，或者打算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当今的世界恐怕不能接受这种选择，因为这不是人们的习惯思维方式。蒋介石说，他的“反攻”大陆不会带来全面战争。事实上，只要中国大陆还在共产党的手里，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永远存在可能性。

周恩来万隆之行

会场上各国的代表正在啜茶，他们聚集在这里准备开会。尼赫鲁，这个印度的总理威严地扫视了会场一眼，然后优雅地点起他的黑骨烟斗，仿佛在等待他人的朝拜。在这个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上，尼赫鲁似乎有一种无可争议的威慑力。红色中国的周恩来在他的伴随下被介绍给与会代表，周看起来像是个温和派。中共借此扩大了它自己的影响，尼赫鲁也因此成了有色人种的代言人、东西方的调停人，甚至成了和平的传播者、中立主义的领导者。

不同肤色和信仰的人在这里汇集，带着骄傲和兴奋。“我们的人民曾是世界的沉默者”，印尼总统苏加诺疾呼，“但亚非国家不会再做其他人的工具和玩偶。看，亚洲的人民要发言了，而且要让全世界都听见。”

让人惊讶的首先是万隆聚集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并且他们不需要什么领头人。尼赫鲁显然低估了他的伙伴们。

尼赫鲁的计划一个接一个地受挫。巴基斯坦的默德里反对尼赫鲁所谓避免争执和限制自由言论的计划；土耳其的代表冷冷地表态，说他不会接受没有自己参与而做出的决定；利比里亚的代表也说：“我们也要表达自己的声音。”尼赫鲁生气了，咆哮着步出场外，“这次会议的问题就是与会者把联合国那一套搬了过来！”

周恩来充分地发挥了他的作用。他谦逊、忍让，只在被提及的时候才发言，他用温和的回答化解愤怒，他让尼赫鲁替他表达，并在同意的时候点头表示。

在这个曾经是荷兰官员俱乐部的大会场里，一个个代表接连发言。法国在北非的殖民主义，南非的种族隔离以及英国在也门亚丁的殖民主义都受到谴责。但也有伊拉克的代表针对北京的言论：“共产主义想用一种更致命的殖民主义来统治世界，他们连让人哭泣的机会也扼杀掉。”会场以掌声附和，巴基斯坦代表的激动和尼赫鲁的怒目而视也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们难道只有向统治我们并让我们成为奴隶的殖民者投降才能拿回我们的自由和勇气吗？”菲律宾的代表说。巴基斯坦的代表也说：“我们不能被所谓自由的伪装误导，不能向这种更为险恶的帝国主义打开我们的大门。”

泰国的王子指出，共产党人正在忙于训练住在中国的泰国人，以对泰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所谓的共存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发问，“难道是意味着活着的和那些让他们活着的人共存吗？”

虽然遭到勐烈的攻击，周恩来仍不为所动，最后，他站起来答话：“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扣住了全场的人心，人们感到会上的气氛马上变了。

然后，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代表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而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进会场的人越来越多了。最靠边的人很多站在椅子上。

尼赫鲁想把那些执拗的代表重新控制住，他安排了聚会和晚宴，邀请了代表来跟周恩来会面。

尼赫鲁碰到最大的钉子还是锡兰的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当尼赫鲁在讨论如何着手解决台湾问题时，爵士插手了，这个星期他早早地会晤了周恩来，并明确地表态：“为什么我们不试试解决台湾问题呢？”他三次设午宴邀请周恩来，并联同科伦坡的五个首脑人物以及菲律宾首脑罗慕洛、泰国王子一起出席。但周恩来每次都托词没有出席，甚至有一次转而参加尼赫鲁的晚宴（这个晚宴没有邀请约翰爵士）。爵士大为光火。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和马裤走进了会议室，宣读了自己起草的计划：要求美国第七舰队撤退；放弃金门和马祖；台湾作为联合国或者科伦坡之下的托管国。

尼赫鲁对他的计划嗤之以鼻。“为什么是联合国？”他讥讽地问，“我想锡兰就已经很足够了嘛。”

爵士很恼火，毫不避讳地咆哮。

尼赫鲁一直以来小心翼翼企图促成的共存幻想破灭了，他恼羞成怒。“白痴！”罗慕洛恼怒地骂了一句。尼赫鲁质问：“你做这样的计划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爵士反驳道：“那你提出任何动议之前有征求我的同意吗？”

那一晚，有关爵士的传言就在印度民众间散布开来。他并不是一个聪明的角色，其实只是太急于出风头而已。但是第二天，周恩来却对爵士作为一个中立者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大为赞赏，他走上去握住爵士的手，用英语对他说：“你的演讲中有某些部分还是十分有建设性的，我支持你。”爵士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想我的态度应该谦和点。”周恩来向委员们解释道。

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利比亚、苏丹还有菲律宾都支持谴责“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诉诸武力的国际教条、渗透和颠覆）”的议案。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提出一个动议，包括赋予成立联盟以自保的权力（这是“五项原则”里所不包含的）去代替尼赫鲁和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土耳其的代表支持他，并说，“如果不是因为北约的话，土耳其现在也不可能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议。”

尼赫鲁生气地敲打桌子，北约其实是“殖民主义最强有力的拥护者”。“我们不应该支持冷战的任何一方，”尼赫鲁说，“那只能使亚非人民耻辱地沦落成为权力集团的应声虫……我们不能加入任何的权力集团，因为那就意味着失去自尊。”

他拒绝承认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就好像殖民主义一样。欧洲的附属国“是联合国的主权国，我们又怎能认为它们是殖民地呢？”“那危地马拉又如何呢？”那难道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吗？他说：“我可没有说它是，我们如何来断定一个国家是不是被奴役呢？”

缅甸的代表提出一个议案，融合了联合国人权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项议案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反对，”尼赫鲁赞同地说，但是巴基斯坦的阿里顽固地坚持说：“这个会议将不会有什么建树，如果它只是片面地批评殖民主义的不好的一面。”这时，局面陷入了僵持。最后，会议达成“殖民主义的各种行为表现”的谴责议案。

周恩来的精彩

尼赫鲁的计划节节挫败，他只得静下来嘟哝着，而这正是周恩来走出来发言的契机。

当其他人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周恩来巧妙安静地进行着他的工作。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的代表，并办了不少实事。他用不断发展的商贸活动来揶揄日本，支持印度对果阿的权利要求，用投票支持谴责以色列的方式来拉拢埃及总理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最重要的是，他和印度尼西亚就250万中国海外侨民双重国籍的问题上签署了一个协议——使这些人有一年的时间去选择印度尼西亚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由此排除了他们选择中华民国作为国籍的可能。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周恩来用简短朴实的语言，做了一个至今仍被视为最精彩的演讲。他成功地给人一个坦诚、有原则的印象——他不会为任何对他的指责而道歉，但却能接受和听取其他不同的声音。如果一些代表认为“和平共处”这个词语代表共产主义的话，那“我们就换个说法嘛。”周恩来说。他建议用联合国宪章里的词语“在一起和平地生活”。中国反对“为军备竞赛而组成的阵营”，但是他指出其他国家可能非常支持。他说：“他曾和巴基斯坦的总理大臣谈过，他告诉我尽管巴基斯坦是军事联盟里的成员国，但巴基斯坦并不视中国为敌人。因此，尽管中国反对军事联盟，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达成共识。”

一些代表曾经提到共产党。“事实上有很多派生的组织是中共不赞同的，”周恩来说，“我们并不愿意成为美国情报局网络监控之下的牺牲者。但是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不能达成一致的共识的话，这个会议将不会提出任何解决的方案。”“在我们的邻国里有很多是害怕中国的，”周恩来承认道，“比如泰国和菲律宾，因为我们之间缺乏共识，所以它们害怕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周恩来保证，“我们将不会对泰国或者菲律宾采取任何侵略或者直接威胁的行动，”并且，“邀请泰国的代表团到我们国家参观访问，看看到底我们国家有没有对任何国家存在侵略或者威胁。”

然后周恩来画龙点睛地说道：“中国人民并不想与美国开战。中国政府是很希望坐下来和美国政府磋商以舒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尤其是台湾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个提议他事后补充：“一点也不影响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初衷。”

如果对周恩来的成功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他的最后提议就足以释疑了。尽管美国立刻反驳道，将不会在中华民国缺席的情况下接受任何磋商，但是其中一些“极右”的人也对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个很伟大的动议。”巴基斯坦的阿里大喊道，其后他自己将这项议案提交到了华盛顿。

在这个有29个国家参与，但仅有7个国家承认中国政府的会议中，周恩来赢得了朋友并使其他的那些国家深受影响。一个印度尼西亚的代表说道，那些所谓的反共产主义势力就像一群疯狂的宗教崇拜者一样。周恩来则像一个绅士，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

北京生活

中国古人认为天坛是宇宙的中央，但它却坐落在北京城的一个偏僻角落，似乎是怕宇宙之大惊扰了壮观的京城。

当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皇帝忽必烈入侵并决定定都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是一个有着超过2000年历史的城市了。忽必烈下令用圣象远道送来长青植物点缀万寿山，山上铺一层青铜矿石，山顶再盖一个绿色的亭子。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写道：“这位伟大的可汗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让他的精神得到安慰。”

在不过5个世纪之前，蒙古人已被赶走了很久，北京重建了起来。明朝皇帝永乐听从占星术士之说，把这个城市建成“哪吒”那样一个三头六臂的怪兽形象。它的“头”就是主要的出入口，“肠子”就是开放式的沟渠，“肚脐”是一口井。当工程完成后，北京变成了一个由一系列城墙组成的城市，就像一个中国式的迷宫游戏，一个匣子连着一个匣子。

在4平方英里的城里建起了亭子满布的皇城。皇城里面是紫禁城。永乐铲平了部分皇城来建“一系列像肥皂泡的湖泊”，把掘出的土堆成了“煤山”来保护宫殿，抵御北方恶势力入侵。从金水河到玉泉河，这像是由北海、中海、南海组成的一条项链。

北海绕着忽必烈的万寿山转入一个被白塔点缀的宁静的小岛，具有南方特色的亭子，巧夺天工。

从西华门到珍妃井，紫禁城里是一系列的礼堂、大厅，肃穆的庭院，花团锦簇的园子。在这里，帝王们穿着高跷似的鞋子昂首阔步地走过，皇后们在孔雀扇下晒太阳，妃子们梳理头发，而太监们则在密谋造反。

今天，中国的新统治者接管了紫禁城，他们住在附近的勤政殿里。

北京都市生活的脉搏在看似平静的匣子背后颤动着。忽必烈时期的宽阔大道中交叉着拥挤的胡同与铺满灰尘的小路，京城里满是没有窗户的城墙和四合院以及带有历史痕迹命名的千人渠、狗脖子胡同等。

商人们在胡同里找寻金鱼、蟋蟀、炸油脂球、长命草等。从小贩们的笛声、拨浪鼓声、铃铛声或是民谣小调里就可以听出商人们的行当。这种生活方式在各种社会制度下延续数个世纪。莫里森大街，一个欧式商业小区，已经被更名为王府井大街。商人用算盘在记他的账。

自从共产党1949年胜利以来，北京的人口增长了两倍，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00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15个城市之一。大部分北京男女，现在都穿着一种蓝色的粗棉布衣服，整个城市的街道都呈现出一片单调的颜色，只有小孩和三轮车夫例外。

似乎为了弥补自身衣着上的单调无趣，父母把孩子打扮得花枝招展。三轮车夫，粗壮的个体劳动者，穿着杂色的衣裳。他们对于旅游者而言，是重要的交通手段，但对于北京的雇主来说，他们是私有制的残余。一下子让所有三轮车夫在路上消失会导致失业问题，于是政府采取了逐步停止三轮车零配件流通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为了不让行人与自行车拦住去路，北京的机动车在路中央猛冲。每个司机都骂骂咧咧地想把别人赶出这条路。从永安路到天安门一路简直就是一场恐怖之旅。

街上的车晚上10点就不出来了，夜生活和娼妓业被废止，广播体操替代了这些，全城范围的广播每天3次督促人们在任何地方做下蹲、屈膝动作。

曾经是宗教文化中心的北京现在已成为喧闹场所，这个城市的办公场地加倍建设，并建成了4家一流的宾馆、20家医院。新城区、新剧院、新的摩天楼改变了城市的景象，向古老的那种认为建筑物必须与自然达成和谐的观念发起了挑战。

今天，北京的建筑物高耸入云，但治理者似乎还没能让北京重现它古时的辉煌。

北京的善意：释放美国飞行员

1955年8月，中共释放了11名被捕的美国飞行员，放人的时间掐得很准，刚好是在日内瓦会议开始的前夕，这样仿佛给了这次对话一个好的开始。这是个聪明的主意，因为日内瓦万国宫的日程上只有两个焦点：1.被红色中国俘虏的美国人的释放问题；2.其他正在讨论的实际问题。中方看起来没有意识到，阿诺德上校的苦难经历会受到美国公众舆论的关注。

紧接着杜勒斯和红色中国的周恩来之间的跨太平洋会谈，日内瓦对话开幕了，同样在两周前四大国商议的那栋建筑里进行。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一个原则，美国把它作为北京的和平宣言。这原则是“不诉诸武力”。

几个小时后，周恩来用一段对他而言算是温和的谈话说，他不认为谁是匪徒或战争制造者。联合国成员国和贸易禁运问题已经是老调重谈了，但一直以来他们都暗示着北京已准备好对台湾问题进行谈判了。周恩来强调：“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准备寻求和平手段解放台湾。”周恩来是在要求国民党政府不用武力就投降。但华盛顿方面决定对周恩来表现最友好的一面，杜勒斯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周恩来的话比他以前更强调了不诉诸武力。”

还没听说过阿诺德上校的故事的杜勒斯满心希望地补充说，有迹象表明中共已经“放下武器”，“我们之间的一些实际问题就可能明朗化了。”

被派往调查的人是堪萨斯出生的乌拉尔人，阿来克斯·约翰逊，46岁，一个远东问题老手，现任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他是个强壮的人，曾在日本人的“满洲”的收容所待过半年。在日内瓦的印中和平会谈上，为美国战俘的回家问题进行过首轮谈判。早些时候，约翰逊在日内瓦遇到了一个老对手：红色中国的王炳南，47岁，中国驻波兰大使。

王炳南是个小个子、严肃的男人，头发像往上竖起的刷子。王炳南在日内瓦一直穿着他码头工人风格的服装。点头微笑，摆姿势拍照，拿着一把红色的天竺葵。他奉命高调地与约翰逊会谈，用西方的话来说，就是“让全世界听见中国对联合国的敲门声”。而相比之下约翰逊则是沉着地周旋，对记者强调美国官方的观点：“各位记住，这不是会议，只是大使间的谈话而已。”

约翰逊的意图是把对话限制在释放美国战俘上。在对话前一天11名飞行员被释放让约翰逊大吃一惊，但当会谈深入以后，王炳南先生发现这位堪萨斯人也是个棘手的对手。

在他们的第一场会议里，约翰逊坚持美国的所有平民犯人都必须释放，美方才会满意并进入“其他实际问题”。第二场会议里，他列出一张40个美国人的名单，要求红色中国释放他们。王炳南回应说，要美方“释放”一群被美国扣留的中国留学生，当时美方说这些学生在美国大学里获得的知识可能用在美国的敌人身上。王炳南表示中国学生事件在法律上和在道德上都和那些飞行员的性质是一样的。

新社会和新生活

美国的记者们被北京震惊了。《生活》杂志的图片上有北京新生活的景象。“五一”这天，50万人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几千面彩旗在大风中猎猎作响。裙子——这种最令人惋惜的革命的牺牲品，在这一天重新公开亮相。妇女们身着鲜艳的春装，步履轻快地走在队伍中间。她们没有穿着近年来时髦的上衣、长裤。

1949年创建新中国后，红色领导人依然穿他们的“解放制服”——一种深色肥大的棉袄棉裤。出于谨慎和需要，中国的民众纷纷效仿。女装与男装几乎无法区别。拥有旗袍的女性把它们收藏起来。中国大陆的旗袍与香港、新加坡的旗袍样式差不多，贴身合体，下摆开衩。

去过中国的外国人都认为“解放制服”的样式僵硬、沉闷、单调，而且他们也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最后连苏联人也开始抱怨（有个苏联人说他无法分清学校里的男生和女生），中国这才下决心变革。一位中国官员沮丧地说：“在莫斯科的剧院里，只要你看见一片蓝色或灰色，那肯定是中国代表团。”几个月前，北京政府开始鼓励人民尝试新的服装样式，因为它能反映出“人民正在享受社会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

但是，人民已经学会在生活中保持低调的生存之道。他们不愿张扬个性或财富，唯恐别人利用这一点来对付自己。必须鞭策他们。北京的播音员说：“让几个带头人做出榜样，其他人就会效仿。”为了推动新面貌的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城市举办了时装表演会。尽管官方告诫妇女不要穿紧身服装，不要“浓妆艳抹”，但胸罩和贵妃香粉（牌子取自一位唐代的美人）的销量还是直线上升。一位政府官员甚至谈到“曲线美”。1956年5月开张的一家服装店有3000种春装供顾客挑选。

北京的播音员大声宣布：“树木长出新芽，花儿绽开笑颜。人人穿着鲜艳的春装，与这美丽的春天媲美。”而实际上所有男人仍穿着“解放装”，许多人在新衣服外面再罩上旧衣服。胆小的人把目光朝“五一”观礼台上扫去，希望找到鼓舞他们的迹象。但毛主席和他的同僚们都穿着旧式服装。他们更像是坚定的革命者方阵，而不是绽放的花朵。

德国的摄影师沙尔玛·培伯尔是几个承认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之一，他是慕尼黑图片杂志《快速》的职员。为了报道一支西德足球队的莫斯科之行，培伯尔申请了一个签证。当得到签证时他怀疑地发现只有一个限制条件，不得拍摄军事设备。在中国，他从广东到东北漫游了10个星期，采访中国人，拍摄下他看到的一切。在北京的5周里，他与16个朝鲜停战后选择留在红色中国的美国战俘中的10个见了面。在人民大学——他们在那里度过了3年学习中文的时间，他被允许拍摄照片。培伯尔发现这些人想家了，每个月他们将获得中国红十字会给的40元生活费。他们称赞红色中国的优点，看起来决心在这里一直待到“国内政治气氛变了”为止。

在微笑地骑脚踏车人中，3个美国人和1个同行的苏格兰人坐着一辆三轮车在北京的长安街上逛。这些人在北京可以自由走动，但受到红色政府的监督。

一个儿童的香港假日

只有90英里长的海岸线隔开了广东和香港，但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共产党接管广东之前，肖陶凰夫妇与因怀孕而与丈夫一同留下的姐姐肖明告别。开始这两个家庭偶尔写信，但很快发现不写信更为明智。最近在广东，肖明利用政府放松了的出境政策，南下去香港探亲。她不得不留下一个家庭成员——她的丈夫在家。但她带上了她的孩子李波，他刚刚在国营幼儿园里上完第一学期，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脸上是对一个5岁孩子来说早熟的严肃表情。

小李波呆呆地看着肖陶凰桌上的食物，然后用他的筷子在每个人面前翻来翻去。肖明解释说在广东食物很缺乏，因为大陆“为建设未来而节俭”。小李波此时宣布道：“我和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将是未来的主人。”肖陶凰一家人非常吃惊，接着大家都沉默了。

突然李波把他的小手拍在桌上，碗和筷子都跳到了空中。他骄傲地展示他手掌上的黑点。“哈！”他喊道，第一次露出笑容，“我又消灭了一只苍蝇。”他妈妈尴尬地提起中国内地消灭“四害”的运动。李波插话道：“我已经打死了20只老鼠和麻雀，消灭了300只蚊子和苍蝇。”肖明让儿子去洗手。李波本以为会受到夸奖，他受了伤害似的答道：“不要像美国走狗一样命令我。”

第二天早上，肖陶凰一家被他们小客人的歌声弄得比平时早醒了一个小时。“共产党像太阳，”李波唱道，“……四面八方传来喊声，起来，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

当天晚上，当肖陶凰的先生读报时，李波愤怒地关了灯。“另一间屋子里有灯。”他迅速地告诉住屋的主人，“你在浪费电，浪费人民的钱和人民的汗水与劳动。”想和外甥处好关系的肖陶凰的先生给他吃糖。李波急切地伸出手，当看见包装上的英文字母时，手缩了回去。“我不吃敌人的食物。”说完他调头就走。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波和任何少年一样好奇，但有所区别。为什么墙上没有毛泽东的肖像？肖陶凰阿姨和姨父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在香港为什么放映美国毒片？

急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肖陶凰一家让肖明把李波留在香港受教育。肖明回答说：“你们发现我儿子很奇怪，甚至暗示——不过我知道你们没有恶意——他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我不能判断对与错。我只知道，如果你们处在今天的中国，你们不会对我儿子有这样的看法，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像他一样。”

中国共产党喜欢用统计数字表明年轻一代在新中国是如何受到良好的教育的。他们说，“为避免母亲们因孩子之故不能参加生产的现象”，在工业和矿业企业已创建了约5000个国营幼儿园和1900多个育儿所，照顾着19.2万名儿童。结果：红色中国的妇女10个中有9个都合理就业。

消灭“四害”是中国儿童喜欢的活动，江西广播电台报道说双西村的儿童把“四害”称为“小蒋介石，从而产生了极大的消灭它们的热情。”仅在最近一次为时两周的“战役”中，71万名儿童消灭了283.2万只麻雀、869525只老鼠。

周恩来再访尼赫鲁

微笑着，能言善辩而又自谦，他的态度传递着玫瑰色的好运，红色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于1956年11月底抵达新德里拜访尼赫鲁。充满魅力而得体的周恩来似乎决心从尼赫鲁处赢得微笑，而后者刚让他的苏联朋友幻想破灭。当跨出飞机时，周恩来愉快地忍受了玫瑰花瓣的“袭击”以及印度女学生挂在他脖子上的金盏花花环。一天之后，当一个大爆竹在一次集会上以炸弹的响声爆炸时，他仍在微笑。

印度人以一个愿望来回应中国政府的友好。他们对这位红色领导喊道：“印度和中国，兄弟，兄弟。”“世界变成一种模式，生命的乐趣就会变少。”尼赫鲁说，同时承认了他的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几点基本区别。

在一起密谈10个小时，周恩来和尼赫鲁也许讨论了他们之间所有的棘手问题：共产党在尼泊尔和西藏的巩固，中国对缅甸和台湾的意图；但大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谈话集中在尼赫鲁在这个月晚些时候访问美国时将面对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的问题。“现在是时候了”，周恩来告诉美国记者，“创建一种好一些的关系，也许这并不是美国的观点，也许杜勒斯不喜欢我，但可能我们的继任人能够走到一起。”

当尼赫鲁从他的美国之行回来后，周恩来会再在新德里听听他们说了什么。

14 1957年 反右倾与整风运动

按照毛泽东的严格要求，中国的第四次整风运动全面展开，批评之花像蒲公英般涌现。上海的新闻记者公开要求能更方便地报道当地政府的“实际情况”，北京勇敢的学生要求共产党撤掉北京大学的控制组。同时，全中国党的显要人物都开始了尽职尽责的辛苦工作。在一个集体农场，33个将军和127个官员突然出现，并开始帮助目瞪口呆的农民们除草和拉粪。在首都，一位部长当了一天搬鱼工人——北京电台报道说，这是一幕“极大地鼓舞了”老百姓的情景。

……

在目前的争论中，毛泽东谈到劝说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使党密切联系群众……北京市市长彭真以异常激烈的语气发表讲话：“反右倾斗争是对与错、好与坏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还是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问题。”

从婚姻开始的法律改革

美联社记者的消息说的是中国的爱情。“娶来的女人好比买来的马——主人可以随意骑，任意打。”这句以前男人们挂在嘴边的话或许描述了过去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婚姻的真实状况。中共在法律上做的第一项改革便是婚姻法。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一年就颁布了新的婚姻法：“创建在以男人凌驾于妇女之上基础上的，专横武断的封建婚姻制度应予以废除。”新的法律规定，未来的婚姻只能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新婚姻法还承诺所有妇女在经济上是自由平等的；不得歧视私生子，保护无合法身份的儿童。为了把每个细节都阐述得绝对清楚，在第13章里明确提出：“严禁溺婴行为。”

如共产党希望的那样，婚姻法起到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把占人口相当比例的妇女从父权和夫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她们成为建设新国家的生力军。妇女得到了很多权利，获得了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平等地位。到1953年为止，已有100多万妇女当上了工人。今天，毛泽东的空军里已有一个完全由女飞行员组成的喷气式战斗机中队。但新婚姻法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转变男人的观念。即便是党员本身，尤其在偏远的乡村地区，男女平等的观念是很难让他们接受的。为了保持男人的特权，在一些地方依然盛行父母包办婚姻。

被运往台湾的中国杰作

1949年1月的一天，一艘飘着国民党白蓝相间的旗帜的登陆艇离开了南京码头，沿着混浊的扬子江而下，舱里装满了贵重货物。另一艘装满货物的船已安全地穿过中国东海到了台湾。此后，一艘货船完成了从共产党手中抢救几世纪以来汇集的艺术珍品的壮丽使命，包括那些在北京故宫和南京中央博物馆里收集的珍品。

今天，大部分皇帝的收集品已成功地放置在台湾中部山脉的一个隐蔽所在。在那里的3间水泥仓库和一个大山洞里堆积着近40万件艺术品——画、古青铜器、瓷器、金盘、漆器和玉。许多物品是在1934年日军逼近北平时就一直放在包装箱里，更多的物品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从来没见过的。现在，随着在该处的小博物馆的开放，中国艺术的爱好者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被选出来展示的珍宝。但是绝大多数的物品仍然被锁着，它是世界最丰富文化之一的伟大遗产。

如果古代中国人用羽管笔代替了毛笔，中国巨大的绘画财富就似乎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发展下去。3000多年来，绘画和书法代代相传，那些名家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他们在丝绸上创作，而且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动。

这些宝贵的绘画被一代代传下来，每个所有者都加上自己的印章，还经常亲自写首诗以作评论。对中国艺术爱好者而言，欣赏一幅画的乐趣还在于将写字的书法也当作艺术来欣赏，解释这些印章，分析笔风和画法。但是，本质上，每件作品都反映了一个主题，1000多年以来，中国画家最关心的不是人，而是自然。他们最成功的主题就是山水画。

对自然界的崇拜与中国历史一样久远。孔子，关于礼节和修身的最伟大的先知，早在公元前500年就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与孔子同时代的长者，他宣称构成自然的是弥漫的精神力量，他称之为“道”，并把它比喻为水。

超越对自然的纯粹记录而达到真正的识别，是中国画家的至高理想。对5世纪伟大的画家沈灏而言，这种获得“质”的能力，这种“与精神共鸣和生命活动”的性质就是绘画的第一原则。一个画家在这一目标上成功的程度，对中国人而言，就是他绘画成就的最终标准。

孔子赞美的那些画已消失了很久。但从前的大师传下来的教导仍可在活力四射的盛唐时期的绘画和雕塑中见到。唐，从618年到906年一直占统治地位，是征服了东至朝鲜，西至波斯的一个帝国。

可怕的唐朝骑兵的秘密武器是他们的大宛骏马，传说它们太勇敢了以至于它们流的汗都是血。描绘它们最为传神的是画家韩干。被唐明皇召至宫廷的韩干，本来应该研究宫廷画师的画作，但是他的回答使唐明皇大吃一惊：“我的老师都在陛下的马厩里。”韩干对帝国4万匹马研究的结果体现在他的《周穆王八骏图》里，这幅画被概括为马的本质的体现。

唐明皇也是个自然山水爱好者。由于思念山川，一天他命令两个画师再现嘉陵峡的风景。画家吴道子在外面躺在树下，听着流水的声音，然后拿起画笔，一天之内完成了《嘉陵江三百里旖旎风光图》。画家李思训，同时也是一名将军，花了几个月描画同一场景。交给皇帝看，两幅都被评为“优秀之极”。

广袤高远的风景是这么的伟大，以至于其中的所有人类的迹象都显得渺小。这也成为绘画上最有成就的宋朝画家的精神追求。其中最了不起的董源在他们的《龙宿郊民图》之中展示了极大的转变技巧，为宋朝画家所采用。董源的鸟瞰图描绘了他在江南看到的山、湖和平原，展示了直到地平线的宏大图景。在巨大背景下，人物变成了小的彩点。他称这样的场景是“天堂的真理”。

一心向往安宁和睦的宋代皇帝想转向详细地观察，发展了一种对小而本质的场景的嗜好。易元吉的《猴猫图》，在主题和完成上都近乎戏谑，是个杰出的例子。这样的图画赢得了皇帝的赞美，就赏给易元吉装饰他在黄河平原上宫殿的任务。

其后有着同样大影响力的画家为米芾，文人画的典型人物。他是个伟大的艺术收藏家、讽刺评论家、砚台专家以及奇石的爱好者（放在他花园里的他最爱的石头被他称为“我的兄长”）。他的书法也是中国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书法之一，特点是粗硬的笔触，一反前人华美、装饰性的风格。尽管他有穿着唐式服装的习惯，他仍是个成功的侍臣，成为礼部员外郎。

作为一名画家，米芾最好的作品只给他的朋友欣赏，而且不允许他们碰画绢以防弄脏。他的画指向了一个新方向。取源于泼墨点的点描法风格（仍以“米点”著称），他在《春山瑞松图》里展示了中国的第一幅印象派风景画。它巧妙的山峰是以松散的笔画完成的，树则以仔细的墨滴完成。人的比例仅以一个孤独的亭子的骨架来表示。

有着1000年的艺术可供参考，明朝大师变得折中，用几种不同的风格作画。这一时代的标志是对每日生活、轶闻趣事的喜好，通常仅仅是装饰性的。但随着模仿过去大师的习惯，以及对技巧的吸收，艺术变得自给自足。著名的三册的绘画入门书叫作《芥子园画谱》，于1679—1701年间在南京一所小房子里（叫作“芥子园”）缩写出来，将画法分作16种。初学画者希望能熟练掌握每一种，但多样性只有天才的画家才能在笔端表现。成功的明代大家有：

唐寅，拉斐尔的同时代人，具有文艺复兴时的艺术风格和对高生活水平的热爱。他浮沉的一生，是在疯狂的饮酒作乐中努力作画度过的。他的《李端端落籍图》借鉴了唐朝笔法，但是把原先丰满的样式变细了些以适应明朝口味，在空间和对比上获得成功。但唐寅忍不住要取笑学者式的宁静态势。在画上他写道：“善和坊里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谁言扬州金满市，胭脂价到属穷酸。”

仇英，主要从事可追溯到唐朝李思训的辛劳作画风格。曾有人嘲笑他过于琐碎的风格说：“画蛇添足。”也许是作为回答，仇英画了那幅《桐阴清话图》，足有9英尺高，这幅画的更为自由和大胆的风格，是一个响亮回答，也是毛笔技巧的杰作。

沈周，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扮演了乡村哲人的角色，并不理会宫廷生活的礼仪奢华，在他创立的新文人画运动中心，他退隐到他庭园之中。他在《夜坐图》这样的画里描述了他理想中的生活，说他已达到了这样的理想境界：“一花一竹，一灯一几，读书习典——这些伴我度过余生。我的朋友是老农，我与青山对话，以园艺为生。世间的消息我不再理会，如果它们硬来打扰的话，松林傲风会将它们吹散。”

宫廷画师吕纪，不仅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花鸟画家，而且也是北京秘密警察的名誉指挥官——锦衣卫指挥。吕纪的目标是取悦当时奢侈而保守的官员品味，而他获得了极大成功。《红梅斑鸠图》是他作品的典型代表，其精致细腻的技艺无可比拟。

这样的杰作成功地解释了11世纪伟大的画家郭曦的回答，他问道：“为什么有德行的人以山水为乐？”他自己的回答是：“不能接近实际山水的丛林和溪流爱好者以及烟雾的朋友只能在梦中欣赏山水。山水由一只有技巧的手画出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不用离开房间，他就立刻发现自己置身于山涧和溪流中；鸟鸣猿啼傲不可闻，山光水影迷乱人眼。这样的景色难道不能使他心迷神醉吗？”

毛泽东的演讲：关于人民内部矛盾

通过共产主义世界永远有效的特殊信息渠道，由西方领事馆传出令人震撼的报道：“就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历史性的攻击一年后，毛泽东也做了秘密演讲，实际上是两个。这些演讲在轰动效应上不能与赫鲁晓夫的相媲美，但它们在共产主义土地上引起的骚动（西方国家已得到全文）表明，如果毛泽东实际上与莫斯科就‘意识形态平等’争夺，他将在附属国中有热切的支持者，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急于看到‘通往社会主义的多条道路’，而非单一的莫斯科创造的理论化。”

从毛泽东的演讲中所透露的是，这位63岁的中国领袖，在800名理论战士面前的长篇而热烈的演说中，否认了苏联意识形态的两个基本命题：1. 即使在共产党国家，阶级斗争仍必须继续进行，直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实现；2. 在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与统治者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冲突，因为党体现了人民的意愿。

区别是“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说，而且“那些愿望受到挫折的人”必须被倾听和严肃对待，“政府中没有一个组织，也没有人有权让批评者沉默”。新的群众教育应该：“认真实行，但要以和风细雨式的平稳——除非是违法乱纪的重大行为，所有的都应该免于处罚。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以同志间的坦率谈话方式进行。不能有群众的公众集会和斗殴。新的战斗甚至还提到“我们应该否认群众罢工的权利吗？”，回答是“不”，因为这样做将会“激化矛盾而非解决矛盾”。所有这些是被称为“团结，批评，再团结”战斗的一部分。

比其他事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似乎在向他的政府机构展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不满的原因是不断增长的经济危机，迫使饱受饥饿的中国福斯再把裤腰带拉紧一点”。然而，毛泽东将之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官员变得臃肿傲慢，其200万成员中超过60%的人是在红色力量掌权后加入的。他坚决地宣布，补救方法是让官僚主义者不再忽视他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官员必须与群众融合，并听取他们的抱怨。他还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应该“定期进行体力劳动，联系群众，消除令人不悦的区分”。

按照毛泽东的严格要求，中国的第四次整风运动全面展开，批评之花像蒲公英般涌现。上海的新闻记者公开要求能更方便地报道当地政府的“实际情况”，全中国党的显要人物都开始了尽职尽责的辛苦工作。在一个集体农场，33个将军和127个官员突然出现，并开始帮助目瞪口呆的农民们除草和拉粪。在首都，一位部长当了一天搬鱼工人——北京电台报道说，这是一幕“极大地鼓舞了”老百姓的情景。

自从他们获得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政府与人民之间会有“矛盾”的演说片段起，西方专家就在争论，红色中国的老领导人试图主张独立于莫斯科的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毛泽东曾以东方式的柔和说，“列宁提及了它们但没有评述……至于斯大林，他的意见仅能做参考。”

现在，毛泽东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信条的修改，承认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工具。“我们不再使用恐怖方法。”他暗示苏联人弄错的地方是，没有认清即使在共产党政府镇压了所有有组织的反抗后，也可能会面临“内部反抗”——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

“如果坚持使用恐怖的方法来解决内部反抗，”毛泽东宣称，“这就会使这些反抗变为国家敌人类型的反抗，就像在匈牙利发生的一样。”在那里，共产党因为选择了“镇压而非劝导……仅仅使事情消失了几天”。正确的缓和动荡局面的方法是，他继续说，是鼓励公开批评，接着通过“劝说与教育”来根除批评和导致批评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毛泽东称，“小罢工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们指出了错误。”

这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最为爆炸性的一条。在毛泽东的眼中，容忍的罢工也许至少有两件事可称道，它将给：1.中国福斯一个机会释放一点精力而又没有太大损害；2.政府可以统一对付潜在的革命。但是，就像匈牙利和波兰曾证明过的，莫斯科只会以厌恶的心情看待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有益的小型罢工”概念。

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倡这个说法呢？答案看起来是，毛泽东首先担心的是如何解决由严重经济困难所引发的紧张和压力——而且要尽力阻止在他的土地上发生匈牙利式的危机。

在一个演讲中，毛泽东否定了一些中国官僚对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怀疑： “马克思从来没说过他不应该被批评，对于那些不听从马克思这个教导的人，我会用一句老谚语：活着时不许人批评的人，死后必遭人批评。”此前，作为对一些非常胆怯的“花”的鼓励，北京释放了一些象征性的艺术家与作家。

在他“百花齐放”的政策中，毛泽东创建起比莫斯科更完美的方法，但他的修辞法需要变得朴素一些。劝说可能会有抚慰性的声音，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只有一方是对劝说公开的，其后被劝服者必须接受“团结”……接下来就是一种名为“劳动改造”的劝说方式。周恩来最近宣布：“拘押的罪犯中超过80%已得到了农业或工业中的工作”，劳动改造——也是中国目前创造性的做法。

《环球邮报》记者与中国

“让大幅照片见鬼去吧。”威廉·基蒙德说道。他是多伦多《环球邮报》的记者，去年5月到红色中国采访。基蒙德42岁，办事不留情面，喜欢刨根问底。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前去中国采访，除大幅照片外，《环球邮报》还刊登了第一批小幅照片，这些照片中的绝大多数真实反映了1949年中共取得胜利后的真实面貌。

基蒙德是加拿大公民，因此美国国务院不许记者进入红色中国的禁令对他不起作用。他发现中国是个“忙乱中的国家”，一个反差极大的国家。砖头平房与正在建造的高楼紧挨在一起；避孕的门诊部和佛塔相邻；苏制运输机装载的是脚踏三轮车运来的货物。基蒙德还发现“自我批评几乎是全国性的……”。

基蒙德提出的问题直截了当，而会讲英语的向导和政府官员在回答此类问题时竟然很坦率。有一次，他看见一辆敞篷卡车载着一车衣衫褴褛的中国人，由一个身背冲锋枪的警卫看押。他问这些是什么人，回答是：劳改犯。

基蒙德报道说，尽管大家“表面上接受苏联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这种观点，但“中国人的真正态度是他们也必须向反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国家学习”。从华沙到华盛顿的学者们都在分析毛泽东最近宣布的政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有许多条”。基蒙德印证了这句话的含义，例如：政府承认，它不得不再容忍起码5年的有限“国家资本主义”；任何在企业投资800美元以上的公民都可以得到5%的红利。

中国愿意改造“共产主义理论”的最明显证据便是，如何着手解决“中国当今极为重要的问题”，“如何养活以每年1200万速度增长的人口”。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严厉的控制生育措施，其中包括免费的流产和绝育手术。基蒙德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获取“外国信贷”购买工业设备的主要来源是粮食出口。“如果遇到像1954年那样的粮食歉收，中国的工业化就会蹒跚不前；或者从6.3亿人民的嘴里抢粮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工业化的进程。然而在这6.3亿人民中，有3/4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基蒙德的系列报道中另有一些精彩之处：电影是多数人唯一的娱乐形式，因为电影的票价最低（10美分）。由于“不再带有浓重的宣传味道”，电影的质量得到了提高。中国试图教育它的民众，学校里挤不下那么多学生，所以学完一个年级学业的学生只好先下地干活，等教室空出来才能继续上学。

基蒙德曾当过战地记者，还在纳粹集中营里被关过7个月。他证实了美国国务院所谓中国人会把美国记者投进监狱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说，他受到了“令人吃惊的关心……像对待婴儿一样”。他的新闻报道和大量图片没有遇到官方审查方面的麻烦。

不幸的是，没有几个美国人能读到基蒙德的观点。芝加哥的《太阳日报》早些时候转载了基蒙德在《环球邮报》上发表的部分文章。但出于安全考虑，《太阳日报》同时还写道：“芝加哥的著名人士也称赞这一系列报道”；仿佛唯恐被认为它承认红色中国，《太阳日报》删去了大部分最具洞察力的文章和日常生活的细节。美国新闻界是无法获取这些内容的，除非国务院允许记者去中国采访。

反右倾拉开序幕

尽管毛泽东曾认为共产党征服中国的群众基础是农民，但事实上，毛泽东的那些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是具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并肩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蒋冰之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她漂亮、热情，当年只有21岁，笔名丁玲。她被认为是中国最出色的剧作家和小说家。

1936年，丁玲到达红军所在地陕西省。她具备了几个有利条件：她在文学界的名气；丈夫被中央政府杀害；本人在国民党监狱里关押一年。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立即委以重任，继而又写了一首诗赞美丁玲和她的新职务。这个新职务由于文学夸张而抬高了身价。毛泽东写道：“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57年8月中旬，年逾50的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丁玲和另一个著名作家陈企霞受到了中国作协的勐烈抨击，他们被冠以“右派”和妄图在中国创建西方民主体制的罪名。

按照毛泽东“百花齐放”的原则，丁玲和陈企霞显然属于冒头的毒草，所以修剪花草的大剪子现在忙个不停。两个月来，北京的电台一直在“点名”，播出那些谋反、叛乱、阴谋和反革命活动。据报道，福建省的一个反革命集团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组织，包括地下旅、师、军。他们制订出抢劫粮仓和暗杀政府官员的详细计划。

北京声称，广东一起企图炸毁广汉铁路的阴谋流产，因为主要的破坏者改变了主意，向政府投降。“当时他身上带着1.5公斤炸药”。他向政府坦白说，他在香港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胁迫。人民委员会认为他的彻底坦白应得到奖赏：他们发给他一支自来水笔。在青海，告密者揭露了一个阴谋，这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由资本家资助”的阴谋。他们计划推翻政权。北京的电台说，阴谋者的目的是创建一个“全民政府”。

6周来，毛泽东一直没在北京露面。同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威尔一样，毛泽东每到夏季也要外出避暑，但今年他在外地逗留4周后仍没有返京的迹象，连“八一”建军节都没回北京。从8月下旬起，一些证据表明，毛泽东离开首都住在外地的真正原因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就政策问题有了深刻而持久的争论。

在中共政治局内发生争论的证据就是“整风”运动的混乱状态。几次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不满。最初是毛泽东公布了“百花齐放”的方针。在不断推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到“布达佩斯事件”的影响，以及让知识分子有更多渠道发泄不满的必要性。然而，没等这些花朵长出枝芽，就被“整风”运动锄掉了。

毛泽东6月份离开北京，他去的第一站是上海。他在那里听取了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和商人的意见。这次“整风”运动来势迅勐，甚至连毛泽东最喜欢的女诗人丁玲也面临被开除党籍的危险。在目前的争论中，毛泽东谈到劝说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使党密切联系群众；北京市市长彭真以异常激烈的语气发表讲话：“反右倾斗争是对与错、好与坏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还是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问题。”

……

15 1958年 解放台湾与大跃进

在台湾的蒋介石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当共产党的船在1958年9月击毁了金门海滩上的一艘登陆艇使之成为冒着烟的残骸时，他下了决心。他说，再大再好的护航队也拯救不了金门。在共产党的炮火下，护航队永远不可能大到足以保证这个岛的供给。他坚持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消灭共产党的枪炮。

……

在撤退到台湾后的头五六年里，蒋介石经常谈及“明年”重新攻克大陆。今天已经变成“很快”或“时机成熟时”。意识到美国担心国民党进攻大陆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也开始强调“没有必要进行一场世界级的战争或者让美国直接参与”。

……

到去年时，苏联机器和中国辛苦工作的结合使中国钢产量从战前最多时的180万吨增长到535万吨，煤产量从国民党时期620万吨的记录上升到1.3亿吨。而这些，据北京方面说，只是序曲。

刘少奇的报告

外界对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知之甚少。尽管周恩来和朱德元帅在报纸头条新闻上出现得更频繁，但刘少奇是公认的第二号人物。美国人知道他的详情是《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1958年6月初，红色中国发表了他在会期长达19天的“八大”上的主要讲话，篇幅为一万六千字。他的主题是充满自信的：“过去党的工作重心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刘少奇宣布“危机、失业和分裂”使“帝国主义世界信誉扫地”，他以自信和适度的乐观态度描述了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集团的前景。在讲话中他一再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毛泽东也在1000多名代表中间。刘少奇极力主张提高产量，并在15年内超过英国。他的新口号是：“苦干数年，幸福千年”。他预计今年的钢产量为710万吨，而在4年前钢产量仅为220万吨。

然而，在这幅美好的画卷中，并不是所有颜色都是玫瑰色的。他引人注目地只字不提去年的收成和今年预计的粮食产量。刘少奇表示不应在1956年“过分增加工资”，但他否认1956年是“冒进”的一年。他承认后来压缩了开支。对于那些厌倦用经济学术语描述经济衰退的人，刘少奇用了一个中国式的套话：在过去两年里，中国的经济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他接着说：1958年的头4个月里，工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跃进”。

西方专家们认为，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间对“大跃进”政策有不同意见，而且他们也注意到刘少奇用了不少篇幅为要求增产而辩护。研究共产主义的行家们还注意到，刘少奇十几次把“大跃进”的政策归功于毛泽东，这是为了表明毛泽东应对此事负责。

蒋介石的同乡陈诚

多年来，由于死亡、分裂、背叛等原因，蒋介石身边的国民党元老已经所剩无几。但陈诚——这位20年代黄埔军校里最能干的青年军官之一，在35年后的今天依然忠心耿耿地辅佐着蒋介石。最近，政府由于议员们的争吵和权力削弱而失去权威。为灌输纪律和秩序的意识，蒋介石接受了行政院长俞鸿钧的辞呈，蒋任命副总统、61岁的陈诚为行政院长。

蒋这样做的目的还强烈暗示了他对未来的打算。如果陈将军按照总司令的期望做了例行的有效的工作，他有可能在1960年接替总统职位。届时蒋总统将年满70，他的第二个6年任期也将结束。台北估计他不会要求修改宪法以连任下届总统。据估计，他将把总统的宝座交给陈诚，从而继续强有力地控制国民党。

个子瘦小、性格刚硬的陈诚是浙江人，与蒋总司令是同乡。蒋介石第一次注意到陈诚是在1923年，当时陈诚在广州军队中作战，刚刚负了伤。蒋介石任命他为黄埔军校的炮兵教官，后来又交给他最艰巨的战斗任务：去满洲收十战后混乱的局面，恢复秩序。陈诚请满洲人直接向他发牢骚。据传，他枪毙了20名有偷窃行为的将军。陈诚因胃溃疡接受了一系列手术，之后他回到南方。他奉命到台湾为国民党的撤退做准备。陈诚发现当地人民受到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台湾人民把他视为中国人里最好的地方长官。陈诚“从不许诺，也不自吹自擂，要求非常严格。”在朝鲜战争危机期间，蒋介石任命他为行政院长。陈诚开除了贪官污吏，首次引进了现代化的政府预算案。

陈诚体格瘦小，面色灰黄，长着乱蓬蓬的小胡子和水汪汪的眼睛。他的长相一点也不威严。他很有尊严地说：“我身高5英尺4英寸，净重124磅。”他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说话时声音非常轻柔，他的属下必须支起耳朵尽力去听。如果他们争辩，陈诚就紧闭嘴唇，一言不发，大步走出房间。政治家对他又敬又怕，军队却很喜欢他。陈诚为人简朴，冷淡，不苟言笑，在家中款待客人只用炒面。他批评同事为客人精心准备的晚会。他的家很朴素，离蒋介石在阳明山上的房子很近。陈诚有4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苦读；两个女儿在佐治亚州的教会学校念书。陈诚的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常去参加蒋夫人的祈祷会。但陈诚生硬地说自己“不信教”。

中共炮击金门

针对中共进攻沿海岛屿的威胁，一支真正的威慑力量已从岸边消失，也几乎从新闻上消失。在距金门200海里的海面上，由拉尔夫·斯佩里·克拉布克少将率领的77特遣舰队以每小时25海里的速度航行。舰队强大的武器系统处于关闭状态，但它严阵以待，一声令下便可随时启动。从克拉布克的旗舰上，《时代》周刊记者詹姆斯·贝尔发来报道：

1958年9月的一天，第77特遣舰队像一只追寻猎物的老虎，在台湾岛周围搜索。远处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有17艘军舰部署在中途岛号和列克星敦号航母周围。在舰首方向和侧翼方向，4艘驱逐舰正在用声呐监听水下的情况。在港口附近，反潜航母普林斯顿号由6艘驱逐舰掩护。在西面的方向，F8U以1000英里的时速掠过中国的海岸线。它们携带的响尾蛇导弹向中共发出了恐怖的信息。中途岛号的一个飞行员说：“我们在他们的雷达屏幕上留下了许多痕迹。”

在中途岛号航母上，我感受到一种紧张的气氛，这是我去年采访第77特遣舰队时没有过的。这不仅是由于飞行员要飞到中共喷气机的作战半径以内，也是因为中途岛号的时运不佳，事故频频。一个F3H中队在一周内就因意外事故损失了2名飞行员、3架飞机。就在我到达舰队的当天，来自加州的中队长沃尔特·海德中校因飞行事故死亡。他驾驶的飞机着陆后由于油门杆被卡住，飞机失去控制，冲进了大海。

至今，第77特遣舰队的飞机只携带常规武器。一名飞行员讽刺道：“我们装载的武器不是为了猎熊，而是为了打兔子。”不过，每一艘航母的甲板上，在标有“特殊武器”的隔舱上面都停着一架A3D轰炸机。一名荷枪实弹的海军陆战队警卫站在旁边，不许好奇的水兵靠近。如果华盛顿发出指令，A3D下面的甲板就会打开，直升电梯便会把一颗原子弹送进机腹。这颗原子弹能将北京连同它的主人一起化为放射性尘埃。

唐·弗拉萨上尉咧嘴一笑，从飞行服袖子上的口袋中抽出一面袖珍美国国旗：“我们打出这面旗子，”他说，“希望可以吓住他们。”

10万名国民党士兵在金门岛的沙土里挖工事。这是恐怖的一周。中共军队的炮弹落在金门的黄色沙滩上，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运输舰为岛上运送日益减少的食品、弹药和药品的行动。这时，美国的驱逐舰在3海里外的海面上眼睁睁地看着。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美国第七舰队的第77特遣舰队在海峡升起的雾霭中游弋——这是杀手锏。只要中国大陆不发动全面进攻，美国就不会出兵介入。

9月7日，星期天——美国军舰为国民党的运输舰护航。在光天化日之下，两艘美国重型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驶过3海里线，向红色中国挑战。中共的鱼雷快艇曾击伤过国民党的护卫舰只，现在却不见踪影。第7舰队的罗兰·华莱士·比克利海军中将站在海伦娜号巡洋舰的驾驶室里，表情严肃地注视着两艘中型登陆舰卸下300吨弹药和其他补给品。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美军雷达员几次看到从大陆起飞的喷气机的尖头脉冲向护航舰队的方向移动。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细绳拉着，这些脉冲信号最后又迅速返回大陆。美国似乎已迫使中国人停止出牌。中共炮击金门的行动已停止3天了。

星期一，第二批护航运输舰队到达。4艘美国驱逐舰停在3海里线处，两艘中型登陆舰靠岸卸货。下午1时33分，海滩上的沙子和水突然像喷泉一样冲天而起。一艘载着弹药的登陆舰被炮火击中爆炸。另一艘赶紧向后退去，没来得及卸货。

星期二和星期三，由于天气恶劣，美台海军指挥部暂时取消了护航转运行动。中共继续进行拦阻炮击，金门岛上的滩头和机场几乎无法使用。绝望之中，国民党给金门的驻军空投了少量医疗用品。比克利中将与台湾防区司令斯穆特中将共同商讨现在“该做什么”。比克利承认：“现在我们又退回到护航转运行动之前的状态。他们炮击海滩，击中登陆艇。中共的炮火能摧毁滩头上的所有东西，除非他们被消灭。我们有能力消灭他们，国民党也有这个能力。但这是一个重大决策，不属于军人的职业范畴。”星期四，美国尝试第三次护航。

《时代生活》记者斯科特·莱维特从护航舰队的旗舰格雷戈里号上报道：下午3时，第17驱逐舰中队到达金门附近海域。3艘停在距金门岛15海里处，格雷戈里号停在3海里处。舰长、海军中校费利克斯·扬说：“我不认为他们会接近我们。”费利克斯·扬已在海军服役了27年，其中17年是在驱逐舰上度过的。“我与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中共都交过手。如果我们真的打起来，他们占不到什么便宜。”

登陆舰向金门岛推进。3时30分，其中的两艘已经登陆。实际上，领头的两艘登陆舰并没有靠岸，而是停在一个离岸20码、水深齐颈的沙洲上。一艘放下了斜板，水陆两用车急急开到海滩上。舰长与补充部队的指挥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吵——“如果你这样勇敢，干吗不把你那该死的船靠岸？”——50名国民党补充兵员正在打着旋的拍岸浪中挣扎着向岸边移动。这时，一发炮弹在左舷不远处的水中爆炸。10秒钟之内，高爆炮弹以每小时1万发的速度呼啸而至。两艘在沙洲上的登陆舰慌慌张张地退了出来，奇迹般地没有受到严重损伤。20分钟后，第三批的4艘登陆舰都撤到了中共炮火的射程之外，驶回澎湖列岛。

在格雷戈里号上，第17中队的指挥官轻声骂道：“告诉你们一件事，”他说，“那些中国人很勇敢。我可不愿意被迫登陆，我知道那儿有什么等着我。”站在他身边的国民党联络官刘上尉默默注视着逃跑的登陆舰。有人问他：“这是否意味着金门的末日？”“不，不。”他平静地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星期五，国民党的潜水员开始排除岸上的地雷和水下的尖桩。他们准备在一个50米高的峭壁下开辟一个新的登陆场。在澎湖的海军基地，斯穆特中将与沉默的蒋介石进行了一次战略性会晤。在前3次由美军护航的转运中，已为金门送去300吨给养、一辆水陆两用车、50名国民党士兵、一只隶属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船只。台湾的总参谋长王叔铭（“王老虎”）问蒋介石对前几次行动有什么感想，蒋介石摇着头说：“不妙，不妙。”美国驱逐舰的军官在回答同一问题时说：“这样说吧——我可不想遭到与登陆舰运送的物资那样的命运。”

星期六——第四次转运。这一次是依靠黎明前的黑暗作掩护。但中共的大炮已经瞄准了目标。凌晨5时10分，他们开始炮轰和拦阻炮击。遭到炮击23分钟后，4艘中型登陆舰带着没卸完的一点给养逃走了。下午4时，这4艘登陆舰又做了一次尝试。还是同样的结果。这一次它们受到各方面的批评。金门守军副司令柯远芬少将抱怨说：迄今为止，转运工作“只是让我们的部队遭受损失，而不是支持了我们”。他呼吁第7舰队应介入此事，轰击中共的炮兵。美国海军的答复是：海军的炮火无法有效地摧毁隐藏在工事里的陆地炮兵部队；同时还指责国民党海军卸货时拖拖拉拉，动作迟缓。

星期天，第五次转运是在白天，而且成功了。中共的炮火非常勐烈。一艘登陆舰卸下了17辆水陆两用车，这时一些弹片打断了控制前门斜板的钢缆，并击穿了侧舷。这只船被拖回了台湾。在台湾的美军司令部里，情绪依然低落。一位高级军官说：“即使我们改进登陆方法，中共的炮火也不增强，我们运到岸上的补给品也不过所需的80%。”

在炮声中焦虑不宁的蒋介石

在台湾的蒋介石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当共产党的船在1958年9月击毁了金门海滩上的一艘登陆艇使之成为冒着烟的残骸时，他下了决心。他说，再大再好的护航队也拯救不了金门。在共产党的炮火下，护航队永远不可能大到足以保证这个岛的供给。他坚持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消灭共产党的枪炮。他建议用国民党的飞机来完成，他所要的就是美国的同意。

他政府里的其他人，能干的参谋总长“王老虎”和国防部长俞大维，劝他耐心抑制。美国发动了华沙谈话，而曾私下里以坦白的不信任看待这一谈话的蒋介石，同意等下去直至他们证明成功或最终失败。

现在，当金门经历它第五周的苦难，而华沙谈话毫无进展时，蒋介石的态度变强硬了。他的顾问对忍让态度的最后一个支持者也沉默了。据报道，蒋介石在台北与美国大使艾威特·达拉姆莱特、海军上将哈里·菲尔特、美军太平洋总司令以及副总司令罗兰·斯姆特、美国台湾地区司令，一起进行一系列午餐，这些人在会议中极力赞同他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空军可以独立完成这一任务。他也坚持认为决议必须很快产生。他说，没有爱国的中国人能接受这样的想法——在金门的军队和平民必须因为某些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接受炮火袭击直至饿死。

美国官员承认共产党极有可能试图轰炸台湾本岛来报复，而台湾是美国承诺要保护的，而且也已派去了巡逻战士。一旦美国飞机击落红色中国的轰炸机，就将会产生新的危险问题。

蒋介石不会也不愿做任何未经美国同意的事。迄今为止，美国还不想给出这个同意。但蒋介石的不耐烦是个尖锐的提醒，就是西方不能仅仅要求防御者们坐以待毙来搁置或解决金门问题，这是场他们输不起而又不能赢的战争。

前不久，国民党飞行员驾驶着美国造的F-86军刀式喷气机独自对抗了共产党的更快的苏联造米格17战斗机。

一天早上，当军刀式喷气机正在飞行中为侦察机掩护时，三组米格17从北、南、东三个方向飞过来，想与国民党开战。军刀机数量多一些，100比32。但在这场长达5个小时，停停走走且沿着海岸线延伸出400里弧线（50里在内陆）的战役中，军刀机围着米格机跳舞。当国民党回到台北接受烟花和花环的欢迎时，记分卡显示：10架米格被击落，至少另外3架负伤。国民党损失：0。

自从8月23日金门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已击落29架米格，毁坏9架。国民党损失：0。尽管官方保持沉默，仍有可靠报道说，美国已给一些国民党飞机装上了响尾蛇导弹——一种致死的寻热导弹，能通过跟踪飞机喷出的热气来找到目标，红色中国方面对此未做回应。

在炮火下，红色飞行员显示出他们没有经验。有些在试图逃走时扎进了海里。一个国民党飞行员打中了一架米格的尾部，使他吃惊的是，红色驾驶员慌乱地拉了制动闸，速度降至100英里/小时，“我真的不以此为荣，”这个飞行员说，“就好像打下了一个飞行的仓库门。”

在早些时候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发布会上，蒋介石夫人断言：“全中国现在都在呼吁国民党政府回归。”而蒋介石本人从没有停止过认为有一天他会回去，尽管他已把他的思想调整到适应变化的环境。

在撤退到台湾后的头五六年里，蒋介石经常谈及“明年”重新攻克大陆。今天已经变成“很快”或“时机成熟时”。意识到美国担心国民党进攻大陆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也开始强调“没有必要进行一场世界级的战争或者让美国直接参与”。

蒋介石不会幻想仅凭国民党武装就能重新占领大陆。他所等待和希望的是完全的、匈牙利式的起义。他想做好准备来支持它——就像西方没有准备好支持匈牙利。

快到1958年12月的时候，在金门岛苍白的黎明中，仅5英里远的来自大陆的红色炮火火力突然结束了。在金门，不安的寂静仅仅被岛上唯一的报纸《金门报》办公室里柴油发动机的响声打破。这机器整夜喘息着，为电灯提供着不稳定的电力，在灯下排字工人排版准备印刷。小发动机短暂地休息一会儿，一个工人将电力传输带从发电机转到印刷机上，然后它又开始工作，开始了每天7000份的印刷工作。

像金门的国民党10万军队一样，《金门报》也是1949年从江西逃出来的。从那以后，它一版都没有少过，由金门军事防御指挥所支持，这份日报将其大部分——5500份——免费发放给军队，其余的（以每份1元，一个月25元）卖给金门的村民、北部山区的渔民和南部山区的农民。每月广告收益约250元，来自于那些为前线提供邮购服务的台湾商人。

《金门报》的世界新闻来自台北中央新闻社的无线电报，许多特别节目来自40中转站记者，它的特别新闻由两个全职记者收集。加上送报章，《金门报》有职员70人，平均每月收入10元，加上免费的柴米油盐、衣服和香烟。

红色中国的大炮自8月以来已向金门发射了57.5万枚炮弹，使主任曹一凡（48岁）和编辑黄旁复（35岁）陷入噩梦中。3个月前《金门报》的两层楼的总部遭到直接炮击，但第二天报纸仍然印出。在外岛——小金门、大担、二担岛的订购者现在必须依靠蛙人不定时地发送。在金门，报章通过吉普车、自行车以及步行兜售，除非有每隔一天的炮击，一般在上午10点左右就可完成工作。目前伤亡人数：一个报童因散弹片而受轻伤。

在特殊情况下，《金门报》不屈不挠的编辑们甚至向大陆发送过样报——装在155毫米炮弹中。

毛泽东的大炼钢铁之年

晚上，1万个村庄的上空被泥砖的熔炉映得发红发黄。在田里，像萤火虫一样多的灯笼给进行“夜战”的“突击队”洒上了柔和的光芒，他们奋战是为了收获丰富的粮食、棉花和土豆。早上6:30，城市中清扫干净的街道上响起了无数的声音，职员们、工厂工人和干部都穿着蓝色制服，预示着又一个10到12小时的工作日开始了。

据《华盛顿邮报》的文章称，过去8个月中，毛泽东已将中国亿万农民中的90%以上聚集成人民公社。“让中国沉睡，”拿破仑在近一个多世纪之前警告道：“当它醒来时，世界就难过了。”看着毛泽东领导的觉醒后的中国所走的道路，世界的大部分如果还没有感到难过的话，起码已经不安了。在华沙，一个共产党编辑紧张地考虑到“整个波兰国家表现出对中国人口统计的少许错误判断”。在美国一些有远见的人认为在一代人之内，美国将帮助苏联对抗共产党中国。在伦敦的《新政治家》里，英国社会党成员理乍得·克鲁斯曼写到他的红色中国之旅，证明“中国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且最可畏的群众运动”，一个在10年内可能将世界中心移到北京的运动。

尽管这些恐惧可能有些夸张，但它们并非无聊的传言。在“二战”时，温斯顿·丘吉尔可以不耐烦地不理会美国“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有大国资格的看法。但今天，仅仅15年后，红色中国被广泛承认是亚洲最可畏惧的军事力量，可以在任何时候投入比东亚其余国家所有力量加起来还多的喷气机（超过2000架）和军队（超过200万人）。在共产党集团内，中国说话时，赫鲁晓夫也要听着。

到去年时，苏联机器和中国辛苦工作的结合使中国钢产量从战前最多时的180万吨增长到535万吨，煤产量从国民党时期620万吨的记录上升到1.3亿吨。而这些，据北京方面说，只是序曲。将1958年称为“大跃进”年，中国人宣布了他们的基本口号：15年后产量赶超英国。在将生产目标向上调整以后，声称到今年年底中国将生产1070万吨钢——是去年的两倍。更为惊人的是他们宣称可食谷物产量将达到3.5亿吨，比去年增长90%。

北京的统计不可信，但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注意到1958年的数据“藐视信念，逻辑混乱”，但即使他们的数据可靠，红色中国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称得上工业国家。中国大陆去年工业增长率仅是日本的一半。到它目前的6年计划结束时，日本将达到比中国现在所有工厂的生产能力都大的容量。中国共产党还未生产出一架全是中国造的飞机，东北“底特律”只能生产几千辆卡车，加上偶尔的一辆“东风”轿车。与所宣传的相反的是，有迹象表明中国石油储备极为缺乏（去年产量为146万吨，美国为3.536亿吨）。

中国的首要经济问题不是资源的缺乏而是过多的人口。现在已达6.5亿的人口正以每年1500万的速度增长。以这一速度，中国人口到1980年将达到10亿，世纪之交时有可能达到20亿。

按人均产量，中国仍然落后于日本或台湾。更糟糕的是，尽管有巨大的灌溉和开垦工程，人口增长已经使中国的人均可耕地由1953年的0.462英亩减至1958年的0.429英亩。

毛泽东和他的设计者开始通过生育控制宣传来遏制无情的人口增长。喇叭的劝诫和移动的展览，浅显易懂的图表，赞颂避孕用品优点，包括一些叫作“健康快乐蜜”的东西，所有这些宣传对出生率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很快生育控制的支持者发现他们被指控犯了“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可恶罪行，而中国的人力已正式变为国家最大的财产，而非问题。

16 1959年 丰收浮夸风与肆虐的水神

伴随“大跃进”的是一个巨大的错误。1959年1月，尽管政府声称主要农作物产量增长102%，但是中国城市的粮食供应量却减少了，低廉的卷心菜第一次出现在配给单上。此后，肥皂也出现在配给单上，而每月的糖配给量被削减至每人仅半磅多一点点。在大港口广州，鱼类供应不足。在上海，则几乎买不到猪肉。

……

物资短缺的年代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年份：猪年。对中国人民来说，猪是富裕的象征。在过去的狗年中，从芝麻种子到钢铁，在生产上取得了“大跃进”，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希望在猪年能吃得更好。可是，他们正在过着从1949年建国以来最为困苦的日子。

伴随“大跃进”的是一个巨大的正在发生的失误。1959年1月，尽管政府声称主要农作物产量增长102%，但是中国城市的粮食供应量却减少了，低廉的卷心菜第一次出现在配给单上。此后，肥皂也出现在配给单上，而每月的糖配给量被削减至每人仅半磅多一点点。在大港口广州，鱼类供应不足。在上海，则几乎买不到猪肉。

不像过去，这些短缺不是因为为从国外购买机器而出口农产品的结果。过去的几个月中，北京在东南亚进攻性的贸易——这让日本十分担忧——已经开始大大地动摇了。两周前，不顾对外汇的需要，中国政府取消了一项向英国供应棉花和棉渣的合同，这将给未来的谈判带来危害。

1958年秋天，为了将日本生产者挤出市场，大陆以极不合算的价格在香港倾销水泥。而现在，无论以多高的价格，在东南亚也买不到中国大陆的水泥。印度尼西亚则将从苏联，而不是中国，得到曾经许诺的20万吨大米，并且每吨要贵8.4美元。无论在哪里，中国政府的商业机构都拒绝需要大量手工劳动的商品订单。

部分程度上，产量增加而商品减少的怪现象是因为数字作假。有足足1/4的1958年的农产品大丰收不是谷物，而是中国人民一点都不喜欢，只是在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才吃的——红薯。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北京的计划制订者们想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的冲动，他们太急于求成了。

在他们带领中国5亿农民进入军事性质的“人民公社”和经济上的“大跃进”的无限热情中，这样做近乎在毁灭他们国家最大的资产——丰富的人力资源。最近到北京参观的人发现，无人去收的棉花在田野被风吹去，而当地的农民却在专心地炼钢、炼铁。用自制熔炉大炼钢铁的运动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人力缺乏。为了让工人去拨旺那些到处都有的炉子，纺织厂都被要求减少了一个班次。

除了扰乱劳动力配置外，“大跃进”还使中国的交通系统陷入混乱。在10月上旬，进出上海的70%的车皮是用于运送熔炉的。为了给城市提供不能再少的粮食，铁路工人不得不把活猪和生禽放在已经装满矿石、生铁或煤炭的车皮顶上。

1959年1月下旬，在明确意识到人力资源和交通资源的强烈要求后，北京的官员们下令削减那种只能在后院使用的熔炉。但是，所有的现象都表明，“大跃进”的观念还是在起着压倒性的作用。当前，中国的人民群众正在全神贯注地收集100亿吨粪肥，而后把它撒到地里；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被定为1800万吨，比去年的预期产量增长64%。香港的一位人士撰文表达了对大跃进的担忧。

丰收浮夸风与肆虐的水神

丰收能从哪里来？

从共产党那里来。

害虫疾病被根除，

彻底征服水老虎。

坚持苦干三百天，

沙漠都能变良田。

仅在6个月以前，一位有想象力的中国政治局委员在一首《农民诗》中总结了政府的农业政策。那时，中国不会有人对这首诗有丝毫的怀疑。在1959年，北京就已经宣布这个国家的农业产量，将会比去年的3.75亿吨超出40%，而去年的产量就已经几乎是1957年的两倍。西方专家倾向于认为这是严重的夸大，但这仍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更为令人惊讶的，对于1959年的农业产量，所吹的牛皮是：耕种的土地未增加一英亩。红色中国进口了成百上千吨化肥，派遣它的技术人员到全国去教授双季稻的复杂技术、密植和深耕，“革命热情有多大”，政府对农民说，“产量也会有多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微妙的变化出现在有关农业的言论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暗示，“任何一年的产量都有可能比前一年要低。”同时，新闻媒体开始大量地用尖锐的言辞批评地方负责人，说他们“过于热心”，甚至明显地虚报粮食产量。比如广东省，没有产出所宣布的3400万吨粮食，而只有3000万吨，《人民日报》说，假如比1958年“有一点儿增长”，那是因为“不实用的、低效的和危险的”密植技术的原因。《中国青年报》严厉地指出，在一些地方根本没有获得丰收。

事实是，政府已开始承认“大跃进年”政策的不可行并开始进行修改。而这个年份最可怕的是气候，官方媒体宣称：这个春天，自然气候恶劣。一如既往，大雨造成洪涝，给中原大地带来洪灾，而与此同时，吉林和河北省遭遇大旱。在四川，一支4000万人的大军正在绝望地使小麦免于倒伏，能够收获。由于春天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炎热气候，这里的小麦严重虚弱。在河南，5000万农民正在同成群的昆虫大战，另有6个省遭受植物病虫害的侵害。早些时候的官方报告说，“本世纪最严重的洪水”在江苏、安徽、福建、广东肆虐，后来转至河南，将北部和西部的河水汇集到人口密集的广东（人口1500万）。成千上万的城里人不得不在堤防上抗洪。

但北京说，在广东周围地区有187人死亡，20万人无家可归，200万英亩土地因洪水泛滥被淹没。中国新华社上周报道，当地的会战口号是，“身边有共产党员，就不会被淹死。”但现在在征服水神时，还是少些空话大话为好。

中国的产量提高幅度领先于全世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标题如是说。当然，前提是：统计数字是可信的，而不是夸大的。1959年7月初，在它的年度《世界经济调查》中，联合国宣布，1958年红色中国的工农业总产量比上一年跃升了65%。即使对这种统计数字并不苛刻的话，联合国估计中国产量的增长“看起来是正常状态的50%”。当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据统计数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比苏联快5倍。“那是值得注意的，”专家补充说，“粮食产量在播种区没有感受到任何增长。”

作为联合国总部的经济学家，很难向成员国政府质疑，更不用说对不是成员国的北京了。西方观察家云集香港，然而对联合国的最后结果都表示了明显的疑虑。他们自始至终对北京1958年的公告表示怀疑，而在1959年，北京宣称，它1959年的产量要再提高40%。中国的政府现在正在报告干旱和瘟疫——在广东省则发生了“本世纪最严重的洪水”。而正在这个时候，上海却在放高调说，它的每个居民都会得到今年食品的4倍。旅行者说，即使在最好的饭店，肉和鸡蛋也很难有充足的供应，而在其他城市，肉、糖和鱼的配额已经被取消了。当红色中国在钢铁上实现“大跃进”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后院土小炼钢炉熔化生铁而完成的，北京官方的《人民日报》抱怨说，在有的省份，这种钢铁只有一半能用。

两个星期以前，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从全国37个主要城市来的党委书记在副总理李先念领导下，商讨对付新的危机。从今以后，副总理宣布城市居民将在城市“郊区的大片土地”上开始种植自己的农作物。对于外人来说，这样的宣告意味着间接地证实了有许多人正在挨饿的报告。

公社制度

8月初，香港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厌其烦地研究着中国政府正在农村实现的公社制度。

15个月之前，当毛泽东第一次将他的设想在农村公社付诸实施时，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们乐观地认定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大同时代即将到来。一个逃到香港的难民说：“他们告诉我，一旦公社走上正轨，就会供给所有人免费的饭菜，给每个人发工资，集中照顾孩子和老人，还有其他可喜的事情。”但数个星期之后，政府为保证公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储备的粮食被消耗得一干二净——农民们开始慌了。

在集体公社制度下，农民的土地被征集，不以现金方式支付报酬，拒绝为额外劳动支付加班费，这些都使农民失去动力。北京出版的《人文周刊》承认：“富裕的中农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社的，所以在这场赌博里，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输光了’。”

劳动效率下降得越来越厉害。在陕西省，由4个公社分派去收割的社员把300吨小麦扔在地里白白烂掉。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农民们不愿意出售他们的产品。根据北京出版的《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农民留下自用的粮食比去年激增146%。

公社中党员严重的管理不善导致了劳动积极性的丧失。在认真执行中央大力提倡的“集中力量生产粮食”和“大炼钢铁”号召的同时，公社的领导者们忽视了蔬菜、服装和纤维作物的生产。这些导致红色中国曾一度繁荣的出口贸易严重受挫。而蔬菜的短缺也是十分严重，上个月，中国的城市居民得到通知，……他们得自己解决粮食之外的其他食物。

更为糟糕的是，年轻的政府“农业专家”为公社制定了不可能实现的高产指标，这使农民和牲畜疲惫不堪，大量的耕牛死于过度劳累。至于农民，据广州出版的《南方日报》令人痛心的报道说：“相当多的公社社员并不关心产量。”在6月份，农业部长发现自己不得不如实上报：从1959年到现在，种植粮食的耕地比1958年增加了130万英亩——而按计划这一结果应该为中国正在挨饿的老百姓提供至少1400万吨粮食。

8个月之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意识到情况的变化，于是下命令对公社进行“整理”。但是让人灰心的数据不断增多，北京开始由“整理”转向全面的“整顿”。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正做着艰苦的努力，要把几乎完全放弃了私有经济的公社体制掉头成类似于旧式集体农场制度下存在的公有与私有经济混合的体制。

两个月之前，为了增加中国的肉猪供应，中国政府颁布命令，要求“每个公社都必须养猪”，并可得到小块土地专门为猪种植饲料。为了恢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北京决定允许农民保留他们从类似养猪这样的副业中所赚到的钱，而且可以得到超额完成产量的个人奖金——在一些公社，还包括补发1958年的奖金。

中央强烈要求公社中的党员干部“同群众商议并充分吸收群众的宝贵经验”。但是当干部们真正坐下来同群众商量时，往往会有让人泄气的发现。某公社社员坚持他们更喜欢用现金作报酬而不是粮食，因为“钱可以按个人所需灵活使用”。一个刚刚从广州附近的家乡返回香港的中国商人带回消息说，公社食堂已经关闭，个人食品定量重又恢复，清早4点半军事化的上工行列也被取消。他说：“虽然人们还是要从早忙到晚来完成定量的任务，但不再是义务劳动了。”

台湾当局听到这些消息后十分高兴，国民党行政院长陈诚宣布大陆政府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但香港的西方专家却并不认为北京已经走投无路。

赫鲁晓夫参加中国10周年国庆

10月初，在美丽、充满玫瑰色彩的天安门上，曾站立过两个伟大的人，两个统治着地球上1/3人口的人。当快乐的姑娘们随着竹板的节奏翩翩起舞，9条巨大的布龙在60头金色的狮子后面回旋前进时，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在晨光中面带喜色，一如往昔，和蔼、慈祥。在他的身后奋力鼓掌的是苏联的统治者——赫鲁晓夫，他前天专程从莫斯科乘喷气式飞机来中国参加10周年庆祝。就在位于两位领导人后约一步的地方，隐现着高个，消瘦，脸色苍白的身影，他叫刘少奇，官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民众代表和共产党员在天安门城楼前聆听毛泽东的宣告，并发出警告：“让国内外的反动派发抖吧！”赫鲁晓夫从他一到达北京之时起，就一直公开向毛泽东施加压力，要求“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排除以战争方式解决问题”；他5次声明要求“和平共处”；在被特意提到的他的美国之行时，他声称：“许多资本主义的领导人正不得不被迫更多地考虑现实。”毛泽东微笑着，并鼓掌，但是没有回答。

然而大陆的回答似乎很明显。在国庆纪念游行队伍的高潮时，100辆墨绿色的坦克和144辆机械化炮兵车轰轰隆隆地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眼前的马路上开过。路面上还响起10万陆海空战士及9个民兵方阵整齐有节奏的步伐声。头顶上则传来155架中国造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的轰轰声。游行以100人一排的70万名工人的充满威胁的呼喊：“解放台湾！”结束。

就像和其他来自87个国家的贵宾一样，赫鲁晓夫也不能不被北京所展示的实力，不能不被璀璨的烟花、辉煌的宴席和簇新的建筑等所震惊，这一切都是中国的领导人想让人回忆起这10年的成绩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这节日游行的背后摆着这么一个严峻的现实：世界上最大、最性急的共产主义国家正在蹒跚着进入它生存的最为关键的一年。

1959年的台湾状况

1949年11月一个令人痛苦的下午，当中国共产党横扫西南时，蒋介石委员长，身着长长的中式外袍，戴一顶灰色帽子，拄着拐杖，沉重地告别了那些留在身后的国民党官员们，登上他的C-54，经过7个小时的飞行来到他最后的避难所——台湾。此时，他感觉到的只有凄凉。美国的空袭已经炸烂了日本人创建的工厂，粮食生产也在下降，士气处于最低潮，因为很少有人对统治了“二战”后中国4年的国民党政府还有信心。看来，共产党统治这个岛屿也只是迟早的问题。

但是，通过艰苦的努力和美国在国外的一笔最大的——不包括大量的军事装备在内——超过10亿美元的援助，蒋介石在台湾生存下来了。

现在，在远东地区，台湾的生活水平仅次于日本。“模范”土地改革使农业生产比战前水平高出50%；去年的水稻产量达到1894000吨，比丰收的1949年高出680500吨；罐装菠萝的产量在9年内翻了6番，糖的出口则增长了30%。随着扩大了3倍的电力容量，成百上千的新工厂生产出纺织品、自行车、汽油、水泥、电车和其他现代化的商品。

它们都是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数字，但这里也存在着缺点。美国仍然承受着在7000万至9000万美元之间浮动的年贸易赤字，美国的顾问们害怕这种局面将一直延续到国民党为对出口工业的投资采取新的刺激。为此在台湾的美国私人投资仅为5400万美元，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反对台湾的外商投资法，还有部分是因为到处都是的“敲诈”组织，通过它们，一些官员似乎在决心把外国商业赶出而不是请进台湾。

在台湾的美国专家，为台湾总体上的经济进步而感到高兴，可尽管如此，他们对台湾不利于资本积累的消费商品的高产出高消耗不满。“台湾用掉的太多，而节省的太少了”，一位美国专家这样说。台湾现有人口超过了1000万，并且其人口增长速度（3.6%）是全世界最快的城市之一。即使是在土地开垦和灌溉上花费大笔资金，到70年代，现在吃得好好的台湾人，要么得少吃，要么就得开始进口。

17 1960-1961年 饥饿与背叛的一年

这些就是自铁托背叛莫斯科之后，共产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开分裂：中国大陆和苏联之间的冲突爆发。这里没有浮华的辞藻，有的只是典型共产主义者的迂回方式，莫斯科和北京用小小的、无足轻重的阿尔巴尼亚作为它们之间争论的象征和它们意识形态的替代品。

……

在共产主义迂回的修辞里，赫鲁晓夫已经讲得很明白。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对久已不在位的反党分子和小国阿尔巴尼亚的攻击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假定的分歧在于：北京那些众人熟知的“斯大林主义者”要求对西方使用更多的武力，少一点关于和平共处的谈论，及北京希望在亚洲事务中拥有超过莫斯科的优先权。

……

武汉的钢铁厂处于半关闭状态，一个月的大米配给量只能够维持3天，白糖一年只发4次，主妇们为了使粥看起来稠一些就加些野菜进去，天津的饥民们半夜潜入庄稼地里掰玉米吃。据报道，广东的居民们剥树皮充饥……现在中国传统的问候方式“你吃了吗？”，显得那么令人心酸，并带有讽刺意味。

1960年的大事记

在台北的临时都城，73岁的蒋介石于1960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的总统，开始了的第3个6年的任期。在第一轮选举中投票的789人中没有一票是反对他的。

尚未解决的问题只是他的最后继承人的确定。几个观察家认为会是他的两个成年儿子之一：在苏联受教育的54岁的蒋经国；或受德国培训的蒋纬国。63岁的个子矮小而强硬的副总统陈诚，这一次也毫不费力地再度当选副总统。

在去年通过进入西藏声称沿西藏南部边界的领土均属中国之后，红色中国最近努力让邻国感到安全。1月，红色中国同意承认传统的（但从未真正标明过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它与缅甸的共同边界。与此同时，中国还同意创建一个共同委员会来与尼泊尔共同确定在西藏的边界。在委员会完成工作之前，两国达成协议禁止在假定边界的20公里内派驻部队以保证安宁。

在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结束时，他在北京签署了尼泊尔协议，中国进一步接近了这个小喜马拉雅王国，中国还准备处理它最困难的边境争议，即与尼赫鲁的印度关系。使印度反共产党人极度不安的是，新德里宣布，周恩来1960年4月19日访问新德里讨论中印边界将不会很简单。周恩来将带去25人，并计划停留一周。北京新闻界已经暗示，既然尼泊尔和缅甸问题如此“顺利地解决”了，其他亚洲争议也将同样容易地解决。尼赫鲁说他准备闲谈，但不准备谈判。

茅盾，以及《环球邮报》记者

红色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是一个学者的儿子，自称为茅盾。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与中国的词语“矛盾”完全一样——意味着对立的组合。1960年8月，红色中国的“创造性工作者”聚集在崭新的人民大会堂参加北京第三届作家与艺术家大会。

茅盾在20多岁时就已成为了新语言风格的小说家，那时他是蒋介石最有效的活页文章撰写者之一。但在与蒋介石的一次争吵后，他转向了左翼。他接着写了尖锐小说《子夜》，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这使他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尖锐的批评使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相信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希望。

共产党让茅盾这个非共产党员当了他们的文化部长，并让他周游世界参加和平与文化讨论会。在北京1953年举行的第二届作家与艺术家大会上，他激励其他红色作家：“我们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单调无色的抽象创造物，我们许多艺术家还缺乏勇气来描绘我们社会活动中的矛盾，他们把我们丰富的经历变为单调的事务，以适应枯燥的公式。”

当这一次作家们再次聚集时，茅盾说这个枯燥的公式是“赞扬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他鼓励他的同事“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一面假装和平一面加紧战争”。他指出在过去4年中发表的作品是以前6年的两倍，包括这样的抒情诗片段：

毛主席，我们的父亲

见到你之后我就变得更年轻更勇敢

而我们的歌声将永远流传

就像澜沧江

1959年10月，北京给多伦多的《环球邮报》（发行22.6万份）的弗雷德里克·诺萨尔发放了临时签证后，诺萨尔加入了进行党派报道的外国记者队中。实际上，在北京的25名补充访问记者中，只有两人——是新闻通讯社的人，一个来自法新社，一个来自路透社。在读了诺萨尔的作品后，北京方面表示对新的来访者非常满意。作为西半球的第一个驻在红色中国基地的新闻记者，中国把诺萨尔的签证延期6个月，甚至还让他带来一辆汽车。

北京的看法是，对《环球邮报》和诺萨尔的礼遇只不过是互惠。在红色中国长期的加入联合国的请求中，多伦多《环球邮报》是一个温暖的盟友。“拒绝承认真正有效的中国政府已经够糟糕的了，”《环球邮报》在去年8月的一篇社论中说，“但假装那个待在小岛上的低劣政权是真正的中国政府则是完全的愚蠢。”

在北京的头6个月里，奥地利出生的33岁的记者诺萨尔，没做什么有损《环球邮件》与红色中国关系的事。温和而正面报道性的作品未经审查就流向西方，报道红色中国官员（“高尚谦恭”）、婴儿（“可爱，胖乎乎的”）、北京风光（北京已完全为游客准备好）、周恩来总理（“伟大的人格”）以及工业（“中国工业企业的组织很优秀”）。有时他的纪实听起来就像直接由中文翻译过来的：“西方一定要来中国，还包括台湾。世界已经到了大多数国家都可能赞美美国撤出台湾的阶段了。”

乌托邦公社

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论最为自豪的贡献要算是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想到过。公社是用来将中国的劳动群众组成巨大的工作组，也是莫斯科和毛泽东之间争论的一个焦点。“这完全是不现实的乌托邦。”俄罗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说。毛泽东反驳道：“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佳组织形式。”但是历经3年的努力后，很显然，毛泽东的公社仍然在探索中。

第一个公社是1958年4月在湖南省将1万户家庭组成27个小农场的合并中形成的。坚定硬性的年轻干部把男人和女人们分成“生产队”。公社成员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上交给国家，他们在食堂吃饭，把孩子送到公社幼儿园，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能够加入到没完没了的早集合之后向田野中开进的蚂蚁队般的劳动队伍。

急于表现的干部们，制定了高得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让劳动者在田地里从早上5点一直待到晚上9点，在种植的季节，时间更长。到1958年底，在著名的“大跃进”中，74万个合作组中的5.5亿农民被合并进26500个公社。

党的高级官员们注意到不断增长的不满，于是把工作时间削减至每天12小时。他们也把一部分征用的土地，连同一张小小的印有“这块私有地将永久地属于你的家庭，生长在它上面的作物也由你全权处置”的红色卡片，一起归还原来的所有者。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一次会议上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公社转移到小的、村庄规模大小的“生产队”上来，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食堂、幼儿园和私有土地。1959年8月，当村庄规模的“生产队”在理论上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后，他们更进一步允许公社成员拥有如房子、衣服、自行车、被子和收音机之类的东西。农民们甚至还可以决定是将他们的小孩送到寄宿学校还是公社的幼儿园去。

1961年2月，中国的农业部部长给出了一个新的规定，最值得注意的如下：

“鼓励公社成员从事农副业生产和饲养家畜家禽。”

“要合理地使用劳动力和提高劳动产量，公社成员就必须得到适当的休息。”

共产主义者的奠基石，“按需分配”让位给了北京的一句新名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乡村与政府的机关干部可以“给生产队提出建议，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制定生产目标，机械地安排种植面积和硬性地采用技术手段。”《中国青年报》承认：“现在正在实行的不是共产主义所有制……生产队所有制才是基础的所有制。”而且，干部们还被力劝扔掉书本，去从在中国被遗忘了很久了“有才智的老农”身上寻求指导。

这些声明只是对国内适用的。对莫斯科和对西方一样，北京坚持说公社正在繁荣壮大。一本160页厚的书《照片中的公社》宣传说，公社是“当前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

来自北京的艺术珍宝

在公元5世纪，中国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名叫张僧繇，他一天完成了4条无眼白龙的壁画。他说给这样凶猛的龙画上眼睛太危险了，一些批评家却坚持要给龙画上眼睛，张没有办法，只好给其中的两条龙加上了眼睛。立刻天空便雷鸣电闪，画壁倒塌了，那两条龙腾云驾雾飞上了天，而另外两条没有眼睛的白龙依然在原来的位置。

这样的传说只是众多传说中的一个，然而却比任何考古发现更能说明中国的艺术。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认为画家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甚至是神圣的。这一周，那些愿意冒险再遭遇巨龙的艺术爱好者们将在曼哈顿都市艺术博物馆重新发现其魔力。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艺术品将在最为壮观的中国艺术品展览会上与世人见面，艺术品包括从铜台、玉盘到卷轴画，应有尽有。这些奇珍异宝是由中国代表团以及专家从存放在北京颐和园的35000件艺术品中选出来的，由于日本的侵略以及红色政权的创建，这些艺术品几经周折最后到了台湾，它们将于5月在波士顿展出，之后经芝加哥和旧金山返回台湾。

就像其他古代民族的艺术一样，中国最早的珍宝也是在坟墓里发现的。早在公元前11世纪，人们就将铜制器皿埋葬在大人物的坟墓里，以备尸首在化为灰土之前使用。那时候，艺术家的作用仅仅是制作这些典礼用的器皿。那些复杂的装饰，不仅驱赶了鬼怪，更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怪诞的东西、食人魔、阴阳二极，最后是人体，所有这一切都崭露头角，而青铜器的造诣之高实在是后人所不能及的。

在公元前220年，老子的学说得以扎根，孔子提出了“君子”的学说。中国的艺术家也成了制作陶器、玻璃器皿、陶瓷制品、玉器甚至雕刻的巨匠。统治西部的秦国首领吞并了他的邻邦，创建了秦朝。侵略者将自己封为始皇帝，即第一个皇帝——这一称谓要求他破除过去所有帝王的宫殿、纪念碑以及记录。在秦朝之前，中国人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成就的受害者，而其艺术品也仅仅是对过去的效仿。现在，突然之间历史没有了，艺术家们又可以重新开始了。

秦始皇开始修建长城，蒙恬大将军负责整个工程，然而，历史之所以记住了这位可爱的大将军却是因为另一个原因。据说，蒙恬发明了一种小而精致的毛笔，从而使中国人抛弃了尖笔而让书法成为一种与绘画和诗歌同等的艺术形式。

书法和绘画同属一族，因为它都是表达思想的方式，而且经常可以互换。在西方艺术界，古代画家都是极力捕捉他眼睛所能看到的事物，而中国的画家却主要通过巧妙运用线条来描绘其思想。

风景画在唐代开始盛行，这比西方要早好几个世纪。中国画家对此种形式绘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空间更为广阔，画面取消了前景部分，距离本身变得与画中的物体一样引人注目。《秋林之鹿》这幅画的画家利用了画面的每一个空间。但是，后来画家们便愿意留出空白，将其风景画藏匿于隐隐的薄雾中，这便有了神秘色彩，使人有无限遐想。另一方面，在《茂密竹林中的鸟儿》这幅画里，每一条树枝，每一片树叶都有其固定的位置，达到了完美的平衡，给人一种宁静安详的感觉。这幅画创作于宋朝蒙古军侵略中原的时期。在困难当头之际，艺术家逃避残酷的现实，而大自然给了他们最大的安慰。他们很快便与侵略者兼容并进，但是他们的作品中某些重要的东西却消失了。在宋朝这个文明鼎盛的朝代之后，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一遍遍重复古代大师们的手法。

虽然历史对公元前的绘画存有记录，然而直到东汉时期，画家们才对透视画法有所了解，可以描绘出任何东西，但是从侧面看只是一个平面。在公元4世纪，顾恺之开始将山水、树木作为其风景画的背景，这种结合十分自然，让人感觉每一张画都能体现宇宙的统一性，与顾恺之同时代的陆探微能够只用一根线条完成一幅作品。两个世纪后，一位叫谢赫的人写了一本关于绘画六法的书，其中的法规被遵从了1000多年，法则的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意思是生命自身的精神与脉搏，中国将其灵魂以及对和谐的永恒追求融入了艺术。

共产主义阵营的裂痕：苏共第22届大会

1961年10月，当参加苏联共产党第22届大会的代表出现在红场时，缕缕晨雾正在莫斯科的空中到处飘荡。在红场的一侧，太阳照在金色圆顶的克里姆林宫，另一侧，阳光从玻璃墙的现代化国会大厦上流泻下来，在那里，空中飘扬着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红旗。

巨大的会堂里代表们济济一堂。代表们被他们所处的环境深深吸引，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从静静地运行的自动扶梯到无声无息的空调，从耳机到大理石卫生间里流淌的冷热水，一切都那么完美地工作着。在七层，有快餐厅和饮料室，西方的新闻工作者称那里为“马克思之巅”。没有人劳神去告诉代表们说，是两家英国公司安装好那些瓷砖地板和厨房的冰箱，那些空调和电线来自西德。

这些就是自铁托背叛莫斯科之后，共产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开分裂：中国大陆和苏联之间的冲突爆发。这里没有浮华的辞藻，有的只是典型共产主义者的迂回方式，莫斯科和北京用小小的、无足轻重的阿尔巴尼亚作为它们之间争论的象征和它们意识形态的替代品。

在新大厅高高的座椅上——它们很舒适却没有放脚的地方——坐满4394名选举代表和来自苏联及其他80个国家的405名非选举代表。

在来访的共产主义者领袖们在紫色塑料浮雕的列宁像下面排好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13名成员在英俊、稍有点消瘦的赫鲁晓夫的率领下从主席台的左侧进入了会场。“我建议我们从现在开始，”党的书记赫鲁晓夫简短地说，“第22届党代会开幕。”

赫鲁晓夫处在最高的地位。开幕式那天，整整6个小时他高谈阔论国际事务。第二天他又用了6个小时吹嘘苏联国内所取得的成就。

这个月底，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可能”爆炸一颗50兆吨级（相当于5000万吨TNT）的氢弹，这将给世界带来一股冲击波。代表们鼓掌欢迎，甚至包括那些来自哈萨克斯坦和靠近北极的西伯利亚，在那里苏联试爆其核弹的代表。赫鲁晓夫还说：“我们曾经说过拥有100兆吨级的炸弹，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不会引爆它。因为如果这样做，即使在相当遥远的地方，我们都可能震碎自己的窗户。”然后，他又奉承地说：“然而，正如他们过去所言，上帝将答应我们永远都没有必要在任何地方引爆这些炸弹。”

说到柏林，相对来说语气要温和一些，赫鲁晓夫说他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西方大国“愿意在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争端的方法”。如果他的“印象”是真的话，他又说：“我们不会再坚持无论如何要在1961年12月31日之前必须签署所有有关东德的和平协议。”他所需要的是西方解决德国问题的“诚意”——当然得按照苏联的条件。

和往常一样，赫鲁晓夫谴责美国，说美国是“世界反动派的策源地”，它的魔爪在世界各地游荡，企图把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强加于刚刚独立的国家身上，并且在爱好和平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挑拨离间”。但是今天，他大声叫道：“不是具有豺狼本性的帝国主义，而是追求和平和发展理想的社会主义正在成为世界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赫鲁晓夫说，虽然承认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者已属极少数，但美国当局还是极为恐慌。他把美国共产党比作一块“小而有价值的金币”。

赫鲁晓夫在国内几乎遇到同国外一样多的敌人。在斯大林死后近十年，在赫鲁晓夫已经从权力位置上将斯大林主义消灭几年后，他发现仍有必要长期地坚持对“个人崇拜”和斯大林时代的各种罪恶的批判。因此，赫鲁晓夫继续与那些他称之为“反党”组织、那些“强烈反对”对斯大林的批判的人进行斗争。

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责老布尔什维克列农·范罗谢尔夫是“曾经加入过魔鬼集团但后来道歉了的”反党分子。代表们鼓掌表示同意。范罗谢尔夫是41人的议会委员会里无足轻重的成员之一，年事已高，已80岁了。别人给他定罪，他也尽职尽责地鼓掌。赫鲁晓夫接着指责尼科拉·巴尔格宁，直到巴尔格宁1958年降职之前，他是赫鲁晓夫和巴尔格宁组合中的搭档。在听众席上的巴尔格宁代表听到他的名字时，似乎正从一个小盹中醒过来，而后做了一些记录。另外的一些反党分子——莫洛托夫（因在维也纳，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波瓦可霍恩、沙伯罗夫和谢普罗夫——看起来就像是将被从党内开除的人的候选人一样，则可能入狱，或者更糟。

突然，赫鲁晓夫把攻击的矛头转向那个最小和最不重要的共产党国家——阿尔巴尼亚。他抱怨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仍然是斯大林主义者，并愠怒地说：“在原则立场上，我们不能做出让步，无论是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其他任何人。”

当代表们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时，那个在事实上可能成为赫鲁晓夫所指的“任何人”的人，双手抱臂的中国大陆的总理周恩来，两眼凝视着空中。

赫鲁晓夫的挑衅

在共产主义迂回的修辞里，赫鲁晓夫已经讲得很明白。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对久已不在位的反党分子和小国阿尔巴尼亚的攻击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假定的分歧在于：北京那些众人熟知的“斯大林主义者”要求对西方使用更多的武力，少一点关于和平共处的谈论，及北京希望在亚洲事务中拥有超过莫斯科的优先权。苏联对北京的企图疑虑重重，其中一个信号是上周苏联采取的若干神秘行动。这些行动可以被认为是在共产主义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苏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省——俄布拉斯特，它位于尚未明确的卫星国——蒙古的边界，突然升格为一个“自治的苏联共和国”。

翌日，周恩来冷静地接受了这一挑战。他阔步走向讲台，宣布中国大陆是苏联的朋友，也是“所有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朋友，从北朝鲜到东德，从北越到阿尔巴尼亚”。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一会儿就平息了，因为那近5000名代表看到赫鲁晓夫和其他12名中央委员无动于衷地坐着，没有鼓掌。

周恩来接着开始反击赫鲁晓夫，因为他“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公开的谴责”，“在敌人在场的时候公开兄弟国家间的争论，这种行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做法，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周恩来接着发表了抨击美国的演讲。

随后的上台发言者，实际上是在赫鲁晓夫和周恩来——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投拥护和反对票。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一个接一个地把怒气撒在那些反党组织和公然违抗的阿尔巴尼亚身上。波兰的哥穆尔卡、东德的乌布列希、匈牙利的卡塔尔尔、捷克斯洛伐克的诺沃提尼以及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都异口同声。

一些代表说起话来就像是一张新闻报纸上的谣传。副总理米高扬声称阿尔巴尼亚总理穆罕默德 .谢胡曾说过斯大林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是他死得太快，其二是他没有打破“现有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文化部长俄卡特尼娜·伏特谢娃对大会说，拉扎卡加诺维奇个人应对50年代处死几百个铁路工人负责；乌克兰的尼科拉尔·波德哥尼称卡加诺维奇是一个“堕落者”和“真正的悲观主义者”。一位白俄罗斯的代表控告前任党的书记乔治·马尼科夫通过指责一些无辜的人属于某一反苏的地下组织，从而帮助秘密警察迫害人民。

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领导者们迅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但是在国会里，周恩来并非完全没有朋友。北越留一撮小胡子的胡志明和朝鲜矮壮的金爱山谴责阿尔巴尼亚，但拒绝附和赫鲁晓夫批评中国。

在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困于争夺领导权、东方和西方忙于选择立场时，几天之后，小国阿尔巴尼亚听起来越来越像站在反对面。在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广播电台嘲讽赫鲁晓夫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者”。它欢呼般地宣称：“我们将取得胜利，因为我们并不孤立。阿尔巴尼亚不会在赫鲁晓夫和他的跟随者们的攻击、诽谤或压力下屈服。”

西方自由世界对这种结局显然感到高兴，并且有可能支持俄罗斯的“软”阵线赢得对中国大陆的“硬”胜利。尽管它有可能利用共产主义者的分裂，但西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可能殃及自身，因为“软”和“硬”是连在一起的。尽管看起来赫鲁晓夫对北京比较软弱，可在别的地方，他表现得异常得强硬。最终，这些手段都是实现同样的目标而采取的不同策略：推翻资本主义，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这是西方在与统治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人打交道时，不能没有危险就置之不顾的一个简单但很重要的事实。

蒙哥马里和毛泽东

有一个因为他的头衔和经历而拥有一批听众的人，正在散布一些关于中国大陆有史以来最特别的话。他就是73岁的陆军元帅蒙哥马里子爵。

上周在英国的电视台和报纸上，蒙哥马里激动地谈论着他9月份的中国大陆之旅。在《星期日泰晤士报》里，他报道说，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说明中国人民正在变得疲惫和开始醒悟过来。相反，证据表明，蒙哥马里说：“关于大面积的饥饿，严峻的贫穷，冷漠和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的这些谈论，是胡闹，甚至可能是危险的。”

在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身上，蒙哥马里没有看到信心的丧失。毛泽东带蒙哥马里到长江去游泳（由60个神情紧张的保镖护卫）。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他的举止给蒙哥马里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一个思考者，一个知识分子”；坚忍的外交部长陈毅则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和有情趣的人，并具有强烈的幽默感”；而周恩来则有“一个一流的脑子”。

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频道的《万花筒》中，蒙哥马里大谈毛泽东把千百万的人民从悲惨和耻辱中解放出来。“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只要你见到他，你就会感到一种诚挚——一张非常优美，坚强的脸。他是那种我愿意与之共患难的人。”

蒙哥马里不仅希望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且他还主张将台湾交回给共产党。但1000万台湾人民怎么办？难道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吗？蒙哥马里的回答是：“我没有深入地去研究这个问题。”

1961年的饥饿

中国就像一个饥饿的巨人，从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到潮湿的云南竹林，从直耸云天的青藏高原到霓虹闪烁的繁华都市——上海，到处都只有一个话题——吃。

武汉的钢铁厂处于半关闭状态，一个月的大米配给量只能够维持3天，白糖一年只发4次，主妇们为了使粥看起来稠一些就加些野菜进去，天津的饥民们半夜潜入庄稼地里掰玉米吃。现在中国传统的问候方式“你吃了吗？”，显得那么令人心酸，并带有讽刺意味。

夜晚，北京的各条大街显得幽暗。由于电力不足，9盏街灯只点亮1盏。两年前，香港的华人每年要送87万个食物包裹给他们大陆的亲戚，而今年绝望的求援声已经使他们托运了900万个包裹。饥饿的人们如潮水般涌进香港和澳门，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逃脱饥饿的折磨。一位香港的居民曾在1958年返回大陆，他说因为他想为自己的祖国工作。而上个星期他返回香港说：“吃不到肉，而鱼一星期只有一次。每天早上你不得不两三点就起床去排队，等着政府给你派发的大米、水果、蔬菜以及用桑叶卷的雪茄——即使是这些东西，也并非常常有供应。人不是机器，如果一个人没有食物果腹，那他就没有兴致去工作。”

一位从浙江逃难来的18岁的姑娘说：“今年我只买过一回鞋、袜子、毛巾以及一管牙膏。”她还说：“我们每年只有8尺的棉布。”

是暂时的缺乏还是可怕的灾难

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长期的“暂时性的缺乏”的历史。但是在过去，中国所固有的饥饿是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或是对如何利用土地以及如何维持人们生存的无知而造成的。恰恰相反，中国目前的饥饿却是一个庞大计划的产物，而且，这场饥荒到来的时候正值中国的和平时期，正值其他国家在消灭贫困的时候，正值当权政府允诺要结束落后状态、消除社会的不公平的时期。

大跃进实际上是向大灾难的一次跃进，这一点在前一阵已经被证明了，然而失败的影响现在才变得显而易见。由于过分强调发展工业，中国的农业几近瘫痪，而工业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目前政府正在策划一场巨大的转变，为了留有能够维持生活的必需农产品，正尽力减轻农民所承受的压力。

早在1949年打倒蒋介石时，毛泽东就坚决表示，经历了几十年的痛苦，经济上仍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必须工业化，这是为了使中国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强硬的态度。在根除旧社会的喧闹声中，在希望与恐惧、允诺的回报与现实的苦难的相互交替中，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毛泽东树立的目标而奋斗，而且也确实发生了奇迹。8年来，棉花产量比战前增长了30%，达到了160万吨；钢产量比1943年的90万吨增长了几乎6倍。尽管有如此巨大的涨幅，中国的人均钢产量也只是日本的4%。在苏联的技术支持下，中国首次生产了卡车、火车机车、牵引机和飞机。大型工业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包头、武汉及鞍山等地；各大河流上建起了多座水坝；国家的农田又增加了约5000万英亩的灌溉田；中国的产品已打入了外国的市场。

然而，到1957年止，中国农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已经落后——国家投资中只有8%是用于发展农业的。据西方国家统计，虽然工业产值增长了123%，但是农业产值只增长了26个百分点，刚刚超过8年来的人口增长率。按照常规来讲，农业应该得到更多的扶持，即使这样可能意味着重工业发展的暂时性停滞。然而，毛泽东对待经济就像对待负隅顽抗的敌军主力一样，采用人海战术。他承认农业极度需要化肥、各种机器以及技术劳动力的支持，而他的解决方式是：让农民通过公社自己解决问题。

中国的计委用来规范无组织形式群众的工具是干部，干部们将北京政府的政策向社会的各个阶层推广。他们将中国的百万农民编制成人民公社，让他们住进群居的大宿舍，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清晨起床时，农民们要排队点名，在红旗的指引下向着雾色蒙蒙的农田进发。在干部的哨声中，他们竞相犁地、锄草或收割，当号角吹响的时候，农民又放下农具，操起没有子弹的枪支进行训练。当哨声再次吹响时，他们就会有新的任务要去完成。他们会涌入简易的车间生产帆布鞋、草纸、棉布，或是涌向粗糙的鼓风炉把当地低品质的铁矿石炼成生铁。

整个中国大地上200万微型的“后院鼓风炉”照亮了夜空。干部们的口号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到炉里去”。公社自己攒钱为新的矿井、工厂、炼炉买设备，外国参观者发现摘棉花的机器是用盒子和旧木板做成的，而纺织机也有木制的配件。在新疆，当人们建造输油管道的钢材用完了，便用竹子来代替。一个湖南公社拥有6000头猪，一年有30万磅产量的鱼，然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公家拿走所有的东西，工人们的一日三餐只是吃着生面团、几盎司的白菜片和面条。

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显然并不止这些。去年夏天，中国中部连续200多天没有雨水。在中国的北方黄河完全干涸，汽车在河床上行驶没有问题。可是，在中国的东北，肆虐的河流淹没了鞍山和本溪的煤矿和炼钢厂。虽然坏天气成为这次大饥荒的借口，但它远远不能给整个中国的大灾难一个完整的解释。

中国大陆30%的可耕地休耕，同时，为了弥补损失，剩下的耕地要深层犁地，密集种植。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又被卷入了“两反”斗争（反浪费，反保守主义）和除“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的运动中。现在看来，密集种植的小麦患了毁灭性的传染病——生锈病。深犁的稻田里长成的稻子又高又弱，就是一阵风也能把它们吹倒，统统毁掉。而对麻雀的大面积捕杀使好吃谷物的害虫数量剧增。不久，共产党就用臭虫代替了“四害”中的麻雀。一位日本的社会学家参观完中国后吃惊地说: “在我整个旅途中，我没有一次看到人们向稻田里施肥，中国的农业落后日本50年。”

心力交瘁的工作之后，农民们发现他们家庭制造的生铁易碎，不能作为农具来使用，农村公社炼制的钢锭也太小了，根本不适用于现代的轧钢厂。许多新建的工厂由于缺乏原材料而被解散或是被闲置，负荷过重的铁路网也处于瘫痪状态，容易腐坏的货物烂在铁路两旁，铁路中心被滞留的货物阻塞。

疲倦和冷漠也造成了物品的囤积。记者福兰德·哥根曾于去年参观了俄国人在长春建造的卡车厂。他看见生锈的闲置的配件被堆积在建筑物之间，一条生产流水线每分钟只移动3英尺，工人们在那里无所事事，缺乏斗志和严谨的态度。今年对辽宁省31家支柱工业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了4万吨闲置产品。在沈阳，由于规格的经常变化，7000台发动机被扔到了垃圾堆。

18 1962-1963年 中苏关系破裂

除了只能走向破裂以外，中苏高层会谈几乎不可能再继续下去。1963年7月，当红色中国的7人代表团收十行李准备离开莫斯科时，一切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了。

……

中苏的交流已经到达了一个很困难的阶段，两国已经在开始调动军队了。然而，由于中国语言的广泛含义，北京政府对于红色中国的困境的警惕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名言，“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

在时断时续的会谈过程中，双方代表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克里姆林宫在《真理报》的头版大肆宣扬它的政策声明，毫不客气地警告北京，指出北京所实行的政策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克劳弗德的中国收藏

从他们航行到了这些东方港口的时候起，美国人就开始对中国的文明有了一个肤浅的认识。与此同时，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仍处于萌芽状态。一年前，5个美国城市的公民参观了一场由中国举办的画展，发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品的魅力。现在，1962年10月的一天，另一场光彩夺目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展览会继续在曼哈顿的皮尔蓬特·摩根图书馆举行。

这次展览的发起人是一个叫约翰.W.克劳弗德的曼哈顿人，他用从一个西弗吉尼亚石油钻井设备制造商那里继承来的一大笔遗产建起了一个西方最大的中国书法和绘画珍品私人收藏馆，其规模超过了原来闻名遐迩的查尔斯·弗利尔。

也许没有哪位艺术家能够像中国的书画家那样对技术的要求如此地苛刻，可能也没有哪一种艺术工具能够被运用得像中国的毛笔那样极富艺术感染力。在书法创作中，不管传统书法有多少种笔法，每一种都必须是尽善尽美的。根据传统书法的要求，“一个点都应该像从高耸的悬崖上滚落的石头一样。横着画一笔要和舒展开来的1000英里长的云层一样平。竖着画一笔要和万年的青松一般笔挺。”对书法作品如此地重视是这次收藏展会的一大特点，因为书法家的艺术技巧是特别值得推崇的，每一次走进这充满杰出作品的艺术殿堂的时候，每当人们留恋徘徊在这一幅幅的佳作之间时，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受到了启示。

这些绘画作品都有着一种非常相似的规律，画面上寂静空阔之处和起伏的线条之间几乎带有一种韵律。它们要求掌握熟练的书法般的笔调（笔画），从传统技巧中的密集线条到“像小草的手法”那样的稀疏线条都要求熟练掌握。这些线条一般是非常纤细易落的，看上去就像能被风吹跑一样。

克劳弗德收藏馆的一些艺术家对总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而别的人则对微观的一些细节部分进行了研究。当中国艺术家创作出极富艺术性、极具个人化的艺术作品时，西方的大多数画家还在遵循一些巨匠的理论，模仿他们的作品，即使这些艺术巨匠死了好几个世纪。如果西方的艺术发展是倾向于依赖天才艺术家的出现而发展的话，那么中国的艺术发展则要流畅得多。每一个伟大的艺术时代都会把它传统艺术的遗产完整无缺地传给下一代。

克劳弗德收藏馆的收藏范围从古代画册的残本一直到书法对联，从壮观的壁书壁画作品一直到小到几英尺见方的篆刻作品。在画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喝得兴高采烈的醉鬼和一些文人骚客在瀑布前百无禁忌。这些绘画作品还覆盖了从缥缈的山水画到瘦削的多叶的竹画等各类作品。一件22英尺见方，刻有一系列宏伟宫殿群的雕刻作品是一件非常复杂精细的艺术之作，简直是一系列东方的“皮拉尼西”们奇思妙想的产物。然而近来在中国的考古挖掘中已经显示出在西安（古称长安）确实存在这些喷泉和宫殿群。

艺术家自己并不懂得阶级之分。他们中有代表性的是宋朝的皇帝徽宗，他的国家被鞑靼人夺去，自己还创作出了精美绝伦的《燕雀翠竹图》。另一位艺术家是耶律楚材，他的国家被成吉思汗占领，他成了成吉思汗的顾问，向他介绍书法、税务以及度量衡的奥秘。还有一位艺术家是无纯（音），他是伟大的姚的门徒，姚曾经宣讲了一系列的禅宗之学。这个出家者画了一个骑着驴的和尚。这幅作品可能是对朴素和默想的隐士生活的赞扬。画上题字的含义很像禅宗的禅机：“雨来天阴，认驴作马。”

香港的富翁兄弟

香港的经济很少如此繁荣，那些大酒店，比如说古色古香、富丽堂皇的半岛酒店和里帕尔斯海湾酒店，都住满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新修的香港黄埔船务公司港口充斥着驶进驶出的各类船只的嘈杂声。乘客蜂拥进入STAR FERRY公司的渡轮和PARK电车公司的有轨电车中，这些电车、渡轮构成了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交通工具。“中国照明电力公司”花了总数约3400万美元增添了4个60兆瓦的涡轮机。

这种喧闹的情形给一对名叫劳伦斯·卡多里和霍雷斯·卡多里的兄弟带来了特别满足的心情，因为他们控制了这些利润丰厚的公司，同样的公司另外还有30余家。卡多里兄弟俩的个人财富有3000万美元，再加上每年估计约200万的分红，比起那些寄居于这块殖民地上富有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是香港最富有的生意人了。

两兄弟工作起来非常协调。他们共同分享一家联合银行的账号，他们在“艾里·卡多里爵士及他的儿子有限公司”里有彼此相邻的办公室。这家公司是用他们已故父亲的名字命名的。老卡多里是一个原籍伊拉克的犹太人，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并于1880年来到香港，从事土地开发、橡胶种植、银行业和保险业，并且发家致富。这两兄弟共同坐在36家主要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63岁的劳伦斯·卡多里永不满足，老谋深算，同时也担任政府行政立委委员职位，但他对他们兄弟最大的投资——他们强大公司总是倾注特别多的注意力。他喜欢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因为“这给我一种平静的感觉”，他还非常喜欢收集运动跑车，因为“它们比赛马和情妇要便宜”。60岁的霍雷斯·卡多里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单身汉，管理着两兄弟的慈善事业，还管理着“电车、渡轮、码头和橡胶种植园——我对做生意并不感兴趣。”

霍雷斯喜欢驾驶他那带空调的美洲豹汽车穿越难民营，到处仗义疏财。从1950年开始，卡多里兄弟为援助难民而修的公路和水渠总共提供了约3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和物资。这些对难民做的工作——他们为此获得了1962年东南亚最有威望的公众服务奖——被认为是他们为了摆脱自私的形象。香港工商业的繁荣有赖于这块殖民地的充足资源和政局稳定。他们兄弟俩也已经在劳动力过剩的香港修建新的工业设施。他们是成立五年的香港地毯制造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这家公司的客户包括纽约的尼尔森·洛克菲勒和英国、泰国、埃塞俄比亚的皇室家族。

一些工商业人士抱怨他们兄弟俩并没有用足够的力气来开拓艾里·卡多里爵士的富饶王国。中国照明电力公司也一直在受到它的竞争对手香港的电力公司的攻击，因为它的赢利（增长率）高于香港电力公司。在政府的压力下，“中国照明”上周答应要与规模偏小的“香港电力”合并，这两兄弟决心要加强对这个巨人公司的控制。

卡多里兄弟对所有的批评都付之一笑。哥哥劳伦斯说：“我们与香港一块长大，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香港人，我们愿意留在这儿。”他们坚持他们的家庭信念，那就是“拥护和繁荣”；劳伦斯唯一的儿子，21岁的米切尔，在英国的一家银行里接受培训，不久将会回到香港担负起第三代的管理任务。

中苏裂痕加剧

《纽约时报》的消息称，北京对苏联从古巴撤军的情况非常生气。他们在表达这种指责时使用了一种新的技巧：在每一个句子的后面都放一段激昂的军队乐曲。不管有没有铜管乐队的伴奏，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这种不和谐的曲调在上个星期达到了最强音，没有人能够再假装做出亲密的样子。

在布达佩斯，莫斯科代表，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里最老的成员，81岁的奥托·柯西金在对匈牙利共产党议会作正式讲话时，对着两张座位后的一位红色中国观察员谴责说：“大嘴巴的极端左倾主义批评者们正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面前狂妄地卖弄着他们的言辞武器。”但当古巴的危机时刻来临时，柯西金则进一步指出，那些“断了他们生计的人都没有能力向古巴的革命提供一丁点儿的实际帮助。”

这位11月初在索菲亚目击了对那些红色中国的支持者和保加利亚共产党内斯大林主义者进行清洗的北京来客并没有被吓倒。他回击道：“修正主义者都是工人阶级中卑鄙的叛徒。”这种比喻有点像拿铁托来对比赫鲁晓夫一样。中苏之间的分裂已经扩大成巨大的鸿沟。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可能维持这样一种无法弥合的状态。在贝尔格莱德，美国大使乔治·凯南预言：“就像莫斯科1948年与贝尔格莱德的斗争一样，中苏之间的分歧正处于趋向公开化的边缘。”

看到这个分裂很容易，而要懂得如何去利用它就很难了。听说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上周说：“到某个时候，这是个宜早不宜迟的某个时候，苏俄的领导者们会发现对苏俄的束缚就是由西方带来的。”但是这种在两个都坚持共产党制度的国家中选择一个最爱的方式可能会使莫斯科为了对抗一些北京批评者，同时为了证明它还没有屈服而做出一些超出预计的努力，从而又迫使其陷入更倒霉的境地。

然而，为了共产党阵营中的统治地位而进行激烈的辩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毫无疑问，如果有能力的话，中国方面将会很乐意推翻赫鲁晓夫。但是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取得什么宝贵的胜利。可能是受红色中国穷困的经济困扰，北京可能对世界上奉行教条主义的共产党造成了一些冲击，但较之赫鲁晓夫对和平战胜资本主义和过上更好生活的乐观承诺，这种陈腐的武断意见还是不值一提。而美好的生活和冷战的胜利都将依旧继续使苏俄难受，北京的理论可能会发现更多的拥护者。

直到不久前，莫斯科和中国的情况还可以这样形容，就好像德国陆军元帅毛奇评论他的军队一样，虽然分头行动，但要共同磋商。现在莫斯科和中国不是这样。莫斯科从古巴的撤退和中国军队与印度的冲突都是在事先没有互相磋商通报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可能会对对方的行动感到震动，但他们似乎不再会进行磋商与合作。将来，当苏俄和中国可能会分别造成无穷伤害时，要依靠西方的战略家们来决定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它们两国既不可能磋商，也不可能一起行动的事实。

斯诺再次访问中国

1936年，当毛泽东被悬赏10万美元通缉以及他日渐减少的红军部队躲藏在山村小窑洞里时，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年轻记者徒步穿越中国北方前往长城，途中遇见了毛泽东，花了数周的时间与他进行了有关社会进程的探讨，然后，赶回美国写了一本《红星照耀中国》的书。这是一本充满激情的专着，他预言了毛泽东和他那些不能算纯粹的共产党人，但可称作是土地改革者的战友们的最终胜利。

两年前，斯诺再次回到中国看望了毛泽东，如同他在他的新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提到的那样，他的这次访问和第一次一样成功。斯诺的申请在美国国务院勉强获得通过，却受到了北京的热烈欢迎。他在新中国行程1万2000英里，与毛泽东交谈了数小时（这是10年来毛泽东会见的唯一一个美国人），和周恩来一起待了好几天。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使斯诺对中国那段往事的兴趣有所减少，毛泽东和中国还没有任何事情能给他的感觉蒙上阴影。

当然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粮食短缺。但即使是周恩来自己也曾说过：“这次大灾是自19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系列自然灾害。”斯诺也认为1960年的饥荒被西方过分夸大了。而且，斯诺说，新中国的这场饥荒如果发生在旧中国将变成一场令官员们弹冠相庆的盛筵。在他的旅程当中，他没有看见任何粮食匮乏和营养不良的情况。所到之处，他看到的是新兴的城市、新修的公路与铁路，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工厂，欢乐的人群，微笑的儿童。犯罪情况依然存在，但正在逐渐减少，贫穷的街道现在干净整洁，到处是书店和诊所，热情专注，每个人天天都要专心致志地做健美操——太极拳。和中国别的东西一样被控制和驯服了的黄河，现在也流淌着蓝蓝的河水，斯诺说：“就和爱琴海一样蓝。”

但如果中国实在太令人惊讶的话，等见到了毛泽东，一切就更清楚了，在斯诺的眼里，毛泽东是自孔子以来唯一能在中国被公众如此崇敬的人。他说话风趣，妙语连珠，时常以平民身份走入民众中。斯诺透露说：毛泽东最宝贵的愿望是想参观美国，哪怕是只能在波托马克河里游泳。虽然斯诺认为美国应该撤出台湾、日本、南越和南朝鲜的“侵略性的军事基地”，但他也认为不邀请毛泽东访问美国是美国政策的一个“巨大错误”。

斯诺在中国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他靠自己的推测判断，如果是蒋介石来掌管政权的话，中国的情况将变得更糟糕。虽然对所承诺的进一步讨论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但斯诺已经从这个被外界宣称发现无数缺点的政体中看到了让人欢欣鼓舞的优点和长处。

斯诺也怀着骄傲的心情提起他在中国时所说的一些非常幽默的俏皮话，“你对铁和钢有什么了解？”“我从来没摸过那种东西。”对这个落后国家所进行的无休止的缓慢而单调的报道把他的观察结果融合在一起，并像犁田一样使之归纳成序。他经常是用一种模仿“历史的差距”的方法，用过去的感觉来描写现在的中国。

中苏关系完全破裂

除了只能走向破裂以外，中苏高层会谈几乎不可能再继续下去。1963年7月，当红色中国的7人代表团收十行李准备离开莫斯科时，一切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了。北京的《人民日报》似乎准备把这种形势称为停滞。红色中国宣称：“我们要求的是团结，而不愿看到分裂，但是我们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指出，所有的事件都背离了我们原来的意愿。所有的情况都变得暗淡了。”

一周以来，身在莫斯科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根本没有举行中苏会谈一样。克里姆林宫装出一种好像最后的决裂从来就没有发生的姿态。大家都认为会谈要继续进行，而苏联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却都小心地避开了这个地方。但当被问及原因时，一位莫斯科的新闻主管带着讽刺的口吻说：“今天是发薪日，他们都去花钱了。”在就一些表面性问题进行了两次会谈以后，在接下来的7天当中，俄国人和红色中国的代表只进行了3次会晤。在一次会谈开始前，一位西方记者问一名便衣警察，北京的代表预计什么时间能到，他耸耸肩说：“你根本不了解他们。……我们昨天就等他们，但他们一直就没有出现。”

红色中国的代表们显然花了大量的时间，坐着黑色大型豪华轿车穿越列宁庄园地区，神秘地往返于中国大使馆和代表团下榻的别墅之间。西方记者曾经瞥见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安逸地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这座宏伟的、淡黄色的高墙背后毫无生气。只是在车队来到时，负责警卫的苏联士兵在打开装在带有尖顶的铁门上面的监视孔向外观察时露出来的一对靴子才似乎告诉人们这里有生命存在。俄国人头一次愿意谈论中苏之间的冲突甚至于拿它们开玩笑。但是在莫斯科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解决中苏会谈僵局的唯一办法是毛泽东终止他和戴高乐之间的同盟关系，因为这种战略伙伴关系能使这两个“擅长给世界制造麻烦的家伙”互相提供帮助。

在时断时续的会谈过程中，双方代表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克里姆林宫在《真理报》的头版大肆宣扬它的政策声明，毫不客气地警告北京，指出北京所实行的政策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当匈牙利的卡塔尔尔抵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则派出政府高级官员、国宾仪仗队和电视摄影机对其热烈欢迎，因为这位匈牙利总统对莫斯科极尽讨好献媚之能事，表示要重新回到莫斯科一边，与莫斯科和平共处。

而红色中国的代表抵达莫斯科时则是受到了苏联政府的低规格接待，苏联媒体也蓄意低调处理。北京第一次表示了它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是绝对平等的关系，并用一句精妙的比喻警告莫斯科：“在只许州官放火，而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联合与团结。”

中苏关系的一切变故都按莫斯科精心设计的轨道发展，从而把分裂的责任归罪于中国人。显然，中国人根本就没指望会谈会取得成功，坚持到底的结果只能使苏联人难堪。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克里姆林宫无法固执己见了。几天后，北京的记者透露，如果其他的矛盾可以延期讨论的话，中苏之间的一些分歧有可能在不久以后得到解决。很简单，中国人已做好了将这种争吵无限期拖延下去的准备。“今年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分歧的话，”北京方面平静地说，“我们可以等到明年。”

俄国人可没那么有耐心。他们提出了一份正式答复警告北京，说“最近的将来”将会决定是否会加大双方的分歧。莫斯科向红色中国以及西方国家发出了一个信号。“毕竟”，苏联人说，“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成就

不久前，中国拥有很多的朋友。亚洲的不发达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朋友都仰慕地倾听毛泽东如何迅速将贫穷变为富裕的计划，西欧以及美国的左翼势力已不再着迷于斯大林的惊骇，而将毛泽东视为新兴的，更为高贵的人民社会主义的建筑师。而在联合国，在红色中国政权代替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骚乱的亚非国家投票胜过美国也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今天的毛泽东却将自己治下的国家卷入与美国、苏联以及印度的长期敌对中，而这是继中国之后世界上最受欢迎的3个国家。实际上，这样使中国陷入孤立的境地，它的联盟也屈指可数，只有亚洲的北朝鲜以及欧洲的阿尔巴尼亚。

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的农业与工业一直在“大跃进”时的灾难中徘徊，也没有足够的武器来进行大规模军备竞赛，同时，与世界两大强国对抗是完全不理智的。但是，毛泽东完全有可能认为，要想既打破束缚中国经济的枷锁，又坚持他的“理想主义”，其唯一的办法便是国际政治秩序的神奇改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尽力尝试赢得朋友与同盟。

在中国各大城市支持黑人的大规模集会中，共有87名非洲代表访问北京，布隆迪女皇和索马里的首相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中国在肯尼亚的宣传者运用了这样的口号：“我们黑人兄弟必须团结起来！”

红色中国同样在亚洲的共产党中拉拢黄皮肤和褐色皮肤的兄弟们，并且在日本、斯里兰卡以及新西兰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北越的瘦小领袖胡志明态度十分暧昧，但是他必须考虑如果失去苏联的支持，中国将是他的第二扇大门。印度尼西亚的红色领袖艾地走的是锯齿形线路，而缅甸的共产党人则分为两个派系——一边支持毛泽东，一边支持赫鲁晓夫。

美国的观点至少是一致的：它坚持不管中国巨人的姿态是如何的，毛泽东的政府对于美国人来说现在仍然是不合法的存在。因为美国人现在仍然坚持不打算承认他们，他们仍然与躲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蒋先生保持着外交关系。而对于苏联，则在中国身上运用了一大堆在长年的痛骂中积累起来的谩骂词汇，它们曾经被用来责骂帝国主义、托洛茨基分子、异端分子以及法西斯走狗。苏联人称毛泽东“企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且控诉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为“创建世界共产主义，要将百万人民牺牲于核战争中”。北京政权反问是谁“不顾一切地将火箭送往古巴又不知道耻辱地将之撤回，如此这般地拿百万生命当儿戏”。《消息报》（苏俄机关报）急迫地报道1961年中国将其在世乒赛中取得冠军等同于苏联第一次由人驾驶的飞船飞入太空，红色中国宣称多级火箭是中国人9世纪的发明。苏联人还诋毁地补充说中国人甚至不会发R的音，总要说，“R—R—REVELUTION”（革命）。

红色中国的典型教育

一些新的宣传活动的展示物令人有些匪夷所思。《时代》记者发现，近几个月，报纸和杂志都在大力赞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行动，这是驻守在充满诱惑的上海中心的一个连队。这些英雄们在无数资本主义邪恶势力的诱惑面前坚持对共产党的一片忠心长达14年之久。当“专业游说人士”企图用钞票来贿赂他们时，“好八连”的战士们对钱财置之不理；当“穿着华丽的小姐在街头与他们搭讪时，他们就命令小姐们离开”；当一位战士捡到了一枚硬币，就立刻上交给该连的指导员，并且告诉其他人，“一枚硬币不值什么，但是如果你据为己有，那么你的心灵便有了污点。”

更有教育意义的事例是22岁的楷模雷锋，他是一支驻扎东北的运输连里的班长。在万恶的旧社会，他的父亲因伤病去世，两个兄弟被饿死，而他的母亲因不堪地主的凌辱自杀了。在美好的新社会，雷锋经常搀扶老妇人过马路；帮助迷路的母亲买火车票；积极地在大堤和水渠上干活，当他的铲子破了的时候，他就用手来挖掘。雷锋在一场意外中去世，然而对宣传者来说却是幸运的。雷锋留下了一本20万字的日记，其中记录了这些情感：“我认为我的一生是为了让他人过得更好。”而且“我将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社会主义，献给了共产主义”。

作为理想的共产主义者，雷锋将作为中国青年的学习榜样，因为今天的中国青年常常将长征中头发斑白的老兵与解放战争中的士兵混为一谈。在去年，至少40本描写雷锋的书出版。1000名志愿者走向农村，对目不识丁的农民们讲述他们对毛泽东的爱戴以及为毛主席所做的贡献。

7月份，当副总理邓小平为结束中苏分裂所做的努力宣告失败后，共和国的领导阶层创建起了雷锋式的团结，当邓小平返回北京时，在首都机场遇到了规模空前的欢迎队伍，包括毛泽东在内。实际上，只要没有生病或外出的高级领导都加入了欢迎队伍。

社会主义世界的严峻形势

中苏的交流已经到达了一个困难的阶段，两国已经在开始调动军队了。然而，由于中国语言的广泛含义，北京政府对于红色中国的困境的警惕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名言，“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当美国的代表得到一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的4万字的秘密通告时，西方国家才得以了解红色中国对1961年强权斗争的看法。在一份通告中，老挝被形容为把中国势力影响赶出东南亚的帝国主义的活塞，出于自己的考虑，中国把老挝称为是“世界范围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然而对于苏联来说，柏林更加重要。但是，北京政府是很欢迎《日内瓦条约》的停火命令的，这倒符合中国传统的规则——边打边谈。所得到的文件披露了红色中国1961年春天国内饥荒时军队的紧缩。当时，大范围的食品短缺以及军队自身的士气问题，士兵们抱怨农村的生活条件，他们怨气十足地说：“如今，农民吃得很差……”现在，北京政府不想再在老挝发生什么事情。

中国之所以如此警惕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悲观地认为莫斯科不会给予援助。一位共产党将军曾警告过：“如果三年到五年内再发生战争，我们就不得不依靠我们现有的武器。”现在中国还得不到它极其渴望的武器——核弹头。

1957年，苏联曾与中国签订协议答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而今苏联的食言使中国十分气恼，中国报道了苏联转换态度的所有细节。相信中国的物理学家引爆核武器还需要两年到三年，离专家所称的“显著力量”还远。然而该项目已经在进行之中，因为中国政府希望拥有核武器，即使是原始的核武器，也会在地球上的落后国家中赢得声誉，使它们相信中国一定会胜利。

北京的吵闹声并没有减少。赫鲁晓夫因公开支持中国的“反党分子”而受到指责，西方专家们认为赫鲁晓夫所支持的“反党分子”是军人，他们反对日益严重的中苏分裂……赫鲁晓夫还被指控提出“两个中国”的计划用来平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争斗。

北京的电台还确认了先前有关赫鲁晓夫煽动新疆的哈萨克斯坦族暴乱的报道。就在去年中国指责苏联劝诱新疆的1万名哈萨克斯坦人越境到达苏联的哈萨克斯坦斯坦，不管北京政府怎样反复抗议，苏联始终拒绝归还这些哈萨克斯坦人，理由是“人道主义”——中国则认为这是荒唐的借口。

毛泽东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据报道他是在美丽西湖旁的别墅里沉思。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在1958年放弃了政府主席的职位，也许他想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他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工作中……

中国与苏联的隔阂很深，这样的僵局很难打破，除非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中有一人去世或消失，但是毛泽东之后，又会是谁呢？每个人都在猜测。

太子蒋经国

当联合航空的喷气式飞机于上周降在华盛顿机场时，蒋经国将军穿过由美国官方以及国民党组成的迎接代表团，他并没有引起注意。过一段时间，人们才发现了他。这个穿着不伦不类西装的矮胖男人正在参观布尔士机场候机楼里的现代室内景观。

代表团的错误以及蒋经国的举止都是意义深远的。虽然作为蒋介石的大儿子又是国民党声望极高的领袖，53岁的蒋经国却是拒绝聚光灯的台湾神秘人物，这种神秘是有部分的原因的：作为台湾秘密警察的头目以及台湾直接对付红色中国的游击队首领，蒋经国是需要在暗处的。

据说，他10年来的第一次访美并没有特殊的意义。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五角大楼的情报官员讨论关于中国大陆最新的形势。在讨论会期间，蒋经国还专门挤出一天时间乘坐喷气式飞机前往堪纳瓦拉尔海岬。他还与总统进行了75分钟的会谈，并赠送了中文译本的《英雄人物略传》，并补充说这是台湾的畅销书。

肯尼迪总统和美国的高层官员与这位继承父业将成为国民党总统的人物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在台湾，蒋经国被称为“小蒋”，与他争夺总统位置的主要对手是陈诚，而陈诚因患慢性肝病从6月份就处于半退休状态。蒋经国出生在浙江，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夫人——一位农村妇女的儿子，而这位母亲后来死于日本人的炸弹轰炸中。1925年16岁的蒋经国就被蒋介石送往莫斯科“学习更多的革命思想”，他加入了俄共青团开始在共产党的一所军事学校中学习游击战术。当1927年蒋介石与共产党分裂时，一封由蒋经国署名的谴责其父亲是“叛徒”的信出现在《真理报》上，而蒋经国则称该信是伪造的。

蒋经国自己由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事情与斯大林分道扬镳，并投身于金矿和工厂努力学习。当由于日本的威胁促使斯大林与蒋介石重新结盟时，蒋经国获得许可携同其羞涩可人的俄罗斯妻子法妮娜（后来蒋介石先生为这个儿媳妇取名为蒋方良）和儿子阿兰返回中国。

蒋介石对儿子的归来满心欢喜，但是他依然想到了蒋经国对未来的展望太俄国化，并花两年时间将其重新转变得中国化。自从那以后，蒋经国忠心圆满地完成了其父业，不管是在重庆为共产党嫌疑犯建设集中营，还是创立旨在考验军队是否忠心的政治代表系统。在蒋经国的领导下，国民党的游击队探测出了中国大陆政权的弱点，在过去的两年中，约1500人被安插在了浙江以及广东省沿海。在美国看来，个人破坏分子经常完成任务，但是大规模的袭击队伍总是很快被红色中国发现并清除。

蒋经国不止一次被控告与北京政权进行秘密会谈，其目的被猜测为在蒋介石死后达成协议。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则嘲笑那些他会将台湾让给红色中国的说法。

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蒋经国对国民政府并没有什么教条，而不顺从常常激怒了这个国民党的头号政治家，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47岁的蒋纬国非常支持他的哥哥，作为不占名额的内阁大臣以及总统的特别顾问，蒋经国与他的父亲紧密工作，另外一支力量源泉是蒋经国拥有10万人的青年特种部队。在军队中，他对晋升所持的否决权使他在中层军官中有着很大的影响。

蒋经国较年长的两个孩子都结婚了，而他与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住在台北朴素的家中。每天早晨他6点钟起床，练习一个小时的中国书法及绘画之后，他便在他的办公室中工作至深夜。他喜欢在山上徒步旅行。但是自从患上了轻度的糖尿病后，他不得不放弃饮酒——主要是伏特加。一位老朋友称蒋经国为“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体”，而令大多数评论者印象深刻的则是，蒋经国是羞涩与强权的奇怪结合。一位中国朋友则诠释得更好，他说：“看他的双手——就知道他粗糙、坚强、耐心。”

在蒋经国的华盛顿一行接近尾声时，这个神秘人物接见了几家美国报刊的记者，当时他坐在镶着金边的沙发上，蒋经国的翻译、后来成为台湾领导人的马英九说，红色中国处于历史上最薄弱的时期，而台湾则是处于最强时期，他对美国的访问旨在创建与美国的相互理解。这是否就意味着有误解呢？蒋经国在问题未被翻译时就大声回答道：“不是！”访问在一声简单的“就这些”中结束了。蒋经国开车去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去享受他坚持要在美国经历的内容——住汽车旅馆。

19 1964年 原子弹改变了中国的国际情势

在新疆西部，喜马拉雅山北部沙漠里的一座铁塔上，中国人爆炸了一个简单的核装置。西方学者相信这次爆炸是由钚引起的，爆炸当量只比19年前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的20万吨原子弹小一点儿。现在的红色中国一片喜气洋洋。

……

不管怎样，中国的邻国都会有这样的印象：经济落后的中国已经取得了制造原子弹的成功。在整个亚洲和非洲，各个国家都在为不同意美国进行原子弹试爆而争吵。而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成功使它们感到某种种族上的满足，毕竟又一个白人世界的垄断被打破了，有些说法认为印度和日本也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

当1964年10月，北京的核爆冲击波波及西方时，政治上的连锁反应仅仅是个开始。红色中国对这次原子弹爆炸的壮举进行了充分的宣传，向各国家首脑发送了消息，约翰逊总统敦促联合国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来讨论核裁军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接受了这个要求，建议在明年某个可能的时候举行一次会议。

周恩来出访斯里兰卡

对所有的外交官来说，锡兰（现斯里兰卡）的总理索罗门·班达拉奈克夫人是一个大麻烦，就是对红色中国的出访者周恩来也是一样。很明显，当周恩来的出访队伍于1964年2月底到达锡兰首都科伦坡时，他已经对这位第一夫人早有提防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也在随行团中，这是她第一次参加随行团。74岁的宋庆龄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姐姐，也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她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与她的家人分散，新中国成立之后，她便待在大陆。1951年宋庆龄荣获斯大林和平奖，目前默默无闻地住在上海。她兴高采烈地向科伦坡的欢迎队伍招手，并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了欢迎宴会以及接待仪式，与班达拉奈克夫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

但是，锡兰的这位总理仅仅对周恩来讲重要的话。作为一个自我设计的和平人士，她认为她必须劝周恩来几句，让中国赶紧与印度和解。而锡兰的报界则高兴地印出报道说，班达拉奈克夫人已经说服周恩来乘飞机去印度进行和平谈判了。但是周恩来是琢磨不透的，而印度也不喜欢这个想法。班达拉奈克夫人只得暂时放弃了想法，“就像是北京与莫斯科的争论，”她说，“恐怕我的能力有限。”

周恩来对班达拉奈克夫人发放救济品的要求倒是愿意考虑，锡兰的经济就像科伦坡拉特马拉纳机场迎接周恩来的地毯一样满目疮痍。自从去年锡兰将三个美国的石油公司国有化以后，美国就停止了对锡兰的援助，而最近班达拉奈克夫人也承认东德停止了对锡兰的援助。锡兰从红色中国那里得到了紧缺的机器与工业产品。而作为补偿，中国希望用锡兰的港口作为向非洲、欧洲以及南亚运输货物的转运中心。

中国人对锡兰东北海岸的特林克马力特别关注。西方外交官认为有一天特林克马力会成为理想的潜水艇基地。

毛泽东的战略立场

毛泽东恼怒于1960年苏联撤回了对中国的援助，以及美苏签订的禁止核武器试爆的协议。“苏联违背了条约，在24小时内撤回了所有技师并且带走了所有的图纸。”毛泽东说。他还斥责禁止核武器试爆条约是“背着我们的一个骗局”。毛泽东用了一个俗语来斥骂苏联和美国不该在“头上拉屎”。而正当他的年轻翻译不知如何解释时，毛泽东命令道：“继续，照直说，也许会吓着你们，但那是事实。”

毛泽东承认法国在核武器发展上要领先于中国，他承认得非常直率，因为他考虑到法国还没有对中国构成核战争的威胁。“我们也将会拥有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说，“这是力量的象征，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使用它。”

毛泽东的火力大多是为美国留着的。他认为美国与苏联一样都是中国的敌人。他想知道如果中国的军事基地包围了美国的领土，美国将有何反应？至于台湾，毛泽东则很明白时间是由他掌握的。他说，蒋介石老了，而且既然红色中国为收复台湾已经等了15年了，那么再耐心地多等一会儿也没有关系。“如果美国从台湾撤军，我们甚至可以和美国做朋友。如果他们撤军，我们将用鲜花欢送。”

在其他事务上，毛泽东的立场也很明确。

法国在亚洲：法国可以重新恢复它在亚洲的影响。它结束了在亚洲的殖民地统治，而我们知道它仅仅是因为商业意愿希望重新回到亚洲。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如果它们不是美国的跟随者的话，也可以这样做，日本以及我们自己将成为第二世界。

查尔斯·戴高乐：戴高乐将军是一名战士，我也是一名战士。我在军队里待了12年。我希望你们中没有外交官，永远不要相信外交官，他们太狡猾。

南越：它将会在越南失败，就像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一样。我们是用美国人的武器来进行我们自己的革命的。美国给了蒋介石价值10.5亿美元的武器，结果这些武器到了谁手上？蒋介石都给了我们。在越南也一样。

赫鲁晓夫的狂傲

《纽约时报》的记者连续记录了中苏的这场纸上的吵架。1964年4月，赫鲁晓夫狂傲地说：“中国想告诉西方的工人们，你们挣那么多到底是为什么？你们知道你们置身于什么样的危险之中吗？你们在退化。”赫鲁晓夫向他的观众们喊道：“同志们，这样做是荒唐的，难道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工业转为生产线吗，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勒得更紧？这样能激励人民前进吗？前进去哪里呢？难道是去坟墓吗？他们自己的人民想要什么呢——大米还是战争？我想应该是大米。”

赫鲁晓夫暗示道，中国人只是嫉妒苏联的富裕——他又补充道，而富裕正是革命所必需的，因为这可以鼓舞任何地方的工人。而且，如果中国有经济问题，那么他们只能怪罪他们自己“鲁莽的试验”。赫鲁晓夫回忆起1958年毛泽东怎样告诉他，中国准备创建农业公社，显然赫鲁晓夫依旧因为毛泽东没有向他咨询而深感不满。“他并不是询问我，”赫鲁晓夫说，“他是在告诉我，所以我当时说，‘这是你的事，你可以试试，但是我们很早以前也试过，可惜是以失败而告终’。”

像往常一样，赫鲁晓夫的演讲总要引用列宁的话作为论据；也同往常一样，毛泽东的回击中也引用了列宁的言论。迷惑不解的西方观众只是在揣测：“到底他们谁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而那位先知到底说了哪些话？”

问题在于列宁在他几十本书、宣传册以及演讲精选中说过很多的话，足以为任何情况的任何一方作证。而且，他作为失去信心的流放者、作为苏联街头革命的组织者、作为一个政府的领导者，自然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这样，这场关于引用的争论不得不继续下去，直到赢的多数变成罗宋汤，但是这场争论的实质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和平共处：紧紧追随马克思的列宁相信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战争，而且“苏联与帝国主义肩并肩地存在是不可想象的，最终必须有一方取得胜利。而在这个结局来临之前，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间一系列的战争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列宁相信战争会带来大破坏，而这正是传播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他只是几次含煳地提到过和平共处，还是由于特殊原因——他曾经想使苏联避免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革命：与马克思一样，列宁认为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些反对武装起义的人，”他写道，“必须被作为敌人、叛徒以及懦夫被无情地剔除出去。”他把和平战胜资本主义的想法作为异端论断排除了，将之等同于令人痛恨社会改革的信念。就像马克思和列宁所看到的那样，这为工人们提供了临时的姑息手段，用减少他们痛苦的方式来延迟革命。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引用列宁的言语表明革命的时机总是成熟的，而“革命不能出口”，意思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进行他们自己的革命。

国民主义：至少是为了发起革命，列宁将世界范围的革命事业放置于任何民族自身利益之上。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他说：“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进行世界革命。”而另一方面，当白军攻入莫斯科以及彼得堡时，列宁突然变成了国民主义者，他号召俄国人起来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

总之，毛泽东在辩论中占优势——至少从书本的观点来看是这样的。他切中要害地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呆板的教条，只是适用于每个时代不同情况的一种方法。”

——例如在核时代，它便彻底地改变了战争的实质，仅仅是“拿出书本查找列宁说过什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做我们思考过的事情，勤奋研究生活，分析当前的形势。

中苏分裂对西方的意义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苏分裂所带来的最后的问题是它预示着好还是坏。所有共产党之间的分歧说到底，都是各种失败的结果——不能达到某个目标而失败，不能够衡量现实而失败。而导致当前中苏争吵的一个失败是，苏联最近不能够在冷战中有所进步；另一个则是一个眼睁睁地事实：在革命后的40多年里，所有地方都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生活标准。从这一点上来讲，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共产主义的分裂中得到勇气。

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的方针是只能适用于当前共产主义阵营的战术上的变化的，这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有着共同的目标——消灭资本主义；然而，虽然他们的宣言同以往一样真实，但是它并没有对当今的形势进行充分分析。共产主义所经历的转变也许在刚开始只是一些使共产主义更具魅力的战术，但是在结束时则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比如，南斯拉夫对自由企业的让步，意大利共产党对小商人的拥护。

赫鲁晓夫始于1956年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的结果始终震撼着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而对专制统治苏联的回击“恢复斯大林主义”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回击只能通过暴力动乱来取得。于是，美国现在与新形式共产主义交易的想法被广泛接受。议员福尔布莱特将一个国家的内部共产主义（美国在这一点上没异议）和扩张主义的共产主义相区分。

不过，这样的区分也是有风险的。长年以来低估了共产主义分裂重要性的西方国家，现在它们也不应该高估它。无论如何，这种分裂也不会有像苏联和中国所描述的票面价值。中国并不像苏联所称的那样好战，而苏联自己也并不是那么地爱好和平。中国人攻击苏联与帝国主义者签订禁止核试爆条约的懦夫行径，他们冷笑着讨论在柏林企图进行核战争的也是苏联而不是中国。

分裂的故事充满了相似的悖论：仅仅在几年前，斯巴达式的中国曾经为经济自由主义而奋斗，而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正是赫鲁晓夫现在推行的，而且当波兰1956年反抗莫斯科的时候，是推行强硬路线的中国提醒人们警惕赫鲁晓夫，后者正准备像惩罚匈牙利那样惩罚波兰。

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赫鲁晓夫使人们想念他公正而且真正信仰和平共处。但是，最好想一想在3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斯大林与可恶的国外社会主义分子穿过（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同可恶的资本主义并排作战的时候，他也是在实行和平共处方针。在德黑兰和雅尔塔，西方国家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而赫鲁晓夫某一天也会开出自己账单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显然，目前西方世界对分裂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也许还会有所得。但是，有一件事情必须确定，分裂永远不会解决西方国家自己的问题，也不会保持和平或是保证自由。毕竟，无论莫斯科和北京怎样来诠释它们的先知列宁，无论它们在列宁刨光了的大理石坟墓上写了些什么，列宁依然是那个曾说“我们都是契卡（俄肃反委员会）分子”的人。

帝国主义者旅游见闻

每个星期五的早晨，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20客机，航班号为750，都会从巴东部城市达卡起飞，飞往红色中国唯一一个可以起降非共产主义国家客机的大型机场——上海。这条航线已经开通了3个月，经济舱的往返票价为428美元。如此巨大的利润使得航空公司准备开辟第二条周次航班。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利用巴基斯坦的客机向西方工商界和旅游者打开了大门，最起码也是打开了一条令人心动的裂缝。

封闭的中国把吸引游客的促销广告发到了成千上万的旅行社。中国领事馆现在3天时间里就办好了外国游客的签证。其结果是使得世界各地的游客潮水般地结伴来到中国。当然美国除外（华盛顿和北京双方都不允许美国人入境中国）。

那些入境的游客只被允许参观那些事先准备过的地方。每天30美元，还不包括交通费，在官方导游的陪同下，沿着警卫路线参观了6座城市，包括北京。这些对中国怀着浓厚兴趣的游客参观了一些专门为他们选定的公社、学校和工厂。这类参观都带有宣传性。一位法国游客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幼儿园的小孩都唱着歌来欢迎我们，那是多么令人陶醉啊！我当时想这是一首关于鸭子的歌，但是后来我知道他们所唱的东西听起来多多少少有一点像是‘丑陋的帝国主义者，回家去！’的意思。”

伦敦《每日邮报》的安格斯马克菲尔逊，是乘第一架巴航飞机进入中国的。他把新中国描绘成“一个幅员辽阔，到处都在开垦的巨大国土”。对于游客们来说，给他们最生动的印象就是清洁干净的城市面貌，这是北京政府的环卫清洁队，将每样东西都打扫得闪闪发光的结果。

厨房打扫得很干净，但却四壁空空，仍然靠卷心菜和大米维持生存。虽然大丰收已经结束了60年代初的饥荒，糖和面粉依旧实行配额制。但冰淇淋和蛋糕却数量充足，并且价格便宜。集贸市场的摊位上都堆着高高的大量的蔬菜、肉、鸡蛋和鱼。“中国并没有忘记怎样享用美食。”一位游客说。对于那些能付得起钱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忘记如何烹调。曾经辉煌的北京菜已经出现了衰退，但那个用了6个星期在中国旅行了1万英里的法国电视评论员毛里斯维特仍然给了旅游饭店的饭菜两星级的评价。对于持有硬通货的游客来说，中国大城市的饭店既公平又便宜（带浴室的单人间为6美元）。大多数时间有热水。但是在冬天，中国南方的饭店缺少暖气，而北方却暖气过足，以至于客人不得不将窗户大大地敞开。但在夏天，只有广州的羊城饭店有空调，而且只在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工作。别的饭店通常只提供电扇，但到了晚上则会切断电源。当然，服务是绝对优质的，而且非常诚实，游客们甚至都不用锁上房门。事实上，要丢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美国人对丢了一条在卡拉奇借的旅馆毛巾感到很苦恼，但在每次离开任何一个中国饭店时，却总能又重新换用新的毛巾，最后，他宣布，他要将这条毛巾带回卡拉奇。

除了众多的名胜古迹以外，西方游客还在中国发现了一种情绪低沉的气氛。清洁队不但扫干净了尘土，还赶走了鸟儿，因此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雷切尔森后来所说的那种巨大的无歌的原野。外界的新闻在这儿也听不到。一位单人游客说他感觉好像是坐着一艘没有收音机的轮船在大海上行驶一样。

大街上的中国人都是清一色的穿着，而且经常是成群结队，甚至连小孩也是三五个排成一排走。每天清早，北京电台都有15分钟的广播体操节目，这时候，中国人都拥进公园、公共广场或者自家的楼顶跟着锻炼。中国人对体育活动的热衷是如此强烈，一名游客说他看到过一位女医生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练习打太极拳，毫不顾忌周围那些关注的眼神。

夜生活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戴着白手套的乐队指挥，指挥着管弦乐队演奏。另外，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沉闷的饭店酒吧，所提供的都是家庭式的酿造酒，包括一些劣质品牌的“威士忌”，这中间最著名的是一种俗称“二锅头”的北京的烈酒，西方人对这种酒口感感到强烈。共产党中国用明显的事实向心怀欲火、躁动不安的古巴代表们宣称，已经对妓女进行了再教育，使她们改行。一位痛苦的法国人说，曾经一度淫靡的上海已经几乎被完全“消毒”了。富丽堂皇的“大沃尓沃”妓院被改建成了一个多用途的娱乐中心，有10部戏剧在独立的戏院里同时上演。

“我时常在想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法国的电视评论员维特说，“你能看见少男少女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但很少能看见他们互相挽着胳膊，更不可能有手拉手的情况。”一些游客更是不可能分辨男孩和女孩，他们全都梳着男式的发型，穿着高脖领的外套。一位巴基斯坦的游客说，为了不突出性别，女孩的胸部都被近乎残忍地掩盖起来。维特抱怨说：“我只见过女人的腿两次，而且都只看见了裤子下面的小腿。”

中国与苏联在布加勒斯特的较量

8月底，在布加勒斯特的局外人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整个共产国际仍然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而不是像北京和莫斯科那样互相指责的情况。在一个沐浴着月光的湖边，14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显要人物聚集在一座带有节日气氛的条纹状图案的帆布帐篷下面，享用着鱼子酱，痛饮着罗马尼亚香槟和1944年红军解放这座城市时作为供品的甘美的葡萄酒。而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除了红色中国的副总理李先念、苏联主席米高扬以外，没有别人。

但是再看看，在他们之间的关键地方站着的是东道主齐奥塞斯库，他就像是在看打网球的慢动作一般保持着头部的转动。在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位罗马尼亚总统就像钟摆一样变换着他的注意力，15分钟的时间对着米高扬，15分钟的时间对着李先念，而这两个尊贵的客人显然互不搭理。没有任何事物能让这两位互相看上一眼，就算是一头乌发的共产主义影后、总统的女儿莉莎所做的种种努力也归于无效。

苏联和红色中国在布加勒斯特的表现给后来的追随者们上了一课。齐奥塞斯库一直在推动罗马尼亚脱离苏联的轨道，朝着他自己的国家主义目标迈进。这主要是因为他想继续罗马尼亚已经成功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与西方进行贸易往来，不受莫斯科的干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罗马尼亚十分艰难地在苏中冷战之间保持着中立。这个巴尔干的小国（人口1880万）已经变成了共产主义集团中一个非常热情谦卑的国家。所以，莫斯科和北京一旦观察到罗马尼亚这个新的独立态度，毫无疑问会发生变化。

罗马尼亚人拒绝邀请四处游说的赫鲁晓夫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担心他可能会博取众人的注意力并借此损害北京的利益。莫斯科要求用米高扬主席代替，并得到了罗马尼亚的同意。北京把它和这个连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称颂为“传统”关系，并把一个不出名的国营农场改名为“中罗友谊人民公社”。

双方真正担心的是明年将要举行的由世界上90多个共产党国家参加的首脑会议。这次会议是由莫斯科发起的，却受到北京的反对。会议的表面目的是要解决各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其实是想要赢得对北京的斗争。莫斯科已经邀请了25个关键政党，其中包括逡巡不前的罗马尼亚，在12月提前召开一次策略会议。米高扬在布加勒斯特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说服罗马尼亚参加。然而，他未能达到目的。

李先念副总理使出浑身解数为北京自己即将举行的反对莫斯科的首脑预备会议争取支持，也没有获得成功。它已经成功地把苏联挤出了另一次会议——这是由北京发起的明年3月由亚非“不结盟”国家参加的“第二次万隆会议”。

第二次万隆会议源自1955年的第一次万隆会议。而此番第二次万隆会议，不能与明年10月由中立集团举行的“贝尔格莱德会议”混淆，那次会议中国和苏联都不参加，“贝尔格莱德会议”也不能与这个月在马林这个铁托的狩猎山庄举行的南斯拉夫会议相混同。这次山庄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最排他的。只有铁托和那个上周只摆头而不转向的罗马尼亚人齐奥塞斯库参加。记者报道的主题和他们首脑会议的主题一样：如何防止莫斯科和北京首脑预备会议的举行。

原子弹冲击波

这或许是历史上最令人期待的一次爆炸。多少年来，西方专家就预料中国人在不久以后会有惊人之举。现在，就在宣布赫鲁晓夫垮台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中国人完成了这一壮举。在新疆西部，喜马拉雅山北部沙漠里的一座铁塔上，中国人爆炸了一个简单的核装置。

14年的时间，20亿美元，将近两年时间以及共8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资源都是中国经济摆脱崩溃边缘所急需的，但全部都用在了核试验上。西方学者相信这次爆炸是由钚引起的，爆炸当量只比19年前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的20万吨原子弹小一点儿。

现在的红色中国一片喜气洋洋。北京电台立刻在第一时间用世界上所有主要语言，包括英语、盖丘亚语、斯瓦希里语向全世界宣告了这条消息：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原子“力量”的国家，并要求召开一个世界性的会议，“讨论完全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北京宣称“中国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来说是非常欢欣鼓舞的”。

美国则肯定没有这种精神状态。约翰逊总统称：“这次爆炸让我们考虑要重新设计我们自己的防卫计划和核力量。”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军事意义不能评价过高。大多数专家也相信北京会偃旗息鼓一段时间，在两年时间内可能不会进行另一次核试验。但结果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像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原子研究中心和法国的居里学院的科学家的叛变，使中国人知道了怎样继续进行科学实验。同时，由于有俄国在1950年（莫斯科和北京第一次出现分歧时）的援助，使中国也有了一套连接铀矿的公路网，至少四个核反应堆、一批苏联培训的技师和一套基础工业设施，这就足以制造出一颗小型原子弹所需要的绝大部分部件。但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缺乏铬和镍这两种制造原子反应堆的基本元素。

有中国问题高级专家指出，除非是碰到诸如干旱、水灾等需要用大量货币购买食物的情况，北京最多可以每年拿出500万美元进行各方面的核试验。按照这种比率，中国可以在5—10年内生产出30枚小到可以用飞机或导弹运载的核弹。但中国没有远程轰炸机和洲际导弹，而要拥有这样的空中运载力量（除非有外界的长期援助）则要用10到20年时间，花费100亿到200亿美元。

整个世界都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事实充满了焦虑和怀疑。日本提出了激烈的官方抗议；在联合国，印度大使说中国爆炸那个“小球”是对世界舆论的公然蔑视，并拒绝考虑中国要求召开一个关于核武器的最高级别会议的要求，“因为这显然是一种宣传手段”。

华盛顿和巴黎的外交官都害怕如果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游击队会错误地认为北京现在就能凭借其核力量与美国对抗，那最有可能马上出现的结果将会是一场更大的行动。

但出乎意料的是，红色中国能与华盛顿进行对抗——而且也能同莫斯科对抗——的这一天，现在已经日渐临近了。虽然现在就断言北京将会赢得与苏联斗争的胜利还为时过早，但这场斗争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领域，转入了经济和国家竞争的范畴，同时也涉及整个共产主义的未来前途问题。但当放射性的光芒在新疆的荒原弥漫时，毛泽东完全能够对他的核弹感到心满意足，同时还对他曾经的“论敌”赫鲁晓夫的突然去世感到轻松。

美国和苏联都尝到了进退两难的苦果：它们迟早要对中国的问题做出反应。

爆炸改变了中国的国际情势

当1964年10月，北京的核爆冲击波波及西方时，政治上的连锁反应仅仅是个开始。红色中国对这次原子弹爆炸的壮举进行了充分的宣传，向各国家首脑发送了消息，约翰逊总统敦促联合国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来讨论核裁军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接受了这个要求，建议在明年某个可能的时候举行一次会议。美国国务院驳回了红色中国的建议，称它是“一个小儿科的提案”，因为它并没有提及任何有关的检查工作。美国方面说，如果中国人确实顾及所有这些情况的话，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但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即将成为核国家的共产主义中国能做些什么？

根据在新疆沙漠中的爆炸装置的最新情报显示，爆炸的威力要略高于美国预先的估计，而技术含量也远比估计的要完善。虽然中国可能需要15到20年来发展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但他们也许有能力在短短5年中制造出能够运送这些核弹的外部设备。

任何形式的运载系统，不管它多么的粗糙简陋，都能够极大地改变亚洲的战略平衡。事实上，这种平衡已经在开始改变。许多亚洲人都开始逐渐地坚定这样一个信念：共产主义将最终接管整个亚洲，动摇他们迄今为止坚定的反共产主义决心——这同时也使其他国家萌发了发展核力量的打算。归功于多半由美国提供的技术，十多个以上的国家——比如埃及、以色列、印度、日本、西德和墨西哥——拥有了能够生产铀和钚的反应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估计，如果有5000万美元的投资，就可使一个国家在一年内创建起足够的钚产量，用来制造初级的核装置。约翰逊总统举了中国的例子说：“这会引诱别的国家干同样的蠢事。”

而在华盛顿，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质问国务卿迪恩·腊斯克，为什么美国不向台湾提供一颗“炸弹”，或者说摧毁北京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核设施。腊斯克说：“我们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最终决定放弃。”实际上，毫无疑问，这样的决定导致的不仅仅是发射一枚弹头或派遣一架轰炸机，而是要同中国开战——甚至是与苏联开战。

另一方面，一个正在盛传的说法声称必须设法使中国缓和软化下来，同时要恢复它某些形式的责任。一些人认为可以采用贸易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方式可以使他们变成“肥胖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大概要比靠向任何一边要缺少一定的进攻性。英国工党上周宣布下月要与中国进行一次贸易活动，在北京举办一场工业展览会，这次展览是在保守党的领导下准备的，因为在英国，对华贸易是两党的共同利益。由于非常关注中国的核武器，日本早些时候在没有暗示的情况下，中断了它与北京之间迅速发展的双边贸易，价值达每年200万美元。不管这些贸易项目在表面上是否具有战略意义，都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核计划的发展。

在联合国则有一种辩驳之音。柬埔寨见风使舵，急忙提出了一个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解决办法，并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到即将召开的联大上进行讨论。这项提议受到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乐弗兰登的支持，巴黎支持戴高乐的报纸《国家》称北京的加入是必然的——所有人都认为让北京成为这个国家联合组织的成员可以改变它的一些政策。

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叫嚣道：“如果美国在空中进行一次核试验，联合国内就会充满了要把我们开除的叫嚣声，而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大家就要把他们请进联合国。这就是中国人的回报。”

周恩来参加苏联的庆典

1964年10月，当红色中国的总理接受了莫斯科关于参加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47周年的邀请时，共产主义两大集团减小它们之间的尴尬而显而易见的不体面分歧的企图日益明显，而这种分歧已变成了对赫鲁晓夫个人的偏见。在可预测的未来中消除分歧并不太可能，但是可以肯定，这种分歧在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所改变。随着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与其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站在一起（除阿尔巴尼亚外），共产主义阵营的反赫鲁晓夫时代开始了。

夜幕降临时分，周恩来与他的6人随行团抵达了莫斯科谢列梅切沃机场。周恩来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灯光的照耀下，周恩来的面部表情显得冷酷刚强。很明显，只有苏联的新二人政权的二分之一 —— 一样表情冷峻的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向周恩来表示问候。虽然柯西金献上了鲜花，但是没有人以拥抱来欢迎周恩来。

第二天，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里人满为患，勃列日涅夫发表了演说，言语之间缺乏对共产主义者联合的向往，他还极力建议为解决问题而召开世界共产主义政党会议。一直冷眼盯着勃列日涅夫的周恩来是听众中唯一没有鼓掌的人。赫鲁晓夫曾号召在12月15号召开此会议，但那时的目的是准备将中国驱逐出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他们的同僚们是赫鲁晓夫主义的合法继承人，所以即使勃列日涅夫近乎献媚而不再挑衅，周恩来依旧不能爽快地答应召开会议。

虽然勃列日涅夫语调极为缓和，但是他依然坚守赫鲁晓夫主义的基本信条。他温和地赞扬共存反对“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言论；他主张中国拒绝签订禁止核试爆条约，并且一边要求苏联保持战备一边叫嚷要与美国创建友好关系。就像西方执行官或政治家允诺一切会变得有效或宣称他知道其原因一样，勃列日涅夫宣称他的目的是“坚决与官样文章和橱窗的服装做斗争”。他号召为了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要“充分利用物质动力”，指的是利益动力。勃列日涅夫宣布取消对私营农业的“无基础的限制”——“由农场主、工厂以及办公室人员耕种的自留地”——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清楚这些是限制苏联农业产量增加的主要障碍，而此次宣布也是对中国合作社的旁敲侧击。

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唯一让步是允诺会支持中国收复台湾并且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便暗示着他有着比赫鲁晓夫的更为紧迫的需求。当勃列日涅夫警告说“不许对古巴采取行动”时，周恩来和卡斯特罗信徒——俄尼斯特哥瓦拉——热烈地鼓起了掌。谈到重新创建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时，勃列日涅夫说：“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是有物质条件基础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依然认为那样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可怕背叛，在经济政策、民族竞争上，中国与苏联的深层分歧依旧存在。还没有迹象表明，北京政权愿意或是能够为了不发达国家的忠实而放弃与莫斯科的斗争。

随着原子弹的声势不断扩大，北京没有理由向莫斯科让步。早些时候，北京的《人民日报》再一次向“使革命的工人阶级失去斗志”的赫鲁晓夫和“现代修正主义”发出抨击。在北京催促苏联与中国“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时，毛泽东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信念。那么苏联到底会为弥补分裂做些什么呢？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同样面对着衰退的经济，他们没有能力再像1960年前那样用巨大的经济援助来使中国站在自己一边。他们很可能会提供象征性的技术支持，而且对西方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这也许会为苏联的新领导班子赢得中国人的好感。

采取这些措施的可能性都很小，所以高层领导聚集的周年庆祝会远远没有达到和解的效果。但是，会议上依然有争取团结的声音。毛泽东在向周年庆祝会发的电报中号召创建共产主义联盟，使帝国主义阵营不战而栗。至少，各国的共产党都不希望再回到赫鲁晓夫倒台前的那些满是讥讽和谩骂的日子里，共产党两派都可以从暂时的休战中得到好处。

美国人的议论和焦虑

美国再一次研究那个原子弹。现在北京被认为有能力在一年中制造好几个20千吨至30千吨级的原子弹装置，而且很可能已经具备了核分裂物质，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第二次核试爆。铀的供应量充足，制造氢弹的重要原料锂的供应量也很充足。

中国发射原子弹的速度将会比美国官员原先估计的快得多，后者估计中国需要5至10年的时间。美国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将在阿拉摩戈都的试爆结果用于广岛，如果中国人考虑用广岛的那种有2万吨爆破力的笨重原子弹（长10英尺，宽28英寸，重9000磅），他们很可能在6个月中就可以在周边发射原子弹。在北京，275架由苏联人制造的IL—28型轰炸机有足够的能力使原子弹击中600公里外的目标。

北京还拥有5架IL—18型喷气式运输机，足以运载15吨的装载量达4000公里之远。这样，1965年初最主要的亚洲城市——东京、马尼拉、新德里、曼谷、仰光以及其他城市——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红色中国原子弹发射的范围之内。不仅如此，北京由52岁的钱学森领导的导弹研究项目也在进行之中。钱学森是加州科技大学的博士毕业生，而且是空气动力的专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钱曾担任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火箭研究小组的组长。1950年，他由于企图离开加州回国而被捕。他最终在1955年被允许回国，之后立即在北京露面。他的导弹研究项目的进程并不很清楚，但据了解导弹的投掷范围已经在新疆的核试爆基地被划定。一些评论家相信无论原料镍和铬面临怎样的短缺，红色中国这个已经拥有由苏联设计的“面对面”火箭的国家将会在2至3年中研制出射程200公里的核动力导弹。

看到这一切的中国邻国为什么没有越来越担心呢？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纽约时报》的评论员在香港说道：“它们的恐吓只会换来责难。”不管怎样，中国的邻国都会有这样的印象：经济落后的中国已经取得了制造原子弹的成功。在整个亚洲和非洲，各个国家都在为不同意美国进行原子弹试爆而争吵。而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成功使他们感到某种种族上的满足，毕竟又一个白人世界的垄断被打破了，有些说法认为印度和日本也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别的国家都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红色中国是否应该被它自己的原子弹制造中心所消灭？在还没有受到中国的侵害时，美国当然反对这一说法。姑且不谈苏联的反应，中国人自己就有可能进行反攻、侵略东南亚，进而使美国卷入一场大战中。无论如何，美国的专家像是认定了中国不会发射它的原子弹。

不管中国如何激烈地讨论援助策略或是解放战争，他们依旧采取谨慎的政策，比方说，他们会在金门以及马祖岛按兵不动，而且永远不会继续他们对印度的成功侵略。华盛顿认为，中国人明白而且也必须明白，他们一旦运用原子弹马上会引起美国的反应，美国很可能用毁灭中国各大城市和工业的方式进行报复。

另外，中国也不需要发射原子弹。北京政府拥有250万人的军队，以及1500万的预备军人、警察和民兵，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地面部队。在炮兵以及装甲师（装备有苏联的T—34型坦克）的支持下，目前这些部队分别部署在东北三省、北京周围、上海和广东的沿海地带、华南地区以及正对印度的西南地区。自今年年初，部队进行了小单位的强化训练。虽然他们的设备都是二战时期的过时品，他们的军需品面对现代空军也是不堪一击，但是如果中国人愿意，他们很有可能侵略任何一个邻国，至少也可以暂时性地占有。

美国人以为中国对美国几乎遍布整个太平洋的第七舰队和空军会有着起码的尊敬，但是错了。很显然，中国依旧公开进行它的革命，它一直以来做得很好。比起原子弹或者中国军队，这种革命才是对美国最基本的挑战，中国问题的关键又回到了攻击以前——即如何遏止北京对亚洲西方势力的缓慢侵蚀。

美国人试图了解中国

这些天在华盛顿，有许多人都在谈论“承认社会主义中国”以及“社会主义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只要中国不孤立它的邻国”，美国就会坚持反对这两种提议。虽然越来越多的联合国成员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华盛顿笃定至少在一年之内中国代表还不会加入联合国。一切都很顺利很健康。但问题是，在国会，在五角大楼，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处理所谓“承认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也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处理对华政策或是“中国联合国代表”问题。

蒋介石败走麦城以后的15年来，美国并没有想极力忽略红色中国——当然朝鲜战争也残酷地证明了它的存在——但是美国一直在排斥、孤立中国。也许是美国确定没有别的选择，但事实是这种态度越来越令人难以忍耐。到目前为止，当今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最紧急的外交问题，整个亚洲都越来越注意到中国的存在。

基本上，美国是用各种手段来避免或是延迟与红色中国的和解——军事援助、经济技术支持、金钱、说服——因为做出这样的选择对它自己来说也意味着一种失败。从长期来看，美国的政策只不过是紧握不放，并且寄希望于国会的某个人会唤醒“红色中国的进化”。其想法是这样的：通过与外界世界的接触，中国会受到外界思想的控制，逐渐学会了负责任，像苏联那样对美好而和平的生活产生向往，最终会采取温和的措施。

美国人要想知道中国内部有何进展并不容易，北京缺乏公开的数据统计，他们甚至比苏联更加不可理喻；他们从世界的各码头上搜集航运业的记录，将其减少再重新整理为中国自己的生产数额，他们还以一个人在报纸上占有的报道行数的多少来判定这个人在公社的地位。除了美国人以外的大多数西方记者都被中国大陆所接受，但是数量极少而且要求极为严格，以至于所有的新闻都变成了半个世纪前的老朋友——“刚从内陆回来的游客”曾经一度成为主要来源。通过耐心使用各种装置以及其他的小把戏，新闻记者和情报专家终于对中国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中国的一切像美国人面对“共产党式宣传”一样不可理解。

“这是一片如此广阔的土地，”《时代》香港分社报道说，“当雪花覆盖了一些地区时，另一些地区还在热带的潮湿与炎热中；这是一片地域分明的土地，成百上千万的人民不能理解另外成百上千万人民的方言；这片土地如此古老，以至于它的过去便是它可以触知的现在；而这片土地又是那么地现代，它的原子弹爆炸使全世界都震惊；它自己是如此自大又是如此地朴素，它是如此富饶又是如此贫穷。”

从经济上来说，红色中国依旧没有从“大跃进”中恢复过来，那是1958—1961年试图速成式工业化和合作化的“短跑运动”，其结果是经济的迅速倒退。国家依然能感觉到1960年撤走苏联专家的后果，那些专家不仅拿走了建筑图纸而且还以兄弟般的姿态蓄意破坏了他们留下来的机器。在中国北部，衣衫褴褛的人们依旧住在延安的窑洞里，那里曾是毛泽东和他的队伍在长征后住了好几年的地方。各种消费品少得可怜，而且贵得惊人；一辆自行车要花去城市中无技术工人半年的工资。

然而，中国依然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化肥、原油以及农业工具的生产量有所增长。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的纺织业得到了恢复，产量有希望在今后达到45亿米（大跃进前是50亿）。中国现在生产铁路钢轨、X光机、半导体收音机以及电脑。

中国最近的双向贸易总共有：香港3.1亿美元，日本2.5亿美元，澳大利亚2.2亿美元，加拿大1.5亿美元，马来西亚1.2亿美元，英国1亿美元，法国1亿美元，西德5620万美元，阿根廷550万美元，意大利384万美元，荷兰287万美元。

1964年11月在北京，英国经济部部长道格拉斯为英国价值308万美元的贸易博览会揭幕，230家参展商展出的商品从飞机仪器着陆系统到装有电动煤油发动机的火车机车，应有尽有。与北京做生意既有甜头也有苦楚，日本的商人们形容毛泽东的马克思理想主义者是无情的买卖约定者。更有甚者，共产党在每次会议前都要用令人惊讶的宣传演讲作为开始。而且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学习，根本无法召开会议。

20 1965年 美国人的越南战争

当美国飞机开始攻入北越时，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最吃惊的是苏联总理柯西金。他正坐在河内，与北越的胡志明在开玩笑，谈论可能的苏联军事援助，那时——呼——炸弹在仅仅250里的远处爆炸了。柯西金必须做出行动，他要把共产主义集团关系的整个问题变成尖锐焦点。

……

轰炸中国，和他们新生的核工业中心，这听起来很诱人，但现在被严肃的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否决了，无论说什么都是有助于“忘记现在与中国开战”的，在中国有核反击能力前，这样先发制人的战争大大违反了美国人的道义。除此之外，尽管苏联与中国有矛盾，也几乎不可能容许这样的变化，结果导致全面战争爆发。

……

在美国放弃越南后，没有人愿意做这个赌注，从短期来看，撤军将会大大损坏美国作为一个可靠的反共主义盟友的可信度——在曼谷、汉城、马尼拉和其他地方。那将会使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完全处于中国的保护下，马来西亚将会利用这次势力重新组合的压力，把英国逼进一个狭窄、险恶的处境。

印尼退出联合国，出访北京

红色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为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欢呼，那不仅仅是“高尚而且公平的革命举动”，“还是1965年的第一个惊天动地的春雷”，很明显，言下之意是第二个春雷将不会远了。现在，它来了。总理周恩来提出创建一个新的联合国——一个“革命的”。据推测，由亚非国家组成，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

这个场合是北京宴请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达瑞率领的代表团，周恩来表现出对任何国际组织形式的藐视。中国，他带着无比的嘲讽说，想与那个把自己称为联合国的上演一出对手戏。为什么美国被允许演出它自己的戏，然而我们不能？

毫无疑问，如果允许红色中国替代国民党的角色，它仍然急于把握机会加入现在的联合国。暂时还没有一个联合国成员，无论亚非还是其他国家，注意北京的挑战，甚至是像铁托和纳塞尔的“中立者”也反对中国—印度尼西亚的游戏。联合国大会更多的兴趣是在解决联合国持续的经济危机。几天之后，苏班达瑞同意接受北京1亿美元的援助，“军事经验”——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教材。一份联合公报也攻击一个未署名国家“极力阻止”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国际亚非会谈会上北京会极力宣传它的“联合国提案”。

那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北京—雅加达轴心，这产生了许多令东方和西方都困扰的问题，苏联人已经在武器上投资了10亿美元援助印度尼西亚，结果发现苏加诺转投北京阵营。一位深思熟虑的联合国外交官感到很疑惑，如果像柬埔寨、马里这些反西方国家或少数几个其他国家最终都不被北京的联合国诱惑，如果实际上那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那该如何？

美国人要去“拯救”越南

当美国飞机开始攻入北越时，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最吃惊的是苏联总理阿列克谢. 柯西金。他正坐在河内，与北越的胡志明在开玩笑，谈论可能的苏联军事援助，那时——呼——炸弹在仅仅250里的远处爆炸了。柯西金必须做出行动，他要把共产主义集团关系的整个问题变成尖锐焦点。

莫斯科可能放弃“和平共处”的科尔舒维恩线路，并且支持北京引发的“持久性战争”吗？苏联人能真正被引诱加入亚洲的战斗——尤其是他的亚洲竞争对手正蚕食他自己的边境？柯西金处在尴尬的境地，他不得不竭尽所能，为了在光滑的斜坡上刹住。但是决心阻止苏联陷入危险境地，苏联领导人缓缓向前滑行。

匆匆缔结一项向河内的胡志明运送武器的适当协议后，柯西金搭乘专机直飞北京。在机场，他受到了7个持花少女和红色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热烈欢迎。更奇怪的是，自从1959年再也没有与苏联领导人说过话的毛泽东，正坐在人民大会堂等待。在两个半小时的秘密会议期间，柯西金与毛泽东无疑进行了争辩。新中国的新闻发言人甚至出版了他们的相片表明严重性和他们相互的不喜欢。

尽管柯西金计划由北京直接飞回去，然而他却突然改变了航线，向北朝鲜飞去——一个苏联总理从来没有访问过的地方，虽然十分匆忙，北朝鲜的金日成还是铺了红地毯欢迎意外的客人：当柯西金抵达平壤机场时，疯狂的人群挥舞着苏联国旗，喊着“万岁”。金日成，北京阵线的斯大林主义者，从前粗暴地拒绝了莫斯科的邀请，热情地拥抱了阿列克谢。我们认为两国之间的和睦和团结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当然，自从苏联鲁莽地决定削减北朝鲜的飞机油料和机器备件的供应，北朝鲜的800架米格战斗机和国家的少数飞机实际上一直在艰难的条件下飞行。

柯西金没有公开许诺援助，但是当他赞成金日成“帝国主义的挑衅”把所有共产主义国家联系得更密切时，触及到了困难的主题。金日成接着又直率地说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是“一致希望支持越南英雄的人民”，似乎要告诉西方，柯西金起了作用，莫斯科消灭了关于苏联对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感到“愤怒和担心”的谣言，而且甚至提高了莫斯科会派苏联飞行员驾驶送给河内的飞机的可能性。

似乎柯西金的旅行——即兴的——得到报偿，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创建了一个脆弱的、临时的、表面上的团结，但是他们对莫斯科与北京在基本意识形态上不和的事件上，没有做什么。无论是北越的胡志明，还是北朝鲜的金日成都没有显出任何迹象想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三日“团结”会议。还有毛泽东，尽管看起来是伙伴当然仍旧反对新苏联领导人的思想。

然而，莫斯科和北京在需要增长对北越的军事援助上看法完全一致，可能北朝鲜也一样，似乎很确定，共产主义基础的深深裂缝，在这迫在眉睫时刻，并没有焊接合拢。就像一个分析家说的：当浓烟和微笑消散的时候，我们将发现中国和苏联仍然在它们以前的地方。

发生的刺耳的好战的噪声，打算勾起美国在1950年中国共产党穿过鸭绿江那天的回忆，“在朝鲜战争那次你已经被教训了一顿，”在向美国发射的异常的英语广播中，北京电视台说，“你想把这个教训在印度支那重来一次吗？”

如果红色中国用行动实现它的话，他们使用的武器将是250万的步兵。中国，当然没什么对付美国空中及海上的优势，中国最大的军舰是一艘陈年的驱逐舰，现停泊在上海港作为训练舰。飞机的数量是——2900架——红色中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空军部队，但是那在战斗中不会坚持太久，因为这些飞机大部分都是俄国淘汰的，而且空军部队受到了油料和机器配件私有制的妨碍。至于核潜力，上次投弹北京引爆了一枚原始装置，并且准备进行下一次爆炸试验。但是成为一个尖端武器——和它的运送方法——是几年后的可能。最好的估计表明中国有35个野战军，每个大约4万人，分成4个师。中国步兵是以一种简单式样的小型冲锋枪装备，这种枪射击有很高的速率，但是准确度非常差，它通常就像一个仔细挑选的应征士兵。

当中国的武装部队部署完毕，集中的重点——大约6支军队——是针对台湾。4支部队部署在北朝鲜边境一线，另外几支分布在满洲和内蒙古一带。3支驻扎在西藏，在中国南部的军队达到了7支——一支保卫易受攻击的海南岛，一支驻扎在多山的云南省，还有3支部署在北越边境，另外2支安排在广东省。

军队士气相信是高涨的，近几年，更多的新兵是来自城市而不是农村，因为城市的年轻人要比农村的更有文化，从而能更快地掌握卡车、交换机、雷达等其他即使是一个半现代化的军队也必需的装置，这是有计划性的冒险，因为城市里的年轻人同农村的孩子相比，没那么容易受纪律的管教和约束。在后方，中国有1200万的民兵，其中部分是经过训练，有经验退役的善战的战士。其他一些是已经服役一段时间的战士，接着回到了家里或者工厂。既然每年大约有50万军人复员，所以中国的民兵总有很好的补充。

在越盟与法国浴血奋战时，红色中国建造了一条直达北越的公路铁路网。从那时起，中国的蓝领劳动者就一直在艰苦工作，修建连接云南和老挝的公路。在这些线路的帮助下，红色中国巨人相信——有足够的流动性，可能运送12个方面军——大约12万人——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从中国到河内。

《时代》周刊的香港记者发回的报道表明，几天前，香港的英国驻军全面戒备，而且警察的休假也取消了。总督大卫·特兰西通过电视和电台呼吁保持冷静。股市下跌。英国殖民地正面临着一场危机，但是与南越逐步升级的战争毫无关系。这是由于部分香港中资银行被挤兑存款而引起的。

占香港人口80%的中国人，有不相信银行的传统。他们宁愿把储蓄用珠宝的形式保存在保险箱里，或换成金子藏在床板底下，或者镶在牙上，然而，当香港成为亚洲的贸易和金融中心，有英国全力支持长期稳定的货币，这种怀疑减少了。上一年，殖民地80家银行存款达到了10亿美元。

当中国的新年到来，总是大采购的时间，产生了比平时更多的现金需求的时候，这种信心动摇了。由于不能满足意料之外的需求，两家小银行明达克和广东信仁面对喧闹的储户不得不关门。由于关门消息的蔓延，恐慌的商店和办公室的工人放弃了他们的工作，加入了银行门外长达500码的长龙，成千上万的人通宵睡在人行道上，目的是保持他们在长龙中的位置。

很奇怪，没有一家红色中国所有的银行受到影响。一个谣传是北京的特务导致了这次的恐慌。广播中港督指出，问题不是由于香港经济衰退，而是香港本地纸币短缺。为了应付挤兑，政府从英格兰银行包机运送了价值500万英镑的1英镑纸币投入流通，规定了一天限定的提款额度是17.5美元。有了不久前伦敦运来的又一笔3500万英镑的纸币投放流通后，挤兑在周末被平息了。为了突出它的偿付能力和使顾客冷静，一家中国银行运用了心理学：把一堆金条摆在柜台上给所有人看。

傲慢的美国人的战争分析

在北京的故宫，那里曾经是中国历代皇帝的住所，现在作为红色领导人的指挥部，走出了一位戴着墨镜不怒自威的男子汉。他就是陈毅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同时也是毛泽东的代言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陈毅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反对美国及其帮凶的具体行动中，中苏联盟才能得到考验的锻炼。

在去尼泊尔大使馆的途中，陈毅甚至变得更加激动，“一派胡言！”当被问及关于美国强烈要求共产党游击队停止攻击南越的问题时，陈毅高声回击。“只要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武力还存在着，”陈毅预言，“印度支那就不会有和平的。”接着，陈毅告诉一个瑞士新闻工作者：“在北越遭受攻击时，中国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中国与北越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在那个直白的比喻中，陈毅忘记说明谁是牙齿，谁是嘴唇。然而，北京的朋友们提供了大量的嘴唇般的服务。从雅加达（印度尼西亚的首都）到加拉斯加（委内瑞拉的首都），一些“学生”砸碎了美国使馆的窗户，焚烧汽车，撕毁美国国旗，丢掷墨水瓶，并且为列侬·约翰的鲜血痛哭。

经过11天的亚洲巡回访问回到莫斯科后，苏维埃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至少得到了北京阵线的回应。他许诺会拨款对北越进行军事援助，而且他的宣传机器预言除非“美帝国主义”从印度支那撤军，否则会有可怕的后果。至少在表面上，分裂的共产主义巨人正在变得统一。

甚至在瘫痪的联合国联合大会上，北京的伙伴们正忙于在休会前制造最后的一点混乱。在柬埔寨，很久以前就认为红色中国在亚洲必然会胜利的国家首脑西哈努克亲王，正在召集一个印度支那人民会议。会上，很多这个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和支持共产主义的团体都坚决要求美国“侵略者”撤军。戴高乐去信对西哈努克的方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关于东南亚的中立，他的外交部长马里斯·考夫·戴爱维拉正在华盛顿推行法国式路线。

南越，它的情绪一直摇摆在微弱的一丝乐观和滑稽之间。美国报复性的空袭提高了西贡的士气，他们认为针锋相对的回击，而不是持续的美国压力，会产生取得某种政治稳定的希望。但是，当一个新的人民政府试图在事务上自主时，军队就策划了一系列的军事政变和反军事政变（见南越）。从军事方面来讲，情况略微好一些。越共很安静，大概他们在美国于2月7日和11日的袭击之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且他们也对上周的大部分时间赢得的大幅度领先感到疲惫。他们损失了795人，多于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同时也夺走了37名美国人和290名南越人的生命。

但是超越西贡的政治活动，超越令人极度痛苦的游击战争，超越进一步对北越空袭的问题，隐隐呈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美国与红色中国的对抗。毛泽东自称在这件事情上根本不紧张，“美国将会疲劳的，”他最近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耐心的。”

也许不，但是那就是面临的斗争：一场卷入了亚洲力量平衡的耐性、意志和力量的考验。

毫无疑问，北京方面有两个方向的目标：1.把美国从亚洲大陆赶走，最终赶出整个亚洲；2.重建如18世纪清朝统治下的边境。

那么中国的边境会深深穿过现有的版图，向西北超越黑龙江向北面扩展，中国包围了蒙古、韩国和台湾。在南面，中国可以进行其他彻底的控制性贸易，以至于贡物都是无关紧要的，所有的一切使中国人备受憎恨，令人害怕，然而在这个地区却受到尊敬。

从那时候开始，历史便不再受到中国人的优待。首先是欧洲殖民势力，接着是“二战”早期的日本侵略者，最后是美国——1961年接受傲慢的法国的责任，却拒绝接受中国控制印度支那的命脉。南越、马来西亚和泰国，又在中国影响的领域重新提出一些凸点。

因而，南越南战争争可以归结到以下的基本问题：美国及其同盟能保持在亚洲边境的立足点吗？或者它们最终必须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压力下让步吗？从某种方面来讲，提出这个问题根本就是可笑的，因为西方这一边是压倒性的强者。

美国及其同盟在西太平洋环绕中国部署了高机动性、重武装的局势力量。美国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巡洋舰和攻击驱逐舰巡航在从日本北部皑皑白雪的千岛群岛到波涛汹涌的南中国海的亚洲的突出部分。三部北极星飞弹装置到舰队，增加了一个可以携48枚飞弹的核弹头，飞行距离达1500英里，从而把航空母舰从战略责任中解放出来，并且允许它支持南越的作战。

美国的空中力量保持在32个作战中队的攻击机，副队在从日本到菲律宾一线，并且在关岛还有战略空军司令部的2个中队B—52轰炸机随时待命。空军的运输机能够在24小时之内从冲绳岛或者夏威夷运送相当多的部队到达泰国。自从1962年的老挝政治危机开始，就有大批美国海军涌入泰国。美国人和泰国人一直在忙于建造一个永久性军事基地，在亚洲其他地方都放弃时，它将使泰国成为最后一个据点。他们已经建成了3个1万英尺的简易全天候喷气机机场，武器和弹药需要供给驻扎在农村的美军们一个旅的部队。美国还在泰国人中间推行他们的心理战，美国新闻处和泰国流动信息队生产流行的摩拉摩式样的电影，带有西方的宣传信息，通过摩拉摩演员们演唱的情歌来潜移默化。

东南亚之外，1500人的海军陆战队预备军不断被运上船，一部分在两栖登陆舰，一部分在航空母舰上，除了它自己22.2万人的兵力外，如果真的在这个半岛进行威胁，美国也可以把南韩55万人军队的担保算进去。南韩的军队最近已经装备了美国的最新式的武器：鹰式防空导弹、F—5超音速“自由战士”，还有175毫米的火炮，它比北朝鲜所拥有的任何武器都具有更严重、更广泛的破坏力。真正决战的时候还会解放出蒋介石的60万良好装备、纪律严明的部队。为防万一，美国也可能会调集东南亚条约组织同盟国菲律宾的4万军队。

在东南亚的远处，英国已经加强军队来对付倾向北京的印度尼西亚总理苏加诺，他威胁要“打败马来西亚”。7万英国及英联邦的军队包括有50艘皇家海军战舰和250架轰炸机，也许不会直接参与中美之战，但是他们会用于防卫左翼的袭击。

中国能提供什么答案呢？重要是数量。北京必须依靠它250万之众的强大步兵，还有1.2亿民兵的支持。

在常规战和游击战中得到很好训练的中国步兵，是由中国造的自动武器简单装备的——而且是俄罗斯人在“二战”中使用的Vent—barrel冲锋枪的复制品。它的主要武器装备是轻中型迫击炮、火箭筒式火箭发射器、无后坐力步枪和世界上最好的火炮。装甲运输部队方面，毛泽东百万军队的装备极其简陋。大约有4000辆俄制T—34坦克仍在服役，虽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种坦克是一级的装甲部队，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而且这种装备在东南亚的战争中没有什么用处，就像在上蜡的地板上弄皱地毯一样有推动的作用。

虽然中国空军在数量上排在世界第三位（居美国和苏联之后），但是它的2900架飞机大部分是过时的米格—15和米格—17。

西方专家预言中国将在不久后开始生产由自己研制的一种新的、先进的米格—吉19和米格—吉21喷气机，但产量很少并且很慢。轰炸机方面，中国有数量为300架的俄制2L—28型喷气机，但是这些飞机不能做超音速飞行，因此能很容易被美国的空中防御系统捕捉到。中国海军仅仅是一个海岸性防卫的部队，虽然它有28艘潜水艇——只能对美国第七舰队造成惊奇的一击——造成不了任何损害。假设，中国可以从韩国到印度6个地方，在同一时间开战来分散西方的军人，但是同时也要承担庞大的后勤问题和其他弱点，因此大部分军事专家认为，中国不可能发动一场多线作战的战争。

总而言之，美国还是害怕与中国庞大的军队进行地面纠缠，美国的军事优势是空军和海军的力量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毛泽东似乎决定避免任何这样的环境。为了更多地说明，一篇发表在《中国日报》的社论问：到底什么是空中及海上优势：即便是12艘航空母舰部署在这个地区，那么仅仅意味着多了12个机场，既然越南战争的结果必须在地面上解决，他们能做什么？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

面对这个复杂的敌人，美国的选择是什么？尽管查尔斯·戴高乐相信中国和美国是困在一场无情斗争中的一对坚强的巨人，但是实际的行动都是多变和无常的。

美国从南越撤军必然致使整个印度支那处于北京的势力范围。美国或许转而寻求泰国的支持，并且与勇敢的泰国人一起，依靠美国海上的力量，在那里停下进行反击，但是这一切需要泰国愿意以性命为赌注押在美国的决心和技术上。

在美国放弃越南后，没有人愿意下这个赌注，从短期来看，撤军将会大大损坏美国作为一个可靠的反共主义盟友的可信度——在曼谷、汉城、马尼拉和其他地方。那将会使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完全处于中国的保护下，马来西亚将会利用这次势力重新组合的压力，把英国逼进一个狭窄、险恶的处境。很多专家认为，俄国与美国一样全部为这次改变而感到遗憾，因为它会大大加强北京成为世界共产主义领导的意图。

协商中立将仅仅是拖延完全撤军的影响。现在，那里会协商什么？美国不得不坚持保留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南越，这仅仅有可能通过以下方式获取：1）直接的国际控制，这是几乎不可能获得的；2）在未来的南越政府中将共产主义排斥在外，但是现在无论是越共或者是在河内和北京的老师也没有任何理由接受这样的条件，因而任何中立方案都可能迟早把印度支那送到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

针锋相对的反应，反对北越共产主义国家和中间区域可以把越共和河内控制在一定区域，但是实际上打击北越的政策会使越共在形势变得险恶时，把主动权交到共产党的手里。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保持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通过它自己当然没有能力改变游击战的方针，而通过一种真正强有力的手段促使美国保持中立。部分在亚洲的美国高级军事专家认为，美国是时候该采用针锋相对的政策了。

慎重的反应，目的在于对北越进行足够的打击，使其放弃支持在南部共产党的游击战，会有很好的成果，这将需要美国更多地：1）随意地进行袭击；2）在主要目标，虽然也许还达不到河内，在两方面对越共进行重重的强硬打击会卓有成效，这会要求将近10∶1的军队比例，如同英国在马来西亚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一样，因而在南越需要更多的美国地面部队。根据情报表明，如果美国军队在南越参战，中国不会派兵参加战争，尽管北越22.5万人训练有素的军队可能出动。美国的空中以海上力量能有效地封锁战线入口，给予北越军队迎头痛击，另外轰炸河内的威胁——还有河内一线的很难建成的国家工业企业——会使北越不敢进犯。

进攻北越，通过轰炸包括河内所有主要目标，加上可能派出的美国地面军队，将有可能使中国也卷入进来，即使仅仅是面子原因，苏联也会进一步援助。不过，某些美国军人觉得同美国在南韩的情况相比，在南越他们更有机会可以取得胜利，并且他们赞成这样的方案，也是唯一的方案，就是对共产主义进行重重打击，使他们接受一项美国可以容忍的国际协议。

轰炸中国，和他们新生的核工业中心，这听起来很诱人，但现在被严肃的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否决了。无论说什么都是有助于“忘记现在与中国开战”的，在中国有核反击能力前，这样先发制人的战争大大违反了美国人的道义。除此之外，尽管苏联与中国有矛盾，也几乎不可能容许这样的变化，结果导致全面战争爆发。

放弃无论是带走全部的军队或者是通过撤军都不是美国在亚洲进退两难处境的方案，没人愿意卷进可能对美国有效的不同选择的冒险中，但是为了维持在东南亚的地位，最终也许在整个亚洲，美国不得不冒着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小心而且是精心计算的，但仍旧是在冒险。美国抓住西柏林不放，还有从古巴驱逐出苏维埃导弹，都是通过一个精心计算的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冒险，除了一场完全的大屠杀外，那也将会摧毁美国的城市。毕竟中国比美国更能承受战争的损失，只要美国能造出除了面对真正的敌人之外没有任何作用的效果——不论是军事上还是外交上——中国就只能不采取任何行动等待时机。

15年来美国对中国的主要立场就是一直都不承认红色政权，而现在也没有任何原因改变它的立场。不承认政策是不可取代的政策，自从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实际上就已经发展了一个中国神话，神话一边认为中国是无情、残忍、无所不在、疯狂的战士，他们在“人海”进攻中视死如归；另一边也认为像西方已学会共处的苏联及其附属国一样，中国共产党终有一天将会变得更温和，更通情达理，他们会添加可行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尽管欧洲的共产主义与亚洲的种类大大不同，亚洲迫在眉睫的危险是未发展的政治不稳定区域，那里人满为患。

西方当然不能通过一种运动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和民主强加于亚洲，但是它可以创建自由经济和自由社会，即使是要向社会主义分子做出让步。马来西亚和泰国是西藏和缅甸可行且充满希望的替代品。同时，美国必须抓住东南亚，抓紧，再抓紧。有效的语言是耐心，实质上，耐心是在整个亚洲行之有效的语言。

第二次原子弹爆炸

《纽约时报》的报道似乎想表明，原子弹爆炸这件事提前近3个月就已经被预测到了。并且，在过去的两周里，美国地震学家一直在关注地面的情况，希望能够抓住一些微小的震动。高空飞行的U—2侦察机也新安装了辐射性微尘空气收集器，在亚洲一带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接着，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另一团蘑菇云在中国西部荒无人烟的塔克拉布玛干大沙漠罗布泊上空缓缓升起，直达云霄。

第二次核爆炸的当量比7个月前的那一次要大一点，至少达到2万吨，粗略估计，与在日本广岛投下的那枚原子弹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但是，要等到对这次爆炸之后慢慢扩散的辐射性微尘的分析结果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一结果可以显示出中国政府是否已经把自己现有的核能力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不管怎样，这次爆炸很难给人惊奇的感觉，或者说，让人害怕。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说：“我现在并没有看到一种直接的核战争威胁。”克里姆林宫当时的客人——印度前首相拉尔·伯哈德·夏斯特里比他显得更为漠不关心，“我们很早以前就已经预料到这次爆炸了”，夏斯特里评论道。（甚至）在这次爆炸前，北京政府就已经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帝国主义威胁”连续不断地发起攻击，摆出一副好斗的姿态。在一篇题为“红色旗帜”的社论中，美国与苏联被划分为同样凶残的敌人，总参谋长罗瑞卿把林登·约翰逊形容成一个“比希特勒还要阴险可怕”的人。同时，他还把矛头的另一端指向苏联，原因是苏联不愿过多地卷入东南亚事务。“不论是谁，如果想通过牺牲别人的利益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罗瑞卿写道，“毫无疑问，其结果都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为了响应罗瑞卿总参谋长的号召，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通过了一项宣言，动员了国内2亿多民兵（其中包括女民兵）开始进行严格的训练，大陆的新闻机构也开始大肆渲染有关“云南边界部队热火朝天地练兵”的情况，以及男男女女身着蓝色工作服、肩扛步枪在北京街头激昂地前进的情景。

北京一家幻灯片制造厂甚至修改了他们的装配线，把凡是“美国”的字样都改成了“侵略者”。并且有消息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铁路运输已经因拥挤而陷入混乱——可能是因为向东南亚边境运送部队和军需品所致——当然，也有可能是中国方面自己设计出这样一种局面。同西方一样，北京政府同样了解心理战的价值。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在这种时候要与美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那他们就太天真了。一位亚洲事务专家这样说过：“与美国进行地面战，中国没有任何优势；他们已经从越南战争中获得了他们可能得到的一切利益，这种利益是不带风险的。”如果中国要想把在罗布泊那两万吨当量的爆炸威力用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目标，实现它的战略企图，至少还要等上5年。

美国人停止对台援助

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却有着艰难、丑恶的历史。台湾，这个山脉纵横的岛屿被日本占领了50年，受尽了蹂躏与摧残，即便在1945年中国恢复了对它的统治之后，台湾人的生活也没有多大起色。1950年，台湾经历了历史上的最低潮，那就是蒋介石撤出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大陆，带着50万残兵败将和200万难民登上了台湾岛，把这个不幸的地方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经历了流血混战之后，新来者与500万当地居民在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下共同定居下来。而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以惊人之势试图跨过115里宽的海面攻向台湾。也就在那时，杜鲁门总统提醒国共双方，美国既不会阻止共产党攻打台湾，也不会继续援助蒋介石。

但由于中国入朝参战，美国的对台政策突然来了个大转变。援助物资与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输入这个被包围的岛屿，使它能抵挡得住外来侵略，恢复经济并实现现代化及发展贸易。美国也因此给予在台的蒋介石政府2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外加15亿美元的经济支持。

一项土地改革计划比农业生产率翻一番还有效。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被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这些进步使今天的台湾可以称得上是亚洲生活水平第二高的地方（1965年，仅次于日本）。尽管3/4的国家预算被用在了国防方面，自1960年起，台湾得到了4200多万美元的外国投资，而台湾岛上廉价、熟练的劳动力也吸引了从威斯汀豪斯到温彻斯特的一大批美国公司。1963年，台湾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收支平衡。

实际上可以这么说，直到前几天（1965年6月）华盛顿宣布中止对台湾的援助为止，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一直都在用美国人的钱。而且，此次中断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将标志着美国对任何不发达国家进行的一切援助方案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它的最终目标——使美国自己从这团麻烦中摆脱出来。

李宗仁回大陆

面对一位悔过的罪人，没有人比中国总理周恩来更感到高兴——尤其当他是一位从西方国家回国的重要人物时。为了表达他的喜悦之情，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党内宣传机构在1965年7月全力以赴为74岁的李宗仁先生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李宗仁是民族主义政党成员，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担任过中国的代总统，他也是东西方对抗游戏中北京政府迄今为止最大的胜利。

美联社用详细的报道向美国读者介绍了创造这一新闻的人物。李宗仁在20世纪20—30年代期间担任广西军阀，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曾组织过一个由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组成的地方联合阵线政府。在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中，他也曾指挥他的军队取得了对日本的第一次重要胜利。这次胜利当时曾给绝望中的中国人带来了一丝希望。1948年，内战蔓延之际，李宗仁打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颇具西方风格的政治战争，并察觉出蒋总统对于副总统宝座的最佳人选；数月之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有机会与共产党共同寻求和平。这样，中国革命才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长期以来，李宗仁都对蒋介石政府持批评态度。在民族政府最后崩溃之际，他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台湾避难，而是自己去了美国。1965年6月，李宗仁卖掉了他在新泽西州的房子，并告知朋友他要前往瑞士，陪伴刚刚经过癌症手术并处于恢复期的妻子。他先去了瑞士——这一点确是事实——然后他就开始了向东的历程。在北京首都机场，他宣布要与“罪恶的过去”断绝关系，并劝告那些仍然滞留台湾的同僚旧友“回到祖国的怀抱，创造一个新的联合阵线”——但这一次的目的则是为了抵御美国“贪婪的野心”。

李宗仁的这次回国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已经到家了，经过了这么多年流离失所的日子之后，我又回家了。”

1965年的法国访客

“人们乐于牺牲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而是或清醒或盲目地为了捍卫他们的尊严：就如同基督教对于奴隶，国家对于公民一样，共产主义对于工人而言无比神圣。”

安德烈·马尔罗的性格就是这样铸就的，并且在他20年代的作品中有明显的反映。他在20年代的广州待了两年，是当时尚与共产党联盟的国民党主管宣传的代表。1965年8月初，马尔罗作为中共领导人的客人40年来第一次重回中国。正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他年轻时曾为之工作过的革命事业。但是，由于个人主义过于突出，他一直未能加入共产党。马尔罗对于共产主义的觉醒来自“苏德协定”的签署，从那时起，他就投入到另一种更为狭隘的主义——“戴高乐主义”。

马尔罗的故地重游只不过是为他充当信使的任务掩人耳目。表面上，他离开“法国文化事务部”的办公室是遵照医嘱进行长距离的海上航行以便彻底放松。而他登上汽船“勒兰·伯尔德吉”号，目的地原是日本，却在新加坡下了船改坐飞机到达香港。接下来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他来到广州，参观了黄埔军校，那是他1925—1926年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离开广州后，马尔罗在北京花了4天的时间，马不停蹄地逛古玩店，游览故宫和颐和园。他还同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马尔罗乐观地称这次会谈为“有限度的交流”，据说内容包括两国间的文化关系。接着，他被安排参观了洛阳的龙门石窟、西安的大雁塔以及毛泽东在长征之后设立根据地的延安，欣赏那里遍布窑洞的山脉。

在回京后的宴会上，他和陈毅互赠鲜花，接着又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在谈到共产党中国和法国时，马尔罗说：“我们的社会体系的确各不相同，但是有这样一个事实：法中两国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强大的侵略者，他们带着大炮到不应该来的地方挑衅。”马尔罗指的可能是日本侵华，但北京很可能理解为朝鲜半岛上的美国人。

宴会之后，马尔罗拜访了党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时间长达3个小时。他出乎意料地向毛泽东递交了一封查尔斯·戴高乐的信件。人们普遍认为马尔罗在离开巴黎时并没有带上这封信，信应该是在他告诉法国使馆一切顺利之后才在北京交给他的。

当马尔罗起程返回香港时，他并未做出十分详细的解释。对于他此行任务的提问，他只是耸耸肩避而不答，但马尔罗承认法国同意出资在巴黎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难道他此行的目的仅限于此吗？他这样评价毛泽东：“很显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问题，毛主席有着全面透彻的了解，当然，他向来如此。”

21 1966年 文化大革命来了

自1966年8月以来，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中国正在酝酿着某种爆发性事件，但没有人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8月底，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突然波及全国时，这一场噩梦便清晰可辨了。

……

暴动的红卫兵扯下街上的旧标志。苏联使馆前的那条街被更名为“反修路”。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东方红”广场。使馆街——北京大部分外国使馆的所在地，更名为“反帝路”。红卫兵还要求改变交通灯，绿色表示停止，红色表示前进，因为红色是革命不断前进的颜色。

……

红卫兵的攻势反映了毛泽东想在中国重新点燃一种革命的精神，他担心这种革命精神已经涣散了。

被封锁的红色中国

红色中国渴望在越南获得胜利，在这里，革命的声誉都压在了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上，但这种渴望已被美国步步增强的介入所“挫败”。中国即将引爆第三次核爆炸，背后又有一支一旦南下便足以在东南亚引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庞大军队的支持，红色中国无疑正如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迈克纳马拉最近所说的那样，是“美国最值得担心的威胁”。这种威胁现在变得更加让人心烦，因为中国所遭受的挫折使其反应变得十分反常，难以预料。然而，正当西方为中国感到担心时，中国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令人忧虑的一连串的问题，看样子都有长城那么长了。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正在持续恶化。现在，中国把苏联人称作“帝国主义的皮条客”。1965年2月，中国几乎完全忽略了《中苏友好条约》订立16周年纪念日，而苏联人纪念这一时刻的方式则是在《真理报》上对中国人作了一次长篇攻击。对于勃列日涅夫最近对乌兰巴托的访问及其成果《苏联与外蒙古条约》，中国人怒火中烧，因为中国相信该条约中含有明显针对中国的军事条款。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下个月（1965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23届党代会上，苏联人将会试图真正把红色中国驱逐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从而使中国变得更加孤立。

而现在的局面是，因为中国在一宗大米交易中食言，古巴对中国关上了大门。印度尼西亚原本是红色中国在东南亚明亮的希望之星，但1965年2月中旬，掌权的军队领导人愤怒地从北京召回了大使进行“询问”。北京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现在都已开始调整它的非洲政策——收缩援助，因为它拿不出曾经承诺过的巨额援助。甚至是曾经被周恩来誉为“社会主义花园”的、强硬的、支持北京的阿尔巴尼亚现在也显出了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远离中国、转而靠近其东欧邻国的征兆。

大批判就要来临

美联社的消息预示着北京的风暴的到来。随着中国在国际政策上的调整，其内部政策日趋强硬，铲除修正主义倾向的斗争也在高涨。军队被单独挑出来强化意识形态的教导，但整个运动的范围要广得多。最近，政府让上千名艺术家、作家到穷乡僻壤去“改造思想”。给红色中国写了国歌的66岁的田汉、历史学家前北京市副市长55岁的吴晗，这两位中国最著名的共产党作家受到了批评。田被批评的理由是写了一出“鼓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戏剧，而吴则坦白“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攻击了官僚政治。

中国的经济状况还不算太糟，在经历了“大跃进”之后，已经差不多恢复到了1957年至1958年的水平，并且核能力也在明显增长。专家们相信，除了预料之中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可能很快还要进行一次氢弹爆炸，而且会尽力避免使用其他的投送方式，转而发展导弹来运送核弹。但是，中国试验核弹的速度很可能与其制造的速度一样快，因而在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拥有核武器库——至少在1970年以前不会。

在过渡时期，毛与其同僚有许多事情要担心。尽管全国都为严厉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中国的人口还是在激增。粮食生产能否自足也还是件碰运气的事。为了给越南提供战争补给，以及给非洲和拉美的那些遥远的革命者提供一些小型武器，中国初生的工业也已在加班加点连轴运转。欧洲和亚洲那些不那么激进的红色分子都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孤立。对毛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困难。在这些情况下，也难怪中国的政治宣传中悄然兴起了“批判”之风。

自1965年11月26日以来，毛泽东就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1965年5月那次他虚弱地向来访的柬埔寨军事代表团的军官们挥手告别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推测毛已经病重。

毛泽东现在72岁，一直有病且体重过重，据说他每天要抽两包烟，西方的情报专家们正在猜测他“不是患了帕金森综合征，就是症状相似的脑出血后遗症”。据说，他还患有肺部疾病。

在过去，毛泽东总是会缓慢地出场，最终消除有关他健康问题的谣言。这次——记忆中最长的一次不露面——只有北京外交部发布的一个声明：“有关毛主席身体状况的谣言是十分愚蠢的，也是十分恶毒的，是帝国主义的谎言。”

北京的宣传部门一直强调宣传毛的著作。学校学生从7岁开始就被不断灌输毛泽东思想。它可能是对毛泽东去世这个不可避免的日子所做的准备，只有毛泽东思想哲学得以留存。

毛泽东思想有关“纯洁主义”的最近一个受批者是诗人郭沫若，他74岁，长期以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接着一些重要的学者受到了批评，包括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他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官方的军队报纸发表评论，凡是反对“回击帝国主义的国际大合唱的反党分子和各类复辟中国反动阶级的反动分子都受到了打击”。最近的《红旗》警告说：“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战士具有从鲜花区分中毒草的最为敏锐的感觉。”

笼罩着中国的迷雾时不时地因为一些事件而被洞开。世人突然从屏障之间瞥见北京的领导人在干什么。1966年5月中旬就有这样的情况。

剧本好像是由中国的一个剧作家构思的。首先响起的是叮当的乐曲：在18个月内中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然后便是领导人的出场：毛泽东。从去年11月开始，毛泽东第一次与公众见面。最后，悲壮的结局：北京声称，美国五架“匪”机击落了在中国境内的一架“训练”飞机，并发誓“血债一定要偿还”。

监测中国核试验的地震仪显示，这是一次只有13万吨当量的爆炸。原子能委员会发现了Li-6，这是一种热核材料，但爆炸主要的元素还是浓缩铀——和北京前两次核试验一样。中国的第一枚氢弹可能是三级“裂变—聚变—裂变”怪物，与苏联1963年禁止核试验前爆炸的那颗赫鲁晓夫式的4000万吨核弹一样，体积庞大。那些核弹因过于庞大，无法用导弹核弹头携带。

两周前，随着诗人郭沫若的被批评，又掀起了肃清“实用主义”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运动。毛泽东主义者非常活跃。曾是北京市党组书记和文学家的邓拓，因为要修正僵化的毛泽东思想而成了最近“整风运动”的牺牲品。67岁的北京市市长彭真，也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随之出现的则是另一位军方人物林彪。

中国的观察家认为，这标志着主张强硬路线的毛泽东主义者对比较温和的，不太好战的外交政策的拥护者的胜利。这一观点在北京所声称的中国边境空战中部分得到证实。在空战中，有一架解放军的喷气飞机被击落。北京指责说，那架飞机正在进行常规的训练飞行，5架美国“海盗”飞机用空对空导弹对其进行攻击，并将其击落于云南省境内。那时美国的飞机确实在边境地区行动，而且他们自己也声称有一架飞机被击落，但美国认为是在越南境内。

不管争论如何，中国显然又一次发表了强硬的讲话。北京对这次空战的报道说：“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是约翰逊政府的一次蓄意的、有组织的挑衅行为。”

1966年的中国大视野

共产党中国不是一块“禁地”，在空中已有间谍卫星的年代，已经没有“禁区”。中国领土的总面积比美国50个州的总面积稍大，在美国侦察卫星的镜头下，中国的一切暴露无遗。然而在世界上众多封闭的社会中，数中国最为神秘，其神秘令世界担忧。共产党中国已与其两个强大的邻国印度和苏联发生过冲突，还卷入越南战争。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则让人吃惊。第一个答案是美国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因为中国非常神秘，从而掩盖了一些事实，让人捉摸不透。另一个让人吃惊的答案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除了有可能比不上苏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一个在中国研究了20多年中国问题的专家说：“汉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现在美国有10个比较大的和50个比较小的学术中心在研究中国，约有5000万美元的私人捐款最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成为美国政策演变不可缺少的基础。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做出现实的分析，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在搜索大量各种各样的公开和非公开资料。美国最大的领事馆位于香港，在那里有一个翻译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国期刊，有些期刊还是从偏远的地方偷运出来的。北京电台的广播以及其他一些内部电台的广播，都在美国设在中国周边的先进侦听设备的监听之下。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飞行的U—2飞机和卫星照相记录下公路、铁路、钢铁厂、油井、核工厂、导弹射击场和军队的行动。美国政府的分析家早些时候辨认出中国兰州的气体泄漏厂、包头的钚反应堆、新疆塔克拉布玛干沙漠的核试验场。他们很早就预报了中国三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梳理和鉴别这些资料。以下是驻美国和亚洲的《时代》记者在访问了30多位中国问题专家，根据他们最新的知识、推断和估计，做出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判断的主要部分：

打败蒋介石17年之后，共产党政权便在中国大陆牢固地创建起来。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 斯卡拉波罗认为，通过内部革命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可能性极小，除非出现了全球性战争或其他比较大的、不可预测的危机。其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持同样的观点。共产党已统一了各省，集中了所有权力，实施集权统治，已牢牢掌控了政府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毛泽东一个重要的理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保证其统治的枪杆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其党员人数有1900万，是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中党员人数最多的。这个政权的最顶端是毛泽东和另外6个政治局常委。

共产党中国有约270万军队（和美国的293万多人和苏联的300万人大致相当），其规模巨大，但按美国或苏联的标准，算不上现代化。其步兵有180万人，分为35个野战军（110个师），训练有素，轻武器装备充足，但其交通、维修、后勤服务、通信和医疗方面都很差。而且，大约有100万民警和逾2000万的民兵，配备的都是老式的或勉强能用的武器。中国军队也许只能在其境内打一场反对外来侵略的本土战争，但由于其现代化水平低，很难越境作战。中国的空军属二流水平，大约有17.5人和2500架飞机。大部分直升机（1900架）和美国、苏联先进的飞机相比，都已过时。其海军力量依美国标准根本不值得一提，有14万人，装备有30—50艘柴油动力的苏联潜艇，一艘导弹发射潜艇，几艘驱逐舰，大量机帆船。中国虽然已进行了三次核试验，但其核能力依然弱小。约有1300名工程师和500名科研人员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据估计，到1967年底，中国将拥有10到20枚核弹，但至少在1970年以前不会有洲际导弹。并且，除了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到1985年以前，中国不会有能力用洲际导弹进行核打击。

中国经济虽然在改善，但依然不容乐观。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700亿美元（而日本是710亿，英国是860亿，美国是7140亿）。在中国的第一个10年，经济快速发展（1959年GNP达850亿美元），后因大跃进（家家户户砌高炉，跑步走向共产主义）而大退步。这是政府管理不当的一个典型。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亚历山大·爱克斯坦认为：大跃进的错误，“葬送了中国10年的经济发展成果”。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二三年有所回升，但现在只是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小台湾的人均产值几乎是中国大陆的3倍）。经济状况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中国机动车的数量。中国只有236000台，比起日本的5782085台、苏联的4391000台、新西兰的830063台，少得可怜。要和美国比起来，就俄亥俄州库雅荷加县的小汽车和卡车数量（706653），就差不多是中国所有机动车的3倍多。中国大陆依然是一个落后国家，依然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平，其经济依然是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手段仍然比较原始。为了养活每年增长的1500万人口，中国每年必须有2%—3%的食物增长率，这一目标还没实现。为了保证食物的产量，不得不降低新工厂创建的速度。同时，拒绝苏联的援助以及核发展的巨大投资也对经济有影响。

没有人再被饿死，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比即便是5年前也要好。虽然生活水平依然很低，人民却显得非常健康，一派丰衣足食的样子。福利虽然很少，但很公平。每天2000大卡的食物定量，每年两件衣服或两码的棉布，每月一块洗衣皂。像大米之类的基本生活用品的公平供应体制也创建了。

就现在美国对中国了解的情况来看，专家们首先意识到还有很多美国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东西。比如，有关毛泽东及其同僚每年决策的具体过程，我们一无所知。在共产党中国，谁是鹰派？谁是鸽派？在关键问题的争论中，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还是通过集体表决？美国知道最少的就是有关党的干部机构的资料，我们只能见到很少量的有关领导干部的传记形式的材料。美国想知道农业的情况和有关经济的更可靠的数据。精确的人口统计尤其麻烦，专家们估计，现在中国人口约为7.5亿，但也有可能高达8亿或少至6.5亿。

当老一代领导隐退、新人上台时，对中国的研究将会越发显得重要。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卢西恩·派伊说：“虽然中国依然保持社会主义，但肯定会发生很大变化。”有很多迹象，需要中国问题专家们关注与研究。他们要密切关注有无这样的迹象：年轻的技术型官员是否像苏联的技术官员一样，在反对僵化的理论方面，有何进展。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否会致力于处理自己的问题，而面对美国在越南的强大势力而退却，并与苏联达成妥协，在国际上不再采取一种如此偏激的立场，在台湾问题上不再如此固执？

哈佛大学的约翰·林德伯克说：“我们作为世界公民的责任之一，就是使中国变得更加成熟。”另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国务卿腊斯克认为，在中国内部有一股潜在的力量，这股力量是一种改良势力，是“中国人特有的实用主义天才”。这就是美国人所了解的，在宗教界、教育界和商业界以及在两次大战中作为盟友结下友谊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因此，腊斯克认为，美国不要认为，在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会是“永恒的”。“我们必须继续探索和研究有关中国的一切资料，以制定适应形势的政策。”换句话说，对中国的遏制和对中国的研究都不能放松。

二号人物林彪

那些被卷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根本就看不到从已牵扯到整个国家的政治风波中解脱出来的希望。如果确实有点什么，那就是这样的整顿很可能更加剧烈。1966年8月，北京电台宣布的高层领导的新名单标志着有些人的下台，其他一些人的上升。上升最大的便是59岁的国防部长林彪。显然，作为年迈的毛主席（72岁）的接班人，林彪出现在一个大型集会上。外国大使和记者不让参加，但可以通过电视看到100万的游行者拿着红色标语和毛泽东像，走过天安门。用中国官方新闻社的话来说，林彪和毛泽东“肩并肩”地站着，向人群挥手。

毛泽东称林彪为“亲爱的同志”。到发表讲演的时候，林彪讲了话，而不是毛泽东。另外，作为一种认可，平常穿便服的毛泽东，那天和林彪一样，穿着军装出现。后来报道的参加集会的高官名单，林的名字紧跟着毛泽东。长期作为中国二号人物的理论家、68岁的刘少奇，排到了第7位。

在这场运动中，林彪接近了权力的顶峰。10个月前，林彪控制下的军方报纸支持全国掀起一场针对“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黑路线”的运动，重新回到革命的路线上来。实际上，毛泽东先前已要求林彪利用军队，将中国变为一个“革命的学校”，全民皆兵。

在一次讲演中，林彪赞扬了社会主义的力量，说社会主义“改造每个人的灵魂”，号召社会主义中国“打倒所有资产阶级的保皇派，反对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打倒所有牛鬼蛇神。”在最高权力圈排名第三位的周恩来，跟着林彪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我们必须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将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

林彪无疑拥有毛泽东崇尚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纯洁性。这个年轻的二号人物是一个小业主的儿子，上了广东有名的黄埔军校。当时的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然而年轻的林彪，很显然受到了共产主义更多的影响。林彪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个22岁的军官，他投奔共产党，后来指挥了著名的红军第一团，参加了长征，来到了延安。

从1958年开始，林彪进入政治局常委。近些年，他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军事战略家。他去年发表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在非社会主义阵营，都引起了浓厚的兴趣。此文的中心思想是：世界上的穷国最终将孤立并推翻富国，正如中国农民孤立并解放中国城市一样。

噩梦降临

自1966年8月以来，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中国正在酝酿着某种爆发性事件，但没有人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8月底，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突然波及全国时，这一场噩梦便清晰可辨了。

为了让他的国人经历他在长征中所经历的艰苦，毛泽东选择了一个新的组织作为他斗争的武器。这个组织的名称是——红卫兵。在历史上，红卫兵都是些为军队服务的搬运工和童子军，而今，红卫兵则是中学生和大学生，通常他们都穿着军装样式的卡其布裤子，上穿短上衣，束着武装带，佩戴红袖章。他们好像一直听从被毛称为笔杆子的陈伯达指挥。陈今年62岁，现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陈的命令是：“你们必须到人民福斯中去，不断地给自己身上沾上粪肥，以此来锻炼自己。”

1966年8月，红卫兵遵循了陈所灌输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沿着北京的主要街道张贴“向世界宣战”的标语。红卫兵发誓：“毫不留情地摧毁修正主义的温床。”他们横行街头，暴打穿外国衣服的中国人，要求商店只卖反映毛泽东思想的书，清除了进口商品或奢侈品。他们不用化妆品，到街上买些普通的肥皂来洗脸。在禁忌品的清单上还有：金鱼、奇异的小鸟花草、古玩、不用红色文字而镀金的标志、珠宝等。

理发师们不准理西式发型。北京的女孩子回家洗掉西式卷发，将齐膝的裙子换成“革命的”裤子。不准用人力三轮车，除了顾客愿意自己拉车，车主当乘客，顾客还要一样付钱给车主。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被取消。北京公园中情人约会的地方被认为无益于毛泽东思想，禁止入内。在红卫兵的压力下，著名的“全聚德饭店”的员工们被迫砸了旧招牌，将店名改为“北京烤鸭店”，并承诺从今以后为工农兵服务，“价廉可口”的饭菜的价格只是以前菜单价格的一半。

红卫兵扯下街上的旧标志。苏联使馆前的那条街被更名为“反修路”。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东方红”广场，这是毛泽东的一句标语。使馆街——北京大部分外国使馆的所在地，更名为“反帝路”。红卫兵还要求改变交通灯，绿色表示停止，红色表示前进，因为红色是革命不断前进的颜色。

实际上，这些好斗的红卫兵们好像要消除新中国以前的所有痕迹。在整个国家，记载中国丰富历史的纪念碑被推倒。在杭州，一个纪念17世纪满族皇帝康熙的碑被推倒。虽然康熙使得在中国统治下的领土要比成吉思汗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辽阔，但他也允许天主教徒进入中国，签订了与俄国的第一个条约。

官方的新闻社宣称：“红卫兵的革命精神点燃了燎原之火，燃遍中国，摧毁了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陈旧观点、文化、习俗和习惯的影响。”官方报道称：红卫兵在所有地方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实际上，美联社记者的报道显示，红卫兵在北京受到了抵抗，导致至少14人受伤，约9人死亡。因此，军队被调来在夜间巡逻。

红卫兵的攻势反映了毛泽东想在中国重新点燃一种革命的精神，他担心这种革命精神已经涣散了。但是，中国目前的事态是否有点矫枉过正了？早在前几日，中国的《解放军报》用了几个专栏来颂赞中国与朝鲜战争的事。报纸还警告说，美国现在应该从正在扩大的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对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好像一个国家在备战……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噩梦只会吓倒神志清醒的人。

毛泽东与林彪

大规模的动乱使人失去分析能力。日复一日，当红色中国最近的动乱席卷全国时，北京宽阔的大街上到处飘扬着红旗，狂热的群众就失去了理智。毫无疑问，红色中国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动乱。在这场动乱的表象下，有几个简单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仍是这个国家的领袖，而且仍精力充沛。

军队是毛泽东决定用来对7亿5000万人进行改造的工具。

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和主要助手——国防部长林彪，以这场革命的拯救者的面目粉墨登场了。

除了上述这些基本事实外，西方只能看到由红卫兵点燃的中国人的狂热。从1966年8月以来，到处都是红卫兵，他们要以新的纪律、新的限制、新的概念，“当家做主”闹革命。

从事后来看，眼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追溯到1963年，当时毛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旨在把中国人的理念再拉回到革命的轨道上。根据这一路线，在1965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决定有必要强化灌输毛泽东思想。从去年下半年起，他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引起了种种猜测：他不是病了，就是短暂的隐退。世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军队作为这场新的革命的工具，正在精心准备，而只是在几个月前，军队的这一作用才变得清晰起来。

党内的高官开始被罢免：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文化部长陆定一。这些被罢免者大多数是后来才跟随毛泽东的（只有罗瑞卿和陆定一参加过长征）。

另一方面，替代这些高官上去的人都来自于党中央组织之外：陶铸，60岁，中南地区局的负责人，他接管了宣传部门；陈伯达，62岁，长期跟随毛泽东的笔杆子，现在成了红卫兵的总司令；林彪，虽然自1950年以来就是政治局委员，但从未深陷党的机器中。即使一直被视为毛最有希望的接班人的68岁的刘少奇主席，在接班人的排名中也从第二的位置一下子掉到了第七。在8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林彪已日益明显地显示出他已成为毛的得力助手。

林彪赢得这一殊荣，靠的是他对毛无人能比的忠诚。早在1959年，他通过修补毛所需要的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战车，已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部队，林彪发明了一套数字化的治军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衡量部队工作，不是基于其军事技术，而是按照下列这些衡量指标:如毛泽东思想的“三八作风”（坚定和正确的政治方向，朴素和踏实的工作作风，战略战术的灵活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要求战士“思甜”，把他们的思想引导到“两个牢记和三大调查”上。重要是“红”，而不是“专”。

到1965年，林彪已完全掌握了对于军队的领导权力，以至于他能按照毛的命令取消所有的军衔并让战士相互称呼为“同志”。尽管实行绝对的平等，但中国人民解放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自朝鲜战争后已有很大改善，绝对适用于近战，而中国新型的轻武器家族经过越南战场的洗礼，已证明是世界一流的。步兵师配备了大量的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和75毫米火箭炮，但成建制的炮兵很少。由于中国缺少卡车，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美国陆军摩托化能力的15%至20%）擅长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作战，在这样的地形，与持久作战相比，运输能力并不显得重要。美国的一位军事观察家指出，中国人“徒步运动能力很强，并能最充分地利用驮畜。而且，他们用人海战术来换取我们的机动能力”。

战斗着的革命小将们

自1966年9月以来，开往北京的火车汽车上挤满了兴奋的师生。《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称，他们涌向北京的大学礼堂和足球场、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和露天广场，“交换革命的经验”，听有关宣传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法的讲座。北京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巨大的会场。数万人来到北京，灌输了毛泽东思想后，再回家。通常还要有北京的学生干部陪着，以保证所传思想的纯洁性。

于是，北京就出现了眼下混乱时期最奇怪的现象：红卫兵。就为了这个名字，毛泽东回顾起另一个混乱的时代，即20年代和30年代的内乱时期。毛首先用红卫兵来称呼那些农民非正规军，他们跟随他的军队参加了一系列战役。后来红卫兵又随毛泽东和其部下参加了30年代中期的长征，来到了延安的山洞里。

6月中旬，红卫兵这个词复活了，到现在这种形式。一个实验组在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成立。它的组织者和第一任指挥官是长时间当毛泽东的代笔作家的陈伯达，62岁。8月18日，红卫兵在北京天安门前集会。大部分的红卫兵的年纪在十几岁和二十来岁。他们身穿军绿服装，系上武装带，戴上红袖章，站在观礼台的两旁，在预先准备好的信号发出之后，他们冲向观礼台前，向毛主席致敬。毛接受了一个红袖章并将其别上。他新任命的二号人物，国防部长林彪也这样做了。红卫兵们不停地呼喊着：“毛主席，我们要打破旧世界，创建新世界！”

他们确实一直在实现他们的诺言。红卫兵出现不到一星期，就横行北京，殴打那些穿着西服的中国人，将街道标志换成革命化的名字，羞辱圣芳济会的修女。不仅如此，他们还高呼：“我们不仅要在中国掀起一场革命的风暴，还要将革命传遍全世界。”对于任何反对这一新潮流的人，红卫兵发誓要“改造他，对他实行专政，攻击他，直到我们的刺刀沾满血”。

血常常是红卫兵们自己流的。随着革命的展开，暴力行动也随之扩散。北京的红卫兵们带着很不情愿的地方领导人一起战斗。好几次，他们冲击了一些政府机关。战斗爆发了，红卫兵们也就可以进北京了。

当红卫兵离开北京，回当地推广革命时，更大的战斗爆发了。红卫兵、工人和农民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几年来第一次，军队被调用来维持秩序。

一个引人注目的消息是苏联报刊对整个事情的评论。莫斯科报纸对中国正在展开的一场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方法做了客观、详细、令人震惊的报道。“红卫兵揍了一名工人，因为那工人所在的房间里有一个毛泽东像上有个裂痕。”《真理报》报道，“他们打人都用棍、步枪枪托和电线，有一个人被折磨了一夜。当他失去知觉时，他们便在他身上泼冷水，一直折磨至死。” 《真理报》还报道了红卫兵如何占据党的上海司令部，向下面街上的人扔砖头和玻璃。

省级及地方的一些政府机关实际上已成为红卫兵泄愤的主要目标。

根据预先的计划，5月份，他们关闭了所有的学校。实际上，学生依然上学，但他们只学一门课程：毛泽东思想。

红卫兵的一个商标便是“大字”墙报。那是些旧报纸，报纸上红卫兵宣布要对“修正主义”进行新的打击，谴责党员的非毛泽东行为，记录其他城市的红卫兵活动的新闻。

在过去的几天里，海报反映了中国城市的混乱状况。有人批评红卫兵，其他人只是报道红卫兵和工人农民之间的冲突。红卫兵均来自于党员、工人、农民和军人家庭。目前，红卫兵队伍好像只接受北京党的首脑的命令，但红卫兵和军队的关系似乎在发展。有不少地方，军队的指挥官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红卫兵团的“教导员”。

林彪是红卫兵的指挥官。但真正不厌其烦出来训话的人好像是总理周恩来。他最近要求领导干部不要再打人，把公共建筑上的艺术品撤掉。他还叫他们不要再张贴谴责孙中山夫人的大字报。

如果说红卫兵被他们所接受的命令给搞晕了，也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得到的指示往往相互矛盾。例如，党的喉舌《人民日报》要求红卫兵减少他们的活动，让农民去收庄稼。然而，上周晚些时候，在另一次大型集会上，在毛泽东的注视下，林彪夸赞学生“做得对”。林彪之后，周恩来在发言中，则力劝学生：（1）不要到农场去；（2去帮助收庄稼。

但这混乱是否反映了中国高层领导的分歧？几年前，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再往前推，毛泽东或许还从他早期的革命中，探寻他的行动计划……

毛夫人江青

革命往往发展到它的发动者无法想象的地步。1966年12月初有迹象表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近4个月来，红卫兵们已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冬季呼啸的寒风横扫北京，他们不停地砸烂玻璃，打破脑袋，招摇于街头，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毛主席的革命歌曲。有超过10万的红卫兵，因为衣着单薄，只好将毛主席语录当围巾。不等到天气温暖时，广场上是不可能再进行上百万人的大型集会了。

党的中央委员会希望红卫兵们都能回家，也确实这样动员了。有些人响应了，坐上汽车、火车回家。但中国的交通系统破破烂烂，更多的人滞留在北京。于是，中央委员会又重申命令，限定了最后日期，所有的红卫兵必须在12月21日之前离开北京。如果到那时还不走，就要动用解放军，那将意味着一场“冲突”。

很多中国观察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支持毛泽东的红卫兵不停地涌向北京，手举“大字”海报，谴责刘和邓，一些谴责林彪的海报也神秘地出现。关于这场斗争的一种说法认为，林彪只想让那些他可以依靠的红卫兵留下，其他的离开北京。他已私下要求前者留下。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刘和邓不管红卫兵如何谴责他们，他们依然作为政治局的成员开展他们的工作。如果革命的目的是要赶走他们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革命还没有成功。

毛泽东的夫人也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在一个“艺术工作者”和红卫兵精英分子的集会中，毛泽东夫人亲自来了。她以文化大革命的代理领导之一和军队的文化顾问身份支持这项事业。毛夫人从延安时期就已出名，如果她不是主席的夫人，她早就会遭到红卫兵的抨击，因为她除了享受正常的待遇外，还要人伺候，乘坐由专职司机驾驶的轿车，喜欢给客人放映她以前主演的影片。

不久前，国家京剧院、中央音乐团和中央歌舞团的芭蕾舞团和管弦乐队已由军方控制。这位红色中国的第一夫人解释说，所有这些团体都难逃庇护那些企图“挖革命的墙脚、反对革命”的艺术家的罪名。然而，她又坦诚地说，从全局来说，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还必须考虑到多数派和少数派两方面的观点，她还说，毛泽东的光辉思想总能使他成为多数派的代表。这种坦诚只有毛泽东夫人能够做到。在最近几个月中国经历一系列事情之后，毛泽东的显要地位不言自明。如果这些事情是最微小的征兆，很显然，革命离结束还远着呢……

中国对澳门殖民政府的五项要求

就好像一只不安的蜂鸟栖息在共产党中国的东南沿海——葡萄牙人的那块6.5平方英里的宗主领土，这就是有传奇色彩的澳门。这个沉睡的城市，与其邻近的香港一样，充斥着罪恶、强盗和投机游戏。但作为非常便利的硬通货的来源，它为大陆所容忍。一个老澳门人这样说：“中国一喘息，我们就发抖。”

1966年11月，北京电台发表评论说：澳门和香港都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因为很多澳门的中国人以前都是内地人，12月3日澳门出现了65名左派建筑工人和警察的打斗。在乱拳和警棍的混战中，至少有20人受伤。澳门的左派报刊和劳动工会立刻高喊“法西斯主义”暴行。北京不久也隐讳地警告说，政府“挑衅和不明智的”态度会导致更大的麻烦。

五项革命的要求：当嘉乐比准将上月晚些时候接任澳门新任总督时，澳门共产主义者便要求政府：（1）承认一二·三事件的责任；（2）惩罚涉及事件的主要警方代表；（3）公开烧毁所有警棍；（4）承诺停止对澳门华人的“攻击”；（5）给事件中受伤的工人家庭以赔偿。

正当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讨论这些要求时，年轻的共产主义学生在市中心进行了两天的小型游行。然后，大规模的街头骚乱便爆发了。他们高呼：“杀死葡萄牙魔鬼！”大约3000名红卫兵模样的游行者砸烂了商店的玻璃，掀翻了他们看到的所有的汽车，推倒了雕像，劫掠了澳门市政大厅。第二天早些时候，5000人走向街头。在恢复秩序之前，已有8人死亡。周末，嘉乐比接受了五项要求。这样，虽然紧张和不安的情绪依然存在，但是澳门总算平静下来了。

22 1967年 混乱时间

诅咒、恐吓、威胁、污蔑别人的匿名信满天飞，在北京紫禁城城墙的阴影下，那里正在用斗大的语气纯粹尖酸的方块字写下现代中国的历史。

……

这一尖锐的挑战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的，全世界的确睁开了他们的眼睛惊异地看着毛泽东在“净化”中国共产党，但却爆发了如此严重的争吵，以至于导致了广泛的混乱……

……

部分省区仍处于混乱之中。军队试图控制诸如广州等一些大城市的秩序，其地位和作用也因此比经常斗来斗去的红卫兵们显得重要多了。

派系之间的暴力

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现在中国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但是作为一名记者，我们的工作就是披露尽可能多的关于这10年来最重大的事件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成为这期《时代》的封面人物。

一天天从红色中国传出的喧闹声越来越具有爆炸性。现在，它们达到了一个高潮。这明显是逐渐展现出的中国混沌局面的另一个高峰。《时代》周刊驻远东通讯员及其他地方的记者被要求及时更新他们的报道。作者Jason McManus和编辑Edward Jamie son，由研究人员Sara Collins协助，也正为一个新的版面而奔忙。

就像我们曾经在这里提到的，涵盖这个巨大的，敌对的，而且封闭的国家，是一个类似思考战争问题的费神的工作。仅仅依靠一个北美通讯员（加拿大人David Qancia）和少数在中国工作的西方记者，他们必须监听电台广播，慎重地听取中国官方新闻社的报道，以及同新近从那里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及商人面谈。香港是这类活动的主要中心，但另外一些密切关注中国的前哨阵地还包括东京、华盛顿、伦敦、巴黎、维也纳和一些东欧共产党国家首都。而最令人吃惊的消息来源是那些在各大城市流行的，号召大规模打倒（中国官方从未报道）最新的领导人的大字报。

在这场斗争中的一些关键性人物曾经出现在《时代》周刊以前的几个封面上，《时代》的封面上，毛泽东出现了4次，周恩来3次，还有刘少奇和外交部长陈毅，这两个人现在都受到了攻击。而在最近的一期《时代》，有关中国的内容，报道了国防部长林彪的崛起，而他似乎在政治斗争中至今还没有受到打击。文章分析了红卫兵现象，认为“像所有的革命一样，中国已经到达了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时刻”。

毫无疑问，历史已经写在了北京的大字报上。

诅咒、恐吓、威胁、污蔑别人的匿名信满天飞，在北京紫禁城城墙的阴影下，那里正在用斗大的语气纯粹尖酸的方块字写下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这一尖锐的挑战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的，全世界的确睁开了他们的眼睛惊异地看着毛的旨在“净化”中国共产党，但却爆发了如此严重的争吵，以至于导致了广泛的混乱。在各城市里，无所不在的大字报以极端的残暴语句攻击毛的敌人。也许不久，中国就没有不受牵连的人了。对于西方和东方的观察家来说，似乎中国已达到他们传奇的天蝎之舞的时刻。

西方所看到的只是片段而已，在1967年，只有少数的外国记者被准许留在北京。而他们主要的消息来源也只是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小册子。尽管报道的细节常常发生冲突，但毫无疑问，这场斗争联系着两个对手：一方是毛和他一手提拔的林彪，另一方是更讲究实际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所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南斯拉夫新闻社的Tangug报道北京已经被大字报和大量讽刺很多中国领导人的漫画所淹没。而《纽约时报》记者则认为北京处在新的“波普运动”中。

在中国东部城市南京，暴力行为已经取代了言辞激烈的话语。捷克新闻社报道，“约50万工人拥入了这个城市，决定消灭当地的红卫兵。4天来，双方在街道上冲突很激烈。其中许多人遭受了典型的中国式的折磨。日本的新闻服务处报道，有54人被杀死，900多人受伤，6000多人被捕。整个城市的铁路和电话服务都被切断……”

广州，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据报道，红卫兵已经控制了所有报纸和电台。在北京，有报道，一天晚上曾有5分多钟的交火。不可避免的，第二天在大字报上也出现了“报道”。其中有一些说在首都的西区制造了麻烦。纵观整个中国，在他们推广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红卫兵遇到了逐渐上升的支持，毛泽东曾说“只有从革命的实践中来学习革命；正如靠游泳来学游泳一样”。对于红卫兵而言，“游泳”更像是汹涌而来的洪流。

尽管出现新的暴力活动以及更多的暴力危险，但最主要的战场还在文字上——成千上万的文字。它们中的大多数极力诽谤那些反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反派人物。或者，鼓动大家对于毛的支持，从而加固他和林彪的支持基础。这些攻击是基于对毛的忠心耿耿的信仰以及认为毛是无比正确的领导。

周恩来，总以冷静的态度出现，走上前命令红卫兵今后不得干扰工农业生产。但同时，林彪很坦白地通知红卫兵这只是毛的伟大计划中的暂时“退却”。

同时，几乎所有中国社会的基础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净化洗礼”。像北京中国剧院这样的文化设施也被军队用来拘禁强迫劳动的“顽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艺术家。中国共青团被红卫兵所代替，而且已经被遣散。妇联和全国工商联被宣布已为修正主义所腐蚀。甚至于新华社的一些编辑们在上星期也遭受了攻击，被剥夺了公职。

猜想中共政权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和明天北京墙上的大字报将写些什么一样无法预测。但中国人的行事方式最终会清晰起来，即使在这之前共产党的政策会严格加以保密。更可能的是，无论对哪一方，一个周密而妥善的计划将会是尽善尽美，在它的内在方式之间总有一些迷惑和矛盾的。而且，可能是由于这场斗争进行得如此激烈，以至于它的参与者也不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不同的猜测到处都是。一些人说林彪正在巧妙地借衰老的毛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使得这场革命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阴谋。现在所能确定的是，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大动乱。

法国汉学家Pitrre D'Arcoart认为对于莫斯科或华盛顿，认定中国的对外政策会发生变化是不对的。他认为中国人仍然是按他们的传统方式行事。现在所进行的斗争是典型的孔子方式的斗争。没有人愿意冒险预测这场争斗将持续多久，但清楚的是，中国的这场大革命，不仅是对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对于关注于此的整个世界的。

这场在北京发生的斗争已经变得如此激烈，以致没有谁能够赦免，至少在大字报上都受到了诋毁——这部分因为刘少奇及其支持者也贴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大字报，这样混淆了每一个人。有大字报公开宣布要求“打倒周恩来！”而当它刚贴出，就立即被撕下，并换上了宣称每一个反对周的人都应该把“他的头敲下来”。外交部长陈毅，曾被认为是毛的忠诚的战士，也受到了攻击。当路透社企图发一篇有关的新闻报道时，北京电信局却拒绝播发。因为在红色中国，很少检查外国记者播发的新闻，可见，很显然周在任何地方都有维护者。而前几天，在散布的大字报上，毛自己也受到了攻击，被称为“……狂热者”。

73岁高龄的毛仍然是被崇拜的领袖。1亿多9岁以上的孩子从去年6月起已经离开了学校，或者成为红小兵或者在各乡村间欢腾跳跃，并不断学习毛的著作，在可及的范围内宣扬对他的崇敬。一个在遥远的新疆的农民可能根本不知道发生的斗争，但即使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也一定明白毛是谁，他说过什么。甚至，即使毛的反对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们可能也不得不继续对毛个人的崇敬。

芭蕾舞剧院的一晚

1967年4月底的一天，舞蹈演员们在北京最新的芭蕾舞剧院旋转蹦跳着度过了一晚，赋予他们灵活的动作是一点一滴的毛泽东思想。在观众席观看中国革命现代芭蕾舞演出的不仅有毛泽东本人，还有他的妻子江青，国防部长林彪，总理周恩来，陈伯达，头号理论家康生。这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治局5个月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而芭蕾舞最后的大合唱反映了此次露面的基调：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然而，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舞蹈的曲调是完全不同的。在毛泽东观看完演出的两天后，成千名“文革”中的竞争小组的学生和工人在北京的一个国营商店门口集合，通过扩音器大喊要控制商店而竞争。最终，声音向拳头和流血屈服。北京街头的墙上的画报也报道了其他地方的打斗。

虽然中国国内充满了暴力和斗争，但是中国依然有足够的精力对付它国外的敌人。当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驱赶两名中国外交官引发反华示威游行的时候，作为报复，红色中国也将两名印度尼西亚的高级外交官踢出了北京。在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门前，上千上万名的北京人进行了长达4天的游行，他们挥舞着标语进行示威。现在，10万群众走进北京工人体育馆，向电视和广播的受众高声号召，要组织反印度尼西亚的集会。

为了巩固对勐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控制，毛泽东创建了省市级的“革命委员会”，将忠实的政府人员、红卫兵以及军队领导集合在一起，替换了党和政府机关。到目前为止，委员会已经在北京、上海和其他4个省份创建起来了。

在美国的中国劳工

对于观光者来说，当他们站在旧金山中国城那杂乱不堪的大街上时，他们总能感觉到一种阴阳混合、难以名状的气氛——那种交织着世间对立事物的善与恶、甜与酸、光明与黑暗——不仅体现了深奥的中国哲学，也描绘了一个充满矛盾的街区——在那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后面，掩藏着一个交织着拥挤、艰难、恐惧和超时工作却只得到低回报的地方。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这块亚洲之外中国人最大的聚集地却是全美国最悲惨的贫民窟。

共有4万多名中国人挤居在布什大道、百老汇大街、卡尼大道与鲍威尔街道4个大街之间这块只有42个街区的中国城中。此外，有约3万人分布在北部、西部的邻近居住区中，另有10万多人生活在海湾地带。最初，只有上千人来到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地区——那时正值淘金和修筑铁路迫切需要人手的时候，也是美国开始限制移民数量、加州于1892年通过种族排斥法的时候。尽管有种种限制，过去70年中仍有大批中国人进入美国，而中国城中恐怕有半数中国人都曾违反美国的移民法。

自1847年开始，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一直饱受折磨：语言障碍（即便在今天，也只有约40%的人能很熟练地使用英语），担心被移民局检查，以及传统的屈服于命运与身份的观念也困扰着这些中国人。尽管这样，旧金山最年轻最聪明的美籍华人仍然以每年约1.5万人的速度离开那里，前往城郊的富人区。中国城也因此成为移民们通向美好生活的跳板，成为老人与失业者的聚集地。

直到最近，中国城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才允许外界了解城内的恶劣条件。加州工会和旧金山中央劳工会议组织已从中国城的居民口中得知了这些惨不忍睹的事实。1967年9月，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组织发起了一场对中国城8家服装厂和一所合同公司欺压工人的行为进行制裁的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并没有成立工会组织，但25000名受压迫的工人已然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一位劳工发言人曾这样说过：“我们希望这场运动所掀起的浪潮最终将结束各行各业中低标准工资的现象，并改善工作条件。”

尽管如此，宿命论在中国城仍然难以根除。一位城中的编辑这样解释中国人的忍耐精神：“初来者都要经过最初10年艰苦奋斗的时期，而后他们就会拥有一辆高级小轿车和一所漂亮的房子，并能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相比之下，所受的苦也就不算什么了。所以，还是忍吧。”一位工厂发言人声称，高水平工资在经济竞争如此激烈的条件下并不实际。他还警告说：“一年六七百万美元的薪水总额会毁掉这个国家的生产。”不论如何，中国城的居民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耐心、漫长地等待富裕生活的到来符合他们的利益。

林彪说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67年10月1日，像往常一样，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台上站满了人，他们身着并不合体的灰色上衣和裤子，头上戴着灰色的帽子，毛泽东则位居其首。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传统并没有真正实现转变。但10月1日的国庆典礼确确实实与平常不同。相对于去年国庆的150万人，今年只有5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前。阅兵仪式也只进行了两个小时，这比起去年4个小时的阅兵就显得太少了点。就连去年那座20英尺高的毛主席石像也被今年这座比真人大不了多少的新雕像所取代。

节日的重头戏落在了人民解放军身上，而不再是主宰去年庆典的红卫兵们。实际上，毛泽东在庆典上一句话都没讲，他把发言的任务留给了国防部长林彪。林彪表示，现在是放慢“文革”步伐、巩固国家政权的时候了。他说：“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它激发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他们确实被激发了，但并没有像“文革”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一些汉学研究者通过国庆那天的情况来总结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们确信，“文化大革命”的步伐已经在群众的呼喊声中停了下来。但文革在中国广大焦虑不安的老百姓中掀起的混乱局面还远未平息。毛泽东最初是想通过“文革”来清除那些过时的党政机构，代之以更革命也更受人民拥戴的政治组织。这个政治组织的核心——一个由忠于政府的工人、军人和红卫兵组成的“伟大联盟”——已经在北京、上海和中国26个省市自治区中的5个省区牢牢创建起来了。但在其他地区，“文革”只不过是成功地占领了地方政府，却并未创建起更加行之有效的机构。

部分省区仍处于混战之中。许多农民与工人一样，抛弃了他们的工作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有些农民则大肆宣扬他们过去的收成如何丰厚，并要求政府归还他们的耕地；有些农民则借此机会不断向外扩充他们的耕地面积，用来增加收入；还有部分农民干脆集体从土地上消失，一起逃向城市。这样折腾的结果，使本来至少应该与去年产量持平的1亿8千万吨粮食可能会被丢在地里无人问津——自今年春天起，部分地区的食品价格已经上扬了20%。

工业方面的情况更糟。据报道，在鞍山这个正常情况下可年产全国1200万吨总钢产量一半的地方，不少炼钢炉在近期的暴动中遭到了破坏。不仅如此，有关采煤困难和原煤短缺的消息也在接连不断地传来。另据报道，今年8月，中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也曾爆发过一场大规模的会战。《人民日报》几星期前曾就这一系列事故发表评述，认为“这是少数流氓地痞故意煽动部分工人以对抗另一部分工人，企图破坏生产秩序”。北京电台曾建议：“工人们不仅应该团结起来抵制这种破坏活动，而且，如果他们在工作时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业余时间从事革命活动，那将对革命事业更有益处”。

23 1968年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北京就已出版了一份官方的26名国家高层领导的名单，今天，只有13人在位，其余的人都已撤职，从刘少奇到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国家领导中还有一些名人也被清除出去了。

……

1949年建国后，同其他艺术一样，京剧遭受到了“选择性的革命”。直到最近，能在中国多数剧院正规上演的传统京剧仍然是屈指可数，江青正在忙着破坏这些作品。江青意识到艺术应该“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以她亲自监督新“革命”歌剧剧本的创作，这样把歌剧舞台的目的由艺术性的转向了政治性的。

……

第7次爆炸及西方的怀疑

1967年底一团火球在中国西北部罗布泊周围的沙漠上空燃烧，这是自3年前中国成为拥有核武器国家以来进行的第7次核试验，也是自去年春天以来的第一次试验。去年春天中国的蘑菇云向全世界证实中国人已成功地研制出了原子弹的精品——氢弹。第7次的核弹非常小，与广岛的2万吨级核弹大致相当，但它作为一个微型核弹，其威力可不小。由于北京不同以往的沉默使人相信，它不是一个局部的哑弹，那么它日趋完善的微型化说明中国已在研制核武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核弹头已经小到可以由导弹运载击中目标。

因为在至少10年以来，核武器与导弹研制项目始终是北京方面优先考虑的事情。此项目配备了稀缺的主要设备，甚至少有的训练有素的人才。中国拥有丰富的核原料，而且在1960年意识形态分裂之前常常向俄国出口铀。据估计西北的一家工厂一年可以生产足以制造20枚核弹的铀235。北京方面现在拥有80枚处于不同研制阶段的不同型号的核弹，这个比率可能会迅速上升。美国科学家估计到1970年北京会有100枚氢弹的储藏量。

导弹项目进展神速。声称700年前就发明了火箭的中国人现在拥有精良的短程和1500英里的中程导弹。今年他们开始在中国沿海修建次中程导弹的发射架，这将会成为亚洲核能力国家关注的一件大事。其中一个国家便是能精确定位中国测绘地图的日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仍然向中国厂方提供北京方面制造导弹所需的尖端技术。最近还向其销售了用于生产钛、钽等火箭金属的真空高炉和轧钢设备。尽管日本表面上在西方禁止向共产党销售的物资清单上签了字，但来自中国大陆的利益驱使力量是巨大的。事实上，日本根本没有对中国销售物资情况进行检查的官员。

最好的估计是中国到1972年甚至1975年时，仍未能达到发射最精良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以及可以打到美国的射程。在那天到来之前，中国会实施5000英里的洲际导弹试验。它只有两个发射方向，一个是有核国家开创了核试验先例的太平洋，另一个是西南方的印度洋。

中国已在世界上少数国家中根据其对“文革”的态度审慎地做了选择，它力求与印度洋西岸的坦桑尼亚交往，已许诺出资2.8亿美元，并派出工人帮助修建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铁路。这项计划曾被世界银行认为不划算而被取消。如此的慷慨得到了补偿：当中国的火箭射向印度洋时，中国的监测、跟踪站可以设在坦桑尼亚。

法国参赞的中国之旅和他的旅行指南

盖尔德·马歇于1964年作为法国文化参赞被派往北京，不久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盖尔德告诉周总理，他有雄心写出第一本关于1949年建国以来的中国的参考手册，确切地讲是1924年日本铁路建成以来的中国概貌。周总理有些怀疑地看了看这位法国人，只说了句：“祝你好运。”

盖尔德不仅需要有好运去收集有关这个庞大的具有排外意识的国家的任何重大信息，而且需要做大量单调乏味的工作和非同寻常的方法。他的锲而不舍最终有了回报——中国的百科指南。去年已在法国出版，最近又出了英文版。这本书有1504页，是难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概要。对关心中国的人来讲，这一定是一件喜事；对那些愿意用19.95美元交换一次别有意义的旅行的普通读者来讲也一定是一件幸事。

盖尔德首先动员了20位来京参加文化交流项目的年轻汉语言专家，然后开始工作。其中一些工作也比较容易。盖尔德讲：“我们从北京商场的货架上取得食品价目表，在我们参加的宴会上拿到中国真正的菜谱。”调查小组向每一个来北京的观光者、商人、教师询问他在中国旅行的感受，然后把这些信息通过安全的法国外交邮包发往国外。由于被禁止参观山东孔庙，盖尔德为了更好地描述它，便设法乘坐小飞机在空中观察孔庙。两年的工作结束后，这本书的精装本被送到周总理那儿，周总理对书中的两件事提出质疑：一个是称台湾蒋介石政权为“政府”，另一个是称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周总理表示香港是英帝国主义占领的中国领土，中国一定会收回的。）

尽管书中没有妙语去取悦它所描述的中国人，但它基本上也是无政治色彩的。比如，书中讲了共产主义对中国历史文化创造力的影响。该书分章介绍了中国艺术、文学、建筑、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分析，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分节叙述了如何用算盘、下象棋、中国烹调的基本原理。另外有两章描绘了200多个中国城镇，并告知旅游者如何参观，以及便于参观的一系列有实践意义的线索。

现在去中国旅游你也许会对政府的不配合感到失望，但将来哪一天如果美国旅游者要到中国参观，那么他们会在盖尔德的书里找到大量有用的信息。在中国如果你想知道准确的当地时间，你会在书中查到北京的时间查询电话号码是07。这本书会告诉你在中国没有商业欺诈；没有奶酪；没有小费；而且根本没有夜生活；也很少有飞机、火车会准时；在中国有事应当事先通知客人，客人通常会早到几分钟；在中国，客人不应该随便丢垃圾。

书中警告说领班会坚持让客人带走他所点的但没有吃完的菜，不过没有讲是否会提供小袋子。在祝酒之后，把杯子底朝上表示礼貌，以说明你已经一饮而尽。书中推荐旅游者坐火车旅行而不要乘飞机。不过它警告旅行者，火车上会有扬声器，不停地广播毛泽东思想、军歌和体操口令。那些希望用简单交通工具旅游的人可以利用书中的123张地图，其中有中国首次在国内外发行的北京公交线路图。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充满尖刻话语的标语出现在北京大学食堂东面的那堵墙上。毛泽东开始净化他那拥有7亿5000万人口的庞大国家了。他的武器便是人民解放军和他动员起来关闭学校的红卫兵，他的目标是国家政府的机构。刘少奇已成为中国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的象征，毛泽东想消灭的正是修正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北京就已出版了一份官方的26名国家高层领导的名单，今天，只有13人在位，其余的人都已撤职，从刘少奇到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国家领导中还有一些名人也被清除出去了。

在具有权威的政治局6名常委中，只有两名——周总理和国防部长林彪幸免于难。政治局的11名成员中，只有5名留了下来，原来的6名候补委员只有两名幸存。中央委员会的91名成员中，只有14名出席了最近在天安门举行的“五一”庆典，通常能参加的人也就这个数。在地区的6个政党领袖中，5名被清除，1名被降职。国家的27个主要行政单位的27个党委被撤除。党的宣传领导这个位置已被清除了三次，总参谋长的位置被清除了两次。诸如粮食部、教育部、机械部等39个国家部委中，只有4个还能维持正常工作。

尽管毛泽东去年已要求重新开放学校，但许多学校还是关闭的，那些开放的学校也主要教授一些毛主席语录。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停滞不前；在过去的两年中，没有一本有价值的书出版，唯一的一部新戏剧《新时代的巨人》还被批评家们批判为对毛主席的影射。

经济也受到破坏性的打击。2月，周恩来总理警告说，煤产量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它也在惊人地下降。交通彻底瘫痪，在武斗最激烈的时候，火车被故意毁坏是很正常的事，货车因为没有燃料而被经常闲置。中国在大庆的最大的炼油厂也部分地受到蓄意破坏，仍在低效地运行，很难满足国家的需要。由于燃油缺乏，1月份在广州每天停电3小时，在北京冬天大部分时间没有暖气。钢和纺织品的产量也在下降。10年来，去年的气候最好，这样就避免了粮食产量的下降，粮食产量的下降对许多地方来说将意味着饥荒。

最后，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关系。到去年10月1日，也就是中国的国庆节，中国同32个国家的关系恶化。其中有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印度尼西亚、加纳和突尼斯。事实上，只有5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了中国的国庆节，它们是阿尔巴尼亚、刚果、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北越南。

样板戏

在具有历史意识的中国，文化传统不会轻易地消亡。但京剧作为高级形式的音乐剧，当普通爱好者们开始学习它时，它的确要消亡了。特别可悲的是，促成这种消亡的人就是毛的妻子——江青。

200年来，京剧不但是所有中国歌剧风格中最受欢迎的，而且确实是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消遣。故事情节是一些类似于有关皇帝与嫔妃、才子与佳人等之类的传说。穿着精心制作的服装和精心化妆的演员们通过一系列程序化的姿势、规范的手势来表达他们的性格（例如，用两手收拢到一起的动作来表示关门）。尽管对西方人来说听起来刺耳，但那唱腔是经过微妙处理过的，充满艺术名家的风范，中国观众听了都拍手叫好。

1949年建国后，同其他艺术一样，京剧遭受到了“选择性的革命”。直到最近，能在中国多数剧院正规上演的传统京剧仍然是屈指可数，江青正在忙着破坏这些作品。江青意识到艺术应该“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以她亲自监督新“革命”京剧剧本的创作，这样把京剧舞台的目的由艺术性的转向了政治性的。

她的6部样板作品不止在一个方面具有革命性。京剧的其他传统要素，除了唱腔，都已消失。反对腐化的情节描绘了工人、农民、军人反对地主、帝国主义的斗争。表演者化着淡妆，穿着朴素的棉外衣，不加渲染的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象征性的仪式，乐谱充满了鼓舞人心的感染力。

这些作品中最激进的是《红灯记》，它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地下党家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江青要求对这个作品进行大的修改。她取消了传统的中国管弦乐器。演唱者只能站在单独的一架大钢琴和打击乐器前演唱（充满勇气和力量），而动作则发生在舞台后面。那场景古怪异常，因为仅在两年前，钢琴还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的贵族乐器，现在它被尊称为劳动人民的创作。1968年10月下旬在广州举行的两年一度的贸易会上，为国内外参观者们上演了《红灯记》，并通过广州电视进行播放。《红灯记》的剪辑（包括两个独奏，八个唱段）也被制成一部35分钟的电影在国内外放映。它和共产主义者所灌输的演讲一样令人激动，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甚至被安排前去观看的工人、农民也只有在毛主席本人的画像出现时，才表现出兴趣。批评家把江青的风格比喻成枯燥无味的白开水，她对此的回答是：“无味的水又怎么了？酒就是由这些水酿成的。”然而，没有一点酒的痕迹出现。

24 1969年 与苏联的边境冲突

对中苏双方来说，这次边境武装冲突未必是一件坏事。苏联当时正急于为参加计划于今年5月召开的世界政党会议而得到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支持，而这次边境事件证明了中国毫不让步的态度，这也许真能使莫斯科的愿望得到满足：将中国驱逐出这次世界性的活动。

……

从这些资料中随处可以发现，毛泽东具有许多使他成为20世纪最有威信的领导人的品质。这种威信的来源之一就是他确信中国政府必定会以群众为基础，因此，他憎恨干涉政府和群众这种神圣关系的官僚主义。在美国收集到的一篇文章中，他总结了“官僚主义的二十条表现”，这是在现代历史上对这类人最强烈的抨击。

……

无论现在的局势如何，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会存在。1980年全国人口将增至10亿，而那时仍然缺少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因素——稳定的工业基础。为了使中央政府恢复在“文革”期间丧失的权威，北京必须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时，北京不得不决定是否要改变对其他国家冷淡的态度。毫无疑问，北京最终还是要缓和对美国的敌视态度。华盛顿可以通过拆除其自身的一些反华壁垒，对中国采取更妥协的立场，来帮助北京改变其立场和姿态。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及背景

中国称它为珍宝岛，苏联称它为达曼斯基岛，正是这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引发了中苏的争夺战。该岛位于冰雪覆盖的乌苏里江上，以前是划分两国的边界线。没有人清楚地知道1969年3月的一天，在东亚寒冷的野外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莫斯科向全世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无疑，苏联的某些说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莫斯科和北京都承认，双方在乌苏里江上的冲突持续了几个小时。自1960年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分裂以来，在这次冲突中两国都首次向对方开了枪，使两国向战争又迈近了一步。双方参战人数大致相当，并且冲突结束前，双方还使用了装甲车、大炮、迫击炮和重机枪。苏联声称有31名苏联边境士兵被打死，有14名被打伤；中国的伤亡人数还不清楚。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前线，如果发生类似规模的冲突，都会带来更大规模的战争动员。

莫斯科首先对此次事件进行了报道，而北京则反击苏联是“贼喊捉贼”，认为该事件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帝国的残酷本性”，这是中国发明的又一种反对苏联的说法。中国人坚持称是苏联人先开的枪，并列举了无数的细节来证明他们的说法。官方的《人民日报》甚至报道了这个故事的前后经过。

全中国人民进行了抗议苏联的游行，仅仅在一天时间里，到苏联驻北京使馆周围抗议的中国人就达100万之多，他们喊着反对苏联的口号，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打倒柯西金！打倒勃列日涅夫！”到1969年3月，愤怒的中国人进行了憎恨“新沙皇”的游行。中国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中，警告苏联说，如果这种“挑衅”继续发生，“我们将会坚决彻底地把你们摧毁！”中国外交部在一篇正式的抗议文章中，攻击“苏联修正主义者背叛集团”穿着“沙皇俄国帝国主义的外衣”。

莫斯科对此进行了反击，指责北京蓄意挑起事端，是“极端沙文主义”。当然苏联的示威规模没有中国的大，大约有5万苏联人围在中国驻莫斯科使馆门前，并向使馆大楼扔石头和墨水瓶，结果砸破了140个窗户，墙上留下了各种颜色难看的痕迹。第二天，有更多的苏联人参加了示威，但暴力最终被制止。

如果为了争夺领土而导致流血事件似乎是值得的。珍宝岛最初是一个与中国大陆相连的半岛，后来经江水的冲刷形成独立的小岛，从此，两国开始争夺其所有权。双方的领土争端绝不仅限于此，因为早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俄国就从懦弱的满清政府手中夺走4500英里边界上的大片土地。

苏联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几经变换。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中国西部省份新疆的影响稳步增长，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东部，被日本侵略者所牵制。几年后，当苏联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时，中国重新巩固了在新疆的政权，但后来在苏联的支持下，当地发生了对抗性的叛乱。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新疆的局势仍在继续恶化，而中国东部却基本平息下来。苏联沿海地区与中国黑龙江省的边界由1858年的《爱辉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所确定。俄国人在远东修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并通过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将港口和西部地区连接起来，之后的100多年里，这里的边界又得到巩固。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东北地区频繁出现纠纷。“从1962年6月起，”苏联外交部官员米哈伊尔·卡皮察（贾丕才）说：“中国对中苏边境地区进行了有组织的侵略。”中国声称在过去的两年中，苏联边境士兵入侵珍宝岛达16次。据北京方面报道，附近的七里泌岛和卡脖子岛也多次受到这样的入侵。中国还指责说，苏联的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过去的3年中，莫斯科逐渐加强亚洲边界的军事力量，估计目前已达25个师。而驻在满洲里的中国军队就有50个师，另外，新疆还驻有7个师。据伦敦《星期日快报》报道，北京又增派了50万部队支持边境。另有消息说，苏联在边界附近修建了中程导弹发射场，目的是威胁满洲里和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

边界的紧张局势说明了双方存在敌视和恐惧的情绪，这也是目前中苏关系的特点。虽然没有互驻大使，但两国仍保持着冷淡的外交联系。1963年以来，政党间的联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双方在贸易上还保留着一些往来，但最近苏联的一项调查表明，1967年的双边贸易额为1亿600万美元，比1961年下降了6%。如果两个共产主义巨人间稳固的伙伴关系已经瓦解，那么前些时候的边界冲突是不可避免要爆发的。

对中苏双方来说，这次边界武装冲突未必是一件坏事。苏联当时正急于为参加计划于今年5月召开的世界政党会议而得到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支持，而这次边界事件证明了中国毫不让步的态度，这也许真能使莫斯科的愿望得到满足：将中国驱逐出这次世界性的活动。同时，对毛泽东主席来说，当时正在计划今年春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而这次事件恰好证明：中国周边地区确实还存在敌人，当前全国人民的团结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血染的乌苏里江畔使他们彻底相信了中苏之间存在着敌对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一召开，苏联就开始进行宣传，勐烈攻击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苏联的攻击使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时也说明苏联非常害怕过去的老朋友中国。

在中苏关系思想领域的斗争持续了九年半之后，苏联人最终撕下了努力与亚洲伙伴达成和解的伪装，并宣布要把他们开除出国际社会。“中国共产党已不复存在。”苏联的《消息报》中这样写道。“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新组织的创立大会，这个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没有任何联系。”

此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为1969年6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政党会议作准备，而苏联此时突然攻击中国的原因也在于此，苏联希望借机正式将中国驱逐出共产党国家。西方和东欧各国政党反对苏联的企图，他们因此蔑视苏联，并拒绝接受这个计划。显然，苏联人之所以断言毛泽东领导的组织根本不是共产党，是因为企图以此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世界政党会议上没有审议苏联提出的这个计划。

中苏边界冲突也导致了苏联对未来的安全问题产生忧虑，并且，苏联认为乌苏里江达曼斯基岛最近发生的两起事件也许是一种先兆。苏联在政党杂志《共产党人》中提出警告：“毛泽东和他的同仁们正努力给中国人民灌输可能爆发武装战争的思想。”

毛泽东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69年4月初，随着一阵鼓乐齐鸣，欢庆的喧嚣声笼罩了整个中国。从亚热带气候的云南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从城市到乡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庆祝。人们举着毛主席语录，欢呼着“毛主席万岁！”许多人手上还拿着向日葵，象征着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一切庆祝活动是为了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时刻。以他的名义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两年多的混乱，此时的毛泽东不仅要努力控制不使中国陷入动乱，还要重新整顿共产党。

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终究说明了，他的努力使中国向内部和平这个目标迈近了一步。根据1956年的党章，这次大会本应该在1961年召开，但一直延误至今。毛泽东本想在去年召开会议，但“文革”使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所以召开日期也一拖再拖。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是想重新激起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热情，这种热情最初来自于延安的窑洞，并在“二战”后征服了中国。毛泽东认为，“文革”还可以重新鼓舞共产党的士气，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只不过是一支僵死的官僚政治队伍。只有采取和平的手段，使军队、党内的老干部和毛泽东主义激进派之间的斗争有所缓和之后，毛主席才能决定召开会议。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虽然已达75岁高龄，但精力充沛，声音洪亮。他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作了主要的发言。61岁的林彪宣读了一篇厚厚的手稿，分析了“文革”取得的成果，并向全党发出最新指示。林彪发言之后，1512名代表就林彪的报告分组进行了讨论。

会议的一项主要议程是根据今年早些时候制定的草案对党章进行修改。草案中规定，把毛泽东的决策作为正式路线写进党章，并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本次会议还将重新选举党的领导集体，他们都是肃清运动中的杰出人物。最后，代表们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上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2/3被打倒，包括刘少奇和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等领导人。随后，会议正式确定了领导集体，他们会继毛泽东之后更好地治理中国。

与1956年的会议不同，这次会议没有外国客人参加，所以没有人知道会议的情况如何。即使这样，中国新闻媒体还是发表了一篇关于会议的文章，主要报道了毛泽东必须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与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是忠心的支持者们，他们在“文革”期间表现杰出，如林彪和毛泽东夫人江青，以及理论家陈伯达。但主席台上也有长期忠诚为党奉献的人，如副总理董必武、陈云、著名的朱德元帅和刘伯承元帅，这些人不久前刚刚被强烈指责为“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

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会议上必须为中间派留有席位：176名会议临时主席团成员中，保守派大大超过军人成员的数量，因此主席团中大部分是保守者和相对现实的军人。在各省和各地区新成立的行政单位革命委员会中，这样的中间派占大多数。会议中有大量的军人代表参加，这一事实证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仍然是最强大最有凝聚力的组织。

如果会议主席团中有人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那么正如人们预料的，军队代表无疑在入选者之列。正如他所说的：“党要指挥枪。”

毛泽东的一系列行动说明，此时他变得更加现实，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由于经济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严重破坏，中国人现在必须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节俭，以提高工农业生产。即使这样，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一代，如果说，他们对权威的尊重还没有彻底消失，也大大地动摇了。

这一切对国外会产生什么影响？即使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努力保持当前的秩序，但造成的影响相当严重。一个相对和平的中国带来的也许是危险也许是希望。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可能使苏联更加焦虑，因为两国有4100英里并且部分还存在争端的边界线，苏联担心会与中国产生新的纠纷。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许会看到，中国会为全世界共产党的兴旺做出更大的努力。一些亚洲国家将陷入两难境地，是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还是寻求美国的保护。但是，一个更自信的中国也许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美国与北京的关系可能会恢复正常化。

1969年的蒋介石与他的国民党改革

战后的亚洲几经动乱和变迁，但是蒋介石熬过来了。已是81岁高龄的蒋介石，被驱逐到台湾岛上已经有20年了，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物。不过，许多人仍把他看作是中国的代表——至少从正式的外交角度来讲。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开始明确承认毛泽东对大陆的统治。意大利今年早些时候曾试探与北京创建外交关系。此外，加拿大在不久前也曾宣布，计划与中国共产党下个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正式承认会谈。

为了迎接这些新的挑战，蒋介石需要一个繁荣昌盛的台湾。因此，国民党进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调整了工业化的步伐，使工农业生产都有了显著提高。但岛内的政治发展没有跟上，国民党进行国内政治改革的多次承诺始终没有实现。前几天，在蒋介石50年的统治之后，国民党举行了讨论自身发展问题的会议。

在国民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亲自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要议题。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和以往一样，但他心里此时清楚地知道，攻回大陆的梦想已经永远不会实现了。实际上，蒋介石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告诉他的人民：与毛泽东政权的斗争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然需要一支充满活力的年轻政党，不仅对外有良好的形象，而且能够成为连接岛上200万大陆人和1100万台湾人的桥梁。

当国民党成功地吸收了许多台湾人后，其领导权仍掌握在年老的大陆人手上，但国民党没有迅速改变这种模式。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包括40名新成员，但在150名正式成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13名台湾人。新政党顾问委员会的11名成员中只有1名台湾人；该组织成员的平均年龄为75岁。中央委员会由蒋经国领导，他是总统59岁的长子，现任国防部长，也是总统的接班人。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的时机很关键。当时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大革命似乎已经接近结束，北京可能会重新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目的是影响台湾的国际地位，而台北意识到了华盛顿目前急需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另外，中国共产党理智的世界观会吸引更多的国家，它们不仅会承认毛泽东政权，而且还会赞成北京加入联合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首先对北京表示承认，因此北京可能会加入联合国。

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拒绝“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即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国民党统治台湾，因为双方都坚持互不承认。这样，如果加拿大承认了北京，那么，台湾无疑会与之断交。为了确保台湾的地位，国民党在它的代表大会警告说，国民党和台湾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与毛泽东政权缓和关系的行为”。

综述社会主义中国20年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然而，革命以后的道路将更加漫长，任务更加艰巨。

——毛泽东（1949年）

社会主义中国已成功地进行了20年。20年前，共产主义战士开进北京，毛泽东夺取了中国政权。而建国后的道路似乎还很漫长和艰辛。像许许多多改革者一样，毛泽东发现建设一个国家比进行一场革命还要难。因此，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聚集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并庆祝共产党领导20周年的时候，他们也意识到了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此之多，如此之严重。对毛泽东和中国来说，这本该成为“胜利的一年”，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被折腾得乱七八糟的国家开始恢复法制和秩序。但是，对中国来说，1969年是令人忧虑的，正如1949年后的许多年份一样。

建国后的第一个10年中，中国似乎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而如今这种希望却越来越渺茫了。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的确很快，它正朝着亚洲强国的目标迈进，并跻身世界核俱乐部。同时，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也展开了。不过，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军事力量也很薄弱，政治上仍然分裂，并且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尚未建交。

中国有7亿6000万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其中有5亿是农民，不具备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尽管努力办学，一半以上的人口仍是文盲；有85%的劳力要从事粮食生产，这样才能养活这个人口大国。建国后第一个10年的经济年增长率为10%，而1959年以后却降到了1%。

当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时，中国的状况极其恶劣。当时中国处在历史大变更的时代，得到了美国的密切关注，因为美国一直认为中国是个很独特的国家。经历了2000多年极其复杂的文化之后，相对封闭的中国遭到了西方的侵略，其中有商人、传教士、士兵和技术人员。首先，中国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推翻了清政权，然后，在蒋介石的带领下，新的领导人致力于把中国人民从外国的欺侮下解放出来，最重要的是，要把国家推向现代世界。共产党参与并主导了民族主义革命，于是，一场内战使中国陷入了混乱状态。

共产党很快控制了通货膨胀，镇压了土匪，重新调整了工业和交通，平分了粮食，创建了税收制度，对人民提供基本的保健。在所有人的记忆中，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讲求效率、诚实可靠的政府，尽管在强行平分土地时有些粗鲁。1952年，毛泽东为了巩固政权，采用了劝导和整顿的办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准备就绪。

经济学家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如果耐心等待，到1967年左右就会实现自给自足。但是毛泽东失去了耐心。1957年，他提出了“大跃进”，企图使中国在一夜之间步入现代化。这一目标是荒谬的，因为工业生产年增长率要达到33%，并要求人民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那时，工人们连家都不能回，”一位工厂厂长对澳大利亚记者雨果·波蒂斯克说，“他们要连续工作12小时，有时甚至是14到16小时。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尽最大努力去工作。”人们辛勤地工作着，灌溉，修水坝，还在各家的院子里支起了成千上万个土炼钢炉。不到两年的实践证明，“大跃进”使中国更加落后了。

但毛却在“大跃进”后，又开始不安起来：“中国不满20岁的年轻人没打过仗，没见过资本家，也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1965年，他这样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与自己的年轻时代不一样，当代年轻人没有受过严峻的革命考验，所以，毛泽东担心他们会因此变得懦弱。时下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令人担心，因此毛泽东害怕中国以后会走苏联的老路——中产阶级因追求物质利益和舒适的生活，而抛弃了自我牺牲和斗争的精神，最终叛变革命。这位老革命家的解决方案就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一样，这场堂吉诃德式的“文革”运动，其目标不仅要摧毁腐化的政党和国家官僚主义，还要激发全国人民，重新恢复他们的革命热情。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革”风暴，很快席卷全国。红卫兵充当了毛泽东的急先锋，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党政机关遭重创，像刘少奇这样的领导人被赶下台。中国经济下滑，学校关闭了近两年。当日本《朝日新闻》周刊记者秋冈本月访问上海同济大学时，他发现学校只有今年和明年将要毕业的班级，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班级了，也没有人知道何时可以报名入学。各帮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残酷，最终使毛泽东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并命令军队恢复国内秩序。

虽然最初毛泽东提出了美好的设想，但当前的领导人最紧迫的任务是恢复法制和秩序，整顿经济，缓和与苏联的冲突。为了国家利益，甚至有必要做出一些让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平息国内的混乱，因此无暇在国外进行冒险。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军队仍将保持防御态势，除非与苏联的冲突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目前，两国争端处于极其紧张的阶段。3个月来（8、9、10月），为了迫使中国进行边境问题谈判，苏联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为了达到此目的，苏联暗示如果中国不同意谈判，就会以武力解决争端，可能会首先攻击中国的核装置。

无论之后的局势如何，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会存在。1980年全国人口将增至10亿，而那时仍然缺少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因素——稳定的工业基础。为了使中央政府恢复在“文革”期间丧失的权威，北京必须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时，北京不得不决定是否要改变对其他国家冷淡的态度。毫无疑问，北京最终还是要缓和对美国的敌视态度。华盛顿可以通过拆除其自身的一些反华壁垒，对中国采取更妥协的立场，来帮助北京改变其立场和姿态。

美国前任驻东京大使、哈佛大学的埃德温·欧.赖肖尔说：“从长远看，中国带来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因富强而威胁我们的根本利益，而是由于经济上满足不了国内人民的需要，从而使人类1/5的人口依然处于动乱和贫弱之中。”只有当北京的领导人着手努力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时，中国才会踏上毛泽东20年前提出的漫长征程。

中苏关系新动向

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50多万名群众聚集在这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伴随着一首庄严的《东方红》，四个半月以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精神矍铄，默默地向人群挥了挥手。据莫斯科有关消息报道，前些时候，他患了中风。日本记者和英国外交家们强调，75岁的毛泽东看上去非常健康。曾有一段时间，人们怀疑毛泽东的健康问题。

除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重新露面这一事实，中国专家们更关注的是，北京和莫斯科将要为恢复曾一度破裂的双边关系而做出新的努力。副主席林彪，这位公认的毛泽东接班人，做了15分钟的重要讲话，其中他着重谴责了苏联。他委婉地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帝国”，而没有像以往那样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叛徒”。他还强调了中国军队的力量，其目的是防御性的。他警告企图侵略的敌人：“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的坟墓。”林彪没有提到中国首次秘密进行的核爆炸及国庆前刚刚进行的氢弹试验。

苏联方面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表示。莫斯科发布消息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庆祝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报道的篇幅比去年的长，态度也比较积极，同时还强调双方应该就不同观点进行谈判。中苏贸易对话也在莫斯科开始进行，尽管分析家们迅速指出这种谈判每年都要举行，甚至在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也不例外。除此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迹象：在莫斯科已经出售了一天的20万册强烈反对毛泽东的出版物全部被撤销；首都所有书店被迫接受了检查。这一系列举动说明其他所有的反华书籍也将会被秘密地查封。来自南斯拉夫的一则消息说，远东边境的中苏军队也已经开始撤军。

与中苏关系一样令人费解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军队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通常，北京称中国军队是“由毛泽东创建并亲自领导”，“由林彪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而现在的说法则变成了中国军队由“毛主席和林彪直接指挥”。对外人来看，这也许只是一种微妙的变化，但这种发生在北京的变化绝不是无意的。分析家们相信，毛泽东的目的是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因之一也许是为了反驳西方的观点，即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导致了军队在中国几乎可以操纵一切。

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另一疑团是，外省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参加庆祝活动。各省发生的骚乱会使他们安心返回北京吗？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也许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在建国20年后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仍然非常封闭，以至于没有人清楚地了解它当前的政策、人文及所面临的困难。

25 1970年 中美秘密接触

1955年到1968年之间，美国同中国共进行了134次大使级会谈，第一次是在日内瓦，而最近的一次则是在华沙。两年之前，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突破了会议的形式。不久后两国之间进行直接接触，一直到1969年底，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道塞尔——一位资深外交官，与中国外交官雷阳进行会谈，后来他们又在中国大使馆谈了一个多小时。

……

意大利是北约中第7个承认北京的国家（其他6个国家为：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丹麦和挪威），这样，与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盟国中，直接反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家就占了一半。北约的另一成员国比利时不久也将承认毛泽东政权，此外，澳大利亚和智利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至今共有50个国家承认北京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

无论投票的结果如何，都会增大对华盛顿的压力，促使其修改对华政策。它首先要采取消极的第一步——停止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改变将成为对中国最彻底的承认。

中美互相打量

纵观整个60年代，俄国、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始终维持在一种充满了敌意的平衡上。60年代初期，莫斯科与北京剑拔弩张；在柏林与古巴的问题上，莫斯科与华盛顿也是各不相让，几次险些发生正面冲突；华盛顿同中国在这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关系冷淡，最近两年甚至没有进行任何对话。然而在70年代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三大强权将举行一系列的双边会谈，这些会谈很可能会改变当前它们之间脆弱的关系。它们一个漫不经心或者其他的细小表示都可能打破这种早已受损但依然存在的平衡。

美国和苏联已经就限制战略武器的问题讨论了几个月，而且正在准备新一轮的会谈。自去年10月以来，莫斯科也一直在同北京就缓和双方在长达4500公里的边境上的紧张形势进行谈判，但毫无进展。上个星期，中国人在同意与美国在华沙恢复一推再推的会议后，停止了在三国间的谈判。

1955年到1968年之间，美国同中国共进行了134次大使级会谈，第一次是在日内瓦，而最近的一次则是在华沙。两年之前，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突破了会议的形式。不久后两国之间进行直接接触，一直到1969年底，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道塞尔——一位资深外交官，与中国外交官雷阳进行会谈，后来他们又在中国大使馆谈了一个多小时。那次会见整整一个月后，中国人在1970年1月打电话说雷阳想进行回访。第二天他乘坐一辆挂有中国红旗，尾灯改制成灯笼式样的高级轿车来到美国大使馆。他们喝茶的时候商定下周在中国大使馆重新开始正式会谈。从那以后，会谈就在中国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之间交替进行。

北京同华盛顿之间亲密的逢场作戏是经过仔细安排的。中苏关于减轻边境紧张局势的谈判原计划上个星期在北京恢复，但显然由于双方分歧过大已推迟举行。莫斯科同意讨论小部分的边境调整，但中国人坚持更多的要求：双方军队撤出有边界争议的地区。苏联承认现行边界的划定基于可追溯到沙皇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同样令中国人气愤的是苏联的谈判人第一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夫晚一个星期到达。他两星期前抵达北京时，中国只派出1名二级官员去机场迎接，故意怠慢他。

西方观察家们相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同意恢复华沙会谈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1）这些天负责北京大部分事务的是在外交事务上采取务实态度的周恩来总理，他认为中国必须开始摆脱因“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孤立状态。（2）中国人真正担心的是边界谈判的破裂会导致同苏联的战争，因此他们希望同美国的会谈会迫使莫斯科变得更加温和一些。

从苏联人的角度看，他们也因为重新恢复的中美会谈的美好前景倍感不安。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新书《中苏战争》中所写的那样，苏联“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狂的恐惧，他们害怕美国站到中国一边去”。类似的梦魇也萦绕在中国人心头，他们同样害怕苏联会与美国达成默契。

无视从中苏互不信任的关系中获利的诱惑，美国小心翼翼地避免哪怕是敏感水域垂钓的建议。看起来，中国人和俄国人正在不断激怒对方。北京和莫斯科又在全力以赴地开展关于是与非的理论大战。北京指责苏联为“修正主义变节派”，在边界谈判之后苏联对中国进行愤怒地指责，塔斯社指责中国人有着“可笑的沙文主义情结和军国主义的变态心理”。

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也会成为攻击的靶子：伟大的俄国演艺教师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莫名其妙地成为两大红色巨人分歧的象征。他的现实主义思想主张演员要揭示生活的真相；而中国人却认为这是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当一家中国报纸攻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一只“纸老虎”时，莫斯科出版的一家刊物也反击说中国的剧院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毫无生气和完全麻痹”了。而事实的确如此。

东方红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我们也应该制造人造卫星。’今天，我们高兴地宣布，毛主席这个伟大的愿望实现了。”中国新华社不无自豪地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技术成就：发射381-Ib号人造卫星并成功地进入地球轨道。

1970年4月，到处都能听见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这颗卫星的体积大约是1957年苏联制造的两倍。它的发射说明，中国在开发火箭和电子装置等技术方面已经跻身于美国、苏联、法国和日本等国的行列。

这条消息的宣布在西方引起了震惊。今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告诉国会，中国“企图在不久的将来试验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ICBM）或运载火箭”。五角大楼上周又说，发射火箭“显然反映了该国技术上取得了重要进步”。更确切地说，中国正朝着一个重要的目标前进：到1973年，中国要制造出能够飞抵美国和欧洲的核弹头。这条新闻促使美国国会立即采取行动，进行防卫性反弹道导弹系统的研制。

当毛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几乎终止了对外联系，并且北京与国际社会完全脱离了。为了应付国内的混乱，中国把42个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召回。至今，只重新派出了其中的21个。

现在，中国正从国内混乱中解脱出来。1970年5月毛泽东发出号召：与全世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革命斗争”。在林彪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陪同下，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抗议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角色而进行的群众集会。林彪宣读了他的讲稿，声称美国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很少使用第一人称讲话的毛泽东写道：“我相信美国人民的斗争最终将取得胜利，美国法西斯统治一定会灭亡。”同时，毛泽东等人也发表了示威讲话，反对美国对柬的“侵略”，并准备放弃在华沙与美国进行的大使级会谈。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渐渐开始修复“文革”期间被破坏的外交纽带。两个月前，周恩来总理飞往平壤，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之后，北京又同意与以前的“修正主义者”贝尔格莱德互驻大使。

北京最近的新外交政策充满活力，积极支持正在逃亡的西哈努克亲王及其政府。中国不寻常的举动使莫斯科陷入了困境。正如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说的那样，西哈努克的政府是在北京“孵化出壳”的，因此莫斯科不愿意承认这个政府。相反，苏联力促莫斯科与北京在印度支那进行不明确的“联合行动”，中国没有同意，所以苏联上周对毛泽东及其政策进行了还击。

中国的对外活动之所以如此活跃，是因为务实派的周恩来所做的努力。周恩来成功地恢复了国内相对稳定的局面，使国内领导人从国家混乱中摆脱出来，有精力关注国外的态势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保守派主张巩固政治，江青领导的激进派则认为应该由年轻人来掌权，双方的矛盾逐步深化，而在这场斗争中，精力充沛的周恩来似乎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的科技事业也从“文革”的混乱中不断得到恢复。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专家们得到结论：北京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接近洲际弹道导弹时代。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们估计，中国人很可能在几个月内开始试验洲际导弹。

中国海军对坦桑尼亚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一点证实了上述预测。1970年5月，该国总统尼雷尔为中国在达累斯萨拉姆建造的海军基地奠基。坦桑尼亚临印度洋的水域可作为导弹试验的天然着落点，洲际弹道导弹（ICBM）可以从中国西部发射，飞越印度后落在该水域。北京也许正在期盼着导弹试验的这一天。

军人黄永胜

前两次外国要人的来访都是由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热情的谈话”。最近几周（1970年8月），中国又第三次迎来了外国友人的来访：来自于罗马尼亚和北朝鲜的高级官员。他们不仅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会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1970年8月中旬，南也门和苏丹的领导来访时，黄永胜与周恩来一同迎接。香港的观察家们认为，黄永胜是军队里仅次于林彪的第二号人物。

黄永胜自己的事业也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军队的发展情况。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了“文革”，其本意是粉碎旧秩序，创建新社会，这一方面要靠军队，另一方面要靠重新振作的政党，还要靠具有毛泽东思想的新一代年轻人。但是蛮横的红卫兵使中国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因此，毛泽东被迫调用军队，不仅要恢复秩序，还要管理国家。现在，军队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治优势。

北京的政治家们要求军队把权力交给共产党，而军队领导们只是做出了口头上的承诺。实际上，最近几周内，山东、山西和贵州的共产党书记被驱逐出了革命委员会，结果导致了全国29个省中有27个省被军队控制。在北京，政治局中的21名成员中有半数以上是军人。

军队之所以能够掌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林彪的野心。长期的国防工作使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来是否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要取决于和各省军队领导的关系。林彪于15个月前当上总参谋长之后，加强与各省军队的关系的任务就落到了黄永胜肩上。他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加强了自己与各省军队的联系。为了避开“北京五角大楼里”军事委员会的老元帅们，黄永胜在另外一个小办公室里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支持者们有效地操纵军队。林彪因病最近很少在公众面前出现，因此，在为林彪效力的同时，黄永胜也在为自己的未来铺路。

1927年，黄永胜曾参加毛泽东组织的“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组建了中国红军的核心部队。在日本侵华和内战期间，黄永胜经常为林彪工作。1967年夏天，作为广州军区的司令，黄永胜第一个提出“文革”搞得有点过分了。他公开支持保守派，宣称“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不能脚踏两只船”。当“红旗”激进派要粉碎他的广州指挥部时，黄永胜毫不理会他们是毛泽东夫人江青的宠儿，并命令部队向红卫兵开枪。他接受命令到北京承认了错误，但第二年春天他就被提升为总参谋长。

作为军队的最高领导，黄永胜显然成了对周恩来非常重要的人物，周恩来自己的权力范围也在逐渐变小。在性格上两人差异很大：周恩来举止儒雅，处事老练；黄永胜出生在湖北省中部的一个农村家庭，看起来有点农村的土气，并经常声称自己读的书少。“即使把我的肚子都掏空，也找不出一滴墨水。”他说。黄永胜吃饭时喜欢吃辣椒（湖北产的辣椒酱），但在广州军区的日子里，他却喜欢上了南方的佳肴，尤其是蛇汤和狗肉。

来到北京以后，黄永胜学会了如何应付正式的外交场合，尽管他有时不得不看着周恩来才知道该站在哪里，什么时候该讲话。最近，当一个外国来访者在机场见到来迎接的黄永胜时非常惊讶，他穿着制服，笔直地站在那里，却一点也没有发觉露出裤脚的蓝白条睡裤。

斯诺：天安门上会见毛泽东

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一个理想的10月天气。我安详地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转过身来，看见了周恩来总理。他很快就领着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来到毛主席的身边。中国领导人当众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但这是什么事情呢？

在下面能容纳50万人的大广场上，一个大横幅上写着毛泽东1970年5月20日声明中的一句话，相隔一条街也可以看清楚横幅上写的字。那是宣告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的政变和反对朗诺的美国盟友，坚决支持刚刚创建起来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联盟。为了强调这一点，西哈努克亲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边。亲王面带笑容（他是喜欢微笑的），对我的妻子所说的“反对入侵柬埔寨的美国人不止我们两个”这一句话，他热情地回答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毛的号召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在中国的宣传用语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屈膝的帮凶。

后来，在毛主席77岁寿辰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把我说成是“美国友好人士”。那天，这家报纸在每天都刊登毛泽东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里登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主席总是注意把各国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区分开来。如果需要一个象征来说明这一点的话，我是乐于作为这个象征的：就是说，代表反对武装侵略和破坏越南和其他印度支那国家的许多美国人。美国的反战者终于正在使李奇微将军曾经预言的“悲剧性的大错误”停下来，我站在那里是为了接受人们对美国反战者的致敬吗？是的，是那样——但又不仅如此……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主席的一只手已经瘫痪，因此藏在他的衣袖里，但是我却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样有力。他比1965年我上一次见到他时瘦了些，看上去更精神了——我现在才知道，那时他正要做出在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生中也许是最关键和最大胆的决定。

当我们观看那些精巧的生动的彩车开过去的时候，毛简略地向我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得多好啊！人们穿着各种颜色和各种式样的服装，同工人和知识分子日常穿着相同的单调的衣服形成对照。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人都出场了，大约有47个少数民族。他们讲20多种不同的语言，占总人口（现在在7亿5000万至8亿之间）的百分之五六。节日的主题是生产和备战：到处都有穿着蓝色和绿色军装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头上梳着辫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们很少看到武器。

标语牌一个胜过一个地颂扬着公社、工厂、文化事业和军事生活所遵循的毛的著作、语录和指示。最为壮观的是，一道山脉为隧道所贯通，由桥梁连接起来，一列模型火车在上面疾驶而过，象征着铁路系统最新一环的完成。这条铁路现在把最遥远的新疆同紧靠越南的南部边疆连接了起来。全身和半身的毛的塑像随处可见，有的很大，再现了站在我身边的这位领袖和发动者的形象。这次运动目的是为了恢复革命的纯洁性，让群众空前广泛地参加到革命中来。

下面的群众齐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很多人的眼里涌出了热泪，而且不仅青年人是这样。

我不由得挥手指向怀有崇敬心情的游行者问道：“对这些您觉得怎么样？您的感觉如何？”

毛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这比以前好些，但是他并不满意。在哪方面不满意呢？他还来不及作答，我们的谈话就被打断了。只是几个星期以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才能重新提出这一问题——那时他很坦白地谈到，个人崇拜是“讨厌”的。但是我发现，在国庆节那天，他心里想的不是人们用来为毛的语录生色的肖像、旗子和花朵。他所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上层建筑的问题，关于恢复在文化大变革期间所丧失的生产节奏，关于加快结束越南战争，和关于扩大中国同外面世界的接触的问题。他是不是也想到可能同尼克松进行对话呢？

他问我，美国现在不是也有着一种造反运动吗？他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很深——他在五·二○声明中赞扬了这个运动——他想进一步了解它的政治意义。他说，我们不久会再见面的。

承认中国

“中国的外交关系日益发展，”国防部长林彪在今年国庆时这样说道，“全世界都有我们的朋友。”这绝不是吹嘘。“文革”之后，北京逐渐恢复了外交关系，并在外交上形成一轮攻势。经过两年的秘密谈判之后，1970年11月中旬，意大利和中国互相承认对方，并同意创建外交关系。3个星期前，北京还与加拿大达成了相似的协议。

两个协议都是创建在妥协之上的。中国最初要求渥太华和罗马，必须首先承认共产党对台湾的主权。1949年以来，作为国民党总部，台湾岛日益成为经济繁荣、军事力量强大的实体。它的人口已增长到1400万。最后，两国发表了含煳不清的声明，承诺会“注意到”共产党的主权，但北京对此表示满意。加拿大和意大利承认了共产党之后，台湾立即与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意大利是北约中第7个承认北京的国家（其他6个国家为：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丹麦和挪威），这样，与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盟国中，直接反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家就占了一半。北约的另一成员国比利时不久也将承认毛泽东政权，此外，澳大利亚和智利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至今共有50个国家承认北京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马上，联合国将举行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代表们届时将对北京加入联合国问题进行投票。因为加入联合国一直被联合国看作是“重要问题”来对待，所以必须要求2/3的多数票通过，因此对北京来说，加入联合国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即使这样，如果大多数成员国给中国投赞成票，那么，作为反对中国加入的最高组织，联合国的处境将会很尴尬。

无论投票的结果如何，都会增大对华盛顿的压力，促使其修改对华政策。它首先要采取消极的第一步——停止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改变将成为对中国最彻底的承认。

“承认”可以有两种意思。它可以是简单地认可一种实际的形势，而不作道义上的评价。正如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说的那样：“承认北京政府并不等于赞同它所做的事情。”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拒绝承认一个国家，是因为这个国家威胁着本国的和平和邻国的安全。许多非洲国家拒绝承认南非，是因为它否认黑人和混血人享有平等权利。美国承认了南非而没有承认北京，因此，它经常因使用双重标准而受到指责。因为在道义和现实之间很难做出选择，所以大多数国家避免使用承认作为评价一个国家的标准。

美国官方认为，蒋介石领导的民族主义者是最适合中国大陆的统治者，因此美国21年来一直拒绝承认毛泽东政权。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将会带来有利和不利两方面的影响。

有利影响：

1．可能会促使驻在两国首都的大使进行严肃的谈判——尽管英国和法国驻北京大使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联合国对中国给予承认，可能会使它承担更多的责任。有两个问题非常明显：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核裁军和越南问题的解决会非常困难。

3．真诚的关系会使两国增强联合反对苏联的实力。正如美苏勾结使中国感到焦虑一样，华盛顿和北京的密切关系使苏联可能采取更谨慎的政策。

4．美国承认中国将会使本国地位得到提高，尤其是在憎恨美国排斥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中。

不利影响：

1．美国对中国的承认将会增强中国的外交攻势，尤其是在亚洲，中国可能会企图逐步影响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2．美国可能会因此被迫抛弃老朋友台湾。既然台湾的民主政府与毛泽东的北京政府存在的时间相同，那么使台湾疏远华盛顿并孤立于其他国家的动机只能说明，美国注重的是当前的政策而不再是公正。

3．对美国来说，最合理的选择似乎是既承认北京又承认台北。然而，“两个中国”的政策反而会激怒他们。台湾虽然不会与美国断交，但会提出谴责。北京也会批判这种动机，认为美国企图否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这样，美国面对的将是一个疏远的盟国和一个比以前更加对抗的敌人。然而，美国国务院所有汉学家们都认为，对华盛顿来说，最值得做的是逐渐向“两个中国”政策转变，并且，3年来他们一直提倡这种计划，而现在尼克松政府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上山下乡：1970年的变化

在中共执政后的20年里，由群众自己编排的节目成了中国最高的艺术形式。为了庆祝国庆，政府经常把成千上万人组织起来，高举旗帜排成整齐的队伍游行。全国的学生定期排练，甚至中国的生产劳动也成了表演的内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近8亿人都有着统一的装束：绿或蓝服装和一个红色的小本子——毛主席语录。

1970年10月，这种“人民的盛典”在北京举行的国庆21周年游行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以往的国庆，中国人都是用烟花和美妙的颂歌来庆祝，而今年他们用的是气球、绒线和绚丽的焰火。农村公社的拖拉机拉着大捆大捆的麦子在人群中穿过，象征着“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已经实现，表达人们的喜悦心情。

尽管国内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还是制订了“伟大的战略计划”，也就是为以后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生活制定的综合蓝图。虽然长远目标仍是实现工业化，但这项战略计划却提倡把城市工业转到农村，并号召一大批人到农村去，目的是搞活农村的经济。

至今，已有上百万的城市居民到农村公社参加劳动，其中包括学生、红卫兵、工厂工人和知识分子。“文革”期间，中国关闭了840所学校，当时大约有80万学生。现在，如此多的学生下乡搞生产，结果导致了十几所大学中的学生只剩下8万。北京的下乡活动使许多专家被迫成为赤脚医生和教师。

下乡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中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到农村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粮食生产和基础工业。1970年粮食大丰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丰收的一年，大约有2亿吨，但这并没有使中国自给自足。据香港权威刊物《远东经济评论》报道，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率约为10%（以化工、石油、铁、钢和电力等为例）。另外，由于丰富的人力资源，一些主要工程也相继竣工。华中的几个省份动员近5000万工人建成了160英里的运河，途经湖南、安徽和江苏，把华中几条主要河流连接起来。在鞍山，2300名钢厂工人和家属在2.5英里的沿线上，用麻袋和脸盆传递沙子，为新钢厂建造地基。《人民日报》把这种场面描述成辛勤劳动的“蚂蚁筑巢”。

然而，实践证明了部分计划实现的困难。为了使全国在遭受到入侵（如苏联）的情况下能够自给自足，中国26个省和地区必须创建1种重工业，20种轻工业。工业分散导致了不良后果，例如，青海省的一个工厂制造出自己的“青海湖”牌卡车，而青海省大部分是沙漠，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多是使用牦牛的牧民，因此不需要修路，也根本用不上卡车。

另外，全国上下都在不断地创建工厂，原料和产品也需要及时供应，但中国的分配制度明显不能适应这种形势。然而，北京不承认这个事实：“因为原料短缺而不能生产，”一篇备忘录中写道，“这种思想是一种懦弱懒惰的态度。”

26 1971年 乒乓球的故事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73岁的周恩来身着朴素的中山装正在接待来访的客人，这些客人按姓名字母顺序站成一排。周恩来首先与加拿大乒乓球队队员握手，然后是英国和尼日尔利亚。最后，他停下来与美国队交谈，其中包括15名队员和3名随行记者，这是在近25年的时间里首次由市民和记者组成的美国访华代表团。“我们翻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他对美国客人说。

……

有史以来，体育运动从没像今天这样在国际外交领域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乒乓球的名字是拟声化的，它需要精湛的技巧，并意味着主动出击和反应。因此，它也象征了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我在法学院时曾是很棒的乒乓球队员，”尼克松总统对他的助手说，“我是说，我非常擅长这项运动。”

……

微妙的变化，见证乒乓球外交

约翰·萨尔和富兰克·菲施贝克分别是《生活》杂志驻香港的总编和摄影师，他们在1971年4月随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6天的历史性访问，《生活》杂志全文刊登了萨尔的采访报道。

“我的第一感觉就像是踏上了另一个星球，”萨尔回到香港后这样对别人说，“至少在足足两天的时间里，人们不相信他们看到的一切。后来，才逐渐了解这个有组织的国家和社会——人们确实很穷，但看不出痛苦和饥饿。这个国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团结和强大，它的生存不是依靠政策或强制性的纪律，而是依靠真正的信念。没有人乞讨，也没有人受苦。”

“人们一律穿着蓝色的衣服，”萨尔说，“打扮得都很朴素。许多人的衣服上补着很多补丁，但没有一个人衣衫褴褛。显然，中国人是健康的。我没有看到太多的胖人。中国现在是一个健康的民族，大多数孩子正在茁壮成长。”

中国人的自信给萨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对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内疚的亚洲民族。如果你看着他们，他们就会毫不示弱地直视着你。他们看起来对自己的命运非常自信，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还发现，共产党中国的诚实美德依然存在。“我们到过一个地方，那里曾有人为了找给菲施贝克一分钱的散钱专门从三楼又跑下来一趟。”中国人的生活里充满了琐碎的手续。“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司机给乘客开的票据就多达4种，另外，还要填写一张表格，”萨尔说，“所以，花半小时与饭店结账是很常见的事。”

萨尔发现北京“风很大，天安门广场上满是灰尘”。他非常喜欢广场上俄罗斯—哥特式的建筑，因为它看上去“像是给10英尺高的人设计的”。北京的街道非常宽阔，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特别安静”，偶尔有一两辆无轨电车驶过。萨尔说：“大街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在穿梭，这是中国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每天早晨人们都会听到马嘶和自行车的铃声。”他发现北京是一座特别干净的城市。“人们从不乱扔垃圾，就像每天都能用光所有东西。不仅没有人乱扔垃圾，就连垃圾桶都很少看见，也许垃圾都被送到了能派上用场的地方。”

美国客人得知目前北京要进行一场效仿毛泽东长征的比赛，参赛的孩子们一大早就要步行到郊外去。萨尔说：“孩子们前进的时候不时传来哨子声，像军队一样。”在几百人的队伍里没有几个人拿着枪，孩子们也都没有穿着统一的制服。“这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我所说的现象都只限于城市。”萨尔谨慎地说。但他又补充说：“人们能够感觉到，中国就像一只健全的、运转正常的钟表。”

摄影师富兰克·菲施贝克回忆说：“无论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健康、脸色红润并且牙齿洁白。透过镜头，他们看上去非常高兴，和你握手的时候非常用力，你不得不鼓掌表示问候，或者躲开他们伸出的手。他们看到外国人时都显得非常高兴。中国翻译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中国。’他们似乎不知道目前国内外发生的事情或是否有更多的人愿意来中国。我们让他们放心，说会有更多的人来中国。”

菲施贝克和访问团里的多数人意见一致：周恩来“老练、英俊、聪明”。有一次，周恩来通过翻译告诉美国人：“现在请对我们国家提出批评。”他看到没有人说话，就说：“好，我说。那些摄影师不让我过去，必须得让人把他们推走。”所有的人都笑了。

菲施贝克认为，中国人在努力使美国人相信：中国欢迎世界各地的人民。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73岁的周恩来身着朴素的中山装正在接待来访的客人，这些客人按姓名字母顺序站成一排。周恩来首先与加拿大乒乓球队队员握手，然后是英国和尼日尔利亚。最后，他停下来与美国队交谈，其中包括15名队员和3名随行记者，这是在近25年的时间里首次由市民和记者组成的美国访华代表团。“我们翻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他对美国客人说。

这种情形在两周前似乎还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多年来，中国一直存有惧外和反美情绪，而今，中国排斥美国的时代结束了，在美国人的面前也终于出现了和蔼可亲的中国总理。一直被中国人称作外国魔鬼的美国人，此时终于受到了中国学生的热烈欢迎。

20多年来，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互相敌视，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国家形成了一个对抗美国的集团，并引发了两场战争。而当美国乒乓球队来访时，中国的态度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他们精心安排美国以私人名义来访，并以此作为官方来往的途径，同时，他们对尼克松政府两年来发出的外交信号做出了反应。

有史以来，体育运动从没像今天这样在国际外交领域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乒乓球的名字是拟声化的，它需要精湛的技巧，并意味着主动出击和反应。因此，它也象征了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我在法学院时曾是很棒的乒乓球队员，”尼克松总统对他的助手说，“我是说，我非常擅长这项运动。”

周恩来对美国的讲话发表之后，尼克松就美中贸易也发表了讲话，其主要意思是允许美中贸易创建在与美苏贸易关系大致相同的基础上。这项决定是两星期前做出的，但宣布的时机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尼克松总统说，美国将欢迎中国客人，清除美国商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货币限制，允许美国公司向驶往中国的轮船和飞机提供燃料，授权美国轮船和飞机运载中国货物，允许那些所有权属于美国但插外国旗的船只访问中国港口。他还透露，政府草拟了美国公司可以直接向中国出口的非战略性商品清单。但一些向苏联出口的商品对中国仍然实行禁运，因为这些商品的技术含量比中国的高。即使这样，美国下一个10年与中国的贸易额仍会增长到数亿美元。

正如尼克松所说的，目前讨论有些问题还为时尚早，如美国对北京的承认、共产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到台湾而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等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会突然改变其性质和奋斗目标。即使这样，仍会出现各种困难。作为一个不再孤立的国家，中国在世界上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苏联人是否会失去理智？美国是否会支持北京反对莫斯科（这是一种危险的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想法）？世界格局是否会成为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三足鼎立之势？或者成为包括东京在内的四国对峙的局面？中国的态度是否会影响到越南战争？大部分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得出答案，但沉闷的僵局最终还是被打破了，世界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种打破僵局的方式也许会带来新的风险，但与过去的瘫痪状态相比，前者似乎更可取。

简而言之，乒乓球的伟大使命会把大国之间过去的争夺变成一项全新的竞赛，它错综复杂，令人着迷，并很可能影响到今后几十年的国际关系。

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缓和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英国认为“东风是友好的”，而莫斯科的《真理报》对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没有做出什么报道。虽然苏联没有发表意见，但从过去的社论中可以判断，它强烈抗议中美以苏联作为代价进行“勾结”。在台北，《中国时报》用比喻的手法警告美国说：“中国共产党笑里藏刀。”

两周前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第一次出现了美国队访问中国的微妙迹象，当时中国人突然令人吃惊地问道：“美国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自费进行为期一周的中国之行吗？”美国队的回答是：“非常愿意。”

美国人经香港来到中国大陆，乘着一辆绿色的列车驶向广州。他们走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每个角落里都能听见激昂的音乐和宣传性的消息，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宣传画，甚至在饭店的休息室里也不例外。随处可以看见友好的中国人，他们微笑着，并挥手表示欢迎。其他国家的代表队也同时来到了北京，并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显然，中国人是带着政治色彩来观察美国人的。

在广州的白云机场，客人们登上了机场内唯一一架飞机，由苏联制造的“伊尔-18”，直飞北京，机上乘务员都穿着用卡其布做的衣服。当美国人抵达北京时，那里还是寒冷的冬天，并且，建筑物都是褐色和灰色。美国人被带到新侨饭店，吃了一顿豪华的开胃品。由于没有经验，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正餐，却看见服务员又上了9道菜。“我们吃下了令你们难以相信的饭菜。”康尼·斯威里斯说，“有鱼翅汤，饭后甜食是一道汤，里面有一整只鸡。实际上，我过去已经习惯这种饮食方式。”

中国人把美国乒乓球队称作“美国人民”，听起来非常普通，但与“美国政府”有严格的区别。当美国球队出来活动时，一位随行记者发现，中国人对来访的美国人“有极大的兴趣而没有敌意，如果这种表情不是一种好奇，就是一种友好的欢迎方式。中国政府一定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实际上，新华社谨慎地向读者报道：“中国和美国的人民及队员友好相处。”

美国人提议要参观中国的长城。他们乘着汽车，穿过路上的卡车、自行车、马车和行人，两个半小时之后到达了目的地。站在有2400年历史的城墙上，斯廷霍文感慨道：“我见过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哈德里安墙，但和长城比起来，它简直就是一粒石子。”回首都后，客人们又来到清华大学，考温和一些年轻队员与学生们打了几场乒乓球。来自克莱斯勒公司的斯廷霍文还应邀驾驶了由学生们自己制造的卡车。他说：“我很佩服他们，因为铬的质量和电弧焊接的珠子都很好，简直是工艺高超”。“我驾驶得不太好，并且很害怕，可能是因为有记者在，又怕撞到人，所以好几次车都熄火了。”

球队里最热情的一位是19岁的约翰·坦尼希尔，他宣称：“毛泽东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道德和思想领袖。”这使他的队友们很尴尬，因为不理解他的话。寒冷的天气让坦尼希尔生病了，感到头疼，胃也不舒服。

美国客人们发现，即使在赛场上中国人也非常谦逊有礼。比赛在北京现代化的体育馆里进行，观众有1万8000多人。当穿着蓝色球衣的美国人向中国队员进攻时，观众们热烈鼓掌。一面旗帜上写着：热烈欢迎美国乒乓球代表队。美国队正在考虑该如何表示感谢时，穿紫色喇叭裤的格伦·考温随着广播里的音乐跳起了迪斯科，而这些音乐他并不熟悉，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向前进”。

据美国人了解，乒乓球赛在中国有自己的规则。首先两队要挽着手臂走进场地，然后再开始比赛。但球桌在哪儿？突然，大约有50名穿着红色衣裤的中国大人和孩子随着音乐跳着舞进入赛场，他们手里举着球桌和绿色的球网。两队开始比赛，头戴红色发饰的考温显然非常受观众欢迎。“比赛给我们的印象是，中国人努力不让我们因为比分悬殊而感到尴尬。”蒂姆·博根说。比赛结果确实没有让我们尴尬，中国男队和女队分别以5比3和5比4战胜了美国队。之后，比赛双方交换礼物，美国队送给中国的是钢笔和裁纸刀；中国队送给美国队的是“双喜”牌球拍和乒乓球。然后，两队手挽手走出了赛场。

这场乒乓球比赛的主要目的不是比赛本身，而是为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进行的一场热身运动。他们先去了颐和园，这是19世纪中国的一处休闲花园，接着又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一位队员说这里像是纽约的都市艺术博物馆。

最后，访问团被带进了接待大厅，围坐成一个圆形，等待着周恩来总理的到来。周恩来进行了正式的致辞，其主要内容是说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接下来的1小时45分钟的时间里，周恩来这位主人显得既愉快又活跃。他说了一句中国的古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又说：“过去，许多美国朋友到过中国。你们这次开了一个好头，以后会有更多的美国朋友来中国。”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现在可以允许美国记者来采访？周恩来做了肯定的回答：“但他们不能一次都来，可以分批来。”

考温问到总理对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有何看法时，周恩来回答：“也许年轻人对现状不满，他们要寻求真理，因此，一定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形式，但这只是一种过渡时期。”

在首都的最后一个晚上，访问团应邀观看一场京剧《智取威虎山》。第二天，让他们感到幸运的是，天气非常好，因为中国的民用飞机只能在天气状况好的条件下飞行。访问团乘飞机飞往上海。队员们在那里又进行了一场比赛，并吃到了熏鸭和米酒，又可以专心游玩了。之后，他们参观了一个公社和一个工业展，并又一次上街购物。斯廷霍文不经意地向服务人员提起，他要给妻子买中式服装，但是没有时间。“他们早晨7：30来到房间，带着几卷丝绸，两个翻译，两个裁缝和一个小女孩（和我妻子身材相似的模特）。”他们当场制作衣服，要价60美元。队员们离开上海前，又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印尼外交部长亚当·马里克称好客的中国人使用的是“面条外交”。

美国客人从上海起飞，两个半小时后到达了广州，但飞机有些晚点，因此中国主人们推迟了革命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的演出，这是为了庆祝本月在该地区召开的出口商品展销会而安排的。晚上11：30客人们吃了一顿10道菜的晚宴。本周末，在中国尝到了当地特产的滋味之后，酒足饭饱的美国客人非常高兴，他们带着礼物，穿过短小的钢架桥回到香港。

尼克松对华新观点

华尔街律师理乍得·尼克松1966年曾到亚洲访问过他的客户百事可乐公司。回国之后，他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说他要精心准备1968年的竞选。“从长远来看，”尼克松说，“我们不能使中国永远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

尼克松上任刚刚15天，就下令要仔细研究美国的对华政策。副国务卿马歇尔·格林是拥护转变对华政策的人之一，他确信对华需要采取新的政策，这种想法在他1961～1963年任香港总领事及后来任驻印尼大使时就已经产生。总统顾问亨利·基辛格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对美国因缺乏与华充分接触而在中苏争端中支持苏联这一事实感到不满。他和尼克松达成共识，认为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苏联的主要敌人，而中苏两国才是互相最仇恨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到了政策转变的可能性，同时，尼克松开始缓和华盛顿对华的强硬政策。

美国于1969年夏季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允许美国游客可以带回价值100美元的中国商品。同时，尼克松还解除了禁令，宣布允许美国人以合法的理由游览中国。不久，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时，对华的新政策进一步得到确立。他宣布，美国将根据对外政策而不是国内政治来对待共产党国家。既然这次讲话是在北京的友好城市贝尔格莱德发表的，那么它就成了总统向中国发出的明显信号。到年底，政府取消了进口额限制，并宣布允许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可以与大陆进行非战略性商品的贸易。

1970年，美国授权可以有选择地向中国出口一些商品，允许美国石油公司向驶往中国并装有外国石油的船只提供燃料。去年10月，尼克松在华盛顿举行，有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参加的国宴上，称中国大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总统最重要的信号也许是从关岛发出的，在那里他阐明了尼克松关于美国的军队将逐步撤出亚洲大陆的想法。接着，他讲到要从越南撤军，缩减在南朝鲜的军队，并结束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尼克松在1970年作的“世界局势报告”中，称中国人是“伟大而充满生机的民族，不应该处于孤立地位”。

作为一个得到反共势力深深信任的共和党人，尼克松自信地做出了上述举动，而没有过分担心国内政治因此会遭到破坏。但是总统的建议对国内似乎没有产生影响。例如，取消护照限制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中国人除了几个老朋友，如既是作家又是记者的斯诺之外，对其他人拒绝批准签证。“中国仍然认为我们是魔鬼，并继续排斥我们，”尼克松抱怨说，“我们在努力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但仍没有改变北京对我们的敌对情绪。”

1971年6月，在尼克松主持的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他面前的桌上摆着厚厚的三卷书。“先生们，我已经读了所有这些资料，”他说，“我希望你们也读一读。”这三卷书经过了基辛格及其下属们的仔细研究，并探讨了外交承认问题，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及贸易与旅游问题。总统对前两类问题没有迅速采取行动，而对资料中关于贸易和旅游的部分做出了反应（允许美国轮船访问中国港口或乘美国飞机到中国旅游）。这样，当中国又要求美国做出让步时，他迅速采取了行动，这一点受到了外交官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

对美国来说，这种局势将带来3个主要问题：

1．中国和越南。中美关系的好转对印度支那战争意味着什么？一种观点是，好转的关系对美国会大大有所帮助。持这种观点的美国人推测，周恩来曾在南越与老挝冲突期间访问过河内，他发现北越因遭受严重打击而没有精力维持战争。因此，周恩来的最佳方案是公开与美国接触。所以说，北京能够帮助华盛顿实现对越政策。在西贡，有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多，而白宫的助手们则希望这种非常不可能实现的想法是正确的。

还有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只有南越南战争胜了老挝，中国才有可能接近美国，但他们不一定要背叛北越。“我们从军事胜利的铁钳中夺取了外交胜利”。一位美国官员说。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人现在深信，美国无论如何都会从南越撤军，并且，河内也会赢得南越的反对派。这样，中国就不会为了使北越在巴黎和平谈判中比较容易操纵而对其施加压力。然而，北京可能会希望，通过与华盛顿进行直接联系，会更有利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

2．苏联对目前局势的反应如何？华盛顿促使苏联放心，美国新的对华政策不是直接针对莫斯科的。然而，美国的大多数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苏联对主要敌人之间关系的缓和一定会有所警惕。直到现在，苏联在中美关系中处于一种独特而隐蔽的地位，因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仍存在敌对关系。华盛顿的举动使苏联现在必须迅速重新估计自己的地位了。

西方较乐观的态度是，为了抵制中国，苏联对西方会更加友好。东欧各国则希望，由于对中国投入越来越大的精力而使苏联无暇顾及东欧的态势。然而，如果苏联确实有所警惕，它们就会需要更多忠实可靠的华约国家。苏联对东欧的态度一方面说明它将如何看待变化的局势；另一方面也说明，苏联对两个重点地区（柏林和乌苏里江上的中苏边界）的立场可能会受到影响。

3．联合国代表权。在过去的21年中，美国一直带头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而美国现在的举动却似乎是无利可图的。去年，阿尔巴尼亚提交的关于吸收共产党中国而开除国民党的提案首次获得了多数票——51比49。但是，这一计数不满足联合国规定的“重大问题”所必需的2/3多数票条件。但是，如果今年大多数成员国反对把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作为“重大问题”的话，中国就有加入联合国的可能性了。

对于尼克松来说，这种可能性将促使他做出重要的抉择，因为他有三种解决方案：第一，设法争取反对票来继续反对阿尔巴尼亚提案；第二，对目前局势的发展置之不理，把台湾开除出联合国；第三，宣布同意北京代表大陆中国加入安理会，但唯一的条件是，允许台湾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留在联合国。

尼克松准备访华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激动的时刻。它对一个人来说是个罕见的人生经历，因为他能够亲自参加翻开历史新页的重要活动。

——亨利·基辛格

这个消息立即就被所有的人所知晓，这在麦克伦尼斯克时代似乎有些夸张。长时间以来，人们猜测和非正式的消息层出不穷，最终消息被证实了。1971年的一天，在仅仅90秒的电视节目中，尼克松总统宣布改变战后外交政策中许多重要的假想和样式。总统将要于5月份之前到北京，去会见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访问计划已由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于一周前在秘密访华时，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安排妥当。

总统表示，与中国领导人会见的目的是“寻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边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这种表示立即导致诸多方面的反应。英格兰前驻联合国大使洛德·卡拉顿称：“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是我一生所经历的最激动人心、最令人鼓舞的事件。”北约新秘书长、荷兰人约瑟夫·伦斯附和道：“这是世界历史中重要的时刻之一。”

尼克松和基辛格是一起乘坐直升机由素有西部白宫之称的圣克利门蒂来到伯班克市一家电视台的，在那里他们为“大家笑”娱乐节目录制了节目。他们知道，尽管十分慎重地宣布这个消息，但还是引起了世界的惊愕。带着4名助手，他们兴致勃勃地立即来到了贝林诺，这是洛杉矶一家豪华的酒店，尼克松愉快地与站在人行道旁的人们握手，而他的随员们在酒店内用40美元一瓶的罗斯才尔德酒（1961年产）进行庆祝。同样，基辛格也感到十分快活，在外交经历中辉煌的顶点，他享受着成为全球瞩目人物的幸福时光。这个外交事件的重要影响，是绝大多数的教授们只能在图书馆阅读才能体会得到的。

尼克松的自鸣得意是十分恰当的。除非发生一些不可预见的事情会使他取消这次旅行，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尼克松将成为自毛泽东的革命者于1949年推翻蒋介石政府，并把他从大陆赶到台湾岛后，首位访华的西方领导人。他还将戏剧般地打破美中两国官方之间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疏远状况。当然，双方盲目拒绝直接打交道并不现实，并且看来，尼克松的提议也只是一笔长期的“欠债”；它对于两国来说是“换位”的最佳时刻。然而，尼克松做出这个决定还颇需要勇气和决心。仅有关举行中美首脑会晤的消息就将影响到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其或多或少地要面临新的前景。

不仅如此，中美首脑会晤可能将导致解决越南战争问题的方法出现，噩梦般的越南战争充满了血腥且旷日持久。会晤可能还有助于解决（尽管可能很缓慢）其他特殊的问题，比如妨碍中美接触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地位；北京进入联合国；创建外交关系等。经过前所未有的16个小时的会谈，基辛格和周恩来在协商与和谐的气氛中，就尼克松访华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意味着在上述绝大多数问题上都已取得了进展。否则，任何一方都不会期待能把双方关系的热度提高到最高峰会的水平。

对于尼克松个人来说，这位整装待发的美国总统有机会作为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姿态出现，尤其是在他面临1972年秋季再次投入大选之前，需要制造一个浩大的气势。这虽然可能具有讽刺的意味，却很恰当。但前提是这位曾把政治生涯中的大部分都用于热心反共的仁兄，能够戴上促进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历史和解的领导人的桂冠。尼克松态度的转变是一个渐变，但令人难以琢磨的过程。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曾要求轰炸中国；在不到两年以前，北京的领导还攻击尼克松是“一个狡猾奸诈的阴谋家和刽子手”。然而，他不久就将在北京的大街上接受掌声，步行通过天安门，并与毛、周同桌共餐。

尼克松访华如果如期成行，将会出现一个基本的（或者甚至是昙花一现的）可能性，即双方立场的不一致性，而那将给世界新近出现的希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美国前驻日本大使埃德温·雷切尔警告说：“美国人民不要马上对此寄予过高的希望。不论我们是恨，还是爱它，我们对中国都过于诚惶诚恐了；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既不仇恨，也不惊喜。”

台湾痛苦地感到美国与中共关系进入佳期对其构成了威胁，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自己的利益将被牺牲。沈剑虹大使公开抱怨说这是“一笔交易”，并以个人名义向华盛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台北的一项声明称，国民党仍将决心“光复中国大陆”，并“决不向任何压力或暴力屈服”。一向把自己视为居亚洲主导国家地位的日本，公开表示赞同尼克松访华，但私下里却对中国对日美、日韩关系构成的潜在挑战持保留态度，同时宣称这是台湾的末日。而南越总统阮文绍和外交部长陈文林则又是担心，又是窃喜。他们说：“我们并不希望（尼克松）访华，但将来有一天我们不得不与我们的敌人实现关系正常化时，那就不一定了。”因两个主要敌人之间进行结盟，而受到重创的莫斯科，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一种不祥的缄默。苏联塔斯社只是播发了这条消息，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然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对此心醉神迷。在巴黎，《法兰西晚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尼克松的惊人之举》，并宣称尼克松的决定“将使国际局势朝着不明朗的方向发展”，“不久将带给每个人以和平，而且不附带招降纳叛，或屈辱的条件”。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广播电台将此消息称之为“具有轰动的效应”；而与此同时，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明星报》热烈欢呼这一发展，称“它是世界在向着有保障的和平方向，艰难爬行过程中最需要的前进动力”。

世界范围内对于尼克松与周恩来会晤的时间安排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为了使北京首脑会晤能成功举行，各方在对所有计划安排的保密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各自做出了可能的让步，美国官员拒绝对此进行澄清。在整个政府中，只有寥寥十来个人被告知基辛格被派往北京。这些人当中包括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及其几名助手，还有美国驻西贡大使埃尔斯沃西·邦克。而国防部长麦尔文·拉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均在“被蒙在鼓里者”之列。

基辛格的旅行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始于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开始的几个星期。总统不声不响地、有计划地开始发出外交倒退信号，以便向北京显示，美国想要实现关系正常化。其实此举是他蓄谋已久的；大概早在1970年，他参加大选之前，就曾暗示过他将放弃其早先的反对北京的立场。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断言，“美国任何的亚洲政策必须迫切地根据中国的现实来制定。”现在，作为美国总统到海外旅行，尼克松就是想告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他想打开与中国人的对话。他曾经让法国人和加拿大人作为中间人。但最后管用的是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唯一一位与苏联和中国都相处得来的共产党首领。

政府在其公告中做了一些重要的改变。1969年夏季，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在讲话中要求缓和与中国的紧张气氛。1970年，自从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之后，美国破天荒地在总统文件中把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此取代“共产党”或“红色”中国。总统在向齐奥塞斯库总统致祝酒词时，再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的用意十分清楚，就是“我们将不受历史的约束”。这也意味着在印度支那也是如此。也许这也是向北京发出了最为关键的信息，就是尼克松想撤出越南！

策略性暗示

起初，中国方面并没有做出反应。但是到了1969年底，中国发出了多次明显的信号，表示对此有兴趣。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同意恢复华沙谈判。华沙谈判始于1955年，其目的是寻求和平共处的途径。即使美国侵略柬埔寨的时候，会谈也只是中止，并没有取消。与过去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反应相比，北京此次的反应是异常谨慎的。就连对老挝的入侵也没有使中国感到过分不安。而这个时候，北越人却显得忧虑不安，对他们盟友的温和举动做出了示警的反应，为此，周恩来率领一个代表团到河内去安抚他们。

1971年4月，中美交流进程的启动具有戏剧性。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北京；美国放宽了对非战略物资的贸易限制。“老中国通”埃德加·斯诺结束北京的旅行后，带回了一条消息，这篇刊登在《生活》上的文章说：毛主席希望尼克松访华，而尼克松此前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到中国去。毛泽东向斯诺策略性地暗示，鉴于政治原因，尼克松最好在1972年5月之后的某一时间访问中国，而事实上，他希望明年尽早成行。

也是在这个月，尼克松对基辛格的中国之行计划做了周密细致的研究，对外绝对保密，以便能给双方的筹划以足够的空间，不至于出现尴尬的局面。由于担心可能出现的泄密情况，尼克松和基辛格并没有在椭圆形办公室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总统每天要在那里接待来访者，而改在隔离措施更好的林肯办公室。虽然中国问题专家意识到要出现重要的政策调整，但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事实上，在尼克松同北京接触之后，中国问题专家的圈子里出现抱怨之声，认为此举是不适当的。

就这样，基辛格得以开始了他的外交冒险（表面上是关于越南战争的五国之行），由巴基斯坦飞往北京。由于假称肠胃不适，他此行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他抵达北京之后，感觉到周恩来迫切希望见到尼克松。但是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则使人确信，即将从首脑会晤中得到好处的双方，仍然使事件保持神秘的色彩。事件顺利进展的不确定性是毋庸置疑的，它迫使这一切都不得不在暗中进行。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有关宣传将会导致计划告吹，并且将来也无法再次进行这类的尝试。

可以肯定，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次非同寻常的外交冒险，具有巨大的冲击力，至少在以下3个特殊的问题上：

越南战争：尼克松总统在声明中没有提到越南，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出访与潜在的解决（越南战争问题）方法并无任何关系。河内坚持独立，并一直期待莫斯科来填补北京可能中断而出现的军需供应的空白。然而中国仍然保持着影响力，因为它现在以及过去都在战争中帮助过河内。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家确信，北京的领导人已对时间、金钱以及物资的消耗感到厌倦，非常渴望能够集中精力建设他们自己的经济，并同边境地区部署的40万苏联军队进行对抗。另外再加上他们担心美国还会在战争的阵地上出现，这使共产党的军队感到严重不安。

基辛格很可能向周恩来保证，当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美国将恪守撤军计划，停止一切主动的军事进攻行动。作为回应，周可能也同意要求河内寻找一个非占领南越的解决办法。由于信任，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周也许还向基辛格保证，中国希望参加一个新型的日内瓦式的会谈，就结束整个东南亚地区冲突的办法进行谈判，这样就可以从苏联那里夺回主动权。

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在电视讲话中明确地提到了美国与台湾的条约的责任，他建议“我们的行动是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一种新型的关系，但不会以牺牲我们的老朋友作为代价”。然而，尽管美国对台湾的防务责任仍是合法的，美国的台湾情结依然强烈，但蒋介石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是很小的。把蒋当做中国的领袖早已没有什么意义了。美国不能无视台湾是亚洲一个拥有繁荣的自由经济，拥有最大的非共产党军队的事实。然而，美国在这个岛上实际的军事和政治赌注是很有限的。最近，国防部提出限制在冲绳部署核武器，因为当冲绳归还给日本时，有可能出现向台湾转移核武器的情况。华盛顿其他官员对这个想法不以为然，因为在政治上不可能，在军事上没必要。如果需要，这些武器更容易转移到关岛。

但是中国认为台湾是其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在原则上的斗争是激烈的。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同意中国坚持的从台湾撤出其毫无保留意义的9000人的军事力量。

坦率地讲，华盛顿现在认为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是可以牺牲和不牢固的。美国未必可能投票赞成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或者把台湾从安理会驱逐出去。但是它会适当地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中国的入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需要获得联大2/3的赞成票，而仅仅作为一个程序问题，只需简单的多数即可。

美国是63个仍然承认台湾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国家之一。当尼克松与周恩来和毛泽东会见时，他将切实承认（如果不是技术性地）北京政府。如果会谈进行顺利，一些后续的外交行动似乎不可避免。虽然它将低于大使级的水平，目的是免得出现程序性问题，但一些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将着手进行这项工作。这与全面的外交承认的区别主要在于给人造成错觉。

尼克松将面临的情势

与那些问题的难度和意义相比，更重要而较容易对付的问题可能会显现出来，它们之间不管是谁都可以如想象的那样，瓦解尼克松与周恩来对话，对长期以来为创建一种工作关系而孜孜以求的策划行动提出否定的看法。苏联会有什么问题？它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比中国要大很多的影响力，它一定会对中美在任何层次的合作心存疑虑。中国新近外向型外交行动的主要动机似乎是表明它渴望加入大国间的棋类游戏，以试探其共产党邻国的愤怒程度。苏联上周从印度洋的海军基地向新加坡港派出了一艘军舰。美国给予中国最明显的是大国的地位，而且是在中国具备名副其实的经济、技术或政治的实力之前。

西方研究苏联政策的专家确信，莫斯科各派别对于如何针对尼克松把触角伸向东方内部的举动做出回应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强硬派似乎认为美国已经显现出本色，并不能令人相信，因此为什么寻求达成苏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或者在柏林迁就西方，削减驻欧洲的军队呢？根据计划，周恩来今年秋季将访问一些巴尔干国家，其中包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莫斯科将会要求其东欧卫星国更加严格遵守“纪律”，以借此防止出现新的倒向中国的情况出现。美国的行动可能也无意使一些具有独立意识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日子更加难过。

然而，在一些主要的领域，越来越实际和富有进取心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将会更胜一筹。与其像中国那样缩手缩脚，自我孤立，还不如恢复自己的和平攻势，扩大对西方的影响。这些苏联领导人认为，武器限制对苏联十分有利，不能轻易结束。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与中国或美国进行对抗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同时应对两条战线的现实战争的可能性是不可想象的。苏联将向何处去？真实明确的信号将来自于已经恢复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次要问题是北京宣称自己是唯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敌人，与此同时，它还能谴责莫斯科拍美国的马屁多长时间呢？华盛顿－北京言归于好可能会使各地的“新左派”的幻想破灭，使莫斯科在与北京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美国的考虑对日本产生的冲击力也是十分巨大的。日本最大的一家日报——《朝日新闻》把尼克松访华称为“20世纪最大的外交冒险”，佐藤内阁对他的朋友没有就这样一桩涉及后院安全的重大事件与之进行磋商而感到十分惊诧。日本仍然对其庞大的邻居保持戒心，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政府限制与中国扩大交往。日本政府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美国总统访问北京，而日本右派的宣传几乎使访问或者进一步亲近东京成为不可能的事。

中国会从这一切中获得什么呢？这是一本万利的交易，当然北京希望有一种环境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显示出其丰富的经验，和与苏联打交道的力量和影响。77岁的毛主席是一个老革命者，他可能要为实现其最后的抱负而志在一搏：再次使台湾与大陆统一。

那么尼克松又意欲为何呢？至少会在20世纪的历史教科书中增加新的一页。可以想象，他还会因试图以帮助创建“和平一代”而获得永久的名声。目前，他已经为美国重新树立了一种外交方面的首创观念，并为自己的战略施展赢得了更大的自由，使国内的反战批评者更加难以在他北京之行以前对他进行攻击。这一切幻想都将会破灭；国际形势激烈的变化也会使世界进一步失去平衡，倒向冲突。但是除了那种可能性之外，尼克松已经切实地改善了再次参加大选的条件。如果他像自己许诺的那样结束了越南战争，并在外交方面赢得更多的分数，他将会有足够的本钱抵消国内对其日常事务处理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7月，国内绝大多数人对尼克松的决定的反应是热烈拥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异乎寻常而又热情洋溢地表示：“我很吃惊，也很高兴和快乐。”多年来一直对尼克松政策持批评态度的重要人物之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宣布：“我为总统的想象力和判断而欢呼。”共和党基本上一致欢迎尼克松的决定，参议员惠普·罗伯特.Ｐ.格利芬将之称为“一项震撼人心和充满希望的进展”。只有为数不多的保守派议员对此提出了抗议。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人士皮特·多米尼加联邦将其形容为“灾难”，他攻击最高会晤说：“罗斯福这样做了，我们有了雅尔塔；肯尼迪这样做了，我们有了柏林墙和古巴导弹危机。”专栏作家威廉·小巴克利抱怨说：“罗斯福要求去柏林同阿道夫·希特勒饮酒共餐可能还犹豫不决，但是我们马上就要那么做了，所有不能容忍希腊陆军上校的自由主义者都会高兴得跳起来。”“越南——向胜利进军”委员会主席卡尔·麦克因泰尔牧师指责尼克松“已经放弃了一切道德准则，就如同上帝与魔鬼举行高层会晤”。

显然，美国一些保守分子即将为蒋介石而进行一次口头“维护旧制度的努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宣布尼克松与周恩来会晤之时，正值蒋介石的美国支持者确定的“自由中国周”。但是尼克松的反共信条使其比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党总统更容易受到攻击。除此之外，保守的尼克松行动的批评者将可能没有发泄政治上遭到挫败的机会。部分原因是他们完全没有国际事务经验。不论是罗纳德·里根，还是乔治·瓦勒斯，都不希望挑战一个已经或将要结束战争的尼克松。尼克松过去在取消学校种族隔离政策和法律与秩序等问题方面与保守派进行过无数次的友好合作。尽管如此，一些政治家坚信斯皮罗·阿格纽副总统的地位已经因尼克松的行动得以巩固。他倾向于保护反对尼克松的右翼；今年4月，他直言不讳地反对乒乓外交的行动。抛弃他将对尼克松的右翼造成更大的伤害，可能会使部分选民对选举变得毫无兴趣，袖手旁观。

访华影响力

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按捺不住踌躇满志的心态，对早些时候由总统即将开始的北京之行所引发的陶醉感和恐惧感进行仔细的评估。尼克松向国会领导人及内阁作了简明扼要的部署。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分别与一些感到最紧张的国家和地区的大使们进行了磋商，包括台湾、日本和苏联的大使。所有的会谈都坚定地表明：除了会谈，长期交恶的中美两国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一项来自白宫的指示甚至命令华盛顿的官员们不要与新闻记者讨论与最高首脑会谈有关的安排、日程或政策意图。不仅是北京坚持要求保密，据称共产世界通常会对美国媒体的任何猜测性报道作出正式反应，所以一条错误的报道将会给敏感的会谈招来“杀身之祸”。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施压活动恰好收到了相反的效果，勾起人们的好奇心。在公开文明的社会中，总统关于这一重要行动意义的戏剧般的阐述是恰当和必要的。非寻常的新闻封锁会导致胡乱猜测，甚至给顺利举行最高级会晤带来更大的危险。

在通往北京曲折的道路上，美国外交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台湾的国际地位，特别是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但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华盛顿－北京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合作具有哪些潜在的影响。华盛顿试图否认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与结束战争有任何的直接联系。尽管这样，大约一年以前，罗杰斯在东京接受电视采访时宣称：“共产党中国是未来印度支那的一个核心因素。如果他们能够明智地就此谈判，我们认为，我们会很快地制定出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显然，这种想法在目前仍然具有诱人的魅力，一些有关解决战争的问题极有可能会成为北京最高级会晤的一个内容。诚然，亨利·基辛格和周恩来在为时16个小时的秘密会谈中谈及了战争的问题。至少，基辛格一定会勾画出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事实脱离接触计划的轮廓。尼克松在北京受到热情欢迎的时候，共产党与美国在一边发生激烈战斗的可能性不大。

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方面在于对苏联的影响。华盛顿把尼克松总统访华置于全球的视角中考虑，强调美国并没有忽视在防止核战争方面，它与苏联关系的重要性。然而，一支外交小步舞是必须要跳的。对于华盛顿－北京的缓和，莫斯科显然并没有发出警告，它并不寻求美国对此做出解释，而罗杰斯也不愿就此召见苏联大使。但是安纳托利·多勃雷宁例行的事务性地拜访美国国务院，给美国官员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机会。多勃雷宁被邀请到了罗杰斯的办公室。两人一共谈了5分钟。罗杰斯向多勃雷宁证实，尼克松在宣布访华的讲话中所说的“并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就是指苏联。尼克松还说：“如果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任何国家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朋友。”

对于中美关系的解冻，苏联继续做出保持沉默的反应。苏联报刊只是刊载了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批评北京“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言辞并没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的讲话那样尖刻。他在莫斯科会见来访的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策奇时直截了当地提请他注意，美苏正在赫尔辛基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当今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谈判”。这也许是在暗示，苏联人可能会对尼克松访华做出反应，方式是寻求与西方在谈判中对自己更有利的条件，而不是变得更加好战。华盛顿私下推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可能会使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走到一起，共同签署，甚至在尼克松赴北京之前，举行美苏最高级会晤。

《纽约时报》在东京的记者发现，北京最高级会晤在日本也产生了强烈的效应。长期以来把自己的政治声誉的赌注押在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因为华盛顿在进行冒险之前没有向其通报而丢尽了脸面。“我们也会保密的。”他抱怨说。东京的批评家要求佐藤辞职。为了自保，佐藤也提出要去北京，以图使日本在对本地区的任何安排中得到发言权。要求摆脱美国，拥有更大独立的民族主义情感被煽动起来。关注中日贸易新动向的多家日本公司取消了计划之中的日台贸易大会，有五六家船运公司称，它们不会继续从事与台岛的定期航运。显然，如果新的商业机会被开辟出来，它们都想成为中国的朋友。

尽管如此，在北京和台北之间做出任何选择对日本来说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并且佐藤还暗示，他并没有准备抛弃蒋介石，特别是台湾的联合国成员地位。“我们怎么可能抛弃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忠实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呢？”佐藤问。“为了承担我们的应尽义务，作为世界上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我们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信誉。”

美国的主动行动不仅会把日本和中国拉得更近，也可能导致出现削弱东京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副作用，强化日本要求拥有自己的核导弹的企图，以威慑北京。

尼克松出访这一重大的冒险活动对国内的政治影响远远不能确定。民主党人当然对战争问题采取守势立场；他们面临尼克松将成为1972年的世界级政治家和和平缔造者的可能性，这一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看来只有为尼克松的阴谋鼓掌的分了。共和党议员、主张全面战争的堂吉诃德式的候选人皮特·麦克劳斯基显得更加孤独无助。

这种情况迫使民主党人把出路选在国内经济及其他被忽视的问题，还有尼克松的个人问题上。在一次于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由14位州长参加的会议上，共和党人表现出他们对尼克松再次竞选前景的担心。密歇根州长威廉.Ｇ.米利肯说，尼克松计划访问北京“是一个阴谋。但是1972年的经济状况将会影响到尼克松先生领导密歇根以及全国的能力”。密歇根的失业率是9%；其他的州长则表现出对农民过低的收入以及通货膨胀的担忧。的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6月生活消费的物价指数上涨6%，为近15个月来增幅之最。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承认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中“收效甚微”。

访华前的一个插曲

当中国领导人向中美关系之门跨出了现实的一步时，他们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努力，并且不得不与军事盟国进行不屈不挠的谈判，使它们相信中国与主要的敌对国的关系并不乐观。但解决尼克松访华问题要比上述谈判困难得多，因为它需要复杂的外交手段，而中国似乎能够胜任这次挑战。

为了得到盟国的信任，中国在新闻、宴会及世界范围的大臣会议上，都进行着积极的努力。《北京周报》告诉北越人民，中国是“你们可靠的后方”，向阿尔巴尼亚人民说“我们两国人民的心紧紧相连”，还向北朝鲜人民承诺“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斗争到底”。现在，为招待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阿伯德拉西斯·波蒂夫利卡在北京举行的晚宴上，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做了全面的承诺：“支持阿尔巴尼亚和其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及全世界所有革命国家的人民。”

当形势需要真正的勇士时，负责尼克松来访事务的周恩来总理站出来了。“关注亚洲学者委员会”由15名美国大学生组成，他们都非常理解毛泽东在中国进行的实践。周恩来在该团来访的31天时间里表现得非常出色，他对学生的到来表达了他个人最真诚的热烈欢迎，而且公开肯定了对他们政府的敌视态度。当谈到关系全世界利益的问题时，周恩来开始变得冷静起来。他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必须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美国与国民党缔结的条约是“不合法的，不生效的，也是无用的”，北京在联合国中必须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不仅要退出在越南进行的“非正义战争”，还要退出“整个印度支那”。

然后，周恩来又表现出他有魅力的一面。“在我们的国家，”周恩来告诉他的客人，“你们被看作是高级知识分子，你们担负的责任很重大。”他还赞许地评论道：“美国年轻人正在逐步提高政治觉悟。”周恩来建议：“你们回国后要向我们介绍更多的美国朋友，包括黑人朋友，让他们都来中国看一看。当然，我们也会回访。”

麻省理工学院专攻政治科学的哲学博士候选人，26岁的苏珊·舍克带着一丝不安问道：邀请理乍得·尼克松访华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周恩来回答：“我们为了使双方关系正常化，必须与你们国家的政府取得联系，并且要与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达成共识。两国政府对关系正常化担负着主要责任。”性格温和的周恩来继而靠近这位年轻的学者，说：“如果苏珊·舍克是美国总统，事情就好办多了，可问题没这么简单。”

“联大”上的交锋

第26届联合国大会在紧迫的气氛中开幕了。按照惯例，大会第一项议程是选举主席，这次当选的是印尼外交部长亚当·马里克。有3个小国家加入联合国：卡塔尔、巴林和布丹，至此，联合国成员总数增加到了130个。接着，代表们开始讨论美国提出的两个提案：允许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及安理会，并保留国民党在联合国中的席位。这一提案再次与阿尔巴尼亚提案产生冲突，阿尔巴尼亚提案要求只允许中国大陆代表参加，而开除国民党代表。

代表们开始进行选举，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支持者们在外面进行游行示威，向对方显示自己的力量，也给代表们施加压力。美国由于多方面原因迫切希望实现两个中国的政策。华盛顿不再正式坚持蒋介石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愿意使一个长期的朋友受到损失，也不愿意看到这一现象，但如果美国主张排斥深得人心的北京政府，就会在联合国制造出一项令人遗憾的先例。更重要的是，美国不希望看到太多的国家同时拥护中国，要给小国一些时间来适应这种三足鼎立的国际社会，其中，美国以它的大国外交政策正在与中国和苏联周旋。事实证明，美国失去了苏联，但赢得了中国。

在华盛顿政策经受的第一次考验中，美国试图将中国方案和阿尔巴尼亚方案结合起来，以确保联合国大会同时讨论三国的方案。当向联大推荐议程的总务委员会进行投票时，美国以12比9失败（3票弃权）。美国本以为在第一轮投票中会胜利，但正如乔治·布什大使所说的，“事情不会因为投票结果而改变”。为了弥补损失，他指出，日本24小时前刚刚达成一项与美国相同的决定，即允许北京加入联合国但保留台北的席位。

在第二次考验中，虽然阿尔巴尼亚试图从联大议程中取消美国的提案，但是美国以65比47（15票弃权）的多数票取胜，因此，联大议程仍然保留美国的提案。这说明，有47个国家反对讨论美国的提案，但65个投赞成票的国家不一定都属于美国阵营。例如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几个国家，虽然投了美国的赞成票，但在最后投票中却出人意料地没有支持美国的提案。并且，15个弃权国家认为，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对讨论美国的提案甚至有些怀疑。

令北京担心的是，如果美国成功地为台湾保留住一个席位，中国大陆今年就不会加入联合国，而大多数成员国却希望中国大陆尽快加入。它们推断，不论美国的目的成功与否，中国大陆都会推迟一年加入联合国。

目前，谁将代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显然美国为了保留台北在联合国的席位要进行艰苦的斗争。随着议程的逐步确定，联合国大会的常规辩论完毕后，10月下旬将对是否开除国民党政府的问题进行关键性的投票。

联合国最后投票决定接纳中国大陆，将台湾驱逐出去，这激怒了许多美国人，但是没有人比共和党右翼支持理乍得·尼克松的畅言无忌的选民更加愤怒了。自从尼克松开始与北京眉来眼去，他们就对他的政策感到不安。现在联合国的决议证实了他们最严重的担忧，他们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巴里·戈德瓦特敦促美国退出联合国，将联合国的所在地赶到“例如莫斯科或者北京的什么地方”。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里根向蒋介石发去电报，说联合国“沦落为非法法庭”。右翼杂志《人类大事》的编辑托马斯·温特说：“保守派恼怒异常。我认为政府希望能够拯救台湾，但是，如果要在接纳红色中国和牺牲台湾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认为他们会选择红色中国。”

这种愤怒感似乎显得有点陈腐，有点造作，但是它却不仅仅局限于右派。10月以来国会就像炸开了锅。通常总是温文尔雅的参议院少数派领导人，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党员斯科特满带嘲讽地谈到反对美国的“胆大包天的小国”。他和来自蒙大拿州的多数派领导人曼斯菲尔德一致建议，缩减美国现在占联合国预算31.52%的份额。参议院后来通过了纽约的共和党保守派党员詹姆士·巴克利提出的一项议案，这项议案敦促总统设法将份额减少到25%。

巴克利参议员的弟弟威廉·巴克利是《国家评论》的高级编辑，他在曼哈顿发表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演讲，他的演讲结合了上佳的口才和敏锐的智慧，还夹杂了一些中国京剧片段。他声称，台湾是“中国的西柏林”。台湾的中国人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巴克利说，因为“在未来的几年，几十年内，他们在大陆上被分离的兄弟们会更加渴望地看着台湾，想想它为自己的人民做了些什么，允许人民做了些什么。”他补充说，西方“没有胆量”推翻毛泽东的政权，蒋介石重新征服大陆的梦想是“一个有点反革命的幻想”。谈到联合国时，他将提出驱逐台湾的议案并取得成功的阿尔巴尼亚描述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国。基本上是由岩石和海浪构成，到处都有奴隶主，主要出口商品是毛泽东思想”。巴克利的建议：总统应该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立刻停止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

尼克松看了两天半的风向之后，决定保护自己的右翼。总统同新闻秘书齐格勒进行了秘密商议，然后派他向新闻记者公开指责在联合国“投票结束之后，一些代表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毫不掩饰的愉悦”。齐格勒警告说，这种反对美国的举动“会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公开支持”。尼克松总统所指的表现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一名坦桑尼亚代表身上。他在投票结束之后即席跳起了快步舞，这一形象将同赫鲁晓夫著名的用鞋敲击苏联代表团的桌子一事一样载入联合国记录。

尼克松是有所指的。这位代表的行为是很幼稚、很不合适的。毕竟，蒋介石因为属于在“二战”中获胜的同盟国成员之一，成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台湾有1400万人，比联合国里3/4国家的人都还多。

但是“愉悦”从根本上讲只是激怒美国的一个次要原因。在联合国的失败主要还是美国自作自受，这一事实不容动摇。“二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一直死守着一种不现实的政策，它们十分顽强而且长时间地坚持，以致要达成使北京和台湾都留在联合国里面的“两个中国”的妥协都已经太迟了。更为重要的是，尼克松对他即将开始的中国之行过于重视，以致多数代表很认真地看待美国代表受到的压力。就在纽约的辩论进行的同时，总统助理基辛格正在北京同中国共产党人共进晚餐，这一事实对华盛顿作为台湾始终不渝的支持者形象没有好处。在这一背景下，尼克松通过齐格勒说出的美国将减少对联合国的经济支持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正如德国一家报纸说的那样，这次投票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沦落到二流国家”。事实上，美国在联合国的失败对尼克松在国内的政治命运也不会造成持久的损害。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总统的对华政策可能只是顺应潮流，承认了一种很久以来一直显得很荒谬的状况；将台湾驱逐出联合国是长期以来人为支持台湾的代价。如果更多的人持这种现实主义的观点，那么愤怒很快就会平息，美国也可以在一个急速变化的世界里继续进行自己的外交事务。

关于林彪的传言

工人们最后检查了一下天安门城楼，高大的朱红色柱子威严肃穆，观礼台也已经布置完毕，支撑毛泽东和列宁画像的脚手架也准备好了，军人和老百姓们正在作最后的排练，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一个伟大的日子：10月1日国庆节。

但是，所有的活动在一瞬间都停止了，北京外交部长告诉驻京的外交官们——而没有告诉中国人民——庆典活动和焰火被取消了。

外交部的借口显得很无力：出于“经济原因”取消庆典活动，并在“人民公园”举行小型的庆祝活动。实际上，这次庆典的取消向人们公开说明，中国高层可能有某件事情正在发生。

由于中国以前很少发生此类事情，所以一旦发生，就显得更为严重。从9月13日到16日，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一个来访的日本代表团注意到，北京总部的活动非常少，室内的灯光亮到深夜，大楼外面还停了许多轿车。同时，军队高级领导们也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近一周来，人们只见过一位。大陆的空运近乎停滞，共产党空军的拦截机没有像以往一样在台湾海峡巡逻，并追击国民党的战斗机。所有的军队单位都处于一种警戒状态，据报道连休假也取消了，尽管在北京仍能看见休假的士兵。

几天来，每个中国人都想知道中南海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庆典之所以被取消，显然是因为领导人们不愿意或不能进行检阅，除此之外，人们对北京神秘的气氛就再也无法猜测了。

驻在美国的苏联外交官也感到了迷惑。当有美国驻京的记者询问，中国的局势如何？一位外交官没有回答，反而急切地说：“如果你有什么消息请尽快通知我，可以吗？”

显然，中国9月10日前后发生了重要的事情。有人推测中苏边境可能会再次发生冲突，但很快被大多数评论家否定了；还有人推测，中国领导人在还没有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也许这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大多数中国观察家注意的焦点渐渐集中到了毛泽东的接班人，65岁的国防部长林彪身上。

据报道，林彪患了慢性肺结核，并自从今年6月以来再也没露过面。林彪的去世似乎比毛泽东本人去世更加具有震撼性。因为，如果毛泽东本人去世，就注定由他的接班人继位，但如果是接班人去世，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由谁来充当接班人的问题。

随着林彪健康状况的下降，他的政治地位也在下降。他以在1966～1969年的“文革”期间的杰出表现而著名，从那时起，他与“极左分子”阵营—— 红卫兵学校的顽固派勾结起来。两年来，各省的极左分子纷纷被中间派赶下台，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上几周的情况最为严重。

9月11日，新华社宣布要发行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彩色图片，至此，人们对林彪的地位更加关注了。新华社在宣布这条消息时，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赞扬林彪副主席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杰出模范”。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毛泽东的图片十天之后才发行。

73岁的周恩来总理领导着中国政府机构的运作。据称，如果说周恩来的地位没有增强，也还相对稳定。当同人们纷纷在人们视野里消失时，周恩来却频繁亮相。前几天，他在北京机场接待了来访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政权的总理宾努亲王，另外，还接待了一个日本经济代表团。

如果周恩来地位真的比以前更强大，那么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会变得更灵活，尽管北京对台湾等问题的立场不会改变。然而，如果他失败了，尼克松的访问和中美关系的缓和就可能不会实现，中国又会恢复孤立的外交政策。显然，谁会在北京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对全世界都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其答案到本周末也不会揭晓。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出现的危机非常突然，也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一年多来，北京一直以它充满活力的形象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是一个可靠的贸易和外交伙伴。正当联合国准备接受这个讲道理、值得信赖并且稳定的国家时，中国却发生了混乱，因此，中国领导人和国际社会陷入了一种尴尬局面。因此北京一直没有做任何解释，也许正是解决危机的一种手段。

林彪死了

10月1日是中国日历上最神圣的日子，但是22年来，今年的国庆最为特别，没有豪华的宴会，没有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广场走过，没有振奋人心的社论，没有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军队，也没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国外在关注着，却没有听到任何解释，只能偶尔听到北京广播电台里传来的指责：“散布谣言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芝加哥日报》的记者发回了中国的怀疑气氛。

北京不愿意也不能解释国庆节前夕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大多数国外专家仍然相信，这些事情最终会影响中国新生的外交政策，也会影响到尼克松的来访及其他方面的进展。然而，中国之谜并不简单，而且还很复杂。

3个星期以前，所有的军中要人几乎同时突然消失了，他们都是政治局的委员，并且，中国大部分空军飞机突然着陆，到目前还没有恢复正常飞行，这一切都让人们感到神秘。随后，中国外交部宣布：由于“经济原因”取消国庆节的庆祝活动。这似乎没有影响中国的驻外大使馆和外交官们，他们照例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庆祝这个伟大节日，在日内瓦有500人进行了狂欢，他们还准备了10道菜的晚宴。

早些时候，中国电视台观众非常急切地准备收看第二天的“重大新闻节目”。但是这次电视节目两次被推迟，过了两天节目才播放。令人们感到奇怪：以往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天安门游行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敷衍的招待会，但人们没有见到高级领导人参加，只看到了85岁而且步履蹒跚的董必武。

这神秘的一切背后到底隐藏的是什么？

突然传来的一条消息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能出现了高级叛徒。苏联塔斯社得到紧急消息：在蒙古东北部离苏联只有60英里的地方有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坠毁，起因不明。坠毁事件发生在9月12日深夜，在飞机残骸里，人们发现有9具烧焦的尸体，几件武器和无法辨认的“文件”。

这些文件是否就是确保那个中国叛徒受到外国热情接待的秘密资料？

而叛徒是林彪，就是那位65岁的国防部长。

蒋介石最后的阵地

每年，这位老人都命令不准在他的生日搞正式的祝寿活动，但是他每年的生日都被作为一个全国的假日来庆祝。11月早些时候，在遭到世界各国的排挤之后，蒋介石迎来他的第84个生日，台北的总统办公室被松柏和长寿面形的装饰品装点一新，这两样都是长寿的象征。一支由1万名军人组成的合唱队同声唱起《总统万岁》，还有2万人在台湾南部的山区准备搞同样的祝寿活动。

这位光头、略微有些驼背的老人，胳膊上常常挂着手杖，每天早上很早便起床，然后做一个小时的祈祷和沉思冥想。对于这把年纪的人来说，任何人都有许多经历值得回顾，而他的回忆却比多数人都要多。

近几年，时间在与这位总统的几次冲突中占了上风。蒋日常的“情况简报”比起以往日趋简短，有时他还请他人代读。他对上校以上军官的提拔使用之类的具体事务不再过问，改由他62岁的儿子及接班人蒋经国副院长全面负责这类事务。但是这位老人仍在准备战斗。

现在，他再次宣称，尽管经过了20多年的流亡生活，但（光复大陆的决心）不曾有一丝动摇。联合国已经“成为邪恶的兽穴”，他说，关于驱逐（台湾）的投票是“非法的”和“无耻的”。“毛匪政权”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他说，无论身处何处，他都将继续为实现“国家不可改变的目标”——光复大陆而奋斗。“中华民国在亚洲，在世界都不是一个任人出卖的弱国。只要我们保持自身的强大，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动摇我们。”

蒋的确拥有一支在亚洲堪称优良的战斗力量——一支约40万的流亡军队，经过在当地征募士兵，实现了军队的年轻化，其中有8万名受过美军训练的空军人员和385架作战飞机。但实际上没有人，甚至蒋自己也不相信他将来会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

相反蒋却在使台湾从日本农业殖民地发展成为工业化地区的方面取得了成功。自土地改革开始，凭借美国近40亿美元的援助，台湾经济在过去的10年中的增长速度为年均10%。最低日均工资（1.80美元）对美国、日本企业家很有吸引力，他们纷纷到台湾创建工厂，生产计算机、电视机和发电机。目前，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出口贸易令人自豪地分别达到60亿美元和2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大陆的水平。一名美国驻台北的高级官员说：“面对联合国的禁令，台湾取得的发展成就将同西德当年的情况一样。”

早在联合国表决之前，蒋介石政府就在台北的主要街道上挂满横幅和旗子，上面写道：“不要动摇”、“保持自尊”、“依靠自己”。现在，台北似乎有一种暗暗的愤怒情绪。着政府发言人杰姆斯·魏严厉抨击了联合国的表决结果，他称之为尼克松改变对华政策的产物和必然结果。“尼克松的大陆之行有如打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他说，“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使得我们的朋友几乎不承认我们了？”

显而易见，联合国的投票表决并没有使台湾不知所措，但它的确给这个岛的未来投下了阴影。如果国际商界对其失去了信心，或者中共真想施加压力，台湾还能继续保持繁荣吗？上周台湾政府宣布，除3项百万美元以上的国外投资外（一是美国化纤工厂，二是奥地利钢铁厂以及一个香港的住房项目），所有的外国投资都出现下滑，由去年的1.39亿美元降至今年大约1亿美元的水平。

在政治方面，伴随着国际承认的天平不断地从蒋倒向毛，人们怀疑200万大陆难民能否继续对1200万台湾人民进行绝对的统治。1947年，许多台湾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早年间由广东、福建省来台定居者的后裔，希望创建自治政府，但他们的反抗遭到了蒋军的镇压，大约1万人被屠杀。

一些专家预言，不出5年就将出现统一局面（一种被北京接管的委婉说法）。现在，又一次有谣传说蒋经国近期到大陆进行了访问，与共产党进行了秘密会谈。台北的官员再次否认了与大陆进行接触的任何可能性。但是当老蒋辞世之后，统一并非不可思议。

“一个中国”进入联合国

1949年，毛泽东取得了胜利。他在北京发表了著名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宣言后不久，他的一位关系密切的助手便坐下来起草了一份致纽约联合国的电报稿。电报要求联合国驱逐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代表，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应由新生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取代。

22年之后，1971年，联合国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同意这个政府进入联合国。几乎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就在最后投票的这一天，中国和北朝鲜的官员聚集在平壤和北京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但气氛活跃的庆祝活动。21年前，人民解放军完全出乎麦克阿瑟将军在计划中的判断，大举跨过鸭绿江，发动了百万大军入朝，卷入朝鲜战争。

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投票的确具有全球的影响。吸收一个代表着近1/4世界人口的政府进入联合国，使联合国第一次真正具有世界范围的代表意义，尽管这一事件再次在联大引起了一些小国或半独立国家的怀疑，好像它们都是负责任的政策制定者。投票不仅对北京的老对手台北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同更加强大的对手莫斯科进行斗争的角斗场。可以据此肯定，美国和苏联的日子将更加难过，虽然中国现在（或者说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不能宣称与战后世界两个庞然大物分享超级大国的地位。

当然，投票并不代表美国的失败，但几乎是致命的打击；美国失去了大部分的票数，因为它试图干成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一清二楚。美国一位经验丰富，长期从事亚洲工作的外交官预言：“中国进入联合国最主要的成果将是加快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增加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压力，使之扩大与北京的贸易、外交和文化关系。”

对北京来说，投票是其在4个月之后取得的第二次重大胜利。第一次是尼克松宣布的紫禁城之行，紫禁城是令“中国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感到惊奇的景致。他说：“在过去，各诸侯国王向北京朝贡，但还从来没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首脑向北京进贡的先例。”对北京来说，联合国的投票似乎无异于上等的贡品。

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一次彻底的胜利。他就是1949年那封著名的电报稿的起草者之一，中国面向世界的外交政策的设计者，最终这一政策使中国进入了联合国。对于73岁的周恩来来说，投票是其辉煌生涯的巅峰。当纽约关于驱逐国民党的辩论接近尾声的时候，周正在北京款待美国总统私人的秘密使者（亨利·基辛格在登上总统的专机5分钟之后才得知这一消息，此时他正在飞返美国的途中）。周恩来认为此举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在北京一次外交招待会上，满面笑容的周从一个桌子走到另一个桌子，频频举起装有烈性茅台酒的杯子，接受人们的道贺。这一有利的投票结果“真没有想到”，周说，“但是我很高兴，当然很高兴。”

中国进入联合国将会怎样？一位西方记者向北京的一位官员提出这个问题时，这个官员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将奉行‘松柳政策’，在原则问题上，像松树一样坚定；在细节问题上像柳树那样柔顺。”而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显示出的则完全是松树。

投票刚一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立即打电报，将联合国大会的行动及结果通知了北京。4天之后，联合国通过海底电缆，收到了由北京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签发的简短复电：中国代表团“不久”将抵达联合国。人们猜测，但不能确定中国代表团本周能否到来。毫无疑问，姬想要表明，北京不仅想把国民党从联合国赶走，也想把它从13个特别机构中赶出去，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姬说：“我相信，驱逐行动一定会是迅速，并且是完全彻底的。”这话真让他给说着了。虽然各机构的行动是自主的，但通常会唯联大的马首是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立即采取了行动，在5个成员国弃权的情况下，以25票对两票“解雇”了台北。只有美国和巴西逆潮流而动。

北京会派谁前往联合国呢？据信，周恩来可能会亲自出席盛大的进入联合国仪式。北京驻渥太华大使、中国最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黄华也可能会作为代表团成员赴纽约，但不会是率团人物。温文尔雅而又言语温柔的章文晋也可能在代表团之列，他在北京的外交部负责西欧和美国事务。但是在周末，率领代表团的可能性似乎落在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头上，他曾做过记者，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乔最近一直负责与俄国人进行中苏边界纠纷的谈判。

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及其有实力的盟友日本宣称，中国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成员的席位问题。美国人说北京应该被接纳，但是驱逐台北政府是不公平的。两个政府都声称自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的代表。亲北京的势力则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承认国家地位的问题。如果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声称统治着大部分的中国，那么只能有一个会是正确的。显然北京控制着中国的绝大部分。据此，他们坚持北京应该获得这个席位，而作为国内战争的输家，国民党应被驱逐出去。美国反对驱逐联合国的成员，它警告说，此举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

双方都已做好卷入大国政治交易的准备。日本因受到压力，极不情愿地与美国共同提出议案，并加入亲国民党的院外集团的活动。那些犹豫不决的国家，如巴拿马，因涉及微妙的“运河条约”的谈判，在其当事人强烈的“暗示”下，而被迫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然而，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私下曾失言道，如果关于中国的投票失败，可能会影响到华盛顿每年向联合国提供的20亿美元的会费。这样，华盛顿犯了一个大错误。强迫是联合国，或者每一个议会机构游戏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应该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虽然需要从北京加入这场远距离的游戏，但中国人也试图显示出一些实力。由于几乎无其他的愿望可许，北京承诺将扩大对外贸易和援助，并改善对外关系。伊拉克得到了北京对其反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政治支持。英国在其承认北京20年后，可能已获准提升其驻京代表机构至大使级水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自然而然地站在中国一边，它们正在中国的援助下，修建一条造价为4亿美元的连接两国的铁路。拉丁美洲各代表团则受到了贸易以及扩大其领水至200海里的诱惑。一位代表说：“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是‘如果你不投我们的票，我们可能无法扩大与你们的贸易’。”

美国战略的核心部分是任何关于驱逐国民党的提案都应被视为“重要问题”，需要经过2/3的成员国投票同意，此后方能交给联合国大会讨论。虽然几乎每一个成员国都赞成北京今年应该获得一个席位，但许多代表团（或者说美国是这么推断的）将极力反对同时将国民党抛到一边。问题是：美国能首先搜集到简单多数所需要的票数，通过“重要问题”的提案吗？

细节：中国代表团访问并重返联合国

一切都极不顺利。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乘坐的法国707客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而站台门的钥匙却找不到了，直到把门的合页卸下来之后，来自北京的代表才下了飞机。随后，外交部长乔冠华发表了致辞，记者们及时做了录音：“美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美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

代表团由10名代表组成，周恩来总理为21年来北京首批联合国代表制订了谨慎的计划。中国有句谚语，叫作“三思而后行”。周恩来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对联合国了解得不多，对联合国的新形势也不太熟悉。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自信，而是不能轻率和疏忽。”

当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首次正式访问联大主席印尼的亚当·马里克时，又重申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精神。乔冠华说，中国代表团规模相对不大，对世界格局不太了解，可能不会像联合国其他成员预想得那么活跃。但是，本周中国将受到新闻界的隆重报道，因为乔冠华将成为第一个看望正在生病的秘书长吴丹的外交官，他目前因溃疡正在住院治疗；之后，乔冠华还要在联大上第一次发表讲话。

为了在世界核裁军会议上与苏联进行辩论，乔冠华已经做好了准备。安理会也许会着手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并且，中国很难向支持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穆克提·巴伊尼（Mukti Bahini）叛乱的第三世界国家解释为何要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另一个要讨论的议案是美国为联合国代表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苏联对极端犹太人防卫联盟非常愤怒，威胁说要离开纽约并把联合国一块带走。至此，中国人没有和苏联一样愤怒；在机场上，支持与反对毛泽东的人数之比为3比1，并且，反对毛泽东的人被驱逐出去了。

与中国代表团一同前来的还有两名随行记者和40名工作人员、助手、打字员和厨师，他们一行人来到了现代化的曼哈顿。他们租了一辆卡迪拉克和一名司机，租费为每小时12美元，他们还包下了罗斯福饭店14层所有的72个房间——其中只有一间里仍住着一个不愿搬出去的老寡妇，因为她在那已经住了25年了。整个下榻的费用每晚为2160美元。饭店努力满足中国客人的每一个要求。每个房间里都增加了彩电和电炉，雇用了一名中国厨师，购买了特大茶杯，麦迪逊大街和第45大街还在星条旗旁边升起了中国国旗。

中国人到达的每个地方都会出现一群新闻记者，他们偷偷地发现，中国人早饭吃煎蛋饼，午饭吃鸡肉。他们甚至注意到，中国人给服务员的小费精确到付账的15%。付完100美元的早饭账单后，中国人开始签收所有的东西。他们始终保持着微笑，并含煳地回答着别人的提问。一个中国人发现了人群里的记者，就对《时代》周刊会说普通话的大卫·艾克曼说：“你赶不走他们，是不是？”

美国代表团面临着一种不寻常的外交形势：华盛顿不知道在外交场合之外该如何对待中国人。“我们应该讲究礼节、礼貌、谦虚”，美国大使乔治·布什说，“我们要做到谨慎、公正、有效。”实际上，双方都把联合国代表团默认为中国访问美国的非正式大使。作为一种友好的表示，在旅行范围的要求上美国对中国代表与苏维埃代表一致，而没有与美国建交的古巴、阿尔巴尼亚和蒙古等国的代表们要走出曼哈顿哥伦比亚25英里的范围，首先必须得到批准；苏联和中国则只需要提前48小时通知美国国务院即可。

27 1972年 尼克松访华全纪录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星条旗》乐曲响遍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这是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听到这首外国国歌。当理乍得·尼克松和周恩来于1972年2月并排站立在北京冬天寒峭之中时，长期以来不共戴天的仇敌从此揭开了一个新篇章。

……

对中国进行访问是尼克松总统非常重视的一项历史性事件，这将是世界上最强盛国家的领导人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进行的会晤。从来没有两个代表现代历史上如此针锋相对的力量的领导人平等地坐在同一张谈判桌边……即使两国首脑的会晤不会造成重大的突破，美中重新开始对话本身就足以根本性地改变世界的力量结构。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25年的今天，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新方针反映了新的现实。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自信心使它们得以承担较多的责任，也使我们得以转向发挥比较有限的作用。而且，由于一个国家可以代表所有共产党国家发言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同各个国家打交道是以它们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以它们的对内政策为根据的。

中美关系的新开端

《时代》杂志记录了这个历史时刻。它的文章的第一句就表达了这种激动的情绪。它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星条旗》乐曲响遍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这是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听到这首外国国歌。当理乍得·尼克松和周恩来于1972年2月并排站立在北京冬天寒峭之中时，长期以来不共戴天的仇敌从此揭开了一个新篇章。

中国对尼克松总统的欢迎仪式虽然简单，然而却是感人的。没有欢呼的人群，没有微笑着摇动旗帜的儿童……看来，中国人对他的接待是苦心安排的，既合乎礼仪又低调冷淡。显然，中国人要让尼克松先生明白，要由他来打破中美之间的坚冰。

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它可能给我们在亚洲的某些盟国制造过麻烦，但是，它从来没有形成对美国切身安全利益的威胁，不论是真正的威胁还是假设的威胁。它现在没有这样做，但是在20世纪结束以前它就可能会这样做。

关于中国，人们要记住的重要事情之一是，尽管它有悠久的文化，尽管它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农业国。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但是只占世界工业产量的5%；对比之下，美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的1/3，但它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6%。

中国人仍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业人口达到80%这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百分比。而且变化的进程是缓慢的。

自1965年以来，对中国来说，头号外患是苏联而不是美国。

中国不仅长期以来一直在担心日本在亚洲起的作用，而且还担心苏联可能会对它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

所以，中国人认为，有必要“打开美国的大门”——因为它是一条有来有往的道路——是一种可以采用的办法，从短期来说可以使其不受苏联侵略，从长期来说可以削弱美国与日本的联盟。

双方都知道，使它们分裂的任何问题都不会通过尼克松的访问而得到解决。有可能双方同意在没有创建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接受对方派出的常驻使团。

因此，迹象表明，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但是仅仅是开端。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

理乍得·尼克松总统在访问之前，正在读一些他将要拜访的这位诗人政治家的作品。为了尼克松总统此次历史性的访问，亨利·基辛格准备了8厚册政治和文化笔记向总统汇报，其中就包括了上面引用的这首词。这首预言性的词作于1956年，文笔优美，令人难忘。如果是在一年前，任何建议尼克松总统或是其他任何美国主要官员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主意都会显得比较荒唐。但如今，“当惊世界殊”的应当绝不仅仅是“神女”。

对中国进行访问是尼克松总统非常重视的一项历史性事件，这将是世界上最强盛国家的领导人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进行的会晤。从来没有两个代表现代历史上如此针锋相对的力量的领导人平等地坐在同一张谈判桌边：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人，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尼克松，选举产生的世界最富有、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言人，曾经是典型的冷战分子。即使两国首脑的会晤不会造成重大的突破（目前造成重大突破的可能性还不大），美中重新开始对话本身就足以根本性地改变世界的力量结构。

尼克松访华的7天行程中的正式公开部分将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现场直播，预计收看的人数将不少于，甚至超过收看人类第一次在月球行走节目的6亿观众。尼克松总统夫妇将于2月17日上午离开华盛顿，在夏威夷和关岛各逗留2天和1天后（因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日期又增加一天），将于北京时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这时美国东部时间是晚上10时30分，正是竞选连任的总统候选人在电视上露面的绝好时段。尼克松总统的官方随行人员有13人，包括基辛格、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霍尔德曼，以及87名美国记者和电视技术人员。尼克松总统将在北京停留5天，在那里他将受到热烈的欢迎，然后他将乘坐中国客机飞往杭州，进行一天的观光活动，最后于2月27日取道上海和阿拉斯加返回华盛顿。

尼克松总统此行的很多细节暂时还保密，但很可能总统夫妇会下榻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的一家饭店。尼克松抵达的当天晚上，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款待尼克松夫妇。离开北京去杭州之前，尼克松总统可能也会在人民大会堂设宴回请，由中国厨师准备饭菜，但是尼克松将会带上美国产的香槟助兴。

很明显，中国政府正在尽力使尼克松总统此行愉快顺利。尼克松总统成行前，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重新粉刷、油漆和清洁墙面，变换标语。原来尖锐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类的字眼被换成温和的“世界人民大团结”等。不过，有时很难判断人们的这种行为是否纯粹是因为即将到来的这次访问，因为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的时间恰好是中国农历新年之后的第6天。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人们通常都要进行大扫除，因此肯定其中有相当多的活动是为了庆祝农历鼠年的到来。

尽管媒体对此次北京会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是美中双方都非常谨慎，没有对其抱太大的希望。实际上，美国政府只是希望能够取得少量的实质性收获，并没有希望此次会晤能够取得重大的或轰动性的突破。其主要目标是希望创建一个美中政府进行交流的永久性渠道。在没有解决台湾问题之前，两国互派大使是不太可能的，但两国政府之间有可能像美苏政府之间一样设立一条热线。

基辛格在之前对中国进行的两次访问中，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制订出了两国首脑会晤的日程安排，决定会谈将秘密进行。尼克松可能每天将同周恩来进行会谈，并至少同毛泽东举行一次会谈。会谈的内容将包括释放三名被中国政府关押的美国人（可能稍后达成协议），交流艺术家、运动员和记者（几乎是定论），增加贸易（可能达成协议，但较有限）和美国商业航班使用中国机场（可能以后达成协议）。两国还将就朝鲜半岛分裂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和未来美中在亚洲的关系问题等进行磋商（可能是非决定性的）。双方要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台湾问题。美国显然不会放弃其与台湾签订的条约，但美国政府终于已经接受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由大陆和台湾共同解决。而中国政府似乎也接受了美方的立场，即在大陆和台湾解决台湾问题之前，美国政府不放弃对台湾的承诺。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反复强调，访华期间不会达成任何影响第三国的协议。但这只能从有限的意义上说。可以肯定，尼克松访华期间不会解决中越南战争争问题，中国现在既不愿，也不能与越南达成协议。但是从广义上说，中美关于战争和东南亚未来发展问题达成的谅解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如果美中表示支持马来西亚关于东南亚中立的呼吁，那么可以想象，美中可能共同保证该地区的安全不受苏联的可能侵犯。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削弱了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优势地位，这弥补了对美国盟友，尤其是对日本所造成的伤害。过去，苏联从对美国和中国的不平等待遇上获利，而美国和中国之间却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无法与中国沟通，美国即使愿意也不可能支持中国挫败苏联。同样，由于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缺少美中关系这条边，而中国又缺乏足够大的核武库，其自身的军事力量无法同苏联强大的战略力量相抗衡，从而使苏联在苏中关系中占据了上风。

在寻求与他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因尼克松总统在亚洲问题上的政策而对中美外交的可能性发生了兴趣。如果美国仍然在亚洲大陆继续增加兵力，中国仍然会视美为重大威胁。但是尼克松总统强调美对亚洲应奉行脱离接触政策，而且还致力于减少战争的可能性，这使得中国非常愿意向美开放。

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同中国创建新型关系也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在寻求将美国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尼克松总统逐渐认识到，美国在各条战线上全面抵御共产主义进攻的旧战略已不再是明智可行的政策。可以说，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共产主义在亚洲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如果美国不必再全面抵抗共产主义，那么继续将中国视作敌人或是继续否认中国在亚洲的合法地位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两国就开始了对话。

尼克松谈中美外交进程

1972年2月9日，尼克松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其对外政策报告。报告如下：

能称得上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并不多。我在7月15日宣读的公告堪称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公告说：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个公告对于后代能够具有最深刻的意义。导致发表这一公告的航程是经过小心翼翼地驾驶的；我们已经做出的开端仍是脆弱的；眼前的具体成果很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目的，在现在也是我们可能达到的目的，是要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创建接触，是要使我们今后的抗争局限于会议桌上。现在进行接触，可能有助于防止以后发生后果不堪设想的大祸。这样做当然有益于丰富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还可能导致将来我们两国合作从事一些事业。”

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将是前所未有的。

中美最早的接触是在19世纪初逐渐开始的。那时候，安全而居于优越地位的古老的中华帝国刚刚开始那个使自己适应对外部世界的痛苦过程。中国人由于具有世界上最长的自治的历史，而且是他们地区内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因此他们作为世界的“中央王国”是自信的，闭关自守的。尽管如此，他们却受到技术上优越的外部强国的剥削。美国当时由于奉行孤立主义，埋头于本国的发展，主张中国的领土完整；但是我们平等对待一切外国人的“门户开放”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是暧昧不清的。

中国人的经历不是作为平等者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经历，而是要么中国超人一等，要么受外国剥削的经历。在最近的数年内，中国经历了一个内部动乱和对外关系发生改变的时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决定冲破那种部分的是自己选择的孤立状态，探索同其他国家创建比较正常的关系，并且参加到国际对话中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25年的今天，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新方针反映了新的现实。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自信心使它们得以承担较多的责任，也使我们得以转向发挥比较有限制的作用。而且，由于一个国家可以代表所有共产党国家发言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同各个国家打交道是以它们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以它们的对内政策为根据的。

因此，1972年2月，在经过了许多变迁、取得了许多成就和我们这方面的演变之后，美国和中国将在民族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新的基础上开始这种对话。我们都正在为自己的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回顾我们的历史和考虑到未来的世界，我认为目前的时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时刻。国际关系中变化着的潮流，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新前景以及中国变化着的面貌——这些就是不仅在华盛顿而且还在北京起作用而指引我们两国朝着对话的方向走去的因素。

决定本届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出于下列的一些考虑：

——亚洲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需要我们交换意见，这种交换意见与其说是撇开我们之间的分歧，不如说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分歧。在一个动乱和核武器的时代，较清楚地了解彼此的意图是极为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决定影响到它的利害关系的国际安排中起适当的作用，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也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只有这样做，那个伟大的国家才会同这种安排有利害关系；只有这样做，这种安排才能持久。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成为代表一个国家集团的唯一的发言者。我们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和对外行为，而不是根据抽象的理论来同所有国家打交道。

——倘若我们不需要把彼此看成是永久的敌人，那么中美两国的政策就会温和得多。从长远来看，我们基本的民族利害之间无须发生冲突。

——中美两国有着许多相同的利益，在为丰富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方面能共同做许多事情。中美两国人民有如此长期的友谊的历史，不是偶然的。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断定应该着手为创建一种新的关系进行谨慎的探索。我们认为是能够使中国人从事这种努力的。

……

过去三年的记录证明，导致我的旅行的是现实，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态度。现实还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关系。

我到北京去将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尽管如此，为了我们两国人民，为了世界人民，我将抱着要改善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决心到那里去。我们和中国人民选择的这条道路是信心的产物，而不是由于个人的性格或者由于可以取得战术利益的前景而产生的。我们将这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

——相信一个和平的和日益繁荣的中国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

——承认它的人民的才能和成就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得到适当的反映；

——确信要使亚洲保持和平，要使亚洲和世界取得最充分的进步和稳定，就需要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一样，是不会牺牲它的原则的；

——确信只有我们在和我们的朋友的关系中以及在和中国的关系中是可靠的，我们才能同中国创建一种持久的关系：

——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一种互惠的态度来制定它对美国的政策。

这些原则将指导我在即将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会话中所采取的方针。当然，这些讨论的趋向以及我们未来关系的趋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它要求相互谅解彼此的看法和相互愿意把原则性态度和对彼此利益的尊重结合在一起。

在历史的这个时刻，我们需要进行最高级会谈。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的18年断断续续的大使级讨论表明，枝节性问题在初级阶段不能够得到解决。然而，我们领导人之间具有权威性的交换看法，现在看来有希望逾越鸿沟进行真诚的交谈并规定一个新的方向。

北京之行本身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过程的开始。这次旅行的历史意义超过我们可能达成的任何正式谅解。

我们终于要会谈了。我们将以平等地位进行会晤。战后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将发生变化。我们将在最高一级把一章结束掉，看看我们是否能开始写新的篇章。

可以预料，双方都将十分坦率地说明自己的原则和看法。我们彼此将清楚地知道对方在那些把我们分隔开的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将寻求能开始减少我们的分歧的途径。我们将谋求寻找某种可以据以创建比较有建设性的关系的共同之处。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些目标，那么我们就是确立了一个扎实的开端。

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说，我们将看看两国——两个历史和文化完全不同的、近时期来是完全隔绝的、意识形态是互相冲突的、对于未来的设想是互相抵触的国家——是否能够从敌对走向联系再走向谅解。

……

在经历了一个对抗的时期之后，我们正在进入谈判的时代。

我们谋求创建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

我们不能指望使每个人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设想使任何人都不成为我们的敌人。

我在说这些话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思想中占很大地位。正是这种态度从一开始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并导致发表了1971年7月15日公告。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到北京去的。

震惊世界的七天

《时代》周刊特派记者休·西德尼和杰罗德·斯科特随尼克松访华。下面是这两位记者采访记录节选，每天记录了他们对尼克松中国之行的印象和看法。

第1天（2月21日）

被共产党人斥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尼克松今天抵达北京，迈出“和平之行”的第一步。从机场到北京市区。与毛泽东会晤。在人民大会堂的第一次宴会。

按美国人的标准，北京首都机场在尼克松总统抵达前半小时，几乎空无一人。周恩来和仪仗队在哪儿？中国官员说：在附近，只是看不见。最后，从一些建筑物后面，传来了部队的声音。有节奏的步伐，长筒靴，口令声。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每个军种120人，围了一圈，开始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1930年以来一直传唱的红军军歌。仍没有见到周恩来和其他人。在尼克松专机降落前约10分钟，打破了空中的宁静。总统的专机进入视野。很快，飞机着陆了。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一群官员露面了。这是低调处理，在记忆中，没有一个东道主在总统专机降落前，仍未就位等候的。总统和夫人出现在飞机机舱口，随之从飞机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小队欢迎队伍中传出一阵掌声。在周对总统表示欢迎后，两人进行了一番例行性的寒暄。显然，周问了尼克松旅途情况。尼克松回答说：“非常愉快。”他的声音在冷清的机场上传出有25码远。

在演奏了美中两国的国歌后，尼克松和周恩来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其他官员跟在他们后面。整个欢迎仪式似乎未经精心组织。

在进城的路上，天气晴朗。一位姓马的向导用他在北京学的英语，与我们自由地交谈。他给我们翻译途中看到的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车队经过工人的宿舍区。在路边见不到两三个人以上的人群。车队经过外交人员住宅区，这是一片红砖砌成的公寓楼。一些外国人从他们的阳台上观望，并拍照。

这个城市显得非常安谧。这是理乍得·尼克松到北京后第一天的深刻感受。

尼克松总统今天驱车，通过北京宽阔的街道去同毛泽东进行出人意料的会晤。

他们为时一个小时的会谈是在中南海举行的。白宫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说，这是一次“坦率的会谈”。

同毛的会晤和今晚在北京宏伟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宴是尼克松在这个寒冷的古都第一天的高潮。

在同毛会谈结束之后，尼克松和周在大会堂举行了这一天的第三次正式会晤。他们站在大会堂门口，彼此面带微笑，然后进入铺着红地毯、悬挂吊灯的客厅。懂得英语但拒绝讲英语的周讲中国话。译员把他的话翻译给尼克松。

在会谈开始时，周对尼克松说，他可以对国际问题提他想要提的任何问题。

尼克松和周在会谈时都做手势。尼克松笑容满面，而周则神色严峻，没有笑意。

在这两位座椅的前面摆有小桌子。尼克松身着西服，周则身着中山装。他的手势表明，他的右臂有一部分已不灵活了。

由于毛泽东在一次私下会晤中给予了肯定，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今晚在盛大、不断举杯祝酒的宴会上保证，要改善美中两国关系，缓和两国间20年来的紧张局面。

周恩来为尼克松举行的宴会是为尼克松极其重要的最高级会谈创造尽可能轻松的气氛。尼克松在赞扬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时没有提到他希望能造成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北京可能帮助促成一次全印度支那会议以利越南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在祝酒时，也没有得到他的政府的这个要求：作为创建正式外交关系的代价，美国应不再承担保护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义务。周恩来提到关系“正常化”通常意味着创建完全的外交关系，虽然现在还不清楚北京是否准备在这个时候就走得那样远。尼克松和周恩来都表明，他们认为他们能够为消除某些摩擦而行动，把比较困难的问题留在以后逐渐解决。

这次宴会结束了在北京度过的忙碌的第一天。

第2天（2月22日）

《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照片。尼克松与周恩来秘密会谈了4个小时。举行了晚宴。

北京的《人民日报》今天在头版刊登了尼克松总统同毛泽东主席握手的照片，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北京电台说，这家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刊登的另一张照片是这位总统同毛主席会谈时的照片。

尼克松总统援引毛主席的话，强调两国共同谋求和平的迫切性。“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尼克松总统接着说：“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他还借用了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一句话——“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人们不会长久记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他为毛主席、为周恩来、为“能够导致全世界所有的人民的友谊与和平的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

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显然已经投入了为弥合22年来激烈的敌对情绪所留下的鸿沟而举行的讨论的中心问题。

尼克松在抵达之前说，他指望同周的会谈将持续两个小时，但是今天的会谈举行了将近4个小时。只有他们的亲密的顾问在场。

晚上，尼克松总统夫妇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艺晚会，其中包括演出一出名叫《红色娘子军》的现代革命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是一场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很强的戏剧性的十分流畅的表演。舞蹈是形体艺术，具有高度的故事性。舞蹈演员跟着激动人心的交响乐进行表演。芭蕾舞的动作不仅通过身体的运动，而且通过演员的表情变化来表现。演员只是眼睛化了一下妆。眼睛是表现的重要部分，它表达从忧伤到快乐的感情。

她们表现了技艺，弯手、折腰、踢腿、跳跃、噼叉，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强烈的震撼的音乐。

在剧情快要结束前不久，女主角伸手抓住了红军的旗帜，这是当晚演出的高潮。当她把脸贴着旗帜的时候，她脸上露出了一种虔诚的神情。

第3天（2月23日）

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在昨天举行了显然表明正在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的长时间会谈之后，今天再次会面以继续进行中美最高会谈。

尼克松总统今天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同周恩来举行会谈，他在他所住的湖滨宾馆门口迎接了中国总理。

当尼克松欢迎周恩来以举行第三次最高级会谈时，北京正下着小雪。22日他们举行第二轮会谈时，有许多迹象表明，两国领导人正在为谋求解决使美中两国分离了22年之久的分歧而融洽地举行会谈。

周恩来穿着灰色制服抵达尼克松住处的门口时，看上去他的情绪很高。穿着灰色西服的尼克松微笑着问周恩来：下雪是否会影响他明天参观中国的长城？周恩来回答说：气象预报说今晚的天气将会转好。

当摄影记者打开照相机准备照相时，中国总理说：“你们应该给你们的总统多照一些照片。”

尼克松回答说：“如果他们多照了，他们会把它烧掉的。”

晚上，东道主请尼克松总统一行看演出。尼克松及夫人坐在周总理两旁，两人看上去都兴高采烈，看着体操运动员随着明快的音乐走进大厅。这位总统与群众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鼓掌。

中国有才华的男女体操运动员，为具有很高鉴赏力的尼克松总统夫妇和1万5000名不断鼓掌的中国人，进行了两个小时惊人的、技巧性很强的表演。

中国人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参加举行体操冠军比赛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从他们为尼克松夫妇进行的表演来看，他们将是金牌的争夺者。

第4天（2月24日）

又一次与周恩来进行会谈。游览长城。

尼克松总统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今天在这里举行第四轮会谈，国务卿罗杰斯再次同中国外长姬鹏飞举行平行的会谈。

今天的会议不像昨天那样在尼克松下榻的宾馆举行，而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头两次会议也是在那里举行的。

这次事先未安排的会谈是在尼克松游览中国长城回来后不久开始的。

尼克松夫妇游览了长城和明陵。轻松愉快的尼克松总统今天在灿烂的冬天的阳光照耀下，站在中国长城上说，他到这里来谋求“一个开放的世界”的访问可能使得把人类隔开的城墙毁掉。

满面笑容的李先念副总理在一位女译员翻译时很注意地听，然后说：“总统先生讲得很好。”

尼克松接着说：“我们不希望有任何城墙。”尼克松中断了他的外交活动，以便他和他的夫人能够看一看人类有史以来建造得最长的建筑。

这是尼克松第一次对他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很有趣”的会谈发表公开评论。国务卿罗杰斯认为会议“进展良好”。

可以看得出来，尼克松对他在长城的观光得到了深刻的印象，他像哲学家一样谈论他的中国之行。长城是在公元前3世纪修建的，它从黄海到戈壁滩，在中国境内蜿蜒绵亘达1500英里（2400公里）。

“我们不希望各国人民之间有任何城墙相隔，我想——我们希望，我们这次访问的结果之一会是：已经创建起来的城墙，不管它们是像这道城墙一样的实在的城墙，还是意识形态或是哲学的城墙，都不会把世界各国人民分隔开。”

他说：“在我们望着这座长城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开放的世界。”

“我的希望是，作为我们这次访问所做出的开端的结果，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将有机会来到这里，看看这座长城，了解中国历史和看看中国人民。”

这番话使得在中国阳光灿烂，也是寒峭的上午作为尼克松及夫人的向导陪同前来的中国副总理的脸上显出了笑容。

关于长城，尼克松说：“跋涉1万6000英里来看一下是值得的。”

尼克松夫妇和陪同他们前来的75人在饮茶室休息过后，驱车去明陵。

位于北京城外的明陵有500年的历史。在前去明陵的路上，总统夫妇看到许多看来在度假的中国人，带着新的半导体收音机，身穿总统夫妇在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的色彩鲜艳的服装。

当尼克松总统夫妇快到明陵时，他们停下来，观看4名中国女学生唱歌、跳绳。尼克松夫妇笑了，同她们和为她们握绳的两名妇女握了手，交谈了几句。

第5天（2月25日）

参观紫禁城。人民大会堂的最后一次宴会。

尼克松总统今天参观了北京神秘的紫禁城，他在一脚深的雪里小心地拣着好道走。

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一起去游览，在这之后将在这里同周恩来总理举行最后的会谈，这次会谈显然将设法避开关键性的台湾问题，并使得中美外交接触得以扩大。

经过同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会谈了25个多小时后，尼克松的样子有些疲倦。陪他进行着90分钟参观的主要是叶剑英——中国军界的领导人物，他的职衔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尼克松对叶说：“我喜欢下雪，这是一派迥然不同的景色。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在尼克松到达前，人们用铁锹和扫帚扫台阶，但是雪不断地下，刚扫完，他们前边又有雪了。中国翻译对记者们说，所有这些扫雪的人，其中有男人和妇女，都是自愿来的。翻译说，每次大雪以后都是这样做的。

晚上，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在相互为友谊、和谐和了解祝酒的祝酒词中，尼克松和周恩来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只是开始解决这些分歧，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并表明，前面还有一条漫长而艰巨的道路。

这儿没有关于什么时候可能发表公报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消息，虽然也许在尼克松回国前（2月28日），在他在杭州和上海参观期间的任何时间都可能发表。人们一直在猜测，尼克松可能同毛泽东在杭州进行第二次会晤。

尼克松在严肃的气氛中为500名客人举行的一次答谢宴会上说，在2月24日参观长城时使他想起：“在几乎一代的岁月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存在着一道城墙。”

周恩来在答词中没有像他在2月21日晚上的宴会上那样暗示台湾问题。他说：“我们双方之间有着巨大的原则分歧，经过认真、坦率的讨论，使彼此的立场和主张有了更清楚地了解，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第6天（2月26日）

拟定了联合公报。飞赴杭州。与周恩来同舟共游。

在尼克松和周恩来于星期六上午一道飞往杭州以前在机场休息室举行会谈时，已经就公报应谈些什么达成了协议。

在杭州一夜逗留期间所宣布的主要活动是乘船游西湖（该市最出名的名胜之一）和在杭州饭店举行一次宴会。

但是在乘船游览和宴会之间，日程表上还有几小时的空暇，人们普遍预料尼克松和周恩来将在这个时间里再次会晤，并预料会晤时毛泽东可能会出席。

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今天游览了种植有山茶、紫罗兰和玉兰的美丽如画的公园，然后泛舟西湖——这是中国主要吸引游客的地方之一。

尼克松、国务卿罗杰斯、白宫助理基辛格以及美中的其他人员陪同尼克松和周恩来总理游览。

由于星期五晚上尼克松在北京为他的主人们举行的宴会上气氛不大热情，有人担心会谈的结果不如双方的期望。

显然，为了消除这些忧虑，尼克松总统在把他送到这里的中国的民航机上进行工作以便草拟出关于协议的声明文本。

尼克松总统在星期一到达北京后几个小时就能见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这是中国人给他的罕有的荣誉。要是进行第二次会见，人们就会认为这是个迹象，表明中国人对总统在台湾或印度支那问题上做出某些让步感到高兴，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政策有了这种改变。

第7天（2月27日）

中美签署联合公报。

美国总统顾问基辛格今天说，中美联合声明乃是两国创建长期接触的一个努力，以期谋求创建直接谅解的基础，并开始一个应会导致创建密切关系的过程。

在这项声明分发给记者们以后，基辛格用了近40分钟时间就这个公报发表谈话。

美国和中国今天同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处理它们今后的关系，并宣布了一些类似的有限步骤，以开始结束它们20年的激烈的敌对。

但是它们在一项联合公报中清楚表明，朝着创建正式外交关系的方向的进展肯定要受到严苛的限制，直到台湾问题获得某种解决为止。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虽说它没有使北京满意，美国的一些申明的效果很可能导致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受到破坏。

公报是在尼克松总统同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举行了为期一周的一系列微妙的讨论结束时发表的。

美国保持了它长期以来所持的立场，即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必须是和平的。美国没有重申它根据1955年条约承担的保护台湾不受进攻的义务。基辛格说，尼克松仍然信守这一条约义务，公报中不提这项义务是由于就美国与之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一个国家的领土问题进行谈判的微妙情况。

由于美国在公报的其他地方表示要保持同南朝鲜的密切关系和对它的支持，同时要在美日之间“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这样就使得没有重申对台湾的保证这一点更加引人注意。

有人问，是否因为中国在公报中没有做出具体让步，所以美国拿出的东西不肯超过它所得到的东西。基辛格回答说：“我们不是以从一块记分牌上谁在每个问题上得多少分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他说，美国的主要成果是使得外交来往的过程开始了。他说，这种来往应会导致亚洲的一些问题在不以武力威胁和诉诸武力的条件下得以解决。基辛格说这个公报是“长期失去接触的两个国家想转达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感到眼下需要取得一些谅解，并开始在一段时间内朝着创建较密切的关系前进的一次尝试”。

尼克松的“长征”之路

从1955年起，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过134次会谈，但都没有真正地交换过意见。双方交换的是口号，而不是真正的谈判方案。

尼克松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含煳地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对话途径是通畅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愤怒的孤立”这一词组使人回忆起他在1967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中国人没有被一个简单的和解暗示所打动。

在就职典礼之后的第二天，新华社指责尼克松是“垄断资产阶级集团”选定的新“代理人”，以实现“美帝国主义继续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狼子野心”。《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走投无路的尼克松竟说到了未来……快要进坟墓的人用幻想中的天堂来安慰自己，这反映了一种接近死亡的阶级的自我陶醉和绝望的挣扎。”

在最初的日子里，尼克松的确有些自相矛盾。由于美驻欧洲一个国家的大使未能阻止该国承认北京，尼克松说这个大使是“灾星”，写信给基辛格和罗杰斯，要求他们马上“撤掉他”。

然而不久，尼克松却给基辛格写了个备忘录说：“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试探应私下进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种事情搞到公开出版物上面去。”

1970年1月8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中美华沙会谈将在1月20日恢复。会谈的气氛是实实在在的，并为以后双方进一步的沟通定下了方案。据基辛格后来回忆，2月20日，中国人一到美国大使馆就做了一件使主人大吃一惊的事：他们建议把会谈移到北京举行。他们还暗示，欢迎由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率领代表团。

北京会欢迎美国官方派代表团到那里去，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不管怎样，美国没有立即接受中国的建议。基辛格拿不准这项建议是否只是为了破坏华盛顿同台湾的关系，还是中国确实想要进行更认真的讨论。他也不能断定北京是不是举行会谈的理想地点。

美国务院的专家也有他们担心的问题：中国是否会给予到北京去的美国谈判人员以“外交豁免权”？中国是否会允许美国人创建跟华盛顿通信的“可靠”渠道？日本人和台湾人是否会把这一次北京之行解释为美国人向中国人磕头？美国人为什么非得像过去的外国朝贡者那样跑到这个“中央王国”去呢？难道不可以反过来吗？

后来中国人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姿态。10月1日中国国庆节的这一天，面带笑容的76岁的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检阅台，紧挨着毛泽东站着的是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官方摄影记者把镜头对准了这两个老朋友，闪光灯一亮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息：毛泽东允许了向华盛顿接近的行动。基辛格不需要翻译也懂得它的含义。10月初，尼克松接受《时代》杂志的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我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7月15日下午2时45分，白宫发出了一个通知，说数小时之后，总统将发表一项“重大声明”。美联社说，白宫拒绝事先透露声明的内容。

下午5时45分，尼克松总统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发表了一篇7分钟的简短演说：

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创建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3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7亿5000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创建我们两国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

我现在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

……

尼克松一念完他这篇惊人的公告，电视镜头马上转向了在场的评论员，让观众听听他们的反应。这些人全怔住了，他们目瞪口呆，直愣愣地面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也是如此。

1971年10月16日，基辛格开始了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美国访华团全体人员。他说，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22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语言——也是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进行了16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来北京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会取得积极的成果。

周的这些谈话奠定了基辛格此行以后几天的热情的基调。基辛格没有料到，最戏剧化的情况是在讨论尼克松访问公报的时候。本来公报应该是归纳讨论中很自然地产生出来，而事实却常常相反。如果等到真正访问的时候才起草公报，那是自找麻烦。

尼克松已经授权基辛格来谈判他的访问公报。基辛格和他的工作人员起草的一份公报初稿，是尼克松看过并批准了的。这份公报强调那些模煳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词汇掩盖分歧；它用这种方法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的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

周恩来对美国访华团说，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对美国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公报必须摆出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辞就“不是真实的反映”。美方初稿的含义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中国人认为斗争比和平更为重要，至少是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中国人并不怕面对现实的分歧。

如果联合公报没有完全体现出美中之间所取得的进展，那么尼克松此次北京之行肯定会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的访问。因此，联合公报可能会多说一点儿，可能出于友谊的需要而选择措辞，而放弃了许许多多对有关具体问题的阐述。

双方均避免使用最尖刻的语言，事实上，都是有关争议的部分。与普通的联合公报有所不同，各方均保留一段文字用于就当前的重大事件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各自所热衷的事业据理力争，擂鼓助威。美国宣布将努力缓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并保护自由，而中国人则声称将致力于解放被压迫的人民的信念，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很明显，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宣传行为。与此同时，两国都试图安抚各自的盟友。美国试图给南越和南朝鲜（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为台湾）打气；而中国则给越共和北朝鲜以鼓励。美国称，联合公报把美日友好关系置于最高利益的地位，加以考虑；中国则表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与扩张”来加以回应。

鉴于两国认识到“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双方认为协定的制定应该基于几个较大的领域。它们将“在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它们将会拯救世界，避免出现爆发全球战争的危险。双方都不寻求在亚洲创建霸权，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在本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它们一致认为“绝不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任何谈判”，或在任何情况下相互支持，直接反对另一国。

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每一个步骤都显得十分小，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意义。双方鼓励进行科技、文化、新闻和体育交流；同意扩大双边贸易。尽管正常的联系尚未创建，中美外交接触的形式尚待确定，但可以确信，中美交往将会是频繁的。

公报的内容毫无疑问将是未来几天甚至几周，双方争议的焦点，不可避免地可能会出现有失公允的地方，就像打乒乓球一样，要想取得每一分都必须付出努力。任何一方如果试图胜出，必须拿出看家的本领。人们可以看到，美国虽然接受了万隆会议上有关和平共处的原则，但心里是极不情愿的。另一方面，中国支持有关“在亚太地区寻求霸权”将不能成为一个行为良好的邻居的提法，这是中国几个邻国在实践中所倾心的行动准则。正如基辛格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在联合公报中与中国讨论霸权主义，似乎与仅仅6个月前不甚相同。

至于中国所谓的“关键问题”——台湾的地位——美国似乎制造了新闻，做出了妥协：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美国从来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地发表这种声明，并可以肯定会导致在焦躁的台湾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出现新的震动。

然而，事实上这种从无力支撑局面的位置上“撤退”，尼克松早在《关岛宣言》中就做出过暗示，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在公报中只是台湾问题的重提。台湾问题最终还是要在中国人之间和平解决。

在外交方面，行文格式及措辞大有学问，甚至包括陈述一些明确无误的事实。在表面上，美国似乎并没有得到一些明显的好处作为回报，中美双方的分歧似乎依旧难以弥合。对于解决越南战争的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帮助（人们对此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而且如果真的对结束越南战争有好处，公报中一定会提到）。尽管一些人希望举行一次亚洲和平大会，但公报并没有就此发出呼吁。很明显双方也没有就日本作为亚洲一支重要力量对外扩张达成一致意见；没有针对朝鲜半岛的分裂问题拿出对策。公报提及了苏联威胁，这成了双方首要的向心力，只有参加者才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公报指出要摒弃一方与其他国家结盟反对另一方。基辛格因为说“新的中美关系并不直接针对苏联”而在记者招待会上受到勐烈攻击。基辛格只是宣称莫斯科因为一些原因不能轻而易举地取信于人。

但是文化交流（始于允许《时代》杂志的记者杰拉德·施克特和美国报业辛迪加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布夫特在中国逗留更长一段时间）、贸易和外交的意向为未来达成进一步的协定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总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因为要在公报中写入一些东西，所以要谈的东西很多，不会出现面面相觑的冷场，眉飞色舞的基辛格以肯定的口吻称，双方非常满意，“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也许很不错，但是期待仍然留在旁观者的目光中。对于一些人来说，公报所包括的内容太少了，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意味着太多太多。

在美国，总统此举冒着失去自己部分选民的风险。保守派抱怨他在得到大量回报的许诺之前，似乎走得太远了。为了这次“作秀”，他对东道主大加赞扬，他把自己置于一个祈求者的位置。在公开的与毛泽东会谈的镜头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件当然的事情。他好像接受了地位低于毛主席这样一种情况。

在中美首脑会晤前，由于心中充满欣快感觉，一些评论家过于偏激，以至于忽视中国政权显而易见的社会主义特性政治。现实是记者眼中的中国是沉重而朴实的国度。

《时代》记者的中国调查

尼克松总统访华使人们大开了眼界，对中国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尼克松总统回国后，少数美国记者得到机会，对中国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进行重新思考、深入调查，这同时也是全新的调查。《时代》周刊记者杰罗尔德·谢克特就是尼克松访华结束后获准继续留在中国采访的两名美国记者之一，他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大地上又逗留了12天。

南京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有一家农具店，那里的人们自己炼钢来生产拖拉机耙齿。尽管南京钢铁厂离公社不到5英里远，公社还是坚持自己炼钢，以作为自力更生的表现。

这看起来似乎是很荒唐的重复建设，但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并不在意如何经济合理地利用资源，他们所注重的是发展工业、自给自足。这种自己动手的成效一般来说比较显著。例如，在上海造船厂，人们在设计只能容纳3000吨左右的货轮的船位上建造万吨级货轮。他们利用自动焊接机先预制一部分部件，然后再用国产的起重机将预制部件移动安装到位。通过这种方法，该造船厂将建造一艘船的时间由一年缩短到了7个月。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表现出中国人的工业创造性。上海钟表厂成立于1955年，成立之初只有55名工人。他们制造出的第一块试验表每天误差一分半钟。而现在上海钟表厂有3600名员工，每年能生产240万块钟表。工人们告诉我，这些钟表每天的误差不超过30秒。厂里的部分机床是从瑞士进口的，但是大多数精密的钟表制造工具现在都已经国产化了。

另一个例子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上海汽车制造厂能够生产2吨型卡车和上海牌轿车，但是工厂没有装配线，由成群的工人手工搬运汽车部件进行装配，然后再由起重机将汽车吊运到工厂的另一处再进行另一部分的组装。去年上海汽车制造厂生产了2900台卡车和（仅仅）500辆轿车，完成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制定的指标。该厂生产的轿车外观质量较好，看得出是经过精心装配的。但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看，该厂轿车的款式比较陈旧，因为其最近一次改换车型是在1964年。现在该厂正在建造一款更大、更宽的上海牌轿车，不过这款轿车的装配仍然无法实现自动传送，中国人还没有掌握此类机械技术。

中国汽车工业技术比较落后的一个原因是苏联1960年撤回了帮助建造该汽车制造厂的专家。该厂革委会委员梁文产（音）说：“苏联人给我们帮了倒忙。他们说我们这儿只能造出玩具汽车，他们回国时把图纸和计划都带了回去。”

在我所采访的大多数工厂，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0元（27.27美元），而且至少在7年内都没有涨过工资。“工人不在乎自己拿多少工资，”梁文产告诉我，“他们希望能够减少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如果一个工厂的工人拿的钱比另一个工厂的工人多，那他们就不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虽然工人们缺少经济刺激，但他们表现得很满足。工厂总体比较整洁，工人的劳动紧张有度。每天的8小时工作时间内还安排有休息、就餐和锻炼的时间。在上海一家机床厂，我还看到一名女护士一边沿着机床分发维生素片，一边询问工人们身体上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走到每一处，都要了解人们对于进口外国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态度。我得到的回答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引用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的话，然后再半骄傲、半抱歉地解释说：“是的，我们有很多缺点。我们必须向先进的国家学习——但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称作是维持革命势头的一种休克疗法。这种对精神造成极大伤害的自我批评方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作用最明显。在南京，我曾经同3位作家交谈过——两位小说家、一位诗人。在过去的5年中，他们除了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些对革命戏剧的评论之外，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他们还在努力地“学习”，以便实现毛泽东说过的“一切文学和艺术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邓锋昌（音），42岁，曾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版过3部小说和2本短篇小说集。他说：“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下工厂、下矿井、下农村，去体验人民的生活。否则，我们有什么可写的呢？”

尽管邓锋昌从1967年起就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但他每月还是照拿110元（55美元）的作家工资。目前他正在学习革命戏剧，希望自己也能够写一部。邓还在改写其早期的部分作品，包括一部曾销售了21万册的童话集，他准备用无产阶级的方式来描绘其主人公。邓说：“我们的一部分作品需要进行改写和重新润色。时代在不断进步，我们的思想也必须不断进步。”邓对列宁、斯大林时期的主要苏联文学作品，以及契诃夫、普希金、海明威、马克·吐温和沃尔特·惠特曼等人的作品都较为熟悉，但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任何美国当代作家却一无所知。

邓也坚信毛泽东的话，认为“文学必须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他比较喜欢契诃夫，因为契诃夫擅长描写普通人民——“当然他的作品还不能和歌颂工农兵的革命戏剧相比”。邓相信“文化大革命”使他和他的同事能够更好地描写当代的英雄。他说：“希望明年我们的一些新作品能够出版。”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对待性别的态度是令人迷惑的。乍一看，中国人对性别似乎根本没有兴趣：宽松的中性服装掩盖了身体的线条。在3个星期内我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穿裙子。不过，在北京和上海的百货商店的化妆品柜台上还是有相当多种类的护肤霜。在上海工业展销会上，我见到了一位使用过所有展销香水和口红（粉红、紫红、橙色等12种色调）的女导购。她吃吃地笑着说这些展品都是出口的。随后，展销会的一名男革委会委员向我解释说“中国姑娘喜欢自然美”。

在中国我见过许多非常漂亮、朝气蓬勃的年轻姑娘，她们中的很多人都在一些非女性化岗位上工作，如在机械车间里操作车床。同任何地方的漂亮姑娘一样，她们对周围人们投来的钦慕目光也总是报以会意地微笑。在上海造船厂，我曾经拦住一位身材高挑、皮肤白净的姑娘，她当时正扛着两台沉重的钻机。我先问了她几个关于她工作的问题，然后又问到她是否结婚了。她开始试图回避这个问题，说：“这是个个人问题。”随后她又笑着说：“没有，还没有结婚。”

婚前性行为在中国是严厉禁止的，情感和爱意的表达也非常受限制。除了上海黄浦江畔的中山路上偶尔能见到几对夫妇一起逛街之外，人们很难看到小伙子和姑娘在一起。小伙子见姑娘的地点除了学校、单位，就是人民文化宫。我采访过的所有中国男人都说他们就是在这些地方见到他们的妻子的。当我问他们是否对妻子说过“我爱你”时，他们都笑起来。上海一家报社的编辑告诉我：“没有这个必要。这些事情我们不用说出口也都明白。”

在中国，性也还是受到承认的。我所到的任何一处，当地公社、工厂的附属医院都有妇产科，它们发放免费的计生药品，并可提供廉价的流产手术。产房条件比较基本，但似乎也够用。妇女一般有50天产假，生完孩子后可在医院休养一星期。但是人们告诉我，她们一般生完孩子第二天就可以起床活动了。苏杭公社（音）的一名医生告诉我：“对在地里干活的女人来说，生孩子不算是什么难事。”该公社刚刚完成了对其原有130个床位的医院的扩建工程。

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女儿则是没用的东西。在上海时，我的翻译余石特（音）告诉我：“我们已经转变了对生儿生女的态度。现在国家为我们养老，我们不用再依靠孩子来照顾自己的晚年了。”当问到对儿子将来的职业有什么希望时，中国人总是会回答说：“干什么由国家决定。只要是为国家工作，对我们的孩子都很好。”

上海《文汇报》的馆舍是“二战”前的西方式建筑，整体风格凝重，不过宏伟的大门前的大理石台阶已经破旧，内部的走廊也年久失修。但是这也许就是西方记者在这家中国最“红”的无产阶级报社里所能发现的最熟悉的东西。

一天，我发现一名编辑在排字室里排字。原来，为了强化“劳动经验”，所有的编辑和记者每周都必须有一天放下纸笔，到排字室排字、打扫卫生，或是用草绳把《文汇报》的7台国产高速印刷机印出来的纸捆扎起来。每年报社的员工都要被轮流派到机床厂或农场进行一个月的劳动锻炼。报社也定期接待20人到30人一批的农民或工人，为他们举办新闻采访速成班，然后他们再回到原单位，成为各单位的业余记者，也就是“赤脚记者”。沈国强（音），47岁，报社资深编辑，他说：“我们是到农村接受锻炼去了。”

自从1938年创刊，《文汇报》在很多年内都受到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喜爱，他们认为《文汇报》是中国最激进、最有争议，也办得最好的政治性报纸。该报纸比中国其他任何报刊对苏联的态度都更强硬，并通过其对革命戏剧的述评表现了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

《文汇报》很便宜，每份的售价只要2美分。“文革”前，其发行量还不到14万份，现在却勐增到了80万份。沈国强是报社工资最高的员工，每月的工资为42美元，他还是革委会主任。革委会负责制定政策，成员包括共产党的干部、军人、农民，以及印刷工、排字工和编辑。负责日常工作的是沈国强和他年轻的副手王春兰（音）。王春兰今年32岁，来报社工作之前是一家搪瓷器厂的工人。每晚7点，报社的12名主要编辑都要在会议室讨论稿件问题。会议室内悬挂着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报纸有4版，头版主要报道国内事件；其他几版中，一版是上海地区新闻、一版是马列主义学习、另一版是国际新闻。所有的国际新闻消息都来自新华社的自动收报机。

报社编辑们要安排“调查报告”，但不是杰克·安德森所做的那种调查报告，而是关于上海第一商业局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学习之类的报告。有时编辑们会一直等着一幅西哈努克亲王结束对越南访问回到上海的照片，而将晨报拖到下午（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才发。

编辑们是否有义务披露官员们所犯的错误呢？“当然有。”从会议桌的另一头传来了王春兰的回答。那么，《文汇报》如何反映最近北京所发生的斗争呢？“对此我们不太清楚，”王春兰微笑着说，“我们无可奉告。”

中日恢复对话

早秋的微风吹过北京首都机场，拂动着1945年以后在中国升起的第一面太阳旗。当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迈出DC－8型客机的舱门时，中国乐队奏响了庄严的日本国歌《君之代》，随后又奏起了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三四十年代同入侵的日本裕仁天皇的军队作战时唱的正是这支曲子。田中首相此次访华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历史性事件，它将促成亚洲的两个大国结束长达一个世纪的敌意，重新展开对话。

1972年10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挥毫签署了双边协议，宣布两国结束“战争状态”，并立即创建外交关系。不过，此次两国首脑会晤的意义并非只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一个迟到的句号。日本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民主制工业国家，而中国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制度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周恩来有意低调陈述的那样，此次和解结束了两国间“不正常的状态”。为了与日本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国彻底摒弃了其60年代外交政策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丝排外主义倾向。同时，此次两国首脑会晤也标志着日本开始从战后一直受美国外交政策控制的状态下走出来。在过去10年中决定亚洲地缘政治的美中苏三角关系正迅速地转变为四角关系，日本作为第四角正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田中访华的直接影响是，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遭到了意料之中的外交重挫。在田中和周恩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表态是，日本政府“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日本政府的这一表态比美国政府的表态又进了一步——在尼克松和周恩来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方仅仅表示“认识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仍未明确否定国民党政权。

中日联合声明刚刚签署，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就召集记者会发表了明确的声明。大平外相称，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政府1952年签署的和平条约“不再有效”，同时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国民党政府旋即谴责日本的行为是“背信弃义”，并也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同时还派出警卫部队在日本驻台北使馆周围设下警戒，防止使馆遭到愤怒群众的攻击。

日本是在过去23个月中第16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美国成了唯一仍然承认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工业国。虽然日本政府此举肯定会促使一些较小的国家也采取类似的举动，但是台湾仍然能够依赖其主要的生命线：贸易。在得到中国大陆默许的情况下，日本至少在目前还希望能够保持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因为目前台湾市场对日本商品来说比大陆市场更大（台湾市场每年7.6亿多美元，大陆市场5.78亿美元）。但是从台湾政府的发展潜力存在的严重问题上看，台湾与日本的贸易联系最终将受到削弱。出于报复，台湾政府命令其进口商开始从欧洲和美国购买机械和其他一些原来一直在日本购买的物质。台湾只是简单地掩饰了一下其报复的动机，称这是为了减少台湾对日本的6亿美元贸易逆差。

同美国总统尼克松2月访华的情形相似，田中首相在中国进行的6天访问也充满了电视报道（田中首相抵达北京时，日本2700万台电视机中大约有70%都在播报这一事件）和“异常坦诚”的闭门会谈。可以理解，中日双方似乎除了注重实质成果之外，也都非常注重象征意义。周恩来在欢迎词中谈到了中国过去由于日军的行为而受到的伤害，称“我们应该记住这样的经验和教训”。田中首相则仅仅简单地承认日本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日本对此应“深刻反省”——这在日语中是表达懊悔和遗憾的比较强烈的用语。

尽管如此，此次首脑会晤的气氛还是比较放松的，甚至可以说是活跃的。有一次田中笑着抱怨说他在宾馆喝了点茅台酒，“有点醉了，”周恩来对田中说：“同伏特加比起来，你会更喜欢喝茅台。因为茅台好入口，不上头。”因为田中是日本建筑业的百万富翁，喜欢偶尔小酌几口，周恩来又微笑着说田中“应该能吃得消”。田中星期三同毛泽东进行的一个小时的会面也同样风趣诙谐。毛泽东问田中：“吵架吵完了吗？”实际上指的是田中同周恩来的会谈。毛泽东又接着说：“跟周恩来你必须要和他吵架。只有先和他吵完架以后你们才能真正成为朋友。”

尽管两国领导人之间谈笑风生，但中日恢复对话后可能温暖的东西会缺一些，冷酷的现实会多一些。哈佛大学亚洲问题专家、美前驻日大使埃德温·赖绍华指出：“中日两国的社会差异非常大。我认为两国不会仅仅因为都是亚洲国家而走得更近。”中国政府希望能够从日本获得一些实际的东西，尤其是日本的现代技术。但双方又都担心对方在可能形成的亚洲四极平衡体系中的作用。中国担心该微妙的平衡会被苏联打破。一方面，苏联在中苏边境上集结了50个师的兵力；另一方面，苏联又正在争取中国在亚洲的传统对手——日本——的好感，两国有可能会就苏日和平条约展开谈判，并可能共同参与开发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田。

正是主要考虑到苏联的野心，中国要求来访的田中首相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入反对别国在亚太地区“创建霸权”的企图，这似乎是对苏联政府设置的一个障碍。但是日本也学会了操纵四极政治。就在田中首相离开北京前，日本政府半遮半露地向外界表示，日本向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日本愿意同苏联以及中国和美国发展密切的关系。

中国文化团访美

自从马可·波罗在他的传记中将宝石、香料、丝绸和东方杂技全部列入东方奇迹之后，西方人一直认为东方杂技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如今，西方人可以通过观看首次出访北美的中国沈阳杂技团的表演来好好看清楚马可所说的杂技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如果不算中国乒乓球队的出访，沈阳杂技团则是首次将中国文化带到美国。这种交流是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于去年冬天达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交流开端。

1972年底，这40名演员和12名伴奏师在多伦多演出5天后，来到了芝加哥，并将在那儿停留10天时间；之后，他们还将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纽约和华盛顿进行演出。当他们身着褪了色的灰色中山装从奥黑尔机场走出来时，看上去非常像一个教师代表团而不像在杂技演出中明艳照人的杂技演员。他们携带了5吨重的道具，并向欢迎队伍中的孩子们分发手工绘制的手帕，同时也接受了回赠的糖果和鲜花。虽然没有翻译他们明白不了多少，但他们还是很有礼貌地听了欢迎致辞。

然而，当他们来到市民大剧院的舞台上时，也就不再需要翻译了。在这场演出中，沈阳杂技团没有使用钢丝和秋千，也没有使用密集的鼓点儿或骤停来烘托表演的高潮。他们娴熟的手法令人赏心悦目，就连小孩子也能够看懂。他们极其小心地对待哪怕是最简单的绝技表演；而最高难的动作他们又能轻松自如地从容表演。两名女演员运用脚将中国花瓶踢来转去的。一名男演员用手倒立在一个由桌子、椅子和砖块层叠起来的摇摇晃晃的“金字塔”顶端，然后又故意使这个“金字塔”骤然倒塌。两名男演员，其中一名叠在另一名的肩膀上在一个没有任何支撑物的梯子上爬上爬下的。

该杂技团最精彩的表演之一是长竿绝技。一名演员很轻松就把一根长16英尺的竹竿平衡地立在肩膀和下巴之间。第二名演员顺着竹竿爬上去，到达顶端。在那儿，他慢慢地把两腿分开，与地面平行。他把一只脚伸入固定在竹竿上的一个绒套中，就站了起来。然后，他向下找到第三名演员，两人共同完成一系列精妙的徒手动作。

这场演出真正的高潮是从一个女演员骑在一辆自行车上进场表演绝技时开始的。她很正常地骑了几圈，然后就不停地有女孩加入，直到最终在这辆车上载了7个女孩为止。当她们跳下车子退场后，大家都以为演出结束了。但是另一名女演员又骑车上场了。随后，9个面带微笑的女演员登场而且难以置信地全部骑上了那辆自行车。

大多数的中国柔功和技巧，如著名的“太极拳”都植根于武术训练中。中国的杂技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当畜牧业刚刚出现时。许多专家认为大约从那时起，“变戏法的”就通过表演魔术和运用娴熟的手法来过活。这种老传统的遗迹在沈阳杂技团的狮子舞中仍存留了下来。这种舞蹈是从前用兽皮作为符咒来祈求五谷丰登演变而来的。而他们用木棍转碟子和花瓶则会使人回想起以前给变戏法的人赠予食物的做法。那些认为美洲印第安人是首先从白令海峡移民过来的人类学家指出，这种夹杂古老戏法的杂技表演和他们所熟悉的一些美洲印第安部落所表演的杂耍项目有着许多相类似的地方。

1949年后，作为毛泽东要振兴民间艺术思想的一部分内容，中国各地开始纷纷资助成立杂技团体。为了符合毛泽东在文化上“百花齐放”的教导，如今，几乎全中国每个省和每一个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杂技团。到1965年，杂技演员的地位已经上升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有人批判他们太市侩了，缺少“反映工农日常斗争的阶级特点”。现在他们每年要花2个月的时间在工厂或公社与农民一起白天劳动，晚上表演政治讽刺剧和即兴创作节目，把新发现的民间素材融入他们的表演。

沈阳杂技团的演员们，每个月可以拿到相当于30美元的工资，过着一种严格而朴素的生活。他们每天练功3个半小时，每礼拜要表演4次到5次。年龄较小的队员，往往都是七八岁时就来到团里学艺。他们每天上午都必须练功，然后在吃过午饭后学习。这次出国巡演对他们来说，尤其是一个大开眼界的机会。12岁的曹春（音）是这次巡演中年龄最小的演员，也是跳狮子舞的小明星。在离开北京前，当被问到知不知道加拿大在哪儿时，他回答说：“不太清楚，但我却知道现在那儿非常炎热。”

邓小平走出阴影

1973年4月的一天，一位身着中山装的小个子官员，神情严肃地步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大宴会厅。在门口，他刚犹豫地停顿了一下，就被迎宾的官员簇拥着来到周恩来的身边，与他一起在为柬埔寨逃亡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宴会上迎接来宾。现年69岁的邓小平副总理就是以这种低调的形式从1966年以来就笼罩着他的阴影中复出了。因为当时他与刘少奇主席一样，也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党内领导人之一”而遭到了排挤的。

邓小平曾任党的总书记并是中央政治局成员之一。早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邓小平就遭到了谴责。而他也立刻承认“自己的思想和态度与毛泽东思想不相符合”。他复出后至少还是一名要员（虽然他还没有恢复党内职务，但目前他在领导层中似乎仍然可以排到第20位），这体现了毛泽东为重组领导集团所做不懈努力的又一个方面。但邓小平的职责似乎还有待观察。

28 1973-1974年 被批判的孔圣人

中国已出现开始进入新一轮激进主义运动的征兆，在去年8月份召开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时就有所显现了。这场运动，其开始似乎是在学术上对儒家思想的沦丧进行争论而引起的。

……

党内的许多出版物都批判了孔子，说他试图在2500年前的中国恢复奴隶制度。后来这场运动通过把孔子与前任国防部长林彪联系起来而拓宽了范围。

……

复活的孔子

中国最近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最令人不解的特点之一是，在思想上对孔夫子的言论和学说进行了异口同声地讨伐。孔子这个名字经常与已亡命的声名狼藉的前任国防部长林彪相提并论。现在，对这位已故的圣人的抨击依旧勐烈。最近的几次群众集会斥责孔子和“与他一类的人”是“历史上的跳梁小丑”。林彪由于“鼓吹儒家的歪理邪说，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而再一次受到抨击。似乎孔子这位大哲人依然健在，并领导了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在许多方面孔子确实如此。已亡命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叛徒”——林彪绝不是唯一受他影响的人。正如在思想领域不断升级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斗争所表现出来的，传统的儒家道德在中国根深蒂固，仍然是阻碍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障碍。

孔子，在拉丁文中被称为“孔夫子”或是“孔圣人”。他所关注的事情或许让人觉得可笑。他一生穷困。他出生于公元前551年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位于当今的山东省境内）。他毕其一生，游历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封建王国，以求一官职，找到一位可以将他治国理想付诸实践的君王。他除了在他的出生地鲁国担任过几个月的宰相之外，一直到他公元前479年去世，再也没有得到过任用。但是，像苏格拉底一样，他的学说通过其虔诚的门徒，得以在他之后永世流传。

孔子的梦想是恢复一个混乱社会的秩序。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比第一个王朝的创建还要早300多年。国家经常被那些贪婪的封建王侯发起的战争搞得四分五裂。孔子形容这些王侯是“饱食终日，醉生梦死”。他崇尚仁爱、谦虚、人道的完美统治者的形象，并相信这样君主可以保持长久的太平盛世。暴君往往靠恫吓和强力维持统治，而仁君用道德楷模实现之。孔子谆谆教导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与其说是宗教信条，还不如说是民族信仰。道德修养是达成政局稳定的关键。孔子反对人死后灵魂升天的说法，认为“小人”才言“利”。尽管从理论上说任何人都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但孔子强调社会等级制度，要求每个人都要接受自己的位置。个人的满足基于对别人的顺从、孝顺和仁爱等品德的养成，简言之“道”。按照孔子之道：“如果一个人在清晨明白了‘道’，那么，晚上可安然地死去（朝闻道，夕死可矣）。”

毛泽东在他青年时期曾用6年时间来学习儒家经典著作，而且从未真正摆脱过其影响。在他的4卷《毛泽东选集》中，他参考了一些其他作家的思想，其中有不少于22%是来自于这位圣人和他的门徒——这仅次于斯大林的24%的比例。孔子和毛泽东都非常强调“正确”观念的灌输和统治者要成为道德榜样的重要性。更有甚者，那些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们，在接受了毛泽东所特有的与旧儒家思想惊人相似的东西后，也接受了那些经典著作。

孔子原本想到的或许是保持和平与恢复秩序，他所强调的对权力等级的遵从，为那种被动的、宿命的、要绝对服从君王的思想打下了基础。孔子认为要有一名受过教育的圣贤之人和一种贵族式的道德修养，这对处理社会事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共产党人眼中，孔子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画了一条很深的界线。这与毛泽东所阐述的在无产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更让共产主义者无法容忍的是，儒家主义者极度鄙视体力劳动者。孔子宣扬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毛泽东之所以反对孔子，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孔子认为：“所有的人在本性上都是一样的（即：人之初，性本善）。”孔子认为人的本性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而只有教育才能使人改变。而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用新的无产阶级形象来塑造人。“没有抽象的人性，”毛泽东1942年写道，“人都是具有阶级性的。”所以在共产党人眼中，孔子的理论并不包含有普遍的真理。它们仅仅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本性。

从长远来看，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是毛泽东企图改变人性的不懈努力的一部分。他想用新的具有斗争和战斗意识的人性来代替儒家所宣扬的平和、顺从和宿命的人性。对他而言，儒家思想仍是代表等级层次、停滞不前和自我满足思想的标志。缘于此，孔圣人再也不能安然长眠了。

新一轮文化大革命

斗争就意味着进步，不去斗争就会退步，会灭亡，会沦为修正主义者。

对于亲身经历过从1966年到1969年席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1974年2月，有一家北京广播电台在报道这段话时并不是一个好兆头。经过了几年相对缓和的时期后，中国好像突然又滑到了“左”倾主义边缘。

中国已出现开始进入新一轮激进主义运动的征兆，在去年8月份召开的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时就有所显现了。这场运动，其开始似乎是在学术上对儒家思想的沦丧进行争论而引起的。党内的许多出版物都批判了孔子，说他试图在2500年前的中国恢复奴隶制度。后来这场运动通过把孔子与前任国防部长林彪联系起来而拓宽了范围。

全体人民5年以来第一次被要求“动员组织起来”去谴责中国的两个新出现的“妖孽”和“邪魔”的罪行。一幅控诉林彪修正主义思想的大字报出现在上海的各个码头上，而在北京，电视台连续三个晚上不间断地播报在北京大学新竖起了一些巨型的标语牌；很明显，他们将用自己的标语口号来声援这场新的运动。1974年2月中旬，《人民日报》整个头版连续两天刊登了一份正式声明，宣称“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一场人民运动已经开始了”。一家上海的广播电台也如此回应说，“革命的战鼓已经敲响，大炮声隆隆震耳，前进派和后退派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

在“文化大革命”伊始，这场新的运动是在日渐高涨的控诉意识形态沦丧的呼声中展开的。学校的各类考试因为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并且对干部和前官僚子女有所偏向而受到抨击。湖南的一家电台指责“阶级敌人”为了“毒害群众”正在“引诱年轻人阅读色情书刊和杂志”。

这场运动似乎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观察家们注意到自从去年11月国务卿基辛格访问过北京后，就再也没有进一步促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行动了。中国驻美联络办公室的领导也已经离开华盛顿两个月了。

在北京，外国居民非常担心日渐高涨的排外情绪；“文化大革命”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不要相信外国人，所以他们没办法不紧张。2月的一天，一群愤怒的中国人把两名居住在北京的法国人揪到当地的公安部门，原因是他们打算对正在铲雪的妇女进行拍照。警察在释放他们后解释说这两名法国人被误认为是“苏联间谍”。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交流也遭受了打击。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所拍摄的真实反映中国的纪录片在全世界上映已有一年多了。他被中国的媒体辱骂为“小丑”和“强盗”。他因在影片中描绘了中国人生活的悲伤场面而被《人民日报》称之为“国内外反动派”又有所复苏。与之相类似的，西方音乐由三支最近来访的外国交响乐团重新引入中国也被定性为“反映文学艺术阴暗面复苏的异类事物”。

至此，已经没有人知道除了林彪和孔子这两位已经死去的人之外，到底谁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真正的目标。然而，这场运动已然造成了后果：军队。正是那些地方部队的强硬派最终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过度激进的做法。但就在上个月11位掌权的地区司令员中，有7位被对调到他们不熟悉的部队去担任领导职务。这种做法很高明地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基础，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在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家眼里，周恩来也似乎比以前“左”了。中国对外的强硬政策就是由周恩来策划的，这或许是他想减少左派成员对他进行批评的结果。在第10次党代会上，一些观察家发现周恩来的声明带有新的更加激进的语调。

对这种动荡局势最乐观的估计就是：已经80岁，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正在最后一次给中国灌输革命的热情，从而防止在中国滋生顽固的精英主义。

白热化的文字战

自从1972年北京峰会后，中国的领导人很明显地停止了他们的反美论调。但1974年4月，在欢迎柬埔寨共产党起义军领袖乔森潘将军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对美国进行了勐烈地抨击，说它“厚颜无耻地对柬埔寨进行了大规模侵略”。周恩来拐弯抹角、轻蔑地摒弃了尼克松总统三番五次提出的缓和目标。他说：“革命的群众并不都相信所谓的‘持久和平’或‘世代和平’。只要帝国主义存在，革命和战争就在所难免。”

周恩来对美国的抨击和他对尼克松总统最得意的两种提法的尖锐讽谑并不是孤立事件。两天后，作为党的副主席和北京政治局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指责美国直接策划了1970年推翻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反革命政变”。王洪文将“美帝国主义”形容为“武装到牙齿”——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副极度好战的形象。

除了这些言谈之外，在许多省份还明显掀起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例如在四川省，该省的电台报道了一次谴责“‘二战’中美合作所（它其实是训练中国秘密警察的技术支持机构）”的群众集会。该报道说“正是在那儿，美蒋反动派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屠杀”。

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在如何诠释这种极富战斗性的言辞上产生了分歧。国务院的专家们否认是周恩来的言辞导致了中美关系新的冰冻期。华盛顿的一些专家推测，最近把伦那德·昂格尔这位高级职业外交官任命为美国驻台湾大使一事激怒了中国。中方可能会对那种缓和感到失望，因为它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并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有利于中国的进展。

29 1975年 邓小平复出：温和派的胜利

整整一个星期，各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发生着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省领导们都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北京所有的饭店都已经订满；闪闪发光的大轿车方阵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终于，在1975年1月中旬的晚些时候，中国新华社宣布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月13日起秘密举行了会议。这是人代会10年来首次举行会议。这是官方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选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这一结果是那么地让人期盼，又是那么地姗姗来迟。

……

他（邓小平）当选为第一副总理，同时被提拔为共产党副主席（党内共有5名副主席）。这一任命加速了邓从文革毫无地位的局面中的崛起，同时给予他的职位与他的权力也是相符的……

反间谍的战争

许多年来，苏联的克格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及其他间谍组织就试图通过监听省级广播截获军事信息，不时地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雇用的情报人员联系等方式，刺探中国内部色彩的情报，台湾的情报机构网络在过去的日子里已经就北京政治提供了一些敏感的秘密情报。

1975年起，台湾甚至愿意就其工作在中国大陆的忠诚人士及密探网进行宣传。台湾打破惯例，公布了20名“烈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任务时牺牲的间谍及情报人员。台湾政府雇用的一名大陆间谍王宏，30岁，在中国大陆当了一年的特工之后在台北公开了身份。据传，王宏是驻扎在云南省解放军某部的政治指导员，他告诉《时代》周刊的王宾（音），他在城市青年中创建了秘密的基层组织，这些年轻人已经被送到乡下的农业公社中去进行劳动。

台北宣称，王宏是1万名潜伏在大陆的特工之一，这些人在大陆破坏生产，创建秘密的反北京的基层组织，向台湾的谍报人员传送文件的影印件。特工人员的数量可能被夸大了，但不管怎么说，台湾特工人员一些具有轰动性的报道还是可信的，特别是他们披露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期写给他妻子的信。

由叶湘齐（音）领导的位于台北的台湾情报网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中国严格控制的社会里雇用特工人员，并与他们保持联系。雇用新特工的一个有效技巧就是利用亲属关系来发展特工。同潜在间谍进行接触的主要地方就是在中国边远的大西南云南省，靠近缅甸、泰国、老挝的“金三角”地区，这一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在此作战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所在地。

香港同样也是一个活跃的间谍活动中心。每天从香港殖民地到中国大陆的三四百名华侨中，偶尔就会有一个台湾特工去同暗地里支持国民党的人进行接触。

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值得相信的。实际上，台湾出版的有些关于大陆活动的“情报”完全是为了迎合反共宣传，很可能是台北的情报人员编造出来的。尽管如此，北京仍然认为台湾的间谍活动非常猖狂，他们定期就间谍的出现提出警告。最近广东报道了一起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对一家煤气厂进行的破坏活动，并对该厂副厂长缺乏警惕性进行了严厉地责罚。一些到中国参观的人被领到监狱，他们在那里看到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人民的敌人”。据说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罪名都是被认定替海峡对面可恶的小岛工作。

70岁的邓小平

整整一个星期，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发生着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省领导们都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北京所有的饭店都已经订满；闪闪发光的大轿车方阵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终于，在1975年1月中旬的晚些时候，中国新华社宣布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月13日起举行了会议。这是人代会10年来首次举行会议。这是官方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选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这一结果是那么地让人期盼，又是那么地姗姗来迟。

代表大会最终召开的事实证明，北京已经支离破碎的领导层走过了漫长的纷争道路之后终于开始解决他们的分歧。实际上，从直观的角度来看，人代会是全党空前统一的产物。但人代会选举产生的结果，特别是高层领导人的选举，表明仍然是党内温和派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以下是主要人员的任命：

周恩来，76岁，再次当选为总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就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从去年早些时候开始，党内激进派开始指桑骂槐地对他进行攻击，周在政治上不时表现出弱势。现在他证明了自己在中国最高政府机构中的地位，情况也越来越明了，即使是患病住院治疗，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已经开始在幕后进行党的重建工作。

叶剑英，76岁，当选为国防部长，这一职位从1971年林彪逃跑死于空难之后就一直空缺。叶剑英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同亨利·基辛格进行谈判的中方主要代表之一。叶剑英在党内和军中长期以来都享有极高的威望。但他一直是毛所谓的“党指挥枪”的坚强支持者。他的任命标志着党的领导层又重新开始插入通常具有独立思想的军队领导人。

邓小平，70岁，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在很多时候履行的是周恩来的职责。他当选为第一副总理，同时被提拔为共产党副主席（党内共有5名副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在草率发动“文革”以前党所提倡的保持党的稳定性。作为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3个人无疑会奉行温和路线。具体地讲，这也就是意味着在外交方面将继续寻求和解，在国内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而不是搞意识形态纯粹性的运动。

党内的激进派分子虽然在人代会上表现得非常活跃，但最终被挤出了权力层。甚至连江青也未能被提名为文化部长。过去几年，她的影响力直线上升，实际上，虽然没有经过官方任命，但她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一直垄断着文化部长这一职务。这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剧作家于会泳。于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已经排除了激进派分子在文化领域的影响，但这的确证明他们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经削弱。

虽然适度发展的方向正确，但这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例如，在接班人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上仍没有得到答案。虽然过去毛在所有的重要会议上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奇怪的是这次他既没有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但显而易见的是大会都是按照他的意愿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同样是毛，几个星期以前制止了现在的运动，并转向中间路线。“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八年，”他写道，“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

谁将脱颖而出

到目前为止，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领导中国将近半个世纪。未来谁最终将取代他们呢？《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一直在做着这个猜谜游戏。

在最近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台第一排占据固定座位的共有16名中国领导人，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都有可能在某一天领导这个国家。最有可能接班的是：邓小平，70岁，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实现了最惊人的政治上的起落。大会任命他为周恩来的12位副总理中的第一位，而仅仅在两天前，中央委员会决定由他出任共产党的副主席。再加上去年再次获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他是除了周以外，第二个同时具有国家和党的双重职务的有影响的人物。然而仅在21个月前，邓小平还身处被人们遗忘的角落。1966年，他被“文革”的红卫兵宣布为“第二号走资派”，被迫放弃了副总理和党的总书记职务，从中国最重要的几个领导人之一降为一介平民。

1973年4月，邓突然作为副总理再次出现。他和毛一起出现在镜头前；代替周出席十余次招待外宾的国宴；去年曾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曼哈顿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讨论棘手的问题。

恢复权力之后，邓起初看起来似乎对自己的未来还不能把握。在会见外宾时，他坐在椅子的边缘上，不敢往里深坐，讲话轻柔，并绝不多言。近几个月来，情况则有所改变。来访者注意到，邓说话直白且嗓门洪亮。他嘲笑美国是一个“大胖子”，而这个说法正在全中国广为流传。

波士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莫尔·戈德曼在会谈记录中这样写道，去年11月，在与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会谈时，“他看起来好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畅所欲言。”他形容自己是一个“生活大学”的产物，“而这所大学永无毕业之日”。接着，邓语出惊人地对客人们补充说道，“我修业期满之日，就是我见上帝之时，但谁知道上帝会给我打多少学分呢？”

在他的经历中，邓小平并不注重思想意识。他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通俗的实用主义引起激进派对他的仇恨。然而即便是他的批评者也都承认他的智慧与能力。在“大跃进”后帮助中国恢复了经济，使他自己赢得了信任。

人们认为，邓小平支持周恩来的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政策，他强调“苏联是中国的敌人”。虽然一些西方专家认为过高地估计了邓，但大多数人感到，如果周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邓将接替周的工作。

新政府的挑战

自去年至今的几个月以来，周恩来日理万机地工作，使他的健康出现问题。他变得面容憔悴，脸色苍白。5月，他住进了北京医院，谣传说他患了心脏病。除了偶尔接受外宾的简短拜访之外，几乎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只有两次，他冒险离开医院，短暂地出席了类似戏剧表演的国宴。西方分析家猜测，他是否同时在运动中受到了冲击。

但他出人意料地主持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0年来召开的首次会议。在召开会议的两周前，人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会议，批准了中共中央全会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当上周外国分析家拿到讲话、文件和名单后，会议的意义才逐渐清晰。尽管人大只是共产党政策的表决机构，但它的决定反映出中国各派领导人已就国家的前途和目标达成了近10年中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的意见。人大会议批准了上述文件和人事安排。

76岁的周恩来再次当选总理的原因绝不是那么简单，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一直是中国的总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出任总理防止了突然和不可预见的倒退，周恩来已经把中国引向温和而稳定的发展轨道。中国将摆脱极端主义而走向正常化；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激进派（他们1966年至1969年走红），使用党内老资格的保守派（其成员在那个时候被粗暴地剥夺了权力）。

正如周恩来最近所说，在保障人民的衣食等基本需求方面取得了胜利。这一成就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和人口大国无法与之相比的。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是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景尚不明朗，今天的中国仍然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虽然经济统计数据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050亿美元，仍远低于意大利的同期水平，而意大利的人口仅占中国8亿人口的7%。

尽管人均生活不论以什么标准计算都处于比较贫穷和艰苦的水平，但中国的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如同它带来的苦难一样，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是最少的。工人平均月工资不足28美元；而公社社员的平均收入只大致相当于工人的一半。在其他方面，如食品、医药和住房几乎不用花钱，并且20年不涨价，令世人感到羡慕和妒忌。然而在“奢侈”商品消费方面，如自行车或收音机则需要几个月的存款。一个普通的城市工人：生活在青灰色单调的公寓大楼里，住着两室的房子，每周工作48小时，星期天可以到中国多树的公园野餐；晚上到工人文化宫去看各种表演打发时间（表演内容主要是革命歌曲和短剧）；学习乐器演奏或打乒乓球。

在偏远地区，占人口80%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那里，人们的日常生活比起城市要随意和轻松，但更加艰苦。私人生活虽然很珍贵，但并不复杂。在农村，许多中国传统价值观仍然被坚持着：尽管重男轻女现象或祭祖现象迅速减少，但还是存在。虽然党鼓励进行简朴的火葬，可是如果家里要求，农民仍可以以旧式殡葬方式出殡，包括亲属穿孝服。

显然，这还不是其主要经济实力的体现，中国还有更加崇高的目标。周恩来要在20世纪内“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他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

可以肯定，周恩来能在过去近40年中作为领导人坚持下来，的确需要调动其一切的聪明才智，而毛泽东是一位经常异想天开又无可争辩的英明指挥员。毛泽东不止一次地通过突然改变政策和表面上看起来费解的行动，让中国问题专家大跌眼镜，感到迷惑。现在他再次令专家们感到不可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央全会，也没有出席人大会议？“我读了联合公报先是一怔，后来才恍然大悟，毛泽东的缺席格外引人注目。”一位美国政府的高级评论员说：“我们太习惯于毛泽东占主导地位了，于是他突然消失了。”

周恩来在人大会议上讲了几段不得不讲的话，其意思是美苏争霸“必然会导致世界大战”。他同时强调了中国同第三世界的密切关系，认为苏联人“背叛了马列主义，从事颠覆活动，甚至挑起边界军事冲突”。然而，他向人大代表证实，与美国关系“已经取得某种程度的进展”。几天前，在周返回医院后，他向来访的日本众院议长保利茂建议，日本应该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避免同莫斯科亲近。

同样，对于国内事务，周也一直小心谨慎，在制订计划时考虑毛泽东的立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的新宪法保留了毛主席有关教导的精神，如“继续革命”的理论。与1954年版本有106条冗长的宪法相比，新宪法只有30条，更加简短。它确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大字报是“继续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形式。它还回顾了美国人权法案，并保证“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自由以及罢工自由”。确切地说，其最后一章就是意味着保障中国公民的权利。新宪法还允许公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更加肯定个性，同时公民也有“不信仰宗教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周恩来新组建的国务院将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尽管拥有丰富资源和具有高度纪律觉悟的人口优势，但1974年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失望的一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曾习惯于以长篇大论罗列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今年只用了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全部工业和农业产量产值比1973年同期有了一个新的增长。”台湾情报部门公布的，经美国分析家证明是真实可信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秘密文件承认，主要工业领域的生产出现下降。其中煤炭生产比预期目标大幅减少835万吨。文件称，其他生产的减少已经“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产生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去年达到顶峰的“批林批孔运动”，大量的群众集会使工人无法从事生产。

另一个问题是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中国并没有像大多数工业国家那样受到严重的冲击，正如周恩来所说的“物价稳定”。两年前，北京开始从日本和西欧整个购买工厂，主要用于生产急需的化肥。由于购买热潮持续到1973年，使中国最终出现了合理的贸易赤字8000万美元。中国因为用掉了长期的积累，而不得不使用信用贷款，北京迫不得已接受了“分期付款”的结算方式。目前外贸赤字已大幅上升，1974年达到约7亿5000万美元；这迫使中国人推迟接收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购买的物资。

中国开始大量从国外购买粮食，因为进口粮食对沿海地区来说，比从偏远的内地运来更加经济，但是国内粮食能够自给自足。中国每年新增人口1600万，至少要消耗掉粮食生产平均每年增加部分（4%）的一半，这正好与人口增长同步。这很不错，但也绝不是好事，因为北京需要用剩余的农产品与外国进行交换（通过出口），它需要换取资金创建更为宏大的工业基地。

在对国家财政预算分配做出关键性的决定时，北京似乎以牺牲重工业和武器发展作为代价，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降低军事装备的重要性是中美紧张关系缓和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好处；发展与华盛顿的关系使中国人感到苏联人更不会向他们发动进攻了。

1973年，中国取得了一个重要的令人兴奋的经济飞跃：从一个石油进口国一举成为石油出口国。中国不是远东的沙特阿拉伯，但它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约为200亿桶（沙特为1320亿桶；美国为350亿桶）。北京期待石油出口能够真正成为中国换取外汇的主要手段。同其他的石油出口国一样，中国将能够获得政治利益。1974年，北京向日本出口约3050万桶原油（比1973年增加了43%），获利4亿4200万美元。中国向日本出口石油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外汇，而是想劝阻日本放弃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计划。

经济方面的成功依靠政治稳定。周总理将不得不寻找一个办法去满足工人不断增长的需求，但又不能过于刺激担心思想纯洁性受到损害的左派。他的才智正好与毛泽东相辅相成，毛的天才表现在解决博大精深的理论问题；而周则在治理国家方面胜人一筹。这种架构首次成型于1934年的长征时期，当时周虽然在党内的排名中理论上要高于毛，但他在一次关于军事战略的纷争中听从了毛的主张。

蒋介石：牺牲品的死亡

偏居于一隅的蒋介石先生去世了。一直以提前预备著名人物讣闻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他们的讣文。

40年代初期，正值日本侵华的最疯狂时期，蒋介石写了一本书，名为《中国之命运》，关于中国过去的“耻辱”与未来“重建”。但他更应该把这本书定名为《我的命运》。他看不出自己的命运与这块他统治了20多年的辽阔、散乱、贫穷的土地的命运有什么区别。他一生征战南北，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他根据个人的构想塑造了历史。1975年4月，他因心脏病在台北病逝，终年87岁。直到他死的那一刻他还抱着他那神圣的幻想：他，也只有他才能是整个当代中国唯一合法的国父。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死去是再适合不过了。对他而言，印度支那反共力量的失败让他觉得，在不可避免的长期的反共运动中，反共力量在逐渐失去亚洲，而他则是这个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

蒋介石（名字的意思是“坚硬的岩石”）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坚硬的下巴，他极端自信。作为一名革命者及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充满了胜利与失败。他生命中的60个春秋都耗费在艰苦而又费尽心机的斗争之中。首先是反抗日益衰败的清王朝，接着是昙花一现的军阀混战，而后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最后是同共产党的斗争，也就是这最后一次斗争结束了他主宰中国的梦想，开始了他在台湾不愉快的生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三军统帅对20世纪的影响比对中国本身的影响还要长。在他国际声望的巅峰时刻，他是一个充满微笑、身穿戎装的战争四巨头之一。其他几位还有罗斯福（西方伟大的斗士）、斯大林和丘吉尔。蒋介石是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国争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在美国，他的形象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丘吉尔指出：“在美国人的眼里，他是世界的一支主要力量。他是‘新亚洲’的头号人物。”但当他不能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人，美国政府所急切期盼的新亚洲也没有成为现实的时候，蒋介石发现他被杜鲁门政府抛弃了。这些使蒋成了战后美国历史上令人不愉快的篇章的中心。

实际上，中国从未在真正意义上“输掉”，因为美国就从未赢得过它。美国试图把蒋统治下的中国看成是一个统一、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甚至把它视为一个培养美国式民主的摇篮。但事实绝非如此。孙中山临死前，把中国形容为“一盘散沙”。蒋介石试图在这盘散沙之上创建一个现代化的统一的国家。但在蒋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整个任期期间，国家不断地受到外强侵略，内部分裂严重，他统治的党内部腐败、效率低下。此外，他顽固地坚持他那目光短浅、毫无效果的政策。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从蒋介石失败的地方接过接力棒，并且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蒋介石。这位三军统帅从未使自己从军人和封建地主们的纠缠中摆脱出来，这些人阻挠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共产主义者们恰恰相反，他们彻底地摒弃了过去。

经过了10多年的纷乱，蒋介石统一了中国，他为中国做了一件关键的事情，在共产党存在的情况下加速了中央集权制。但后来的分析认为，考虑到他的问题，就不奇怪他为什么不能够创建一个长久的政治体制。“许多事情，”埃默斯曾这样写道，“尝试过就已经足够了。”蒋介石的尝试是大范围的。他的失败最终会削弱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绝不能被忽视。

在美国，蒋介石的支持者们把他的失败归咎于杜鲁门政府，杜鲁门政府拒绝了统帅要求美国在战后大规模增兵援助的请求，并在国民党去往台湾之后完全断绝了支持。6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又恢复了对台援助，并且一直到1965年，援助总额达40亿美元。华盛顿把蒋当作是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盟友。

在台湾，国民党在经济上比在政治上有更大的作为。他们反对台湾人民寻求自治的愿望。但土地改革，以及后来对外资的成功吸引，使台湾成为日本之后，亚洲发展速度第二快的地区。蒋介石年老之后，把许多政府的具体工作交给了他现年64岁的儿子蒋经国。自从1972年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以来，蒋经国已经有效地掌握了政府。他为人强硬、务实、大力清除了他父亲的老卫戍部队内部的腐败，把国民党权力阶层内的高级职务向台湾本土人民开放。他的父亲要重新光复大陆，而他已经悄悄地把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圣战束之高阁，他坚信有一天他的人民会站起来，推翻共产党。1972年，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引起了台湾的不满与焦虑。从那以后，美台关系就稳定下来；即使不像以前那么密切，但彼此之间仍十分殷勤。目前，华盛顿没有迹象表明它会同意北京的要求同台北断交，就此而言，蒋经国是感到欣慰的。

最高统帅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时间里，健康每况愈下，甚至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但直到他死的时候，蒋介石仍然是国民党的总统，表明他是整个台湾唯一合法的统治者。即使在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之后，他也拒绝了所有妥协的尝试。只要他活着，光复大陆的计划就会存在下去，用他的话讲：“不可动摇之决心。”当世界开始寻求与北京发展新关系时，他也绝不妥协，因此，世界只有放弃他。

新的三极平衡

马科斯：没有人会向一个没有果子的树上扔石头。

毛泽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马科斯：狂风只打高树。

毛泽东：你还年轻。你要小心。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敌人要去面对。

这神秘的格言式的交流是1975年6月在北京出现的，来访的菲律宾总统费尔南德·马科斯对威严的毛泽东主席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在夫人伊梅尔达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儿的陪同下，马科斯对中国进行了4天的访问。访问结束时发表了中菲两国政府联合公报，自此，菲律宾成为第100个承认北京的国家。与此同时，马尼拉撤销了其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承认。

在某种程度上，马科斯首次的中国之旅（伊梅尔达去年9月曾访问过北京）就如同他与毛泽东的谈话一样，令人感到神秘莫测。作为一名长期反共的狂热分子，马科斯近年来在菲国内无情地镇压共产党。仅仅几年前，他还被北京谴责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动走狗。对于菲律宾人来说，承认中国的亚洲大国地位是美国撤出印度支那之后，未来无法避免的。而作为中国来说，它会很技术性地把这个机会变成反苏外交胜利的一种炫耀。

马科斯似乎也愿意更好地配合北京的“剧本”的需要。他在宴会上热情洋溢的致辞，把中国誉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对全世界和全人类来说是一种道义上的鼓舞”。代表周恩来总理出席正式宴会的邓小平副总理对此番言论的反应是比较克制的，他只是说菲律宾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它的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邓迫不及待地言归正传，把话题转到了中国最为关注的国际事务上。在讲话的最后部分，他指出，中国和菲律宾两国都反对“大国霸权主义”，这是中国特指苏联扩张的代名词。的确，自从共产党在越南取得胜利之后，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心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影响。作为越南北方的一个主要军火提供者，苏联人对河内的影响要远大于北京，中国担心苏联人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创建一个“海军存在”，对中国形成一个危险的包围态势。现在，随着马科斯对北京的访问，中国已经改变了对以前敌对国家立场，把它视为友好国家，以抵消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寻求平衡。

据估计，马科斯可能只是即将陆续访华客人中的第一个，因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其他成员都有意争取在北京创建它们自己的大使馆。马来西亚于去年承认北京。泰国外交部长已经宣布，中泰将于9月创建外交关系，他本人则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的首都。泰国立场的改变得到了新加坡现实主义的总理李光耀的热心支持。但这不是因为李喜欢中国，而是他认为北京和曼谷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促进整个地区的稳定。东盟另一个成员印度尼西亚，也许会发现在其邻国转向中国之后，再进行抵制是很困难的。

同时，北京坚定的反苏立场把日本的三木武夫内阁推向一个尴尬的境地。中日两国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就“和平友好条约”的措辞进行谈判。其中的问题是北京坚持要有谴责亚太地区任何国家的“霸权主义”条款，而这是另一种明显的反苏姿态。莫斯科正如人们预想的那样，已经警告日本，签订涉及“霸权主义”的和平条约将严重破坏苏日关系。日本很不甘心地被卷入中苏仇恨的争端之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做出任何暗示。

所有这一切都是越南战争后世界上发生的微妙而且重要的转变。在东南亚，一个变化着的三极平衡正在形成。美国想要保持在太平洋强大存在的意图十分明显。中国将会试图与东盟国家创建外交关系，加强自身的地位，而同时自相矛盾地坚持对本地区相对偏远地区存在数十年的左派暴力活动予以口头支持。莫斯科也已经同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且同其中几个国家开展了数量较小的贸易活动，并有扩大的趋势。尽管北京试图努力在东南亚挫败苏联的企图，但是苏联将毫无疑问地继续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因素，影响着本地区各国面对新的现实做出政策调整。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把他的筷子放在他那装有鱼翅和蟹肉的碗边，随后起身发表祝酒词。“严峻的现实并不代表缓和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而是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乔在人民大会堂里对300名听众发表他的祝酒词。“靠自己的幻想只会助长扩张分子的野心并带来极为可怕的后果。”面对不断增长的战争危险，中国的基本对策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中国人对这种祝酒词中的政治倾向非常在意。外交部长所要表达的意思几乎毫不掩饰，基辛格十分清楚，他礼貌地举起酒盅，但他的嘴几乎连碰都不碰一下，一看就知道他缺乏热情。实际上，作为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正在指责世界上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有人曾警告苏美之间的缓和可能会给中美之间的重新接触笼罩上一层阴影。在华停留的这4天期间，国务卿基辛格会尽其所能让他的东道主远离这个单一、令人困扰的话题。正如基辛格所料，缓和并不是争论的焦点，而是老调重弹的问题。《时代》周刊的记者斯特罗贝·塔尔博特从北京发来报道，它限制了许多重要议题的讨论，像朝鲜的未来、台湾的现状以及福特总统计划于12月份进行首次访华的准备工作。

基辛格对北京方面就缓和问题的批评的回答也基本上不需要口译。“我们两国都很自立，不需要再做出什么承诺，我们两国也都很有经验，不会分不清言辞与现实、近期策略与长远战略。”他说，“我们会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尊重各自的意见，发展双边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北京喜欢与否，缓和将继续下去。

这是基辛格4年内的第8次访华，而这次的气氛比前7次都要更让人心惊胆战。美国人对中国官员的礼节很在意。在一次宴会上，基辛格同时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敬酒，但外交部长乔冠华却没有给福特总统敬酒。香港的观察家们认为基辛格没有必要对十分敏感的中国人如此不留情面。

这其中部分问题可能是周恩来没有出席，周已经77岁。乔冠华和副总理邓小平看上去只能从眼前的考虑处理事务。

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对美国一系列问题上形成的新感觉，包括水门事件、印度支那的垮台以及议会对基辛格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力发起挑战。“与中国打交道，我们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对我们的评估：能否有效保持世界权力的平衡以及在决定从事一件事情后能否成功。”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指出：“公开公布美国西奈协议（与以色列和埃及）的大量细节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情报机构对国会进行调查也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不希望我们显得无能，不断受到国内困难的干扰，不希望我们在付出努力之后仍然达不到要求。他们希望看看我们在潜在的压力面前能够保持多大限度的冷静。如果他们觉得我们是笨手笨脚的就麻烦了。”

在想看看美国是不是笨手笨脚的人中，毛主席就是其中的一个。就在基辛格将要开始一轮会谈的时候，他被带到毛泽东的住处中南海。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由官方举行的宴会上费劲地说了几句似懂非懂的中文。“他有一副好嗓音。”当一位中国官员被问及时，他礼貌地说道。这时，81岁的毛主席讲了几句英语，让美国人感到意外：“欢迎，”“谈得很好。”“是的。”在历时100分钟的会谈中——对于这种会谈来讲有些出奇地长——毛反复强调乔冠华早些时候所说关于缓和的警告。虽然毛看上去很虚弱，但他的脑子和记忆丝毫不显得迟钝。国务院相信，毛主席会见基辛格证明他在12月份还会见福特总统。

福特访问北京

美国总统进行出国访问必须在很早以前就事先计划好——并且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可以取消的。基辛格第一次宣布福特应邀访华已经整整一个月了。但具体访华日期定下来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中关系已经变得相当冷淡。不管怎样，总统会在1975年12月的某个时间按日程安排飞离华盛顿，同北京进行接触。

华盛顿的一位中国高级观察家谨慎地表示“这不是个充满新闻的访问”。为此，双方上个月都同意把福特的行程从6天减为5天，但不管怎么样，中国方面的接待仍然会像1972年对待尼克松的历史性访问那样安排得谨细周全——如果不是像那样的话，美国电视技术人员也不会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设备安装，准备实况转播。福特将会在上午进行观光，像紫禁城、长城；下午与很可能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其他人进行会晤。双方将各自对对方进行评估。

对于美国与苏联缓和的任何迹象，中国人都很敏感，在福特撤销了国防部长詹姆士·施莱辛格的职务后，这一点更加表露无遗。在这一命令宣布后几个小时，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就向国会提出咨询。《时代》周刊已经得知他们很快就从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的办公室得到了一份情况简报，杰克逊本人同施莱辛格一样也是缓和政策的批评者。杰克逊试图再次让中国人相信施莱辛格的卸任并不意味着美国对苏联的强硬态度就会自动中止。福特及其官员将会找机会再次表明这一立场。他们已经知道中国人不会买这个账——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

华盛顿肯定，中国不会因领导层更替，而在外交政策上进行任何调整。

北京方面处理眼前事务的是副总理邓小平，一个71岁的直言不讳的人。基辛格国务卿在10月份的访问中同邓小平之间也没有明显的不友好的表示，美国官员认为他们将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创建一种持续的双边关系以便在毛去世后仍然能够保持下去。

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在福特有关中国的讲话中，台湾甚至连一个主要的议题都不是。日程表上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美中双方都认为各自仍不是很稳定。一位中国官员最近在同一位美国官员的谈话中明显传达了中国政府对此次福特之行不抱太高希望的信号：“如果你们的总统能到中国来，吃上几顿好饭，我们就感到很高兴了。”

除了尼克松，在北京最受欢迎的美国人就是前国防部长詹姆士·施莱辛格。他反复表示对美苏缓和持怀疑态度，他此举也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欢迎。他们邀请施莱辛格访华，访问行程经过精心安排。通过此举，北京方面表达了他们对施莱辛格的好感，也让施莱辛格更加坚信了他的看法。在他结束了为期23天，长达8200英里的访问后，中方表达了他们对施莱辛格的好感。

在施莱辛格此行的最后一站，一名翻译宣布“我们欢迎基辛格博士”。这很可能是一个口误。施莱辛格愣了一会儿，微笑着回答道：“他不在这儿。”

“意义重大”是福特结束了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之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他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与毛泽东主席进行的长时间会谈。他也同样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同邓小平副总理之间3个上午的会晤。最后，在他的香槟酒会上，福特宣称整个访问“意义重大”，并补充指出他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是“友好、坦诚、具有实质性和建设性的”。看起来总统需要一直不停地提醒自己和他周围的人，这次横跨太平洋的访问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政治旅行。

这是4年内美国总统第二次访华，访问期间没有达成新的协议。实际上谁也没有期望能够达成什么协议。这次访问的实际成果，按照基辛格的话说是“个人鉴定”，从长远来讲，让世界各国领导人之间逐渐相互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双方政府在未来几天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动，那么这种认识也许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基辛格指出，为了同北京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美国最终会从台湾撤军，撤销美驻台大使馆，取而代之的是联络处。但福特不愿意向中国做出任何让步，因为这样会进一步削弱他在共和党保守主义者中的地位。这一点在他出访前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福特总统在行程安排上充分尊重了外交礼节。在费尔班克斯、阿拉斯加、东京进行中转之后，空军一号先向西南飞往上海，然后向北飞往北京，避免因过境南朝鲜上空而激怒中国。在机场为福特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同1972年尼克松的相比要热情得多，气氛也不那么紧张。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有一段时间气氛显得非常紧张。邓小平在他的祝酒词中警告美国不要跟着苏联后面跑，搞所谓的局势缓和，中国政府认为美国这么做非常幼稚，是在自欺欺人，想去迎合帝国主义莫斯科。邓还引用毛的名言来概括北京方面对当前世界形势的看法，“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天下还很不太平”。这话让美国人感到不解。而他所做的补充听起来似乎要好一些：“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正在逐渐增长，而使用华丽的辞藻并不能掩盖这一严峻的现实。”福特坐在座位上，对于指责无动于衷，稍后他又强调了美国在致力于世界缓和方面所做的努力。

从第二天开始，福特和基辛格每天上午同邓及其副手进行大约两小时的会晤。会谈涉及世界问题的各个方面，在和毛讨论时也是这样。总统和他的代表团非常惊讶地发现，虽然毛患有疾病，但81岁的他仍然是精力充沛。

在下午的时间里，福特到颐和园、天坛、农业展览馆进行了参观。女儿苏珊拍下了长城的照片，夫人贝蒂在“五七”干校同芭蕾舞学生一起，并表演了一个民间舞蹈。

随同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访问北京的记者们都为这座城市的现代化程度感到震惊。《时代》周刊香港分社主编罗伊·罗恩写道：卡车、汽车、公共汽车在以前是很少见的，15层以上的大楼日渐增多。新建的17层高的北京饭店里面所有的580间客房都装有电动装置，只要按一下床边的按钮就可以打开或关上窗帘。蓝白相间的道路清洁车已经取代了妇女清扫队，金底红面的毛主席像章从外衣上消失了，宣传保持警惕的标语栏也少多了。

日程紧密的访问使美国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精疲力竭，包括总统，他是个很少表现出热情的人。他眼睛不时地发呆，精神也显得恍惚，有时还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一天晚上，他对外交部长乔冠华说：“很高兴见到你。我和你已经待了一整天了。”

福特12月8日返回华盛顿，而所有的问题也都抛在了脑后。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威胁来自共和党的挑战者里根。福特的此次出访证明了他是一个世界领导人，也从而削弱了里根的威胁。实际上，虽然这次访问可能会使他个人方面有所获益，但访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也表明福特在华盛顿能够干得更好。

福特与毛泽东会晤

福特对与毛泽东的会面也充满着期待，但他对毛是否会在北京会见他还不能肯定。当福特登上飞机，开始中国之旅的时候，他没有被问及任何问题，也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据透露，福特总统在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将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型宴会，宴会上，在武昌鱼这道菜之后，福特向中国人发表祝酒词，然后到几张主要的桌前，同中国领导人碰杯。国务卿基辛格跟在他的后面。当他们来到毛的侄孙女王海容面前时，基辛格向前探了探身，笑着说：“我想你将会请我们正式提出会见主席的要求。”王海容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基辛格10月与毛的会见就是由她安排的。王女士说：“请放心吧。”毛于次日召见了他们。

美国的秘密特工人员没有被允许参加会见。客人们在中国陪同人员的带领下，乘坐中国的高级轿车，10分钟后来到了主席住地，那是一座平平常常的浅黄色房子。福特乘坐的车子直接开到了铺有地毯的门廊里。美国人走进一个长长的过厅，那里摆放着乒乓球桌，毛喜欢这项运动。走到厅的中间，一行人被带进左边的毛泽东的书房。他坐在垫得又软又厚的浅绿色沙发上。81岁的毛在一名护士的帮助下，站起身来，并首先向福特的一家问候。他身穿蓝灰色上衣，脚上穿的是黑色便鞋。他头发灰白，但脸色很黑。他握手有力，声音低沉。

在与福特家人及其助手寒暄之后，毛走了几步，来到用椅子摆成的半圆形场地的中心位置，又在护士的帮助下返回，坐下。那些准备参加会见而站着的人被引向适当的座位上坐下来。在毛的右侧是他的翻译、出生于美国的南茜·唐（唐闻生）；再往右，是副总理邓小平，整个会见过程中，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其他的中国人坐在邓的右边。

福特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椅子上，再往左，是基辛格和其他美国人。三盏带有绿色灯罩的大型落地式照明灯，从毛的背后照过来，使他全部融进灯光中。书架和窗户上拉着红色的天鹅绒帘子。

毛说笑了几分钟，内容大部分是有关基辛格的，他把基辛格称作“老朋友”。毛说：“博士几乎要成了中国人了。”接着为了新的客人着想，他回顾先前曾与基辛格博士见过面的经历。毛主席说，他曾对基辛格表示，上帝已经召他（毛）了；基辛格回答说，主席不会答应。如果毛和上帝到了一起，基辛格对主席说，那真是强强联合。这时，毛说，国务卿此番言论构成了对中国国内事务的干涉。听了毛的话，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

前面茶几上摆着沏着绿茶的杯子。毛边谈话边小口喝着茶；福特点燃了烟斗。侃侃而谈，其他人则很少说话。毛讲话时把头仰靠在椅子背上沿上，并转向他的翻译，直接对她讲话，而不是在场的美国人。翻译离得很近仔细地听他说话，并观察他的双唇。显然，因中风而导致他不能顺利地把话说完整。有时，唐小姐也不明白毛泽东说的是什么。她会向他重复一下他的话，如果她理解对了，毛就会点头。有时，她不得不把毛的话写下来，以让他确认。

毛的双手并不颤抖。他常常比画着，有时将一只拳头啪地击向另一只手掌。他一共咳嗽两次，用小方毛巾擦了嘴唇。整个谈话历时1小时50分钟，他不打草稿，也没有使用图表或地图。他所掌握的信息很新，谈话的题目从欧洲到中东，再到亚洲。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工作，用在人民身上，用在处理事务上。

毛主席显示出他有关美国的知识很丰富，但绝非出于好奇。他对美国采取冷静的务实主义政策，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欣赏美国的强大。他也很现实地看待中国的实力。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在外交言辞威胁与反威胁上“需要放空炮”。

毛使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方式来突出自己的观点。他的言谈之中有时使用比喻，有时引用中国谚语。这些都使他的论点得到加强。虽然并没有固定的谈话议题，毛提出来的问题好像都是从他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但是实际上他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后来表明，在北京这一周的工作都是以毛的思想为中心，甚至连精准的措辞也不例外。

过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主席问：“你们看，我们谈得够不够？”听到这个暗示，他的客人都站起来，护士扶毛站起身来。美国客人在与毛握过手之后，正要离去。一位中方人员拦住了他们，说：“主席想送你们到门口。”毛主席和福特走过放着乒乓球桌的大厅，来到前门。在那座独特的房间里，这是现实神话中一个特殊的姿态。

30 1976年 国殇与阴云

1976年4月一天的黎明时分，抗议者们到达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放花圈，纪念去世的周恩来。到早上10点，大约有10万人聚集在这个位于天安门前、巨大的大理石铺设的广场。突然，示威者与守卫纪念碑的民兵之间发生了冲突，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学生严重受伤。人群中的一些人试图冲击位于广场西北角的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有人组成了人墙，并要求向党的领导人递交请愿书。

……

由于“发生在天安门的反革命事件”，政治局宣布，邓小平被撤销了所有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副主席，以及军队总参谋长。

……

伟大舵手与世长辞：这是一个长久以来意料之中的结果，然而它还是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震惊。

周恩来去世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这是中国的新闻机构新华社1976年1月发表的官方声明的部分内容。很快，相同的声明又出现在北京出版的《人民日报》黑边头版上。收音机每半小时向全国播放一遍，之前先播放哀乐。在一家供外国记者使用的办公楼里开电梯的女孩听到消息后痛哭流涕。世界各国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消息，唁电像雪片一样传向中国首都。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以及一向谨慎的英国香港俱乐部也都表现出了一种少有的同情和尊敬，向中国政府一样降半旗致哀。半个世纪以来，周恩来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毛泽东政策的有力执行者，因癌症去世，享年77岁。追悼会于1月15日举行。

根据中共中央的讣告，周患癌症将近4年。人们普遍认为他有心脏病；讣告中官方首次承认是癌症加速周的健康恶化，并于1974年1月转入北京一家军方医院。但显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仍然对一些重大事情做决策，其他大部分的工作已交由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去处理。

对于世界许多政治家来讲，特别是基辛格，周代表着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理性、灵活、没有侵略性。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而言，周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代表中国的世人瞩目的组合的一半。如今这一组合只剩下毛泽东，他神志清醒但身体已十分虚弱。

美国政府对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反应是一个重要的口头信号，表明华盛顿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同时也间接地表达了美国政府的愿望，希望邓小平能够继续奉行周的政策。福特总统称赞周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不仅仅给当代中国历史，也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国锋浮出水面

自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以来，大多数中国问题分析家一直期待着北京任命邓小平。最令人感到出乎意料的是，中国领导层2月指定一个相对不知名的人担任代总理，正等待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他就是56岁的华国锋副总理，公安部部长，他在12名副总理中排名第6。

在北京举行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领导层在就谁出任总理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不论谁当总理都必须为各个方面所接受，当然还有毛泽东。尽管邓小平获得绝大多数的支持，但他显然不是左派喜欢的领导人。

华国锋的浮出有可能是各派之间一种妥协的选择，因为他很少露面使他几乎没有敌人。和蔼可亲，说话温柔，带有浓重的山西口音，华被外国人称为在政治上聪明过人，但绝不空谈。他曾在毛的故乡湖南担任湘潭县委书记。他大部分经历是在那里任职，并成为一名农业专家，而农业则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更具有意义的是，他是在1971年后到北京的，据分析当时毛泽东想把一些他所信任的人调往首都。1973年，华国锋成为22名政治局委员之一；去年初，他成为副总理和鲜为人知的公安部部长。

近几个月来，他的公众影响不断增加。去年9月，他率领一个重要的政府代表团赴西藏。不久他又在山西和北京主持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农业会议，并做了重要的讲话。他的讲话是非常倾向毛泽东主义的，强调中国必须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因为当前的工资制度和物质刺激是“非平等”的。

也许对华国锋的安排还暗示着北京有意对长期遗留下来的派性冲突采取强硬的手段，特别是在冲突将导致停工停产和暴力冲突之时，去年杭州曾发生过这种现象。另一方面，华国锋几乎完全没有外交工作经验，这可能意味着身处集体领导层之中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和邓小平，将继续集中精力从事外交工作。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没有理由期待中国的对外政策会出现大的变化。

华被任命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辩论——对大批的官员进行攻击，邓是他们当中的主要对象。邓经受了“文革”后，已经恢复了职务。“趁现在还来得及，”编辑敦促道，“走过去撕下他们的假面具，抓住那双攻击过无产阶级的手，揪住这些推动资本主义复辟的人的狐狸尾巴。”

尽管这些争论的言论十分露骨，但说中国正处在另一场剧烈的革命动荡边缘尚为时过早。一个点滴的证据：2月晚些时候尼克松总统的访华——纪念中美缓和开始4周年——并没有取消。为了欢迎前总统，北京看起来要严厉批评现在的华盛顿当局未能对中国的修正主义敌人莫斯科采取强硬的路线。不管怎样，此次访问重申北京将继续高度重视它同美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周恩来所制定的温和的外交政策。

尼克松的中国之旅

我坐在大会堂，品尝着北京烤鸭。

这是多么美味的佳肴，

远比圣·克莱门特“乌鸦”强。

——阿特·布彻瓦尔德《关于理乍得·尼克松》

他看起来肤色较黑并且很健康，只是笑容有些紧张僵硬，并且很不自然。1976年2月，尼克松与夫人和两名北京的外交官一道，飞赴北京。他在中国的波音707喷气客机的舷梯上匆匆地摆了一个姿势，闪闪发光的飞机载着尼克松一家从洛杉矶起飞了，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9天之旅。尼克松此行是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到北京参加纪念这位前总统打开中美之门的首次访问中国4周年活动。随行的新闻记者至少有20人。到北京首都机场迎接尼克松的有代总理华国锋和其他中国高级官员。

福特总统在公开场合试图低调处理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说“完全没有政治分歧”。私下里，福特和助手们则十分恼怒，因为他那不体面的前任将接受邀请，在福特面对里根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挑战时，进行如此长时间的外访活动。因为尼克松似乎结束了其圣·克莱门特的“流放”生活，所以福特在新罕布什尔州面对严厉的责问，他为什么赦免这位前总统。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说：“真是太丢人了。尼克松试图东山再起竟然会被宽恕。”另一位高级助手很干脆地说：“也许他会再次请求政治避难。”

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布夫特谴责尼克松的旅行是“一个卑鄙小人”的“一招臭棋”，“背叛了赦免他的人”。克拉布夫特预言，尼克松的旅行“只会使福特和里根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以使他真正想让继承其总统职位的约翰·康纳利的候选人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

美国政府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毛泽东并不知道新罕布什尔州意味着什么”，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都认为，作为其政治遗嘱的一部分，毛是想要检验和确认1972年《上海公报》所作出的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保证。通过邀请尼克松，毛以此来强调中国人对美国给予北京全面的外交承认进展缓慢已经不耐烦，和对福特政府重视缓和美苏关系的不满。

无论如何，尼克松在扑朔迷离的时刻，仍坚持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着难得和亲切的会见。尽管白宫不愿看到他成行，但它也会从中获得一些好处，尼克松计划从北京返回之后，向福特政府提交一份访问报告。

译注：圣·克莱门特“乌鸦”——因为乌鸦与鸭同属鸟类动物，所以作者写到北京鸭时联想到乌鸦。英语中“eat crow”是个俗语，意思是“做使自己丢脸的事情”，如被迫承认错误。而圣·克莱门特则是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居住的地方。

天安门的祭奠

1976年4月一天的黎明时分，抗议者们到达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放花圈，纪念去世的周恩来总理。到早上10点，大约有10万人聚集在这个位于天安门前、巨大的大理石铺设的广场。突然，示威者与守卫纪念碑的民兵之间发生了冲突，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学生严重受伤。人群中的一些人试图冲击位于广场西北角的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有人组成了人墙，并要求向党的领导人递交请愿书。接下来几辆轿车被推翻，烧毁，一辆开到现场的消防车被毁，警察受到攻击，数十人受伤。

下午5点左右，抗议者冲入守卫广场的一个军营。人们可以看到黑烟飘过毗邻的紫禁城的上空，消失在华北阴霾的天空中。晚间早些时候，北京市市长吴德通过大喇叭对攒动的人群讲话，命令他们离开。成千上万的民兵和士兵开进广场，恢复了秩序。共有1000多人被捕，整个晚上，1000名民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守卫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防止骚乱再次发生。

那天那次史无前例的抗议活动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周的开始。政治局在中南海内召开了会议，并对领导层中的一些人事安排做了重要的调整。首先，北京的领导层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反右派斗争，矛头对准了人人皆知的“走资派分子”邓小平。由于“发生在天安门的反革命事件”，政治局宣布，邓被撤销了所有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副主席，以及军队总参谋长。

政治局还宣布根据毛的意愿，任命56岁的华国锋为总理。华是公安部部长，一个相对而言不太被人了解的人。10个星期前，在对邓发动第一阶段批斗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代理总理。对于华的这次任命，中国问题专家们已经猜测了一段时间。但几乎没有人会预料到他能够取得第二个职务，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二个职务要更重要。华还获得了一个新产生的职务——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目前党内只有3名副主席）。这清楚地表明他是最终接替毛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第一人选。

前几天，大规模事先没有经过组织的人群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祭扫清明节——中国春天里传统的悼念死者的节日，抗议爆发前几天，成千上万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放置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奇怪的是，在抗议爆发的当晚，花圈被移走了。第二天，来到广场悼念周的民众看到人们对万人崇敬的已故总理的缅怀之情被无端侮辱，他们愤怒了。

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

在过去4年中，两位美国总统、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以及各种各样的美国议员代表团及国务院人员花在毛主席身上的时间多于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曾当过教师的基辛格自己承认，在毛泽东面前他扮演的是学生的角色。基辛格9次访华，6次见到了毛主席。1976年9月的一期《时代》周刊华盛顿分部主任休·希德对基辛格及其高级助手进行了采访，他客观地把美国人对毛泽东的描述记录下来，基辛格把毛泽东称为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

从1972年2月至1975年12月，美国人注意到曾经健壮的毛主席因岁月流逝而苍老消瘦。这段时间，他体重可能减少了40磅。他的面部肤色变得灰暗，下嘴唇开始松垂。他的言语减少了，而且都是由咽喉发出的声音。当基辛格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他担心这位老人将不会有力气说10分钟的话。但是，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基辛格说，这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意志宣示”。毛泽东用尽力气，尽管每一个字都需要用力吐出，他还是对世界形势做出了评价。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基辛格认为“非常高明”。

“毛泽东关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平衡的分析是我所听过的最为理性的。”基辛格说。尽管毛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性，但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现实的，不论他的谈话对象是资本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美国人发现，毛泽东对其他民族的评价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和无助”。基辛格说，“毛泽东很少钦佩别人”。然而，他的美国访问者发现，毛泽东欣赏戴高乐，对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斯“有些钦佩”。毛泽东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怀有仇恨”。杜勒斯是美国对中国采取“不承认”政策的代表人物，直到最后仇恨也无法化解。但是他对尼克松比较尊重。在与基辛格的几次谈话中，他坦率地讲，他希望尼克松在大选中击败乔治·麦戈文，再次当选总统。他瞧不起麦戈文，说他是没有能力的人。

毛泽东关注的焦点总是苏联。他关于苏联的谈话是不妥协的。说苏联已经使共产主义受到玷污和破坏。毛泽东对他那需要利用美国反对苏联的战略毫不隐瞒，自利的思想促使其实行对美开放的政策。他对自己使这一进程得到启动感到骄傲，并决心保持下去。

毛泽东懂得实力，没有谈及坦克、飞机的作用，也确实没有对中国未来具体的远景做出评论。他正在创造“一个新人”，一个精神方面的“新人”。毛泽东关心他自己和全人类，而没有时间考虑具体的人。“毛泽东被视为神，”基辛格说，“我认为他没有一个私人朋友。”在同国务卿谈话的几个小时里，毛泽东一次也没有提到他的妻子。但是他却提到过一次基辛格的夫人南希，说“看起来她比你高大”。

在最后几次会见中，毛泽东常常讲“去见上帝”。他关心继承人的问题，关心政府的未来。基辛格开玩笑地说，上帝的传唤毛泽东不必理会。“如果二者若想取得一致意见，令双方都满意那将太困难了。”尽管是玩笑，但美国人还是对这个老无神论者反复提到上帝而感到好奇。是他更加老成了吗？或者是“上帝”已超出了西方宗教信仰的范畴？基辛格对此不置可否，感到茫然。

斯诺的回忆录

也许没有一位西方记者比埃德加·斯诺更了解中国或毛泽东。这位来自堪萨斯城的年轻记者，第一次采访毛泽东是在1936年，中国长征结束之后，在陕西偏远地区的一个窑洞里。斯诺根据他们的谈话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斯诺是一个直率的毛泽东主义分子。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多年，斯诺经常在他的与毛主席的谈话中透露出令人关注的内幕消息。例如，1971年，斯诺在《生活》杂志发表的访问记中首次暗示，毛泽东欢迎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此后一年多，斯诺死于癌症。以下是他有关毛泽东印象的描述，取自斯诺尚未公开发表的回忆录。

毛泽东给我的第一个，也是永久的印象是平静而安详，对他将要实现解放和统一中国的目标确信无疑：恢复中国昔日的强大，迫使专横的统治者向人民福斯低头，给最底层的农民带来自主和自尊的感觉。旧日改良者狂妄自大，要重新把人的美德塑造完美的思想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他后来永远没有摆脱这种思想。

1936年，当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精瘦和被追捕通缉的红匪，他的头颅价值25万块银洋。而现在他已变得红润和具有完美的神性，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他：旗子上、宣传画上、胸针上和家庭的墙壁上。对许多人来说，毛泽东比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有父亲的形象；作为著作的作者，他的“著作”被官方推向文学领域，以各种大小语种发行几十亿册。

无神论者把一切宗教都看作迷信，加以拒绝，然而毛泽东却允许他自己成为一种新型的崇拜偶像。为什么呢？有“好多原因”，1965年，他对我说，没有崇拜，他可就无法维护他自己和他的思想（这很重要）的权威。是上帝还是毛，他认识到，人尚不能离开一个自尊的民族偶像。

1960年10月中国国庆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我。我提醒他，我们上次在陕西见过面。我说：“你当年住的窑洞已经被扩大了一点。”他无力地笑了笑。在那孔窑洞里，他曾对我讲，他个人的历史和生活就是简单地为生存而斗争。我们躲避在一个叫保安（今志丹县城）的小村庄。在一个由石头砌成的防弹室里，我们谈了许多个晚上，毛泽东盘坐在深深的洞中。我们的前面放着一张未经油漆的原木桌子，桌上燃烧的蜡烛噼啪作响，借着蜡烛的火，我们吸了无数支香烟。

毛泽东穿着朴素，生活无奇，身体健壮，个头比一般中国人要高。谈话很吸引人，不论客观还是主观方面，他对他年轻时候的分析引人入胜，人们对他的评价以及他的经验都证明他是一个机敏而富有想象力的人。毛泽东生性固执，同时兼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性格。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和文学书籍；对于书中关于外国的土地和人口的内容非常好奇，只是没有亲眼见过；毛泽东是我所见到的中国人中最不寻常的一个。

毛泽东还具有幽默感，言语中常包含极强的讽刺意味。1939年，他曾对我说：“斯大林把希特勒装进自己的口袋，但只装了一半。”比起在机关的生活，他更喜欢前线生活，他说：“我的肠子并不比长沙战斗时期好过。”1960年，我问他，如果得到邀请，他是否会访问华盛顿？“我喜欢到波托马克河游泳，但我相信，华盛顿的官员可能只会让我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他回答说，“在入海口处，那里有50英里宽。”在谈到1958年台海危机时，他说：“有时我们只要做个动作就能搅得美国调动一两艘军舰，甚至一个舰队。”

毛泽东个人也存在一些矛盾。他反对不良习惯，但却是个烟瘾很大的人。作为反对传统主义者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毛泽东选择昔日天子的宫殿作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毛泽东说：“信条比牛粪更没有用。”他坚持实践检验一切理论的观点，但他憎恨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

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用镇压的方法来反对批评。”但是，1967年北京修订的“公安条例”则规定了“严厉惩处反革命宣传罪”，所谓的反革命宣传就是质疑毛泽东思想。同时，毛泽东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相信“我们的人民大多数是好的或可以改造好的”。“大多数的人不都是介于好坏之间吗？坏的是暂时的，但在正确的老师教育下会变成好的。各地到处不都是一样吗？”他问我。在毛泽东的辩证法中可以看出有一些道教的意味，“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毛泽东好像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毛泽东的个人生活方式可以用两个字“简单”来概括：衣着、摆设、食物。他喜欢“便饭”或称家常饭，他几乎不喝酒，唯一的奢侈品是旁边碟子里产自湖南的红辣椒，他的口味很简单，他不是审美主义者；对他来说，艺术首先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他自己的绘画课成绩不好）。他在成为知识分子前，是一个农民，他轻视那些双手没有沾过泥巴的，没有种过粮食，也没有打过枪的知识分子。他也蔑视官僚主义者。

对于毛泽东来说，革命只有在农村取得与城市相抗衡的权力才能安全可靠地进行。他怀念战争年代延安时期的生活。士兵、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不同的脑力和体力工作，在无私的社会中完全平等。他的确担心进步会带来过多的安逸。他坚信工作和苦难可以磨炼人的性格。“那么要是再过50年，中国人民福斯的物质生活仍然没有欧洲人（资本主义）那么富足将怎么样？”他1960年时曾问我这样的问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过度追求舒适安逸会使人堕落，精神空虚。对于国家来说不也是如此吗？”

1936年至1939年期间，毛泽东曾向我预言了一些事情。他正确地描述了在反对日本的爱国战争中，他将使用的建军的战略战术，后来通过实践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他的目的就是要夺取一切权力。土地民主分子？“绝不是！”1939年，他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我们永远是革命者（共产主义者），绝不是改良主义分子。”1936年，他说，“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许多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将会以我们为榜样。”1965年，他预言，在没有中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美国将会在越南打败仗，他同时说明了理由。

毛泽东思维的特点是反应快，有自己独到之处，他对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和使用都有很高的技巧。他可以同时把时间和空间的矛盾概念、战略战术、正确与错误一并考虑。他可以证明自己的决策就好像唯一的真理那样，是正确的。了解事物发展过程中，反对者只是其潜在的一部分。那么，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评估是真实可信的吗？

1965年，他对我说：“从现在起再过一千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领袖人物），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可能被证明是相当的荒谬可笑的。”也许，这里他的论断太过于谦虚，如果有例外，毛泽东就将是其中之一。

伟大舵手与世长辞

这是一个长久以来意料之中的结果，然而它还是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震惊。几个月来，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这位老人，在有选择地会见访问北京的外宾时，张着嘴，头无力地仰靠在椅子背上，接受敬意。中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官一直对外宣称这位伟人具有的机敏和智慧，但摄影机却无法掩饰那张衰老的脸庞。两个月前（1976年7月），当大地震将中国唐山沦为废墟时，这位国家领导人对此沉默良久。他年轻的下属和可能的接班人华国锋总理，全权处理繁重的安抚和重建工作。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全中国各地广播喇叭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因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不幸与世长辞，终年83岁。广播中没有说明他死于何种疾病，但西方观察家一直怀疑毛患的是帕金森氏病。

在公告广播后，中国沉浸在哀痛之中。虽然毛已有近5年没有出现在公开场合，但人们表现出来的悲伤和惋惜是发自内心的。他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设计者和创始人，也是中国革命的导师。他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数以百万计的人对其认真崇拜，把他看作国家再生及走向强大的原动力之所在。

各国发往北京的大量唁电证明了毛泽东在历史上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毛主席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美国总统福特说，“他的影响……将超越中国的国界。”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称：“他将在历史上留下伟大的足迹。”与此同时，台湾毫不掩饰其对这位共产主义领袖去世的满足感。至于苏联人，他们几乎对毛的去世漠不关心，只是在《真理报》的第二版上发了一条短消息。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只有列宁才堪与毛泽东一起称为本世纪最成功的革命者。20年代，游击战士、伟大的战略家、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开始崭露头角。当时，曾辉煌一时的中国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羸弱、绝望，是外国殖民者和地方割据统治者的牺牲品。在他去世时，中国已经统一，并逐渐成为超级大国。按西方的经济标准，毛泽东的中国依然贫穷，但事实上，近年来每一位外国来访者都惊奇地注意到，中国已经获得了它曾失去的骄傲，并对未来目标充满信心。这个目标正是毛泽东为人们提出的。

毛泽东的逝世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的时期。

中国的悼念活动开始举行。毛的遗体停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8天，供绝大多数的官员前来瞻仰，9月18日结束，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庄严的追悼大会。此前，全国下半旗志哀。官方的公告说，在追悼期间最后一天的下午3点，“一切在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的人员……均应就地肃立，静默致哀3分钟”。同时，全国各地的轮船、火车以及有汽笛的工厂，应鸣笛致哀。

在悼念仪式正式结束之后，才会公布中国领导层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方向。但此前变化是会有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仔细研究了政府发布的讣告，以找到什么可借鉴的线索。讣告看起来是经过精心斟酌的文件，只是略微有一点倾向于温和派。讣告强调“党的团结和统一”。但是，讣告称，中国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官方广播报道中也透露出毛泽东的逝世包含令激进派高兴的内容：免去了邓小平副总理的职务。

中国及其领导层面临的首要的关键问题是：谁将接替毛？

专家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戏剧性变化的可能性也不抱太大的希望。美国外交官员认为北京对美国的态度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尽管毛泽东去世，会带来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中国对与华盛顿关系正常化可能会更加谨慎。事实上，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前国防部长杰姆斯·施莱辛格时曾对美国出台软化对苏立场的决议案提出警告。对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一些专家确信，中苏分裂所带来的极端仇恨将逐步化解，因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反苏者已经去世。这可能带给中国一些非常实际的利益——经济及其他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北京不必继续保持一支开支庞大的军队，在绵延几千英里的边境线上。此外，中国针对苏联可能的进攻，部署了大量的军队，导致北京事实上失去以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能力。

最后，持续不断的敌视莫斯科的政策，将导致北京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在世界大国的三角关系中失衡。中国人可能感到他们对西方非常重要。他们最近对所见到的美国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感到恼怒。如果北京认定美国不通过坚定的承诺保持亚洲的势力平衡，避免苏联的影响扩张，那么它就可能会谋略与俄国人修好关系。

对于莫斯科来说，与北京恢复友好关系不仅会减少其在远东保持庞大军队的代价和缓和紧张气氛，同时也可以使莫斯科在欧洲变得更加强硬起来。若果真如此，美国的缓和政策（使莫斯科与北京之间保持敌对的政策）就值得进一步考虑了。即使中苏关系得到有限的恢复也将对全球力量的整合带来根本的影响。

还正如一位专家所言：“一个重要的国家不会在一周、一个月或一年改变其基本的外交政策。”中国人担心俄国人长期以来向亚洲扩大影响的倾向，可能会使北京在未来一个长时间内保持一定的距离。

尽管人们期待着改革的连续性，毛泽东的去世将给中国带来一个很大的不同的现实。

悲痛中的城市

《时代》国际事务编辑杰罗德·施克特上周随同前国防部长杰姆斯·施莱辛格飞赴北京，当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他正作为美国6人记者组的成员之一在中国的首都采访。施克特目击了北京发生的一切：

我们驾车返回北京市内，一路沉默无语，只有汽车上的收音机在播放着哀乐、《国际歌》和讣告。讣告称：“毛泽东主席不幸与世长辞。”这个消息震动了北京。人们在商店前排起长队，购买黑布用作黑纱。当我们从东北部郊区收成看好的稻田和高粱地返回市区的时候发现，从弯曲的胡同两边的灰瓦顶到公共建筑物楼顶，都挂着半旗，随风飘摆。数百名哭泣的群众迅速并茫然地聚集到通向紫禁城的天安门前。星期四晚上，北京市民和外国旅行者自发地到天安门吊唁时，居天安门5个入口中央的大门上方的毛主席画像，已被披上黑黄的挽幛。自行车流缓慢地沿着宽阔整洁的长安街流淌。军人、学生和工人，老人和青年，性情乖僻的小伙和梳着长辫、皮肤嫩白的姑娘站在高大的毛主席像前静默致哀。

人们对毛主席逝世消息的反应是在抽泣和痛哭之后，显得十分镇静和守秩序。整个北京的人们，一夜之间全都黑纱缠臂。妇女们还戴上了白纸扎制的花朵，这是中国悼念亡者的习俗之一。在北京饭店，专门搭起了一个台子，向客人提供黑纱，象征性地收费1角5分，约合7美分。

毛泽东的葬礼和一周的悼念活动的准备工作从星期五开始了。北京的商店门脸被黑纸或黑布及白花装饰起来。在天安门广场，数百人的自行车流继续向前涌动，一股蓝灰色的波浪在披着黑纱的毛主席像前凝固不动了。

学生、士兵和工人排成队伍，8至10人并排站到毛主席像前，主席向前注视着他的人民。人们向主席像鞠躬，并安静地站在那沉思冥想；人群中传出抽泣、呜咽和恸哭声，泪水顺颊而流。人们沉默无语。两个年轻的姑娘紧握拳头忠诚地肃立在主席像前，然后向主席鞠躬后离去，她们的眼睛哭得红红的。毛主席像两边分别有一条标语，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那天的天气晴朗，并且稍热——9月的气候温和宜人，这似乎与近期的地震和毛主席去世有些不相适宜。

北京素以效率和组织良好著称。所有人都是黑纱缠臂，从蹒跚学步的孩子，到干瘪的老人。全北京到处都挂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并降半旗。每个街道的每家门前都是如此。当红旗飘扬在北京大街两旁砖石结构的建筑物上空时，它们是希望和坚强的象征，特别是在地震破坏范围较大的，较古老的西城地区，那里的空气中到目前仍留有地震灰尘。

北京是座受伤的城市，它的家底暴露在清新干爽的阳光之下。超过3万座北京市民的家庭住房和建筑物毁于8月的大地震（唐山所测震级为里氏8.2级），地震也几乎毁掉半个天津。在通往机场的道路两旁的树荫下，搭起了数千座临时的抗震棚，有帐篷、草坯房和木板塑料棚。北京所有的公园都已关闭，改作无家可归者的宿营地。建筑施工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各条街道旁边堆放着红砖和炉渣块、沙子和水泥。稻草和泥巴是用来砌墙的。士兵、中学生和行政机关的职工全部被动员起来组成重建施工队，其目标就是在10月1日国庆节前完成北京的重建工作。

北京百货大楼因地震破坏已经停止营业，北京的主要商业区——王府井大街上临时搭建了帆布篷售货摊。几乎每家临街商店前搭上了脚手架，在嘈杂的汽车喇叭声中，图书、服装、药品和手工艺品的生意照常进行，交通被阻塞。晚上当明亮的灯光打开后，建筑工人开始交接班时，食品商店前就排起了长队。工作继续进行，生活不断调整。在大街边的一个角落，一个剃头匠还支起了摊儿。临时帐篷居住区的周围也出现了水果、蔬菜售货点。这些本来正常的事情都因为出了大事而被抛在了一边。

下午3点整。人山人海——估计有100万人，低着头，站立在天安门广场。3分钟默哀毕之后，华国锋总理致悼词，强调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的贡献。华国锋致完悼词，追悼会主持人、党的副主席王洪文宣布播放“东方红”，而后很简单地说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结束。

如西方所预料的那样，全中国的人民都悼念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沉痛、充满感情的追悼会上，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党政官员、军人、农民、孩童——排队经过毛的灵柩，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遵照官方“化悲痛为力量”的指示，向毛主席表达他们的敬意。

没有星期天。主席的逝世使地震后的抢修与重建工作加速展开。

尽管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毛逝世的巨大悲痛之中，以华国锋总理领导的领导层似乎要说北京政府仍然会正常运转。中国主要报纸发表的一篇社论刊登了一条据说是毛所做的从未公开过的指示：“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意思是毛的接班人将奉行毛死前所制定的基本的国内外政策。

几乎在全国各地，中国媒体致力于处理人民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吊唁与敬意。这其中有的是毛战争期间去过的地区的农民和工人发来的，这让人们想起了他的关怀与鼓励。负责毛主席住处的安全警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道出了毛泽东节制的饮食习惯与对人民的关怀。卫兵们说毛主席工作“没日没夜”，经常“喊他吃饭都听不到”，而且很少休息，哪怕是在节假日。他的衬衫、鞋子、毯子、床单据说“因为使用多年而被磨薄了”；从1949年解放至今已20年，毛拒绝把他的住处重新刷新。毛是个无私的典范，而这也是他脑海中所要重建的中国社会的样子。

华国锋上任

1976年10月，新华社在公布如何安置毛泽东遗体的公报中第一次暗示了谁有可能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经过一个月的悼念，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宣布将在北京创建一个纪念堂，把伟大舵手的遗体安置在一个水晶石棺中放在那里供人们瞻仰。新华社同时还宣布毛的所有著作将在“华国锋同志的领导下”，由政治局进行编辑，准备出版。这是北京第一次把华国锋看作政治局的最高领导人——以前是由毛泽东担任的职务。

现在，在外国人眼里，北京的墙头贴满了呼吁团结的大字报，要求“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尽管没有发表官方声明，但有几家新闻机构仍然像往常那样，“据可靠消息”，华已经被任命为党的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驻在北京的记者指出，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政府办公部门有异常频繁的活动；美国外交人员猜想那里正在举行一个高级会议，很可能就是谈论并确认华国锋的任命。

华国锋上升到党主席的职务——如果，而且成为正式的话——并不让人感到吃惊。自从今年4月，邓小平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字报运动中被赶下台，华国锋作为总理兼第一副主席，一直在领导着中国政府。在7月那场灾难性的地震之后，他积极地指导救援与重建工作。由于华在毛泽东葬礼一事上处理得非常圆满，给外国观察家与党内的干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继位之后最让人感到快心的一件事是——至少对西方来说如此——他坚决反对同苏联重新修好。华最近在同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士·施莱辛格的会晤中，严词指责苏联是“新的沙皇”。这句话当初一定会博得毛泽东的欢心，但现在他的遗体很快将会被安置在水晶石棺中。

建筑一座新的长城

自从1949年掌握政权以来，中国人最近第一次允许美国人到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敏感的中苏边境和西藏进行参观。《时代》周刊外交栏目编辑杰罗德·施克特陪同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进行了为期23天，行程达8200英里的访问。以下是施克特的报道：

这是另一个中国——大片的沙漠，白雪皑皑的山峰和新开发的油田。这是人烟稀少的前沿地带——占中国领土的80%，而人口却只占全国的5%——从西藏过新疆到内蒙古，穿越塔克拉布玛干沙漠和戈壁滩到达中国长城的起点。如今，历史上这条用来阻止入侵者的线路正在进行新的建设。这回中国的长城不是用砖头建筑的，而是人民和新的工业。边境地区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缓冲地区，保护中国的内部核心。

人民在集会上大声高呼同被视为敌人的“新的沙皇”苏联开展“人民战争”。民兵训练是每天日常事务之一，并且向来访的客人展示了高度的准备情况。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恰巧可以碰到发生枪战的示威活动。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为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的人口已经从1949的8万人上升到今天的80万人，除了汉族以外，还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斯坦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等13个民族。

乌鲁木齐市在过去都住单层、泥墙的穆斯林住屋，饲料都安放在屋顶，如今成排的新砖瓦建筑物坐落在城外干涸的河床上。站在机场候机厅，仍然可以看到放养的骆驼。从水泥工厂中冒出的烟雾飘过牧场，哈萨克斯坦族的牛仔们正在那里架设牛皮帐篷。他们会给来宾献上酥油茶和酸马奶。

从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350英里的路程暴露了中国北部防御入侵的薄弱性。博罗科努山山脚下是准噶尔盆地，一片坚硬、平坦、开放的大草原。哈萨克斯坦族的小伙子们骑着没有鞍的马纵横在松树林中，他们同时要小心在天山山脉的山脚下咆哮的猎豹。边境控制点是横跨在伊犁河上的一座600码长的桥梁，中国方面指出苏联不断向中方一侧派遣小股力量进行渗透。他们还说界碑经常被移动，苏联向边界线这一侧用炮弹打传单，有时候甚至是实弹。虽然这一地区适合装甲作战，但中国方面坚持“人民战争”的防御策略，重点放在游击战和地雷战。“我们不先发动进攻，但如果苏联修正主义者们胆敢进攻我们，我们肯定会让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伊犁哈萨克斯坦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主席这样说道。

在内蒙古，自从1949年至今，蒙古族人口已经增长了一倍。

呼和浩特北部，连绵的山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草原。那里，牧民在放牧，同时驻扎着一支人民的民兵骑兵队伍。在呼和浩特以北50公里的乌兰夫（红旗）公社，蒙古族的男子和妇女骑在马背上向我们证明他们是如何能够放置地雷，摧毁坦克的。在疾驰的马上结束了目标演练之后，他们带着上了膛的枪，穿过大草原，向着扩音器放着嘹亮的《国际歌》的营地进发。

中国方面积极地在它的边界进行提前部署、发展、防御。通过向美国人第一次展示这一地区，他们似乎要证明他们并不打算在毛泽东去世后改变对莫斯科的政策。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表示：“如果苏联修正主义分子打过来，就会让他们来得容易，回去得难。”也许真会是这样，并且精湛的马技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令施莱辛格和他的代表团不解的是，中国人什么时候会获得足够的反坦克炮及其他现代化的武器呢？

讨伐江青等“四人帮”

他们往公共建筑物、简陋的屋舍、篱笆墙、牛棚、工具房以及中国国内其他尽可能的墙面上张贴大字报。这种中国特有的无处不在的思想武器——大字报——见证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每个星期，在记录下她以前罪恶行径的照片中都会增添一副新对联。作为“四人帮”（其他三名是王洪文、张春桥、姚文远）的代表，江被指控在去年9月份毛泽东逝世后阴谋篡权。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9000字的社论，这是官方第一次对“四人帮”在毛将要逝世的日子里进行的阴谋做了详尽报道，并且把重点放在了“四人帮”的欺世盗名与篡位上。

从现实角度来讲，“四人帮”的铲除会开始一个重大的重新定位，不仅仅是中国的政策。后来，正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发表外国分析家们分析出来的结果，10月7日，星期二，“四人帮”们在北京的中南海被捕。虽然这些被捕的传言直到后来才开始流传出来。10月9日早晨，北京宣布了两项重要决定：（1）毛泽东的遗体将会保存起来，安置在水晶棺材里供人们瞻仰。（2）“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工作将在华国锋的直接领导下，由政治局进行。”同时，华当选为党的主席。

北京、上海、广州的墙头立即贴满了大字报，欢迎这两项决定。

中国时代（下）

目录

01 1977—1978年 邓小平曲折复出

邓小平有望复出

邓小平再次复出

国际外交的以赛玛利

在尴尬中复苏的文艺

02 1979年 中国的新长征

1979年的现状与变化

1979年的台湾

1979年的变革与激荡

意识形态的解放

政治实用主义

大步流星的小个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美正式建交

外国记者进驻北京

《时代》访谈邓小平

“事实上我们百废待兴”

欢迎邓小平来访

中美正式会晤

签署各项协议

“了解美国人生活的全部”

波士顿交响乐团中国巡演

香港应付难民的进入

政治之外的宗教

基辛格说毛泽东、周恩来

重新评价毛泽东

在外交夹缝里的台湾

03 1980年 清扫阴霾

为刘少奇平反

美丽岛事件

青铜器与兵马俑

邓小平的改革

第一次快感过后

重建文明的强烈要求

中国还能走多远

以前的红卫兵

审判“四人帮”

江青受审记录

罪行判决：“四人帮”

04 1981年 社会主义的新变化

后“文革”时期的北京人

中国与荷兰的摩擦

不再急功近利

洪水与饥荒

1981年的中国基督教

邓小平会见黑格

少些理论，多些生产

胡耀邦——严厉的管理者

越南的麻烦

悄然的市场观念

抨击美国对台政策

深圳的实验

统一“九点”建议

农村承包责任制

低潮

05 1982年 通向世界之门

反对对台军售

离婚的问题

中美关系谨慎的10年

整治腐败

处理人口爆炸

乔治·布什在杭州

开放中的广州

布什来访的变化

展望2001年

修改党章

香港人的焦虑

三个大国的博弈

快速易人

06 1983-1984年 中国的精神污染

中苏关系回暖

江青被减刑

观看服装展览

为“臭老九”恢复名誉

给越南“第二次教训”

美国的“东方快车”

美国“大鸟”游历中国

艰难的飞行

猜想1997

红色资本家哈默在中国开采石油

无奈的计划生育

20世纪80年代的新疆

一定程度的进展

与“精神污染”做斗争

竹子短缺的危机

07 1985年 稍微减缓改革的步伐

改革还要推进

做成买卖的眼力

在华犹太人的希望

掏外国人的腰包

几项小的调整

江南命案谜团及宣判

减缓改革步伐

进来的摇滚

美国军舰访沪

08 1986-1987年 《时代》封面人物邓小平

风云人物：邓小平

经济体制在变化

人民生活水准上升

世界对“改革”的态度

1986年的深圳

上海市长江泽民

渴望前进

中信董事长荣毅仁

私人保安出现

武器市场的谨慎买主

性在中国逐渐正名

在中国成长

耕地被占非常严重

打破“铁饭碗”

蒋经国的继任者是谁？

银行年会上的对抗

台湾，灵活性的迹象

开放中的考验

09 1988年 蒋经国后的两岸

蒋经国去世

继任者李登辉

李登辉的挑战

这样一位士大夫

解放军的现代化

何智丽与让球风波

性革命袭击中国

放开物价的恐慌

一个中国百万富翁

中英两国相互妥协

印度总理访华

中、韩间的突破

香港移民热

10 1989年 变化中的中国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尼克松谈中美关系

怎样来修补裂缝？

中苏解冻带来新格局

11 1990年 不完全的解冻期

美国开始解除制裁

北京面貌的新改变

李鹏访问苏联

中国的性报告

一年之后的北京

“三不”到“三不可能”

朱镕基的浦东计划

沸腾的运动场

12 1991年 必须面对的移民潮和污染

斩断“蛇头”生意

一个打工仔和移民潮

长江三峡工程

中国式污染

中国能治理好污染吗？

发动群众抵抗污染

求助“活化肥厂”

给不给最惠国待遇？

美国一直在错误地估计中国

争夺南沙群岛

门庭冷落的京剧院

南方升起的新星

中越走向和解的政治因素

台独分子玩火

13 1992年 正在崛起的巨人

最后一任港督

1997年从现在开始

中国新的军事对策

美国的失落和猜疑

台北在扩充空间

让中国智力回国

浦东的崛起，上海的变迁

中共的十四大

14 1993-1994年 下一个超级大国

亚洲欢笑的一年

职业化中国军队

中国：下一个超级大国

海峡对岸的警报

改革的成就和麻烦

如何为中国提供能源

科学技术在飞跃

变化中的代表人物

进步中的困扰

“第四世界”的生活

“自我一代”的时代

唯物主义之外的信仰

艺术的流行榜

秘密武器：华侨的作用

日本商人重返中国

15 1995-1996年 遏制中国及中国的未来

康奈尔大学校友聚会

为什么要遏制中国

台湾计算机工业飞速发展

中国人的汽车梦想

1995年度最佳影片

中国：亚洲经济的乐观中心

为中国人提供就业

消费的信用卡时代

改革医疗体制

16 1997-1998年 网络与中国新时代

华裔风云人物何大一

中国对日本的影响

香港双行道

中国人的乡村选举

中国人开始上网

唐人街里的非法移民

从金融危机中复苏

17 1999年（A）现代化中国军队

计划生育事出有因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

香港新移民

18 1999年（B） 新的心态，新的形势

导演陈果的眼中香港

“我知道我想要的”

侯孝贤和《海上花》

将要失去的朋友

朱镕基的美国之行

葡裔澳人迎接1999

盖茨对中国情有独钟

朱镕基面对挑战

19 1999年（C）美国导弹和考克斯的挑衅

美国导弹击中了中国使馆

美国人的解释

中美关系变冷

考克斯的报告

董建华与香港

台湾：危机四伏

APEC论坛的关键因素

重庆：一个“流动人口”中心

珠江三角洲：一个经济发电站

汐止镇三少年面临死刑

放宽了的电视娱乐

邢李㷧的Esprit梦想

中国入世协定会把香港撇在一边

重归中国：《卧虎藏龙》

最后一块殖民地的回归

澳门回归中国

20 2000年（A） 新世纪的挑战和机会

中国的互联网时代

管理人才的缺乏

新一代超人李泽楷

哪里是真正的文艺之都

上海通用成为示范企业

梦断美利坚

威海：韩国人的集贸市场

三枚金牌得主伏明霞

悉尼运动场上的中国人

21 2000年（B） 迷失的网络一代人

迷失的一代

新兴的中产阶级

我知道，只不过是摇滚

新一代“海归”的热情

不断向外，不断向上

几个文化样本

冲出红色的封套

22 后记 制造中国版《光荣与梦想》

01 1977—1978年　邓小平曲折复出

邓小平有可能复出的第一个政治迹象是来自北京的银幕上所放映的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影院中回响着邓小平在周的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声音。此后，100多万臂缠黑纱的中国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哭泣着，高唱《国际歌》。

……

有关邓小平复出的猜测在1977年1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华国锋及其12人政治局连续而且公开地出席纪念周恩来的活动。

……

据新华社的公报说，7月16日至7月21日，160名中央委员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和对“四人帮”的最后处理决定。

邓小平有望复出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要求立即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大字报。

1977年1月中旬，在香港有谣传说，邓小平实际上已经被任命为总理。邓小平有可能复出的第一个政治迹象是来自北京的银幕上所放映的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影院中回响着邓小平在周的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声音。此后，100多万臂缠黑纱的中国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哭泣着，高唱《国际歌》。不一会儿，整个广场似乎都被大字报（几乎永远是政策变化的预兆）覆盖了，它传递着一个准确无误的信息：“我们要求立即让邓小平出任总理；不要再让8亿人民等待；邓小平当总理，周总理可以含笑九泉。”

邓小平的复出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政治奇迹，因为他已经两次在批斗中幸免下来。60年代，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开始从“大跃进”立场上退缩，倾向于进行温和的经济改革。

有关邓小平复出的猜测在1977年1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华国锋及其12人政治局连续而且公开地出席纪念周恩来的活动。但邓仍然没有露面。自从邓再次露面以后，华的唯一公开的活动就是与来访的洪都拉斯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谈。

邓小平再次复出

1977年7月北京的新华社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决通过重新起用73岁的邓小平，恢复他的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和军队总参谋长职务。同时，公报说，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已经被从党内清除出去，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的归来也是中国在过去20年不稳定的发展时期中具有戏剧性的起起落落。

邓小平的复出（人们期待已久）被蒙上神秘复杂的色彩。他官复原职的第一个信号是出现在1977年7月下旬，当时北京的一张大字报突然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张40英尺长的大字报写在黄色的纸上，醒目的黑字呼吁中国人民热情欢迎和坚决支持邓小平官复原职。然而，当天夜里，大字报被清除了，所有的信息痕迹都被从墙上刮了下去。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推测，大字报是一些邓小平的狂热支持者为加快其重新掌权而进行的尝试。然而，观察家们也注意到，今年春天曾在北京和广州出现的大字报还曾宣称邓小平被任命为总理，后来证明都是假信息。然而，在第一张大字报消失后的第二天，又有几份类似的大字报贴了出来。外国驻京记者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响遍大街小巷，估计那是在进行游行的彩排，准备庆祝邓小平的复出。

早些时候，100多万参加庆祝活动的人沿着冒热气的街道，涌向北京天安门广场，仅仅在15个月前，有人还曾在这里勐烈抨击过邓的“反革命背叛”行为。由于受邓复出的鼓舞，他们挥动着数千面旗帜，打镲敲鼓吹喇叭，燃放爆竹和烟花。在上海，有50万人走出来庆祝。与此同时，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反映中国新领导层的影片剪辑。在华国锋的右边坐着邓小平，在华的左边是78岁的国防部长叶剑英。

据新华社的公报说，7月16日至7月21日，160名中央委员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和对“四人帮”的最后处理决定。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华国锋对邓小平政策的支持态度。

虽然邓是毛长征时期的老战友，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与毛主席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但邓不同意毛1958年搞大跃进的做法，它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后果更加明显。在“大跃进”的后期，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推行了一个为恢复经济的农业改革计划。在1962年的一次讲话中，邓称“为达到增加农业生产的目的，可以千方百计，哪种形式能够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的这一思想后来一直伴随着他。

两年以后，邓第三次被打倒，原因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为防止科学院受到冲击，邓于1975年宣称：“科学院是搞科学研究的，不是研究白菜和大豆的。”他很实际地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家也能做贡献，让他们工作远远强于让他们闲坐在那里无所事事。”

邓小平还提出全中国的工业都要置于中央的监管之下。邓还主张对“一部分工人”采取提高工资和其他刺激措施，提高生活水平。他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蔬菜和肉类，工业生产怎么能够正常进行？”他说：“搞平均主义是错误的，它否定差异的存在，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际外交的以赛玛利

《纽约时报》的文章表明，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的签证窗口已经成了华盛顿—北京关系一个可靠的晴雨表。当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外交联系更紧密时，就会有许多台湾人申请获得美国居住权。如今这一活动又变得非常活跃了。

虽然台湾岛内的生活依旧，但在这个250英里长、距大陆海岸线100英里远的岛内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紧张的迹象了。农民、出租车司机和商人们都会紧张地向美国的游客们询问关于卡特当局承认北京的时间表。许多大学也已经开始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提供翻译服务，这样台湾人就可以用英语向华盛顿政府说明他们的担忧。最近几个星期里，已经有大约142000封信函寄往白宫和国会。台湾的香烟上也不再是“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取而代之的是鼓舞民众士气的口号：“保持自尊、自强，临危不惊。”

当然，保持冷静并不意味着放弃。远非如此。他们已表示拒绝放弃其基本的原则立场——北京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因此蒋介石1949年逃离大陆后，在台北创建起来的国民党政府现在已成了外交领域的以赛玛利（译注：《圣经》中的人名，意为被遗弃的人）。自从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让位于北京之后，共有39个国家已经和台北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迄今为止，只有23个国家还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其中重量级的国家也只有美国和坚定反共的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了。

最初，包括蒋介石的儿子、67岁的蒋经国先生在内的许多台湾领导人，都希望卡特总统搁置与北京政府恢复邦交关系的举动。他们指出，共产党政权还没有达到卡特总统的人权标准。但这一渺茫的希望已经破灭了，6月份美国国务卿万斯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华盛顿政府决心加快与北京政府邦交恢复的进程——根本就没有提及台湾。

尽管如此，台湾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仍旧保持相对低调。拥护台湾的人士已经尽力在许多市议会和州立法会通过决议，反对“以台湾利益为代价”和北京创建全面外交关系（现已在21个州的立法会通过了决议）。台湾港口城市高雄的官员们与佐治亚州的普莱恩斯市发表姊妹城市宣言，并邀请莉莲小姐前来访问（被她礼貌地回绝了）。在华盛顿，因为“韩国门”丑闻，台湾的游说活动已经降温了。文化和经济的交往仍在继续。但是台湾驻华盛顿大使詹姆士C.H.申介绍说，因为“TONGSUN公园综合征”，国会议员已经停止了访问台湾。到该计划停止之前，约有30名国会议员及他们的工作人员近200人已访问了台湾。

迄今为止，台湾的紧张还只是在外交方面的，而不是经济方面的。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微型的工业强区。虽然，其人口只有1660万——仅为中国大陆的1/50，但是它与美国的贸易额在去年达到将近50亿美元，比中国大陆多出了14倍。台湾经济的迅勐增长——自6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年份都高于10%——已经使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170亿美元。在1974—1975年间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期间，台湾的通货膨胀率曾一度盘旋升至40%，但从那以来台湾当局已经使其降到了3%以下。

一些国家虽然和台湾切断了官方联系，但是台湾注意通过创建准官方贸易和文化办事处的方式，与这些贸易伙伴保持了关系。这些“私下”关系中最重要的当属和日本的关系，日本与台湾之间所谓“交流联合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暂时请假”的外交部官员。1972年日本断绝了与台北政府关系并与北京政府创建外交关系，与此前相比，现在日本和台湾的贸易额还有所增长。

那么对于和美国断绝关系，台湾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紧张和担心呢？一些专家认为，美国放弃对台湾的防务承诺将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北京政府更有恃无恐，将尽力通过以经济报复相威胁或军事行动把在台湾的外国公司和投资者们吓跑。“如果一些人被吓跑了，”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这对我们来说，其经济后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台湾很可能具备了抵挡大陆军事进攻的能力。台湾空军拥有500架飞机，还配备了性能先进的美国F-5E歼击机，被认为是优越于大陆那些落后过时的飞行编队；另外，解放军也不具备使部队登陆台湾岛所需的两栖登陆舰。不过，如果美国决定断绝和台湾的官方关系，这可能会大大挫伤台湾人的士气。但是如果真是要断绝关系，在发生之前是无法知道台湾最终失去其最强大的盟国将对其造成多大的精神打击。

在尴尬中复苏的文艺

经过了10年的文化饥荒之后，中国的爱好读书的人们突然间可以买到多年来列为禁书的四大古典小说和唐诗宋词了。官方还宣布今后会再出版其他5部作品。这些禁书获得平反是反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运动的一部分。在北京1977年11月底举行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包括作品最近才被平反的作家在内的20位作家痛斥了“四人帮”，说他们“肆意地破坏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

现在“四人帮”都被关在监狱里，这些作家们宣布，中国的文学可以自由地阐释“复杂、变化且多彩的现实”——但真正的社会主义艺术还是应当反映“革命生活的现实”。贯彻这一文学政策，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重新出版了巴金写于1931年的著名小说《家》，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关于解放前中国的一个专制家庭的故事，有些像“中国的《飘》”，以前这部小说曾成为许多电影和话剧的脚本，但在1965年停止出版发行。在新版的序中，73岁的巴金先生恭敬地为该小说中的政治错误进行了辩解：“我认识到了旧社会的一些罪恶，但是我却无法给出医治的方法。”

计划重新出版的另外一部作品是《子夜》，这是沈雁冰创作于1933年关于罪恶、贪婪的资本家的一部小说。他也许非常恰当地选用了一个笔名“茅盾”。在1949年以后，茅盾放弃了文学创作，开始从政，最后担任了文化部长。但是他在1965年被撤了职——并且他早期的小说也被禁止出版销售了。11月，这位81岁的作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沉寂之后，其作品又重新开始印刷出版。

最近刚被平反的最出色作家之一就是老舍，西方对他在1936年创作的小说《骆驼祥子》非常熟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舍受到了狂热的红卫兵的残忍攻击。他开始恭敬地努力去写一些与当时路线相一致的革命诗篇，后来他告诉妻子出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67岁的他走到附近的太平湖，跳湖溺水而亡。后来，他所有的小说、戏剧、诗歌和幽默短剧都被查禁了。现在，《人民文学》杂志刊登了老舍后期创作的两首诗歌。其中一节这样写道：“没有中国共产党/将会是群魔乱舞的局面。”

不幸的是，有些知识分子尽最大努力来紧跟形势，但因政治的起伏变幻莫测而常常走错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在世的最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现已83岁的他在事业上第三次蒙受屈辱。1957年，在毛泽东结束了“百花齐放”运动之后，冯就被打成了右派。受形势变化所迫，这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享有盛誉的《中国哲学史》（两卷装）的作者否定了自己一生的作品。“文革”期间，冯被打成反革命，再次悲惨地承认了罪行。经过那场折磨后，他被恢复了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的职务。现在，冯又一次成了批判四人帮运动的受害者，他的罪名是： 1974年他曾写诗赞扬江青，把她与7世纪的武则天女皇相比。这位年老的哲学家被批判为“四人帮”的“顾问”，“欺骗了民众”，“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力量”。

02 1979年　中国的新长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界分隔了太久的时间。经历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显得有些疲倦了；他们希望到2000年时，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且成为世界上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他们也许无法实现，也许要晚些时候才能实现，但中国人民已经出发了，这本身就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民族抱负。

……

中国的舞台和银屏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在停办了12年以后，今年又重新开设。中国的第一部×级电影——一部关于妓女的日本电影，近日向观众上映。

……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人们在北京用苏打水、香槟酒举行了庆祝，并要求言论自由、解放，能够举行迪斯科狂欢……在所有这一切当中，中国人对可乐的口味也更加习惯了。感谢两个国家的首都之间有时差，北京比美国提前13个小时实现邦交正常化。副总理邓小平借新年这一时刻，庄严地呼吁世界和平。

1979年的现状与变化

肮脏、贫穷、落后，这与宣传的形象截然不同。

直到今天，中国落后的现状与北京的思想家多年来所宣扬的灿烂辉煌神秘形象相距甚远。《时代》周刊杂志驻香港记者理乍得·伯恩斯访问了中国的南部省份以后，在他的报道中写下了这样的印象：

一条不知名的小街到处都散布着锈迹斑斑的废弃煤油罐和碎瓦片。人行道上放着一排用绳子束着的柴禾捆。红砖块、马口铁澡盆和木水桶散落在硬土路上。几辆紧锁的自行车斜靠在一座三层楼的外面。三只小鸡待在一个木板条笼子里低声咯咯地叫着。孩子们串来串去，还有的在跳绳玩，而他们的父母们则在利用周末时间来洗衣服，用的是从街边水龙头打来的冷水。

眼前脏乱、贫穷的街景与挂历画里中国的形象截然不同：一帮脸蛋红扑扑的小女孩在一个伊甸园似的果园里收摘着成熟的水果；明亮的工厂里，衣装整洁的工人正在劳作，脸上还挂着笑容。这是与越南北部接壤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省会南宁市（人口50万）的一条小街，也是中国总体景貌的缩影。

可以肯定，中国确实有富丽堂皇的工厂和欣欣向荣的公社来向游客展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要发现与中国现状最接近的景象，还是要到小城市的街区或小乡村里转一下才能了解。中国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当地宣传介绍说，刚“解放”时，南宁只有4家工厂，是一个“消费城市”，从其他地区进口产品来维持自身。而现在，当局骄傲地指出，南宁的人口增长了4倍，有400家工厂，已经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城市”。有一所令人印象深刻的医院，几家建筑综合企业，以及几家有几千名工人的布局合理的工厂。

但南宁仍旧非常贫穷，在这条小街上，房内没接自来水，许多街区都是这样。大部分房间点着昏暗的、光秃秃的灯泡，由一条电线悬挂在天花板上。窗扉或千疮百孔，或污迹斑斑。在夏季炎热的几个月里，通风条件非常差。在几家共享的厨房里，唯一的炊具就是一口铜锅，烧的则是煤和泥混合制成的煤饼。一家人住在两间房间，大部分家庭住三小间。主要装饰是脱落的宣传画或者是并排贴在墙上的领袖的画像。

没有一家有自己的厕所，居民大部分都使用街拐角处的公用厕所。居民的房子看起来像是几十年前修建的，事实上，这是12年前才修建的，也就是1966年中国陷入十年动乱之前建造的。

“从那时起，‘四人帮’就使我们停滞不前了。”这是住在南宁的这条小街上的一位居民说的，他来自于某电影制片厂的一家工厂。“我们非常落后，”然后，他又补充说：“10年后你再回来看看，你会发现一切都变了。我们准备从头做起，10年的时间，一切都将是全新的，都将是现代化的。”

在中国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观点，到处也都是号召人们为“四化”多做贡献的宣传标语。不管是厂长、公社社长还是车间里的工人，似乎都满怀现代化理想。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深切的感触：在冷静务实的邓小平的鼓舞下，中国已经实现了一场惊人的转折。尽管政策发生了惊人的改变，但是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与6年前相比却变化甚微。

在1972年乒乓外交令人兴奋的岁月里，外国游客已经开始访问中国并写下了一些常常是非常狂热的报道。现在，同那时一样，有非常充分的证据说明：中国人虽然要节省些，但食物还算够吃的，大部分人都处于良好的健康状况，如果说穿的衣服不够时髦，但还可以穿得暖。不过很难察觉出真正的生活标准提高。

许多城市破烂不堪，它们共有的特征是：刷有白色涂料的建筑外观污迹斑斑，破碎的砖头，破旧的脱皮的木门，甚至连一些值得骄傲的纪念碑也遭受着无人照看的厄运。在广东，主要剧院是修建于1951年可容纳5000人的孙中山纪念堂，从远处看，这座纪念堂还显得非常壮观，但从里面看，则墙皮脱落，以前以天坛风格装饰的主梁柱和房梁也黯然失色，年久失修。在相对富裕先进一些的广州市，表现出当局对于个性的容忍程度越来越大。以发型为例，样式变得更多了，许多妇女，留了小侍童发型（向下卷的齐肩发型），甚至于还烫了发，不过正统的羊角辫仍然是主流发型，而不是例外的发型；服装样式、颜色更为多彩，红黑方格呢现在尤为流行，但大多数男女还都穿着单调的宽松下垂、满是补丁的蓝黑工作服。

中国连续不断的口号声丝毫没有减弱，虽然内容由抽象的思想意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明确的现实目标（为“四化”多做贡献）。就像广州一家幼儿园里一样，孩子们现在可以唱“我愿做一名飞行员，高飞在美丽的天空……”，但是这些三四岁的孩子们还必须学唱赞歌，说明政治思想的灌输仍然贯穿于始终。最常听的毛主席赞歌《东方红》的嘹亮歌声仍然回响在候机大厅和候车室里，结束时依旧高呼“伟大舵手万岁！”工厂和公社里高音喇叭仍然在大声地广播。在南宁，“今日大舞台”正在演出庆祝广西自治区成立20周年。这场演出仍旧是描绘共产党在广西的光辉历史。与社会主义“不相符”的艺术也被允许了。在桂林市一家主要的书店外出现了关于十卷装的《史记》的广告，这是最近才被平反的儒学经典作品之一。在艺术学校和画廊，传统的山水风景画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不再是革命英雄的素描。在广州的孙中山纪念堂里，中央音乐团演奏了李斯特的钢琴作品，萨拉特的小提琴乐章，这两位作曲家在几年以前还被批判为“没落的资产阶级”。但节目单上同时还是出现了“无产阶级”交响乐，名为“日照香炉升紫烟”。这是一首欢快的幻想主义作品，有些德彪西作品的风格。也许意义最大的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逐渐消除了，在介绍情况时，引用毛主席语录的情况已经少之又少。几年以前，如果问及一位农民提高水稻产量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时，他会回答：“掌握毛泽东思想。”而现在他更可能会回答说“多施点化肥”。如果说对那种宗教仪式般的口号还有一些需要的话，那么对于化肥的需求就更为明显了。因为常常有外国的访问团穿过青螺潭公社的田野，这个位于广州北部的公社已经印制了一些传单，上面宣称：粮食产量正“一年年”地提高，但在传单上，也清楚地列出了在1965—1976年之间产量几乎没有任何提高的统计数字。而在这一阶段里，中国的人口增加了25%，该公社已经遭受了严重的人均产量下降。一位老农民正细心地料理着自家的自留地，种了一些饲料作物来喂猪和鸡。“我们在‘文革’以前比现在过得还好。”

粮食数量不充足，食品的质量也不高。在广州、桂林和南宁的水果摊上，只摆放着一些柑橘、苹果和柚子。柑橘满是碰伤，皱皱巴巴；苹果个头不大，又给虫子咬了；而干柚子更是大不如在东南亚任何一个地方所见到的好。富含蛋白质的豆腐，一度是穷人们的肉，过去是中国各地的食谱上都有的，现在成为城市市场上非常少见的奢侈品。

由于存货长期不足，许多人买东西都到路边人行道或小巷里兴建起来的小自由市场。在进出城市的路边，到处都是卖菜的农民，这些蔬菜都是他们在自己的自留地里种植的。他们靠卖菜来增加点现金收入（一年的收入是150—200美元）。所有人都精心地料理着自家的自留地，足见其重要。这一现状还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规划者们指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城市贫穷，农村将会更为贫穷。

这在桂林尤为明显。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早晨，街上挤满了城里人，他们在百货商店前面转悠。通常百货商店是城里人下班后的活动中心，一家商店的柜台前，吵吵嚷嚷的人群挤来挤去，就是为了买双刚上市的两美元的帆布鞋。不远处一个昏暗的人行道上，几个农民裹着破毯子来抵御夜间的严寒，他们面前一堆堆花生、柑橘和罗汉果，尽量地卖给过往的行人。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他们也就把毯子搭在肩上赶回城郊的公社去了。

同时，一家地方“工人文化宫”——实际上就是一个草草建成的电影院里，挤满了人。伴着甜美的音乐，正放映着一组彩色照片，盛赞中国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科学实验室、漂亮的医院、闪着火花的炼钢炉让人眼花缭乱，还有关于农业生产的照片——活蹦乱跳的鱼虾装满了网、成熟的水果压弯了枝头，使在座的观众不时地发出了大声地“喔……”“哇……”的惊呼声。银幕上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的丰足景象同外面街上裹着破毯子的农民差距也太大了，这可以省略，但却是无法否认的现实。

1979年的台湾

“逆境中不要急躁，保持冷静，保持尊严。”这是1971年中华民国被驱逐出联合国时蒋介石的训话，现在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先生再次引用他父亲的这段话来激励国民。

刚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另一个中国”得知华盛顿和北京将在近期邦交关系正常化时，岛内情绪变得更为坚定。卡特总统宣布完此消息仅两天后，台即宣布台湾政府提高国防预算，加速主要武器的研制计划。自从1954年美国终止与台湾的《共同防卫条约》后，中华民国别无选择，只能“创建一个更为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该举措很受欢迎，台北的主要寺庙前，尼姑们开始为国防事业而向行人们募集捐款，仅一周时间，民众就捐资170亿元用于政府购买武器。

台湾的国防力量正处于警戒状态，而警察也在不间断地维护着美国大使馆和外国人喜欢去的地区的安全警卫。学生们举行了几次反美示威，但对美国人倒还是很有礼貌，并没有恶意。很明显，出于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可能会引发运动的恐惧，政府推迟了定于11月23日举行的国民大会和立法会空余席位的选举。此次选举是到当时为止台岛历史上最公开的一次选举，反对派候选人自由地批评国民党政府，出生于大陆的参选人陈古英（音）也已经计划在他的竞选活动中，将在台北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只写：“我们在往哪儿去？”

对蒋经国和他的国民党老兵们来说，这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了。半个多世纪以前，蒋介石断然决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一场血淋淋的内战。那场艰苦的内战，蔓延了整个中国。许多美国人把蒋介石看作在亚洲保持潜在稳定的设计师。1949年解放军彻底挫败了蒋介石士气低迷的军队，毛泽东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时，这一幻觉对太平洋两岸来说都是异常苦楚的。

台湾当前的艰难处境真正开始于1949年，在蒋介石和他的中央政府逃到了台北、北京在1950年介入了朝鲜战争之后，杜鲁门总统把美国的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隔开了台湾和大陆，以保护台岛不受共军武力进攻——此举也意外地阻止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行动。从此美国开始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来支持台湾，鼓励国民党实行他们在大陆掌权时一直未推行的改革。今天台湾已经成为亚洲管理得最好、腐败最少的地区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68年的280美元增加到现在的1400美元，这比中国的3倍还要多。通过一项有效的土地改革，消除了50年代农村的贫困和土地主的不富足的状况，成了亚洲的骄傲。

现在台湾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它们蒸蒸日上的经济的未来前景将会怎样。台湾以240亿美元的年贸易额高居世界前20名内。美国的许多大公司，包括福特、美国无线电公司和固特异公司，宣布他们将继续在台投资。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因此而放心。台湾的负责美国商业的总裁罗伯特·帕特评论说：“假装出关系正常化对我们没有损害是根本没有用的。这的的确确将给我们造成损失。”但华盛顿宣布的50项台美协议将继续保持有效的声明使台北稍松了口气，这些协议主要涉及经济和文化问题。

对于北京发出的和解言辞，台湾人公开地表示不相信。以往多年来大陆在一直称台湾的统治者们为“蒋匪”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1978年12月的早些时候，大陆方面邀请台湾最出色的运动员到北京参加为迎战曼谷亚运会所进行的中国国家队的训练，他们全都拒绝了。就在卡特总统宣布完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北京电台就连忙播出一条消息：如果台湾当局同意，将派两位前国民党人访问台湾岛，与“包括蒋经国在内的老朋友们交换意见”。这一提议也同样被国民党断然拒绝。蒋经国说：“只要我还在，这两个叛徒就不能来台湾。”邓小平在接受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承诺在两岸统一后不会降低台湾的生活水平，其他的台湾官员们也对此表示怀疑。其中一位说： “不相信北京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其最终目标是要消灭我们。”

北京将不会武力征服台湾，但中共在这一点上只有非常轻微的暗示，而没有其他的说法，华盛顿对此还是保持乐观态度。事实上，台湾47.4万训练有素的强大军队，拥有316架战斗机，包括F-5A/E拦截机、空对空导弹和地对地导弹，目前还是有效的遏制力量。同时，国务院的专家们正在讨论可采用的方案。在国防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紧急会议上，一位委员甚至还提出打“苏联牌”来回敬美国打出的“中国牌”——意思是台湾寻求与苏联创建关系，该提议当即被否决。实际上，华盛顿所担心的是更坏的一种可能：台湾拥有众多优秀的科学家，现又加快实施核反应堆的研制计划，有预测说他们可以在两年内制造出原子弹。

1979年的变革与激荡

中国？那是一个沉睡的巨人，让它沉睡吧，因为当它醒来时，它将改变整个世界。

——拿破仑·波拿巴

这是20世纪后半叶一项规模宏大、胆魄惊人而又史无前例的工程。一个拥有10亿之众的大国骤然改变航向，世界1/4的人口正加快步伐从固执、封闭的孤立环境中走出来，改变了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国家的人民的生活——这怎么可能会有先例呢？因为长期自我封闭造成的复杂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界分隔了太久的时间。经历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显得有些疲倦了；他们希望到2000年时，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且成为世界上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他们也许无法实现，也许要晚些时候才能实现，但中国人民已经出发了，这本身就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民族抱负。

年末时，中国的事业取得了一项令人欣喜的新成果：7年前由尼克松政府发起的美中之间小心谨慎的“恋爱”关系有了进展，两国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宣布两国将互派大使，创建正式外交关系。双边关系正常化为潜力巨大的贸易活动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将对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但北京要与华盛顿、莫斯科相提并论成为全球一流强国的首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发起的这场运动是要把世界上延续下来的最古老的文明推向21世纪，但将该运动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副总理、兼任中共副主席和军队总参谋长的邓小平。虽然邓在北京的政治局里只排第三位（前面两位分别是华国锋和现已80高龄且百病缠身的叶剑英元帅），但他却是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四化”是要同时提高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水平，把中国向现代化世界推进。

74岁的邓小平强硬、坚忍、灵活，他所经历的政治起伏比理乍得·尼克松还要多。他曾两次被撤销了职务，而恢复职务也只是17个月以前的事情。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当中有着广泛的基础和影响力，同时在政府机构、技术专家们和知识界里也享有广泛的支持。邓不仅拥有广泛的群众拥护基础，还有着非凡的活力和高超的管理技巧。

这一年来，变化纷繁急剧。卡特总统在经过了表现优柔寡断的一段时期之后，民意测验显示其支持率下降了30%，而最近因为外交方面的成功而有所回升。在戴维营峰会上，形势一度看好，好像他将创造中东奇迹，使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但到年末时，双方的磋商令人沮丧地陷入了僵局。波兰的克拉布科夫大主教（一名运动员）卡罗尔·卡迪纳尔·沃杰塔拉成了450年来的第一位不是来自意大利的教皇。他的前任阿尔比诺红衣主教卢西亚尼把持圣彼得大教堂的钥匙只一个月多一点，在盛赞了其前任后，沃杰塔拉接受了“约翰二世教皇”的称号。在加利福尼亚，一位退休实业家霍华德·贾维斯提出的大幅降低税赋的“13条建议”获得了该州议会议员们的批准，成为中产阶级对“大政府”普遍不满的一个标志。而一个丧心病狂的邪教预言家吉姆·琼斯制造了一起称为“白色深夜”的自杀和谋杀行动，913名追随者毙命圭亚那森林。

战争阴影、和平希望和恐怖行动占据了新闻的头条位置。随着驻扎在贝鲁特的叙利亚军队想要击垮军事右翼基督派军队，黎巴嫩的首都再次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柬埔寨和越南好像要推翻多米诺理论（如果说越南倒向了共产主义，其他国家也应随之转变），但两国不是通过一般的思想意识扩张，而是发动了边境战争，相互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厮杀。伊朗国王长达37年的统治因连续几周的骚乱而受到了动摇。意大利的“红色旅”绑架了前总理奥尔多·莫洛，扣押了54天后将其杀害，并把尸首扔在罗马街头一辆车的后面。在苏联，人权运动者阿诺托里·沙兰斯基、尤里·奥洛夫和亚历山大·金兹伯格则被投进了古拉格集中营。

最近英国发生的一个事件如果说按伦理道德观念评价来说有些问题，但从人性角度来说还是令人欢悦的——第一例通过体外受精产下的婴儿降临到人世。8个月前，医生们在实验室里使精子和卵细胞在试管里实现结合并将其植入这位母亲的子宫里。

但所有这些事件都远不及中国决定融入世界这一事件这样意义深远。北京的《人民日报》为“四化”建设鼓劲：“中国人民奔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脚步声，回荡在燕山脚下和黄海之滨，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这场新的长征中，我们决心征服祖国的高山、大海、平原、油田和矿藏，我们要勇攀科技高峰，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

为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及其支持者们已经踏上了一条有时看起来有些像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新的口号可以是：“百业并举，百企竞标。”虽然在这一创业过程中，还没有多少中国人获得了多少个人自由，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他们已经甩掉了过去的旧思想包袱。毛泽东思想曾一度神圣无比，而现在他“不依靠外部资源，自力更生地发展国家”的原则也已一去不复返了，历来视外国为蛮夷之地的中国已经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去年有530万游客访问了中国。成千上万的资本家也正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国度里探寻新的市场并进行投资。而以下两条非常令人吃惊的消息可以说是“修正主义”的标志：中国正计划在北京郊区修建一个高尔夫球场；中国已批准了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独家经销权。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不为世界关注，但突然之间好像到处都是中国人，他们忙谈判、签协议，急切地想知道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去年8月，华国锋出访了东欧，与罗马尼亚的青年们一起兴致勃勃地跳起了霍拉舞。然而，欧洲前沿的这场演出并没有博得苏联的好感，他们仍在同中国接壤的4500英里的边境线上驻扎着43个最精锐的野战师。邓小平也出访了日本并与其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在一次香槟酒会上他祝词说“既往不咎”。而后他又飞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签订了许多科学交流协议，并不断地谴责苏联“霸权主义”（帝国主义）。1979年1月晚些时候邓将访问美国，以表示他个人对新创建的中美关系的认可，颇受世人瞩目。

出访的中国代表团都携带着详细的采购清单，其数额非常巨大，可能远远高于中国预算所允许的限度。尽管中国的国际信用等级是优秀，但这个国家还从未展开过像现在这样大规模的贸易。中国希望依靠发展石油出口、合资企业（依靠国外在大陆建工厂产出的货物来还债）等方式来为现代化建设筹措资金，另外依靠其广阔且秩序井然的人力资源。然而笼罩着新长征的阴影是，对中国原始经济现状能否支付得起这一代价的疑虑。按这一计算，中国到1985年“四化”建设需花费8000亿美元。中国的消费市场的发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尽管资本家对于在大陆开辟的市场非常看好，但中国人要具备对想买东西的支付能力还要几年时间。另外，中国政府指望用来换得资金的石油储备方面还面临着几项重大的技术问题，其中包括：蜡含量太高，因地质结构复杂使开采面临许多重大困难。

不过，中国人民还是踌躇满志，阔步向前。2月份，日本和中国签署了一份价值为200亿美元的私营贸易协议：中国将向日本出口石油换取它们的钢材和工厂。邓小平出席了上个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法贸易及合作协议》签字仪式，这一为期7年、总价值达35亿美元的协议内容包括：法国帮助中国发展远程通信卫星和电视转播，一家钢厂的现代化扩建，建设电站和镁厂以及其他设施。最重要的是法国拿到了建设两个核电站的订单（每个都近10亿美元）。

中国与瑞典在采矿、铁路和远程通信等方面展开合作；从英国购进3.15亿美元的采煤设备；请丹麦帮助其改善上海港和其他港口；从瑞典、法国和英国等国引进现代化武器来加强其装备落后的军队。因资金短缺他们开始可能只选择几种，中国和美国在过去就已进行了磋商。美国的沿海各州天然气公司同意从中国买进360万桶原油，首批将于年初交付。中国的目标是到1985年实现钢产量翻番，达到6000万吨，根据该目标中国与伯利恒钢铁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在河北省建设一家钢厂。

意识形态的解放

长期以来使中国与外界完全隔绝的高墙倾塌得如此之快，使人们遗憾地预测，中国将成为外国“傻瓜”相机、麦当劳等商品充斥泛滥的地方（事实上就在中国推广这一快餐的技巧方面，中国人已经向麦当劳的经理们进行了咨询）。许多跨国酒店计划3年内在北京、广州、上海和其他一些主要城市修建连锁店，全部是配有游泳池和桑拿室的1000间客房的宾馆。海厄特国际公司已建议修建总接待能力达1万间客房的多家酒店。泛美公司和其他几家航空公司也参加了在中国降落的竞标活动，这将大幅促进其旅游贸易。

许多中国人正在参加各种各样的外语速成班。在首都，北京电台的英语课程录音带已经售出了100多万盘。有1万多名中国学生将被送往海外进行学习，这些学生返国之后，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文化方面的对外交流也十分惊人：世界上最著名的女子时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访问了中国，并获准于3月份在中国上演两场时装展示会。在邓出访日本时，他的夫人以及其他4位同行官员的妻子竟然身穿精心剪裁的丝绸衣裤，这与多年来中国妇女清一色中山服的革命装束相比，优雅多了。

中国的舞台和银幕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在停办了12年以后，今年又重新开设。中国的第一部X级电影——一部关于妓女的日本电影《望乡》——近日向观众上映，它甚至还受到《光明日报》评论，说：这部电影“大大启发和教育了中国观众”。报界也开始评论：年轻人必须从“文化大革命”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他们对人类创造的巨大精神财富感到非常新奇。”“他们从未听说像毕加索、米开朗基罗、雨果、莫扎特等这样的名字。过去，年轻人的思想被锁在封闭的小号里，而现在监狱已经被打破了。”

这样的民主可能会带来什么？下面的事件简要地给出了令人吃惊的答案：11月底北京的“民主墙”出现了一些大字报……歌颂邓小平并夸赞台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北京的市民在同外国新闻人士非常坦诚的交谈当中，询问了关于非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些问题。尤其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最后，在民主墙上还出现了一张“致吉米·卡特”的大字报：“我们想请您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但自由化的程度是有精心定义的界限的。“民主墙”现象虽然是群众自发的形式，但也有官方有意安排的一些特征。

中国开始对外国的观点表示敏感，其标志之一是北京的《人民日报》刊登了5篇关于人权状况的评论文章，迫切要求采用新的民法和刑法，以保护这些权利。“在一些地方，”该报纸上写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配给物资被扣减，个人财产被拿走，农村市场被关闭，合法的经济活动没有保证。这些事情仍然在发生。”

中国突然变得外向型如此令人高兴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对外界的看法一直含煳晦涩，令人不解。中国历朝历代都把世界定义为“天下”，而他们自己是天朝子民。“多少年来，”鲁迅这样写道，“中国人看待洋人的方式只有两种：或高看一等，当作优越物种，或低瞧一眼当作野生动物。他们从来不能把洋人当作朋友，当作就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中国人历来内向，除非衰弱到没有办法时，才容忍外国人的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受人凌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被日本侵略，而50年代发生了与苏联的短暂“恋情”又很快破裂，因此中国人很可能已经得出结论：自己的偏见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尽管如此，过去中国对现代化还是充满了渴望。1898年清王朝快要结束时，光绪皇帝及其子民曾想要效仿日本天皇在19世纪后半叶进行的对封建主义的维新。在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早期，依靠外国的帮助来改进中国社会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最终使中国走向了社会主义制度。正像历史学家C.P.费斯杰拉德所写：中国“对西方错误的神灵们失去了幻想，他们没有停歇，马上去寻找其他的解决途径”。

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源于周恩来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也是这位总理在医院外面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周提出通过“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使中国用20年或更长的时间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四化”一部分，到1980年提高中国的农业生产的水平。普遍认为这一报告（以及“四化”的口号）已成为了邓现在的工作。

西方人士很难理解，偌大的一个国家能如此快地实现思想意识的转变。这就好比想象一艘航空母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调头一样不可思议。当然多年以来，中国人常常被要求不断急剧快速地改变效忠对象。朋友变成了敌人；在文字刺客充斥着谩骂的大字报中，革命英雄正在“变质”；意见不同的人被称为“蛀虫”、“害人精”或“恶狠狠的封建恶魔”。这也使中国人变得极度疑惑、复杂，并且反应敏捷。

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邓及其支持者们正在尝试着完成一项非常的任务：抹去毛泽东时代的神圣光环，但并不完全抹杀其名誉。他们首先肯定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一度被歪曲和滥用；关于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以他年老体衰、不够清醒为托词而予以原谅。

邓说：“有些人天天除了毛泽东思想以外什么也不讲，却没能抓住其最基本原理：实践、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联系实践。”

现在就摒弃毛泽东思想将会危及整个现代化大业，这一点邓是很清楚的。他说：“有些言论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四化建设。”他对来访的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说：“每位中国人都知道，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善于全面、准确地把握和应用毛泽东思想。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更活泼、更轻松一些。”

政治实用主义

事实上，中国人现在开始小心谨慎地接受一些与毛泽东思想相违背的学说，而这在几年以前可能还会因此被投进监狱或处以死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已经消除了对外国事物根深蒂固的怀疑。《光明日报》曾刊载说：“骄傲蛮横，不加鉴别地排斥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主张学习所有国家的长处。”

现在正采取的另外一项举动，是为那些曾被打为“资产阶级”的人平反。广东电台宣布，在“文革期间”广州第7橡胶厂的“6名前资产阶级工厂主”已经被重新聘用或分配了管理和生产工作。这是邓务实作风很明显的体现：新中国靠的是一个人的技术和知识，而不是它的政治纯洁性。

对中国人讲重视效率和能力，有时就像同美国人讲反对大国干涉一样不被认可。甘肃省电台在11月解释说：“厂、处、省、部各级的检查团太多了。”对于依据一个厂里红旗数目多少来评判其是否办得好这一做法，该电台提出了反对，另外还提到：“会太多了。”

现在正号召人们正确读书，《人民日报》刊载：“文革”期间及受其影响，读者只关心政治报道，而不关心经济报道。结果出现对报道工作很重视，但不懂金融管理。

要实现“四化”，必须抓好最主要的问题。其中农业现代化也许是最重要的，但也是难度最大的。北京的领导人们已经确定了两个目标：到1985年，实现小麦水稻和其他谷物4亿吨的产量，在1980年以前实现真正的农业机械化。这两个目标似乎都太高了。虽然中国的土地精耕细作，并且中国农民以其创新和勤劳而闻名，但其单产量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北京已经向一些外国农业专家进行了咨询。其中包括美国农业部长鲍伯·伯格兰，向他就新型种子品种、杀虫剂的使用和专业人员交流进行了探讨。中国在机械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需要100多万辆拖拉机、32万辆卡车，至少300万台联合收割机、新型排水灌溉机器，以及负责机器维修保养的70万名技术人员。由于农业设备通常是用盈余的资金来购买，所以这些设备将很难取得。而中国一般必须使用这些资金来从国外进口谷物。结果便出现：中国仍是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很可能还要对食用油及其他物资实行配给制。

要使设备如此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中国在197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730亿美元，而美国同期产值达1.889万亿美元。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少得可怜，只有378美元。哈尔滨的一个发电机工厂仍然在使用二三十年前捷克斯洛文尼亚、东德和苏联制造的车床、冲床和锻轧机。日本每名工人一年可以生产94辆汽车，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为1辆。重工业使用的基本建造物资钢材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稀有金属。中国的生产目标是，到1985年产煤6000万吨，而去年只完成了一半指标。邓对该问题非常清楚，他称之为落后。“如果你长得丑，”他说道，“装成非常俊没有用的，是瞒不住的，所以你最好承认。”

“文革”的动荡中，受打击最大的领域之一是科技领域，最优秀的人才被送到乡下学习平均主义和喂猪。直到不久前，知识分子还被称为“臭老九”（前八类同样需要消除的人：叛徒、间谍、走资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

其结果是至今许多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还少得可怜。以前许多科学家无法进行自己领域内的研究，现在一批研究院和研究所正在建设当中，并计划把他们吸收回来。据一则报道介绍，迄今为止，仅在四川省就有1200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从不相关的行业调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尽管毛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来了一些破坏，不过中国人有可能在该领域比“四化”建设的其他领域更有信心取得进步。中国的初期目标是在5年内建设一个基础科学研究的体系，然后建设一套现代化实验室，以推进中国人称之为五朵金花的研究（中国人在政治用词方面非常迷恋使用数字）：原子科学、半导体、计算机技术、激光和自动化。3月份方毅副总理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份关于中国发射太空实验室和探测器的8年时间表。

邓似乎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人知识文化的落后状态。现在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只有63万名大学生。作为平均主义的一部分，全国性的高考因“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被取消了。现在高考不仅恢复了，而且变得更为严格和统一。已经设立了许多一流的学校，配备了优秀的老师和设施。在教师队伍里，恢复了职称和职务，提高了工资，还创建了奖金制度。不过中国的文化基础建设还是非常薄弱。

第四项现代化是军事方面，同样也很难实现。虽然它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约350万），中国的军事装备仍非常原始，至少落后于超级大国20年。中国最先进的轰炸机是1954年的早已过时的TU-16飞机。人民解放军没有反坦克导弹，没有武装直升机，也没有现代作战坦克。它们的核弹头安装在射程还不到4000英里的中程导弹上。虽然中国海军排世界第三位（就人数而言，而不是就舰船数量而言）同样也是落后于时代的，它的两艘核潜艇都不携载导弹。

正像莫斯科的主要担心是北京这些目标的实质是什么一样，中国的主要军事忧虑还是来自于苏联。北京最近通过外交努力，使中国在今后几年里成为莫斯科更为强大、更为灵活的对手。中国同时和西欧——甚至是东欧——以及日本发展关系，在其两翼发展了对付苏联敌人的保护力量。

这种正在形成当中的格局惹怒了莫斯科。苏联除其他事情以外，对于西方同意向仍声称“战争不可避免”的中国销售武器表示惊讶。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苏联还算接受，但这一新创建的友好关系决不能形成一个不言自明的反苏联盟。一位研究美国政策的苏联专家乔治伊·阿伯托夫警告说：“你们不能通过寻求缓和妄图使中国成为像北约一样的军事联盟。”一位西方外交家也发出警告：“我不知道到2000年时一个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中国是否是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的福音。核力量强大得足以威胁苏联的中国能不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吗？”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使得美国与中国交往一个世纪的非同寻常的历史实现了一个轮回。这一轮回有热情的迷恋，也有无情的掠夺，有一段充满可怜的热情，也有非常大的不理解。这一轮回开始于1872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学院接受教育的第一批留学生。正如艾奇逊主任所写，美国几乎没有哪一个乡镇没有为中国使命捐助资金和衣物……这也就培养了我们对中国既爱又恨的复杂情绪中爱的那一部分，使得对后期的中国政策倾注了许多感情。

如果说美国方面有屈尊的慈善行为，那么也有受文化吸引方面的因素——双方都有。实际上，从中国社会那里，美国人似乎发现了对革命的希望，这本来是从它们自己那儿移植来而自己已忘却了；而许多中国人则发现了美国社会的流动和开放所带来的毋庸置疑的欢悦，这与中国的自我反省和阶层社会是相对的。

现在关于中国，最吸引人的是这个社会面临着无限的可能性。没有人——甚至连所有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这一宏伟的试验会怎样结束。政府似乎非常专注于现代化的任务，不愿对外界、也不愿对它们自己制造太多不和谐的声音，以免危及了这一任务。中国问题专家一致认为实际掌权的是邓小平。以他现在掌握的权力，完全可以对他的激进派敌人进行报复，但他仍然非常克制。

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历来预计中国不会再出现毛晚年那样的思想意识斗争，而是出现一种务实的现代化形式。巴尼特说：“极端强调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目标，使这个民族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其他任何民族都不会这样做的。”不过，如果北京的领导人向中国人民过高地宣传了他们的现代化计划，假如今后几年里没有明显的改观，会使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和痛苦。

谈到这一任务的宏大规模，政治局不可回避地面临着怎样分配有限资源的艰难决策，中国问题专家肯尼斯·利伯塞尔认为：如果中国到1981年必须进口1000万吨粮食来养活这个国家，那么中国就几乎没有可能以它们预计的速度来实施它们的工业化计划。利伯塞尔认为：“虽然当前的政治局委员们都急切地希望快速实现现代化，但与华国锋及其支持者相比，邓更愿意以更大的代价——甚至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准则——来改变中国。”

大步流星的小个子

亨利·基辛格并不记得曾把邓小平称为“难对付的小个子”——这是这位前国务卿经常提到的绰号。现在基辛格告诉《时代》杂志，“他很有能力也很强硬，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在解决官僚机制方面很有技巧。我见到邓小平时（1975年），他还没有专门负责外交政策，但他学得非常快。邓是一个不可小视的人。”

世界上其他一些领导人对此有不同观点。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与邓会面时忽视了邓小平，但毛泽东准确指出：这个“小个子前途无量”。74岁的邓小平以毫不松懈的劲头，进行着他一生中最勇勐的政治练习。

邓谈话时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四川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省，以其菜辣、气候温暖和高山险峻而闻名。外部世界很少有人知晓邓的早期生活，对他现在的私人生活也了解很少。据说他是一个地主的儿子，1904年出生于靠近中国战时首都重庆非常近的一个乡镇。1925年加入共产党时改名邓小平。

上完高中之后，邓成为获得奖学金赴法国学习的92个男孩当中的一个。16岁的邓小平在法国没有上学，而是在巴黎的一家胶套鞋厂找了一份工作。同时他还在外面一家称为《红光》的中国共产主义杂志办公室帮忙。当时的编辑是周恩来。邓对杂志装订和油印等杂务方面有着很大的热情，不久就为他赢得了“油印博士”的绰号。

邓加入共产党以后，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进行了短暂学习，而后于1926年回到中国。他在党内的职务上升很快，25岁就成了共产主义第7方面军的政委。当时，他拥护刚担任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的游击战略。当这些理论受到其他共产主义领导的批判时，邓被撤销了职务——这是他三起三落的坎坷命运中的第一次失意。

最终，邓还是重新受到重用，担任了红军报纸《红星》的编辑。1934年，他参加了毛领导的充满传奇色彩的长征——在蒋介石军队前堵后追的情况下，英勇的共产党军队进行了6000英里的艰苦跋涉——到达了偏僻的陕西延安。他们住在窑洞里，食物也非常匮乏，但邓却精力过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邓协助在华北创建了一支颇具影响力的抗日游击队伍。日本投降以后，这支军队继续同蒋介石国民党军的战斗。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邓小平出任西南局书记。1952年被召入京，担任了许多主要职务，有时是同时兼任的：财政部长、副总理、共产党总书记等。1956年成为政治局七名常委之一。

……

“文革”中，邓参加了第一次红卫兵集会，但很快就被激进的红卫兵揪了出来。邓被新闻界批判为“刘的党羽”，并且“比刘少奇更邪恶更危险”。传单和大字报声称邓沉迷于资产阶级情趣——麻将和桥牌。而那些可能是到各省的工作视察则被指控说是邓带着亲信乘坐专列和专机游山玩水。

最后，在周围一帮红卫兵的嘲笑声中，邓头戴高帽坐着卡车在北京游街。他的一个兄弟邓垦被撤销了重庆市副市长的职务。邓的儿子邓朴方则在因邓的连累而被审查期间，坠楼受伤终生残疾。

邓虽然没有遭逮捕，也没有被正式开除出党，但也在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理厂劳动，而早在1947年时他就曾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率领红色军队打败了国民党军。在一份令他蒙羞受辱的自我批评中，现在读起来更像关于未来的宣言，邓承认他“思想方式和工作作风”与毛不相符合。

周恩来没有能力在邓最艰难的时候帮助他，但这位总理确实在“文革”稍微平息一些时，伸手来帮助这位老战友。在1973年为欢迎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而在北京举行的宴会上，邓突然复出，这很明显是周安排的，在赴宴人们不相信的目光中，这位昔日的“顽固走资派”由毛的一位侄子领到了座位前。也是在此时宣布，邓仍然担任着副总理的职务。随着周恩来健康状况的逐渐恶化，邓作为他继任者的形势变得越来越明朗。他视察了许多省份，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并在北京迎接了福特总统。此间，邓小平与江青展开了一场论战，把“文革”的种种残酷指向江青。

1976年春天，江青和她的激进派已经占了上风，不过也是暂时的。邓再次被打倒，邓第三次被打倒的明显原因，是原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悼念周总理的仪式没有任何解释就被取消了，从而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骚动。前来悼念的人群所进行的示威很快就被批判为“反革命行动”，而官方则称这是由邓及其追随者煽动的。两天以后，邓就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邓在共产党军队20年当中，已经与许多高级将领创建起了深厚的个人感情和政治联系。在受到激进派有可能进行刺杀的威胁后，他的一位老战友许世友将军在广东省为他提供了庇护所。邓在那里待了一年。

粉碎“四人帮”后，邓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对此事的高兴心情。而北京及其他一些城市里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大字报，号召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坚决支持”邓的复出，这成了他在1977年7月恢复一切职务的一个信号。

从这时开始，邓就朝着他的中国抱负迈进，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一秒钟都不能浪费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在中国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迹象之一就是中国的杂志和电台正报道并分析他的一些讲话和访谈，给予了很大的重视。邓以其质朴的警句名言显露其智慧：

他的准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关于起用科学家：允许他们工作，这比让他们待在象牙塔里无所事事要好。

关于发展：做事匆忙没有好处。急于求成就深不下来。欲速则不达。

关于现代化：提高数量，提高质量。提高了自动化，手工劳动就减少了。先进国家，不管是什么制度，都走这条路。这些是劳动者吗？他们被称为生产力；也就是说这也是劳动。

关于中国的未来：在我们的国家里，反革命减弱了，就必须减少专政，增加民主。

关于革命：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如果想革命，就不能怕困难。怕困难就不要革命。

关于他所受的教育：我没有真正上过大学，我所上过的大学是没有毕业生的。它的名字就是社会。我见上帝的那一天我才能毕业，谁知道上帝会给我打多少分？

关于超级大国（1974年）：美国和苏联正在徒劳地寻求世界霸权。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今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帝国主义，尤其是超级大国正麻烦重重，在走下坡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关于他和“四人帮”的斗争：我让“四人帮”抓住了辫子，挨了整。也许你们要说是毛主席解除了我以前的工作，免除了我的职务。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更愿意把它叫作天命。过去江青笑我，说我的头是子弹形的，官帽戴不稳……只要有阶级斗争，就会有“四人帮”这样的人，否则，就不会有阶级斗争。

关于错误（于60年代）：没有人没有缺点。比如我们，做政治工作的干部以及入党几十年的老干部，我们不也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吗？毛主席也常犯错误，但我们都知道，他犯的错误比我们少。

中美正式建交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人们在北京用苏打水、香槟酒举行了庆祝，并要求言论自由、解放，能够举行迪斯科狂欢……在所有这一切当中，中国人对可乐的口味也更加习惯了，因为中国人学得非常快。感谢两个国家的首都之间有时差，北京比美国提前13个小时实现邦交正常化。副总理邓小平借新年这一时刻，庄严地呼吁世界和平。美国驻京联络处外面爆竹声声，屋内邓举起一杯加利福尼亚香槟向美国代表团团长伦纳德·伍德科克敬酒，预计他会被任命为第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在一次庆祝会上发表祝酒词时，邓表示：“我确信，我们两国外交关系的创建会增加世界和平的稳定性，这种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明显。”

在位于华盛顿康涅狄格大道的中国驻美联络处，庆祝活动与北京遥相呼应。让500名来宾感到最显眼的就是中国人墙上钉起了一面美国国旗——不过把星条的位置挂反了，条指向了左边。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激动地表示“这是一个丰收的新时代”，并称赞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柴泽民表示中美关系可以阻止“霸权主义”的扩张和侵略——实指苏联。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长期以来一直希望美国承认北京，这会儿受到庆祝活动气氛的渲染，伸出双臂拥抱了柴泽民。

在首都的另一处，新近被撤销的中华民国大使馆内一片沮丧。在那里，有300多人聚集在那里，许多人都流着眼泪，观看台湾的旗帜最后一次降下。主张和反对承认北京的游行在华盛顿、旧金山、新纽约城等地举行。几千名美国华裔冒着大风，沿着曼哈顿唐人街的大道游行支持北京政府，同时有部分示威者举行游行高喊“台湾万岁”。

与此同时，卡特政府正在制订详细计划迎接准备2月晚些时候正式访美的邓小平。计划行程包括访问得克萨斯，邓将在那里讨论购买石油开发设备，参观中西部一个大的农场，以及去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观看一场大型演出。

华盛顿官员们如此热情有他们的原因，但现在邓却获得了个人成功。整整40分钟，这位身材矮小的中国领导人坐在伍德科克客厅蓝色的真丝沙发上，客人们受到周到的服务，但这还不算，还有可口可乐、橘子苏打水、苹果派和鸡蛋卷。邓不停地吸着烟，喝着本地生产的啤酒，听着伍德科克的请求。3月1日，驻京联络处将正式成为美国大使馆，伍德科克希望为美国外交官们争取更多的生活和工作空间。

第二天，邓在自己被评为“年度封面人物”的封面上作了亲笔签名，送给了8位国会议员，他们来自银行、经济及农村事务委员会。他们此次来京讨论今后美中贸易合作。邓借此机会邀请反对中美建交态度最强硬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来京进行会谈。他大度地指出：“我的看法在过去已经发生了转变，说不准参议员戈德华特来京的看法也会转变。”

外国记者进驻北京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具有很多方面的才干，他在与美国新闻记者相处中表现得十分自如。作为庆祝与华盛顿关系正常化的新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北京当局邀请了27名美国记者到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参访活动。活动的亮点是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的会见。对美国记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与共和国的一位领导人以这种方式相聚。邓小平无拘无束而巧妙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并与每一位记者碰杯。一个记者称赞邓小平的回答简洁明快，邓风趣地说：“因为我没有在议会的工作经历，不知道怎么才能长篇大论。”

电视记者们为搜集素材，利用此行难得的一点自由时间，不辞辛苦地深入田间地头拍摄农民在田间劳作的镜头；闯进了一个关闭很久的公园，拍年轻人恋爱；进入美发厅拍摄中国妇女如何做头发。美国广播公司摄影记者认真地记录了一只北京填鸭从烤炉到餐桌的全过程。记者团成员、《时代》杂志香港总部主任马什·克拉布克在报道中写道：“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此次中国之行如同参加一个大型的中式宴会，处处都是新闻。”

他们的报道使在美国国内的编辑们更加想在“宴会桌”旁设一个“专座”。至少有25家新闻机构申请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大约15家可能会得到批准。这一数字大约是在京的非共产党新闻机构的两倍。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将首批进驻北京，时间大约在3月1日。美国一些主要报纸、新闻杂志及广播电视网将随后进驻北京。

美驻京联络处主任莱昂纳多·伍德科克警告那些急欲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美国媒体称：“将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过程。”实际上，由于在北京根本找不到办公用房和公寓，大多数新闻机构只好为长期租用北京5000套酒店房间而进行争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部主任理乍得.Ｓ.萨兰特说：“如果需要，我们可以让记者搭帐篷。”在北京设立新闻分支机构的费用昂贵（文字新闻为年均10万美金，电视新闻则更高），主要是因为需要进口大量的器材设备。“老北京”告诉新伙计，不但要把自己的汽车带来，甚至还要带零配件和油料。无论如何，在北京经营一个办事处的费用绝不比在东京、巴黎和伦敦低。

大多数美国新闻办事处都是由一个人独当一面，许多职员的工作都由记者亲自来干，如合众社记者罗伯特·克雷比和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他们在香港和东京都是大牌记者。想到作为记者能留在北京，并从那里报道中国的发展，真是一件美事。

尽管中国放宽了在过去几年中对新闻的限制，但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仍然受到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严格控制，如果要采访重要官员或离开北京去外地必须做出说明。因此，早些时候的一个夜晚，中国外交部官员屈尊来到过去难得一来的酒店，敲开了外国记者的房门，告知将解除对美国记者的新闻限制。这着实令客居北京的美国记者吃了一惊。这绝不仅是中国人接受了西方新闻惯例。1月29日，当邓小平抵达华盛顿开始为期一周的访美行程时，他的随行记者将不会少于30人。那将可能是中国急切地想宣传自己“对外交往”所采取的重要步骤，也许也是基于对理乍得·尼克松1972年去北京“朝觐”的特殊关系。当时尼克松的随行记者为87人。

《时代》访谈邓小平

“如果我们想要遏制北极熊，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联合起来；发动战争的真正温床是苏联，不是美国；在教育、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已经荒废了整整一代人；我们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努力才能迎头赶上。”

就在国人准备迎接羊年到来的时候，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正在准备开始他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之行。就在他离京前4天，他抽出时间接受了《时代》公司总编赫德利·多诺万的一次全面采访，陪同采访的还有《时代》周刊香港分社社长马什·克拉布克。这次采访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进行，采访预计进行半个小时，结果延长到80分钟。

邓着一身他经常穿的中山装，脚下一双黑皮鞋，一双浅蓝色的袜子，嘴里不停地吸着中国制造的熊猫牌过滤嘴香烟。他讲话和蔼，右手喜欢做手势，并且不时用力地拍击双手，以示强调。

他反复强调、最具戏剧性的一点就是他要带给卡特总统的主要信息：中美之间的重新接触应当发展成一个明确的反苏同盟。这一点是苏联预料到的，也是非常害怕的。在强调中美关系时，邓指出两个国家有着共同的命运，应该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他还指出苏联在地中海地区、非洲、亚洲的行为将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与不安。他对美苏之间提议进行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表示不屑，并且实际情况也证明这是东西方历史上一次针锋相对的裁军谈判。邓同样反对“否定毛”的运动，但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运动证明毛不是完美无缺的。

“事实上我们百废待兴”

“我们必须树立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制订战略性的计划，全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好我们的力量。”中国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说。方毅虽有实权，但很少为人所熟悉。去年，他宣布了一项大胆的计划，要千方百计地用15年至20年的时间，即到2000年，使中国的科技达到发达工业国家的水平。当邓小平在美国进行活动时，方毅却开始了他自己的美国科技之旅。

69岁的方毅具有学者风度，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脸上有一块紫色的胎记。方本人不是一位科学家。他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是上海著名的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编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部队政委。1953年担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之前，他在不同的职位上从事经济工作。他参与了1956年对北越援助计划的制订工作，60年代负责中国的外援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干将。方毅在“文革”期间曾竭力避免被伤害，但直到1977年邓小平东山再起，重新掌权后，他才官至今日的副总理。

“事实上，我们百废待兴。”方毅在谈到中国科学技术地位时说。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对一切领域的科学研究都十分感兴趣。在与白宫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思就未来中美合作项目进行会谈后，方毅访问了亚特兰大的乔治技术学院。他在那里观看了土地资源卫星拍摄的自然资源照片，参观了太阳能发电的农场。这家农场可对外提供400千瓦的电力。在休斯敦，他参观了得克萨斯医药中心、安德森医学博士医院和卫理公会医院。但方毅美国之行的亮点出现在洛杉矶。主人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帕姆戴尔附近的洛克希德公司L-1011号生产线，并向他开放了戒备森严的位于黑麦谷的实验室。

方毅现在必须为中国的现代科技发展计划的制订而深思熟虑。“这将是一曲气势恢宏的乐章，”中国科学院前院长郭沫若曾说，“它将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间。”

欢迎邓小平来访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新的长征。我们万众一心……”

作为首脑会晤的礼节，中国国歌的旋律首次在白宫南草坪上空回荡，随后，美国军方仪仗队也奏响了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中美两位领导人站在一座低矮的小山顶上的检阅台上，分别致辞，然后登上白宫的阳台，接受并感谢大约1000位各方面人士的欢呼。忽然，中国副总理打破常规，情绪激动地抓过吉米·卡特的手，高高举起。他们看起来就像一对刚刚获得全国代表大会提名的政治搭档，并且毫无疑问地在支持票上获得了领先的优势。

没有什么可以影响邓小平9天美国之行的情绪。幸免于国内的斗争，使国家纳入快速向现代化进军的轨道，赢得大多数西方大国的外交承认，邓小平此时沉浸在胜利之中应该会被理解的。他的华盛顿之行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第一次。1月1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同时，邓小平与美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

这是1959年赫鲁晓夫来访之后，华盛顿所筹划的最热烈的欢迎外国来访者的仪式。74岁的邓小平毫不显老，他紧张地出席着计划上安排的官方和半官方的活动。他同卡特进行了5个半小时的会谈，在白宫用餐，与美国会参议员、记者共进午餐，在肯尼迪中心体验美国文化，横跨美国大陆进行旋风般的参访活动。沿途他深入亚特兰大附近的福特工厂，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西雅图郊外的波音飞机制造厂。想要搞清邓小平此次访美的全部意图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至少，他此行标志着世界上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中美签署了科技文化协定及双边贸易协定。双方商定今年晚些时候在中国再次举行高级会晤。邓小平三番五次地声称，他迫切希望美国对华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以使他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此前有迹象表明，他将会得到他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

在经过30年敌对时期，其中还经历了3年艰苦的朝鲜战争，中美友谊之路一下子开满鲜花，这其中充满着极大的危险，增加了影响东西方强权之间平衡的因素。邓小平早就预言说：“战争的危险来自苏联。”而卡特也明智地在一项声明中附和着，将苏联称为“霸权主义”，这是中国形容苏联扩张主义的专用字眼。

卡特的做法当然引起苏联人的高度怀疑和极大的愤怒，他们已经中止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进程，以抗议邓小平“煽动性的声明”。苏联驻美国大使安纳托利·多勃雷宁召见美国国务卿塞勒斯·万斯，要求美国对此进行解释。万斯告诉多勃雷宁大使“霸权主义”一词并不说明美国意欲借以反对苏联。

美国政府自承认北京后，再次向苏联人做出了“别无目的”的保证。卡特两周前曾承诺：“我们将十分慎重，不要影响到中苏关系平衡。”但是，他允许邓小平在美国的土地上，用“霸权主义”那样不和谐的字眼，将使美国对平衡更加难以掌握。这种意见不合的事情简直太多了。白宫助理声称，卡特总统确信这对美苏关系和战略武器谈判进程不会产生不良影响。这似乎与卡特过去私下里的谈话有些矛盾。卡特说苏联人的确放缓了谈判的步伐，因为他们对新型的中美关系表示关注。一些美政府官员建议万斯在战略武器谈判结束前，与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举行会晤，澄清邓小平访美带来的“烟雾”，并为卡特计划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会晤敲定日期。

中美正式会晤

星期一，天色阴沉欲雨。上午10时，中美领导人的会晤正式开始。邓小平和他的妻子卓琳乘坐的黑色防弹轿车停在白宫南草坪，在那里，他们受到卡特和夫人罗莎琳的迎接。邓步调轻快地来到列队等候的35名美国高级官员面前，热情地与美国的政治家们握手，然后踏上铺有一小块红地毯的检阅台。风很大，罗莎琳伸手扶住站立不稳的卓琳。

卡特在欢迎词中说：“现在到了忘记吵架的时候了。”一名男记者突然登上讲台，面对电视摄像镜头高呼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将革命进行到底！”，便衣警察迅速把这名男子带走了。这个人是西雅图毛泽东主义者出版社的记者，是持出版社的证件来到南草坪的。欢迎仪式并没有因此受到干扰。

当邓小平开始讲话时，这位身高大约五英尺的副总理向上迈了一个台阶，以便能够从放讲话稿的台架上看过去。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称中美合作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和“广阔的前景”，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上午11时，庄严的首脑会谈开始了，卡特引领邓小平来到会见大厅的座位上，旁边的桌子是由经过严格抛光的硬红木制成。“我可以抽烟吗？”副总理问，并掏出一盒中国产的“熊猫”牌过滤嘴香烟。一会儿，空气中就充斥着浓重的烟草味。不久，两位领导人发现，他们都喜欢与对方打交道。在3次面对面的会谈中，不必做出何种姿态，也没有什么争论。但在会谈中，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从桌上给总统特别助理汉密尔顿·乔丹递过一张字条，上写：“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你正在见证中美关系的起飞。”白宫另一位助理在谈到卡特和邓小平时说：“没有必要夸大他们私人关系的重要性，会谈使人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定下了基调。”

尽管有助手们在场，卡特和邓小平的会谈内容无所不包。美方参加会谈的有：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中方代表是副总理兼科技顾问方毅、外交部长黄华。星期一举行了两次会谈，共3小时45分钟；星期二的会谈为1小时50分钟。会谈的内容包括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纠纷；中东、南部非洲、中欧、朝鲜和印支局势。在就移民问题交换意见时，邓小平同卡特开起了玩笑。邓副总理说：“如果你喜欢，我们可向美国移民1000万。”然后，他大声地清了清嗓子，把痰吐到了脚边的痰盂里。“要是那样的话，我将向中国派出1万名记者。”卡特回答说。这个问题就此打住了。

当两位领导人把话题转至中国的两块心病——苏联和台湾时，气氛就不那么轻松了。邓小平在会谈后当晚接受《时代》杂志记者采访时，对莫斯科进行了严厉的攻击，他形容克里姆林宫是“战争真正的温床”，说如果中国、日本和美国“真的想具备把北极熊套上链子的能力，对我们来说，唯一现实的事情就是团结起来”。在私下与邓的交谈中，美政府官员强调，美国想平等地对待莫斯科和北京。蒙代尔副总统对《时代》记者说：“总统清楚地向邓副总理表明了我们想要一个正确而热情，合作而非结盟的美中关系。”卡特要求邓小平要从苏联的观点去看待事物。据称，莫斯科对中国军队在其东部边境地区大量集结十分关注，同时北京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感到不安。

邓小平对此持相反的立场，他坚持认为苏联奉行的是侵略性的政策。实际上，他并不反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但他向卡特重申了他与《时代》的谈话观点，即美国不要指望从谈判上得到更多的东西。据一位白宫官员说，邓小平告诉卡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不能代替需要在其他方面采取决定性行动。”但邓没有透露他心目中的其他方面指的是什么。在美国国会，邓小平警告称，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可能会导致个别议员借机捞取选票，减少政府使条约获得批准的机会。

签署各项协议

在公开场合，邓小平起初提到苏联人时还躲躲闪闪，有所顾忌，然而，随着访问的进行，他逐渐地加强了攻势。例如，在参观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时，他的言论令1000多位在场者感到吃惊。他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增加，因为克里姆林宫“热衷于推行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后来，看到主人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加以制止，他开始在多种场合指责苏联，只是在美国高级官员在场的情况下，才有所节制。

苏联人起初仅仅提及了邓小平的美国之行，后来被他的斥责所激怒，《真理报》做出了激烈的反应，称邓小平“是反苏的执拗狂，对苏联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充满敌意”。尽管如此，苏联似乎认为美国政府正试图同邓小平极端尖刻的言论保持距离。因此，苏联人在攻击这位中国领导人时，放了卡特一马。

美国政府在起草联合公报时，对谴责任何国家“试图创建霸权，对别国发号施令”的提法莫衷一是。本来，美国宣称将不发表联合公报，主要是想避免在类似措辞方面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可是后来当白宫提出发表一项联合公报时，美国务院官员就极力建议不要涉及“霸权主义”的提法。然而卡特决定同意白宫顾问们的意见，他们对此前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曾使用过这样的字眼“没有大的争论”。事实上，是布热津斯基建议使用“控制”一词，他认为这比“霸权”相对温和，不易激怒别人。这种奇妙的理由说服了国务卿万斯，他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卡特的一位高级助手说：“中国人用‘称霸’，我们用‘控制’。妥协是中国人聪明智慧方面的一个强项。”一位白宫官员补充说：“即使莫斯科感到不快，我们对‘霸权主义’一词也不持异议。”然而，在美国国务院，资深的外交官们对这好斗的架势感到很沮丧，因为并没有同那里的苏联问题专家就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也坚持己见。卡特要求他做出明确的保证，中国大陆不用武力去统一台湾岛。邓小平拒绝了。之后，邓告诉记者：“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以和平手段使台湾回归大陆……如果我们承诺完全不使用武力，就等于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

台湾问题是邓小平演讲的主要议题之一。国会上，他与85名参议员共进午餐；同80名议员品茗，并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拜尔德等国会领导人私下交谈。邓再三地向国会主人们表示，北京不会对台用武，除非迫不得已，“如果他们拒绝谈判，”他问奥尼尔议长，“我们该怎么办？”但是邓向议员们保证，统一之后，台湾可以继续搞它的资本主义经济，甚至还可以保留武装力量。

除了死硬的台湾支持者以外，所有人都给邓小平的保证打了高分。美参议院重要议员巴里·戈德沃特为了避开邓小平，突然返回老家亚利桑那州。但是保守派领袖、来自内华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保罗·莱格佐尔特说，邓小平的议会活动“总体上说会收到效果”。纽约州共和党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说：“他没有针对台湾问题做出妥协的表示，但他说得已经足够了，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将会继续下去。”

在星期二的第3次会谈中，卡特与邓小平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25分钟的单独会谈，只有一名译员参加。白宫助手们只是说会谈“非常有益”，拒绝公开会谈的任何内容。两位领导人返回会见大厅后，开始讨论改善双边贸易关系的问题。在解决冻结资产问题上，他们的立场非常接近（美国冻结了7600万美元的中国资产；中国冻结的美国资产为1.97亿美元），以至于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瑟尔本月晚些时候去北京时，几乎不会费什么力气，就可以达成双边贸易协定。

接下来，卡特和邓小平又迅速地达成5个协议，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助手们在此前已草拟的。协议于次日签署。这些协议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成为关系正常化所应得回报的标志。美国同意让北京在休斯敦和旧金山设立领事馆，作为交换，中国同意美国在广州和上海设立领事馆。美国还同意以信用贷款方式向中国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通信卫星系统，和用于核研究领域的500亿伏电子加速器。这个加速器的价格高达2亿美元，将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设备。目前伊利诺伊斯州的弗尔米美国国家加速器实验室所用的加速器的能量只有其八分之一。最后，中美两国正式同意交换学者和记者，开放文化代表团互访。为了消除莫斯科对中美协定的担忧，美政府强调，美国并没有向北京提供任何苏联人尚未拥有的东西。

在签字仪式结束时，白宫东大厅里挤满了政府成员、参众两院议员和中国官员。卡特将他与邓小平进行的三天会谈称为“极不寻常”的会谈。总统补充说：“我们为创建更牢固、更具建设性和更有希望的中美关系，制定了不可逆转的新政策。”邓小平用相同的语调，简短而热情地说：“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了解美国人生活的全部”

与卡特的会谈是邓小平来美国的目的之一。他另一个目的是，正如他所说，“了解美国人生活的全部”。事实上，他的功课始于星期天的晚上，在他所乘的那架蓝白相间的波音707专机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的几个小时。邓小平和夫人以及代表团其他高级成员突然被接到布热津斯基在弗吉尼亚乡下的家中。布热津斯基的太太艾米莉用烤牛肉招待客人，他们的3个孩子充当伙计，端盘递碗。客人中还有国务卿万斯和被卡特提名出任美驻华大使的伍德科克。尽管经过了18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邓小平的精神还是很不错。有人向他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问他是否像卡特在国会中遭到批评那样，在国内各省也受到批评？邓小平咧嘴笑了笑答道：“只有一个省反对——台湾。”过了一会儿，布热津斯基回忆起去年5月他的夫人访问北京时因敬酒而失礼的经历。万斯打趣地说：“那种事不必再提了。”邓小平插话道：“如果你不让他说，你就侵犯了他的人权。”

第二天晚上是邓小平访问华盛顿的社交活动的高潮。下午5点55分刚刚结束与卡特的紧张的会谈。35分钟以后，这位70多岁的老人又精神矍铄地携夫人来到白宫的“北门廊”大厅，出席欢迎国宴。正式宴会由卡特夫人罗莎琳亲自安排，从菜单（小牛肉和花茎甘蓝）到餐桌中央装饰用的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这些花是卓琳家乡云南所特有的。罗莎琳还核定了客人名单，将嘉宾人数删减至140人，这使出席这次宴会成为近年来华盛顿“最难搞到的门票”。被邀者大部分是政府高官，但也有11名企业家。这些企业家迫切希望能借中美关系修好之机到中国赚钱。一位企业家在排队与邓小平见面时，把一张名片塞进邓的手里。

最有争议的客人是理乍得·尼克松，他1972年的北京之行以及以后的一连串的事件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因此邓提出要见他。这是尼克松自1974年辞职以来首次来到白宫，其间发生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奥尼尔议长的夫人拒绝与尼克松同桌共餐。在鸡尾酒会上，这位前总统在东大厅的一个角落里与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交谈。后来，基辛格说：“我说再次见到他很高兴，他看起来对回到白宫也很开心。我们离开人群话旧，谈着我们自己的事情，没有谈中国人。当时我们的谈话很动情。”在进餐时，尼克松坐在布热津斯基的对面，布热津斯基问他，最崇拜什么样的领袖人物。尼克松说：“你不能让我说出他们的名字。”但他并没有拒绝列举一些名字，如戴高乐、伊朗的沙赫和蒋介石。

用餐完毕，邓小平夫妇在卡特夫妇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中心举办的文艺晚会。一小时的各种表演中包括，来自百老汇的音乐剧，杰夫里芭蕾舞团的舞蹈，钢琴家鲁道夫·塞金的演奏，约翰·丹佛的演唱。哈莱姆环球游览者的滑稽表演博得了全场喝彩。邓小平十分欣赏来自美国国家儿童合唱团的80名儿童用中文演唱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晚会结束后，卡特夫妇和邓小平夫妇走上前去与篮球表演队员握手，亲吻小歌唱演员。卓琳上台时手领着卡特总统的小女儿艾米。卡特最后和邓小平留在台上，他情绪激动，不经意地将手搭在邓小平坚实的肩头上。

星期四一大早，邓开始参观活动。美方陪同人员有：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斯特劳斯、商务部长朱尼塔·克莱普斯以及其他官员、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共290人，整整装满了两架飞机。其随行人员是外国贵宾在美国访问时所率人数最多的（但没有一个苏联新闻社的代表）。

第一站是亚特兰大，邓副总理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1500人在73层的“桃树大厦”酒店为邓举行了午餐会，每盘食品需花费20美元。曾顽固地坚持反对中共立场的美前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出席了午餐会。他在席间讨好地与中国外长黄华“亲切地”交谈。数百名银行家和公司领导人聆听邓小平的讲话。邓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几名听众似乎想急切地给邓小平上一课，会计师威尔·基德对出席午餐会的另一位客人低声说：“我们在这里只谈赚钱。”律师托马斯·小拉莫尔补充说：“亚特兰大是一个崛起的城市，它对什么政治派别并不关心。”邓小平迅速地把讲话内容转向他所擅长的主题。他强调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中美联合公报中类似的观点具有深远的意义。邓小平把这一反苏讯息带到亚特兰大，在某种意义上是越过他们在华盛顿的领导人，直接向那里的人民呼吁。他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与欢呼声。

午餐过后，在南方黑人领袖的强烈要求下，邓小平来到马丁·路德·金的陵墓前。他向陵墓三鞠躬，并献了花环。然后，邓小平到亚特兰大城外的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家工厂参观。这家工厂去年下线汽车18.3万辆，是中国全年小汽车产量的14倍。在亨利·福特二世的带领下，邓小平乘坐高尔夫球车，参观了这家180万平方英尺的工厂，他观看工人们安装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器和空气滤清器。他向工厂经理询问了生产问题，并与28岁的员工沃尔特·赫德就工作条件进行了交谈。赫德的工作是将车体固定到底盘上，周薪为325美元，而中国工人平均月工资约为30美元。

第二天，邓小平飞往休斯敦。他发现得克萨斯州人非常想向中国出售石油钻探设备，然而得州人对他的政治立场有所保留。但是，保守的州长威廉·克莱门茨—百万富翁（Sedco石油钻探设备公司的创始人），毫不犹豫地要求得州人，要像对待自己家里的客人那样善待邓小平。因此，得州人给予邓以最热烈的欢迎。

在莱顿·约翰逊航天中心，邓小平钻进训练宇航员用的航天飞机驾驶员仿真座舱。按计划，这些宇航员将于11月进行太空飞行。由经验丰富的宇航员弗雷德·海斯作为驾驶员，邓小平接受了着陆仿真训练。当航天飞机以大约3倍于音速的速度飞行时，邓顺着海斯手指的方向从飞机座舱向外面的电视屏幕看去：地球的弧形曲线、太平洋海岸、拉斯维加斯的灯光，最后是加利福尼亚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在第二次着陆时，邓需要在200英尺的高度时按下按钮，降低下降速度。当跑道进入视野，他很高兴，惊奇地举起双手。邓很想做第3次飞行，这时有人告诉他过了时间了，他才很不情愿地放弃了。

当天晚上，邓忙里偷闲到休斯敦郊外的一家餐馆品尝了得克萨斯风格的烤肉。他饮着啤酒，吃了一些牛排、香肠、烤青豆、土豆沙拉和墨西哥辣椒，口味很重。然后在头戴牛仔帽的太太卓琳的陪伴下，通过停车处的洒落着木屑的红地毯，来到竞技表演场，观看他平生第一次见到的美国牛仔的马术表演。

邓小平一进入表演场，一支乡村乐队奏起美国乡村音乐。1500多名观众有节奏地鼓掌、呼叫。他们大多数是富裕的得克萨斯州人，每人花50美元购买了露天看台的座位票。当邓小平戴上牛仔帽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他摘下帽子，学着牛仔们的样子在头上挥了挥。表演正式开始之前，邓和黄外长乘坐有棚马车绕场两周。邓副总理欢快地向观众挥手，回到自己的座位，观看女牛仔们赛马和男牛仔们的驯马表演。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又开始干起他的正事。在与50位编辑和出版商共进早餐时，他表示希望中国最终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进行竞争。为开发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将首先需要进口美国的钻探设备和技术。早餐后，邓匆匆地到休斯敦设备制造公司，参观了两个黑暗并充满噪声的全自动化车间，并在那里结束了他在休斯敦的全部活动。

星期六下午，邓小平飞往西雅图，下榻于华盛顿州一家酒店。第二天上午，邓小平一行登上90英尺高的水翼艇，快速地游览了西雅图港和洛克希德造船厂。其中，中国方面特别提出要参观粮食输送带和装货甲板。下午，邓小平参观西雅图以北30英里的埃弗雷特波音工厂。在世界上最宽大的建筑物（2亿立方英尺）内的地面上，11架波音747型飞机正处于不同的组装阶段。邓小平与波音公司的5家与有中国生意往来分公司的主管一起用餐，主菜是：敦格尼斯蟹、牡蛎及邓小平点的法式肉片。在亚特兰大休息一夜后，邓小平一行将于次日乘坐波音707专机返回中国。

邓小平的访问结束了，然而在他的身后，他给美国政界和商界领导人留下了极大的欣喜，他们为“中美具有共同利益”而感到心情激动。他对美国的访问看来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包括哈佛大学某系主任、美中关系观察家约翰·费尔班克斯警告说，“欣喜的背后是危险”，他们担心美国与中国政权进行贸易时将无法避免遭遇各种困难，热情洋溢的言语不久将烟消云散。更重要的是美高层外交官应该牢记：与华盛顿在世界政治中具有生死攸关关系的不是基本上处于落后和刚刚摆脱贫穷的中国，而是强大的苏联。

此时，美国官员们正在为邓小平访美的顺利结束而感到高兴。邓小平似乎也在以其保守的方式，分享着欢快的气氛。

波士顿交响乐团中国巡演

当指挥家小泽征尔于1979年3月抵达北京音乐学院时，他的汽车被欢呼的人群围绕着，在崇拜者的簇拥下走进礼堂里。如果说波士顿交响乐团成功地从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8天巡回演出，那么他们最后是以征服北京而宣告结束。

他们举行了3场音乐会，每场都进行了全国电视转播。最前面放着一排带有雪白椅罩的扶手椅子和放茶杯的小桌子。原来坐在这儿的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们：邓小平副总理、外交部长黄华、方毅副总理和年近九旬的宋庆龄女士。在演出间歇时，邓举行了一场招待会，他说的话大意是：虽然并不怎么懂音乐，但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只要增进友谊的事情他都喜欢。在音乐会结束后，他率领着他的“喝茶组”成员走上舞台，与交响乐团的成员们握手祝贺。

小泽征尔在选择曲目方面很能显示其水平。中国人喜欢小提琴，所以有两首协奏曲，A大调的莫扎特第五交响曲和门德尔松的协奏曲。首席小提琴手约瑟夫·西尔弗斯坦对以上两首乐曲技艺高超细腻。波士顿交响乐团还起用了一位中国艺术家刘德海，他演奏了一首琵琶协奏曲，在独奏中他转而演奏竖琴。

另外一位是钢琴家刘诗昆，他以降E调演奏了李斯特第一协奏曲。两位刘先生在性情上惊人地不同。琵琶演奏家非常和蔼，还在后台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成员们演奏了“HOME ON THE RANGE”曲目。而钢琴演奏家刘诗昆在“四人帮”当权的大部分时间都蹲在监狱里，脾气如烈火般暴躁。他抖着手走上舞台，然后一口气以权威般但令人目眩的速度演奏完了李斯特的协奏曲。在排练时，小泽征尔尽量让刘先生慢下来，但没成功。最后，他说：“我们将尽量跟着你。”乐团也只是刚刚能跟上他。这位钢琴演奏家为自己的演绎辩解说：“过去李斯特使用一些技巧来表现他自己，所以我使用这些技巧来使其不朽。”

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大多数演奏家们都不欣赏这场演出，这成了批评中国音乐技巧的核心：他们不能保持延伸的旋律和拍子。“如果要使音乐本身表现出这激动和美感，你必须控制好。”小提琴家玛里露·斯皮尔馈赠给中央交响乐团的礼物是一个节拍器，“有时你会听到业余演奏团组以赶着回家的速度演奏完整首曲目。当音乐开始紧张时，刘先生却岔开了，与音乐的上下节奏不吻合。”小泽征尔在与北京交响乐团演出时也要解决同样的问题。“中国的音乐家们非常灵敏也非常出色。”他说，“但西方音乐令人激动的节奏稳定、旋律重复和重述对他们来说非常难接受。他们越来越快，乐节的结束时保持得不够长。”他补充说：“这可能和他们的语言有关系，他们的语言是一些方块字，而不是流动的整句。”

要解决这一问题，音乐家们必须要多听些西方的合奏曲，并与老师们以不同的语汇进行训练才可以。现在中国的艺术界正在庆祝“四人帮”的倒台。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再次有了一个活跃的保留曲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在北京交响乐团演奏，当时该乐团只允许演奏9首曲目。

最受欢迎的自由出现在芭蕾舞方面。因为学校都关闭了，少了整整一代舞蹈演员。毛的妻子江青认为她非常不喜欢该舞蹈的两个基本舞步名称安特雷沙和巴代布雷，就下令取消了这两种舞步，这就好像从句子里拿走了动词一样。现在，芭蕾舞班人员又满了，经典芭蕾舞演出已经成为中国最卖热的门票。（译注：安特雷沙是一种芭蕾动作，往上直跳，在空中多次互击小腿。巴代布雷是一种芭蕾舞滑走步法。）

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在这个新的中国里放开了。波士顿和北京交响乐团同台演出音乐会时，成员们之间得以相互了解。首席小提琴手已经和美方小提琴手非常亲密了，在一次宴会上，两个女人开始相互讲述她们各自国内的生活和家庭情况。一会儿，一个男的走到桌前，拍了拍中国这位小提琴手的肩，那是一个温柔的警告，然后她就变得一言不发了。

联合音乐会在可容纳18000人的首都体育场举行。小泽征尔充满了热情洋溢的幽默，使人无法不相信这种配置产生了音乐的吸引力。他说道：“这就像你在黄河里游泳后，在大海里游泳一样。”观众们情绪欢快、反应强烈。大提琴演奏家马丁·霍赫曼在用二胡演奏了几首曲目后，观众们一遍又一遍喝彩要求“再来一个”。二胡是使用一个弯弓状物在两根琴弦之间演奏的一种乐器。霍赫曼在演奏完后非常高兴，他说：“这个技巧就像钻牙，应当由牙医来演奏。”

最后的曲目是“星条旗永不落”（注：美国国歌），中国人似乎对此反应还不错。然后，小泽征尔和陪同他的母亲围椭圆形场地绕行一周，后面跟随音乐家的队伍越来越长。第二天上午，北京交响乐团几乎所有的成员们都拿着礼物和纪念品到机场为他送别。还有几个私人朋友洒泪而别。小泽征尔率领着他的乐团登上了747飞机。最后看一眼美国朋友，一定会使北京的演奏家们笑出声来：泛美航空公司在飞机两侧用汉语印上了“CHINA CLIPPER”（中国快速直达班机），但是因为语言误解，上面印的却是“中国剪刀”。（译注：CLIPPER一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剪刀”，另外一个是“快速直达的大型飞机”，而这里误以为是“剪刀”的含义，打上的汉语翻译错了。）

香港应付难民的进入

香港近500万的人口集中在40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历来就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之一。现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正在尽力对付难民的入侵。除了从越南经海上到达的“船民”（即乘船外逃的难民）以外，还有大陆的偷渡客。《时代》记者戴维·德沃斯参加了一次缉拿并遣返非法移民在香港边界的巡逻，并于1979年6月发表了这一报道。

黄昏刚刚降临，沿着顺春（SHUM CHUN）河的稻谷和家禽农场，27岁的大卫·托马斯警长和他的小组就开始了他们的日常巡逻。泛光灯很快就开始搜索并照亮几层带刺铁丝网和一直通到河流上的螺旋状篱笆。托马斯是在北爱尔兰的英国军队里服过役的一个老兵，他突然用“星光夜视仪”发现了动静，“远处山嵴那边来了两个人。”他说道。果然，可以看见两个人正在一个篱笆下挖洞，然后从带刺铁丝网中间钻过来。就在他们越过障碍时，托马斯和他的小组正手拿面包和用啤酒罐装的热茶在等着他们，在审问完以后，就立即毫不含煳地遣送回中国。

边境巡逻兵又抓住了一些“I-I”（非法移民）——那些企图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非法移民的绰号。“如果抓住非法移民政府发奖金，我们可都发财了。”托马斯开玩笑地说。的确，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抓获并遣返了将近46000人；仅在6月份就抓到了11000多人。尽管如此，香港官员们估计他们只抓到企图偷渡到香港的人当中的一半。

对付这些难民，香港现在靠的是5艘非常老的警艇，900名英国军队廓尔喀步兵，150名正规军和90名香港士兵。虽然，香港仅次于马来西亚，是无家可归的越南难民第二大聚集区（现在这个殖民地里有55000名难民住在帐篷里），但是，香港官员们认为这比中国的非法移民的问题还小一些。因为越南人通常乘小船抵达，海上的警察很容易就能发现；另外，他们在香港的许多人最后会前往其他国家。

而大陆人则不然。受高工资的吸引和在家里所受的折磨，大部分中国非法移民将永远地留在香港。他们或单个前来，或几个人一起前来，并带着武器随时准备打架。许多人是被居住在香港的移民引渡到这个殖民地，进行这一行动中的最大的一个组织是有100名成员、称为“大圈帮”的团伙。该团伙的工作之一就是派一些成员到边境处郊游；在那儿他们接应偷渡者，护送他们进香港。其他的则是取道葡萄牙管理的澳门，那儿的“蛇头”用安有发动机的舢板引渡他们，价格会高达1000美元。还有一些会试图游向自由，穿着塞满乒乓球的枕头套做成的救生衣，或者，至少有一个是这样的：用吹满气的避孕套做成了一个救生圈。

很明显，当前的移民数目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中国减轻了对此类非法偷渡案件的判处。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估计：如果不采取行动，中国移民的数目总计可能会达到37万人；他已经向英国提出增加部署边境部队的请求，还要求北京政府加强他们本国边境安全。共有1000名英国士兵的第一批分队已经于1979年6月底抵达香港，并且中国第42军在今年2月份从越南战场撤回之后，据报道说正在边境巡逻。

政治之外的宗教

现在，中国似乎准备向外界表明他们对基督教——也包括其他宗教——采取了一个更为宽容的新态度。中国派出了正式代表团参加在纽约州普林斯顿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宗教与和平大会，有8名宗教领导人抵达美国参加为期10天的会议。这一代表团包括佛教、穆斯林和基督教成员，其中英国国教大主教丁光训64岁，13年前教会被突然关闭后，他被人从教堂里赶了出来，失去了南京神学院院长的工作。这是30年来中国基督教领导人第二次被批准访问美国。

这次大主教丁先生的访问是中国当局承认中国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信徒一系列举措中最近的一项。在1月份，宗教事务局经过了多年的冬眠以后，在北京苏醒过来，并且在上海和广东的机构也一样。2月份在云南省省会昆明市举行了一次国家级的会议，创建了一项由政府出资进行宗教学术研究的八年计划。在上海，77岁的天主教大主教巩宾枚和79岁的新教传教士王明道两个人都被关了20多年，据报道说他们已经被释放了。《人民日报》声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坚持中国1978年宪法第46款。第46款保障人民享有“相信宗教的自由和不相信宗教的自由”。

7月末，天主教爱国联合会，即中国的“自主”天主教会，它在1957年同罗马分裂，选举了一个新的“大主教”——47岁的米歇尔·傅铁山。这一任命是自姚广玉在1964年去世后的第一个大主教。中国的天主教会已经和罗马以及梵蒂冈第二协会的改革切断了来往，梵蒂冈拒绝承认傅铁山的当选。但最近约翰·保罗二世教皇提到和中国天主教组织的联系“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切断”时，他隐讳地提议重新创建外交关系，北京很快就做出了反应。

作为吸引基督教信徒们参与官方教会的计划，政府正在计划印刷修订版《圣经》—1919年联合翻译版，还许诺明年春季印刷《新约》部分。这一消息对美国基督教信徒来说还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他们在中国传道一个多世纪，对中国还是怀有特殊感情的。同时，香港对这方面很关注的一位观察家还是对中国教会非常乐观的。

基辛格说毛泽东、周恩来

基辛格总是对中国抱有深刻的好感，《时代》杂志说，他撰文回忆了与毛、周的故事。

“毛主席的文章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尼克松这样说。“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毛带着一丝痛苦的表情表示，“我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对毛而言，共产主义是真理。但是在20世纪所有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中，只有他窥视到了真谛。为了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之捐躯。毛开始明白，改变社会所需要的革命热情，在一段时间后都会转向他的人民的传统的对立面。国家创建了行政机构，但却会使革命的官僚们成为一个新的达官贵人阶层。受儒家思想影响形成的国家法律逐渐成为灌输统一价值观的工具。

毛无法接受这种事情：新事物到头来就是他要摧毁的东西，于是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疯狂的人民运动以解救他的人民；进行了多次夺权及破坏现有结构的革命。他们的执行者从没有执行过如此巨大、疯狂的任务。在深思熟虑之后发动的这场运动，为使革命能够继续下去，而目的就是推翻他们自己创建的体制。

对于共产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谁也没有这位身材高大、发动了中国革命的巨人了解得更清楚。这也许就是历史最大的隐秘。……他对苏联的指责极大地伤害了苏联，因为他所说的从根本上讲都是正确的。……他反对一成不变，因为这样可以保持中国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热情。常言说革命会摧毁革命者。但他定了一个目标，非人力所能及。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他已经无法开口说话，每天只能支撑几个小时，但他在最后一刻却留有足够的精力安排他身后的中国。而后，这位伟大、超凡、有先见之明的人物就像伟大的秦始皇一样离开了人世。他经常拿自己与秦始皇相提并论，也同样害怕自己最终的命运——成为历史的尘埃。他对尼克松说的话就像他说的其他话及想要说的一样，具有预言性：“我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1971年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候，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领导人，工作已经近50年。近22年来，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总理，这其中还有9年他兼任外交部长。对于哲学、回忆录、历史分析、战术研究、幽默的辩论技巧，他样样精通。他对实际情况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历史事件及我个人情况的了解是出类拔萃的。他言谈举止干脆、利落，这些都反映出他内心的压力，正如他本人所说，8亿人民的日常事务每天处理不完，还要努力保持思想上的忠诚。

周懂得展现个人魅力。我们代表团中的普通成员生病时，他会去看望他们。尽管我们之间级别存在着差距，他始终坚持在我的住所与人民大会堂之间轮流进行会谈。中国人对周好像有种特殊的敬爱，发觉他在所有其他领导人中是个具有特殊人格的人。我在1975年晚些时候访问时向一位年轻的翻译问起周的健康状况，他两眼满含热泪地告诉我周重病缠身，所以周去世后中国陷入巨大的悲哀之中。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两三个人之一，我对周所代表的制度并不存在幻想，但当周去世时，我感到非常悲伤。世界将不再那么充满活力，前途不再那么光明。我们双方谁也没有忘记彼此的关系在根本上存在着分歧，我们也不会忽视随着历史发展，两国并肩前进的时间可能只有两艘舰船擦身而过那么长，而后我们又会发现彼此站在对立的一面。但我从事公职事业的一个收获是，我可以在政治家之间永无止境的纷争中，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同一个伟人共事，给人类虚无缥缈的未来留下一些永恒的东西。

重新评价毛泽东

在两位助手的搀扶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德高望重的委员长、81岁的叶剑英于上周登上天安门城楼，为庆祝中国建国30周年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也必须出现在人民大会堂里11000名情绪激动的听众面前，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日历中最神圣的一天：1949年10月1日，那时叶剑英和其他获得革命胜利的领导人一起都站在毛泽东身旁，而这位伟大的舵手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叶剑英发表的30周年讲话并非只是庆祝胜利，在这次通过电视在全国范围内转播的讲话中，叶明确地说，革命的理想没能成为现实，叶剑英令人震惊地指出毛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他说道：“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最严重的倒退，这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国家陷入了分裂和混乱，血雨腥风，令人深恶痛绝。”已死去的林彪——一度是毛选定的接班人，以及毛的遗孀、“四人帮”的头目江青，这些人成为这场错误必然的罪人。不过，叶剑英还是清楚地指向了毛泽东本人，他声明“领袖不是神，他们不可能不犯错误，因此不应当进行神化。”

叶还批判了与毛相关的其他两项政策。提到195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时，叶说：“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类似的，叶还指出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经济陷入瘫痪。叶说道：“我们犯了武断决策、浮夸、盲目地刮‘共产风’的错误。”

主席台上坐在叶后面的还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许多官员。他们当中的领袖就是75岁的邓小平，他于1977年重新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这使得叶讲话能够如此坦率。现在，邓显得比以往更坚定地要挽回毛激进政策所造成的破坏，把中国带上一条不可逆转的现代化道路。在周年纪念日前夜，12位“文革”期间的受害者被提拔到中央委员会。

和邓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务实风格一致，30周年的庆祝活动采取了惊人的低调。同以往周年庆祝活动不同，没有搞奢侈的焰火表演和阅兵式。不过新华社还是宣称，北京将“呈现新面貌，许多广告牌都粉刷一新”。一些广告牌上的毛主席语录将被盖住，取而代之的是道路安全标志和关于现代化建设的一些劝诫语句。北京有750万的人口，首都的节日市场专门准备了100万只肉鸡和30万只鸭、鹅、松鸡、兔子和鱼等。另外，商店还供应充足的茅台酒——一种和火箭燃料一样强劲的烈性酒饮料。

这场庆祝活动中在死后受益的最主要的人可能算是刘少奇，他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报道说，他1969年蒙冤受辱而故。有迹象表明他可能会被平反。叶剑英在他的讲话中间接地称赞了刘少奇，提到刘当权时那一届全国党代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外交夹缝里的台湾

美国取消对台湾的承认一年之后，双方在有些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褪了色的黄褐色建筑就像幽灵一般矗立在台北熙熙攘攘的车流当中。用钢质大钉安装的沉重木门已经被封掉了，碎玻璃从一座高围墙里伸出来，大院里旗杆上那面除了战争时期曾一度中断外飘扬了63年之久的美国国旗（开始是该岛处于日本统治之下，后来是中华民国），现在已不在那儿了。钉在大门上黄铜金属板上的一组粗糙、没有喷漆的标牌上的文字现在已经非常模煳了：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美国给予北京完全的外交承认并且“取消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有一年了，这所废弃的大使馆代表着美国时代的过去。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台湾已经显示出它非常自立，而它与美国的关系更多的是在形式上的，而没有多少内容上的改变。虽然正式的美国存在已经没有了，并且最后一个合法痕迹《相互防务协定》也即将到期，但美国在台湾的居民说：“双方正在玩一场新的游戏。”

这场新游戏的一个场馆就是一幢矮小粗壮的U形楼，这是前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的住处，现在该组织称为美国的台湾学院。该学院由暂时“退休”的外国服役军官组成，他们向中华民国的护照持有者们签发前往美国的签证，数量同以前美国大使馆签发的一样多。更重要的是，它负责并发展台湾与美国不断增长的商业联系。

预计美国与台湾间的贸易额将由1978年的74亿美元上升到今年的96亿美元这一惊人的数字；这将使台湾成为美国的第8大贸易伙伴。相比之下，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将达到18亿美元。华盛顿政府一直在静静地但系统地鼓励着双边贸易的增长。最近的主要贸易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今年秋天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台湾，给予台湾1979年价值达5亿美元的贷款。自1月份以来，美国的各家银行也向台湾动力公司提供了2亿美元的贷款。通用电气公司就价值为3000万美元的涡轮发电机项目和台湾几家公司进行了合作。美国的台湾商贸会长在本月早些时候说：“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增强了我们对台湾的信心。”

这一信心来自于台湾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尽管经历了美国取消对其承认的外交倒退。现在人均国民收入接近1500美元，两年内增长了25%还要多。一项特殊的统计数字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嫉妒：去年的生产力提高了25%，使得台湾可以负担得起16%的平均工人工资增长。总体上看，对外贸易也在持续快速地增长。该数字在1978年增长率达到非常高的35%，今年又上升了20%。在台北随处可以看到繁荣的迹象。《时代》周刊驻香港记者理乍得·伯恩斯坦这样报道：“这个城市到处都是非常豪华的汽车（大部分是台湾制造的）、彩电、幽雅而拥挤的饭店、咖啡厅、高级女士时装精品屋、各种各样昂贵的酒吧和俱乐部，供有钱的本地和国外商人消费。”

尽管台湾受到了外交上的孤立，但因为其经济的迅速增长，它还是赢得了许多外国的尊敬。一位台北的西方专家解释说：“台湾一些客观事实使你对其非常乐观。他们有非常出色的经济政策，并且人们有着广泛的一致意见，他们不愿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乐观情绪使得一些很长时间以前就在外交方面放弃了台湾的国家又慢慢地熘回台湾。在过去的16个月里，法国和比利时都在台北设立了新的贸易办事处。

然而，台湾并非把其生存的赌注都押在贸易和单纯依靠老商贸友谊的后门消费上。政治上的孤立使得国民党政府对军事独立给予了更大的关注。虽然在1979年美国没有向台湾销售武器，但预计台北政府向华盛顿列出明年的一大长串采购清单。项目包括：替代台湾现有的150架F-5E飞机，“鱼叉”舰对舰导弹，以及新型警戒机。

同时，台北也感到了必须具备更大的国际灵活性。30年来首次出现了政府悄悄鼓励台湾商人到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国寻求商机，但不包括苏联。

然而，经济上的繁荣局面也带来了内部政治的不稳定。12月初，南部工业城市高雄市在警察力图驱散一个未获批准的反政府集会时，出现了500人的骚乱；后来有22人被逮捕。抗议人群中的许多人长期以来就要求国民党放松其过于严格的管制。政府的其他敌人要求台湾“独立”，意思是台湾应当放弃对大陆的领土要求，接受北京政府这一现实。尽管台湾出现了许多自我依靠的新思潮，然而政府还是非常讨厌那一观点。“必须要根除这一观念，”台湾蒋经国总统说，“这与国民意识是相矛盾的。”

03 1980年 清扫阴霾

为已故的刘少奇恢复名誉是邓小平副总理的又一次胜利。不仅如此，中央委员会还宣布接受包括汪东兴（毛前卫士）、副总理陈锡联、纪登奎和吴德（前北京市长）4位重要人物的辞职，他们参与了1966年至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

在一些新的规划中所提出的刺激税收，经营自主权等，似乎都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一项最令人感到惊讶的革命就是中国政府去年竟然出现了11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主要是用于提高工资，农业补贴及提高工人其他方面的待遇。约有7亿美元的支出用于前官员落实政策而补发工资。

……

这可能是对未来普遍充满希望的社会中最令人感到沮丧的现象。不过它反映出近来许多中国人的一种不安的情绪。当“四人帮”，包括毛的遗孀江青被剥夺权力，新的领导人开始执行务实的政策之后，中国获得“第二次解放”的第一次快感已经消退。到目前为止，一些消遣的生活方式已被允许：电视上又可以看到言情剧目，可口可乐和三洋录音机的鲜亮广告牌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内。

……

为刘少奇平反

“把工人阶级的大叛徒扫进垃圾堆！”

“把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是1967年北京的红卫兵举行游行时所高呼的口号，它预示着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倒台。而1980年3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始重写中国过去13年的历史。

由201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经过一周认真的讨论，发表了一份正式的公报。公报宣布，1968年中央委员会所做出的关于刘少奇的决议无效，那份决议给刘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标签。据报道，刘于1969年在羞辱中去世，从现在起正式恢复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为已故的刘少奇恢复名誉是邓小平副总理的又一次胜利。不仅如此，中央委员会还宣布接受汪东兴（毛前卫士）、副总理陈锡联、纪登奎和吴德（前北京市市长）的辞职，他们参与了1966年至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党的决定十分果断，而且是必然的。刘在去世后被恢复名誉，标志着那些“文革”中被革职的官员们，如邓小平，已经完全回到了权力的中心。

中央委员会还恢复了“文革”期间被解散的中央书记处。许多分析家相信，书记处将是政治局中重要的决策机构。书记处的新领导人是胡耀邦。

中央委员会同时还强调要加强纪律性，邓小平认为，它对于中国贯彻实现现代化的方针是十分必要的，从中国宪法中取消所谓的“四大”是其主要保证之一。“四大”是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文革”期间盛行的方式现在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美丽岛事件

一党专制的台湾以叛乱罪名对7名政治反对派进行公审的前几个星期，人权活动家就预言，审判将是一场司法闹剧。

美国一些重量级的法律教授、学者和专栏作家向台湾总统蒋经国提出抗议和诉求，要求对这些政治反对派进行宽大处理。美国前司法部长拉姆斯·克拉布克称台湾“滥用戒严法令”。

当1980年3月中旬诉讼开始时，人们发现这次审判是到目前为止，台湾司法史上军事法院出现之前最公开、最公正的审判。蒋总统不顾其政府内保守派的立场，采取了非常规的步骤，向媒体、被告人家属、两名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代表以及两名美国在台协会的代表开放审判。美在台协会是华盛顿于15个月前承认北京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后，在台湾设立的非正式代表机构。

台湾这次对煽动暴乱罪的审判几乎与以往的审判完全不一样。以前案件陈述包括宣读起诉书，然后被告不可避免地被裁定有罪。这次，被告人由一个律师小组担任辩护，5人军事法官组成的陪审团给予被告人以足够的时间就有关他们“在国外颠覆组织的支持下企图推翻政府”的指控进行反驳和辩护。

审判中被告人慷慨陈词，声称他们的志向是在台湾实行民主改革。岛内许多报纸被允许全文刊载未经审查的庭审时被告人的陈述。这样，台湾1700万民众可以了解到更多的、通常情况下不能得知的对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公开批评。

一位华人观察家说：“审判虽然缺少真正的合法性，但它引发了没有先例的政治争论。”

审判指控被告人企图通过禁刊《美丽岛》组建非法组织。《美丽岛》争取选举权利、言论自由权利和要求取消自1948年以来作为反共措施之一的戒严令。

除此之外，《美丽岛》还一直同情台湾原住民，这些原住民希望在国民党政府内有更强的声音。此前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占统治地位近30年。

台当局在几个月中曾容忍《美丽岛》的存在，并一度允许其在全岛内各地举行过十余次非公开的集会。但去年12月，这家杂志因其反对立场被彻底取缔。《美丽岛》的领导人在高雄市组织集会导致被镇压。集会最终成为近20年最为血腥的暴乱，据称有183名警员在事件中受伤。

不过，检察当局在审判中指控被告在《美丽岛》的掩护下，蓄意制造暴力，推翻政府的证据不足。52岁的《美丽岛》杂志发行人黄信介，被特别指控试图向大陆走私价值1.4万美元的鳗鱼苗，而制造经济混乱。

黄对此予以否认，并据理力争，声称他作为《美丽岛》的发行人，唯一的目的是在台湾创建一个具有“督促政府改良”功能的合法的反对党。

审判预计本周结束，它使岛内警方声名狼藉。比如黄宣称审讯者用连续五六十个小时不让睡觉的方法迫使其作伪证。

不论黄及其同伙是否会被判有罪，其公开的“精神折磨”将永远留在可能成为台持不同政见者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青铜器与兵马俑

1974年在中国的陕西省，一些农民在渭河边的玉米地打井的时候，偶然挖出了一个陶俑。随后，在有组织的挖掘中一个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公布于世：整齐地排列着上千个像真人大小的武士，大约有7000多件——步兵与战车、骑兵鞍马俑、跪射俑、武士俑，一个个造型逼真，栩栩如生。

上个星期（1980年4月），6个武士俑和两个陶马俑在纽约的自然博物馆中展出。这些只是在纽约最新展示“中国青铜时代文物”的一部分，随后这些文物将在芝加哥、福特沃司、洛杉矶和波士顿展出。“时代”是一个关键词，因为这些兵马俑显然不是青铜制品。但是，按年代顺序来说，它们的确属于青铜时代。大家应该感到庆幸是能够一睹这些兵马俑的风采——即使它们没有要求被包括在内，因为仅仅是那些展示的青铜器就足以令任何参观者为之倾倒。事实上，这次展示的文物比1974年送到美国展示的文物要好得多。1974年美国还没有正式承认中国政府，两国之间的谈判只限于政府的高层。所以美国只能展示中国为他们选择的一些文物。这次纽约自然博物馆馆长应邀到中国访问，他与中国讨论了需要展示何种文物和数量。展示的许多文物，大都是中国近几年出土的。

展示的105件文物有一件是出自商朝的精美三脚酒杯。一直追溯到公元前1750年，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其造型精美和手法细腻，表明中国的手工艺者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在商代（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030年），青铜器是非常珍贵的，一直都是皇族的特权；它甚至被用来拜祭神灵和祖先。实际上，被称之为“鼎”的器具象征着统治阶层的神权。在商朝最流行的装饰是一种神秘的野兽，它的眼睛显得非常引人瞩目。

总体来说，居住在黄河附近的手工艺者是将他们的装饰设计与器具的形状融为一体，并加以改进。而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手工艺者更具有创造性。以一个器具为例。器具的角变成了公羊的脑袋，而脑袋由突出的身子和羊角来支撑。这还不够，在羊的背上还有一只鸟，器具的周围再缠上一条龙。

展示中有几件精美的文物是出自4年前在安阳发现的妇好墓（大约公元前1300年）。妇好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武帝的妻子。她偶尔也带兵打仗。在她的墓中有200件青铜器，大约600多件雕塑和陪葬的玉器和石器。这些青铜器中最引人瞩目是一个猫头鹰形状的水壶。玉器是一只尾巴展开，头顶有艳丽羽毛的鸟。

在公元前11世纪末期，商朝被周朝取代。博物馆展示的文物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青铜器，上面的文字记载，它是在周朝创建后的第8天铸造的。一直到现在美国都感到很意外，中国会同意送它到美国展出。“这好比向美国借原版的《独立宣言》。”馆长助理麦克斯尔·赫恩说。在以后的8个世纪，周朝的手工艺者越来越不受限制地在器具上增加图案。有一只大花瓶由8只蜷缩的猫支撑着，顶部还有一只栩栩如生，展开翅膀，准备飞翔的仙鹤。到公元前3世纪末期，一些手工艺者开始完全放弃器具的传统风格，这只犀牛形状的容器就可说明这一点。它的制作者抓住了犀牛颈部的皱折，突出一种明快、抽象的造型。从2世纪汉朝太子刘升的妻子的墓中出土了一件陶俑——一个跪式女孩。她手中的灯是可以旋转的，这样她可以将灯光照向女主人需要的地方。蜡烛发出的烟穿过女孩的衣袖，聚集到陶俑中空的腹中，这样烟尘就不会弄脏房间。这个陶俑的脸很特别，眼神专注，与众不同。

中国的考古学家认为，他们仅仅才挖掘了中国中原地区的一小部分，而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国的国家中心。即使是秦墓，新出土的兵马俑也只是个开始。秦墓周围围绕着4英里的墙，位于地下150英尺。在始皇帝死后的第4年，一群抢劫者偷走士兵的兵器，然后纵火焚烧了覆盖兵马俑的木顶棚，将士兵活活地烧死。这就好像维苏威火山的岩浆覆盖了整个庞培城。秦墓可能也遭到过洗劫。秦始皇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他的庞大计划。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下令把长城连接起来抵抗北方部落的侵略。他还统一了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他甚至在稳固其统治之前就下令开始修建他的陵墓。这一工程一共花了36年的时间。根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生前，大约有70万人参加修建过陵墓。陵墓中还设有机关——弩弓，用来射杀入侵者。陵墓中用水银来代表国家境内不同的水系，像黄河、长江、甚至是大洋，在陵墓内环绕，流淌。

还有哪些盗墓者能抵抗这种陵墓的诱惑呢？但是陵墓依然存在，隐藏在平原之中。对中国考古学家来说，它就像一座灯塔，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因为那里的宝藏可能比在美国博物馆展出的文物更加耀眼夺目。

邓小平的改革

9月，邓小平预计辞去政府中的职位。但是首先他要保证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方案。这时全国人大的3500名代表在北京召开人大会议已有10天。这些方案包括：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的法律出台（这项规定主要适用于外籍在华人员，因为只有大约20个中国人的月收入超过该税种的起征点800元（545美元）；中国的平均月薪为60元至80元（41美元至54美元）。）；提高合法婚姻的年龄（女20岁，男22岁）等。然而，其中重要的变化是为贯彻邓小平的计划而制订的恢复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

在一些新的规划中所提出的刺激税收，经营自主权等，似乎都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一项最令人感到惊讶的革命就是中国政府去年竟然出现了11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主要是用于提高工资、农业补贴及提高工人其他方面的待遇。约有7亿美元的支出用于前官员落实政策而补发工资。“文革”期间，他们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工作。

另外的一些经济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更大的刺激和鼓励竞争。工厂和商业部门一改过去只是上缴利润的做法，将向国家上缴所得税。这就意味着他们将可以保留一部分利润进行再投资，为工人提供住房和更高的工资。各省、自治区政府也将对自己的财政负责，如果其收入超过其他省区，他们也可以按比例自留。在一次与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会见中（曾载于《华盛顿邮报》），邓小平承认他的计划可能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我想这并不可怕”。

第一次快感过后

1980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向权力中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人大常委会上，前四川省省长赵紫阳（61岁）和前安徽省委书记万里（64岁）得到了提升，被任命为副总理。赵将成为新的政府领导人，他将“负责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这次国务院重新洗牌再次显示出邓的领导层的团结一心，并将继续开展“四个现代化”运动，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时代》杂志新任驻京机构的负责人理乍得·伯恩斯汀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确已经收到了一些成效，但由于政治上充斥着许多不确定性又使之变得非常复杂。

“你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一位年轻的工厂技术员问，脸上带有一种期待的神情，然后又对自己的问题回答说，“理论上是很好的。”他说，“问题是如何执行。工厂现在仍然控制在不懂技术的人手里，他们根本不懂如何使工厂运作起来。如果你想搞一些新的东西，就好比用脑袋去撞铁墙。”

这可能是对未来普遍充满希望的社会中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现象。不过它反映出近来许多中国人的一种不安的情绪。当“四人帮”，包括毛的遗孀江青被剥夺政治权利，新的领导人开始执行务实的政策之后，中国获得“第二次解放”的第一次快感已经消退。到目前为止，一些消遣的生活方式已被允许：电视上又可以看到言情剧目，可口可乐和三洋录音机的鲜亮广告牌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内，就连一些简单的个人娱乐活动也出现了。然而，中国的知识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多少这样的享乐活动能够帮助仍处于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真正的复兴。

事实上北京近来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宽松和控制。一方面，政府鼓励自由的措施，甚至可以就技术和经济等领域的计划进行自由讨论；而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至今仍维持现状。

早些时候一个重要的来访者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恩里克·贝林格，与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举行了重要的会谈。他们的会见是中意两国共产党18年来首次友好地交换意见。

与此同时，对刘少奇的纪念活动不断兴起，刘于今年2月底被正式恢复名誉。中国人在祭扫清明节，纪念逝者的时候，有大批的工人、学生聚集在北京的中心，在阳光明媚的天安门广场的烈士纪念碑前，向刘献了花圈。

重建文明的强烈要求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9月正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他将从政府的最高职位上退下来，让位于赵紫阳。华同时还正式宣布7个副总理，包括过渡时期的设计师邓小平，将从政府的位置上退下来；其继任者当中有外交部长黄华。

中国不久将开始论证“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现在到处都存在不讲求效率的现象，平庸来自缺乏竞争和官僚主义的惰性。国家旅游服务既呆板又昂贵。例如，饭店预订房间，房客必须花钱雇一名翻译陪同从机场到饭店。许多观光者都花了钱，因为这种服务对他们来说是必需的，但无论如何那些翻译是用不着的。订中国国内航线的机票几乎是不可能的。工厂环境肮脏，机械设备的基本保养失当，令人感到悲哀。市场不定期出现积压现象，常常是堆积如山的多伤或枯萎的瓜果蔬菜。

中国鼓励人们刻苦学习和大胆想象。如果一个工人到大城市的图书馆去借阅艺术书，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将被告知，艺术类书籍只提供给官方的艺术家协会会员。如果大学或研究所想从外国订购书籍和杂志，不能直接订购，必须报请更高一级的权力部门批准。

中国人生活中一个极不受欢迎的现象是被称为“强行搭配”的措施。它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想从商店购买一种特定商品，一心追求奖金的售货员会同时强迫买主购买一种附加的滞销商品。

一个人的工作单位拥有巨大的权力是另外一些困难产生的原因，当地的权力部门决定其生活，决定其私生活的内容。出国学习，赴其他城市探亲，甚至结婚或离婚都需要经过单位的同意。几个月以前，北京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一对夫妻想要离婚，丈夫的单位同意，而妻子的单位反对；在俩人最终获准分开之前，进行了耗时数月的仲裁。官僚主义任意使夫妻们分别工作在不同的城市，造成成千上万对已婚夫妻分居生活，没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了。今天生活中的一些实际情况具有讽刺意味，作为移民政策放松的结果，人们与国外的近亲属的团聚可能将要比与中国国内的亲人团聚更加容易一些。

但毋庸置疑的是，近年来，中国的政治气氛更加缓和，经济条件不断改善。如果有机会，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将毫不犹豫地移民。但是目前对当局不满者已大为减少，甚至包括那些在过去20年中经历过苦难的人们。在中国人中，一种重建文明的强烈要求十分明显。

中国还能走多远

这能行得通吗？它到底能走多远？这些是中国领导人探索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代化道路时，它的人民不断提出的疑问。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领导人放弃了以往那种严格的意识形态，而转向相对灵活经济。中国共产党已经调整了国家的经济政策，使地方工厂和农村拥有更大的主动权；政府也给予艺术家和作家新的言论自由，并且冒着风险选派几千名学者和科学家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所有这些变化最终看来和中国共产党1949年武装夺取政权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人类历史上，像中国这样一艘巨大而沉重的轮船，能够进行如此之大的转变，是非常罕见的。

为了耳闻目睹中国的巨变到底能走多远，将来还会有什么改变，《时代》周刊总编亨利·葛朗沃德率领一批编辑到中国对4个地区进行了为期11天的访问。这些人包括社论编辑拉弗·葛雷丝、《时代》周刊经理雷·凯夫和首席记者里查得·伯恩斯坦。在北京经过短暂停留之后，他们访问了中国的农业大省四川省。目前，中国许多关于解放经济的实验都是首先在四川省进行尝试的。随后，他们乘飞机越过横断山脉到达西藏的拉萨（平均海拔16000英尺）。最后，他们一行到达3000英里以外中国东南部贸易省广东省。

这些编辑发现中国正在努力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和军事现代化。与过去做法大相径庭的是，地方农村和工厂的领导人逐渐能够以获取利润为基础自己决定种植何种作物和生产何种产品。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份额之后，他们现在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可以将他们的某些产品直接出售给其他厂家或者在自由市场上销售。另外，他们还保留一部分获取的收益，以便在需要时使用。这些收益主要用来支付工人的奖金，购买原材料和新设备。随着与其他国家的接触不断扩大，特别是与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接触，这不仅使中国引进了新的科学技术，而且使中国认识到进一步地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但是，这种模式的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存在着许多弊端。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中国已经开展了一些宏伟而富有灵活性的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在长期被集权控制的社会中造成了对立和裂痕。

《时代》周刊的编辑采访了数十名中国人，包括国务院成员、工厂经理、工人，以及教育工作者和艺术家。这些被采访的人都谈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益处和弊端。他们都认为现在只是划时代的过渡时期。下面就是对7名中国人的采访：

万里副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前说：“在我整个一生中，我一直在进行革命，而且我还要继续进行革命。”万里，64岁，是一位身材高大，和蔼可亲，满头银发的老者。直到今年早期，万里还是中国华东省份安徽省的省长。国家的一些新的经济政策在安徽省首先进行试验。万里和邓小平一样，两次被打为“反革命”，又两次出山。“就我个人而言，我经历了许多苦难。”他说，“作为一个政党，我们从我们的苦难中学到了许多东西。这就是我为什么有勇气进行这些改革。”

老一辈毛泽东主义者过去反对物质刺激，不过现在认为发家致富能使人民更加勤劳。万里说，地方农民不再仅仅按照国家的配额进行生产，而是自我决定种植何种作物，以满足地方市场的需要。他说：“他们更明白该种什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变得富裕起来。”在旧的体制下，工厂是按照规定的配额进行生产，并将几乎所有的利润上缴给国家，但现在大约20%的产品可以投入到自由市场。“我们还计划把权力下放到银行。”万里说，“在过去，工业投资一直是由国家直接提供。根据现在的新政策，企业可以直接从银行得到资金，不过企业必须要支付利息（中国银行个人贷款的利息大约是一年3%）。”

作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决策者之一，万里非常清楚将来会遇到许多的问题。他说：“我们有人力资源，有原材料。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乏有资格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但是我们也需要能够很快见到成效，以保证人民的信心。”万里说，“我们是有压力的。我们过去已经犯过了一些错误，但是如果我们再犯错误，那就不好了。”

“生产队大部分成员一点都不怕我。我只是尽我的职责把每件事情做好。但是如果有任何成员做坏事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怕我了。”滕家云笑着说。身体消瘦的滕家云是四川省成都市附近云门口人民公社曹康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年仅29岁，他就成为这个生产队蔬菜种植的权威。去年，450人的生产大队的年收入增加了35%，达到120万元（即81.6万美元）。滕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水平基本上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们下大力气发展副产业，同时还创建了一些作坊（这些包括生产毛毯和硫酸的作坊以及修理农具的车间）。其次，我们让生产队拥有更大的权力，并且还采纳了多劳多得的原则。”生产大队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制度用来统计谁干的“工作多”。滕家云已婚，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年收入900元（612美元）。他花了2000元（1354美元）为自己新盖了一间砖瓦房。有一部分钱是向公社信用社借贷的，没有利息。“我在农田里花费的时间很多。”滕说。但是作为党支部书记，尽管这一职务每月的薪水很少（每月22美元），他必须负责调解纠纷，惩罚违法乱纪，还要根据政府计划生育的政策，劝说村民只生一个小孩。因此，滕很清楚去年生产队有几例离婚（1例），有多少妇女做过流产（12位），有多少犯罪案件（6起轻微偷盗案件）。“领导无论什么时候和违反者谈话，通常都可以解决问题。”滕说：“但是如果领导觉得有必要的话，他也可以召开大会，公开批评违反者。如果违反者还不积极悔改的话，那么对他进行处罚也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制定了新的制度——多劳多得。”

由于靠近成都市附近的市场（340万人），所以曹康生产队要比其他边远的生产队富裕。滕说：“我们需要政策具有连续性。这一点现在可以得到保证。”

滕是个退伍兵。以前他想当一名工人，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是现在他对农民的前景充满了希望。“我已经购置了许多家当，”他说，“我有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还有一台缝纫机。到今年年底，我将还清生产队的欠款。我明年有什么目标呢？买一台电视机，大约400元（280美元）。以后我的收入还会增加，日子将越过越好。”

1966到1969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遭受的迫害远胜于其他任何阶层。红卫兵将这些知识分子称之为“臭老九”。几乎没有几位科学工作者、作家或教授能够幸免于难，按照术语就是“劳动改造”。今天这些受害者采用不同的说法：“下放农村”。他们中有许多人受迫害而被迫自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宦乡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受着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的头在地下，脚在天上。现在我们的脚终于站在地上了。”

宦乡，70岁，曾担任中国驻欧洲数国的大使，现在只是成千上万名知识分子之一。邓小平重新掌权后，这些知识分子被重新安置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目前，他是中国最有威望的智囊团的主要推动者。宦乡说：“我们一共有8000名研究人员。我们的经济研究人员一直和经济部门合作，解决了许多的问题。我们甚至组织了关于人生目的的讨论。经过30年的政治动乱，我们的思想现在比较混乱，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些什么。因此我们为他们举行了一次公开的论坛专门讨论这些事情，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

由于政治动乱，许多年轻人的教育被迫中断。宦说：“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学成才——那时他们学习非常艰难。”

宦说：“中国现在有三种人不拥护中国的新路线。第一种，是那些木瓜脑袋——他们根本不能接受任何变革。第二种，是那些受自己思想禁锢的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进行变革。第三种，是那些过于狂热的人——这些人容易走极端。”

宦最后说：“中国的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将会有一场较量。不过，死守旧观念的人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现在正进行着一场全新的试验。我们到底能走多远？这还是一个问题。”

“在中国我们逐渐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曹禺说的这番话或多或少可能有些夸张。曹禺，70岁，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著名剧作家之一。中国对于写什么和发表什么都有着相当严格的监督。但是自从1979年西方艺术在中国恢复以后，中国剧作家变得大胆起来，敢于创作了。仅在过去两年里就有数十部戏剧开始批评中国的弊端，反映政治动乱给个人带来的灾难。剧作家也开始谨慎地涉及曹禺曾经所说的“禁区”——爱情题材。

曹住在北京西部。他非常和蔼，喜欢邀请客人到他简单而舒适的房间做客。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到过世界许多地方（去年春天他到纽约参加他1940年创作的戏剧《北京人》在哥伦比亚大学重新上演）。他用其犀利的洞察力评估了中国的艺术自由。“中国的电影仍然有太多的限制。”曹说。在中国每年能够上演或发行200个新戏剧就相当不错了。曹说：“如果有上层的干预，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这还取决于每个剧团，由它们决定自己的剧目。”

与大多数的作家一样，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经历过劳动改造。“我们现在将那段时间称之为‘十年浩劫’，”他说，“稍微年轻的一代人可能得以幸免，但是我们却深受其害。过去我们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深，老百姓对统治阶级说的话看得很重。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忠心与否的一种考验，而且有时一个人说的话就可以成为法律。但是，他们阻止不了我们反省为什么中国会沦落到这种程度，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防止我们重蹈覆辙。因此，我们需要挖掘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出现这么多新戏剧。”

四川省是一个人口大省，有1亿多人，与世界上10个最大国家并驾齐驱。杨仪萱被四川省副省长称之为“新近发现的管理人才之一”。她掌管着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这个工厂坐落在成都的北面，红砖砌成，拥有1万名职工。杨仪萱，48岁，总是笑容满面，极具亲和力。她是从基层提拔起来，成为6个副厂长之一。第一纺织印染厂是四川省最成功的试点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内各个派系之间斗得非常厉害，工厂为此3次停产，造成损失1亿元，”杨说。杨接着提供了一些工厂发展的数字：“我们去年的产值比前一年增长22.3%，利润增加56%。今年前6个月，我们的利润就比去年增加了117%。”她认为这一切都归功于工厂自我管理的结果——自我决定生产什么样式的布，选用什么原材料，在什么地方的自由市场销售超额产品。“我们的成本降低了3.1%，”杨说，“我们现在开始多生产高质量产品。这些高质量产品比我们以前生产的低质量产品带来更高的利润。”

整个纺织印染厂还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主义企业。国家规定它的价格和80%的生产配额。与在自由市场中相比，来自其他厂家的竞争要小得多。但是杨和她的职工没有什么怨言。她说：“在过去，如果我们提出什么新建议，它必须要经过上级的批准。现在我们可以自己做主了。”她对自己不断增加的责任有何感受呢？“工厂的生产可能会下降，还有工厂遭受损失——这些是我唯一所担心的。”

以前的红卫兵

王克平与他的母亲、弟弟和妹妹一起住一座4层小楼里。屋内堆积着许多的木制雕刻。

1949年王克平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岁。“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个红卫兵，那时才十几岁，在他的老家天津，他属于造反派，曾经参加过掠夺和烧毁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经过这些教训以后，他成了一名雕刻家。他的雕像都是在从地方木材厂买的木头上雕刻的。这些雕像反映了当时政治盲目性的弊端。“如果我还是红卫兵的话，我可能把这些统统都砸烂。”

王克平实际上是北京电视台的节目撰稿人。他开始雕刻仅仅是两年以前的事，而且在那时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碰巧需要刻一块从椅子上掉下来的木头，”王回忆说，“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雕刻，但是作为一名节目撰稿人，我受法国荒诞戏剧的影响很大。”虽然王的作品吸引了大批中外人士，但是他并没有被官方承认为艺术家，因此他不能以他的雕刻为生。

尽管王克平被排除在官方艺术家的范围之外，但他却属于另外一群非官方艺术家之列——即“明星”艺术家。这一称号源于去年的民主墙运动。去年，26位非官方艺术家被批准在北京的各大艺术馆展示他们的160件作品——这是中国开放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在展览中最具有争议的是王克平的大型毛泽东图腾像。在雕像中，毛泽东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在这次持续两周的展览期间，每天都吸引了4000到7000名观众。王说：“现在的领导人对经济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但是他们对于艺术和文化的认识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仍然害怕西方的影响，认为它们没有价值，不道德。这些领导人封闭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思想僵化。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对艺术和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弘扬艺术的最好方法就是官方不要对其进行干预。”

审判“四人帮”

《时代》记者记述了中国审判毛夫人江青与她的三个伙伴的重要时刻。

下午3点，一行长长的轿车和公共汽车组成的队伍像一把刀子，刺破北京冬天的烟雾。当军警把好奇的旁观者隔开以后，一些表情严肃的男男女女从车上下来，大步通过公安部旁正义路1号（法庭）的大门，进入一个宽大明亮的法庭里。这里靠近天安门广场。就座以后，35名法官和880名“群众代表”，面无表情地看着10名被告人被法警带进法庭，听取公诉人对被告人的起诉。

自此，人们等待已久的对声名狼藉的“四人帮”及另外6名高级“作恶者”的审判开始了。这次审判预计将持续几个星期，它是共产党在中国夺取统治权31年来，所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公开审判。最引人瞩目的被告是67岁的江青，她是毛泽东的遗孀，与其盟友组成的“四人帮”在1966年至1976年领导了毛泽东发动的、疯狂和充满暴力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于4年前，即1976年毛去世后不久被捕。被押上审判台的还有一伙前高级军官，他们与林彪一道，于1971年秘密策划谋杀毛泽东，以夺取最高权力。

这些被告人自被捕以来从未公开露过面。曾经当过演员的江青在审判开始时，看起来几乎摆出了挑战的架势。她大步走进法庭，昂首挺胸，几次用手把乌黑发亮的头发向耳朵后理了理。在宣读起诉书时，她又是傻笑又是打哈欠，明显地流露出对诉讼的蔑视。还有报道说，她曾精神崩溃，哭了起来。其他的被告人因受到长期囚禁而显得十分疲惫。“四人帮”的两名成员张春桥和王洪文理了头发。另外两名被告，包括76岁的陈伯达，是在法警的帮助下才坐到他们的被告位置上。陈曾是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和“文化革命”的理论家。

中国报刊在审判开始前就刊出了2万字起诉书的部分内容，指责这些被告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滔天罪行的罪魁祸首。起诉书明确指出，有727420名中国人在那个时期“受到迫害”，造成34274人死亡，但是起诉书并没有详细说明原因。那些受害者当中包括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其遗孀王光美本人在“文革”时也受到了徒刑。这次作为一名旁听者，她参加了这场审判活动。

起诉书列举了“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所策划的两次阴谋夺权活动。例如，1971年林彪试图谋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计划。起诉书宣称当时作为毛泽东法定的接班人，林彪在伟大舵手视察中国南方时阴谋暗害他。计划的手段包括：使用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袭击毛的专列；炸毁专列将要通过的铁路桥梁；从空中轰炸专列；在上海炸毁专列停靠站附近的储油罐，然后趁混乱杀害主席。起诉书没有就毛如何幸免于这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甚至攻击行动是否实施做出明确的说明，阴谋家们把毛用代号称为“B—52”。

江青并没有被指控于1976年，在毛弥留之际伙同林彪或“四人帮”其他成员共同密谋武装起义，夺取权力。但她却被指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计划地迫害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在这些事件中，她被指责在上海雇用40人，假装成红卫兵抄作家和演员的家，其目的是：寻找并销毁那些书信、照片和其他能给江青早年在上海活动经历带来不利影响的材料，她想对此保守秘密。

尽管这些指控是很严重的，但江青并无任何悔改的意思。她不承认有罪，中国媒体强调了她那恶劣的态度。据一些报道称，她想借毛泽东的名望保护自己，说她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当审判在进行的时候，江青放弃了指定辩护人，决定由自己申辩。

毫无疑问，法院将宣布被告人有罪，法官们大部分都是党或军队的官员。的确，有关此次审判的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判决中将怎样量刑。中国官方曾透露过一丝线索，“我们将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北京的《人民日报》援引中国最著名的律师和法学专家张友渔的谈话，预言“判处的刑罚不会过于严重，原因是我们有一个宽大的原则”。他补充说：“但是那也不意味着一些反革命罪犯不会被判处死刑。”

江青受审记录

她站在证人席旁，歪着头摆出一副刻意的漫不经心的样子看着木栏杆，用时而蔑视时而听天由命的目光，注视着她面前全体陪审团的法官们。法庭非常肃静。这时，弧光灯亮起来了。江青在证人席上，就“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试图夺取权力的问题，回答法官的提问。她对指控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是在旁观者一片惊讶声中，干脆绕开提问，拒绝直接回答问题。

“江青，”主法官问，“你是否派人叫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于1974年10月17日晚到你那里开会？”

“没有！”江青回答道。

“没有？”主法官怀疑地重复着。

“我不知道。”

“你们4个人谈了什么？”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这么一点点法庭内的表演是向10亿中国人电视播放内容的一部分。中国的电视台每天晚上都会播放30分钟经过精心剪辑的审判情况。审问江青之后，就结束了上周（12月初）的取证调查环节。4个人，再加上毛泽东前秘书陈伯达分别被带上法庭回答4项主要指控内容中的第一部分：“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妄图篡夺权力。

首次法庭调查和取证是在一间宽大、明亮的法庭中进行的，接受调查的有比较顺从的“四人帮”成员之一、年轻的王洪文，在1976年被捕之前担任党的副主席；还有姚文元。王洪文称，1974年10月，江青在北京她的豪华别墅内召集了一次会议，想找办法使他们党内的敌人邓小平声名狼藉。江青等人觉得周妨碍了他们夺权计划的实施。在那次会议上，江青要求王洪文秘密飞赴中南部城市长沙，向正在那里停留的毛泽东编造关于邓周的假材料，向党的最高领导人汇报。王洪文在供词中宣称，他只是向毛转达了阴谋的策划者江青要求他说的内容。

对于那些指控，江青的回答是一次又一次的“我不知道”。因此，第二天中国官方报刊指责说，她“仍然没有从女皇梦中清醒过来”。“四人帮”中最后一个接受法庭质问的是前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他沉默不语，拒不合作。他被指控犯有6项罪名。脸色苍白而且扭歪，留着令人生厌的小胡子，张春桥在被告席上紧闭双唇，眼睛盯着陪审团的法官们，在整整两个小时里未吐一言。北京的广播对张春桥的沉默指责说，“这表明，他仍然顽固坚持其反革命立场”。

事实上，这次审判也是上周北京大审判的一部分。特别法庭还分别对5名前高级军官进行了听证。据称，他们同国防部长林彪于1971年密谋暗杀毛。这些人被一个接一个地带到法庭，分别承认了他们各自在反毛阴谋中的作用。被告们有时还少有地承认自己有罪。例如，前空军司令吴法宪在被问到为什么于1969年把权力交给林彪的儿子时，回答说：“为了拍马屁。”当法官善意地说吴可能对林彪之子的未来计划并不知情时，吴两次都坚持说：“我应当承担责任。”

上周审判的两个部分，都向外界提供了观察中国最近进行法律制度改革的机会。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辩护律师言辞尖刻，甚至没有受到阻止，而审判法官审判时更像检察官，不时责难被告人。主法官驳回江青无理的要求，宣布“证据确凿，记录在案”。

罪行判决：“四人帮”

大声呼喊“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口号，江青被穿制服的法警强行架出法庭。当江青被宣布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时，严肃的法官和检察官团鼓掌庆贺。其他9名被告，按顺序面向法庭站立，听候法庭对他们的判决。因此，在一个星期天上午，北京法院开庭，中国在经历了几周推迟之后，宣读了“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判决结果。

对中国权倾一时的“四人帮”的审判达到高潮。当两个小时的审讯于上午9点开始时，被告人被一个接一个地带进法庭，坐在一根铁栏杆后。3位法官轮流宣读法庭长达14000字的判决。判决宣布每个被告人犯有一条或高达46条罪状，从诽谤党和国家的官员到阴谋暗杀毛主席。江和63岁的前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被定为“四人帮”的主犯，他们也是唯一被判处死缓的被告。对给予两年缓刑的官方解释是，判刑的犯人可以“通过劳动进行改造”。事实上，虽然在理论上他们的缓刑只有两年，但几乎可以确定江和张永远也不会被枪毙了。

作为“四人帮”之一，46岁的王洪文被判处仅次于死刑的判决——终身徒刑，在“文化革命”期间，他从身份低微的小人物火箭般地上升到共产党最高权力层中的三号位置。“四人帮”中的第四人，49岁的姚文元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包括5名前军队官员在内的其他6名被告人，被控在1971年阴谋谋害毛而被判处16年至18年有期徒刑。

像平常一样，江青在宣判时又进行了一番富有戏剧性的表演。刚一宣判就被戴上了手铐，她摆出一副蔑视的姿态，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修正主义！”。在审判结束时，江拒绝离开法庭，看起来像是要瘫倒在地板上。但她最后被3个法警拖离法庭。

再明显不过的是，几位未能在那场暴力运动中幸免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的遗孀也坐在听众席上，旁听星期天的宣判。前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也在其中，王胜利似的宣称，这是“人民的胜利”。

04 1981年　社会主义的新变化

要去和平咖啡馆，得在四联理发店向右转，然后经过东风电影院，一直沿金鱼胡同向前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关闭之前，这家咖啡馆吸引着北京一些最时髦的年轻人，像“穿着柔软光滑的衬衫和裁剪得体的西装，还有紧身的喇叭裤和棱角分明的黑鞋”的李新国。白天是一名工人，夜晚是服饰分层打扮的典型的王益民。

……

人们努力争取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并尽可能快地将本国现代化，这一行为鼓励了人们采取更实用主义的态度。尽管每年都会有多达7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产生，但中国依然有超过2000万的“待业人员”——北京官方对失业的委婉说法。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中国一直在悄悄地鼓励私营企业适度重新出现。因此，有数以千计的小型私有商业不断涌现，为人民提供从自行车修理到裁制服装等服务。

……

不久之后的现在，深圳成了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建设大军挖排水沟、修建道路、为工厂和公寓楼打地基，扬起了满天灰尘。当地的妇女身穿香港制造的紧身牛仔裤，在路边的售货亭卖着美国和英国的香烟和听装的可口可乐,出租汽车司机一个劲地想拉上疑惑不解的游客,就他们那些破旧的日本制造的出租车，他们还开价要一小时65美元。

……

后“文革”时期的北京人

要去和平咖啡馆，得在四联理发店向右转，然后经过东风电影院，一直沿金鱼胡同向前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关闭之前，这家咖啡馆吸引着北京一些最时髦的年轻人，像“穿着柔软光滑的衬衫和裁剪得体的西装，还有紧身的喇叭裤和棱角分明的黑鞋”的李新国；白天是一名工人，夜晚是服饰分层打扮的典型的王益民，“从下巴以上，他像个强盗。从脖子到膝盖，他像个刚刚从街坊小馆出来走进伦敦迷雾中的英国人。但他的膝以下，那里他的军裤配上他的卡其布运动鞋，他看起来像中国人。他的装束——浅呢软帽、雨衣还有军装——塑造出一个被截成三截又被拼凑在一起的形象。”

这就是奥威尔重新发现的北京人，他自20世纪50年代从哈佛燕京研究所毕业后，就一直在关注着中国。他第一次到大陆是在1975年，知道了他所想知道的许多事情。中苏关系之间的裂隙和对美国最近在东南亚的战争的回忆加深了中国传统上的孤立感和自然而然的对外来者的不信任。虽然他为了和平与友好而风餐露宿，但奥威尔感觉他就像在“野蛮安排”的实验的一部分。没有平常的谈天说地，没有通信地址的交换，当然也没有女性同伴。“在中国缺少世界主义的城市街道上，当我走过时，我有时会看见母亲保护性地抱住她们的孩子。”

从1978年起，奥威尔几次重返中国去寻找那些改造过的街道。与过去相比，主动介绍的多了，对西式服装刮目相看。在和平咖啡馆里，王益民扫了一眼美国香烟、带有防震装置的手表和硬通货。他和他的朋友喝掺有啤酒的橘汁苏打，并讨论哪一个外国参观者愿意同他这样的人相处。

奥威尔能讲汉语，最后得到一本官方旅行的小册子；但他对王益民到底从事什么职业却始终拿不准。对他的印象深刻是，许多中国人表露出表达言论和欲望的意愿。一位年轻的女性说，她梦想成为一位时装设计师：“当然我希望在我的一生中得到对我最好的东西。我认为那是人性本质。”奥威尔发现这样的情感与国家创立人的正统观念背道而驰，就像那些高举毛的小红宝书的人突然怀抱心理训练的手册。

“出去看外国客人！”充满了观察，它相当于1000幅崭新的新中国的照片。在上海宽阔的人民广场上，他遇见了乘机动脚踏两用车，在街灯柱之间进行障碍滑行的3个年轻人。其中一个男孩穿着他自己缝制的蓝色喇叭牛仔裤。他甚至带上了一个用圆珠笔写的LEVIS标签。在东北城市大连，奥威尔逛了“自由市场”，这里到处是叫卖陶器的小贩。他感到纳闷：这些商业活动如何有别于资本主义。他的导游回答说：“为什么它不属于资本主义？原因是它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不允许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而剥削别人。你不能雇用另外一个人为你工作，为你挣钱。但假如你更加勤奋努力地工作，勤劳致富，那就对了。”

昨天的异端邪说成了今天的诡辩论据，昨天的敌人或许会成为明天的主顾。奥威尔注意到：来访的中国官员礼貌地享受着当地人的热情与好客——他们被邀请品尝大块的热乎乎的、还在流血的牛肉；热情的女主人几乎要撑破她们的紧身牛仔裤与衬衫。

在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中国代表团仔细听着，面无表情，而同时一个公共广播系统里的声音宣布表演开始。

美国人游历了中国的农场和工厂；中国人穿行于迪士尼乐园和飞机制造厂。这样的场景应该使从长岛到西雅图市场发展管理者感到振奋。奥威尔并不如此乐观。“在中国我所看见的是，我周围每个地方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写道并深思，是否“所有这些靠利益激发的活力最终将与用于在理论上指导中国的集体主义的道德规范相碰撞”。

奥威尔是怀旧的。尽管目标是不现实的，但无阶级社会的理想仍令他感到兴奋。

中国与荷兰的摩擦

向台湾出售两艘荷兰制造的常规潜艇几乎算不得属于本世纪的军火交易。但是，这宗议定的交易正在引起与3亿美元的价值完全不符合的吵闹。中国对于向它的台湾出售军事武器恼怒异常，它威胁说，将要削减未来同荷兰的贸易。台湾方面只要听到任何说要取消交易的风声，就会勐地抬起头，因此它也很容易像中国大陆人一样恼怒。这就让荷兰人陷在中间——在他们看来，北京向华盛顿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发出不要干涉台湾事务的信号，使得自己成了牺牲品，他们对此感到愤怒。

紧张的情况在荷兰议会引起两次激烈的辩论，因为，无论它采取什么措施，都要损失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议会将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但是，随着周末来临，每个人都在猜测表决的结果。总理凡·阿戈特说：“为了明天能活下去，今天就要吃饭。”他公开表示支持这宗交易。交易成功会给荷兰带来急需的出口，并为这个失业率高达7.5％的国家提供600万工时的工作。但是，同中国的贸易潜力至少也是一样巨大的。随着政府内部的反对逐渐增加，凡·阿戈特可能不会再一意孤行强行批准这宗交易。

从一开始，阿姆斯特丹在这个问题上就跟中国处理得不好。凡·阿戈特访问中国刚刚过去几个星期，它就宣布了这宗交易。无论从哪方面讲，北京都被激怒了。它明确警告说，如果荷兰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将会减少同它的外交和贸易关系。

中国政府已经告诉几家荷兰公司，中国不再欢迎它们。荷兰的“壳”牌石油公司已经被要求停止在山西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石油天然气开采项目。中国政府还要求向大陆出口货物的欧洲出口商不要在荷兰港口停泊。

批准同台湾的交易将让荷兰每年在对华贸易上损失2亿美元，但是，取消这宗交易无疑会妨碍荷兰迅速发展的对台贸易。目前，荷兰与台湾的贸易额每年为3.15亿美元。

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威胁说要报复荷兰，但是，它已经有理由感到愤怒了。1月初，荷兰突然取消了台湾军官考察荷兰一座海军基地里的潜艇的计划。现在，凡·阿戈特总理又拒绝给予制造潜艇的维罗尔姆公司生产许可证。这一举措使得该公司不得不在别的地方寻求担保——台湾很可能将此视为是对它的怠慢。

无论北京对于这次潜艇交易的态度如何，它发出的警告既是针对华盛顿又是针对阿姆斯特丹。中国官员想要反击美国总统里根的亲台政策，他曾在竞选中称中华民国为“我们的老朋友和同盟”。具体地说，美国可能会向台湾出售军事硬件，包括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而共产主义中国想要阻止它。当然，这对荷兰并没有多大的安慰，它不明智地扮演了一句中国谚语中的错误角色：“杀鸡儆猴”。

不再急功近利

“中国的经济工作将从急功近利的痼疾中解脱出来，它将以自己实际的经济条件为基础，把重点放在实际的效果和稳步发展上。”这是中国副总理姚依林2月28日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上的一番发言，他描述了由中国经济设计者们所做出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决定。姚宣布大幅度削减13％之多的1981年财政预算；其中影响最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将被削减几乎一半。北京似乎在重整3年前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实现四化”的发展战略。（注：1978年年初，中国规划了至少120项工程，以提升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水平。）

这项大削减并没有使外国公司感到惊讶，因为在过去的仅仅一个月里，北京撤销或中止了5项价值25亿美元的工程。损失最大的是那些在1978年和1979年受中国雄心勃勃工业扩展计划驱动，最先涌进中国市场的日本和西德公司。日本的一些公司，包括东洋机械工程公司、三菱石化公司等失去了在南京、胜利和北京建设7处石化工厂的合同，价值6.4亿美元。法兰克福的鲁奇机械联合企业预计将失去价值4.5亿美元5份类似合同中的3份。

更具爆炸性的是北京停止建设位于上海附近的宝山钢铁公司的二期工程。这一在建的50亿美元的工程被视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里程碑，中国在1978年与各大财团签订了合同，其中包括西德的西门子公司。这次停建的部分包括由西门子和其他三家公司联合建设的6.5亿美元的冷轧机设备，与三菱重工签订的4.25亿美元合同以及与日本钢铁集团的1.4亿美元工程。

中国这些被抛弃的贸易伙伴所表现出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一位日本商人谨慎地说：“如果中国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日本人民会非常失望的。”在波恩，经济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相比之下显得生硬：“当签订合同时，我们尊重他们，即使合同对于我们来说有极大的难度。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商业伙伴和我们做得一样。”只有迅速支付“足够的赔偿”才能减轻“对中国人可靠性的疑虑”，恩里奇·万斯表示，他是西门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但是任何一点赔偿都必须等待复杂谈判得出结果。2月，日本贸易代表访问了中国，并就合同的撤销进行商谈。现在，一个中国代表团抵达东京为谈判做基础性工作。中国的一个特别使团也预计在本月（1981年3月）的晚些时候抵达波恩。

这次合同撤销行为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商业信誉，而且也造成了令人惊讶的财政损失。根据一则日本方面的报道，中国已经进口并支付了29％的日本设备，剩余的大部分已经生产完毕等待装船运输。大批的机械设备也建造完成并已从西德和其他地方运往中国。专家们怀疑这些设备的大部分是否能再次出售——甚至是储存，除非花高昂的费用。

中国官员试图从好的角度解释当前的局势，于是他们说现在的紧缩是为将来的扩展创造更完善的基础。他们解释说，突如其来的裁减是制止通货膨胀造成大量财政赤字和日益增长外债的必要措施。他们还提到了波兰经济的萎靡不振，以证明中国从重工业向轻工业转换是正确的，因为这需要相对少得多的资本投资和复杂技术。

但是中国无法反驳人们的指控，即规划方面的失误造成了当前的问题。比如，在宝山钢铁集团的选址问题上，不够充足的港口、陆地运输和电力设备使得必须再建造额外的9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此外，建设石化工厂的冲动是为了实现到1985年石油年产量达7.3亿桶的目标，但是分析家现在怀疑中国是否能达到这一数字的一半。

当然，西方公司也并非毫无过错。欧共体中国问题高级专家刘易斯·卡旺评论说，西方的出口商们非常渴望进入中国这一拥有10亿人口的大市场，因此他们无视一年多以前就已出现的即将进行紧缩的显著信号。甚至在更早以前，一些像西德经济部长奥托·兰布斯多夫伯爵在内的怀疑人士就警告过，他们说中国根本就不具备接受如此庞大商业行为的能力。但是这些警告大部分都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虽然中国经济前景堪忧，但也有一些光明之处。一个积极的标志就是中国良好的对外贸易状况，它在1980年增长高达20％。今年尽管削减了大规模的采购，但其增幅至少是一半。对于美国而言，令人鼓舞之处在于中国的紧缩政策使美国公司有新的机会与日本和西德的公司进行竞争。美中贸易委员会副主席罗杰.W.苏利文得出结论：“我当然不会建议任何人在中国目前重新调整的阶段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如果那样做的话，你的竞争对手就会向前推进。”

洪水与饥荒

1981年3月底，国际救援组织的官员私下里非常紧张——也有些惊骇。他们终于明白了数月以来引发传言和猜测的不幸事件所带来的后果。中国，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正经历着自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来最为严重的——至少是这样宣传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在两片不同的广阔区域里，大约2000万人口正依靠政府提供的匮乏的谷物配给维持生活，以应付洪水和干旱两大灾害。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在它执政的31年历史上第一次被迫发表了慎重的请求，呼吁大规模的国际援助。这一请求是如此惊人和具有爆炸性，以至于无论中国还是联合国的官员对此都异常重视。

去年夏天，中国中部的湖北省遭受了数星期的倾盆大雨，导致了26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洪灾。尽管宏大的防波堤阻挡住了来自扬子江的主要洪流，但是其他142处支流干堤却被冲垮，洪水淹没了地势低矮的产粮地带，使大约620万农民和家庭受到影响。受灾地区的一位观察家表示：“大部分的农田都被淤泥和碎片覆盖，无法进行耕种。有些村庄里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被大水冲走。”尽管清理工作已经开始，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依然居住在暂时搭建的小棚子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过的是每天只有14盎司粗粮供应的饥饿生活。

然而，如果与发生在以河北为中心、影响到周边5个省并持续两年的旱灾相比，那么这场洪水就显得黯然失色了。估计有1400万人分配的口粮仅够维持生存。据一位最近前往参观的人称：“那里有大片干涸的土地自去年年初以来就颗粒无收。水井要么枯竭，要么水位极低。”同时，那些地方传染病流行。然而，干旱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一位国际救援官员表示：“从这再往别的地方，情况只会更加严重。”

去年12月，中国领导层终于做出决定，打破毛时代国家必须自力更生的原则，悄悄地向联合国灾害救助署求援。于是，该组织的考察团在1月前往了受灾地区。他们对中国自己的紧急救援措施印象深刻，因为至今已有5000人死亡。但是他们预计中国将需要150万吨大米、小麦和其他粮食，还需要药品、衣物、毛毯、种子、奶粉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

目前，国际援助将来自哪些国家并不清楚。3月底，第一批1700万粒维生素药丸从联合国在丹麦的仓库运抵中国。欧共体也保证提供价值62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为奶粉和食用油。尽管美国满怀同情地听取了中国的请求，但截至本周末，华盛顿方面还在考虑它的救援品。现在，用于国际救援的粮食储备已经因为非洲饥荒国家以及其他诸如波兰、越南等国的请求而变得非常紧张。因此，中国将不得不紧急从国际市场上购入至少7000万美元的粮食以满足它的需要。

中国官员坚持说，中国将尽最大可能自己渡过难关。但是持续的困境会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因为河北和湖北省是传统的农产品富余区域，这就意味着两省的困难将把整个中国的粮食供应置于失控境地。去年，中国被迫进口了1200万到1500万吨粮食。如果干旱继续的话，那将影响到多达1.3亿的人口，使整个经济处于混乱状态。正如一位联合国官员所说的：“想象一下，世界人口的1/4将依赖西方是个什么情景。”

1981年的中国基督教

今年复活节的日出时分，长城上举行了礼拜式。在这次礼拜式上，以及在北京的教堂里面，成千上万的基督教徒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

上海市中心，800名教众挤满了漂亮的红砖砌成的福善堂，人们只有站的地方。信徒们高唱《爱是神圣的，所有的爱都是超越的》的圣歌，此后，他们听了李文凯牧师的布道。他告诫他们要始终忠于基督，而不仅仅是在星期天。这座教堂是上海重开的5座新教教堂之一，全国已经重开了100多座教堂。

1980年，渔业和加工业城市无锡的平安夜，就像在中国其他的40个罗马天主教教区一样，当地的教堂在被关闭10多年后，又重新开始供奉上帝。但是，由于中国的天主教徒不了解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决定的礼拜式变化，3000人的会众只好用拉丁语庆祝弥撒节。庆祝活动以真正的中国式风格在户外结束，人们燃放的烟花照亮了整个夜空。

一个生活在河南农村的小贩说，去年，在他的公社举行的三次洗礼仪式上，“300到400人成了基督徒。”此人是一个很松散的“家庭教堂”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发展极为迅速，特别是在农村。

南京神学院，年轻男女坐在刚刚重新漆过的教室里，聆听新教的基本教义——他们还上英语课和其他一些世俗课程。神学院是3月份重新开始招生的，从500名报考者中挑选了47名学生。该校是1966年以来第一家被批准培训牧师的学校。在那一年，毛泽东的红卫兵关闭了学校，逮捕了教员，毁坏了小礼拜堂，以及神学院图书馆里4/5的图书。

即使是在3年前，这样的情景还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天，随着共产党政权决定履行宪法里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的诺言，基督教和中国其他一些宗教信仰又重新走向公开。

数千万——也许上亿——中国人仍然信仰古老的儒教、道教和佛教。它们对中国人来说既是文化力量，又是精神力量。许多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就一直牢牢扎根于中国人中。尽管自从19世纪末以来，中国就吸引着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10亿人口只有不到1％的人是基督教徒。

尽管基督教在中国地位并不重要，中国的每个省都传来基督教复兴的报道。基督教徒的人数已经和1949年共产党掌权以前的信徒人数一样多了，皈依上帝和广泛传播的奇迹疗法的故事村村相传。从“劳改”营释放出来的牧师和修女——有些人在那里待了20年——正在回到他们的教区。共产党政权正在将没收的教会财产返还基督教会众。它甚至常常向占据财产的那些人收取租金，以便让基督教团体能够开始修复工作。即使在伊斯兰教徒聚居区也能看到基督教的踪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天主教徒现在一边重建教堂，一边在一座用稻草搭成的临时教堂里做礼拜。

中国现在对宗教采取仁慈的态度，原因是它想赢得外国的尊敬，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它想维护国家统一，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最高的新教领导人丁光训主教这样描述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宗教策略，“信教和不信教的人的共同之处是爱国主义。他们都希望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富强。”

中国同苏联一样，印刷《圣经》和传单，甚至开设教堂都需要政府的批准。对年轻人的宗教教育只限于在教会内部的小规模集会上。事实上，中国新实行的宗教自由是不完全的。相对于重开的教堂，还有更多的教堂仍然被用作仓库或兵营。

南京大学是6所设立新的研究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学校之一，该校举办第一次关于基督教的学术讲座时，有100名学生参加。北京的一名年轻女工说：“……我喜欢基督教是因为它强调人类关系中的慈爱。”

对于那些着眼未来的城市居民来说，基督教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仅仅因为它是美国和大多数欧洲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宗教信仰。已经重开的教堂大多数码于城市，它们受全国性的新教和天主教机构的管理。这些机构和政府领导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密切协作——独立的教派已经被废止——丁光训主教是所有中国新教教徒的正式领导人。

香港的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在中国进行了180例深入的录音采访，在此基础上，它告诉《时代》记者翁兵，“文化大革命”期间仍然有几万多座“家庭教堂”，这些教徒是中国基督教徒的主流。新教教徒比较适应世俗领导人的领导，他们开始在这些领导人的家里举行礼拜式，通常是在夜间。教众在礼拜式上共同学习凭着脑子记下来的《圣经》故事和圣歌，没有教堂可去的天主教徒也常常加入这些集会。

这种的礼拜式导致出现了一种真正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使得中国的基督教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控制，因此它对于恐惧外国人的中国人的吸引力就更大了。丁光训主教最近正式承认了所有的农村家庭教堂，他希望能够逐渐将它们统一在自己的组织之下。

中国的天主教徒比新教教徒要少得多，他们的情况很复杂。中国的41名主教中只有8名主教是由梵蒂冈任命的。其余的33名是中国的教士选举产生的，没有得到教皇的批准，他们都是政府批准的天主教爱国协会的主教。在这样一种教会分立的形势下，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73岁的多米尼加联邦·唐主教，他是一名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经过培训的耶稣会士。尽管唐是梵蒂冈任命的，一直对教皇很忠诚，而且到目前为止他还拒绝加入天主教爱国协会。

今年2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菲律宾期间，谈到了中国。他说，“无论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它们都是属于过去。”富有深意的是，教皇并没有冒险激怒中国。他没有向中华民国派遣罗马梵蒂冈大使，也没有指派红衣主教继任已经过世的南京保罗红衣主教俞平（1949年他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教皇断然将台湾的宗教领导人称为“台湾的主教”，而不是中国的主教。梵蒂冈内部人士相信，他将会断绝同台湾的关系，以换取同大陆恢复关系。

但是，中国对教皇在菲律宾的讲话反应很冷淡，“爱国协会”的主教可能会怠慢罗马教皇，拒绝梵蒂冈的建议。即使能够解决现在的主教的地位问题，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可能也不会让远在罗马的教皇委任以后的主教。

邓小平会见黑格

1981年6月下旬，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谈到他和中国领导人举行的为期3天的会晤时表示：“那确实是有些紧张的时刻，但我们的确办成了不少好事。”黑格恐怕也知道美国与中国已达成的协议既是富有成果的，但又带有一定的危险性。这位国务卿不仅改善了自罗纳德·里根上台执政以来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而且将两国关系推动到一个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而这肯定引起了苏联方面的警觉。中美新型关系中最显而易见的标志就是：两国发表声明，美国原则上同意向中国出售武器。

美国的这一允诺可谓危险与希望并存。苏联对与它共有4100英里边界线的中国心存戒心。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黑格的中国之行无疑是美国新政府致力于反苏立场的又一明证。无论美国出售给中国的武器多么微不足道，它依然加重了紧张气氛。在莫斯科，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学院院长乔基·阿巴托夫告诉《时代》外交事务通讯员Strobe Talbott，黑格的中国之行“完全是针对苏联的政治讹诈，这进一步证明了华盛顿即将与苏联展开的有关恢复关系的对话是虚伪的”。

一些外交观察家对做出出售武器决定的时机感到意外，据说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黑格即将飞往北京之前匆忙决定的。当时，苏联正全力关注着波兰境内的民主自由浪潮。而美中之间的新协议会使莫斯科更加孤立，并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认定镇压波兰人的行动不会使美国损失什么。美国官员坚持说，对华出售武器不过是改善与北京关系的很自然的一步。他们声称，美国已经为将来与中国打交道保留了回旋余地，对苏联同样是这样。

国务卿却刻意对武器声明轻描淡写，他指出美国还没有接到中国人购买武器的具体要求，但是中国的每一项请求都要一一经过国会与盟国的审批。尽管中国人很有可能对购买诸如反坦克武器、防空导弹等防御性武器兴趣很大，但他们的出货单不会太长。由于受到资金的困扰，北京把军事现代化置于较低的优先地位，今年中国大幅度削减了17％的国防预算。一位美国官员称：“中国人在军火市场上的购买力仅在多哥和扎伊尔之间。”

黑格曾在1972年帮助安排了理乍得·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因此他在中国受到了礼遇。他首先与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进行了两轮会谈，之后又与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薄一波举行了会晤。当黑格谈到里根政府计划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并向地方政府放权时，薄一波，这位负责当前大规模财政和税收改革的领导人大呼：“你们的计划听上去就和我们的一样！”此后黑格又会见了国防部长耿飙，并与副主席邓小平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交谈。一位观察家评论说：“他们果真好上了。”国务卿还与中国总理赵紫阳举行了会谈，赵给予了黑格高规格接待：他在重重高墙的中南海内接见了黑格，那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住处。

黑格此行的首要目的是与中国达成战略共识以“遏制苏联军事力量扩张的机会”。在与黄华的会晤中，黑格满怀激情地阐述了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他指出美国与中国在诸如南部非洲、中东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然而这些差异是战术上而非战略目的上的。在热情洋溢的宴会致辞上，黑格指出：“我们的目标实际上在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类似的，如果不相同的话。”在与记者的谈话中，黑格不断地形容中国是一个“友好的不结盟国家”。但是，中国的态度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克制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告别宴会上，黄华指出“我们双方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他还礼貌地表达了对里根政府是否能比卡特政府更好地履行诺言的怀疑态度。

正如人们想象的，最棘手的事情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黄指出，里根对台北政府的友好姿态使台湾在与北京达成和解方面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对此，黑格的回答是美国将继续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但是之后他又悄悄对记者说，“中国人对这一点是理解的”。他向黄华保证，是否向台湾出售美国先进的FX战斗机还未做出决定，而且对于台湾方面的武器需求，美国将严格从军事，而不是政治角度决定。

除军售协议外，黑格还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他向东道主承诺，美国政府将向国会提议修订超过100项的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敌人对待的美国法律，就如国务卿自己所说，“这些法案将中国推入了苏联的阵营。”放松的出口控制将允许北京购买先进的机械设备，如雷达、计算机等军民两用的装备。

少些理论，多些生产

电视摄像机慢慢地围绕人民大会堂富丽堂皇的听众席拍全景，那里1万名共产党员聚集起来庆祝有重大意义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结论。突然，人群慢慢隐退，电视屏幕属于两个坐在主席台上的小个子。他们穿着同样的白色运动衬衫，愉快地微笑着并向浪潮般的掌声致意。其中一位是党的常务副主席邓小平，另一位是66岁的胡耀邦，新宣布的党主席。

在邓的领导下，这个群体将中国从之前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致力于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军事现代化。中央委员会六易其稿，完全推倒重写的27000字决定。这是为时一年的内部冲突争论的产物，是对毛近39年执政期的全面的检讨。尽管决定仍肯定毛“在缔造及建设我们党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他被指犯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涉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的错误”。毛最严重的错误，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最严重的倒退和最严重的损失”。决定强调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牺牲者的名誉。

胡耀邦作为党主席第一次讲话，他讲到前面的道路将会如同攀登中国著名的泰山一样，“漫长而又曲折”。的确，在会议的最后时刻所指明的道路，对于一个从30多年压制中刚刚开始复苏的国家来说，是太过于雄心勃勃了。计划呼吁创建一个保证人民权利、保护宗教自由和在党的控制下扩展民主的法律体系。毕竟，这些崇高的改革设计出来了，这个计划同时突出了邓的使经济现代化更为实际的优先地位，并产生了一部关于私有企业的法律。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重新确认了帮助第三世界的承诺。在另一外交领域，外交部长黄华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访新德里。这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来中印第一次创建更为友好的关系的尝试。

另一方面，官方新闻社新华社宣布，假如美国坚持支持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准许美国对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发展商业与文化关系，中国有可能不得不对台湾使用武力。1981年6月里根总统说，他倾向于赞成这个法案。中国批评里根的立场，新华社说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尽管在台湾问题上有些龃龊，但美国还是受到近一周来自北京的消息的鼓舞。一位国务院专家说：“现代化者和改革者越是加强他们的地位，我们就越是乐于见到。它只会在未来数年内产生出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和更牢固的中美关系。”

胡耀邦——严厉的管理者

胡出生于中国中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共产党。他第一次引起毛的注意是在与国民党进行的国内战争期间充满传奇色彩的长征中，当时共产党穿过11个省，远征6000英里即将到达陕西省的延安。尽管胡未从中学毕业，还不得不自学，毛在20世纪30年代派他到越来越重要的共青团岗位上去工作。1941年，胡遇到了邓，当时两人都在部队任政治委员。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胡晋升为共青团的领导。

毛于1966年发动他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时，胡和邓一样，被贴上了“走资派”的标签。两个人都被剥夺权力将近10年。胡被流放到一个再教育营，在那里他不仅被强迫放牧牛羊，还得和牛羊吃住在一起。

当邓在1975年从流放中抬起头来，他把胡从马房中带了出来。但当胡准备了一个报告，指责政府将科学家错误地使用为农业工人时，他又一次被“清除”了。他的报告被斥为“大毒草”。

随着毛在1976年去世，胡又一次被邓推上了权力的舞台。从1980年起，他一直作为总书记处理中央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即使在中国也对胡的家庭所知甚少。据信有3个已经成年的子女，据说多年来他们所有的人都在他的领导下过着同样俭朴的生活。

越南的麻烦

“我们的目的不是把越南打败，我们的目的只是让它恢复正常感觉。”新加坡外交部长苏比·哈那拔兰1981年7月在93个国家召开的一次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如是宣布。这次会议是讨论一个复杂而又有争议的问题：如何劝说——或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走它的20万军队。

从一开始，会议就面临着一个主要的障碍。越南，这个在过去30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柬埔寨的国家和为入侵提供资金的国家苏联都抵制了会议。由于柬埔寨政府是越南扶植的，因此也未被邀请与会。

但美国和由5个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仍然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提供华盛顿称作“安排框架”的内容，并提出一些能够让河内从代价昂贵的冒险中退却的具有诱惑力的条件。东盟设计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消除越南对它撤出柬埔寨之后中国会夺取这个国家的担心。这个建议呼吁所有在柬埔寨进行权力争斗的力量，包括中国支持的3万到4万红色高棉游击队放下武器。这样，一个中立的、过渡性的政府就可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创建起来，并组织自由选举。

在金边，一位柬埔寨官员嘲笑了这个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想法。在莫斯科，塔斯社把这次会议称为“惹是生非的闹剧”。北京对解除红色高棉武装这一点感到愤怒，在联合国，这个计划遭到中国外交部长韩念龙的反对，他告诫警惕越南的“两面三刀”。经过一周，一个含煳的妥协性计划被通过，呼吁做出“恰当的”安排，以确保柬埔寨的武装派别不干预或破坏选举——假如这种选举会发生的话。

这个问题不仅涉及长期经历灾难的柬埔寨人民的命运，同时也涉及相互竞争的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利益。在1979年越南从柬埔寨赶走了北京支持的波尔布特政权之后，苏联一直以每天300万至600万美元的代价资助越南。

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联合国讲话时间接地指出，假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经济援助就会接踵而至。他警告说：“美国会继续对任何向越南提供的经济援助提出严肃的质疑，无论援助来自何方，只要越南还在侵略中浪费它宝贵的资源。”华盛顿已经成功地暂时冻结了联合国给越南的1.18亿美元的援助。

同时，美国也和中国东盟一道，共同促成了柬各种力量的联合阵线，以与越南进行战斗。因为联合阵线主要成分是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里根政府在间接支持共产党的战斗部队的时候处于一种反常的立场，一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说：“我们将会提供政治和心理的支持，但我们不会承诺任何军事援助。”

使事情变得更为糟糕的是，美国对柬政策是创建在向东南亚扩展战略的基础之上。在联合国，黑格把事情解释得更明白。他告诉莫斯科，作为越南占领柬埔寨的“资助商”，苏联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有“特殊的义务”。将来，改善的美苏关系可能会受到莫斯科在此次会议上的表现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从阿富汗撤离的会谈的影响。

悄然的市场观念

贯穿整个文化大革命直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中国为经济行为所制定的规定是很严格的。如果哪个农民私自出售蔬菜或城市的家庭主妇沿街兜售刺绣围巾，那么灾难就会降临。他们的命运：被指责为“资本主义残余分子”，并遭到邻居的贬损和排斥。

毛去世后，人们努力争取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并尽可能快地将本国现代化，这一行为鼓励了人们采取更实用主义的态度。尽管每年都会有多达7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产生，但中国依然有超过2000万的“待业人员”——北京官方对失业的委婉说法。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中国一直在悄悄地鼓励私营企业适度重新出现。因此，有数以千计的小型私有商业不断涌现，为人民提供从自行车修理到裁制服装等服务。

现年28岁的黄德衡（音）在两年前还属于北京失业大军的一员。当时，他和一群待业的朋友对国营照相馆为游客在天安门广场、故宫等旅游景点提供快速拍照的业务发生了兴趣。于是，朋友们一起凑钱加上借的钱买了一架照相机和胶卷。现在，他们的业务已有54名职员，利润累计达20万美元。“起初，我们甚至连如何冲印照片都不知道，”黄回忆道，“但最后不知怎样就会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力就是纯粹的利润驱使。“我们意识到许多老年人无法外出照相，于是我们就带着相机直接到他们的家中。而国营照相馆是不会这样做的。”

北京最成功的企业家要算28岁的张战英（音），她是一位个头高挑、容貌端庄的妇女。1979年，在几经周折却没有找到工作后，她就在天安门附近摆了个茶摊。在做生意的第一个月里，她和伙伴就赚了600元（合350美元），此后，她们又开始卖快餐，以后又卖杂志、化妆品和服装。张现在开办了6家大型商店和10座售货亭，有职工326人，每月销售额达60万美元。

与国营企业不同，中国这些方兴未艾的资本家可以解雇不能带来收益的工人，但是他们又不是完全不受政府的控制。他们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并在2年的延期支付期后必须缴纳税款。偶尔，政府自己的行动也会被腐败所沾染：《工人日报》报道，在东北城市长春，要获得卫生和建设部门的许可必须缴纳回扣，一些官员甚至威胁说如果不让他们白吃白喝，他们就让私营饭店关门。

对中国新兴的资本家来说，他们得到的益处并不是发财致富——无论黄还是张的月工资都不超过70元（42美元），而工厂工人的工资也有35美元——而是仅仅可以就业罢了。据《工人日报》报道，有毕业两年的高中生还在找工作，而10个大城市去年已经就业的人中，有60%是在私营企业中解决的。在全国范围内，超过80万的人现在从事的是“个体劳动”。《工人日报》说：“真正的就业只能由国家提供，这一社会观念、传统思维必须转变。”高级经济学家薛暮桥进一步指出：“不久以前，有人还认为这些企业是‘资本主义的小洞’，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洞扩大成大门。”

抨击美国对台政策

“10亿中国人民不可欺。”北京官方的新华通讯社近来有意严词反驳了《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该社论呼吁里根政府，不要每次中国大发脾气时都畏缩不前、阿谀奉承，应该向台湾给予更多的援助。新华社的一篇文章称，一些美国人相信中国不过是“一块他们可以随意切割的蛋糕”。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继任的华盛顿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维护那艰巨而又微妙的外交平衡，坚持华盛顿和北京在1972年上海公报中提出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免冒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民。在上海公报以及后来的1978年关系正常化协议中，美国和中国都同意台湾在技术上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美国却不想抛弃这座岛上的老盟友。在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华盛顿方面同意提升与台湾的商业和文化关系，并向其提供防御性武器。

似乎直到前不久，北京才开始理智地理解了美国这一必须的相互矛盾的立场。比如，就在去年，卡特政府授权向台湾出售了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当时，北京对此几乎闭口不谈，但这些天来，中国发出的尖锐言辞标志着他们态度的重大改变。在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6月访问北京之前，中国人就发出了一系列的警告，而且一次比一次坦率，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发表的声明把中国的抗议推向了顶峰，声明称“如果美国再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做出强烈反应”。

显然，北京一直牢记着罗纳德·里根在总统大选中表达出的对台湾的支持，他还保证如果当选，他将升格美国与台北的关系。黑格对中国的访问就是要试图打消中国领导人的疑虑，表明美国实际上并未改变自己的立场。但是就在黑格尚未离开中国之前，里根总统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挖黑格的墙脚，他表示：“我并未改变对台湾的感情。”中国人困惑之极，他们在黑格按计划离开的几分钟前，到机场拉住他质问总统的那番言论。从此之后，中国对华盛顿台湾政策的抨击就渐渐变得严厉。

无论是北京还是台北都认定，里根政府在中国政策上言行不一致。尽管里根在竞选中做出了保证，国务院近来与台湾代表也谈到与台湾创建更加“频繁”、“诚恳”的关系，但事实上美国政府的官员坚持认为，里根对台湾和善友好的态度其实是形式多于实质。为了突出美国政府推行的是明确的亲北京的政策，黑格甚至提醒工作人员，与台湾代表的会谈不能安排在美国政府的大楼里。不仅如此，华盛顿决定将不承认台湾，不给予台湾代表以任何形式的官方地位。同时，向台湾出售战斗机的决定也推迟。台湾要求在波士顿创建另一家办事处以处理领事事务，这也遭到了拒绝。

那么，北京为什么如此勐烈地抨击美国呢？有一种解释认为中国的言语表明北京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分歧。

在常经云（音）——台北政府支持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看来，北京也可能误解了华盛顿反对苏联的有关表述。常认为北京抱有一个夸大的观点，即美国在与苏联对抗的过程中多么需要中国这一“战略资源”。他指出，华盛顿事实上已经在中国政策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让步。中国为此受益匪浅，它借此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威望，并有希望从美国购买武器。北京大概相信，进一步向华盛顿施压会带来更多的好处。

与此同时，台北方面也以更加微妙的途径竭尽全力影响美国的政策。它拒绝了对托马斯·休.史密斯——现任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总领事——担任美国驻台联络处（美国在台湾的非官方机构）负责人的非正式提名。原因：台湾想要一名级别更高且与白宫关系密切的外交官。台湾方面还想散布出他们与华盛顿关系改善的消息，刺激北京并以此引起里根的注意，兑现其在竞选中改善关系的保证。

专家们还说，中国千真万确想有一天能控制台湾。但是没有人认为北京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大陆已疲于应付南边的越南和北方的苏联，它不会冒险去采取肯定导致与美国关系破裂的行动。根据中国问题观察家的判断，北京的目的是从外交、政治和军事上削弱台湾，直到它感到自己无力回绝进行谈判的建议。

深圳的实验

几十年前来中国的旅游者，看到中国的第一眼就是深圳这个沉睡的边陲小镇。从英国的殖民地香港跨过一座桥，很快就可以到达深圳。但是旅游者很快就能感觉到，他们正身处于另外一个国家之中，一个同熙熙攘攘的资本主义香港隔绝的世界。男男女女都穿着肥大的裤子，老是处于农村人的那种迷煳状态，只用1/4的速度挪着步子。

不久之后的现在，深圳成了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建设大军挖排水沟、修建道路、为工厂和公寓楼打地基，扬起了满天灰尘。当地的妇女身穿香港制造的紧身牛仔裤，在路边的售货亭卖着美国和英国的香烟和听装的可口可乐；出租汽车司机一个劲地想拉上疑惑不解的游客,就他们那些破旧的日本制造的出租车，他们还开价要一小时65美元。

深圳是一个正在茁壮成长的新经济特区的心脏。这个经济特区有127平方英里。西方的资本家可以在里面做生意。除深圳之外，在东南沿海还有其他两个自主经营的区域，即汕头和厦门。中国在进行的所有经济改革之中，没有什么比经济特区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靠得更近了。

3年前，中国官员就邀请香港的电器、玩具、鞋和衣服的制造商在深圳建厂了。中国告诉西方的商人，他们可以出口产品，分享利润。许多香港公司很快接受了这个提议，因为同那个拥挤的英王殖民地相比，深圳的租金要便宜95%，而且他们所支付的工资也要少75%。

然而，先行到达的人很快就碰到了严重的问题，因为深圳的工作质量太差了。雇员们大多都不熟悉扳手和其他的基本工具。中国的政府官员也要求在工厂的管理中扮演某种角色，比如任命主管人员，这些人通常是更擅长于搞政治，而不是经营一家工厂。此外，电话、道路和其他经济基础设施也非常有限。

深圳的一些投资最终几近是灾难，一些香港的投资者疲惫不堪地离开了那里。福特和三菱在香港的经销商同中国人在深圳创建了一个合资企业，生产卡车和客车。但这个工厂最终成了一个亏损大户，其产量只是潜在产量的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其管理毫无计划可言，同时也缺乏熟练工人。

虽然如此，北京官员还是下定了决心要使经济特区获得成功，而且他们也接受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方案。政府让给外来的资本家的经营控制权越来越多。如今在某些情况下，投资者已能任命他们自己的本地老板了。很快地，外国经理将能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工人了。比如，电力和电子有限公司的电器工厂，在业主Y.K.陈坚持使用他自己的管理人员来指导生产之前，其产量是非常可怜的。这个工厂现在由24岁的陈宜晓（音）管理。她是一名从装配线上下来的女性。

中国人同时也努力地去解决基础设施中的一些问题。深圳对外经济和技术办公室副主任庞朋（音）骄傲地指出，很快就会有足够的电话和道路等服务设施，这个城市目前的建设热潮可以作为一个明证。香港的一位英国工程师说：“深圳现在也许看上去是乱糟糟的，但现在到处挖沟掘井，就意味着明年所有的基础设施将会到位。”

精明的商人早已很快地将资金投入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企业之中。其中有纺织印染厂、大规模的生猪和家禽养殖场、饭店、造船厂，甚至还有一个百事可乐的灌装厂。香港的纺织和成衣制造商LMK集团，已在深圳投资了1400万美元，建造一个大型的印染厂，并将雇佣250个工人。经营经理埃迪·罗预测说，到10月中旬，LMK将会有每个月600万码布的产量。此外，他早已预见到，生产规模会扩大到包括纺纱、织布和制衣等方面。

在深圳以及独立管理的工业区蛇口，现在的外国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5.5亿美元。已有430个工程投入运营，另有330个工程正在建设或发展之中。经济特区就像是在共产主义的汪洋大海中的资本主义小岛一样，但是正在那里实践的做生意的技能也许会对整个中国的经济产生影响。

统一“九点”建议

几十年来，中共领导人对其对手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描述一直是，它“无非是一个叛国的、发动内战的独裁政府”。北京也时常拒绝排除使用武力攻占这座岛屿的可能性。但是1981年10月，北京抓住清朝灭亡70周年的机会，发动了一场旨在拉拢并赢得台湾的宣传战。在一项空前的提议中，北京邀请台湾领导人在统一后的中国与共产党“分享权力”。

初看起来，北京的九点提议似乎是为各自都声称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的两个政权之间，一直以来所有的不可调和的分歧提供了解决方案。如果台湾同意在政治上并入由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北京承诺不会介入台湾的地区事务，并将允许台湾居民在大陆自由旅行。北京重申了已经成为对台政策一部分的一个巨大让步，保证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并维持现行的民主体制。台北的国民党领导人也将在北京获得职位。

分析家们几乎无人相信北京真的准备与其在台北的宿敌分享哪怕是一点点权力。可是观察家们还是感到，北京是真的有意启动那些可以为一些重要的内政、外交目标服务的谈话。中国政府，需要扭转国内的那些指责政府为统一所做的工作还很不够的言论。北京的提议也好像是盘算好了的，想要使里根政府确信没有必要把先进的喷气式战机卖给台湾，因为这对于北京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可能导致其与华府关系的崩溃。最后，中国做出这样的提议，可能是因为中华民国总统现年71岁的蒋经国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Swarthmore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肯尼思·利伯得尔说：“北京担心，蒋死后，岛内就再也没人有这样的声望和权力可以为统一做出如此大的举措。”

台北轻蔑地拒绝了北京的提议，说这不过是宣传。国民党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詹姆士·宋宣称：“统一的唯一途径就是放弃共产党体制。”他还对《时代》通讯记者罗斯.H.门罗说：“我们不会和共产党中国谈判！”宋还奚落了北京关于统一后不会介入台湾地区事务的保证，“他们会变成中央政府，而我们则会变成地方政府。你听说过中央政府不介入地方事务的吗？”当被问及本地出生的台湾人会对打开台北与北京之间谈判作何反应时，一位颇受欢迎的台湾籍立法委员康宁上（音）说：“我们会战斗，我们会反抗。台湾人对去过大陆人所过的那种生活毫无兴趣。”

但是，台湾拒绝与北京谈判的强硬立场也可能给其自身带来风险，其中包括这样的可能性，即其不妥协的态度可能会削弱其与美国的关系。北京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说：“应当接受谈判的一个最有力的理由是，台湾绝不可能从北京得到比现在的这个更好的提议。谁知道10年以后形势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即使北京变得比现在强大了许多并且有能力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但美国注意力也可能放在世界其他地方了。”

农村承包责任制

北京的领导人曾经用“吃大锅饭”来描绘在中国广泛实行的合作化农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分别集中在52000个懒散的公社之中，差不多是平均地分享着他们的劳动所得。后来，北京向后倒退了一大步，不再坚持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政府通过实行它称之为“责任制”的政策，还农于个体家庭。这种新的制度正在逐步地改变着中国8亿农村居民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时代》周刊北京局负责人理乍得·伯恩斯坦最近走访了一些这种新型的个体经营的农场，以下是他的报道：

安徽省的君潭（音）生产队差不多有几个村子那么大，它由62户家庭组成。最近这些家庭购置了一些令人羡慕的东西：44部收音机，11台缝纫机，5辆自行车，47块手表和17台挂钟。这些东西在富裕的西方也许看上去不足为奇，但在中国，这却是名副其实的流行消费品。正如君潭的农民所认为的那样，他们之所以能够购买这么多东西，应归功于责任制的优点。

两年前，当这种新的政策尚未实行的时候，全中国的农民都被分组编入生产队，共同在土地上劳作。每个劳动者挣着工分，并以此来换取一定量的粮食和很少一点用现金支付的工资。但是在君潭，工分已经取消了。据估计，中国40%的农村也都这样做了。取而代之的制度是，每个家庭分到了一块自己觉得合适的土地进行耕种。第一年，农民从生产队可免费获得种子和化肥；到了第二年，农民就得用自己的钱，或者以低利率借钱来买这些东西。每年，农民都要签一份4页纸的合同。合同规定，他必须将其一定量的产品上缴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农民都能超过他所分配的份额。他所能生产的超出此份额的任何东西，他可以留给自己，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拿到任何一个自由市场上去。自1978年北京不再明令禁止以来，已逐渐繁衍生出了37000个自由市场。

中国的官员们预料到会有人指责他们抛弃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合作化，因此他们解释说，责任制并没有真正地偏离集体主义农业，因为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农民也不能进行买卖。如果中国这一大胆的新实验还不能算是西方所实行的那种私营耕作制度，那么，这就是在共产主义世界中，除波兰和南斯拉夫之外，同农村私营企业最为接近的东西了。

责任制代表了物质鼓励机制的一个胜利。仅仅是在数年之前，哪怕是农民自己养鸡、养猪，也会被无情地斥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而如今，各个家庭却可以自己决定如何才能最好地耕种自己的土地了。有一些家庭成员还从农活中解放出来，干其他能挣钱的活。比如，君潭生产队的一个妇女通过给其他家庭做衣服，每年可以挣到235美元。而现年34岁的木匠刘章英（音），也通过为其他农民家庭制作木制家具，挣到了212美元。他解释说：“以前，我必须把做木匠活的收入的一半上缴，以挣得工分，以此来换取我的粮食份额。而现在，我能够保留做木匠所赚的一切收入。”刘和他家将耕种一英亩地的收入和做木匠活的收入合计起来，一年可以挣得1200美元。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中国的报纸同样也在宣传着这个国家其他地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过去的3年之中，年平均收入以每年10美元的速度增长。而与之相比，前些年的年均增长还不到2美元。在沿海的福建省，农民们已开始用自己的资金购买了属于自己的机械，如脱粒机、小型拖拉机，甚至是用来打鱼的摩托艇。当以前还在强调集体主义平均共享时，可不会有什么能够刺激他们去这么做。在东北的辽宁省，这种新政策削弱了独裁的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因此据《人民日报》报道，现在在那里“打骂公社成员的现象少了，盲目指导、强制命令的现象少了，不参加体力劳动而瞎转悠的现象少了”。《人民日报》亦称，在地处北方中部地区的河南省，由于农民们对从事个体生产有着巨大热情，因此他们把本来留作儿女嫁妆甚至是用来给自己买棺材的钱，拿来购买化肥。

然而，新的制度也已经导致了一些问题。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巨大效率，使中国本已严重的失业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它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力。据估计，在农村劳动大军中，有30%的人剩余。此外，中国的农村改革承认，当人们能够把个人所得利益视为直接结果时，他们会干得更卖力。这虽然大受欢迎，但也是姗姗来迟。在强制实施的集体主义政策之下，国家不断地鼓励农民们遵循乌托邦式的准则，例如“爱社如家”。在现在这个更为现实的时代，中国的农业官员承认，这种准则所导致的结果却是不如人意的。即使是目前，85%的农村的人均年收入仍不足100美元。北京的农业部官员刘序瑁（音）承认说：“过去的发展速度的确不是很快。”然而现在，中国的发展看起来已经开始加速了，因为中国又允许农民吃小锅饭了。

低潮

一般来说，中国政府的公开声明的开头都是“伟大的胜利”和“形势一片大好”这样的宣传。但在上周（1981年12月），当3202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会集北京举行一年一度的例会时，没有了自得之意。相反，最高领导人所描绘的是：国家正处于一个长时期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期。

潜台词是重新确定在1979年由北京领导层首次推行，旨在扭转不现实的经济计划，它是在毛之后的中国实现所谓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北京领导人12月坚持说，外国和中国商人都应放弃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高期望。

确实，代表大会的代表被告知，国家的经济调整政策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例如轻工业今年上升12%，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农村收入的增加。还有，财政部长告诉代表们，中国1981年的财政赤字将从去年的80亿元下降到16亿元。但重工业的产出比去年下降了5%。全国的总增长率仅为3%，对于一个据估算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50美元的国家来讲，这个速度太迟缓了。

还有，减少的赤字是通过降低消费来实现的。比如，首都基本建设支出从1980年的320亿元下降到今年的220亿元，几乎下降了1/3。仅在今年上半年，就有1500个工程被砍掉或缓建以节省经费。同时尽管中国呼吁其他国家在国防上增加投入以抵御苏联“霸权主义”，但它宣布中国的军事预算今年将下降到100亿元以下，与1980年相比下降了12%——与1979年相比，下降超过25%。

本届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赵紫阳总理就中国的未来所做的报告。赵的报告如此之长，花了两天的时间才做完。报告指出今后5年中国将致力于把主要精力放在理顺他所称的“臃肿、重叠的行政机构”。传统上的低效官僚机构，可以上溯至孔夫子时代，历经战争、政治剧变甚至“文化大革命”而痼疾难除。据估计，现在中国有高达2000万的政府公务员。

在其他领域，赵宣布中国不久将向外国公司招标开采中国寄予希望的海上油田。他还确认了中国将尽量保持国内的石油产量高于每年10亿吨，以弥补不断增长的需求。

赵还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绝不允许从社会主义中分离出去，绝不允许不服从党的领导。但他保留了对领导层自身的最强烈的斥责，指责官僚主义“带有胆怯、惯性和蓄意阻挠”，将中国的长期发展置于危险之中。他赞誉中国的现行政策，称一些工人的工资增长和城市与农村的储蓄增长是“较高生活水平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的确定无疑的信号”。在近期经济前景暗淡的情况下，赵所能提供的最好承诺只能是长期的展望。

05 1982年 通向世界之门

这次中国勉强同意重新修订婚姻法说明，政府认为放松对离婚的控制相比起依然保持对离婚的压力而言更能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在中国，婚姻的基础通常来说从一开始就不坚实，因为现在依然有许多婚姻关系是由父母包办或媒人介绍，它的基础还是“先结婚，后恋爱”。

……

现在，中国在各种重要事务上与美国展开合作。双方联合收集有关苏联导弹实验的情报数据。两国的贸易额从10年前几乎为零增加到去年的55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日本和香港之后）。大约80家美国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中国人民银行也在纽约开设了分行。

……

在广州，外国的影响随处可见。沿珠江大坝，许多年轻人在闲逛，拥抱亲吻，而在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即使是比他们差得多的亲昵行为也是要被禁止的；在许多场合，他们的衣着好像完全是从时髦的香港搬来的。一位经常光顾的西方游客说，两年以前看衣着就很容易将本地人与海外华人区分开，现在一般情况下是认不出来的。

……

反对对台军售

美苏两国之间在波兰问题上的对抗产生了潜在的国际影响。事实上，这场危机为解决美国与中国复杂事务中最棘手的难题——对台军售——提供了一个微妙的开端。

去年春天，里根总统对台湾购买美国先进战斗机的请求颇为看好，尽管国务院曾警告他说，此类交易将威胁到非常脆弱的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然而，当波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向北京派出了一个高级代表团。《时代》周刊已经获悉，这次访问的任务是告知中国，美国已经决定避免向台湾出售任何一种比现在的F—5E更先进或精密的战斗机。与此同时，美国也敦促中国结束对苏联干预波兰镇压运动装聋作哑的态度。参与这次访问的国务院官员坚持说，双方不是在做交易。但是一些观察家认为，人们很难相信，访问议程上的这两项任务之间没有固有的联系。

事实上，由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国防部长卡斯帕·黑格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联名签署，并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支持的一份递交给总统的备忘录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此行的目的。他们一致认为，向台湾出售更多的F—5E型战斗机完全可以满足台湾现有的防御需求，而不需要给目前台湾想得到的威力强大的F—5G新型战斗机。（F-5E型战斗机于1970年研制，推力达1万磅，飞行速度可达1.6倍音速。台湾获得了诺斯罗普公司的许可，生产了数架该型飞机。诺斯罗普公司最新研制的F-5G型战斗机推力达16000磅，飞行速度可达2.1倍音速。与前一种型号不同，F-5G可以携带雷达制导导弹。）波兰危机加上美国希望北京在反苏宣传攻势上的合作，给这些建议者提供了说服总统拒绝台湾购买更先进战斗机要求的机会。为了安抚台湾的支持者，尤其是里根总统本人，这份备忘录也建议向台北政府出售鱼叉式导弹和救援直升机。1982年1月，里根在与国家安全顾问一起进行的会议上批准了这次访问。支持出售先进战斗机的主要人物理乍得·埃伦再也没有坐在国家安全顾问的席位上提出反对意见。星期六，一个由助理国务卿约翰·霍尔德里奇和政治军事事务局副局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为首的代表团将前往北京。

中国人一直反对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认为那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1978年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声明中，美国接受了北京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北京。反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人士认为，这种行为将破坏邓小平副主席倡导的亲西方的政策，导致中国人将中美关系降格，并推动北京重新与苏联发展亲密关系。但是台湾的支持者指出，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要求美国向台北政府提供“足够”的武器以满足其防御的需要。在总统竞选中，里根争辩说，美国如果抛弃老朋友将使美国所做的一切承诺可信度遭到破坏。

中国对军售问题非常不满，包括上个月（1981年年底）美国向台湾运去了价值9700万美元的老型号战斗机的配件。这种不满不仅表现在中国对波兰问题上的缄默不语，而且还可以从北京不断增多的反美言辞中看出。新华社在上个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抨击美国和苏联一样寻求“霸权”，——这是扩张主义的代名词。然而，两星期前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却暗示，如果美国承认对台出售武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害，那么也许有可能找到一条妥协的途径。“只要这一原则得以创建并得到承认，那么双方就可以通过谈判和其他途径解决这一问题。”社论写道。北京暗示，如果最终停止出售武器的日期敲定的话，它可能会允许美国有某些出售行为。国务院的官员私下里曾与在华盛顿和北京的中国同行接近，商讨一项计划，而那正是霍尔德里奇－布莱克威尔之行要讨论的。截断对台的军售将违反《与台湾关系法》，将无法被里根总统和国会里那些支持台湾的保守派所接受。

美国竭尽全力与北京展开贸易往来，对于这一点台湾政府无能为力，只能不情愿地默许。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北京是否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美国向台湾出售F—5E型战斗机是其在军售问题上有所节制的表现，应该受到嘉许而非谴责。许多观察家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对于任何一桩对台军售，北京领导人都将毫无疑问地还以尖锐的言辞，指责那侵犯了其国家主权。但是他们是否只是表现在口头，还是真的采取行动那就要看北京权力层认为的轻重缓急了。因为他们发现，就如里根政府现在所面临的情况一样，自己陷入了一大堆的冲突矛盾中。去年，荷兰政府向台湾出售潜艇后，中国驱逐了荷兰驻华大使。尽管这样，许多中国问题专家认为，邓小平不会情愿把中美关系降级，因为这样就等于承认他们推行的亲西方的政策是失败的。

离婚的问题

新颁布的法律允许离婚——甚至只是因为感情不和。

北京的一位作家遇罗锦已经对第二任丈夫忍无可忍。事实上，她确信自己嫁了一个粗人。他似乎从未谈起过美学和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只有诸如黄鱼价格等愚蠢的话题。看足球比赛时，他像小孩似的又闹又叫。她曾拉丈夫去剧院接受文化熏陶，但他总是在应该落泪神伤的时候哈哈大笑。一天，她试图哄丈夫看本书，但他却不耐烦地说：“我从不读书看报，但每年不都被评为劳动模范吗？”事实确实如此。于是她立即跑到附近的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法院多次做调解工作，法官也进行了严肃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但遇最终还是以感情不和的理由赢得了这件案子。遇真诚地说：“继续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才是不道德的。”

虽然，在现在，离婚还会被贴上耻辱的标签，但是新近颁布的具有历史性的《婚姻法》使创纪录数量感情破裂的夫妇走上了寻求自由的道路。在1981年的上半年，北京的法院共受理了总数多达3444件的离婚案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2.5%。在上海，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仅仅一个区在6个月里就批准了50起离婚，这虽然按美国的标准不足为奇，但在中国却令人震惊。

一对夫妇——现在已成为著名的案例——对哪方家人应该支付婚礼的费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丈夫离家出走，于是妻子递交了离婚申请，结束仅仅维持了5天的婚姻。小兰是一位舞蹈演员，厌倦了自己内向的丈夫方宝建（音），于是提出离婚，在法庭上她声称：“我不再爱对方。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反对离婚。人们总会用一句老话“白头偕老”祝愿新婚夫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妇女几乎不可能首先提出离婚，而传统来说离婚对男子非常容易。丈夫只要派送信人到岳父那宣布他“不再和你女儿一起到神龛供奉祖先”。而岳父通常会默许，并表达没有管教好女儿的歉意。

在传统的观念里，妇女再次嫁人也是一件耻辱的事。即使已经定婚的新郎在举行婚礼前去世，新娘也只能和木头人举行结婚仪式（或是一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公鸡），然后孤单一人度过余生。

1950年，新中国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以消除封建婚姻的最后一点痕迹。该法禁止包办婚姻、纳妾、童婚以及干预寡妇再婚等。《婚姻法》勉强同意了离婚行为，但只能是在“调解和说服工作”无效，婚姻明显无法继续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团结、稳定的局面，因此政府要求夫妇双方响应“政治压倒一切”的号召生活在一起。在实际生活中，如果只有妻子或丈夫一方要求的话，离婚通常会被拒绝。但这部在一年前已经生效的新《婚姻法》与西方法律更为接近：“双方感情的完全破裂”是离婚的充要条件，即使违背一方意愿，另一方也可以提出申请。

这次中国勉强同意重新修订《婚姻法》说明，政府认为放松对离婚的控制相比起依然保持对离婚的压力而言更能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在中国，婚姻的基础通常来说从一开始就不坚实，因为现在依然有许多婚姻关系是由父母包办或媒人介绍，它的基础还是“先结婚，后恋爱”。更有甚者，夫妇双方经常发现他们陷入了政治婚姻的圈套，也就是说政治风向每一次发生新的偏转后，婚姻就变得索然无味，一无是处。比如，在“文革”中，一位被怀疑是“知识分子”的图书管理员害怕狂暴不羁的红卫兵，于是她嫁给了学校的造反派头子以获得政治保护，这叫作“红伞”婚姻。但是，当“文革”结束后，她提出离婚再嫁他人。有些人，比如前文提到的遇罗锦就嫁给农民以抵消自己成分过高的缺陷，让别人另眼相待。此外，父母现在也想终结以前的买卖式婚姻，也就是说两人结合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能住上好房子，用上好家具，或者仅仅想找份工作或从偏远的农村调到城里。

人们在感情上的移情别恋，通常还要巧妙地加上被称作的“第三者”也是导致离婚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北京婚姻事务研究会严肃地表示，移情别恋可能是因为以下原因：社会地位的提高、暴富、对性或感情需求的不满足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北京有许多思想家，他们总是警惕来自西方的侵袭和演变，这些理论家把不断上升的离婚现象归咎于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蔓延。不过事实上，要求离婚最强烈的确实就是那些西方化最严重的中国人。但是，一些婚姻专家却指出，不断增加的婚姻破裂现象也有其积极一面。因为，以前中国的婚姻主要是创建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之上，但是现在中国人把重点放到了双方感情、关系融洽甚至是性平等上。官方表示，离婚的增加只是暂时的，大部分是那些受到了以前法律的限制而积压下来的。警觉的卫道士们希望他们说的是正确的。

中美关系谨慎的10年

尽管中国和美国创建了新关系，台湾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理乍得·尼克松称之为“改变世界的一星期”，此话并不为过。1972年2月28日，在美国总统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即将结束之际，尼克松和周恩来总理签订了《上海公报》，使中美两国恢复了邦交。在此之前，自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和美国是敌对的。随后，曾经在朝鲜战场上殊死拼杀的两个国家马上互派外交人员。尽管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关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地位和防务，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中国的“美国十年”将毫无疑问地改变全球力量的格局。

中美两国路线的改变是出于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可怕的需要”：对付苏联施加的威胁。急于从越南战争脱身的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共同遏制苏联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中国与苏联进行了十多年的敌视之后，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69年中苏边境的一系列冲突使中国人提高了警惕。北京认为美国不仅能够把中国从危险的隔绝状态中解救出来，还可以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把西欧、日本甚至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纳入一个世界范围的联盟，共同对付那个中国人所说的“给和平造成最大威胁的超级大国”。

中国急切希望和美国达成和解，国家主席毛泽东说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可以无限期地等下去。台湾远离大陆海岸90英里，1949年在内战中战败的国民党退居在这里。中国人一直把台湾看作是分裂出去的一个省，并认为美国支持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现在，中国在各种重要事务上与美国展开合作。双方联合收集有关苏联导弹实验的情报数据。两国的贸易额从10年前几乎为零增加到去年的55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日本和香港之后）。大约80家美国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中国人民银行也在纽约开设了分行。上个月（1982年2月），中国开放了58000平方米的沿海富油地带，让46个石油公司竞争招标，其中一半是美国公司。

去年，16000名中国人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大约8万名美国人来中国观光旅游。8000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和技术学校注册学习，是其他国家留学生人数的8倍。大约1200名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工作，包括21名记者。数百万的中国人，可以按时收听到以前被禁止的美国之音广播，这可能是中国对外部世界最可信的信息来源。

美国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得到了其他利益。在第三世界占多数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的政策常常遭到否决，现在华盛顿有了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的合作减轻了美国在东亚的防务压力。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区的兵力部署到世界的其他地方。”

中国人对他们获得的利益也很满意，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后，加强了对抗苏联的力量。然而，他们还有一些失望。中国人原本希望从美国容易得到先进技术和对发展工程的优惠贷款。但是，他们等了很久，迟迟不见允许中国进口美国先进的计算机和其他设备的许可证。不过，到目前为止，两国之间最严重的问题是台湾的防务，这个危险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最近的一次争端出现在1月，里根政府宣布将继续向台湾出售F－5E超音速战斗机。中国认为美国应该规定一个最后期限，逾期则不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或者至少应该表示它正在减少对台武器出售，因为《上海公报》把台湾定为“中国的一部分”。

自从美国做出向台湾出售战斗机的决定以后，中国在对美国发表的评论中表现得很恼火，甚至称美国为“霸权主义国家”，这是中国人长久以来对苏联充满仇视的称呼。邓小平对一位来访的美国商人说中美两国的关系“不好”，新华社也间接提到两国的友谊可能发生“倒退”。在“美国的10年”结束之时，中国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或举行任何庆祝仪式。

但是，里根总统给赵紫阳总理送去消息，表达了他希望“为两国长期的友谊创建更加牢固的框架”后，赵紫阳也诚恳地答复说中国实际上很愿意打破台湾问题的僵局。显而易见，为了两国重要的利益，他们必须这样做。尼克松回忆起他一生中表现最杰出的时刻，早些时候在纽约的《时代》周刊上撰文说：“中美关系的关键之处在于双方都必须认识到保持这种新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哪一方都不会允许任何事务，包括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来威胁到这种关系。”

整治腐败

《一个汽车大亨的垮台》，在《人民日报》上中国读者一般看不到这种新闻标题，但是上星期（1982年3月），《人民日报》用了一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条新闻。这篇文章详细叙述了河南省的两个官员是如何通过诈骗、贿赂非法得到1300辆汽车、摩托车和拖拉机，以及电视机、收录机、手表、照相机和缝纫机，并且在黑市上卖了110多万美元。

这起汽车贩卖案件涉及15个省的78名党员，是中国新闻界披露的最轰动的大案之一。当然还不是唯一最具轰动性的案件。最近，中国领导人采取强硬措施，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重新焕发出光彩。他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打击腐败、滥用职权和层出不穷的高级干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至今还没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把执政党内部重大的不法行为揭露出来，中国领导人似乎在认真对待两个月前他们提出的1982年的主要任务：大力精简国家臃肿、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努力铲除腐败的根源。

3月上旬，北京对官僚机构进行改革的一部分宏伟规划出现了眉目。赵紫阳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上说中央政府的部和其他高级别局的数量将从98个精简到52个，几乎砍掉了一半，机关的工作人员将减少1/3。北京现在的部长和副部长有将近1000人，根据计划要精简掉2/3。级别较低的机关一直是革命老干部退居二线的休息场地，它们的数量要削减一半。

行政机构的改革要求成千上万的干部离休，这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需要时间的。打击高层干部滥用职权、挪用公款和其他腐败行为是另一项事宜。几乎每天，中国的报纸上都刊登出文章，揭露一起起高层领导的犯罪事实，宣布某某领导因犯罪而被捕。

比如，倒卖的那两名官员与当地的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结交为朋友，银行贷给他们1万美元，名义上是给省工商局购买物资，实际上他们用这笔钱贿赂了一家汽车制造厂的领导。在该领导的关照下，他们拿到了汽车，并转手以高价非法出售。事情被揭发，两个罪犯受到法律的惩罚时，他们已经逍遥法外至少一年，原因在于许多参与其中的领导干部千方百计地为他们遮掩。据《人民日报》报道，这两人胆大妄为到了极点，竟然在他们办公室的门上贴了一幅字，上书：钱是开路的马，礼是攻破堡垒的千军万马。

其他的案件也暴露出类似的关系网和行贿受贿的事实。在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诈骗案中，一个叫陈蒙效（音）的诈骗高手用一吉普车的花生、椰枣、蜂蜜和鸡开道，骗过了至少50个政府部门。他和别人签订假合同，答应提供子虚乌有的材料，甚至要建设工厂，然后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陈的犯罪行为是被他存钱的银行职员发现的。但他们的报告没有引起上级的注意，包括公安部门。正如一份官方报道痛心疾首地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一些干部对此漠不关心。公章是严肃的，但干部本身不是廉洁的。

另一起案件涉及一个反走私机构的71名成员。反走私机构的职责是沿海岸巡逻，抓获非法违禁交易。但他们却把没收来的走私商品私自贩卖，获利40万美元。报纸还刊登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件。27岁的毛小平（音）因强奸一个5岁女童，在1974年被判入狱。他利用重要的关系网，包括北京公安部门的一些干部，不仅提前释放，还入了党，在一家外贸公司找了份职务重要的工作。更加令许多读者感到惊奇的是北京一家广播公司的经理给私人团体提供色情电影。他的一个供货来源竟然有几家官方电影厂，它们打着“参考片”的名义从外国购买色情电影。

报纸上的报道证实了中国人普遍相信的事实，那就是腐败已经蔓延到党政机关的高层领导中。因此，当前打击犯罪的运动同行政机构改革一样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这些老百姓每月的平均工资是30到40美元。但是，这场打击非法牟利的运动只有触及一些受到怀疑却没有点名的高级干部头上，许多中国人才会相信中央的决心。

处理人口爆炸

中国人口多是件好事。就算中国的人口增加好几倍，仍然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毛泽东，1949

正如中国人现在所承认的那样，毛泽东犯过许多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他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实行人口控制。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时，中国的人口大约为5.5亿。现在虽然缺少精确的统计，人口统计学家估计总人口为10亿左右。因此，过去30年间60％的经济增长被新生的人口消耗殆尽，没有用于提高中国贫困地区的生活水平上。

毛泽东的接班人为了纠正他的错误，制定了一项宏伟目标，计划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目前的困难在于人民的反对意见很强烈，即使比较乐观的中国官员也公开表示这项目标不可能实现。现在，中国政府做出反应，出台了一些新规定，并警告任何违反规定的人将受到纪律处分和行政处罚。

北京的政策以一套奖惩制度为基础，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许多地方，保证做到这一点的夫妇会领到《独生子女证》，凭此每月领取5元的儿童健康补助，孩子上幼儿园报名时可享受优先待遇，上学可减免部分学费。与此相比，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父母的工资在5到14年间一般要降低10％。

中国的许多地方坚决执行人口政策，比如农村的生产队，下达每年可以增加多少人口的指标限制。在中国计划生育同工农业规划一样得到重视。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总理，中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女性陈慕华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就要求人口的生产同物质资料的生产一样需要计划。

乔治·布什在杭州

没有弄错，正是恰到好处的挑战。就在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抵达风景如画的湖边城市杭州之前几天，《人民日报》严厉警告，“严重威胁中美关系的危机依然存在”。尤其特别的是，共产党报纸抨击美国为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是一颗“定时炸弹”。曾在1974—1975年间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官员的布什，是目前里根政府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最高级别的成员，他并不需要这种提醒。的确，就在他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为期两天的会谈之前，副总统以重新确认“我们创建正式关系的基本原则”来尽力拔掉潜在的台湾这颗炸弹的引信。布什说，基本原则包括美国原则上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17天5个亚太国家的行程即将结束之时，布什努力的目标是重新肯定中国对华盛顿的重要性，同时收回里根政府对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明确决定。北京日渐增加地将一开始由《上海公报》明确的美国对于中国对台湾主权的确认，看作是彻头彻尾的口是心非。里根政府用同意与北京就武器销售问题进入谈判——它是如此没有成效——和否决了对台销售F—16战斗机作为回应。但华盛顿上个月（1982年4月）同时同意对台销售价值6000万美元的零部件，这项动议带来了北京的正式抗议，并重新警告继续对台进行武器销售可能会导致中美关系的降级。北京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增长的不耐烦成为美国政府最敏感和最困难的外交政策问题之一。

北京的领导人向布什个人表示了友谊的问候，但他的外交服务却遭到了冷遇。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在人民大会堂两个小时的会谈都被台湾问题所占据。副手描述这次会见是“坦诚与直率的”，这是对于公开讨论分歧的外交行话。党的副主席邓小平用马上声称他希望布什的访问“能驱散中美关系之上的阴影和乌云”来进一步强调台湾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副总统对于清除这种氛围做出了坚定努力，但中国官员们并没有从他们决不妥协的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后退。在本周解除了11名副部长以希望理顺不实用的机构的赵紫阳总理说：“我们都认为现在中美关系中存在严重的障碍。”结束了他的访问，布什宣布将会继续双边会谈。这显示出，双方都没有准备让步，但双方也都不希望承担将他们的分歧带入最高潮的后果。

开放中的广州

当中国奉行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与接触的门户开放政策时，“这就是它，中国的未来。”在这些日子里，这种观点在广东和它的省会广州十分盛行。广东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相互影响的中心，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它已成为集希望与问题于一体的省份。

北京办事处负责人里乍得·伯恩斯坦报道：

广州机场的标记勾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从入口处到航空集散站，依然悬挂着红色大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万岁。但是，当旅客们步入曾经阴暗、寒酸的东方宾馆后，一切都面貌一新。宾馆里熙熙攘攘。咖啡店和饭店已经取代了单调的食堂。入夜，迪斯科音乐从国际俱乐部的舞厅传出。在那里，从女服务员合身的蓝色衬衫和裙子到咖啡杯与碟子都是从香港进口的。

东方宾馆是来访者到新广州后的第一站。广州是中国传统的对外开放门户，现在由于得风气之先而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北京决定与世界其他地方寻求更为广泛的商业接触，同中国的其他城市相比，广州在这方面走在前面。

广州还没有转变成一个速成的香港。在东方宾馆之外，城镇还像一位破衣烂衫的贵妇，粉妆剥落，灰头土脸，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破烂单调。但是，这儿的氛围已然改观。自1980年起，广东得到北京授权与外部世界打起了交道，省的行政部门已经同外国商人签订了13000份合同，从冰激凌和罐装水果到宾馆建筑与石油开采平台，一应俱全。同时，价值高达26亿美元的投资从西方和日本引进，据估计有90%是从有开拓精神的香港企业家那里流入的。

数年之前，亚洲的担心之一是中国会要回英国的皇家殖民地香港；现在看起来与此相反的事情出现了。在与香港一界之隔的深圳经济特区，来访者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从经济上讲，中国的某一块145平方英里的土地已经“出租”给资本主义的香港了。这不仅表现在深圳到处流行牛仔裤，还表现在港元被广泛接受以及深圳可以从英国殖民地接收广播与电视节目。在投资中，大约15亿美元是由香港商人允诺的。多数新项目位于风景秀丽的大鹏湾，它是一座有高耸的办公楼与公寓楼的“新城”，是一个有处理19000吨船运能力的港口，还有两个高尔夫球场，再加上大约700家装配线工厂。除了与香港相隔的17英里长的边界线，深圳还有6个边境检查站。有些事情颇有意味，特别是眼下在中国投资的香港商人中，有许多是过去从共产主义制度下逃离出来的人。在摧毁了自己的商业阶级之后，北京已经对海外中国企业家敞开了大门。

在广州，外国的影响随处可见。沿珠江大坝，许多年轻人在闲逛，拥抱亲吻，而在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即使是比他们差得多的亲昵行为也是要被禁止的；在许多场合，他们的衣着好像完全是从时髦的香港搬来的。一位经常光顾的西方游客说，两年以前看衣着就很容易将本地人与海外华人区分开，现在一般情况下是认不出来的。

这种外国影响的某些方面着实使党的领导人感到紧张。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抵制从外面来的“精神鸦片”的宣传运动不断展开。当地报纸报道说，像走私、行贿、诈骗、挪用公款，甚至涉及色情这样的资产阶级的犯罪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比如说，上个月（1982年4月）在深圳特区的国家进出口公司的领导被控非法进口价值500万美元的彩电、磁带和盒式录音机。几周来，省当局已经公布了针对色情书刊的新的规定，禁止进口音乐磁带，开始了他们要求居民拆掉能接收香港电视节目的超高频天线的第三次运动，这些节目主要是美国进口片和多愁善感的广东方言肥皂剧。

正在清除“坏影响”努力，已经在香港和广东引起担心，唯恐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也会进行限制。中国官员说：不会。享有很高声望的《南方日报》的64岁的主编坚持认为：“事实上，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没有变化。”结果，与资产阶级影响所做的斗争可能会失败。比如说，架设超高频天线。尽管官方要求拆除这些广东到处都是的超高频天线，但有时当地居民在早晨拆掉天线，以免在白天被监察人员看到。然而到了晚上，正好是香港电视播出的黄金时间，绑着天线的竹竿子竖起来重又使用。

布什来访的变化

在1982年5月对北京的一次正式访问中，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在欢迎他的宴会上举起了他的茅台酒杯，提议为中美之间的友好合作而干杯。他对苏联“无耻的扩张主义”深感遗憾，这是经常得到中国领导人赞许的批评。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莫斯科对“霸权”的追求。这次，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祝酒词并未博得中国领导人的反苏回应。当他们回敬时，根本没有谈到苏联而是谈到解决台湾军售问题的需要，但总体上驱散了中美两国关系的乌云。

自那以后，在与美国或其他国家到访者的讨论中，同样不再提中国对苏联的关注这个问题。带了一封信到中国来传递里根总统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和布什得到了同样的接待。索马里副总统侯赛因·库尔米尔·阿弗拉汗，他的国家在与以苏联为后台的埃塞俄比亚的战斗中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在北京得到的不是对反苏联的赞许，而是领教了一番有关美苏武器竞赛的危险性的说法。当中国总理赵紫阳6月初访问东京时，情况大致相同。在公开场合，赵紫阳至少没有沿用北京关于苏联威胁的原有路线。相反，他抓住机会谴责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武库”，赵主张“两者都对世界和平构成巨大威胁”。

因此，北京一再重复的有关苏联“作为超级大国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的谴责，已经被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批评所替代了。中国发言人最近谴责说，国际上从中东到福克兰群岛的剧变都是以“超级大国的争夺”为背景的。更有甚者，像“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和“美国是只纸老虎”等自10年前尼克松访华时就被埋葬的一些老的反美口号，已再次悄然潜入政治词汇中。

这种变化使中国问题观察家感到迷惑不解。毫无疑问，由于东面从乌苏里江到黑龙江，西面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在新疆一线，苏联沿中国边界保持巨大的军事存在，而且，莫斯科通过其代理国越南，在印度支那推行冒险主义，中国仍然认为苏联是其主要威胁。相比之下，美国对中国几乎不构成威胁：与卡特政府的6亿美元相比，今年华盛顿对台军售额只有6000万美元，绝大部分是零部件。于是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什么北京将两个超级大国相提并论？

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意识到，在世界看来，他们与美国的关系过于密切。他们用在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论坛上批评美国和反对美国这种方式，以凸显自己更为独立自主的地位。在联合国，中国阻止了得到美国支持的秘书长科尔特·瓦尔德内尔的连选连任。同时，作为超级大国玩弄的三角游戏中力量最弱的一方，北京似乎在寻求增加其杠杆作用的战略。

另外，北京政府明显对里根政府的真实意图不太清楚。在北京看来，卡特政府之后美国对外政策在声调与方向上的剧烈变化证明了其不可预见性，至少从长远来看是这样的。中国同时怀疑，里根总统尽管很少提到，但他可能不再认为中国共产党比苏联共产党更为重要。

与此相悖的是，里根狂热的反苏立场可能对北京有所帮助。因为美国总统已经抢先说出了那个问题，中国感觉到可以减弱他们自己的反苏声音，并继续移向其他问题。在北京，似乎出现了对20世纪50年代的怀旧之情，那是不结盟国家的万隆会议的时代。在万隆会议上，晚到的周恩来总理机智地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力量与友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抨击两个超级大国的方法，北京希望恢复它在第三世界中的一些特权。一位在中国首都的西方外交官评述说：“第三世界是北京的天然选区。”

苏联已经注意到北京在遣词用语上的变化，并尽其所能来利用它。3个月前在塔什干的一次讲话中，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呼吁中苏两国进行会谈以促进双边关系。5月《真理报》上一篇明显留有政治局痕迹的文章强调，苏联与美国不同，从来没有支持过两个中国的政策。低级别外交接触已经展开。上周，莫斯科16年以来第一次宣布，苏联运动员将在本周参加北京的田径比赛。

中国人对此心知肚明，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但是，远离美国并不一定意味着更接近苏联。因为第一，各种问题——主要是使北京和莫斯科分裂的边界问题——离解决还相距甚远。另一点，中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北京意识到莫斯科无法提供中国所需的如此雄心勃勃的技术与经济援助。而美国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尽管中国采取迂回战术，重提纸老虎的老调，但透过表面，中国的对美政策本质上未变。

展望2001年

在1982年9月初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召开第10届代表大会时，常见的毛泽东画像不见了。以前写着“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标语也消失了，没有乐队演奏《东方红》。相反，这次自1977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召开的代表大会，正如67岁的主席胡耀邦告诉1700名代表：“党已经完全打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

邓小平在向代表们问候时，称早前几天的会议是党“自1945年七大以来最重要的会议”，那次会议确定了毛不可置疑的领导地位。邓允诺继续坚持中国已经在过去4年里一直致力于的开放政策。他说：“我们应该向外国学习，吸收他们的经验。”邓也同时列举了中国的传统警告：“必须坚决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绝不允许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国家蔓延。”

自从毛去世后，邓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邓要求代表大会修改党的章程。邓将加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权力。对于老一代领导人，包括邓小平自己和副主席叶剑英元帅，邓希望党能够产生出一个新的由老政治家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以指导胡和这一代新领导人。假如邓成功了，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层便可顺利移交过渡。

在对代表们4个小时的报告中，胡宣布中国在20世纪剩余时间内的首要任务是经济现代化。他充满信心地提出，到20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1.4万亿美元。（美国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9万亿美元）尽管中国的经济制度仍将保持社会主义，胡提倡更多地依靠外国技术和市场机制。一个叫作“责任制”的资本主义概念已经允许农民们用作额外的工作来挣更多的钱，允许农民保留或出售分配额以外的产品。通过引用对这个方案的广泛支持，他呼吁继续坚持这个政策。

修改党章

经过一致表决，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2次代表大会的1700名代表1982年9月通过了一部新章程。它废除了党主席这个职务，毛一直到1976年去世时位居这个位置长达31年。强调集体领导的概念，党的首脑除了总书记之外，没有更为耀眼的头衔。由邓小平谨慎地起草，新章程规定，用一种明显有别于毛的方式：“不允许任何领导人独断地决定任何事情或者将自身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新的党章为中国年轻一代的权力过渡奠定了基础。为了加速这一进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一个新的172名成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一些上了年纪的领导人退休的地方。同时，在一场旨在清除党内腐败与无能，以及不同政见分子的运动中，所有390万党员必须一一甄别，以重新确定他们的党员身份。

为了确立对党内整顿的支持，呼吁推动年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到党的岗位上来。85岁的叶剑英元帅引用了一句唐诗：“雏凤清于老凤声”，提醒代表大会要大胆选拔年轻干部。

在胡的报告中，去掉了平常对苏联是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谴责。相反，胡将苏联和美国相提并论，称美苏都是“实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与美国的关系仍然笼罩在台湾问题的说法之下，胡说，他抨击苏联在中国边界地区集结重兵和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援助。他说苏联已经向北京提出一些试探性建议，提出一个中苏紧张关系缓和的前景。

这些天，为了与更为实用的党的理论相符合，新党章删去了意识形态中心原则：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反，新文件宣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

香港人的焦虑

香港对与中国在一起的未来感到了焦虑不安。在一位香港商人精致的山顶家中，晚宴已经准备好了。香港在远处山底下灯光闪烁，它的嘈杂之音也淹没在仲夏柔和的夜色之中。鲨鱼翅汤之后是风味对虾和蒸椰菜，在水晶杯的碰击声和筷子的磕碰声中，谈话不可避免地转向首要话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下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香港公民使用的将会是什么护照？流通的货币是什么？一个人怎么做生意？各种意见在桌子上你来我往，但清晰的思路很快就变得混乱：假如中国真的接管香港，最终的结果是，每个在桌上的人都已经做出了随时移民海外的计划。当问及一位中国妇女，她是否有永久居留美国所必备的“绿卡”时，她答道：“我有一个绿卡，而我的正在美国读书的孩子们也会在几年之内符合拿绿卡的条件。”

在九龙一家女性服装生产厂，36岁的王锡虹（音）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他正在剪裁准备起程运往美国市场的外衣。他已经在服装制造业工作了20年并攒起了足够的钱来为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买一套小房子。但他的年轻同事们的欲望绝不是仅仅停留在衣橱上的辛苦劳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提出，假如中国有朝一日收回香港他们将去投奔美国的亲戚。相反，王认为除了接受所有即将到来的一切之外，他别无选择。尽管如此，他还是对变化的前景烦恼不已。“在香港，金钱的压力很大，”他说：“但我对这种社会感到满意，这里你可以挣到钱，你能攒到钱。”

在俯瞰香港的破烂不堪的泰河迁居者定居地，75岁的陈程和他的妻子在绿色金属皮和油毡纸搭成的小棚屋前呼吸新鲜空气，他们自从35年前逃到这里后就一直住在这里。陈是一位靠每月领取35美元社会保险退休金的退休仓库工人，他列在等待公房的名单上有好多年了。他对仅仅100码远的私人高层住宅的富有邻居们并无不满，在那里他们的房租每月超过1000美元，他们的孩子们在封闭的南部草场地里玩耍。他说：“在大陆，生活就不一样了。在那里，你必须在田地里劳动。而在这里完全是自己的生活。”

无论是高楼大厦中的极富，还是大量的穷人，对于英国皇家殖民地香港的550万居民来说，最引人瞩目的话题就是1997年7月1日。届时，根据英帝国历经周折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手中强行取得的99年租约的条款，373平方英里的新界将按期交还中国。

没有人预料到英国或中国会让这样一幕打开，但香港的居民却忍不住焦急起来。传统上，皇家殖民地只收集从境外那里来的海上漂流物。自1945年起，细流变成了洪水。受香港炫丽的灯光的吸引，超过200万人逃离大陆。由于个人欲望的驱动或受到政治迫害，他们翻越篱墙、贿赂官员，将自己塞入出海的捕鱼小船游过鲨鱼出没的水域。有些人成为或变成为难以置信的富有企业家；绝大多数是没有技巧的农民或工人。但是归结到一点，这些人帮助建设了一个骚动的、混乱的、追逐金钱的，但首先是自由的城市。

对统一的前景预测已经使正常情况下平稳运行的香港经济引来一场颤动，10月的气氛也以小时计——恒生股票指数下滑了234点，使持股价值下降，平均损失了21%。港元也跌至6.40港元对1美元的最低纪录。尽管并不是所有的责备都能算在令人恼怒的1997问题上，神经过敏的投资者对于关注未来又有了新根据。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刚刚在香港待过3天，她宣告了支撑起殖民地动摇的信心。访问是在14天的东方奥德赛将近结束时进行的，这次她访问了日本和中国，在那里有关皇家殖民地的讨论一直是日程的主要议题。还有，撒切尔夫人用一个联合声明武装了自己，声明由中国签署，保证北京和伦敦将推动旨在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的谈判。在英国，她向在殖民地的商界领袖保证，意识到“它对于香港人民的道德义务”，撒切尔说，“我想我们的分歧能够弥合，我们也能够达成一项对中国与香港人民还有英国都满意的协议。”

焦虑的香港人，也许是不太现实，渴望对城市未来地位的某种特别迹象。在没有成功之后，他们想要得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体系得以保留的某种保证。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年已经对台湾提出和平统一的两个条件。但很快就明白，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与艰难的、解决如此复杂与涉及情感的谈判，它是没有成功保证的。

撒切尔刚刚离开殖民地，北京就开始向她的关于英国对香港负有义务的宣称发起挑战，称19世纪的条约是“英帝国主义劫掠中国领土的铁证”。官方的新华社提到了北京对香港享有主权的神圣使命。

香港的经济一直受惠于几乎持续不断的移民工人流。他们在5万家工厂中平均每周工作49个小时——这些工厂有的很小，其他的则是工人劳动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资低的血汗工厂，但这构成了殖民地工业的支柱。这些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在过去8年中上涨了40%，达到每月300美元。但这些工人们在混乱不堪的房地产市场上受到的待遇过差。有57万名占公地者生活在木板或金属板所搭成的棚屋里，这些棚屋成片地建在豪华公寓的旁边，位于不稳定的陡坡之上。有100万户家庭人口达到8人甚至更多。

香港社会广角镜的另一端是极度富裕的一群。有些美国银行家估计至少1500位香港居民每人财产总数达到1亿美元；除了其中少数人外，他们都是华人。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像香港一样如此方便地将财富隐藏或转移到国外，黄金与证券的买卖也很活跃。由于个人收入税封顶为15%，公司合作税封顶为16.5%，香港成为世界许多大公司和银行的最佳亚洲总部所在地。香港商业总院的吉米·麦克格来格说：“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地盘。”

甚至在15年的倒计时开始以前，香港的金碧辉煌就开始蒙上一层沉重的色彩。曾一度作为香港繁荣景象的最明显的表现，香港的狂热的房地产在去年达到巅峰状态，然后开始下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工业用地价格下跌了40%至80%。对于1997的惊慌不安使事情变得更糟。许多商人在看到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谈判最终发展到什么样子之前，宁愿租用工厂用地也不愿意去买。有些公寓用房过去每年可以收入100多万美元，但现在价格已经一下子下降了20%至30%，从令人不可思议的暴富降至仅仅是富裕而已。香港房地产开发商联合会的副会长方亨利说：“有无确定的未来已经成为买主心中又一个担心。如果没有这种担心，买主们就会进行下一步，去买他们需要的房子。现在他们在买之前，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就影响的最小面而言，房地产的下滑会给香港政府带来麻烦，政府的预算已经超出了增长，在过去10年里提高了10倍。香港政府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它们当中的大部分用于扩大道路和公房建设上。根据法律，在香港的所有土地都属于皇家，来自房地产买卖的收入足以占到估计总额达60亿美元的行政税收的1/3。假如市场持续萧条下去，有一些使这块土地成为投资者的天堂的自由主义法律就不得不取消，否则殖民地将面临政府在许多工程上开支的大幅度削减。

在一个本已没什么值得庆贺的礼拜，财政大臣约翰·布来姆瑞兹宣布今年殖民地的经济比预想的表现要差得多。据计算，相对于1981年高达11%的增长，实际经济增长只有4%。出产于香港的货物出口下降了2%。投资只提高了3%，而去年高达13%。一位对此表示关注的商人说：“如今香港遇到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麻烦。”

香港殖民地可能是英国的一颗东方明珠，是不断收缩的帝国王冠上一颗最重的钻石，但对于它的“宗主国”来说，它的经济重要性在不断下降。香港是英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它出口到英国的货物比它所从英国买入的要超出1亿美元。许多老的英国商行，或者说贸易公司的大部分股东是中国人。当英国不断转向欧洲的时候，它与香港的联系也就放松了。香港纺织品制造商抱怨说，在反对与欧洲共同体的贸易保护主义运动中，伦敦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

香港居民同时也对1981年英国国籍法非常不满，实际上这部法律将他们降到二等公民的地位。那些以前持有英国香港护照的人不再自动享有居住在联合王国的权利。香港学生也像任何外国人一样，就读英国的大学要交付全额学费。

同时，英国在香港统治的最为公开的信号消失了。香港总督，现在是爱德华·尤德爵士，由英国女王任命，高级行政官员必须由伦敦批准，但这个城市的日常事务已经逐渐脱离英国。部分原因是，英国沉闷的表现是出于遵从北京的敏感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还绘在邮票和硬币上，但香港的纸钞只印有发行银行的正面画。当1976年女王访问这块领地时，她的讲话精心起草，甚至避免提到殖民地的字样。

过去北京表现出同样的克制。由英国人和廓尔喀族人军营组成的一小支防卫部队和几百人的当地志愿者守卫着殖民地的边境，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对大陆有什么恐惧之感。在1949年和朝鲜战争期间，即使共产党的军队在香港22英里长的边界上集结时，他们也没有跨越边界。1967年“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当广东红卫兵和他们的年轻香港的仿效者要求殖民地“归还到祖国的统治”时，北京最终出动阻止了抗议。

北京对英国在法律上的有关殖民地的忏悔并没有什么同情之心，但直到最近它似乎对留下来的这一点有些满意。正如一位陪同撒切尔夫人在上海旅行的中方官员所说：“是社会主义政策允许香港像它目前一样存在下去。我们不要求谈判，而英国要求。”的确，在阻止1997年最终期限来临的麻烦的努力中，英国副外交大臣哈姆弗雷·阿特金斯去年1月份前去北京，提出就有关香港前程问题进行谈判。即使没有接受英国提出的有关开始谈判的最基本前提，中国领导层同意解决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的时间最终来到了。

在获得中国开始谈判的同意之后，撒切尔政府发现自己在地球的另一侧被牵扯进一场殖民地的论辩之中。尽管皇家殖民地的情况和南大西洋岛屿上1800名牧羊农民没有任何可比性，但法兰克福战争却让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香港上来。结果，“主权”在英国人的耳朵里成了一个不同的圈，在更大范围内让一个仅仅是英国宣称主权的外交程序变得很复杂，使它看起来像是围着19世纪的3个条约在转一样。这样的关于条约的谈判使英国处于易受到对老式的帝国主义控诉的位置。香港《标准》杂志的编辑警告说：“英国的立场，严格以已经过去的世纪的发黄的文件为基础，显得很顽固，甚至是一个时代错误。”

几个月过去了，北京开始逐步显现出它自己关于主权的主张。中国希望它对整个殖民地的宣言，不要被认为是对它所接收的资本主义属地任何经济利益的威胁。一系列从北京走漏的消息，无论是精心安排的还是偶然泄露的，都极力暗示这个主权概念主要包括某种对香港的政治控制方法。一个在香港的文字新闻社广泛报道的计划是，给予北京任命一位完全具有殖民权力的香港总督的权利。这个主意促成紧张的警告，这种计划是行不通的。

许多商人担心北京会压制英国谋取一种权力分配安排。一个由中国权威消息传播的计划呼吁在15到30年的过渡期内权力的逐步转移。英国的法律可能会被相对完整地保留，殖民行政当局用签订合同的方式保留，或者总督的位置可以在英国和中国任命者之间轮流。其他的方法模模煳煳到提到了可以用一个中英委员会来统治。一家银行的总经理阿尔伯特·阔克说：“退一步说，权力分配也将会是非常复杂的。我确信英国在离开香港时宁愿与中国分享权利。”香港最早的贸易公司之一的怡和洋行的老板戴维·纽必京说（未经确认）：“不论你是谈经济还是政治，必须绝对明确责任、权威和义务在什么地方。”

对于很多皇家殖民地的居民来说，唯一可行的打破目前僵局的解决办法是，在主权确认和它的实际运作之间再造一个具有保留面子特性的主权。比如，英国可以与中国签订一个友好条约，正式确认北京对香港的宣言。伦敦可以抛出几个象征性的让步，如允许中国国旗在政府官邸与英国国旗并列悬挂，或者用当地民兵替换下英国武装部队。也可以允许每年向北京“上贡”，可以用房地产税收的一定百分比。但这样英国可以维持统治。实际上，中国可以被赋予主权的外衣，以显示民族之骄傲，但它并不支配权力。这样的计策，用一位英国外交人员的解释来说：“是用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虚幻来替代香港是英国一部分的虚幻。”

虽然暂时的民族与意识形态利益令人信服地促使北京推翻香港的资本主义住房卡，中国确实有其长期的目标，一波突然的外交主动行动令许多中国观察家怀疑，中国想要在台湾问题上干什么，台湾一直小心地注视着香港的事态。一位在北京的外国分析家说：“假如中国在香港做砸了，那么台湾人民就永远不会相信大陆对他们做出的任何承诺了。”

据估计，找出主权问题的最佳结合点需要花费中国和英国3年的时间。大部分香港领导人认为如此长的时间会产生进一步的不稳定和严重的经济下滑。但是同时，用过去将殖民地带出低潮的同样办法，也许在将来也会这么做，少数殖民地居民已经准备好在15年倒计时中找到新的生财之道。撒切尔夫人刚一离开这个城市，富有创造性的沿街小贩就开始叫卖铅印的带有希望字样的T恤衫。但是对于4个美元1件的衬衫，它是买时间的便宜办法。

三个大国的博弈

自从周恩来第一次举起烈性茅台酒的高脚杯，欢迎理乍得·尼克松在1972年对北京的历史性访问时候起，中美两国之间的官员们就一直在为伟大的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干杯。当然，事实上从一开始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没什么友谊可言，而有的只是对苏联的共同敌意。过去10年，中国因素在世界权力平衡中一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砝码。中国人民解放军牵制了苏联49个师，如果不是这样，这49个师中的若干师可能会部署在苏联的西部边界，直接威胁欧洲和海湾地区。对于未来的前景，由于担心中国有一天会放弃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而与苏联重修于好，西方显得心中无底，疑虑重重。

那个梦魇虽然离真正到来距离还很遥远，但西方对可能的中苏亲善的焦虑在与日俱增。中国官员带给美国同事的已经不再是文质彬彬而是互相指责。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再说敌视苏联的话了。

3月份，16年以来中国体操选手首次应邀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比赛。9月份，苏联两位田径高手参加了北京的年度国际马拉松比赛。对于中国人来说，体育由于其他手段的引导可以是政治性的，就如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由于为尼克松访华铺平的道路所创建的乒乓外交时美国人所发现的一样。

10月中国人用热情款待亲苏的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乔治斯·马沙斯的办法，向莫斯科做出了缓和意识形态争论的姿态。两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宣布，他们将继续发展他们之间的关系。在1965年当中国人指责法国共产党盲目效忠莫斯科时，这种关系破裂了。

但是最重要的巧合发生在北京的其他地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与他的苏联对等人物利奥尼德·日依切夫进行会谈，讨论如何改善两个共产主义世界巨人之间的关系问题。1979年下半年起，作为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中国就已经延缓了那些谈判。在日依切夫到达北京前3周，中美关系正经历10年来不断增长的痛苦的最为紧张的时刻。困难的导火索是因为原有的关于台湾地位的争论骤然紧张。中共夺取政权30多年以后，海岛上的国民党政府仍然叫自己为中华民国。另外一方面，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下的一个省。尼克松和周恩来于1972年批准的《上海公报》从根本上说，是对于一个有分歧的问题达成一致，并且静悄悄地这样做了。美国没有对中国所宣称对这个海岛拥有主权进行争论，而是保留了继续与台北发展关系的权利。

1979年初，卡特内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了完全的外交关系，并且筹划将在台北的使馆变为“机构”的外交虚幻，由从技术上讲离开或退休的外交机构专业外交人员充当职员。对中方而言，中国领导人用“与祖国的和平统一”的保证更换了“解放”台湾的誓言。美国国会由于唯恐这种经过周密考虑的歧义安排会促使牺牲老朋友台湾，故而推动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它清楚地说明美国国会继续为防守目的对台湾提供援助。

里根上台之后认真严肃地考虑了与台湾恢复官方外交关系，这将会导致美国在北京使馆的降级，也可能会导致使馆被逐。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曾经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先遣人员，这时就极力劝阻里根不要开历史的倒车。

但是内阁在是否对台湾出售一些F—5G喷气式战斗机的问题上意见达不成统一，这种战斗机比构成台湾空军主力战斗机的F—5ES的性能要优越得多。对亲国民党的国会山上的院外活动集团来说，预期的军售成为内阁是否遵从《与台湾关系法》的意愿的一次真正考验。对于北京领导人来说，它是令人气恼的产生对美国在《上海公报》中的承诺的怀疑的原因。对于莫斯科来说，它是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锲入一个楔子的绝妙机会。

勃列日涅夫主席在一系列讲话中提出与中国恢复谈判。苏联的提议帮助刺激了里根内阁执行一项中国政策，当它最终揭去面纱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它接续了里根的三位前任的政策。8月份，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了一个新的联合公报，绰号叫上海二号。北京确认了台湾与中国的“和平统一”，同时华盛顿第一次宣布它对台军售不超过目前水平，并随时间“逐步减少”那些军售。很难想象尼克松或卡特政府会对温和的北京走得如此之远。

因为里根在两件具有讽刺性的事件上得到确证，他压抑住自己的亲台同情心并平安度过了来自右翼的愤怒。第一件事，假如他与具有战略价值的北京决裂，那将是他的美国国内对手，特别是民主党指责他“丢掉中国”的最为快活的日子。第二件事，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将是对不入侵台湾的最好保证。离开了有限制性的美国影响，共产党会更愿意一劳永逸地解决台湾问题。即使最好的美国战斗机中队也不足以挡住跨越海峡的全面出击。

但是北京似乎既不愿意给里根一个长时间的信用，也不愿意与里根合作让台湾问题成为一个放在后面的火炉去燃烧的问题。反而中国人选择继续给台湾问题升温。里根为自己批准“上海二号”公报反驳右翼的批评说，美国减少对台军售是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途问题联系起来的。《人民日报》攻击总统“完全违背”了公报精神。中国人希望这种联系是心照不宣的。在他们的眼里，里根的罪过在于将其公开提了出来。

但是即使双边关系中没有这些原因的刺激，北京领导人也仍然可能尝试同美国拉开距离。他们担心，一旦他们被视为由美国主导的针对苏联的联盟中的小伙伴，他们就会冒在世界主要力量间无法发挥杠杆、平衡作用的风险，美国也好，苏联也好，还有第三世界。相反，提醒华盛顿中国不可小视，给莫斯科一些希望更多胡萝卜的刺激，中国领导人可以对美苏施加影响。

于是，就有了让日依切夫重回谈判桌的决定。于是，就有了赵紫阳总理最近“共同与超级大国们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的呼吁，对超级大国故意用了复数，以将美国和苏联相提并论，并说他们是对“热爱和平和主张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威胁。

但同时中国也在冒疏远美国的风险，可能美国的最高层对中美关系毫无热情。赵的攻击招致华盛顿严词反应，抗议这种“不友好的”言论和“过於单纯化的口号式的东西”。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正在第二次设想完成暂定今年下半年对中国的访问，但里根对他自己明年去中国之行的主张反应冷淡。

感受到这种危险，中国人已利用最近的一些访问，如9月份尼克松，10月上旬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访问，向华盛顿回馈谨慎的、积极的信号。中国高层领导人反复告诉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必要关注日依切夫重访北京一事。邓说，在苏联没有满足3个条件之前，中苏关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原则上的改善”。这3个条件是：苏联必须撤出阿富汗，它与中国有边界相接；莫斯科必须停止对越南军事入侵柬埔寨的支持，印度支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软腹，北京认为单是河内政权自己就足以构成对其威胁，更不用说与苏联联合起来了；最后，苏联必须从蒙古撤军并减少在中国北部边界的军事力量。然而在北京谈判的一开始，日依切夫就拒绝讨论北京的要求。今年10月，在会谈休会之前，万里副总理说苏联“对我们提出的对话条件充耳不闻”。

尼克松从北京返回的时候，充满了对北京领导人的乐观情绪，认为他们不是倾向莫斯科，只是做些战术调整，这最终也许还会导致加强它与苏联扩张主义进行斗争的能力。基辛格也很振奋。甚至他还在北京时，就向舒尔茨发了一封信，呼吁他自己到北京访问。

温斯顿·洛德曾经帮助基辛格最初打开中国的大门，后来作为纽约市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继续推进中美关系。他说，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可能“没有真正的和睦亲善”。中国重开谈判桌，也不是“拙劣地玩苏联牌以使我们紧张”。他还说：“中国人只是谨慎地给自己重新定位并保护自己，同时试探美国是不是能控制住自己的行动。”

至少苏联对中国做出某些和解的姿态是可能的，如从边境后撤一些部队。虽然那离北京对于与莫斯科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还相距甚远，但它可能会促使美国国内对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忧虑。那同样也会使台湾的院外集团得到鼓舞，削弱内阁对增加对台军售的抵制力，从而可能会破坏中美关系。

快速易人

关于职位易人的消息已经传了几个月，但真正换人的时候还是让人大吃一惊。在一场高层力量重组中，中国政府11月宣布外交部长黄华和国防部长耿飙已经被撤换。黄的离职看起来更为突然。他刚刚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从苏联回来。在莫斯科，他还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进行了会谈，并传递了对发展北京与莫斯科之间关系的支持的热情言论。

尽管黄华的离任可能由于发生在与苏联之间的会谈时间过短而使莫斯科感到局促不安，绝大多数分析家认为这两件事之间可能并没有什么联系。69岁的黄华任外交部长将近4年，一段时间以来身体状态一直不好。报道说他一年之前就申请退休。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和解表态通常应由北京的决策者事先向苏联澄清。黄的继任者是吴学谦，60岁，是中国最年轻的高级官员之一。吴是上海人，他所说的英语是小时候在教会办的学校学的。虽然他只是今年早些时候才到外交部，但据说他精于国际事务，尤为关注第三世界。

新的国防部长是72岁的张爱萍，他是曾经领导国防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的一位将军。作为邓在军队建设方面最为信任的人之一，张极为热心地主张军队的现代化。

06 1983-1984年 中国的精神污染

中苏关系的缓慢解冻是中国走出孤立主义的结果。北京与莫斯科互相暗递秋波，希望能够借此对彼此的政策施加影响。中国的这一举措也可以看作是其希望更多地参与世界贸易，发展落后经济的自然延伸。一位美国分析家说：“真正使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一切不早点发生。”

……

现在一切似乎都在变化，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在3月1日在北京展览中心开幕的“夏秋服装销售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这次展览的名字却是具有隐蔽性的。这不仅是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规模最大、组织最好的一次时装展。在展览会上几乎看不到一件中山装，取而代之的是大约200种供男女老少穿着的新款式。

……

不需要任何护照来证明这个游客的身份。他是一只8英尺高的金丝雀，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天真无邪而又长着羽毛的外国佬。他不是别人，正是大鸟，《芝麻街》里的明星。NBC制作了一个名为《大鸟在中国》的90分钟长的节目，并在5月29日播放。节目中大鸟游历了中国的各处风景名胜。这个节目耗130万美元，是由儿童电视工厂（《芝麻街》的创造者）和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CCTV）共同制作，这实际上就是一部美丽的风光旅游片。

中苏关系回暖

这不是一封求爱信，但是经过20多年的敌对仇视，在苏联建国60周年之际，中国给苏联领导人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中国政府在信中表达了两国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的希望，并且建议“通过协商、具体的行动、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为实现这个目标共同努力”。虽然这封信里没有做出什么许诺，它还是确定了早先的迹象，说明中国正在认真考虑改善和苏联的关系。华盛顿的一位高级分析家说：“中苏关系的缓和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3个月前，经过将近3年的冻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同意两国之间恢复协商谈判，中苏缓和从而迈出了第一步。一直希望与北京改善关系的苏联政府马上做出响应。1982年11月，在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上，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特意前去热诚欢迎中国外长黄华的到来。经过90分钟的会谈，双方宣布对中苏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据塔斯社报道：“苏联领导人正努力把苏中关系推上友好邻邦的轨道。”虽然黄华从莫斯科回国后，外交部长一职由前副部长吴学谦担任，但是人事的变更并没有影响中国的政策。

中国一向坚持中苏关系只有满足了以下3个条件才有改善的余地：苏联撤走部分驻扎在蒙古和中苏边境的49个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并且不再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最近，中国政府暗示他们的要求可以降低。一个可能性是，苏联人也许同意在边境象征性地撤走部分军队。中国外交部表示满足了这一个条件，两国就可以展开正式的贸易洽谈，由此回避了阿富汗和柬埔寨这两个棘手的问题。

中苏关系的缓慢解冻是中国走出孤立主义的结果。北京与莫斯科互相暗递秋波，希望能够借此对彼此的政策施加影响。中国的这一举措也可以看作是其希望更多地参与世界贸易，发展落后经济的自然延伸。一位美国分析家说：“真正使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一切不早点发生。”

与苏联亲善可以使中国得到重要的切实利益。中国逐步老化的工业几乎全是在中苏为盟友的20世纪50年代，按照苏联提供的技术和设备建设的。现在，中国可以依靠苏联提供所需的备件和机器，使现有的工厂现代化，或者建设迫切需要的新工厂。中国在中苏边境上驻扎了100多万军队，边境局势的缓和有助于减少军费开支。华盛顿的一位外交官说：“中国主要希望对苏联保持一点外交优势，此外，还需要经济援助，他们并没有期待发生奇迹。”

用一个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对中苏亲善持“冷静的态度”。华盛顿的专家相信中苏两国持久的利益冲突，尤其在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上的分歧，将限制两国友谊有任何新发展。美国一个分析家说：“我们实在看不出中苏在任何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而我们也的确不想看到这一点成为现实。”即使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亲密一些，它们之间仍然存在许多摩擦。“美国不必惊慌失措，或者小心翼翼地讨好。”一个美国外交官说。“局势不会发生重大变化。那些为此担心的人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缓慢的进程，而且不一定危害到美国的利益。”

今年1月的一件事表明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时依然十分谨慎。北京给莫斯科发去热情洋溢的贺信仅仅几天之后，中国政府就严词要求苏联的“入侵部队”从阿富汗撤军。中国领导人还把同苏联之间的实质性谈判推迟到国务卿乔治·舒尔茨2月初访问北京之后举行，这一举动显然是再次让美国放心。

江青被减刑

当法庭宣布她犯了“极其严重恶劣”的罪行，强行把她拖出法庭时，她肆无忌惮地高喊：“打倒修正主义！”今年69岁的江青，被法庭宣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些年来，人们传说江青在狱中以做玩具娃娃打发时间，做完后在上面绣上她的名字，把娃娃毁坏。去年8月，总书记胡耀邦对记者说“她顽固不化，继续在政治和思想上与人民为敌”。但是1983年2月江青的缓刑到期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却判处她无期徒刑。65岁的张春桥也被判处死缓。法院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犯罪分子没有明显地抗拒改造。

对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心慈手软呢？一位中国官员说：“政治上的考虑当然是最重要的，要维持国家现有的团结和稳定。此外，她也不再具有兴风作浪的能力了。”

对法院的判决，北京政府还发布了一项没有公开，但语气坚决的补充：那些该受到惩罚的一定要给予惩罚。

观看服装展览

红色的贝雷帽很别致地斜戴在一名妇女的头上，与之相搭配的红色上衣非常合体，简直都让人有点烦恼。至少按照通常的评论和销售尺度来衡量，这一组合是这个季节最热门的服装。这不是在巴黎、米兰或纽约。在北京，30多年来流行的服装一直是口袋很多的中山装，这种服装设计时是不分男女的，有时候要区分穿着这种衣服的人是男是女都很困难。斜戴着帽子？梳辫子？女性魅力？来华参观的外国人被告知，这些对于一个正在进行革命的10亿人的民族来说显得太轻佻了。

现在一切似乎都在变化，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在3月1日在北京展览中心开幕的“夏秋服装销售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这次展览的名字却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不仅是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规模最大、组织最好的一次时装展，同时还表明政府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弯，这一转变显然很得民心。在展览会上几乎看不到一件中山装，取而代之的是大约200种供男女老少穿着的新款式。对于穿惯了中山装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款式的颜色是前所未有的。对那些厌倦了中国旧式服装的旁观者来说，他们在乎的不是这些制成品，而是它们丰富的种类。

北京市居民显然同意这一观点，大批居民奔向展览中心。展览中心的大厅只能容纳1300人，每天都有5万名迟到者被拒之门外。黄牛党将5分钱的门票卖到了2.4元，从中小赚了一笔。

在巨大的展览中心里面，参观者看不到西方式的模特在T形台上走步。事实上，只有大厅的一个环形台上有几个僵硬的、摆在商店橱窗里的服装模特。主要吸引人的还是北京地区的服装生产厂家展览他们生产的服装的63个摊位。每天的销售额平均为73000元。许多前来参加展览会的人花掉了半个月的工资。23岁的武芸（音）是北大的一名学生，她说她和25岁的男友郸铁江（音）在去参加展览那天每人花了22元。武芸说，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找到所有他们想要的衣服。“所有最好的款式立刻就卖完了。”

参加展览的厂商也这样认为。事实上，这次展览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供求规律的前所未有的关注。就像其他地方的优秀零售商一样，中国的服装经销商正在想办法缓解局势。张祝显（音）是北京市一家服装企业的干部，这次展览会上获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的红色贝雷帽和红色上衣就是由这家企业生产的。他说：“第一天，人们蜂拥而至，前来购买衣服。工厂不得不加班加点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富有深意的是，到目前为止，这次展览会上的主要评论者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允许举办这次展览是有很严肃的原因的。原因之一是想通过让日渐富裕的中国城市居民购买这样的服装来鼓舞民心。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刺激购买来发展纺织业和农业。显然，北京的这次展览在这些方面做得还是不够的。外贸部部长陈慕华从女性角度提出了严肃批评。“颜色一定要再亮一些，再华丽一些。”她说。她还补充了一点每个女人都应当知道的东西：这次展览会没有将衣服和鞋子、手提包搭配起来，内衣也展出得太少。

为“臭老九”恢复名誉

1983年4月，大约1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政府官员和工人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会上，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却向他们传达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信息。除了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敬意之外，胡耀邦90分钟长的讲话更多关注的是北京政府迫切需要注意的主题：恢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称“脑力工作者”，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的地位。

胡耀邦说，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恢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塑造国家未来中的重要作用所需的时间“像金子一样宝贵”。他警告说，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领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领导就好比摇椅政策，没有方向，也不会有结果”。

胡的讲话并不仅仅是官方言论的突然逆转。事实上，他更反映了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支持者在1978年执政以来中国现代化计划中最矛盾的方面之一。对领导层来说，问题是如何发展并激励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天才，而又不会使长久以来就被灌输不信任那些用脑而不是用手工作的人的人民福斯产生抵触情绪。可以预料，最初的行动一定会遭到反对，甘肃工人王士奇（音）就为此恼怒不已，在给《工人日报》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道：“政府和很多企业最近都发出命令和一个接一个的通知规定，报纸上也出现长长的文章支持知识分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就在不久前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10年中饱经苦难。那个时候，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教师、医生和学者被10多岁的红卫兵逼死。其他数以百万计的脑力工作者被迫去干打扫厕所、在农村运肥这类工作。最终，这个国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曾经一度被发配到农村。从那时起就出现的这种状况的结果之一就是经济收入上的极大不平等。中国10亿人口中据估计有2.5%的人完成了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从而被称为知识分子。他们中包括帮助设计制造中国氢弹和地球卫星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他们的贡献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和国家给予的荣誉。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只有每月35美元，这至少要比城市工人的工资低10%。

经济和物质上的条件知识分子尚可忍受，但是来自中国各阶层对他们广泛的歧视却更让他们难过。北京大学一个毕业生说：“有些领导并不真正喜欢知识分子。一些普通人也讨厌我们。”一个中学教师说：“在一家工厂里要是你戴着眼镜，又有文凭，那么人们就会讨厌、嫉妒你。”

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文化大革命”狂热的压力下被迫关门，这让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基础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恢复它也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政治局成员聂荣臻在去年晚些时候承认：“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半导体、计算机和激光技术虽然落后于美国，但是和日本在同一水平上。20年后，我们和美国的差距更大了，日本也跑到了我们的前面。”聂称，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就不会有现代化，中国经济也不会到2000年的时候翻四番。

恢复知识分子地位这个过程所取得的进展仍是令人痛苦地缓慢。《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说，北京第7化工厂48岁的副厂长朱玉凤（音）因为入党请求不断被拒绝而自杀。这份报纸把她的死归罪于来自“左倾思想”的压力。另一个事例是山西农业协会的科学家郑新文（音）。因为他曾经是右派，他的入党申请就遭到拒绝。

到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小心翼翼地表现出谦卑。邓小平的改革派也决心提高他们糟糕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但是，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仍旧对现状没有耐心，渴望有更快的改变。甚至《人民日报》也承认在党的干部中还经常出现“对知识分子的各种歧视”。

给越南“第二次教训”

中国政府对越南当局发出严厉的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武装挑衅，否则中国将保留反击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83年4月底做出的这个警告发言并不是一场全面大战的威胁，但也绝不是无聊的宣传。在中越边境的炮战不断升级时，中国表明它已做好准备反击越南在这两个国家间800英里边境线上的挑衅。更为重要的是，在河内加紧进攻反抗其占领的柬埔寨抵抗力量时，边境上发生的事件可能是中国试图震慑越南努力的一部分。柬埔寨前统治者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着反越抵抗运动，他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宣称的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怎么看，这次发生的冲突使得边境局势达到1981年以来最为严重最为紧张的阶段。按照北京的报道，中国武装人员在云南省与越方发生至少4起冲突。同时，新华社称越军炮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地区，破坏了当地的小学、银行、农业局和一所医院。按照中方的话来说，他们直到那时候才开始回击边境地区的越军阵地。

在北京的外交官普遍认为北京并没有准备“给越南第二次教训”，自从1979年2月到3月间历时4个星期的中越南战争争以来，北京一直像这样威胁着。但是，一场严重的宣传战至少已经开始进行了。几个星期以来，中国的报纸媒体一直在谴责越南对位于泰国和柬埔寨边界的柬埔寨难民营发动的攻击。中国人在4月份早些时候尤其感到警觉，因为那时越南人炮击了位于柬埔寨的高棉难民营，并把战火烧到了泰国。中国宣称仅仅在3月份越南就要对总数达70起的针对中国的事件负责，这其中包括越军3次越境，向中国村庄开火，并企图攻击当地中国军事人员的阵地。《人民日报》称：“这样肆无忌惮的挑衅已经到达不可容忍的地步。中国边防战士完全正义、而且是必须对此做出反击。”

在苏联的援助下，河内不仅占领了印度支那，现在还试图在柬埔寨消灭中国在该地区最后的影响力。这让中国十分恼火。为了反制苏联的势力，中国支持西哈努克领导的反抗联盟，以反对越南在1979年扶持的韩桑林傀儡政权。中国副总理万里在4月的一个会议中直接向西哈努克表示支持。

西哈努克否认中国和民柬联合阵线现在进行的斗争之间有任何战术联系。“我们是朋友，而不是盟友。”他说，“我们没有联合的指挥系统。”那么他是否想让中国给越南“第二次教训”？“这完全由中国决定，”他说，“中国正等着越南做出反应。要是越南不仅炮击，还动用步兵来侵犯中国，我想中国就会给越南第二次教训。”

美国的“东方快车”

曾经是“二战”中美国兵和周末度假狂最爱的美国吉普，现在正向中国驶去。美国汽车公司总裁保罗·提伯特和北京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吴中亮（音）签署协定，在中国共同生产吉普车。

美国汽车公司在中国的生意是最近为了提升销售额（1982年的销售额增长为29亿美元）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之一，期望以使该公司能够从财政赤字中摆脱出来。但这可不是件轻易做得到的事情。5月初，美国汽车公司宣布在第一季度亏损6600万美元。在过去的3年中，它已经总共损失了4.91亿美元。

这家公司将向中国提供800万美元的现金和另外价值8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在这个价值5100万美元的合资企业中占有31.4%的股份。美国汽车公司表示它将会把营运获得的利润重新投入，最终使它占有49%的股份。

在这个计划的最初阶段，美国汽车公司将为中国标准的吉普车BJ—212重新换装。BJ—212这款吉普车有部分是苏联设计的，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美国汽车公司将会为它装上一台低油耗的四汽缸发动机，并进行其他的改进。第一辆改进过的吉普车将会在1984年从北京的装配线上开出来。从1987年开始，这种吉普将会被美国汽车公司广受欢迎的CJ—7型吉普车所代替。

对美国汽车公司来说，5月签署的协定为它的亚太市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因为这家美国公司获得了中国产吉普车的所有出口权。提伯特说：“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长期的机会。”在该地区，四轮驱动车辆的销售现在达到了每年10万辆，而且还正在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

美国汽车公司自从1979年以来就一直在进行改进，那时候法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雷诺公司开始购买这家公司。这家法国公司现在拥有美国汽车公司46.4%的股份，而公司总裁约瑟·德得尔瓦尔地也是从雷诺公司来的。美国汽车公司就像大人国中的小人一样，与法国公司联合也许是它得以生存下去唯一的希望了。通用公司的销售额达到600亿美元，规模几乎是美国汽车公司的21倍，它的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在去年8月达到了1.2%的最低点。

在过去的4年中，美国汽车公司的发展一直都受到法国的影响。除了四轮驱动的老鹰型车辆，这家公司已经把它过去生产的所有客车都退出生产线。取而代之的是一条从法国进口的新的汽车生产线，生产的汽车包括紧凑型Le型汽车和运动型富果牌汽车。而它的拳头产品是有着一个恰当名字的“联合牌”，在威斯康星州的可诺莎生产。

联合型汽车在去年9月开始生产，它的基本价格为5595美元，紧跟在福特的护航型、尼桑的警卫型和雪佛兰的谢韦特之后，是第4大紧凑型汽车。这对它来说可是件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其他的4家公司都有大得多的销售网。消费者说他们喜欢联合型的低价格和低油耗（在市区中每公升37公里，高速公路上每公升52公里）。

联合型占了美国汽车公司第一季度销售额的91%，而这家公司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也翻了个倍，达到2.6%。美国汽车公司原本只希望在今年售出10万辆联合型，但是现在它预计能够卖出15万辆，而且还要在秋天推出名为“昂可”的后开门型。

美国汽车公司重新创建生产线需要大量的现金。公司计划从1984年至1987年投资12亿美元。为了筹措这笔钱，美国汽车公司4月在公开股票市场又发售了5880万美元的股票。它还积极为它的通用生产厂寻求买家，这家厂为美国邮政服务系统提供吉普车，为陆军生产卡车和其他车辆。在过去的3年中，这加工厂是该公司唯一一直赢利的下属企业，预计它的卖价将达到2亿美元。

对美国汽车公司的员工来说，这些新生意都将是好消息。过去的18个月里，美国汽车公司裁员15%，达到现在22000名员工的水平。这些留下来的员工在工资和利润上的让步也有9000亿美元。但是现在，公司又重新雇用了800名离职员工来帮助生产联合型。“我们离追求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可诺莎工厂的负责人邓尼斯·蒙通那说，“但是我们已经上路了。”

这种情绪也一直感染到了总裁提伯特。他说：“美国汽车公司的火车最终开出了车站。”和中国签署了那份协定之后，美国汽车公司的火车可能就会叫作“东方快车”了。

美国“大鸟”游历中国

他并没有穿着百慕大短裤，戴着太阳眼镜，可是他却是美国旅游者的典型形象。他向当地人抛媚眼，仿佛他们才是外国人。他不懂当地语言，却抱怨没人听得懂“美国话”。他的旁白总是像这样的话：“我真想知道是谁埋在了明陵里面？”

不需要任何护照来证明这个游客的身份。他是一只8英尺高的金丝雀，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天真无邪而又长着羽毛的外国佬。他不是别人，正是大鸟，《芝麻街》里的明星。NBC制作了一个名为《大鸟在中国》的90分钟长的节目，并在5月29日播放。节目中大鸟游历了中国的各处风景名胜。这个节目耗130万美元，是由儿童电视工厂（《芝麻街》的制造者）和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CCTV）共同制作，这实际上就是一部美丽的风光旅游片。

虽然这个明星扬扬自得的样子和它没完没了的唠叨让人讨厌，但是《大鸟在中国》比起大多数电视台播放的儿童节目要好得多。在这个节目中，不仅有当代中国数以百万计的自行车洪流的景象，还介绍了中国神话般的帝国王朝。它一幕又一幕地向观众展示了仿佛是宋代山水画中烟雾缭绕的群山和宏伟的瀑布那般的精美风景。

这个节目是资深作家和制片人琼·斯通的点子。他现年52岁，是《芝麻街》的先驱，并凭这个节目和《圣诞节的芝麻街》这样的特别节目获得过8次艾美奖。斯通的点子是创造出一个探求的主题。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大鸟（和在《芝麻街》里一样，都是由卡洛尔·斯宾尼扮演）在曼哈顿的唐人街中熘冰时，对一幅描写中国传奇性的凤凰的画卷赞叹不已。于是他心痒难耐，决心像亨利·基辛格一样去中国，去告诉凤凰说“美国的鸟觉得中国的鸟真的很漂亮”。寻找凤凰就成问题了。大鸟和它的跟班搭档巴克利狗必须要找到所有画卷中的中国风景，每一个风景都为寻找隐居凤凰的下落提供一条线索。在找到所有的线索之后，大鸟发现他闪闪发光的中国精神伙伴栖息在一棵巨大的树上。

每一个充满激情的朝圣者都需要一个向导，而大鸟的向导就是一个6岁的漂亮小姑娘，吴莲子。她就像是中国的秀兰·邓波尔，不过不像那个明星那般甜得令人发腻。她在这个节目中也同样光彩夺目。斯通是从100盘中国送过来的录像带里挑中了这个女孩子。但问题是莲子根本连一个英文字母也不会说。在录制之前，斯通寄给她一盘录音带，上面录下了她要说的64句台词。在她父亲的帮助下，她背下了所有的语音，可却一句话的意思也不懂。

在节目中，就在大鸟几乎放弃寻找懂美国话的人的时候，莲子出现了。莲子羞涩地告诉他：“我说英语。”“再靠近一些。”大鸟答道。于是就这样，她带着大鸟和巴克利狗到了长城（“嗨，墙在哪儿？”大鸟喊道。“现在你就站在它上面。”莲子笑着说。）然后这3个人又到达北京的天坛、石林和素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的映月潭，还到了桂林附近的漓江。

在中国乡村几乎3个星期的拍摄过程中，大鸟的出现并没有带给当地儿童以笑声，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看过《芝麻街》。有一些孩子还被这个庞然大物吓着了，大鸟突出的眼睛让其他孩子四处奔逃。一个小女孩甚至放声大哭。中央电视台的制作人员希望这个节目在六一儿童节播放时不会也产生同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国家对宠物的喜爱有着悠久的历史，孩子们也可能会把“大鸟”接受为他们的宠物。也许用不了多久，大鸟就会吹嘘说自己比他的东方对手北京烤鸭更受欢迎。

艰难的飞行

《纽约时报》的报道记录了中国民航局的故事。

按照北京的标准，5月下旬的记者招待会颇不寻常。它是由中国的国家航空公司——中国民航局的局长召集的，为的是祝贺本月早些时候被劫持到南朝鲜一家中国民航客机和乘客的安全归来。庆祝会很快就变成了一场诉苦会。“在过去的20年里，”一个西方新闻人员指责道，“中国民航一直被效率低下、服务恶劣、无能、事故和尚需解释的各种事故所困扰。难道局长先生就不觉得自己应该辞职吗？”

局长没有因此而辞职。但是在这个会议上又提出了常常被问及的问题：这家航空公司的记录——无论是地勤还是空中服务，飞行安全还是保安——有时候没能达到国际的标准。西方的旅游者可能并不习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以外做航空旅行，常常抱怨中国民航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航空公司之一。但也有其他人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们的服务是有一些太生硬了，”在日内瓦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一个官员这么说道，“但我不会说它比许多第三世界的航空公司更糟。”

就像苏联的航空公司一样，中国民航也是国家垄断，它提供各种各样广泛的服务，像空中播种、工业和军事运输以及航空研究。虽然它具体拥有的飞机数量没有公之于众，但是大家都知道它至少经营165架飞机，从最先进的远程波音747SP到古老的（最早在1947年造的）安—2双发螺旋桨飞机。中国民航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19个国家之间有定期航班：自从1981年开始，它还定期飞美国。它的国内航线也有12万英里。

这些航班中的大多数都安全完成。但是，就像其他的航空公司一样，中国民航也有它的灾难和险些发生灾难的情况。最近的一些事故包括：

1982年4月，中国民航的一架英国造三叉戟飞机载着11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坠毁在桂林附近的山脉中，所有人全部遇难。地面控制人员被指责在飞机没有翻过山的情况下就允许飞机下降。但是北京的航空当局承认机组驾驶人员是从空军中“借调”过来的，对桂林附近的地形不熟悉。

1982年7月，一架苏联造安—18涡轮发动机飞机在从西安飞往上海的途中被劫持。但是劫持后来变成了一场空中混战。一个挥舞着斧子的乘务人员和用雨伞和酒瓶武装起来的乘客很快就打倒了劫持者。虽然劫持者放置的爆炸物在机身上炸出了一个3英尺长5英尺宽的大洞，但是飞机还是颠簸着安全降落在上海。这是中国民航第一起为人所知的劫持事件。

中国的媒体对中国民航事故的报道都没有什么压力，除非其中牵扯到外国人，因此就可能还有其他的飞行事故没有曝光。在北京流传的消息，在过去的24年中，至少有两次劫机企图被挫败。但是，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已经越来越紧。两星期前北京悄悄地发出命令，把国内航空旅行的人员限制在至少县级官员或是军方上校级以上的人。而劫机的刑罚就是死刑。

中国民航因为其低安全标准而倍受指责。批评者指出飞机的驾驶舱总是挤满了机组人员，飞机轮胎的磨损也常常超过安全标准。去年在香港，对中国民航的一架飞机做例行检查时，在燃油过滤器中发现有金属磨损的碎屑痕迹。但是直到控制塔拒绝批准其起飞前，该架飞机一直拒绝更换发动机。而其他的一些问题就不是中国民航所能够控制的了，至少现在如此：机组人员常常拒绝在天气糟糕的时候飞行，考虑到中国只有3个机场装备有仪器帮助着陆系统，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

地面和空中的乘客服务也很难达到国际标准。中国民航没有中央购票或预订票系统，旅客有时候不得不准备为座位展开争夺，以防地面工作人员让太多的乘客登机。有些飞机没有安全带。而尤其让一些外国乘客感到恐惧的就是有时候在座位已经全满的时候，让乘客用折叠木椅坐在飞机走廊上。机舱乘务员很少对乘客讲安全注意事项，而乘客随身携带的行李常常被堆放在安全门前面或是放在座椅上方没有关上的行李箱中。

中国当局已经注意到这些批评：今年早些时候民航局长承认在很多方面中国民航“让乘客感到不便和不愉快”，他许诺会改善这些东西。

5月下旬，航空运输问题也进入了政治领域。美国驻北京大使阿瑟·赫摩尔收到中国外交部的一份正式要求，要泛美航空公司取消定于6月15日开始的东京到台湾的航班。《时代》获悉，北京特别援引了1980年签署的中美商业航空客运协定，要求泛美航空公司把它在台湾的经营保持在1980年的水平。可是在那时候，这家航空公司就没有到台湾的航班。

这个让驻北京的美国外交官目瞪口呆的要求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寒意。美国官方认为这个要求与1982年8月做出的宣言相抵触。那份宣言说美国要继续与台湾“保持文化、商业和其他的非官方关系”。中国这个行动显示出北京对美国在台湾的商业活动采取了一种新的强硬的态度。这会在将来的中美关系中引发深远的分歧。

猜想1997

1983年7月，即使是北京最资深的外国记者也很难想出有什么事件可以与之相比。在外交部3号会客厅和英国外交官们讨论了2天之后，中国谈判代表姚广一走出来，就被飞来报道会议的香港新闻记者们围住了。人群一拥而上，姚广几乎给撞倒在地上。

姚大为吃惊，退到了楼梯的安全地带。由于这次关于香港前途会谈的双方已经相约确保机密，在此，姚最终的评论必然很简短。“我只能这样说，”姚说道，“会谈是有益的、建设性的，我们将在7月25日继续谈判。”说着这些话，姚奋力挤过毫无秩序的新闻人群，来到了自己的汽车前。这与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习惯的那种记者们有条不紊的情况大不相同。

这次与香港新闻记者的相遇在某种意义上是有象征意义的。正如蜂拥的记者们挤到了姚，他们繁荣的英国皇家殖民地及其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让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感到不安。反过来，那种要求已经把香港变成了一座担忧的城市，为谈判中没有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担心。但是现在，至少有了一些希望的理由。正如姚的话所传达的，在沉寂了9个月之后，英国和中国又在会谈了。

在这些会谈中，利害攸关的是一个有着550万人口、其中主要以华人为主的城市的未来。在过去的40年中，香港已经成了世界上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大最重要的金融大都会，同时，香港也是一个制造业中心，其出口超过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和。倚仗上个世纪与软弱的清政府签订的3项条约，英国已经统治这块殖民地142年了。其中两项条约承认英国对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顶端享有永久主权。另一项则给了英国对新界外围的统治权，期限持续到1997年。在英国政府的敦促下，中国于去年同意就香港的未来开始正式谈话，同时，要求重新获得这块由于所谓的“不平等”条约所失去的土地。结果，1997年成了香港的试金石。想到一向以自由资本主义为标签的香港将要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奋力生存的前景，那些通常都富冒险精神的香港人就焦虑。

这种忧虑不仅影响到了香港经济的健康，使得感到担心的投资者们开始两面下注以避免损失，而且也逼迫伦敦和北京重新开始谈话。去年10月，谈判陷入僵局，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在谈判开始前就要求英国承认他们对香港的主权。谈判破裂之后，香港经济指数直线下落至历史低谷。但自从有消息说谈判将于上月英国选举之后重新开始，经济的恢复也是很显著的。比如，7月4号，香港恒生股票指数强跃52.25点，创9个月来的新高。几天后，停在1007点（对比：6月9号为863.10点）。一路暴跌的港元对美元的比价也从6月中旬的7.75升至现在的7.18。即使这样，控制香港经济的华人巨商中有许多人仍在为要不要投资于新事业而争论不休。

对于英国来说，香港的前途这一基本问题并无实际意义，尽管唐宁街的外交官们准备为这件事再进行至少两年多的谈判。英国不可能保持对这块殖民地的主权。谈判所涉及的区域——界街以外，当街的界碑现在还标着“城市边界，1993”——占整个殖民地面积的90%，并且其繁忙的国际机场和供水系统都包括在内。如果这些土地纳入了中国的控制，那么剩下的10%几乎不可能独自存在。因此，需要谈判的与其说是中国主权问题，不如说是在北京控制下的香港政府的形式问题。

在去年2月致中国总理的一封信中，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表示了相同的意思。据香港的华人消息，有第三方在负责安排信件的交换方面起了作用。信件并未让出主权——伦敦想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它确实以一种极能展现西方外交见地的辞令给了中国人“一个非常明朗的信号”。外交官解释说，该信件写道：“我们知道你们会得到主权。但在我们把这一切落实到白纸黑字以前，先让我们看看你们对于如何管理香港有何想法。”

至少一直到7月中旬的谈判为止，北京的计划还不明确。

红色资本家哈默在中国开采石油

签署这项协议的希望是4年前在休斯敦的一个烧烤野餐会上初露端倪的。当时，有人把正在美国做短暂访问的邓小平介绍给西方石油公司主席85岁的阿曼德·哈默。邓推开口译员，说道：“不用介绍了。我们认识哈默博士，您就是那个帮助过列宁的美国人。您为什么不来中国也帮助帮助我们呢？”哈默与苏联的生意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他说，很高兴能和中国人打交道。但是，他指出，他的年纪大了，出行只能乘坐他公司的喷气机“西方一号”（Oxy—1），一架白色的波音727。而私人飞机在中国实际上是受到禁止的。邓回答说：“这可以安排。你要来的时候，给我发个电报。”

两个月之后，哈默做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接着又去了几次之后，哈默的跋涉有了收益。在一轮激烈的竞标中，西部公司（1982年销售额为182亿美元）成了第一个从中国人手中取得石油认股权的美国公司。到明年初，基地位于洛杉矶的西方石油公司，与一群合伙的外国小公司，预计将在中国南海中两块面积均为415平方英里的海面上开始钻探作业。在北京饭店宴会厅欢庆成功时，在中国乐队演奏的 《稻草中的火鸡》的音乐声中，哈默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尚未开采的盆地之一。我们感到十分自豪。”

这次对黄海和南海58000平方英里海面的竞标，历时18个月，共吸引了33家公司，其中包括16家美国公司。5月，一个以英国石油公司为首的集团赢得了第一份合约。由西方公司牵头的集团预计要花费1.2亿美元用于勘探。如果能成功地发现达到商业数量标准的原油，那么生产合约将持续15年；中国将获得收益的将近51%。

就像中国自身一样，中国近海的石油蕴藏情况也是巨大而又有些神秘的。据估计，储量在300亿到1000亿桶之间，可能与英国北海油田相当。但是由于技术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中国无法维持其在现有油井上的开采，更无力独自开发这些巨大的原油资源。去年，中国与大西洋里奇菲尔得（Richfield）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合作开发协议，现在已经在越南海岸边3500平方英里的海面上开始了打井测试。

去年，哈默结束了两年半的谈判。该谈判涉及一项研究，而该研究则可能导致中西联合开发世界上最大的、位于北京西面山西省境内的一座露天煤矿。

到现在，对哈默来说，与共产党国家敲定买卖几乎成了本能。1921年，他首次前往苏联，为一次伤寒病流行提供救助。到了1925年，哈默取得了生产书写用具的苏联特许。一份资料显示，他的工厂每年生产7200万支铅笔和9500万支钢笔。

对于和一个苏联人的朋友做生意，中国人并未公开表示疑虑。他们也没有对哈默的资本主义方式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在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中，哈默与同行的23名成员住在钓鱼台（据报道：租金为每天5000美元）。至于哈默，他说，与中国人做生意，回报大于困难，但“像所有好的推销员一样，你必须熟悉地形”。

无奈的计划生育

在所有的威胁中，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过于庞大的人口。

在35年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从4亿5000万至逾10亿。过多的人把城市挤压得与农村一样。在城市里，人们经常谈论住房问题。因为没有私人住房供给，也就没有租用住房。单位根据家里的人数，决定分配多少英尺的生活空间。

北京的住房面积最大——每人平均45平方英尺，武汉平均40，上海少一些，每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30平方英尺（除了厨房和公用卫生间）。但高级官员像得到优惠的外国人一样，可分得数百平方英尺的住房。

政府和党一样承认，中国拥有太多的人口；数字是残酷的、无情的、逃避不掉的。没有人知道该对它做些什么。太晚了吗？

党和政府有一项计划生育的政策：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在大城市，这几乎是强制性的。假如一个家庭超过两个孩子，有些政府机关将父亲的工资扣掉10%到20%。有了第3个孩子，所有的孩子都不能上好学校。有第一个小孩子之后，爱国的父亲自愿去做输精管结扎术。

在农村，政府大力进行劝说、宣传，偶尔是强制性的。新的“责任”制，让每个农民在自己的自留地上耕种，这使男孩子们显得重要；他们长大后可指望他们去播种、耕作和收获；除了这些，还要照顾他们年迈的双亲。农民现在尤其不愿意只有一个孩子；假如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事实的确非常严重——女孩会离家出嫁。因此，中国出现了令中国人自己都深感惊骇的政府公开谴责的情况——杀害女婴。

政府希望教育能使人口增长缓慢下来，政府的机关单位遇见一个希望生第二胎的家庭，就“劝说”家庭中止怀孕。但有些人没有被劝服。在一些农村，政府要求每个育龄妇女每两个月做一次怀孕检查。有些妇女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直到不能做流产才回来。

除了人口控制，中国没有内部解决办法。而除了可能让世界市场的工业化努力付之东流之外，也没有外部解决办法。一个办法是：以低工资安置中国过剩的人口，出口中国制成品，从世界其他地方，首先是美国换回食品、木材、棉花、食用油、肉类来使人民生活维持在温饱线以上。

中国的人口问题因此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性问题。因此，人们不可回避地要去研究中国对世界的看法，研究它与美国之间变化不定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的新疆

丝绸之路是中国同欧洲进行贸易和人员流通的唯一信道。许多世纪以来，这一位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中心地带的地区，现在被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个省份仍然像以前一样那么丰富多彩。仅仅在上个月（1983年9月），政府向新疆人民保证说，新疆作为“一个在战略和经济上都很重要的宝库”，政府对它是很重视的。《时代》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戴维·埃克森刚刚游历了新疆，他一直到达了新疆最西面的城市喀什，此前的30多年，西方记者一直是不能到这个城市去的。以下是他的报道：

城市的主广场上，长着胡子、穿着民族长衫的商人使劲地招呼戴着精心装饰的无边便帽的农民。戴着面纱的妇女从当地的一座清真寺前走过去，寺庙里面，年轻和年老的男子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名年老的阿訇大声宣讲《可兰经》。每个星期天，驴车发出“得得”声从满是灰尘的路上驶过来，车上下来的农民就在城市的广场上为了马匹、毯子、匕首和珠宝讨价还价。这里好像是19世纪的撒马尔罕或是20世纪的阿富汗，不过这里却能隐隐看到矗立在人民公园上方巨大的毛泽东雕像。喀什（人口16万）距离北京2200英里，长期以来就是传说中的贸易地，现在它是一个自治县的行政中心。城里面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是穆斯林，从民族上讲，92％的人是维吾尔族。

在喀什，地理位置的偏僻和民族多样化达到了极致。但是在新疆全境，汉族是少数民族：新疆的1300万居民中有60％都是维吾尔族。除了它的人口来自四面八方之外，因为新疆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和苏联接壤，它的战略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市长指责说：“苏联在边境驻扎了军队。他们还向新疆进行广播宣传，并向这儿派遣间谍。”

新疆的商业中心是汉族人占多数居统治地位的乌鲁木齐（人口110万人），这是一个不太繁荣的城市，到处是突突冒着黑烟的工厂，泥巴砖砌起来的围墙，以及一排排只有一层的灰色房子。但是，这里也有经济发展的迹象。在天山纺织品厂，1200名工人，绝大多数是汉族女工，照看着机器织出优质的开士米羊毛衫，这些羊毛衫将被运到外地。1982年，也就是开工的第二年，该厂从出口中获利400万元。由于利润丰厚，厂里的员工每个月可以拿回家50元钱，比该省的工人平均工资多出大约20％。

然而，只有离开乌鲁木齐的工业区，真正的新疆才出现在眼前。新疆的人口只占中国的2％，但是面积却是中国的17％，因为这个省多数地区是没有人居住的，境内有面积多达125000平方英里的广袤的塔克拉布玛干沙漠，和高低不平的天山山脉高达2万英尺的顶峰。然而，这个看似不太发达的地区却蕴藏着非常丰富的资源。点缀其间的有很多绿洲，富饶的土地出产棉花和谷物。新疆茂盛的葡萄园去年为它挣到了28亿元，这比新疆所有的工业加起来的利润还要多。在沙丘下面，有巨大的尚未开采的油矿，而今年仅仅新疆的煤矿就将生产1180多万吨煤。

然而，这一地区的大部分看起来仍然没有变化。例如，沿着高原一带，新疆的牧区的牧民中大部分都在那里放牧，他们住在圆形的顶上搭着毯子的帐篷里面——愉快地过日子，对中国的政策变化并不关心。在东风公社，副主席哈萨克斯坦人卡赞很高兴地承认说，自从1977年以来，这里就没有固定的每周政治学习时间。“我们现在很幸福，”他解释说，“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工作时间。”

一定程度的进展

当温伯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面时，这位中国领导人解释说，他用左耳听得最清楚。美国的国防部长坐在他的左边好吗？邓小平问。温伯格同意了，并巧妙地补充说他用右耳听得最清楚。“啊哈，”邓小平笑着说，“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事实上，这是1979年以来中美双方第一次似乎真正决定听完对方的意见。尽管像往常一样，台湾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其他不那么敏感的问题现在被认为是双方发展更好关系的基础。10年前，尼克松总统极具象征意义的中国之行预告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1979年，在卡特总统任内，两国创建了正式外交关系。此后不久，也就是1980年1月，国防部长布朗访问中国，他给北京捎去话说，美国愿意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尽管不包括武器在内。中国很想购买，后来它向美国提交了一份秘密购买清单。

然而，自从里根当选总统之后，中国人和他开始彼此怀疑。1981年，当时的国务卿黑格访问中国，试图使中美关系升温。但是，在他回国以后，由于华盛顿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意见，他被迫收回自己许下的诺言。

一些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纠葛使得中美关系比以前更加冷淡，比如湖广铁路债券事件，这桩陈年旧事可以追溯到1911年，当时的满清政府发行了铁路债券。去年，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地区法庭对中国进行了缺席宣判，要求中国支付欠下的价值4100万的债券。4月，美国政府批准年轻的中国网球明星胡娜政治避难，中国人因此取消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协议。

尽管有这些紧张状况，双方似乎正在举行秘密会谈试探对方。今年2月份，国务卿舒尔茨在北京发现，中国尽管在公开场合对台湾问题寸步不让，私下他们却正在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美国的一项保证上。这项保证最早是黑格提出来的，美国许诺要将中国的贸易地位重新分类。5月份，商务部长巴尔德里奇告诉中国人，里根实际上已经将中国重新分类，将它列入了“美国没有与之结盟的友好国家”一类。

1983年春天，政府开始起草出口“双重用途”科技的指导原则——所谓的“双重用途”科技，也就是那些既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又可以民用的产品。最后，在温伯格9月底5天的行程期间，他向中国人通告了这些原则。中国仍然受着美国关于这些科技的“最终用途”的法律的制约（为了确保这些科技不会转让给像北朝鲜那样的其他国家）。但是，将中国重新分类以及起草新的指导原则的最终影响将是允许北京进口范围要广得多的产品，包括计算机在内。

温伯格的中国之行明显透露出一种热情气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出现大的跃进。就像赵紫阳总理告诉温伯格的那样，中国等着看美国的话“会不会被行动证明”。美国一定担心中国在与苏联的近战中，主要是将它当成一个小卒。但是，对于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刚刚宣布计划向台湾出售价值8亿美元军火的美国政府来说，中美关系可能比预期的要好。

与“精神污染”做斗争

几年前，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颁布“对外开放”政策以引进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时，他曾严肃地告诫人民“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千真万确。在北京，长腿美女正缓缓地走在平展的T形台上展示最新的皮尔·卡丹时装。不远的地方，衣着考究的游客来到法国著名餐厅马克西姆在北京开的新分店用餐。即使是在郊外的空地上，一身牛仔服打扮的年轻人在现在已随处可见的盒式录音机的伴奏下疯狂劲舞。私营企业也在享有某种形式的自由。在过去的数月里，政府当局一直在发动一场旨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战役，这是一个非常含煳的字眼，包括了从资本主义国家进来的各种东西，从色情刊物到存在主义思想。中宣部长邓力群认为，精神污染包括“淫秽、粗俗或反动材料，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低级趣味，以及对个人主义的放纵”，还包括“与国家社会制度背道而驰的”言论。

许多文化上的治理行为的最先的迹象通常是非常敏感的。同时，西方精神污染造成的损害也同样是隐晦的：北京的一位售货员从香港商人那里获得了2本色情手册，于是他精选并重新印制了7000多幅有利可图的图片；在福建省，一个生产公社用公共资金购买了12盘录像带和16盘黄色录像带，然后向每一位观看者收取5美元（相当于一个城市工人4天的工资）。

但是，西方的影响很明显不仅仅限于下流影片和时装。11月，事态变得严重了。《人民日报》的主编胡绩伟辞职，该报的三位副主编之一王若水被撤职。他们明显的责任是：在8个月以前允许发表一篇宣扬“异化”概念的文章，这个词曾被卡尔·马克思用来指腐朽的资本主义。

有意味的是，今年年初，实验派的非正统戏剧还是被允许频繁演出。戏剧家高行健的《公共汽车站》表现的是8人等待一辆永远没有抵达的公共汽车的故事。这个戏剧中明显地缺少了传统中国戏剧的所有要素：情节、寓意和说教。与此同时，人们还争相前往观看由阿瑟米·勒在北京享有盛名的首都剧院自编自导的《推销员之死》。观众们对戏剧中主角资本主义商人威廉·洛曼表现出满怀的同情，许多人在离开剧院时都热泪盈眶。

11月初，《人民日报》谴责了“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异化”的“消极思想”，并指出“有些人走得太远，想把社会主义制度带向异化”。

尽管发动了这次运动，拥有4000万党员的共产党已经非常注意避免让人们回想起刚刚结疤的那些历史伤痕。官方的一篇社论称：“我们禁止使用以前那种运动或是斗争方式。我们必须采用文明的方法去纠正不文明的行为。”与此同时，政府对“资产阶级”颓废发起的这场新运动鬼使神差般地正好与官方为期一个月的清除左倾分子和其他文革残余的运动同时发生，甚至是重叠。

这场反击精神污染的运动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或是要持续多长时间，没有人能预测。

竹子短缺的危机

它的名字叫作佳佳，是对小动物的昵称。当它在自己的领地里大嚼大咽一根竹枝时，饲养员看着它心里既喜欢又担心。这只重123磅，年满3岁的雌性熊猫最近才刚从野外带回来，但是它似乎对笼养的生活很适应。饲养员甚至希望它能很快产下小熊猫。但他同时坚持认为，大熊猫佳佳仅仅是“客人”而已，如果所有的条件都改善了，它将和伙伴们被放归自然。

佳佳暂时的家不是在动物园，而是在中国四川省丛林覆盖的卧龙保护区的繁殖站。这个保护区是中国和西方科学家，主要是美国人，联合创建的非同寻常的中心。他们的目的是：确保佳佳和其他类似的上千只野外大熊猫的生存。

对大熊猫最直接的威胁并不是人类，而是大自然。熊猫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在那里它们的生存几乎完全依靠竹子。“竹子是熊猫99%的食物来源。”乔治·沙勒介绍说，他是纽约生物科学协会动物研究和保护中心的主任。自1980年12月以来，沙勒一直在熊猫的原始居住地进行研究工作。不幸的是，由于一种奇怪的植物突变现象，箭竹——大熊猫的主要食物——正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开花期。这一现象发生后，每45年至50年一次，整个山坡的竹子都会突然开花，散开种子直至枯萎。竹子需要数年才能重新生长（大约3英寸高）直到为熊猫提供食物。在此期间，熊猫必须寻找其他食物代替。

卧龙保护区是中国12处最大的熊猫保护区之一和“中国——世界联合野生动物基金熊猫研究项目”的所在地。植物学家秦子生（音）在对该地区进行考察后发现，95%的竹子已经开花。现在，原本每天消耗25到30盎司竹子的大熊猫们只能吃普通的草，尽管它们肯定对此不满。秦还说，对熊猫粪便的分析表明，它们营养不良。

当冬天到来，大雪覆盖整个山坡时，熊猫面临的就不仅仅是肚子疼了。现在已经发现两只熊猫死亡。在1975－1976年间，处于不同生长周期的伞竹发生了类似的“开花——死亡”灾难，那次导致了四川和甘肃交界处一个熊猫种群里138只熊猫的死亡。

为了避免在箭竹地区发生类似的灾难——因为这里居住着相当规模的野生大熊猫，受到世界野生动物基金支持的中国科学家正在采取紧急措施。其中一个策略就是在山坡上放置烤熟的猪排和羊肉以希望熊猫改变正常的素食习性。沙勒解释说：“如果能轻易地获取肉食的话，它们也会吃的。”科学家们同时也用肉引诱熊猫到低洼地带，因为那里生长着其他种类的竹子。

但是长久来说，熊猫最好的希望是居住在卧龙研究保护中心，预计将在11月末建成。该中心是由布朗克斯动物园主任威廉·康韦和中国同事共同设计的，它坐落在地形平展的山边，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熊猫研究中心，其中包括了实验室、图书馆和维持熊猫的种群数量的喂养栏。沙勒说：“中国人将有望拯救大熊猫，因为他们决心做到！但是这需要长时间的努力，而且你绝对不能放松。”

07 1985年 稍微减缓改革的步伐

欧洲经济共同体最近的一份报告认为，北京对外国人来说很快要成为世界上花费最大的首都。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这份报告说，这里的外国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很少高过第三世界的水平，但是付款却同纽约和巴黎一样。官员们对这种价格政策并不表示遗憾。他们的论点是：“你们是外国人，你们出得起钱。”

……

即使主要负责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也开始号召要加以限制。他在1985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警告说：“我们所采取的开放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始终是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为了支持恢复纪律和提高急需的收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显然是要纠正改革过头造成的影响。

……

改革还要推进

每年刚开始总是有新的决议，但是，1985年1月中国的政府工作人员经受了一场尤其鼓舞人心的变革。按照惯例，包括午休时间在内，中午吃午饭要2个小时。但是，那天他们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尽管事先已经通知了缩短午休的消息，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那些已经习惯于骑自行车回家吃午饭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工作单位附近吃午饭。因为很少单位有餐厅，他们只好挤进十分拥挤、服务奇慢的餐馆就餐。广州的一些教师甚至要求他们的校长恢复2个小时的午休，以便让学生有时间回家吃饭。

对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1985年的第一个星期就这样开始了。6年前，邓小平出台了一些十分大胆、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措施，这些在共产主义国家尚属首创，目的是将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6年后，改革之风依旧强劲。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提出的改革政策颇受这个渴望繁荣的民族的欢迎。他的政策旨在将计划集中经济转变成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

“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邓小平在一次讲话时说。元旦这天中国的媒体刊发了他的讲话。“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

邓小平实际上是在中央顾问委员会1984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讲这番话的，但是此前讲话全文并没有刊发。中国的媒体将这篇讲话放在头版，显然是为了给改革注入更大的动力。“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邓小平在为他提出的与西方创建联系的政策进行热烈地辩护时说。“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说，只有通过吸收外资和进行外贸，中国才能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

现在，邓小平的改革又在其他几个战线上向前推进了。邓小平在过去两年内的主要讲话在全国发行。这本72页的小册子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强调了提高生产率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关键。邓小平说，每名工人都应当“千方百计使国家繁荣昌盛起来”，因为“国家强盛了，一切都好办了”。第二天，赵紫阳总理在一次讲话时宣布，将会放松政府工作人员严格的工资体制以体现个人贡献。政府还计划于近期取消国家补贴，放开价格。所有这些政策都代表了邓小平追求的渐进改革中最彻底——也是最具冒险性的措施。

最激动人心的改革信号可能是来自1985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35年历史上的第4次，也是1979年来的第一次。代表们畅所欲言，讨论如何避免曾在中国引起的历次运动灾难的发生与出现。然而，引起人们最多关注的还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名高级官员胡启立发表的讲话。他告诉与会的800名代表，党相信“文学创作要自由”。《人民日报》报道说，一些代表高兴得哭了起来。尽管胡启立没有说明“创作自由”是什么意思，许多人还是从他的话中得到了安慰。

邓小平现在正集中精力将改革从进展良好的农村扩大到城市。1979年他为农民制定了一种激励机制。这种机制规定，农民只要将一部分粮食上缴给国家，其他部分可以在市场上交易。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稻谷产量从1980年3.2亿吨增加到去年创纪录的4亿吨。198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达到112美元。

然而，这种兴旺并没有扩展到拥有绝大多数效益低下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城市。去年10月，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与会代表批准了邓小平提出的一项决议。这个决议详细阐明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使城市经济重新充满活力，并给工人提供一些动力。这个计划要求国营企业事实上的自治，对它们征收公司税，并大量减少中央计划。最为重要的是，这个计划为对国家补贴的商品实行价格改革做了准备。邓小平已经打算取消占了国家每年966.3亿美元预算几乎一半的财政补贴，让价格随市场因素变动。

许多中国人担心，由于实行这一政策，像大米和布料这样的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会飞涨。受打击最重的是这个国家的8000万城市工人，他们比农民获取额外收入的机会还要少。“全体中国人现在都在谈论这个”，一位在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任教的英国教师说。赵紫阳驳斥了价格即将上涨的谣言，称它们为“街谈巷议”。但是，政府并没有透露怎样和何时放开价格，这一点只会使消费者更加紧张。

如果价格真的上涨，中国不得不对付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民众的抱怨就会使当局实行的改革政策受到批评与阻力。尽管还没有党内官员公开批评过这项宏伟的计划。邓小平的计划要运转，就需要懂管理技术和才智超群的人员来管理。然而，中国共产党的4000万党员的很大部分连小学都没有上完。

中国未来的领导人现在正在出现。去年12月的一次党的会议上，邓小平夸奖了一些年轻成员。邓小平还宣布，明年9月份将召开共产党代表大会，选举50名新成员进入346人的中央委员会。这次预料中的整顿目的是为了给更年轻、思想更开放、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官员让出位置，这些人可能会拥护而不是抵制改革。现在政府还计划裁军和招募有文化的年轻人而不是提拔政治上可靠但没有文化的军官，从而将人民解放军改造成一支更为精干、更为职业化的作战力量。

邓小平显然在试图确保改革能够继续下去。最近几个月，他对外国访问者强调说，他提出的对西方开放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永久性特征，而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但是，如同新年突然刊发的讲话所显示的那样，邓小平也感到，想在城市实行改革，还需要一点新的个人推动。

做成买卖的眼力

“有你们的技术和我们的勤劳，我们就可以击败日本人。”中国官员自信地这样说道。他们正在奔赴西欧和美国寻求现代科技以拉动他们已经陈旧的经济。在许多中国城市和省份，当地政府官员已经开列出众多需要现代化、扩大规模或者需要寻求外国资本合作伙伴的行业的名单。他们的需要包括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东西，上海需要浴缸和真空吸尘器，而浙江的一个沿海城市需要一支深海捕鱼船队。

在华投资倾向于谨慎。“我们经常不得不强调我们的投资回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名执行总裁解释说。“在华投资一定要符合我们国家的经济计划。”中国努力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现代化。中国政府的贸易代表说：“我们国家对现代科技的需求是巨大的。我们正在寻求合作项目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计划的工业化进程。”

在他们到处奔走的过程中，中国人很快就找到了破产的公司，这些公司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收购下来。克特·斯坦豪森是一名杜塞尔多夫的顾问，他一直就西德的潜在投资向来自天津这个工业城市的代表提供建议。他说：“这样的公司对中国人来说是天上掉的馅饼，很受他们欢迎，因为它们以低廉的价格提供了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目前，中国的技术人员正在西欧拆卸两家破产的公司，并将拆下的零部件打包准备运回天津。一家公司是设在慕尼黑的藏达普摩托车公司，1977年它处于巅峰时曾生产了115000台摩托车和4万台发动机。这家公司的市场被日本竞争对手吞掉了，去年夏天申请了破产。在伊朗买主没能达到最终期限后，中国插手进来，两天之内就用530万美元敲定了这宗交易。他们希望最终能够实现年产摩托车20万辆。

北京已经给了天津和其他13个沿海城市在寻找和购买新的工业方面很大的优惠。例如，天津可以无须得到北京的批准，就可以在一个项目上花费3000万美元。去年秋天，天津的政府官员还花费300万美元购买了位于法国阿尔萨斯·洛林省瓦尔蒙城稍显陈旧的宝克内克冰箱厂。如同在藏达普一样，中国的技术人员正将这家工厂拆卸，然后在中国重新组装。他们希望到明年可以开始在天津生产40万台新冰箱。

中国人最近还在奶牛、自然资源和高科技公司方面投资。去年8月，7名中国农业专家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调查了西德的奶牛养殖场。在他们此行结束之时，他们购买了400头以产奶量高而著称的霍斯坦奶牛，将它们用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到北京附近的一家奶牛养殖场。中国政府还花费大约4000万美元在华盛顿州购买了两块尚未采伐过的林地，现在它正在调查阿拉斯加的渔场和林地，加拿大的碳酸钾矿和铜矿，还在提议同一家澳大利亚公司联合开发西澳大利亚的一个铁矿。

去年年底，中国购买了两家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股份。一家是自动数字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位于纽约的霍珀格，专门制造电子设备。另一家是桑太科公司，位于新罕布什尔的阿默斯特，专门生产供个人电脑使用的点矩阵打印机。自动数字有限公司已于1983年申请破产，在经过重组之后，正在找寻买主。“我们一致决定不跟共产党人做生意，”自动数字公司的前任主席和执行总裁华伦·伯里蒙说，“但我们是现实主义者，这是我们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

伯里蒙说，这次交易“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笔只赚不赔的投资。他们买下了最新的科技，他们买下了技术，他们买下了一家有着良好声誉的公司，而且他们花钱很少。”这家价值150万美元的公司现在由北京第一机械设备厂和它的合作伙伴香港苏桑托集团共同管理。去年，南京电信投资大约200万美元，买下了桑太科公司19％的股份。桑太科负责销售和宣传的副总裁约翰·蒂根说，这样安排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边听边学的做法”。

而中国的技术人员开始学习生产流程，以便最终能在中国创建自己的工厂。新来的中国伙伴非常努力地培养厂里的美国工人对他们的好感。中国官员向自动数字有限公司的员工送圣诞贺卡。在桑太科公司，中国工程师在过去的4个月里一直和桑太科的员工生活在一起。自动数字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玛丽·普拉说：“我们刚开始听说中国人要接管我们时，我们以为这是个玩笑，大家都很焦急。现在大家则是充满了希望，坐观形势的发展。这要么就是公司的新开端，要么就是它的末日。”

西方商人对于中国人有没有训练有素的人员和技术让复杂的高科技工业设备在中国产生效益持怀疑态度。在和中国的贸易官员共事6年之后，西德的斯坦豪斯说，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永远不要低估中国人，”他说，“对他们来说，未来已经开始了。”

在华犹太人的希望

在中国中部偏东的开封市（人口45万）一条没有铺柏油的住宅区小街南传经路上，和平经济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正准备营业。北京决定允许开办私营企业之后，在最近几个月，涌现了大批公司，这家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家仅有9名员工的公司并不想赢利，甚至不寻求顾客。经过官方的同意，这家公司正在起草创建一座博物馆的计划。这座博物馆是为了纪念中国历史上几乎被遗忘的一段历史——也是这个国家今天最独特的少数民族：犹太人。“我觉得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公司的创办人，62岁的赵平禹（音）说，“当我见到外国来的犹太人时，我会自然而然地感到与他们有一种亲缘关系。”

今天，开封的犹太人只有数百名，但是过去曾经有上千人。他们大部分是商人，唐朝（618－907）时从波斯和印度来到这里。元朝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听说北京、杭州和泉州有犹太人。那时的其他记录还提到广州和昆明有犹太人。尽管14、15世纪时，少数其他城市创建了犹太人社区，但是，曾作为宋朝都城的开封的犹太人社区是最大的。开封的犹太人由7个家族组成，他们的名字都是皇帝钦赐的。他们念诵规定的日常和安息日祷辞，严格地庆祝宗教节日，遵循饮食禁忌，创办希伯来语学校，实行割礼。这一切都是在与犹太人世界的其他部分长达几个世纪的几乎完全隔离中进行的。

1642年，黄河泛滥，冲毁了他们面向西冲着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堂，自那以后，开封犹太人的命运急转直下。教堂后来又重建了，但是，19世纪50年代时，又被洪水冲毁。到那时，开封的犹太人社区同化程度已经很深——中国尽管历史上一贯排外，但是对反犹太主义却知之甚少——社区的成员已经在减少了。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通婚，成员进入学者——官员阶层以及缺少拉比。一些犹太人转而信仰同属于一神教而且禁食猪肉的伊斯兰教。因此，犹太人有时又被称为“蓝帽回回”（以区别于传统的戴着白帽的穆斯林）。重建教堂缺乏资金，最终教堂的木头和石头被卖掉换成了食物。在当年的地点上，现在有一栋3层楼的红砖建筑，里面安着一座医院的锅炉。19世纪末，新教教徒和罗马天主教教徒拯救了教堂的经卷和祷告书。这些圣物现在被保管在以色列、加拿大和美国的图书馆里面。

到20世纪初，开封的犹太人社区只保留了两项传统的犹太教习俗：不食猪肉和在吃羊肉时，剔除筋腱。后一习俗起源于约伯和天使摔跤的故事（《创世纪》32：24－32）。因为这一习俗，中国剩余的犹太人又被称为“挑筋教”的信徒。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犹太人又带来新的威胁。赵平禹此前已经开始为研究中国的犹太人收集材料，在他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期间，红卫兵毁坏了或是偷走了他的材料。尽管赵平禹下定决心建造一座犹太人博物馆，他对《圣经》几乎完全不了解，而且从来没有见过大烛台。但是，他记得父亲和祖父讨论过犹太人的节日，以及不加盐和发酵粉烤制面包的习俗。“他们想庆祝逾越节，”他回忆道，“因此，当中国人庆祝阴历新年时，他们就把羊血涂在门上。”曾经矗立在那座犹太人教堂里的显著位置，为了纪念中国犹太人社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两根石柱，现在就存放在开封一座现有的博物馆破旧的仓库里，处于一种半受保护的状态之中。它们周围是落满灰尘的菩萨和古董。“每年的旅游季节，总有两三群美国犹太人大会的会员来这儿参观这些石柱。”一名管理人员说。赵平禹计划为自己的博物馆制造这些石柱的复制品，他希望这项工程能最终导致一座新教堂的创建。开封市市长已经原则上同意了这些计划，尽管资金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赵平禹预计所有资金将只能来自海外，但是他还没有开始募集资金。他和开封另外一名杰出的犹太人，62岁的石中玉（音）都很急切地宣传他们先祖的风俗和信仰。但是，眼下他们的活动还只是局限于纯粹的历史事件。

李荣新是元朝时开封7大家族之一很少的一个直系后代。20世纪20年代时，他上过一所犹太学校。1949年共产党执政之前，他去了上海的一座犹太教堂。“我还是犹太人，”现年75岁的李荣新说，“我想去犹太教堂，我想更多地了解犹太教。”李荣新唯一的宗教禁忌是不吃猪肉，他感到同开封的其他犹太人隔离开了。他们意识到彼此的身份，但是许多人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血统。“对于那些分散在中国的犹太人来说，”李荣新说，“称自己为汉族人要比其他少数民族引起的麻烦要少。”

尽管开封的犹太人社区没有公开的宗教信仰，剩余的风俗也非常少，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正式的少数民族，在他们的居民身份证上注明了“犹太人”。按照规定，这一称号所带来的优待之一是不受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管制。另外，他们可能很快就能重建他们的教堂，所有这些都给了开封的犹太人新的希望：他们多年的衰落最终结束了。

掏外国人的腰包

国际上的一大谬见是认为中国是个生活费用不高的国家。实际上，官员们显然认为，用所能设想出来的赚钱法去赚外国人的钱是光明正大的。

例如，一张火车票，外国人付的钱就比中国人要高170%。飞机票和旅馆食宿也收同样高的价格。

欧洲经济共同体最近的一份报告认为，北京对外国人来说很快要成为世界上花费最大的首都。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这份报告说，这里的外国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很少高过第三世界的水平，但是付款却同纽约和巴黎一样。官员们对这种价格政策并不表示遗憾。他们的论点是：“你们是外国人，你们出得起钱。”

大多数学中文的学生学会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吗？”但是在目前的中国，一个外国人更可能听人问他，是否愿意搞一点黑市外汇交易。

在外国游客经常光顾的广州、上海和其他大城市，交易一般是用人民币换美元和港币。

然而在首都，往往是用外汇券做交易。这是中国政府用来兑换“外国朋友”手中外汇的有价证券。中国需要用外汇来实现现代化。普通中国人手中有了外汇，能够买到人民币所买不到的重要商品。

所有这些都是非法的。然而搞这交易的相当普遍，尽管差不多每个街角都有一个警察，两个街角之间还有几位警察，每个使馆门口和旅馆入口处都有门卫，然而这些都不起作用。

一个外国人，如果在北京一个主要的外交人员居住处附近散步的话，那么不管白天黑夜，他都得迎战一些老老少少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唯一能讲的英语就只一句话：“换钱吗？”

有些人骑自行车追上来，有些人从胡同中蹦出来，有些人在人行道旁以做小买卖作掩护。经常，香蕉小贩是最常见的做这种生意的人。在目前这段时间，香蕉小贩卖起了柿子，但是他们真正的生意是买卖外汇券。

对这些马路小贩说来，不幸的是，政府明文规定外国人差不多要每件东西都得付外汇券。所以外国人无多大兴趣用外汇券来换人民币，即使兑换率为2∶1也如此，外国人能用人民币买的东西是汽油、邮票、土产、毛式制服、宽松便服和帆布鞋。

如果说在北京旅行是件难以忍受的事，那么乘坐中国民航的班机就实在是件令人担心的事了。

中国民航因其工作人员粗鲁、班机经常取消，以及可能是世界上机场行李传递最慢的国家而闻名。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很友好的，并且总愿意使人满意。但在中国民航的订票处，你根本找不到彬彬有礼的踪影。

民航似乎决心保持它那世界上最少安全感的国家之一的名声。今年1月中旬一架客机在济南坠毁，这是中国民航局3年中宣布的第4次重大坠机事件。

中国正在期待外国人来中国旅行，以便赚取外汇来帮助它实现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

去年，将近90万外国旅游者前来中国，为它增加了15亿美元的硬通货储备。大多数人对游览公认的名胜之地是很满意的，这里就有长城、紫禁城、上海过去外国人的住地、西藏，以及长江三峡。

但现在，中国正在试图搞收费极贵的高尔夫休假、滑雪休假，还有最近的打猎旅行等项目，以此来吸引游客。不过看来，这还为时过早了一些。

几项小的调整

当去年中国出现发售彩票现象的时候，人们是带着无法比拟的热情参加这种活动的，因为，35年前共产党政府成立以后就禁止进行赌博。一些地方政府起初是为了征集资金，结果这种活动很快被用来资助各式各样的项目。

发售彩票的做法完全适应于去年10月中国决定在几年的乡村经济改革取得成功后又把经济改革扩大到城镇地区去的形势。

彩票是中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明显放慢步伐的牺牲品之一。近几周来，中国一些高级领导强调要反对几种“不健康的倾向”，他们认为，这些“不健康的倾向”是由于过分看重市场调节作用造成的。这些弊端包括：黑市上的货币交易、投机倒把、向工人滥发奖金和虚报产量等。这些都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归纳的“新形式下出现的8种歪风”中的典型表现。据说，这8种歪风是由于最近突然实行权力下放造成的，它们使中国领导人感到烦恼。

政府企业所得的利润既不存入银行也不搞再投资，而经常是作为奖金发下去，有些个人则把钱放在褥子底下，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来官方在赞扬农村改革时曾部分地鼓励过这些做法。像“豆腐大王”和“养鸡皇后”这样的超级生产商被树立为新制度的榜样。“豆腐大王”靠大豆发了大财，“养鸡皇后”从养鸡中获利18000美元，马上购买了一部日本产的小轿车。中国领导人认为，公开赞扬给预期的工作以奖励使人们对前景所抱的希望迅速膨胀起来，以致使共产主义思想受到忽视。

即使主要负责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也开始号召要加以限制。他在1985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警告说：“我们所采取的开放政府，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始终是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为了支持恢复纪律和提高急需的收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显然是要纠正改革过头造成的影响。

有一批人过分热烈欢迎这种资本主义的方式。中国银行行长在向他和他的高级经理人员每月定期发放奖金并擅自向职工发工作服之后被撤职。已经查出国营企业和政府机构发放奖金“过头的”，要求职工退回过头部分。在东北本溪市附近的138个国营公司总共发服装5万套，价值516万元，政府在发现后，已设法追回一半多。在甘肃省，凡奖金超过正式工资两个半月者，一律缴纳特别税。

然而，即使在一个难以预先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突然变化的国度里，这些公开的警告和采取的限制措施仍不足以表明是方向上的变化。其中一位观察家说：“目前纠正的只是一些过分热情的小事。改革者们认识到，他们过去步伐快了些，现在他们自己正在把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

江南命案谜团及宣判

审判开始前一小时，成群的武装警察便做好了准备，以应付聚集在台北市中心那栋灰暗的法庭建筑外面的人群。只有那些佩戴专为这次审判发放的特殊徽章的人经过搜身之后才允许进入法庭。台北市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让外国记者熟悉台北的司法体制，以避免他们对市政府的立场有任何误解。台湾的竹子帮头目，41岁的陈驰力在8名警察的护卫下走进法庭，他和另一名被告35岁的吴屯一起站到了法官席前面。陈驰力和吴屯以及被认为逃亡到菲律宾的童奎森一起被指控谋杀了美籍华人作家亨利·刘。去年10月，亨利·刘在加利福尼亚达利市的家中被枪杀。

随着法庭审判开始，陈驰力声称是台湾情报局局长王时林中将下令他杀掉亨利·刘的，因为这名作家是一个双重间谍，既为台湾工作，又为中国大陆工作。陈驰力很谨慎地说，王时林先告诉他，“教训一下亨利·刘，因为他在自己写的东西里面说我们国家和蒋经国总统的坏话。”陈驰力接着说，王时林在吸收他从事情报工作之后，在一次训练课上会见了他，王“告诉我一定要干掉亨利·刘，因为他受过训练，成为一名地下间谍，但是他现在成了叛徒，背叛了我们”。但是，陈驰力坚持说，他并没有打算干掉亨利·刘。原因是他已经调查过亨利·刘的背景，发现“他的父亲被共产党枪杀了，母亲是饿死的”。陈驰力说，他对亨利·刘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晁昆衡（音）法官早些时候已经私下问过王时林，他说这位情报局长否认了曾下令暗杀亨利·刘。但是，王时林承认曾经见过陈驰力，因为他相信这位黑帮头目可能会对情报收集有用处。这名中将和其他两名情报局官员目前已被军方扣押。外交部长楚复三（音）已经保证“很快”就会起诉他们。

亨利·刘1949年离开大陆来到台湾。1967年他到了美国，此前他可能接受过训练，以刺探中国大陆的海外活动。据说他是一个双重间谍，同时为台北、华盛顿工作。尽管情况如此复杂，依照台湾法律，他被谋杀这桩案子的焦点可能只是两名黑帮成员的罪行。

然而，有关黑帮和高级官员勾结的证词对政府的形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原告认为，陈驰力“一心想巩固不断扩大的帮派的力量”，因此他显然设计好了与王时林见面。王时林曾是前任总统蒋介石的助手，与蒋氏家族关系密切。情报局愿意招募黑帮成员的做法招致了批评。国防部长宋昌弛评论说：“一个严重的错误。”

晁法官会怎样处理陈驰力和被扣押的军官相互矛盾的证词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次审判的可信度。1985年3月下旬，法庭休庭，人们的推测集中于几个尚未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情报局开始要招募陈驰力？亨利·刘到底得罪了谁，谁下令枪杀他的？最后一个问题，台湾的军事情报网络在多大程度上受政府的控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平民司法的制约。

人们的期待在不断增加，1985年4月中旬，台北地方法院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宣判台湾竹子帮前头目陈驰力和成员吴屯犯下了谋杀罪。去年10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达利市亨利·刘的家中枪杀了他。庭长程春佳（音）解释说，法庭没有宣判他们死刑，是因为被告已经坦白交代了所有情况。这两名被告被宣判终身徒刑。几天后，台湾的一个军事法庭结束了就控告国防部情报局前任局长王时林中将和他的两名助手下令暗杀亨利·刘一案举行的听证会。

台湾政府似乎正在让满心疑虑的公众——以及密切关注事态的美国当局——感到满意，让他们相信自己将会使出铁腕来处理这桩引发巨大争论的案子。然而，上面的两件事并没有解决围绕亨利·刘被杀而出现的许多问题。

这桩谋杀案被广泛理解为对其他美籍华人的警告，让他们不要批评台湾政府。无论是民事法院还是军事法院都没有从这桩案子的被告身上得到进一步的发现。对陈驰力和吴屯的审判只持续了9个小时，对王时林和其他情报局官员这样的关键证人的取证都是私下进行的。法庭基本上没有调查其他政府官员是否也被牵涉在内。即使是这样，终身徒刑（尚待上诉）的判决在台湾还是相对比较严厉的。陈驰力在台湾差不多成了一个民间英雄。一名美国官员尖锐地批评了审判程序，称它反映了台北和华盛顿之间的“观念差距”。“我们想要的是能够得出一些清楚的答案的全面调查，”他说，“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调查。”

亨利·刘的遗孀海伦也对这次匆忙的审判进行了批评。“我并不想对杀人凶手进行额外的惩罚，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她说，“但我的确想知道真相。”在旧金山，她的一名律师哲罗姆·加奇克称这次审判是一场闹剧。他说：“这是一桩公然的国际恐怖主义案件，可是美国政府竟然对此无动于衷。”加奇克还批评了美国没有要求台湾引渡两名被告。

王时林和陈驰力都承认讨论过“亨利·刘的问题”，但是王时林否认了陈驰力说的他曾下令黑帮暗杀这位作为情报局线人的作家。在重新构建亨利·刘的死因的过程中，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似乎回避了王时林的责任。根据它的说法，当一位双方的熟人想把这位黑帮头子介绍给情报局长认识时，陈驰力抓住这个机会“为他的政府做点事情以赎回过去的罪孽，并得到情报局的保护，以免因为是竹子帮成员而受到惩罚。”在后来从事情报活动的过程中，王时林说，他向陈驰力提过，“他正在想办法阻止亨利·刘”出版关于王时林的“不利情况”。法庭最后说，陈驰力“相信，通过采取行动对付亨利·刘，他能够赢得王时林的支持，因此他提议干掉亨利·刘”。同时，王时林在为自己辩护，“也许我应该为这桩谋杀案负一些道义上的责任，”他说，“但是，从法律上讲，这是黑帮头子陈驰力的个人行为。”

减缓改革步伐

4月的北京迎来了春天。天安门广场上的排列成行的红旗在充满芳香的空气中猎猎飘扬，一熘飞驰而来的崭新的出租车停在人民大会堂入口，车上下来了参加中国的立法机关——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三中全会的代表。然而，在会堂里面，赵紫阳总理向2712名代表作了长达15000字的开幕报告，他宣布北京政府即将恢复5个月前刚刚放开的一些经济控制政策。

全国的电视和广播都播出了讲话片段。这次讲话可能是一次坦率的检讨。赵说，自从1978年政府开始放开被官僚体制窒息的国民经济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巨大成就”。但是，去年10月开始的改革导致了工资失控，物价暴涨，贷款增多。邓小平3月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作为对他的响应，赵特别提出了“不良行为”急剧增多，包括贿赂，囤积居奇和向工人滥发奖金。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向以经济不景气而著称的中国城市注入活力。北京希望，通过改革，能够给国家的2亿工人带来一些自由企业的激励。在过去的5年内，8亿农民已经尝到了这种激励带来的好处。这个计划提高了许多工种的工资上限，允许许多工业品，以及食品和住房的价格随市场因素变动。恐怕最引人瞩目的改革措施是北京决定国营企业保留一部分利润，不用将它全部上缴给国家，以增加再投资和工人福利计划。

但是，中国的许多商人和官员似乎并没有明白自由市场体制的细微之处。赵紫阳说，货币供应失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这个问题加快了通货膨胀这个螺旋的旋转。1984年中国工人的总工资上涨了21％。实行改革措施之后，工资涨幅最大的一次——46％——是在第四季度。

赵紫阳似乎负有间接责任，因为他允许政府控制的中国银行和管理国内银行业的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一年里向国家经济注入了大约95亿美元资金。事实上，发行的这些纸币大部分都用于了银行贷款，1984年，银行贷款增加了28.9％。赵紫阳指责说，增长的背后是盲目的乐观：国家新政策规定，银行过去的贷款业务是确立未来贷款分配额的基础，银行正好利用了这一政策。“因此，”赵紫阳说，“有些银行官员忽视总体利益，竞相提供贷款，以增加以后的信贷基数。”企业也有类似的政策，工资标准和以前的工资额挂钩，它们也“盲目提高工资，发放奖金……以提高工资基数”。

北京已经采取措施控制那些犯错误的银行家和商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已被解职，这显然与他们滥用改革措施有关系。2月份以来，政府已经从流通领域回收了相当数量的纸币，这一举措减缓了贷款发放，帮助控制了通货膨胀。

赵紫阳暗示，最近还将有更多的规定出台。在新规定之下，任何一年工资总额超过国家规定上限的企业将要缴纳附加税。同样，工人工资超过一定数额也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赵紫阳说：“为了减少人为的高工资和高福利， ‘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做法将被废止。从7月份开始，工资将同 ‘具体工作、责任和贡献’挂钩。”

赵紫阳还表示，政府将对价格上涨实行更加强硬的政策。为了控制贷款和流通中的现金，政府将指示中国银行和它的分行实行统一的信贷和金融政策，每一分行的现金都要封顶。政府机关必须缩减10％到20％的行政开支，停止用公款购买冰箱、电视机和其他高质量消费品作为福利发放给员工。赵紫阳说，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政府将恢复旧有的市民预订消费品的“预售制”。倒买倒卖从中获利的做法将被严格禁止。

赵紫阳在他措辞强硬的讲话过程中，数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看起来，那些由省市地方党员干部选举产生的代表们懂得，政治局为了实行改革而严厉批评滥用改革措施的行为是很认真的。本周（1985年4月），人大将批准一项新的预算，讨论遗产法草案——这是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的第一个此类法案——并将通过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1997年香港摆脱英国殖民地身份重新获得主权后，至少将保持资本主义50年。到5月初为期15天的会议结束之时，改革的官方步伐可能会减缓下来。但是，改革的领导人可能仍然保持乐观。赵紫阳说：“中国变得繁荣富强，中国人民变富裕的前景是极为光明的。”

进来的摇滚

令人眼花缭乱的聚光灯闪耀着，一群衣着华丽的歌手和乐手在几名穿着十分暴露的黑皮裙、跳着探戈舞的伴舞者的引导下，有节奏地转个不停。两名来自英国的带着孩子气的摇滚歌手边走边唱。这一幕是人们很熟悉的：英国的流行组合威勐乐队的音乐会。但是，他们却不熟悉音乐会的举办地——北京工人体育馆。1985年4月，这个乐队的中国之行（这是有影响的西方摇滚组合第一次访问中国）遭遇的大体上只是6000多名中国观众的礼貌和迷惑。

观众有10多岁的少年，也有高级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面无表情地观看演出，在一个半小时的演出过程中坐在硬座椅上一动不动。稍微投入一些的听众用手指拍打着大腿，或者轻轻地摇头。在听完包括威勐乐队的《走之前叫醒我》在内的流行歌曲之后，一名年轻的中国音乐系学生发表了她的看法：“这场演出只会让人发疯。”

但是，观看了演出的几乎4000名外国人中（绝大多数是学生）的许多人却没有这样的拘束感，他们吹口哨，欢呼，甚至在过道上跳舞。少数大胆的中国人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中，穿着绿色制服的警察大为惊恐，不住地将他们赶回到座位。这些模仿西方人的丑角几乎得不到那些表现良好的观众的同情。“一群流氓，”一名27岁的中国大学生嘲笑说，“像这样吵吵闹闹根本没有必要。”

在威勐乐队飞往广州举行第二场演出的过程中，一名乐队成员进行了更为怪异的表演。飞机起飞后15分钟，一名后备号手突然发疯，将一把小刀捅进腹部。然后他闯进机舱，飞机被迫暂时俯冲，后来警卫人员制住了他。

威勐乐队中国之行的一个令人遗憾的影响可能是激化了围绕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对西方文化“开放门户”的政策的争论。批评家越来越多地告诫人们，文化进口会导致“精神污染”。但是，对西方文化的需求却是难以满足的：迪斯科舞狂潮正横扫全国；北京电台每周都要播出长达一个小时的当代西方音乐；5部美国影片，其中包括《星球大战》和《挖煤工的女儿》，正在许多城市上映。

威勐乐队的音乐会是政府从去年开始实行新的宽松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志。仅仅5年前，摇滚乐还被斥责为“腐化堕落”，被称为强奸、卖淫和吸毒的根源。但是，邀请该乐队来华的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一名官员对威勐乐队的音乐的评价是，“对年轻人很有益”。

美国军舰访沪

去年8月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莱曼访问北京的高潮是签署了一个允许3艘美国驱逐舰于今年某个时候访问上海的非正式协议。自从1949年之后，这还是美国军舰第一次进行这样的访问。现在，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披露，这3艘军舰将不会携带核武器，这进一步损害了本来就已经伤痕累累的将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合在一起的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因为美国拒绝在组织内的停靠港实行不准携带核武器的限制。

胡耀邦的话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承认这次计划好的访问，他的讲话正好发表在动身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前。当记者问他美国军舰将携带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时，他说美国已经同意军舰上不携带核武器。

仅仅两个月前，新西兰首相戴维·兰格拒绝美国驱逐舰“布查南”号访问新西兰的港口，因为美国不肯做出这样的保证。由于兰格的拒绝，美国取消了6次在南太平洋和新西兰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难道美国要在核武器问题上不肯对同盟让步，却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让步吗？美国国务院说，不是这样的。4月，国务院发言人爱德华·杰雷吉安说：“我们没有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对中国人做出保证，说计划访问中国的军舰不会携带核武器。我们在军舰访问这个根本问题的政策仍然是不变的：也就是，我们既不确认，也不否认我们的军舰上有核武器。”

然而，五角大楼和北京的官员暗示说，双方可能确实已经达成默契，军舰不会携带核武器。但是，鉴于美国的现行政策，海军部不可能明确地说出这一点。在华盛顿，一名海军部军官抱怨说：“中国人公开讨论这个协议，等于是泄露了协议。”

美国的高级军官对于将美国与中国的协议和美国对新西兰的立场进行比较的做法大为光火。“中国不是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的成员，”一名官员说。在新西兰，政府在胡耀邦访问前夕的反应比较低调。政府“很有兴趣地”注意到了胡耀邦的话，副首相杰弗里·帕尔默说。他还补充道，如果反对核武器这个问题出现的话，他会很高兴同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讨论他的政府对此的政策。

08 1986-1987年 《时代》封面人物邓小平

现在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认为应该抓住时机更进一步，全面实行市场体制。根据1984年年底通过的一项规划，国有企业也可以实行承包制。中央虽然制定了宏观的生产目标，但是只能直接分配一定数量的生产原料，只能按照固定的价格出售一定数量的工厂产品。国家允许，甚至要求企业管理者自己联系原料供应商，自己决定除了必须卖给国家的产品外还生产什么，可以浮动的价格自由寻找买主。国有企业要上缴55％的企业所得税，其余的利润归其企业所有，用于再投资、给职工发放奖金、补贴住房、医疗、娱乐等社会福利。企业的大部分投资仍旧由国有银行提供，不过厂长们必须通过竞争贷款，还要支付5％的利息（20世纪70年代末的利息率只有1％）。

……

这是西方极具典型性的一幕：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警告说，他们的公司处于困境中，他们的工作面临危险。但是，这次的一幕不是出现在底特律，曼彻斯特或里尔，而是中国东北的沈阳。去年市领导将3个亏损企业的工人集合起来，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就赢利，要么就让企业破产。如果工厂不能产生足够的效益以还清它们的贷款，政府就要卖掉它们，并解雇员工。

……

风云人物：邓小平

自1927年以来，《时代》周刊每年都选出在前一年中对世界事态发展产生过最大影响的个人、民族和事件——不管好坏。在今年选择第五十七位“当年风云人物”时，编辑部考虑过诸如强有力的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斗争的代表人物、狱中的黑人领袖曼德拉，为救济非洲饥荒灾民募捐而举行义演的歌星鲍勃·格尔多夫以及恐怖分子等重要风云人物。编辑部最后决定超脱日常新闻而考查对历史具有巨大潜在影响的现象：中国彻底的经济改革。这场改革向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并解放了10亿人民的生产活力。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由于实行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而成为《时代》周刊“1985年风云人物”。

邓小平早在他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掀起一场大胆的改革，创建了一个几乎全新的社会之前，他就丧失了一只耳朵的部分听力。今年81岁的邓小平曾经偶然拿这部分听力开一些适当的玩笑……他其实很明白中国目前实行的体制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苏联领导人）所信仰的许多原则不同。邓小平的改革试图把两个看起来水火不容的体制融合起来：国有制与私有财产，国家计划与市场竞争，政治专政和有限的经济文化自由。毋庸置疑，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共产主义世界持怀疑观点的人都感觉他似乎想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

这还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赌注，其中涉及的各种因素水火不容，邓小平大胆的尝试可能会导致一场经济混乱，也可能将中国带到一个也许即将到来的辉煌世纪。但是，1985年邓小平再一次表示出他要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邓小平在拥有中国80％人口的农村进行的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随后他开始集中精力改变中国的城市，要求国有企业的领导效法如饥似渴地追求利润、重视革新的资本家，这项任务似乎更为艰巨。

到20世纪末，第二次革命的第二阶段能否改变中国20世纪以来一直极端落后的现状，完成邓小平的理想，这是大家都在猜测的话题。第二阶段改革的起步有些困难，又遭遇了比第一阶段农村改革更多的反对意见。但是如果成功的话，这场改变将带来世界范围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到那时，历史上一直担心东南边界受中国威胁的苏联将面对一个在共产主义指导下国力大增的邻国。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将看到一种不同于失败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台湾、韩国在内的中国在远东地区的地区和邻国将发现以前的政治对手变成了贸易伙伴，昔日的经济弱者变成了强有力的竞争者。或许，更重要的是，美国其他西方国家将发现它们的敌国，世界上第三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神圣信仰已经演变成一种可以与西方共处的制度，尽管不会在所有方面，但是在某些方面，西方还要为之喝彩。

邓小平已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领导更深刻地改变了人民的日常生活。相隔短短几年，再次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几乎不敢相信他们来的是同一个国家：粮食市场储备丰富，经营自由，农村处处是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繁荣的乡镇企业层出不穷，从外国引进的东西各种各样，从计算机技术到摇滚乐，都是中国人以前闻所未闻的。邓小平持续推行的改革计划，将更加深刻地影响历史的进程。

在所有这些动荡不安的重大事件和现象中，只有戈尔巴乔夫上升为苏联领导人这件事的重要性可以和邓小平在中国推行的改革相提并论。虽然戈尔巴乔夫在就任国家最高领导时出尽了风头，其后，他与里根的高峰会谈又占据了电视和报纸新闻的头条，但是到年底为止，他对历史的影响还没有发挥出实际作用。与其生气勃勃的个人魅力相比，他对苏联外交和内政政策带来的变化真是相形见绌。尽管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一样把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但他的行动过于谨慎，与之相对照的是邓小平已经在中国实施的更为激进和深入的改革。1979年华盛顿同中国全面恢复外交关系时任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乍得·霍尔布鲁克说：“邓小平所做的是世界上其他领导人没有做过的事业。”

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和几乎每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都面临一个相同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1984年接受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日报采访时说：“十月革命（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苏联成为共产主义的老大哥）已经过去了60多年，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还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

1978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走上领导层之后不久，就勇敢地提出国家控制这个制度本身有问题。他马上着手把它改造成人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形式，这种制度刚刚创建，还没有统一的名称。外国分析家常常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一些中国人说它是“商品经济”。邓小平的说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很著名的一句话借用了一个我们熟悉的比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改革的精神实质是解放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在中国社会，个体主义的概念是有贬义的。他首先在农业部门展开改革。即使在共产主义世界而论，毛泽东对中国农业的集体化改造也是很极端的。公社按照国家的指令种植作物，收获全部上缴国家分配。报酬按“工分”核算，同生产没有关系。比如，农民种植水稻，积累了一定数目的工分，但是无论最后的产量是高是低，他的报酬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邓小平改革了公社制，代之以承包制。虽然土地仍归国家所有，农民（主要是个体家庭）可以向国家租借一块土地。租金的支付方式是按照固定的价格向国家出售一定数量的大米、小麦或其他粮食。一旦农民完成了这个义务，他要种什么作物就可以自己决定，还能在自由市场上不受价格限制地出售作物（尽管国家对某些价格的波动范围做了限定）。

最初的租期大多是两年或三年，现在通常延长到15年，牧场的租期甚至是30年。1985年出台的法律规定租期可以继承。农民有了牲畜，富裕的还买了农用机器，过去两年中，拥有拖拉机的人数从9万增加到29万。尽管国家保留了取消一个农民家庭的租期，把它租给他人的权力，却很少行使。农民们逐渐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好像自己完全是主人那样来使用土地。

国家允许，更确切地说，鼓励农民在国有的土地上盖造私有房。中国农村的道路两侧堆积了很多盖房子的砖块，有的农民甚至花钱雇人盖房。而在毛泽东时代，许多农民要住在集体宿舍，在公社食堂吃饭。现在仅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的变化几乎就称得上革命性了。

改革的结果是意义重大的。中国农民勤劳致富，1978年以来，每年的粮食产量增加8％，是前26年增长率的2.5倍。产量增加的同时，品种也增加了。除了大米和小麦，中国人饲养的家禽和猪增加了（中国是世界上养猪最多的国家）。据加拿大地理学家瓦克拉布夫·斯米尔估计，农村改革最大的效果是平均来看，目前的食物为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健康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和蛋白质。对于一个在4000年有记载的历史中经常遭遇饥荒的国家而言，平民百姓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

私有企业是农村改革的副产品。邓小平和他的助手担心取消人民公社后，大批无业农民会流落到城市，那里也没有工作让他们干。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家允许个体农民和农村集体开发副业，收入归自己所有。

经济体制在变化

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虽然发展迅速，却仍旧是相对比较小的力量。据最近的统计，1060万家登记的私营企业销售额80亿美元，雇用了1500万工人，也就是中国非农业劳动力的4.5％。大约170万集体企业雇用了1亿工人，在某些省份，集体企业成了主要形式。然而，全国85000家国有企业雇用了绝大多数的劳动力，工业产量占中国的4/5。以前，国有企业一直按照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搬来的体制运作：所有的原材料由北京的各个部门分配，投资由上面制定，企业的产品种类、产量、销售地和销售价格都由国家决定，国家还决定工人的工资、工种，企业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损失也由国家补贴。1984年，上海的一个厂长说他不必请示上级而可以自主批准的金额只有33美元。

早在1979年，邓小平政府就开始调整这种体制了。强调重工业的斯大林模式的“五年计划”被终止了，国家把大量资金用于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这些消费品的生产。一些控制逐渐开始松动。1982年，北京不再指定所有的衣服式样，由市里的工厂自己设计。尽管中国80％的人仍旧穿着毛泽东时代的宽大衣服，却有不少人穿上了牛仔裤、西装、裙子和高统皮靴。

现在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认为应该抓住时机更进一步，全面实行市场体制。根据1984年底通过的一项规划，国有企业也可以实行承包制。中央虽然制定宏观的生产目标，但是只能直接分配一定数量的生产原料，只能按照固定的价格出售一定数量的工厂产品。国家允许，甚至要求企业管理者自己联系原料供应商，自己决定除了必须卖给国家的产品外还生产什么，可以浮动的价格自由寻找买主。国有企业要上缴55％的企业所得税，其余的利润归其企业所有，用于再投资、给职工发放奖金、补贴住房、医疗、娱乐等社会福利。企业的大部分投资仍旧由国有银行提供，不过厂长们必须通过竞争贷款，还要支付5％的利息（20世纪70年代末的利息率只有1％）。

政府公开宣称改革的目标是把直接下达生产指令的“行政计划”改为松动的“指导计划”。北京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宦乡说国家计划“……打消了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一个本来富有生机的经济搞得萎靡不振。中央集权程度越高，制度越刻板；制度越刻板，工人就越懒惰；工人越懒惰，生活就越贫穷”。企业管理者现在和西方资本家一样需要面对利息率、市场需求、价格和利润。国家不再收取企业所有的利润，也就不再补贴企业的损失。而国家的规划制定者明确指出他们准备让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破产。

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刚开始时有点混乱。1984年年底，国有银行滥用国家新近赋予它们的权力，任意贷款，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命令它们停止贷款。工厂老板则普遍抱怨他们必须征得地方党政机关的首肯才能行使1985年国家授予他们的权力。邓小平第一次决定大大削弱成千上万的国家、省级和地方党领导的权力和特权，这些人已经习惯对企业施加生死予夺的大权。可以想象的是，许多人即使没有完全阻碍改革，也在拖拖拉拉，不执行中央指示。

此外，广大群众也有反对意见。为了给新生的市场体制创造生存空间，国家取消了对粮食、服装和公共产业的补贴，逐渐放松了一些工业品的价格。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毒瘤通货膨胀。1985年年初，有些城市的粮食价格上涨了35％。国家不断给工人增加工资，减缓了通货膨胀的恶果。可是，持续上涨的物价仍旧在普通人中间激起了怨言，尤其是那些老年人，他们对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依然记忆犹新。

但至少这种体制比共产主义世界的其他体制能更好地和真正的、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合作。中国历史上有人热切主张向外面的先进国家学习，有人封锁国门，这场论争持续了几个世纪。邓小平则打开国门，进口诸如机器、如今随处可见的录音机和便携式音响等各种商品。他毫不忌讳历史给中国留下的记忆，宣布对外资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然而，中国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敞开。更恰当地说，邓小平的政策是一个气门，通过它中国吸收了一些精心挑选的外资。尽管如此，至1984年年底，已经有2000多家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投资者大部分是在亚洲发财的海外华人，还包括70家美国公司，67家日本公司，42家英国、西德和法国公司。当前的发展趋势是由中国国有企业和外国公司合资组建企业。仅1985年上半年，就有687家合资公司注册，几乎和1984年全年注册的合资公司一样多。北京甚至还允许94家外资创建自己的独资公司。这些外资有明尼苏达矿业制造公司在上海附近独资建设的3M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绝缘磁带和其他产品。

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方法是为了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中国创建了4个经济特区，在那里外国投资商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时可以享受特殊优惠条件，雇用工人也能享受一定的优惠。还有许多投资商把外国真正的或所谓的生活享受带到中国：快餐、可口可乐、皮尔·卡丹的时装展览、高尔夫球场、游乐园，甚至还在北京开设了闻名遐迩的巴黎马克西姆餐厅的分店。

最近，邓小平承认经济特区这样的展示性项目还没有显示出价值。不过，他总体上依然对外资和外国的商品持欢迎态度。“有人说我们不应该打开窗户，因为开了窗，苍蝇和虫子会飞进来，”他10月份时说，“他们要把窗户关起来，这样我们都会由于缺少空气而窒息。但是我们要说，开窗呼吸新鲜空气，同时打苍蝇和虫子。”

人民生活水准上升

邓小平奉行的外交策略似乎是：努力和所有国家搞好关系，使国家能够集中精力搞经济发展。中国已经谨慎地和苏联恢复了贸易、文化交流。北京不遗余力地向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证明中国愿意成为它们和平的邻邦。

这种不同任何国家发生冲突的政策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是1年前与英国签订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时保证香港高度开放、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至少50年不变。现在北京正在推出比“一国两制”更宽大的政策作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模式，在此之前，北京曾威胁用武力收复台湾。北京提出不仅可以允许台湾保留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还允许其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到目前为止，台湾方面还不买账。邓小平急于扩大贸易，增加海外投资，他正努力使中国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经济体制的伙伴。1986年，北京希望申请成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组织的正式成员。关贸总协定有90个成员，监控着世界贸易的规则。

邓小平的经济政策而非外交政策使之彪炳史册，具有同样历史意义的是中国已经转变成一个致力于稳定的国家。邓小平不惜一切来保障经济改革的成功，极力主张不管理论依据是什么，也不管有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经济改革都会成功。到目前为止，经济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国仍旧是个贫穷的国家。邓小平的目标是到2000年把人均收入提高到800美元。与1980年人均300美元的水准相比，这个标准足以使中国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不过，在1982年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还很贫穷。去过四川省的人注意到不少农民还在使用木头轮子的手推车，用木犁耕地。就是在这个国家，博物馆的展品显示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人们就开始使用铁犁了。

但是，对许多中国人而言，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产量都增加了。1985年年初，工业品的年增长率达到了23％，政府担心速度过快，便下令放慢速度，以防造成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恶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消费者梦想购买的“三大件”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现在的“三大件”是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想想看吧，”一位西方外交官说道，“住在贵州省中部的人现在能看到晚间新闻，看到贝鲁特和纽约的电影。而3年前，居住在对面山上的人他们还一个都不认识。”

邓小平说：“一些人要先富起来，然后其他人再跟着富。”邓小平们精心为之提出了依据：通过自己劳动得到的财富本身没有错，马克思谴责的是靠剥削其他人劳动得到的财富。用从前的一句口号来说就是“致富光荣”，作家奥维尔·谢尔曾把这句口号作为他的一本书的书名。

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进行激烈的论争，讨论什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企业出售股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吗？一位理论家回答说符合，只要股票是被职工买去，如果是集体企业的话，被乡邻购买（事实上，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出售股票了）。企业职工和乡邻们可以相互买卖股票吗？“这还有待研究。”一位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科学家甚至说，既然马列主义是科学，那么非党内人士也应该有重新审视它的权力。他说：“科学属于大家。”

奇怪的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莫斯科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对邓小平的改革表示反对。他们私下里害怕如果改革成功，中国将会成为更强大的军事威胁。但是在公开场合，苏联的报纸杂志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只发表了温和的原则性疑虑。苏联如果希望和北京继续搞好政治关系，必然不能指责北京的改革。莫斯科的一位亚洲外交官说，苏联人“还想给自己留下选择的余地，万一5年后，他们也想亲自尝试一下改革。苏联人可能不会把资本主义引入经济特区，但他们可能对受一定控制的市场体制感兴趣。”

高度工业化的苏联会从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学到什么东西吗，苏联官员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但是他们至少对中国的改革很好奇，从某些方面看，他们对此很感兴趣，尽管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阿切尔·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美国一家经营农产品的大公司）董事长德韦恩·安德烈亚斯经常到中国来。他1984年去莫斯科，同当时主管苏联农业的戈尔巴乔夫私下谈了两个小时。“他对我告诉他的关于改革的事非常好奇，”安德烈亚斯回忆道，“他尤其想知道中国与外国公司创建的合资企业是如何运作的。”

世界对“改革”的态度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赞扬中国提出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经济上失败这个正确的问题，东德的官方报纸《新德国》上刊登了一篇非常赞成中国改革的文章。南斯拉夫社会科学家、目前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斯维多扎·斯托贾诺维奇甚至还说“在许多人眼里，中国已经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新先锋。”更令人吃惊的是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西尔维·布鲁坎的观点，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集体中与莫斯科正式结盟的国家。布鲁坎在美国的《世界政策》上撰文说如果中国建成了现代化经济，“克里姆林宫即将面临一个戏剧性的选择：要么墨守成规，越来越多地依赖军事力量施加影响，要么勇往直前，剧烈地调整经济政策和全球战略。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问题将由苏联所做的选择来决定。”

布鲁坎和西方分析家一样，相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必将“引来一大批追随者，尤其在第三世界”。许多非洲和亚洲领导人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重要的反殖民思想，但是又怀疑苏联的模式能否行得通。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非洲社会主义”，认为只要符合一党专政，什么都能接受。中国的榜样很可能使他们相信，不必照搬苏联的模式也能发展经济，而且在理论上仍旧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在亚洲还有两个复杂的因素。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担心一个强大现代的中国会使它们沦为政治附庸。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考虑：中国已经成为环太平洋地区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台湾、泰国、新加坡和韩国的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不断增长的农产品产量使中国成为粮食的净出口国。玩具、石油等其他各种产品的出口量也在增加。低工资使中国可以与任何发展中国家展开价格竞争。此外，中国还为发达的贸易伙伴提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美国要竭尽所能开放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市场，为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排除各种干扰，这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但是包括美国在内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保护主义者给政府施加了压力，要做到上述两点也不容易。其中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是以佐治亚州众议员埃德加·詹金斯命名的詹金斯议案。詹金斯议案要求限制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纺织品进口数量，并且在国会两院得到通过，但是里根把它否决了。

然而，对中国在世界上将要发挥的作用的种种推测都创建在两个关键的先提条件上：邓小平的改革继续并且推广下去，还要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产生预计的效果。可是，目前看来两者都无法肯定。

邓小平自己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他对《时代》记者说，“其他路只会走向贫穷落后。”在共产党9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许多改革的支持者被提拔到党和政府的中高级职位上。……

更深入的问题是邓小平和他的下属能否进一步解放市场，使之正常运作。66岁的沃纳·格里希是西德的一名经理，受聘管理武汉一家国有柴油发动机厂。他发现这个工厂和许多中国工厂一样，人员严重过剩。“如果我辞退700人（总共2140人），我们的产量还是一样多，质量则更好，因为我们的资金多了。”他说。但是他失望地辞职了，因为管理者不允许他辞退职工，不允许他实施他认为必要的改革。“铁饭碗”，即终身雇佣制这一毛泽东时代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

上海的一位高级经济干部这样解释为什么至少要保留一些生产配额：“我们当然不能给每个工厂都放权，让它们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如果所有的服装厂都生产牛仔裤，没有一家生产上衣，那该怎么办？”资本主义的回答是自由的价格体制会防止出现这种现象。牛仔裤的价格下跌，上衣的价格飞涨，许多牛仔裤生产商会丧失全部财产，他们会乐意转向生产上衣的。但是中国的改革者们看起来不愿让价格自由浮动，用这种方式指导投资决策。

最棘手的难题是中国能否取得邓小平努力创建的相对自由的经济，同时不削弱马列思想对政治和社会的控制。

1986年的深圳

《时代》周刊的长篇文章记录了正在发展中的深圳。

想象一下白手起家建设一座城市。想象一下把海边的一片狭长地带，原先是种植水稻的水洼地和渔村，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了大都市。深圳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城市。深圳市面积126平方公里，隔着一片蜿蜒曲折的水域和香港相对。高层公寓楼旁边是没来得及铺上柏油的马路，走路不小心的人要当心路上还未填上的沟壕。在中国最高的大厦，54层的国际贸易中心后面，堆积着挖掘出来的土堆。起重机的影子在空中掠过，空气中满是尘土，噪声比西方摇滚乐演唱会的音量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从1980年被北京指定为经济特区以来，深圳一直是中国的新兴都市。虽然在中国南部与它相邻的珠海、汕头和厦门也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但它们的发展没有深圳这么显著。从1980年到现在，深圳的人口从3万增加到大约38万。深圳与外国公司签订了180多份合资协议，价值7亿多美元。大约400名商人把深圳当做他们的家，还有300人正在来这里安家。深圳的平均工资是每月79美元，几乎是中国其他城市的2倍。

难怪中国的年轻人把深圳看作一块充满机遇的土地。我们以陈丽（音）和她的丈夫吴显兴（音）为例。几个月前，25岁的陈丽在一所外语学院教书，27岁的吴显兴是湖南省长沙市的一名工业设计员。他们对前途不满意，开始认真考虑有关深圳的传闻，听说那里工作机会多，工资高，住房充裕。吴乘火车来到450英里外的深圳，很快在一家电子工厂找到了工作。妻子陈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被这家工厂聘为翻译。今年夏天，他们移居到深圳，没有懊悔没有遗憾地开始了新生活。“物价虽然高了一点，但我们的工资也高，”陈丽说，“我们住得很舒适，也喜欢自己的工作。总之，我们喜欢这里。”

然而，对中国领导人而言，这个短期内建成的城市不是昙花一现的成功。深圳仍然在发展，但不是沿着北京制定的方向。去年夏天，邓小平表达了对深圳未来的担忧。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赞扬深圳的进步，而是把它描述成一项“可能失败”的“实验”，并说：“我们希望深圳成功，但是如果失败的话，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需要吸取的教训已经很显而易见了。深圳的低税收是为了吸引美国、日本公司，以及香港和海外华人来投资。但是大约90％的投资来自香港和澳门。更令人失望的是外国投资商没有把资金用于建设新产业，而是大部分用于建设公寓、办公楼、酒店和娱乐场所。

中国领导人渐渐明白了，1997年将回归祖国的香港同胞把深圳当作了附属的休息地和游乐场。许多香港人给大陆的亲戚购买住房，亲戚们从中国当局得到许可，搬到深圳居住。每个星期，27万左右的香港人来到深圳探亲访友，观光旅游。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海洋世界和游乐场，游乐场有单轨缆车和双路过山车。1984年，深圳6.66亿美元的税收中，旅游业和零售业占了1/3。工业虽然也在发展，在整个经济中占的分量却不够多。深圳没有像北京所希望的那样吸引高科技公司，而是生产服装、塑料制品和流水线的电子产品。一位香港官员说：“香港投资商在这里建起的更像一个迪士尼乐园，而不是中国技术发展的温床。”

经济自由使深圳变成了一个现代大都市，在这里金钱是至关重要的。去年，警察驱逐了500多个乞丐。他们中的一些成年人把儿童组织起来，派他们去火车站乞讨。现在深圳最流行的消遣似乎是玩钱，把港元抛出去使官方汇率上涨。

一些香港官员认为中国政府发展深圳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深圳与香港的新界相邻，可以作为窗口向人们展示1997年香港回归后还能保持自由贸易的制度，给那些易变的投资商一颗定心丸。就这个目的而言，深圳确实慢慢给香港人注入了信心，但也给邓小平的批评者提供了口实。他们指责深圳给国家的其他地方造成人才流失，改革也带来了“文化污染”的后果。为了防止其他地方的人涌入深圳，政府在深圳和广东省接壤的边界上修了一圈铁丝网，还有一条巡逻路，路边安装了弧光灯。

北京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控制深圳的发展。高科技公司可以暂时免税，为了减慢楼房建筑速度，那些买了住房却不住的人要缴税。政府将发现很难给已经释放出来的经济热潮降温。在一个人人都慢条斯理，对时间十分慷慨的国家里，深圳人却行色匆匆，别具一格。“门铃一响，我就颤抖，”一位读者给深圳的青年报写道。他接着诉说了朋友的来访如何打乱了一天的安排。中国人对深圳的发展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即使深圳由此陷入了颓势，它依然能够得益于“说干就干”的激情而继续发展。深圳充满了活力，它需要把自己的活力引导到恰当的位置。

上海市长江泽民

今年夏天，当北京宣布江泽民将接替汪道涵出任上海市市长时，人们并不出乎意料。毋庸置疑，59岁的江泽民是个政绩卓著的领导。他在苏联学习过电气工程，精通4国语言。江在中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任职3年，多有建树，后来任电子工业部部长。但是，正如他本人第一个承认的那样，他从来没有管理过市政，更不要说管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了（上海有1200万人口）。“我没有经验，”他的谦逊很令人欣赏，“我是个博而不精的人。”

上海的经济改革反应缓慢，中央政府为此大伤脑筋，这正是选择江泽民做上海市市长的原因。大概3年前，在邓小平的鼓励下，上海有了与外商做生意和吸引外资的极大自由，不用再首先征得北京的同意就能出口商品。中央授予上海可以与外国创建合资公司，筹集国际资金，为建设工程招标等特权。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创汇额已经占全国1/4，工业产量占全国1/8的上海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兼具华尔街和鲁尔工业区的双重作用。

但是以前被普遍认为中国最进步的大都市上海在贯彻改革方面，已经落在北京、广州，甚至重庆和深圳的后面。深圳建成的合资企业比上海多（深圳150家，上海90家），面积只有上海1/3的广州拥有的私营企业比它多（广州10万家，上海9万家）。按这种速度发展下去，上海将面临失去中国商业和工业中心的传统地位的危险。“这里明显缺乏创造性和动力，”一位市里的中级干部说，“我们或许比较安稳，但是改革的步子太慢了。”

如果城市的建筑会说话，上海的建筑会证明他说的是正确的。当北京和广州为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宾馆和办公楼自豪时，上海还是一张黑白照片，凝滞在20世纪30年代。1949年共产党接管政权前，矗立在邦德路两边的英国商行和银行依然如故，只不过现在看起来污浊陈旧，好像另一个时代的背景。

上海没有跟上邓小平的号召，其部分原因在于它不得不把许多精力花费在日常生活上。这是中国最拥挤的城市，面临严重的住房紧张问题。100多万家庭住在狭窄的一居室里，没有基本的生活设施。有一户姓陈的人家，5口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屋里刚好能摆下几张床。他们和邻居共享一个厨房和走廊里的公共厕所。“我们总是互相碍事，”陈爸爸抱怨说。陈家的经济能力较宽裕，可以买得起大一点的房子（3个孩子年龄在19岁至26岁之间，都有工作），但是没有房子可买。

街道上交通堵塞，黄浦江是个散发出恶臭的下水道。甚至上海的郊县在尝到发展的甜头后，也要讨价还价了。郊区的农民使用了化学肥料后，不再乐意收集城里人的粪便做肥料了。

上海能发展成大都市，是历史的偶然。这是个大海港，由此很容易进入中国内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商人正是看中这一点，才在上海创建各自的租界，经营了100多年，直到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在殖民地时代，上海几乎没有中央计划，英法美3个租界的下水道系统各行其是，上海不得不费力地把它们连接起来。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强调农业发展，忽视城市发展，上海的发展自然缓慢了下来。

从某种程度上看，上海过去创建的工业反而限制了它今天的发展。中国的其他城市可以造新工厂，上海则不一样，它已经有几百家老工厂，对它们很难实行改造革新。工人们几十年来习惯了旧的生产体制，因而不愿学习更有效率的新生产方法。“上海是个难啃的骨头，”市里一位领导说，“它庞大，傲慢，又陈旧。”

用这几个形容词形容上海6000人的官僚机构是很恰当的。政府机构有时好像在阻挠改革，而不是在促进改革。其他城市已经成功地分散了市政机构的权力，上海依然保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一位西方人这样形容臃肿的市政府：“上海有聪明的脑袋，稳健的双脚，但是肚子太臃肿了。”厂长们抱怨市里要他们上缴的税收增加了，却不给他们权力推行改革，而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市里下达的任务。“权利和义务应该结合在一起，”一家灯具厂厂长牟德庆（音）说。然而行政机关似乎不喜欢邓小平改革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就业率是极其重要的，不应该掌握在厂长个人的手里，”上海一个经济部门的高级领导说。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邓的改革会削弱政府行政干部的权力。“如果让厂长决定工资、奖金，我们就会失去权力，”这位经济专家说出了心里话。

江泽民市长意识到不首先处理城市的问题，上海就难以实现邓小平的改革理想。江说首要的是“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他的前任，担任5年市长的汪道涵向中央反映过上海的困难，使江泽民更容易实现他提出的目标。1984年年底，赵紫阳视察上海时，批评上海的经济发展太慢。汪市长回答这是由于上海几乎把所有的税收都交给北京，只留下14％。赵紫阳允许上海1985年留下23.5％的税收，1986年则增加到25％。

江泽民很清楚仅仅依靠制造业，上海将难以发掘它的经济潜能。中国各地都建设了工厂，上海不能再指望从遥远的省份获得生产原料。1984年年底，高级经济学家和规划制定专家为上海起草了发展的蓝图，重视高科技产业、银行业和远洋航运。2月，北京批准了一项地区性规划，把上海置于中国东部城市商品销售服务网的中心位置。一些上海人认为这个决定反映了中央相信上海能完成邓小平的殷切期望。

江泽民看起来对成功充满了信心。“遇到困难时，一个富有进取心的人应该勇往直前，毫不退却，”他挥动着手说。历史证明江泽民的乐观是有根据的：在过去的100年里，上海对经济刺激反应灵敏。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繁华使它赢得“东方巴黎”的美誉，现在它的风华虽然几乎荡然无存，但是在上海重要的购物街，繁华的南京路上，仍然能看见驱动它前进的精神。这里的商店以汇集全国各地的商品而驰名中国，购物者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服装、鞋子和其他地方产品货源充足，还有索尼盒式录音机、卡西欧计算器。任何一个像上海这样繁荣昌盛的城市都有十足的把握预言邓小平的改革必定能取得成功。

渴望前进

下一代领导人将决定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

1986年秋季，北京宽敞的人民大会堂里召开了为期6天的会议，中国领导人的交接班仪式开始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前途和经济改革的命运是最受人关注的议题。共产党代表大会结束后，131位高级干部同意从高位上退居二线，他们大部分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这次大规模的退位是将近10年来党内最大的人事重组，为将要带领中国进入21世纪的新一代领导人的升起铺平了道路。

这场变动是目前悄然发生在中国的改革的一部分。工厂、农村和政府机关中，有抱负和改革意识的年轻人正稳步成长起来。与老一辈相比，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热切地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勇往直前。在接下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将决定着邓小平把中国建设成经济发达国家的蓝图能否实现。

刚刚进入最高层的技术专家型干部有57岁的李鹏，他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下任总理的候选人。李鹏是已故周总理的养子，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工程师，能讲俄语，当过中国能源部部长。

未来中国的政策将由这样的高级干部制定，年轻的专业人员将负责执行这些政策。37岁的唐艺盖（音）就是其中一位。唐高大强壮，说话速度很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时他是红卫兵。“那时人们的所作所为，今天想来都很懊悔，”他回忆说，“那是个动乱的年代。”

20世纪60年代的动乱过后，唐一头埋进书本，从知识中寻求解脱。他被经济学家的著作深深吸引，从卡尔·马克思到弥尔顿·弗里德曼都读过。1976年从新疆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后，唐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第一位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的人。他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选择到政府部门工作。他说：“我来自中国的边远地区，我想为祖国的发展尽一臂之力。”

36岁的潘伟明（音）历尽曲折，终于成为上海市宣传部副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中国中部的井冈山区种植稻米，经营一家小规模的杀虫剂厂。28岁时，他去北京大学学习中国文学。在校期间，他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潘毕业后回到上海，在上海市宣传部工作，职位晋升得很快。“我和农民生活了8年，”他说，“亲眼目睹了我们国家是多么贫穷落后，这深深地震撼了我们，使我下决心改变中国的面貌。”

“文革”留下的创伤使一些年轻人不敢发表见解，担心他们可能成为将来某场政治变革的受害者。王力平（化名）亲眼看见他的父亲，一个大学教授，在“文革”期间被迫做了8年车工。王不想让人们注意自己，不过他希望去美国拿到管理学博士学位，然后边教书边做咨询工作。但是，王意识到他所学的很多知识依然不能付诸实践：“在中国的大部分工厂里，我们学的关于任务设计、工作结构的知识都用不上。”

王的同学马彪（化名）1966年至1968年在农场工作，1970年大学毕业。去工厂干了10年后，目前他在一所小规模的西式管理学校学习。和王一样，马彪也怀疑所学的知识能否在实际工作中用到。他说：“书本上的办法不管用，它没有告诉你在权力的压制下如何管理，也没有告诉你如何对待工厂的党委书记，因为书记仍然持有很大权力。”

随着事业的发展，马和他的同代人将不得不处理这类困难和担忧。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改革。

中信董事长荣毅仁

在昔日资本家的领导下，一个经验丰富的国有公司在吸引外资。

去年夏天，在公共汽车和自行车的嘈杂声中，围观者惊讶地看着由20辆深蓝色凯迪拉克组成的车队驶入北京的繁华市区。这些豪华轿车内设酒吧间和电视机，是中国一家大公司最新的展示品。这家公司就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它在中国如同那些豪华轿车一样引人瞩目。这家国有公司用各种机智精明的方法来吸引外国投资者。这是共产党执政后中国机构第一次购买凯迪拉克。中信董事长荣毅仁在接收这批轿车时说：“我们的外国客人希望能乘坐舒适的汽车。”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于1979年成立的一家精英公司。邓提议绕开北京呆板的官僚机制，成立一种西方的投资银行公司。一头银发70岁的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公司目前已经协助外国公司投资各种生产，从啤酒生产到煤矿采掘都有，还从外国筹集了上亿美元的资金。“中信给中国带来了新鲜空气，”卡姆斯基公司总经理弗吉尼亚·卡姆斯基说，这家贸易咨询公司在纽约和北京设有办事处。“你提出一项计划，中信的人会问适当的问题，你谈到投资回报时，他们也明白你的意思。”

中信很多的经营风格和资产都来自荣毅仁。他的经历和中国近年来的历史一样跌宕起伏。解放前。荣毅仁是上海的大工业家和副市长。他亲眼看着共产党执政后，他的工厂被收归国有。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荣毅仁和夫人受到红卫兵的打骂，上海的家被没收，他被迫去打扫厕所。忍辱负重了10年，70年代末，荣毅仁终于公开恢复了名誉。现在他住在北京一所舒适的房子里。他说：“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对社会主义的企业也同样适用。”

为了使两种制度融合起来，荣毅仁召集了以前的资本家和才华横溢的年轻技术专家，组成中信的管理阶层。“我们接受一个项目前，要研究市场情况，”67岁的金旭平（音）说，他是中信的两个总经理之一。解放前，金在家族的保险、石油和烟草公司中学到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文革”期间，他被送到农村，种植蔬菜，忍受了无数的政治训导。

自从1979年公司创立以来，中信很快着手发现在中国做生意的新方式。他们没有把投资仅仅局限在北京的“五年计划”项目上，这个富有革新精神的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有利可图的机会。注意到全国对啤酒的需求不断增加，中信同日本的三得利公司共同投资3000万美元成立一家合资企业。初步的成果令人鼓舞，产量将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增长一倍。

中信同外国公司合作了各种各样的项目。目前，它和美国的集团企业比阿特丽斯合作生产包装食品，通过下属公司为联合技术公司销售直升机。此外，中信在纺织业、化工厂、机器制造业都有投资。它还是个主要的房地产开发商。去年夏天开始使用的29层的公司总部在北京市鹤立鸡群。中信投资的一栋50层的公寓楼竣工时，它的总部将不是首都北京最高的建筑了。

中信常常到外国资金市场为许多公司筹集资金。中信的股票已经在香港、日本和西德上市。然而，中国依然被封锁在美国的资金市场之外，因为它停止为30年代的铁路贷款支付利息。

去年5月，中信在曼哈顿的世界贸易中心设立一个4人办事处，直接和美国的银行、公司打交道。办事处由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56岁的丁辰领导，事业欣欣向荣。丁辰不知疲倦地在美国各地奔波，联系愿意到中国投资的公司，那些金融家都敬佩地称他“奔波博士”。在华盛顿的一次聚会上，中信筹集了6000万美元的资金。丁在谈话中小心地驱散人们对中国未来的任何担忧。他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改革开放在本世纪不会变，在下个世纪的前50年也不会变。投资环境只会越来越好。”

北京的荣毅仁竭尽所能来保障这一点。他还有一个梦想，希望中国创建自己的股票市场。尽管现在看来这只是个遥远的设想，荣毅仁总能把他的设想变成现实。回首中信的开创性事业，荣毅仁自豪地说：“我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出来的。”

私人保安出现

经过两年来的打击犯罪活动,几千名重犯已被处决。北京声称它正在赢得这场打击违法乱纪行为的斗争。根据官方的说法,自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中国从来也没有比现在更安全一些。

然而，对许多试图在自由市场上赚点钱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说法倒会是个新闻。对他们来讲，犯罪分子的骚扰变得愈来愈厉害了，而不是减轻了。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出现了私人保安机构。《中国日报》报道说，单是在广东省去年就成立了13家这样的保安机构，雇用了将近500名穿制服的警卫人员。某城市的一个区雇用了私人保安人员在14个自由市场上巡逻，因为在这些雇来的保卫人员没有来到之前，有些私人商贩常受窃盗之害。作为一种附带的好处，这些保卫人员还把1000名无照商人赶出了这个区。这些保卫人员绝大部分是练过武功的复员军人。

依靠私人积极性来保护人民福斯这种做法要是在以前一定会被认为思想上是有问题的。但是，由于现在强调自由以经营和控制公共开支，官员们希望私人机构能更多地挑起打击犯罪活动的担子。公民帮助政府维持公共秩序在中国并不是什么别出心裁的新想法，多年来，臂戴红袖章的民政辅助人员一直在帮助地方警察维持交通和控制拥护的人群。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都不理会他们的指挥，事实上，中国人甚至经常无视正规警察的指挥。

对私人保安机构的仅有的限制，就是他们必须向政府登记注册，他们的保安人员必须受过法律程序知识的训练，必须着制服、佩证章。虽然雇用保安不能逮捕人，但他们可以扣住嫌疑犯，把他们扭到警方。单是他们存在本身就可以证明，他们的确能起作用，也可以证明政府几乎愿意试用任何办法来解决犯罪问题。由于北京去年决定到1986年年底复员100万军人，私人保安机构在招收新人方面估计不会有什么困难。

武器市场的谨慎买主

大宗买卖不容易成交。但是，1986年2月，来自16个西方国家和波兰的160家军工企业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大型武器展览，“1986年中国国际军事工业现代化博览会”。按照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军队的现代化并非是优先考虑的。因此，一名驻北京的西方军事武官说：“中国还不能够购买任何大型的武器系统，但是他们却到处逛得很多。”《纽约时报》的记者关注到了中国对于高科技武器的渴求。

但是，中国必须购买一些外国科技，以逐渐实现武装部队的现代化。2月初，美国国防部披露说，它将在中国批准之前，通知国会它将向北京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电子设备。类似这样的军火交易的传言大大鼓励了在北京的军火交易商。参加武器博览会的美国航天工业公司营销部经理冈纳·库奇勒说：“这儿的每个人都认识到，这是一个潜在的极其重要的市场。”

军火商们希望在这次博览会的直接影响下，能够和中国进行一些有限的交易：事实上，北京今年可能要为它300万人的部队进口仅仅10亿美元的军火。但是，中国对外国，特别是西方的军事科技仍然抱有浓厚的兴趣。原因之一是，中国军队正在逐渐摆脱毛泽东时代“人民战争”的游击战术，转而运用就地作战的战略，而这需要现代化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

中国的军火出口业现在位居世界第7，排在美国、苏联、法国、英国、西德和意大利的后面。为了给现代化提供资金，这个行业每年从军火出口中赢利大约15亿美元。它的出口对象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例如巴基斯坦、伊朗、阿尔巴尼亚、埃及和北朝鲜。它出口的军火包括F－6喷气式飞机（苏联米格－19的中国改装型）、T－59主战坦克、大炮和小型武器。这些武器操作简便，而且价格便宜。4月，中国将在深圳经济特区举办第一届军火出口博览会。

中国已经成功地削减了效益低下的军工企业，而且已经差不多完成了100万士兵的退伍。这些举措将使国家节省大量军费。国家敦促军工行业部管理下的军工厂将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用于生产消费品：去年，这些军工厂产值的36％，大约8亿美元，都是来自像电冰箱、摩托车和为石油工业生产的设备这样的产品。到1990年，这个部下辖的军工厂产值的2/3都将来自民用品。

如果国会不阻止最近的中美军火交易，美国的承包商将在6年的时间内，提供50架F—8飞机使用的电子设备，包括机载雷达、导航设备、机舱里的显示屏以及使飞机获得全天候作战能力的计算机。面对4500英里的中苏边境那边装备要精良得多的苏联空军，中国空军的当务之急是获得全天候作战能力。

在华盛顿宣布出售电子设备的一揽子计划之前，去年秋天，中国还向美国购买了价值9800万美元的设备用来更新炮弹生产技术。这次的电子设备交易还包括了几项提议。根据这些提议，经过许可，中国可以生产精确度极高的美国“陶”式反坦克导弹和MK46鱼雷。西方军事分析家一致认为，尽管要实现军队完全现代化还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中国显然已经为达到这一目标采取了谨慎的措施。

性在中国逐渐正名

珍珍疯狂地跳了一夜舞之后，在洗澡时，她的男朋友突然闯进屋内，使她遭到了不幸。李艳一直向往成为一名演员。一名诡计多端的男演员狡诈地告诉她，英格里·褒曼和索菲亚·罗兰把她们的一生乃至肉体都献给了艺术，这使她失去了贞操。

瞠目结舌的读者看到了中国政府正式出版的新书《姑娘，要警惕啊！》中这些告诫性的故事。通常板着面孔的新闻界正在越来越多地发表关于性的文章，这是表明性压制的一贯政策正在受到进攻的一个迹象。牵涉到性行为的犯罪率急剧上升，尤其是强奸案，有时把仅仅是诱奸的行为也定为强奸。离婚率也在上升。新华社的报道说，目前，“由于缺乏性常识引起的性生活的不和谐”使许多家庭的关系相当紧张。

各种杂志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人们的态度正在迅速改变。就在1982年，在一次调查中，80%的被调查者认为，婚前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而在1985年年底进行的民意测验中，持这种看法的人只有60%到65%。性压制在年轻人中比在老年人中更不受欢迎，这并不出人意外。在1985年秋对北京地区已婚者进行的一次调查中，30岁以下的人中只有一半反对婚前性行为，而50岁以上的人中有3/4的人反对婚前性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民意测验的结果是政府下述决定所带来的产物，即通过允许新出版各种性生活指南和设立关于性知识和婚后生活教育的课程，使性这个概念跳出小框框。去年9月，上海办了第一所新婚夫妇学校，讲授两个星期有关性生活、性卫生以及避孕常识的课程。一些结婚多年的夫妇仍感到在这方面无知，他们也报名补习这些课程。上海400多所中学中有40所正在试验为十二三岁的学生开设含有性教育的课程。这些课程主要是讲授有关生理卫生和几个“性的道德观念”。把重点放在生理学上简直是不规范的。中国社会一向相当保守，连生理学课程通常都把性解剖的部分删去。许多新婚夫妇进洞房时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他们该做什么。

尽管法律和习惯产生了一些降温的作用，但是无法约束的思想和行为也出现了，而且人们通常把这些思想和行为归咎于西方。许多中国人认为，西方人似乎受动物的本能所制约，不顾家庭的团结。尽管如此，更为开放的态度看来在继续出现。去年夏季，一向严肃的上海《解放日报》曾以不偏不倚的态度谈到处女失去贞操的问题，称之为“不是好事，但也不见得是不可救药的坏事”，这种态度使人们感到意外。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认识到，那些旨在掩盖性行为的课程和书籍会助长这些行为。年轻的姑娘们正在读《姑娘，要警惕啊！》这本书，以得到性生活的告诫。

在中国成长

1957年，一名中国诗人，同时又是知识分子的乐黛云在和丈夫从北京一座公园回家的途中，被一场春天的暴雨淋得浑身湿透。就在雷声电光之中，乐黛云灵感突发，写下一首歌颂暴风雨的诗，“无论多么强劲，无论多么雄勐，”她后来回忆道，暴风雨“都会将人们从日常事务中唤醒，将他们提高到一个新的意识层次；它会清洗和更新一切事物，甚至我自己的心灵，我的灵魂，我的意志”。

乐黛云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暴风雨。第二年，因为有人说她有“右倾主义”倾向，她被称为“人民的敌人”，并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多年以后，为了避免在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进一步迫害，她烧毁了自己的《致暴风雨》。尽管她记不清诗里的原话，但是她用这首诗的名字作为她的自传的题目。《致暴风雨》是乐黛云狂热的革命信仰和那些宣传革命的人对她的残酷迫害的一曲挽歌，尽管这曲挽歌有时显得很天真。

1931年，乐黛云出生于中国南方广东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7岁时，她考进著名的北京大学，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左翼活动的温床；在那里，她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团。1949年人民解放军赶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进入北京不久，乐黛云加入了共产党。她是一个模范党员，很快就因为她的杰出贡献而受到奖励：1950年，为了纪念1919年反对外国干预中国事务的“五四运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庆祝活动，乐黛云作为大学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了庆典。后来，她又作为世界学生大会的代表去了布拉格。她最终成了北京大学文学系的一名教师。她相信，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官员，她是有影响力的；作为一名教师，她是受人欢迎的。

因此，1958年，当她被打成“右派”时，乐黛云大吃一惊。乐黛云犯的错误不过是计划创办一本文学杂志，这个计划从来没有实现。她被派到北京以西30里的斋堂公社，通过体力劳动去除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想法。

在她的自传里面，乐黛云试图通过回忆总结教训，流放期间的严酷场景仍然在书中保留下来：文质彬彬的哲学教授被迫就如何杀猪发表讲话；将他们本来作为宠物来养的一只蟋蟀吃掉；饥饿的猪朝着一切可能的食物，包括人的粪便冲过去。从始至终，乐黛云总是拼命朝好的方面想，以支撑自己的信仰。可是，结果显示，仅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

1960年，她的“右派”称号被取消了。乐黛云被允许返回北京大学，但是她只能从事研究工作和一些副科的教学，还一直受到别人的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生活被打断了，乐黛云和其他名声不好的知识分子被人交给一把扫帚，让他们打扫校园。在她工作的时候，孩子们嘲笑她，要求她高唱专门为“黑帮分子”创作的《狼歌》：“我对人民犯了罪/我是人民的敌人/我知道我的罪/我要被党改造。”

她的家人的命运继续恶化。乐黛云16岁的女儿被迫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到了北方黑龙江省的一个军垦农场。她12岁的儿子是一个数学天才，可是，1971年，红卫兵决定在江西省仿照北京大学开办一所供农民上学的大学时，他不得不陪着父母前去。乐黛云的丈夫对自己作为一名哲学教授的前途感到担忧，于是开始为“四人帮”写宣传小册子——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这给家庭没有带来好处。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的卡罗琳·魏克曼将上面的回忆整理成了一本书。这本书使得乐黛云能够喋喋不休地讲述意识形态术语和她写过的诗，并将这些变成微妙而又亲切的段落——由于忧虑使奶水发酸而不能喂儿子吃奶，对于流产的负疚感，对女儿的初恋又甜又涩的回忆。

乐黛云的生活是被放在20世纪中国吵闹的年轻人中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致暴风雨》不仅仅是一名妇女成年的故事，也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故事。

耕地被占非常严重

农村耕地面积正在像沙漏里的沙那样慢慢消失。商用土地和建房用地的价格高得惊人。这可能是在城乡规划方面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这是休斯敦的情况吗？休斯敦执行的就是对土地采取不干预政策，其结果已使得那里出现了要么好好利用，要么不好好利用，甚至很糟糕的局面。不过，这是中国农村的情况。据《中国日报》报道，中国每年要失去120万亩耕地，这是由于市区在向四周扩展延伸造成的。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广东省，人均可耕土地面积只剩下1/8亩了，同美国郊区居民庭院所占面积大小差不多。驻北京的一位西方农业专家说：“在中国，人民基本可保住温饱，但距丰衣足食仍有距离，因此不能那样浪费耕地。”《华盛顿邮报》的调查，同样表明了这一事件的严重。

由于中国的耕地面积只占全球耕地面积的7%，而它的人口却占全球总人口的23%，所以，中国感到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个问题是如此紧迫，以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估计在本月将通过一法律，将第一次对土地的使用做出规定。几项最根本的规定中的一项，就是将允许对工业和建房用地征税。农、牧、渔业部副部长相重扬（音）说：“自1949年解放以来，在我们国家，对于非农业用地一直处于基本上免费使用的状态。这种做法不是合理使用土地。”

根据法律，中国的所有土地（它的所有农产品产量也一样）都是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虽然一些农民愿意从事农业劳动，但其他人对搞事业，如建筑承包感兴趣。农民开始从事非正式土地交易，用土地去换钱。1984年，北京官方鼓励采取这样的做法，即允许农民长期出租土地（包括长期使用权），同时，明确准许个人之间可转让土地的出租权。这样做的目的是：把耕地集中在那些有更大兴趣耕种土地的人们的手里。

这项规定已经引起了某些出乎意料的后果。许多农民放弃农业，转而去从事其他工作，他们在那些本来用于播种水稻的土地上建筑住屋。去年年底，福建省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严厉批评“某些党员干部在耕地上为自己建造舒适的住宅。”

这种放任自流的政策已经引起一场活跃的土地所有权的地下交易，北京的一些官员、农会的一些领导人，以及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的领导人也卷入了这场交易。去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贵州省的一个县有236户从事土地投机生意；参加这些交易的差不多都是党和各级政府的官员。例如，该县农业局的一名退休的副主任从一个农民手中买了1/8耕地来建房，随后他又从出售这些住屋中获利1875美元。

同样使当局感到不安的是在转让房地产方面煞费苦心地搞出的那些办法。北京出版的《农民日报》斥责说：“在有些地方，（买卖土地）完全是按旧社会的那套方式进行的，买卖双方要在契约上签字画押……在买主讨价还价成交之后,他还要大摆宴席。”

打破“铁饭碗”

这是西方极具典型性的一幕：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警告说，他们的公司处于困境中，他们的工作面临危险。但是，这次的一幕不是出现在底特律、曼彻斯特或里尔，而是中国东北的沈阳。去年市领导将3个亏损企业的工人集合起来，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就赢利，要么就让企业破产。如果工厂不能产生足够的效益以还清它们的贷款，政府就要卖掉它们，并解雇员工。1986年3月，北京《经济日报》宣布，其中两家企业已经免于倒闭，但是另外一家工厂，一个防爆设备制造厂很快就要倒闭，数百名工人将失去工作。于是，自从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企业第一次被迫宣布破产。改革是必要的，因为负债累累的企业正在大量消耗政府资金。去年，超过20％的国营企业出现亏损，总亏损额比去年增加了7％。北京告诉地方官员，要想办法避免用政府资金支持亏损企业，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不顾一项核心原则：保持充分就业，或者通常说的“铁饭碗”。事实上，失业工人的队伍正在壮大：北京承认，360万工人正在“等待就业”。

沈阳是实行企业破产的试点城市，它所引起的反响是很广泛的，省政府和市政府控制着中国大多数集体企业。它们分配原材料、人力，批准技术革新，以及做出其他重要决定。即使是这样，北京还是正在起草一项法律，将破产确定为官方政策。制定它的依据是，管理人员和工人很害怕破产，他们会受破产法的激励，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政府还需要确保在价格和管理职责方面的其他根本性改革能够得到实行。

沈阳市已经计划关闭一家企业，这在工人和管理人员中引起了一场关于如何使企业走出困境的讨论。“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工厂的困境我们自己也有责任。”《经济日报》引用一名工人的话说。沈阳一家即将倒闭的农机厂厂长郭良才向员工发出呼吁，要求提高效益，此后，该厂的生产和销售情况都得到好转。一家五金铸造厂的情况也已好转。

根据沈阳的临时破产规定，只有那些亏损额在一年内达到净资产80％的工厂才会被强行关闭。市政府要求企业为工人设立救济金，以免企业出现停产。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将优先得到原材料和人力，亏损企业的员工如果将企业扭亏为盈，政府将提高他们的工资。

沈阳市前副市长李长春最早提出政府可以允许企业破产时，他的建议在市政府里面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名反对者说：“资本主义的玩意。”另一名反对者说：“工人们能接受吗？工厂倒闭他们就会全部失业。”李长春为他的提议进行辩护说，那些常年亏损的企业的财政赤字“全部被记在政府的账上。表面上看，它们没有破产，但是它们已经让政府财政陷入严重的困难了”。最终政府里的反对派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但是，中国的其他城市——以及工人们——是否会接受这一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蒋经国的继任者是谁？

中山会议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12英里的阳明山山顶上。那里气候凉爽，薄雾笼罩。1986年4月，大约1000名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党员在此举行了1984年以来的第一次全会。

在大会两年的休会期间，国民党领导层遇到了自己的挑战。一场金融丑闻使得卡西组织——一个从事银行业和制造业的私营企业集团——破产，两名内阁成员和国民党秘书长被迫辞职。台湾军事情报机构的成员卷入了1984年在旧金山附近谋杀美籍华人作家亨利·刘一案。一个富有攻击性的反对派不住地勐烈攻击蒋经国总统领导的集权政府。蒋总统现年76岁，兼任国民党主席。尽管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代表们对为期3天的会议似乎还是满意的，这一点让人感到不安。国民党领导人并没有为党派注入新的活力，而是重申了他们的基本原则：从共产党人手中解放大陆，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重新统一中国。

这种自满情绪在蒋经国的开幕词里是很明显的。这次长达40分钟的讲话被国民党官员称赞为描绘未来的蓝图，其实大体上不过是重复了过去的立场而已。对于代表们来说，更让他们感兴趣的是蒋经国的露面。他年事已高，而且有严重的糖尿病，这使得人们对谁将成为他的继任者议论纷纷。尽管蒋经国讲话时语气坚定，走路也不用人扶着，他看上去还是比许多同龄人要缺乏活力。

由31名成员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每个星期都召开会议，确定政府政策的指导原则。这一机构的组成通常可以大致上反映哪些人属于国民党的核心圈子的成员。现在，蒋经国做出了另一保持现状的举动，他只更换了4名委员会成员，加进了两名大陆人和两名台湾人，使得保守派牢牢地控制住这一机构。

常务委员会的成员顺序的排列往往反映了他们的地位。因此，人们密切地关注着顺序的排列，以期能够发现谁将会进入“集体”领导层，大多数分析家认为，这个人将会成为蒋经国的继任者。排在最前面的两个人是年事已高的政客，他们几乎没有机会继任蒋经国。排在第三的是63岁的副总统李登辉，如果总统位置出现空缺，他将自动成为总统。尽管人们从未怀疑李登辉将会成为总统，但是他可能只是一个有名无实而不是掌握实权的领导人，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台湾人。

排名较高的还有行政院院长，72岁的俞国华（排第六），尽管他由于卡西事件的影响而名誉受损，但是仍然深得总统的信任。然而，中央委员会里两名地位最高的军界人士排名却引人注目地低，这表明蒋经国仍然强调创建一支职业化军队。蒋经国的次子41岁的蒋孝武没有参加会议，去年2月，他被派往新加坡担任从事外侨服务工作的中级官员，大概是为了证明蒋经国说的他不会竞选总统的话。

经历了多年的独裁统治，许多市民对集体领导的前景表示担忧，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集体领导将会使政府优柔寡断。另外一些人很乐观地谈到台湾最近发生的变化。“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政府研究开发评估委员会主席魏云说，“没有任何一个元素可以支配整个系统，就是政府也不能。”集体领导层能在多大程度上团结起来是另外一个问题，这要取决于领导层成员对大陆的威胁的认识有多么清楚。只要政府官员和党内官员认为台湾海峡对面的巨人对他们构成威胁，他们就会有避免重大分歧的巨大动力。

银行年会上的对抗

1986年5月上旬，亚洲开发银行的各成员国代表抵达马尼拉参加该组织的年会，他们肯定发现少了什么东西。以前俯视马尼拉海湾的12层楼高的银行建筑前面悬挂着45个国家的国旗，但是，现在只有45根光秃秃的旗杆。这些国旗是3月中旬中国成为这个组织的最新成员国后取下来的——亚洲开发银行成了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同时都派有代表的国际机构。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两个政府都宣称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尽管它们不反对对方成为这一组织的成员，它们却拒绝悬挂对手的旗帜。亚洲开发银行的官员提出了一个很策略的解决办法。现在只有一面中间画着亚洲开发银行黄色标志的紫色旗帜飘扬在银行建筑的上方。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几个星期前发布的亚洲开发银行年度报告。这一报告发现，与1984年6.6％的经济增长率相比，1985年的增长率勐降到3.6％。但是，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的主要引人瞩目之处还是政治活动，特别是两个中国预期中的对抗。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北京派来的陈慕华率领的11人代表团。陈慕华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她成了亚洲开发银行的第一位女性总裁。然而，她不必面对台湾来的对手。他们留在了岛内，这是亚洲开发银行19年的历史上第一次有成员国不参加会议。

亚洲开发银行的两个中国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83年，北京在这一年表示有兴趣加入该组织。它想加入的动机既有政治上的，又有经济上的。亚洲开发银行去年向24个国家发放了总计19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这些国家的开发项目。这一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这一地区最强有力的多国机构。北京想在亚洲开发银行应该向哪些国家贷款的问题上取得发言权。但是，北京要加入有一个问题：就像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除非将台湾驱逐出去，否则北京不会加入。尽管亚洲开发银行势力最大的两个成员国日本和美国都支持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成员，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抛弃台湾。

解决的办法并不复杂，只需要更换一下名字就可以了。以后“中国”只对北京适用，而台湾将被称为“中国台北”。台湾极力争辩说，为了公平起见，北京也应该被称作“中国北京”。但是，亚洲开发银行使用的办法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区别两个中国的方法类似，最后，台湾决定不退出亚洲开发银行。同样重要的是，北京同意不再坚持让台湾退出。两个敌对政府事实上决定成为同一重要国际组织的共同成员。

这一突破显示了北京方面外交策略的转变以及台北方面新的灵活性。北京似乎软化了它对台湾的强硬立场，以期实现重新统一，至少在实际做法上是这样的。与此同时，北京还像一些西方外交家说的那样在政治上达到了更高的老练度，因为它没有强行解决一个可能会使中美关系恶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台湾也表现了新的政治上的成熟，更愿意做出让步。“只要我们留在这一组织里面，就会有仗打，”台湾外交部的切恩·邱说，“如果我们退出，我们就丢掉了阵地。”亚洲开发银行的官员暗示说，台湾没有参加会议是很必要的，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国内可能出现的对于继续留在这一组织的反对。但是，如果明年台湾不派官员参加会议抗议只挂一面旗帜的决议，它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减小。

台湾，灵活性的迹象

中国大陆和台湾在37年的时间里没有对话，更不用说谈判了，因此它们签署的协议来得出奇地快。1986年5月，在香港的几家具乐部里，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主要航空公司的代表进行了会面，讨论将一架波音747运输机以及3名机组人员中的两人交还台北。这架飞机是4个星期以前被显然是叛逃的飞行员转向飞到广州的。

起初，人们怀疑会议不会有任何结果。台北引用国际航空协议，并强调长期以来它一直拒绝与北京政府打交道。它要求中国不经谈判就归还飞机。北京将这次得到飞机视为一个与台湾人进行对话的机会，坚持双方必须聚到一起讨论移交的细节。

让北京感到吃惊的是，台湾同意了。与此同时，香港记者称之为“飞机外交”的政策已经启动。在第一次正式允许的双方民间或者官方代表进行的会面上，中国民航的官员要求（台湾）中华航空派飞行员到广州取回飞机。（台湾）中华航空担心这样做会被认为默认了共产党政权，因此它坚持中国民航将飞机移交给香港，也就是这架飞机当初从曼谷起飞时的目的地。谈判进行到第3天，北京让步了。一名大陆飞行员将把飞机和机上的轮胎和电子设备以及两名想返回台湾的机组人员送到香港。在草签协议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华航空的首席代表向北京代表致谢，感谢他们使“会谈取得了丰硕成果”以及他们“精心照顾飞机和尊重机组人员的意愿”。

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常将北京称为“土匪”政权，因此，台湾代表向北京代表这样友善地讲话，使得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的暂时解冻更加令人迷惑。台北是在缓和它拒绝与北京进行一切联络的态度吗？台北的官员断然回答了不，他们声称这次波音747事件是一个孤立事件。政府情报处的处长在立法院里回答问题时说：“我们政府一贯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让步，这一立场绝对没有任何变化。”一些分析家甚至说，台北对北京的立场可能会更加强硬，以突出一切都没有变化。

事实上，台北并没有认为这次波音747事件已经了结。在香港的中华航空谈判人员坚持认为，台北“保留着让中国释放机长王锡爵的权利”。王锡爵是一名退休的台湾空军上校，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台湾岛上。在台北，政府官员说，他们可能会想办法引渡王并对他进行刑事诉讼。在前几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机组人员中的副飞行员和飞行工程师说，王锡爵显然是独自行事。“我为此已经计划好久了。”他告诉两人中的一人。

尽管台北官员保证，飞机事件不会影响与大陆的政策——或者说缺乏关系更合适——这一事件还是导致公众中出现了以前很少问到的问题。台北《联合早报》——这家报社通常支持国民党——的一篇社论说：“共产主义中国已经迫使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的面对面谈判。”有鉴于这次飞机事件，“现在应当是全面反省”现行政策的时候了。

没有人会说，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夙愿——将要实现。国民党也不会放弃它反对宣布台湾独立的立场，一旦做出这样的决定，就等于是背弃了国民党原来说的他们才是全中国的合法统治者的话。但是，有迹象显示，在表面上的宣传口号下面，一种更为务实的处理与大陆关系的态度可能正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拜伦·翁说：“台湾的蒋经国总统已经表现前所未有的灵活性。”拜伦·翁还预测台北和北京“将会增加非官方和民间接触”。

还有迹象表明，国民党正在放松对岛内政治舞台的严格控制，尽管只是稍稍放松了一点。蒋介石总司令38年前颁布的戒严令仍然有效，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尚未出现。但是，在菲律宾的阿基诺依靠“人民权力”的力量当上总统之后，76岁的蒋经国总统已经开始采取谨慎的措施与“党外”集团，一个由国民党外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松散的联盟，进行对话。

这到底是态度上的变化，还是策略上的变化，目前还不清楚。例如，政府提醒“党外”集团，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控制依然很严格。为了纪念5月19日戒严令颁布38年，500名党外集团的支持者在台北琅山庙前的院子里举行了集会，并打算步行半英里走到总统办公楼。阿基诺在“人民权力”运动中用黄色象征对马科斯的抗议，受到这一做法的启发，党外的示威者戴上绿色的头巾和丝带，象征他们以和平的方式发表不同政见。

这次游行本来可以成为197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那一年，南部城市高雄举行的示威导致了许多人被逮捕。但是，这次参与游行的抗议者正要准备开始游行，寺庙外面聚集了1200名警察。交涉了几分钟之后，示威者只好在寺庙里面进行了12个小时的静坐。示威的组织者、立法院成员戴维·蒋说：“我们可能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发表了反对继续实行戒严令的意见。”

在琅山庙事件之前，党外的代表同政府处理关系时在一直取得间断性的进展。5月10日，国民党官员和反对党成员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国民党同意党外公共政策研究协会设立分支机构。这个协会是两年前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将分裂的各派团联结在一起。作为交换，党外集团表示要在宪法范围内行事。这是一个重要的让步，因为这个基本法与争取台湾独立是不相容的。党外集团的戴维·蒋说：“台湾海峡隔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因此他们可以不管对方。我们不得不和国民党共同生活在这个岛上。”

两天后，国民党任命了一个12人的党派委员会研究所谓的“四个敏感问题”：戒严令，政党的合法化，国家立法机构的未来构成以及省级自治政府的恢复。前两个问题很快就被搁置，留待国民党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这次大会最早也要1987年春天才能够召开。但是，其他两个问题是可以和反对派讨论的。

国民党在台湾依然受到民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为国家带来了繁荣（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是亚洲最高的地区之一），以及财富相对来讲比较平均的分配。然而，国民党秘书长马素雷相信，与党外的对话对于“国家统一和和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希望他们能更好地了解我们。”

之所以决定同党外进行对话，也可能是因为国民党担心，有一天美国对台湾独裁政策的检视可能会使华盛顿减少对台湾政权的支持。里根政府最近给美国的飞机公司开了绿灯，允许它们帮助台湾研制一种新型战斗机，以期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取代逐渐老化的诺思罗普公司生产的F－5E战斗机。北京认为，即使是这样间接的帮助台湾也是违背了1982年的《中美对台出售武器联合公报》。美国在公报中保证，将减少提供给台湾的武器的数量以及降低武器的高科技含量。美国官员反驳说，协议只包括硬件，而不包括技术转让。

近些年来，邓小平对待台湾的国民党员的方式更多的是安抚，而不是谴责。1979年，他提出“一国两制”的原则，这一原则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基础。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将在理论上给予台湾一定程度的自治。除此之外，邓小平还表示，台湾可以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和自己的武装力量。北京还明确表示，国民党官员可以收回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在大陆上被没收的财产。

更让人吃惊的是，北京批准修订了中国的现代史：以前被共产党人骂为“叛徒、刽子手、吸血鬼”的蒋介石，从去年开始，被媒体说成是在30年代的抗日战争中帮助了毛泽东的同盟者。与此同时，北京正鼓励台湾人访问大陆，依据台湾法律这是非法的，但是只要借道香港是很容易做到的。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去年大陆由于外汇储备不足而减少了进口，大陆与台湾的间接贸易额（主要是通过香港）还是大大增加了（1985年大约为13亿美元）。

最终可能会导致台湾改变对北京态度的关键因素将是国民党更换领导人。立法院那些老态龙钟的成员——许多人还是40年前进来的——正在迅速死去。他们的后继人是在台湾长大的，这些人不像创建国家的那一代人，对于输给了共产党始终耿耿于怀。大陆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小，可以和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进行更多的贸易，对于美台关系的焦虑，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台北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不仅对台湾海峡那边的巨人，同时也对国内的反对派。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现代中国的专家哈里·哈丁说：“某些非同一般的情况正迫使台湾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至少也是更加务实的政策。

开放中的考验

去年10月，乔治·布什副总统访问北京期间，十分隆重地从一辆当地制造的汽车的轮子后面爬上车。中国官员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可不是那种笨重的黑色轿车，而是一辆刚从北京吉普厂的生产线上下来的造型美观、四轮驱动的切诺基轿车。这家工厂是美国汽车公司和中国一家国营汽车制造厂创建的合资企业，最近刚刚更新过设备。它预示了计划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西方公司前途大好。然而，这家工厂仅仅生产了800辆吉普，运作时间不到一年，就要在6月中旬因资金问题而被迫停产2个月或者更长时间。

现在，这家工厂暂时成了另一种象征：对于任何以为中国是一个容易赚钱的地方的资本家来说，这是一种警示。尽管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保证在华投资利润会是很丰厚的，成千上万的外国商人还是发现，对于不够精明或者没有耐心的外来投资商来说，中国可能是一个金融泥沼。新来的公司面对着一大批令人迷惑的问题，从劳动力价格上涨到通信设施落后到变化无常的税收政策。所有这些都让许多一度很乐观的外国企业感到泄气。自从1979年中国开始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后，外国企业就一直在涌入中国。

西方公司现在正密切关注这家吉普车制造厂的命运，看看北京政府是不是认真地为外国投资者营造更好的经济气候。这家工厂的困境代表了外国企业常常遇到的出乎意料的混乱情况。在这个例子里，中国政府停止供应工厂需要的用来向加拿大的AMC公司购买吉普车配件的资金。原因是，去年出现了购买消费品狂潮，使得国家的外汇储备大量减少，北京不得不对进口产品进行全面的限制。1986年5月下旬，AMC宣布，北京已经原则上同意提供所需的资金。理由是很充足的：这家吉普车制造厂如果破产，将会使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陷入很尴尬的境地。

类似制约了吉普车制造厂的官僚政治纠葛可能会损害中国作为一个热门的商业活动新前沿的声誉。1985年，中外合资企业的数目增加了130％，从1000家增加到2300家。这些新增加的企业包括：为香烟过滤嘴生产醋酸纤维素的赛拉尼斯公司；日本的松下电子公司（生产电视机彩色显像管）；西德的宝丽金（生产音乐光盘）。但是，驻北京的大多数西方大使馆现在正暗自建议国内的商业领导人，不要在中国创办合资企业。一名西方外交官说：“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的6到9个月内，外国在华投资形势已经不再那么吸引人。”

最近人们认识到在中国做生意并不容易，然而，这一点仅仅反映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大肆投机之后有益的清醒。面对着严峻的现实，外国资本家现在必须找到适应的办法。6月初财政部部长詹姆士·贝克在访问中国参加美中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年会时说：“我建议处于困境中的美国企业坚持下去。中国人将会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

西方的总裁们最通常的抱怨是，中国官员在与他们打交道过程中，经常编造税种、规则、规定，而不是遵循书面的政策。因此，在华的外国公司发现，由于众多没有预见到的花费，他们的利润大大减少。例如，一家西方公司开设的旅馆的食品和饮料部经理说，从香港运来一船食品，有时候一个月征收20％的税，另一个月征收60％的税。“我提出抱怨，”那名官员就说，“看，规定说我们可以征收20％到60％的税。如果你非要让这件事有个结果的话，那么我们要回头对上次那一船食品再征收40％的税，以便我们的政策能够保持一致。”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复无常，原因之一是中国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创建详尽的司法和税收体制。

在华的许多外国企业在劳动力方面遇到了问题。一名英国管理专家说：“你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花费可能只有别的地方的一半，但是通常员工的工作效率也只有一半。”政府试图说服外国公司以它能够谈成的最高工资雇用尽量多的工人。圣保罗的一家公司卡迪欧佩斯计划于7月份开始在靠近中国中部的西安的宝鸡开办一家合资企业制造减轻心脏病痛苦的药。它发现，当地的官员要求工厂配备大量发挥不了任何作用的副经理。但是，这家明尼苏达州的公司坚持只雇用35个人，而不是两倍或者三倍于这个数目。中国人最终做出让步。

因为众多的工人要接受高科技生产方式的教育，因此许多生产厂家生产效率非常低，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的。麦道公司上月开始在上海的一家合资公司组装MD－80双发动机飞机。这家公司不得不花费3个月来生产一架飞机的机身，而在一家美国工厂只需要一个星期。但是，在花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才谈成这宗建造25架价值2000万美元的飞机的交易之后，这家位于圣刘易斯的公司坚持说，它很高兴工厂正在运转，而不是还在讨价还价。

其他一些合资企业也出现了亏损，因为中国官员一直极其热心地从外国资本家身上榨取钱财。在北京的一名美国商人说：“在中国做生意就像陷在蚁冢里，它们一直在吞噬你。一天，他们要征收追补的修路税；又一天，租金上涨70％；又一天，付给中国职员的工资要增加一倍。”中国一记者去年12月在上海《世界经济信息导报》上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官员“以一种缺乏智慧的过于精明”赶走了外国公司。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让别人赚钱，自己才能赚钱”。

眼下，少数赢利的外国人包括旅馆经营者，以及为新来的外国公司提供服务的顾问。到目前为止，中国人还倾向于阻止任何外国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有10亿消费者，这个市场让外国公司垂涎三尺。

尽管中国的生活费用对于市民来说是很低的，但是外国人的办公场所的价格可能会达到天文数字。在北京，租用一间有两个房间的舒适的办公室，一年大约要花费7万美元，这几乎是在纽约的价格的两倍。霍利维尔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非常拥挤，职员们不得不把文件柜摆在洗澡间里。即使是这样，去年超过520家外国公司设立了中国办事处，这使得26个城市的外国公司办事处的数目达到了1448个。

许多专家将中国反复无常的政策变动，比如减少从日本的进口，视为通往消费社会的长征过程中的暂时性路线调整。在外国人看来，中国的发展有时显得比较慢。但是，从国内来看，中国的发展是具有革命性的。邓小平已经实行了7年的创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计划产生了一些令人痛苦的负面影响，包括通货膨胀率增加两倍，去年已经达到了8.8％。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当选主席罗杰·萨利文说：“中国人进展神速。但是，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足够快地进行所有的调整是很困难的。”

尽管在中国经商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很多公司仍然热情不减。5月早些时候，已经在日本开了561家餐馆的肯德基宣布了在北京开餐馆的计划。亚特兰大的开发商约翰·波特曼计划在上海建设一座三栋高楼连体的建筑，其中包括一座50层楼的旅馆。显然，外国资本家虽然从中得到警告，却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现在意识到，在中国取得成功过程是缓慢的，而不是迅速的。

09 1988年 蒋经国后的两岸

这一变迁之所以能平静地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对蒋经国的去世不感意外。因为糖尿病和逐渐失明，过去几个月来他只能在轮椅上活动，他的衰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都猜测说他的生命差不多走到终点了。另一重要原因是政权的移交顺利而平淡。余院长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65岁的李登辉，一位士大夫，已经举行了简单仪式宣誓继任总统。他曾担任蒋经国的副总统达4年之久。

……

蒋经国去世

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一个谣言在台北喧闹的大街和光亮的摩天大楼里流传着，等待官方的证实。1988年1月13日晚上8点稍过，行政院长余国华（音）终于眼有泪光地出现在国立电视台，向民众宣布： 77岁的蒋经国，前统帅蒋介石的儿子，台湾国民党长久以来的领袖，因心脏病于当天下午去世。“我们失去了一位能干的领导。”余国华说，“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悲痛。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

19位内阁成员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宣布哀悼30天。政府下令，全岛的电影院、戏院、夜总会和其他娱乐场所都要关闭。电台暂停了正常的节目，代之以古典中乐和西乐。几天里，电视台只播放郁闷的黑白片。为了预防发生动乱，国防部宣布取消全部42.4万军队的休假，最靠近中国大陆的台湾岛屿金门、马祖，部队进入戒备状态。

1950万台湾人中，绝大部分都正常地做生意。一些哀悼者，有的臂缠黑纱，成群结队地聚集在总统府附近，向装饰着花朵的蒋经国肖像致敬。但没有多少人像13年前得知蒋介石去世时那样地痛哭。蒋去世后不到一天，台北的车流又像往常一样拥挤起来。许多商店在窗户上张贴哀悼告示，但仍像平时一样人满为患。

《华盛顿邮报》的分析文章称，这一变迁之所以能平静地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对蒋经国的去世不感意外。因为糖尿病和逐渐失明，过去几个月来他只能在轮椅上活动，他的衰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都猜测说他的生命差不多走到终点了。另一重要原因是政权的移交顺利而平淡。余院长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65岁的李登辉，一位士大夫，已经举行了简单仪式宣誓继任总统。他曾担任蒋经国的副总统达4年之久。余院长宣布蒋经国死讯后几分钟，李登辉向全岛发表电视演说，呼吁民众“团结起来，完成蒋总统未竟的目标”。

对已故总统的颂词立即涌来。美国的问候是其中一份最先到达的。自1979年以来，由于与中国大陆交好，美国终止了与台湾的官方外交关系，但仍然向台湾供应武器，并将台湾列入第五大贸易伙伴。里根总统和夫人南希向前总统遗孀、苏联出生的蒋方良致以私人问候，说：“我们将牢记蒋总统在推动贵我两地人民的良好合作上所做的努力。”

一份令人惊讶的友善问候，从大陆发来了。北京宣布，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送了唁电。

虽然移交平静，但权力的交接是历史性的。它标志着蒋氏近60年统治的终结。蒋介石于1928年成为大陆中华民国主席，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1949年，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军队取得全面胜利，蒋介石带着200万军队和亲信跨过海峡，把政权移到台湾，在那里，他一直统治到1975年逝世。

1978年，蒋经国对总统职位做了设想，采取步骤，防止蒋氏家族成员或军队政体在他之后继任总统。“他想表示，政治体制本身有内置程序，可以处理继任事宜。”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雷蒙·麦耶斯说。

随着蒋经国的逝世，控制台湾政治达39年之久的大陆精英的重要性看来要减退了。台湾人口中，80%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上了年纪的大陆人却仍然占据政治统帅高位。国民大会1000名成员中，以及立法院320名成员中，他们占了大多数席位。他们掌握了绝大部分关键的军队领导职位，并在政府机关和大型国营企业中担任最高职务。意识到政权中这种大陆人和台湾人的不平衡，蒋经国于1984年挑选李登辉，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儿子，担任副总统，反映出他坚信，旧秩序必然要让路给未来更准确地反映台湾人口组成现实的新秩序。

继任者李登辉

然而，作为一个台湾人，李登辉缺乏打进国民党内部圈子的基本条件：出生于大陆，在海峡战争中及战后与蒋介石紧密合作。李登辉还缺乏与岛内两大重要权力基础——军队和知识分子团体——的显著联系。因此，他被认为是蒋经国6年计划的维持者，该计划于1990年期满，至于他在政府管理上可以打下多深的个人烙印，仍是未知之数。“李登辉肯定会拓展自己的权力，”加州桑塔·莫尼卡的兰德公司亚洲事务专家约拿芬·朴拉克说，“但他是否能真正掌握政权，却是值得怀疑。”

如果李登辉面临政治挑战，更大的考验将是他必须保持台湾经济奇迹的推动力。在过去20年，台湾从一个穷乡僻壤发展成为轻工业生产基地，出口量居世界第11位，产品包括纺织品、家用电器、运动用品和电子元件。在这过程中，台湾积聚了约750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之一。但仍存在一些重大问题，包括如何适应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地区环境？在对手南韩、香港和新加坡面前，无数台湾小企业在力量上略逊一筹。还有，如何处理经济繁荣所产生的中产阶级对政治和社会提出的越来越高的期望？

为了有效地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分析家认为，李登辉也许不得不采纳集体领导形式，而行政院长余国华和国民党总书记李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我不相信总统地位会像以前那样稳固，”37岁的立法院成员、自由国民党员赵少康说，“权力将由三方面来瓜分：总统、行政院长和党主席。”

在蒋经国的坚持下，台湾近期公布了促进台湾民主的措施。受这些措施限制，谁能真正主宰权力，对于台湾政府来说十分关键。去年7月，台湾取消了戒严法。该法于20世纪40年代实行，目的是防止共产党渗入台湾岛。国家安全法取而代之，虽然仍禁止鼓吹共产主义或者台独，但其主旨已经转移到其他事情，例如新闻检查和进出程序，涵盖了军事到民间机构各个方面。

去年10月，蒋经国废除了一项长期禁令，允许台湾人到大陆探望亲友。蒋经国还提议让反对党合法化，现正在立法机关的考虑之中。不过，自从1986年自由主义的民进党非正式成立以来，人们已经期待制定这一法律。

人们希望李登辉能遵循前任的改革道路，虽然他的步伐可能会慢一些。蒋经国为了使改革能在顽固多疑的国民党中逐层顺利推行，费了不少工夫。例如，行政院长余国华就是一大阻力。这位前中央银行家十分保守，对蒋经国的创新持审慎态度。由于李登辉缺乏蒋经国的政治手腕，老一派对他也不完全信任，他必须在国民党中坚分子和反对分子要求更大自由的压力之间，推行谨慎的路线。“蒋经国具备了推行不受欢迎但必须的政策的个人影响力，”华盛顿智囊团之一、太平洋委员会的总裁马丁·拉萨特说，“现在没有人可以这样做了，因此，往后的政策只好听从大部分人的意见。”

李登辉可以期望国民党总书记李焕的支持，因为70岁的李焕热衷于转变。其他被经常提到的新内部小圈子成员包括：蒋纬国将军——蒋经国同父异母的弟弟，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沈长涣（音），前总统的总秘书；以及68岁的郝柏村将军，总参谋长。郝柏村曾给李登辉发电报，拍胸脯说军队军官都效忠新总统，保证支持他的政府。

短期内，李登辉将继续实施蒋经国的政治弹性。华盛顿一位美国国务院分析家说，“任何推翻目前政治方针的企图，只会增加他们所努力避免的不稳定状况。”其中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就是在民族主义条件下与大陆统一，而不是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统一。1月中旬，李登辉在向全岛民众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表达了逃亡宝岛的大陆人所抱有的这个希望，他说，他将“为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而贡献最大的努力”。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因为“只有民族主义者才能统治中国”是国民党的信条之一。台北一位西方分析家说，“我不认为三不政策会有任何改变。”——指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不接触，不沟通，不妥协。

李登辉的挑战

在北京致送的吊唁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统一的意愿。在大陆看来，统一是海峡两岸的共同目标，虽然对立双方在“两个中国合并后该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吊唁中抚慰的语调也显现出北京对台湾局势存在一丝担忧：在新总统的领导下，台湾可能最终宣布独立，而共产党对台独行动一直以来采取武力威胁。

大陆有理由关注这一动向。最近几年，台湾有少数人煽动台独，声音越来越大，包括反对党民进党，原因部分是为了制止国民党中坚分子支持蒋经国允许台湾人参观大陆。到目前为止，约有1.15万台湾人获准回大陆探亲。讽刺的是，尝试了大陆的生活滋味后，这些人都更彻底地觉得台湾才是家。一位在台北的西方观察家说，台湾人发现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件是，在大陆，他们觉得自己是外人。大陆的贫穷令人吃惊，那里的亲戚总是问他们要电视机和钱。

在政府和国民党之外，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统一的概念缺乏共鸣。事实上，由于两岸非直接贸易——大部分是通过香港——每年已达10亿美元，李登辉也许会对经济联系的兴趣大于对意识形态差异的关注。“像李登辉这样没有打过仗的人，对共产党并不是深恶痛绝。”大陆一位社会学家说，“他们对贸易和接触的态度，将会比国民党保守派更开放。”

无论李登辉采取什么政策，他的努力都可能需要对台湾僵化的政治体制进行彻底修订。三大议会组织——立法院、国民大会和具有弹劾、指责和枢机权力的监督机构控制院，约有1400人，其中超过80%是国民党老人，大部分于1947年和1948年在大陆当选，之后从来未举行过换届投票，一直代表着遥远的民意。

按照蒋经国的指示，政府于1986年曾就重组议会机构进行过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一项动议，呼吁年老立法人员自愿退休，领取丰厚的退休金。该动议将被列入今年夏天的国民党第十三届党员代表大会的议程。如果动议通过了，立法院肯定会产生更多有活力的争论，因为现在的立法院中，虽然年轻的国民党制定法律者不多，但他们比前辈们更自由。如果国民大会大多数席位由选举产生，那么，可能性就更高了。由于总统和副总统是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还有权修改宪法，因此，这个机制可以让台湾人史无前例地、民主地改变政府架构。

与政治事件相比，李登辉面对的经济挑战就如田园诗般轻松了。虽然台湾实际上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也没得到多少外国援助，但却成为成功地区中最耀眼的经济成功故事。

在过去20年，台湾每年经济增长率超过9%，廉价、勤劳、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以及强大的创业热潮，推动台湾经济前进。1967年人均年收入只有265美元，1987年达到5000美元——归功于中产阶级要求台湾政治架构要反映经济成熟度。

台湾对美出口额高于英国、法国、南韩、墨西哥和香港，它们全都是美国的10大贸易伙伴。但深谋远虑的台湾人担心，有朝一日这一奇迹会终结。日本和南韩都在加强研究开发，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吵着要台湾取消长期的贸易壁垒，台湾用以制胜的经济模式正迅速地过时。“美好的旧日子过去了，”计划经济发展部部长陶Y. T.说，“我们正处于变革的时代。”

现在，制造业的平均月工资为535美元，台湾不可能再依赖廉价劳动力了，这一优势已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台湾目前的实力，来自于数以千计的小企业，但小型企业难以承担科研的巨额投资，因此其向高技术转型的过程比较缓慢。满足于成为Sears、K—Mart、J.C.Penny和通用电气等著名外国企业的供应商，台湾企业很少在海外推广自己的品牌。这些小型、无名的企业，越来越难以与实力雄厚的大型集团竞争。例如南韩，已经建成了一家汽车企业，1987年有望出口超过32万辆汽车。

保守的、由国民党控制的台湾银行体系，也进行高科技创新。全岛的大型金融机构中，大部分倾向于向国民党控制的国营企业贷款，导致活力充沛的小型企业无法获得款项，只好向黑市借贷，利息高达20%，而银行担保贷款的利率才8%。结果，台湾经济中私人投资环节缺乏生气。全岛的投资中，私人投资刚刚超过一半，约占56%。

1985年年底，新台币对美元的汇价上升40%，使投资结构上的弊端更加恶化。汇率上升的原因是美国的压力，去年美国对台湾贸易的逆差达150亿美元。新台币升值，导致台湾产品在海外的价格昂贵。另外，对台湾数以千计人员规模在50人以下的小型运动用品、玩具和运动鞋生产厂家来说，税费也十分重。

很少人知道李登辉对快速变化的经济形势的看法，但人们希望他不要改变已经创建起来的经济政策，至少一开始不要这样做。蒋经国在经济上的主要成就是促进了跨国界自由贸易，曾经高达168%的汽车部件进口关税被逐渐调低。由于放松了外汇管制，市民现在可以不必经政府批准，每年支出价值约500万美元的外汇硬货币，从而更易于积极向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外资一直是台湾的亮点，从1986年的7.7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约13亿美元。

作为经济学家，李登辉可能会认为，台湾经济其中一个领域已经足够成熟，可以进行改革，那就是至今尚不对外国人开放的股票市场。另外，李登辉也会最终对台湾落伍的银行动手：台湾银行拒绝为大多数人开办信用卡和支票账户，贷款主管还要对坏账负个人责任。

目前至少有一个事是毫无疑问的，就是维持政治稳定。与南韩大选时震动全国的军队行动相比，台湾应付改革反对躁动的军备状态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反对派将愿意对李登辉这个首位土生总统不抱成见。”《共同财富》杂志的总裁、出版人查尔斯·考预测，“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将不会制造麻烦，因为他们知道民众反感这种做法。”蒋经国去世后几个小时，民进党自动取消30天内的反政府集会和示威。民进党领导人对新总统的赞词也充斥着台北的报纸。

也许要到过几个月，李登辉才面对第一个艰巨的政治挑战，届时反对党将重新要求直选和“自主”——民进党对台独的代名词。在那之前，李登辉有时间改善他与国民党保守派的关系，并与党内年轻一代创建新的联系纽带。正如一名台北的西方分析家所说：“时间站在李登辉那一边。”

但愿李登辉能跟上时间的步伐。蒋经国的去世，标志着亚洲一代领导人的终结——从1986年菲律宾马科斯的下台开始，到1987年中国大陆和南韩有序的继任。正如其他地区一样，台湾是幸运的，因为可以进行和平的政权转换。而李登辉所面对的，就是要创造同样和平的未来。要完成这个万众期待的任务，只有靠他自己来努力了。

这样一位士大夫

李登辉具有步步领先的天赋，尽管始终有点奇怪。在成为总统的过程中，有一些障碍是极为巨大的：作为一个农夫的儿子，父亲以前还当过矿工，李登辉居然可以在一个崇尚创业及官僚技巧而不是学历的社会中爬上顶峰；他在台湾出生，却可以在等级森严的国民党——1949年从大陆逃亡过来并从此主宰台湾——中平步青云；虽然他的大半生并没有表现出对政治伎俩的兴趣，现在他竟位极一个政府，而这个政府重视对执政党国民党的忠诚多于能力。然而，在16年的政治生涯之后，学者出身的的李登辉赢得了广泛的认同，被认为具有谨慎的诚实本性和说服技巧。一位台北的西方观察家说：“李登辉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动物，但他隐藏了部分魅力或技巧。”

1923年1月15日，台湾的新总统出生于一个天主教农民家庭，在台湾省台北县三芝乡，位于台湾北端的山地。小时候，他一边上学，一边在家里的稻田和茶园中帮忙。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高中学历在台湾人当中已经很不错了，但不知为什么日本决定优待资质优异的李登辉：4个台湾小孩获准和日本男孩一起，入读著名的台北高级中学，李登辉是其中之一。6英尺高的李登辉，操着流利的日语，于1942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中止学业，回到台湾，到国立台湾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于1948年毕业。

在国立台湾大学教了几年书之后，李登辉到了美国，1953年获爱荷华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57年，他加入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一家十分成功的美台合资企业，台湾古老的农业系统之所以能转变为亚洲最有效率的系统，该委员会扮演了重要角色。1968年，李登辉又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李登辉在农村委员会的业绩引起了国民党官员的重视。一直以来，李登辉都避免与政治沾边——仅于1970年加入国民党，但令他惊奇的是，1972年获邀担任蒋经国总理首届内阁的政务部长。李登辉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台湾政府强制命令农民，必须以固定的价格以大米换取农药。李登辉废除了这一计划，把农民解放出来。他的种种政策赢得了农民的赞誉。他的出色表现给蒋经国留下深刻印象，1978年就任命他为台北市市长。

在任内，李登辉又避开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把自己塑造成为“全面清廉”人物（一位熟悉他的人说）。例如，他命令手下不得给任何声称自己是他亲戚的人行方便。在处理敏感事件方面，李登辉也证明他手段灵活，例如处理颇具争议的台北防洪项目，该项目需要迁移5000户人家。正如一位老朋友所描述的那样，作为市长，李登辉的政绩是“温和地接近和安排人民”。1981年，李登辉被任命为台湾省长，3年后直升为副总统。

工作时，李登辉说话温柔，在私人生活中，他也是十分低调。大部分闲暇时间都用于陪伴结发39年的妻子、两个女儿和3个孙子。他有一个儿子，1980年患癌症去世，年仅31岁。李登辉热爱阅读——英文的、中文的、日文的。朋友们形容他的知识面宽广得“惊人”。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夸口可以让10杆。听说他也喜欢收集珍奇的仙人掌。

李登辉是虔诚的长老会教友，尤其是在儿子去世后更加坚定了他的宗教信仰。听闻他曾经说过，从退出公众生活之后，他想成为一名传教士，不知道是否开玩笑。但至少在未来两年，他要成为牧羊者。

而这一切，就在于这位士大夫还没有成为台独教父之初的表演给人留下的历史印象。

解放军的现代化

当杨白冰坐在全国人大的讲话席时，他草绿色呢布军装上简单的徽章让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军队中官阶最高的政委。杨正发表讲话建议恢复人民解放军的军衔体制，这一机制曾被批评为封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产物。这一新的制度，杨告诉人大的155位委员，“将推动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

杨白冰建议的11级军衔制已于1988年7月初在人大获得通过，这只是一系列军队改革的最新举措，这次改革旨在将原本装备落后、高度政治化的军队改造为一支现代化、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伴随军衔制度出台的，还有引入包括星标、帽檐、肩章和饰带的军服，以取代以往所有军人一袭绿色军服的样式。

新的军衔和军装的使用目的是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因为中国领导人为了有利于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而决定降低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性，他们削弱了军队的权力和威望。

自1985年，有100万名军人，包括45万5000名军官退出现役。尽管中国还保留了多达350万人的军队，但与520万人的苏联军队相比，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丧失其世界上最庞大军事机构的地位。现在，北京宣布还有7万名军官将脱下军装，到政府部门任职。现在的军费预算5.8亿美元，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已由1979年的17.5％下降到8.5％。而美国相比起来，却支出多达2920亿美元，或占其预算的27％的军费。

军队数量的精简还得益于邓小平成功的经济复兴。“幸运的是，军队对农村孩子的吸引力已不如以前，”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说，“现在他们从事农业耕种就能有可观的收入。”

诸如向外国出售武器所得的资金都被投入到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中，其中不仅仅包括新式的坦克、飞机和其他装备，还包括发展与以往不同的战略战术。他们还在恪守着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过去的3年里，中国已经创建了自己集团军，包括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以抗击可能的入侵者，同时还有“拳头部队”、快速反应部队，用以对付在与苏联接壤的4600英里的边界线上发生的小规模冲突。去年3月，面目一新的人民解放军经受了一次考验：它在离越南200英里的有争议的南沙群岛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的越南海军的挑衅。

何智丽与让球风波

在汉城奥运会前夕，实力强劲的中国乒乓王牌选手何智丽的排名已跃居女单选手排名第一。对于乒乓球这一比赛项目，运动技巧和竞技体格是同等重要的。这位现任的世界冠军今年才23岁，她身材高挑、端庄而富有活力，在比赛时总是握紧拳头四处挥舞显示信心。在过去的一年中，她的边线大力抽球——更不用提她那种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冲劲——使她在6次国际锦标赛中获得3枚金牌和1枚银牌。要否认她第一的位置是很难的，但令人惊奇的是，她将被拒之于奥运会门外。

去年6月，国家女子乒乓球队的主教练张燮林从3名奥运会女子参赛选手的名单中删去了这名上海籍明星。他选中了一位并不出名的21岁选手陈静，认为陈更有夺牌胜算，因为她“体力好、充满活力”，并且“其他队对她知之甚少”。虽然他也承认何智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选手”，但张依然坚持认为何现在状态不佳。“此外，”这位教练说，“她不擅长双打。”

但是这一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中国体育界里几乎没有人相信张的解释。但那位乒乓明星却被“这一决定震惊了”，她告诉《上海日报》，“我已经做好了（为中国）赢得第一枚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心理准备。但为什么不让我去？”何的许多球迷也为她叫屈。孙美英是一位前世界级乒乓球选手，现任国家队顾问，她呼吁收回这项决定。“无论在知名度还是事实上，”孙在《中国体育报》上写道，“何智丽是最优秀的单打选手之一，应该参加奥运会。”英文《中国日报》的副主编表示，何的缺席表明“公平竞赛的准则已经被抛弃”。

真正的问题似乎出在何智丽不久前的过失违反了其他准则。上个月出版的《中国作家》杂志刊登了一篇报道，一位杂志作家注意到，去年当何智丽在39届世乒赛上赢得世界冠军凯旋时，媒体对此却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为什么会遭受冷遇呢？在新德里举行的决赛上，文章写道，何智丽的教练曾指示她在半决赛中输给一位防御型打法的队友，因为他们认为在决赛中那位队员比何更有优势击败韩国选手。毕竟，何智丽曾两度负于该选手。但是，何不顾命令依然击败了队友，并在后面的比赛中击败了那位韩国选手。

该作家在报道中写道，尽管兴高采烈的球迷们当时想“何的斗志令人敬佩”，但批评人士却要求对何进行惩罚，因为“她违反了组织纪律”，即个人的所得和名誉必须服从于组织和国家的利益。在考虑两方面的意见后，上级形成了一项决定，“因此，福斯媒体变得沉默。”

但事实上媒体并没有保持沉默。“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公开讨论是否应该让一位著名的运动员参加国际锦标赛，”中国新闻机构声称，人们反反复复地对事件的细节争论得面红耳赤，“人们正热切地等待着事件的最后结果。”他们也热切地盼望着能席卷那4枚至关重要的奥运乒乓球金牌。但是即使没有何智丽，中国也能凭借其选手的天才资质和丰富的经验对其主要竞争对手形成优势。中国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主导着这一体育项目并保持绝对优势，但这种局面在汉城将经受考验，因为欧洲的男选手和韩国的女选手是严重的威胁。让何智丽坐冷板凳或许是对秩序的屈服，但如果奥运会比赛的结果导致新的排名秩序，中国就会感到懊恼而气愤的。

性革命袭击中国

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改革所带来的常常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社会麻烦。但是几乎没有哪个方面的问题像伴随改革而来在两性关系上的随便态度这个新问题那么令人感到不安。多年来，北京的官员们一直告诫毫无警惕的公民提防性罪恶，想以此来挡住这方面的威胁，人们对他们的努力不予理睬。近日来，政府允许就手淫、未婚先孕和性犯罪这些以前遭到禁止的问题为政府工作人员举行公开讲课和讨论会，这个方面的讲课吸引着全国各地大量的人群。上海的社会学教授刘达临说：“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已听到许多了。还应当再加上一个第五个现代化，即观念现代化。”

在中国繁忙热闹的大街和拥挤的小巷里，有人再次开始靠卖淫赚钱。在上海这样一些城市，性病发病率增长了3倍，而官方曾宣布已消灭了这种病。另一方面，新接触到西方思想的千百万中国人，成了浪漫的爱情和性满足的牺牲品。据说大约有60%的中国人对配偶不满意。强制性的调解劝告并没有阻止一年50多万人离婚。警察的搜查也未能阻止地下销售黄色书刊和录像带。刘说：“中国人像在黑暗中待得太久的人一样，当窗户突然打开时，就会感到头晕目眩。”刘是中国最著名的性学家。

那么，医治矫正的方法是什么呢？刘开的处方是，信息，信息，更多的信息。他经常举办有关性的讲座，写了30本有关爱情、性和婚姻的畅销书，帮助开始出版新杂志《性教育》。主要是由于刘及其同事的游说，国家已同意拨款在全国各地6000所中学开设实验性的性教育课。教育家们认为，中国在性方面的觉醒与其说是对公共道德的威胁不如说是一个表示进步的迹象。香港的精神病学家、性教育的倡导者吴明伦博士说：“除资本主义外，如果人不在一定程度上享乐，那么社会就不可能现代化。”

吴和刘两人有时在同一个讲座上讲课。他们持有的共同观点主要是源于常理和“性乐”，而不是源于马克思。例如，刘并不宽恕婚前性生活，但他认为这是生活中的事实，因为中国高达30%的青年在婚前有过性生活。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的晚婚和晚孕“不符合人的生理发展”。人在十八九岁达到性成熟，很可能在得到官方批准之前很久就做自然而然会做的事。

一场越来越激烈的辩论的主题是，面对目前的局面人们该怎么办。把不能要的胎儿打掉。政府资助的流产早就成为中国已婚夫妇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方法，但政府仍然拒绝向单身的男女提供避孕用品。因此，未婚妇女宁肯秘密地去做危险的流产，也不愿因选择合法的途径而暴露他们不正当的关系弄得丑事外扬。刘感到烦恼地说：“如果我们教他们如何避孕，可能婚前性生活会变得更加普遍。”

当局拒绝正式承认中国有同性恋，而且他们往往把同性恋看作是犯罪。警察在深圳至少封闭了一家已成同性恋者聚集地的酒吧。刘说：“人们通常把同性恋行为当作是流氓行径。”他对处理这种属禁忌之列的性行为的忠告是：对它们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而不是以迷信的态度和刑事处罚来对待他们。他说：“我们想让人们接触病菌以增强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

然而，一些官员依然决心阻止中国性革命的进一步蔓延。《性教育》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正式刊印有这样的话：此杂志仅供内部阅读，而不向公众出售。这么一来这家羽毛未丰的杂志就更难赢利了。这家杂志的投资者似乎愿意采取拖的办法来对待政府，而且第一期杂志已经售出这个情况使得乐观主义者断定，在这场有关中国对性解放能容忍到什么程度的辩论中，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将是中国的务实精神。《性教育》杂志社论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但是，他问道：“你认为能把受到人民福斯欢迎的思想窒息而死吗？”

放开物价的恐慌

据报道称，在沿海的江苏省，有一个家庭因为害怕出现全国性的经济崩溃，竟然买了800盒火柴，以防短缺。而在北京，有一位老太太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在家里囤积了1000磅的食盐。而在一次抢购狂潮之中，北京百货商场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将所分配的整整一个月的40台洗衣机销售一空。在全中国的各个城市里，人们排起了长队，从银行里取出存款。这一趋势实在太严重了。在广东省，有些银行分行因此而陷于停顿。由于这股购买狂潮使得货架空空如也，还造成了食物和其他商品的短缺，因此流言飞起，称省级官员正加紧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骚乱。

这股狂潮绝对不会恶化为整体的混乱无序。但是在官员们提出稳定的措施之前，一股真正的、非理性的恐慌之情还是席卷了全中国，因为人们害怕经过近十年的时间而辛勤建造起来的经济改革大厦毁于一旦。

1988年10月初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在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一个五年计划。据最终的会议公报称，该计划将力图“结束经济活动中的混乱状况”。中央委员会的声明称，“明年将以更小的步骤实行物价改革”。声明同时建议指出，“应紧急采取”措施来检查通货膨胀情况。

北京希望它的这些举措能使过热的经济降温，并且能赢得时间，使通向繁荣昌盛之路的坎途变得平坦无阻。保罗·史雷斯伯格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职员，长期以来是中国问题专家。他说：“由于物价体系的重建，他们将速度由50英里／小时降至35英里／小时。”

正如这次会议着重指出的，经济虽然经历了一个狂热扩张的阶段，但目前已陷入困境达一年之多。为了抵消物价的增长，支撑境况不佳的工业，国家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投入了大量的新印制的钞票，发放了过多的补贴。这些行为对本来就在飞速增长的通货膨胀率来说，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回顾过去，其实在8月中旬，改革运动就似乎受到了限制，因为那时，领导人们汇集在避暑胜地北戴河的一个集体疗养院里，宣布了一个五年计划，要放开所有物价。在一周之内，大多数的主要城市和一些农村地区发生了恐慌的抢购行为，因为人们以为主要商品的物价会上涨，所以都想进行囤积。与去年同期相比，这个月的消费支出上涨了40%，是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幅度最大的一次增长。受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有着1250万人口的工业中心上海。那里的零售额超过1987年的水平达60%之多，基本商品的短缺已非常严重。

北京迅速采取了措施来安定民心。它提高了存储利率，想从银行这头掐断这股热潮；政府命令增加诸如彩电、自行车等商品的产量；在一些地方，还对每个家庭能够购买的主要家用电器数量做出了限制。然而，北京还是用了数周的时间才将这股抢购狂潮置于其控制之下。

无论如何，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去年的增长，是非常迅速的，同时也是混乱无序的。1988年的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攀升到11%，达到约1500亿美元。1987年总体的工业产量暴涨17%，同时农业产品产量增长了5%。到处都在建造新的住房和工厂。1988年前7个月，就有14000个新工程破土动工。同期之中，政府投入了22亿美元的信贷资金，进行首都建设。

这种繁荣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其中最大的麻烦就是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在共产党的前30年统治之中尚无人知晓，因为当时的物价和工资都是国家规定的。中国的官员们把通货膨胀率确定为20%，但国外的外交官估计实际上可能是30%或者更高。一位34岁的医生说：“什么都涨价了。蔬菜是涨得最厉害的了，而肉价也居高不下。”她补充说，她和当记者的丈夫一个月加起来只有30美元的收入，他们几乎无法靠此生活。那些在经济改革之下出现的饭店，由于价位过高，因此将工人拒之门外。北京的一些公园，比如以前皇家的颐和园，将门票提得这么高，使得普通市民再也不可能经常去游览了。

北京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他们就会面临恶性通货膨胀，这从政治上来说是不可能的”。然而，人们都期望这个国家转向“企业改革”。这一术语意指要营造出一种环境，它使国营企业拥有自治权，能自主决定投资和生产；它也鼓励开办新的企业；它也会使一些公司至少是部分地实行私有化。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一致认为，企业改革中的问题同放开物价中的问题相比，更令人不敢向前。因为在企业改革之中，要说服工人扔掉保障其一生的“铁饭碗”，此外还要处理随之而来的失业问题。

一个中国百万富翁

刘希贵身上唯一能看出他并非是外表所显示出的身份地位的迹象，就是他身上揣着的一盒美国香烟。否则从他的衣着、简单的发型以及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判断，他只不过是中国广大农民、工人的普通一员而已。33岁的刘是一位沉默寡言，热情诚恳的人。他经常站在停着卡车的小院子里，与工人混在一起谈天说地。和其他司机一样，刘经常驾驶一辆捷克造TATRA牌卡车。但完全不同的是，他是老板——一位百万富翁。

刘希贵是一家业务不断扩展，资产已达160万美元汽车运输公司的所有人。当地官员在谈到中国迅勐发展的经济时，他无疑是鹤立鸡群的。但是他的成功也引发了一个特别的进退两难的境遇：身为百万富翁的刘被党组织拒之门外。当地官员为此事一直争论了3年时间，尽管刘对此寄予了很大希望，但现在似乎还没有做出决定的迹象。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党章中的一项条款，即禁止党员从事私营事务，特别是那种可能使人成为个体百万富翁的行为。刘辩解说，他是实践了党的政策才能富裕起来的。“这并没有任何冲突，”他说，“没有党的政策，我不可能会有这家公司。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

他的生活肯定无法同与之类似成功的香港实业家相比。他住在3间俭朴的房子里。他的2个孩子还睡在炕上，那是一种传统的土床，通过在床下烧火取暖。家中的客厅里摆放的也是廉价的木制家具和塑料花，点的是一盏荧光灯。刘每月工资为135美元，略高于他付给妻子的108美元，但少于其他工人的工资。他唯一的奢侈品就是2辆轿车。

尽管刘不是一位完美的消费者，但他依然雄心勃勃。在这样一个以“万元户”为富裕衡量标准的国家里，刘的目标是将自己多达270万美元的财产翻一番。一星期内，他工作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在挂着地图、装有电话的小办公室里工作一整天后，他会自己驾驶着卡车，装载着建筑材料行驶在漆黑的偏僻公路上。他要求工人像他一样投入工作，那些人每月拿回家的工资是这个国家平均工资（23美元）的5倍。“我要求他们努力工作，他们也觉得自己会得到优厚的报酬。”刘说。

虽然刘天性沉默，但他却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沈阳城郊几乎所有农民都认识并尊敬他，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他的雇工。但是他们都非常自由地对刘的党员权利进行争辩。态度强硬的人们指责刘希贵这类人都是靠剥削工人而肥起来的，他们不会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终生。支持刘的人认为，仅仅因为某人的富裕而歧视他是不公平的。其他一些对政治毫不关心的人却更直接地想要去重新分配他的财产。刘说他已经接到了“一千封”索要现金的恐吓信。他接着说：“我碰到过拿着匕首逼我借钱的人。”

但是刘依然记忆犹新的艰辛历程使他无暇去顾及精神上的不公平待遇。为了冲破贫穷的枷锁，刘曾在一家小医院里卖了30次血，用卖血的收入买猪。到了1979年，人们突然被允许签订合同为国家提供商品和服务。这时，他成功地获得了承包村里经营不善的汽车运输公司的合同。他卖掉了猪，雇了2名司机并在4个月里赚了2700美元。之后，刘转向建筑公司和公路局。他5个兄弟中的4个都拒绝加入他的公司。他们指出，如果刘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办现在的公司，他会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分子”加以迫害。

此话千真万确，但现在走发财之路有了转机，而刘正好坐在方向盘前。现在，地方官员为这位百万富翁居民自豪，甚至仰仗于他。自1979年，刘上缴了27万美元的税收。像许多西方慈善家一样，他为学校和公益事业募捐了大量资金；他赞助了本地的足球队，捐款给养老院，并为自己的老家修了一条路。金钱或许买不到他所期望的党员身份，但他自己说，他的动机完全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他所做的好事、好榜样是“为整个国家效劳”。

中英两国相互妥协

虽然内地的革命热潮似乎已经消退，但对于具有殖民地“皇冠”之称的香港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变幻莫测，有时甚至是令人畏惧的近邻。尽管中国大陆现在正致力于经济和社会改革，但10年之后会是什么结果仍然不确定。因此，香港的许多年轻技术专家不敢冒险：他们纷纷离开这块殖民地，表达他们对前途未卜的心情。尽管北京承诺在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有法律。但在经历了155年的英国统治后，这块殖民地正遭受一场潜在的人才流失。

英国和中国政府为了缓解人们的焦虑并树立信心，对1997年的权力交接安排达成了一致，中国从原有立场上有所软化。1988年11月底在广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国官员同意，1995年选出的香港立法会将保持，直到4年后，即1999年任职期满为止。这就认同了英国方面所谓“直通车”的概念——最初被中国方面拒绝——主要是为了保证选举产生的香港地方政府能在敏感的过渡时期管理香港。

作为交换，中国要求未来的立法会委员接受中国正在为香港起草的《基本法》，并宣誓效忠1997年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这项妥协达成的意义远远胜过了政权交接技术性方面的问题，这也是近50年来英国撤出其殖民地时做的最小心谨慎的准备。数百名来自中国、英国和香港的官员正忙于起草、反复修改、讨论并谈判这块世界上地价最昂贵地区的未来。

这一过程正好发生在香港地区政治觉醒时期。人们是否能够对谈判产生信任，主要或至少间接和“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息息相关。1985年，中国组成了这一59人的委员会，对1997年后香港的发展进行勾画。为了赢得香港人的信心，中国任命了香港本地的23位人士作为委员会的成员。不久之后，这一委员会又负责组建了一个180人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作为在重大问题决策方面代表香港人观点的集团。

去年4月，当中国完成了基本法的第一次草案后，这一咨询集团开始真正兴盛起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用了5个月的时间与香港公众举行公开会议对草案进行咨询。咨询的最大发现是香港公民对加强民主价值观念的考虑越来越多。这次达成的妥协表明，中国原本全神贯注的是香港的主权问题，而现在中国对香港公众观点走向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前者。“我现在还待在这是因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马丁·李说，他是受过英国式训练的律师，现在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目前立法会的议员，“我只想告诫双方政府为香港做最好的设计。”

印度总理访华

仅仅18个月以前（1987年6月），印度和中国的军队还正在沿着他们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集结，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似乎又要进行一次军事对抗。然而，1988年12月，两个大国正在准备进入一个新的，人们希望也是更好的双边关系的时期：新德里和北京正在为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中国进行5天的访问做准备，这是42年来印度领导人第一次进行这样的访问。

甘地的中国之行将结束长期以来的相互不信任。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印两国在很棘手的喜马拉雅边境问题上出现分歧，这种不信任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没有人指望中印领导人在北京的会谈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访问可能会使两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对于印度来说，甘地极具风险的北京之行也是他为了突出印度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而进行的一系列过分自信的外交活动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一名印度高级官员说，印中会谈也适合一种“每个国家都在彼此谈判”的东—西方环境。甘地访问完中国后，下一站将是伊斯兰堡，预计他将在12月底与巴基斯坦新任总理布托进行会谈。

上一位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印度总理是甘地的祖父尼赫鲁。他是1954年访问北京的。中国第一次提出邀请是在1984年拉吉夫母亲印地拉的葬礼上。一年多以前，甘地终于告诉正在新德里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吴学谦：“我们很愿意来。”

44岁的甘地将成为他的中国同行66岁的李鹏总理的客人，还将会见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国的高级领导人，84岁的邓小平。这些会谈估计只会达成一些文化和航空方面的协议，但是，正如甘地的一名高级助手解释的那样：“这次访问的意义就在于，总理进行了访问。”印度著名的国防战略家苏布拉曼亚姆补充说：“这次访问会不会有什么具体成果，并没有关系。但是，两国之间一定要有最高级别的交流，因为我们根本受不了另一次战争。”

两国在2100英里的边境上的领土争议导致了1962年一场短暂而血腥的战争。边界纠纷在两国国内都是一个很容易激起民族情感的问题，1981年以来，两国就此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北京已经表示，它现在要本着“相互理解的精神”讨论这个问题。

两国关系的改善，苏联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同时，一直积极鼓励两国改善关系。长期以来，印度与苏联在安全和外交方面的紧密联系都是创建在两国遏制中国的共同利益之上。新德里担心，逐渐改善中苏关系可能会影响苏联和印度的关系。为了减少印度的担心，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过去两年间对印度次大陆举行了两次访问，最近的一次是在11月。

为了符合印度地区性大国的身份，北京会谈的一个内容就是柬埔寨问题。新德里想在这个问题上从外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甘地政府是越南和河内支持的金边政权为数很少的非共产主义朋友之一。印度很有兴趣成为柬埔寨交战各方的调解人，如果围绕驻柬埔寨的5万名越南士兵撤军问题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印度恐怕也会对成为这一协议的保证人感兴趣。

一种挑剔挖苦的观点认为，甘地曾想解决邻国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僧伽罗人之间的对抗，但没有取得成功，因此他会很愿意得到一次可以进行补偿的机会。1987年7月，甘地试图通过与贾亚瓦德纳总统达成协议来消除对抗，但是，这却引发了僧伽罗武装分子的血腥反应，因为他们认为印度侵犯了斯里兰卡的主权，而他们对此很憎恨。印度在斯里兰卡的7万名士兵的维和部队发现自己现在卷入了一场游击战。已经有将近700名印度士兵和4300名斯里兰卡士兵在战争中丧生。

北京的会谈重点将不会是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是一种长远的关系——甘地热情待人的个人风格估计将会对此非常有用。即使中印两国关系的冰山只有顶端融化，双方可能也会感到很满意。

中、韩间的突破

去年9月，汉城奥运会期间，中国的电视报道插播了大量的广告，其中有一个做得很漂亮的高士达电子的广告。中国的数百万电视观众可能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高士达是一家韩国公司。但是，尽管播出这一广告还显得很谨慎，它却反映了中国和它东面新兴的资本主义邻居之间迅速发展的贸易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不再是秘密的了。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派部队支持北朝鲜的共产党政权，自那以后，中国和韩国就成了敌人。随着中国实行经济开放以及韩国努力开拓新的市场，两国悄悄而又轻松地创建了互利互惠的商业伙伴关系。

12月早些时候，韩国的KIA汽车公司将把首批1000辆中客车和小型载货卡车交付中国大陆——这是两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定期贸易以来最大的一桩生意（估计价值1亿美元）。两国还在计划其他大宗交易，但是，对双方来说，和以前的敌手做生意需要一些技巧。北京迫切需要韩国的资金、技术和加工制品，但它一定要注意不能和北朝鲜这个同盟作对。任何国家只要同“三八线”那边美国支持的汉城政府打交道，平壤的金日成政权都会对它表示公开的敌意。同样，中韩商业联系的加强在台湾也正引起不安，因为韩国是台湾在这一地区很少的关系密切的朋友之一。

中国和朝鲜被最窄处只有150英里的鸭绿江隔开，两国是天然的贸易伙伴。70年代时，两国开始秘密进行小规模贸易，绝大多数是通过的香港的转口贸易。1983年，中韩官员就返还一架遭挟持飞往韩国的中国客机的问题进行了谈判，两国关系开始解冻。两年后，中国决定参加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两国贸易额增加更多。去年，尽管北朝鲜呼吁中国抵制在汉城举行的奥运会，中国还是决定参加，两国贸易额进一步增加。

今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预计将达到30亿美元，而去年是18亿美元——10年前仅仅只有1900万美元。相比之下，1988年中国和北朝鲜的双边贸易总额只有5亿美元。直到最近，几乎所有的中韩贸易都要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香港。而现在，约有一半的贸易是直接贸易，估计两国到年底可能会正式开通直达海运航线。除此之外，政府管理的韩国贸易促进公司说，它很快就会得到北京的批准，在中国设立办事处。

在进行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对韩国的加工制品尤其感兴趣——纺织品，彩色电视机和其他工业品——它现在正鼓励韩国的投资商在华开办工厂，对华转让科技，特别是在电子和钢铁行业。“中国有意在一定程度上模仿韩国的经济模式，”布鲁金斯学会（华盛顿的智囊团）的亚洲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说。韩国不像台湾、新加坡和香港，韩国的经济是创建在大企业集团的基础之上，中国人对此比较适应。而且，中国认为，韩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既不是特别先进，也不是特别基础——非常适合中国的发展。

韩国资源贫乏，它需要一些中国极其丰富的商品：玉米、棉花、煤以及其他东西。同时，韩国的出口商还很想进入中国这个他们看来极其巨大的市场；他们担心，由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以及1992年欧盟贸易组织的出现，他们传统的出口市场美国和西欧将会缩小。

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还有政治上的动机。自从去年2月卢泰愚总统就任以来，汉城一直在努力同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扩大交往——苏联和它的东欧同盟国以及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它希望能缓和同北朝鲜的关系。“汉城认为，像这样扩大交往可以帮助北朝鲜采取务实和坦诚的态度，”韩国航空的顾问彼德·玄说。10月份，韩国在布达佩斯特设立了一个常设大使馆，这是它在东欧设立的第一个。韩国商人还和保加利亚、波兰和南斯拉夫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

韩国试图利用经济关系获得政治上的好处，然而，这一点可能与北京的目的不一致。北京更愿意保持两国之间的秘密关系，以免激怒平壤。中国和莫斯科正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以赢得平壤的忠诚，中国不想输给对手。“如果按照北京的想法，”北京一个智囊团的研究员说，“我们和韩国的经济关系就会蓬勃发展，但是两国之间却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关系。我们不能过分疏远平壤。”

尽管一切都进行得很谨慎，平壤显然还是感到不安。为了表示不满，他们给予苏联人飞越北朝鲜领空权，并同意苏联的海军船只使用北朝鲜的港口。然而，考虑到最近中苏关系的解冻，他们可能会发现，要使这两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彼此对抗是越来越难了。12月中旬，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成为1959年以来访问莫斯科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官员。他的访问可能会为明年的中苏首脑会面打下基础。莫斯科最近正在想办法增加它与汉城的贸易，这一点让平壤更加感到不安。苏联和韩国目前正在商讨交换正式贸易代表。

北京和汉城的密切关系在台湾引起了更为严重的焦虑。只有23个国家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而韩国是亚洲唯一的一个国家。台湾担心，中国和韩国的贸易关系可能会为韩国承认北京政府铺平道路。今年早些时候，台湾官员开始讨论一个有争议的“双重承认”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即使一些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仍然可以同它们保持经济和政治关系，台湾目前的政策要求与这样的国家断绝关系。

台北的担心可能太过草率。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总理李鹏强调指出，北京没有打算与汉城正式建交。除了中国与平壤关系密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使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很谨慎。“如果中国能承认两个韩国，”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为什么世界就不能承认两个中国呢？”

对北京来说，政治上的纠葛使得同韩国的贸易成为一件很微妙的事情。他们在处理与韩国人有关的事务时显得尤其地慢：1985年以来，已经有30多家韩国公司申请在中国创建80家合资企业，但最终只敲定了5家。它们包括：总部设在汉城的大宇财团出资在福建开办的一家冰箱厂以及电子业巨人三星计划开办的一家彩色电视机厂。一旦有机会，更多的公司将在中国开办合资企业：韩国工业协会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75％的韩国大公司想在中国投资。大约有100家韩国企业已经通过香港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

香港移民热

1997年是这块英国直辖殖民地回归中国的日子。对于香港的市民来说，它就像地平线上的积云，充满着不确定性。“每次集会，人们都会谈论这件事，”一位年轻的银行家说，“你有什么打算？你怎么安排的？这类问题听得越多，你就越是要问，干嘛留下来呢？你会觉得，有一天，你将成为留在后面的唯一一个人。”

尽管这位银行家宁愿留在香港，他还是屈服于这股移民热潮，准备移居到美国。1万名香港市民已经离开，还有至少5万名香港人正安排在国外安家。香港的英国当局坚持说，目前还没有出现危机，但是，他们最近设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以限制移民的人数。香港总督韦说：“很显然，这正在成为一个问题。”

银行、会计公司和计算机公司以及整个服务业的员工正在稳步减少，特别是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去年，香港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的670名职员和主管中的10％移民到外国，今年移民的人数估计还要多。过去两年间，香港的经济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失业率仅有1.5％，“人才流失”使得本来就很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更趋严重。最近对计算机行业的专业人员进行的调查表明，2/3的人计划在未来5年内移民。香港的一位美国银行家说：“每个能移民的人都在做准备。”

中英两国的官员都试图安慰香港的560万名居民，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和正在起草的基本法会给香港提供足够的保护，香港不会出现政治和经济巨变。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款，在50年内，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可以保持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但是，很少有人对这样的承诺抱有信心，特别是那些从中国逃难到香港的人。

绝大多数移民者选择的国家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一直都在努力寻求香港的专业知识和财富。去年，香港的加拿大领事馆发放了22100张移民签证，而前年只有8800张。除了鼓励拥有像销售和管理经验这样的特定技能的人之外，渥太华在1986年设立了特别投资者这样一个范畴，凡是个人拥有净资产50万加元，并愿意在3年内投资25万加元的人，可以移民加拿大。

澳大利亚在过去的11个月里向香港移民者发放了7666张签证，此前的12个月里，它共发放了5199张签证，而就移民问题进行咨询的更是勐增到4万人。澳大利亚计算机行业的一名招聘人员定期在《南华早报》上做广告，吹捧“澳大利亚有极好的机遇”。澳大利亚移民顾问协会的副会长斯特林·亨利说：“移民者大多处于35—45岁这个年龄层，在制造业和贸易业工作过，而且有钱投资。”

去年，美国在香港的总领事馆也发放了更多的签证——8517张，1986年是7325张——但是，这些签证大多是发放给那些与美国公民结婚的人，或是已经有家庭成员在美国居住的人。然而，美国官员说，这些人中只有极少数可以说参与了这次移民热潮，因为现在批准移民的人早在1979年就提出申请了。但是，美国的移民法最近进行了修改，提高了给香港的配额，决定今年发放的签证总数至少要增加4400张。

许多地区已经感觉到了香港移民带来的金融方面的影响。香港商人正在买断多伦多的成衣制造区里的工厂并对它们进行现代化改造，他们的投资使得这一地区重新充满活力。“他们在多伦多创造了商业繁荣，并开拓了一个富有活力的房地产市场。”多伦多处理移民事务的律师门德尔·格林说，“人们开玩笑说，每一个来这里的人都会买一座价值40万美元的豪宅和一个价值3000万美元的购物中心。”由于价格上涨（平均每座房子价值22.5万美元），许多首次买房的人几乎无法进入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中国投资者的大量涌入使一些加拿大人感到愤怒。“人们看到他们携带巨款，开着豪华轿车来到这里，显然他们无所事事，”多伦多房地产委员会的主席埃德·霍说，“人们对此很恼怒。”

香港商人常用的一招是把他们的家人安定在国外，然后作为“加拿大人”或者“澳大利亚人”返回香港经营他们的企业，因为香港仍然被认为是做生意的最好地方。像这样的移民有一个说法叫“飞行员”——这在广东话里是一个双关语，意思是“没有老婆”。最近有部片子名为《爱上飞行员》，讲述了一名香港男子和一名香港女子的爱情故事，他们的家人都在国外定居。

即使有钱又有技术，要想在另一个国家开始生活还是不容易的。38岁的龙福伦（音）是一名律师，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念过书。他认为自己的最佳职业道路是在美国而不是在香港，于是两年前他搬到洛杉矶。他通过了美国的资格考试，在洛杉矶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谋得职位。但是，司法体制的不同以及失去他以前在香港时喜爱的那些关系对他构成严重的障碍。他仍然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但是，他下定决心在自己选择的土地上取得成功。“这就是美国梦，”他轻声笑着说，“如果我再老5到10岁，做起来就更难了。”

香港官员认为（这也许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因为有些国家现在敞开大门，所以人们忙着办移民签证，这股移民热很快就会降温的。这也许是对的。然而，其他人相信T.L.曾的话更为准确：“1991年左右是人们真正开始移民的时候。”

10 1989年 变化中的中国

恢复中美合作的关系，对中国和对我们一样是利害攸关的事。不进行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从长远看必将失败。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成功，从长远看也将失败，除非把政治改革及时跟上去。

……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中国大陆的农民纷纷拥进大城市和农村工厂，形成了历史上另一次非常庞大的人口迁移。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大陆农民现在离开土地，迁移到城市和乡村工业单位。这一人口移动正在改变中国大陆的面貌，令它看来更加都市化和现代化。但是，它也为这个毛泽东曾自豪地宣称以“一穷二白”的农民为基础的社会，带来了诸如犯罪和人口拥挤等种种都市问题。

上海以西大约130公里的江苏省一个村，象征了今天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变化。这个一度毫无生气的穷乡僻壤从1981年至今，居民的每年收入已增加了4倍以上，达到相当于230美元。很多人盖了新房子，大多数都有自行车和电风扇。至少1/3的家庭有电视机，有10户特别富有的人家还有洗衣机。该村村长说：“我们之所以有进步，是因为政策正确和努力工作。”

这个村的村民以前几乎全都务农。但是现在不论哪一天早上，我们只能见到很少的几十个农民俯身在村中1500公顷的稻田中劳作，或者在那31公顷的桑田上收集蚕茧。其余1460名村民则分别在两家集体所有的缫丝工厂中劳动，或者在3家私资企业——一家印刷厂、一家木材厂和一家印刷线路板工厂中劳动。还有少数人则受雇于一些副业，例如养蚕或养鸡养鸭。村长说：“过去我们没有工业，大家都吃耕田的大锅饭。”

中国大陆人民以往大多数以务农为生，收入仅足煳口。现在农民虽然仍占多数，但是数目正在迅速减少。自从1978年后期在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政策下引进市场激励以来，生产力急剧提高，中国大陆3.5亿人的农村劳动力中有1/3无须从事农耕。在已脱离农田的数以百万计人中，大约有80%已被吸收到商贩行业、服务行业和地方企业，例如贩卖超产的农作物以及开煤矿和制造乒乓球之类的企业。其余的则涌向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去找报酬较低的活儿干，例如做临时工、小贩、厨师或者保姆。

根据中共人口普查，1982年只有大约20%的人口在城镇居住。4年后，这个比例上升到37%。20世纪80年代结束时，即使人口不到5000的村镇，由于吸收了剩余的农村劳动力，预料其人口也将增加一倍。研究中国农民生活达40年之久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费孝通说：“这将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由于我们正在减少农民所占的百分比，将他们改变为现代工人，因此真正的变化将会来临。”

政府希望避免随着人口重大变动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琴恩·普莱比拉说：“他们不想出现像加尔各答那样的城市。”计划工作的重心是一项双管齐下的政策，目的在于控制城市人口扩张和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

中国大陆人口转移的动力是邓小平的农村改革，这些改革准许农民在完成国家所定的数额之后，将所能生产的一切多余产品在公开市场中出售。土地虽然仍被视作公有财产，但农民将土地使用权私自转让已有10余年之久，而且这种做法亦为政府所默许。这样，愿意耕种的人便有了较多的耕地，对其他行业有兴趣的人则可转营新的工作。结果，农业生产自1979年以来每年跃增6%至8%。

城市工资平均比农村多一倍，农民就是受到这样的工资引诱前往城市地区。不过，在小城镇中如果想找到工作、获得居住权和领到粮票，还是需要取得户籍。

在政府较为宽容的新政策下，许多人都获得一年或两年期的城市暂住证，使他们可以在城市中出售剩余的蔬菜，采购供作转售的货物，或是以合同工人的身份从事工作。这类人加上过境的人和进城工作的人，构成了每天来往于城乡之间的所谓流动人口。

人口不断流入中国大陆各大城市，有利也有弊。以上海为例，为数估计达26万建筑工人的涌入，有助于它完成庞大的建屋计划。但是，上海的街道本已拥挤不堪，新添居民造成解决不了的交通挤塞难题。一个公安局的警察说：“我们不再有交通繁忙和稀疏的时刻，只有繁忙时刻。”

更令人担心的是移居者对政府造成的重大财政压力。中共虽然推行了一些自由市场的措施，但政府仍然对人民提供差不多从生到死的照顾。在北京，为解决新居民每年在住房、粮食、水电、教育、医药和交通方面的费用，政府即须负担约10723美元。犯罪和失业越来越普遍。1987年秋天，北京一个区的警方在一次扫荡与外地移民者有关的投机倒把活动后，逮捕了300名流动小贩，另处以罚款者2377名，驱逐出境者2989名。

为减低中共所谓“都市病”的不良影响，政府自1984年起正式鼓励乡村和中小型城镇发展工业。到今天，已有大约7000万人在1000万中小企业工作。许多这类工厂的员工只不过一二十人，他们制造的消费品、简单纺织品、砖瓦、水泥和肥料，1987年几乎占中国大陆总产量的20%。这种改变，已经创建了一个茁壮成长中的工业与服务性行业。

尼克松谈中美关系

邓小平在宣布退休前一个多星期，会见了现代中国最亲密朋友之一的理乍得·尼克松。《时代》杂志获得了尼克松回国前给国会两党领导人的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摘要如下：

自从我17年前访问中国以来，中美关系正处于最坏的状态。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于6月份发生的事件是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的。我们之间的差距是完全无法逾越的。和我谈话的每一个中国领导人都坚持说对示威运动的镇压是必要的和正当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反应是对他们内政的无法接受的干涉。

在几个场合我指出使用过度的武力是一个悲剧，他们拒绝接受这种提法，他们坚持说那是一个事件。

危机能否得到解决？假设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已不再是我们两国的主要威胁——对于这个结论，我遇到的每个中国领导人都表示不同意——恢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对我们仍有着强大的战略利益。布什总统将于12月2日到地中海去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不懂实际的民主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博爱主义者或傻瓜。他将是热情的，但是根据他过去的表现，我们可以假定他必定还藏有一两张未打出来的牌。我们决不应把中国当成一张牌。然而，假如戈尔巴乔夫能够打这张牌，对我们并无好处。今天，中国人正在同俄国人会谈，我们也在同俄国人会谈。但是，我们同中国人却互不交谈。冻结高层间的接触，是为了表达我们对军队行为的不满。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一种能为我们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的政策。

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没有中国的合作，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有效地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政策，也根本不可能有防止向中东等麻烦地区出售导弹和其他毁灭性武器的有效办法。

由于日本已经成了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并且也拥有了成为超级军事和政治大国的能力，一个同美国密切联系的强大而稳定的中国对于平衡日本和苏联在东亚的力量是必要的。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它的10亿人民将为发达的工业国家提供一个十分巨大的市场。难道我们愿意把自己排除在外而把这个巨大的市场拱手让给日本人和欧洲人吗？难道我们就愿意冒险在下个世纪不要中国做我们的盟友而宁可要它做我们的敌国吗？没有世界上1/5的人民的合作，我们怎能解决全球气温变暖和其他环境问题呢？

恢复中美合作的关系，对中国和对我们一样是利害攸关的事。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能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而邓的经济改革则生产出了商品。不进行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从长远看必将失败。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成功，从长远看也将失败，除非把政治改革及时跟上去。如果邓的经济改革以及他的开放政策能继续下去，那么，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就会不可避免地在那个方面取得进展。

同我会见过的所有领导人都告诉我说，邓的经济改革将继续下去，并且不可逆转。我对邓说，“每个人都同意应该克服腐败和通货膨胀。问题是，在克服它们时，你们会不会把那些在你领导下，在1979年至1989年之间使平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的新生长出来的私营企业也很好地保存下来并得到发展。”

怎样来修补裂缝？

中国可以考虑做出努力来解决分歧，欢迎旅游者、学生、科学家和愿意向合资企业投资的商人；美国应考虑取消经济制裁，恢复对愿在中国投资的人提供的政府协助，世界银行重新向中国的主要项目提供资金。

我们双方采取步骤恢复关系的时间表和方式，只能通过最高一级的私人外交才能取得协议。美国政府现在应该考虑走出自己的第一步：恢复中美双方高级官员间的接触。孤立现在的和未来的中国领导人的做法，使他们以为美国在采取不公正的行动反对中国，从而使他们更加气愤甚至憎恨美国，是毫无意义的。中国的长城厚得很，你就是在墙里，人们也很难听见你的声音，在墙外则根本不可能听到你的声音了。

在我们之间有时是非常激烈的讨论中，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就是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说过布什总统一句坏话。他们有时责怪国会、新闻界和美国之音，但从未责怪总统。巴巴拉和乔治·布什（他于1974年至1975年曾在北京任美国联络处主任）在中国被看成是老朋友而受到尊敬和怀念。

现在，制裁法案已经通过（措施包括暂时停止贸易援助，冻结卫星和某些核原料的出口，停止同中国做生意的企业的风险保险）。我们能够预料中国人会做出不好的反应。但是，由于他们对总统的基本尊重，我相信，尽管我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是不幸的和没有必要的，但也将不会是致命的。

中苏解冻带来新格局

若一切顺利，本年度最值得猎取镜头的机会，将是戈尔巴乔夫及邓小平于5月在北京会晤的时刻。然而这个时刻将不仅是一个猎取镜头的好机会而已，这次高峰会议也将是美国自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以来所享有的重要优势正式告终:过去华盛顿可以与北京及莫斯科双边的领袖进行会谈，而中苏之间不但缺乏高层对话,事实上连低级别的接触也付之阙如。

得以与中苏双方进行会谈，而中苏双方却无法进行严肃对话，的确是美国在外交上的重大优势。有时华府官员极望能仰仗“中国牌”的优势，但中共方面却机敏灵活，对于事态的发展，掌握得很有分寸。1978年，卡特总统与北京创建了全面的外交关系，使双方的关系创建在长期的而非个人的基础之上。

这项前美国总统里的“尼克松与卡特政策”，至少带来了3项重要后果。首先，这项政策使中共开始发展与其他太平洋边缘国家的建设性互动，因而导致中共长期以来被视为是该地区之不稳定危险因素的情势为之告终；第二，因当年未从越南战争中光荣撤退而受到负面影响的美国的战略地位，出人意料地大为提高；最后，中国、美国及日本之间的新关系，使苏联在这一地区遭到外交上的挫败。

尽管如此，美国对其所拥有的“三大国对话专利权”即将丧失一事，应仍无可惧。中共及美国的关系目前稳健地创建于互惠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及邓小平不可能因举行高峰会议，即在意识形态上重归统合，抑或是再度联手。戈尔巴乔夫及邓小平有能力可以大幅度地纾解亚洲的紧张情势。两项过去的包袱，应是他们此次会谈的最重要的议题，而在这两件事情中，美国均可扮演一重要的角色。

柬埔寨是邓小平及戈尔巴乔夫可对和平有新贡献的关键性层面。自越南从10年前入侵柬埔寨，将红色高棉逼入泰柬边界的四面受敌之境以来，柬埔寨即生活在外来影响力的阴影之中；它们不再需要因波尔布特及其党羽的威胁而惊惧，但这个国家却仍遭到外国的占领，边界的战事也持续未歇。

热烈的外交活动目前至少在6个以上的国家展开。等待在另一个戏剧舞台的中央扮演主角的，是西哈努克亲王。尽管行径善变无常，西哈努克仍一直能向他的人民与世界昭示，他就是他的民族国家的化身。而他对于任何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形式，都不可或缺。

柬埔寨问题要中苏共同支持，这一切都令人鼓舞。但柬埔寨问题的解决需要莫斯科及北京两方的支持。若莫斯科及北京能协议运用它们的影响力，迫使双方与西哈努克谈条件，则柬埔寨问题便有可能解决。

在卡特及里根统治下的美国政策，美国恢复了在亚洲的影响力；并且在亚洲的三大玩家——中国、日本、苏联之间，创建了相当稳定的权力平衡关系。若戈尔巴乔夫真心期望苏联能参与该地区的“经济奇迹”，他应接受这种权力平衡，以及美国海军在这里的驻防。

在邓小平的改革仍在进行的路上，而戈尔巴乔夫又深为国内问题所苦的情况下，他们的决定所能维系的持久性，的确并不稳定。但就外交政策而言，这两人仍能以最高的权威性对话。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不仅是可以正式终止长期以来的敌意，同时也能对和平带来重大贡献。也许要开始欢呼亚洲的新纪元已经来临，仍为时过早。

11 1990年 不完全的解冻期

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中美两国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冷淡，商业是极少数双方仍可能合作的领域。正是因为这一点，布什政府敢于不顾国会的愤怒，解除禁止将美国制造的人造卫星运往中国的禁令。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北京才会将它的卫星发射场交给大约80名休斯公司的技术专家和美国空军监察员使用长达两月之久，让他们将卫星装配到运载火箭上。

……

中国人在家里一般不谈论性生活的具体细节，而对陌生人更是三缄其口。除此之外，对于这份列有240个问题的《全国性文明调查表》，在中国人口中进行抽样调查，其难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有23000份有用的调查表返回到了刘达临（中国最知名的性学家）的手里。调查结果将在1990年5月上旬向中国的媒体公布。

……

中国官方让一名藏族女孩来点燃亚运会的火炬。经过亚运会的精心准备，北京已经变成了一座五彩缤纷的城市。在这16天之内，北京只会为它的体育健儿们的精彩表演喝彩，向邻国承诺和平与友好。

美国开始解除制裁

1990年4月，在中国西南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发射的倒计时中，发射专家组的成员和大约200名外国客人都将他们的目光集中到在装有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灯火通明的发射架上。阿拉伯人拨弄着念珠，缅甸、巴基斯坦、蒙古的客人也神情紧张地凝望着。而那些已为这些价值1.2亿美元的发射装置和美国卫星投保的跨国商人也同样神情紧张。接着，重达202吨的火箭终于呼啸着冲向蓝天，控制中心里的人们鼓起掌来，就连在附近铁路上看热闹的成千上万的农民也欢呼起来。担心忧虑一下子被欢庆替代。

当这枚香港人所有由休斯公司制造的通信卫星“亚洲一号”与运载火箭成功分离的时候，休斯公司副总裁史蒂夫·道尔夫曼骄傲地宣称：“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美国驻华大使詹姆士·李雷祝贺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并称这一事件为“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中美两国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冷淡，商业是极少数双方仍可能合作的领域。正是因为这一点，布什政府敢于不顾国会的愤怒，解除禁止将美国制造的人造卫星运往中国的禁令。也正是因为一点，北京才会将它的卫星发射场交给大约80名休斯公司的技术专家和美国空军监察员使用长达两月之久，让他们将卫星装配到运载火箭上。

这些让步来之不易。尽管中国运载火箭拥有十分可靠的发射成功率（26次发射有25次获得成功）和便宜得近乎成本的价格（大约一次发射需3000万美元，仅为西方竞争者的40%），但直到1986年，它都没有在国际上引起什么关注。那一年，美国和欧洲的航天事业受到了重大挫折。美国的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空不久爆炸，而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也发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也因为一次发射便宜2000万美元和不需数月等待，澳大利亚政府和一家香港私有财团与中国航天工业部下属的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签订了合同，为其发射3颗休斯公司制造的人造卫星。几乎在同时，这桩生意遭到了美国私有火箭发射集团协同欧洲财团阿丽亚娜公司的强烈抵制。它们试图通过不给休斯公司发放卫星出口许可证的办法来使长城公司无法进入这一成交额数十亿美元的市场。

后来，在中国政府承诺不向中东销售任何中程导弹之后，里根政府于1988年批准颁发了许可证。本来具有一年发射9次能力的中国还同意在6年内，每年最多进行5次国际商业发射，在每次发射准备期间将火箭（注：美国制造的卫星）载荷置于美国专家的监管之下。

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莱恩特·斯考克罗夫特几周前秘密访华时，中国再次重申了其不向中东出售中程导弹的承诺。很快，香港亚洲卫星电信公司得到了美国官员“出口许可证即将发放”的私人担保。1989年底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问北京之后，布什解除了对所有3颗卫星的禁令。他宣称这一成交额3亿美元的生意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可以为亚洲提供通信联络。

当美国国会在圣诞假期之前针对卫星出口的授权书加上特别禁令的时候，布什政府的官员也加入到休斯公司拯救亚洲卫星的行列中来。休斯公司的院外活动家史蒂夫·列维说：“我们保证会在总统签署那道命令之前将卫星运出美国。”休斯公司将重达2732磅的人造卫星用获得特别许可的波音747飞机直接由洛杉矶运到了西昌，在那里卫星遵照安全措施被迅速地安置在一间“完全合乎标准的房间”里。

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助理现为休斯公司律师的戴尔·丘吉尔说：“这是一个个人战胜政府的故事。”它能否再次发生将取决于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而布什就不得不在就事论事的基础上来处理美国人造卫星出口的问题了。

很明显，双方都处于两难境地。长城公司副总裁说：“80%的商业卫星是由美国制造的，如果美国人拒绝同我们合作，我们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另一方面，也十分清楚，美国可以使用的手段十分有限，他说：“如果美国政府不允许中国发射他们的卫星，我们就会准备向任何想要导弹的人出售导弹。”

北京面貌的新改变

去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开始积极筹备定于今年9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运动会。中国政府一直把这场运动会定位在为北京赢得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一块奠基石以及对中国现代化成果的有力彰显。

整个北京城为亚运会的准备工作投入了全部热忱。在亚运村，到处是学生、工人和士兵们在清扫路面和挖掘水渠；几乎所有的体育馆里都可以看到中小学生头戴黄色棒球帽、身着标有亚运会志愿者的运动衫挥动着扫帚和铁锹；士兵们在各个旅馆前栽种松树；4万名工人夜以继日地加紧施工，以赶在规定日期之前建成和修复公寓大楼、旅馆、会议大厅和新闻中心以及33个体育馆。亚运会组织委员会的秘书长万嗣铨说：“如果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成功，我们只要再修建一个新的体育馆，再对运动员居住区进行扩建就可以了。”

但一些中国官员也在为如何拿出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这次盛会而忧心忡忡。他们清楚亚运会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困难。1976年，加拿大为蒙特利尔奥运会负担了10亿美元的赤字，这是个尽人皆知的例子。

这次非同寻常的亚运会将花费5.1亿美元，比最初的预算多出1亿美元。超支部分基本上是突然增长的建筑花费导致的。为了弥补超支，主办者开始渐渐变得不怕受到来自公众的谴责。他们在长安街设立广告牌，而过去这条绿树沿街的大道是不允许有广告牌出现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诸如可口可乐饮料、富士彩色胶卷已经作为广告客户进行了注册。主办者还到处发行纪念币及邮票。此外，政府批准了彩票发行活动。此外，颇有争议的摇滚歌手崔健也得以举办义演性质的音乐会。

北京利用韩国急于打入中国市场的心理向他们要了1000万美元的广告费，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向这个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的举办者取经。韩国恰恰非常乐意在这里掏腰包：三星集团投资400万在位于长安街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顶楼修建了巨大的霓虹灯；韩国航空公司也在积极为得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准入券挥动它们的支票簿。因为韩国在申办1970年亚运会时曾因财政原因半途而废，所以现在它们对中国有同病相怜之情。一位韩国业余运动协会的官员说：“我不希望再看到另一个国家像我们在1970年时那样丢脸。”

北京正在竭尽所能地避免哪怕是最小的尴尬出现。中国许诺要进行大规模的植树和美化环境行动以使北京“亮”起来。北京副市长兼本次亚运会筹办委员会副主席张百发号召市民们讲究“文明与礼貌”：号召北京城内700万骑自行车的人要像机动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搭公共汽车要避免你推我挤的“登车竞赛”；服务行业则要注意行为举止得当，以免他们的照片引来舆论的批评。中国政府的热忱没有白费，北京变成了一个拥有气度不凡的外表的城市。

李鹏访问苏联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几个月前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被定位为现代外交行动。这次外交行动被舆论界炒作为结束中苏30年对峙局面。1990年5月初，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李鹏对苏联为期4天的访问一方面推进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貌似升温的友好趋势，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日益明显的分歧，在某些方面，这种分歧比去年5月要突出得多。

李鹏是自周恩来1964年之后第一位访苏的中国政府首脑。与其他各级代表团官员一起，李鹏为中国同苏联达成了解决6个问题的6项协议，内容从两国在7000公里长的共同边境上军队部署问题到太空研究领域内的合作均有涉及。在两国都存在为时近一年的国内不稳定的情况下，双边关系基本上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正如李鹏总结的那样：“去年，在戈尔巴乔夫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期间，我们有两句话：捐弃前嫌，开辟未来。现在我所做的访问就是要为‘开辟未来’铺平道路。”

中国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但是私下里，北京方面并不认同某观点。

李鹏总理在访问中尽量避免表露出类似的情绪，相反地，他还找一些颂扬性的话来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李鹏总理说，与苏联领导人探讨使他更加确信，这种改革仍旧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他进一步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力决定自己创建社会主义的方式。”在谈及东欧国家时，李鹏说：“现在说它们脱离了社会主义还为时尚早。”但是，就算它们真的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仍将与它们保持外交关系。

戈尔巴乔夫仍旧自诩他的改革为“第二次共产主义革命”。在明确提到脱党行为和民族主义的分裂情况时，他宣称改革进程一定要坚持“主流改革与合法改革”。

几项协议中最主要的是双方共同在边境裁减军队的议案，双方约定由目前苏联驻军50万，中国驻军65万的状况改为“正常的睦邻友好关系所需的最少量”。虽然为李鹏访苏所做准备工作中的多次协商长达几个月，但边境驻军确切的数目限额仍未能得出。

这次还有另外两项协定得以签署。一个是中国向西伯利亚远东市场销售价值3亿3600万美元的商品，作为交换，苏联要为中国创建两个核动力系统。另外一个协议是中苏合作进行太空开发，甚至向来不愿意在外国太空研究队伍中派驻人员的中国这一次也将派人加入苏联的宇航员小组。其他的两个协议是关于经济合作和外交磋商的。

总的来说，李鹏的访问没有使中苏关系比去年疏远。在意识形态上，估计两国目前所能做的就是保留各自的分歧意见。中苏的军事关系相当稳定：双方均削减了武装力量的规模，当然这样做多半是出自经济原因而非外交协议的规范作用。双方的经贸交流正处于上升状态，但交流量分别占中国和苏联的4%和1.5%。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荣誉教授道克·巴尼特评价这次所签订的一系列中苏协议说：“这些是会给中苏经贸合作带来缓慢的发展，但在它们发展关系的道路上会出现阻碍。”他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两个国家都迫切需要向西方要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科技援助。

中国的性报告

去年春天，上海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在上海聚会，研究邓小平10年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另一未曾预料、不受欢迎的副产品：中国的性革命。为了评估这方面的影响，上海的性社会学研究中心派遣了500名志愿社会工作者，到15个省，对25000名已婚的夫妇、学生甚至性罪犯进行了采访和调查。

中国人在家里一般不谈论性生活的具体细节，而对陌生人更是三缄其口。除此之外，对于这份列有240个问题的《全国性文明调查表》，在中国进行抽样调查，其难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有23000份有用的调查表返回到了刘达临（中国最知名的性学家）的手里。调查结果将在1990年5月上旬向中国的媒体公布。

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艾尔弗瑞德·金赛对美国的性行为进行里程碑式的调查并提出报告后，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调查还没有搞过。正如金赛报告反映了战后美国的性模式，中国人的调查报告同样披露了中国人性与婚姻之间传统关系的恶化情况。它还记录了因日益增大的性自由而引发的一些问题及其影响。

此次调查一开始几乎夭折。这一计划需要2万美元经费。刘最后用他自己出版的30本有关爱情、性和婚姻的畅销书而得来稿费，为这次调查支付了大部分费用。

刘达临是“中国的金赛博士”。更令人惊奇的是,刘达临还开了一家性博物馆。这是5000年来中国的第一家性文物博物馆。

徐东新村26号，是上海郊区一栋漂亮的小楼。门口一块金光闪闪的招牌，上面镌刻着：“DAR LING MUSEUM”——达临博物馆。

光看门牌，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名堂。推门而入，古色古香的感觉迎面而来，环顾四周，一尊线条柔美的紫砂欢喜佛首先映入眼帘，两把雌雄剑的“夫妻铎”坐镇大厅中央，墙壁悬挂的是几张在台湾、德国、澳大利亚举办性文物展的海报，旁边一张玻璃书柜，内置十几本刘达临的性学大作。

小楼分上下两层共7个房间，琳琅满目的性文物，让人对中国老祖宗的性趣叹为观止。

刘达临剖析、研究历史本来就是他的兴趣，加上他过去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性问题时，发现中国人的性观念受到传统影响很深。为了认识中国文化的今日，他遂将研究重心投入中国性文化的昨日。

为了揭开中国古代的性神秘面纱，刘达临的做法是一头栽入书海，一路走访古迹，一边动手搜集古代性文物来作为查考、论证，不过三者在中国当前的现实环境中，都不易获得，原因是一堆性文化方面的古书与文物，有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销毁，剩下的不是在一波波扫黄运动中被扫掉，就是被深锁在图书馆，想要借出来研究，都不允许，为此，刘达临执着于古代性研究，一路走来备尝辛苦。

刘达临并透露，他之所以将下半生，全心奉献给老祖先的性趣，另外一个原因是受到荷兰汉学家高佩罗的“刺激”所致，因为高佩罗只是一名外交官，可是他却首创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先河，从搜集中国古代春宫画着手，进入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神秘禁地，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和《密戏图考》，至今仍被引为研究中国性经典之作。“一个外国人能，中国人为何不能呢？”

刘达临这几年来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哪里有性文物古迹，他就风尘仆仆赶往哪里……

刘达临常说，性文物的收集，不仅开拓了他的视野，并印证了中国历史上许多观象，最重要的是还纠正了他的某些观念。例如，过去的研究，总认为明、清两代是历史上性禁锢最严酷的时代，事实上，从民间搜集大量的性文物，却发现明朝是春宫画发展的顶峰，而清朝是性小说发展的巅峰，为此“金赛博士”强调：“性是人类自然的需求，不是光靠压抑，否则压力越大，反弹越大。”

过去，由于身受其大伯父的影响，刘达临对收集古董很有基础，从他一屋子古董家具便可窥知一斑。等到进行性文化研究后，他才把收藏的重点集中在性文物上。有趣的是，堪称古董玩家的他一开始根本不得其门而入，因为那些玩意儿属于黄色物品，市场上无人敢公开贩售。

几年收集下来，性文物高达千件，刘达临的家已无容身之处，为了安置这些老宝贝，他不惜举债30万元，买下上海郊区的一栋小楼，制柜造架，再一次走在时代之先，创立中国唯一一家性文物博物馆。

一年之后的北京

1990年5月下旬，布什总统同意延长中国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这使华盛顿失去了控制北京的有力武器。总统此举激怒了国会中包括共和党党员在内的多数成员。但“国会山”仍不太可能赢得两院中2/3的票数阻止这项决定。布什从经济角度为他的做法辩解说，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只会伤害到中国的人民，并将使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蒙受巨大损失。仅在香港加工的产品出口这一项上，香港将失去85亿美元的利润，造成2万人失业。对美国人来说，他们在购买中国产品时必须比从前多支付40%的钞票。而且，布什总统认为，他的做法是使中国最终实现民主的最有效途径。他说：“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是推动改革的发动机。我们对于中国的责任在于打开商业接触的渠道而不是单纯地孤立中国的强硬派。”

事实上，如果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被取消，美国和香港将蒙受比中国更为巨大的经济损失，但中国却不大可能为亏损企业负担30亿美元或者更大的代价。尽管采取的银根紧缩的政策卓有成效，通货膨胀率成功地由去年的18%降至5%，但同时这些做法对经济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以行政命令让超过1/3的工厂暂停或减少生产，取消数以百计的建筑计划，造成了为数5000万由失业者组成的“盲流大军”。1989年，中国的旅游业收入锐减近10亿美元。更令北京不安的是，美国、日本和欧共体通过世界银行坚决封锁除人道主义贷款之外的所有对华资金输出。在这种大气候下，商业银行对华贷款继续采取谨慎态度。

“三不”到“三不可能”

中国内战的最后一声枪响已经过去几十年，可台湾仍旧沿用着1946年修订的宪法——动员戡乱时期的紧急状态法。这项特别的法令保证了国民党对反对者进行严厉制裁的权力，而且使国民党得以牢牢掌握住手中的政权。随着台湾与大陆之间贸易和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台湾人民对实现完全民主的要求也与日俱增。1990年5月，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宣布他将在一年内解除这项特别条款。他在6年“总统”任期开始时的就职演说中曾说：“宪法的民主化是政治民主的唯一途径。”

李登辉是在两年前蒋经国死后接任的，他重申了“和平对抗”北京的宣言，对连续9年的“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避而不谈，他说台湾准备解决与中国大陆重新统一的问题，条件是北京必须实行多党民主，宣布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在其他方面进行改革。

一些分析家指出李登辉只是把“三不”换了个招牌改成了“三个条件”，也即三个“不可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他的条件。但是当北京正式对这些条件给予驳斥时，李登辉的弹性政策很可能会给台湾带来好的国际环境。

李登辉在他的讲话中建议北京做出一些互利的姿态，比方说把沿海驻军后撤300公里。他甚至暗示，如果北京对他的主动行动做出可喜的反应，他愿意由台湾出资在福建省建设石化工业设施。

为了彰显他在台湾省实行的开明政策，李登辉赦免了28名政治犯，包括施明德，此人因在1980年进行反政府的破坏活动而被捕。现在李登辉正在筹备召集下个月的立法会议商讨修订1946年宪法，他认为这个会议上的提案要得到贯彻实行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其中一个明确要进行讨论的议题是“直接选举总统”，这一点得到所有立法委员的普遍支持。而部分民进党成员却威胁要以静坐示威反对召集这次会议。他们认为不应该讨论这样的敏感问题：台湾做了可能独立的姿态将会激怒北京。

朱镕基的浦东计划

在上海东郊园申（音）村的一块芹菜地里，8个戴草帽的农村妇女在干农活时戏谑地谈到她们的未来，“浦东发展得越快越好，”农妇卢新芳（音）对此非常热心，“那样我们就可以成为工人，我们的孩子就可以享受公费教育和公费医疗。”尽管39岁的卢年收入为1800美元，相当于政府公务员平均年收入的3倍，但她仍然向往着城里外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浦东位于上海东郊，长江把它与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市区分开。作为一个浦东居民，她殷切地盼望着自己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卢的美好梦想是与浦东开发区的未来相联系的。9月，富有改革精神的62岁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宣布了这项将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庞大计划。“这是中国政府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朱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这表明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朱镕基的计划得以实现，浦东这块占地350平方公里、约为半个新加坡大小、主要由农田构成的土地，将会变成“社会主义的香港”，一个拥有自由港、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和高科技企业的金融、贸易、工业中心。这一预计耗资800亿美元、历时40年完成的计划，不仅给投资者提供经济特区所特有的优惠政策，而且还有它独有的优势：中国第一个以香港为模式创建的自由贸易区。

对上海而言，浦东意味着经济的复兴。“在40年代和50年代，香港是无法与上海相比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回忆说，“现在正好相反，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对于过去10年全力发展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他持否定态度，他警告说：“如果人们继续执行1980年的政策，上海就要沉入海底了。”

他一点也没有危言耸听。作为一个有着1276万人口的拥挤不堪的大都市，上海正在不断向周边扩张，同时那些陈旧过时的基础建筑正逐渐被拆除。由于严重的住房紧张，许多居民住在拥挤的公寓里，人均面积只有3平方米，不如一张乒乓球台大。许多家庭仍在使用被叫作马桶的木桶来代替现代的抽水马桶。在经济方面，上海从1984年起，工业增长率在10%—20%之间。

上海人倾向于将他们城市的落后归咎于北京对当地工业基地课以重税以资助中国其他地方发展的政策。他们说，从1949年起上海每年向国家财政部上缴75%—90%的税收。一位驻沪的西方外交官说：“当上海人去北京或深圳时，他们会指着某条整齐平坦的道路说：‘我们建的。’”

尽管浦东计划被宣传为邓小平10年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但它形式上的启动仍然意味着经济建设的重心正从急速发展的南部省份广东和福建转移，而那里现在正享有着多项优惠政策。浦东计划的支持者将上海的复兴看作是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关键。他们希望浦东计划的成功可以推动拥有一半中国人口的邻近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经济改革。

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浦东计划现已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李鹏总理坚定地支持这项计划。浦东计划的初步成功看起来要归功于不知疲倦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自从总计划于去年4月被批准后，朱又迅速地做了许多工作来推动这项计划付诸实施。5月份，他率领由10名中国市长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美国、新加坡、香港，以吸引投资者。

然而他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此时此刻，筹集浦东发展第一个10年所需的100亿美元在此时绝非易事。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目前还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银根紧缩的中央政府仅能保证提供13.8亿美元，所以朱希望外国投资者能够提供至少一半的所需资金。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是有一些美国公司表现出兴趣，但我认为浦东计划并不会吸引那么多投资者。”

上海自身的保守意识也会妨碍朱的努力。上海人经常自负沉湎于1949年之前的日子。那时这座城市被称作“东方的巴黎”。“他们确实有理由感到优越，”一位西方观察家说，“但40年的孤立和政府的官僚已经使他们不愿接受新思想。”因此上海被人称作“一块遍布图章的土地”。在那里要想使一项计划付诸实施，你不得不盖上大量的公章。朱已经许诺创建“一章制”的体制，显然他也承认还远未做到这一点。当被问及如何对付这些拖拉费时的烦琐手续时，他这样回答：“我也痛恨官僚主义，但我认为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沸腾的运动场

几个月来中国政府一直为第11届亚运会忙碌着，波斯湾的战火恰好替中国拉走了相当一部分的国际关注。但是这也给中国带来头疼的问题：如果北京期望第一次把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召集来参加这次亚运会，恐怕会以失望告终。到9月底为止，形势已经十分明朗，参加亚运会的大多数国家都不愿与伊拉克为伍。

如此强烈的反伊拉克情绪是预料之中的事。4年一届的亚洲运动会由奥林匹克亚洲理事会全权负责，这个理事会的主席和主要的捐助人谢赫·法赫德·艾哈迈德·萨巴赫为将伊拉克排除在亚洲运动会之外而积极奔走，他威胁说如果伊拉克代表团参加，他将联合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对抗。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则针锋相对地宣布：所有流亡在外的科威特体育代表均属伊拉克旗下。

中国陷入了两难境地。是该驱逐伊拉克不准许其参加这次运动会，而伊拉克是中国重要的武器出口对象国；还是“冒天下阿拉伯之大不韪”给其开“绿灯”？此外，这还涉及能不能保住最近的一次外交成果的问题：今年7月，中国终于与44年支持台北为中国政府的沙特阿拉伯达成了外交共识。北京的一些观察家认为与利雅得关系的新突破是促使中国加入世界范围对伊拉克禁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奥林匹克委员会投票决定是否让伊拉克加入本次亚运会的前几天，沙特亲王费萨尔·法赫德·阿卜杜勒·阿齐兹赶到北京，他毫不掩饰地说：“如果伊拉克的代表踏上中国的领土，我不能想象会发生什么后果。”

苏丹与科威特终于如愿以偿。经过11人委员会同意，奥林匹克委员会全体会议以27票对3票的结果将伊拉克逐出亚运会赛场。伊拉克国际奥委会委员长阿卜杜勒·穆拉无奈地说：“很显然，压力太大了。”

约旦出于明显的经济利益考虑，在海湾冲突中公开地倾向于伊拉克。投票决议出来后，约旦发表声明说将不派出代表团参加北京亚运会。科威特则为此次盛会派出了42人代表团，外加一名游泳教练和一组体育官员。而科威特原本是要派出330人的代表团到北京的。

到最后，北京很可能会暗自庆幸波斯湾冲突帮助了这次运动会，因为这使得中国与新的国际孤儿伊拉克站在对立的阵线上，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北京大规模地同周边国家改善关系，从中获取“和平红利”。这次亚运会使得越南有机会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但中越两国在柬埔寨内战上仍旧持对立观点。河内的部长会议副主席武元甲，抗法战争与越南战争中的英雄，是这次运动会的特别客人。

同样，亚运会也给了中国一个发展与韩国、台湾的关系机会。韩国的企业界已经为本次亚运会投资超过5000万美元用于三星和韩国航空公司的广告费用；预计有超过5000名韩国游客将在运动会期间来到中国。但韩国经济方面的慷慨并不是期望得到同中国的外交进展，韩国真正想要的是，通过与朝鲜交好的中国赢得朝鲜这个贸易伙伴。韩国的体育官员们身负着双重使命，他们计划在北京与朝鲜的同行会面，使3周之前在汉城开始的对朝接触得到发展。

同时，北京对来自台北的300人代表团也是“左右为难”，他们将作为“中国台北”队出场，尤其是在各种各样的宴会场面和发表祝酒词时。但他们的友好关系毕竟在前进，尽管速度像蜗牛爬行。为了避免到大陆投资建厂的人为大陆方面所用，台湾加紧了对大陆投资热潮的控制。虽然众人热切期望载有台湾赴大陆体育代表团的飞机能够首次实现官方批准的直航，这次航班还是取道香港而后转飞北京。台湾情报部门还拒绝批准4名在军中供职的但已取得射击比赛资格的运动员到北京参赛。

中国政府认为，在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成功举办这次亚运会将会振奋人心。亚运会的开幕式摒弃了旧的模式而采取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形式，以丰富多彩的大型舞蹈为主。开幕式上的表演兼顾了现代与传统的风格：色彩各异的降落伞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从天而降；由1400名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太极拳爱好者组成的大型方队在72000名现场观众面前有条不紊地进行表演；扮作“成吉思汗时代”武士模样的演员冲进会场，挥动大旗，舞刀弄剑；芭蕾演员在草坪上盈盈轻舞；孩子们则进行了娴熟的杂技表演。最后，本次亚运会的吉祥物熊猫盼盼的巨大模型，被充满气体后徐徐放飞。

中国官方让一名藏族女孩来点燃亚运会的火炬。经过亚运会的精心准备，北京已经变成了一座五彩缤纷的城市。在这16天之内，北京只会为它的体育健儿们的精彩表演喝彩，向邻国承诺和平与友好。

12 1991年 必须面对的移民潮和污染

广州有近400万人口，却有近50万外来人口，而他们许多都是没有工作的临时工。在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无业农民等在火车站，期望着到达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他们希望可以过上好的生活，中国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员说：“城市中有500万人处于失业，有4000万的农民不想种地，想找一份其他的工作。这些人中，大约有500万人是到处游荡的盲流，这个数字大得可怕。”

……

现在，国际社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它们不应当把中国孤立于国际联合治理污染问题的努力之外。位于瑞士的保护自然界与自然资源国际联盟主席马丁·霍尔德盖特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中国在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过程中，有对世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力。”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洲—太平洋地区局前任局长内伊·赫滕（Htun）说：“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中国独有的问题是其巨大的国土面积。”不幸的是，在环境问题上，不存在经济学上的规模效益问题。

……

斩断“蛇头”生意

1991年1月上旬，50名警察闯入了一名涉嫌绑架的疑犯家中。在房间里，他们发现了一个看守和4个受害者，当时受害者被藏在被子底，早已被吓得惊慌失措。这是数周来纽约政府破获的又一起“案中案”（偷渡者因无法支付偷渡费用而被绑架）。这4名被绑架者都是中国非法移民，因无法支付非法偷渡的费用而被绑架，而绑匪正是帮助他们偷渡的人，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此次，警方就其中的一个展开了调查。波里尼警司参加过两次这种案件的调查，他说：“我们所发现的还只是冰山的一角。”

自从北京放宽了海外旅行政策以后，不知有多少中国非法移民偷渡到美国。据现在估计，这一数字约为每年1万人。在中国的某些地方，美国被称作“金山”。为了偷渡那些渴望到达美国的人，在美国和东南亚、拉美甚至和加拿大之间都建起了许多复杂的偷渡线路。冒险做偷渡这一行的头目与犯罪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身上文满了蛇的图案，所以常被称作“蛇头”。由大陆偷渡到美国的价钱从2万美元到4万美元不等，而偷渡者中，许多都是农民，他们在开始新的生活前负债累累。实际上，他们变成了契约的奴隶，为了付清偷渡的费用，他们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干着薪水低廉的工作。

这类案子中比较典型的一起就是冯金瓦（音）的案子。两星期前，警方逮捕了13名绑匪，营救了他。冯金瓦是一名福建人，于9月份离开家乡抵达香港。在香港当地，与一个“蛇头”联系好，办理了临时居住证和假证件，然后通过泰国偷渡到美国，他答应为偷渡付25500美元。从火奴鲁鲁（檀香山）到达美国后，他到了纽约，并在他嫂子的餐厅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的嫂子帮他还了偷渡费用中的5500美元。但是偷渡集团还是不肯放过他，为了要回剩余的2万美元，偷渡集团在纽约的同党绑架了他。在警方搭救他时，他早已被绑匪用锤子打断了几根肋骨。

偷渡到美国的许多中国人都来自福建省。福建是一个沿海省份，长期以来，福建人以捕鱼为生，生活并不很好，所以有许多当地人偷渡出国。据一名中国的观察人员说：“仅1980年以来，就有5万福建人偷渡到纽约的大都市地区。移民是如此普及，甚至一些政府官员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了美国。在福建有几个镇被称作“女人镇”，因为几乎所有有工作能力的男人都移民或偷渡去了美国。一些当地人甚至靠帮助别人偷渡而发家致富。其中一个以偷渡为生的人叫程翠萍（音），42岁，她可以熟练地把要偷渡者从南美和加拿大等地运到美国。在加拿大的边境被抓后，她对从事过3次偷渡活动供认不讳，现被判处在美国的一所监狱中服刑6个月。刑满后，她将被遣送回福建，在那儿，她拥有一所富丽堂皇的房子，美国移民官员预计她这几年赚的钱大概为3万美元。

虽然背负着高额债务，一些非法偷渡者最终还是付清了他们的偷渡费用，并且在“新家”安定下来。对他们而言，以前所受的苦都是值得的。虽然他们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但是如何把家人从中国移民到美国，将是他们面临的又一个难题。

一个打工仔和移民潮

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城市，而国家面临着最为严重的问题：失业。刚刚过了春节一个月，1991年3月，22岁的蓝鸣清（音）就用扁担挑着行李上路了。他离开了位于东南地区的老家福建，登上了去往广东的征程。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但在找到工作之前，灾难便降临到他的身上：他在火车站被流氓抢走了240元钱（相当于46美元），这是他的全部积蓄。蓝说：“我甚至无法还击。”现在他流落街头，寻找工作——任何一份工作。

据估计，每天有3万移民到达广州。蓝鸣清只不过是到达广州的许多移民中的一员。广州有近400万人口，却有近50万外来人口，而他们许多都是没有工作的临时工。在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无业农民等在火车站，期望着到达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他们希望可以过上好的生活，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员说：“城市中有500万人处于失业，有4000万的农民不想种地，想找一份其他的工作。这些人中，大约有500万人是到处游荡的盲流，这个数字大得可怕。”

这种大量人口的“错位”——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社会安定和健康卫生条件也越来越差，这给政府出了一个大难题。1989年，在上海，每10个罪犯中就有4个是盲流，大部分被指控为随机犯罪，但有一些还严重参与了组织犯罪。

大量的移民也为政府监督执行计划生育带来了很多麻烦。为了逃避计划生育，许多人到外地去生第二个孩子。因此，许多盲流又被称作“超生游击队”。

被如此大的移民潮所震惊，政府已开始采取行动，对盲流进行严打。驻广州的一个西方外交官说：“他们（中国政府）部署了警察，逮捕那些盲流人员，并把他们免费遣送回家。”早些时候，警方查封了北京的一个非法职业介绍所，这个职业介绍所“引诱”几千名农民涌入城市。北京劳动局副局长说：“我们希望已来到北京的农民尽快返回家乡。”

一旦农民到达城市，虽然他们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很少有人愿意回去，因为城市的生活比农村的生活条件好。广州的新兴乡镇尤其具有吸引力，当全国的经济增长率降为6%时，广州的经济增长率却上升为17%。那些打工仔衣锦还乡，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城市。这名外交官说：“在新年回家时，打工仔们穿着崭新的衣服，拿着贵重的礼品，这使他们的亲戚很是羡慕，于是那些人也打上行李，跑到城市去找工作。”

劳动力的供应大大超过了需求，尤其在70年代有一个人口出生高峰，在今后的5年里，这些人即将参加工作，到那时将有500万人达到工作年龄。现在中国的城市劳动力为4亿，是需求量的两倍。7000万人在城市的企业或公司中工作，而剩下的则是“过剩劳动力”。有位政府官员说：“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问题不是通货膨胀、市场萧条或是住房改革，而是失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建议把经济工作的重心，由国企重工业转移到服务行业，因为服务业投资少，却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他认为失业问题在2000年后仍会继续，因为国家机关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提供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失业在近期内将不会有所改善。同时，在过去，集团公司和私营企业也是吸收过剩劳动力的好地方，但是3年财政紧缩阻碍了这些公司的发展。财政紧缩虽然使通货膨胀由两位数字变成了7%，但代价却是惨重的——许多企业倒闭，城建规划取消，还有成千上万的职工下岗，遭受打击最大的要数乡镇企业，去年有100多万乡镇企业关门，而大量的工人则被迫回农场去干活。

北京已经许诺将把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但从人口现状和经济现实来看，这其实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打工仔蓝鸣清说：“我已经应聘了几份工作，但他们都只招聘城市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他过着流浪的生活。白天在餐厅里要饭，晚上在大桥底下睡觉。“在那里比在火车站要安全得多。”他说道，“但是我在睡觉的时候仍然十分害怕。有一晚上，3个人走上前来向我要钱。当我告诉他们我的钱被偷走的时候，他们扇了我几个耳光后离开了。”但是，蓝拒绝放弃这种生活，返回家中。当然，他说自己最终会找到一份工作：“这只是个能挣多少钱的问题。”有一天，一位老人提出只要蓝每次帮他把车推过大桥，就付给他5毛钱（合9美分）。这是一个朴素的开始，但是蓝认为它可能会是自己走向更加美好的生活的第一步。

长江三峡工程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毛泽东，1956年

毛泽东在长江三峡建超级水坝的夙愿，在经过30多年的争论之后，已接近获得国家的官方批准。但有关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争论远远没有结束。6300公里长的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发源于青藏高原，在上海流入东海。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直接影响200公里长的一段风景优美的长江中上游部分。

北京十分清楚主要国际组织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已经接受一加拿大协会的建议，把三峡工程的总投资额的2%用于监测大坝对生态的影响。北京当局还提出做好中华鲟和扬子鳄的人工繁殖问题。

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局的总工程师说：“如果我们回归自然界，那我们就难以发展了。”求发展是三峡工程争议的核心。自从1992年提出修建长江水坝以来，根据历届政府的不同的发展重点，有关政府官员的特殊兴趣，长江水坝的设计历经无数次修改。修建高水位大坝的建议逐渐得到各方的认可，因为高水坝可以建成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发电可供应下游远至上海等缺电城市的用电，改善长江航运使货运驳船驶往上游1400公里远的重庆市。

加拿大协会的报告中指出：“三峡水库区的移民问题是三峡工程最大的环境问题。”发展问题专家菲利普·费恩赛德在一份在加拿大公布的评论报告中指出：建三峡水库要移民120万人。北京的回答是建三峡工程是改善长江中下游地区3.5亿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因素。除防洪之外，它可发电1768万千瓦，相当于中国现有主要发电厂的装机总容量之和。可满足上海附近新建一个经济开发区的需要，还可满足在长江下游宏伟的远景规划中发展的需要。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强调指出，水力发电是目前最安全最清洁的能源方式。“如果我们不建三峡工程，而建造相等发电能力的火力发电厂，那就意味着每年向空气中排放1亿吨二氧化碳、200万吨二氧化硫和1万吨一氧化碳。”

中国式污染

在中国最高水平的美术绘画作品中，一幅中世纪宋朝时代的美丽优雅的山水画充分表现了中国道教崇尚的天人合一论——人与自然界和谐统一。然而，那些早期的山水画艺术精品只是创造出一个尽善尽美的自然界，而不是模仿。事实上，早在当时，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华中地区就为其人口过度密集所累。

对每一个国家来说，企图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对难以协调的矛盾。对于那些想快步跨入工业化社会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就难上加难。这对矛盾的尖锐程度在中国的表现尤为强烈：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正面临污染、森林面积减少、臭氧层空洞、酸雨和数量巨大的垃圾等问题。甚至连艺术家描述的理想环境中的自然景观都已从人们的语汇中消失。它们消失在有毒的煤烟和雾气之中。东北重镇本溪市现在就在这种有毒气体的笼罩之下，因此，这个城市定期有规律地从卫星屏幕上消失。

现代化使人们的生存环境全方位地恶化。中国依靠燃煤为工厂提供动力，为家庭提供取暖，这一来把城市笼罩在有毒气体中，在广大农村降下酸雨，肺癌患者数量增加。污染使得流经城市的86%的河水既不能饮用，也无法养鱼。看不见的温室效应气体加速了中国西北部的冰川融化速度，这里拥有3万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储藏量。最糟糕的是，中国只占有世界7%的耕地，却要养活占世界21%的人口，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的恶性循环年复一年地将数百平方公里的耕地变成峡谷和沙丘。

在标满了生态污染事件发生地点的世界地图上，有从纽约的拉夫运河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亚马逊河流域、波斯湾等，而中国的领土上却没有任何标记。这是因为外界基本上不了解中国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严重程度。然而，当污染流出中国的国界之后，这种情形就改变了。根据世界资源问题研究所的说法，中国烟囱里冒出的二氧化碳释放物逐渐积累在其上空的同温层，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巴西之后世界上第4大温室效应制造国。

北京对上述问题并非熟视无睹。1989年政府向污染宣战。每年支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治理污染。这一承诺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中国将很快批准关于减少对臭氧层破坏的一项国际协议。

中国表现出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权利强有力的代表，这些国家要完成工业革命，而又不能因为污染而付出惨重代价。北京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先污染后治理方面做得比发达国家好，其他国家应当援助它们治理污染。

现在，国际社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它们不应当把中国孤立于国际联合治理污染问题的努力之外。位于瑞士的保护自然界与自然资源国际联盟主席马丁·霍尔德盖特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中国在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过程中，有对世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力。”

以辽宁省的本溪和沈阳为例，一个是煤炭中心，一个是钢铁中心。依据联合国全球环境监测系统的数据，这个自20世纪30年代起建设的重工业区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全世界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作为先繁荣后污染的实例，本溪和沈阳都在1949年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工业生产大发展的阶段，但燃煤锅炉为工厂、车间和冶炼厂提供动力，所冒出的污染使得这一地区几乎不适合居住。一位最近曾在沈阳住过的外国人说：“空气中总飘有沙尘。墙上沾的都是烟灰，就好像是用汽车的废气尾喷管透过窗户喷上去的一样。”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环境监测报告，沈阳市区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悬浮物含量之高，列世界第二位，而二氧化硫的含量大大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指标数值，仅次于所监测城市中最严重的米兰，居第二位。水质同样低劣，每年2亿吨污水流入辽宁省的12条河流，其中污染物的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近60倍。因此毫不奇怪，沈阳市肺癌的发病率大幅度增加。

尽管形势十分严峻，自1973年以来治理污染方面已取得一些进步。1973年，本溪市采纳270条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具体措施。“70年代时如果你穿白衬衣外出，到晚上就成了黑衬衣。”本溪市环保局副局长回忆道。自1978年起，由于除尘防污染设施的安装运行，这里的烟尘排放量和黑色已减少50%。用高质量木炭压缩制作清洁燃烧煤饼取代家用煤炉的普通燃煤。尽管如此，空气质量仍达不到标准，并威胁着工业增长计划的实施。中央政府近日决定将本溪市作为治理空气和水污染的试点城市，从专项基金投入1500万元，使本溪市在1995年治理污染达到国家标准。

在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和西安在内，持续的干旱已消耗了地下水资源。西安的地下水位下降过快，引起的地面沉降速度是1972年的5倍，建于公元7世纪的大雁塔严重倾斜。大雁塔是中国从印度取回的第一部佛经的藏经处。

不论中国如何巧妙地分配利用水资源，都不能改变中国的国土面积只有10%是可耕地这一事实。毛泽东“粮食第一”的指示打算解决这一问题，引导农民毁掉森林去扩大耕地面积。这一缺乏远见的行为导致中国损失了670万公顷森林。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主要著作《被毁坏的地球》作者瓦克拉布夫·斯米尔警告说：“如果中国人不能扭转毁林开荒的趋势，只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将面对重大的环境灾难，在严重污染地区威胁正常的人类生存，并破坏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在过去40年中大约减少7900万公顷森林加速了农田的毁坏过程：狂风和降水的侵蚀，随之而来的沙漠化。严重的侵蚀正威胁着15%的土地。最严重的例子是广袤的黄土高原，位于西安北边的黄河流域，一片面积50万平方公里光秃秃的像火星表面的山地。

中国能治理好污染吗？

尽管中国污染问题十分严重，但世界上其他地方对此并不大关心。只有濒临危险的大熊猫的命运似乎引起外界的注意。由于缺乏公开的统计数字，又没有环境问题的院外活动集团，游客和当地居民一样都想当然地把北京上空的烟尘当成是普通的雾，而不是烟雾污染，许多当地人常有的咳嗽只被认作是普通感冒。随着中国逐渐被认为是臭氧层损坏和全球变暖的肇事国家之一，中国的环境问题也是世界问题，已受到国内外更多更严格的监视。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宣布将要“承担与经济实力相当的责任”，并在国际论坛上摆出更高的姿态。它一直致力于提出一种新型的环境保护主义，不使用限制增长速度的办法惩罚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应当为了处理保护环境而放弃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不是目的。我们的目际应该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在优美的环境中过上更美满的生活。”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在去年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说。

尽管没有专家要劝告中国停止经济发展，但多数专家都认为中国应在发展与环境保护上求得一种平衡。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就要到来，而经济发展的能源主要来自煤。煤的燃烧将成倍地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二氧化碳是数量最多的温室效应气体。“中国和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如果不加以治理，中国和印度将超过那些工业发达国家。”位于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协调人彼得·厄谢尔说。

在长达两年的“关于臭氧层破坏物质的蒙特利尔协议”的辩论中，中国代表第三世界发言，阐明发展中国家禁用这些有害物质比工业发达国家要困难得多。中国官员提出，中国缺少电冰箱行业常用的有害制冷剂的替代产品的生产技术，仅仅因此而剥夺中国人使用冰箱的权利是不公平的。正相反，中国向工业发达国家提出，要求其提供生产替代产品所必要的技术和资金。去年6月，协议各国都一致同意创建一个前所未有的2.4亿美元的基金，来援助发展中国家完成向应用新技术的转变。

在这一复杂进程中，下一步是减缓气候变化速度，到2005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协议，这项工作将更昂贵、更困难得多。中国政府早已表明自己的立场，不应该期望发展中国家限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到与工业发达国家的排放量相适应。一位中国外交官员说：“中国的经济正在突飞勐进地向前发展，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石油的消耗量要增加，排放量也要增加。”他认为，中国所能做到的最好结果是改进燃煤的效率。

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中国依赖燃烧劣质煤，未经过充分精选，使用老式的锅炉和煤炉产生巨大的浪费，所提供的工业能源效率只及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1/4～1/2。世界银行恢复了对中国的贷款，对中国提出的主要环境保护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煤的利用效率。世界银行还要求中国把含有高额补贴的能源产品价格调整到与其真实成本相适应，以减少浪费。“中国即使只做到小幅度提高能源效率，就能带来在不加重环境危害的条件下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政府的环境顾问马丁·李说。

发动群众抵抗污染

中国的集权制度可能更适合于动员数量众多的民众参与群众性运动，如种树和清扫垃圾。而对教育民众了解乱砍滥伐森林的生态危害性、煤粉尘与疾病的关系等方面做得还不够。环境保护意识仍仅局限于少数学者和技术人员，他们对普通民众对污染危害的无知感到沮丧。“人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有一座大烟囱，就会冒烟。他们不把这些当成是污染。”国家环境保护局信息教育处副处长杨朝非说。

尽管如此，中国的环保事业还是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高校研究机构设计生产出新型清洁煤饼，它将逐步替代目前许多城市里居民家庭直接燃烧原煤。天津市有一项技术含量极低的垃圾处理方法：养猪养鸡直接食用垃圾，利用垃圾。

沙漠治理专家正在寻找保持治理成果的方法。他们采用承包责任制，这也是1978年农业改革成功的主要方法。例如，陕西省榆林地区的农民，承包种一定数量的树阻挡沙丘的再度侵袭，开垦荒地可受奖励。种下的成千上万棵树组成绿色长城防护林带，一直从中国东北部向西沿内蒙古自治区边界绵延至新疆。防护林带计划大获成功，因为参加者人人都有一份自己的利益在内。榆林地区控制风沙研究所所长说：“这是人造绿洲。人民清楚知道，如果不固沙，它会卷土重来。”

这样的基层民众的变化常常表示了政府态度的重大改变。世界银行负责中国计划的主管沙伊德·贾弗德·伯基把这描述为“海涌”，“政府对此表示出积极的态度，因为政府非常关心稳定问题。”

然而，这种对政治稳定的关心的作用是双重性的。北京附近一个农村的农民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一家国营化工厂为避免冲毁水坝，执行一项应急计划，把污水处理池中有毒物质排放到他们的农田里，村民来到化工厂门前举行抗议。当村民拒绝解散时，警察驱逐了他们，引起了混乱，造成数十人受伤。

归根到底，在中国恢复土地和自然界的本来面貌，这个决定不是一个好与坏或对与错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是一个资金与技术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值得羡慕的选择。随着中国人收入增加，自然生活水平也必须提高。但是中国的土地能否承受一家一户的任意建设舒适的住房，而现有的住宅已经占据了大量的可耕地？亿万自行车拥有者将来改骑摩托车，现在摩托车主人买得起汽车，那样该怎么办？如果为减少空气污染而降低燃煤的数量，那么汽轮机用什么开动？最明确的解决方案是使用水力和核能，然而水力和核能也有自身的缺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洲—太平洋地区局前任局长内伊·赫滕（Htun）说：“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中国独有的问题是其巨大的国土面积。”不幸的是，在环境问题上，不存在经济学上的规模效益问题。

求助“活化肥厂”

800万人可产生大量的垃圾：每天5000吨。《纽约时报》记者发回调查报道说，在中国第3大城市天津市，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边上，当地政府官员想出一个并不新颖的办法：用猪处理垃圾。在原先一座17米高的垃圾堆上，200头猪在拱食垃圾中的剩饭剩菜，把一切可食用的东西转化为高效的有机肥料，用于蔬菜生产。垃圾中吃剩的东西被送入4台改装的水泥搅拌机中，把有机物质从废物废渣中分离出来。这样生产出的混合肥料卖给农民。

在距离垃圾场不远的地方，1万只鸡在下蛋。这些鸡是用于监测污染水平的。如果这些对生态环境高度敏感的动物能正常下蛋，垃圾化肥生产中心的环境就是健康安全的。中国把这个有38名职工的垃圾化肥厂称为“垃圾庄园”，并把这里的垃圾处理方法作为样板向全国推广。

这个低技术水平的发明于1988年下半年建厂，正常生产几乎不用什么投资，而且还可以有利可图。市政府官员面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已经找不到地方新建垃圾填埋场，又缺少足够的资金投入，只得采用传统的办法。猪被称为“活化肥厂”，因此用猪来处理垃圾是适合的。天津市环境卫生局局长赵宝苑（音）说：“我们不仅要使废物无害，我们还要变废为宝。”

为吸引外资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天津市站在处理城市垃圾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的最前线。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天津市环卫局证明，用简单的办法获取重大的成果是完全有可能的。完善全国落后的垃圾处理系统将需要30亿美元的资金，因此急需上述类似的办法。环卫局的领导说：“这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我们并不一定需要高额投资来获得高效益。”

给不给最惠国待遇？

1991年6月初，乔治·布什身着一件学士服出现在耶鲁大学的讲坛上，他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讲。世界新秩序？新时代的和平？都不是。他的题目与法律严密相关，并且他谈论到，他的演讲与近期美国所忽视的一个国家有重要关系。耶鲁大学是布什总统的母校，他这次对耶鲁毕业生所作的演讲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他的演讲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的辩论。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该不该继续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当然中国不再是美国眼中的“炸弹”，而现在的问题是华盛顿（美国政府）是否该利用对外贸易来迫使中国顺从美国的意愿呢？布什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在耶鲁的演讲中说道：“我们推动自由改革的进程，不仅仅要针对那些没有获取完全自由的国家。”

发表了这个演讲后，布什向美国议会宣布他将把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与他意见相左的是一群难以对付的议员。

这样激动人心的话语表明商业法律的某一范畴正在变得具有感情化。毫无疑问，一个因素即是法律条文措辞的色彩，尽管最惠国待遇字面上表示最优惠的待遇，实际上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出口贸易享受特殊的优惠，这只是表明正常的待遇，因为这种关税率待遇还适用于许多其他国家，只是有少数的一些国家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还包括：皮诺切特统治了17年间的智利、叙利亚、缅甸。但这些国家实行的并非社会主义政策，在1951年，美国就在规定不给予社会主义国家最惠国待遇。

在1974年，美国又放松了这一指标，但也相应出台了另一项政策。由于苏联不允许犹太人离开苏联，美国议会决定对其进行制裁，把其作为“不作贸易往来”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能享受美国的正常贸易待遇，除非它们在国家实施自由移民政策。中国于1980年幸运地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白宫向那群投弃权票的人证明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会使美国得到更大的利益。

美国一直在错误地估计中国

俄罗斯的专家们憎恨苏联，而中国的学者们却很爱中国。70年代，布什是美国驻华外交使团的团长，这次与中国的接触是外交性的，而不是文化性的。但对他而言此次访问却达到了上面的两个目的。直至现在，他好像还是很畏惧这个他曾停留过14个月的国家。当制定对华政策时，他完全依靠他最崇拜、最信任的中国专家，那就是他自己。

虽然美国议会中反对的呼声高涨，布什还是固执己见，把中国最惠国待遇延长了一年。他说这一行动将是改变中国做法的最好政策，但是议会中的反对者却认为应该立刻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

但是，布什总统和议会都打错了算盘，布什不该期望中国的领导层，会为了保全美国对华的低关税，而改变其内政、外交政策。驻华盛顿中国大使朱启桢说：“我们并不会因为美国延长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向美国低头。”而议员们相信，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就能逼中国改变经济和安全政策，这也未免太天真了。这种丢脸的事情（改变自己的政策），中国是不会干的。

和以前几代美国人一样，华盛顿的美国领导人并未真正了解中国。从18世纪，第一批蓝眼睛白皮肤的美国佬在中国海港登岸以来直到现在，中国人就没有钱来买美国货。

从1830年，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以为他们在中国找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将西方宗教传播给几百万中国人的机会，但结果他们的愿望落空了。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了反对国宗教运动的攻击对象，成百上千的传教士和教徒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杀。

在“二战”期间，国民党总统蒋介石是一名基督教徒，他的夫人曾在美国留学，在美国人眼中，他们是中国的象征。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武装军队，支持他与日本侵略者对抗，但这一次，华盛顿政府又错了，蒋介石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攻打与日作战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身上。

在1949年，共产党在北京创建政权，不久，1950年，大出麦克阿瑟将军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朝鲜战争，与联合国军队作战。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马上变成了“黄祸”（指黄种人带给西方的威胁）。

直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才消除了中美之间的敌意，但他们又开始错误地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甚至会实施民主政策。毫无疑问，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国家依旧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而且走着社会主义道路。

布什总统是历届美国总统中唯一一个对中国产生两种错误估计的人。第一，他认为美国有足够的影响力对中国的国内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第二，中国即将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参议员卢格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他说：“事实上，历史表明我们从未有足够的影响力改变中国。”

大部分时间里，华盛顿高估了中国的重要性，虽然西方以不再需要中国这至关重要的一票来反对苏联，但布什认为中国会受到世界的影响，如同尼克松一样，他把这种力量称为“亚洲力量”。

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上看，中国都不能称为世界强国。它拥有300万的军队，但装备却早已过时了。每年的国防经费开支只有6亿美元，军事现代化在短期内还无法实现。一位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说：“相比之下，是中国更需要美国，而不是美国更需要中国。”

美国最终会把中国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如果美国足够精明的话，它会认清中国的真实情况：中国是个大国，但还很落后，美国有必要与中国创建适当的关系，却并不一定要创建友好真挚的感情。终归有一天它会与美国有更多的相同点，但这个进程可能是缓慢的。

争夺南沙群岛

《新闻周刊》的记者的报道表明，南海处于新的危险之中。

“危险地带”，马来西亚的一艘巡逻艇的驾驶台上放着一张航海图，图上标着这几个字。近期，马来西亚放宽了政策，允许观光游览南中国海上的这个未开发的“神秘”小岛——拉央岛（Layang Layang），此岛是南沙群岛的一部分，又称“被吞没的环礁岛”。船上的游客作为商业旅行的第一批游客，好奇心促使他们很想看看这个环礁在什么位置，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船长将手指放在南中国海上，位于马来西亚沙巴西北方向265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环礁，然后他慢慢地找到了标有“南沙”字样的地方。他说：“这是个危险地带。”因为岛上没有灯塔、浮标来引导航船，而且船要经过53个没有标志的暗礁、浅滩、珊瑚礁和小岛，才可到达拉央岛。“但是危险还不仅仅如此，”船长说，“如果我们错过了该岛，我们下一个到达的岛将是越南占领的一个小岛，他们向所有接近该岛的人开枪。”

从沙巴出发，经过19个小时的海上漂泊，就可以隐约看见拉央岛了。但这并没有消除游客们的疑虑，此岛没有普通景点的魅力，这里没有摇曳的棕榈树，没有粼光闪闪的海滩，海面上升起的太阳映照着还在建造中的小岛。在这个环状珊瑚岛的东南部有一排长500米的岩石，在1983年马来西亚占领这个小岛时，这排岩石几乎被海水淹没着，现在这排岩石被建成了一个军事基地。岛上有可容纳50个士兵的营房，有一个17个房间的招待所，还种着几棵树，树是特别从国内运来的。每每退潮时，小岛露出海面，几百只燕鸥聚集在岛上的鸟巢里，岛上还配有雷达和重武器。在环礁湖里停泊着两艘马来西亚的护卫舰，舰上架有火炮。此岛位于太平洋上，被称为“亚洲地带的下一个火药库”。因为除了马来西亚，还有5个国家对南沙拥有主权。这两艘护卫舰就是用来防止其他5国的舰艇或飞机入侵的。

人们可能不禁会问，为什么有人想要这样贫瘠的环礁，甚至还不惜为此而大打出手呢？答案是——石油。亚洲国家正在慢慢降低对海湾国家石油的依赖，于是它们的目光转移到南沙海域下面的大陆架上，据说那里有大量的石油资源。20世纪，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都发表了声明，声称自己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到底谁拥有这个群岛的主权，及如何分配海下的石油资源。菲律宾的外事助理秘书说：“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在发现新的油田之前尽快解决分歧。”

在过去的10年里，曾有许多国家的军方占领过南沙群岛。一直以来，除了住在附近岛屿的渔民和在附近海域巡逻的水手外，任何人不许接近这些岛屿。在上个星期（1991年6月），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决定放宽对拉央岛的限制，允许游客观光旅游（此岛是马来西亚声称拥有主权的12个岛屿中的一个）。这使那些对此岛有争议的其他国家大为吃惊。他们认为这是又一个诡计：马来西亚政府试图以此种方式来说明对拉央岛拥有主权。他们担心这会激化早已存在的矛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冲突的迹象。一名中国的官方发言人声称，这是海湾战争后的又一次对石油的争夺战，中国政府也对此作出了反应——派海军到达了这一区域。下个月，国际协商会议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上个星期（1991年6月中旬），杨尚昆副主席向大会提交议案，申请要求共同开发这个有争议的地带。（所提出的三个原则：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但是要达成多方面的共识是很困难的。国家尊严，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为了顾全脸面，以及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并且急需自然资源，这些原因都把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声称对南沙拥有主权的两个主要国家是中国和越南。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此次，两国很可能会让历史重演。这些观察人士还认为，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在南中国海休想得到和平。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和越南一直都称自己对南中国海的主权是有史可查的。中国方面说，早在公元2世纪的汉朝，岛上就已存在中国庙宇和墓穴的残骸，这足以说明在其他探险者到达南沙之前，中国的商人和渔民就已占领了该岛。但是，大陆和台湾都称自己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南中国海的岛屿应归属自己。

到了20世纪30年代，占领南沙的是越南。然后中国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又重新占领了南沙。但紧接着，爆发了中国内战，由于忙于内战，中国又放弃了对南沙的占领。许多岛屿因防守不严，而被其他国家占有。从1885年起，法国殖民者开始统治越南，在1893年，正式将南沙并为越南领土的一部分，于6年后，才被日本赶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但无论是在日本交给麦克阿瑟的投降书中，还是在此后的和平条约中，都没有谈及到南沙的归属问题。在1956年，一个菲律宾的探险家提出要探险南沙的一些岛屿，并要求政府保护。副总统卡洛斯强调这次探险是非官方的，但另一方面，无论依据优先占有权，还是就近原则，南沙没有任何理由不归属菲律宾。

这次探险引发了许多其他国家的探险。“许多国家突然意识到，整个南中国海即将处于菲律宾的占领之下。”吉隆坡的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汤母扎赫（音）说。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并被赶出了南沙群岛。而到了1956年前后，中国谴责马尼拉的介入，声明南沙群岛属于中国。几个星期内，国民党重新占领了南沙上最大的岛——太平岛。目前台湾仍占领着该岛。此后不久，南越如法炮制，占领了最南端的一个岛，并在岛上插上了越南的国旗。

在此后的3年里，这样的蚕食式占领时有发生。在1983年，联合国颁布了海洋法公约，重新规定了有关海洋权的条款（规定12海里领海线），在此之后，马来西亚占领了一个珊瑚岛礁，并称此岛位于马来西亚的大陆架之内。文莱也以同样的方法，取得了几个岛屿的主权。而且勘探照片表明，在南沙群岛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简易机场和直升机机场；在环礁湖里，也有越来越多的挖泥船在工作，以便容纳更多的海军舰船；而伪装的防御工事也是越来越多了。

越南和中国是两个争议最激烈的国家。越南在1973年，将石油开采权转租给几个外国开发商。中国则一直坚持说拥有南中国海的所有岛屿的主权，并计划着“夺回”被占的岛屿，其中包括南沙群岛，及相邻的中沙群岛。但是越南的军队抢占了中沙群岛，并扯下中国的国旗，摧毁了中国留下的东西。中国海军和空军又很快赶走了越南军队。

在1975年春天，西贡政府沦陷，越南政府撤回了对中国政府的支持，不再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新成立的越南政府接管了南越以前在南沙占有的岛屿，并发行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有南沙和中沙群岛，俨然把这两个群岛都归作越南的领土。此后不久，中越两家就反目为仇。在1988年3月，中国重新打回南沙群岛，双方爆发了为时28分钟的海上冲突。

到去年为止，这个地区的许多人都害怕中越之间的矛盾会导致南沙的军事化。在香港有一个亚洲问题研究学术中心，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关于南沙群岛主权问题的研讨会。在会上，来自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大学的卡洛夫教授号召以东南亚联盟不懈的努力来解决这些“世仇”国家的矛盾，结束这种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而引发的小争执。

这种争执并没有减弱的迹象，可是每个国家都希望在谈判桌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通过海战。事实上，许多近期发生的小冲突是由新颁布的海洋法公约引发的。此法于1982年开始起草，已有47个国家同意通过该法，只需再有13个国家通过，即可生效。海洋法公约规定，一个国家的海岸线由此国占有的最远的岛屿算起，而它的领海的范围是由其海岸线向外延伸370公里。于是，与南中国海相邻的国家，强烈要求国际社会解决他们的“领土”争端。

有了这样一种说法，马来西亚打算通过把拉央岛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接待潜水员和深海渔民。虽然马来西亚政府极力辟谣，但此举明显是想把马来西亚的海岸线扩展到南中国海。“我们只不过是为那些爱冒险者提供便利。”

马来西亚的小伎俩不能骗过与其敌对的国家。菲律宾外事局的法律顾问乔治·科奎尔（音）说：“他们（马来西亚政府）很聪明，”他一边翻着海洋法公约的文本，一边说道，他把手指指向了公约的第121条，上面写道：“如果一块礁石不能独立地支持人类生活或生产，就不能享有它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如果马来西亚政府想宣布对拉央岛拥有主权，那它就必须证明，小岛除了能够供养其水域附近的鱼类以及守卫该岛海岸线的军人以外，还可以供养其他人。

科奎尔没有说的话是，当马尼拉给予其在南沙占领的8个岛屿之一的渔民以更大的投票权时，菲律宾在3年前就采取了相似的手段。菲律宾国际法专家哈蒂·雅洛克说：“举行选举就是政府强调的主权的鲜明证据。”

南沙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势使其成为一个麻烦丛生的地区。南中国海是一个半封闭的水域，这片水域里有着星罗棋布的岛屿和众多的群岛半岛；沿海国家的领土要求，不论是多么有说服力，多么正当，都注定要发生冲突。“这里重叠的地区是如此之多，”菲律宾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乔斯·德.万尼西亚说：“以至于唯一符合逻辑的方法就是根据《欧洲北海公约》在南沙实施分治或通过创建共同开发水下资源的5国非军事共管区来解决问题。”德·万尼西亚建议目前将主权问题搁置起来。“我们不能根据各自对这些岛屿拥有的历史权力来提出主权要求，”他说道：“或者我们不能为这些岛屿而打开战端。”

当德·万尼西亚在1976年第一次提出这种观点时，几乎没有引起别人的兴趣。但是，讨论这个提议的会议将在1991年7月召开，这次由印尼外长阿里·阿拉塔斯召集的会议旨在“将潜在的冲突转化为以多边受益为原则的建设性合作形式”。与以前对待有关南沙问题的会议的态度不同的是，中国和越南都同意派出代表。同时，为了共同的利益，中国还破例允许台湾参加会议。由于越南急需国外投资，也想借此改善与富裕邻国的关系，它的外交副部长说，越南愿意暂时搁置争议，合作开发南中国海。

同时，为了未来着想，各国并没有放松加强自己对岛屿主权的声明。对拉央岛来说，就意味着扩大岛上的建筑面积，建起供游客休息的小屋，和供小飞机起落的跑道，这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守卫着拉央岛的军人说，于经济有利的事就于军事也有利。“依照我们总理的说法，旅游可以发挥缓冲的作用”，一个中尉说，“我们的敌人会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开枪，打死的将不是马来西亚人，而是外国游客。”如果幸运的话，与会者将找到一个比此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门庭冷落的京剧院

《纽约客》前所未有地关注着中国的国剧京剧。

在夏日的夜晚，位于中国首都北京的东单大街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群京剧爱好者们在二胡的伴奏下，正拉着长腔，用假声唱着京剧。过去，他们的活动场地是在城市的大戏院里，而现在，他们却只能作为业余演员。今天，京剧不再时髦，相比之下，人们更喜欢现代新潮的娱乐方式。北京的一名京剧家说：“在五六十年代，每晚有3个到6个戏院在上演京剧，而现在，每周也才只有两到三次。”

尽管有些为时过晚，但中国领导人现在很关心京剧失宠这一现象，他们正在努力“复活”京剧。去年12月份是京剧200周年,政府以从未有过的声势举行了隆重庆祝活动，还召开了为时24天的京剧节，有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戏剧表演家参加了这次庆典活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接见了音乐家们和京剧表演艺术家，并说：“复活京剧实际上就是复活中国的文化遗产。”表演家们也分担着政府的忧虑。李维康在1958年加入中国戏剧学院时只有11岁，现在已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但她的观众却越来越少了。她说：“看看我们现在的观众是如此之少，很难预料到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京剧的失宠主要有几个原因：至少在城市中，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形式可供选择，从看电视到蹦迪可以有许多种娱乐的方式。除此之外，京剧缺乏创新，京剧共有1300多个剧本，但京剧团却总是表演那几部为人熟知的剧本。京剧剧本内容虽丰富，却过于烦琐。因为剧作家都跑去写赚钱的电视剧了，京剧的新题材很少。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年轻一代认为京剧节奏太慢、题材过时，而且晦涩难懂。一位北京的记者说：“京剧被看作老年人的娱乐，它昏昏欲睡，跟不上时代的快捷步伐。”而且，京剧表现的是在过去时代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故事在现代的中国已经不存在了。而且京剧用的是古汉语，即使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对这些历史故事都不了解。一位北京中年学者说：“如果你不懂历史，京剧会让你感到很无聊。”

依照现在的形势看，京剧迷们担心的不仅仅是会失去观众，而且还有京剧会慢慢地后继无人。在五六十年代，李维康学京剧时，要在6000多人中选60个，而现在要是有200人的报名者，就谢天谢地了。

虽然名为京剧，但它并非起源于北京，而是来源于安徽省和湖北省。在1790年，一个从安徽来的剧团为了给清朝的乾隆皇帝祝寿来到京城。在19世纪中期，京剧精心设计了丝绸的戏服和五颜六色的脸谱，各式杂耍以及想象的情节，以此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坐到北京的茶楼戏院里听京剧。在1860年，咸丰皇帝为了庆祝30岁生日，请了一个剧团专门到故宫为他表演。

新中国成立后，京剧的命运经历了大的转折。毛泽东在他的《延文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提出艺术应该是革命宣传的形式。虽然政府一直担心传统剧本会对老百姓有强大的政治影响，但京剧在建国初期并未受到大的冲击。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亲自监督指导了8部以革命为题材的“样板戏”。在此后的10年里，传统京剧被禁止，许多京剧表演艺术家失业了；同时，京剧这种文化形式也逐渐传到了香港和台湾。

1976年，“四人帮”倒台，京剧重新登上了文化舞台。李维康回忆道：“当时我们不得不去找以前的老师帮助我们讲剧本，因为我们早已忘记了以前的剧本。”观众们开始提议京剧的创新，不想再看以前乏味的、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老剧本，希望戏剧家们可以有所创新，但他们马上又厌倦了形式过于灵活的新式京剧。为了生存，剧团扩大了表演的方式，既在舞台上演，也在电视上演。李维康说：“既然我们无法吸引观众来戏院看戏，我们就要让观众可以通过电视看到我们的表演。”但创作一部京剧的花费极高，剧团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在电视上播放京剧）。

为了复兴京剧，一些京剧表演艺术家们开始改变传统的表演方式。李维康甚至在京剧里加上了现代表演，以此来活跃京剧单调的节奏。观众为她的努力而鼓掌，但是传统的京剧爱好者们却并未感到高兴。“一些人建议用电子乐器为京剧伴奏，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样太混杂了，”李维康说，“我将尽我的全力，但我毕竟只是个演员，我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做得太多。”但她并未完全放弃，她希望可以把老的京剧剧本记载下来，以供后人欣赏。

南方升起的新星

在北京正是正午时间，按政府规定，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也应该是同样的时间，即便远在3500公里外的西部的喀什地区才刚刚破晓。但在1986年规定了夏时制之后，许多南方省份，如福建和广东，不得不每年调两次表。而对于这些工业省份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得与香港和台湾保持同步时间。一个广东人说：“这样做（与香港、台湾保持同步时间）除了可以方便约会以外，还有别的用意，如果我想看看香港的电视节目，我就必须有香港准确的地方时间。”

现在，中国的南方城市以各种方式保持着自己的地方时间。沿海城市拥有大陆最熟练的工人，最具头脑的商业人员。南方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源泉，同时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中国正在挖掘它的潜力。不仅如此，南方城市也在慢慢变成中国大地上与众不同的“特区”。

意识形态已经让位于经济滞胀和自然灾害的挑战。今年7月的暴风雨使得整个长江流域受灾，导致了至少850人死亡，造成了3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洪水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要求国外提供救灾物资。同时，政府还被美国国会可能结束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所困扰。

这对中国南方将是沉重的打击。尽管社会主义的口号和勒紧裤腰带的说法目前风行全国，但是两个沿海省份一直保持着繁荣发展的状态。一位来自台湾的商人罗纳德·潘说：“在福建和广东，你会看到另外一个中国。”十几年前，当香港建筑业大亨乔登吴提出要在珠江三角洲的两岸建起一条收费高速公路时，许多人认为他是疯掉了，这条高速公路将横穿广东省。以前这个省的年人均收入仅为100美元，但在今天，广东省的情况已大不一样了。去年，广东的出口量为10.5亿元。珠江三角洲有20万个新厂，30万员工。吴说：“我做建筑20年，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工厂。”

南方取得的成就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最主要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北京政府试图在国内创建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以此来发展经济。但南方城市很快就融入了西方经济的大潮，一条简单的人为界线是无法把它们同资本主义完全隔离开来的。

广东人和福建人一直都有中国最富冒险精神的商家。在19世纪，中国移民就是从这些沿海城市出发到达南洋的，其中有马来西亚的矿场，新加坡的船厂和加利佛尼亚及澳大利亚的金矿。南方现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香港大学亚洲问题研究中心的所长爱得华·陈说：“中国南方的广东、福建、香港和台湾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经济增长点。”

而北京以其目前状况看，只能算是经济增长区的边缘地带而已。广东和福建共有8800万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8%，而这两个省份去年的经济总产值却是全国经济总产值的1/4。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占据了全国出口量的一大部分，而外贸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让北京政府颇感到棘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南方省份经济发展非常快，生活条件也比其他省份要好得多。香港电器联盟的董事长说：“在上海的和平饭店里，乐队仍在演奏着西方早已过时的老歌，而在深圳，人们已经开始模仿着偶像的样子在跳摇滚了。我觉得现在的深圳和香港没有什么不同。”而北方人却往往把这种生活方式看作是拜金主义。一位来自北京的官员说：“广东在整日忙碌着，除了谈生意还是谈生意。也许你赚到了100万元，但除了钱，你还有什么呢？”他知道广东人一定会反驳他说：“你总是在谈政治，可是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你还是很穷。现在我们手里拿着大哥大，而你呢，还在为装上一部电话而等待着。”

大陆不仅在地理上与香港和台湾息息相关，而且英国统治之下的香港有97%以上是广东人，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有2000万人祖上是福建人。这些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对南方经济的腾飞起了重要作用。

在1987年，台北放宽了它的不接触政策，允许台湾人与大陆进行有限制的非直接接触。于是，生意随着旅游一起涌进了福建，这是个必然的结果。厦门是福建新兴的一个港口城市，厦门的一个化妆品公司的台湾主管说：“许多台湾投资商选择厦门，而不选择深圳，是因为厦门人与台湾人讲的是一种方言，至少我们知道何时何地我们说错了话。”

来自增长和发展的压力促使港台与大陆的南方有着越来越多的贸易往来。在港台，劳动力缺乏；房地产高价，生意风险巨大，这些都是促使它们转移阵地，到大陆来开厂。现在，在广东除了引进外资建成的7000个工厂外，还有1万个工厂为香港、台湾的公司进行零部件加工或是组装工作。

为了平衡南方经济的腾飞，北京政府计划在上海东部建一个浦东开发区。政府的投资必定是有限的，而南方的市场政策一定会对外商产生更大的吸引力，这必将使南方的经济更加繁荣。建筑业大亨乔登吴的设计反映出这样的想法，他想在南方和内地之间修一条高速公路，如果政府阻止内地和沿海城市的联系，那么，中国经济想要达到南方一样的腾飞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中越走向和解的政治因素

美联社第一时间发回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在1970年的4月24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颗卫星围绕着地球高唱“东方红”。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理由感到高兴，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将势力扩展到香港和东南亚的边境上，而美国却正在逐渐从南越撤出。而在1991年9月初，中越两国重新创建起友好的合作关系。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突然垮台后，亚洲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理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免被单独孤立。

甚至早在苏联危机之前，北京就已宣扬要在亚洲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达成和谐的伙伴关系。在中国去年发行的党内资料中批判了戈尔巴乔夫，说他在东欧地区搞颠覆共产主义的活动。但是在苏联解体后，亚欧大陆上就只剩下3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地带。北朝鲜和越南都秘密派高级大使驻华，中国和越南也不计前嫌，化干戈为玉帛。

它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泰国海滨有名的娱乐之地帕塔雅，中国和越南的高级外交官竭力促使柬埔寨的交战双方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4个红色高棉组织的派别都同意放下武器，解散70%的军队，并把剩余的30%交于联合国军队的监督之下。虽然谈判者们没能达成协议，在全国实行统一的选举制度；但最终他们同意了协议的其他主要条款，已进入西方外交官所说的“理性阶段”。中国和越南自毛泽东和胡志明统治时期就已矛盾重重，但如果长期以来折磨着柬埔寨的内战结束的话，两国之间的敌意也将随之烟消云散。

早在去年1月份，香港的新闻界就已援引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说：“亚洲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坚持下去，高举共产主义旗帜。”这一关于重新团结起来的提议在今年9月变得尤为紧迫。据说，北京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北朝鲜年迈的金日成的来访；而同时，越南新上任的强硬派党的领导人杜梅也将于10月或11月访华，以此来改善两国的关系。北京的一名外交官说，如果那时柬埔寨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那么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就可以翻开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崭新的一页将是什么样子呢？崭新的一页很可能是如何在坚持共产主义的前提下保住国家。克里姆林宫的危机使中国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样板国”，而中国的政策刚好与前苏联相反，中国实行的是经济自由和政治集中。

中国经济所需要的是贸易、技术和投资，越南的情况也是一样。两国的领导人估计，如果柬埔寨问题解决了，中越将得到它们所需要的东西。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威胁到了邓小平的理论，而中国和越南则以不同的方式静观推翻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政变。

早在1979年，中华民族与越南交战，中国政府称这次战争好好教训了越南人一番。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的统治。此后一个月，中越交战。更重要的是，越南在向莫斯科表示过忠诚之后，把中国的凌辱“报告”给了苏联。为了避免受到苏联的围攻，中国仅仅向红色高棉提供了武器，而且把炮火控制在越南支持的金边附近。而与中国的小心翼翼大不相同的是，越南一直把印度支那看作自己的“合法封地”，而把中国看作在封建时期就沿袭了扩张主义的霸权。在过去的12年里，这对劲敌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海战或边境冲突。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切断对其保护国的援助之后，越南开始以一种迫切的心情看待中国正在走的道路。自从去年9月份以来，中越高级官员在四川的省会成都秘密会晤，两国关系变得逐渐密切起来。这次会晤级别很高，中国派出了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和党的领导人江泽民，河内派出了范文同、杜梅和阮文灵，后面两人随后分别担任了越南的总理和越共中央总书记。

虽然结果表明，这次会议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但不久就传来了黎德寿的死讯，他是河内强烈反对中越友好邦交的最后一个统治者，从那时起，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友好，相互鼓励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中国还加强了与缅甸政府的关系。虽然中越之间仍存在着分歧，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仍保持着一个共同的信仰。

台独分子玩火

台独分子想宣布独立，走他们自己的路，但北京和台北的保守派都对此表示极为气愤。《新闻周刊》的记者发回的报道宣示了北京的关切。

1991年10月，在台北的大街上，飞机在空中盘旋，坦克、导弹运载车和迈着正步的士兵在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下进行了大阅兵。这次阅兵是为了庆祝双十节、清朝灭亡80周年和国民党的国庆。但此次活动招致海峡对岸连珠炮式的攻击，中国大陆的杨尚昆主席利用这个机会勐烈攻击了那些宣扬台独的分子和台北的领导人们。杨尚昆说：“那些玩火的人最终将自焚。”

在此之前，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已经取得了稳步的进展。然而，从今年夏天开始，双方关系又逐渐地恶化。直至今年10月中旬，这种恶化达到了极点。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台独分子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而一旦台湾迈出了这一步，则意味着双方政府所达成的共识的结束，这个共识就是——创建一个统一的中国。

这次阅兵位于台北的中心地带，并且台湾政府动用了从未采用的军事力量以确保这次活动的安全。在阅兵前夜，4万警察和宪兵用警戒线封锁了一条长15公里的区域，只有居民和持有特殊通行证者可以入内。在黎明时分，200多个台独分子在禁区内静坐示威，后被警员驱散。两个示威队伍都取消了事先准备好的破坏国庆的示威游行，警方严加看守，在每个角落都部署了防暴警员。

台独分子的呼声是台湾岛上要求政治自由的一种自然流露。《新闻记者》的发行商安东尼·张（音）说：“当我们在为民主而战时，应该先把独立问题搁置一边。而现在我们赢得了民主，于是民运分子将注意力转向了独立问题。”自从1949年被打败的国民党进入台湾以来，台独一直是个禁止谈论的话题，而且国民党发誓要“收复大陆”。台北仍宣布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包括台湾和大陆）的主权，而北京也声称拥有台湾的主权。

而最近，好斗的教授和学生们在台北、台中和其他城市示威游行，宣扬废除刑法第100条的内容，即：主张台独的人煽动骚乱行为，被严惩不贷。在9月，大约15000人在台北一条大街上聚会，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台湾于1971年由于中国大陆政府的加入而被赶出联合国。反对派的民进党曾经拥有一小部分台独分子，为了争取12月大选的胜利，向台湾议会建议，创建一个独立的台湾议会，是决定有关宪法问题的大会。在立法机关经常出现殴打现象。同时，民进党代表于9月在台独问题上与国民党进行了激烈争执。

试图缓和平息台独事件，外交部副部长约翰·常（音）在这个月早期时候发表电视演说，在与一名民进党立法者的辩论中，讨论政府立场，并说明台湾对进入联合国的态度，这是政府官员第一次正式在全国电视上与反对派辩论：“每个人都支持台湾回到联合国。”常后来说：“问题是怎么回去，如果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必然很困难，但如果是以一个新国的名义参加，台湾就完了。”

令人吃惊的是，台独的煽动并没有引起福斯的强烈反应（支持）。投票结果表明在相对富裕的、保守的2000万市民中只有不到15%的台湾人同意独立，一个原因可能是北京对台独观点的连篇累牍的强烈抗议。据台湾计算就有70次之多，并声称：“如果台湾试图独立，大陆将使用武力。”另一个原因是无论外国对中国有何种意见，但他们都不支持台湾独立。

东西德的统一、苏联解体、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以及北京允许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这些都是备受台独分子关注的，并让他们对此展开思考。强烈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的联盟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妮特·鲁（音）说：“永远也别说永远也不。”她将这些障碍归结为中国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甚至如果我们不能马上介入的话，我们应该为那个时刻做准备。要让中国向世界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重新加入。”

但是，台独势头背后的最大因素是台湾的政治开放，多数关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限制都被取消。最后一个1949年以前在大陆当选的立法院议员也将很快退休了，这样一来，立法院的成员就都是1949年以后在台湾本土当选的人员了。立法会定于12月份的选举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史以来第一次与会者全部来自台湾（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到了明年，325个席位的立法会将重新审查，新的立法将会检讨而且无疑将改变在1949年以前制定的宪法原则，即把台湾认定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独问题使得占总人口85%的台湾本土人以及第一代和第二代大陆人之间的分歧增加了。但他们仍统治着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由于大陆人和国民党在许多年来都一直声称统治着中国所用的领土（包括大陆和台湾），并以此为借口镇压台湾持不同政见者，以保住权力。于是，独立成了台湾人权利的代名词，民进党的弗兰克是台湾本土人，他说：“国民党反对台独，其实主要原因是如果台湾独立，他们将失去权力。”35岁的报纸编辑陈浩（音）是第二代大陆人，他说：“对于国民党中的许多大陆人而言，台湾独立是一个比共产主义更可怕的敌人。”

最近，李登辉这位第一位台湾本土领导人在家中宴请立法者，试图说服他们为了稳定而对台独缄口不谈，以此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在席间，他用台湾话，而没用国语，并告诉他们“台湾早已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这一声明在国民党的保守派中引起了一番波澜。他们批评李登辉在倒向“一中一台”的政策。这同时也惹恼了北京，中国政府指责李登辉在制造一个名义上属于中国，却永远不能回归的台湾。李鹏总理和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对台独分子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北京的反应非常激烈，一部分原因是认为台湾独立是资本主义通过和平演变颠覆共产主义的计谋。中国先于台湾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美国却首先批准了台湾的申请，这更加证实了中国的猜想。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在今年夏天指责北京把19世纪的领土理论强加于繁荣地区，这番评论引起了北京更强烈的不满。

13 1992年 正在崛起的巨人

就在事实不断地证明港英政府错误的同时，香港的1997年好像已经开始了。在这种背景之下，港督大卫·威尔逊爵士成了不中用的人。实际上在英国去年同北京就价值160亿美元的民事工程一揽子计划摊牌之后的那个元旦，威尔逊爵士就被伦敦撤换解职了。这个工程包括建造新的巨型喷气客机机场，一条连通机场同市区的高速铁路，新型全天候货运码头。英国做出让步：同意中国不仅对机场建设计划享有否决权，而且允许中国银行占有垄断贷款的地位。

……

5月21日中国进行的百万吨级核试爆——这次试爆是自197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副主任迈克尔·德沃说：“为了使这种武器得到提高并使之现代化，你必须进行试验。进行试验就是最大的不祥之兆。”英国官员相信这个试验反映了中国在使远程运载导弹小型化方面付诸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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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台北的政治精英来说，情景又是郁闷地相似：又一个以前的好友——这一次是韩国——收十了其大使馆的行李物品，同中华民国断绝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对于李登辉的政府来说，7月份西非的尼日尔尔政府另辟蹊径，同这个亚洲的岛屿创建外交关系并不能弥补韩国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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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任港督

有一句古老的箴言如是说：香港的最高权力是按赛马俱乐部、渣打MAHTESON商贸公司、港沪银行到港督这个顺序来行使的。这种说法有一半是在开玩笑，另一半却反映了现实情况。英国女王在香港的代理人可能会炫耀黄金打造的珠子和白鹭的羽毛，因为这些东西显示了至尊的地位。但是，在一个由金融冒险家创建的殖民地中，真正的权力象征已经在传统意义上变成了冰冷货币中的标志和水印。一位19世纪的总督哀叹道，他的责任同“朴次茅斯的市长的日常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在殖民统治行将结束的时刻，英国的大人物将港督这一职位视为没有前途的职务，对之都避犹不及。英国前财政大臣罗伊·詹金斯回忆起1979年时任英国首相的詹姆斯·卡拉汉在巴黎召开的一次欧共体首脑会议中想让他出任港督一职。詹金斯爵士说，这件事情是在巴黎的一个盥洗室中提出来的。而他的回答是：“我当然不会接受这个职务。”

至于在公愤方面，没有哪件事情像大卫·威尔逊离职时那样使这一职位蒙受羞辱。自1987年任港督以来，威尔逊第一次发现自己在1月1日被列入了《女皇荣誉名单》中的贵族之列。这一殊荣通常是为那些高官在退休时准备的，授予这种荣誉意味着实质上官员自己遭到了解雇。一位香港资深公务员说：“我想象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别的更加充分的理由。”除了这种侮辱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可能，威尔逊在今后的几个月之中将变成“跛鸭”：因为其继任者将等到即将到来的英国大选之后才会被指定。

为什么威尔逊被英国抛弃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约翰·梅杰首相对去年为打破香港机场建设工程的僵局而不得已亲自跑到北京一事“恼火不已”。据说，梅杰责怪威尔逊在谈判时对中国太软。这位总督的支持者称之为推诿责任。作为一位职业外事官员，也作为适应了环境的中国通，威尔逊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始终保持低调。但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不会破坏中英关系的官员似乎正是白厅需要的人选——尽管他在私下里为香港的利益大声疾呼。

这位港督在1989年以后的公众态度变得僵硬起来。他甚至在没有同北京商量的情况下，就让机场建设继续进行。中国并不是从威尔逊那里得到让步，相反是从梅杰的中国政策顾问博西·克莱多克那里达成了目的。克莱多克曾经两度到北京进行调解。一位伦敦的官员将让威尔逊为克莱多克背黑锅称之为“极端的不公正”。

现在，港督的职位悬而未决，伦敦的媒体已经在热衷于炒作其通常的小道消息：继任者的名字从时任英军海湾战争指挥官炒到玛格丽特·撒切尔。但是,圈内人士认定,这最后一任总督将不会是落到一位外交官或一位军人身上,而会让一位重量级的政治家出任：如果此次大选保守党获胜，那么将会任命前外相大卫·欧文博士；如果是工党获胜，则前驻联合国大使理乍得勋爵将会成为人选。身为这一职位最佳人选的查尔斯王子显然会很想得到这一机会。这个职位除了享受每年23.2万英镑的免税俸禄之外，还可以得到除女王之外英国官员唯一能够受用的劳斯莱斯“幻象四型”轿车。但是，就连王储可能也会认为朴次茅斯市长一职比香港总督的官位要好得多。

1997年从现在开始

在轮船灯光闪烁和警队的嘟嘟哨声之中，“卡贝拉”号游轮1992年3月驶出泊位，开始了历时31天的赴英航程。当46名乘客朝着身后的友人挥手道别的时候，从船尾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对于那些在巴赫马群岛拿骚港的一个游轮码头的度假者来说，这原本会是一次热烈的道别。但是，“卡贝拉”号是从香港的海运终点港起程的，船上的乘客是23位刚刚离任的英国公务员及其家属。英国的纳税人为他们每人支付了7500美元的费用，使他们能够利用一种古老的特权——英国政府保证长期供职的高级官员能够享受“标准的乘船回国”待遇。这种待遇的历史可以追朔到香港的襁褓时期。

标准的乘船回国待遇是一桩在备有卡西诺赌场、迪斯科舞厅和豪华商场的现代化游轮上进行的盛典。但在“卡贝拉”沿新加坡、科伦坡和开普顿抵达南安普顿的时候，船上的一行人可能象征着英国提前5年就承认其从亚洲的最后一块殖民地撤离。现在北京将让44位精选出来的香港顾问宣誓就职，这些顾问早在英国国旗在1997年6月30日落下之前就为这块繁荣土地上的政府效力。英国统治香港的意愿正在减退，大陆的政权正逐步介入。

去年横扫立法委第一次直选的民主党希望能够填补这段空白。在他们看来，代表机构能够最好地抵御任何对“高度自治”的破坏，“高度自治”是北京保证在1997年以后所要遵守的内容。以前中国并没有扩大其影响的要求，而是担心甚至连有限的地方民主都可能破坏其作为香港合法继承人的地位。

香港当地的民主党没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已经缓和了这种认识，经过努力，中国已经将其通过加入非华裔法官的计划搁置起来；北京成功地将非华裔法官的数量限制在1名以内。现在中国坚持H.M.S.TAMAR——这座在维多利亚港金融街区中心的英军总部留给北京使用。

另外，中国新的地方顾问包括了许多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其他顾问有超级名流：身价数十亿的李嘉诚、影视泰斗邵逸夫及吴光正（他是前运输及地产巨头包玉刚爵士的女婿）。此外，同大陆有生意来往并对大陆态度友好的巨商（至少他们对大陆有善意）大多对北京为香港制定了规划持怀疑的态度。

中国将这些委员仅仅描述成为更好地沟通而设立的机构。但是，就在事实不断地证明港英政府错误的同时，香港的1997年好像已经开始了。在这种背景之下，港督大卫·威尔逊爵士成了不中用的人。实际上在英国去年同北京就价值160亿美元的民事工程一揽子计划摊牌之后的那个元旦，威尔逊爵士就被伦敦撤换解职。这个工程包括建造新的巨型喷气客机机场，一条连通机场同市区的高速铁路，新型全天候货运码头。英国做出让步：同意中国不仅对机场建设计划享有否决权，而且允许中国银行占有垄断贷款的地位。

对于英国来说，机场建设计划简直就是个“滑铁卢”式的失败。据议会直选的联合民主党的领袖马丁·李说，一位英方高级官员就让权一事这样解释道：“我们已经签署了离开香港的协议，因此也就不会有太大作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所能地推动中国产生变化。”简而言之，伦敦将永远不会实施边缘政策，甚至在同北京的“协商”危害了香港利益的情况下，它也不会这么做。李认为，白厅对中国的理解深信不疑正是出于这种讨价还价的理念。对此，他驳斥道：“正因为他们阅读书写汉字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比我们中国人更加了解政治局的想法。”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这样做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英国可能在撤离之前通过土地拍卖和优厚合同，变卖香港“家产”的担心。机场海港工程的巨大开支使香港庞大的金融储备面临着耗尽的危险，这是北京干预的一个理由。但中国对英国动机的怀疑一点也没有减少，这是由于港英政府在今年3月将该工程的设计合同承包给了一家英国为主的国际财团，该财团的出价比第二位的价格要高出13%。

独立周刊《当代》的主编认为，中国自身并没有制造麻烦。他说，问题在于观念的不同，“中国人认为英国的每一项提议都是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就是在香港保留一个亲英派的政府。”

中国新的军事对策

正如里根可能会这么说：他们又走上了那条道路。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采取谨慎的友好政策的同时，于7月中旬决定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近岸石油勘探。其潜在的钻井地点分布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水域（这些沙洲链是世界上有争议的海洋地区中情况最为复杂的一处）。不论亚洲人什么时候想到战争的阴霾，都会认为南沙群岛十分可能成为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但是，中国随之又在新疆西部沙漠进行了一次大型地下核爆炸。

《新闻周刊》的记者分析称，北京在南中国海抢先勘探石油，就会冒着同越南、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文莱发生冲突的危险，上述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宣称对南沙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越南作为一个在去年才同中国刚刚修好的老对手，公开地指责中国的这种行为是想将该地区的海洋资源完全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

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目前的一些行为不仅同国际潮流相适应，也符合其改革精神。军队能够维持。80年代中期，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决定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人。现在，解放军的数量约为320万，据报道，今年4月赞成邓小平继续强调经济改革政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进一步裁减30万～100万人。

但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的防御原则下——纯粹凭人力抵御任何进攻的能力——北京已经加强其武器系统和快速部署的建设能力，这与北约国家已经采取的措施十分相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就意味着中国拥有更多的导弹和更具杀伤力的弹头。5月21日中国进行的百万吨级核试爆——这次试爆是自197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同这一现代化项目正好适应。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副主任迈克尔·德沃说：“为了使这种武器得到提高并使之现代化，你必须进行试验。进行试验就是最大的不祥之兆。”英国官员相信这个试验反映了中国在使远程运载导弹小型化方面付诸的努力。

这次试爆的规模和时间似乎正在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中国正在发出挑战。法国和俄罗斯已经呼吁暂时停止核试验。美英拒绝听从法俄呼吁一事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借口，但是这次核试爆似乎意味着中国在提醒世界：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之一”（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分析家在北京说的那样）。

中国似乎正在竭力效仿法英成为核大国，即表现出足够的影响以至于能够抵制超级大国的垄断。在北京于3月份签署《核不扩散公约》之后，强硬派可能已经命令进行百万吨级的试爆以发出独立的信号，并在中美贸易优惠有待延续的时候使改革者处于尴尬境地。

在几年的费用削减之后，解放军的预算自1989年之后平均有12%的年增长。即便如此，这些回升也仅只能抵消通胀因素，而军队现代化的要求只有用出口换来的外币才能满足。因此，解放军的下属部门和台前的公司已经开始忙于向外兜售武器。

军工企业原本可能会向民用方面转型，但是民营工厂自身在销售冰箱和其他耐用消费品时就存在麻烦，这种麻烦是由于1989年以后外国人施加的经济冷漠所致。现在，随着海军的不断壮大，中国正在冒险进入南沙群岛这一政治雷区。

美国的失落和猜疑

在今年1月份身体虚弱的邓小平打破了数月以来的退隐状态，进行南巡。邓在女儿邓楠双臂的搀扶之下走来，邓楠负责向旁观者解释邓的言辞。

邓现在已经87岁高龄，中国又一次的过渡正在进行。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14大很可能会决定中国的未来，这是5年来第一次召开的类似会议。

同时，美国的官员对北京局势的发展没有确定的看法，他们缺乏一个有连续性的亚洲战略并且渴望在美国11月举行大选之前防止出现争议。这些官员正在危险的中美关系上如履薄冰。“在继续严肃的政策之前，需要大量人员穿梭于两国之间。”一位布什政府的专家指出，“他们在等待，我也在等待。”

就在等待延续的同时，刺激性的事情成倍地发生。在3月中旬，中国进行了百万吨级的核爆炸，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大规模试验。国务院发言人理乍得·包策深表遗憾，他说，中国“没有显示出其他核大国所保持的克制态度”。这种谈话也是毫无分量的，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实际上，布什政府已经反复地向北京的强硬派显露出另外一面。去年11月份，詹姆斯·贝克国务卿同李鹏总理讨论导弹扩散、人权和非法贸易的会晤结果变得十分糟糕。后来又进行了其他会谈。但在3月份，当美国国会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附加条件的时候，布什行使了否决权。而北京拒绝了两位十分重要的美国参议员的来访，这两位想到西藏去看一看。

台北在扩充空间

对于台北的政治精英来说，情景又是郁闷地相似：又一个以前的好友——这一次是韩国——收十了其大使馆的行李物品，同中华民国断绝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对于李登辉的政府来说，7月份西非的尼日尔尔政府另辟蹊径，同这个亚洲的岛屿创建外交关系，但这并不能弥补韩国带来的损失。并非偶然的是，今天在台北设有大使馆的国家的名单念起来就像台湾对外慷慨援助的光荣榜一样：瑙鲁、图瓦卢、马拉维、伯里兹。像日本、英国和美国这样的主要贸易伙伴同台湾官员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但是，表面现象是具有欺骗性的。正当北京政府在外交代表的数量上占了上风，台湾作为世界上第13大“贸易国”的实力——拥有880亿美元外汇储备——使得它在其他舞台上成为一支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力量。除了正式外交以外的任何层次，台湾实际上是在赢得优势。一位在台北的西方外交分析家说：“他们本可能会输掉这场斗争，但是台湾人实际上是在取得进展。”

尽管北京强烈反对，台湾还是在最近几年中成功地获得了加入诸如亚洲发展银行、亚太经合委员会以及太平洋经济合作大会等重要的地区性团体。更重要的是，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进展顺利。关贸总协定是一个拥有107名成员的自由贸易俱乐部。尽管台湾可能会等到与中国同时入关，但是有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近1万美元的台湾将以发达地区的身份加入，而人口众多的大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25美元）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伍。

台湾也已经利用其稳定增长的财富来促使工业化国家重新考虑对其保持距离的态度。去年，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透露了一桩价值3000亿美元、为期6年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为外国公司提供超出700亿美元的合同。但是，暗含在参与这项计划之中的代价就是，隐晦地提升双边关系，欧洲和北美的各国政府注意到了其商业团体要求政府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的呼声。法国派出了一个内阁级别的部长让·诺艾尔连同一行10人的代表团于1月份抵达台湾，进行官方贸易会谈。今年9月，来自加拿大的一个资深部长将在20多年来第一次应邀到台湾讨论商贸问题。一位驻台北的西方外交官说：“我敢打赌一旦美国大选结束，我们就将在这里看到内阁成员。而且北京也没有能力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美国也可能在准备一改以前1O年中不向台湾出售战斗机的禁令，台湾老化的F-5E和F-104战斗机的失事频率实在令人担忧。据说，布什政府正在暗中考虑一宗180架F-16战斗机的采购合同，由于中国购买了诸如苏-27截击机等俄罗斯飞机，可能会给这次对台军售提供口实。但是，这一价值90亿美元的交易能够保住得克萨斯州通用动力公司的6000份工作，而得州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又是关键一环。与此同时，法国已经明确宣布，它将不顾北京的抗议，向台湾运送其先进的幻影-2000战斗机。

台北正在扩展的、非官方的联系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国民党政府正在增加的金融影响力应该使台湾能够同北京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台湾“外长”称：“在后冷战时代，经济比政治或军事同盟更为重要。”

无疑大陆同台北进行某种谈判宜早不宜迟。台湾商人和旅游者已经在过去的5年之中大量地涌入大陆。据统计，台湾海峡的双边贸易已超过80亿美元，而台湾对大陆的直接投资也达到30亿美元。现在台湾岛内强大的商业政治说客正在要求台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海空直航，而不是像现在一样绕道香港。

国民党官员在公开场合对这些压力采取了强硬立场，坚持直航式的联系只有在北京放弃使用武力作为统一手段并结束其在外交上孤立台湾的政策，才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实际上台北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具有灵活性。现在，台湾的国航得到允许可以继续同中国共产党国有航空公司合作向来往于两地间的旅客出售机票，尽管直航仍然遭到禁止。这种灵活性连同台湾的经济实力将最终意味着，台湾同大陆觉得联系会变得越来越紧密，不论海峡两岸的称谓如何都不会对此产生影响。

让中国智力回国

《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中国正在全世界争抢“智力”。

今天，中国一些最杰出、最聪明的人才可以在诸如麻省的坎布里奇、新泽西的普林斯顿以及加州的伯克立等美国的大学城中见到他们的身影。由于政府不重视、薪水太低、住房条件差等其他因素，知识分子已经通过出国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自从1978年以来，有17万学者到国外学习或从事研究，在1989年之后单是到美国的就有5000人。他们中只有1/3的人员归国，使得中国智力资源的缺乏正在不断地增长，这种缺乏还可能导致中国潜在的能力散失。

现在，北京正在试图扭转这一趋势。政府已经展开了一场运动宣传中国海外学者的才干和成就，同时也鼓励他们回国。北京正在承诺给予更好的收入和得到改善的住房,另一个诱人之处在于：8月，中国国务院致函在海外流亡的“与国家唱反调的”持不同政见者，只要他们停止反政府的活动就欢迎他们回国。

绝非偶然的是，美国国会正在考虑一项法案，该法案将给予自1989年6月5日至1990年4月11日之间，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学生永久性居留权。有8万名学生获得了资格。对于正在准备扩展其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中国来说，缺少这些人的情况将会在一个艰难的时期中发生。“我们急需在电子、金融、证券、管理和法律方面的行家里手。”高速发展繁荣的深圳经济特区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如是说。

智力资源的缺乏造成的影响几乎随处可见。据报道，中央交响乐团在海外学习的人员流失了30%，上海交响乐团的流失量则超过60%。更加令人关注的是，科学家的严重短缺：中国科学院1978年以来已经派出7378名学者和学生到海外学习，但是这些人中只有3700人归国。第一批离开中国的成员主要由物理学家组成，现在有很多工程师也加入其中。由于科学家到了国外，中科院的许多研究项目不得已下马。留在国内的研究人员都不再年轻：据一家杂志调查显示，中科院所属43个研究所中的488个部门主任无一年龄低于35岁，有不到5%的人员比例在35～45岁之间。也许在上海的资深科学家中会有90%的人员在未来10年之内将达到退休年龄。

城市和省份正在为吸引海外华人而出台优惠政策。位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最近在《中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用优惠的待遇来吸引海外留学生。政府为那些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员提供三套间的公寓和奥迪轿车。当然政府并没有保证什么，但是物质的诱惑是有吸引力的。

这种政策能够达到其目的吗？一位北京的化学家说：“中国对待科学家的态度是很糟糕的。我们进行研究，但是别人享受成果。”除了较低的工资和生活标准之外，知识分子抱怨为他们的研究提供的资金少之又少。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资深工程师承认：“由于我们不能立即为他们提供住房，所以我们不希望所有科学家立即回国。”国家经贸委主任说：“我们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形势。”

浦东的崛起，上海的变迁

上海——这座位于长江口的特大城市，曾经被人们喻为“东方的巴黎”。目前，它正在改变着昔日拥挤、喧闹的局面，要以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再次展现它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设想将上海这座拥有1300万人口的特大港口城市作为火车头，拖着中国的中部和西部跨进21世纪。

在中国，实际上在整个亚洲，人们都在兴奋地谈论着上海的改革。外商投资像潮水般涌入这座城市，建设工程遍及各处。顺着南京路走一趟，你就会发现这条超负荷的商业街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商店经过整修和扩大，加上漂亮的陈列品，完全可以和香港商店的橱窗相媲美。面貌一新的“新新”理发厅，每天要接待400位顾客。

在这个大都市，现在企业改革之风正从大街吹进小巷，从城市吹向农村。上海的房地产正在迅勐发展，旧房改造工程也在加快步伐，家庭经营小商店和私营商店面貌焕然一新。市中心淮海路高级音像器材商店的售货员说：“这里的人乐意花钱买享受。”他们也疯狂地在抢购股票。上海证券公司是全国仅有的两家证券公司之一。自1月份以来静安公司股票指数已上升了153%，海外投资者则抢购对外商发行的用国际硬通货购买的B股股票。

变化最大的是上海滩，这里曾经作为国际租界被欧美列强统治了长达100多年之久，直到1949年才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即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老商贸大楼仍然是这个城市的主要景观。但现在建设工人正在加宽马路，延长堤岸并种上花草。

上海作为亚洲商业中心的港口和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只有控制人口和减轻污染才能振奋人心，改变面貌。目前，横穿黄浦江进入浦东的工程正在加紧进行，这里将被建设成为东方的金融中心。浦东是杜月笙的出生地，这位臭名昭著的大烟贩子曾经是中国商界和黑社会的巨头之一，二三十年代“青帮”的首领。

今天上海的浦东沿岸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浦东将创建一个35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人们对此信心十足。如果说外滩象征着昔日上海的荣耀，那么浦东将是上海繁荣的未来。上海市长黄菊满怀信心地说，他希望上海再次成为全国和国际上的金融中心。浦东将作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这一占全国人口1/3的龙身。

这是项巨大的工程，浦东很可能难以实现，这项工程原计划投资100亿美元，现在看来可能要花600亿到700亿美元，约需10年时间才能完成。

这些数字足以使任何一个投资者望而生畏。尽管如此，一系列大桥、公路和现代化建筑正在浦东拔地而起，并且得到北京的赞誉，还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中央的财政援助。邓小平的讲话要求全国全力以赴实行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上海这匹战马迈动步伐，带动中部地区。

自1978年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来，并不是所有地区都享受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外商投资主要在沿海地区，而不是内地，是在南方而不是中部和北方。结果许多农村和边远地区仍然处于艰苦条件下，而靠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和面对台湾的福建省沿岸地区则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邓小平于今年1月份巡视了南部沿海地区，并就广东省特别是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接着北上，在上海过春节。而后，又视察了上海贝岭微型电子厂的车间，他指着一些高科技设备说：“过去这是资本主义的，现在它是社会主义的。”他的话引起了机智的上海人的注意。新华社特别报道了邓小平极力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推进改革开放的主张。

上海并不是一定要有这番鼓励才实行改革开放，这座城市一直在竭尽全力拼搏，争取有新的起点。除浦东外，市政府正在修建一条四通八达的地下铁路，以形成一个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网。原有的交通系统是20世纪早些时候建成的，那时的上海市区方圆才100平方公里，人口比现在要少得多。明年年初有5个站的第一期工程开通后，地铁可以减轻目前这些狭窄的街道上承担着的沉重负担。现在，过分拥挤的车辆在上下班高峰期平均每小时只能行驶5公里。

这座城市正在建设污水处理工厂，以减轻苏州河的污浊。除此之外，还在加速建设居民楼，以改变至今还在使用马桶和煤炉的80万户普通家庭的现状。加上一些大型国营工厂的严重亏损，上海要想很快富起来实在是困难重重。然而，许多熟悉内情的人则相信雄心勃勃的上海人最终会成功的。一位研究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美国学者马温·塞缪斯说：“上海在这样众多的人口和落后的基础设施上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是十分惊人的。”

投资者的信心十足，总额10亿美元的200多个新的投资项目已得到官方批准。这些一般都是高科技项目而不是80年代广东等省引进的技术低、劳工便宜的纺织品、玩具、手表、计算器等制造业。一些有名气的大厂商开始进入上海。此外，八佰伴百货公司将同上海第一百货公司联合成为中国第一家合资的百货连锁公司。八佰伴和第一百货公司联合投资1.2亿美元建成的这座大楼将是亚洲最大的商贸中心之一。黄菊市长说，上海不仅实行低税收，浦东地区的公司所得税是15%的优惠税率，这是目前外商投资公司在中国能得到的最好的待遇，而且还有大量的产业工人。

据调查，1990年在中国最成功的10家外资企业，有8家在上海，其中包括福斯汽车公司等，上海有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可提供技术专利。这是别的地方所望尘莫及的。上海地处长江口，是市场和销售的战略要地。香港一位商业顾问说，“浦东是当前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顾客来电话，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到哪里投资最好，他们就说：‘浦东，浦东，我愿意去浦东’。当然，你现在去那里，那里还是一片建设工地。”

的确，这片长期受到冷落的土地现在还没有什么可看的，即使已有40家企业已经开始在那里营业，但到处是推土机和吊车，尘土飞扬。无论是否准备好了，上海人认为阔别已久的发财机会已经来临了。解放初期，共产党人把上海当作最邪恶的城市——“黑社会的大本营”，“资本主义的滋生地”。许多有成就的企业家都逃到了香港，以他们的商业智慧使这块英国殖民地达到今天这样的繁荣。一方面中央政府在上海发展了许多斯大林模式的重工业，如钢铁厂、石化厂、机床厂等，从而限制了地方势力可能出现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把这些企业创收的75%～90%挤走。甚至今天，上海的国营企业，即使已经老旧，仍占该市工业总产值的65%，而上缴中央政府的钱占全国总收入的1/6。目前这个时期对上海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上海市现在可以交足规定的利税后留存自用。尽管如此，自1949年到1980年上海给国家上缴了530亿美元，而中央政府对上海的投资只有42亿美元，只占它们贡献的8%。

不过，时代在飞速发展，公众积极要求创办股份公司。目前上市公司只有31家，但接着会有更多的公司上市，从而支持当地政府可将1/10的国营企业在1995年以前成为股份公司。但是一些计分表的观察家仍然怀疑上海是否能摆脱过去的包袱。在上海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我还没有看到工业部门的雇员有很大的裁减，劳动制度的改革是最急需的，工厂有30%甚至更多的人是多余的。”

与此同时，领取退休金的人和国家公务员不知道如何应付日益上涨的物价及私有企业和国营企业间的收入悬殊。一位60多岁的已退休的研究员毛迎芬每月领取24美元的退休金。她说：“我现在难得到街上去一次，我很伤心，街上的许多东西我都买不起。”

在旧有的经济体系被改变以前，浦东这个龙头能拖动上海吗？更不用说带动起来。他们可以从富翁杨百万等人的故事中得到信心。杨百万现年42岁，原来是个工人，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以后一夜致富，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百万富翁之一。他现在有两三个住所，一辆汽车并雇有司机。一部价值3000美元的手提式电话，人们羡慕他有投资的天才，但他颇富哲理地解释说，他的成功是因为“我现在是自由人，我不再依靠政府”。假如这个海滨城市实现了它的新诺言，那么中国内陆地区也会开始走同样的路。

中共的十四大

称颂市场自由的言辞在人民大会堂中回响。《纽约时报》的文章记录了这个新的景象。在中国政治生活的圣殿之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党代表们于是开始赞成一些目标：扩大股票市场，并将庞大的国有企业转变为独立的“混血”企业。邓小平尽管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他的影响力仍然存在。距离人民大会堂一个街区的地方竖立着一幅巨型广告牌，上面贴着邓去年1月份到大胆放手进行试验的中国南部巡视的照片。在书店里，《邓小平文选》跃然立于书架上。

诚然，中国正在着手第二次改革。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接受了邓小平试验精神的原则和实践的教育之后，希望通过提供繁荣的稳定剂来使中国避免苏联模式的——或者避免像罗马尼亚那样更糟的动乱。但是，中共十四大于今年10月上旬召开之后2000多名代表开始有理由质疑，领导人是致力于解放思想的重生还是致力于僵化保守。

江号召创建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在这次会议中，17%的与会代表在1949年革命之前就入了党。在他们当中，46人由于1927年以前就列入了名单，所以确保了在大会中预留特殊位置的权力；但他们中只有13人出席了开幕式。这些年长者不再有职位，但是他们仍旧能够施加强大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他们可能赶不上时代潮流，但是在重大问题上他们仍然没有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邓在今年8月已经88岁，他自己没有出现很具有神秘的意味，他的女儿邓楠坚持说，邓的身体仍然矍铄健朗。

实际上，仅今年以来，死亡就夺取了另外三位前辈的生命——李先念主席、徐向前元帅和聂荣臻元帅——以及作为政治局委员之一的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现年84岁的薄一波、90岁的彭真和84岁的王震等元老，健康状况堪忧。作为长期搞党政工作的薄仍然在人事问题方面具有影响力，他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身为北京以前党政领导的彭真没能出席，王震副主席也没参加——但是他后来有一次公开露面。

香港的《文汇报》报道说，有8位高层领导从政治局退休：85岁的杨尚昆主席、78岁的国防部长秦基伟以及其他几位高层领导。

在星期天的休会时间里，党代表大会将要解散中顾委。中顾委是1987年召开的上一届大会的产物。中顾委的权力有限，在设立的时候中央只打算让它起到象征性的作用。

邓小平尽管没有出现在审议的现场，但是他也正在忙于会议的组织协调。他最后的重大作为就是推动一个得到振兴的集体领导层，来带领中国走进21世纪，并融入世界经济。

现在，江泽民的观点之中有一处博得了最为热烈的掌声，这就是他强调党内高级官员要为亲属做好榜样的讲话。“腐败分子破坏了党的声誉，也伤害了人民。”他说道，“因此，他们必将受到惩处。”接着，这位党的最高领导人又一次提到：“创建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市场经济能够也应该比创建在资本主义制度上的市场经济要好。”

14 1993-1994年 下一个超级大国

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内，亚太地区内外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一直认为，到了21世纪，北大西洋时代将让位于太平洋时代。太平洋时代似乎将比预期的时间提前7年到来。今天，整个大洋的贸易超过大西洋彼岸的贸易。虽然某些地区的政治局势还很紧张，如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和朝鲜半鸟，但是，到这个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这个地区的贸易量将占全球贸易量的差不多一半。

……

由于一年前对国内改革重开绿灯，它的经济建设发展突飞勐进：去年全面经济增长12.8%，私有企业部分增长高达50%。当然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增长的部分相当多地属于账面赢利。尽管如此，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设计师，希望以1978年的水平为基数，到200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预计到1994年底能实现翻一番，到2002年可望再翻一番。乐观主义者预示，经过大约一代人努力的时间，曾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将可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

亚洲欢笑的一年

在整个猴年，东亚国家的经济在全世界一马当先。1993年，该地区的国家将继续炫耀自己的经济实力。然而，地区不稳定和贸易保护主义像一对狡猾的狐狸那样潜伏着。

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内，亚太地区内外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一直认为，到了21世纪，北大西洋时代将让位于太平洋时代。太平洋时代似乎将比预期的时间提前7年到来。今天，整个大洋的贸易超过大西洋彼岸的贸易。虽然某些地区的政治局势还很紧张，如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和朝鲜半鸟，但是，到这个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这个地区的贸易量将占全球贸易量的差不多一半。

环太平洋国家自己就是最大的主顾：今天亚太地区大约65％的贸易是在该地区之间进行的，超过了欧共体国家之间62％的贸易量。这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有的刚刚摆脱经济停滞局面或者有的还仍然陷于这一境地的时刻取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预测1993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时把它的预测数字从3.1％降为2.3％，而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它的25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7.3％，即使有些国家将不会完全达到它们在1992年的增长率。

中国1992年的增长率为12％，今年的目标是9％。马来西亚连续6年的产量至少增长8％。即使像越南这样的国家也预测将增长7％。台湾地区、韩国、香港、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在5％到7％之间。难怪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发表新年讲话时把亚洲称为“下个世纪世界上最光明的地方”。澳大利亚外长加雷思·埃文斯说：“全球的经济重心500年来将首次转向东亚。”

但是，即使该地区的前景光明，其领导人也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令人担心的事情：据认为克林顿总统将比他的前任布什总统采取更为孤立主义的政策。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和新加坡——担心在贸易问题上有可能被两个主要的贸易集团（欧共体和有待批准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拒之门外，尽管这两个主要贸易集团曾许下诺言将按关贸总协定的条例行事。

中国担心通货膨胀将失去控制，因此可能会抑止经济的过热增长。如果刹车过勐，就会给香港吹进一股冷风，并将严重影响到台湾和韩国。中国还担心克林顿将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度。上海《解放日报》最近发表一篇文章说：“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在美日贸易、中国的最惠国地位以及同西欧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

虽然东亚国家近几年来变得比以前更加自力更生，但是，“四小龙”加在一起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18％，中国一年的制造业产量为1750亿美元，与日本的1.2万亿美元相比也相形见绌。东盟6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多不了多少。“四小龙”的经济要继续腾飞，大国的经济也需要腾飞。一位首席经济学家告诫说，地区间的贸易不可能靠自身来保持增长的势头。这同向亚洲以外的地区出口该地区的产品密切相关。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华盛顿和东京做出的决定。虽然日本和欧洲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不利，特别是在农产品出口上，但是，布什和他的顾问们认为，华盛顿不应该采取过分强烈的报复行动，因为担心这会触发一场贸易战。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认为，美国必须继续为亚洲和欧洲提供军事安全保障。布什的一位前高级顾问说：“重要的是我们要再次向日本、德国及其它们的邻国保证，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将继续在这两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捍卫和发展世界贸易体系。”

克林顿未必也持以上这些看法，尽管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贸总协定和其他一些贸易问题采取了谨慎的观望态度。他和他的班子并不同意布什核心人物的看法，布什的核心人物担心，如果在贸易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就有触发一场世界范围的贸易战的危险，最终导致经济萧条。克林顿一再说：“我的对外政策的首要重点是恢复美国经济的活力。”

尤其突出的是，克林顿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不同于他的前任。布什政府希望同北京政府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尽管它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因为布什认为中美关系在力量对比的竞赛中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克林顿的一位顾问说，克林顿决心使他自己和美国与北京下一代更富改革头脑的领导人共命运。在竞选期间，他发誓要把改善人权状况作为恢复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条件，尽管他获胜后态度有所缓和。

至于日本，它过去并不把亚洲看成是一个具有短期或长期经济潜力的地区。东京的经济重点首先是美国，然后是欧洲。而现在，亚洲渐渐成为东京议程上的重要议题。

日本正在向美国和欧共体发出忠告，要它们必须遵守关贸总协定和避免采取排外主义的做法，与此同时，它还在努力刺激国内需求和开放自己的市场。

日本把代表亚洲主要经济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看成是对美国施加压力的场所，迫使它继续开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市场。日美经济关系委员会去年12月给日本首相呈交的一份报告说，日美必须在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的范围内确保同多边自由贸易制度保持一致，并以一种全球主义的方式促进亚太地区的地区性合作。

东京表示对创建一个亚洲贸易集团不感兴趣，它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它应该设法推动或组织亚洲国家内部就促进贸易和安全问题举行会谈。

但是，由于一些亚洲国家对日本在战时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这就会使问题变得复杂化。它们不希望看到日本起主导作用，但是，它们说，日本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外汇储备上升到了450亿美元，它目前正对周围国家的经济起到一种推动作用。据一位分析家说，中国遇到好年头后，大家也就富起来了。即使是去年才同这个共产党邻国创建外交关系的韩国的双向贸易额也已增加了40％。

亚洲国家目前正在继续辩论发展经济和扩大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一些分析家认为，这两个问题是鸡和鸡蛋的问题。

职业化中国军队

中国的力量已超出亚洲地区。中国正重新制定军事原则，正加强军队的高技术装备，提高快速部署力量的能力，正在建设一支远洋海军和与之配合的空军。

既然苏联已解体，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处于衰败状态，因此中国就成为亚洲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力量已超出亚洲地区。中国在亚洲战略地区已使俄罗斯处于不利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不是使它的势力范围内的每个国家都成为仆从国的帝国，但是北京显然正在重新制定军事原则。拥有300多万官兵的人民解放军尽管人数已减少，但是已具有相当大的新打击力。它正在建设一支远洋海军和支持这支海军的空军。这支军队已装备了更多的高技术武器，每年的军费为140亿美元，在中国更强有力地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时候，这支军队已开始在亚洲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结果是亚洲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就安全问题进行一次对话，至少创建这样一个对话讲坛可以澄清为什么中国一方面声称自己是一个温和友好的邻国，另一方面又在加强其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中国的邻国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人民解放军的数量还不如说是这种加强军备的性质。中国加强军备所强调的是为附近地区的快速部署投送力量。

像19世纪工业化的欧洲一样，中国似乎感到需要加强力量以捍卫扩大的经济利益。为什么匆忙在海上扩张，北京的一位西方军事分析家说：“到水边看看那里的建设。港口建设已达到疯狂程度。中国已越来越快地进入世界航运队伍。回顾历史，任何国家在这样做的同时都要创建一支海军来保卫其交通线。”

航运不是唯一的海外利益。一年前中国批准军队为了确保石油蕴藏量丰富的南中国海中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的安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两个月后，中国同美国一家能源公司签订了在该群岛勘探石油的合同。与此同时，中国在新疆沙漠地区进行了100万吨核爆炸试验。看来这次地下试验是要提醒全世界，尤其提醒美国国会，中国是不会受人摆布的。

北京的一位西方军事分析家说：“不管有什么理由，中国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大国，在国际安全方面成为一个大角色。它不想陷入像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个没有军事力量的经济大国那样的困境。”

人民解放军仍在试图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概念转到“战略边疆”的新概念，即有能力迅速投送力量保卫中国边界以外的领土利益。这种转变并不容易。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担心苏联的核打击，中国军队创建了11个实际上自治的军区（现在已减为7个）并把兵工厂分散在各地。这个计划能使毛泽东的理想化的农民军队靠人数取胜。但是北京已不再抱有这种浪漫的幻想。两年前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对伊拉克的打击已向人民解放军表明现代火力的巨大作用。

总之，海湾战争使中国的将领们感到震惊。中国有庞大的陆军，但是空军薄弱、后勤跟不上、指挥与控制系统落后等抵消了陆军力量。北京的高级将领们看到美国巡航导弹、隐形飞机和灵巧炸弹对伊拉克军队的致命打击后都吃惊了。于是中国很快开始大量采购，集中力量加强空军，尤其是加强海军。

对中国来说，创建一支更职业化的军队对国内来说未知因素会少一些。但是对亚洲地区来说，充其量是福祸兼而有之。附近的小国对中国产生了猜疑。中国海军陆战队员除在南沙群岛加强巡逻外还在该群岛以北的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进行了两栖进攻演习。有迹象表明，中国将把新购进的Su—27喷气机部署在安徽省，显然是为将来海军到南中国海的巡弋提供空中掩护。

亚洲地区的防务分析家说：“为什么新加坡海军突然购买四艘扫雷舰，这同对付邻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无关，但是同中国和越南密切相关。为什么马来西亚创建一个快速反应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对付东亚的不测事件。”南中国海附近的军事规划人员担心中国军队可能在这些群岛水域布雷，从而威胁到亚洲进行国际贸易的水道和日本取得中东石油的生命线。

因此，越南人已重新考虑是否要求俄罗斯人完全撤出金兰湾。越南人感到高兴的是，俄罗斯人仍在苏联设在金兰湾的旧基地保留了一个信号情报站。这个情报站建于1979年，能监听从马六甲到中国东海半径为1500海里的信号情报。

中国加强军事力量具有更为深远的含义。中国军队也创建了企业，生产并销售化妆品、珠宝、食品、冰箱、摩托车、汽车等。解放军从经商获利所新购得的武器还没有开始把中国变成一个巨人。

中国：下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历史上的发明创造包括诗歌、绘画、丝绸、炼铁高炉、水力纺织机、火药、火箭、磁石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术等，还有更多献给文明的礼物。然而《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中国“长久以来已经停滞不前”。黑格尔的说法是，中国缺乏欧洲人的勇敢探索精神，它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

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对中国人来说，他的祖国即是世界，正如英国人当年到达中国时在那里所发现的一样。整整两个世纪之前，装有66门舰炮的英国军舰停泊在天津港——北京主要的海上门户。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麦克特尼勋爵来到中国，打开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门。这次英军远征几乎就是60年之后美国军舰打开日本商贸大门的预演。虽然1853年麦修·佩里中校的礼物不容拒绝，但它在日本引发了明治维新运动，日本引进的西方先进科技，迅速创建起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麦克特尼的远征则是另一个故事。

当年这位英王的使者沿河驶向中国首都时，中国官员在他的军舰的帆缆上挂上号旗，他所带的贡品中有一座天文钟、一架望远镜和一个地球仪。地球仪惹怒了清朝官员，因为在那上面的中国只是一个普通国家。乾隆皇帝礼貌却又坚定地送走使者，并请他转告乔治三世：“我们从来不稀罕你们的精巧玩艺儿，我们也用不着你们的工业产品。”临走“天子”又加上一句话，请特使劝说他的英国国君“发誓永久俯首称臣，顺从驯服”。

这之后，西方国家为打开中国大门而做的努力曾写下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几代中国人的奋斗也同样悲惨：失败的“自强”运动、清政府的垮台、国内战争、民主革命战争。但在麦克特尼造访200年后，中国现在发生的一切，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大炮轰开广州炮台所带来的影响要轰轰烈烈得多。这个古老自傲的文明国家正打破封闭，加入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显然，中国的新一代民众已成功地融入外部世界，赋予自己的祖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亚洲的经济重心、军事强国，与当年那些入侵中国、欺负中国皇帝的西方国家平起平坐。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它已经与昔日有所不同。由于一年前对国内改革运动重开绿灯，它的经济建设发展突飞勐进：去年全面经济增长12.8%，私有企业部分增长高达50%。当然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增长的部分相当多地属于账面赢利。尽管如此，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设计师，希望以1978年的水平为基数，到200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预计到1994年底能实现翻一番，到2002年可望再翻一番。乐观主义者预示，经过大约一代人努力的时间，曾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将可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究竟能否实现，还只是人们的猜测。不可否认，中国已是亚洲议论的中心，下世纪将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国现已满怀信心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已克服了它最大的担心，即中国的形象就像一朵莲花，暴露在空气中就会枯萎。19世纪谨慎的洋务现代派人物曾国藩说：“我们要向野蛮人学习的东西只有一件——坚船利炮。”

今天，这些长久的怀疑似乎已经消逝。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人相信，中国人能学习西方的科技并参与世界竞争，而不用担心会失去自己的灵魂。省市县乡各级都竞相争夺对外开放的第一或最多，中国最南部的海南岛夸口要成为第二个香港。东北部的山东半岛——春秋战国时代学者孔子的故乡，声称要尽快赶超韩国。上海希望成为长江流域地区的“龙头”，并恢复其当年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

同样意义深远的是，海外华人企业家正积极努力与大陆创建商贸联系，旨在把东亚建成独立的经济发展地区。早年移民海外的华人在东南亚创建起工商阶层，他们的后代，与台湾、香港一道，正致力于创建一个某些有远见的人所说的“大中华”。自1949年以来，北京与台湾的代表首次正式会谈，于1993年5月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是个华人人数众多的国家。尽管双方只谈了有关政府间接触的问题，但坚冰的融化预示着将来会有更大的动作。

对某些亚洲人来说，“大中华”在语义上是一把双刃剑。北京正在建设一支远洋海军，一个高科技武器库，用来保护其日益增长的利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资深学者罗伯特·斯拉卡皮诺风趣地说：“仅仅几年前，中国的邻国主要担心中国软弱可欺，像一盘散沙；今天正相反，它们担心来自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迅速发展的中国的威胁。”

世界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并不感到陌生。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已经成为自由市场商人的乐园：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巨人，停办集体农场、谨慎地开展对外贸易、谨慎地为实验特区引入外资。深圳特区就是其中之一，它当年曾是一个毗邻香港的边境检查站。这些改革的措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去年1月，邓小平到南方视察。他来到深圳，大加称赞深圳取得的成就，并预言深圳将随“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之后成为第5条龙。

一位南京大学教授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气氛都整个为之一新。”人们相信社会正向着更大的繁荣迈进。近几个月来，速度更加快了。有关进出口贸易收益、引进外资、股市、建筑业、服装零售、夜总会等各业的消息加速了中国的发展步伐。

数百万的中国人“下海”经商。一年前人们还不曾知道的自由权，现今已成为举国上下普遍的强烈欲望——自由选择职业、去外资企业应聘等。兰德咨询公司乔纳森·波拉克说：“成功孕育着成功。在全中国都登上改革的列车后，再停车已难上加难了。”

然而，改革仍不够全面，现在仍主要局限于南方地区、沿海地区和城市。在甘肃这样的内陆省份，许多人的生活勉强维持温饱，一些人仍住在窑洞里。在西南部贵州省的一些偏僻地区，一项调查表明，一些农民“不知道毛泽东已经逝世，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更不知道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谁”。

然而，沿海地区和城市总是社会革命的温床。这一切中，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发展如此之快。去年，四川省会成都市出现成千上万的蝶形卫星电视接收天线。西方人波拉克感叹：“成都一夜之间就地球村化了。这些变化对几亿中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里有，别处有，到处都有。”

新兴的深圳和其他经济开发区，产生越来越多的“大款”，这给中央政府提出一条实际的选择：尽量放宽特区的特许自由。到1992年底，全国已建起8700个“开发区”，一年前只有117个。驻北京的一位高级外交官说：“中国现在的开放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大大超过戈尔巴乔夫或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上海市外贸委员会副主任说：“再把门关上已行不通。”

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和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与邻国和西方国家竞争太着急了。房地产公司占用耕地过多，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农业生产技术的用武之地，在家乡农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这些贫困的农民沦落为“盲流”到外地谋生，目前总人数已高达1亿，这个自由的人口群体相当于日本的全国人口总数。密歇根大学学者肯尼思·利伯瑟说：“这个人群总人数有潜力发展到2亿甚至更多。”

甚至在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的同时，犯罪、娼妓和吸毒人数在新兴城镇迅速上升。政府官员是否比过去更公开地腐败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暂且不论。不安定因素主要有两个：通货膨胀和贫富两极收入差距加大。如果信用扩张、股市投机、房地产公司的气泡破裂，那么北京政府应负责任。

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评价说：“中国的局势从整体来看似乎很乐观，但不论哪一方面，你仔细一看，则情况很不妙。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雷认为，这个缺少的环节联系两个阶层：一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转化的清朝官吏阶层，一是1949年毛泽东所转化的农民阶层。这两次转化带来相当大的震动。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内陆地区封建诸侯割据，边疆由游牧民族守卫。孔子强调国家统一的思想来源于统领军队抵御外族入侵的需要。

中国文化不是像爱默生蔑视的那样“呆板单调”，而是指聚集的村落，由只对皇帝负责的文官实施行政管理。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提出，直至近年来这两个阶层才在利益目标上融合，创建起真正的现代国家。伯克利分校学者斯卡拉皮诺提出，在中国国内举行的合作性交流与国际交往同样都具有革命性。去年他在成都出席由西南四省联合主办的会议。“会议的动力是：我们如何修建公路、铁路和通信设施来把与我们相邻的东南亚国家连接起来？”这种奇特作用的重要性“再夸大都不会过分”。

不论政府会说些什么，雄心勃勃的城市都在创建证券交易市场。今年3月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一个通常是彬彬有礼的立法机构，代表们在会上并不掩饰自己对长篇大论的官方报告的厌倦情绪。在古都西安，37岁的房地产开发商王国庆说：“我们这一代人更渴望学习，喜欢变革，我们要在新环境中立足。”

兰德公司的波拉克说：“现今社会正经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速变革，恍若隔世，已经很难把它再套进一个十分传统的结构中。”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指出，在经济社会中，中国人正经历一场“个人自由的无限扩张”。

像1988年的韩国那样，北京为强化其在现代世界的地位而申办在北京主办2000年奥运会。在世界强国中占有一席的前景，为这个拥有11.7亿人口的大国添注了新的活力。中国能像官方最近预计的那样，在2050年达到6万亿美元产值的经济水平超过日本吗？中国在过去的14年中年平均增长率达9%，外贸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份额大幅度增长。中国正处于世界经济高速度增长区域内，大陆中国人认为，不论小龙能做什么，“妈妈”龙更能轻而易举地做到。

爱默生1824年把中国称作“木乃伊”，“埃及、亚述、波斯、巴勒斯坦、完美的希腊、傲慢的罗马等为我们留下艺术、经院、伟人的记忆和著作……这些国家给我们留下古代城堡的废墟作为它们自身的骨骸和纪念碑。中国则是自身的纪念碑。”如果是这样，中国已展示出其震撼世界的富有活力的形象。中国使东亚地区不再是面向西方的出口地区，而是自立自强的完美文明。

海峡对岸的警报

随着双方走近，小小的台湾的繁荣能成为大陆改革中民主的榜样吗？《纽约时报》的记者观察试图看清这一问题。

“小辣椒往往是最辣的。”这是3站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对一青年团体讲话时引用的中国谚语。把谚语用于今天的新形势下，这里提出一个难题：台湾从独裁统治演变为经济发达并享有一定民主的地区，它的进步是否能成为北京的一个榜样？

这个提议是可以争论的，虽然不是在北京。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并列为亚洲经济发展新四强，虽然对大陆来说，台湾只不过是第23个省。外交上，台湾很孤立，只与29个国家保持有正式外交关系。经济上就不同了：台湾有820亿美元外汇储备，人均收入达1万美元以上，在世界上列第25位。1992年外贸进出口总额1530亿美元，列世界第14位。台湾与美国和法国签署主要军火协议，并且与中国大陆同在为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而努力。这对于一个只有2000万人口的岛屿来说已经相当不错，而大陆有11.7亿人口。

即使李登辉政府已停止过去反对北京政府的宣传，普通民众则直接把“台湾经验”的信息带到大陆。认证会计师Jaung Kwun-ming一年数次赴大陆福建省免费为同行讲学，讲解资本主义股市交易、税金冲销。学生们似乎对他所讲的台湾实例更感兴趣。台北市经济学家兼出版商查尔斯.H.C.高已经在大陆高校做过关于台湾经济发展的数十场报告。今年7月，高将主持在江苏省召开的一个两天的会议，会上两位台湾著名企业家将做主题演讲。

专家学者还不是唯一把这一信息带到大陆的人士。台北城市大学学者说：“台湾在近几年中有400万人到大陆观光旅游。他们带去了大量的礼物送给亲友，还有许多钱。他们的富有和休闲旅游无疑给大陆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所接触的人会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一切？’”

在蒋介石率领其200万国民党军队逃到台湾之后的这些年中，台湾与大陆就几乎都是对方的镜像。像大陆一样，台湾经济也是政府控制的：在20世纪50年代，国营公司，如垄断型的台湾糖业公司，一家公司即占全岛工业产量的95%（现在只占5%）。

50年代，蒋介石政府制定了两项经济新政策，促使经济起飞。一是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占有生产资料，并大大增加了购买力。另一项是与工商业界达成的协议，大体上就是你们一心一意挣钱，我们负责政治事项。

这两项政策都意在抚慰台湾当地人，他们把国民党残兵败将视为外来少数派。最终或许也是不可避免地，经济自由化逐步渗透到政治领域。1988年，蒋介石的儿子和继承人蒋经国发起了谨慎民主化运动，包括宣布反对党的合法化。他还指定在台湾出生的李登辉作为政治接班人。在1992年大选中，主张台湾独立的反对党民进党获得31%的选票。2月，李登辉任命台湾籍人省长连战接替退休的郝柏村将军任行政院长。

在经济方面，台湾已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台湾岛内只有一家企业——中华石油公司——通常被列入《幸福》杂志每年公布的世界级500家大企业。其余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其中许多依然是家族式经营的作坊式企业。政府放弃对公司的拥有权，用税收作杠杆来鼓励对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工业行业投资，如计算机工业。国家经济计划作为指导性而非严格的强制性规定。台湾经济计划以4年或6年为单位，不用大陆5年计划的标准。

前任经济金融部长李国鼎是60年代和7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承办者。他现在相信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投资办好教育，学校培养出一代代的技术工人、经理和科技人才。遵循中华民族的传统，进入重点学校要经过全国统一考试，这样一来，知识精英阶层中也包括许多出身贫苦家庭的子女。36位政府部长中，21人有博士学位，5人曾担任过大学校长。

面向未来，一些台湾专家相信，大陆也将经历与台湾相似的压力和紧张关系。专家还认为，北京将最终给新生的工商企业者更多的旅行自由，放松外汇管制。正如台湾那样，工商界在大陆将成为不同意见者，他们支持那些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的政界人士。

出版商查尔斯与许多人观点相同，即20～30年内经济力量将会导致台湾与大陆统一。他认为，台湾最好的策略就是在大陆投资，与大陆进行贸易往来，因此成为“大中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这一设想，台湾和香港能向“大中华”提供资本、管理、市场经验、国际观等，他们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

大陆官员坚持，台湾的模式并不适用。他们强调台湾经济发展的阴暗面——无止境的高消费热和污染。

西方的外交和经济学界人士普遍认为，双方是否仍在酝酿继续对峙下去。他们注意到，在内地与台湾于今年5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次官方会谈中，虽然会谈的议程只商讨犯罪及走私等次要问题，但会谈总要涉及更大范围的问题上。北京和台湾都没有提出关于统一问题的明确时间表，耐心是中国人典型的美德。实用主义也是的——大陆与台湾间的迅速增长的贸易关系不用很长时间即可使双方事实上的相互依存形势不可逆转。

改革的成就和麻烦

邓小平曾经说过：致富光荣——中国正尽全力贯彻实施。数千家出口外向型企业正在生产畅销名牌电视机、音响设备、运动服装和丝绸等产品。在位于北京的一家美国汽车公司与北京汽车厂的合资企业里，今年将有2.7万辆切诺基牌吉普车开下生产线。德国福斯公司的企业将生产6.5万辆桑塔那牌轿车和1万辆捷达牌轿车。美国占第一位的体育运动鞋制造商耐克公司与中国6家鞋厂签订合同，生产占其总产量年产9000万双运动鞋的20%的生产任务，已经计划进一步增加这一份额。

列举在中国生产的世界名牌则是编辑一部工业《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吉利、皮尔·卡丹、西门子、三菱、日立、麦道等许多公司。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近8.4万家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注册登记，比去年登记注册的多4.7万家。出口额去年达到850亿美元，到1993年末将达到930亿美元，到2000年将达到1500亿美元。中国在1992年位列世界出口贸易第13位。工业生产去年增长21%，预计今年也能达到这个增长率。

工业“大跃进”令外界人士大为吃惊。推销商们却由衷地欣喜，因为工业增产带来工人收入稳定增加，购买力逐步提高。以深圳特区为例，官方的人均年收入达到320美元。这一数字大大低估了这一地区实际收入水平。按照麦金西公司的咨询专家统计，人均年收入甚至高达2500美元。

在繁荣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复杂的而且有潜在麻烦的现实。北京目前正大力发展的经济，某种程度上借助国外援助，实质上是个混合体。它的上层是相对高效的轻工业促进出口快速增长，轻工业发展利用了廉价的半技术劳动力，利用了台湾60年代模式放大应用到大陆的经济规模。下层则是沉重的国营能源和重工业行业，这部分与苏联的经济核心相同。中国约有1万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从事钢铁、机器制造、纺织和其他工业品的生产。尽管随着自由市场的引入，国有企业生产仍占工业总产值的55%，占城镇职工总人数1.48亿的70%。国有企业为1.06亿职工提供社会福利——终身工作的“铁饭碗”，福利住房，职工子女免费教育，足够多的退休金，公费医疗制度等。在北京的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指出：“这些企业就是微型化社会。”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补充：“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如果没有国有企业，什么才是社会主义？”

把这些国有企业转变成为能在自由市场中独立生存的企业，的确是对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强劲的挑战。他们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在下一个世纪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这还不是目前要解决的唯一问题：如果中国要实现既定目标，还必须同时要改善落后并税赋过重的交通和通信系统、吃不饱的能源工业和刚诞生不久的资本市场。尽管早在1978年北京就已经宣布过此项任务，但直到现在才开始顾及这些与现代化相关的问题。

外国投资商仅去年一年即向大陆投入高达110亿美元。他们有意避开国有企业，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副产品之一是赤字：国有企业1992年共得到补贴78亿美元，而当年的财政年度赤字仅为41亿美元。像他们曾经汲取灵感（设计蓝图和资本设备）的苏联的工厂一样，大陆的国有工业千疮百孔，人员冗余10%以上，生产的劣质产品无人问津。一位经济学家说过：“还不如关闭后重新另建新厂。”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近来更加大力度，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并争取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而关贸总协定禁止多种补贴。1986年北京通过一项开天辟地的《国有企业破产法》，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现在经邓小平的督促，《破产法》再次实施。1992年前10个月，346家企业宣布破产，其中104家国有企业。140万城镇职工因此失业。11月，重庆针织总厂欠债1400万美元宣布破产，2900名职工失业。在过去，这些职工会自动转到另一家国有企业上班。现在失业的工人或者进国有企业的服务性公司工作，或者发给一笔下岗遣散费。这种破产的社会影响是爆炸性的，如去年，天津国营海鸥手表厂解雇2500名职工，占职工总人数一半，产生了很多不安定因素。

政府这样做的初衷通过首钢较好地体现出来。首都钢铁公司，位于北京西郊，曾经是中国的主要钢铁企业，年钢铁产量570万吨，共有职工25万人，属于赢利企业。

在政策调整中，首钢经批准享有不经过国家外贸公司的独立进出口经营权。首钢创建自己的企业银行，公司经理可不必上报政府批准，有权自行决定最高不超过35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更重要的是，公司可留用更高比例的利润分成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加上技术改造和各种先进奖励制度，公司去年收入增长35%，达到5.5亿美元。作为其现代化政策的一部分，公司购买了美国洛杉矶的一家钢铁厂，将其拆卸之后运回中国。

然而，首钢只是少数成功者之一。另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已经影响到基础结构。如铁路建设已大大落后于整个经济发展步伐：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每年平均新建铁路900公里，而到80年代又降到350公里。因此，去年总共有4000万吨货物运输严重延时。铁路交通虽然境遇不佳，但大多数企业还是选择铁路运输，避开因长期遭忽视而拥挤不堪的公路系统。

外国投资商最恼火的应属大多数落后的通信设施。北京和少数城市开通了国际长途电话直拨业务，但整个国家的通信现代化仍是一个梦，直到进入下世纪后仍将如此。到1992年底，全国电话装机总量为1900万部，平均每百人1.63部。相比之下，巴西平均每百人9.3部电话。

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创建一个灵活、反应快而且资金雄厚的资本市场。目前，工业资金投入是通过银行系统。国有企业，不论赢利或亏损，总享有优先权。中央银行没有自主权，不能控制资金供应。去年，尽管北京标榜推行市场经济，却向国有企业提供610亿美元银行贷款，比上一年增加20%；而私营企业的贷款要求都遭拒绝。虽然银行可以向外国公司提供如信用证、旅行支票类的简单服务，但是银行在这些企业的资金筹措上起的作用不大。

两年前，北京开辟了国库券市场，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去年证券包销商的投机行为几乎毁了它。包括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内的证券包销商承担价值70亿美元的国库券销售任务。他们认为价格会上涨，便把国库券自行买下，结果价格大跌，他们遭受重大损失。今年，政府重新采用老办法，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买下价值60亿美元的国债。

中国的两个股市，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创建，具有相当的先进性。股市资金总值达340亿美元，香港股市资金总值为1760亿美元。在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只有67家，最近又同意3家外国经纪人公司入市。外国投资者只能买无表决权的股票。由于中国的证监会不同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深圳和上海股市都存在投机违规行为。分享内部消息，很少公布年报，会计原则不为人所知或故意不执行。例如，许多财产公告没有说明赢利，常用高估存货的办法掩盖亏损。两地股市交易量都相当大，但政府的争论推迟了证券法的制定，而外国投资者却十分需要它。

股市有助于吸纳大陆银行2,100亿美元存款的一部分。但经济效益好的国有企业越过国内资金市场，到国外发行股票。总部位于百慕大的Brilliance汽车公司（中国）投资的辽宁微型面包车制造厂，现已在纽约股市挂牌上市。这只股票运行良好，它因进入新兴的市场被看好。北京希望得到香港的资金支持，已批准包括上海石油化工总公司在内的9家企业6月起在香港上市。经济率先发展的广东省，最近宣布将在欧洲证券市场发行1.5亿美元的5年期债券。

使国有资产转亏为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国有亏损企业卖给个人，条件是有人愿意买。去年6月，武汉第二印染厂被卖给香港的Hongtex发展公司。这是国内第一例国营公司出售给外国企业。虽然这个工厂一年亏损500万美元，但新主人很快就扭亏为盈，主要办法是解雇原有1920职工中的1146人。其中数百下岗工人进入工厂新创建的附属宾馆或商店工作，但其余工人只得到短期临时性工作。

应用同样政策，吉林省计划把200家小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四川省有16家国有企业在拍卖。这类出售事项可能继续数十年，而不是三五年即可完成。政府官员强调，私有化的举措只不过是“试点”。但是如果中国要达到工业发展目标，这项试点必须成功。

如何为中国提供能源

《新闻周刊》的调查宣称中国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能源短缺的问题。供电部门采用分区轮流停电或限制供电量的办法管理城市供电。在浙江省杭州市，每晚的电视新闻节目会向电视观众通告第二天停电的区域。第二天的停电时间一到，机器设备和生产流水线就会戛然停止运转。

然而，中国的能源储藏量相对其开采和使用量来说还是相当乐观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煤炭生产国，其煤炭储藏量高达6000亿吨；石油生产居世界第6位，日产原油280万桶，位于墨西哥之后；发电量居世界第4位。在目前实施的第8个五年计划中，中国政府计划新增发电设备装机总容量1亿千瓦，比目前发电能力翻一番。

但这仍然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价格补贴、工业浪费、能源利用率低等已使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少量出口变为今天的石油进口国。国有石油工业生产去年全行业亏损17亿美元。据一位在北京的西方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改进措施，到本世纪末中国将可能需要每天进口原油50万桶。

煤炭生产为中国提供75%的能源供应量。但是，煤炭价格过低已成为导致供应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大部分煤炭都产于北部的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行业共有职工总人数为700多万，今年计划生产煤炭14亿吨。但是，由于煤炭价格过于低廉，使煤炭生产企业对现代化采煤设备投入不足。这种情况不但导致了煤炭产量增速放缓，还使得开采出的一些煤炭质量低劣。同时运输瓶颈的缺陷也凸显出来：大部分煤炭要运送到1 650公里以外的南方省份去，因为那里是中国的工业集中地。去年煤炭全行业因此亏损20亿美元。

外国的能源公司十分期望能进入中国的能源生产领域，但直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然不十分情愿让他们扮演其中的重要角色。自1982年以来，外国公司已投资30多亿美元用于开发南中国海的海上采油项目。这些公司一直在抱怨它们的高成本和低收益的问题。它们一直努力争取得到在西北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石油开采权。这片石油储藏区比法国国土面积还大，是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宝库，原油和天然气的储藏量分别约2000亿桶和82500亿立方米。今年年初，北京终于批准了外国公司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油田开发权。

中国只有5%的发电量来自水力发电，北京已决定今后增加水力发电所占的比例。目前正在考虑修建的是中国规模最大、争议最多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这项耗资100亿美元的水电项目要截断长江上游的流水，在修建过程中还要淹没一些世界顶级的美丽旅游景点，涉及110万居民迁徙。这一计划已在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批准，并将于下世纪初完工。工程结束时将增加1700万千瓦发电量，相当于目前全国的供电总量。另外，中国政府还计划在黄河的上游修建15座水利枢纽工程。

目前中国只有一座核电站投入运行，这座核电站即是位于上海西南部的秦山核电站，其装机容量为30万千瓦。第二座核电站正在修建之中，它就是位于广东省的大亚湾核电站。中国已表明将在辽宁省修建另一座核电站，安装两个从俄罗斯进口的核反应堆。到2000年时，将共有9个核反应堆投入运行，发电量可达到占全国供电总量的3%。

不论北京采用什么政策，要想彻底解决能源供应问题一是需要时间，二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目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不合理的价格进行改革。

科学技术在飞跃

世界上的首次载人宇宙飞行是不幸的。在尤里·加加林上天的500年前，一位名叫万户的中国人，把自己捆在一只木椅上，椅子下面捆上47只高功率烟火火箭，手中各拿一只风筝，命人为火箭点火。他没能飞离地面，死于燃起的大火中。

直到不久前，万户的失败一直是中国科技的象征，一个有众多历史发明创造的文明古国（从水车到阳伞）却在航天技术上十分落后。中国与工业革命隔绝，与西方科技隔绝，当它要发展科技的时候，把苏联选作学习对象，中国似乎注定要落后于科技飞速发展的西方世界。

事情并非如此。经过数百年来的挫折和失败，中国已接近重享科技发达之名。高科技出口突飞勐进——去年增加40%，达到39亿美元。电子产品和计算机零部件在海外销售良好，中国在生物科学和超导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甚至航天事业也由于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而迅速发展。中国把亚洲卫星通信公司的卫星送上太空，以30%-50%的价格与美国和欧洲的卫星发射服务抢生意。中国第一位的卫星火箭生产厂商，长城工业公司的副总裁说：“我们的火箭发射技术既简单又便宜。”

尽管经常缺资金和设备，科学家已开始在世界上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智囊机构——SRI International进行的科技论文统计表明，1988-1990年间，署名中国作者的文章数目增加40%，这些论文被其他论文引用的数量增加近60%。论文引用是衡量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熟悉情况的美国专家说，中国科学家在广泛的领域里正迅速赶上西方的同行，并在几个领域居领先地位。它们是：

激光和光学。中国人在用于生产特殊用途激光器的某些晶体生长技术上领先。国产激光器广泛用于医学领域，如，代替普通手术刀的激光手术刀，以及通信用的光导纤维。

生物科学。中国人使用现代基因分割技术，制造出高血压B疫苗、抗病毒土豆和西红柿、首株基因工程培植的烟草等。用高科技烟草生产的香烟今年晚些时候即可上市。

超导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中科院的物理学家赵忠贤制造出在-194.5°C较高温度下的超导体，SRI研究把中国人目前的研究成果称为“世界级”的。

碳同位素。西方科学家对中国人在碳富勒烯或巴基球这一新兴领域的突出研究成果感到吃惊。这种奇特的球形碳分子将来有一天可用于生产从微型轴承到超导导线的各类产品。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力量在于人口数量：700万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当中许多人毕业于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第一流大学。但是如何发挥这些科学人才的聪明才智从来都不简单。既有资金技术的困难，又有文化政治上的障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有4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普遍认为其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50年。共产党着迷于科技进步的观念，向苏联人谋求帮助。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高科技产品从莫斯科大量输入到北京，到1964年，中国已能生产计算机，并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但中国与苏联关系破裂后，科技进步速度减缓，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停滞不前。在革命热情冲击下，搞科学被视为贵族行为。学校和实验室关闭，科技人员被下放到工厂或农村去劳动锻炼。“一些科技工作者被体罚摧残，一些甚至被迫害至死。”位于华盛顿市郊的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亚洲科技处主任温迪·弗里门说。数年里，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被轻视遭歧视，现在有的教授工资收入还不如宾馆服务小姐。

在邓小平提出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的号召下，中共发起一系列现代化发展计划，力争在2000年赶上西方科技水平。其中之一是“863计划”，起因是1986年3月中国4位著名科学家向邓小平建议的。它集中了全国科技力量重点发展7项战略科学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新材料、信息、自动化、激光、航天和（后增加的第8项）通信。另一项是“攀登计划”，着重于基础学科研究。第3项是“火炬计划”，创建高科技工业园区（有些同时修建廉价住宅区和附属设施），旨在把他们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投入市场。

变化中的代表人物

刘达临：性行为民意调查专家

刘达临的第一个职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1980年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做企业管理工作。他觉得工作很乏味，便决定撰写婚姻和家庭关系类的文章给报纸投稿，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很快读者回信提出了大量的问题，这使他确信读者既想更多了解却又难以启齿的问题是性。刘达临找到了知音。

刘达临征得了政府部门的同意，组织并资助计划生育工作者展开对23000人的社会调查，内容是关于性行为习惯和态度。这次调查的结果成为他在1990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的性行为》中的主要资料，这是一篇开拓性的研究文章，分析了从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到离婚的全部性行为状况。抽样结果证实，中国妇女和男性都越来越重视性行为满足和个人实现的价值。从此以后，61岁的刘达临一步步地拉开中国私生活的帐幔，他自己也成为性行为研究的主要专家。学者和市场营销人员都把他的开拓性报告简装本到处宣传。

刘达临现任上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但他的大部分性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在校园之外进行的。他主持一个上海广播电台的热线节目，他写的关于古代中国性史的著作将于6月出版，书中插图使用他从情色作品中搜集的图片。他正在写此书录像版的文字稿，准备于今年晚些时候投入制作。他把从出版《性行为》一书和其他43本关于婚姻和性的畅销书中得到的版税用于其他更多的调查研究项目中。他正在寻找出版社出版他写的关于同性恋的书，他认为中国大约有2%的同性恋人口。

黄兵：回国的银行家

黄兵，32岁，向在海外学习或工作的青年人建议他们回国的时机。如果大家以他为榜样，他们将加入专业人才队伍，为中国未来的建设做贡献。

黄兵个人回国的决定受家庭传统的影响。他的外祖父何恩敬20世纪初在日本帝国学院学法律，学成之后回国在广东省中山大学教法律。何恩敬1936年在毛泽东同国民党谈判时任毛泽东的法律顾问。黄兵的父亲黄华多年在国外，担任过中国驻加纳、埃及、加拿大以及驻联合国的大使，1976-1982年任外交部长。黄兵在加纳出生，成长在北京，后在美国待了8年。他在哈佛大学学经济学，毕业后在旧金山的Kakar电器公司供职。1987年回国，任一家外国商社驻上海办事处的代表。当他到美国花旗银行申请做一家房地产项目的赞助人时候，花旗银行拒绝了这个项目，却留他在银行工作。1990年他成为花旗银行驻中国的代表，现在他是银行界的一个领袖级人物。他经手在上海开办了第2家办事处，并希望很快获准在北京开办第3家办事处。他的主要任务之一：说服中国的中央银行，外国的金融机构对政治稳定构不成威胁。

李清媛：

许多人经不起诱惑从政府公务员岗位转入私营企业工作，而李清媛，43岁，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她现任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的一名处长，作为新生的资本市场顾问服务于私营企业。她还参与主持两星期一次的《经济学家论坛》电视专题节目。李清媛说：“我们需要一个聪明的政府，它知道什么东西必须控制，什么东西需要放开。”

李清媛是四川人，1976年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政治学，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去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国内，她协助建起了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并任其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资本市场需要更多的立法才能使其运转更顺利。李清媛说：“当纽约股市成立200周年的时候，我们这里只有1岁。我们在向前进。”

进步中的困扰

在四川省会成都市，今年春季的一个星期里，人们庆祝在成都会议中心召开的全国酒类食品类展销会。5年前，像这样举办商业活动是不可能的。

经济的飞快变革产生各种潜在的不稳定混乱和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出巨大的进取心和动力所产生的力量。十分明显，经济发展拉大了城乡人民收入的差距，驱使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由此加剧了地方自治和地区本位主义的新离心力量，它不断削弱中央集权的力度。成都市内每天多达3万人聚集在此交易近50家设在四川省的企业的股票。这个新开的股票市场未得到北京承认，但当地政府因为有钱可赚不能不管。他们提供场地，参加交易的人员入场付门票0.5元。一位省政府官员说：“我们有我们自己规定的条件和要求。”

事实上，改革的速度和范围可能已超出中央政府的控制。当北京想要控制1993年的经济增长率在10%以内，担心会由此引发更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而四川和其他省的领导都不理睬这个目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近日曾对香港听众说：“广西不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

下放经济发展的决策权给地方官员一个创建自己的独立王国的机会——实施过程中经常会抵消改革的目标。按照邓小平的方针，全国各省市县去年一年相继创建8700个“经济开发区”。其中不足真正用于开发工业生产的2%，绝大部分开发区实际上为房地产投机炒作提供了机会。典型的情形是：当地政府创建一个开发公司，抱着将来出售工业园区的希望，建起居民居住小区和其他配套设施出售给外地人。

开发区的这类高额消费的一个结果则是中国的8亿农民收入不足。自从1989年起，数百万的农民每年向国家出售农产品，得到的却是“白条”，当地银行缺少足够现金兑付。今年年初，四川省的农民曾发生短时期的骚乱，原因类似于售粮打白条的现金流通问题，当地邮局不能兑付在外地工作的亲属寄回家的汇款单。中央政府已下令彻底解决此问题，但是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

另外，对农民的卡压比过去加剧了。自1990年以来，谷物的售价实质上已多年不调整，而化肥、农具等的价格已翻了一番。由于农民对自己的现状越来越不满，现在的担心是：除非农民能得到合理的收入，农业生产有可能大幅度滑坡。在3月召开的人代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警告说：农民的不满“可能对农业的健康发展和正常的粮食供应产生巨大的影响”。政府已决定下一年度拨66款亿元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水利设施、化肥补贴——以扭转这一局面，但没有人相信仅靠投资就能改变农民的境遇或阻止农业经济的下滑趋势。

面对不明确的未来，数百万的农民走上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乡村的火车站门外挤满了外出打工的农民。去年冬季，为增开铁路客车，5000多列货车停运。专家估计，约有1亿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而到2000年，这个数字将翻一番还多。

起初，北京的制定政策者确信小型农村企业和服务性公司可在20世纪90年代吸纳1.5亿剩余农业劳动力，但农业信贷短缺打破了这个设想。在四川省中部水稻产区一个约900人的农村，在村里建起了农产品加工企业，到1985年时已把半失业农民的年收入提高到262美元。但自那时以来，由于增加投资不到位，村里办的初级米酒厂和饲料厂无法改进扩建，致使人均收入一直停留在7年前的水平上。

城乡各地因资源短缺而导致不良反应。例如，广东省的两个农村的居民为争夺一片树林的拥有权而动用土枪、斧头和铁棍大打出手，他们都想把树林出售或出租给外来投资者。今年年初，广东省的农民炸毁一座天然岩洞，那是邻村经营旅游业管辖的一个景点。

这些暴力行为导致社会的混乱感，这种混乱有时以奇怪的令人痛心的方式出现。在山东省，从省会济南到孔子故乡曲阜的新建公路上，卡车、大轿车、小汽车占用全部四车道向同一方向行驶。交通警察部门由于人员编制和资金不足，对此很少过问。路边各式饭店林立，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站在饭店门口，向过往的司机打招呼，提供“特种服务”。北京的公安部的官员说，娼妓和吸毒现象“死灰复燃，并逐渐上升”。公安部长直言不讳地说：“抢劫案件上升。抢劫商场和银行在过去几乎从未发生过，现在开始重新出现。劫持火车和汽车犯罪威胁运输安全和乘客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指出了城市中可能的不安定现象。报告列举出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破产国有企业的职工失业现象。劳资关系在下降。辽宁省报道说在7个月内有276起事件。工厂经理和管理人员遭愤怒的工人毒打，要派警察去保护工厂高级领导人员。社科院的报告中还披露，在所调查的人群中，有50%以上的人对去年以来房租和医疗保健费支出的上涨等这样的改革感到忧心忡忡。

通货膨胀以及其相关的不平等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解决。中央银行官员承认，他们不能控制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两者都在大幅度增加。同时，为平息工人动乱再度加剧，中央政府每年投入90亿美元（数额超出财政预算赤字的两倍多）用于支持亏损国有企业的信贷。

中国目前经济高速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与美国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鼎盛时期所遇到的问题相似：腐败、投机、藐视法律。有些中国人认为贪心和混乱是争取经济和社会解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北京的一位律师说：“经济发展了，犯罪也会同时上升。”

“第四世界”的生活

“桑树的桑，桑树的桑。”——29名成年人正在随老师大声朗读，老师教他们学习汉字“桑”。在灯光暗淡的教室一角，18岁的焦彦龙正吃力地在练习本上写着“桑”字，他的母亲杨淑琴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在贫困的甘肃省陇西县的这个文化学习班上，焦彦龙是最年轻的学生，他不仅为了学文化，还为获得个人自由。他解释说：“我小学四年级时辍学。现在我已经学会了100个字，我得学会1000个字才能去城里找工作。”

《新闻周刊》的文章宣称，对焦彦龙和成千上万的像他一样的人来说，现代化就是天堂，是人们所向往的遥远的一块宝地。直到现在，他们仍处于中国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属于官方规定的年收入35美元“贫困线”以下的2700万农民，仅能勉强维持生活。民政部副部长说，他们已不再挨饿，但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另外5000万农民的生活水平略高，年收入达50美元，只相当于1990年全国平均收入的一半不到。甘肃省的贫困人数比例高于全国。

甘肃省（人口2300万）面积略小于法国的国土面积，境内多山川，土地贫瘠，气候恶劣，有时候被称为“第四世界”，意指其贫困和环境恶化。用人拉犁或拉车，而不用牲畜或机器，就像1000多年前的祖辈那样，在这里并非罕见。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9年，甘肃省1890万农民中有34%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政府官员承认，这一比例在降低，部分原因是中央政府每年给甘肃各级政府1050万美元的财政补贴。即使如此，甘肃86个县中的59个需要国家援助来维持农民的温饱。定西地区，人口26.3万，90%的家庭没有自来水，1/3的地区不通电。婴儿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唯一增加的是人口，去年一年全省增加23万人，相当于一个县的总人数。同一年内，因土地土质恶化、沙漠化和无计划的工业建设所减少的可耕地相当于一个县的可耕地总量。

焦彦龙的5口之家，父母亲、姐姐、奶奶，加上他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他们4个劳动力耕种从政府承租的5亩土地。由于所收获的1000公斤小麦勉强够吃，他们靠种菜地卖些菜每年收入90美元，这些钱用于买粮食、衣服和其他必需品。一年下来，全家没有任何节余。他们一家只有一处砖砌的可烧火取暖的土炕，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黑白电视机。

中国其他地区经济腾飞带来的滴入论利益在陇西县已初见端倪。私营企业已开始出现，大多数是夫妻店或小饭店。57岁的弗利·唯拉里尔，一个食品农业组织的顾问，自1987年起多次来到陇西，他说：“家家的食品多了起来。砖瓦房多了起来，代替了泥土棚。”

这一变化或许更大程度上归功于唯拉里尔启动的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项目，它共援助8个省的28个贫困县。联合国贷款陇西政府20万美元开办一家地毯厂和一家面条厂，现在已为8000个家庭提供工作机会。这笔贷款归还后，将用于扶持贫困家庭妇女，每人最高可贷款500美元开办家庭副业。受益人之一是焦彦龙的母亲杨淑琴，她贷款350美元购买6只小猪崽和塑料薄膜覆盖菜地。由于这一笔小投资，焦彦龙一家年底会有第一笔存款。唯拉里尔说：“这是喷洒论而不是滴入论经济学。”焦彦龙一家定出更高的目标。他母亲杨淑琴说：“我的收入肯定会提高，我要学会写字算术。真幸运，我只有两个孩子，我有时间学习。”她还有时间挣钱。

“自我一代”的时代

对数亿的30岁以下的青年一代人来说，物质财富和自我实现是对未来的试金石。

星期五晚上在老上海中心区，J.J.舞厅里正进行着狂欢。大约1000名青年人付4.5美元门票来到全上海最出名的迪斯科舞厅，它以香港最出名的夜总会命名。在频闪灯光下，浸着激光灯光，男人西装领带，女士衣着时髦，伴着节奏强烈的音乐，在层层舞池里旋转起舞。在舞池四周的小桌旁，企业家新贵们轻轻地吸着饮料，不时地对着最新式的蜂窝移动电话讲话。中途退学的大学生当上舞厅侍者，收入相当于神经外科医生工资的4倍。他们一边喝着啤酒和白兰地一边传递免费的求职信息。

J.J.舞厅的年轻人像这样狂欢在台北则再平常不过了。而在大陆，它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个人自由和职业自由。青年人有抱负懂技术，利用经济改革的机会，他们更自由地追求财富、寻找朋友和实现自我存在。30岁以下年轻人中的最激进者利用新的自由，批评家把他们称为“自我一代”。这样的描述尚不公平，更准确的应该把他们看作是无理想的人，对什么都不相信，而只相信自己，只相信现代化的需要的青年人，他们把市场经济视为满足两个愿望的手段。

中国有3亿14～28岁的青年人。他们被称为“第4代”，以区别于前3代人，前3代人哺育出革命者和理论家。第4代人成长在相对富裕的家庭里，未受到早年战争和饥荒岁月的影响。许多人实际上对邓小平改革之前的情形了解甚少。“他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西安40岁的陕西省青年联合会主席说。北京实验戏剧培训班的创始人、30岁的牟森认为，20多岁的青年人与上一辈人的心态完全不同。“他们的认识受到摇滚乐、电视和体育运动等的影响。”

“自我一代”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是漠不关心的。“政府就在我们周围，但我们却丝毫不注意它。”23岁的北京的艺术家兼摄影师聂政说，“我们感兴趣的是抓住经济改革带来的机会。”

对聂政和其他人来说，这意味着失去铁饭碗，失去社会主义制度带给中国工人阶级的就业保证和福利待遇。聂政为北京数家广告公司做个体绘画设计工作。工作所得的报酬足够他支付他所喜爱的日本照相机、CD和名牌太阳镜的费用，还让他有足够的时间读书和绘画。性方面的自由也是原因之一。

青年一代都受到下海的冲击。下海即指抛弃国家分配的收入较低但稳定的工作，承担风险到私营企业竞争应聘，收入自然高得多，但风险也大，安全系数小。西安一名准备上大学的高中生，18岁的庞瑞说：“我父母亲想让我当教师或医生，可以有些安全感。但我要干我所喜爱的工作，大笔大笔地挣钱。”

学生孟光军，18岁，也深深地被承担风险的主意所打动。他说：“你能更多地了解自己。”另一位学生，周士文，19岁，曾看了许多香港电视，从而对外部世界有更深刻的了解。他看问题不那么书生气。他说：“外国人对待风险就像跳蹦极或在长城上骑摩托车。”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都想效仿王国庆那样的人。王国庆，今年37岁，3年前从西安中国银行辞职后下海经商。他当工人的父亲差点与他脱离父子关系。王国庆说：“父亲认为银行是所有工作中最好的。”现在他的看法已经改变：王国庆已是拥有百万美元财产的零售商、饭店老板和房地产开发商。他身穿皮尔·卡丹套装、意大利皮鞋，戴2000美元一块的日本手表，另外，还有一些与他同样装束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做他的助手。

“人人都想当老板。”25岁的赵莉说。她是武汉的外语专业大学毕业生，两年前辞去政府翻译的工作，到北京的一家外资公关公司做经理助理。工资是过去的5倍，她从拥挤的宿舍搬进自己两室一厅的公寓。她的职责也成倍地增加：她开始接待越来越多的国际客户，管理更多的本地员工。“我父母亲来北京住在我的公寓里。他们看到我能独立生活，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他们也为我感到难过，因为我没有时间享受这些。”当她被告知她的同学都已经有了孩子时，她说：“我没有时间结婚。”

这种认识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它强调了“自我一代”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所发生的根本变化。随着人们结婚年龄的提高，轻率的婚前性行为变得更常见：据一位专家指出，20%的已婚夫妇承认有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69%的人能宽恕婚外性行为）和离婚（1000对已婚夫妇中有1.47对）也在稳步增长。新的生活压力增加：夫妇双方加班工作，才能有足够收入以把孩子送进私立幼儿园，有钱为换好工作而上夜校充电。

城镇青年人越来越多地在选择配偶时求得父母亲的同意。他们把恋爱、求婚和美貌变成一桩大事业。“在过去，人们都不好意思公开自己恋爱的消息，现在可不一样了，他们要让人人都知道。这一来导致花店泛滥，情人咖啡馆、情人酒吧、电影院和卡拉OK情人座位等到处可见。”一位广州的研究人员说。

挑选终身伴侣的基础也在不断变化。“改革之前，对方是不是共产党员是要主要考虑的条件。现在人们的标准变了：看你的钱有多少，看你的专业技术职务高低和看你的相貌如何。”这位研究员关于广州青年人的一项调查表明，80.2%的人把性感作为婚姻对象最重要的标准，以下依次为性格（72.3%）、相貌（72.2%）、收入（64%）。

物质成功和个人满意作为新标准还带来另外的问题：青少年犯罪。全国范围内，25岁以下的青年人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0%，1992年却在犯罪人数中占70%。他们不都是来自生活困难的家庭。“大部分在押的青少年的家庭状况都比我的家庭好。他们不愁吃穿，但他们需要更多的钱去享乐，因此就去偷盗。”广东省立劳动教养学校校长说。姚玉斌，16岁，因盗窃一辆摩托车而被判劳教一年。他说：“我当时想的就是好玩。”

唯物主义之外的信仰

曾被视为“精神鸦片”的宗教死灰复燃，包含从传统的宗教到泛灵论、神秘派宗教。中国的精神信仰现在成了新的、旧的和神秘派宗教的大杂烩。

公元1世纪成立的佛教，在过去的30年中，可能是在基层受破坏最严重的。现在佛教正重新恢复，尽管整个发展并不平衡。在四川省会成都市，这里也是进西藏旅行的起点站，个体商户沿主要大街建起商店，店内摆满色彩鲜艳的唐卡和小佛像。政府当局谨慎地批准更多的新人入佛教寺院做和尚。在广东省，家族宗教的势力一直很强大，街头传教者用线香为新近发迹的和近来焦虑不安的人祭祀祖先。

西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这里的伊斯兰教大发展。整村整村的人都是伊斯兰教信徒，而少数民族出身的地方干部不必与宗教脱离。

虽然专家们不承认佛教或伊斯兰教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外有重大的发展，但新闻界常常对新的旧的迷信提出警告。祭祀祖先从没有遭到禁止，但近来家庭宗教、对各类救世主的崇拜和迷信，如萨满教那样的神秘教派等再度重新发展。人们重新选择信奉道教，道教是多种家族宗教的混合体，主要教义源于《易经》。

另一个近年来得到恢复的传统是气功。

据政府和学术研究单位的统计数字，发展最快的宗教是基督教。部分原因是它的基数小，开始时比其他的宗教人数少。

艺术的流行榜

北京西北郊区旧的夏宫圆明园内，有一个村庄叫福圆门，这里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的家。大约40名勉强谋生的画家住在农民的房子里——一座有4个房间的平房，租金每月55美元。他们在这里搞艺术创作、争论、探讨、相互批评各自的作品。一天的工作下来，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侃大山”。任何题目都可以谈论。在最近一次的典型的议论中，两个身着皱巴巴的衣服和拖鞋的青年人，正在争论把人们熟悉的毛泽东的形象放入他们画里的意义：那究竟是艺术还是商业花招？

这个成立已达4年之久的艺术之家，体现出北京官方在捍卫政治和文化正确方面的宽容大度，这一点出乎人们预料。画家、作家、音乐家和其他艺术家享有从未有过的自由。或许是因为，过去为成功艺术家封官或给予财政支持的办法不再执行。在迅速扩展的文化市场上，有创造力的独立的人们能致力于响应市场的号召，许多人已得到利益的回报。圆明园画家王强，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钢铁公司做工业设计，他觉得那个工作“极其枯燥”便辞职了。一年后，他一张画卖了1200美元，相当于他在工厂工作3年的工资。

新的环境气氛带来文艺界百花齐放——特别是流行文化，它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唱反调，重点在强调个人性主题。有争议的电影，带挑战性的剧目，让人皱眉头的书等直接可与公众见面而无须先经过审查。关于三角恋爱的电视连续剧，表达青少年极度伤心悲痛的自拍摇滚乐录像都可在国家电视台公开播放。大多数情况下，唯有来自市场的压力：作品有没有市场？

对许多文化团体来说，那意味着他们所不熟悉的破坏性压力。政府官办的文化团体，如中国交响乐团、中国芭蕾舞团，要学会处理观众减少、资金缺乏、因青年演员到国外工作造成的减员等问题。严肃作家，如获奖小说家张洁（《沉重的翅膀》），56岁，“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时开始写作。她的读者都慢慢转向通俗作品。然而她不打算迎合新市场，她说：“我仍然有高雅读者群。如果我的书在小市民那里卖得很畅销，就很难理解了。选定自己的文学种类是精神选择。”文艺批评家指出，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文化沙漠”，但是在非官方的文化市场，那里的沙漠上却是百花齐放。

如果说有一条贯穿近期的创作气氛的主线，那就是个人主义思想。关心个人利益，一部分原因是知识分子被迫处于隔离状态，一部分原因是反映了对政治的淡漠及对很少探索过的个人生活压力的关心。在这场新运动中的佼佼者有：

方立均，30岁，1985年考入负有盛名的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攻读板画复制。方立均早期的油画都是单色的，描绘普通人在无彩的世界上度过乏味的生活——张着嘴，凝视远方，为看不见的照相机摆姿势。他1989年毕业后即在圆明园租下一个画室。到1991年，他的油画开始加上颜色。但他所描绘的人物也变得更孤独、变形更大——他们光头常常是鳞茎状的，他们的微笑通常暗含着威胁，人类被脱去衣服只身面对周围的环境。北京最著名的艺术评论家说：“方立均对崇高的理想和英雄主题都不感兴趣。他以一种玩世不恭的眼光去观察他周围的普通家庭和朋友。”

张艺谋，43岁，巩俐，27岁。他们作为中国最有天才的导演和女演员赢得国际承认。他们出色地描绘出在令人窒息的社会里的人间爱情与悲怆。这种承认的影响已返回到国内。中国的电影观众终于可以看到《菊豆》（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即使在它们获奥斯卡奖提名和其他西方大奖之后，北京当局仍禁止这两部电影上映。张艺谋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审查人突然改变主意，但很高兴注意到，这两部电影加上近日完成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在国内创造了良好的票房收入。《秋菊打官司》在国外上映不久即在国内发行。张艺谋说：“这几部影片的票房收入接近武打功夫片。这说明我们表达自己的心愿能赢得一大批观众。”

崔健，31岁，中国摇滚乐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超级歌手）。他开个人音乐会必须申请批准。但官方对他的挑战性内容的怀疑已在减低。去年3月，他在华北城市石家庄举办音乐会，礼堂里挤满9000名高声尖叫的歌迷和舞迷观众，有不足100名警察维持秩序。

为取得音乐会的承办批准，他把音乐会同慈善活动结合起来。例如，为洪水救灾捐款，为教育捐款，或欢庆亚洲运动会的召开。他的演唱使用粗犷浑厚的声音，以博得男青年歌迷的热烈欢迎。崔健演唱的歌曲的歌名反映出离群的青年的沮丧（《一无所有》），其他普通人的强烈愿望（《不是我不明白》）。“摇滚乐不是质朴的诗歌，你说出实际的问题。”例如，经济活动中自由市场竞争的影响：“一些青年人忙于学习充实自己，另一些人想赶上来却做不到。他们处于一种危机中，他们感到困惑。我同情他们。”

王朔，35岁，中国文学界的新秀：通俗小说大王。在一个严肃作家指出无人读他们的作品的时代，王朔卖出10倍数量的书，每年约50万册，挣的钱相当于成名作家的100倍。他的40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骗子、妓女、走私商人、地痞流氓、失业者——努力奋斗争取幸福生活的人。他以《顽主》、《过把瘾就死》等畅销小说主要吸引了青年读者的想象力，《顽主》是一部关于享乐主义的青年文化的幻想，《过把瘾就死》讲的是一对青年夫妇的婚姻解体。批评者把王朔称为“流氓”，王朔所写的是地痞斗地痞，他还用了北京土话和下流的街头俚语。

英达，33岁。当他1988年来到纽约市Lorimar电影制片公司做实习生时，已是很有前途的演员兼导演。他被派去Kaufman Astoriar制片厂，观察导演艾伦·帕库勒拍摄电影《明早再见》，那是一部名不见经传的影片。同时那里正在拍摄影片The Cosby Show，英达与剧组成员交上朋友，并经常跑过去观看拍摄的情形。5年之后，他主演了电视肥皂剧《爱你没商量》，一部描写青年一代的人际关系的发展变化的剧目。这部电视剧公开放映后，成为全国轰动的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之一。他目前正与王朔合作，拍摄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我爱我家》描写一个北京家庭对应社会变革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旨在为人们提供喜剧性慰借以及一种道德修养启示。

英达从小就有表演的天赋。他的父亲英若诚是中国著名的演员之一，曾于1986-1989年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英达自幼享受到优越的家庭教育：他在北京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后，在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戏剧导演专业学习。1989年回国后从事电影表演工作。他说：“电视代表未来。”他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应当把政治交给政治家去做，我只是个艺术家。”

秘密武器：华侨的作用

《纽约时报》最近关注到了中国的另一个群体。

约翰尼·劳小时候离开中国——对他来说是明智的选择，现在看来对他的祖国来说也是明智的选择。劳出生于广州，来到澳门与叔叔住在一起。他日后从事电器商品经营，从澳门先后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地。他获得了日本的机械工程学学位和新加坡护照，1975年在香港开了一家个人贸易公司。他专营音响类电器配件，用纸袋装上样品到处推销。如果他当初没有认识到中国给他带来的巨大商机，那他现在还是一个小商人。1981年，在别人还没明白中国的巨大潜在市场时，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山市建起一座小工厂，生产廉价的音响设备。44岁的劳回忆说：“那没什么。当时没有电，人们也不懂得经商。”

今天，中山市已经大获成功，劳的通美公司（Tomei）同样兴旺发达。公司年销售量达5亿美元，为索尼、菲利普、RCA等公司提供高质量音响器件。劳在华南设有12家工厂，共有职工2.6万人，在香港的总部有雇员350人。他说：“办加工企业，中国是个天堂。”

劳和其余5500万海外华人被证明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他们用几个世纪的时间在东南亚地区发展起来，在美国和加拿大建起繁荣的立脚点。海外华人不仅推动中国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而且投资修建工厂、港口、发电厂甚至公路等以扩展大陆的基本建设和起步中的消费市场。到1992年底，国外直接投资达500亿美元，其中的80%来自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所有这些地区都由华裔商人占主导地位。

直到前不久，他们只是满足于在侨居国家努力发展。现在，受中国匆忙的经济发展的推动，又看到在本国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少，他们便联合起来形成在整个亚洲举足轻重的资本和企业网络。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人移居海外，这次是他们第一次与祖国大陆联合起来，建成一个没有国界的国家。它因血缘关系、事业心和努力奋斗而联系在一起，将来有一天会成为西太平洋沿岸的强大无比的经济力量，能与日本抗衡。

这个巨大变革的设计师中有63岁的莫塔·里亚迪，其父母在20世初从福建省来到印度尼西亚。里亚迪年轻时在雅加达一家自行车厂做工，后进入银行业发展。他努力奋斗建起力宝集团（总资产40亿美元），经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名打印度尼西亚全国最大5强企业之一。他在香港开了第二家公司，力宝投入资产10亿美元。他计划在中国建造发电厂、港口和工业园区。地点设在他的祖籍福建省湄州湾莆田市。

海外华人的商业成功依靠与家庭、种族和祖国的密切关系来维系。这种密切的联系在大陆称之为“关系”，它对经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从单纯经济发展考虑，上海应该是比莆田更合适的投资地点。但在中国更重要的是你必须认识人——福建是我们的老家。”里亚迪的儿子史蒂芬这样说。他今年32岁，在美国大学毕业，现任力宝集团香港公司总裁。

一位香港银行老板说：“关系太重要了。你在大陆见到的企业几乎都因家庭亲情关系决定建厂设址。”例如，劳在中山市建厂，因为中山是其妻的出生地——此种联系可以获得当地政府的信任。安德鲁·崔，63岁，台湾商贸企业Easyteam国际公司的总裁。他直到6年前才第一次回到山东老家。他回忆说，他同一群“台湾山东老乡”回到山东，“受到的接待太热情了，让人感到盛情难却。每到一地，都实施交通管制，车队前有摩托车开道，当地的最高领导接见。”结果是山东台湾工业文化协会在省里成立一个办公室，已谈成数个投资项目。

祖国大陆的吸引力使得海外华人重新创建原本已淡漠的家族联系。例如，在新加坡，甘姓的，郭姓的，客家人等，所有同大陆有密切联系的华人群体都越来越频繁地召开同乡会，商讨投资问题。一个客家族人团体就已经签约在广州市投资4400万美元修建商业居民区工程。

通过关系，海外华人控制着发展的精髓：资金。去年，在《幸福》杂志选出的341位世界级亿万沃尓沃中，他们占17人，而有1.1亿人口的日本只有18人。“虽然日本、欧洲或北美拥有更多的资产，但这些华人领导的企业大体上不负债，发展速度高，资金充足。”雷蒙特·钱说。他是香港最大的食品与包装企业南顺公司的总裁。

这一网络连着香港和台湾，香港、台湾加大陆即构成所谓的“大中华”。香港制造商和其他企业家在中国共投资100亿美元以上，仅在广东省就建起25000个工厂，雇用300万人从事服装、玩具、电子器件及其他出口产品的生产加工。这个数字接近香港产业工人总数的4倍。香港和大陆经济联系紧密，致使30%的港币在大陆流通使用。戈登·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工程师，霍普韦尔股份公司的总经理，他用自己的方法加强这一纽带：他投资12亿美元修建广州至深圳特区122公里的高速公路，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过去曾躲避中国的大亨们现在都纷纷涌向中国。香港房地产和电信巨富李嘉诚，以世界华人首富著称，已签约在上海修建集装箱码头，在上海和北京建商业中心，在华南建工业园区和修筑公路。他还有意收购北京的一家钢铁企业。吴光正，已故船王包玉刚的女婿，正计划在长江沿岸城市武汉投资20亿美元建设工业园区、铁路和港口设施。吴还有意在位于长江入海口附近的宁波市修建一座集装箱码头，宁波是其岳父的家乡。

台湾政府也许仍在北京官方的敌人名单上，但这一点并不能妨碍台湾企业家在大陆投资约6000个建设项目，资金总额40亿美元。这样做其中一半的动机是为了生存。20世纪80年代后期，工资成本上涨和货币升值致使台湾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减弱，许多企业家因此关闭了不能赢利的轻工产品生产线，把它们搬到福建省重新建起来开工生产，福建是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祖籍——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高清愿（Kao Chin-yen）创办的统一企业集团，去年在大陆开办了4家农产品加工厂，生产动物食品、番茄酱、面食和面粉等。统一方便面在大陆深受欢迎，公司设在北京的一家工厂产量还不能满足当地的需求。

新加坡打中国牌的速度稍微慢了一步，但去年已在大陆投资3.2亿美元。李光耀总理与北京的友好关系，可能协助新加坡4家国营公司在今年竞标中获准福建省的一个工业园区的项目。

泰国的华人还没有对大陆进行投资活动。华裔占泰国总人口的12%，却拥有50%的私营资产。华人在泰国与当地民族同化的程度高于其他国家。一些人不喜欢被当作华人，但他们“文化上种族上仍保持很重的中华民族习俗。”曼谷《时报》一位华裔泰国人编辑说。

泰国最大的投资者是曼谷的正大公司，由中国移民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现在的董事长是创立者的后代，54岁的谢国民。这家农产品公司在大陆投资经营30家饲料厂、一家摩托车厂以及其他30家企业。另一投资商是曼谷银行，它是中国黄金商人1944年创立的。它曾资助许多在泰国的华人办企业，那时许多其他泰国银行都不肯给他们贷款。曼谷银行在汕头已设立分行，汕头是泰国许多大沃尓沃的祖籍。

在马来西亚，全国人口的30%是华裔，他们同样受益于8.5%的年经济增长率。文化上社会上马来西亚华人与占人口大多数的马来人基本上相互间不来往。当地华人从不夸耀自己在大陆的投资。但罗伯特·库奥克的房地产和农产品集团在中国开办了6家香格里拉饭店，并计划在上海和北京投资房地产项目。文森特·谭的成功集团（房地产、食品加工）获得在广州经营管理政府的彩票事业。

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则更加谨慎。向大陆投资是个很微妙的话题，甚至势力强大的萨利姆集团都不愿公开在其总裁故乡福建省投资工业园区项目的消息。萨利姆集团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总裁Liem Sioe Liong是苏哈托总统的亲密朋友。

中国是海外华人网络投资热潮的中心目标，但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也加强了。正大集团是台湾的主要投资商，它同时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有数百万美元以上投资。新加坡计划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共同建设“三国联合发展区域”。

沿太平洋西海岸的无国界国家的发展，大致上是出于香港富人对回归祖国统一的担心。约7000香港和台湾商人去年一年就在英属哥伦比亚投资30亿美元。李嘉诚拥有设在加拿大的Husky石油公司。在加拿大，那是一家主要的石油加工企业，在温哥华市区的总部占地面积70公顷。他儿子李泽钜，29岁，负责加拿大的这家企业。

研究外族人经济集团的作者乔尔·科特金说，在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华人资产的高科技公司已投资10亿多美元。“7万名工程师中有1/3有华人血统，他们参与建起了加州100多家主要的高科技公司。”硅谷这个立足点成为台湾计算机和半导体工业发展的重要资金和人才来源。位于台北市西南的发展中心，新竹科技园内30%的企业都是由所谓的海外华人创立的。

多国华人网络的成功，意味着“日本在太平洋西海岸将只能分享领导权”。香港的雷蒙特·钱说：“这一地区早已从这个转变中获利。”香港时事通讯《亚洲智慧》的出版商、咨询家罗伯特·布罗德富特说：“日本人正在撤出，日本海外投资除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外正在减少。然而，这里的房地产和股票交易市场由于华人的存在而迅速发展。”

当然，这其中也有风险。海外华人与祖国大陆的关系越紧密，他们被指责对所居国不忠诚的可能性就越大。在香港，一些富商大亨在争取更多民主的斗争中转向支持北京。台北的官员因台湾工商界对大陆的依赖性日益加重而发愁。“如果中国在亚洲到处施加影响，那会妨碍海外华人对所居国政府的效忠义务。”《帝国的儿子们》一书的作者林恩·潘说。“你必须在所居国家热心效忠。”印尼的史蒂芬·里亚迪告诫说。然而，目前大陆经济发展的吸引力比政治上的忧虑更强大——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中国，整个东亚都能从海外华人的奋斗中获利。

日本商人重返中国

日本商人的忍耐能力出众，但中国人用与众不同的方法来考验他们。20世纪70年代，中国官员常常请来访的日本客商先读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开始谈判。今天，日本商人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与日本公司谈判的中国青年一代人脱下中山装换上西装，并且完全掌握了谈判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他们着眼于将来，而不是过去。三菱公司驻北京的分公司经理平井安晖说：“现在谈判容易多了，谈判更正规更有章法。”

日本的大公司到中国投资迟了一步，但已经大踏步追上来。尽管因日本近来经济萧条，日本公司大大压缩了在其他地区的投资额，而像松下、雅马哈、奥林巴斯等大公司今年的对华投资额接近于去年的3倍，达到22亿美元。如果中日两国能克服因过去战争造成的怨恨，两国日益发展的经济联盟将必定会给这一地区乃至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

5年前，中国经济腾飞刚开始时，像克莱斯勒、德国福斯、飞利浦等西方跨国公司纷纷到大陆投资，日本主要公司旁观。今天，日本独资企业开工或合资企业签约的消息几乎隔一天有一件。例如，3月东芝公司在中国投资8800万美元创办的第一家企业开工，工厂设在辽宁省大连市，它主要为东芝在海外的其他企业生产电机和电视机零配件。公司高级总管白北川道久说：“工厂还打算建起生产基地，志在夺取这个巨大的中国市场。”

铃木机电公司已宣布在中国合资建设总装厂，并于1995年投产。这是日本第一家汽车生产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本田汽车公司去年签署了3项合资项目，预计到20世纪末时在中国达到年产100万辆摩托车。佳能公司在中国已建起两家独资出口型工厂：一家设在大连，生产能再生使用的复印机墨粉筒；另一家设在广东省珠海，生产照相机和镜头。佳能的下一步目标是创建合资企业生产和销售复印机。佳能的副总裁山治惠造说：“我们把中国视为重要的邻居，想让中国成为日本更好的朋友。”

本性谨慎的日本企业在向中国进军上左顾右看，特别是在70年代末出师不利，中国退出了第一批日本投资项目后，他们更加谨小慎微。然而，到了1989年，日中签订保护私有企业投资的协定后，日本对大陆投资的热情重新高涨。去年中共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经济改革的坚定承诺，10月日本明仁天皇有历史性意义的中国之行，都令日本企业界大受鼓舞。更重要的是，中国似乎在努力把中日经济关系引向正轨，尽量避免因为日本历史教科书一事，日本政府高层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危害中日关系的事件而争吵。

作为回报，中国可能就是患病的日本公司所需要的良药。劳动力在日本既缺乏又昂贵，而在大陆劳动力则既充足又廉价，工资水平只相当于日本的10%。在中国创建起强大的生产基地能恢复日本企业的赢利能力，为日本各类工业增加与韩国和台湾等地竞争的能力。最后，日本的国内市场，与美国和欧洲的市场一样，已相对饱和，而中国的巨大市场刚刚开发。

中国的劳动力加上日本的资金和技术，这种结合所能带来的成就不可估量。但这种关系必定会把两个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联系得更紧密。

15 1995-1996年 遏制中国及中国的未来

“亚洲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遏制中国。第一，这样做不会成功；第二，你这样做对中国的发展及其态度的变化起不了任何影响作用。它将变得仇视和恐惧西方，这对我们（东南亚）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我们与西方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我们对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一点很关注。”

……

亚洲乐观主义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中国的千百万人正抓住机会促使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政府使经济冷却下来的措施已使通货膨胀率从1995年初的21%降到年底的8.3%。中国的一位官员说：“这证明对财政和金融政策实行的限制是有效的。”

……

康奈尔大学校友聚会

自从去年康奈尔大学要求一位出类拔萃的毕业生在一次秋季校友聚会上发表演说的那一刻起，美国和中国的决策者们就知道他们碰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被邀请的人乃是台湾领导人李登辉。李登辉能够访问一度曾是他的盟友，可是迄今已断绝关系16年之久的国家吗？只要华盛顿坚持它禁止台湾高级官员进入美国的政策，那么这个问题看来不过完全是纸上谈兵而已。可是后来克林顿终于退缩了：在国会的压力下，总统发给了李登辉签证。

北京的抗议异乎寻常地激烈，并且采取了一些行动。在两国首都，人们都在猜测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其中包括从中国取消购买波音客机到不大可能采取的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等。

对于大陆来说，光是台湾作为一个离大陆沿海很近的对手的存在，就是对他们的合法性的公开挑战。中国领导人想知道，克林顿是不是发出了信号，既要完全改变中美之间历时23年的和解，又要开创一个可供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效法的先例。

驻北京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我认为，令他们感到担忧的与其说是这个具体的事态发展，不如说是这样一个事态发展可能导致的后果。”

白宫的辩护完全是防守性的。克林顿辩解的理由是：是国会迫使我这么干的。的确，对于来自国会的压力不可能再置之不理了。虽说来自去年11月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共和党保守派的压力是最强大的，可是支持李登辉的情绪是一致的：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几乎都是以近乎一致同意的票数通过了发给签证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决议。虽然克林顿的顾问们起初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可是他们开始对共和党提出的一项将要强行予以通过的、实际上要使对华政策不归总统管辖的议案感到担心了。他们认为，采取先发制人的退让行动，乃是大勇。

根据给予李登辉的特权的条件，他6月9日访问纽约州北部伊萨卡城的康奈尔大学校园，仍将是以私人旅行者身份回母校进行的一次探访。去年，他对一些东南亚国家进行了“高尔夫球访问”，这为他的风格赢得了“度假外交”的标签。

可是，这种战术仅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虽说许多国家会很愿意同台湾改善关系，可是它们更担心得罪中国，因为中国有着战略性的影响，有12亿人口，而且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就在去年，日本也面临了类似的困境。当台湾表明李登辉希望以私人身份出席广岛的亚运会时，北京发出了如此激烈的一连串抗议和反对，以致李登辉退缩了——尽管日本确实接待了台湾行政院的一位副院长。

对李登辉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更糟糕的是他去年早些时候受到的冷落：当他的私人座机在夏威夷停留加油时，美国国务院官员事先警告他说，他将不得不在飞机上过夜，他不能踏上美国的土地。对于这次侮辱性的做法感到抱歉的情绪，也许在去年9月美国的一项政策改变中起了某种作用。这些变化包括，政府允许台湾高级官员在美国过境停留一天。

如今，李登辉将访问6天。美国政府的一位官员在1995年5月底抱怨说，国会乱插手也许就像在瓷器店里横冲直撞那样，已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他很想知道，“当台湾行政院长下一个要求来访问，以及国会议员开始邀请台湾官员们在华盛顿而不是在伊萨卡同他们会晤时，我们该怎么办？”

台湾人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因此不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竟对台湾继续给予冷遇。李登辉认为自己的“私人”外交能帮助他们赢得一定程度的尊严。台湾的一位政治学家、国民党立法委员、前内阁部长魏镛说：“如果你轻轻敲门敲许多次，没有人答应，你就不得不大喊大叫，使劲敲门，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李登辉的敲门已经引起一片喧哗。

为什么要遏制中国

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强烈否认美国像过去遏制苏联那样正在努力遏制中国。他坚持说，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接触的政策，而不是遏制政策。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外交辞令？

遏制的意思是不是指同扮演旧苏联角色的中国进行第二次冷战？并不完全如此。这场斗争并没有意识形态成分。苏联在即将瓦解之前一直具有吸引力，世界各地都有同情者。今天的中国同毛泽东时代不一样，已没有这样的吸引力。如今的中国更像是19世纪晚期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对于它所处的欧洲大陆来说是太大和太强了。

中国的邻国现在也开始感受到这种压力。现在中国正在把其势力扩大到南中国海，宣称靠近它的4个紧邻但处于中国迅速发展的军队可以到达的地区之内的一些小岛是属于它的。这些小岛距离中国大陆数百英里。俄罗斯和西方的国防开支确实已经减少，但中国的国防开支正在大幅度上升，在过去的10年内增加了1倍。这些经费正用来发展洲际导弹，实现陆军现代化和创建一支远洋海军。

中国并不仅仅在国内发展自己的新力量。它现在把导弹和核技术输出到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地。中国同巴基斯坦的联系是对中国的宿敌印度进行侧翼包围的行动，而伊朗是个给旧的帝国主子西方制造麻烦的国家。

遏制中国必须从它尚处于早期时开始。这就是说要同中国的邻国创建关系，先从同越南创建关系开始。尽管美国决定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出于感情冲动，但是冷静地看一看，这样做的意义是地缘政治性的，即越南是中国的宿敌（它们两国曾在1979年进行过一场短时间战争）。因此，美国必须使越南成为美国的朋友。

只要看一看地图，你就可以了解到遏制战略的其他组成部分：（1）同印度创建新的安全关系，印度现已摆脱它同苏联结成的古怪的冷战联盟；（2）延长美日联盟，该联盟现在受到美国政府的威胁，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决意要在日本京都出售汽化器，这样一来它就危及我们在太平洋的安全的基础；（3）巴结俄罗斯人，尽管俄罗斯人在别处是多么犟，他们与我们在中国有共同的利益。

遏制并不是进行冷战干涉。遏制是几个世纪以前就有的一项强权政治原则。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创建了一个联盟体系，旨在遏制太咄咄逼人的法国。当代，大西洋联盟曾经遏制侵略成性的苏联。在这两个时期之间，西方未能遏制住崛起的德国，其结果是发生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在这个21世纪新兴的大国身上出现。

经济制裁起不了作用。美国过去曾对经济比较疲软的苏联实行过经济制裁，但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在中国经济现在强劲发展的情况下，若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那就更加没有用处。

台湾计算机工业飞速发展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看到了台湾的希望。

台湾计算机工业飞速发展，使台湾的计算机厂商烦恼的，莫过于客户跟不上他们的速度。神通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弗朗西斯·蔡说：“这种事发生了若干次。”“一家日本公司对我们的一种产品感兴趣，所以我们向他们提出了报价。接着，他们进行了两三个月的测试。但是到他们回来订货时，我们不得不说：‘抱歉，这个产品已过时了。’”

虽然把日本公司甩在后面的事并非经常发生，但是台湾的计算机工业是世界上最敏捷的，1994年的营业额达11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居第4位。今年，台湾将生产2700万台笔记本型计算机——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此外还要生产460万台台式计算机，其中许多机器将在诸如IBM、康柏、日气和苹果之类熟悉的商标名字下，从基隆和高雄直接发运到西方和日本的零售商店。此外，台湾控制80%的世界母板商业、全部扫描仪的61%，80%的鼠标和52%的键盘。

现在，台湾似将要把它的最佳客户——也就是帮助它出名的那些计算机巨头——甩到后面去。土生土长的宏公司已开始在世界市场上与它们直接展开竞争，它刚刚展示了一个新系列的精美设计的台式计算机。其他台湾公司已在设计和制造方面演变成与它们平等的伙伴。康柏公司已要求两家台湾公司——神通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和英业达公司帮助它设计几种新笔记本型计算机。惠普公司和戴尔公司也把它们的商标名放到了台湾设计的机器上。而苹果公司开始要求英业达公司生产它的NEWTON Message Pad 110。甚至连IBM公司也招了一家台湾公司ASE技术公司制造它的一种Think Pad笔记本型计算机，这对蓝色巨人来说是第一次。IBM公司的一名负责人说，这是因为台湾“极其富有竞争力的价格，这是我们将来要利用的”。

台湾本身的市场极小，它97%的产品是出口的，所以它的厂商一直面临来自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的计算机工业的竞争。然而，它们没有一个取得的成功能与台湾相媲美。

台湾的电子工业是由上一代跨国公司创建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司，如齐尼思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和艾德米拉尔公司，为利用它的廉价劳动力开始在台湾生产电视机。那些公司培养了一代装配线工程师，但是，更重要的是培植了一个生产各种电子配件的家庭小公司附属工业。那个基础设施今天仍然存在。台湾的电子工业是小承包商的混合体，能向它订任何货，而它能以飞快的速度交货，而且工厂不断地开业、停产或重新设计产品。

日本专门从事大规模生产线，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建成而且需要大批量生产才能获利。新加坡依赖多国电子公司开设整个工厂。而另一方面，台湾吃不饱的小公司则从插头和开关升级到了生产电路板和电容器，尔后不断寻找新产品。在70年代末，它们从日本抢占了大部分手持计算器生意，接着接过了游乐中心的电子游戏。当台湾公司进入个人计算机领域后，便发生了大的突破。80年代初，它们首先非法仿制了APPLE Ⅱ，几年后又合法仿制了IBM计算机，接着就不断地进行下去。

与此同时，台湾享受到了人才回流的好处，吸引回来了本来蜂拥到西方接受教育和寻找工作的工程师。他们带回来了在美国工业界的联系网、雄心壮志和政府以减免税收和增加大学工程系预算形式的巧妙鼓励。

80年代，计算机行业进行价格战，给台湾的小工厂带来了大量转承包业。这时，外国公司要招聘既了解新的外设和元器件又能以新的方式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廉价工程师。台湾工程师一般年薪3万美元，只有他们美国同行的一半。此外，人才来源充足。台湾的大学生约有60%是理工科学生，而韩国学理工科的是44%，日本为36%。

笔记本型计算机对工程设计的要求比台式计算机的要高，台湾最大的母板生产厂商之一——第一国际计算机公司董事长钱明（音）说：“台湾的竞争力主要来自我们二三十年来积累的大量有经验的工程师。”“其他国家要培养那种能力将需要很长时间——就中国来说也许要10年到20年。”

因设计伙伴关系新浪潮将使台湾公司在未来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台湾将会保持实力强大的地位。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工作集团战略服务公司的工业分析家约翰·邓克尔说：“这些合资企业中，台湾人甚至在英特尔公司把产品投放市场前就学到了英特尔推出的一切，他们学会怎样进行革新和设计。”

台湾现在正在向美国和日本大公司占主导地位的领域扩展。15家台湾公司已宣布了要生产尖端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计划。anya塑料公司正开始制造台湾的第一批笔记本型计算机用的液晶显示器。像外国大公司一样，许多台湾公司正在把它们的生产地迁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去，以降低成本。去年，台湾在海外开设的工厂制造了价值30亿美元的产品。

宏公司1994年的销售额为32亿美元。自从1981年以来，它一直在营销它自己的品牌个人计算机。到今年第二季度为止，国际数据公司评定宏公司是竞争极为激烈的美国市场上第10个最受青睐的品牌，是国际上第7个最被人向往的品牌。宏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施振荣最初是在世界上相对来说被人忽视的地区，如智利和欧洲推出他的品牌。对付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他设计了一种喻为“餐厅”的生产方法：预先早早地把变化不大的重部件从台湾发运出去，但是常受技术进步支配的元件，如母板或磁盘驱动器，则在最后一刻空运过去，在当地市场快速组装。他说：“我们能以最有竞争力的价格为客户提供最新的技术。”现在，又有一系列用空气动力学方法设计的个人计算机，被工业界称赞为是个突破。宏公司施总裁已证明，台湾不仅在速度和成本方面进行竞争，而且在革新方面也能进行竞争。他最好行动得快些，因为有许多其他台湾公司紧跟在他的后面。

中国人的汽车梦想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汽车是奢侈品，但是梦想却还是廉价的。在中国城市举办的汽车博览会挤满了那些想买车和憧憬着买车的人。

1978年时中国仅有64部私人用车；直到去年，每辆车还须经国家批准后才能卖出。今天，只要你手里有钱，就能从展卖厅直接开出去。在过去17年中，已经有大约6．9万人这样做了，还有更多的人正走在前往汽车商停车场的路上。

天津郊区靠卖地致富的农民在抢购梅赛德斯—賓士和凯迪拉克。在江苏省东部的华西村，250名村民最近一起下了一份订单，每人订购一辆中国组装的福斯汽车公司的捷达轿车。人数不详的中国城镇居民自愿参加“再教育”：驾校。北京古董商李雪梅（音）女士在花了600美元学费从驾校毕业后正在考虑是否花一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真正的大数目（2.4万美元以上）买一辆中国产的桑塔纳型轿车或者中国产的美国切诺基型吉普车。

像李女士这样的一些消费者在国际汽车总裁们之中煽起了寻求尚未开发的巨大市场的极度兴奋的热情。但是这些人想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梦想还没有缩小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而且梦想的代价也不菲。中国政府表现出的作风是发表有关汽车工业规划的雄心勃勃的声明、炫耀极具诱惑力的项目和举办有世界各地汽车商参加的大型汽车博览会；北京去年举办了5个大型汽车博览会。汽车制造商们花了几百万美元来取悦中国有关官员：布置赏心悦目的展台、设计新汽车和提出优惠的金融计划。例如：

1994年年中，中国宣布了与一家外国汽车制造商合作生产全国性“家庭小汽车”的计划。20家外国汽车公司赶到北京在“家庭小汽车”研讨会上展示产品。梅赛德斯－賓士公司项目经理布赖恩·迈尔斯说：“一些人感到这有点儿像是在抽彩撞大运。”这不是抽彩，至少是不会有人赢的抽彩。中国现在说“家庭小汽车”计划是着眼于未来的。

与北京吉普车公司历时11年的合作成为最成功的合资企业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在1993年又与广东省南方汽车公司协商生产面包车的问题。谈判进行了一年多时间，包括双方在底特律的一次为期57天的马拉松式商谈。去年7月，克莱斯勒公司突然被告知，梅赛德斯－賓士公司得到了这项10亿美元的项目。

中国一流汽车制造厂之一的上海汽车工业公司去年宣布，它有意与一家外国汽车制造公司签订一项15亿美元的合同，生产中型轿车。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就此展开竞争。当初允诺说今年2月份公布结果，这两家汽车公司却被告知说可能要等上一年才能有答案。然而，中国市场值得耐心一点儿，否则就可能全盘皆输。12亿人口迅速增长的经济——这要归功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正是因为这场改革，那些曾预测将有10亿中国人能喝得起瓶装可乐的经济学家，现在则想知道会有多少中国人需要在汽车里安装饮料固定装置。据中国经济信息中心公布的数字，大约有5000万人（差不多是人口的5%）年收入在3500美元至35294美元之间。这是目前一代的汽车消费者；用不了5年，中国汽车年产量就可能翻一番多，以满足这种需求。到2000年时，中国每年可能会生产出300万辆汽车，其中一半是客车。

仅仅是因为要减少昂贵的汽车进口，北京自然而然地将汽车工业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12缸发动机，并且想一直向前驶去。中国目前的迟疑不决可能反映了在制定相应决策方面的困难重重。首先，政府不得不规划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对其松散的和低效率的结构进行整顿。中国境内已有122家汽车制造厂，大多数是亏本经营。其次，工业观察家认为，中国行政管理部门为中国将来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成员国地位预作计划，而且可能希望趁世界贸易组织以自由贸易为名开始压迫中国进一步开放汽车市场之前，使某些生产计划得以不折不扣地实施。

可是，似乎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政府会控制所有近期中国生产汽车的机会。因此，来自底特律、东京和欧洲的汽车制造商注意收集像机械工业部汽车司规划处处长等行政官员的讲话。在离长安街不远的一幢斯大林式建筑中，官员们坐在装饰华丽的接待室中谈论即将到来的“巨大发展”，并声称“中国的家庭小汽车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但是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至少在2000年以前如此”。他们说，中国政府已经批准创建4家大型汽车厂，两家与福斯汽车公司合作，一家与寶獅汽车公司合作，一家与大发公司合作。这4家公司到1997年时将年产汽车15万辆。规模较小一些的二类汽车组装厂，包括设在广东的寶獅汽车厂和克莱斯勒－北京吉普车公司，每年将生产1万至5万辆汽车。

他们说，政府今后5年将在汽车工业方面投资120多亿美元，并说现行的对进口汽车征收120%的关税，将是汽车工业主要的保护措施。虽然这种税收明显有悖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但是中国想确保其羽翼渐丰的汽车工业至少在最初几个发展阶段中取得成功。北京有意在1996年到2001年之间批准额外的、未透露具体数字的新汽车项目。头等重要的项目是“家庭小汽车”，政府预见的这种小汽车价格范围在6000美元至1．2万美元之间，配有1至1.3升的发动机，并断言：“此项目决不会束之高阁。”

但是什么时候才开始销售呢？大多数汽车制造商似乎都相信他们要么必须现在就介入，要么就会永远失之交臂。福特汽车公司负责新市场开发的总经理迈克尔·梅斯纳评论说：“由于相当低的收入水平，中国的绝对需求有多大还是个问题。但是实际上，中国的需求将是巨大的。”

福特汽车公司没有等待。它正在进入小型的零部件合资企业和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而且它最近买下了中国一家卡车制造厂20%的股权。通用汽车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争夺在上海生产中型轿车的豪华汽车合同。即使在可能损失了估计达3000万美元的投资后停止在辽宁生产双门小卡车，通用汽车公司的热情依然不减。菲亚特也没有忘记将中国列为其雄心勃勃的“世界汽车”的一处生产地，这是一种专为新兴市场设计的汽车。

话说回来，如果近期前景未卜，中国政府不表态，加之开销巨大，中国又有什么吸引力呢？通用汽车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穆斯塔法·莫哈塔里姆说：“你必须留在中国，即使你没有好的短期生意可做。”换句话说，就像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长罗伯特·伊顿所说的那样：“就要到起飞阶段了。”这些汽车制造商也有他们自己的梦想。

1995年度最佳影片

1．《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国拍摄出一系列有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精彩故事片，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最生动的。由姜文第一次执导的、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讲的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快成年的孩子们的故事。一个名叫“猴子”的少年在北京破旧的街道上东游西荡，渐渐长大。姜文的电影像马丁·斯科席斯的传奇剧一样让人为之动容，并感到赏心悦目。

2．《尤利西斯历险记》。西奥·安耶洛普洛斯的杰作，讲的是一位希腊电影摄制者的故事。为了寻找珍贵的早期新闻纪录片的镜头，这位电影摄制者走过了巴尔干半岛的山山水水，同时不断地在20世纪的历史中闪回，最后在饱经战争创伤的萨拉热窝结束了这段几多发现几多遗憾的行程。

3．《克拉布姆》。先锋派连环漫画册画家罗伯特·克拉布姆不安地坐在那儿，让特里·兹维高夫为自己画一幅素描。兹维高夫漫画中那些性情乖戾的家伙和气焰嚣张的女人差不多就是以罗伯特及其两个聪颖过人的兄弟为原型的。《克拉布姆》是一部令人震撼和着迷的影片，是一部无可挑剔的情景悲剧。

4．《劝说》和《情感与理智》。阿曼达·鲁特和埃玛·汤普森把这两部英国电影中的女主人公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们动情的表演大获成功。观众们也从精湛的集体表演和挖掘出内心深处渴望的含蓄的导演手法（分别由罗杰·米切尔和台湾剧作家李安执导）中获益匪浅。

5．《阿波罗13》。努力工作——这是中产阶级信奉的精神。罗恩·霍华德导演以及多才多艺的明星演员汤姆·汉克斯通过这部影片表现出的精诚团结和戏剧性场面颂扬了集体主义精神：机智、耐心和幽默。1970年的这次运气不佳的月球之旅却成为好莱坞上乘表现的机会。

6．《到小马尔格里家赴宴》。一家餐馆要关门了，每个人都受到邀请共进最后一顿晚餐，其中有孩子，有受欢迎的老主顾，也有几个牢骚满腹的新来者。洛朗·贝内吉以自己创作的小说为蓝本而改编的这部法国喜剧性正剧让观众发出会心的笑声，并为之掬一捧热泪。这是自《巴贝蒂圣宴》之后以飨观众的最丰盛的电影。

7．《醉拳2》。在世界各地，成龙都是一位受崇拜的偶像，他意味着高票房收入，并且是积极向上冒险精神的象征。这位香港影星表演了视死如归的噱头；影片（他的影片一般都是打打杀杀题材的）讲的是一位武术大师历经磨难的故事，让观众大饱眼福。《醉拳2》是成龙最近出演的影片中最好的一部。成龙的魅力风靡各大洲，受到男女老幼的喜欢，超出了政治范畴。

8．《玩具故事》。作为两代孩子玩具的布制牛仔（多才多艺的汉克斯配音）和动作灵活的宇宙人（蒂姆·艾伦配音）在这个别出心裁的动画片中创建了友好关系。整个疯狂的宇宙（由拟人化的玩具以及毫无思想可言的，甚至施虐狂的孩子组成）都是在计算机上创造出来的。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次。但是这并不是什么重大新闻。此片导演、电脑天才约翰·拉塞特是1995年最受欢迎的新喜剧大师，这才是重大新闻。

9．《悲惨世界》。克洛德·勒卢什的这部影片与其说是对雨果史诗般叙述的改编，不如说是对其叙述积极的响应：一颗热情奔放的心跨越时空倾听着另一颗心的呼唤。勒卢什将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放在“二战”期间沦陷的法国，而且对许多事件加以演绎。但是勒卢什在原始素材广度、深度以及在铁蹄下人们甘于沉沦而不相信人性真善美等方面的刻画还是真实可信的。让保罗·贝尔蒙多因为成功饰演了冉·阿让而登上事业新高峰。

10．《宝贝》。那么多特技电影令你不禁想说：“这真是浪费身手不凡的技术人员的大量宝贵时间。”但是澳大利亚导演克里斯·努南花3年时间观察真的和电子仿真的狗、老鼠、羊和一头可爱的猪却是值得的。离奇的现实性使这部讲述一位农民及其宠物猪的寓言故事具有极大的可信性。《宝贝》并不是一部特技方面弄巧成拙的影片，影片中的宠物猪虽说是一部机器，但是却有童话般美好的心灵。

中国：亚洲经济的乐观中心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奇迹已让位给一些新现象：亚洲成为实行开放和融为一体的集体，它既是生产者和出口者，也是消费者和进口者。《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

亚洲的经济奇迹并不缺少喝彩者和怀疑者，而且这些人也不可能减少，因为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亚洲的奇迹在不断变换形式。亚洲的经济活力已从原来在日本的中心和香港及新加坡的贸易中心扩大到整个亚洲地区，包括落后的越南和菲律宾。靠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地区，包括台湾和韩国，变得更富了。亚洲地区原来的商业火车头日本在80年代末就失去了发展动力，然而整个东亚的增长率今年将达到5.1%。

这是澳大利亚的亚太经济组织，以及于1996年5月《时代》请来的一批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测。当这些专家把陷入经济停滞第5年的日本排除在外时，他们的预测甚至更乐观：东亚其他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近9%，并预测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在1997年只会稍许放慢。

这批专家的解释是，70年代和80年代以对西方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和日本的投资为基础的经济奇迹已让位给一种新现象，更确切地说是几种新现象。亚洲已不再是一大群独自竞争的出口强国，而是实行开放和融为一体的国家集体，它们的发展速度是人们在5年前无法预测的。这种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8个国家和地区构成的亚太经合组织的突然崛起造成的。此外，正当日本的经济开始发生故障时，中国的经济却发展过快了。而且，亚洲现在既是生产者和出口者，也是消费者。美国出口产品的近30%都被亚洲买走，大部分产品运往除日本以外的国家。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罗斯·加诺特说：“东亚对美国的出口来说现在更为重要了。同时，美国对东亚的出口来说却不如以前重要了。”据香港萨洛蒙兄弟公司的经济学家安德鲁·弗雷里斯说，亚洲有30%的贸易是在亚洲范围内进行的。他还说：“亚洲地区本身已成为本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台湾岛的经济预计今年将增长5%，香港的繁荣反而冷却下来，但这是它从制造业转向增长较慢的服务业的长期转变的结果，而不是对中国在1997年的接管产生疑虑的结果。亚洲地区的繁荣受到的最大威胁是印尼的社会及政治局势紧张和北朝鲜政权可能垮台。

如果这些趋势使亚洲的企业家们担忧，这在他们的利润预测中尚未显示出来。对亚洲地区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分析家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太经合组织。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冯国经说：“亚太经合组织的整个态度一直是纯经济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亚太经合组织的宪章是鼓励其成员在2020年前取消贸易和投资壁垒。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势头增强，那种态度所引起的怀疑已消除。印尼和中国都在去年宣布大幅度削减关税。而在1995年12月，东盟7个成员国宣布同意在2003年前把关税降到平均3%的水平。

这可能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在亚太经合组织今年11月将在菲律宾举行的年会上，东盟可能宣布它的3%的关税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进口，而不限于东盟的邻国。据马尼拉的亚太大学校长和菲律宾政府亚太经合组织问题顾问埃斯塔尼斯劳说，上述想法是为了压迫亚太经合组织和全球的其他国家就范。他说：“亚洲的背景是将来会迅速发展和人们更为乐观。”

亚洲乐观主义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中国的千百万人正抓住机会促使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政府使经济冷却下来的措施已使通货膨胀率从1995年初的21%降到年底的8.3%。中国的一位官员说：“这证明对财政和金融政策实行的限制是有效的。”但是他也警告说，通货膨胀仍然是一个威胁。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是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仅在1995年就达到360亿美元。香港银行家信托公司总经理威廉·奥弗霍尔特说：“中国比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都更为开放。中国是世界上购买民用飞机最多的国家，也是新电视机生产线的最大买主，如果你不到中国投资，你就不是全球性公司。”

罗斯·加诺特还说：“在今天的亚洲，中国的生意——还有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生意——是每个人的生意。”

为中国人提供就业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女议员南希·佩洛西等人担心，美国公司在寻求销售机会时，正把“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生产和我们的天赋、我国经济的计划”交给中国。克林顿总统和国会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鲍勃·尔的支持下延长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然而，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时许诺：“如果其他国家拒绝按我们的贸易规则办事，我们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意味着他将对贸易保护主义进行报复。当《时代》周刊的记者要求克林顿解释他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言行不一时，他说：“是的，我们能给他们造成严重损害，因为中国向我们的出口约占中国出口额的1／3。但是有人劝我说，如果这样就不会产生打开中国市场的预期效果，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波音公司负责国际开发的高级官员劳伦斯·克拉布克森坚持认为，如果该公司不满足中国的要求，该公司给美国人带来的就业机会将更少。克拉布克森说：“如果我们不把生产业务转移到中国去，我们就得不到订单。”预期中国在今后20年将花1850亿美元购买商用飞机。

事实证明，甚至这种交易也可能是没有收益的。中国国有的航空工业部门在1996年7月时宣布，它与欧洲－新加坡的一个联合企业签订了价值约20亿美元的合同，合作生产有100个座位的喷气式飞机。李鹏总理在4月份访问巴黎时还批准了购买33架法国生产的空中客车飞机的协议，从而冷落了波音公司。这是对美国发出的不难捉摸的信息，要它放弃对中国贸易和人权政策的批评。

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以市场准入换取就业机会，尽管这违反1992年的一项贸易协议。1994年以来，美国制造的汽车在中国要交100%的关税，这使销售量从1993年的4万辆减至去年的4700辆。因此，通用汽车公司最近与上海汽车工业公司进行谈判，一年生产10万多辆中型汽车，雇用中国工人。诸如电子业巨头摩托罗拉公司和计算机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公司之类其他美国公司，也为了使中国放宽贸易壁垒而被迫把美国的就业机会转给中国雇员。

由于产生这样的结果，而且它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今年有可能增至400亿美元，中国人不想改变他们的态度。美国的决策者面临美国公司的巨大压力，这些公司担心，如果美国不容忍中国在贸易上的做法，它们将被关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之外。波音公司只要有飞机订单就将仍然得利——即便这些飞机是中国工人制造的。不管克林顿和国会有意还是无意，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产生的实际结果，至少现在是维护某些美国股东的利益，而不是维护某些美国工人的利益。

消费的信用卡时代

10年前，到中国的观光客为了支付旅馆和餐馆的账单不得不把大笔现金带在身边。信用卡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饭店和商店的大多数收银员甚至没见过信用卡。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约有1410万张信用卡在中国流通，21万多家商户接受信用卡。中国的信用卡市场急剧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信用卡数量每年都翻一番。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03年发行2亿张信用卡。

世界主要的信用卡公司80年代末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带头的是万事达信用卡公司，该公司在1987年通过中国银行首次在中国发行了国际付款信用卡。目前在中国销售的信用卡中，万事达卡的销售量最大。这家公司最近宣布，它已发行了1150万张万事达卡。1995年，万事达卡的销售额为537亿美元，比1994年增加了40%。到中国的旅游者会注意到，接受信用卡的商家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1995年，这样的商家增加了48%，从1994年的14.3万家增加到1995年的21.1万家。

现在，从路口的鞋店到百货商场，什么地方都可以使用信用卡。

中国优先要做的一件事是创建通过电脑办理交易的基础设施。这在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和12亿人口的国家里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万事达公司正在帮助中国的银行完成这个任务。在过去的一年中，万事达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创建了4个有权办理信用卡业务的网络中心。

中国为国际信用卡公司提供了大好时机。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私人消费每年以16%的速度上升。但是，现金在和信用卡竞争。大多数中国消费者仍觉得使用现金比较自在，但万事达公司预计这种情况短时间内将发生改变。

负责中国业务的万事达公司总经理沃伦·刘说：“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喜欢使用既方便又灵活的信用卡。”他说：“随着中国电子基础设施的创建，我们预料信用卡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因此我们相信，中国的消费者会逐渐意识到，万事达卡是中国货币的未来。”

改革医疗体制

现在中国民众看病、住院，不仅要自费，而且面临乱涨价、乱收费等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住在北京的68岁妇女韩女士在被医院告知要割除胆囊后，亲戚为她筹得6000元人民币的医疗费用。而这项预估的医疗费用，除去正常医药开销外，还包括：招待手术医生一顿餐费及唱一场卡拉OK约240元钱；购买10瓶可口可乐给照顾她的医院员工及护士。为什么要花这个钱？韩女士的女儿说，“这样医生才不会出错”，“不唱卡拉OK，怕影响医生开刀时的心情”。

中国进行多年的医疗体制改革，如今已进入一段动荡期。为减少财政支出及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取消了过去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实施的各种补贴，包括医疗补贴在内。这使得民众看病开始要自掏腰包。然而，市场取向的医疗改革却也连带使得具有“经济头脑”的医院医生及护士，积极搞“创收”，向病人大收“红包”。收受红包又促使医疗院所提高医疗费用及药品价格，变成好的医疗设备及药品只提供富人使用的怪现象。世界银行北京驻在机构官员赵先生说，政府本意是少干涉，但医药价格节节攀升却反倒成为政府新的财政负担。

同时，医疗改革也导致种种扭曲现象的出现。去年，湖南省衡阳市政府检查了341所医疗院所，随即勒令关闭了122所，原因是医疗设备严重不足；而115所则须限期改善。农村地区平均700人拥有1位医生，5万人拥有1名牙医，包括过去被称为“赤脚医生”在内的医疗人员560万人，全国医护人员不到90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对医疗体系继续进行补贴，政府自然不堪重负。

截至目前，中国有80%的人口必须自付医疗费用，但医疗资源的分配，城乡的差距却颇为严重。去年，中国官方杂志《了望》报道说，中国15%的民众享有全国60%的医疗资源，特别是部分特权单位拥有特等病房，拥有特别训练的医生及舒适的医疗环境，但在农民年平均收入仅460元之际，这些病房的单日要价却高达600-1200元。

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中国计划召开全国医疗工作会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恢复原来的公费医疗不可能成为议题。劳动部官员表示，公费医疗是鼓励不合理的消费，强化人们不负责任的现象。尽管如此，对于广大的贫困地区，中国仍将给民众以适度的补助。

除此之外，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中国也有意参考新加坡的改革模式。新加坡的模式是从个人的薪资中扣除1%，政府企业职工薪资总额扣除10%，来成立基金作为支付个人或职工的医疗费用。现在中国有60多个城市试验这种模式。但对多数医院而言，这种模式似乎帮助不大。目前，医院最大的问题，还是医疗改革后医疗品质的急速低落，以及医生在没有收取“红包”时下药可能造成的疏忽。

据透露，目前中国许多医院的收入，70%来自贩售药品，这其中包括乱收费及乱涨价等办法。《人民日报》曾报道说，中国有100万儿童因用药失当导致失明及失去聪明才智。“一切向钱看”，应该为体制改革的失落负责。

16 1997-1998年 网络与中国新时代

在一些比较细微的方面，香港的商业及其他许多方面，正在发生变化，这变化或许比人们原先预料的还要快。香港人过去持有的此地与大陆大不相同的观念正在消失。自由市场改革诱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回到大陆，香港商人向大陆工厂的投资已达上百亿港元。现在，由于香港由北京治理，边界本身已不再是隔离线。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认为他们是大中国的一部分，并把大陆看作是他们所在地区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

……

这表明北京已经选定了一种赞同网络的政策，这是一种既大胆又出人意料的举措。处于上升态势的一代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正在竭力使人们接受这种观念，即网络是将中国带入21世纪的最好交通工具。曾经为英特尔公司负责过3年亚太业务的肖恩·马洛尼说：“中国人上网了，对吗？5年后中国人会变得让你认不出来。这种变化的一大部分将通过因特网反映到计算机屏幕上。”

华裔风云人物何大一

何大一的研究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抗艾滋病的陈旧概念，创造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鸡尾酒疗法”。他突破性的贡献使艾滋病变得并非不可救药，患者可以重获对生命的希望。

为成千上万被“宣判死刑”的全球艾滋病患者重获生命希望的搏斗中，研究艾滋病的先驱——美国爱伦·载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何大一，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抗艾滋病的陈旧概念，创造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鸡尾酒疗法”，并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他对艾滋病并非不可救药、患者可以重获对生命的希望的研究做出突破性的贡献，从而赢得了1996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宝座，成为美国首位被评选为《时代》封面人物殊荣的亚裔科学家。

据最新报告估计，全球有将近25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或已经成为艾滋病患者。其中，90%以上成人感染者或发病者居住在发展中国家，最严重的地区是非洲，刚刚流行的地区为中亚和东亚。如何控制艾滋病的传播蔓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何大一表示，“病毒是无国界的”，即使是目前感染者和发病人为数还不算多的地区，也应全力投入鼎力推动和不断教育民众，防止艾滋病扩散，遏止艾滋病蔓延。

1996年7月，何大一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艾滋病研讨会中，提出了“鸡尾酒疗法”及其确立的“艾滋病毒一进入人体即迅速繁殖”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艾滋病搏斗的观念与方法。

“鸡尾酒疗法“（一种调拌鸡尾酒的方法）是何大一的创新方法。它把蛋白酶抑制剂和各种抗艾滋病毒药剂混合使用在病毒入侵之初的患者身上，不必等到发病时就能阻止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临床数据显示，混合药物是对付艾滋病毒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既可以阻止病毒繁殖，又可以延期出现对抗艾滋病毒产生抗药性的变种病毒。如果在艾滋病毒入侵的初期，患者立即接受“鸡尾酒疗法”后，其体内病毒检测的结果，用数学方法统计可以显示部分患者在两三年内，体内的病毒可能被完全清除。一些无症状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经治疗后，其艾滋病毒已经在体内消失。

美国前NBA职业篮球超级明星37岁的魔术师约翰逊，1991年11月宣布感染艾滋病毒，举世震惊。经接受特约医师何大一独创的“鸡尾酒疗法”后，已有效抑制身上的艾滋病毒。约翰逊采取了乐观进取的态度，从未怨天尤人；同时，他还积极从事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工作。他说，人生有太多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何大一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如何对抗艾滋病的会议中说，几年前还不敢梦想的是强效的混合疗法，可能把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全部消灭。预测需要3年时间，才能让艾滋病毒“衰败”或消亡，并让未受感染的新细胞取代被摧毁的细胞。现在何大一对一些患者进行研究，经18个月治疗，这些病人的血液、精液细胞及直肠活组织，已经检查不出病毒。我们问何大一：“艾滋病毒是否能从体内消除？”答案是：“我们还不知道。”“是否有病人完全根除艾滋病毒？”答案是：“没有。还没有任何病人完全治愈。”针对大家的提问，何大一又说，这并不见得表示病毒已完全消灭，只是由于连现有的最新科技也检查不出病毒。病毒可能不定期藏在一些现在所不知道的部位。如果确有这种情况，病毒以后可能还会重新繁殖，积极感染新细胞。如果经过几个月之后病毒没有重现，这是很好的迹象，可是这并不表示病毒不会在以后几年内又冒出。因此，何大一警告说，“鸡尾酒疗法”只能控制艾滋病毒不再继续增殖，但无法痊愈。不过，这并不等于无法打败病毒。目前他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继续采用不同的新药，对不同病期的病人进行治疗；但是，不要误以为有了新的治疗方法，就不再注意防治，就可以“乱性”。

何大一特别强调说，虽然我们的研究清楚地帮助大家了解艾滋病，我们并没有做完所有的工作，这个领域已有长足进展，现在已有的成果也应让我们感到乐观，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说艾滋病已经是可治之症。

何大一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已经能够有效地控制病毒的进展，这就好像你在打一场艰苦的仗，突然，你发现对手并不是无懈可击。我们可能有打胜仗的机会，但是，达到控制病情并不等于完全治疗，并不等于强敌已被我们击败。“还不是庆祝的时候，仍有一段长路要走。”

在回答关于治疗费用的问题时，何大一说，用鸡尾酒疗法，每个患者每年所需费用差不多高达2万美元。目前1年得到美国联邦政府补助约700万美元。但是，很多患者还无法接受治疗。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资助研究的费用，早日把艾滋病疫苗研发出来。

与多年来对艾滋病研究的“潜伏期”理论相反，何大一认为，艾滋病毒在感染人体后，并非潜伏不动，而是立即大量自我复制，每天复制约10亿个病毒，对人体的免疫系统进行不断的凶残的攻击，最终击溃免疫系统。唯一能压制病毒的机会是早期及同时大量服用多种药物来攻击病毒的不同部分。何大一以惊人的研究成果指出，艾滋病毒的成长速度比1年前所知的快10倍，每隔数小时，即为病人验血，发现病毒每天产生100亿到300亿个复制品。初步研究结果显示，3种药物同时服用，可使病人血液中的艾滋病毒消失99.9%。

参与何大一所领导的研究中心实验的21名纽约病人，都是在感染后6个月内接受多种药物治疗，许多人的血液中已1年没有发现艾滋病毒。何大一提出的新实验是：现在要让这21名患者停止服药，以确定早期和大量服用多种药物是否已彻底治疗艾滋病，这种治疗法能在6个月到3年期间根除病人体内的艾滋病毒。停药，是唯一能证明这个理论的方法。但是，这21名病人都拒绝停止服药。对这个新实验，现在正引起争议。

出生于台湾的何大一，祖籍江西新余市。1965年就读小学五年级时随父母移民来美。父亲何步基，母亲江双如，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并为子女做好榜样。何大一初、高中5年就念完，并名列前茅。在美国加州理工学物理系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随后进哈佛医学院深造。1981年起在加州大学进行艾滋病的研究工作。

何步基为儿子取名，花了很大心思。“大一”乃是取自老庄哲学所说：“其大无外谓大一”。今年44岁的何大一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妻子郭素玉是画家，台湾台中沙鹿人，她赞扬何大一是一位难得的好丈夫、好父亲。

出类拔萃的何大一多次获奖。1991年获医学研究领域仅次于诺贝尔医学奖的德国荣格奖。1995年，何大一在美国权威杂志《自然》上发表的论文，改变了艾泫病研究领域的观念与方向，其内容被数百篇论文引述，该论文是生物研究领域有史以来，在一年期间被人引用得最多的一篇。

对何大一来讲，成功的因素主要在于个人的努力奋斗，加之记忆力强，过目不忘，思路敏捷，头脑很有条理。他业余爱好也很广泛，爱吃中国菜，爱打篮球，爱听古典音乐。面对荣誉，何大一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要实现美国梦，要取得成就，就要有决心，有毅力，不怕吃苦，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荣誉，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和压力。当被问及是否认为自己是个“创造历史的人”时，何大一答：“时间将是最好的裁判员。”

中国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外务审议官小仓和夫就如何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提出建议。小仓和夫此文发表的看法是他个人的，未必反映日本政府的立场。

近来中国加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做法促使人们使用了“威胁”和“威慑”等字眼。中国的邻国担心它的扩张。在日本看来，中国加强军事力量，且不说加强其核力量，很可能会阻拦我们自己可能做出的削减武器的努力。然而，分析家们往往忽视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在近代遭受了外国侵略和占领之苦，认为外界对它构成“威胁”，所以对它的安全感到担忧。

为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应当设法减轻中国的担忧，促进它的安全感，而不是去“遏制”它。由于中国与它的大部分邻国都有边界争端，它和这些国家应当以互不侵犯条约或类似条约的形式宣布，它们决心以和平手段解决这些对领土提出的要求。人们对于爆发有中国参加的军事事件之后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感到担心，而这可能为举行亚洲安全对话提供基础。

中国人想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吗？这正是在“二战”之后的大部分时期里中国人所做的，他们不仅是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和西方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反对者这么做的，而且还是作为挫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力量这么做的。目前，北京奉行全方位外交，平等地对待所有的重要伙伴。在这个平淡的保证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微妙的信息：中国不再是个挑战者，而是一个参加者，而且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了解它对保护这个全球体系的责任。

而且，北京必定会情不自禁地把它自己看作是东亚国际秩序唯一的缔造者。如果这是中国所希望的，那么它就不能要求由于独特的“中国”情况或传统而免于履行国际准则。随着一个国家力量的增长，它应当更加严格地在自由贸易、环境保护、人权和民主等方面遵守国际公约。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辩论“亚洲价值观念”与西方的有所不同是危险的。人权和民主的概念实际上与中国自己的文明和政治文化一脉相传。我们必须敦促中国认识到这一点：与其他国家一道承认这些价值观念，将只会提高它的尊严和高贵的地位。

此外，还有现实问题需要考虑。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更加相互依靠了。亚洲的经济增长及其副产品——人口增加，环保问题日趋严重，缺乏粮食和能源等——对全球产生影响。每一个国家的国家主权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让位于促进共同利益的条约，所以我们必须使中国比以往更多地参加制定国际行为准则的活动。例如，我们不应把接纳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看作是就贸易利益进行讨价还价的机会。中国取得世贸组织的成员国资格，对于使它参加全球规章的制定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强大但却是不稳定的中国，或者是在全球经济体制之外活动的中国，都是我们所承受不住的。日本和整个国际社会应当鼓励中国的充分参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同中国经济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只有在日本的参与下，中国才会有它现在实行的复杂改革和调整所需要的灵活性和干劲。最为重要的，但却常常被遗忘的事实是，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不仅中国需要改革，而且其他国家也必须不断做出调整以适应这个变化。

日本应当怎么做？首先，我们不应忘记，任何有关中国的讨论都涉及双方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平衡。在整个这个当今时代，日本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像中国一直是日本对外政策方面的棘手问题一样。国内的政治斗争有时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不健康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影响。为避免这种情况，日本反省和充分理解我们过去奉行的军国主义造成的影响是必要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对华政策必须是认错。我们需要这种反省，以便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创建合理的关系。在中国，人们提出的问题是，日本希望在亚洲怎样生存。而在日本，人们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如何看待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要免除今后举行和谈的必要，这两个国家都将必须确立它们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并在实现其设想的过程中合作。

香港双行道

对许多人来说，越过边界往来于香港和大陆之间正成为每天的例行公事。1994年底，中国建了一个24小时营业的收费站，为每天从华南加紧生产的工厂向香港繁忙的港口运送货物的集装箱卡车服务。周末和节假日，香港居民的过关信道挤满了人。往来边界两侧的车辆大大增加，产生了修建新公路、铁路的需要。边界两侧庞大的建筑工程正在施工。预料这些工程将增强边界地区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人到边界的那一边参观或定居。一国两制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预言，随着两边交往的改善，“我们会看到香港和中国大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将创建一种新的关系”。

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在香港自7月1日重归北京控制，10月将进入具有象征意义的第100天时，这个前殖民地一再重复说的一句话是“一切都没变”。在许多方面，这话是对的：香港现在做的大体上就是它以前所做的。其实，政治体制已经做了调整，但到目前为止北京对待香港的方法还是比较巧妙的。正如行政长官董建华今年9月访问美国时所说的，“一切如旧”。

然而，在一些比较细微的方面，香港的商业及其他许多方面，正在发生变化，这变化或许比人们原先预料的还要快。香港人过去持有的，此地与大陆大不相同的观念正在消失。自由市场改革诱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回到大陆，香港商人向大陆工厂的投资已达上百亿港元。现在，由于香港由北京治理，边界本身已不再是隔离线。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认为他们是大中国的一部分，并把大陆看作是他们所在地区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从想逃离香港车辆堵塞的街道到大陆公路驾车的人，到谋求改善生活条件的工人，人人都在向北看。香港贸易发展局局长说：“过去我们是作为一个殖民地被统治着，计划人员依据香港是个独立自足的实体这个假定从事工作，现在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飞地心态。”这些新出现的接触并不局限于商业方面，还包括为香港的退休人员在华南建造住房，欢迎来自大陆的学者赴港工作和谋求大陆支持在边界两侧兴建文化娱乐设施。

这种联系只会继续发展。人们预料，10月8日，董建华将在为新香港诞生100天发表的首次重要政策讲话中宣布雄心勃勃的计划：兴建公路和铁路网，把香港新机场和扩展后的集装箱码头同中国兴旺发展的珠江三角洲连接起来。一国两制经济研究所的那位负责人说，计划中的连接边界两侧的公路和铁路网将“重新绘制在香港做生意的成本结构图”。

从经济上讲，这种联系是牢固的。在邓小平1978年发起经济改革后，香港投资者蜂拥进入大陆，为华南白手起家创建新的低技术制造业基地，提供了所用资金的大部分。由于大陆劳工的工资比香港低，地价也便宜，到1991年为止，港商在广东省雇用的中国工人已达300万——-比香港的劳动力还多。随着华南的费用开始上涨，香港的商人和计划人员现在期望扩大香港的作用，使其成为欠发达的内陆省份产品的集散地。

大陆为香港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东西——-发展余地。在殖民地时代，当政府需要额外的土地时，除了填海造地外别无选择，使其在商业和环境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计划人员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如何把香港拥有的工厂迁往更加深入内陆的地方，如何缩短把商品运往亚洲日益发展的市场的时间。贸易发展局局长说：“主权的变化使得我们能与持非常积极态度的内地密切合作。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概念突破的重要意义。”香港新政府现正同广东省合作，要把边界的中国一侧变成香港老年人退休后居住的比较廉价的地区。过去，如果香港居民滞留在外的时间过长，他们就不能领取退休金支票，也不能在边界那一侧享受低价医疗保健。但现在，决策人为房地产投资开发公司和从事保健事业的专业人员开辟有发展前途的新领域开了绿灯。

香港中文大学前副校长高锟敦促董建华政府起用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为香港的金融服务，为通信业开发产品和设计程序。他说，有了这些智囊和这个市场，香港可能成为“信息高速公路的最重要的活动中心”。

当然，这种越界的活动不仅仅是单向的。香港有人担心，人口是香港200倍的大陆可能会把整个香港淹没。香港的学者已经面临大陆学者的竞争。负责香港过渡计划的政治学家迈克尔·德戈利耶指出，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和助理教授的数量在增加。他说：“使我的学生感到震惊和恐慌的是，这些大陆人中有许多人的英语极棒。而这些人正是今后与他们争夺就业市场的竞争者，现在正在匆匆忙忙地到处找工作，以求在这里找到立足之地。”民意测验表明，香港群众更关心的是住房、教育和对老年人的援助，而不是民主和法治这样一些在7月1日政府交接前居于主导地位的抽象问题。

董建华不能完全避开政治方面的关注。如果他通过增加来自大陆的工人的定额而使商人感到满意，那么他也要安抚焦虑不安的当地工人，而且他需要向各家各户保证，他将履行一年建造85000套新公寓的诺言，解决香港尖锐的住房短缺问题。

中国人的乡村选举

1987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全国的93万个乡村每3年进行一次选举。这些选举的自由、公平程度又如何呢？一些国际小组对中国4个省的选举工作进行了调查，并采访了另外一个省的领导人。其他一些组织考察了其他地区的选举。选举若要是自由的，公民必须有本人的、真正的选择；选举若要是公平的，任何人都不能享有潜在的有利条件。中国的选举合乎了这些条件的最低要求：这里有保密的、供个人使用的选票，有数名候选人竞争一个职务，透明、公开地监督计票。

尽管《新闻周刊》的记者观察到的选举的总数，与中国乡村的总数相比之下有些无足轻重，而且现在还没有统计数据可以判断这些抽样考察结果有多大的代表性，但大多被考察的选举往往还是具有竞争性和公平合理的。一个良好的迹象，是中国民政部听取并贯彻了许多外国观察家的建议。这些小组刚刚和民政部达成了一项协议，要帮助民政部创建一个“快速和透明的”、收集选举数据的“全国性系统”。这将使政府得以确定哪里的选举有缺陷，并加以纠正。政府正努力改进选举进程，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被选上的地方党的干部，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更大的问题是技术落后和缺乏经验。候选人往往会认为，技术上的差错是出于政治动机。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从基层开始做这项工作并训练村民熟悉选举机制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他们正不断取得进步。但进展是参差不齐的，即便是“模范村”也会犯错误。邓小平曾在1987年预言，中国需要50年才能完成向全国直接选举的过渡。一些人曾认为这在几年内就可以完成。但在艰巨的任务面前我清醒了，已经改变了看法。

由于中国经济的进步，制定一个受欢迎的、稳定和富有灵活性政治框架的挑战也随之而来。这一框架要使中国不仅能引导作为发展的结果而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而且能疏导在经济衰退中出现的失望情绪。中国能否战胜这些挑战不仅会影响到中国人，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中国的乡村选举将会为中国9亿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选择，并为新政治框架打下稳固的基础。这或许是长征的第一步。

中国人开始上网

这是间狭小的屋子，1.5米宽，装饰着制作粗糙的抽象画，剥落的白色涂料，倾斜的快餐店用桌，用铆钉固定在一起的教室用椅。但是这儿引起人们注意的不是它的装饰，而是机器：一台米色康柏2500计算机和一台灰白色的戴尔，连着一台冰箱大小的网络路由器，从那儿，通过一条拇指粗的黑色电缆线，进入广袤无边的因特网世界。指挥这个小小信息前哨的是35岁的中国企业家爱德华·曾，此刻，当他环视这个挤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脚下一排拥挤的办公室中简朴然而却令人振奋的小屋时，不禁咧嘴笑了。他说：“欢迎进入信息革命的中心。”

在曾的小屋里你几乎没有得不到的东西。曾的1000位因特网用户可以从北京各个地方拨号进入他的计算机，联通几乎没有边界的电子世界。他们能够发送电子邮件、照片以及中国新闻，也能够收到任何其他东西。

夜幕降临时，数以百计没有自己的个人计算机的中国人就会拥到曾的6间“网络咖啡屋”中，这里的上网机收费为每小时3.6美元。这是信息时代的快餐。

这是中国吗？这表明北京已经选定了一种赞同网络的政策，这是一种既大胆又出人意料的举措。处于上升态势的一代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正在竭力使人们接受这种观念，即网络是将中国带入21世纪的最好交通工具。曾经为英特尔公司负责过3年亚太业务的肖恩·马洛尼说：“中国人上网了，对吗？5年后中国人会变得让你认不出来。这种变化的一大部分将通过因特网反映到计算机屏幕上。”

北京一个负责微软产品的经理托马斯·林说：“政府确信，电脑和网络有助于提高竞争力，现在他们想让每个办公桌上都摆一台。”并且每个家里都摆一台。你听过的每一个有关数字技术前途无限的承诺在中国听起来都更具诱惑力。中国有3.5亿需要接受教育的儿童——有什么教育工具能比交互式电视更好？财政部需要为中国2.84亿工人创建银行和存款账户——什么办法能比智能卡更有效？农业规划者梦想着提高中国农场的生产力——通过网络向3.23亿农民传递有关天气和农业科学方面的信息岂不是更好？

为利用这些优势，中国已经开始实行9个“金色计划”，以期通过这些计划将最先进的技术输入到从卫生保健到金融等的各行各业中。到2010年，上亿中国人将通过金桥金融网联为一体，携带着智能金卡四处漫游，并通过装有微芯片的金税卡自动将他们收入的相当部分上缴国库。

最近在北京的一次晚餐会上，英特尔公司中国总经理吉姆·贾勒特坐在一位80岁左右的老太太身边，她的年过八旬的丈夫是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吉姆说：“她告诉我，她丈夫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浏览《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那是他了解世界的窗口。”

这个窗口目前还很小——只有30万中国人进入因特网的接口，而在美国这个数字约为2500万——但是它正在迅速打开。中国信息产业部的官员说，他们希望，到2000年，联网的中国人达到400万。与此同时，从中国进入外界的信道今年也扩大了3倍。

中国将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大因特网——亦即技术人员所称的内部网，与其余世界隔绝。20年来一直在高层信息政策方面与中国合作的一位香港工程师说：“中国人对网络忧心忡忡。它只是西方内容的泛滥吗？还是说它将反映中国文化？中国完全有权利在本地内容和外部内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但即便是中国最灵巧的体操运动员也会发现这种平衡很难维持。毕竟，网络的创建本来就是为了开放的。如果创建网络是为了增强中国公司的竞争力，那么这就意味着，要让它们接触到各种东西，从杜邦公司的化学制品网页到美国专利局的新发明名单。

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反应灵敏、消息灵通的生意人也许会更有竞争力。

唐人街里的非法移民

对大多数游客来说，纽约的秋季可能令他们流连忘返，但对临时居住在鲍厄里大街上一幢没有电梯的4层楼房的人们来说，秋天只意味着天寒地冻的冬天的临近。在炎热夏季，一些人起码可以在安全出口和楼顶上席地而卧——在常人无法承受的辛苦劳作中求得片刻安宁。这块拥挤不堪、密不透风的小天地被隔成32个小房间，容纳了至少100人。走进狭窄的临时走廊，汗味、未洗的衣服、旧鞋和垃圾混杂在一起的恶臭扑鼻而来。做饭炒菜的嘈杂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与厨房旁边的便池发出的声音此起彼伏。小小的电视机前面，几名男子挤坐在那里观看他们很久以前就离开的家人和故乡的录像带，其中一些人离开故土已有10年了。每个夜晚，唐人街上都隐约传来痛苦和孤独的叹息声。

鲍厄里这幢狭小拥挤的楼房，只是中国非法移民的几十个栖身地之一。住在这里的男男女女们在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的血汗工厂和纽约市唐人街上的许多餐馆里卖命。66岁的孙力（音）说：“我们在这里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孙力是4年前来到美国的，在离鲍厄里临时搭建的楼房几步之遥的拉斐特大街上的一家血汗工厂里找了份挂衣服的工作。他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小时。他说，雇主付给他的薪水是每一小时1美元左右。

纽约的血汗服装工厂通常不大，不加入工会。厂内的缝纫机不足20台，工人清一色是非法移民，居住在像布鲁克林日落公园以及昆斯弗拉兴的中国人聚集地。劳工部前不久的一份报告表明，唐人街上的服装厂中有90%实际上是血汗工厂。纽约的服装厂中，大约有7成由中国人拥有；他们的产品中有40%提供给两大买主：沃尔-马特公司和克马特百货公司。实际上所有的工厂都是计件支付工人工资，只有一小部分工人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从而获得的工资接近最低工资：每小时5.15美元。专门研究唐人街问题的大学教授皮特·邝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工资只有每小时两美元或者更少。劳工法在这里得不到贯彻，工人受重伤的比率却直线上升”。

实际上，这些能够拿到工资的工人已经算是幸运的了。皮特·邝说：“雇主们知道工人们不会抱怨，所以他们扣住工资不发，称制造商不按时付钱。一般来说，工资都是迟发6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5年来，新手们蜂拥而至，使整个唐人街的工资水平下降了30%。例如，洗盘子的薪水一度是每月800美元，但如今降至500美元。

大多数非法劳工来自农村地区，中国的城市已经十分拥挤，就业机会极其有限，对“遍地是黄金”的美国的诱惑难以抵御。据专门向福建移民提供服务的教堂神职人员陈方永（音）说，这些非法移民没有料到他们在纽约市的生活会如此艰难。陈方永说：“精神疾病和自杀现象已成为严重问题。这些人与亲人天各一方，被迫承受他们想都想不到的艰辛，他们的精神突然崩溃了。”那些负责偷渡的流氓团伙，不断向这些非法劳工施加压力，把他们当作生财之道，这个行业比这些团伙的旧行当——海洛因买卖要强得多。一年来，流氓团伙成员两次包围鲍厄里的大楼，堵住安全出口，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楼里居民的血汗钱洗劫一空。受害者说，他们不敢报案，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找这些人的麻烦，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就会遭到报复。其中一人说：“没有人向我们提供保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可以说是做牛做马的奴隶。”

每个人的境遇都令人心碎。于莉（音）说，她到美国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每天都是以泪洗面。3年前，她为了与1991年偷渡到美国的丈夫团聚而向蛇头支付了一笔钱，这笔钱是她的丈夫借来并寄回家的。她在踏上纽约的土地之后，马上就开始在一家制衣厂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7小时。但因为她是新手，这家工厂又是计件支付工资的，她每小时只能挣1美元。她说：“有时候我们一无所有。我一周的工钱还不足100美元。”他们夫妇两个挣的钱太少了，以至于不能住在一起。她的丈夫继续睡在他工作的那家餐馆的地板上，她则住在亲戚家的地下室里。

这对夫妇不得不再次与蛇头打交道，以便与他们留在国内的3个孩子团聚。代价是13.2万美元。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在出发后不久，他们14岁的儿子就与他的两个妹妹分开了。他被遗弃在战火纷飞的柬埔寨，进了监狱，直到他拿出藏在身上的500美元贿赂看守才得以逃脱。

虽然亲戚帮她向蛇头付钱，但于莉为了偿还债务还必须每个月拿出3000美元。她说：“日子苦不堪言，我们一无所有。”如今，连他们的孩子都不得不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于莉说：“最困难的事情是，我不得不让我们的子女去工厂干活。他们本应该在学校里念书，但我们需要他们挣钱养家。”她叹了口气说：“要是留在中国，日子就不会如此艰难。”

从金融危机中复苏

亚洲的股市在高涨，投资者又纷纷回来。这个地区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学到什么东西了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撰文认为亚洲尚未摆脱危机并可能再次发生危机。

两年前，曼谷出现了一种厉害的病毒。事实证明这种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迅速传遍了亚洲和亚洲以外地区，经常使表面上看似活跃的经济受到传染，在一段时间看来似乎可能成为全球性的传染病。但是，过去几个月没有听到新病例，原来的大部分患者都度过了最难受的时刻。像患过重病并开始好转的人一样，他们都感到轻松了，甚至感到高兴，虽然他们离完全康复还有很长的路程。

但是，突然出现这种令人振奋的心情仍为时过早。首先，亚洲的情况好转仍是局部的事情。韩国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复苏得快，今年韩国经济可能增长5%；即便如此，其产量仍比1997年以前的经济趋势线低14%。日本的经济力量比遇到麻烦的所有其他国家经济力量的总和都多，但是日本尚未出现令人信服的好转迹象。几乎所有的人都预料，即使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停止下降，日本的失业率仍将继续增长。中国在整个危机期间已设法持续增长，但是中国经受的金融压力已逐渐加大。

如果去年夏天这个地区所感受到的已注定即将失败的感觉减弱，这完全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当你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亚洲尚未摆脱这场危机，也并不清楚如何避免下次危机。使亚洲可能出现1997-1998年大危机的所有那些脆弱因素都没有消失，而且还有充分理由认为亚洲在危机后的长期前景远不如仅仅两年前那样大有希望。

但是我们要开始设法了解过去在哪些方面出了错。亚洲希望那些显得明智而谨慎的专家警告别人不要把事情笼统化。他们说，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因而并没有适用于亚洲所有国家的故事情节。

实际上，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灾难的逻辑差不多都一样。（日本的情况的确非常不同。）在每种情况下，投资者——主要是但不完全是发放短期贷款的外国银行——都试图同时把他们的钱撤走。结果出现了银行和货币联合危机：说它是银行危机是因为没有任何银行能在得到通知的短时间内把所有资产兑换成现金；说它是货币危机是因为受到惊吓的投资者不仅试图把长期资产兑换成现金，而且还把泰铢或印尼盾兑换成美元。在受到惊吓而逃跑的情况下，各国政府没有提出好的方案。如果它们让自己的货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率就会高涨，借了美元的公司就会破产；如果它们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支撑自己的货币，这些公司大概也会由于债务负担和经济衰退两种因素合在一起而破产。实际上，这些国家破坏了这种区别，无论如何都付出了沉重代价。

这次危机是对经济管理不善的惩罚吗？像多数陈词滥调一样，时髦词汇“裙带资本主义”一时颇为流行，这是因为这个词汇触及事物的真谛：政府和企业关系过于密切的确产生了许多不良投资。亚洲企业的金融结构仍处于原始阶段——股本太少，债务太多，债务中太多的部分又是由来自肯通融的银行的软贷款构成的。这些也使得这些国家特别容易丧失信心。但是这种惩罚同所犯的罪行相比肯定是不成比例的。许多投资事后看来是愚蠢的，但是在当时看来却是明智的。毕竟，假定目前每年吸引海外投资约3000亿美元的美国看到流入的资金突然转变成1万亿美元流出的结果（相对经济规模来说，这是受亚洲危机打击的国家所承受的），美国的金融系统还会显得有多稳固？

在没有良好的政策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政策反应对头吗？在亚洲的每件事情似乎都出错的时候，人人都疯狂地相互指责；现在当事情开始对头的时候，似乎人人都在相互争抢功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韩国的复苏说成是它的政策建议正确的证据。暂且不去管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济的其他国家的情况糟糕得多，马来西亚经济——马来西亚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并由于实行资本控制而使受尊敬的舆论感到吃惊——似乎也在好转。相比之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把任何好消息都完全归功于自己，尽管马来西亚的邻国似乎也走出了谷底。

实际情况是，一个没有私心的观察家大概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采取什么政策，不管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还是违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而采取的政策，结果都一样。无论是预算政策，利率政策，还是银行改革——不管哪些国家试行都一样。在没有更多的钱可管理的时候，一个国家经济的自然恢复力最终将开始发挥作用。从最好的角度说，据说能提出治疗方案的医生在病床旁提出了有益的治疗方案。从最坏的角度说，他们这些人像是中世纪的医生，并开药方说：放血能治百病。

患者能完全康复吗？正如美国总统克林顿所说，这恰恰取决于你所说的“完全”是指什么。韩国的工业生产已超过危机前的水平；但是在1997年春天，如果任何人预言韩国工业在今后两年出现零增长，就会被认为是轻率的灾难预言者。所以，如果你所说的复苏不仅仅是恢复增长，而且是使这个地区的业绩恢复到类似人们过去经常认为的亚洲正常情况的水平，那么他们今后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还有两个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将走不到那里。

首先是泰国一位经济学家向我描述的“把企业家阶级的头割掉”。大概可以说，亚洲发展中国家没有几个西方意义上的真正的公司。在纸面上看像是现代公司的一些机构，实际上是发展得太大的家庭公司，这些公司的发展取决于公司老板的个人财富和通过银行贷款影响那种财富的能力。虽然在修复这个地区遭到破坏的银行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些银行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提供或愿意提供它们过去曾提供的资金，而且这些企业家在自己由于危机而遭到厄运后无论如何已不能提供必要的抵押担保。能及时找到其他出路：这些国家能产生新的企业家阶级，他们能向专门技术和外国公司资本敞开大门，他们可以实行改革并使他们的金融系统现代化（包括制定可操作的和可实施的破产程序）。但是现在（大概还包括今后若干年）。这些国家很可能由于自己受到折磨而被削弱。

其次，甚至在危机爆发之前就有迹象表明亚洲的投资收益已越来越少，迅速发展只是靠注入更多资本来维持，而且大部分资本来自国外，将来根本弄不到那么多的资本。外国投资者也许已停止外逃，但是他们不会再像过去几年那样注入资本。因此，当亚洲国家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它们在一两年内的增长速度可能像1997年以前的增长速度，但是危机后的增长趋势大概会远远低于人们以前所抱的期望。

复苏可能中途夭折而故态复萌吗？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像1997-1998年那样的现金周转困难似乎是难以设想的。短期外债大部分已偿还，贸易上的大量盈余——货币贬值和经济不景气的产物——使得受危机打击的国家重新获得大量外汇储备。大概需要几年不负责任的借贷才能为重现1997年的情景创造条件。如墨西哥所能证明的，这样的事情是可以安排的，但是这种前景似乎不会马上出现。

不幸的是，亚洲危机仍可能有第二幕，那是因为一些国家的问题仍未解决。

日本综合征——日本早在任何人甚至都没有想象到亚洲和危机这两个字眼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时就遇到了麻烦。最近开始从邻国传出的好消息在这个岛国却没有同义语。在这个岛国所能说的最好东西就是去年的经济下跌已趋于稳定。如果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病是可能致命的，而且是时间短的急性发烧，那么日本的病则是慢慢消耗体力的病，而且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

日本在不久以前似乎仍是领导世界经济的大国的当然继承者。日本的毛病出在哪里？日本服务部门的效率之低具有传奇色彩。虽然日本仍是令人敬畏的出口大国，但是日本采用某些新技术的动作迟缓。日本像比较贫穷的邻国一样，也有遇到麻烦的银行，而且日本解决银行问题的速度太慢。但是目前制约日本经济的明显因素是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美德的东西：日本消费者的谨慎和节俭。日本家庭即使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储蓄额仍超过日本企业肯于投资的数额。结果是，这个大国发现自己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陷入可怕的“流动性陷阱”。整个私营经济实际上试图在这个陷阱中积累现金。由于这是不可能靠集体解决的问题——没有采购也就没有销售——因此这种试图积累现金的做法导致经济持续萧条，结果是年年低于生产潜力。

日本为什么陷入这种困境？也许是日本在80年代末的金融泡沫破裂后从未复苏。也许是日本令人忧心忡忡的人口问题是关键所在（日本符合劳动年龄的人口1997年达到高峰，预料今后几十年将稳步下降）。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决策者尚未找到解决办法。

治疗流动性陷阱病的典型处方是财政上的助推启动：利用赤字开支使经济搞活起来。并希望这样做能使投资者投资，使消费者消费。但是在经过几年扩大赤字后（日本今年的预算赤字是战后和平时期空前最大的赤字），日本经济火车头却没有显示出追上去的迹象，而政府债务的增加却达到令人担忧的地步。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本需要背离正常的货币政策规则，放弃物价稳定目标，实际上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借钱更具有吸引力，而持有现金则不怎么具有吸引力）。但是日本银行仍顽固采取正统做法。

在这个时候，日本政府似乎仍希望局势能自行好转。大量公共工程计划已使去年的经济迅速下跌情况趋于缓慢，并推动了今年的经济增长，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竟然达到令人吃惊的7.9%的年率。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日本出现了真正的和能自我支撑的复苏。而且，事情非常容易大大恶化。确实，很容易看到日本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简直容易得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日本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日本公司最终开始“合理化”，即大量解雇不需要的工人；害怕失业使得谨慎的消费者更加紧张；开支下降导致更多人失业；经济不景气导致物价不断下跌，加重了公司的债务负担，使现金成为更具有吸引力的资产。如果这种噩梦式的事件开始展现出来，不清楚日本官员能在这方面做什么或者愿意做什么。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常规的货币政策已经尽可能地起到了扩张作用；在政府债务和赤字都巨大的情况下，财政再次激增的余地不大。

对日本的担忧必然影响整个地区的前景，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日本是主要的出口市场，另一部分原因是，从日本传出的坏消息肯定会影响整个地区对市场的看法。但这也可能是另一种兆头，因为日本综合征不一定被限制在日本。

人们可能已料到，中国的经济问题更像印尼这样的低工资国家的问题，而不像更富有和更发达的邻国日本的问题。但是中国从来都没有染上亚洲的流感，这是因为外汇管理条例防止游资离开中国并且首先不准游资进入中国。如果经济增长放慢，是因为中国的消费者没有赶上生产能力。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现在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中国正用日本方式即赤字开支对付这种局面。

中国仍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中国的利率大大高于零，中国的官方预算赤字和债务仍相对较小。但是，根据流传的各种说法，中国破产的国有企业和无偿债能力的银行仍有看不见的巨额债务。归根结底，中国像日本一样可能被迫开动印钞机，此举肯定会引起人民币贬值。这将使邻近地区，尤其是香港的生活更加困难。

总之，亚洲在今后两年中大概不会遇到过去两年曾遇到的同样问题。但是发生不同问题的危险相当大。

一线希望总是伴随着逆境出现：逆境可能造成损失，但也会使人得到宝贵的教训并强迫他们进行改革。亚洲的危机是否已为将来的经济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答案也许是肯定的。危机已医治了最严重滥用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些事例，并且冲淡了这种危险的信念：“亚洲的价值观”以某种方式使得这个地区的国家无懈可击。这场危机淡化了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因而也起了好作用：一些国家在自己的金融市场做好准备之前在受到压力后向世界开放资本市场的可能性已减小。华盛顿把经济外交的主要目的看作是使世界成为对冲基金的安全场地的可能性也减小了。

然而，现在难以摆脱一种危险的自满情绪开始流行的感觉。早在1996年墨西哥开始在危机过后复苏时，决策者和投资者的行动就都好像认为墨西哥发生的事件只是一次性事件，绝不可能重演。但事实证明，那次事件是一年以后的亚洲危机的一次彩排。现在，由于世界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完蛋，因此人人都开始认为我们已控制了局势，即使是关于国际改革的建议也已被冲淡到微不足道的地步。投资者和一些国家可能真的愚蠢到足以再犯同样错误的地步吗？它们当然可能如此。

17 1999年（A）现代化中国军队

对中国人来说，海湾战争所展示的是21世纪的武器装备和战法，它以最生动、鲜活的方式反衬出了规模庞大的中国军队的落后。灵巧炸弹、灵活的指挥与控制以及天衣无缝的高技术战争，震动了中国的领导层。由此，他们发动了一场旨在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水平的运动，中国军方挂在嘴边的新词变成了“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

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规划旨在发展其设定的作战能力，尤其是：1.应付未来极不确定的可能来自美国、日本、东南亚诸国和印度的常规和非常规的军事态势；2.保持强大的威慑力量遏制分裂思想不断增长且经济力量雄厚的台湾；3.提高中国军事和外交水平以控制和进入其周边的被北京称为拥有主权的战略要地，如在南中国海的诸岛屿；4.防守一旦发生冲突短距离可进入的海防航道；5.加强其控制国内社会动乱和因宗族纠纷而使边境不稳定的能力。

……

计划生育事出有因

哥伦布1492年10月12日夜第一眼看到月光下的圣萨尔瓦多群山时，他恐怕没有想到他的新发现有朝一日会对地球另一面的中国产生影响。几十年后，西班牙商人将高产农作物从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带到了他们在亚洲的主要落脚点菲律宾。16世纪末，这些农作物辗转到了中国，包括玉米、红薯、土豆和花生。到了17世纪中叶，这些农作物便开始为人口爆炸积蓄能量。中国当局通过不懈的努力才将人口控制在今天12.5亿的水平。

中国人口的第一次大爆炸发生在18世纪，从18世纪初的1.5亿增加到19世纪中叶的4.5亿。从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关系入手去分析人口爆炸的原因是一种占上风的做法。今天，到过中国的人都会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依靠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这一说法证明了中国实行全世界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合法性。面对人口和土地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让人们有吃有穿是政府最大的成就，这比保证他们的政治权利重要得多。

人们对中国能否继续依靠如此少量的耕地解决如此众多人口吃饭问题的担心，也是中国实行一种强使农民生产超过需要的粮食的增产政策的依据：将多余的粮食存起来，以备土地和人口比例失调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时食用。近年来，同样的担心也使中国接受了“可持续发展”观念——包括保护土地计划和清除江河湖泊严重污染的努力。

针对人口问题进行土地研究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19世纪前夕，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担心人口增长问题，以至于急切需要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中文译本。中国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英国问世仅一个月，其中文译本便在中国出版，并很快流传开来。

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超过自然资源增长所带来的危险性做了可怕的描述。他警告说，人口数量超过自然资源的结果将是“瘟疫肆虐，饿殍遍野”，“必得有人出来平衡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这就必然会发生战争。

早在马尔萨斯以前，甚至在新大陆作物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相对人口规模就已经很大。公元3世纪，三国时吴国航海家康泰在他的《吴时外国传》中写道，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人多，罗马钱多，中亚马多”。定义中国历史上的疆界是一项困难而棘手的工作，但根据美国颇有威望的人口统计学家朱迪斯·班尼斯特的统计，在第一个千年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8%到30%，后来在1750年和1900年又分别占到这一比例。

中国人口在第一个千年期间突破了1亿大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第二个千年接近尾声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突破10亿。

在宋代，由于实行精耕细作，同样多的土地养活了更多的人口。给中国生态造成长期破坏的是农民大规模开辟耕地。他们在山坡上开出梯田；在江河沙淤上开出沙田：甚至还在水面上架木排，把泥土铺在木排上种庄稼，称为架田。“可能是人口规模促成了这些农业技术的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历史学家说，“也可能是这些技术使人口达到了如此的规模，这都很难说。”他认为，“这两种因素是互相影响，互为作用的。”

大约600年以后，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新品种引发了又一次土地人口比例的深刻变化。玉米、红薯、土豆和花生可以在不适于种植小麦和水稻等传统农作物的沙岭薄地上生长。这就使得耕种面积大大增加，从而为更多的人提供了食物。

关于高产作物如何被引入中国的资料，发现在由当地名人世代记载下来的资料翔实的数以千计的县志里。比如福建省长乐县的县志就记载着这样的内容：一个叫陈真龙的人于16世纪70年代第一次将红薯秧从菲律宾的吕宋带到长乐。广东省东莞县的县志记载：当地商人于1580年从越南带回了红薯秧。

福建省省会福州的地方志记载，红薯于16世纪中期开始在该省普遍种植。地方志告诉我们，是当时的省长在1594年大饥荒时推广了这些农作物。他告诉他的人民，这些作物可以使他们度过饥荒。据历史学家说，中国民间流传的说法是：这位省长推广红薯的力度很大，以至于派出专人去附近的台湾偷红薯秧。当时，台湾是一座经常与大陆人发生矛盾的孤岛，在岛上常住的主要是土著人，西南部有一些来自广东和福建的商人只是临时居住。据说台湾人的红薯也是从菲律宾弄到的，他们显然不愿意与大陆人共享,所以这位省长只好派人去偷。他们常用的偷窃方法是将红薯藏在衣服内，将红薯秧缠在腰间。

17世纪和18世纪，随着人口的向西扩展，美洲作物遍及整个中国，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特别是穷人的主要食物。这些农作物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生态问题：森林和绿地覆盖率大幅度下降；水土严重流失；河道淤积，洪水连年不断。

人口压力往往被认为是18、19世纪农民起义频发的主要因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8世纪末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和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

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菲尔班克和莫尔·格德曼曾经指出，早在新作物被引进中国之前的宋代，强大的人口压力就已成为促进发明创造的动力。“中国的重大技术发明，包括丝绸、瓷器、运河水闸、时钟、船尾方向舵、印刷、火药、板型铁犁等都是在宋朝晚期发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二三十年，也就是从1949年到70年代，毛泽东一反中国历代领袖的观点：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口号。中国人口一下子从1953年的5.83亿增加到1975年的9.2亿。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指出：“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每年增加1300万。这对我们的住房、就业、妇女儿童保健和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她说，人口过剩降低了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我们的经济一直在发展，但人们都看不出，因为我们人口太多。在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排名中，我们的位置很低，只排到99到100位。”

中国政府对本国的人口规模非常担心，所以从70年代末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农村夫妇最多两个。当然这一政策也经常有打折扣的现象，特别是在农村。

环球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代表詹姆斯·哈克尼斯对中国的政策产生共鸣。他说：“我们发现，人口本身并不是一种机械的、不可改变的力量。在如何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打交道方面，人们可以做出理智的决定，个人的行为和政府的政策可以改变人类本身对环境产生的持续影响，不管人口的规模有多大。”

人口学家们预测，中国人口将于2040年到2050年间达到顶峰，突破15.5亿或16亿，然后趋于稳定。该官员还说，中国的政策还没有放松对人口出生率控制的打算。她说，政府从80年代后期开始认识到需要制定一个计划生育的总体规划。这个规划不仅要考虑出生率问题，而且还要考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控制人口规模仍然是计划生育最迫切的任务。“除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之外，我们的人口包袱也太大，”她说，“如果我们的人口继续保持如此大的规模，那么我们只能是继续贫困下去。这不仅仅是如何消耗我们的资源的问题。”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

《新闻周刊》认为中国的军队正面临新的革命。1991年1月，当美国人的炸弹向伊拉克倾泻时，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对多国部队的进攻进行了现场报道。在5个时区之遥的北京，CNN的战场报道吸引了一批热心的观众。对中国人来说，海湾战争所展示的是21世纪的武器装备和战法，它以最生动、鲜活的方式反衬出了规模庞大的中国军队的落后。灵巧炸弹、灵活的指挥与控制以及天衣无缝的高技术战争，震动了中国的领导层。由此，他们发动了一场旨在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水平的运动，中国军方挂在嘴边的新词变成了“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国现正以购买的方式，尽快地向高技术超级军事大国迈进。有一点正在令华盛顿愈发寝食不安，那就是中国如何改进、重组其规模庞大的军队。

高技术国防战略的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92年底中国军队领导层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即国家的战争机器——军队应该适应高技术战争准备。中国认为海湾战争是下个世纪不可避免的武装冲突样式。因此，一直在大规模研究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并将其研究重点转到近期国防需求的实际问题和具体事例、方案上；研究的深度、思想的自由度、参与研究者从高级军官到普通士兵的范围广度，在中国军队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研究海湾战争有助于军事科学思想进步。从海湾战争中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是：电子战对整个战争的结局具有决定性作用；高技术武器是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关键；空军力量、海军力量是现代化战争中关键性的武装力量；快速反应、快速部署是综合能力的衡量标志；后勤供给能力与实际战斗力同样重要。

中国制定了有远见的高技术国防战略。首先，高技术国防战略不仅仅是军事科学思想的进步，还能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其特殊意义是：它具有远见卓识，将其目标瞄向下个世纪的战争；它能推动武器装备的发展，进而使中国军队获得扩充实力的能力。

其次，实施高技术国防战略的条件是经济持续增长。这个问题极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已看到了苏联的垮台，并一直谨慎地避免重犯苏联“国防冲击经济”的错误。因此，当迫切要求推进某些关键领域的武器装备发展进而要求增加军费预算时，中国军队总是合理地将军费集中用于某些突破性项目，而不是全方位地发展军事建设。

最后，高技术国防战略还是驱动全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力量。

实施高技术国防战略的着眼点主要是：新武器发展计划；国外采购与扩大预算；空军现代化建设。

当前，中国正在实施一项既定的无期而庞大的军队现代化计划，致力于改变在武器、装备、作战理论和训练等方面长期存在的落后局面，增强其作战能力，以应付普遍存在的潜在的威胁和实现其长久的现代化夙愿。虽然也许需要10年才能初见成效，但这一现代化规划已使常规的国防开支、采购国外的先进武器系统和研制国产新系统有了极大的增长，改善了固有武器系统并且在部队训练、战备、力量投送和合成兵种作战诸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这些及其他方面的进步已引起了亚洲和其他地区对不断增长的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关注以及对地区政治和军事稳定性、地区经济继续增长和亚洲海上航道安全的影响。这类关注反过来导致决策者和战略学家要问：中国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和何种方式来建设一支强大且具有相当投送能力的现代化军队？

这些都是不易回答的问题。近年来国防开支水平和武器装备完善的本身并非是一种表明中国军事现代化努力趋向的可靠迹象。尤其重要的是，人们不应设想，中国军队现代化经过5至10年，在质量和能力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且还需要将强大现代化的部队投入战场的能力，因而国防和技术完善的开支会继续增长或一直保持在高水平。

许多因素都将影响中国军队实现现代化规划的长期进程和范围，最显著的是：1.中国军政高层领导对军与民发展次序的决策；2.经济、技术和结构上各种“目标”对其的制约；3.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反应对其的影响。其中有些是主要的，也许会长期存在，并妨碍中国实现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影响最大的也许是第一和第二个因素。特别是任何对中国真正获得有效武器装备的能力具有实际意义的评价，都必须考虑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需的资源和技术的需求量。

香港新移民

陈观明（音）在急速发展的中国南部城市东莞有一所大房子。他和母亲及弟弟一起住在一所两层的、240平米的住宅里。他们有一个阳台，房子后面甚至还有一个小院子。但相对于陈观明的愿望来说，这所房子还不够大。在附近麦当劳快餐店吃漢堡包、喝可乐时，这个12岁的孩子的眼睛一亮——他想到了香港，他做屠夫的父亲生活的城市。“那（香港）是一个很繁荣、很让人激动的城市，有许多有趣的游戏”，观明很确信地说道。在那里，他会有电脑、Sega视频游戏和“一间很大很大的房子和许多新朋友。”观明固执地相信，他正在狼吞虎咽的漢堡包也一定是香港的味道更好。

天知道，一度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麦当劳的销售点跟东莞的完全一样，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这里要更加拥挤，更加嘈杂。等待观明和他弟弟的家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一套空空的、毫无诱人之处的、面积仅有10平方米的公寓。

然而，所有那些也许正是观明将要得到的，因为香港的最高法院已经做出裁定，任何香港永久居民的孩子都有权在香港居住。对于香港终审法院1998年1月所做出的这项决定，北京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其中传达出关于香港的司法独立可能会处于危险之中的忧虑。但是如果这项裁定得以维持，这意味着观明，以及50万跟他一样的孩子，将注定成为香港的最新市民。这些人口的流入可能超出香港的承受能力。并且，当前的环境不佳——香港经济在去年第三季度萎缩了7%，这已经在香港本地居民中引起了同样巨大的恐慌，人们对于这些不满现状又尚未达到可雇佣年龄的孩子深感忧虑。“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这都将引发巨大的问题，”保险公司总裁VickiChan说，“人人都在预测香港要出现混乱。”

因为已经有680万人口拥挤在狭长的发达地带，所以香港对于新居民的流入控制很严格。终审法院的上述裁定可能会将这一努力引入混乱之中。官方曾预测从1997年7月政权移交到今年7月之间会有66000名大陆孩子移民到香港（到目前为止已经到了43000人）。现在甚至那些非法移入的孩子的身份都变得合法了，再加上那些在其父母都还没有成为正式居民以前出生的孩子，总数可能超过50万。为了对根据上述新法到底有多少孩子可以获得移民资格这一问题做出一个可靠的估计，户口调查人员已经深入香港全岛以及附近的沿海省份广东、福建。

精确的结果将很难得到：一些香港男人无疑不愿意爽快承认跟他们在大陆的情妇所生的孩子，并且有些“二奶”已经说了，除非她们可以陪同，否则她们是不会把孩子送过边界的。官方甚至还没有决定怎样规定移民的步伐（目前每天仅允许150人进入），也拒绝让那些签证到期的访问者继续滞留在香港。“这样做是不人道的，”50岁的郭青鹏（音）说。他的女儿因为停留超过了签证期限而面临被捕。“政府答应了我们一件事，做的却是另一回事。公道何在？”

许多专家担心的是，在所有那些合法化移民入境之后，这种混乱将会加剧。据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环境管理中心主任彼得·希尔斯说，到2011年香港人口将会自然增长到750万；如果允许50万新移民入境，这一密度将比上述日程提前8年达到。香港已经带有了其上百万工业人口所造成的伤疤：烟雾，潮湿的街道，以及充满废物的港口。“香港目前处于一个非常精细的平衡，”希尔斯警告说，“它正在达到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这些人口的流入将使污染达到不能忍受的地步，而这样一个数量激增的人口也将使得市政工人面对异常繁重的清洁任务。

官方也没有表明他们可以为这么多的新移民提供住房。根据法律，移民及其家庭必须等待7年才有资格申请公共住房。此后，要得到一套公共住房平均也要再等7年，这使得许多家庭困在很脏、常常又是很旧的建筑里。在终审法院做出上述裁定之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曾承诺把第二个等待期缩短至3年。但是住房积极人士VirginiaIp说，目前董建华政府尚未达到其每年建房5万套的目标，而实际要建这个数量的两倍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由于缺乏缓解压力的实际可行的办法，前景不容乐观：住房专家李文达（音）只能建议把已经小得像面包盒似的公寓建得更小，以期在可用的地皮上挤进更多的人。

然而，关键的问题可能不在于空间，而在于时间。给新增的住房、学校和医院选地、设计并修建基础设施需要3至5年时间。因此，新移民所造成的冲击视其移入速度会有很大的不同。香港本地的学校系统虽然很拥挤，但刚开始应该还是能够应付的。官员们声称在未来一年中他们有足够的地方来容纳25000名中、小学生。目前，约有50家机构正在协助教育部门为大陆移民开设语言和同化课程。绝大多数的积极人士相信，新移民可以成功——歧视常常成为驱使他们在学习中出类拔萃的动力——但前提是他们的数量必须与富余的老师和教室相适应。教育部门的高级官员李车春（音）说：“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修建更多的学校，但学校不可能在一天内建成。”

相比之下，那些可能取得居住权的成年人心头萦绕着更大的忧虑，尤其是现在正值失业率新高——5.8%。劳工积极人士、立法委员李楚岩（音）说：“我们认为香港无力进一步吸收这些工人。”语言能力的不足可能把许多移民排除在高薪工作之外，而绝大多数劳动密集型工业已经移到大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逃往香港的上海工业资本家相比，不能指望现在的新移民会给香港经济注入资金或技术。李说：“如果在经济繁荣、人人都有工作的时期放入移民，那么他们倒是可以被看作是在为香港做贡献。”港人对于接纳更多移民的口头反应显示，对许多本地人来说事情已经发展到多么紧张的地步。

最近移入香港的大陆人可以证实上述痛苦的真实性。13岁的莫来萍（音）两年前到香港时曾经有过和陈观明一样大的梦想。“我以为我会非常开心，因为我能看见许许多多摩天大楼。我以为我可以不用再自带扫把到学校去打扫地面。”而实际情况是，来萍住在九龙区一间肮脏的7平米的小公寓里，并且要在一个放在皱皱的卧铺上的咖啡托盘上把作业写完。她的母亲和妹妹一起睡在下铺；她们狭窄的住所每月的租金要花去490美元，几乎占了政府每月发给她们的1100美元福利金的一半。来萍说，“我希望我的生活最终能好起来”。

同样，香港居民也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的许多忧虑并未变为现实。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西西莉亚·陈消除了关于移民会使医疗保障体系超载的担心。她说：“从统计的数字来看，5岁到45岁之间的人很少去医院。”也不是所有有资格的人都想移民到香港，尤其是那些已经在中国（大陆）过着舒适生活的成年人。工会主义者李某的政党先锋党已经呼吁北京允许移民保留双重居民权，以便他们在不能适应香港时可以返回大陆生活。就像大多数的反移民情绪一样，现在的许多激烈言辞都只是由偏见造成的，因此时间和彼此间的熟悉会消除一些无稽的忧虑。

最终，新移民会成为香港经济不可或缺的建设者。香港人口的老年化对于其未来的繁荣构成了严重威胁，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依赖数目日益缩减的工作人群。恒生银行在不久前所发布的一个报告中预测，与过去17年中年均2.1%的增长率相比，未来10年香港劳动力的年增长率为2.1%。“要保持经济的发展，维持我们的生活水平，有工作的人口必须更加努力才行。”恒生高级经济研究经理文森特·万说道，“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将会对经济有益。”这是最新和最老的居民的一个共同愿望。

18 1999年（B） 新的心态，新的形势

回头看看过去的这1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让我印象深刻。这个国家给我以希望。在80年代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那时候我从没有出过国，也根本不会去想有那样的奢侈，有私人电话都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

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所怀有的愤怒和猜疑是相当明显的。美国的议员和报纸的专栏作家就经常攻击北京，而无论什么时候有中国领导人来访，特殊利益集团都会强烈抗议。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那些有外交头脑的精英们的反美情绪正在上升。

……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真的变得具有毁灭性和危险性了吗？这种危险性不可能更高了。在21世纪，没有哪种地缘政治关系比今天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拥有13亿人口、正快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之间的关系更重要。

导演陈果的眼中香港

陈果似乎喜欢在回忆中工作。为了拍他最近的新片《去年烟花特别多》，这位香港导演最初摄下了许多围绕香港1997年“移交”中国管理而发生的真实事件。一年以后，他才给它们加上了故事情节。“我只管拍下这些场面，而不管以后的故事会是什么样子。”壮实和蔼的陈果这样说——他既执导这部影片，又为它写电影剧本。反复思考之后，陈果决定让《去年烟花特别多》成为透视香港回归这一历史事件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影片。

38岁的陈果并不是第一个以这件事为题材的导演。陈可辛的《甜蜜蜜》（1996）就反映了回归来临时香港人同大陆人间的焦虑关系。王颖的《中国盒子》（1997）有点让人失望，它以一个相思成病、奄奄一息的英国记者为中心，描述了一些与回归有关的事件，并探讨了当地人的身份感。

《去年烟花特别多》是迄今为止对回归所带来的冲击探讨最深入的影片。影片讲述了英国驻军解散后一群香港复员士兵的故事。家贤（何华超饰）和家璇（李灿森饰）两兄弟，一个原本是军人，一个是黑帮人物，他们同其他4名复员老兵一起计划抢劫银行。除了失业外，家贤做这件事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动机：他想劝弟弟退出黑社会，但知道这需要钱才能做到。香港当时经济萧条，由于一心想找份工作，家贤自己却最终加入了黑社会，他安慰自己说：“这只是份工作。”为了适应普通人的生活，他的生活却被毁了。

陈果因为坚持拍摄反映香港变化的影片而与众不同。他的《香港制造》揭露了黑社会青年生活之艰难。拍这部片子时，他起用了一批业余演员（李灿森在该片中是首次亮相），工作人员也少得不能再少，只有5个，胶片是从他以前拍过的胶片中拣出来的，整部影片的预算仅为8万美元。《去年烟花特别多》的预算达到了100万美元，但是陈果雇用演员仍然是新旧结合，其中还包括两名他在一次多余军品甩卖会上偶然碰上的前英国士兵。

这部新片2月份在香港进行首映，年内将会在亚洲其他地方上演，它看起来将会非常叫座。陈果擅长用一群小人物来演绎离奇而具有讽刺性的人生：漫无目的闲逛的出租车司机，满口俏皮话的黑帮老大，欺小凌弱的女学生。《去年烟花特别多》涉及的是诸如香港人为钱所困这一模拟较沉重的话题。然而，剧本中一段次要的爱情故事却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很像银行抢劫事件的结局。当然，陈果最想探讨的是香港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挑战。“没有人关心我们的价值系统正在如何改变，”《去年烟花特别多》拍成后，香港有了一位能理解它的电影人说。

“我知道我想要的”

郭方10年前是一个记者，现在是北京的一个餐馆老板。在《时代》杂志上，他写了自己的故事。

80年代末期的那几年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非常活跃。各种讨论如火如荼，报刊出版前所未有地开放。当时我是《改革时代》杂志的记者，也属于理想主义青年的一分子。

整个第二年我们都情绪低落，我的杂志社在1990年关门了，我也计划去美国。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最终我留了下来，而事情也慢慢地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从1995年开始在北京新成立的一家儿童学校里教授中文。中国举办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我也作为公共关系顾问参与其中，我后来成了一个搞中国当代艺术的瑞士代理商的当地代表。这个国家正在发展，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机会去做新而有趣的事情。去年，我在北京开了一家私人餐馆，以西班牙烹饪和中国艺术品为餐馆的特色。

回头看看过去的这1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让我印象深刻。这个国家给我以希望。在80年代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那时候我从没有出过国，也根本不会去想有那样的奢侈，有私人电话都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在1989年，学生们不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都一样贫穷，都一样是理想主义者。

现在，我和一个男人一起住，但我们没有结婚。我正计划设计建造自己的房子。换句话说，现在我可以拥有我想过的生活。生活变得有趣而舒适。我想结婚就结婚，不想结婚就不结婚。而在10年前，像这样拥有选择的自由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在1989年离开中国的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0年前的学生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1989年我也想要民主，但是我不明白什么是民主。今天，我只想要我明白的东西，你不能渴望那些你不了解的事情。今天的年轻一代同样也不一样了，他们更有商业头脑，也已经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了。

我对中国的未来和我在其中的位置都非常乐观，从这个国家的开放中我已经获益颇多，现在我相信我和这个社会有关系，我感到了我和它之间的联系，我喜欢现在的生活，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虽然我还是没有出国旅游，但是是因为最近我太忙了，没空去。

侯孝贤和《海上花》

一位台湾导演在1999年重现了19世纪上海高级妓院的奢华和慵懒。

时间对台湾导演侯孝贤而言是无足轻重的，他最近完成的新作《海上花》是一部极尽豪华而又显露才华的影片，讲述了19世纪上海高级妓院里的风花雪月和人际关系。侯孝贤运用他的注册商标：一镜到底的长镜头来演绎妓女们如何为男人嗔怒，闲聊，吸食鸦片。“时间对这些高级妓院里的人而言是不重要的。”侯最近参加一次为他的影片举行的庆祝仪式时说，“这些女人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19世纪晚期中国妓女的经历和日本的艺伎在某些方面很相似。她们小小年纪就开始打扮自己来取悦男人，希望他们中有人肯娶自己，替她们偿还拖欠妓院的账单。这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通常由年长的妓女解决同伴间的争风吃醋和嫖客与妓女间的争吵。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以旧上海英租界里精致而昏暗的高级妓院为背景，表达出一种禁锢感。

《海上花》参加了1998年戛纳电影节影展，此后开始在影院放映。1999年6月底在香港放映，秋季则进军美国市场。剧中人物的对话是上海话，电影则是根据1894年韩邦庆用吴语方言创作的小说《海上花外传》的普通话版本改编。小说原本有许多次要情节，但是侯却集中表现三个女人的生活——小红（日本羽田美智子饰）、翠凤（香港李嘉欣饰）和双珠（香港刘嘉玲饰）。侯的意图不太明朗，因为影片有多条线索，甚至这3个女人的生活也处于王莲生（香港梁朝伟饰）两难选择的外围，王必须决定是娶小红还是她的一个竞争对手。

电影中的每个场景都揭示了男人和女人、妓院老板和妓女之间的权利争夺。在长达8分钟的开场镜头中，一群男人喝酒划拳，妓女则尽职尽责地站着或坐在他们身后，这个场面给整部影片定下了基调。影片结束时，这些妓女在社会结构允许的范围内奋力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虽然不是每个妓女都有了这种权力，但至少像翠凤这样的妓女可以为自己的自由有力地斗争。

此外，我们还了解了剧中的人物（小红想和王莲生结婚，但王却没有拿定主意）。观众无法从影片中了解人物行为的动机。侯极力表现他的审美观，对人物的背景和行为动机却鲜有解释。他的摄像机跟在人物后面游走，藏在窗户边或停在门口。侯好像是悄然在1894年的高级妓院中游荡，捕捉表现人们关系的对话，而不是表现他们的背景。

侯的风格和力量在于表现而不是讲述。我们只需要从门缝中瞥见的一双男人的脚就能够明白，虽然小红要和王结婚，却在和另外的男人上床。当然，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一幅幅美丽的画面。高级妓院虽然是一种慵懒闲适的环境，却生动地表现了妓女们富有生机，却又受到禁锢的世界。

将要失去的朋友

翻开一本满是发黄了的照片的影集，刘安忆（音）回想起他年轻的时候是多么羡慕美国。作为20世纪30年代末期清华大学的学生，刘安忆被学校里几位美国老师和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老师的魅力所吸引。他和他的朋友们使劲地阅读西方的书，欣赏西方的经典音乐，甚至还开始喜欢西式的厕所，而不是中式的。他还不断地把诸如英格丽·褒曼和克拉布克·盖博这样的好莱坞明星的传记翻译成中文。然而提起现在的美国，这位温文尔雅的前政府官员的脸色就会阴沉下来。“美国人已经昏头了，”现年84岁的刘安忆哼了哼，说道：“如果你把中国当作朋友，它就会对你很好而且永远不会背叛你。但如果你把它当作敌人，那么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还击。”

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所怀有的愤怒和猜疑是相当明显的。美国的议员和报纸的专栏作家就经常攻击北京，而无论什么时候有中国领导人来访，特殊利益集团都会强烈抗议。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那些有外交头脑的精英们的反美情绪正在上升。而与此同时上升的，便是明显的民族自豪感。北京的一位中国记者说：“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是与华盛顿和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的程度成正比的。”

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眼里，由于有着活跃的经济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像一个狂妄自大的世界级恶人，将那些在贸易、安全和人权事务方面拒绝按华盛顿的标准行事的国家打得鼻青脸肿。“当他们不能达到目的时，”刘安忆说，“他们就会诉诸制裁或军事打击。”中国人越来越将美国人的这种示威视为一种直接威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在社科院每月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这样写道：“中国的决策者们实际上已经得出了结论，认为美国的意图就是要将中国西化或是肢解。”按照中国人的观点，美国不仅是狂妄自大，而且对其国界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华盛顿常常过高地估计了它对北京的作用，”中国的一位政治家说，“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关键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举止更受国内因素的限制，而不是要取悦美国人。”

1996年当华盛顿派出两艘军舰到台湾海峡时，刘安忆对美国的幻想开始破灭了。那时，台湾正在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北京试图对要求台湾独立的支持者进行威慑，因而进行了军事演习并发射了跨越海峡的导弹。近来，中国对美国在北亚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网的谈论很恼火，担心这将会阻止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最终统一。“美国不应插手台湾和西藏问题，”刘安忆说，“这些问题并不只是由江主席和朱总理来决定。整个国家都支持他们的立场。无论谁失去了这些领土都将会被人民所抛弃。对美国而言，干预这些问题是错误的、愚蠢的。”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是最令他们愤怒的。“我们反对北约攻击科索沃，”刘安忆说，“因为我们就可能是下一个进攻对象。”这似乎是其他许多中国人所担心的事。“难道强国就有权对另一个国内出现问题或困难的主权国家进行打击吗？”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年轻女士问道。

在见多识广的美国人中，对如何更好地与中国打交道的争论最终归结为两种方法。“接触”派认为，即使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也能被融入国际社会，尤其是通过促进广泛的经济和政治交流来实现。然而，“遏制”派认为，中国必定会成为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地区性力量，并最终成为世界性强国。因此，这一派认为，美国和它的盟国应该尽一切所能来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

一些中国人把他们的社会比作一盘散沙，零零落落，分散不合。但当受到外部压力或威胁时，又会团结一致。“如果你不把我们拢到一起，中国或许会转变得更快。”刘安忆说，“但如果你这样做了，政府就能更容易地调动起民族主义的情绪。你自己选择吧。”对那些希望影响中国行动的美国人来说，刘安忆的公式或许值得记住。

朱镕基的美国之行

朱镕基已经为他今年4月对美国进行的高层访问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旅程安排。从洛杉矶出发，参观一下好莱坞的米高梅环球制片厂，然后前往华盛顿参加为他举行的国家元首级欢迎仪式并发表演讲，接着折返1000多公里去丹佛，再反向前往芝加哥，最后折返到达纽约和波士顿。从公元前3世纪起，中国人就一直使用地图，因而朱镕基应该不会在使用地图上出差错。或许，他明白作为一个移动目标的益处。中美关系已经变得十分紧张脆弱，所以中国的总理或许不想静静地坐在挤满批评者的射击场里，等待他们将要进行的肆意抨击。这些批评者有：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攻击的自由主义者，要求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的贸易谈判者，亲台湾的游说者，以及西藏的分裂者。

不可否认，麻烦事总是围绕着美中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两国用来描述双方关系的具有高度弹性的术语。两星期以前，华盛顿在联合国发起了一项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决议，这激怒了北京。众议员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即一个旨在调查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立法委员会的主席，正忙于一份长达700页的报告，这份报告声称中国“齐心协力”来获取美国关于导弹、火箭和核武器的机密。（尽管白宫未必会同意，但他已决定将这份报告公之于众。考克斯告诉记者：“既然他们控制着时间表，我可以想象这份报告不会在朱镕基的访问期间公布。”白宫官员反驳说，专家们正对这份报告进行逐行审查。）尽管两国正在对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华盛顿的有些人还是在极力呼吁，将中国宣称为自己领土范围内的台湾，置于美国设计部署在亚洲的任何类型星球大战式的防御保护体系之中。除此之外，中国已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的轰炸进行了谴责。克林顿政府的一位资深行政官员说道：“双边的政治关系，显然正处于一个艰难时期。”

在中国国内，从内部散布出的新闻宣传正激发反击的声音。直到朱镕基临出发访问前，北京的高层圈内还有一场关于是否应取消这次行程的争论。作为对此事的反应，今年4月初的《中国日报》提出警告：“在华盛顿，由美国媒体和政治家合奏的一台反华谬论还正在上演，这也许会将已经处于紧张状态的中美关系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这种言辞在对美态度相对宽容的中国智囊团那里也开始变得激烈起来。“在美国，对中国进行诽谤中伤已成为一种时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这样说道，“在美国，对中国稍有了解的学者都不敢直言。”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真的变得具有毁灭性和危险性了吗？这种危险性不可能更高了。在21世纪，没有哪种地缘政治关系比今天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拥有13亿人口、正快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之间的关系更重要。但是，3月在北京，当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朱镕基面前对中国人权问题进行斥责时，朱镕基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

但是，在激烈的言辞之下，也许还有控制双边关系，进行外交折中的希望。首先，朱镕基将受到高级别的欢迎。就在朱镕基出发的前几天，中国宣布将要从美国购买10架价值4亿美元的波音商用飞机，同时，通用汽车公司也就向其上海的合资公司出售另外4亿美元的美国零部件签订了协议。这些情况代表着对美国有着巨大对外贸易顺差国家的领导人表示出的一种显示和平的姿态。

其次，像朱镕基这样的国事访问不仅不会幸免于当前的争论，常常还会激起更多的争论，尤其是当美国即将进行大选的时候。中国假定克林顿政府在今年的初选期前会趋于更为强硬的立场，以保护总统候选人副总统戈尔免受对中国问题软弱的指责。在北京也在发生同样的变化：民众希望在对美国人在指责中国的时候给以强硬的反击。

当华盛顿和北京似乎要在那些热点问题上无休止地争吵时，两国间那些主要的分歧点也忽冷忽热起来。今年两国间最棘手的争论涉及对中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高技术中心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两年前，当江主席对美国进行高层访问时，他必须纠正对中国在军事上对全世界构成威胁的指责：因为在此前不久，北京向台湾附近的水域发射了导弹。但是当美国总统克林顿去年7月访问中国时，这个问题被从原定安排中删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所谓的中国试图通过非法选举捐款破坏美国民主的指责。没有人会说今天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并不重要，或是否认美国国内的政客们常常把原本不大的事情搞大。“中国问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种象征，”克林顿政府的官员这样解释说，“在像目前这样的艰难时期，中国所做的事情，不管是我们不喜欢的，或是我们赞成的，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朱镕基自己已经很外交地将自己置于争论之外。3月，当有记者问他的访问是否会受到双边分歧点的影响时，他说：“我会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出气。”

整个锅炉的压力正在增大。当朱镕基到达国会山时，他将面对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和罗伯特·托瑞赛利，他们已经动议了一项增加与台湾军事合作的议案。其他的国会议员要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必须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从而也正式加入到中美有关WTO的争议之中。

在华盛顿，许多人将这种批评看作是江泽民和克林顿前两次峰会的副产品。有批评认为这两次会晤掩盖了一些肯定反过来会使两国关系蒙上阴影的分歧。“政府过分宣传了1998年峰会的成果，而1999年峰会的成果很少。”道格拉斯·保罗这样说，他是美国一家处理与防卫有关的商贸事务的非盈利性研究机构——亚太政策中心的主席。一位前中情局分析员，现为商业顾问的肯特·哈林顿说道，克林顿声称他的中国之行体现了一次真正的心灵相会，而这种说法得到的回应却是寥寥无几。“华盛顿将自己竖了起来准备摔跟头。政府没能创建起沟通与政策制定者、政治家以及华盛顿公众的桥梁，也没树立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两国的关系将有时会很麻烦。”按照国防部长副助理库尔特·坎贝尔的说法：“我们需要清楚地指出我们在哪些领域的政策还有问题，以及我们已经切实地得到了什么。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地夸大形势。”

考虑到朱镕基先前就是中国经济领域的领导人，而且他当前的挑战也是要整治中国的经济，因而商业应该是他的专长。但现在中美间即使最普通的贸易也带上了政治色彩。除了别的事情以外，考克斯委员会已经调查了休斯电子公司和劳拉太空及通讯公司在1995年向中国非法转让导弹导航技术的可能性。考克斯调查报告的公布可能会导致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限制，这是一个使美国商界担忧的可能性。美国对中国卫星的销售可能从1997年的38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大约1710亿美元，但在新的出口限制下这种增长可能难以实现。非美国的公司可能会很轻易地获取商机，驻京的美国商会主席理乍得·拉瑟姆警告说，“然后，你就会置身于这个市场之外10到15年”。正如商务秘书威廉·戴利早些时候在北京所说：“这是20年来高技术贸易所处的最坏氛围。”

同样，中国加入WTO的底价已被认为是朱镕基这次访问想要与美国敲定的具体成果。戴利和美国商务代表查利尼·巴尔舍夫斯基都飞往北京进行了11个小时的谈判，但要让这件事有利于美国的商业，他们必须要敦促中国放宽对各种进口商品的限制，还要想方设法撬开诸如保险、通信等服务行业在中国的市场。对中国来说，WTO的成员资格将会有助于其以出口为驱动的经济，并使北京可以在大型国际组织中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其代价是：将竞争引入大型工业，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下岗。去年当类似的谈判结束时，这种代价对北京来说似乎太高了。

当朱镕基到美国时，他或许感到像是在敌方战线后的一位将军。“这两个国家注定要相互竞争，”中国大学的王先生说，“你不能想象其中的一个会从属于另一个。它们必定会尝试着合作，但也会进行斗争。”

葡裔澳人迎接1999

这段时间，绝大多数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的民众都在关注着即将发生的事情。当中国副总理钱其琛重申北京计划在12月20日收回主权之前在这个城市驻军的时候，引起了一些小小的议论。今年4月中国将会宣布这个地区移交后的行政首脑候选人。《华盛顿邮报》近来关注的焦点是正在回归中国的澳门。

一个微型社会，不论怎样，都有充分的理由关注这种转移。葡裔澳人——绝大部分是葡萄牙定居者与当地广东人通婚的后代——估计只占这片被包围的土地的居民总数的不到5%。但在精神上，他们使澳门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始终是中国领土的沿海城市的某种东西，具体化是它的双重文化传统。由于结婚或者移民，他们的人数已经锐减（大约4万葡裔澳人现在生活在澳门以外）。他们连同他们的位于珠江口的一度美丽的港口，在大陆的统治之下，在维持截然不同的认同方面将会经历一段时光。“我们的文化将会消失，”曼迪·包尔斯科特，一位生活在范库弗峰的葡裔澳人艺术家表达了这种迷茫，“而且澳门将会变成中国的另一座城市。”

当政权移交日益临近时，越来越多的葡裔澳人正在试图公然抵制这个预言。包尔斯科特，他的家庭可以在澳门寻根至1710年，已经绘出了一系列详细描绘这个城市历史的图画。3月一次世界范围内的重聚吸引了大约1300名流落在外的葡裔澳人，许多人希望在北京继续对其统治之前最后看这个城市一眼。米纽尔·塞纳·费尔南德斯，一位律师和当地立法会成员，已经为一家剧院写出了用早期葡裔澳人方言表演的戏剧，这种语言是葡萄牙语与广东话的古老混合。他承认“当我们的剧院公司创办的时候（1994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得不首先学习语言。”但这种需要对他来讲似乎越来越急切。

有意思的是，葡裔澳人有一段时间也很难确定是什么将自己与他们分开。费尔南德斯说他没有教授他的3个年轻的女儿学习这种方言的计划：“我只是不明白它将会有多少文化联系，因为无论如何现在已经没有人讲这种语言了。”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绝大多数外人中知道葡裔澳人的丰盛餐桌，像鳎扣（一种带中国香肠的葡萄牙炖菜）和米奇（牛肉、切成方块的土豆还有鸡蛋，适合就着米饭吃），都是显然带有中国风味的葡萄牙菜谱。但当提到更多的例子时，这个团体的成员就会诉诸含混却热情地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表态，说他们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当一群葡裔澳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总能分辨出他们，”克里斯汀·桑托斯，一位澳门公务员说，“他们一般用粤语谈话，但当他们不能完全表达时，他们不是在这，就是在那儿，总会用一些葡萄牙词汇。”

其中暗含之意是用葡萄牙语的葡裔澳人才会达到思维的最佳状态。无论是与葡萄牙邻居还是与广东邻居，这个群体都与之相处相对和睦。但像许多混血人口一样，葡裔澳门人倾向于强调他们的欧洲血统而不是他们的亚洲祖根。“在我们家里总有种倾向，越白越好。”包尔斯科特承认这一点。在澳门之内，葡裔澳人长期达不到应有的比例。

对统治的影响——例如葡萄牙精英：他们现在占殖民地公务员的1/6。移交之后，渴望高级职位的那些公务员将不得不放弃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葡萄牙护照，并且要取得中国国籍。

在世界范围内，12个葡裔澳人联合会举办定期活动来发扬他们的文化遗产。但他们通常所选择的形式——像学习葡萄牙民间舞蹈——几乎与澳门本身没什么关系。“那只是他们发明的给予人们某种认同感的东西。”包尔斯科特说。不久之后，这个群体所能留下的全部就是———半记忆着的葡萄牙文化的回声。

这种对葡萄牙的心理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对于荣格·弗扎兹，三卷本《葡裔澳人家庭历史》的作者来说，这些人是与他们的城市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地位不可分的——是东西方相会的地方。在等式的一半撤走的情况下，他们的地位，也只能成为陈年往事了。“因为不再有葡萄牙人，也不会再有通婚。”

盖茨对中国情有独钟

整个北京的气氛好像对财富越来越着迷。但那并不是比尔·盖茨如此喜欢访问中国的唯一原因。与在美国不同，在那里这位微软公司总裁面对的是反托拉斯诉讼和众多团结在一起的敌人，而在中国，盖茨的话经常被引用。在他最近一次中国之行中，在深圳停留时他确认，他已经将几乎所有中国计算机制造厂家列于他的公司的“维纳斯计划”之中，它是一种软硬件的合成品，可以让VCD机或其他类似的设备在普通电视上展示中文因特网内容。他宣布维纳斯机顶盒“将会把许多家庭不可能负担的娱乐、教育和通信带回到自己的家中”。

乍看起来，这个计划颇为圆满。中国有13亿人口，3.2亿台电视机，而只有210万个因特网用户。即使是最便宜的PC机也会花掉一个普通中国城市居民几个月的平均工资。按照推测，维纳斯机顶盒可以让绝大多数的有电视机的人跨越这个阶段，从而几乎是立刻进入超级信息高速公路。（这些设备，由微软北京实验室开发，预计年底之前可以完成。）用维纳斯机顶盒的热心者的话来说，这是有中国特点的调制解调器。虽然令人奇怪的是，维纳斯机顶盒甚至没有一个恰当的中国名字——只是一个几乎毫无意义的英文音译。它所具有的只是微软视窗CE，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中国人质疑盖茨虔诚的热情。

对于中国低收入家庭，计算机早就不是什么新事物了。几年来，绝大多数百货商店以只有500美元的价格售简单的教育用微机。这些机器使用类似于5年前的电子游戏控制台技术，但有全部功能的键盘，能够在电视屏幕上显示中文字，能够运行很多教育与娱乐软件。微软在维纳斯计划中所列出的绝大多数中国公司都具备自己开发这种产品的技术与资源。他们所不具备的应该是对盖茨的理由提出怀疑。

事实是，共享智慧——1200万中国人实际上希望从超级高速公路上获取的信息——并没有什么真材实料。自1995年，中国已经售出1000多万台PC机，但是5个中国人当中只有1个有国际互联网接口。在富裕的广州，国际互联网使用的程度远低于北京。同时，低成本的、易于操作的“国家企业内部互联网”，一个对福斯的当地内容的互联网选择，却没能用起来。它可能会在年底放弃。

这都说明成本并不是中国连接互联网的主要障碍。障碍之一是社会性的。北京是这个国家互联网普及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它是中国教育、文化和高技术中心。另一个挑战是提供给大陆市场的低品质内容。当前，互联网接入主要吸引着年轻人、受过教育的人、讲英语的中国人，他们使用网络作为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和与生活在海外的朋友与同学的通信工具。对于普通中国老百姓更为保守的生活方式来说，互联网现在提供不了什么。

虽然对于盖茨来讲，维纳斯计划具有额外的优势：它可能会对克服公司内CE所面临的问题有所帮助。微软的视窗95能够在美国桌上型电脑市场一统天下，就是因为它的兼容性：用户买回已经具备绝大多数软件的操作系统，然后第三方开发商为这种已经有了很多用户的系统生产软件。另一方面，视窗CE的目标是手上型与内核市场。手上型电脑用户不在乎在他们的操作系统中有多少程序可以互相运行；他们只是想得到一种简单的、可靠的与易于使用的系统。用这些标准来衡量，视窗CE已经在美国失败，只占有25%的手上型电脑市场，只是3M公司的掌上机的41%。

内核系统，如计划中的维纳斯机顶盒，是自我包容的，又意味着顾客不要求第三方软件。在西方，这意味着更大的变量和更为艰难的竞争，因为比微软小得多的公司会开发出更有效的软件。

所以微软视窗客户机工程需要帮助。对于大型项目来说，制造商更愿意用成熟的、经过验证的系统，但反过来，一套系统在成熟与证实自己之前又需要在大型工程上运用。因此，即使维纳斯计划从未对中国互联网市场产生过大的影响，单是在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用户产品中植入微软CE，就会创造出微软CE在其他地方开辟市场的要素。比尔·盖茨可以在中国运用杠杆原理将一个“大型项目”弄成事实。中国人应该对盖茨的动机仔细斟酌一番。当他来中国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在问他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而是在看这个国家会为他做什么。

朱镕基面对挑战

纪律一直是朱镕基所坚持的原则标准。

现在，当这位总理在洛杉矶走下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开始他第一阶段美国之行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将会成为关注的中心。许多美国人对所宣称的中国核间谍活动以及中国的人权记录不佳感到不满，他们肯定会把这种不满情绪发泄在这位北京的来访者身上。他对此已有所准备。3月他就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让他们发发火吧，我就是去说明真相的。”

真相可并不妙：人们宣称中国在美国实验室蓄意进行核间谍活动；华盛顿所计算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570亿美元——仅在日本之后位居第二；美国计划向台湾提供防御系统以对付中国的弹道导弹，中国准备就此向美国做出最后摊牌。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比几年以前更僵，以往对中国使用的旧称谓“赤色”又开始逐渐出现在美国的言辞之中，一些国会议员甚至认为中国似乎已经成了新的冷战敌人。

已经年近70高龄的朱镕基本可以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让其他的人继续努力。但如果他想要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话，他就要像自己去解决濒临危险的中国经济一样，担当起解决困难重重的中美双边关系的重任。他的推理很简单：如果他不做，后面的人仍会去做。时间过得很快，“黑发人已经变成了白发人，”3月他曾这样说，借此表达中国与美国谈判的进展太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被长期推迟，由此产生的失望之感。他的总理任期还有4年，而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朱镕基主持会议时心思很敏捷。美国的副财政秘书劳伦斯·萨默斯有一次说：“他的智商一定有200。他有着罗拉戴克斯般的记忆力，无限的能量和超常的耐性。”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认为，他是“大家尊敬的人”。首先，朱镕基是个匆忙的人，他肩负使命要弥补失去的时间，既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中国。

朱镕基被描绘成与其他标准共产党员形象不同的红色。他的姓按中国的意思是指朱红色，这是一种在旧中国被富人家用来漆门的颜色。1928年朱镕基出生于湖南长沙，从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1368-1398）开始往后，朱氏家族一直是长沙附近的望族。朱镕基的一位66岁现为退休医生的堂弟朱云中说：“这在革命后给朱家的很多人带来了麻烦，包括我自己。”

这位堂弟住在离长沙30公里远的安沙乡，从他那有着两间屋子的家向山上走10分钟，他指着一度是朱氏家族老房的旧址说：“那里原本有数十间住屋，我都无法记清到底有多少。”沿着一条小路，翻过山坡，一条铺好的路连着家族的祠堂。他说：“我们过去常常说从这里到长沙，无论你走哪条路，你都必须经过朱家的地。”20世纪50年代末这座大宅在一场斗地主的运动中被摧毁了。

朱镕基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已经过世了，他的母亲在他9岁那年也过世了。在这样小的年龄上失去了双亲，“使他变得寡言多思”。他是由叔叔带大的。朱镕基在清华大学念的是电机工程学，1949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57年，就是在那里，他做了一次演讲，对党的经济政策提出了质疑，被下放到农村。在中国东北待的几年里，他一直在饲养牲畜，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朱镕基又回到了原来的经济计划工作岗位，并很快提升了职务。

1988年掌管上海后，朱镕基把这座城市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打开了一个直到今天还依旧繁荣的时期，并显示出一种不讲废话在经济上一竿子到底的工作作风。为了显示他的严肃认真，朱镕基将官方宴会标准由12道菜减为4道菜，以此来降低开支。“首先，我们大多数人吃不了那么多，”盖瑞斯·常回忆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管理着一家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合资公司，“其次，他认为在吃饭上花费较长的时间就是浪费时间。”1991年，朱镕基被调回北京，出任副总理，接受了抑制中国通货膨胀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朱镕基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紧缩措施使物价处于控制之中。之后，他担任总理的职务，去年正当亚洲经济危机威胁到中国并要将中国推向深渊时，朱镕基走马上任了。

朱镕基对他的形象非常在意，在西方的报道里，他常常会引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包括确切的日期。在公众的眼里，他是坚强的和喜欢对人说教的，这是他在母校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学课时养成的习惯。他成了清华商学院的院长，并促成了商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联系，他还计划访问波士顿时要到那里作一次讲演。

朱镕基的正直得到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尊敬。

这位中国在改革领域的领导者将如何面对华盛顿的交叉火力呢？美国的立法者或许正在关注科索沃战争，但朱镕基不能指望在像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这样的中国问题批评家的监视下安然完成对美国的访问。“朱镕基说过他知道这次行程不会轻松，但他却显示出令人惊异的冷静，”弗瑞德·胡说，他是香港高曼·萨切斯亚洲经济研究的负责人，也是朱镕基在清华的学生，“他对自己有超凡的自信。”

这位会说英语的总理带着他的魅力、敏锐和令人消除敌意的幽默来软化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虽然经济问题是他的专长，但他将不得不对更为棘手的人权问题和核间谍活动事件做出解释。

19 1999年（C）美国导弹和考克斯的挑衅

当大使馆被炸的消息在北京传开后，普遍的愤怒情绪很快付诸行动。一大堆抗议标语贴在了北京大学的墙上。星期六下午，3000名学生从市中心外的学校乘坐公共汽车陆续抵达美国大使馆。

……

美中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到此结束。不到一年以前，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还在北京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站在一起诚恳地表达彼此的不同意见。可是现在，江却拒绝接听克林顿打来的电话。“毫无疑问，”华盛顿的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说，“这标志着两国关系降到了自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

……

美国导弹击中了中国使馆

意外事件经常发生。从日常生活，从观看CNN的战争报道，我们得知意外事件发生。但如果北约的导弹一定要在贝尔格莱德上空发生偏离，中国大使馆是难以想象的最糟糕的目标。北约盟军目前正努力为一项旨在结束南斯拉夫流血事件的计划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以创建一支科索沃维持和平部队。此时，它最不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惹怒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但这偏偏就是它现在已经做了的。尽管北约飞机极不可能蓄意轰炸中国大使馆，但许多中国人却相信那并不是意外事故。北京的官方反应谴责轰炸是野蛮的袭击，“是对中国主权赤裸裸的侵犯……在外交史上罕见。”在轰炸中至少有3名中国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对记者夫妇，另外一名失踪，20多人受伤。坐落在南斯拉夫饭店附近的中国大使馆官邸——北约的确注意到了它的存在——在星期六拂晓前的轰炸中被击中，这次轰炸是战争爆发6个多星期以来最为勐烈的一次。

当大使馆被炸的消息在北京传开后，普遍的愤怒情绪很快付诸行动。一大堆抗议标语贴在了北京大学的墙上。星期六下午，3000名学生从市中心外的学校乘坐公共汽车陆续抵达美国大使馆。他们包围了大使馆官邸，并愤怒地呼喊口号。

示威行动迅速掀起升温，其他城市，包括上海、广州、香港，也爆发了抗议集会活动。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示威行动是否会在中国产生政治影响，尽管官方可能允许学生们发泄高涨的热情。

在贝尔格莱德轰炸事件之前，各国对战后科索沃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的势头在不断加强。美国一直在推动一项计划，使俄罗斯——对北约攻击塞尔维亚的行动严词批评的国家——的部队在科索沃担当进一步的维和角色。与此同时，对北约轰炸持类似反对态度的中国也在近来开始软化其批评美国为首盟军的措辞。西方曾希望能保证中国在对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任何维和计划进行投票时给予支持，至少要避免它的否决。

但是这次大使馆袭击——3枚导弹从不同角度分别击中大楼——使所有一切都变成疑问。就在轰炸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内，中国在纽约召集了安理会的紧急会议抗议这次事件。在此之后，北约承认它错误地瞄准了中国大使馆，误以为那是南斯拉夫的一个武器库。美国总统克林顿对此表达了哀悼，并称这次袭击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数星期以来，南斯拉夫给北京摆出了一个外交政策的难题。北京担心北约今后会扩展其认定的干涉他国事务的权力，从而左右中国对西藏或台湾的政策。北京最初勐烈地批评了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但就在前不久中国的态度开始软化，允许国内媒体报道阿尔巴尼亚族人被赶出科索沃后形成的难民潮。但是，贝尔格莱德的轰炸事件看上去又把中国推回到激烈反对北约、最后反对美国的立场。“现在中国已经直接卷入，尽管它并没有力量介入。”

美国人的解释

美国上一次“误炸”外国使团是在1986年的黎波里，当时空军的F-111型战斗机在漆黑的夜里呼啸着飞过利比亚首都。就在前方的另一架F-111投弹引发的强烈爆炸，迫使第二架战斗机的飞行员（F－111型战斗轰炸机的机组乘员为2人，各负责驾驶和投弹。）偏离了原定的攻击路线，而将3枚2000磅的燃烧弹投向了法国大使馆。当5月7日美国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时，同样又是一架飞机上有两名机组乘员。只不过这次是B-2型轰炸机。同样又是3枚2000磅的炸弹投错了方向。但是，这次的错误不是因为两名飞行员在激烈战斗中的恐惧造成的。

如此事件的发生引用军方的一个缩略语最为恰当——SNAFU“一片混乱”，（英文为SNAFU即Situation Normal All Fouled Up。）即在这样高素质的团体里发生如此的错误。一位美国情报官员之后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由于决策机构对目标的错误选定，而会产生疏忽的、无意的伤亡。”在短短一句话里，他4次用到了与“一片混乱”意思相近的词。

“这不是人为错误或是技术性错误，”国防部长科恩认为。“而是整个机制上的错误。”他又说，今后某一大使馆无论何时搬迁，国务院都将向美国情报部门通报；五角大楼也将改进手段，列出一份“禁止打击”地点的清单。此外，还出台了一项“雷打不动”的规定，即敏感目标必须由在南斯拉夫的特工人员或最近派往那儿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由于这一失误而造成了3人死亡、20人受伤，这正好发生在4月底北约首脑会议召开不久的时刻。当时，战争策划者估计到了将会有命令攻击更多的目标。于是一个中级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提名”以塞族人的联邦采购局为目标，这是塞族人采购和发展武器的中心。他甚至还有具体地址。“但是你不能根据街道地址安排轰炸任务，”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辩解说，“我们必须为五角大楼提供地理坐标。”中央情报局得到了准确无误的地址，但却将其用图钉标到了五角大楼1997年绘制的地图上一个错误的建筑上。至此，第一个错误发生了。

“我们知道目标四周有其他一些建筑，”那位情报官员继续说，“但我们猜测这一建筑只不过是那个地点的普通建筑而已，但事实上那是大使馆。”中国大使馆不仅很不幸地将新大使馆选在了南斯拉夫军火库旁，而且从上往下看时，他们的大楼与其他建筑非常相似。“地图上标注的地点是精确的，”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称，“在那栋大楼上没有可识别的标志警告我们那是大使馆！”将照片和坐标与地图联系起来是第二个错误。

于是这一系列可能攻击的目标从波拖马可河的中央情报局呈到了五角大楼，供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之后又从那转到德国的美军欧洲司令部和北约。所有的这些部门都认定，即使炸弹偏离目标也不会造成严重影响。没有人发出任何警告。

以上3个机构所参考的地图都显示，中国大使馆还在“老贝尔格莱德”，在城市的另一边，尽管实际上大使馆早在1996年就已搬走。所有的3个机构都是从各自的数据库为参考进行锁定目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在附近——正如一位五角大楼官员所说的：“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中国大使馆）成为直接攻击目标。”这就是第三、四、五个错误。

没有一个贝尔格莱德当地的工作人员去对目标进行核实。大使馆是用墙围起来的建筑，而且在大楼外悬挂着中国的国旗，因此如果有人去核实的话，将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但这又需要有一个人去。而偏爱高科技“魔法”的美国人只是用推导的方法确定了目标。因为没有一个在贝尔格莱德的美国官员去确定，所有的地图、间谍照片、数据库锁定的是正确目标。这是第六个错误。

终于，经过数星期的工作，华盛顿和欧洲方面对目标的研究、双重检查、审定结束，在密苏里州的空军武器技师开始将这些目标错误的卫星制导炸弹装入一架能够躲避雷达的隐形轰炸机的机腹弹仓。

中美关系变冷

北京时间星期日下午的3点半，也就是美国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的34小时。在北京的萨瑟大使曾试图与北京方面进行电话联系，但是谁都不接电话。于是他焦急万分地接通了他在华盛顿的同行——李肇星。他恳求这位中国驻美大使与北京的官员进行联系，要求增派更多的警力。在半夜被吵醒的李大使带着睡意表示会尽其所能。

美中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到此结束。不到一年以前，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还在北京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站在一起诚恳地表达彼此的不同意见。可是现在，江却拒绝接听克林顿打来的电话。“毫无疑问，”华盛顿的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说，“这标志着两国关系降到了自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当奥尔布莱特前往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道歉时，李大使让她在接待室里干等了20分钟，然后告诉说他正忙着“接受来自全世界的吊唁”。

数月以来，国会议员们一直在攻击中国的人权、核间谍以及贸易问题。《纽约时报》在周末刊出了一则报道，称中国准备部署一种新型导弹，核弹头的设计就是基于偷窃而来的美国技术。但是这些反华的言辞大部分是偏执不可信的，其目的是对克林顿政府发难。但是国会的气氛非常有害，因为没有人敢为事情的另一方说话：为什么美国的利益所在是接触，而非疏远中国。4月，朱镕基访问美国时，做出了一系列让步以争取得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可。但克林顿透过他的肩膀看了看国会，最终回绝了他。既然现在中国的反美情绪如此高涨，那么朱镕基要推行他的改革就尤为艰难了。

特别是美国做出的不批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对中国造成了伤害，其产生的影响将长久困扰白宫。对于中国人来说，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更容易地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但北京冒着风险做出了让步，其中包括对美国农产品和电信公司更加开放。

现在，使华盛顿的决策者——以及驻华大使——感到真正震惊的是反美的仇恨情绪在普通中国人心里那么深。这次轰炸事件成为愤怒爆发的导火索。在北京，外国人被要求出示国籍；在广州，学生们聚集在市里反帝纪念碑的周围吃“克林顿饼”——一种点缀着用糖衣做成的纳粹十字标志的小面包。

即使是熟悉西方的学术机构也相信，在这次贝尔格莱德的轰炸事件中，美国是有意践踏中国主权。“美国在世界上需要敌人，以解决他们自己国内的问题。”潘文国说，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中国研究中心的前负责人。没有人认为轰炸事件是一个仅仅通过简单的道歉就能够原谅的错误。张野白表示：“在事态改善之前，我们不得不等（美国）新总统产生。”此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美关系专家。

克林顿从去年6月份由尊贵的客人变成了现在人人唾骂的坏蛋，这一转变可谓骤然发生。在中国大使馆被炸的第二天，他正在俄克拉布荷马州视察飓风造成的损失。当时，他停下工作表示了“遗憾和深切的哀悼”，但却没有道歉。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失误表现，因为他们数十年来一直对日本政客玩弄文字游戏拒不为自己国家的战争侵略行径道歉而不满。

但是从轰炸事件释放出来的怒火却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美国力量在处理全球事务时所处的优势地位，使中国无能为力。1972年，尼克松在去中国与毛泽东进行历史性会晤的途中，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他们想要的：1. 创建世界范围内的信任；2. 台湾，把美国请出亚洲。”25年过去了，中国依然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而美国依然是无处不在的恶棍，它指责中国的政权，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在日本和韩国保留8万驻军。现在，那些示威者接受了这么一个假设，即美国力图搞垮中国。“这就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一位姓王的21岁北大学生表示，“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让中国更加富强。”

朋友还是敌人？除非双方采取迅速的修补工作，《纽约时报》的文章称，一位白宫官员说：“否则这一悲剧事件有导致中美关系陷入绝症的危险。”当北京的抗议活动逐渐消退时，新闻媒体依然不断发表抗议的言论。

但是，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仍然离不开美国，所以它也不愿意长时间与美国保持如此僵化的关系。尽管中国早些时候中止了与华盛顿在有关人权和武器控制方面的合作——北京对这两件事本来就很感冒——但是中国政府仍然表示它将继续与美国进行有关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到了星期三，示威者停止了对大使馆的包围，而萨瑟大使终于可以在3天后第一次走出被砸烂的大楼。但就在工作人员才刚刚开始清理那些碎玻璃、石块和其他瓦砾碎片时，大使馆被通知将继续关闭、暂停办公，以进行进一步观察。而尽管江泽民主席终于在星期五接听了克林顿的电话，但没有人能预料美国和中国需要多久才能从泥坑中爬出来。

考克斯的报告

难道在与美国技术公司不断发展的贸易往来中最大的赢家是中国军队？

1999年2月罗拉尔公司在四川省进行的708通信卫星的发射是一次灾难。原本应该把这颗美国卫星送入太空的中国造长征火箭在起飞后22秒就坠落在一座小山上，并发生大爆炸。燃烧着的火箭燃料和3吨重的卫星碎片像下雨一样落在附近的一个村庄。

罗拉尔公司时运不济的发射可能也导致其他方面的间接损失。在坠毁发生后，一个罗拉尔公司高级官员领头，由西方航空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这个委员会对事故具体原因得出了一个初步的报告，涉及长征火箭设计不足之处和改进的方法，并向中国方面呈交了这个报告。一个联邦调查结论说，这份技术反馈可能帮助中国提高其火箭和导弹计划的精确度。国防部发现罗拉尔公司和休斯公司（委员会中的另一个卫星公司）因为提供了未经批准的防务服务，而“严重违反了出口控制”。国务院要求司法部考虑犯罪起诉的问题。

罗拉尔公司爆炸的这颗卫星原本是向拉丁美洲地区转播电视节目用的，但是这个事件显示出无害的商业活动和军事援助之间的界限是多么模煳。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参议员在今年6月严厉地警告说中国正在诱使它的美国商业伙伴向其提供与军事有关的技术，在国会中也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对这种泄露事件进行清查。但是技术行业和一些外部的观察家却说这种冒险被过分地夸大了，而正在考虑中的一些更加严格的规定将会没有什么效果，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随着冷战的结束，向中国出售战略产品的限制也开始放松。中国庞大而且没有被占领的市场大门一开，企业蜂拥而入。光是在商业卫星生意上面，中国进口的卫星和发射装备从1994年的价值400万上升到去年价值1亿6800万。对中国“双重用途”产品——可用于军事非军事产品——的出售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安全问题。威斯康星核武器控制计划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88年到1998年，“战略装备在美国商业部的祝福之下大量而且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在合法卖给中国的物品中包括名义上给中国科学院使用的计算机，但是它们都可以用在核武器引爆计划中。

但是，另一些人说这种潜在的危害被夸大了。《考克斯报告》是一份充满“最坏情况的假象”，休斯公司的发言人理乍得·杜黑这么说。他说，休斯公司被批评与中国分享的信息“肯定不是那种关系到敏感的国家安全的类型。”罗拉尔公司的主席向股东们坚称他的公司没有帮助中国发现它们火箭设计上的纰漏，只是评估了一下中国人自己做出的分析而已。“为什么我们要求中国人就我们卖给他们的公开装备打电话，而不愿意为他们自己秘密造的装备打电话，这有很多理由。”商业部副部长比尔·雷奇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技术分享的规定是否有效。技术界肯定会争辩说这些规定会毫无效果。现行的法律要求晶片生产商在向受高度出口控制的国家（像中国和苏联）出售强劲的微处理芯片时必须要提出申请。但是英特尔公司争论说，要想不让卖给友好国家的芯片最终不流入不那么友好的国家，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月生产数以百万计的微处理芯片，并把它们运给全球几千名分销商，他们可不会阻止把芯片卖给中国，”英特尔公司的发言人比尔·卡尔德说，“这儿有联系不畅的问题。”

尽管有现在的不利情况，但是没有人真正期望会有实质性的变化。实际上，技术业的支持者们争论说，如果对这种情况进行处理，那么就会把中国人赶向欧洲或是日本的供应商，而他们会向中国军方提供更多的信息。“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对技术转让有那么严格。”休斯公司的杜黑说，“如果你想让盖子一直留着，那么就去和美国公司打交道。”

董建华与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曾经说过他对3位公众熟知的人物敬佩不已。他们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中国已故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如果董建华想把香港治理好，他应该从这3位他尊敬的人物身上吸取经验。

两年前，董建华被任命为香港结束殖民统治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香港市民拍手称赞。他是为数不多的受到北京领导层、工商界资本家和普通民众喜欢的香港本地人。然而，民意调查表明董建华的支持率下降到了57％，低于另外两位政府官员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爵士，他曾经拥有的高支持率在急速下降。当然董建华不是唯一一个需要对此承担责任的人，一些高级官员曾做出过糟糕的建议，他们似乎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傲慢，却缺少英国人的办事能力。然而为什么董建华在两年之后还未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他的政府，这依然是个谜。例如，他迟迟没有对香港的最高管理机构行政会议进行改革。过去，组成这个机构的是身居国外的官员和商人，他们就如何管理这块殖民地向总督提出建议。董建华用中国的利益代替了英国的利益，但是他还没有消除这个机构的主要弊端：行政会议的成员在担任公职的同时还允许拥有自己的私人公司。以行政会议的资深委员C.Y. 梁为例，他拥有并经营了一家调查公司，该公司由于得到大财阀的赞助而财源滚滚。梁说他不去参与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和其他人确实有才能，他们应该参加所有的会议，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这方面，董建华应该向李光耀学习。李光耀在当总理期间绝不会允许他的助手间出现利益的冲突，更何况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例了。

董建华是人们公认的谦谦君子。他能够谦逊地对待指责，他的人品也无可挑剔。但是他固守着被误解的儒家信条。香港在北京领导下的基本原则可以用那句口号来概括：“一国两制”，这句口号是邓小平创造的。然而无论何时“一国”和“两制”之间发生抵触时，董建华总是遵从“一国”的原则。

对董建华来说一切还不晚。他还来得及改变他的作风，这种作风如果持续下去，将进一步加剧一个深受结构经济问题困扰的社会的两极分化。中国方面尽管不愿意，还是不得不插手来拯救香港。对任何人来说，那都将是一场灾难。董建华应该从现在开始向他崇敬的伟人学习了。

台湾：危机四伏

1949年 国民党被共产党赶出大陆，在台湾创建了临时政府。中国共产党立刻做出反应，声称台湾为其所有并发誓要夺取它。

1972年 尼克松访问中国，签订了拥护“一个中国”政策的《上海公报》。

1979年 卡特总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反击，美国国会制定了一条法律，承诺继续支持台湾。

1988年 李登辉成为第一个台湾出生的领导人。他呼吁开通更多的与大陆交流的渠道。

1991年 李登辉宣布结束43年的戡乱时期，默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95年 李登辉对美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中国在台湾附近进行导弹试射作为反击。

1999年3月 中国公开批评美国提议的反导弹防御体系（这一体系将包括台湾），称这个体系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1999年7月 李登辉宣称台湾独立，他说中国大陆应当以“国与国”的关系对待台湾。中国说它准备“粉碎任何分裂国家的企图”。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1999年7月中旬说李登辉是在玩火的时候，并没有夸大事态的严重程度。他用几句富有挑衅性的话提醒亚洲和全世界，海峡两岸的关系是动荡不安的。他的言论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已经够严重了，但真正的危险却是可能会引发战争——这场战争可能会将美国和日本直接卷进去，其他东亚国家也会被间接卷入。

李登辉说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应当是国家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的话明显背离了台北以前的立场：中国是一个有两个政治实体的分裂的国家。一个中国的立场得到普遍公认。台湾官员放弃了这一原则，因而受到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疏远了同华盛顿的关系，并影响到了台北寻求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的努力。

严峻的事实是，台湾的2200万公民和他们的民选政府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要保持和平和稳定，就必须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无论自决权是多么令人羡慕，事实是，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美国不会用武力保卫或支持台湾，其他国家也不可能承认一个主权台湾国。

台北的唯一现实的长远希望是在一个中国联邦或联盟里面取得最大的自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也许可能按照参加奥运会的先例，与大陆谈判以“中国台北”的身份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北京一定要允许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有这样的活动空间，但是，作为补偿，台湾要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

这就要求灵活地理解一个中国的原则，并重新定义中国的国家基础。这种灵活性在汪道涵——负责对台关系的中国老资格政治家——的想法中是很明显的。在私下场合，汪道涵和他的顾问们就台湾在一个中国里面扮演的角色发表过灵活的意见，他们甚至表示愿意就新“中国”的新的国家象征物，例如国旗或宪法，进行谈判。台北最好研究一下汪道涵的提议，并就如何定义“一个中国”进行谈判。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台北尚未表现出对这类政治谈判的兴趣。非但这样，它现在还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这可能会导致局势严重恶化。

台北面临的选择是很明确的：如果它想为自己的公民保持和平、稳定和繁荣，想继续统治台湾岛，想扩大它的国际生存空间，它就必须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行事。如果台北放弃这个原则，就可能会导致战争，其代价是高昂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为了使这个框架能够运作，并能够长期发挥作用，北京方面也需要灵活变通——特别是朝着联邦和民主的方向努力，而这正是台湾最重要的要求。

尽管双方都将海峡两岸关系视为一场得失所系的游戏，一个中国的框架仍然为双方提供了无限的取得积极成果的机会。它使得双方能够统一，超越内战所导致的分裂，同时，还使台湾能够度过它的国家身份危机，使北京能够保持中华民族的统一。

“我们严正警告李登辉和台湾当局，不要低估中国政府维护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一名外交部发言人在北京说。

美国方面对李登辉的言论感到吃惊，它立刻重申了自己的一贯立场。“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国务院发言人詹姆士·鲁宾说，“我们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政策，也不支持一中一台的政策。”（华盛顿也警告中国说，它不会允许对台湾使用武力。）紧接着，它派驻台湾代表达瑞尔·约翰逊去见李登辉。在两人会面之后，李登辉说，台北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没有变”——在华盛顿看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表态，不过他的话在别的地方大体上没有引起注意。

“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台湾的统治者都宣称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流亡政府，实际上这就是拒绝承认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输给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借口越来越站不住脚，1991年台湾方面正式放弃了这一立场。然而，即使台湾方面过去一直宣称对大陆拥有主权，交战双方在一个关键点上——即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央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已经对李登辉的言论进行了反击，北京的反应还只是停留在言辞上。人们自然会提出这个问题，言辞是否会变成导弹发射或其他军事上的报复。“军方想采取强硬的反应，”一名驻北京的西方分析家说。唯一的一个亮点是北京方面处理台湾问题的首席代表汪道涵原定于10月对台北的访问并没有取消——尽管台湾官员相信他们在下一轮谈判上已经取得了优势。

在白宫，克林顿政府声称，它的严厉措辞已使得短期内不会发生危机，但是没有人认为可以长久保持和平。“火车就等着出轨翻车了。”一名白宫助理说。曾在国务院处理过中国事务的理乍得·所罗门也表示赞同：“我们始终位于被卷入海峡两岸军事对抗的边缘。”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因此华盛顿面临危机时的选择是很少的。1996年中国向台湾发射导弹时，美国向该地区派遣了航空母舰。目前的中美关系可能经受不了那种巨大压力。北京宣称研制成功中子弹，既是对台北的警告，也是对美国国会指责其窃取核秘密进行的批评。与此同时，北京发表了一篇长达36页的报告，对考克斯委员会的指控进行了反驳，报告的标题是“事实胜于雄辩，谎言会不攻自破。”那名白宫助理说：“美中关系没有变化。”

APEC论坛的关键因素

当亚太地区的21位政府领导人1999年9月在奥克兰聚会时，他们将设法让这个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论坛恢复生气。

这需要付出一些努力。成立10年之后，APEC似乎离它确定的在整个地区（该地区占全世界贸易的70％）实现自由贸易和投资的目标更远了。新西兰的国际贸易部长洛克伍德·史密斯说：“在去年的吉隆坡会议上，有一种看法是，亚太经合组织偏离了轨道。人们现在在说，新西兰必须让它重新走上正轨。”自1993年国家领导人加入他们的贸易部长、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来，这个论坛成了一年一度议而不决的会议，它为领导人和官僚们——从有权势的美国、中国和日本，到墨西哥和俄罗斯，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了一种在俱乐部气氛中闲谈的机会。APEC的邀请信可能提到的是“贸易”，但是在幕后，这种会议还能让领导人们做交易，修补关系，创建友谊。今年的焦点将集中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国主席江泽民的会晤上，这将是他们自北约5月份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以来的第一次会晤。两人将毫无拘束地讨论一切问题，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可能性到中国声称对台湾的主权等。

对APEC来说，台下的会议通常要比主议程更有意义。可许多人说，这在一个目标是经济改革的组织中是个严重问题。在这10年中，除了庄严的官方声明、程序上的一点点胜利以及遥远而又没有期限约束的宏伟目标之外，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负责APEC事务的官员巴利·莫尼亚加说：“我们善于提出主张和政策，可一到付诸实施时，我们的动作就太慢了。”

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这个论坛是亚太地区未来经济繁荣的最大希望。新西兰总理珍妮·希普利说：“APEC大大加强了我们地区的地位，这比我们各自煳里煳涂地干下去的速度要快。”但是，在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许多成员国在降低关税上背弃了早先的承诺之后，APEC还能重新鼓起势头来吗？希普利明确表示了她希望这次会议达到的宏伟目标：领导人们重申他们对自由和开放贸易的承诺。

观察家们说，尽管新西兰的APEC会议将讨论加强贸易自由化问题，但它也是象征性的，是一个舞台。APEC将对11月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做出的反应中，有许多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影响力很大的美国代表团正在领头要求进一步增加项目，其中包括禁止对电子贸易收税。在APEC内部，许多成员国还希望开放空中交通、结束食品补贴，提高所有市场的透明度和竞争力。美国APEC代表团成员、美国驻新西兰大使乔赛亚·比曼说：“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我们将继续力求让贸易自由化能够保持最快的速度。”然而，令人吃惊的高关税仍然是整个地区的棘手问题。进入泰国的葡萄酒面临着关税、课税、政府各项收费等共计362％的税收打击；日本对大米进口的关税维持在800％以上。平均下来，亚太地区的关税约为17%—18％，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关税为5%—6％。正如企业界所指出的，这意味着消费品价格较高。

要求进行关税改革的领头人是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然而，甚至连这些主要国家也在怀疑，它们是否能达到这个论坛大肆宣扬的茂物会议目标（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确定的）：到2010年，工业化国家的关税为零；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为零。发展中国家说，APEC在根据经济和技术合作总体计划提供政策建议和支持方面拖拖拉拉，这对它们的贸易自由化进展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确定奥克兰会议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将是美国与中国接触的结果。奥克兰的饭店和它的历史博物馆将主办一系列的会议，议题从全球安全问题——例如平壤威胁要试射远程弹道导弹——到地区的小矛盾。然而今年，所有的眼睛都将集中在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的身上，他们将试图修复关系，并且重新考虑华盛顿4月份拖延的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问题。比曼大使说，这次会晤是“APEC首脑会晤中的800磅大猩猩事件”。它的重要性也没有被希普利忽视：“我们将提供双方感到他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中立场地。”就企业而言，中美双方会谈的结果可以拯救APEC——或者判定APEC的失败。香港的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公司的大中华经济学家安迪·谢（音）说：“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破裂了，APEC将会消失。”让中国加入WTO将会为APEC论坛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在这个有着135个会员的全球性贸易组织提供发言权，从而增强APEC的地位。APEC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游说WTO，努力让欧洲采纳有利于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规则。1993年，APEC的领导人在一次突然行动中取得了一些胜利，它们迫使欧洲结束了长达7年的马拉松贸易谈判的乌拉圭回合，开始了对农业和服务业降低关税的进程。

就在APEC努力重新走上正轨之时，它的领导人——日本和美国——将大肆吹嘘这一进程。比曼说：“美国很清楚，我们必须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愿意结束对出口农产品的补贴。”日本通产省APEC事务负责人上田的胆子要小一些：“新西兰希望扩大APEC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甚至连上田也说，他认为日本现在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新西兰的APEC特别工作组负责人马尔滕·韦弗斯说，尽管APEC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比七国集团重要的政治聚会”。澳大利亚的墨尔本APEC研究中心负责人艾伦·奥克斯利说，这个论坛将继续处理复杂的地区贸易问题。他认为，或许更重要的是，APEC在缓和政治紧张关系上发挥的作用将会增强。

重庆：一个“流动人口”中心

按出身看，周安船（音）是个农民，但是如今，他的生意是从驶入西南部城市重庆的船只上搬运货物。他把他大部分的收入寄回给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他们在四川省耕种着家里那片极小的田地，他把四川看成他的家乡。“你真的无法靠种一些洋芋来挣钱生活。”周说，他看起来很憔悴，因工作的缘故而疲倦。

周的困境是当代中国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中的一个：经济自由化给上百万的人带来了富裕和工作，但是并不都是如此。为了跟上繁荣——或仅仅能够生存下去——像周这样的人不得不移入中国最繁荣的城市去。那通常是非法的；结果那些人被称为中国的“流动人口”。他们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700万至1亿。

重庆已经变成流动人口的中心之一，一部分是按照政府的安排和计划。在1997年，这个城市从北京那里获得了特殊的直辖市的地位，这使它变成一个经济大磁铁。这个城市获得了超过82000平方公里土地的权限，这些地方曾经属于四川省，它还获得了对外国投资实行宽松政策的权利，以期建起一个新的工业中心。成百万的美元投向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这样做是为了使经济发展从沿海地区向西扩展——以控制农村人口不断向东部移动的潮流。

这是个好的计划，但却不是在适当的时候。亚洲经济危机和国有企业的下滑打击了重庆的化工和钢铁企业，导致了几乎30万的下岗职工。但是从农村地区出来的移民继续到来，寻求生计。工作竞争极为激烈。周愿意在这个城市的重新整修的港口工作，但是他已47岁，他不认为他能比一个更年轻的人容易被选中。“我可以做得更多些，”他说，停了下来看了看正驶入这个繁忙码头的船。“但是我不能完成。”他在一个更为陈旧的，半浸在水中的码头搬运货物，一公斤一角二分钱，他在背上架上竹棍来帮助搬运货物。

没有官方数字统计到底在重庆有多少流动人口，但是据估计达到200万。这些民工为这一地区修建起了宏伟的公路和隧道，卖从农村运来的水果和香料，以及在背上搬运货物。（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运载沉重的货物是用自行车来做的，但是重庆的街道太陡峭了。）本地居民叫这些人“棒棒军”，这个名字源自他们背上的竹棍。他们用接受和猜疑的目光看待这些外来人。“棒棒军是重庆很重要的一部分，”当地一个导游说。“但是提防着点他们——他们都是腐烂的蛋。”

王骆（音），一个从事搬运工作的劳工，说，他很庆幸他有工作。“我觉得我的工作不错。”他说。“它比农活轻松，而且我也有自由。”他已经在重庆待了三年了；这些年到达的外来人口常常在他们一到这个城市就被当地的警察赶到离码头很近的一条街上。他们站在人行道上，举着招牌，上面用铅笔涂写着他们的工作资格：强壮，工作努力，很正派。

在朝天门码头，农村劳工们挤上一条小船，明显地精疲力竭了：他们正要短暂回家帮助收割。李安敬（音），一个35岁的水果商，解释说最近生意一直不太好。“有太多的人已经被解雇了。”她说，“但是我想我是相当幸运的。我仍然能负担得起时不时回家看望我的父母。”

珠江三角洲：一个经济发电站

“中国制造”这一名称曾一度让人觉得可笑，那时，国营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少有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大部分商品被出口给苏联集团内那些不加挑剔的买主。当然，如今，中国制造的商品很容易在西方商店里找到。玩具、服装，甚至电子商品：中国制造，世界消费。1998年，在亚洲经济危机发作之前，中国出口总额达到了1840亿元，比1996年上涨22%。

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珠江三角洲，这块香港北面从广东伸展到深圳的地区。1978年邓小平提出经济改革之后，投资如涓涓细流般一点点被吸引过来。1984年，邓小平和当时的总理赵紫阳一起游览三角洲时，为了推动改革的深化，特许广州政府在对外贸易和投资方面享有更多的自治权，细流变成了洪水。最初，投资者主要来自香港。像捷达和李昆基这样的玩具厂商以及牡蛎调料生产商等一些公司开始建设大型工厂。殖民地香港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煳。成千上万来发财的香港商人在这片充满机会的新土地上创建起秘密的另一个家庭。

接踵而来的是跨国公司。百事可乐和宝洁公司、三菱公司以及韩国的LG集团。中国的劳动力并不是这一地区最便宜的，但它开发出一种团体精神和可信的质量水平，使它成为跨国公司的首要投资选择。从1990年到1998年，外国人共在中国投资4630亿元：其中20%是投在珠江三角洲上面。“这是一个可以最先获得特许，从而让事情容易实现的地方，”《中国南方的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乔治·林说，“它和香港有着联系，又是到西方和海外的通路，这些都促进了它的发展。”百事可乐公司（中国）总经理理乍得·伊莱克解释了为什么百事会选择在广州创建自己的工厂：“这里物价便宜，而且和我们的香港地区办事处很近。”

如果跨国公司在赚取利润，当地居民也是如此。正如高速增长的建筑物和闪亮的霓虹灯所暗示的，三角洲已经成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当地居民和外国人同样自由地在广州巨大的七层购物中心消费。“我爱好购物，”住在城市里的一位25岁的家庭主妇艾维·周说，“我用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外国的。”她详细列出一些项目：日立电饭锅、东芝电视机以及她提包里面的衣服。

广州东南方向50公里远处是东莞，这里曾是一座昏昏欲睡的城镇，但现在成了发展中的产业动力。自1989年以来，东莞吸引了96亿元的外国投资。来自香港（服装）、台湾（造纸）和日本（电器）的资金促使庞大的产业区涌现出来。

过去，敢于梦想致富的中国人从边境偷渡到香港去。现在，许多人来到珠江三角洲，这里有工作和体面的待遇向他们招手。李子萍（音）三年前从她的家乡广西来到了东莞。李在大学时学的是哲学，现在任一家香港服装厂的主管。“我来南方是想闯一闯，”她说，“广西没有前途。南方看起来要有希望得多。”李对自己每月2000元的收入感到满意，是广东工人平均收入的两倍，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

珠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目前看来是不可阻止的。但是，上海正在对它作为中国投资信道的地位提出挑战，三角洲寻找着扩大利润的各种途径。地方当局正在不断努力，开发大的基础工程，赋予外国投资商更多的自由——吸引更多的资金。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今年与广州政府确定了一项制造移动电话交换机的生意。如果邓小平今天再来三角洲，他不会认出这片地方来——但他肯定会表示赞许。

汐止镇三少年面临死刑

一天清晨，一位7岁的小女孩在台北郊区汐止镇的家中醒来。她在父母紧锁卧室的门外发现了血迹。房间里，吴民汉和叶英兰夫妇已死亡，显然是被自己厨房里的菜刀砍死的。警方进行调查后，最后有4名男子被认定犯罪嫌疑人。一人已被处决，另外三人等待执行。

但是，在这桩残忍的双人谋杀发生8年后，案件还远未了结。余下3名罪犯的命运已在台湾引发了一场对法律的感情辩论，涉及这场辩论的有法庭、立法者、人权团体，甚至李登辉——人们要求他对那3名谋杀犯给予特赦。但是，无论他做出什么决定，已经有许多人做出结论：要在台湾撤除死囚牢房实属不易。

1991年3月，在吴氏夫妇被害的5个月后，警方根据案发现场找到的带有血迹的指纹，追查到一名嫌疑人。他们逮捕了22岁的水兵王文效，此人供认是他闯入吴氏家中偷窃，以偿还1100美元的电子游戏赌博债务。根据他所说，当他的行动被发现后，他杀害了那对夫妇。

但是警方认为在现场罪犯使用了不止一种凶器，因此他们又对王进行了3天的审讯。王最后终于承认还有3名年轻人参与其中：苏迁厚、刘平浪和全林顺。他们被捕接受审问——他们在以后声称受到拷打——并最后承认协助杀害了那对夫妇，并对吴太太施以轮奸。在法庭上，警方出示了从那些男孩口袋中搜出的硬币，并判定硬币来自抢劫现场。那些愿意出庭证明年轻人在案发当晚不在现场的证人没有被允许做陈述发言。于是，所有三人都在1992年被判死刑，而主犯早已在数月前被处决。

现在，人们把苏、刘、全一齐称为“汐止镇三少年”。他们的案情引发了请愿书、社论和抗议集会作为对他们的声援。“我一直是律师，所以知道如何判别别人的脸部表情，这三个小伙子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泰明贤说——他曾在立法院发起一项动议，要求准予释放三人。布赖恩·肯尼迪是大赦国际组织在台委员会的成员，曾担任加利福尼亚州的公诉人。他表示，“这是我所见过最糟糕的司法不公的例子。”

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汐止镇三少年”（也包括更早的王文效）的供词是不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承认的，法庭认定他们有罪是不是操之过急。但是，这件案子带有台湾的特殊情况。这三人所犯的不是简单的谋杀指控，而是违犯了一项名为“动员戡乱”的法令。这一法令是1945年国民党从日本手中重新得到台湾后实施的，它原本是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与日本军队开战时实行的。这项法令禁止谋杀、纵火和强奸，也不允许诸如“在山区或丛林地带组织反政府的团体”等行为。该法令规定了强制执行死刑一条。这样，从理论上讲，一个人仅仅非法进入军事基地就可以被起诉，如果发现有罪的话，可以被判死刑。这项法令并没有闲置不用：自40年代以来，有257人因为违犯戡乱法令被处决。仅仅上个月，就有8人被处死。

在当代的台湾民主社会，如此生硬的司法手段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已经不合时宜。立法委员何驰达已经起草了一份议案要求废止戡乱法令，并将提交立法院审议。但是她担心，保守的立法委员可能不愿意就此承认原来的法令过于严厉或是被滥用。“要他们承认如此重大的错误是极为困难的，”她称，“但我们必须这样做。”今年，好几项保证公民被捕时的基本权利的法案已通过。

“汐止镇三少年”已经成为有关此类问题的象征性事件，因此无论国民党还是反对党的政治人士都要求李登辉施以仁慈。同时，最高的政府监督机构——监察院已就这件案子的处理问题批评了司法部和警方，最高检察官办公室也三次重新审议定罪。被告方自己也已两次上诉，分别是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但都被驳回。

法庭众口一词，执意认为判决是公正的。李登辉或许可以在明年三月卸任前签署赦免命令，但必须冒险去得罪司法部。与此同时，这三位被判有罪的人也没有提出赦免的要求。他们解释说，如果那样做的话就等于认罪，而他们希望自己的清白无辜得到承认。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有关“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对他们的同胞而言，这一问题也丝毫不轻松：在台湾，司法公正是合理进行的分配，还是如以往那样严厉执行。

放宽了的电视娱乐

一度在中国沉寂的广播电视正逐渐被放宽，充满着娱乐节目。

邵红10年前从北京来到美国，现在已经是一家中国餐馆牙尖嘴利的经理，她总是盼望着能嫁给一个有钱有声望的美国人。杨建不幸地成为她的领班侍者，他对邵红的追求总是遭到断然拒绝。餐馆里还有出乱子的餐馆工、肥胖的厨师和一群吵闹的中国移民侍者，他们努力在美国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意义，虽然大多数人都失败了。邵红总是被他们搞得几乎神经错乱。

欢迎光临《中国餐馆》，它是一个大获成功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即使那些最严厉的干部也为它捧腹大笑。中国的电视观众在历经了几十年毫无幽默感理论家写的关于模范公社的剧本的折磨后，最终有机会放声大笑了。一群中国移民侍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古怪行径为喜剧性的误会、文化冲突的出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而出生在北京的导演英达正是要充分利用这些误会和冲突来搞笑。“我们要利用每一件事来搞笑。”英达说道。他39岁，壮得像头熊，吊裤带系着一条牛仔裤，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在他的连续剧集中有说着蹩脚中文的美国顾客，把好莱坞让外国人搞笑地说着带口音英文的伎俩反过来了。

《中国餐馆》在北京有线电视二台每天晚上6点零5分播出，它不过是在中央政府几年前放松了对电视广播节目的控制后出现的几十个新节目之一而已。虽然这部40集的连续剧是在北京的摄影棚中由大陆演员完成的，只花费了不过70万美元，但是却有索尼、哥伦比亚、三星公司的投资以及联邦快运和可口可乐公司的赞助。

中国全国有1000多家电视台和10亿电视观众，这正开始让美国的娱乐公司充满期待地敲击着手中的筹码。“现在该是成立中国时代华纳和迪士尼公司的时候了，”威廉姆·布伦特说道。他是上海的一家咨询公司——中国娱乐网络的老总。这个数学计算并不困难：世界上最大的电视产业和世界上最大的电视观众群碰到一起，简直一拍即合！

限制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节目内容都要经过一个审查委员会的检查，这意味着政治仍旧是一个不可涉足的领域。“每个国家都有限制。”李亚鹏说。李亚鹏是一个27岁的男演员，常常出演浪漫爱情剧。全中国所有的电视台都必须在每天傍晚7点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对进口节目还有严格的份额限制——在黄金时段只允许有15%的节目是进口的。

无论如何，配上中文的进口节目并不一定就是人们所需要的。《雍正王朝》在中国的各个电视台播放，挑起了许多观众的想象。“当中国人看西方制作的节目时，他们感到其中没有什么可以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肖建说。他是一个37岁的电视剧和音乐录像带导演。“而我们自己制作的节目，年轻人会在其中找到一些可以认同的东西。”国内制作的节目没有什么缺点。今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重磅炸弹是《雍正王朝》。这是一部44集的历史剧，记录了清朝一个向往改革的皇帝的一生。老牌节目《焦点访谈》是一个严肃的调查性节目，专事暴露全国范围内的腐败和犯罪事件。湖南省的长沙市是中国最为高产的电视市场，《真实接触》就是在这里开始的。这个有点像杰瑞·斯普灵格风格的节目把分手的夫妇一起带到演播室中，在紧张的观众的鼓励下，化解他们的分歧——或是干脆分手。《真实接触》这个节目席卷全国，它违背中国的传统观念，就像它的制作人陈晓东所说的，依靠“让人公开表述自己的情感”来赢得观众。许多节目还模仿台湾和日本的形式，让名人在电视上做游戏，这已经让这些明星们开始厌倦被邀请出场。

台湾和香港的公司占了共同语言和文化的先机，正野心勃勃地用它们的游戏表演、电视剧和武打片来侵占大陆市场。默多克的凤凰卫视通过香港以外的卫星向大陆转播肥皂剧和体育节目，更多的西方公司也登陆上来。“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必须要在中国落户，”布伦特说，“索尼公司不过是凭其《中国餐馆》稍稍领先于这个大潮罢了。”

情景剧是美国的特产，这方面英达占优势。1984年他在堪萨斯州的密苏里大学获得了戏剧硕士学位，其后他在纽约阿兰·帕库拉导演身边实习工作。在那儿，他有机会坐下来观看《克兹比节目》的制作。他也成了以酒吧为场景的美国情景剧《干杯》的电视迷。“要是我们想要学习，我们就必须从头开始——而那个开端就是美国电视。”英达说。此时他正坐在北京一家以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餐馆中吃着辣椒土豆和一大杯啤酒。他轻松地承认它把《干杯》作为自己的原型：挑战来自于写出能让中国人发笑的剧本。“幽默无法翻译——能翻译的只有些概念上的东西，”他说，“因为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笑料也不一样。”

英达的第一部作品是《我爱我家》。这是一部情景剧，讲述的是一个退休的共产党官员努力跟上这个国家飞速发生变化的社会的故事。它在1993年开始播放，那时候政府刚刚把电视向付费广告开放。从那时候起，金钱就源源不断地流入到这个产业中。A.C.尼尔森公司估计去年花在中国电视广告上的费用达到39亿美元，比1997年上升了10%。美国的这家市场研究公司还预料，这个数字在做广告厂商能够得到全国综合的观众数字之后还会进一步提高。

英达不仅学来了美国商业的风气，还吸取了它的文化。“美国的电视非常商业化，很注意做广告，”他说，“那就是游戏的名字。那也是一切的底线。”他开的是阿尔法·罗米欧的车，经营自己的位于北京郊区的一家摄影工作室，谈论制作电影。但至少是现在他还和《中国餐馆》的命运息息相关。电视剧中餐馆工戏弄顾客，大陆客取笑台湾佬，而普通中国人则乘这机会对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美国日常生活发生的冲突而哈哈大笑。那么英达下一步又会是什么呢？

邢李㷧的Esprit梦想

在香港尖沙咀购物区的一条大街上，邢李㷧手指巨大的霓虹标志牌，露出一丝微笑。“看到了吗？那就是我的商店。”这位Esprit全球连锁店的总经理大声说道。但是对一个因为看见自己公司的名字闪闪发亮而高兴的男人来说，邢对衣着并不斤斤计较。他的白衬衣和卡其布裤子都是最近到深圳去买来的，深圳就在边境的那一边。“这很便宜，只要50块（6.50美元）。”他一边拉着自己的衣领，一边骄傲地说道，“我不在乎品牌。只管穿得舒不舒服。”

邢李㷧当然承受得起这份舒适安逸。他所拥有的Esprit在亚洲和欧洲的40个国家开有446家商店，上一年报告的收入为6亿6000万，今年有迹象还能够继续增加。到今年为止，利润率已经达到了26%。此外，这家公司几乎没有债务，在亚洲许多零售商仍旧因为这个地区的金融危机而遭受煎熬的现在，这可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功绩。在这个月，Esprit和香港发型师吉姆·罗宾逊合作，将开张一家2800平方米的附带沙龙的大商店。在亚洲的商店正变得越变越小，而且很少把时装和理发结合在一起，这个零售概念无疑是全新的。“Esprit不仅仅只是衣服，”邢李㷧说，“Esprit是时尚，是一种态度。Esprit为生活定义。”

邢在1974年开始经营这家美国公司在香港的业务，现在这家公司已经分裂，去年他又买下了Esprit在欧洲的业务。他还获得了国际红色地球化妆品公司60%的股份。所有的这些扩张使49岁的邢成为可能是亚洲最不为人所知的时装大亨。在这个行业以外，很少有人听说过他。而他的生活和外表也不像是这个身份。邢身高1米65，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他会爽朗地大笑也能迷人地露齿微笑，他总是避开各种交际聚会、报纸上的闲话专栏和漂亮模特们的陪伴。做一个普通人可要比风头出尽更具有商业头脑，他说道。“在Esprit这样的企业中，你必须要了解福斯的心理，”邢李㷧解释说，“观察街上的行人，你就会对他们的外表和内心了解颇多。”

邢李㷧是在香港的大街上接受他的教育的。他出生在香港附近的中国城市广州。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就和他的父母和一个姐姐搬到了这个英国的殖民地，并在破烂的蒙科克区中一套狭小的公寓中长大。高中毕业后，他在1968年开始工作，起初在中国太平洋航空公司预订票处当小职员，每月工资60美元。后来，他在香港当时正急剧发展的服装业中做一名跑腿的员工。在70年代早期的一天，几年前创立Esprit品牌的家住旧金山的道格拉斯和苏西·汤普金夫妇走进他所工作的那家工厂。“当时我们正在看一些样品，”苏西回忆道，“邢李㷧走过来，问我们需要些什么。他的自信和聪颖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

1972年邢李㷧成为汤普金夫妇在香港的代理人。两年后，他借贷了2600美元，作为合作者加入这对夫妻的生意中，并创立了后来发展成亚洲Esprit的公司。汤普金夫妇专注于美国市场和在欧洲的扩张，放手让邢李㷧照料公司在亚洲的运营。1993年，邢李㷧和汤普金夫妇使公司在香港股票交易所登记上市。3年后，因为美国的公司破产关门，汤普金夫妇把他们在亚洲Esprit的股份都卖给了邢李㷧。

邢李㷧的理想是把亚洲Esprit公司和美国公司重新联合起来，他在美国的公司拥有6%的股权。（他的另一个梦想是成为一个专业的高尔夫球手，但是他自己也清楚这不太可能。）他意识到，在全球创建Esprit的帝国还需要时间，而他也没有真正做好重新联合的计划。“就像是结婚，”邢李㷧说，“什么事都要顺其自然。”此外，他自己的盘子里已经有足够操心的事情了。香港的附带沙龙的大商店只是个开始。邢李㷧还在不断地在中国增加商店：现在他在那儿已经有50家了。

与此同时，Esprit在欧洲和亚洲的中档休闲服装市场上都面临着一些难对付的竞争对手，像是Gap、佐丹奴、U2、堡狮龙、Next、Oasis。邢李㷧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激烈的竞争，他每天都要到自己的商店里去检查衣物的细节和商店的布置，并确保他的雇员都处于巅峰状态。“做这种生意就像是搞宗教活动，”邢李㷧说，“你必须要向你的员工灌输这样的思想，使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的就是正确的事情。”该行业中的专家显然认为Esprit所做的就是正确的事情。“我想它的未来将会很不错，”香港萨罗门·史密斯·巴尼公司的零售分析家肯特·张说道，“欧洲会继续发展，而Esprit会在亚洲恢复元气时扩张。”但是，绝对不要指望邢李㷧会很快停止在深圳购物。

中国入世协定会把香港撇在一边

香港因成为中国与西方的窗口地区，而变得声名卓著。但是人民共和国一旦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可能使香港所扮演的这个有利的角色显得陈旧过时。由于北京要开放其市场，并遵守国际贸易准则，所以外国的投资者以前会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做短暂停留，以等候通知和资金，而现在他们也许会发现直接进军大陆其实更加简单。

通常人们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短期内可能会使香港从中受益。因为将会有多得多的西方公司经过这块土地，以开始他们在中国的处女之行，因此贸易量就有可能会增加。11月下旬的早些时候，当宣布美中达成贸易协定之后，香港的恒生指数曾上升到两年以来的最高点。而当中国入世之后，由于有了新的上市公司清单，恒生指数也许会经历一次暴涨，因为国有的大陆公司要急于筹措资金，以帮助他们抵御新的外国竞争。

然而，在数年之中，由于世贸组织协定迫使中国使其市场自由化，香港可能会因此而面临失业。东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夏姆斯·莫（音）预测说：“这儿将会有大量的专家人才，但西方人也会不断地只是从香港路过而已。”有一个复合问题就是，台湾也要进入世贸组织，但有可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该组织之后。台湾内部的规章制度使台湾不能直接在大陆投资，因此岛内的许多业务只能通过香港一点一滴地把资金投向大陆。这里可以举个公开的典型例子，两年前，台湾的核心太平洋集团得到了破产的山一证券的香港分部，用以扩展其在大陆的影响。而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则可能意味着台湾不再需要玩这种费尽心机的资金游戏，而直接将香港从整个过程之中去掉。

香港作为货物集散地的角色可能会一去不复返，因此它已经开始为拥有一个新的存在理由而到处打鱼。它撒了一张大网，提出了大量的计划，从创建一座新的迪士尼主题公园，到旨在吸引高科技公司的“数字港”发展计划。这块土地也对其电信业和金融业解除了管制，以使其公司更有竞争力。香港歌德曼·萨克斯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弗雷德·胡（音）说：“下个世纪里，能够维持香港生命的就是它向中国提供高价值的服务。它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但还需加快步伐。”这个城市要想保持其优势，就必须支持信息的自由流动，加强法律制度，升级其科技基础，改善常常是粗暴无礼的服务部门，提高居民的英语和汉语水平。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困难的任务。

批评家指出，最根本的问题是，香港必须承认，对它自己来说，这种彻底的改变是必不可少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教授彼得.Ｎ.Ｓ.李（音）说：“在香港有一种妄自尊大的心理，这使我们认为我们无须努力工作也能挣到钱。我们以为，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在股票市场上投资，或者是拿一个工商管理的学位。”其实这片土地早已面临了这么一个现实：学习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学生短缺，而本地产生的专门人才又要面对来自于他们大陆同行的严酷竞争。莫说：“世贸组织会迫使香港去证明自己是处于世界级水平之上。它如果把自己当作是中国的另一个城市，它就肯定无法生存。”除非香港能够重新塑造它自己，否则这块被团团围住的土地将被迫接受比认为它狂妄自大还要糟糕的缺点，即被人们认为与自己毫不相干。

重归中国：《卧虎藏龙》

周润发留着一条清朝的辫子，穿着一件传统的黑色长袍，从他的脖子上拔出了一根长针，凝目望去，知道在这上面已经用了毒。就在刹那的一闪之间，他的脸上表现出一个男子汉的力量、愤怒和屈从。然后就有人喊道：“停！”这时，周咧着嘴，脸上绽露出傻傻的笑容，洋洋自得地哼着一段《上海滩》中的主题曲。这是他多年以前主演过的一部香港电视连续剧。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组人员也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当一位美国来宾问周他在好莱坞的布景之中是否也敢表现得这么兴高采烈时，他立刻安静了下来，摆出一副人们可以预想得到的男子汉造型。然后他慢慢地从脖子上拔出那枚并不存在的针。接着又是可怕的安静。最后，他高兴地说：“我会在雨中不停地唱、唱、唱……”

一天18个小时不间断的计划安排使人们的肉体和精神受尽了折磨。在拍摄《卧虎藏龙》的过程中，加班加点已经成了惯例。这部影片里，和周一起担任主角的还有米雪儿·杨（即杨紫琼）、郑佩佩和新人章子怡。影片的导演则是1995年因拍摄《理智与情感》而获得了国际成功的李安。必须有人来负责鼓舞士气，比如周就知道用他灵巧熟练的歌舞来缓解紧张和疲劳。他有着自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以来最为迷人的愁容。他说：“生命是如此短暂，所以为什么不高兴一些呢？”

《卧虎藏龙》是一部普通话的武打片，以王度庐的小说为基础，故事发生在19世纪。周扮演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大侠李慕白，有一柄名叫“青冥”的玉剑。他把这把剑送给了他心爱的人——女侠俞秀莲（由杨扮演）。很自然地，有人偷走了象征着嫉妒的“青冥”剑。而所有的怀疑都落在了碧眼狐狸（由郑扮演）身上。她是个诡计多端的女人，而她就是玉娇龙（由章子怡扮演）的师傅。玉娇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女，即将出嫁，但这是一桩并不美满的婚姻。影片中充满了背信弃义、土匪盗贼和大量的武术打斗。影片事实上非常巧妙，有着莎士比亚式的复杂的故事情节，同时也有迅勐异常、生命攸关的动作场面。对这部影片，大家也都在翘首以盼，但香港的电影制片人王晶显然没有因此而坐以待毙。周说，他已经拍了一部类似的影片，准备在春节时发行。《卧虎藏龙》也是直到7月15日才在亚洲地区公映的。

你想看悬念迭出、紧张刺激、英勇大胆的影片吗？如果是的话，你将从《卧虎藏龙》的演员和剧组人员中找到这些。三位明星、导演、摄影师和武术指导本来各个分散在相距遥远的电影世界之中，现在他们走到了一起，来到一个他们从未居住过的小镇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海外的中国人。

这些四海为家的艺术家们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聚集到了一块，来共同创造某种艺术。这部影片有一部分资金是由新力公司在香港的新的分支机构哥伦比亚三星亚洲公司提供的，同时也得到了美国新力经典影片制作公司的大力协助。这部耗资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影片就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野心的一个缩影。来自三个中国的电影制片人虽然有求于西方，但他们还是努力想固守其文化遗产。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相互理解。整个摄影棚就像是巴别塔一样，充满了各种语言。绝大多数的技术人员讲普通话，而袁的武术队里一直跟随着他的20个小伙子则用广东话下达着指令。而杨因为没有讲过汉语，只能用拼音一行一行地看剧本。李那带有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则招致了当地的剧组人员的嬉笑。周也被要求反复练习他的发音，当然他把这个推掉了，他说：“不要因为担心我的普通话而浪费你们的时间。我会在循环反复中改正这些的。”

同时，还存在着其他的语言障碍。李完全沉迷于体验派的表演技巧之中，他要求明星们使用“感知记忆”来提升一个场景。这就是让演员去回想个人的经历，并将由这种经历而生发出来的情感应用到所扮演的角色之中去。但是香港的演员们都习惯于说出自己的台词，然后继续往下拍。所以这位温和的导演不断地做出要求，直到他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为止。他说：“在这部电影之前，我对一个情节从来不会拍上超过13次，但在这部影片中有些场景我们重拍了30次。”

《卧虎藏龙》的布景是先进科技同原始条件的一次碰撞。电脑专家用电脑科技隐去使明星们在影片中飞来飞去而拴在他们身上的细线，另一方面，周在飞的时候，却由一个小个子牵着一根粗绳子来引导他。剧组人员使用着全球漫游的移动电话，而老鼠则在摄影棚里和饭厅里窜来窜去，丝毫不顾及明星们的身份地位。

影片的拍摄一方面光彩夺目，另一方面却污秽不堪。本来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拍摄，也许只需要灯光闪烁的一瞬间就会有即兴的创作。虽然经历了100年的发展，电影的拍摄还是这么麻烦，这么低效。你也许会以为这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发明出的一个玩意，用以雇些额外的工人。为了产生一个包含着大量电影灵感的庞然大物，其工作必然是匆匆忙忙、索然无味的，所以拍电影恐怕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苦差事了。

而在这件苦差事之中，导演正处于其核心。瞧，这不，这些天来，在摄影棚里一块隐蔽的地方，一些助理在一个监制人员面前挤作一团。李正研究着这段影片的取景和演员的动作姿态，就好像他用了真人进入电子游戏之中，并玩着游戏一样。他拍了一个假镜头，吁了一声说“不行”，然后就跳到布景上去。他无精打采地说：“为了拍这部电影，我肯定用了长达600英里的胶片。”作为一名导演，他必须能够同舞台布景上的每一个细微差别相适应。然而，由于三个月来一直投身于拍摄这部影片之中，而且要一直不间断地拍到圣诞节，李已经精疲力竭了。导演就像是填鸭式地去准备评价全年成绩的期终考试一样。

整个电影中最新鲜的成分就是章子怡所饰演的玉娇龙这一关键角色。这位19岁的演员是张艺谋发掘出来的，并被他挑选为他最新的一部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的女主角。虽然她更加娇弱，也没有那么自信，但现在她还是被大家称为“新巩俐”。今天她最主要的一个场景就是首先倾耳聆听她师傅的讲话，然后向摄像机走去，声情并茂地说一段话。起初，当剧组人员念着郑的台词时，章还在那里犹豫不决、闷闷不乐。但当郑自觉自愿地亲自去念那段台词时这位老演员的落落大方、热情洋溢使章受到激励，迸发出了火花。她懂得了字里行间的含义以及台词中所蕴含的坚定的决心。也许就在那一刻，虽然没有产生一位明星，但是却诞生了一名女演员。

在这里有许多人才华横溢，他们想要拍出一部优秀的影片。也许上帝会向他们微笑，但上帝也会变幻无常、难以捉摸。不信的话，可以问问《卧虎藏龙》的制片人艾迪·功（徐立功）。他说：“我们身处户外，在地球上最炎热、最干燥的戈壁滩上。因此每天早上我们都焚香祈福。可是我们的运气实在是糟透了。这里下着滂沱大雨，连绵不绝，把我们的计划都打乱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当地人跑过来说，老天爷真是眷顾我们啊。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烧了高香啊。我们都是在想让老天下雨时才烧香的呀。’”

最后一块殖民地的回归

当诗人W.H.奥登1938年访问澳门时，他看到的主要是存在于那些无精打采的葡萄牙殖民地居民与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之间的鸿沟。他写道，“这座放纵的城市不必担心，”“那些屠杀心灵的重罪/又把政府和人民撕得粉碎。”

这块小小的飞地，是一个由珠江三角洲冲积而成的半岛。当中国在12月20日接管澳门的行政控制时，它所得到的这座城市在许多方面和与之北面相对的广东省的那些高消费的大都市并无太大差别。现在澳门的大部分人口来自大陆。澳门的地平线上满是华丽壮观的古旧建筑，它的血管里涌动着不确定的现金之流。如果北京愿意的话，澳门所谓的殖民领主本可以在25年前就把它归还中国。实际上，自从1979年以后，澳门就已被正式纳为中国领土。

尽管如此，这个占地23.5平方公里、由澳门半岛、仔岛、路环岛组成的城市，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还是很陌生的。此外，澳门作为欧洲在亚洲最古老的也是现存的唯一一块殖民地，将意味着北京同时也将面对一种全新的事物：对多样性的继承，以及一段文化交流的历史。

澳门正是通过这一中间人的身份才达到了它的极点。葡萄牙的航海家们在1434年勇敢地绕过了西非博亚尔多角以后，很快就夺取了果阿，接着是马六甲海峡——一个繁华的布匹和香料的贸易中心。到1513年，他们到达了中国海岸。之后经过大约50年的间歇的容忍，北京最终同意了他们在最远的阿马澳（音）半岛上的存在。这些外国人很快发现最有利的贸易就在这一地区。他们乘着庞大的、建于印度的大帆船，从香料之国印度尼西亚借着季风而来，在广东的上游卸货，然后装上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由于受北京对与华直接贸易的限制，这些东西不是运往欧洲，而主要是运往日本，并在那里换得与在中国可得黄金价值相当的白银。在回来的路上，这些钱被用来购买运往里斯本的货物以及下一站运往长崎的丝绸。在1560至1640年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双边贸易为葡萄牙人赚取了惊人的财富，也使澳门成为其跨越全球的贸易网中的一个枢纽。

当然，维斯科·达.伽玛远航到东方，不只是要寻找香料。澳门也有幸成了追寻基督精神的一个跳板。精神上的传教活动促进了这块飞地物质上的繁荣。与此同时，耶稣会影响的扩张最终使得日本于17世纪40年代初期就对世界关闭了大门。（1641年，荷兰人抢占了马六甲海峡，切断了从另一方向过来的贸易。）但是贯穿整个18世纪，这一努力使澳门有了一个使命，即成为一个学习中心以及一个通向中国的桥梁。追随马休·里斯（音）来到中国的修士们带来了让明、清宫廷非常着迷的科技发明——时钟、天体模型以及望远镜。在澳门，他们也把自己融入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去，结果，影响就是相互的，而不仅仅是强加的，一种宽容创建起来，这在以后的殖民冲突中是没有的。

在紧接着的100多年的时间里，这种融洽的关系使澳门有了第二次繁荣，变成了被禁止在广东居住的欧美商人的避难所。每年两次，这些商人会从他们在广东的货栈来到澳门，参加盛大的商品交易会。其余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就待在澳门，在优雅的大滩（Praia Grande）徜徉，或者穿得风度翩翩，参加一个接一个充斥着富有的、有身份的单身汉的舞会。“我无法想象有人会认为这个地方很乏味”，1829年一个美国妇人哈里特·劳在给她的妹妹的信中写道，“我是这里唯一的未婚妇女，到处都有应酬。”

但是，这些新来的商人露出更加贪婪的锋芒：他们所有的财产不是白银，而是都押在他们所提供的鸦片上。这使得澳门政府在这个新时代里显得太软弱了。1839年，当中国人威胁使用武力来结束鸦片贸易时，总督塞尔维拉·品脱命令在澳的所有的英国人离开他的城市。英国皇家海军威胁要给北京更加严厉的打击，结果，它打赢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使得香港取代了澳门，成为与中国大陆贸易的新基地。

从此以后，辉煌的澳门陷入了永久的衰退，变得放荡不堪，一种真正的放荡，时至今日，这仍是澳门的一大特征。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澳门靠着做令人憎恨的贩卖中国苦力的生意支撑了下来。这些人中有大约一半被运到了古巴及秘鲁这些地方。几乎同时，澳门政府把赌博业合法化了，现在成了澳门最大的财源。

像奥登所说的那种间接的恭维，恰如其分描述了澳门令人难以捉摸的魅力。近些年来，澳门各有其主的赌场和踢踢踏踏的夜总会引发了一场黑社会内部的争斗，使居民们大受惊吓，其程度远甚于对日益迫近的政权移交的恐惧。然而，正是这一风流社会成了澳门政府的基本财源。虽未明言，这个风流社会也支持行动自由主义论：几乎所有的事情在这儿都是允许的，几乎所有的时间。

因此，葡萄牙400年的影响并不只是为从香港乘着汽艇前来的浪荡子们提供了一个游乐场所。在那些现存的殖民时期的建筑上，蜡笔彩绘已经褪色，这不仅反映了某种衰老，也反映了一段殖民杂居的历史，正如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的正面是由一个日本艺人用龙和汉字来装饰的，即使没有后面的教堂，也能勾起人们的回忆。这块飞地最负盛名的食物记录了葡萄牙人来到澳门的路线：经过非洲，中东东南沿海，印度果阿，以及马六甲海峡，但原料却是中国南部沿海所能买到的那些。现在，虽然在澳门45万人口中只有4000人自述为澳门本地人，但各种族间的这种融合是葡萄牙人在其殖民地所特有的，比如说，与英国人在英国殖民地相比就有很大的不同。这种融合给这个曾经是殖民地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相互容忍以及多样化的气氛。

澳门回归中国

1997年最大的国际新闻之一就是英国将香港归还给了中国。这件事盛况空前，而且引起了政界的广泛关注。现在，1999年的12月，澳门——欧洲在亚洲的最后一个桥头堡——将告别葡萄牙人400多年的统治，回归中国。然而，当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澳门的回归是离她60公里的香港的回归的简单的重复。就像她在1997年做的一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在交接仪式上作为东道主，使中国在收回所有遗失领土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葡萄牙总统桑帕约将体面地结束葡萄牙对澳门的管辖，这个角色在香港回归时是由查尔斯王子扮演的。桑帕约离开后，中国军队将进驻。这支部队既可以保卫澳门，又可以在将来打破中国保持其独立司法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承诺。

澳门不是香港，这点人所共知。她43万的人口只是香港的1/15，经济规模更是小于这个比例。香港是个融合贸易、金融、高利润服务的万花筒般的社会，相比之下，澳门只是一个苍白的影子，充斥着21点、轮盘赌和扑克牌。1996年以来，三合会，或叫作黑手党之间的血腥战争已经把澳门变成了20年代的芝加哥，到处是赌场外的机关枪暗杀，还有绰号为“肥彪”和“断牙”的黑帮老大。1998年有28起谋杀，今年已经发生的就有37起。

和两年前的香港不同，主权的更替带给澳门更多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惧。中国大陆将恢复社会的安定，把那些挥金如土的大赌家吸引回赌桌旁，而赌桌是澳门发展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叫作“石头公社”的标新立异的演出团体正在为回归彩排一台节目。节目里，一个人边跳边唱：“我希望澳门警察好好工作，我希望该死的会死，我希望每个人都高兴。”歌词并没有讽刺意味。在香港，人们曾经并且仍然担心的是中国大陆会不会管得太多。然而在如今暴力盛行的澳门，人们担心的却是，北京，或是别的什么人，能不能管得住。

澳门已经走过了一条长路。1557年被明朝政府赏赐给葡萄牙时，澳门是欧洲在亚洲的第一个殖民地。以后的许多年里，澳门一直是欧洲对华贸易唯一的桥头堡。但是这个地位在18世纪70年代的时候被广东代替，接着被其他由于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港口城市取代。澳门对外贸易的最后一滴血在19世纪后期被香港彻底榨干。

在最近的50年里，葡萄牙统治者根本无心重建澳门的经济，或者从大量的中国移民中间汲取力量，给这个地方注入活力。许多年前，葡萄牙就想撒手不管了。1974年葡萄牙国内革命爆发以及归还澳门失败以后，里斯本为这个殖民地颁布了新宪法，政权被分割，由总督和澳门立法委员分享权力，结束了直接选举。事实上葡萄牙已经让位给了中国。

殖民地政府接着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地下排污系统和一个规模很大但没有充分利用的机场。最值得他们骄傲的是这个四面环海的小岛上的特殊的文化——她的食品、建筑、受葡萄牙语影响的地方话，以及公务员制度。公务员队伍主要由葡萄牙人的后裔组成，他们被称作“澳门人”（Macanese）。（赌场和相比之下稍显逊色的旅游业为那些非公务员的平民提供了工作）“葡萄牙人采取文化帝国主义政策，他们尤其关注文化遗产。”香港大学的一个政治科学教授罗索尼说。事实上，联合国的文化分支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已经邀请了澳门申请像圣保罗大教堂遗址这样的古迹为世界文化遗产。

何厚铧的工作就是去处理多得令人惊讶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范围之广与这个小地方的面积极其不相称。何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关于赌博的问题：当2001年赌业巨头何鸿燊（与何厚铧没有亲戚关系）对澳门赌博业的垄断到期的时候，政府是否应该继续由一人控制澳门经济的政策。同时，怎样才能扫除枪支和匪帮。

何厚铧也承认，犯罪和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哪里有三合会，哪里就有争斗，”他说，“哪里有大钱赚，哪里的人命就不值钱。”每年30亿美元的“大钱”从赌场里滚滚流出，同时，据估计，澳门大约有一万名活跃的三合会分子。匪帮火并的原因至今不明，但将来的走向却逐步明朗。赌场老板指责从香港和大陆来澳门的三合会成员破坏了本地黑社会微弱的平衡。

黑社会争斗一直在持续，赌业巨头何鸿燊还预言如果2001年澳门不继续他的垄断，争斗会愈演愈烈。平民百姓认为在12月20日进驻澳门的中国军队将起到威吓作用，使三合会有所收敛。但当地被认为最能坦率直言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是立法委员的Antonio Ng Kuok-Cheong相信中国将运用大陆和澳门的官僚机构和法院在一夜之间结束黑帮争斗。“三合会知道，如果中国政府要铲除他们，是不会动用军队的，”Ng说，“有很多别的手段。”

20 2000年（A） 新世纪的挑战和机会

通过互联网，现代中国的这种使命感和自豪感激发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与政府无关。许多中国人把互联网看成能赶超西方国家的跳跃式技术，这种感觉甚至蔓延到海外。东方航空每周两次往返于北京和旧金山的581航班，里面坐满了往返于海淀和硅谷的中国互联网专家。“在硅谷的中国人，现在整天谈论的都是回国。”加州的查尔斯·周说，最近他加盟新浪的美国办事处，成为财务副总裁，“激励是有的，唯一的障碍是政策。”

……

然而，台海紧张关系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解除的。在竞选之前，北京施加了言论压力。3月13日，台湾股市立即下挫617点，跌了6.6%，是自1996年大陆试图干扰台湾大选而进行导弹试射后的最大跌幅。股市下跌让国民党的竞选把握又增大了。连战指出，这一现象显示，如果陈水扁当选只会为台湾带来灾难。但陈水扁反击说，市场下跌是国民党一手造成，以恐吓选民去投连战一票。“他们试过战争威胁论，结果没有用，”陈水扁说，“现在他们又试图用金融崩溃论，肯定也不会有用。”

……

中国的互联网时代

中国最大互联网门户——网易的创始人丁磊，感到很不安。1999年夏天，当他在北京一家餐厅和一位朋友谈话时，显然有什么事情激怒了他。是空调，太冷了。这位自学成才的技术专家并没有停止谈话，而是拿出他的掌上电子记事簿，指向空调机的红外线接收点，隔着整个房间那么远来调节温度，他的朋友惊讶得张大了嘴。

丁磊仍然感到不安——但这一次他几乎让12亿人惊讶得张大了嘴。他和中国另一主要门户网站——或者说是宽带内容供应者——搜狐的张朝阳较劲，争当第一个到网络新兴企业的天堂——美国科技板块纳斯达克上市的大陆互联网企业。回报高得让人难以想象——以10位数计，而且发展机会也是无可限量。那到底是什么事情令丁磊和其他中国互联网企业家不安呢？答案是北京政府。他们对互联网的态度比市场的变化还要快。

互联网所带来的电磁狂潮冲击着中国政府。现时有1000多万网络使用人，人数每半年就翻一番，是亚洲增长最快的。钱从美国风险资金中倾泻而来，已有5万多中国域名被注册。北京一家互联网顾问公司BDA（中国）估计，到2005年，中国的上网人数将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以前好像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事。”丁磊说。

突然之间，中国成了全世界最热的网络战场。1997年，他们创建了一个中国境内的内联网，但又悄无声息地放弃了。2000年1月，政府宣布一项严格规定，限制互联网的内容，并制定了对加密技术的管理措施。中国的网络精英对此感到无奈，仍然如常运作。在长时间观察之后，北京政府终于找到了互联网的最大弱点：要吃很多的钱。

“问题并不是中国是否会禁止互联网，而是中国是否会制定相应措施，使互联网能在商业角度独立发展。”BDA的泰德·丁说。去年7月，以香港为基地的中华网成功进行首次公开发行，使公司价值达到15亿美元，之后大陆企业就热衷于步其后尘。网易和搜狐都打算在今年春天到纳斯达克上市，搜狐甚至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办理了预备登记。然而，根据银行和行业信息，北京政府已经否决了第三个竞逐者、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企业新浪的IPO申请。

然而，外国投资者却嚷着要把钱投到中国的网络战。“投资中国互联网的风险并非那么可笑，潜在的回报却十分巨大。”Techpacific.com的合伙人约翰尼·陈说。该公司是香港越来越多的风险资本企业之一，专门投资中国互联网。

就是这样的潜力，促使丁磊于1997年创立网易。丁磊出生于宁波，在成都念大学，毕业后南下广州。他很腼腆，戴着眼镜，崇拜雅虎的创始人之一杨致远。作为一个软件程序员，他存了6万美元准备到斯坦福大学念书，但后来决定在中国创立自己的互联网企业。丁磊选择了一种十分危险的商业模式：开始时免费向客户提供电子邮箱，并免费为他们制作个人网页。朋友们不断问他，这样怎么能赚钱。“我告诉他们说，我们可以提高访问量，获得广告收益。他们说我疯了。”但丁磊相信，由于1998年中国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655美元，没有多少人有钱付电子邮件费和内容费，因此“免费是未来之道”。丁磊肯定中国市场会不断增长，因此坚持了下来。现在，他的网站每天浏览量达600万页，并吸引到高盛、巴林、软银和Techpacific.com的投资。北京政府会允许他从海外融资，继续扩张吗？是的，丁磊说：“中国在21世纪需要拥抱高科技，因此不可能放缓互联网的发展速度。”

丁磊来自中国一个崭新的互联网企业家阶层，在某种角度上，也是“难以管制”。许多人是自学成才，出身于贫穷家庭，没有特殊社会关系，依靠自己的智慧进军互联网，设立自己的公司。“人们总是认为，只有炒股和做生意才能发财。”新浪执行总裁王志东说，“现在，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他们知道可以凭知识获得财富。”在一年之前，中国最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把到美国深造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此情不再。现在，最时髦的举动是到北京西北面的海淀区聚集，那里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有许多电脑硬件和软件商店。在这片杂乱的旧工业区，霓虹灯照亮了商店店门，到处是废弃的建筑物和空置的厂房，创业者可以租一两间房子，买或租几台电脑，带上几箱方便面，一夜之间就可成为网络人。

对拥有雄心和技术的中国人来说，海淀区是梦想世界。薪金螺旋式上升——具备初级电脑技术的毕业生，现时行情是每月1000美元（北京的平均工资是200美元）。从美国高科技企业和顾问公司归来的人才，年薪可达到10万美元，外加期权。“互联网带给中国一种有趣的东西，就是角色模式。”BDA的克拉布克说，“今天，人们景仰丁磊、杨致远或王志东。”现在，有一个留在中国的理由——或放弃美国高薪职位回国的理由。杭州B2B电子商务网站阿里巴巴的负责人马云说：“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中国人看到了一个赶超世界的道路。这是新世纪的标志性新行业，就像汽车工业标志着日本经济一样——如果你能赶上潮流，你就可以促使整个国家向前进。”

通过互联网，现代中国的这种使命感和自豪感激发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与政府无关。许多中国人把互联网看成能赶超西方国家的跳跃式技术，这种感觉甚至蔓延到海外。东方航空每周两次往返于北京和旧金山的581航班，里面坐满了往返于海淀和硅谷的中国互联网专家。“在硅谷的中国人，现在整天谈论的都是回国。”加州的查尔斯·周说，最近他加盟新浪的美国办事处，成为财务副总裁，“激励是有的，唯一的障碍是政策。”

也就是政策，使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如此高风险。未等政府官员准备好给上司审阅的报告，市场已经发生变化了。中国政府仍然处于追赶行业的局面，因此投资者需要有稳定的神经细胞。当然，互联网内容提供者能在新闻网站发表什么东西，这是有限制的，最新的内容规定是不得在网上散布“国家机密”，要接受与印刷传媒同样的监管。当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有意于挑战政府管理，三个主要门户——新浪、网易和搜狐——还设有专人，负责删除留言板和聊天室里的反政府言论。“我们看到种种迹象，我想，人们对政府的宣布反应过激了。”搜狐高级副总裁郭为说。他相信，政府设定有关规则，“是有关人士的进步过程。我们必须有游戏规则”。

热情是可传染的，1999年12月《北京日报》刊登一篇头条报道：“互联网经济：不破的泡沫”。网上列出的互联网新兴企业招聘都收到数千回复，在上海和北京，几乎每辆公共汽车的车身上，都刷有网络广告，印刷媒体上充斥着互联网推广资料。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场浩大的信息流战争之中，中国将以一种想象不到的方式重新焕发光彩。“互联网会为中国带来重大的改变，”搜狐的张朝阳说，“但改变是逐步的，随着人们敲击键盘，他们将获取越来越多的信息。”互联网无处不在，又无处存在，不可或缺，又不可终止。真正的战争并不是引进它，而是谁能在网络中获利，在多短的时间中获利。

管理人才的缺乏

唐海松（音）开办因特网初创公司的目标，是成为一家迎合中国年轻人需求的主要网站。这位董事长发现，合格的管理人员比高效的政府官员更难找到。1998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唐说：“在因特网技术方面，中国只比西方落后5年，但是在管理技能方面，我们至少落后20年。”

中国并不缺乏创业精神，然而从商的热情并不等于管理上的才智。中国小企业的破产率在同一地区中是最高的。唐说：“中国也许已经开放了市场，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熟练人员使市场有效运转。”中国只有9000名本国培养的工商管理硕士。相比之下，美国每年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有7万人。

更糟的是，那些有幸在中国的56个工商管理硕士计划中学习的人，也未必能掌握参与激烈经济竞争所需的技能。大多数教授从过时的教科书中照抄材料，没有实践经验可以介绍给学生。北京大学的一名工商管理硕士生说：“要是我的老师从来没有接触过市场经济，我怎么能相信他们呢？他们读博士时研究的经济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了。”

中国的商学院强调的是死记硬背，而不是管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所需的灵活地解决问题的技能。学生的参与也得不到鼓励，因此，成长中的专业人员很少有机会进行重要的表达技巧和辩论技能的锻炼。

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一家由市政府与欧洲联盟联合出资开办的学校。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样由西方出资的教育项目数目的增加，表明教育部和外国政府都十分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两年前在上海开课的工商技能发展中心，是亚利桑那桑德伯德国际管理学院的附属教学机构，该中心的会计主任芮树杰（音）说：“环视整个亚洲，我们发现中国对管理培训的需求是最大的。我们能够提供中国当地教育机构提供不了的技能。”尽管学费高昂，而且是用英语授课，但有些这样的培训项目并不乏报名者，因为文凭——即便只是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可以保证学生找到工作。为了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会议室中，一些多国公司甚至出面向学生发放数千美元的学费。

在商业气氛不那么浓重的部门——即中国的国有企业中，这种人才投资的重要性也正被渐渐接受。由于被迫要在一个日益贫乏和低劣的经济中参与竞争，一些国有企业正不惜钱财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以确保能够长期生存下去。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将近一半的主管级工商管理硕士生，是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之类的国有企业出学费的。

以往，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兢兢业业工作，在全心全意为厂里服务了几十年之后，最后在办公室中得到一个归宿。但是，随着亏损的不断增加，国有企业除了提高工资和为员工提供广泛的培训以外别无选择。许多管理人员对此表示欢迎，特别是因为有些人担心多国公司内的歧视性做法，会阻碍本地雇员在这些公司的晋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甚至连国有企业部门也在从商学院的花名册中挑选潜在雇员，像唐的公司这样的初创企业，在吸引一流管理人员方面也许会更加困难。当这位因特网企业家开始四处物色一位人力资源主管来管理他的160名雇员时，他原以为可以从几十份合格求职者的简历中挑选一番。但最后却只有4个人符合他的要求。唐说：“我们在哈佛商学院谈论的事情之一，就是有创意和迅速地应付未曾预料到的问题。”在中国的商业现实赶上其远大的经济抱负之前，唐和其他人将不得不依靠这种随机应变来勉强维持生存。

新一代超人李泽楷

香港有很多人姓李，但只有一个李嘉诚。如果你住在香港，只有戴上耳塞或蒙住眼睛，才能逃过关于他的消息，但难以避免地，你仍会为这位71岁的大亨增添财富。李嘉诚是香港房地产业、零售业、电信业和电力业的主要玩家，全香港30%的贸易要进出他的港口。在当地媒体中，他的绰号是“超人”。这并不是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尤其在金钱至上的香港。

现在，从同一家族中，诞生了“小超人”：李嘉诚33岁的儿子李泽楷。2000年3月，李泽楷以上市仅10个月的互联网企业——盈科数码动力，成功收购了香港的电信业巨人——香港电信。这个交易价值380亿美元，是亚洲有史以来最大的收购案。按目前的市值，李泽楷的新王国已经可以与其父亲几十年来积聚下来的基业相抗衡。即使将来盈动的股价会暴跌，他的卓越远见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拟利用宽带网，为中国、印度和亚洲各国的广大人民提供快速、灵活的互动电视和互联网接口，从而成为此类服务全球最大的供应者。

如果说李泽楷的财富因互联网而暴涨，其父也如此。两周前，李嘉诚将还没有什么经营业绩的小规模互联网企业Tom.com上市，让香港的投资者蜂拥上街排队申购。李嘉诚说，Tom.com将成为最大的中文使用者门户——也是一个雄伟的目标。

两父子显然看到了新经济所蕴含的财富，并下了大注码。关于“超人”和“小超人”，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他们是超级拍档，还是未来的对手？当地媒体大肆报道说李泽楷试图走出父亲的阴影，或说由于父子之间风格的迥异，35岁的兄长李泽钜已经明显是李嘉诚王国的继承者，他被忽略了。李嘉诚低调、热诚、传统，一直住在60年代以13万美元买下的房子里；李泽楷喜欢垃圾食品，对下属毫不客气，目前正在建一栋豪华的宅邸，越洋邀请惠特妮·休斯敦来香港参加他的千禧派对。两人的显著共性是受美女欢迎：目前都是单身，李嘉诚是鳏夫，李泽楷是未婚。《时代》问李泽楷，谁是他最崇拜的商界人物？他提到的不是父亲，而是索尼的创建人之一Akio Morita。他明确表示，不欢迎有关他与父亲关系的问题。

然而，李泽楷现在还是和记黄埔的副主席，拥有Tom.com5%的股份，长期与父亲有交叉交易。作为儿子，他有自己的勃勃雄心吗？还是舒适地站在父亲的肩膀上？也许两样都是。“他们的关系十分十分复杂。”和记前董事，李家的朋友西蒙·马雷说。要研究这两父子的关系，就像进行视觉测试：看到两张互相对视的脸，一转眼成了一个花瓶。

当你像许多香港人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花瓶上时，你会发现这个花瓶很大。两父子所控制的公司，包括香港电信在内，占了香港股市资本的1/4强。在电信行业，李氏家族所控制的公司占了香港移动电话市场的60%，以及全部固定线系统。够实在了吧！李嘉诚是香港物业之王，现在又与儿子一起，向世人展示在电信和互联网新时代再创繁荣的高深学问，并展示并购财技的奇异演进。李泽楷认为，这些才能并不局限于香港：“这些技巧完全是全球性的。”言下之意，是要放眼全世界，因为对李氏家族来说，香港已经不够大了。

李嘉诚的成功，是战后香港最令人称道的故事之一。李嘉诚，1928年出生于中国的南方城市汕头，1940年逃到香港，年仅15岁就辍学，以卖塑料皮夹为生。1950年建起一家出口塑料花厂。首次涉足房地产市场时，他买的是公寓。到1979年，他名下的长江实业控股公司已经规模宏大，令商业银行家们印象深刻。后来，他从汇丰银行手上买下香港老牌贸易行和记黄埔的控股权，跻身香港超级沃尓沃行列。过去，贸易行一直是英国人在香港殖民地的财富和权力的中心。

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香港的商业基本上由本地人控制，但李嘉诚比其他人更胜一筹，在世界各地都有投资。和记黄埔有一个部门，经营着从孟买到巴拿马运河的18个集装箱码头，全球1/10贸易要经过他们。李氏对欧洲电信业务的染指也十分典型。去年，他把在英国的和记Orange移动电话部门卖给德国的Mannesmann集团，获得57亿美元现金和时值89亿美元的股票。当上个月英国万德丰AirTouch公司与Mannesmann合并后，李氏在新公司所占的股份价值飙升到150亿美元。

儿子们所受的教育与父亲完全不同。年幼的时候，李泽钜和李泽楷都被邀请列席父亲的董事会议。他们接受了广泛而昂贵的教育，大部分在国外。兄弟俩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李泽楷更是从13岁起就到加州上学。由于父亲给的钱很少，为了应付开销，李泽楷到高尔夫球场去当球童，到麦当劳去当收银员。1987年毕业以后，他成为温哥华一家投资银行的基金经理，1990年被召回香港，掌管和记的卫星部门。当时李泽钜已经被培养成李嘉诚的接班人，与哥哥相比，李泽楷的工作只是小儿科，但已经足以让他大展拳脚。

和记拥有一个卫星，用于电信营运。李泽楷认识到，这个卫星也可以进行电视传播，并由此引发了一个真正的梦想。他可以绕过呆板的控制电视行业的各国政府，把电视节目直接送到观众的眼前。是的，没有多少亚洲人拥有碟型卫星天线，但李泽楷知道，亚洲大陆的企业家们会购买碟型天线，然后在附近铺设电缆，把卫星节目传送到想看《The Bold and the Beautiful》和桑塔·芭芭拉的人的家中。他说服父亲投资6250万美元设立卫星电视（和记在卫视上一共投资了1.25亿美元）。

作为一个20来岁的老板，李泽楷并不平易近人。播放时突然失灵就意味着噼头盖脸的臭骂。现在的员工说，李泽楷已经成熟了，但还是经常在公众场合斥责高级经理们。

不到两年，卫视就把现代化的电视带到印度和中国，吸引了4500万观众。这一次，他的成功吸引了收购者。1993年，默多克打算以美国Fox网络和英国Sky广播的模式进军亚洲市场，邀请李泽楷到他位于地中海的游艇上一叙。几个小时后，一项交易达成了。两年后最后一笔款项付清，李泽楷为和记赚了9.5亿美元。

然而，由于这次成功仍然是受李嘉诚的影响，即使是10亿美元的交易，也不能为李泽楷带来独立的荣耀。继卫视之后，李泽楷继续按自己的计划，利用卫星为亚洲企业提供长途电话服务，但没有成功。

1996年，李泽钜被张子强绑架，李嘉诚付了约1亿美元赎金。随后是1997年金融危机，香港陷入衰退。1998年底，李嘉诚公开埋怨当地的民主热情过于高涨。他说，作为一个商人，他宁愿在香港“少做一些事情”，股市应声而落：一是因为李氏家族的财富减少了，二是因为他们对香港的信心也下降了。

之后.com公司兴起，把阴霾一扫而光。李泽楷相信，通过卫星，把互联网传送到中国和印度的电视上，将是一宗很有前景的生意。1998年，他名下的盈科集团获得英特尔公司的5000万美元投资，支持他这一想法。

第二宗大交易，则是在香港政府捐赠的一流地块上发展高科技“数码港”。奇怪的是，香港政府并没有像惯常那样，让几家有意向的发展商进行投标。批评者认为，李泽楷只不过是一个旧式的房地产财主，绝非高科技梦想家。支持者则认为，政府之所以选择李泽楷，是因为“数码港”这个概念是他提出来的，只有他才有实现这个目标的专门知识。

于是，他通过“买壳上市”的方式，收购了香港联交所一家上市企业，改名为盈科数码动力公司。这个过程规避了香港“企业要有两年的盈利才能上市”的规定。盈动接手“数码港”项目，交易第一天股价就上涨15倍。

今年1月，美国在线以自身价值不菲的股份收购时代华纳，盈动也在努力实施同一策略。拥有香港电信54%控股权的英国电信，公开表示打算剥离非核心业务，例如香港电信。香港电信与新加坡电信，两家亚洲电信巨人，进行了紧张的购并谈判，最后新加坡电信报出保密的收购价，包括现金和英国电信想要的股权。看起来，交易很快就要达成。

春节过后，英国投资企业华宝德威造访盈动，带来了一个打败新加坡电信的计划。该想法被送到李泽楷处，当时他正在伦敦看另一个小型的但同类的电信投资。“我说：‘好啊，可是太大了，不可能的。’”李泽楷回忆。尽管他的股价在涨，但还不能收购比自己大几倍的公司。不过，几天之后，所有怀疑都消除了。“我忽略了一件事，”他说，“就是香港金融市场的潜力。”如果他要，钱就在那里。

同时，他还认识到，香港电信有可以利用的资产：有10万用户的宽带互联网服务、移动电话系统和富有潜力的可接入互联网的3G移动技术，以及与默克多卫视签署的给宽带网供应电视节目的协议——即现在所说的“内容”。但英国电信还想要正在疯长的盈动股票。

李泽楷的团队快速地行动着。通过增发新股，盈动在几小时之内就筹集到10亿美元资金，但还需要几十亿美元，而且银行对贷款给没有多少业绩和利润的新兴企业十分谨慎。根据华尔街亚洲快报报道，银行家们坚持要李嘉诚担保。但当李泽楷指出，香港电信有几十亿美元现金、大量的资产，完全可以支付贷款时，他们动摇了。最后，李泽楷用120亿美元，以股权组合和现金形式支付给香港电信的股东，获得了所需融资。

从一开始，新加坡电信的报价就有一个致命弱点：它的79%股权由新加坡政府控制，CEO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小儿子李显扬。新加坡电信的所有权背景立即受到香港法律界的警告：一旦收购成功，本地的电信公共事业将受到外国政府的控制。很多人猜测，中国政府鼓励李泽楷出价，使香港电信维持在香港人手中，但李泽楷否认了。事实上，许多分析家说，李泽楷之所以能成功达成交易，是因为他的演讲令人印象深刻。几天之内，他就完成了出价和必要的融资，而其他公司往往需要几个月才能做得到。

新加坡电信也没有坐视不理。得知李泽楷来势汹汹，该公司威胁说要控告贷款行之一——汇丰银行，说该行应该延缓出价，让新加坡电信有足够的筹资时间。另外，新加坡电信还得到默多克10亿美元的支持。但该报价太迟了，现在，英国电信接受了李泽楷的报价。

默多克的参与引起一些有兴趣的问题。新闻集团是否打算加入竞争，以内容所有者的身份，收购一家宽带传送系统企业，从而催生新的大并购，就像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一样？因为新加坡电信的缘故，默多克与李泽楷的关系会否转坏？因为香港电信与新闻集团有内容合约，前度合作者被迫再度携手，两者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否能维持？

也许吧。尽管李泽楷对《亚洲周刊》说默多克“有能力撤销”内容协议，但他坚持，他对默多克在最后一刻几乎毁掉了他对香港电信的收购毫无怀恨之心。为了防止诸如此类的分裂，李泽楷与默多克的儿子于近期进行了平和的会谈，甚至到新加坡去与对手见面。他说他有兴趣并不介意与新加坡电信合作。这并不奇怪：他必须出售部分香港电信的股份，以支付贷款，但这也是一个信号，表明两位交易人开始接触。

李泽楷是否已经从父亲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也许问题的关键是他是否有这个能力。人们经常把他的商业才能与父亲比较，仿佛他是直接继承或被直接授予的。“他们都以身边能人环绕而著称。”香港莫英杰联合经纪行经理、前香港联交所主席理乍得·伟茨说，“而且他们的回报都很可观。”

但时代变了。“李泽楷的游戏需要信心。”认识李嘉诚的Kim Eng证券的研究部主管史提芬·布朗说，“到最后，他必须出售他的想法，就像他的父亲出售物业。李嘉诚懂得生产塑料花之道，而且我认为他始终贯彻那些理念。我想，在美国受教育的第二代，是不可能懂得那些理念的。”

进行380亿美元的收购后，即使在成功的一刻，李泽楷发现仍难以获得100分。许多分析家指出，香港所有电信牌照在2006到期，至于谁能获得续期，决定权肯定在于中国政府。所以香港电信选择了李泽楷，而不是新加坡电信。分析家说，李嘉诚在中国的影响力可以让香港电信顺利获得续期。“当然，李泽楷的收购对香港人来说是一种光荣。”当地最受欢迎的电台清谈节目主持人郑经翰说，“但很不幸，由于他的父亲，人们将永远不会把他看作是一位企业家。”

前和记执行官马雷回忆：“当然，李泽楷正在成长，他早熟、傲慢、易怒、复杂。但他使我认识到，在富裕环境成长并不一定会被宠坏。事实上，金钱使人负担沉重。”听起来像一项工作，至少对小超人来说是这样的。

哪里是真正的文艺之都

今年3月上海举行新的美术博物馆试开典礼，不啻是一件文化盛事。这座由原殖民地时期的建筑改建成的美术博物馆。有最新型的一流照明设备，油光可鉴的大理石地面，华贵的实木墙壁，显得像仙宫神宇一般。这座建筑，也是对中国文化之都桂冠无休止的竞争者北京市的一种直接的挑战。这座博物馆，只不过是使阴沉沉、灰尘弥漫的北京市颇为震惊的一波建筑热中最新出现的硕果。就在两年前，因为没有合适的场地，来沪演出的克利夫兰管弦乐队还不得不在一个体育馆里演出。而今沪上有了这座新的美术博物馆，有了一个陈设考究的古博物馆，一家金碧辉煌、造价1.5亿美元的大剧院，一家位居世界最大图书院之列的图书馆。还有一个造价2亿美元的科学中心计划于2001年落成。“上海的博物馆和文化不只是要做中国最好的。”上海博物馆负责人如是说，“我们正在争取成为世界最佳之一。”

然而，北京市也不打算认输。首先，北京正依靠它深厚的艺术传统来胜过上海的奢华。毕竟，当剧场里灯光暗下来时，北京就摆脱了它那生硬死板的外表形象，而开始与有乐队现场演出的酒吧一起跃动起来，那令人激动的戏剧表演艺术和足够的京剧使墨守成规的京城观众心满意足。上海的建筑狂热，也使北京的推土机和风钻为之震惊而待不住了。虽然北京的酒吧和沙龙厅馆产生原始的艺术活力，但北京却缺乏其艺术人才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例如，北京的窗口紫禁城故宫博物馆，提供的展品积满了灰尘，用省钱节电的低功率灯泡，将展品照得模模煳煳。最近，随着国家大剧院的动工建设，这一切就要改变了。这座投资4.2亿美元的现代化的丰碑，离壮观的紫禁城徒步只需几分钟。

北京如果希望吸引已开始涌入上海大剧院的那种一流的表演，就急需这样一座综合建筑。北京一流的聚会场所人民大会堂和世纪剧院的音响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以致帕瓦罗蒂对中国首都的歌剧前途都公开表示感到失望。相比之下，当谭盾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中国首次公演《门》时，上海的知名人士为那清晰的音响惊叹不已。会计师谭艾伦花了85美元买票去观看了这场剧（这票价相当于一名普通中国人一个月的收入），她说：“北京没有一个剧场能够满足这次演出所需要的设备要求。北京的剧场，座席间的信道很脏，很多观众根本不懂该什么时候鼓掌。”

当华裔美国人大提琴手马友友计划参加谭盾的华丽演出时，北京提醒上海说，所有国际演员首先都得经过中国文化部审批。那次演出半个月之前，北京还在犹豫不决。最后马友友退出了演出。

而且，上海因为经济条件好，很难从北京得到经济上的支持。其他一些地区的剧场得到中央政府的补贴，上海大剧院却从未得到。这意味着上海必须找顾客和企业赞助。上海的艺术活动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上海企业家，上海的文化舞台几乎是他一人搭起来的。这位奢华的、自称的主办人已资助六七出歌剧的演出，其中包括意大利歌剧《阿伊达》和《茶花女》。“我和朋友打赌100美元，我能把世界级的歌剧请到上海来。”在白天经营一家国有货运公司的36岁的镡先生说，“我赢了那100美元的赌金，但我付出了50万美元的代价。”

目前，对年轻艺术家和演员来说，北京仍有较大的吸引力，尽管剧场院的缺乏限制了许多舞蹈和音乐团体一年只能演出一两次。“上海的费用极高，对渴望机会的年轻艺术家来说很难站稳脚跟。”一家私人美术馆的主人劳伦兹·赫尔布林说。更重要的是，北京由于某种原因，它对先锋派艺术能够容纳和接受。“如果一位作家想出版带有较敏感内容的作品，他在北京会有好得多的运气。”上海科学院一位作家副研究员如是说。

最后，问题是上海的钱是否能战胜北京的勇气与技艺。上海资金充裕，正在进行永不能还本的新事业投资。国际知名画家陈逸飞正考虑今秋合作推出《波希米亚女人》。作曲家谭盾已同意2002年在上海首次公演他的下一出歌剧《茶》。然而北京仍然很安全，而不会输掉，它的具有发明创造力的电影制片厂和先锋派音乐舞蹈团体远远胜过上海的人才。“北京将永远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谭说，“但是，有钱引进世界一流明星的上海，有潜力成为亚洲的国际艺术之都。”这类模棱两可的说法，不大可能说明京沪两市之间的文化竞争。但是，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领域：北京摇上海摆，全中国都能和着节奏动起来。

上海通用成为示范企业

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在成立之初存在太多的问题，几乎没有外人看好这个合资企业的发展，即使它得到15亿美元的投资。在沼泽地上建起的这家合资工厂，以国际标准培训中国工人，两年后要向中国市场推出一种每辆成本4万美元的轿车，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足800美元。这能行吗？

但事实表明“能行”。投产第一年，即去年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就销售了2万辆“别克”轿车，是最初目标的两倍以上。该公司公开称它得到的利润是7500万美元。最近该公司又推出包括一种小面包车在内的两款新车型。

尽管上海通用汽车公司也遇到很多问题，但它的成功已被记入教科书。在中国，中美合资企业是如何在掺杂政治因素的美中贸易争论中成为典范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是同中国沈阳合作生产小型货车。那家合资企业是在1991年创建的，但在1996年就解体了，仅生产了300辆汽车。

如果没有当时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史密斯的坚持，同沈阳的合作可能是该公司在中国最后的合作项目。尽管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开拓没有成功，但1994年史密斯还是同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坐在一起，讨论该公司如何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条件毫不含煳：双方必须签订长期的合同，美方应该向中国转让技术，同时让中国雇员进入高层管理部门。总之，通用公司将不得不像一个中国企业那样运作，用史密斯的话说就是它必须为中国人着想。

谈判核心问题是合资企业的各种条款。在一年时间里，通用公司副总裁菲尔·默托和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副总裁一直在谈判关于供货者、生产和培训等协议的详细内容，以及所有涉及创建一个汽车生产厂的细节问题。他们几乎天天在上海华山路的一间小办公室里讨论——应该说是争吵——16个小时。

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很快合资汽车厂就奇迹般地出现在上海浦东开发区，一片140公顷、没有公路、电缆和排水设施的沼泽地。1997年1月它开始生产第一批轿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仅是通用公司的工程师们——第一辆轿车在1998年12月16日就下线了。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说：“诚如美刊报道的，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给了我们巨大帮助。”1998年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成为该市最受重视的合资项目。

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每个雇员必须接受至少375小时的培训，60％的班长被送到海外通用汽车公司的工厂学习。他们学到的一件事是：美国设计的“别克”轿车不适合中国人使用。因此，他们重新设计了适应中国市场的“别克”车。

今天迅速发展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成为上海为吸引更多外资的示范企业。它平均每天要接待600多位来访者。

梦断美利坚

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我绝不选择偷渡了。因为那经历太可怕，我都死了好几次了。

我姓陈，福建人，20岁，在家排行老二，就叫我陈二吧。我是1999年9月2日晚离家的。第二天天还没亮，大雾中，我登上了“蛇头”的船。

和我一起被蛇头像装螃蟹一样码在小船里的，还有十几个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谁也不说话。但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伙人，都是准备偷渡到美国去的。

这事我只告诉了老爸。老爸50岁，是海边一个小村里的农民。当时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天生不听话，在做生意之前，我不是泡在卡拉OK里，就是跟人打架。看别人做生意，我也想挣大钱。一个多月前，我在厦门做鱼虾生意时，把老爸老妈从嘴里省下来的钱赔了个精光。我气自己没脑子……我突然想到美国去，听人说那儿有赚大钱的机会。于是一个哥们帮我找了一个人，一个蛇头。条件是我得给这家伙3.7万美元。

我没有那么多钱。他答应我可以先走，等我到美国挣了钱后再说。

其实，关于偷渡客的种种故事早已塞满了我的耳朵。有的人死在途中，有的人还没上岸就被警察抓住，遣送回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试，爱拼才会赢。

我和老爸定好，不让老妈知道。因为她知道了会拼命不让我走的。

9月2日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到自家的面馆去，这个面馆是我帮老妈打理的，一般是我守摊等吃客。老妈照样唠叨我该做这做那，老妈一走，我就飞快地关了面馆门，搭车去福州，那儿离我家有25公里。我已经和蛇头约好，他在福州火车站等我。

这个蛇头又矮又胖，戴着金表，手指上的金戒指又大又粗。他是南方一个走私集团的头儿，他的狠毒在福建是出了名的。船会翻吗，被抓，送回来……在希望与恐惧中，我悄悄地登上了船，直到船悄悄地启航。

我不知道船开到了什么地方。在黑暗中，小船停了下来，我们在海边等着。后来来了一艘生锈的韩国旧货舱，一个装有60多个偷渡客，一个装着水和食物。我被关在后面的货舱里，舱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我像是被投进了监狱……

船舱没有窗，没有风扇，空气污浊。气温越来越低，我又冷又饿。越冷就越想上厕所，而“厕所”只是2只桶，分别给男的和女的方便。在这窄窄的货舱里，要想保持卫生是不可能的。和其他人一样，我的眼睛开始闹病了，又红又痒。很多天里，我什么都看不见，去厕所撒尿都要摸索着。蛇头定期送来水和饭，有时给点花生、蔬菜，但没有肉和鱼。天黑了，我们这些偷渡客只能头挨头，脸碰脸地睡在一起。

押船的有6个蛇头和3个柬埔寨人。那3个柬埔寨人不会讲汉语，蛇头用英语跟他们讲话。我们这些“货”一天24小时都被关在货舱中，每周允许我们到甲板上去放一次风。有一次，我想出去透透气，挨了一顿臭打又被扔回货舱。而蛇头们却坐在甲板上，自在地喝着啤酒。吃饱喝足后，他们来到货舱，挑一两个年轻女人到甲板上去。他们什么也不说，但是，他们一来，我们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一个偷渡客病了，直叫头晕恶心，但蛇头不管不问，第4天，他死了。和他一起偷渡的他的老婆和3岁的女儿，扑在他的身上一直哭。蛇头却叫人把尸体扔进大海了事。

后来才听说，这样的旧轮船横跨1.4万公里的太平洋要花5个星期。而现代化的集装箱轮船要快得多。但用集装箱做这种“生意”危险性大。如果我们从香港被装在集装箱里发往美国，蛇头只需付从香港到西雅图的集装箱钱。12米长的集装箱每个能装24人，只需交900美元。但集装箱没有窗口，在海上没有机会出来放风，偷渡客可能因饥饿或窒息而死。更重要的是“风险”更大，因为大船必须停靠合法的港口，通过正式的海关。

旧货船不适宜远航，但却有随时停船的便利条件。据说，蛇头要付给船主25万美元。

10月初的一天，船遇到了暴风雨。海浪打到甲板上，水涌进了船舱。马桶翻了，我们像掉进了粪坑里……

那时我只感到极度恐惧，周围是阵阵尖叫。事后，我才知道甲板上的蛇头也很紧张，因为如果我们都死了，他们就赚不到钱了。10月8日，船终于靠了岸——但不是美国，而是离美国很远的危地马拉。

恶劣的天气妨碍了着陆，蛇头命令我们分批上“岸”。这个“岸”离陆地还很远。我还算幸运，是第一拨上岸的。深一脚浅一脚地，几个小时过去了，才见到一条柏油路。那儿有车在等着我们。第二天，接我们的人又到船上接人去了。可能是当地农民发现了我们，报告了警察，因此第二批上岸的人中有38人被警察抓走了。还有一只小船被海浪打翻，12个人被淹死。

我和100多个偷渡客被带到一个台湾人家中，他的妻子是危地马拉人，家在危地马拉城郊区。这是一个大老板，住的别墅很大，有100多个仆人。我们在他家藏了一个月。

11月初，一辆白色卡车开进台湾老板家。老板命令我和其他24人爬上汽车，钻进卡车车厢的假车箱底里。然后车箱里装上葡萄，向北开去。我们被拉往墨西哥。在这个卡车里，我整整憋了40小时。没有水，几乎没有空气，我一直躺着。如果再在车上待一两个小时，我可能就被憋死了。

车开进了墨西哥森林，我和同伴被放了出来。台湾老板把我们交给3个带枪的墨西哥人，他们将负责把我们送出墨西哥边境。那几个不会说一点汉语。很显然，我们不是第一批“货”。

由于偷渡客已引起移民局的注意，我们一直在森林中东躲西藏。直到1999年12月末，我还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墨西哥人有时给我们点饭，但这种机会很少。我能说几句西班牙语了，比如说香烟吧，它是唯一能缓解我紧张情绪的好东西。

2000年元旦那天，我被车带到墨西哥北部边境一个城市。我们还在等，我猜想，这些墨西哥人在等他们在美国边境的同伙。1月10日，我们到了沙漠。听说沙漠的那边就是美国了。

过边境用了整整6天。每天只喝一点水，吃一点东西。夜里，沙漠地区滴水成冰，我们只能抱成一团取暖，因为墨西哥人不允许我们点火。终于到边境了。那儿的铁丝网已被人剪断。我歪歪斜斜地走过去，一点力气都没了……

135天，1.7万公里水路和陆路，终于到了美国，但没有时间高兴，因为美国边境巡逻兵一直在搜寻着。还算幸运，我们没被发现，一辆带有黑色窗帘的汽车在等着我们，司机是中国人。第二天一大早，车停了下来。从外面的街景看，我们到了一个大城市，司机告诉我，那是休斯敦。

休斯敦？没听说过。事实上，除了“美国”这个词外，对美国的地理呀什么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一个表姐，住在纽约的一个叫法拉盛（FLUSHING）的地方。

偷渡客各奔东西，蛇头让我留了下来。我成了“肉票”，要是我家里凑不出钱，蛇头会把我卖给黑市，或者就干脆宰了我。晚上，我被拉到洛杉矶，关进了一间小屋。蛇头让我给家里打电话，要我老爸老妈交钱给在福建的蛇头。由于十几个偷渡客死亡和38人中途被抓，蛇头要我加付到5万美元，而且不许讨价还价！

我老妈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起来，4个多月了，家里人这才知道我的死活。

老爸立即四处借钱。为了保住我的小命，尽管借钱的人要我家每月付2%的利息，老爸还是答应了。怕钱丢了，老爸把钱放在铺盖底下，晚上让我哥看守着。两个星期后，终于将5万美金筹足。2月1日晚上，蛇头到我家去把钱拿走了；第二天洛杉矶的蛇头也放了我，送我上了到纽约的飞机。在法拉盛，我找到了表姐，可一个星期后，她就把我赶出了门。

我只敢坐地铁，因为不用问路。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英语更不灵了。还好在曼哈顿的中国城里，我看到一个广告：付40美元介绍费和12美元车费，可以帮你找到工作。我掏出在家里攒的最后一点儿钱，恳求别人给我一份工作，然后我就被车拉到这儿——新泽西的一家中餐馆。在这家餐馆中，我每天要洗菜、切菜、洗碗筷，还干其他杂活。

我是“黑人”，老板要我每天干13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同样，因为我是“黑人”，我不能买烟和酒，因为买烟酒需要身份证。而我却最爱抽烟和喝酒……

威海：韩国人的集贸市场

《纽约时报》的记者发现，在宁静的中国沿海城市——威海，香料商人给这里带来了些许的韩国风情。

从一家餐馆中散发出的朝鲜泡菜和烧烤牛肉的辣味，向韩国人昭示着希望，类似的香味也飘出了太和客栈。这是一家为韩国商人服务并出售亚洲航空公司飞往汉城打折机票的客栈。在城外想不看到大宇和三星的工厂并不容易。虽然威海的韩国情调很浓，但实际上，这座沿海贸易城市上空飘扬的是中国的旗帜。

威海在很久以前就开始接待外国人了。英国商人是最先来这座宁静的胶东港口抛锚的外国人，他们于1898年从当时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手里获得了这个通商口岸。韩国商人来这里购买便宜的香料，则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后，此时威海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今天，英国国旗的痕迹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清晨宁静原野的景象。韩国商人蜂拥来到这里，寻找最优质的商品带回国去。朝鲜语版的商业网站HANGUL介绍着从韩国超市到抽水马桶店的各种商品。韩国顶级企业集团——现代公司的总裁担任着当地一家教师协会的名誉会长。

有600名韩国商人每周三次从仁川乘船到威海，在18个小时的旅途中，他们以灯光卡拉OK、OB啤酒和跳舞机自娱自乐。而在归途中，他们的行囊则塞满了干辣椒、大蒜和香油。51岁的延星日（音）在过去3年中每周两次来往于黄海之间。即使带着老伴儿和18岁的儿子，他靠向韩国餐馆出售香料，每趟也有200美元的赚头。

当亚洲金融危机袭击到韩国时，小商人是最先感到痛苦的人员之一。2000名最能吃苦的韩国人乘船到中国来——主要是到威海，也有到大连和山东省的其他港口的——购买廉价中国商品，然后再运回，加价高达350%出售。现在，韩国一流大学的有些学生甚至也利用暑假做起这种小小的香料套利生意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去做这种生意，”21岁的陈巨宇（音）说，“我可以挣钱，还可以到世界其他地方观光。”

但是，这样的机会却正在受到限制。去年，低价中国食品流入引起了韩国农民的强烈不满，以至于汉城把每个商人的进口量从120公斤减少到70公斤。10月份，又减少到50公斤。贸易摩擦在今年6月份进一步升级，汉城把中国大蒜的进口关税从30%骤然提高到315%。北京则采取了禁止韩国手机和聚乙烯进口的报复性措施。尽管政府官员解决了贸易争端，但是有些商人还是感到担忧。李俊日（音），从前养鱼而今从事进口中国食品和酒类，这位生意人说，表面上，两国都说贸易对双方有利，但私底下，没有哪一方愿意接受对方的商品。

尽管如此，贸易摩擦并没有阻止住韩国商人每周向威海的流入。这个港口城市还吸引了数以百计的中国朝鲜族人。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国有企业倒闭的冲击，许多朝鲜族人离开家乡到南方来寻找更好的机会。崔绵珍（音）全家去年从寒冷的黑龙江省移居到了威海。现在她在一家为韩国商人服务的饭店里工作。她的父母则经营着一家公司，向汉城的珠宝商供应未经加工的珍珠。崔绵珍说，工作机会对于讲朝鲜语的人来说非常多，她已经说服了几个高中时的朋友来到威海从事翻译、秘书和销售员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为自己是朝鲜族而感到自豪。”她说，“我们感到没有什么需要隐瞒，而不像我们在黑龙江那样。”

为光临威海的商人提供服务的130家店铺中，并不都是由朝鲜族人经营的。今年24岁的店主侯健玲（音）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批发葡萄酒，供应给韩国人作为带回国去的礼物。她说，韩国人在这里下馆子有到家的感觉。韩国人砍价非常狠。她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做进出口商时，能把这些从海外顾客那儿学来的经商秘诀用于实践。“文化过去是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国，”曾在一所地方高校学习过朝鲜语的侯健玲说，“而现在中国人正在向韩国学习如何更好地做生意。”虽然威海有许多令人感到满意的方面，但那位姓李的商人还是抱怨：“中国人不会腌制地道的泡菜。”他强调说，虽然香料是中国产的，但腌制还是必须由真正的韩国人来做。有些东西似乎是不能超越国界的。

三枚金牌得主伏明霞

三枚金牌得主伏明霞，并没有希望谁会记得她。当然，这位头发乱糟糟的中国跳水明星是巴塞罗那奥运会最年轻的金牌得主，只有13岁，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又一举拿下两枚金牌。18岁的时候，她在辉煌中退出，轻声说精神感到很疲惫。这位天才以为，她的光荣日子应该画上句号了。即使今天备战悉尼奥运会，她仍不强调自己的天分：“我现在年龄偏大，又比较胖。”22岁的她开玩笑说，“我过时了。”

无论如何，现在还是有了结论。不管她自己怎么怀疑，要战胜这位曾经风靡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的小女孩是一件高难度的事。她的跳豆型动作已经成长为优雅的水上风景，使这位跳水老将得以凌驾于敏捷的年轻对手之上。她的对手，有的已经跳出了当年她独家所有的高难度动作。

伏明霞从来没有想过会再战悉尼奥运会。1996年比赛之后，她离开泳池，投入平常的生活，在著名的清华大学念管理学。2年来，她从没登上过跳板。“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跳水，”她回忆说，“我只想成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对于中国的运动员来说，童年是一种牺牲。一个又一个的年轻运动员被艰苦地缔造出来。柔韧性最好的人被安排练体操和跳水，瘦高的则去打排球。伏明霞7岁就加入了跳水行列，几年后进入北京一所体育学校。因为想家，她哭了好几个月。但经过每天9小时的训练，她变得完全忘我，而且无惧。

很快，伏明霞在跳水时，可以十分贴近地掠过跳板，切入水中，有时短发还扫过跳台的边缘。她每年见父母一次。偶然到家乡湖北进行跳水交流时，她从跳台上扫视观众，寻找父母的身影。通常，伏明霞只有在更衣室看到母亲留下的仔细包好的包裹时，才知道他们来过。

1998年，在一次上经济学课的时候，这位奥运海报女孩走神了——谁没有走过神？

——她认识到跳水其实很好玩。她怀念水，怀念从空中呼啸而下的欢愉，怀念滑进水中而几乎没有激起一点水花的美妙感觉。“休息过后，跳水的压力没有了，”她说，“我意识到自己热爱这项运动，而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进行。”

复出不到一年，今年1月，她凭着清新的动作赢得世界杯跳水比赛的银牌。金牌得主是18岁的同胞郭晶晶，她是伏明霞在单人赛中的主要对手，也是双人跳水赛中的搭档。“郭晶晶是中国的新星，”伏明霞微笑着说，“但别忘了还有大姐姐。”

这一次，伏明霞并不是为国家而跳，也不是为教练、为支持者而跳，而是为她自己。训练从9小时缩短为更可控的5小时。“为训练而训练是无目的的。”伏明霞嚼着口香糖说。她在训练时播放流行音乐，重点突破技术难关，使训练过程更活泼，以期战胜郭晶晶。

伏明霞的反叛有多种表达方式：接受采访时，脸色沉闷的教练不在身边；晚上9:30的夜宵禁令对她也不起作用，因为她要出去喝冻咖啡。男孩气的碗状发型被长发所代替，还有引人注目的锁和时髦有趣的装束：紧身T恤、背囊和不系鞋带的NIKE鞋。

尽管过去成就辉煌，伏明霞的工资还是很少——每月120美元——虽然她和NIKE签订了赞助协议。如果她在悉尼赢得金牌，就可以得到6万美元的收入，但她坚持说金钱并不是她的动力。“在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获胜时，我还是个孩子，一切都太容易了，”她说，“但如果我在悉尼赢了，那将是完全由我自己赢来的奖牌。”

她顿了一下，用手拨了拨染了色的头发，咧开嘴笑了。“另外，如果人们记得我的话，我不希望他们记住我的旧发型。”长大后的伏明霞，正走向悉尼的跳板。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向所有人展示一个真实的自己：勇气、优美、时髦。

悉尼运动场上的中国人

在耀眼的体操运动中，有一个诀窍：即使动作失误，也要向裁判员展现一个大笑容。但在2000年9月的奥运会上，杨威顺利完成表演后，喜不自禁的表情却绝对真实。中国男子体操队获得金牌，结束多年来的挫败，而过去一直严肃自制的队员都越来越放松，在赛场上互相击掌，就像在国宴上互相敬酒。甚至连未被看好的可爱的女子体操队，也再次展现实力，出人意料地争到团体铜牌。“放松一点，就可以做得好一点。”两度参加奥运的刘璇说，每位队员表演完，她都给一个大大的拥抱，“所以我们决定放开心情，玩得开心点。”

放松？开心？这是那个在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饱受挫折，连稳拿的男子团体金牌也丢掉的中国队？在悉尼，中国队员又笑又叫，还体现出体育精神，为一场势均力敌的乒乓球赛中的台湾队员鼓掌，又帮忙让观众安静下来，好让匈牙利举重运动员集中精力向世界纪录冲刺。

这颇具戏剧性。早在两个星期之前举行男子第二轮资格赛时，中国体操队员仍然十分紧张，以第二名进入决赛。教练黄玉斌知道必须有一些革命性的做法才能调动起队员的士气，于是把悉尼的非官方格言“别担心，同志”牢记在心：“我对他们说，要成功，除了要有好的技术以外，还要有别的东西。”黄玉斌回忆说。他鼓励队员不要压抑自己，在比赛时要互相打气。“放松心情，才能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

这种轻松的态度难得一见。中国经常对体育训练程序进行宣传，这套程序对柔顺的年轻人实行严格的训练，让他们为国争光。在悉尼专业化开始前不久，美国体操运动员布莱恩·韦尔森说：“尽管中国对手训练有素，但美国队全身心投入，肯定可以战胜中国队。”韦尔森的话落空了，美国男队只得第五。女队也令人失望，最终只得第四，赛后还不停地争论是谁的过错，队员们都沉浸在怒气中。全队人唯一一致同意的是他们缺乏凝聚力。“我们知道必须团体作战。”女队最年轻的队员塔沙·华伦承认。当美国队员完成拙劣的动作后，勉强地向其他人飞吻时，中国队员又是拥抱，又是拍照，就像小孩子到了迪士尼乐园。“队友就像是我的姐妹。”获得女子全能第六名的杨云说。

比赛前几个星期，官方媒体为了减弱压力，甚至降低了金牌估计数。到了悉尼之后，国家体操队的领队张健转变为临床医生：“我们让黄教练在比赛过程中与运动员聊天，减轻他们的精神压力。”张健还提醒队员不要冷落别的对手：“当然，我们想赢，但我们还应该体现奥林匹克精神，那种和谐、合作的精神。”

中国笑脸迎人，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争取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1993年，中国以两票之差失去了2000年主办权，为了申办2008年主办权下了很大功夫，不容有失。因此，就在悉尼开赛之前几天，中国还刷下了27位药品检测不过关的队员，而且还通过明星运动员和记者招待会，把实力最强、最具魅力的运动员推到国际聚光灯下。乒乓球教练蔡振华说：“我们要让运动员像美国篮球明星一样出名和受欢迎。”

21 2000年（B） 迷失的网络一代人

网络的大量使用，赋予了这代人一种特殊而有力的工具。中国约有2000万互联网使用者。他们绝大多数从网上浏览信息，用电子邮件与国内外朋友联系，使他们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距离更加紧密。他们的父母只能通过传统的媒体了解新闻，而当今的互联网使用者却可以阅读到不出现在官方媒体上的报道。这样一来，他们更能了解国内外事件的真相。

……

然而10年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庆祝。中国的音乐人仍然面对很大的障碍，不过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官方的过分管制，而在于音乐人不能引起听众的共鸣。摇滚音乐人要和其他企业家一样吸取教训：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就必须重新充实自己，认清竞争对手，了解自己的听众。

……

但不管是她、卫慧，还是其他新锐小说家都不能否认，在他们关于青少年的故事中，身体——它的欢娱和痛苦——是核心。那些描述性的语句普遍缺乏美感，作品中充斥着不健康的人物，所有这些，都成为招致保守的知识分子批评的避雷针。当然，这些批评只会提高他们在忠实读者心中的地位。

迷失的一代

年轻意味着更新，意味着新观念向旧传统挑战，意味着对未知事物的向往。在年轻人眼里，改变使人陶醉，并不可怕。

年轻人也是冲动的、不可预测的：既预示了一个美好的将来，又隐藏着撕毁过去的凶兆。年轻人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不虔诚但愉快，他们总是那么反叛，有时甚至令人惊骇。年轻人总是带领时尚、音乐、文学、流行文化的潮流，但也带头扔石头、投炸弹、冲过防御路障。

一句话，年轻人是充满活力的——在广大的中国，这种活力汇聚在一起，或成为过分热情的红卫兵，或成为互联网新兴企业的骚动者，或成为在同一建筑物外热切排队等待签证、希望到哈佛或柏克莱读书的申请者。

在中国，充满迷惘、复杂、不确定性的年轻一代是国家的未来。“世界是你们的。”1957年毛泽东对一群中国学生说，“你们年轻人，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正处于生命中的最佳时期，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毁灭了整整一代人。现在，新一代中国年轻人却不得不面对一种新的革命——市场的反叛，这次革命同时把财富、腐败、机遇带给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未来25年，中国会是怎么样的呢？成为一个财富增加、自信心增强、开放、有责任感的国家，并成为稳定亚洲的力量？或成为一个自私、停滞、专制、排外的国家？决定权在于现在的年轻一代。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在过去25年里经历这样的改变：从1976年到199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几乎翻了一番，脱胎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之中，却没有被破坏的、苍白的景象。一个崭新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诞生了这个时期，6.3亿中国人出生，占了该国人口的一半。生活对他们的种种冲击，来得比长江之水还要快。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中国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在他们父母的年代，人人处于铁饭碗体制中，所在的单位要保证工作、吃饭和住房，在政府的呵护中，人们的独立性仍处于孩提阶段。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退休等种种责任被一股脑儿推给了个人，年轻人必须学会生存的基本技能，这些技能他们的父母从未学过。

伴随巨大改变而来的，是同样重大的单纯和天真的迷失，人们认识到，在自由市场体系下，生活是多么艰难。在今天的中国，什么才叫快乐？年轻人没有可学习的典范：父母全都教育他们要尽快、尽可能地赚钱。在中国，精神上是真空的，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宗教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但他们又无法找到替代品。现代中国人的艺术和文学作品，被犬儒主义和到处可见的物质主义所带来的失望扼杀了。

他们没有多少选择。艺术家和思想家也无能为力。

但是，像西方一样，中国年轻人的活力是难以压抑的。上海到处都有非正式的狂欢派对，不到一个月，茂名路上的酒吧又开张了。孩子们退了一步，前进了两步。

这就是当今中国年轻人的不稳定的成长历程。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越轨的，但却不知道该走向哪里，雄心勃勃却没有坐标。他们对未来的探求，过去及将来都不会容易，但对全世界来说，这是一件令人迷惑但危险的事情。

新兴的中产阶级

漫步在上海的林荫大道上，不时可以看到衣着整齐的年轻人，拿着手机，自如地用英语和中文通话。即使是工作日的晚上，他们也挤在西式酒吧和迪斯科舞厅里。他们在互联网新兴公司或西方企业里工作，雄心勃勃，充满自信。他们是这一代的典范——中国正在冒起的中产阶级，年龄为18到35岁——是国家的未来。

在中国，这类人有数万之多，尽管绝大部分并不如上海镀金一族那么富有。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比父母一辈更实际，受的教育更高，更见多识广。与红色一代的前辈相比，他们的理想更远大，自信心更强，只是由于缺乏信仰，略为容易被误导。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不仅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机遇不同，还因为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同。在那些革命性的转变中，互联网的作用不可小觑。

网络的大量使用，赋予了这代人一种特殊而有力的工具。中国约有2000万互联网使用者，其中80%属于这一年龄段。他们绝大多数从网上浏览信息，用电子邮件与国内外朋友联系，使他们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距离更加紧密。他们的父母只能通过传统的媒体了解新闻，而当今的互联网使用者却可以阅读到不出现在官方媒体上的报道。这样一来，他们更能了解国内外事件的真相。

特别的是，这些孩子十分喜爱用留言板、聊天室、实时信息和个人主页等方式来表达自己。这种现象不容忽视。与西方朋友不同，许多中国人不愿意在会议室或公众论坛里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他们担心讲错话，或令自己当众出丑。但用互联网，即使最腼腆的人也能表达他们的想法——而且听众要多得多。

互联网能鼓励民主和自由的思维方式，对这一代来说是最重要且有价值的工具。它使员工们不管身处波士顿、北京、上海，还是广州，都可以超越时间和地域，自由地讨论问题。传真太没有个性了，电话会议对害羞的中国人来说又太开放，所以电子邮件成为最佳的中介，让知识进行坦白而有趣的交流。

这种自信，已经在中国年轻人当中激起了一阵巨大的创业浪潮。雅虎的杨致远突然比摇滚巨星更耀眼，搜狐的张朝阳和网易的丁磊一夜之间成为封面人物，风头比好莱坞明星还劲。他们是这一代的佼佼者。中国都市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在名声卓著的跨国企业里任职，转而成为创业者——今年之内，他们在中国大陆已经创立了约1.5万个互联网新兴企业。

这些企业的创始人，越来越多是到西方念书然后回国的大陆人。与那些一直留在国内的人一起，他们用必不可少的技术和专业管理技巧，共同改革着中国的商业文化。这一代企业家们有着更全球化的视野，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种视野就非常有用。他们不惧怕失败，也不轻易放弃。

这种无畏的活力和崭新的思想势必重塑中国。目前，电子商务在大陆还是一个玩笑，但几年之内，中国很可能完善国内电子支付系统、分销和后勤系统。中国已经有5100万移动电话用户，随着无线技术的提高，很快就会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无线互联网用户。另外，到2003年，这一代的购买力将增长两倍到三倍。宽带技术的发展、中国加入WTO，再加上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金融、教育、媒体和娱乐网上市场之一。

同样重要的是，互联网改变了中国孩子们的关系。以前，婚姻介绍人撮合年轻人，家庭对未来的一对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现在，在很多城市，互联网提供同一服务，但方式不再专横。我的两位同事在聊天室碰上了，后来结了婚，一个住在中国，一个住在波士顿，但他们可以采用电子邮件来超越地理距离。中国是一个博大的国家，对年轻人来，所有超越距离的工具都是有价值的。这些工具最终把他们凝聚在一起，成为新的一代——当然，有时候，爱情对个别人也有这样的作用。

我知道，只不过是摇滚

2000年新音乐演奏会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馆举行，超过2万个中国年轻人满怀希望地站着、吼着，警察一如既往地围着场馆，命令他们坐回座位。但他们不必如此：乐队的暗淡表演很快就使场面安静下来，第二队表演者表演完之后，观众已经坐下来了，礼貌地拍着手。余下两个半小时的表演只有零星的高潮——少数的手在挥舞，少数的自制横幅在摇晃。当唐朝等摇滚巨星表演热门曲目时，人群才爆发出欢呼声。总体来说，观众的反应是冷淡的，在主要乐队黑豹表演期间，人们开始离席。

10年前，现代音乐节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当时的情况就很不一样。现代音乐节是第一个国家批准的以中国摇滚乐队为主的音乐会。为了热切表示年前的打击政策已经放松，6支本地乐队如愿以偿地登台亮相，其中一些随后还获得了录音合约，变得小有名气。中国的摇滚乐手看来前途一片光明：有唱片公司的支持，有越来越多的乐迷支持，还有来自官方的即使有点勉强的批准，摇滚音乐有可能成为中国都市青年文化的一股力量。

然而10年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庆祝。中国的音乐人仍然面对很大的障碍，不过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官方的过分管制，而在于音乐人不能引起听众的共鸣。摇滚音乐人要和其他企业家一样吸取教训：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就必须重新充实自己，认清竞争对手，了解自己的听众。

市场是难以征服的。即使是比较世界性的都市人，中国人大体上不喜欢摇滚。相反，他们更倾向于没有什么危害性、完全由香港和台湾人炮制的流行音乐。虽然大陆摇滚音乐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有一班坚定的追随者，但即使在有一定生存机会的北京，仍然显得另类。在北京，比较出名的摇滚音乐人还偶尔可以在体育馆开开演唱会，但买票的人大都出于好奇。他们并非摇滚的狂热分子，更不会成为皈依者。

即使是狂热爱好者，也越来越喜欢西方摇滚（大部分是听翻版CD），从而制造了障碍。中国摇滚制作简陋，大部分是舶来品风格，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的摇滚作品精美得多、自信得多。“如果把任何一张美国摇滚CD和一张中国录制的CD放在一起，两者根本没法比，中国的制作技术落后好几十年。”22岁的北京音乐评论者王磊（音）说。

经济效益也差强人意。摇滚也不能脱离中国的种种陋习——拙劣的基础设施、缺乏专业精神、盗版。音响和灯光设备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在2000年千禧音乐会的音响检查之后，瘦人乐队的主音歌手戴勤（音）向我抱怨说：“去年8月的富士摇滚音乐节，我们在一个帐篷里表演，那里的音响设备比这里整个体育馆的都要大。”有些中国摇滚乐手有机会到国外去表演，回国后都对本地音乐行业的低劣质量感到沮丧。

西方对中国摇滚乐界的大量报道，导致许多本地乐手自满起来，变得与西方同行一样爱慕虚荣，渴望别人的注意，造成不健康的自我膨胀。西方媒体认为，1989年之后，中国的摇滚音乐人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迅速成长，并把60年代看成是中国摇滚的起源，而崔健被誉为“中国的鲍伯·戴兰”，中国的90年代步了美国60年代的后尘。

但类似这样的报道是不属实的。大体上，中国的摇滚乐手更像“枪与玫瑰”，而不像鲍伯·戴兰。那些梦想踏上摇滚星途的中国音乐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虽然他们了解西方媒体想听什么，并玩世不恭地重复他们想听的东西。对绝大多数乐手来说，摇滚只隐喻着一种美国梦：金钱，性，名声，对快乐的放纵追求。

那些有前途的中国乐队知道，只有付出艰苦的努力、热爱音乐以及适当地面对现实，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支激进的强摇滚乐队——瘦人——经常在北京的俱乐部里聚集，凭着高超的表演技巧激起人群的兴奋。但该乐队强烈的、张扬的舞台影响力，令国营电视台震惊，乐队成员只能进行网上推广和巡回演出。“我们知道面对的是什么。”魅力四射的戴勤说。他今年29岁，长得像蒙古大汉似的，“前面的道路很崎岖，但我们不会妥协，我们要坚忍不拔。坚持就是胜利。”

新一代“海归”的热情

空旷的北京华达人类基因研究中心大堂，木屑散布，发展前景难以确定。综合楼外灰尘飞舞，即使是最冷静的实验室技术员也不免为此而紧张。蟑螂在脚下疾行，昂贵的DNA分析机面临着被小虫等物体阻塞的危险。

然而，尽管设备毫无吸引力，这栋位于北京市郊的建筑物却进行着几项全球最先进的基因研究——还肩负着中国科学研究的未来。研究院中的年轻科学家，平均年龄只有22岁，已经描绘出染色体3的关键结构，并有望提前两年完成人类基因研究项目。中国最顶尖的DNA解码人员，现在是在这样一家有名望的机构中积极工作。

但与他们的工作同样著名的是，这些科学家是“海龟（归）”——海外归来。中国的人才通常都流失在国外，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因为在这里，即使年纪轻轻，也有机会从事尖端研究，当然还因为一些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不管我们多么有才华，我们总是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发展始终是有限的。”31岁的胡松年（音）说，他在华盛顿大学念基因学，“我宁愿在中国工作，既能帮助国家，又能使我的工作受到重视。”

过去，中国大陆缺乏这种重视，以至老牌的研究院无法吸引到好的研究员，直到最近，情况才有了好转。中国有大量的科学家——中国的教育比世界各地都要强——但不在北京或上海。数万名中国科学家在美国或欧洲工作，享用着先进的设备和丰厚的薪水。一年多前，华达开始聘请符合资格的研究员，只吸引到20来个科学家，根本无法满足实验室的需要。“我们只好研究一些办法，吸引海外科学家回流，否则人才都被别的国家用了。”张孟（音）说。他是该研究院的招聘主管，负责吸引海外研究员回归祖国。

潮流已经改变。市场改革启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成为人才回归的吸引力。在90年代中期，国家各部开始向海外归来的学生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创业贷款等。开始的时候，回来的是刚毕业的MBA人才，他们像许多外国企业家一样，看到了中国13亿消费者中的商机。接着回来的是互联网巨子，投身于中国网络化进程的机遇中。

今天，从西方飞回的学子，大部分是已毕业的科学家，奔赴26个所谓的“科技园”——为“海归”们度身设计的由国家支撑的高科技风险孵化器。第一个“科技园”成立于1996年，由一批有胆识的“海归”创立，位于苏州的东边。现在，同类机构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市郊陆续成立。到目前为止，在这些“科技园”中，海外归来的游子们运营着超过1000个企业。

暗淡的开始之后，在西方受教育的华达创始人决定创建一个科技园，选址在北京机场附近的空港工业发展区。他们享受税收优惠、贷款担保、低租金和优惠的进口待遇，从而可以把资金大量投入到昂贵的设备中，以及提供国内企业望尘莫及的高工资。

仅仅一年之内，华达从30人扩大到200多人（今年年底有望达到300人），成为人类基因项目的第六大合作伙伴，与著名的英国三格（音）中心、日本的Riken基因科学中心齐名。张孟说：“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机构中工作，对刚毕业的博士来说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机会。”

尽管他们目前的收入还比不上在美国，研究院的年轻研究员们却有机会从事高水平的研究。在西方，这类研究一般只能由高级研究员进行。“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在美国是由年龄两倍于我的人做的，”胡松年说，他目前正负责该机构的一个生物农业项目，“年轻的时候，可以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机遇。”许多科学家也说，有机会针对中国人的实际需要来解码人类基因，使他们感到很兴奋。西方基因实验室倾向于研究如何战胜糖尿病或心脏病等疾病，但中国人易患胃癌等恶疾。“这是一个让中国人解决自己国民的问题的机会。”袁隆平说。他目前正研究一个高级杂交水稻基因计划，能令数亿中国农民受益。

除了科学知识以外，“海归”们还带来了别的东西。在科学知识的教学上，中国大学和西方大学一样经验丰富，但据“海归”们说，中国学生缺乏在实验室环境中与人沟通的技巧。“我在海外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如何与其他研究员合作。”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念生物化学的张力（音）说，“在中国，科学家们受的教育是：只管自己的研究就行了，所以很难让他们共同完成一个项目。”新研究员把他们的实验室合作技巧传授给国内毕业的技术员，结果华达的效率要比国内其他科学中心高得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愿意回来。去年中国有5万人到美国念书，其中学成回国的可能不到一半。胡松年承认，如果他已经成家，要把家人安置在他简朴的寓所中，他也许会有所犹豫。“但我还年轻，”胡松年说，“年龄大的人所不愿意抓的机会，我可以抓；他们不愿意做的实验，我可以做。”下一代科学家真幸运，中国终于也准备这样做了。

不断向外，不断向上

金丹（音）在辽宁文乡县长大。闲的时候，她经常爬上树木葱郁的高山，或者到屋外清凉洁净的小河里戏水。有时候她会拿着水桶，提水回家养鱼。在家里，她负责煮饭。金丹说：“当时的生活真是简单。”

才20岁，正当青春年华，金丹现在却觉得生活有一点复杂。两年前，她决定实现儿时的梦想——到一个明亮、喧嚣的城市生活。13岁时，全家搬到钢铁城市鞍山，但她觉得那里并不符合理想。“鞍山到处是工厂，”她说，“建筑物都不高于五层。”当金丹做好准备之后，她打算去深圳，一个位于中国南方、人均收入全国最高的繁荣城市。那里还有一个好处：金丹可以住在表姐的家里。“一个女孩，去一个无亲无故的城市，是不安全的。”她说。

依靠可以照顾你的亲戚，这一形式在中国乡下人中十分典型。为了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年轻的内地流动劳动力有规律地游历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决定一个选择的因素，常常是哪里是最近的城市，某一技术在哪里有需求。金丹有她的一套想法：她单身、年轻，有一定的电脑技术，有广阔的亲戚关系。与留在内地的许多人不同，她可以利用各地的亲戚关系，从一个城市挪到另一个城市，实现她的雄心。循着城里朋友或亲戚的足迹，年轻的流动劳动力大都找到工作，省吃俭用，最后带着赚来的钱回乡，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物质条件。当然，也有一些留在新的环境里，一边把钱寄回家，一边建设着所在的城市。例如，曾经是一个仅2万人的小渔村的深圳，今天已经成了400万人的家。

在一定层面上，深圳完全符合金丹的希望。“第一次在晚上坐飞机去深圳，我被建筑物、灯光和景色迷住了。”金丹说。但她的决定并不顺利。作为一个讲普通话的人，她听不懂广东话，还被深圳相对复杂和国际化市民弄得很沮丧。拿着高中毕业文凭，她在市里一家外资工厂找到一份打字员的工作，这样的工厂在深圳有好几千家。一年后，她辞职了。“在那里，你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她说，“我觉得自己像机器中的一部分。”一家雇佣中介机构很快就为她找到了更好的工作。现在，在市区一栋明亮的摩天大楼里，她成了一家律师楼的秘书。

在许多方面，金丹还是原来那个乡下女孩。她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上班，回表姐家，看关于法律和英语的书，煮饭，睡觉。周末的时候，坐两个小时的车去探望表姐——表姐结婚了，和丈夫住在另一套新房子里。金丹和同事相处不错，但下班后大家不打交道。

事实上，金丹说她根本没有什么朋友。她和鞍山的中学同学保持联系，写信、发电子邮件和偶然通通电话。“我独自一人来到深圳，”她说，“你很难像在学校那样交朋友。”结果，金丹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生活的精髓，包括迷离的夜生活。“游客消费区的东西太贵了，”她说，“我只能在外面望进去。”但城市生活仍然有诱人之处：“你可以学到很多新东西，从而提高自己。”金丹说，“赚钱也容易得多。”

金丹打算实现另一个梦想：存足够的钱上大学。从乡下来的流动劳动力都有这个想法，而且想法可行。她仍然免费住在表姐的老房子里，父母不需要她寄钱回家，事实上，现在他们还寄钱给她。一年左右吧，金丹就要离开深圳，搬到北方的大连去，自然，还是投靠亲戚——一位婶祖母。

到大连后，她计划到一家外语学院进修商务英语，以便将来到外资企业当翻译。毕业后，她打算留在大连，完成另一个愿望：找个丈夫。按照传统的思想，身边有一个合适的伴侣之后，金丹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几个文化样本

用户至上主义（consumerism）、电脑（computer）、现金（cash），这三C几乎可以定义当今中国都市年轻人。但是，若干年的意志消沉后，严肃文学和焦虑艺术也同时有了复兴的迹象。当崇拜自体性行为的作家——例如《上海宝贝》的卫慧和她的各地模仿者——可能因时髦的自传而成为流行作者时，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得比金钱和卡拉OK更加深入。直言的年轻批评家们再次赢得了听众，商业出版业的新潮流表明，他们警醒的爆发是有市场的。

余杰是否是中国最多产和最直言的年轻评论家，还存在争议。90年代中期，还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写作人，编写地下出版的小册子，在首都的大学区派发。逐渐地，他的作品登上了一些著名的文学期刊。1998年，他首次出版两本文集，广受好评，继而成为全国著名人物和成功的商业性特约撰稿人。

在敏感地揭示生活、爱和希望的同时，28岁的余杰并不讳言他怀念80年代。他是一个“赶不上时代末班车”的人，对他来说，80年代是严肃作家有许多诉求的时代，是爱情故事和武打小说还未充斥流行文化的时代，同时也是年轻思想者和激进分子自觉肩负社会使命的时代。“80年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意义不容忽视。”他在文章《知识分子：终结还是重生？》中写道，“他们拥有简单而明确的理想主义、缔造历史的坚强渴望以及对知识分子地位的空前的自觉性。他们希望在十年时间里，完成西方知识分子用了几百年才意识到的历史使命。”

对一些人来说，80年代是一个困惑、无知、自大的时代。余杰反对这种想法，认为有这种想法的同辈是“逃避当今的紧迫事件”，他对他们感到绝望。他问：“在一个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卖的社会，知识分子的角色真的结束了吗？”有人也许会认为，余杰对同辈的批评，反映出他对像他那样的作家缺乏应有的社会影响力而感到失望。中国专横的讽刺作家王朔（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也是一个年轻偶像）对余杰的批评更加尖刻，指出他是一个聪明的伪君子，很懂得“要骂谁，要恭维谁”。对王朔来说，余杰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商业作家，完全准备好在必要时刻玩愤愤不平的文化异见。

余杰的作品并不局限于理想主义和文化自主的精神。他的作品首次面世的时候，一批作家凭着小说、诗歌和评论成为显要人物。1998年底，他们中有54位——大部分是20到30岁——参与了一项关于中国艺术状况的独立调查。调查结果以《割裂》的题目出版，今年初以单行本的形式重印，薄薄的小册子充满了对官方和非官方文化的谴责。

根据其南京组织者的说法，《割裂》的调查是一场“表演”或“事件”，发起的原意就是要有挑衅性和攻击性。把事件描述为“割裂”，作者们理解为文化的分离以及代与代之间的冲突，并提供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相关定义。

几乎所有的回应者都申明，文化机构——由国家支持的协会和奖项——没有尽到责任，至少在这些机构把文学奖项授予他们之前是如此。《割裂》的组织者之一韩东说，在“腐败和陈旧的文化秩序”以外，中国正形成两大文学阵营。一个由那些在商业上可行、在政治上善变的作者组成，其中许多已经为全球读者所认识：莫言、苏童、王朔、王蒙；另一个由年轻作家组成，像那些参与《割裂》的作家。他们“对文学环境和主导文学秩序有着天生的不信任和谨慎”，相信自己代表了常常被北京、上海甚至台湾主流作家淹没的文学界的边缘元素。韩东说，这些作家并不对抗正统文化，相反，他和其他人所信奉的文学独立反映了在近几十年来已成长起来的个人主义，并且找到了商业出路。

多年来，尽管政治理想、社会良知以及真诚姿态在中国流行文化中受到排挤和嘲笑，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存在。例如，过去几年盛行网上出版，互联网上有无数关于文化争论的论坛，十分活跃。在白天，参与者读书或者工作，为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同龄人提供消费者的愉悦；到了私人时间，许多人就各种话题发表文章和意见。对于余杰、韩东和《割裂》等人来说，朋友这一概念已经落伍了。

冲出红色的封套

不少中国人都听说过《上海宝贝》。这是一本坦率得令人震惊但又乏味的小说。作者卫慧，自诩为“中国第一个被禁的色情女作家”。但听说过郁秀的《花季·雨季》和韩寒的《三重门》的人比之更多。卫慧唤醒了中国都市反文化，棉棉的小说更加黑暗——她的文集《啦啦啦》是当代第一部描写中国都市毒品状况的小说，但即使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下，郁秀和韩寒的作品却超越了他们的感性对手，销量更大，更受欢迎。

郁秀的《花季·雨季》出版于1997年，略过了流连酒吧、床上交易以及吸毒等古怪的行径，以世俗的笔法描写了一群生于70年代的中国少年的典型生活。根据她的中学经历以及同学们的故事，郁秀以现实、平静、优雅但略带稚嫩的笔触，写出了即将走向社会、正在梳理自己的情绪、见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效果——不论好或不好——的年轻人的故事。郁秀成为潮流的缔造者，最近几年，无数关于少年人或由少年人写的小说充斥市面，有的甚至是10岁左右的孩子的故事。出版商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崭露头角的小说家身上，一方面是因为这类小说受欢迎，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对卫慧、棉棉之类的大胆作品、上海王安忆或穆斯林小说家张承志等老手的讽刺作品有提防之心。

韩寒，今年18岁，从学校辍学，也许是少年小圈子中最有天分最引人注目的一员。他的关于校园生活的小说广受欢迎，特别是最近的《三重门》，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三重门》表达了他对现行教育制度的看法，他因此选择了辍学，专职文学创作。他的作品老少咸宜，年长的认为，韩寒的作品也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问题。但对学校生活和学习过程的明显轻视，也许对他本人和同样无心向学的少年造成真正的障碍。这些孩子在真正融入生活之前就对生活作了描写，一旦走出校园，他们是否能充分认识社会、描写社会？

自身问题最多的作者还是那些“震惊姐妹”——棉棉和卫慧。42岁的王朔，曾经是“北京流氓”，写了大量被禁的作品。他把棉棉（也是辍学的高中生）形容为一个“用身体而不是用脑写作”的人。当然，她对这一句话有不同解释。但不管是她、卫慧，还是其他新锐小说家都不能否认，在他们关于青少年的故事中，身体——它的欢娱和痛苦——是核心。那些描述性的语句普遍缺乏美感，作品中充斥着不健康的人物，所有这些，都成为招致保守官方和知识分子的批评的避雷针。当然，这些批评只会提高他们在忠实读者心中的地位。

性、暴力、厌倦、代沟和其他社会问题，并不完全是新锐作家的主流。一位评论家如此评论说：“他们有着各种勇气，但不知羞耻。”其他作家，年纪稍大或名气稍大的，继续不落俗套地描写社会和文化，吸引着读者。朱文（音）最近的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出色地描写了拥有大量金钱但缺乏思想的都市年轻人的厌倦，其他60年代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例如四川的洪鹰、北京的陈染、广西的林白——则以更富经验的叙事风格继续描写性，特别是女性性行为和女同性恋关系。

关于性的话题，没有什么小说比互联网更开放。网络的无政府状态、出版商的自由，大量匿名而主动参与的读者，使网络成为未来作家难以抗拒的论坛。同性恋——一个被禁止印刷的题材——在中国网络小说中是最受欢迎的主题，同样受欢迎的还有犯罪故事、爱情故事和科学小说。

事实上，科学小说也是最受欢迎的印刷题材，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西藏作家阿来于1998年出版的关于西藏的《尘埃落定》，是最畅销小说之一。他是《科幻小说世界》杂志的主编。该杂志每月发行量约50万册，达到主流作家文学作品的销量。现在，他们不仅要与“更性感”的杂志竞争，还要与电视、电影和电子游戏竞争。

热爱严肃文学的人，尽管近几年在陆续减少，但仍然创造和消耗了高质量的写作。他们的作品有时在海外比在国内更出名，但莫言是一个例外。他的最近两部作品《酒国》和《丰乳肥臀》被禁，但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找到数以万计的盗版书。其他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例如余华、韩少功、贾平凹，仍然是评论家和编辑。与年轻一代相比，他们对作品的美学标准要求更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王朔成了频频获奖的电影摄制者，并成为年轻作家的偶像。卫慧公开承认说，国内对她的作品的批评堆积如山，“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谁是对的。也许我错了。”棉棉则根本不想被称为作家。少男少女们努力成为下一代诺贝尔竞逐者，毕竟中国的文学界与中国社会一样丰富多彩。

而这些，组成了中国的2000年。

22 后记 制造中国版《光荣与梦想》

这本书的起源简单，直接，甚至有着某种难以言明的偶然。

2000年的时候，我开始有意识地在图书馆里集中阅读美国的《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这两本著名的杂志成为我要参与创办的一本新闻杂志的样本，研究它们，成为我的一个作业。那时候，我渴望从这些号称是杂志世界的某种标杆的样本中，找到新的杂志语言。

我相信，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对于这个国家的表述与记录。在最初我接触到的2000年的《时代》杂志里，有着众多的关于中国的记录。那些记录呈现着一种对于中国理解的陌生感，显然这种美国式的中国观令我好奇。我开始一本本地倒着阅读可以接触到的所有旧的《时代》杂志。那些旧的故事组成了一个倒叙的中国现代史。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利用更多的时间，在香港的一家著名的图书馆里，阅读到了那些旧杂志，我以自己有限的英文，查阅了《时代》关于中国的记录。自上世纪创刊至今，这本杂志至少有上千篇关于中国的记录。从孙中山的革命到民国的命运，蒋介石的兴起，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步伐，宋美龄的美国演讲，建国后的局外人的视角，“文化大革命”10年的美国旁观者的记录，以及他们关心的中国与美国的外交运势……一个陌生的、连续的、属于美国人发现的中国，扑面而来。而这本杂志关于中国的文字至少有500万字。

同样的发现，在另一本略迟于《时代》10年创刊的《新闻周刊》上。这本杂志对于中国的记录虽然没有那样系统，但它重磅式的独具一格的报道，以及对于中国政治的现实描述，仍然有着新的阅读感受。这两本杂志所描述的中国正在发生或者已发生的历史，令人深为震撼。

我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在这两本杂志上呈现着被遮盖与误读的一面。同样的一件事，《时代》说着另外的话，并且报告着这件事的美国人的发现。而我看到的与他们描述的事情，竟然如此不同。同一件事的中国报道与美国说法，开始呈现着事物的多面性，而后一种给我的震荡尤其巨大。这种发现，在我接触到《纽约时报》的时候，则给了我另外的感受。这个已创刊150多年的报纸，几乎连续不断地刊载各种关于中国的新闻1000多篇，文字达到600多万字。而学者郑绪源先生编就的《帝国的回忆》，则是这份世界上影响巨大的新闻报纸上的一个简要的历史现场重现。

美国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事实上几乎就是一个群体的围观行为。较早的与《时代》同属一家公司，并早已倒闭的《生活》杂志，则用影像记录着中国。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这本杂志上刊发的各种关于中国的报道与图片至少有1000多幅。《纽约客》与更著名的《华盛顿邮报》也在不同的时期加入到对于中国的记录中。这些发现开拓了我对于中国的认知，至少这些美国的新闻报刊群对于中国的描述，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撼。他们发现的中国竟然是这样的。

对于正在开放的中国人，以及渴望得到世界认知的中国，同样渴望看到世界对于中国的发现，尤其是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即使这种看法带着偏见或者误读。美国式的中国历史，对于正在行进的中国，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消息》式的报告。

我想知道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如何围观中国的方法，也许，我们需要一本原始的，没有任何修饰的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不管这是一种偏见还是洞见，不管是一种真知还是误读。

这是我编这本书的一个基本动力。

从2001年6月开始，我想通过对于美国的这几家主流报刊的报道，编选一部由美国媒体撰写的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力图以这几家媒体群的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尝试。期望寻找到这些主流媒体群对华报道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记录方式。当时的考量基于中国缺少一部西方人撰写的中国现代史。著名史学家史景迁以及更多的包括将历史写得生动的黄仁宇等撰写的书，已成为某一部分西方汉学家的发现，但那些发现仍然代表着某种学者的想象，和从中国旧书中发现的读后感而已。再者，富强自信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在意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发现与意见。但国内可以出版的这些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或者媒体对中国的记录，大多止于20世纪30年代以前，更新的关于1949年后的中国，以及那些真正影响到中国进程的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毛泽东、邓小平们所连接起来的历史，则成为一片空白。

但最初只是一个简要的搜集这6家美国报刊群上的资料为主的编年史体的报道集的基本设想，到最后形成这个达百万字规模的经过重新写作的长篇中国现代史记，则经历了非凡的艰难与卓绝的痛苦工作。本书自2001年9月开工，以事件为主的编写体例最早确定下来，而围绕着事件，从包括其他更多的媒体上相同的主题里找到了立场与佐证，使我们在重新编译的时候，有着更新的发现与好奇。

以《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生活》与《纽约客》等美国主流报刊群为主，进行的观察中国的方式，成为这本书的一个基本模板。

这种体例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描述视野宽阔宏大，事件呈现着这些主流媒体群的多重发现与基本公正的立场。但困难在于，我们给自己增加了难以想象的难度。最大的难题在于寻找到这几本美国报刊上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文章。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一个由这样一个想法牵引起来的遍布中美各地的编译群成了一个新鲜的网络。这个网络第一年加入了6个人；第二年，随着工作的深入，又增加到了12个人；最后到2004年的时候，已达25个人。而原本拟于三年内结束的工作，延至2007年，才完成了一个基本的初编工作。以百年间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与年代为体例，我们编译了共600万字的关于中国的文章。

那些粗糙的英文字母编译成的汉字，呈现着一份关于中国百年间的真实报道，那些报道最初的模样几乎是在记述着一个陌生的中国，这个中国存在于美国这些主流报刊群的浩如烟海的英文字母的世界里。现在我们把它们捞起来了，这些干货呈现着别样的吸引力。这个中国神秘、生动、充满活力、秘密，以及关于中国革命家的不同的记忆，这种阅读花去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有许多个深夜我们都在这种阅读里，被陌生的发现鼓舞着。

这本美国人撰写的中国史，对于正在快速前进的中国，是多么重要的一部文献式的指路牌，或者参考消息式的中国现代史。但这样一部厚达600万字的书，显然并不适于全文刊出，也不适于全面表达美国人发现的中国。面对这样一堆材料，我曾计划将这些报道按年份与日期，包括当时的错误，原文刊出，但显然这是一个偷懒的工作。最后的结果是决定把这些资料，编写成一本美国观的编年体的中国版现代史。但我们的初衷不是改变这些报道的原意，这本书应当是一部文献，是一本美国精英媒体对于中国的旁观史。

这本书的主旨是将这些媒体的同类报道，用编年体的形式将其编写成为更加生动的文章。妥协的结果是一年一篇，并用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将它们编写成完整的文章，但没有加入自己的任何观点，同时在引用的时候，将文章作者的名字记录在上面。这本书的最后呈现出来的形态基本是一年一章。1900-1929年间，是我习惯的画传，里面是收集的这些主流媒体上关于中国的影像回忆。他们稀见而珍贵。用这种方式概括20世纪初始至30年代，是我们的一个新尝试，也许我们会重新纪录这段历史。这是一本经过编译，经过编排，经过删节的中国现代史。这本书充满了中国式的编辑经验与编辑历程，但这种编辑代表了当下中国的进程，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仅供中国读者参考。

这本书是一个群体行为。我的朋友邹明、詹涓与许中云以及更多的朋友在这中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参与了对于这本书的全面编写。

最后要向美国《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生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刊表示真诚的谢意。因为他们的报道，才成就了这本书。

感谢这本书的出版方作家出版社，感谢本书的编辑王宝生先生，感谢为这本书曾付出努力的李茹，还要谢谢那些给予这本书帮助的所有的朋友。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中国时代（上）

目录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

01 1930-1934年 登上宝座的蒋宋王朝

紫禁城宝藏南迁

痛失东三省，“少帅”掌权

委员长的南京政权

疲于奔命的蒋介石

蒋宋家天下

西藏故事：政治与宗教的暗中较量

内忧外患，国民政府酝酿财政对策

02 1935-1936年 日本人虎视中国

蒋介石的“新生活”和屠杀

何应钦出卖了华北

吴佩孚要重出江湖

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

协议卖国，汪精卫遇刺

日本占领天津机场，图谋华北“自治”

1936年：“梨核”之罪

03 1937年 日本制作的侵略战争

西安事变成功，蒋介石获释

1937年的禁烟运动

国共酝酿联合抗日

侵略前夕

卢沟桥的月亮

8月23日，日军登陆上海

中日上海交锋

日军被阻挡在华北

日军轰炸山东，宋美龄叙述恐怖战争

战争在推进，政府撤退

04 1938年 毛泽东的自传与斯诺的延安

红星照耀中国

混乱的战争废墟

战争一周年

广州、汉口失陷

举国西迁

05 1939年 汉奸与画家，战争下的人物百态

中国第一个上过《时代》封面的人死了

机会分子蒋介石

侵略者的代价

政经中心转移至西南

汉奸与画家，战争下的人物百态

苏联与日本、中国，奇怪的关系

06 1940—1942年 大合唱救中国

从兔年到龙年

战争3周年

中国合唱：“救，救，救中国”

中国需要盟国帮助

哲学家走了

蒋介石的两条线路和两个计划

07 1943—1944年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侵略者失败的征兆

胜利曙光下的艰难反击

宋美龄在美演讲请援

长江流域对日作战胜利

蒋介石总统

1944年。宋庆龄的愤怒。内战的可能。

孙科呼吁政治民主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中美关系”

延安整风，重庆重组

08 1945—1946年 毛主席与蒋委员长：在胜利与内战之间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国共相争

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将军

中国：在旋涡和阴影中受降

百废待兴，国共议和

国共重庆谈判

争夺满洲里

褒贬不同的两个传奇人物

马歇尔的使命

脆弱的和谈

苏联红军撤走

1946年的国民大会

09 1947年 陈仪的台湾，林彪出现在东北

陈仪往事：二二八事件

1947年的人物志

物价飞涨的几个侧面

满洲、华北争夺

美国减少对国民党的支援

来自新疆的麻烦

美国人的中国报道

左翼民主派被监视

国民党的普选

傅作义将军和沈阳城

10 1948—1949年 蒋介石的大溃败

“基督将军”冯玉祥

国民党每况愈下

蒋介石的无奈

国共人物素描：胡宗南与陈毅

蒋介石在庐山上的忧虑

陈毅的诗

阎锡山丢失太原，国民党大撤退

“援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因素

令人震惊的历史性的一周

11 1950-1951年 在历史的分水岭上

败退台湾，风雨飘摇的国民党

红色中国的毛泽东

走向胜利的中国红军

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分析

美国人的仇恨与停火传言

改造反革命分子

美国人眼中的周恩来

北京鼓励青年参军赴朝鲜战场

12 1952-1954年 在革命的阵痛中

被西方敌视的中国龙

艾森豪威尔的第七舰队

大预算与大跃进

两个反共人士：李承晚与蒋介石

美国的忧虑

建造新中国铁路网

蒋介石提名“副总统”

农村合作社的故事

魅力周恩来

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外交胜利

中国的共产主义挑战

英国工党的中国之旅

苏联与中国签署友好条约

13 1955-1956年 周恩来的胜利

被猜测中的蒋介石

台湾，在徘徊与叹息中的蒋介石

周恩来万隆之行

周恩来的精彩

北京生活

北京的善意：释放美国飞行员

新社会和新生活

一个儿童的香港假日

周恩来再访尼赫鲁

14 1957年 反右倾与整风运动

从婚姻开始的法律改革

被运往台湾的中国杰作

毛泽东的演讲：关于人民内部矛盾

《环球邮报》记者与中国

反右倾拉开序幕

15 1958年 解放台湾与大跃进

刘少奇的报告

蒋介石的同乡陈诚

中共炮击金门

在炮声中焦虑不宁的蒋介石

毛泽东的大炼钢铁之年

16 1959年 丰收浮夸风与肆虐的水神

物资短缺的年代

丰收浮夸风与肆虐的水神

公社制度

赫鲁晓夫参加中国10周年国庆

1959年的台湾状况

17 1960-1961年 饥饿与背叛的一年

1960年的大事记

茅盾，以及《环球邮报》记者

乌托邦公社

来自北京的艺术珍宝

共产主义阵营的裂痕：苏共第22届大会

赫鲁晓夫的挑衅

蒙哥马利和毛泽东

1961年的饥饿

是暂时的缺乏还是可怕的灾难

18 1962-1963年 中苏关系破裂

克劳弗德的中国收藏

香港的富翁兄弟

中苏裂痕加剧

斯诺再次访问中国

中苏关系完全破裂

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成就

红色中国的典型教育

社会主义世界的严峻形势

太子蒋经国

19 1964年 原子弹改变了中国的国际情势

周恩来出访斯里兰卡

毛泽东的战略立场

赫鲁晓夫的狂傲

中苏分裂对西方的意义

帝国主义者旅游见闻

中国与苏联在布加勒斯特的较量

原子弹冲击波

爆炸改变了中国的国际情势

周恩来参加苏联的庆典

美国人的议论和焦虑

美国人试图了解中国

20 1965年 美国人的越南战争

印尼退出联合国，出访北京

美国人要去“拯救”越南

傲慢的美国人的战争分析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

第二次原子弹爆炸

美国人停止对台援助

李宗仁回大陆

1965年的法国访客

21 1966年 文化大革命来了

被封锁的红色中国

大批判就要来临

1966年的中国大视野

二号人物林彪

噩梦降临

毛泽东与林彪

战斗着的革命小将们

毛夫人江青

中国对澳门殖民政府的五项要求

22 1967年 混乱时间

派系之间的暴力

猜想中共政权

芭蕾舞剧院的一晚

在美国的中国劳工

林彪说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23 1968年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第7次爆炸及西方的怀疑

法国参赞的中国之旅和他的旅行指南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样板戏

24 1969年 与苏联的边境冲突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及背景

毛泽东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69年的蒋介石与他的国民党改革

综述社会主义中国20年

中苏关系新动向

25 1970年 中美秘密接触

中美互相打量

东方红

军人黄永胜

斯诺：天安门上会见毛泽东

承认中国

上山下乡：1970年的变化

26 1971年 乒乓球的故事

微妙的变化，见证乒乓球外交

尼克松对华新观点

尼克松准备访华

策略性暗示

尼克松将面临的情势

访华影响力

访华前的一个插曲

“联大”上的交锋

关于林彪的传言

林彪死了

蒋介石最后的阵地

“一个中国”进入联合国

细节：中国代表团访问并重返联合国

27 1972年 尼克松访华全纪录

中美关系的新开端

尼克松谈中美外交进程

震惊世界的七天

尼克松的“长征”之路

《时代》记者的中国调查

中日恢复对话

中国文化团访美

邓小平走出阴影

28 1973-1974年 被批判的孔圣人

复活的孔子

新一轮文化大革命

白热化的文字战

29 1975年 邓小平复出：温和派的胜利

反间谍的战争

70岁的邓小平

谁将脱颖而出

新政府的挑战

蒋介石：牺牲品的死亡

新的三极平衡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福特访问北京

福特与毛泽东会晤

30 1976年 国殇与阴云

周恩来去世

华国锋浮出水面

尼克松的中国之旅

天安门的祭奠

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

斯诺的回忆录

伟大舵手与世长辞

悲痛中的城市

华国锋上任

建筑一座新的长城

讨伐江青等“四人帮”

中国时代（下）

目录

01 1977—1978年 邓小平曲折复出

邓小平有望复出

邓小平再次复出

国际外交的以赛玛利

在尴尬中复苏的文艺

02 1979年 中国的新长征

1979年的现状与变化

1979年的台湾

1979年的变革与激荡

意识形态的解放

政治实用主义

大步流星的小个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美正式建交

外国记者进驻北京

《时代》访谈邓小平

“事实上我们百废待兴”

欢迎邓小平来访

中美正式会晤

签署各项协议

“了解美国人生活的全部”

波士顿交响乐团中国巡演

香港应付难民的进入

政治之外的宗教

基辛格说毛泽东、周恩来

重新评价毛泽东

在外交夹缝里的台湾

03 1980年 清扫阴霾

为刘少奇平反

美丽岛事件

青铜器与兵马俑

邓小平的改革

第一次快感过后

重建文明的强烈要求

中国还能走多远

以前的红卫兵

审判“四人帮”

江青受审记录

罪行判决：“四人帮”

04 1981年 社会主义的新变化

后“文革”时期的北京人

中国与荷兰的摩擦

不再急功近利

洪水与饥荒

1981年的中国基督教

邓小平会见黑格

少些理论，多些生产

胡耀邦——严厉的管理者

越南的麻烦

悄然的市场观念

抨击美国对台政策

深圳的实验

统一“九点”建议

农村承包责任制

低潮

05 1982年 通向世界之门

反对对台军售

离婚的问题

中美关系谨慎的10年

整治腐败

处理人口爆炸

乔治·布什在杭州

开放中的广州

布什来访的变化

展望2001年

修改党章

香港人的焦虑

三个大国的博弈

快速易人

06 1983-1984年 中国的精神污染

中苏关系回暖

江青被减刑

观看服装展览

为“臭老九”恢复名誉

给越南“第二次教训”

美国的“东方快车”

美国“大鸟”游历中国

艰难的飞行

猜想1997

红色资本家哈默在中国开采石油

无奈的计划生育

20世纪80年代的新疆

一定程度的进展

与“精神污染”做斗争

竹子短缺的危机

07 1985年 稍微减缓改革的步伐

改革还要推进

做成买卖的眼力

在华犹太人的希望

掏外国人的腰包

几项小的调整

江南命案谜团及宣判

减缓改革步伐

进来的摇滚

美国军舰访沪

08 1986-1987年 《时代》封面人物邓小平

风云人物：邓小平

经济体制在变化

人民生活水准上升

世界对“改革”的态度

1986年的深圳

上海市长江泽民

渴望前进

中信董事长荣毅仁

私人保安出现

武器市场的谨慎买主

性在中国逐渐正名

在中国成长

耕地被占非常严重

打破“铁饭碗”

蒋经国的继任者是谁？

银行年会上的对抗

台湾，灵活性的迹象

开放中的考验

09 1988年 蒋经国后的两岸

蒋经国去世

继任者李登辉

李登辉的挑战

这样一位士大夫

解放军的现代化

何智丽与让球风波

性革命袭击中国

放开物价的恐慌

一个中国百万富翁

中英两国相互妥协

印度总理访华

中、韩间的突破

香港移民热

10 1989年 变化中的中国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尼克松谈中美关系

怎样来修补裂缝？

中苏解冻带来新格局

11 1990年 不完全的解冻期

美国开始解除制裁

北京面貌的新改变

李鹏访问苏联

中国的性报告

一年之后的北京

“三不”到“三不可能”

朱镕基的浦东计划

沸腾的运动场

12 1991年 必须面对的移民潮和污染

斩断“蛇头”生意

一个打工仔和移民潮

长江三峡工程

中国式污染

中国能治理好污染吗？

发动群众抵抗污染

求助“活化肥厂”

给不给最惠国待遇？

美国一直在错误地估计中国

争夺南沙群岛

门庭冷落的京剧院

南方升起的新星

中越走向和解的政治因素

台独分子玩火

13 1992年 正在崛起的巨人

最后一任港督

1997年从现在开始

中国新的军事对策

美国的失落和猜疑

台北在扩充空间

让中国智力回国

浦东的崛起，上海的变迁

中共的十四大

14 1993-1994年 下一个超级大国

亚洲欢笑的一年

职业化中国军队

中国：下一个超级大国

海峡对岸的警报

改革的成就和麻烦

如何为中国提供能源

科学技术在飞跃

变化中的代表人物

进步中的困扰

“第四世界”的生活

“自我一代”的时代

唯物主义之外的信仰

艺术的流行榜

秘密武器：华侨的作用

日本商人重返中国

15 1995-1996年 遏制中国及中国的未来

康奈尔大学校友聚会

为什么要遏制中国

台湾计算机工业飞速发展

中国人的汽车梦想

1995年度最佳影片

中国：亚洲经济的乐观中心

为中国人提供就业

消费的信用卡时代

改革医疗体制

16 1997-1998年 网络与中国新时代

华裔风云人物何大一

中国对日本的影响

香港双行道

中国人的乡村选举

中国人开始上网

唐人街里的非法移民

从金融危机中复苏

17 1999年（A）现代化中国军队

计划生育事出有因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

香港新移民

18 1999年（B） 新的心态，新的形势

导演陈果的眼中香港

“我知道我想要的”

侯孝贤和《海上花》

将要失去的朋友

朱镕基的美国之行

葡裔澳人迎接1999

盖茨对中国情有独钟

朱镕基面对挑战

19 1999年（C）美国导弹和考克斯的挑衅

美国导弹击中了中国使馆

美国人的解释

中美关系变冷

考克斯的报告

董建华与香港

台湾：危机四伏

APEC论坛的关键因素

重庆：一个“流动人口”中心

珠江三角洲：一个经济发电站

汐止镇三少年面临死刑

放宽了的电视娱乐

邢李㷧的Esprit梦想

中国入世协定会把香港撇在一边

重归中国：《卧虎藏龙》

最后一块殖民地的回归

澳门回归中国

20 2000年（A） 新世纪的挑战和机会

中国的互联网时代

管理人才的缺乏

新一代超人李泽楷

哪里是真正的文艺之都

上海通用成为示范企业

梦断美利坚

威海：韩国人的集贸市场

三枚金牌得主伏明霞

悉尼运动场上的中国人

21 2000年（B） 迷失的网络一代人

迷失的一代

新兴的中产阶级

我知道，只不过是摇滚

新一代“海归”的热情

不断向外，不断向上

几个文化样本

冲出红色的封套

22 后记 制造中国版《光荣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