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们的年轻朋友

成长于中国新社会的思润、濡意和濡陶

目录

序言　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导言

改造中国

邓小平的“黑猫白猫”

中国向何处去？

两种截然对立的体制

中国在崛起。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西方是一个说教型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社会

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

支柱之一　解放思想

当时的一个好主意

精神自由

邓小平鼓励全中国“出水才看两腿泥”

自力更生

逐渐彰显个性

忘记自己历史的西方国家

中国创业思维的复苏

宏观引导的领导方法显现威力

老树截枝

私有化的进一步深入

修剪中国的红杉林

巧妙的疗伤法

并购

“国企烂到根了”

谁来承担这一重任？

谁说了算？

走自己的路

胡锦涛的足迹

新风貌

政治中更多的人情味

自主的人民与自主的产品

神奇的蜕变

放飞蝴蝶

支柱之二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

中国人眼中的自由

中国的纵向民主

用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与思维分析中国

“民有、民治、民享”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自下而上的第一次行动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体系的成熟

自下而上力量的日益壮大

打击腐败的艰苦斗争

中国式开放

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

营造纵向民主

放而不乱，活而不散

风口浪尖

重新审视中国的时候到了

西方民主并非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一步步扩大民主

支柱之三　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

规则的舒适性

重塑价值观与文化

以中国的思维方式前进

上下互动，实现目标

竞选承诺与战略目标

改革的再深入

草船借箭

为“森林”施肥

推广试点成果

旧貌与新颜

框框太紧的困局

从废铁摊儿到上市公司

朱镕基

21世纪中国的发展框架

掌握好放权与控制的平衡

中国的科学发展观

支柱之四　摸着石头过河

到达河对岸

河中漩涡

经济“大石”

富有想象力的中国人民

从经济威胁到商业范例

中国奇迹

新兴市场

政治“大石”：西方的家长作风和中国的实用主义

民主党派的声音

交流“大石”

审查制度并非中国发明

不同视角

人为因素

网络舆论

生命之源

中国的新代沟

依法治国

法律体系的完善

进一步退一步

支柱之五　艺术与学术的萌动

中国艺术的连续性

无主题艺术

艺术家走在邓小平精神解放队伍的前列

“85新浪潮”运动

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风波

中国艺术的全球化

中国设计：小荷才露尖尖角

中国的建筑师与建筑

“海归”

表演艺术

蓬勃发展的电影业

乡村文化

争当“文化名城”

摇滚乐

文学世界

一生与书相伴

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

教育思想解放了的人们

支柱之六　融入世界

文化象征与向世界开放之门

吸纳世界智慧

登上世界舞台

融入世界经济

中美关系

战略经济对话

中日关系

中日韩峰会

中非关系

欧美正在丧失对非洲的影响力

不容小觑的拉丁美洲

把中国教育推向全球

中国政府的放权速度快于其他国家

交流还是隔绝？

中美互联网合作

支柱之七　自由与公平

基本需求之社会保障

基本需求之医疗卫生保障

中医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

权利意识的增强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乡村教育

不公平、不公正的户口制度

远程教育

全球最自由的经济

自由选择权

支柱之八　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丢面子，得实惠

中国人需要新面子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创新典范

中芯村——城市中的企业村

青岛不只有啤酒

600年的梦想成真

中国的飞机制造业

中国计划成为世界电动汽车行业领头羊

机械制造业的新型起重机

迈入国际领先行列的机器人公司

只有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才会保护知识产权

中国的商学院

创新框架

争议之事

从天堂到地狱？

藏学家们眼中的喇嘛教和西藏

“现代化”暴君

大陆与台湾

人权

结语

致谢

序言　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多年来我一直心存遗憾，担心自己错过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次机会。那是在1996年，提供这一宝贵机会的是当时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江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与我进行了私人会谈，具体地点就在毛泽东当年的会客室。江主席之所以邀请我是因为我在1982年所写的一本书——《大趋势》。它分析的是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该书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两年之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排在第一位，在全球范围内该书的销量也甚佳。《大趋势》一书甚至还进入了中国，令我惊讶的是我得知该书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达到了2000万册，不过大部分都是盗版，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刚刚大学毕业，急切地想要了解西方。“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中国名气多么大。”这就是江主席的开场白。

在访问北京之前我还在台北逗留了几天。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期。在中国向台湾水域发射导弹之后，克林顿总统立刻派出航空母舰到达该区域。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域的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台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也就成为我们两小时会谈中的话题。从1967年开始，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亲眼目睹了两边的巨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我觉得对于台湾的良好宣传和中国大陆的低调态度不吐不快，于是说：“江主席，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

江主席沉思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尽管这一盛情邀请让我心动不已，但是无法欣然接受。因为当时我正忙于其他事情，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10年后，这一机遇再次冲我招手，所不同的是，这次的邀请来自中国的商界。那时我正在与一位中国商人王巍录制一期电视节目，王巍是中国首批并购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他曾在纽约学习、工作过一段时间，于1992年回国。在录制节目的间隙，我们很快展开了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热烈讨论。王巍告诉我，他在1982年就读过《大趋势》，并且受益匪浅。几天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

“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您为什么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写一本关于中国大趋势的书呢？”

这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还有了一位亲密的伴侣与我一起努力——我的妻子多丽丝。在过去10年中她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我们也曾多次访问中国。我们共结连理是在2000年，在此之前她是我的德语出版商。事实证明我们真乃天作之合。我们一起环球旅行、一起研究、共同分享目睹中国巨变的喜悦。我们还一起结识了王巍——我们的益友、可靠的合作伙伴。

就在与王巍的第一次会面几个月之后，我们同另外一位中国合伙人一起成立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这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所，得到了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我也在这两所大学担任教授）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宗旨就是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的短处，但是绝不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评价中国。

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搜集大量关于基层的消息，于是与工作人员频繁会面。我们的工作团队由28名来自于天津两所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一些中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负责指导。我们简要告诉他们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只负责搜集事实，也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计划、宣言之类的信息。他们最需要习惯的一点就是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框架，因为任何框架都会限制研究的方向，那样我们会很难发现新信息。

这一过程对于深受中国思维影响的他们来说非同寻常。而且，他们还需要把从媒体上挑选出来的文章进行整编、翻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一起工作的确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学生交流也是如此。

在监测中国地方媒体的同时，我和多丽丝游走于中国各地，采访企业家、知识分子、官员、艺术家，乃至持不同政见者和在华外国人士。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像近一时期大多数关于中国书籍的作者一样，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中国。

我们探寻的是中国大趋势。我们明白，自己所关注的是一个区域发展各异、各种变化纷繁复杂的国家。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观察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就像1982年我写《大趋势》时对美国所做的分析那样。

但事实证明，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远远超出了预期。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著变化，但很显然，这些变化的背后有着另外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这些变化，却令我们难以界定。不过在北京的一天下午，我们恍然大悟，并且惊讶于自己先前的迟钝。1982年美国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内，而2009年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约翰·奈斯比特

2009年5月

导言

任何对于中国未来的探索都离不开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分析。在这30年中，中国从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走向了新型的政府体制，并且实现了现代史中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什么其他许多民主国家都没有能够实现像中国一样的经济发展呢？为什么尽管众多西方国家一直试图推动中国采纳西方民主，而中国国内却鲜有此类呼声呢？

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制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我们还发现，中国就像一个超大企业已经实现了重组，用八大支柱牢牢支撑着自己的目标。

我们认为，这八大支柱正是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础。

改造中国

1978年的中国：一位自信、果敢、具有远见卓识的CEO接管了一家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的大公司。员工们士气低落、毫无自信，而且缺乏文化知识。这位CEO决心领导这家衰落的公司走向健康、赢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帮助员工实现小康。为达到这一目标他有着清晰的战略：

首先，他需要一支高效的团队、能够满足企业需要的劳动力队伍。必须把人们从盲目服从命令的思想中解放出来，释放人们的活力，增强他们的自尊。这样人们才可以主动为公司的改造献策献力。

其次，他必须动员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创造自上而下的决策和自下而上的需求共同作用的机制。他必须激励员工积极投身于公司发展之中。如果自上而下的目标和方针与自下而上的思想、反馈和需求并不矛盾，相反能形成合力，那么公司不同等级之间的持续和谐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他必须重新塑造公司的价值观和文化，制定清晰的目标并且让员工清楚地了解。只有赢利的公司才能为员工带来财富。他必须要制定指导性纲领，并且允许员工在此范围之内自主发挥，这样人才才能够拥有大展拳脚的空间，创造性才能得以展现。

第四，他还需要消除恐惧，建立信任。只要是指导方针下所进行的试验，即使失败也不应受到谴责，因为只有允许试验失败才可以推动创新。试验和失败、变化与适应往往如影随形。

第五，创造力将成为社会进步的关键。作为新企业文化所需要的灵感和思想解放的源泉，艺术和学术的蓬勃发展必须得到鼓励和扶持。

第六，一旦企业在本土市场立住脚跟，它还需要对外开放，积极投资外部市场，不断引进新技术。

第七，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对他人产生一定影响。成功会引发嫉妒，懒散也会引发抱怨。勤奋上进、有才华的员工迟早都会脱颖而出、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其他一些人则只会抱怨自己的困境。因此，公司中自由度和公平度越高，和谐程度也会越高。

第八，在制造业站稳脚跟之后，公司下一步的目标就将从模仿转变为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环节都会更上一层楼：产品质量将会提高，企业的效益和创造性也会提升，利润还会进一步改善员工以及他们家人的生活条件。

2009年的中国：公司已经从破产边缘走出，实现了丰厚的利润，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它机智地应对了挑战与危机，在经济上的成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邓小平的“黑猫白猫”

上述对于如何改造一家公司的描述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CEO如何把中国从一个落后、低迷的国家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过程不无相似之处。上述的八个步骤也与构建中国变革以及本书核心的八大支柱相对应。

中国正在创造全新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在通向现代化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上，它的“企业文化”不仅服务于企业本身的需求，同时也服务于人民的需要。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一开始就提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来扭转中国的局面，在国内外引起了人们对他政治倾向的争议。人们的误解主要来自于对他的一句名言的解读：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对于邓小平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更适合这个企业，而是哪种体制能够使得企业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

因此，关于中国是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既不是两者之一，也不是两者之和。而且，很显然，中国并不是一个慢慢脱去一层层共产主义外衣、悄悄滑入西方国家所准备好的资本主义外套的国家。

尽管中国在经济上拥抱黑猫白猫，尽管实施了改革开放，但是中国的政治猫的颜色从未改变，西方式的民主也从未在中国兴起。1992年，邓小平曾经强调过一点：中国人民应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在这一框架内，中国已经找到了应对多方面挑战的最佳途径。

西方国家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ü相信西方国家的模式才是最佳政治模式ü来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思维必然导致失望和不现实的期望。真正的答案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政绩。《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首席外交评论员吉迪恩·拉基曼（Gideon Rachman）曾经引用过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的一句话：中国人相信政绩的合法性。如果政府政绩突出，它就会被认为是合法的。”

中国向何处去？

想要描述中国所创造的这一新体制并非易事，部分原因就在于，就像其他时代的演变一样，一个新的体制的命名总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领导者们把它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非常赞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的观点：“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随着新模式的逐步展现，更加恰当的定义也会随之而来。

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拥有领导和控制权，但是它的执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发现，想要在通往现代化的征程中取得成功，自己必须要分散权力，这样才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放权意味着把更多的权力交到地方和企业手中。事实上，在许多人看来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权力的分散程度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

我们发现，管理权正通过省政府、市政府、人民代表大会等一步步转移到地方和企业手中。外围正逐步转变为中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大规模地实施这样的试点。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广义的概念，然后放手让人民来进行具体的探索。法律法规经常在“试点区域”进行试点，试点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推广。中国早期的经济特区就是一个体制和管辖权改革的庞大实验室。

中国为私企和国企都提供了发展空间，还为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给了他们大展拳脚的机会。但是，中国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和政府治理。人民相信政府能够为自己创造走向更美好生活的机会，领导则相信人民是前进的巨大推动力。中国的新模式是建立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结合之上的，两者的合力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

两种截然对立的体制

东西方社会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西方国家“领头羊”的美国已经遭遇了创伤。新兴的中国想要在经济上挑战西方对手还需要相当长的路程，但是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所有迹象都表明全球重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

中国可以参与制定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规则。西方国家需要中国市场来保证自己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了抢占中国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仍然宣称自己有权力和道义责任使中国朝着实现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方向发展。

在政治领域，西方国家仍然宣称西方民主是最好的执政方式。但是从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来看，我们不得不怀疑西方现代民主是否是唯一可接受的民主形式。一个西方眼中的“独裁政府”能够成功地领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走向富裕，并且保持政治稳定吗？西方人难以想象的市场经济与大政府的结合有可能实现吗？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开始展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假以时日，它很有可能成为对西方民主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挑战。

驻中国记者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W. French）在2007年3月《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篇关于中国新模式的文章中写道：“设想一下，如果让一批根据品行选拔出来的、又经过严格训练，思想纯正、胸有成竹的官员，在没有指手画脚的国会束缚的情况下去放手工作，他们会干出何等的业绩来？这一切不正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能以创纪录的速度，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废墟中兴建起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宏伟的城市、机场、高速公路和水坝吗？”

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所允许的多元性就是在可怕地挑战西方国家作为全球道德高地的地位。中国的开放不仅拓宽了领导层的视野，而且撼动了改革精英们的政治视角。欧洲和美国正在面对一个新的竞争者，它不仅经济繁荣、政治稳定，而且在世界大舞台上坚定地呈现着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在崛起。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国家，欧洲是一个沉迷于为所有事物——不管是工作条件，还是香蕉等——订立规范的联盟，那么中国可以称之为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国家。中国的开放是实现强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也就是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为了实现从“世界工厂”到新技术创新基地的转变，中国通过限制外资股份等手段有效保护了中国企业，并且通过适者生存的严酷竞争壮大它们。

在过去30年中，中国领导层的战略计划使这个曾经落后的欠发达国家一跃而取代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且，由于西方国家的公司争相进入这个巨大市场，这使中国处于有利位置来制定各项政治和经济条件。

与在2000年发布了自己的宏伟目标并宣誓要“在2010年成为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实体”但却从未努力实施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欧盟不同，与似乎无法从历史纠葛中走出的日本也不同，中国不仅完成而且超越了自己的目标。

如果有一个国家能够以高质量生产人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并以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把它们推向全球市场，那会是何种景象呢？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预言中国就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国家。中国不仅在改变自己以适应全球贸易环境，同时也在改变着全球贸易环境。

西方是一个说教型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社会

西方国家和企业如何会沦落到这样一个被动地位呢？西方国家非常欢迎福山（Fukuyama）(2)1989年的论文和1992年出版的《历史之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书，因为福山在该书中写道，西方民主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变的最终阶段，也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最终形式。他的理论还得到了人文理论的支持——全世界应该有统一的道德标准。这样，西方国家自然而然会要求所有国家都遵循西方价值观。但是，这种传教式的做法经常被其他国家看做是说教。

而中国则深深意识到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需要不断改正、改善和学习。这种观念使中国成为一个学习型社会，愿意尝试任何符合自己目标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它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参观了位于亚特兰大市郊的一家福特工厂。那时福特公司一家工厂每月生产的汽车总量就超过了全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量。邓小平在那次参观中曾经说过，“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中国人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驻北京记者弗兰克·西仁（Frank Sieren）描绘了这样一幅未来场景：配有导航系统和安全气囊的四门中国产汽车以大约5000美元的价格在沃尔玛超市销售，而且人们可以像购买日用品一样直接去收银台付款。没有炫目的介绍，没有展示厅，也没有繁杂的销售体系，每个星期五直接去停车场提车就可以了。

当然，虽然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乐观，它无疑也会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内部问题：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上述表述貌似一篇西方社评，但事实上它一字不差地来源于2007年10月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西方国家现在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是，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它们在全球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对手，并且正在创造一种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与美国现代民主相抗衡的政治体制，就像美国在200多年前创造了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民主体制一样。我们将逐一探索中国新的社会体制所依赖的八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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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托马斯·库恩（1922年7月18日～1996年6月17日），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代表作为《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

——译者注

(2)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日裔美籍学者，兰德公司顾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译者注

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

支柱之一

解放思想

支柱之二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

支柱之三

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

支柱之四

摸着石头过河

支柱之五

艺术与学术的萌动

支柱之六

融入世界

支柱之七

自由与公平

支柱之八

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支柱之一　解放思想

想要理解邓小平所号召的解放思想，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全中国十多亿人都在搞阶级斗争，必须以共同发展的目标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必须把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力量转化为建设中国新社会的动力。要实现社会的变革首先要允许人民重新进行自主思考。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我们必须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

1978年5月的中国，邓小平，一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向全中国发出号召：“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由此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邓小平明白，一个自上而下决策的中央集权社会绝不是市场经济的沃土。因此，想要实现以权力分散为特点的经济改革的成功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当时，中国就像是一个实行独裁统治的传统公司，过度自信的总裁听不见批评，也看不到变化。几十年来一直受压抑的中国人必须要学会独立思考。权力分散和思想解放必须同时进行。

在1949～1976年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10亿中国人完全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饥饿、与世界隔绝、拒绝一切非公有制经济。读书无用论盛行，大学关门，全国高考暂停。

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是如何挺过来的呢？许多书籍中都记载了那段日子给人们留下的伤害，这种伤害也许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但是，在与许多人交谈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当时的苦难。这也许和中国人的适应能力有关，也和他们的乐观天性有关。他们感觉为未来而奋斗比沉迷于过去更加有益。我们所认识的许多中国成功人士都有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虽然这种把人们像棋子一样随意挪动，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工作和学校的做法在我们看来非常令人不安，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从中获益良多。

当时的一个好主意

“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朋友王巍，一位成功的中国商人如是说。他来自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是家中的长子。1978年，高大英俊的王巍只有17岁，正散发着无限青春活力。和其他在1966～1976年间下乡的1200万学生一样，王巍接到通知，要求他离开学校，前往位于中国东北辽宁省的一个小山村工作。虽然这与自己的梦想相差甚远，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仍然满怀抱负努力工作，并且收获了应有的回报。这种时期尤其需要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很快就在种地和放羊的生活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近千人的村落里的知青领头人。

在这种全国性的“再教育”运动中，后来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当时被派往上海一家汽车工厂做装配工人。著名导演陈凯歌在北京读完高一之后就被派到云南一家橡胶农场。南京大学前任副校长在“文革”中失去了当时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职务，变成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工——约翰在犹他州也有过类似经验，因此很清楚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当被问起自己为砌砖工搬砖头、递石灰泥的感受时，这位副校长说：“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但事后看并非如此。”

1978年，中国变了，“好主意”的概念也变了。

为了扭转中国这个濒临破产的大企业，邓小平必须要解放而不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在改革初期，18位因绝望而无畏的农民在摆脱教条思想的禁锢之后大胆地迈出了改革的第一大步。本书将在支柱之二中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邓小平的改革需要调动基层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他支持了这些农民的农业改革。很快，各领域都呈现出了精神解放的繁荣景象。大范围的教育改革也逐渐开始了。科学、艺术和社会领域都在越来越自由的氛围中开始探索。艺术家们不再单单为了赚取报酬而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书法或者宣传品的创作。当时可谓是新的价值观和个性化创作的黎明。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作品、思想，用作品抒发自己的情怀。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思想解放队伍中的先锋。

但是，走在最前列的并不只是艺术家们。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甘落后，其中也包括朴实的农民。

精神自由

“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直接关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前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Scholar）中国研究学者王育琨解释说，“我是在山东莱州长大的，当时我们家里的条件很差。母亲出生于1920年，有时比男人还能干。父亲挣钱很少，刚刚够他一个人生活，因此养活我们兄妹6个的担子就压在了母亲肩上。虽然家里条件非常艰苦，母亲精神上的自由却从未受到影响。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坚持让自己的儿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那些困顿的岁月里，母亲为了自己的这一信念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按照老家习俗，长子不能继续上学，而是应该留在家里务农，但是母亲没有要求哥哥这样做。她还坚持让姐姐读大学，虽然农村的传统思想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女儿身上投资再多也是白费。母亲的所有决定都来自自己的心灵，没有任何人能够限制她精神上的自由。她经常对我们说：‘出水才看两腿泥。’”

“我们都已经走出了泥泞，”王育琨说，“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

邓小平鼓励全中国“出水才看两腿泥”

实际上，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就是号召大家摘掉意识形态上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现实。号召解放思想以及“实事求是”，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相信民众和摈弃教条主义的禁锢必然会使社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十多亿人民的能量绝对不亚于原子弹，它可以建设一个新中国，也可以毁灭一个新中国。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坚定的信念，邓小平是不会启动这项伟大工程的，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1978年，16.5万名年轻人大学毕业；2007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450万。

早在1977年，当时任副总理、主管教育工作的邓小平再次打开通向高等教育的大门时，王巍、王育琨、陈凯歌和其他数千名年轻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才能。对知识的渴求很快席卷了全中国，缩小了人们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差距。随着大学陆续恢复了日常教学、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特别是邓小平把科学技术称为“第一生产力”，人们对于不同出版物的需求也飞速增长。“每个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中国对于信息和知识的渴求很快释放出来。期刊的种类从1978年的区区几百种发展到了2007年的上万种。在改革开放之前，每年出版的书籍只有大约1000种，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25万多种。现在，据官方数据统计，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已经居世界之首，每年的杂志发行量超过了30亿份，书籍更是超过了60亿册。

几年前，漫步于上海最大的书店（一共有7层楼，每一层都有足球场大小）时，我们几乎被一排排书籍与杂志所淹没。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在选购图书，还有许多人干脆坐在台阶或地板上，从他们买不起的书中摘抄。

自力更生

报道中国的人们来自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背景。大部分记者在报道中国的时候都会参照自己的祖国，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先进或是落后。这样就会带来不同的报道视角。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上的报告很好地总结了中国当前的现状、目标和面临的问题。报告中强调了继续解放思想、深化经济、文化和政治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大家可以很方便地从互联网上下载这份报告。但是，就像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演讲的理解有所不同一样，胡主席的报告也有一定的解读余地。

要真正读懂这篇报告，透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与解读文字一样重要。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们也时刻提醒自己，我们的认知基础是西方的，自己的观点并不一定就是中国人的观点，任何公正的评价都需要尽可能地放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做出。不过，我们毕竟来自西方国家，这种背景还是深深影响了我们对于一对中国夫妻的第一印象。

那是在2000年。我们走出上海的酒店，向拐角处走了几步，没想到这几步之遥就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距离五星级丽思卡尔顿酒店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一家小商店。不过，“商店”这个词太抬举它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摊子，后面用红蓝白色相间的防水布搭了一个小帐篷。我们了解到，这个大约4平方米的小帐篷是一对夫妻的家，他们在前面的小摊子向附近的建筑工人售卖快餐和饮料。上海几乎所有街道上都会有正在施工的大厦，因此不乏流动的建筑工人。但是，这种在我们西方人看来糟糕得无法承受的生活条件在这对夫妻眼中已经是一种改善了：他们感觉自己现在的生活比在农村时已经好多了。我们经常去他们那里，在丽思卡尔顿酒店工作人员、我们的好朋友温雪薇的帮助下与他们交谈。她还经常为我们带来有关这对夫妻的消息。

现在你已经无法在那里找到他们了。他们的境况逐步改善，酒店旁边的那个小摊子使他们有能力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后来他们开了另外一个小摊子，不久之后还雇了帮手。他们不用再住在货物边上了，而是搬进了一套简朴的公寓。后来有一天，他们消失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开了一家“真正的商店”。

逐渐彰显个性

如果是在30年前，上面的那个故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解放思想”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大门。但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仍然有别于西方人，他们认为个人生来就是集体中的一分子。他们更多地把自己看做群体中的一部分，而且他们欢迎强势稳当的人领导自己，因为这样可以保证有良好业绩，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把中国当做一家企业来治理非常契合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中国人在家庭、集体中的权力和自信心都有所提高。

我们的朋友张海花解释说，与中国大部分的思想相同，这也源于中国悠久的农业历史。几千年以来，中国人都居住在田地附近的村庄，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彼此的帮助与协作。再加上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理念被扩展到对国家和政府的忠诚及对师长的遵从。

现在，在农村务农的人口仍占中国总人口的40％。虽然第一项重大改革出现在农村，但是农村也许将成为最后一个彻底实现思想解放的地方。

忘记自己历史的西方国家

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要比西方国家晚100多年。现在，西方国家往往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但中国人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现状的。他们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条件感到欢欣鼓舞，对于未来也是信心百倍。虽然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生活条件实在算不得怎么好，但是要知道，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用美国人或欧洲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切而已。

思想解放是需要时间的。回想一下，西方国家是在大约200多年前开始现代民主进程的。直到1971年2月瑞士的女性才第一次完全拥有了选举权，美国的种族隔离到20世纪60年代才结束，印度这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仍然存在非常不民主的种姓制度。

中国有违反人权的现象，而且任何违反人权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实现了一项基本人权。《联合国人权宣言》（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支柱之三中写道：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4亿多中国人从贫穷、饥饿的绝境中走了出来。中国的识字率为90.9％，平均寿命为73岁，人均GDP为5962美元。与之对比，印度的识字率仅为61％，平均寿命为69岁，人均GDP也只有2762美元。（GDP建立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之上。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创业思维的复苏

确保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当然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邓小平号召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就如同电火花点燃了长期以来处于休眠状态的创业思维。这一解放也减轻了进行全面社会变革时各方面所面临的压力，使中国人越来越欢迎改革。它促使中国向贫穷落后主动开战。不仅如此，它还为各个层次的商业活动建立了全新的框架与立场。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需要在各条战线全面开战。中国这个大企业的方方面面都处于荒废状态，从厂房大楼、管理层、财务系统、员工到设备，这一切都处于毫无头绪的混乱之中。

经营得当的企业会鼓励员工培养创业思维，以提高公司的发展潜力。解放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种种商业机会。其中的一些机会很不寻常，甚至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怎么合法，后面章节将会列举此类例子。但是，最终他们都为总体目标的实现做出了贡献。有时候这一发展过程可能稍显混乱，但是控制与放权实现了完美的结合，私有企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截至2008年，中国私营经济在总体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

宏观引导的领导方法显现威力

1992年，中国逐渐意识到必须要加快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否则进一步的发展将十分困难。因此，在次年的全国经济发展规划中必须明确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在江泽民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中提到，江泽民主席收到了两条截然相反的建议。

其中一条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提出的，另一条则来自主管科技的宋健博士。宋健提出了一条大胆的策略：学习美国波士顿周围的高科技园区模式，建立全国性的高科技工业园区，以倾斜性政策鼓励创建新的创新型企业。

朱镕基则希望把工作重点放在振兴国企上面。“我们有如此众多的大型国企（朱镕基正是主管国企的副总理），它们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先进科学技术的阵地，而且它们也有进行科研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国企论资排辈的环境中，年轻人怎么可能有机会进行创新、挑战既定的模式和规则呢？”宋健反驳说，“年轻人永远都不会得到尊重，不管他们的想法有多么出色。”

江泽民没有加入到争论中，他只是认真倾听、做笔记。最后他表示：“我同意宋健同志的建议。”

这是政府内部思想解放的又一新篇章，也是江泽民主席宏观引导的领导艺术的范例。他明白，比较保险的方式就是让青年才俊去传统国企解决问题，但是他也明白年轻人在那里将会受到束缚，于是给了他们自主创业的自由。

老树截枝

1997年，江泽民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当时中国国企仍然有1亿多名员工。它们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并不是争夺市场，而是争取被允许宣布破产，因为只有破产才能为员工从政府那里争取到援助。但是，太多的破产将会导致失业率的急剧上升，还会威胁到社会稳定。这次，江泽民接受了朱镕基的一项建议，让经营状况良好的国企帮扶一个陷入困境的国企。实际上，这样做把健康国企也拖入泥潭的情形却很少发生。

此后，江泽民又提出一个似乎完全有悖于共产主义经济原则的概念：私有化。他宣布，国家将会从某些产业退出，但仍掌控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江泽民认为，私有股份将是盘活中国国企资产的最大希望。

西方鲜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艺术的讨论，但是政绩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江泽民时刻牢记着中国大环境，而且决策的制定都是考虑到长期目标，而非个人好恶。这不仅是江泽民的执政风格，也是中国社会各层次、各领域领导的风格。

私有化的进一步深入

2007年春天，约翰在一次中国大型国企CEO峰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他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自由贸易、宽松管理的强烈支持以及营造创业环境的重要性。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的演讲被一次又一次的掌声所打断。

在接下来的热烈讨论中，一位CEO（当然是一家国企的CEO）问约翰：“你认为所有的国企都应该实现私有化吗？”约翰一阵犹豫，最后只说了两个字：“是的。”听众们也一阵沉默，然后是热烈的掌声，虽然这掌声并非来自所有人。

在这次CEO论坛之后，王巍告诉我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明白市场经济肯定要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但是仍然想从自己多年前的良师口中得到确认。”就像王巍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听众在多年前都曾读过《大趋势》一书，并且深受启发。他们前来倾听约翰的演讲，而且就像王巍所说的那样，前来向约翰表示敬意。看到如此多的听众在会后排队请约翰为自己的《大趋势》原版书签名，真是让我们感动不已。

一位CEO还向我们转述了王巍在演讲结束后对一些听众所说的话：“约翰的《大趋势》与《亚洲大趋势》是一大里程碑，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尤其如此。但是，随着中国的急速发展，这些大趋势还将得到加强。因此，约翰对中国所进行的新的研究工作很重要。这也是我必须力促约翰的思想与中国现实相融合的原因所在。”

中国国企在整个基础工业GDP中的比重仍然高达50％，私有化的进一步深入也并非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国企与私企的最佳平衡点在哪里？这将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但是就像中国的改革历史所显示的那样，当人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就会采取大胆的行动。

修剪中国的红杉林

中国国企有点类似加州的红杉林：它们在特定的气候中生长得最好，主干远远高于其他树木，如果健康成长，都是上等木材。

银行业是中国国企的一大堡垒，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但是和其他领域一样，银行业也经历了思想解放的过程，它们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曾经僵化、呆滞的中国工商银行一举成为国际金融业最耀眼的新星不是一个经济奇迹，它依赖的是恰逢其时的明智战略和改革。截至2006年2月10日，它的规模已经是花旗银行的11倍。到2008年春天，也就是中国工商银行首次公开募股（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IPO）的两年之后，它的股票市值已经高达232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决策者还是十分谨慎的。先是允许小型股份制银行与外国银行进行合作试点。在这一进程中，2005年1月，花旗集团被批准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5％的股份。在此一年之前，汇丰银行已购买了上海银行8％的股份。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央银行的决策者同意把外国银行在中国银行中可持有股份的最高比例提高到了15％。

2006年，我们结识了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当时他的职务是天津市市长。崔津渡副市长向他汇报说，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正在调查中国社会的现状。于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被誉为最出色中央银行行长的戴市长为我们设宴表示欢迎。中国的宴会都遵循一定模式，装在精致小盘子里的10道主菜一道道上来，按照级别高低依次分配给客人。大家还会举起小玻璃酒杯互相敬酒，然后小啜一口。如果你能喝酒，宴会规模也足够大，那么肯定会宾主尽欢。我们在午宴上虽然不怎么饮酒，但是仍然很高兴。戴市长非常富有魅力，也很幽默。我们希望一些自以为是、总是批评中国的西方记者也能够写一写一些中国高级官员四海一家的博大胸怀和优雅礼仪。

戴市长还把他在25年前买的《大趋势》一书带来让约翰签名。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表明中国的精英们在西方国家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的时候就已经对西方理论感兴趣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摈弃了教条主义，利用一切可以为自己服务的西方知识逐步实现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此外，一些辅助性试验改革也在进行中。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银监会就批准了第一个中国私有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但是它的经营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中国民生银行CEO经叔平看来，国有银行的领导根本不了解客户的心态。他们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普通客户，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服务对象。中国的储蓄率位居世界第三，而且截至2007年，持有股票或债券的中国人更是高达1.5亿。这么庞大的资金应该得到妥善对待。

媒体上也不断有声音呼吁加快银行体系的开放。《财经》——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杂志——指出，国家垄断银行业是没有出路的。进一步的改革不会停止，银行体系的放开也将继续。截至2008年，世界最大的5家银行有3家都来自中国。中国工商银行CEO姜建清认为，工商银行未来的发展重点在于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交易，他认为电子银行将成为推动工商银行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之一。

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加强与非洲大陆的联系。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买下了非洲最大银行集团、南非的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20％的股份。这是当时中国数额最大的海外投资。不过，中国的许多投资者都对投资非洲非常感兴趣，当然非洲肯定也会从中获益。中国以改善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换取对自然资源开发只是对他们的贡献之一，长期来看，中国的社会经济模式本身也许就可以帮助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走出泥潭。许多非洲领导人看得很清楚，30年前中国的贫穷状态根本不亚于马拉维。如果非洲能够获得中国一半的经济成就，那么整个非洲大陆的面貌将大为改观。

巧妙的疗伤法

中国的国企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在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资产被闲置，只是被埋在账簿里，没有人负责，也没有人关心。但是新的市场机制改变了这一切。没有市场需求的商品只能作为不良资产立即处理掉，当然也会大大影响企业的元气。这样一个重组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但是中国领导层创新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法：“邀请”全球玩家来帮助自己处理这些不良资产。

也就是说，政府把大量债务像处理旧货一样转移给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并让西方银行介入。这些不良资产大部分来自于所谓的市场转化成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后，发生在美国的所谓次贷危机就起源于类似的不良资产。截至2000年，中国已经完成了许多领域的清理工作，但是仍留有大量不良资产。中国企业在跨越这一障碍时再次显示出了自己的智慧。

2001年11月底，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一个外国投资财团获批收购了账面价值为12亿美元、负债1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作为补偿，该财团可以购买中国公司的股份。2003年，德意志银行也收购了价值大约3亿欧元的此类不良资产。

解放思想和创新进程的推进不断促进私有领域的发展，使一些国企被改造为成功的私营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私营企业地位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从非法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又从补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这一新的政策和私营经济的地位还被写入了宪法。第二年6月，管理中国股票市场的中国证监会为私营企业在以外币为主的B股市场上市扫清了道路。

在中国IPO发展初期，私营企业上市举步维艰。以1999年上市的北京科利华软件集团（Clever Software Group）为例，它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控股黑龙江省的阿城钢铁公司。该钢铁公司地处所谓的东北“铁锈地带”的中心，周围密布的国企大都处于濒临破产的状态。这一“收购”使科利华集团得到了投资者的资金，也使它更加容易从国有银行融资。“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与软件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行业。”集团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抱怨说。科利华集团的窘境并非个案。据估计，1997～1998年间，22家私营企业不得不通过控股兼并处于困境的国企实现借壳上市。

并购

1997年，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的伙伴王巍成立了自己新的咨询公司——万盟并购管理公司（China M&A Management）。他的创业是那一代人利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施展自己聪明才智的一个典型。

1985年从位于大连的东北财经大学毕业之后，王巍进入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深造，获得MBA学位，之后进入中国银行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这位青年才俊的前途不可限量，4个月之后他就得到了再次证明自己才能的机会。他被派往东京的日本野村证券公司（Nomura Securities）从事研究工作，为期4个月。期间，他参加了考核词汇量、数学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写作等技巧的GRE考试，同时收到了5所美国大学的入学邀请。但是中国银行不同意他离职留学，要求他为单位再工作一年。1987年，他的机会终于来了。那一年，他去了美国。

“我刚到纽约时根本没有钱，”他告诉我们，“口袋里只有20美元。后来我找到了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薪水每个月600美元，我还定期为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工作。这样，我解决了生计问题，在纽约待了1年。当时负责国家风险分析部门的副总裁罗伯特·魏泽克（Robert Visek）给了我莫大帮助。他曾经考察过中国银行，知道我在1987年出版过一本关于国家风险分析的书。1988年夏天，我得到了去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实习的机会，于是我的妻子王洁也来到了美国。”

20年之后，当王巍同罗伯特·魏泽克谈到本书时，罗伯特回忆说自己当时认为王巍成功的机会相当小，而且再乐观的人也无法预见中国现在的进步。

在罗伯特·魏泽克的鼓励下，王巍继续学业，并且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当时的朋友刘二飞帮助他得到了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工作的机会，刘二飞现在已经是美林中国区主席了。在美国求学的这些年中，王巍从未返回过祖国。1992年春天，他决定在开始新工作之前回国旅行。“我在北京、深圳和海南停留了3个星期，发现自己正处于中国新经济的中心。所有人都兴奋不已、生机勃勃，而且充满创造力，所有人都恨不得涉足一切新领域。在逗留的过程中，我有幸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负责人有过几次谈话。这位负责人谈到了中国需要大规模改革，金融领域将成为改革的中心。他还提到，如果我能够回国，那么将成为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第一个从美国回来的金融博士。那一刻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未来的道路。在美国我可以拥有一份职业，但是回到中国我可以参与创造历史。”

“国企烂到根了”

和中国的许多精英一样，王巍归国的时候也是怀抱着“创造历史”的雄图大志。1992至1996年间，作为中国南方证券的创业副总裁，王巍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为30多家中国国企实现了重组和上市。在这一过程中，王巍发现：“国企已经烂到了根，我推动的很大一部分上市公司都成了垃圾股。”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很具挑战性，因此他在1997年成立了万盟并购管理公司。“我意识到，私有领域才是未来希望之所在。因此希望通过并购实现私有化。”2000年接受《亚洲周刊》（Asiaweek）采访时他如是说。他把孱弱的国企改造成为新市场中明星的目标也是中国变革的典型写照：“我所做的是使国企成为股份公司。我并不一定要改变所有权，而是要改变它们的运营方式。”

就像一家健康发展的企业一样，中国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运营方式。它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不断尝试新的商业与管理模式。而且，它还“摆脱了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把自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企业改造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而且，中国丝毫没有停止这种改革的迹象。

对于中国的感受和观点也许是最多样化，也最矛盾的。虽然大家都意识到了中国日益重要的地位，但是许多人的观点都还是建立在偏见与无知之上。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实事求是的争论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没有资格对一个领导数亿人走出贫穷、得到绝大多数民众拥护、而且有着清晰前进方向的政府指手画脚。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保持沉默的国家，欧洲经过了几十年才消化了“二战”的梦魇并且开始公开讨论它。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中国会探讨自己过去的错误。

在本章开头，我们曾说过30年前中国是一个饥饿的国家。经过30年的“解放思想”，中国仍然是一个如饥似渴的国家，不过现在它所渴望的是保持经济增长、继续推动社会进步、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谁来承担这一重任？

中国国土面积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平原，剩下三分之二都是山区和沙漠。它的水资源缺乏，而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大约2000种地方方言。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但是现在仍有43％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只占到中国GDP的11％。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只需再过15年，60岁以上老人就将达到3亿。

这样一个国家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呢？谁能管理13亿人口并且实现小康的目标呢？

中国政府领导人的产生与西方大不相同，他们的合法性来自于政绩。中国的领导层有着按实际情况办事的强烈取向，相信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性，能够与时俱进，重视通过交流处理信息，形成领导层的共识，并通过人民来实施。

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首先证明的就是，只有思想解放的人民才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谁说了算？

“解放”这个词（英文为emancipate）来源于拉丁语emancipare，意为儿子或者奴隶脱离mancipium(1)或者他人的控制，获得自由——言论自由、决策自由以及选择自由。

当然，往往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可能与另外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正好对立。你认为的明智选择在其他人眼中可能一无是处，反之亦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来决定好坏呢？在中国人看来，你们的事情你们来决定，我们的事情应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但是，这不是大多数西方人看待中国的方式。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全世界通用的，因此希望其他国家也能遵循这一标准。西方人为什么总是想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画脚呢？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不同文化对于“真理”有两种观点。“普适论”（universalistic）文化相信有些“真理”或者价值观是不言而喻的，是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信仰的就是这种文化。另外一种叫做“特定论”（particularistic）的文化则认为适合我的就是对我而言是对的，适合你的就是对你而言是对的。也就是说，每个特定社会都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

大部分信仰个体主义的国家往往都是“普适论”的拥趸，大部分信仰集体主义的国家则往往倾向于“特定论”。因此，作为世界上个人自由旗帜的美国和人道主义旗帜的欧洲，都感觉自己有责任训诫那些不符合自己所认为的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普适价值的国家和社会。但是，在推崇集体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首先忠于集体，然后再考虑个人。如果你来自这种社会，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方式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不应该干涉，危机时刻尤其如此。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做法类似于企业应对危机。当处于破产边缘的时候，企业是没有时间和精力通过选举来决定对策的，管理层必须迅速做出决策，而且还要考虑到长远利益。企业存亡应该是首要问题，个人的利益应该暂时放到一边。那些反对公司文化和目标的人们要么离开，要么适应。只有在企业恢复元气之后，合作伙伴才会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但是，一旦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所有的自由都会受到限制。就像我们在“9·11”事件后所看到的那样，连美国人的自由都大打折扣。

走自己的路

中国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改善，比如司法、环境、人权问题以及言论自由等。但是危险更可能来自于经济方面。中国领导层如何抗击经济和金融危机呢？它如何保持增长、降低失业率呢？它能够打击各个层面的腐败吗？衡量一个企业的标准不是它的文化、管理风格和领导技巧，而是它的经济状况。

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及其政治体制保持高效的原因知之甚少。”中国正在创造自己的新社会、自己的政治体制。它从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但是很快就根据自己的思想和现实需要对这些学说进行了调整。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但是政治立场没有动摇。

经历了思想解放进程的中国就像一个“混血儿”，也许这个孩子很快就会在吸取父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处之后，独立走出一条新路。

胡锦涛把解放思想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并且向人们保证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他说，“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民主的呼声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渐渐消逝。

胡锦涛的足迹

虽然以上论述在西方人看来有些生硬，但是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十分明确的。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进一步放松控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中做到实事求是、坚持改革，不为任何风险所惧。这最后一点是我们很少能从西方政治家口中听到的。

虽然人们对毛泽东领导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仍满怀敬意，但是已不再否认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在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回顾了解放思想的历程。他列举了邓小平及其支持者们在挽救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时的三大主要贡献：

1）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3）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改革开放。

现在，中国依然在追赶西方社会。2007年《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要坚持朝前走。我们必须记住，过去的30年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30年。解放思想是所有这些成就的前提。在我们为当今令人欣喜的增长数字而感到欣慰时，我们一定不能放弃继续开拓的决心。”

新风貌

中国媒体也展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新风貌。思想越是解放，他们就越是不接受家长式的管制与审查，哪怕是自我审查。尽管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媒体的开放性、报道的多样性和犀利程度也日益增强。2006年秋天我们在宣传约翰的新书《定见》时对此深有体会。

以往访问中国的时候，约翰偶尔会接受一些党报的采访，比如说《人民日报》。它们派出的记者都是老手，采访过程相当枯燥乏味。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约翰的出版商外文出版社在推出《亚洲大趋势》时都没让人感到兴奋。但是，2006年推广《定见》一书时，中信出版社在北京和上海都安排了多次采访活动，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约翰每天要接受6～10次采访。多家媒体都派出了记者，他们大多只有20多岁，许多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其中不少是女性。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报道已经能够畅所欲言了。

对于领导层来说，通往言论和媒体自由的道路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技巧，我们将在支柱之二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探讨。其实这是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何时应该保护，何时应该压制呢？中国人对于保护和控制的理解与西方人不同。如果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拍摄一部关于中国国家主席的电影，那么肯定会超过中国人的忍受极限。中国人很注重面子，这是他们审查的关键。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写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杰夫·戴尔（Geoff Dyer）在2008年7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的《市郊的悸动》（Stirring in the suburbs）一文中如是说，“如果公司高管、律师和大学教授开始质疑政治现状，那么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就不会那么稳固了。”

他的说法有道理。但是中国共产党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而且，营造企业良好发展环境的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它也正是中产阶级壮大的推动者。“任何停止或扭转改革开放的做法都会走向死胡同，”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重申，“我们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政治中更多的人情味

中国这个大企业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专制经营模式。CEO、董事会成员和其他管理人员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碰也碰不得、说出话来就当法律的那么一群人。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是两回事。但他们忘记了一点：官员也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有着自己的好恶，就像西方人喜欢红酒、讨厌海参一样。

官员与老百姓交流，包括与外国客人交流的风格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开始一同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们发现与中国高级官员的会面都是一个模式。地点通常都是在非常宽敞的会客室，四周排满了宽大的沙发椅。首长坐在上座，其他人按照职务高低依次就座。所有的官员胸前都戴着小小的一束花。然后，在或多或少有些呆板的气氛中，会谈开始了。

几年后的2007年，王巍介绍我们认识了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他更像是一位忙碌的西方商人，而非人们传统观念中呆板的中国官员。从一开始会面我们就感觉非常轻松。地点也并非在一个摆上花束的官方会客室，而是一家以包子为特色的传统餐馆。

交流中我们得知，崔副市长和王巍一样，都是在1977年参加了“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并且顺利进入大学的。四年后怀揣财政学学士学位的他进入政府成为一名普通科员，经过一步步的提升后成为财政局长，并在2002年被任命为副市长。崔津渡正是天津过去30年飞速发展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他也是解放思想释放了一代人才能与活力的最佳佐证。改革开放创造的是大环境，但是把天津这样拥有1200万人口而且严重污染的重工业基地转变成为一个金融业发达的城市，还是得依靠无数人所付出的才能、热情与勤奋。

崔副市长很久以前就开始上网，喜欢在网上交流，这一点给王巍和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前在天津筹备第一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组织者之一正是王巍）的时候，崔副市长给王巍的大部分邮件都是在晚上10点到凌晨3点之间发出的。5000多名CEO参加了那一届洽谈会，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每年一度的盛会。

中国的变化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各社会阶层和各级政府也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四川大地震后，温家宝总理树立了一位慈祥爷爷的形象，因为对人民的关心和爱护而深受爱戴。而且，似乎善于把互联网作为便利的公关工具的也不止贝拉克·奥巴马一人。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与公众进行网络交谈之后，网络已经成为一些中国高官们所偏爱的与公众交流的新方式。

自主的人民与自主的产品

解放思想不仅实现了言论、决策和选择自由，而且还是自主的必要条件。

自主意味着人们的行为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是源于本身的意愿。我们可以借助艺术来说明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画家在初学绘画的时候都在临摹。从写实到抽象，甚至创造自己风格的时候都会先从学习别人的杰作开始。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和经济价值体系中的许多元素都来源于西方。马克思和列宁都不是中国人，市场经济也不是首先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就曾经多次成功借鉴、吸收了外来事物：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学习日本人的管理、韩国人的无畏、德国人的严谨、美国人的营销策略。”奇瑞汽车的CEO尹同耀如是说。中国人似乎有把这些看起来根本不相容的因素结合起来的本领。

但是，不久之后中国所提供的就不再是最好的仿制品，而是能够得到大家高度认可的“自主”产品、服务，甚至思维方式。现在，自主的产品和人才仍然需要外国的认可，中国人才会接受。比如说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凯歌导演，直到他在西方电影节获奖后才在国内赢得了盛誉。

解放思想还意味着树立你自己的榜样，艺术、企业、科学或者其他任何领域的榜样。中国人已经不再总是求助于西方，而是逐渐开始从自身寻找灵感。中国的自信心日益增强，而自信可以激励创造力的迸发。最终，创造力将帮助中国摆脱对西方世界评价和认可的依赖。

如果一家企业利润可观，那么它的CEO是不大可能受到攻击的，毕竟业绩可以说明一切。随着中国新的体制的发展，它的形象会更鲜明，领导层受到的责难也会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中国所经历的政治改革是多么宏伟，解放思想的力度是多么巨大，那么我们对于中国的未来就不可能不持乐观态度。

神奇的蜕变

世界著名古典钢琴家郎朗说，在巡回演出时他并不经常回自己在北京的家，但那里仍然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据郎朗回忆，小时候“那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怀疑从西方传来的一切事物，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这就好比这个城市的心灵被打开了”。

中国不但思想开放了，而且在领导人和大众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旧式专制企业已经蜕变为21世纪的现代化企业了。等级制度慢慢淡化，决策权被下放到各个阶层，使人们日益参与到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解放思想增强了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度与分享度。中国的思想解放开始于领导人心态的转变，并逐步引发了整个社会的转变。

在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还相当粗糙。历史证明，毛泽东早期借鉴的西方政治体系永远也不会成熟。它把意识形态置于人民之上。借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这一体制就像是蛹化阶段，一直持续了30年。随着春天到来，邓小平上台后它终于开始了蜕变，并一直持续至今。

对于蛹来说这是生命的终点，但是对于智者来说就是蝴蝶的出现。

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再见，很多时候说出这两个字都需要莫大勇气。但是没有结束就没有新的开始。

中国何时才会大胆地走向全面政治解放，丢弃蛹的空壳，放飞蝴蝶呢？

1978年，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使蛹与世隔绝几十年的坚硬外壳，开始了神奇的蜕变。但是中国为何仍然藏在蛹的躯壳之中呢？毕竟蝴蝶不仅更加漂亮，而且这一名称也更加精确。这只中国蝴蝶为何一定要隐藏在共产主义之蛹的躯壳内呢？中国共产党为何仍然自称为共产党？共产主义怎么会是蝴蝶呢？

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中的communist，也就是“联合”的意思。这一概念与中国这样一个重视集体的国家非常吻合。其实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定义。

定义一是“共同占有生产生活资料，消除阶级、国家概念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这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定义。

定义二是“纯粹共产主义”。指的是建立没有阶级、国家和压迫的社会，民主决策，允许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决策。

放飞蝴蝶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第一个定义，建立了一个没有阶级之分的国家。和自然界的蛹一样，中国逐渐成熟起来。与他们在苏联的共产党同志们不同，中国明白了苏联的体制不是一个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的切实可行的模式。体制僵化的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在于它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共产党改变了路线或名字。

中国的领导者们所拥有的睿智和务实使得他们抛弃了僵化思想的束缚。就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人们的洞察力是建立在实践经验之上的，如果通过“实事求是”发现一条道路行不通，那么就选择另外一条。

但是中国领导人不愿承认在意识形态上不再追寻先驱者的足迹而是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他们抛弃了阻碍发展的共产主义观点，根据中国自身情况选择了适合中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名字，而是因为实实在在的成绩。尽管经历了无数磨难、受到西方的众多谴责，中国试验了，也取得了成功。它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如果它继续坚持已经选择的道路并且完善自己的制度（对此本书支柱之二中还会描述），那么它肯定能够建立一种异于西方民主的新型模式。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人民共产主义共和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联系要比与共产主义的联系紧密得多。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政党，不如说是人民政党。

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社会，所有的决策都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程序所产生，所有成员都有权力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决策。中国是从共产主义理论中吸取了精华。

朝完全政治解放的道路上行走的最后几步就将是放飞这只蝴蝶，并直呼其为蝴蝶。

“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是邓小平对全中国人民的号召。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思想解放，并且拥有了自信心，这也是自我批评的前提。大部分批评都是公开进行的，一些微妙问题除外。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了“阳光政务”的承诺。他们也许并不完美，但至少耳聪目明。

解放思想使得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它还使得社会底层群体增强了自信心，帮助他们看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鼓励他们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中国未来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解放思想还将在各个层面继续进行。

在分析中国现状的过程中，本书中描述的支柱逐渐浮现。支撑着中国改革的这八大支柱又都倚重于这个支柱——解放思想。如果不解放人们的思想，使他们为整体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那么整个结构就会坍塌。只有人民能使改革成功。从艺术家到企业家，人们都可以自由思考、自主决策，在通向现代化进程中决定自己的脚步。教条主义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而解放思想则是建立在信任之上。中国的领导者不断加强解放思想的过程，使得他们和人民都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解放思想好比中国的春天，新芽萌生，经历夏天的成熟之后，秋天必定收获累累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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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产权，实际为一种家长权，设定于其权利支配下的人及重要的物。

——译者注

支柱之二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

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我们称之为“纵向民主”。

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top-down）与自下而上（bottom-up）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

中国人眼中的自由

对于美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他人武断行为的约束。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认同这一观点，个人权利是这些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对于不同民族来说自由也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人的思维受到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社会秩序与和谐。这两个概念是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孔子认为只有秩序才能为人们带来真正的自由。这类似于群体性运动，有了比赛规则的约束，运动员们才可以自由比赛。同样，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也为人们提供了可以自由活动的环境。在中国人看来，秩序并不抑制自由，而是界定自由活动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人所理解的个人选择的自由，由于其社会与法律环境的制约，导致了谁对谁错的无休止的争论。许多西方人确实认为正是争论与不和谐带来了突破、新思想和创新。但是这种争论与不和谐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别是在执政这种严肃的问题上。

中国的纵向民主

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采纳的都是这一模式。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对自由和民主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来自拥有不同世界观、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的理解。采纳纵向民主，而非横向民主，情况又会如何呢？

中国人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所有个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与他人和谐相处是处世的要领。个人责任远不如与周围人的关系重要。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

在这样一个权力高度分散的社会中，领导层吸纳自下而上的意见和需求制定一个整体的纲要。这些上下互动的积极性得到了鼓励，并允许根据情况和环境的不同灵活变化，只要符合领导层所制定的总体目标即可。这样便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新思想和经验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向轴交流。中国正处于创建符合自己历史与思维的民主模式的初级阶段。虽然这种纵向模式也有自己的缺点（稍后我们会进行讨论），但是它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

在西方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是否通过选举；而在中国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更多地在于政绩。以这样的规则评判，中国政府的政绩是非常出色的。

中国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与方式在过去30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变为吸纳民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执政党。在这个纵向民主社会中，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参政议政，政府决策和执行的透明度也在逐步提高。就像胡主席所说的那样：“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用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与思维分析中国

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自上而下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被压抑，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的政治地位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自下而上的声音也日益响亮。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都仍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质疑，至少是以温和方式的质疑是允许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不容置疑。

2001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江泽民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把这个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12亿人口团结在现代化事业之下，那么“整个国家早就变成一团散沙了”。人们可以就做一粒散沙还是集体中的一分子哪个更好进行争论，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如果没有邓小平坚定的总体目标，中国经济奇迹的速度、进步和成功都不可能实现。

无论“人民”的定义如何，它都是中国政治体系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在与约翰的一次私人长谈中，江泽民主席熟练地引用了林肯总统盖茨堡演讲中的结尾部分：“民有、民治、民享”。这是约翰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如何理解人民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民有、民治、民享”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2000年9月，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采访时，江泽民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华莱士询问江主席对于民主的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选举自己的国家领导人，而你们却显然不愿意让中国人民选举你们的国家领导人呢？”

“我也是一位经过选举而产生的领导人，不过我们的选举制度不同。”江泽民反驳说，“每个国家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文化、历史传统不同，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同。”

在回答华莱士关于中国为什么是一党执政时，江泽民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反对党呢？你们美国人总是试图把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强加给全世界。这种做法不太明智。坦白说，中国和美国在价值观方面有很大差异。你们美国人总喜欢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其他国家的政治状况。我们的确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管理经验，但是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这就是我们在过去20年中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

自下而上的第一次行动

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宣言，它把工作重心在一夜之间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发展。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宽松和自由。政治领袖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如果他们无法理解自下而上参与的重要性，那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一次行动也许会被打压，我们也就不会听说那个偏远村庄里18位农民勇敢的故事了。

推动这第一次自下而上行动的正是当时的绝望与勇气。事实证明，它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经济观念的转变，是这个极度落后、偏远的小村庄中一次自下而上的反叛。“大锅饭”曾一度被看做是满足人民需要的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粮食，不管他所作的贡献有多大。但是，“大锅饭”并没有使人们丰衣足食，反而变得吃不饱、穿不暖。由于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饥饿的农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放手一搏，争取过上更好的日子。

197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这些一贫如洗的人们秘密聚在一起，蘸着红印泥在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每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这一协议现在收藏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这些农民决定实行大包干，把公社土地分产到户。这是一个革命性举动，而且非常危险，因为在土改时期，许多拥有土地还不到6亩的人都被镇压、没收土地，有些甚至被作为“地主”处死。小岗村的协议无疑违反了束缚了农民和农业生产多年的公社体制的规定。

但这一大胆的举动得到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的支持。后来，他们的成功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方向，决定“把当前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恢复了农民的责任田、推行市场经济体系，并且肯定了消费。自下而上的行动和活力一旦释放出来可以有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总体目标的实施。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体系的成熟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在戈尔巴乔夫总统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种状况。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令人震惊的和平方式完成了这次巨大转变。

在过去30年中，4亿中国人摆脱了贫穷，不再挣扎在生存的边缘之上。中国的变化是逐步实现的，而且也经历了起起伏伏。其中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改革出现在1984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迁入城市。事实上，这项政策的出台顺应了很多农民进入城市打工的现象。在这以前随便迁居是不允许的。在过去10年中，2.5亿中国农民进城务工，其中三分之一为女性，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迁移。工厂、家政业、饭店、建筑工地、废品收购站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你很难找到他们没有涉足的领域。

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一般都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对未来充满信心，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也非常有创造力。他们在实践中学习，有时为了得到一份工作甚至不惜夸大自己的资历。大部分中国人都雄心勃勃、眼光长远，而且愿意付出努力。因此，从《中国日报》上得知76％的中国人都认为未来5年内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到惊讶。

基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甚至超额取得的成就，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政府能够继续引领国家走向小康、设立进一步改善人们生活的新目标并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家领导人从来没有像西方领导人一样认为领导者必须具备顶尖的专业知识和冠压群芳的思维。中国人更喜欢“宏观引导式领导方法”，也就是说由领导者设立总体目标，然后让人民去实施。进步是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实现的。

“我们国家的民主是不可能和西方人所热衷的西方民主完全一致的。”江泽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如是说。2007年10月，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上的讲话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我们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必须扩大人民在各领域各层次的有序参政。”随着时间的推移，纵向民主的发展将进一步壮大自下而上的力量。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1月全国人大上的讲话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他引用了林肯的盖茨堡演讲并且略微进行了修改：“民有、民享、为民负责的政府。”

自下而上力量的日益壮大

中国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不管在哪个国家，领导权的平稳过渡都是政治稳定的体现。很多西方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平稳交替。政治稳定是自下而上力量壮大的基本条件。在中国的这个纵向政治体系中，进行决策的并不是某一个政治家，而是整个领导集体，这也自然而然减轻了单个领导所承受的压力。而且，在决策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地被考虑在内。

►中国利用多种不同渠道了解普通老百姓的意见。最近，陕西省的一个小城市在网上征询市民在教育、住房、农业、旅游、环保、交通、医疗保险、法律法规等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从初步的反馈来看，人们最关心的5大问题分别是住房（7938票）、民生（6924票）、教育（6745票）、医疗保险（6596票）和交通（6386票）。此外还收到了30000多条建议。

妇女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在一篇题为《妇女的参与是否有利社会进步》的报道中，《佳木斯日报》公布了一项关于该市妇女状况的调查。该调查显示，女性在该市社会发展中的参与度有了显著提高。女性最为关心的5个问题依次为：1）希望能够对社会进步作出贡献；2）希望自己的权利得到尊重；3）希望能够参政；4）希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5）希望扩大教育机会。

►2008年初，湖北省麻城市女企业家协会成立，共有60位女性参加。她们的宗旨就是提高生活质量，引导会员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加强企业间的合作。

中国自下而上的行动在社会各领域都得到了迅速发展。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不受这一力量的影响。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中国人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四代人才走完的路程。

自从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胡锦涛就邀请所有政治局成员参加集体学习，请专家们就法律、民主、金融危机、社会改革、革命与宗教等题目进行讲解。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高层领导正在努力学习，以免遗漏任何一个确保中国继续发展的可行方案。比如说，法制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就是他们的共识之一。在中共十七大上，胡主席就曾提出：“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打击腐败的艰苦斗争

在加强依法治国的斗争中，执法往往是更大的挑战，这方面对中国来说，当前最突出的是腐败问题。我们曾多次与中国领导人就腐败问题进行过公开讨论。他们承认，腐败，特别是在基层，是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种情况下资金的流动量是非常大的。上海浦东新区建设的初期当然也是如此。第一届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浦东先生”赵启正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令人痛心疾首的腐败现象。他经常说：“高楼大厦起来了，一些同志却倒下了。”

为了防止政府干部以权谋私，浦东新区政府设立了3条“高压线”。第一条：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擅自定地价，不准擅自决定对个别项目的政策优惠；第二条：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决定工程发包。工程发包应通过公开招标竞争，由专家评审、集体决定，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第三条：任何领导干部，不准在征地、动迁中利用职权为亲属好友从中获利。此外还有两道不可触碰的“防火墙”：任何开发公司负责人不准擅自决定公司的资金拆借；不准擅自以公司名义为他人的银行贷款做资金担保。

就像赵启正主任在自己的《浦东奇迹》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我们曾在与不同官员的私下交谈中多次提到建立“公章指数”。众所周知，审批都需要公章或者官员的签字才能生效。要盖的公章不是一个，而是很多。每个公章都可能会引发官员为自己谋点私利的贪念。简化审批程序自然而然就会减少官员们所面临的诱惑。“公章指数”则可以迅速告诉我们某一程序的审批是否已经简化。

2008年3月3日，《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清理门户》（House Cleaning）的文章。它报道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原副院长黄松有被撤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志刚辞职以及另外两位全国人大代表辞职的消息。虽然原因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问题都和金融违规有关。

2009年3月《中国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要求“对腐败绝不手软”，它认为如果对腐败官员仁慈将会动摇公众的信心。作者还建议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法制教育。2007年10月因为受贿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2009年1月的另外一篇新闻报道指出，挖出腐败官员只是治标，如果不清除病根，那么腐败还是会再次发生的。最近，《中国日报》还提到，许多逃往国外的腐败官员都已经把自己的非法所得通过早已移居国外的配偶或者子女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这一预防机制迟迟没有出台的原因就在于权力过于集中。让这些官员出台政策监督自己的权力无异于“让鸟做个笼子把自己关进去”。预防体制的建立最终必须要在严格的法律框架内进行。

中国式开放

2009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向3000名代表作报告时说：“中国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中国的纵向民主化进程还将继续，但是仍将以中国人对和谐与秩序的追求为前提。吴邦国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他还提到了中国人大与西方议会的三大区别：

►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是西方的多党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

►全国人大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不像西方议员是某党某派的代表。

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执政党，但是它已经开始允许更多阶层和党派人士参政执政。过去被谴责为资本家的企业家们也参与到了决策过程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胡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必须挑选和推荐更多杰出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个案和数据一样，都能说明问题。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老板陈爱莲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共产党员。该集团是亚洲最大的铝合金轮毂生产商，也是全国屈指可数的汽车配件供应商。她的故事不仅是私有经济蓬勃发展的缩影，还反映了私有企业主政治地位的提升——1995年她加入共产党，之后还被选举为十七大代表。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她表示，自己对于当选十七大代表并没有感到意外：“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士兵一样，私营企业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

信任是无法通过要求、命令实现的，也是无法用金钱收买的。不管是中央、地方政府还是各类政治机构在作决策时都越来越重视关注社会问题，倾听人民的意见，真正实现人民的参政议政，从而赢得他们的信任。在过去10年中，互联网作为一项参政议政的工具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支柱之四中，我们将会提到互联网引导纵向民主信息流的作用。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各种各样的网络社区迅速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各种信息，从博客中发现关于宠物、菜谱或者节日问候的各种信息。

另一方面，政府对来自各个层面自下而上的意见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高层领导之间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教条，而是不同社会力量的不同需求。党的各级书记一直在关注和处理日益严重的农民工、农村失业以及有待改进的社会保障网络等问题。各个领域都显现出很多变化的迹象。

城市官员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年轻人希望能自己做主，少受政府的干预。胡主席说：“我们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和微观管理。”这说明中国领导层已经充分意识到不必过度干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党内知识分子们也在思考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而且意识到教育是第一要务。中国的教育体制相当严苛，过于强调尊师重道，太少鼓励个人自信；过于强调死记硬背，太少鼓励创新。胡主席说：“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农民代表要求政府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政府也的确加大了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地区性差异。提高农村教育水平也是农村发展的重点之一。但是，想要真正缩小城乡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4年，就任总理不久的温家宝承诺废除所有农业税。在此之前，中国从未把土地免费租给农民。对此承诺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温总理兑现了自己的承诺。2005年，农民开始无偿使用土地了。农业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达10％，而美国和德国的这一比例仅分别为1.2％和0.9％。农业所涉及的人口数量也是庞大的：43％的中国人在从事农业生产。

最近几年，凭借周围农田众多的优势，黑龙江省富锦市宏盛镇推出了一项“城乡共建”的计划。该镇在跨区域农业机械、推广农业技术、畜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文化、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极大推动了农业发展规模，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城镇与农村之间还进行了人员交流，相互学习。《佳木斯日报》评论说，这种“城乡共建”模式用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产出，为乡镇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营造纵向民主

中国政府为自下而上力量的增强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胡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充分民主的权利。”我们在前面章节曾经提到过，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并没有非常详细的计划，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决策与自下而上参与的机制逐步摸索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中国人民则在实践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实际劳动。建立在这一结合基础之上的中国纵向民主模式还将逐步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增加透明度。

江西省樟树市双溪村实施了一项名为“阳光村务”的工程。该村希望能够实现“村民与村务之间的零距离”。首先，村民选举出3～5名村民代表组成一个督察组来监督村中日常事务的管理。这项工程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农民的知情权、管理权与监督权，从而推动村子的稳定、和谐与发展”。

自下而上力量壮大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抗议数量的增多。沪杭磁悬浮工程所面临的压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沪杭磁悬浮工程在一片对辐射的质疑声中搁置。

位于上海第一条地铁线终点的莘庄是中国许多个新兴郊区的代表，那里的居民反对建设连接上海与杭州的高速磁悬浮铁路。其实，这一工程本意是造福公众。这项预计投资350亿元人民币的磁悬浮工程在2006年3月就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先进的德国技术将使列车的最高运行时速达到450公里。这一奇迹般的高科技工程原计划于2010年上海举行世博会之前投入运营。

但是，2007年1月上海市政府宣布这一工程的时候，引发的并不是兴奋，而是愤怒。铁路沿线的居民开始抗争。政府官员每天都会接待许多投诉者，网络上的抗议也铺天盖地，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之一的闵行区3月份单日所接待的投诉者就超过了5000人。

2007年1月，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聚集在上海人民广场市政府大楼前抗议沪杭磁悬浮铁路的兴建。为了不违反政府关于示威抗议的法规，他们把这次活动说成是“散步”——凑巧发生在同一时间的散步而已。结果，他们成功了。

2008年7月21日的《第一财经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根据市政府的安排，沪杭磁悬浮工程暂停。”这则消息出自闵行区政府的一位发言人之口。上海市人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证实说：“规划中的铁路沿线居民的关注是暂停的主要原因。政府正在研究这一问题。”很明显，抗议者们已经成功地说服政府三思而后行。

放而不乱，活而不散

2007年10月22日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写道：“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时常觉得，中国人的思维跨度要远远大于西方人，他们经常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不同时期，而西方人最多是按照几十年来划分。甚至现在中国人也是按照一代代领导人的执政时期来区分中国发展阶段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人民会有足够的耐心“摸着石头过河”的。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胡主席说，“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

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应对和平衡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与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另一方面是贫穷落后与薄弱的教育。经济发展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社会现状。其他国家需要三四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考虑到变革的复杂性，我们不得不惊叹中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民明白，没有其他政党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否则的话，政治风险就太高了。而中国共产党也明白，要以人民利益为己任，不可挑战人民的忍耐力。

风口浪尖

德国记者乔治·布卢姆（Georg Blume）在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那么当今中国社会肯定会陷入混乱之中。政治党派、地方黑势力以及暴力团伙都会争权夺利。部分群众也会被煽动起来闹事。这种恐怖的景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事实上，”他继续写道，“中国人从来没有大声疾呼要求实行西方式选举，哪怕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都没有。”1989年的政治风波的确是中国建立一个新社会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危险时刻。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几年前。

20世纪80年代末，通货膨胀现象严重，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抗议。中国人民想要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不愿意继续等待自上而下的调整。

想要了解问题的起源，我们必须回到1984年，当时中国还处在改革的试验阶段，实施的是“商品价格的双轨制”。它的本意是通过设立优惠的价格体系为国企提供支持。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政策也为买卖这些利益打开了大门。商品几经转手之后从国企非法流向市场，价格几乎翻番。商品和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事实上都变成了由市场来决定，对此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该项政策非但没能使国企改善自己的经营状况，而且还为二道贩子提供了便利，这其中也包括负责监管的政府官员。1988年，国企大量利润都流进了私人的口袋中。

可以想象，这种滥用权力谋私利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的强烈愤慨，对于涉及这种严重腐败行为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的憎恨开始蔓延。北京的《经济日报》曾警告说：“倒卖商品的官员正在为整个国家带来灾难。”

为了扭转局面，重新恢复自上而下力量与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的平衡，政府决定进一步放开市场：放松管制、取消商品价格双轨制，由市场进行定价。这一大胆决定并非完全来自于上层，政府是在进行过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支持这一决策并且愿意牺牲自己当前的利益之后才下定决心的。这一行动也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的支持。弗里德曼在访问中国期间曾竭力主张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

1988年3月，价格体系放开。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商品价格上涨了95％，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由于恐慌，人们开始大量购买、囤积商品，从而导致耐用品和生活消费品的相继短缺，进一步加剧了恐慌。1988年5月，新华社极力安抚越来越愤怒的群众：“中国的价格改革需要胆量。我们必须承担一些风险，但是党中央坚信价格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

但是到了1988年8月，商品供应继续恶化，上海市政府甚至不得不开始定额供应食品和燃料。很快，商品短缺情况进一步加剧，甚至在购买饭锅这种普通商品的时候都需要以旧换新才行。城市中的建设也陷入停顿，大量建筑工人失业。回到家乡之后他们发现情况更加糟糕，于是迫于生计他们重新回到城市。大城市中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中一些人不得不搞起了副业。我们不难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容易对国家和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

1988年10月，政府取消价格控制的政策失败。但是，承认错误也没能挽回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中国人对改革已经失去信心，政府也失去了改革试验成功的关键：人们对于最终成功的信心。10年改革成果岌岌可危。

198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创下了自1978年以来的新低。资金枯竭、消费减少、工厂关门、失业率上升、资金流通几近停滞，这些都成为导致人们不满和抗议的关键因素。到1989年下半年，个体户的数量减少了300万个，大型私营企业的数量也从20万个减少到了90600个。

绝望的情绪席卷了全国，一些人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反对情绪日益高涨，一触即发。不久，在一年前辞职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和天安门事件。

参加示威的学生和工人最多的时候几乎有100多万。有些人还用中英文打出了“你好，德先生”的标语，让中国共产党倍感尴尬，因为目睹这一场面的不仅有中国人，还有通过国际媒体观望的全世界。

但是，这种西方国家所大力支持的对民主的呼唤并不是来源于对自由选举的政治渴望，而是出于对中国经济状况，特别是对腐败的失望和不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失去了平衡。在任何时候，对于政府以及执政党的抗议都可能会导致改革的停止，甚至内战。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当我们回顾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应该感到惊讶的并不是当时发生了的事情，而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中国没有爆发内战，没有停止经济改革，没有再次闭关锁国。不知是经过精心思考还是凭借直觉，邓小平决定力保经济改革继续前进。在1990年《人民日报》的新年社论中写道：“我们必须保持稳定。即使我们不得不在未来10年中维持这种低增长，中国最终也会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领导人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谨慎进行进一步经济改革上面。这一平衡最终得以实现，中国的经济从过热转为稳定发展。改革再次成为持续发展的焦点。

1990年的亚运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也是一系列改革的开始。在亚运会期间，邓小平宣布开发浦东——上海黄浦江东岸的落后地区。同年，上海股票交易所开市。负责鸣锣的人甚至激动得晕倒在地。

虽然一方面人们对于稳定局势的信心开始提升，但是另外一方面关于改革方向的讨论再次出现，最终的问题落在了改革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性质上。这一次出面干预的还是已经宣布退休了的邓小平。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透露了邓小平的观点：中国应该坚持思想解放，应该承担一定风险、继续改革，不要受到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争论的束缚。

但是，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著名南方谈话和一些继续改革的指导方针出台之后，人们的争论才逐渐平复：“经济发展是硬道理。”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举行的时候，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和南方谈话已经使得党内观点达成一致。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逐渐淡去，一个新的概念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将来某个时候，中国需要再次回顾这段历史，西方国家也需要不再以1989年作为否定中国今天成就的理由。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治状况误解太深，而中国共产党所做的解释也太少，以致让西方以为中国人民渴望西方民主。西方国家总是喜欢指责在几十年前刚刚开始走向自由和文明社会的中国，而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要知道，从约翰·德·维特（Johan de Wit）领导自由贸易开始，欧洲花了3个世纪才建立了民主的市场体系。美国几乎花了200年的历史才消灭了奴隶制与种族隔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重新审视中国的时候到了

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的过去耿耿于怀，似乎并不怎么想重新审视这个国家。但是，如果中国不断指出西方民主推选的政治家们在当选后多次食言，他们该如何回答呢？如果中国质疑西欧一些联合执政的政党之间的诚信，它们又该如何应答呢？要知道，它们在一个星期之前还在指责彼此的无能和判断失误呢。如果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并不是人类治理的“历史之终结”，那该如何是好呢？

中国政府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再苛刻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我们提到的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各方面的自由度都将继续提高，自下而上的参与也将继续加强。纵向民主虽然有一定的框架，但是它的优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不会因政治党派之间的争斗、政治作秀而浪费资源，而且符合中国人对于和谐稳定的追求。纵向民主模式不是急功近利的，不需要向特殊利益集团低头，也不需要担心选票、游说与幕后操作。只要存在任何可能会影响国家长期利益的因素，中国政府都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

西方民主并非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都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是国家发展最成功的模式。现在中国的纵向民主虽然并不完美，而且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正在逐步发展为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模式。有一个城市已经证明，西方和中国模式共存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那就是香港。十几年前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许多人对于“一国两制”仍然心存疑虑，他们担心香港会变得越来越像大陆。但事实正好相反，大陆正变得越来越像香港。

香港被称为世界上经济制度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它所拥有的也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一直有机会在香港建立民主体系，但是它从未打算给予香港人民真正的西方民主。甚至最后一届港督都不是香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彭定康（Chris Patten）爵士由英国女王任命。而且，英国众议院中从来就没有过香港代表，甚至在1980年英国与中国谈判归还香港的时候都没有。

但是，香港也从未出现过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民主运动。香港人民从未感觉有必要建立独立的民主体系。他们想要的是良好的基础设施、赚钱与消费的自由。他们发现，没有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经济繁荣也很不错。资本主义和一党制体系似乎也能很好地共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西方民主并不能保证经济繁荣，比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就能证明这一点，印度也是如此。

一步步扩大民主

胡主席在中共十七大的开幕式上所作的报告再次显示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心。他还重复了2006年在耶鲁大学演讲时的部分内容，称中国不会采纳西方民主，但是欢迎任何经过实践检验的民主形式。“相比较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中写道。该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

事实上，试验已经开始。四川和湖北的200多个乡镇正在进行党委书记选举试点。龙兴镇党委书记陈国华就是重庆市第一位直选党委书记，他承诺在3年内使当地GDP翻两番，从而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但是，现在他必须接受每年一次的政绩评估。如果遭到三分之一以上人民的质疑，他就会被解职。政治家们可以自上而下设立实现目标的框架，但是判断权在人民手中。

在中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纵向民主体系中，行使领导权的并不是个人，而是领导集体，所以在中国难有像罗斯福、布什或者奥巴马之类的人物。恰恰相反，大家提到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只是江泽民或者胡锦涛。在中国，人们所特别看重的领导者素质并非个人智慧与魅力，而是能够为大家营造通向成功的大环境的能力。

《危机时代的领导》（Leading in Times of Crisis）以及其他许多管理与领导书籍的作者斯蒂芬·莱因史密斯（Stephen Rhinesmith）是我们的好朋友。在与他交谈的时候，我们曾多次探讨过中国的纵向民主模式与企业领导艺术的相似点。事实上，斯蒂芬提出的宏观引导式领导与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评论说：“宏观引导式的CEO更关注决策的大环境，而不是自己提出解决方案。他们为企业营造价值观、提出总体目标、建立高效的领导队伍；他们重视员工，为员工的参与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文化；他们坚信恰当的程序会产生最佳决策，而且一旦做出决策就会坚决执行。”

任何一个CEO如果能使企业发生像中国这种成功而且彻底的转变都会得到众多赞誉。但是在政治领域就不一样了。2009年1月12日的《时代》（Time）周刊中一篇关于民主的封面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大标题：“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实行选举制，但是真正的民主仍然遥不可及。”现在西方国家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利来评判世界任何国家的“真正民主”。

但是对于以政绩来考量纵向民主的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很有可能会成为它们摆脱贫穷落后、从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良方。

中国的纵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之上的。西方人理解中国民主的困难就在于他们从来不会注意到自下而上力量的存在。但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偏远的村庄中的18位农民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农业政策——从集体农场到个体耕种——的故事。

从农业迈出第一步起，中国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在持续壮大，而且还将继续壮大。这样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相互作用的体系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体系：政府信任人民，人民也信任政府。这一模式适合中国历史、中国人的思维以及对于和谐稳定社会的追求。而且，随着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开放，反对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一代人建设完成的，而是经过几百年才逐渐成熟的。中国仅仅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它还将继续前进，不断增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力量之间的平衡。

我们相信，如果西方国家认同中国逐渐演变的纵向民主和经济发展，而不总是着眼于中国改革成熟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那么整个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民，都将大大受益。

支柱之三　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

在中国当今的纵向民主体系中，国家的长远目标是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的。政府制定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而人民各尽其责，在保持和谐与秩序的同时允许多样性的存在。

30年前，中国就像是一片大森林，所有的树木都必须是一样的，不允许标新立异。但是事实证明，这种高度一致的森林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邓小平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允许多样化的存在，为中国的生存与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

最好的办法就是逐步重新造林，看看哪些树木能够存活，哪些不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让森林里的树木自由生长。

想把寒带针叶林改造为热带雨林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西方国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中国的。它们也想改造中国这片森林。

“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从来就没有倾向过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瑞士比较法研究所（Swiss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Law）的中国法专家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教授在《战略》（Supraplaning）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指出，中国21世纪的政治体系仍然在遵循传统的金字塔模式。

邓小平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并不是要三天两头把森林中的树木连根拔起，或者改变森林的生长地。他也没有想要改变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等级关系。

规则的舒适性

历史上适用于中国社会的东西现在仍然适用。在一定规则内行事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都是遵循一定规则的，包括一些我们自己所制定的规则。但是，纵向民主体制的规则是不同的，它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之上，而且要努力维持它们之间的均势。

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便开始在更大范围内体验自由，但是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责任。规划森林，使人们可以栽种新树苗、进行新试验，固然很重要，与此同时，邓小平坚持了大的政治框架——社会主义，在这一大的政治框架内制定新的经济框架。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也许有些矛盾，但是以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来看这再正常不过了。

重塑价值观与文化

中国的总体经济目标是在2010年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政府并没有就具体步骤给出详细说明。越来越自由的经济环境使人们可以参与其中并且从中受益，而且使人们保持了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动力与热情。

邓小平重申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大巨变，毕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可能还回响在许多人的耳边。

1976年之前，中国所有的企业都由国家管理。人们理解他们自己只是国家这个大项目中的一部分，互相之间没有阶级与身份之分。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公社，人们都习惯于执行命令。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就是解放思想。只有人们学会独立思考之后才会有个人目标，才会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这些个人目标都必须以一个大目标为前提：“消除贫穷落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为中国人民设立了一个大的框架，人们可以在其中自由发挥。改革的最重要关注点就是发展经济。

这与苏联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没有营造一个良好大环境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雄心从经济扩展到文化、农业、教育、社会福利和政治领域。他没有通过设立适当框架引导人民，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也没有听取自下而上的建议，因此改革失败、苏联解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邓小平对于改革的看法就务实多了。他是循序渐进、依靠集体力量来实现的。在全国性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邓小平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了共同建设现代化。摒弃盲目的教条主义，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局面令人非常担忧。不管是森林还是树木的状况都不怎么好：营养不良、士气低下，解放思想的号召给了人们“出水才看两腿泥”的活力。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很贫困，工作效率非常低。就像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那样，集体农业的状况尤为糟糕，国企濒临破产，私有企业根本不存在，科学技术也落后世界好几十年。难怪在1978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邓小平大声疾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由于邓小平所提出的新框架以及他对教育和商业的态度，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数量激增。这是多么大的转变啊，要知道，在此之前他们唯一能追求的目标就是融入工人阶级。

邓小平提倡市场经济的想法并非不受质疑。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称他为“走资派”。但是，资本主义并非中国从西方借鉴的第一项事物，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于西方。也许邓小平对于西方的包容心态与他在法国留学的经历有关，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的务实心态可能更重要，正是这种心态使他能够借鉴资本主义中的积极因素。“走资派”这顶帽子实在有点委屈他了，他也不会沿着西方足迹走。他只是借鉴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现代化。他逐渐意识到，中央集权只会妨碍改革。

以中国的思维方式前进

在决定目标和策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了“主要矛盾”的概念。中国现代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新的主要矛盾息息相关。在这种大背景下，为引领中国进行历史上最大的转变，邓小平在1978年指出了一个新的主要矛盾：

“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成为新的政治纲领的这个主要矛盾在邓小平执政初期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并且一直保留到现在。它平衡了社会主义原则与现代化的物质需求。邓小平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解放生产力”，实行市场经济。其结果就是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还有随之而来的放权。中央政府放松了控制，人人都可以得利的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了一个共同目标之下。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矛盾是对于当前现实中急需关注问题的客观描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不断解放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消除贫穷与落后的目标写入了1978年宪法。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大体分“三步走”：

1980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

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

2000年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横向民主体系中，任何超过任期的目标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竞选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许下诺言，然后因为时间限制而无需负责。关于2020年或者2050年的环保目标承诺尤其如此。第二，非常有意义的承诺可能因为其他政党的当选而被废弃。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则保证了它会坚持自己的承诺。

在兑现承诺方面，中国做得很不错，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是超额实现。中国的GDP从1980年的2514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7956亿美元，2000年更是达到23718亿美元。人均收入也从1980年的251.4美元提高到2000年的2371.8美元。（以上数据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仍将坚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一目标。

胡主席曾多次说过：“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样看来，深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关心人民生活正是中国共产党经久不衰的原因。

上下互动，实现目标

如果一位CEO拥有一支高效管理团队，而且业绩突出，那么人们是不会把他赶下台的。想要使管理层与员工共同积极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之中就必须把责任分解给各个层次。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上就强调了以下几点：

►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政治体制改革……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中国共产党2002年和2007年的党章都提到，“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如果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第三大经济实体宣布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最好能够明白中国人对它的感受，而不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猜测中国的政治。

在中国，“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这一总体目标从未改变，但是在这一大框架下中国发生了巨变。

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凝聚了自己的天才思维、政治直觉和战略计划。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的伟大精神。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家可以看到八大支柱如何浮出水面，当然中国人对它们的命名未必与我们一样。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在上一章所描述的支柱之二都尤为重要：保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的平衡。

竞选承诺与战略目标

在西方的横向民主体制中，每次竞选的时候政治家们都会竞相抛出最诱人的施政目标，美国如此，欧盟也是如此。2000年，欧盟就曾宣誓要使自己“在2010年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知识经济实体”。

比较一下这一从未实现的宣言与自从邓小平1979年宣布中国要在2000年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吧。邓小平知道经济发展是解决贫穷落后的唯一途径。与之对比，欧盟不仅没有倾听人民的心声，也没有为企业家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那么政治家提出的宏伟目标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在中国的纵向民主体系中，提出的目标并非竞选承诺，而是可以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合作实现的切实可行的目标。

在中国的纵向民主体系中，目标是由上层领导制订的，但是源于基层的心声，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经过试点之后再实施的。中国的目标都是以创建和谐社会为大前提。未来几十年中国需要什么？中国需要如何适应外界影响？中国如何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在这一大前提下进行，而且正因为这一大前提，人们不会感觉受到了限制，而是得到了引导。

在这些总体目标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在“保持群体一致性”的同时设立、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全身心投入到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小康生活的过程之中。这样看来，中国最初的新制度是自下而上由一个偏远村庄的18位农民来推动的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们决定放弃集体耕种，把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从而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农业新制度。他们的故事详见支柱之二。

在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这些农民自下而上的成功试点迅速推广到了全国。1982年，中国修正了宪法，把这一重大农业政策改革写了进去。农民看到了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果然，在很短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就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动力与竞争是最大推动力。

改革的再深入

尽管在改革初期农业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有些停滞。在与农民、基层官员交谈后我们发现，制约农业加快发展和提高机械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每户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有限，而且不能随意合并。2008年秋天，农业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农民第一次有了土地出租权。在此之前，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因此不能转让土地使用权。但是，根据新的政策，农民可以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进行转包、出租或者交换。

其实，土地转让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已经存在了，这也是政府采纳自下而上经验的又一例子。这一新框架对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非常有创意。中国有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就是来自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的一次大决战。它从多方面刻画了中国人的战略与精妙的战术，以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的聪明才智。

草船借箭

南方的孙权与刘备联军决定在赤壁与长江对岸的曹操决一死战。借助大雾的掩护，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命令士兵把20艘装满稻草人的小船驶向对岸。以为受到攻击的曹军朝着这些小船一阵乱射。然后，满载十余万枝箭的小船回到了孙刘大营。诸葛亮用这一妙计从敌人手里获取了大量兵器，这个成语也被沿用至今。

充分的自由是设立目标的前提，“借箭”就是实现目标的一个巧妙开始。早在1978年8月，掌管中国汽车业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就已邀请通用、福特、丰田、尼桑、雷诺、雪铁龙、梅塞德斯-奔驰、大众和其他一些汽车厂家前来中国。这次的新框架就是合资企业。中国人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共担风险”。

大众是首批进入中国的国际汽车制造商之一，与中国大陆首次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在邓小平经济改革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政府计划利用外国的资金与技术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草船已经就位，箭也从四面八方射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国人慢慢把箭从合资企业这艘船上拔了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似乎是一个可以使百花齐放的时代，但事实上只有具有非凡企业家精神的人抓住了这一机遇。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国企的工人，而当时的国企外表看起来就像红杉林一样高大，只不过内里却很虚弱。这些人的心态还远远没有跟上形势。

早期能够进入国企采访的西方记者都发现了那里的问题：硬件落后、管理松散。1979年参观重庆一家钢铁厂时，一位日本记者惊讶地发现那里竟然还有一台140年前英国生产的蒸汽压路机。而来自《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在参观完桂林一家国有丝绸厂后报道说：“和中国的大部分工厂一样，桂林丝绸厂的工人工作并不努力。这种懒散的工作态度将会成为这个人口大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为“森林”施肥

改造一家传统企业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而这正是中国所缺少的。毛泽东执政期间是不欢迎外资的。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谨慎与智慧。为了避免万一引进外资失败而引起太多的麻烦，他设立了一些试验区来检验它的效果。

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指定了4个经济特区，允许它们进口外国产品和技术，也允许从这里出口中国产品。这一新政策为中国所急需的外国资本打开了方便之门。中国利用外资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

1）海外贷款、出口信贷、海外债券的发行。

2）外国直接投资，包括成立中外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

3）国际租赁、补偿贸易、加工与装配、海外股票的发行。

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8827亿美元，其中包括6919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中国利用外资的势头仍然强劲，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783亿美元，其中748亿美元为外国直接投资。

推广试点成果

从1980年开始，中国首先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和海南省。后来，中国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在一些大中城市设立了15个保税区、54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高新科技园区。中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们在这些特区、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中享受到了高度的自由与支持。

开放的沿海城市中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在中国的家：天津。它是中国4个直辖市之一，直接归中央政府领导。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就设在这里。2006年访问天津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戴相龙市长的热烈欢迎。戴市长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现在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他是带着一个使命前去天津任职的。他的目标就是把天津发展成为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中心和国际重要港口。天津还被规划为继深圳和上海浦东之后的第三大经济试点区。

环渤海经济圈是中国三大经济区之一。在过去20年中，上海和香港一直独占鳌头，但是现在外资似乎开始向天津和滨海开发区倾斜。胡主席在2007年也曾说过：“天津滨海新区将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戴相龙市长的任命对于吸引外资和天津的金融中心建设都是一个利好消息，比如说，空客A320的第一家总装工厂就选择在了天津。渤海银行也是10年来获批的第一家国有银行。天津还计划设立中国第三个股票交易市场。而且，活跃的金融领域必将刺激服务业的发展。

我们非常看好天津。2006年，我们受到了戴相龙市长的热情欢迎，还参观了滨海新区。我们的所见所闻坚定了我们在天津落户的信心。而且，戴市长、崔副市长以及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在创办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的时候都给予了我们莫大支持。陈宗胜博士是学者从政的杰出代表。从政之前，陈博士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学者，出版过20多本经济学著作，还提出了衡量中国经济私有化的模式。早在2000年，陈博士就通过计算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市场化已经达到65％，这一结果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他告诉我们，自己之所以从政是因为想要迎接新挑战、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并且从更广阔的天地中学习。

崔副市长还和企业家王巍以及亚洲商学院（Asian Business School）一起参照纽约的美国金融博物馆和伦敦的英格兰银行博物馆的模式建造了中国金融博物馆。该博物馆展示了货币从贝壳到金币再到早期纸币的演变，介绍了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20个重大事件，还建立了名人堂来介绍在这一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20位功臣。博物馆位于天津市区一家雄伟的新建大厦中，于2009年秋天正式对公众开放。该项目的主办方称：“有必要更新人们的金融知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金融创新、支持和谐发展。”

旧貌与新颜

我们经常与朋友张海花谈论天津的变化，她本身就是天津人。当我们问在她小时候天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她说当时的天津是一个只有800万人口的小城市，以重工业为主，但在50公里以外有着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

在毛泽东时期，张海花的父亲是红星国有收音机厂的领导。在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之后不久，她的母亲被任命为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成员。在此之前，她的母亲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了25年，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0块钱。“我还记得母亲在开发区动工之前带我去参观时的景象。那里除了荒地什么都没有。”张海花回忆说，“但是母亲转身对我说：‘总有一天这里将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地标之一。’”

张海花母亲的预言已经实现。天津经济开发区的GDP在几年前就已经超过了全天津市区。现在耗资数十亿的填海工程仍在进行中。

25年前，邓小平就是站在这块盐碱地上宣布：“开发区蕴藏着无限希望。”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崛起与深圳和广东的其他城市都不同，它在发展的初期就强调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策略。天津这个北方大港严重缺水而且水质发咸，这对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工业发展是个严重威胁。而现在，3个污水处理厂每年可提供1亿2000多万吨的净水。

天津还正在与国家海洋局合作建造海水淡化设施。完工之后，它每天将提供10万吨的淡水，其中的80％可以供周围居民使用。天津经济开发区还有一套关于可持续能源的完整“生态工业”计划。在生产的每个环节，从原材料到工业成品，都控制了排放，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这也是3R运动的一部分：Reduce（减少）、Reuse（重复使用）与Recycle（再循环）。

过去20年中，天津经济开发区吸引了许多国际知名公司在这里投资建设了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其中包括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日本的丰田汽车和韩国的三星电子。

新的“金饭碗”所提供的薪水不菲，天津也给人“守着金矿”的感觉，这与天津曾经非常纯粹的无产阶级氛围已经大相径庭。但所有这些在海花的母亲看来还远远不够。“你下海了吗？”人们经常这样问自己的熟人。张海花的母亲下海了，而且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入。但是，尽管在这个更加自由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中发生了这一切，尽管政府鼓励人们建立自己的小企业，人们骨子里仍然残留着过去的意识形态。

张海花还记得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母亲坚持开车送她进校园，当时她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其他人都是骑自行车的。她的母亲似乎也对赚钱有种负疚感，为此她甚至为司机们购买公寓、提供额外奖金。

框框太紧的困局

“大树不应参天。”当有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太多钱的时候奥地利人总会这样说。在中国，大树所触碰的不是一般的天空，而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天空。邓小平曾宣布新的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体系都适用的优化产品分配、提高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但是，如果这一手段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怎么办？在改革初期，一个叫做“傻子”的人就制造了令人头疼的麻烦。吴晓波在《中国巨变》（Emerging China）中讲述了这个“傻子”的故事。

1979年，“傻子”靠炒瓜子为生。他的瓜子非常美味，“傻子瓜子”的名声也非常响。后来，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他雇了12名员工，这使他一下子从个体经营者变成了一个可憎的“剥削者”。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说过：“雇佣8名员工以上的人就已经不是小业主，而是剥削大众的资本家。”“傻子”可不管这些。到1982年的时候，傻子每天卖出的瓜子有9000公斤，“剥削”着105名工人。真是傻得可以！

有哪个林务官会砍掉生长茂盛的树呢？邓小平用一句话平息了批评的声音：“放两年再看”，并且鼓励私营企业继续发展。截至1985年，大约有1200万私营企业注册，其中的许多企业所雇用的员工大大超过了8个。中国农民从来就不缺乏智慧，哪怕是在自己的才能被意识形态的框框束缚了30年之后。

从废铁摊儿到上市公司

在《中国巨变》一书中，哈佛大学前访问学者吴晓波还讲述了杭州市萧山区一位农民的故事。他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好多年，没有人注意到他在搜集废铁。1978年秋天，鲁冠球一定是想到了利用这些旧材料的好方法。考虑到当时汽车的数量还不多，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他开始利用这么多年所搜集的废铁制造易磨损的汽车备件。为了寻找客户，他在交易市场的外面设了一个小摊子，因为当时只有国营企业才能进入市场销售。他的产品定价比市场内低20％。1993年，这家小公司成为第一家在中国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乡镇企业。

在一些地方，官员们还采取了所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这其实也是政府有利于小商小贩发展的商业政策。小贩们乘坐渔船从特区带来布、电子产品和五金商品等。小型市场很快繁荣起来，还有一些二道贩子把这些商品卖到乡下。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秘密建立了一个生产五金件的小作坊。当有官员来检查的时候，他和其他农民就装作在田间劳动。等检查的人一转身，他们就回到作坊继续生产五金件。

接下来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如果是在德国或者肯塔基州，那么也许会被誉为创业的典范与新型社会经济模式。吴仁宝一步步把这个设在地头的秘密五金件作坊发展成为一家生产化肥喷洒剂的工厂，还利用工厂的赢利建造了一个贸易园。2005年，他的企业发展成利润高达26亿欧元的股份制公司。

他还让所有村民都成为了企业的股东，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住房、福利和其他奖励。现在在华西村打工的外来人员有数千名，他们在这里的收入比在家种地要高好几倍。2006年，德国《明星》（Stern）杂志刊发了一篇关于华西村经济崛起的报道，题目就是《华西村的好人》。

朱镕基

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设计师，那么朱镕基就是具体执行者。1991年，在邓小平的推荐下他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一职，主要负责经济。当时，经济已经开始腾飞，但是供需关系仍然不平衡，金融体系混乱，国企的改革也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使得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提高市场的自由度。

朱镕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统一的税收改革，盘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他还再接再厉进行了汇率改革，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大大提高，中国对外资也更具吸引力。接着，他还有选择地逐步对部分国企实行了私有化改造。

山东省一个县级市在国企改革方面迈出了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步子，这个市成功的秘诀只有一个字：“卖”。党中央的指示中说：“一些小型国企可以租赁或者卖给集体或个人来管理。”根据这个指示，该市市长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两家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结果就是，这个市通过不同方式把272家国企和集体企业卖给了个人。

1997年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国企面临的是不改革就会举步维艰的局面。其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产权不清晰，政府与国企之间的界限不分明，资产的所有权不明确。1997年6月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许多亚洲国家陷入破产的边缘。在4个月之内，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几乎贬值50％。韩国的货币在两个月之内贬值了50％。尽管中国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但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大跌，民众的消费意愿也受到很大影响。民营企业形势岌岌可危。但是最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居然大大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

199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这是解放思想的第三个伟大历史进程的开始。“抓大放小”的方针成为修剪中国“红杉林”的新政策。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正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个过程中也充斥着放权与收权、试验与失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曾被批判的私有经济发展到占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二，一度不景气的国企重新焕发了青春。

21世纪中国的发展框架

在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中，经济政策一直处于改进之中。2007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正式确认从过去单一关注经济发展转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保护环境。

胡主席在报告中提出：“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认为使中国一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明星的原有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模式——“科学的发展模式”已经形成。

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考虑到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胡主席提出的目标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

2008年，北京几乎6％的GDP都用在了研发上面。胡主席说过：“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

也就是说，中国计划进军现在主要由西方控制的领域。可以指望，这些与生物能源、污染处理技术和废物处理相关的新产业再加上传统农业和制造业的创新肯定会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在现在的经济发展中必须考虑到能源使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问题。就像胡主席所强调的那样，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

这只是空头支票吗？好像不是。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状况，中国政府已经发现滥用职权和腐败会导致人民的不满，这有悖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胡主席说过：“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关于经济、环境、文化、社会和政治问题越来越公开的讨论正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层自信心增强的体现。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都是非常宏观的框架：

1）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2）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3）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些都是宏观框架，还不是实施细则。这一指导思想现在已经转变为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掌握好放权与控制的平衡

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是开放比较晚的领域。在一个更加重视集体而非个人的社会中，整体的和谐更为重要。为了整体的利益，一些破坏和谐的言论会受到压制。许多年来，由于害怕不和谐，媒体受到了诸多限制，但是这一情况也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人民与政府的思想越解放，就越能容忍批评。现在，人们正自下而上地为建设新社会而团结在同一个目标下。

但是出版业仍然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这一事实是连做了许多努力的报业大亨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都无法改变的。“在中国我们所做的努力简直就是撞南墙。”经过10年努力、想要在中国传媒业这个大蛋糕中分得一杯羹的他在2006年9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此总结说。他软硬兼施都没有任何效果。不过，严格控制媒体的并不只是中国一家。即使美国对外国人拥有多种媒体也有严格限制。默多克这个澳大利亚人加入美国国籍绝对不是偶然，不过也许他还会转向中国的。

但是令这位传媒帝国的掌舵人非常高兴的是，他也许可以通过另外一种私人渠道建立与中国的密切联系。他的夫人邓文迪就出生在江苏，她的父亲是广州一家工厂的经理。她本人从十几岁才开始学英语，10年后就取得了耶鲁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用《中国日报》澳大利亚籍编辑白李诚（Patrick Whiteley）的话来说，邓文迪是“现代中国的象征：聪明、勤奋、思维敏捷、雄心勃勃”。

默多克对中国市场的觊觎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媒体消费市场。2007年，中国出版的日报有1000多种，但是中国的电视市场还有待开发。与美国的1500多种和德国的650种相比，这个数字并不是特别庞大，但是它仍然在不断增长之中。中国为什么要把这一市场拱手让给外国公司呢？中国人的策略非常高明：放出经过时间检验的“草船”，然后退后等待，最后把“箭”拔出来。

中国的科学发展观

最近几年，“科学发展观”这一新概念不断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这是以胡锦涛为首的领导集体所提出的执政新概念，也是理解中国发展和未来趋势的关键。

科学发展观的四个基本要点分别是：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用有些拗口的官方语言来说就是：“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政策都需要不断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要求和变幻莫测的世界形势。中国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可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推陈出新来满足这些需要。

政治领域：中国纵向民主的成熟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进程是息息相关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保证政策长期性和消除以选举为导向的行为的负面影响前提下发展、加强和扩大选举法规。如果一党制已经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元化，那么除了中国人之外谁还有权力要求改变它呢？中国共产党何时将会丢掉蛹的外壳，放飞蝴蝶，时间将告诉我们这一切。

军事领域：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殖民地，也没有扩张的野心。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这样描述国防目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而且，马英九领导下的台湾政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统一的希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中国的“一国两制”的确是个英明之举。

经济领域：21世纪的目标已经确立：把中国从世界工厂改造为世界创新实验室。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除了保持经济增长之外就是保护环境。

文化领域：在重视传统的同时强调创新。在艺术领域，艺术家们冲破统一的社会模式各抒己见。他们已经摆脱了旧的规则与价值观，想象力与创造力正展翅待飞，而这一切都是在解放思想的框架内发生的。

支柱之四　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就是冒着一定风险通过反复尝试探索未来的道路，“实事求是”。

当开始朝着某个目标进发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样的挫折和机遇。我们必须要从实践中学习。这就是邓小平的格言“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思想。

目标是有一天可以到达河对岸。你从未走过这条河，但是知道河床上有石头，你相信这些石头可以让你落脚并告诉你方向。你也许还要在某些石头上停留一下，以积聚力量继续前行。还有一些石头可能会迫使你改变前进的方向。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走不通了，就得退后几步，重新探路。

支柱之四就是关于中国对于未来的探索。它所涉足的是全新的领域，并将继续努力到达新的社会经济体制与和谐社会的“对岸”。中国在一路走来的过程中成长起来，明白了哪些东西是行得通的，哪些是行不通的。中国一直在边干边学，也摔过跟头，也失败过，但是它一直坚持前进，并且一直着眼于安全到达河对岸这一目标。

熟悉中国和中国历史的人肯定知道“战略”这个词语。战略就是建立在高瞻远瞩基础之上的总体目标，它所设定的是一个大的框架，但是并不会决定细节步骤。

战略是中国人思维中的重要部分。他们高度重视聪明机智的运筹。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曾不费一兵一卒用巧妙的战术从曹操那里得到了大量武器，成为走向最终胜利的重要一步。我们在支柱之三中曾经讲述过这个杰出的战术范例：草船借箭。

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体现。总体目标已经明确界定，中国为到达河对岸进行了战略规划和战术部署，同时留出了灵活应变的空间。

到达河对岸

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那么就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发展中如此重视反复试验的方法。而且，反复试验还和中国传统思维的另一精华“实践出真知”结合了起来。

从改革一开始，中国就运用小规模试点的方式来检验哪些东西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法规、保险、制度、教育模式、投资模式，甚至文化领域的一些做法都是在进行试点之后再向全国推广的。对于如何保留北京传统文化的探索也是如此进行的。

根据胡主席所宣布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指示精神，教育部正在10个省市进行传统京剧的普及试点。每个试点省市遴选10所小学和10所中学作为试点学校，在音乐课上向学生教授诸如《红灯记》和《智斗》之类的经典京剧剧目或唱段。这一试验将大大推动京剧的发展，如果效果比较好，教育部将把这一教学内容向全国推广。

据《中国日报》报道，京剧《赤壁》将会在改编之后登上国家大剧院（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的舞台，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报道中说，“一些主要场景，包括草船借箭（在支柱之三中已经有所介绍），都会进行改编，使之更能引起共鸣。”我们期待这一剧目的上演，但是也担心自己仍然无法理解京剧中高度象征性的表演。

河中漩涡

中国人并没有期望政府能够照搬瑞典的福利模式，但是如果现在的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也很有可能会引发矛盾。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任务已经不仅仅是应对经济问题，还需要改善文化质量和环境质量，特别是在农村。

大批农民进城打工就是为了赚钱，赚到比在老家时更多的钱。但是，国家有了更高的目标，人民也有了更高的追求。

商务部的一个项目就是基于对农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视。该项目就是为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一样的购物环境。“千村工程”是在2006年首先在黑龙江省启动的。

作为黑龙江的重要城市之一，富锦市出资对农村商店进行了改造，并且在每个镇选出一个购物环境模范商店。这些模范商店如同连锁店一般，使用统一的布局、统一的服务标准、统一的销售模式和统一的管理培训。这一试验大大改善了农村商店的经营状况，而且据《佳木斯日报》报道：“从根本上阻止了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现在，商务部正在把这一项目向全国的其他省市推广。

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了农民的需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

中国在提高生产与设计标准方面进行了相当大的投入。中国在不断适应21世纪的需要，与此同时它也不能不顾自己的历史条件。改变人们的心态可比改变生产工艺困难多了。

经济“大石”

早在1979年，中央政府就收到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申请，希望能够“先走一步”。邓小平对此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经济特区”。当时的官方报道是这样的：“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就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

邓小平所采取的试验策略使一些地区成了大型经济实验室。邓小平首先选择的是南海边的三个小渔村。其中之一就是毗邻香港的深圳，1979年的时候那里只有2万居民。那时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深圳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际大都市。从香港乘坐火车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深圳，但是进入深圳边境仍需有中国的签证。

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本身就是一个突破。经济特区的建立与成功是“摸着石头过河”中的一块“大石头”，它也成为中国经济的坚固基石和改革的象征。

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在这里投资设厂，进而实现商品出口，这些试验区拥有更加灵活的市场政策，在税收和外汇管理方面也有一些优惠措施。20世纪80年代后期，另外一个现在已经家喻户晓的人物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他就是江泽民。他的任务就是在确保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

1990年，邓小平宣布了开发浦东的决策，这一点我们在支柱之二中曾经提到过。一条黄浦江把上海分为两大块，浦东就在它的东岸。巴黎的塞纳河两岸发展非常均衡，伦敦的泰晤士河两岸也是如此，但上海有所不同。黄浦江西岸的浦西在20世纪初就开始繁荣起来，但是东岸除了农田之外就是一些陈旧的工厂和民宅。1990年，中央决定让这块土地充当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97年访问上海的时候承认，当初中国宣布开发浦东的时候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句口号而已。2001年，曾经担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称赞浦东为“上海现代化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当今的上海在许多来访者眼中已经是世界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浦东的GDP已经从1990年的6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了2007年的2710亿元人民币。

富有想象力的中国人民

西方人钦佩浦东的成就，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想象它是如何在“共产主义中国”发展起来的。2000年首次一起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们有幸见到了“浦东先生”赵启正。我们的会面开始的时候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坐在非常宽敞的会客室，四周排满了宽大的沙发椅，我们所有人胸前都戴着彩色的小花束。但是开始时的那种正式气氛很快活跃起来。

赵启正1963年读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核物理专业，他的事业的前20年都投入在了科研、设计与生产上面。他对世界的看法非常开放。在《浦东奇迹》（Pudong Miracle）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学会用世界的语言来与国际社会对话，克服文化的差异来破解难题，以国际贸易通用的规则来修正原有的经济行为。”

在1991到1998年间，赵启正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兼浦东新区第一任管委会主任，为上海的发展以及如邓小平在1990年时的期望那样“进入快车道”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浦东奇迹》一书第三章《规划浦东：吸纳世界的智慧》中，赵启正写道：“一个新兴城市的建设必须集中各方智慧，做好长远规划。这就像有了一块好料子，想做一件高档的时装，裁剪之前必须精心设计。如急忙动手，万一剪坏了，哪怕再缝几颗金纽扣也无济于事，还会遭人耻笑。浦东开发，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慎之又慎地开始精心规划的。

“浦东的‘形态开发’就如同建设一个足球场，而‘功能开发’就如同经常举办足球赛，有效地经营这座场地。我们建好了足球场，就需要中外的著名球队上场竞技，并按国际规则裁判，让众多观众喝彩。所以，‘形态开发’是服务于‘功能开发’的，这是浦东开发中的重要信条之一。用世界智慧、世界水准和世界眼光规划好功能和形态，则是开发浦东的重要秘诀。”

在这些年中，赵启正感受着人们对浦东的赞扬，也发现了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他对于“中国威胁论”动机的分析非常中肯：“西方国家关心甚至担心中国的崛起，担心会对由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秩序产生影响，从而挑战它们的霸权。”

浦东在深入发展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环境保护。为了更蓝的天空、更绿的草地和更纯净的水，上海出台了各种措施努力控制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还在浦东偏远地区建立湿地保护区。

浦东的经济目标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在2010年之前保持两位数的年增长率。2009年2月，网络杂志e-Pudong报道说，全球金融危机对上海浦东的影响比较有限。

从经济威胁到商业范例

其实，另外一个领域也有与浦东类似的情况。

中国国有企业与成功的经济特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另类特区”。改造这些起点极低的国有企业是中国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在改革早期，中国第一批企业家横空出世，他们的成就绝不亚于那些名扬世界的美国企业家。大多数建筑师都认为改造旧房子比建造新房子要困难得多。国企不仅是“旧房子”，从某些方面来看简直就是废墟。

1984年，35岁的张瑞敏被派往了这样一个国企废墟——青岛的一家电子工厂。这家拥有接近600名员工的工厂每个月生产的冰箱还不到100台，而且质量也很有问题。工厂处于破产的边缘，员工的士气也萎靡不振。早晨8点开始上班，9点开始就有员工陆续离开。据张瑞敏回忆，到10点钟的时候“你往厂子里扔颗手榴弹也伤不到一个人”。而且工厂的环境也非常差。地上堆积着厚厚的尘土，下雨之后人们不得不在鞋底下垫上绳子，用绳子把鞋子从泥浆中拉出来。张瑞敏最初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墙上贴了这样一幅告示：“禁止在厂区内随地大小便。”

但是，想要使这些对立情绪强烈的员工彻底转变态度，仅仅做这些是不够的。

张瑞敏的一次发怒使得青岛“大锤事件”名扬海内外。一天，张瑞敏再次接到顾客对冰箱质量的投诉时，他忍无可忍了。自学过西方管理模式的他从工厂中挑出了76台有瑕疵的冰箱，把它们排成一排，然后宣布，这些冰箱要全部砸掉，谁干的谁来砸，并抡起大锤亲手砸了第一锤！很多职工砸冰箱时流下了眼泪，毕竟每台冰箱的价格都相当于他们两年的工资。这件事让他们清醒了。

张瑞敏向员工们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他不会容忍质量的A、B、C或D等级。对他来说冰箱质量只有两个标准：合格和不合格。

张瑞敏就这样一步一步把这个毫无生机的国有冰箱厂改造成为今天的海尔集团——中国最大的家用电器生产商，每年的销售额达到21亿美元。作为CEO的张瑞敏仍然在不断探索新战略，海尔现在已经涉足电脑、电视和DVD等行业。他还在美国兴建了一个冰箱工厂，并且还计划在欧洲设厂。“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全球公司。”他说。早期的时候，张瑞敏曾经向西方国家和日本学习。如今，海尔的商业案例已经编入了多所大学的教材：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洛桑管理学院、欧洲商学院和神户大学。张瑞敏的管理才能和多元化发展战略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其实，海尔集团只是众多企业的一个代表而已，它们的身上蕴含着中国的未来。

中国奇迹

1984年，张瑞敏只是许多创业才能有了施展空间的第一代企业家中的一个。我们不知道30多年前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车库更小，还是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值班室更小一些。柳传志当时在北京北部中关村一家享有盛誉的计算机研究所担任工程师，他的办公室就在大楼的入口处。由于工作过于清闲，无聊且失望的柳传志成立了一家公司，以公司61％的股份为交换条件从中科院募集到了35000美元的启动资金。他当时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将英语操作系统翻译成中文，并且使其在中文环境下运行。1987年，联想公司（英文名为Legend）研发出了联想汉卡。

联想集团在创业初期颇为坎坷，后来逐渐成长为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这一切都有据可查。集团下一步的发展需要一个新名字，于是新任CEO杨元庆把它的英文名字从Legend改为了Lenovo。2005年初，联想集团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经历了几年的谈判之后，它以12.5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IBM公司的个人电脑部，在一夜之间成为继戴尔和惠普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个人电脑制造商。在柳传志骄傲地宣布自己公司的利润将达到200万元人民币的20年之后，联想集团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205亿元人民币（30亿美元）。

但是并非所有在这一创业热潮中成立的企业最终都是名利双收。在中国南部的经济热点区域珠三角，一家小县城酒厂的经理注意到广州人都在喝可口可乐。于是他萌发了生产一种特殊软饮料的想法，回到工厂之后就开始研制在饮料中加入一种可以激发运动员活力的成分。到了20世纪90年代，健力宝、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一起成为中国软饮料市场上的三大畅销品牌，在接下来15年中健力宝本来有望成为最受欢迎的功能性饮料。但是，由于管理不善和日益激烈的竞争，2005年健力宝公司的负债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1亿2100万美元）。2007年2月，健力宝前总裁兼CEO张海因为挪用公款被判入狱15年。

相比之下，在深圳贩卖玉米起家的王石就幸运多了。他发现人们对于进口商品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利用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从这里进口各类商品。后来，王石利用这些原始资本创建了万科集团。时至今日，王石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也是最为成功的中国商人之一。

中国国内的经商环境越来越好，外部世界也开始逐渐留意中国的经济潜力和机遇。

新兴市场

就在张瑞敏抡起大锤把员工们砸醒的一年之后，也就是中国第一批雄心勃勃的企业家投身于市场经济浪潮的10年之后，澳大利亚律师杰夫·贝克（Geoff Baker）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当时杰夫在东京担任律师，他的日本客户正在寻找机会打入新兴的中国市场。“这是真正的开拓之举。”他说。杰夫在中国的第一次亲身体验是在1994年的冬天。他向我们讲述了首次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官员会面时的有趣见闻。“会见是在非常大的会客室，刺骨的寒风透过窗户吹进来。官员们衣着朴素，行色匆匆地赶到会客室。但是他们非常乐意和我们做生意，并感到商机无限。”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仍然比较困难。许多房屋都已经破败，一些外资公司由于缺少足够的办公楼而不得不在酒店里办公。人们的衣着仍然十分单调，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对人们个性的束缚。

“尽管如此，到达天津机场时我还是感觉眼前一亮。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从天津到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旅途中我一直在努力适应中国的地大物博和无限活力，一切都让我眼花缭乱。我感觉中国将会改变我的生活，但是我不知道这种改变会来得如此之快而且如此深刻。”

现在，杰夫已经是具有香港执业资格的一名律师，他还是多家国外和国内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前澳大利亚商会驻北京分会的董事。他和他的中国妻子张海花住在北京，他们还一起合著了《像中国人一样思考》一书。

政治“大石”：西方的家长作风和中国的实用主义

虽然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在政治领域的进步却被低估而未被认可。

本着在所有国家建立西方民主的目标，西方国家迅速计划好了正在崛起的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到达西方彼岸的步骤，因此当他们发现中国并没有遵循自己的指导时感到非常震惊甚至愤怒。

但是，即使西方民主是他们的目的地，中国人也不会本末倒置，更何况不是。中国的目标在中国宪法和2007年10月修订的党章中都有体现：“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

虽然在西方人眼里建立西方民主体制是最高目标，但是中国有自己的最高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各项制度更加完善”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会仅仅满足于经济目标的实现。2008年访问中国的时候，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从温家宝总理口中也听到这样一句话：“大陆的民主将从基层开始。”中国的纵向民主将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之上。

在何时可以到达对岸的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我们也无法决定它的进程。最乐观的估计，中国大约走完了三分之一的路程。我们相信在接近终点的时候速度还会加快。虽然这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中国人远比西方人有耐心。他们经常会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民主党派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现在正逐渐吸纳党外人士担任政府的领导职务。其中级别最高的两位领导分别是科技部部长万钢和卫生部部长陈竺，他们两个也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被任命的非中共党员部长。

万钢是中国致公党成员，在2007年4月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在此之前他是德国奥迪公司的汽车工程师，回到上海后担任同济大学校长。而陈竺是位无党派人士，曾在巴黎学习过，在2007年6月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在2007年10月举行的十七大上，胡主席强调说：“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

“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胡主席说，“对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交流“大石”

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最为微妙的一个领域就是中国的媒体政策。媒体的相对自由来之不易。1980年，一位摄影师在上海拍摄了一张夜间出来摆摊的街头小贩的照片，但是这张照片没能发表，因为某些内容在媒体上只能作“适度”报道。

2008年北京举办的夏季奥运会使全世界更加关注中国政府和媒体的作用。关于新闻管制以及政府拘留、骚扰记者的报道在西方国家屡见报端。的确，中国任何一家报纸、电视台或其他媒体都不能宣传“西藏独立”或者“台湾独立”。但是中国媒体的报道已呈多样化，读者和听众们也越来越挑剔。媒体中也不乏对丑恶事件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下面就是我们最近在中国报纸中所看到的一些大标题：

►党的官员因猥亵儿童被解职

►大桥坍塌相关官员入狱

►6000多家煤矿关闭

►腐败官员被处以死刑

►手机色情传播加剧

►失业率攀升

中国并不掩饰对不恰当媒体行为的惩治，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有大量的相关数据。比如说，有30多名记者和50多名在互联网上散布不同政见的人在中国被拘禁。2008年上半年，政府还查抄了4500万份非法刊物，其中包括160万份色情刊物。

西方评论员认为，中国人对于信息的需求正在考验试图控制媒体维持权力的政府。就像我们在支柱之二中所提到的那样，在中国只有国有机构才能拥有媒体，但是现在也开始有私人办媒体，因为有些机构把媒体经营承包给了私人。东北亚媒体研究专家叶叙理（Ashley W. Esarey）认为，互联网可能会在中国媒体改革中起到关键作用，因为“绝对的控制即使是可能的，也将是非常困难的”。

审查制度并非中国发明

在自称为世界上最自由国家的美国，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在1918年被禁，1961年再版后再次被禁，直到1966年最高法院才撤销了禁令。1938年，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小说《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被禁止引进，这一禁令一直到1961年才解除。美国的一些州也都长期为图书馆和学校提供禁书书单。

对不同思想迫害最为严酷的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在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参议员的提议下成立了“非美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对异己分子进行调查听证，还列出了一份好莱坞黑名单。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奥森·韦尔斯（Orson Welles）和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等名人都接受过美国国会的调查，询问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活动，一些大学终身教授还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被解职。

约翰·奈斯比特的名字也曾上过黑名单，在最严重的时候，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在他星期天晚上的热门新闻评论节目中警告全美国的学生警惕约翰·奈斯比特。当时约翰是犹他州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正领导学生发起反对麦卡锡议员的运动，而温切尔正是麦卡锡的支持者。约翰成立了一个名为“美国大学生要求学术自由”（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for Academic Freedom）的全国性学生组织，致力于捍卫言论自由，这其中既包括麦卡锡议员的言论自由，也包括他的反对者们的言论自由。

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美国现代民主体系建立的200年之后。

不同视角

中国的变化很快。言论自由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也并不像西方媒体所说的那样受限。看待中国媒体的角度有三种：西方人的、中国人的和中国领导层的。

无论如何，中国媒体的自由程度是比不上西方国家的。但是，另一个事实是西方媒体报道常常受个人观点左右而不是基于事实本身。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争取媒体的自由都是合法的、重要的。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希望能够设立自己的目标、以自己的节奏行事。西方国家越是施压，中国越是反感。马耳他记者维克托·保罗·博格（Victor Paul Borg）在《中国日报》上一篇关于公正性的文章中，回顾了西方媒体对2008年奥运会报道的问题：

“想要做到公正首先必须对报道对象有着正确的了解，包括对它大背景的了解，而这正是西方记者所欠缺的。我看到一些记者在报道自己国家或者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时思路清晰、情感丰富，但是来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时绞尽脑汁所写出的文章往往都是断章取义，结论极其荒诞。随着继续执行放松对外国记者限制的规定，允许他们无拘无束地与民众接触，可以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很可能他们会越来越以中国的视角看待中国。”

谁喜欢别人的说教呢？默克尔女士会接受胡锦涛关于处理东德西德问题的指导吗？贝拉克·奥巴马会照搬中国的模式来寻求美国经济的复苏吗？中国从来不会对西方国家如何处理自己的事务指手画脚，也不会接受西方对自己事务的干涉。

在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中国会逐渐放宽，摸着光滑的石头过河毕竟是个平衡的过程。中国也许会摔跤，但不会垮台。中国人坚定地维持和谐稳定，而且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因此有时会导致一些过激反应，如果威胁到政治权力、危害国家利益和“和谐社会”，他们是不会手软的。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伊丽莎白·伊科纳米（Elizabeth C．Economy）认为，中国政府在媒体政策方面患有“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中国政府明白自己需要自由的媒体政策以及多样化的信息，但同时也担心言论自由会危及到政权的稳定性。因此它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大部分国家不都是逐步实现言论自由的吗？中国有时候的确摇摆不定，但是要知道，它在大多数事务上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媒体是政府在应对公共问题时可以利用的工具。但同时，媒体也必须要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媒体中关于存在的问题、不公正以及中央、地方政府处理措施的公开报道越来越多了。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遭到掷鞋袭击后，许多人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中国媒体以前是不会报道的，但是这一次电视却报道了这一新闻，媒体做了公开报道，甚至还有漫画。

中国媒体在报道2008年5月的汶川特大地震时行动非常迅速，2007年全国人大会议也首次对外国记者开放。官方指导方针和媒体自我审查制度也许仍然会使媒体更多报道光明面，但是，对那些专门关注中国消极面的报道又该如何看呢？大部分和我们谈起中国的人根本就没到过中国。他们以为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受到政府的严苛管制。2009年2月初我们从北京回到维也纳后，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邻居问我们：“中国有意思吗？”我们感到很奇怪，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你们知道，”他接着说道，“我6月份有个机会去那里。但是我读到的一些资料让我很担心。而且有个朋友去年到过那里，他说中国到处都是军人，人们被严格管制。我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去。”这样的故事我们听得太多了。

中国人对于媒体自由是如何看待的呢？我们发现，西方媒体对于奥运会的负面报道反而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即使中国人同意西方人所提出的批评，他们也不喜欢听从说教。不管西方人是否乐意知道，但是中国人对所谓的“3T禁区”（天安门政治风波、台湾和西藏，英文首字母均为T）并没有西方人想象中的那么在意。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报告说，尽管表面上中国政府的媒体政策有所放宽，但2007年仍有180名外国记者在中国受到拘留、骚扰或者袭击。除此之外，中国还继续过滤互联网上国内外的一些消息。在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所提供的媒体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在173个国家中排名第167位，美国和德国分别排在第40和20位。不管这些排名是否公正，它符合全球大多数媒体对中国的印象。

真正令人困扰的是，所有这些是在把中国现实中的很小一部分大大放大了。事实上，中国人关心、热爱自己的国家，为它感到骄傲，而且会对政府做出自己的判断。西方国家对此却鲜有报道。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中国人非常不幸福，认为他们不知道政府对于媒体和互联网的监控。但是由纽约马克尔基金会（New York Markle Foundation）资助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中国人都赞成对互联网进行监控，特别是由政府进行监控。这项在2008年初进行的调查表明，在2.1亿网民中有87％的人都认为应该限制色情内容，86％的人认为应该限制暴力内容，认为应该控制垃圾邮件、广告和个人诽谤的比例也分别达到83％、66％和64％。

人为因素

问题在于由谁来决定内容的好坏。如果要进行监管，应该由谁来监管呢？互联网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各个国家肯定能够制定出更加精细的方法来应对互联网的不良内容。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也会在监管、保护与个人自由之间找到平衡。

下面两个很普通的例子所呈现出的是两个大相径庭的景象：2008年春天，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打算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去中国，在申请签证的时候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保证在中国访问期间不写任何关于中国的文章。我们的这位朋友是位著名作家，他的图书已经销售了几百万册，包括在中国。他并没有打算写任何关于中国的文章，但是即使写了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他只是很想去北京享受奥运而已。最终他也没有签署这份文件。

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们也在巴西申请签证延期。我们不知道的是，如果你持有的不是巴西护照，那么是不能在巴西申请签证的。但是圣保罗中国领事馆的总领事一点都不官僚，他为我们开了绿灯，于是我们在第二天就拿到了签证，而且没有附加任何条件。这两个例子都涉及到了中国官员，只不过其中一个过于官僚，而另外一个懂得灵活变通。也许是因为一些官员害怕犯错误或者过于自以为是而影响了中国的声誉，但是政府并不一定是这个国家中所有美好与丑恶现象的始作俑者。不过，攻击中国的人总是抓住一些负面消息以偏概全，然后告诉我们“中国政府”是多么糟糕。

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只根据2008年5月8日《经济学人》（Economist）中的一个故事来判断美国的自由的话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吧：“考古学教授克里斯托弗·拉特（Christopher Ratte）最近在观看一场棒球比赛时想给他7岁的儿子买一瓶柠檬汽水。结果售货员错给了他一瓶迈克硬柠檬水（Mike's Hard Lemonade），这是一种含有酒精的饮料。几位官员注意到了这个正在喝饮料的男孩，他们迅速将他带到了医院。结果男孩一切正常。然而他的家人却不幸陷入了法律地狱之中：警方先是把这个7岁的男孩放在一家收养所，接着一位法官裁定只有当他的父亲搬出去以后他方能回家。经过了好几天的司法争论，这一家人方才团圆。”

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中国媒体间的竞争加剧，媒体日益呈现多样性，中国新闻机构所做的调查性报道也越来越多。2003年，中国媒体还首先披露了政府封锁北京爆发非典的消息。但是事实与西方媒体的报道还是有很大差距。当时我们正在广州，那里也是非典的重灾区。和我们一起参加IBM论坛的有1000多人。关于非典的消息并没有被封锁，大家都在谈论非典。有关部门还为我们提供了药物，不过我们拒绝了，因为针对可能的感染也没有特效药。我们并没有紧张，也没有戴口罩。我们的想法很简单：非典的确可能是一场大规模的流行病，但是在中国13亿人口中因非典而死亡的不过十几个。美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就有5万多，我们在汽车或者飞机上不是更危险吗？

但是，虽然我们很愉快，欧洲和美国的亲戚朋友们却十分担心。看了西方媒体的报道之后，他们还以为我们处在中世纪的瘟疫之中呢。唯一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在香港机场转机的时候，那里几乎所有人都戴着口罩，整个机场简直像恐怖分子的基地。

尽管中国媒体的报道还有些迟缓，但是它在学习之中。2005年，有毒化学物质泄漏到河水中污染了哈尔滨的饮用水之后，报纸和网络都在批评政府处置不当，要求政府提高透明度，还刊登了当地市民囤积瓶装水的照片。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亚洲项目协调人鲍勃·迪茨（Bob Dietz）预测，中国媒体的自由度“将会提高，以满足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需要”。

21世纪中国将如何应对媒体这个问题也将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反复试验中找到答案。

网络舆论

2008年是互联网意识苏醒的一个里程碑。中国人越来越把互联网作为自下而上表达自己意见以及向政府反馈的工具：“2008年，网络公众舆论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关键词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与数字传媒研究室主任闵大洪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如是说。

网络活动的增多也方便了人民参政。几年前博客流行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写游记或日志。后来，大家开始在论坛中讨论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但是，现在网民不再满足于向官员们发送电子邮件提建议，他们还会积极指出官员们的一些不当行为，网络因此而成为自下而上参政和构建纵向民主的完美工具。

“随着中国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和对社会事务参与度的提高，网络舆论将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北京《瞭望东方周刊》（Or-iental outlook）记者孙春龙如是说。

孙春龙对此是有深切体会的。2008年9月的一个晚上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没想到的是竟然引起了政府高层的关注。在他的博客中，32岁的孙春龙转载了一封举报人写给刚刚被任命为山西省代理省长王君的信。一个月之前，山西娄烦一家非法铁矿塌陷，从而引起山体滑坡，据报道导致11人死亡。举报人请王君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但是，根据自己的调查，孙春龙得出结论，这起山体滑坡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它至少导致了41名外来务工人员的死亡。两天之后，孙春龙接到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电话，邀请他参加政府的调查组重新调查娄烦事故。后来他才得知，温家宝总理知道了这封调查信，并且指示有关部门立刻查出真相。

互联网上信息无数，还可以进行即时交流。就像孙春龙的例子一样，更多自下而上的声音正通过互联网传达上来。截至2009年初，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亿，成为世界上拥有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2008年6月与网民进行在线聊天的时候，胡锦涛主席说：“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种思想和信息的发源地、公众意见的汇集地，因此我们必须充分了解新媒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官员也开始利用互联网更好地与公众进行沟通。其中一些官员开了博客，还有一些官员通过地方政府网站定期与网民进行交流。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传统媒体就已经开始与网络媒体结合，在1万多家新闻媒体中，已经有2000多家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人气网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新闻报道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网络杂志发展也非常迅速，总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3.6亿份。2005年中国移动推出手机电视服务之后，中国公众还可以通过手机来接收新闻画面和文字，促使更多网站推出手机新闻服务。

中国媒体业的最新趋势就是形成跨媒体、跨区域、多种经营的媒体集团。2001年末成立的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是中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多媒体集团，业务内容涵盖电视、互联网、出版和广告等。美国观众也可以通过福克斯新闻网收看到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的节目。

生命之源

在中国改革初期，中国人并不担忧环境问题，人们只关心经济，目标只有一个：赚钱，提高生活水平。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胡主席指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中国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20％，而水资源却只占有7％，因此中国发展的基础并不好。2009年2月《中国日报》新加坡籍编辑许经麟（Alexis Hooi）在一篇名为《生命之源》（The Elixir of Life）的文章中写道：“对于中国人来说，水不仅是经济资源而且是重要的文化象征。甚至在今天人们不管在城市规划还是建造房子时依然非常注重风水。”

中国人已经切实意识到了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正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对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辽阔的国家来说，水资源的供应是头等大事。“从现在开始节水，否则就将面临灾难性后果。”《中国日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来警告人们饮用水的污染和总体水资源的短缺。

中国的环保五年计划宣布将恢复河流湖泊的生态环境，优先保证城乡居民的饮用水安全。水体污染控制项目主要关注的是三大领域：饮用水的安全、江河流域的环境保护和城市水污染处理。在农村仍有3亿居民的饮水安全是个大问题。据预测，2010年北京人口达到2000万时，北京的缺水问题将更加严峻，因为现在的水资源只能满足1700万人口的需要。

为了应对水资源短缺危机，中国实施了南水北调工程，计划从2014年开始，每年从中国南方长江中调取10亿立方米的水到北京。中国北部天然干旱，它所拥有的水资源不到中国总量的20％，但由于煤炭资源丰富，工业发达，聚集了中国40％的人口，拥有中国一半以上的可耕地。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使得水资源的消耗量急剧上升。“如果考虑到气候变化，”中国气候问题专家林而达说，“那么形势将更加严峻。”据林而达估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将使中国的粮食减产14％。这一预测是否会成为现实还不得而知，但是，“除非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林而达说，“否则中国粮食将减产5％到10％。”

76岁高龄的旱地农业生理生态学家山仑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已经长达50多年，他认为通过预防沟渠泄漏以及实行新的灌溉技术可以大大减少灌溉用水。中国每年消耗的水资源有5600亿立方米，而农业灌溉用水占到了其中的65％。如果用水效率提高10％，那么每年将节约560亿立方米的水，足以填补华北平原的用水缺口。但是，由于对农民来说造价昂贵，这项新技术很难实施。

如果没有民众自下而上的支持，政府进一步的节水措施显然很难取得好的效果。水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候还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在河南省登封市北庄村，两个党员干部决定进入嵩山探险，原因很简单，缺水。因为缺水，没有姑娘愿意嫁到他们村，好多小伙子都娶不上媳妇。经历了19次探险之后，他们两个终于找到了水源——这不仅可以缓解这块炎热土地的饥渴，还可以解决单身汉的问题。2008年12月，一条把山中的水引到村子里的导水渠已经完成了一半的建设，让村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希望。而且，这两位党员干部也在同期举行的村干部选举中胜出。这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的新代沟

中国正在以最快速度过河。有时候，这更像是产卵过程中的大马哈鱼满怀希望地跳跃激流，而不是循规蹈矩地沿着既定路线前进。大马哈鱼三个星期能够游完300英里的距离，而中国人也在把几十年的发展浓缩在几年内完成。中国的家庭也是如此，仅仅一代人的工夫，人们对生活的期待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父母不得不很快去适应子女的价值观和欲望，中国孩子也必须在尊重和违背父母的意愿之间艰难选择。2009年1月，苗小娟（Miao Xiaojuan，音译）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探讨了这一普遍问题。下面的故事就是根据这篇报道改编的。

朱匹均（Zhu Pijun，音译）来自于四川省，今年53岁，几十年来一直在沿海城市打工，为了儿子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省吃俭用。他还把儿子送去读大学，希望他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养家糊口，没想到这一计划遭到了儿子的拒绝：他想自己开公司。

儿子朱博（Zhu Bo，音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兼职做过销售，很喜欢通过这种方式赚钱。当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小朱相信繁荣的建筑市场会为装修业带来大好机会，因此开始了自己的商业计划。

“他怎么能这么天真呢。”老朱对儿子忧心忡忡，“我们生来就是农民，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开公司能这么容易？”但是儿子并不发愁。2004年经济学专业毕业之后，他还利用网络为做木匠的父亲找到了一些新客户。

小朱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也希望很快能向父亲证明这一点。一年之后他在广州成立了一家小型室内装潢公司。一开始生意很好，2006年他公司的利润超过了17万元。他的13位员工，包括水管工、电工、泥瓦工、木工和油漆工，都来自农村，其中有一半还是他的老乡。

很长时间以来，广东都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多于其他省市。但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并没有放过广州这个城市，住房和建筑相关产业处境都相当困难。“干燥的天气比较适合装修，下半年生意本应该好一些的，但是过去三个月里我只签了一份合同。”朱博说。

“他应该放弃这个公司，再去找份工作，”老朱说，“从一开始我就告诉他要找份稳定的工作。我在城里总能找份木工的工作，或者回家种地也可以。我倒不担心自己，只要还能干活就能挣口饭吃，但是我的儿子从来没干过体力活。”

小朱也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前途。但是这位“冒险家”仍然决定自己当老板，只不过想走一条不同的路。“我一直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也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我会坚持自己的梦想。我的父亲诚实而且勤劳，但是也很保守。思维方式不同的话是很难沟通的。”

朱匹均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城以北30公里的紫岩，后来和妻子一起到广州打工。因为买不起房子，他们一直住在郊区一个3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他的妻子也在城里打些零工补贴家用。儿子的“宏图大志”仍然让他感到不安。“我现在仍然在努力赚钱，但是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我的父亲现在仍然觉得自己在广州是个外乡人，老了不能工作之后还要回老家去。”小朱说，“我想把公司的发展重点转向办公室和购物广场装修，不久之后再开一家灯具出口公司。我想在市区买一所100平方米的房子，再买辆汽车。我经常去旅行，希望能够增长见识。我还喜欢在公园散步，晚上去酒吧喝一杯。而我父亲唯一的消遣就是打牌。”

朱匹均和朱博都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巨大代沟，也明白他们的成长背景不同，对于生活的追求也不同。但是他们都钦佩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不过钦佩的原因还是不一样。老朱感谢邓小平进行的农村改革，而小朱则欣赏邓小平在艰难时期的远见卓识与坚强意志。

依法治国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胡锦涛在2007年举行的十七大上承诺说。“如果中国在民主改革方面没有大的举动，大家可以说胡锦涛和温家宝所给出的都是空头支票。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们正在把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探讨引向民主道路。”德国记者乔治·布卢姆在《中国并非邪恶帝国》（China is Not an Empire of Evil）一书中写道。

西方国家总是喜欢挑剔中国的工作条件，但是他们对2亿多农民工工资几乎上涨了50％丝毫不感兴趣。2008年1月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进一步保障了中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现在，工人们可以要求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他们的合理要求也会得到法律的保护。中国的劳动者可能需要过一段时间才敢这么做，但这正是人权进一步完善的体现。

中国正在加强依法治国，但在具体执行方面仍有改进的余地。15年前，几乎所有的法官都是退役军官，而现在基本上都是合格的法律工作者，因此越来越有权威性。自从2007年1月开始，所有死刑的复核权都已经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过去，每个省的省委书记都可以推翻法院裁决，因此拥有生死大权。而现在只有胡锦涛主席拥有这项特权，而且可能永远都不会使用它。该项规定实施以来，死刑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

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所有的律师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而现在，中国已经有12万独立律师在12000个注册律师事务所工作。2007年注册律师的数量更是达到了143000名，当然，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来说，律师的数量还是太少了。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辩护工作也在逐步改进中，律师们现在可以和自己代理的被告密切沟通了。

►湖南省正在进行一项试点，允许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通过庭外和解的方式解决。如果原被告双方同意，检察官可以放弃起诉。

许多法规上都注有“试行”。但是法规的实际应用仍需改进，制度性的监管比较欠缺。这样会导致法规的名存实亡。

►福建省福州市政府正在进行法规起草的试点工作。起草当地法规草案的不再是政府官员，而是来自外部的人员，比如说来自研究所或者大学的专家学者。这样可以保证法规的制定不会偏袒任何地方政府所支持的利益集团。新试点工作所涉及的第一个法案就是由独立专家们所起草的停车场管理办法。

中国正在改革自己的司法体系，并且愿意向西方学习。2008年底，中国教育部批准了由汉堡大学牵头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China EU School of Law）。“中国已经通过了许多好的法律。”德国弗莱堡大学贸易与经济法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Trade and EconomicLaw at the Albert-Ludwigs-University Freiburg）主任乌弗·布劳豪克（Uwe Blaurock）评价说。法律界的瓶颈还是教育问题：“真正学习过法律的律师太少了。”尽管中国法律规定律师必须毕业于法学院，但是“许多上了年纪的人没有接受过基本的法律教育”。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堡大学联合了欧洲和中国的16家机构成立了中欧法学院，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和诸如泰乐信（Taylor Wessing）和高伟绅（Clifford Chance）之类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前任欧洲法院（EuGH）大法官寇娜瑞克（Ninon Colneric）和中国法律专家方流芳分别担任中欧法学院的欧方院长和中方院长。高伟绅律师事务所将派遣二十几位专家来讲授中国还不太精通但是对中国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法律知识。“我们将重点关注知识产权、信息保护、银行和资本市场法规等方面。”

中国的许多法律和管理规范在解释方面都留有很大的空间，解释工作当然是由中国人来做。这样的安排最终可以保护中国人的利益，提高外国商业合作伙伴的依赖性。瑞士的中国法专家胜雅律在《战略》一书中把法律的解释余地与中国“三十六计”中的第二十计“浑水摸鱼”联系到了一起。中国的法律体系赋予了中国企业家和企业一定的优势，而西方法律体系则经常对自己国家的企业立下太多的条条框框。尽管对于法律的解读比较灵活，尽管在司法规范中有计谋的应用，但是胡锦涛主席在2007年强调，中国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法律体系的完善

►法院所受理的案件已经从1979年的52万起上升到了2006年的800万起，到2007年更是接近了1000万起。

►中国法院受理的案件在2008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070万起，比2007年上升了11％。

►由于经济下滑与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劳动纠纷上升了94％，具体数字为286221起。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增长了30％，达到10553起。除劳动纠纷外，房地产、公司股权改革、股权转移、涉外纠纷和海事纠纷也是诉讼热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说，将严格执法，加大力度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同时调整机制，解决民事问题。

►2006年，大约152000个无证食品企业被关闭。2006年在各个层次进行的工商检查达到了1040万次，发现了36万家食品企业的问题，涉及到食品加工厂、供货商、销售商和饭店等。

►到2010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将按照国际标准修订600条国家食品安全检查标准。

过去30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经济发达的法制化国家而努力。新的国家机构、法院、中小学、大学和更具权威性的中央银行都已建立。这一切都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但是所有机构也都在按照自己的轨迹行进。法院越来越独立，教育越来越自由、普及，中央银行也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进一步退一步

我们在前面章节曾经谈到过众多落后、僵化的国企所存在的问题。但是，国企在赢利之后还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政府与企业在利润分配上未必能完全达成一致。这两股力量的第一次重大碰撞出现在1986年。作为首批进行自主试点的国企，首钢接到北京市政府通知，要求它再从利润中拿出1.08亿元人民币上交。这一要求违反了当时的合同，因此首钢的厂长拒绝支付，并且给邓小平主席写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如果不在技术改造和人员资本方面进行投资，那么工厂很难在市场中取胜。最后邓主席出面解决了这起冲突，保证首钢的合同条款不变。

尽管邓小平进行了干预，但是解决国企的困境仍需要很长的时间。1996年约翰同江泽民主席进行私人会晤时，国企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江主席问约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约翰回答说，我认为是减员增效，在保证不出现大规模失业的前提下对国企进行改革。我们都认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他说，我们有句话叫做抓大放小。意思就是他们会重点关注大型国企，让小的国企自主决策。

自此之后，中国的国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07年7月，进入世界500强的19家大陆企业全部都是国企。在中国自己的500强中，大部分也都是国企或者国有控股企业。非公经济也已经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40个工业领域中的27个所占比重都达到了50％，在一些领域甚至超过了70％。

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许多急需解决的挑战，比如水资源、污染、社会福利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胡锦涛主席也曾表示中国需要：

►保护生态环境。

►实施依法治国。

►建立基本医疗保险体系。

►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系。

►优先发展城乡教育。

25年前的《大趋势》谈到美国时这样写道：“我们正从旧社会向新社会迈进，而且这一过程还在继续。我们经历过风暴。但是，在充满痛苦和不确定性的今天，美国社会的变革并没有停止。新的美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它已经在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

《中国大趋势》描述的则是中国的变革。八大支柱之中的每一个探讨的都是构建中国新社会体系的要素。没有人能预测中国新社会的最终形态是什么，毕竟它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对任何事业来说都是个很好的建议，但是从未如此大规模地运用过——要知道“摸着石头过河”的人足有十多亿呢。

中国坚持的纵向民主体系可以在保证总体目标的同时灵活变通，以应对任何动荡。前进的路上没有路标，但是充满机遇，也能避免险滩，还可能会有捷径。和美国社会的变革一样，在充满痛苦和不确定性的今天，中国的变革也不会停止，直至抵达彼岸。

支柱之五　艺术与学术的萌动

没有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引领，任何社会都是不会进步的。

虽然经济是中国巨变中最令人瞩目的部分，但并不是全部，甚至有可能并非最重要的部分。邓小平在早些时候就曾经说过：“我们要建设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中国当今的艺术与学术的活跃就是精神文明得以加强的表现。

想到文艺复兴，人们自然就会想起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丁托列托（Tintoretto）、莎士比亚、托尔夸托·塔索（Torquaro Tasso）和古腾堡这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名字。是他们引领了当时科学、社会和政治领域思想的变革。邓小平的高瞻远瞩激发了中国经济领域的转变，而中国艺术家们的想象力与创造性则为其他领域的创新打下了基础。毕竟，艺术反映社会，彰显国家的个性。

以往的中国社会高度重视的是服从，听话的工人阶级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第一阶段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中国想要迈进第二个阶段、开发出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产品与设计就必须依靠不安于现状、有才能和创造精神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中国艺术的连续性

在西方国家，不同的时代会塑造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而中国艺术则保持着令人惊讶的连续性。清朝（17～20世纪）和宋朝（10～13世纪）的山水画并没有太大区别。对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尊重深深影响着艺术领域。中国艺术所强调的不是创新，而是保持传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学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传统有了很大背离。艺术必须为群众服务、有教育意义，宣传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老艺术家们的绘画经常被批评为不能为革命服务。

无主题艺术

第一个活跃起来的地下艺术团体叫做“无名画会”。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59年，也就是赵文量和杨雨澍在北京熙化美术补习学校（这是在“文革”当中幸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几个私立艺术学校之一）相遇的时候。1973年，一些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学生回到北京，加入了赵文量和杨雨澍的艺术圈。1975年，“无名画会”在张伟位于203号大院内的家中举办了一次不公开展览。这样“无主题”（也就是说没有政治主题）的绘画直到1979年，也就是“文革”结束3年之后才公开展出。

1978年12月末，中共中央确认了新领导集体解放思想的方针，两个月之后的1979年2月，“上海十二人画展”在上海举办，展出的是已经脱离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画家们的作品。这是1949年毛泽东建立政权以来艺术家们个人举办的第一个画展。

1979年7月，在北京美术协会一位领导李勋（Li Xun，音译）的支持下，“无名画会”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了第一个正式画展，“无名画会”这个名字也正式启用。两个月之后，另外一项由星光画社（Star Group）组织的第一次先锋派艺术展在群众中引起了反响，后来被公安局关闭。

艺术家走在邓小平精神解放队伍的前列

1978年6月，一家致力于现代艺术的杂志创刊了，名字很大气：《世界艺术》（World Art Magazine）。这一切都发生在艺术自由受到极大限制的“文革”之后的几年中。在“文革”中，任何领域的非共产主义艺术都被禁止，传统京剧剧目也从舞台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革命题材新京剧。许多老图书馆被毁，不少艺术家被逮捕，甚至被迫害致死。

随着政策的开放，“精神文明”发展中最耀眼的参与者就是艺术家，他们朝着新的方向有声有色地开始了“大跃进”，极大缓解了人们在艺术、精神和知识方面的饥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位于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有一块不大不小的校区。此前不久，美院的老师还在严格教授苏联的现实主义风格绘画，学生也只有200人左右。如果你现在去参观这所学校，看到的将会是33英亩（13公顷）的新校区。在读学生有4000多名，他们是从60000名考生中选拔出来的。许多学生都梦想着能够像一些师兄师姐们那样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师。

在这个人们自我解放的过程中，新的艺术形式层出不穷，展览数量、新艺术杂志的数量都有了很大增长。在1985到1990年间，1000多名艺术家在没有美术馆、博物馆和任何支持体系的环境中，满怀激情地引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运动。它标志着“文革”禁锢的结束、新的自由的开始，为中国艺术得到国际认可开辟了一条通道。

“85新浪潮”运动

1985年，著名的“85新浪潮”运动拉开了序幕，为中国的新艺术奠定了基础。它既不是西方现代艺术，也不是中国传统艺术，但是吸取了它们的长处。2007到2008年北京东郊大山子“798艺术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llens Center or Contemporary Art）举行了盛大展览纪念这一新浪潮运动的诞生。毫无疑问，这一新浪潮运动正是改革开放政策在文化领域的直接结果，它代表了中国宏大的社会变革中最具活力、创新力的部分，起到了先锋者和倡导者的作用。

现年51岁的张晓刚出生于昆明，现在北京生活、工作，他的作品曾多次在世界各地巡展。他是这样看待艺术的：“艺术应该表达人们的个性。我一直认为艺术首先应该是个人的，然后才能是公众的。”

出生于重庆，现在生活、工作于昆明，也曾多次进行世界巡展的毛玉辉（Mao Yuhui，音译）则认为：“艺术可以剔除人们思想中无用、死板的概念，激发新思维。艺术的开放性使得艺术可以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把人们从空洞的理想主义拉回到现实中。艺术可以赋予人们信心。它不会送给你梦想，但却是一种动力、一种生活观。艺术并不说教，它只是唤醒人们。”

尽管艺术家们在探索和试验过程中享受到了很大程度的自由，但是中国的批评家与观众和西方一样，在现代艺术发展的初期都有些拘谨。尽管文化部在1978年12月就曾下发文件允许在教学和创作中使用裸体模特，但是人们对于人体裸体的美学价值却并不怎么懂得欣赏。直到10年之后，它才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风波

著名的裸体壁画风波发生在1979年，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轻工业部委派一些艺术家装饰新北京机场。参加壁画创作的艺术家有40位，他们的创作主题有些是关于少数民族节日，有些则取材于文学作品。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都来参加了开幕仪式。

其中，袁运生的大型壁画挑战了人们的审美观，从而引起了广泛争议。他所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大胆绘入3个沐浴的裸体傣家女，要知道这样一幅画面曾经被认为会污染人们的心灵，而不是解放他们的思想。蜂拥而至的人们都想要亲眼目睹这幅画，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年之后，有关部门认定该壁画内容不健康，于是把裸女部分遮挡了起来。1990年清洁墙体的时候清洁工才把挡板移开，整幅壁画重见天日。后来这幅壁画还是被移走，据我们所知，它现在在机场的一家餐厅中。

自从2000年我们第一次一同访问中国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寻访艺术品。2000年的时候，一些美术馆并不好找。出租车司机从来不会因为不知道地址而拒绝即将到手的车费，而我们并不知道他不知道地址。他会在路上询问同行，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很幸运地到达了我们想去的美术馆，但有时候也会被放在错误的地方。因为我们不会说汉语，街上也没有几个中国人会讲英语，情况甚为糟糕。约翰坚持要去参观的一家美术馆尤其难找。我们拿着丽思卡尔顿酒店门童提供的地址，坚持看不到美术馆就不下车。最终我们发现它藏在一所房子的后院里。我们永远也忘不了这次经历，因为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张晓刚的一幅作品。当时它的价格是几千美元，我们认为太贵了，于是说四处看看回来再说。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再回去，不久之后我们就发现张晓刚作品的价格简直是一飞冲天。

中国艺术的全球化

中国艺术已经走向了全球。很快中国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世界上最大的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家和艺术品投机者。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有15位艺术家的单幅作品卖到了100万美元以上。当今在世的画家中，中国画家已经与西方画家在身价方面展开了竞争。根据《2007年艺术市场趋势》（Art Market Trends 2007）提供的数字，2006年在世的、作品拍卖价格最高的艺术家中有5位出生于中国。首当其冲的就是当时48岁的张晓刚，他的作品在2006年共拍出了5680万美元。

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现代艺术更能展现中国正在迈向个体主义新时代了。所有艺术家都在努力表现自己的思想与经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是第一批响应“解放思想”的群体，紧跟其后的才是企业家。

个体的自由也促进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中国的艺术正随着经济上的自信涌入世界舞台。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艺术、建筑和设计的引领者，正如20世纪的美国一样。

中国设计：小荷才露尖尖角

与先锋艺术密切相连的是中国21世纪设计文化的惊人活力，中国的设计也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了强大的影响力，为其他国家培养自己的文化特性提供了借鉴。中国设计领域的巨大进步正是解放思想与繁荣的市场经济结合的产物。

精神领域的自由催生了一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设计师，再加上消费市场的需求，中国设计的崛起也就不足为奇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部分设计师都在国企工作。但是由于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大，设计师们也开始从事兼职，后来其中的一些设计师还创办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现在这种独立的设计事务所在中国比比皆是，不管是在产品设计、建筑设计还是时装设计领域。

波导手机公司、白色家电企业海尔集团以及电脑巨头联想集团都是引领设计领域快速发展的佼佼者。联想集团更是在2006年把自己设计团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了80人。

2008年的奥运会火炬就是由联想集团设计的，这似乎有些不同寻常。联想集团创新设计中心总经理姚映佳说，火炬的形状设计是受到中国传统纸画轴的启发，同时形状、质地和技术也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祥云’图案代表着中国传统，”姚映佳解释说，“我们设计火炬的程序和设计个人电脑是一样的。首先探讨客户的需求与我们的解决方案，考虑体积、重量、特征等因素。然后鼓励联想的设计团队进行创新，设计出富有鲜明个性、能够吸引客户而且舒适轻便的产品。对于火炬设计来说，我们的客户就是火炬手和观众。”

中国的设计热潮正逐步进入众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市场：汽车、互联网服务、信息技术和娱乐领域。另外还有一个体现中国设计热潮的标志：2008年中国的设计院校已经多达500多所。

在中国汽车工业的起步阶段，中国从西方借了不少“箭”。奇瑞汽车公司CEO尹同耀就把德国技术与中国的价格优势结合了起来。后来，大众把研发基地集中到德国本土，大众原来在中国的长线战略研发人员都转到了奇瑞，这样“借箭”就更加方便了。尹同耀还买下了一家年轻的中国汽车设计公司——佳景公司的一些股份。该公司引用了雪铁龙公司和东风汽车公司建立的合资公司的技术。“我当时的感觉就如同篮球迷见到迈克尔·乔丹一样。”佳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沈浩杰说。奇瑞买下了佳景公司三分之二的股份，为该设计团队增添了20名设计师。而且，尹同耀还与意大利设计公司如平尼法里拉（Pininfarina）和贝尔通（Bertone）进行了合作，因为他明白中国消费者首先关注的是设计，其次才是内部技术细节。尹同耀相信，设计出众的经济型轿车在国际市场上一定会大受欢迎。

中国的建筑师与建筑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建筑的风格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顶多是在装饰细节上进行了一些改动。建筑的结构、层数、规模和颜色都必须按照业主的社会地位遵循一定的规则。

在改革开放的前一二十年中，几乎所有的新建筑都是为了改善人们的住房条件，但是个人和公众对于建筑美学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上海浦东、深圳和几乎与纽约市面积相当的哈尔滨松北区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建筑，成为中国发展的象征。

2000年之后，中国建筑师开始登上了世界舞台。2006年5月，34岁的马岩松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国际大奖的建筑师。他的获奖作品是位于加拿大米西索加市的一栋56层住宅楼。因为曲线曼妙，一些评委把它称为“玛丽莲·梦露大厦”，这一名字现在已经成为它的绰号。“我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玛丽莲·梦露或其他女性的身材，”马岩松在一次采访中说——大家可以通过YouTube观看到这次采访——“我只是想设计出不规则的形状。”梦露大厦的500套房子在一天之内就全部售罄。马岩松很快按照这个模板设计了另外一个规模稍小的大楼，也很快销售一空。

在北京读完中学之后，马岩松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建筑学院学习。2002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他曾在多家著名公司工作：纽约的埃森曼建筑事务所（Eisenman Architects）、伦敦的哈迪德建筑事务所（Zaha Hadid Architects）等，之后回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2004年，他成立了MAD（马岩松建筑设计事务所的英文缩写）。在接下来的两年中，马岩松的设计参加过100多次设计大赛，得过几次奖，但是所有作品都只是停留在纸上。梦露大厦方案获奖之后，他的名气也随之大振。他还获得了2006年度纽约建筑联盟的青年建筑师奖，而且作品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题为“MAD在中国”。

加拿大的梦露大厦获奖之后，马岩松在中国迅速声名大噪，在国内外有二十几个设计作品正在兴建中。他的经历与陈凯歌导演非常相似，陈凯歌也是作品获得西方大奖之后才在国内得到高度认可。在得到西方赞赏之前，马岩松的梦幻设计在中国这块地球上建设最为热火朝天的地方没找到赏识的业主。

马岩松希望中国能有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2007年底，在谈到中国的建设热潮时，马岩松对《金融时报》的记者说：“中国正在建设的建筑缺乏自己的文化底蕴。”人们都在讨论奥运会，而马岩松却说：“那不是我们真正的未来。如果社会发展过于迅速，过于关注眼前的东西，那么问题就会出现。”他见过太多抄袭西方的高层建筑，它们设计保守，一味追求低成本、高效率，殊不知这是以灵感和创新为代价的。

马岩松希望放弃方方正正的直立摩天大楼模式，寻找线条更加流畅较少呆板的建筑形式，能够更好地考虑人口密集、资源短缺的现代中国城市特点。他向往的是水平的、有机的、与人类和谐一致的建筑。马岩松建筑事务所现在有40名员工，最近还在东京设立了办事处，成为中国第一家国际建筑事务所。他还计划在迪拜设立一个办事处，受委托为迪拜“世界岛”项目中的东京岛完成规划设计。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建筑必须对此非常敏感。”马岩松说。他是在1989年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社会价值观比上一代更加开放，因此马岩松产生改造中国建筑模式的想法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以上绝大部分资料都来自于迈克尔·莱文森（Michael Levitin）在《金融时报》上的报道）

“海归”

马岩松的故事也代表了其他许多“海归”的经历。越来越多在国外学习或者工作的中国人正被中国的无限机会吸引归来。这些通常被称为“海归”的中国人甚至还有自己的组织：欧美同学会（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这些“海归”们正在中国的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许多中国朋友都是“海归”。其中的一些属于“海归”中的第一代，比如说我们在支柱之一中提到的王巍和即将在支柱之七中提到的吴鹰，而张海花和浦晓燕则属于在海外学习、生活过的第二代“海归”。

“海归”主要以男性为主，因此认识这个群体中一些女性让我们感到很高兴。张海花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曾多次引用她与丈夫合著的《像中国人一样思考》一书中的内容，因为我们的确从中受益匪浅。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我们以为她肯定是在英格兰长大的，因为她的英语太完美了。但事实上她出生于天津——我们在中国的故乡。她的生活经历了许多有趣的阶段，很早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她谈到了似乎对所有中国人都很重要的一点：“我很小就知道做一个好学生可以得到大家的关注和老师、家长的喜爱。因此我一直努力做个好学生，似乎学习就是为了考试。”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她“沉浸在中国顶级学府独特的氛围之中”。1986年她进入大学的时候，学生不用付学费或者住宿费，而且还可以得到一小笔补贴。几年之后，她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生活，高学历才能找到好工作的想法促使她攻读了两个金融经济方面的硕士学位。

海花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移民澳大利亚的，当时正处于外国投资大规模涌向中国的第一股浪潮中。其实，她在中国的生活相当不错，在空军后勤处下属的一家公司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而且在此之前还拒绝了新成立的贝尔通讯公司中国合资企业总经理私人助理的职位。大学毕业后，海花还从北京回到家乡天津工作过几年，在天津首家美国公司代表处工作。她的女老板学过中文，是80年代首批在北京工作的外籍员工之一，因为她希望“成为小池塘中的大鱼”。

张海花有着良好的中国教育背景、西方硕士留学经历，精通中英文。再加上她在中西方商界的经验，她在西方社会的前途一片光明。而且悉尼又是一个那么适合居住的城市。

那么她为什么再次回到中国呢？我们向她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表面上的原因很简单。2002年，她的丈夫，一位澳大利亚律师，接到在北京设立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任务。法律业发展非常迅速，因此许多国际律师事务所都在开拓或者计划开拓中国市场。于是，张海花和丈夫杰夫回到了阔别10年的中国。“这种逆向文化震撼让我很不适应，”海花说，“我原来经常散步的街道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已经扩建成原来的3倍宽。一些老式胡同已经成为新的商业区，生活节奏也比我记忆中快了许多。所有人都对做生意、赚钱很感兴趣。现在我终于理解了北京大学一位老同学在访问悉尼时说的一句话：‘悉尼真是个养老的好地方。’”

“新千年开始之后，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外国投资、国内增长和政府支持轮番为市场注入强心剂，股票市场在经历低迷期后一路飙升。但是，在这种‘暴发’现象背后也有一些问题，例如急功近利、缺少个人与商业品牌意识等。投资做生意和投资股票市场的人根本不了解其中的风险。

“许多来中国分享这个大市场的西方公司和企业家也对在中国做生意的规则和风险不甚了解。一句中国谚语能够很好地反映这种文化鸿沟：同床异梦。”

因此，海花和杰夫这两个分别来自于东西方世界的“同床人”开始研究企业失败的原因以及在中国做生意所存在的风险和陷阱。研究的最终成果就是他们的《像中国人一样思考》一书。

在澳大利亚生活十几年之后，海花的西化程度已经超出了她自己的想象：“几年前，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喜欢在北京生活，那我的回答肯定有所保留。事实上，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收拾行李回悉尼。现在我的想法完全变了。这是一个不断学习、反思和变化的国家。这也是一个孕育过迷人古代文明的国家，为无数代中国人提供家园。我感觉自己在不断地学习和变化，在这神奇旅途中，我的祖国——中国，也在经历着这所有的变化。”

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们，比如张海花的母亲，靠的是经验和激情，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接受过正规的商业教育。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学习西方技术、管理理论和国际企业的经营模式。

浦晓燕就是其中之一。不过，王巍早在1985年就离开了中国前去美国留学，海花是1990年离开的，而浦晓燕2004年才离开。她的成长背景也有所不同，但是仍然“很中国”。和第一代出国留学的人不一样，她这一代人相对较少“创造历史”的使命感，他们更关注自我的建设和完善，出国留学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拓展生活领域、重新发现自我、开发自我潜能的机遇和过程。西方世界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新世界。在她的记忆中，4年的大学生活中她周围的同伴们“花了大量时间准备国外入学考试”。但浦晓燕清楚地知道她会回到中国，她的事业和机会在中国，而美国之旅是充电、是积累、是给她机会尝试不同的人生选择。她描述离开北京前的几年是自己记忆中中国最富活力也最浮躁的日子。“整个国家都在经历巨大的变化，不管是在社会还是经济层面。每天都有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诞生。周围所有人都在谈论自己创业，雄心勃勃地打算复制大洋彼岸的财富神话。当时的北京真像是疯狂的淘金地。”

浦晓燕和许多留学生一样，也选择去了美国。她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了MBA学位后，就职于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Freescale Semiconductor，Inc）总部，担任全球销售与营销经理。尽管美国为她提供了体面的生活，但也仅此而已，用她的话说，“缺乏做梦的空间”，所以她选择了回国。

“当闻到被污染的空气的气味，”她的描述让我相当意外，“我感觉自己到家了，充满向往和活力的氛围让我激动不已。”2008年，她接受了华索影视数字制作有限公司（Huaso Digital Film/TV production Company）的邀请，回到了中国，担任总经理一职。该公司是索尼影视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合资公司，在华从事电影、电视剧及新媒体内容的生产和发行。我们问晓燕在她看来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她列出了以下几点：

1）整个社会正从高速发展中沉淀下来。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建立，游戏场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新一代的企业家正在崛起。与他们的先辈相比，这一代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与西方世界沟通密切，更专注于非传统行业。

2）人们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不再仅限于追求金钱，精神上的平和和满足成为广大中产阶级幸福感的重要部分，这可能可以解释各种宗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原因。在财富创造的狂欢之后，很多中产阶级选择回归传统价值体系，或者积极寻求新的价值体系。

3）政府正在转变成为服务型政府。尽管还有很多改进的余地，但需承认中国人所享受到的民主和平等已经高于以往。

4）社会更加多样化、更加包容，相对更加冷静和理性，与外部世界保持着良好的交流。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思想和言论控制已经不容易了。

5）本土企业正在崛起。在我离开中国之前，大多数大学生都会把财富500强企业作为自己的首选。现在，本土企业在吸引人才方面已经越来越有竞争力了。

6）在这个国家，周围世界一直在变化，新事物总是层出不穷，因此应变和学习能力非常重要，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中国相比，美国社会就稍显平稳和缺乏变化。

7）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中国人都越来越自信，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但同时民族和民粹主义在年青一代中有抬头之势。

现在“海归”还只是少数，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还会有更多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带着西方技术归来。

表演艺术

许多“海归”还带回了对西方音乐的热爱。“音乐教育的危机出现在美国，而不是中国。”中国著名钢琴家郎朗在2009年4月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对比在亚洲的迅速发展，在伦敦和纽约，古典音乐听众的年龄似乎正在老化，而在台北或者香港，有时候观众的平均年龄似乎只有10岁。在美国，预算赤字一出现，政府首先砍掉的就是在音乐和艺术方面的开支，许多学校甚至都不开设音乐课了。也没有人教孩子们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你是不能指望一个从来没有听过古典音乐的人从30岁开始对它产生兴趣的。”

“古典音乐最重要的捍卫者之一可能就是中国。”纽约爱乐乐团指挥洛林·马泽尔（Lorin Maazel）在结束200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一系列盛大演出后感叹说。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院长柯蒂斯·普莱斯（Curtis Price）的赞同。马泽尔评价说：“已经表现出极大热情和审美情趣的中国人正是培养古典音乐兴趣的理想沃土。”这种对于中国古典音乐未来的乐观判断不断见诸美国报端。中国大部分省会城市都在建造新的音乐厅。以后肯定会有人在此演出，他们可能就是新一代的音乐家。中国不乏这种后备人才：学习钢琴的年轻人有2000多万人，学习小提琴的也有1000多万人。

中国的演出市场正爆发出勃勃生机。2009年中国舞台上云集了太多的巨星和世界知名演出公司。第一个就是1月13、14日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由伯纳德·海汀克（Bernard Haitink）担任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现在，美国“五大”交响乐团都已经在北京进行过演出。2007年9月，我们还曾天真地去购买纽约爱乐乐团的演出门票，结果发现该乐团所有场次的所有门票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被抢购一空。《中国日报》对于维也纳爱乐乐团音乐会的报道题为“感受维也纳”。维也纳音乐家、印度指挥家祖宾·梅塔（Zubin Mehta）和中国钢琴独奏家郎朗真是国际乐坛的最佳搭档。

2008年，共有661场演出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票房收入超过了3亿元人民币。中央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和广州芭蕾舞团的经典剧目更是一年四季都在上演。

2009年国家大剧院还上演了4部新剧目，其中3部为歌剧：《波西米亚人》（La Boheme）、《乡村女教师》（Women Teachers on the Countryside）和《西施》，还有一部舞台剧《简·爱》。国家大剧院的首届歌剧节从4月初持续到6月末，期间上演了西方经典剧目《托斯卡》（Tosca）、《图兰朵》和《卡门》以及中国原创剧目《江姐》和《大草原》（The Prairie）。由张艺谋执导的《图兰朵》还曾在举行过举世瞩目奥运会的鸟巢上演。

舞台剧则有先锋导演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1986年由赖声川的台湾表演工作坊所创作的《暗恋桃花源》在中国和世界都得到了盛赞。它的剧情别出心裁：《暗恋》和《桃花源》两个不相干的剧组都与剧场签定了当晚彩排的合约。《暗恋》是一出现代悲剧，讲述的是一位老人与初恋情人的苦恋。而《桃花源》则是一出古装喜剧，讲述的是因为妻子红杏出墙而愤然离家出走的男人误入世外桃源的故事。两个剧组互不相让，两个故事的情节也交织在了一起。

1990年林兆华导演的《哈姆雷特》上演的时候，购票观众排起了数百米的长龙。2009年3月，林兆华重新编排的《哈姆雷特》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被誉为中国最具创新性的话剧。他的“人人都是哈姆雷特”的概念利用角色换位向观众揭示所有人物都是正义和邪恶、诚实与谎言的结合体。该演出学生票的价格只有60块钱。

如果你不怎么喜欢古典音乐和话剧，那么还有很多其他选择：莎拉·布莱曼、绿洲乐队（Oasis）、中国歌手许巍、王若琳等。这是莎拉·布莱曼自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与中国男歌手刘欢合唱《我和你》后再度来到北京。

蓬勃发展的电影业

中国的电影业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从2002年起全国电影院大银幕的数量几乎增长为原来的3倍，从1400幅上升到了4000幅。2008年，票房收入最高的5部电影均为国产片，其中包括年轻导演宁浩的黑色喜剧《疯狂的赛车》和由影星刘德华和舒淇主演的浪漫爱情故事《星梦奇缘》。

根据国家电影局局长童刚提供的数据，2008年大约300名电影制片人制作了406部电影，其中动作片导演吴宇森的《赤壁》和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票房都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1470万美元）。“8年前，1亿元人民币足可以成为票房冠军。”北京新影联公司总经理黄群飞说，“但是自从2002年以来票房最高纪录一直保持着25％的年增长率。现在一年就有8部电影超越这一票房收入。”电影业的票房收入增长迅速，2008年达到了创纪录的43.4亿元人民币（63600万美元），比2007年增长了30％多。“至于票价，就让市场来决定吧，”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教授尹鸿如是说，“电影院是中国电影业中市场化最高的部分。”

“在中国，每50万人才拥有一个大银幕，但是在美国8000人就拥有一个。”国家电影局局长童刚说，“许多小城镇没有大银幕电影院。”

黄群飞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每年的票房收入总和还不及一部如《蝙蝠侠前传2：黑暗骑士》（The Dark Knight）之类的好莱坞大片，更不用说《泰坦尼克号》了。而且要知道，我们每年只进口20部外国电影，对国内电影业的保护力度还是相当大的。”

乡村文化

胡锦涛主席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说：“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如果中国乡村音乐很快成为一棵摇钱树，只要是了解中国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由吉林省汪清县文联的农民所创作并演唱的《汪清之歌》和《环卫工人之歌》深受好评。该文联的农民们还创作了文学、书法、绘画、摄影以及曲艺作品。2007年，仅在汪清一个县就有700万人次参加了58项文艺活动。一个中国的多莉·帕顿(1)（Dolly Parton）也许很快就会征服音乐市场、主持电视节目、发行唱片、角逐中国乡村音乐大奖赛。据《吉林日报》报道，为了满足农民的需要，在县、乡、村各个层次都成立了文艺社团，参加文艺活动的农民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遣徐福从山东诸城出发前往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公元前210年，踏上第二次征程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长生不老药这种东西是不可能有的，但是诸城市在2007年找到另外一种焕发市民活力的“良药”：两公里社区服务圈，使得农民在周围两公里之内就能享用到各种文化设施，以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

据《大众日报》报道，自2007年开始，山东省诸城市已经建立了170个此类文化社区，为周围的800个村庄服务。这里的设施和服务人员包括图书馆、报刊阅览室、文化信息资料室、管理员、兼职文化志愿者以及一些文艺志愿者。600多个歌舞队和艺术团队进行了5000多场的表演和展览。《大众日报》评论说，这些农村社区文化活动改变了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习惯。新的文化氛围改变、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吉林市是一个深受欢迎的旅游城市。每年冬天，游客们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松花江两岸壮丽的雾凇景观。雾凇这种奇特的自然景观出现在每年的1、2月份。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吉林市也许还将因自己的文化活动而闻名。据《江城日报》报道，2008年初，大规模的文化讲坛在吉林市拉开了序幕。50场免费的讲座排出了时间表，内容涵盖了时政、传统文化、青少年心理健康、科学和金融等。这些文化讲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昆明市因其一年四季温和的气候而被誉为“春城”，现在它的娱乐业正在朝着更高目标进发。根据《昆明日报》报道，昆明市政府准备把昆明打造为“中国未来的好莱坞”。香港投资的300亿元港币将会用来建造一个新的影视基地。这一项目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影视、新媒体、教育和服务。

胡主席“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激励无疑会在中国这片文化沃土上遍地开花。

争当“文化名城”

江西省省会南昌市位于中国的东南，《南昌日报》不断有关于该市文化活动的报道。南昌一向以秀美的山水、悠久的历史文化古迹而闻名。2008年，南昌市设立了另外一个目标：成为一个“文化名城”。在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期间，也就是从中国农历的正月初一到十五，南昌市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参与性强”的17项活动。其中包括水墨画展、书法和绘画展，旨在激发市民对传统艺术和文化的兴趣，“促进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南昌的发展”。

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平原的江苏省泰州市是胡主席的故乡，它借鉴了国外经验，从2008年夏天开始启动了“1％文化计划”。也就是说，重大建设项目必须留出1％的建设资金用来兴建公共雕塑。现在，公共建筑区、主要街道和居民区处处可见各式各样的雕塑。

相对贫穷、落后的贵州省属于亚热带，气候湿润、多山。在这里的绥阳县金子村，一个农民诗社正在崛起。最近，《贵州日报》的一位记者发现了一本叫《风华诗稿》的刊物，这一刊物是金子村农民的作品，所有的作者都是农民，其中一些人读过小学或者中学。2006年，在文联主席的建议下，金子村成立了金承诗社，为农民诗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每个月中有两天，诗歌爱好者们都会聚集到新的村委办公室。该村共有20多位农民诗人，他们创办的彩色期刊《风华诗稿》共有64页，现在在各省市都能看到。

据《伊犁日报》报道，为了推动农村文化的繁荣、丰富农民精神和文化生活，伊宁市政府非常重视农村文化人才的培养，业余草根剧团已经成为丰富人们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农村的硬件设施正在逐步改进，专业演出队也时常深入乡间。但是伊宁市在文化下乡的同时要求当地也要贡献出自己最好的节目。

一直以白酒而闻名、文化活动并不出色的江西省樟树市也已经开始城市文化下乡、农村文化进城的活动。这对丰富城乡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据《江西日报》报道，该市投入建设乡村文化设施的资金达100多万元人民币（14.7万美元），为城市艺术团体下乡演出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所有这些自下而上的地方文化活动都得到了中国高层领导的支持。胡锦涛在谈到文化建设目标时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摇滚乐

“两年前北京的音乐界还没有这么热闹。”2008年，陈楠（Chen Nan，音译）在《中国日报》上的一篇音乐评论中说。中国音乐市场的开放以及与西方国家音乐界的合作促成越来越多的外国乐队来到中国，组织过“沉寂黑暗”（Dark tranquillity）2008年北京音乐会的蒋玮（Jiang Wei，音译）说：“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乐队简直无处不在。”音乐演出场所的兴建是重要原因之一。“星光现场（the Star Live）、Mao Live House、13 Club和D-22为演出者提供的高质量设备与西方国家相差无几。”蒋玮说，“中国有非常庞大的音乐迷群体。观看现场演出已经成为音乐爱好者的生活方式之一。”

“大牌重金属乐队来中国演出一点都不稀奇。在北京，你很有可能会发现‘以泪洗面’（Lacrimosa）、‘圣约乐队’（Testament）和‘死亡汽油弹’（Napalm Death）等乐队。五六年之后，说不定许多纽约人或者伦敦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中国乐队。”2007年底，北京的兵马司唱片公司（Maybe Mars Record）所发行的前三张唱片就来自于三个并不为人所知的北京摇滚乐队：Carsick Cars、粉笔线（Snapline）和Joyside。这家唱片公司的创始人说：“当今的北京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旧金山，只有圈内人才深知这里是音乐的乐土，不过用不了几年全世界都会了解的。”

文学世界

据报道，2009年3月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书虫国际文学节”（Bookworm International Literary Festival）的规模比上一年扩大了25％。我们第一次去“书虫”这家非常有趣的书店是在2007年，当时我们的朋友张海花和杰夫在那里为我们安排了约翰新书《定见》的见面会。这家书店里有许多在其他中国书店里买不到的西方书籍。中国政府的态度似乎是既不允许，也不禁止。非常有中国特色。

随着来自中东、印度、挪威和澳大利亚的人们的加入，书虫国际文学节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英国小说《饮梦茶馆》（The Drink and Dream Teahouse）的作者曾经在中国和非洲做过7年志愿者，他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文化复兴，文学节就是表现之一。“中国生机勃勃。这里的对话比英格兰的有趣得多。”他说，“我之所以要写关于中国的书是因为这里很重要。中国正处于关键时刻，比西方更自然、更本色。”“书虫”是我们在北京最喜欢的书店，它组织了这次文学节，我们希望明年能够再去那里。

一生与书相伴

2008年2月初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的中国代表周爱兰为我们引见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对外出版事务的三局副局长吴伟女士。25年前吴女士就曾读过《大趋势》一书，因此对于《中国大趋势》的即将问世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从未质疑过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但有时偏见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原本以为吴女士是位典型的官僚，因此当得知她本身也是位作家，以编撰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全传》而闻名时感到有些吃惊。格萨尔王是藏族人民最为喜爱的传奇英雄，而《格萨尔王全传》是当今为数不多的史诗之一，代表了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水平。这是一部百科全书般的杰作。大约140位民歌手现在仍然在歌唱着关于这位传奇的岭部落国王的无畏故事。回到维也纳之后，我们还在YouTube上观看了一位僧人用古老藏语吟唱诗歌的视频。

通常被称为吴女士的吴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打听别人的私人生活，对她是个例外。

吴伟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因此受尽宠爱，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但是，文化大革命对她的童年生活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她的家人中，每个人都很忙碌，有的闹革命，有的被革命。但是对于吴伟来说最痛苦的还是学业的中断，因为她是如此热爱学习、热爱阅读。

在接下来的三四年时间中，学习都是断断续续的。在那个接受再教育的年代，对于文学的渴求并不常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再读书或者写书，而是埋头于车间或地头。但吴伟没有放弃，她和一些小朋友仍在努力坚持阅读。他们读了许多中国经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甚至还找到了《第二次握手》的一本手抄本。

其实，也许如果这些不是禁书的话也不会引起他们如此浓厚的兴趣。吴伟甚至认不全里面的汉字，毕竟汉语里面的基本汉字就有3000到5000个。尽管如此，这些书还是激起了吴伟对于文字的热爱，而且扩大了她的词汇量，为今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70年代中期最急需的就是教师，但是很少有学生愿意从事这个职业。种田、进工厂或者参军在当时都更有吸引力。1975年高中毕业的吴伟是班级中唯一自愿选择教师这一职业的人。但是，就像她告诉我们的那样，当时做出这个选择的学校和她自己都并非完全出于无私。学校希望她毕业之后能够回来任教，而她认为这是一生与书相伴的最好机会。

尽管吴伟后来没有继续当老师，但是她的学业得以继续，并于1983年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1985年她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录取。当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她在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开始把拥有100多万诗句、1000多万字的《格萨尔王全传》编成三卷，最大程度保留了史诗的精华。就在我们写作本书的时候，一本印有精美插图的《格萨尔王全传》就放在案头。该书还曾获得国家图书奖。

毕业之后，吴伟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国藏学出版社（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工作，负责西藏文化的研究和出版。在藏学出版社工作的8年中，吴伟继续与书为伴，编辑，撰写，也翻译图书。

此后，吴伟调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直到现在担任副局长。她负责对外出版事务，这也是我们相识的原因。“这么多年来，”她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流遇到了许多困难，图书应该成为人们沟通与交流的渠道。”对此我们非常赞同。

当时吴女士递给我们一个大盒子，里面是一本足有10磅重的精装《中国辞典》英文版。该书是作为主编的吴女士及其同事们三年心血的结晶，作为礼物送给我们。她在25年前就曾读过描述美国变革的《大趋势》一书，听说我们正在写《中国大趋势》感到很高兴，希望送给我们的这本描述中国国情的《辞典》能够提供重要资料。

在与吴女士共进晚餐的几天之后，我们再次见到了她和我们的老朋友赵启正。我们已经8年没有见过他了，很高兴吴女士能够使我们如愿以偿。几天前，赵启正刚刚被任命为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言人。谈话中，我们提到了中国所面临的众多问题。就像赵主任所说的那样，问题的关键并非是否要参与全球化，而是如何参与以及如何扬长避短、以恰当的节奏参与进去。我们都认为教育应该是首要发展重点。有着深厚科学底蕴的赵启正说：“谁拥有最优秀的人才，谁就能占领科学技术高地。”

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

2009年春天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提出，政府将建立三大文化集团以推进中国文化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

他说：“我们将成立一流的动漫、演出和数字文化公司。”他还宣布，文化部正在与合作伙伴谈判，计划在北京和天津建立一个注册资金为10亿元人民币（1亿4700万美元）、产值超过100亿元人民币（14.7亿美元）的动漫企业集团。“也就是说，”他解释说，“公司将在3～5年内上市。”

►上海建成了108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市民提供文化设施、戏剧表演培训、书展、电影和其他非营利性文化服务。

►中国西部的四川工艺美术学院以人才辈出而闻名，2008年它的招生计划为1600名，而报名人数则高达64000人。

►2007年12月21日，辽宁出版集团成为第一家在上海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国内出版集团。

►吉林大学开始在全球招聘学院院长。2008年，共有6人应聘生命科学学院和物理学院院长。物理学院院长的应聘者中有两位是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生命科学院院长的应聘者中也有一位毕业于吉林大学，现在美国工作。《吉林日报》引用吉林大学校长周其凤的话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扩建，也不是扩招，而是打造更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学校教师和领导的水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也正向世界推介自己的文化。2009年3月，全世界81个国家建立了256家孔子学院和58个儒家学堂。这些都是非营利性的语言和文化学校。据世界汉语教学学会（The Chinese Language Council International）预测，到2010年，全世界的孔子学院将超过500家。

教育思想解放了的人们

各个领域都在体验着开放：艺术、文学、建筑、企业、商业设计、电视、杂志、时尚、农业——还有体育。在文化大革命中，竞技体育被指责为“锦标主义”，运动员和知识分子一样在农田和生产线上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但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中国的100枚奖牌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中国高度重视人才，但是城乡差距仍然存在。2008年3月，中国政府开始通过发展教育来缩小这一鸿沟。首先就是乡村图书馆的建立。这并非自上而下的命令，而是把权力下放给农民，让他们来管理图书馆。每个图书馆至少有1000册图书、30种报纸和100盘录像带。截至2009年底，将建成20万个这样的图书馆。到2015年，64万个村庄将拥有这种图书馆。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习惯于买报纸，但是不买不等于不看。我们在中国很多城市和乡镇都看到过人们，主要是男性，站在报栏前读报。

20世纪70年代出版业的开放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件激动人心的大事。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研究员秦晓鹰说，1978年，政府重新出版了曾经被禁的35本流行的中外书籍，这就像是“春风拂面，扫走寒冬”，“这一消息使得知识分子长期被束缚的精神为之一振”。

这些再版图书在全国各大书店都有销售。据秦晓鹰说，如饥似渴的读者们蜂拥而至，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在书架上看到了众多中外名著：《唐诗选》、《宋词选》、《子夜》、《骆驼祥子》、《儒林外史》、《春》、《秋》、《一千零一夜》、《九三年》、《大卫·科波菲尔》、《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和《神曲》。虽然这些文学作品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与敬重，但是在“文革”期间它们被贴上了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标签，禁止流通。秦晓鹰还提到，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邓小平曾积极支持和推动这些“禁书”的解禁工作，以进一步解放思想。

1979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宣布将重新出版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的畅销小说《飘》。这一消息宣布之后，十多个省的发行部门和全国众多高等院校纷纷预订。最后，出版社不得不把该书的印数从10万册增加到60万册。就在第一版发行后不久刮起了一阵猛烈的学术风暴。“社会主义，也会随风飘走的。”报纸上的一系列的文章都高调提出诸如此类的反对意见。但是邓小平对这部美国畅销小说做出的积极评价迅速平息了这场学术争论。

秦晓鹰说：“这种争论在今天很可能是难以想像的。”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教育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教育已经不仅仅是社会的需要，而且也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重点。那么，提高教育水平的关键是什么呢？竞争。

美国之所以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大学就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竞争。

中国的教育体系也是如此。教育体系中的竞争通常都是从私立学校开始。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第一步。2003年9月1日，第一部推动私立教育的法案开始实施。私立学校的发展丰富了总体教育资源，也带来了公立学校传统模式的转变，以满足公众对教育的需求。截至2007年末，各类私立学校的数量已经达到95500所，学生总数为2583万，其中私立大学和成人教育机构为295所。

中国政府承诺在未来20年中为人民提供和改善教育机会，提高总体教育水平。在提高教育水平的同时，也更加重视对于“精神文明”的支持。图书馆、博物馆、名胜古迹的保护、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新的文化方针一起，成为艺术和学术人才茁壮成长的沃土。艺术和学术的萌动为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写下浓重一笔。

在新的中国社会中，人们施展的天地更广，志向更远大，展现自己的技能与才干更自由。并非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也并非所有人都有艺术天赋，但是就像我们的朋友王育琨所说的那样，卖面条的人能够做出最可口的面条，服务员能提供最优质的服务，生产线上的工人能够作出自己的贡献。区别仅仅在于有些人壮志凌云，而有些人则脚踏实地。

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是最早摆脱清规戒律束缚，放飞自己想象力与梦想的人。他们的创造力被大大释放出来。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将一直充当先锋，只有他们的觉醒才会提高整个国家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约翰曾经访问过北京的一所实验幼儿园，它是宋庆龄女士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所创办的。我们看到，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自己的远大志向、艺术天分与创新精神。约翰参观的那个班级由25个活泼可爱的6岁孩子组成，女孩子比较多。即将升入一年级的他们唱了几首歌，还表演了其他一些节目。等到说再见的时候，每个孩子都送给约翰一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有孩子们画的一幅画，有些是花朵，有些是飞鸟，还有些是大树，中间是他们的名字。让约翰惊讶的是，卡片的背后还有他们的电话号码。这是25张名片，是25个未来艺术家、作家、医生、政治家和企业家给约翰留下的第一印象。

当今中国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为他们创造了无限美好的前景与众多选择，这使得未来几代中国人能够茁壮成长、为中国新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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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乡村音乐常青树。

——译者注

支柱之六　融入世界

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活动，表明它正在争取与自己的发展相匹配的国际地位。

文化象征与向世界开放之门

公元前1250年，也就是周王朝开始统治中国西部的大约200年前，几千公里之外的希腊迈锡尼城正在建造自己的城门。城门是人们对于一个城市的第一印象，因此必须象征着它的地位与财富。迈锡尼古城的狮子门由四块巨石砌成，每块都重达数吨，中间没有用任何灰泥黏合。为了分散压力，门上还有一块三角巨石，上面刻有狮子浮雕，狮子门也因此得名。现在它仍然是座不朽的古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3000多年后，中国也建造了一座“城门”，它和迈锡尼古城的狮子门一样，也是这个城市和国家成就的象征。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T3航站楼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向世界敞开的大门。它明亮、开阔、功能齐全、令人心动。不管你位于航站楼的什么地方，日光都可以透过天花板照射进来，处处都有自然光。晚间，航站楼所呈现的则是红黄橙色的灯光，这正是中国和北京的颜色。

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T3航站楼比伦敦希思罗机场所有航站楼面积还要大，这一世界最大建筑的建造工期也创下了最短纪录。从2004年3月破土动工开始，工程队只用了4年时间就于2008年2月完工。楼内的设计也处处体现着人文的气息。整个机场的“风水”布局给人以宁静和温暖的感觉，到达区向前伸展，融入周围开阔的环境中，寓意欢迎远方的客人。

这与纽约或者洛杉矶的机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美国许多重要城市的机场都已破败，走进那些地方真让我们感到悲哀。似乎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新世界领导者错过了前往下一站的航班。

2001年5月，就在加入WTO之前，一些中国人问我们：“全球化是否等于美国化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世界对美国的改变远超过美国对世界的改变。”现在已经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了。不管在哪里，人们关注的焦点都不再是美国，而是中国。“中国将在何时赶超美国？中国会夺走我们所有的工作机会吗？我们的孩子应该学习汉语吗？”世界各地都充满了这样的疑问。

所有人都在关注中国，然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到过那里。但是，不怎么了解中国并不妨碍大家对它有所看法。有人喜欢中国，有人批评中国。大部分媒体关注的都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格格不入，而非它与世界的融合。但是不管大家如何看待中国，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已经昂首登上世界大舞台。这位新选手也将塑造自己的地位。

吸纳世界智慧

中国在登上世界大舞台之前所走出的第一步就是改变心态。就像我们了解到的那样，中国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都进行了思想解放。新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使得中国愿意向多年的敌人、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学习。中国从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重要一分子。在经历“百年耻辱”以及30年的改革重组之后，中国应该得到世界的认同和尊敬。

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忙于追赶世界。赵启正在《浦东奇迹》一书第三章中对于浦东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全中国：“吸纳全人类的智慧、根据世界标准和眼光来规划职能与基础设施——这是浦东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秘诀。”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基础设施。2006年，中国物流市场的营业额上升到5000亿美元。中国的航空业是世界上最安全的，2007年共运送乘客1亿8500万人次，货物300万吨。据《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报道，中国国内航空货运市场营业额已经增长到了31亿美元。

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中国明白必须改变自己糟糕的民航安全记录。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民航飞机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而现在中国的航空安全记录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成为全球的龙头老大。这一了不起的转变是由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杨元元推动的。他所采用的睿智策略就是向世界航空业同行寻求建议与帮助。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容易产生自满的情绪。杨元元与美国联邦航空局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以寻求美国航空业的帮助。事实上，美国航空业所有领域的30家公司都向中国提供了技术支持。

中国意识到在航空安全这个问题上自己不可能有所保留，据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官员说，他们的参与是完全公开的。

2004年以来，中国客机的总飞行时间超过了850万小时，没有发生一次坠机事故。这可谓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安全飞行记录。

登上世界舞台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它表达简洁，但寓意深刻。它所瞩目的不只是中国，还有全世界。它表达了北京和全中国人民融入世界、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文明、携手共创未来的崇高愿望；体现了这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致力于和平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坚定决心；唱出了13亿中国人民对于建设和平、美好世界的渴望。

2008年是中国外交史上重要的一年，180多个国家或政府首脑在这一年访华。外交部部长杨洁篪说：“现在中国的命运正越来越紧密地与世界命运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些外国领导人也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命运也越来越紧密地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融入世界经济

中国加入WTO后与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以每年20％到30％的速度递增。200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已经达到了15000亿美元。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看好中国。日本就曾发布白皮书，警告说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失控，于是开始了批评中国的浪潮。2001年，在《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中，《纽约时报》和《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自由撰稿人、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Gordon Chang）把中国的繁荣称为“可怕的怪物”，他认为中国最终必将失败。花旗集团旗下的美邦（Smith Barney）公司也预测“在加入WTO的5年之后（也就是2006年），中国将有4000万人失业，政府迟早会垮台”。

但事实上，中国不仅成功地加入了WTO，而且在发展对外关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也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企及的。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完全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就像胡锦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大门“一直坚定地向世界开放”。

交流总是相互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老大，它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份额越多，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就越大。石油、天然气、铜、锌、木材、棉花，这一名单还很长。但是中国在进口方面也有自己的策略。

中国为本国企业家和外国直接投资者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颁布了500多项涉外经济法律与法规，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法律和其他方面的保障。其中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法》以及一些涉及到法案实施的相关规定。截至2007年末，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达到591000家，450家大型跨国企业也已进驻中国。而且，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本国日益增多的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

中国的奥运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充分体现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

中美关系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78年，邓小平刚刚上台后不久，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与中国秘密谈判，要与贫穷、落后的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30年之后的今天，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已经是如何应对一个财富与影响力对于挽救世界经济颓势至关重要的中国了。

1978年，美国仍承认台湾代表中国，与中国大陆每年的双边贸易额还不到10亿美元。在相互妥协之后，吉米·卡特与邓小平达成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1978年12月15日，美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把承认台湾转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秘密进行了两年的谈判终于在1978年底邓小平上台之后实现了突破。时至今日，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4000亿美元。中美关系也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经历了30年的合作与摩擦之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评论说，“北京和华盛顿都意识到对话与合作是实现和平与双赢的唯一方式。两国领导人所推动的战略对话机制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沈丁立还指出：“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其他国际难题的过程中，中美两国的相互信任有望得到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稳定的中美关系将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中美应该携手共建稳定的世界新秩序。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中美双方已经多年没有关心过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了。中国领导人喜欢把中国的市场经济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没有一点问题。美国也正朝着“美国特色社会主义”演变。

战略经济对话

2008年11月5日清晨，也就是美国大选结果公布的第二天，胡锦涛主席向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发去了贺电，他是最早发去贺电的国家元首之一。“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福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重要的共同责任。”胡锦涛在贺电中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期待着与你共同努力，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两国的对话与交流，增进双方的互信与合作，把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以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布什政府所留下的最宝贵财富就是两国政府首脑在一份共同协议中所推动的、始于2006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这项内阁级对话后来由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和中国副总理王岐山所主持，一年举行两次，轮流在中国和美国举行。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高级官员们都表示希望奥巴马政府继续这一两国之间的高层经济对话。2008年12月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告诉与会人员：“在过去两年中所进行的5轮战略经济对话中共达成了189项协议，其中在这第五次对话中就达成了40项协议。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决策是非常具有远见与建设性的。”

美国很少有人知道，政治和经济界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是否应继续进行战略经济对话这一问题上的确出现过一些争论。反对者认为这一对话并没有能够说服中国实现人民币升值。中国似乎不大可能让外部势力来决定自己的汇率。胡主席曾经解释过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三条原则：“一、保持主动性，根据中国发展的需要进行汇率改革；二、可控性，避免金融动荡或者经济下滑；三、渐进性，结合短期需要与长期发展利益逐步实现改革。”美方认为，战略经济对话还应该促使中国加大金融领域的开放，采取有效措施缩小贸易顺差。

战略经济对话的支持者们则认为，作为两个经济强国，中美双方应该继续定期进行公开对话。一些人甚至建议中美成立两国集团G2。虽然在美国对于是否应该继续该对话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在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争议。从中国角度来看，建立这一对话机制的目的在于为双方提供一个协商战略性事务的平台。

对于越来越多关于G2的建议，中国应该“抵制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只要财大气粗且规模庞大的中美两国联手就可以决定世界重要事务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如是说，“一旦你那样做，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和其他邻国将会如何看待你呢？”

中日关系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30周年。它还是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30周年。

1978年10月22日，上任不久的邓小平前往日本进行访问。这也是邓小平在结束法国留学生活后第一次踏上“资本主义”的土地。吴晓波的《中国巨变》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邓小平特意前往松下电子参观并且会见了83岁的松下幸之助。松下先生问邓小平对于日本的什么东西感兴趣。邓小平回答说，中国的冬天非常寒冷，因此人们烧蜂窝煤取暖，经常会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他想知道日本是否有不释放一氧化碳的蜂窝煤。”

邓小平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他上任不久之后的这次出国访问意义相当重大。邓小平当然没有忘记日本有着战后重建的成功经验。与这个经济发达的邻居密切交往，分享经验，发展贸易与经济必将帮助中国实现自己的重建。

过去30年中与日本关系的逐步改善已经印证了邓小平当年开放中国、着眼未来、发展新型外交关系以使中国融入世界的判断与措施的正确性。

胡锦涛主席2008年5月对日本的访问给人们带来两个意外。第一，他用异常坦率的语言回顾了历史：“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两国友好关系受到严重破坏。这段不幸历史，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对听众们说：“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

第二个惊奇就是胡主席表现出了很少在公共场合展现的雄心与气魄。在早稻田大学的体育馆中，他摘下眼镜、脱掉外套，与两位世界级乒乓球高手——日本冠军福原爱以及中国乒坛皇后王楠展开了对抗。当他以凌厉的攻势赢球时，周围的人们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南华早报》甚至恭维说，胡主席与两位冠军水平不相上下，这场比赛展现了这位65岁领导人的充沛精力以及强硬、进取的个性。这一点是他很少在公共场合表露的。

这场比赛让我们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的“乒乓外交”，当时正是乒乓球员们的交流为北京和华盛顿打破了坚冰。

中日韩峰会

21世纪的总体趋势是经济重心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因此，东方国家将像西方一样，做出自己的决策、建立自己的联盟。它们将逐渐把自己看做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对手。这一转变将改变全球政治和经济平衡，从而形成对于东西方世界的重新定位。东方国家正越来越自信地确立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2008年12月13日在日本福冈举行的首次中日韩三国峰会正是这一转变的有力证明，要知道，与会三国的经济总和占到了整个东亚的75％。毫无疑问，中日韩三国放下历史争端、结成伙伴关系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

虽然这三个国家在参加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会议时曾经举行会晤，但是从未单独举行过峰会。代表三个国家参加峰会的分别是中国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和韩国总统李明博。他们呼吁在10月份召开会议讨论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问题。

在峰会之前与温总理会晤的时候，李明博称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中央银行之间的263亿美元的互惠外汇信贷协议正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这是中国第一次与外国中央银行签署此类协议。中日韩三国承诺推动国内需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地区性三边互惠外汇信贷，同时在未来一年中避免设置新的投资或贸易障碍。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三位领导人称，他们期待亚洲“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扭转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三国峰会每年举行一次，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中国将是2009年三国峰会的东道主。

中非关系

就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中国眼光非常长远。如果没有长远的规划，中国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关于中非关系的评论有很多，但是基本上都是基于西方人的视角。

理解中国的唯一方式就是搞清楚中国的真实想法，而不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人的想法。

中国在许多问题上的意图是开诚布公的。温家宝总理曾表示，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截至2008年底，中国在非洲投资的20个项目价值大约共计4亿美元，而且中国还计划将总投资从20亿美元增加到50亿美元。截至2007年，中非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620亿美元。为了帮助非洲解决食品短缺的问题，中国还将建设1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预计在2009年底动工。

胡主席与非洲国家的友谊开始于1999年，当时他作为国家副主席出访过非洲。在过去几年中，没有任何外国政治家像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多次出访非洲。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胡主席宣布了8项非洲政策。其中包括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优惠贷款、为非洲联盟建造一个会议中心、取消债务、进一步向非洲开放中国市场、建立贸易与经济区以及为非洲培养专业人才等。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策略有着自己的理解，它们指责中国觊觎非洲的自然资源，并且从中渔利。但是，西方最后一个殖民者离开非洲大陆之后那里发生了什么呢？对于大部分非洲国家来说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摆脱贫穷、建立基础服务设施、保障人民的安全。西方国家在帮助非洲实现这些基本需要方面做了多少贡献呢？

中国从未把贸易政策与评判非洲政府的道德标准、人权状况与环保措施联系在一起，也不对他们说教。也许，这正与中国不喜欢西方国家的说教有关。

经过贸易谈判后双方决定，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兴建基础设施，作为回报，中国可以取得长期的优惠自然资源开发合同。尽管在很多时候西方国家的道德评判是有道理的，但是问题在于西方这种提供大量援助，而非进行贸易的方式对非洲国家的影响是否大于中国在非洲兴建街道、沟渠、电厂和铁路的援助方式。

中国可以以更加低廉的价格提供和西方供应商质量相同的大部分商品与服务。尽管许多非洲国家腐败严重，但是它们都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改善社会现状。没有基础设施就不会有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社会进步。达尔富尔是另外一种情况。在那儿发生的不是腐败问题，而是对苏丹一部分人口不断的掠夺、强奸和凶杀。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令西方国家非常失望，因为中国一直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而是为非洲提供一个行为榜样。

30年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和马拉维差不多，但它很快走出泥泞、迈向了21世纪。1985年邓小平接见来访的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时曾经谦虚地表示：“请不要照搬我们的模式。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现在中国对待别国内政的态度依然如此。

欧美正在丧失对非洲的影响力

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篇题为《沟通：中国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地区日益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者的角色》（Building bridges：China's growing role as infrastructure fnancier for Sub-Saharan Africa）的报告。在报告中，世界银行负责非洲地区的副行长、曾担任尼日利亚教育部部长的奥比吉莉·艾茨克韦斯利（Obiageli Katryn Ezekwesili）说：“今天，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中越来越多的投入正帮助非洲大陆解决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的难题。日益密切的南南合作来源于中国与非洲之间强烈的经济互补，这是一种双赢模式。”

以安哥拉为例。该国的文盲率为60％，70％的人们都处于绝对贫困中。在它饱受内战蹂躏的30年中中国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现代化。安哥拉人还没学会如何工作，而中国人急切地想要为实现小康添砖加瓦。2009年1月，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宣布，安哥拉已经成为中国在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53亿美元。为了帮助安哥拉发展经济，中国政府免除了安哥拉6700万元人民币（980万美元）的债务，并且给与安哥拉450种产品免税优惠待遇。

中国像西方一样在国际关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理所当然的。西方国家在中东、中非和南美影响力的逐步下降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非常乐意介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拒绝投入的项目。据世界银行报道，2001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不到4亿7500万美元，但是到2006年已经上升到45亿美元，2007年更是飙升到70亿美元。另一方面，2005年在英国举行的G8峰会上，成员国向非洲许诺在2010年之前提供250亿美元经济援助，但是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报告，这一承诺只有14％得以兑现。

尽管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量有所提高，但流向中国的石油只占到非洲出口总量的14％，流向美国和欧洲的则分别为40％和17％。但是，中国在非洲油田的投资只有100亿美元，而西方企业的投资则高达1680亿美元。谴责中国利用非洲自然资源的西方国家应该想一想，现在谁从非洲的获利更多一些。

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峰会强调，任何合作关系都应该是互利的。胡锦涛承诺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他的这一发言很快引发了人们的怀疑。中国会像西方国家一样违背承诺吗？时间将会告诉我们答案，但是起码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食言。

非洲并不是唯一一个违背西方国家意愿亲近中国的地区。2007年，俄罗斯开展了“中国年”活动，中俄军事合作也在稳步推进之中。两国的贸易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双方的相互投资稳步上升，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现在全球各地已经很难找到一块中国没有涉足的土地了。

不容小觑的拉丁美洲

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额已经从1999年的83亿美元上升到了2007年的1020亿美元。2008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秘鲁的时候曾呼吁开创中国与拉丁美洲合作的新纪元。他指出，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拉丁美洲这个重要的发展中地区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就在胡主席访问期间，中国教育部宣布将为更多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2007年，共有2930名拉丁美洲学生在中国学习，其中有652名学生享受着中国政府所提供的奖学金。

为了传播中国文化，中国在8个拉丁美洲国家设立了17所孔子学院：墨西哥有5所（其中的第一所于2006年成立于墨西哥城），秘鲁有3所，哥伦比亚、智利和巴西各有2所，阿根廷、古巴和哥斯达黎加各有1所。

21世纪初，中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额有了很大发展，在2008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400亿美元，比2007年上升了40％。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对非洲采取的策略一样，中国正在逐步扩大对拉丁美洲的贷款额度，以谋求在商品和自然资源方面的长期利益。

2008年11月，北京发布了第一份关于拉丁美洲政策的文件，表达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以及和平、安全和司法事务方面加强“全面合作”的愿望。文件指出，中国的目标就是推动相互尊重与信任、实现双赢、促进共同进步。

把中国教育推向全球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教育方面的积极合作与交流发展迅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国留学的人数能够超过中国。自1979年以来，共有100多万中国人前往100多个国家留学，其中接近30万人已经学成归国。前往中国学习的留学生数量也急剧增长。自1979年以来，共有来自188个国家的1026000名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544所大学学习。

现在，学习汉语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自从2004年以来，中国在64个国家开设了226所非营利性的孔子学院，传播汉语与中国文化。4000多万外国人在不同程度地学习汉语。接近100个国家的8000多所学校把汉语纳入了课程大纲。

中国还将加大力度吸引海外杰出人才来中国工作。中国教育部设有一个人才发展办公室，该室主任吕玉刚指出：“有着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的高水平人才将大大促进中国的全面发展，特别在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

教育部推出了一个项目，吸引有博士学位和杰出贡献的学者。这项开始于1996年的项目已经资助了12000名学者和200个研究团体进行短期学术访问。其中的一位受益者就是现在的科技部部长万钢。万钢原本是德国汽车研究团队的一员，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该项目的资助。他于2000年回到中国，2004年成为同济大学校长。2008年他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是两位党外部长之一。

我们的熟人饶子和是教育部另外一个项目——长江学者计划的受益者。他在结束10年海外生活后于1996年回到中国工作。“我放弃了牛津大学的研究工作回到中国，就是因为被祖国的发展前景和大学所提供的优越条件所吸引。”现在，饶子和担任南开大学校长，南开大学也是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的两家赞助者之一。

现在，中国在美国学生最向往的国家中排名第5。2008年，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有11064名，而前一年只有8830名。而且，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选择了与经济相关的专业，而不再是过去受欢迎的文化、语言或者中医。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现在在美国学习的大陆学生有81000名，比2007年增长了20％。

中国政府的放权速度快于其他国家

约翰在上一本著作《定见》中讲述了从国家到经济行业的转变以及全球化与分散化的双重道路。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国家的全球化，而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因此，未来的经济领域将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构建。

分散化是市场经济的有效手段。经济的集权化和管制程度越高，就会越僵化、无法适应变化的市场。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已经证实自己把经济放在了首要地位，政治退居次席。“经济发展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胡锦涛在十七大上再次强调。中国只有继续分散化进程，它的这个整体才能保持统一。

在这方面中国做得很好。作为分散化进程的一部分，权力正向地方政府和企业转移。现在，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与企业直接与外国企业接洽。

2009年3月，中央政府正式授权各省从即日起可批准1亿美元以下的外国直接投资。因此，现在绝大部分国际交易都可以由省一级政府解决。在此之前，虽然很多省都早已经与国际客户直接做生意，但是所有的外国直接投资，无论数额大小，都必须报商务部批准。尽管这样一个放权是在意料之中，但是全球经济下滑导致直接投资减少也是原因之一，要知道外国直接投资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中国日报》援引中国欧盟商会一位发言人的话说：“我们欢迎中国政府放松外商投资管理的政策，这为所有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这一政策会大大鼓励外商前来投资。”事实上，前来中国投资的外商一直络绎不绝。

投资是双向的。截至2007年底，中国企业对1万多家海外企业进行了投资，投资总额达到1180亿美元。2008年，不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海外直接投资超过400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了63％。2009年3月，中国商务部还简化了审批程序，以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

2008年，中英贸易商会主席、伦敦市前市长格兰维尔·怀特（Granville White）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大连，以期促进大连与英国在金融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据《大连日报》报道，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与怀特访问大连的主要目的就是推动英国金融公司在大连设立办事处、鼓励英国公司帮助大连建设成为地区性金融中心。

中国的金融市场正在逐步开放。根据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首字母缩写）规定，外国公司可以投资大陆股票市场，投资下限为5000万美元，上限为8亿美元。这一体系允许外国金融机构以中国货币投资，使用特别账户投资中国证券市场。投资收益、分红以及资本收益都可以以合法的方式兑换为外币、汇往本国。这一领域的投资总额已经从2006年的71亿4500万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95亿4500万美元。

2008年1月底，无锡市政府和日本瑞穗实业银行（Mizuho Corporate Bank）在东京签署了一项协议，促成了金融服务的第一项外包项目。据《无锡日报》报道，这项外包协议的内容之一就是在江苏省设立第一家外国银行数据中心。该协议正是无锡市金融国际外包服务的开始。

交流还是隔绝？

对于个人来说，融入世界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互联网，不管是对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们来说都是如此。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管制互联网议论纷纷，而且，它们依旧是在根据自己的信仰和理解来衡量中国的模式。虽然说西方的信仰和理解与东方相比并无好坏之分，但是在中国人互联网管制的问题上仍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位于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是一家享有盛誉的非营利性机构，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最近，该中心公布了一项关于互联网社会影响的调查结果。关于中国部分的标题为“对于互联网管制中国人鲜有抱怨”。

“大部分美国人和欧洲人都认为中国网民了解政府对于互联网的审查和管制，并且心存不满。但是这项新调查显示，大部分中国人都赞成对互联网进行管制，特别是由政府进行管制。”皮尤中心在报告中指出。

西方媒体的报道似乎有时候让人感觉中国网络社会的无数“博主”只有一个想法：推翻中国政府。事实上，和大多写博客的美国人一样，多数中国人在博客上写的都不是些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他们的家庭、爱好、工作、家长里短和个人想法等。

如果可能的话，也许中国政府还会加大对互联网内容管制的力度。要知道，由于网络色情文学甚至儿童色情文学严重泛滥，进行管制也没有什么不好。中国政府认为自己应该保护公民，避免他们接触到任何“危害国家统一与主权、破坏民族团结、宣扬迷信、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恐怖主义、侵犯隐私、危害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内容。

中国还非常担心互联网对孩子的不良影响。中国媒体上的许多报道都指出互联网占据了孩子们的大量时间。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教育是迈向更美好生活的关键要素，因此沉迷于任何事物都被看做是一种灾难。中国“六星捧月”（父母、祖父母与外祖父母）的小皇帝们是家庭的骄傲与希望。家长们认为孩子花那么多时间上网不值得。

随着自上而下力量与自下而上力量的逐渐平衡，我们相信对网站与博客的审查将会继续减少，对政府批评言论的管制也会减少。但是，随着其他领域的开放，中国在这一问题上会有自己的时间表。

但是，关心中国互联网管制的大部分都是西方人。“虽然面临着外部批评和内部解放的压力，但是有证据表明许多中国人并不赞成西方人对于互联网的观点。当被问及应该由谁负责监管互联网时，85％的中国人的回答都是政府。”

这一调查访问了大量中国城市居民，其中有网民，也有非网民。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甚至赞成政府对互联网内容的监管。

该调查总结说：“虽然存在负面新闻，虽然担心、甚至害怕网络上潜在的危险，但是中国网民仍然感激互联网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廉价的网络游戏和电影，他们还可以通过博客和讨论版面与朋友讨论电影明星与乐队等。非网民，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也感觉到不上网就会落伍。”

中美互联网合作

无论人们对于网络自由的看法如何，都会注意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毫无疑问，中国人现在接触到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现在需要达到的平衡就是在中国融入世界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第一项网络监管技术显然不是源于中国，而是美国，而且许多人谴责思科公司向中国政府出售镜像路由器（mirroring routers），为它对于网络的管制提供了技术支持。对此，思科回应说该产品的出售对象不只是中国政府，还有许多需要监管的其他机构。许多美国机构，比如说图书馆和学校，也使用相同的屏蔽方法阻止用户访问赌博、色情或者充斥仇恨语言的网站。但是，不管思科几年前出售的技术在屏蔽网络言论方面帮了中国政府多大忙，中国人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购买到路由器，包括从自己的本土公司华为购买。

城乡之间的数字化鸿沟正在缩小。2008年中国农村的网民有7400万，比前一年增长了70％。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其中的94％都可以享受到宽带服务。

中国在互联网方面有自己的政策，但是它已经充分意识到“互联网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而且，“由于互联网的全球互联特性，建设繁荣诚信的互联网，促进互联网有序发展，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以上表述均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2008年11月在北京“第二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的发言。微软首席研究与战略官克雷格·蒙迪（Craig Mundie）在发言中指出，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密切合作基础上的交流机制是创新型应用的关键，也是保障电子交易安全和打击网络犯罪的关键。

《中国日报》记者周燕（Zhou Yan，音译）在关于这次论坛的报道中引用了一组官方数据：中国的网民数量正以每天24万人的速度增长，在未来3～4年的时间内可能达到5亿人。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指出，中国互联网发展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用户信息的安全、非法以及淫秽信息的传播、盗版、垃圾邮件以及对于隐私的侵犯。

只要使用互联网，我们就是这个大网络的一分子。这一网络是不会受到意识形态或者地理位置限制的。从登录的那一刻起你就成为全球互联网社区的一分子。密切的联系很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现在中国农村仍然保持着集体生活方式。也许政府对于博客和批评网站的担忧部分是因为这种密切联系会使一个雪球最终发展成雪崩。

当中国作为一位认真的角色登上世界舞台时，已经登场的演员们早已为它安排好了配角角色。但是，这位新演员的出色表现使它无法默默无闻。它逐渐走进聚光灯下，不仅参与到表演中，而且还改变了角色分配和舞台场景。

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舞台被两个超级大国所垄断：美国和苏联。它们所扮演的是对手的角色。苏联分崩离析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经济与军事超级大国。美国设立了其他国家衡量自己的标准：欧盟甚至称不上一个完整的经济实体，它的语言和政治观点都不甚统一，而中国则是美国唯一的潜在挑战者。未来的中美关系将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双边关系。

美国是一个GDP高达14万亿美元的经济大国。而日本、中国和德国的GDP都在4万亿～5万亿美元之间。中国刚刚超越德国，GDP上升到第三位，它很可能很快超越日本，跃居第二位。德国和日本的GDP将停留在4万亿～5万亿美元之间，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明显的增长，甚至还可能出现萎缩。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是中国的增长速度会快得多。中国和美国将成为世界两大经济巨头，把其他所有国家抛在身后。

这两大强国将不再是敌人，而是这个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的合作伙伴，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G8、G20这些世界贸易的受益者都在为建立全世界统一完整的经济实体添砖加瓦。20世纪末中国开始融入世界。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员。

支柱之七　自由与公平

本章所探讨的是经济能力与社会需要、少部分人获取经济成功的自由与大多数人对于社会服务的需求之间的平衡。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的焦点经常落在自由与公平上。我们是否应该选择一个所有人都享有同样待遇、无人过于超前的体制？还是要为个人提供自由，以便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与勤奋取得超越他人的成就？全世界都在被这些问题所困扰。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清楚地意识到，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一体制并没有使人们丰衣足食，反而一贫如洗。事实证明，团结在贫穷之下虽然在政治上很光荣，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美好。

早在1978年1月的严寒冬日里，北京老百姓终于首先看到了一丝黎明的曙光。新华社的一篇评论写道：“一丝暖阳终于打破了寒冬，为人民生活带来了些许温暖。在这个鸽子笼般的筒子楼和狭窄胡同密布的大城市中，人民大众终于开始感到一丝轻松。”就像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那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宽政策逐步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

“致富光荣”并非一个露骨的表白，西方媒体不断引用这一表述来证明邓小平对于创造财富的支持。事实上，邓小平从未这样说过，而且西方媒体的理解也有所偏差。1986年他在接受一家西方电视台采访时所说的是“致富无罪”。他还进一步解释：“我们的致富概念和你们不一样。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以便更快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的政策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不会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社会所期望的并不一定总是可行的。

既要缩小贫富差距又要让个人才能有所回报，这正是社会一贯期望的，然而也是不可能实现的。20世纪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强调自由、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公平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中国正在探索一种兼顾自由与公平的新体制。中国政府表示，中国的总体目标就是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建成小康社会。胡主席在2007年举行的十七大上也提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中国的经济起点很低，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国际排名还是比较靠后。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除以13亿人口之后，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315美元。而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人均GDP则分别为46859美元、44660美元和38559美元。

当然，GDP一旦被平均就失去了意义。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南方各省与东部沿海地区都有一些繁荣的城市，因而较为发达。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以及那里的城市则比较落后。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存在地区经济差异的国家，这使对人均GDP的解读变得非常困难。

基本需求之社会保障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水平想要追上发达国家并非易事，毕竟它只能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中国必须建立能够使员工在退休之后维持中等生活水平的养老保险体系、能够使员工在失业情况下维持基本生活的失业保险体系，以及覆盖普通医疗需求的医疗保险体系。

胡主席说：“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对于中国人来说，社会和谐不仅是道德上的需求，更是社会体系得以维系的关键。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调节以及中央、地方政府的团结一致使得支持长期的总体规划与支持共同创建一个高效的运行体系成为可能。

►青岛开发区共有15项涉及到社会援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全面保障指标。针对城乡居民低保户进行的社会援助有了大幅提高，住房维修补助也有所增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建立。此外还建立了新的重大疾病援助标准、低保户最低补助和最低学生补贴。《青岛日报》称青岛市为第一个“实现真正完全覆盖社会保障体系”的城市。

截至2007年底，2亿零100万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2亿2000万人参加了医疗保险，1亿1600万人参加了失业保险，几乎所有省市都建立了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在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地区，560万低收入人群可以定期从地方政府领取补贴。也就是说，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得到了自下而上措施的补充与支持。

为了减少贫富差距，中国所有县市都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收入标准的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2007年，共有2271万城市居民得到了此类补助，所有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都被纳入了这一体系之中。而且，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正在向农村延伸。全国性规划经常能够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其中很多项目都是从很小规模发展起来的。

►无锡市政府设立了“滨湖区生活保障标准”。也就是说，农村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将与城市看齐，缺口部分将由地方政府补足。《无锡日报》称这是无锡市第一个建立此类标准的区。

►北京市怀柔区有很多农户家庭种植板栗，经常有人在采摘时从树上掉下来，因此这里的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纷纷购买了个人意外伤害保险。

►怀柔区铁矿峪村有170多名村民在工作之前都购买了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每年的花费只有130元（19美元），却可以弥补90％的任何个人意外伤害所造成的损失。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对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体系进行了积极的改革。现在，由政府负责、独立于企事业与其他机构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形成。这一体系结合了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政策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这一体系下，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有所提高，城市居民享受到了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基本社会养老金体系有所改善，70岁以上老人还可以享受到“百岁老人生活补助体系”所提供的补贴。

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家庭人口减少，越来越多的老人陷入孤独境地。针对这一情况，北京市宣武区槐北社区为独居老人和孤寡老人推出了“空巢”服务项目，为他们在指定饭店提供免费的一日三餐，费用由当地政府埋单。服务中心为这些老人发放了特制卡片，他们可以持卡去指定饭店享受免费的一日三餐。

据《中国日报》报道，2009年2月中国的个人社会保险账户已经接近7亿个。而且，人民对于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有了发言权”，他们希望中国新的社会福利体系能够“覆盖面更广、费用更低、限制更少”。

但与此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一系列关于社会保险的丑闻被曝光。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就是因为涉及一起37亿元人民币（5亿4200万美元）的社保基金案而被撤职，判处有期徒刑18年。胡主席说过：“我们必须保持廉洁、打击腐败。”尽管严加防范，但是中国也不乏麦道夫(1)之流。

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新出台了一些法规，以期规范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保基金的安全。中国的人口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因此它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社会保障网络。

基本需求之医疗卫生保障

1978年，中国用于卫生保健的资金为115亿元人民币，也就是人均10元（按当时汇率折算为6美元），占到GDP的3.04％。改革开放之后，卫生保健情况有所改善，但是直到1992年中国才开始改革卫生保健体制，以满足人民与市场经济的需求。从1984年开始，中国出台了若干社会福利政策，但是不同的规章有时会重叠，影响到整体社会保险体系，使得政府的福利政策无法覆盖所有公民。

2009年2月19日的《中国日报》报道了一个因为没钱治病也没有保险而生命垂危的小男孩的戏剧性故事。他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见报也许是因为温家宝总理的介入，并且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尽管如此，这样一起事件比数字更能引发人们对于此类问题的重视。

事情发生在天津火车站，时速每小时350公里的京津城际快车从这里出发到达北京只需要30分钟。一对夫妻在这里候车打算回河北老家，因为他们已经无法继续支付孩子在天津血液病医院治疗侵袭性白血病的费用了。

这个孩子很幸运，因为当时温家宝总理恰巧从这里返京。温总理是位深受爱戴的领导人，候车室的人们对他的到来报以热烈的掌声，温总理也亲切地与大家握手交谈。看到这位怀抱熟睡儿子的母亲之后，温总理询问她去哪里，然后知道了他们的故事。

他握着这位母亲的手说：“来北京吧，我来为你儿子安排治疗。”在温总理的指示下，这个男孩被送到了北京儿童医院，院方答应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他的生命。

县乡村各级的医疗、疾病预防、卫生保健网络都已建立。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3岁，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预防为主”是中国卫生保健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

►长春市正在努力在2010年前为全市几百万市民提供自己的家庭医生服务、建立健康档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市政府出资在46个社区兴建了卫生服务中心。据《城市晚报》报道，2009年初长春市已经有70％的市民拥有了家庭医生和健康档案，这一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继续当中。

2003年一项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开始。这一重点关注大病保险的体系主要有三个资金来源：个人支付、集体出资以及政府补助。截至2007年，这一体系覆盖了大约7亿人，计划至2010年覆盖所有人。

►据《河南日报》报道，自2008年2月1日起，河南省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计划的所有农民都可以凭借医疗卡在全省任何一家医院就医，这在中国尚属首次。

►山西省建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体系，这一网络覆盖了全省所有县市。省市县各级共有131个疾病控制中心和594家其他医疗机构负责此类事件的报告。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报告、监测与预防体系已经得到大大改善。700多个单位设立的“网络直接报告”点已经开始运作。当然，这一体系关注的重中之重还是传染病。

►据《北京日报》报道，为了引领社区和家庭开展全面的慢性疾病预防与治疗活动，北京市于2007年开始了“家庭健康计划”。当今许多人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其他慢性疾病。计划开始的时候，经过专业培训的1000名市民活跃于东城区的126个社区，推广“家庭健康计划”。

尽管截至2007年综合性医院的数量已经达到29852所，医疗投入也高达86亿美元，但是中国人对于医疗制度的批评声一直不绝于耳。尽管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这些大城市都建立了肿瘤、心血管疾病、眼科、牙科和传染病专科医院，各中等城市也都新建了配备现代化设施的综合和专科医院，但人们仍然抱怨看病贵、看病难、医患关系紧张、医疗保险金额过低等问题。

2009年初，中国政府宣布实施人们期待已久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承诺在未来三年中投入1240亿美元，为全国13亿人口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政府表示，将在边远地区和县一级城市建造更多的医院，改善它们的医疗服务条件；加速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对它们的管理和监督。此外，还将对被认为是医疗领域腐败之源的药品体系进行监管。新的医改计划将使医疗保险体系覆盖90％的人口。该项改革的目标就是到2011年由政府负担人民的大部分医疗费用。

中医

大概10年前，约翰在与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交谈时问起中医与西医在中国所占的比重。陈部长回答说：“各占一半。我们经常用西医来诊断、中医来治疗。”

与西医相比，中医（中国媒体经常在大标题中把它缩写为TCM）拥有独立的理论和治疗体系，它大量运用诊脉和针灸，主要治疗药物为草药。现在，中国有3000多家中医医院，共有30多万张床位以及50多万名从业医生及助手。

大部分综合医院都设有中医门诊。在城市中，90％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都提供中医服务，70％的县城设有中医院，75％的乡镇卫生院设有中医门诊，40％的乡村医生运用中医或者中西医结合疗法为病人治病。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西医”疗法在中国也随处可见，在较为高级的治疗过程中使用。

在中国，医生同时运用中西医，特别是在诊断、治疗疑难杂症的时候。迄今为止中国有167家医院设有中西医结合门诊，相关医务人员达4万多名。大多数综合医院也提供中西医结合诊疗服务。为了探索中西医的最佳结合方式，政府还出资建设了提供中西医结合服务的27个专业门诊以及11所医院。

另一方面，根据《人民日报》2009年4月的数据，中国接受过西医教育的医生大概有550万人，而接受过中医教育的只有40万人，比半个世纪前减少了20％。现在，大部分中医医师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学习中医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家庭承包制，使得数亿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最初的时候，大约6000万农民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乡镇企业中找到了工作。向城市的迁移也逐步开始。后来，越来越多的投资涌向建筑、工厂和矿山，而大部分城里人认为这些工作太脏太累，于是大批农民开始拥向城市。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2.5亿农民离开家乡去城市中寻找工作，这一人数甚至比全美国成年人口还要多，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移。包括工厂、建筑工地、废品回收、保姆、家庭保洁、餐饮业在内的几乎所有行业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在美国，提到外来务工人员人们想到的肯定是前来帮助收割庄稼的墨西哥人，他们的工作是季节性的。欧洲也是如此，只不过规模较小。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工人前往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帮助收获芦笋、马铃薯、甘蔗和葡萄等。

与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进城务工人员收入低、待遇差，还经常受欺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得不超时工作，一些人甚至每周工作7天。但是这一状况正在逐步改进之中。在2005～2007年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大约30％。这种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将会越来越少，而且据人口统计学家预计，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将在2015年开始下滑，因此他们的工资水平还将继续提高。

权利意识的增强

更加严格的法律正在逐步提升人们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他们现在已经敢于站出来反对自己的老板和不公正、不合法的待遇了。

►2008年1月底，据《深圳特区报》报道，深圳市劳动局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取消申诉工人的仲裁费，这在全国尚属首次。5月份，这项政策在全国得以推广。比如说，如果一家公司被发现拖欠工人工资，它就会被列入黑名单，无法申请贷款或者准入资格。

早在2005年中国已经在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第一个进城务工人员工会在中国东北的辽宁省成立。

2009年3月《中国日报》上有一篇题为“工会帮助进城务工人员度过危机”的报道。全球金融危机使得2000多万进城务工人员失去了工作。对此有关方面已经采取了行动。2009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扩大援助范围，为1000多万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援助。其中包括加强职业培训，为大约500万工人提供工作培训，帮助另外500万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华全国总工会还将督促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倒闭企业必须及时向员工支付全额工资。“使进城务工人员加入工会是很有必要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如是说，“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他们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帮助他们积极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内蒙古日报》也报道了内蒙古达拉特旗工会现场监督企业给工人发放工资，以避免以往经常出现的压低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现象。该旗还建立了预防拖欠、克扣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支付系统，建筑工地和工厂还建立了进城务工人员支付卡系统。

胡主席也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求：“推进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管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一些过时的岗位如果不被取消，那么整个经济体系是无法保持健康运行的。冰箱代替了切冰机，汽车代替了马车，个人电脑代替了打字员，自动生产线代替了工人。就在过时岗位消失的同时，发明和创新还会产生新的工作岗位。这些过时岗位上的员工要么适应潮流，要么就会落伍。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中国必须应对两大变化：大量国企员工的下岗以及数亿农民的进城务工问题。

迁移在中国通常被看做是改善生活条件的途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进城并不是因为受贫困的驱使，而是被城市的机会所吸引。

德国记者乔治·布卢姆曾深入工厂采访过一些进城务工人员，并且还曾跟随他们返回故乡，对他们所面临的法律困境深有体会。他在《中国并非邪恶帝国》一书中写道：“我在中国很少能见到不快乐的农民。他们大多来自落后的乡村，因此很高兴能够逃离那里。他们对自己拿到的微薄工资感到骄傲，因为这已经比他们的农民父辈的收入高了许多。”布卢姆还提到，西方道德家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不愿意承认“大部分中国人比几年前生活得更加自由、更有尊严”。

尽管如此，他们之中也有成功者和失败者之分。2009年2月的《中国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当生命随风而去》的报道，讲述的就是一位陷入困境的进城务工人员的故事。

罗炼（Luo Lian，音译）在中国南方广东省佛山市的一家家具厂打工，中秋节的时候他回家看望父母。结果他并没有回到家中，而且再也没有人见过他。唯一的线索就是哥哥在他宿舍里发现的一张纸条：“我这辈子都要不停地工作，但是看不到一点成功的希望。我太累了，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我没有事业，没有能力赡养父母。还有比这更痛苦的吗？”

罗炼在工厂的师傅说他既不勤奋也不怎么聪明，而他的同事们则说他内向，不愿与人交往。

罗炼的故事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于进城务工人员这一群体生存环境的讨论。许多人对他表示同情，也有些人认为他不负责任、不切实际。专栏作家许知远认为，罗炼的痛苦在珠三角成千上万的年轻进城务工人员中非常有代表性。他们认为自己和城市人一样都对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却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

问题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中国已经对进城务工人员的需要与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省市县都在积极应对这一问题，为他们提供培训、帮助他们创业。

河南省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如为从电焊到计算机的一系列职业培训提供财政补贴，鼓励进城务工人员自主创业。政府还拨出8亿元人民币（9000万美元）来支持本省中小企业的发展。

►据《九江日报》报道，进城务工人员掀起一股返乡潮，纷纷回到庐山区创业。区政府设立了一个服务中心，为他们提供政策咨询、商业技术培训等服务，并且还可以为有创业意向的人提供小额贷款。

►江苏省东海县为返乡农民工提供3年免税加5年税款减半的优惠政策。截至2008年上半年，已有2万多农民工返乡创业，成立了13000多家硅加工、农业、建筑材料和机械企业。

自主创业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的好办法。而自主创业的第一步通常就是开设一家小规模的农产品初级加工厂。就像回国军（Hui Guojun，音译）村长所说的那样：“只种菜是不可能致富的。我们需要发展加工业和大型农场，以便留住更多的人。”这一发展正成为趋势。

为了缩小中国东西部的差距，政府于2000年宣布实施西部大开发。中国西部土地和矿产资源丰富，有十多个邻国，因此许多人都认为西部将成为继东部沿海之后的下一个黄金发展区域。截至2007年底，已有3000多家涉及物流、IT、商业、证券和贸易的外资企业落户西部地区。

过去几十年中，农民工一直是向工厂所在地迁移，而现在一些中国大公司开始迁往务工人员聚集的地方。以运动鞋闻名全国的李宁公司于2009年投资32亿元人民币（4.7亿美元）在中国中部荆门市兴建了一个生产与销售中心，可为当地提供2万～3万个工作岗位。洛杉矶快船队的巴伦·戴维斯（Baron Davis）是最近一位与李宁公司签约的NBA球星，他将帮助李宁公司推广运动鞋。

李宁公司将吸收3万名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回到荆门的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后前往李宁生产中心工作的农民工可以以优惠价格从政府购买住房。”荆门市副市长周松青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而且，他们还可以享受到与市民一样的医疗服务。他们的子女也可以进入正规学校学习。”像这样的公平措施正在全中国自下而上兴起。

►广东省为有技术的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了廉价住房，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免费教育。除此之外还出台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帮助他们克服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2008年，杭州市为进城务工人员建设了10万平方米的公寓，每套40～50平方米的公寓每月的租金只有300元（44美元）。而且，这些公寓还将配备图书馆、活动室和其他设施以满足工人们的休闲和文化需要。

乡村教育

公平源于教育机会的均等。于1977年恢复的高考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改变自己命运最公平的一种方式。全国高考每年夏天举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如果落榜第二年还可以继续报考。2001年国家取消了对考生年龄的限制，2008年中国的各大媒体还报道了一位79岁老人连续8年参加高考的故事。

虽然所有人都可以参加高考，但中国的农村人口却仍然因为一种被称为“户口”的居住地制度无法摆脱农村。“现行的户口制度阻止了人员的自由流动，把人们分为城里人和农村人，这不公平、不公正。”2009年2月25日《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户口制度限制了人们在自己国家内的自由流动，自50年前实施以来引发了无数心酸故事。如果没有户口，即使人们在城市中工作、纳税多年，仍然会被看做二等公民。”

不公平、不公正的户口制度

户口本是由出生地的公安部门所颁发的。户口制度使得农村人口无法像城市人口一样享受当地的保险、住房和教育等福利。城里人可以享受的免费服务进城务工人员必须要自己掏钱才行，这正是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把孩子交给老家的父母抚养的原因之一。但是，农村的教育质量比沿海地区要差很多，使得这些孩子将来很难往更高的社会层次发展。

胡主席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上海市政府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虽然只是一小步。它宣布只要符合5个条件就可以申请户口：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持证期间依法缴纳所得税、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及其他方面的不良行为记录。尽管这只是很小的一步，但是向大家发出一个信号：这个长久以来存在的难题应该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与解决。

►2008年1月，上海浦东新区宣布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开设民办学校。第一批4所学校可接收3900名学生，这些孩子将享受和上海籍学生相同的补贴，配备相同的师资。

►现在，93000多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读于大连的公立小学和中学，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最近几年，大连市一直把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率作为衡量教育发展、建设和谐大连的标准之一。据《大连日报》报道，2008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占公立学校学生总数的17.3％，而前一年这一比例仅为3.2％。

►北京丰台区的失业人员都可以无限次接受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所有的培训费用都由政府埋单。据《北京日报》报道，该项花费每年大概为330万元人民币（484000美元）。

远程教育

互联网一个确定无疑的积极作用就是使中国农村人口能够使用与城市学生质量相同的教育网络。胡主席指出：“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在2003～2007年间，中央和地方政府拨款100亿元人民币（12亿美元）在中西部农村的中小学建设了现代化的远程教育体系。初级中学配备了电脑机房，农村小学也安装了可以接收卫星教育节目的设备。包括DVD播放器在内的全套教学设备也出现在小学教室中。

有着3000所分校和50000名教职员工的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针对农村地区的远程教育机构。据《2008中国》一书提到的资料，有了收音机、电视机、卫星网络、互联网、视听材料与其他教学方式的帮助，这所学校为农民提供了广泛的实用技术培训。

►据《伊犁日报》报道，尼勒克县已经在63个教学点建立了远程教育网络。农民可以通过卫星宽带传输观看电视教学节目，还可以向专家提问寻求帮助、交流信息。

►据《广西日报》报道，兴业县的“农家课堂、田间课堂和网络课堂”帮助该县石柜村的茶叶种植面积从33亩增加到885亩，茶叶种植户也从几户增加到160多户。茶叶种植业的年产值达到500万元人民币（73万美元），人均收入也因此大幅提高。

全球最自由的经济

提到公平，人们经常会想到财富的再分配、社会福利项目和慈善事业。但是，这些都治标不治本。营造教育机会均等、鼓励创新的环境才是抗击贫穷与社会不平等的最有效手段。

自由经济是允许人们施展才能把握商机的基本前提，中国本身就有一个典范：香港。这一点可谓意义重大。香港连续15年被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在考核的10项标准中，香港在贸易自由度、财政自由度、投资自由度、产权等4项中均拔得头筹。

就像我们在支柱之二中提到的那样，香港称不上拥有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也从未出现过重大民主运动。香港这个例子告诉大家，北京领导下的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多么出色地为人民利益服务。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香港化。

自由选择权

自由意味着拥有一个可以使自己梦想成真的环境。中国一直在努力为企业家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胡主席曾经说过：“完善政策，支持自主创业。”

在自由施展才华的大旗下诞生了许多杰出的私营企业家，陈小军就是其中之一。当年他离开了浙江省金融业的“铁饭碗”，成立了台州市商业银行，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民营银行之一。他这种放弃铁饭碗创建民营银行的做法是个创举。《中国日报》对他的评价是：“思想解放把这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贷员变成了中国金融业的传奇人物。”

另外一位企业家，47岁的宋郑还是好孩子集团的创始人。这家成立于17年前的集团在最近10年中一直占据着中国婴儿车市场80％的份额。它80％的销售额来自海外市场，其中50％来源于美国市场，美国三分之一的婴儿车都出自该集团。宋郑还说，成功的秘密就是创新。2008年，该集团一个2万平方米的研发中心在江苏省建成，这是世界童车行业中最大的研发中心。

据说，张茵是中国首富，她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位女性都要富有，其中包括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她的玖龙纸业成立于10年前，是中国最大的包装制品厂。她变废为宝的方法就是从美国和欧洲运来数百万吨废纸，经过处理之后加工成包装电子产品和玩具的瓦楞纸板，然后把这些产品印上“中国制造”的标签运回西方国家。这些纸板被丢弃之后，新一轮循环再次开始。她念的完全是资本主义生意经，立场毫不含糊。她说，“生意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只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如果这句话出现在20年前，中国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今天，胡主席说：“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

太多在美国获得成功的人士，他们的故事都有类似这样一个开头：“刚刚到达美国的时候他口袋里只有几美元。”

吴鹰到美国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0美元，但是在踏上美国土地的半小时内就向慈善机构捐出了5美元。他是改革之初前往美国的许多中国学生精英之一。1985年去美国之前他已经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助教。他的才能与出色的英语水平为他赢得了令人艳羡的斯坦福大学录取通知书，但是新泽西理工学院为他提供了助教奖学金，因此他选择了后者。

1987年吴鹰毕业之后进入贝尔实验室工作，当时的中国正在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吴鹰也想参与其中。后来，他领导自己的企业在中国新型自由社会中打败了大型国企和邮电部，成为中国的企业家英雄。2008年我们会面时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吴鹰的技术体系建立在所谓的个人手机系统（PHS）之上，这一系统在日本和泰国进行过测试，但是没有被这两个国家接受。这一设备的费用远远低于中国广泛使用的移动电话系统。吴鹰和他的UT斯达康公司为这一设备起了一个新名字——小灵通，作为廉价移动通信设备向大众推广。吴鹰认定这是一个可以容纳6.5亿部小灵通的巨大市场。他是这样计算的：中国人中最富有的20％会使用普通手机，而最底层的30％只能负担得起生活必需品。中间的这50％就是UT斯达康的目标客户。吴鹰曾胸有成竹地对地方官员说：你们可以在3个月内收回在小灵通设备上的投资，而要收回移动电话设备的投资至少需要18个月。

正如吴鹰所预计的那样，中间这50％的人们蜂拥而至购买比移动电话便宜80％的小灵通。现在吴鹰已经成为中国的亿万富翁之一，在其他创新企业中也有多项投资。吴鹰是中国的一个大英雄，特别是在年轻人眼中，因为他为人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吴鹰已经成为IT界的偶像人物之一。

吴鹰的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一路打拼上来的，毫无疑问他不仅比罗炼（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失踪农民工）更有天分，而且也比他更加勤奋。就像我们的伙伴、朋友王巍以及其他许多成功人士一样，吴鹰积极参与中国新社会的发展。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工作时间过长，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也没有任何休闲时间。

中国富人的数量正在急速增加。查看一下2009年《中国经济评论》你会发现，广东省是培养富人的沃土。中国前10位的男女首富中，广东省分别占了6席和3席，而香港只有两位。

麦肯锡公司2009年的报告称，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拥有富裕家庭数量最多的第四大国家，仅次于美国、日本和英国。报告称，到那时中国富裕家庭的数量将会超过400万。截至2008年底，中国富裕家庭的数量为160万，不到总人口的1％。这一数字正在以每年16％的速度增长。

在这160万富裕家庭中，大约有50％的家庭是在最近4年加入这一行列的，到2015年还将有200多万家庭跨入这一行列。麦肯锡公司称，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就是中国富人要比美国和日本富人年轻得多，45岁以下的富人占到总数的80％，而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仅为30％和19％。

就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致富无罪”，贫穷也不是什么美德。不同人对于自由和公平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商界，自由意味着可以努力工作并且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公平则是为各层次人群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并且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完全自立的人分享财富。

在努力平衡自由与公平的过程中，中国的纵向民主模式拥有众多优点。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使得长期计划不会被任期所打断，也不会受到任期思维和计划不断更迭的影响。这种模式还可以使得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减少社会寄生虫的数量，把更多的资金用在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

社会福利的大框架由中央政府所提供，但是也为更贴近核心问题的地方政府和机构留出了自下而上参与、从而解决问题的空间。

教育是使人们自立的关键要素，因此必须放在首位。教育必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重点。教育不仅是推动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而且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人们更有可能在动荡时刻提供解决方案。教育就是打开自由与公平大门的一把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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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伯纳德·麦道夫，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主席，因涉嫌证券欺诈于2008年12月11日遭警方逮捕。

——译者注

支柱之八　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大家拭目以待吧，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一定会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方面重现2008年奥运会上的辉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取决于从模仿到创新，从为外国品牌进行加工到拥有自主品牌的转变。中国正逐步走向“创新型国家”。

本章标题既是一个预言，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战略。中国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上取得的辉煌成绩，正是中国未来经济竞争力的预演。中国奥组委投资19亿美元兴建了体育场馆，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更是高达420亿美元。为了举办一届精彩的奥运会，150万中国人不得不搬家，以便为体育场馆和美化工程让路。此外，中国还关闭了200家污染严重的工厂，对北京90％的废水进行了处理。中国的目标就是要举办一届在艺术水平、场馆建筑和金牌数量方面都超越以往东道主的高水平奥运会。这些目标中国全都实现了。在未来几十年中，世界将目睹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方面重现奥运会的辉煌。

竞争力的终极目标就是一个国家人民的富裕，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美国国家竞争力委员会（U. S.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所发布的《竞争力指数》中如此写道。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非常符合中国的需要：第一，它符合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第二，中国的治理模式类似于企业，强有力的领导层通过越来越民主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共同作用的纵向民主决策体制来制定长期目标，实现管理。第三，国家的安定繁荣符合领导层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以往成就的自豪以及对未来崛起的雄心壮志把中国人团结在一起。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从濒临破产的边缘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在全世界的比重只有0.8％，与利比亚相差无几。而如今到了2009年，中国已经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出口大国。

21世纪经济将偏爱那些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国家。又有哪个国家比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拥有更高的起点呢？在2006年的竞争力报告中，以《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一书闻名于世的迈克尔·波特写道：“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将偏爱那些欢迎不同文化、吸纳多样化思想以图创新的国家。不同技术和创新领域的融合，学术、创新、艺术和前沿思想的繁荣将大大推动它的发展。这些概念都是美国的长处和我们的竞争优势。而且这些概念都为美国所独有。”事实上，最后一句话应该改为：“过去，这些概念都为美国所独有。”

中国在2000年到2020年间使人均GDP翻两番，从而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正切合波特所谓的“竞争力的终极目标”。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胡主席着重强调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新目标。他指出，中国将：

►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

►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的上述目标是否能够全部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把学生从家长制的、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独立思考。如果教育和其他机构依然坚持等级森严的家长制制度，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必须在中国教育体制整体改革的大背景下考虑这一目标。中国想要在短时间内改革整个教育体制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竞争。就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美国之所以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因为它们之间彼此争抢生源，因此必须提高自己的教育质量。为了提高教育体制的整体水平必须允许学校相互竞争生源。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借鉴自己在商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企业竞相提供越来越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学校也可以展开竞争提供越来越优质的教育。这就是用市场的思路来改革教育，让客户们来决定。家长们可以从众多愿意为自己孩子提供教育的学校中进行选择。这样一个竞争体制可以改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校。私立学校在印度盛行的时候很快吸引了50％的学龄儿童，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家长组织的贫民学校。这对公立学校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我们最后一次调查的时候发现议会中有人提议要关闭所有的私立学校，也就是消除竞争。

在我们多次引用的《像中国人一样思考》一书中，两位作者写道：“由于学生数量庞大，中国的教育体制过于强调死记硬背，非常重视考试成绩。好学生在考试中可能能拿到高分、非常熟悉学习资料，但是未必能够理解所学知识的精华。一位老师的优劣是通过班级升学人数来衡量的，中学老师的奖金也往往和所教班级的升学率挂钩。”因此死记硬背是难免的。这可不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沃土。

自上而下“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的号召已经响彻中华。但是它的实施情况将会如何呢？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在于孩子们和员工太缺乏纪律性，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纪律性太强了。

2008年9月在天津的时候我们见识了教育中的纪律性。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的办公地点位于天津财经大学，这里现代化而且时尚的建筑值得任何一所大学羡慕。但是每年9月份，这里都会上演在西方大学永远看不到的一幕：新生接受军训。你可以看到身着统一军装的新生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在操场上操练。

“这的确能够培养学生的纪律性，但是能够鼓励创新吗？”我们问道。听过他们介绍之后我们也觉得有道理：“学生军训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责任感、纪律性和团队精神。大部分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照顾，有些甚至还有叔叔阿姨的呵护。他们太以自我为中心，因此经常被称作‘小皇帝’。”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取消大学生军训似乎是很简单的事情，虽然两个星期的训练有一定道理，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学生已经很听老师的话了。这种整齐划一的压力并不仅仅来自上级，许多压力都源于人们自己。中国人非常注重面子：自己的名声、社会地位和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因此错误和失败是不被允许的。《像中国人一样思考》中这样评论面子：“很多情况下它比健康或者财富更重要。”“创新行动”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就是要彻底改变这种犯错误就意味着丢面子的心态。

中国有句古话：“做事做事，多有不是。”这句话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并且代代相传。成为圣人或者完人仍然是许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你就不能犯任何错误。所谓“谨言慎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这可不是营造“创新型社会”的方式。

教育是中国社会中最保守的领域之一，尤其是农村教育。乡村教师思想陈旧呆板，过于追求分数。我们曾就中国教育体制如何适应21世纪的需要这一问题询问过天津财经大学校长张嘉兴。

他说：“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激烈竞争中获胜的都是那些善于理解新概念的人。学习、实践和创新的能力至关重要。我们鼓励学生首先打好坚实的知识基础，有选择地进行学习，并且利用这一基础形成新知识。我们的任务就是拓宽学生的思路，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新见解、新理论，为将来的实践打下基础，并使他们勇于尝试新思路、新理论和新结论。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时代的弄潮儿、未来的探索者。

“天津财经大学正致力于建成一所拥有国际眼光和全球视野的一流大学。我们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必将推动教育的全球化进程。作为一所财经大学，我们位于培养中国下一代人才的最前沿。因此，我们一直致力于更新教育理念，根据理论、实践与中国特色探索更恰当、更科学的教育模式。理想情况下，大学应该是商业社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文明——的营养沃土、精神需求的庇护所。”

丢面子，得实惠

“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一家美国公司的老板在向员工乔大加斥责之后说，“工作做得太差劲了，回去重做，做好点。”

“白痴，”乔走出老板办公室的时候一腔怒火，嘴里小声嘀咕道：“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也可能发生在中国。但是，中国的乔不会昂首挺胸、怒气冲冲地离开，而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丢了面子，他没有办法认为老板不是针对他个人的。美国的乔会把批评抛诸脑后，或者当做动力激励自己拿出更出色的表现。而中国的乔则需要维持自尊，也就是他的面子。

在中国，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可靠性决定了人们对他的信任程度。受尊敬的人可以获得信任，值得信任的人可以获得声望。不具备这些品质的人是几乎不可能成为领导者的。这也是中国在面对批评时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我们不知道哪个更难一些，是把美国的乔变成一个充满敬意的下属，还是把中国的乔改造成敢作敢为、富有创新精神的学生或员工。问题就在于，这两个“乔”的代表人物将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迄今为止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大胆无畏者最有可能占得上风。

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居世界首位，在世界财富500强中也占据了大半江山。它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比其他人聪明，而是因为美国社会允许犯错误，鼓励创新，把错误看做是学习的机会，欢迎失败的企业家东山再起。

中国人需要新面子

尊敬与服从也许在生产线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尊敬祖先、长辈、上级和同事也许也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但是现代科技创新需要有人去质疑前人的观点和老板的命令。就像在前面提到的那样，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胡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但是，宏图大志是一回事，为这样一个转变创造所需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又是另一回事。中国需要转变几千年来形成的心态，而且这一转变需要在一两代人之内完成。另一方面，好在并非13亿中国人都需要转变，只要实现关键人群的转变就可以了。

对于西方的公众人物来说，没有什么比被忽视更糟糕的了。但是在中国，被忽视总比被公开质疑或者批评好。我们的中国朋友多次提醒我们，在中国你是不能在称赞某人在某一方面的成就的同时严厉批评他在其他方面的不足的。但是，这在西方世界的业绩评价中是很普遍的做法。

在科学界，这一问题虽然没有那么突出，但依然严重。它所遭遇的挑战就是中国科学家之间缺少坦诚的交流，而且人们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河南大学副校长宋纯鹏最近表示，这一问题在中国很普遍，而且“阻碍了中国潜力的挖掘”。

《中国日报》非常赞同宋纯鹏的担忧，它的社论中提到：“学术批评，即使存在，在很多时候也已经堕落成同行之间无耻的相互吹捧。”批评性的学术评论非常罕见。“我们与宋纯鹏有同样的担忧，”社论中说，“而且我们还非常担心这会导致道德的沦落。”社论的结束语相当出人意料：“我们的社会需要灌输耻辱感。我们应该为自己接受不配得到的赞扬感到耻辱。”这将是中国人心态的180°大转弯——不再担心批评，而是担心虚假赞扬！

“我们在招聘管理人才的时候所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中国人担心做错事，因此宁愿不做事。”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经理告诉我们，“我们对各个层次的员工都在进行培训。只要涉及金额不超过2000元人民币（300美元），每个员工都有权当场独立解决客人的问题。”

随着中国大陆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经验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开始走向管理职位。他们能讲流利的普通话，因此比许多外国经理还拥有更多的文化优势。

“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教育。”2009年农历正月十四赵启正主任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晚宴上说。他的话是可信的。在《浦东奇迹》一书中，赵启正提到：“当今世界，人才是第一资源。谁拥有了尖端人才，谁就占领了科技制高点；谁拥有了丰富智力资源，谁就在激烈国际竞争当中占据了有利位置。”

浦东政府还非常重视吸引、帮助海外归国学者创业或者谋求发展。该区政府早就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负责这一问题。2006年，政府官员和各相关企业领导都加入到这一小组中。他们明白良禽择木的道理。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创新典范

张江高科技园区位于浦东新区的中部，规划面积25平方公里，分为技术创新区、高科技产业区、科研教育区、生活区等功能小区。该园区是中国的硅谷，拥有中国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完整的产业供应链。该园区的官方网站显示，截至2007年底，它已经吸引了5359家公司，其中的108家为研发中心，306家为高科技公司。截至2007年，园区内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累计申请专利9142件，授权专利2205件。

张江高科技园区还汇集了众多大型生物技术和医药研发中心，其中包括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国家新药筛选中心、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国家中药现代化（上海）创新中心和国家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等。

该园区希望到2010年可以再吸引一些研发企业、10家大型本土企业和50家中小型医疗器械公司。张江现代医疗器械园的年产值预计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14.7亿美元）。张江高科技园区还是中国的孵化和创业中心。它现在拥有382家创新企业和182家高科技公司。其中一家成功孵化的公司就是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现在它已经占据了中国网络游戏市场的大半江山。

中芯村——城市中的企业村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简称SMIC）是世界一流集成电路公司，也是中国大陆规模最大、最先进的集成电路企业。该公司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内实施了一系列创新，对其他公司以及中国的其他城市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顶尖人才，中芯国际在2001年兴建制造工厂的同时还斥资1亿美元兴建了“生活圈”。这一企业村既有别墅也有高层公寓，还有宽敞的停车场、体育设施、配备了百货商店、银行、饭店和其他小商店的中心区、双语学校，甚至还有一所教堂。公司称将把这些住房以成本价卖给员工，员工在企业村中公司开设的商店购物还可以享受15％的折扣。

当然，教育是张江高科技园区乃至整个浦东新区创新的关键因素。良好的教育也是中芯国际成功招募人才的关键：中芯学校可以提供中英文两个系列的私立教育。该校的英文教育得到了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简称ETS）的二级授权，学生可以参加美国大学的SAT或者ACT入学考试。而中文教育则遵循了上海正式的小学、初中和高中课程大纲要求，为学生参加中国高考做准备。

为了吸引全世界人才库中的基督教徒和信仰其他宗教的高科技人才，中芯国际还在公司旁边建造了浦东张江感恩堂。因为早已读过赵启正与路易·帕罗(1)（Luis Palau）的《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Riverside Talk，A friendly Dialog Between an Atheist and a Christian）一书，对此我们并没有感到惊讶。

在中芯国际乃至整个张江高科技园区实地考察的时候，我们亲眼目睹了中芯国际和其他公司相对年轻的高科技人才朝气蓬勃的社会活动和学术交流。中芯国际企业村中的郊区生活方式，以及类似张江感恩堂之类的生机勃勃的社会活动中心为扩展中的大都市提供了创新模式，成为中国其他地区密切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因此很可能对其他城市产生示范作用。

青岛不只有啤酒

浦东并不是唯一抱有宏图大志的地方，许许多多新兴城市都将成为中国迈向下一阶段——创新型国家——的行为榜样。就像胡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正在向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国家进发。

青岛就是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大多数人熟悉它都是因为啤酒瓶上的那个名字Tsingtao。毕竟，青岛啤酒厂是世界第十大酒厂。

青岛是一个位于山东半岛的繁华大都市，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海滨度假胜地，对此许多西方人并不清楚。德国人称它为“黄海边的那不勒斯”。青岛港是中国第三大港口，也是世界第九大港。鱼、海产品、纺织品和日常用品从这里出口，而且青岛还有众多世界知名企业，如皮尔·卡丹、红领西服、双星和海尔等。顺便提一下，海产品是中国出口美国的重要商品。在青岛，平均每天批准的专利有10项，其中大约90％都应用到了生产中。现在，中国在改进生产工艺、使商品以低廉的价格便利地销往世界各地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据《中国日报》报道，青岛市长夏耕心里装的不仅是啤酒和海滨浴场。报道称：“自主技术创新是青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我们用它最著名的海尔集团的历史来衡量这个城市的宏图大志，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张瑞敏著名的“大锤事件”（我们在支柱之二中有详细讲述）肯定受到了德国人所遗留的严谨精神的影响。

2003年访问青岛的时候，我们受到了青岛高科技工业园管委会的款待，还参加了一次圆桌讨论，与会的除了台湾一家软件公司的CEO李宗悌（Fred Li）之外还有一些市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该工业园位于风景秀丽的崂山区，规划为高科技产业基地。这只是创新行动的开始，在对土地进行精心规划之后，该工业园已经建起了一栋雄伟的行政大楼。

从我们所下榻的一座新建五星级酒店的窗口望去是一个类似迪斯尼的游乐园。四车道的马路对面就是濒临黄海的崭新西式别墅，静待买家或者租客。青岛开发区的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0％以上，我们感受到了这里的复兴活力。尽管青岛经济发展迅速，但与一线城市之间的薪水仍有差距。例如领导四五位下属的资深化学家或者工程师在青岛的月薪大约为6000～8000元人民币（大约1200美元），但是在北京或上海他们很容易拿到高一倍的薪水。

“在高科技领域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对于工业进步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青岛市科技局局长王安民如是说。为了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的能力，青岛市规划了10个科技研究实验室以培养一支高科技创新的人才队伍。6个创新中心，包括海尔数字家庭网络国家工程实验室，已经开始动工兴建。

青岛市政府还鼓励大学、研究所和企业联合进行技术研发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该市规划在2012年成为“创新型城市”。包括海尔和海信在内的十多家青岛公司与100所左右的大学和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山东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等。青岛已经在制造时速300公里的高速火车，使中国成为继德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第四个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此类高速火车的国家。

青岛已经建成10个工业区——包括软件、数字高清电视、新材料和海产品等工业区，到2010年预计产值将达到1200亿元人民币（176亿美元）。青岛市政府还计划每年有选择地扶持30家新材料、电子和生物工程中小企业，帮助它们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

600年的梦想成真

10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现代科学技术，甚至有人说当时只有10个中国人懂得微积分。但是到了21世纪初，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高科技研发上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中国60％的技术，包括核能、太空探索、高能物理、生物科学、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等都已达到或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在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一员并赢得全世界尊敬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太空探索更让中国人激动的了。

2003年载人宇宙飞船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的突破，当时杨利伟在太空度过了21个小时。2005年中国航天技术再次实现飞跃，中国人可以从电视上观看搭载两位宇航员的神舟六号飞船升空。接下来就是2007年的成功探月和2008年的太空行走，中国还计划在2010年之前发射无人飞船探月。

2008年9月27日那个星期六下午，宇航员翟志刚迈出神州七号飞船，成为第一个在太空行走的中国人，当时我们恰好在北京。翟志刚的宇航服上还有胡主席书写的“飞天”两个汉字。当天下午，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校对手表，在电视机前等待直播中国人的这一历史成就。下午4点41分，翟志刚举着一面中国国旗从轨道舱走出。我们是在一个室外大屏幕上看到这一场景的，当时正好堵车，我们坐在一辆装有花边座套并且装饰以塑料花的出租车里。收音机中传出的中国人激动的声音好似“超级碗”决赛中匹兹堡队在最后一分钟绝杀亚利桑那队的报道一样。那位出租车司机不停地指着大屏幕，转身给我们一个灿烂的笑容，也许他在感谢上天让他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遇到了堵车。

中国的航天梦想至少开始于6个世纪前。据传说，明朝有一位叫做万户的官员，他是有资料记载的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试图用火箭升天的“宇航员”。15世纪初的某一天，雄心勃勃的他打算飞向太空，于是把自己捆在一个木椅上，椅子上绑有47支火箭，他双手还各握有一个大风筝。试验的结果是致命的：他死于火箭的爆炸。600年后，中国的载人宇宙飞行才成为现实。

月亮上的一个陨石坑是以万户的名字命名的，9月的太空漫步开创了中国实现2012年成功探月梦想的新纪元。

中国的飞机制造业

让我们把目光从太空收回：中国正在展翅融入世界飞机制造业。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在这一尖端高科技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世界一流的飞机制造商。

中国已经凭借ARJ21打入了支线飞机市场。ARJ21是中国研发的90座飞机，是“21世纪先进支线飞机”的英文缩写。第一架飞机于2008年下线，仍处于测试阶段。首架ARJ21飞机被命名为“翔凤”，象征着吉祥与和谐，这一名字是通过网络投票产生的。

ARJ21是中国实现民航制造业宏伟计划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并非毫无基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邓小平执政时期，一批飞机制造工程师与相关专业学生被派往西方国家学习新技术以便回国效力。这一策略和汽车业的“草船借箭”并没有多大区别。进口很快被中国人在汽车业所谓的“共担风险”所取代——与著名飞机制造商成立合资企业，从组装进口部件到自主生产零部件，最后实现自主研发和生产。

通用电气旗下的租赁公司是签下第一笔中国造飞机订单的西方公司，它买下了5架ARJ21，并有额外20架的购买权。第1架飞机预计在2012年交付使用。中国国内的航空公司也已经预定了200多架ARJ21。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已经开始为空客和波音公司制造零部件，在生产军用飞机方面也有多年经验。中国还将继续研发大飞机和高级直升机，正在朝着在2020年挑战波音和空客在大型喷气式客机垄断地位的目标进发。在2008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出号召，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制造出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大飞机。让中国的大飞机飞上蓝天，既是国家的意志，也是全国人民的意志。

中国计划成为世界电动汽车行业领头羊

大众汽车是大胆进入中国的第一批外国汽车制造商之一。大众与中国的最早接触可以追溯到1978年，当时在邓小平经济改革新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政府开始与外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提高国际竞争力。小船已经出发，箭也开始射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国慢慢从合资企业这艘船上拔出一枝又一枝箭。

中国想要打入欧美比较成熟的中级车市场还需要时间，但是在电动汽车的开发方面它已经拔得头筹。2008年底，中国民营汽车公司比亚迪开始在中国销售混合动力车，比美国和日本启动同类车的销售早了一年。这只是比亚迪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的一个开始，它计划在2010年进军美国和欧洲。这家创新型中国企业的投资人之一正是沃伦·巴菲特。

比亚迪公司成立于1995年，创始人是安徽省43岁的企业家王传福，最初他从一位亲戚那里借到了30万美元，开始生产手机电池。短短5年时间内，它的电池就已经开始销往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等厂家。比亚迪很早就开始筹划进军电动汽车行业，这也是王传福的激情之所在。“像我们这样的后来者和通用汽车以及其他有着百年汽油发动机制造经验的汽车制造商进行竞争几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他说，“但在电动汽车方面，我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这一起跑线上，比亚迪拥有5000多名汽车工程师和5000名电池工程师。他们大都居住在深圳总部一个由15栋18层高层公寓组成的小区内。科技部部长万钢是位党外人士，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曾经提到过。他曾在德国担任奥迪公司的汽车工程师，在被任命为部长之前是政府电动汽车研究小组的首席科学家。中国计划在三年内成为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业的领头羊之一、电动小汽车和电动大客车制造业的全球领先者。

机械制造业的新型起重机

“严格、踏实、上进、创新”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徐工集团的企业精神。徐工集团正成长为工程机械行业的重要一员，世界排名第15位。依托引进的先进技术，徐工集团不断开发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新产品，产品销往40多个国家。该集团的大多数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都占据着龙头老大的地位。该集团还计划在欧洲和美国购买资产——不是制造设备，而是销售公司。

在该领域中国已有18家中外合资企业。卡特彼勒（徐州）有限公司（Caterpillar Xuzhou Limited）就是徐工集团与卡特彼勒公司的合资企业，生产世界一流的液压挖掘机。该公司在美国、德国、日本、中东和东南亚都设立了销售中心。徐工集团正在波兰和伊朗兴建工厂，计划将海外销售额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提高到40％。徐工集团还希望凭借新型起重机在2009年把自己的海外销售额提高25％。

徐工集团的愿景：“成为一个极具国际竞争力、让国人为之骄傲的世界级企业。”

徐工集团的战略目标：“到2010年要实现营业收入500亿元人民币（73亿美元），进入世界工程机械行业前10名；到2015年要实现营业收入1000亿元人民币（146亿美元），进入世界工程机械行业前5名。”

徐工集团还计划开发新的增长点：仪器仪表、空调、纺织机械、塑料机械和信息技术开发。它希望“进一步拓宽全球化的经营视野，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迈入国际领先行列的机器人公司

我们不都在等待有一天可以从繁琐的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把它们交给机器人——21世纪的家庭小精灵——吗？这个现代小精灵的想法来源于卡雷尔·卡佩克（Karel Capek）和约瑟夫·卡佩克（Josef Capek）的科幻小说《罗萨姆的万能机器人》（R. U. R，Rossoms Universal Robots）。在小说中，两位作者创造出了类似人类的形象，取名为“机器人”，它们可以帮助人们从无聊的工作中解脱出来。1921年该小说出版后我们就一直在等待机器人时代的到来。

现在科学家们正帮助我们实现这一梦想，中国也参与其中。《中国日报》预测了这样一幅场景：主人外出的时候，机器人可以教孩子学英语、打扫屋子。它们还将能够代替工人修理汽车，在危急情况下修理风力设备等。它们还可以运送沉重的货物、修理真空吸尘器中的微小芯片。这些任务都可以由中国造机器人来完成。如果想了解中国正如何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个高科技国家，你可以去辽宁省省会沈阳市参观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谈及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曲道奎的这家公司正是魔法的缔造之所。

曲道奎出生于中国东部山东省的一个海滨城市。创立该公司之前他已经研究机器人接近20年。1982年从位于长春市的吉林大学本科毕业之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沈阳）继续深造，师从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20世纪90年代初期，曲道奎前往德国萨尔布吕肯大学（Universität des Saarlandes）的实验室学习自动化和机器人科学。

1993年回国之后，他一直致力于商用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工作。2000年成为CEO的时候，39岁的他已经是一位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在此之前，中国的机器人和自动化市场一直被跨国公司所占据，比如瑞士的ABB机器人公司、日本的Fanuc公司和安川公司，还有一些德国和美国公司。中国的领导人迫切希望降低中国对进口机器人的依赖。

这家成立仅8年的公司如何能同来自瑞士、德国和日本的跨国企业竞争呢？曲道奎的回答是：“我们可以半价提供同等标准的产品，而且保证在24小时内解决客户的问题。”新松公司的战略目标就是以先进制造技术为核心，发展成为一家国际先进设备供应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高科技集团。去年，该公司自主研发的汽车装配线系统在通用汽车全球竞标中取胜，并且出口到墨西哥、印度、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国。这一系统可以在两分钟之内举起一台发动机并且把它安装在汽车内。

曲道奎说，除了工业用机器人，家庭机器人也是全球的发展趋势。虽然批量生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期望先进的家用机器人技术可以在公司未来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他说：“智能服务机器人将会成为继第一代收音机和电视、第二代IT产品之后的第三代电子消费品。”这位现年48岁的公司总裁还是大学教授、机器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只有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才会保护知识产权

“《大趋势》一书在中国的销量有多少？”这是约翰在中国做关于中国的演讲时经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当听到“据我所知，数百万”的回答时，你几乎可以听到人们脑袋里噼里啪啦打算盘的声音：约翰可能拿到了多少版税。但这只是大家的计算，约翰并没有拿到那么多钱。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于知识产权有种慷慨的无知。中国不是同世界分享了自己的发明吗？毕竟，火药、瓷器、丝绸和面条从来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红利。约翰在中国举行《大趋势》签售会时先后发现了22个版本的盗版书，而且每个版本的封面都不一样。

上一次的图书宣传活动中这一情况有了改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盗版版本。原因很简单。随着中国作家和出版物数量的增多，知识产权的问题迅速从外国人的关注变成了国内需要。去摘邻居花园中长过墙来的樱桃也没什么不可，但自家花园中的果实应该得到保护。当然这也缓解了邻居的问题。

中国高层领导意识到了建立健全的法律框架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但是地方政府对于法律的执行还需要大大改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公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实施条例与司法解释，包括专利法、商标和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音频与视频产品保护条例、新物种和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网络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和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这些法律条例都促进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

根据国务院2006年4月发布的《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2006～2007年）》，50个城市已经建立了报告与处理违反知识产权保护行为的服务中心。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办公室还设立了一个中英文双语网站http：//www.ipr.gov.cn，为国内外公众提供专门服务。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草船借箭的策略是非常明智的，但是随着中国企业创新性的增强，它们自己也受到了缺少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负面影响。侵犯知识产权将危害到中国公司的国内国际声誉，而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则可以帮助研发成果实现从研究机构到经济领域的转化。

最近，中国专利申请数量有了快速增长。鉴于近期对于创新的关注，到2012年，“中国计划成为世界级创新大国。”汤姆森·路透（Thomson Reuters）集团旗下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Thomson Scientific）的鲍勃·斯坦布里奇（Bob Steinbridge）说。中国发明创造的增长速度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快。

中国的商学院

仅仅30多年前，在中国只有共产党精心挑选的少数人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大约20年前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盲仍然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谁能想到2009年中国的教育能够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呢。

中国已实施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教育的覆盖面不断拓宽，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一直在激增。2003年9月中国通过了第一个促进私立教育的法律，截至2007年底，各个层次和类型的私立学校已达95000所，其中包括295所高等院校和成人院校，它们为整个教育体制注入了竞争力。现在中国即将成为全球培养MBA高端人才的有力竞争者。奇瑞汽车老板尹同耀最喜欢的口号是“学习日本人的成本控制、韩国人的无畏、德国人的严谨、美国人的营销策略”，也许很快就会再加上一条“在中国的商学院中得到MBA学位”。虽然中国向私人开放这一领域仅有几年时间，但是现在私立商学院是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中国造’商学教育、与中国相关的案例研究和聚焦中国的课程，”《金融时报》报道说，“将会改变全球商学教育的内容以及中国商学院的竞争环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就是上海人熟知的CEIBS，在2009年《金融时报》的世界商学院排行榜中跻身前10位，与沃顿商学院、伦敦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并驾齐驱。中国其他的杰出商学院还有名校清华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的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务长兼副院长郭理默（Cremer，Rolf D.）指出，三大因素推动着中国高水平商学教育的发展。首先就是追赶发达国家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培养称职、负责的管理人才的能力不足和改革对于人才的要求之间的巨大缺口。其次是中国教育体制的开放性，它乐意接纳众多可以开发管理人才资源以支持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方法。第三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与活力。

“中国的商学院似乎在它们的管理教育和研究领域反映了中国自身从一个追随、学习他人的发展中国家到国际领先强国的转变。”郭理默对《金融时报》说。

天津财经大学新成立的亚洲商学院所关注的就是“中国造商学教育”方法。中国经常被称为经济奇迹。事实上，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能提供许多发生在中国特定经济与文化环境中的商业案例。归纳并且向世界讲述这些案例将会促进全球企业家对于中国商业规则的理解。

亚洲商学院的创立者王巍指出：“学生想要了解现实、了解商业的运作，而许多教授对商业一无所知却敢于授课，这真是个笑话。亚洲商学院的教授职位将只对具有丰富经验的企业主管和政府管理者开放。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也会聘请一些单纯因为生意失败而曾锒铛入狱的商人，如果他们能够提供宝贵的教训以供学习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商学院能够为越来越多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服务。”

而且，许多商学院学费过于昂贵，学习时间过长，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亚洲商学院将重点推出为期3天的培训课程。“我们的目标将是培养工程师，而非科学家。”

创新框架

教育：一切皆源于教育。只要中国教育体制继续强调被动学习和考试成绩，那么仍将无助于创新思维、创造性和创业精神的开花结果。大学是知识基础体系中的关键因素。中国需要相当一批专注基础研究的世界一流大学，至于实用研究应该是商界的任务。

竞争：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创造性的国家。它的秘诀之一就是竞争。竞争使得美国大学位列世界前茅；竞争使得美国企业业绩卓著。竞争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行政干预会导致竞争的扭曲，它会干扰市场的正常运转、引发保护主义。成为创新型经济体的目标还要依赖对知识产权更强有力的保护以及现代化的、执行有力的反垄断法律体系。

公司治理：尽管一些中国公司已经成为行为榜样，但仍有许多中国公司不熟悉创新策略。海尔集团的商业案例已经编入了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多所大学的教材，CEO张瑞敏也因为管理才能与多元化发展策略而得到赞誉。像海尔这样的企业必须成为中国企业的标准，而非例外。海尔是中国未来演变的一个例子。政府自上而下指导国企进行研发投资的模式是不可能有助于实现创建创新型企业的目标的。相反，更多研发资金应该源于市场，包括商业领域的投资回报。

金融：中国的银行体系或多或少是垄断的。国有银行向亏损的大型国企提供贷款，因此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中国必须减少此类贷款，并且满足中小私企的融资需要。这一资本市场仍不完善。应该为新企业提供资金，因为它们是重要的创新源泉。但政府创办、政府官员管理的风险投资公司并不总是具备所需的创业、科学和管理技巧。

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但各地的发展水平和活力存在差异。北京拥有的公共研究机构资源最为丰富，但是没有使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工业基础；上海拥有活跃的商业，但是缺乏强大的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机构。诸如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之类的工业园区，以及科技孵化器的建立将有助于纠正这些失调，它们可以为企业提供廉价的办公空间以及管理和融资等方面的策略建议。

中国已经成功地调动了本国人才的积极性以提高经济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每千位研究员所发表的科学与工程论文以及专利的申请数量，就会发现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依然存在很大差距。

胡主席在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确认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他指出，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必须在全国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体制、实现义务教育，必须依法治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时俱进、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对于未来任务很好的一个概括。

也许明天中国还不会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出现，但是世界将认可，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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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领袖。

——译者注

争议之事

在前面章节中我们描述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尽管它的根基非常坚实，但是门面也有需要修补的裂缝。有人认为这些裂缝将危及整体结构，也有人认为这些是可以修补的。

有些时候真相只有一个：要么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要么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真相都有许多面孔。对待某个问题时我们越情绪化，那么对方的反应就会越激烈。人们围绕中国真相的讨论便充斥着浓重的感情色彩。这些争议的中心就是“3T禁区”：西藏（Tibet）、台湾（Taiwan）和天安门（Tiananmen Square）事件。

约翰多年来经常在中国发表演讲。但是从来没人跟他说过哪些问题可以讲，哪些不可以讲，约翰在大学演讲、与学生交流时没有，接受各地媒体采访时也没有。中国媒体有着某种自我审查，对此中国记者并不避讳，但是这种自我审查更多的是针对报道的方式而不是报道的内容。中国人不喜欢丢面子，如果遭到指责，特别是遭到不公正指责的时候，他们会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但是，谈到这里我们已经开始带有个人观点与情绪了。在判断中国真相的时候很少有人能从一开始就做到中立，而且意见一旦形成就会不胫而走。

实际上西方媒体在批评中国时异常一致，以至于有时候在报道中国积极方面的时候都需要做出解释或者显得羞羞答答。

“所有（西方）人都热爱达赖喇嘛，所有（西方）人都痛恨动用武装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僧侣的中国共产党。几乎没有一位记者或者政治家敢于公开表示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意。”德国《时代周报》驻外记者乔治·布卢姆如此写道。

“北京在西藏问题上的公关战根本不可能取胜，达赖喇嘛和蔼可亲，散发着超凡魅力，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是身着质朴的藏红色僧袍。而那些不苟言笑的共产党官员的强硬言辞让国际媒体感觉不到亲切。有了这种反差，中国怎么可能希望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获胜呢？”台湾商人、前斯坦福大学教授李宗悌在一篇关于西藏的文章中写道。

在媒体上揭露一切违反人权的行为都是对的，关注弱势群体也是对的。言论自由非常宝贵，任何形式的限制都应受到谴责。但是，在保证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责任与公正。我们认为这正是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所缺少的。

我们钦佩中国、热爱中国人民，我们还认识许多中国政治家与官员，他们绝不是统治邪恶帝国的魔鬼。腐败的确存在，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也的确时有发生，地方政府的一些作为也确实存在问题。但是，即使在一家只有几百人的公司里也难以避免盗窃、行贿、阴谋与不轨行为，那么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企业怎么可能完美无瑕呢？中国的高层领导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明白中国需要应对的问题，而且并不想在世界舞台上充当布道者的角色，只希望向世界学习。他们也没有天真地以为，在当今世界像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可以按照中世纪的模式进行管理。中国领导层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支持，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它所要求的与欧洲、美国在几百年前开始现代化征程时的要求并无不同。

我们的意图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也许已经受到积极情绪的影响。不过这也许正可以中和太多关于中国的消极看法。

从天堂到地狱？

当评判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寻找一个参照物。好与坏、阴雨与阳光、悲伤与快乐、天堂与地狱。我们的参照物则是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我们的结论通常都是建立在所搜集的信息基础之上的——除非我们决定听信别人的意见。我们所了解到的西藏和中国与绝大多数西方媒体所报道的并不一致。如果你了解到的信息相互矛盾，那么找出真相的最好办法就是寻找事实、避免掺杂个人情绪。我们在西藏问题上就是这么做的。

问题的大小在很多时候都是个态度问题。西藏的大小很容易就能查清楚。西方人通常认为西藏面积很小但是很重要。很重要这一点也许是对的，但是面积很小是错误的。西藏自治区的面积大概是中国领土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而“藏独”运动所要求的面积则占到了中国面积的四分之一。所以说，谈到西藏就是谈到中国很大的一片领土。

1959年，只有100万多一点的西藏人生活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西藏。现在西藏人口已经上升到了400多万。1950年前，西藏人口中最多的就是农奴（90％以上），而封建贵族和僧人是统治者。所有的寺院都有大量土地和房产。农奴从生至死都没有任何个人自由。当时西藏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6岁，1950年以来他们的平均寿命已经上升到了65岁。西藏的经济也保持着高速增长，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达14％。但是推动这一增长的主要是汉族人，因为藏族人普遍缺乏工作技能，甚至不会讲简单的普通话。西藏当地人的文盲率几乎达到50％。

藏语很美，但是它更适于精神教化，而不适于在这个物质世界谋生。如果西藏人专注于学习普通话，那么将有可能失去自己的文化特征，达赖喇嘛警告说这就是文化灭绝。

在1966～1976年间，文化大革命把西藏的农场变成了公社，还关闭或者毁坏了一些寺院。但是中国各地都是如此，西藏并非唯一受到冲击的地方。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公社被取消，一些寺院也得到了修缮。

根据藏族传统，朝拜者要“五体投地”叩拜前行数百英里，但是现在他们在叩拜的同时还不得不忍受游人的拍照和汽车尾气。许多“被同化”的西藏本地人已经搬离条件艰苦的家园，与此同时汉族人和回族人不断迁入西藏。

西藏人享有众多特权。在中国，致富的关键就在于教育。过去，教育是僧侣和贵族才能享受的特权，现在所有西藏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而且他们的高考成绩只要达到其他地区的一半就可以进入一流大学就读。西藏人可以生3个孩子，并且仍然可以享受国家所提供的福利。而在过去，他们一无所有。而汉族人仍然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为西藏留出了一定席位，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从藏族人中选拔地方干部。

不管中国政府有什么过错，它的确废除了农奴制与封建剥削。它还建立了公立学校，打破了寺院对教育的垄断。除此之外，它还为西藏首府拉萨建设了自来水与供电设施。

2008年1月1日，西藏自治区提高了三年前所设立的最低工资标准。西藏的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仅稍低于北京、上海和天津。雇主在支付计件工资的时候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同一雇主所聘用的员工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同酬。

最近几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把改善农牧民的健康状况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络。2008年就有37所乡镇医院和252所村卫生所完工，覆盖了该自治州所有区域。据最新统计，参加医疗保险的农牧民数量已经超过293000人。迄今为止，共有285000位农牧民获得了23亿8200多万元人民币（3.5亿美元）的医疗保险金。

藏学家们眼中的喇嘛教和西藏

达赖喇嘛对于共产党到来之前的西藏是这样描述的：“佛教盛行，幅员辽阔，环境纯净，一派和平与和谐的景象。我们享受着自由与满足。”西藏人热爱达赖喇嘛，怀念以往的生活。但是喇嘛统治下的西藏生活究竟如何呢？

西藏的历史相当有争议。政治界和学术界对于西藏农奴制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1950年之前95％的藏族人都生活在封建农奴制之下，和平解放之前的西藏被描述成底层人民特别是“朗生”的人间地狱。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他们把90％的藏族人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使他们获得了治理西藏的道义地位。

根据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学者、作家、教育家迈克尔·帕伦蒂（Michael Parenti）的研究，这些描述揭露了旧西藏封建、腐败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画面：“苛刻的税赋、对于女性和男童难以启齿的性奴役、对于逃跑奴隶令人震惊的残忍惩罚、喇嘛教不同教派之间的频繁混战。喇嘛教中大部分人对于经济毫无贡献，他们整天就是读读经书、思考神秘的教义。”藏学家梅尔文·戈尔茨坦（Melvyn Goldstein）在1971年写道：“西藏的特点就是制度化的不平等，也就是普遍的农奴制。”也有人说农奴制这个概念具有误导性，因此把1950年之前的西藏描述为一个“类似种姓制度的社会”。

藏学家们对于这一描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统一的观点。

“现代化”暴君

对于喇嘛教僧侣来说，有一个威胁更甚于中国政府：被称为“现代化”的暴君正威胁着他们享有特权的生活方式。这个暴君以摧枯拉朽之势继续前进，把所有阻挡自己的人推开，不管他多么有魅力、多么神秘。北京人失去了胡同，台湾人失去了田园诗般的稻田，这些都让位于摩天大楼。英格兰康沃尔郡（Cornwall）已经再没有人讲凯尔特语，在威尔士也只有少数专家才会说威尔士语了。

市场经济是无法允许大批年轻人除了祈祷、沉思、转经之外什么也不做的。全球化注定了功能性较差的语言将逐渐消亡。2008年3月抗议的发源地西藏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过去拥有185所领地、25000个农奴、300个大牧场和16000个牧民。在21世纪，这样的封建制度是根本无法继续的。

大量汉族人和回族人涌入西藏，而媒体鲜有提到的是，大批富裕的西藏人则迁往中国其他省市，或印度、瑞士、伯克利、科罗拉多和俄勒冈等地。如果可以选择，大多数人都会离开这片条件艰苦的土地迁往他处。为了帮助西藏吸引更多的人居住，中央政府已经投入了数十亿元人民币。商业主义将占领这块土地，长此以往人们的宗教信仰将不会再这么坚定，他们也不会再像年轻时候那样支持喇嘛僧侣。

中央政府按月为僧侣们支付工资。他们不仅可以得到食品和衣物，还配备了手机，也许还有可以方便他们获取信息、协调活动的互联网服务。他们不需要自食其力，只要阅读经文等待达赖的归来就可以了，达赖毕竟代表了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其实，西藏许多不苟言笑的共产党官员都是不折不扣的藏族人。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提到，真相的面孔不止一个。最终每个人都必须形成自己对于西藏的见解。2008年6月的《亚洲艺术新闻》（Asian Arts News）中写道：“在过去20年中，随着西藏逐步对游客和学者开放，外国人心目中关于西藏的众多神秘色彩已经被现实所取代。现在走在拉萨的街头，你很难再想象当年颐指气使的藏人文化中的不和谐音符。在旧西藏，宗教、文化和艺术以独特的方式融合在一起。现在，传统藏族艺术与汉文化艺术的碰撞带来了新的世界观以及看待当地文化历史的新视角。”

大陆与台湾

在传统京剧中，脸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鬼脸到微笑的一切表情都是高度程式化的，只有内行才看得懂。有些剧目甚至上演数天，超过100多幕。在大陆与台湾的这场长剧中，双方亦是粉墨登场，表演精彩纷呈。尽管在舞台上不同脸谱表现得非常戏剧性，幕后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台湾和大陆结束政治冰河期。”2009年4月，德国一家电视台的驻北京记者报道说。该报道称双方都在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虽然它们对这一概念各有不同的解读。台湾所指的是一个民主的中国，而非共产主义中国。对此大陆不赞同。但是只要国家的统一不受置疑，这种现状作为一个起点也是可以接受的。报道还称，两岸缓和的新政策将为经济交流注入新的活力。大陆是台湾的主要贸易伙伴。在大陆的台湾制造企业大概有5万家，大陆与台湾合资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台湾企业家在这些合资企业中的投资超过了500亿美元。近年来台湾已经成为大陆最大的投资者之一。

“越来越亲近”是2008年12月18日《经济学人》杂志中一篇关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报道的标题。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世界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双方的政治争斗与生气的面孔上，却没有注意到面具后面所隐藏的日益友好。其实台湾和大陆的经济融合早已开始。

自1979年开始台湾公司就可以在大陆投资。现在逆向的投资也已成为可能。2009年4月26日，大陆和台湾的代表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大陆公司在台湾投资，这在近60年来还是第一次。这一新协议是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一大进步。协议的具体细节将有望在2009年内出台。

尽管投资资金流动的节节攀升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两岸间的交通并非一帆风顺。过去是没有航班直接从台湾飞往大陆的，反之亦然。我们在前面所提到过的李宗悌也是在大陆有投资的台湾人。他经常抱怨从台北经香港转机前往上海或者天津太浪费时间。终于，2008年台湾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两岸的通邮与通航重新出现了曙光。现在有数十万台湾商人和他们的家属在大陆生活、工作。过去他们在工作日的时候只能经过香港转机，这意味着一天中的大好时光都浪费在了旅途中。

台湾的主要反对党民进党对此仍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与大陆的密切联系会威胁到台湾的安全。但是，大陆的一位官员高兴地表示，这打破了“与台湾经济合作的最后一道障碍”。

在马英九当选为台湾新一届领导人的前一年，我们与他在录制一期电视节目时相识。后来我们离开台北前往北京（仍然通过香港转机），大陆的朋友告诉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约翰与马博士的谈话，对此我们感到非常吃惊。我们不知道大陆的居民可以观看台湾的电视节目。但是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那次访谈节目的一些镜头。在节目中，主持人请约翰预测一下台湾的下一任领导人将会是谁。“他就坐在我的旁边”，约翰如此答道。

半年之后，我们有幸应邀参加了马博士的就职典礼，并且很高兴地听到马博士宣布将努力改善与大陆的关系。马英九属于国民党中的新生代，和1949年之前的国共两党纠葛没有关系。他于1950年出生于香港，后移居台湾，曾在美国学习法律。两岸关系正是他竞选的主要议题。和鼓吹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不同，马英九赞成两岸继续改善经济与政治关系。他的立场似乎得到了绝大多数台湾人的支持，他以760万张选票的绝对优势压倒了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

近期，作为大陆的善意礼物，一对大熊猫从大陆前往台湾（直航），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其实早在2006年大陆方面就提出赠送大熊猫，但是当时的台湾领导人陈水扁拒绝了这一馈赠，从他的角度来看自己是有充分理由的。这对大熊猫的名字叫做“团团”和“圆圆”，合在一起就是“团圆”的意思。

近年来，持续的经济融合已经成为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主旋律，政治分歧被搁置在一边。它们似乎已经从对抗转向谈判，从争斗转向牵手。

人权

真相经常有多种面孔。在我们寻找中国的真相时，它在人权问题上的观点起到了关键作用。关于中国对待这一问题观点的讨论和争议也如同关于“3T禁区”的争论一样容易情绪化。我们在支柱之二中已经描述了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大背景。这一事件依然如乌云般笼罩着中国。虽然我们非常同情中国，但仍认为它并没有尽力扫除这一阴霾。

人权指的是所有人都应享受到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它包括公民权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以及获得食物、工作和受教育机会的权利。西方和中国对1948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有着不同的解读，这是由于它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张海花在她的《像中国人一样思考》一书中写道：“西方人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中国人却认为人人生而相互联系。这一信仰意味着中国人总是集体中的一分子，或者渔网中的一股绳。”

我们的朋友史蒂夫·莱因史密斯（Steve Rhinesmith）曾担任美国驻苏联特别大使、里根总统时期美苏交流协议（旨在促进美国与苏联人民之间的交流）的协调员。他认为：“中国与欧美对于人权的不同解读可以追溯到它们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中国人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在这样一个集体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关系经常取决于周围其他人乃至整个集体。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家庭、家族、村、省、民族乃至国家的一分子。

“而美国人和欧洲人的传统源于古希腊，他们认为个体组成了集体和国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卢梭及其他西方哲学家在论述个体独立于集体或者国家中的自由时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

中国没有赫拉克利特(1)（Heraclites）或普罗塔哥拉(2)（Protagoras），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或者法国大革命，但它有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中国人注重的是对国家的忠诚，对权威、政府、父母、长辈和老师的尊敬与服从。在汉语中，个体被描述为“小我”，而集体则是“大我”。

《像中国人一样思考》一书对此解释道：“中国人经常会遵从父母的意愿或者国家——终极‘大我’——的分配从事某种职业，哪怕这份工作自己并不喜欢。接到政府、老师、警察、父母或者祖父母的命令后，中国人通常都是照办不误。”

史蒂夫·莱因史密斯写道：“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认为所有的个体首先是集体的一分子、无法脱离其他人而存在，那么他们就会着重关注集体为个体提供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义务——工作、受教育、医疗、住房以及享受艺术的权利。作为回报，个体也会忠于集体，这点西方人很难理解。在西方国家，当个人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就会离开这个集体加入另外一个集体，这种自由是天经地义的。

“因此，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美国和其他诸如英国之类的个体主义国家最为关心的是政治和公民权利，他们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人们可以独立追求的‘机遇’（就业、医疗、教育等）。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世界上90％的国家都是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国家）则声称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更为重要，国家应该把提供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作为基本人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能够提供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可能不得不牺牲掉政治与公民权利。”

中国竭力为13亿人民提供人权的立场与《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中的表述非常吻合：“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莱因史密斯写道：“这两种观点折中的结果就是全部写入《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体现的是个体主义观点，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体现的则是集体主义观点。但是，它并没有明确规定究竟由谁（个体还是集体）来负责保障这些权利。

“直到今天，美国、欧洲与中国在人权方面仍然口角不断，美国和欧洲指责中国违反人权的理由是它无法保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中国指责美国违反人权的理由是它没有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没有提供完善的医疗保险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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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希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家，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著有《论自然》。断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而又不存在”。

(2) 古希腊诡辩学派的著名哲学家，怀疑论者。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译者注

结语

在本书的开头我们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如何成功的？在与一位中国少年交流的时候我们找到了答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父亲被打倒，当时仍在努力为自己正名。我的父亲没有转过弯来，这位少年对我们说，我们思考的是现实，而他仍然在思考政治。

面对着十多亿长期被压抑、文化程度和自尊心都不高而且贫穷的中国人，邓小平宣誓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从意识形态转向发展战略，并且重新确立了与以往不同的优先目标——为人民提供他们最急需的东西：食物、教育和希望。

自此之后中国人逐渐成熟起来。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许多人的生活已经实现了小康。中国有一项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使之专注于经济建设——它不会被每四五年一次的选举所打断，不会受到不同政见、不同目标和不同解决方案的干扰。人民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中，这也正在塑造着中国的纵向民主结构。这一社会新模式的基础是信任。中国领导人没有在争取连任上面浪费时间，他们的精力都用在了实现长期目标上。治理国家的权力来源于政绩，而非选举的胜利。

中国未来的道路将如何继续？根据中国人的理解，领导意味着权威，领导权仍然掌握在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手中。中国共产党拥有决策权。在中国的纵向民主体制中，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行使权力，但是必须赢得人民自下而上的支持才能持久。越来越多的事情都要求有自下而上的参与，政府官员的任职资格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就是中国政治体系成熟的体现。中国的自豪感还将继续增强，塑造出一个基于中国价值观和中国人需要的纵向民主体系。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西方的观念，只是西方人才关心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如何实现？中国和中国人民会自己决定。

致谢

我们首先必须感谢王巍。在过去10年中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但是如果没有王巍，我们对中国现状的研究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深度与强度。自从我们开始在中国工作以来，王巍一直鼓励我们分析中国的大趋势。在我们研究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以及成立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的过程中，他都帮助我们接触到了许许多多为我们提供宝贵见解、经验与支持的人们。王巍的身上融合了中国新社会四海一家的精神以及对祖国的热爱。我们非常感谢王巍的积极帮助。王巍的妻子王洁以及聪明可爱的女儿王思润在我们逗留中国期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她们已经成为我们的亲密朋友。王洁投入大量时间寻找当年就读于宋庆龄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王思润则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中国的青少年，了解了他们的希望、梦想以及他们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崭新看法。

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先生曾长期担任江泽民先生的顾问，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大趋势》一书是江泽民治理中国的思想源泉之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为中国的发展贡献了自己丰富的智慧、知识与经验，他们这一代人不管在过去和现在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国新办三局副局长吴伟女士本身也是位作家、研究员，她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方方面面的支持。我们在讨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忧虑与问题时畅所欲言，这使得本书受益匪浅。

现任天津财经大学亚洲商学院院长助理马卫京女士在筹建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时担任我们的行政助理，工作非常出色。

由于在本书前面章节提到的多种原因，我们选择了天津作为在中国的大本营。首先我们必须感谢戴相龙市长的热情欢迎以及对我们的支持。感谢副市长崔津渡的一贯大力支持，我们非常欣赏他的幽默与坦率。我们还要衷心感谢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的大力支持。

感谢天津财经大学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们为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提供的大力帮助与舒适的办公场所。感谢张嘉兴校长的关心与支持，以及党委书记王玉英女士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我们的联络员霍颖颐，她出色的英语和及时的协助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莫大帮助。我们还要向另外一家为我们提供支持的大学——南开大学以及校长饶子和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的盛情与一贯支持。

感谢天津财经大学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的同事们。首先要感谢中国大趋势项目的三位主任：王育琨博士以及南开大学的周云波博士和吴帆博士，他们不仅需要应对该项目的挑战，而且还要负责所搜集信息的翻译。王育琨对我们的帮助远不止他的专业技巧。经过多次交谈，他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对于中国城乡的透彻了解为我们形成对中国的总体印象带来了莫大帮助。协调整个研究团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吴帆和周云波成功地在我们与中国研究方法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非常感谢我们的团队负责人：王汉昆，李悦，张璇，刘凯和王淼。衷心感谢团队成员：曹雯，张微，邹琳，王景信，龚妍，牛旭岚，程丽娟，张兴巍，李国青，刘磊，黄薇，熊欢，张凯，黄玲，孙佳，曹玮丽，龚嫄，刘虹和赵丹妮。

在成都旅行时，我们与四川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蒋荣昌和他的一些同事在露台上进行了彻夜热烈讨论，我们非常享受这次讨论。在北京，王巍介绍我们认识了著名学者陈子明，与他的谈话让我们获益良多。

在我们的讨论、研究与旅行中，如果没有张海花关于中国人精神的见解和建议、Geoff Baker关于中国商业习惯的见解，那么我们肯定会无数次掉进文化陷阱中。海花还阅读了我们的书稿，在书稿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并且还担任了我们与北京的出版社之间的联系人。

我们的第一位西方读者是已经相识25年的老朋友Stephan Rhinesmith。Stephan阅读了所有的书稿，并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广博的专业经验给了我们可靠的指导，他博学的建议更是我们的无价之宝。我们将永远感谢他的贡献。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英语出版商哈珀·柯林斯的中国代表周爱兰，感谢她的进取活力以及对本书的积极参与。

在台湾，我们要特别感谢老朋友李宗悌，我们曾在西藏问题上引用过他的大段论述。更重要的是，李宗悌阅读了整篇英文书稿，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反馈，他还对照英文原文阅读，核对了简体中文版与繁体中文版翻译。

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本出版方是吉林出版集团和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出版集团董事长周殿富先生和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社长兼总经理刘丛星先生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坚定决心为本书能够在中国大陆顺利出版起到了关键作用。感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肖海林董事长、顾汉春总编辑和寿乐英女士对书稿的认真审读。本书的责任编辑李怀科先生从头到尾逐字逐句核对了英文原稿和中文译稿，非常感谢他。外国版权部经理黄琳佳女士，在本书引进到中国大陆出版的过程中付出了大量劳动。魏平女士，不仅是本书的译者，而且也是约翰的上一本书《定见》的译者，非常感谢她的辛勤劳动和敬业精神。还有在幕后默默工作、不愿留名的中方工作团队，都为本书在中国大陆的出版付出了心血与汗水，作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们非常感谢长期合作的台湾出版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它的创始人高希均教授、发行人王力行女士和版权部经理张茂芸女士的支持与反馈。我们非常珍视与天下远见团队的长期合作，与他们在工作和个人方面的交往都非常愉快。

我们的德语出版商Hanser出版社的项目主任Martin Janik一直是位出色的编辑，他从一开始就在积极推动本书的问世。在与中方一道为本书参展法兰克福书展而努力的过程中，他流利的汉语带来了诸多便利。Spotlight Verlag的常务董事Wolfgang Stock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约翰几本著作的出版人，他校订了德语翻译稿，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德语版的翻译之一Tatjana Halek高超的文字水平为本书增色不少。Daniel Schroeder多次纠正了我们的错误。我们在维也纳的助手Fabian Schroeder曾经到过中国，也多次游历过其他亚洲国家，与我们写作《定见》一书时一样，他做了许多深入而且严谨的研究。

哈珀·柯林斯的副总裁Hollis Heimbouch多次到过中国，在本书尚未动笔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从本书写作开始，我们的代理人Jim Levine一直怀着对书稿的浓厚兴趣，冷静地面对非常紧凑的日程以及给我们所有人带来巨大压力的最后期限。我们一直非常感谢他。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目录

序言　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导言

改造中国

邓小平的“黑猫白猫”

中国向何处去？

两种截然对立的体制

中国在崛起。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西方是一个说教型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社会

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

支柱之一　解放思想

当时的一个好主意

精神自由

邓小平鼓励全中国“出水才看两腿泥”

自力更生

逐渐彰显个性

忘记自己历史的西方国家

中国创业思维的复苏

宏观引导的领导方法显现威力

老树截枝

私有化的进一步深入

修剪中国的红杉林

巧妙的疗伤法

并购

“国企烂到根了”

谁来承担这一重任？

谁说了算？

走自己的路

胡锦涛的足迹

新风貌

政治中更多的人情味

自主的人民与自主的产品

神奇的蜕变

放飞蝴蝶

支柱之二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

中国人眼中的自由

中国的纵向民主

用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与思维分析中国

“民有、民治、民享”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自下而上的第一次行动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体系的成熟

自下而上力量的日益壮大

打击腐败的艰苦斗争

中国式开放

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

营造纵向民主

放而不乱，活而不散

风口浪尖

重新审视中国的时候到了

西方民主并非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一步步扩大民主

支柱之三　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

规则的舒适性

重塑价值观与文化

以中国的思维方式前进

上下互动，实现目标

竞选承诺与战略目标

改革的再深入

草船借箭

为“森林”施肥

推广试点成果

旧貌与新颜

框框太紧的困局

从废铁摊儿到上市公司

朱镕基

21世纪中国的发展框架

掌握好放权与控制的平衡

中国的科学发展观

支柱之四　摸着石头过河

到达河对岸

河中漩涡

经济“大石”

富有想象力的中国人民

从经济威胁到商业范例

中国奇迹

新兴市场

政治“大石”：西方的家长作风和中国的实用主义

民主党派的声音

交流“大石”

审查制度并非中国发明

不同视角

人为因素

网络舆论

生命之源

中国的新代沟

依法治国

法律体系的完善

进一步退一步

支柱之五　艺术与学术的萌动

中国艺术的连续性

无主题艺术

艺术家走在邓小平精神解放队伍的前列

“85新浪潮”运动

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风波

中国艺术的全球化

中国设计：小荷才露尖尖角

中国的建筑师与建筑

“海归”

表演艺术

蓬勃发展的电影业

乡村文化

争当“文化名城”

摇滚乐

文学世界

一生与书相伴

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

教育思想解放了的人们

支柱之六　融入世界

文化象征与向世界开放之门

吸纳世界智慧

登上世界舞台

融入世界经济

中美关系

战略经济对话

中日关系

中日韩峰会

中非关系

欧美正在丧失对非洲的影响力

不容小觑的拉丁美洲

把中国教育推向全球

中国政府的放权速度快于其他国家

交流还是隔绝？

中美互联网合作

支柱之七　自由与公平

基本需求之社会保障

基本需求之医疗卫生保障

中医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

权利意识的增强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乡村教育

不公平、不公正的户口制度

远程教育

全球最自由的经济

自由选择权

支柱之八　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丢面子，得实惠

中国人需要新面子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创新典范

中芯村——城市中的企业村

青岛不只有啤酒

600年的梦想成真

中国的飞机制造业

中国计划成为世界电动汽车行业领头羊

机械制造业的新型起重机

迈入国际领先行列的机器人公司

只有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才会保护知识产权

中国的商学院

创新框架

争议之事

从天堂到地狱？

藏学家们眼中的喇嘛教和西藏

“现代化”暴君

大陆与台湾

人权

结语

致谢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目录

序言　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导言

改造中国

邓小平的“黑猫白猫”

中国向何处去？

两种截然对立的体制

中国在崛起。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西方是一个说教型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社会

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

支柱之一　解放思想

当时的一个好主意

精神自由

邓小平鼓励全中国“出水才看两腿泥”

自力更生

逐渐彰显个性

忘记自己历史的西方国家

中国创业思维的复苏

宏观引导的领导方法显现威力

老树截枝

私有化的进一步深入

修剪中国的红杉林

巧妙的疗伤法

并购

“国企烂到根了”

谁来承担这一重任？

谁说了算？

走自己的路

胡锦涛的足迹

新风貌

政治中更多的人情味

自主的人民与自主的产品

神奇的蜕变

放飞蝴蝶

支柱之二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

中国人眼中的自由

中国的纵向民主

用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与思维分析中国

“民有、民治、民享”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自下而上的第一次行动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体系的成熟

自下而上力量的日益壮大

打击腐败的艰苦斗争

中国式开放

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

营造纵向民主

放而不乱，活而不散

风口浪尖

重新审视中国的时候到了

西方民主并非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一步步扩大民主

支柱之三　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

规则的舒适性

重塑价值观与文化

以中国的思维方式前进

上下互动，实现目标

竞选承诺与战略目标

改革的再深入

草船借箭

为“森林”施肥

推广试点成果

旧貌与新颜

框框太紧的困局

从废铁摊儿到上市公司

朱镕基

21世纪中国的发展框架

掌握好放权与控制的平衡

中国的科学发展观

支柱之四　摸着石头过河

到达河对岸

河中漩涡

经济“大石”

富有想象力的中国人民

从经济威胁到商业范例

中国奇迹

新兴市场

政治“大石”：西方的家长作风和中国的实用主义

民主党派的声音

交流“大石”

审查制度并非中国发明

不同视角

人为因素

网络舆论

生命之源

中国的新代沟

依法治国

法律体系的完善

进一步退一步

支柱之五　艺术与学术的萌动

中国艺术的连续性

无主题艺术

艺术家走在邓小平精神解放队伍的前列

“85新浪潮”运动

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风波

中国艺术的全球化

中国设计：小荷才露尖尖角

中国的建筑师与建筑

“海归”

表演艺术

蓬勃发展的电影业

乡村文化

争当“文化名城”

摇滚乐

文学世界

一生与书相伴

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

教育思想解放了的人们

支柱之六　融入世界

文化象征与向世界开放之门

吸纳世界智慧

登上世界舞台

融入世界经济

中美关系

战略经济对话

中日关系

中日韩峰会

中非关系

欧美正在丧失对非洲的影响力

不容小觑的拉丁美洲

把中国教育推向全球

中国政府的放权速度快于其他国家

交流还是隔绝？

中美互联网合作

支柱之七　自由与公平

基本需求之社会保障

基本需求之医疗卫生保障

中医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

权利意识的增强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乡村教育

不公平、不公正的户口制度

远程教育

全球最自由的经济

自由选择权

支柱之八　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丢面子，得实惠

中国人需要新面子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创新典范

中芯村——城市中的企业村

青岛不只有啤酒

600年的梦想成真

中国的飞机制造业

中国计划成为世界电动汽车行业领头羊

机械制造业的新型起重机

迈入国际领先行列的机器人公司

只有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才会保护知识产权

中国的商学院

创新框架

争议之事

从天堂到地狱？

藏学家们眼中的喇嘛教和西藏

“现代化”暴君

大陆与台湾

人权

结语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