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作者

（以姓氏拼音为序）

蔡乐苏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崔志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戴鞍钢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上海

郭卫东 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

黄克武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北

姜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李长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李细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李育民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长沙

廖敏淑 政治大学历史系 台北

林满红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北

林文仁 台湾艺术大学 新北

刘石吉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北

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潘光哲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北

桑兵 中山大学历史系 广州

沈松侨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北

史建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王先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吴义雄 中山大学历史系 广州

夏春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 北京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上海

许雪姬 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 台北

张启雄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北

朱英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武汉

目录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清代通商与外政制度

- 一 通商与外政制度的概念意义

- 二 互市：清代的通商制度

- 三 清代的外政秩序：以通商公文书往来与涉外司法裁判为中心

第二章 十九世纪前期中西关系的演变

- 一 中西贸易及其体制

- 二 经济、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 三 从对抗走向战争

第三章 近代的开端：鸦片战争

- 一 战争的酝酿：茶叶、白银、鸦片

- 二 战争的进程：占领土地及其他

- 三 战争的结果：从外到内的变化

第四章 条约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

- 一 条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 二 条约制度的主要内容：行使“准统治权”的特权制度

- 三 清政府的认识与应对

- 四 条约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变形

第五章 中华宗藩体系的挫败与转型

- 一 西方国际法秩序原理的论述

- 二 东方国际法秩序原理的论述

- 三 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纠葛

- 四 宗藩体制的崩解与转型

- 五 转型后中华国际体系内部的原理矛盾

第六章 太平天国的兴起与败亡

- 一 太平天国的兴起

- 二 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峙

- 三 太平天国的败亡

第七章 洋务运动与早期现代化

- 一 动因与环境

- 二 推进与成效

- 三 阻力与困顿

第八章 派系分合与晚清政局

- 一 咸同交替与派系新局的形成

- 二 派系之争与政务影响的深化

- 三 “帝后党争”浮现与派系分合的激化

- 四 满洲亲贵集团的挣扎与清末派系的残貌

第九章 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

- 一 甲午战争及其深度影响

- 二 变法诉求步步升级

- 三 明定国是 急行新政

- 四 阴影下的困局与悲剧

第十章 义和团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

- 一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国际国内背景

- 二 从拳到团：清廷对民间结社的利用

- 三 义和团转战京津

- 四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 五 《辛丑条约》：中国的低谷与起点

第十一章 十年新政与清朝覆灭

- 一 清末新政改革纲领的制定

- 二 1901—1905年的新政改革

- 三 1906—1908年：政治改革的启动

- 四 1909—1911年：摄政王载沣主持下的改革

- 五 新政改革与清朝的覆灭

第十二章 立宪运动与民间宪政诉求

- 一 立宪派与立宪思潮

- 二 立宪政团纷起

- 三 立宪派参与议政

- 四 国会请愿风潮

- 五 立宪陷入绝境

第十三章 帝制面临的挑战：新政的制度困境和伦理转换

- 一 近代权势结构的转变

- 二 庚子后清廷的失道形象和士人心态

- 三 自上而下的立宪

- 四 制度困境下的新政

- 五 小政府和大政府的紧张

第十四章 现代经济的起步：晚清的经济发展

- 一 贸易发展及其影响

- 二 工业发展及其影响

- 三 农业发展及其影响

- 四 双元经济问题

第十五章 悸动的农村与农民

- 一 农民的经济生活

- 二 异军突起的乡村工业

- 三 发育中的要素市场

第十六章 二十世纪初的收回利权运动

- 一 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 二 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者和参与者

- 三 收回利权运动的若干案例

- 四 收回利权运动的影响、作用及相关问题

第十七章 清季人口与社会

- 一 清中叶以降的人口统计与估计

- 二 人口结构及其变迁

第十八章 大变局下的生活世界：洋货流行与生活启蒙

- 一 洋货初销、流行与普及

- 二 洋货流行对消费方式的影响

- 三 洋货符号意义的演变

第十九章 晚清士绅阶层的结构性变动

- 一 乡土权威：士绅的地位与角色

- 二 从保甲到团练：晚清士绅地位的变动

- 三 流动与分化：士绅与晚清社会结构的变动

- 四 权绅化趋向：士绅与晚清的制度变迁

第二十章 中西学之争：从科举、学校到学堂

- 一 教育与“教”“育”

- 二 学堂与学校

- 三 新学制系统的建立

- 四 纳科举于学堂

第二十一章 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

- 一 海防与塞防之争产生的背景

- 二 海防论者所持观点之分析

- 三 塞防论者所持观点之分析

- 四 对塞防与海防论争之评议

第二十二章 “过渡时代”的脉动：晚清思想发展之轨迹

- 一 传统的内变：从“理与势”到“体与用”

- 二 进化论与新宇宙观

- 三 以太、心力与个人崛起

- 四 经学的解构与建构

- 五 精神困境与宗教渴望

- 六 重建政治正当性：权威与权力的冲突

- 七 “过渡时代”的思想启示

第二十三章 天下、国家与价值重构：启蒙的历程

- 一 “天下”的破灭

- 二 国家观念：从身份到契约

第二十四章 族群、文化与国家：晚清的国族想象

- 一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 二 民族主义下的国族想象

- 三 黄帝子孙——作为族群共同体的中国

- 四 保教保国——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

- 五 五族共和——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

第二十五章 中国士人与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创造与转化

- 一 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思想界的起步

- 二 《大英国志》、蒋敦复与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现实意涵

- 三 “法国例证”的导入与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跃进

- 四 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意义

第二十六章 译书与西学东渐

- 一 西学东渐浪潮日涌日激

- 二 不同传播机构各擅胜场

- 三 西学传播之反应与影响

第二十七章 晚清台湾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

- 一 开港后台湾的经济变迁

- 二 晚清台湾的社会变迁

- 三 割让前台湾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序一

王建朗

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近代。我们常说的中国近代，起于1840年，迄于1949年，几近110年的时间，在中国有文字以来的漫长的历史中，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然而这百年之变，却是前所未有之巨大，它改变中国发展进程，调整中国发展方向，影响既深且巨，其波澜之余浪及今仍未平息。

如此波澜迭起的近代史，演绎出不同的解读，就毫不奇怪了。即使在大陆学者的笔下，也有多种不同版本的近代史。悲情与豪情、苦闷彷徨与探索争辩以不同的方式流淌于研究者的笔端，海峡两岸的史家对于近代史认知的差距则更曾有天壤之别。随着这段历史的远去（距离是观察者保持客观的重要前提）与时代的进步，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密切，两岸对于近代史的认识在不断接近。在高频率的交流中，了解、借鉴与吸收彼岸的学术成果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必备前提，两岸学术交流与交融达到了新的高度。可以说，“学术自由行”早已成为两岸学术交流的常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考虑由两岸学者共同撰写一部中国近代史，全面展示两岸对于近代史研究的最新思考和成果。我们的设想获得了两岸学者的积极响应。《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采取专题架构，约请活跃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卓有研究的学者各自承担其专长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担了该书的组织工作。值此《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付梓之际，略陈陋见一二，以为序。

一

经历了“康乾盛世”后的中国是在一种漫不经心中进入近代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起初并不像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异族武装大规模入侵中原那样急迫。在统治者看来，似乎无非是利益之争、贸易之争，进而有些“边衅”而已。然而，在国门被不情愿地打开再打开之后，人们才渐渐意识到，中国将要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

近代中国所闯入的外来者具有两重性：其一，它是入侵者，它对中国权益的不断侵犯和夺取，使中国失去了诸多主权，失去了独立与平等地位；其二，它是较农业文明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的传入者。历史上，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中原文明曾经多次同化了征服者。而此次，面对着更高发展阶段的文明，中国社会丧失了数千年来未曾丧失的文化优越感，面临着如何向入侵者学习的问题。

简单说来，近代中国主要在做两件事：一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近代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要行走的历程，向外部世界学习则是后进国家的必经之路；二是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中国在原有的地区性国际体系中占有中心地位，近代以来逐渐沦落为一个失去诸多主权的弱国，中国要努力恢复平等地位，这一过程并非每个国家所必经。这两件事中，原应以第一件事为根本，为要务。但在近代中国（也不限于中国，若干后进国家也经历了这一过程），这两件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第二件事成为第一件事的前提条件，不解决好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就无从做好。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努力去做第二件事竟成为历史发展主线，争取国家的独立平等被置于比争取社会发展更为优先的地位。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屡战屡败使清政府意识到了中外军力的差距。江宁条约及其后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经历了入主中原以来未曾有过的屈辱。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危机，主张睁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这样的呼声并未撼动社会，撼动中枢。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间，除了在几个口岸增设了租界，增加了一些经商的洋人和布道的传教士外，中国社会并没有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和危机，也没有产生只有在危机之下才能出现的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强烈诉求。中国社会基本上仍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节奏缓慢地发展着。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了中国猛烈一击。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因其战场偏于南方，且毕竟朝廷未以全力与之死拼，其结果尚不足以警醒国人的话，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抵抗不可谓不英勇，然而却无法抵御只有2.5万人的英法远征军，这一事实迫使国人无法继续闭眼沉浸于往日的辉煌。承认技不如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已不只是少数人的认识。

在这前后，中国社会内部正经历着一场狂风暴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旧式农民战争在它谢幕式的演出中，再一次展现了农民战争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使一个已近末世的封建王朝的弱点充分地暴露出来。与旧时农民战争稍有不同的是，太平天国对西方宗教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改造，构建了自己的造反理论，并明确地宣布与传统文化体系为敌。太平天国甚至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资政新编》，尽管这个政纲看起来与太平天国体系格格不入，也并未付诸实施（或者说并无实施的可能），但它的提出终究显示出西风已经吹进了东方大国的不同角落。《资政新编》的超前性使同时代的士大夫阵营相形见绌，甚至令人纳闷，如此政纲何以能在此时的造反阵营出现？观察太平天国两大未能实现的政纲《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编》，或许不必过于在意它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操作性。它的出现，犹如长夜中的一星火花，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平等的追求，对于现代的追求。遗憾的是，太平天国虽有火花闪现，但其实质与以往的农民战争并无太大不同，依然循着旧日农民战争的轨迹走向了败亡。

内忧外患之中，清政府终于走上了改革之路。这场改革运动的强有力的推动者正是那些在平定造反的战场上建立了战功的将领。一方面，他们在战场上深切地体验到现代武器的威力，发展近代工业是他们的合理选择与要求；另一方面，他们的战功也为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尽管不断面临着质疑与反对，但在这些务实且握有实权者的推动下，洋务运动还是拉开了帷幕，并一步步向前推进。

洋务运动经历了一个从“自强”到“求富”的发展过程，从最初兴办急用的军事工业到注意发展民用工业，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诚如李鸿章所说，“必先富而后能强”。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晚清似乎出现了重新振奋的新气象。社会的相对稳定、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升、新式海军的建成等，给当政者及相当一批人造成“中兴”之感，“同光中兴”之说应时而生。殊不知，危机正悄悄逼近。

洋务运动将自己的范围限定于“洋务”，而远离“洋制”。“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根本原则，体用之分的意识十分清晰：用可学取西洋技艺，体必坚持祖宗之制。几乎洋务运动一开始，中体西用论便已出现，可说是利弊兼存。在早期阶段，它是主张学习西方者的理论武器，为突破顽固派的反对，开展洋务运动提供了理由。当京师同文馆拟开设天文、算学馆并聘洋人教习西方科学时，便曾遭到守旧者的强烈反对，将引进西方科学上升到“用夷变夏”的高度，中体西用说则提供了可以抵御顽固派攻击的另一种解说。另一方面，中体西用说也为洋务运动的演进与深化设立了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这种局限更进一步地显现出来。

与中国同受西方压迫的日本，以断然之心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进行了比中国更为坚决更为广泛的改革，成效大显，很快就走到了中国这个昔日老师的前头。不幸的是，决心“脱亚入欧”的日本走上了一条扩张的道路，并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中国是它在东亚扩张不可绕过的障碍，只有打垮中国，才能成就其扩张之梦。当中国仍沉浸在中兴的虚假景象中时，日本已经开始了打垮中国的谋划。甲午一战，戳破了中兴的虚幻，国人痛定思痛，重新审视体用之说。

其实，在办理洋务过程中，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中体西用论的弊端。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1884年去世前留下的《遗折》中，言生前所不敢言，指出：“（西人）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1]

甲午战争被视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甲午战败后，更多的人终于意识到，仅仅限于器物层面的学习洋务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上要求变法的呼声四起。作为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应试举人，怀着历史传承的使命感，发出了变法的呼声。千余名应试举人联名上书朝廷，史称“公车上书”，构成了戊戌变法的前奏。变法呼吁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响应，新式报刊、新式学堂、新式社团广为宣扬，一时蔚为风气，并终获朝廷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公车上书”及随后开展的变法宣传，冲破了传统社会对“士人干政”的禁令，开了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家事务的先河，20世纪绵延不绝且威力巨大的学生运动，可以说由此而发端。这一集体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也为其他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提供了示范。由此，对国家事务的议论走出了庙堂。

戊戌变法的实质是痛下决心以西人之法来取代祖宗之法。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呈了《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且毫不讳言变法若采鉴日本，一切已足。不幸，戊戌变法因诸种因素而未成功。主事者或流亡海外，或血溅闹市，光绪皇帝失去权力，处于软禁状态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曾经有所开放的社会出现了倒退，守旧与排外的思潮进一步发展。终于，在世纪之交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就民众而言，这虽说是一场自发的朴素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就朝廷和官府而言，却是一种愚蠢的无知的倒退行为。盲目的排外主义被纵容和鼓动起来，清政府同时对若干个世界一流国家宣战，将国家陷于劫难之中。战争的胜负毫无悬念，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除了接受有损国家主权的道歉、惩凶、驻军等条件外，仅是赔款一项，中国便要支付4.5亿两的白银。

经历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后，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社会上要求变革的呼声再起。清末新政拉开了大幕。1905年，清廷颁布上谕，宣布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发布诏书，宣布“仿行宪政”，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清末十年的改革不能说毫无成就，改革官制、修订律例、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设谘议局资政院等，确有诸多进展。然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方向上，清政府和社会期待逐渐显现出巨大的落差。社会所期望的改革，是要限制君权，扩大民权，建立起现代的君主立宪体制。而清政府的目标则相反，它期望通过改革，将过去模糊的无所不包的君权明确化、法制化。它并不想通过改革来放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将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便显示了清廷的这一意图。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主将掌握颁行法律、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1911年5月，责任内阁建立。在清政府公布的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仅4人，这一责任内阁被时人讥称为“皇族内阁”。其内阁名单的出台，向社会公开了清廷皇族的集权之心，使人们对预备立宪的前途失去信心。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两次上书朝廷，指出由近支王公充当内阁总理大臣，不符立宪国通例，要求另选贤能，组织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但遭清廷申斥。

清政府如此拒绝改革，终于使立宪派抛弃幻想，走向清廷的对立面，而成为革命派的同路人。曾与革命派展开大论战的梁启超精辟地指出，是清廷制造了革命党，“伪改革者，革命之媒”，“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晚清的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与清廷的拒绝改革，使社会对革命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不解与反对转化为同情与期待。孙中山回忆说，当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视其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但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则多为其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

清末十年，围绕着中国应走革命还是改良的道路，革命派和改良派争论激烈，甚至彼此恶语相向。这一争论影响深远，以至百年之后革命与改良优劣之争依然余波不断。后来人可以而且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那一段历史，厘清革命与改良的纠结。至少，下列两点意见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革命与改良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对立选择，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近代民主政体，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只是在实现的手段上存有分歧。两者都主张扩大民权，但一个要限制君权，一个要彻底取消君权。应该看到，尽管革命派与立宪派争吵不断，但在全局上却存在互动互利关系。两者之间的论战，使民主思想前所未有地普及开来。立宪派主导的国会请愿活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革命党人也对国会请愿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给予了声援和支持。

其二，革命与改良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愿望。对于社会的转型，一般而言，改良总是比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因此，以改良为首要选择、避免公开的暴力对抗应为常情。可以说，改良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暴力革命则是非常态。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革命与改良的发生是不依据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的，它完全取决于社会矛盾的发展状态。当社会矛盾尖锐到改良不足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之时，革命又绝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动。

由于清政府阻塞了改良之路，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只是等待着有人出来登高一呼。

辛亥之年，武昌首义，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数月之间，江山易色。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再到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短短的四个月中，并没有经过特别重大的战役，清廷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清廷的统治根基早已松散。

二

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建立了当时在世界上还不多见的共和政体，中国成为亚洲唯一的共和国，成为世界上继美、法之后第三个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大国。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场革命，又无论这一革命本身具有怎样的不成熟性，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辛亥革命都是一件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屡见不鲜，短或数年、数十年，长或数百年，然周而复始，无非是王朝易姓而已。辛亥革命所终结的，不仅仅是一个王朝，更是一个漫长的时代，一个长达数千年的王朝时代。

辛亥革命后六年间，两次帝制复辟来去匆匆，一方面显示了专制思想的顽固性，一方面也告诉人们，封建帝制确实被扫进了垃圾堆，民主取代君主，成为社会不可挑战的共识。此前数十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提倡无君无父的民主，简直是大逆不道。即使在十余年前，在先进的中国人中，能否实施民主也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的变化竟是如此之迅速。

共和制度并不是一帖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民国初建，并未立时给中国社会带来稳定，带来繁荣，甚而接引了一个持续的政治动荡时期，但它开辟了在专制制度下难以出现的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则是无可置疑的。从思想到制度的大解放，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研究表明，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并非像以前所描述的那样黑暗和低效。尽管这一时期呈现出转型期的动荡不安，但还是出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有学者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而这一时期思想与学术的百家争鸣，则更是常常为后世所称道。

辛亥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由“宫廷政治”向“议会政治”的转向。然而，这一转向未能成功。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持续动荡后，人们对议会政治失去了信心，转而寻求更具效率的政治体制。于是，一个融合了传统因素与现代政治观念、融合了中国因素与外国范例的政治方式产生了。1920年代，一种新的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政党政治”出现了，由“议会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转向由此而发生。接受了苏俄理念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政党并不是作为一个选举组织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有着严格纪律的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而存在。这种政党一出现，便显示了它与众不同的整合能量，开始主导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并实行国共合作，到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短短数年间，新型政党显示了它强大的作战力。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方面，展现出巨大的能量。作为一个有信仰有主义的政党，它在动员社会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非凡能力。中国由此而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治国或政党革命的道路，政党（或作为政党领袖的个人）在国家事务中成为中心角色。

人们常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民众之所以能接受马列主义，接受苏俄道路，不只在于苏俄政权的示范，还在于西方列强的冷漠。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主动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在中国取得的若干特权，三次对华宣言展示了苏俄外交的公开性与正义性，获得中国社会的欢呼。人们认为苏俄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应该走苏俄的道路。与英美法冷漠对待中国恢复国家主权的要求相比，苏俄主动放弃不平等特权的宣言表现出了他们同情弱小民族的姿态，对比十分强烈。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孙中山在求助于英美援助而不可得时，把目光转移到苏俄身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国共合作的形成，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走向。

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也经历着一场变革。民国的建立，并未能即刻缓解中国外交的困境，并继续延续着晚清外交的某些惯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列强在欧洲作战的机会在东方采取行动，借口对德宣战占领了中国胶东半岛，在此基础上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北京政府不得不签署了一系列“民四条约”。这是进入民国后所订立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给了中国外交一个缓慢抬头的机会，这个机会之源便是中国的参战。对于参战与否，中国内部产生了很大的争议，甚至出现了张勋复辟之类的闹剧。最终，北京政府决定对德宣战。通过宣战，中国废除了与德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德国在华治外法权，德国在华军队也被解除武装。宣战还使中国获得了以战胜国身份参加战后和会的机会。宣布参战是中国第一次主动地参与世界事务，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转向主动参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意义重大。

对战后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和民众都怀有较高期待。中国不仅要求收回德国的租借地及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特权，还要求废除中国与日本签订的“民四条约”，废除列强在华享有的若干不平等特权。但和会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就连收回德国租借地这样的基本要求也未被和会所接受。巴黎和会的这一消息传回国内后，引起轩然大波，激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团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这一大声说“不”的举动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十分罕见，它摆脱了以往中国外交始争终让的规律。在此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再次提出废除不平等特权的要求。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虽未能如中国所愿，但它触发了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对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5年，北京政府发起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修约活动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召开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这样的多边会议，一是与单个国家展开双边交涉。关税会议初步达成协议，列强同意中国在1929年实现关税自主，中国政府承诺取消厘金制度。但关税会议进行之时，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会议遂不了了之。法权会议则未有进展。会议对中国司法状况进行了调查，认为中国的司法状况不如人意，须待中国现代司法制度比较完善时方可讨论废除治外法权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条约到期国家发出照会，要求订立平等新约。在修约谈判中，面对抵制与拖延，北京政府曾单方面宣布废除与比利时、西班牙的条约。中国敢于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

当北京政府致力于通过谈判来修订不平等条约之时，南方的革命政府已经走得更远。孙中山改行联俄外交后，确立了反帝外交政策。孙中山去世后，国共合作的广州政府于1926年发起了北伐战争。北京政府此时开展的修约外交在南方政府看来远远不够。他们认为不平等条约不应该谈判修订而应该直接宣告废除，应断然实行“革命外交”。南方政府提出了两大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列强”，采取了比北方政府激进的外交方针。以群众运动为前导，以北伐军部队为后盾，汉口、九江的英租界通过街头冲突、中国军警开进、谈判解决的三部曲而收回。在镇江，英国在北伐军到来之时主动提出交还镇江英租界。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进行之时，国共合作的革命阵营发生分裂。以四一二政变为标志，国民党发起“清党”运动，将昔日的盟友推向血泊之中。共产党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从城市到乡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国内战争。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促使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攸关民族存亡的危机面前，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别承担起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尽管抗战期间国共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很严重的军事冲突，但国共合作大局仍得以维持，这为中国抗战能够坚持下去提供了基本保证。

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活力。中国在外交舞台上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抗战前期，中国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促使德国保持了一段时期的中立，从而继续获得德国的军事物资，促使苏联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对华援助，促使战争初期保持中立的英美逐步走上援华制日的道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中国两度派出远征部队入缅作战，最终解放了缅北大片地区。中国积极支持邻国的抗日活动，成为朝鲜和越南抗日力量的庇护所和大本营。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积极参与战时问题的讨论和战后秩序的设计，为创立联合国和建立公平合理的战后秩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抗日战争不只是一场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还是一场更广泛意义上的民族解放战争。经此一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中国不仅废除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享有平等地位的国家，还担任了新成立的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成为对国际事务享有重要发言权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长久徘徊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带，抗日战争使中国重返中心舞台。这样的巨大变化，即使是最大胆的预言家在战争爆发前也是难以想象的。

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内政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政治格局在战争中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埋下了变革的种子。全面抵抗战争，迫使国民党实际上开放党禁，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各民主政团也得以开展活动。抗战中发生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尤其是第二次运动，浪卷朝野，波及社会各个阶层。在城市，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在工商阶层，实行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各界的共同要求。可以说，到抗战后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开始崩塌，继续实施专制统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于是，当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新的民主协商制度时，社会充满着期待。抗战已经为此后的政局变化做好了思想观念和舆论上的准备。抗日战争开启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大门，这扇大门一旦打开，国民党已无力再行关闭。

在抗战前期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期，中美关系有极大改进，美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中国也成为美国的重要伙伴。然而，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中国，它更多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的黑暗面，对国民党日益失望。对抗战后期的民主运动，美国持一定程度的同情、肯定与支持态度，并一再敦促国民党政府做出响应。史迪威事件是中美矛盾发展的集中体现，一位上将级将领被盟国“驱逐”，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了缓和矛盾，美国做了妥协和退让，召回了史迪威。然而，美国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失望是深入骨髓的。一个为维护统治而拒绝改革的顽固形象已深深地刻在美国人的心中。这对战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的坚定程度，不能不产生消极影响。

战后，美国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奉命来华，试图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尽管马歇尔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他最终仍无功而返，国共全面内战爆发。为了对抗苏联，阻止中国共产党获胜，美国选择支持国民党。然而，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国民党难挽颓势，最终在国共较量中败下阵来。

抗战结束之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貌似仍占有巨大的优势，何以战后短短的三四年中国共力量对比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如此迅速地夺取全国性胜利？人们对此有着不同角度的探讨，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不可忽略：民心所向。当成千上万的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组成了浩荡的支前大军时，当成千上万的失去了希望的市民为温饱为自由而走上街头时，民心的指向已十分清晰。人心思变，人们向往着一个新制度的到来。

三

近代中国的巨变是在世界巨变中发生的。19世纪，西方列强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向世界扩张，向东方扩张。这是一个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纪，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被视为极为正常的规则，在列强的扩张浪潮中，古老而落后了的中国不幸成为其侵食对象，国家主权纷纷流失，国家地位一落千丈。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艰难的抗争，力图恢复失去的国家主权，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这一抗争绵延百年，最终，在一次国际秩序的大变动中，中国抓住了机会，恢复了平等地位，并获得新的大国地位。

如何面对外部世界一直是近代以来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列强是入侵者，又是先进文明的传入者，排拒还是学习，一直是中国人争论不休的话题。屈辱的经历，使包藏亡我之祸心的异族形象长久地存在于数代中国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在与入侵者的斗争中，在向西方文明的学习中，中国改造了自己，走上了一条既与自己的过去不同又与外国有别的独特的发展道路。曾有学者以“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来概括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或许是我们从近代历史中获得的极为重要的教益。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得到海峡两岸学者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同事汪朝光先生承担了本书的各种事务性工作，我虽列名为主编之一，但贡献甚少，在此谨向汪朝光先生表示特别的感谢。徐思彦女士为本书的编审和出版工作付出巨大努力，使本书得以高质量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二○一六年二月

[1] 何嗣焜编《张靖达公（树声）奏议》卷8，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第22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第559页。

序二

黄克武

这本书是海峡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携手合作的一个心血结晶，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规划，并由大陆、台湾、香港学者撰稿，历经五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全书采取专题研究方式，类似西方的剑桥史之体例，大体以时间和事件为经，社会发展面向为纬，分章探讨清末民国时期最为关键的一些历史课题。全书共57章，是目前学界对于这些课题的归纳与总结，约略统计，其中大陆学者撰写34章、台湾学者撰写21章、香港学者撰写2章，为中文学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统展现。读者阅读此书，可以最有效地掌握学界最新的关于中国近代变迁的重要观点。

在时间断限上，本书从鸦片战争开始，描述了洋务与变法运动、立宪运动、清朝的覆灭、民国的肇建，乃至其后内忧外患之纷扰、国际关系之演变、内政外交之调适、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国共两党之发展，下至20世纪中叶而止。大致上包括了晚清史与1949年之前的民国史，也同时讨论了清季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至光复初期台湾人的“祖国经验”。结构上本书分为晚清卷与民国卷，每一卷又有上册与下册。上册依时序与事件勾勒历史发展之主轴，下册则包含了政治、社会、财政、经济、外交、宗教、生活世界与文化思想等诸多面向，因而同时包含了历史变迁与社会结构的两个面向。

此书名为“新”编中国近代史，主要希望能突破过去之窠臼，在历史论述上展现出新的特质。近年来因新史料之出现（如档案、报刊资料、日记与回忆录等）、新研究之进展、两岸的学术互动，以及对“研究典范”之反省，过去的不少成说都得以修正或重评。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的历史论述，各章均避免“以论代史”、“论在史先”，而能依据新的史料、以关键性的细节，平实地、客观地描述中国近代曲折、复杂之历程，其间既有革命历程之艰辛曲折，也有现代转型的逐渐开展。历史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演进过程，而是千回百转、多重面向的发展；历史中有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的对峙，但也不全是黑白分明、成王败寇之叙事。历史视野的开阔，造就了历史论述的变化。

历史未必是截然两分的。革命在现代中国的形塑之中曾被赋予历史的正当性与崇高感，然其反对者或对立面如“改良”者，在历史中也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意义。197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大陆学界开始重新评估中国近代史的各样问题和主题，“革命”与“改良”都被给予历史的合理定位，两者各有其成就与限制，也据此重新思索改良派思想家如严复、梁启超、杜亚泉、张謇等提出之“调适的智慧”，史家的史观逐渐走向多元化。

首先在晚清史部分，过去的主流论述是以革命党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此一观点环绕着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与革命党的革命事业，如何历经多次起义惨遭挫败最终在武昌起义后得到成功。这种论述强调革命党人之角色，忽略了革命党内部的分歧，尤其是湖南与江浙革命志士之地位，以及改革派（开明士绅）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更将清廷视为颟顸无能、一无是处的统治者。

新的历史视野并不忽略革命之重要，而是将革命置于长期多元发展、曲折角力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国人如何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走向近代，具体呈现出除了革命之外当时还有哪些选择，以及为何最后革命成为唯一的选择。本书所描述的辛亥革命不再是单一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军事行动与族群斗争，也不再争辩此一革命乃“资产阶级革命”或“全民革命”的问题，而是将之视为长期酝酿的思想动员、社会动员的结果。其中道咸以来如魏源、徐继畬等趋新士人与马礼逊、傅兰雅等欧美传教士对西方地理、历史、思想、政体之引介，新学书刊之翻译，立宪派报刊对思想启蒙、国家想象与政治改革之提倡，乃至清廷的改革措施如科举废除、新政等所造成的结构性的影响等，这些因素与革命派的努力相交错，使人们敢于构思一个以民主科学为基础的新体制，而“践行政治民主化”。由此观之，各种因素有如积涓滴而成之洪流，方导致革命之成功。同时清廷也不再全是革命宣传中的“颟顸”、“腐败”与“缺乏改革诚意”之形象，而是努力肆应、积极变革，却因“小政府”的格局与心态，在新政期间企图有大作为而触发“结构性”的困境，在缺乏体制变革与伦理更新之下，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本书对于清廷与立宪派的研究与重新评估，与过去对两者所做完全负面的道德判断显然有别。

本书的主体结构虽分为晚清与1949年前的民国两个部分，然多位学者均意识到两者非断为两截，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连带关系。无论是从王德威所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还是从张灏提出的“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期”的观点来探究思想与社会的变迁，都强调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关系，以及新因素与旧根底如何交融互释，从而开创出一番新的局面。从晚清到民国思想界的趋新或守旧、行动界的保守或进取，都要利用新式报刊、学校、结社等来做宣传。

以民族意识来说，中国传统主张华夏夷狄之辨的“族类思想”（亦即《左传》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同时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民族主义”之元素，成为革命党“黄帝”形象与康有为“孔子”形象之根基。前者发展成革命党以汉族为中心种族革命之象征符号，以此推动反满大业；后者则凝聚为康有为、梁启超等团结诸民族以成一大“国民国家”的理想，以此融合满汉。辛亥革命最后以高举种族革命之大旗获得国人认同而竟其功，然而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人立即一改种族革命之初心，宣示“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复又制定约法、召开国会，此一做法大体上仍承袭梁启超等人“政治民族主义”的未竟之业。民族主义从建立单一的汉人政权向建立以五族共和为主体的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不过民族问题在民国初年以后的内外环境中未得完全妥善的解决，其后各种争端继续出现，如何既尊重多元又能维系一体，以抟成“共和”，成为新的问题与挑战。

民族主义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追求“民族国家”之建立，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一个关键因素。传统中国的族类观念虽提供了民族思想之基础，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出现却主要依赖从古代以朝贡制度为主之天下秩序转移到以国际公法、世界格局为主之国家体制。亦即“天下观之破灭”和“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改变”，国人逐渐建立起“反帝救亡”、“捍卫主权”的现代国家观念，并以契约、参与等民主思想与选举机制改造传统君臣尊卑观念，重构国家与国民之关系。辛亥革命所促成“帝制”到“共和”的转变即体现了此一现代民族国家之追求。此一转变极为复杂，有思想文化的面向，政治外交的面向，亦有财政金融的面向。革命爆发后，经由北方总代表唐绍仪和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的南北议和，促成和平的政权转移，其后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主政，为解决共和肇建之困局，在唐绍仪、熊希龄和周学熙等人的主持下，进行与国际银行团协商筹借外债工作。此次所谓“第一次善后大借款”，解决了推翻清朝之后共和国的国际外交承认问题，也为北京政府处理后续对外赔偿及整编内政提供了理财基础。此后以革命方式建立之民国，在“政府”与“国家”两方面建立起从清朝至民国之继承关系，才能逐渐站稳脚跟。不过借款过程中列强的强势作为则埋下五四以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情绪。对内而言，民族主义则影响到此后不同政治势力之消长，“谁最有能力调动最大多数社会力量，谁就更容易统一中国；谁能有效地统一中国，成就民族独立，谁往往也就最容易受到历史的青睐”。

在经济发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晚清与民国的连续性。晚清以来虽在农、商、工业等方面有所进展，然因幅员广大，人口与区域发展之不均衡（19世纪初年9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1/3左右的地方，约90%农村人口而10%为城市人口），形成“双元经济”。其后，由于革命动荡、内战不断，中国无法像其他国家一样，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而使双元经济的情况有所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到了抗战时期，全国精华地区的沦陷，使政府更难负荷战时的财政负担，虽赖国际援助而苏困，但战时及战后通货膨胀亦随之爆发。双元经济问题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同时，究竟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提高生产，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宏观调控并解决分配，也成为反复思虑的核心关怀。

在民国史方面本书也和晚清史一样，避免过去单一的论述模式和叙事路径。首先是对北洋时期的重新评估，这是最近十多年来史学界提出的新观点。书中有几章讨论北洋政府时期，或谈内政中的乱与治，或谈外交。这几章都改变了过去将北洋视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其间外患频仍，内乱不断，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刻板印象。在内政方面，北洋时期虽有乱，亦有治，其中尤其体现在“国家制度的建设上”，在“自治”和“联治”的冲击下，统一的中央政权受到冲击。然而这种冲击，却又为政治家在另外的政治框架内寻求国家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北洋政府是被“联治”运动及其内部之分裂所打倒的。因此“联省自治”的“分”反倒成为国民党走向新的统一的促成因素。北洋时期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就也包括司法方面的改革。近年来有关北洋时期直隶、江苏、浙江等地方的研究显示，各地分权制衡体制之设立、司法独立之追求，如法官、法院制度之建立等，跨出司法近代化的一步。这些现象显示北洋之乱虽毋庸置疑，然北洋之治也是客观存在的。北洋时期在外交方面也有较突出的表现，不但外交官具有专业素质，其“修约外交”尤具正面之贡献，与广州政府“废约”的努力同样重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观察，近代中国外交主要目标是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恢复中国主权完整及国际地位平等，“修约”与“废约”都是达成此一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路线，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废约”则走政治路线，诉诸革命及民意摆脱旧约束缚，两者相辅相成。总之，北洋政府利用外交和国际法的合法手段，力图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应予肯定。

民国史之中国共发展与抗战等议题一直难以避免各种偏见，两岸各自主导一类型之论述。本书则主要依赖史实做深度的描写、分析与比较。其中国民党史部分主要由台湾学者负责，少数由大陆学者撰写，共产党史部分则由大陆学者操刀，其观点相互补足，而拼成一个较为公允而完整之历史图像。这样的合作方式与近年来两岸学者组成研究团队研究蒋介石的经验也相符合。虽双方学者均依史料来撰述，然台湾学者更能呈现蒋的成功之处，大陆学者则更能客观分析蒋的派系属性，发掘蒋的个性与统治缺失之处，因而相互补足各自可能有的局限。

抗战史方面也是如此，大陆学者肯定蒋介石在对日抗战中的贡献，坚持了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在正面战场抵御日军，并取得最终之胜利，收回台湾、澎湖与南海诸岛，恢复了中国之版图。台湾学者也同意中共“提倡抗日统一民族战线”，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同时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在敌后游击战中牵制大量日军的成就。这样一来抗战的成功是中华民族各成员共同之成就，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众与海外各地中国侨胞也不缺席。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战后中国能跃居大国地位，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各国的肯定。

本书也从不同层面介绍了抗战至国共内战期间蒋介石、执政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表现，描述蒋汪、国共之分合，并剖析蒋最后遭到溃败之因素。以国方军队的发展来说，从黄埔军校开始模仿苏俄红军，建立党政制度与军队“标准化”，组成国民革命军，使其完成北伐，并在抗战之时抵御日军。其缺点则是军民关系之经营较为忽略，违纪扰民之事颇多，因而“在后勤补给、医药卫生方面，或是战地情报的搜集上，均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此一情况与中共军队政治工作之成功形成对比。

抗战时期的对日和战问题及蒋介石、汪精卫分裂在本书中也予以详细着墨，分析汪如何误信日本有谋和诚意、误判中日双方之实力与国际局势，企图以和谈来解决中日问题而走上绝路；并注意到国共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外敌入侵之际，国人内部无法完全团结，彼此牵制，对局势之发展影响甚巨。

抗战也影响到国共势力之消长。抗战八年，因为种种原因，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被严重削弱，国民党中央的统治范围越缩越小，军心、战力日渐萎靡，各种内在矛盾遂逐渐滋生发酵并蔓延开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军事力量在战争中的迅速发展和壮大，中共军队向敌后农村拓展，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共开战后长期把对日抗战的工作重心放在创造根据地和发动群众两方面，在此基础上发展武装力量，使其政治影响力全面提升。

在国共内战期间，蒋介石又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遭遇重大挫折”，如“行宪”引发政治乱局与派系斗争，以金圆券取代法币之币制改革造成经济崩溃，并“激怒了中国民众”，而在币改失败的同时，其军队又在三大战役之中惨败，此后“国共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由强而弱，共产党由弱而强，国民党统治由衰颓而走向终结”，最终失去江山。这些描写与分析都是依据史实所做的中肯论断。

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是中国面对世界与走向共和的关键时代，其间内忧外患不断，私心与公义纠葛，政治团体或分或合，时而起高楼，时而楼塌了，这些经纬万端的风云变化是1949年后海峡两岸分途发展的重要原因。如何深入认识这一段史实，并借此观察现状与思索未来，是所有关心中华民族未来的人应该思考的严肃课题。

本书的出现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它反映的不但是北京、台北两个近史所之间深厚的情谊，也是海峡两岸二十多年来学术互动的结果。两岸学者从陈三井先生所谓“境外相遇，犹抱琵琶半遮面”，到“轻舟已过，两岸猿声啼不住”，再到今日“海峡春潮，从此千山可任行”，是一个很可喜的发展。的确，现在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顺畅，互动频繁。以往台湾学者去大陆较为方便，在台湾开放“自由行”之后，大陆学者来台也变得更为容易。中研院近史所每年都接待许多大陆学者来台访问、调阅民国档案、参与台湾学界的学术活动；在我所任教的大学每一学期都有许多大陆来台的交换学生选修我的课，在课堂上与台湾学生一样畅所欲言。这一种海峡两岸之间多层次、多方位的学术交流，让许多过去因海峡两岸的阻绝、因政治意识形态干扰、因个人党派立场而有的偏见及产生的误解，逐渐扫去。本书一面见证了两岸学者因交流而建立起共识，两岸史学由分而合的过程；同时也证实了近代史虽与现实纠葛，然它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社会科学的脚注。在历史学家努力找寻真相之下，本书提供读者一幅贴近真实的历史图像，也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一份重要贺礼。

二○一五年十一月

第一章 清代通商与外政制度[1]

一 通商与外政制度的概念意义

笔者想先说明本章标题的含义。首先，关于现今华人似乎已不太熟悉的“外政”一词。由于清朝中国在成立外务部以前，并没有一个西方近代式的专责外交机构，加上清朝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截然不同的构造，无法透过西方近代式的政府外交机构或组织的视角，来理解其在对外关系上的构造、制度乃至思想概念的运作情形，因此，西方人乃至受近代制度影响甚深的现代华人，已经很难理解清朝固有的对外关系，于是，为了区别清朝固有对外关系制度与西方近代外交制度的不同，笔者将清朝固有对外关系制度称为外政制度，而非外交制度。事实上清代官员的文章中，对于与内政相对的涉外事务，也屡屡以“外政”称之，如左宗棠在《拟专设海防全政大臣以一事权疏》[2]中提到：“臣曾督海疆，重参枢密，窃见内外政事，每因事权不一，办理辄形棘手”；黄遵宪在《日本邻交志后序》[3]中提到：“治外法权始于土耳其，当回部全盛时，西灭罗马，划其边境与欧人通商，徒以厌外政纷纭，遂令各国理事自理己民”；又，“万国公法公使凡四等，代君行事者为头等……至第四等即办事大臣及署任公使是也……惟执本国外政大臣之书呈递于彼国之外政大臣以为信凭而已……”[4]等等，故“外政”一词也应该是符合当时的用语。

其次，关于本章及第三部分标题所使用“秩序”（order）一词。目前笔者尚未找到清朝自身详细规范自己所有对外关系制度乃至法律的文本，只能从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与活动中，去归纳清代中国的外政运作原理和基本精神，而通过实际历史事例的积累，笔者认为清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存在多元样貌，在其运作过程中，虽然不乏一定的基本处理原则，却又经常可见因时或因地制宜的应对之道，因此，相较于“体系”（system）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或是“制度”（system）的确定性与定则性而言，笔者认为秩序一词的含义，还是比较松散的、开放的，在中文里头也具有次序、基本原则、条理、层次等意义，除了指出某些基本原理或次序、方向之外，对于所描述对象能赋予更多样的诠释空间。“秩序”并非一成不变的圭臬，而是在一定的原则、次序、方向上还存在着可能的因时或因地制宜，笔者以为这样的词汇更加贴近清朝在处理外政时的运作方式与基本态度，故采用了秩序一词。

朝贡体系论：解释明清两代对外关系的旧学说

近代以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学者不断地尝试，试图以一个简单的词或概念来描述中国固有的对外关系和世界观，尤其是与西方近代大致同处一个时期的清代，作为直接面对西方近代国际秩序的中华帝国，更是学者们研究中国在接触西方近代秩序后做出哪些沿革的最佳观察对象。其中，以费正清（J.K.Fairbank）为首的美国学者，在20世纪中叶以来为明清两代所建构的“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论，正是这些尝试中最具代表性的。

从费正清的构想出发、经过曼考尔（Mark Mancall）[5]的理论精致化之后所构筑的朝贡体系论，[6]由于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史观，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不断出现质疑朝贡体系的论说，特别是柯文（Paul A. Cohen）提出应该从中国的视角研究中国史，[7]从根本的史观上挑战朝贡体系的既有论述。受到柯文等美国学者的影响，随后在其他国家有关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中也都出现修正朝贡体系论的趋势。如日本的滨下武志，从经济史的角度修正朝贡体系论中“西洋冲击”的概念，认为西方国家到中国通商，并非引起西洋冲击，而是西方国家透过通商活动，参加了以中国为首的亚洲传统通商体制，所以应该是“东洋冲击”。尽管否定西洋冲击，但滨下所谓的亚洲传统通商体制，指的是“朝贡贸易体制”，因此在通商层面上，滨下与朝贡体系论一样，认为明清两代中国的固有通商制度是“朝贡贸易”。[8]

除了西洋冲击与东洋冲击的认识差异之外，不论是“朝贡体系”还是“朝贡贸易体制”，都把明清两代视为一个整体，都认为清继承了明的朝贡制度，明清都采取只有朝贡国才能与中国通交、通商的外交体制，也都任意把明的制度套用到清，仿佛明清两代的中国是全然停滞不动、毫无沿革的，而在铺陈这些概念时，两者也都没有提供足以论证所有概念的历史个案与实证。

滨下“朝贡贸易体制”论修正费正清朝贡体系论的最重要概念，是在世界体系论上提出了与西洋冲击对照的东洋冲击，除此之外，滨下其他的概念仍然围绕着朝贡制度来铺陈，依据朝贡制度画了象征中国国际秩序的同心圆，但滨下的论述尚未形成具有鲜明历史实像的详细内容，还不能够作为完全的对照组以取代朝贡体系论的架构，因此以下讨论代表明清中国世界秩序旧学说的问题，仍然以纵横中国史学界大半个世纪的朝贡体系论为主要对象。

“朝贡”原来是君臣之间的礼仪行为，随着周朝以来历史发展，逐渐衍生出种种的意义，除了中国王朝内部的君臣名分，还扩展到了大国中国与周边小国之间的宗属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交涉、通商等外政秩序，使得朝贡的概念变得十分复杂，从礼仪到内政、对外关系、通商乃至世界观，似乎都可以与朝贡纠缠在一起，既然朝贡是含义众多、复杂的概念，那么进一步推衍成“朝贡体系”，似乎也是令人安心的一种说法，因为含义太多，不管如何解释都能敷衍过去。但是，朝贡既然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发展、演化的制度，必然在各个朝代都有其不同的内容与概念，如果把前近代中国的所有传统制度都一概归纳为朝贡，那只不过是将近代与传统粗暴二分的简单图示，那是认为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几乎是停滞不动的，所以可以将几千年的历史模糊成一个“朝贡体系”概念。停滞不动的中国，等待西方近代的改变，正是西方中心史观对于近代以前中国历史的前提认识。

在这个前提下，朝贡体系论把焦点放在渊源自中国政治礼仪的“朝贡”，将主要完成于明朝的朝贡政治礼仪投射到清朝，着眼于明清两代在朝贡礼仪上的相似性，并从政治礼仪进一步推衍到贸易，再推衍到对外关系乃至整个中国的传统世界观，认为明清的中国政府把朝贡制度与通商贸易结合，于是得以巧妙地利用外国渴望通商的心理，顺利把诸外国视为“朝贡国”，借以羁縻外国，完成中国的“国际秩序”。其理论架构认为：外国借着朝贡，或依附于朝贡形式，才能与中国通商；因此通商附属于朝贡，商业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依照这样的理论架构推衍出来的中国国际秩序，是所谓的“天朝”概念：中国是天朝，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不管实际上是否向中国朝贡，理论上都是中国的朝贡国。[9]因此依附于朝贡形式之下到中国通商的国家，理论上都是中国的“朝贡国”，在外交关系上，“朝贡国”的国家地位低于“天朝”中国。众所周知，朝贡体系论如此大费周章对于清朝的传统外交通商制度作文章的目的，乃是为了证明西洋冲击才是给“传统的、停滞的”古老中国带来变化的要素，认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通商制度为“朝贡体系”，在战争及中英南京条约等西洋冲击之后，则为“条约体系”。

由于朝贡体系论认为明清两代是一体的，因此经常将明代的史料套用于清代、乃至直接作为清代制度的解释，例如费正清在“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一文中，大量将从《万历会典》等明朝会典中所架构起来的朝贡制度，直接作为对于清代朝贡制度的理解，而滨下武志所绘制的同心圆和朝贡贸易体制概念也都是混同明清两代的制度而成的。笔者以为将明清两代的制度混同为一，正是他们误解明清两代历史实像的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纵然在法制、礼制、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有其连续性，但恰恰在对外关系上，无论是政治还是通商层面，这两个朝代的差异是相当大的。例如，明代最主要的外患是南倭北虏，因此长期采取“海禁+贡舶贸易”的政策，亦即只有贡舶才能互市（贸易）的“贡市合一”政策，以降低沿海的外患而得以专注对付北方的蒙古势力；清代则在台湾郑氏政权灭亡后，立即采取开海政策，设立海关以管理中外商船贸易，而困扰有明一代的蒙古，在清代却是中华帝国内部的一分子。清代纳入蒙古之后，国土与俄罗斯相接，两国之间早早订了尼布楚与恰克图条约来约束两国的外政以及通商关系。对于明代几乎不存在的中俄关系，朝贡体系论只能将俄国视为例外，不加以处理，自然也对于学界公认具有西方近代国际法基础的尼布楚与恰克图条约之存在视而不见，以成全其将中英南京条约作为划分清代中国新旧外交秩序分水岭的学说架构。又，日本在明代是接受册封的中国属国，可以到中国进行明朝公认的贡舶贸易；但到了清代，日本并非清朝册封的属国，在开国之前，日本也没有到中国进行贡舶或民间贸易，倒是清代中国的商人可以到日本的长崎贸易。对于与明清两代中国拥有不同关系的日本，朝贡体系论也只能视为例外，不加以处理。可是，俄国与日本都是清代以来与中国在各方面都有着极深纠葛的重要国家，如果必须舍弃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才能成全理论的话，这个架构如何有效诠释清代的世界观？

当然，朝贡体系论主要是通过朝贡制度来观察明清两代的世界观与国际秩序，明清两代也的确有着类似的朝贡制度，因为朝贡的制度化大抵完成于明代，而在朝贡礼仪上清也沿袭了许多明的制度，但两者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清朝在册封前明“朝贡国”时，总是要求对方必须先归还前明颁给的敕、印，之后才加以正式册封，并依亲疏远近关系规定合宜的贡期、贡道与贡物明细；除了南明政权还存在的顺治初年必须争夺作为“中国”的正统性时期以外，清朝也从未像明太祖、成祖、宣德帝那般大肆招揽来朝国家，因此对于封贡关系的严谨对待程度，明清两代是不一样的。这正是因为明清两代所处的大环境、版图、对外政策与世界观都不一样所导致的，明朝长期需要恭顺于中国的“朝贡国”带来海外商品，而清朝有着相对开放的海外贸易政策，不需要由贡舶带来商品。在通商层面上，清代开海以后基本上采取“贡市分离”的通商政策，不同于明代的“贡市合一”政策。清朝还拥有多元的对外关系，更与明朝以朝贡制度为主的对外关系迥然不同，绝不能将朝贡体系视为前近代以前的清朝传统世界秩序。

由于费正清受到英国人海关税务司马士（H.B.Morse）的影响，只从英国、英籍税务司所管理的洋关角度来看清朝的海上贸易，造成了朝贡体系论认为清代中国是采取闭关自守的广东一港贸易制度，认为中国的洋行商人就像西方近代以前的垄断商业组织基尔特（Guild），于是已经进到近代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需求下，亟须打破处于“前近代”的清朝通商制度。这都是西方中心主义论下的误解。事实上，清朝的通商制度不仅止于海上部分，还有陆路贸易、使节团贸易，而就算是海上贸易也不是只有广东一港，就连中国的洋行商人也不是垄断集团，自然不同于西方的基尔特。

因此，朝贡体系论只有在朝贡仪礼上，或许还能模拟一下明清两代的相似性，其他不论是外政制度、通商制度乃至于与不同属国之间的关系上，朝贡体系论都无法有效诠释明清两代存在的差异，又如何能作为概括明清两代中国世界秩序的学说？

除了上述基本历史认识错误之外，朝贡体系论在时代的区分上模糊不清，也无法将国交与通商等对外关系层面以及政治、经济的复杂面貌清晰地描绘出来，其将明清两代合一、将国交与通商混同、将朝贡礼仪与政经制度结合的做法，只能使史实更加模糊、混乱。结果，“朝贡”究竟是什么？其概念与具体内容，至今仍是有待进行大量实证研究的课题。[10]

如上所述，朝贡体系论无论其前提史观、史学方法以及其所描绘出的面貌暧昧模糊之历史图像都存在严重问题，实在无法作为诠释明清两代中国世界秩序的理论。

虽然已有许多学者认为朝贡体系论存在许多缺失，其铺陈的概念、构造之有效性也令人质疑，[11]早已难以作为概括明清中国传统世界观的学说，但或许由于一直没有出现能够系统性地全面取代朝贡体系的新学说，迄今为止史学界的某些通史书籍和教科书，仍然把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归纳为朝贡制度或是朝贡体系，也依然以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作为前近代和近代的分水岭，认为在此之前的中国外政是“朝贡体系”，此后则进入“条约体系”；在此之前的中国固有通商制度是“朝贡贸易”，此后则是被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所约制的“开港场贸易”（指在开放对外通商的港口上所进行的中外贸易）。

互市论与互市体制论：清代通商制度与试图取代朝贡体系论的新学说

进入21世纪，终于出现了试图系统性地重新构筑明清中国固有世界秩序的研究方向，即笔者所主张的以“互市”视角来重构清代通商制度历史实像的研究，[12]以及试图以“互市体制”来建构明清世界秩序的京都大学岩井茂树教授之新学说，[13]两者都是以中国的内在视角重新检视中国固有世界秩序，通过诸多历史个案研究，试图挑战立论于浓厚西方中心史观与西方近代视角下的朝贡体系论。两者对于同样时代与同样实例作出的分析和归纳也大致相同，但仍存在主张不一致的部分。

首先，两人在主张上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岩井旗帜鲜明地打出了“互市体制”的概念，认为“互市体制”才是近代以前中国的传统外交、通商体制，可以看出其试图以“互市体制”取代“朝贡体系”、以中国本位的视角取代西洋中心论的积极企图心。

相较于此，笔者虽然也和岩井一样认识到通商与外政在对外关系上的关联性，也同样否认朝贡体系论对于清代固有通商与外政诠释的有效性，但目前并不主张使用“互市体制”来取代“朝贡体系”。笔者认为通商与外政同属对外关系的范畴，两者必然息息相关、彼此交错影响，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泾渭分明的领域，在泾渭分明的领域中，两者甚至可以几乎毫无关涉，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存在互市（通商）可以回避国家主权（外交）等敏感问题的缘由。因此笔者宁可先将通商与外政分开处理，之后再来细究在对外关系中通商与外政之间的关联。

其次，岩井认为，清朝康熙帝的开海是沿袭了明朝中叶以来缓解海禁政策的趋势，强调中国从16世纪中叶以来在通商乃至外政秩序上发生了从“朝贡体系”到“互市体制”变化，[14]注重明清两代在中国史及世界史（主要指西方大航海时代参与了亚洲的贸易）上的连续性。

相对于此，笔者基于中国史的立场，着眼的是明清两代在通商与外政制度上的分断与歧异之处。笔者并不赞同明清两代发生了从“朝贡体系”到“互市体制”变化的观点，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明清两代在对外制度与政策上存在极大分歧；况且就连对于明朝通商制度的诠释，朝贡体系论也无法提供正确的、全面的历史实像，[15]那么明朝的通商和外政制度，是否适用朝贡体系论的概念？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自然也不存在从“朝贡体系”转向哪个体系或体制的变化。

再次，关于处理互市课题的时代断限，仅就目前两人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岩井处理的事例，集中在明朝中叶以迄清朝前中期；笔者则是站在中国史的立场，追寻互市的起源与历史沿革，并且全面整理清朝一代互市制度的沿革与变动，从而指出清朝乃至中国历朝固有的通商制度是互市。

截至目前，对于互市，岩井茂树更加关注的是：16世纪中叶以来，也就是和西方近代（16—18世纪）同处一个时代的明清中国，在通商乃至外政秩序上发生的变化，他认为应该以“互市体制”取代朝贡体系论对于明清两代的通商、外交之诠释。而笔者关注的重心在于：互市作为中国固有的、通古贯今的通商制度，其在中国历史中的起源与沿革、在有清一代的变迁，乃至在现今中国或是中国周边国家的存在情形。

笔者认为明清时代虽然正遭逢了西方向外发展的16—18世纪，虽然在物质、经济、通商、航海等发展上彼此影响而颇有连动性，可是在对外关系层面上的重点却并非只有物流或基层民众的交流互动，还需要注意上层决策者的思维，当然局势变迁和人民需要会影响决策者的判断，但是对于内政与外政秩序的全方位思考，更是决策者决定该国对外关系与政策的重要关键。就上层的决策而言，并非西方与中国接触了，中国就必然立刻发生变化，变与不变，或是何时改变、改变多少，取决于内外政的全方位考虑以及中国政府维持中国世界秩序的力度。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明代与清代的当政者，必然有着不同的考虑，甚至同一个朝代的各个皇帝之间也会有所不同，如何掌握长期理念方向与短期政策变化之间的关联性，是非常困难的课题，而这些考虑也未必像物流、经济发展等层面一样，具有长期的规律、稳定的方向。所以仅由通商或是物流、经济等层面来看中国的对外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外政秩序与通商之间、长期理念维持与短期政策变化之间的关联性，把每个环节的历史细节、每个层面的长期现象都弄清楚之后，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中国的世界观，也或许才能明白中国长期的世界秩序。在全方位弄清楚这些历史细节之前，对于清代的对外关系，笔者认为还是有必要将通商和外政先分开处理。

当然，岩井和笔者的研究都还是进行式，日后应该还会有新的见解出现。无论如何，新的学说需要接受一段长期的论证与驳辩，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及历史个案的实证研究，以期在积累众多的实证研究后，学说能够更加完善、更加接近历史实像。

以下研究着重于重构清代的通商与外政制度，进而通过通商与外政层面来看清朝的对外关系与世界观。

二 互市：清代的通商制度

涉猎史料可以发现中国的史书中并无“朝贡贸易”一词，而经常可以看到与“通商”“贸易”交互使用的“互市”一词，那么是否可以把“互市”视为中国或清朝固有的通商制度？

从乾隆朝奉敕纂修的《皇朝文献通考》中，可以看到清朝以“互市”来介绍本朝通商制度的记载。其编修官在叙述互市制度的前言中提到：“宋以前，互市之制，其详靡得而记。自宋开宝后，始置市舶司、榷场、博易场，沿革详略，具载马端临考。至前明末代，抽税过重，防奸则疏，以致大启海氛，公行抄劫，吴越濒海州郡，数被其害”。可知，清朝将本朝互市制度溯源至宋代，并对明代互市制度（指的是“贡舶贸易”，也就是朝贡体系论所谓“朝贡贸易”的典型）采取批判的态度。书中说清朝的互市制度有三种，分别是“关市”、“海舶”及“在馆交易”（使节团贸易）。而宋元两代蓬勃开放的市舶贸易，是史学界公认的自由与外国通商、贸易的活动，如果清朝自认其互市制度是渊源于宋代，那么至少到乾隆年间，清朝的制度也应该是自由的与外国通商、贸易的制度。

费正清等人的朝贡体系论，以鸦片战争为界，将清代史一分为二，鸦片战争后即是所谓的清末时期。那么，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清朝还认为与英国等国的开港贸易是互市吗？

由日本具代表性的近代中国史研究者编纂的《中国外交文书辞典（清末篇）》一书中，对“互市”作了如下定义：①（与外国）贸易。②依据通商条约，开港进行外国贸易。〔二十年来，彼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1863年用例）〕[16]该书主要是引用《筹办夷务始末》的例文，也就是依据皇帝与大臣之间关于对外关系的往来公文内容，来定义字汇的辞典。在此引用的1863年用例，是天津、北京条约刚缔结不久后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奏折里的句子。以下节录此奏折的一部分：“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言语文字者不少……臣拟请照同文馆之例，于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夫通商纲领固在总理衙门，而中外交涉事件则转多，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17]此奏折中提到的“互市”，明显指的是中英南京条约及通商章程缔结之后的通商贸易。由此可知，在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之后，亦即在朝贡体系论认为已进入其所谓的条约体系时期的时候，清朝的皇帝、大臣依然把通商贸易称为互市。因此可以说从清初到清末，都存在着把通商贸易称为互市、把通商贸易和互市两者视为一事的情形。

以下按时间顺序，以历史实例考察有清一代“关市”、“海舶”及“在馆交易”（使节团贸易）三项互市制度。

关市

1.山海关外太祖、太宗时代与明及朝鲜的陆路互市

努尔哈赤及其祖先原本是明朝“属夷”，接受明朝都指挥使的官职，被编为羁縻卫所。但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统一女真诸部落的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从此后金与明朝是对等的邻国关系。

后金与明朝“于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关口互市”，[18]就明季陆路互市市场的情况来看，此四关市的贸易应该是以民间贸易为中心的市场。但后金建国之初，亟须筹措物资，后金多派官员以国家资金到互市市场交易，如太宗天聪九年（1635）“发帑银与明国互市，获蟒素等缎疋”，十年“遣察汉喇嘛……率每家十五人、携貂皮各五十张、人参各百觔、往明边杀虎口贸易”。[19]

天聪元年，“平壤之盟”，后金与朝鲜成为“兄弟之国”，成立正式国交关系，盟约中规定岁币、通使交聘以及通商贸易等内容。贸易分为两种，一种是使节团贸易，即两国使节团在聘问之际，各自带着商人往对方京城贸易；另一种是在会宁、庆源、中江设立互市市场，定期贸易。[20]

从后金的立场来看，后金与明虽有小国、大国的差别，仍是对等的邻国关系；后金与朝鲜也是对等的邻国关系（兄弟之国）。而后金与明、朝鲜三者之间，彼此存在着互市通商关系，后金除官营贸易以筹措物资外，也鼓励民间互市贸易。

朝鲜因战败签下平壤之盟，不得不与后金互市，但仍遵明为宗主国。在后金与明敌对时，明朝为了禁止物资流入后金，经常关闭与后金间的市场，同时要求朝鲜不得将物资流通到后金。因此朝鲜除了开头几次互市之外，常常不履行与后金间的互市约定，两国为了互市与岁聘礼物不符合约定（代表弟国朝鲜对兄国后金的尊重）等问题，常发生冲突。朝鲜不遵守盟约中关于互市的约定，成为崇德元年（1636）清太宗（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征伐朝鲜的“大义名分”理由之一。翌年，战败的朝鲜从弟国沦为清朝的属国。

清朝对属国朝鲜重新要求互市：“定贡道，由凤凰城。其互市约，凡凤凰城诸处官员人等往义州市易者，毎年定限二次，春季二月，秋季八月。……”[21]综合康熙朝《大清会典》的规定，崇德二年以后清与朝鲜的陆路互市规定主要如下：互市市场为义州（每年二月、八月，与凤凰城官兵互市）、会宁（每年与宁古塔人互市一次）、庆源（每年与库尔喀人互市二次）；互市之时，清朝派礼部的朝鲜通事二人、宁古塔官员、骁骑校、笔帖式各一人前往监视交易；交易的期限为二十日；规定交易项目及违禁商品。这几个互市市场主要是为了供给清朝守边军队物资的市场。[22]

2.清朝入关后的陆路互市

（1）属国互市

崇德二年以后，清朝与朝鲜的互市基本上按照上述模式存在，但随着清朝消灭李自成及南明政权、统一中国本土之后，清朝可掌握的财力、物资大增，守边军士的物资供给不须全靠与朝鲜互市获取，使得上述三个互市市场的交易，逐渐从驻防官兵交易为主的市场，转变为民间商人为主的市场；由朝鲜供给清朝驻防官兵物资，转换成中国民间商人供给朝鲜物资的市场。特别是对实行海禁的朝鲜而言，与中国互市所获取的物资相当重要，除供给国内所需外，部分商品还可以转运釜山“倭馆”，与日本对马藩进行互市。

关于清朝与属国的陆路互市，再举安南/越南（嘉庆八年，嘉庆改安南名为越南）的例子供作参考。康熙五年（1666），安南将南明永历帝所授予的敕书、金印交给清朝，清朝派使册封国王，两国正式建立宗属关系。清朝与安南/越南的陆路互市，因该国的内战等因素曾经中断过，但不论新设的互市市场，或是关闭后市场再开之时，双方都必须派遣官员订立互市章程，决定市场位置、商人进入市场道路、商人入境手续、互市时间等规定。关闭后再开的市场的互市章程，大多沿袭以前的章程规定，但因牵涉两国的国际贸易，还是必须重新交涉章程。与安南/越南交涉的中方最高对口单位是两广总督，但主要是由广西巡抚及其下属负责实际交涉。两广总督、广西巡抚是两国外交、通商交涉的中方常态对口单位。清朝在商人进入安南/越南互市市场的中方边境设有关口，对商人进行出入境登记（发给腰牌、印票），并要求商人成立会馆，从殷实商人中选出“客长”，以监督管理前往安南/越南互市市场的中国商人。清朝制定腰牌、印票费用标准，对前往安南/越南互市市场的中国商人进行收费。安南/越南则对入境贸易的中国商人课征些许税收。

（2）与国互市

康熙二十八年，清俄两国签订对等的尼布楚条约，建立了国交关系，后来乾隆帝也称“俄罗斯乃我朝与国”，两国可说是与国关系。清俄两国根据条约规定，俄国队商开始了陆路互市。当时俄国队商的陆路互市的地点主要是北京与尼布楚。在北京，依照会同馆等使节团贸易的规定进行；在尼布楚，按国境互市市场的规定。在尼布楚的互市主要是由尼布楚附近隶属于中方的游牧民族携带少数货物与俄国守城官兵互市，提供俄国守城官兵物资。对当时的俄国队商而言，在边境尚无大型互市市场之时，离俄国最近的市场是北京。而北京是中国京师，并非互市贸易之地，因此俄国队商在北京只能依照使节团贸易的规定进行。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九年，俄国对中国贸易改采国营贸易，俄国队商原来一直是官商夹杂的性质，在国营贸易实施后，官方的性质更为强烈。

但对清朝而言，京师并非互市贸易之地，加上中国驿站及官兵护送只该用于政务和军事方面，可以护送负有政务的使节团，却不能老替商人服务。因此康熙年间，中国对俄国声明，俄国队商中具有官方身份的使节、军官、俄皇御用商人等，得以享用中国驿站及官兵护送、馆舍和食粮供应，但其他的商人则不得享有这些待遇。

康熙年间，对俄国队商区分官方与非官方身份的规定，正式刊载在雍正五年（1727）更新的恰克图条约之中。又，康熙三十年，中国北方的喀尔喀蒙古归属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局势稳定，俄国队商于是舍尼布楚的满洲路，改走距离较近的蒙古路（途经喀尔喀蒙古地区）进入北京，因此，喀尔喀地区的库伦等地，在康熙中叶以后，成为中俄国境的互市市场。恰克图条约规定恰克图为中俄国境的互市市场，恰克图正位于库伦北端，因库伦为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政治中心，为免互市通商纷争影响该地区的政治稳定，遂在库伦外的恰克图卡伦新设立互市市场。恰克图互市市场成立后，俄国队商渐渐不来北京，乾隆二十年左右，俄国队商停止到北京贸易，中俄互市遂集中于恰克图。

中俄约定，双方互市不课交易税和商品税，因此恰克图等互市市场完全免税。但俄国在本国设立关卡对俄国队商课十一税；而清朝也利用引票等手续，向前往恰克图的中国商人收取费用。

另外，清朝派理藩院司官驻扎恰克图，监视、管理贸易；中国商人则成立“八行”，八行中选出人品良好的富商，作为“行首”，行首与其他商人协议，共同决定货物价格。[23]恰克图市场是一个封闭市场，互市期间中俄商人分别入住南北两边的恰克图与买卖城，以进行交易。由此看来，恰克图市场的交易方式，与宋代榷场有异曲同工之妙。

海舶

清朝在郑氏政权盘踞台湾之际，为了避免沿海居民与郑氏政权勾结，并切断郑氏政权的物资来源，康熙元年，在沿海实行迁界与海禁政策。但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之后，清朝开海，设立四海关以管理海上对外贸易。

海关主要是管理中外商人贸易，包括中国海商出海贸易的出入境手续、外国商船出入境手续、中外商船课税、税则制定、港口设施的设立与维护等等，与现代的海关并无太大差别。但清朝官员不直接干涉商业，加上官员与商人地位不对等，不能直接往来，因此对于外国商人在港口和夷馆的一切活动，都是通过中国的行商来管理。行商代替外国商人办理出入关手续、报税、代为缴税、买卖货物、安排住宿、提供生活所需的一切事宜，并替不能直接往来的官员与外商传递消息。虽然英国商人不喜欢行商包办一切，但满意行商提供所有服务，认为广东贸易简直是天堂的外国商人也大有人在。[24]

除了清朝当局不实际经营海上贸易之外，清朝对海上贸易抱持的态度，以及对管理海上贸易的原则，跟宋元时代的制度比较接近。从海关制度看来，它更算是中国各王朝最完备的朝代。

朝贡体系论，认为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中国的海路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港，并且利用“公行”垄断对外贸易，利用公行管理、控制外国商人，他们称这样的贸易制度为“广东体制”。[25]但是所谓的广东体制并不符合史实。首先，清朝并未将所有外国商船限制于广州一港。而且之所以限制英国商船，主要是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争取在宁波等港口贸易，而乱闯并非对外贸易的口岸，当时代表东印度公司的洪任辉（James Flint）闯入北京外海的天津口岸，震撼了中国中央。乾隆为了避免再发生相同的事件，遂严格限制英国商船只能在广州贸易。另外，中国之所以不允许英国商人到宁波等港口贸易的主要理由还有两项。一是粤海关的税收定额问题，当时来华外国商船不多，来广州贸易的多半是英国商船，若英国商船到其他港口贸易，则粤海关的税收将难以达到规定的定额。二是，除粤海关外，当时其他的海关没有接受英国商船的对口单位（牙行）。当时英国商船早已不到广州以外的开港地，因此宁波等港口没有接纳英国商船的牙行，宁波等海关关于课征外国商船的税率也已荡然无存。洪任辉第一次到宁波之时，因地方官的通融，顺利达成贸易。原本乾隆帝也想依照英国的愿望，整备宁波，使之拥有同粤海关一样应对英国商船的机能（如牙行、税则等），但最后因考虑到粤海关税收、广州洋行商人生计以及港口设施、安全等问题，而放弃整备宁波，要求英国商船回到广州贸易：“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26]乾隆在此谕旨中提到“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这完全是针对英国商船而言，因为当时英国商船曾与宁波地方官提及明年再来的打算。朝贡体系论者，引用此段谕旨，作为清朝当局禁止所有外国商船到广州以外的港口贸易的证据，但事实上这只是乾隆针对英国商船所作的限制，无法成为清朝当局禁止所有外国商船到广州以外港口贸易的证据。

况且，对于向来在厦门、宁波等地贸易已久，有应对的牙行存在的西班牙（吕宋）、暹罗、爪哇、苏禄等国商船而言，乾隆二十二年以后依然可以到厦门、宁波等地贸易。又，《厦门志》记载乾隆四十七年的法令：“奏准，嗣后外夷商船到闽海关，其装载货物照粤海关则例征收。”《厦门志》编纂者（总编纂周凯为道光年间福建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在此法令下注记：“此条明准外夷商船贸易也。”因此，朝贡体系论所谓清朝在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实行广州一港政策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行商是牙行的一种，是古来中国商业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在唐末市制破坏之后，政府当局多利用牙行、牙人代为收税，渐渐地牙行、牙人成为历代王朝收税及维持商业秩序的手段。尤其是明朝，制定许多法律来管理牙行，利用牙行进行课税、平准物价等原本属于政府的商业管理职能。加上中国各地的度量衡不同，需要拥有丰富商业知识的牙人进行正确估价，因此即使在中国国内商业中，牙行、牙人都是必要存在的环节。[27]而在对外贸易中，牙行、牙人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从汉代的驵侩开始，牙行、牙人就在言语不通的中外商人之间扮演中介及评定价格等工作。唐代的“互人”“互市牙郎”，乃至宋代中外互市的牙行、牙人，清代的行商等，都是中外贸易中必要存在的环节。

清朝没有透过行商或所谓的“公行”垄断对外贸易的想法，基本上清朝不直接参与商业，只要能课征该有的税收、交易过程又能依规定进行的话，将商业事务委托商人进行，而官方只监督商业秩序即可。公行只是清朝为了确保税收而要求行商中的富商成立的组织，在税收不足或需要赔偿的时候，公行必须负起责任。公行主要存在于乾隆到南京条约成立期间，不是一直存在的机构，也不是所有的行商都属于公行，因此不能把公行当作行商的代名词。[28]南京条约中要求的是废除公行，不是行商。行商是一般商人，且是中外贸易不可缺少的存在，自然是不能废除的。

因此朝贡体系论认为清朝将中国的海路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港，并且利用公行垄断对外贸易，利用公行管理、控制外国商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另外，朝贡体系论认为在南京条约后，中国的外交通商从“朝贡体系”转变为“条约体系”的看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在中俄外交通商关系上早已存在条约关系，而且就中俄间的北京贸易或恰克图互市的交易情形看来，都是属于中国固有的互市形态。中俄间的尼布楚、恰克图条约所规定的互市通商原则，也都是中国的互市原则。而南京条约的条文，基本上还是中国固有的互市原则，例如在开港地才能通商、透过行商买卖货物或报关等交易形态依然存在。虽然条约中规定的租界，以及片面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后来被视为不平等条款，但属人主义的法律概念一直是清朝的坚持，在与英国签订和平条约，英国从清朝的无约互市国变成与国，两国既有正式外交关系，则不妨给予与国官员裁判权，加上当时中国人不去英国，清朝当然不会认为片面领事裁判权有何不平等。租界也是古来就有的外国人居留地的观念，清朝在新疆伊犁等互市市场，早有划给哈萨克等外国商人居留的贸易亭，并不觉得不平等。而且清朝认为外国人不与中国人杂居比较利于管理。

在南京条约之前，中俄之间早有世界公认的符合西方近代国际法概念的平等的尼布楚条约存在，但此条约对两国通商关系的规定，仍是中国固有的互市方式。事实上，不只中俄之间的尼布楚、恰克图条约，中国古来与外国进行互市都必须有盟约或其他约定的根据，例如宋辽的澶渊之盟、后金与朝鲜的平壤之盟等；就算是与属国进行互市，也需要互市章程，如前述清朝与安南/越南的互市章程。就通商的角度来看，南京条约的通商章程，不管是条约的形式还是内容，都不是创新的东西。它几乎只是将中英的原本的通商状态明文化而已。无怪当时清当局并不认为南京条约带来什么太大的变迁，除了败给夷人，不得不与夷官平起平坐等等的政治外交上的不服气之外。

而关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因为英法等国以暴力手段向清朝强要了长江内河航行权、公使驻京等权利，清朝开始觉得条约带来了屈辱与不公平。但比起政治外交上的冲击，在互市通商方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带来的变化并不是太大。虽然规定了值百抽五的税率、外国人税务司等制度，但中国海关的税率原本平均也不到5%，而外国人税务司则是取代以往行商担任的课税工作，这是清朝官方本来就不担当的工作。此后，外国人税务司作为清朝官厅的一分子，为中国海关工作，只要他们能有效收税，就不影响清朝的通商机能。

大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朝开始产生修改对自己不利的条约条款的念头，例如1860年代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中，清朝尽量作一些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不同的规定，或置换一些条文的词句。其中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算是清朝这个阶段修改条约的集大成。中日修好条规与清朝和西方诸国签订的条约（几乎都是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复制品）性格不同，由于条文全由中方制定，它反映了当时清朝理想的条约观。条约本身不叫条约而故意叫作“条规”，正表现清朝期待这个条约与先前和西方诸国签订的条约有所不同的企图。中日修好条规与其他天津和南京条约系列的条约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没有“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条款、没有协定关税（两国各自使用现行关税向对方商人课税）、互惠的领事裁判权、互相派遣领理事官（领事官）等。而全约互惠、对等的基本精神，正是清朝固有互市的原则；互惠领事裁判权的规定，也是清朝固有属人主义的司法概念。除了中国认为日本是东洋国家，对日本的态度与西洋国家有所不同之外，因为当时日本已经开国，中日之间的外交通商关系是“有往有来”，与中国和其他西洋国家的“有来无往”不同，鉴于现实情况及对追求理想条约的心理，清朝特别为中日间的第一个条约量身订做，打造了清朝条约史上绝无仅有的特别条约。

在馆交易

在馆交易，指的是外国使节团来华，在进入中国境内接待使节的馆舍中所进行的贸易。清朝的这个互市形态最接近朝贡体系论所主张的“朝贡贸易”，但仔细探讨在馆交易的情形，发现它还是不能叫作“朝贡贸易”，只能叫使节团贸易。

首先，引用坂野正高的解释，来说明朝贡体系论所主张的“朝贡贸易”（以下简称“朝贡贸易论”）。他主要认为中国的贸易形态有二：其一是贡献/下赐的物物交换贸易；其二是来华使节团利用朝贡行为，将非贡物的货物一起带来，乘便在中国交易贩卖。其中，关于第二个形态，也包括使节团在入境地点的交易行为。而朝贡贸易论所谓的“广东体制”，事实上就是没有贡使，但假想贡使去了北京，而只留下跟贡使来的商人在入境的港口贸易的情形。[29]

笔者已于上述清朝的海舶互市部分，说明“广东体制”不能成立的理由，而此处对广东互市的解释更是荒谬。清朝设立海关后，再也没有实施海禁，当然不需要像明朝一样利用贡舶贸易来进行互市。况且清朝设立海关的理由之一，正是为商民利益着想，使中外民间商人得以自由贸易，[30]因此所有到中国海关进行贸易的商船，原本就不必跟贡使一起前来（当然更不用假想贡使去了北京），随时可以到中国来贸易。因此，朝贡贸易论对于广东贸易的论点与事实不合。

再者，关于贡献/下赐等于物物交换贸易的说法，也令人难以赞同。就中国的立场而言，贡献/下赐本非贸易，贡献是向皇帝表示敬意的方物，是皇帝的私有物品，并非交易的商品；下赐的物品，也只限于受赏赐的国王、使节、使节团成员等使用，基本上不会在市场上流通。就算来朝贡的国家是为了贪图皇帝赏赐的珍贵礼物才来，那么下赐的价值必须高于贡献。而以朝贡次数最多的朝鲜为例，全海宗算出来的结果是朝贡的代价高于皇帝的赏赐。[31]全海宗是把朝鲜给清朝的岁币、贡物、旅费、给沿途接待使节团的中国官员的礼物等费用一起计算，而得出来的结果。但岁币是战败赔偿金，清朝皇帝不须对岁币提供相当的赏赐。一般而言，清朝的赏赐不甚丰厚，但基本上赏赐与贡物的价值不会相差太多。更何况清朝还要负担使节团在中国境内的交通工具、宿舍、粮食、各式款待等，在使节团来朝的过程中，中国最终是占不到便宜的。

如果朝贡的过程中，贡献与下赐的双方都得不到利益的话，贡献/下赐如何算是一种贸易？中国又如何利用赏赐的利益来使朝贡的国家持续来朝？这样的“贸易”如何能当作中国传统的、典型的通商贸易制度？

另外，朝贡贸易论认为中国的属国或周边小国是为了中国的赏赐，才甘心向中国朝贡。他们认为向中国朝贡、进行朝贡贸易有辱国家地位，换句话说，也象征朝贡国家的地位是低于“天朝”中国的属国或小国。

事实上，来清朝进行在馆交易的国家包括清朝的与国（俄国）、属国（朝鲜、琉球、荷兰、安南/越南、暹罗等），以及虽没有经过正式册封但承认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大国地位、作为小国来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中国周边的民族政权，如被清朝征服以前的噶尔丹政权。总之，在馆交易基本上是与清朝有国交关系的国家/民族政权派来的使节团，除了对皇帝进呈的贡物（非交易商品）之外，为了补贴旅费或为了君主、国家、使节团成员自身利益等原因，乘便顺带货物，使用这些货物，在中国境内的使节馆舍进行交易的贸易，并非朝贡贸易论所认为的，只有国家地位比中国低的属国或小国所进行的贸易。

由于在馆交易与朝贡贸易论所认为的“朝贡贸易”的内容相差颇大，无法将清朝的在馆交易与其等同视之。

关于在馆交易，清朝与宋代以来各朝采取的态度相同，均免课税：“凡市易，各国贡使入境时，其舟车附载货物，许与内地商民交易，或就边省售于商行，或携至京师市于馆舍，所过关津，皆免其征。”这是对使节团的特别优惠。一般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无法享有免税待遇，必须与中国商人一样纳税：“若夷商自以货物来内地交易者，朝鲜于盛京边界中江，毎岁春秋两市，会宁岁一市，庆源间岁一市，以礼部通官二人、宁古塔笔帖式、骁骑校各一人，监视之，限二十日毕市。海外诸国于广东省城，毎夏乘潮至省，及冬，候风归国。均输于有司，与内地商民同。”[32]因此，在馆贸易，是使节团独享的贸易，并非一般的通商贸易形态。

互市与东亚传统通商秩序

朝贡体系、朝贡贸易论存在许多与事实不符的错误，无法将之视为中国尤其是清朝的固有通商制度。通过上述实例可知清朝中国与属国、与国、互市国之间的通商状况，不仅呈现出多元的对外关系，也证明清朝的通商制度并非朝贡贸易，而是互市制度。

依照《皇朝文献通考》的说法，追溯清朝与宋朝互市制度的关系，可以发现宋代的陆路榷场与清代的关市、宋代的海路市舶与清代的海舶、宋金时代的外国使节团在往返中国首都时所进行的就驿买卖及都亭贸易与清代的在馆交易，的确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中国每个王朝所处的国际局势、对通商抱持的态度都不相同，即使同样使用互市一词，各个王朝互市制度的内容并不尽相同。不过各个王朝都把通商贸易叫作互市，并沿革前代的互市制度，试图建立最适合本朝的制度，在这样的沿革下，各朝互市制度必定存在一些共通点。

经过研究，对于中国历代互市制度的共通点，笔者归纳出以下几点：（1）与他者进行的交易；（2）具有怀柔远人精神的通商制度；（3）依据某种盟约或规定，设立互市市场，在互市市场所进行的交易；（4）基本上各个互市市场，存在各与不同对象贸易的倾向；（5）双方不拘外交上的上下关系、不论外交关系存在与否，都可能进行通商的制度。

再看看南京条约后到民国初年中国人对通商贸易的看法，他们一贯把互市一词与通商贸易互用。除前述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的奏折外，梁廷柟在《粤海关志》的凡例中，明记粤海关掌理夷商互市。咸丰年间任职刑部主事的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将清朝与俄罗斯间的通商贸易记述为互市。民国初年，由前清大吏赵尔巽等人编修的《清史稿》，不拘条约缔结前后对外国向清朝请求通商贸易之事的记述，屡屡使用互市一词。顾维钧对于19世纪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条约的内容，做了以下的评论：“我与英、美、法、德、日本及他国次第订约，辟商埠以资外人互市，设租界以便外人居留。”[33]

此外，互市并非只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了“文化大革命”或与对方国家冲突等时期，曾经短暂关闭国境互市市场外，作为陆地口岸的互市市场一直存在。改革开放后，1984年12月15日，中国国务院批准《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办法》，并对“边境小额贸易”作了以下定义：“本办法所称边境小额贸易，是指我国边境城镇中，经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企业，同对方城镇之间的小额贸易，以及两国边民之间的互市贸易。”直到今天，中国国境还在不断增设“互市贸易区”。这些“互市贸易区”的封闭式市场，市场内的小额贸易免税规定，等等，都可以从中国固有互市贸易的原则找到渊源。

因此，对中国而言，互市可说是贯通古今的通商制度。

三 清代的外政秩序：以通商公文书往来与涉外司法裁判为中心

朝贡体系论所描述的清朝传统对外关系，并不仅止于通商领域，其更重要的目的是诠释清朝的传统“外交”模式，朝贡体系论在假设清朝的发展是停滞不动的前提条件下，认为唯有西洋冲击才能造成传统中国的改变，于是英国挑起的鸦片战争成为清朝中国转变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清朝中国的传统“外交”模式是所谓的“朝贡体系”，在此之后的中国“外交”则进入了西方列强所强加于中国的“条约体系”，借着西方列强“赐予”的“条约体系”，停滞不动的中国才终于动了起来，进入了“国际社会家庭”。

对于朝贡体系论描述的清朝传统“外交”，以及在西洋冲击下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家庭等论点，笔者并不同意，因此除了通商领域外，笔者认为还必须在“外交”领域上彻底推翻朝贡体系论的说法，才能一举破除朝贡体系论对于清朝对外关系所定义的种种谬论。笔者选取清朝与属国、与国、互市国之间的公文书往来窗口制度，以及围绕着通商或越境犯罪的司法审判情形等涉外政治角度，来重新检视清朝对于属国、与国、互市国的不同态度，试图从涉外文书以及涉外司法的角度来证实清代的确存在着多元对外关系，也试图证明在通商领域之外的清朝对外关系，仍非朝贡体系论所描述的只存在着天朝vs.朝贡国的一种关系。

以下研究以清朝与属国，如朝鲜、安南/越南，清朝与俄罗斯与国以及清朝与互市国英国等国之间的公文书往来、越境犯罪司法审判视角，观察从清朝建立开始直到1890年代末，清朝传统对外观念（世界观）下的固有外政之样貌，并从中归纳出清朝中国固有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

公文书往来

1.属国朝鲜

崇德元年十二月，清太宗以朝鲜败盟逆命，亲统大军往征。翌年正月，朝鲜兵败，国王李倧向清太宗称臣，以奏书投降，同年十月，清太宗遣英俄尔岱、马福塔、达云，赐以一品服色，率从官、通事赍敕，往朝鲜封李倧，仍为朝鲜国王，完成了封贡程序，自此决定了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君臣名分，双方的文书、使节往来与礼仪关系都转变成宗属关系，朝鲜必须以原先对待上国明朝的态度来臣事清朝，此后，朝鲜国王以“奏书”上书清朝皇帝，清朝皇帝则颁诏“敕谕”朝鲜国王；而朝鲜也经常以“咨”文（平行文书）透过礼部、兵部、户部等代题或转奏来上奏皇帝，或是派遣陪臣直接向兵部或礼部等官厅口陈，并请求转奏皇帝，等等。

在清朝入关之后、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设置之前，朝鲜国王主要是与六部中的礼部（及盛京礼部）进行对等的咨文往来，再由礼部代为转奏皇帝或是报闻其他相关政府部门，见顺治元年（1644）议准：

朝鲜一应事宜不许越奏御前，叙功等事申吏部，地亩仓库钱粮等事申户部，朝贺贡献婚娶等事申礼部，军务逃盗等事申兵部，辞讼告首等事申刑部，修理城池边关等事申工部，其应申各部之文，均礼部转发。[34]

可知，从顺治元年以来，朝鲜的公文书主要是以礼部作为窗口。

关于两国边境事务，在两国边境地方官，如县丞、城尉等等之间也存在各个相应层级的交涉移咨的窗口，他们必须将交涉情形或是事件发生经过，分别各自层层上呈本国地方上司，直到将军、备边司，乃至于中央。在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设置之后，涉及洋务或围绕朝鲜问题的外国交涉，则由总理衙门请礼部转咨朝鲜，朝鲜国王若是咨行礼部，报告关于外国的事务，皇帝也会下交总理衙门；在1870年代中叶以后，由于亚洲局势因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兴起而风起云涌，清朝在危急的状况下，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来处理与朝鲜之间的宗属关系，因此，担当洋务职责的北洋大臣成为主要与朝鲜国王对话的窗口，并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等人指导朝鲜与外国订约等对外事务，而向皇帝奏报关于朝鲜洋务等事宜的内容，皇帝也会命令转告总理衙门和礼部，可见虽然上谕指派了北洋大臣主持朝鲜涉外事务，但是基于礼部向来主管转递朝鲜往来文书的体制，以及总理衙门作为洋务情报总汇机关的性质，北洋大臣所主持的朝鲜涉外相关事务还是必须知会礼部与总理衙门。在1870年代晚期以后，朝鲜面对内外交迫的危急状况，以及开国通商的转变，以至于“关涉北洋及总理衙门事件，十居八九”，虽然礼部还是经常要求必须维持顺治以来由礼部转递朝鲜往来文书的体制，但基于处理与朝鲜之间宗藩关系的急迫性，清朝还是决定与朝鲜之间的涉外文书转递，可由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直接负责，但碍于清朝的体制关系，关于封贡仪礼等一般政务，还是归礼部转奏。

2.属国安南/越南

清朝与安南之间的宗属关系，经过顺治到康熙年间的交涉折冲，其间安南已经遣使来贡数次，清朝也给了敕谕，但是由于安南迟迟未将清朝要求的前明敕印缴回，清朝方面甚至打算若安南再不缴回，即绝其来使。因此直至安南将前明敕印缴回为止，清朝认为安南并未完成建立宗属关系的手续，即使来贡数次，两国之间关系并不稳固，随时处在可能断绝的情况。直至康熙五年五月，安南缴送伪永历敕命一道、金印一颗，清朝才派遣内国史院侍读学士程芳朝为册封正使，礼部郎中张易贲为副使，前往册封安南国王，并赐镀金驼钮银印。通过完整而正式的封贡程序，两国的宗属关系宣告成立。

相较于朝鲜与清朝礼部之间的密切关系，清朝与安南/越南之间进行各项交涉、往来的主要窗口则是两广与云南督抚，并且因为安南贡道在广西镇南关，每逢贡期或安南/越南使节因事入华之时，均由两广总督或广西巡抚责成地方官员接待、伴送。如雍正时期的安南勘界案，涉及云南与安南交界的边界划分，即先后由云贵总督高其倬和云南布政使李卫、云南巡抚（随后接任云贵总督）鄂尔泰等人与安南国王黎维祹移咨交涉，双方并各自派遣广南知府潘允敏和安南勘界委员胡丕绩、武公宰等人实地会勘。乾隆年间关于陆路互市交涉，以及关于边界、防务、海难救助等事宜，也是属于总督、巡抚等疆臣的职责，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安南捕盗，窜入小镇安土司怕怀隘，由中方官兵捕得，当时署两广总督杨廷璋即照会安南处理。随后，安南复报其国隘口盗发，请遣兵堵截，杨廷璋即遣兵守隘。[35]

随着法国势力逐步进入越南，加上法国在1844年后为清朝的有约与国，中法两国有了正式的国交关系，因此1870年代以后，围绕越南问题的交涉，主要先由法国与总理衙门，后来则由法国与当时钦命主持中法越南交涉事务的李鸿章之间来进行。

3.与国俄罗斯

鸦片战争以前，与清朝唯一正式缔结了条约的国家是俄罗斯。在对等的尼布楚条约缔结以来，清朝将俄罗斯视为“与国”，两国之间存在正式的国交关系，因此俄国使节团来到北京时，可以进行清朝特别给予使节团优待的在馆贸易，也可以在两国约定的互市市场进行贸易。咸丰年间以前，两国的互市市场是依据尼布楚、恰克图条约及相关互市章程的规定，在尼布楚、库伦、恰克图等地的陆路市场互市。

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基本关系，两国商人在尼布楚等地进行互市贸易，不过，在康熙四十年以后，由于两国之间的国情、边界、收容内属民族等等的变化，渐渐形成了与缔结尼布楚条约时不同的局面，因此无论公文书往来机制或是互市市场改变等等，都在康熙四十年以后逐渐依据现实情势而形成一定的惯例。而雍正五年缔结的恰克图条约，除了新划定的边界是依当时的现实情势而划定之外，其他不论是公文书往来机制或是互市市场及通商规则的重新认定等，基本上不过是延续康熙四十年以后的惯例，只是在条约中加以明文规定罢了。此后，直到咸丰年间，除了乾隆时期曾经因故三度暂停恰克图互市的插曲之外，可以说康熙四十年以后所形成并在雍正五年的恰克图条约中被明文化的惯例，规定了中俄两国长达150年的基本外政关系。故唯有详细观察在康熙、雍正年间形成的清朝与俄国关系，才能较为准确地掌握两国的固有外政往来模式。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二十四日，清朝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的代表团与俄罗斯全权费要多罗额礼克谢（Feodor A. Golovin，又译“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人为了议定分界、越界处置、通商等事宜而缔结了尼布楚条约。在清朝军力略胜俄方一筹的情况下，除了允许双方通商的提案为俄方意见之外，条约内容几乎完全按照清朝的意思拟定，约文虽然有满文、拉丁文和俄文三种，并以拉丁文为正本，但是三种文本的原始约文为满文，其他两种文本主要是依据满文翻译、润饰而成的。虽说如此，但就约文内容以及后世各国学者的评价，咸认此约具有对等的内涵，为当时双方均能接受的内容，并有近代国际法的精神。[36]

关于清俄两国的公文书往来，由于尼布楚条约并没有明白规定，因此只好从两国的具体文书往来事例中分析、寻找。

（1）全权名义窗口时期

从《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收录的档案来看，在尼布楚条约缔结之后到索额图退休为止的期间，清朝中央方面主要是以索额图名义作为收发俄国文书的窗口。虽然条约中没有明文规定，不过双方似乎在缔约的讲和会议上互相约定，清朝中央方面是以索额图作为公文收发的窗口。[37]例如尼布楚条约缔结之后，翌年及康熙三十三年，为了条约的执行及相关事项，清朝原缔约全权领侍卫内大臣兼议政大臣索额图与俄国原缔约全权之间曾有公文互相往来。由于俄国方面不肯接受清朝的敕书式国书，也不肯按照清朝要求的表章方式来书写本国国书，因此双方不进行皇帝间的国书往来，而以俄皇近臣与清朝皇帝近臣之间的文书往来作为中央层级的文书往来管道；在国境、通商等事务上，则由俄国与清朝边境大臣之间互相进行文书往来。不过，俄国边境大臣与清朝中央大臣也可以直接以文书交涉两国的边境以及通商事务。[38]于是，到索额图退休为止的期间，清朝中央方面主要是以索额图名义作为收发俄国文书的窗口，俄国方面似乎也是以原缔约全权为中央收发文书窗口。而关于队商通商及边境问题等公务上的公文往来，清朝中央方面主要以索额图名义，与俄国边境官员如尼布楚长官或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Irkutsk）长官之间互通公文。在地方上，则存在如尼布楚长官与嫩江将军等双方边境大臣之间互通公文的管道。

必须说明的是，用索额图名义收发公文的不仅只是索额图直接执行或参与的涉俄事项，事实上，其他政府部门处理涉俄事项时，也以索额图名义收发公文。例如，康熙二十九年，清朝兵部为了征讨噶尔丹，希望俄国不要帮助噶尔丹而向尼布楚长官送出公文时，即是使用索额图名义送出的；又，康熙三十年，索额图已不再兼任议政大臣，但是，在大学士向皇帝上奏议定行文俄国公文书草稿时，认为事涉外国文书，以索额图名义行文俄国应该还是加上议政大臣较为妥当，于是康熙帝同意在索额图名义上附加议政大臣头衔。由此可知，“索额图”是当时清朝中央部门行文俄国时所使用的公文书名义。

康熙四十年九月，索额图以老乞休，四十二年，索额图因罪被拘禁于宗人府，不久死于幽所。因此康熙四十年以后，清朝不便再以索额图名义作为收发俄国公文书的窗口，改以理藩院名义行文尼布楚长官。对此，尼布楚长官回复道，若不以索额图名义行文，则不知该文是来自索额图或是嫩江将军，不知如何回复，今后请仍以索额图名义行文。从尼布楚长官的回文可知，尼布楚长官同时与清朝中央（索额图名义）以及与之邻接的清朝地方（嫩江将军等）互通公文。

（2）理藩院名义时期

康熙四十一年，清朝方面要求尼布楚长官此后不要再行文索额图，并由理藩院行文俄国议政大臣，要求俄国来函改行文理藩院。此后，理藩院成为清朝中央收发俄国公文书的窗口，其公文往来对象包括俄国中央的议政大臣，以及俄国边境地方大臣（如尼布楚长官及西伯利亚诸城长官等）；另外，伊尔库茨克长官与喀尔喀土谢图汗之间也为了队商通商等公务而互通公文。康熙三十年，由于喀尔喀蒙古内属中国，清朝北方蒙古地带安静，俄国队商多改从库伦前来中国，并且在康熙四十三年正式取得清朝同意，准许他们从喀尔喀蒙古路前来，从此俄国队商几乎不再绕经东路尼布楚，造成尼布楚互市市场衰落，库伦则取而代之成为中俄贸易兴盛之地，[39]库伦属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封地，因此土谢图汗也成为与俄国之间公文书往来的窗口之一。俄国队商来到土谢图汗地方时，由土谢图汗查点人数，并送文至理藩院奏闻皇帝，中国再派员护送至京贸易。

总而言之，康熙四十年以后，在清朝中央方面，由理藩院作为中央收发俄国文书名义的窗口，奠立理藩院作为清朝中央处理俄国事务的枢纽机构之机制，理藩院的对口单位为俄国中央大臣或西伯利亚地方总督衙门；在地方的公文书往来层级方面，形成清朝的嫩江将军、土谢图汗等与俄国的西伯利亚总督衙门等地方官厅之间的往来窗口。

雍正五年缔结的恰克图条约第6条规定：在中国方面，以理藩院为收发对俄事务公文书的中央窗口，与俄国中央的萨那特衙门（元老院）及西伯利亚托博斯克地方总督互为应对机构；而关于在边境地方的偷盗、私自越境或逃亡等事务，清朝以互市市场所在地的土谢图汗之关防作为公文印信，与俄国边境地方的官厅互通文书。如前所述，这些都是康熙四十年以来形成的惯例，恰克图条约不过是将行之有年的机制，作了明文规定罢了。这样的机制一直延续到中俄天津条约重新约定新的机制为止。

咸丰八年（1858）中俄订立天津条约。翌年，英、法前来换约之际，又与中国发生冲突，于咸丰十年与中国增订北京条约，俄国亦乘机增订北京条约。

关于在中央层级的公文书往来，中俄天津条约第二条规定：“嗣后两国不必由萨那特衙门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或径行大清之军机大臣，或特派之大学士，往来照会，俱按平等。设有紧要公文遣使臣亲送到京，交礼部转达军机处。至俄国之全权大臣与大清之大学士及沿海之督抚往来照会，均按平等。”又，中俄北京条约第十三条规定：“大俄罗斯国总理各外国事条大臣与大清国军机处互相行文，或东悉毕尔总督与军机处及理藩院行文，此项公文照例按站解送。”

由于当时清朝并无专门总理对外事务的中央官厅，因此，与清朝同时谈判天津条约的美、英、法三国，其条约规定大致上都是要求清朝指定大学士或督抚与外国的全权大臣以平等照会进行公文往来。如前所述，先前中俄中央之间由萨那特衙门与理藩院彼此行文的模式，并非不对等，但在俄国设立了近代西洋式的外交部门后，自然希望由专管外交的部门直接与清朝文书往来，加上俄国系与美、英、法三国共同行动，争取共同利益，四国之间提出相同要求亦属自然，故俄国也提出更改中俄之间固有的中央层级文书往来方式。不过，比起美、英、法三国，与清朝具有悠久往来历史的俄国，果然比较明白清朝的政治体制，北京条约中，俄国要求由俄国外交部门与清朝的军机大臣（而非大学士）进行中央层级的文书往来，美、英、法三国却欲以大学士作为清朝中央交涉的窗口，说明他们并不理解清朝。众所周知，在清朝中叶以后，军机大臣都是参与军国内外大事的枢臣，是最贴近权力中心的中央大臣；而大学士虽在中央，但是除非在行政部门任职，并无实权。另外，由于中俄在边务等外政上的往来，仍然必须与理藩院打交道，于是北京条约第13条中，还是规定了俄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得与中国军机处及理藩院行文往来。

又，关于在中俄两国地方层级的公文书往来，参考中俄天津条约第2条、第5条规定，以及中俄北京条约第9条、第11条规定，等等。其中，由于直到中俄天津条约缔结为止，俄国尚未得到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的权利，因此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派遣使臣驻扎或是派驻领事系属新创，故中俄天津条约第2条、第5条条文规定“均照从前各外国总例办理”，亦即比照欧美缔约诸国在沿海通商口岸的事例，总之，彼此照会往来，以“均按平等”为基本立场。另外，由于俄国在北京条约中逼迫清朝承认瑷珲条约，因此两国的边界有了变化，中俄北京条约第9条、第11条的规定，即是围绕东北边务交涉而产生的，约文中虽然规定了几个新的边界交涉对口机构，不过，不论在双方地方衙门文书往来上的对等性，乃至双方文书的转递方式，其实都与中俄两国行之有年的固有机制相同。

无论如何，在中俄天津、北京条约缔结以前，中俄之间已经依据两国的条约关系和往来惯例，发展出一套对等的公文书往来机制，而在中俄天津、北京条约缔结之后，俄国参加了以英法为首的四大国集团，获得中国给与的一体均沾片面最惠国待遇，此后俄国与中国的往来模式，大多与在中国的列强集团一同。

4.互市国英国

在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来华之前，英国与清朝之间并没有官方往来，只有英国商人前来中国通商口岸贸易，也就是只存在英商来市的互市关系。乾隆五十八年（1793），被清朝视为“贡使”的马戛尔尼来华，他没有行三跪九叩的中华礼仪，使得皇帝相当不悦，但是皇帝体念英国第一次遣使“来贡”，依然给予英国国王两道敕书。乾隆此举与他的曾祖和祖父的作法不同，顺治和康熙帝对于未行三跪九叩礼的鄂罗斯使节，认为不应该给予敕书。结果，马戛尔尼不仅没有达成英国想要与中国建交并扩张通商权益的目的，从此英国还被清朝视为曾经“来贡”的小国。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W.P.Amherst）来华，还是因为礼仪问题而遭到驱逐。不过，嘉庆帝认为负责接待“贡使”的相关清朝官员瞒上欺下，是造成此次龃龉的重要原因，因此还是仿照其父给予“贡使”赏赐，并颁给英国国王敕书。这两次“贡使”来朝，虽然皇帝都给了敕书，但没有正式的封贡仪式，清朝与英国尚不足以形成宗属关系；而英国也没有达成与中国缔约建交的目的，因此两国依然不存在正式的国交关系。马戛尔尼来华之后的英国，在清朝眼中不过是在广州互市、偶尔“来贡”的小国罢了，两国之间不存在常态的官方外政交涉管道。最后，英国以炮舰政策，强力达成与清朝建立正式国交关系的目的，清朝因为败战，不得不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及通商章程，从此英国成为清朝的有约国，一切通商往来均以条约为依据。

咸丰年间，英国等有约国，不满意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条约关系，于是趁着太平天国等乱事发生，要求修改条约，以期获得更多的权益，但未得到清朝的同意。于是英、法两国重施故伎，又以武力逼迫清朝修约，要求获得公使驻京、谒见皇帝、开放更多通商口岸以及内河航行等权益。至此，咸丰帝追认南京条约以来缔约的英、法、美等国为“与国”，而老早是清朝与国的俄罗斯，趁机加入英、法、美修约集团，咸丰帝以中国素无接待与国的礼仪作为借口，婉拒四与国进京谒见皇帝。但咸丰帝的借口抵挡不了炮舰，于是中国又和四与国分别缔结了天津、北京条约，四国新修的条约均有一体均沾的条款，使得有约诸国联结成一体，对中国享有共同条约权益。此后与中国订约的国家，和四与国一样，享有与国地位。

对清朝而言，英国历经了从无约互市国到有约与国的地位变化，而两国的公文书往来机制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又有哪些不同？

（1）南京条约缔结之前的信息传达

①中国洋行商人与外商（大班）的信息传达窗口

马戛尔尼来华之前，英国与清朝之间只存在英商来市的互市关系，没有官方公文书往来的渠道。由于英商来市的通商口岸位于中国，因此必须遵从中国所制定的互市章程，而负有管理通商口岸责任的海关监督以及地方督、抚等各级官厅，在管理中外商人、处理中外商人纠纷或是传达官方法令之时，基于清朝官民阶级不同，不得直接往来的情况，均是透过承揽官厅代征洋税、照料外国商人、担保外国商人信用、进行中外商品买卖等任务的中国洋行商人（简称洋商，或行商）作为中介，传达给包括英国在内的外国商人（尤其是管束外商的“头目”=“大班”）；外国商人如需与中国官厅交涉，亦透过中国洋行商人呈禀给官厅，也就是说，中外商人彼此地位相同，是直接对等对话的窗口。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具有特许权期间，来华英商由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管束，如发生中外通商纠纷或司法案件时，英商的问题透过大班（直接或由中国行商间接）“呈禀”中国官厅，而中国官厅也将处理办法等内容（直接或由中国行商间接）“传谕”大班；中国方面如果需要向英国传达通商等法令或其他官方信息，也是“传谕”大班寄信英国国王。由于英商分不清中国的官厅体制，遇事往往直接越级到高层官厅（如督抚衙门）投诉，因此清朝官厅不得不屡次重申外国商人“呈禀”的程序，如嘉庆十五年（1810）十月，广州知府陈镇于核复英国大班的请求时，条议了处理办法，其中关于英商禀事，规定英商陈诉事件的程序，寻常贸易事宜应赴粤海关衙门呈递，寻常地方民夷交涉事件应赴澳门同知、香山县及县丞衙门就近呈递，只有紧急重大事件，方准通过行商代递总督。总之，具有半官半商身分的大班向中国通商港口的官厅，如海关监督、督抚等递交文书时，是以民对官（下对上）的上行文书来“呈禀”；海关监督、督抚等中国官厅对于大班或外国商人，则是以官对民的下行文书，加以“传谕”。

清朝中国与无约互市国的英国之间，以中国洋行商人与外商（大班）作为对等的信息传达窗口，存在着商人阶层的常态沟通管道。

②敕书与表文：非常态的信息传达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华虽然都没有达成英国的目的，但却给了双方直接传递信息的机会。

马戛尔尼在礼仪上的龃龉，造成乾隆帝的不悦，但乾隆帝还是抱着怀柔远人的态度，颁给英王及马戛尔尼“贡使”团赏赐，并给予英王两道敕书。在两道敕书中，清朝回复了英王的“表文”，详细说明因为英国的请求不符合中国天朝的通商与外政体制，因此不能同意，等等。乾隆帝担心英国复来请求，“而该省又无档案可查，设将来该国复有仍前渎请之事，该督抚等一时办理，不能得有把握”，因此谕令军机大臣等，将颁给英国的敕谕二道，“钞录发交长麟（时为两广总督）等密为存记，并令入于交代，以便日后接任之员，遵照妥办”。[40]亦即将颁给英国国王的两道敕书作为基本政策，要求后任督抚均按照敕书精神，在英国能与中国接触的广东通商口岸，即行驳斥其“渎请”。

阿美士德一行又发生了礼仪问题，在见到皇帝之前就被驱逐回国，连上呈表文的机会都没有。不过，嘉庆帝还是依礼收下部分贡物并颁给英国国王敕书，敕谕以后毋庸遣使来华[41]。

由于双方对于英国两次使节来华性质的认知完全不同，因此英国没有达成与中国正式建立国交的目的，两次遣使来华也未能成为建立常态直接文书往来管道的滥觞，对清朝而言，这不过是双方之间偶尔为之的插曲；对英国来说，两次遣使的失败，则成为日后其以非常手段强迫清朝与之缔约的有力借口。

（2）南京条约缔结之后的文书往来机制

鸦片战争后，中英双方缔结南京条约及五口通商章程，建立了国交关系，自然必须规定彼此官方文书往来的机制，南京条约第二条与十一条规定中国承认英国驻扎五口通商口岸的领事、管事官的官方身份，英国领事、管事官得与中国地方官公文往来，并规定各层级官员之间公文往来的机制，同属双方大员者彼此使用“照会”（communication）；英国下级官员使用上行的“申陈”（statement）公文致书中国大臣；中国大臣使用下行的“札行”（declaration）公文回复英国下级官员；同属较下层级的双方官员，互相之间亦使用平行照会；而商贾阶级不属于官厅之间公文格式的讨论范围，有事上呈官厅仍然使用“禀明”（representation）字样。

条约规定依照官员层级区分公文格式的做法，或许是出自中国方面的考虑，因为在《大清会典事例》中，清朝中国对于各个官厅层级之间的位阶，以及彼此之间的见面礼仪、文书往来格式等，都有详细规定，这些规定不仅体现了清朝中国的官场伦理秩序，也维系了政治组织的体制。而且在1840年8月，琦善与义律交涉期间，关于公文交往议题，琦善声称所有国家的官员都有等级差别，义律则反驳：英国驻华官员得到平等待遇和直接的官方交往，与官员级别无关，而与各国之间的平等有关[42]。由此可以推知，为中英双方各个层级区分公文格式的规定，应该是中国方面的意思。

（3）天津、北京条约及文书往来机制

南京条约及五口通商章程缔结后不久，英国立即不满意所获得的条约权利，其中关于国交往来的不满是：国交虽然平等，但依然有名无实，公使不能与中国中央政府直接交往，总办夷务的广州钦差大臣遇事推诿，照会又常迟迟不覆，甚至欲与相晤亦颇不易，不得已而北走上海、天津，亦不得要领，因此英国认为今后公使必须入驻北京，经常与中央大员接触。于是英国联合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度以炮舰政策获得修约目的，与清朝签订了天津条约。

在中英天津条约中，英国要求两国国交平等，并“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因此，为了应对新的往来方式，“大清皇上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大英钦差大臣文移、会晤各等事务，商办仪式皆照平仪相待”；同时对于南京条约中没有详细规定的领事官与相对应的中国官员之间的品阶等问题，在此也做了规定：“大英君主酌看通商各口之要，设立领事官，与中国官员于相待诸国领事官最优者，英国亦一律无异。领事官、署领事官与道台同品；副领事官、署副领事官及翻译官与知府同品。视公务应需，衙署相见，会晤文移，均用平礼”。其后，中英两国又因为互换天津条约而起了冲突，两国再签订增续条约（一般称为“北京条约”），约中第二款，英国方面要求英国公使常驻北京，也使得清朝必须立即面对公使驻京的往来、交涉事宜，清朝随后设立总理衙门，作为与外国驻京公使往来、交涉的主要窗口。

缔结条约之后的中英两国，双方的国交以及公文书往来，均依据双方的条约或章程交涉内容决定。

涉外司法裁判

1.属国

关于清朝与属国之间的边民通商纠纷交涉或犯罪等司法裁判问题，清朝虽然享有宗主国的优势，可以依照自己的律法审理属国人民，但实际上，除非是聚众强盗、杀人，或是为乱边境等宗属双方都公认的重罪之外，清朝并不经常使用这样的权力，而往往将该国犯人移交该国处理。如雍正六年（1728），“据朝鲜国王李昑咨礼部文称，本国贼党恐有潜逃，恳饬关口防汛诇察等语”，对此，皇帝命令兵部：“朝鲜世效恭顺，伊国逆犯，即系朝廷法所应诛之人，倘有逃入边口内地者自当即为擒捕……着即严拿解京，如有窝留藏匿等情，从重治罪”。[43]雍正帝的谕旨明确表示了上国清朝可以直接逮捕朝鲜罪犯，并依清朝律法治罪。不过，在嘉庆以后，嘉庆帝主张盘获朝鲜匪徒后，“即发交该国自行办理，以示朕抚辑怀柔至意”。[44]对于朝鲜越境罪犯，形成由清朝边境官厅逮捕后，直接解至边界交该国押回，或是咨送盛京礼部转解该国收审，而最后由中央礼部移咨朝鲜国王说明清朝处置原委之惯例。总之，主要是将朝鲜罪犯交由朝鲜自行审理。

而关于安南/越南人民的审判问题，清朝多半也是采取将人犯移交其本国处置的方式。如康熙十年，安南国人阮福禄获罪来投中国之事，清朝以安南为属国为由，不便收留安南罪犯，而将阮福禄交还安南处置。[45]

另外，虽然清朝曾先后允许朝鲜和安南/越南可以依据其本国法律直接处置越境犯罪的中国人，[46]不过，身为清朝中国属国的朝鲜和安南/越南，并不经常使用中国给予的这项特权，往往还是将犯罪的中国人送回中国。例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礼部奏，据朝鲜国王报称，内地偷采人参民人刘子成私行越境，特委员送至凤凰城一事，即是如此。对此，乾隆帝谕令：“刘子成偷采人参且逃至外国，大干法纪，着传谕将军清保，俟解到时，即正法示众，毋致脱逃”，[47]将罪犯在边境正法示众，以达到警示作用。又如道光年间，越南屡次通过水路递送中国罪犯来粤，交由两广总督审办，而道光帝要求越南按照定例，解交钦州地方，由陆路转解，[48]说明越南将中国罪犯押送回中国，交由中国审办的处理模式，是两国之间的惯例。

2.与国俄罗斯

关于清朝与俄罗斯之间处理涉及两国人民的司法审理问题，在两国缔结尼布楚条约之后，基本上都是依据两国之间的条约或章程规定，以对等的方式进行的。如尼布楚条约提及了中俄两国人民私自越境以及偷盗、杀人抢掠等事件的处理方法：“一、凡猎户人等断不许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猎偷盗者，即行擒拿，送各地方该管官照所犯轻重惩处。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猎、杀人抢掠者，必奏闻，即行正法。不以小故沮坏大事，仍与中国和好，毋起争端。一、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所有鄂罗斯之人、鄂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一、和好会盟之后，有逃亡者不许收留，即行送还。”恰克图条约的规定也与尼布楚条约大致相同，如：定约后两国各自严管所属之人；嗣后逃犯，两边皆不容隐，必须严行查拿，各自送交驻扎疆界之人；持械越境杀人、行窃者正法，等等。从上述规定可知，尼布楚与恰克图条约均体现中俄两国各依本国法律惩处本国所属人民的“属人主义”式精神，除了重大杀人、劫掠案件外，两国互相移送对方罪犯给对方边境官员进行惩处，在涉及两国的司法问题上，显示了尊重对方法律与裁判权的对等性质。如乾隆八年：理藩院奏俄兵谢哩万等二人，醉后在恰克图界上殴死商人金成礼、李万兴一事，[49]可知理藩院是依据恰克图条约中的规定来处理涉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刑案，只是因为俄兵是醉后杀人，并非蓄意执持军器越境杀人，因此改判绞决，并请旨定为定例。又，由此案件亦可观察实际处理涉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刑案时，是经过两国边境官员的初步交涉之后，清朝边境官员报告理藩院（俄国方面的边境官员应该也会转报其中央官厅），再由理藩院提出决议案上奏请旨。

又，见道光年间的事例，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上谕：

又谕，瑞元等奏，卡伦侍卫被控受贿请解交库伦审办一折，此案……着库伦办事大臣行知俄啰斯，将此案抢马贼犯哈斯泰等解至交界地方，会同审讯。三等侍卫金齐贤、通事卓盖们都尔，并事主珠布泰及应讯人证，一并解往质审。[50]

可见涉及两国犯罪案件，依然遵循两国约定，由库伦办事大臣与俄罗斯官员在交界地方会同审讯。

即使1860年代中俄天津、北京条约缔结生效之后，关于领事裁判权，以及双方围绕处理牲畜逸越边界、逃人问题等的规定，事实上几乎都是依循清俄之间从尼布楚、恰克图条约以来行之有年的惯例。可见中俄天津、北京条约中依然存在许多承袭两国固有外政秩序惯例的部分。

3.互市国英国

（1）南京条约缔结之前对于英人的司法裁判

南京条约以前，清朝与英国无正式国交关系，也没有官方文书往来，对于英人与华人发生的通商纠纷或是刑案应该如何审理，两国自然无从磋商一定的司法审理制度。由于英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上贸易、犯案，因此涉及中外的司法案件，基本上是由中国进行审理、裁判。至于在中国通商口岸上发生的外人之间的司法案件，清朝则抱持“外洋夷人互相争竞，自戕同类，不必以内地律法绳之”的态度，命令将犯人交由该国商船带回本国，并加上了“并将按律应拟绞抵之处，行知该夷酋，令其自行处治”[51]的上谕。又，《大清律例》名例下卷五“化外人有犯”条规定：“凡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可见对于在中国土地上犯案的外人，应该是按照清朝法律定罪，但乾隆帝或许是基于怀柔远人的精神，因此“令其自行处治”。从中国固有法制历史来看，皇帝的谕令往往凌驾于法律与惯例之上，当皇帝做出裁决时，负责司法审理的官厅只要依从皇帝的指示，不必一定按照律例进行裁判。

看看南京条约缔结之前英人与华人之间发生纠纷时的司法审理事例。首先，关于通商纠纷，英商与中国行商长久贸易往来，通常双方关系良好，如果发生需要告官要求审理的纠纷，往往是华商积欠太多债款，因故可能无法偿还之时，英商担心亏损，因此上呈中国官厅要求处理。以1750年代发生的洪任辉事件为例，洪任辉“以迩年在粤贸昜有负屈之处，特赴天津呈诉”，乾隆帝认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因此派遣给事中朝铨带同洪任辉驰驿往粤，会同福州将军新柱审讯。[52]最后，抄没欠债行商家产以赔偿英商。[53]至于英商洪任辉具呈讦控一案，因洪任辉“勾串”刘亚匾代为列款，犯了华夷之防的禁令，因此必须“绳以国法”，依律应该流徙远方，不过，洪任辉“因系夷人，不便他遣”，故乾隆皇帝谕令“从宽在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逐回本国”，并且不许洪任辉再来中国贸易。可见，乾隆帝认为洪任辉原本应该按照大清国法惩处，最后虽然以怀柔远人的态度，从宽处罚，但洪任辉依旧按照中国的审理结果，在澳门圈禁三年。[54]

其次，关于涉及中英斗殴伤人或杀人等刑案，由于来华贸易的英人均由大班管束，因此中国官厅传讯相关人等进行审理时，还是通过行商通知大班交出英方疑犯。虽然英人不愿服从大清律例中拟抵偿命等刑罚，大班也时常采取贿赂或拒不交人等手段，以影响司法审理，但在司法程序正常运行之下，基本上是依照清朝中国的律例进行审判的。

（2）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以及天津条约、烟台条约中的规定

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美方加入了关于领事裁判权的条款，代表美方缔约的顾盛（Caleb Cushing），认为中国政府对于在帝国领土领水内的一切人等都要行使完全排他的管辖权，[55]顾盛此一说法，证实了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对于在中国土地上涉案外人拥有审理、惩处权的固有主张。由于当时的英、美等国，不愿意本国人民接受中国的司法审判，因此在与中国所订立的条约中，要求加入关于领事裁判权的款项。1843年中英双方签订作为南京条约补充条约的五口通商章程，其中第13款规定：“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办理。”

若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来看清朝与外国所签订的领事裁判权，会认为此举是斫丧国家主权，但如果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则或许不能对清朝多所苛求。因为以清朝固有的法律精神来说，对于涉外官司的审理，一直以来都是属人主义式的，例如清朝从尼布楚条约以来，在与俄国所签订的对等条约中，都是彼此承认由各该管官员审理本国犯人，对于涉及两国人民的重大案件，也经常采取会审方式，在边境审判；甚至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条规内容几乎全由清朝主导拟定，可以说充分显示清朝意志的理想条约观及对外观念之体现，在这样的条约中，清朝仍然放进了双方适用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可见即使到了1870年代，只要可以跟对方政府达成协议，清朝理想的涉外官司处理还是属人主义式的。除非找不到管辖涉案外国人的官厅或官员，像中英在南京条约之前没有正式的国交关系，那么英国人在广东犯案，则适用于大清法律。

清代中国外政秩序的样貌

根据以上事例，可以归纳出清朝固有外政的特色。

清朝的对外关系基本上是以各个双边关系组合而成的，即使同属清朝属国的朝鲜与安南/越南，清朝对于它们的态度和处理模式也各不相同。

如前文中提到的公文书往来窗口，朝鲜国王先是与清朝的六部（特别是礼部）进行对等的咨文往来，后来又以北洋大臣作为主要往来窗口；而安南/越南国王则主要与两广督抚、云贵总督进行对等照会往来。另外，这两个国家虽然同样与清朝建立了正式的封贡关系，同样被规定了来贡的贡期、贡道与贡品，但不论在封贡关系建立的过程上，还是在公文书往来窗口，贡期、贡道与贡品的规定内容、使节团往来频度，甚至于最后结束宗属关系的情形都不同。在封贡关系建立的过程上，朝鲜是因武力征服才成为清朝的属国；安南则是承袭自明朝的旧有属国。由于风土物产不同，与清朝的亲疏也有别，因此，来贡的贡期、贡道与贡品规定也自然不同，不过在清朝接待使节团的中央单位方面，身为清朝最重要属国的朝鲜，也与清朝其他属国的接待单位不相同；[56]甚至，颁发诏书给属国，清朝也仅有遣使前往朝鲜颁发，其他的则只是交由各省督抚转发。[57]而关于清朝与朝鲜、越南结束宗属关系的过程，相较于其他属国，清朝为了维系与朝鲜、越南的宗属关系，不惜分别与日本、法国发生了战争，可知清朝还是比较重视这两个国境毗连的属国。虽说如此，清朝对于朝鲜、越南两国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对于越南，在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发生之前，中法两国曾有分割越南南北，分任保护之交涉，在中法战争后，由于越南彻底成为法国的保护国，清朝仅能在条约中要求法国留给自己文字上的体面：“中、越往来，不碍中国威望体面”，[58]希冀法国可以不阻止越南进贡中国的礼节性往来。而对于朝鲜，清朝为了防范日、俄两国对于朝鲜的野心，首先在光绪七年、八年之际，主导了朝鲜与美国等国签订通商条约，企图引进其他国家的力量来制衡日、俄两国，并与朝鲜签订水陆通商章程，以加强宗属关系；在甲午战争之后，清朝虽然不得不在马关条约中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地位，被迫放弃与朝鲜的宗属关系，却迟迟不愿与独立之后的大韩帝国签订对等的通商条约，直到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期间，自行放弃了天朝地位，才同意与大韩帝国签约。显见清朝对于朝鲜的宗属关系特别重视，直到清朝的世界观转变为止，一直努力积极采取各种手段加以维系。可知清朝对于朝鲜的态度还是比较不一样的，在属国之中，尤其重视朝鲜。

依据清朝固有的外政亲疏次序，对清朝来说最重要的国家，是清朝比作“内臣”的亲密属国；次要于属国的国家是与清朝缔有对等条约、具有国交关系的与国；再次则为没有国交关系、仅有通商关系的互市国。

不管在公文书往来还是涉及各该国人民的司法审理上，清朝对于与国俄罗斯和互市国英国的态度完全不同。在通商方面，清朝与俄罗斯是根据两国的对等条约，让两国商民在两国边境的互市市场上贸易；英国则是靠着清朝的开海政策，自行派遣商船前来中国的开放通商港口贸易。南京条约签订以前，由于清朝与英国没有正式国交关系，因此不存在公文书往来机制，主要由中英商人互相传达政府的信息。在涉及中英商人的通商纠纷交涉或犯罪等司法裁判上，英国人原则上适用中国法律。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英国成为清朝的新与国，此后两国的关系改以条约作为依据。

直到俄罗斯、英国分别与清朝在1858年、1860年签订了一体均沾的天津、北京条约，俄、英两国与清朝的关系才大体趋于一同。当时签订天津、北京条约的俄、英、法、美四国，一起成为清朝的四大与国，从此它们与清朝的关系都有条约依据，理论上都能借着交涉、谈判，达成调整与清朝之间关系的目的。

又，从本章所举诸例可知，清朝不仅在亲疏远近的阶层原则上，对于各个国家采取不一样的态度，甚至对于每个关系国家的态度也都依据历史情势等变迁，而做出不同的应对，可说是具有依时流变、因时因地制宜的外政秩序。因此，或许只有通过累积种种的历史事例与分析后，才能窥得其大致的样貌。

本章通过有清一代的通商制度，以及长期、常态的公文书往来和司法审判等涉外制度，来重建清朝与属国、与国、互市国之间的固有通商制度与外政秩序的历史面貌，以及在此固有通商与外政制度下，所呈现的清朝对外关系与世界观，确认清代的固有通商与外政制度存在着多元样态与多层次的交涉管道，绝非朝贡体系所谓的只有“朝贡贸易”、只有“天朝”与“朝贡国”的国交关系。

在通商制度上，由于列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交易，就注定了在主客观条件上沿用清朝固有制度的命运，中英南京条约前后的清朝通商制度，在本质上几乎没有重大改变，如在开港地才能通商、透过行商买卖货物或报关等。因此在通商制度上，清朝并未如同朝贡体系论所说的，因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划分成旧的朝贡贸易体系和新的条约体系。清朝的通商制度，不是朝贡体系，也不是条约体系，而应该是清朝自己说的互市制度。

在外政上，通过本章可知，清朝固有的外政秩序也不像朝贡体系论所说的，因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截然划分。中英南京条约中的一些规定，仍然延续着清朝向来的外政秩序，例如公文书的往来模式必须符合清朝向来的官阶秩序等等；而中俄两国的更新条约（天津、北京条约）的内容，也承袭了许多固有的往来模式。况且，在朝贡体系论所说的1842年进入条约体系之后，清朝的与属国之间的宗属关系依然存在，其中，与最重要的属国朝鲜之间，直到1895年才结束宗属关系，直到1899年才签订对等通商条约。清朝与属国之间的关系并非依据条约，而是分别与各个属国之间固有的、行之有年的封贡关系，双方之间拥有因长久往来而积累出来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宗属之间的诸多常例、惯例，等等，这些是清朝所谓与属国之间的“体制”。即使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朝还是经常为了与属国之间的“体制”问题，与西方诸国以及日、俄两国发生争执或冲突，如果忽略清朝与属国的关系，则无法窥得清朝外政秩序的完整面貌。

[1] 本章由廖敏淑撰写。

[2] 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光绪二十三年（1897）思刊楼刊版。

[3] 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4，法律，大同译书局，1897，第10页。

[4] 邵之棠：《论全权大臣》，《皇朝经世文统编》卷48下，文海出版社，1978年影印本，第36页。

[5] Mark Mancall，“The Ch’ing Tribute System：an Interpretive Essay”，in John King 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Mark Mancall，Russia and China：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Mark Mancall，China at the Center：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New York：Free Press，1984）.

[6] 关于费正清“朝贡体系”及“朝贡贸易”的概念，参见John King Fairbank and S. Y. Teng（邓嗣禹），“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6，no.2（1941），Cambridge，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pp.135-246；John King Fairbank，“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 1，no.2（1942），New York：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pp.129-149；John King 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等等。

[7] Paul A.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8] 浜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朝貢システムとアジア』、岩波書店、1997。

[9] 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77頁。

[10] 岡本隆司「『朝貢』と『互市』と海関」『史林』（京都）第90卷第5号、2007年9月、89頁。

[11] 岡本隆司「『朝貢』と『互市』と海関」『史林』（京都）第90卷第5号、2007年9月、87頁。

[12] 参见廖敏淑『互市からみた清朝の通商秩序』、博士学位論文、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2006；《清代对外通商制度》，《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等著作。

[13] 参见岩井茂樹「十六世紀中国における交易秩序の模索—互市の現実とその認識—」『中国近代社会の秩序形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4；岩井茂樹「16～18世紀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際商業と互市体制」『東アジア研究』（大阪）2006年第46号；岩井茂樹「朝貢と互市—非『朝貢体制』論の試み—」『帝国と互市——16～18世紀東アジアの通交』、ニューズレター（京都）2006年第4号等。

[14] 岩井茂樹「朝貢と互市—非『朝貢体制』論の試み—」『帝国と互市——16～18世紀東アジアの通交』、ニューズレター（京都）2006年第4号、17頁。

[15] 廖敏淑：《清代对外通商制度》，第450—452页。

[16] 植田捷雄等編『中国外交文書辞典（清末編）』、学術文献普及会、1954、35頁。

[1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同治二年二月丙戌，第2—4页。

[18] 《清朝文献通考》卷26，征榷考1，征商，关市，第5075页。

[19]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4，天聪九年九月丁巳条。

[20]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第7页。

[21] 《清史稿》卷526，属国传1，朝鲜。

[22] 廖敏淑：《清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政治大学出版社，2013，第75—76页。

[23]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7，俄罗斯互市始末，第5页。

[24] 参见W. C. Hunter，The “Fan Kwae” at Canton：Before Treaty Days，1825-1844（London：Kegan Paul，Trench & Co.，1882）.

[25] 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129—137頁。

[26] 《清高宗实录》卷55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条。

[27] 邱澎生：《由市廛律例演变看明清政府对市场的法律规范》，台湾大学文学院编《史学：传承与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吴少珉：《我国历史上的经纪人及行业组织考略》，《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

[28] 岡本隆司『近代中国と海関』、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9、19—110、111—144頁。

[29] 坂野正高『近代中国外交史』、80頁。

[30] 《清圣祖实录》卷115，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己亥条。

[31] 全海宗：《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氏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姫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2] 《大清会典》（乾隆朝）卷56，礼部，主客清吏司，宾礼，朝贡，市易。

[33] 顾维钧：《顾序》，钱泰：《中国不平等条约之缘起及其废除之经过》，“国防研究院”，1961，第1页。

[34] 《大清会典事例》卷511，礼部222，朝贡10，禁令1，顺治元年条。

[35] 《清史稿》卷323，列传110，杨廷璋。

[36] 吉田金一『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約』、東洋文庫近代中国研究センター、1984、244—272頁；野見山温『露清外交の研究』、酒井書店、1977、10—14頁。

[3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中华书局，1981，第99件。

[38] 如《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国来文原档》第2号文件。

[39] 《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夏四月丁卯、戊子条。《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第111件。

[40] 《清高宗实录》卷1467，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下丁丑条。

[41] 《清仁宗实录》卷320，嘉庆二十一年秋七月乙卯条。

[42] 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中华书局，1993，第744页。

[43] 《清世宗实录》卷74，雍正六年冬十月庚子条。

[44] 《清仁宗实录》卷92，嘉庆六年十二月己巳条。

[45] 《清圣祖实录》卷35，康熙十年四月壬午朔。

[46] 如《清世宗实录》卷63，雍正五年十一月癸酉条；《清高宗实录》卷189，乾隆八年四月下甲辰条。

[47] 《清高宗实录》卷571，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下癸丑条。

[48] 《清宣宗实录》卷272，道光十五年十月丙辰朔条。

[49] 见《清高宗实录》卷202，乾隆八年冬十月上癸亥条。

[50] 《清宣宗实录》卷446，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下甲子条。

[51] 《清高宗实录》卷476，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上己丑条。

[52] 《清高宗实录》卷589，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下戊寅条；卷590，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上壬午条。

[53] 《史料旬刊》第4期，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第120、121页。

[54] 《清高宗实录》卷598，乾隆二十四年冬十月上庚辰条。

[55] 〔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王绍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343页。

[56] 《清高宗实录》卷1369，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下甲子条。

[57] 《清仁宗实录》卷37，嘉庆四年正月上丙寅条。

[58] 《清史稿》卷155，邦交志3，法兰西。

第二章 十九世纪前期中西关系的演变[1]

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明代中叶中西海通之后，这种交往开始对双方产生持久的重大影响。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前期，在商业贸易发展的同时，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较为兴盛的局面，直到清代康熙末年发生“中国礼仪之争”，[2]导致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中国被禁止，这种局面方告一段落。“礼仪之争”使中西文化交流陷入停滞状态，但中西之间的商业贸易则持续进行，且愈益繁盛。从18世纪开始，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后来居上，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19世纪初，美国也超越英国以外的欧洲诸国，在这一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西贸易的快速发展，使中西关系在整体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演变，进而导致了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系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形态。

一 中西贸易及其体制

19世纪前期，中西贸易持续发展，到1830年代中期，达每年数千万银元规模。然而，在国际经济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中西贸易，却是建立在充满争议的制度基础上的。在中西双方都很重视这一贸易的背景下，这些争议也曾导致贸易制度的局部调整。

中西商人与广州贸易

清朝前期，曾相继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对外通商。但随着来华西方商船日益增多，其袭扰地方、作奸犯科之事时有所闻。各国相互关系复杂，经常发生纠纷。这些都使清政府产生警惕，对外政策渐趋严厉。1757年，清政府将海路贸易限定在广州进行，并对中外贸易进行更为严密的控制。

广州行商是由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群体。他们开设洋行，专营进出口贸易，这些洋行一般称为“十三行”，虽然其数目经常并非恰好为十三家。在历史上，行商曾经结为较为统一的垄断性公行组织，协调对外贸易，但在外商的反对下最终取消。19世纪前期，行商的公共组织是所谓“公所”，但这个公所只是一个行商松散的议事机构，并不具备垄断性的公行的特征。但习惯上，外商还是用“公行”（co-hong）来称呼这个公所。在19世纪前期，除少数几家外，行商的经营活动大多艰难，作为一个团体经历了数次倒闭风潮。除了伍浩官的怡和行和卢茂官的广利行等少数洋行外，大多数小行商经常处于朝不保夕之境。行商不仅从事贸易，还是官府与西人之间的联络媒介，具有代表官府对西方商人群体进行管理和监督的身份。行商由粤海关监督直接管理，但他们也经常听命于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知府等官员。广东当局通常以高压手段，迫使行商履行其作为官府工具的责任，常因外人违规而对他们施以程度不等的惩罚。

在行商之下，广州贸易还依靠懂得一些英语的通事和为外商日常生活服务的买办。通事地位不高，但作用很关键，是沟通中西的中介。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一种变种的“英语”（Pidgin English），不讲句法，发音不准，受到广州方言的浓重影响，在中西人士之间勉强可以起到联络的作用。通事不仅从事传译的工作，也承担一些中西贸易方面的事务。通事常代西方商人与官府沟通，处理税务及其他贸易事务，提供有关商业信息，陪同西人在广州附近地区游历，等等，“除了行商以外，在其他中国人当中，和外国侨民联系最密切的就是‘通事’”。[3]买办地位较通事更低。外国人较多地使用买办，是从18世纪中叶西方对华贸易大规模扩展之时开始的。买办由行商担保，由官府（粤海关监督、番禺县或澳门同知）颁给执照。买办有商馆买办与商船买办的区分，商馆买办的职责是为广州的外国商馆提供生活服务。每家行号都雇佣一位买办，为商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负责为商馆采购、供应生活必需品，管理商馆贸易及所需仆役，甚至管理商馆内部经济、账目乃至银库。买办还要照管外商的私人事务。商船买办主要为到广州黄埔的西方商船提供服务，其中为其采办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及为外商船只提供仆役，是其主要业务。

19世纪的前30年，广州贸易的外方主角无疑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该委员会通过长期设立于广州西郊的英国商馆，管理其庞大的贸易事业，同时也实际上影响着中西关系的大局。来华英商甚至部分其他国家商人之间的商业事务，以及外商与中国行商之间发生的商业关系，往往由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来进行协调解决。该委员会由几位大班组成，以一位主席为首，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强大势力保持密切联系。他们在对华贸易的前沿地带形成的看法，对英国的对华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在名义上，这个委员会要受代表官方的行商的约束，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委员会却经常充当扶植资金薄弱的小行商的角色。他们除了预付茶叶、生丝的款项外，还在一些行商遇到危机时，给予资金方面的支持。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弱小行商来抗衡少数富有行商的影响，“尽可能在中国人之间维持竞争局面，防止公行过于垄断”。[4]

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结束，让位于早已羽翼丰满的英国散商（private merchants），虽然它还以其他方式参与具有重大利益的广州贸易。[5]英国散商从1770年代开始到广州贸易。由于其活动与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抵触，故经常遭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驱赶。但在重利吸引下，他们想尽办法，如以欧洲小国领事的身份待在广州和澳门，开办商行，从事贸易，逐步巩固地盘，不仅使东印度公司的禁令渐成具文，而且骎骎然与之并驾齐驱，最终取而代之。在1830年代中后期，英国人和印度巴斯（parsee）人的数量约为200人。这些商人经营着数十家从事代理贸易的商行，交易的内容包括正常商品和鸦片。

在1820—1830年代，英国商人群体中出现了分别以查顿（William Jardine）-马地臣（James Matheson）和颠地（Lancelot Dent）为首的来华英商集团。这两个集团中的主要行号即查顿-马地臣行（Jardine，Matheson & Co.）和颠地行（Dent & Co.）。这两家最大的英国商行的合伙人，同时也是两个相互存在矛盾的商人集团的首领。从1820年代后期开始，广州英商明显分化为两个集团，分别以查顿-马地臣行和颠地行为核心。广州英商在鸦片战争前的动向，与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纷争有密切的联系。这两个集团的矛盾与经济利益相关，其分歧主要表现在以对华关系为中心的政见之争上。查顿、马地臣和颠地都是1830年代所谓“自由商人”的代表，他们都是积极鼓吹中国向西方打开大门的英商代言人。故其基本观念并无原则性分歧，只是在对中英关系发展形势的判断和对华策略方面有不同见解。他们也拥有共同的“事业”，在从事正常贸易的同时，都大规模地进行鸦片走私。这种共同点，使他们有时也相互合作。[6]

法国、普鲁士及欧洲其他国家，在鸦片战争前也从事对华贸易，不过其规模远不能与英人相比。19世纪早期欧洲发生的战争，对法国等国的海外贸易造成较大影响。美国商人在18世纪后期开始对华贸易，其开端是1785年“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美国商人的势力在19世纪超越了众多西方国家，成为广州贸易中仅次于英国商人的群体。1837年初，在广州的美国商人约40人，较英人为少。[7]1837—1838年度，英国商人在广州经营的贸易额约为65100000元（西班牙元，下同），而美国商人的贸易额约为11700000元。[8]这个数字反映英美两国商人的势力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其他年份，英商的贸易额也是美国商人的5倍以上。这两国商人经营的生意，占了广州口岸中外贸易的绝大部分。

这些商人是鸦片战争前影响中西关系演变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中西之间一系列交涉事件，都是因为这个群体的利益引起的。中英之间从对抗走向战争的主要背景，就是英商在努力获取利益的过程中与中国官府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从18世纪末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开始，英国政府就为其商业利益与中国政府交涉，但在当时情况下难以对中英关系施加持续性影响，直到矛盾最激化时，它才作为主角登场。因此，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演变的主要线索，是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商人与中国官府间关系的变化，而非中、英政府间的对抗。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时代，其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常常充当外商利益维护者的角色。1834年后，众多的英美商人也日益感觉到，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组织机构，以便协调贸易事务，并以集体的力量反抗广东当局施加的“迫害”。1834年9月，广州英国商会（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ial of Canton）成立，颠地和马地臣等都是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这个商会的工作内容就是与英国商务监督联系，并就有关问题与中国行商交涉。但因为颠地集团和查顿-马地臣集团的矛盾，这个商会未能很好地运转，不久陷入分崩离析之境。1836年11月，一个包括所有广州外商在内的广州外侨总商会（Canto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成立。在这个商会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国商人，但其领导机构“委员会”中也包括美国人、巴斯人、荷兰人和法国人等。[9]这个商会的宗旨被确定为“纯粹商业的”，其主要活动包括：处理外商之间及外商与行商之间的商业关系，协调乃至仲裁他们之间的争端，制定商业性的贸易规则。但当外商与中国官府发生争议时，总商会也代表外商的利益，与中国当局交涉。中国官府实际上也将这个商会当作在广州的外人的代表。1839年春，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时，最初交涉的对象即为广州外侨总商会。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组织是外商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代表者。在中英战争来临之际，英国商人还成立了其他类似的组织。

广州体制的部分调整

在获取丰厚利益的同时，欧美商人们希望将这种利益尽可能地扩大。在他们看来，实现目标的主要障碍是清政府的对外体制。1757年后，清政府推行限制对外交往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海路贸易限于广州一口；限制进出口船只数量、大小，贸易物品的种类与数量；设立行商，垄断对外贸易；清朝官府与外人之间不发生直接联系，一切交涉事务，均由行商居中联系转达；规定广州外商须在商馆区“夷馆”内生活，对其活动采取诸多限制措施；等等。

中国历史学者一般将这种政策称为“闭关政策”，西方文献则将其概括为“广州体制”（Canton System）。对这种制度的评说可谓众说纷纭，但迄今为止的讨论更多地从静态的角度评说清朝的制度安排，而较为忽略这一制度的动态演变。19世纪早期形成的西文历史文献，多将广州体制描述为一种缺乏公正和平等的制度，它意味着压制和侮辱，掠夺和腐败，总体而言，它是一种由清政府施加压迫而外商遭受冤屈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清朝政府官员对外商进行苛刻的管制和盘剥，而行商则是代表官员具体实施压迫的群体。在西方商人群体和其他来华人士看来，除少数对他们“友好”的行商外，大多数行商都是生性贪婪、德行败坏的人，他们同时也是协助官府对外人进行“压迫”和“榨取”的帮凶。

这种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事实根据，但却没有反映当时的全部状况。依托于这种制度的贸易，在1830年代发生了很大改变，使制度本身也显示出动态特征。如前所述，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对行商的影响，意味着它拥有相对于行商的经济权力。而广州外侨总商会所从事的各种活动表明，较之特选委员会，它在以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中西关系中拥有更大的权力。其中，它所制定并得到实行的数十项贸易规则，[10]说明在1830年代，甚至更早，广州贸易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已有一种中西共管的特征。清政府在名义上能够对这一贸易实行绝对的专断，但史实表明，它既没有能力也缺乏意志对广州贸易施行绝对控制。它比较满足于从这一贸易得到的经济上的好处。当它感到有必要对并不驯服的“外夷”震慑一下以彰显它的权威，或是需要通过施加强制性影响以获取更大的好处时，它会动用政治权力来干涉贸易。但大多数情况下，它其实并不十分清楚在广州外商群体内甚至是外商与行商之间发生的事情。广州的高级、低级官员都很贪婪，他们利用权力对外商进行榨取，正如他们也对行商进行榨取。但除了发生明显冲突的时期，他们对于贸易活动较少进行干预。

1830年代后，广州体制较以往更多地被外商努力侵蚀。外商无法突破基本的通商格局，但在具体层面却实现了一些目的。1829年，英商集体就行商倒闭问题和税收问题向广东官方抗议，结果是广东当局采取措施恢复了行商的数量，而清廷在1830年批准了粤海关监督中祥的一个减税方案，将来粤洋船照例上缴的一种名为“规银”的征收费用减少了1/5。此后数年，外商的减税要求几次得到清朝当局的批准。这说明，由一系列“旧规”组成的广州口岸的税费体系，在西方商人群体的压力下，被迫因适应形势而改变，而这种减税的措施，对行商来说是很不利的。

广州体制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由行商充当外国来粤商船的保商，并代理外商的纳税事务。但1834年后，行商却悄然地退出代收关税的事务。经过中西商人的某种安排，粤海关税进口的缴纳方式，已由行商代纳变为进口商（外商）自行缴纳。这无疑悄悄地然而是非法地改变了原有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部分地消除了行商对外商进行管制的一个途径。[11]

以上情况说明，作为广州体制重要内容的行商相对于外商的权势地位，在不断遭到削弱。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时代，不少行商在资金上产生问题时，已需要仰仗特选委员会。1834年后，行商在贸易上也要受到外商的左右。万源行商人李应桂在1834年给粤海关监督的禀帖中说，当时行商经营大多艰难，相互之间形成恶性竞争，结果被外商玩弄于股掌之上。茶叶贸易是当时行商获利的一个主要途径，但行商是否能多销茶叶，总看平日对外商“趋奉如何”，是否“能得夷人之欢心”。[12]在大部分时候，行商为了经营下去，均以较为不利的条件向外商借债。一旦债务积欠，行商信用破产，就演成所谓“商欠”案。由于行商之间相互联保，即具有相互赔付债务的义务，大的商欠案几乎可以将所有行商卷入，外商就成为行商集体的债权人。这种经常发生的经济灾难，使得行商实际上在外商面前处于弱势地位。在此情况下，广州体制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权威，不免打了很大折扣。

商欠与行商体制问题

广州体制的核心是行商制度。这一制度运行了一百余年，但从18世纪后期开始，这个制度愈来愈暴露出其重大缺陷。这个缺陷在商欠问题上得到集中的体现。所谓商欠，主要指行商所欠外商债务，又称“行欠”。商欠问题从18世纪后期开始发生过多次，在数十年的时间内是影响中西贸易乃至整个贸易制度的顽疾。进入19世纪后，这一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在鸦片战争前夕逐渐演变成影响中英关系的重大事件。

1837年，发生了兴泰行商欠案，涉及的债务达到200多万元。成立于1830年的兴泰行，在1836年底即停止向其外国债主偿还债务，次年4月，颠地等外国债主向两广总督邓廷桢递交禀帖，要求邓责令其他未破产的行商为该行偿债。邓廷桢对兴泰行商欠进行了调查，经中外商人与官府一起核实债务数目，最后确定了由所有未破产的行商分八年半摊还的赔偿方案。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赔偿尚未完成。其后，兴泰行剩余的债款和其他的商欠款一起，成为《南京条约》规定的中国对英赔款的一部分。

兴泰行在短短6年的时间内，积累了如此巨额的债务，成为经营彻底失败的案例。其他倒闭的行号虽然没有亏欠到这样的地步，但也经历了相似的失败过程。19世纪前期，行商群体就在1813—1814年、1823—1829年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商欠危机。1830年代的行商倒闭潮虽然并不剧烈，但却出现了兴泰行的商欠大案。这些情况，清楚地显示出行商体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弊端。

导致行商体制不断发生重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行商的经营模式存在先天性的缺陷。除少数者外，行商一般资金不足，要想盈利，需要将贸易维持在一个较大的规模。但除自筹资金外，其他资金的来源渠道非常有限，只有举贷，而贷款往往来自索要高额利息的外商。在大部分情况下，外商一般要收取12%—20%的年利。这就对行商的盈利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外商贷款又常常以实物的形式付予，即将进口货作为贷款交行商售卖，回款再以茶叶等出口货抵还。这就需要行商在内销进口货和外销出口货的环节能够赚钱，才能维持经营。但从实际状况看，进口货棉花或匹头货（纺织品）为大宗，长期滞销，很难获利，行商的主要盈利来源实际上是茶叶贸易。一旦茶叶出口无法带来足够利润，就意味着危机的到来。兴泰行正是在这种进出口贸易中都无法获利而无力支付巨额债务的情况下破产的。

其二，行商体制中的连带责任制，使行商经常面临集体风险。这一制度是行商贸易体制很有特色的部分，也构成中英双方在兴泰行债务处理过程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所谓连带责任制度，即每一个新行商获准设立洋行时，都由其他所有行商提供信用担保。这样，所有的行商之间都形成了在债务方面的连带责任。当一个行商破产后，外商便会根据这种制度，要求广东当局负责处理其债务问题，以行政权力代外商追赔，将债务分摊到未破产的行商头上，分期偿还。这就使未破产的行商需在自己的利润中拿出相当的部分，为破产行商偿债。其中有些行商就会因为这种额外负担发生信用问题，最后也陷于破产，连锁波及，形成行商成批破产的现象。连保制度起先只是要求少数几家行商互相担保，但在嘉庆年间被扩大到所有行商互保。由于这一制度显然对放贷的外商具有保护作用，故当1829年广东当局根据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废除这一制度时，英国散商强烈地进行抵制。

特选委员会当时向两广总督李鸿宾建议：将来新开之行不对破产行商所欠外人债务或中国人债务负责，老行也不对他们将来的债务负责。[13]提出这一建议，是鉴于当时行商在这一制度下接连破产，以致出现几乎无人与外商交易的严重局面。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制度变更来避免将来再出现行商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李鸿宾等广东官员对此表示赞同。道光帝根据广东官员的建议，于1829年5月谕令“即照旧例一、二商取保著充，其总、散各商联名保结之例，著即停止”。[14]饱受连带责任拖累的行商们也欢迎这一制度变更。然而，当伍浩官将这一决定通知英商马格尼亚克行（Magniac & Co.后来该行更名为查顿-马地臣行）等行号时，立即遭到英国散商的严重抗议。他们认为，行商垄断了对外贸易，使外商无法与其他商人交易，因此作为一个团体有义务偿还在贸易中形成的债务；而且行商额外征收的行用，本来就是为了偿还商欠。但在做出按照旧例清偿原有债务的承诺后，广东当局决定，嗣后再发生商欠，即照新规处置。不过到兴泰行商欠案发生后，外商债主要求根据旧例，由所有行商摊赔。当时他们对广东当局是否答应他们的要求，承认本已废除的所有行商之间连带责任制，颇无把握。但对上述制度变化显然并不了解的邓廷桢，对外商的要求全无异议，从而免去了惴惴不安的外商债主的担心。旧制度因此而复活，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导致行商制度的废除，那种商欠导致行商集体倒闭的戏剧还会一再上演。

其三，官府榨取。官员们各种名目的需索也是行商的沉重负担。尽管行商代收关税的制度在1830年代遭到了破坏，但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尚须承担这一义务。除了完纳规定的“饷磅”外，行商每年必须上缴固定数目的捐款，作为给皇帝和宫廷的贡品的代价。他们也需要为清朝的军事行动和名义上的浩大工程（如黄河治理）提供银两。他们还要向海关监督及其他官员“报效”。各级官员不仅向行商收取成为定规的银两，而且以各种名义对他们进行额外的勒索。这使行商经常陷于困苦的境况，加剧了经营的困难。

此外，很多行商生活奢华，开支浩大，挥霍了大量资金，也是其经济状况欠佳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几方面原因都是众行商长期面对的困难，也可以说是体制性的缺陷造成的。1830年代发生的一些特殊情况，使行商体制在鸦片战争前夕面临更大的考验。东印度公司结束在广州的直接贸易活动后，资金较为薄弱的小行商失去了过去曾经享有的来自特选委员会的支持乃至保护。当兴泰行面临沉重债务时，它的背后已无可能出手相助的特选委员会，只有心怀叵测、窥伺在侧的英国散商。查顿等英国巨商反而“同茶商本身发生直接的关系。这个办法的确为英国保证了茶叶的正常供应，然而却使行商的地位更为低落了”。此时茶商又抬高供应茶叶的价格，使“每一个行商都因茶商的举动而陷入风雨飘摇之境”。[15]不仅如此，东印度公司在结束其贸易之前，花费巨额资金，囤积了大量据信有利可图的茶叶，导致广州市场茶叶价格高企，中国内地茶商抬高了供货的价格。同时，该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又将在印度获得的利润作为投资，在广州大量放款，资金供应的增加导致茶叶投机进一步狂热。但到1836年，东印度公司原来囤积的茶叶投向英国市场；而散商们获得以前被禁止涉足的茶叶贸易后，也向英国运送了大量茶叶。这就造成其国内市场对茶叶需求的放缓，价格下跌。英国政府却在这一年突然大幅上调茶叶进口税，使从事茶叶贸易的英商获利困难。这一切，都使得英商从广州出口茶叶的热情下降，而且开始下压价格。在英商和中国茶商之间的行商于是面临两面夹击，原来的盈利预期化为泡影，经营不善的行商赔累不堪，兴泰行则是其中最为倒霉的一个。

鸦片贸易对正常贸易的影响以及不必缴纳各种税费的行外商人对行商生意的冲击等因素，都使得行商作为一个群体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以上所述表明，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解散后，延续了百余年之久、长期与东印度公司相伴生的行商体制已弊窦丛生，陷入危机。体制性的缺陷和时势的变化是兴泰行等相继破产的原因，而清政府尝试废除连带责任制的努力最终也未能巩固成果。故即使没有鸦片战争后英国人逼迫清政府停止实行行商垄断贸易的制度，这一体制的崩解也难以避免。

二 经济、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中英冲突既表现为国家间的重大政治事件，也表现为一连串较小的经济、法律和道德事件，但前者只是后者导致的演变过程的结果。这些意义深远的小事件，是由在华西方商人的利益与中国的制度，和执行这些制度的官员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

税费与勒索

西方商人对清政府及其官员最经常的指控，就是他们遭受后者在金钱上的苛索。这个问题是中西之间长期争拗的焦点之一，也是鸦片战争后条约着重解决的问题。

17世纪末，英国商船初到广州之时，就“立即开始了一个由来已久但永远滋长不息的争执，那就是决定在官定税额之外必须缴付多少的问题”，而中国官吏的受贿与勒索的问题也由此成为外商恒久的谴责对象。[16]此后，在中西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广州口岸关税征收中的规费问题，所引起的中外双方争端，贯穿于此后一个多世纪的中西贸易史。在中西贸易的早期，各种规费就已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征收，而且被外商视为难以接受的负担。他们的反抗有时也会短时间地奏效，但问题不久即故态复萌。1793年，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英国政府赋予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摆脱广州官吏强加于该口岸贸易的限制和勒索”。[17]1816年英使阿美士德（W.P.Amherst）访华，其使命也包括这一条。这两位使节都没有达成英商寄望于他们的目标。

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直至1834年终止对华贸易之前，多次就税收问题进行交涉。1820年代后，在中英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份额的英国散商，也开始加入抗议粤海关税收体制的行列，并逐渐成为其中主力。1829年9月29日，颠地等英商向英国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部楼顿（William Ploden）递交了一份包括10个要点的申诉书，对广州口岸的贸易体制进行了全面抨击，要求部楼顿转达广东当局。他们抱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税费征收。与此同时，英国散商又屡次向英国政府上书，将这一问题作为他们在广州所受的主要“冤苦”之一，要求予以解决。特选委员会根据上述申诉书，在10月3日致函两广总督李鸿宾，提出了8项要求，其中包括改变税收体制问题。1831年，在与广东当局经过一系列争执后，特选委员会又在10月28日呈送包括16点要求的长篇禀帖，涉及税收问题的共有5点，希望“不需缴付海关监督的巨额规费”，“向买办和通事索取的巨额规费应予停止”，“降低我国船只所负担的异常繁重的口岸税”，英商直接缴纳关税，“同时由阁下将这种税率表公布”，等等。[18]查顿和因义士（James Innes）等巨商，以及来自英属印度的巴斯商人，还以个人或集体名义就关税等问题直接向广东官方提出申诉。这些减税要求后来数次得到部分的满足。但外商关于税费问题的抱怨却一直未能止息，甚至延续到五口通商后的相当长时期。

粤海关税费问题的真相，值得加以探讨。大体说来，向外商征取的税费包括以下几类：（1）船钞，即外商缴纳的船舶税。这种税收清朝规定了固定的标准，按照船只的大小确定三个等级的收费标准，自数百两至一千余两不等，也被外商承认为“合法”的税收。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这个数字被扩大了数倍。多出的部分显然便是外商抱怨的“勒索”。（2）港钞，即洋船的停泊税，其中包括多项细目。其中，“进口规礼”“出口规礼”“粮道捐”三种，被外商所接受，其他多种费用，则被认为是勒索。（3）杂钞，即以进出口货物为对象的各种收费，其中包括清政府规定的“正税”，即钦定货物进出口关税；还有一些原来是广东地方官员和差役等擅自加收的费用，在雍正四年（1726）被清政府“裁正归公”，上缴国库。这两部分税费，都是国家征收的关税，被外商认为是合理的。但在雍正四年后，官员和差役等又在原有基础上加征各种名目的杂费，而且其数量日益庞大。资料显示，这类杂费有时达到近百种之多，加在一起，数量达到正税的数倍乃至十倍以上。这些，应该说都是被强加于贸易之上的勒索。

在外商抗议的粤海关费用征收中，有一种是由行商征收的“行用”。行用是行商向部分进出口商品从量征收的一种附加税。行用征取后由行商支配，不必直接上缴。早期的行用名义上是供应公共开支、由行商公所统一管理使用的基金，故被西人称为“公所基金”。这项收费起源于帮助行商摊还1780年前后的商欠款，但后来实际上成为行商用于支付包括商欠款在内的各种公共开销的额外收入。这项开始于1780年的征收，早期的比例是对部分进出口货物征收3%的金额，用作清偿行商因拖欠、罚款、亏折等形成的债务，到19世纪超出了3%这个比例。行商们一度在行商公所设立一个“公柜”对行用进行统一管理，但后来则由各行商自行支配。除上述用途外，行用还被用于向清朝当局及其官员报效。这些情形令外商感到遭受了无端的盘剥。

粤海关及广东官方如同清朝其他类似衙门，官员及其仆从在利用权势榨取好处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他们从中西贸易中得到的金钱要远远多于清政府所收取的税费。粤海关的各类税费征收，都存在着种种弊端，以致引起中西之间的长期冲突和摩擦。当然，被西人当作“勒索”的一些收费项目，有些是有其合理性的。清廷的关税体制有其缺陷，一些不见于钦定税则的项目，其实是对它的必要补充。不过，即使考虑到这种情况，粤海关税费征收过程中的营私舞弊、贪污勒索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若以1830年代后期的价格为参照，则粤海关出口货实征税费率平均在10%左右，进口货实征税费率平均在12%左右，相对于英国等国的关税，粤海关的整体税费并非太高。美国历史学家马士（H. B. Morse）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也说：“事实上，税并不特别重，而且都被巧妙地掩蔽起来，因此也不显著；但是人们对政府官吏的勒索总是斤斤较量的，不知数额的勒索总觉得特别重，所以那些经久不变的露骨的勒索，就成了激起愤懑的许多芒刺。”[19]当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秘书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认为：“外国人展开斗争，并不是针对合法的收费，而是为了反对非法的勒索。”[20]

虽然清政府从粤海关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税费中得益，但其察觉到，如果税费问题引起的怨恨太深，贸易也因为税费问题受到影响，则其收益将会减少，而且其“天朝”形象会受损害。故在历史上，它也曾下决心对粤海关进行整顿。1830年代道光帝同意进行减税，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他在一份上谕中甚至对外商表示出一种同情的态度，认为外商“不堪其扰，无怪事激生变”。[21]但这些只是枝节的调整，并未满足外商的两项主要要求：停止国家税收和地方官府某些合理收费之外的其他所有不合理税费征收；公开各种合理税费的税率，严格按照税则征取。清政府曾一再命令地方官公开税率，这种简单的政令却从未得到认真执行，因为模糊不清的状况有利于官员与差役人等上下其手。粤海关的税费问题于是成为经久不息的冲突根源。

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商人的对策，一是进行明目张胆的走私以规避税费的收取。这种走私，却又为官员、胥吏所默许、纵容，以得到外商和中国商人的贿赂。二是向其国政府呼吁，采取政治乃至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故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及其附约，将通商口岸的税率确定与公布，列为主要条款。

法律冲突

在英国商人向英国政府的历次申诉中，他们都声称受到清政府在司法方面的迫害，要求得到英国的法律保护。这个要求后来演变成西方强国在近代中国实施的司法特权，即不平等的治外法权。

中西之间关于司法问题的争端同样由来已久。大规模的贸易必然带来西方商人、水手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各种摩擦和冲突，产生一些司法案件。中国政府（包括广东地方政府）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一般不予理会。[22]但对引起命案的刑事案件，基本上坚持司法管辖权，直至《五口通商章程》订立。清政府的这种司法管辖，招致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将近一个世纪的、持续不断的抨击。“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代理商将反抗中国司法权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们已在印度和日本采取完全类似的政策。这种政策来自一种被接受的观点，即英国臣民无论在远东何处均受英国的保护”。[23]

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先后有数次外人在华犯下命案而被清政府判处死刑后处决的案例，其中既有外人杀死华人的案件，也有外人之间发生的命案。对于这种结果，在华西人越来越感到难以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早在18世纪末，就屡次向伦敦的董事部表示，中国人采取的“以命抵命”的判案方式是西人所不能接受的。英国派遣马戛尔尼访华时，给后者的训令就包括了“英国臣民犯法，不受中国司法处罚；同时，任何逃犯，经英中双方官员会同搜索后，英国及其下属长官不负连带责任”之内容。[24]其后，中西之间，特别是中英之间，多次产生司法问题的争拗。其根源在于，英人在东方运用英国法律保护自己的一贯要求和做法，而这种做法意味着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司法管辖权习惯性的蔑视与规避。这是殖民主义时代英国的强权在法律问题上的反映。

为了促使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实现在华英人及其他西人“不受中国司法处罚”的目标，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早在1830年代之前就开始制造舆论。英国散商因为普遍从事鸦片走私，更急切地在其经营的报纸、出版的书籍中宣扬寻求在中国实施英国法律的理由。

鸦片战前清政府的一项长期执行并一再强调的原则，是将适用于本国人的律例应用在对外国人的审判中，乾隆八年（1743），两广总督策楞奏准，“嗣后民、番有谋、故、斗、殴等案，若夷人罪应斩绞者，该县于相验时讯明确切，通报督抚，详加复核。如案情允当，即批饬地方官，同该夷目将该犯依法办理。其情有可原、罪不至死者，发回该国自行惩办”。[25]此后，清政府一再重申这一原则。所谓“依法办理”，即按清朝律例拟判。1800年，在发生了英国兵船“天佑号”水兵枪杀华民案后，两广总督吉庆等曾摘录6条相关法律条文，送交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供其约束商人水手之参考，内容是：“疑窃杀人，即照斗杀论，拟绞”；“鸟枪施放杀人者，以故杀论，斩；伤人者充军”；“罪人已就拘执，及不拘捕而杀之，以照斗杀论，绞”；“诬良为窃，除实犯死罪外，其余不分首从充军”；“误伤人者，以斗殴伤论，验伤之轻重坐罪”；“酗酒生事，犯该发遣者，俱发烟瘴地方为奴”。吉庆声明：“以上各条，皆天朝国法，有犯悉照问拟，无可宽贷。”[26]

对照当时的刑律条款，可知中国当时的法律并非严苛，但英人认为中国刑律和实际司法过程均有重大弊端，主要表现在：中国法律过于强调“以命抵命”之原则，要求命案必须有人抵命，而拒绝区分谋杀与过失杀人之别；中国司法过程过于残忍，充满腐败；中国政府在司法实践中对外人歧视。他们认为这都是极不公正的制度。此外，中方追索凶犯的连带责任制度，也为其所诟病。这种规定要求在发生命案时，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或其他国家的领事，承担协助调查乃至交出凶犯的责任；如后者拒绝合作，则采取停止该国所有贸易的做法，使其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在西人看来，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压迫。他们认为从以上几方面看，拒绝在中国接受中国法律的管辖是正当的。这个观点实际上违背了西方人制定的国际法原则，对此，他们辩解说，欧洲国家之间通行的准则在中国不适用，因为国际法是“只存在于文明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可的准则，但“适用于文明国家的规则不能应用于中国”，中国只能算“半文明国”或“半野蛮”国家，[27]中国须按西方的形象改变自身，“必须首先改造成和这些法学家一样的人，即成为基督徒，成为自由政府的臣民”，[28]才能作为一个民族享有国际法规定的权利。而且清政府不承认这些准则，一贯采取严格措施限制对外交往，“故外国也没有道德义务遵守历史悠久的国际法”。[29]

清朝司法的一般性弊端，如刑讯逼供、司法腐败等，是实际存在的。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不同时期广东官员执法的决心不一，他们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不同，故对于具体案件的态度互异，从而给外人以中国政府在执法方面宽严参差之感。但从清朝涉外司法史来看，清政府对外人的执法并非特别严酷，判决外国罪犯死刑也屈指可数。除了1773年“斯科特案”、1784年“休斯夫人号事件”和1821年“特兰诺瓦案”等少数几次判决，清政府对更多的民夷凶杀事件并未要求“以命抵命”。自1784年“休斯夫人号”事件后，再无一例英人因凶杀罪行而被中国政府处决。从实际结果来看，广东当局的有关司法行政总体上以失败居多。当地居民与外国人语言不通，对于金发碧眼的西洋水手往往难以具体辨认，生事的水手经常是集体行动，事发后凶犯一般匿于船上，而航行于东西洋之间的西洋商船往往有能力抗拒缉捕，更不必说船坚炮利的英国皇家战船。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事件的结果是中国的司法权无法实施，遭受侵害。1822年英国皇家战船“土巴资号”的水兵枪杀中国民众，最终在东印度公司的掩护下扬长而去，即为典型事例。

在英商的推动下，英国政府从1830年代起酝酿在中国的所有英人中实施治外法权。[30]1833年，曾长期服务于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在英国议会提出一项关于对华关系的议案，建议建立一个英国海事法庭，赋予其足够权限审判英人在华犯下的凶杀案。1833年8月28日，英国政府正式公布了《中国与印度贸易法案》。该法案第6条规定，英王有权向其驻华商务监督发出指令或授权，“赋予其管束在中国任何地方进行贸易的英国臣民之权力；制订和公布涉及该项贸易，及从事贸易的英国臣民的命令和规章之权；依照具体规定对违反这些命令和规章之人进行罚款、没收、监禁之权；设立一个刑事与海事法庭，以审判由英国人在中国之口岸、港口和距离海岸一百海里以内的公海犯下的罪行之权”；英王还有权“任命商务监督之一掌管该法庭，并任命其他执行法律程序之官员”。[31]1833年12月9日，英王发布训令，明确规定：“在广州或在广州港附近的任何英国船上设立一个具有刑事和海事管辖权的法庭”，由首席商务监督负责管理；该法庭的基本审判原则，应与英国巡回刑事审判法庭（Courts of Oyer and Terminer and Goal Delivery）规定的方法和程序相一致，但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加以适当更改；法庭应由首席商务监督和12人陪审团组成；由首席商务监督制定该法庭的执法规则与具体程序，拟订必要的规则。[32]

1834年英国首任首席商务监督律劳卑（John Napier）来华时，英政府给他的指示是，此事不可操之过急。但相关的准备一直在进行。英国外交部从1835年起，就在广州建立英国法庭的问题上采取新的立法行动。1837年7月，形成了正式、详细的议案，交给议会讨论。该法案规定，在中国设立一个或多个具有刑事、海事和民事管辖权力的法庭管辖在华英人，对其所犯下的一切罪行进行审判，对与贸易或商业相关的民事案件进行判决。法案特别增加了有关对在华英人管辖权的规定。[33]

这个法案因为各种原因未获得通过。原本极为期待这种法案的英国在华商人对该法案也不欢迎，因为他们觉得其中关于对其进行民事管辖的部分将有损他们的利益。在法案中增加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的民事管辖权，是由商务监督罗便臣（George Robinson）提出来的，他的继任者义律（Charles Elliot）也赞同这个想法，因为他们认识到，对英国来华船只、水手等进行管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他们将造成无法无天的局面。

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义律未待英国政府的正式命令，即在广州采取了相关措施。1837年7月，义律向英国外相巴麦尊（H.J.T.Palmerston）子爵建议，在广州的英国水手中，组成一支包括“1位指挥官和10名可靠的欧洲海员”的队伍，“令其宣誓执行维持治安职能”，“作为英国在华水上警察力量”。[34]这是一个在中国领土组织由外国人组成和指挥的警察力量的正式建议。次年，他又拟订了具体的维持治安条例。他认为采取措施维持在中国的英人中的秩序是很重要的。1837年底，义律在广州黄埔组建了一支从事执法使命的水上治安力量。他的建议则在1838年6月得到英国外交部的批准，后者就“组成一支海事警察力量”对他进行了正式授权。在往来函件中，义律向巴麦尊保证，在设立在华法庭方面得到广东当局的合作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成为后者在1838年向英国议会提交前述法案的一个根据。

义律进一步的行动，是在1839年8月，为了对抗钦差大臣林则徐，声称根据1833年的“中国与印度贸易法案”，组成了一个法庭，审判在尖沙咀造成中国村民林维喜命案的英国水兵。他还公布了一份由9个部分组成的“英国在华刑事与海事法庭规则与程序”。[35]这个法庭对5名英国士兵进行了轻微的判决。由于这个法庭的设立是未经英国政府正式授权的，故其判决结果后被英国政府撤销。

尽管如此，这个法庭可以看作中西长期以来法律冲突的一个结果。英国政府撤销的是这个擅自设立的法庭及其判决，而未否决在华建立法庭的理念。《五口通商章程》订立后，他们便迅速实现了这一理念。

鸦片问题

直接导致中英关系走向决裂的是鸦片问题。鸦片原产于西南欧和小亚细亚，后传入中亚、印度、东南亚等地。鸦片输入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明代以后，域外鸦片作为药物输入中国。明末，吸食鸦片之风自南洋传入。到清代前期，鸦片吸食之风渐广，成为社会风气败坏的一个源头。雍正七年（1729），清廷首次颁布禁烟上谕。至嘉庆元年（1796），清廷以停止征收鸦片进口税为代价，正式下令禁止海外鸦片输入。嘉庆五年（1800），清廷再次重申禁令，一并禁止内地种植罂粟。[36]

西方商人向中国贩运鸦片，自葡萄牙人开始。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印度鸦片销售垄断权，英商开始向广州运销鸦片。随后，英印政府将印度鸦片制造权和贸易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清廷禁止鸦片进口后，东印度公司为维持其在广州正常贸易的合法性，做出停止向广州贩卖鸦片的决定。此后，从事鸦片走私的主角变成英国私商（包括印度巴斯商人），即所谓“港脚商人”。但东印度公司完全掌握印度鸦片市场。他们向印度的农民放贷，引诱乃至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在将其收购后制成鸦片，在印度市场拍卖，由鸦片商人向中国走私。除英国商人外，当时参与鸦片走私的还有美国等国商人。后者从事的一项鸦片贸易是向中国贩运土耳其鸦片。

鸦片战争前，除极少数行号外，几乎所有在华英美商行都参与了鸦片贸易，其中多数扮演代理经销商的角色。东印度公司及其操控下的英印政府则从鸦片专营和拍卖中得到巨大利益。1837年，其鸦片收入达到150多万英镑。更重要的是，鸦片贸易支撑了中国—印度—英国三角贸易。英国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生丝等货物。自18世纪开始，茶叶在英国和欧美国家的消费量迅速上升。但西方能向中国出口的货物不多，主要是棉花、棉织品和毛织品，这些物品在中国销路不广。故西方商人只得运来大量白银以购买中国货，对华贸易长期存在逆差。于是，他们寻找到了一种“既可为中国方面接受，又能支付茶价，而且本身还可以赚钱”的商品，[37]即鸦片，来平衡对华贸易。他们将英国在印度得到的利润换成鸦片，再用鸦片换取白银，购买茶叶等商品后运回英国。这样，就将从印度得到的财富通过鸦片贸易和茶叶贸易送回了英国。

在鸦片贸易的早期，澳门是交易的中心。清廷严令禁止鸦片输入后，鸦片贸易成为非法。英国等国商人便将鸦片以走私的方式运到广州，再由中国鸦片贩子向内地运销。尽管清政府一再重申禁令，但由于官吏和缉私军队贪污收贿，对鸦片走私放任纵容，广州成为鸦片贸易的中心，广州省河充斥着从事鸦片走私的中西船只。这种情形，令清廷备感焦虑，道光帝在登基不久即严令广东官员认真查拿。1821年，两广总督阮元采取前所未有的严厉措施，对广州的鸦片走私进行了沉重打击。其结果是外国鸦片贩子退出广州附近的珠江水域，而在珠江口的伶仃洋一带建立了鸦片走私的新基地。他们将一些船只用作囤积、贮存鸦片的趸船，长期在伶仃洋一带碇泊、游弋，接收来自印度的鸦片，而中国鸦片贩子则用快蟹、扒龙等小型走私船只，将鸦片运到岸上销售。伶仃洋水域在此后十几年里都是集聚和输送毒品的中心。

由于广州的鸦片走私经常面临官府的查缉，鸦片商设法开拓其他的销售途径。1830年代初，查顿等鸦片商派遣船只到广东以北的沿海地区兜售。1836—1837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在道光帝严令之下，采取较为有力的措施打击伶仃洋鸦片走私，效果较为显著。但中西鸦片贩子在重利诱惑下，拒绝放弃这种生意。结果是广州内河鸦片走私死灰复燃，珠江口至广州商馆一带重新成为鸦片贸易的通道。同时，鸦片商较以往更为重视北方沿海的鸦片销售，派遣大量鸦片船北上售卖这种违禁品。在1830年代中后期，以这种方式销售的鸦片每年有数千箱。

鸦片吸食在中国传播很快，鸦片市场日益庞大。尽管清廷不断颁布查缉走私的谕令，但由于广东官员和军队收受贿赂，对这种走私活动予以纵容包庇，鸦片输入逐年扩大的势头无法遏制。1800—1801贸易年度，鸦片输入量为4570箱。1820—1821年度，印度鸦片在华销售4628箱，与1800—1801年度基本持平。但伶仃洋鸦片走私基地形成后，鸦片贸易反而获得更稳定的条件，输入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的势头。1821—1822年度为5090箱，1825—1826年度为10475箱，1830—1831年度突破2万箱大关，1830年代后期，达到3万箱以上。在巨大利益刺激下，印度鸦片种植面积也持续扩大。1828年比1818年增加了两倍，1838年又比1828年增加1倍。[38]

大规模的鸦片贸易带来的结果，是白银大量流出中国，从而打破了中西贸易原有的格局。18世纪到1830年的130年间，经由广州口岸进口的白银净数，在3.6亿元到4亿元之间。但到1817年后，英国船逐渐停止带进大量银币前来购买货物的做法，随后，美国商人也渐渐不再向中国输入银币以购买出口货，“因为英国在广州的贸易可以用供给他们伦敦汇票的方法以代替抽调西方国家白银储备这种不经济的方法”。[39]英国学者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在描述这一过程时也指出，“1804年以后，（东印度）公司必须从欧洲运往中国的现银数量就很少，甚至全不需要。相反，印度向广州输入的迅速增加很快就使金银倒流。在1806—1809年这三年中，约有七百万元的银块和银元从中国运往印度，以弥补收支差额；自1818至1833年，现金银在中国全部出口中整整占五分之一”。[40]总体而言，在1825年之前，中国尚为白银净流入国。但此后流出的白银开始超过进口的银元，中国成为白银净流出的国家。在白银流失高峰期的1837—1838年度，中国的白银净流出1000万元左右。1830年代白银净流出总计约为6500万元。在这之前的10余年，则流出和流入大致相抵。[41]

鸦片问题在中西双方都引起了激烈争论。鸦片战争前30余年间，从广州口岸流出的白银，在1亿元左右；加上中国沿海其他地区流出的白银，数量更为庞大。这就恶化了中国货币市场，出现“银贵钱贱”即中国流通货币铜钱价格不断下跌的局面。1790年，银、钱比价突破每两1000文，道光年间则达到每两1500文以上。嘉庆年间，已有官员对此表示担忧。1830年代，随着白银的加速外流，清朝官员对银漏的前景愈加不安。对“银贵钱贱”及其社会后果的恐惧，使清政府官员将白银外流的规模越发夸大。如1837年，御史朱成烈说每年广东海口出银三千多万两，沿海其他省份出银尚有数千万两。打动道光帝施行严禁鸦片政策的黄爵滋也说，“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42]

鸦片造成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后果亦令政府官员忧心。嘉道年间，吸食鸦片者日众，官吏、绅士、商人、兵丁、差役，乃至少数普通劳动者，纷纷加入吸食者行列，受其毒害。鸦片价格昂贵，所费不菲，吸食者往往因之贫困乃至破产。军队官兵吸食鸦片，战斗力低下。

在久禁无效的背景下，清朝内部出现了放弃鸦片禁令、实行弛禁政策的意见。正式向清廷提出这种建议的是太常寺卿许乃济。他在1836年6月上《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弛鸦片之禁，允许外国鸦片纳税合法进口，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不仅可以阻止银漏，还可增加财政收入；宽内地种植罂粟之禁，以抵制外国鸦片进口；禁止文武官员、兵丁吸食，普通百姓“一概勿论”。[43]这个建议被道光帝发给邓廷桢等广东官员讨论，邓廷桢等认为其建议可行。但这种主张引起不少清廷官员的反对。是年9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等先后上折，[44]驳斥许乃济的主张。朱嶟等反对弛禁鸦片以换取财政收入，认为这种政策不仅有伤国体，而且不切实际。他们指出应严禁走私，驱逐趸船，严惩贩卖，禁绝吸食。清廷命内外大臣就此展开讨论，结果是主张严禁者占多数。这促使道光帝的态度转趋严禁。自1836年底到1837年初，他多次令邓廷桢在广东严查鸦片走私，杜绝银漏。这样就促使邓廷桢严厉打击金星门、伶仃洋鸦片趸船。1838年，黄爵滋的奏折引起另一次关于禁烟问题的讨论。这份奏折在强调严防走私的同时，着重阐述“重治吸食”的主张，建议以死刑来遏制吸食鸦片之风。在道光帝将此奏折下发内外大臣讨论后，黄的观点得到官员们比较广泛的支持。道光帝此后更加倾向于严禁，而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则是此次禁烟讨论的一个结果。

在西方人士内部，也发生了一场关于鸦片贸易的讨论。在广州，这场辩论的主角分别是基督教传教士和鸦片商。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在广州创办发行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从1837年到1840年发表了多篇反对鸦片的论文，同时也刊载了不少有关鸦片问题的原始文献。裨治文在文章中强调，造成这场危机的首要原因是英印政府的“低下的道德状态”，使英国这样一个“主要的基督教国家”，处于“与她的责任和荣誉如此不相称的地位”。鸦片走私是“罪恶的源泉，毁灭生命、财产和道德”。他认为要改变这一切，西方人就必须以中国的禁烟运动为契机，“与中国维持一种正确的和有尊严的关系”。[45]为了公开辩论鸦片贸易问题，从1837年到1838年，《中国丛报》接连发表了两组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就鸦片贸易问题展开辩论。鸦片商人强调鸦片不是毒品，“食用鸦片在本质上是清白无辜的”，[46]声称这种贸易符合用西方文明战胜中国的排外政策的需要，辩称只要在中国进行的鸦片走私不触犯英国法律，英国人自己就不必在意。反对者则认为鸦片贸易违背了基督教道德原则，在中国造成了无数罪孽。当时坚持不从事鸦片贸易的美国奥立芬商行（Olyphant & Co.）的查尔斯·金（Charles W. King）发表公开信，指出鸦片对中国人的危害，呼吁停止这项贸易，“通过正当手段阻止这一邪恶与基督徒之名之联系”。[47]其他批评者也认为，中国政府严禁鸦片完全合理，也有利于合法的贸易。而进行鸦片贸易，却会使外国人在中国人眼里成为坏人的典型。当时在英美都出现了反对鸦片的宣传。1840年2月13日，伦敦的一批反鸦片人士成立了一个反鸦片协会，在英国进行反鸦片活动。[48]印度的报刊也加入了这场辩论。英国反鸦片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地尔洼（Algernon Sydney Thelwall）出版《对华鸦片贸易论》，详细阐述鸦片贸易的危害，呼吁英国基督徒团结起来，反对这一罪恶贸易。[49]

三 从对抗走向战争

从中西贸易中产生的各种体制性问题和利益冲突，使中英关系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无数的摩擦。当东印度公司结束对华垄断贸易后，成为贸易主角的英国散商，使这些摩擦迅速升级，最终导致两国从对抗走向战争。

东印度公司的遗产

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对外政策，曾经是东印度公司长期追求的目标。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相继来华，都是为了诱使中国政府在对英国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在东印度公司支持下由英国政府派遣的。但这两个英国使团均以失败告终。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失败后，东印度公司似乎接受了这一现实。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在1817年致广州特选委员会的信函中，不赞成后者在使团失败后对中国政府采取的对抗性态度，要求他们“在与中国这样的政府进行的一切讨论中采取最为谦恭和克制的态度”。[50]1818年，在听取了阿美士德使团的报告后，董事部告诫特选委员会，鉴于英国法律与中国法律在很多方面极为不同，“你们必须学会谨言慎行，以在任何情况下避免与中国政府之间产生会引起敌意的争执”。[51]他们警告该委员会不要对广东当局进行挑衅，“要使贸易持续下去，就要忍受广州那些讨厌的限制”。[52]然而，当其利益面临威胁时，东印度公司就会放弃这种“忍让”“谦恭”的温和策略。而特选委员会也往往无视这种原则，采取强硬行动。

1823—1828年广州行商破产案连续发生后，特选委员会和英国散商作出强烈反应，要求增加行商。在十三行中尚未正式破产的东生行，事实上又面临破产倒闭命运之际，特选委员会联合英国散商，企图迫使当局设法维持东生行，迅速恢复行商数目。包括巴斯商人在内的英国私商积极参加了这场对抗。特选委员会的大班盼师（William Baynes）等人，以商船拒绝进口、商馆成员离开广州甚至组织武装船员炫耀武力为手段，向广东当局施加压力。虽然这次发难最后并未实现全部目的，但散商们却对该委员会的行径一致喝彩。

1830年9月，3个印度巴斯人在广州杀死荷兰船长美坚治（Captain Machenzie），李鸿宾令南海县查究。特选委员会为了让这3名巴斯人逃脱中国法律审判，在荷兰领事番巴臣（J. S. Van Basel）的同意下将3名罪犯解到孟买，从而引起了中英双方的争执。10月4日，时任特选委员会主席的盼师违背广东当局的一贯禁令，将其妻子带到广州商馆居住，引起长时间交涉。11月，在发现英国商馆有人乘坐轿子从而违反了长期以来的另一项禁令后，广东当局又向英人提出措辞严厉的警告。与此同时，为了对英人施加压力，广东当局又令人在商馆围墙上张贴总督谕示，英国人认为其中含有“侮辱性”的言辞而大为不满。11月底，东裕行司事“五爷”（谢治安）因与英人勾结、为英人代理购买轿子一事被捕，并经受严刑，最后死在狱中。此事在英国人当中激起强烈反应，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折辱。[53]1831年5月12日，鉴于英国人擅自在商馆广场添加围墙、码头等建筑物，广东巡抚朱桂桢偕同粤海关监督带领军队将违规建筑强行拆毁。这一切，后来都被英国人当作严重挑衅。朱桂桢还命令随从“将（英国）前国王画像的遮布拿开，并坐在它的前面”。[54]这一举动，后来被英国人斥为对英国已故国王乔治四世的侮辱，从而也是对整个英国的侮辱。同时，李鸿宾又颁布了经修订的“约束外人八项规条”，对有关来华外国人的管理问题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这次商馆事件和管束外人规条，成为中英冲突走向新阶段的导因。在此过程中，特选委员会和英国散商都以强硬的态度与广东当局对抗。他们一面向广东当局提出抗议，一面多次向英印政府求援，企图请求后者到广州来展示英国的武力，以使中国屈服。

从律劳卑到罗便臣

1834年7月，英国首任驻华首席商务监督律劳卑（John Napier）抵达中国。他希望能够立即建立与广东当局的直接官方关系，但遭到后者的拒绝，由此引起了中英双方的冲突。

与1796年和1816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不同，此次律劳卑来粤，事先并未向清政府或广东当局正式通报以便磋商。他到澳门后才向两广总督卢坤通报，要赴广州上任。卢坤认为，律劳卑等人乃是“夷目”，这种史无前例的“夷目”进省，非以往的大班可比，因事属创始，必须先行奏明请旨，在皇帝旨准之前，不能进省。但律劳卑在7月25日径赴广州，次日又一改由行商居中传递信件的旧规，派人手持其函件到广州城门递交而未果。卢坤表示不能接受律劳卑擅自赴省的行为，要他回到澳门；同时重申，清政府行政架构中没有管理贸易之专门机构或职官，与律劳卑这种“总管本国贸易”的“夷目”地位相应，贸易问题须通过商人商讨。律劳卑希望通过自己赴广州上任这一行为，改变中英之间的交往惯例，因广东当局的坚决拒绝而遭受挫折。

卢坤表示天朝规矩不容逾越，但指的是这种规矩在改变之前不容挑战，并没有说它不可改变。事实上也曾“另立章程”，以适应东印度公司退出广州贸易之新局面。卢坤所争者，是律劳卑在清廷做出决定之前应遵守现有规章；所拒绝者，乃是管理商务的英人与两广总督立即进行直接交往的制度性安排。但他并未拒绝因英人的要求而在制度上作出改变的可能性。

然而，律劳卑却要求卢坤立即接受英方改变交往方式的意志。他拒绝退回澳门，在8月26日发布告示，对中方进行指责。在此情况下，卢坤感到无法以商议的方式让律劳卑放弃自己的立场，当然他自己也绝不会做出更多的让步，遂于9月2日下令停止英人贸易，封闭英国商馆，断绝供应，以使律劳卑就范。在此期间，律劳卑为坚持自己的强硬立场，一度召两艘英国兵船强入省河，企图以炫耀武力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但卢坤未为所动，调集水师与其对垒。不少英商也无法忍受在正常的贸易季节中断交易带来的损失，对律劳卑的态度提出异议。律劳卑在内外压力下，心力交瘁，于9月21日与英兵船一同退出广州，前往澳门，10月11日病死。

在这一冲突过程中，律劳卑不仅不接受两广总督—行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这种公文往来方式，而且拒绝两广总督—行商—英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这一方式，将两广总督—英国驻华商务监督间的直接联系当作唯一可以接受的中英交往模式，拒绝从这一立场做出任何让步。他还坚持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之地位与两广总督相当，故其致后者的函件用平行的“书”的形式，拒绝使用东印度公司时代大班们上书时所用的、在他看来代表卑下地位的“禀”字。在这一点上，中英双方也发生了争执。[55]卢坤的言行中所表现出来的固然是文化傲慢心态和固守旧章的僵硬态度，而律劳卑表现的则是难以抑制的超级强权“日不落帝国”不可一世的嚣张和傲慢。卢坤坚持英人必须遵循中方“体制”，但指出体制的变更亦有可能，但更改中英交往体制的权力在清政府。而律劳卑的主张则是，中方须按英方立场，抛弃以往“不合理”的做法，刻不容缓地接受英国官员驻粤、双方文书直接往来的主张，并按他的要求立即采用新的交往体制。他蔑视卢坤的要求，擅赴广州，又让广东当局接受其旧有体制必须立即改变、不容谈判的意志。因此，1834年的中英冲突，可以看作两国对于交往方式的决定权的争夺，而两种相持不下的“体制”不过是被双方官员利用的工具。在这场争斗中，律劳卑才是进攻的一方，卢坤采取的其实是守势。

律劳卑在1834年8月致函英国政府，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在辉格党内阁下台后短暂担任托利党内阁外交大臣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对于律劳卑所持的态度颇为不满，表示当时英国政府并不想采取武力行动，而是打算以和解的方法，来建立英中商业关系。继律劳卑任首席商务监督的是原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成员德庇时（J.F.Davis）。德庇时向英国政府报告，自律劳卑退出广州后，黄埔的贸易已恢复正常。他认为商务监督的职责是谨慎地避免采取任何行动，以免妨碍中英贸易。他进而明确表示，“在中国人未采取进一步动作之前，在我们这方面保持绝对的沉默和静止的状态，似乎是最适宜的方针”。[56]11月10日，德庇时等将这一政策向在华英商做了更具体的宣示，强调“鉴于事情的实际状态，他们认为自己应该保持绝对的沉默以等待国王的最终决定”。[57]这种“沉默政策”的含义是，在英国政府制定、律劳卑执行的对华政策失败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和在华英商都暂时接受现状，维持对华贸易，等待英国政府的进一步决策。

德庇时认为他的“沉默政策”很有效。在他之后的第三任首席商务监督罗便臣也基本上维持“沉默政策”，不做与中国官方建立联系的任何努力。他甚至认为，与中国官府的联系越少，就越可以避免困难与危险。1835年11月25日，罗便臣将其办公地点从澳门移到停泊在伶仃洋上的“路易莎”号（Louisa）上面，以便绕开在澳门遇到的限制，并切实为鸦片贩子的事业服务。但复任英国外相的巴麦尊子爵不同意这一做法，在收到他的报告后不久就将他免职，接替他的是义律。

突破体制的努力：义律和邓廷桢

与罗便臣对中英关系的理解不同，义律认为应与中国官方接触，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应该面对现实，英国政府亦应调整政策。他要求对行商这一交往渠道进行认真评估，接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时代的中英交往方式，按照旧有的惯例，通过行商与广东当局进行交往，放弃无所作为的沉默政策。他认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并非英国政府真正的代表，其职能与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相似，故采取与特选委员会同样的方式与中国交往不会有辱国格。为此，他与罗便臣之间产生了公开的矛盾。

接任首席商务监督后，义律试图马上着手与两广总督邓廷桢联络。但他的上述意见，遭到英国外交部的否决。巴麦尊在回信中还告诫他，不得在给广东当局的文书上书写“禀”字。不过，在收到外交部的这项回复之前，义律已决定按他的主张起草了致两广总督邓廷桢的禀帖，并在1836年12月底正式递交。这意味着他想放弃坚持了两年多的“沉默政策”。他在禀帖中要求邓廷桢允许他赴广州任职，发展两国关系。邓廷桢同样希望抓住这次由义律主动创造的机会来打破双方关系僵局。在对义律的情况进行调查后他奏报清廷，建议按照从前对待东印度公司大班的规格，让义律作为英人代表住广州，得到道光帝的许可。义律在1837年3月底领到粤海关核发的赴省红牌，即于4月12日作为英国驻华商务正监督赴广州履任，给广东当局的禀帖中自称“英吉利国领事”。[58]当时在粤其他各国领事，均由商人充任。义律自称“领事”，便与中国官方仍倾向于将其当作大班对待的心理相符合。不过，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便在实际上与从前的大班有所区别。

但是，义律是在没有英国政府授权的情况下采取上述行动的。他陈述的所有理由，都没有使英国外交部在不得通过行商与中国官方交往这一原则上让步。巴麦尊在收到义律的报告后，在1837年6月给后者的训令中措辞严厉表示不批准其已经采取的行动，并对义律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采取如此行动进行斥责，指示他立即将此决定通知行商和两广总督，明确规定义律只能与两广总督直接进行公文往来，且不再使用禀帖形式。[59]义律对此命令只得服从，向邓廷桢要求双方进行直接的公文往来，并停止在公文上书写“禀”字，为邓廷桢所拒绝。在此情况下，义律于12月2日从广州退往澳门，结束了自4月以来与广东官方的直接交往。

义律与鸦片问题

在前述义律努力与广东当局建立联系的同时，清政府内部因许乃济的奏折而引起的讨论正在进行中。义律意识到，鸦片问题日趋复杂，而清廷对鸦片问题也越来越重视，这是他可以利用的一种局面。故他一方面极为耐心地推动与广东当局之间的官方往来，一方面又在策划将当时还未进入外交层面的鸦片问题升格成中英两国之间的问题。他认为，对英人普遍从事的这种非法生意要予以保护，当许乃济的建议被否定后，义律写信给英印总督和英国舰队司令，要他们派战船到珠江口展示武力，试图将英国政府和英国军队卷入鸦片问题。在邓廷桢等奉命严禁鸦片后，他又积极活动，准备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进行干预。

邓廷桢在1837年打击伶仃洋鸦片基地时，曾希望利用他与义律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让后者对英国鸦片商施加压力。但令他失望的是，义律对伶仃洋的鸦片趸船“袖手不顾”，反而趁邓廷桢要他向英王转交关于鸦片问题的信件之机，要求建立官方之间的直接关系。邓廷桢作了一些让步，但不久义律就在巴麦尊的严令之下离开了广州，双方的正式关系断绝。不过，义律却不甘心就此失去他费尽心血开创的局面。在广州内河鸦片贸易复活导致中英之间关系趋于紧张的背景下，1838年3月，义律向邓廷桢递交了一份非正式呈文，表示他从广州退出后，对广州英人无法管束，要求恢复交往。是年7月英国东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Frederick Maitland）率领的舰队抵达珠江口时，他再次进行了试探。但均因双方执着于体制问题而未果。

义律对于鸦片贸易并无好感。他的兴趣在于利用鸦片问题加强自身的地位，并为打开中英关系的僵局服务。故他在1838年底改变以往的策略，希望通过配合广东当局的禁烟行动重开中英交往之门。是年12月3日，英国鸦片商因义士向广州商馆区偷运鸦片被清军缉获，广东当局随即对他进行驱赶。因义士嚣张地抗拒中方的执法行动，并希望得到义律的支持。英商的抗拒使广东当局停止其贸易。义律趁机介入此次鸦片问题引起的危机，试图在中英关系上有所作为。他对因义士的行为表达了不满，认为后者应该受到道德上的指控。12月12日，义律从澳门到广州，决心对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商进行整顿。17日，义律召集广州所有外商开会，表示鸦片贸易“已经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义愤”，使所有国家的对华贸易面临终结之危险，要求英商停止在广州内河走私鸦片。次日，义律发布了一个致全体英人的正式告示，要求“所有属于英国人的，曾在虎门口内经常性地或偶尔从事非法的鸦片贸易的帆船、快船和其他各类小型帆装船只，自即日起限3日内退出虎门，并不得返回再次从事这一非法贸易”。义律警告说，任何在此类船只上从事鸦片贸易之人，杀死或重伤中国人，将面临死刑之严惩，如果此类船只被中国政府捉拿并没收，英国政府也将不予干预；这类船只上的英国人如果武力反抗中国政府的巡查和缉拿，则是非法行为，将自行承担其后果。[60]这等于宣布了，继续从事内河鸦片走私的英国人将失去英国政府的保护。

在采取上述措施后，义律着手重建与广东当局的关系。23日，他向邓廷桢递禀，谴责因义士的贩烟行径，通报他已令英人鸦片船退出省河，但要请邓廷桢与他进行直接公文往来，将驱逐鸦片船的告示给他，以便他的命令更为有效，对英人的管束更有保障。[61]为了换取邓廷桢的同意，他表示愿意以后以禀帖的形式向广东当局行文。从以上所述情况来看，义律表现出一定的诚意。邓廷桢也在26日作出积极的回应，允许广州府、广州协照其所请，“权宜给汝即谕”，同时强调“嗣后事有交涉，仍由总商传谕，不得援此为例”。[62]为了巩固已取得的进展，义律在28日的第二份禀帖中强调，“将来有要事，仍求府、协转行教遵，方能办得动”。[63]对此，邓廷桢表示有条件的同意。

这样，1838年12月30日，在退居澳门整整一年后，义律在原东印度公司商馆前再次升起英国国旗。这似乎标志着中英关系回到了1837年的轨道。31日，义律要伍浩官报告邓廷桢，他已令所有鸦片船退出了黄埔，于是，广东当局在当天就下令恢复正常贸易。[64]同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发布致全体在华英人通告，宣布重开与中国的官方关系，表明义律的地位获得中国官方的认可，再次强调商务监督具有结束内河鸦片走私局面的责任。[65]义律通过这些措施，在来华英商中建立其实际的管辖权力的企图，也是很明显的。

义律禁止英商从事内河鸦片走私的命令，在当时被后者所遵守，尽管这些鸦片商的喉舌对义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巴麦尊在1839年6月收到义律关于此次行动的报告，表示“完全批准”义律在贸易停止后“采取的步骤”，包括“重新建立与中国当局的官方关系”，但要求义律“不失时机地施加压力”，要中方同意将来在呈递文书时，“用不那么令人不快的字来取代禀字”。[66]这表明，作为英方的原则，他希望中方最终接受英国对不用“禀”字的要求；同时也说明，巴麦尊在交往体制上的立场暂时也出现了某种松动。这是义律久已盼望的许可。这样，在1839年初，似乎出现了中英关系能够超越双方的体制和观念障碍而有所发展的可能性。但这种局面很快被当时迅速发展的形势所打破。

武力侵华局面的形成

义律寻求以正常交往的方式与广东当局发展关系，遭到英国政府的诸多限制，这是因为英国政界和军界在183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武力强迫中国改变对外政策的主张。在1830年代早期，英国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还抱着谨慎态度。1832年，英国政府指示新任印度海军司令约翰·戈尔（John Gore）“永远不要采取任何导致卷入与中国的敌对状态的政策”。1834年7月，英国海军部要求戈尔，必须令其麾下军官保证不在珠江停泊，绝对不可以进入虎门。[67]但戈尔通过对中英关系的观察，在1834年2月建议海军部，派一艘军舰常驻新加坡，并“在合适的季节定期访问伶仃洋”，从而“增进商业上的信心，并使居心不良者感到畏惧”。英国海军部在收到报告后批准了这一建议，但指示他仍须谨慎从事。[68]这就确立了英国海军在必要时武力干预对华关系的原则。律劳卑就是乘坐海军战舰“安卓玛治号”（Amdromache）闯入虎门的，后来还得到了战舰“伊莫金号”（Imogene）的增援。他认为应该让中国遭受“彻底的军事失败”。8月14日，他还建议英国应派一支小型军队“占领香港岛”。[69]到1835年，新任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卡佩尔（Thomas Balden Capel）建议派一艘有16门炮的小型战舰到澳门，以“显示国家利益，并支持消沉的商人精神”，[70]进一步将英国对华关系与其海上武力联系到一起。

1834年10月，德庇时致函英印总督本廷克（William C. Bentinck），说除非“陛下政府认为应当采取强制手段”，中国政府将不会改变对外政策。[71]1835年3月，英国外相威灵顿也提出，在中国水域“保持一艘大型驱逐舰和一艘较小战舰”。[72]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秘书郭士立在1835年写给英国外交部的专题论文《论我们对华关系的现状》中建议，如果广州的贸易再遭停顿，或英国商人再次遭到“侮辱”，即采取“强烈的报复行动”，“为此目的所使用的武力须足以给中国人的傲慢以致命的打击”。[73]复任外交大臣的巴麦尊，在1836年3月采纳了郭士立等人的建议，认为“从保护英国商船和财产免遭劫掠和令英商、海员服从命令的必要性起见，应派一艘战船长时驻扎在中国基地，并应指挥该战船司令官与英国政府在华机构保持联系”。[74]而1838年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来华，即是海军部在巴麦尊的要求下，落实这一决策的结果。

巴麦尊指示马他仑与义律保持联系。义律在邓廷桢发起的禁烟行动走向深入之际，希望将鸦片问题更深地卷入中英关系中。他建议英国政府派遣特使，在由驱逐舰、轻型战船和汽船组成的舰队的护送下，到中国海岸战略要地舟山群岛碇泊盘踞，以海军力量的展示来威慑中国政府，使后者实行已经讨论过的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政策。同时，英国还应在中国海岸保持一支海军力量，以“保护从事合法生意的英国和平臣民的事业不会遭到阻碍或中断”。[75]但巴麦尊在1838年6月给义律的指示却是，英国政府不打算承担保护鸦片走私的义务，英国鸦片商必须自己承担风险。[76]这对义律的态度产生很大影响，故到1838年底因义士内河贩烟事发导致贸易停顿事件发生后，义律暂时放弃了武力保护鸦片贸易的主张，转而与广东当局合作以控制和影响局势。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以上所述义律与邓廷桢之间在广州内河禁烟问题上的短暂合作。

但广州内河禁烟协议的效果尚未显现，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已容不得鸦片问题的继续迁延。道光帝在白银外流问题的沉重压力下，禁烟政策骤趋严厉。同时，邓廷桢对伶仃洋鸦片贸易的打击，却导致了鸦片走私重回广州内河，并向靠近清朝统治腹心地带的北方海岸快速蔓延，也使清政府感到问题愈益严重。在邓廷桢与义律尚在沟通协商之际，道光帝已决心重用一向主张严禁鸦片的林则徐，派他为主持禁烟的钦差大臣，南下掌控大局，以收海清河晏之效。

在林则徐到达广州前后，义律正在努力落实他与邓廷桢达成的在广州内河肃清英人鸦片走私的协议，从而维护英国在华的贸易利益。同时他也与珠江口外的英国战舰联系，为即将到来的危机作准备。

林则徐3月10日到广州后，迅速采取了禁烟措施，在3月18日包围了广州商馆区，迫使鸦片贩子缴出鸦片。这就使义律维持相安之局的计划破产，他转而采取强硬立场。当时在澳门的义律向英人发布了措辞激烈的告示，并在3月下旬赶赴广州商馆。3月27日，他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令英人缴交鸦片，表示英国政府将为此负责。这就将英国政府彻底卷入了鸦片问题。在其后的日子里，义律极力说服英国政府对华采取军事行动。他的建议被巴麦尊接受。中英关系终于走到了战争的关头。

[1] 本章由吴义雄撰写。

[2] 所谓“中国礼仪之争”，是指17世纪到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及罗马教廷关于中国礼仪是否违反天主教教义的争论。这一争论从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当中产生，但影响面日益扩大。罗马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Pope Clement XI）于1704年颁谕禁止中国教会采用中国传统礼仪，导致康熙帝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教士从事在华传教活动。

[3] 〔美〕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7页。

[4] Robert Inglis，The Chinese Security Merchants in Canton and Their Debts，Canton，1838，pp.18-19.

[5] 该公司还在广州保留了一个“财务委员会”，从事投资活动。参见〔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172页。

[6] 参见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第17—27页。

[7] “Foreign Residents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 5，no.9，January 1837，pp.426-432.

[8] The Canton Press，October 28th & November 4th，1837.

[9]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Canton Register，November 29th，1836.

[10] 这些规则包括：（1）关于一般商业问题的规定；（2）关于与行商交易的规定；（3）关于鸦片贸易问题的规定；其他一些外商公共事务的规定。详见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第40—45页。

[11] 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见《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1838年11月3日编者评论。

[12] 《行商李应桂禀帖》，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文海出版社，1967，第37页。

[13]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the Viceroy of Canton，dated 3rd October，1829，” The Canton Register，December 22nd，1829.

[14] 《道光九年四月初五日上谕》，蒋廷黼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551页。

[15]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74页。

[16]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58页。

[17]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卷，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第533页。

[18]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第331—334页。

[1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98页。

[20] 《郭士立给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Great Britain，Foreign Office（以下简称 F.O.），General Correspondence before 1906，China，17/15，pp.27-28.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171—172页。

[22] 斯当东认为：“似乎从一开始，外国人作为个人，如非涉及命案，即可免除帝国律例之处置。”1808年，清廷上谕中说，除命案之外，“所有其他案例，依律属情节较轻，故不必抵命者，罪犯应遣送回国，由其国治罪”。见George Thomas Staunton，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London：John Murray，1822），p. 132.马士曾说：“外国人同外国人之间的商务纠纷，一向不告诉中国人，而这点也正符合于中国人的办法。”见氏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109页。

[23] G. W. Keaton，The Development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vol. I（New York：Howard Fertig，1969），p. 78.

[24]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卷，第554页。

[25] 《粤海关监督常显谕外洋行商人等》，嘉庆十三年二月初七日，F. O. 233/189/121，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s，China：miscellanea.

[26] 该件原无日期，约在1800年春，F. O. 233/189/35.

[27] “War with China，” The 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September 8th，1831.

[28] “The Future，” The Canton Register，February 13th，1838.

[29] “On the Recent Discussion，No. 2，” The Canton Register，November 4th，1834.

[30] 所谓“治外法权”（英文extraterritoriality 或 exterritoriality）本是指国家之间相互授予、有特定身份的外国人享有的、不受所在国法律管辖的特权或豁免权。但在近代中国，这个名词意味着外国人根据不平等条约享有的司法特权。

[31] “Royal High Majesty’s Instruction to the Superintendent of British Trade in China，” January 25，1834，attachment，“An Act to Regulate the Trade to China and India，” F. O. 17/ 5，pp.52-53.

[32] 这三道发布于1833年12月9日的训令见F. O. 17/4，pp.66-71，74-75.

[33] “A Bill Instituted an Act to Authorize the Establishing a Courts or Courts with Criminal and Admiralty and Civil Jurisdiction in China，” F. O. 17/23，pp.211-212.

[34] Charles Elliot to Viscount Palmerston，July 4th，1837，F. O. 17/21，p. 2.

[35] 义律向英国政府做了报告，见“Rules of Practice and Proceeding，” and Appendix，F. O. 17/33，pp.307-321.向在华英人正式公布于The Canton Press，July 27th & August 3rd，1839；The Canton Register，July 30th & August 6th，1839.

[36] 李圭：《鸦片事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本章以下简称《鸦片战争》）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206页。

[37]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7—8页。

[38] Tan Chung，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1840-1842（Durham：Carolina Academic Press，1978），pp.91，84.

[3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30—231页。

[40] 〔美〕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页。

[41]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第371页。

[42] 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54—255页。

[4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00—202页。

[44] 朱嶟：《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许球：《洋夷牟利愈奸内地财源日耗敬陈管见折》，田汝康、李华兴：《禁烟运动的思想前驱：评介新发现的朱嶟、许球奏折》附录，《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

[45] E. C. Bridgman，“Remarks on the Present 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8，no.1，May 1839，pp.2-8.

[46] James Innes，“Remarks on the Opium Trade，being a Reply to the Papers of Choo Tsun，Heu Kew，Another Reader，and V. P. M.，”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 5，no.11，March 1837，p.526.

[47] Charles King，“Premium for an Essay on the Opium Trade，”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 5，no.9，January 1837，pp.413-418.

[48] “Opium，” The Canton Register，June 9th，1840.

[49] A. S. Thewall，The Inquinities of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Wm. H. Allen & Co.，1839.

[50] Herbert John Wood，Prologue to War，The Anglo-Chinese Conflict 1800-1834，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38，p. 368.

[51] Herbert John Wood，Prologue to War，The Anglo-Chinese Conflict 1800-1834，p. 347.

[52] Herbert John Wood，Prologue to War，The Anglo-Chinese Conflict 1800-1834，p. 373.

[53]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第89页。

[54]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第291页。

[55] 即使在后来不平等条约实行后，清政府仍然规定英国领事与道台“同品”，而与督抚地位悬殊，相互文书往来“未便概用文移二字”。见《中外往来仪式节略》，1880年11月13日，《总理衙门致英国公使照会节录》，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377页。

[56] John Davis to Palmerston，October 12th，1834，F. O. 17/6，p. 105.

[57] Charles Elliot，“Official Notice to British Subjects in China”，November 10th，1834，F. O. 17/6，pp.148-149.此公告刊登于The Canton Register，November 18th，1834；中译件（不完整）见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42—43页。

[58]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89、95、98页。

[59] Palmerston to Captain Elliot，June 12th，1837，F. O. 17/18，pp.22-25.

[60] Charles Elliot，“Public Notice，” Charles Elliot to Palmerston，January 2nd，1839，inclosure no. 9，F. O. 17/30，p. 31.此告示刊载于Supplement to The Canton Register，December 18th，1838；以及The Canton Press，December 22nd，1838.二者略有区别，详后。

[61] 《义律致邓廷桢》，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57—158页。

[62] 《广州府、协致义律》，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59页。

[63] 《义律致邓廷桢》，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59页。

[64] Charles Elliot to Palmerston，January 2nd，1839，F. O. 17/30，p. 4.

[65] Charles Elliot to Palmerston，January 2nd，1839，inclosure no.14，Edward Elmslie，“Official Notice to British Subject，” December 31st，1838，F. O. 228/9，pp.41-43.该通告刊载于The Canton Register，January 1st，1839.

[66] Palmerston to Charles Elliot，June 13th，1839，F. O. 228/11，p. 29.

[67] 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ion，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 49.

[68] 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ion，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pp.49-50.

[69] Susanna Hoe and Derek Roebuck，The Taking of Hong Kong（Surrey：Curzon Press，1999），p. 33.

[70] 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ion，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p. 68.

[71] Anonymous，Review of the Management of Our Affairs in China，since the Opening of the Trade in 1834（London：Smith，Elder and Co.，1840），p.203.

[72] “Memorandum by the Duke of Wellington，March 24th，1835，” in Anonymous，A Digest of the Despatches on China，with a Connecting Narrative and Comments，p. 11.

[73] Charles Gutzlaff，Present State of Our Relations with China，see George Robinson to Palmerston，March 26th，1835，inclosure，F. O. 17/9，pp.126-158.

[74] 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ion，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p. 71.见John Backhouse to Charles Wood，November 17th，1836，F. O. 17/17，pp.175-176.

[75] Charles Elliot，“Memorandum，” November 19th，1837，F. O. 17/22，pp.37-46.

[76] Palmerston to Charles Elliot，June 15th，1838，F. O. 228/8，pp.18-19.后来代表鸦片商利益的一位作者评论说：“一个中国大臣也不会写出比此信对英国利益更有敌意的信件了。”见Anonymous，Review of the Management of Our Affairs in China，since the Opening of the Trade in 1834，p.172.

第三章 近代的开端：鸦片战争[1]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近代中西碰撞过程中的首次国际战争，是陷中国社会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战争，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性质较前有了很大改变，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划时代的事件，古代历史和近代历史由此区划，中国社会开始步入近代。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 战争的酝酿：茶叶、白银、鸦片

1840年4月4日，英国政府将对华战争议案提交国会，遭反对党质询，9日下午，在辩论无果的情况下就反战质询案表决，赞成262人，反对271人。“托利党的反战决议案只以五票之差被否决”。[2]一个相当微弱的多数，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对世界上人口最众国家的战争动议得到通过。

从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谈起

1841年12月，战事正酣，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亚当斯（J. Q. Adams）发表演说：“一般的看法都以为争执不过是为了英国商人输入几箱鸦片，中国政府因其违法输入而予以查抄，但是我却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看法。这只不过是争端中的一个偶然事故，而并不是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磕头！”[3]此言何来？指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英国使团的来华经历。当时清朝没有近代外交理念，只有宗藩观念。马氏抵华后，清廷一如既往地视为“贡使”，朝见中国皇帝依例当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抗不遵从，认定他只向上帝和女性下跪，清帝不属此列。经反复磋商，清廷同意屈一膝以为礼，并拒绝马氏提出的交涉要求。1816年，英王侍从官阿美士德（W.P.Amherst）率使团再度来华，因拒绝叩首，连嘉庆帝都未见到就被遣送回国。这个使团只是为囚禁在圣赫勒那岛上的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提供了一点借中国人来发泄其刻意嘲弄英国人的材料。亚当斯的解释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无法构建平等的国家关系，只有诉诸战争。

因此之故，西方学界十分流行“文化价值冲突论”，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主要是文化观念不一，古代中国人不以磕头为耻，但西人难以接受。看法有些道理，却不全面，可以说没有把握战争最主要的根源。鸦片战争的发生是综合因素所致，但其中最重要的不是文化因素，而是经济原因，在于茶叶、白银、鸦片等。

“古”丝绸与“新”茶叶

古代中外贸易，以丝绸为开端，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越过帕米尔高原到印度、波斯，渐至欧洲。“丝绸之路”也成为古代中西交通的代名词。但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从而结束长达两千余年丝绸在中外贸易中的霸主地位。茶在中国的培植饮用可溯商代以前，但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人所知，与同为中国远古产品的丝绸相比，何其“新”也！

茶叶在外贸中地位的崛起突然而急速。1550年，欧洲人第一次听说“茶”，知道有这种奇妙物品的存在。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Ramusio）将“茶”的字眼载入其著，茶形诸欧洲文字。1606年荷兰人从万丹将第一箱茶叶运抵阿姆斯特丹，茶首抵欧洲。1635年，这种新饮料在法国露面。1657年，荷兰人把少量红茶转运英国，茶叶登陆英伦。1662年，英王迎娶葡萄牙公主凯瑟琳（Catherine），茶饮带入宫廷，凯瑟琳被称“饮茶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失时机地迎合王室嗜好，1664年，公司购2磅2盎司茶叶“作为一种珍奇的礼品”赠送英王，据称“香味隽永作用柔和”，“每磅获奖五十先令”。[4]茶叶最初在欧洲还另有功能，就是被当作药物，甚至“被释义为救命之物”。[5]1667年，伦敦街头广告：茶能“舒筋活血……治疗头痛、眩晕忧伤，消除脾胃不适”。[6]经销茶叶已具有看得见的商业价值。1668年，东印度公司抢先在政府注册，获运茶入英国的特许。18世纪初，茶叶开始向大众饮品过渡。1766年，茶叶在英国每磅平均售价约5先令，[7]几乎每个英国人的钱包都负担得起，“从公爵到最卑微的挤奶女工都要饮茶……连洗衣妇也认为，在早餐时她不能没有合适的茶”。[8]茶叶给英国人的生活带来变化，“中午稍晚一些时候，人们要停下来喝茶，在18世纪，午茶演变成一顿分开的饭点”。[9]中国茶叶竟然能使整个外国民族的作息习惯发生变化！茶叶的流行，还缔造出一批依靠茶叶为生的经销商。1765年，英格兰有大约5万家小酒馆和小食店出卖茶水。同时，英格兰和威尔士有32234名有执照的茶商，这些都是合法茶商，如果加算没有执照的茶商，数量可能翻番。[10]茶叶还成为英国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1723年，开征茶叶税，“在7年中，税额每年上涨12万镑”。茶税不断提高，在18世纪中叶保持在100%或更高的税率水平上。[11]高关税带来走私猖獗，造假也应时而生，曾发现“有数百万磅计的野山梨叶、桦树叶和其他树叶被掺杂在茶叶中出售”。[12]茶叶的普及也引出担忧。克来顿（J.Clayton）宣称：“饮茶嗜好可耻地吞没了人们的时间和金钱”。[13]诗人摩尔（H.More）将茶叶的提神作用同骚乱联系在一起予以痛斥。[14]旅行家海崴（J.Hanway）声称喝茶对女性的损害来得特别大：“有多少你的甜蜜的性奴隶，由于喝茶使得她们的消化能力萎缩，精神低迷，无精打彩，郁郁寡欢，神志恍惚，尽管本能还存在，但通常已是打不起多少兴致。”[15]但民众的消费才不管文人的诅咒，到18世纪末，作家又留下这样的文字：“除非有人断言：谈论茶叶是在谈论流言蜚语，那么，联合王国的每个人都在谈论流言蜚语，因为他们都喝茶。”[16]华茶征服英伦不可阻挡。

1720年代前后，是丝绸和茶叶贸易地位互换的转折点。1717年，在英国对华贸易中，“茶叶已开始代替丝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1722年，在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56%的比例，1761年更达92%。18世纪末，公司索性把丝绸、瓷器等留给私人“优待吨位”（privilege tonnage）去经营，公司集中经营茶叶。在1834年公司解散前的最后几个年头，茶叶干脆成了公司“从中国输出的唯一的东西，……以至国会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须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在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三百三十万镑，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17]荷兰的转折也大致相同，1729年，茶叶在荷兰输出华货总额中的比例已占85.1%。[18]美国也出人意外的一致，“在18世纪20年代，这种饮料（茶）已成为新英格兰日常伙食的一部分”。[19]但北美十三州的茶叶贸易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利用垄断抬高价格；英国政府也借机剥夺殖民地，1769年5月，英国决定废除《托时德法案》（Townshend’s Revenue Act）其他物品的关税，茶税除外，使得北美茶叶价格居然高出英国本土一倍。[20]他国的低价走私茶也大批量进入，1769—1772年，英国输入该地区茶叶10619900磅，法国、瑞典、荷兰、丹麦四国输入的茶叶19902000磅。英国因此颁布《茶叶法案》（Tea Act of 1773），旋引发波士顿骚动，愤怒的民众把297箱英国茶叶倾到海湾，进而成为独立战争的导火线。这段历史人所熟知。茶叶这一小叶片的威力直可洞见，居然在北美引发了一场大革命！缘此，美国独立后，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带回的货值中茶叶占92%。到1796年，美国在中国收购的茶叶数量已比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还要多。[21]因茶叶的关系，太平洋上“最年轻与最古老的两个帝国”建立起了直接联系。

茶叶成为18世纪国际贸易的最重要货品，无怪乎，人们要将此称为是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丝茶贸易地位的互换不能单纯视为两个出口货品的消长，内中包含深巨的“历史意义”。从为高等人提供华贵锦缎到为大众提供日常饮料，转折的确是历史性的。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交通的不发达，高昂价格使得古代国际贸易主要是为皇家贵族服务；近代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服务对象由上流社会转向民间大众，丝茶贸易地位的升降典型地反映出这一时代的重大转变。

茶叶在近代西方的流行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随着地理大发现，几乎在同一时期，非洲的咖啡、美洲的巧克力和亚洲的茶这三种“异国嗜好”不约而同至欧洲。巧克力入欧是1520年；咖啡1615年由阿拉伯中传威尼斯。这些“提神醒脑”的新饮料几乎同时在欧洲大行其道，从人群嗜好的角度透射出社会业已出现或正在酝酿着重大变化：人们比以前有闲了，城市生活更丰富了，公众活动更多了，品茗喝咖啡都有人聚才好，咖啡馆等应运而生，并屡屡成为近代欧洲重大革命和风潮的策源点，巧克力、茶叶、咖啡都属“兴奋剂”，在欧洲各国革命的前夜流行起来，中世纪毫无生气少有交往的黑暗封闭的时代已经或即将结束，旧时宁静的心态不再平静，躁动的人群需要“兴奋剂”来温润和发酵。另一方面，茶叶普及又与英国等的清教运动有关，18世纪早期在牛津大学任教的韦斯廉（J.Wesley）就主张圣公会徒以茶代酒，“茶叶对那些严守教义墨守成规的人是一种很好的饮品”。[22]还有价格因素，“酒的价格对于平民来说还是略为昂贵了，茶叶却较便宜”。[23]有大宗消费才可能有大宗生产，而大宗消费必有特定的环境，中国古已有之的茶叶偏偏在18世纪后的欧洲获得广泛市场，绝不偶然。东西方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主要不是通过某些政治制度，而是通过经济，通过与普通人群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件件物品。

茶叶引出的问题：白银、人参、棉花和鸦片

西方需要茶叶，拿什么来和中国人交换呢？当时的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在西方之上，[24]又加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配，和时紧时松的海禁闭关政策的作祟，使海外商品在中国的市场十分狭窄。所以，中西贸易呈单向流态，西方人需求中国的东西却拿不出相应的交换物品，形成贸易一边倒的格局。中国并不需要西方的一般产品，但有例外，就是银子。自五代以来，白银作为货币的使用酝酿数百年，到明朝成不可遏制之势。

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米与钱贱而不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溢滥。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25]

1436年改行以银为主的币制，而银的产量比之需求在中国更显匮乏。[26]外商所能做的就是以白银来购华货。据统计，只是英国人，在1721—1740年间，用来偿付中国货物的94.9%是金银币，只有5.1%是用货物来冲抵。[27]入华白银的主要来源地是当时世界银的最大产出地——美洲。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秘鲁和墨西哥的银产量在16世纪时占世界产银总量的73%，17世纪占87.1%；18世纪占89.5%。[28]无怪乎，魏源对当时中国流通白银的来源作出让人惊心的估计：“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29]问题随之而出，长期的恶性开采使美洲银矿枯竭，并拉动世界银产量的下挫，世界银产量在1781—1800年是28261779盎司，到1811—1820年，降至17885755盎司，1821—1830年更跌到14807004盎司。[30]而工业革命的开展和殖民者的称霸战争使得用度剧增，再是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开展，不再向欧洲宗主国提供白银；还有1779年后，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其银元市场被封闭，所以从1779年至1785年“没有一块银元从英国运到中国”。[31]几相夹击，欧洲白银的缺口愈益严重。

在严峻形势下，除英美外，大多数原先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只有淡出中国市场。以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对华出口来说，1764年，总值1908704银两，其中英国为1207784银两，占63.3%的比重，其他欧陆国家总合为700920银两，占比36.7%。此时的美国尚未形成独立国家。英国虽占大头，其他国家的份额也不为小。到1795—1799年度，情况显著变化，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对华出口总值为5908937银两，其中英国占90.9%的份额；美国占6.3%，而其他所有欧美海上贸易国只占2.8%；到1825—1829年，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对华出口总值为9161314银两，其中英国7591390两，占82.9%；美国1534711两，占16.7%，而其他所有欧美海上贸易国只有35213两，占0.4%；连1%的份额都不到。再看欧美各海上贸易国从中国进口，1764年，总值为3637143银两，其中英国1697913银两，占46.7%，其他欧陆国家总合起来为1939230银两，占53.3%。到1795—1799年，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从中国进口总值为7937254银两，其中英国占72.1%；美国占17.6%，而其他欧美海上贸易国只占10.3%；到1825—1829年，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总值为14390108银两，其中英国10215565两，占71%；美国4116182两，占28.6%，而其他所有欧美海上贸易国只有58361两，所占份额与出口值同样为0.4%；同样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32]

唯有少数国家还能维持并发展对华贸易的不坠。一是美国，依靠的是几种特殊货品。人参，据说这种人形草根植物在当时的新英格兰等山林中有成片野生，运至广州后以每担170两售出（上好洋参可售188两），“花旗参”自后在中国消费者的心目中奠定了鼎鼎大名。皮毛，约从18世纪90年代成为输华品的大宗，以海獭皮、海豹皮为主要。此外还有来自土耳其等地的转手鸦片。同时，美国人依靠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传统友谊及与当地独立革命者们的密切关系，还能从美洲弄到若干输往中国的白银。[33]

二是英国，鸦片战前，在中英贸易中能够改观对华贸易入超局面的不是来自西方的货品，而是来自东方印度殖民地的货物，先是棉花，后是鸦片。中国的植棉史可上溯商周，渐成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在中国有着极广阔的市场需求。1704年7月21日，东印度公司船“凯瑟琳号”（Catherine）运入厦门1116担原棉，[34]是输印度棉的开始。不过，印棉在中西贸易中取得决定性地位还是70年以后的事，1770年代，中国发生饥馑，政府鼓励种植粮食，导致对进口棉的需求加大，1775—1779年，在广州贸易的主要输入品中，印棉的价额是年均288334银两，首次超过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价额（年均277671银两），定位在英国输华第一大货品的位置。[35]此局面延续到1819年。从事印棉输华的多是“散商”。东印度公司把最赚钱的茶叶贸易垄断不放，在其他货物上对散商开些口子，以“许可证制度”等，从中获利，并通过散商赢利部分改变中英贸易英方逆差的局面。1774—1797年，印棉交易额占散商贸易总额的95%以上。[36]

但情况并不总是顺利，印棉输华同时受到中国和英国市场的制约。在中国，印棉只是补缺，没有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棉花生产，受中国国内棉市的影响很大。1805年，“麦尼克商号”运至广州一批棉花，到港后，“行商都不肯碰一碰棉花包”。末了，由“浩官”降价收购，为此亏了一万多元。谁知，翌年，因为中国棉花歉收，转成俏货，这年输入了大约14万包（31万担），正常年景约输入6万包，价格也好得惊人，过去不太好销的孟加拉棉创每担十四两五钱银的新高；这只是广州价格，在南京可以卖到32两。但随后，“广州市场上的棉花又几乎等于是死货”。[37]印棉入华还形成与英国本土棉纺业的原料竞争。兰开夏的温湿气候极有宜于棉纱的纺织，棉织业因此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历史起点。1785年，机械织机诞生，纺织业通过蒸汽机率先实现由小手工业向近代工厂的过渡，工业革命在凯歌行进。棉纺业的迅猛发展又带出“棉荒”，英国不产棉，原料依靠进口，殖民当局鼓励印度植棉。18世纪下半叶，引进中长纤维的陆地棉，从此印度成为世界棉花的最大出口国之一。1701年输入英国的原棉不过100万磅，1802年达到6050万磅。[38]既然英国本身的棉花都不够用，又岂能坐视印棉的大量流入中国？

故，造成19世纪初叶中国与西方贸易全局变动的不是棉品，而是鸦片。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荷兰人将印度麻洼（Malwa）及果阿（Coa）等地出产的鸦片和枪管灼火吸食法传入中国。1773年，英国驻孟加拉总督哈斯廷（W.Hastings）提出由东印度公司承揽鸦片，建立“收购承包人制”，英国的鸦片贸易以政府同大公司联手实现垄断专营和规模体系，迅即成为对华鸦片输出的最大商家。而前此的普拉西之战使英国征服了孟加拉，当时世界上几个最大的鸦片产地——麻洼、比哈尔（Behar）、八达拿（Patna）等均在英国控制下。1820年，英国输华棉花和鸦片的份额逆转，鸦片输出值首超棉花。[39]

输华鸦片在毒害中国人身心的同时榨取其财富，西人几百年追求未得的白银由中国转流欧洲的企望，经鸦片贸易得以实现，完成英国对华贸易长期逆差的改观。通过鸦片究竟有多少白银流出中国，统计很不一致，有研究表明，1807—1829年，中国有4000余万银元被英国人运出广州口岸，而1829—1839年，中国的白银净流出量约为6500万银元。[40]结果是“纹银为内地之至宝，今外夷烟土不以货物与我易，必以纹银向之买”。1836年后，清朝有关方面展开鸦片弛禁的讨论，观点两立，却又殊途同归，立足点都是从日趋严峻的白银危机来考虑，反对弛禁的想以严禁鸦片来防止白银外流；赞同弛禁的则主张以高关税来实行鸦片贸易合法化，杜绝走私，以货易货，不让银子出现在鸦片交易渠道。时人把“一年数千万之纹银不为外洋席卷”看作是那个时期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若能解决，“从此民财日盛，催税日盈”。[41]情势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的地步，终于促使道光帝在1838年下了严禁鸦片固塞白银外流的决心。

在1835年前的十年中，鸦片使印度的“土地价值提高了四倍”，使印度对英国制造品的消费量增加了10倍；鸦片收入提供英印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42]鸦片堪称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中英印三角贸易的基石。于是乎，在1838年清政府实行严厉禁烟政策后，英国政府要作出如此强烈反应——为邪恶的毒品贸易不惜打一场国际战争，因为这个基石在英国殖民者是万万不能抽动的。战争不可避免。这就是1840年代之前中国和西方交往的主要历史线索。

二 战争的进程：占领土地及其他

1840年6月21日，英国远征军抵达珠江口外，鸦片战争爆发，对中国领土的夺取、易手、霸占成为牵引战事的重要线索。

从多个目标到倾向舟山

英国政府策划战争时，就将获取中国土地作为首要目标。1839年10月18日，外交大臣巴麦尊（H.J.T.Palmerston）向驻华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传达内阁意见，要求秘密做好战争准备（抛售货物、撤退侨民等），拟夺取中国“一个岛屿地方，它可以作为远征部队的一个集结地点和军事行动的根据地，而且以后作为贸易机构的牢固基地，因为我们对这样的某个地方想要保持永久占领”。1840年2月，在制定对华条约草案中，割让岛屿为最关键内容，设想如中国不同意，则以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来替换。[43]不难看出，侵占中国领土是英国侵华目标中最重要的部分，为此，英国不惜放弃其他重要特权。

但在攫取哪块中国土地上，英国政府内部各持己见。开始时提出台湾、海南、福州、厦门、舟山等候选目标，后逐步排除。海军部次长巴罗（J.Barrow）觉得台湾太大；而靠英国舰队的兵力封锁包括海南岛在内的中国海岸是不可能的。英印总督奥克兰（L.Auckland）认为福州、厦门距中国首都遥远，威慑力量不够。[44]在选择中，舟山日渐突出。义律很早就鼓动武力占领舟山。称“舟山群岛良港众多，靠近也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当然还拥有一条最宏伟的河流和最广阔的内陆航行网”，腹地是出口商品丝茶的主产区，如把舟山辟为自由港，将成为“大不列颠的商业中心”，该中心“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基地之一”。义律的建议得到普遍认同。巴麦尊提到，“舟山位于广州与北京的中段，接近几条通航的大河河口，从许多方面来看，能给远征军设立司令部提供一个合适的据点”。[45]1840年2月20日，英政府下达作战部署，先封锁珠江口，然后以主力占领舟山，在岛上建立屯兵转运基地，再向白河河口发展。舟山成为英国图欲在华攫取占领地的首选。

1840年7月6日，英军攻占舟山，是役为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军队首次大规模交战。《泰晤士报》即时以兴奋语调发表消息：“英国国旗第一次在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土地上飘扬。”[46]至此，舟山成为战时中英争夺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战后，又一度成为中英两国外交的症结。英国在舟山成立了殖民当局——巡理府，宣布岛上的民政、财政和司法管理均由英方执行，并把舟山划为自由贸易港。

从舟山到香港的转换

殊不知，事态变化一波三折，1841年2月25日，英军撤出舟山，使浙省官员松了一口气。次日，清军葛云飞部“收复”失地。而在此前，英军占领香港，完成英国霸占中国岛屿从舟山到香港的战略目标转移。英方何以要“莫名其妙地撤出”（巴麦尊语）图谋已久的舟山？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占领舟山后英军水土不服导致大批病亡所迫。依据是参加占领舟山的英国海军上尉奥塞隆尼（J.Ouchterlony）的统计：1840年7月13日到12月31日英军的生病人数有5329人，病死448人。[47]此病死人数是整个鸦片战争中英军战死人数的5倍，舟山英军约3000人，人均得病近两次。[48]情况确实严重。但这决不是构成英军撤军的主要原因。

因为，在英方代表提出归还舟山的时候，英军病亡远没有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懿律（G.Elliot）和义律7月30日就离开舟山北上天津白河口，之后再没有得到来自舟山的具体消息。8月30日同直隶总督琦善会谈，鉴于琦善对英军占领舟山的特别抵触，英方表示如果中方能满足条件，“退还舟山便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49]这时，英方代表还没有得到英军病亡趋于严重的情报，他们得知这一情况是在白河口交涉后重返舟山以后，这在9月29日义律给巴麦尊的汇报中有确凿证明：

我们关切地告知阁下，昨天，我们回到舟山的时候，听到了有关军队士兵健康的坏消息。[50]

是的，后来义律得知英军大批病亡的消息，更加促使其舍舟山另图。在前引义律汇报中，他向英政府提出“在广州附近得到一个岛屿”来替换舟山的建议。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征兆，说明义律已经把霸占中国领土的目光调换到广州附近。还因为白河交涉时已经达成协议，双方将回广东谈判，就近占领毕竟更方便。既然不能把英方放弃舟山归因于英军的大量病亡，那么，是什么导致英军的撤出呢？

首先，与中方的态度有关。会谈伊始，琦善就指责英军占领舟山是“非常错误的”，“皇上不可能割让”，并把归还舟山作为接受英方某些条件的最主要前提。[51]中方立场使英方代表明白永久占领舟山的计划势必遭到清政府的强烈反对，这不能不使身处前线的义律等人修改原来的战略意图。其次，驻华英商对义律等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这些商人是发动战争的有力鼓动者，但战争又给他们带来巨大损失，据估算，因为战争，英国有2万吨船舶被封锁于中国港口外，有3000万磅茶叶停运，使英国减少关税收入300万镑。[52]1840年11月25日，几个在对华贸易中占重要份额的公司联合致函驻华代表，抱怨英军封锁广州后，贸易停止，要求重开广州贸易。[53]这对长期担任商务监督的义律不能不形成大的压力，12月13日，义律书信奥克兰，为“避免无限期中断贸易的麻烦”，“我将会在远远没有实现本国政府要求的情况下停止下来”。两天后，他又致函巴麦尊，表示所作停战决定“将不考虑个人的得失”。[54]驻华英商还对义律形成另一方面的推力，从1839年11月中英贸易断绝，英商被逐出广州转赴澳门等地，遭葡澳当局阻拦，英人只有往来于香港等地。还有，1840年11月，舟山的部分英军病员曾试图转移马尼拉，被西班牙殖民当局拒绝，这部分人也被送到香港。所以，这一时期的香港已然成为英商的货物存放和转运基地以及英军的医疗和休整处所，行情看涨。

1840年12月，广东会谈开始，这时，懿律因病回国，由义律负全责。11日，琦善照会要求交还舟山，“一日占据彼土，即一日不得谓之恭顺，即一日不能奏请通商”，口气强硬，“大皇帝抚有万邦，人稠地广，添船添炮，事有何难，岂有因定海一县，遽肯受人挟制之理。”12日，义律照会，声称只要满足赔款、开埠、公文往来平等、交还俘虏四项，就可在协议批准后的一个月内撤出舟山；但撤出的军队要在“香港岛”暂驻。[55]这是英方代表在正式场合首次提到香港，表明已将目光从舟山移注香港。英人屯兵香港的打算当即遭到中方反对。琦善向朝廷报告：

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

以为香港不能让，但增开一处口岸“似为得体”。[56]急于看到交涉成果的义律却不愿等待下去，恫吓“此地有大批部队集结，拖延时日必定会在他们中间引起焦躁不安的情绪”。又发最后通牒，要求中方接受条件，否则将“采取军事手段”。[57]英方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驳回。侵略者图穷匕首见，1841年1月7日英军向大角、沙角炮台发动进攻，使广州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炮口之下。这场战役在鸦片战争史上规模不算大，但在中英交涉史上却具转折意义。此役造成的态势对英方是个鼓舞，从此，义律向中国索取领地不再游移，而首次亲见英军炮火威力的琦善等人被极大震慑，特别是所用的“空心飞炮”更造成很大的恐怖感，“该夷现在所用飞炮子内藏放火药，所至炸裂焚烧，不独为我军所无，亦该夷兵械中向所未见。经此次猖獗之后，我师势必益形气馁”。[58]据琦善奏，此间广东巡抚、水师提督、广州将军，以及前总督林则徐、邓廷桢同琦善举行了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佥称藩篱难持，交锋实无把握。”[59]琦善等对清军的防守能力也通过此役有了更痛切的领教。虎门炮台的炮眼，“其大如门，几足以容人出入，若彼轰击，竟致无可遮蔽。”最令人担心的是清军表现，防兵在战斗打响后，乘机向指挥将领“讹索银钱，否则欲纷纷四散”，“兵心已大可概见”。[60]广东大员的态度有所软化。

8日，义律提出将穿鼻（中译本为沙角）出让英国，限三日内答复。11日，琦善回复称沙角为清朝官兵阵亡地，忠义灵魂的聚所，英人“在该处寄寓，亦甚不祥”，答应代为奏请在“外洋”另择一处让英人“寄居”。[61]英方同日复照声称“同意接受香港海岸和港湾以代替沙角”，并表示只要中方允其所请，即不再要求增开口岸而归还舟山。义律舍舟山取香港的战略意图也完全明朗（据认为，义律对香港的兴趣还由于其有利的地理条件：港口开阔深水，有东、西两个进出口，全天候可用；而舟山港深度不大，入港要经过许多曲折水道）。请注意，义律这份照会的中英文本略有不同，英文原件词句的准确直译应该为“香港海岸和港湾”，但在汉译本中除香港岛外，还多出一个尖沙咀的地名。[62]尖沙咀是九龙半岛的岬角，与香港岛的中环隔1.5公里的海面相望，构成今维多利亚湾。英文照会大略提出港湾，并不能认定就是尖沙咀，译成中文时，却转成尖沙咀。如所周知，鸦片战争时代中英文书往来均以中文本为准，双方交涉多在此基础上进行。核查档案，英文原件中没有的尖沙咀（Chien-sha-tsui）字样在英方中文秘书（Chinese secretary，亦称“汉文正使”）的存档中已出现，当是中文秘书马儒翰（J.R.Morrison）在译成中文时改动添加，其文句是这样的：“今拟以尖沙咀、红坎即香港，代换沙角予给尚可行，若除此外，别处则断不能收领”。[63]马儒翰的改动是汉语水平不高造成的笔误还是有意为之，不得而知（此间，译才奇缺及不胜任，导致一系列重要文件上翻译歧异，并带来严重后果）。

其改动最初大概不为全权代表义律知晓，因为在14日义律又发照会，英文原件仍只要中方将“香港海岸和港口割让”，还是没有尖沙咀字样，尖沙咀也只是到中译本中才出现。[64]马儒翰的这一有意无意的改动造成的结果却十分要紧，原本只提香港，现突兀出现两地，加重中方疑惑和震惊，因在此前日，琦善曾派鲍鹏前往交涉，义律曾与鲍鹏当面商议，仅只要求中方割让一个地方，突然价码增高使中方不知所措。更严重的是，尖沙咀所处的位置非同小可，香港“面临背山，殊非泊船要澳”，如果尖沙咀在中方控制下，英方对维多利亚湾就不便利用，“查尖沙咀与香港对峙，中阻一海，该处藏风聚气，可以停泊”。[65]所以，琦善特别在意。15日，琦善申明“尖沙咀与香港系属两处”，要求英人履行“前日与鲍鹏面定之言，只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接此照会，英人当十分高兴，英人原本意在香港，尖沙咀只是一随意所译的地方，反使英人由而轻取香港，于英人是再便宜不过了。次日，义律复照，说不再“坚持”尖沙咀，只“以香港一岛接收，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66]英方向中方作出并不存在的让步。17日，义律通知中方将舟山即行交还，以诱使琦善尽快定约。18日，琦善以“现在诸事既经说定”的复照含糊作答。20日，义律发布“给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声称与中国钦差达成了包括“把香港岛和港口割让给英国”的“初步协议”（请注意，义律此时仍沿用“香港岛和港口”的名目，佐证两地名仅指香港岛而言，并不包括尖沙咀。稍后，义律曾向英国外交部详细汇报中英交涉经过，也未谈及曾向中方索要过尖沙咀一事）。[67]

26日，英军强占香港，完成从舟山到香港的目标转换。义律似乎从中发现了尖沙咀的“价值”，又一再加以利用。30日，义律声称中方应从尖沙咀撤除炮台和军士。2月5日，琦善复照中国军队撤出尖沙咀。英军随即开进拆除炮台。24日，当中方调兵准备再战时，义律又以长期“据守”尖沙咀相恫吓。[68]

香港问题的一波三折

琦善为英人代奏寄居香港，遭清廷断然否定。1841年2月15日，道光收到琦善奏报后表态：香港“岂容逆夷泊舟寄住”，又严责“琦善身膺重任，不能申明大义，拒绝妄求，甘受逆夷欺侮……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命奕山为“靖逆将军”，“调集各路精兵声罪致讨”，准备发动广州战役。[69]

英国政府也对义律的索港作出否决。1841年2月中旬，奥克兰率先得到消息，急函义律，对此举表示不满。4月，消息传到英国，反响更大，伦敦39家公司的商人致函巴麦尊，谴责义律把“这次远征的目标全部牺牲”。利物浦50个厂商联名致函呼吁政府干预中国事态。英国外交部提交义律对政府规定目标的执行情况，有关舟山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结论是义律有辱使命。英政府最感恼火的是义律竟然轻率地放弃舟山而自作决定地去占领香港这个“几乎没有人烟的荒岛”。巴麦尊致信义律，对交还舟山大加指责，并对香港发表了带有很大情绪化色彩的轻视言论，认为无论在政治还是经贸上，香港都几乎毫无价值可言，通知义律被免职。5月3日，巴麦尊咨文英国海军部，为确保攻占舟山的兵力，可以从香港撤出任何部队，表明为舟山不惜放弃香港的决心；并照会中国，宣布英军将“再占舟山”。[70]8月22日，新任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H.Pottinger）率兵北上，10月1日，再陷舟山。

璞鼎查抵华后，对港岛转而表露出特别兴趣，鼓励建设，“约摸一年时间，街道开始出现，集市和居住区、码头和栈桥次第修建”。[71]清政府也在积极谋求收复香港，为此，道光迭次下谕。这时，正好出现台风，香港左近受重创，道光认为此乃天助，应乘机一举收回香港，朝廷决心很大，以六百里急谕“勿再失机宜，致干重咎”。奕山等根本不想发动什么收复香港之战，推说“须谋定后动”；还声称英军主力离港，但“狼贪不遂巢穴，晋兵船十余只，在广东香港等处洋面，聚集汉奸数千人飘忽出入，拦截善后”，提出保广州比克香港更重要。清廷设计的收复香港计划未及发动便胎死腹中。[72]

1841年8月，英国政局更迭。辉格党的迈尔本（W.Melbourne）内阁让位于托利党的皮尔（R.Peel）内阁，阿伯丁（G.H.G.Aberdeen）入主外交部，在对华政策上，辉格党更富进攻性，托利党略显缓进。11月4日，阿伯丁致信璞鼎查，宣布对巴麦尊的政策“作一些重要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内容是以通商贸易政策取代占领领土政策，即注重在中国开放四至五个口岸而放弃对中国领土的“永久征服”。不仅香港，而且舟山，均不主张长期占领。原因是：

长期占有这些领土的关系必定会带来很大的费用，而占领这些领土使我们能够无视中国政府而进行贸易的范围却似乎有些令人怀疑。它还将倾向于对我们在政治上同中国人保持比我们所希望的更多的接触，而且也许不可避免地最后导致我们参与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这个奇特的民族和该帝国政府中发生的争夺和变动。[73]

新任殖民部大臣斯坦利（L. Stanley）则将璞鼎查所称“富有创造力”的新居香港者视为一些投机商和小偷小摸，还有躲避中国法律追究的逃犯，这些人“流窜聚集在港岛，导致香港最终的命运是只能放弃”，并表达了内阁的新想法，“不再追求中国领土，除了对英国人在华所受的伤害和屈辱能有满意的偿还外，英方不再要求更多的东西，早先的占领地计划被建立在对华友好和安全商业交往基础上的新计划取代”。1842年1月，外交部正式通知璞鼎查，在香港一切非军事用途的建筑物停建。殖民部也命令：“停建港岛上所有正在进行的永久性建筑。”[74]英国政府似乎想放弃在华建立殖民地的政策。

迈尔本内阁时，驻华代表想收缩，内阁急于扩大。皮尔内阁时却反了过来。在驻华代表的自行其是下，1842年2月16日，香港自由贸易港地位被重申，25日，商务监督公署从澳门迁港，各类殖民机构建立；民用建设大规模展开。3月，璞鼎查致函阿伯丁，“希望能够推迟放弃香港岛”。5月，又两次书信阿伯丁，明确反对在华“无索取政策”，璞氏语带夸张地指出：“中国的富商现在都从广东和澳门聚集香港”。还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立意，认为拥有香港，“将使英国在同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在华竞争中占有先着”。[75]

英军还对中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迫使其屈服。1842年7月15日，道光上谕：“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26日，说辞略变，“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两谕十分重要，上年琦善因香港等问题受惩后，清官员无人再敢提香港，现转由皇帝提出）。[76]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关于舟山，璞鼎查按令行事，当清朝开放五口并于1846年1月付清“赔款”时，英军将予交还。关于香港，璞鼎查却未遵政府指令，条约第三款完成了对香港岛的法权割让。当天，璞鼎查向阿伯丁报告缔约经过，承认“保留香港是其唯一超越政府训令之处”，但强调“在中国的日日夜夜都愈益使他确信，拥有这块殖民地对大英帝国在华商贸和其他重要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可或缺的”。其后璞鼎查的做法得到内阁的多数赞同。皮尔首相写道：“无庸置疑，这份条约对结束我们在中国的困局提供了完全令人满意的内容。”[77]阿伯丁、斯坦利等虽持异议，也不得不表示让步，斯坦利对璞鼎查先斩后奏造成香港既成事实的做法不无恼怒：

反复争论已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璞鼎查的计划中，香港已然成为英国的了。即或在条约签订以前，璞鼎查已经在岛上建立了管理机构。[78]

义律、璞鼎查两任驻华代表关于香港的安排得到政府认可，英国政府与驻华代表间的意见趋于一致。可见，英国在华攫取领地是一个随势而定的过程，既有“蓄谋已久”的一面（国外多有学者认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只是“因为垂涎中国的金银，并非觊觎领土”，[79]对此我们不能认同），更有随机调整的一面；既有英国政府的旨意，但驻华代表的意志似乎起着更大作用，早在1840年2月，英政府就赋予驻华代表对中国岛屿实施占领的决定权。比较起来，鸦片战争前夕和初期英国政府的对华殖民战略，更注重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表露出更大的侵略胃口，其一度准备长期占据的舟山为中国第四大岛，鸦片战争只是近代中外相逢的初次交手，很难想象清政府会将如此重要的地区出让。而当时仍为僻远小岛的香港得手则相对容易。无疑，身在战区的义律、璞鼎查的方案更切实“可行”，英国政府侵略中国领土战略的随其调整也势在必然，此乃英国对华地缘战略的重大变化，其后影响中国150余年。

三 战争的结果：从外到内的变化

从广义上来说，鸦片战争是农业文明社会与工业文明社会的交会，是中古封建社会与近世资本社会的冲撞。西方列强对华进攻的总目标是：拆除先前屏障，将“华夷之辨”改为西方“规范”，将中国纳入西方世界的“总秩序”内。为实现目标，战争与条约是两个交互使用的手段。从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历时两年有余的鸦片战争，不能说短暂。但战争结果一经用所谓条约的形式法律化，非法的战争结果便成了一种貌似“合法”的内容，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制度，其影响比战争本身远为长久深巨。英国人魏尔特（S.F.Wright）把《南京条约》称作“外国对华贸易的大宪章”。[80]这又不局限于贸易领域，鸦片战争是中西关系质变的临界点，整个中外关系至此逆转，旧格局随条约缔结而俱逝，中国被不情愿地拉入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带有外部世界强力植入中国内部的表征，变化也从与外人接触最密切的领域开始。

敲开大门

用暴力撞开中国门户，强行占领土地，迫使开放口岸，拓宽进入孔道，都带有尽可能拓展在华空间的意味，步步实现人流物流的随心所欲入华。

（1）口岸门户。如果说，占领香港，是建立外来势力便捷入华的据点，那么，口岸开放则给列强打开了进入中国的多个渠道。清朝的口岸政策多有变迁。1757年，清廷下令关闭江、浙、闽关，外商只准在广州贸易。这便是被后来史家称为“闭关政策”的主要措置。此后85年间清朝实行广州独口外贸政策，鸦片战争后有了改变，转为五口通商。1842年8月12日，英方开列《所要各条款》，其中大部分与口岸关联：①准许英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并驻扎领事；②英国货在五口一次性纳税后，“可遍运天下”，不再加税；③英国以占领的镇海招宝山、厦门鼓浪屿及舟山作为监督中国开埠的抵押，只有等五口开放后，才将三地归还中国。因为“形势万分危急，呼吸即成事端，冒死允夷所请以拯民”，中方代表接受英人索求，[81]却没有得到朝廷完全同意。17日有旨，同意增开上海、厦门、宁波三口，“但只许来往通商，不许久住据为巢穴”；至于福州，必须“撤去”，万不得已，以泉州替代。22日，再旨“福州地方万不可予”。清廷对福州格外看重，无外乎系福建省会和闽浙总督驻地，再因为临近武夷茶区。遵旨，耆英等只好将福州不开放等再行交涉。英方“坚执不从”。[82]其间，议和大臣们还策划了一出由民众代表出面，由“老民张宗睦”以及“绅士阮训、郑瑞檀、邵涛等”向英国代表吁请“不准福州一处”。[83]这类冤民倾诉的中国传统把戏对凶悍的侵略者不起任何作用。29日，《南京条约》签字。31日，上谕批准，五口开放得到最高当局认可。此举对后来的历史影响甚大，外向型城市的崛起、口岸及租界等项制度的形成，均以此为起点。

（2）外国妇女进入口岸。《南京条约》第2款开头一句是：“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家眷，寄居五口。”其中“带同家眷”四字多不被现代人所理解，认为这并不成为问题。然而，在那个年代，却是一个每每将中英两国引至战争边缘的问题。

清朝早期，实行来华外国妇女留居船上的政策。随着来华外人增多，1746年，两广总督下令禁止西方妇女进入广州，只准停留澳门。[84]这是清朝当局明文禁止外国妇女进入口岸的开始。时有描述：

我们这些可怜的广州（外国）人，都是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连女人的声音，即使你不爱听也罢，都是一种奢侈品，广州政府的官员是不允许他们的外国同性们享有的。[85]

禁令行之，遭来华外人的反对。终于在1830年发生了“盼师案”。盼师（William Baynes），时任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是年10月4日，公开带着妻子和葡萄牙籍婢女从澳门进入广州，并违反规定乘坐轿子，引起中方强烈反应，两广总督李鸿宾转饬总行商伍受昌令其退回澳门。英方认此是极大侮辱，向广东督、抚、将军和粤海关四衙门提交抗议：“根据英伦法令，每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因此在谕令上所称的所谓外国妇女就是外商的婚配妻子。公司工作人员每年需要六个月或更长的时间留在广州”，如不许携带夫人，实在不合情理。广东官宪对抗议书“严行驳斥”，令将“番妇”遣去，否则派兵入馆驱逐。英方遂从停泊于黄埔的外船上召集武装水手百余人进入商馆。局势一触即发。31日，英国武装人员撤回黄埔。11月30日，盼师夫人回澳，危机暂时过去。[86]

盼师案加剧了对峙。中方因此加强了对外商的管理，英方则以更强烈的愿望要求突破束缚。1839年11月2日，一批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联名向英国政府递交建议书：“用足够的武力”强迫中国政府接受“家庭关系上自由采行欧洲习惯……自由携带妻子家属……不受侮辱，不遭迫害”。[87]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提出“对华条约草案”，内中标示此内容，民间呼吁变成政府行为。1842年8月，中英举行缔约交涉，亲身参与谈判的张喜记录：“十四日（8月19日），微雨，黄（代理江宁布政使黄恩彤）、咸（四等侍卫咸龄）两大人出城与夷人会议，不许夷人携带家眷”。[88]中方代表搁置诸多今天看来远更重要的问题于不顾，而将“番妇”问题专门交涉，反映时人的看重。耆英的另道上奏称：“举凡设领事、立夷馆、住家眷，势不能遏其所请”。[89]这些都是英方势在必夺的特权。条约签字前夕，英方警告：“英国人的眷属在各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居住问题”等项“都是极关重要的”，“如中国方面加以拒绝或抱拖延态度，必至严重影响两国方在开始的和平”。[90]中方无力抗衡，对外国妇女的禁令，在英军炮口下废除。这在国人中引起复杂反应。条约签订当天，耆英奏报：

至向来夷船进口，携带家眷，止准留住夷船，不许寄居会馆，立法本属严益加严。窃思夷船之所以难制者，诚以飘忽往来于洪涛巨浪之中，朝东暮西，瞬息千里，是以能为遥患。今若有室庐以居其货，有妻孥以系其心，既挟重赀，又携室家，顾恋滋多，控制较易。况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情，即以暗柔其性，似更不必遇事防闲。[91]

耆英等人稍许变化的西洋观不能说被那个时代官绅阶层的大多数认同。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看到《南京条约》的第一反应是“夷妇与大皇帝并书……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92]痛感英国女王在条约中居然与清朝大皇帝名号并列，难以向后人交代。当时以留意“夷事”著称的夏燮更写下“通商约内，先将挈眷一层叙入”将导致“城乡眷属，与女夷亦通往来，是则祭野起辛有之叹，徒戎贻江统之忧。夷人出幽谷而迁乔木，华民服左衽而言侏离，毋亦地气之循环，感应于人事者耶？”[93]对夷夏大防演化成夷夏混同，感愤更为深沉激越！外国妇女进入口岸，不能说是很复杂的事，却被提升到传统中断、道德失落乃至人民叛离、用夷变夏的层面，后果可谓至大至深了！

（3）香港与口岸贸易问题。《南京条约》及附件的中英文本在字句上有若干差异，其中区别较大的有《虎门条约》第13款。众所周知，在中外立约初始年代，译才极缺且不胜任，文本字句的非诈欺性区别本不足怪，但对此，原为侵略者的西方却向受侵略的中国不依不饶地追究了百余年。

英国占领香港后，宣布其为自由贸易港，港岛贸易陡增。1842年，停泊香港的船舶总吨位为136336吨，翌年增至180572吨。但好景不长，1844年后增速急剧减缓，1847年甚至下降。[94]一时间，香港财政减收，职员士兵扣薪，房地产抛售，投机家破产，时任港府汉文正使的郭士立称：“香港地方贸易出现的状况，比最感失望的商人所做的估计还要糟得多”。[95]对港岛贸易出现的大幅起落，西方学界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是，将此归咎于中方在《虎门条约》第13款中玩了猫腻，以此阻止中国的非通商口岸地区与香港发生经贸往来，进而“窒息”香港“合法的贸易”。[96]费正清（J.K.Fairbank）甚至将此冠以“著名的（famous）第13款”。[97]

对照条约文本，确有不同，歧义在：汉文本限定华民在香港置货须用华船载回，英文本对此规定含混；更重要的是中文本最后一段话，即除五口外，“其余各省及粤、闽、江、浙四省内，如乍浦等处，均非互市之处，不准华商擅请牌照往来香港，仍责成九龙巡检会同英官，随时稽查通报。”为英文本所无。[98]

长期以来，西方每每以此责难中方：“这一句话之所以不见于英文本，明白表示出，那时中国政府的本意，是连中国船舶也不准在香港与未辟埠通商各口岸间享有往来贸易的权益”。1847年8月11日，港督德庇时（J.F.Davis）宣称这“无异是中国交涉人员的一种欺骗行为”。[99]1849年，曼彻斯特企业主向英国政府递交备忘录，称此举是“对华商务发展不振的真正原因”。[100]这些言论还影响到西方学者的评判。某些研究香港史的作者提出：清政府对这项背信弃义条款的利用，使得1844年后的香港除走私鸦片外，“其他的货物交易全部停滞”。[101]马士也以讥讽口气评论：“中国人虽不习惯于条约，但在谈判中倒是能手，因为管理香港贸易的章程，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扼止住这个初生殖民地的兴盛。”[102]中国人作假似成定论。对此污指，有必要澄清。

英国获取香港之初，港岛经贸呈战时繁荣，香港贸易未引起英方注意。1842年9月，中、英善后交涉，英方提出：“严禁华民，除议明五港口外，不准在他处与英人交易”。[103]值得注意，这是战后对华人外贸区域试图限制的首次提议，证明，率先提出限制五口以外的中国人与英人贸易的并不是中方，而恰是英方自己。英人作此议部分原因是顾虑到这一时期中国沿海海盗走私贸易的猖獗以及中英民人间的冲突。英方建议得到中方认可，成为协定。[104]

1843年1月，虎门谈判启动，香港与内地贸易也在议题中。璞鼎查首先要求中国对港贸易自由化。这无异于推翻几个月前才订立的《南京条约》有关对英开放以五口为限的规定。中方断然拒绝，要求遵守上年所定的协议。英方答“允遵照旧章，泊船黄埔，不敢胶执在香港交易之请”。[105]由此看来，中方态度明确而坚定，英方态度游移而松动。6月23日，耆英赴港与璞鼎查面议，英方继续要求对香港开放全部中国海岸，中方反唇相讥：如果确认香港是英国的一部分，那它只能同五口通商；如果英国允许中国在港设置海关与巡检，则中方同意对此作出安排。英国人当然不会同意放弃刚刚到手的香港。中方发布告示：

若内地商民情愿赴该岛买卖，即就近报明各海关，应照新例完纳货税，请领牌照，乃方准出口营生。若不请牌照辄往买卖者，查出以私贩及违禁下海论罪。[106]

此规定尽管在几个月后才见诸条约，实际从当年7月就在广州等地实行。可见，清朝君臣始终把限定五口和香港贸易看得至关重要，根本不会让步。《虎门条约》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此而定，以条约第4、第14款为证，[107]与第13款联配，精神完全一致。如果认为没有第13款的多出，英国就能享有香港与内地的自由贸易权，反倒与条约的相关条文凿枘不入了。退一步讲，即便没有第13款，仅只上面几款已足以构成约束，多出内容不过是将中方立场表述得更准确具体。

费正清认为，文本歧义“部分原因是英方译员小马礼逊（马儒翰）死后无恰当的接替人所致”。[108]马儒翰的死固然对条约翻译产生一些影响，但不大，他死前，“要约各条皆已定议”。[109]特别与第13款的多出内容无关。因为，在该约制定时，英国人已经知道这点。多出部分何时添加？未见中方材料记述，据英方材料称，条约初稿的内容一致。但在定稿时，英方代表罗伯聃（T.Robert）发现中文本有多出。众所周知，对初稿进行修改实属正常，问题关键在是否欺瞒对方。对此，罗伯聃明确指认：不但他本人，而且英方首席代表璞鼎查均完全知情。璞认为这无关紧要，因此英文本中“没有这一段插入”，最后形成文本有别。[110]

显见，璞鼎查对多出内容，不但知晓，而且认可。对文本差异，英国政府也是完全清楚的，1848年12月18日，后来担任英国驻华公使和港督的包令（J.Bowring）曾同外交大臣巴麦尊有过一番谈话。巴麦尊说，璞鼎查在谈判时“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第一，是没有坚持要是条约发生任何疑义时，作为条约依据的应该是英文本而不是中文本；第二，是他没有要求被允许同香港进行贸易，应该包括所有口岸的船只，而不仅仅只限于五个通商口岸”。[111]既然是英国全权代表作出的决定，既然条约又以中文本为准，既然1848年时英国政要都很清楚并认账这件事，第13款还有什么可争议的呢？除了别有用心或不明真相，还有什么？《虎门条约》缔结之时和之后的一段时间，第13款不是问题，直到1844年10月，英国外交部才向罗伯聃质讯。罗的答复是：这“既不是私自暗中增加的，也不是忽略不载”。[112]确认其中并不存在中方玩弄手脚的问题。

百年公案应予澄清！无论是在《南京条约》还是《虎门条约》的交涉中，也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议约代表都从未答允过香港与内地的自由贸易权。条款的多出内容是中方一贯立场的表述；多出内容在条约谈判时就已为英方知晓，以国际法来看，根本不存在“诈欺”。外人对中国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实在说来，要弄清上面的问题不能说困难。耐人寻味的是，在近代中外条约史上，武力恫吓，威逼利诱，利用语言障碍擅自添加内容，玩弄文字伎俩，正是侵略者的惯行手法。为什么有些人对此视而不见，却抓住一项条款大作文章，时至今日，类似种种对中国的诬指仍在西方流布，追溯根源，无非是对曾被奴役者持不公平心态的作祟，殖民主义已是过去之事，但对这种心态的彻底清算，仍有待时日。

纳入“秩序”

敲开门户之时，还须尽力将中国纳入“西方秩序”中去。在体制上解决中外之间阻隔流动的禁限，嵌入并不断扩大列强在华特权，对外人在华居住权、传教权、话语权等作出制度性安排。

（1）官文秩序。“官文”即官方文书。道光朝中期以前奉行的中西文书基本体制为：在书写格式和用语上，中方居上、居尊，外方居下、居卑；在传递方式上，插入行商中介，中国官厅不直接与西人发生文移关系。翻阅鸦片战前几年间英国外交档案，可以惊异地发现，此间英国政府对驻华代表作出最大量指示的，既不是商贸，也不是司法和军事，甚至不是鸦片问题，而是与中国官府文件交往的方式。战争爆发后，文书关系逆转。转变迹象最早出现在1840年7月上中旬，英国全权大臣懿律、义律和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提督祝廷彪间有几通文书往来。英方试图转递巴麦尊《致大清皇帝钦命宰相书》。浙江官员顾虑人臣无外交的成例，将原书退还。此前，英方曾在厦门投书未成，在浙江投书又未成。战争已经爆发了相当时日，因文书体制关系，中国当局竟因自己的原因而不能了解战争因何而至，不能通过现成便捷的途径知彼，不能不说是作茧自缚！

修改体制势在必行。8月9日，道光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稍后，江、浙、鲁等地督抚也获收转权力。[113]道光的权宜改动为收受“夷书”作了合法铺垫。果然，11日，英方在白河口投书，直隶当局痛快接收。英方投书引人注目地不再用“禀帖”格式，而用“咨会”字眼。[114]英国长期追求的文书平行往来，终于在炮口下得以部分实现。但这只是英方的行动，关键看中方回应。15日，琦善复函，放弃“谕”“批”等回复夷书定例，改用“照会”样式，[115]此式旋被仿效，成为中国外交文书的重要范式。

从源流衍变看，清代“照会”的形式凡有三变：先前是致藩属国（特别是越南、缅甸、南掌等）的文书格式，收文对象一般是藩属国君，发文人是清朝大臣。文式固定为：以“为照会事”起首，以“须致照会者”结束。[116]1839年，宗藩“照会”范式变化，由宗藩国扩及西方国家。起因是林则徐将这种文式转用英国，为禁绝鸦片起草了致英国国王的“照会”。道光批准了照会。1840年1月18日，林则徐将照会交“担麻斯葛”号（Thomas Coutts）船长弯剌（Warner）转送英国。[117]弯剌到英国后，写信给巴麦尊求见，转交这封不寻常的信，不料，英国外交部拒绝和弯剌接触。到琦善的运用，“照会”范式有了三变。琦善的最大“新意”是把前此用于藩属国君的文式转用于英国全权大臣，从国王下移臣僚，不能不说是降格迎合。它为中英文书往来别开一途，解决了在英方力求公文平行的压力下，中方被迫屈尊又要保有面子的矛盾，使中英文移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样式。琦善的最初几封照会在形式上与宗藩旧文式没有区别，开头同样开列“天朝大学士直隶总督部堂一等侯爵琦”字样。但从1840年12月3日的照会开始，“天朝”两字被悄悄取消，仅留官衔，自后成为定例。[118]至此，照会已脱出传统的以夏凌夷的非对等文式而转变成至少是在形式上略具平等蕴义的外交公文，所透射出的恰是中世纪的宗藩观念向近代国家观念转步的初阶，尽管这一步是在强敌凌侵的困境下迈出。稍后，琦善曾将英方文书和自己的复照一并具奏，道光并无他言，并谕令将“琦原折照会英夷底稿及该夷回文俱著照抄给伊（里布）阅看”，[119]认可了琦善的做法。

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官方文书交往形式的变化，绝不简单地只是一种外交文移关系的变化。它折射出国家地位的升降，反映出天朝体制在西方殖民者的步步进逼下开始崩塌。从形式着眼，战后有关外交文移的一系列规定大多在表面上力求一种“平等”关系。但在深层实质上，它所代表的是西方外交和文书体制对中国的强制性替代，代表了列强在华话语霸权的谋求，以表面的平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对这，时人已有体认，1843年，在广东做官的李棠阶指出：“许其平行，将何以遏其横肆之状”。[120]问题当然不是出在“平行”上，“平行”的背后是侵略者的“横肆”。还要补充的是，不平等条约体系是一个“整体”，各种特权纠缠相连。但条约各款也不能等量齐观，其中文移规定也使中国的外交文书体制更契合近代国际规范，并至少在某个侧面上使中国传统的并不可取的夷夏观受到近代国家平等理念的冲击。换言之，天朝体制被近代体制所取代，或许并不纯然是坏事。诸如平等意义上的“照会”之类的字眼我们今天仍在通用，[121]即为例证。

（2）外交秩序。最惠国待遇是主权国家之间互相给予本国给第三国的某些优惠，主要用于关贸，而不适用其他涉及国家主权的敏感领域。但近代中国存在的最惠国待遇则反是，将经贸互惠引入国家间的全部交往领域，成为近代中国畸形外交的重要基础。故有西方学者将此视为“在条约中具有最深远的后果并成为外国人在华享有一切让与权的主要根据的条款”。[122]这一基础的形成源于1843年缔结的《虎门条约》：

向来各外国商人止准在广州一港口贸易，上年在江南曾经议明，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123]

此款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嗣后各国在华特权，“英人一体均沾”。此内容在最初的条约稿本未见，是在条约拟定后送交璞鼎查“复核”的最后关头由其添加，耆英曾就此派黄恩彤等“诘询”，英方答复，税则和开埠已定，英国“断不敢另有所求”，清朝代表略感放心，索性将英人的保证加段“但书”，“但英人及各国均不得藉有此条，任意妄有请求”。[124]再是所谓“新恩”的模糊用词，有将最惠国不局限通商，而引入其他领域的嫌疑。但此款仍旧列在《海关税则》的章目下。到1844年的中法《黄埔条约》中，特权较前逾出，规定“惟中国将来如有特恩、旷典、优免保佑，别国得之，佛兰西亦与焉”，已不局限贸易。到185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又有新发展，该约第30款规定：“现经两国议定，嗣后大清朝有何惠政、恩典、利益施及他国或其商民，无论关涉船只海面、通商贸易、政事交往等事情，为该国并其商民从来未沾，抑为此条约所无者，亦当立准大合众国官民一体均沾。”[125]明确将最惠国待遇引入“政事交往”方面。显见，该项特权在中国的确立，完全违背了国际法和外交准则。结果，片面最惠国特权之于列强，形成一种“神圣同盟”，一国征服了中国，也就是众多国家征服了中国，于是便出现八国联合进攻中国、十一国联手强逼中国签约的局面；片面最惠国特权之于中国，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孤立无援，对一国的让步必然带来对多国的连串让步，贫弱中国面临的对手却是如此的众多和强大！

（3）“清偿”秩序。以侵略者的逻辑来看，强逼战败国赔款乃天经地义，也是规范清偿秩序内必须完成的事，清偿不仅是经济“秩序”，而且是政治外交“秩序”。鸦片战争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对外赔款的“首笔”，具“示范”意义。其赔款类别如下：

第一，商欠。指兴泰等行商负欠外商的款项。兴泰行，其贸易额一度占广州外贸总额的1/5。但1836年底突然倒闭。外商提出该行欠账2738768元。查实欠资2261438.79元。[126]清查时，天宝行也被查出欠外资100万元。[127]最后敲定兴泰债务八年半偿完，不计息；天宝债务十年还清，年息6%。[128]两行债务按期偿付，若不是战争爆发，当由行商自己了断。但英商欲借武装力量迫使提前偿付。1840年2月4日，巴麦尊召见鸦片商人查顿，查顿提醒“注意”商欠。旋英国推出条约草案，商欠被郑重列入。《南京条约》列项的商欠300万元，中方于1843年7月付出。英国政府支付有关商人2543226元（包括兴泰、天宝、广利的债务），尚余456774元。未见余额的分配记录，有理由怀疑被英国政府悄悄独吞。[129]

第二，烟价。也就是赔偿虎门销毁的鸦片金额，《南京条约》规定是600万元。1839年3月28日，义律通知林则徐，交出鸦片20283箱，后在澳门由葡澳当局发现英国鸦片8箱，增到20291箱。临交烟时，却发现两家“港脚公司”重复申报了523箱。因已向中国官府申报了确数，正好颠地公司的一艘鸦片船进口，于是用英国政府的名义以每箱500元价格购入523箱以补足申报数。5月18日，林则徐上奏朝廷，接收鸦片共计19187箱又2119袋，声称比义律保证的呈交数要多1000箱。虎门销烟共销毁鸦片2376524斤。对上缴鸦片作“估价”则困难，鸦片为非法走私，价格变动剧烈，这里集中讨论“交烟”前后的价格指数，1838年5月，“公班土”在两周内由每箱390元哄抬到580元。但好景难料，随着禁烟日紧一日，年底，在进口鸦片的最大基地广州居然看不到“一个鸦片零售商”，烟价跌至200元一箱。1839年6月销烟之后，由于鸦片断档，消费仍暗中继续，价格复跳升至800—1500元不等。战争爆发后，鸦片成公开交易，到1842年又跌落到400元以下。再有，鸦片的地区差价也很大，仅在广州城内外差价就有一倍以上，如1839年4月下旬，广州城外每箱鸦片约600元，而运入查禁严厉的广州城价格就翻至1200元以上。正是考虑价格不一，前此义律在要求英国鸦片贩子交烟时即申明：“鸦片的价值，将由女王陛下政府予以确定”。[130]

义律在交烟时玩弄的花招是，以政府名义要求鸦片商把货交给他，再转交中方。这样，就使英国政府对这批鸦片担负了直接责任。中国销烟后，怎样给鸦片商以交代便成了英国政府势必要考虑的问题。1839年10月1日，内阁进行讨论，贸易大臣拉保契尔（H.Labourchere）认为东印度公司应该付这笔钱；迈尔本首相坚持英国政府不能付；殖民大臣霍布浩斯（J.C.Hobhouse）提出由鸦片商自作自受；陆军大臣麦考莱（T.B.Macaulay）和巴麦尊力主攫夺中国人的财产来给付；最后决议是派舰队到中国海去。在义律以政府名义收受鸦片的那一刻起，战争之箭就已置在弦上，英国不会同意支付烟款，只有转向中方索取，中国也不会同意拿出，冲突势在必发。烟价与战争之间如此这般地有了一种因果的逻辑联系，“鸦片战争”得名绝非偶然。正因“烟价”的估算出入很大。1841年5月，巴麦尊对“烟价”的计算有说明，除了颠地洋行提供的523箱补充鸦片按协议价每箱500元支付；其余19760箱按每箱300元计算，总估价为6189616元。由于某些产于旁遮普邦的“麻洼鸦片”价格较低，“这个款额也许可以作某些减少”。此数目就是南京条约谈判时英方索取“烟价”的指导参数。[131]并以这个数目分配给交烟收据持有人，计每箱“麻洼鸦片”作价295元，“八达拿鸦片”303元，“默拿鸦片”（Benares）274元。这与印度市场上所购鸦片的成本价相比，不能说是亏本。但与鸦片贩子的期望值和在中国市场的利润比较，应该说有差距。[132]

第三，战费。1843年5月16日，为答复议会质询，英国财政部提交军费开支清单。列支付款单位四个。东印度公司：开销2879373英镑。考证东印度公司提交报告，款子似有浮报。香港：修筑工事等项费用为3000镑。新南威尔士：提供军需品等16000镑。政府：支出有海军部的1286040镑和军械部的31000镑。上列总计4215413镑。中方战费赔款1200万元，英国政府以1元=4先令4便士兑换，为3307144镑，收支相抵，缺口908269镑。[133]一些西方学者就此提出：“英人所要求并已得到的军费赔款不致超过实际用费是可以假定的”。[134]由此“假定”生发，将得出一个十分荒谬的结论：侵略者发动的是一场入不敷出的“亏本”战争。“假定”自然不是事实。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得出更接近事实的补充。

首先，2100万元的赔款绝不是英国通过战争在华强取的唯一款额，除了条约勒索外，还有战争掠夺。早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英国政府就赋予侵华军以公开抢掠的“权力”：“舰队司令官应当在附近地区或在印度善价出卖那些船只和货物，无论它们是属于中国政府或其臣民所有。”[135]1843年7月20日，英国财政部官员克拉科（G.Clerk）签发《在华获取战利品和战争赎金》（Return of the Value of all Prize and Ransom Money）的报告，[136]下院责成付印该文件。这是英国政府正式提交的英军在华抢掠活动的“官府供状”。但报告书的列项又很不完整，至少有两项重大“遗漏”。一是仅开列1841年8月25日至1842年8月29日间的清单，而战争早在1840年6月就已开始，英军的掠财活动也几乎与战争的爆发同步进行，并不以战争的结束而敛迹，那么，报告书至少有一年多的时间未包括进去。二是报告书有若干“隐瞒”。故以报告书为主要参考，补以其他材料。报告书的统计是总额543459.12元，而我们得出的总计约有740万元之谱。[137]两者相去甚远。《南京条约》2100万元的赔款和这740万元相加，共为2840万元。即便如此，我们也只是进行了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即我们的统计只包括了英军掠财后正式上交的部分，有很多财物没有上交，于此，来自英军本身的记录也并不讳言：在上海的“掠夺只限于古玩而已”；而在其他地区的抢掠就没有那么多“限制”，如在镇江凡是中国人“携带财物出城而被视为是虏获品的，都由我们（英军）扣留下来”。出售这批财物所得使英军“战利品基金大为可观”。[138]中方的记载更多，如1842年7月仅在江苏丹徒被英军抢掠的旗营兵米就有13794石。[139]至于英军官兵藏入私囊的财物，更是无法胜计。

其次是汇率。鸦片战争赔款，不以中国的银两而以所谓“洋银”为基本折算单位。这在近代中国对外条约赔款中是个案，其后的对外赔款大多以银两为基本计量单位。此时流行“洋银”种类繁多，以“西班牙银元”（中国俗称“本洋”）为最大宗，时常作为中外贸易的结算货币。《南京条约》规定的“洋银”即指西班牙银元。由此带来银两、本洋、英镑间的折换。鸦片战争前后，本洋与英镑的一般兑换率是1元=5先令左右，最低也“是4先令6便士以上不定”。[140]但英国政府对赔款均以1元=4先令4便士的低价位作兑率，最后2100万元被折换成4550000英镑；广州“赎城费”600万元被折换成1237504英镑（甚至连1元=4先令4便士的换率也不到）；两项加起来共5787504英镑，这便是英国政府向下院提交的中国赔款总额。[141]若以折换率1元=4先令6便士来换算，得出的数额就会很不一样，条约赔款，加上广州“赎城费”共2700万元则可换算成6075000英镑。而在那一时期的广州贸易中，兑换率往往达到1元=4先令10便士至6先令或更高。[142]若按此兑换率，英国的“获益”还可再作高估。

与汇率有关的还有货币单位，1842年8月6日和12日，英方先后两次向中方递交内容基本一致的条约草案，值得注意的是赔款项目开列的货币名称为“银两”，但货币单位又用“圆”，这是外币（所谓“洋银”）的计量单位。由于银两与银元间有兑换率，当时的折算率是约“洋银”1元=“银两”7钱，[143]此一来，若以“银两”计，中国要实赔银2100万两，若以“洋银”2100万元计，折算后的赔款额相当于银约1470万两（后来中国实际对英支付条约赔款是14760000两，大致以“每百万（元）折银七十一万两”）。[144]英方草案中的这一不明晰，将使实赔额增减近1/3，如不加界定，将给未来的赔款留下大漏洞和双方重启争议的引线。14日，中方复照，将“银两”明确改称“洋银”，[145]英方对改动无异词。“洋银”即确定为《南京条约》的赔款标准货币。英国政府对华勒索赔款的目标至此可以说是完全甚至是超额实现。此后，对外赔款成为近代中国的“常例”。

（4）司法秩序。一个无可辩驳的基本事实是：近代中国种种利权的沦丧，肇因于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但在具体考察各项条约特权的形成过程时，一些过去不太注意的情况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遗憾。实在说来，若干利权的丧失，除了外人的勒逼，昏聩无知的中国统治者的主动出让也是一种不应忽略的因由。领事裁判权（下简称领判权）在华的最初确立就提供了典型个案。

领判权，将“属人优越权”（personal supremacy）推向极致，而绝对排斥“属地优越权”（territorial supremacy），从而对被施行国构成严重侵损。早在鸦片战前，中外司法纠纷就已严重存在。1833年8月28日，英国议会通过“整理中国及印度商务案”，饬在广州或附近设置具有刑事和海事法权的机构，该法庭有权对在中国领土和海岸30英里内的“公海”犯罪的英国人予以英国法律的审判，这是英国在华建立领判权的最早法令性文件。12月，英王为议会法案的执行签发敕令，命令下达后，英国政府未敢贸然行动，训令驻华商务监督“不得即行根据枢密院令组织法庭”。[146]

但鸦片战争爆发后，领判权在英国对华总战略中却并未列入最首要的解决目标。理由很简单，英国发动首场对华战争的第一目标是打开中国大门，开埠、割让领土等无疑具有这方面的意思，而有些内容则是打开大门之后才有实施的可能，领判权即如此。这并不表明领判权等项在侵略者看来不重要，更不是不想获取，而只是出于策略需要作出的暂时取舍。据此，领判权不载于《南京条约》。事情本可止于此，但在英方暂时放弃的情况下，涉外司法权却由清朝官员率先提出。1842年9月1日，也就是《南京条约》签字后的第三天，耆英等向璞鼎查开列希望就未竟事宜继续善后交涉的12项内容，其中第8条谓：

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事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由英国办理，内民由内地惩办。

照会后面，还单附言词对此条作进一步解释：

曲在内地商民，由地方官究治；曲在英人，由领事官究治。

耆英等人的这段表示利害关系实在太重大了！要命处在将中国完整的司法主权肢解为二，将涉外审判权从中国的司法体系中外出；再将英人在华审判权主动让渡，也就是“拱手相让”。若以为，耆英等在提领判权时就已经意识到是在出让国家主权，那也是冤枉，他们仅只认为“此系为杜绝衅端，永远息争结好起见”。[147]耆英建议令英方喜出望外。9月5日，璞鼎查复照，完全同意由英方接管在华英人的司法审判权，称此“甚属妥协”；又添加倘若中英民人“遇有相讼”，由中国“地方官”与英国“管事官会同查办”，中外混合案是涉外司法实践的争执焦点，璞氏答复主要集中在此。中外会审制是领判权的又一重要内容，过去认为是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中首次提出，由此看来，早在16年前就已经由英国全权代表在正式文件中提出。中英还派出代表进行面议，商议结果即形成《江南善后章程》。20日，耆英将章程奏报。24日，道光帝在收到奏报的当天即下旨同意所议各款。[148]领判权的出让得到最高层的认定。章程关于领判权的规定在第7款：

英国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难保无与内地居民人（等）交涉狱讼之事，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治理，华民由中国讯究，俾免衅端。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149]

英国在华领判权由此初步确立。1843年1月，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下令将十年前决定成立的刑事和海事法院设在香港，管辖范围不限香港，连带负责审理中国大陆及沿海一百英里内英国臣民的刑事案件。为领判权的实施提供必备条件。1843年7月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使其规定更具可操作性。

由于锁国造成人们眼光的缺损，对外部世界的茫然，对国际知识的无知，不独耆英者辈，而是相当普遍。对重大国权的丧失，时人时论似乎处在浑然不觉的状态。1843年8月18日，军机处审定《五口通商章程》，对某些条款表示不同意见，对领判权却认为“通商之务，贵在息争”，如此可“免致小事酿成大案”。[150]以中世纪的头脑去搏近代的敌人，确乎是十分不适应了！老辈外交家顾维钧在《外人在华地位》一书中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统治者才意识到领判权的危害。[151]惜时光已流逝二十多年！再有，领判权在中世纪的欧洲有着广泛实践，但17世纪以降，伴随近代国家观念的勃兴，在西方各国被视为严重侵害国家主权而遭废弃。19世纪，这种在西方久已废除的制度却随着殖民者的东来而在东方推行开来。从此来看，领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军舰进入口岸等项，并非西方的“秩序”，而是殖民东方的“秩序”，殖民者力图将中国纳入到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秩序”中，而且要将中国纳入西方在东方营造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秩序”中。

[1] 本章由郭卫东撰写。

[2]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213页。

[3]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94页。

[4] David Macpherson，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mmerce with India（London，1812），p.131.

[5] Simpson Helen，The London Ritz Book of Afternoon Tea：The Art and Pleasures of Taking Tea（New York：Arbor House，1986），p.13.

[6] 王沪摘译自《史密斯学会学报》，《世界博览》1984年第2期。

[7] Jonas Hanway，An Essay on Tea（London，1756），p.268.

[8] Dorothy Marshall，English Peopl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s，1956），p.172.

[9] Porter Roy，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Penguin USA，1990），p.273.

[10] Mui Hoh-Cheung，and Mui H.Lorna，Shops and Shopkeeping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Kingston Ont.：McGrill-Queen’s University，1989），pp.167，268-269.

[11] Georgiana Hill，History of English Dress from the Saxon Period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1893），p.148.

[12] J.Hanway，Letter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the Labouring Part of Our Fellow-Subjects（London，1767），vol.2，pp.180-181.

[13] E.P.Thompson，Customs in Common：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New York：New Press，1993），p.386.

[14] Guy Williams，The Age of Agony：The Art of Healing，1700-1800（Chicago：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1996），pp.51，57-58，61-65.

[15] Kirstin Olsen，Daily Life in 18th Century England（London：Greenwood Press，1999），pp.208，213，218，220，222-223.

[16] Anon，A Modern Sabbath or a Sunday Ramble in and about the Cities of London and Westminister（London，1807），p.72.

[17]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3页。

[18] 庄国土：《鸦片战争前100年的广州中西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5年第2期。

[19] 〔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项立岭、林勇军译，张自谋校，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7页。

[20] J.Steven Watson，The Reign of George Ⅲ 1760-1815（Oxford，1960），p.198.

[21]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根据第41页列表统计。

[22] J.Carswell，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England 1688-1776（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p.101-102.

[23] David Macpherson，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mmerce with India，p.132.

[24]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240—243页。

[25] 王世贞：《兖州史料后集》卷37《钞法》，第6页。

[26] 自13世纪以来，云南即是中国银矿的最大产区，但明代中叶，云南年产银不过34万余两；到清中叶，云南银矿的年产额也不过46万余两。参见全汉昇《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新亚学报》1967年第9期。

[27] 〔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徐梅芬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第43页。

[28]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胡毓鼎等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第353—376页。

[29] 《圣武记》卷14《军储篇一》，《魏源全集》第3册，岳麓书社，2004，第569页。

[30] 〔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47页。

[31]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7页。

[32]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第266—267、272页。

[33] 〔美〕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陈郁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26、37页。

[34]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1929），vol.1，pp.130-131.

[35] 〔日〕田中正俊等：《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第19页。

[36] E. H. 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the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1936），vol.4，p.142.

[37]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4，p.186.因交易量巨大，印度棉花成为此间广州行商亏本的重要导因。此事甚至引起乾隆帝的几次过问。参见郭德焱《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中华书局，2005，第81页。

[38]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200页。

[39] 郭卫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124—126页。

[40]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第367—371页。

[41] Public Record Office，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F.O.），233/181/35，233/180/45.

[42]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271、281页；〔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6—97页。

[43]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胡滨译，中华书局，1993，第522、547—553页。

[4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第480页。

[45]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607—615、526页。

[46] 〔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204页。

[47]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558页。

[48] 奥塞隆尼的统计似有夸大，据义律向政府的报告，从1840年7月至次年2月，除病死者外，另共有约700人染病。见Public Record Office，F.O. 17/61.

[49]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745页。

[50]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96页。

[5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東京日本近代中国研究会、1964、14頁。

[52]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309页。

[53] Chinese Repository，vol.9，no.7，Nov.，1840.

[54]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824—826页。

[55]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803页。

[5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633页。

[57]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817页。

[5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771页。

[5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1页。

[60] Public Record Office，F.O. 931/16.

[6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56、61頁。

[6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62頁。有必要强调，译文地名的差异前已由胡滨教授等揭出，见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832—833、872页。

[63] 该存档文目为Public Record Office，F.O. 682/1974/12.另请注意，在J.Y.Wong，Anglo-Chinese Relations 1839-1860：A Calendar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一书所列11日照会将尖沙咀改为“Kowloon”（九龙），九龙又是比尖沙咀大得多的地域名称。据笔者向J.Y.Wong教授当面请教得知，因尖沙咀一般不为西人所知，九龙知名度较高，该书主要面向西方学者，故有此改动。见该书第51—52页。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62、69頁。

[64] Public Record Office，F.O. 682/1974/19.

[65] Public Record Office，F.O. 931/58.

[6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70—71頁。

[67]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894—897页。

[6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76、78、86頁。

[69] Public Record Office，F.O. 931/58.

[70]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837—839、845—850页。

[71] 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ion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36（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231.

[72] Public Record Office，F.O. 931/58.

[73]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1019—1021页。

[74] 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ion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36，pp.231-232，200.

[75] W.C.Costin，Great Britain and China，1833-1860（Oxford：Oxford University，1937），p.99.

[7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622—624、676—678页。

[77] W.C.Costin，Great Britain and China，1833-1860，pp.101-102.

[78] 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ion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36，p.234.

[79] Ashok Mitra教授认为，鸦片战争中英国的战略“表明，英国并不想同中国打一场战争，而只是采取讹诈这个怯弱的、装备不良的中央王国的手段”。谭中教授也认为，“英国作出‘打’这场鸦片战争的决定，并非觊觎领土，而是因为垂涎中国的金银”。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下），第290页。

[80] 〔英〕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陆琢成等译，戴一峰校，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第71页。

[8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199—201頁。

[8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85、114、137页。

[83] Public Record Office，F.O. 233/182/504.

[84] 〔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小雨译，澳门基金会，1995，第135页。

[85] 〔美〕亨特：《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章文钦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26页。

[86]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4，p.237；另见《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故宫博物院编印，1932，第39页。

[87]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88]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82页。

[89]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295页。

[90] 《鸦片战争》第5册，第514页。

[9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58—159页。

[92] 《李星沅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7，第428页。

[93] 《鸦片战争》第5册，第524页。

[94]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Shannon：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vol.31，p.297.

[95] 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第255—256页。

[96]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44页。

[97] J.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125.

[98] 差异请比照参见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Treaties，Conventions，etc，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hanghai：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8），vol.1，pp.390-397.

[99] 〔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27，74页。

[100]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 of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Manchester，1849），pp.18-20.

[101] E.J.Eitel，Europ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Hongkong，1895），p.197.

[102]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76—377页。

[10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217、220—221頁。

[104] 《道光年间夷务和约条款奏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

[10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77页。

[106] 佐々木正哉『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247頁。

[107]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第35、37页。

[108]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43页。小马礼逊死于1843年8月29日。

[10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272页。

[110] J.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p.500.有学者认为璞鼎查对多出条文“一无所知”（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册，人民出版社，2001，第251页），似不确。

[111] Lewin B.Bowring，Autobiographical Recollection of Sir John Bowring，with a Brief Memoir by Lewin B.Bowring（London，1877），p.290.

[112] J.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p.126.

[11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253—254、276—278页。

[114] 巴麦尊致清朝宰相书有两种中译本，一为英人自译本，是英方代表向中方提交的本子；另一是根据英人提交的英文本，中方另找在华俄国教士的翻译本。前者见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3-7页；后者见《鸦片战争》第3册，第527—531页。值得注意的是，前者有“照会”字样，后译本无，反映了身在广东的英译者和身在北京的俄教士的不同语境带来的对文书格式的不同理解。

[11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8—10頁。另按：琦善使用照会文式也有一逐步“规范”的过程，1840年8月15日琦善复函中虽有“照会”字样，但名目还用“札复”，直到同月28日琦善才完全仿行“正规”的照会文式，名目亦明确冠以“照会”。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12—13頁。

[116]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第42页；嘉庆朝四，第2—3页；道光朝一，第24、27—29页。按：以清帝名义向外国国君发出的公文则称“敕谕”等，与“照会”不能混淆。

[117] 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第128页。

[11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28—29頁。

[119] Public Record Office，F.O. 233/181/39.

[120] 《鸦片战争》第5册，第527页。

[121] “照会”，其对应的英文词有“note”等多种，《南京条约》英文本的用词是“communication”，在官方文件中通用的还有“despatch”。见J.Y.Wong，Angio-Chinese Relations 1839-1860：A Calendar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pp.17-18.

[122] 〔英〕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胡滨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8页。

[12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6页。

[12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25—326页。茅海建先生对此有精彩描述，见氏著《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第515—516页。

[12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4、95页。

[126]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30，pp.526，508，522，307.

[127] 天宝行后人梁嘉彬在研究中对此欠款予以否定。见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国立编译馆，1937，第211页。但揆诸中英正式档案，仍应认定。

[128]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30，pp.524，513，522.

[12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187、343页。

[130]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30，pp.620，654，630，614.

[131]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90、1020页。

[132]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45—346页。

[133]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27，pp.21-23.

[134]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44页。

[135]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539页。

[136]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27，pp.26-27.

[137] 详见郭卫东《鸦片战争赔款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38]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60，101页。

[13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229页。

[140] 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13页。再据张馨保开列的广州时价是：1两=6先令8便士=1.388西班牙银元。见《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关于货币及重量单位的说明》。

[141]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27，p.23.

[142]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3，附录“常规兑换率”。又如1839年义律从颠地洋行购买的523箱上缴鸦片便是按时价1元=4先令10便士折合。见《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902页。

[143] 早在嘉庆十九年，粤督蒋攸恬即谓：“番银每元以七钱二分结算。”见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174页。曾在中国海关长期工作的马士甚至认为这个比率在“整个19世纪”均被沿袭。见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2，p.41.

[144] Public Record Office，F.O. 1080/14.

[14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199、201、206—207頁。

[146] 〔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姚曾廙等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76页。

[14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218—219頁。

[148] 《宣宗成皇帝实录》（6），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530—2531页。

[149] 《道光年间夷务和约条款奏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

[15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中华书局，1964，第2690页。

[151] 据认为，文祥是最早向外人要求约束领判权的官员，他在1868年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讨论过这个问题。见王家俭《文祥对于时局的认识及其自强思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期，1973年。

第四章 条约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1]

鸦片战争之后，中外关系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列强在中国建立了对华实施“准统治权”的条约制度。自从产生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法之后，条约成为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制度。然而，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是列强用侵略战争损害中国独立、平等主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内容明显地、大量地体现为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中国的管辖权，以及限制中国的自保权，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清政府对新的条约关系的认识和应对，经历了一个由朦胧到清醒的复杂过程，在遭受一系列挫败之后，逐渐走向近代外交。以列强在华特权制度为核心的中外条约关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在将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同时，又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刺激和促使中国通过各种方式走向近代、走向世界。

一 条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是西方列强与中国建立不平等关系的产物。它不是正常的国际交往的制度，是列强用暴力手段强行建立起来的，体现了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夺。

鸦片战争以前，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问题上，清帝国实行的是一种被称为“华夷秩序”的模式。这是封建时代所特有的一种国际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中国以自己为中心，中国皇帝至尊无上，并以这一态度对待其他所有国家，因而形成了缺乏近代准则的不对等关系。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国家主权观念尚未形成之时，建立以某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欧洲，不仅有罗马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所主宰的国际秩序，而且其统治世界的观念与天朝的一统天下意识如出一辙。罗马帝国时期，“一切民族的界限逐渐融合于共同帝国的观念之中了”。这一帝国赖以生存的观念之一，便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因为罗马的统治是世界性的，因而也必是永恒的”。[2]

华夷秩序在唐代已形成，至明代达到鼎盛时期。明代实行“贡市一体”，不允许其他国家有单纯的贸易关系存在。清代实行“贡市分流”，将与中国发生关系的国家分为两类，包括有朝贡义务的“属国”和只有通商往来的“外国”，即互市国，远隔重洋的西方国家均属此类。尽管作了这种区分，清帝国也未放弃华夷秩序的观念，仍然将互市国纳入这一体系之中，没有给予它们平等国家的地位。它与互市国的关系，主要限于所谓“怀之以柔”的通商范围。清朝对互市国在广州通商，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两广总督李侍尧于1760年拟定了《防范外夷规条》，翌年初，经军机大臣等议复、高宗批准，成为第一个钦定的防夷章程。其后又“酌量变通”，至1831年，两广总督李鸿宾与海关监督中祥重新修订，会同核议章程八条，为宣宗所批准。[3]这些经清朝皇帝谕准的章程，是广东地方官吏处理与互市国关系的法定依据和准则。在清朝君臣看来，中国与这些互市国的关系仅是通商关系，这些章程都是建立在这一理念和原则基础之上的。其中心思想是在“怀柔远人”的恩施中“稽查管束夷人”，即所谓“于柔远恤商之中，寓防微杜渐之道，而中外体统亦觉崇严”。[4]要“严内地之成规，杜外夷之滋事”，“于抚驭绥来之中不失天朝体制”。显然，章程所构建的中外体制，不是国家之间的官方关系，而是清朝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居高临下的单方面安排。在这种体制中，清朝官员不屑与“外夷”直接打交道，而规定“夷人”到广东之后，由行商管束稽查。

华夷秩序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随着欧洲国家秩序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17世纪中叶，在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模式。这一模式改变了中世纪的帝国观念，代之以主权平等的观念及其相应的国际秩序。1625年，荷兰的格劳秀斯（Grotius）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对“国际关系主体主权一律平等”“国际合作和人道主义”的国际法原则，作了“极其深刻而鲜明的理论论证”，从而建立了“作为一门科学的国际法的体系”。[5]这一国际法理论体系对新的国际关系秩序的形成产生了重大作用。随后1648年订立的结束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Westphalia Peace），给神圣罗马帝国以“重大打击”，“它不再是一个帝国，而只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6]根据这一和约，神圣罗马帝国一统天下之“世界帝国”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这样便否定了“世界主权”，以法律形式开创了欧洲国家的新型国家关系秩序。然而，这一新的国家秩序仅在它们之间适用，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驱动下，它又成了向外扩张的“世界国家秩序”。

资本主义的“世界国家秩序”与中国的华夷秩序，代表着两个不同时代的国际关系。后者以自己为中心，把其他国家视为藩属，在形式上是不平等的；但它对于藩属国采取不治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保守的、自我封闭的体制。前者体现了近代国际关系，提出了国家主权、平等等观念，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它是一个“不断向外膨胀”的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不平等条约关系，对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国家，连形式上的平等也不存在。它的出现，必然要与华夷秩序发生激烈冲撞，清帝国仍然执迷于“臣服中外”的天朝体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严重危机。西方国家将暴力强权贯注到条约形式之中，用有悖于国家主权原则的条约制度，与这些国家建立了不平等的关系，将它们纳入“世界国家秩序”之中。

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思想观念和相关理论的一系列变化，并促使西方国家更强烈要求改变传统的中外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自由经济理论，与新生的国际法理论相互交融，对英国的对华条约要求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首先提出了这一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自由经济理论。国际法学家瓦特尔（Emerich de Vattel）撰写的《国际法》也认为，“一切国家必须相互建立通商关系的一般义务”。[7]英国商人从这些新的思想学说中找到了理论武器，尤其是第二代“自由商人”，即散商，“他们被亚丹·斯密和他的门人的理论知识所武装，认为有限制的商业制度是不合理的，是人为的”。[8]在自由贸易精神和生产膨胀的刺激下，英国商人和政府开始谋划与中国建立条约关系，将对华贸易置于“永久和体面的基础”之上。

其时，清帝国的闭关政策和严格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与英国方兴未艾的自由贸易精神格格不入，不能适应其扩大市场的需要。由于这一原因，东印度公司及英国政府“企图将上述贸易制度废除，而使中英关系立于条约基础之上”，决定于1787年派一使团来华，以“获得商业特权”。[9]由于所派特使卡斯卡特（Charles Cathcart）意外死亡，计划中断。1790年代初，英散商乔治·密尔斯（George Mills）在其出版的著作中提出，只要派遣使团前往中国，与之签订必要的条约，扩大对华贸易的可能性就可以变成现实。随着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的迅猛发展，英国政府为了扩大市场，对海外市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有关中国的报告得出结论：“除非达成一项有利的条约，（英国）毛织品、金属和其他商品（对华）的出口不可能增长。”[10]英国政府对于“缔结一项伦敦与北京之间的商业联盟条约作为国家的重要目的这问题是未尝忽视的”，[11]再次筹备向中国派出使团，由前任驻俄大使和玛德拉斯省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勋爵担任特使。英政府向马戛尔尼提出，试探商谈建立条约关系，“尽可能通过签订一项商业条约来扩大英国的对华贸易”。[12]但是，1793年费尽千辛万苦来到北京的马戛尔尼，除了见到乾隆之外，一无所获。接着，英国政府又派阿美士德（W.P. Amherst）使华，“将公司贸易建立于安全、稳固和平等的基础上”。[13]阿美士德1816年来到北京，却连嘉庆的面都没有见到便被送回。

1833年，英国废除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在远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使现存的中外关系格局面临着危机。翌年，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John Napier）来到中国后，试图强行打破天朝体制，改变清帝国的对外交往方式，遭到挫败。清帝国仍固守传统的天朝体制，而英政府和律劳卑在处理这一重大转折时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式，这就使得矛盾和冲突趋向激化。经此事件之后，两种体制内在的深刻矛盾更加凸现出来，自认为是第一等强国的英帝国开始放弃长期实行的和平协商方式，逐渐转向武力威胁或战争手段。从官员到商人和媒体，普遍要求用暴力与中国订立通商条约。律劳卑致函巴麦尊，建议英国政府“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一项条约”。[14]至战争前夕，“英国民族的普遍情绪支持战争，大臣们支持，几乎所有小册子的作者们都支持战争”。在战争狂热中，他们以决定者的口吻断言，今后的中英关系，必定是建立在英国允准的条约基础之上。伦敦出版的《布莱克伍德杂志》载文说：如果今后商业得以继续，交往得以维持，“它必须是，而且只能是”建立在新制订和缔结，最后由英国批准的契约基础之上。[15]《中国丛报》的编者在评论一篇文章时提出，“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16]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用武力与中国建立条约关系的舆论已普遍形成。

暴力手段无疑与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相违背，为此他们作了种种辩解。律劳卑提出，清政府“在思想上极为愚蠢而且在道德上极为堕落，梦想他们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族，完全不了解国际法的原理和实践，所以该政府不能够由文明国家按照它们中间所公认的和实行的那些规则加以处理或对待”。[17]鸦片贩子林塞（H.H.Lindsay）也提出，按照一般原则，外国人应服从和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和规则，但“这是以与一个文明国家交往为前提”，而在中国则不是这种情况，它的法规“野蛮”，又拒绝让步，因此，在这里需要的是使用“武力”。[18]这样，英国以愈来愈严重的鸦片问题为切入口，发动了一场罪恶的战争，强行在中国建立条约制度。

战后于1842年、1843年订立的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标志着条约制度的产生。随后于1844年又订立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1847年订立中瑞挪《五口通商章程》，1851年订立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产生，使中外关系开始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是中国处于命令的地位决定国际关系，现在这一格局被打破，列强用不平等条约的形式确立了新的关系。对列强来说，这些条约，揭开了对华事务的“新纪元”，同时也宣告中国“闭关自守”政策的破产。

然而，新建立的条约制度是脆弱的和不完全的，以“天下共主”自居的清帝国并未真正接受这一关系，议和大臣遭到人们的“痛恨”，几乎每一个有权位的中国人都反对履行条约。虽然清帝国认可了强加于它的“种种屈辱条件”，却并不表明它“必须屈膝”，帝国各地仍然认为有权“像受命于天一样，去破除那些不公正条约里的人为的限制”。新的条约关系尚未真正取代天朝体制，还隐伏着种种危机。另外，这一关系本身还不完善，还未充分地赋予列强所需要的特权，其适用范围也仍有种种局限。在清政府看来，《南京条约》是永保和平的“万年和约”，不愿再行修约。而列强各国对第一批条约并不满足，需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调整关系，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可避免。

列强各国再次用暴力调整了条约关系，额尔金（J.B.Elgin）谈到《天津条约》时，形象地说，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不平等条约制度基本形成，基本上打破了华夷秩序，取代了天朝体制，逐渐获得了稳固的地位。从清政府的态度来看，在新的形势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不得不接受战争的结局，屈从于不平等的条约关系。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在武力的胁迫之下，终于使清政府屈服。以前处于主导地位决定对外关系的清政府渐渐看到，现在是“西方各国强把他们的意图加在中国身上的时候了”。随后在同治初年，清政府确立了自己信守条约的方针，不仅朝廷的态度明确起来，一些地位显要的地方督抚也都强调取信于洋人，在清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重视履行条约义务的主体意识。如马士（H.B.Morse）所言，“直至1839年为止，使西方国家听从条件方可允许双方关系存在的是中国；自从1860年以后，把和中国共同来往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却是西方国家”。[19]

而且，随着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不平等条约制度的适应范围也迅速扩大。1858年6月，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先后与中国订立《天津条约》，其中英、法、美又于11月订立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接着，1860年10—11月，英、法、俄又与清政府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9月，德国订立《通商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1863年7月丹麦订立《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10月，荷兰订立《天津条约》；1864年10月，西班牙订立《和好贸易条约》；1865年11月，比利时订立《通商条约》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1866年3月，意大利订立《通商条约》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1869年9月，奥地利订立《通商条约》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1874年6月，秘鲁订立《会议专条》和《通商条约》。1880年代，又有一批国家与中国建立不平等条约关系。1881年8月，巴西订立《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12月，葡萄牙订立《和好通商条约》。用条约制度束缚中国的国家，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与此同时，其内容以及对中国的约束也趋于完备，列强各国的在华权益进一步扩大，基本上包括了它们的主要特权，尤其是经济特权。如英人伯尔考维茨（N.A.Pelcovits）所说：“它包括了商人们所要求的特权”，是“整个时期英国和中国外交及商务关系的根本基础”。[20]对中国的约束，也从东南五口扩展到中国的京师、长江腹地和北方，中国开始受到条约制度的全面制约。

甲午战争之后，不平等条约关系又有新的发展。日本通过战争，废弃了1871年订立的《修好条规》，强行改变已经建立的平等条约关系，也跻入这一行列。1895年4月中日订立《马关条约》，翌年7月又订立《通商行船条约》，10月订立《公立文凭》。1899年12月，墨西哥订立《通商条约》。另外，1898年7月，刚果订立《天津专章》，在中国获得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该国号称“自由邦”，实际上并非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是比利时殖民地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甲午战争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外关系体系已完全崩溃。继越南之后，朝鲜也与中国脱离了宗藩关系，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另外，条约制度的内容也有新的发展，增加了列强在华争夺和资本输出的特权，体现了资本主义已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特点。

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发展，加剧了中外冲突，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终于激起了一场剧烈的反帝斗争，这一关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11个国家与中国订立了包括19个附件在内的《辛丑条约》，通过攫取新的条约特权和实施各种惩罚和限制，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一不平等的关系。该约不仅是西方国家集体与中国所订，而且“条款之酷，赔偿之巨，为亘古所未有”，[21]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片面条约，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思想等方面，被列强紧紧缚住了手脚，如荣禄所说，成了一个“不能行动之大痨病鬼”。[22]不平等条约制度更加完备，中国的国家地位沦落到非常低的阶段，其独立主权的属性亦寥寥无几。民国时期，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于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迫使袁世凯政府与之订立“民四条约”。该约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特殊要求，并形成了与他国不同的特殊关系，这一关系为它以后发动对华战争埋下了伏笔。1918年，瑞士与北京政府签约，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立不平等关系的国家。

不言而喻，中外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列强各国用暴力推行强权政治的结果。除了这一基本原因之外，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发展，与清政府缺乏国际知识，对外国人实行怀柔持平政策亦不无关系。道光帝谓：“国家抚驭外夷，一视同仁，断不使彼此稍分厚薄，致启争端。”[23]耆英致顾盛（Caleb Cushing）函谓：“中国之待各国商人，不能有所偏，偏则各国人心不服，是以上年本大臣议定贸易章程如裁撤行商、革除规费、减船钞、定税则、开五口，及其余一切有益远商之事，大皇帝不待各国请求，即通行一体照办，此即一无所偏之明证，非专为英国贸易通商所定也。”[24]在外国人看来，“几世纪来，中国人在贸易方面，对所有外国人向来都是一视同仁的，自然没有理由臆测他们只是因为和英国签订了一项条约，便改变了他们对其他国家的态度”。[25]清政府的这一传统政策，无疑是不平等条约得以泛滥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条约制度的主要内容：行使“准统治权”的特权制度

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攫取的各种特权成了对中国实施“准统治权”的制度，即如费正清所说，“依靠条约法规使各种权利成为制度”。这一损害中国主权的特权制度，在近代中外条约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反映了这一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种畸形制度。

就内容来看，近代中外条约包括两大类别：一是常规性的规则和制度，即在中国所属领土上持续实施的条约规定；二是交割性的条约权益，与经常性的行为规则不同，系一次性的交付行为。在国际法中，这一问题涉及条约的分类。德国国际法学者特里派尔（H.Triepel）将条约分为“契约性条约”和“立法性条约”两类，前者“只是在于解决当前的一个具体问题，而不在于为将来制定共同行为规则”，如割让领土；后者则“有着创立此后相互间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的共同目的，即创立法律的目的”。这一分类虽然有失严谨和确切，为不少学者所反对，却是一个“虽不严格但却很有用的区分”。借助这种区分或概念，我们可以了解各种条约的不同性质。中国学者李浩培提出，就国际法的观点看来，“凡是条约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立法性的”，主张分为“一般规则和个别规则”的立法性条约。[26]运用这一概念区分不同类别，可以从内容上将近代中外条约分为“一般规则”和“个别规则”。前者即中国所属领土上持续实施的规则，包括各种特权制度和国际通行的近代交往制度等；后者即某种权益的交割性规定，包括割地、赔款等通过战争或武力威胁所获得的条约权益。

就“一般规则”来看，列强对华实施“准统治权”的特权制度，构筑了中外间的不平等地位，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基本标志。从广义的角度来看，这一特权制度的实体并不仅仅限于中外间所订立的正式条约，而是一个以条约为主干的体系，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中外间订立的各种形式的协议，包括中国政府与各国政府签订的正式条约，以及正式条约之外的各种合同、章程、协定等。前者是条约制度的依据，每一项具体的特权制度，都是基于条约规定，离开这些正式条约，整个条约制度就无由存在。后者被国际法学者称为“准条约”，其中有些是根据条约权利订立的，虽不是正式的国际条约，但对中国仍有约束力。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几乎不下于被它（指中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所订立的正式条约所决定和规定”。[27]另一类是因条约规定而产生的，包括中国政府为履行条约规定及办理相关事务，而颁行的谕旨、法令、章程等，外国方面根据条约特权在华建立的机构，以及实行的各种制度。根据国际习惯，条约必须信守，“如果违反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而违反条约，就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应负国际责任”。[28]显然，以正式条约为基本规则构建的条约制度，是列强约束中国的法律形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体来说，这一特权制度体现在司法法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

司法法律方面，各国列强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这是一种由其领事或官员按照他们本国法律对其本国侨民行使司法管辖权的片面特权，损害了中国的属地管辖权。列强公然声称中国不能享有这一属地管辖权，顾盛提出：“按照欧美奉行的国际法，每一外国人居住或暂留在任何基督教国家内都应服从该国家的法律”。而在与回教国家的交往中，采用了一个不同的原则，即“信奉基督教的外国人不受当地官员的管辖，他只服从（这是自然结果）本国政府所派公使或其他官员的管辖”。美国在华侨民，“应当适用”这一“在亚洲回教国家中取得的那种有利于欧美人的规则”，“美国人应享有本国政府官员保护的权利，并服从他们的管辖”。[29]他将这一“有利于欧美人的规则”视为国际法原则，谓：“美国政府应为美国人民要求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权利，这不是要中国让与的问题，而是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就是说，像当时中国那样一个国家是没有资格主张一般的属地主权原则，以保持其对国境内外人的管辖权的。”[30]正是基于这种无视国际法的强权逻辑，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将领事裁判权制度强加给中国。1843年7月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早对此作了规定：“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31]随后于1844年7月订立的中美《望厦条约》，在此基础上又加以扩大，并使得领事裁判权具有了完整的意义，成为这一特权在中国起源的一个重要环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进一步拓展。不仅这一特权本身愈益扩充和完善，而且各国相率效尤，与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其他国家先后攫取了这一特权。在实际中，列强又将这一特权扩展至对中国人实行某种程度的司法管辖，如《烟台条约》规定的观审制度，以及租界中的会审公廨和东省铁路的公审机关等。

在不平等的条约制度中，领事裁判权居于中心地位，成为其他条约特权的基础。如赫德（Robert Hart）所言，“治外法权是包含在一系列条约中的中心思想”，它“构成每一条约的基础，贯穿于每一条约的条款中”，是“造成一切损害的根源”。这是“一种无价的特权”，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本质的一项条约中的条款”。[32]也就是说，这一特权是外国列强向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行使其他各种特权的重要保障，丹麦驻华公使欧哀深曾把领事裁判权、租界、协定关税，列为破坏中国主权完整的三大魔鬼。

政治方面，由于种种条约特权，“使中国的国权受妨害，行政不能统一”，[33]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行政主权以及自保权受到严重限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列强在中国的某些区域直接行使行政管辖权，如租界、租借地、使馆区、铁路附属地等。

租界是由通商口岸发展而来的一种特殊制度，这是列强在某些通商口岸的外人居留、贸易区域中，起初通过非法手段，继而由不平等条约确定下来，侵夺中国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建立独立于中国政权体系之外的行政管理机关，以致形成“国中之国”的特殊制度。《南京条约》规定外人可以在五口居住、贸易，1843年10月签订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确定由中国地方官与英国领事会同商定英人租地建屋的区域，这一规定可以说是租界得以建立的原始条约根据。1843年11月，英国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与上海道宫慕久商定《上海租地章程》，是第一个有关租界制度的章程。1854年7月，英、美、法三国领事擅自修改1845年章程，制定了《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通过该章程，上海外人租地出现了拥有征税权，拥有武装警察，类似西方自治政府，并完全摆脱中国的行政管辖的市政机关，租界制度基本形成。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通过条约又增开新的口岸，同时又以新的形式将租界制度推向这些口岸。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之役之后，列强又借机谋取这一特权，开辟了不少新的租界。

租界特权是在形成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取得条约依据的。最初所订条约中并无由外人自己管理其居住区域的规定，只是确定由地方官与领事商议划分居住区域的原则。1864年，英国公使致各领事书，谓：“租界地与英国政府，并不容许其（指领事）管辖该地，该地仍属于中国之主权。于该地之英国侨民所能施行之管辖范围，只与其他未有租界之口岸之侨民等。盖英国政府所得施行之权力，系由于中国政府所订条约中来，初不以租界地面稍受影响。”[34]可见，无论是上海的公共租界还是各处的专管租界，外人所实行的制度皆不是条约权利。由于中国积弱不振，租界制度才在没有条约依据，而是清政府予以“默认”的情况下长期施行。最早在正式条约中肯定租界行政权的，是甲午战后中日所订《公立文凭》。该约第1款规定：“添设通商口岸，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理道路及稽查地面之权，专属该国领事”。[35]日本既开条约允许之先例，其他各国依最惠国之条款，亦要求同等待遇，于是租界行政权成为条约权利。从法律上讲，租界还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租界形成之后，成了中国领土范围之内的特殊区域。列强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在租界行使了某种程度的属地管辖权，如管辖权、自卫权，等等，俨然如同一个与中国并立的独立国家。正唯如此，它们被人们称为“国中之国”，成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租借地是列强通过条约从中国“租借”某部分领土，于一定期限内行使属地管辖权，以作为在华侵略基地的特权。1887年，葡萄牙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约，取得“永驻、管理澳门”[36]的条约特权，澳门成了近乎割让的永久租借地。其后在19世纪90年代的瓜分狂潮中，各国纷纷抢占租借地，掀起了一个浪潮。通过条约，俄国攫取旅大、德国攫取胶州湾、法国攫取广州湾、英国则攫取了威海卫和九龙两块租借地。租借地对中国主权的限制，比租界更为严厉，各租借国把租借地视为自己的领土，在这里建立政府机构，驻扎军队，设置警察，征收税饷，经营各种事业，实行殖民统治。在租借区域，租借国具有如同统治本国领土一样的各种权利。各租借条约均规定，在租借期限内，租借区域归租借国“管辖”或“治理”，并可派驻军队，建造军事设施，以资“护卫”或“保卫”或“保护”，等等。[37]

使馆区是列强通过条约迫使中国在京师划一地段作为使馆区域，在此行使统治权的特权。外交代表享有“馆舍豁免权”，即使馆馆舍不可侵犯，而使馆所在的整个区域豁免的特权，则不为国际法所认可。这一特权是通过《辛丑条约》攫取的，其中规定：“大清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卫。”[38]在使馆区域里，列强具有驻军权和自卫权，以及包括警察、司法、土地、征税等在内的行政管辖权。这些均与租借地相类似，即中国的统治权不能及于此区域。不同的是，条约未规定使馆区的期限，也未规定其主权仍属中国，可见列强试图使这一特权制度具有永久的性质。这些使得使馆区成为一个极为特殊的区域，其对中国领土的剥夺和限制更为苛严，如同一个各国共管的袖珍小国。

铁路附属地，即所谓“特殊势力圈”，这是俄、日两国在铁路附属地区建立行政管理机构，对铁路沿线的中外居民进行行政管辖的特权。俄国是始作俑者，它在非法行使这一特权之后，迫使清政府订约，使之披上合法的外衣。1906年，沙俄政府决定将东省铁路附属地的民政权委托给东省铁路公司行使，制订了《东省铁路附属地民政组织大纲》。翌年3月，又批准了东省铁路公司董事会拟定的《东省铁路管理局组织大纲》。根据这两个组织大纲，东省铁路公司设立了管辖路区的行政机构。清外务部对这一非法行为提出抗议，沙俄根据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第6款“由该公司一手经理”之规定进行狡辩，说并不违背原约。清政府作了妥协，于1909年与沙俄订立了《东省铁路公议会大纲》，这一非法攫取的行政权由此成了条约特权。根据大纲，中国多少挽回了一点主权，将铁路附属地变成了中俄的共管地区。由于日本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也非法行使管辖权，沙俄借词拒绝按上述大纲实行，仍依照俄国颁布之自治制办理，继续控制铁路附属地行政权。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和清政府的认可，接受了沙俄在南满的铁路，也以此为依据要求“对铁路附属地区的绝对的和排他的行政权”。[39]继而又非法在南满其他铁路支线如安奉路也擅自行使管辖权，并将这种非法的行政权推行到南满的矿山附近，称矿山附属地。

第二种情况，是列强在中国某些区域派驻军事力量，限制中国的自保权，包括外国军舰在中国某些领水驻泊游弋，外国陆军驻扎中国某些区域，以及禁止中国某些地域设防等。关于外国军舰，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最早对此作了规定：“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国官船一只在彼湾泊”。通过这一规定，英国获得了在中国派驻军舰的条约特权。紧接着，美、法、瑞、挪相继获得同样的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特权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所有有约国“一体均沾”此特权，而且从沿海扩展至内河。除了秘、巴、墨、朝、瑞（典）等5国给予中国兵舰在彼国以同等权利之外，其他均是单方面享有这一特权。外国陆军“合法”进驻中国领土，最早是通过租借地条约。根据这类条约，租借国的海、陆军均可屯驻租借地。通过《辛丑条约》，列强又获得了在京师、内地屯兵的条约特权。此外还禁止中国某些地域设防。这些条约规定，限制了中国的自保权，为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侵犯和干涉，提供了最直接的途径。

第三种情况，是在中国某些部门行使行政管辖权，如与协定关税相关的海关行政。《南京条约》取消公行制度后，与此相关的海关制度发生变化，在中英条约中规定了领事担保制。1854年6月，上海海关监督吴健彰与英、美、法三国领事签订了改组上海海关的协定，建立了外籍税务监督制，上海海关行政由此为外人所控制。随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英于1858年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海关事务“各口划一办理”，“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40]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由此取得了条约依据。美、法两国在同年与中国订立了同样的条约，德、奥也分别于1861年和1869年获得这一条约权利。两江总督何桂清在执行这一条约时，任命英人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总司其事”，名曰总税务司，又发展了这一制度，后经总理衙门确认。这样，外人控制上海海关行政的制度扩展到全国所有海关，并由总税务司负责。中国的海关行政权由此为列强所侵夺，海关成了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机构。整个海关部门由外人控制，总税务司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对各海关所具有的权威，不仅清政府中央行政部门首长不可比拟，而且“为他国无比之独裁的行政长官”。外人控制的海关成了所谓“imperium in imperio”，[41]即“主权中的主权”，或“政府中的政府”，这与国家的主权完整是完全不相容的。如同租界是中国领土内的“国中之国”一样，海关是中国行政系统中的独立王国。

第四种情况，是在某些区域限制中国的行政管辖权，即势力范围。势力范围是列强各国通过条约，取得在中国领土某范围内经济事项的优先权和独占地位的特权。这种优先权和独占地位，限制了中国独立自主发展某项事业的经济主权。通过这一特权，相关列强国家独占中国某些区域的权益，而排除他国染指。在甲午战争之后的瓜分狂潮中，各国列强通过条约或照会攫取独占权益，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总理衙门先后向英、法、日等国承诺，保证不将长江流域各省、越南邻省和福建等地让与或租借他国。[42]又通过其他条约，清政府给予相关国家以筑路、开矿等经济权益。这样，东北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两广和云南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给予各国势力范围的权益，虽限于经济范围，但却有着重要的政治性质。势力范围与租借地特权是紧密相连的，同样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某种意义上，划定势力范围又是瓜分之准备，是列强瓜分中国浪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前奏，具有“半政治的意义或附带的政治意义”。[43]其后，日本将它的“势力范围”推向极端，发展为侵占东北、独霸中国的国策，发动了侵华战争。

经济方面，由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列强的种种限制，不能掌控自己的各项事业，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片面协定关税、沿海和内河航行、在华设厂及路矿投资、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

片面协定关税是列强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条约特权，中国单方面受协定税则的约束，只能履行义务，不能享受相应的权利；而各国则可以享受权利，不必尽相应的义务。《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44]确立了由中英双方协议订立税率的基本原则，标志着侵夺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开始。翌年，中英双方议定了进出口货物税则和船钞标准，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和《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1844年7月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如中国欲变更税则，须经美国“议允”，中国的关税主权受到更严厉的限制。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通过《天津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协定关税制度的原则和体系已基本确立，中国全面地置于协定关税制度的约束之下。自中日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之役之后，协定关税制度又有新的发展。这一片面协定关税包括进口税、出口税、子口税、吨税、沿岸贸易税、陆路贸易税、鸦片税厘，以及有关违禁品和免税品的协定等，此外还有由海关征收的特别关税机器制造货税等。除了这是一个片面的，并非互惠的关税制度外，还具有种种损害中国权益的特点，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

沿海和内河航行，是指各国在中国沿海和内河从事航运的特权。沿海和内河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根据国际法，“没有规定给予外国以要求准许其公私船舶在国内河流上航行的权利”，沿海国可以“禁止外国船舶从事沿海岸的航行和贸易”，而“专为其本国船舶保留”。[45]中美《望厦条约》最早对外国船只在沿海转销洋货作了规定，接着中法《黄埔条约》亦作了类似规定，此后中英、中美和中法《天津条约》又确认了这一权利。与此同时，外国船只非法在沿海贩运土货，并很快发展起来。到1863年所订中丹《天津条约》，明确地把外国船只的这种沿岸贸易予以合法化，使之成为一项条约权利。内河航行权，最早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英商船只可在“长江一带各口”通商，其后中丹《天津条约》又肯定了外国船只在长江各口贩运土货的权利。除长江外，列强还攫取了吴淞江、运河及珠江等河流的航行权。在1890年代的瓜分狂潮中，列强又攫取了“内港”，即非通商口岸内地的航行权。中国的内河，无论巨川、支流，凡可以通航者，均对外国轮船开放。1902年、1903年，英、日与清政府订立通商行船续约，又使之成为一项条约权利。由沿海到长江，再到内港，中国领水完全对外开放，航权丧失殆尽。

在华设厂及路矿投资，不同于主权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来往，亦是列强通过条约强迫清政府给予的特权。《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由此，在华设厂成了一项条约特权，此后在中英、中美通商行船续约中亦作了规定。铁路投资最早是由1885年中法《越南条款》规定：“日后若中国酌议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这样，列强多年希望的铁路权益，成为一项条约权利。矿业投资，是列强各国或外商通过直接投资控制中国矿权的特权。法国以干涉还辽向清政府索取报偿，通过1895年6月订立的《续议商务专条附章》，首先取得这一条约特权。该约规定：“议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路矿利权是势力范围的具体内容，在甲午战后的瓜分狂潮中，列强掀起了争夺高潮。在这个意义上，势力范围除了政治方面的意义之外，又更体现为经济的性质，可视为“利益范围”。它还包括其他经济事业的优先权，如“开办各项事务”，需要“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等等。[46]诸如此类的外人在华投资，不仅仅是吸收外资的简单问题，而涉及国家经济主权。近代中国的外人对华投资，是强权政治下的投资。它以中外约章为依据，以其他条约特权为护符，脱离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的管辖，与今日的吸收外资不可同日而语，“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投资”。[47]

片面最惠国待遇，即与中国订约国家可以享有中国给予第三国的特惠，而中国却不能享有这种权利。1843年10月订立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最早对此作了规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48]随后，美、法和瑞典、挪威分别于1844年、1847年也取得这一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更多的国家与中国订约，同时亦取得这一特权。这一片面最惠国待遇制度，是一个西方列强损害中国利益、均沾中国权益的专利制度。除了片面的而非互惠的这一最基本的特质之外，它又是无条件的，在运用上没有必要的限制，并具有概括的和滥用的特质。由于这些特质，“使每一国家今后都能借以为它本国取得他国以巧取豪夺的方法劫自中国的一切特权。”[49]严格地说，最惠国待遇只限于经济事项，但列强各国往往将这一特权扩展到政治、司法领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又具有政治的性质。

文化教育方面，列强各国违背国际法，用条约迫使中国接受它们的相关特权，损害了中国的文化主权，主要包括传教和教育特权。

传教权方面，列强先是通过《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迫使清政府放弃禁教政策，并取得了洋人的习教权；接着又迫使道光颁发谕旨，取得了华人的习教权和在通商口岸的传教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美、英、法四国所订《天津条约》，又攫取了在内地的传教权。其中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到内地传教，“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其后，又有德、丹、荷、西、比、意、葡等国取得传教的条约特权。获得内地传教权之后，法国又通过欺诈手段，为传教士攫取了在内地置买房地产的特权。教育权的攫取，也是在鸦片战争后开始的。最早《黄埔条约》规定：法兰西人可以在五口建造“学房”，“教习中国人”，“发卖佛兰西书籍”，等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条约特权进一步扩大，除中法《天津条约》重申上述规定外，其他国家如德、比、奥、美等也与清政府订立了类似条款。1868年中美订立《续增条约》，又进而提高了在华兴办教育的规格，“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50]

用条约的形式强迫中国允许别国在自己国家传教，是违背国际法的。“国际公法承认，一个国家永远不能要求另一个国家同意在其国内给予任何一个教会——比如本国教会——好处和特惠；它无权要求另一个国家接受传播这种或那种信仰的传教士”。[51]传教属于国内法范畴，却“以应规定于国内法之事而羼入国际公法”，[52]无异是侵夺了中国国内立法方面的主权。而且，各国支持传教士来华，主要目的在于从精神领域控制中国，超出了宗教信仰领域。在华教育特权，与传教权有异曲同工之处，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教育主权。教会学校，“其目的亦并不在教育人才以促进教育之进步，乃欲以学校为一种补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事业”。[53]其宗旨，是以“基督教主义教育中国青年，俾皆被基督教之泽”，[54]将中国造成一基督教民族。

除上述所列之外，列强各国还享有其他种种特权，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如鸦片贸易、自雇引水特权，以及某些方面的片面国民待遇特权，等等。总之，如西方学者所言，条约制度“已逐渐成了中国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55]这是“中国政体的一个特殊部分，中国的主权在这里不是被消灭，而是被订约列强的主权所掩盖或取代”。[56]列强国家由此“对中国担当起准统治权的责任”，[57]中外之间形成了一种极不平等的畸形关系。中国形式上仍是一个独立国家，但它的一部分主权已通过条约制度被列强所行使，并与中国国家体制结为一体，这正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内涵之一。

三 清政府的认识与应对

条约制度改变了传统的中外关系，它既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侵害，蒙受着不平等的耻辱，又随之带来了近代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和部分体现平等原则的内容。这是一段艰难曲折、充满屈辱的历程，对清政府而言，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既要承受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平等的特权制度，又要舍弃对他人不对等的天朝体制，在阵痛中剥离传统的对外关系体制，接受近代国际关系模式。

从鸦片战争开始，毫无近代条约知识的清政府，对这一新的关系处于朦胧的状态，缺乏必要的认识。它所面对的已不是传统的周边“夷狄”，而是有着更高文明的海外征服者。长期封闭的清朝大吏们颟顸无知，对国家主权、国际法，以及近代国家交往的原则和方式等一无知晓，他们仍然用封建时代的帝国观念和手段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对于条约的谈判和签订，清政府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伊里布向黄恩彤传授经验说：“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针密缕去缝。”英国人利洛（Granville G.Loch）在《缔约日记》中对这些谈判大吏做了这样的描述：“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的字句与语法。中国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因此等他承认条约以后，就要求大臣将运河中的船只转移到江中。”[58]清朝君臣不知道和约与商约的区别，将结束鸦片战争订立的条约视为一揽子解决争端、一成不变的万年和约。道光帝说，“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从此通商，永相和好”。耆英也认为，“惟一切善后事宜，尚须明晰妥议，立定章程，尽一办理，方可期一劳永逸，永杜兵端”。[59]中英战争结束不久，美国便要求订约，而仅将条约视为解决两国争端和约的清政府，根本没有建立条约关系的打算，也没有这一观念。护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程矞采对美也要求订约很不理解，答复说：“英咭利与中国构兵连年，始议和好，彼此未免猜疑，故立条约以坚其信。若贵国自与中国通商二百年来，凡商人之来粤省者，无不循分守法，中国亦无不待之以礼，毫无不相和好之处，本属和好，何待条约？”[60]

清朝官吏们也不懂得，条约是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在他们看来，与外国订约就是给予对方权益，是单方面的让予，如果再行修约，意味着还得继续给予对方以新的权益。清政府将已订条约视为一成不变，担心失去更多的权益，其基本原因便在于此。美国全权公使顾盛在《望厦条约》中塞进了12年后修约的条款，从条约关系的角度上看，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任何条约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清朝大吏们只希望维持现状，谈不上通过这一条款提出自己的条约要求。当列强提出修约时，清朝君臣无不以“万年和约”为辞，极力反对，谓：“前立和约，既称万年，何得妄议更张”；“既系万年和约，似不应另有异议”；“均应遵照旧约，断难随意更改”。咸丰旨称：“既称万年和约，便当永远信守。”[61]条约“虽有十二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如果彼坚执12年修约，亦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以示羁縻”。[62]后来薛焕更明确地说：“臣思外国条约，经一次更改，即多一次要求，议令立约后永远遵守，暗中消去十二年为度一层。”[63]

在被迫接受条约之后，清政府采取了信守条约的方针。这一方针包括自己守约和要求对方守约，如耆英所言，“如约者即为应允”，“违约者概行驳斥”。[64]从总的趋向来看，鸦片战争之后的守约方针，主要是针对对方的，而且还有着暗地摆脱条约约束的明显意图。清帝国的君臣将接受条约视为羁縻外夷的权宜之计。开始，它也是施以兵威，待征剿受挫，道光只得“聊为羁糜外夷之术”。订约中它给予列强的某些条约权利，包括一些重要特权，与传统的羁縻之道相吻合。例如，开放五口，以及给予其他相关的通商权利，便符合施之以恩惠的羁縻之道。“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而帖服。”[65]他们担心列强纠缠不休，认为，“所赖通商为该夷养命之源，税例之增减多寡，即关夷情之向肯从违，若过为搜剔，则恐致反复”。[66]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这两项重要的条约特权，也与羁縻之道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的官吏们开始有所醒悟，对新的条约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作了某些调适。

由于列强各国更加苛刻地要求清政府严格履行条约，锱铢必较，清政府的守约方针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列强各国对各省官员忽视条约极为不满，1862年1月，英国公使卜鲁斯（F.W.A.Bruce）即向奕呈递数千言的照会，谓：“两国始终不和之缘，总由各省督抚于外国交涉事件，并无尽心守约之理”。“各大吏向不存秉公尽约之意，转以条约准行之处，多方推卸，设法阻挠。”“外省大吏任便自行，或不谨守约条，或敢私为改易，殊非内外友谊之道，实易开嫌隙之源。”照会列举了地方官不遵条约的种种事例，要求“大皇帝明降谕旨，示以各国条约，原为慎重之文”。“外官只须尽约照办，锱铢勿许增减”，“敢有相违者，立予重处”。在指责清政府未能守约的同时，列强又施以威胁手段。在照会中，卜鲁斯声称，“此种背约阻滞，无非致令贵国临险之虞……毕至酿成称戈之祸”。[67]各国“总以将来中国不能守信为虑”，其后又屡屡指斥清政府，处心积虑“欲使中国家喻户晓”。如1863年，英、美、俄等国在法国的支持下，分头向奕递交一项声明，对各省执行条约的状况表示不满，并向清政府提出警告。

同治初年，由于潮州进城和田兴恕两案，列强各国怀疑中国不肯按约办理。加上此时发生追偿欠款案，英国更以此“为发端辩难之据”，态度极为强硬。照会谓：“深虑终使外国忍耐不堪，徒向地方官屡屡照会，置若罔闻，必致自出妥速之法”。照会以“自出妥速之法”相威胁，表明英国是势在必得，甚至不惜用暴力手段来强迫清政府恪守条约。奕等甚感问题严重，主张迅速解决。根据奕的意见，朝廷即刻谕令两广总督瑞麟亲自办理此事，同时又颁发一道严厉的谕旨，斥责该省督抚不按条约办事，强调遵守条约的重要性，指出：不遵守条约“致口实愈多”，不能“使人心服”，后果严重，“设令肇衅，则广州之前鉴不远”；“万一该国不能忍耐，恃强入城，与国体更有关系”。只有按约办理，“俾该领事得以按约进城，用符定约，方可以示诚信”。鉴于事情的严重性和急迫性，上谕口气极为强硬，不容商量，谓此事“势在必行，如或延阁，惟瑞麟是问”。[68]经此事件，清政府遵守条约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朝廷的态度明确起来，而且一些地位显要的地方督抚也都强调取信于洋人，在清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重视履行条约义务的主体意识。

与此同时，随着中外交往的建立和扩大，西方的国际法和近代国际关系的准则等从各种渠道传入中国，清朝大吏们逐渐产生了近代国家主权意识。1864年，清政府刊印了丁韪良（W.A.P.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奕上奏说，“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69]一方面，他们对条约制度及其性质的理解，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法意识。奕谓“昔日允之为条约，今日行之为章程”。[70]署湖广总督、江苏巡抚李瀚章更确切地说：“今日之约章，即异日之法守。”[71]1867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李鸿章指出，此“系条约而非议和”。修约是双方的权利，“有一勉强，即难更改”。“其有互相争较，不能允从之处，尽可从容辩论，逐细商酌，不能以一言不合，而遽责其违约。”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对其“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的种种非分要求，“皆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72]另一方面，他们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到现存的条约制度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清政府明确表示：“查中外时势，有难有易，且亦各有国体及自主之权。如时势可行，及无碍国体政权者，中国原有自主变通之法。其窒碍难行者，无论不能勉强，就令勉强试办，终必无成。”[73]也就是说，如无碍国家主权，可以变通，相反，即使勉强试办，也终必无成。其后到光绪年间，他们更明确从国际法的角度，来检索此前所订条约的失误。如李鸿章奏言：“从前中国与各国立约，多仓猝定义，又未谙西洋通例，受损颇多”。[74]

对条约本身的认识以及对西方列强“修约”要求的应对，又进一步发展为主动修约的思想主张。例如，曾纪泽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认为，通过不断改订不平等条约，就可以使中国收回权利。他看到，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长守不渝，一可随时修改”。前者是指“分界”条约，后者是指“通商”条约。中国也要利用通商条约的这种性质，不能独为对方所用。“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诚能深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不善，正赖此修约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75]曾纪泽认为，改约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彼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这样中国可以不着痕迹地收复权利。按照西洋通例，“虽蕞尔小邦欲向大国改约，大国均须依从，断无恃强要挟久占便利之理”。1881年，曾纪泽曾赴英外交部，“谈商改条约之事”，“争辨良久”。[76]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官员亦有类似的认识。1884年，总理衙门还向各国明确表达了修约的期望，表示：“惟我中国办事，均系十分遵约，一本万国公法而行。即如前与各西国所立各约，其中原有中国未尽出于情愿，勉为允许者，谅各国大臣亦所素悉。中国则于明知各约内之有损于国，无益于民者，初未尝或有不行照办，不过期望各西国渐渐可以改为和平。”[77]其后，清政府虽未明确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但注意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的权益，并有意识地在新订条约中消削或限制此前已被列强所攫取的特权。

经过甲午战争，伴随着中国藩属体系的崩溃，清政府摒弃了宗藩观念，并更注重守约，进一步加强防范，以“见信于洋人”。[78]另一方面，列强侵略的加深，又使得清政府更为愤恨。他们感到，“事事退让之路已经走得太远了，从今往后，抵拒外国的侵扰应该成为它的政策的主旨”。[79]清政府尤其是其内部的顽固势力，长期以来试图“驱逐洋人”，摧毁条约关系，但对外战争的屡屡失败，不得不“暂事羁縻”。他们一直在等待机会。声势浩大，又有种种“神术”的义和团的兴起，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认为这是上天赐予的千载良机。载勋等谓：“我看他们正是上天打发下来灭洋者，缘庚子至庚子，渠等在中国搅扰已一甲子，此时正天收时也。”[80]这种“天之所使，以助吾华”的论调，附和者又“神奇其说”，造成了清廷的主导倾向，“盈庭聚论，众口一词”。“以受外人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团，皆以天之所使为词”。[81]于是，清政府利用义和团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排外，显示了不愿接受现存条约关系的倾向。

然而，列强以前所未有的暴力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将“惩前”与“毖后”相结合，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思想等方面，全方位地巩固和强化了中外不平等的条约制度。经此创巨痛深，清政府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击，对条约关系的认识更推进了一步，并作了更大力度的调适，更为全面地接受了这一新的关系。除了强化守约意识之外，清政府的对外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更为主动地“以夷变夏”，传统的羁縻之道转向近代性质的条约外交。1901年1月，光绪和西太后还在西安，便下诏维新，要学“西学之本源”，“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还要“浑融中外之迹”，举凡“朝章国政”等等，进行全面改革。[82]清政府终于迈出了一大步，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行“以夷变夏”。

各级官吏研习国际法和条约，讲求外交之道，亦渐成风气。如1902年，直隶州知州曹廷杰将《万国公法》“逐条注释”，名为《万国公法释义》，请吉林将军长顺“咨呈外务部核阅”，并“请旨饬部删定”，“颁发学堂”，“为诸生肆习公法触类引伸之助”。[83]驻意公使钱恂提出仿各国通例，“组成一研究会”，研究海牙公约；又主张将条约之译文，国家之成见，编订成书，颁行国内，作军事学校的教科书。[84]其他官员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或主张将各国律例条约“详加编译，分类成书”，“以备研究”，[85]或主张汇刻中西成案，“发给内外各衙门办事人员，悉心研讨”。[86]张荫棠奏称，对外之方，“其要在于毋忽略国际公法”。[87]还有的提出“设外交学”和“专门外交学堂”，等等。外交、公法等还被纳入科举考试范围。严修提出改革科举，设经济特科，“约以六事”，其二为外交，“考求各国政事、条约、公法、律例、章程者”，获得允准。[88]1903年殿试，清廷将外交、公法等作为策试内容。

不少大吏更进而从国际公法的角度反省传统的对外观念，认真探究条约关系，各省愈益重视条约的编纂刊印。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其所组织编辑的《约章成案汇览》序中说：“凡一国之法律，必有立法者以裁制之，惟国与国交际之法律，则无人能擅立法之权，故居今日国际法之主位者，莫如条约。”方今环球大通，世变日亟，“前车已逝，来轸方遒，杜渐防微，阳开阴阖，讵复有常辙之可循。”山东巡抚杨士骧认为传统的对外之道是外交失败的重要原因，主张正确认识和对待条约关系，谓：“古今天下之趋势何归乎？一归于法治而已矣。”“吾国开关之始，士大夫狃于闻见，其视梯航而至者，莫非纳款贡献之列，交接之仪辄不屑以平等相待。外人以公法为辞，谢不肯应，其后屡经惩艾，不得已曲徇其请，割弃利益，欲返求公法以自全而已，无及矣。故国际共享之利，我独不得与，而中外交涉之历史，大抵失败之迹焉。”他提出，要如日本一样“壹意维新”，“修政经武”，对条约须“谨而持之，以谋其便，化而裁之，以会其通，异日国运之振兴，必有赖于是者”。[89]驻美公使张荫棠批评传统的驭夷之道，谓：“窃维吾国向来一统自治，闭关日久，士大夫多昧于五洲大势，遇事习为虚骄”。他认为，清政府外交失败，列强之“威胁强逼，智算术取者半”，当局“不解国际法律自误者亦半”；提出对外之方，“其要在于勿忽视国际公法，勿放失土地主权，勿懵昧于列国情势而已”。并指出，外交条约，“外以持国际之平衡，内以保国民之权利，正宜得多数才智，各竭其心思之所长，经历之所得，以资裨补”。他进而提出，“宜先准资政院议员行协赞结约之权，又于院中设专科委员会，予以审量外交事务之权，引起国民关心大局，造成健全之舆论，以为外交之后盾”。[90]这些说明，清朝大吏们对条约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修约要求更明确提了出来。驻俄公使杨儒提出效法日本，改革内政，以修改约章，“保权域中”。安徽巡抚王之春主张“将考究条约一事，列为司员考成，及内外情形了然于中，得以预筹修约”。[91]端方以“西人商改条约，向以十年届满之日为紧要关键”为由，提出修改《辛丑条约》有关驻兵和禁止华兵在天津二十华里屯扎的条款。[92]在修订商约交涉中，中方代表突破《辛丑条约》仅规定对方有权提出修约的限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谓：“既有商议二字，便是彼此可以商改。”[93]他们在诸多方面维护了中国的权益，尤其是促使英国等允诺在条件成熟时放弃领事裁判权。

传统的驭夷之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走向了“以夷变夏”，羁縻越来越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用词。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这个词可说是俯拾皆是，充斥于君臣的上谕和奏折中；而在光绪朝以后，这个词便不多见了，尤其是庚子之后更为罕闻。“不屑与交涉”“不屑与交际”的旧习逐渐消退，朝野“竞起而讲交际之道”，甚至“上自宫廷，下至地方官吏，其所以与外人交际者，宴会馈遗，无不竭力奉迎，以求得其欢心”。[94]中国外交正在发生着根本的转折，传统的观念和制度，逐渐被以条约为内核的近代外交所取代。不过，清末的变化仅仅是这一全面变革的开端，羁縻意识仍然并未彻底抛弃。“今以中国现象言之，国际观念最为幼稚，较其程度，尚在排斥主义之终期，与相互主义之初期”，拒外、畏外和媚外心理并存。大多数人对条约公法和国家主权的认识，仍然是一知半解，“此皆平等观念尚未萌芽之故也”。[95]尽管如此，中国外交已出现了新的趋向，传统的驭夷走向了近代的外交。

四 条约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变形

条约制度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而又复杂的影响，从它产生之日起，中国的传统社会便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演变为一种新的形态。传统的封建社会，开始融入了新的因素，除了体现半殖民地性质的内容之外，还出现了近代性质的变化。

马克思在谈到“征服”时认为，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其中之一就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即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混合形成的”生产方式”。[96]在另一处马克思称之为“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97]这些论述为我们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诚然，近代中国所蒙受的还不是那种“灭亡”意义上的“征服”，它是另一种类型的“征服”，即用条约制度行使“准统治权”的“征服”。这种“征服”同样造成了近代中国的混合形态的结构。列宁曾明确指出，半殖民地国家“是自然界和社会各方面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98]这种“过渡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其社会结构的混合形式。

这是一个具有封建性质、半殖民地性质和近代性质的混合结构。条约制度的建立，没有完全取代封建制度，而是与之结合起来。恩格斯曾说，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组织像接木那样接在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那么在中国，列强同样需要这种嫁接，来保证取代中国一部分主权的条约制度的履行。如英贸易部强调，英国政府“不但不去压迫中国政府使其放松所制订的规章”，而且“将要对中国政府在抵抗对它的政权和行政的不法侵犯方面给予道义上的支持”。[99]可见，保存清政府统治体制，并与之紧密结合，是列强推行条约制度所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这样，也使封建制度伴随旧政权得以延续下来。

如前所述，条约制度是列强行使“准统治权”的特权制度，这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制度的主要标志，体现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格局。尤值得指出的是，传统的国家权力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通过条约制度，来华外人尤其是外国资产阶级成了中国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条约制度“象征着外国统治的新阶段”，“逐渐成了中国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西方人则是“对中国进行中西共同统治的合作者”。费正清（J.K.Fairbank）将这一格局称为“两头政治”或中西“共治”（synarchy），并认为后者更为妥当，指的是“由两方或多方共同统治或治理”。在费正清看来，“共治”是中国的传统，如“满汉共治”一样，现在的中外共治只是承袭了这一传统而已。他认为，朝贡思想与儒家君主制度有一种令人惊异的特性，“即夷狄入侵者常常可以接过这种制度并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当外来入侵者占优势的时候，“两头政治便成为中国国内的治理方式”，直至朝贡已经终止的晚清，“两头政治的原则却继续存在”。而“把朝贡制度颠倒过来的西方人”，只是“根据这一事实接受了两头政治”，“他们不过是在这个儒教国家扩展了自己的作用，从外围移到了中心”。或者说，中国“普天一统的秩序通常在某种借口下包括了周边的夷狄”，而条约体制取代朝贡制度，“是把外国人纳入儒教君主政体统辖的一统天下”。中西共治绝不是西方的创造，“条约最后做出的安排实际上是符合中国的传统的”。[100]条约制度是“具有‘共同统治’特征的主要政治机制”，一开始，“共治的传统让中国人没有察觉到任何痛苦便欣然接受”。[101]

也就是说，列强没有打破中国的传统，条约制度所体现的中西“共治”，不是它们强加的，而是清政府自愿的、合理的自然现象。这一说法无疑有悖于历史事实，有意无意地粉饰了列强侵害中国主权的强权政治。中国历史上因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形成的政权架构，与近代西方列强用条约制度约束中国的“共治”，风马牛不相及，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格局，前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而后者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主权关系。至于各种条约特权，虽然与中国传统驭夷的羁縻之道有某种吻合之处，但性质迥异。正由于存在根本差异，费正清又不得不指出，洋人享受治外法权和其他许多特权，“这是征服者传统特权的新版本”；条约制度“作为共治传统的一种变形，以其不慌不忙、步步紧逼、执著不懈、坚忍不拔的风格成为‘分裂和削弱中国’的根本原因”。[102]耆英在谈到以传统的羁縻之道应对条约关系时亦说，“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103]不论是费正清的所谓“新版本”和“变形”，还是耆英的“移步换形”，无不形象地道出了条约制度与中国传统的性质区别。在条约制度强加到中国的过程中，清帝国的君臣们在无可奈何中又无不痛心疾首，也正说明这一特权制度与传统的格格不入。正由于这一特权制度损害的是国家最为宝贵的主权，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由此沦为半殖民地，国际地位由此一落千丈。如美国政要布热津斯基（Z.K.Brzezinski）指出：“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104]

除了改变中国传统的国家地位之外，在这个混合结构中，还产生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制度。马克思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西方列强要在亚洲完成双重使命，即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105]破坏性使命，即侵略战争给了中国以致命的打击，“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106]建设性使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里所说的“文明”，无疑是优于中世纪的近代文明。近代中国也在条约制度的刺激和影响下推行了这种近代文明，随之产生了某种具有进步性质的近代制度。

中外交往制度逐渐舍弃了传统的驭夷之道，以新的方式建立与世界的联系，融入国际社会。伴随着条约制度的建立，传统的宗藩体系和天朝体制逐渐被打破，中外交往方式也出现了近代性质的变化。在中外条约中，对这一新的交往方式作了规定，主要包括公文和官员来往及礼仪，以及驻外外交机关的设置，等等。如《南京条约》规定，中英两国大臣及属员文书往来，俱用平行照会。《望厦条约》等亦作了类似规定。较之鸦片战争之前，此类规定打破了传统的不对等规则，初步建立了中外官员平等交往的制度。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又通过《天津条约》和其他条约，交往体制得以继续改进和完善，并进而规定了常驻公使和领事制度，中外之间由此建立了近代外交关系。如中英《天津条约》明确规定：两国“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并对驻外公使待遇、来往礼节等作了规定，如可以“长行居，[107]等等。这些规定，符合近代交往的国际惯例，中国也由此进一步摒弃了天朝体制，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建立的总理衙门，是适应条约关系的需要产生的。该机构虽然有着半殖民地的性质，其筹设亦充斥着“羁縻”外夷的传统理念，但却与过去办理对外交往的礼部和理藩院大不相同。奕提出，“各国使臣驻京后，往来接晤，及一切奏咨事件，无公所以为汇总之地，不足以示羁縻”。甚至在司员官役设置以及经费等方面，“一切规模，因陋就简，较之各衙门旧制格外裁减，暗寓不得比于旧有各衙门，以存轩轾中外之意”。[108]在机构设置上的这种考虑，无疑反映了“贵中华，轻夷狄”的传统羁縻观念。但另一方面，总理衙门又越出了传统，是一个具有近代外交性质的机构。其设置本身，便打破了华夷秩序下的宗藩体制；交往形式也在条约的约制下，不再是天朝大吏与藩属贡使的不对等关系，而体现了近代的平等关系。随着条约制度的不断强化，总理衙门羁縻外夷的传统色彩不断被削弱，终在列强的压力之下进一步转型。辛丑议和之初，列强便在议和大纲中强硬提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必须革改更新”。清廷降旨，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辛丑条约》第12款对此做了规定，清帝上谕也作为该约附件。这一改革，使外交体制基本上从传统转向了近代，具有重要意义。上谕谓：“从前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交涉，虽历有年所，惟所派王大臣等，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自应特设员缺，以专责成。”[109]显然，与由“兼差”大臣主持的总理衙门不同，外务部系专人专责，是一个专门的外交机构。用美专使柔克义（W.W.Rockhill）的话说，“按照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所采用的类似方式组织起来”。[110]

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尽管发自列强之议，却亦为清政府所愿，得到了李鸿章、奕劻等人的积极响应。奕劻看到议和大纲后，致函荣禄谓：“译署鼎新，彼如不言，中国亦宜自加整顿。”[111]李鸿章更做了全面的考虑，认为：设立逾四十年的总理衙门未发挥作用，沦为不合理及不负责任的机构，招致公使馆被围攻，外国人被害，因此必须废除，成立新的外交负责机构。他主张将这一机构改称为“外务部”，给该机构的大臣以高薪待遇，并要求由北京公使会议明确提出。[112]清廷按照李鸿章的方案进行改制，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优给俸糈”。外交机构的改革颇具象征意义，它完成了条约关系的体制衔接，为履行条约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又表明清政府在外交体制上舍弃了羁縻之道，更趋向近代化。

清末某些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制度改革，与条约制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清末的司法法律制度的改革，便是在领事裁判权的刺激下进行的。戊戌维新运动进入热潮之际，出使美、日、秘鲁大臣伍廷芳奏请“变通成法”，较为明确地提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方案。其中之一便是修订法律，“采各国通行之律，折中定议，勒为通商律例一书，明降谕旨，布告各国。所有交涉词讼，彼此有犯，皆从此为准”。此律制定之后，“教民教士知所警，而不敢妄为。治内治外有所遵，而较为画一”。[113]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下诏维新，各地封疆大吏纷纷响应。张之洞认为，不能仅仅“整顿中法”，在传统体制中讨出路，主张“酌改律例”，并与刘坤一联衔提出编纂“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114]清廷接受了这一建议，下诏纂修矿律、路律、通商律等，根据他们的推荐，令沈家本、伍廷芳参酌各国法律，将所有现行律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115]清廷虽没有明确提出收回领事裁判权，但其“中外通行”原则无疑含有这一意图。1902年中英签订《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英国承诺，“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判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116]美、日等国也签订了类似条款。这一条款对清政府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法律改革的目标开始明确起来。此前，从清廷发布的修律谕令到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变法奏议，均对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要求闪烁其词，未能彰显出改革的最重要诉求。现在，朝臣疆吏无不以此为论说之主旨，这一诉求成了改革的主调。主持修律的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多次表示，修订法律，“以收回治外法权为宗旨”。[117]他们认为，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原则，对封建旧律进行根本的、彻底的改革，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奕劻更从国家存亡的角度说明其重要性，视此为“撤去领事裁判权之本”。日本、暹罗即为例证，而“土耳其等国不能改者，则各国名曰半权之国，韩越印度西域诸回之用旧律者则尽亡矣”。[118]

由此，清末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包括采用西法、革新旧律、区别体用、建立体制等。他们组织翻译了西方各国尤其是日本的司法法律著作。在此基础上，全面革新旧律，将法律区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制定了《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以及《法院编制法》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等，建立了近代通行的法律司法体系，包括完备的法律系统和健全的审判、检查机构等。从刑法来看，完全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体例和名称，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诸法合体形式。其内容，以“模范列强为宗旨”，[119]仿效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原理和原则，剔除了不少封建旧律。审判诉讼制度，也引进了四级三审、审判独立、审判公开、检查官公诉、合议制等原则和方式。这些改革，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司法法律制度，虽然还有着封建色彩，但从形式和内容上基本上纳入了资本主义法律体系。

为了抵制列强在华经济特权，挽回利权，清政府打破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开始建立具有近代性质的经济制度。戊戌维新期间，光绪降谕，令各省“振兴商务”，“设厂兴工”，以“暗塞漏卮，不致利权外溢”。[120]20世纪初年，又成立商部，全面推行近代化改革，制定和颁行一系列经济法规。这些法规涉及各个方面，既有综合性的法规，如《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又有某具体行业的章程，如《大清国矿务正章》《重订铁路简明章程》等。此外还有经济社团、奖励华商，以及金融、商标等方面的章程，如《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等。

这些法规的产生，有着各种原因，其中条约制度的刺激是一个基本的因素。湖南巡抚端方曾奏请“自开商埠以保主权”，又奏请“改用西法”，自行开采矿产，“以保利权而杜隐患”。[121]商部也奏请“厘清矿产，以保利权”，清廷降谕，谓：“中国地大物博，矿产之富甲于全球”，“亟应澈底清厘，认真整顿”，“总期权自我操，利不外溢，是为至要”。其后制定的矿章，“尤注意于中国主权，华民生计，地方治理”。商部制订奖励章程，其指导思想也是出于挽回利权，奏称：“有创制新法、新器以及仿制各项工艺，确能挽回利权，足资民用者，自应分别酌予奖励。”劝办商会，也是因为“各国群趋争利，而华商势涣力微，相形见绌，坐使利权旁落，浸成绝大漏卮”，需要商会“议设公司，借图抵制”。[122]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这些经济法规和章程的颁行和实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尽管它们还不完善，存在着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等种种局限和不足，但它们却开创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新的经济形态，为这一形态在民国时期的逐步完善奠立了基础。通过这些法规和章程，“重农抑商”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商部成立之后，“力惩”“贱视农工商”的“旧习”，“国人耳目，崭然一新，凡朝野上下之所以视农工商，与农工商之所以自视，位置较重”。[123]其时，“官吏提倡于上，绅商响应于下，收回权利之声洋溢国内，风起云涌，朝野咸有振作之精神”。经营工商，不仅有利，且可获得“百战功臣”可望不可即的子、男等爵位，“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124]

随着新制度的推行，传统的政权体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社会已经定型的中央行政构架被完全打破，中央六部及各种院、寺等，或被取消或更名，其内涵也大不相同。体现近代文明的新机构，逐渐取代了不合时宜的传统官衙。除了清政府在条约制度的刺激下进行的改革之外，各国列强还在实施条约特权的过程中，直接推行它们带来的近代文明。例如，外人在租界所实行的城市管理制度，以及近代化的海关管理制度，这些均给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借鉴。条约制度造成的通商口岸和租界，则成了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基地，客观上打破了中国社会长期封闭的状态，加强了同世界的交往，并且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文明的扩散。[125]文化教育和思想学术，也在条约制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下，逐渐向近代转型。诚然，中国社会所出现的近代化，有着多种因素，但条约制度的影响和刺激，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近代性质的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然，这并非列强的本来愿望，它们只不过“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诸如此类的新事物，虽然改变了传统的封建的形态，具有先进性和进步性，但它们是以损害中国的主权为代价的，它使中国丧失了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地位，蒙受着巨大的屈辱。而且，这种损害使得这一近代化的变革受到严重的限制，又极大地抑制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中国的近代化与条约制度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要使近代化获得广阔的前途，就必须清除条约制度。正唯如此，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与条约制度不相容的反抗力量，不断举行各种方式的废约反帝斗争，以废弃这一列强在华行使“准统治权”的制度。中国人民和各届政府为此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最终摆脱了它的束缚，以平等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1] 本章由李育民撰写。

[2] 〔英〕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5、18页。

[3]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故宫博物院编印，1932，第46页。

[4] 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1册（第1—10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655页。

[5] 〔苏〕Д.费尔德曼、Ю.巴斯金：《国际法史》，黄道秀等译，法律出版社，1992，第100—101页。

[6] 〔英〕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第8—9页。

[7] Monsieur de Vattel，The Law of Nations，Or，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Nature（London：Printed for G.G. and J. Robissok，Paternoster-Row，1797），pp.143-144.

[8]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67页。

[9] 《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辑，朱杰勤译，海洋出版社，1984，第191—192页。

[10] Earl H. 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 1635-1842，vol.Ⅵ（London，2000），p.269.

[11] 〔英〕爱尼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费振东译，商务印书馆，1963，“原书初版序言”，第4页。

[12] Earl H. 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 1635-1842，vol.Ⅵ，p.307.

[13]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第280页。

[14]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胡滨译，中华书局，1993，第22页。

[15]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第207、208页。

[16]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第48页。

[17]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22—23页。

[18] H. Hamilton Lindsay，Letter to the Right Hono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o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London：Saunders and Otley，1836），pp.6-7.

[1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602、696、337页。

[20] 〔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22、21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693页。

[22]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第142页。

[23] 《清实录》第39册，中华书局，1986，第110页。

[24]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30页。

[25] 〔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姚曾廙译，三联书店，1958，第65页。

[26] 李浩培：《国际法的概念和渊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66、339页。

[27] 〔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王绍坊译，三联书店，1957，第600页。

[28] 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第330页。

[2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69—370页。

[30] 〔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343页。

[31]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第42页。

[32] 〔英〕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叶凤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87、92、124、104页。

[33] 周鲠生：《不平等条约十讲》，太平洋书店，1928，第38页。

[34] 赵炳坤：《中国外事警察》，商务印书馆，1937，第37页。

[3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86页。

[36]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505页。

[37]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38、741、742、769、782、929、930页。

[38]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06页。

[39] 〔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106页。

[40]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18页。

[41] 〔日〕高柳松一郎：《中国关税制度论》第3编，李达译，商务印书馆，1927，第19、4页。

[4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32、743、751页。

[43] 〔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81页。

[4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2页。

[45] 〔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2分册，石蒂、陈健译，商务印书馆，1972，第11、30页。

[46]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16、468、740页。

[47]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745页。

[48]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6页。

[49]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96页。

[50]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7、62、263页。

[51] 〔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黄庆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215页。

[52] 《关于传教条约之研究》，《东方杂志》第5年第2期，1908年。

[53] 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第5页。

[54]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第1102页。

[55] 陶文钊编选《费正清集》，林海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第56页。

[56]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282页。

[57] 〔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2页。

[58]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5册，神州国光社，1954，第419、514页。

[59] 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中华书局，1964，第2277—2278、2335页。

[6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808—2809页。

[61] 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中华书局，1979，第324、354、326页。

[62] 《筹办事务始末》（咸丰朝）第2册，第465页。

[63] 宝鋆纂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第40页。

[6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942页。

[6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第2054—2055、2040页。

[6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第2647页。

[6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28、32—33、30页。

[6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5，第41、37、38页。

[6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6页。

[7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第25页。

[7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2，第31页。

[7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7—9页。

[7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8，第20页。

[74] 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26，外交史料编纂处，1935，第1页。

[75] 《清季外交史料》卷21，第20、21页。

[76] 刘志惠点校辑注《曾纪泽日记》（中），岳麓书社，1998，第866、1049页。

[77] 《清季外交史料》卷44，第14—15页。

[78]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总3785页。

[79] 〔英〕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第4页。

[80]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39页。

[81] 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第422、464页。

[82]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601—4602页。

[83] 丛佩远、赵鸣岐编《曹廷杰集》下册，中华书局，1985，第411页。

[84] 《清实录》第60册，中华书局，1987，第421—423页。

[85] 《清季外交史料》卷152，第6页。

[86] 《清季外交史料》卷149，第10页。

[87] 《清实录》第60册，第1134页。

[88] 《清实录》第57册，第411页。

[89] 北洋洋务局纂辑《约章成案汇览》甲编，上海点石斋光绪三十一年承印，“袁世凯序”“杨士骧序”。

[90]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3，北平，1933，第16—19页。

[91] 《清季外交史料》卷149，第6、15页。

[92]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1，第19—20页。

[93] 《清季外交史料》卷152，第2页。

[94] 《论交际与交涉之界限》，《外交报》第107期，1905年。

[95] 王伟：《论外国人之私权与平等主义》，《外交报》第269期，1910年。

[9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00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26页。

[98] 《列宁论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207页。

[99] 〔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35页。

[100] 陶文钊编选《费正清集》，第54、56、59、28、55页。

[101] 〔美〕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郭晓兵、王琼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第207、245页。

[102] 〔美〕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第229—230、244页。

[10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891页。

[104] 〔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第179页。

[105]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6，第165页。

[10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1页。

[107]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6—97页。

[108]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15页。

[109]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81、1023页。

[110]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刘心显等译，齐鲁书社，1984，第6—7页。

[111] 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第10页。

[112] 转引自〔日〕川岛真《外务部的成立过程》，第三届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中国广州，2010年8月。

[113] 丁贤俊等编《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第50页。

[114] 《张文襄公全集》卷54，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21页。

[115]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4864页。

[116]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09页。

[117]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5413页。

[118] 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册卷245《刑考四》，商务印书馆，1936，第9893—9894页。

[119]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第852页。

[120] 《清实录》第57册，第517页。

[121] 《清实录》第59册，第263页。

[122] 《大清法规大全》第6册，考正出版社，1972，第3950—3951、3072、2979、2991页。

[123] 高劳：《实业篇》，《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1912年，第87页。

[124] 《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申报馆编印，1923，第3页。

[125] 参见陈振江《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的传播》，《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第五章 中华宗藩体系的挫败与转型[1]

不同的国际体系各有其不同的文化价值，基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以规范其国际秩序，诠释其国际体系的国家行为。因此，将西方的国际秩序原理强加于东方，必造成东方国际体系的文化价值错乱，导致国际秩序无所适从。反之，将东方的国际秩序原理强加于西方，也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根据“中华世界帝国”概念，“中华世界帝国”就是东方的国际体系，规范这个国际体系的国际秩序原理就是“中华世界秩序原理”。根据“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华夷分治论”，“中华世界帝国”虽然统辖华、夷两部分，但对华、夷的统治方式则截然不同。“华”为帝国直辖领土，划归郡县统治；“夷”为帝国周边领地，实行民族自治、王国自治、地方自治。在国际秩序原理上，对“华”实行“实效管辖领有论”，对“夷”则普施“以不治治之论”的治道。“夷”又分礼部辖下的属藩与理藩院辖下的属土等两部分，其治道二者略有不同。进一步分析的话，清朝对“夷狄”的统治又分亲疏。蒙藏与皇室较亲，设库伦大臣、西宁大臣、驻藏大臣，划归理藩院管辖；朝、琉、越等王国与皇室较疏，文化略同汉地，划归礼部管辖。亲者法治，疏者礼治；愈亲愈治，愈疏愈不治；半亲半疏者，则行“不完全实效管辖”（=“不完全以不治治之”）的治道。

近代以降，欧美列强先恃其工业革命后的强大武力屡败中国，再挟国际法以为利器，利用条约体制痛宰清朝，从此西方国际秩序原理逐渐取代“中华世界秩序原理”，成为规范中国对外交涉的国际秩序原理。根据国际法的“实效管辖领有论”，一般而言，对外主张领土主权的归属必须合乎“领其地、设其官、征其税”的原则。清朝因而提出针锋相对的主张，发扬屡败屡战的精神。李鸿章认为“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字指高丽属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2]这就是根据“华夷分治论”下的“以不治治之论”，与西方“实效管辖领有论”的国际法法理完全不能兼容。故东西国际秩序原理之冲突，就成为本章的焦点。其后，清朝因力不如人，属藩逐一沦亡，遂不得不转而借用西方法理施政，以收以夷制夷之效，进谋说服列强以主张领土之归属，借以保护属藩属土之安全。这就是清末外交转型的根本原因，其目的就是希望借此使列强承认中国对其藩属土拥有固有的宗主权或主权。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领土主权的拥有与否，在内政上主要根据“统治实效的有无”，而有无的判断基准则在于对该领域是否“领其地、设其官、理其政、征其税、驻其军”（=“实效管辖领有论”）；在外政上，则须“掌其外交权”，且在一国之内必须“不分华夷”，适用同一法理。这是深知“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利用西方国际法以谋中国藩属土的主张。相对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中国乃是多民族国家，基于“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俗制宜，因教制宜”（=“华夷有别”）的统治观念，而对“藩属土”（=“藩土+属土”）采取不同的观念与做法。因此，对直接管辖的领土（=本部十八省），乃采取与西方相同的统治原则，根据李鸿章的讲法，就是采取“征钱粮、管政事”（=“实效管辖领有论”）的治道。

但是对于藩属土的“属藩”（=外藩=外臣），其“征钱粮、管政事”等王国内政事务，因不派驻扎大臣或监国监督，故一向归属藩自理，属于“以不治治之论”的管辖范畴。相对的，对于藩属土的“属土”（=内藩=内臣），根据《钦定理藩院则例》“设官”“征赋”的规定，其“征钱粮、管政事”等内政事务虽由盟旗制度下的旗长掌理，但其体制仍归清廷辖下的理藩院规定与管辖，并由朝廷派任的库伦大臣、西宁大臣等驻扎官员就近监督，属于“不完全以不治治之论”或“不完全实效管辖领有论”的管辖范畴。[3]

中国对藩属土，在内政上虽主张“以不治治之论”，但对其外交关系与安全保障，则在“人臣无外交”原则下，允许行“体制内聘交”。西力东渐后，清廷所坚持的“以不治治之论”或“不完全以不治治之论”之治道和国际秩序原理，开始受到西方之炮舰政策与国际法的挑战。此时，清廷虽然因失去坚船利炮的依托而在国际秩序原理的法理主张上败下阵来，但是仍坚持其在外交关系与安全保障上对藩属土具有义务与责任。李鸿章声称：“中国之于朝鲜，固不强预其政事，不能不切望其安全”。[4]又强调：“纾其难，解其纷，期其安全，中国之于朝鲜，自任之事也，此待属邦之实也”。[5]因此，在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以及甲午战争上，就事论事的话，清朝在藩属土的外交关系与安全保障上，颇具担当。中国对属藩在内政上虽采“以不治治之论”（=民族自治、王国自治或地方自治），但并未因政教禁令自主而见死不救。因为这就是中国式的传统历史文化价值，也是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法理主张。

再进一步将中国式领土主权的归属主张加以归纳、整理的话，可以条列得出三项连续概念：（1）中国王朝=直辖领域+周边领域=华朝+夷邦=宗主国+朝贡国；（2）直辖领域=设其官、理其政、征其税；（3）周边领域=礼部管辖地方+理藩院管辖地方。若再将中国王朝对“周边领域”的统治方式做进一步分析的话，又可区分为二：（1）礼部管辖的统治原理=以不治治之论；（2）理藩院管辖蒙藏地方的统治原理=“不完全以不治治之论”或“不完全实效管辖领有论”。理藩院的管辖方式，乃介于“以不治治之论”和“实效管辖领有论”之间。换句话说，就是行政上“以监代治”、征税上“以饷代税”。在行政上，清朝虽然委由任命的旗长管辖，但是在征税上，因体制与内地不同，故不收税银，可是仍征粮饷或畜产。这就是“以监代治”“以饷代税”的道理所在。

本章拟从东西国际体系的不同，分析在西力东渐后，东西双方发生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并以台湾、琉球、朝鲜、越南、西藏、蒙古为例，对西方列强断然否认中国所属之藩属土的归属论争，进行针锋相对的微观分析与宏观论述。

一 西方国际法秩序原理的论述

欧美的国际法秩序原理，基本上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主要在于建立近代以降以国际法人（国家）为国际法主体的概念，用以规范西方世界的国际秩序。国家是一群人民在一定领域内组织具有主权的政治团体。因此，国家必须包含人民、领土、政府以及主权等四大要素，对内它在领（属）土内对人（属）民拥有最高的统辖权，对外则表现出至高无上的独立权。总而言之，国际法上的国家，是主权国家，它是完全的国际法人，具有享受国际权利、负担国际义务的资格与能力。随着西欧国家向全球扩张势力，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传播至全世界。情势发展至此，只有合乎西欧国际体系“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定义的才算主权国家。[6]因此“民族国家”的定义，就成为列强对外扩张、侵略的利器。

从此，与西欧界定之民族国家要素不一致者，都不是国家，而是无主地，兼并之，占有之，列为殖民地，可也。此即国际法的“无主地先占”原则。19世纪的西欧国家因资本主义经济日益蓬勃发展，急需生产资源、劳动力和市场，于是，不断向海外扩张以掠夺资源，强占殖民地以获取劳动力，独占市场以累积财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结果，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经济因不断膨胀，乃逐渐朝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迈进，西欧国际体系遂伴随着资本主义，最终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利用殖民侵略，扩张成为全球体系。

此后，先发的帝国主义，以先进的科技力量，到亚、非、澳、拉美等全球各工业后进地区，一面寻求“通商”，一面开拓“殖民地”，并以西方近代国家为标准，凡是不符合西欧“人民、领土、政府、主权”定义的国家，都列为侵略目标，尽皆名之为“无主地”，先后透过国际法的“发现”继而“占领”的原则，挟其“坚船利炮”，迫订城下之盟。赢得武斗之后，又透过“万国公法”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法律”程序，占领土地，设置总督，管辖殖民地，征收人头税，奴役土人，征调兵丁，收夺利权，榨取资源，夺占市场，号称“实效管辖领有论”。若归纳其在殖民地所实行之“实效管辖领有论”的各种特征，不外“领其地，理其政，征其税”而已。

至于后发帝国主义，如德、俄、日，待其强大之时，已无“无主地”可供“合法”占领，但它们仍然在文明西化之后，东施效颦，以“实效管辖领有论”为名，向其四邻侵略拓展，因而产生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就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而论，它形成了东方式“以不治治之论”与西方式“实效管辖领有论”间的法理纠葛和摩擦，也就是“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与“西洋近代国际法秩序原理”间的冲突。

事实上，当时一个国家即使具备人民、领土、政府以及主权等四大要素，也不一定就能受到承认而成为西方国际社会的成员。在国际法的发展过程中，原始成员早即因交涉往来而相互承认，但是新成员则须先经由旧成员承认始能取得西方国际体系的国际法人地位。结果，造成原在西欧国际法体系以外的既存国家，如中国、朝鲜，和从殖民地独立的各新生国家，都得先经欧美国家承认之后，才能被纳入现行国际法体系之内，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7]新国家能否加入此一以欧美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端看既存国家是否给予承认。承认与否的检验标准，名义上在于它是否具备西方核心价值的四大国家构成要素；实际上，西方国家无不将其承认与否的标准设定在是否合乎其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因此，非西方国家在列强的承认关卡之前，往往尚须再经一层剥皮手续，始能真正成为西方式的近代国家。

主权的意义，在于它对内表现出对领土与人民的管辖最高权，对外则呈现出独立权，认为不具领土属性者不是主权，不具最高管辖权力者（如省县等行政辖区的领域性自治权力）不是主权，强调主权在国际法上须具有独立与非从属性的意义。其中，最高权指的是国家对领土、人民的统治权。独立权指的是国家在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国际关系中，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因此，本国内政既不容他国干涉，也不干涉他国内政。据此，主权国家可透过条约、国际惯例等国际性法律关系或惯例来设定其国际法关系，以取得权利、负担义务。[8]

一般而言，根据近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家在国际法上具有平等权，此即国家地位的平等原则。国际法上，在“主权对等”（sovereign equality）的前提下，国家虽然有大小、强弱之分，也有强凌弱、众暴寡的侵略之实，但是在形式上其国际地位对等，权利、义务也相等。如果从主权的完整与否来对国家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为完全主权国与部分主权国。完全主权国是完整的国际法人，可以享受国际法上的任何权利，也得负担国际法上的任何义务。相对的，部分主权国是不完整的国际法人，它们无法像完全主权国一样，可以享受国际法上的任何权利，可以负担国际法上的任何义务。所以，西方国家虽然高唱主权平等，但是实际上却透过国际法的“完全主权”与“部分主权”的分类，对不被西方承认的国家，或对受其侵略殖民的国家，施行“不平等”的国际待遇。

同样的，根据东方的历史文化价值，在规范“中华世界帝国”之国际体系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之下，其国际关系就是“事大交邻论”的邦（国）际关系。为什么“中华世界帝国”之邦（国）际关系是“事大交邻”的邦（国）际关系或礼仪的国际秩序原理呢？后述的“五伦国际关系论”将对此阶层性伦理关系进一步加以剖析论述。

至于国际法上规定的部分主权国，主要约可分为属国（vassal state）与被保护国（protected state）两种。[9]

属国为隶属宗主国（suzerain state）的部分主权国，两者间的宗属关系常因个案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因此宗属间所订的条约，仍须视其内容，才能决定属藩是否具有不完整之国际法人地位。归纳言之，宗主权具有下列特点：（1）宗主国所签订的条约，在属国当然发生效力。（2）宗主国原则上管理属国的外交事务。宗主国对于其他国家，负责其属国的行为。（3）宗主国对于属国的司法、财政、教育、交通等，负有监督的责任。（4）宗主国参与国际战争时，属国也当然被牵入战争里。（5）宗主国有令属国进贡的权利。[10]以易懂的东方法理概括言之，属国对外具有“人臣无外交”，对内具有“政教禁令不能自主”的义务。

被保护国是接受他国保护的部分主权国。两国间的保护关系，根据一个国际条约而成立，较弱的缔约国自愿或被迫地把其主权的一部分交给较强的缔约国行使。国际法称前者为被保护国，后者为保护国（protecting state）。被保护国原来是一个完整的国际法人，自从签订保护条约后，降为不完整的国际法人。保护国与被保护国间的保护关系，和宗主国与属国间的宗属关系一样，因具体情况而各有不同，唯其保护关系的共同特点，大致如下：

（1）保护国负有保障被保护国的安全与独立的责任。

（2）保护国根据保护条约的规定，管理被保护国的外交事务。因此，保护关系往往须由保护国取得第三国的承认。

（3）被保护国既然仍是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它的元首享有一般国家元首的荣誉。它的元首与政府得豁免保护国与第三国法院的管辖。

（4）被保护国的人民，并不就是保护国的人民。被保护国不必一定参加保护国的战争。保护国所签订的条约，也不当然地在被保护国内生效。[11]

因此，我们可以借用上述国际法对完全主权国与部分主权国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宗主国与藩属土间的宗属关系以及保护国与被保护国间的保护关系之法理规定，重新思考、诠释中国在力不如人之情况下，为何仍极力对其属藩加以护持；中国如何透过“万国公法”的条约来保护属藩；中国虽处于弱势，又如何假借公法，以维护其宗藩关系，避免为东西列强所蚕食鲸吞。这些均有待于今后重新思考与诠释。

唯有如此，消极上，我们才能使用国际法诠释中国近代史之宗藩双方与欧美诸国的立约，并借此观察祖先前贤的用心所在。故东西国家间虽有形态之不同，但借用公法的法理以护持天下国家之理则一。此外，在积极上，尚须发展传统中国透过历史文化价值所创造、运用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以补西方国际法之不足，进而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以创造、发扬东方传统的国际秩序原理，完成历史传统兼顾今日国际关系，以为“天下共同体”之万世开太平。

一般而言，国家与国家间订立条约，究竟怎样做才算合法有效？国际法对此并无方法上的规定，但是在条约的实际形成过程中，可归纳出其基本要件如下：一是缔约国必须具有“缔约权”；二是必须基于缔约者的同意；三是必须不抵触国际法；四是必须具备形式上的一些条件，如签字与批准。[12]

又，因国际法认为缔结国际条约的能力，乃是国家主权的一种属性，故近代帝国主义既挟武力优势，复特意透过“缔约权”与中国及其属藩签订不平等条约，借以干涉中国之宗藩关系。最后，中国在力不如人的劣势下，不得不签订种种城下之盟，“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在不平等条约下，只能被束之高阁，因日久而逐渐隐晦不明以至销声匿迹。

二 东方国际法秩序原理的论述

“中华世界帝国”概念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中华世界帝国”的邦（国）际关系，属于阶层体制，中国和周边王国间看不到对等关系，中国总是以主国或上国的地位和周边诸王国维持着主权不对等的宗藩、主属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为什么是不对等的关系？若先以图式扼要表示的话，就更易于理解。

天下≒中华世界=中心+周边=我族+他族=华+夷=王畿+属藩=中国+诸王国=皇帝+国王=宗主国+藩属国=宗藩共同体≒中央政府+地方自治政府=“中华世界帝国”=“环中国共同体”=天下共同体≒“亚洲共同体”＞“东亚共同体”

精要来讲，“中华世界帝国”就是“宗主国+藩属国”=“天下”的概念。扼要分析的话，“天下”的具体化就是“中华世界”，“天子”的具体化就是“中华世界皇帝”。“中华世界”乃“中华世界帝国”势力所及之处，是典型的“中心+周边”概念。它可分为华、夷二部，华就是王畿，王畿就是中国；夷就是属藩，即中国周边的诸王国。因此，华+夷=王畿+属藩=中国+诸王国=皇帝+国王=“中华世界帝国”。据此，华+夷=“中华世界帝国”的人民概念，王畿+属藩=中国+诸王国=“中华世界帝国”的领域概念，皇帝+国王=“中华世界帝国”的主属权力运作概念。至此，“中华世界帝国”的概念，乃告形成。

据此概念，可知与周边诸王国缔结宗藩关系者，实际上并非中国，而是作为其整体概念的“中华世界帝国”。理由是，它源于“天子统治天下”的天朝概念。所以，中国乃是“中华世界帝国”皇帝的直辖领域，居“上国”或“主国”的地位统治周边诸王国；周边诸王国乃是受“中华世界帝国”皇帝册封，并向“中华世界帝国”朝贡的“自治领域”，是向中国朝贡、接受中国册封的属藩或属土。以今日政治学的概念来表达的话，扼要言之，将人民概念、领域概念以及主属概念结合起来，则“中华世界帝国”就等同于今日的“国家”概念，再加上权力运作概念的话，那么中国就是中央政府，周边诸王国则相当于自治性地方政府或政权，地方政府归中央政府统辖。所以，皇帝大于国王，帝国大于王国。

根据传统的中华世界秩序观来分析的话，在“天子”基于“天命”统治“天下”的前提下，“中华世界帝国”皇帝，统治“中华世界帝国”。它依据“华夷分治”理念，推行“郡国并行制”，于是在其直辖领域的中国设置郡县实行直接统治，其余则封为藩国。郡县实行“实效管辖”的直接统治，藩国在“以不治治之论”下，实行间接统治，即实行民族自治、王国自治或地方自治。据此，中央颁订天朝体制，明定上国与属藩间的君臣关系。由于“中华世界帝国”皇帝即中国和周边诸王国的共同皇帝（=天子），在“帝权天授论”“王权帝授论”下，宗藩间实行册封朝贡体制。因此，皇帝命令礼部或理藩院等属藩统治机关，管辖属藩事务，执行册封朝贡体制，树立事大交邻的邦交关系，进而将五伦观念融入国际体系，形成“君臣之邦、父子之邦、夫妇之邦、兄弟之邦、朋友之邦”之“五伦国际关系论”的阶层体系，并责成属藩奉正朔以示臣从，使属藩遵守“名分秩序论”以示帝国之体制伦理，更以“兴灭（国）继绝（祀）论”的理念维系宗藩体制，以王道思想护持中华世界秩序。要言之，“中华世界帝国”以“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维系了中华世界的阶层秩序。[13]在这种意义之下，宗藩关系就可视为中央+地方=帝国政府+王国政府=宗主国+朝贡国之政权间的上下主从关系。

中华世界秩序原理

根据上述“中华世界帝国”概念，我们可以归纳出规范“中华世界帝国”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约有如下次级原理：（1）天朝定制论；（2）王权帝授论；（3）名分秩序论；（4）事大交邻论；（5）封贡体制论；（6）奉正朔论；（7）兴灭继绝论；（8）重层政体论；（9）重层认同论；（10）华夷分治论；（11）王化论；（12）华夷可变论；（13）争天下论；（14）大一统论；（15）正统论；（16）王道政治论；（17）德治论；（18）义利之辨论；（19）以不治治之论；（20）五伦国际关系论；（21）内圣外王论；（22）世界大同论。[14]

本章首先将以东方“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之次级理论“以不治治之论”作为考察西力东渐后，尤其是清朝中国因屡战屡败而被迫签订城下之盟迄今，西方国际法的“实效管辖领有论”如何取代“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变成规范东方国际体系、解释东方国际秩序的唯一原理，并进一步指出其不合理之处，借资证明“以不治治之论”仍是今日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自治”“王国自治”或“地方自治”的先行先觉者，虽古犹新，它既存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日。其次，又以“五伦国际关系论”证明东方国际秩序原理为何具有阶层性与伦理的规范力，并借以突破西方国际法秩序原理在历史诠释上的独占性，避免“以西非东”的不合理性。

总而言之，不同的国际体系各有其不同的文化价值，形成其各自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执行其国家行为，规范其国际秩序。所以，挖掘“中华世界秩序原理”，有助于诠释东亚国际秩序，既可澄清西力东渐后东西国际法秩序原理之冲突，也能清楚辨识殖民体系与宗藩体系在适用国际法秩序原理上所具有的差异，借以驳斥西方近代国际法优于“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刻板论断。所以，东方无须一味奉承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相反的，应该“脱西入东”“脱美入亚”，重整“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再兴东亚国际秩序，以便让东方的国际秩序回归到东方国际秩序原理的运用、规范以及诠释，让东方的历史文化价值重新回归到它应有的定位。

“以不治治之论”的缘起

由于“宗藩关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而这个地方政府则是地方自治或民族自治的地方政府。至于中央政府规范地方政府的原理，本章称之为“以不治治之论”。简单来讲，它是国际法上之“实效管辖领有论”的相对概念，主要的规范精神则是“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俗制宜、因教制宜”的统治方式。总括来讲，这就是中国历代政府所行，清朝政府经常所言的“属邦自主”=“政教禁令，听其自为”=“以不治治之论”。为什么根据“以不治治之”的原理以治天下？盖因“五伦国际关系论”以“义、亲、别、序、信”等五项典范作为规范国际秩序的原理，实施以五伦治理天下，形成包容华夷的“天下一家”概念所致。

详细言之，“以不治治之论”源自“五服”体制，《国语·周语上》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所知：“服，服事天子也。”[15]归纳言之，天子统治天下，因“服制”的远近不同，致“臣事”天子的服属程度有所差别。反过来说，天子因地理的远近，定下不同的“服制”。又因“服制”的区分，统治者所采用的统治方式也有所不同。此即古典所谓的服事体制。

从“服制”的区别，可以看出天子的统治领域，由“化内”朝向“化外”扩大；由统治方式的不同，也可以看出，因“由近及远”而产生的统治力，“由强而弱”递减，因此管辖力道也有“由‘治’而逐渐走向‘不治’”的观念扩大。由“治”走向“不治”，与其直接说是“统治力道”的递减，不如间接说是因“统治领域”的不断扩大，而造成鞭长莫及的现象，以致“统治力道”相对递减。不过，不论是“化内”还是“化外”，“治”与“不治”都是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俗制宜与因教制宜的权宜措施。何况，在理论上，它们全都被安置在天子所统治的天下里头。此即在“王者无外”的前提下“王者不治夷狄”的意义。

因此，“不治”的意思，就是由消极的“不直接统治”，而逐渐转变成积极的“民族自治”“王国自治”之意。总之，在政治关系上，距王畿愈近则愈亲，愈远则愈疏；愈亲则愈“治”，愈疏则愈“不治”；半亲半疏则“半治”。若以“亲疏、远近”的距离概念来呈现“礼法”与“臣从”的适用程度，并以图式扼要表现宗藩间之关系的话，亲近=法治=内臣，疏远=礼治=外臣，极疏远=礼治=客臣，完全疏远=不治=不臣。归纳言之，这就是“以不治治之论”的根源。

换句话说，“天子”所统治的“天下”在理论上是没有边界的。管辖力道的强弱，也随着远近、亲疏的向外扩散关系，采用差别方式，由强渐弱，甚至转无。“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以不治治之论”，就是在这种由“有”转“弱”变“无”的过程中所产生之由“统治”（郡县）经“半治”（理藩院）到“不治”（礼部）的现象。反之，省县体制因直接由朝廷派官治理，所以是“实效管辖”；理藩院也派库伦大臣、驻藏大臣、西宁大臣监控外蒙、西藏、青海的行政体系，所以既是“不完全实效管辖”，也是“不完全以不治治之”；至于礼部，也因不派大臣驻扎诸王国进行监控，所以是“以不治治之”。这种现象结合了“华夷分治”思想，就衍生成“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之“以不治治之论”的理论根源。所以说，“以不治治之论”并不是国家不统治之意，而是中央采用“以不（直接）统治的方式来统治”地方。反之，它是积极实行“地方自治”“民族自治”或“王国自治”等间接统治的“地方自治”理论。

“以不治治之论”文化价值在东亚的普世化

1.清朝直辖领域的“以不治治之论”

清朝定鼎后，由于幅员不断扩大，因此各服之王化程度不一。有时候，“化外”要荒远处的蛮夷，较之于“化外”要荒近处的戎狄，甚至较诸九州之内的“化内”夷狄，王化得更早、更快、更彻底，因而摇身一变成为“小中华”，甚至晋身为“中华”。相对的，清代曾经将南方各省所属之苗、番、蛮视为“化外”之地，属于文化未开的领域，与“中华”、“小华”（小中华）的文化层次不同，因而实行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俗制宜、因教制宜等“以夷治夷”之制，[16]即为历史显例。

清初，朝廷在统治理论上基于“以不治治之论”，对境内少数民族和境外属藩的统治政策，仍因袭前朝之旧制而未改。因此，关于苗人争讼，仍依照苗人旧惯处理。魏源在《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中记载：“诏尽豁新〔苗〕疆钱粮，永不征收，以杜官胥之扰。其苗讼仍从苗俗处分，不拘律例。……夫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此因土之事，非改土归流之事。”[17]此即清代在滇黔针对苗民实行的“因俗制宜”之策。

乾隆元年（1736），拟改土归流，乃于七月二十日首定“苗例”。乾隆帝为尊重“苗民”旧俗，乃对贵州流官下达谕旨，表示：“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别，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18]又在乾隆二年闰九月，于谕旨中再次强调：“苗地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别，谕令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治以官法。”[19]换句话说，清朝在不同的时代，针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宗教信仰，制定特殊法律，所以在苗地对苗民行苗例，避免实行全国一体适用的中央法律，以保持统治弹性。这种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俗制宜、因教制宜的权宜措施，就是在幅员辽阔、族群众多的国家，实行“以不治治之论”之统辖政策的精神所在。

乾隆十四年三月，湖南巡抚开泰奏请在苗疆建学延师，因势利导，“于羁縻之中寓化导之意……凡词讼等事，或用内地之例，或用苗例，务须分别妥办”。[20]对此，乾隆帝颇不以为然，六月在奏折上批道：“各省苗民、番、蛮均属化外，当因其俗，以不治治之……盖番苗宜令自安番苗之地，内地之民宜令自安内地，各不相蒙，可永宁谧……着一并传谕湖广、川陕、两广、云贵、福建各督抚，共知之”。[21]云贵总督张允随承旨，奏陈“遵奉因俗而治谕旨办理缘由”，称：“查臣所属滇黔两省……新辟苗疆，虽经向化，野性未驯，言语多不相通，嗜好亦复各别，向交该管土司头目等稽查约束，遇有犯案，轻者夷例完结，重者按律究治，地方官随时斟酌办理。凡属内地人民，概不许其擅入夷寨，即有拘提人犯，催纳钱粮等事，亦皆责成土司头目，不使差役得以借端滋扰”。[22]由上述引文可知，“以不治治之”乃“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历史文化价值传承，[23]也是清朝君臣治理四夷的共识。因此，本章拟根据上述引文，就中西国际秩序原理之差异展开论述。

首先，清代针对南方各少数民族，允许各族适用合乎自身的律令。根据研究，苗民、番、蛮都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所谓“番”者，主要是指台湾土著和四川凉山以及四川西北的彝族、藏族等。[24]其中，台湾土著在刘铭传上奏独立建省之前，均隶福建督抚辖下之台湾府管辖。其次，“苗民、番、蛮均属化外”的“化外”用语，原指远方“教化”所不及处之王臣与王土，或因偏远致“王化”所不逮之藩属土或人民；此处乃指风俗习惯、文化礼仪与中国本部不同的属民或属夷。因之，有“化内”与“化外”之别。化内指中国，化外指四夷。因此，“华夷之辨”不在境内或境外之别，其要在于“化内”与“化外”之差异。再次，“因其俗”乃指在政令管辖上，采取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俗制宜、因教制宜的权宜措施，属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或王国自治的范畴。至于“以不治治之”，乃指中国历代王朝对各地少数民族的统治方式。在不同时空下，对种族、宗教、文化、习俗不同的民族不采全国律令同一的统治方式来加以管辖，甚至于根本就是采取以不直接管辖的“以不治治之”或“不完全以不治治之”的治道，这就是先进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王国自治。从法令完备的今日来看，或许可以“以今非古”，也可以“以西非东”，但是在近代以前的天下，即中华世界，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维续中国与藩土、属土或土司间之宗藩关系的重要“国际秩序原理”。不但中国向来认为“不统治”正是“统治”的办法之一，即使东亚各国亦持相同看法。“以不治治之论”看似相互矛盾，但在东方历史上，无论是就其文化价值而言，或就其历史事实而言，不论我们赞同与否，其真实存在于史实之中，则为不容否认之事实。

本章所以对“以不治治之论”不厌其烦地再三加以解析、论述，乃因它就是中国统治境内化外之“苗、番、蛮”，进而延伸到九州境外之属藩的统治原理，原即东方国家之王道文化的精髓。然近代以后，只要中国提及对“化外”实行“以不治治之”的论述或做法，反而变成列强侵占中国属藩、属土的最佳借口。理由是：由于中国并未对藩属土加以“实效管辖”，所以中国的宗藩关系并没有主权上的隶属关系，若非空谈，则顶多只是一套礼仪的仪式而已。殊不知，“不同的国际体系，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价值，各自形成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以规范其国际秩序”。据此，我们对始于近代迄于今日的西方价值中心主义感到忧心，痛感仍有进一步矫枉、阐释以及强调之必要。

由上可知，中国对境内外周边少数民族的统治方式，历代大都奉行“以不治治之论”的原理，这也是根源于《礼记·王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文化价值。至于它在历史上的演变，则依“华夷可变论”的原则，观察“夷狄进于中国”的程度，然后再决定是否给予“则中国之”的待遇。一旦“中国之”，则统治方式将由间接统治走向直接管辖。因此，“因俗而治”就是在属藩、属土或少数民族承认以中国为共主（主国、上国）的统治前提下，对其采取与统治中国不同的治理方法，特别是不实行全国一致之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的制度。虽然允许他们实行高度民族自治、王国自治或地方自治，但基于“王化论”的文化价值，中国仍然会采取消极渐进的“用夏变夷”之文化性的教化措施。

这样的统治方式，直到近代西力东渐后，因西方帝国主义假借“万国公法”的“实效管辖领有论”为谈判利器，以坚船利炮为侵略手段，压制清廷。中国在屡战屡败的劣势下，其国际秩序原理开始面临冲击，至此始告大梦初醒。由于不同的国际体系各有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规范其国际秩序，解释其国际行为，故强将一方之国际秩序原理加诸他方之国际体系，就是帝国主义的行为。只有站在东西国际秩序原理各有不同的角度分析国际关系，才能呈现出它的时代意义。

2.“以不治治之论”文化价值在东亚的普世化

“以不治治之论”的文化价值，并非中国理边、治国、平天下时所独有、独治、独享的历史文化精华，它透过儒家文化的传播，其实早已成为东亚的共同价值，周边国家不但知之甚详，且已普施于“中华世界帝国”之邦交关系或行之于中国境内之少数民族以及东亚各邦的涉外领域，较诸近代西欧对待殖民地的控制与榨取，早已开“民族自治”之先声。

（1）朝鲜

根据朝鲜《日省录》的记载，李朝高宗十二年（光绪元年，1875）五月初十日，朝鲜君臣（高宗、都提调李裕元、提调闵奎镐、副提调金炳始、判府事洪淳穆、判府事朴圭寿、左议政李最应、右议政金炳国等）于熙政堂讨论国是，分析朝鲜政府该如何因应日本于明治维新之际，为通知朝鲜日本改行“王政复古”之制，而于书契（国书）中，对位居交邻对等之朝鲜肆意滥用“皇、敕”等违格碍眼的字眼，其记载如下：

曰：自昔中国待夷狄之道，以不治治之，为其不欲生事也。今于此事，讲修邻好，包容得其宜，未必自我先为生衅也。[25]

朝鲜王廷可谓深切体会中国王朝透过“以不治治之论”包容四夷的奥妙所在。

（2）越南

至于越南，它对“以不治治之论”也不生疏，根据明朝时期的《越峤书》所载：陈朝末年，因黎季牦篡位自立，明太宗于永乐四年（1406）下诏数其罪，派八十万大军出兵讨伐。乱平之后，永乐帝在越南重置郡县。黎利代兴之后，率军与明朝鏖战十年。明朝终于在宣宗宣德三年（1428）撤治。黎利在越南建立安南王朝后，于宣德六年十月，以权署安南国事之名，向明宣宗上表谢恩，赞扬中国对四夷的“以不治治之论”。黎利称：

恭惟皇帝陛下，圣敬日跻，聪明时宪，万物并育，心天地以为心，四海蒙恩，治夷狄以不治。[26]

又，嘉靖十六年（1537），安南权臣莫登庸弒主篡国，世孙黎宁差使乞恩，正法以诛僭逆，明世宗以黎氏封国危急，乃兴兵“伐罪吊民，正名定难，兴灭继绝，去暴除残，以救”。[27]当时，明朝援军昭告天下之大义名分，称：

帝王之驭夷狄，拒则惩其不恪而以威刑之，来则嘉其慕义而以礼怀之，比〔此〕所谓治之以不治之法也。安南虽云外国，实我中国与〔舆〕图，纳贡称臣，其来已远。[28]

及清朝嘉庆七年（1802）五月，越南改朝换代。阮福映举兵灭西山阮氏，统一分崩离析的越南，建年号为嘉隆。翌年，以“南越”之名请封，清朝旋改订其国号为“越南”，是为越南阮朝世祖。[29]嘉隆四年（1805）六月，阮福映遣陈文龙使万象，陈文龙因收受万象国王馈赠，而遭受镇臣弹劾，称：“人臣义无外交，万象不当私馈，文龙不当轻受，具疏以闻”。[30]越南国王嘉隆帝谕示：

中国[31]之于外夷，治以不治，彼以诚来斯受之。[32]

由是观之，“以不治治之论”已经成为宗藩比邻之间的共同历史文化价值。

（3）日本、琉球

除陆邻藩国外，位居海外之日本、琉球对此共同历史文化价值的态度又如何？根据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典藏，江户时代日本派驻琉球官员伊地知季安于天保9年（道光十八年，1838）所撰述的报告书《琉球御挂众愚按之觉》中，指出日本对此不但知之甚稔，且其做法亦与中国之“以不治治之论”完全吻合。伊地知季安说：

中古之世，日本正逢乱世，政令难以下达。此时，明朝陆续派遣官员前往琉球，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就这样经过了二百三十年左右，岛津家久又袭占琉球，从此众人皆以为琉球本来就是异国。不用说，不如此处置的话，琉球国体难以成立，其中尤为重要之理由，乃非如此于萨摩藩有害无益。明历元年（1655），幕府曾下达指示，称即使鞑靼〔按：指清朝〕下令剃发，剃发与否，但听琉人自便。就此旨趣而言，似亦符蛮夷者以不治治之之意。[33]

由上述东亚各国对“以不治治之论”所展开的论述可知，“采用不治理它的方式来统治它”（=“以不治治之论”）不但是中国对周边四夷的统治方式，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各国（=“中华世界帝国”）的共有文化价值。所以说，它就是近代以前规范“中华世界帝国”、天下或东亚世界的国际秩序原理之一。相对的，近代西方国家以“实效管辖领有论”为中心之国际法秩序原理的论述，是与“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二者具有对立性，一旦接触，容易爆发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

三 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纠葛

国际情势的发展

西方自工业革命以降，科技不断创新，文明日益昌盛。因科技创新而船益坚炮越利，又因科技文明昌盛而全面否定其他异质文化价值。在欧美的坚船利炮下，亚、非、拉丁各洲纷纷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弱者割地赔款而沦为殖民地，强者因宰制弱小而成为帝国主义，进而全面否定异质文化而形成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国际秩序原理的适用，亦复如是。

1840年代，清朝政府因鸦片战争兵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后，继而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在同治年间的1860年代，因危机意识，乃开始推行洋务运动，进而采取“联日本、抗欧美、以重建中华宗藩体制”的新中华世界秩序构想。[34]

及1870年代以降，就清末之时势而言，中国的边地与宗藩关系之大患有六。在东北方，日本有侵犯朝鲜之势；在西北方，有俄国入侵伊犁、新疆之危；在西南方，有英国侵夺缅甸、西藏之情；在东南方，日本侵略琉球、台湾。此外，尚有法国蚕食鲸吞越南之警。此时，列强除挟军事优势屡败清军之外，也带来异质文化的“万国公法”，作为外交谈判的利器，与中国展开一场又一场的国际秩序原理之争。

意料之外，当明治维新略收成果之际，日渐西化的东邻日本，一面谋与中国缔结《中日修好条规》，另一面却走向与李鸿章谋划之“新中华世界秩序构想”背道而驰的向外扩张路线，更借用“万国公法”的法理，企图北进朝鲜、满洲，然后南下入关；南进则谋取琉球、台湾，转进福建北上，矛指南京，亟图从南北两面进行包抄，颇有对华行“争天下”之势。因此，清朝除遭西洋侵略之外，又蒙东洋恃力争夺天下的威胁。

关于清朝藩属土的中日国际秩序原理之争

1.日本对中国直辖领土台湾之争

1874年4月，日本借口1871年牡丹社“生番”杀害琉球漂流民事件，引发日本出兵台湾的中日纷争。明治日本根据西洋近代国际法的“无主地先占原则”，提出“台湾番地无主论”，强行出兵台湾。相对的，清朝向以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俗制宜、因教制宜为原则，虽视原住民地域为“化外之地”，实行“以不治治之”政策，但提出台湾全岛乃福建省台湾府辖下的中国领土斥之，并应急备兵抗日。日本为了再以“实效管辖领有论”击溃清朝的“以不治治之论”，派遣大久保利通为使清全权办理大臣，率御雇法籍国际法专家波索纳德（G. E. Boissonade）等，于1874年9月赴北京与总理衙门辩驳台湾之主权归属问题，双方交涉要点如下。

大久保：贵国政府谓生番为属地，我国则以其为无主野蛮之地……贵政府于生番究有几分实地惩处。

总署：我政府以事繁，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我虽一时不能即答，惟有《台湾府志》可为证据。

大久保：公法云：虽有荒野之地，该国若不能实效领有，也不能于其地设置官厅，现又不能于该地（征税）获益，则公法不认其有领有之权及主权。

总署：同地岁纳饷税，为大清属土，判然可知。生番等处，宜其风俗，听其生聚，叛者征之，服者容之，向不设官、设兵，其输饷等事，已详照会。

大久保：虽载于书籍，然实未施行，不足为据。

总署：不能据此无税之说，断为管辖之外……生番之饷，向由头人包完征收者，薄待之以宽，番民之较苦者，或终身不知完饷等事。

大久保：若既已为贵国之属地，可有派官之定则、赋课租税之常例。[35]……贵国既以生番之地，谓为在版图内，然则何以迄今未曾开化番民。夫为一国版图之地，不得不由其主设官化导，不识贵国于该生番果施几许政教乎。[36]

总署：查台湾生番地方，中国宜其风俗，听其生聚，其力能输饷者，则岁纳社饷，其质较秀良者则遴入社学，即宽大之政以寓教养之意，各归就近厅州县分辖，并非不设官也，特中国政教由渐而施，毫无勉强急遽之心，若广东琼州府生黎亦然，中国似此地方甚多，亦不止琼州、台湾等处也，况各省各处办法均不相同，而番、黎等属办法尤有不同，此即条约中所载两国政事禁令之各有异同之意。[37]

大久保：夫版图者理当有确实证迹。未曾有其政权实迹者，在公法上谓为政权不及之地，不认其为版图，我信以为绝非贵国版图。

总署：万国公法者，乃近来西洋各国编成之物，殊无载我清朝之事，故不引此为论辩之用，当以正理熟商。[38]

大久保：今残暴不制，凶恶不殛，事涉两国，岂可置而不问。本大臣所欲知者，不在政令异同，惟在政令有无，以便确定台地之案。[39]

由上述中日对谈方式的争辩攻防可知，在国际秩序原理的主权归属与国家统治的理论上，清朝政府受到日本的严峻挑战。不过，政令各有异同，岂可相强。

总之，日本首先提出“台湾番地无主论”，是可以进行“先占”（occupation）的土地。相对的，中国方面则根据《台湾府志》的政府公文书，强调“台湾番地有主论”，它是中国辖下的领土，乃有主地，故无法先占。于是，日本又重新设定其主权归属的基准，提出“领其地，理其政，征其税”的“实效管辖领有论”，以便在国际秩序原理上援引西洋近代国际法秩序原理作为唯一的衡量基准。因此，日本断定中国在台湾番地所行“因俗制宜”为“无律”，“社饷”为“无税”，“社学”为“无教”，“州县分辖”为“无官”。最后，概以“政令有无”的“无”字作为归结，以攻中国所持“华夷分治论”下之“以不治治之”论述。中国则表示“不引万国公法为论辩之用，当以“正理”熟商。换句话说，中国拒绝采用西洋近代国际法秩序原理作为主权归属的唯一基准，相对的，提出以“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作为主权归属基准的主张，并以“政令异同”的逻辑，强调国家施政巧妙各有不同，来作为结论。最后，日本认为清朝在台湾“番地”并无政令管辖，中国认为这只是两国的政令差异而已，因此形成“政令异同”对“政令有无”的中日论争。

2.关于礼部辖下的宗藩关系

（1）日本对中朝宗藩关系之争

1876年，中日两国曾就朝鲜的地位，爆发“国际秩序原理”的论争。中国为了保护它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强调“中华世界秩序原理”；日本为了攘夺朝鲜，则假借近代西洋国际法秩序原理作为其出兵朝鲜的大义名分，双方展开一场朝鲜主权归属的论争。中日双方的论述，正逢东西国际秩序原理交替之际，有助于今日学界了解、厘清近代以来朝鲜之国际地位，在国际秩序原理上所爆发的纠葛与冲突。

是年，明治政府有事于朝鲜，惟惮于中朝宗藩关系，为探问虚实，避免中国突加干涉，乃于遣派黑田清隆率舰赴朝之前，先行派遣森有礼为驻京公使，赴清查探中国虚实与所持态度。1月10日（光绪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森有礼先赴总理衙门拜会，并从王大臣处轻易取得出兵朝鲜之国际法的法理借口。他说：

据贵王大臣云：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40]

森有礼据此口实，进而对照“万国公法”之诸家见解，向外务卿寺岛宗则报告，断言：朝鲜既然内政外交自主，则与独立国无异。[41]他认为清朝虽有宗主国之名，但无宗主权之实，遂照会总理衙门，称：

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42]

总理衙门见森有礼照会，浑然不知日方已取得足资辩驳中国之传统法理的依据，进谋以西洋近代国际法之“领其地，理其政，征其税”的“实效管辖领有论”，对付“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之“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俗制宜、因教制宜”的“以不治治之论”。1月13日，总理衙门在知己但不知彼的情况下，仍一秉信念，照复森有礼，称：

朝鲜自有国以来，斤斤自守，我中国任其自理，不令华人到彼交涉，亦信其志在安分，故无勉强……中国之于朝鲜，固不强预其政事，不能不切望其安全。[43]

1月17日，总理衙门将其答复森有礼的要旨与原则，上奏朝廷，称：

查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44]

总理衙门的奏折，还是“以不治治之论”的传统文化价值。2月12日（光绪二年正月十八日），总署因言犹未尽，乃又去函照会森有礼，痛快陈述中朝宗藩间之权利义务：

盖修其贡献，奉我正朔，朝鲜之于中国应尽之分也；收其钱粮，齐其政令，朝鲜之所自为也，此属邦之实也。纾其难，解其纷，期其安全，中国之于朝鲜，自任之事也，此待属邦之实也。[45]

一言以蔽之，仍是彻头彻尾之“以不治治之论”的历史文化价值。

森有礼为了确认中方论点，在与总署论驳之后，又赴保定找李鸿章对谈。兹先摘述双方之“国际法观”，以资对照。

森：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

李：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说没用。

森：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

李：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

森：万国公法，也可不用。

李：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46]

森有礼的观点，反映出他已吸收近代西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等“强权即公理”的社会进化论思潮。相对的，李鸿章则仍墨守东方传统的王道观念。另，再根据双方就中朝宗藩关系之论驳，也可以清晰看出双方所持之中西国际秩序原理的不同，其对答如下。

森：各国都说，高丽不过朝贡受册封，中国不收其钱粮，不管他政事，所以不算属国。

李：高丽属国几千年，何人不知。和约上所说，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字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历来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47]

很清楚，中国对待属藩，向来“不收其钱粮，不管他政事”；相对的，属国的“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其实，这个说法仍是“以不治治之论”。这种意识形态显然是基于历史文化价值而来的国际秩序原理，与国际法的法理完全不同。

（2）日本对中琉宗藩关系之争

中琉关系始于明朝洪武五年（1372）琉球奉表入贡。明末国势衰微，庆长14年（1609）萨摩藩悄悄出兵琉球，执其国王以归，并丈量琉球土地，收夺资源，征收租税；旋令琉球以“异国”名分，朝见江户，后执留萨州二年始获释归琉。[48]惟幕府与萨摩藩均不愿因私灭琉球之事，扩大为中日或中萨紧张之危局，特别是在强大的清朝出现后，更有导致幕藩危亡之虞。德川幕府对于丰臣秀吉侵攻朝鲜，导致中国以宗主国名分出兵援朝，丰臣政权因之崩溃的事记忆犹新，深恐因岛津侵琉一事，“招来幕藩制国家的危机”，[49]乃断然命令琉球对清采取隐蔽政策。[50]从此，琉球阳为中国独属，阴则沦为中日两属。

清末，中国再度式微。日本则因明治维新国势渐盛，于是爆发琉球主权归属的问题。所以爆发琉球纷争，其根本原因实出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改采脱亚入欧政策，舍弃“中华世界秩序原理”，改奉西洋近代国际法原理，作为主权归属的唯一基准。据此，日本以国际法主权具排他性，企图独占琉球，不允琉球两属，于是开始对琉展开排他的领有部署。

在法理适用上，日本对琉与对台的纷争都采用相同的法理，仍然根据西方国际法秩序原理的“实效管辖领有论”，逐步兼并琉球。日本首先于明治5年（1872）将“琉球王国”改封为“琉球藩”，以“领其地”。其次，将异国的“琉球藩”管辖权外务省”移往内务省，以“理其政”。第三步，设置出张所（稽征所）于琉球，谋对琉课征税金，并纳入大藏省（财政部），以“征其税”。至此，明治政府大致依照国际法所订的领土归属步骤，完成对琉“领其地，理其政，征其税”等“实效管辖领有论”三大原则的布局。

日本政府既根据“万国公法”的步骤，将琉球编入日本版图，确立日本对琉领有权的国际法法理根据，自认为已立于不败之地。又，为了进一步排除所有与西洋近代国际法秩序原理“实效管辖领有论”的矛盾之处，乃于1875年5月任命松田道之为琉球处分官，于7月到琉球宣布“琉球处分”，其内容为：①禁止琉球进贡中国；②禁止琉球受中国册封；③禁止琉球奉中国正朔，改采日本年号；④在琉球施行日本刑法；⑤改革琉球藩制使与日本本土相同；⑥为了布达政令，琉球须遣人驻京；⑦废福州琉球馆；⑧藩王上京谢恩；⑨设置镇台分营驻屯琉球。[51]1877年末，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于赴任途中，在神户港船上半夜接到琉球密使马兼才的日本阻贡投诉，抵东京后，旋即展开交涉。

1878年9月，何如璋赴外务省，与外务卿寺岛宗则展开琉球归属交涉。寺岛坚持依国际法的“实效管辖领有论”，提出“自其土地收税者，为管辖者”“在其土地实行政事者，即其地之管辖者”的主张。相对的，何如璋则提出“国民信服领有论”，强调“非其国民信服者，难谓其为管辖之主”。[52]于是，双方继续展开辩驳。

寺岛：不在管辖之人心服否，而在现在之着手如何。

何如璋：琉球乃从前我国着手之处。

寺岛：徒有纳贡朝聘，不可谓为实地实施政治。三百年来，我国持续设置官吏加以管辖。

何如璋：若论古事，三国时代，我国曾册封贵国为王……毕竟不可以琉球为贵国之所属。

寺岛：我国有勋章制度，顷赠俄帝，册封为我国一等勋位。琉球国主中山王号得自贵国，亦同此例。

何如璋：如此引述，是为歪理。

寺岛：今有贵国以册封中山王为属国，我国以征税三百年为属藩等两种说法。

何如璋：我国有琉球数百年来纳贡之证据。

寺岛：贡者出于礼仪，与收税不同。税者，非实地管辖者不得征收，近来各国相交总据公法行事，不背公法为要。

何如璋：纳贡之义闻于贵说，封王之义如何。

寺岛：如欧洲各国至罗马以乞帝号，封王之事不可谓为属国。

何如璋：然欲将其置于我国所属。

寺岛：三百年来受我国保护之故，难委于贵国之管辖……不预其政，不可谓为管辖，亦不可谓为保护。既非管辖保护，不可谓为属国也。一如琉球，若其国大犹可，如此蕞尔小岛，非能保护管辖则必成他国之掠夺物，因而让所称外藩遭到舍弃当为贵国之失策。[53]

从此，中琉宗藩关系，在国际法配合坚船利炮之下，横遭日本切断。其实，寺岛宗则的辩驳论述，似是而非，完全不堪检验。

就册封体制而言，封贡关系乃君臣邦交关系之始也。寺岛宗则以外务卿之尊，竟有意无意地误“授勋”为“册封”，实为可笑。又，他强调：“三百年来，我国持续设置官吏加以管辖。”其实日本驻琉的最高长官“奉行”，从未掌握行政管辖权，充其量只拥有监督权而已，而且只能在暗中监督。至于王国的行政管辖权，事实上只有琉球国王一人才是真正光明正大的掌握王国统治权者，何况只要册封使一到琉球，日方的琉球奉行必须立刻销声匿迹，以免为幕藩国体带来危机。另，寺岛宗则强调：“我国以征税三百年为属藩……税者，非实地管辖者不得征收”。其实，日方所称“我国以征税三百年”，应该改称为“我国以榨取三百年”。何以见得？盖日本从未将琉球纳入版图以“领其地，理其政”，在欠缺此前提之下，那么“征其税”之权又来自何方？因此，我们可以将它断定为剥削榨取而非征税。最后，再就外交权而言，幕府对琉既采隐蔽政策，就无法染指外交权，因为根据公法，外交权乃国家对外的至高权，且须公开为之，否则即沦为属藩或被保护国。故琉球的外交权，其实完全掌握在宗主国中国的手上，其中尤以中国公开对琉球实施册封权利、琉球公开对中国执行朝贡义务，持续依赖“中华世界帝国”之宗藩贸易，而永续存活于明清时代的国际关系之中。

及1879年4月4日，明治政府为独占琉球，正式宣布“废藩置县”令，[54]废琉球藩为冲绳县；并于翌日派锅岛直彬为冲绳县令，治理冲绳。又将琉球国王移往东京，就近监控。至此，享国历五百年之久的琉球王国遂告亡国。[55]

在此时期，中国始终坚持“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华夷分治论”，对琉球实行“以不治治之论”的治道。于琉球王国危亡之际，以争琉球“王国”“王祀”的存续为己任，这就是“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兴灭继绝论”。而日本则力持西洋近代国际法秩序原理的“实效管辖领有论”，以兼并琉球。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和西洋近代国际法原理的适用，琉球王国遂由“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下的独立自主，坠入了中西国际秩序原理冲突的旋涡中，最后更在日本的武力兼并下亡国了。琉球属藩的亡国，成为中国的最痛，因此强烈影响到清朝对中国边疆政策的改弦更张，不得已只好开始根据西洋近代国际法秩序原理的“实效管辖领有论”实施新政，以救亡图存。这就是清末中国国际秩序原理的转型。

回顾清末西力东渐之初，在清朝屡战屡败之下，李鸿章目睹藩属土日渐为西方列强所蚕食鲸吞，于是为了对抗列强的侵略，乃于同治年间，一面推行洋务运动，一面构思新中华世界秩序，企图联合东方的日本，共同抵抗西方的侵略，以达成其重建中华宗藩体制的构想。惟出乎意料者，乃日本趁明治维新略收成果之机，力图脱亚入欧，亟图向周边邻国扩张，于是借用“万国公法”的法理出兵台湾，染指朝鲜，尽灭琉球并夷为郡县。从此，清朝政府在遭遇西方侵略之余，又受到东洋的威胁，终于陷入遭受东西列强腹背夹击的困境。

（3）法国对中越宗藩关系之争

近代初期，法国航海东来越南，先以天主教保护者自居，借保护传教士和教徒之名，图谋染指越南。1858年，无视于中越宗藩关系，趁清朝内忧外患而无暇外顾之机，出兵越南，占领土伦港（蚬港）。1859年，法国兼并湄公河三角洲，占领南圻的柴棍（西贡），鲸吞边和、嘉定以及定祥等南部三省。1862年，强迫阮朝签订《西贡条约》，将三省割让给法国，旋改称为交趾支那。1867年，法国为扩张殖民地，又北上攻取越南昭笃、河仙、永隆等中部三省。至此，属藩越南的版图，仅剩北部地区。

1870年企图争霸欧陆的法国，因妨碍德国统一，终于引发普法战争，结果大败投降。翌年3月，签订《法兰克福和约》，法国以割地赔款结束战争。从此，法国国力大损，乃又进谋海外发展以取偿于越南。1873年，法军进犯河内，并入侵北圻。黑旗军应阮朝之请，击败法军，法军退出北圻。然而，法国虽明知越南为中国之属藩，仍于1874年强迫越南签订《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置越南为保护国。约中，第2款即为否定中越宗藩关系的条文，规定：“法国伯里玺天德相待越南为自主之国，不归他国管属”；第3款乃法国布局取代中国保护越南的条文，规定：“法国既有保护越南之约，则越国与别国往来通好事宜，亦应按照法国所行办理”；第4款规定：“越南国欲整顿水陆各军，法国特派水陆军各教习数员，听候该国差委”，亟图控制越南国防；第5款规定：“法国所管安南地方，既经越南国认明应归法国管辖”；第11款规定：“由呢哈江通至滇省，亦可通商”。[56]

据此，法国不但完全控制越南中、南部，并且对苟延残喘于北部的越南王国，亦以承认越南为独立自主来否定中国的宗主权，进而透过经红河通商云南的条款规定，企图进一步蚕食鲸吞越南北部，直到灭亡越南为止。因此，国力中衰的法国，如何以软硬兼施的外交手法对付衰败的清朝，以否定中国的对越宗主权，与时俱进地逐步取得越南全境的控制权，遂成为法国的对中外交政策。

1875年6月15日，总署照会法使罗淑亚（Le Comte de Rochechouart），称：“交趾（按：中国古称越南为交趾）即越南，本系中国属国……查交趾国前因匪徒蜂起，迭经该国遣人至中国乞援，中国因其久列藩封，不能漠视，遴派官兵往剿”。[57]从此掀起中法越南归属交涉。中国使臣曾纪泽闻法将有事于越南，乃先于1880年1月照会法国前任外交部长佛来西尼（Charles de Freycinet），声明：“越南系中国属邦等语”；又于1881年1月照会新任外交部长桑迪里（Barthélemy Saint-Hilaire），强调：“越南国王既受封于中朝，即为中国之篱屏，倘该国有关系紧要事件，中国岂能置若罔闻”。[58]于是爆发了中法驻俄公使间的越南归属论争。

商犀：本国与越南国王所定条约第二款内载法国认越南王为自主之君，许以助力，镇守地方，以及保护敌人之攻击等事。

曾侯：法国与越南定约，认为自主之国，不能与中国无干。缘三百年以前，越南尚隶中国版图，厥后封为属国，自理内政，法国虽与之定约，中国之权力尚在……中国不愿邻近属邦改隶西洋之国。[59]

同年12月，李鸿章与法驻华公使宝海（Albert Bourée）亦就中越宗藩问题进行交涉。不过，此时法国的国力尚未完全恢复，法方交涉态度仍然柔软。

李：传闻皆谓：贵国将求逞于越南，越南吾属国也。不识果有此议否？

宝：越南为贵国之属邦，当议约时，越南并未提及，故仍待以与国之礼。使越南钦慕贵国，甘愿朝贡，吾国断无阻难之意，亦无吞并越南之心。

李：传说纷纭，皆谓贵国有兼并之谋。

宝：吾国政府决无此意，本大臣不稍隐瞒。

李：越南属中国已久，贵国如欲吞灭，中国断不能置之不问，理合预先声明。[60]

其后，法国出兵越南的部署逐渐完成，对中越宗藩关系的主张渐感不耐。曾纪泽因对维护中越宗藩关系情报明朗，致态度强硬。以下乃曾纪泽公使与法外交部长佛来西尼的对话，从中可看出一些端倪。

佛：法国与越南办事，未曾着意于中国。

曾：最当着意者莫过于中国，盖中国乃越南邻近之大国，越南乃朝贡中国之属邦。法国若欲灭之，中国不能置若罔闻。

佛：本国欲使越南国王照约行事，倘彼不肯照办，法国再设办法。至于如何措置之处，目前尚难逆料。

曾：总之，法国若欲吞并越南，中国必欲干预。

佛：我所言者，以目前情形而论，不致到此地步，将来事体如何则不可知。

曾：总之，遇此等事，中国自有办法。[61]

1882年11月26日，李鸿章与宝海会谈。宝海议及“越南事宜三条”，又称“李宝协议”，计开：①倘中国将驻扎东京之滇桂军队撤至边境内外，宝海将照会总署，切实申明，法国毫无侵占土地之意并将毫无贬削越南国王治权之谋；②辟保胜为口岸，令商船溯红江北上贸易；③在滇桂界外与红江中间之地划定界限，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巡查保护。[62]这个协议，从历史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中国作为上国对属藩履行“兴灭继绝”的名分与义务，但在权益上却无异承认法国对北圻南部拥有控制权，于保护属藩安身立命的存国存祀上却未见周详且代价太高。

1883年6月9日，为越南事，李鸿章与法使脱利古（Arthur Tricou）交涉。此时，法军的战争部署已近完成，故态度强硬。相对的，中方则因积弱不振，列强环伺四境，既无意以武力解决纷争，也未积极备战制敌，终因敌强我弱致丧失以战求和之先机。兹就中法交涉中越宗藩关系的论争，条列如次：

脱：甲戌年（按：1874年）已与越南立约，乃越人不守成约，于红江通商一节，招诱土匪抗违阻扰，致启兵媏。日前业已开仗，法国上下已立意尽力用兵，必须办到尽头地步……中国……若欲稍侵甲戌年约之权利，法国断不稍退让，即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恤。

李：越南为我属国已数百年……何必遽开兵媏，且法越甲戌之约，本国未尝明认。

脱：若欲辩论两国应有之名分，此非辩论之时。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我国谕令本大臣，不得认安南为中国属邦。

李：越南久为中国属邦，贵国断难勉强中国不认。

脱：越为中国属邦，法国自甲戌之约以后，已有明文，断不肯认。至中国必欲自认为越南上国，本国亦难相强。[63]

总之，法国以甲戌条约规定越南为独立自主之国，否认中国对越宗主权；并以受法国保护为根据，彻底否认“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宗主权，并代之以“万国公法”的保护权。换句话说，法国武则挟西洋列强之坚船利炮，文则以“实效管辖领有论”否定中国的“以不治治之论”，逐步吞并越南。

关于理藩院辖下西藏的主属关系

1.中英对西藏主属之争

西藏号称“世界屋脊”外力难以侵扰。惟自1858年英灭印度后，[64]开启英国窥伺西藏之野心，然中国仍不自知。1888年，终于爆发英国侵略西藏的绪战，英军攻陷隆吐山，直入藏境。清朝迫于既成形势，乃于1890年与英国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承认属藩锡金为英方保护国，一切内政外交皆归英国管辖；又，划分西藏与锡金界线。[65]从此，西藏丧失藩篱，险失则守难，门户因之洞开。1893年，中英又签订《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即《藏印通商章程》，正式开放西藏通商，是为近代中英交涉藏案之初始。

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他憎恶英国攫取西藏权益，其辖下噶厦政府也拒绝执行中英藏印条约。1904年，英印总督寇松（Lord Curzon）借口藏方不履行条约，乃派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率军直趋拉萨；9月7日，迫签英藏条约。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弃守西藏逃往蒙古，清廷下令革去达赖的名号。荣赫鹏于藏方签署条约后，曾向清朝驻藏大臣有泰表示：“英国完全承认中国在藏持续的宗主权”，[66]并进一步批评西藏所以不履行条约，实中国徒拥统治虚名所致，称：“此次条约已证明毫无效用，西藏人民从未承认之，而中国当局又完全无力强制藏人也……中国之统治西藏，仅拥虚名”。[67]从此，英国认为：清朝对西藏仅有宗主权（suzerainty），而无主权（sovereignty）。此时，英方的论点，其主要依据仍以条约履行与否来判断中国对西藏是否具有管辖权。有则主权，无则宗主权。从国际秩序原理的角度而论，英方对“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以不治治之论”的“因俗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全然无知，但见战胜者的片面主张与法理论述。相对于英方的“宗主权”说，清廷则认为中国派驻藏大臣驻扎西藏，干预西藏政务本身就是“主权”的象征。不过，客观而论，“干预”西藏政务与“管辖”西藏政务，仍略有不同。

9月8日，清朝外务部接获报告，以此约“有损中国主权”，乃紧急电训驻藏大臣有泰“切勿画押”。[68]9月10日，再度训令有泰，称：

藏为我属地，光绪十六、十九两次订约，均由中英议订，此次自应由中英立约，免失主权。开议之始，当以力争主权为紧要关键。[69]

1905年，清廷起用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唐绍仪为藏案议约全权大臣，远赴加尔各答与英国全权代表费礼夏（S.M.Fraser）谈判。唐绍仪秉持“主国”系英文“搔付伦梯”（sovereignty）=主权，“上国”系英文“苏索伦梯”（suzerainty）=宗主权，而华系藏之“主国”（sovereign state）而非“宗主国”（suzerain state）的原则与英方交涉。[70]他向外务部报告他的交涉原则与谈判过程时表示：

查“上国”二字，英文系“苏索伦梯”，译言彼所管为属国，而属国自有治民之权也。若自认为“上国”，是将西藏推而远之，等西藏于昔日之韩、越、球、缅也。“主国”二字，英文系“搔付伦梯”，译言臣民推为极尊，归其管辖而各事可定也。故必争为“主国”，视西藏如行省，使主权勿外移也。

前数次会议费使愿认藏为华属，惟属国与属地，英文本同一字。嗣彼声出“上国”二字，经竭力剖辩，费使坚执我国所施行于西藏者，向不尽“主国”之义务，故万不能享“主国”之权利，倘中国先能尽“主国”之义务，则英不至称兵入藏，以收拾旧约原有之权利等语。[71]

1905年9月16日，议约态度强硬的唐绍仪，为免谈判破裂，乃称病返国，改由议约参赞大臣张荫棠续议。

最后，双方签订《中英新订藏印条约》，依该约第2条规定，“英国国家允许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然此“外国”之规定，实应包括英国在内。又，该约第3款亦规定：“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第九款内容之第四节所声明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72]

总之，中国在藏独享之权，实已包括管理西藏的领土权、干预西藏的内政权、派驻西藏官员权、经营西藏实业权、综理西藏财政权等等，这些独享之“权”，实已超出“宗主权”范围，而进入“主权”的范畴。[73]不过，驻藏大臣并不实际管辖西藏行政，监督行政的意义大过于实际管辖。

从国际秩序原理的角度来看，“干预”西藏政务与直接“管辖”西藏政务，确实略有不同。其道理在于，此乃介于“以不治治之论”和“实效管辖领有论”之间的统治方式，因此本章称之为“不完全以不治治之论”。反之，亦可称为“不完全实效管辖领有论”。换句话说，从东方国际秩序原理而论，应称之为“不完全以不治治之论”；可是，从西方国际关系的角度而言，则应称之为“不完全实效管辖领有论”。中英的西藏主权归属交涉，提醒了也声张了中国对藏之主权观念，进而实施新政，直接管辖西藏政务。“舍东就西”的国际秩序原理转型，乃其特色。从此，由“以不治治之论”转型为“实效管辖领有论”，就成为清朝在蒙、藏地方对内实施“新政”落实“主权”，并于对外交涉时，得以“主国地位”取代“上国象征”的最好根据。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下诏颁布预备仿行立宪，从此清朝开始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为光绪新政。新政实施后，清朝政府开始强化它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统治，西藏只不过是清朝全面实施“实效管辖”的一环而已。就当时而言，只有落实西方国际法的“实效管辖领有论”，才不会在武斗落败之外，又在国际秩序原理的文斗上，再次丧失保疆卫土的论述先机。

2.缺乏国际秩序原理论争的俄并蒙疆

就蒙疆纷争而言，沙俄与中国之纷争，西起新疆、蒙古、满洲，均逐一渗透蚕食。它甚至曾企图染指中国藩属土西藏，更曾置重兵于图们江，集结舰队于海参崴，伺机南下朝鲜。在沙俄侵略清朝的历史过程中，沙俄对中国属藩问题既无“宗主权”或“主权”之争，对中国辖下的边疆领土也未见“无主地先占”或“主权归属”等理论根据的文攻，但见贪婪讹诈的阴谋，进而挟兵力以胁迫的武吓，完全缺乏文化价值的底蕴。

鸦片战争后，沙俄在中国东北加紧侵略乌苏里江流域、黑龙江流域和西北边疆。1850年，它公然撕毁《尼布楚条约》，侵占黑龙江口的庙街，并接连入侵黑龙江地区。沙皇曾命令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表示：如中国政府抵抗，“可以武力迫其就范”。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西向扩张受挫，乃转而致力于侵略远东。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后，沙俄趁机向英法靠拢，企图分享侵华成果。1858年春，伙同英法公使北上，联合对清廷施压。当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后，穆拉维约夫突率俄兵直趋瑷珲，于5月28日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在英法北攻中国之腹时，俄国趁机南击中国之背，强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计6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先划为中俄共管。[74]

《瑷珲条约》签订不久，沙俄又配合英法侵略行动，强迫清廷签订《天津条约》，除分沾英法所取得的各种侵略利益外，还强求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的条款，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留下伏笔。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沙俄又趁机向奕提交新的中俄条约草案和俄国单方面绘制的边界地图，胁迫清廷承认，最后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约中，除确认《瑷珲条约》外，又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入俄国版图；规定中俄西段疆界，自沙宾达巴哈界牌起，经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至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为界。根据这一条款，又于1864年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南北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增设喀什噶尔为商埠；重申俄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短短数年间，沙俄利用中国在南方受困于西欧列强之局，对北方边陲鞭长莫及之势，不断以武力为要挟，强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总计140多万平方公里。[75]其后，多以勘界为名侵夺中国西疆，甚至出兵强占伊犁，勾结英国瓜分帕米尔高原。即使对清朝发祥地的中国东北也不手软，在甲午战后为与日本争夺满洲，联合德法进行三国干涉还辽，骗取清朝的信赖而签订中俄密约，攫取东北路权，进而强租旅顺、大连，划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即使在日俄战争失败后，仍联日瓜分中国东北，日本取得南满，俄国则仍保有北满。此外，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际，更制造“外蒙独立”，但却以支持“外蒙自治”告终。理由在于以支持外蒙之统独为要挟，企图挟制中国，吞噬外蒙利权，得以随时操控外蒙政治动向。中华民国成立后，沙俄虽警告北京政府不得对外蒙“移民、开垦、设官治理”，但不是基于国际法“领其地，理其政，征其税”的“实效管辖领有论”，而是为了俄国便于操控外蒙，并排除中国在外蒙恢复旧有主权或势力而已，所以也未引发国际秩序原理的剧烈攻防。[76]

沙俄攫取中国疆土最厉害之处，在于几近不劳而获。它既不会徒费口舌与中国论辩主权归属，也避免直接会战，但却能在对手腹背受敌或四面楚歌的紧要关头，趁火打劫，或伪装调解而自称调停有功，或趁机占领，或陈兵要挟，劫略边疆以自肥。因此，对这种但知阴暗蚕食鲸吞的交涉实务，而不知累积文化价值以转换成抽象性国际秩序原理以规范国际秩序的对外国家行为，本章称为没有国际秩序原理为基础以供规范国际秩序的俄式外交。

总而言之，沙俄在对清交涉时，既无独特的国际法秩序原理，也未提出西欧式国际法秩序原理进行法理论辩，[77]更未透过大会战以光明正大的手段使对方屈服，而是以阴柔手段，趁中国精疲力尽之际，对方腹背受敌之时，不战而夺人之地。它与西欧一手捧国际法一手持枪来进行侵略的手法，实大异其趣；既赤裸裸，也无基于独自文化累积而成的国际秩序原理，更无可供国际共享的共同价值。

四 宗藩体制的崩解与转型

属土台湾的实效管辖化

1870年代，日本向台湾、琉球以及朝鲜等中国所属邦土寻找出路。1874年，以台湾牡丹社生番戕害琉球的遇风难民为由，一面高倡“台湾番地无主论”，一面出兵台湾，深入内山，而受困于深山。此时，中国一面驳斥“台湾番地无主论”，一面准备对日战争。日方在进退不得的情势下，赴北京参加中日和会，双方展开国际秩序原理的辩论。中方以《台湾府志》的记录为本，强调对台行“因俗制宜”之政，征“社饷”为税，置“社学”为教，并设“州县分辖”为治。日本则以“因俗制宜”为无律，“社饷”为无税，“社学”为无教，“州县分辖”为无官。结果，日本主张此乃“政令有无”之“无”；相对的，中国则认为这只是“政令异同”之“异”而已。最后，双方缔结《互换条款》，结束纷争。

台湾重归清朝怀抱，清朝经此教训，对台施政开始舍弃“以不治治之论”，改行“实效管辖领有论”，不但积极开山抚番、开路垦荒、兴学教化、铺筑铁路、充实防卫，还舍弃福建省分辖台南府，台南府下辖台湾各州县的地方建制。光绪十一年（1885），更宣布台湾建省，直辖中央，转型成为西方式的管辖体制。

属藩琉球的沦亡

1874年，日本为终结琉球的两属状态，乃禁止琉球朝贡中国，因而爆发阻贡事件；1875年，日本更宣布“琉球处分”，力图断绝中琉宗藩关系，并纳琉球于日本实效管辖之下；1879年，更进一步废（琉球）藩置（冲绳）县，片面将琉球纳入日本版图。至此，中国丧失属藩琉球。

属藩朝鲜的沦亡

1868年，日本先在朝鲜企图利用“名分秩序论”假王政复古之名，僭越自居朝鲜上国，因而爆发书契事件。1875年，日本又以测量海上航道为名，制造云扬号事件，强迫朝鲜签订《鲜日修好条规》（《江华条约》）。然后透过条约规定，开始榨取朝鲜，以开化为名渗透朝鲜，于1882年引发壬午兵变。其后，除一面剥削朝鲜，一面培养亲日派外，还于1884年与亲日派共谋发动甲申政变，然败于袁世凯。政变失败后，日本又策划挟朝鲜国王与闵妃以制袁世凯之策，进而积极筹划以优势兵力击败清军之战略。情势发展至此，甲午战争已箭在弦上。1895年，清朝战败后，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中国至此丧失属藩朝鲜。

属藩越南的沦亡

法国同样无视中越宗藩关系，1874年强迫越南签订甲戌条约（第二次《西贡条约》），规定越南为“独立自主”之国，并“受法国保护”。从此，法国以此约为根据，假“独立自主”之名否认中国的对越“宗主权”，并借“受法国保护”之约文，以实力断绝中国之干涉，并置越南于殖民统治之下。其后，中国长期交涉，但未果，法国更得寸进尺。1883年8月，法国再以武力胁迫阮朝签订《顺化条约》，承认法国的保护权。1884年，中国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中法战争。

就西方国际秩序原理而言，法国认为“以不治治之”的宗主权，并不是“实效管辖”；中国既不以实效管辖而领有越南，则越南不归中国统属。换句话说，中国对越既不享权利，自无义务负担可言，既无义务负担，自无过问法国对越政策之权。这就是法国彻底否认“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宗主权，并代之以“万国公法”之保护权的道理所在。从此，法国以坚船利炮为要挟，并以“实效管辖领有论”否定中国采“以不治治之论”统治越南之史实。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朝败，法国胜，从此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中国丧失属藩越南。

属土西藏的统一

1910年，俄国认为逃亡库伦的达赖喇嘛奇货可居，加以礼遇。清廷为防达赖亲俄，派蒙古王公前往宣慰，同意恢复其名号，并送返拉萨。但自中国实行中央对地方直接统治的新政后，清廷与西藏的摩擦日益显现。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透过亚东英商务处出走印度，清廷再次革夺达赖喇嘛之名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旋肇建中华民国。驻藏清军虽响应革命，但也引发西藏动乱，形成汉藏对峙局面。此时，藏蒙趁机签订《藏蒙条约》，宣布独立，并互相承认。清军则败于英藏联军，遭解除武装，遣送回内地。1913年1月，达赖喇嘛回拉萨重掌政教大权。袁世凯电达赖表示，恢复其封号，但达赖重申其西藏“独立”的主张。1913—1914年，中、英、藏三方代表在印度举行西姆拉会议。1914年，会议中，英国除表示支持藏方的大西藏主张外，并以不承认中国对藏宗主权、拒绝中国驻藏大员回拉萨驻扎，进而协助西藏抵抗中国等作为要挟，中国议约代表陈贻范以不能擅让领土、改变疆域为由，拒绝签署。此时，英国面临欧战爆发，中国也陷入军阀割据乱局，中英均无暇理会西藏问题，唯独西藏不断扩军，暂时取得优势。相对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对藏权力，虽号称中央对地方，但政令下达西藏并非易事。

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于拉萨，情况出现转机。1935年，西藏政府遴选出生于青海公绷的拉木登珠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唯一转世灵童，报请国民政府特准免予金瓶掣签，中央并特派大员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坐床典礼。1940年2月22日，在拉萨布达拉宫正殿举行典礼，拉木登珠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吴忠信称：“结果均甚圆满，从此对藏主权业已恢复”。[78]

就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而言，清朝或民国政府为达赖喇嘛等蒙藏政教领袖举行坐床典礼，从“封贡体制论”来看，其实就是涵盖宗教性的封贡体制，可称之为“政教合一型封贡体制”。在中央掌握宗教性封贡体制的前提下，驻藏大臣既具有监督达赖政府之权，噶厦也有秉承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之旨意行政的义务。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北京建政。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分八路进军西藏，藏军不敌，节节败退，中央政府终于统一西藏。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中国的对藏主权至此已完全恢复。

属土外蒙的沦丧

在历史上，沙俄不但对中国的边疆蚕食鲸吞，而且对中国藩属土加以兼并或鼓动独立。

蒙古地处边陲，以游牧为生，土广而人稀，俄罗斯窥伺已久。清末，蒙边空虚，为保疆卫土，清廷决心推动新政，乃透过移民垦殖政策，一面实边，一面筹措经费。惟移民日增之后，旧有的“旗民分治”政策产生事权不一之流弊，乃有不得不设省改制，行直接管辖之势。于是，施行“实效管辖”的设省改制筹边论述成为压倒性的主流意见，终于取代“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传统筹边见解。此外，卖地垦殖所得因不足以支应新政开销，大多就地增税。对牧民而言，牧地日少，杂税日多，蒙古虽是昔日战友，但对清政府离心离德。

1911年冬，沙俄以武器、弹药、财政以及外交为支持，鼓动喀尔喀脱离中国，外蒙则以其利权交换，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乃在沙俄的支持下宣布独立。1913年，中俄签订《声明文件》与《声明附件》，规定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拥有宗主权，外蒙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则承认外蒙拥有自治权与俄国在《俄蒙协约》中所获之种种利权。据此，在西方国际法的法理上，外蒙不但不是独立国，而且必须遵守在中国宗主权下、中国完整领土之一部分下的规定。1914年，中、俄、蒙三方依据《声明文件》，在恰克图开会解决蒙古问题，并于1915年签订《中俄蒙协约》，规定蒙方须取消蒙古国的国号，改称外蒙古自治官府；哲布尊丹巴须取消帝号，改称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并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哲布尊丹巴须取消“共戴”年号，改奉民国正朔，但得兼用蒙古干支纪年。至此，情势急转直下，外蒙的独立运动乃告失败。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刚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无暇兼顾外蒙。总统徐世昌与总理段祺瑞决定趁机出兵外蒙，乃派直系将领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兵入蒙，并于1919年11月令外蒙撤销自治，回归中国。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回师参战，驻库伦兵力转趋单薄，1921年遂为白俄恩琴所败。3月，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相对的，此时中国军阀正忙于内战。不久，苏俄红军入蒙俘虏恩琴，先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名，扶植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哲布尊丹巴活佛逝世，蒙古人民党旋即宣布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虽名为脱离中国独立，实则沦为苏联附庸。北洋政府虽不承认外蒙独立，但中国再次失去外蒙则是千真万确之事。

相对于欧美的基督教文明，在民国以后的中俄交涉过程之中，看不到基于东正教文明所产生之俄罗斯国际法的论述，它在近代中俄外交谈判上，特别是关于主权或宗主权的论述上，所表现出的国际法秩序原理，仍然是欧美的国际法。相反，从现实面来看，夺取邻国的利权或土地，可能才是俄国外交真正的中心所在。

五 转型后中华国际体系内部的原理矛盾

由“宗藩关系”走向“宗属关系”的变革

1880年11月18日驻日公使何如璋鉴于属藩琉球沦丧，朝鲜情势正岌岌可危，乃亲撰《主持朝鲜外交议》上呈总理衙门与北洋大臣，建议政府代替朝鲜主持外交，消极可免“听令朝鲜自行结约，他国皆认其自主，而中国之属国忽去其名”之弊，积极则可“庶属国之分，因之益明，他日或有外隙，而操纵由我，足以固北洋锁钥”。[79]这是何如璋在历考西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后提出的改革宗藩关系的办法，启发了清朝的宗属观念，政策随之改变，并由拒而渐，开始从东方式的“宗藩关系”走向西方式的“宗属关系”。[80]

于是，假借国际法的法理，将东方传统的“宗藩关系”转型为西方近代的“宗属关系”，以便借西方之衡量标准，让列强承认其既有的宗藩关系。不过，这种做法却也国际秩序原理”在转型上产生内部矛盾。原本“中华世界秩序原理”认为“属国”与“自主”两立乃自明之理，但在西洋近代国际法看来，“属国”与“自主”则是对立的概念。

就当时的国际局势而言，中朝两国因同时面对列强侵略，危机感日益高涨。结果，双方都为了自身的国家生存，痛感必须开放门户以维持均势，同时必须将较弛缓的宗藩关系转变成更紧密的宗属关系。因此，中朝两国都先后引进规范西洋进而规范世界的近代国际法秩序原理，企图借用符合西洋近代国际法秩序原理的规定，以重新建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下的中朝宗藩关系，于是双方订立了敕许的阶层性《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这就是依据“中体西用”的见解与需要，而改造的宗属关系。

结果，在1882年5月签订了“中体西用”的《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并以此条约作为模板，向世界列强开放朝鲜，亟图维持东亚均势。因此，以西方条约体制为本，强化中朝宗属关系；其次，开放朝鲜，让世界走进朝鲜，以维持列强在朝均势；然后，让朝鲜走向世界，与列强通商贸易，保持友好关系，就成为当时中朝两国的国策与时代趋势。

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

1.主权平等vs.五伦阶层

西方政治学界认为国家必须具备领土、人民、主权等三大构成要素。所以，国家必须在一定的领土上，居住一群人民，且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其中，主权的意义，在于对内表现出其对领土与人民的最高权，对外则呈现出独立权。此外，不具领土属性者不是主权，不具最高权力者（如省县等领域性自治权力）也不是主权，强调主权在国际法上须具有独立与非从属的意义。其中，最高权指的是国家对其领土、人民的统治权；独立权指的是国家在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国际关系中，具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因此，本国内政既不容他国干涉，也不干涉他国内政。因此，主权国家可透过条约、国际惯例等国际性法律关系或惯例来设定其国际法关系，以取得权利、负担义务。[81]

一般而言，根据近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家在国际法上具有平等权，此即国家地位平等原则。在国际法上之“主权对等”（sovereign equality）的前提下，国家虽然有大小、强弱之分，也有强凌弱、众暴寡的侵略之实，但是在形式上它的国际地位对等，权利、义务相等。如果从主权的完整与否来分类国家，国家可以分为完全主权国与部分主权国。完全主权国是完整的国际法人，可以享受国际法上的任何权利，也得负担国际法上的任何义务。相对的，部分主权国是不完整的国际法人，它们无法像完全主权国一样，可以享受国际法上的任何权利，可以负担国际法上的任何义务。所以，西方国家虽然高倡主权平等，但是实际上它却透过国际法的“完全主权”与“部分主权”的分类，对不被西方承认的国家，或对受其侵略殖民的“国家”，施行“不平等”的国际待遇。

相对于西方的主权平等原则，东方则以五伦的社会伦理思维，建构出阶层的国际关系。根据东方的历史文化价值，在规范“中华世界帝国”之国际体系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之下，其国际关系就是“事大交邻论”的邦（国）际关系，而落实事大交邻邦（国）际关系或邦（国）际礼仪的国际秩序原理，就是“五伦国际关系论”。

其次，“中华世界帝国”或东亚的国际秩序原理，基本上是在儒家文化价值的影响下所建立的邦（国）际关系理论。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根本差异，即在于西方是建立在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价值判断之上，相对的，东方则是建立在以儒家文化为根本的价值判断之上。扼要言之，传统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实就是根据儒家伦理思想建构而成的五伦国际关系理论。此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邦交关系。在传统的阶层性五伦国际关系中，中国向来独缺“朋友伦”邦交（=“友邦”）关系。直到近代前后，西力东渐，中国遭遇欧美，在屡战屡败下，开始被西方纳入国际法规范下的欧美国际关系后，始有西方式“朋友伦”国际关系的开建。说穿了，近代中国的“友邦伦”国际关系，名义上虽是“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但实际上则是遭列强轮番压迫，早已沦为具殖民地色彩的“友邦关系”。

再从五伦国际关系论的国际秩序原理来看“中华世界帝国”或东亚邦（国）际关系发展史，在正常的情况下，中国与周边国家或民族之间向来都建立“君臣”关系，又称“事大字小”关系；属藩与属藩之间则建立“对等交邻”的兄弟关系。两者合称，则为“事大交邻”体制。再者，在非常时期，宗藩之间的“君臣”关系的伦理性，常因位居中心的中国之盛衰而随之改变。中国一衰，则君臣关系随之降转，改为兄vs.弟、伯叔vs.侄子等“兄弟伦”关系；再衰，则只能建立对等的“朋友伦”关系；又弱，则只好建立“舅甥”等具屈辱感的“夫妇伦”关系；更有甚者，则建立屈辱性“儿皇帝”等关系逆转的“父子伦”关系；等而下之，则建立关系至为屈辱、地位完全逆转的“君臣伦”关系，此时中华沦于夷狄，夷狄则进为中华，并入主中国。换句话说，这就是“华夷变态”的“王朝交替”。此等五伦的邦交关系，史上皆不乏其例。

考诸历代宗藩关系，属藩于朝贡中国之际，所以经常提及“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义为君臣，情为父子”，其根据即在于此。因“中华世界帝国”之宗藩秩序体制，乃源于将家族伦理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精神，转换成政治伦理的“君臣之国、父子之国、夫妇之国、兄弟之国、朋友之国”，因而形成五伦国际关系论的邦交体制。因此，在东方伦理精神下的国际关系，没有侵略战争，只有基于“是非对错”与“上下尊卑”的名分秩序，而给予教训、惩罚性质的征伐，盖“中华世界帝国”的观念，就是“天下一家”，家人的过错必须依照家族伦理（=家规）惩处。相对的，在西方主权平等的原则下，既平等则无从惩罚，因此只有侵略或报复的战争。

总之，在西力东渐以后，东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的优势，力主以国际法为国际交涉之唯一准则，“中华世界秩序原理”遂遭否定而逐渐湮没不明。又，在屡战屡败的劣势下，中国被迫签订城下之盟，西方的“实效管辖领有论”终于取代东方的“以不治治之论”，成为国际交涉的唯一标准；同样的，伦理性的“五伦国际关系论”阶层体制，也为西方近代高倡民族国家的“主权平等”观念所取代。国与国之间，主权虽然平等，但是大欺小、强凌弱、剥削、榨取、侵略从无已时。从此，“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由显而隐，由隐而无，及今则不知其所终。是故，重新认识“中华世界秩序原理”，深入挖掘“以不治治之论”“五伦国际关系论”的精神，以灌注西方国际法的缺陷，就成为当今之急务。

2.属邦vs.自主

清朝末年，李鸿章对宗藩关系从“以不治治之论”的东方传统思维出发，主张“属邦自主”，因为“属邦”与“自主”是一体的观念，二者并不矛盾。不过从近代西方国际法的“实效管辖领有论”来看，“属邦”与“自主”则是互为矛盾的观念，无从并存。朝鲜大员金允植也认为：“惟敝邦，在中国为属国，在各国为自主。名正言顺，事理两便”。[82]朝鲜弱小，独力不足于自保，因此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对外可以达成国家安全的目的，对内可以维持邦国自主的政略，所以说“属邦自主”是“事大字小”的“两得体制”。他鉴于过往历史，认为“属邦”与“自主”透过中朝宗藩关系，既能阻止他国之侵略，政教禁令又得以自主，既不失自主之权，又不背事大之义，可谓两得之策。

“属国”与“自主”在东方的国际秩序原理上是可以成立的，其道理在于“以不治治之论”的文化价值与宗藩关系的实务运作，形成宗主国不干涉属国内政的原则，所以原则上属国的政教禁令得以自主。但在西方的国际秩序原理上，则是对立的概念。其道理则在于国际法主张“实效管辖领有论”，因为宗主国既然加以实效管辖，则属国之内政、外交皆由殖民地总督管辖，故其政教禁令不得自主。反之，若属国之内政、外交得以自主，那么它就不再是属国，而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在东方对西方开放门户后，“中国+属藩”vs.“西洋+日本”之间，在国家定位与使节驻扎往来上，由传统的“宾礼”（朝贡礼）走向西式的“礼宾”（友邦礼），在过渡期间，不免造成中西礼仪之相互矛盾、窒碍、混乱等无所适从的现象。

这种强调宗属关系的“中体西用”式做法，因为《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伴随美国势力进入朝鲜，特别是欧洲列强也都各援美国之例进出朝鲜后，在身处劣势的国际局势下，不但在中国，在属国，或在属国之间或在宗属之间，进而在宗藩与西方之间，何时爆发“属邦”vs.“自主”、“宗属关系”vs.“主权对等”等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应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

3.两截体制的矛盾

两截体制，意指“一个国家，适用两种外交体制”的矛盾现象。从表面上看起来，它只发生在朝鲜王朝。其实，它也会发生在所有中国的属藩身上。其主要理由有二：（1）中国是拥有国际秩序原理的国家，而且自成体系。（2）中国国力式微，已不足以护持其国际秩序原理所规范之国际体系的国际秩序。另，所以只在朝鲜发生两截体制之矛盾，盖由于朝鲜王国较晚沦亡，更重要的是它采取对外门户开放政策，引进欧美势力，并与欧美列强互派使节驻扎，办理外交事务。在中国属土方面，理藩院辖下的蒙藏也有类似的情势出现。

1880年代初，驻日公使何如璋鉴于列强亟图进出中国属藩，其中尤以美国更急于与朝鲜建交，乃在其所撰《主持朝鲜外交议》中建议李鸿章：中国政府，在缔约前，派干员“前往朝鲜，代为主持结约”，并于缔约之后，饬令朝鲜声明“奉中国政府命，愿与某某国结约”，以为固朝存藩的变通之计。何如璋甚至连为日后强化宗属关系之道，亦详加思索规划，乃更进一步建议朝廷应仿蒙古、西藏之例，“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83]1882年初，李鸿章遂在《朝美修好通商条约》草约的第1款中，插入“朝鲜为中国属邦，而内政外交事宜向来均得自主”等字眼，美方以缔约两造对等为由加以拒绝。朝廷乃下谕饬令朝鲜国王撰拟“朝鲜国王致美国总统照会”，于光绪八年三月二十八日（1882年5月15日）照会美国，声明：“朝鲜素为中国属邦，而内治外交向来均由大朝鲜国君主自主……至大朝鲜国为中国属邦，其分内一切应行各节，均与大美国毫无干渉”，进而以“奉清朝正朔”=光绪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年号，递送照会给美国。[84]不久，朝美双方又奉清朝正朔于光绪八年四月六日（1882年5月22日）在朝鲜京城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85]

继《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之后，1883年11月《朝英修好通商条约》及《朝德修好通商条约》、1884年6月《朝义修好通商条约》、1884年7月《朝俄修好通商条约》以及1886年6月《朝法修好通商条约》，都以《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为蓝本，而且朝鲜国王也都在缔约之前先行递交“奉中国正朔”的照会给缔约国，声明：“朝鲜素为中国属邦，而内治外交向来均由大朝鲜国君主自主”，用以保护朝鲜的经济利权和国家安全，强化中朝宗属关系。至此，朝鲜终于展开全面性的门户开放。

门户开放后的朝鲜，开始面临“一国二法”（=“一个国家、两种法理”）的国际秩序原理=“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与西方近代国际法的矛盾现象，而造成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与外交礼仪的矛盾。朝鲜官员金允植身处东方的传统思维，认为“属邦自主”正是“事大字小”的“两得体制”。可是，面临从东方体制过渡到西方体制，眼见东西国际秩序原理之矛盾与冲突的俞吉浚，认为这就是东西国际秩序原理冲突下的“两截体制”。[86]权赫秀称此种现象为“一个外交两种体制”。[87]概括而言，所谓“两截体制”，就是一面对中国或“中华世界帝国”所属的国家，遵行“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以推动邦交，另一面则对西方国家遵守国际法参与国际关系。前者主张属国政教禁令自主；后者主张属国政教禁令不得自主，自主者则非属国。所以，“属邦”与“自主”是对立的概念，还是两得的概念呢？说穿了，仍然是“实效管辖领有论”与“以不治治之论”的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

4.宾礼与礼宾的外交礼仪冲突

1882年10月，清朝以上国之名敕许朝鲜缔结《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根据章程规定，中国于1883年派陈树棠为“总办朝鲜商务委员”，朝鲜则派南廷哲为“驻津商务委员”。商务委员与敕使不同，敕使归礼部管辖，代表皇帝；商务委员的派遣权限，则分别属于北洋大臣与朝鲜国王，中方驻扎于汉城，朝方则驻扎于天津。朝鲜国王的地位与北洋大臣对等，同样都属于“中华世界帝国”皇帝管辖下之臣民。

陈树棠以商务委员头衔拟参与驻扎朝鲜外交使节团事务，屡遭欧美列强使节拒绝，中国政府常痛感宗主权不彰，乃于1885年11月改商务委员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并派袁世凯以代陈树棠。欧美使节以袁世凯为驻朝公使（Minister Resident），唐绍仪表示：袁世凯的头衔为英文的“Resident”，而不是公使，因为中国绝不在其属藩朝鲜派遣驻朝公使，否则无异于承认朝鲜独立。不过美方锲而不舍地追问总署，总理衙门于1889年7月答复美国，表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乃基于中朝宗藩关系所“奉旨敕派”之“办事大臣”，可参与“其国政凡与大局有关者”。[88]袁世凯更建议政府“选派监国，代执其柄”，“仿汉封建，设相治事”。[89]所以袁世凯本人正是推行监国大臣制的献策者，也符合何如璋主张中国代为“主持朝鲜外交议”的建议。此事正意味着中国为了符合西方近代国际法的要求，在国际秩序原理上开始求新求变，逐渐由无为的“以不治治之论”转型为“实效管辖领有论”。此时，朝鲜因受到刺激，也开始引进国际法、国际关系，派遣公使驻扎欧美，倡行主权平等的观念，而“主权平等”的观念正好与“名分秩序论”“五伦国际关系论”等阶层体制矛盾，于是逐渐危及中朝宗藩关系的历史文化价值基础。

经过总署释明后，袁世凯从此摆脱“以不治治之论”的束缚，遂以袁总理名分，依据国际法“实效管辖领有论”原则，监督朝鲜国政，特别是奉宗主国上谕，负有指导朝鲜外交的任务，成为实质肩负监国任务的大臣，因此处处干预朝鲜国政，终于引发朝鲜的反弹。其中，尤其是袁世凯晋见国王的礼仪，李鸿章指示：依“不亢不卑”原则，照本国“司道谒亲王”之礼，[90]在宫门外“候请降舆”；谒见之际，行“三揖、侧坐”之礼；逢国大典之际，无须鞠躬，行三揖之礼，可也。[91]结果，因朝鲜对袁总理的礼遇程度远超欧美各国，公使们视之为差别待遇，遂群起向袁世凯表达不满与抗议。对此，袁世凯驳以礼仪所以不同，乃“属邦与友邦之别”所致。[92]果如李鸿章所料，缔结《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在礼仪上将造成上国官员的独尊而形成阶层礼仪，[93]最后导致驻扎朝鲜中外使节因礼仪问题而冲突的现象日渐表面化。

同样的，朝鲜派往北京的朝贡使节与派往天津驻扎的商务委员，在宗藩关系的阶层体制下，只能以“陪臣”身份出现，仍须以三跪九叩礼谒见皇帝，而欧美日等各国驻华公使却能争取到优遇的礼仪，故不论在北京或在天津，朝鲜使节的国际地位与待遇，均远不如欧美使领官员。假如朝鲜遣派的敕使、商务委员等使节，在国际上不能与欧美日等列强取得平起平坐之外交待遇的话，岂非独厚侵华列强，而独薄亲华属藩？在国际关系上不平等的差别待遇，其实就是离心离德的根源。其中，尤有甚者，当中朝同时派遣使节驻扎邦交国，如美国，其使节之差别待遇就更加明显。

在宗藩体制的阶层意识之下，朝鲜派往欧美各国驻扎使节之国际地位，当然远不如拥有宗主权之中国驻外使节，中国甚至设有“三端”，加以节制。所谓三端，就是：（1）到任时，须先谒华使，请挈往，呈递国书；（2）宗藩使节同席时，朝鲜使节须坐于中国公使之下位；（3）凡遇重大外交事件时，朝鲜公使须事先请求中国核示。[94]不过，朝鲜因受国际法的洗礼和欧美使节的思想灌输，独立自主与主权平等的观念日盛，决定对华阳奉阴违。于是，故意派遣朴定阳为驻美公使，授以全权公使之名，以获驻扎使节中身份最尊的地位，甚至较宗主国中国所派二等公使之地位犹高出不少，因其身份地位居各国驻美使节团之冠，在形式上成为领导使节团之长。此外，朴定阳赴美后也不依约遵守三端，非但不先谒华使，还径自谒见美国总统，呈递到任国书。中国政府乃要求朝鲜政府惩处违约背信的朴定阳公使，结果朝鲜阳奉阴违。至此，无论在法理观念上，还是在外交实务运作上，中朝宗藩关系均已逐渐走到尽头。追根究底，外交礼仪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宾礼与礼宾之不同，礼宾予人地位对等、受到尊崇之感，而宾礼则容易予人地位差别、受到折损之感。

中华宗藩体系转型之评析

自古以来，中国发展出一套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历史文化价值，经日积月累发展成为一套规范东亚世界的国际秩序原理，并实际规范“中华世界帝国”的国际体系历两千年之久，我们称此国际秩序原理为“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直到近代西力东渐后，始有根本性之国际秩序原理的冲击、矛盾、冲突以及转型。

近代稍前，西方因工业革命而国富兵强，因科技创新发展而船益坚炮越利。东西方的国力日益悬殊。西方又透过大航海而走向世界，为因应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需求而逐渐向外扩张，甚至于寻求殖民地，以榨取原料、能源以及保障市场，终于演化成为进军全球的列强。在坚船利炮下，亚、非、拉美各国纷纷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弱者因割地赔款而沦为殖民地；强者因宰制弱小而沦为帝国主义，进而建构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全面否定亚、非、拉美的异质文化。

西力东渐后，欧美列强不只带来坚船利炮，同时也强销用来规范西方国际秩序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进而企图挟此利器宰制非西方世界。其国际法的内涵先是“民族国家”的概念，凡不合乎此概念所定义的国家就是“无主地”，对于无主地就可以因“发现”而进行“先占”领有。当世界都已被先占瓜分殆尽之时，西方帝国主义若要在已成立国家的“有主地”上扩张势力，就得一面否认因“发现”而“先占”的说法，一面提出“实效管辖领有论”的新主张与法理论述。西欧列强对于非西欧世界的国家，尤其是对多民族国家更刻意扫瞄，研究占领对策。于是将中国的领土区分为“实效管辖”“不完全实效管辖”的领域，再依其对少数民族或地区的统治情况，先片面区分为“无主地”（如台湾番地）、“宗主权”地区（如礼部辖下邦国、理藩院管辖地区）以及“主权管辖”领域（如各直辖省），然后“先兵后礼”（=挟武力以制造既成事实），再利用国际法法理，取得或控制该土地以榨取权益。

列强对中国所属“宗主权地区”所使用的国际法利器，就是“实效管辖领有论”，先对凡是宣称属国或属藩的地区，进行“领其地，理其政，征其税”之“实效管辖”深度的调查，再透过军事占领，或将之培养成亲帝国主义的政权，甚至转化成自己的殖民地。

此时，中国对属藩实施“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以不治治之论”的政策，基于民族自治，实行“属藩政教禁令自主”的地方自治。相对于西方列强，处于弱势的中国，不但无力要求西方入境随俗，甚至只能屈从于列强，在施行宗藩体制的邦国对外交涉上，亦得适用国际法。不过，中国对属藩或属藩对中国，仍然实施传统旧制。于是，宗藩间在法理上形成了“两截体制”的矛盾；在体制上形成了“主权对等”对“阶层伦理”的冲突，在管辖交涉上形成了“属藩”对“自主”的论争，在国际礼仪上更形成了“宾礼”对“礼宾”的中外差别待遇。“中华世界帝国”原本天下一体适用的宾礼体制，至此发生无法规范欧美列强的实力落差，但是对属藩却仍率由旧章，当国力无法支撑国际秩序原理运作之时，即中华世界秩序崩解之际，无论在中国境内、属藩境内还是在欧美境内的外交场合或国际关系上，都发生“两截体制”的现象，造成独厚列强、独薄属藩的不平等。其后果，就是属藩开始离心离德，或遭列强吞并，或投靠列强宣告独立自主。

属于“不完全实效管辖”的蒙藏在英俄的鼓动与援助下宣布“独立”；属于“以不治治之”的琉球、朝鲜为日所并，越南则为法所并；属于“实效管辖”的台湾，在“台湾番地无主论”下的“台湾番地”，立即开山抚番，改行实效管辖，至于“全台”则改建行省，直属中央。不久，位居“中华世界帝国”中心的清朝也因革命而告崩解，西式共和的中国自此肇建。

归结言之，“实效管辖”虽是最普遍的统治方式，但是“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以不治治之论”也是统治方式之一，套一句总理衙门的名言，这不是“政令有无”，而是“政令异同”的问题。盖文化价值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国家体制；不同的国家体制，形成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规范各自不同的国际体系。

于是，衰微的多民族国家，如“中华世界帝国”（=中国），在力不如人的劣势下，只好一面推动洋务以求自强，一面由“以不治治之”走向“实效管辖”统治的法理转型，以图列强的承认。

近代以前，中国的对外关系是宗藩体制；近代以降，因国力衰颓，屡战屡败之故，乃被迫签订城下之盟，自身尚且不保，又何以保护属藩？国家宗庙几乎不保，又如何保护其传统的历史文化价值与规范其国际体系的国际秩序原理？在劣势下，遭遇国际挑战乃必然之事，在力不足以自保的情势下，唯有衡量自身能力，求变翻新，转型以自保，变法图强以谋再造。否则，宗藩体制必因树倒而猢狲散，甚至连拥宗主权的上国都成为过江的泥菩萨，难逃为欧美国际洪流吞噬之命运。

最后，“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武斗下，“万国公法”独占国际关系的文斗里，丧失国际舞台，以致无法经世致用。因此省思“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之内涵何以鲜为世人所知，乃必为的重中之重。

中华宗藩体制之所以崩溃，盖西力东渐后中华屡战屡败，力不足以自保所致。如今，为了使“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再次重现，进而发扬其扮演以原理润滑国际关系，并探索其曾巩固“中华世界帝国”长达两千年之历史任务，学者与学界除了在浩瀚文献之中勾隐史料、发微原理之外，也应挖掘中西外交谈判之交涉案例，将“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与国际法等国际秩序原理，应用到国际交涉诸案例上，然后提出超然而有据的主张与论述。

近代以降，中国何止在军事竞争上败北，更残酷的是中国连士大夫也在“国际秩序原理”上打了败仗，如何重新基于历史文化价值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秩序原理”与“国际法”，正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与学术界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不过，对中国而言，其根本之道，还是在于创造独强的综合国力，发挥历史文化价值，提倡王道的价值理念，进而改造国际秩序原理，才能在必要之时，承担国际权利义务，挺身护持国际秩序，创造大同世界，维护世界和平与进步。

[1] 本章由张启雄撰写。

[2]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72，229号文件，附件1。

[3] 《钦定理藩院则例》卷6《设官》，海南出版社，2000，第10页；《钦定理藩院则例》卷12《征赋》，第18页；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第60—61页；张启雄：《中国国际秩序原理的转型——从“以不治治之”到“实效管辖”的清末满蒙疆藏筹边论述》，“蒙藏委员会”，2015，第29页。

[4]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208号文件。

[5] 外務省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9卷、日本外交文書頒布会、1955、四七号文書、付記一。

[6] 国際法学会編『国際法辞典』、東京：鹿島出版会、1975、330—331頁。

[7] 雷崧生：《国际法原理》上册，正中书局，1953，第37—55页。

[8] 『国際法辞典』、331頁。

[9] 雷崧生：《国际法原理》上册，第46页。

[10] 雷崧生：《国际法原理》上册，第46—47页。

[11] 雷崧生：《国际法原理》上册，第48页。

[12] 杜蘅之：《国际法大纲》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18页。

[13] 张启雄：《海峡两岸在亚洲开发银行的中国代表权之争——名分秩序论观点的分析》，中研院东北亚区域研究所，2001，第3—6页。

[14] 张启雄：《中国国际秩序原理的转型——从“以不治治之”到“实效管辖”的清末满蒙疆藏筹边论述》，第26页。

[15] 《周语上》，《国语》，艺文印书馆，1966。

[16] 当代则有在香港推行“港人治港”政策，亦同此理。

[17] 魏源：《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第 295—296页。

[18] 《清实录》卷22，中华书局，1985，第528页。

[19] 《清实录》卷52，第885页。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中华书局，1990，第177—178页。

[21]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第178—180页。

[22]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第178—180页。

[23] 张启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国外交纷争中的古典文化价值》，吴志攀等编《东亚的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20—125页。

[24] 胡兴东：《清代民族法中“苗例”之考释》，《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

[25] 《日省录》卷167《高宗篇十二》，汉城大学校出版部，1972，第195页。

[26] 李文凤编《越峤书》卷15《书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庄严文化公司，1996，第203页。

[27] 李文凤编《越峤书》卷13《书疏移文》，第159页。

[28] 李文凤编《越峤书》卷13《书疏移文》，第161页。

[29] 《大南实录·正篇第一纪》卷17，有邻堂，1963，第567—568页。

[30] 《大南实录·正篇第一纪》卷26，第683—684页。

[31] 此处之“中国”，应指越南。盖越南王朝于对内文书自称中国，而称中国为北国。由于越南向以中国嫡系正统自居，并蔑视中国为旁系闰统。其中所隐含之意义殊堪玩味。

[32] 《大南实录·正篇第一纪》卷26，第684页。

[33] 伊地知季安：《琉球御挂众愚按之觉》，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研究所藏。鹿兒島縣歷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明館編『鹿児島県史料—旧記雑録拾遺伊地知季安著作史料集二』、鹿児島県発行，1999、638頁。本文件原藏于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研究所，于平成11年即1999年收入鹿儿岛县史。原文以候文文体撰写，承琉球大学赤岭守、丰见山和行二位教授之教示，特此致谢。

[34] 張启雄「新中華世界秩序構想の展開と破綻—李鴻章の再評価に絡めて—」『法政大学沖縄文化研究紀要』第16号、1990、231—253頁。

[35] 『大日本外交文書』第7卷、一三九号文書。

[36] 『大日本外交文書』第7卷、一三九号文書、付記三。

[37] 『大日本外交文書』第7卷、一四二号文書、付記一。

[38] 『大日本外交文書』第7卷、一四三号文書。

[39] 『大日本外交文書』第7卷、一四三号文書、付記。

[40]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212号文件。

[41] 大久保利謙編『森有禮全集』第1卷、東京：宣文堂書店、1972、142—143頁。

[42]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212号文件。

[43]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208号文件。

[44]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213号文件。

[45] 『大日本外交文書』第9卷、四七号文書、付記一。

[46]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229号文件，附件1。

[47]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229号文件，附件1。

[48] 《中山世谱》，《尚宁王纪》，万历三十七至三十九年条。

[49] 紙屋敦之『幕藩制国家の琉球支配』、東京：校倉書房、1990、227頁。

[50] 张启雄：《“中华世界帝国”与琉球王国的地位——中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第三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琉文经协会，1991，第434—436页。

[51] 下村富士男編『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 外交編』、東京：風間書房、1962、103—108頁；『大日本外交文書』第8卷、一四三号文書。

[52] 《琉球所属问题》（1）（《琉球所属问题关系资料》第8卷），第19号文书。夏威夷大学图书馆藏。

[53] 《琉球所属问题》（1），第19号文书。

[54] 『大日本外交文書』第12卷、九五号文書。

[55] 张启雄：《“中华世界帝国”与琉球王国的地位——中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第三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419—474页。

[56] 《总署收法使罗淑亚照会附法越1874年条约》（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中法越南交涉档》（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62，第3—10页。

[57] 《总署给法使罗淑亚照会》（光绪元年五月十二日），《中法越南交涉档》（1），第11—12页。

[58] 《总署收出使大臣曾纪泽文附给外部照会》（光绪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法越南交涉档》（1），第147—148页。

[59] 《总署收出使大臣曾纪泽夹单》（光绪七年二月十九日），《中法越南交涉档》（1），第149—152页。

[60] 《总署英股抄付北洋大臣李鸿章函附与法公使宝海问答节略》（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中法越南交涉档》（1），第181—183页。

[61] 《总署收出使大臣曾纪泽文附一与法外长佛来西尼问答节略二》（光绪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中法越南交涉档》（1），第385—388页。

[62] 《总署收署北洋大臣李鸿章函附一宝海议越事三条》（光绪八年十月十九日），《中法越南交涉档》（2），第531—535页。

[63] 《总署收署北洋大臣李鸿章函附一与法使脱利古问答节略》（光绪九年五月九日），《中法越南交涉档》（2），第883—887页。

[64] 吴俊才：《印度史》，三民书局，1990，第10页。

[65] Sir Charles Bell，Tibet Past and Present，王光祈译，《中国史学丛书续编·西藏外交文件》，台湾学生书局，1973，第169—184页。

[66] Francis Younghusband，India and Tibet（London：John Murray，1910），p.305.

[67]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孙煦初译，台湾学生书局，1973，第44—46页。

[68] 《外务部电有泰》（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务部《西藏档》册5。藏所下略。

[69] 《外务部电有泰》（光绪三十年八月一日），《西藏档》册5。

[70] 《外务部收议约大臣唐绍仪电》（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一日），《西藏档》册6。

[71] 《外务部收议约大臣唐绍仪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三十日），《西藏档》册6。

[72] 《外务部收议约大臣唐绍仪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三十日），《西藏档》册6。

[73] 冯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台北故宫博物院，1996，第167—168页。

[74] 王绳祖编《国际关系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236页；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59—350页。

[75] 王绳祖编《国际关系史》第2卷，第237页；《沙俄侵华史》，第159—350页。

[76] 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第59—61页。

[77] 陈维新的研究，亦证实沙俄外交但知夺取权益，而不知应用国际秩序原理。见氏著《清代对俄外交礼义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414页。

[78]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第314—318页。

[79]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342号文件，附件1。

[80] 张启雄：《清末中韩宗藩关系的政策转变——从宗藩关系到宗属关系》，（韩国）《国际中国学研究》第12辑，2009年12月，第256—262页。

[81] 『国際法辞典』、331頁。

[82] 金允植：《阴晴史》上册，高宗十八年辛巳十二月二十六日，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58。

[83]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34—36页；《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389—397号文件。

[84]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420号文件附件5及422号文件附件3；卷3，101号文件，附件2。

[85]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420、422号文件，附件2。

[86] 《西游见闻》，该书编纂委员会编《俞吉浚全书》（4），汉城：一潮阁，1995，第116—117页。

[87] 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88] G. C. Foulk to Secretary of State，Nov. 25，1885，in George M. McCune & John A. Harrison，ed.，Korean-American Relations，vol. 1（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1），pp. 137-140.

[89]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3，919号文件，附件4；沈祖宪、吴闿生编纂《容庵弟子记》卷1，文星书店，1962，第16页。

[90]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30《礼部》，商务印书馆，1909，第1页。

[91]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6，商务印书馆，1921，第37页。

[92]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6，第37页。

[93]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3，649号文件。

[94]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0，第38—39页；《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5，1294、1304号文件；《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9，第2—3页。

第六章 太平天国的兴起与败亡[1]

一 太平天国的兴起

洪秀全的早期活动及广西局势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并没有从战败中警醒，积极求变，而是无视危机与挑战，依然抱残守缺：传统的夷夏观念没有变，兵制等祖宗成法没有变，吏治腐败、文恬武嬉的现象没有变，地少人多问题没有减缓，从而使中国积弱积弊的状况没有得到应有改变。另一方面，清政府又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下被迫接受一些变化，诸如割地赔款、五口通商、设立租界、领事裁判权、传教士的涌入等。这些变化既引发了新矛盾新问题，同时又使旧矛盾旧问题进一步激化，两者交汇，最终导致清政府陷入严重的内外危机，其标志为太平天国的兴起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说到太平天国的兴起，必然要论及洪秀全的早期活动，特别是他的思想变化。

洪秀全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一个客家村落，7岁入私塾读书，满心博取功名。16岁起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精神颇受打击；1836年（丁酉年）第三次科考落榜后大病一场，病中产生一些梦幻感觉，对科举仕进感到绝望，同时自视甚高，不甘以设馆授徒了此一生，这构成洪秀全此时的主要心态。1843年，他偶读基督教布道手册《劝世良言》，对书中抨击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的言辞产生共鸣，尤其是自我认为书中述及上帝的细节与自己丁酉年升天异梦的情节两相契合，由此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认为自己便是上帝指派来挽救世道人心、使中国重新信奉真神上帝的人。以此为转折，时年31岁的洪秀全走上用“良言”来劝世、救世之路。

不过，洪秀全起初的布道活动并不顺利，仅说服其家人以及密友冯云山、族弟洪仁玕等皈依上帝。1844年春，洪秀全、冯云山结伴离乡传道，沿途信从者寥寥。接着，二人远赴广西浔州府贵县（今贵港）赐谷村，半年内发展了一批以客家人为主的信徒。返回花县后，洪秀全在教书之余继续布道，并陆续撰写一些宗教宣传品，苦口婆心地劝人拜上帝、不拜偶像，做正人、行善事。《原道醒世训》一文还明确流露出改造社会的意识，宣称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只要人们珍惜手足之情，习善正、弃奸邪，便可以“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

洪秀全通过《劝世良言》，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诠释上帝信仰，可谓无师自通。1847年春，在广州民众群起反对洋人入城的背景下，洪秀全来到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设在广州的教堂学习基督教教义，每天接受两小时辅导。不久正式申请入教，但因提出入教后的生活保障问题而被视为动机不纯。因受洗不成，洪秀全再度前往广西。这成为他人生的又一转折点。

在桂平县紫荆山，洪秀全与滞留广西的冯云山重逢，得知后者在两年多时间里终于打开局面，在当地发展众多信徒，形成一个名为“上帝会”[2]的宗教组织，不禁喜出望外。他以教主身份主持传教。有关他的种种神秘传闻在四乡不胫而走，上帝信仰迅速传播到周边数县。因势力坐大且捣毁当地神像，上帝会引起乡绅的敌意。同年底，紫荆山生员王作新率众捉拿冯云山未逞，遂向官衙指控冯云山等人“结盟聚会”“践踏社稷神明”，吁请将其“严拿正办”。冯云山被羁押，骨干信徒卢六在关押期间病亡。洪秀全为搭救冯云山，来到广州求助，未有结果。桂平县衙最终草草结案，将冯云山以无籍游荡之名递解原籍管束。冯云山事件前后历时半年多，给上帝会带来不小震荡。在洪秀全奔走广州、冯云山被押期间，紫荆山上帝会内部因群龙无首而陷入纷扰，不少人诡称神灵附体，各自发号施令，其中包括以种山烧炭为生的杨秀清、萧朝贵仿效当地降僮巫术，分别托称天父（上帝）、天兄（耶稣）附体下凡。洪秀全返回紫荆山后，承认了杨、萧的特殊身份。

广西是当时长江以南社会问题最复杂、社会矛盾最尖锐的一个省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民生问题、民族问题、土客问题。

广西山多地少，且耕作粗放，水利落后，单位面积产量较低，素称“地瘠民贫”；随着人口持续增加，地少人多的矛盾变得越发尖锐，而土地兼并现象却愈演愈烈，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游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过度垦殖，广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森林面积锐减，水土流失加重，不少山田旋垦旋荒；在平原地带向河滩争地则导致河道淤塞，引发水灾。这使得广西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在道光朝，广西境内灾害频仍，几乎连年不断，使民生问题雪上加霜。

广西原是百粤（越）杂处之地，秦代始有汉人迁入，而以清代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各民族共同为开发广西作出了贡献，但彼此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隔阂与冲突。清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后，广西仍保留26个土州、4个土县以及3个长官司。两种体制并存，从侧面反映了民族间存在的壁垒，有碍政令畅通。而官府对各民族不能一视同仁，官方文献常将“民瑶”并称、视瑶族同胞为“化外之民”，便是一例。在多民族杂居的情形下，民族关系处理不慎，极易引发族群冲突或民变，造成社会动荡，如乾隆年间柳州府境内壮、瑶为争夺土地而仇杀，嘉庆年间西隆州苗民抗官起事，道光十二年（1832）贺县瑶民起事。

“来土之争”则更为白热化，争斗双方不完全按照族群来划分，而是依是否是土著或入籍早晚来划分。“来人”主要泛指清初以来自广东惠州、潮州、嘉应州迁徙入桂的客家人；“土人”指壮、瑶等土著民族，也包括那些入籍已久反客为主的汉民。随着客民人数不断增加、分布区域越来越广，土客之间常为争夺耕地等发生冲突。双方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各分营垒，动辄为睚眦之怨械斗，给社会带来极大破坏和震荡，成为广西境内一大严重的社会问题。

耕地是民族、土客纷争的焦点。因此，民族问题、土客问题说到底也是民生问题，是其特殊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讲，广西社会矛盾如此尖锐复杂，其根源在于官府疲玩泄沓，残民以逞，贪墨成风。民不堪命，势必铤而走险。钦差大臣赛尚阿1851年夏奏报桂湘两省官习民情时承认：“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奴才日接呈词数十张，多系控告书差、家丁舞弊者……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3]

道光末年，以天地会为主体的民间拜会结盟现象在广西迅速滋蔓，形成“盗匪如毛，会党纷起”局面，其骚动形式逐渐从单纯的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向公然对抗官府过渡，“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浸成燎原之势”。[4]民变大潮与土客械斗、民族纷争相交织，使广西社会陷入剧烈动荡。面对这一局面，广西当局方寸大乱。与邻省相比，广西统治力量存在先天不足：一是官员少，且人心不稳；二是驻军少，且编制混杂；三是经费少，财政不能自给。而文恬武嬉、营伍废弛的积弊又进一步削弱了其应变能力。因此，当境内发生局部骚乱时，广西当局尚能应付；一旦出现民变蜂起局面，便顿时陷入缺兵少饷的窘境，难以招架。州县官因而如坐针毡，“不愿到任视事，每下檄严催，始行登程。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可为太息”。[5]于是，各州县对境内骚乱大多隐匿不报，一味敷衍了事。乡绅为求自保，纷纷出面举办团练，在牵制天地会的同时，客观上削弱了官府对基层的控制力。有些团练还卷入土客械斗等私人仇杀，从而加剧了局面动荡。

冯云山事件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它使洪秀全意识到，用道德说教方式来扭转世道人心，即便在紫荆山也行不通，而纷扰的时局更使他强化了这种认识，故而表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6]上帝会成员以穷苦人居多，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蓄积已久。李秀成后来回忆说：“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7]1848年冬，洪秀全等人正式确立反清意向——萧朝贵以天兄名义与洪秀全对话，称洪为“胞弟”，确认了他作为“日头”即天子的身份，并在内部秘密进行打江山的动员。自此，上帝信仰被赋予鲜明的政治色彩，从单纯的道德说教转为倡导斩邪留正、创立新朝；上帝会也从单纯的宗教团体转变为一个秘密反清组织。广西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其根源在于它是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清政府统治力量最薄弱的一个省份。

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

洪、冯、杨、萧以及韦昌辉（原名韦正）、石达开，构成密谋起义的核心层。1850年初，天兄（萧）在紫荆山召见络绎而至的各地骨干信徒，叮嘱众人要保密，真心拥戴已秘密称王的洪秀全。起义进入具体酝酿阶段。4月5日，即咸丰帝举行登基大典后不到一月，洪秀全在紫荆山悄然黄袍加身。他利用动荡时期人们普遍存在的避祸求福心理，数次以上帝名义发布预言，宣称灾劫将至、“人将瘟疫，宜信者则得救”等。随后预言果然应验，广西数县发生瘟疫，贵县爆发惨烈的土客械斗。于是信从上帝者愈众。8月初，洪秀全家属被专人从广东接至紫荆山。与此同时，上帝会核心层由近及远，向各地会众发出到紫荆山南麓金田村“团营”的号令。金田村成为起义队伍集结地和策划起义的大本营。时值杨秀清患病，团营事宜主要由萧朝贵、韦昌辉出面主持。洪、冯则转移到平南县鹏化山区密藏。

桂平境内会众最早集结。外地会众也纷纷变卖或处理家产，各按地域聚集，举家举族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开赴金田；不少队伍遭官绅堵击，未及招齐人马，且拒且走。为尽量聚齐队伍，天兄（萧）示意“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8]此时，广西全境以天地会为主体的武装暴动此起彼伏，且纷纷打出“替天行道”“杀官留民”等旗号。年近七旬的广西巡抚郑祖琛求援不得，束手无策。广西提督闵正凤四下活动调任一事，想一走了之。左江镇总兵盛筠见局面失控，干脆告病撂挑子。到1850年夏秋，广西已大局糜烂，“贼视攻城剽邑几如反手”。[9]在全省狼烟四起的情况下，各地勇练自顾不暇，对过境的团营队伍不敢穷追猛打，而是驱逐出境了事。接悉修仁、荔浦县城被天地会攻陷的奏报后，咸丰帝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性，赶紧指派钦差大臣、对广西进行人事调整，并相继抽调滇、湘、黔各两千名官兵驰援，欲从速镇压天地会。如火如荼的天地会暴动牵制了广西官府的主要兵力，分散了其注意力，使金田团营得以避免夭折。

11月初，杨秀清病愈视事。除广东信宜凌十八外，各路人马的主干陆续聚集金田并接受整编，打破家庭结构，按性别划分男营、女营。12月末，杨秀清派兵接应洪秀全、冯云山自平南返回金田。数日后击溃前来围剿的清军。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参加起义的男女老幼约两万人在金田庆贺洪秀全38岁生日和起义的胜利，定次年为太平天国元年。今人以这一天作为金田起义纪念日。十天后，钦差大臣李星沅奏曰：“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近日恃众抗拒，水陆鸱张，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10]清政府这时才总算明白，金田太平军才是广西最具威胁、最难对付的力量。

太平军随带大量妇女老幼，实际作战兵力仅三千人，面对兵力、武器、给养均占优势的清军的围追堵截，不得不避实就虚，在周边地区迂回作战。但清军将帅不和，各部不能协同作战，士气低落，且不习水土。署广西巡抚周天爵赶至武宣县城堵截，不意“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勇）一百名，又如石壕驿，未走先哭”；而城中居民已逃避一空，“问县官刘作肃有何准备，答云‘只有一绳’，则大哭”。[11]而太平军士气明显占优，连妇女也踊跃参战，且熟悉地理环境，凭险据守。此消彼长，使太平军在被动中掌握一定的战略主动，一直牵着清军鼻子走，并在转战过程中实现了继续招集上帝会兄弟的目的，虽迭经恶战，但兵员仍有扩充。9月25日，太平军一举攻克永安州城（今蒙山）。清军四面围攻，却迟迟不能拿下这座蕞尔山城。洪秀全在城内抓紧进行政权建设：诏封杨秀清等五人为王；重定正朔，创建天历；刻印专论礼仪制度的《太平礼制》等书籍。清广西按察使姚莹分析说：“窃谓人心齐、地理熟、胆气旺，此三者贼之所长而我之所短也；火器精、粮饷足、兵勇众，此三者我之所长而贼之所短也。”[12]而人心、胆气成为左右战局的主要因素。时人有诗讥讽清军道：“固垒深沟容贼据，缺斨破斧转心寒；孤城在望无人近，半载甘从壁上观。”[13]

1852年4月初，太平军撤离永安。旬日后逼近省城桂林，围攻月余未下，遂移师攻下兴安、全州，沿湘江北上。清军前堵后追，南王冯云山在蓑衣渡之战中炮身亡。太平军跳出广西，6月上旬进入湖南境，进占道州。湖南社会矛盾同样十分尖锐，境内天地会和白莲教分支斋教十分活跃，连日投效太平军者达三五千人。战火蔓延至湖南，湖广总督程矞采为广西围剿不力叫苦不迭，认为“不得因壤地攸分，遂置妖氛于不顾，为丛驱雀。贼皆自粤而来，不得以窜入湖南为了事”，[14]并抱怨广西兵勇“每遇贼踪窜至，率皆尾追，从不敢迎头堵剿”。[15]然而，太平军占领道州当日，程矞采却以移护省会为名，微服坐渔船弃衡州（今衡阳）而下，以致沿途居民惊骇不已，迁徙纷纷。时人有诗讥讽道：“粤西贼匪尚天涯，走尽湖南十万家；莫怪湘民俱胆落，制军先已下长沙。”[16]更有甚者，太平军刚开进湖南，湖北巡抚龚裕便以不谙军旅现复患病为由请准开缺，欲趁早规避风险。

太平军在道州休整近两月。清军组织不起像样的进攻；在太平军弃城东进后，又摸不清其进军路线，只得四面设防，顾此失彼，且大多不敢迎头拦截，追击则不堪露宿风餐之苦，故而被拖得疲惫不堪，始终撵不上太平军。太平军避实击虚，旬日间疾驰数百里，8月17日克郴州。两旬后，率部先行北上的西王萧朝贵在指挥攻打长沙时中炮，旋伤重殒命。太平军主力赶至，在腹背受敌的情形下强攻长沙81日未下，遂移师宁乡北上，出洞庭湖。年已76岁的湖北提督博勒恭武驻防岳州府城（今岳阳），闻警弃城而逃。12月13日，太平军占岳州，四日后水陆并发，向湖北推进。在湖南半载，太平军前后扩军四万人左右，声势大振。

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湖北省会武昌，在此休整筹粮。人心向背成为左右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太平军军纪较严明，而清军纪律松弛。署河南巡抚琦善承认，各路援兵自调拨后，“多以需索骚扰为事……甚至掳掠奸淫，无所不为。百姓受其荼毒之害，隐忍莫诉……是以民间有‘畏兵不畏贼’之谣”。[17]自广西一直尾追太平军的署湖北提督向荣亦云：“无如军营积习，疲玩颟顸……其益阳、临湘、咸宁并现在之黄州府、武昌县，各文武均不能婴城固守，乍闻贼至，即弃城先遁，以致百姓纷纷迎贼入城。”[18]

2月9日，太平军撤离武昌东下，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一路高歌猛进，连下九江、湖口、安庆等地。3月12日，水陆合围江宁府城（今南京）。19日破城而入，次日攻陷八旗驻防城，完全控制江宁。太平天国不久宣布在此建都，改称天京；以清两江总督署为天朝宫殿，俗称“天王府”。

为镇压太平军，清政府在两年多时间里先后更换、任命九个钦差大臣，[19]调动十余省军队，耗费饷银两千余万两，但由于统治机器失灵，战局愈益恶化，其各种弊病在战争中暴露无遗。太平军始终遭清军围追堵截，起初处境险恶，靠避实击虚来保存实力；攻克永安后赢得喘息休整之机；进军湘鄂开拓了新空间，兵力大增，逐渐掌握战场主动权；攻克武昌后完全占据主动，乃至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占据东南第一都会江宁。从金田村到江宁城，太平军先后转战六省，跋涉转进数千里，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兵力从三千人扩充至十万人左右，攻占大小城池近40座。兵锋所及，清地方政权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大多处于瘫痪状态。以安徽为例，“由省会以及沿江各州县，被兵以来城中均无官长”。[20]

以定都为标志，太平天国结束流动作战状态，进入以天京为中心开疆辟土的新时期。

二 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峙

战局之演变

武昌、安庆、江宁三座省城在70天内相继陷落，清方惊呼“此我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变也”。1853年3月31日，天京太平军轻取镇江府城，威胁苏杭财赋之区；次日，又占据北路咽喉扬州府城。三城在南北两岸构成犄角之势，导致清政府南北中梗。清廷赶紧调整部署，由钦差大臣向荣率重兵屯扎天京城外孝陵卫一带，另分兵驻扎丹阳窥伺镇江，是为江南大营；另由钦差大臣琦善率重兵屯扎扬州近郊，是为江北大营。南岸主攻，北岸主守，重点防止太平军自扬州北上威胁京畿。

5月中旬，为攻取北京，林凤祥、李开芳等率两万余人从天京出发在浦口登陆，揭开北伐序幕。太平军自皖北渡过淮河突入河南，在巩县渡过黄河天堑。因久攻怀庆府城（今沁阳）不下，且清军调集重兵防堵北路，被迫绕道山西东进，翻越太行山插入直隶。北京人心惶惶，部院各衙门纷纷告假。太平军迅速推进，在泊头镇沿运河北上，破沧州，10月末进占天津附近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距北京仅二百余里。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北伐太平军转战数省，行程达四五千里，扩军至四万人。按照事先部署，林凤祥等就地驻扎等待援军。

太平军主力部署在天京一线，能否抽调援兵北上，取决于南方战场的走势。同年6月初，太平天国发兵万余人溯江西征，旨在避实击虚，开辟上游版图作为天京屏障和粮饷供给之地。西征太平军再克安庆，连下彭泽、湖口，但攻打江西省会南昌93天未下。翼王石达开亲赴安庆主持西征后，攻势得到加强。太平军占九江，攻克清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旋在湖北发起攻势，进逼武昌。

然而，随着与湘军接战，太平军的势头很快受到遏制。

自广西起，清政府为尽快镇压太平军，一直在忙不迭地抽调军队，但迟迟不能实施有效围剿，军事危机反而日渐加重。除战略战术的因素外，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作为经制兵的绿营、八旗积弊甚深，总体上将不知兵、兵不习战、战不用命，且军纪松弛；二是前线大军均系仓促拼凑而成，各存门户之见，很难步调一致，甚至胜则相妒、败不相救；三是各路人马奉调后须长途跋涉，沿途又因自身不带长夫、事事责成州县而逗留迁延，以致行进迟缓贻误军机，且扰累地方甚巨。至于各地招募的壮勇多为无业游民，大半唯利是图，既无节制纪律，又无忠勇之气。而官府倡首、乡绅自办的团练仅是辅助性武装，也不足深恃。

在湖南湘乡（今双峰）守制的前礼部侍郎曾国藩深知这些弊病，遂利用奉旨帮办团练之机，按照“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的思路，历时年余组建了1.7万人左右的队伍，自号“湘勇”，后因独当一面声名鹊起而被称为“湘军”。湘军之“新”体现在：刷新营制，且重视冷热兵器、水陆两军之配合；精神面貌新，地域化、私人化色彩甚浓；重视训练，积极备战；饷项从优，自办军需，自筹粮饷。于是，曾国藩借团练之名、行壮勇之实、充额兵之用，创建了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具有较强凝聚力战斗力的新式军队，从而改变了战争态势。

太平军于1854年2月27日占湖南门户岳州，13天后逼近长沙，遭湘军堵击。太平军在首次交锋中失利，不到一月便退出湖南。未几，太平军增兵反攻，击退湘军，形成南北夹击长沙之势。4月末，湘军反扑靖港失利，曾国藩投水自尽，被部属救起后败退长沙。但在同时进行的湘潭会战中，湘军以少胜多；太平军阵亡近万人，导致全线溃败，退守岳州。曾国藩抓紧休整，重点整顿水师，包括造新船、添购洋炮。

在湖北，太平军经数月围攻，于6月26日再克武昌。为收复武昌，湘军水陆在休整后陆续北上，经连番鏖战，于7月下旬夺回岳州，一月后占领城陵矶，并乘胜沿江追杀至湖北嘉鱼县境。太平军至此彻底退出湖南，西征战略受挫。而湘军则打开进兵武昌的通道。

不久，湘军揭开出境东征的序幕，水陆顺流东进仅四旬、攻城仅三天，便以较小伤亡，于10月中旬收复武昌，重创太平军，一时名声大噪。江南道监察御史沈葆桢认为：“贼自犯顺以来，未有如此之大受惩创者。”[21]自此，清廷在天京上游的军事明显倚重湘军。

由于兵力同时投放在天京外围和北伐、西征三个战场，太平军战线过长，导致机动兵力不足，顾此失彼。受影响最深的是北方战场。太平军在独流、静海固守待援，顿时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遭僧格林沁、胜保等部清军围堵。在苦守约一百天后，太平军被迫冒着严寒突围南撤，从此又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退却。僧格林沁督率马队猛追。太平军且战且退，因掉队被杀及冻死冻伤者甚众，元气大伤，于1854年3月上旬退至阜城。以弃守扬州的人马为主组成的七千余援军一路北上，兵力扩充到五六万人，3月末进抵山东临清，距阜城仅两百多里。但援军攻打临清耽搁十多天时间，错失北上会师的最佳时机，且新兵纪律散漫，破城后掳掠财物成群乘间潜逃；北上遭阻击后掉头南撤，在清军追击下溃不成军，折损殆尽。燕王秦日纲随后奉命领兵北上，在安徽舒城遭阻击，便以“兵单难往”为由折回。援北再告夭折。

5月初，林凤祥率七八千人自阜城突围至横跨运河的连镇。在僧格林沁合围连镇之前，副帅李开芳率千名骑兵南下至山东高唐州，遭胜保围困。北伐军孤立无援，且被清军分割包围在不同地点，北伐战略实际上已告失败。连镇太平军在铁壁合围下拼死血战，断粮后食野菜树皮，1855年3月上旬终被攻破最后防线。林凤祥被俘，旋被槛送北京凌迟处死。李开芳部得知连镇败讯，自高唐撤至茌平县冯官屯，苦战两月余亦告败北。至此，持续两年多的北方战事结束，包括众多首义将士在内的北伐太平军全军覆没。清军也遭受重创，仅在连镇、高唐、冯官屯三处就阵亡八千余弁兵，但总算解除了京畿的军事威胁。太平天国自此转为专心经略南方，再也没有起兵北伐。

在南方战场，湘军自武昌继续东征，迫使太平军完全退出湖北。战场重心随即转至江西，湘军水师扑湖口，陆路攻九江。翼王石达开亲临湖口组织反击。1855年1月末，太平军利用对方轻敌冒进的弱点封锁隘口，将湘军水师切割成内湖、外江两部分，随后以小船突袭湘军外江的笨重战船，并乘胜追击至九江，迫使其败逃上游。陆路湘军失去水师呼应，在九江城下改取守势。太平军一举扭转颓势，并迅速反攻湖北，连克北岸蕲州、黄州、汉口、汉阳；南岸也连下数城，形成夹攻武昌之势。4月3日，太平军三克武昌。署湖北巡抚胡林翼反扑武昌。曾国藩遣罗泽南援鄂，湘军在赣兵力削弱。石达开趁势展开凌厉攻势，后来奉命回援天京。至1856年4月，太平军已占据江西近三分之二版图。曾国藩求援不得，只好收拢兵力扼守南昌。湘军东征势头受挫。

天京外围的争夺也日趋激烈。江北大营系乌合之众，各统兵大员除陈金绶外，皆文吏无将策，且各分畛域，不能和衷共济，因而很少组织起像样的进攻，主要对扬州实施围困。1853年末，因粮食断绝，太平军主动撤离扬州，将防线收缩至瓜洲，与镇江隔江呼应。江北大营仍进攻乏力。琦善病逝后，江宁将军托明阿继任钦差大臣，军事依旧萎靡不振。不过，广东红单船参战后，清军逐渐控制了江面。1855年8月，江南大营在水师配合下攻陷安徽芜湖。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在镇压上海小刀会后移师会攻镇江，江北大营则日渐进逼瓜洲。天京上下游同时告急，面临被清军两个大营合围的危险。

太平天国从安徽抽调援兵，由秦日纲挂帅自天京东进，1856年3月中旬击溃围堵镇江的吉尔杭阿等部清军。接着，太平军北渡瓜洲发起突袭，大败江北大营，于4月5日再占扬州。托明阿因战败革职，德兴阿接任钦差大臣。秦日纲在筹得大批粮食后弃城南渡；石达开也从江西战场火速回援。击破江南大营成为太平军的下一个目标。

清廷对两个大营有亲疏厚薄之分。江北大营几度易帅，但均由满族贵胄担任；其兵源以包括八旗马队在内的所谓北方劲旅为主。而江南大营主要由南方绿营组成，虽兵力稍众，但需攻打天京、镇江两城，还得援应江北、屏蔽苏杭以及兼顾天京上游战事，战线更长，兵力分散，军事压力更大，且同样存在粮饷难继、人心不稳、军纪松弛等问题。主帅向荣虽久历戎行，但年逾六旬老病交侵，已属力不从心，面对城高池深防守严密的天京攻坚乏术。不过，长时间水陆围困导致天京接济困难、处境险恶，迫使太平天国下决心消除这一肘腋之患。石达开、秦日纲各自率部向天京靠拢，太平军城内外兵力达五万余众。而江南大营精锐尽已调出，存营者不满五千，兵力单薄，左支右绌。6月19日，太平军发起总攻，向荣苦心经营四载的紫金山营盘付诸灰烬。向荣败走丹阳，不久病逝。

天京危机化解后，太平天国又将军事重心转到上游：北王韦昌辉坐镇江西，翼王石达开救援武昌，与湘军激战，双方互有攻守。

概括地说，太平天国在定都后相继发兵北伐、西征，势头强劲，而清八旗、绿营战斗力孱弱，很难组织起有效抵抗，致使清政府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不过，清朝立国已逾二百年，且辖境辽阔，回旋余地大，能够调动全国资源来应对危机。尤其是湘军的崛起，有效阻遏了太平军攻势，牵制了其主要机动兵力。林凤祥等北伐精锐最终因孤立无援而全军覆没。但清政府的形势也不乐观：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相继败溃，短期内无法恢复旧观；从武昌到天京的许多沿江重要城市及大片腹地被太平天国占据。双方争夺激烈，所占地盘犬牙交错，攻守不时易势。在这种对峙状态下，双方都面临战线过长、兵力不敷、久战力疲等问题，受到粮饷筹集、转运困难和文报往来梗塞等制约，关键看谁能够咬住牙、少犯错。

与定都之初相比，太平天国兵力与版图均已大幅扩张，军事上总体呈上升势头。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太平天国却因高层权力争夺而引发大规模内讧。从1856年9月初到次年6月初，杨秀清、韦昌辉等开国元勋及两万多将士死于火并，石达开因遭猜忌而离京出走，史称“天京事变”。激剧的内乱使太平天国自乱阵脚、元气大伤，在清军乘机逼攻下，很快便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乃至退却阶段，导致战局逆转：包括武昌在内的所据湖北城池全部丢失，包括九江在内的江西版图丧失殆尽，安徽尤其是皖南战局也骤然恶化；在天京外围，镇江、瓜洲等重要屏障相继失陷，江南大营、江北大营重整旗鼓，重新对天京形成围攻之势，而且比以前围得更紧更近。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的一个转折点。幸灾乐祸的曾国藩在1858年春预言，若无意外波折，“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耳”。[22]

然而，曾国藩的预言并没有成为事实。与此前受上海小刀会、广东天地会等反清暴动的牵制相似，与洪秀全分道扬镳后流动作战的石达开，各地反清武装特别是与太平军协同作战的捻军，以及1856年秋英国侵略军挑起、法国随后加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均在不同程度上牵制了清政府兵力，缓解了太平军在正面战场的压力。特别是年轻将领陈玉成、李秀成临危受命，率太平军奋力反击，逐渐扭转了颓势。

1858年秋冬之交，陈玉成、李秀成在捻军助阵下，集重兵二破江北大营、三克扬州，打通天京北岸的接济线。江北大营死伤万余人，从此一蹶不振。[23]趁太平军主力东移，湖北清军进逼安庆、庐州，皖北告急。陈、李火速回援，11月中旬在三河镇歼灭孤军深入的湘军李续宾部五千余人，迫使清军全线后撤，使皖北战局恢复到以前态势。湘军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湘乡一时出现“处处招魂，家家怨别”的场面。

不过，太平军总体上仍处于被动。陈、李回救皖北后，天京北岸战局突变，天长、江浦守军相继哗变，粮道被断。陈、李遂于1859年春回援。战至同年冬，就在连败江南大营之际，上游又告吃紧，经一年休整的湘军再度东进，陈玉成被迫折回皖北。至1860年2月下旬，江南大营完成对天京的水陆合围。天京米粮殆尽，守军“先则杀马而食，继而饿死不少”。[24]

为解救天京，太平军采用围魏救赵策略，先长途奔袭并攻破浙江省会杭州，然后聚拢兵力，于1860年5月上旬乘虚二破江南大营。江南大营被歼二三万人。接着，太平军乘胜进军苏南，至7月中旬，占领常州、无锡、苏州等大片区域，随即设立苏福省，以苏州为省会。

太平军主力挺进苏南时，湘军正在上游围攻安庆。安庆是天京上游屏障、关乎天京安危，苏南系清政府财赋之区、饷源重地，各为对方必救之地。迫于江南大营业已崩溃，僧格林沁正在北方防御英法联军，清廷一再谕令湘军驰援苏南。照此部署，太平军可不战而解安庆之围。曾国藩奏陈利害，认为欲平定江南，必据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并亲自率兵驻扎皖南祁门，以阻截南岸太平军援师。湖广总督官文等人附议，力主不撤安庆之围。太平天国本拟在进军苏南后移师上游，但由于英法武力阻扰而未能进占上海，购置火轮船溯江上取的计划夭折，改为陈玉成、李秀成夹江会攻武昌，其他主力相机策应，以逼迫湘军从安庆撤围回救。

陈玉成在皖北经略多年，安庆守军系其部属，故率先投入安庆会战。李秀成热衷经略苏浙，在天王洪秀全再三催促下方才领兵西进，进军迟缓，以致会攻武昌计划流产；交战受挫后又无决战之心，有意避开湘军锋芒，继其堂弟李世贤之后退出安庆会战，转图浙江。至1861年末，二李攻占浙江绝大多数城池。太平天国改浙江省为“浙江天省”，仍以杭州为省会。但由于缺乏战略协同，安庆战局持续恶化。湘军围城打援，依托深沟高垒以逸待劳，明显占据主动。太平军长途奔袭，且水师无力与湘军争衡，不能控制外江内湖，只能从陆路强攻，故而无法速战速决，陷入漫长的消耗战。战局日渐朝曾国藩设想的方向发展。1861年9月5日，太平军据守九载的安庆陷落。

太平天国相继开辟苏福、浙江二省，改变了此前天京单纯依赖上游供应粮饷的局面，极大地拓展了太平军的战略空间。对清政府来说，丢失最为富庶的苏浙地区，筹措漕粮、军饷更形棘手。不过，湘军攻克安庆，既屏障了两湖后方基地，又扼定建瓴之势，使天京上游门户洞开。从长远看，太平天国的处境更为被动。

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及吏治

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这场殊死搏杀中，内部稳定情况以及人心向背、粮饷供应、外交等因素，都对战局走势产生了不小影响。领导层内部互相倾轧便是导致太平天国由盛转衰乃至最终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起义立国始，太平天国实际上有两个权力核心。洪秀全并不拥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因为他与杨秀清除君臣名分外，还有一层子与父的关系：当杨托称天父下凡时，作为天父次子的洪不得不俯首听命。这种怪异的权力格局为洪杨之争埋下隐患。不过，太平军初期一直流动作战、处境险恶，加上资历甚深的冯云山、代天兄下凡传言的萧朝贵所起的权力制衡和居中协调作用，所以首义诸王尚能做到和衷共济。就连清方也承认，“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25]及至定都，冯、萧业已阵亡，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资历相对较浅，前之有人居中协调牵制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变成洪杨的直接碰撞，两人的摩擦随之增多。

定都后的杨秀清居功自傲，专横跋扈，每当与洪秀全意见相左时，便以天父下凡名义逼迫其就范，甚至以天父身份下令杖责后者，事详《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在韦昌辉等人面前，他更是百无禁忌，动辄滥施淫威，故而结怨太多，陷入孤立。就连清方也看出其端倪，推测“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26]

以杨秀清逼封万岁为导火线，洪、韦、石等人密议诛杨。昔日同打江山的生死兄弟变得水火不容，非一死不能了之。韦昌辉率秦日纲、陈承瑢具体执行诛杀行动，血洗东王府，将杨秀清悬首示众，接着在全城清洗杨秀清部属，前后杀戮两万多人。洪秀全以及闻讯返京的石达开均不赞同滥杀无辜。韦昌辉又将石达开满门抄斩，并胁迫天王悬赏诛杀缒城脱逃的石达开。内讧进一步升级。石达开起兵讨韦。洪秀全将北王韦昌辉凌迟处死，召石达开回天京。追随韦昌辉大肆杀戮的秦日纲、陈承瑢被诛。但变乱并没有就此结束。因洪秀全心有余悸，对异姓大臣放心不下，石达开负气出走，率十余万精锐远征他方，从此与洪分道扬镳，直至最终兵败大渡河。这场内讧使太平天国一时间“朝中无将，国内无人”，[27]元气大伤，人心离散，导致战局急转直下。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经过两年多过渡，直至1859年才形成较稳定的新的领导中枢。但没过多久，朝内党争又起，并且愈演愈烈。陈玉成与李秀成之间，陈、李与洪氏宗亲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矛盾或嫌隙，其中以洪氏宗亲与李秀成等异姓大臣之间的权力摩擦最为牵动全局。干王洪仁玕是总理大臣，李秀成为军中大将，两人关系的演变很具代表性，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朝内党争的脉络。

洪仁玕1859年4月辗转抵天京，不到两旬，寸功未立，就被委以总理朝纲的重任。这引起一班功臣宿将的不满。洪仁玕见众人不服，恐军心散乱，具本屡辞。洪秀全降诏抚慰，谓“风浪暂腾久自息”，并准洪仁玕保奏，封陈玉成为英王，随后又封李秀成为忠王、李世贤为侍王，从而安抚了军中将领。至此，太平天国确立了新的领导中枢，且诸王受命于危难之际，均抱有建功立业之念，相互间的关系也较为融洽。太平天国之所以随后能重整旗鼓，二破江南大营、开辟苏南大片版图，与将相之和是分不开的。

上海事件是洪仁玕、李秀成关系的一个转折点。1860年夏，洪仁玕为进占上海一事，亲自来苏州进行外交斡旋，但各国驻沪外交官丝毫不予理会。眼见外交途径交涉无望，李秀成便直接发兵攻打上海，结果被英法军队击退。苏州之行无功而返是洪仁玕主政期间的一大败笔，导致威望受损。在兵败被俘后各自所写的供述中，李秀成对干王表示不屑，说他“初来封长，又冇才情”，“封过后未见一谋”，[28]当有所隐指；洪仁玕则指责忠王执意主战，惹恼洋人，搅了和谈大局，而且事后还不肯认错。[29]双方所言均与事实有较大出入。这说明围绕上海未下的责任，两人心存芥蒂，关系出现裂痕。

李秀成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陈玉成，侍王李世贤是其堂弟，洪仁玕副手章王林绍璋也与忠王关系甚密。而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原本根基甚浅，一旦失去实力派将领的支持，其影响力便大不如前，甚至一度被排挤出天京，以总理大臣身份催调兵马援救安庆。此时，以血缘和利益关系为纽带，李秀成等异姓诸王与洪秀全两位兄长（王长次兄）等洪氏宗室成员成为朝中分庭抗礼的两大派系，李秀成与洪仁玕随之嫌隙日深。安庆失陷后，洪仁玕具本弹劾军中各主要将领，结果触怒天王，由此引发朝中走马灯似的人事更迭：天王先是将洪仁玕和英王、章王等一并革职，不久恢复洪仁玕王爵，但未复军师一职；接着又恢复林绍璋爵位，不准王长次兄及洪仁玕干预朝政，未几又将林绍璋撵出京城，重新起用洪仁玕。朝内党争之激烈，于此可见一斑。

出现这种局面，与洪秀全用人不当有很大关系。天京事变后，心有余悸的洪秀全对异姓大臣猜忌甚深，倾向于重用自己的兄弟子侄。不过，洪氏亲属过于平庸或少不更事，洪仁玕虽才堪大用但资历甚浅，故而引发功臣宿将的离心倾向和抵触情绪。而洪秀全后期专注宗教，无心亲理政事，遂使局面失控。李秀成在其供词中一再抱怨天王不信外臣、不用贤才、不问政事，确系有感而发。然而，洪氏宗亲尽管地位显赫，但无人握有兵权和地盘，洪秀全在军事上不得不倚重异姓诸王。这使得他在用人上摇摆不定，对群臣驾驭不力。

洪氏宗亲与异姓诸王之间的明争暗斗闹得沸沸扬扬，就连清方也知其梗概。左宗棠在1862年10月末的一份奏折中写道：“查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余，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侍〔世〕贤尚称投合，余则彼此猜疑，势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似从前杨、韦两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30]朝内党争使太平天国领导中枢薄弱无方、波动涣散，无法从容应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

朝内党争的实质是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这与官场风气的恶化有着紧密联系。

吏治是洪秀全思考解决社会问题的着眼点之一。他在推行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同时，反复强调世人都是兄弟姊妹，试图借虚拟的亲情来化解上下尊卑之间的隔膜与矛盾，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这种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但如何使两者并行不悖，却是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无法也不可能解开的一个死结。

例如，洪、杨等人在全体军民中推行禁欲主义，虽夫妻同宿也被问斩，而自己却大搞多妻制，在天京城频繁选美，引起一片恐慌和怨声。再如，首义诸王的净桶、夜壶均以金造，一度还准备打造金桌、金灯台，但金子已罄。大小官员群起效尤，“臂必带镯，手必戒指。广西、湖南人鲜有不备者，无金则银”。[31]在洪、杨等人看来，自己打江山、自己坐江山，享有特权是天经地义之事。在严判上下尊卑的背景下，是否为官及官职大小直接决定着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从而极大刺激了人们谋求当官和升迁的心理。

在太平天国，官员升迁主要看军功大小，但血缘、地缘关系也起很大作用。这种用人上的褊狭进一步败坏了官场风气。既然上下尊卑泾渭分明，少数人的尊贵需要以多数人的卑贱作为衬托和基础，那么，官兵、军民之间也就无法真正体现“四海皆兄弟”“胞与为怀”等理念。正是随着私欲膨胀，太平天国核心层的冲突日益升级，还没等打下江山就争夺起江山，结果酿成一场惊心动魄血流漂杵的内讧。为走出内乱阴影，刺激众人效命，洪秀全不断给群臣加官进爵。但在失去素以铁腕治军理政的杨秀清后，他又掌控不了局面。人们醉心于升迁，跑官要官现象日甚一日；在外统兵将领则僭权任命官员，培植亲信。洪仁玕主政不久便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为此颁布《立法制宣谕》。但他根本压不住阵脚，这场以统一事权为主旨的改革很快便告夭折。

军中将领拥兵自重，必然导致各自为政。后期，诸王各镇一方，如陈玉成在安徽，李秀成在苏南、浙西，李世贤在浙东，成为各地的实际最高长官；城市则各由其部将驻防，官制混乱、职权不清的现象十分突出。各省之间甚至一省之内，不仅彼此呼应不够，有时还为争夺粮饷与地盘发生摩擦。安庆是陈玉成辖区首府，该城之所以在湘军围攻一年多后最终失守，与李秀成、李世贤消极迁延救援不力有很大关系。

文武百官“动以升迁为荣”现象则使局面更加失控。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为避免重蹈覆辙，曾宣布永不封王；嗣后一度封自己两个兄长为王，但不久就削去其王爵，直到洪仁玕投效后才再度破例。到1860年，洪秀全共计封了七个王，即干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赞王蒙得恩、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章王林绍璋。随后则越封越多，竟然封出2700多个王，不仅血缘、地缘关系照样起作用，卖官鬻爵也几乎公开化，铨选制度形同虚设。滥施爵赏助长了朝中贪渎之风。据载，后期在天京城内，“各伪目无不极富，一馆内箱栊总不下数百件”。[32]在军中，拥兵自重、各争雄长、安富尊荣之风则日益滋蔓。从广西穷乡僻壤挺进到江南繁华富庶之地，太平军在开疆拓土的同时，其理想与锐气却悄然褪色。时人就此喟叹道：“故世谓发逆之亡，亡于苏州。盖恋恋于此，即怀安之一念足以败之矣。”[33]由于不少将领贪念子女玉帛，加上军心涣散，新兵良莠不齐且疏于管束和训练，太平军总兵力虽超轶往昔、远比清军占优，但战斗力却大不如前。

与朝内、军中相似，太平天国乡村基层政权的情况也不乐观。

太平天国在县以下分设各级乡官，由民人出任。太平军攻占苏州不到一月，忠王李秀成便颁布告示，促令举官造册。实际操作时，乡官通常不是由乡民公举产生，而是由太平军指派。由于设立乡官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军饷急务，太平军在遴选乡官时，倾向于任用有名望有田产的乡绅，其次是谙练公差的旧衙门胥吏和地保。苏南常熟便大多指派富户充乡官，“倘遇差徭，有财应抵；亏缺粮饷，可使赔偿……军、师、旅帅三大伪职，非无资者所能营干……而无业者欲做伪官，争谋不易得手，盖患其亏空无偿、获财逃去耳”。[34]为使绅富就范，浙江乐清县太平军还采用强硬手段，故时人有“不论贤，不论能，但呼富人强趋承，胁从不应系以绳”[35]一说。

这些染有官场旧习的人出任乡官后，与太平军貌合神离；有些人采用浮收勒索等手段，趁机巧取豪夺聚敛钱财。乡官做生日、赴任或升迁时饮“开印酒”等陋习很快风行一时。太平军也逐渐沾染上这种风气，官越大，征敛的钱越多。例如，听王陈炳文的妻子做寿，仅嘉兴王店镇就摊银三千两。这些非正常开支加重了民众负担，进一步腐蚀了太平天国肌体，败坏了官民、军民关系。

再看看清政府的情况。为挽救统治危机、争取民心，咸丰帝在即位初期数次下罪己诏，并着手整饬吏治，主要是广开言路、罗致人才、调整人事，并宣布凡被兵省份，分别蠲缓钱粮、酌情抚恤，以苏民困，严禁地方官借捐输之名苛派骚扰民间。但雷声大雨点小，这些旨令基本上形同具文，很难落实到位。而军功保举以及捐班人员激增，使仕途愈益拥挤，泥沙俱下，更增大了整饬吏治的难度。

曾国藩等人在两湖地区则显露出新气象。针对官场疲玩泄沓百弊丛生的现象，曾国藩一再表示，“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但求宏才伟识，共济时艰”。[36]自组建湘军起，他一直重视延纳人才；衡量人才时，主要看对方是否有血性、无官气，期望借此“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37]湖北巡抚胡林翼、以抚署幕客身份治理湖南的左宗棠同样重视整饬吏治，对官僚队伍进行大换血。通过广泛网罗、培植人才，曾、胡、左均集聚了一大批有“忠义血性”且各具才干之人，倡立一种有别于官场陋习的新风气，从而有效改变了当地人才匮乏、军政萎靡不振的现状。曾国藩还重视从严治军，一再强调禁止扰民，并写有一首浅显通俗的《爱民歌》讲明有关事项，强调“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另注意防范不良习气在军中滋蔓，认为“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38]尽管湘军无法摆脱日渐萎靡军纪败坏的趋势，但直至攻打天京时，总体上仍保持着相当的战斗力。

更为重要的是，曾、胡、左三人均以忍辱负重共济时艰相标榜，在战略、治军、吏治、用人等方面颇多共识，并且都深知唇亡齿寒、保大局即所以自保的道理，鄙弃败不相救、胜则相妒的恶习。湘军之所以得以发展壮大，得益于有两湖地区作为稳固的后方基地，而这与三人顾全大局通力合作是分不开的。正是依靠以曾、胡、左为代表的两湖官绅所创立的湘军和两湖基地，清政府才得以抵挡住太平天国潮水般的攻势，避免了湘鄂赣皖四省及相邻省份战局的迅速崩溃，并为日后大举反攻积蓄了力量。清廷为应对危机，也注意调整内部特别是满汉官僚之间的关系。左宗棠后来因为樊燮案遭弹劾，最终得以躲过此劫，以及曾国藩在1860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官授两江总督，与咸丰帝亲信肃顺的斡旋与大力举荐有很大关联。

太平天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及筹饷问题

与以往单纯杀富济贫、攻城劫狱的旧式农民战争相比，太平天国有着具体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政策。《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献，约3800字，建都初期颁布，具体反映了洪秀全的思想。

该文献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重新设计，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规定按人口平分土地，“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每户的生产方式及规模也完全一致，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为了使经济生活整齐划一，该文献设想在民间采用军事编制，由13156家组成一军；由五“伍”25家组成的“两”是最基层单位，设国库和礼拜堂各一，由两司马管理。推行财产公有、平均消费制度，规定“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通天下皆一式”；另宣布“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天朝田亩制度》将上述思想和规定概括为26个字，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不过，该文献并不否认上下尊卑。太平天国对永安突围前入伍者一律加“功勋”衔，该文献据此将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功勋等臣”和“后来归从者”两大类，规定前者“世食天禄”，后者“每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上”。此外，该文献还强调推行上帝信仰，宣布废除旧习俗，“凡天下婚姻不论财”等。

概括地说，《天朝田亩制度》承认尊卑等级，同时又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均匀饱暖的愿望，试图按照这种设想来重塑中国社会。其主要内容有值得赞许的一面，但缺乏可操作性，或自相矛盾，或不切实际。例如，它取消了一切私财和商业活动，却又允许银钱流通；它机械地规定每家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却没有考虑如何解决禽畜自身繁殖的问题。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兵戈纷扰的情况下，平分土地、均享财物的方案客观上难以实施；“处处平匀”很难保障“人人饱暖”，反而可能引发普遍贫困。最为关键的是，在西方工业革命飞速发展的时代，洪秀全却怀着浓厚的复古情愫，将小农生活理想化、绝对化。

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是往后看，试图按照理想中的古代大同模式来改造中国社会，那么，《资政新篇》则是向前看，试图通过效法西方，使中国也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

《资政新篇》是洪仁玕在总理朝政之初向洪秀全条陈的新的治国方略，1859年夏刊行，由“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部分组成，约11000字。其中“法法类”是该文献的核心内容，共提出29条建议，内容涉及交通运输、采矿、银行、保险、专利、税收、邮政、新闻等业，堪称当时国内最为完整和先进的近代化纲领。例如，“兴车马之利”一款建议仿造外国朝发夕至的火车，“兴舟楫之利”一款主张仿造火船、汽船等等，并明确提出发展私人资本，“准富者请人雇工”。该文献还介绍了世界大势，在外交、法制、社会习俗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

这些新思想源于洪仁玕流亡香港等地期间的所见所闻。作者倡言“与番人并雄”，呼吁“乘此有为之日，奋为中地倡”，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自强意识。然而，在战争环境下，造火车、开矿山等方案客观上无从落实，唯一留下的痕迹是洪秀全在其女婿等人官衔上新加正副“总开矿”虚衔，如天二驸马钟万信为“又正总开矿”，天四驸马黄栋樑为“副总开矿”。

自金田起义起，太平天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定都后更以攻占城池为目标，不断开拓疆土。清政府则为收复失地而竭力实施反攻，屯集重兵围攻天京、镇江、扬州三城便是例证。这使得太平天国不得不实行战时体制，贯彻军事优先原则，一切围绕军事，一切服从军事。在天京等城市实施戒严，取消家庭、严别男女，对全体居民实行军事化管理，使城市变相成为军营，便是这种体制的一种典型体现。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庞大军队和行政系统的粮饷供应如何解决？自广西北上沿长江流动作战时，太平天国每以豁免钱粮号召民众归附，军饷主要靠攻陷城池接收官库、剥夺官绅浮财以及绅民进贡来接济，如太平军首克武昌起获约百万库银，但均非长久之计。于是，理想或设想，包括《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所提方案，不得不让位于现实。约在1854年，杨秀清等联名奏请在新占皖赣地盘实行“照旧交粮纳税”，“以充军储而裕国课”，[39]获洪秀全首肯。“照旧交粮纳税”遂成为太平天国辖境贯彻始终的主导经济政策，实际上是筹饷政策。“照旧”意味着沿袭清朝旧制来征收钱粮，即不触动旧的地权关系，包括允许“业户”即地主收租。

这便形成以农村供给城市、穷四方之力支撑城市的格局。太平天国要顺利筹饷，需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军事上处于主动或强势，对农村有足够的控制力；二是征收钱粮的额度在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问题是，太平军集重兵于城市，乡镇间有驻军也以设税卡为主；在地方设立乡官，最直接、最主要的目的是征办粮饷，对政权与生产建设的考虑较弱。这便给筹饷带来不小难度。

太平天国重视争取民心。石达开在经略江西时，军纪严明，并推行轻徭薄赋政策，颇得民心。时人慨叹道：“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贼至犹可兵则殃。”[40]后期，洪秀全在苏福省建立不久便下诏宣布体恤民艰，将应征钱漕正款酌减若干。李秀成认真执行减征政策，并在一些地区实行减租、限租。这些举措兼顾到各方面利益，有利于休养生息，产生较好反响。为称颂忠王减粮德政，苏州乡官特意在阊门外捐建一座牌坊，上题“民不能忘”四字。常熟南门外也建有一座“报恩牌坊”，镌碑记述了“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等惠民之举。

不过，政权更迭决定了“照旧交粮纳税”不可能是原封不动、和风细雨，必然伴随着土地关系的急遽变化。太平军大兵压境，不少地主因拒绝归顺而被杀或逃匿。在乡地主的日子也不好过，面临佃户抗租这一棘手问题。常熟乡间甚至出现“业户二年无租，饿死不少，幸而降价鬻田佃户，十得二三”[41]的情形。不少富室在动荡中家道中落。针对地主或死或逃以及有些在乡地主拒领田凭（土地证）的现象，为避免田赋落空，太平军允许佃户自行完粮，即“着佃交粮”。同样出于筹饷考虑，鉴于地主收不到租就无法完粮，太平军不支持佃农抗租，宣称“同胞之将执戟之兵，虽有忠心，岂能枵腹”，申令“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42]由此引发了一些弹压佃农抗租的事件。按理说，随着轻徭薄赋政策的推行和秩序重建，筹饷会逐步走上正规。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战局恶化，减征政策变得十分脆弱，未能切实持久推行。1862年初，李秀成再次发兵攻打上海，遭英法军队、洋枪队和清军堵击。随后数月，双方在上海外围互有攻守，战事呈胶着状态。至同年春夏之交，天京遭曾国荃部湘军逼攻；皖南城池未几丢失殆尽；浙东遭左宗棠进攻，也丢失不少地盘。于是，苏浙尚存地盘便成为军需的唯一供应地。与疆域缩小形成反差的是，各路将帅为谋名位，热衷于广招兵马、抢占地盘，仅李秀成部据说就有百余万众。[43]但这种扩充漫无节制，一是战败归降的清军兵勇和各地无业游民或难民占了较大比例，大多桀骜不驯，漫无纪律；二是非战斗人员增多。据镇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部残存名册统计，从事开店、官伺、看馆、看马、买菜、种菜、打柴、挑水、煮食、成衣之类的人员占了不小比例。[44]再就是官员队伍迅速膨胀，随之膨胀的还有为官者的腐化享乐意识，非分需索增多，如开印费、生日费以及建造王府、官场应酬等。

在上述背景下，单靠田赋显然已无法支撑各项庞大开支。各地遂不时向民间摊派银两、物资，同时开征各种名目的捐税，并不时征派徭役，以致民众实际负担远超出田赋正额。时人就1862年常熟东乡的情形描述道：“三月，菜、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石，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作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烛，忽而要封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丝织无利，家家洗荡一空，已所谓室如悬磐。而贼之迫催严比，无出其右。”[45]

作为具体经办者，一些乡官趁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但总的来说，干这份差事的难度和风险明显加大，不少乡官因筹饷不力而被锁拿拷打，以致被迫逃亡甚或自杀。太平天国苏浙地盘与清军控制区犬牙交错，出任乡官者原本大多持徘徊观望态度或抱着投机心理，至此则趋于解体。而近乎竭泽而渔式的强制征敛，加剧了民生状况的恶化和乡村经济的衰落，使筹饷变得更加艰难，且大失人心。缺乏农村作为稳固的后方，城市的陷落仅是时间问题。后来，天京陷入兵少粮断的绝境，而京外数十万大军迟迟不能应命赴援，缺粮是重要原因之一。

反观清政府一方，左宗棠在湖南整顿漕政，革冗费、禁浮收，并实行减漕以纾民力，使湖南岁增银20余万两，绅民减赋数百万两。此举嗣后为胡林翼在湖北、曾国藩在江西仿行，收到显著成效，既缓和了社会矛盾，又有效缓解了湘军军饷匮乏的压力。

上帝信仰与太平天国文化政策

太平天国还试图改造文化，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用上帝信仰取代孔子的权威和地位。

其实，洪秀全所构建的上帝信仰是个混合体，既吸收了西方基督教因素，又糅合了本土的儒家学说、民间宗教成分。洪秀全自幼熟读经书，后来热衷于功名，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与儒学渊源很深。皈依上帝后，基于禁拜偶像的信条，他撤除了书塾中孔子牌位，但并不否定孔子学说，对孔子仍怀有敬意。在早年撰写的布道诗文中，他大量征引儒家典籍，宣扬“非礼四勿”“富贵浮云”等观念，并奉孔子为道德楷模，如《百正歌》称“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原道救世歌》称“孔颜疏水箪瓢乐，知命安贫意气扬”；“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灵魂在帝旁”。这些诗文于1852年合辑为《太平诏书》刊刻，反映了洪秀全此时对儒学的公开态度。

然而，洪秀全起初劝人拜上帝时，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士大夫阶层。据李秀成回忆，每村“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46]举兵起义后，洪秀全以宗教语言号召民众响应，但反响最为寥落的依旧是士大夫阶层。在读书人看来，拜上帝是袭“外洋邪教”之余绪，属以夷变夏；“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等说教有悖人伦；至于洪秀全升天受命、天父天兄下凡以及永生天堂、不朽灵魂说，则更是荒诞无稽。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能否确立上帝信仰，显得至关紧要。显然，上帝与孔子在外在形式上分别象征着两种不同的信仰；不彻底否定孔子的权威，上帝信仰便无法立足。

于是，太平天国在定都后态度骤变，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但世间有书不奏旨不盖玺而传读者，定然问罪也”，[47]即下令焚毁孔孟经书等，规定唯有经天王审订、由官方刊刻的书籍始准传读。天京城随即开始大规模搜书、焚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48]时人有诗叹曰：“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49]不过，同期刊行的《太平诏书》修订本删除了原先正面称引古人古书的所有文字，但依然保留了大量间接称引古书的文字，如源于《尚书·汤诰》的“天道祸淫惟福善”，源于《论语·颜渊》的“富贵在天生死命”等。这说明洪秀全对上述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依旧持肯定态度。后期刊刻的一些图书几乎连篇累牍地渲染儒家伦理思想，其中以《天父诗》第378首讲得最为直白：“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则引天王预诏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这说明，洪秀全否定的是孔子权威而不是其学说，是一种形式上而非内容上的反孔。

为了给这一文化政策确立理论依据，太平天国还对中国历史作了新解释，声称中国起初与番国同行拜上帝这条大路，从盘古到三代一直敬上帝，但自秦政开神仙怪事之厉阶后便误入鬼路，导致上帝真道在中国失传两千年，如今将由洪秀全来重新开辟。焚禁古书、贬斥古人是一种釜底抽薪的策略。洪秀全试图借此来隔断人们与传统的接触和联系，为确立上帝信仰扫清道路。

杨秀清反对排斥一切古人古书的做法，主张在独尊上帝前提下，仍不割断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联系。在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干预下，洪秀全被迫妥协，宣布一切孔孟经书待删改刊行后始准诵习。后期主政的洪仁玕与东王态度相近，主张给予儒学适当的尊重和地位。但是，杨秀清死于天京事变，洪仁玕无力左右洪秀全。尽管洪秀全后期的公开态度显得温和些，由他审定刊行的《天父圣旨》《太平天日》称孔子的书“亦有合真道”，说孔子“亦是好人”“功可补过”，但没有质的变化。据载，洪仁玕奉命从江南进献万余卷古书，天王看完后“总用火焚”，并且“总不准宫内人看古书，且叫古书为妖书”。[50]直到太平天国覆亡，洪秀全并未兑现孔孟经书待删改镌颁后仍可诵读的承诺。于是，激烈反孔便成为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主要特征。然而，洪秀全反孔主张的胜利却在一定程度上招致太平天国最终的失败。

当时，儒学虽受到西学冲击，但其地位尚未发生动摇，仍被士大夫阶层乃至一般民众奉为圭臬。洪秀全再三辩解拜上帝不是“从番”、是恢复上古之风；他本人骨子里尊孔，上帝信仰始终带有浓厚的儒学色彩。但他却推行过激的反孔政策，这实在是个昏招。排斥本土文化，上帝信仰也就失去依托，难以在中国社会扎根。更关键的是，这引起读书人的普遍憎恶，导致太平天国难以招揽人才。不少士子将天京焚书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提并论，指斥此举“焚弃诗书踵暴秦”“灭绝圣贤心枉用，祖龙前鉴正非遥”，甚至认为“较秦火尤甚，殊堪痛恨”，是“文章浩劫”“文字之劫”。[51]洪秀全以兴汉灭满的名义号召四民归附，定都后却既反满又反孔，明显缺乏策略性。即便是境况窘迫、对现实不满的士子，也会因这种过激文化政策望而打消投效太平天国的念头。

太平天国有敬重读书人的一面。起义初期传檄民间，表示各省“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号召他们“各各起义”。[52]定都后正式开科取士，且录取较宽。此外，太平军大多不识字，需要读书人办理文牍，因此，“识字能书，贼颇敬重，均以‘先生’称之，其余皆不足重”。[53]后来以环游世界著称的江宁人李圭，被掳后先当苦差，被发现通文墨后被推为“先生”。官兵们对李圭解衣推食，延纳唯恐不周，甚至主动为他说媒提亲，使李圭不由得感叹太平军“大有礼贤下士之风”。

但是，太平天国举行科考时，体裁沿用八股文、试帖诗，但题目不是出自四书五经，而是依据上帝教教义。这让儒生们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政治上的成见、文化上的隔膜，使读书人避之唯恐不及，应试者多为粗通文墨的医卜星相之辈。有些乡官为了交差，以厚给盘缠等方法吸引读书人应试，甚或捉考、逼考。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用人思路存在很大局限。应试者即便考中状元，也仅授指挥一职，并不能跻身决策层或参与机要；“先生”在营中虽受到礼遇，但仅限于抄抄写写，其余则无从置喙。太平天国在定都初期张榜招贤，内称“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瓦匠，或竹匠，或铜铁匠，或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54]虽一才一艺皆搜罗录用，但对读书人的特殊作用明显认识不足。使用但不重用读书人，这是太平天国用人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

曾国藩抓住太平天国软肋，在湘军出师之初发布《讨粤匪檄》，有意避重就轻，以捍卫道统名教的名义号召士大夫与太平天国为敌，很具有鼓动力。他与胡林翼等人均重视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设法延揽了一群才学之士，既笃守纲常名教，提倡“忠义血性”，又讲求经世之学，憎恶玩泄骄惰的官场习气，从而形成一个急思振作、较有生气的官绅群体。特别是一批书生投笔从戎，被破格录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湘军悍将。

交战双方不同的文化政策和人才思想，决定了人才在两大阵营之间的流向，进而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著名学者汪士铎就在城内，年余后设法逃出，后就经略苏浙向曾国藩提出十条建议，深获其心；留美回国的容闳在访问天京后改变初衷，谢绝洪仁玕的挽留，嗣后转投曾国藩；后来成为著名维新变法人士的王韬化名“黄畹”向苏州太平军献策，但未引起重视。太平天国尽管占据文化发达、人才荟萃的江南地区，但在延纳人才方面远不及曾国藩等人。时人就此评述道：“贼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盖天之所不与也。”[55]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幕僚李鸿裔问：“官兵某事好，某事不好？贼中某事好，某事办得不好？”李秀成认为其一是前者“多用读书人”，而后者“无读书人”。[56]但此时才痛感到这一点，为时已晚。

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关系的演变

太平天国兴起时，正值西方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加紧对中国进行渗透。于是，如何办理外交便成为洪秀全等人无法规避的一个问题，并成为影响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太平军攻占江宁后，列强一时吃不准清政府是否会垮台，遂宣布持“中立”政策，以静观事态发展，并相继主动来访，以试探太平天国的对外态度，摸清其底细。1853年4月，英国驻华公使最早前来投石问路。同年12月、次年5月，法国、美国公使也先后来访。太平天国因为彼此敬拜同一个上帝，所以亲切地称对方为“兄弟”。西方人自己也承认，太平天国境内军民的态度始终十分友善。

但是，受其他因素影响，双方并未确立“兄弟”般的关系。

太平天国对这几批不速之客的到来事先毫无准备。由于来历不明，这些擅闯长江的外国军舰均在镇江或天京江面遭太平军炮击。太平天国对西方人持“中立”态度感到诧异，并抱有戒心，担心对方有刺探军情的意图。外交礼仪及国际观念的冲突则成为双方交往的最大障碍。太平天国视对方为“兄弟”，但同时又沿袭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视对方为进贡番邦，宣称洪秀全是“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导致在外交礼仪上与对方发生激烈争执。西方人这几次均乘坐军舰而来，明显带有炫耀武力的意思，粗暴侵犯了中国内河航运权。但由于缺乏国际法常识，太平天国却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双方接触时，三国外交代表均提及各国与清政府所订条约的内容或提交文本，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其条约权利。太平天国没有对此直接表态，仅表示不反对与外国通商，也同意开辟商埠，但一切要等全国平定后再行定夺，并明确表示严禁鸦片贸易。西方三国公使对这种答复感到失望，加之对太平天国沿袭夷夏观念十分反感，所以都打消了拜会天王或东王的念头，悻然而返。

基于上述原因，加上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并无迅速取胜的迹象，西方列强遂调整策略，不再理睬太平天国，转而全力与清政府进行修约谈判。

由于修约谈判未能如愿，英国于1856年10月下旬悍然挑起战争，出兵攻打广州。这场战争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法国也出兵参战。在英法联军武力威胁下，1858年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大沽口，牵制了清军在广东、华北的兵力，客观上减轻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压力。太平天国基于强烈的汉民族意识，倡言兴汉灭满，视清政府为死敌，并不认为打击清朝与打击中国是一回事，故而对英法联军出兵拍手称快，[57]希望对方与自己联手推翻清政府。1858年11月，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J.B.Elgin）率舰队自上海驶往汉口，欲根据《天津条约》考察沿江商务。遭太平军炮击后，英舰悍然将浦口炮台夷为平地，然后扬长而去。洪秀全知悉后，写御诏派人追送给额尔金，将其过境说成是“兄弟团圆”，言称“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替爷替哥杀妖魔”，[58]表达了与列强联手对付清政府的意愿。不过，太平天国对办理外交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不主动与对方接触，且依然固守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而列强既与清政府签约，自然需要通过清政府来兑现攫取的条约权利，且对太平天国成见日深，因此也无心与太平天国接触。

洪仁玕总理朝政后，在《资政新篇》中扼要介绍世界大势，说明旧的夷夏格局已不复存在，主张国与国之间以信义相示，彼此平等往来，不可妄自尊大轻侮对方，以免引起无谓的争执和祸端。他批评了“拘拘不与人交接”的现象，认为这是“浅量者之所为”，主张采取开放务实的态度。他的建议基本上为洪秀全采纳。在随后的外交文书中，太平天国用“照会”等语取代“诰谕”“札谕”等旧称，并弃用“万国真主”“来朝”“谒主”等字样，改称对方为“贵国”“贵驾”等。1860年夏率部攻至上海外围后，李秀成致函英、法、美三国公使，郑重表示将保护洋人在上海的生命财产安全，并邀请对方来苏州会晤，洽谈通商联和事宜。洪仁玕随后又亲自赴苏州进行外交斡旋。但是，列强的外交政策完全视在华利益而定，并不取决于太平天国是否更新了国际观念。太平军刚占领苏州，英、法公使便发布通告，宣布将由英法军队保卫上海，抵御任何攻击，且态度强硬，始终拒绝就此与太平天国进行接触。李秀成在事先发出照会的情形下进兵上海，遭英法军队阻击，致使占领上海功亏一篑。

在上海之战的同时，英法因上年换约之争在大沽口惨败，再次出兵进犯大沽口。随后，英法联军进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胁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为尽快落实长江通航通商一款，英国人又转而主动与太平天国接触。1861年春，双方在天京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太平天国接受英方所提的通航通商要求，并承诺在本年内不进兵上海地区。洪秀全专门为此降诏，宣称“中西永远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但是，太平天国念念不忘一统山河，而英国则决意阻止太平军进兵各商埠，以避免其商业利益等受损。这就注定这一纸协约不可能是“永远和约”，无法保证长久相安无事。

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克通商口岸宁波。次年元旦，太平天国拒绝再在攻打上海问题上让步，双方谈判破裂。英国随即图穷匕见，从虚伪“中立”转为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在清政府方面，通过祺祥政变执掌中央大权的慈禧、奕为尽快击败太平天国，允准江浙官绅“借师助剿”的提议。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形成联手镇压太平天国的局面。英、法除直接出兵攻打上海外围及宁波太平军外，还为清军在购买西式枪炮、练兵等方面提供便利和帮助，并授意现役军官戈登（C. G. Gordon）、退役军官日意格（P. M. Giquel）等以个人名义受雇于清地方政府，统领常胜军（前身为洋枪队）、常捷军等多支中外混合军，配合清军深入内地与太平军作战。

在“借师助剿”问题上，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态度截然不同。当时，双方都有外国人以个人名义投军。太平军中的雇佣军主要由各国逃兵、浪人、投机商等组成，以欧美人居多，包括菲律宾浪人、印度黑人等，但声势和规模远不及清方，李秀成部雇佣军人数最多时也不到二百人。这与太平天国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有很大关联。基于民族自尊心和对洋人的戒心，天王断然拒绝某“鬼头”联手灭清、事后平分疆土的提议，正告“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59]忠王也断然否决原常胜军领队、美国浪人白齐文（H.A.Burgevine）独立带兵的要求。驻防苏州的慕王谭绍光强调“我等同拜上帝耶稣，一教相传，并无虚假损害之念”，明确宣布对前来投效的洋人实行来去自由政策，“既不诱之使来，亦不禁之不去”。[60]清政府也对“借师助剿”心存顾忌，担心洋人趁机“肆其狼贪豕突之心”，但“以灭发捻为先”的思想终究占了上风，故而孤注一掷，在财政吃紧情况下，不惜拼凑巨资雇募洋人助战。

列强的粗暴武装干涉改变了战争的力量对比，帮助清军扭转了在苏浙战场的颓势，从而极大影响了战争进程和结局。李秀成便愤愤不平地说：“苏杭之误事，洋鬼作怪，领李抚台之赏，攻我各路城池。攻克苏州等县，非算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之能。”[61]洪仁玕也将太平天国败亡原因之一归结为“鞑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62]

三 太平天国的败亡

攻克安庆后，曾国藩坐镇该城，指挥湘军夹江东下。太平军节节败退，庐州陷落，陈玉成被执遇难，上游尤其是皖北屏藩渐次丢失。到1862年5月末，湘军水陆两万余人攻至天京城下。自江南大营瓦解，天京在时隔两年后又遭逼攻，而且面对的是湘军。

上游告急时，李秀成正调兵全力攻打上海，但遭到英法军队、洋枪队、清军的联合堵击，始终未能攻至上海城根。1862年4月，李鸿章率新组建的淮军自安庆增援上海。太平军由攻转守，嘉定、青浦等城相继失守。李秀成调重兵反攻，一举扭转浦西战局，迫使英法军队龟缩上海、常胜军坐困松江，但遭到淮军有力抵御，加之洪秀全一再严令回援天京，只得于6月中下旬退兵。慕王谭绍光随后组织进攻，复被击退。淮军则会同英法军队、常胜军等转入反攻，攻占苏州门户嘉定，由力保上海转为窥伺苏南。

皖南战场，湘军悍将鲍超率部展开攻势。太平军一再丧师失地，且不时有将领阵前倒戈。1862年7月，作为江浙门户的宁国陷落。辅王杨辅清等一路败退，仅据守广德、建平一隅，在皖南已势穷力竭。

在浙江，左宗棠在皖南、福建清军策应下发起攻势，与侍王李世贤部在衢州、金华一线激战。在滨海地区，英法军队、中法混合军“常捷军”、中英混合军“常安军”等配合清军展开反攻，迫使太平军退出温州、台州和宁波三府全境。1862年8月中旬，闽军克复处州、缙云，与左宗棠形成夹击金华之势。仅半年多时间，浙江太平军丢失近半城池，处境被动。

清军数路大兵压境，太平军全线吃紧。洪秀全以天京为重，意欲先消灭曾国荃部湘军，再三催促李秀成火速起兵。李秀成从上海外围撤兵，决计合13王、号称60万兵力攻打雨花台湘军大营。1862年10月13日始，兵力、武器占绝对优势的忠王部发起强攻；侍王不久也领兵三四万自浙东赶来助战。受疫病拖累的湘军依托深沟高垒拼死抵御。趁忠王、侍王率重兵回援天京，淮军在吴淞江畔的四江口重创太平军，左宗棠等部攻打金华甚急。太平军在雨花台血战46日，粮食、冬衣匮乏，加之苏州外围战事失利，遂在湘军伤亡五千、几乎难以继续支撑的情况下撤围，分兵回救。

太平军雨花台之战失利，根本原因在于清军同时在上海外围、皖南、浙江发起攻势，与天京战场遥相呼应，致使太平军被挤压在有限的作战空间内，顾此失彼，陷入全面被动。随着版图日渐缩小，太平军粮食供应问题越发突出，成为一大制约因素。

为扭转被动局面，遵照洪秀全“进北攻南”的指示，太平军攻入防备空虚的皖北，同时在皖南发起攻势，分别威胁湖北、江西，试图扯动湘军回援。但各路太平军大多各自为战，且后方不稳。李秀成因常熟守军哗变而滞留苏南约四旬，待领兵北渡增援皖北先遣军时，清军已布好防线。李秀成征战不利，所部又因缺粮饿死不少，被迫于1863年5月末折回天长县境。南岸太平军也未打开局面。在浙江，因李世贤迟迟不能回救，至同年3月中旬，包括金华、绍兴在内的浙东地盘全部陷落；守军残部退往杭嘉湖一带和皖南。苏南战局也迅速恶化，至6月上旬，淮军会同常胜军攻陷太仓、昆山以及常熟福山、江阴杨舍，形成围攻苏州的态势。更为致命的是，太平军舍雨花台而进兵上游，虽先后调动曾国荃万余兵力，但同时也使后者坚定株守之念，并赢得募练新兵休整再战的时间。6月13日，即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兵败被执当日，曾国荃部攻破雨花台石城和南门外九座石垒。李秀成奉命自江北回援，渡江时遭湘军水师截杀，伤亡惨重。九洑州要塞不久失陷，天京江路补给线被切断。

忠王折损数万精锐自皖北无功而返，标志着历时半年多的“进北攻南”战役以失败告终。太平天国从此再也无力组织战略反攻，完全陷入被动防御的困境。根据战争态势，曾国藩决计同时进攻天京、苏州、杭州，“使该逆备多力分，不遑兼顾，或者致力于金陵、收效于苏杭。三处有一得手，两处可期并下”。[63]围绕三城的争夺成为随后战局发展的主线。此时，淮军陆师已扩至四万人，另有淮扬、太湖两支水师以及常胜军策应；左宗棠部计三万余人，另有常捷军等援应。太平军剩余兵力主要集中在苏杭一带，人数仍占绝对优势，仅苏州守军就有近20万之众，但总体上士气低落，且水师力量孱弱。

在苏南，淮军逐一攻占外围要地，1863年9月中旬进抵苏州城外。李秀成自天京回救，激战数月未能解围，且见苏州守军人心离散，遂离城他走。12月4日，纳王郜永宽等刺杀慕王谭绍光，献城投敌，苏州陷落。李鸿章因倒戈太平军人数甚众，恐有异变，遂大举杀降。1864年5月11日，常州失陷，护王陈坤书被凌迟处死。至此，苏福省全境沦陷，太平军先后损失约50万兵力。太平天国大势已去。

在浙西，左宗棠因兵力较单，起初推进不快。程学启等部淮军在克复无锡后入浙助战，形成夹攻之势。太平军人心浮动，数地发生哗变事件，导致嘉兴等地相继沦陷。1864年3月末，太平军撤离杭州。不久，湖州府城、广德州城成为太平军在浙西、皖南硕果仅存的据点。两地位于浙皖苏三省交界处，一时成为各路败退太平军的落脚地。

天京战局则继续恶化，附城要隘相继失守。赶回天京的李秀成认为城中缺兵断粮，人心不固，已无望解围，建议“让城别走”，但遭洪秀全严词拒绝。1864年3月初，湘军正式合围天京。两个多月后，周边所有城池悉数陷落。天京完全成为孤城，守军仅万余人，而攻城湘军达四五万人。6月1日夜，洪秀全病逝，终年51岁。幼主洪天贵福被尊奉为幼天王。7月19日午刻，湘军炸塌太平门城垣，冲杀而入，日暮时基本控制全城。太平天国建都11年多的天京终告陷落。湘军围攻该城两载有奇，前后死于疾疫者万余人，死于战阵者八九千人。曾国藩叹曰，城破后，守军“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64]湘军入城后，随即大肆洗劫财物，并纵火焚烧天王府灭迹，大火延烧七日不熄；另肆意奸淫杀戮。就连曾国藩幕僚赵烈文也认为，“其乱如此，可为发指”。[65]洪秀全尸身则被湘军挖出，验毕戮尸，举烈火焚之。

城破当夜，李秀成掩护幼天王突围而出。他本人不久被执，在囚笼中写下数万字供述，旋被处斩。幼天王逃至广德，被先期离京搬救兵的干王洪仁玕迎至湖州。两地守军计十二三万人向江西转移，拟与在赣省觅粮的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部会合。在清军围追堵截下，太平军伤亡惨重，临阵脱逃及哗变事件时有发生，一路上风声鹤唳。行至江西石城县境时，兵力已不足万人，复遭清军夜袭而溃散。幼天王被俘后拼命洗刷自己，称“那打江山的事都是老天王做的，与我无干。就是我登极后，也都是干王、忠王他们做的”，[66]表示如今只想读书考秀才。11月18日，幼天王在南昌被凌迟处死，太平天国世系至此终结。干王被执后视死如归，决意效法文天祥，为“志在攘夷愿未酬”唏嘘不已，随后同在南昌殉难。

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接应幼天王未果，相继辗转移师福建。侍王克漳州，号称有20万众；康王号称有十六七万人。来王陆顺德以及由天地会众组成的天将丁太洋、林正扬等部依附两大主力，分别占据龙岩、永定、南靖等城池。闽军堵击失利。左宗棠奉命入闽督师围剿，逐渐扭转战局。太平军缺乏统一指挥，所占地盘陆续丢失，而内讧及倒戈事件进一步削弱了其实力。侍王战败后，其残部投奔占据镇平的康王；嗣后侍王只身逃至镇平，康王心存疑忌，将其刺杀。此外，继丁太洋等人哗变后，林正扬捆缚来王陆顺德，献长乐县城降清。康王势孤力薄，在粤赣闽边界流动作战。1864年11月19日攻占粤东嘉应州城，不久陷入清军围攻。康王在交战中负伤身亡。1865年1月19日夜，偕王谭体元率众弃城突围，两日后在丰顺县白沙坝一带全军覆没。南方太平军余部至此悉被镇压。

扑灭太平天国后，清政府得以调集更多兵力，分别镇压中原地区捻军、贵州苗民军，以及云南、陕甘地区的回民军。1873年秋，清军攻占甘肃回民军占据的最后一个城池肃州（今酒泉）。至此，国内以太平天国为主体、前后持续逾20年的大规模反清起事基本偃旗息鼓。

通过政治上调整人事、调节内部矛盾，军事上组建湘军、淮军，经济上开征厘金新辟饷源，外交上“借师助剿”，特别是依靠曾国藩等汉族地方势力，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终于躲过灭顶之灾，迎来所谓“同治中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因此而被推许为“中兴名臣”。但是，汉族督抚势力的崛起在挽救清朝的同时，改变了内满外汉、封疆大吏多由满族权贵出任的传统政治格局，导致清廷军权、财权等大权旁落，形成内轻外重的趋势。这使得清政府统治潜伏着巨大变数，对随后历史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1] 本章由夏春涛撰写。

[2] 该宗教组织确实存在，其名称为“上帝会”，所谓“拜上帝会”一说属以讹传讹。参见夏春涛《“拜上帝会”说辨正》，《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拜上帝会”说再辨正》，《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9年第2期。

[3] 《赛尚阿奏报沿途密访湖南广西会党及官习民情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第79页。

[4]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第3页。按：天地会每至一地，照例先投书富户勒索银钱，曰“打单”；群起洗劫财物曰“开角”。

[5]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5—6页。

[6] Theodore Hamberg，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Hongkong，1854；Reprinted by 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1935），p.43.译文采自简又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6册，神州国光社，1952，第864页。

[7]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07页。

[8] 《天兄圣旨》卷二，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77页。

[9] 《杜受田奏陈两广起事情形并剿捕方略单》，《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第207页。

[10] 《李星沅等奏报桂平金田大股会众抗拒官兵亟筹攻剿并请简提镇大员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131—132页。按：文中“上帝会”被避改为“尚弟会”；“韦正”即韦昌辉。

[11] 周天爵：《致周二南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3—4页。

[12] 姚莹：《中复堂遗稿》卷5《与严观察》，第10页A。

[13] 佚名：《粤西独秀峰题壁三十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369页。

[14] 《程矞采奏报全州失守敌逼近楚疆饬属竭力堵御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216页。

[15] 《程矞采奏陈敌情叵测势必窥伺楚疆兵单难御现移护长沙片》，《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第218页。

[16] 《黎吉云奏参程矞采临敌由衡退避省城举动乖方大为民害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第473页。

[17] 《琦善奏陈请调派兵数及筹议防堵等情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4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114页。

[18] 《向荣奏复十八日进兵获胜及现筹堵剿情形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4册，第258页。

[19] 按时间顺序，分别为林则徐、李星沅、周天爵、赛尚阿、徐广缙、陆建瀛、琦善、向荣、祥厚。其中，林则徐死于赴任途中；周天爵在李星沅病逝后暂署钦差大臣，前后仅六天；祥厚因江宁被围未接到接任钦差大臣的谕旨，旬日后即殒命。

[20] 《向荣奏请饬周天爵派员迅赴各属协济仓谷先苏民命片》，《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5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257页。

[21] 《沈葆桢奏请饬曾国藩进剿令杨霈兼署湖北巡抚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5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第583页。

[22] 曾国藩：《家书（一）·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岳麓书社，1985，第379页。

[23] 江北大营于1859年春被撤销，余部归江南大营主帅和春节制。

[24] 萧远盛：《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书简辑》第1册，第50页。

[25]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6，《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2，第172页。

[26]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太平天国》第3册，第48页。

[27]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183页。

[28]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52页。按：“冇”系粤语方言，作“没有”解。

[29] 参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第472、488、492页。

[30] 《左宗棠奏报官兵攻剿龙游等处获胜并攻克寿昌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4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605页。

[31] 张晓秋：《粤匪纪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6页。

[3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16，《太平天国续编》第7册，第168页。

[33] 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下，《太平天国》第5册，第302页。

[34] 汤氏：《鳅闻日记》卷下，《太平天国续编》第6册，第337—338页。

[35] 林大椿：《粤寇纪事诗》“立乡官”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44页。

[36] 曾国藩：《书信（一）·复黄淳熙》，《曾国藩全集》第21册，岳麓书社，1990，第431页。

[37] 曾国藩：《书信（二）·复胡林翼》，《曾国藩全集》第22册，岳麓书社，1991，第1546页。

[38] 曾国藩：《书信（二）·致李榕》，《曾国藩全集》第22册，第1182页。

[39] 《东王杨秀清奏请准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第168页。

[40] 邹树荣：《蔼青诗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第78页。注：文中“兵”指湘军。

[41]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太平天国续编》第6册，第114页。

[42] 《恋天福董顺泰为令完粮以济军饷劝谕》《忠天豫马丙兴谕刀鞘坞等处告示》，《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36—137、140页。

[43] 李秀成有云：“那时主见我部辖百余万众，而何不忌我乎！”见罗尔纲《增补本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06页。按：“主”指洪秀全。

[44] 《军中档册》，王庆成编注《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中华书局，2004，第389—465页。

[45]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排印本），中华书局，1959，第56—57页。

[46]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102页。

[47] 《诏书盖玺颁行论》，黄再兴文，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464页。

[48]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焚妖书”诗，《太平天国》第4册，第735页。

[49] 《山曲寄人题壁》“焚孔孟书”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386页。

[50] 《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三》，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20页。

[51] 以上见伍承组《山中草》，《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17页；《山曲寄人题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386页；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81页；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点状元”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738页；佚名：《粤逆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1页。

[52] 《颁行诏书·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太平天国印书》，第108页。

[53] 沧浪钓徒：《劫余灰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143页。

[54] 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卷3，《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40页。

[55]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第4册，第600页。

[56]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400页。

[57] 例如，1860年，12名太平军将领联名致书英法联军统领，盛赞其攻占广州之举，表示“弟等曷胜欣幸，意欲刻即统兵前来，大齐斟酌，共展鸿图”。见《殿左叁中队将李鸿昭等致英法统领照会》，《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1页。

[58] 《天王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太平天国续编》第3册，第59页。注：“爷”“哥”分别指上帝、耶稣，“臭虫”喻指清政府。

[59]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85—386页。

[60] 《慕王谭绍光复英国会带常胜军戈登述太平天国对外政策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25页。

[61]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28页。

[62] 《洪仁玕在南昌府亲书供词》，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485页。

[63] 《曾国藩奏复金陵近日布置等情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5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253页。

[64] 《官文等奏报攻克金陵详细情形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44页。按：该奏折系曾国藩拟写，由湖广总督官文领衔会奏。

[65]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20，《太平天国续编》第7册，第274页。

[66] 《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33页。

第七章 洋务运动与早期现代化[1]

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有学者对以往的研究作了扼要的回顾，指出在近代的诸多历史事件中，洋务运动是第一个被纳入现代化视角进行研究的事件，关于它的现代化叙事也取得了广泛的共识。[2]洋务运动的发生和推进过程，曲折坎坷，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新旧因素消长缠绕的繁复场景，折射了中国现代化步履的蹒跚踉跄。

一 动因与环境

内外交困

洋务运动的启动，可以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等联署的《通筹夷务全局折》为标志。那时的清廷，正可谓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举目四望，国都沦陷，山河残破，内有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胁迫。北京失守，圆明园被焚，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后，受命留在京城与外国侵略者“议和”的奕等人，比咸丰帝更痛切地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和清廷统治的脆弱。权衡得失后，他们大胆上书，陈说利害关系，认为“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强调“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力主变通内外政策，对外妥协，度过危机，并酌议章程六条，其中首条便是“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3]

1月20日，逃亡在热河的咸丰帝准奏，并委派奕、桂良和文祥三人负责总理各国通商事务，习称“洋务”。以后在奕的主持下，凡需要与外国发生联系的事务，诸如购买军火、船舰、机器，管理对外通商和关税事务，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近代海军，兴办近代教育事业和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开办近代机器制造、航运、铁路、电报、矿业等，都纳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的管辖范围，使其成了清朝政府的外交和涉外事务的总汇机构，人称洋务衙门。受命后，奕等人于1月24日奏称：“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4]强调中国屡败于外敌，是技不如人，即军事装备和战法不敌列强，主张办洋务应先从引进、仿造外国的坚船利炮着手。此后的十余年，洋务运动的重点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

其实，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在战场上，面对强敌所处的明显劣势，并已提出奋起直追的主张。林则徐奏称：“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以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主张：“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5]魏源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明确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6]但是，他们的这些主张，并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和付诸行动。有资料显示，在道光后继位的咸丰帝也见过《海国图志》。据档案记载，1853年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此书修缮贴锦进呈。但咸丰帝有没有细读，读过后又有什么感受，今人亦无从得知。[7]

严酷的现实是，在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的局面未见改善。据时人描述：“国家承平二百余年，海防既弛，操江亦废。自英夷就抚后，始请以捐输之余作为船炮经费，而官吏侵渔，工匠草率偷减，不及十年，皆为竹头木屑。”[8]最直观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军使用的炮仍是前装滑膛的土制火炮。这类炮的式样，仍是晚明引进的红夷炮稍加改变，射程近，精确度差，发射时间长，杀伤力小，又多有粗制滥造者，战时间有震裂。其中一部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铸造的，但不少是清初、清中叶铸造的，甚至是前明遗物，而英军则是最新发明的阿姆斯特朗炮，法军则是新式的拿破仑炮。[9]两相对照，优劣有天壤之别，清军在开战后，自然难逃再遭惨败的厄运。

也令清廷揪心的是，与其对峙的太平天国手中，也陆续握有洋枪洋炮。这些枪炮是由在上海的一些外国人出售给太平军的，数目还不少，如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有洋艘二，自海道泊下关，贼始疑为大兵之借援者，继侦知其为上海之领事，舟中所带皆洋枪、火药，以通贸易为词，该逆延之入城”；[10]太平军占据浙江湖州时，“有夷人三十余人来投，售卖洋炮、洋刀、洋粉等物”。[11]1865年左宗棠曾追述：“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枝贼匪不有洋枪洋火。本部堂自江西、安徽、浙江转战而来，各战夺获，为数不少，并有降贼带出投诚者。上年陈炳文赴鲍军门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12]这就使清朝政府的一部分官员，特别是身处交战前线的统兵大员，更急切地意识到引进先进技术，仿造洋枪洋炮的必要。

1861年7月4日，奕等人奏请购买外洋船炮，以对付内外交困的危局，指出“蟊贼未能尽去，非拔本塞源之方也”，认为“贼情愈张，而外国之情必因之而肆”，强调“船炮不甚坚利，恐难灭贼”，主张“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13]9月11日，曾国藩遥相呼应，奏称“恭亲王奕等奏请购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14]李鸿章自述：“自同治元年臣军到沪以来，随时购买外洋枪炮，设局铸造开花炮弹，以攻剿甚为得力”；赞同“彼机巧之器，非不可以购求学习，以成中国之长技”。[15]1864年，他又强调：“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主张“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陆可恃”，指出“中土士夫不深悉彼此强弱之故，一旦有变，曰吾能御夷而破敌，其谁信之”。[16]左宗棠也认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17]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奕及曾、左、李等人的上述主张，也很难被付诸实施。而1861年11月的北京政变又称祺祥政变，为洋务主张的实际推行提供了可能。

政局演变

1860年11月，在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后，英法联军退出北京。奕等人一再奏请咸丰帝回京，咸丰帝仍心有余悸，迟迟不愿返京，与此同时越来越消极颓废，倦怠于政事，沉湎于酒色，不久于1861年8月22日在热河病逝。临终前，授命以载淳为皇太子，由怡亲王载垣和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将一个满目疮痍的江山丢给了年仅6岁的儿子。这个幼子的母亲，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出身官宦之家，容貌出众，据说也曾诵读经史，初通文墨。1852年17岁时入宫，1856年生子载淳，母以子贵，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时咸丰帝为内忧外患所困扰，身心疲惫，疏于朝政，常让她代笔批答章奏，因此得以预闻政事，表现出很强的权欲。

咸丰帝死后，幼子载淳继位，分称钮祜禄氏、那拉氏为慈安、慈禧皇太后。当时，清朝统治中枢除了两宫太后以外，还存在另外两股对立的势力，一股以奕为首，另一股以载垣为首而以肃顺为主心骨。奕等人在咸丰帝出逃时，被留在京城主持“议和”，咸丰帝死后被排斥在赞襄政务王大臣之外，但时时觊觎着最高权力。肃顺集团随咸丰帝出逃热河后，陪侍左右，地位显赫，咸丰帝死后又以顾命大臣身份赞襄政务，实际上掌握了清廷的最高权力。奕等人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两宫皇太后也仅有“钤印”的权力，清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很快白热化。

肃顺等人仗恃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地位，力图大权独揽。颇有心计的慈禧则拉拢慈安，凭借手中掌握的咸丰帝临死授予的“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大印，以拒绝在赞襄政务王大臣发给内阁和地方官员的咨文上钤印相要挟，迫使肃顺等人同意将官员的疏章送两太后披览，谕旨呈两太后钤印，任用高级官员由枢臣拟名交两太后裁定，任用一般官员在御前掣签由两太后批准。接着，慈禧又通过醇亲王奕夫妇以及亲信太监、侍卫，设法与留在北京的奕暗中联系。据知情者透露，当时慈禧和慈安在热河密商时，为防止被人窃听，特意作了防范，“以大缸置室中，相与倚缸而语，盖人声在缸中，则弥响而余音不漏于外也”。[18]

经过密谋，慈禧、奕在暗中加紧了政变的部署，而目空一切、过分自信的肃顺等人，则完全被蒙在鼓里。1861年10月26日，咸丰帝的灵柩从热河启运回京。慈禧设计让载垣、端华等扈从两宫皇太后及载淳，先行回京迎候，由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柩随后启程，这样就把政敌的主谋与协从分隔开来，便于各个击破。11月2日政变发生，大学士贾桢等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两宫太后随即下令革去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爵位，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五人退出军机处议罪。载垣、端华起而抗命，被囚于宗人府。这时，肃顺护送咸丰帝的灵柩，才刚刚走到北京郊外的密云县境，亦被京城派出的禁军连夜拘捕。几天后，肃顺被押赴菜市口斩首示众，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五人或被革职，或被革职并充军。这场政变，以慈禧、奕一方大获全胜告终。

政变的结果，得到列强的赞许。11月12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F. W.A.Bruce）向英国外交大臣罗素（John Russell）报告：“这一场斗争的关键，主要的要看这一年我们和恭亲王交际中，给他的印象如何而定。幸运的是，恭亲王信赖他自己对我们的观察和经验所获得的结论，而不株守中国政治历史典籍上的教条。”扬言：“为中国利益计，和我们作对，将招致悲惨的后果，我有理由相信，这已在恭亲王及其同僚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强调：“总之大家认为，其表现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声称：“这个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这充分证明我们坚持下列政策之正确。就是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19]列强的这种态度，为慈禧、奕等人上台后开展有求于欧美的洋务运动，铺平了道路。

1861年11月11日，载淳在太和殿登基即位，奉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奕被任命为议政王，桂良、文祥、沈兆霖等为军机大臣，奕兼管军机处，并将肃顺等人拟定的皇帝年号“祺祥”改为“同治”，意谓两宫太后共同治政，慈安性格懦弱，对政治无多大兴趣，1881年又突然病故，实际上成了慈禧一人的统治，中国开始了长达48年的慈禧统治时期。她和奕上台后，首先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并沿袭先前咸丰帝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族地方实力派官员的做法，在政变后的第18天，就正式任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节制江南四省军务。继而，又陆续任命左宗棠、李续宜、沈葆桢、骆秉章、刘长佑、李鸿章等一批汉族官员，执掌与太平军交战地区的军政大权。

在众多幕府中人的鼎力辅佐下，随着对太平天国的战争渐占上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新崛起的地方督抚的权力逐渐扩张，也为他们日后在其辖区内着手推行洋务运动创造了条件。其中，经他们提携，其幕僚如愿跻身于官场者为数不少。据统计，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通过游幕获取高级官位者中，有56人出自湘、淮军幕府，占总数的84.8%，其中24人出自曾国藩的幕府，13人出自李鸿章的幕府，11人曾游走于曾、李幕府，其他8人则分别出自胡林翼、左宗棠、丁日昌、李瀚章等湘系或淮系官员的幕府。至于同一时期，出自湘、淮军幕府的中下级官员，则为数更多。[20]这些人经由幕府的历练，相继步入仕途，大有助于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推进。在洋务运动的重镇——上海，据查考，历任上海道台中，在鸦片战争后被任命的四个满人中，三人是1860年以前到任的，另一个则是在1900年以后，也就是说，“自强运动期间（1861—1895）的上海道台，全是汉人”。[21]

社会条件

洋务运动所开启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也是近代科学技术传播和各类近代企业陆续兴办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中英《南京条约》及以后陆续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各种特权。甲午战争前，列强的对外经济活动，虽然以商品输出为主，但是资本输出也已经开始。围绕着商品输出和原料收购，列强相继在中国开办加工厂和轻工业。据估计，截至1894年，外国在华的投资总额为2亿至3亿美元。[22]这些外资企业多设立在通商口岸，尤以上海居多。以船舶修造业为例，1843—1894年，外国资本先后在上海设有27家船舶修造厂，其间经兼并改组，至1894年继续开工的有8家，资本总额达323.3万元，占同期外国在沪资本总额的1/3，企业数目也在各工业门类中名列第一。[23]同一时期，在沪外资缫丝厂同样也有发展。截至1894年，上海有1882年设于新闸的英商怡和丝厂、1891年设于垃圾桥的法商宝昌丝厂、1894年设于虹口的德商瑞纶丝厂共4家外资丝厂，合计拥有丝车1500部，雇工3750人，年产丝总量1620担，资本120万两。在同期上海外资工业的总资本额中，该行业约占20%，加上船舶修造业所占的约33%，它们的资本总额超过了上海外资工业总资本额的一半。[24]

由洋务运动发端的中国近代企业的经营，需要国内有较为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益扩大的商品市场。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分解，越来越多的人与市场发生了联系。这个扩大了的国内市场，主要为外国资本主义所把持，中国的近代企业则是在有限的市场空隙中产生和发展起来。自然经济的分解，也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兴办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举办近代企业，还需要有很多资本投资。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外国科学技术的传入和外国在华企业的丰厚利润，使中国的很多富人萌发了投资近代企业的想法，并有所行动。其中，买办的动向引人注目。

这里所说的买办，是指五口通商后，受雇于外国商行，为其在华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奔走的那部分中国人。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陆续增辟，洋行数目不断增加，买办人数自然也就相应增加。其中很多人是随着中国外贸重心由广州向上海的转移，跟着洋行从广东北上者，早期活跃于上海的买办，“半皆粤人为之”。[25]在为外商奔走的过程中，买办通过薪金、佣金等途径，分沾了外商在华榨取的利润，很快积聚起巨额财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极富有的一个阶层。据估算，到1870年代为止，先后做过洋行买办的，至少应有2000人。加上那些虽没有买办名义，实为掮客及直接为洋行承销洋货、承购土产的买办商人，估计总数不下于4000人。以每人平均拥有资产10万两计，便共有资财约5亿两，即使最低以每人平均5万两计，也共有约2.5亿两。[26]

清朝政府对兴办近代企业的态度还不明朗时，就有不少买办以附股的形式，参与在华外资企业的投资。其中就有航运业，“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俱依附洋商名下”。[27]美商旗昌轮船公司100万两开业资本，有六七十万两是华人投资。仅唐廷枢一人，就握有英国怡和洋行华海轮船公司全部股本的25%。[28]据考察，在整个19世纪下半期外国在华的各类企业中，从新式工业到铁路、航运、保险、银行、码头、堆栈，以及房地产，几乎没有一项没有华商的附股活动。[29]

这种状况，为决意开展洋务运动的官员们所瞩目，他们设想“若有官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张国体”，也可改变“各口华商因无官办章程，多将资本附入洋商轮船股内”的局面。[30]华商附股外资企业的经历，也有助于将外国企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应用于刚开办的洋务企业。唐廷枢在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之前，曾在英商怡和洋行当了10年的买办。其间，他曾以大量的资金附股以航运为主的众多外资企业，并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获得“丰富而广阔的经验”。离开怡和进入轮船招商局后，他又把附股的外籍轮船带到招商局“入局经营”。[31]

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发端于东部沿海地区。1839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玛卡雷·布朗称：“单纯传教工作，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因为传教士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无知’的官吏们阻挠。学校可能消灭这种‘无知’，但在一个短时期内，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少数基督学校能干什么，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在该项杂志和书籍内，不但能传播基督教福音，同时也传播一些现代的科学和哲学。”[32]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在上海设立了墨海书馆，这是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大陆最早设立的翻译出版机构，也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铅印的出版机构。

墨海书馆翻译、印刷了一些西方宗教及文化书籍，成为当时中国士大夫了解西学的入门书。如1853年出版的《数学启蒙》，介绍了西洋流行的算术、代数知识；1855年刊行的《博物新编》，概括地介绍了西方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动物学等知识。这些书籍成了最早的西学启蒙读物，徐寿和华蘅芳慕名从无锡来到上海，去墨海书馆参观了各种科学书籍和仪器，并购买了一些书籍和试验器具。回家后他们按照书中的讲解和提示，做各种试验，“朝夕研究，目验心得，偶有疑难，互相讨论，必求涣然冰释而后已”。[33]他们从中吸取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后来进入江南制造总局等洋务企业，成为著名的工程技术专家。

1870年代后，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展，各式外语学馆在沿海通商口岸次第开办。据统计，自1872年至1875年，仅在《申报》上刊登招生广告的外语学馆就有14所。加上此前已有的兼教外语的西学堂等，1875年时上海至少已有24所教习外语的新式学校。[34]这些学馆有大有小，有外国人办的，也有中国人办的，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有日馆，也有夜馆，有的明码标价，有的则声言“修金面议，格外公道”。有的标明“授英字英语，兼译英文账目并书信等”，有的声称“专教英语，学习三个月之后，可能与西人把话”。[35]

洋务运动的开展，与外国机器设备及技术人才的引进直接相关。北京政变的结果，为列强所欢迎，当时中外航运电讯联系方式又有明显改进。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上海至伦敦的航程，较之原先的绕道好望角，缩短近25%。1871年4月，英国人架设的香港至上海海底电报线开通营业；同年6月，香港至伦敦海底电报线接通。6月6日，上海收到了直接来自伦敦的第一份有线电报，以往用日月计的信息传输，缩短为数小时可达。技术条件方面的这种革命性变革，助推了中外交往和洋务运动的开展。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国内民众的反抗斗争陷于低潮，也使清朝政府得以推行洋务运动。

二 推进与成效

求强与求富

北京政变后，得慈禧太后的认可，在中央以奕为首、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官僚，开始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旨在以此支撑日趋衰弱的封建皇朝，史称洋务运动。其主旨前有冯桂芬所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6]后有张之洞《劝学篇》所概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首批创办的近代企业是军工企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安庆创办内军械所。次年，李鸿章在江苏苏州设立制炮局。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政府继续举办军工企业。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制造轮船、枪炮、水雷、火药等，这是清朝政府所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同年，李鸿章将苏州制炮局移至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次年，左宗棠在福州开办福建船政局。以后，在天津、西安、兰州、昆明、广州、济南、成都、吉林、北京、杭州、武汉等地，陆续又有军工企业创办，制造枪炮军械。据统计，1865年至1894年，清朝政府在各地共举办了34家军工企业。

表7-1 清朝政府举办的军工企业（1865—1894）

续表

洋务派官僚举办的这些近代军事工业，除了采用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外，资本主义的成分很少，基本上是属于封建性的官办工业。它们的企业经费由官款拨充，制造出来的产品如枪炮、弹药、轮船等，由政府调拨军队使用，并不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企业经营的目的，也不是着眼于赚取利润，而是为了镇压人民和维护统治。在经营管理方面，仍沿用封建衙门的那套方式，官场腐败的种种陋习，被照旧移用到企业内部。1876年，英国人巴尔福（F.H.Balfour）在上海写道：“只要中国依赖无知的官员管理所有涉及兵工厂的事务，而不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或以任何方式加以约束；只要这些官员怀有私心，丝毫不顾及他们掌管的设施是否能成功运转，而只对能迅速增加自己私利的事物感兴趣的话，那么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兵器、弹药，还有战舰，就必须不断地从欧洲购进。”[37]

而且，当时中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非常落后，兴办这样的企业，势必要依赖外国的机器设备、生产技术乃至技术人员和信贷资金。如据不完全统计，洋务运动时期受聘来华的外国科技人员、教师、工人及海军人员共472人，其中在工矿企业的248人，在军队机构的105人，在洋务学堂的119人。[38]又因当时中国并无近代基础工业，钢、铁、铜等金属器材，各种部件和仪表，油料甚至某些木料，以及蒸汽机所需的煤炭，都要依赖进口。这一切，又都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出现的，中外的经济往来不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一些洋务派官僚又不思振作，甘愿听任外国人摆布。因而，这些军事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具有浓厚的依赖性，甚至出现一些企业的大权由外国人执掌的状况。尽管如此，由于这些企业毕竟采用了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因此它不同于历代封建政府所设制造军械的官办手工业，不再完全属于封建经济的范畴，而多少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的性质。1881年，受中国洋务运动军工企业的吸引，朝鲜政府曾有派遣工匠赴天津机器局学艺的举措，期望以此使朝鲜面对欧美列强的进逼，有所振作。但次年朝鲜国内政局风云陡起，发生“壬午兵变”，在天津机器局的朝鲜工匠中引起极大恐慌，“争欲还国，无一人赴厂，多般戒谕，终不恬然”，当年冬即全部启程回国。朝鲜政府原本寄予很多期望的派遣工匠来华学艺一事，终告落幕。[39]

自同治末年起，洋务派官僚在经营军事工业的同时，陆续举办了轮船、煤矿、冶铁、纺织等民用企业。这些企业的开办，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军事工业对燃料和原材料的需求，一方面是为了获取利润，即所谓“求富”，以补充军事工业的经费不足。因为，洋务派官僚在开办军事工业后，逐渐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是军事工业的开办需要大量的燃料和原材料供应，长期依赖进口终非长久之计，也不是清朝政府的财力所能维持的。其次是这些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需要有近代运输工具相配合，传统的牛马车船已不能适应。再次是经费问题，举办和维持军事工业，需要大量的经费，财政已十分困难的清朝政府日感捉襟见肘，短绌不支。

洋务派官僚因此逐渐感到，要想继续举办和维持军事工业，实现所谓的“自强”，必须同时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即李鸿章所归纳的“必先富而后能强”。[40]当时外商在华企业的高额利润和买办的暴富，又给他们以很大的刺激，“分洋商之利”也是他们举办民用工业的动机之一。于是他们便着手行动。据统计，1873年至1894年，洋务派官僚共举办民用工业48家。其中有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轮船公司、近代煤矿和机器棉纺织厂，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表7-2 清朝政府举办的民用工业（1873—1894年）

续表

续表

1873年1月14日，上海轮船招商公局正式开业，半年后改名为轮船招商总局，[41]习称轮船招商局，它是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航运企业。它的出现，打破了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把持中国沿海轮运业的一统天下，挽回了一部分民族利权。1878年开办的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规模最大的近代煤矿。它的创办，标志着中国采煤业开始从手工作业阶段向机器生产过渡，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该矿自1881年从国外引进机械采煤，每人每日可采煤4.5吨，比之手工劳动时每人每日至多五百公斤，有天壤之别。抽水机的使用，克服了长期无法解决的排水问题，改变了土法开采时各煤窑只能挖取头层煤，头层采完，窑即放弃的状况。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厂，1878年筹办。次年4月23日美国《纽约时报》就有报道：“发起这项创建国内制造业计划的人断言，用本国出产的棉花来制造纺织物，其品质相当于或优于用国外进口的同类产品的品质。其所采用的方法和所遵循的步骤是，建造一个由800台织布机组成的纺织厂，聘请有经验的英国人管理工厂三年。”[42]1890年该局投产，占地300余亩，机器设备有美国制纺纱锭35000锭，英国制织布机530台等，有工人2000多名，日产五六百匹平纹、斜纹布，行销上海、天津、宁波等地。[43]但投产不到三年，突发火灾，损失惨重，被迫停产。

铁路在1825年创行于英国。十余年后，有关铁路、火车的知识通过来华的外国人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后，由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都曾提到火轮车和铁路，表现出对它们的兴趣。太平天国期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明确提出，在倡设近代工业的同时，推行近代交通运输业，其中包括仿造外国的火轮车，表示了对建设铁路的积极态度。铁路最早出现于中国，是在1870年代。1874年，在上海的英美商人未经中国政府同意，擅自修筑上海至吴淞的铁路，并于1876年建成通车，正式对外营业。后经交涉，由清朝政府耗资285000两白银买下拆毁。

中国自办的铁路，则始于洋务运动期间。1880年，开平矿务局以“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和“恐误各兵船之用”等理由，得到清朝政府许可，从矿区所在的唐山动工修筑一条铁路到胥各庄。次年建成，全长9.7公里，名唐胥铁路。这是近代中国铁路运输系统中最先建成的一个区段，也是中国正式有铁路的开始。1888年，这条铁路已延展到天津，全程130公里。继唐胥铁路建成后，1887年3月，刘铭传上奏清廷，要求在台湾建造铁路，并强调兴办铁路是振兴台湾经济的关键所在。是年5月，他得到清廷允许后，即开始在台湾兴建铁路。同年7月，台北至基隆段铁路正式动工，并于1891年竣工通车。这是继唐胥铁路后，中国较早投入运营的又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和通车，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开发。刘铭传原打算将这条铁路延筑至台南，后因其离职而未能如愿。截至1894年，清朝政府共计修建铁路447公里。[44]

1882年，中国电报总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在其后的十年间，先后修建了五条主要干线，即1882年的津沪线，1883年的苏浙闽粤线和江宁、汉口线，1885年的川鄂云贵线，1888年的粤赣线，1889年的陕甘线，加上各省自办的线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有线电报网。[45]它的开通和运营，有助于国防军事通信，也便捷了各地间信息的沟通，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洋务派官僚举办的民用企业，大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工矿业和对外营业的交通运输业，采用雇佣劳动，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据统计，至1894年，洋务民用工业资本总额3961万元，加上其军用工业资本总额1071万元，合计5032万元，占当时中国产业资本总数6749万元的74%以上，成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体。[46]洋务民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除“官办”外，还采取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三者之中，尤以“官督商办”为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都是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

所谓官督商办，就是民间集资设立企业，由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以煤矿为例，在中国传统社会，采煤业历来遭到“重农抑商”政策的压抑。鸦片战争后，民间资本要想涉足采矿业，仍要遭遇重重阻力。举其大者，有官府的压制、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各级官吏的勒索等。如1868年，商人何某在江苏句容购买山地一处，准备开矿采煤，被当地士绅视为异端，遭到驱逐。1873年，上海商人魏镛等人向李鸿章申请在句容开矿，正在南京、镇江参加科举考试的儒生，“闻此消息，讹言日起，人心惶惶”，纷起反对。当地官府也立碑严禁，宣称“如有不法棍徒再敢煽惑开矿，一经告发，或被访闻，定即提案照例严办，决不姑宽”。[47]即使由洋务派官员主持的矿山，也难免受到守旧派的干扰。光绪初年，唐廷枢受李鸿章委派，创办开平煤矿，不料建成投产后，就有礼部侍郎祁世长出来参奏，扬言煤矿邻近遵化“陵寝重地”，在此采煤，有碍皇陵风水，奏请封矿。[48]后经矿务局派人绘图说明陵寝位置并山川形势，保证无碍皇陵风水，方使煤矿得以继续开办。

显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不依仗一定的政治权势，民间资本要想开矿采煤，是十分困难的。洋务派官员的参与，恰在这方面给民间资本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如李鸿章在指定原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筹办开平煤矿的同时，增派前天津道丁寿昌和时任海关道黎兆棠前去会同督办，以防地方守旧势力的阻挠。正因为如此，1870年代和1880年代初创办的安徽池州煤矿、山东峄县煤矿和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等企业，虽然都是由私人资本集股设立的，却都拉上“官督商办”的关系，以期得到洋务派官员的支持，为企业提供政治保护。而洋务派官员之所以推行“官督商办”，乃是为了吸引和利用民间资本，以缓和官府在举办民用企业时的资金困难。如1878年开平煤矿80万两创办资本中，原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徐润一人的股份，就达15万两，约占总数的19%。[49]

军事与外交

洋务运动初期，李鸿章统率的淮军，着力于武器和军事训练的近代化。1862年淮军初到上海时，芒鞋短衣，布帕包头，遭到在沪外国军队的讪笑。不到一年，在李鸿章的操办下，这支军队面目一新，“尽改旧制，更仿夷军”。除留劈山炮队作为进攻掩护外，所有刀矛、小枪、抬枪各队均改为洋枪队。在洋枪队之外，李鸿章还建立了独立的洋炮队。随着淮军普遍使用洋枪洋炮，军械的供应成为一大问题。作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深知购买只是一时之策，设局制造才是根本大计。营制和装备的变更，使得原来的营伍阵法，显然不能适应新式武器作战的要求。于是，李鸿章先后雇用一批洋教练，在各营中训练“洋操”。[50]

可以说，淮军是中国第一支较为系统地接受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和训练的军队。后起的淮军，在军队的近代化步伐上，远远超过湘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单就各自的主帅而言，差异也是明显的。曾国藩为人守拙持重，其思想深处更多地受到封建正统儒学的影响，而李鸿章的性格则落拓不羁，对人对事均采取注重实际的态度。曾国藩作为统领全局的主帅，主要职责在于运筹帷幄，自然不及独当一面的李鸿章对洋枪洋炮的深刻体验。再加上，李鸿章驻军沪上，中西交汇，五方杂处，地理上的便利也促使他能得风气之先。而对于军队的发展来说，主帅的态度与抉择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配备了西式武器的淮军，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异军突起，骁勇凶悍。李鸿章因此声名大振，并在他的周围，以淮军将领为骨干，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淮系集团，在晚清政坛上颇具实力和影响。

在陆军开始配备西式武器的同时，洋务派官员通过从外国购买或由本国军工企业制造，着手组建近代海军。1875年，李鸿章、沈葆桢分别出任北洋、南洋海防大臣。至1882年，中国沿海已陆续出现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小型舰队。其中北洋有13艘舰船、南洋有14艘小型兵船、福建有十多艘舰船，广东则由于地理位置偏远，未能成为海防的重点，只有20余艘只能在内河航行的小兵船。[51]

中法战争期间，福建舰队（习称福建水师）损失惨重。1885年，清朝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由奕任总理海军大臣，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并由李鸿章具体主持。李鸿章遂着手组建北洋海军。次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共拥有新旧舰船20余艘。与此同时，李鸿章还下令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修筑海岸炮台，并于旅顺建设船坞，以旅顺、威海卫两地军港为北洋海军的基地，由淮系将领丁汝昌出任海军提督。1891年在检阅北洋海军后，李鸿章信心满满地奏称：“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52]证之1895年甲午战争的结局，这番大话如同梦呓。

清代前期，中央政府没有办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外国使节来华，俄国使臣循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国家则由礼部迎送。鸦片战争后，清廷设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通商和交涉事务，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设立，它实际上是清中央政府一个重要的决策机构，权限不止于对外事务。其职官设置，大体仿照军机处的体制，主要分大臣和章京两级。大臣无定额，均由皇帝从内阁和各部院大臣中选任，内设首领1人，由亲王等皇族和军机大臣兼领，首批大臣共3名，后有增加，系由各部院保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大臣、章京，仍兼任原有职务。其中章京负责办理具体事务，分英、法、俄、美、海防等五股。通商、海关事务属英国股，传教事务属法国股，陆路通商、边防、边界属俄国股，华工等事务属美国股。其他各国交涉往来，分属以上四股。海防股系于1885年添设，南北海防、长江水师、船厂、炮台，购买枪、炮、军舰，开矿、修路等事务由其办理。

摈弃理藩院，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朝政府对外关系的一大变革，以后又有驻外公使派遣之举。晚清首任驻外公使是郭嵩焘。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晚年自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自幼随父亲诵读诗书，17岁考取秀才，18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刘蓉、曾国藩换帖订交，过往甚密。后又结识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等人，交游很广，亦小有文名。20岁以后，家境中落，曾去辰州（今湖南沅陵）任塾师。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以幕僚身份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处，参与海防事宜的筹划。战争的失败，促动他思索“洋患”的问题，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1847年得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49、1850年，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守制在家。

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过湖南。曾国藩奉旨办团练，组湘军，与太平军交战，郭嵩焘作为曾国藩的密友和幕僚，鼎力相助。1853年11月，得授翰林院编修。以后三年，他曾先后在湖南、浙江等地办理捐务、盐务，为湘军筹措军饷。其间，郭嵩焘曾游历上海，会见英、法等国领事，参观利名、泰兴等洋行和火轮船，访问外国传教士主办的墨海书馆，亲身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思想颇受触动。后曾任署理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等职。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A.R.Margary）在云南被杀，引起中英交涉，中国被迫应允派大员赴英“谢罪”。清廷遂于同年8月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赴英国赔礼道歉，旋又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是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消息传出，郭嵩焘顿遭众人奚落，有一首对联嘲讽他道：“岑毓英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郭嵩焘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53]一些守旧的官僚，甚至视他为“汉奸”。[54]

郭嵩焘一度有些犹豫，慈禧太后亲自召见，为他鼓劲打气：“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生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又劝慰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55]有她撑腰，郭嵩焘不顾旁人的诟骂，于1876年12月由上海启航赴英。途中历经香港、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游览了各地名胜古迹，参观了学校、官署，对当地的社会现状有了较真切的了解。他逐日详记所见所闻，成书《英轺纪程》（亦称《使西纪程》），称赞西洋“政教修明，具有本末”，批评中国士大夫不明时势，只知一味负气自矜，虚骄自大，无补于世。此书寄回国内后，遭守旧派群起攻之，被毁版停印。

次年1月，郭嵩焘抵达伦敦，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不久，他又奉命兼任出使法国大臣，常往来于伦敦、巴黎之间，但以驻英时间为多。他以浓厚的兴趣，走访英国的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各种学会等，结识了不少数学、化学、天文、地理、海洋、测量、植物、医学等方面的科学家。他因自己不懂英语，译员亦不能胜任而深为抱憾，虽年已六旬仍孜孜学习英语。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英、法期间，尽其所能维护中国的权益。他目睹海外华侨备受欺凌，得不到祖国的保护，上疏清廷要求在海外设立领事，保护侨民。在太古洋行趸船移泊案、厦门渔民被英商残害案、英轮撞沉华船赔偿案、英商虐待华工案等项交涉中，郭嵩焘都能据理力争，维护或挽回了一些民族权利。

郭嵩焘在北京受命出使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不顾他的反对，硬是委派一个反对西学的刘锡鸿担任副使，随同赴英，以致日后郭嵩焘时时受制，甚至连他在英国学外语、穿西服、起立迎客等举动，都被刘锡鸿视为有辱天朝威仪，报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国内守旧官员也继续攻击他，要求将他撤职。在这种情形下，郭嵩焘势单力孤，只得自行引退，奏请因病卸任。1878年8月，清廷诏命撤回郭嵩焘，以曾纪泽继任出使英、法大臣。次年1月，郭嵩焘出使未满三年，就被迫卸职东归。回到国内后，他不愿赴京，托病辞官，径回故乡。时湖南守旧风气很盛，上至巡抚，下至地方士绅，皆视他勾通洋人，对他持有敌意。郭嵩焘就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于1891年7月病逝。

在郭嵩焘1875年8月启程赴任后，相继又有一些驻外公使的派遣。同年12月，陈兰彬为驻美公使，并兼西班牙、秘鲁公使，容闳为副使。至1885年7月，许景澄受命出任驻德公使，兼任比利时公使，清朝政府已向英国、美国、西班牙、秘鲁、日本、德国、法国、俄国、奥国（奥斯马加）、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等12个国家派驻了公使。[56]同时，又有一些驻外领事的派遣。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奏称，新嘉坡有侨民数十万，“请设领事，以资统辖”，清朝政府遂任命当地侨商胡璇泽为驻新嘉坡领事。此后，在横滨、汉城、小吕宋、旧金山、纽约、南非洲、澳洲等地也设立了领事。[57]

洋务运动期间，对外交往方面曾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举措。中国最早派代表出席的国际博览会，是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博览会，但当时派去的是一名洋人，他是时任粤海关副税务司的英国人包腊（E.C.M.Bowra）。1876年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中国派人前往，这次除了洋人，还有一位是中国人即浙海关文案李圭，受命“将会内情形并举行所见所闻者，详细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李圭一行1876年5月13日从上海出发，途经日本抵美，先后去了旧金山、费城、华盛顿、纽约等地。接着横渡大西洋，游历伦敦、巴黎，最后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太平洋回到上海。前后历时7个月，行程8万里，李圭将所见所闻写成《环游地球新录》，记载了费城博览会的盛况，介绍了蒸汽机等欧美国家的工业成就，认为“机器正当讲求”，中国应该效仿，得到李鸿章的赞许，特为之作序推荐。1887年，清政府又同时派遣12名官员前往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几十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最远到达南美洲的智利，其出使规模是空前的。[58]

学堂与留学

自1860年代洋务运动开展后，一批洋务学堂陆续开办。1862年，清朝政府官办的第一所学习外语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设立，开创了中国近代官办新式教育的先河。它的开办，缘起于清朝政府培养翻译人才的需要，最初只有英文馆，学生10名。次年增设法文馆和俄文馆，各招学生10名。1866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总理衙门打算扩大同文馆的规模，增设天文、算学二馆，招收满汉科举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但遭到京师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总理衙门只得放宽资格而招收杂项人员，结果半年内报名的有98人，没有一人是正途出身，应试的有72人，录取了30人，因程度太差，半年后退学20人，剩下的10人被并入旧馆。遭此挫折，京师同文馆元气大伤。至1869年，英文馆只有学生2人，法文馆8人，俄文馆较多，有18人。[59]

继京师同文馆后，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同文馆，后改称广方言馆。其初订章程规定入学者须14岁以下，额定40人，延聘外籍教师教授英语和法语。1864年，广州也开办了同文馆，招收20名学生学习英语。京、沪、粤三地设立同文馆的初衷，都是出于对外交往的需要，培养外语人才。只有上海同文馆从一开始就规定，除了学习外语，还要学习算学，以备进而讲求“西人制器尚象之法”。1869年，它又移至江南制造局内，主办者强调“学馆之设本与制造相表里”，旨在为制造局培养一些技术人才，规定学生在学习一段各科基础知识后，即分专科学习，共分矿冶、锻铸、制造、汽机、航海、攻战、外文等七门。[60]

1870年以后，京师同文馆的办学状况逐渐改观。一是因为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自1868年以后陆续选送优秀学生到京，二是中国数学家李善兰奉调到馆担任教习，三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担任了该馆总教习。1871年，增设了德文馆。1876年，规定除了英、法、俄、德等外语以外，学生要兼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等课。京师同文馆，由先前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以外语为主、兼习多门西学的综合性学校。1877年，馆中已有学生101人，中外教习十余人。1888年，又添设格致馆、翻译处。1895年添设东文馆，学习日文。[61]

随着洋务企业的开办，广州、福州、天津、上海等地都有一些专门的技术学校设立。在广州有1880年创立的广东实学馆，1884年设立的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7年设立的广东水师陆师学堂，1891年设立的广州商务学堂，1895年设立的广州铁路学堂，1896年设立的广州蚕桑学堂，为广东培养了一批早期工程技术和军事技术人才。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福州船政局，同时附设求是堂艺局，后改名为船政学堂，招生学习制造、驾驶等技术。它分为前后两堂，前堂学制造，以法文授课；后堂学驾驶，以英文授课，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专门技术学校，为福州船政局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和近代海军人才。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是该校的首届毕业生。

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北洋电报学堂，招聘丹麦籍教师培养中国最早的电信人才。至1904年，该校共培养学生约3000人。1881年，李鸿章又设立天津水师学堂，为北洋水师的建立和发展培养人才，成为“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的培养海军人才的军事学校。1885年设立的天津武备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培养近代陆军人才的军事学校。1893年开办的北洋医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培养西医的学校。1895年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设的北洋西学堂，最初是一所工科专科学校，1903年复校后改称北洋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1898年，江南制造局继主办广方言馆后，又设立工艺学堂，分化学工艺与机器工艺两科，学额50名，学制4年。一些学生在日后的城市经济发展中成绩突出。上海近代化学工业的早期创业者吴蕴初（天厨味精厂、天原化工厂、天利氨气厂创办人）、方液仙（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创始人）、李润田（上海鉴臣香料厂的创办人）均毕业于这两所学校。

自1865年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家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之后，为了尽快掌握西方机器工业的生产技术，1867年徐寿提议设立翻译馆，“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62]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专事西书的翻译。在翻译馆筹建的一年之内，就译成《汽机发轫》《气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等4种。至1872年译成37种，1880年时已译成143种，共359本。综计前13年间，平均每年译书11种。至1890年代中叶，共译书数百种，其中以科学技术和军事类为多。在前12年共翻译的156部书中，根据内容和数量可分为算学测量27部，水陆兵法26部，工艺22部，天文行船12部，汽机11部，博物学11部，地理10部，化学7部，年表、报刊类7部，地矿学5部，医学5部，外国史5部，造船4部，交涉公法2部，其他2部。综计科技类共114部，约占73%；军事类26部，约占17%，两者共占90%。这些书都公开售卖，很受欢迎，在开办后的11年内，共售出书籍31111部，总计83454册，另售出地图4774张。1873年，京师同文馆派员在香港、上海等地购买铅字、字架、印机等印刷机器，于北京设立印书处，开始印刷京师同文馆师生翻译的著作及其他书籍，成为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第二大洋务印书机构。到1896年时，共编译了有关国际公法、世界历史、外语及自然科学等各类书籍29部，这些书常免费赠送京内外官员。[63]

中国留美学生，并非始于洋务运动时期。1847年就有黄亚胜（又名黄胜）跟随传教士布朗赴美留学，一年后因病中断学业回国。之后参与编辑出版《遐迩贯珍》，又于1864年至1867年担任上海广方言馆的教员。[64]但那尚是零星的个人行为。1871年，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接受留美学成归国的容闳的建议，上奏清廷要求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65]具体办法是，每年选派幼童30名，四年共计120名，先入美国中小学，毕业后再入军政、船政学院学习，一切费用由清政府提供，15年后学成回国。

有趣的是，即使全由公费支出，当时愿意出洋留学者并不多，甚至还视作畏途，所以凡入选学生的家长要签署一份自愿书，以证明他们是心甘情愿地送子出洋留学15年，其间若学生发生意外伤害或死亡，政府皆不负责。[66]最后选定的120名幼童中，主要来自广东，共有83人，约占总数的69%，其余依次为江苏（包括上海）22人，浙江8人，安徽4人，福建2人，山东1人。在83名广东幼童中，有近一半共39人来自毗邻澳门的香山县，约占总人数的1/3，格外引人注目。[67]次年秋，首批30名幼童在容闳的带领下抵美；至1875年，先后派遣了四批共120人。

1875年以后，又有派赴欧洲留学者。1875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派福州船政学堂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五位学生去英、法留学。其中陈季同后来成为驻法外交官，以其出色的法文造诣向世人介绍中国及其文化。1884年7月，他用法文写的《中国人自画像》在巴黎出版，时值中法战争，法国人因对中国缺乏了解，偏见很深。这本书展示了一个文化悠久、风景秀丽、飘溢着沁人茶香的东方古国，为以往大多法国人所不知，引起轰动，年内再版5次，两年内加印11次。在他之前，欧洲还没有出版过中国人用西文写的书，陈季同前后用法文写了8本书，主要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和社会风俗，其中有的被译成英、德、意、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68]在他之后，则有留学英国的严复通过译作《天演论》等，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自然和社会科学，促进了晚清中国人的思想启蒙。

1876年，又有李鸿章派卞长胜等7人跟随德国人李劢协（C.Lehmeyer）赴德国学习军事，成为中国派遣军事留学生的开端。次年，福州船政学堂从毕业生中又选派制造、驾驶门类21人留学英、法，日后大多成为晚清海军的骨干。[69]

正当留美学生学业渐有长进时，却因一些官员顾虑他们年幼出国，未曾受过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需要补习，否则令人担心其在西学有成之后，能否回国成为有用之才，而在国外则缺乏这种补习的条件。[70]于是清政府于1881年下令提前分批撤回留美学生。除先前因故回国和在美国病逝的共26人外，其余94人均在1882年分三批回国。首批21人都进入电报局任职，其余两批分别进入上海、福州、天津等地洋务企业及机构。[71]在这些未完成学业中途被撤回国内的留学生中，日后仍出现了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这样的杰出人才。

民间的回响

在专制统治、闭塞守旧的中国，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及其实际举措方面的某些松动，民间资本即使有独立投资近代企业的愿望，也很少有敢于付诸行动者，于是便有为规避风险，附股外资在华企业的举动。洋务运动的开展，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也为民间资本兴办近代企业减轻了一些阻力，得到他们的呼应。在洋务运动期间，已有一些民间资本独立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其中有船舶修造业。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是1866年开设的一家手工锻铁作坊，设在虹口美商杜那普所办船厂近侧，并专为其打制船用零部件。1869年开始使用机床，并能自己制造小轮船。1890年拥有车床10余台、牛头刨床2台、钻床3台、龙门刨床l台等多种机械设备，最多时工人300余名。继起者有1875年的建昌铜铁机器厂、1880年的远昌机器厂、1881年的合昌机器厂、1882年的永昌机器厂、1885年的广德昌机器造船厂和通裕铁厂等。它们多数设在黄浦江边的虹口，限于资金和技术，业务大多依附于外资船厂，承揽一些零星加工业务。[72]

机器缫丝，也是民族资本较早涉足的工业部门。最早的创办人是原籍广东南海县的侨商陈启沅。1872年，他在家乡创设继昌隆缫丝厂，雇用工人六七百名。该厂开办后，出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丰厚，以至效仿者接踵而起。机器缫丝业的另一个中心是在上海。1882年，继外资缫丝厂之后，以公和永丝厂为先行，有一批华商相继投资兴办缫丝厂。1886—1894年，除公和永之外，又有裕成、延昌恒、纶华、锦华、新祥、信昌、乾康等七家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先后创办。[73]据统计，截至1894年，民间资本创办的近代工业先后约有139家，其中有的企业开办不久就停办歇业，它们主要分布在船舶修造、缫丝、面粉、火柴、造纸、印刷、榨油等行业。[74]

洋务运动，开启了海外华侨回国投资的途径。海外侨资引起清朝政府官员的注意，始于洋务运动时期。1866年，广东巡抚蒋益澧率先提出应仿效欧美，保护旅居他国的本国侨民，并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认为：“内地闽、粤等省赴外洋经商者人非不多，如新嘉陂（坡）约有内地人十余万人；新、老金山约有内地二十余万人；槟榔士（屿）、伽拉巴约有内地数万人，和约中原载彼此遣使通好，若得忠义使臣，前往各处联络羁维，居恒固可窥彼腹心，缓急亦可籍资指臂”。[75]1874年，福建巡抚王凯泰更直接提出招徕侨资回国经商，与外国在华资本抗衡，以期“不受洋人抑勒，是又暗收利权”。[76]在此背景下，曾有部分华侨回国投资。在上海最早一批洋务企业中，就有海外华侨投资的记载。它可追溯到1870年代洋务运动肇兴之初。华侨当时在上海投资的近代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等民用企业。

轮船招商局自1872年开办后，为发展业务和扩充资本，于1879年派遣广东试用道张鸿禄、候补知县温宗彦赴南洋、新加坡一带考察航运，同时招徕华侨资本。他们在曼谷通过办有机器磨坊并有一定声誉的侨商陈善继（清朝政府驻暹罗、新加坡领事陈金钟之子）的协助，为企业招集到一批华侨股金。据档案记载，当时响应者多数是粤籍侨商，也有部分闽籍人士，有姓名可稽者共28人，各人的投资额多则5000两，少则500两，大多为二三千两，总计招集到股资5万两。次年即1880年，温宗彦从曼谷到达新加坡募股，得到38名侨商响应，共集得股资65200两，其中便有以后声名显赫的侨商巨头张振勋，他的投资额是3600两。[77]当时轮船招商局正面临怡和、太古等外国在华轮船公司压价竞销的排挤，侨商的这些投资，无疑有助于它应付对手的倾轧，渡过经营难关。继轮船招商局后，1880年郑观应、经元善等人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也曾向旧金山、南洋、新加坡、长崎、横滨等地华侨募集股金。[78]

在建于上海的中国最早的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中，也可看到华侨提出筹办倡议和实际参与的活动。1863年，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容闳，根据他在美国所学到的知识，返国向曾国藩建议在上海设立机器工厂，并强调他“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换言之，就是“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79]经曾国藩批准后，容闳即携款两次赴美采购必要的设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引进外国机器设备的举动，影响颇为深远。

但在清末新政前，侨资参与国内企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清朝政府方面，并未真正引起重视和形成相应的政策条规；华侨投资也多为零星举动，并不普及，更未形成热潮。相反，由于政府方面没有提供相应的保护，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办的继昌隆缫丝厂还不时受到地方守旧势力的骚扰，以致不得不一度迁往澳门。

三 阻力与困顿

区域的差异

清朝官员的主导，既给洋务企业的兴办以一定的助力，也给这些企业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那些由政府委派的官员全面把持企业的经营大权，推行封建管理体制，并乘机任用私人、贪污中饱、营私舞弊，严重侵害商股利益。一名曾参观湖北纱厂的英国人记述：“这个纱厂最大的困难是派来大批无用的人做监督，这些人都管叫坐办公桌的人，因为他们坐在桌旁无所事事。他们为了一点私利，把训练好的工人开除了，雇用一些生手。”[80]

在洋务企业的起步阶段，内陆甚至边远地区一度并不落伍。军工企业有1869年的西安机器局、1872年的兰州机器局、1877年的四川机器局和1884年的云南机器局。1867年，左宗棠以西安为基地发兵西北，为了就近解决军火供应，1869年他从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调募一批熟练工人，购买机器，设立西安机器局，制造洋枪、铜帽和开花炮弹等军火。当战事重心移到甘肃后，1872年他下令将西安机器局的设备拆迁至兰州，设立兰州机器局，调集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工匠，由略懂机器的记名提督赖长主持，继续生产军火。[81]

1876年，丁宝桢由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鉴于“各勇营亦皆习用洋枪，均须购自上海洋行，价值既贵，而道路转运，费亦不赀，并恐不免有受洋行欺骗之事”，奏请自设枪炮厂以供川军之用。1877年，四川机器局在成都择地建厂，于1879年规模初具，有大小厂房118间，制造洋枪洋炮。但机器局刚建成，便遭到守旧官员以靡费为由弹劾，清廷下谕停办，丁宝桢据理力争。

针对反对者抨击丁宝桢用6万两银子只造了枪炮数十杆，丁宝桢下属力陈这些银子大部分是开办经费，“譬如商贾初开铺后，用本颇多，费用不尽在物，久之自有得利之日”。清廷才知究竟，让丁宝桢决定是否续办。丁宝桢奏称“近来讲求机器，实属目前要图，然颇为众论不许”，请求保全，不久得以恢复。[82]

1856年，滇西一带爆发以回民为主的反清起义。为镇压起义，清军使用了洋枪洋炮，因损耗甚巨，修理和补充困难，遂有在滇设局仿造军械之议。1865年，巡抚林鸿年向江苏咨调洋枪队来滇教习。1868年，巡抚岑毓英利用广东所筹给的饷银和派来的工匠，开始设局仿造洋炮。1872年，起义被镇压，该局也关闭。

1874年，云贵总督刘长佑和巡抚岑毓英创设军火局于昆明三圣宫。[83]1884年，已升任总督的岑毓英由上海、广东、福建等地雇来工匠，开办云南机器局，制造弹药并修理枪炮。最初规模很小，至1890年由继任的云贵总督王文韶委托江南制造局向洋商订购制造军火的机器设备，进行扩充。扩建工程于次年完工，规模虽有所扩大，但生产技术却未见明显提高，勉强仿造7.5厘米口径的克虏伯炮，又因地方守旧势力风水之见的阻挠，不准加高烟囱，致使熔炼的铁质低劣。[84]英国人戴维斯（H.R.Davis）1890年曾目睹云南军工厂的生产状况：“他们造克虏伯枪、罗登菲尔兹枪、来福枪和子弹。机器是用蒸汽驱动，但没有气锤，所以产品不可能是一流的。”[85]

民用工业有1880年的兰州机器织呢局。1877年冬，主持兰州机器局的赖长用自制水轮机和当地所产羊毛制成一段毛呢交与左宗棠验看，得左赞赏，认为“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赖长建议从国外购买织呢机器，左宗棠遂致信在上海的胡光墉，嘱其“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利”。[86]胡光墉即与德商泰来洋行接洽，由其代为在德国购置机器和招聘技术人员。

1879年春，这些机器运抵上海，然后由轮船招商局运至汉口，再经水陆辗转搬运至兰州。1880年9月，兰州机器织呢局开工生产。它有东厂，内设纺线部和织呢部；中厂，内有汽锅房和大车房，负责动力和运输；西厂，从事羊毛加工和毛呢的漂染及蚜光；以及负责检修设备的机器局。兰州机器织呢局亦由赖长主持，聘有9名德国管理和技术人员，“每日产呢八匹，每匹长五十华尺，宽五华尺”。[87]

矿冶业有1886年的贵州青溪铁厂。1885年，署贵州巡抚潘霨见“各省机器局及大小轮船每年用煤铁以亿万计”，而海军衙门制造铁甲兵船，对煤铁的需求亦巨。贵州地瘠民贫，但“矿产极多，煤铁尤盛”。为开辟财源，他主张开发铁矿，既可“拨供邻省海防之需”，又可为本省“民间多一生计，即公家多一利源”。1887年，贵州机器矿务总局成立。铁厂设在镇远县的青溪，故又名青溪铁厂，由江南制造局候选道、潘霨的弟弟潘露主持。初建时，向商号借银10万两，计划在贵阳、汉口和上海招募资本30万两，向上海雇觅矿师和工匠，并派人携银8万两去国外购买机器，向英国订购全套熔铁炉、炼钢炉和轧钢机等，并于1890年7月开炉生产。[88]

西部地区的这些近代企业，虽然起步较早，但开办后多命运不济。兰州制造局随着西北回民起义被镇压，左宗棠于1881年调京离开西北后，过去那种靠催逼各省供饷维持的局面不存，1882年兰州机器局终因经费不继而停办。[89]1886年丁宝桢去世，刘秉璋继任四川总督，对四川机器局并不热衷，“饬局将各项洋枪暂停铸造”，并裁减局中司事和工匠，“饬令该局专铸钢帽、后门枪弹、炮弹及起造洋火药”[90]，生产规模大为缩减。另外两家民用工业则先后倒闭。

左宗棠对兰州织呢局曾抱以厚望：“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但事先缺乏必要的规划特别是产销市场、技术要求等方面的考察，决策主观随意。当时有些人认为这种工厂最好设在汉口，把原料运到汉口来制造、销售，因为汉口交通便利，有利于产品的销售。反观兰州府一带，虽位于西北羊毛产地，有购买原料成本低廉的优点，但当地人口稀少，地方贫瘠，购买力低，况且这一地区“均尚棉布”，呢布销路更狭。然而左宗棠没有采纳这些意见，毕竟甘肃是他管辖的省份，他坚持在这里设厂。[91]

兰州织呢局的筹办和开工，都早于上海机器织布局，但因路途遥远，交通闭塞，进口的机器设备从上海运抵兰州，就大费周折。“光绪五年春，机器开始运到兰州，这是一个艰难而伟大的工作，这些机器太大，又太重了。当时内地的交通工具，委实没有资格负得起这个运输的责任。但是既已老远地从德国运到汉口，就得接运进来。可以拆散的，当然零星运，不能拆散的，只好整个运。平常的木船装不下，定做可以装得下的。大小机器共有4000箱之多。船到老河口上岸后，利用千百人力、畜力和大车来抬的抬、驮的驮、装载的装载。大车不能容，加以改造；村落不能过，只得拆让。通过山中峡道两面碰壁时，等候凿去一层石壁再走。于是从第一批到兰州和末一批到兰州，足足相隔了一年的时间”。[92]

而在规划办厂时，又忽视了织呢工业用水的技术要求。由于当地“水源不足，能找到的一点水也含着碱，使得漂染很困难，结果是呢布的颜色很暗淡。因为水源缺乏，全部机器每天只能织成十匹呢布，每匹长十八码，如果水源充足，无疑地可以多织很多”。显然，这导致了产品成本高，生产效率低，况且当地的羊毛“很粗很杂，弄得每天得雇四十个人挑拣羊毛，每天只能挑两磅，因此在织成呢布之前，羊毛的成本已经很贵”，也“很难希望本局的产品在品质上能比得上外洋输入品”。[93]这样的局面，使企业很难维持，因为“产品没有销路”，只能限产，每日仅产呢8匹，远低于实际生产能力。1882年上海《字林西报》载：“近有人自甘肃回沪，述及该处机器织呢一事恐不能久，缘织成之呢无人购买。”[94]陈炽在论及兰州织呢局时指出：“左文襄前任甘督，亦尝购买机器仿制呢绒，然牧场未立，风气未开，万里甘凉艰于转运，资本太重，不利行销，因创办之时，本未通盘筹划故耳”。[95]

1883年兰州织呢局停工，次年被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裁撤，全套机器设备被闲置。1906年去兰州游历的英国人在原厂区“非常吃惊地见到一个设备完整、费用极高的欧式羊毛加工厂……它显然花费了成千上万英镑，这里有发动机室、发动机、织机、梳毛机、清洗机、冲压机，事实上这里有整套完全用蒸汽力发动的现代工厂必需的机器，甚至它约两英尺宽的皮发动带也保存完整。尽管所有的机器都在无关紧要的维修之中，但看得出还能继续使用”。[96]

贵州青溪铁厂自1886年筹建，1890年开炉，在购买机器、建立厂房、采购原料和运费开支等方面，共耗银27.6万余两，而所招商股远不敷支付，前后陆续挪借公款达19.2万余两。按照厂方估计，在投产后，每月用于收煤、采矿、售铁、运费和薪金等开支约需银1.8万两；预期每月可产铁120万斤，依当时售价约值银2.21万两，收支相抵，略有盈余。但实际投产后，与预期的设想大不相同。在铁厂附近没有找到合适的煤炭基地，开工后发现所用煤炭不适合炼铁的要求，以致在冶炼时“铁水和煤渣凝塞炉窍”，铁水不能顺畅流出，“炉塞”成为令厂方深感棘手的难题。再加开工后不到两个月，主持人潘露病故，铁厂“无人督理”，暂时停工。但对从上海招募来的工匠舍不得全部遣散，留下半数以待复工。1890年12月，改由该厂会办、候补知府曾彦铨主持，官府又垫借6万两资助，[97]仍未有起色。潘霨一筹莫展，1891年“因病奏请开缺”，临走时对友人叹息：“在黔创办铁厂，用帑三十余万而未见成效，黔中同僚诟病，家人亦非笑”。此后，铁厂一直处于停工状态，1898年曾派道员陈明远续办，并无转机，“几年下来厂房、炼炉机器等反而损失殆尽”，陈明远被撤职，青溪铁厂亦告倒闭。[98]

内陆地区较早创办的一些近代企业，或因战事结束，或因缺乏周密规划，决策主观随意，除四川和云南机器局继续勉强维持外，其余均昙花一现，相继停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陆地区近代企业的创办归于沉寂，即使在经济相对发展的四川，在四川机器局问世后的20多年间，四川并没有再出现过一家近代民用工业企业。[99]

督抚的因素

洋务运动推进过程中，各地督抚的作用格外突出。就清朝政府而言，开始认识到实业建设的重要，是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即开展的洋务运动，重点之一是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兴办近代企业。诚如有学者指出的，总的说来，当时的清皇朝并没有明确的近代化意向，清朝中央政府更没有对近代化予以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事实上，甲午战前洋务企业的开办，新式军队的建立以及绝大多数新式学校的创办，都是得之于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去设立。中国早期现代化中至关重要的政府作用的发挥，可以说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承担。在近代中国这种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施行现代化方面没有制度供给的状态下，地方现代化的能否启动和发展，一个主导因素就是地方当政者的主体认识如何。

地方督抚们认识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需要让地方督抚能获得必需的认识环境，从思想上突破传统的阻力。一些沿海地区由于较早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使置身其中的地方督抚有了较为便利的认知条件，而在此之外的广大地域，传统仍维系着自身的历史连续性和不可侵犯性。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落后的农业大国中进行的，而社会变革的效应，是与疆域、人口和原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有相当的联系。[100]也有学者指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我国现代化的推动多在于地方督抚与士绅阶级，更增强其区域间的差异性”。[101]这在曾国藩与江南制造局，李鸿章与沪、津等地区洋务事业，丁宝桢与山东机器局，左宗棠和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局，刘铭传在台湾的洋务举措等史实中，已有清晰的体现。

容闳曾回忆，1867年曾国藩在回任两江总督之前，“巡视了其管辖区域，上海是他视察的重要地方之一，而江南制造局——他自己创办的，则成为他在上海视察的重点。他兴致极高地参观了整个工厂，始终没有倦意。我给他介绍那些从美国采购回来的机器，他站在机器旁，非常愉快地观赏机器的自动运转，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些机器以及它们的运转情形”。[102]1879年5月，左宗棠在肃州宴请到访的匈牙利探险家塞切尼（Grof Szechenyi Bela），“当我听到左宗棠问我是不是愿意喝点欧洲家乡的葡萄酒时，我感到惊异，当即给予肯定的表示。他派人拿来小小一瓶匈牙利的多卡伊葡萄酒”。[103]1885年，左宗棠曾主张在台湾兴办机器制糖业，建议“先派熟知糖务之员亲赴美国产糖之区参观做法，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回华试制。俟考定得糖实数，另议章程，或购蔗制糖，或代民熬煮，民利仍还之民，官只收其多出之数。著有成效，即行扩充”。[104]

海关报告也有生动记载，1883年5月直隶总督李鸿章经过上海去天津，他在上海停留期间，“象是很热心要看看此地的一切值得看的东西和值得访问的人。他对于雇用中国工人的各种外国工业特别感兴趣，尤其是纱厂与缫丝厂。他参加了上海自来水公司的开工典礼，亲自动手开动机关把水放进滤水池里，从此公司的机器便开始转动了。他对这个企业甚感兴趣，似乎很懂得它对人们的好处，因为他表示希望不久在天津也要建立一个类似的企业”。[105]据统计，在直隶总督任上，李鸿章对天津近代企事业先后投资约800万银两。[106]

1885年，刘铭传受命出任首任台湾巡抚。除了前述积极兴办铁路外，针对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刘铭传还在台湾积极兴办近代航运业。1886年，他主持设立了招商局（后改称台湾商务局），“招股购制快船二只，名驾时、斯美，船身各长二百五十英尺，纯系钢质，每点钟能行十五六诺，装兵运货均极便捷”；[107]最多时拥有大小轮船5艘，航行上海、香港及东南沿海，远至新加坡、西贡等地，大大便利了台湾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和交往。为进一步开拓近代航运业和沟通铁路运输，刘铭传曾着手疏浚和建设基隆港，后因去职而未果。

督抚对洋务的作用在后起的洋务派官员张之洞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人们往往以为张之洞从清流到洋务的转变，是在中法战争后的两广总督任上。其实，1882年在山西巡抚任上，当他在官府旧档里，读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给前任巡抚曾国荃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兴办工业等建议时，大感兴趣，曾要求李提摩太帮助其将这些建议付诸实践。不久，他调任两广总督，在山西的这些设想未果。[108]而在张之洞履任前，虽然广东地处东部沿海，对外交往较早和接受西学便利，“但事实上广东的近代化自19世纪60年代前期开始有所启动后，一直到80年代前期，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半停滞状态”。主要原因在于，“从1861年至1884年24年中，任两广总督者共九人，任广东巡抚者也是九人，他们中不无热心洋务者如郭嵩焘、蒋益澧、刘坤一、张树声，但任期较长，受到朝廷信赖的基本是一些思想较保守、缺乏开拓精神的满员，故此对于地方的近代化始终未能提出一个象样的规划和采取有力的措施。因此，当具有一定近代化意识，同时又勇于任事，颇为朝廷所倚重的张之洞担任粤督时，广东的近代化随即有了一番新的气象”。[109]

张之洞就任后，博采西学，大力兴办洋务。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将广州机器局与增涉军火厂合并，设立制造东局。1887年，又在广州城北石井圩创办石井枪弹厂，称制造西局。西局购买德国克虏伯炮厂制造枪弹的机器设备，使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规模不断发展，后来成为广东省最有影响的兵工厂。与此同时，张之洞又在广州兴办民用企业，如1886年在广州设立广东矿务局，颁布《矿务条例》，鼓励开矿和开炉冶炼。1887年，又在广州创办广东钱局，购置英国造币机器，开中国铸银币之始。1889年，还在广州设立广东缫丝局。民办企业，如轮渡公司、造纸厂、电灯公司也在广州兴建。同时还设立了电报学堂、水陆师学堂、海图馆与洋务处等，聘请洋教习教学，显示了其远见卓识和务实通达，[110]推动了广东的近代化进程。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他建铁路、办工厂、兴学堂、练新军、理财税、创市政，可以说是全方位振鄂兴汉，使湖北从经济不很发达的内陆省份经历了一次近代崛起”。[111]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宝桢、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致力于推动其辖区内的近代企业，除了他们较之同时代的其他官员对当时中国的处境认识较为清醒，对学习西方的态度较为积极外，与他们手中握有较为丰实的财源也不无关联。清朝的财政体制，原先是以解款协款制度规定各款项，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收支，户部拥有“制天下之经费”的权力，各省并无财政权，只是奉中央命令征收各项赋税，存入公库，然后奏准开销各项经费，如有节余均须解运中央或收支不敷的邻省。经太平天国之后，解款协款制度渐趋废弛。各地督抚军权在握，原来掌管地方财政并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户部的藩司，转而受制于督抚，中央政府已无法通过藩司控制地方财政。

厘金制的实行与就地筹饷，使地方督抚的财权进一步扩大。因数额可观的厘金均由地方征收和控制，上缴仅为其中的一部分，大部分被地方督抚截留。由于各省财政独立的趋势日见明显，户部无法了解各省财政的实况，只得改变解款协款制，推行摊派制。实际执行时，“户部历次筹款，终有一二策或数策不能通行于各省，甚或有一案请行数次，历时数年而各省终未遵办”。[112]传统的中央集权财政体制趋于瓦解。相对富庶的东部地区的督抚，在这个过程中崛起。

1889年，熟悉内情的薛福成记述：“江苏一省，丁、漕、盐、税、厘五者俱赢，岁入白金一千万两以外。曾文正公用之以削平大难，旋乾转坤。今伯相合肥李公亦用之以招练淮军，四出征剿。曾公所用，在江扬淮徐通海者为多，以盐务为最饶，而地丁、厘金辅之。李公所用，在苏松常镇太者为多，以洋税、厘金为最沃，而地丁、漕政辅之。浙江一省，亦五者兼备，岁入可得江苏之半”。“福建一省，地丁、盐课、厘金、茶税等项，约逾三百四十万金，加以闽关洋税三百余万金，岁入尚在浙江之上”。“广东一省，综地丁、盐课、税、厘四项，岁入几与浙江相埒”。“此外如直隶、陕西、安徽、广西四省，其力皆足以自顾，如有非常措注，则必赖他省之转输”。“又如山东、河南、山西三省，财赋以地丁为大宗，而他项稍辅之，岁入各逾三百万金”。“四川一省，地博物阜，赋额素轻，今于地丁之外加津贴，津贴之外加捐输，虽三倍旧额，尚仅得江南田赋之半”。此外，“如甘肃、云南、贵州三省，向赖他省之协助。云南岁入六十余万金，甘肃岁入三十余万金，贵州岁入二十余万金，皆断断不能自立”。[113]

偏重于东部地区的一批洋务企业的兴办，与上述财政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总的说来，当时“中央财政对于洋务企业的支持并不是十分积极、有力的。除了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汉阳铁厂等少数大型企业得到中央财政的补助或拨款外，大多数洋务企业都是依靠地方财政的调剂而兴办起来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洋务派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是来自地方。太平天国时期财政权的下移，为各地督抚经营洋务企业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114]而财政本是拮据甚至须靠外省协款挹注的西部省份，可以腾挪筹措的渠道狭窄，洋务企业寥如晨星，一些已经开办的企业也经营乏力，或因左宗棠、丁宝桢等人离去而陷于停产或半停产的境地。可见，地方官员的地位、政见和财力，往往对所在辖区的经济变迁影响甚大。

无言的顿挫

以往人们常常将1898年张之洞《劝学篇》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视为洋务运动的纲领，将其解读为洋务派企图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去维护中国的封建统治制度，认为这是其失败的内在根源。这种认识，未免稍显笼统。实际上，在洋务运动的推进过程中，来自顽固守旧派的攻击、抵制和反对，几乎从未停歇。这种攻击、抵制和反对，往往又是以坚持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制度为说词，在长期封闭、国门又是被西方列强强行轰开的社会环境下，对主张学习西方的洋务派自然有着先声夺人的上风压力，有学者形容“当时士大夫见解如是，宜乎郭筠仙、丁雨生（指郭嵩焘、丁日昌——引者），皆以汉奸见摈于清议也”。[115]

动辄得咎的洋务派，不能不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洋务举措辩解开脱，已有学者指出，后人论及中体西用论，每多讥刺之词，其实中体西用论始现于1860年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被张之洞概括为“中体西用”，考察其历史，可以发现中体西用论在尊崇中学的前提下，以比较温和的色彩，避过了顽固守旧派“以夷变夏”的攻击锋芒，为引进西学开了一条通道。[116]洋务运动，也因此得以坎坷前行。

在其推进过程中，李鸿章、郭嵩焘等人并非只以为中国只是技不如人，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全无认识。但郭嵩焘稍有表露，即被撤职惩处。李鸿章在致郭嵩焘的信函中，则曾这样写道：“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谘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117]联想到戊戌维新高潮时，他曾想列名主张变法的强学会，看来很难全以投机视之。但在洋务运动时期，他所做的确是中体西用论所标示的，如他后来所感叹的：“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118]这段话，自然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但也多少道出洋务运动蹒跚踉跄的缘由。

1880年代，已有洋务派官员对中体西用论割裂体用的弊端有所认识，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指出：“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但这是他在1884年去世前夕的《遗折》之语，此前慑于专制淫威，不敢公开表露此类言论，只能于身后呈递。[119]

在近代中国，只从经济或器物层面着手，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现代化。反观中国的近邻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国力迅速强盛，在它悍然发动的甲午战争中，枝枝节节搞了近三十年洋务运动的中国一败涂地，李鸿章连同他标榜的能给中国带来富强的洋务运动声名扫地，众多爱国者开始更多地思索通过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去谋求国家的富强。

应该指出，洋务运动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已不再能打动人，但其所奠定的一些物质基础，如包括著名的江南制造局（即后来习称的江南造船厂）在内的一批近代企业，并没有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终止，在随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它们依然发挥着应有的积极作用。

[1] 本章由戴鞍钢撰写。

[2] 郭世佑等：《突破重围——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118页。

[3] 《恭亲王奕等奏》（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以下简称《洋务运动》）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5、6页。

[4] 《钦差大臣恭亲王奕等奏》（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洋务运动》第3册，第441页。

[5] 林则徐：《密陈禁烟不能歇手并请戴罪赴浙随营效力片》（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478、479页。

[6] 魏源：《海国国志·原叙》，岳麓书社，1998，第1页。

[7]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三联书店，2006，第54页。

[8] 夏燮著、欧阳跃峰点校《粤氛纪事》，中华书局，2008，第55、56页。

[9]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三联书店，2011，第96页。

[10] 夏燮著、欧阳跃峰点校《粤氛纪事》，第83页。

[11] 罗尔纲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41页。

[12] 左宗棠：《答福州税务司美里登》，《洋务运动》第3册，第602页。

[13] 《总署奏》，《海防档·购买船炮》第1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66，第6—7页。

[14] 《总署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海防档·购买船炮》第1册，第20页。

[15] 《李鸿章折》（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洋务运动》第4册，第10、11页。

[16] 《复陈察院》（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339页。

[17]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第3册，岳麓书社，2009，第53页。

[18] 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第98页。

[19] 《卜鲁斯致罗素》，1861年11月12日发自北京，英国外交部档案，转引自经君健编《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377、378、379页。

[20] 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第39页。

[21] 梁元生：《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60页。

[22]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第35页。

[23]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33页。

[24] 徐新吾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35页；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333页。

[25]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3页。

[26] 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64页。

[27] 《李鸿章奏》（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海防档·购买船炮》第3册，第916页。

[28]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06页。

[29] 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第69页。

[30] 《李鸿章奏》（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海防档·购买船炮》第3册，第916页；《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洋务运动》第6册，第8页。

[31] 汪敬虞：《中国现代化黎明期西方科技的民间引进》，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1087、1088页。

[32] 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陈建明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译者序”，第1页。

[33] 《洋务运动》第8册，第15页。

[34]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948页。

[35] 《申报》1872年7月11日、12月16日。

[36]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51页。

[37] 巴尔福：《远东漫游——中国事务系列》，王玉括等译，南京出版社，2006，第39页。

[38] 详可参阅林庆元《洋务运动中来华洋匠名录》，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8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39] 详可参阅戴鞍钢《朝鲜工匠天津机器局学艺考述》，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0] 《试办织布局折》（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63页。

[41] 以往学界多有轮船招商局1872年成立说，本章所述相关史实，系据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第49页。

[42]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修订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第54—55页。

[43] 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416页。

[44]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343页。

[45] 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第273、274页。

[46]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139页。

[47] 《洋务运动》第7册，第421、415、422页。

[48] 《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10，“前言”，第9页。

[49]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1927年刊印本，第76页。

[50] 翁飞等：《安徽近代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第186、187、195—197页。

[51] 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197、198、199页。

[52] 《巡阅海军竣事折》（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第14册，第95页。

[53] 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中华书局，2007，第141页。按：岑毓英为处理1875年马嘉理案的清朝官员。

[54] 孟森等：《清代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318页。

[55]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49、50页。

[56]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等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第3—30页。

[57] 《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例言”，第1页。

[58] 王晓秋等：《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1887年海外游历使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16、17页。

[59]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239页。

[60]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185页。

[61]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第239页。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1902年1月11日，设立已有40年的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62]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戴吉礼主编《傅兰雅档案》第2卷，弘侠（中文提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534—535页。

[63]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1卷，第256、327页。

[64] 松浦章等编著《遐迩贯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第95页。

[65] 《洋务运动》第2册，第153页。

[66]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百家出版社，2003，第180页。

[67] 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主编《容闳与科教兴国》，珠海出版社，2006，“序”，第2页。

[68] 李华川：《一个晚清外交官在欧洲》，《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15日。

[69]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第255页。

[70] 潘向明：《留美幼童撤回原因考略》，《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

[71] 《容闳与科教兴国》，第227页。

[72]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66，第84、89页。

[73]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72页；徐新吾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40页。

[74]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3卷，第175页统计表。

[75]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册，中华书局，2008，第1808页。

[76] 《轮船招商局档案》，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983—988页；《上海机器织布局启事》，《申报》1880年11月17日。

[77] 《轮船招商局档案》，《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983—988页。

[78] 《上海机器织布局启事》，《申报》1880年11月17日。

[79]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第111、112页。

[80]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科学出版社，1957，第578页。

[81]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商务印书馆，1947，第138页。

[82] 《洋务运动》第4册，第340—346页。

[83] 云南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军事工业史办公室：《云南近代兵工史简编（1856—1949）》，1991年油印本，第1—3页。

[84] 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318页。

[85] 戴维斯：《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铁链》，李安泰等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第174页。

[86] 左宗棠：《与胡雪岩》，《洋务运动》第7册，第439页。

[8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902—903页。

[88]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第1412—1414页。

[89] 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295页。

[90] 刘秉璋：《川省机器局暂行停铸疏》，《刘文庄公奏议》卷5。

[91]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898、905页。

[92]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8—199页。

[93]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899页。

[94] 《申报》1882年12月23日，译载。

[95] 《畜牧养民说》，《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第176页。

[96] 布鲁斯：《走出西域——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旅行》，周力译，海潮出版社，2000，第215—216页。

[97] 《洋务运动》第7册，第185页。

[98] 刘学洙：《贵州开发史话》，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第101页。

[99] 张学君：《四川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00] 崔运武：《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方督抚——刘坤一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5、6页。

[101] 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绪言”，第3页。

[102]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第153页。

[103] 塞切尼：《塞切尼眼中的李鸿章、左宗棠》，符志良选译，《近代史资料》总10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54页。

[104] 洪安全等编《清宫洋务始末台湾史料》第3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第1942页。

[105] 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第28页。

[106] 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科学出版社，2004，第181页。

[107] 《洋务运动》第2册，第607、608页。

[108]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150页。

[109] 赵春晨：《张之洞与广东的近代化》，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等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华书局，1999，第221、223页。

[110] 杨万秀等主编《广州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271—274页。

[111] 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引言”，第2页。

[112] 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1期，1947年6月。

[113] 《叙疆臣建树之基》，丁凤麟等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291—292页。

[114]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07页。

[115] 孟森等：《清代野史》，第318页。

[116]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第588页。

[117] 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洋务运动》第1册，第269页。

[118] 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第121页。

[119] 冯天瑜：《近代化方略之辩》，冯天瑜等主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4、25页。

第八章 派系分合与晚清政局[1]

质诸古今中外，权力的争逐与妥协，利益的攘夺与交换，几乎成为一般人对“派系”一词的共同印象。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事实。然而，“党”或“派”在政治史运作中近乎亦步亦趋的存在，却也提醒我们派系互动在繁复的政治活动中，亦有其积极功能。

当本章将晚清政治史进程置诸派系脉络下来观察时，读者不难发现，很多被认为已盖棺论定的人或事，可能变得很不一样。这未必表示派系之争是解释此段史事之唯一路径，却反映过往的认知方式，仍存在更深的掌握史事间之延续性的开拓空间。这亦使得本章的撰作可能因而更具意义。

一 咸同交替与派系新局的形成

如果我们可以同意，同光以降慈禧太后的专权是影响晚清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则对于“辛酉政变”在此一因素形成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相信也早有共识。若非这场政变，慈禧莫说终有独踞权力顶峰之日，就连“垂帘听政”之形式能否存在，都将大有疑问。[2]不过，如果只是慈禧个人对权力的欣趋，以有清成法，似亦难以造成扭转朝局的大作用。其时客观条件的配合，才是一个主要的关键。

内外冲击与辛酉政变的发生

追溯“辛酉政变”的缘起，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文宗大行于承德之前所做的权力结构安排，毋宁是刺激政局巨变的直接成因。文宗为新君——其年仅6岁的皇太子载淳——所指定的顾命阵容，已然使新权力核心陷入了其时足可影响朝局稳定的两项冲突诱因中，此二诱因一显一隐：显者，柄政之御前大臣肃顺，与在京的恭亲王奕两派势力，长期对立与紧张；隐者，自太平天国起事后，汉士大夫集团中渐见复燃的历史纠结——南北地域之争。此二因素一旦互相为用，再加上承德行在护持幼帝的两宫太后积极联手所造成的效应，便可令朝局翻覆。辛酉之事，由是产生。

先说恭、肃两派的权力矛盾。在文宗一朝，宗室出身的肃顺所以能够崛起，而得咸丰帝之倚畀，与文宗即位初期即在军机领班辅佐乃兄的恭亲王奕于咸丰五年被逐出军机处而使文宗顿失股肱相关。文宗与恭王的关系，从“友爱如‘亲昆弟’”，到手足参商，源于其父宣宗立嗣时积下的心结，历来多有论者。[3]自奕罢出军机，天下因太平军作乱而引起之恶劣局势仍在持续险化，但咸丰所倚为决策依仗的军机，领班的协办大学士彭蕴章性格庸懦，又已老衰；满大臣文庆虽称有见识，但此年七月方入直，越年即下世；杜翰为文宗帝师杜受田之子，文宗报答师恩而一力超擢，亦有才识，但仍资浅，缺少发言权；此外，穆荫亦如杜翰之地位。国事蜩螗之际，咸丰不能不感到身旁少了一个真正可与言大事、一语安邦的左右手，这便造成了肃顺崛起的机会。

肃顺勇于任事，极力鼓舞文宗振衰起敝，的确是肃顺之长，《清史稿》上都不能不说“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之上，削平大乱，于此肇甚”；[4]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诸人之得蒙重用，更表现了肃顺超越满汉的眼界与对决策的强大影响力。然而，作为一个申韩法家的信仰者，肃顺求治遂策的手段，有时不免过于激烈，也为他长期树敌，终于积累出后日翻覆政局的能量。

咸丰十年九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面对满朝臣工几乎一致反对的情势，咸丰帝仍在肃顺等人簇拥下，以“西狩”为名，避往热河，而将“办理抚局”的艰难任务，留给恭亲王奕，使其处于与外人协商而易受谴责的难堪处境；而肃顺、载垣等人，则恰可推掉办洋务的麻烦担子。再者，拥帝西行，非但可避锋镝，且可将权力更集中在自己的集团手中。这由全班军机大臣中，仅一向在朝中被认为属恭王一系的文祥独被留京，可以看出。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文宗驾崩于热河行宫。此前，于十六日短暂清醒之际，首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次谕“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文宗此命，肃顺长期随侍，必有造陈，可以想见。不过，顾命大臣名单一公布，那些曾期望肃顺与恭王能在现实政治演变下，和衷共济，同辅幼主，以开新局的人，终于绝望了；而肃顺无所不用其极的胜利，也使局面成了单选题式的“零和游戏”。无论是恭王还是期望恭王再参枢机的人都明白，眼下只有一条路：以非常之手段，收非常之功。政变引信，就此埋下。

肃顺的操作与结果，将前此因显露对政务之热衷，而与肃顺结恶，但此时已贵为母后皇太后的慈禧，推向同因文宗身后布局，沦为权力失意者的恭王一边。在慈禧影响下，对幼主未来处境，因肃顺气焰之盛而忧心忡忡的母后皇太后慈安，遂与慈禧同调。于是，两宫衡量亲疏与现实，决定与恭王合作，并以密旨交侍卫恒起驰返京师，交慈安之弟广科，令其问计于恭王，“王正久希用事，遂不惜违反家法及文宗委任辅政禁遏牝朝之旨”，[5]易言之，恭王已与两宫达成了以赞同垂帘交换辅政大权之谋。历史将两个希冀权力而不可得的人推到一处，为改变晚清政局的大政潮接上环带，开始运转了。

其次，则可由汉士大夫集团南北地域之争观照。从历代政争成因分析，“地域”因素无论在任何一个断代的研究者看来，都是主要的观照点。自宋代以降，由于黄河流域政治势力的混同与南方经济力量的成熟，地域因素的主线由原来的东西对抗，转为南北竞争，遂使问题更加无朝无之。加上科举制度自宋代得到扩大，下至明、清已完全成熟为中国社会阶级流动主要管道后，盘根错节的师友、年谊、僚属关系，及其背后存在的政治、经济利益，使得派系成分愈见复杂。

研究清初史事的学者，往往提及八旗政权入关后，之所以能迅速掌握局面，使政治发展步上轨道，明末原属阉党的北派士大夫之合作，是一重要因由，[6]也在这样的条件下，清初顺治、康熙两朝，北派士大夫能挟此优势，在军事攻伐之外，屡兴大案，重击南士。[7]康熙中期以后，历雍、乾两朝，清廷中央表现了天下大定后，君主集中权力、主导政局的强势作风，已非立朝之初须借汉士原有矛盾以收操纵之实的阶段可比，派系斗争遂一定程度地受到抑制。嘉道守文，虽中央已乏英主，政治风气亦渐现如曾国藩所云“掩饰弥缝，苟且偷安”之貌，但还能维持一基本局面。一旦内外交攻，大势渐脱君主全面掌控的格局之外，官僚集团之势渐升，而政争便不可免了。值此，南北地域成见，再出作祟，甚且取重于国朝利益，影响深远。

咸丰朝后期，军机汉员除老衰致仕之彭蕴章及满洲正白旗出身的穆荫外，少壮当事之匡源、杜翰、焦祐瀛俱为北士，且于咸丰十一年七月文宗驾崩时被全数指定为受顾命的“赞襄政务大臣”，成为新权力核心。如此格局，与其时文宗身后权臣肃顺与恭王奕两派之权力斗争相结合，终为往后历同、光两朝，汉士大夫集团在中央决策体系内所开展的南北之争，创造了时机。

辛酉政变之成功，除恭王与慈禧两核心人物临大事之表现外，有另一助力同样关键且不容忽视，此即一批暗助恭王之军机章京。其中又有四名最具作用之章京领袖，即汉军机章京领班江阴曹毓瑛，仪征方鼎锐及仁和朱学勤、许庚身，此四人率皆南士。

军机章京为供职军机处之秘书群，日常之职务为起草较一般性之上谕、廷寄，及誊缮经上意认可颁行之廷寄文件，于枢垣决策上原不具发言权或影响力。然而，因彼等平日身处朝命所出之地，对任何重大决策及中枢动态了如指掌，因此一旦涉入政治上派系之斗争，处此地位往往便能有洞烛机先的功能。辛酉政变可称一最具代表性，也可能是有清一代唯一的事例。他们透过在热河的两宫，与在京的恭王两边呼应，在台面下积极拉拢反肃党大老官僚，中有厕身枢垣之南人章京传递其间的布局，借由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文宗梓宫移灵返京，顾命诸臣首尾不兼的机会，迅雷不及掩耳地发动政变。最终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先后加恩赐令自尽及斩立决，以穆荫为首，杜翰、匡源、焦祐瀛三北士在内的四名大臣被逐，枢垣面临重组的新局。

同治初期政坛势力的整合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亦即政变成功的次日，新军机阵容宣告产生，包括：授为“议政王”的恭亲王奕；原已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被视为恭王股肱的户部左侍郎文祥；恭王的岳丈，大学士桂良；另一名恭王的亲信，户部右侍郎宝鋆等几名满员。其中，桂良于同治元年（1862）六月即下世，而彼所占满军机一缺，此下即不补。至于另安插之汉军机大臣，到同年落定，由前述之江苏江阴曹毓瑛与河南河内出身之李棠阶入枢，由此南北士人同参枢机之局乃渐成。

然而，慈禧与恭王因同仇敌忾于肃党，而进行之政治利益合作，在铲除共同敌人之后，毕竟难以避免直接面对权力分享抑或拉锯之现实。慈禧一认垂帘之君臣名分已定，恭王却更认辅政之重心在彼，于是遂有同治四年恭王被褫夺“议政王”头衔之事作。

先是二月，有御史丁浩奏山东、河南一带大雪震雷请亟修省；[8]到了三月，编修蔡寿祺上疏劾恭王揽权、纳贿、徇私、骄盈，[9]终于引起了朝局的风暴。三月初四日蔡折见览，引起廷争，恭王被慈禧削去一切差使，直到四月十五日上谕命仍在军机上行走，不复用“议政”名目，[10]一番折腾，虽然又重领枢垣，雷霆雨露之后，尽归一句“恭王自是益谨”。[11]其间于当事者心境之变化，饶有深意。

就在上述政争风波稍淡之际，军机中两席汉大臣，也因李棠阶与曹毓瑛先后辞世，而发生变动。时任内阁学士，并为同治帝师的直隶高阳李鸿藻，与江苏吴江出身的礼部右侍郎沈桂芬，双双入直枢垣。李、沈二人春秋正盛，年富力强，正可为咸同交替以降派系格局渐次明晰的现实收拢盘势。配合满洲亲贵集团，因恭王受抑而产生的质变，晚清派系政治由此更开局面。

“南北派系”与“恭醇之争”的成形

由同治四年及六年，李鸿藻与沈桂芬行走军机，自辛酉以来的军机阵容终于展开了一段稳定的历程。以恭王为首，以下“两满”（文祥、宝鋆）、“两汉”（沈桂芬、李鸿藻）的结构，维持到光绪二年（1876）五月文祥病逝，才开始有变动产生。也就在这段时期，由辛酉以降一直有山雨欲来之势的南北派系，终于在决策核心有了久居其位且备受推重的领导人树立标的之后，迅速地集中资源，并开始了实际政治运作中的权力抗衡。

在此时期，南北派系先以政策论辩而见其大异，各聚士论，门户愈张。进而为巩固权力基础，一方面争取决策主导权，一方面削弱对方之竞争实力，逐步深化斗争。由同治九年至光绪四年间，有三件史事正可反映此一发展步骤，分别为同治九年之天津教案、光绪三年李鸿藻丁忧免直与王文韶的入枢、光绪四年沈桂芬简黔抚事及其后引发之沈桂芬与荣禄的政治角力。

1.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在同治九年五月廿三日，数千名天津百姓聚集在法国天主教教堂前表示抗议。此举导因于近来天津频频发生人口失踪的案子，而市嚣传言此乃天主堂中的洋教士有利用所属育婴堂拐带儿童，杀害婴儿，并加以剜眼剖心，以为炼制邪药之资。儿童失踪、无知谣诼与仇洋情绪纠结在一起，愈传愈激切，遂有此日之事。

事发之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认为天津地方官员对此种态势不认真予以弹压，遂带着书记官西门前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处“交涉”，实则咆哮威迫衙署。随后，丰大业等又来到教堂前，并与在场处理群众滋事的天津知县刘杰发生冲突，丰大业持枪击伤刘的随员，遂引爆群众情绪，群众砸毁了育婴堂，焚烧教堂以及多处教会建筑，并入劫法国领事馆，殴毙丰大业及西门，并十名修女、两名神甫、四名法国男女、三名俄国男女及三四十名中国教徒。

五月二十六日，驻京的各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递送《致恭亲王及各大臣函》，此函措辞颇强硬，要求中国政府代为伸张正义，并重新保证在华外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并且在函中指出此事是有组织的排外事件，而提督陈国瑞指挥会党在后操纵。外人的指控，使朝廷在处置措施的拿捏上更见困难，因为这极可能须牵涉对部分官员直接论罪的取舍。由此，在历次廷议上，南北两位汉军机大臣，在处置基本态度上，渐见壁垒。

基本上，在南北两派之中，以恭亲王掌枢之地位，自不宜有所偏袒，但以私衷而论，恭亲王一向较近南派，似不算过分之推论。一者，恭亲王在辛酉政变中的胜利，非南士之运作不为功，曹毓瑛即代表人物；再者，南士在洋务办理上，一向有较明敏通达的态度，这对颇须耗神于对外事务的恭亲王来说十分重要，而沈桂芬正是此道之干才，更令恭王倚重。相对于此，李鸿藻与恭亲王向不称亲近，甚且在治丝益棼的天津教案处理期间，又秉持北派一向对洋务伸张“春秋大义”的路线，屡屡对抗形同代表恭王的宝鋆及沈桂芬之立场，更造成恭王与李鸿藻的疏离。由同治年间的经验，再到光绪初期的几番升沉，遂使南北派系更见分明。

2.李鸿藻丁忧免直与王文韶的入枢

光绪三年九月十一日，李鸿藻本生母姚太夫人病故，李旋上疏乞俱服三年。李鸿藻的免直，使军机上再补一席汉臣成为当务之急。但此次人事之议，却至光绪四年二月五日方有旨意，且是由上年十月甫自湖南巡抚内召，二月二日方到京的王文韶入直学习行走。

以王文韶在湘将近六年，平黔苗及湘省民乱，“内治称静谧焉”的政绩，内召署兵部侍郎，再予补实，应称合理；但入直枢垣，便有可商榷的余地了。何况以王未经翰林之资历，而于四月又补礼部左侍郎，这便更与向例有所不侔。及至七月，在毫无相关资历的情形下，王又兼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亟于接收李鸿藻资源之用心，愈见切实。这便难怪时人对此皆有认王乃沈所援引，其目的在求厚植南派之势的看法。[12]

王之入枢，打破了南、北两派近十数年来于决策核心各占一席的惯例，北派魁首不得已而免，却有此事，其用意更见昭然。对照于前此恭王、宝鋆与李及北派关系之演变，李鸿藻在军机上之孤立，终于由议政时的压抑，发展到了权力布局的消长。北派经此一变，突然从权力核心的在朝者，一下子成了真正的在野派。这便不只关系李鸿藻个人进退，而是未来北派——至少在恭王执政时期——于权力版图中可能面临全面萎缩的现实了。

北派为求扳回下势，遂将派系间争斗的水平全面升级，终成水火之势；而北派长期以来与恭王一系不相能，至此亦可化暗为明。

3.沈桂芬简黔抚事

要谈此案，除前文已述及的南派领袖沈桂芬之外，两造关键人物的另一人——荣禄，宜稍加介绍。

荣禄，字仲华，与文祥、桂良等重臣同样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瓜尔佳氏，祖父塔斯哈曾任喀什噶尔帮办大臣，父长寿及伯父长瑞曾分任凉州、天津总兵，但分别于回部张格尔及洪杨之乱初起时殉国。有此两代忠烈之条件，几即注定荣禄之腾达必易于常人。尤其在同治初年，朝廷设“神机营”，荣禄以五品京堂，充翼长兼专操大臣，再迁左翼总兵。熟悉晚清历史者应都明白，实际指挥神机营者，即醇郡王奕，彼岁由此与醇王建立了密切关系。恩眷隆盛时，荣禄甚且集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及总管内务府大臣三要职于一身，时值光绪四年，亦沈、荣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

荣禄与李鸿藻之亲近，时人多有述及，相对于与李鸿藻之亲近，沈桂芬与荣禄之间却于当年穆宗驾崩时，即有宿怨，沈桂芬疑简黔抚之事，乃李鸿藻在丁忧居停之中，联络荣禄由内廷路线对沈桂芬及南派所进行的反击，应该是合理的推论。

沈、荣之争，标识了南北派系已由庙堂之上，以政见为核心所进行的权力角逐，进展到以人事倾轧——此种权力版图最赤裸的方面——为核心的阶段。既已至此，则理念与手段已无明显分野，政见亦只成纯粹之党同伐异的工具。

尤有进者，汉官僚之派系对立，又与满洲亲贵中，自同治初期即领导政府，但与借垂帘实掌权柄之慈禧隐然对立的恭亲王奕，因其异母弟，亦为慈禧妹婿之醇郡王奕，对乃兄辅政路线之异见，引发其间之权力意识抬头，而致矛盾逐步纠结。

醇郡王自同治初年以来，迭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弘德殿总稽察，尤其是亲自管理了被其视为朝廷武力新锐的“神机营”，几年下来，颇觉踌躇满志，也渐不耐为池中物了，凡有机会，总力求表现，尤其似每不自觉地以恭亲王作为比较对象。前述天津教案最后在有限度妥协的情形下结束，醇王仍极感不满，最终以“在事诸臣，汲汲以曲徇夷心为务”，故耻与同列之理由下，愤而辞去一切差使，直到翌年正月廿六日方销假。也就在这段时间，醇王以手缮密折面呈太后，对恭王进行了直接的攻击。论者每以此疏关系晚清之成败极深，最直接之影响即“鼓励守旧派之气焰，虚憍言论因益嚣张”。[13]以此较于前引六月廿五日之会议过程，则相争之势不但未敛，反而愈显。此又岂仅止于恭醇之间，或新旧之间，盖一切党同伐异，缘之益可盘根错节，且益能以高论，甚且清议之形式，包装其中派系利益之色彩。此点于日后北派之作为，特别明显。

“南北派系”与“恭醇之争”的逐渐合流，遂埋下光绪朝前十年政局变异的伏笔；加上亟欲扩权的慈禧，以其垂帘持柄之高度，从中操作，终于指向光绪十年朝局的翻覆。

二 派系之争与政务影响的深化

“南北派系”失衡与“清流党”的产生

“清流党”系指光绪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是，搏击权要，全面发挥中国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遂有“清流党”之称。

有关清流之历史渊源，本章所真正关切的，仍在清流与南北派系之争的联系。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若无光绪三年九月李鸿藻的丁忧，清流党是否会在光绪朝前十年间有如此积极的表现，还有待商榷。

历来有关清流党成员的界定，除清人所云之“四谏”——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宝廷外，加上邓承修、陈宝琛及吴大澂，是一般研究者所认定的。[14]而此一阵容，于奉李鸿藻为宗师的北派来说，其实只存在亲疏，而不存立场之别。其中张佩纶、张之洞及宝廷，更被视为北派之中坚。其余诸人，亦“皆高阳李文正公之羽翼”。[15]简言之，清流不介入南北之争，则未必有斯后之畅旺；北派不有清流之角色为工具，亦难以在优势尽失之情形下开创局面，二者实为一体两面。

清流与北派互为表里，展现于外者，则其凝聚力之强，绝非一般抽象之清议者结合可比。言事之步调，务求一致，因此而有“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多以公（指李鸿藻）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折，亦先得公之同意”之现象；[16]而清流中人彼此互为揄扬荐举，固有对彼此才干与致用之志的肯定，就派系运作之实质论，无非为占缺卡位，寻求人事上更有利之升迁路径，扩大权力版图，如“两张”在光绪五年后晋升之快，便令李慈铭有“张有文学，以上疏为特知，然亦内有奥援”之批评。[17]“内有奥援”，非李鸿藻谁何？凡此，实非一般理念相近云云，所可穷其底蕴。

光绪三年底起，清流之搏击开始转趋积极，已如前述。初时犹以地方督抚、基层官员及外派使臣为对象。既未受抑止，弹奏对象开始指向京官大员，自光绪四年下半年起，与南派关系密切之大吏，包括崇厚、万青藜、董恂、童华等部院主官纷纷被劾，且终致开缺，言路大振。对军机之实际主持者的恭王及南派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项警讯。

西北变局与派系倾轧的加剧

1.崇厚使俄案

新疆回变于同治九年（1870），随浩罕回酋阿古柏据天山南北而成势。同治十年，俄乘机由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伊犁。总署照会俄国，质问占领之理由何在，俄称乃代中国收复，俟中国号令一旦可达伊犁，定然奉还。及至光绪四年，在左宗棠主持下，天山南北路逐次肃清，这便令俄国必须履行归还伊犁之承诺。

其时使俄人选之决定过程中，一度曾将曾纪泽列为主要考虑对象，但终因沈桂芬力主由崇厚出行，才使任命案最终底定。[18]以其时沈桂芬在外交决策上已是实际主导者之地位，崇厚有此，沈、崇之关系自不在话下。

崇厚抵俄后，经长时间之谈判，光绪五年底已告完成。全约共18条，其于中国之唯一所得，真的只有“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除此之外，其余17条条文有16条是载明中国须履行割地、通商、偿款等义务。揆其大要，无异“将中俄一隅问题，扩大为全面交涉”了。[19]

消息抵京，朝野震动。清流对崇厚原就不存好感，行前议论纷纷，而枢垣未依，结果一一应验。恭王以降之枢、译诸臣固感气折，清流中人当然更是为之沸然。此于北派而言，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

于是十二月初五日，张之洞一马当先，上折言宜战，搭配盛昱与以王仁堪为首共22人署名的两份“主杀使臣”的折子，[20]颇有先声夺人之势；此后宝廷、黄体芳及张之洞又轮番封奏，持续加温。清流的意向，形成一股牵引决策的力量，甚至连垂帘的两宫都受到强烈感染。十二月初十的廷议上，两宫即有“此事委曲已久，不意要挟至此，万不能忍，若再从之，上不能对祖宗，下不能对天下臣民”之谕，[21]遂致崇厚以办理伊犁事件不善，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

诸端纷杂，千头万绪，但若细理其中线索，问题的根源，实在清流，及隐身于清流背后的北派；而清流之奉李鸿藻为宗师，已是朝局中一个现实。即以此次中俄伊犁交涉，李鸿藻的意向，仍是清流议劾的一主要依据。今日，我们可见到其时俨然是清流党在伊犁事件中议论的主攻者张之洞，致李鸿藻的二十六通密函。在这批多用暗语，且不附日期，但皆谈中俄伊犁交涉的密件中，有对条约内容的讨论，有对决策者直率甚至严厉的批评，几皆与清流之立场及议论相合；而“所望惟在公耳”，亦甚见其怀。密函之中，对南派的攻击，实是基调，[22]派系交倾，跃然纸上。

光绪六年正月十七日之会议，崇厚被依“增减制书”律，拟为“斩监候”，并于二十三日上谕确定。其后数日，并分有多道廷寄，命多处封疆大吏筹办防务，加上正月初八，李鸿藻服阕奉旨仍在军机、总署上行走，一时令清流士气大振。不过，中俄交涉发展的扑朔迷离，尤其是清廷决策内容的起伏，令在中国具重大利益国家开始沉不住气了，英、法两国尤其忧心，先后表达调停之意，并劝免崇厚之罪，以求和平解决。这对主其事者而言，自然是个机会，加以重要疆臣如直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等，都以为应从英、法之请，如是则可“结欢于两国，俄夷换约之事可因之以求缓颊”，[23]总署遂递密折请旨，一时天平似又倾向南派；新约之成，乃成早晚间事。

中俄伊犁交涉的发展，最终虽南派仍算保住决策主导权不失，其实已有捉襟见肘之势，沈桂芬尤其独当清流锋锐，保和局，保崇厚，亦所以保南派，心力交瘁，可以想见。最后之转圜，几全在被动中经营出来，也赖诸多因缘凑巧，不可不谓险。唯最险者，仍在北派阵容愈整，处处主动；而南派与一向倾重的恭亲王，却已暮气渐深。

2.云南报销案

光绪六年十二月廿九除夕之期，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久值军机、总署的洋务当家大臣沈桂芬，于是日巳初二刻溘然长逝。

沈一下世，南派顿见群龙无首，王文韶以枢垣行走，遂成沈之继承人，一下子被推到南派领袖群伦、抵挡北派锋锐的最前线。只是，论起资望及政治历练，王比沈都差一大截，甚且比起其在军机中之同年李鸿藻，无论经历或帘眷，亦皆不如，遑论清流一向视王文韶如眼中钉，亟欲去之而后快。清流中人亦自言从王入枢以来，对彼之纠劾“无岁无之”，[24]致怨之深，可想而知。相对于王文韶的彷徨，北派固不致因沈之作古而“弹冠相庆”，唯“沈卒后公（指李鸿藻）势大增”，[25]毕竟是一个政治现实。诸端辐辏，朝局又将多事矣，首当其冲者，自然是王文韶。下至光绪八年，终来大举。

“云南报销案”的缘起，在光绪八年七月，一位甚见活跃的御史陈启泰上奏，参劾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经该省粮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来京汇兑银两，托贿关说，上谕派刑部尚书潘祖荫及理藩院尚书麟书确切查明。

九月初一，邓承修首先发难，且摆明直挑王文韶，张佩纶随之而出，半月之内，连上三折，且蒙召对，致力者唯一道：请罢王文韶。既攻报销案，甚且议论及于王之私德。[26]

张折既上，王文韶乃于廿二、廿四日，两度乞奉亲终养，皆未获准。[27]而事实上在廿二日之前，王已请假十日，案情发展之疑虑与清流之力唱罢论，显然已令其不安于位了。随着此下数日，案情更趋扩大，王文韶遂于十一月初五三度乞请开缺，终获慈禧首肯。但经此一事，南派声势更见低迷。

中法越南冲突与派系对决

就在前述王文韶乞请开缺获允的同日，两位南派部院大臣翁同龢与潘祖荫，奉旨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来年（1883）正月，潘氏即因丁父忧开缺，南派枢垣领袖之地位，即由资历稍逊于李鸿藻的翁同龢应机而出了。

历经同光两朝，南北之争背后的阴影愈形巨大，且愈形沉重。主要原因，自然离不开两个隐身在此阴影后的人物：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只是，一如北派与南派的此长彼消，慈禧与恭王之间的权力比重似亦由此愈见落差。于是，同一时间已在发展的中法越南冲突，就成为前此派系对立能量累积，与幕后操作者阶段性的决战点。

对以垂帘执持权柄的慈禧而言，首要排除对象，自是多年来掣肘其扩权的恭王。南北派系与恭王亲疏之别，正是慈禧运用操作的筹码。另一方面，与慈禧关系更为亲近，却又颇思挑战乃兄高度的醇王，便成为慈禧取恭以代的关键角色。“恭醇之争”与“南北派系”，到此彻底合流，并以越南冲突引爆，“倒恭用醇”之伏笔遂作。

法国自咸丰末年以来，有计划地对越南进行侵略，先后于同治元年、同治十三年，与越南签订两次《西贡条约》，在此二约之下，法国固然为越南之脱离中国做出了法理上的准备，但更重要的，却是要使之成为法国通往中国西南门户的锁钥，尤其是控制北圻红江的通行权。不过，由于越南仍求固守与中国之宗属关系，而中国对法国之期望亦无积极反应，与中、越商讨而久无结果后，光绪八年四月，法军再度攻占北圻的河内，进窥滇越沿边，遂再次形成了中国西南的紧张局势。

整体氛围如此，清流也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了，以张佩纶为主论者，上折不断，由宗主国不容法国凌欺藩属及不许越南与之私订盟约，谈到越南与滇、粤的不可分；尤以坐视越南亡胥，必鼓励日本放大胆量侵吞琉球，尤其法国在欧洲诸国中现势最为不利，若示弱于法，则必见轻欧洲各国，群起要索，如此，则“但知战败之患大，而不知和之患更大；但知增防之费多，而不知和之费更多”，言之极切。[28]

事态的发展已渐渐偏离恭王及李鸿章等外交长期掌舵者“和”的主旨，刘永福在千里走边的唐景崧鼓励下，主动向盘踞北圻的法军袭击，并有斩获的消息，使主战派士气愈振。此既着眼于张国朝力护藩属、抗击外患之大义，实亦对倾向主和持稳路线的南派步步进逼。然主和一道，南派背后是掌枢垣的恭王，这就使意在恭王的慈禧，对北派清流言论之张弛，有更大的操弄空间。于是，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慈禧决定派醇亲王“会筹法越事宜”。百年以降，论者有指此为“恭、醇两王内廷势力消长之始”，诚是的论。[29]

时机需要等待，布局却须先行开展，这便不能不提及一个人：孙毓汶。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州人。其父孙瑞珍于道、咸之间，历任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及户部尚书，其时与翁同龢之父翁心存，正好皆在部院大臣位阶，故有世交之好。孙毓汶与翁同龢且同于咸丰六年（1856）成进士，翁为状元，孙为榜眼，旋同入翰林。不过咸丰八年，孙瑞珍下世，孙毓汶丁忧居里，又正逢发洋两乱，孙毓汶在籍办团练，却因抗捐，被僧格林沁严劾，恭亲王其时总理抚局，对孙“世受国恩，首抗捐饷，深恶之”，办了孙毓汶“革职遣戍”。僧邸之参，实在恭邸之恶也，《清史稿》中已然说明。孙、恭邸之恩怨，自此即始。相对的，醇王会筹法越事宜后，“毓汶以习于醇亲王，渐与闻机要”。[30]今日观之，“机要”也者，实即光绪十年三月的朝局之变了。

光绪十年的朝局之变，究其根本，实即慈禧“倒恭用醇”路线的实现。醇王诚事件之总其成者，而出谋划策在孙毓汶，《清史稿》行文已隐喻之。士论之间，亦有如同“那拉后主持于上，下唯孙毓汶实有默契焉”之记载甚多。[31]

“甲申易枢”与派系格局的翻整

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在其掌权生涯中，演出了第三次将枢廷完全抛在一边，内召御前、大学士及六部尚书等重臣，直接交代谕旨的戏码；亦是彼继咸丰十一年辛酉政变之后，第二次尽罢枢垣诸臣，存在内心多年“倒恭用醇”的路线，到此实现。

十三日尽罢军机后，同日即组成新军机，由庸懦无能之礼亲王世铎顶恭王领枢；其余成员包括户部满、汉尚书额勒和布及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及后添入之刑部右侍郎许庚身学习行走。此外，三月十四日，即有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会同醇亲王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32]醇王用事之愿，毕竟达成了。整个军机中，除孙毓汶、许庚身二人较被畀以大任，而孙用事尤专外，[33]礼王纯代醇王占领枢之缺而已，阎则借以示外以整顿之心，至于张之万及额勒和布，伴食而已，顶顶台面。其中张之万之入枢，或亦有安抚北派之用意，盖之万为之洞堂兄，而朝局翻覆，北派长期以来主战施压，亦为主要成因，不料李鸿藻竟亦出枢，势不能不稍加安抚。

自同治元年南北同治格局开始浮现以来，南派与北派首度完全被排出作为权力核心的军机。对作为北派第二梯队的清流中人而言，如果内恃高阳、外仗清议的资本，是彼等一向赖以争取帘眷、打压南派、扩张权力版图无往不利的固定模式，张佩纶、陈宝琛等清流中人此时恐怕已经开始感觉到事情不对了。

揄扬清流，在于彼作为高阳羽翼，搏击南派不遗余力，且有书生格调，壮其气以为武器，而实施压恭王，慈禧自有其盘算。一旦恭王已倒，什么南北派系，什么清流浊流，已不具意义矣。甚且留此群言路健辈，对慈禧之专权反成累赘。

于是，借由让清流一派主战书生督办军务，顺以此后中法战事之失利追究责任，清流势力由此崩解。继翁同龢、李鸿藻被罢去军机，近二十年南北派系格局为之动摇后，清流作为北派主干与接班势力而受此重挫，终令北派汉士之传承，为之败坏，李鸿藻即使于甲午再起，一以耄耋，一以班底全失，亦已无力回天。南、北二派，甲申之后固尚有发展，惟已全失其过去二十年来作为决策核心运作主流之地位，只愈成残酷之权力拼搏，下开甲午之后连串国权沦丧之难，而终导向戊戌之又一大变故。

三 “帝后党争”浮现与派系分合的激化

“恭醇”与“南北”两满汉派系争斗之合流，与慈禧之操纵，极大地改变了晚清政治权力结构与派系互动的格局。恭王的退出政坛，使自咸丰初年形成之恭系势力，烟消云散﹔醇王一系虽取得权力斗争之胜利，但以醇王与其派下新决策核心较诸已倒之恭系军机的素质，几乎难以避免地沦为慈禧个人操弄权力的工具。惟此一情况，将随进入1880年代后半，光绪帝亲政日近，而浮现新政治结构。

光绪亲政前后的政治情势

已将逼近之光绪亲政，与或可称为“后慈禧时代”的即将来临，无疑牵动各方势力的算计。此中冲击最大者，尤在慈禧，与其垂帘时期，备享权力，却对光绪充满不确定感的内外派系。内廷之纠葛，固为权力矛盾之投射，惟权力竞逐之坛场，究在外朝。欲于权力角逐中掌握积极主动，则万绪所本，实在人事一端。若云权力斗争中，所较即为人事布局，谅非虚词。光绪十五年（1889）德宗亲政后，布局之事已然展开。当此之时，慈禧多年柄政，在整个权力结构中盘根错节、罕有死角的优势，便易显现，甚且帝系人马，亦可巧为运用，以达其目的。相对于此，德宗往往只能在局内“作活”，难以主导。此势于日后愈见鲜明之帝后权力斗争历程中，几是一以贯之。

先就中央而论，自甲申易枢后，醇系人马掌握军机，枢垣以醇王马首是瞻，灵魂人物孙毓汶尤为西后亲信，慈禧得能直接掌握，他日只要此结构犹存，即令撤帘，慈禧仍能持续其左右决策之影响力。此由光绪亲政当年，军机大臣许庚身病故开缺，继入者仍为亲后党之徐用仪，[34]即可见之。此外，光绪十四年归政前夕，两项易为人忽略之人事安排，尤见西后布局之深意，此即以吏部尚书徐桐，于军机大臣张之万晋升体仁阁大学士管户部后，授协办大学士，并先后成翰林院掌院学士与上书房总师傅﹔[35]另则由西后爱将，时任镶蓝旗蒙古都统之荣禄，充领侍卫内大臣。[36]此二项任令，若能明其时帝后双边渐成之阵营结构，当可见其旨。盖徐桐之用处，在以其上书房总师傅与翰林院掌院学士之任，盯住翁同龢及其一班以翰苑新贵为主力之南派门人﹔而荣禄之要紧，则能以其职司内廷宿卫之实权，为西后之耳目。徐、荣二人之政治属性，除一贯忠于西后外，与翁氏不甚对头，亦为彼二人之共同点。徐桐之迂滞守旧是出了名的，时人有视之为李鸿藻之外，北派之另一代表，[37]惟终不及高阳之夙望，以其学问与格局，实非士林魁首之器。彼与翁氏曾同于穆宗时在弘德殿行走，徐之授读虽远不及翁，却自此建立内廷路线。后与翁氏由议政差异，加上南北对立渐烈，两人由“意见更深，至其后则成为仇敌”。[38]

至于荣禄，以功臣之后，庇荫而起，入神机营系统，复以自身之干练，受恭、醇两王赏识，兼以西后器之，光绪初年已晋身卿贰，门面大开。却因与北派李鸿藻交善，于沈桂芬大张南派阵势时，代为出头，终致跌踬。经此一挫，近十年来荣衰互见，情何以堪？帝后对立之局既可预见，此时用以与役，正其时也。慈禧以此操盘，其中之弹性空间愈大；进退取予，端视现实耳。

中央之布局有此，地方亦自有其重点安排，甚且开展得更早。惟以自太平军之役后，地方督抚多为湘、淮系宿将所踞，是以，除逐步布建觅缝外，更见地方派系间之彼此牵制。以卫戍京津、资源最丰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来说，光绪十年之前，李鸿章固已为朝廷倚为柱石，但以其与恭王互动合作之密切，不能不有所制衡，此尤以光绪七年起，以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一职授甫收新疆而炙手可热之东阁大学士左宗棠最见痕迹。俟光绪十年后，因恭王倒台，新格局犹待展布之际，转而利用李鸿章所面临充满不确定性之忧危心态，由醇王着意拉拢结纳，透过资源之取予，达成进一步收编之目的。但若由与亲帝党势力之互动的角度来看，情势对李氏与北洋，实属不利。虽然光绪自亲政以降，仍处于探测其在慈禧布局阴影下之权力底线，并期盼其实权得稳定扩充，而无何大事更张之动作，但透过每日书房形同“独对”之固定互动，翁同龢与南派新贵之渐形活跃于权力坛坫，终是实情；而翁氏对北洋之开展设限之基本路线，也依旧强势。尤其光绪十六年十一月醇王下世，使李鸿章与西后乃至德宗之间，失去一个中介或转圜的关键触媒后，北洋政治影响力之流失，更难阻遏。

惟即令李氏于政治权力版图上，已移向亲慈禧之一方，制衡之形实仍在。依此，除两江一缺，仍持续以畀老湘系外，慈禧自甲申之前，即已由北派阵营中拔擢培养，且升迁甚速之张之洞，此际显成西后进退可据之桩脚。由光绪七年以内阁学士授抚山西，光绪十年中法越事兵马倥偬之际，入督两广，至十五年已迁湖广总督。识者或犹记昔年李鸿章即由此而跃向直隶，大开局面，则此举于合肥衷心有何意示，今固难知，惟南皮与西后之特达恩遇，毕竟非他官僚可比，即今人思之，亦不能无联想，何况老于官场之李氏？

慈禧另一颇具权谋之安排，当推以自甲申后与李氏渐成最大政治对手之翁同龢出掌户部。[39]令翁氏掌地官，不啻在淮系北洋与翁系南派之竞争中，令翁氏得掣肘以资源丰沛为得力点之北洋一利器。此或可能令翁与南派势力稍张，惟西后可收不令李与北洋扩张过速，且为与翁氏抗衡，势需进一步向后党靠拢之效。

西后所踞之制高点，诚亦即将亲政之光绪所必取之者。然光绪在人脉上之弱点，使其往往只能在局中被动作眼，以争取一定均势之维持。如果在亲政之前，令慈禧于基本人事布局上已占尽先着，光绪显然伺机以求扳回些局面。而光绪之所倚重，端在自开毓庆宫书房以来，十数年亦师亦父的翁同龢。

如前所述，翁氏初入权力核心，在光绪八年十一月，顶替甫因“云南报销案”而被北派攻倒之王文韶，在军机行走，但旋于甲申易枢后，与恭王、宝鋆、景廉、李鸿藻等，一并出枢。当日诸人，皆于此过程中，各受极实际之打击。翁氏虽亦退出军机，但只遭革职留任，且革留之处分，当年十月即蒙慈禧五旬寿庆，加恩开复﹔[40]更重要的是，易枢之谕中，令彼“仍在毓庆宫行走”，保留了翁之权力纽带中最重要的一环，他日证明至为关键。

自入光绪朝以来，随翁同龢在官僚体系中地位之逐次拔升，与再为帝师之崇隆身份，其于各科衡文抡才大典之影响，亦愈巨大。甲申（1884）之后，翁氏实际地位之不降反升，更使翁氏几乎主导了每一场其所参与之重大考试。此不仅进一步确立其士林巨子之地位，为常熟门下开一代人才之盛，亦成南派势力再起之根本依凭。

相较之下，甲申易枢前，气势大好于南派，却同跌踬于朝局翻覆之际的北派，在翁同龢与南派新锐们门面渐次大开的同时，却是另一派荣枯互见的不同景象。自甲申三月，时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的李鸿藻，以“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之谴，被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后，直至来年（1885）二月，始奉旨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令人不胜唏嘘的是，此缺正是整整二十年前，李鸿藻将入军机行走前所得授者。一场政潮，毁了近二十年在官僚体系中之努力，诚不可不谓重挫﹔但更形雪上加霜的是，其于过去二十载苦心孤诣，拉拔培练之北派第二梯队人马，所谓“清流党”者，也在稍后中法越南之役中，以会办军务而全盘皆墨，加以其后当政者对其他“清流党”人一阵似显刻意之抑压，而告土崩瓦解。兵败之日，张佩纶函李鸿藻，作“师徒挠败，上损国威，下惭知己，腆颜治事，北望神驰”等语，[41]适成夕阳悲歌。

李鸿藻浮沉于革职留任边缘的年月，与翁同龢引领之南派阵容渐盛同时，更局限了高阳扩张派下成员之可能空间。加以翁、李与德宗亲疏有别，光绪亲政后，李氏之政治影响力，自然更不及翁同龢，北派若还想在决策圈中占有一席之地，向西后靠拢亦不足意外。尤其昔与北派相善者，多已渐成后党中坚，荣禄尤为关键，更易加大李鸿藻与北派残余势力之政治倾斜。但不容讳言者，当荣、李再度结合时，人们或已忘却：光绪初年，荣是站在李氏与北派旁边的一员；此时，则是高阳与几乎快消失的北派站在荣的旁边。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派系角力

光绪二十年四月，自本年三月间起事之东学党徒，攻陷全罗道，一时声势大涨。四月廿八日，朝鲜求告入；五月二日，清廷定议出兵，并依光绪十一年，为解决中日两国因朝鲜“甲申事变”所引发之对立，而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知会日本。惟五日之后，朝鲜政府已与东学党达成妥协，占领全罗道之东学党叛军，宣布退出。这便使中、日双方出兵理由宣告消失。其时清军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进抵牙山，[42]但以事平，奉旨“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43]然此期间，日方已启动其预设之“军事主动，外交被动”机制：在军事上，继续派兵入韩，分由仁川、釜山登陆，以扼要害；在外交上，则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以“独立”“改革”两手并用之法，拖延清廷反应判断，及日方更有效布局之时间，并向朝鲜政府积极施压，以落实日本版之所谓“内政改革”及“独立属邦”计划。及至五月十九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以所谓“第一次绝交书”照会中国，[44]拒绝撤兵，清廷方真感事情严重。

三天后（五月二十三日），一道廷寄发往北洋：

现在日本以兵胁议，唆使朝鲜自主……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急迫，设协议已成，权或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着。……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着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前派去剿匪之兵，现应如何调度移扎，以备缓急之处，并着详酌办理。俄使喀希尼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沉几审查，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45]

此件密寄，堪称自事态渐峻以来，德宗首度向李相发声，由前引内容，不难觉出异于昔日朝廷柄政者对待合肥的一份严肃气息，连“身膺重任”四字，在通篇看来，非只不带一丝寄望殷深之情，反多一重耳提面命之意。上谕末段言及联俄之意，尤充满不信任之感。事态之严重，于李鸿章而言，殆不仅在韩事之日非，更在来自朝廷之巨大阴影，似已渐覆北洋上空。以李相政治经历之丰与思虑之深，焉能见不到此廷寄背后蕴积之斗争能量？

李鸿章在此一月中，于军事调度或行动上，始终极主持重，对辖下亦再三申令，并不断强调审慎乐观之情绪。李鸿章之所以能有如此态度，甚且以避免提高自身战备，减低擦枪走火之危险，当在彼恃有其可行之方针。此中思维，一言以蔽之，仍在“以夷制夷”，而所以制东夷者，就地缘政治条件论，则北夷也。“联俄制日”之原则，于此正式抛诸台面。

俄对东事之姿态，对中国具一定之正面帮助，惟此中感获益最多者，恐即为李鸿章。自韩事初起，合肥在军事措置上之保守与迟滞，不但难见容其时之德宗与一班翰詹新锐之清议，时至今日，亦往往难曲容于史家之论。然而，就李相而言，此中实有太多难言之隐。

自德宗亲政，而慈禧结束所谓“训政”，退居颐和园后，李氏明显感受到与中央渐行渐远之现实，尤其天平强烈倾向其政治对手翁同龢与彼所领南派之一端，更令李相长期统领北洋，班列辅臣、疆臣之首的地位，即便不是岌岌可危，也似日近黄昏。此于长享中外尊荣，坐拥庞大政治资源之合肥与淮系北洋而言，其情何以堪。惟此一现实中，更令李鸿章冷暖自知者，在二十余年前，其人地位之崛兴，因有淮军成朝廷缓急可恃之主力；而今朝廷似只缺临门一脚，却未能将彼踢落北洋宝座，竟亦只因其手上掌控之淮军。李氏甚明彼何能在此时犹踞此座，是以，力保淮军与北洋海军之实力，已为合肥刻下行事之最高指导原则。由此一点，我人方能真正领会李相何以自东事以来，总将一切解决之方法，寄托于外交手段、国际调停，也更能明白何以喀使以津而不以京，为联系表态之管道；盖虽迂回，却能相通也。相较于此，一方面，德宗自亲政以来，决策权威之建立，犹在未全，正跃跃于以此一战，达其立威固权之目标，尤其扶桑蕞尔旧邦，毕竟较船坚炮利之西夷，处理起来要有胜算得多，是以不宜示弱；另一方面，较诸其门生天子，翁同龢所以看待此一外交冲突之角度，就更多元且积极，而此亦正李鸿章所最感忧虑者。所谓政治对手，往往即是这般的所虑者同，所立者异。李鸿章亦明白，这对掌握决策地位的师生，为达其政治目的，对耗损淮军及北洋海军，恐不会因何利害考虑而手软。

就在六月十二日上谕催李鸿章速筹战备以调派，[46]而李鸿章犹对在朝鲜之叶志超添兵之请，持恐开衅之议，逡巡徘徊之际，[47]六月十三日，上谕颁下：“本日据奕劻面奏，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思广益，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等语。着派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详议，将如何办理之处，妥筹具奏。”[48]

军机诸臣再迟钝，此时亦应恍然。翁同龢终于由一书房中之帝师与幕后献议者，重新走至决策核心之前台。对刻下之军机，尤其实居枢纽之孙毓汶来说，德宗此一人事安排，不能不令彼等触目惊心。十年前，当中法越事日沸之际，已故之醇亲王，不正曾奉懿旨与军机、总署会筹法越事宜，而成日后罢黜以恭亲王奕为首之全班军机的“甲申易枢”之前奏？而今德宗以近乎相同形式援入于中日朝事日沸之际之两大臣，正甲申所遭罢降之军机旧成员。昔年西后以醇王人马倒恭王军机而权大张，今德宗竟欲借恭邸军机再翻醇系阵容以抓稳实权耶？此中用心，非自多重派系纠葛考虑看，谁能真透析之？

随此下中日两国终究于朝鲜开战，淮系北洋海陆两军先后重挫，李鸿章固深受冲击，德宗所承感者，当更在合肥之上。盖如此惨重之折损与难堪之败退，不但对前此较所有臣工更倾向一战之德宗，形成信心上之打击，更可能因而转为对德宗判断力之质疑，而进一步动摇其建之不易的领导权威；而加深皇帝领导地位之权力根柢，正是德宗力求一搏，强硬以对日的关键因素。既如是，则此路只可坚定意志，或云硬着头皮走下去，苦撑待变，或见转机；一旦回头，则前此之努力必大打折扣，徒然为慈禧与亲后官僚在天平上加码。

相对于德宗，翁师傅对这位天子门生之考虑虽不能无理解，并为绸缪，毕竟对淮系北洋之迁延瞻顾，以至偾事，不能无愤愤；于与李鸿章相呼应，百般掣肘之辈，如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更已失却耐心。于是，翁拉拢大老同仇敌忾之情，联系派下力搏诸“佞”之识，便更趋积极；由此，南派言路少壮之新一波攻势升级而起。

在翁系南派对军机中两大倾李要角孙毓汶、徐用仪的连番折攻中，每指孙、徐二人企图以种种欺蒙作为，干扰德宗之决策判断，阻挠德宗之主战思维，罪属欺君，事在不赦也。孙、徐之敢于如此，必有其恃，且此恃足可令孙、徐之辈视德宗形同虚位元首也。以孙、徐二人之政治关系，则此恃为何，岂不自明？如此愈趋深化的派系攻伐，对象甚且已直指阻挠主战思维者之所“恃”的高度，将届花甲的老太后决定结束观望。透过向领导总署、职司情资掌握之奕劻垂询，慈禧等于宣示将直接过问这场战争的相关决策。[49]

对翁同龢而言，此一情势，其实在分寸拿捏上是颇费周章的。翁师傅诚愿助其门生天子乾纲独振，并同时扩大南派之权力版图，但应避免事情发展成帝后间的一道权力单选题，甚且是零和游戏。此一立场，长期作为皇家西席，同受两宫恩眷的翁师傅，该是清楚的。因此，以翁氏之思维，其乃求透过削弱包括北洋与李鸿章，及枢廷中长期与彼同声一气之旧势力，并局限住如北派与李鸿藻，及神机营系统等势力之发展空间，以创造南派清流作为新政治主流地位，并借之协助德宗完成最高权力之收束，及辅佐光绪开创一代明君之伟业。惟此中应力避者，乃形成皇帝对太后地位之正面挑战，否则不免治丝愈棼，徒增争议。

只是，即令德宗与乃师君臣相得甚深，作为南派魁首的翁氏在这一点上，仍不免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了。相对于翁氏之扩大南派权力版图以佐德宗，并进一步强化南派之主流地位，德宗所仰仗于翁氏及南派的，其实正是扫除与西后之间权力关系暧昧不明，致其无法完全执政之根本障碍。一定程度来说，这令翁氏与南派终须面对在德宗与西后间选边站的关键问题，而不容翁氏为自己与南派——其实，翁氏相信此亦是替德宗着想——打着“尊后扶帝”的如意算盘。如果翁氏认为此一路线乃为德宗完全执政，创造最大可能之南针，则德宗恰认为这是完全执政最不可能实现的死路。说穿了，师生考虑中之矛盾，实亦在以自身利益与需求为出发点，所造成之差异。来日于戊戌（1898）将出现且极为致命之裂痕，实早隐于今日。

一般相因成习之观念，总以为甲午之事，西后自始即一力主和，实此说大可商榷。东事之初，慈禧之态度即令不可强言为“主战”，离所谓“主和”，亦还差得远。严格说来，应为观望。盖若一战功成，为彼六旬万寿踵事增华，岂非美事；若战有不利，必要时以其权威，出而在德宗与群臣之上，抓抓纲领，协调皇帝与诸臣达成共识，觅个了局，而不直上决策火线，亦是符合刻下超然于最高层之身份认知。然而，自冲突初起以来，德宗与簇拥于其下之翁同龢与南派成员之表现，却令老太后愈来愈感到不安。由外而内的一连串斗争，令慈禧相信此一图谋之目的，即在瓦解其权力布局，断失其根柢，最终架空自己。

慈禧由观望而渐主和，关键不在其对和战有何具体看法，而是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及枢、译二署中旧臣之态度，明确了她的立场。其所对抗者，非在日本，而乃欲借中日交战而改变权力格局之一方——德宗，以及毋宁已被划归同一阵营的翁同龢，与南派中、青两代精英。今日之下，我人不能不说德宗与南派，在自身实力与形势之评估上，犯了极严重之失误，也伤害了进一步累积其掌握主动权条件之可能。一旦慈禧直接介入，德宗原已逐步建立之最高统治者的合法地位，可有计划地拉拢、安抚、重整或削弱各种政治势力之棋局，立归一二元对立之新局面。如此，则派系资源之流动，便不再是单纯之妥协、附从，与重组于“一人”之下的版本，而是阵营基于自身利害之选边游戏。在这种情形下，派系对两方实力之结算，便成为尽管残酷，却最重要之考虑因素。如是，则我人不免要问：亲帝势力会是较具实力的一方吗？若答案为非，则必居被动；而为扭转此被动且已失互信之局，惟赖更激烈之斗争。甲午一役，基本上尽在此派系格局中发展。

中日战事，终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廿三日，以和约画押而收场。但围绕近半年蠢动于和战争议背后的派系拉锯，使整场大战所引致的人事浮沉，惨烈绝不逊之。在淮系海陆两军瓦解于甲午一役后，失此权力依恃的李鸿章，终究被褫夺了执掌达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职，加以核心人马在此役中非遭论罪，即被南派精锐弹劾去职，叱咤风云一个世代的淮系，宣告崩解，也失去了对资源雄厚的北洋之掌控权。淮系之崩溃与李鸿章之失势，于其时政坛明显而立即之影响，反映于两部分，一为淮系所失却之北洋控制权，向何派系转移；一为自1860年代中期以降，长期作为清廷国防武力主体之淮军基本瓦解后，新国防武力培成之主导权，所势必牵动之派系角力。后者涉及诸多政策之讨论与厘定，路线或犹待延长；前者却是当下便可卡出结果，立占有利山头之竞争。此亦将成下一阶段，派系结构重整间之重要议题。

瓜分危机与派系的持续拉锯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经历了列强纷纷在中国要求独占性地缘政治利益的“租让权争夺战”，一度濒临被瓜分的边缘。究其缘起，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为联俄制日，中国与俄国签订的《防御同盟条约》（简称《中俄密约》），堪称祸根。

自甲午战争发轫前后，俄国因与日本在东亚，尤其是中国满洲地缘政治利益之冲突，便颇积极介入中日和战事务。及至《马关条约》签订，俄国又结合德、法，强力干涉辽东半岛之赎还，并提供对日赔款之贷放。俄国种种作为，使在其时东亚战略情势中，只能秉“以夷制夷”之旨，非“联日制俄”即“联俄制日”之中国，天平很大程度上倾向俄国。于是，当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Ⅱ）即将登基，各国分派使团前赴致贺之际，便成中俄密商之契机。而当其任者，即令稍经曲折，最终仍依俄方所望，由李鸿章承命持节。对李相而言，此不啻其甫历生涯谷底的再起之机。

对李鸿章而言，多年外交折冲，已使其与俄国方面，建立甚深厚之人脉关系。若能促使中俄联盟，而使俄国成为影响中国外交路线之主脉，则以李相与俄方之深契，将可避免个人政治生命之全然边缘化，甚且犹有转机。《中俄密约》即在此状态下，以李鸿章为机转，最终压服亦有“密结外援”之想的翁同龢等帝党领袖而签订。

事实上，俄国力促此约，实欲借中国联俄制日之迫切，以达其自1891年以来，即抱持之热望：借地筑路——令建造中之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段，穿过中国北满，直抵海参崴——设若如是，俄国在区域地缘政治中之战略主动可得。联中制日与否，实是副题。但李鸿章与俄国各取所需之密约，却为中国留下更大之后患。

就在李鸿章出使返国，并奉命行走总署后不及两月，状况开始出现。十一月初十，德国驻华公使海靖（Edmund Heyking）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租借胶州湾五十年的要求，但遭总署拒绝；十二月二十七日，海靖再提同样要求，再次被拒，于是德国决定自行其是。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曹州教案”发生，两名德国天主教徒尼斯（Franz Nies）和休尔（Richard Heule）在土匪洗劫中一并被杀，造就德国十月二十日出兵胶澳之事。事起之初，枢廷懵然，但李鸿章已直奔俄使馆求援，[50]何以致之？

依次日翁日记中所言，胶澳之祸至二十一日皆未入警，主要因电线为德方所断，且电信局全为德方控制，只能“发洋信，不准接华信”所致。[51]既如此，则李鸿章从何而知？由合肥立奔俄使馆，而其余臣工连一点风声亦无的情形看，其讯息应即来自俄馆。以俄使与合肥之关系，此或不致令人意外，但若深一层想，俄方之透风于合肥，是否即抓准李氏必将求俄助，且推成此局？再进一步，俄方是否亦有把握：俄国路线，合肥必拥以自重，不令他人插手，而此正适令俄方所面对之局势更单纯？李鸿章二十一日得俄讯后走俄馆，提出求助之说，纯为其个人行为，无任何朝命指授，甚且无同僚间之商榷，要说如此举措纯为忧危君父，实在缺乏说服力，更遑论乙未（1895）以来，李鸿章处积毁销骨之低迷中，应有其临深履薄心念。反常以此，一言以蔽之：以利于俄者争决策主导权，并更有效地将联俄之道引为自身之政治资源。李相所想不及，或更可能明知于心却难可顾及的是，俄方亦正是要利用李相这种守势待变下的迫切感，以遂其图。

内部派系的长期矛盾，甚而欲挟外力以固盘势的私图，终令局势趋于复杂。原本在中方反应之持重，与英方透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传达隐有制俄思维之表态下，至十一月初，由翁同龢主导谈判的中方，与德使海靖原已就解决胶事达成六项协议，却在李鸿章强诋成议，独断独行，力邀俄国远东舰队依《中俄密约》南下助拳的作为下，旦夕翻盘。

此下由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到终食《中俄密约》苦果之《旅大租借条约》，进而引出各国侵逼连串，几近瓜分之独占性利益范围条约风潮，都已见诸史册。今日之下，我人仍不能相信以李相之阅历与远高于判断如此事体所需之智慧，会无法预见俄国必借此扩大实占利益之后果。说到底，派系权力执念之私心自用，与全无互信至忘弃谋国忠诚，岂非个中曲折之关键？

由胶澳、旅大而全面涌起之危迫，早已令朝中君臣为之悚懔。十二月二十四日，德宗于一早见军机时，亦有于后日极为重要之表态：

见起，上颇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邸默然（谓从内政根本起），臣颇有数对，诸臣亦默然。退令领班拟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材之旨，又拟饬部院诸臣不得延阁官事旨。

未来半年中，即将改变朝局结构之重大改变与发展，其实已肇基于此日；而枢臣第一时间之反应，实亦为后日之张本。讽刺的是：这场因胶澳、旅大之事为引，而导出极具政治角力意涵之变革，诸多要角之政治生命甚且犹撑不过胶、旅事端未尽底定之时，此尤令人不胜唏嘘。

由“戊戌维新”到“戊戌政变”的格局翻覆

经历由亲政以来，纠缠于帝后根本性权力矛盾，以致由中日战争，以至瓜分危机的种种挫折，德宗终于看到非变换体制，不足以振乾纲的领导局限。于是，变法之宣告既出，派系对决遂不可避免。

一般谈及变法运动，几乎都与康有为联结。但本章主谈派系政治对晚清政局之影响，由此以论，康氏亦派系格局运作中之环节而已。

帝党与南派拉拢康氏为首之维新人士最具体之行动，殆即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强学会之成立。惟亦因此，强学会极有限之活动期间，始终笼罩派系角力之阴影，甚且沦为各方势力意欲透过介入强学会，以争食变法大饼的局面。[52]后日李鸿章以南派盛聚于斯，唆使其子李经方之儿女亲家杨崇伊参劾强学会，终致被迫停止，其实也不过此一底因之延伸耳。

只是，相较其门人对强学会之直接参与，翁同龢在此时虽对变法之论亦有同情，同时亦努力争取新局面中之主动权，其态度毕竟间接而审慎。笔者甚且认为翁氏对壮大帝党之积极，远大于变法本身。康氏曾云其屡劝翁氏宜立举大事，行新政，利用其毓庆宫行走之身份，佐德宗创一番作为。但翁氏之态度，毋宁极为犹豫。笔者相信，对翁氏而言，南海诚堪拉拢，且翁氏一向于变法之说并不排斥，但随着康氏因翁氏之荐而终得目见青光，翁与康乃至与德宗思维之差异，却逐次扩大，终致左右大局。

对翁氏而言，荐康氏与壮大维新派声势的前提，必须符合有利于德宗与南派扩张权力版图的逻辑，一旦偏离此道，则翁同龢之犹豫，乃至反弹，只会高于其南派门众。随着对康氏企图扩大政治资本、改变权力格局之行径愈趋激进，南派成员立场出现松动，翁氏态度转趋暧昧，终究导致变法已势在必行的德宗与长期倚如股肱的翁同龢之关系产生质变。

德宗在康有为一派之激励下，走激烈路线，以达彼透过变法，对权力格局大破大立的目标，与多年来以巩固帝权、调和两宫为基本原则之翁同龢，产生了最严重的偏离。在翁氏而言，一旦帝后走向决绝，非但德宗中兴切望必成泡影，以南派为主力之帝党根柢，亦必毁于一旦；但这正是如康氏般铤而走险者，所不必负担的代价。论者其谓“康亦非真忠于帝，乃欲博帝之信任，以猎大权。太后既去，帝柔弱易制，而己可以为所欲为矣”，[53]大抵极类翁氏刻下心境之写照；其甚且以“居心叵测”名康氏，亦不难知。

尤有要者，自德宗亲政以降，历经帝后及其党附势力间历次明争暗斗，翁同龢基本上已被后党视为帝党代表人物，且渐失恩信，一旦德宗真趋康氏一派之激烈路径，翁氏个人亦必陷于孤立险境，甚且成派系间表态之筹码。衡诸后日，似即如此。种种复杂因素，将翁同龢由原本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变成反对者。论者有以“卑劣的自保手段”一语名之者，[54]我人则毋宁更愿以久处权力核心之派系领袖，与谋国老臣的无奈相理解。

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廿二日至四月廿七日，凡六日间，堪称以变法为主轴的本年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段时日。此六日之发展，可以帝后两党间之妥协，与帝党抽梁换柱式之调整两点涵盖。具体作为，包括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升文渊阁大学士，管户部；刑部尚书刚毅调兵部，协办大学士；刚毅遗缺则由蒙古镶白旗都统崇礼补入，并兼步军都统。[55]有论者强烈主张此乃懿旨所出，为后党阻止变法之布局。[56]后党如此布局，是否有心阻止变法，是一可讨论之问题，惟刻下之要点，应在此局非依后党成办，乃帝后就推动变法，且放手由德宗主导，达成协议后，德宗所释出之条件。这才有次日“上奉懿旨，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之决然纶音。[57]

事实上，慈禧于德宗主持国家重大决策方向，其初都未必持反对态度，中日甲午之役，太后原于主战一路之支持，即为前例。慈禧之干预，皆在事态渐演为派系权力争逐后，是以此次德宗以实质利益图取帝后两党之妥协，凝聚变法共识，更见合理，且换来“上奉懿旨”式之表态支持。惟如此一来，无论是对“专讲西学”之保留，抑或翁系南派政治影响力之进一步压缩，翁同龢都不能不有个态度，此遂有德宗作政策性宣示之当日，翁氏“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的回应，及其拟于前晚，而于当日发布之《定国是诏》中，“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学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与德宗“专讲西学”之落差。对德宗而言，诏谕中之门面话如何，已非重点，关键在其所欲推动以一新格局之各项作为。翁氏之说法，亦无须字斟句酌，一如对后党所做出之让步，其实正欲将凡此让步纳入一届时不具根本作用之新政治——亦是权力——环境中。只是，翁氏此时之态度，恐只令德宗更感非将此石头搬开不可。于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遭黜之诏谕下。

长期以来，此道罢翁上谕，已与翁同龢被黜一事，同样引人议论纷纷，百年不休。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朱谕乃慈禧强迫德宗颁布，甚且其内容原即后党拟定。[58]此一说法由康有为、梁启超诸人传播而为承袭至今，影响其时局外人之闻见记录及后学之研究结论甚深。然向来之种种结论或记述，却鲜有人直接由上谕内容去琢磨，甚且由朱谕实物本身去计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出身的著名学者孔祥吉，曾为文就朱谕本身进行分析，肯定令翁同龢开缺之朱谕乃出自光绪亲笔，极为明确。[59]脱开外部考证一层，就朱谕内容数落翁同龢之各项罪名来说，几段有明确指涉，且用词极为直截的语句，大概也只有自君臣关系生变以来，与翁同龢多次当面争执的德宗，方能语语中的。

翁同龢的垮台，宣告了自沈桂芬时代以来所建构之重要政治派系——南派的消沉，自“南沈北李”以来之汉士大夫两大派阀，至此统绪已尽。南派步北派后尘之命运，再次印证在晚清政治环境中，派系一旦由运作主体，而成为更大之政治角力下一附从势力时，即不免因主动性渐失，而趋向消沉。醇系如此，北派如此，淮系北洋如此，刻下之南派亦不能免。

以南派一向以来拥君之忠，德宗最终对待翁同龢与南派之方式，的确有些冷酷。我人固可理解德宗望治之切，寄希望于变法之深，惟归根结底，德宗对南派之决绝，关键实在南派因长年派系对耗，已丧失支持德宗继续从事权力斗争之实力。翁同龢长期以来，在帝后关系处理态度上之温和倾向，固然可视为曾同受两宫提携厚恩，且相信唯有以“下孝”换“上慈”，方能维持政局稳定的老臣心地。但由德宗及欲利用德宗一圆其政治企图者如康有为辈之角度看，其亦可能反映翁同龢对南派实力不足之疑虑，导致其不愿见到帝后党争过剧，而令作为帝党主力之南派，付出更大代价；而当维新势力表现得愈积极，翁系南派相对愈形保守，亦是同样理由。若依此线索思考，则德宗最终之决定，与其说是抛弃了翁同龢与南派，不如说是选择了康有为与维新势力。在派系长期角力与帝后间无解之根本权力矛盾压力下，君臣师生之情义，难免微不足道。

基于丰沛之派系实力，与立根于深厚执政经验之细腻操作手段，慈禧与后党，诚为此次变法前权力调整中之最大赢家。尤其去翁之安排，更令荣禄为后党掌握北洋军、经脉络之长期经营，水到渠成，且无形中，帝党形同自我内部清洗；而德宗寄扩权希望于一个从未实际参与政治的团队，与一套从未检证与实施过的新法，也犯了面临可能之重大调整前，派系运作之大忌。

问题是，此于德宗及帝党，毕竟为一场政治豪赌，同时亦暴露帝党在开拓权力空间时，严重受限之病根。前已论及，德宗之策略，在求以变法彻底改变旧有权力结构，扭转长期被动之局。为免于起步之初即遭阻滞，德宗一方面严肃地调整了帝党内部结构，执行“以康代翁”路线，使维新派取代南派，成为帝党之战斗核心；另一方面则不惜释出包括部分内阁、枢垣，乃至北洋人事权，以达成与后党间之妥协，图以化解彼等在变法之初可能偾事的顾虑。对德宗而言，这只是暂时性地“欲取还予”，透过对后党传统政治思维下派系利益的满足，德宗要将后党纳入一个传统派系利益不具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结构中。走到19世纪末的此时，对德宗而言，或许这已是在变法观闪现下，所能运用以一翻局面的唯一途径。

然姑不论德宗用以操作此一战略之思维，是否即其所欲摧毁之旧结构下之产物，仅由派系角力层面观之，则透过与后党达致之利益妥协，交换变法主导权，几乎等于将所有资源全押在新政必成一注上，设若变法不成，新政处逆，甚且导致新一波派系角力，则帝党落于被动，其势尽失，几为必然，加上帝党近乎抽梁换柱后，成为核心之维新派，较诸南派，更缺乏执政经验与组织能力，新政推动一旦受挫，彼辈所用以补救的，只能是一贯大破大立思维下，更加激烈而极端之手段，以弥补彼辈如同德宗相对于慈禧在政治操控实力上之弱势。当事情走到这一步，变质为一场“零和游戏”，势难避免，派系关系也因此被推到了悬崖边缘。

由维新到政变之历程，终结了近十年来帝后党争之格局，而渐导入一条于晚清政局愈见黯淡之狭径。所谓“政变”，初有康系无“势”而妄为之举措，后有后党无“法”而力取之翻局，但二者皆致清廷于迎向新世纪之际，陷入更见迟滞之沉沦。

四 满洲亲贵集团的挣扎与清末派系的残貌

一场名为“变法”，实蕴帝后权力拉锯内涵的派系拼搏，最终以慈禧三度听政、光绪断送主政权而收场。自同治时期以来之派系格局，亦因而隳堕。莫论恭醇之争早成历史，汉官僚南北派系亦几消荡于戊戌之后。于是，迎向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中枢，主导势力又经更迭。

由废立争议到义和团事件的过渡

后党在戊戌政潮中，最终以零和式结局宣告得来的胜利，也彻底改变了同、光两朝延续逾三十年之派系结构。作为汉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党争中之消融与崩解，也使戊戌八月后之权力结构中，汉官僚之决策影响力，掉落到1860年代以来之最低点。满洲亲贵集团之重新抬头，使彼辈试图以最迅速有效之方式，重掌绝对主动，以充分抑制汉人势力。

衡诸戊戌之后的中枢格局，满洲亲贵几乎占尽要津。其中，向被视为后党主力的荣禄，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以降，除授文渊阁大学士，并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李鸿章之后，掌控北洋的实力派人物。至八月戊戌政变作，荣禄奉召入军机、总理衙门行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虽交由裕禄接手，但荣禄仍节制北洋各军，管理兵部事务，政、军两界领袖群伦，俨然慈禧三度垂帘政权的中流砥柱。与此同时，军机上汉大臣只剩两席原亲南派的钱应溥、廖寿恒，与复出之后行事身段甚受后党接受的“琉璃蛋”王文韶，余则世铎、刚毅、裕禄、启秀一列，加上前述之荣禄，尽皆满员，而荣禄与刚毅尤为军机实际运作之核心。在浓厚的翻局氛围下，原已在同光政局中权力边缘化的满洲亲贵之反弹与自视，不免更见放大。个中代表人物，当为端郡王载漪。

载漪乃宣宗第五子惇亲王奕之次子，因过继给宣宗之弟瑞亲王绵忻早亡的继承人瑞郡王奕志为嗣，光绪二十年，由贝勒实授郡王。但以述旨之误，本来的“瑞郡王”，变成了“端郡王”，遂以因之。

载漪之得由旁系继立，依例降等袭封贝勒后，竟又得实授郡王，议论多以为与其裙带关系相系。载漪的福晋，乃慈禧之弟承恩公桂祥之女，其同胞姊妹就是德宗皇后，亦即他日之隆裕皇太后。有这层关系，加上部分史料点出载漪与其妻，因善事慈禧，宠眷特隆，遂造就载漪在戊戌后满洲亲贵意图再起的过程中，占据攀缘的利基，甚而在这段挣扎的历史中插一脚。

由于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对德宗已无指望，加以欲对铲除不及，甚而流庇外人之帝党除恶务尽，遂有废立之图。废立而谁替？端王世子溥儁，乃以载漪“贤伉俪”之经营而成首选。由此，也带出载漪望逾其格的念想。只是，废立之图，外国反应极差，加上后党内部亦有迟疑，终究以立溥儁为“大阿哥”，作为有所坚执下的妥协。

“废立”一端，历来讨论皆集中于慈禧或后党对德宗之态度变化。其实，若由派系运作角度思考，或许更见合理。事实上，后党内以满洲亲贵为主之强硬派喊出“废立”，一方面可借除去帝党最后之残余——德宗，以持续后党之长期优势。但更重要的，透过此事之推动，亦可压迫路线不同之政治人物或派系，接受收编，或使其不可妥协性浮现，而明确打击目标。此种做法，确实狠冽，令多数汉员大吏，噤若寒蝉，进退维谷。但另一方面，也是在炒作“废立”之举措下，后党内部亦出现分立。以荣禄为首，较具长期参政决策经验之稳健派官僚，基于废立对中外观瞻及后党权力基础所可能产生之影响，全力劝说慈禧，为此图谋降温。[60]此令以端郡王载漪为首之新兴亲贵集团领袖，至为不满，也体现彼此间权力意志之落差。相较于手拥军政资源，备受西后倚重之荣禄，及立场与之相近之奕劻等人，载漪集团在以“废立”达“引蛇出洞”之作用后，遂再举“排外”之旗帜，企图借激进之行动，反客为主，令稳健派如荣禄、庆亲王奕劻等就范，且亦有以此隐然向慈禧施压，要求权力释放之作用。尤其载漪之子溥儁被立为“大阿哥”之事成定局，更令以彼为首之激进派亲贵图求权力之动机增强。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事件”之背景，实肇于焉。

有关“义和团事件”之发展，及其后招致八国联军继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再次蹂躏北京之惨祸，过程容此不加细述。但义和团于山东遭袁世凯镇压，后却窜入京畿，载漪等满洲或旗下亲贵臣僚辈之援引，实为关键。相对的，汉臣自戊戌一变，多年派系格局崩解，即使封疆大吏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在此番事态发展中，亦几全遭边缘化，可看出汉官僚实力与队形犹在重整，与满洲当权势力的压抑。一定程度上，这也使庚子巨祸的决策列车冲向悬崖时，更少了点可磨挡的刹车皮。

不过，历史的可堪玩味，往往也在此。正因以载漪为首的激进派亲贵，在短暂掌控权力时，自废立之议以降，与汉官僚为主的一众封疆大吏动辄对立，反而促使后者在北京局势大非之际，能发动“东南互保”运动，称朝命乃载漪等辈与义和团胁持庙堂下的矫诏、乱命，不支持义和团杀害外人的行为，不承认朝廷对各国宣战一事的合法性，并承诺将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外人在华生命财产安全及合法权益，借此与各国达成不使兵燹向南延伸的共识，相当程度地控制减低了庚子之祸可能更难想象的后果。只是，这也几乎宣判了载漪等激进派亲贵与官僚，他日必将承担全部罪责的下场。

在此，本章不欲对义和团运动之属性多所讨论，惟以派系政治之角度观察，此事实与废立争议有异曲同工之处。若云废立乃令帝党崩解后，对后党内“复古”路线心念不纯者之诱引；则借义和团而行辩证式之再斗争，进而完全掌握载漪者辈期许溥儁扶正后，决斩投机者如荣禄一路人物，并借乱局与外力，令慈禧承担罪责，交出权力，是彼等之真目的。此所以荣禄为首之后党中坚，在八国联军期间，态度游疑，甚至在极其挣扎与充满争议中，力阻灾难扩大；即令对八国宣战时，意态昂愤之慈禧，在载漪等辈图穷匕见之后，重回倚重荣禄；在西行前，命彼留京办事，后又誉以“保护使馆，力主剿匪，复能随时赞襄，匡扶大局”。[61]相较之下，载漪与呼应之一众，则沦为《辛丑和约》之首恶，或伏诛或流放。即使载漪保其首级，自戊戌后乘势突起，意图主导政局的激进派满洲亲贵，历经短暂喧嚣，毕竟在识见、实力与权力意图迥不相侔的现实下，由此走入历史。此下之派系局势，迎向有清一朝落日余晖之际，将见证有实力者胜的残酷现实。

晚清军制改革与袁系北洋的崛起

溯自中日战争时期，因战事不利，与倚为主力的淮系两军全面溃败，即使大战仍酣，清廷已积极展开军备重整工作，大体包括三项主要任务：其一，编练新军；其二，整编有作战实绩的部队；其三，遣散临时招募或溃败的军队。其中，第二及第三项，自光绪二十一年战后，即交刘坤一协调王文韶、李鸿章执行。此部分之任务，目的较为消极，要在控制原已有，而经大战后建制仍可勉存之武力，实即在进一步瓦解前此以地方练勇为主力之国防规制，尤以淮军及其支系为主。帝后两党之执行者，或许在派系利益上总相扞格，但在消弭淮系实力，令彼交出北洋控制权一端而言，倒是有志一同。

中日战役，淮军已于历经灾难性惨败后，注定将自历史第一线退下，军备重整正式搬上日程。后党经由实控督办处，又任兵部尚书的荣禄进行对定武军接收之计划，亦进入实施阶段。未来将于派系角力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人物，亦由此而与政局所趋因缘际会。此即甫结束在东事期间一段灰头土脸经历，生入榆关之袁世凯。

相较于自“壬午事变”（1882）初露锋芒，进而长驻朝鲜，代表宗主国之中国力控韩局的十二年，袁世凯在甲午（1894）至乙未（1895）不到一年之折腾，确是别如天壤。直至中日和约已成，袁氏由关外返津销差，方有段从容辰光，思索未来，及与此相涉之种种政治现实与人脉。终而由走通李鸿藻门路，进而得结荣禄，以袁氏在朝鲜曾代练新军的历练，遂于当时军备重整之潮流间，走出一条青云之路。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袁世凯接管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到7000余人，参照德国军制进行编制，并分立步、马、炮、工、辎等兵种。这也是所谓小站练兵的序幕。后日所谓袁系北洋的要角，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勋等都曾在此新军中任职，或由此发迹。光绪二十四年十月，戊戌政变后，虽入直军机，但仍节制北洋各军的荣禄，整编前淮系与新建陆军，创立“武卫军”，总计达90000兵力；而袁所领导的“新建陆军”，改为“武卫右军”。相较于武卫各军，袁所领导的右军编制最新，运作最严谨，被寄望为建构未来清廷中央军主力的实验单位。[62]

然而，庚子一役，武卫军大受折损，除屯驻山东的右军之外，以旧淮系整合战力组建的各军，几近溃散，这就使袁氏所领的武卫右军，成为辛丑后一片残破的格局中，清廷赖以复原的军事主力。加上此前袁氏署理山东巡抚期间，对义和团的弹压，与对条约义务及外人的尊重保护，甚得各国正面评价，终使袁氏依凭实力，逐步走向属于他的时代。

光绪二十七年，短暂重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头衔，以利谈判八国联军入侵后之和约的李鸿章，心力交瘁，逝于京师。以当时情势，各国传达希望署理鲁抚任内，表现甚得肯定的袁世凯接棒，加以荣禄翼助，于是，就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李鸿章下世当天，朝命即令袁世凯署理直督，并在来年（1902）四月实授。

作为晚清军事资源重镇的北洋，自光绪二十一年李鸿章去职，淮系掌控宣告转移后，荣禄透过一系列兵源与编制的重整，俨然成为北洋新的领袖。但因庚子之乱的冲击，与荣禄在光绪二十九年四月辞世，实授北洋，且所属武力保持最为完固的袁世凯，顺理成章成为北洋新时代的建构者。由定武军、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光绪二十七年，袁世凯增建总数约6000人的“新练军”，并在同年六月，扩建为“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至光绪三十一年，在袁世凯的整并经营下，北洋军扩充至六镇，逾70000的兵力，加以各种军事学堂等人才培育施设一一就轨，于是，这股新兴武力，就成为清廷晚期政权的保障，也是袁世凯建构派系势力的最大资本。晚清最终决胜大局的所谓“北洋系”亦由此形成。

“丁未政潮”与派系势力的波动

瞿鸿禨，字子玖，湖南善化人，因此政坛常以“善化”称之而不名。同治十年（1871）二甲赐进士出身，选庶吉士，三年散馆考试及格，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翰詹大考一等第二名，超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并派充河南乡试正考官，来年（1876）授河南学政。此后两经丁忧，仕途不免延宕，及至庚子之际，瞿氏官至礼部右侍郎。

庚子两宫西狩后，因为随扈的军机大臣载漪、刚毅、启秀、赵舒翘承担致乱罪责而遭黜，军机上只剩老迈退缩的王文韶，与已成领班的荣禄，亟须人力。因荣禄所荐，卓有清誉的瞿鸿禨，由礼部右侍郎升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光绪二十七年（1901），再晋工部尚书，召至西安行在入枢行走，并转任新成立的外务部尚书，门面因而大开。由于受到慈禧的欣赏与倚畀，即使光绪二十九年荐主荣禄下世，庆邸时期的军机，瞿氏仍居述旨秉笔的要角。

瞿鸿禨的任重，一定程度反映了庚子之后，自戊戌以来一波边缘化汉官僚决策参与角色逆流的趋缓。也在这段时期，瞿氏近身观察到庆、袁沆瀣一气、图利固权的作为。在中枢汉士大夫派系势力几近崩解的局势下，善化欲思有以制衡，势须如庆邸之有项城。于是，瞿鸿禨与岑春煊产生了联结。

岑春煊是同、光两朝历任封疆要职，平定云南回变的岑毓英第三子，得乃父庇荫，捐官出身，后又乡试中举，缓步升迁。至甲午之役，岑春煊因赴关外视察，又布防山东，担当渐获肯定，至戊戌变法期间，破格简任广东布政使，红顶已然在望了。

不过，岑氏宦途的大转折，仍在庚子之事。当时的岑春煊已调任甘肃布政使，在两宫仓皇奔亡于西路之际，岑春煊领兵勤王护驾，让惶惶不可终日的慈禧大感慰藉，也建立了岑三公子此下少有可比的帘眷。于是，安抵西安后，岑氏升任陕西巡抚。此下又转山西巡抚，表现仍可取，终而数历署理督抚，再晋云贵、四川总督。

事实上，由光绪三十二年到三十三年，岑氏两调云贵、四川总督，都称病滞留上海而未到任。个中曲折，在岑氏署理两广总督三年多期间，整顿在地贪渎牟利官员不遗余力，而以其时庆、袁把持政治资源分配的态势下，岑氏打击者后台或谁属焉？以惩办粤海关书办周荣曜贪渎的案例，岑氏在其回忆文字中，即指周氏“纳贿京朝，广通声气，得庆亲王奕劻之援”，[63]这使论者不免怀疑岑氏被明授云、川帅缺，实则又是边缘化的老戏。[64]然而，正因岑春煊的帘眷，及其明显与庆、袁不同路，但又位列封疆的重量，让在枢垣中相对缺乏有力奥援的瞿鸿禨，密与相应，并吁进京共图改政，于是丁未，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一场牵动晚清国祚跌宕之政潮作。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岑春煊在奉旨启程赴任途中，突然转道北京入觐。由于事出意外，庆、袁不及阻挡，乃得顺利面圣。按袁世凯的说法，岑氏此来，“有某枢暗许引进”，其自指瞿鸿禨。派系对立愈明，而战云密布。

据岑春煊自述，彼到京后，共入对四次，每次均痛诋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导致政治腐败的种种劣迹，并自陈“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恶犬”，[65]语甚深切，两宫不能不有感，随令岑春煊留京补授邮传部尚书。尤有进者，岑氏才刚受命，马上面参该部侍郎朱宝奎，且竟只因面参之语，而非具体罪状，慈禧便准革了。无怪乎“都人士群相惊告，诧为异事”了。更重要的是，朱宝奎乃袁世凯派下人马，岑春煊此举，形同向袁氏下战帖，且展示慈圣之优宠。

然而，就在瞿岑联机看似风向益顺之际，四月中事态却发生急遽翻转，政潮也者，此时方见浪高。四月十七日，朝命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虽经彼称病请收回成命，不准，仍饬着即赴任，连请赏假，都毋庸议，只能黯然就道。

其事何以如此，庆、袁以何可令慈禧帘眷一夕而变的手法对付岑春煊，就不难看清。平心而论，几位亲庆邸的满汉大臣如何向慈圣缓颊，还在其次，重点是庆王十六日独对时，显然以慈禧最忌讳的戊戌前事为打击点。清代笔记资料中有此一段，合理地串联了庆邸独对时对其“下药”的药引：

岑春煊性极粗莽，戊戌服阕入京，结交康党，入保国会，慷慨上书，急欲一试，遂由候补京卿外简广东布政使。[66]

我们很难判断，其时服阕复起，急欲有所表现的岑春煊，是为了理念相通而加入保国会，抑或是视变法时尚为晋身之阶，但岑氏积极的表现，确乎在当时有不错的结果。只是当日所赖以简放者，今日却成为更上层楼之绊马索。加上岑氏所推举者，如郑、张等人，不能不让慈禧联想到昔日的翁系南派，乃至康、梁一党，加上盛宣怀又与袁世凯对头，于是“推翻大老，排斥北洋”的文章便很好作了，一旦再延伸至“为归政计”，即谋翻案戊戌，归政光绪，那就触及慈禧最敏感的政治神经了。如此，即令眷顾如岑春煊，也承受不起此讦浪的冲击。若还有人以诈术加之，再深厚的君臣恩义，怕也难挡祸厄。

岑春煊既经驱离，瞿鸿禨置身权力核心的时光，遂亦进入倒数。瞿鸿禨宦途跌踬，约在半月后。其事之曲折，不亚于岑事，先看事情基本样貌：

善化得君最专，一意孤行。适内阁官制成，力排项城援引之某某等，一律退出军机；嗣以枢廷乏人，复召桂抚林赞虞中丞为助。项城暨某某等为之哗然，思有以报复。善化恃慈眷优隆，复拟将首辅庆邸一并排去。两宫意尚犹疑，讵讹言已传到英国，伦敦官报公然载中国政变，某邸被黜之说。适值慈圣宴各国公使夫人于颐和园，某使夫人突以相询，慈圣愕然。嗣以此事仅于善化独对曾经说过，并无他人得知，何以载在伦敦新闻纸中？必系善化有意泄漏。天颜震怒，项城探知原委，利嗾言官奏劾。善化薄有清名，言路不屑为北洋作鹰犬，一概谢绝。重贿讲官某，上疏指参，善化竟不安其位而去。[67]

关于此事之相关说法不少，最常被提及的说法，当为瞿鸿禨在当日独对后，将消息透给了在京办《京报》，以为瞿派喉舌的学生兼姻亲汪康年，汪氏转告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高某，结果该报揭露此一讯息。[68]但也有论者以为，在丁未春夏之交，庆王眷已稍衰，是各方都能感见的，而预测政局将变，未必需要有瞿鸿禨透露情事。[69]重点是，这提供给庆、袁一派借以攻击瞿鸿禨的话头，纯粹是政治上的操弄；而前引文中，接受重贿，出头告发的某讲官，即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

善化既倒，岑春煊滞留上海，亦已乏援而无观望之机，但贿恽出手的人，显然欲求除恶务尽，遂令恽氏以今日看来都嫌夸张之情节，配上煌煌之理，必令瞿岑联机全溃，且亦真达目的。三天后，朝旨令岑春煊开缺养病，以示体恤。尤有进者，军机大臣中原受瞿鸿禨支持的林绍年，同日也一并外放河南巡抚。枢垣之内，再无反庆、袁的积极力量。丁未政潮，到此定局。不过，今日当我人检视恽氏日记时，赫见上述两日记事之前，都有断漏，且未补录。劾瞿的五月六日条之前，由四月十二日以降至当天均失记；而劾岑的七月初一日前，则溯自五月初九日以下，亦皆失记。衡以通篇，极属特例。若此非意外或力不可及之疏失而致，那就使丁未政潮期间，派系操作之深刻，因此一配角，更添斧凿了。

丁未政潮以瞿岑联机兴波，却反由庆、袁一派获得最终优势，此于领枢的庆亲王奕劻而言，自是得利最多者。综观慈禧三度听政，手握权柄四十余年来，大抵历经三位满洲亲贵重臣辅政的时代，分别为恭亲王奕、醇亲王奕，与此时的庆亲王奕劻。其中，恭王虽与慈禧始终存在权力矛盾，彼此拉锯逾二十年，但其辅国才具与识见，毕竟堪称亲贵中第一等，也协助创造了同光中兴之局。醇亲王奕一般认为才不及乃兄，而庸懦则远过之，注定受制慈禧，但至少不是断送天下的类型。及至庆亲王奕劻，干才能否与前二王相比，更见疑问，但贪婪好货的性格，只会使政治运作更趋堕落。衡此三王之数组，也真不能不说此亦气运所系了。不过，由慈禧用人之流变，尤其经庚子大祸后而以庆王领枢，一定程度反映历经庚子、辛丑一番磨难的慈禧，更在意权力的稳固掌控，与臣工的绝对忠诚。以此观察丁未政潮的起伏与结局，对慈禧而言，贪庸无能但于慈禧几无威胁的庆邸，似乎比臣节清明、谨饬干练，却存在某种“为归政计”之可能心思的瞿岑联机，要相对安全。心态若此，亦毋怪西后柄政以来，权力格局愈趋狭隘了。

相对于庆邸安度危机，袁世凯与北洋系在这场政潮前后的处境，就要更审慎地看了。先是光绪二十三年的中央官制改革，袁世凯与北洋系原本主推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的方针，不意前者仍存，而后者不立，反而在新设各部中，多了些形同削弱北洋系实力的单位，其中，由满洲少壮亲贵铁良出任大臣的陆军部，将依规制统率北洋六镇，此等于削夺了袁氏倚为根本的军权。更重要的是，丁未政潮后，因着瞿鸿禨与林绍年的开缺及罢直，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袁世凯同日被内召，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袁氏且接任外务部尚书。看似高升枢垣，进入权力核心，实亦令袁世凯与北洋切割了。无法稳控此依恃，对袁氏之影响，很快就浮现了。

汉人益孤，抑满人益孤？——由抑制北洋到“皇族内阁”的晚清派系终曲

据说就在奕劻的举荐下，丁未政潮之后，袁世凯入军机行走，但以慈禧有意制衡袁氏，乃令汉臣大老张之洞同直。此外，也为了防奕劻与乃子载振他日声势，醇亲王载沣也受命行走军机。[70]慈禧此虑，本不可不谓周延，但历经近半世纪的风光与跌宕，慈禧毕竟以老病力衰，很多事无法如早期一般细审独断了。于是，充满不确定感的晚清政坛，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自将趋于激烈。

先由北洋系与袁世凯观之。自袁氏入直军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袁世凯保荐的杨士骧接任。杨家兄弟三人，相较乃兄士燮与士琦，士骧才具被认最庸，但官至最高。[71]但有士骧掌门，袁氏尚可调度北洋资源，维持彼所擅长的人脉经营。此反映于各部卿贰与巡抚之任，就有14人之多；其余部丞与监司守令，尚多有之。[72]看似北洋系不衰反盛，实此一强势，也造成亟欲用事的少壮满洲亲贵，对北洋系的疑忌与敌意。

此际朝中派系，袁世凯的北洋系几乎已是汉官僚主导的唯一流派，且一定程度倚结庆亲王奕劻，方能内外通透。张之洞虽是大老，毕竟几近孤立，只能以个人资望撑持晚景。于是迈向落日时分的派系折冲，但存袁系北洋，与自原汉官僚派系结构崩坏后，峥嵘纷出的满洲少壮亲贵在小格局中困斗了。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在至今仍争论不已的两宫相续上宾后，因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而成监国的载沣，立刻展开意图瓦解北洋系势力的动作。首当其冲的自是袁世凯。后人有谓载沣掌政后之动作，乃为报其兄德宗因戊戌项城密告，而至晚期形同废帝之仇怨，或彼入直军机期间，每遭袁氏以其少不更事，而不假辞色地见轻，等等；但若由满汉势力自戊戌解构后的斗争，平心观照，显然将成朝局核心的监国，图以彻底瓦解北洋系，巩固复古式“满主汉从”格局的积极用心，毋宁更切实际。于此，眼界与谋略有限的载沣，初时想杀袁世凯，以收彼等所视镇服朝野之疾效，也就不甚意外。时论云当下奕劻等辈“不敢置一词”，但因张之洞的争取，才让项城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73]然而，若由传统派系“恩庇侍从”体系的惯性思考，袁氏留此不绝如缕，只要沉住气，自有契机现于他日。

闲废了袁世凯之后，新掌大权的监国意图瓦解北洋系的作为，仍未收手。自宣统元年（1909）初起，砍刀转向袁氏以下的派系成员，检视当年清代职官年表，包括陈璧被革去邮传部尚书，永不叙用；学部左侍郎严修被迫休致；原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此时倒是调回北京接陈璧的遗缺，但广大的东三省区域治理权，由锡良接手，而且锡良一到任，便以贪污罪名革去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展开对北洋系人马的整肃行动；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亦告休致，彼所经营的北京警察体系，也一并交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在当年六月病故，朝命端方接任。转至宣统二年，刚由候补侍郎接任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称病休致；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撤职；江北提督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也获照准。上述人等，自袁世凯建构北洋系以来，多属腹心之辈，受袁氏去位影响也最直接。

不仅如此，逐退袁世凯之后，载沣立即另编了两协近卫军，由良弼出任训练大臣并兼第一协协统；又派其弟载涛任军咨府大臣，掌握陆军；载洵任海军大臣，管理海军，监国则制高掌握中央军权，满洲亲贵掌握军事实权的用心甚切。此外，为有效松弛北洋各军中间领导干部结构，载沣尝试以留日学习军事的非北洋系精英，逐步取代北洋人马。[74]凡此激进之手段，当然有一定程度的震慑作用，但也考验这批以载沣为首的满洲少壮亲贵的政治实力。如若实力与企图不相比肩，在操切中自暴其绌，则他日受抑者反扑力道将更强势。

宣统三年四月，历经漫长的等待及“预备”，清廷终于裁撤自清初以来形同权力机制运作核心的内阁及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内阁以总理大臣为首，协理大臣两席，以下由外务部至理藩部共十部，各设大臣领部。不意首届内阁名单一经公布，舆论大哗，因为十三席大臣之中，由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以降，加上两协理大臣与十部大臣，满洲籍官员即占了九席，当中甚且有六席是宗室亲贵，令原本因预备立宪期过长而备感失望的舆论，更是跌落谷底。时人以“皇族内阁”相讥，恐怕已经是非常表象而自制的反应了。

事实上，由当时内阁名单发表之初，一些当事人第一时间的动作，便可提供我人观察刻下清廷各种政治势力间暗潮涌动的迹象。先是新内阁成立当天，总理大臣奕劻与两位协揆那桐及徐世昌，均上折奏请辞职，后经上谕慰勉，才接受任命。[75]根据监国载沣的胞弟载涛其后回忆，请辞协理大臣的那桐与徐世昌两人，竟皆表示自己才绌，而已经罢退两年多的袁世凯，其能力十倍于彼二人，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际艰难等。徐世昌本即北洋系要角，如此说法尚可理解；但那桐是满洲籍重臣，竟然也这么掺和，这便耐人寻味了。[76]

局势演变至此，原支持立宪人士多认为清廷坦然面对时局的诚意不够；更鉴于自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到立宪变革，都只是在清政权原有体制内包袱重重地原地踏步，无法满足救亡图存的迫切期望，遂开始转而支持从体制外彻底除旧立新的革命运动，终于造就宣统三年武昌起事后，以十四省谘议局人士为中心之独立观变形势，最终迫使清室黯然交出政权，创造了走向共和政体的全新格局。

当然，武昌之事，有如压垮载沣监国政权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宣统三年九月，由总理大臣奕劻与那、徐两协揆联名上的《自请罢斥另简贤能组阁折》，形同与载沣摊牌，逼迫摄政王让路，请袁世凯出山，其中“退避贤路”一语，与其目为自陈，毋宁乃明示要载沣站到一边。北洋系在袁氏跌踬后，依然在监国解权压力下，运用原有人脉与资源的持续暗抗，配合满洲亲贵间三年来的权力矛盾，终于造就袁世凯的再出掌权，出任总理大臣，改组内阁；当年十月，隆裕皇太后颁下懿旨，让载沣引咎退居藩邸，责归总理大臣与内阁承担，袁系北洋最终以实力与时势辐辏，成为晚清政治派系升沉变异的总结者，也为有清二百六十八年统治画下句点。这个句点所以巨大，不止在它代表一个王朝的终结，更在北洋系的本质，与晚清以来派系政治运作的逻辑，将为民国政局带来的各种影响。

[1] 本章由林文仁撰写。

[2] 王闿运《独行谣》即有“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之句，以名此例。参见王闿运《湘绮楼诗集》卷9，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3，第363页。

[3] 相关析论，可参见董守义《恭亲王奕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宝成关《奕慈禧政争记》，吉林文史出版社，1980；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等等。

[4] 《清史稿校注》卷394，“国史馆”，1988，总9912页。

[5] 吴相湘编著《晚清宫廷实纪》，正中书局，1988年重排版，第51页。

[6] 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Jr.）在其所著《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一书中，对此有多处论及。尤其该书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内“北人与南人”一节，述之最详。

[7] 清史研究先行者孟森，对各案俱曾有文章考述，见其《明清史论著集刊》，南天书局，1987，第391—452页。

[8] 赵中孚编辑《翁同龢日记排印本附索引》（以下简称《翁日记》）第1册，美国亚洲学会中文研究资料中心出版，成文出版社发行，1970，同治四年乙丑二月廿二日条，总269页。

[9] 《晚清宫廷实纪》，第87页。

[10] 《翁日记》第1册，同治四年乙丑四月十五日条，总273页。

[11] 见王闿运《祺祥故事》，黄濬著，许晏骈、苏同炳合编《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联经出版公司，1979，第463页。

[12] 王为浙江仁和人，咸丰元年（1851），沈桂芬放浙江乡试副主考时取中举人，并于次年与李鸿藻、景廉同成进士。沈、王间师生之谊，早有其来。这也难怪王之入枢，议论纷纭。参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第554页。

[13] 《晚清宫廷实纪》，第109页。

[14] 有关“四谏”之说法，不同著作中往往各有记载之差异处，此处则依《清史稿》之说。参见《清史稿校注》卷451，总10487页。

[15]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第199页。

[16] 李宗侗、刘凤翰：《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第288页。

[17] 《越缦堂日记》第12册，光绪八年正月二十四日条，总6998页。

[18] 参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总421页。

[1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南天书局，1994，第212页。

[20] 《翁日记》第3册，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初五日条，总1038页。

[21] 《翁日记》第3册，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初十日条，总1039页。

[22] 《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第310—320页。

[23] 《越缦堂日记》第11册，光绪六年五月十三日条，总6382页。

[24] 《三请罢斥枢臣王文韶折》（光绪八年十月廿七日），《涧于集·奏议》卷2，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总343页。

[25] 《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第310页。

[26] 《请罢斥枢臣王文韶折》（光绪八年十月十五日），《涧于集·奏议》卷2，总326—328页。

[27] 《翁日记》第3册，光绪八年壬午十月廿二、廿四日条，总1195页。

[28] 《法越之事请严备北圻折》，《涧于集·奏议》卷3，总469页。

[29] 《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总392页。

[30] 《清史稿校注》卷443，总10417页。

[31]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第503页。

[3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光绪十年三月己丑日条，中华书局，1958，总1677页。

[33] 《清史稿校注》卷443，总10418页。

[34]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光绪十九年十二月辛亥日条，总3291页。

[35] 《清史稿校注》卷472，总10707页。

[36]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57，中华书局，1987，总4495页。

[37] 参见恽毓鼎等《清光绪帝外传（外八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第90页。

[38] 恽毓鼎等：《清光绪帝外传（外八种）》，第90页。

[39] 翁出任户尚在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廿九日，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光绪十一年十一月癸亥日条，总2045页。同日接其工尚遗缺者，为潘祖荫。

[40]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光绪十年十月壬午日条，总1844页。

[41] 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3，第58页。

[4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光绪二十年五月戊寅日条，总3407—3408页。

[43]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光绪二十年六月丁巳日条，总3426—3427页。

[44] 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第26页。

[45]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上册，卷13，大通书局，1997，第256页。

[46]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上册，卷14，第273页。

[47] 《翁日记》第4册，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二日条，总1891页。事实上，李鸿章似非全无战意，只是过于偏重外力，而显得处处被动，其婿张佩纶曾记：“是日，俄使来，合议无成，合肥甚愤，始决用兵意。然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也。”见张佩纶《涧于日记》第4册，光绪二十年六月七日条，总2332页。

[48]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上册，卷14，第275页。

[49] 《翁日记》第4册，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七日条，总1899页。

[50]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中华书局，1987，第974页。

[51] 《翁日记》第5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条，总2128页。

[52] 相关分析，参见林文仁《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405—408页。

[53] 参见濮兰德、白克好司著，张宪春整理《慈禧外记》，陈冷汰、陈诒先译，珠海出版社，1995，第102页。

[54]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杨肃献译，联经出版公司，1983，第109页。

[55]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甲辰日条，总4093页。

[56] 许晏骈：《翁同龢传》，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6，第389页。

[57] 《翁日记》第5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廿三日条，总2178页。

[58] 孙孝恩、丁琪：《光绪传》，人民出版社，1997，第349—350页；许晏骈：《翁同龢传》，第398—400页；谢俊美：《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第540—543页。另，在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第118页，对时人及后世学者持此说者，亦做了一番整理，可供参考。不过，萧氏个人对此种见解并不同意。

[59] 孔祥吉：《翁同龢与百日维新》，氏著《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第192—194页。

[60] 有关荣禄力阻后党中人拱着慈禧搞废立之情形，自以王照所述最详，也最为人所熟悉。参见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附吟草四种）》，文海出版社，1966，第542—546页。另，王闿运后日曾有《荣文忠故宅诗》云：“丞相新居近御垣，当年枥马夜常喧。宫衣一品二朝贡，门客长裾四海尊。调护无惭狄仁杰，池亭今似奉诚园。只应遣恨持节使，重对茶瓜感梦痕”，其中亦及谏止废立事。参见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民国三年闰五月十日条，总3316页。

[61] 《清史列传》卷57，总4499页。

[62] 学者曾分析袁氏善于治军的几个层面，包括“采用现代化的军队编制”“开始选用军事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军官”“实行厚饷制度”“充分满足官兵们对于升迁的愿望”“建立铁的纪律”，印证袁氏以实力崛起，诚非侥幸。参见苗长青《晚清官僚派别派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198—202页。

[63] 岑春煊：《乐斋漫笔》，中华书局，2007，第27页。

[64] 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3册，四季出版公司，1979，第226—227页。

[65] 岑氏入对的相关忆述，见岑春煊《乐斋漫笔》，第29—31页。

[66]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15页。

[67] 《梦蕉亭杂记》卷2，第99—100页。

[68]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2册，总579—580页。

[69]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2册，总1872页。

[70]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71页。

[71]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72页。

[72] 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3册，第177页。

[73]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2册，总406—407页。

[74]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9，第157—158页。

[75]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新华出版社，2006，总688页。

[76] 相关讨论，可参见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总296—297页。

第九章 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1]

从一定意义上说，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开新篇的第一章。众所周知，洋务运动虽然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某些条件，但它本质上是属于中国传统体制范围内的自强自救运动，虽然因为技术和经济的新因素而撬动了某些管理体制的创新或变动，但基本上还局限于地方的层面。戊戌变法就不同了。它是由国家政权的顶层发动的，它的目标是要变更整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传统体制，是要朝着现代国家体制的方向迈进的，它的推动者不仅具有国际的视野和标准，而且具有历史、现实、未来三者贯通思考的理论体系，尽管其体系的内涵并不成熟，但向现代国家迈进的努力基本上是自觉的。不过，无论是变法推动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变法需要的客观条件，当时都存在多方面的局限，使实际上所展现出来的变法的面貌与现代国家体制的要求尚存较大的差异。开创中国近代新历史的戊戌变法大致可从四个部分来认识，即甲午战争的深度刺激、变法诉求的步步升级、变法举措与阻力的较量、政变发生的内外因由和结局。

一 甲午战争及其深度影响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事件。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遭受更严重的侵略和奴役的开端；另一方面，随着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紧张和经济状况的急剧变化，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掀起的改革和革命也在快速酝酿之中。

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之战

日本自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之后，将对外侵略扩张立为基本国策。其近期直接侵犯的目标就是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由于这些地区藩属或直属中国，中日之间的外交纠纷从此接连不断。1875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获得在朝鲜租地、沿海测量和领事裁判权等多项特权；1882年，又强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日本可在汉城驻兵。1884年日本趁中法交战，清廷无暇东顾之机，策动朝鲜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驻朝清军协助朝鲜国王平息政变。日本派伊藤博文来中国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签订《天津条约》，规定朝鲜如发生变乱，中日两国若派兵进入朝鲜，应先互行文知照。日本深知，欲侵占朝鲜，必须战胜中国，甚至灭亡中国。日本军内提出的总目标首先是击败北洋舰队。于是日本加快建设海军，明治天皇下令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元建造舰艇。为造舰，天皇谕令节省宫廷费用，文武官员缴纳薪俸十分之一。而中国则相逆而行，截取海军经费去修颐和园，使海军建设处于停顿状态。至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日本海军已拥有各种舰只30余艘，计6万余吨。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清军出动2500人。日本见挑战清军的机会到了，派入朝鲜的陆军增至7600人，大大超过清军数量；而且有8艘军舰到达朝鲜海面。如此架势使朝鲜政府深感不安，要求中日同时撤军，中方同意，日方拒绝。清政府想让西方列强出面调停，促使日本从朝鲜撤军，但无结果。日方提出中日共同参与改革朝鲜内政，清政府反对干涉朝鲜内政。日本政府指示驻朝日军进攻朝鲜王宫，国王李熙被禁，大院君李罡应被迫命外务衙门废除与中国的通商条约，并委日军以驱逐清军之权。中日冲突如箭在弦。7月25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向中国北洋舰队实行海盗式袭击，掳走中国运输舰“操江”上官兵83人、饷银20万两、大炮20门、步枪3000支和大量弹药，击沉中国租借英国的运兵船“高升”号，致使船上1116名官兵中871名葬身大海。8月1日，中日宣战。战争分别在陆路和海上展开。陆路的首次大规模战斗是平壤之战，清军1.3万人，日军1.6万人。清军将领马玉昆、卫汝贵率部在城南英勇抗击，从凌晨战至下午2时，日军死伤400余人，被迫后撤。城北日军集中7000多人，分两路向清军堡垒发起攻击。清军将领左宝贵率1500人迎敌，时左宝贵突患右偏中风，仍力疾视事。以往临敌，他总是衣士卒衣，此次他特服朝服，誓与守城共存亡，两次受伤，仍坚持在炮台指挥，复被炮弹击中胸前阵亡。[2]日军伤亡近300人，最终攻占了玄武门。在日军疲惫已极的情况下，清军统领叶志超下令趁黑夜弃城北逃，遭遇日军伏击，伤亡和被俘2000余人，价值上千万的军用物资落入敌手。清军元气大伤。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攻入中国本土，一路渡过鸭绿江，清军3万重兵驻守的鸭绿江防线抵挡不住。日军为夺取奉天（今沈阳），向北袭占连山关，但在摩天岭被清军灵活机动的战斗所困，转而西占海城。清军多次发起规复海城的战斗，与日军在辽阳东路相持不下。日军第二路从花园口登岸，攻占金州和大连湾，向旅顺推进。11月下旬，日军进攻旅顺。清军虽奋力抵抗，终被日军攻陷。日军发出命令：“凡穿着平民服装，疑为清兵的青壮年者一律诛杀。”日军屠城4天，“户内户外到处是尸体，横积在路中央，通行无法落足，必须踩在尸体上面才可以通过。船坞广场向东西方向辐射的东街、中街、西街，每条街道皆尸体满地，尸体总数少说有两千具之多。沿海湾向西逃亡者遭到路上的射击，海中漂浮许多被射杀者的尸体”。[3]日军侵占旅顺后，第一师团北犯以解辽阳东路之困。1895年3月上旬，日军3个师团会师田庄台，结束了辽阳南路的战斗。陆路战场，日军虽消耗极大，但胜多败少，处于优势地位。

海上战场，黄海海战是中日海军实力的一次决战。1894年9月17日，战斗在鸭绿江口以西的大东沟附近海面打响。日本舰队12艘舰只投入战斗，吨位40849吨、平均航速每小时16.4海里（其中第一游击队为每小时19.4海里）、各种口径速射炮97门。北洋舰队10艘舰只投入战斗，吨位31366吨，航速每小时15.5海里，没有一门速射炮。双方相持不久，日舰即从右翼绕攻我弱舰“超勇”“扬威”，我“定远”“镇远”冲上前去将日本舰队拦腰截断，重创日舰“比睿”“赤城”“西京丸”，“赤城”舰舰长毙命，三舰逃逸。日舰转而前后夹击北洋舰队，我督舰信号装置被击毁，提督丁汝昌受重伤，在指挥失灵的危急之中，诸舰各自为战，“定远”中炮起火，“镇远”“致远”急驶上前掩护，使“定远”得以灭火突围。“致远”身中多炮，全速直冲日舰“吉野”，被敌舰击沉，邓世昌、陈金揆与200余名官兵壮烈殉国。随后“经远”亦沉没，“济远”“广甲”驶离战场。战斗历时4小时又40分，我“镇远”“定远”在敌舰的围攻中沉着应战，配合默契，坚韧顽强，以寡敌众，最后迫使日舰不敢再战，仓皇遁逃。[4]黄海海战，中国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舰，其余各舰受伤程度轻重不一；阵亡官兵90余人、溺毙官兵600余人、受伤200余人，合计890余人。日本方面虽无军舰沉没，但各舰亦无不受伤，“赤城”“比睿”“西京丸”损伤尤重，“松岛”差点沉没，不得不将旗舰改换为“桥立”；其阵亡官兵90人，受伤208人，总体伤亡只及中国方面的三分之一。[5]如此结局，实在发人深省。

陆路战场的节节失利，特别是旅顺口失陷，更使北洋舰队雪上加霜。日军开始欲对困守威海卫基地的北洋舰队施以诱降，为丁汝昌所拒，日军遂从荣成登陆，分两路对威海卫实行抄袭。增援的清军刚入山东，又以京畿吃紧调头北上。1895年1月底，日军开始向威海炮台发起攻击，炮台守军在港内“定远”舰的配合下，击毙日军指挥官大寺安纯少将，在顽强坚守中全部战死。威海陆地沦入敌手后，日军得以水陆夹击刘公岛守军和港内舰只。炮火连天之中，陷入绝境的提督丁汝昌、管带刘步蟾饮药自尽。北洋舰队的覆灭使中日战争转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马关条约》与卫台战争

自中日冲突之起，清廷内部主战主和，意见不一。日军突破鸭绿江防之后，慈禧更倾向于求和，先派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和李鸿章私函东渡，但日本政府不予接待。清廷又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日本政府对中国代表虽予接待，但以全权不足为由，拒绝开议。北洋舰队覆没后，日本政府认为近期战略目标基本达到，战争进展已引起西方列强的干涉，战争的巨大消耗已导致国内矛盾加剧。“社会宛如被一种政治恐怖所袭，惊愕至极陷于沉郁，忧心忡忡，我国要处似有随时有受三国炮轰之虞，无人高谈匡救目下大难之大策。”[6]因此亦愿尽速结束战事，开展和谈。日本要求中方派出能办大事有名之员，并给予十足全权责任。1895年3月19日，以全权大臣李鸿章为首的中国议和代表团抵日，于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始谈判。日方提出的停战条件是要占领山海关、大沽和天津，而且停战期间中国须负担日军军费。中方对此不能接受，将之搁置。当李鸿章返回寓所途中，有暴徒朝他开枪，击伤面颊。日本怕中方中止谈判，更怕列强干涉，允诺停战三周，随即签订《中日停战协定》，但停战区域不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3月底，日方拿出《和约底稿》，提出：中国割让盛京省南部、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给日本；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3亿两；在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再开放七处为通商口岸。李鸿章一面竭力辩驳，一面密电清廷请示。日方掌握了李与清廷往返密电的内情，依据内外形势，将条件稍作调整，踩住底线不再松口，且态度极为傲慢强硬。直至第七次谈判，清廷亦无计可施，只好指示李鸿章与之订约。

4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臣于马关之春帆楼正式签约，条约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另约规定：暂为驻守威海卫之日本国军队应不越一旅团之多，所有暂行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7]

中日《马关条约》，使中国丧权辱国无以复加，激起强烈反响。国际上俄、法、德三国怀抱各自的目的，也应中国的请求，联手干涉日本割让中国辽东半岛，最终促成中国以银3000万两赎回辽东半岛。中国国内相当多的官员和士子上书呼吁，要求拒和备战。

台湾官民获知台湾将被割让，群情激奋，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见台民强烈反对割台，两月之中20余次致电清廷，恳请保台；在籍工部主事、全台义军统领丘逢甲刺血上书，表示誓死保卫台湾：“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8]台湾官民为抵抗日本侵略，迫不得已临时采取应变措施，成立“民主国”，公推唐景崧为“总统”，年号“永清”，“遥作屏障，气脉相通，无异中土”。[9]“民主国”政府任命新的官员，建立起清军与义军联合抗日体制，在反割台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任命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6月初，日军攻陷基隆，台北告急，唐景崧内渡。日占台北，桦山资纪在台北主持“始政典礼”，宣布台湾总督府成立。台湾府义军统领吴汤兴于苗栗县誓师北上抗敌；丘逢甲派所部四营参战；日军虽在炮火掩护下占据了新竹城，但被义军包围。义军胡嘉猷部以安平镇为据点，不断袭击日军，使之难以向南进兵。淡水的义军也给日军造成很大伤亡。在义军抗敌壮举的影响下，新楚军统领杨载云率四营北上，与吴汤兴义军共同向新竹城日军三次发动攻击，终因火力不济而失败。在随后的战斗中，杨载云和吴汤兴先后阵亡。日军占领彰化后，以陆军4万人的强势兵力向台南逼进，刘永福、杨泗洪、徐骧义、柏正林等众多爱国将领率部坚持抵抗，直至弹尽粮绝。台南被日本侵略者占据。

甲午战争的深度影响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包括大片领土的丧失，巨额财富被掠夺，[10]以及由列强的干涉和因赔款须借款而引起的列强对中国的争夺。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接踵而至的就是俄、法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约合库平银1亿两，年息4%，折扣94.125%，期限36年。英、德两国不甘落后，以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贷款合同，向清政府贷款1600万英镑，合库平银9762.2万两，除去折扣后清政府实收库平银只有9142.5万两。后来英、德又迫使清政府续借1600万英镑，年息4.5%，折扣83%，限期45年。通过这些利息高、折扣大、期限长的巨额贷款，列强不仅可以干预中国内政，而且可以操控中国的经济财政。

甲午战后，列强不仅强迫中国贷款，还在中国掀起了抢夺铁路权益的狂潮。1896年，法国率先取得了从越南到中国龙州的铁路修筑权，同年，俄国更获得了修筑从西伯利亚穿越中国东北直通海参崴的中东铁路的权益。1897年，清政府决定向比利时借款修筑南北干线卢汉铁路，因比利时与俄、法关系密切，引起英、德两国的不满，英、德出动军舰向清政府耀武扬威，结果，不仅英、德获取了津浦路修筑权，德国还获得了山东境内其余铁路的修筑权益，英国更把借款筑路的巨手伸向了山西、河南、长江下游、珠江流域，甚至山海关外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在这股争夺筑路权益的狂潮中，美国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与英国的妥协，最终与清政府签订了贯通华中、华南的粤汉铁路的借款合同。

列强对某一铁路修筑权的获得是独占性的，即近期内别国不能，中国自己也不能投资修筑。债权国一般还要垄断铁路材料的供应，从中进一步获取利益。争夺铁路修筑权与争夺矿产资源紧密相连。因此，铁路经过和到达的地方，重要的矿产资源，如煤、铁矿等，大多亦为列强所控制。争夺铁路权益和矿藏资源，势必导致势力范围的划分。从1895年至1899年，列强在中国所占势力范围的大致情况是：俄国租借旅顺、大连25年，以此为基点，将长城以北视为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占据香港、租借九龙半岛99年，以此为基点，将西藏、云南一部分、广东和长江流域视为它的势力范围；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以此为基点，将山东视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以广西和临近越南的云南、广东两省部分地区视为它的势力范围；日本侵占台湾、澎湖列岛后，视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美国没有来得及把中国某一地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它于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势力范围对美国开放，使美国享有均等权益和机会。“门户开放”政策陆续为列强所接受，这样就使中国既处瓜分危机之中，又在列强共同奴役之下。

列强侵入中国的势力，金融占有突出的地位，英国的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以及俄、法合资成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和美国花旗银行，它们建立的金融网络，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而且直接或间接渗透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之中。比如，中国关税收入存放汇丰银行，银行向清政府支付年息4%，而同样是这笔钱，银行拿来贷给清政府的年息则要10%。这一出一进之中，清政府就损失6%。外国金融资本向中国工矿、运输、电信等行业渗透，1896年到1900年，外资工矿企业资本10万元以上者开设20余家，资本总额达2400多万元。外企利润汇出数额成倍增加。

由于《马关条约》开放了宜昌至重庆的长江航运，英、美、法、日等国的轮船，甚至军用船只就可从上海、汉口上达重庆。轮船与中国旧式木船相比处绝对优势地位，致使一些华商行栈转而为洋行服务，洋行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快速增长。

甲午战争后，列强不仅把中国作为商品倾销之地，更把剩余资本向中国竞相投放。中国自主发展经济的条件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制约。正是这种制约，也促使一些仁人志士把发展民族工业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要求准许民间设厂的呼声日渐增强。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1895年7月，光绪皇帝在上谕中明确提到要恤商惠工。1896年初，清廷批准了各省设立商务局的建议。之后，清廷渐渐放宽了对民间创办实业的限制，允许民间招商集股开矿、开放内河航运等，并制定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民族资本中一股比较强的力量是轻纺工业，上海的裕晋、大纯，无锡的业勤，宁波的通久源，南通的大生等10家纱厂，有纱锭19.5万枚、资本500.7万元。其中尤以清末状元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大生纱厂具代表性，大生纱厂采用股份制向社会集资，然后逐渐扩大产业规模，发展到农垦、面粉、榨油、制盐、机械、贸易、航运、码头、金融和房地产等多个行业领域，走的是一条以农村为基地、以工业为中心、农工商协调的乡土经济发展之路，形成大生企业集团。更多的民族资本选择了缫丝工业。1895年至1911年，全国创办了140多家资本万元以上的丝厂。民族资本还创办了一批面粉厂、火柴厂、船舶修造厂和轮船运输企业。

甲午战后的国际压力和国内局势，从不同方向催促清朝政府进行一场历史性的变革。

二 变法诉求步步升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势力对中国侵入的逐渐加深，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日益增多，中西之间的差异与社会进步上的差距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认识，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自身体制的缺陷和弊端一次又一次暴露出来，并且留下惨痛的教训。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危机。正是伴随这种危机感的产生和加剧，要求学习西方、变更旧制、重新定位中华文明发展目标的改革意识逐渐明朗、强烈起来。变法诉求步步升级。甲午战争前，早期改良思想分散表达；甲午战后，变法形成思潮和群体集合型诉求；后来又发展到以《时务报》为代表阵地的全国性舆论和以湖南维新运动为先驱的实施层面；最终促成统治集团内部比较明确、比较强势的变法意向。百日维新既是甲午以后的时局逼出来的，也是在漫长的心理、思想累积之上发生的。

要求变法的先驱者

容闳，号纯甫，广东香山人，1847年赴美国留学，1850年入耶鲁大学学习，获学士学位。1855年回国。1860年与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等商谈富强大计，提出七点计划：（1）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2）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3）建设海军学校；（4）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5）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6）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7）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洪仁玕对容闳的建议甚有兴趣，十分重视，但因战争条件，无法实施。

冯桂芬，字林一，江苏吴县人，进士，翰林院编修。1853年奉旨办团练，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冯桂芬著作很多，但集中反映其变法思想且对后来的变法运动影响较大的是《校邠庐抗议》。冯桂芬认为，中国在天时、地利、物产三个方面均甲于地球各国，而今然屈于俄、英、法、美四国之下者，主要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只要皇帝反省自问，振刷纪纲，一转移间即可解决，无待于求诸夷人。至于军事方面，中国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只要改革科举，设立特科，不仅能师夷长技，而且能驾而上之。他还提出，要在自强的基础上，学会利用欧洲诸强国在中国的均势，采取坚定一贯的外交政策。1876年《校邠庐抗议》正式刊行，1889年光绪帝命将其中与时政关联密切的《汰冗员》《许自陈》《省则例》《改科举》《采西学》《善驭夷》等篇抄录成册。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帝又命将该书新印1000部，颁发给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及各省督抚将军，要求仔细阅读并发表意见。

王韬，字仲弢，号紫铨，江苏长洲人。曾在上海、香港和英国与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交往，协助其将中国典籍五经等译成英文。1871年开始经营出版事业，出版自著《普法战记》14卷，创办《循环日报》，发文纵论变法图强之道。1883年撰《论变法》上、中、下三篇，认为，中国取士之法宜变，练兵之法宜变，学校之虚文宜变，律例之繁文宜变，且皆宜亟变。参用西法，移风易俗，权操之自上，转移于不觉。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非徒恃乎西法。[11]后来百日维新时期所进行之科举考试改革、教育改革、律法改革、军事训练改革，在王韬的变法设计中几乎皆已论及。

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1876年赴法，回国后在天津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著有《适可斋记言记行》和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等。1877年夏，他从欧洲写信给李鸿章说：

欧洲各国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12]

1890年马建忠提出“富民说”，强调对外商贸体制须改革，要把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作为国家富强的关键：欲使出口货增多，关键“在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欲使进口货减少，则须“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同时应开采矿山，以保证财富常聚而不散。

何启与胡礼垣。何启，字迪之，号沃生，广东南海人，1872年赴英攻读医学和法律，1882年回香港当律师，1890年任香港立法局议员。曾协助孙中山筹划广州起义，起草对外宣言。胡礼垣，字荣懋，号翼南，广东三水人，早年毕业于香港大书院并留院任教，后创办《粤报》。1894年冬至次年春，何启与胡礼垣合著《新政论议》，建议以复古为革新，进行七项改革。

（1）中国应仿照西方国家责任内阁制或总统制，“下令国中，自今以往，诸臣中有以改为是者，准其留职；有仍以不改为是者，著令辞官。如此则凡有宜改之处，诸臣只可将其事斟酌尽美，行之尽善而已，不能梗阻也”。

（2）大幅提高官员待遇。待遇提高后，“文员武员有受及民间一钱一物，或擅支国库一毫一厘者，立行革职，永不再用，恩俸尽削。如此，则贿赂之风未有不绝”。

（3）立即停止捐官旧例，“以真法取才，真才出，而伪才去；以伪法取才，伪才进，而真才亡。今当改革之初，事之从真，必自官场始，而官之从真，必自废捐始”。

（4）下令国中各府州县俱立学校，每省设一学政大臣，负责全省学校事务。学校教育除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外，还应分设外国语文、万国公法、中外律例、中外医道、地图数学、步天测海、格物化学、机器工务、建造工务、轮船建造、轮船驾驶、铁路建造、铁路管理、电器制用、开矿、农务树畜、陆军、水师、电线传递等专门学科，考试合格者分别发给某科秀才、举人、进士执照，国家有公事，则选这些获得专利执照的人去办理。

（5）凡欲专攻帖括者，听其参加考试，考试内容加万国公法及律学大同二门，合格者发给文学秀才、举人、进士头衔，可担任翰林院翰林或参加议员选举。

（6）除省、府、县行政长官仍由天子任命、以三年为任期外，每省、府、县各由童生、秀才、举人、进士公举60名议员，分别负责本县、府、省的议政工作。兴革大事、度支转饷，均谋之议员。官与议员意合，方得施行。

（7）各省一年一次会于都会，开议院事，以宰辅为主席，议毕，各议员将其本省来岁应行之事，如公项出入、选取人员等件，记明画押公奏，主上御笔书名，以为奉行之据。如有未咨，则再议再奏，务期尽善而止。[13]

陈炽，字克昌，号次亮，江西瑞金人，长期任职户部。曾游历山东、江浙、闽粤等沿海地区及香港、澳门，感念时变，著成《庸书》，1895年初由翁同龢进呈光绪帝。《庸书》分内、外篇，其外篇如西书、洋务、游历、议院、育才、艺科、商部、税则、考工、商务、铁政、利源、铁路、赛会（博览会）、公司、巡捕、轮船、西法、编审、善堂、报馆、民兵、炮台、公法、使才、驿传、刑法、海国、天文、电学、格致、西臣、妇学、合纵、养民等，这几乎囊括了甲午以前中国人所了解的西学的各个层面，书中不乏卓识远见。在《报馆》一篇中他认为，应该“晓谕民间，准其自设”，一转移间，“诸利皆兴，而诸弊皆去，集思益广，四民之智识宏开，殚见博闻，万里之形声不隔，高掌远跖，明目达聪”。他高度评价欧美国家的议院制度，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泰西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中国也应仿照欧、美的议院制度。

这一时期还有郑观应、汤震、陈虬、宋恕、宋育仁等思想家，分别撰有《盛世危言》（1893）、《危言》（1890）、《治平通议》（1890年前后）、《卑议》（1891）、《时务论》（1890年前后）等探讨变法问题的著作。

在这个时期显露出来的改革思想者中，康有为应当引起更多的注意，他不是生活在中外交往的第一线，也无参与行政的实践经验，但他的思想更具历史深度、哲学高度和现实与理想的张力，是富于文化内涵和信念关怀的体系性改革思想。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曾从岭南大儒朱次琦学，构筑了中国传统学问的深厚基础。他喜冥想，好佛理，救世拯民之念甚坚。1879年冬，康有为游香港，耳目一新：“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之夷狄视之。”[14]

1882年，康有为赴京参加顺天乡试，道经上海，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猎，甚至乐律、韵学、地图学也未放过。

1885年，康有为自认学已“大定”，思想体系初步形成。从他此时期的著作《康子内外篇》《教学通义》《民功篇》《实理公法全书》等来看，确乎非同凡响。

《康子内外篇》论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人性和人生的态度，统治思想的精意和作用，文明与文化的发生、比较、趋向，世界大势和中国的出路等。《实理公法全书》中心观念是崇尚“平等”，即“人有自主之权”。《教学通义》对秦汉以来政治教化的内容、体制及效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变革现实的主张。

1888年康有为再次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他意气高昂，倜傥自喜。虽榜上无名，豪情依然万丈。他想与当朝达官名流直接联络，表达自己的变法诉求。翁同龢拒绝他的求见。三访徐桐，皆被挡驾。工部尚书潘祖荫虽给了面子，但热情不高。康未气馁，再次上书潘祖荫，力劝潘氏“与二三公忠同志大臣”，涕泣上书君上，要求变法。康有为仍觉不够，干脆直接上书皇帝，写了约五千言的《上清帝第一书》。提出三点：“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翁同龢拒绝代递，都察院代递也遭阻。

1889年康有为离京南下，直至1895年，六七年中他讲学著书，颇有成就：一是以万木草堂为基地聚集了一批青年学子，形成了“康门”或称“康党”的基干力量；一是借公羊今文经学的形式，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复原孔教”的理论框架。之后他陆续撰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大同书》。

《新学伪经考》刊行于1891年，该书立意非常简单，其大量的考辨证明，只为得出一个结论：古文经典及传注（《周礼》，《春秋》左传，《诗》毛传，古文《尚书》，古文《孝经》，古文《论语》等）都是刘歆为王莽新朝编造出来的，所以是“新学”“伪经”。其论证过程多有牵强附会、鲁莽灭裂之处，如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1894年8月，《新学伪经考》遭人参劾，被禁毁。

《孔子改制考》始于1892年，由万木草堂高才弟子陈千秋、曹泰等协助编辑，因“体裁博大”，直至戊戌年方才面世。这部被梁启超喻为“火山大喷火”的著作，其基本思想是：上古三代“文教之盛”和三皇、五帝、尧、舜等的事迹，都是周朝末年孔子及其他诸子为创教、改制所假借、编造而成的；儒教为孔子所创立，中国的义理制度也皆由孔子所创立，孔子是创教和改制立法的教主圣王；孔子创教改制的精义是拨乱世致太平；孔子以布衣之身立法改制，“事大骇人”，故假借古代先王名义。

甲午战后变法诉求日趋强劲

首先是博通中西的严复在天津连续发文，从中西文化差异和中外局势的深邃眼光呼吁变法刻不容缓。严复，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1867年入福州船政局求是堂。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研读西方经济、哲学、历史、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著作，旁听法庭审案，观察英国社会政教风情。1879年学成归国，先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总教习、会办、总办。甲午战败，引发严复深沉的思索和激锐的呐喊。自此他开始登上思想启蒙领袖的高台。1895年2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认为中西之间的理道本来是相同的，但西方国家行之则常通，中国行之则常病，究其原因，则在于西方有自由，而中国无自由。3月上旬，又发表《原强》，提出标本兼治的变法图强方案：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本是民智、民力、民德。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3月中旬，发表《辟韩》，对唐代思想家韩愈的《原道》提出尖锐批评，提出与韩愈论点针锋相对的观点：民迫不得已而立君与臣的初衷，是欲君臣担当“卫民”的职责，而非只是收税征粮，作威作福。5月，《直报》连载严复的长文《救亡决论》，提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变法应首先从变八股始。他批判科举制度具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害。有一害即可使国家由弱而亡，中国三害兼有，国家焉得不弱亡！严复这些连珠炮似的战斗檄文，以其文化内涵和思想犀利的巨大冲击力，像春雷一样震荡着中国知识界，呼唤着变法思潮的来临。

1895年4月15日，即李鸿章在马关签约的前两天，康有为令梁启超鼓动广东籍举人上折请拒和议。梁启超迅速联络了一百多名同乡举人。湖南举人也分头联络。两省举人达成协议，同时递折。4月22日，粤、楚举人数百名到都察院呈请代奏。各省举子亦相继跟进。台湾举人莫不哀之。大规模的上书活动甚至得到某些政府官员的鼓动和支持。康有为奋笔草成的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在众多举子中传观议论。这就是震惊内外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请求皇帝独断圣衷，翻然变计，采取四大措施：（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变哪些法呢？

（1）富国之法，通过建立国家银行、修建铁路、兴办机器厂、轮船公司、开办铁矿、统一银币、设立邮政等措施，实现国家富强。

（2）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贫四个方面，国家应广译西方农学著作，在各地城镇遍设农林牧渔茶学会，改良农业，以开农业利源；令各州县咸设考工院，广译西方制造之书，选学童研习工艺制造，奖励发明创造，允许民间设厂制造枪炮；设通商院，选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经营其事，同时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业学堂，比较厂（即展览会），以商务大臣统一领导，上下通气，通同商办，以夺外商之利，以扩商务；对穷困无业、游散无赖之贫民，国家宜设法收恤，或帮助其移民于边远地区或外国，或设立警惰院，收容贫民，强迫教以工艺技术，使之参加大型工程建设，以工代赈，或劝筹巨款，设立专院，收养鳏寡孤独、疲癃残疾、盲聋喑哑等，以固结民心。

（3）教民之法，武科考试废弓刀步石，改设艺科，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考试合格后国家分别授予秀才、举人、进士等头衔，并分别给予不同的职务。同时，开设报馆，传播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

（4）改官制去壅塞，官制太冗，俸禄太薄，外之则使才未养，内之则民情不达，若不变通，无以为教养之本。中国大病，首在壅塞。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样的事，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只因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

康有为饱蘸爱国激情写成的这份请愿书，实际上是一份完整的变法纲领。4月30日和5月1日两天，18省举人1200多人纷纷从各会馆云集于松筠庵。清政府中的主和派对此极为恐慌，使人“妄造飞言恐吓”。有些人畏祸退缩。康有为、梁启超和数百名各省举子仍坚持将请愿书向都察院递进，但未能如愿。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虽未直接实现其目标，但使久已郁积的变法诉求公开化、群体化、强劲化了。政府中的某些要人如翁同龢等也更关注康、梁等人的变法活动。5月底，已中进士的康有为，将原上书稿修改，撰成上清帝第三书，呈请都察院代奏。康有为的奏折很快就递到了光绪帝手中。皇帝览而喜之，命呈太后、发各省督抚将军议。

要求变法的气氛日益浓厚。朝廷内外闻风而动者颇不乏人。6月3日，甘肃新疆巡抚陶模上了一份《培养人才疏》。提出13点变法建议：（1）整饬国子监；（2）汰减科举考试和录取名额；（3）重视小学启蒙教育，年未及冠者不得提前参加科举考试；（4）停止捐官，大力汰减冗官、宦官；（5）中央各部院堂司各官练习政事，熟悉业务，防止书吏把持欺蒙；（6）八旗兵宜破除积习；（7）文武大员革除嗜好，勤于政务戎务，政戎之余，应涉猎地理政书及新译西籍有关兵法者；（8）士大夫禁食洋烟；（9）分设算学及艺学科目，以培养专科人才；（10）停止旧例武科科举考试，从新式的水、陆师学堂中选拔具有航海、驾驶、天文、测绘、机械制造、阵法等新学问的文武兼通之才，分别授以海、陆军秀才、举人、进士等称号；（11）各省驻军变通操法，改习西式水陆操；（12）考求工艺兵法，学习算学、重学、化学、汽学等专门学艺，优秀者选送出洋深造，务期各精一艺，以立富强之基；（13）总理衙门翻译各国政书，呈皇帝御览，并刊发各衙门、各书院，俾天下士大夫洞悉中外情形，以便人人知耻、知难、发愤，从而易危为安，转弱为强。[15]

被人称作“老顽固”的大学士徐桐也上奏，说“外省厘差盐务关务闲员甚多，内地腹省并无军务，借口弹压多招勇营，安置私人，岁糜巨款”，请皇帝下令“痛加删汰”。

康有为得知皇帝非常重视自己的上书，又撰写了长达万言的第四次上书，专谈变法体要及先后缓急之宜。建议皇帝采取五大变法措施：

（1）下诏求言，破除壅蔽，罢去忌讳，许天下言事之人到午门递折，令御史轮值监收，不必由堂官呈递，亦不得以违碍阻格，永以为例。

（2）开门集议，令天下郡邑十万户而推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

（3）辟馆顾问，请皇上大开便殿，广陈图书，每日办事之暇，以一时许亲临，顾问之员轮班侍值，皇上翻阅图书，随宜咨问。

（4）设报达聪，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发各衙门公览，使民隐咸达，官慝皆知。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外国新报，能言国政，今日要事，在知敌情，通使各国，著名佳报，咸宜购取。俾百僚咸通悉外情，皇上可周知四海。

（5）开府辟士。宰相之职，在于进贤，可令其自开幕府，略置官级，听其聘士，督抚县令，均可仿此自制设立相应的幕府。

康有为的这个第四次上书没有第三书那么幸运，被阻未能上达。

7月19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建议光绪帝采取九条变法措施：（1）亟练陆军，一年之内，于海疆各省练得力陆军三万人，军制学德国，聘用洋将训练，同时遣将弁出洋学习，并自设学堂，延西师教练；（2）亟治海军，国家无论如何艰难，即使借款，也要复建南北洋和闽、粤四支海军；（3）亟造铁路，允许西方小国商人借款承包修筑；（4）分设枪炮厂，精制兵器；（5）广开学堂，培养专门人才；（6）速讲商务，国家采取措施护商，各省设商局、办公司，以兴商务；（7）讲求工政，讲求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各省设工政局、招商局，加工精造货物，或出口，或内销，以富国养民；（8）多派游历人员出国考察，增加阅历，增长才识，将来任以洋务等事；（9）预备巡幸之所，择腹省远水之地，如山西、陕西等处，建设行宫，一旦外敌入侵，可临时巡幸，不必迁都，又可免受敌人牵制。

闰五月间，御史胡燏棻上《变法自强疏》，提出十点变法建议：（1）开铁路以利转输；（2）筹钞币银币以裕财源，设立官家银行，统一货币；（3）开民厂以造机器；（4）开矿产以资利用；（5）折南漕以节经费；（6）减兵额以归实际，对各省绿营无用之兵，裁其老弱，年裁二成，五年裁竣，所省之款，用以按西法招募创练新军，同时仿西方巡捕之制在各城乡市镇设立巡捕；（7）创邮政以删驿递；（8）创练陆兵以资控驭，通饬各省一律改练近年新出之西法，设武备学堂，聘洋员教习，学生毕业后分派入营充当哨、营各官，武科乡试改试枪炮，提高营哨各官之薪水及兵勇之饷项；（9）重整海军以图恢复，购舰而外改定章程，选求将帅，直听枢府号令，战时可便宜行事；（10）设立学堂以储人才，改书院，设农、工、商、矿、医、格致、水陆师、女子、聋哑等专门学堂，许民间集资设立，以开民智，国家设大书院以考试之。

七月间，道员伍廷芳上书，提出九条变法建议：（1）讲求洋务以御外侮，请皇帝明降谕旨，令内外臣工留心洋务，竭力考究外国情形及交涉各事，并饬各省将军督抚，悉心搜罗深知洋务、熟谙交涉、确有实学之员，立即奏明召见；（2）整顿武备以固疆圉；（3）牵制强邻以资控驭，易干戈为玉帛，厚结英、德、美诸国，密订盟约，以牵制俄、法、日，一面简派智谋兼备之员游说各国，用夷间夷，以夷制夷，一面饬水陆各师将领朝夕训练，以成劲旅，使敌不遑谋我，不敢谋我；（4）速绘舆图以便布置；（5）酌改税则以增国课；（6）创设银行以塞漏卮；（7）创兴邮政以裕利源；（8）推广铁路以利转输；（9）仿行印花纸税以收利益。[16]

同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与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联名上折，条陈时务，提出六项自强之法。军事方面，着重整顿陆、海军。驻防各省之绿营、勇营、水师须汰弱留强，大事整编。凡兵多之营，无论水陆，均酌减一半或裁三成。整编后之水陆军无事则操练，有事则征调，循序渐进并严格训练及娴习各类新式枪炮，使成精锐之师。实业方面，偏重交通与矿业之发展，且二者须相辅为用。国内各种矿产资源丰富，应尽量开采，以供应冶炼钢铁、造船、修筑铁路及有关发展民用工业等方面所需之原料及燃料。教育方面，以培养中西兼通之人才为基本，尤以洋务人才为重，不以八股、试帖、辞赋取士。大量翻译各种西学书籍，分发各省书院。各省增聘西方饱学之士或长于西学之华人为教师，侧重以西学之成绩为取舍学生之标准，习西学优异者，经各省书院保送入“同文馆”深造，俟机随使臣出洋，以广见闻。[17]

要求变法的呼声虽然在趋向强劲，但昧于情势、畏惧变法的势力仍普遍存在。因此维新派还须做出更大的努力。

从强学会、《时务报》到时务学堂

康有为认为，变法必从京师开始，必从王公大臣开始，才能成功。为使更多的王公大臣赞成或同情变法，康有为自己出资开印《中外纪闻》，免费分送。1895年7—8月，他发起“游宴”运动，在游宴的基础上组织强学会，以从组织上加固维新派的营垒。开始几次很不理想。8月底，康有为与陈炽分头约集浙江温处道（未到任，在督办军务处任职）袁世凯、内阁中书杨锐、丁玄钧、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张孝谦等参加宴会。宴席上，大家约定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元，并当场推选陈炽负总责，张孝谦帮之。推举康有为负责起草序文和章程。此后，宴会活动日渐增多，来者日众，一些高级官员、外国使节及传教士也卷了进来。康有为等人所组织的京师强学会，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可以说它是一个京师高级官员俱乐部，其成员分别来自或代表着军机处、总理衙门、内阁、翰林院、督办军务处等机构或这些机构的主要官长，除前边提到的有关官员外，侍读学士文廷式、翰林院编修徐世昌等也是会中重要分子。强学会的活动在京城令人瞩目。不到半年，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诋其以私立会党、开处士横议之风。强学会遂被清廷封禁。

强学会遭禁之前，康有为已离京南下。他由沪至宁，顺利地与张之洞达成协议，由张之洞带头出资，在上海组织强学会并发行会刊。张之洞委托康有为与梁鼎芬等负责起草学会的有关章程、序文及其他工作。章程末尾共有16位发起人的署名。这份经张之洞授意指定，具体由梁鼎芬电约或代签的名单，几乎囊括了张之洞周围的主要属僚和后来戊戌变法中南方地区的大部分骨干分子。11月底，康有为带着起草好的有关文件和张之洞允拨5000元作为上海开办强学会的启动经费的许诺，踌躇满志地到了上海，准备施展身手，大干一番。他把门人徐勤和何树龄电调来沪，协助办报。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机关刊物《强学报》创刊，文章中除了提出“光大维新之命”、“昌言变法”、设立“议院”等主张之外，更有关于孔子改制的康氏议论。

康有为的架势令张之洞十分懊恼，决定调汪康年到上海主持强学会各项事业，同时对康有为所召集的会议一概抵制，拒绝派人参加。京师强学会遭禁，更使张之洞不得不迅速采取停办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的措施。于是就有汪康年和梁启超先后到沪合创《时务报》的情况发生。

创刊于1896年8月的《时务报》旬刊，直到1898年8月终刊，共出69册。它不仅执当时维新舆论之牛耳，起着维新思想宣传的主渠道的作用，而且是一时间维新人士的集散中心和各种维新事业的策源地。

《时务报》“论说”栏，连载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梁氏或阐发“凡在天地间者莫不变”的通理通则（自序）；或列举各国强盛衰亡事例及本朝列祖变前代之法的事实，反复辩难，痛陈今日处“万国蒸蒸”，大势相迫下中国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感（通议一）；或指斥今日讲求变法者不知本原的种种弊端，标揭变法的根本，即“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通议二）。梁氏的行文明白晓畅，剀切动人，文采飞扬，警语迭出，且措辞谨慎，出语委婉，博得许多人的欣赏和赞扬。《时务报》的风行，于一度沉闷的局势中辟出了一条新知识、新思想流动的通道，在启发民智、鼓动人心、宣传变法、引导舆论等方面居功至伟。

时务报馆实际上也成了各种维新事业的联络站。自1896年至1898年，共有40人自浙江、四川、江苏、湖北、安徽、山东、湖南、广州、北京、西安、吉林、槟榔屿等地来信，请求帮助办理各类事务近60项。这些事务涉及拟开办学堂请代聘各科教师，拟建藏书局请代购书籍，请代购各种机器、仪器、农具、良种等并代聘技师、技工，请代为探听和收集各种工艺方法、价格、款式及有关书籍、章程，请代为销售、推广报刊，请帮助筹划设学堂、办公司，等等。各地报刊、学会、学堂等的兴办，其主要者大都和《时务报》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知新报》《国闻报》在《时务报》的影响下广为流布。两报一南一北，互为声援，往来密切。其他当时影响较大的报刊，如《农学报》《萃报》《蒙学报》等，也都和《时务报》关系密切。湖南的《湘学报》《湘报》，四川的《渝报》《蜀学报》，在创办之初，都曾得到时务报馆的各种帮助（购机器、铅字、代为销报等）。《时务报》被时人誉为“报王”和当时各种新报的“祖馆”，所以，当时创办的各种报刊，大多与时务报馆有过联系，而目的则无非是欲借《时务报》之名以求推广。

在当时众多的学会中，“务农会”是兴办较早的一个，几乎为时务报馆所包办。当时影响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学会，该属“不缠足会”。时务报馆诸人不仅是该会的倡办者，也是该会的主持者。

对于当时其他有影响的学会，时务报馆也多予支持，或参与创办（如“蒙学公会”），或广为宣传（如“圣学会”“知耻学会”等）。自第三十八册起，《时务报》辟出“会报”一栏，专门登载各地学会“办事情形及序记、章程等”，以为提倡和推广。《时务报》中人，曾力助上海中国女学堂之成立。汪康年倡议开办东文学社，此校成立后，成才日众。

1897年可谓时务报馆的黄金年。在全面介入和指导、赞助各项维新事业的同时，《时务报》的报务发展也达到鼎盛。然而在这年的下半年，《时务报》于一片花团锦簇中却显现出衰象。康有为一系的骨干如徐勤、康广仁、欧榘甲等先后到沪后，时务报馆中的门户派系之争日益凸显，以致发生章太炎与康门子弟间的殴斗。接着，汪康年与黄遵宪之间又为立董事一事，“几于翻脸”。黄遵宪力荐梁启超、李维格赴湘主持时务学堂，梁、李二人亦欣然愿往。康有为挟官方之力试图压服汪康年。汪康年则借助张之洞之力与之相抗，并与孙家鼐、刘坤一等联络沟通，结果僵持不下。与此同时，黄、梁、汪等又在报刊上登发各自的启事、声明，大打笔墨官司，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康、梁一派的变法诉求，在京师和上海相继受阻，于是他们把阵地转移到湖南。湖南巡抚陈宝箴正想以一省为天下倡立富强之基，在经济技术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改善吏治、培育新式人才方面也欲有所作为，就与康、梁的目标相遇了。1897年9月，陈宝箴刊发《湖南时务学堂缘起》，并亲自拟定《招考时务学堂示》，任命熊希龄为学堂总理，聘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梁偕同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西文总教习李维格抵达长沙。年底，湖南时务学堂正式开学。

梁启超以万木草堂为蓝本，在时务学堂内营造出一种平等、自由、探讨的学习气氛。师生情谊融洽，诸生求教可往教习室个别谈话，或数人集体会谈；功课以写札记为常课，先生批答学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诸生阅报听讲，看书自习，遇有心得，可畅抒己见，教师亦随时批答指导。学堂还延揽学者名流，轮流讲演，官绅士民集者甚盛，时务学堂诸生多往听讲。

梁启超在讲堂上无所忌讳，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甚至盛倡革命。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回家，出札记示亲友，反响强烈。梁启超与谭嗣同、唐才常等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按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并使南学会、《湘报》在言论上与学堂暗相策应。

照维新派的设想，时务学堂是担当开民智的任务。开绅智的任务归之于南学会，南学会名为学会，实际目的是培训议员，以为兴民权创造条件。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延聘通人定期讲演，长官亦时时莅临鼓励。会员由各州县品行端正、才识开敏之绅士组成，于会中学习议事方法，并逐步参与地方及全省新政事务的讨论。官智之开则赖于课吏堂，巡抚亲任课吏堂校长、司道为副校长。正副校长时时稽查功课，随时教诲，颇带威慑之意。课吏堂内废除官场上下级的礼节，一律以师生之礼相处。平日以候补各官到课吏堂接受培训，实职官则指定书籍功课，令其在余暇中学习，并记札记待查，以求官吏人人向学，以裨治事。

正当时务学堂、南学会、课吏堂等将变法思想与变法活动融为一体，办得有声有色之时，来自周围的反对、诘难之声如妖风一般刮了起来。1898年春，以王先谦代熊希龄、以叶德辉代梁启超的流言开始出现。不久又发生了联名函告湘籍京官的事，说陈宝箴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恐将来有不轨情事，不能不先事预防。接着就有人破坏南学会讲演。邵阳守旧士绅将南学会会长樊锥驱逐出境。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等上书山长王先谦，以维护“名教纲常”“忠孝节义”为名，攻击时务学堂，要求从严整顿，辞退梁启超等人，另聘教习。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等十人联名向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请将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王先谦独自致书陈宝箴，要求停办《湘报》。岳麓、城南等书院学生邀集士绅订立《湘省学约》，攻击梁启超和时务学堂，并及南学会和《湘报》《湘学报》。进而守旧派到处刊贴诬蔑时务学堂师生的匿名揭帖，言辞不堪入目。

湖南时务学堂及变法实践中遭受的挫折，原因并不完全来自地道的守旧势力，维新派中康党的指导思想和活动方式亦是诱发矛盾的重要因素。湖南新政未及京师变法高潮的到来就偃旗息鼓了。它似乎是“百日维新”结局的一个预兆。

1898年春天的几个变法方案

由于有官员的上奏、维新团体的呼吁、报刊舆论的传播、地方新政的举行，中央做出变法决策的时机日趋临近。1898年1月24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应召到总理衙门接受王大臣问话。参加问话的有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谈话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昏。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18]翁同龢等将与康有为谈话情况奏报给光绪帝。光绪命召见康有为，而奕则主张先令康有为用书面方式条陈所见，如有可采之处，再令召见。

1月28日，康有为将《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得变政记》连同自己奉命赶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一并呈递总理衙门，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与实施计划。康有为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意在欲光绪帝效法彼得以君权变法的雄心和魄力。“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康有为所说的“心法”，大约有如下几层意思：（1）有为之君，应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其勇武，雷动而草木坼；（2）俄国体制与中国同，中国变法莫如法俄，法俄在学彼得能纡尊降贵，游历师学，采万国之美法，创千古之奇功；（3）威权是实，体制是虚，与其泥虚文之体制不能保实有之威权，则不如以实有之威权改虚文之体制。康有为说，皇上效法彼得，不必完全模仿，要在神武举动绝出寻常，雷霆震声，皎日照耀，一鸣惊人，万物昭苏，必能令天下回首面内，强邻改视易听。

康有为希望光绪帝效法彼得大帝改革的雄心和魄力，更希望光绪帝模仿日本明治天皇变革的方针和措施。为此，他刻意编纂了《日本变政考》一书。这部书果然很受光绪帝的重视，以至于进呈一次之后，再向康有为索要改订本。康有为在该书的跋语中说：“日本为政，备于此矣。其变法之次第，条理之详明，皆在此书。其由弱而强者，即在此矣。”“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19]

严复也在此时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1月27日至2月4日，他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拟上皇帝书》。在这篇著名的万言书中，严复深入分析了中国积弱的原因，提出中国之所以积弱，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外患几乎无代无之，而外患之所以成为大患，是因为“内治之不修，积重而难返”。要根本改变局面，只有急起变法，进行彻底的、全方位的、系统的改革，既要布新，更要除旧。严复指出：

今者审势相时，而思有所改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20]

严复建议光绪帝在正式宣布变法之前，首先迅速完成三件大事：（1）出洋游历，联各国之欢；（2）到各省视察，结百姓之心；（3）破把持之局。

严复的万言书刚在报纸上连载完，另外一位精通外情的官员伍廷芳也提出了一个变法方案。伍廷芳的变法计划主要着眼于跟世界各国建立良好的通商关系。2月10日，他上《奏请变通成法折》，建议主动、有序地向各国商人开放。伍廷芳认为，西方各国以货来，中国以货往，有无相通，小民沾利。中国若能广拓商务，精求工艺，师其所长，辅我之短，益处必多。西方各国建国历史有早有迟，或数百年，或千余年，通商立国者多，通商失国者无一先例。中国应破除成例，各处开放通商后，应仿照西方国家通例，加重入口税，减轻出口税，必对国家财政收入有益。只要控制得宜、权衡得当，就可为将来国家的富强打下基础。[21]

创办大生纱厂的状元张謇，于5月22日在呈报给翁同龢的《农工商标本急策》中提出三条措施：

一、商务亟宜实办。实办之计有三：定法；筹款；定捐税。

二、工务亟宜开导。开导之计有二：各省开劝工会；派大员集合资本，博采各省著名精巧之器，入巴黎大会，并选名商慧工同往，察视各国好尚风俗，以便推广制造。

三、农务亟宜振兴。振兴之计有四：久荒之地，听绅民召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未垦之地，先尽就近之人报买；凡开垦之地，援照雍正元年上谕，水田免赋六年，旱田免赋十年之例，变通为免赋三年，免赋五年；户部及各衙门费宜明定成数，杜书吏挑剔需索之习，释民间缴价畏沮之心。[22]

上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变法方案出台的同时，一些单项的改革建议也相继提出，比较著名的有1897年12月16日贵州学政严修请开经济特科，1898年1月17日兵部尚书荣禄请参酌中外兵制设立武备特科，2月黄思永奏请发行昭信股票，3月御史陈其璋奏请统筹全局向英国借款以相牵制而策富强，御史宋伯鲁奏请统筹全局派员往美国集大公司准其兴办中国全境铁路矿务以保大权而存疆土，刚毅奏请裁冗员薪水各局杂支整顿保甲等。这些单项的改革提案大多很快就得以批准并开始实施。但全局性、政治性较强的变法方案仍被阻滞，因为人事条件尚不具备。

三 明定国是 急行新政

随着维新变法思潮的步步升级，更因外部局势的日趋紧迫，清廷最高权力层不能不做出变法维新的决定。所做出的决定表明了两点：一是停止变与不变的争论，统一思想，一意改革，举国上下，奋发图强；二是改革的标准是采用西法，有裨实用，不要空谈。但做出的决定既对改革的目标定位不明，也对改革的步骤表述不清。或者说在目标和步骤上并没有真正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改革采用西法是采用西方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文化管理体制？是先从政治体制入手，还是先从经济文化体制入手？短期内要实现哪些目标？中长期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些问题都是不清楚的。更重要的是，改革所依靠的核心力量和主体力量到底是哪些人，其实也颇为混沌。所以，所谓明定国是，实际上并不明确。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凭着皇帝的雄心和康有为等人的热情，改革就必然要出现急行、渐进和抵制三股势力的明争暗斗与是非难辨的复杂局面。

“明定国是”诏书出台前后

1898年5月末，恭亲王奕病逝。清廷中枢失去了一个特殊的、对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对政府中各个不同派系均有牵制作用的人物。急欲变法的康有为得知奕去世的消息后，立即上书翁同龢，促其速变法，勿失时。康有为连拟数折，请杨深秀、徐致靖、宋伯鲁和李盛铎等分别以他们的名义递上，请光绪帝“明定国是”，迅速变法。康有为在代杨深秀所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中指出：

近者外国交逼，内外臣工，讲求时变，多言变法，以图自保。然旧人多有恶为用夷变夏者。于是守旧开新之名起焉。其守旧者，谓新法概宜屏绝；其开新者，谓旧习概宜扫除。小则见诸论说，大则形之奏牍，互相水火，有如仇雠。臣以为理无两可，事无中立，非定国是，无以示臣民之趋向；非明赏罚，无以为政事之推行。[23]

就在康有为每日忙于代人起草奏折、请明定国是之时，年轻的光绪帝也在紧张地进行着各种有关“明定国是”的准备工作，特别是说服慈禧太后的工作。光绪帝提出一个以荣禄和刚毅等为首的内阁组织方案，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6月11日，光绪帝在侍奉慈禧太后用完早膳后，返回养心殿，随即连发两道显然是经慈禧太后首肯的上谕：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内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24]

“明定国是”诏书的颁发，在变法维新的整体进程中，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一天开始，至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政变发生，共计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6月12日，光绪帝就总理衙门奏侍郎荣惠请特设商务大臣及选派宗支游历各国折发布上谕：“商务为富强要图，著各督抚督率员绅认真讲求，妥速筹办，总期联络商情，上下一气，毋得虚应故事，并将办理情形迅速回奏，至选派宗室王公游历各国，著宗人府察看保荐、听候简派。”[25]次日，光绪帝继续颁发上谕，宣布将于三天以后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令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衙门察看具奏。[26]6月15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又连发五谕，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和更加强烈的反响：

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着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

嗣后朕驻跸颐和园之日，各该衙门遇有应行引见之员，著一体带领引见。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昨经降旨，令宗人府保荐王公贝勒等选派游历。因思近支王贝勒等职分较尊，朕当亲行察看，毋庸保荐。其公以下及闲散宗室内如有志趣远大、才具优长者，著宗人府随时保奏。

王文韶著迅即来京陛见。直隶总督著荣禄暂行署理。[27]

五道谕旨中，第一、二两道表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已就变法过程中的人事权限达成共识，中央各部侍郎以上、地方各省提督以上重要官员由光绪帝任命，由慈禧太后考察、训话，以此确保新选官员的可靠性。第四道谕旨反映出光绪帝日前所发有关宗人府保奏宗室王公贝勒赴各国游历的上谕受到了来自皇族上层内部的反对，迫使光绪帝不得不对已发诏谕进行重新解释。第三和第五道谕旨涉及重要人事变动：翁同龢开缺回籍、直隶总督王文韶调京、新任大学士荣禄调署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是为填补翁同龢开缺回籍后所留下的空缺。荣禄调署直隶总督，表面的原因是要补王文韶所留下的空缺，深层的原因则是北洋权重，以利掌控政治全局。人事变动的核心是翁同龢开缺回籍。翁之开缺回籍是由多方面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既涉及具体的外事交涉和礼仪问题，又涉及总体的外交政策，涉及治国方略和变法指导思想，还涉及财政和经济问题。当时光绪与翁同龢确有不协之处。

6月11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与慈禧太后就有关变法的问题详细交换意见后回到宫中，向翁同龢等人传达慈禧太后的意见，让他们以此为据去拟定变法诏书。据翁同龢记：“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这反映出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设想中的变法指导思想是“专讲西学”，而且态度“坚定”。但翁同龢却提出：“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28]翁同龢拟旨，将此写入其中，就出现了“明定国是”诏中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等语。这样一来，“专讲”变成了“博采”，西学由变法的主要内容降到了依附于“圣贤义理之学”的次要地位。在翁同龢看来，这可能是强调在学习西方长处的同时要确保中华民族的文化独立性，尽可能使变法在稳健中进行。而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看来，这种修正未必能够容忍。6月12日，光绪帝因张荫桓被劾，要求翁同龢出面力保。张氏曾担任过驻美公使，熟悉世界大势和对外交涉，光绪帝对之十分倚重。翁同龢拒绝为张荫桓辩解，与光绪帝“据理力陈，不敢阿附”，[29]更加引起光绪帝的不快。6月13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光绪“欲即日召见”，翁同龢认为“宜稍缓”。[30]

由于在外交、内政、财政、人事诸方面的观点与举措过于固执乖张，翁同龢不仅受到外国使节的攻击，并引起官员阶层的反感，更使自己站到了与光绪帝相左的地位，或许也不无保守势力的从中策动，因而导致了6月15日变法一启动就被开缺回籍的后果。

恭亲王之死与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使清政府中枢机构短期内接连失去了两位最有影响力和实际权威的核心人物。它究竟会给刚刚开始的变法运动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革

经济方面比较重大的变法措施首先是设立国家银行，此项工作在1897年初即已由盛宣怀具体负责，商请总理衙门王大臣并会同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先后在上海筹设总行，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处设立分行，1898年初又在北京开设京城银行。明定国是诏颁发后，盛宣怀奏报遵旨筹办国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进展情况及在各省会城市及通商码头设立分行的设想。7月13日，光绪帝发布上谕：

国家设立银行，原为振兴商务，本非垄断利权，即著盛宣怀将银行收存官款，如何议生利息、汇兑官款，如何议减汇费，先与各省关商订明确，切实办理，并著户部咨行各省将军、督抚、各关监督，凡有通商银行之处，汇兑官款协饷，如查明汇费轻减，即酌交通商银行妥慎承办，以重商务。[31]

中国向有旧式的钱庄、票号，规模小，经营方式落后，不能适应近代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国家银行的设立为近代银行体系在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振兴商、工、农、路、矿各业，保护其发展，是经济方面变法的第二项主要内容。6月12日，在百日维新的第二天，光绪帝即发布上谕，要求设局讲求商务：

商务为富强要图，自应及时举办，前经该（总理）衙门议请，于各省会设立商务局，公举殷实绅商，派充局董，详定章程，但能实力遵行，自必日有起色。即著各督抚督率员绅，认真讲求，妥速筹办，总期联络商情，上下一气，毋得虚应故事，并将办理情形迅速具奏。[32]

7月4日，光绪发布上谕，批准御史曾宗彦等人的奏折，要求兼采中西之法，讲求农政：

农为富国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土，未尽地力者尚多。着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准空言搪塞…… 如果办有成效，准该督抚奏请奖叙。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着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学诸书并着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肄习。[33]

7月19日，康有为上折条陈商务，认为：

商之源在矿，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之气在路……当设专官以讲之。先出矿质，发农产，精机器之工，精转运之路，然后开商学，译商书，出商报，以教诲之，立商律以保险，设兵舰以保卫之，免厘金税，减出口征以体恤之，给文凭，助游历经费以奖助之，行比较赛珍会以鼓励之，定专利严冒牌以诱导之，定册籍草簿之式以整齐之。故宜开局讲求，自内国之中，外国之情，土产若何，矿质若何，工艺制造若何，及税则之轻重，价值之低昂，转运之难易，天时之寒暖，地利之险彝，何道而浮费可省，何法而利源可兴，何经营而贸易可旺，何物畅销，何物可自制，何方之货物最多，何国之措施最善，荟萃诸法，草定章程，行之各省埠，则万宝并出，岂复患贫。[34]

7月25日，光绪帝发上谕：

著刘坤一、张之洞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先就沿海沿江如上海、汉口一带，查明各该省所出物产，设厂兴工，使制造精良，自能销路畅旺，日起有功。应如何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端，暨某省所出之物产，某货所宜之制造，并著饬令切实讲求，务使利源日辟，不令货弃于地，以期逐渐推广，驯至富强。[35]

8月2日，光绪帝又发上谕，重申对商务问题的重视：

著各直省督抚认真劝导绅民兼采中西各法，讲求利弊，有能创制新法者必当立予优奖。该督抚等务当仰体朝廷开物成务之意，各就该管地方考察情形，所有颁行农学章程及制造新器新艺专利给奖并设立商务局、选派员绅开办各节，皆当实力推广，俾有成效…… 毋得徒托空言，一奏塞责，并将各项如何办理情形随时具奏。[36]

8月18日，康有为递上《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介绍了外国根据不同的土质，利用农业机械、温室大棚（玻罩）以及化肥（灰石磷酸骨粉）、选种等工具和方法，大大提高农业产量的情况。[37]21日，光绪帝同意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并发布上谕，宣布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

著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 其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其工学、商学各事宜亦着一体认真举办，统归督理农工商总局端方等随时考察。各直省既由该督抚设立分局，遴派通达时务、公正廉明之绅士二三员总司其事。[38]

由于铁路、矿务事务繁重，涉及面较广，光绪帝在此之前已于8月2日下令成立矿务铁路总局，特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王文韶、张荫桓专理其事，负责统辖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39]

经济方面第三个重大变法举措是国家对重要的发明创造提供专利保护并加以奖励。康有为建议学习西方经验，设立专利，鼓励发明创造：

请饬下总署议定劝励制器、著新书专科。凡有新器新书，呈学政或总署存案，由学政咨行、督抚会衔，加以奖励，给予特许专卖执照，准其专利数十年……其有能自创学堂、自修道路、自开水利、有功于民者，酌其大小，给以世爵。顷中国之大，尚无枪炮厂，宜募民为之…… 以中国聪明灵敏之才，四万万人民之众，踊跃舞蹈，竭其耳目心思以赴，皇上之求何求不得哉？[40]

近代世界与古代不同之处就在于随着人类经验的积累和知识的增长，知识和科学技术在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康有为正确把握住了这一时代特点，提出了以专利促科学工艺技术发展的建议。7月5日，光绪帝发布上谕，批准了康有为关于设立专利的建议。总理衙门的反应也异常迅速。7月12日正式提出专利和奖励章程12条。第二天，光绪再颁上谕，宣布正式实施专利和奖励政策。

财政危机和经济落后，使举国上下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改革无出路已成共识，加之原来洋务派也打下了相当的基础，所以经济方面的改革相对比较顺利，在统治集团内部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地方官员回奏虽有时显得过于迟缓，但那更多不是因为心理上有抵触或意存观望，而是光绪帝留给他们做出反应、贯彻实施、总结汇报的时间实在太少太少。

文化，尤其是教育方面的改革，也是被普遍关注的问题。废八股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后，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随之产生：一派主张以废八股改策论为起点，最终全废科举；另一派则主张科举事关重大，应慎重对待。两派中，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刚毅。6月17日，康有为连拟两折，分别以他自己和御史宋伯鲁的名义递上，痛陈八股之弊，要求光绪帝“独断乾纲”，“立废八股”，而不要通过部臣议论，以免受阻。6月22日，康有为再拟一折，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递上：

伏望皇上特旨以谕天下，罢废八股，乡会试及各项考试，一律改用策论，天下数百万童生、数十万生员、万数举人，务为有用之学，风气大开，真才自奋。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者，莫过于此。

要不要废八股的争论最后闹到慈禧太后那里，慈禧的态度是肯定的。这样就促成了6月23日废八股上谕：

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41]

“自下科为始”意味着要等三年以后才能开始实施废八股。但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认为，变法事业不能等待。6月30日，康有为替御史宋伯鲁拟一折一片，请光绪帝勿为反对派所摇，将经济特科并入正科，立废八股。同时，康有为又令梁启超四出活动，组织参加完会试后仍留在京城的举子共同上书，以便在社会上造成废八股的强大声势。7月5日，梁启超以各省举人的名义写成《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请光绪帝特下明诏，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中废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培养人才而抵御外侮。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活动既在上层遇到了阻力，又在读书人中间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对。康有为后来说，废八股的上谕发布后，“八股士骤失业，恨我甚，直隶士人至欲行刺”。[42]梁启超也说，废八股的诏书发布后，“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然愚陋守旧之徒，骤失所业，恨康有为特甚，至有欲聚而殴之者，自是谣诼大兴，亦遍于天下”。[43]

废八股是清末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反映出新学力量的扩大和经济发展对新式人才的需求的增长。但是，仅废八股而不废科举制度，新学的发展仍会受到牵制，而新式知识分子的队伍又确实没有壮大到足以与旧式士大夫队伍相抗衡的程度。为了尽快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倾向于维新的封疆大吏和满腔热忱的维新志士把希望寄托在新式教育系统——学堂的建立上，希望通过学堂普及新式教育，扩大新式知识分子队伍，并最终废除科举制度，因此，学堂成为维新志士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

6月30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参照日本和英国的大学体制，提出五条办学大纲：详定章程、择立基址、酌定功课、宽筹的款、专派大臣。几天以后，总理衙门递上《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提出：宽筹经费，宏建学舍，慎选管学大臣，简派总教习。大学堂设于京师，以为各省表率，事当开创，一切制度，均宜审慎精详，非有明体达用之大臣以管摄之，不足以宏此远模。尤应慎简教习，以收尊道敬学之效。[44]

7月上旬，康有为上折请各省改建或新设中小学堂，严旨戒饬各疆臣清查善后局及电报招商局各溢款、陋规、滥费，尽拨为各学堂经费。中学、小学所读之书、所办之章程，皆特设书局编辑中外要书，颁发诵读遵行。改诸庙宇为学堂，以公产为公费。上法三代，旁采西例。责令民人子弟年至六岁者，皆必入小学读书，而教之图算、器艺、语言、文字。其不入学者，罪其父母。使人人知学，学堂遍地，不独教化易成，亦且风气遍开。农工商兵之学亦盛。[45]

7月10日，光绪帝颁发上谕，令各省书院改为新式学堂，改建或新创学堂的工作迅速铺开，京师、直隶、山西、陕西、两湖、江浙乃至边远的甘肃、贵州等省份都有新学堂的设立。第一批女子学校也由经元善等人在上海等地创设，开创了妇女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先河。

裁冗署 罢顽臣 用新人

1.裁冗署

8月23日，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岑春煊以太仆少卿的身份递呈《敬陈管见伏冀采择折》。折中提出十条改革措施，其中第三条专论裁冗署事。其时，光绪帝改革的决心已定，谕旨的语气也愈益强劲。8月30日，光绪帝在未作任何预备性部署的情况下，陡然发布大规模裁并冗署的上谕，谕曰：

詹事府本属闲曹，无事可办，其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着即行裁撤归并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理。

所有督抚同城之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均着以总督兼管巡抚事，东河总督应办事宜即归并河南巡抚兼办。

各省通、佐贰等官，有但兼水利、盐捕并无地方之责者，均属闲冗，即着查明裁汰。

除应裁之京外各官本日已降谕旨暨裁缺之巡抚、河督、京卿等员听候另行录用外，其余京外尚有应裁文武各缺及一切裁减归并各事宜，着大学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抚分别详议筹办，仍将筹议情形迅速具奏。内外诸臣即行遵照，切实办理，不准藉口体制攸关，多方阻格，并不得以无可再裁敷衍了事。

至各省设立办公局所，名目繁多，无非为位置闲员地步，薪水、杂支虚糜不可胜计。叠经谕令裁并，乃竟置若罔闻，或仅听委员劣幕舞文，一奏塞责，殊堪痛恨。着各督抚懔遵前旨，将现有各局所中冗员一律裁撤净尽，并将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一律严加甄别沙汰，限一月办竣复奏。

尔等在廷诸臣暨封疆大吏若具有天良，其尚仰体朕怀，力矫疲玩积习，一心一德，共济时艰，庶几无负委任。若竟各挟私意，非自便身图，即见好僚属，推诿因循，空言搪塞，定当予以重惩，决不宽贷。[46]

谕令意图明了，语气果断，是国是之谕颁发之后，实施改革的重大举措，京城内外极为关注。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奉旨被裁，光绪帝又于9月1日谕军机大臣等：“所有各该衙门一切事宜当并归内阁六部分办。着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即行分别妥速筹议，限五日内具奏。”[47]9月8日，光绪帝再发谕旨，安置冗署裁并之后的闲散人员。两天后，未等各王大臣奏上，“再申谕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及各省督抚等懔遵前旨，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道员及同道、佐贰等官暨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认真裁并，并严加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谕旨以严厉的语气催督：“大学士、尚书、侍郎、督抚等务当从速筹办，不准稍事迁延，尤须破除积习，毋得瞻徇情面，用副朝廷综核名实之至意。”[48]

光绪帝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上谕，内外大员几乎没有一人为妥善处理裁并冗署问题而提出更为完整全面的方案。光绪帝在改革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条件还很不成熟的条件下，凭着奋力改革的主观愿望和节省财政开支的原初目的，没有从长远发展和提高效率的角度事先做出比较系统的考虑和安排，也没有细致的动员与准备，没有得到内外大多数官员的认同与支持，试图在短促的时间内以突然展开的方式完成如此复杂的改革重任，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它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是给维新变法的全局增加困难，并使反对改革的势力获得社会基础和舆论支持。它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2.罢顽臣

康有为等认为，在守旧势力非常强大的条件下，要使变法实施下去，必须使用皇帝的权威，采取能震慑群臣的“大举动”，对胆敢阻挠新政、误国病民者，果速罢黜，甚至诛杀一二大臣，以警顽庸，而示朝廷决意除旧图新之志。6月20日，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上奏，弹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指责他品行平常，见识庸谬，妄自尊大，刚愎凌人。光绪帝本欲将许应骙即行罢斥，而刚毅出面为之乞恩，光绪帝不许；又请令总理衙门查复，仍不许；再请令其自行回奏，光绪帝不得已允之。许应骙对刚毅感激不尽，夜访刚毅，并谋对付之策。刚毅、许应骙都知道宋、杨弹劾之折是受康有为鼓动而上的，只有反唇相讥，才能使光绪帝左右为难，不便单方面责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回奏中，将康有为狠狠指责一番。6月22日，许应骙回奏，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光绪帝看了无可奈何，只得不了了之。

许应骙并未因转危为安而善罢甘休。他又联络洪嘉、耸动御史文悌上折，弹劾宋伯鲁、杨深秀，进一步揭发康有为在京的种种活动。文悌曾与御史黄桂鋆奔走谋议，联名提议翻国是、复八股。康有为、杨深秀针锋相对，上折阻之，并提出敢请乱国是、复八股者重惩之，得到光绪帝的支持。7月8日，文悌递上严参康有为的长折，指斥宋伯鲁、杨深秀与康有为“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光绪帝明白，这是文悌受许应骙的唆使，替许帮腔辩解。为了整肃台规，光绪帝批谕：“文悌不胜御史之任，着回原衙门行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礼部主事王照拟折建议皇帝奉太后巡幸中外，请礼部堂官代递。尚书许应骙、怀塔布拒递。王照上章弹劾许应骙、怀塔布等礼部堂官。上谕：“怀塔布等均着交部议处。”9月4日，吏部遵旨对礼部堂官阻挠上书言事拿出处理意见，即降三级调用。光绪帝认为处理太轻。因发特谕：

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均着即行革职。[49]

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举朝震骇”。被革职的官僚四处活动，寻找时机，组织反扑。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载，礼部堂官一被革职，第二天，满大臣怀塔布、立山等七人就同往天津谒见荣禄去了。

3.用新人

在维新变法的高潮中，为了使具有新学识、新思想的通达之才进入中枢机构，参与谋划新政，康有为等四处奔波，反复上奏，从提议开制度局、设议政处，到奏请开南书房、懋勤殿，最终都因守旧大臣的拖延阻挠和西太后的冷漠拒斥而化为泡影。但是光绪帝并未完全退让，他知道，如果不破格使用新的人才，新政措施既无法产生，也难以贯彻落实。因此，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令各督抚举荐人才，然后加以挑选使用。在光绪帝挑选使用的俊才新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谭嗣同、林旭、刘光第和杨锐。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家庭。1896年春，谭嗣同北游访学，在京城结识梁启超，谒见翁同龢。在南京，他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奋臂著述，成《仁学》一书，以新的政治、伦理标准阐发君民关系。他在书中呐喊，要冲决网罗，涤荡旧俗。他往返于南京上海间，与梁启超等商量学术，纵论天下事。1898年2月谭嗣同回家乡湖南协办新政，在南学会讲《论中国危急》《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论学者不当骄人》《论全体学》等，呼吁联合众力，官民上下，通为一气，相维相系，以图国事。《湘报》创刊，他负责编务，撰《湘报后叙》，倡导立学堂、设学会，办报刊。同时，他又与唐才常等设湖南不缠足会，与熊希龄等组延年会，在浏阳倡建群萌学会。特别是南学会，在湖南维新事业中影响甚大，而谭嗣同“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谭嗣同应诏于8月21日抵京，他在给妻子李闰的信中写道：“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50]

林旭，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人。少负才名，乡试冠全省，长老名宿皆折节为忘年交。1893年入都，结交名士，1895年入为候补内阁中书。1897年，胶州湾事件发生，在康、梁等人的号召倡导之下，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浙学会、陕学会等相继出现。林旭成为倡导建立学会的重要骨干，他遍访福建在京的名流先达，从中鼓动，实际上成为闽学会中的领袖人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林旭在其中提倡最力，成为董事。在组建学会的斗争实践中，林旭对康有为所论政教宗旨，大为倾服，拜康为师，追随问学。康有为编《春秋董氏学》，阐发春秋公羊之理、孔子改制之说，林旭为之作跋，末署弟子侯官林旭。

林旭不仅与康有为联系深密，还曾受到朝廷大员荣禄的赏识。荣禄见林旭才学出众，又是沈葆桢的孙女婿，荣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想将其引入自己的幕府。林亦决定就荣之聘。8月29日，署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上奏保荐通达时务人才，在奏折中推举林旭“才识明敏，能详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英年卓荦，其才具实属超群”。[51]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家贫不废读，卓荦不与世伍。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性端重敦笃，治事精严，志节崭然。自中法越南战争至甲午中日之战，他一直为时局危急而忧患思索，希图变革。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刘光第忧国之心如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以一候补主事的小臣地位向皇帝递呈自己的政见书。政见书虽然没有呈上，但衙门中已公然传之。当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发起组织学会，搞得风风火火时，刘光第与同乡京官倡设蜀学会，也参与保国会的活动。刘光第被保荐，实际是张之洞在起作用。刘光第与杨锐是好友，杨锐是张之洞驻京的亲信。张之洞与陈三立谈起刘光第，陈把张的用意告知父亲陈宝箴。陈宝箴于8月5日上“密保”折，共保举17人，其中就有杨锐和刘光第。

杨锐，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赏其才，爱其谨密，收为弟子。1889年，杨锐考授内阁中书，参与修纂《大清会典》，书成，晋侍读。杨锐每月都有一两封密函递送张之洞，向张之洞通报宫闱禁事、朝政动态、官吏黜陟等各方面情况。康有为与诸志士倡设强学会，杨锐起而和之甚力。1896年，上海《时务报》刊行，杨锐在京代派，热心宣传。1898年初，他在四川会馆组织蜀学会，后列名保国会，又与四川同乡京官公同商酌，就北京观善堂旧址创设蜀学堂。

杨锐心仪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关系总是若即若离。一方面他也参与康有为等人倡设学会团体的活动，承认康有为的言行对挽救国家危亡确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康多谬妄，不能把救国变法的希望放在康有为身上。

8月29日，光绪帝就陈宝箴保荐人才折发出谕旨，着各衙门、各督抚传知杨锐、刘光第等预备召见。9月1日，光绪帝在西苑勤政殿召见杨锐。9月5日，光绪帝正式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

四军机章京上任之后，每日要协助光绪帝批阅大量关于维新变法的奏章，起草上谕。据不完全统计，仅起草上谕一项，从9月6日至20日，就有56条，最多的9月12日，多达10条，其紧张勤勉是可想而知的。四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使光绪帝有了较得力的助手，维新变法的节奏也明显加快。加快的结果，自然会激起守旧势力更加强烈的抗拒，同时也暴露出四军机章京中部分人躁进骄浮的毛病。康有为觉得徐莹甫、徐毅甫、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入军机更合适。因此，极力推动光绪帝开懋勤殿。

从鼓动设制度局到急欲开懋勤殿

先变法律、官制，在皇帝的身边新设制度局，是康有为一派主张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康有为在向朝廷口头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后，旋即呈递全面阐述自己变革方案的政见书，即上清帝第六书，题名《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康有为明确提出：“考日本维新之始，凡有三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此诚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莫之能易也。”[52]

康有为的本意，一是要采西方三权分立的精神来指导中国的维新变法，尝试先将立法权与行政权分别开来；二是试图转移或至少是分解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权力，在皇帝周围另行设立议政机构；三是为具备新学知识但地位卑微的人才，找到直接进入宫内决策新政的合法途径和舞台。

在康有为的设计中，包括两层权力关系，即朝廷内部制度局与其他十二专局的关系；制度局与地方新政局、民政局的关系。内之专局其名称与功能如下。

（1）法律局，考万国法律公法，以为交涉平等之计，或酌一新律，施行于通商口岸，以入万国公法之会。

（2）税计局，掌参用万国之税则，定全地之税、户口之籍、关税之法、采禄之制、统计之法、兴业之事、公债之例、讼纸之制。

（3）学校局，掌于京师。各直省即书院、佛寺为学堂，分格致、教术、政治、医律、农矿、制造、掌故、各国语言文字诸科，别以大小，公私并立，师范、女学而广励之，其有新书、新艺、新器者，奖劝焉。

（4）农商局，掌凡种植之法、土地之宜、垦殖之事、赛珍之会、比较之厂，考土产、计物价，定币权，立商律，劝商学。

（5）工务局，掌凡制造之厂、机器之业、土木之事。

（6）矿政局，掌凡天下一切矿产，开矿学，定矿则，凡开矿者隶焉。

（7）铁路局，掌天下开铁路事。

（8）邮政局，掌修天下道路及通信、电报之事。

（9）造币局，掌铸金、银、铜三品，立银行，造纸币，试其轻重。

（10）游历局，掌派人游学外国，一法一艺，宜得其详，其有愿游学者报焉。

（11）社会局，泰西政艺，精新不在于官而在于会，以官人寡而会人多，官事多而会事暇也。故皆有学校会、农桑会、商学会、防病会、天文会、地舆会、大道会、大工会、医学会、各国文学会、律法会、剖解会、植物会、动物会、要术会、书画会、雕刻会、博览会、亲睦会、布施会等，宜劝令人民立会讲求，将会例、人名报局考察。

（12）武备局，掌编民兵，购铁舰，讲洋操，学驾驶，讲海战。

康有为说：“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这种关系是议政与行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其统一性意味着在朝廷内部不是光设立制度局的问题，而是要建立与制度局相配套的整个执行系统。新的执行系统的建立，将对原有六部存在的必要性构成实际的挑战。

除朝廷内部权力关系的调整之外，制度局还要关涉朝廷与地方各级的权力结构。在道、县两级分别设新政局和民政局，作为在地方贯彻落实新政的权力机构。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不拘官阶，随带京衔，准其专折奏事，听其辟举参赞随员，授以权任。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以厘金与之，其有道府缺出皆令管理。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新政局、民政局与制度局的关系，仍是议政与行政的关系，行政者有责任将有关情况上达制度局，但议政与行政不是统属关系。

康有为向总理衙门递交开制度局的条陈之后，紧接着就在维新派中做起宣传鼓动工作来。他把所递条陈的副本拿出去互相传阅，获得认同，又分别为之起草奏折，以图造成声势，引起光绪帝的重视，同时也可迫使总理衙门速将条陈递进，不能故意拖延。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康借此良机，向光绪帝口头表达了开制度局的设想。康说：“今数十年诸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53]

康有为见光绪帝对他的变法思路和开制度局的要求，表示认同的态度，便于召见的第二天，又代宋伯鲁拟折。折中以“三权鼎立”之义为依据，追溯中国政治传统，明确提出开立法院于内廷、酌定宪法的主张，使开制度局的设想更加明朗、更具现代意识的色彩。宋折上奏之后两天，6月19日，康有为又上一折，为推行新政，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康有为代他人草拟奏章时，一般不提制度局，而提议政处、立法院等。但康自己的上书，或面见光绪帝时的答对，总是提制度局。康有为这次上奏，也是直接提出开制度局的问题。他始终强调开制度局是整个变法大局中的提纲立本之事，希望皇上从此处下手。

康有为步步逼进，光绪帝也有些情意冲动。总署动作迟缓，光绪帝很不满意，甚至动怒，责令他们拿出意见。总署王大臣在为难之中想找靠山来应付皇帝。庆亲王奕劻暗中将康有为、光绪帝的方案和态度陈报于西太后，并加进他自己的反对理由。西太后的反应是谕以“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7月2日，奕劻等在上奏中对康有为开制度局及变法的整体方案逐段反驳，否定了开制度局的必要性。光绪帝让总理衙门“另行妥议具奏”。奕劻接旨后，拖了十天，7月13日才上奏，又找出一个推脱的办法，他说康有为所上条陈主要不是外交方面的事，而是内政改革的重大问题，总理衙门不能单独对此做出议断，应由军机处等王大臣会同议奏，再由皇帝圣裁。光绪帝无可奈何，只得批示：“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并特意加上一句：“毋得空言搪塞。”8月2日，以军机大臣世铎领衔上奏，提出开制度局应变通为：“皇上延见廷臣，于部院卿贰中，如有灼知其才识，深信其忠诚者，宜予随时召对，参酌大政。其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值日之日，就轮派讲读、编检八人、中赞二人、科道四人，随同到班，听候随时召见，考以政治，借可觇其人之学识气度，以备任使。”[54]如此一变通，制度局这一常设机构就没有必要了。康有为的本意是要使议政与行政分开，要设立立法议政的常设机构；是要转移军机处、总理衙门的权力。世铎等人的变通，仍是保持原来君臣召对的老套。

在世铎等军机大臣上奏否定康有为开制度局于内廷的设想之前，康有为即已与梁启超等人开始策划在内廷开懋勤殿。懋勤殿在紫禁城内，清代已有开懋勤殿议政的先例。康、梁等人最直接的目标是要进到皇帝身边，参与议政。他们认为，制度局既是外来名字，又目标太大，易遭阻遏，也许开懋勤殿更实际可行。

孙家鼐与奕劻声气相通。在他们看来，康有为等人是品学不纯、心术不正、乡评不佳的。他们表面上不反对开南书房、懋勤殿，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康有为等人进入内廷，日值皇帝左右。他们要从品学、心术上做文章，使光绪帝心存疑忌，不敢擢用。

开制度局和开懋勤殿均无下落。又一个多月过去了，康有为等仍在继续奔走努力。9月5日，康有为代徐致靖草拟的《冗官既裁请置散卿以广登进折》递到了光绪帝的手里。同日奉上谕“著孙家鼐妥速议奏”。9月9日，孙家鼐议复徐致靖请设散卿折递上。从孙折中可知，康有为、徐致靖所谓置散卿不过是开制度局、懋勤殿的另一种提法，目的仍然是区别行政之官与议政之官，使康有为等人有机会进入议政机构。军机大臣仿照惯例，将“孙家鼐等封奏恭呈慈览”，结果是徐折“应无庸议”。

开制度局、懋勤殿，是维新派的政治纲领，是关系政治大权的重新分配和清朝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亦涉及很大一部分官员的地位和切身利益，同时还牵及对康有为等人人品学术的评论等。慈禧太后是个老辣的政治家，从她的政治眼光角度看，对此二事决不能轻易让步。当光绪帝决意要开懋勤殿时，慈禧却冷漠置之。有记载说：“皇上赴颐和园请安。上意仿照先朝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并延东西洋专门政治家，日夕讨论，讲求治理，从康请也。蓄心多日，未敢发端，恐太后不允。至是决意举办，令谭嗣同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谕旨拟诏……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55]康有为等焦急地盼望着从光绪帝那里能传出好的消息，谁知等来的却是令人惶恐不安的密诏。9月15日，光绪沮丧地回到大内，召见杨锐，令其带出密诏速筹对策。

四 阴影下的困局与悲剧

当变法进入高潮之后，原本存在的各种矛盾逐渐尖锐化。满、汉之间，帝、后之间，新、旧之间，联英日与联俄之间，满族大臣之间，汉族大臣如翁同龢、张荫桓、张之洞、李鸿章等之间，维新派内部康党与其他人士之间等多层次、多方位的种种摩擦对峙也都因甲午战后外部压力的增大、国家财政危机的加深，而日益加剧。康、梁等维新人士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问题，总以奔竞躁进的姿态，试图鼓动年轻无政治经验、无真实权力的光绪帝，以发号施令、急赏急罚的方式，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不顾各种矛盾的客观实际，而取得变法的成功，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百日维新，西太后表面放手，实际无时不在关注控制，光绪帝在康有为等人的鼓动下，情绪越来越不冷静。礼部六堂官的罢黜和冗署冗员的裁撤，由于过急过猛而引起强烈的社会动荡和心理不安，这些都预示着慈禧出而执政的时机即将来临。维新变法的失败当然是由于守旧势力的绝对强大造成的，但也与光绪帝及康、梁等人政略上的失误紧密相关。

袁世凯奉召入京的前前后后

光绪帝对袁世凯的特殊青睐，显然会引起荣禄和其他握有兵权的人的惊疑和警惕，但对西太后，与其说是疑惧，不如说是光绪帝愚蠢地授之以柄，使西太后毫不犹豫地亮起了“红灯”。“红灯”一亮，光绪帝和康、梁等人更加乱了阵脚，企图孤注一掷，把转危为安的一线希望全部押到袁世凯一人身上。袁世凯后来的活动，并不是政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但袁世凯之被光绪帝召见擢升，的确是引发政变紧要的一环。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1882年随吴长庆军入朝鲜，表现出干练的作风和勇敢的精神。1884年11月，朝鲜发生“甲申事变”，袁临机应变，败日军，救韩王，干得非常出色，深得李鸿章的信赖。1890年升二品衔分省补用道，继续留驻朝鲜。1892年以海关道存记擢用。1893年实授浙江温处道，实缺实职，本应赴任，经李鸿章奏留，仍驻朝鲜，处理一切事务。

1895年袁奉旨督练“新建陆军”。短短两三年的时间，督练的新建陆军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袁世凯是政治上嗅觉灵敏度很高的人，他长驻朝鲜，从事军事、商务、外交等活动，了解外洋情形，产生了变法图强的要求。1895年8月2日，光绪帝召见他，命他条陈变法事宜，他即上了一份长达一万三千余言的条陈，分为储材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多方面阐述了他的改革意见。

从袁世凯的经历和甲午战后的表现可以看出，袁氏是有经验、有思想、知大局、欲变法救国的人，且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能与朝廷重臣直接交往。他与康有为都忧患时局，急欲实现自己报国之志，但两人变法思路、人生经历、活动的政治背景都大不相同。

当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人急进的变法路线遭遇巨大的阻力时，他们已惶惶不安，担心将发生剥夺皇帝改革大权的军事政变。为防备不测，康有为从戊戌年六月起开始谋划争取军队控制权的行动。他首先想到有可能被争取过来的人就是袁世凯。康有为派徐仁禄到袁世凯幕府中去摸底，主要目的是离间袁与荣禄的关系。通过光绪帝对袁的召见和提升，使袁脱离荣禄的辖制，效忠光绪帝，进而谋杀荣禄，控制军权，挟制太后，震慑群臣，强行变法。

主意打定之后，冒险计划一步一步开始实行。9月11日，康有为将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草拟的保荐袁世凯的奏折递上。不冷静的康有为的自作聪明，加之年轻的光绪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使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形势猛然恶化。徐致靖折递上的当天，光绪帝发出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并将徐折“恭呈慈鉴”。[56]荣禄与慈禧都是政治上极机警的人，他们绝不会无动于衷，相反，只会从容布局，以待康有为等自投罗网。

慈禧知道光绪帝要召见袁世凯的消息后做出的反应是“神色迥异寻常”。光绪帝给杨锐带出密诏：“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稍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57]

光绪帝想召见袁世凯，授以特殊权力，公开与慈禧争夺军事力量的控制权。慈禧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荣禄的行动又如何呢？9月15日，“早车有荣相密派候补道张翼进京谒庆邸，呈密信并禀要事。据见此信者言信有四五十页八行书之多”。[58]一封四五十页的信，已经是非同寻常了，当是有很重要的事要予以说明和商讨；这么一封长信，应非一日可就；从乘早车密派张翼进京、呈密信、禀要事等紧急情况看，似非许多天以前的事，很可能就是光绪帝上谕：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入京陛见之后，荣禄要与庆亲王奕劻密商对策，故而派专人持密信急赴京师。荣禄此举正是袁世凯已到北京，正预备召见之时。

荣禄农历七月间致董福祥函曰：“贵部迩来分扎各处，闻与地方绅民均能联络，约束严明，良深敬佩。秋高气爽，天色畅晴，正好督饬各军，勤加训练。三秦劲旅，移卫畿疆，壮我军容，隐维大局，长城之望，知非公莫属。”[59]函稿中值得注意的是“隐维大局，长城之望，知非公莫属”。这应视为“召袁入京”之事发生后，荣禄向董福祥做出的重要暗示，让董部做好准备，随时听从调遣。

西太后、荣禄对“召袁入京陛见”尚且如此看重，对陛见后事态的发展，自不能不予以严密监视。

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毓兰堂召见袁世凯。见后发出上谕：“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60]当天晚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知此上谕，喜出望外，拍案叫绝，说：“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他们在庆贺荐袁计划成功的同时，正筹谋着军事政变的行动方案。[61]

袁世凯由于被召见而极不自安，深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就利用在京城停留时间，尽可能多地去疏通达官贵人，求得他们的谅解和信任，以免不测之祸。当天午后，袁去拜谒礼邸，不遇，拜谒刚相国和王、裕两尚书，均晤，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并商王尚书，拟上疏辞。王尚书谓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甚谓不可。9月17日早，袁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光绪帝反而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袁世凯当然明白，这是让他脱离荣禄的节制，以后直接听从皇帝的调遣。这使袁心里更感沉重。退下，在宫门外候见庆邸，匆匆数语，即回寓。[62]

9月18日晨，袁世凯赶紧去拜谒李鸿章，与他“久谈兵事”。午饭后，又去拜见庆亲王奕劻。可以说，除张荫桓之外，当时朝廷掌权的重臣，袁都一一拜访，以此联络感情，以防后患；同时，也证明自己在京城没有进行别的活动。

因光绪帝有旨令八月初五日请训，而荣禄催他速回营，袁需拟折禀明缘由，申请提前请训。正在内室秉烛拟稿时（也就是初三日夜），谭嗣同有要公来见。谭是军机章京，又是新贵近臣，突然来访，袁只得搁笔出迎。谭便服称贺，“谓有密语，请入内室”。袁“屏去仆丁，心甚讶之”。果然，谭要求袁请旨赴津诛荣禄，然后率兵围颐和园。袁大惊失色。

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心神无法安定，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本准备初四请训回津，因折稿没有拟就，也因如何应付谭嗣同提出的要求而颇费心思，故初四一天，可能是在寓所闭门未出，徘徊审思，最后决定，利用递折请训的机会，向光绪帝暗示：要慎重用人，以防酿生大变。

9月20日，袁世凯请训上奏，折中说：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如此上奏，应当说是很符合他当时的思想状态的。袁世凯退下，因急欲回津，即赴车站。到车站，等候达佑文一同返津。达佑文是荣禄主管陆军的幕僚。袁与达同来同往，使自己的行踪有人做证，亦可避免因皇帝的特殊召见而使荣禄对自己起疑心。这正是袁世凯成熟周密的表现。袁、达乘坐的是11点40分的火车。下午3点钟到津。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袁下车后即往总督府，荣禄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见到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当荣禄详知原委后，惊恐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袁说：“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两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63]

当9月21日荣禄与袁世凯正在天津造膝筹商，苦无良策以弥合两宫之时，朝廷已赫然颁发慈禧训政的上谕。上谕内容丝毫未涉及谭嗣同策动袁世凯发动军事政变之事。可知慈禧训政与袁告密与否并无直接关系。

伊藤博文来华

伊藤博文是在戊戌政变将发未发的紧要时刻来到北京的。他的到来，既有复杂的背景，又有隐秘的目的。他身份显赫，易招各方面注目，亦易为各方面所利用。维新变法者欲借以为助，稳健守旧者欲借以发难，而伊藤自己显然另有打算。毫无疑问，伊藤的到来是与政变的发生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伊藤博文，日本著名政治家，1898年6月，第三次伊藤内阁总辞职。伊藤辞职不久，就酝酿来中国“游历”。与此同时，维新派的联日活动，特别是在上海，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伊藤博文8月3日由日本启程，启程前，多次与明治天皇秘密会谈。[64]启程时，“各大臣均至伊藤住宅送行”，“闻其中尚有密议”。9月12日早9点钟，伊藤拜谒直隶总督荣禄，交谈一小时。9月14日午前11时，伊藤一行乘火车抵达北京。9月15日，伊藤拜见总署王大臣，访问李鸿章。伊藤谈话的主要精神：（1）对光绪帝锐意图新表示赞赏；（2）主张用人要老成练达者与盛壮气锐者相配合；（3）变法图新必须循序以进，详加规划，理其端绪，细细考虑，切忌轻躁，不可猝然急激；（4）军队改革的当务之急在办士官学校，培养人才；（5）经济方面的改革应着眼于置产兴业，而非专注于关税一途。

9月17日《国闻报》报道，外间传言有初五日（9月20日）伊藤入觐皇上之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9月17日，“庆邸、端邸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且言伊藤已定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65]

9月18日，与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姻亲关系的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向西太后上了一个可以置康有为于死地的密折，此折将维新派的联日战略与孙中山的反清活动联系起来，使西太后不能不提起十二分的警惕。

李提摩太是康有为、梁启超早已崇拜并且交往甚密的英国传教士。康有为向光绪帝推荐，建议聘请这位传教士当中国维新改革的顾问。当伊藤一行到达北京时，李提摩太与容闳、袁昶一道也来到了北京。李提摩太与伊藤同住一个旅馆，又与伊藤的秘书有过长时间的谈话。从《国闻报》的报道到杨崇伊的密奏，再参考李提摩太的记述可知，9月17日、18日，京城已有舆论认为，皇帝于9月20日要召见伊藤，伊藤有可能被聘为顾问。同时，暗中极力阻止聘用伊藤的图谋也在紧张地进行之中。一方面，伊藤作为两国交往的重要一环，西太后等人不可能不给他一点面子，不可能突然改变原定的计划。他们既要光绪帝召见伊藤，但又不能让光绪聘用伊藤。另一方面，康有为等维新派已知事成败局，但仍对光绪帝召见伊藤寄托希望。此时光绪帝已密谕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但康没有遵旨速行。但见康氏兄弟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大概康、梁这时尚未估计到政变会来得如此迅疾。他们想先发制人，国内力量方面，他们不惜孤注一掷，拉袁世凯搞武装冒险；国际力量方面，他们想全力争取英、日的支持。据李提摩太的秘书程淯所记，9月18日午后，康有为去找李，“言新政施行甚难，吾顷奉谕旨办上海官报，明日将南下矣。吾欲乞友邦进忠告，而贵邦公使又不在京，至可惜也”。李说：“竟不能调和两宫乎？”康说：“上行新政，盈廷衰谬诸臣恐被罢黜，哭诉太后，太后信之，致横生阻力，夫复调和之可言。”[66]

康有为从袁世凯那里未能获得明确的答复，到李提摩太这里也是无可奈何。他只能把全部希望放在伊藤身上了。9月19日，午后3时，康有为去找伊藤，告知伊藤光绪帝的困境，请求他从国际局势的危急角度说服西太后赞成变革。两人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连谈了三个多小时，夜幕降临方别。

伊、康私晤，充分表露出康有为在政治上的幼稚可笑。其实，在康有为来找伊藤之时，慈禧出而训政的大局已定。伊藤对康的请求，不过应付而已。伊藤来华的主要目标是联华制俄，以求日本在中国的殖民权利获得更大发展，所以，他决不会为支持政治上不成熟的康有为急进的变革思路而妨碍自己与清廷决策者的交往。

9月20日午前11时，伊藤博文谒见光绪帝。从召见过程看有几点值得思考。第一，召见的时间安排在午前11时，这显然是没有准备长谈。第二，正当光绪帝将话题转到赞佩伊藤擘画日本维新事业，取得显著成效这一实质问题上来时，庆亲王与光绪帝耳语移时。之后，光绪帝只接着说了一句，而这一句的真正含义是要伊藤将对中国维新变法的建议和看法告诉总署王大臣。这即是说，接收伊藤建议的权力是由总署王大臣掌握的。第三，整个召见过程只有约两刻钟，中间还穿插了庆亲王好一会儿的耳语，更使召见短暂简略。这样的安排和结果，既远没有达到康有为所希望的效果，也与光绪帝自受康有为的影响之后，对日本维新成就的热切向往心情很不相符。

光绪召见伊藤第二天，9月21日，执政权完全转移到慈禧手里。康有为等维新派试图使光绪帝召见伊藤成为朝廷权力结构发生新变动的一个契机。他们想通过渲染国际局势的万分危急，来证明建立中、日、英、美联盟的必要，又因建立联盟而需要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这百人不能无主脑，所以请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李鸿章这样的人，去同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商酌，再请康有为当参赞。这实际上是要成立一个以光绪帝为首，以李鸿章、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康有为为辅，以百名维新人士为骨干的新政府。这个计划，当慈禧训政的上谕一颁发，就立刻化为泡影了。

扑朔迷离的政变过程

面对西太后的满脸怒气，光绪帝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康有为等维新派要全力推动光绪帝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改革计划；另一方面，西太后因袁世凯入京之事而向光绪帝亮出了“黄牌”。9月15日，光绪帝赐杨锐密诏说：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指将礼部堂官革职的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赵柏岩集》29页为“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赵柏岩集》为“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赵柏岩集》为“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赵柏岩集》为“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赵柏岩集》为“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赵柏岩集》无“审处”二字），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67]

9月16日，光绪发出上谕，袁世凯“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赵柏岩记：“御史杨崇伊善总管太监李莲英，内事纤悉报知之。崇伊亦去天津诣荣禄，告曰：‘上之用慰亭，欲收兵权也。上得权必先图公，公其危哉？且康有为乱法，臣工怨之，事宜早图也’…… 荣禄谓崇伊曰：‘尔言官也，可约台垣请太后训政，试归与庆邸谋之。’遂为书与崇伊还京。”[68]杨崇伊去天津找荣禄之前，找过王文韶和廖寿恒，但这两位汉族大臣不敢做主。杨已拟好请太后训政的折稿。他说服荣禄的理由非常明确，就是皇帝擢用袁世凯，是要收兵权，兵权一旦由皇帝掌握，首先要杀的就是荣禄。其实这个道理用不着杨崇伊来给荣禄讲，荣禄自己心里非常明白，所以两人一拍即合。荣禄要杨崇伊回京与庆亲王奕劻商量，并写了亲笔信托杨交庆亲王，表示自己赞成和支持政变。

从上述情况看，政变发生的直接源头起于光绪帝召袁入京陛见，引起西太后的惊疑和发怒。怀塔布等被罢免的高级官员正伺机反扑，阻止光绪帝的改革。因杨崇伊与李莲英的关系，得知太后的真实心态，遂乘机联络荣禄与庆王，策划拥太后再训政。

杨崇伊回到北京是16日的晚上或17日的上午。他奉荣禄之意，先找庆王等人谋划，再向太后上奏。赵柏岩记：“崇伊与庆王、端王、徐桐、怀塔布、立山等日夜谋，因约仲炘（张仲炘）联名上书太后，请训政以慰天下之望。至颐和园门外，不得达（时皇上在乾清宫，奏事官皆随皇上。太后归政久，颐和园未设奏事官），遇端王载漪弟镇国公载澜，告以故，载澜遂持折递太后。”[69]从档案文献看，杨崇伊请太后训政的奏折是以他单独一人的名义，向太后密陈的，宫中档案原件标明时间为八月初三日（9月18日）。

杨崇伊此折是政变发生最为关键的一步。杨在折中，只字未提皇帝擢拔袁世凯之事，而是从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来说服西太后。杨崇伊的后台是李鸿章，李鸿章的目的不光是阻止光绪帝任用袁世凯，他更要防备翁同龢之复起，与张荫桓组成新的权力中心。因此杨崇伊在密奏中追溯甲午主战之事，特意指名文廷式由主战而招致割地偿款，又创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而且得到黄遵宪、陈三立、陈宝箴等人的支持。康有为既与大同学会有关，又“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更招引伊藤博文来华，将专政柄，使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杨折从文廷式说到康有为，又从黄遵宪说到伊藤博文，目的是要告诉慈禧，翁同龢、张荫桓所信任和接近的人，有背叛朝廷的重大嫌疑，他们招引伊藤博文来华，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皇帝受这些人的蒙蔽，将危及国家社稷。在看到杨崇伊密折之前，慈禧大概不会从如此严重的角度来考虑光绪帝所推行的变法，她所关注的无非是光绪权力的范围、用人是否合适、进退大臣是否妥当。但杨崇伊密折一上，使慈禧对变法的看法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只要慈禧听信杨崇伊之言，维新派顷刻就会被摧毁；光绪帝以长江流域几大重臣为支撑点的联英日战略就会立即搁浅；翁同龢复起与张荫桓组织新的权力中心的打算就会落空；而李鸿章集团自甲午战争以来的被动局面，将会有所改变。

慈禧即刻做出了决断。首先，必须在光绪帝会见伊藤博文之前，警告光绪帝，不能聘用伊藤当什么顾问；其次，立即拿办康有为等人，以消除祸患。

由杨崇伊的密奏而促使西太后做出政变的决策，与由光绪的密诏而导致康有为等人做出防止政变而采取行动的决定，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即都发生在9月18日（八月初三日）这一天。

很有可能，在慈禧回宫之前，光绪帝于乾清宫已与庆亲王等王大臣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吵。“皇上于是日谓枢臣曰：‘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70]堂堂一国之君，居然在大臣面前怒气冲冲地讲到要死，如果不是王大臣们毫无畏惧地围攻皇帝，迫其下诏废除新政，拿捕维新派，这几句话是不会脱口的。大臣们之所以能如此放肆，说明他们对政变已是成竹在胸了。

西太后回宫后怒斥光绪帝：“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短短数语，慈禧发动政变的根本原因就包含在这里面，即认定光绪已有谋制她的意图，她已看透康有为等维新派不仅是要离间太后与皇帝，而且对光绪也不过是一时的利用而已。

慈禧怒斥光绪之后，光绪实际上已失去执政权。但为了减少外交上的压力，在已预先安排好20日会见伊藤博文这一活动没有过去之前，慈禧没有发出训政的懿旨。宫中的变局进行得平稳而隐秘。20日一早，袁世凯照常请训。光绪帝看了袁的请训折，“动容，无答谕”。9月21日，上谕宣布慈禧训政。同日又谕：

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有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71]

从上谕内容来看，政变主旨首先是剥夺光绪帝的执政权；其次是要除掉康有为，其罪行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并未提谋杀荣禄及围颐和园等事。

一伙顽固守旧的大臣，在康有为急进改革的压力下，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造谣、构陷，不遗余力。光绪帝十分赏识康有为。顽固派要除掉康有为，必须剥夺光绪帝的执政权；要禁制光绪帝，必须抬出西太后；要抬出西太后，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实力稳健大臣的参预，二是要有能激起太后愤怒的事实，这些他们都做到了，所以政变最先裸露出来的原形，是剥夺皇帝的执政权，革去康有为的职务并予治罪。

康、梁脱难与“六君子”就义

康有为在9月18日得知光绪帝催他迅速出京的明谕和杨锐、林旭带出的密诏后，当天下午“欲乞友邦进忠告”，而英国驻华公使已去北戴河；去找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而李的态度并不热情；深夜派谭嗣同劝说袁世凯，袁又借词推托；第二天下午赴日本公使馆，求伊藤向太后进言，伊藤佯诺之态，使康亦不能寄予希望，奔波两天一夜，知大势已无可挽回，遂决意离京。

康有为9月20日天未明出京。9月21日，康广仁、程式穀等被捕。米市胡同口，车骑塞途，观者如山。康广仁说：“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程说：“外国变法，前者死，后者继。中国新党寡弱，恐我等一死，后无继也。”康说：“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何患无继哉？”

梁启超躲进日本公使馆。谭嗣同亦到。谭劝梁东游日本，并且把谭自己所著的书及诗文稿本数册、家书一箧都托付给梁。谭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遂相与一抱而别。9月22日，梁启超断发洋装，在日本人的掩护下潜赴天津。康有为亦已逃脱上海官吏的魔掌，转乘驶往香港的轮船。康、梁师徒经历整整一月的风风雨雨，惊涛骇浪，在英、日军舰的保护下，脱离险境，逃避了大难，在日本重新相聚，继续着他们的救国之业。

然而，仍留京城的维新志士，无时无刻不在危险之中。9月24日，上谕宣布：“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72]

清廷迫于英、日的压力，张荫桓被区别对待，“六君子”未经审讯而速遭杀害。“六君子”被押至菜市口刑场，观者万人。康广仁欲有所语，而左右顾盼无一人。谭嗣同神气不稍变，呼监斩大臣刚毅曰“吾有一言”，刚不听。六人遂从容就义。

“六君子”的死，惊天地，泣鬼神。经历这悲壮的一幕，多少中国人开始醒悟！“六君子”虽或各不相同，然而他们的血是一样的鲜红。有诗曰：“求治或太急，论事或过烈。庶几鼓朝气，一洗宇宙曀。”在杀害“六君子”的第二天，清廷补充宣布了康有为、梁启超和“六君子”的所谓罪状。同时着将张荫桓发往新疆，将徐致靖交刑部永远监禁，将湖南学政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随后，李端棻、陈宝箴、陈三立、江标、熊希龄等参与维新变法的官员亦相继被革职。

政变后，慈禧虽将百日维新中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大加否定，但有关经济、教育和军事等方面仍保留着一部分变法的成果，特别是慈禧提出了以国计民生为标准，化除新旧之见的思想，这对新因素的生长是有利的。不过从当时较短的一段时期的情况来说，维新变法的风气从整体上已被打压下去了。守旧的、顽固的势力猛然抬头。特别是满族亲贵中的腐朽愚昧势力迅速膨胀起来，使政变之余的维新事业事实上难以为继。历史前进的道路从来都不会是直线的。热热闹闹的变法维新一时间虽徒然沉寂了下来，但顽固愚昧势力的倒行逆施不久就闯出了大祸，并被大祸冲得落花流水。试图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运动和试图建立近代国家政治体制的宪政运动，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役刚刚过去就渐渐从酝酿中浮出水面。清政府开始陷入垂死挣扎的泥潭，而新时代的曙光已隐约可见。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戊戌变法不过是近代政治体制转型长剧中的一首序曲，亦可视为后来大喜剧之前的首场悲剧。它是历史前进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戊戌变法当之无愧称得上是我们今天现代国家的真正的起点。万事开头难，老大的中国，要迈开跨入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无疑是万事中之至难者。这第一步不可能是稳健的，更不可能是成功的，却是伟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愈往前行，伸向未来，离新的起点愈远，就愈显示新起点的可贵和伟大。我们当然需要总结变法失败的种种教训，但总结应当建立在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当时的条件和情境、对变法志士予以足够的同情的基础之上。

[1] 本章由蔡乐苏撰写。

[2]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06页。

[3] 宗泽亚：《清日战争（1894—1895）》，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第353—355页。

[4]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144页。

[5] 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三联书店，2008，第459页。

[6] 陆奥宗光：《甲午战争外交秘录》，陈鹏仁译，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第171页。

[7]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415页。

[8] 王彦威等编《清季外交史料》第109卷，文海出版社，1964，第5页。

[9]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本章以下简称《中日战争》）第1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第202页。

[10] 据戚其章先生的研究，日本经甲午战争从中国掠夺的财富总额达3.4亿两，包括直接赔款的2亿两，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威海卫驻军费每年50万两，三年150万两，日本以库平银必须足色又让中国多付1325万两，日本还要求必须以英镑在伦敦付款并由日本规定汇率标准，使中国因“镑亏”而多付1494万两，再加上日本从中国获得的舰船、枪炮、金银、粮食等战利品可折合8000万两。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65—78页。

[11] 王韬：《论变法》（中），《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辑第2分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6，第858—859页。

[12] 《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3辑第2分册，第653页。

[13]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本章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第188—201页。

[14]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第9—10页。

[15] 参见《戊戌变法》第2册，第269—276页。

[16] 参见《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4辑第1分册，第161—166页。

[17] 参见王玉堂《刘坤一评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第114—115页。

[18] 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482页。

[19] 转引自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1页。

[20]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67页。

[21] 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第49—50页。

[22] 《张謇全集》第2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12—13页。

[23]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891，第243—245页。

[24] 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0册，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1987，第30767—30771页。

[25] 参见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0册，第30774页。

[26] 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0册，第30777—30778页。

[27] 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0册，第30783—30786页。

[28]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中华书局，1988，第3132页。

[29]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33页。

[30]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33页。

[31] 《戊戌变法》第2册，第38页。

[32] 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0册，第30773—30774页。

[33] 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第30857—30859页。

[34] 参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325—330页。

[35] 《戊戌变法》第2册，第43—44页。

[36] 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第30963—30965页。

[37] 《杰士上书汇录》，载黄同明等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38] 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第31035—31037页。

[39] 参见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第30962—30963页。

[40] 《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设立特许专卖以励人才开民智而济时艰折》（1888年6月26日），《杰士上书汇录》，载黄同明等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

[41] 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第30812—30814页。

[42]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第45页。

[43]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第26页。

[44] 《戊戌变法》第2册，第410—412页。

[45] 《杰士上书汇录》，载黄同明等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

[46] 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第31093—31099页。

[47]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914、943页。

[48] 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第31164—31166页。

[49] 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第31124—31125页；《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921页。

[50]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899页。

[51]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第163—164页；《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906—907页。

[52]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555页。

[53]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第41页；《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697页。

[54] 《军机大臣世铎等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0页。

[55]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342页。

[56]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959、961页。

[57] 《清史稿》第4册，中华书局，1998，第3266页。

[58] 《戊戌变法》第1册，第343页。

[59]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08页。

[60]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17页。

[61]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18—1019页。

[62]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55页。

[63] 谭嗣同见袁及袁见荣禄资料，均见《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56—1057页。

[64]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868页。

[65] 《戊戌变法》第1册，第344页。

[66] 《戊戌变法》第1册，第421页；《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27页。

[67] 《戊戌变法》第2册，第91—92页。

[68] 赵炳麟：《赵柏岩集》，潜并草堂，1922年印本，第29页。

[69] 赵炳麟：《赵柏岩集》，第31页。

[70] 《戊戌变法》第1册，第345页。

[71] 《戊戌变法》第2册，第99页。

[72] 《戊戌变法》第2册，第100页。

第十章 义和团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1]

按照西方人的算法，1900年是20世纪第一年。这一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这个新世纪或许都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年无疑是中国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后最为糟糕的年份，一场突如其来的义和团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入侵几乎将中国逼至崩溃边缘。

一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国际国内背景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中国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后一个无法避开的重要环节，是自1840年中国与西方开始交往后民族主义情绪的总爆发，也是先前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甲午战前几十年，中国利用国家管制的方式发展经济获得了一定成就，恢复了往昔的一些气象，即便传统史观所说的“同光中兴”并不一定代表历史真实，但中国在1890年代初期确实与先前不太一样了。然而到了甲午年间，一场规模并不大的战争几乎耗尽了先前几十年的积累。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先前几十年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新政可能只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必须另找参照系。这就是稍后维新运动之所从来。

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维新运动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了。整军经武，允许地方进行自治试验，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为新社会阶级的诞生扫清制度层面障碍。应该说，经过几年发展，到了1897年，以模仿明治维新为基本特征之维新运动进展顺利，缓慢的政治变革其实在有序进行。

然而，由于《马关条约》允许“日本臣民”到中国自由创办企业，允许自由贸易，那时的国际资本正如列宁所说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输出已经大于对领土的觊觎，因此在甲午战后没几年，外国资本就像潮水一样涌进了中国。先前争论不已的铁路开始修筑了，而且很快构筑了影响后世的基本路网；许多矿产资源开采了，一些基础项目差不多都在甲午战后迅速开建。这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由此衍生出许多问题。

经济的发展主要凭借的是国际资本，国际资本除了要利润最大化，当然还看重资本的安全和便捷。我们过去说列强在甲午战后有个瓜分中国的狂潮，其实就是指国际资本潮水般地涌进中国之后，一方面希望“整片开发”，减少成本，与中国政府协商集中投资，比如英国将资本主要集中在长江领域，日本集中在福建，德国集中在山东，法国集中在西南；另一方面由于中外贸易额度大幅增加，远洋巨轮在经过漫长航海靠岸后总需要休整维修，因而在甲午战后不久，在中外贸易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列强相继向中国政府提出仿照英国人租借香港的前例，在中国沿海租借一些尚未开发的港湾，以备各国民用及护航的海军舰队使用。这种要求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并不是不可理喻的繁难问题，但在一个被动的后发国家，这样的要求往往被视为对主权的侵害，因此清政府在实际操作上总是一拖再拖，总是在内心深处希望对方能够放弃这些要求。

列强中比较急切需要一个沿海港口的是德国。德国在1895年马关议和谈判中支持中国，并联合俄国、法国向日本施压，让日本将已经占领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尽管中国为此多花了一大笔银子，但“三国干涉还辽”确实维护了中国本土的完整性，其战略意义不容低估。德国之所以如此积极干预中国事务，当然有其外交上的考虑，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目标在于，德国希望与中国政府的亲善，有助于德国顺利地从沿海拿到一个港口。中德贸易大幅增长，德国太需要一个港口了。

对于德国人的要求，清政府原本是答应的，只是碍于体制，碍于传统领土、主权的法律因素，清政府在答应了之后一拖再拖。德国政府遂接受一些人的建议先斩后奏，乘着山东巨野教案的机会，出兵强占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倒逼清政府与其谈判胶州湾租借问题。

胶州湾的租借在清廷最高统治层原本并不构成问题，只是德国人的做法无疑使日本人很不高兴。日本人觉得三年前到嘴的肥肉被德国、俄国和法国给搅黄了，也就三年时间，德国人竟然异想天开从中国获取如此大的利益。日本人对德国人的做法很不能认同，于是一个原本并不张扬的军事行动，一个细节并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外交，竟然被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全程报道、逐日追踪。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被充分调动，一个甚至比甲午战败还恐慌的危机情绪在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迅速蔓延。严复呼吁中国人“急求所以自立之道”，[2]而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一大批更加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中国作“亡后之图”，计划将正在进行维新试验的湖南转变为中国复兴的基地，一旦北方局势持续恶化，他们就可以据湖南而独立，进而成为未来中国复兴的基地。[3]

德国人并没有因为中国人的反对而中止对胶州湾的占领和稍后的租借谈判，清政府原本寄望于俄国政府能够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劝说德国人注意适可而止，别让自己在民众面前太丢面子，但俄国人一面爽快地答应了清政府的请求，实际上不仅站在德国人方面出主意、想办法，而且和德国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以出师威吓德国的名义占据了旅顺和大连湾，中国在痛失胶州湾之后再失旅大。稍后，英国人也利用这些机会以利益均沾的理由向中国提出类似要求。尽管列强的这些要求只是租借，根据约定，租借总有归还的那一天，但在当时那种特殊背景下，中国人面对这些租借总有亡国之痛。

列强相继向中国提出租借港口的要求，严重困扰着当时的中国人，一大批充满激情的年轻知识分子真正感到空前的民族危机。

胶州湾事件尚未完全处理完毕的时候，来自广东的年轻知识分子康有为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建议书，以为甲午战后三年，列强咸以瓜分中国为目标，到处流传着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示意图，由此可见列强筹划之详明严密。根据康有为的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是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若成功，列强必群起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整个中国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有警，举国响应，胶州湾事件在康有为看来只不过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而已。鉴于此，康有为在这份后来被命名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呼吁朝廷师法日俄进行政治改革，逐步从君主专制走上君主立宪。[4]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的开始。

可惜的是，到了这年秋天，维新运动在一场政变中结束。康有为、梁启超等指责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镇压了维新派，而清廷在当时的处理决定中明白说是康有为等人纠集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用武力解决和平变革中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场武装政变。[5]

戊戌年间政治变革及其结局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只是经过这件事情的打击，产生两个最严重的后果。第一，光绪帝似乎因为对康有为这些年轻政治家失察而自责甚深，其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竟然突然出了问题。第二，或许因为光绪帝身体出了问题，慈禧皇太后再次从幕后走上前台，出园训政。这虽说是他们爱新觉罗家族的内部事务，但对正在进行的政治变革无疑是一个巨大转折，大清王朝政治走向从此开始了一个“维新变法的反动时期”。[6]所谓“反动”当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似乎都值得拿出来重新讨论其价值。而新政基本价值取向是向西方学习，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时期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盲目的排外主义，似乎先前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选择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中国未来只能从自身传统中去寻找。

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皇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康有为、梁启超“犯上作乱”，而西方国家不仅不帮助中国将康梁缉拿归案，反而协助他们出逃，予以庇护，拒绝引渡给中国，甚至允许他们成立什么保皇会，发行报刊，攻击诋毁天朝上国，最可恶的是允许康梁肆意攻击她本人。专制体制独裁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西方社会价值取向和民意，这也是慈禧皇太后在戊戌后一变成为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慈禧皇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经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光绪帝和康有为推动的政治改革，或因皇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使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7]

一般民众当然没有这种深刻认识，不过他们出于最直接的感受，觉得自五口通商以来，自从外国商品与传教士毫无节制涌入中国以来，他们的日子不是比过去更好些，而是比过去更糟糕，旧式手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再加上甲午战后巨大战争赔款压力，战后大量兵勇遣散，流民数量成倍增加。更为不幸的是，那几年天灾不断，尤其是华北地区大面积持续干旱以及黄河连年失修所导致的灾难，造成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一般民众当然不会进行理性分析，不可能具有多少深刻认识，但他们直观感受到日子之所以一天比一天艰难，大概都是洋人来了之后所造成的，洋人在中国大规模造铁路、开矿山，将中国的龙脉挖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洋人在中国城乡遍设教堂，把中国传统神祇、祖先得罪了、侮辱了，这些神祇、祖先也不保佑中国人了。

基于直观感受与判断，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就是想恢复往昔宁静生活，就只有将那些可恶的洋人驱逐出去，尤其是非将那些洋教士以及追随那些洋教士为非作歹的汉奸教士即所谓教民杀掉不可。这种集体无意识逐步发酵，终于酿成此伏彼起、连年不断的教案。仅德国占据胶州湾后一年半，山东省境内因铁路、矿山及教案所引发的外交纠纷就有一千余件。

就大清王朝统治者来说，列强在戊戌后对中国内政毫无收敛的干涉，也使他们相当恼火。追根溯源，他们认为是新政象征光绪帝依然在位的结果。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只要光绪帝在位一天，甚至只要光绪帝还活在人世，不仅康有为等流亡海外的所谓维新志士还有精神寄托和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而且西方国家就会继续以光绪帝这一问题向中国施压，无所作为、束手待毙的光绪帝竟然一度成为“麻烦制造者”。

事实上，早在皇太后出园训政时朝野间就弥漫着光绪帝病重甚至已去世的谣言，这些谣言既有清廷政治高层有意向外释放的信息，以便为未来政治决策预留足够空间，也有康梁等海外流亡人士故意夸张的成分。康梁等人清楚，只要光绪帝一天不倒，只要光绪帝依然活在人间，即便他们现在吃够苦头，他们终究会有扬眉吐气、重出江湖的一天，因为年轻的皇上终究要比年迈的皇太后活得时间更长些。

光绪帝的存在成为皇太后和那时当权者的一个重大心病，起初他们或许真的企图通过宫中太监使用药物等办法摧毁光绪帝的肉体，但这一做法很快遭到各方面公开谴责，中外各界一致警告那些政治野心家不要违背民意进行这种阴谋。

不过，谣传中的这一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出于皇太后指使，实际上是很值得怀疑的。作为一国领袖，皇太后不会也不至于这样下作，她如果想置光绪帝于死地，应该并不困难。光绪帝虽然不是皇太后亲生，但承受她多年养育之恩，正如光绪帝自己所辩白的那样，他并没有对慈禧皇太后表示过不忠，据现在能够看到的比较可信的资料，即便是在光绪帝确实感到皇太后对新政干预太过分时，即便他与皇太后发生过言语冲突后，他找杨锐所要商量的也是考虑怎样既能推动新政进行，而又不使皇太后生气。[8]光绪帝的真情实意并不难被皇太后理解。所以皇太后如果真的像康梁等人所宣传的那样指使宫中太监使用药物从肉体上摧残光绪帝，未免太过于夸大了帝后之间的冲突，也太过于戏剧化。

康梁等人因新政失败流亡国外，虽然吃尽了苦头，但获得了许多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且较清廷拥有更强的话语权势。相反，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毕竟用“六君子”的鲜活生命换取了政权，不管怎么说似乎都在道义上亏了一层。再加上，专制政体信息不透明，清廷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话语弱势一方。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皇太后利用宫中太监向皇上使用药物的说法，基本上来源于康梁系，并没有档案或其他方面的证据作为支持。

两宫之间的真实情形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皇上在戊戌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之后确实病倒了，第二年（1899）一整年时好时坏，至年底，似乎大有一病不起的迹象。12月20日，皇上发布一道上谕，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造谣诬蔑，强调皇太后出园训政以来上下一心，宫府一体，希望臣民不要听信康有为等人瞎说，妄为揣测。[9]

皇上的谕旨证明两宫之间没有矛盾，然而为时不久，一个流传很久的传言竟然变成了事实，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开始为皇上物色继承人，至1900年1月24日，上谕宣布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入继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子，实际上就是光绪帝的接班人。由于这一天为农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己亥建储”。

二 从拳到团：清廷对民间结社的利用

“己亥建储”确乎为光绪年间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对于后来的政治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事件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弄清了，其本质应该与光绪帝的病情恶化，以及清代权力传承有关。

中国文明很早就确立了政治权力父死子继的大原则。如果没有子嗣，中国文明中政治权力传承的小原则是兄终弟及。假如兄终弟及也无法实现，比如皇帝没有亲兄弟，那也没有问题，按照血缘关系，以与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确定皇位继承人。这种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皇族内部的权力冲突，是一种自然顺位。然而由于清廷是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所以自第一个皇帝开始，直至最后一个皇帝，始终面临着皇位继承问题的困扰，始终不知究竟怎样解决。

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主要是因为光绪帝的身体经过1898年的折腾可能实在顶不住了，而且光绪帝大婚已经十几年了，看来已经很难有自己的龙子龙孙了，因为在过去两年中，也曾有外国公使馆的医生为皇上看过病，已经证明皇上的肾病相当严重。为了大清王朝长治久安，为了防止光绪帝万一发生什么不虞，特别是因为皇上需要静养，而清廷烦琐的日常典礼实在太多，所以如果有一个大阿哥代劳，至少可以使朝廷日常事务重回正常状态。这是立大阿哥的真实原因，完全是为光绪帝的身体着想，而且这个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光绪帝本人的主意。

从善意去理解“己亥建储”是对的，清廷官方文书也都是这样解释的。然而由于此时离1898年政治变动太近了，许多问题并不那么容易看清楚。出于政治原因，在清廷为正常的政治运作，而在被流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看来，可能就是一个阴谋。他们认为这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试图更换皇帝的做法，为了保护他们心目中的英明皇上，他们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保皇运动”，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出于挚诚，通电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呼吁朝廷中的健康力量如庆亲王、荣禄等公忠体国，奏请皇上不要有退位之想，“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弥中外之反侧”，[10]将一个正常的人事调整视为影响中外关系的大事件，这就为后来的政治发展注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己亥建储”所引起的政治格局变化只在上层，而下层民众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只是到了后来，当上层政治变化引发中外关系紧张和冲突时，政治高层非常不恰当地利用了民粹主义情绪，遂使问题复杂化。

下层民众在甲午战后承受着更多痛苦，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精力当然也没有能力就国家大事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过，甲午战败对下层民众来说也是直接的政治事件，他们的生活在经历了这次战争后更加艰难，“集体无意识”促使他们不甘心于中国社会继续沉沦，不甘心于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就此灭亡。于是，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自发地再次联合起来，他们用自己独特的应变方式掀起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根本目的的政治运动。他们像顾炎武在两百多年前所揭示的那样，对于国家的灭亡并不感到特别可怕，他们真正感到可怕的是“亡天下”，是民族文化无法在这个世界继续存在，于是有义和拳在山东悄然兴起。

正如人们久已知道的那样，义和团运动至1900年初方才引起人们注意。在此之前数月间，义和拳一直在鲁西北慢慢积蓄力量。至1899年冬，义和拳越过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扩展到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东北及蒙古。[11]所以经久不衰的民谣称“义和拳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崛起，与甲午战后国际局势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大变化有着直接关系。随着《马关条约》的落实，外国资本潮水般进入中国，外国传教士也随着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形成新的文化冲突，于是民间秘密结社形式及其政治诉求多有变化，他们往往不满意于“新异族”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开始放弃先前两百年“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转而将传教士作为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

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

到清朝中期，种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不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不良之士甚至为中国人所耻的地痞无赖。这些不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民间社会中西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不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甲午战前，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

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外国资本无节制地进入中国，外国商品无限制地涌入使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愈发艰难，许多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较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农村民众在将责任归罪于朝廷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中国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这些传教士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的，在甲午前，一般地说来除了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做了许多有益的慈善工作和教育普及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后，随着外国资本在中国大幅增加，各国在中国的利益也在增加，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传教，而是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John Baptist Anzer），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占据胶州湾，并将其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12]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宗教外的事务，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最初的宗教乃至政治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他们自己的国家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

甲午战后，中外冲突最剧烈的地方无疑是山东。山东人不仅在战争中遭受直接痛苦，而且在战后受到直接影响，特别是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山东成了德国人独占的势力范围。德国人修铁路，开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破坏坟茔，山东境内铁路沿线、矿山周围的百姓没有得到经济开发所带来的好处，反而因经济开发而受到了无端伤害。

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谅解，德国人在山东修筑铁路、开采矿山，需要占用民田民房的，都会给予相应补偿甚至优待，但实际上，那些被占用的民田民房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

这种情形当然不能全怪罪于德国人。按照中德约定，德国铁路、矿山所需要的土地当然由中国政府征收整理后提供，德国方面不介入与中国百姓的直接关系，德国方面的补偿主要是通过贸易形式提供，因此这些征用补偿的责任主要在中国政府。至于突发事件发生后，德国方面也不得直接介入，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权力，是司法自主。然而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效率低下，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的嫌疑，于是久而久之，德国人根本不再顾忌中德原先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德国人往往绕开中国地方当局，迅速直接派兵强行镇压，从而增加了中外之间的仇视和中国人的反感。

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廷提出过建议，希望由总理衙门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庶免喧夺而起纷争”。[13]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

在山东开发投资的不只是德国人，日本、英国在山东也有自己的利益。甲午战后，威海卫曾被日本作为抵押占领三年之久，后被英国顺手租借。这些租借、开发，虽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殖民，但无疑使中外发生冲突的概率上升。这是义和拳兴起的一个外部原因。

义和拳的兴起，还与当时经济转型有关。甲午战后，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投资中国的铁路。铁路很快成为经济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物流渠道，其便利、低价、规模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外国资本控制的沿海航运业也是一个新兴的价格低廉的物流渠道，因而甲午战后不久，传统的物流通道即南北大运河日趋衰落，原先凭借运河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甚至相关的餐饮店、旅馆等都受到极大影响，从业者大批失业，四处流浪。

除了外部原因，义和拳的兴起还与当时连续自然灾害有关。那几年天灾频仍，黄河不断决口，受灾面积不断扩大。到了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空前干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不仅造成了严重饥荒，流民遍野，而且由于干旱，人们的情绪也受到非常恶劣的影响，怒火中烧。这些流民、灾民，就是义和拳，就是大刀会，就是民间秘密组织，他们的本意不过是抱团取暖，相互扶持，度过最困难时期，所以他们一旦遇到非常事件就很容易爆发。

我们过去始终以为义和拳、大刀会等都是民间秘密结社，其实这个说法可能并不准确。这些人聚到一起无须结社，他们只是因为困难而走到一起，他们中稍有知识的人可能会宣传某些“劫变”观念，宣称他们渡过这个难关，或许有机会顺应天意，拯救劫难，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安慰，是自我抚慰。在本质上，他们抱团取暖，习拳练武，兼习法术，其实只是强身健体，在经济困难时期自我保护而已。至于他们所渲染的刀枪不入等超自然本领，则是中国农村社区精英从来就有的一种表演方式，即便到了后来，这种情形在黄淮平原广大农村仍非常普遍。

作为受灾受难的灾民，义和拳、大刀会等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念，他们之所以反对外国教会，反对教民，除了教会、教民的活动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之外，可能有中西文化上的不认同的原因，是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本土文明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不宜夸大，如果不是后来被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利用，义和拳、大刀会都不会成为那样的排外组织。什么“反清复明”，什么“扶清灭洋”，显然都是外部力量强加上去的，并不是这些农村民众发自内心的政治信仰，他们就是一拨流浪者，一拨生活没有着落的人。

根据后来的研究，义和拳、大刀会最活跃的地区主要在鲁西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曹州、单县的大刀会和茌平、高唐、平原一带的神拳。那一带处在政治统治的边缘，因而有利于民众四处流浪，集会练武，也不容易引起清廷及时注意。这是义和拳、大刀会等在最初阶段发展的真实机缘。

义和拳、大刀会发展最直接的动力其实又与朝廷的政治变动有关，这些原本并不对政治有任何兴趣的人被迫介入了政治，成为政治的筹码。

在1900年之前，由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对外国资本全面放开，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抢占中国这个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市场，外国人刚到中国，中国人刚刚遇到外国企业和外国人，相互之间的不协调、不适应在所难免，在这个过程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也是实情，所以许多地方政府在对这些流民尤其是具有结社倾向的流民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多少给予道义上的同情，有时地方政府甚至以这些受到冤屈的流民作为与外国人谈判的筹码。在这一点上，中外利益冲突最严重的山东格外明显，这或许因为德国在列强中还比较落后，发展或者说财富的积聚对其更为迫切，因而与山东地方的冲突也比较多，所以山东几任巡抚李秉衡、毓贤等一方面执行朝廷的指令尽量镇压闹事流民，另一方面对流民给予适度同情，毕竟他们是自己的子民，何况他们本身确实有冤屈。

毓贤在任时，山东的民教冲突更加严重，不仅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民众不断闹事，很多从外地赶来的流民也加入其中。这些本地与外地的流民是否真的组织起严密的组织，其实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从毓贤的立场上，为了稳定地方，他一改李秉衡严厉镇压的措施，对于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流民，对于他们习技勇以自卫身家的行动略表同情。一旦地方发生大规模群体冲突，毓贤的本能反应是将本地人与外地人区别处理，尽量使本地人解脱，将责任推给外地人，甚至宣称这些外地流民是打着义和拳、大刀会名义的游匪，因而这些群体事件与真正的义和拳、大刀会并无关联。[14]

很显然，毓贤担心如不分别对待，诚恐株累太多；[15]担心老百姓一旦不能忍受，势必铤而走险，溃川决防，不可收拾。[16]他深感仅仅凭借政府力量并不足以与洋人进行交涉，并不足以抗衡飞扬跋扈的外国教会，因此他真诚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义和拳、大刀会民众的积极性，在主观上有利用他们以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

李秉衡、毓贤的做法到了新巡抚张汝梅的时候更进一步。张汝梅觉得既然这些义和拳、大刀会民众是一种可以凭借的力量，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官方化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导到体制内呢？1898年6月30日，张汝梅将这个意思向朝廷做了报告，宣称在山东、直隶一带活动的这些义和拳、大刀会，其实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创办的“乡团”，具有乡间自治的意思。因此，张汝梅建议朝廷“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他们纳入体制，交给地方官严加管理，将他们引导到自卫身家、守望相助、维护地方秩序方面来。这就是我们后来一般不再说“义和拳”而改称“义和团”的背景。其实从原初意义上说，义和拳可能比义和团更准确。

三 义和团转战京津

张汝梅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获得了朝廷默许，这就为后来的政治演变注入了新因素，义和团从此成为官方可以动员的一种力量，成为对外交涉中的一个筹码，他们当然不会像过去那样坚定镇压这些民间组织。毓贤明白无误地说过：“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沓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相信只有整合民心、利用民心才能度过艰难。[17]他们甚至认为，如果一味对这些民众团体施加镇压，很可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必将把全体民众都弄成教民而后已。真的到了这种状况，国家也就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18]在这些地方行政长官看来，对外交涉仅仅凭借政府外交人才是不够的、无效的，如果将民间力量统统推到敌对方面，对外交涉可能更加困难，不仅无法约束外国人的活动，甚至没有办法镇住那些原本就是中国人的教民。既然民心可用，当然不会强力镇压，而是利用他们作为对外交涉的工具。[19]

山东地方官府将义和团作为对外维权工具还情有可原，只是不巧得很，这种情绪不幸遇到了后来涉及国家层面的大事变，外交上的雕虫小技成为主导，义和团竟然成为政府的调控工具，终于衍生出后来一系列重大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清廷为光绪帝立大阿哥有其正当性，是一个不必怀疑的内政问题，但是一个正当的事情被弄成好像不正当，弄成像是一个废立阴谋。这主要是因为清廷贵族集团选择了端王的儿子为大阿哥，这里既没有能力上的比拼，也没有血缘上的充分理由，当然不足以说服贵族集团内部的反对者。

端王在这之前其实并没有深度介入现实政治，不论是清廷内部还是外国人其实都很难说端王究竟是左还是右，究竟是排外还是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表现，他后来的排外形象其实是一点一点被塑造、被加工，而他自己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向着这个方面转化。

实事求是地说，端王是个平庸的人。他能上位，他的儿子能够被立为大阿哥，就是因为他的平庸。他如果锋芒毕露、性格外向，真的具有坚定的排外立场，后来的情形或许也不是这个样子。一个平庸的端王得到了意外好处，一定会使那些不论是自认为还是别人都不会认为平庸的贵族心中不爽，比如庆王，他自恭亲王之后一直负责中央事务的日常管理，与外国公使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庆王家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当大阿哥呢？这个主管外交事务的王爷究竟在端王排外倾向的塑造中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当然不能说庆王将端王的形象往排外主义者方面去塑造，但是我们有足够理由可以说，负责外交事务的庆亲王真的没有向外国公使解释，没有说这位端王爷并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

清廷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的消息是1900年1月24日对外公布的。奇怪的是，各国公使一反外交礼仪，对清政府这样巨大的人事变动根本不愿做任何反应，硬是将端王父子晾在一边，让清廷出尽了洋相。清廷内部人事变动当然无须征询外交使团的意见，只是外交使团太不给面子，这势必影响清政府的威望，清政府需要公使帮忙时，公使不帮忙。那么继续拖下去，总有各国公使需要清政府帮忙。这种机会并不难等到。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或稍前，由于山东地方官府前述心态，义和团、大刀会在那里有了相当快的发展，这些不官不民的组织令外国人格外忧虑，所以外交使团在1899年底的时候以山东地方当局镇压不力为由，请求清廷任命袁世凯替换毓贤。

在各国公使看来，袁世凯早年常驻朝鲜，其所具有的国际视野会使他对义和团、大刀会有个比较正确的判断。而其小站练兵聘请外国教练训练的几千新军也使他有力量迅速剿灭这些义和团、大刀会。袁世凯的个性也受到各国公使的赞赏，以为他在关键时刻总会从容不迫镇静坚持。各国公使相信在袁世凯治理下，山东一定会很快恢复秩序。[20]

列强的建议很快获得了清廷的积极回应，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大阿哥事件发生，中外沟通还不存在多大问题。1899年12月6日，清廷免去毓贤的山东巡抚职，提升袁世凯接任。

袁世凯没有辜负列强期待，就职伊始，就发布一道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各地义和团民众尽快自动解散，否则严厉镇压，格杀勿论，决不姑息；对于那些“献首”、自新的义和团民众，袁世凯宣布既往不咎。[21]

剿抚兼施的两手策略很快见效，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袁世凯的这个政策引发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卜克斯问题”。

卜克斯（S.M.Brooks）是英国传教士，是一个比较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在当时比较紧张的气氛中，他坚持要从泰安返回平阴。不料途中遇到几个准备打家劫舍的流人，他们试图绑架卜克斯去吃大户。然而年轻气盛的卜克斯根本不愿配合，这几个流人鉴于袁世凯严厉的镇压措施，以为与其放掉卜克斯准备吃官司，不如将他杀死，一了百了。[22]

民教冲突是山东的老问题，卜克斯既不是在山东遇害的第一个传教士，也不是最后一位传教士。但是卜克斯死得实在不是时候，这对于袁世凯的强力镇压政策构成了极大冲击，一些大臣将卜克斯被杀归罪于袁世凯的这一政策，英国公使联络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抗议。然而，此时朝廷正因大阿哥事件闹得不可开交，自然无暇也没有人顾及卜克斯事件。

清政府的拖延使英国人非常愤怒。1900年1月23日，法国公使毕盛（Stephen Pichon）提议召集英法德美四国公使会议，讨论怎样与清政府交涉日趋严重的山东局势，他们要求清廷严厉镇压在山东、直隶的义和团、大刀会，因为这些地区的这些团体已经公开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灭洋”的字样。四国公使开会时，还不知道意大利在山东、直隶也有不少传教士，因而稍后他们邀请意大利公使参加，“四国公使联盟”演变为“五国公使联盟”。

不管是四国公使，还是五国公使，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会议正在召集时，清廷也在举行重大会议。同一天（1月23日），清廷御前会议宣布了一个惊人决定，宣布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23]这一消息立即在国内外引起高度混乱和密集抗议，清廷自然无暇顾及五国公使就卜克斯事件发出的抗议。

其实，清政府此时特别需要来自各国公使的帮助，各国公使如果此时向清廷伸出援助之手，就大阿哥事件稍作肯定性表态，情形肯定不一样。然而，各国公使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们始终不愿就大阿哥事件发表任何评论，他们只希望清廷尽快镇压义和团、大刀会。结果，清廷对各国公使的要求既无兴趣又确实没有时间进行讨论。又过了一个月，五国公使于2月21日致信总理衙门，催促答复。25日，总理衙门的答复姗姗来迟，表示朝廷已有旨，由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予以剿抚。

总理衙门的回复无法使各国公使满意，不过这个回复毕竟使各国公使与清政府自动恢复了失去很久的外交联系。各国公使趁热打铁，再接再厉，要求总理衙门安排一个紧急会晤，并明确要求庆亲王参加。总理衙门很快同意了这项要求，时间安排在3月2日。

就在会晤的前一天（3月1日）晚上，五国公使分别接到总理衙门的照会及附件，附件中有直隶总督奉旨剿办义和团的布告及一道上谕，这篇上谕使用了“取缔”义和团等字样。

总理衙门的照会没有使各国公使放心。3月2日，他们依然如约前往总理衙门与庆亲王等清大臣会晤。庆亲王向各国公使解释了朝廷的政策，对于各国公使要求在政府公报中正式发布那份剿灭义和团的上谕，庆亲王婉言拒绝，以为不合体制。

如果从大清国体制说，各国公使的要求确实有点问题，这其实是对清廷的不信任，是要求清廷将皇上的御旨公开发布，以便稍后对照检查。这当然不太合适。不过，各国公使也无法理解中国的体制运转，有时候觉得中国体制很有效率，有时又觉得这个体制根本转不动。清廷明明白白说要对义和团进行镇压了，但是这个镇压始终没有付诸实践，除了袁世凯在山东略展拳脚，其他地方还是老样子。而山东在袁世凯治理下形势好转，只是这个好转又以义和团大规模向直隶迁徙为代价。鉴于这一系列复杂情形，各国公使越来越倾向于武装干预，至少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在中国北部沿海进行一次军事演习，以此警告清廷和义和团。

各国公使的建议并没有很快得到各国政府的同意，因为军事干预毕竟不是小事，各国政府依然期待清政府能够变化，能够在义和团问题上拿出勇气。然而或许是因为清廷内部问题太复杂了，拖到3月下旬，华北的局面不仅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复杂，义和团开始大规模向京津地区转移。

让各国公使看不明白的还有一点，即各国公使曾经明白告诉清廷不要重新起用力主排外的前山东巡抚毓贤，然而清廷不仅大张旗鼓地重新起用，而且将毓贤派往外国人比较多的山西当巡抚。这在各国公使看来，是公然挑衅，是让各国难堪。

各国公使得知毓贤被重新起用的消息后反应强烈，英国公使窦纳乐（C.M.MacDonald）表示，卜克斯的案子尚未处理，清政府不对毓贤进行惩处，反而重用，这无疑是与各国作对。各国公使再次要求本国政府派遣军舰到中国沿海示威，以防止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对于公使们的要求，各国政府也给予谨慎回应。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在情况危急时出手救助各国在华传教士、外交官、工程师及那些中国教民。

在各国公使向清政府施压的时候，俄国、日本的公使没有参与。俄国公使格尔思（M.N. de Giers）在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交谈时表示，根据他的观察，各国的强硬举动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没有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中国人不会因为列强示威而屈服。不过，对于清政府，格尔思也尽量施加积极影响，希望清政府正视列强的警告，无论如何要早点出手，主动平息华北的义和团骚乱，不要给列强留下军事干预的任何借口。[24]

俄国人的忠告也没有引起清廷的警觉，清廷到这个时候其实还在大阿哥事件上纠结，列强始终不愿在大阿哥问题上表示支持态度，这也是清廷对于列强要求冷漠的一个原因。清廷的冷漠为义和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到了这年春天，义和团已经大摇大摆进入京津。他们“分遣党羽在山东、直隶各省煽诱愚民。近因直隶拿办严紧，潜来近畿一带传教惑众，行踪诡秘”。[25]根据御史李擢英的调查，京师义和团主要来源于山东，这大概是因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强行镇压，迫使义和团向京津地区转移，这些义和团“散布京城，潜通南宫、冀州一带，无知之辈，明目张胆，到处勾劝”。[26]

根据唐晏记载，此时京师纷传义和团民之多，几至遍地皆是。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户人家也开始设坛，王公贵族随着起舞，据说倡导最力的就是大阿哥的父亲端郡王。这显然不是单纯信仰义和团、大刀会，而是别有政治用心在。[27]

清廷镇压无力，义和团急剧发展引起列强恐慌。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名照会，要求清政府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灭，否则各国将派兵代为剿除。[28]这大约是列强第一次提出出兵代剿方案。

列强的不满容或确有事实依据，不过如实说来，清廷除个别官僚如端王载漪等对义和团有所偏爱外，就其整体而言，他们对义和团并非一味纵容和默许，不论是山东巡抚袁世凯，还是直隶总督裕禄，他们一直奉行强硬的镇压手段，举凡发现哪里出现义和团，他们无不迅速派兵“妥为弹压解散”，毫不客气地将“设立拳厂，煽惑滋事首要匪犯拿获”。[29]然而，他们的强力镇压并没有收到预想效果，义和团运动不仅没有因他们的镇压销声匿迹，反而在四五月间迅猛发展，直接影响到京师安全。

4月中旬，义和团在卢沟桥至保定一线频繁活动，他们分散在附近乡村中，并且相当成功地在当地居民中招募信徒。义和团定期举事的匿名揭帖到处张贴，[30]据估计，仅仅屯扎于保定府南门外的义和团就有一万多人。[31]在卢沟桥的义和团百余人举行会议，并皆暗带兵器，散布揭帖，专以杀害教民反对洋人为词。各国公使甚至清廷普遍担心这些在京郊活动的义和团可能很快会与京城中的外国人发生冲突。[32]

4月下旬，部分义和团民潜入京师，凡遇教堂，他们遍贴揭帖，宣称现在中国的“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33]义和团民鼓动民众与他们一起定期举事，攻击教堂和外国人。[34]4月底，京城第一个义和团坛口终于在东单牌楼西裱背胡同于谦祠内出现。

进入5月，京城内外的义和团相互配合，越闹越大。近畿一带，如清苑、涞水、定兴，尤其是保定府，相继发生焚毁教堂、杀害教民等多起事件。在京城地面，“颇有外来奸民，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习拳会；并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堂，除灭洋人，藉端煽动”。[35]在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发现的义和团乩语云：“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喊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36]随后不久，类似的揭帖在京城到处张贴，鼓动拳民焚毁教堂、使馆，“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兵来京，自行保护”。[37]

四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义和团在京津地区活动加剧引起列强高度警惕，事实上，清廷此时对于义和团其实也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中外交涉困难默许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一些王公大臣甚至故意与义和团称兄道弟，以此向列强显示众志成城。其实，民粹主义操控原本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起来不难，呼之即来，但很难做到挥之即去。这大约也像中国老话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不管是义和拳，还是后来的义和团，他们原本并没有多少政治诉求，但是到了5月底6月初，他们进入京津，与王公大臣结合起来之后，他们的政治诉求越发明显，排外的性质越来越清晰。一份落款为5月28日的义和团揭帖写道：“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联系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38]这样清晰的表述，显然不是农民兄弟所为，一定另有捉笔者。

清廷镇压无力，或者许多时候不愿镇压，这一点不论是义和团民，还是各国公使，似乎看得都很明白，其中的原因，似乎也都知道，总是与大阿哥的事情有关联，各国公使不愿在大阿哥问题上做出丝毫让步，不愿做任何友好表示。在这种情形下，京津地区越闹越乱，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5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向各国公使报告，义和团在保定府附近某处毁坏了三个村庄，杀死了61名天主教徒。18日，窦纳乐通过伦敦会得到消息，称义和团在北京东南大约40英里处毁坏了他们的一个礼拜堂，并且杀死了一个中国牧师。窦纳乐为此立即致函总理衙门，强烈要求清政府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避免继续发生骚乱。同一天，窦纳乐又前往总理衙门，询问清廷正在采取什么措施，并且特别强调必须保护偏僻的农村地区。在座的总理衙门大臣现在终于承认局势是严重的。但他们也向窦纳乐解释道，朝廷5月17日颁布了一道上谕，以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张贴揭帖，摇惑人心，事关交涉，命顺天府尹、五城御史、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妥议章程，立即镇压义和团，并令直隶总督裕禄一体严禁。据窦纳乐后来回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此次会晤过程中的态度是真诚严肃的，他们既与窦纳乐坦率讨论清政府必须加以克服的实际困难，也以最严肃的口吻向窦氏保证，这些困难将得到克服，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必能将这场大规模骚乱镇压下去。

然而5月19日，各国公使首席代表、西班牙公使葛络干（B.J.de Cologan）将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的一封信转给各国公使。樊国梁在这封信中用最阴森的笔调描绘北京的情形，以为北京局势基本失控，北京已经被义和团包围。根据他的说法，义和团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在中国的欧洲人，因此他预言最大的不幸可能很快就会出现。[39]

樊国梁大主教是元老级传教士，在中国已经生活了38年之久，懂中文，广交际，一口地道的北京腔使其获得他人无法获得的信息。虽然有公使觉得樊国梁的说法或许有点夸大，但总体上大家还是比较认同这样一个判断，即北京已处在危险之中。各国在华传教士、侨民，乃至各国公使，都面临着巨大危险。所以各国公使不约而同地请求各自政府尽快向中国派遣部队，保护侨民、传教士和公使馆。

北京的局势确实在持续恶化，清廷对此也开始感到忧虑。5月27日下午，庆亲王应邀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俄国公使格尔思会晤。庆亲王表示朝廷知道现在的困难，也已向直隶总督发布最严厉的命令，他劝各国公使相信清廷有能力保护公使馆，因此不赞成各国军队进入北京，只是各国政府执意这样做的话，清廷并不完全反对。庆亲王刻意强调，义和团不仅是外国人的敌人，也是清廷的敌人。[40]

庆亲王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各国公使鉴于北京局势的发展，为慎重起见，还是决定从天津，从大沽口外海面上调集一批军队进入北京，加强使馆区及教堂警卫。5月31日，第一列军用专车向北京进发，几天后抵达北京的使馆卫队接近千人。[41]

各国公使之所以急于从天津调集使馆卫队，是因为6月1日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早有传言说义和团将在那一天举行大规模活动，这是列强行动的背景。然而从义和团方面说，列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没有阻吓住团民，或许仅仅出于看热闹的心理，在北京的义和团民反而越来越多，形势并没有因使馆卫队进京而舒缓，反而因使馆卫队的惊扰更趋严重。另一方面，使馆卫队进京也使清廷中的强硬派找到了对抗理由。5月30日，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放弃先前对义和团一味镇压的办法，以为诛不胜诛，不如不诛；剿不胜剿，不如不剿。不如将义和团民众收编，纳入清军序列，统以将帅，利用其仇教的情绪，以防范列强。[42]列强向北京派遣使馆卫队原本可能并不与清廷为难，结果在这里被解读成了一种敌意。

使馆卫队进京客观上加剧了北京及华北地区的紧张形势，在随后几天，在华北主要铁路线上工作的欧洲人差不多都遇到了麻烦，他们开始大规模向天津收缩，不料这一举动又被中国民众误解，欧洲人在撤退途中遇到了中国民众多次拦截，甚至发生多次冲突。[43]

华北特别是京津地区空前恐慌引起了列强注意，6月6日，驻扎在大沽口的各国舰队司令官举行会议，讨论局势，同意在必要时采取统一行动。各国政府对舰队司令官的决定表示默认，相继同意他们在外国侨民受到威胁时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由此，各国开始向天津租界调集军队。

各国调集军队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传教士、侨民、教民和外交官，同时也蕴含着当清廷对义和团镇压不力时“代剿”的意思。列强至少此时并没有以清军作为作战对象，但各国军队的调动依然引起了清军将领的严重不安。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廷高层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变化，以端王载漪、体仁阁大学士及大阿哥的师傅徐桐、军机大臣刚毅和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等为代表的主抚派渐渐占了上风。6月6日，清廷发布一个上谕，有意改变义和团定性，刻意强调义和团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均为国家赤子。[44]清廷或许期待用这种办法收服义和团，但在各国公使看来，清廷的新上谕其实是对先前镇压立场的倒退，势必引发新问题。[45]

毫无疑问，清廷的宽容政策引起了新的形势变化，在随后几天，为了防止外国军队继续向北京进发，有团民开始扒铁路，毁电线杆，到处张贴焚教堂、杀教民、驱逐外国人的揭帖，甚至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正面冲突。[46]清廷的宽容政策不仅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反而使原本已经混乱的局面越来越混乱。6月9日一大早，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从颐和园匆忙赶回宫中召集王公大臣讨论时局，端王载漪大约为了报复列强的轻慢，在会上肆意撩拨皇太后的情绪，以为义和团声势之所以一拨高过一拨，主要是因为洋人的欺负，而洋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欺负这些中国人，而是要推翻皇太后的统治，重建一个新政府。

端王载漪的鼓噪击中了皇太后的心病，皇太后自1898年秋天之后最烦心的事情莫过于与外国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愤怒的皇太后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不再对义和团进行镇压，任命端王载漪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改组政府，极端排外的礼部尚书启秀等在总理衙门上行走，命令董福祥的甘军从南苑进驻城里。清廷的政策从这一天开始，对义和团由镇压正式转为利用，对列强由尽量沟通维持关系转为决裂，尽管还未公开宣布。

清廷的动向很快被各国公使获悉，各种传言如雪花一样飘来，有的说皇太后在会上表示要把外国人逐出京城，有的说董福祥的甘军已经做好总攻的准备，只等一声令下。这些传言严重困扰着各国公使，为预防万一，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即便一直与中国方面保持良好沟通的俄国公使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向国内报告各国公使在北京的使命或许即将结束，未完事宜或许要转移至各国海军将领那里。言下之意，各国对于义和团所能做的，只剩下武力干预一个选择。

根据这种认知，列强很快在天津组织了一支规模并不大的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E.H.Seymour）率领，于6月10日浩浩荡荡开往北京，他们的目标如前所说只是保卫使馆，拯救传教士、侨民和教民，但这个举动无疑使清廷方面非常恐惧，以为列强是不宣而战。6月11日，清廷派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前往各使馆，请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进京，宣布各国公使和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都是有保障的。[47]

经过艰难交涉，几天时间过去了，各国公使都不愿接受停止向北京用兵的建议，然而出乎各国公使意料的是，包括义和团在内的中国民众竟然主动在京津线上拦截联军，使西摩联军用了17天时间竟然无法抵达北京，反而于6月26日狼狈逃回天津。[48]

西摩联军引发了两个严重后果，对于中国方面，联军向北京进发引起高度恐慌，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前门商业区6月16日燃起熊熊大火，竟然连烧三天，损失惨重。17日，清廷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对策，鉴于联军继续向北京挺进的事实，决心招抚义和团民众，用他们和清军配合作战，以防范列强突然或持久攻击。

另一方面，由于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并不顺利，这也引起各国公使、海军将领的思考，他们经过反复研探，以为联军之所以在进京路上如此艰难，主要是联军的后路被清军遏制，后援部队无法提供及时支援，这是西摩联军行进困难的主因。为此，各国将领认为，要履行保护公使、侨民、传教士的责任，就只有确保天津通往北京的路畅通，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将大沽炮台控制在联军手里。

大沽炮台是天津的屏障，也是海上通往天津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是中原王朝自明代以来重点经营的北方要塞。当时，驻扎大沽炮台的清军有三千人，总兵罗荣光为最高指挥官。此外，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的旗舰及鱼雷艇也都在周边巡弋，与大沽守军遥相呼应。

6月16日，各国海军舰队司令与西摩联军失去联系快一个星期了，他们为此做出占领大沽炮台的决定。在联军司令官看来，他们向北京挺进只是为了营救公使、传教士和教民，并非与中国政府为敌，因为保护使馆和传教士的安全也是清政府的责任，他们更不是要与清军决战，联军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帮助清军。所以，联军司令官在当天会议上签发一份通牒，限中国守军在17日凌晨两点让出大沽炮台。[49]

联军司令官会议是16日上午11点结束的，最后通牒也应该在此后不久送给了罗荣光和直隶总督裕禄。作为军人，罗荣光当然不会接受联军的要求，将大沽炮台移交给联军。他在拒绝联军要求的同时，立即向海军统帅叶祖珪及直隶总督裕禄做了通报，请求他们在必要时给予援助。

罗荣光不愿将炮台和平移交，而联军又坚定认为大沽炮台是他们向北京、向华北用兵的咽喉，志在必得，于是一场恶战无法避免。距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还有70分钟时，争夺大沽炮台的战斗终于打响，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至清晨5时许，大沽炮台陷落，中国守军数百人壮烈殉国。

在大沽炮台争夺战打响之前，罗荣光曾派员向直隶总督裕禄求救，裕禄表示天津防御已经很吃紧，无暇他顾，更没有办法提供支援。这不能说就是罗荣光失利的原因，但很显然作为直隶总督的裕禄对大沽炮台失守负有相当责任。

其实，联军大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联军送给罗荣光、裕禄的同文照会，送达的时间就有差别。送给罗荣光的时间为16日下午，而送给裕禄的则拖到第二天上午10点，尽管照会上的时间仍然写着16日。

当裕禄收到联军送来的索要大沽炮台的外交照会时，大沽炮台已经到了联军手里，几千守军早已溃败。然而，裕禄不是将这个结果及时报告朝廷，反而将联军的最后通牒紧急报送朝廷，说本月17日他接到法国总领事送来的照会，以各国水师提督的名义“限至明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联军，逾期不交，即当以武力占领。[50]

裕禄的报告送到朝廷的时间为19日下午，此时距离大沽炮台失守已经两天。尽管过了两天，朝廷对天津的事情一概不知。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虽然在那几天连续召集御前会议，王公大臣虽然对战与和、剿与抚做了许多发言，出了许多主意，但究竟是战是和，列强究竟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帮助清廷剿灭义和团，还是要以清廷为敌，对清军开战，这在之前的几次御前会议上并没有结论。现在好了，裕禄的报告来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了，这不就是明明白白要以大清为敌，准备开战吗？

其实，慈禧皇太后、光绪帝和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不在清军手里，所以他们讨论的前提就是怎样阻止联军，怎样保住大沽炮台。[51]与会者普遍认为，联军索要大沽炮台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权衡利弊，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决拒绝联军的这一蛮横要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有不惜破裂的决心和意志，要以不可动摇的强硬态度迫使列强让步。19日下午5时许，总理衙门向十一国驻华公使馆和关税处送去十二份同文照会，大意是联军索要大沽炮台令人震惊，显然是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既然如此，现在北京城里也一片混乱，人心浮动，那就请各国公使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下旗开路，前往天津。[52]这个照会就是后来一直争议的“宣战照会”，其实仔细分辨，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外交照会，只是表明清政府的强硬姿态而已。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照会，但在当年，各国公使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收到这份照会后立即陷入极度恐慌，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清政府的这个最后通牒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天晚上，十一国公使聚集在首席公使官邸召开会议，争论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德国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建议天亮之后集体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会晤，至少要表达二十四小时的宽限太短了，那么多的公使、家属及传教士，根本无法撤退完。然而外面的局势或许真的很混乱，其他公使竟然全部反对克林德的建议，不敢集体前往总理衙门。

别人的反对并没有阻止克林德单独行动，何况他与总理衙门原本第二天中午有个约会，所以他第二天（6月20日）上午还是带着秘书乘坐轿子离开了公使馆，不料刚到东单路口，就被清军神机营的枪手一枪毙命。[53]

克林德之死是1900年中外关系的重大转折，先前勉强还能维持的外交窗口至此全部中断，各国公使退守使馆区组织卫队严密防守，并将散在各处的传教士、教民尽量接到使馆区。从这一天开始，使馆区与外界几乎隔绝。

在使馆区外面，确实有一支清军，清军外面有中国民众，这些民众被统称为义和团，其实也不尽然。使馆外面的清军，按照过去流行的说法是在围攻公使馆，但按照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荣禄等人的解释，其实是为了防止中国民众冲击公使馆而实施的保护措施，当然在此后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候，这些清军也与公使馆的守军发生过一些冲突和战斗，只是从总体上说，清方的解释更合乎情理。

公使馆不仅和清政府失去了联络，与天津、与他们各自的政府也失去了联系。这种情形使各国政府非常焦虑，各国驻天津的领事和海军将领只好抓紧时间组织联军往北京进发，准备用武力去解救被包围的公使、侨民，还有聚集在西什库教堂的传教士和教民。

各国海军将领对中国方面的力量估计过高，他们一定要等到各国援军到来方才准备向北京进发，于是时间在一天一天消逝，北京的僵局没有办法打破。直至8月初，各国后援部队方才完成向天津的集结。8月4日下午，两万名联军从天津出发，分两路直扑北京。清军虽然在津京一线集结了十万军队，然而总体上说，清军并没有组织像样的抵抗。8月14日上午，八国联军先头部队突破北京防线，顺利进入使馆区，被困两个多月的使馆终于解围。[54]

五 《辛丑条约》：中国的低谷与起点

当八国联军即将侵入北京的时候，清廷内部一片混乱。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一片慌乱，联军虽然与清军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过冲突，但从总体上说，由于荣禄与公使馆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沟通管道，并没有使中外关系完全中断，联军当局也一再传信清廷，不要让两宫离开北京，就留在宫中好了。但是事关国家体制和尊严，假如联军进京之后少了一点约束，两宫威严受到任何伤害，都是不得了的大事。为郑重起见，两宫在做了一些善后安排，任命一些留守大臣后，于8月15日凌晨在枪炮轰鸣声中出西华门，奔德胜门，经颐和园稍事休息，然后经居庸关，向太原方向行进。[55]

两宫出走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酝酿筹备过程。大约在总理衙门改组、克林德被杀，中外沟通受到严重阻碍的时候，两宫就对后来的政治发展有所安排，留有后手。

6月9日，总理衙门改组，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大臣。十天后，6月20日，德国公使在前往总理衙门的路上被枪杀。当天，朝廷向各省督抚发布了一道密旨：

各省督抚均受国厚恩，谊同休戚。时局至此，当无不竭力图报者。应各就本省情形，统盘筹划，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护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觊觎已久，尤关紧要。若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至国势日蹙，大局何堪设想？是在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56]

这道上谕的词句非常奇怪，许多阅读者认为这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政府发布的遗命。不过，这个密旨赋予各省督抚便宜行事权力，希望各省督抚发挥能动性切实保护各自管辖的省份，尽量对北京危急局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第二天（6月21日），两广总督李鸿章又收到荣禄发来的密信，忠告李鸿章不必再对北京的御旨继续给予重视。这个消息在东南各省督抚和西方外交官中很快传开，大家一个比较共同的看法，是端王载漪可能已经篡夺了清廷的政策主导权，因而此后来自朝廷的指示，他们都可以视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接受，不合乎需要或者说不利于地方稳定的可以视为“伪诏”。[57]这就为稍后发生的“东南互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

6月22日，在轮船招商局担当重要角色的郑观应致信盛宣怀，以为联军在北方的战事持续下去必将对南方发生重大影响，列强鉴于这种形势极有可能进行类似于瓜分的行动，特别是由于英国人在上海、在整个长江流域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利益。随着局势持续恶化，英国人一定担心南方也会像北方一样混乱，因此英国人一定会与列强一道向南方用兵，在上海登陆，进而向整个长江流域派兵，稳定局势。果如此，东南大局不堪设想。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郑观应建议盛宣怀不妨抓紧将一些中国公司转换到外国名下，或许有利于保护。[58]

郑观应的提醒无疑启发了盛宣怀，三天后即6月24日，盛宣怀致电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议“从权”与各国领事进行谈判，将上海租界交给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便在目前复杂局势下保全各国及本国商民财产及生命安全。[59]

盛宣怀的提议获得了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等的首肯，其实在这之前刘坤一和张之洞也有类似考虑，以为在目前困难局势中只能尽量为国家保存一点元气。根据盛宣怀的建议，刘坤一、张之洞等又邀集东南各省督抚共同讨论，终于达成与各国合作，共同维护东南半壁相对稳定的局面。他们相信这个办法并不违背朝廷密电“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精神。[60]

根据这些共识，上海道台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举行谈判，并最终达成《东南互保章程》共九条，东南各省在没有丧失主权、治权的前提下，与各国友好合作共保东南、长江流域各省的和平与稳定，严格禁止义和团以任何方式南下，各国也承诺不在上海、不在长江流域登陆、用兵。[61]

东南互保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清廷那份神秘诏书的启示，还值得研究。不过由此可以知道，清廷在总理衙门改组特别是克林德被杀之后，也确实做了一些善后准备，不仅通过各种各样的外交渠道刻意与列强保持沟通，营造一些友好气氛，而且很早就通过各种管道向列强求和。

总理衙门的改组为6月9日，然而也就是几天后，慈禧皇太后于6月16日电召两广总督李鸿章迅速北上，争取早点开始与列强谈判。

李鸿章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善于外交的人，他与各国公使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他在接到通知后虽说并没有及时北上，但他确实迅速利用各种渠道与各国进行接触。他通过驻外公使向各国政府说明情况，请求和解，为后来的正式谈判准备了条件。

由于北方战局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清廷在克林德事件之后既没有集中力量镇压义和团，也没有拿出精神与列强真的开战，北方战局在不破不和中僵持着，而各国司令官在军事力量没有达到预想状态时也不愿冒险向北京进发，北京局势的僵持使李鸿章无法顺利北上，直至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一个月之后，李鸿章方才有机会于9月15日离开上海前往北京，中外之间的正式谈判方才有可能开始。

在李鸿章抵达北京前，联军当局其实已经与中国方面进行过接触。清廷在离开北京时任命有留京办事大臣，这些大臣通过私人关系很快与总税务司赫德取得联系，然后再通过赫德与联军当局建立沟通管道。在赫德帮助下，跟随两宫播迁的庆亲王也很快被追了回来，这都为后来的正式谈判做了充分的铺垫。

应中国政府要求，赫德在与各国公使磋商后，于9月1日向中国方面提交了一份善后清单，并私下告诫中国大臣无论如何不能将围攻使臣的事情看得太轻，更不能误看，因为这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最看重的一件事情。赫德在这份文件中详细列举事件始末，分析中国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以为中国政府要想息事宁人，必须承认姑息纵容义和团的错误，必须就义和团围攻公使馆和枪杀公使、教民等事情认错道歉，并给予适当赔偿。[62]

大致说，清政府主导力量应该能够接受赫德的这些建议，此后的交涉也大致按照赫德的提示进行。只是清政府对各国要求追究煽动义和团排外的责任，追究德国公使、日本使馆书记官、传教士、教民等死亡原因和责任有点出乎预料。

知道列强真实心迹的俄国人很早就向中国方面做过类似建议，希望清政府不要让列强牵着鼻子走，应该主动惩办一批可以牺牲的“肇乱大臣”，以此换取列强的信任，为后续谈判铺路。[63]

由清政府自行惩处所谓肇乱大臣或许是缓和时局的一个办法，在俄国政府提出这一动议前后，法国政府也通过外交渠道表明类似立场。法国人认为，推动善后议和的前提有四：一是清政府务必确保各位公使的行动自由与安全；二是清政府应先行将端王载漪等“肇祸大臣”革职查办；三是将各处军队撤回，不得再与外国军队接战；四是清政府务必彻底剿灭义和团。[64]

其实，惩处所谓“肇祸大臣”的想法在李鸿章等一批稍具国际视野大臣那里早就想到了，只是碍于同朝为官，碍于这些“肇祸大臣”许多人都是皇亲国戚。而这些皇亲国戚依然盘踞在皇太后周围，不仅掌握着清廷大权，而且似乎依然受到皇太后信任，所以始终没有人敢向皇太后提出。文献表明，至少在7月中旬前后，李鸿章准备奉旨北上时，就已意识到清政府自行惩处那些煽动排外的愚昧大臣可能是缓解中外冲突的一个重要步骤，只是怎样实现，李鸿章就没有把握了。

李鸿章不敢贸然弹劾那些宫中实权大臣，但对那些不在宫中的“肇祸大臣”，李鸿章当然一点也不客气。9月2日，他与刘坤一、张之洞联名奏请将署黑龙江将军寿山、署奉天副都统晋昌罢斥治罪，以为寿山、晋昌二人纵容义和团毁路构衅，一意主战，致使许多地方失陷，殃害人民，贻国家无穷之累。[65]

清廷很快同意了李鸿章等人的建议，但仅仅将寿山、晋昌两人作为替罪羊远远无法平息列强的愤怒。在各国公使心目中，“肇祸大臣”绝对不是这样几个人，即便不追溯到慈禧太后这样的最高层，也必须追溯到在混乱时期出任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的端王载漪，以及庄亲王载勋等。

对于这些皇亲国戚，李鸿章等汉大臣当然不敢向朝廷提出，因为这几个人都是皇上、皇太后的至亲。

9月5日，德国政府正式提出议和条件，第一条就是“严惩”罪魁祸首。[66]

在德国政府提出要求的第二天，俄国人也正式提出几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惩办那些所谓“叛乱首犯”，包括端王载漪、董福祥、刚毅、李秉衡、毓贤等。[67]

德国人要求惩处那些“罪魁祸首”，俄国人提出一个具体名单。列强很快就哪些人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展开讨论。经过漫长的调查取证和讨价还价，列强与清廷终于在1901年2月6日就惩处“肇祸大臣”达成共识：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由中方判处其死刑，然后再以皇帝的名义赦免，流放新疆，永远监禁；尽快剥夺董福祥的兵权，然后予以严惩；英年、赵舒翘、毓贤、徐承煜、启秀等，处死；对于已死亡的李秉衡、刚毅、徐桐，由清廷宣布追夺原官，撤销恤典。

与此同时，清廷与各国还达成一个共识，为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立山等大臣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他们在义和团战争期间因反对围攻使馆和对外作战而被清廷下令处死。[68]

此外，各国公使还在4月4日向中国方面提交一个上自藩王督抚、下至知县士绅的142名必须惩处的名单，[69]后经反复交涉，清廷于4月29日发布上谕，以义和团战争期间奉行不力、致酿事端，焚烧教堂，伤害教民、教士等“罪名”，分别轻重，将山西归绥道郑文钦等56人予以严惩。[70]

6月3日，清廷再发上谕，将盛京副都统晋昌等11人发往极边充当苦差。[71]8月19日，清廷三发上谕，又惩处地方官员士绅58人。[72]至此，列强要求的所谓惩办“肇祸大臣”交涉大致结束。

惩凶之外是就克林德和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杀进行道歉和赔偿。这个谈判比较简单，清政府同意以皇帝名义致信德、日两国元首道歉，并派遣高级代表分赴两国当面“认罪”。清政府还同意在克林德遇难处修建一座纪念物，至于支付必要的抚恤金更是无须讨论。[73]

至于战争赔款的谈判确实比较艰难，列强之间的看法并不一致，德国人、俄国人出于各自国内需要，确实希望利用这场战争大发一笔横财，确实有竭泽而渔的味道，[74]但是美国、英国，还有日本，特别是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并不认同德、俄两国的看法，谈判的结果就是既要中国就战争军费进行赔偿，又不能超出中国的支付能力，“合理的赔偿部分可以通过已经增加的保证外国的权利和豁免权的安全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中国向全世界开放平等通商来实现”。[75]这是美国总统的政策声明，这个声明后来成为各国谈判的基础。

根据各国公使建议，赫德于1901年3月5日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就中国究竟能够支付多少赔款，最适合的偿付方式是什么，中国能够最容易获得的岁入是什么，以及列强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控制权四个问题提出了方案。赫德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总管，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官僚，各国公使后来又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就赔款问题进行调查、计算和讨论，以为要保证中国经济还能正常运转，中国能够支付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4.5亿两。[76]至于各国如何分配，当然只能参照各国实际损失和实际军费支出。

善后谈判还涉及使馆区的扩大、使馆卫队、武器禁运，以及在中国驻军等问题，这些问题确实涉及中国主权和尊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上述内容为基本构架的《辛丑条约》其实只是一项共识。[77]1901年的这个条约，既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尊严跌至谷底，也是中国重新起步、从头开始的起点。这一年重新启动的新政就蕴含着这个因素，几年之后开始的预备立宪，实际上也是其逻辑发展。

[1] 本章由马勇撰写。

[2] 《再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第465页。

[3] 胶州湾事件发生后，谭嗣同等湖南人士格外恐慌，他们计划以湖南独立获取未来中国发展空间，“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于是他们建议湖南巡抚陈宝箴推广地方自治，增强人民的政治能力，“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参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90，第138页。

[4] 《上清帝第五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第210页。

[5] 清廷官方文件指责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参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4，第4206页。

[6]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172页。

[7]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1899年5月1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3页。

[8] 上谕第228，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第92页。

[9]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454页。

[10] 《上总署转奏电禀》（1900年1月27日），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309页。

[11] 〔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15页。

[12]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0，第154页。

[13] 《高密县民与铁路口角拔去路标并围公司肇衅致动德兵议结案内电底禀底》，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3页。

[14] 《教务教案档》第6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74，第15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42页。

[15] 《筹笔偶存》，第45页。

[16] 《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41页。

[17] 《筹笔偶存》，第45页。

[18] 《御史郑炳麟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9，第84页。

[19] 给事中胡孚辰说：“岂知今日时势，不仗兵力而仗民心；各国之觊觎而不敢遽动者，亦不畏兵力而畏民心。”参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84页。

[20]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第4页。

[21]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辑，第19页。

[22] 《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折》（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66页。

[23]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1页。

[24]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第215页。

[25]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700页。

[26] 《御史李擢英片》（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71页。

[27] 唐晏：《庚子西行记事》，《义和团》第3册，第471页。

[28] 《八国联军志》，《义和团》第3册，第169页。

[29] 《直隶总督裕禄片》（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72—73页。

[30]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中华书局，1964，第90页。

[31] 《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9页。

[32]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直隶总督裕禄电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79页。

[33] 《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辑，第9页。

[34] 《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11页。

[35]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7—98页。

[36] 《义和团文献》，《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辑，第15页。

[37]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8页。

[38] 《告白》，《义和团》第4册，第149页。

[39] 《樊国梁神甫致毕盛先生函》，《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73页。

[40]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702页。

[41] 第一批进京的使馆卫队人数说法不一，窦纳乐在1900年6月10日致索尔兹伯理（H.E.Salisbury）的信中说总计337人，其中英国特遣部队由75名士兵和3名军官组成。参见《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81页。而裕禄在当天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根据铁路局查点“洋兵上车”的实在数目为：英国兵72名，军官3名；美国军官7名，士兵56名；意大利军官3名，士兵39名；日本军官2名，士兵24名；法国军官3名，士兵72名；俄国军官4名，士兵71名。总计各国军官22名，士兵334名。参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1页。

[42] 《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0页。

[43] 《张美翊致盛宣怀函》（1900年5月29日），《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5—17页。

[44]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8页。

[45]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6月10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86页。

[46] 刘春堂：《畿南济变纪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340页。

[47] 《袁昶奏稿》，《义和团》第4册，第160页。

[48] 《庚子中外战纪》，《义和团》第3册，第293页。

[49] 《贾礼士领事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附6月16日《会议记录》，1900年7月2日于天津，8月15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76页。

[50] 《直隶总督裕禄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47页。

[51] 直至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清廷仍发布上谕，要求裕禄报告联军索要大沽炮台的最新进展，仍不知道大沽炮台已被联军占据。上谕说：“裕禄于二十一日（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战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能否节节接应？拳民大势又是如何情形？著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参见《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57页。由此可见，清廷在召开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时仍以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为前提，以为仅仅是外交争端一类的事情，故而比较容易取强硬的态度。

[52] 《照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52页。

[53] 许国英：《十叶野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54]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9月20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19页。

[55]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21页。

[56]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57页。

[57] 《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电》（1900年6月29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59页。

[58]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81页。

[59] 盛宣怀：《寄李中堂刘岘帅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愚斋存稿》卷36，文海出版社，1975，第5页。

[60] 《盛京堂来电并致南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3册，第954页。

[61]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523页。

[62] 《围攻使臣始末节略》（1900年9月1日），《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第32页。

[63] 《陕西巡抚端方代奏李鸿章电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543页。

[64] 《裕庚致军机处电》（1900年8月19日），《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96页。

[65] 《调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539页。

[66] 《外交副大臣李福芬男爵致驻北京公使穆默电参事克莱孟脱草稿》（1900年9月5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111页。

[67] 《代理外交大臣致巴黎密函草稿》，《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43页。其第二、三两条原为一条。

[68]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461页。

[69] 《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1014页。

[70] 《上谕》（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1067页。

[71] 《上谕》（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1185页。

[72] 《上谕》（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1286页。

[73]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二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643页。

[74] 《义和团》第3册，第7页。

[75] 《美金莱总统在第四个年度咨文中谈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部分》，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人民出版社，1990，第441页。

[76] 《驻北京公使穆默致外部电 308号》，《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390页。

[77] 所谓《辛丑条约》只是中国人的说法，因为谈判、签字在“辛丑”年。西方人称为“北京议定书”，共有“正约”12款及19个“附件”。

第十一章 十年新政与清朝覆灭[1]

20世纪头十年，也即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中国历史在遭受内忧外患的一再冲击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在这十年里，除外部国际形势继续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之外，国内则出现了三股政治势力，寻找并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一是清朝统治阶级，他们在吸取庚子事变的惨痛教训之后，痛定思痛，再次祭出改革主义大旗，试图通过仿效日本明治维新，除弊振衰，继续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和国内由部分开明绅商群体转化而来的立宪派，他们为实现参政的愿望，试图通过和平请愿等方式，在中国建立英国式的议会制君主立宪政体，促进中国由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三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他们主张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从而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本章仅就清朝统治阶级在最后十年里所实行的各项改革及其命运，做一探讨和反思。[2]

一 清末新政改革纲领的制定

清末新政是对1901—1911年清政府实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它是晚清历史上的第三场改革运动，也是晚清历史上的最后一场改革运动。新政的启动与前两场的改革——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启动，都是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系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触动，戊戌变法系受甲午战败的刺激，清末新政则受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的打击。但与前两次改革分别由部分洋务派官僚和维新派人士倡议发起不同，清末新政从一开始就由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发起和领导。1900年8月22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驻跸太原后即发布上谕，表达自新愿望，称：

自来图治之原，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卒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诸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觉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缺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毋隐。[3]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再次发布上谕，批评各级官员有关改革建言不是窒碍难行，就是不切实际，再次宣示改革决心，宣称：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岂尽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4]

上谕接着对丁戊年间康梁推动的维新变法运动大加挞伐，斥责康梁变法妄分新旧，离间两宫，将康有为的所作所为比作与朝廷作对的民间秘密组织活动，甚至表示“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斥责康梁所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同时，上谕极力为慈禧太后当年发动戊戌政变辩护，称之为“剪除乱逆”之举，并非守旧、反对变法，宣称“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并宣示现恭承皇太后之命，一意振兴，“严却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

上谕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弊端和积弱的根源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认为西方富强的根源在于“居上宽，临下简；言必行，行必果”。上谕批评中国以前的改革和学习西方只学西方的皮毛，诸如语言文字、制造机械而已，同时“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结果不能实现富强的目标。因此，上谕通令各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及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兴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5]

根据这道变法上谕对清廷以前改革所做的反思以及要求各级官员所建言的改革内容来看，这明确预示着这次启动的将是一场全方位的改革运动，而不会是一些枝节的变革，也不会是后来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三十多年前洋务运动的翻版。并且，后来的历史也表明，这是晚清历史上一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上谕，它标志清末十年新政的开始，是清末新政第一份纲领性文件；清末新政的改革内容远远超出洋务运动乃至戊戌维新运动的范围。

然而，由于这道上谕依然以中国传统儒家的“损益”“变通”“兴革”“自新”等古训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其中还有“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等维护中国封建专制君主统治的套话，特别是上谕对两年前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继续大加挞伐，这就使得当时朝野均对慈禧太后发动改革的诚意多有疑虑。在变法上谕下达之后，不少地方督抚揣摩“懿旨”，不敢对改革问题贸然表达意见。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H. Conger）在将这一重要上谕译送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也以上谕仍然否定1898年的戊戌变法，斥责康有为的变法非变法，乃乱法，对慈禧太后发动改革的诚意抱怀疑态度，未加认真对待，认为“这道上谕出自皇太后的意愿和鼓动，不能期望会有许多真正的改革”。[6]

鉴于清廷朝野对变法上谕态度冷淡，4月21日，在改革上谕颁布两个多月之后，慈禧太后再次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敦促封疆大吏就变通政治、力图自强提出建议，并宣布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清末新政改革的总机关，任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评议，次第奏闻，俟朕上禀慈谟，随时择定，俟回銮后，切实颁行，示天下以必信必果、无党无偏之意”。[7]

根据4月21日上谕精神，8月20日，作为朝廷负责新政改革总机关的督办政务处制定并颁布政务处章程10条，除对政务处的组成、职能、权限和地位做出规定外，同时还就新政改革提出一些原则性建议。督办政务处将改革内容分为两大类，宣布变法大纲有二：一是认真整理旧章；二为中法所无则参用西法。对于改革，督办政务处持审慎态度，认为政务处的首要目的是求自强，而救贫又为富强之始基，强调改革绝不可“先事搜刮”，建议先尽裁冗费，取天下所痛恶者革除一二，天下所甚愿者兴办一二，以争取民心，“使天下之人，晓然于朝廷变法，为吾民兴利除害，人人有悦服之诚，而事事有求实之意，则此后下令如流水矣”；否则，“人心一失，虽有良法，亦难措置”。其次，督办政务处赞同改革应遵循上年上谕“严禁新旧之名，融通中外之迹”训条，吸取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之教训，去私心，破积习，化除党祸之害；强调改革应根据中国国情，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指出：“今言变法，动引日本为例。殊不知日本幅员非广，风气齐一，号令易行，且以外国学外国，譬犹楚学齐语，不甚悬殊，故事易举而效甚速。中国地方四万里，历代相承二千余年，从不知西学为何事。东南诸行省风气已开者，语以西法，尚不惊疑；若西北之民，质性忠朴，耳目未广，骤令变革，何异聋俗鸣球，修菱蒂藕乎？”并认为“今学西学，欲学其事，先学其心”，指出“西人作事，千人一心，共利其国；中人作事，百人百心，各利其身，身有利有不利，而国决无一利”，因此，“必先正中国之人心，乃可行西人之善法”。[8]

督办政务处提出的上述改革建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尤其是关于中国当务之急在于“救贫”和“求自强”的主张，以及有关改革须因地制宜、以争取民心和切勿扰民为前提的建议，对后来新政改革的成败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但是这些改革建议因过于笼统和保守，并不适合当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力图改变自身顽固守旧形象的革新愿望和要求，与变法上谕精神多有偏离，因而并未受到重视和采纳。对清末新政起指导作用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两位地方实力派督抚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以下简称《江楚三折》）中提出的改革方案和主张。

变法上谕颁布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与其他督抚会商之后，于1901年7月间由刘坤一领衔，先后三次上奏朝廷。在《江楚三折》中，与督办政务处将“救贫”和“求自强”放在首位不同，刘、张将培养人才看作改革的突破点，置于各项改革之首，指出中国的问题“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保邦致治，非人无由”，因此，他们就如何育才兴学提出四条改革措施：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他们强调“此四条为求才图治之首务，其间事理，皆互相贯通，互相补益。故先以此四事上陈。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兴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揆之今日时势，幸无可幸，缓无可缓。仰恳宸衷独断，决意施行。其间条目章程，自须详议，而大纲要旨，无可游移”。[9]

其次，刘、张认为治国如治疾，欲行新法，必先铲除旧弊；而立国之道有三：曰治，曰富，曰强，国必治而后可求富强，国不治则富强亦必转为贫弱。整顿旧法者，为治之具；采用西法者，为富强之谋。据此，他们认为改革的第二步就是整顿中国旧法，为求强致富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并提出以下12条措施：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他们宣称：“以上十二条，皆中国积弱不振之故，而尤为外国指摘诟病之端。臣等所拟办法，或养民力，或澄官方，或作士气……仰恳圣明裁察施行，以为自强之根本。”[10]

最后，刘、张就上谕采用西法以达富强提出以下11条建议：选派官员出国考察；用外国操练兵；广军实，发展近代军工企业；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方各国书籍。以上11条大致涉及军事、经济、金融财政、实业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他们强调以上各条与戊戌年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判然不同”，“大旨尤在考西人富强之本源，绎西人立法之深意。伏望圣明深察远览，早赐施行”。[11]

刘、张提出的改革方案全面、具体，每一条改革建议都有具体内容，不像督办政务处的改革建议那样笼统、空泛，迎合了当时趋新的愿望，最后为朝廷所采纳，成为新政的改革纲领。10月2日，慈禧太后即发布懿旨，加以肯定，称刘、张“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并通令“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12]对于刘、张制定的改革方案，近来研究清末新政史的学者也几乎一致加以肯定，称赞它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改革方案。

其实，《江楚三折》只是刘、张根据变法上谕揣摩慈禧太后懿旨而制定的一个改革方案，是1901年1月29日变法上谕的具体化。这个改革方案固然全面、系统，但完全出于迎合慈禧太后懿旨，满足她树立开明、改革形象的需要，以博外人欢心，同时又不出1901年1月29日变法上谕的范围。刘、张在《江楚三折》中提出12条整顿中国旧法的改革措施，并强调这12条内容“尤为外国指摘诟病之端”；而在提出采用西法的11条建议中，刘、张一方面辩称他们的改革方案与康梁变法有别，同时强调这11条改革内容可获外人欢心，“使各国见中华有发愤为雄之志，则鄙我侮我之念渐消”。[13]因此，在《江楚三折》的改革方案里，刘、张根本没有考虑和顾及当时中国的国力和财力。尽管刘、张在《江楚三折》之外，专门上了一个《请专筹巨款举行要政片》，意识到改革与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意识到改革要有充足的财力支持，建议为举办新政“专筹巨款”，但是在这个附片里，刘、张并没有为新政如何筹得巨款提出任何可行的建议或方案，只是一味强调筹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既须筹赔偿之款，尤宜筹办自强之款。赔偿之款，所以纾目前之祸难；自强之款，所以救他日之沦胥”，声称“此时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14]全然以封建官僚长官意志看待改革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再者，虽然刘、张在《江楚三折》里对各项改革之间的关系有所阐述，诸如他们所说的“保邦致治，非人无由”“治国如治疾”“欲行新法必先除旧弊”等，都颇有些道理，且还有些理论深度，但是细加推敲，这些理论均不足以指导改革获得成功。譬如，根据“保邦致治，非人无由”理论，刘、张将教育放在各项改革之首，这就有些不适合改革路径了。人才固然重要，但发展教育一则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二则教育也须与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满足社会需要；否则，发展教育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事实上，后来新政教育改革就遇到这个大问题。又如，在与经济有关的改革方案中，刘、张对农工商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做了阐述，大体认为发展农业为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基础，指出“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关于工业与商业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工业为商业的基础，“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商贾有贩运”。但就他们为发展近代农业和工业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来看，并没有为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制定出一个可行的方案。尽管他们为发展近代农业提出设立司农专官、培养农业专门人才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招垦荒地、发展近代大农场等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但是这丝毫没有触及封建土地制度。至于他们为发展近代工业所制定的几项改革措施，也仅局限于设立工艺学堂和劝工场，培养技术人才，还是没有找到发展近代工业的门径。

总之，《江楚三折》作为清末新政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所描绘的改革方案一方面代表了当时清朝统治阶级的最高认识水平，具体、详尽，全面、系统，对清末十年新政改革起了很好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即使在1906年预备立宪政治改革启动之后，《江楚三折》设计的许多改革内容也仍然得到贯彻和执行。但另一方面，《江楚三折》设计的改革方案并不科学：一则脱离当时中国的国力和财力，没有处理好发展与稳定两者之间的关系；二则各项改革没有轻重缓急之分，没有处理好各项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三则除教育改革设计比较周全之外，并没有为其他改革找到一个循序渐进的路径和突破点。这样的一个改革方案如不在实施过程中加以调整和补充，注定不足以将新政改革引向成功之路。

二 1901—1905年的新政改革

1901年1月新政改革上谕颁布之后，尤其是在《江楚三折》为新政改革制定出具体方案和负责新政改革的总机关督办政务处成立之后，新政的各项改革立即全面启动，齐头并进。直至1905年，新政的各项改革基本上都在按照《江楚三折》设计的方案进行。

根据《江楚三折》“为政之道，首在得人”的改革思路，在1901—1905年的各项改革中，教育改革的步子迈得最快，成绩也最显著，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戊戌维新的改革目标，初步实现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涉及三方面内容。

第一，兴办近代学堂，创立近代学校制度。创办新式学堂并不始于新政改革时期，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即已实行。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特殊意义在于将兴办学堂作为一项国策在全国加以推广，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学制。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即颁布兴学诏书，明令全国各省改造各省书院，在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5]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督促下，兴办学堂的诏书迅速得到贯彻，截至1902年，先后有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甘肃、陕西、广西、四川、广东、贵州、安徽、湖南等至少12个省区（占全国行省三分之二以上）的督抚、学政报告已完成改省城书院为大学堂的工作，并报告了各府、州、县书院改设中、小学堂的情况。

与此同时，清朝中央政府又不失时机地于同年8月15日颁布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制定的中国近代第一部学校系统章程《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壬寅学制”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等六个文件，是全国兴办学堂的指南。[16]随后，清政府又任命张之洞会同荣庆、张百熙对“壬寅学制”加以修改、补充，于1904年1月颁布更为完备的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共计22个章程，对各类学校的办学宗旨、入学规则、课程设置、学习年限、教员任用、学校管理、学生考试与奖惩，乃至校舍建筑、仪器设备，以及各类学校的相互关系等，均做了详尽的规定。根据“癸卯学制”，全国学堂分为普通教育和专门职业教育两大类。其中，普通教育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设蒙学堂、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专门职业教育则分为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三种。其中，师范教育设初级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分别与中等普通教育和高等普通教育平行；实业教育中的艺徒学堂、初等实业学堂和实习普通学堂与初等普通教育平行；中等实业学堂与中等普通教育平行；高等实业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等与高等普通教育平行；特别教育的进士馆、译学馆等与高等普通教育平行。另外，《奏定学堂章程》还鼓励私人兴办学堂，规定对出资创办小学堂者，由地方官予以嘉奖，或戴红花，或赠匾额。[17]“癸卯学制”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被付诸实施的学制，虽然有不完备之处，如将女子教育排除在学校系统之外，但它无疑为中国近代学制奠定了基础，对推动清末新式学堂的发展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指导下，各类新式学堂快速兴起，由1903年的769所增至1904年的4476所和1905年的8277所，学生数则由1902年的6912人增至1903年的31428人、1904年的99475人和1905年的258873人。[18]并且，这种发展势头一直延续至1911年清朝覆灭。

第二，鼓励出国留学。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做法亦始于洋务运动时期，两个最为著名的例子是19世纪70、80年代120名中国幼童的赴美留学和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的赴欧留学，但在清末新政改革之前，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均由地方督抚及一些重臣因办理洋务需要倡导和推动，清末新政改革开始后，留学政策才上升至国家政策层面，并由此得到推广。1901年9月16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明令各省督抚仿照江苏、湖北、四川等省做法，选择文理明通之士出国留学；如学有成效，即行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外务部考验，据实奏请奖励；留学经费，也作为正式开支，由各省负责筹措。同时，上谕对自费留学亦予鼓励，宣布对自费留学生，各省督抚应咨明出使大臣随时照料；自费留学生如学成获得优等文凭回国，准照官派留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和任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各项出身。[19]随后，清政府又令相关部门和官员制定一系列鼓励留学的章程和规定，如1903年10月颁布的由张之洞制定的《奖励游兴毕业生章程》对毕业于各类日本学堂的留学生给予不同等级的奖励，规定：对毕业于日本普通中学堂、高等学堂、实业学堂、大学堂、国家大学堂和大学院，并获得文凭者，分别授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出身，加以任用。[20]同时，清政府还批准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三人的奏请，鼓励在职官员和王公子弟自费出国留学，免扣资俸；毕业回国后，将予破格奖励，立予重用。[21]鉴于地理、文化和留学费用等多种因素，当时清政府特别提倡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认为“欧美各国，道远费重，即不能多往，而日本则断不可不到”。[22]在清政府的提倡和鼓励下，新政教育改革启动后不久国内就出现留学日本的热潮，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由1901年的280名左右增至1902年的500人和1903年的1300人左右，1905年底则达到8000余人的规模。[23]

第三，改革和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千余年来一直将教育与做官结合在一起，其弊端虽然长期以来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抨击，但始终没有受到动摇。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应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奏请，发布上谕，以科举制妨碍学校的发展，妨碍人才的培养，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24]同年12月6日，又下令设立学部专管教育，且位在礼部之上。[25]由此，清末新政终于完成了废除科举制这一重大教育改革，不但有力推动了新式学堂的大发展，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和价值观念的转型。[26]

根据《江楚三折》有关“练兵一端，必须改弦易辙，乃可图存”的改革思想，清政府在1901—1905年举办新政期间也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军事改革，以推动清朝军队的近代化。在宣布实行新政当年的8、9月间，朝廷就发布数道上谕，谕令废除传统的武科科举考试，各省均设立近代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宣布裁汰和改造绿营、防勇等旧式军队，采用西式枪炮，建立一支国家常备军，申明“朝廷振兴戎政，在此一举，各该将军督抚，务当实力整顿，加意修明，期于日有起色”。[27]1902年12月12日，朝廷又以直隶总督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为全国编练新军的榜样和新军将目的训练基地，指令北方河南、山东、山西等省的新军将目均赴北洋学习操练，南方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等省的新军头目均赴湖北学习操练，练成后再回各省，带领训练新兵。[28]1903年12月4日，朝廷还在中央设立“练兵处”，作为主管全国新军编练和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

练兵处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军事法规和法令，以加快军队改革步伐。其中1904年9月12日奏准颁布的新军《营制饷章》，对军队建设加以统一规范，内容涉及军制、营制、军队军官的选任、士兵的招募、军队的训练和调派、官兵的奖惩和赏罚、军服军械以及卫生和后勤运输的标准和统一，以及各级大小军官薪水和各弁目兵丁饷银及各骡马、军械的开支，等等。根据该章程的规定，清末的军事力量由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构成。常备军考选“土著之有身家者充之，屯聚操练，发给全饷”，三年后退伍返归原籍；续备军则以刚退伍的“常备军”充任，“分期操练，减成给饷”，三年后递退；后备军又以刚递退下的“续备军”充任，“仍分期应操，饷院又递减”，四年后退为平民。常备军新军的最高编制为军，下辖两镇，设总统为总指挥，统辖全军。平常新军的最高编制单位为镇（相当于师），设统制为最高指挥官；每镇下辖两协（相当于旅），设统领为指挥官；每协下辖两标（相当于团），设统带为指挥官；每标下辖三个营，每营设管带为指挥官；每营下辖前后左右四队，每队设队官为指挥官；每队下辖三排，设排长为指挥官；每排下辖三棚，设正目、副目为指挥官。此外，每镇还直辖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和一个军乐队。每镇官兵总人数为12512人。其中，全镇官长和司事人员748人，夫役人员1328名，弁目兵丁总计10436人。[29]《营制饷章》的颁布，为清末新军的编练提供了统一标准，起到了很好的促进和指导作用。过了一年，北洋六镇即告编练成军；至1911年，编练成军的新军计有14个镇、18个混成协及1个禁卫军和4个标，[30]成为中国近代不可忽视的一支新式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练兵处还大力推进近代军事教育，先后制定和颁布《新定陆军学堂办法二十条》《陆军小学堂章程规则》《贵胄学堂章程》《陆军参谋大学堂章程》，设立各类军事学堂，为中国培养合格的近代军事人才。根据《陆军学堂办法》的规定，清末陆军学堂分为四级：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和陆军大学堂。鉴于完成以上正课学堂学业需耗时7年4个月至10年，另设陆军速成学堂和速成师范学堂，以备目前各军武官及各堂教习之急需。另各省应在省会所在地设立一所讲武学堂，为在职军官们“研究武学之所”。《陆军学堂办法》和《陆军小学堂章程规则》还规定，根据全国常备军36镇所需官长十分之一之数为定衡，全国须创办27所陆军小学堂。其中，大省陆军小学堂学额为300名，每年招收100名；小省学额为210名，每年招收70名；将军、都统驻地学额为90名，每年招收30名；另在京师设立一所蒙古陆军小学堂，专门招收蒙古子弟学生，定额为120名，每年招收40名。此外，清政府还在直隶、陕西、湖北和江苏分别设立第一至第四陆军中学堂。其中，陆军第一中学堂招收京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及东三省和察哈尔驻防各小学堂毕业生；陆军第二中学堂招收陕西、甘肃、四川、新疆各小学堂毕业生；陆军第三中学堂招收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及荆州驻防各小学堂学生；陆军第四中学堂招收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及驻防各小学堂学生。[31]根据《贵胄学堂章程》的规定，该学堂系为满洲贵族军事学堂，除招收王公世爵和四品以上宗室子弟外，也招收二品以上京外满、汉文武大员的聪颖子弟，学期为5年，招收定额为120名，并于1906年6月正式开办。[32]此外，为弥补国内军事教育之不足，练兵处还制定和颁布了《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规定赴日陆军留学生的选派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100名，至第四年四班送齐为一轮；留学经费由练兵处和各省各半筹措。[33]而各省实际选派情况甚至超出练兵处的这一规定，至1908年7月，派赴留日陆军留学生便已不下一千人[34]。练兵处的上述举措有力地推进了清末的军事近代化。

在1901—1905年启动新政改革过程中，清政府对《江楚三折》中有关振兴实业的内容也予以相当重视，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1902年2月24日，清政府在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就充分强调“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自应及时振兴”，明令各省按照刘、张的改革建议，认真兴办。[35]3月11日，又以“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谕令设馆编纂矿律、路律、商律，“用示通变宜民之至意”。[36]一年之后（1903年4月22日），清政府再次发布上谕，令载振、袁世凯和伍廷芳尽快制定商律，以便设立商部，提倡工艺，鼓舞商情，宣称：“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有厚望焉。”[37]9月7日，未及商律编竣，清廷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设立商部，任命庆亲王之子载振为尚书，伍廷芳、陈璧为左、右侍郎，下设四个司，职权涵盖各个经济领域。其中保惠司主要负责处理商务，平均司主要负责农林牧副业，通艺司主要负责近代工矿、交通事业，会计司主要负责税务、银行、货币、赛会和度量衡等事务。商部成立后，成为清朝政府振兴实业的总机关，并在清朝各部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外务部，充分体现了当时清政府对发展经济的重视。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清政府在1901—1905年推行的经济政策和改革已明显突破封建制度的藩篱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清政府在这一期间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法令、法规，基本上多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法，以促进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如1904年初商部颁布的《商人通例》对商人身份、经商权利及相关通行制度从法律上做了规定；《公司律》则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引入国内，将公司形式分为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四种，规定合资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其公司亏空倒闭后只承担有限责任，只以变卖合资人和股份公司的资产为限，不得向合资人或股东另行追补，并给予商办公司与官办、官商合办公司同等的法律地位，声明“无论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各项公司及各局（凡经营商业者皆是），均应一体遵守商部定例办理”。[38]《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则进一步明确规定：“无论现已设立与嗣后设立之公司局厂行号铺店，一经注册，即可享一体保护之利益。”[39]第二年，商部又奏定《破产律》69条，对投资工商业的合法破产者予以保护，强调不能按刑法对待之，对诈伪倒骗与正常亏蚀倒闭应加区别，“若仅以惩罚示儆之条预防流弊，而无维持调护之意体察下情，似与保商之道犹未尽也”。[40]商部奏准颁布的《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和《矿务暂行章程》及《矿政调查局章程》等，也多鼓励本国官商投资近代铁路和矿务，以收回利权，因此招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严重抗议。[41]同样，清政府和商部在制定《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以及在专利和版权保护等问题上，也都以保护本国企业商标和有助中国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宗旨，因此招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强烈不满和干涉。[42]另一方面，商部制定颁布《奖给商勋章程》，奖励国内实业家从事创造发明，规定工商业者凡有“创制新法新器，以及仿各项工艺，确能挽回利权，足资民用者”，由朝廷颁给商勋，酌予奖励。[43]另制定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鼓励和支持国内商人设立商会组织，用以“通商情、保商利”，密切官商关系。[44]此外，清政府还启动货币金融和财政改革，于1903年4月22日设立财政处，谕令庆亲王奕劻和瞿鸿禨会同户部，整理财政，划一币制，强调“从来立国之道，端在理财用人。方今时局艰难，财用匮乏，国与民俱受其病，自非通盘筹画，因时制宜，安望财政日有起色”。[45]但这一时期朝廷有关货币金融和财政改革的思路并不清晰，许多政策尚处在讨论之中，具体的改革成果十分有限，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成果是1904年财政处会同户部颁布《试办户部银行章程》，创办户部银行。总之，在1901—1905年的新政改革中，清朝这个封建旧政权部分已开始接受和仿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头十年得到初步发展，应该说与这一时期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有着直接关系。

再者，根据《江楚三折》“治国如治疾”“欲行新法必先除旧弊”的改革思路，清政府还开始着手整顿吏治，进行行政改革，诸如颁布上谕，宣布裁汰书吏、差役，停止捐纳买官，改陋规为公费等。另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清政府裁撤了一些闲衙冗员，增设了新机构，如：1902年裁撤河东河道总督，裁撤通政使司，将詹事府并入翰林院；1904年裁撤督抚同城的湖北、云南巡抚和粤海关、淮安关和江宁织造衙门；1905年裁撤广东巡抚衙门；等等。另一方面，清政府又先后增设外务部、商部、练兵处、财政处、学部和巡警部等新机构。此外，还改良刑狱，修订刑律，限制刑讯逼供，规定“以后除盗案命案、证据已确而不肯认供者，准其刑吓外，凡初次刑供时及牵连人证，断不准轻加刑责”。[46]1905年经沈家本、伍廷芳奏准，又废止部分酷刑，规定“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著即永远删除”，“刺字等项，亦著概行革除”。[47]同时，又推行了一些社会改良政策，如1902年2月1日，朝廷发布上谕，宣布废除满汉通婚禁令，称：“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道同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同时，要求戒除汉族女子缠足陋习，指出：“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48]但上述这些改革并没有触及政治体制，基本上还是在传统体制内进行行政改革和社会改良，这是1901—1905年新政改革与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改革的最大的一个区别。也正是由于这一区别，过去有些学者不恰当地只把1901—1905年清政府的改革称为“清末新政”，而将1905年之后的预备立宪改革排除在清末新政之外。其实，1905年之前的改革与此后的预备立宪改革只是清末新政中两个彼此关联的改革阶段而已，前后有着很强的政策连续性，不能只以政治改革作为立论依据。

三 1906—1908年：政治改革的启动

在清末新政改革过程中，1905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受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系立宪战胜专制神话的迷惑和鼓舞，在国内立宪派和一部分官员的建议和奏请下，清政府开始酝酿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年7月，清廷颁布上谕，命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诏书，宣布“仿行宪政”，将政治体制改革置于核心地位，作为新政的突破口，要求各项改革都要为预备立宪服务，强调中国之所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49]

清廷预备立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做法，也从改革官制入手。在颁布预备立宪上谕的次日，清廷就委派载泽、世续、那桐、载振、荣庆、铁良、奎俊、寿耆等八名满族亲贵和张百熙、徐世昌、袁世凯、戴鸿慈、葛宝华、陆润庠等六名汉族大臣为编纂新官制大臣，另令端方、张之洞、升允、锡良、周馥、岑春煊等地方重臣选派司道大员进京随同参议，并加派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为总司核定大臣。9月6日，又专门成立官制编查馆，吸收一大批学习政法的留日归国官员如金邦平、汪荣宝等入馆参与官制的起草工作。由此可见清政府对官制改革的重视和认真。

经过两个月的策划、争论和商议，11月6日，清廷最终颁布上谕，推出由慈禧太后钦定批准的中央新官制。这个中央新官制的基本内容如下：内阁军机处一切照旧，各部尚书均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随时听候召对。中央行政改设11部，它们依次为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院，各部主管除外务部外，其余设尚书1人、侍郎2人，不分满汉；监察机构都察院设都御史1人，副都御史2人；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另外，增设资政院，以为博采众言；增设审计院，以为核查经费。再者，一些主要与宫廷皇室有关的机构，如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等，均保留不变。[50]

在颁布中央官制的同一天，朝廷又颁布上谕，启动地方官制改革，谕令奕劻等编纂新官制大臣编订直省官制，并会同地方督抚筹备推行地方自治制度。由于地方官制牵涉地方利益，较诸中央官制更为复杂，经过长达8个月的策划、讨论和商议，1907年7月7日奕劻、载泽等编纂新官制大臣才奏定地方官制改革方案。这个地方官制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省或数省设总督一员，总理该地方外交、军政，统辖地方文武官员；总督所驻省份，不再另设巡抚，由总督兼管该省巡抚事；每省设巡抚一员，总理本省行政，但外交、军政事宜须承本管总督办理。除东三省之外，各省督抚之下设三司、两道。三司分别为：布政司，负责该省户口、财赋，考核该省地方官吏；提学司，管理该省教育事务，并监督各类学堂和学会；提法司，管理该省司法行政事务，监督各省审判。两道分别为：劝业道，专管全省农工商及各项交通事务及驿传事务；巡警道，专管全省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等事务。各省行政区划则依管辖区域大小、任务繁重，分为府、直隶州和直隶厅三种；府、厅、州之下为散州和知县两种。各直隶州、直隶厅及各州、县应设佐治官——巡警长、视学员、劝业员、典狱、主计员各1人，旧有佐贰杂职，一律裁撤。另外，各省应就地方情形，分期设立府、厅、州、县议事会、董事会，由民政部拟定细则后施行；各省应分期设立高等审判厅、初级审判厅，分别受理诉讼及上诉事件。[51]同日，朝廷还颁布上谕，宣布该地方官制方案先在东三省试行，直隶、江苏两省择地试办，各省于15年内分期完成官制改革。

由于此次官制改革依旧保留军机处，并没有仿行立宪国家的官制，成立责任内阁，地方官制也变动不大，且有些虎头蛇尾，因此当时舆论大失所望，多责备清廷无实行宪政之意。但考虑到官制改革遭到各方面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清廷推出这个新官制实属不易，情有可原，并不能说明清廷无立宪诚意。任何改革都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妥协和循序渐进。事实上，朝廷在11月6日批准中央新官制的上谕中就明确表示：“此次斟酌损益，原为立宪始基，实行预备，如有未尽合宜之处，仍著体察情形随时修改，循序渐进，以臻至善。”[52]而当时清廷在最后批准的中央官制中否决裁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方案，一方面的确说明清朝最高统治者无意削弱君主权力，但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密切关系，即防止奕劻和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攫取政府权力。

并且，就新官制来说，虽然没有成立责任内阁，但是立宪政治的三权分立原则一定程度上还是得到了贯彻。如在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在行政部门之外，安排设立大理院和高等审判厅、初级审判厅专管审判，这就贯彻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另外，在中央增设资政院，在地方设立府、厅、州、县议事会、董事会，筹备地方自治，也有为将来中央和地方开设议院做准备之意；而各部尚书均充参预政务大臣的做法，实也寓有向责任内阁过渡之意，至少部分吸收了责任内阁的制度安排。再者，新官制的机构和官员设置较以前更为合理，更趋职业化和专业化，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旧体制中的权限不分、职责不明、名实不符等弊端，促进了国家行政机构的近代化。总之，新官制既有保守一面，也有合理性和进步一面，是当时清廷内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妥协的一个结果，不应简单地看作“伪改革”。

新官制出台后，清政府事实上也在继续推进预备立宪政治改革。1907年7月8日，在推出地方官制改革的第二天，清廷紧接着就发布上谕，就立宪如何预备和施行向全国官民征求建议，称：“直省官制已据王大臣议拟饬行试办矣。惟立宪之道，全在上下同心，内外一气，去私秉公，共图治理。自今以后，应如何切实预备，乃不徒托空言，宜如何逐渐施行，乃能确有成效，亟宜博访周谘，集思广益，凡有实知所以预备之方施行之序者，准各条举以闻。”[53]同年8月，清廷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作为编制宪政文件的总机关，使该机构的目标和任务更为明确，并归军机大臣直接领导。9月9日，鉴于先前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过于宽泛，清廷特简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邮传部右侍郎于式枚、学部右侍郎达寿分赴英、德、日三国考察宪政，为清政府制定宪法提供参考。9月20日，清廷颁布上谕，明确宣布在上下议院未开之前，以资政院为议院之基础，并任命浦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责成他们会同军机大臣妥拟《资政院章程》。10月19日，为与中央未来开设议院相配合，清廷又发布上谕，要求各省也尽快设立谘议局作为未来的地方议会，由各省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共同集议各省应兴应革等各项地方事宜，并为资政院储备人才。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同时也由于受国内速开国会请愿运动的影响，至1908年7、8月间，清政府便加快了预备立宪的进程。为表明其立宪诚意，清廷于7月8日即匆匆将资政院院章第一章“总纲”和第二章“选举”先行颁布，同时督促其余八章“著即迅速妥订，具奏请旨”。[54]7月22日，又将宪政编查馆会同资政院拟订的《谘议局章程》62条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115条公布于世，并令各省督抚迅速举办，实力奉行，限一年内开办，申明“中国立宪政体前已降旨宣示，必须切实预备，慎始图终，方不致托空言而鲜实效”，并进一步要求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等部门加紧将宪法大纲及议院选举各法，以及议院未开之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详细罗列，具奏呈览，“以立臣工进行之准则，而副吾民望治之殷怀，并使天下臣民晓然于朝廷因时制宜、变法图强之至意”。[55]根据清廷的指示，宪政编查馆会同资政院很快于8月27日推出中国近代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以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又称《九年筹备立宪清单》），明确宣布开设议院年限为九年，“拟自本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起，至光绪四十二年（1916）止，限定九年将预备各事一律办齐”。[56]同日，朝廷即颁布上谕，对上述4个文件予以批准，承诺“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并要求在京各衙门以及外省各督抚、府尹、司道等均须将《九年筹备立宪清单》悬挂堂上，按照清单所开各节依限举办，每届6个月，将举办成绩报宪政编查馆核查。[57]

根据筹备立宪清单，每年筹办内容具体如下。第一年（1908）：筹办谘议局；颁布城乡地方自治章程和清理财政章程；请旨设立变通旗制处，筹办满汉生计，融化满汉事宜；编辑简易识字课本和国民必读课本；修改新刑律；修订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等法典。第二年（1909）：举行谘议局选举，各省一律开办；颁布资政院章程，举行该院选举；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颁布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调查各省人户总数和各省岁出入总数；厘定京师官制；编订文官考试章程、任用章程、官俸章程；颁布法院编制法；筹办各省省城及商埠等处各级审判厅；核定新刑律；颁布简易识字课本，创设厅州县简易识字学塾；颁布国民必读课本；厅州县巡警限一年内粗具规模。第三年（1910）：召集资政院议员举行开院；续办城镇乡地方自治；筹办厅州县地方自治；汇报各省人户总数；编订户籍法；复查各省岁出入总数；厘定地方税章程；试办各省预算决算；厘定直省官制；颁布文官考试章程、任用章程、官俸章程；各省省城及商埠等处各级审判厅限年内一律办齐；颁布新刑律；推广厅州县简易识字学塾；厅州县巡警限年内一律完备。第四年（1911）：续办城镇乡和厅州县地方自治；调查各省人口总数；编订会计法；会查全国岁出入总数；颁布地方税章程；厘定国家税章程；实行文官考试章程、任用章程、官俸章程；筹办直省府厅州县城治各级审判厅；创设城镇简易识字学塾；筹办城镇巡警；核订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等法典。第五年（1912）：城镇乡地方自治，限年内粗具规模；续办厅州县地方自治；汇报各省人口总数；颁布户籍法；颁布国家税章程；颁布新定内外官制；直省府厅州县城治各级审判厅，限年内粗具规模；推广乡镇简易识字学塾；推广乡镇巡警。第六年（1913）：实行户籍法；试办全国预算；设立行政审判院；直省府厅州县城治各级审判厅一律成立；筹办乡镇初级审判厅；实行新刑律；厅州县地方自治和乡镇巡警，限年内粗具规模。第七年（1914）：试办全国决算；颁行会计法；试办新定内外官制；厅州县地方自治一律成立；乡镇初级审判厅，限年内粗具规模；人民识字义者，须达百分之一。第八年（1915）：确定皇室经费；变通旗制，一律办定，化除畛域；设立审计院；实行会计法；乡镇初级审判厅一律成立；实行民律、商律、民事刑事诉讼律等法典；乡镇巡警一律完备；人民识字义者，须达五十分之一。第九年（1916）：宣布宪法和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和上下议院选举法；举行上下议院议员选举；确定预算决算；制定明年确当预算案；新定内外官制一律实行；设弼德院顾问大臣；人民识字义者，须达到二十分之一。[58]

从这份清单的内容来看，清政府筹备立宪的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每年开列的工作除第七年和第八年仅为6项和8项之外，其余都在9项之上，平均每年有10项之多，每项工作都有始有终，且每年都有具体目标。这些内容基本上都与立宪政治有关，概括起来，大体涉及以下数端：修订和颁布宪法；制定和颁布议院法和议院选举法，开办上下议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制度；修订、颁布和施行中央和地方官制，以及创设文官制度和设立相关行政监督机构；修订刑律、民律、商律、民事刑事诉讼律等法典，实行法制改革，同时设立各级审判厅，实现司法独立；完成全国人口普查，制定、颁布和实行户籍法；实行财政制度改革，调查地方和中央岁出入总数，制定、颁布和实行地方税和国家税章程及会计法，最终实行预决算制度；逐步提高普通民众识字率，最终实现民众识字率达到二十分之一的目标；此外，还要逐步变通旗制，消除满汉畛域，同时逐步在全国推行巡警制度，为筹备立宪政治提供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治安环境。鉴于中国国土的辽阔及经济和教育的落后，且缺乏立宪政治传统，清政府要在九年内完成上述立宪筹备工作，任务是相当艰巨的，那种揣度清政府行九年预备立宪意在拖延的看法，是难以成立和缺乏依据的。

一方面，在《钦定宪法大纲》里，清政府接受了立宪政治的三权分立原则和法治原则，同意君主权力接受宪法的约束，《钦定宪法大纲》的前言明确宣示：本宪法大纲“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并且，《钦定宪法大纲》还初步接受立宪国家的人权原则，其第二部分的前六条规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臣民享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财产居住和人身等自由和诉讼权利，以及依法定资格担任文武官员和议员的权利。就此来说，《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开了中国立宪政治的先河。

但另一方面，《钦定宪法大纲》又抄袭日本宪法，其第一部分前十四条赋予立宪君主与专制君主几乎完全相当的权力，总揽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不但政府对皇帝负责，而且议会对皇帝也只有“辅弼”“协赞”作用，宣布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规定：皇帝在立法和对立法机关之议会及发布行政命令方面，有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会之权，有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有在议会闭会期间代发紧急诏令之权；在军事方面，有统率陆海及编定军制之权和宣告戒严之权；在人事和赏爵方面，有设官制禄及黜陟之权，有赏爵及恩赦之权；在司法方面，有总揽司法之权；在对外方面，有宣战、议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和认授使臣之权；在皇室事务方面，有制定皇室经费常额及议定皇室大典之权。同样，《议院法要领》和《选举法要领》也最大限度地限制了议会权力及臣民的选举资格，表现出很强的保守性。

综观1906—1908年清廷的政治改革，其显然与民间立宪派所期待的尚有很大距离。清政府从巩固君权、减轻外患和消弭革命这三个目的出发，它所认可的政治改革至多接受某种类似日本和德国崇尚君权的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尚无意接受和采纳民间立宪派所期待的英国式议会制君主立宪政体。作为统治者，清政府对于政治改革所持的这一立场是十分明确和公开的，并像人们所批评的那样，抱有“欺骗”意图。当然，清政府和民间立宪派在政治改革上的这一分歧和矛盾，无论是对清末政治改革，还是对整个新政改革，都造成致命的伤害，这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始料未及的。

四 1909—1911年：摄政王载沣主持下的改革

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清朝最高权力出乎意料地实现了平稳交接。根据慈禧太后的临终安排，年仅三岁的溥仪于12月2日举行登基典礼，正式继任皇位，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则以摄政王身份具体负责清朝军国大事。从此，清末新政改革进入摄政王载沣时代。

由于摄政王载沣执政三年清朝即告灭亡，同时也由于摄政王载沣政策上的一些失误，对于载沣主持下的改革，人们长期来不予重视，甚至认为这一时期改革出现严重倒退。但事实上，在摄政王执政的三年里，清末新政的各项改革不但没有中断，而且在经历八年的改革之后，进入关键的实施阶段，不少方面还有所扩大和深化。

首先，在政治改革领域，载沣在举行登基典礼的次日（12月3日）就以宣统帝名义发布诏书，向中外宣示将严格执行《九年筹备立宪清单》的要求，仿行立宪“仍以宣统八年为限，理无反汗，期在必行”。[59]1909年1月2日，谕准宪政编查馆在馆内设立考核专科，负责考核京外各衙门应行筹备工作。3月6日，又发布上谕，重申朝廷推行预备立宪决心，宣称：“国是已定，期在必成，嗣后内外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意，翊赞新猷。”[60]5月，斥责陕甘总督升允反对和诋毁立宪，并于6月23日发布上谕，准其开缺，以示惩戒。[61]针对宪政编查馆在考核中发现京外各衙门在筹备立宪过程中存在不作为等问题，11月25日，载沣再次颁布上谕，要求各级政府机构和官员实心办事，指出“先朝谕旨，谆谆以筹备立宪为要图，业经严定年限，各专责成，期于计日程功，届时颁布，不止三令五申。朕临御以来，又复叠降明谕，或于批折内告诫再三，其于宪政前途、实事求是之心，早为天下臣民所共见”，警告各级机构和官员不得因循敷衍，遇事畏难、推诿，毫无作为，否则，“朕惟有凛遵上年八月初一日谕旨，按照溺职例惩处”。[62]

在摄政王的严厉督促和强力推动下，作为未来地方和全国立法机关的谘议局和资政院如期开办。按照《九年预备立宪清单》的规定，至1909年10月14日，除新疆之外，全国21个行省的谘议局均如期成立，一律开办。根据1908年7月22日清政府颁布的《谘议局章程》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的内容，以及各省第一届会议的实际情况，一方面，谘议局还没有像在立宪国家那样具有完全的地方立法权和行政监督权，如章程规定“各省督抚有监督谘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并于谘议局之议案有裁夺施行之权”；[63]在有关谘议局与地方督抚之间来往的行文用语上，章程也未将谘议局放在与地方督抚平等的位置上，对督抚的行文，《各省谘议局章程》均用了“呈候”“呈请”“报告”等下级对上级的用语，督抚对谘议局的行文则用“令”“批答”“批准”等上级对下级的用语；[64]此外，由于章程对选举人资格实行严格限制，致使各省实际享有选举权的人数在各省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十分有限，最高为0.62%，最低仅为0.19%，平均为0.42%。[65]

但另一方面，谘议局并非地方督抚的咨询机构，也非毫无实际意义的民主制度的点缀品，而是一个可以独立议事的、拥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权和监督行政权的地方议会。章程第六章第21条明确规定谘议局拥有以下12项职责和权限：（1）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件；（2）议决本省岁出入预算；（3）议决本省岁出入决算；（4）议决本省税法及公债；（5）议决本省担任义务增加事件；（6）议决本省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7）议决本省权利的存废；（8）选举资政院议员；（9）申复资政院咨询；（10）申复督抚咨询事件；（11）公断和解本省自治会争议事件；（12）收受本省自治会或人民的陈请建议。同时，章程第六章还赋予谘议局一定的地方行政监督权，规定本省官绅如有纳贿及违法等事，谘议局得指明确据，呈候督抚查办；本省督抚如有侵夺谘议局权限，或违背法律等事，谘议局可以呈请资政院核办；谘议局于本省行政事件及会议厅议决事件，如有疑问，有权呈请督抚批答，强调“本条系申明谘议局于本省政务有与议之权”；在谘议局议决事件或督抚交令复议事件上，谘议局与督抚如争议不下，得将全案咨送资政院核议。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已将谘议局与地方督抚放在一个平行的位置上。此外，章程中有关谘议局内部组织、会议程序、议事和表决方式，以及议员、议长、常驻议员的产生、任期、补缺和改选、辞职及对议员的处分等的规定，也基本符合立宪国家的议会规则。而在谘议局第一届会议上，总计1643名各省议员，虽然89%为有传统功名的士绅阶级，但是他们多数是受过新式教育的新知识人，是地方立宪派人物，且大多是43岁左右的中年人，年富力强，具有极强的议政和参政能力；[66]多数议员在第一届会议上积极议政、参政，并在会后发起速开国会请愿运动。谘议局的成立为一部分国民打开了行使民主权利的第一扇大门，并在随后的两年里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和一个有力的战斗堡垒。

在筹备开办谘议局的同时，根据《九年筹备立宪清单》的安排，地方自治也得以加速推进。1909年1月18日，摄政王载沣上台执政不久就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选举章程》，强调“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城镇乡又为自治之初基，诚非首先开办不可”，谕令民政部和各地方“迅即筹办，实力奉行，不准稍有延误”。[67]1910年2月，又颁布《京师地方自治章程》《京师地方选举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在清政府的督责下，地方自治在清朝的最后三年里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11年，全国成立的城议事会、董事会超过1087个，镇议事会、董事会超过580个，乡议事会、董事会超过2070个；而其上之府厅州县议事会则超过329个。[68]

与开办谘议局和推行地方自治制度相呼应，作为国家议会的过渡性机构的资政院也在摄政王政府的推动下，于1910年10月3日如期成立开办。根据1909年8月摄政王批准颁布的《资政院章程》65条，资政院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机构，尚不完全具备立宪国家议会的性质，其民主色彩较谘议局薄弱，如资政院的总裁和副总裁均由君主特旨简充，议员的产生钦选和谘议局议员互选各为100名；[69]同时，资政院的立法权也不完全，无制定修改宪法之权，议决的议案还须经过君主“裁夺”；在政府与资政院的关系上，并无军机大臣对资政院负责的规定，军机大臣和各部行政大臣如有侵夺资政院权限或违背法律之事，以及在资政院通过的议案上发生分歧时，资政院只能请旨裁夺。但另一方面，资政院又拥有一些立宪国家议会所具有的职能和权力，如根据院章规定，资政院拥有议决国家财政预决算、税法和公债的权力，拥有制定和修改宪法之外的新法典的权力，拥有质问行政部门的权力，拥有弹劾军机大臣、行政大臣侵夺资政院权限或违背法律的权力，拥有核议具奏谘议局与地方督抚异议事件的权力。而在资政院第一届常年会召开后，在民选议员的强力推动和主导下，资政院也积极行使上述民主权力。在100天的会期里，资政院议案讨论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文化、教育、地方事务和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其中，针对各省谘议局与地方督抚发生许多有争执的议案，资政院专门设置了由18人组成的“审查各省谘议局关系事件特任股员会”，负责审查研究，向全体会议提出审查报告，调解督抚与谘议局之间的争议，或支持谘议局行使正当权力。在经济领域，资政院曾提出商办铁路非经国会协赞不得收回国有案、铁路公司适用商律案等重要议案。在改良社会风俗方面，资政院提出的重要议案有改用阳历案、禁止妇女缠足案、禁烟案和剪发易服案等。在政治领域，资政院不但多次行使质问权，对各衙门行政事件及内阁会议政务处议决事件提出质询，而且公开提出速开国会案、设立责任内阁和弹劾军机大臣案以及开放党禁案等重大敏感政治议案。[70]这些都充分表明资政院并不是一个封建专制机构，而是一个民主政治机构；它与谘议局一道推进了中国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继谘议局和资政院相继开办之后，作为立宪政治另一重要制度设置的责任内阁制也在速开国会请愿运动的催促下，于1911年5月8日宣告成立。是日，摄政王政府批准并颁布宪政编查馆和会议政务处制定的《内阁官制》19条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14条，并颁布上谕，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及各部大臣，同时宣布裁撤旧设内阁、军机处和会议政务处等机构。根据《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的内容，一方面，新内阁采行立宪国家责任内阁制，规定内阁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大臣包括内阁总理及各部大臣。国务大臣辅弼皇帝，担负责任。总理大臣为政府首脑，决定政治方针，保持行政统一，有权停止执行各部大臣的错误命令或处分；有权对各省及藩属长官发布行政训示，实行监督，并停止其错误的命令或处分；有权颁布内阁令，并随时入对。国家颁布法律、敕令及有关国务谕旨，凡涉及各部者由国务大臣会同署名，专涉一部或数部者由总理大臣会同该部大臣署名。同时，内阁会议也由国务大臣同意议定，并以总理大臣为议长，等等。这就明确了国务大臣的政治责任，将新内阁和国务大臣与旧时的军机处和军机大臣区别开来。旧时的军机处只是皇帝的办事机构，军机大臣相应也就不对国务负有责任。而新内阁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总揽国务，制定和颁布国务政策，实行副署制度，这就使新内阁官制和国务大臣不能像旧时的军机处和军机大臣那样遇事敷衍塞责，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专制独裁构成限制，同时也有助于国家行政机构趋于合理化以及国家政令的统一和畅通，达到“萃一国行政大臣于一署，分之则专所职，合之则共秉国钧，可否于以协商，功罪于以共负，无隔阂，无诿卸”的效果。[71]

但另一方面，新内阁还不是完全的责任内阁，与议会责任内阁制多有不符之处，保留了浓厚的君主专制制度色彩，并极力维护君主实际权力不受根本性侵害。如新的《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在处理国务问题上与各部大臣、各省长官及藩属长官发生严重分歧时，最终须“奏请圣裁”。在内外新官制施行之前，各部大臣仍可自行请旨入对；按照向例蒙获召见人员，于国务有所陈述者，由内阁总理大臣或协理大臣带领入对，但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军谘处、海军司令部、宗人府、内务府各大臣及其他蒙特旨召见者，不在此限；关于国务陈奏事件，凡例应奏事人员及言官奏劾国务大臣，仍得自行专折入奏，候旨裁夺，等等。另外，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和国务大臣，也均由君主特旨简任，而非由议会任命。这就使得新内阁还不是完全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而具有过渡性质。不但如此，在新内阁成员的任命上，摄政王政府还违背了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这一最基本的立宪原则。在13名内阁成员中，汉族大臣只有4人，满族大臣则有9人，其中皇族又占了7人（皇族本支即宗室6人，远支即觉罗1人），且居于领导地位。这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无意放弃国家权力的本质，使摄政王载沣的政治改革大打折扣，并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至于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摄政王政府慑于滦州兵谏，推出《宪法信条十九条》，应诺成立完全责任内阁，建立议会制君主立宪政体，已不属于摄政王载沣的自主改革，不代表其改革的真实意愿；与其说是清朝政府的改革，还不如说是辛亥革命的成果。

除了预备立宪政治改革之外，清末新政的其他改革，诸如法制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改革、军事改革、振兴实业等，也都在摄政王载沣执政的三年里得以继续或加速推进。如在法制改革方面，经过多年的编纂，1909年10月12日修订法律大臣奏进《编订现行律例》，经多次争论修改，1911年1月25日正式颁布《大清新刑律》总则和分则两编共411条，对旧律进行了诸多改革。2月24日，摄政王载沣又从法部奏请，通谕停止刑讯，永远革除一切非刑、私刑，要求有关死刑人犯应行讯者，务须恪遵现行律例办理。[72]同时，大力推进近代司法制度建设，于1909年12月颁布《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在中国首次确立了较为完备的起诉制度、检察官制度和回避制度。1910年2月颁布的《法院编制法》则为中国确立了四级三审制的审判制度。1910年12月修订法律馆起草完成的《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排除地方督抚及保守官僚的反对，对陪审制和律师制均予保留，并且内容更为完备。这两部草案虽因清朝覆灭未及核议颁行，但成为稍后北洋政府立法的蓝本。

在教育改革方面，学堂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如1909年5月，批准学部《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将初等小学堂分为五年制的完全科和四年制、三年制的简易科三种，以推广小学教育，并制定、颁布《检定小学教员及优待小学教员章程》，以加强小学师资力量，提高小学师资水平。另为配合预备立宪，提高国民识字率，学部编定和试行《简易识字课本》和《国民必读课本》，颁布实施《简易识字学塾章程》，责令地方督抚在厅州县推广简易识字学塾，对年长失学和无力就读的贫寒子弟进行扫盲教育。在中学教育方面，学部仿照德国学制，于1909年5月15日奏准将中学堂分文科和实科两类，令在全国实行，文科重经学，实科重工艺，另制定、颁布《检定初级师范中学教员及优待教员章程》，以保证初级师范中学教员质量，为培养合格小学教员提供保证。在女子教育方面，继1907年3月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弥补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对女子教育之疏忽之后，1911年4月，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还进一步打破男女不得同校的禁令，议决“初等小学儿童年龄在十岁以内，准男女同学”。[73]此外，大力充实和发展实业教育，强调“实业教育最为富国裕民之本”，[74]同时继续推动留学教育，1909年7月在美国政府的配合和支持下，外务部和学部拟订利用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办法大纲，成立游美学务处，创办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于1909—1911年的三年里分别挑选47名、70名和63名中国学生，分三批前往美国留学。在摄政王载沣执政的三年里，国内学堂和学生数也继续呈增长态势，学堂数由1905年的8277所和1908年的47995所，增至1909年的59117所、1910年的42696所和1911年的52500所；在校学生则由1905年的近26万人和1908年的130万人，增至1909年的163万人。[75]这说明教育改革在清朝的最后三年里继续得到执行。

在军事改革方面，摄政王载沣不但继续此前政策，而且在加强中央军事管理，着实推进中央对全国军队的控制方面取得突破。他于1909年7月15日颁布上谕，宣布皇帝为海陆军大元帅，在皇帝未亲政之前，暂由摄政王代理；将军谘处从陆军部分出，成为凌驾于陆军部之上的一个独立军事机构，“通筹全国陆海各军事宜”，使之相当于赞佐摄政王统率陆海军的总参谋部，统辖陆军大学堂、陆军测绘学堂、驻各国使馆武官、陆军文库，并负责全国各地海陆军参谋等官的管理、考核等事宜；任命贝勒毓朗和自己的亲弟弟载涛负责军谘处事务。[76]同时，陆军部也在尚书荫昌的主管下改革内部机构，厘订陆军部暂行官制大纲，将原陆军部由2厅10司缩减为8司2处，以提高陆军部办事效率，明确各司职掌，加强对全国陆军的领导。在载涛和荫昌的相互配合和领导下，军谘处与陆军部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地方督抚兵权，加强中央对地方军队的直接领导和控制，如继1907年陆军部尚书铁良将袁世凯北洋四镇收归陆军部之后，1910年10月，陆军部尚书荫昌将直隶总督控制的剩余二镇北洋军（第二镇和第四镇）收归陆军部直接管辖，另将军队各级高级军官置于军谘处和陆军部的绝对控制之下，由他们负责任免，并取消督抚所兼各省督练公所督办和会办头衔，派员调查地方驻军编制情况，等等。在军事改革中，摄政王载沣还特别重视切实加紧重整海军，1909年2月19日即颁布上谕，宣称“方今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委派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负责筹划；[77]7月又谕令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任命自己的另一位亲弟弟载洵和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1910年12月4日即宣布海军部脱离陆军部独立，作为全国海军的最高领导机关；另批准筹办海军事务处制定的《发展海军七年规划》，统一南北洋舰队，将15艘适于海战的舰艇编为巡洋舰队，将17艘适于江防的舰艇编为长江舰队；筹建象山军港，先后两次派遣筹办海军大臣出国考察海军，订购军舰12艘；等等。[78]这是自甲午战败以来，清政府为重整海军而做的力度最大也最有成效的改革。

金融、财政政策方面，经过多年的讨论和筹备，在摄政王载沣当政的三年里也多有突破。在1905年底清政府颁布上谕、确定银本位的基础上，1910年5月23日度支部颁布《币制条例》24条，进一步统一国内币制，除确定国币单位、改两为元外，还对各种铸币的成色、重量，主辅币间的关系和使用数量，以及收兑方式、法律责任等做了明确规定，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同时，度支部还进一步清理纸币，于1909年7月23日颁布《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20条，对各官商银钱行号发行银钱票的条件和数目加以限制。次年，度支部又颁布《厘订兑换纸币则例》19条，将发行纸币权收归国家中央银行。在财政制度建设方面，度支部在建立近代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与完善近代公库制度，1910年底与资政院奏定《奏定国库章程》15条，规定由国家银行设立金库，专门代国家保管现款，经理出纳事务。另一方面，度支部还根据《九年预备立宪清单》的要求，于1909年初颁布《清理财政章程》27条，在中央设立清理财政处，在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加强中央对全国财政的控制和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实行现代预算制度，于1910年底推出经资政院议定的中国第一个以立法形式宣布的宣统三年（1911）预算案。总之，在摄政王载沣当政的最后三年里，清末新政在金融和财政改革方面迈出可喜的步伐。

在经济政策方面，摄政王政府虽然在个别政策上有所调整，特别是1911年5月推出的铁路国有政策，不但与新政初期商部鼓励商办政策相矛盾，而且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但铁路国有政策的推出，并不意味着清政府振兴实业的政策发生逆转。事实上，在摄政王载沣当政的最后三年里，振兴实业的各项政策不但继续得到执行，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深入，譬如农工商部在发展近代农业的力度上就较前一时期有所加强。并且，就摄政王政府推出铁路国有政策的本意来说，其固然有迎合列强投资中国铁路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出于商办铁路“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希望通过将铁路收归国有，克服商办铁路的各种弊端，加快中国的铁路建设，同时促进国防建设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及军政的统一，并减缓民众负担。摄政王载沣在颁布铁路国有政策的上谕中就坚定申明了这一点，指出：“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谘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脂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79]因此，摄政王推出的铁路国有政策与新政的振兴实业政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为推进振兴实业政策而做的一个调整。[80]

总之，在摄政王载沣当政的三年里，一方面，新政的各项改革不但没有倒退和停顿，反而加速推进。另一方面，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加强中央集权趋向。但这是新政改革一开始就固有的本质，只是随着改革的推进而愈益显化，并不意味改革的倒退。并且，加强中央集权既是清末新政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清末新政改革的应有之义；新政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克服先前清朝出现和存在的地方主义等弊端，通过加强中央权力和皇权，实现中央对改革的统一领导。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说，在近代化初期，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君权不仅不会妨碍向近代国家转型，反而更有助于一些落后国家的近代化，日本的明治维新历史和德国的俾斯麦（O.E.L.von Bismarck）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

清末新政改革的症结在于，在20世纪初满汉矛盾趋于激烈和君权被视为中国积贫积弱的罪恶之源之时，以及清政府因不能恪尽守土保民之责而丧失权威性和合法性、被视为“洋人的朝廷”的情形下，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皇权的举措，必然激化满汉矛盾，破坏新政改革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由此葬送整个新政改革事业，并为革命党人的排满宣传提供口实。这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未曾认识到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清政府也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五 新政改革与清朝的覆灭

清政府启动新政改革的初衷无疑是度过内外危机，迎合形势发展，挽救清朝统治。然而，这场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不但没有实现清政府的初衷，反而加速了清朝的覆灭，并随之而夭折。新政改革以如此命运结局，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清末新政的整体改革纲领超出了清政府国力和财力所能承担的限度，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致使新政改革不但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反而成为“扰民”之举，激化了社会矛盾，由此极大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清政府的财政在甲午战争之前虽然已经呈现东补西缀的窘状，但大体尚能维持出入平衡，岁入和岁出均在8000万两左右；从甲午到庚子年间，因受甲午战费借款和战争赔款的影响，清朝财政每年开始出现1300万两的财政赤字，岁入则增加到8800万两左右，而支出也扩大到1亿多两。随着新政改革的推行，清政府的岁入岁出和赤字在最后10年里都呈大幅增长之势。根据比较权威学者的研究，1903年清政府的岁入为10492万两，岁出为13492万两，财政赤字为3000万两，比庚子之前激增1倍；1905年岁入为10292万两，岁出13694万两，财政赤字增加到3402万两；1909年岁入30122万两，岁出36787万两，财政赤字高达6665万两。根据清朝度支部的预算，1910年和1911年清政府的岁入分别为29696万两和29700万两，支出分别为33305万两和37400万两，财政赤字分别为3609万两和7700万两。[81]

清末最后十年财政赤字的大幅扩大和岁出的激增，一部分固然因为每年新增了2000万两庚子赔款，但主要还是举办各项新政费用所致，这从度支部1911年预算案所列的支出中便可一目了然。在该年预算案中，仅军费一项支出就高达13700余万两，超过甲午以前军费支出2倍多，占该年支出预算总数的1/3以上；其中，除3134万两属旧军费支出外，其余均属新政改革支出，一为编练新军军费8000万两，二为筹办海军军费1050万两。行政费也因清末官制改革而快速扩张，支出达2731万两，比庚子时增加2倍多。另用于推行司法改革的经费为770万两；用于财政管理及税收机构的经费为2813万两；用于邮传部经费及轮、路、邮、电及各省交通费总计为5514万两。教育费预算案定为336万两，实际支出则不下1700万两。民政费预算案定为422万两，而实际支出至少在2000万两。[82]而清末岁入由庚子年不到1亿两增加到1909年之后每年3亿两，在10年时间里增加2倍，则深刻反映了新政改革给广大民众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清末十年岁入由1亿两增加到3亿两，固然有经济发展等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对广大人民进行无情盘剥的结果。为了筹备新政款项，清政府一方面加重征收田赋、盐税、厘金等旧税，例如许多省份都将兴办巡警和学堂经费在田赋中加以摊派，一些地方还在田赋中推行随粮自治捐、铁路捐、矿务费等新政费用，致使清末田赋收入直线上升，由庚子之前的不超过3000万两增加到1903年的3700万两，1909年达到4396万两，1911年的预算数几近5000万两，较庚子前增加近2/3。除正税之外，清政府为筹获新政经费既加价征收旧有捐税，如契税由庚子之前的按契价每两征税3—4分，到1909年度支部统一提高到卖契每两征银9分，典契每两征银6分，同时还开办名目繁多的新税，诸如房捐、猪捐、肉捐、鱼捐、米捐等地方杂捐，致使各种杂税的收入由庚子之前每年无关痛痒的一二百万两，扩大到1911年度支部岁入预算案中的2616万两，占到该年总岁入的8%以上。[83]由此可见，清政府对人民的搜刮，在清末简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此，清廷谕旨也是直认不讳，指出：“近年以来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84]报纸舆论也感叹：“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85]

新政各项改革给广大民众带来沉重负担，严重恶化了官民关系，并将新政改革推向广大人民的对立面，致使新政改革失去群众基础，加速了清朝的覆灭。自1901年新政改革启动以来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广大人民抗捐抗税、反洋教、反饥饿、反禁烟、反户口调查、抗租和抢米风潮等各种形式的“民变”，连绵不断，风起云涌，多达1300余起，“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并且愈演愈烈。[86]引发清末民变的原因十分复杂，多种多样，可谓千差万别，但其中不少与新政改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事实上，对于新政改革加重人民负担而激化官民关系并因此危害清朝统治的后果，当时一些清朝官员就发出警告，建议对新政改革加以调整。如直隶总督陈夔龙在1910年的一道上奏中就建议清政府为减轻各地负担，缓和社会矛盾，宜放缓改革步伐，缩减改革内容，指出：“窃维比年中外臣工兼营并骛，日不暇给，而时事之阽危，众情之抵触，几倍曩昔，良以规章稠叠，观听纷歧，或数人数十人所分任之事畀之一手，或数年数十年所应办之事发之一时，上之督责愈严，下之补苴愈甚，而帑藏尤艰窘万端。臣愚以为，此时但当择其事之直接关系预备立宪者专精以赴。”[87]同年，河南巡抚宝棻也向朝廷提出相同的建议，指出：“方今内外臣工所曰汲汲者，地方自治也，审判厅也，实业也，教育、巡警、新军也，而所恃以筹备者不外增租税、行印花、盐斤加价、募集公债，臣恐利未见而害丛生。”[88]御史赵炳麟在考察1910年湖南长沙抢米风潮过后湖北、湖南两省的社会景象之后，更是直接痛陈新政改革给百姓所带来的痛苦，指出：“百姓困穷至此，若不度量财力，以定新政次序，在上多一虚文，在下增一实祸；保民不足，扰民有余，良可虑也。”呼吁清政府必须关心民生，切勿忽视百姓利益，谓：“夫民之所好，孰切于生；民之所恶，孰甚于死。无食则饥，无衣则寒。生死所关，正治民者所当加意也。”[89]可以说，新政改革没有顾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下层人民的利益，反而将改革的各项负担多转嫁给广大下层民众，这是新政改革失败及加速清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清政府在存在严重争议的情况下启动预备立宪政治改革，不但打乱了清末新政改革计划，而且诱发和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并由此葬送了整个新政改革事业以及清朝的统治。由于政治改革涉及权力的再分配，自预备立宪启动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在新政初期达成的大体比较一致的改革共识即趋瓦解，各派围绕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展开激烈斗争，政潮迭起，且愈演愈烈。1906年9月中央官制改革甫一启动，袁世凯就有意借官制改革机会裁撤军机处，按照立宪国家成立责任内阁，拥护他的政治盟友庆亲王奕劻出任国务总理，自己做副总理大臣，以此达到控制中央政府的目的。但此方案传出后，立即遭到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醇亲王载沣等官员的坚决反对，部院弹章蜂起，甚至慈禧太后本人也大为震怒，结果设立责任内阁方案胎死腹中。1907年春、夏间，东三省官制改革又直接导致清廷内部发生轰动朝野的“丁未政潮”。以岑春煊、瞿鸿禨、林绍年为首的汉族官僚不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勾结庆亲王，于是借中央和地方官制改革之机扩充个人势力，联合御史赵启霖等，以杨萃喜案参劾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贿赂公行，结果导致袁世凯的亲信、黑龙江巡抚段芝贵遭撤职、查办，庆亲王之子载振被免去农工商部尚书一职。袁世凯和庆亲王则联手部署反击，先以广东有革命党人起事为由，将岑春煊排挤出京，由邮传部尚书调任为两广总督，继又贿买御史恽毓鼎，参劾军机大臣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致使瞿遭革职，后再设计诬陷岑春煊结交康梁、密谋推翻朝局，致使岑再遭开缺；同时，林绍年也被赶出军机处，出任河南巡抚。丁未政潮从1907年的4月一直延续到8月，长达4月之久，虽然最终以奕劻和袁世凯的获胜而告终，但因预备立宪政治改革引发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因丁未政潮的落幕而归于平静，相反，以丁未政潮为契机，重新点燃了清廷内部权力斗争之火。丁未政潮平息后不久，富有统治经验的慈禧太后就着手进行权力的再分配，为抑制奕劻和袁世凯的权势，她于9月4日以明升暗降之策将袁调离北洋，削去袁的兵权，任命袁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将另一位汉族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调入北京，任命张为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而在此之前的6月19日，慈禧太后乘罢黜瞿鸿禨军机大臣之机，任命醇亲王载沣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以此达到既制衡庆、袁权势，又加强中央和皇族集权的一箭双雕的目的。

1909年摄政王载沣上台执政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预备立宪政治改革而展开的权力斗争更趋白热化。为防止袁世凯在将来立宪政治改革中通过攫取责任内阁总理大臣一职控制朝政，摄政王载沣在一部分满洲贵族和汉族官僚的鼓动下，于1909年1月2日下达上谕，彻底剥夺袁世凯的权力，以“足疾”为由将袁开缺，令其“回籍养疴”。在打击袁世凯势力，并尽一切可能排除汉人在中央的权力的同时，摄政王载沣还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以他本人为首的满族亲贵少壮派之手，不但自任陆海军大元帅，训练一支由他亲自统率的禁卫军，而且任命他的亲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事务大臣，载涛和贝勒毓朗掌控凌驾陆军部之上的军谘处，打击妨碍他集权的其他满洲贵族，先后解除当时清廷中两位满族干才铁良和端方的职务，撤除铁良的训练禁卫军大臣和陆军部长职务，将他外放为江宁将军；端方则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上，因在慈禧太后出殡之时所犯的一个小错误而遭革职重罚。

一方面，政治改革所引发的清廷内部权力斗争导致清末预备立宪政治改革严重走样，毁坏了清末政治改革的名声和实际效果，同时也削弱了新政改革的领导力量，致使摄政王载沣执政末年出现“朝中无人”的景象，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前夕，军机处只有军机大臣奕劻、毓朗、那桐、徐世昌四人，根本无力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政治改革引发的权力倾轧还严重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倾向，特别是瓦解了作为清朝统治支柱的满汉官僚政治同盟，由此给清朝统治带来灾难性后果。辛亥革命爆发后，手握北洋军权的汉族官僚大臣袁世凯没有像曾国藩当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那样对付武昌起义，继续维护清朝统治，为清末新政保驾护航，反而与南方革命党人谈判、妥协，逼迫清帝退位。而清朝的满族亲贵们也因清末的权力斗争彼此猜忌、交恶，不能合力对付革命，而是自谋出路，各奔前程。清朝统治就这样在众叛亲离中轰然倒塌，这不能不说是预备立宪政治改革所产生的一个恶果，诚如一位清人评论所说，所谓“革命之事，仍诸王公之自革而已”。[90]

同时，预备立宪政治改革还诱发了国内立宪派参政和行使民主权利的热情，由此加剧了清朝政府与国内立宪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促使原本支持清政府改革的国内立宪派倒向革命一边。尽管清政府启动预备立宪，一再公开声明他们无意放弃君主权力，实行英式或美式立宪政治，可是预备立宪一旦启动，就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自然激发起国内立宪派的民主热情，这是不以清朝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必然结果。1906年9月1日仿行立宪上谕颁布之后，国内立宪派们便闻风而动，成立立宪团体和组织，研究和宣传立宪政治，推动国内政治改革。谘议局和资政院相继开办后，国内立宪派更是充分利用这个政治平台行使民主权利，并于1910年发起三次全国性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于1911年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虽然立宪派们提出的速开国会的要求在当时并不具备条件，过于激进，但是他们因立宪问题与清政府产生严重冲突和破裂，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国内立宪派对摄政王载沣拒不接受速开国会的请求极为失望，批评摄政王载沣的态度简直“视爱国主义为仇国之举动”，[91]“必举巴黎、英伦之惨剧演之吾国而始快耶！”[92]虽然载沣最后做出让步，于11月14日发布上谕，宣布缩短3年，于宣统五年（1913）开设议院，但国内立宪派并不满足于此，对载沣12月24日颁布取缔请愿运动上谕更是强烈不满，认为上谕“直视吾民如蛇蝎如窃贼”，明确表示靠和平请愿办法已无济于事，“势非另易一办法不为功”；[93]警告摄政王“今日毋谓请愿者之多事也，恐它日欲求一请愿之人而亦不可得矣”。[94]在京的国会请愿代表团在奉命宣布解散时向各省立宪派发表的一份公告中则公开表示和平请愿已走到尽头，以后如何从事政治活动，“惟诸父老实图利之”。[95]1911年春、夏间，国内立宪派还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基础上成立全国性的政党组织——宪友会，将立宪的政治希望寄托在自身力量的壮大上，而不再像立宪初期那样寄希望于清政府，宣布组织成立政党的目的一是“破政府轻视国民之习见”，二是“动外人尊重我国民之观念”，三是“充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针”，[96]公开表达了立宪派努力确立其独立政治地位的意图。皇族内阁甫成立，各省立宪派便立即采取行动，于6月初在北京召开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先后两次上折，抨击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不能相容，要求解散皇族内阁，按照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重新组织，并指出内阁应受议会监督，发表《宣告全国书》，揭露皇族内阁“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97]对此，摄政王载沣于7月5日发布上谕，声称：“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各省谘议局议员“不得率行干请”。[98]各省谘议局议员也不甘示弱，立即发表《通告各团体书》，对上谕逐条进行驳斥，宣称“皇族政府之阶级不废，无所谓改良政府，亦即无立宪之可言”，指出只有“另改内阁之组织，吾民得完全之内阁，可以求政治之改良。皇族不当政治之中枢，君主立宪愈益巩固，国利民福，岂有暨焉！”[99]向以稳健著称的江浙立宪派领导人物张謇也在皇族内阁出台之后生了二心，批评朝廷“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100]1911年6月，他为组织商界赴美访问团而到京请训时，特意绕道从武汉北上，到河南彰德探望谪居在家的袁世凯，商谈时局，有意与袁联合，另谋出路。[101]迨至武昌起义事发，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各省立宪派便纷纷抛弃清政府，倒向革命一边。清政府推出预备立宪政治改革，最后却落得将国内立宪派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这不能不说是清末新政改革的一个重大失策。

此外，继皇族内阁之后，摄政王载沣于1911年5月9日推出铁路国有政策，也是清末新政改革中的又一个重大失策，进一步将国内立宪派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如前所述，摄政王推出铁路国有政策并不意味清末经济政策的整体转向；就修建铁路本身来说，鉴于铁路在国计民生中的特殊地位，国有政策实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铁路国有政策在以下几方面激化了清政府与国内立宪派的矛盾，使清政府与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全国人民为敌。首先，当时的铁路政策不只是经济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自19世纪末以来，铁路即成为西方列强争夺中国势力范围的一个重要对象。20世纪初，国内各省发起成立商办铁路公司，目的就是要收回路权。而摄政王政府在推出铁路国有政策后，又于5月20日与英、德、法、美四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这就极大地伤害了立宪派和广大士绅的民族主义感情，使铁路国有政策之争成为爱国和卖国之争。

其次，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出台的程序缺乏合法性。根据清政府颁布的《资政院章程》第14条第3款和《谘议局章程》第21条第1款之规定，国家募集国债须由资政院议决，凡涉及各省利权之事，则应由各省谘议局议决。而清政府未与资政院和谘议局商议，便擅自宣布将地方铁路收归国有并与列强签订借款合同，这就使铁路国有政策问题与当时国内捍卫立宪政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对此，四川立宪派人士邓孝可在《答病氓》一文中指出：“于此不争，而曰立宪立宪，则将来不过三五阔官，东描西抄，饾饤凑塞，出数十条钦定宪法，于事何济？”他还呼吁只有在这个问题上与清政府进行坚决斗争，“使知徒恃其专制野蛮，一步不能行，则宪政可以固而国基巩矣”。[102]四川立宪派在发表的《保路同志会宣言书》中则公开表示：“政府果悔于厥心，交资政院议决以举债，交谘议局、股东决议以收路，动与路权无干之款以修筑，朝谕下，夕奉诏。非然者，鹿死无阴，急何能择，吾同志会众惟先海内决死而已，不知其他。”[103]

再次，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损害了地方立宪派和民众的经济利益。在宣布将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之后，清政府没有给予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相同的合理经济补偿：粤省铁路公司由清政府发还六成现银，其余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湘、鄂两省商股全数发还现银，米捐、租股等发给国家保利股票；而对川省铁路公司，清政府不但对其在上海的300余万两倒折之款不予承认，并且对其已用之款和现存之款，一概不还现款，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这就极大损害了川省立宪派和广大中小股东的经济利益，使川省立宪派和民众与清政府的矛盾格外尖锐，以致四川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最后，清末新政没有挽救清朝统治，这是由于新政改革本身就具有革命性，具有颠覆清朝统治的内在动力。清政府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政权，而新政改革在许多方面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由一个封建旧政权推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一方面令清末新政改革具有保守一面，不能完全资本主义化，这在新政改革暴露出来的问题和不足中得到充分体现。但另一方面，清朝这个封建旧政权推行有限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必然要突破旧政权的限制，成为旧政权的对立面，这是不以清朝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规律。例如，清政府推行近代教育改革的目的无疑是培养其统治所需要的人才，因此千方百计将教育改革限制在符合旧政权统治需要这一根本目的上，在兴办近代学堂过程中强调无论何种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104]一再严令学生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并谕令学务官员和地方督抚及学堂监督、学监、教员等务须切实整饬学风，对那些离经叛道的学生严加惩处，“以副朝廷造士安民之至意”。[105]在驻外使馆中则设立留学生监督处，监督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日常活动，制定留学生约束章程，规定留学生不得“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出版和翻译著作不得“有妄为矫激之说，紊纲纪害治安之字句”，[106]等等。但学堂学生和留学生一旦接受近代西方教育，接触西学知识和民主政治理论，就不是清朝统治者所能控制的了，他们必然要突破清政府的限制，成为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者，发起学潮，投身爱国民主政治活动。清廷在1907年底的一道上谕中所说的“乃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諆，以致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借端煽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107]就反映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截至1911年，新政教育改革培养了大约200万名学堂学生和万余名留学生，他们多数因接受近代教育而成为旧政权的反对者。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在当时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虽然还十分有限，但由于他们属于知识精英分子，是传统封建社会沟通官民的中介群体，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稳定器，因此，他们对清朝统治的影响就非同小可，确乎如上谕所说，“大为世道人心之害”。事实上，对于新政教育改革对清朝统治造成的危害，当时一些清朝官员就有所认识，如曾出任广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和两广总督等职的张人骏就抨击清政府的留学政策败坏人心，助长革命，是自毁长城，“开辟至今未有之奇祸”，指出中国学生涌入日本留学“好者，不过‘目的’‘影响’数百新名词，全无实际，否则‘革命’‘自由’‘排满’而已”。[108]

与教育改革相似，新政军事改革也具有相同的效果。军队是国家统治的重要机器，清政府编练新军，不言而喻是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并且部分也曾收到了这样的效果，清末的反清起义有些就是被新军所镇压。但是，随着新军接受近代军事教育和近代军事技术训练，以及新军官兵文化知识的提高，他们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及政治觉悟也大为提高，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的腐败、黑暗、落后以及民族危机的严重性，从而滋生对清朝统治的强烈不满，最终成为清政府的掘墓人。1911年10月10日推翻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是由湖北的新军首先打响；随后，新军在宣布独立各省的起义中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湖北、湖南、江西（九江）、陕西、山西和云南六省的起义均由新军领导；贵州、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成都）、江西（南昌）和江苏九省虽然由各省谘议局合同士绅、商人和商会宣布独立，但是都得到新军的有力支持，实际上是新军军官与各省谘议局携手合作设立军政府；甚至在由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原袁世凯训练的北洋军中，也发生了著名的声援武昌起义的滦州兵谏和滦州起义。并且，无独有偶，作为清末军事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更为现代化的军事力量的清朝海军，虽然在辛亥革命初期曾配合清军镇压武昌起义，但在革命形势及革命党人的策反下，武昌起义爆发后仅一个月，整个清朝海军即反戈相向，完全倒向革命一边，并参加了反清作战和北伐。[109]

清政府的军事改革导致这样一个相反的结果，其原因就如澳大利亚学者冯兆基在《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一书中所分析的：“军事教育和军事技术的剧烈变革往往是一场政治性的经历。这些变革以某种形式向官兵提供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方面的教育，尽管他们没有受过明确而正式的政治训练。新式军人越来越懂得发展新的技术领域与新的技术体系是近代国家的基础，从而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比较衰弱，也理解了他们所处社会的政治性质，并知道他们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由此“愿意为建立强大昌盛、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110]这是一个不以清朝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

除了教育改革和军事改革之外，清末新政的其他改革，诸如经济政策、预备立宪政治改革等，也均具有类似的效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作为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化改革运动，清末新政的最后结局无非以下两种：要么是清政府真心实意地开放政权，和平实现政权性质的转换，由此消除旧政权与近代化改革运动之间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要么就是清朝政府被革命推翻，由一个新的政权重新设计中国的出路。

历史最终选择了后一种结局，清末新政改革没有挽救清朝统治，清朝政府最终还是被革命推翻。并且，在清政府这个旧政权被推翻之后，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战乱之中，没有诞生一个稳定的、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新政权，领导中国走上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近代化道路。就此意义来说，清末新政是完全失败了。但就新政改革内容及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和影响来说，它并没有完全失败，原因有二：一则新政的许多改革内容并没有因清朝统治被推翻而遭中断，而是在民国的历史上得以继续；二则新政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和影响与辛亥革命的方向，最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是并行不悖的。因此，我们既不必因肯定辛亥革命而否定清末新政改革内容的进步性，也不必因肯定清末新政改革而否定辛亥革命的正当性和进步性，为新政没有挽救清朝的统治而感惋惜。清朝的灭亡乃是历史的必然，是其咎由自取。

[1] 本章由崔志海撰写。

[2] 国内研究清末新政的学术性著作主要有：赵军《折断了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湖南出版社，1992；张连起《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吴春梅《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论思考》，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的中国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国外研究清末新政的代表作为卡梅伦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Meribeth E. Cameron，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1898-1912，New York：Octagon Books. Inc.，1963）一书，该书自1931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以来，一直为研究这段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广泛引用，多次重印。有关国外学者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可参见崔志海《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274页。

[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59。

[5]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460—462页；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总4601—4602页。后者所载上谕文字与前者稍有出入，研究者利用时须加留意。

[6] “E.H.Co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1，1901，” in Jules Davids，ed.，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eries III，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Volume 1，The China Scene（Wilminton：Scholarly Resources Inc.，1981），p.73.正是根据这道上谕的一些语言表述，后来国内一些学者也不恰当地认为清末新政只是洋务运动的翻版。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7]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49—50页。

[8] 该章程内容详见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卷27，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第9—11页。

[9]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728、4737页。

[10]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753页。

[11]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769页。

[12]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188页。

[13]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769页。按：清末新政改革自然离不开整顿旧法、采用西法，甚至接受一些外国人的建议，但倘若这些改革要以列强的观感为出发点，取悦列强，不顾中国自身利益和需要，那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4]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770页。

[15]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175—176页。

[16] 详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241—295页。

[17]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96—529页。

[18] 详见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9]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177页。

[20] 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58—59页。

[21] 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第22—23页。

[22] 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第21页。

[23]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第39页。

[24]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41页。

[25] 有关学部设立的经过及学部在推动晚清教育文化事业上的作用，请参见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26] 对于废除科举制的历史意义，严复就没有局限于教育领域，而是将它与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的废除封建制、建立郡县制相提并论，称：“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之废封建、开阡陌。”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166页。

[27]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152、172—173页。有关清末军事改革研究，可参见〔美〕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澳〕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郭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8]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8册，第314—315页。

[29]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商务印书馆，1910年铅印本，第54—72页。

[30] 有关清末新军编练经过，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华书局，1978。

[31]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第1—3、8—27页。

[32]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第29页。

[33]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第3—5页。

[34] 《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342页。

[35]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8册，第17页。有关清末经济政策和改革的研究，可参见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6]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8册，第36—37页。

[37]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9册，第71—72页。

[38] 《商部奏定商律》，《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6册，第十类“实业·商律破产律”，第4页。

[39] 《商部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6册，第十类“实业·注册”，第26—27页。

[40] 《商部修律大臣会奏议订商律续拟破产律折》，《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6册，第十类“实业·商律破产律”，第13页。

[41] 有关清政府与列强围绕收回路矿权利所展开的交涉和斗争，可参见Lee En-han，China’s Quest for Railway Autonomy，1904-1911（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77）；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42] 有关清政府与列强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可参见William P. Alford，To Steal a Book Is an Elegant Offence：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Chinese Civilization（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30-49；崔志海《中国近代第一部商标法的颁布及其夭折》（《历史档案》1991年第3期）及《试论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43] 《商部奏酌拟奖给商勋章程折》，《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6册，第十类“实业·劝业”，第47页。

[44] 有关清末官商关系的调整和商会的兴起，可参见〔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王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5]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9册，第71页。

[46]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5329页。

[47]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5328页。

[48]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272页。

[49] 《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43—44页。按：有关清末立宪运动史的研究，以韦庆远、高放、刘文源合著《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和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所做的研究最为全面，走在国内学者前列。

[50] 《裁定奕劻等拟中央各衙门官制谕》（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71—472页。

[51] 详见《总司核定官制大臣奕劻等奏续订各直省官制情形折》（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03—510页。

[52] 《裁定奕劻等复拟中央衙门官制谕》（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廿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72页。

[53] 《立宪应如何预备施行准各条举以闻谕》（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4页。

[54] 《资政院等奏拟订资政院院章折》（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十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28页。

[55] 《谘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均照所议办理著各省督抚一年内办齐谕》（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83—684页。

[56] 《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宪法大纲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折》（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67—68页。

[57] 《九年筹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7页。

[58] 《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61—67页。

[59]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274页。

[60]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5册，第63页。

[61]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5册，第229页。

[62]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5册，第432—433页。

[63]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81页。

[64] 按：在后来谘议局第一届会议上，浙江、江苏、江西、奉天等许多省的谘议局议员就对这套谘议局与地方督抚往来公文格式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改用平行机关的“照会”、“咨”或“移”等用词。

[65]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第14—15页。

[66] 有关谘议局议员的身份分析，请参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23—27页。

[67]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368页。

[68] 以上数据根据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157—159页中的相关统计及说明得出。另，有关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研究，可参John H. Fincher，Chinese Democracy：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in Local，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tics，1905-1914（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1）。

[69] 资政院第一届议员实际名额为各98名。

[70] 参见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第421—455页。

[71] 《宪政编查馆会议政务处奏拟定内阁官制并办事暂行章程折》（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60页。

[72]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16页。

[73] 《各省教育总会联合议决案·请变更初等教育法案》，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81页。

[74] 《学部通饬整顿筹汇编实业教育札文》（宣统元年八月一日），璩鑫圭、童富勇、张守智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21页。

[75] 详见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76]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5册，第251、253页。

[77] 张侠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第93页。

[78] 有关摄政王载沣为重整海军所做的改革，可参见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第563—578页。

[79]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92—93页。

[80] 有关清末铁路政策的演变及如何看待清末的铁路政策，请参见崔志海《论清末铁路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81]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中册，人民出版社，2000，第1334—1336页。

[82]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中册，第1326—1331页。

[83]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中册，第1337—1349页。

[84]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5251页。

[85] 《东方杂志》第7卷第12期，1911年1月，“记载第一·中国大事记”，第181—182页。

[86] 详见张振鹤、丁原英编《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期；马自毅《前所未有的民变高峰——辛亥前十年民变状况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87] 金毓黻编《宣统政纪》第25卷，辽海书社，1934，第26页。

[88] 金毓黻编《宣统政纪》第25卷，第27页。

[89] 赵炳麟：《再请预算行政经费疏》，《谏院奏事录》卷6，第40页。

[90] 刘体仁：《异辞录》卷4，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28页。

[91] 《敬告国民》，《时报》1910年7月1日。

[92] 《读二十一日上谕赘言》，《时报》1910年7月2日。

[93] 《读初三日上谕感言》，《时报》1910年11月8日。

[94] 《读二十三日上谕恭注》，《申报》1910年12月26日。

[95] 《国会请愿代表团通问各省同志书》，《时报》1910年11月14日。

[96] 《国会同志会请各团体电约各议长入都定计书》，《申报》1911年3月28日。

[97] 《谘议局联合会宣告全国书》，《国风报》第2年第14期，1911年，“文牍”，第12页。

[98]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79页。

[99] 《直省谘议局联合会为阁制案续行请愿通告各团体书》，《国风报》第2年第16期，1911年，“文牍”，第8页。

[100]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谱”，第66页。

[101] 刘厚生：《张謇传记》，香港龙门书店，1965，第181—182页。

[102] 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第212—213页。

[103] 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193—194页。

[104]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1904年1月13日），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98页。

[105]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5807页。

[106] 张之洞：《筹议约束鼓励学生章程折（附章程）》（1903年10月6日），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第57—58页。

[107]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5806—5807页。

[108] 《致张允言等》（1907年6月2日）《张人骏家书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第114页。

[109] 有关清朝海军反正起义的情况，详见《近代中国海军》，第679—710页。

[110] 〔澳〕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94—95页。

第十二章 立宪运动与民间宪政诉求[1]

清末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是既相关联而又有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两者的基本目标都是以和平变革方式实现从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度转型，但运动的主体与路线并不相同。预备立宪是清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是清末新政从体制内变革发展到政治体制变革的必然结果。而立宪运动则是由立宪派领导的自下而上推动清政府走向宪政改革的运动，是从体制外促动清政府进行政治体制变革的运动，实际上可以说是“运动立宪”。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立宪派发动立宪运动是清政府实施预备立宪的重要推动力量，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进度又直接影响立宪运动的进程甚至成败。

日俄战争以后，立宪思潮高涨。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立宪派闻命欢欣鼓舞，对朝廷的宪政改革充满了热切的期望。他们纷纷组织立宪团体，积极参与谘议局和资政院的组建及议政活动，并连续多次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将立宪运动推向高潮。但是，清廷并没有完全按照立宪派的意愿行事，其迟缓拖延的态度与借立宪之名而行集权之实的举措与立宪派的宪政改革理念颇有差距，“皇族内阁”的出台终于使立宪运动陷于绝境。武昌起义后，对清廷绝望的立宪派最终走上了与革命派合流的道路。

学界关于清末最后十年（1901—1911）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在这种革命史的框架中，立宪派的活动只是作为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是当作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1950年代末，大陆学者胡绳武、金冲及二位先生合著《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对立宪运动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认为：“弄清楚这次运动的性质、社会基础、发展过程和影响，对理解中国近代在戊戌变法以后一系列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和思想思潮的反动本质及其复杂性，对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前言》）显然，这个研究思路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代印记。1960年代末，台湾学者张朋园先生出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商务印书馆，1969），也是从辛亥革命史的角度研究立宪派，总体上仍未脱革命史的窠臼，但其对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贡献的正面叙述则被称为“扩充了历史研究的范畴”（《韦慕庭先生序》）。张玉法先生的《清季的立宪团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也是相关研究的重要著作。大陆学界对立宪运动的理性实证研究，则晚至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真正起步。李新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用较长篇幅客观地描述了立宪派的立宪运动。1993年，韦庆远、高放、刘文源三位先生的《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侯宜杰先生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是这方面重要的代表性著作。本章拟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论述清末立宪运动的来龙去脉。

一 立宪派与立宪思潮

立宪派大致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戊戌时期形成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他们在戊戌政变之后又以保皇派的姿态出现，基本上在海外活动；二是在清政府新政推行的过程中形成的绅商群体，包括具有一定新知识、新思想的近代式商人、实业家和一些开明士绅，如张謇、汤寿潜等人，他们是国内立宪运动开展的主要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日俄战争前后，由于立宪派的鼓吹，立宪思潮高涨，以和平方式从体制外推动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的立宪运动逐渐步入正轨。

日俄战争的刺激与影响

清末新政启动之后，随着教育、经济、军事等各项改革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既是新政改革本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是国内外政治形势压力所致。“吾国立宪之主因，发生于外界者，为日俄战争；其发生于内部者，则革命论之流行，亦其有力者也。”[2]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与立宪思潮的勃兴，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做出宪政改革的抉择，以迎合立宪派而对付革命。其中关节，日俄战争的刺激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日本与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地区利益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战争爆发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竟然无视战火在自己领土上燃烧，宣布严守“局外中立”，任凭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肆意蹂躏中国人民的生命与财产。人们怀着尴尬屈辱的心情关注着战争的进程，预测着战争的结局，并企盼着中国的前途与希望。战争伊始，人们希望黄种而立宪的日本战胜白种而专制的俄国，因为这个结果将证明两点：“一则黄种将与白种并存于世，黄白优劣天定之说，无人能再信之；二则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其例确立，如水火金刃之无可疑，必无人再敢尝试。”[3]战争的结局果然是“蕞尔岛国”日本战胜了庞大凶横的沙皇俄国，这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日俄战争的结果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黄种战胜白种，给中国人以信心。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之下被迫进入近代世界。长期中外较量和竞争中的挫折与屈辱使国人逐渐形成一种抑郁、悲愤的民族自卑心态。在进化论刚刚风行神州大地的时代，中国屡战屡败的惨痛现实，加上西方殖民主义者对“白种优于黄种”谬论的宣扬，使国人心中产生一种深深的忧虑：黄种将有被白种残酷淘汰的危险！日俄战事刚起，便有人表露了这种忧虑的心态：“黄种、白种，中国之一大问题也。若俄胜日败，则我国国人之意，必以为白兴黄蹶，天之定理，即发愤爱国之日本，亦不足与天演之公理相抗，而何论于中国。此意一决，则远大之图，一切绝灭，而敬畏白人之意将更甚于今日，而天下之心死矣。”[4]随着日本对俄国的节节胜利，这种忧虑逐渐烟消云散。同为黄种的日本战胜了白种的俄国，彻底戳穿了所谓“白种优于黄种”的谬论，使郁闷已久的国人颇感振奋和欣慰。

第二，立宪战胜专制，给中国人以希望。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成为新兴的立宪国家，沙皇俄国则是老牌的专制帝国。时人认为，日俄之战不仅是黄种与白种之间的种族之战，更重要的是“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5]对此，国人还有一大忧虑：如果俄国战胜日本，岂不为清政府加强专制统治提供口实？因为日俄战争既是两国综合实力的较量，也是“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6]如果日本战胜俄国，就为立宪战胜专制提供了铁证。“非有此战，则俄国之内容不显，而专制、立宪之问题不决。我国十余年来，每言及专制、立宪之问题，辄曰：专制既不足以立国，何以俄人富强如此？自有此战，而此疑释矣。”[7]可以说，日俄战争的结局使中国人民认清了专制的祸害，明确了立宪的方向。

第三，师法日本模式，确定立宪的目标。中国向日本学习并不始于日俄战争，但日俄战争促使国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甲午一战，中国被迅速崛起的东邻日本战败，曾经使国人颇感震惊，于是开始走上师法日本的道路。中国与日本为同洲、同文、同种之国，“故言变法者莫不曰师日本，师日本”，但至日俄战争时，“十年以来，徒得其形式而不得其精神”，并没有显著的成效。日本明治维新之精神何在？“日本丕变之精神，在易少数贵族之专制政体而为多数民族之代议政体，由集权中央惟一之制度而调和以地方自治之制度而已。”可见其关键在立宪。因此，中国欲救亡图存，必须“改行立宪政体”。[8]日本以立宪国战胜专制国俄国，为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中国立宪宜仿日本成法，已成时人之共识。事实上，日后清廷的预备立宪就多有取法日本之处并非偶然。

日俄战争是中国思想界转向立宪的一大契机。“自甲午以至戊戌，变法之论虽甚盛，然尚未有昌言立宪者。政变以后，革新之机，遏绝于上而萌发于下，有志之士，翻译欧美及日本之政治书籍，研究其宪法者渐众。甲辰日俄战争起，论者以此为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争。日胜俄败，俄国人民，群起而为立宪之要求，土波诸国，又闻风兴起。吾国之立宪论，乃亦勃发于此时。”[9]立宪思潮陡然高涨，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即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立宪思潮的奔涌勃发

立宪思想在近代中国纯属西方舶来品。19世纪末，一些早期改良派人士与康梁维新派都零星地介绍了诸如议院之类的若干关于西方近代宪政制度方面的知识，立宪思想开始萌发；20世纪初，在民主革命思潮勃兴的同时，君主立宪思想也蔚然成为一股颇具影响的社会政治思潮。立宪思潮兴起以后，人们便把主张君主立宪者称为立宪派，立宪派一词便取代维新派而成为改良派的代名词。[10]立宪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流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和留日学生杨度（后回国活动），以及在国内颇为活跃的张謇、汤寿潜、郑孝胥、赵凤昌等人。

较早系统地阐述君主立宪理论的思想家是梁启超。1901年6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立宪法议》一文，认为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体，当时全球强国之中除俄国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国与法国为民主立宪政体以外，其余各国都是君主立宪政体，故“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立宪政体与君主政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有宪法限制权力，各种有限之权皆来源于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政体改革必须立宪。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此文中提出了“预备立宪”思想。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并不能立刻实行立宪政体，“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从宣布立宪到实施宪法用了二十年时间，中国最快也得十年或十五年。为此，他设想了预备立宪的几个基本步骤：一是颁明诏确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二是派遣重臣三人带领随员考察欧、美、日本各国宪法之同异得失，以一年为期；三是重臣考察回国后，在宫中开设立法局，起草宪法；四是由立法局翻译各国宪法原文及其解释宪法之名著，颁布天下；五是宪法草稿完成后，在官报刊布，令全国士民逐条辨析，经五年或十年时间损益，制成定本颁布，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六是自颁诏确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11]该文概括地说明了立宪思想的基本纲领，对立宪思潮的兴起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随后，梁启超还陆续发表论著，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宪政思想，并有意识地劝告清廷实行立宪。同时，他还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刊发大量其他有关宪政的著作，介绍各国立宪史及各种宪政学说。

康有为流亡海外后以保皇派自居，始终坚持君主立宪主张。1902年，康有为发表著名的公开信《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明确表示要依靠光绪帝实行君主立宪。同年，康有为还以数百万海外华侨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折稿，批评清政府刚刚开始的“新政”变法是“无其根本而从事于枝叶，无其精神而从事于其形式”，要求慈禧太后“归政皇上，立定宪法，大予民权，以救危亡”。[12]显然，康有为仍然寄希望于依靠光绪帝实行君主立宪。

张謇早在1901年参与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起草工作时就著有《变法平议》，主张仿照日本明治维新，提出“置议政院”与“设府县议会”的构想，但未被采纳。1903年，张謇从日本游历考察回来，深受日本宪政的鼓舞，非常热衷研讨立宪问题，“见到官员友人，遇到谈论通信，没有不劝解磋摩各种立宪的问题”。[13]次年，张謇与蒯光典、赵凤昌、汤寿潜等人数易其稿，为鄂督张之洞与江督魏光焘起草了一份《请立宪奏稿》，张之洞再三嘱咐张謇要先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商量，袁世凯表示“尚须缓以俟时”，结果这个奏稿终于没有上奏。与此同时，张謇还与赵凤昌等人刻印《日本宪法》及《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等书，并将之送达清廷及铁良等重臣。[14]这时的张謇，始终在为立宪积极奔忙。

在立宪派思想宣传的影响下，国内思想界开始更多地关注立宪问题。一般士人逐渐不满清政府枝枝节节的“新政”变法，认为“变法不自设议院、改宪法始，则变如不变”。[15]显然，人们希望新政能更进一步而至于实行立宪，于是，宪法问题遂被时人所重视。当时上海积山乔记书局出版的《新学大丛书》，收集了许多关于宪法的书籍，包括《宪法通义》《宪法溯源》《宪法论》《各国宪法论略》《日本宪法创始述》《英国宪法沿革考》《德意志宪法沿革考》《普鲁士宪法沿革考》《法兰西宪法沿革考》等。[16]可见，立宪问题已经成为新知识界一个重要的思想兴奋点。

其时立宪思潮的高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立宪派进一步加强了舆论宣传，并奔走运动中央与地方权要赞成立宪。1904年，夏瑞芳在上海创办《东方杂志》，梁启超协助狄葆贤在上海创办《时报》，这两家报刊立即成为鼓吹立宪的重要思想阵地。其他还有不少报刊如《中外日报》《外交报》《政艺通报》《大公报》等，也加强了对立宪的舆论宣传。如《大公报》在1905年举行千号纪念征文时，被取为一等奖的就是一篇大谈“君主立宪者，政体之完全无缺者也”的文章。[17]立宪之词一时成为新闻舆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在张謇与汤寿潜、赵凤昌等江浙立宪派的积极奔走运动之下，清政府的军机大臣奕劻、瞿鸿禨和地方督抚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端方、周馥等重臣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赞成立宪的态度，甚至慈禧太后在看了张謇、赵凤昌等人送呈的《日本宪法》后也对立宪表示了好感，她在召见枢臣时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18]其时，立宪之声四起，上自王公大臣，下至绅商学子，多口谈立宪。立宪一词几乎成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19]

另一方面，清政府内部发出了立宪的呼声，部分开明官僚倾向立宪。1904年1月，日俄开战之前，云贵总督丁振铎与云南巡抚林绍年联衔电奏清廷请迅速实行全面变法。他们主张：“中国自今以后，一切即尽行改革，期于悉符各国最善之政策而后已。…… 即力行改革，期如不数年即悉如泰西各国而后已。”[20]虽然没有明确点出立宪，但立宪自是其全面变法主张的题中应有之义。同年4月，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书政务处，则明确提出“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先行宣布中外”，然后派大臣采访各国宪法，按照立宪政体制定宪法，并建议变通各国议院成例，在中央设立上下议院，以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院为下议院，同时在地方各省、府、县设立公议堂，选举绅士议政。他还认为，如果实行立宪，国家将迅速强盛，“不但远轶汉、唐，且将与英、德、日本比强。”[21]孙宝琦的上书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尤其使立宪派备受鼓舞。1905年，慈禧太后召见端方，询问新政举办情形，端方以立宪相对，太后颇有所感。[22]正是清政府内部部分开明官僚的倾向立宪最终促成了清廷的预备立宪。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时期立宪思潮的高涨还与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立宪思潮最能打动清政府的恰是立宪可以消弭革命的主张。“当此之时，国民之中，主张激烈之革命论者，日益蔓延。清政府欲利用立宪说，以消弭其患，其采用君主立宪制之本意，尤以此为多。”[23]

立宪派希望通过立宪运动改变专制政治的现状，实现政治民主化，使自己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因为立宪派与清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主张用和平改革的方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选择立宪模式的问题上，与清政府师法日本模式不同，立宪派主张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他们认为：“今世言宪政者，莫不首推英国，非特君主国之宪政宜以英为称最也，即共和国亦无有能及之者。”[24]英国的宪政模式是通过议会来限制与削弱君主的权力，置君主于事实上的虚君地位，虽然君主名义上仍然是国家元首，但其实只是一个国家的政治象征符号；国家政治大权由议会（立法权）与议会多数党组织的责任内阁（行政权）掌握，其结果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将君主的权力架空而削弱君权。因此，虽然清政府预备立宪与立宪派的立宪运动都主张君主立宪，但是日本模式与英国模式的选择上，结果大不一样。如果说清政府看重日本模式，主要是维护君权，那么立宪派钟情英国模式，则是在有意扩充绅权。

二 立宪政团纷起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立宪派纷纷组织立宪团体。据不完全统计，在1906—1911年的立宪运动中，海内外各地共建立各种立宪团体84个。[25]各地立宪团体的涌现是立宪派作为一个独立政治派别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江浙立宪派与预备立宪公会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经济发达，人文荟萃，风气开通，思想先进，是国内立宪派活动最重要的基地。张謇、汤寿潜等江浙立宪派是立宪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他们的思想与活动都已超越狭隘的省区地域而具有全国性意义。清廷开始预备立宪后，正是他们首先着手组织了国内第一个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

1906年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郑孝胥任会长，张謇、汤寿潜任副会长。据一份《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表》所列资料统计，235名会员中江苏103人，浙江55人，江浙籍人士共占会员总数的68%强，可见该会是以江浙立宪派为主体的立宪团体。在这235人中，有113人曾经任过各种政府官职或具有某种官衔，这些官绅将近占会员总数的一半，其余便主要是在各种企业、银行、公司、商会任职的商绅。[26]事实上，那些所谓官绅也有不少经营各种工商企业。可见，预备立宪公会的主要阶级基础是绅商，并与官府有着密切的联系。该会的灵魂人物是江浙立宪派的领袖张謇。

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以筹办宪政为中心，主要表现如下：[27]第一，出版书刊，宣传宪政知识。该会编辑的报刊主要有《预备立宪公会报》和《宪志日刊》两种。《预备立宪公会报》为半月刊，于1908年2月在上海创办，至1910年1月停刊，共出46册。1910年5月在北京改出《宪志日刊》，由孟昭常主编；次年2月，又议决改为《宪报》。该会出版的书籍主要有：孟昭常的《公民必读》和《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钱润的《地方自治纲要》、张家镇的《地方行政制度》、孟森的《谘议局章程讲义》以及邵羲译的《日本宪法解》、汤一鹗译的《选举法要论》等。各书畅销一时，影响颇大。第二，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宪政人才。1909年2月，该会接办由原江苏学会创办的法政讲习所，招收各省学员学习法政知识。先有半年一期的班次，注重地方自治知识，包括财政、预算、决算等方面，专门培养地方自治人才；后增设一年一期的班次，注重法律，以造就司法人才。第三，推动地方自治的进行与谘议局的筹办。在推行地方自治方面，预备立宪公会不仅督促各地士绅学习法政知识，而且催促宪政编查馆从速制定地方自治章程。在筹办谘议局方面，预备立宪公会也做了不少工作：在会中设立通信部，统一谘议局章程的解释与施行办法；每周召开谈话会一次，商议谘议局议案；与各省谘议局联系，互相交流经验。张謇被选为江苏谘议局议长，其他不少预备立宪公会会员被选为谘议局议员。第四，参与国会请愿运动。张謇、雷奋、杨廷栋、孟森、孟昭常等预备立宪公会成员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得非常活跃（详见下文）。

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其活动一直持续到武昌起义以后。

康梁与帝国宪政会和政闻社

在张謇等立宪派于国内设立预备立宪公会的同时，流亡海外的康梁也在谋求组织立宪团体。

1906年10月21日，康有为以个人名义向各埠保皇会会众发布公启，宣布在丁未（1907年）元旦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并拟定了改会简章。[28]当时，梁启超正在日本与熊希龄、杨度、蒋智由、徐佛苏等人商议组党。他接到康有为关于保皇会改名的信后，便与熊希龄等人商榷。熊希龄等人建议改用“帝国宪政会”之名，梁启超表示赞同。他致书康有为称：“何不用帝国之名，而用国民之名耶？岂赶不及耶？窃以为及今改之，未为晚也。”[29]康有为并未表示反对。

1907年3月底4月初，康有为在纽约召集各埠代表召开改保皇会为宪政会大会，正式宣布帝国宪政会成立。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在国内的活动主要是响应国会请愿运动。1907年底至1908年初，康有为发动亚、欧、美、非、澳五洲二百埠帝国宪政会侨民数十余万人上书请愿，要求“立开国会以实行立宪”。[30]在海外，帝国宪政会不仅面临着日益壮大的革命党人势力的竞争，而且因为开办商务公司、华墨银行尤其是振华公司等实业，经营不善，内部矛盾重重，势力大为削弱，反而不如保皇会时期声势之大。武昌起义以后，康有为通告各埠会众改帝国宪政会为“国民党”，[31]后被合并于共和党。

就在康有为酝酿改组保皇会的同时，梁启超也在与杨度等人谋求组党。后来，由于领导权问题，双方发生矛盾，合作组党计划流产，各自分道扬镳。梁启超认为，杨度之所以热心组党之事，是因为他“颇有野心”，即希望利用康梁一派的人力、财力与名誉图谋个人的发展。所谓“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为主体，而吾辈皆为客体”，“欲利用吾党之金钱名誉，而将来得间则拔戟自成一队”。[32]结果，杨度成立了宪政讲习会，梁启超与蒋智由、徐佛苏等人组织了政闻社。

1907年10月17日，政闻社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当天与会者有以梁启超为首的社员近二百人，其他赴会者千余人，并有日本名士犬养毅等人为之捧场。当梁启超演说国会议院等事时，潜伏其中的革命党人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人起身喊打，会场一片混乱，梁启超等人落荒而逃，大会不欢而散。[33]政闻社在一场闹剧中正式成立。

政闻社在海外成立后，便面临着艰难的生存环境，主要是与革命派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双方当时在海外的活动主要是以华侨与留学生为依托，因此在人力、财力与活动空间等方面存在着激烈的争斗。还在商议组党之时，梁启超就已经察觉到形势的严峻性，他致书康有为称：“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34]政闻社成立大会上革命派张继等人的存心捣乱更使双方的矛盾冲突公开化。因此，政闻社成立不久，即谋求转向国内活动。

1908年初，政闻社总务员马良、常务员徐佛苏、麦孟华率本部迁回上海。政闻社在国内活动的最大目标是请愿速开国会。在1907—1908年立宪派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中，政闻社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政闻社不仅与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等团体发起组织国会期成会，发动全国规模的签名请愿速开国会运动，而且还以该社全体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请愿，要求“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35]1908年7月25日，政闻社成员法部主事陈景仁以个人名义电奏朝廷，请求确定三年内召开国会，并把主张从缓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以谢天下，结果陈景仁反被清廷革职。8月13日，清廷谕令查禁政闻社，正式成立不到一年的政闻社因此被迫解散。

杨度与宪政讲习会及宪政公会

杨度与梁启超等人合谋组党失败后，遂谋求独立组党活动。1907年2月9日，杨度与方表、陆鸿逵、杨德邻等人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其宗旨在反对政府及革命党，而主张君主立宪。”[36]7月，杨度与熊范舆等人在政俗调查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宪政讲习会，其宗旨标榜“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施行”。[37]宪政讲习会以熊范舆为会长，实际主持人是杨度。

宪政讲习会成立不久，即对外公开发表《意见书》，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主张，认为欲救中国“非改造责任政府不可，欲改造责任政府，则非设立民选议院不可”，并表示本会同志愿为“宪政之先驱”。[38]同年10月，在杨度与宪政讲习会的策划下，由熊范舆领衔向清廷请愿要求开设民选议院，开民间请愿开国会之先河，并掀起了一场全国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

其时，杨度因料理伯父丧事回湘，宪政讲习会也随之开始在国内发展势力。是年底，杨度与湘绅谭延闿、龙绂瑞、廖名缙等人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1908年初，杨度改宪政讲习会为宪政公会，湖南支部即称为湖南宪政公会。随后，杨度进京设立宪政公会本部，并在上海等地建立分会，积极从事国会请愿联络活动。4月20日，由于张之洞与袁世凯的保荐，清廷谕令杨度“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39]此后，杨度借助在政府中的各种关系，大力发展宪政公会的势力。

然而，杨度在进入清政府体制后，其政治立场逐渐发生微妙的变化，开始由著名的立宪派领袖转变为清政府筹办宪政的御用官僚。其时，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立宪清单》。某些立宪派人士认为九年为时过长，攻击清廷有意拖延时间，甚至怀疑清廷立宪的诚意。杨度以宪政公会常务长的名义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公开为清廷辩护，认为“以君主大权制钦定宪法，实于今日中国国势办理最宜”；至于立宪期限，则是“宁迟无速，立宪政体不可早成”，“上而谕旨惶惶，岂宜违反”；并劝告本会会员“此时但宜奉扬谕旨，引导人民恪遵分年预备之单而为确立基础之法，不宜以空言为重，以实事为轻，见目前之近情，遗天下之大计”。[40]除杨度以外，宪政公会其他一些重要骨干分子也纷纷进入官场：熊范舆先被河南巡抚林绍年聘为法政学堂总教习，后又被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往云南任知府；沈钧儒被浙江巡抚增韫聘为谘议局筹办处总参议；薛大可应湖广总督之聘，陆鸿逵应湖南巡抚之聘，方表、黄敦怿应山东巡抚之聘，杨德邻应东三省总督之聘，筹办谘议局和地方自治，等等。诚如时人所谓，“彼团中人皆分布各省督抚幕府”。[41]宪政公会会务无人打理，组织渐形涣散。政闻社被查禁后，清政府对集会结社取缔甚严，宪政公会也自然消亡。

其他地方性立宪团体

除了上述几个跨省区甚至具有全国性规模的重要立宪团体以外，立宪派还组织了基本上是以省区为单位的地方性立宪团体，如吉林省自治会、广东粤商自治会、贵州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湖北宪政筹备会、福建政与会等等。

1.吉林省自治会

1907年1月6日，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成立，松毓为正会长，庆山、文禄为副会长。10月7日，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正式改名为吉林省自治会，以署理吉林民政使司民政使谢汝钦为监督，松毓为正会长，庆山为副会长。自治会成立后，便在省城设立自治研究所，编辑《自治报告书》，开办宣讲所，培养自治人才，传播新学，以开通风气，并积极开展筹办地方自治的准备工作。除此之外，自治会还参与了吉林省谘议局的筹办等宪政筹备工作，表现极为活跃。但是自治会的发展使绅民权力逐渐得以扩张，引起了官府的不满，最终招致被解散的命运。1908年11月10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与吉林巡抚陈昭常发布公告，宣布解散该会，将吉林省地方自治事宜改归谘议局筹办处一并筹办，并收小规模，改为吉林府自治局，拟先从吉林一府试办。[42]

2.广东粤商自治会

粤商自治会是广东商人自行组织的立宪团体。1907年冬，在两广人民开展反对英国攫夺西江缉捕权的斗争中，商人陈惠普等决定成立自治组织，“冠以粤商名号”，即粤商自治会。粤商自治会主要由广东的商业和金融业资本家组成，其重要代表人物有陈惠普、李戒欺、陈基建、黄景棠等。粤商自治会成立时宣称：“本会遵旨预备立宪，先与同胞谋自治，将以研究内政、外交之得失，发为议论，供朝廷采择；调查工商实业之利弊，力为整顿，以谋地方公益。”在筹办宪政方面，粤商自治会自筹经费办起了自治研究所，并协助一些城镇设立自治会，推动了广东地方自治的开展。与此同时，粤商自治会还积极参与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1909年，广东谘议局成立，粤商自治会的成员几乎被全部排除在谘议局之外，但是粤商自治会还是以民间团体的形式积极提出议案，努力参与谘议局的一些活动，对推动广东宪政改革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43]

3.贵州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

贵州较早的重要立宪团体为自治学社，由张百麟等人于1907年底创办。自治学社发行《自治学社杂志》作为其舆论机关，其社章标榜“以预备立宪、催促立宪为宗旨”。起初，自治学社完全是一个立宪团体；1908年秋以后，自治学社逐渐转向革命；1910年以后，自治学社终于卷入革命的洪流，成为革命团体。[44]

在自治学社逐渐转向革命的时候，贵州立宪派开始筹设新的立宪团体——宪政预备会。贵州宪政预备会在贵州教育会的基础上产生，任可澄为会长，陈廷棻为副会长，其会务实际上由教育会会长唐尔镛控制。1909年11月28日，贵州宪政预备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会上，任可澄宣称“本会以预备宪政为范围”，具体分调查、著译、演说、研究四部。[45]该会还办有法政学堂，并出版有《黔报》和《贵州公报》，以鼓吹立宪。

4.湖北宪政筹备会

湖北宪政筹备会附设于湖北教育总会。1909年5月20日，湖北宪政筹备会开会选举职员，学界、绅界有资望者80余人与会。会上选举姚晋圻为会长，李哲明为副会长。[46]湖北宪政筹备会的实际领导人是著名立宪派人物汤化龙与张国淦，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湖北立宪派团聚于宪政筹备会，积极参加国会请愿运动，成为全国宪政改革运动的重要力量。

5.福建政与会

福建政与会成立于1909年12月，其主义标榜“专以辅佐地方自治之不逮，并为谘议局机关之助”。[47]政与会主理干事为林长民、刘崇佑、陈之麟，评议员为高登鲤、黄乃裳、林辂存等人，均是谘议局的重要成员。福建政与会是与谘议局等宪政机构关系密切的重要立宪团体。

另外，还出现了许多以一府、一州、一县或一个城市为单位的规模更小的地方性立宪团体，如扬州的法政研究会、天津的自治期成会、常熟的地方自治会、汕头的自治研究社等。还有一些立宪团体是专为某一项特定的宪政目标而结成的，如国会期成会、国会请愿同志会、谘议局研究会、地方自治研究会等。京城与驻防八旗士民也成立了自己的立宪团体，如北京的八旗宪政会、杭州的杭乍两防旗人自治会等。在立宪运动之中，由于各种政治团体的创设，立宪派逐渐聚合成一个独立而成熟的政治派别。同时，正是由于国内外各个立宪团体之间不断的联合活动，各地立宪派逐步实现了全国性的联合，并将全国立宪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三 立宪派参与议政

立宪派作为传统官僚体制之外的民间政治势力，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参与议政的场所主要有谘议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和资政院。在这些省区与全国性的议政场所，立宪派突破了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针对各省地方甚至国家政策走向与政治运作，充分表达了民间政治势力的政治诉求。这是近代民主政治在清末的初步尝试。

立宪派在谘议局中的议政

谘议局是省议会的基础。1909年10月14日（宣统元年九月初一日），除新疆因故缓办外，全国21个省谘议局同时宣布成立。各省谘议局成立后，便成为立宪派议政的重要场所。许多著名的立宪派领袖人物如张謇、汤化龙、谭延闿、陈黻宸、梁善济、吴景濂、蒲殿俊、罗纶等被选为谘议局正副议长，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之下，立宪派在谘议局中的议政活动颇为活跃。

《谘议局章程》规定，谘议局会议分常年会与临时会两种：常年会每年召开一次，会期为40天，自农历九月初一日至十月十一日，如有必要，可延长10天；临时会遇有紧要事件临时召开，会期为20天。谘议局所议议案有三类：一是各省督抚提出交议的议案，二是谘议局议员自行提议的议案，三是自治会或人民陈请的议案。

在第一届常年会上，各省谘议局都收到了很多议案，议员议政热情极高，议决了不少重要的议案。据《东方杂志》记载，江苏谘议局收集议案184件，其中督抚交议案15件，议员提议案98件，人民请议案71件。结果是：已经决议案109件，包括督抚交议案15件，议员提议案88件，人民请议案26件；议而未决案20件，包括议员提议案16件，人民请议案4件；未及提议案13件，包括议员提议案10件，人民请议案3件；另外，人民请议案中尚有37件被废弃或留作备考，有5件未及审查。[48]虽然因为会期有限，谘议局议决的主要是督抚交议案和议员提议案，尚有一些议员提议案尤其是大量人民请议案未及开议，但是从议员提议案和人民请议案都有较大数量甚至远远超过督抚交议案的事实来看，立宪派与一般民众的参政议政热情是很高的。

各局议案的内容可以吉林谘议局为例。吉林谘议局共议决28案，大致可以分为八类：（1）关于民政者5案，即督抚提议的筹划巡警经费案和改营业税为附加税以充地方自治经费案，谘议局提议的乡巡利弊案、速办城镇乡自治选举案和变通自治研究所办法案。（2）关于财政者6案，即督抚提议的募集公债整顿币制案，谘议局提议的税契减轻案、租赋弊端案、裁减税卡厘剔弊端案、牲畜税尽数提解案和不认长农新加车捐案。（3）关于学务者6案，即督抚提议的设立简易识字学塾案、设立实业教员讲习所案、推广初等小学案、整顿学务饷捐案和划一提充学款章程案，谘议局提议的学业利弊案。（4）关于实业者2案，即督抚提议的设立农会案，谘议局提议的矿产兴废案。（5）关于交涉者1案，即谘议局提议的质问外交失败案。（6）关于军政者2案，即谘议局提议的筹设制造军械局案和整顿军务以清盗源案。（7）关于地方政治者3案，即谘议局提议的兴革依兰府一带地方利弊案、指陈新城府金守酷刑违法案和指陈桦甸县李违法徇私案。（8）其他3案，即谘议局提议的保路会善后办法案、学生祖国光借款留学案和议员回籍调查案。[49]可见，各省谘议局的议案具体涉及本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实际问题，结合省情参议省政，“要皆按诸地方情形，切中当时利弊”，[50]真正起到了为各省地方政治献计献策的积极作用。

各省谘议局第一届常年会大体进行得较为顺利。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奏报奉天谘议局会议情形时说：“此次呈定议案，类多切中时势，有益地方；即会议期内，俱能秩序井然，恪诚任事。”[51]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G.E.Morrison）也“高度评价”了在太原和西安亲眼看到的山西和陕西两省谘议局情形。他以记者敏锐的目光观察到，在谘议局会议上，“代表们那样从容不迫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样有秩序地讨论议题”。其结论是：“试办谘议局显然是个成功。”[52]

尽管如此，各省谘议局第一届常年会并非尽善尽美，事实上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吉林谘议局因提议“质问外交失败案”而与巡抚陈昭常发生冲突，贵州谘议局所提议案“或有理论而无方法，或已表决而复修正，混淆牴牾，棼然相乱”。[53]当然，在立宪派第一次参政议政的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1910年10月3日，各省谘议局第二届常年会如期召开。在此常年会上，各省谘议局又议决了许多重要议案。例如，四川谘议局会期50天，开正式会议20次，通过议决案30余件，如请代奏速开国会案、以地方公产筹设各府厅州县殖业银行案、法令公布规则案、整顿全省学务案、请饬审理词讼衙门张贴判决书案等。据《蜀报》记载，在议决纠举巡警道违法案当天，“旁听八百余人。议员根据法理，不屈不挠，旁听席眉飞色舞，至日暮犹不去。吁！民气蹐跼久矣。万头攒动，侃侃直言，无惑乎令人神往也”。[54]

各省谘议局第二届常年会大都能吸取第一届会议的经验教训，因而开得更有成效。如贵州谘议局便因事先准备充分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自治党鉴于往岁之覆车，先期开议案预备会，从事研究，议员亦益明习政事，熟练程序。第二届常会以全力争预算案，于地方经费大有减削。又通过龚文柱改良水手方法案，以法律形式促巡抚公布，舆论翕然称之”。[55]

在第二届常年会上，有不少省份发生了谘议局与地方督抚之间因权力关系的矛盾冲突。据《东方杂志》记载，浙江谘议局因浙路事陈请巡抚增韫代奏收回成命而停议待旨，增韫多次劝告谘议局开议，但议员始终不从，坚持要求增韫先行拟电代奏，双方僵持达一个月之久。湖南谘议局因巡抚杨文鼎举办公债未经交局议决而擅自奏准发行，以为侵权违法，故电请资政院核办。广东谘议局提出定期禁赌议案，要求两广总督袁树勋在三日内电奏清廷，宣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期限，否则停议力争，甚至全体辞职。袁树勋以尚未确定筹抵赌饷办法为由而表示不便即行电奏，议员当即实行停议，最后迫使袁树勋不得不据情电奏，议员始照常开议。福建谘议局因闽浙总督拒不交议预算案之岁入，决定全体罢议。顺直（直隶）谘议局因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续募公债，曾提出质问书，质问所办公债是作为地方公益之用还是充当行政经费之用，但陈夔龙不予理睬，于是谘议局在第二届常年会闭会之后又召开临时会，特提出“陈总督侵权违法案”，呈请资政院核办。[56]

各省谘议局第二届常年会上争议最多的是关于预算案问题。按《九年筹备立宪清单》规定，1910年应试办各省预算。据《谘议局章程》规定，各省预算案必须由督抚提出并交谘议局议决。但是，谘议局第二届常年会召开后，各省督抚或迟迟不提交预算案，或所交预算案中仅有岁出而没有岁入，致使谘议局无法开议。各省谘议局一面质问督抚，一面致电度支部和资政院，以求妥善解决，然迄闭会而无结果。于是，各省谘议局遂纷纷召开临时会议决预算案。在此过程中，谘议局与督抚及官府的矛盾冲突仍然无法避免。例如，四川谘议局为了做好议决预算工作，特派议员分别到省城附近各局、所、学堂、工场参观调查，以资印证，竟被官府借故拒绝阻难。[57]再如，江苏谘议局议决两江总督张人骏提交之宣统三年宁属预算案，“其中增减数目于各学堂经费有以百分裁去四十余分者，有裁去百分之数分者，有同等学堂用数本多而减数甚微者，有用数本少而减数甚巨者，实无划一办法”。张人骏对此颇为不满，不予公布施行。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与副议长及常驻议员全体辞职。随后，江苏绅商成立预算维持会，声援谘议局。资政院江苏籍议员通过总裁向内阁提出公呈，要求妥善解决江苏预算案。在各方面压力之下，张人骏最后公布了预算案。虽然较之局议尚多出入，但张謇等为顾全大局，表示接受。[58]

立宪派在各省谘议局两届常年会上的议政活动，是我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地方民主政治的初步尝试。

立宪派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中的联合议政

各省谘议局的设立为立宪派提供了重要的议政场所，但与此同时，也相应地限制了立宪派的议政范围。谘议局以省为单位，使得立宪派所议之政不得不局限于一省之内。事实上，许多问题本身已超越省区界限，并不是一省之力所能解决的。因此，立宪派在谘议局议政的过程中业已产生联合起来的需要。尤其是在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各省谘议局代表通过相互接触与联合行动，更加感到有组织一个超越省区界限的统一机构的必要，以“会议关于牵涉各省之议案，以谋一致”。[59]于是，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又称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便应运而生。

1910年8月10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其章程规定，联合会由各省谘议局遣派的议员组成，各局选出的资政院议员也可遣派为会员。联合会议事范围有三：一是各省谘议局共通利害之事；二是资政院提案预备之事；三是关于本会章程及其他种规则之事。议案分三种：一为联合会共同提出之议案；二为各省谘议局提出之议案；三为到会会员临时提出之议案。各种议案一经决议，各省谘议局应采取一致行动。联合会每年农历六月在北京开会一次。“本会开会之日为成立，闭会之日为终止。”[60]可见，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没有常设的组织机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政治结社，其实只是一个供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议政的临时性机构。

8月12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会上选举汤化龙为主席，蒲殿俊为副主席。直到9月7日闭会，共开会13次。在这届谘议局联合会的13次会议中，各省议员代表共提出议案46件，最后议决议案14件，其中5件是关于改变盐法、裁撤厘捐、禁绝鸦片、保护商办铁路、废除学堂以科举名称奖励毕业生的问题，另外9件都是关于政治的问题。陈请提议请速开国会案主张速开国会。陈请申明资政院立法范围提议案申明正式议院成立以前资政院具有完全立法性质，预备立宪以来颁布的法律法令都应由资政院审查，宪政编查馆不得侵犯其权限。请根据章程确定权限解释公呈案、陈请更正谘议局文书体式建议案、陈请解决谘议局办理困难情形案、沥陈谘议局困难请变通办法案旨在确立谘议局的地位与权限，不满意宪政编查馆对谘议局章程的解释及有关谘议局文书格式的规定，要求资政院予以纠正。陈请建议速定官制提前实行案建议资政院议决责任内阁官制草案，于开会期间奏请施行。陈请修改结社集会律案要求资政院修改《结社集会律》有关人民自由结社集会的限制性条文，如禁止学堂教员结社集会，政治结社以100人为限，政论集会以200人为限等条文，必须删除。[61]这些议案由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准备提交即将正式成立的资政院议决，这是立宪派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集体议政的结果，反映了全国立宪派的共同呼声。

对于各省谘议局第二届常年会上争议最多的预算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事先探闻到度支部以本年尚在预算期内而要督抚不必提交谘议局议决的消息，特别讨论了对待方法，通告各省谘议局。其具体方法是：（1）如果督抚不提交预算案，谘议局应一面诘问督抚，一面致电资政院，要求其确实速复。如果是奉旨不交，则各局当互相电告，皆致电资政院力争，不达目的，同时停议。（2）预算内容如果只有出入总表而无分表，或只有岁出经费而无岁入款目，应同时交还督抚，并致电资政院请求更正，不达目的，同时停议。（3）其他情况，如预算案之岁入类不分别国家税、地方税，而仅以一部分之岁入作为地方行政经费，应将岁出各经费削减，如督抚不准，则致电资政院争之。[62]由此可见，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未雨绸缪，为各省谘议局与地方督抚争执预算案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资政院开院以前，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成立，为全国立宪派提供了联合议政的场所，这对于加强各省立宪派的联系，协调各省立宪派的行动，共同推动立宪运动的发展，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立宪派在资政院中的议政

资政院的成立，为立宪派提供了又一个议政场所。资政院由钦选议员和民选议员组成，两者数量各半，但就宪政知识与政治活动能量而言，后者远胜前者。钦选议员除少数是从各部院推选的年轻官员而有所表现外，大多数是年迈庸碌的贵族和官僚，他们在资政院中并无积极的表现。民选议员则都是各省谘议局的重要议员，大都是立宪派的骨干分子，他们在资政院中表现得颇为活跃。资政院虽然不是正式国会，只是预立国会的基础，但时人仍然对之寄予很高的期望。如《申报》所云：“宣达舆情，规划宪政，尽监督之责任，树国会之先声。”[63]又如《盛京时报》所谓：“资政院固代表舆论之最高机关也。”[64]时论如此，立宪派当然也把资政院当作议政的舞台。

立宪派在资政院的议政活动主要表现在积极参加资政院会议上。《资政院章程》规定，资政院会议分常年会与临时会两种：常年会每年召开一次，会期三个月，自农历九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初一日，如有必要可延长会期一个月；临时会遇有紧要事件临时召开，由行政各衙门或总裁、副总裁之协议，或议员过半数之陈请，均得奏明奉特旨召集。

1910年9月23日，资政院第一次召集议员，宣布正式成立。总裁溥伦、副总裁沈家本为正、副议长。10月3日，资政院召开第一次常年会开会典礼。典礼异常隆重，监国摄政王、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均亲莅议场。10月4日，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正式开会议事。这次常年会按院章规定会期为三个月，后因议事未完而延期10天，到1911年1月11日闭会，其间共开议事会39次。会议接收并议决了许多议案，这些议案主要有政府交议、议员提议和谘议局请议三类，另有团体或人民陈请的议案，具体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如速开国会案、速设责任内阁案、速立官制提前实行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资政院立法范围案、谘议局困难案、统一国库章程案、裁厘加税案、商办铁路非经国会协赞不得收为国有案、地方学务章程案、停止学堂奖励明定学位以正教育宗旨案、大清新刑律案、修正结社集会律案、赦免国事犯案、著作权律案、报律案、改用阳历案、禁烟案、剪发易服案等等。下面简要介绍几个重要议案议决的基本情形。

1.速开国会案

资政院开议之时，正值国会请愿运动高潮，请愿代表与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向资政院呈递了陈请速开国会的说帖，在立宪派议员的促动下，议决速开国会案遂被提上资政院的议事日程。10月17日，议员易宗夔首先提出了应该先行讨论作为“根本上的问题”的速开国会案。议员黄毓棠、于邦华、刘荣勋等人也认为资政院应该讨论速开国会这样的最紧要的“重大议案”，不要讨论那些无价值的问题，白白浪费议员们的“黄金时间”。[65]10月22日，资政院开议陈请速开国会议案。议员罗杰首先发言，对此案提出三点意见：“一、此案不决，诸案均不能决，要求本院议员全体赞成通过；二、要求议长从速上奏；三、要求到院政府及特派员暨我国有气力之人，设法使摄政王见信即允速开。”随后议员江辛、牟琳、于邦华、陶镕相继发言，均表示赞成，要求即行表决。当副议长沈家本宣布如有赞成请开国会者起立时，出席此次会议的141名议员全体“应声矗立，鼓掌如雷”，并齐声三呼：“大清帝国万岁！大清帝国皇帝陛下万岁！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全场震动。[66]10月26日，资政院到会171名议员一致通过了陈请速开国会具奏案。议员易宗夔、李榘、于邦华、许鼎霖等人要求议长溥伦“从速具奏”，并在面奏时“极力陈说”各方面请速开国会的热情，以促成皇上早日允准，得到溥伦的允诺。[67]随后，资政院具奏。11月4日，清廷谕令改为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此举虽然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三年，但立宪派仍感不满，要求“再具议案，请求即开”。[68]后来，速开国会案终于因为清廷对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制而再没有进展。

2.弹劾军机大臣案

弹劾军机大臣案起因于资政院核议各省谘议局与督抚争执的议案。在各省谘议局第二届常年会上，湖南谘议局与湖南巡抚就发行公债案发生争执，云南谘议局与云贵总督就盐斤加价案争执，广西谘议局与广西巡抚就限制外籍学生案争执，均请资政院核办。资政院支持谘议局，迅速议决请旨办理，但由军机大臣草拟并副署的清廷谕旨却把资政院议决上奏之案再交有关行政衙门议奏。资政院议员异常愤慨，认为“本院决议上奏之案，乃交行政衙门议奏，是以行政机关蹂躏立法机关之独立，实为侵夺资政院权限”，纷纷主张“根据院章，弹劾拟旨之军机大臣”。[69]11月22日，资政院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弹劾军机大臣案。12月18日，资政院正式具折上奏，指责军机大臣只知保持禄位，而根本没有负起其应负的责任，主张迅速成立责任内阁。当天，军机大臣也奏请全体辞职。清廷同时发布两道谕旨：一面挽留军机大臣；一面斥责资政院。[70]12月19日，在资政院会议上，议员们对两道上谕颇为不满，主张再行弹劾军机大臣。议员们纷纷发言，有的主张弹劾军机大臣机关，有的主张弹劾军机大臣个人，有的主张仍请明定军机大臣之责任，有的主张全体辞职或请旨解散资政院，最后以多数表决通过具奏明定军机大臣责任案。[71]24日，资政院会议通过了修正后的请速设责任内阁折稿。[72]显然，资政院悄然调整了斗争策略，撇开了弹劾军机大臣的责任问题，而直接提出速设责任内阁。不料，资政院尚未上奏，清廷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举措。25日，清廷谕令宪政编查馆速拟内阁官制具奏，使资政院的奏折失去了上奏的意义。26日，资政院以多数表决通过了撤销速设责任内阁折稿。[73]30日，资政院会议再次通过了弹劾军机大臣折稿。折稿以“枢臣失职，不胜辅弼之任”为由，认为“该大臣等素工趋避，不知仰体宸衷，甚且阴恃为保障之资，益弛其辅弼之责，不特于臣院有进行之阻碍，或更至宪政有根本之动摇”。[74]次日上奏，结果留中不发，所谓弹劾军机大臣案终于石沉大海，湮没无闻。

3.开释党禁案

开释党禁案主要是赦免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党人，同时兼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资政院讨论开释党禁案与康梁的运动密切相关。12月15日，在资政院会议上，议员提议请昭雪戊戌冤狱案和请赦国事犯罪人员具奏案，会议表决通过交特任股员一并审查。[75]12月21日，有各省人民代表河南举人王敬芳等和直隶王法勤等向资政院呈递陈请开释党禁说帖，资政院也交审查请赦国事犯罪人员具奏案之特任股员一并审查。[76]1911年1月3日，资政院会议以多数表决通过了请赦国事犯罪人员具奏案。会上，议员长福受特任股员长庄亲王委托，说明了审查的具体情形，认为赦免问题须分两层办理，包括戊戌党人和革命党人：戊戌党人“从前虽为有罪之人，到立宪时代宗旨与政策相同，便变无罪之人，应请恩赦”；革命党人“其行为虽可诛，其用心已可悯”，如不恩赦，“或激起激烈手段，要亦非中国之福”，故主张“一并恩赦”。随后，罗杰、雷奋、易宗夔等相继发言，大都建议将戊戌党人和革命党人“一体特赦”。[77]1月10日，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最后一次议事会通过了昭雪戊戌冤狱折稿和请赦戊戌获罪人员折稿并上奏朝廷。[78]但是清廷未予理睬。直到武昌起义后，立宪派在资政院第二次常年会再次提出此案，监国摄政王载沣迫于各方压力，才正式下诏赦免党人。

4.各省谘议局与地方督抚相争执的议案

为了核议各省谘议局陈请的议案，资政院特别设立了“审查各省谘议局关系事件特任股员”，由议长指定18名议员充任。[79]他们专门负责审查有关议案，然后向会议提供审查情况报告，以供议员议决。在各省谘议局第二次常年会上，发生了许多谘议局与督抚争执的事件，一般情况都是陈请资政院核议。事实上，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也处理了不少这样的议案，如第一次议事会讨论的第一个议案就是广西谘议局与巡抚张鸣岐争议的全省禁烟案，其他如湖南公债案，云南盐斤加价案，广西限制外籍学生案等，都经过了资政院会议的核议。其中，各省普遍存在的谘议局与督抚争议的预算案问题，也是此次资政院常年会议决的重要议案。

总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为立宪派提供了重要的议政舞台，立宪派也相应地发挥了自己的议政才能，议决了不少重要的议案。结果也许并不令人乐观，由于强大的专制势力的存在，立宪派所议决的某些议案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力，这是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认识到这一点，就必须承认，立宪派议政活动的经验与教训为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四 国会请愿风潮

清政府在颁布《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后，希望照单进行预备立宪。按照这个清单，清政府将要进行九年的“预备”工作，之后方能召开国会。这与立宪派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立宪派一般希望在两三年内即开国会。因此，虽然清政府设立了作为“议院之基础”的谘议局和资政院，但这并不能满足立宪派的愿望。“国民知谘议局之见厄于政府，资政院又为非驴非马之议会，俱不可恃，因有联合请愿国会之举。”[80]1910年，以各省谘议局为中心，在立宪派的领导下，先后多次发动了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国会问题一时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立宪派始终致力于开国会运动，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试图打开专制政治体制的缺口，以国会与责任内阁的形式分享国家政权。实行国会制度与建立责任政府，是立宪派从事立宪运动的理想追求。

第一、二次国会请愿的失败

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酝酿于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成立之际，具体发起人为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当时，张謇与江苏巡抚瑞澂及立宪派骨干分子雷奋、杨廷栋、孟昭常、许鼎霖商议，议定由瑞澂联合各省督抚请速组织责任内阁，由张謇联合各省谘议局请速开国会，并派杨廷栋、方还、孟昭常三人分途前往各省进行具体的联络工作。[81]与此同时，张謇还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以为舆论鼓吹，认为国势危急，救急之法，惟有请明降谕旨，定以宣统三年召集国会。[82]

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联络，各省代表陆续抵达上海，会议确定请愿大旨。1910年1月，各省请愿代表团到达北京，并于16日向都察院呈递了由孙洪伊领衔的请愿书。请愿书明确地以“速开国会”为主旨，首先从内政与外交两方面说明开国会“一日而不可缓”，然后进一步尖锐地指出国会关系到大清王朝的安危问题，“有国会，则与之对待之责任内阁始能成立。国会有议政之权，然后内阁得尽其职务；内阁负全国之责，然后皇上益处于尊荣。显可以末虑助圣主之聪明，隐可以公论消奸人之反侧”。因此，他们认为“根本中之根本计，宜速开国会”，最后还吁请“皇上速降谕旨，颁布议院法及选举法，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83]当时，都察院没有立即代奏。

请愿代表本欲求见都察院都御史，但未被接见。于是，他们遍谒王公亲贵大臣，以求疏通。1月21日，请愿代表晋谒军机处王大臣。庆亲王奕劻与那桐“均表赞成之意”。鹿传霖认为：“既设谘议局，何须复开国会？”虽经代表详为解释，但“仍未得要领”。戴鸿慈认为：“各种预备尚未完全，能否速开国会？”经代表解释后他表示“深以为然”。23日，请愿代表见军机大臣世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世续“为之动容”。27日，请愿代表又见满族亲贵。肃亲王善耆、贝子溥伦、镇国公载泽“均辞不见”；贝勒载涛“言极望国会早开，庶几可挽危局”；贝勒毓朗“言定当竭力相助”。28日，请愿代表再见资政院总裁、贝子溥伦，溥伦虽然认为“资政院与国会无异，何必急开国会”，但又表示“如果奉旨准开国会，我亦甚愿”。与此同时，直隶总督陈夔龙、两广总督袁树勋与奉天、吉林、山东等省巡抚，以及出使各国大臣均致电政府，“请俯从舆论，速开国会”。御史江春霖特上专折“奏请缩短国会年限，词极恳切”。甚至旗籍人民也“联合同志，公举代表，赴都察院呈请代奏速开国会”。[84]在这种情况下，都察院只好将各省代表与旗民的请愿书一同上奏。30日，清廷发布上谕，对于国会请愿予以委婉的拒绝，仍然坚持九年预备立宪期限不变。至此，第一次国会请愿失败。

国会请愿代表对这次请愿的失败早有思想准备。2月6日，在京国会请愿代表议决善后办法：（1）继续进行第二次请愿，请愿代表或留京活动，或回省分头运动；（2）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在各省尽快设立分会；（3）开设报馆，创办日报；（4）设立各省谘议局联合会。7日，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在京开会议决，暂以京师代表团为开会总部，并致电各省绅商学团体，要求各省从速成立分会，选举代表进京，再上请愿书。此举得到各省学会、商会的积极支持。与此同时，黎宗岳、陈佐清等人还在京城组织国会期成会，以为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的后援会。[85]

5月底6月初，经过几个月的联络与发动，各省商会、学会等团体或绅民请愿代表陆续进京，海外华侨请愿代表也专程回国，举行第二次请愿的时机逐渐成熟。这次进京请愿代表总计约有150人，参加请愿签名者达30万人，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

6月16日，进京请愿代表齐集都察院，共呈递10份请愿书。各团体代表及其领衔人如下：直省谘议局议员代表孙洪伊、各省商会代表沈懋昭、江苏商务总会代表杭祖良、南洋雪兰莪二十六埠中华总商会代表及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直省教育会代表雷奋、江苏教育总会代表姚文枏、各省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直省绅民及旗籍绅民代表李长生与文耀、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86]各份请愿书侧重点不同，实际上是从多方面论证了速开国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基本结论都是主张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

随后，各团体请愿代表还上书摄政王载沣。一方面，痛切地指出，在此内忧外患国势危急之时，只有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另一方面，痛斥阻挠速开国会的大臣“皆自全躯命保禄位之臣，惮于改革而或不利于身家者”，“直为戊戌、庚子新政罪人之续，而为国家万年根本之蠹”。[87]与此同时，各团体请愿代表又集体上书政府，更加沉痛地说明，如果不能速开国会，则政府机构就将无法正常运作，因而难以承担弭乱救亡的重任，“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他们大发警世危言：“与其俟大难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惨，何不及今力持大体，俯顺民情，速开国会，以弭乱于无形乎？”[88]

6月21日，都察院将请愿书上奏清廷。朝中大臣意见不一，或“力主以严旨震吓，以免哓哓不休”，或以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积，仍须婉言对付，以免酿生意外枝节”。[89]27日，摄政王载沣召见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各王大臣多谓宪政尚在预备，国会不能骤开，且借口各省荒灾、匪乱，驳阻请愿；摄政王深以为然”。[90]结果，对于第二次国会请愿，朝廷采取了比上次更加严厉的态度，上谕表示“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并严词申明“毋得再行渎请”。[91]第二次国会请愿又以失败告终，但立宪派并不甘心。

第三次国会请愿与清政府宣布缩改立宪期限

第二次国会请愿失败以后，各省纷纷致电在京请愿代表，鼓励其继续请愿，希望请愿代表“力持上第三次请愿书，为民请命勿懈”。[92]在京请愿代表通电各省，表示了继续请愿的坚定决心：“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以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93]于是，又发动了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为此，在京请愿代表会议议决进行办法：（1）变更请愿代表团组织。原来的请愿代表团组织以谘议局议员代表为限，现扩大范围，各界在京代表一律加入。（2）代表团选派专员分往各地游说联络，推广府、厅、州、县分会，发表演说，赶办签名册，为请愿做切实准备。（3）具体准备第三次请愿。[94]请愿代表关于联络农工商各界继续请愿的决议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

10月7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开始第三次上书请愿活动。当天，在孙洪伊等请愿代表整队出发之际，有奉天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17人突然来到，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力陈国家瓜分在即，东三省土地已先沦亡，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二次请愿国会无效，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表示要“以血购国会”，随即拔刀“欲剖腹绝命以明心迹”，经代表苦劝未遂，牛、赵二人迅即从自己左腿、右臂割肉一块，在致代表书上摩擦数遍，惨不忍睹，并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拭泪负痛，跄踉而去。[95]代表们颇为感动，带着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毅然前往上书监国摄政王。当天因载沣不在府上，上书由肃亲王善耆代为转交。

10月9日，请愿代表孙洪伊等又上书资政院，仍然从挽救国势危亡的角度立论，要求速开国会。请愿书认为“今中国非实施宪政，决不足以拯危亡”，而“责任内阁者，宪政之本也；国会者，又其本之本也”，因而请求资政院尽快提议“于宣统三年内召集国会，并请提前议决代奏”。随后，请愿代表又遍谒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贝勒毓朗、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力陈国会不可不开之理由，及民人渴望速开国会之情状，痛哭流涕，王公大臣均为之动容”。[96]

孙洪伊等请愿代表上书资政院后，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以及海外华侨代表汤觉顿也相继向资政院呈递了陈请书。资政院对此非常重视。10月22日，在民选议员的强烈要求下，资政院提前议决并通过了速开国会议案，随后便具折上奏。资政院的行动，是对国会请愿运动的极大支持。

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与上两次不同的是，立宪派在这次请愿中还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例如，奉天全省20多个城市举行了集会，各地参加群众均在1万人以上，并拟到省城请愿，签名者达30余万。[97]另外，地方督抚也参与了请愿运动。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南（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联名致电军机处，主张内阁、国会同时设立，请为代奏。他们认为：“内阁、国会，为宪政根本。…… 舍此则主脑不立，宪政别无著手之方；缺一则辅车无依，阁、会均有踰辙之害。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励，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相参考，历数年可望实行。”因而奏请“立即组织内阁”和“明年开设国会”。[98]这对请愿运动更是一个有力的声援。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决定缩短预备立宪期限。11月4日，清廷发布上谕，宣称：

今者人民代表吁恳既出于至诚，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民气奋发，众论佥同，自必于人民应担之义务，确有把握，应即俯顺臣民之请，用协好恶之公。惟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著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订，提前颁布试办，预即组织内阁。迅速遵照钦定宪法大纲，编订宪法条款，并将议院法、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及有关于宪法范围以内必须提前赶办事项，均著同时并举，于召集议院之前，一律完备，奏请钦定颁行，不得少有延误。总之，决疑定计，惟断乃成。此次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洵属斟酌妥协，折衷至当，缓之固无可缓，急亦无可再急，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99]

预备立宪的计划被提前到宣统五年（1913）完成，事实上比原来的九年筹备计划缩短了三年。应该说，第三次国会请愿虽然没有达到明年即开国会的目的，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请愿运动的继续与清政府的压制

清政府在宣布缩短国会期限的同时，还发布了一道遣散国会请愿代表的上谕，宣布：“现经降旨，以宣统五年为开设议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100]但立宪派大都不满，表示请愿运动仍将继续。

11月5日，国会请愿代表团遵旨宣布解散，并发布《通问各省同志书》，对三次请愿仅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的结果，深表“痛心”。同时，国会请愿同志会则议决了继续进行的办法：（1）暂时遵旨取消国会请愿代表团，日后请愿，另行组织。（2）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宗旨本来不仅在请愿，还在灌输一般国民之宪政知识，其原章规定非国会成立后不得解散，故应保留，作为同人通信联络机关。（3）宣统五年召集国会的成命难以遽请收回，可多方面督促要求在宣统四年春间或秋间召集。（4）设法参与宪法、议院法、选举法及官制、内阁组织法的编订。（5）改组政党宜慎重从事，先举人起草纲要，再与各地商议组织办法。（6）切望各省继续进行国会请愿，一面促动政府，一面唤起民气，既可为将来倡议宣统四年召集国会之动机，又可使一般国民希望宪政之热度再进一步。[101]各省纷纷致电国会请愿同志会，要求国会请愿代表不要解散出京，应继续请愿，力争速开国会。尤其奉天、直隶等省人民，还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运动。

东三省与直隶历年来深受日、俄等列强侵略之害，民族危机异常严重，各界人士痛感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因而在历次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非常活跃。第三次国会请愿失败后，奉天各界人士群情激愤，决计进行第四次请愿。12月11日，奉天各界推举的全省人民代表董之威、刘焕文等人，在广大群众的热烈欢送下，启程进京请愿。21日，奉天代表向资政院呈递请愿书，随后又拜谒奕劻、那桐等王公大臣，并上书监国摄政王载沣。24日，清廷谕令将东三省（奉天）请愿代表遣送回籍，并严厉压制各地的请愿运动。上谕称：“今又有以东三省代表名词来京递呈，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 此后倘有续行来京借端滋扰者，定惟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是问。各省如再有聚众滋闹情势，即非安分良民，该督抚等均有地方之责，著即懔遵十月初三日谕旨，查拿严办，毋稍纵容，以安民生而防隐患。”[102]随后，奉天请愿代表被军警强行押送出京。

在奉天人民请愿运动的影响下，直隶各界人士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12月22日，天津学界代表在自治研究所开会，推举进京代表，决议各省在津学生派人回省发动，并以旅津全国学界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名义通电各省谘议局及教育会、商会，呼吁各界支持，“速起以为后援”。[103]在天津学生的号召下，直隶、奉天、四川、湖北等省学生也纷纷行动起来，罢课停学，刊印传单，游行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学界请愿风潮渐有蔓延全国之势，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1911年1月2日，清廷谕令各省督抚严厉弹压请愿学生。上谕称：国会期限已定，“不安本分之徒，借速开国会为名，仍复到处鼓惑。各学堂学生，多系年幼无知，血气未定，往往被其愚弄，轻发传单，纷纷停课，聚众要求。闻奉天、直隶、四川等省均有此项情事，恐他省亦在所不免。似此无端荒弃正业，奔走呼号，日久恐酿成他变，贻害民生。…… 前已面谕学部尚书唐景崇通饬各省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再行剀切晓谕，随时弹压，严饬提学使及监督、提调、堂长、监学等，按照定章，随时开导、查禁，防范未然。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如或仍前玩愒，以致滋生事端，定惟该督抚等是问”。[104]为了惩一儆百，直隶总督陈夔龙逮捕了天津学界领袖普育女学堂校长温世霖，以“此次在津竟敢假请愿国会为名，结众敛钱，已属有害地方”和“擅捏通国学界同志会名义，妄称会长，遍电各省，广肆要结，同时罢课，意图煽惑，居心实不可问”为辞，奏请“严行惩儆”。1月9日，清廷谕令：“温世霖著即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遏乱萌而弭隐患。”[105]在清政府的高压之下，以奉天、直隶为中心的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也以失败告终。

五 立宪陷入绝境

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暴露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的真面目。随后，清政府推出“皇族内阁”，更使立宪运动陷入绝境，立宪派人士毅然抛弃对清政府的幻想，终归与革命派合流，而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清廷推出“皇族内阁”

1910年12月6日，清廷谕令宪政编查馆修正宪政筹备清单。25日，清廷再次催促宪政编查馆迅速修正筹备清单，并纂拟内阁官制。1911年1月17日，宪政编查馆将修正宪政逐年筹备清单上奏，得到批准。

这个修正宪政逐年筹备清单的具体情形如下。

宣统二年（1910）：厘定内阁官制，厘定弼德院官制，颁布新刑律，续办地方自治，续办各级审判厅，续筹八旗生计。

宣统三年（1911）：颁布内阁官制与设立内阁，颁布弼德院官制与设立弼德院，颁布施行内外官制，颁布施行各项官规，颁布会计法，厘定国家税、地方税各项章程，厘定皇室经费，颁布行政审判院法与设立行政审判院，颁布审计院法，颁布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颁布户籍法，汇报各省户口总数，续办地方自治，续办各级审判厅，续筹八旗生计。

宣统四年（1912）：颁布宪法，颁布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颁布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举行上下议院议员选举，确定预算决算，设立审计院，实行新刑律、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续办地方自治，直省府厅州县城治各级审判厅一律成立，续筹八旗生计。

宣统五年（1913）：颁布召集议员之诏，实行开设议院。

以上修正清单所列各项事宜，并未具体列出承办单位，只能指望由即将成立的新内阁奏定。宪政编查馆奏称：“现拟修正各项，其在未设内阁以前，承办同办之各衙门，均仍照原单办理。惟皇室经费，除照原单由内务府、宪政编查馆同办外，应兼会同度支部办理。一俟新内阁已设，官制已定之后，所有承办同办之各衙门，如何酌定之处，届时应由新内阁奏明，请旨遵行。”[106]于是，设立新内阁便成为筹备宪政的首要任务。

1911年5月8日，宪政编查馆会同会议政务处将所拟《内阁官制》与《内阁办事暂行章程》上奏，得到清廷谕旨的允准。这个《内阁官制》与《内阁办事暂行章程》对于新内阁的基本组织结构与职权做了明确的规定：内阁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充任，内阁总理大臣1人，协理大臣1—2人，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理藩10部大臣各1人，国务大臣均候特旨简任，辅弼皇帝，担负责任。内阁职权为会议下列各项事宜：一是法律案及敕令案并官制；二是预算案及决算案；三是预算外之支出；四是条约及重要交涉；五是奏任以上各官之进退；六是各部权限之争议；七是特旨发交及议院移送之人民陈请事件；八是各部重要行政事件；九是按照法令应经阁议事件；十是内阁总理大臣或各部大臣认为应经阁议事件。[107]

在内阁官制公布的同一天，清廷任命了国务大臣，责任内阁正式成立。国务大臣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司法大臣绍昌，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108]在这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有9人，其中皇族就占了7人，汉族仅有4人。因此，时人颇为形象地称此内阁为“皇族内阁”。

设立责任内阁，自是筹办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奕劻新内阁的出台，就其形式而言，在中国宪政史上可谓破天荒，本可大书特书。然而，由于该内阁人员配置的极端不合理，充分反映了清廷集权皇族的用意，显然与宪政精神背道而驰，因而其民主性意义大打折扣，并进一步使全国人民尤其是立宪派对清廷预备立宪的前途失去信心。

立宪政党昙花一现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初，各地立宪派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宪政公会等立宪团体，为立宪政党的建立初步奠定了组织与思想基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成立、资政院的开办以及几次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使立宪派进一步加强了全国性的联合；与此同时，立宪派也逐渐认识到建立全国性政党的必要性，以为“凡立宪国不可无政党而可以利用之也”。[109]在此基础上，以谘议局与资政院议员为主体的立宪派开始筹组政党，为将来召开国会和实现政党政治做准备。于是，帝国宪政实进会、政学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等政党应运而生。

1.帝国宪政实进会与政学会

帝国宪政实进会与政学会是由资政院议员发起组织的政党。1911年1月初，在资政院闭会前夕议决新刑律案的过程中，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势力：赞成者投蓝票，以汪荣宝为代表，称为蓝票党；反对者投白票，以劳乃宣为代表，称为白票党。[110]随后，便分别以白票党和蓝票党为基础建立了帝国宪政实进会与政学会。

帝国宪政实进会以资政院中白票党为基本班底组成。该党由劳乃宣、宋育仁、喻长霖、马士杰、于邦华、陈树楷、陶葆廉等人发起，以陈宝琛为会长，于邦华、姚锡光为副会长。帝国宪政实进会以“资政院钦选议员居多数”，这主要是就其领导层而言，所谓“发起人主要属于官僚系统”，并接受载泽不少资金的资助，因此时人称之为“吏党（官僚党）”。[111]正因为该党与官方关系密切，因而其在政治上较为稳健，“其性质属保守党”。[112]

政学会又称政学公会，以资政院中蓝票党为基本班底组成。1910年10月初，资政院开议不久，肃亲王善耆召见钦选议员汪荣宝和喀喇沁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大有组织政党思想”，嘱汪等邀集同志筹谋。[113]1911年初，资政院闭会后，汪荣宝等蓝票党议员正式成立政学会，党员20余人，主要人物有汪荣宝、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该党接近官府，是当时四个政党中势力最小的。[114]

2.宪友会

宪友会是在国会请愿同志会和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的政党。1910年11月初，因第三次国会请愿得清廷缩改国会期限之结果，请愿代表团遵旨宣布解散，立宪派便以国会请愿同志会为基础着手改组政党，众推孙洪伊等人草拟党纲、党规。此事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海外立宪派势力的支持。孙洪伊曾致电梁启超“促动党名”，梁启超为之拟名帝国统一党。[115]当孙洪伊等人以帝国统一党向民政部申请立案并获批准时，康有为欣喜万分，认为：“今统一党之注册于民政部也，乃中国政党发启明之初焰。民政部之许统一党注册也，为中国官认立党之雷震第一声。于是数千年专制禁党之旧俗，遂为埃及之僵尸、印度之灰塔，皆为古旧之前尘影事矣。”[116]此所谓帝国统一党即宪友会之先声。

1911年5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届常年会召开，为促成宪政之进行，同人又发起组党事宜，并将帝国统一党改组为宪友会，其宗旨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117]6月4日，宪友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随后，宪友会一面申请在民政部备案，以获得合法政党地位；一面在湖南、山西、直隶、贵州、福建、江苏等省建立支部，将势力向全国各地扩展。

对于宪友会的成立，立宪派期望甚高。徐佛苏致书梁启超说：“现在此会已成立矣（名为宪友会）。其总揽者，系三头政治，弟与雷继兴、孙伯兰当选。此会声势极隆，三数月之内，各省必皆有分会成立，且有七八省占全盛之势，在宣统五年之国会，必占大多数议席。若中央总部能主持得法，各省又不分裂，则真泱泱大党之风也。弟对于国事，原始终认为万无可救，然除却救亡之外，亦不可无事以送生涯，故此会弟亦愿视为一生之大举也。”[118]徐佛苏所谓以他自己与雷奋、孙洪伊为首组成了宪友会中的“三头政治”，表明宪友会代表了当时三股重要的立宪派势力：徐佛苏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海外立宪派势力在国内的代表；雷奋是立宪运动初期以江浙预备立宪公会为中心的国内老牌立宪派势力的代表；孙洪伊则是在国会请愿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和国会请愿同志会为中心的国内新兴立宪派势力的代表。与帝国宪政实进会和政学会等官僚政党不同，宪友会党员“以谘议局联合会为中坚”，是大多数在野的立宪派势力的代表，因此有“纯粹民党”之称。[119]

3.辛亥俱乐部

辛亥俱乐部是介于“保守官僚党”帝国宪政实进会与“进步民党”宪友会之间的第三党。该党首先由资政院议员长福、罗杰、易宗夔、胡骏、黎尚雯等人发起组成，有“资政院中之吏党”或“纯官党”之称，甚至被人视为帝国宪政实进会之“别动队”。后来，随着党务的发展和党员的增加，大量民间志士加入进来，甚至革命党人宁调元、程明超、田桐、魏宸组、严启衡等人也成为其重要职员或会员，该党逐渐“公然亮出民党旗帜向政界号召”，并转变为“纯粹之民党”。[120]辛亥俱乐部酝酿于1911年初，6月15日召开成立大会，正式成立。[121]辛亥俱乐部成立后，即在各地建立支部，其中尤以湖南成绩显著。随后，四川、福建、广东、湖北等地也建立了支部。

总之，帝国宪政实进会、政学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等第一批立宪政党的建立，是政党合法化的标志，在近代中国宪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合法政党的出现，表明以立宪派为代表的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增长，这是清末宪政改革运动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清末立宪政党的建立，为民初政党建设和政党政治运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当然，清末立宪政党的种种弊端及其艰难生存的境况，其实也预示了政党及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尴尬的历史命运。

立宪派在绝境中转向革命

本来，立宪派的立宪运动与清廷的预备立宪都有消弭革命的目的，这是两者的相合之处；所不同的是，立宪派希望通过立宪运动使自己参与政权，而清廷则旨在利用预备立宪加强集权，这是两者的矛盾之处。如果清廷能够适时适度地满足立宪派的参政要求，那么要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而齐心协力对抗革命，这并非不可能。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之时，立宪派热切地希望加快立宪的步伐，清廷的反应却总是慢一拍，其拖延、敷衍的姿态终于使立宪派抛弃幻想，转而走向清廷的对立面。

在国会请愿运动受挫时，部分激进的立宪派人士业已萌生革命的念头。据徐佛苏回忆，第三次请愿运动后，清廷发布了解散请愿代表团的谕旨，“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122]随后，“皇族内阁”推出，全国舆论哗然，“一般稍有智识者，无不绝望灰心于政府”。[123]立宪派尤为失望，他们本来就对清政府拒绝速开国会的举措极为不满，现在又弄出一个集权皇族亲贵的内阁来，其失望可想而知。然而，在愤怒之余，大多数立宪派人士仍然理智地试图再以请愿的方式予以挽回。

1911年5月12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届会议正式召开，这届会议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推翻皇族内阁。6月10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向都察院呈递了一份反对皇族内阁的公呈，请求代奏清廷，公呈明确地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要求在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124]公呈递上之后，清廷不予理睬。7月4日，由奉天谘议局议长袁金铠领衔，19省40余名谘议局议长与议员联衔再次上书都察院，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认为现在以皇族组织内阁，“适与立宪国之原则相违反”，要求“仍请皇上明降谕旨，于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以符君主立宪之公例，以餍臣民立宪之希望”。次日，此书由都察院代奏之后，却遭到清廷谕旨的严词申斥：“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乃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125]立宪派的努力在皇权的压制下，毫无结果。

随即，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发表了一通《宣告全国书》，揭露皇族内阁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126]稍后又发表了一通《通告各团体书》，认为：“日日言立宪，宪政重要机关之内阁，首与宪政之原则背道而驰。呜呼，其何望矣！”[127]立宪派对于清廷的宪政改革几近绝望。虽然他们表示要为“内阁制案”继续请愿，但是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迅即演成燎原之势，立宪派最终投入到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立宪运动陷于绝境之时就是大清王朝穷途末路之日。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在形势的压力下，不得不进一步做出一些让步。如颁布《宪法重要信条》十九条，明确规定“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128]并任命由资政院公举的袁世凯为新的内阁总理大臣，由袁氏组织完全责任内阁。然而，这些举措并不能使心灰意冷的立宪派回心转意，更不能阻止奔涌勃发的革命潮流，民心尽失的清王朝大势已去，终归走上无可挽回的覆亡之路。

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最终走向合流。值得探讨的是导致双方合流的原因：第一，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合流的推动力。预备立宪曾经一度为清政府与立宪派的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然而，当清政府不能满足立宪派的要求时，当立宪派逐渐对清政府的立宪诚意失去信心时，事物走向了反面。在清政府不可救药的时候，立宪派终于弃清廷而加入革命的行列。清廷推出“皇族内阁”使亲贵揽权，“足令全国谘议局之议员人人丧气而绝望。谘议局议员绝望之日，即清廷基础动摇之时，至是内外人心皆去”。[129]当保路运动遭到清政府压制时，立宪派在绝望中宣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130]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表明，“每一个未被吸收到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挫败一个集团的要求并拒不给它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有可能迫使它变成革命的集团”。[131]清政府没有笼络住具有强烈参政欲望的立宪派，而使立宪派转向了革命。可见，事实上是清政府把立宪派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第二，两派为实现民主宪政的政治目标基本一致，这是双方合流的思想基础。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分野在于他们各自设计的实现这个政治目标的政治方案不同，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其中的关键在于双方对待皇权的态度。“革命党与立宪党宗旨之差异，全在破坏君主政体与巩固君主政体之一点。”[132]立宪派本来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向皇权争民主，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而与此同时，皇权又在革命的撞击下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立宪派转向用暴力摧毁皇权而实现民主的道路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合流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辛亥革命的成功，固然是革命派长期不懈努力奋斗的结果，但立宪派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武昌起义爆发后，立宪派或自己领导宣布独立，或协助革命党人建立军政府，或促使旧官僚反正，为各省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虽然在此前后也发生了不少立宪派与革命党人争权夺利的斗争，但是从总的倾向来看，当时的立宪派对革命还是支持拥护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清末革命派、立宪派与清政府三股政治势力之间，当革命派与清政府双峰对峙时，立宪派的倾向就显得颇为举足轻重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一点是，立宪派转向与革命派合流，不仅加快了清王朝覆灭的步伐，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民初政局的演变。

[1] 本章由李细珠撰写。

[2] 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下简称《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页。

[3] 《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东方杂志》第1年第3期，1904年。

[4] 《论中国所受俄国之影响》，《中外日报》1904年4月4日。

[5] 《中国立宪之起原》，《宪政初纲·立宪纪闻》，《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商务印书馆，1906，第1页。

[6]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俄罗斯革命之影响》，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8，第20页。

[7] 《论日胜为宪政之兆》，《中外日报》1905年5月21日。

[8] 《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45—946页。

[9] 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辛亥革命》第4册，第3—4页。

[10] 有人查证，立宪派这一称谓最早见于1903年9月出版的《浙江潮》第7期所载《四政客论》。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第39页。

[11] 梁启超：《立宪法议》，《清议报》第81册，1901年6月7日。

[12] 康有为：《请归政皇上立定宪法以救危亡折》，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19、8页。

[13]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第138页。

[14] 《日记》《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528—529、865—866页。

[1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56页。

[16] 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第306—307页。

[17] 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283页。

[18] 《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66页。

[19] 《论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东方杂志》第2年第12期，1905年。

[20] 《癸卯十二月初三日云南丁制台、林抚台来电》，《张之洞存来往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案，档号：甲182-436。

[21] 《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东方杂志》第1年第7期，1904年。

[22] 魏元旷：《魏氏全书·坚冰志》，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第313页。

[23] 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辛亥革命》第4册，第4页。

[24] 熊范舆：《立宪国民之精神》，《中国新报》第1年第4号，1907年。

[25] 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91—98页。

[26] 《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表》，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第210—222页。

[27] 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69—370页；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121—123页。

[28] 《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行庆改会简要章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98，第597—606页。

[29]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369、374页。

[30] 《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09页。

[31] 康有为：《致各埠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68页。

[32] 梁启超：《致蒋观云书》《与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91、409页。

[33] 《政闻社社员大会破坏状》，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第370页。

[34]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3页。

[35]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4页。

[36] 《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第713页。

[37] 《东京中国宪政讲习会总章》，《时报》1907年8月11日。

[38] 《东京宪政讲习会意见书》，《时报》1907年8月12日。

[3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63页。

[40] 《布告宪政公会文》，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511—512页。

[41] 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64页。

[42] 《自治会移民政司吉林省地方自治沿革录》《吉林地方自治会监督、会长、参议、职员衔名一览表》《总督徐世昌、巡抚陈昭常为吉林自治会归并谘议局筹办处收小规模改为吉林府自治局布告》，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辛亥革命》，内部发行本，1981，第106—108、122—123、132—133页。

[43] 以上关于粤商自治会的情况，主要参见邱捷《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中华书局，1983，第373—400页。

[44] 参见张恒平、陈世和《试论贵州自治学社的性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第447—462页。

[45] 《贵州发起宪政预备会大会纪详》，《申报》1909年12月30日。

[46] 《湖北宪政筹备会选举职员纪事》，《时报》1909年5月21日。

[47] 《闽省设立政与会之宗旨》，《申报》1909年12月25日。

[48] 《各省谘议局议案记略》，《东方杂志》第6年第13期，1909年。

[49] 《各省谘议局议案记略》，《东方杂志》第6年第13期，1909年。

[50] 《浙江巡抚增韫奏浙江谘议局开会始末并议案大略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第705页。

[51] 《奉省谘议局开会闭会暨会议情形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中华书局，1959，第1043页。

[52] 〔英〕乔·厄·莫理循：《致瓦·姬乐尔》，〔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第641—643页。

[53]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辛亥革命》第6册，第437页。

[54] 《四川谘议局宣统二年九月常年会纪略》，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第152页。

[55]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辛亥革命》第6册，第437—438页。

[56] 问天：《宣统二年九月中国大事记》《续记各省谘议局与行政官争执事》《三记各省谘议局与行政官争执事》，《东方杂志》第7年第10、11、12期，1910年。

[57] 《议员无参观之权利》，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191页。

[58] 《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辞职书》《江苏谘议局复预算维持会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160—161、173页。

[59] 心史：《宪政篇》，《东方杂志》第6年第13期，1909年。

[60] 《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章程》《直省谘议局联合会临时办事处规则》《直省谘议局联合会议事规则》，《时报》1910年8月19日。

[61]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议案的详细内容见《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报告书·议决案汇录》，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295—296页。

[62] 《中国纪事·谘议局联合会对于各省督抚不交预算案之准备》，《国风报》第1年第25期，1910年。

[63] 《本馆同人献言》，《申报》1910年10月3日。

[64] 《敬祝资政院之前途》，《盛京时报》1910年10月4日。

[65]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七号议场速记录》，宣统二年九月十五日。

[66]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九号议场速记录》，宣统二年九月二十日。

[67]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十号议场速记录》，宣统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68]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十四号议场速记录》，宣统二年十月初六日。

[69] 《资政院开院后续闻》，《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1910年。

[70] 金毓黻辑《宣统政纪》卷29，中华书局，1986，第10—11页。

[71] 《第二十五次会议记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27号，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72] 《第二十七次会议记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29号，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73] 《第二十八次会议记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30号，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74] 《第三十一次会议记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33号，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75] 《第二十四次会议记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26号，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76] 《第二十六次会议记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28号，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77]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四号议场速记录》，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78] 《第三十九次会议记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41号，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79]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九号议场速记录》，宣统二年九月二十日。

[80] 心史：《宪政篇》，《东方杂志》第6年第13期，1909年。

[81] 《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625页。

[82] 《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张謇全集》第1卷，第135页。

[83] 《都察院代递孙洪伊等吁恳速开国会呈》，《东方杂志》第7年第1期，1910年。

[84] 问天：《宣统元年十二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期，1910年。

[85] 《记国会请愿代表进行之状况》，《东方杂志》第7年第2期，1910年。

[86] 问天：《宣统二年五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1910年。10份请愿书的具体内容见《国会请愿代表第二次呈都察院代奏书汇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刊本。

[87] 《各团体国会请愿代表上监国摄政王书》，《国会请愿代表第二次呈都察院代奏书汇录》，第49—50页。

[88] 《请愿国会谘议局代表孙洪伊绅民代表李长生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旗籍代表文耀教育会代表雷奋江苏教育会代表姚文枏商会代表沈懋昭上海苏州商会代表杭祖良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南洋暨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等公上政府书》，《国会请愿代表第二次呈都察院代奏书汇录》，第42—48页。

[89] 《国会请愿近情种种》，《时报》1910年6月26日。

[90] 《专电》，《时报》1910年6月28日。

[91] 《仍俟九年预备完全再定期召集议院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45页。

[92] 《奉天谘议局致乔郭两代表电》，《大公报》1910年8月10日。

[93] 《国会请愿之近状》，《东方杂志》第7年第7期，1910年。

[94] 问天：《宣统二年五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1910年。

[95] 《呜呼血泪青年》，《民立报》1910年10月14日。

[96] 问天：《宣统二年十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1910年。

[97] 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311页。

[98] 问天：《宣统二年十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1910年。

[99] 金毓黻辑《宣统政纪》卷28，第2页。

[100] 金毓黻辑《宣统政纪》卷28，第2页。

[101] 问天：《宣统二年十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1910年。

[102] 金毓黻辑《宣统政纪》卷29，第17页。

[103] 《联合进行》，《大公报》1910年12月22日。

[104] 金毓黻辑《宣统政纪》卷30，第1页。

[105] 金毓黻辑《宣统政纪》卷30，第8页。

[106] 《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拟呈修正宪政逐年筹备事宜折附清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88—92页。

[107] 《宪政编查馆会议政务处会奏拟定内阁官制并办事暂行章程折附清单二》，《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61—565页。

[108] 《授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谕》《任命各部大臣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66页。

[109] 《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第230页。

[110] 关于蓝票党与白票党，论者多有混淆，详细考证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495—496页。

[111] 《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第238页；〔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68页。

[112] 谢彬：《民国政党史》，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1924，第30页。

[113] 《汪荣宝日记》，宣统二年九月初五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3辑，文海出版社，第649页。

[114] 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494页；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429—430页。

[115] 梁启超：《致佛苏足下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29页。

[116] 康有为：《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15页。

[117] 《宪友会章程》，《时报》1911年6月10、11日。

[118] 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49—550页。

[119] 《中国政党小史》，《时报》1911年6月12日。

[120] 〔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第70—72页；谢彬：《民国政党史》，第32页。

[121] 《辛亥俱乐部之初组织》，《时报》1911年6月20日。

[122] 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14页。

[123] 《新内阁史·发表后之舆论》，《时报》1911年5月18日。

[124] 《中国大事记·都察院代递谘议局联合会呈请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折》，《东方杂志》第8年第5号，1911年。

[125] 《各省谘议局议长议员袁金铠等为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请另组责任内阁呈》《各省谘议局议员请另组内阁议近嚣张当遵宪法大纲不得干请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77—579页。

[126] 《谘议局联合会宣告全国书》，《国风报》第2年第14期，1911年。

[127] 《直省谘议局联合会为阁制案续行请愿通告各团体书》，《国风报》第2年第16期，1911年。

[128] 《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03页。

[129]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第184页。

[130] 粟戡时：《湘路案》，《辛亥革命》第4册，第551页。

[131]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299页。

[132] 《直省咨议局联合会为阁制案续行请愿通告各团体书》，《国风报》第2年第16期，1911年。

第十三章 帝制面临的挑战：新政的制度困境和伦理转换[1]

辛亥革命是一个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以来之大变”，[2]过去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革命党”方面。近些年研究倾向已有所改变，不过整体上仍更多注意朝野的“对立”，且多出以批判性的论述（如新政改革是朝廷“欺骗”人民，就是一个长久不衰的论题）；对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举措则研究偏少，考察政府试图以变革来维持既存体制的努力和作用的更少，而对既存体制内的朝野共同行动，关注尤少。其实当时朝野是否也有共识，有哪些共识，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共识，非常需要厘清。

回溯革命爆发的前十年，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清廷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至少教科书常说的“土地兼并急剧”和“阶级矛盾激化”一类现象，此时并不多见。作为新经济因素的工商业尽管迅速上升，对社会造成不小的冲击，但似也未曾引起类似的激变。在朝廷没有过分倒行逆施的情形下，何以会发生革命？清朝何以那样快就崩溃（或革命何以能轻易而迅速地取得成功）？进而言之，辛亥革命爆发于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之时，而革命却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则改革与革命的互动，究竟是一种怎样紧张和冲突的竞争关系？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认识那场革命本身。关于辛亥革命，周荫棠曾提出，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除体制内的“篡位”、地方割据者的坐大和异族入主外，多是起于草野的“民变”；而“清朝的灭亡，不是由于铤而走险的民变，乃是由于激于大义、处心积虑、具有计划的士变”。起事的革命党人多是“白面书生”。简言之，同样是造成政权更替，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与前不同的特色，即为“士变而非民变”。[3]

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见解。过去对革命的研究，多循“有压迫就有反抗”的揭竿而起思路，相对侧重被动的一面；而所谓“士变”式的革命，则可能是一种思想领先、主动而非被动的革命（对革命者来说，如果革命本是“应当”进行的，便无须受到多深重的“压迫”）。[4]当然，这不必是全局的解释，或许仅是那次革命的特色之一。然既有此特色，士人的心态，他们对朝廷、对世局、对世界的认知，就都是认识这次革命的重要因素。而且，清末的新政改革，同样具有思想领先、主动大于被动的特色，多少也可看作一场“士变”。

进而言之，革命和改革可能是为了一个相同或至少相近的目标，即通过根本性的政治转型来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而改革与革命演成对立的态势，并最终被革命取代，或不必是由于目标的歧异，转可能是由于对达成目标的方式，甚或更多是达成目标之速度的歧异。曾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因为改革不成功（过去更爱说是朝廷以假改革欺骗人民），所以不能不革命。持这一说法者，在潜意识中恰以为两者的目标相近或相同，提示这一思路早已存在，甚可参考。

清季“士变”的发生，有着更为根本的因缘：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以及外国在华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造成权势结构的巨变，是一个必须思考的关键因素。最具根本性的是，在从所谓大一统到列国并立的世局下，一个推行了数千年的小政府政治模式，被迫走向必须展现政府作为的“富强”新路；而与之伴随的政治伦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代中国因西潮冲击造成中外竞争的新局面，朝野均面临着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变革。对清末十年而言，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制或结构是否改变、怎样改变以及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变。正是由于制度的困境，新政带有自毁的意味——由于改和革的一面不断加速，而建设的一面无法跟随，终造成旧建制已去而新建制更多仅存于纸面的现象，逐渐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更由于政治伦理的真正转换远不如条文制度那样可以速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便遇到进一步难以逆转的困境，终不得不让位于被认为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

对于这样重要的历史大转变，改革和革命的因缘又如此复杂，应有更深一层的梳理、分析和诠释。[5]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本章即侧重考察革命前改革的制度困境，并论及相应的伦理转换之成败，借此增进对从帝制到共和这一巨变的理解。

一 近代权势结构的转变

中国“近代”与历代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即外力入侵造成了既存权势结构的巨变（这里所说的“权势结构”不仅是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也包括社会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是这些众多因素的合力所促成）。外国在华存在通过条约体系所建构的间接控制，既体现着一种外在的压迫，其本身又已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改朝换代”，任何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也都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实际也构成对条约体系的冲击，致使中国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和互动远甚于他国。

而外国在华势力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也越来越为中国人所认识到。庚子年间清政府援引义和团以对抗外国，部分即因其感到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过分深入。1905年袁世凯等六疆臣要求立停科举的奏折明言，废除推行了千年以上的科举制，也是要对外国人有所交代，希望借此取信于外人，改变外人对中国的观听，以换得其“推诚相与”。[6]这一对外取向与庚子年间截然相反，却同样提示出来自外国的影响和压力。正如次年一份四川办学纲要所注意到的：中外“交通既久，几于无事不与外人为缘”。[7]芮玛丽（Mary Wright）后来有类似的认知，她表述外国在华存在的术语，即外国无所不在（the foreign omnipresence in China）。[8]

恰因其无所不在，外国权势的影响力，有时体现在直接干预之上，有时体现在间接的进言之上，有时甚至不必有什么主动的作为——外国的“存在”本身，就可以发挥影响。“列国并立”与“大一统”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了作为参照系的“他人”（the other）因素之存在。外人的“观听”固然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政局，外国政教模式的存在，尤其是日益成为“正确”或成功的典范，也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影响着中国朝野的走向。

从郭嵩焘在英伦看见“三代之治”开始，外国参照系就已成为“证明”中国成败的重要指标。随着中国读书人被西方改变思想方式进程的发展，西方越来越具有可以取代“三代”的地位，[9]而俄国和日本则扮演着学习胡服骑射而称霸的赵国的角色。因此，尽管中国的改革不断扩充、不断加速，但是只要可资对比的“他人”发展突飞猛进，同样可以使本土的变化相形见绌；由于希望太美好，实际变化虽大，而不如所希望的那样大，结果仍然导致强烈的失望。换言之，由于西方的“优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灌输的或憧憬出来的，清季那种“中不如外”甚或“今不如昔”的感觉本身也可以是构建出来的。

黄遵宪在20世纪初就注意到了中外对比的严重性。他说，欧洲近代革命，是因其中古“政治之酷，压制之力，极天下古今之所未见”，再加上“赋敛之重，刑罚之毒”，而又“教化大行，民智已开；故压力愈甚，专制力愈甚，其反动力亦愈甚”。中国的专制，其实没有中古欧洲那样厉害。假如“时非今日，地无他国，无立宪共和之比较，乃至专制之名，习而安之，亦淡焉忘”。然而现实恰是：时在今日，地有他国，出现了立宪共和之比较，出现了国民、民权、“民约”（特指卢梭所言）、类族（即后所谓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甚至输入了国家本“为国民、由国民”（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的新义。[10]

这是极有洞察力的睿见，没有西潮的入侵，清季很多问题或不会发生，或不被发现（很多现象，不想去看就会视而不见，有中外对比然后得以凸显）。同时，中外的对应也使很多原本可以分别思考和处理的具体事物整体化，助长了整体解决的思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一开始就说：在“万国交通，争雄竞长”的时代，“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能存则亡，无中立之理”。[11]万国争雄的成败，隐喻着中外竞争的未来。在这样一种“不存则亡”的二元对立思维之下，为了制胜，更不得不向竞争对手甚或侵略者学习。

1905年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改变了世界对黄种人作战能力的看法，也改变了东亚政治的权势格局。而作为战场主人的中国却宣布“局外中立”，更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特例（从中国传统看是失道，即失去了统治的合道性；从新引进的西方国家观念看是不能捍卫主权，也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同时，日俄战争的胜负，以实例向中国人“证明”了立宪优于专制，也就结束了以俄国还是日本为学习典范的长期争议。

对于学日本还是学俄国，中国朝野一直有争议。盖中日同文，而中俄同大；日本毕竟是岛国，似不甚可效仿。然而到日俄战争后，《申报》即说，“日俄之胜负分，而立宪专制之胜负亦自此定”。中国人因而醒悟，“朝廷上始有立宪之议，于是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之举”。[12]类似看法较为流行，林白水后来说：“朝廷推求俄、日胜败之故，乃悟专制政治之结果，国虽大无当也，因是遂有立宪之议。”[13]他所说的“国虽大无当”，既指俄国，也可以是自况。既然政治体制的重要超过了国土面积，俄国也就淡出了中国的学习典范之列。[14]《申报》的即时观察，仅联系到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宪政；林白水的事后分析，则明言其与立宪的关联。两皆由外及内，最能体现“外事”与“内务”的关联已进入一个纠结难分的层次。

如前所述，权势结构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在的领域，文化、思想领域同样重要。康有为当时观察到，庚子后“人心大变”，实“二百年所未有”。关键在于，“向者不过变自小民，今则变自士夫矣”；以前士人“犹望复辟之自强，今则别谋革命自强”。[15]盖外国不仅提供了改变的榜样，还始终在努力参与并试图指引改变的方向。读书人的思想方式在西方引导下发生转换，遂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剧变。

王国维后来指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16]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道”本应是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既然西方自有其“道”，则中国的“道”也就成为中西学区分下的一个区域成分了。过去即使在改朝换代之时，也很少有士人对基本的纲常礼教产生怀疑。由于出现了中外的对比，形成了道出于二的语境，因此中西之道都成为可能的选项。更因黄遵宪所引述的新观念大都被树立为“正确”的标准，中国“专制”的可恶和可怖更得以凸显。所以黄氏认为，当时的“坏劫”和“厄运”，乃“由四五千年积压而来，由六七大国驱迫而成”。但比较起来，“今日大势，在外患不在内忧”。[17]

很多时候，西方也并不掩盖直接以掠夺方式摄取利益的野心。故其不仅提供了变革的思想资源，也以其行为证明着帝国主义的存在，并提示了对抗西方的思想武器。从19世纪后期开始，凡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的地方督抚大体都得到列强的支持。基本上，中国士人对西方观念和行为的接受每进一步，他们对西方的不满也增进一层：中国人因接受西方观念而重视主权，而主权的重要性一旦凸显，此前一些可能是主动“丧失”的东西就变得重要，遂不能不“排外”。对外国司法观念的逐步接受，也就意味着对治外法权的不满。报刊和电报、铁路等既增进了全国意识，也较前更迅速地传播着任何一种中外不平等的事例。走向富强的西式改革需要大幅增加支出，被外人掌控的海关收入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可以说，从晚清开始，外国对中国事务的参与程度极深，而其影响也特别广泛。这样一种与前相当不同的历史局面，既是辛亥鼎革的语境，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发生的原因。充分认识到这样一种权势结构的转移，有助于理解清朝的颠覆。

日俄战争后仅一年，朝廷新设的政务处就“议饬各部院衙门均在本署内添设仕学馆一区，谕令各司员娴习应办公事，并研究西学政治外交等事，以广造就”。[18]所有政府机构都要“研究西学政治外交”，鲜明地体现出外国无处不在早已是多么具体。推行新政的政府如此，要推翻政府的革命者亦然。当辛亥年孙中山在美国获悉武昌革命的消息时，这位革命家不是疾速返国，而是转往英国以寻求可能抑制日本的外交帮助。[19]詹森（Marius B. Jansen）教授曾敏锐地指出，这表明在中国领袖人物的认知中，外国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意义。[20]

武昌的革命政府对此也有充分的认识。10月12日，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就照会各国领事，承诺保护租界和各国人民财产以及“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声明清政府“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担任”；但以后缔结的条约、借款则不能承认。[21]军政府随即对内发布告示，明确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22]并在白话布告中说：“各人要守本分。第一不要扰害各国租界，不要害外国人生命财产，不要烧领事署及教堂。因外国人没有害我们，害我们的是满人。若是害了外人，各国都来与我们为敌，那就不得了呢。”[23]

并非仅武昌如此，芮玛丽曾注意到，辛亥革命期间，南北军队都非常小心地不损伤外国产业。英国领事惊讶地注意到革命军对外国权利的默认：在沪宁之战时，革命军沿着沪宁铁路旁的崎岖小路徒步跋涉，目送火车从身旁飞速驶过。他们当然有能力夺取火车快速前进，这不仅舒适很多，更重要的是可以赢得战役的先机，然而他们却不曾尝试这样做。[24]

革命一方的作为很快得到了列强的认可，10月18日，驻汉英俄法德日五国领事正式颁发布告，援引国际公法关于“政府与其国民开战”的规则，宣告严守中立，等于间接承认武昌革命政府为代表中国“国民”的交战团体。[25]在外国影响无所不在的权势格局之下，列强的迅速表态，是个至关紧要的转折点。此前，主张支持立宪而反对革命的人有一种基本论调，即中国若革命即会内乱，列强必因此出兵干预，进而瓜分中国。领事团的反向表态，彻底粉碎了这一曾经广为流传的说法，至少从操作层面证明了“革命”的可行性。[26]

尽管稍后长江上的英国海军确有借中立以掩护清政府军的举措，曾引起革命党人的不满。[27]但列强的表态整体上显然对革命一方更为有利，实际鼓励了革命在他省的蔓延。几天以后，就出现了湖南军政府，此后各地军政府遂陆续成立。时在内阁掌文字的许宝蘅看到“各路蜂起”，便知“大局危殆”，只能发出“奈何、奈何”的感叹。[28]至此，对清廷而言，已难了局除非取得全面彻底的军事胜利。

其实，即使没有革命的爆发，清廷先已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状态之中。这仍与外国在华存在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前为对抗外国势力的干预，清政府史无前例地援引了义和拳这一民间的异端力量。在读书人眼中，这是一个明显的“失道”象征，直接导致了士人与朝廷的疏离。[29]避难到西安的光绪帝在1901年初发布谕旨，要求“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30]后者针对的是刚落幕的中外武装冲突，前者却揭示出一种更加危险的状态——新旧对立的背后实隐伏着“拳乱”后士人与朝廷间的紧张。

二 庚子后清廷的失道形象和士人心态

上引谕旨里新与外、旧与中的潜在逻辑关联，总体虽可说是近代的通相，却也因朝野的一度共同趋新，本已淡出时人的言说。从曾国藩时代开始，朝廷逐渐成为新派的后盾。尽管向竞争对手学习有着种种的不愉快，但若非外国势力的直接介入过深，朝野趋新的主流或会延续，而不致排外。故义和团兴起时最高层和底层历来少见的朝野一致，反暴露出朝局的分裂和朝野的疏离：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公然对抗中央政策，暗中实得到不少士人的认可。不过朝廷与士人之间这样曲曲折折的合离，却也渊源已久。

清廷与士人的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嘉道以后，满汉隔阂虽渐为人所淡忘，传统的“上下之隔”却又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龚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所写的《尊隐篇》中，已提到文化重心由京师向山林的倾移：由于京师不能留有识之士，“豪杰益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31]这样一种朝野之间的疏离，因西潮的入侵而加剧。后之所谓开风气者，越来越多地出自非京师的地方。

张之洞在戊戌维新时期已注意到新型媒体的影响，其《劝学篇》曾专辟一节以论“阅报”。他说：“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32]就像《申报》曾经是一切报纸的代名词一样，“沪上”也不仅仅就指上海一地，却不啻一种新型的“山中”。重要的是，不仅内政、外事，就连学术方面的新观念也“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提示出当时风气之开源自何处。且这或许已是封疆大吏晚来的承认，类似的倾向早已形成多时了。

近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人员和思想的新流通方式促成了一种相对“独立”于朝廷的“舆论”，却又能影响朝廷的决策。由于社会及社会观念的部分西化，开始出现一些愿意说话甚或“出来干”的人（新旧皆有，以新为甚）。梁启超曾观察到：

试观数年以来，倡政治改革之人，非即倡教育改革之人乎？倡教育改革之人，非即倡实业改革之人乎？倡实业改革之人，非即倡社会改革之人乎？以实业论，则争路权者此辈人，争矿权者亦此辈人，提倡其它工商业者亦此辈人也。以教育论，则组织学校者此辈人，编教科书者此辈人，任教授者亦此辈人也。以政治论，则言革命者此辈人，言暗杀者此辈人，言地方自治者亦此辈人也。其它百端，大率类是。[33]

这一观察非常重要，即一段时间以来，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大致都出于同一群被认为是了解新事物的人。关键是这样的“舆论”能够影响朝廷的决策。很多原处边缘的趋新者，逐渐形成“舆论”，造成压力，使处于权势中央（不仅是中央政府）的掌控者接受这样的思路，进而转化为当权者的想法和政治策略（且这些人并无太明确的朝野之分，新政时期的规划，相当一部分奏折、章程等甚或出自一些逃亡在外、在国内连合法身份都没有的人）。尽管从曾国藩时代起朝廷就已渐趋新，然而边缘处还有思虑更激进的，后来又逐渐转向中心，成为新的开风气者。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这样一种从边缘到中央的新旧转换，已形成一种倾向性的发展趋势，在20世纪很长的时间里还在延续。

19世纪最后十年，中国舆论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即在“退虏”“送穷”等具体的“富强”层面，既存中国学术已基本“无用”，应该束之高阁，转而更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政艺之学。被迫向竞争对手甚或侵略者学习的选择，也带来深层次的心态紧张，进而促生一种集焦虑和激情于一体的急迫情绪，总想完全彻底地一次性解决中国的问题，并不惜借助非常规的方式。其间还有一股潜流，即甲午海战的失败，似乎提示着办海军这一学习西艺方向的无效。此前对“制造”的重视已趋淡化，如今可能受到进一步的怀疑。既然这一趋“新”路向的效应不佳，强调中外差异在器物为主的“富强”方面的主张，也减弱了说服力，有些士人或会寻找其他可能应对中外冲突的方式。

这两种一显一隐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廷的决策，对华北义和团这一“神拳”的借重，提示着主政者基本接受了中学之上层正统已不足以救亡图存的观念，而又不欲进一步仿效西方模式，故走向基层，启用中国传统中任何可以尝试的资源，实即往异端方面寻求力量和支持。尽管如此，这或许是近代国人最后一次从中国传统里寻找思想资源。在那之后出现了更大的变化，寻求思想资源的眼光再次向外发展，所有中国的思想都不再重要也无人想要了。

义和团的重要象征意义在于，那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怪力乱神”的事放到最高的中央政务会议上来讨论，并将之作为决策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当时的国策。这意味着“中国”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不复是以前那个“礼仪之邦”了。而此前朝野的共同趋新也是逼出义和团行为的一个潜在远因。素负理学盛名的大学士徐桐公然为“神拳”背书，以为能收“以毒攻毒”之效，[34]这便最能体现那种隐忍已久、不得不发的心态；而在久抑之后一举释放而出时，显然已急不择术了。

这样看来，义和团的失败不仅是一次作战的失败，而是朝廷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站到了整个价值体系的对立面上。对许多士人而言，文野之辨胜过中西之分。当年曾国藩等读书人要起来打太平天国，就是觉得那一边崇奉的是异端的耶稣教；这一次则是朝廷援引了内部的异端，同样引起了大量读书人的强烈不满。

当清廷也像当年洪、杨一样提倡怪力乱神时，表明其在社会层面已不一定依靠士人，在思想层面既不能维持中国“正学”，又不能接受外来的新学，实不足以救亡，更不能振兴中国。从这时起，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已不相信政府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即不再寄希望于这个政权来改变中国的现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相当数量的封疆大吏也有类似的看法。“东南互保”局面的出现，实则是那些曾在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选择了前者的疆臣这次却在清廷与列强之间选择了中立所致。“中立”是近代引入的西方新概念，从传统观念看，就是有外侮而不勤王，听凭外人宰割君主，至少也是抗命不遵朝旨。这样的局面是西潮入侵以来前所未有的。

在传统意义上几乎等于叛国的“东南互保”，反因朝廷的“失道”而具有了较充分的正当性。[35]当时便少见人说“东南互保”是卖国，清廷事后也未曾对此追究。后来的研究者固可说这是所谓地方权力上升的表现，更不能排除朝廷自觉此前作为已属“失道”，故不宜纠缠，免得提示曾经存在的倒行逆施。但这些因素彼此都有暗中的因应，久已淡化的满汉意识很快再度受到关注，朝廷中出现亲贵内阁，而不少地方督抚也在加强相互联络（以及其中某些人与外国领事的联系加强），多少都与“东南互保”有些关系。

所有这一切，都为次年的《辛丑条约》所固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确立了外倾的国家走向；而全面的武器禁运则从此断绝了此前以购买方式强军的途径，并辅以各国可长期驻军的独立使馆区以及削平京师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一个不得不走向世界的国家，防务上却门户洞开，且已几乎无法实现今日所谓“军事现代化”，怪不得此后“瓜分”就成了舆论的持续主题。而巨额的赔款，不仅使全民直接感受到了朝廷倒行逆施的代价，也为此后一系列内政改革的艰困埋下了伏笔。在越来越重视纸面条文的时代，这等于将朝廷钉死在失道的耻辱柱上了。

因此，庚子年是清末的一个转折点，局面已很难逆转（却也不是没有可能）。陈三立在庚子当年即几乎明言朝中已有“暴君虐相”，足以促“民权之说”兴起。他说，泰西“民权之所由兴，大抵缘国大乱，暴君虐相迫促，国民逃死而自救，而非可高言于平世者也”。而中国“义和团之起，猥以一二人恣行胸臆之故，至驱呆竖顽童张空拳战两洲七八雄国，弃宗社，屠人民，莫之少恤”。如此，“专制为祸之烈，剖判以来未尝有也”。他的推测是“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而并渐以维君权之敝”。[36]

戊戌时与陈三立同在湖南推动维新的黄遵宪也想到了“民权”，他原以为，庚子后联翩下诏“设政务处，改科举，兴学校”，或可以达到“尊王权以导民权”之平生希望。然而新政的实际举措令他非常不满，“今回銮将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展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避祸全生，徒以之媚外人而骗吾民也”。[37]黄遵宪敏锐地观察到清廷变法那不得已的一面，即避祸全生，以媚外人；而这个寄望于改革之人的沉痛绝望，暗示着与陈三立相近的分析，即王权和民权难以两全。稍后陈天华正式提出“改创民主政体”的主张，理由即为“现政府之不足与有为也，殆已成铁据”。[38]

又两年后，山西举人刘大鹏总结说：“世道大变，自庚子年始。人心于是大坏，风俗于是大乖，至学界风潮于是大涨。凡出洋游学，即在学堂之人，多入无父无君之境。诚有不堪设想者。”[39]革命者的经历很能支持这个看法，孙中山在庚子年趁北方之乱而发动惠州起义，虽仍失败，但他发现当时“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此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庚子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40]

鲁迅后来回忆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41]这里的“群”当然是指士大夫，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在义和团之时恰与清政府一度有“合作”。鲁迅和陈天华都曾在日本留学，也都倾向于革命一方；然而他们的表述无意中提示了一个重要的潜在共识，即后来走向激进方式以“掊击”政府的革命党人也曾有与政府合作以“图治”的愿望，前提是政府能够“有为”。

或可以说，当时已形成一股内外夹攻的强大政治变革压力，使政府终于认识到全面改革已刻不容缓。然而，晚清新政有一致命的弱点，即大量过去维护朝廷的士人已开始对政府失去信任。前引黄遵宪在短期内即对新政由希望到绝望的进程，当然不是孤立的。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当年朝廷已经注意到士人心态的转变，并有因应的举措——政府主动推行了自上而下的一系列越来越急迫、越来越全面彻底的改革措施。

在士人心态与清廷政策颇有距离的情形下，朝廷的举措也不得不步步紧逼、层层加码。以科举制改革为例，庚子后几年间，仅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奏折中所提出的办法，就几乎是几月一变，一变就跃进一大步；前折所提议的措施尚未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已接踵而至。原拟用十年的时间逐步以学堂代科举，而不过一年，便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在1905年就把实施了千年以上的科举制彻底废除，很能体现政府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42]

立宪亦然。就在1905年当年，报纸已观察到“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的现象。[43]至1907年，孙宝瑄感慨道：“风气至今，可谓大转移。立宪也，议院也，公然不讳，昌言无忌；且屡见诸诏旨，几等口头禅，视为绝不奇异之一名词。”数年前这还是“所梦想不及”的事，[44]现在已有付诸实践的希望了。最初朝廷正式确立的预备立宪年限为九年，仅两年后的1910年，颇类当初改废科举的模式，朝廷又将预备立宪期从九年缩减为五年，而朝野已在讨论进一步缩减为三年甚或立即施行的可能。

类似废科举、试行立宪这样的改革，都是千年未有之巨变，因此不能说朝廷没有决心、没有诚意。不论朝廷的举措在多大程度上是被逼无奈，这样的步步深入都的确体现了改革的诚意。改革的不断加速进行，表明朝廷的确希望可以借此挽回士人的支持。当然，在士人对朝廷的不信任相对普遍之时，很多人还是对立宪持观望的态度；然而这正是黄遵宪曾经梦想的“尊王权以导民权”，朝野中不少人对此也曾寄予厚望。盖一旦实行立宪，皇帝就真成虚君了。这样举足轻重的大事，仍有进一步考察分析的必要。

三 自上而下的立宪

若向前追溯，清末立宪也曾经历了一个民间走在前面的阶段，但很快就出现在官员的奏折之中。[45]日俄战争结束后，由于袁世凯和端方的努力，立宪主张“渐达天听”。[46]先是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上奏说，立宪方可使“皇位永固”，且能解决满汉矛盾等各种问题。[47]不久，“立宪足以安帝室”的主张渐为朝野所接受。[48]大概从1905年起，立宪已成朝野共识，遂出现前引立宪二字成为“士夫之口头禅”的现象。

与此同时，立宪越来越被看作通向富强的必由之路。端方的奏折就一再强调，日俄战争表明，“立宪与否”就是“兵强国富与否之原因”。据他在外国考察，“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于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若“内政不修，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如“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49]稍后仿行立宪的上谕也明确肯定：“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50]到1909年4月，学部奏折再次肯定“立宪之效，必以富强为归”。[51]

晚清的富强国策本来就是被动推出的，即黄遵宪所谓“避祸全生”。立宪亦然，常被不少人视为一种摆脱危机、解救危局的脱困举措，带有不得不推行的被动意味。《东方杂志》的署名文章当时就指出：“立宪之谋，乃剥肤于敌国外患，被动所生，而非主动，此无可讳饰者也。”[52]尽管如此，这样一种以立宪致富强的取向，仍体现出一种积极正面的努力精神。

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立宪究竟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实有很大的差异。时人已感觉到这一点，以为有必要弄清“将以立宪为兴国之目的乎？抑以立宪为救亡之手段乎”？前者近于“好事喜功之发动”而“欲大有为”，后者则是出于“天时人事之交迫”而“不可不为”。[53]从清廷的整体作为看，在立宪国策的确立方面，显然有些踌躇；而在政策确定之后，却推进得雷厉风行（至少中央政府非常急迫，已使多数地方疆吏难以接受），大体表现出一种被动中的主动倾向。

随着革命的主张开始流行，清廷不得不以革政的方式与之竞争，以避免革命的发生。杜亚泉稍后即说：“吾国立宪之主因，发生于外界者，为日俄战争；其发生于内部者，则革命论之流行，亦其有力者也。”[54]在某种程度上，立宪与革命之争已成为中国两种出路的竞争。以立宪消弭革命，基本也是一种被动的反应；但以革政的方式与革命竞争，仍表现出一种被动中的主动倾向。

立宪这一朝野共识的形成，用朱执信的话说，“其倡者一二无赖，而和者乃遍中国；相与鼓吹张皇之，使深入于士民之心”。[55]胡思敬更清楚地看到，只有朝廷先做出决策，然后“二三浮薄希宠之徒”才可以“相与鼓煽其间”。[56]若结合二人的话共观之，则立宪先由“一二无赖”提倡，继经“二三浮薄希宠之徒”附和。当时最保守者和最激进者的概括，实相当接近。

这一共性揭示出，尽管从历时性的视角看，立宪已是石破天惊的根本性巨变，但在共时性的语境中，立宪却还是一个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同时面临双方抨击的举措。不过，革命党方面的攻击更多在海外，而守成者的反对也仅部分公开（由于已是既定的国策，很多心存不满的官员不能不取自我禁抑的态度，甚或以表面支持求实际的延缓，详后）。大体上，立宪已成大势所趋。

就其发生和发展的途径看，立宪无疑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但不过几年，起自民间的思路渐具朝野共识。或可以说，朝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时，即已基本倾向于立宪，出洋考察不过是为一项半公开的既定政策寻求支持，以增强其正当性。当年报纸就注意到，自考察大臣归国到下诏宣布立宪，历时仅一个月。[57]可知立宪之意先已预定。而民间也读懂了上意。自五大臣出洋，“薄海人民，咸知朝廷实有与民更始之意，而希望立宪之情乃益切”。驻外使节和枢臣疆吏，“亦纷纷奏请立宪”。[58]到其正式被确定为国策后，立宪就基本形成一个自上而下强力推动的态势。这是宪政能够风靡的主要基础，也是一个不可忽视且值得进一步考察的倾向。

立宪的自上而下特征

鲁迅后来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59]但清季朝野则皆感外国立宪必流血，而中国不仅不流血，还是上比下积极。当出洋考察五大臣被行刺时，夏曾佑就提出：“天下各国民人要求朝廷立宪，朝廷不许，致有种种凶险之举，此为国家之常事。而惟我国，则朝廷深欲立宪，而民人抛炸弹以止之，亦何其可怪之甚哉？”[60]夏氏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差异，即中国立宪本是模仿外国，其进程却与外国颇不相同——外国立宪多自下而上，中国立宪却表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

这一特征，其实当年政治立场不同的各方面人都已共同注意到了。革命党人汪精卫首先就指出：“立宪事业，满洲政府实司其柄，自定宪法，以规律大权之行动。”他更明言，这是满洲政府“自率己意，以定宪法，于国民何与焉”？[61]汤寿潜私下说：“以五千年相沿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62]《东方杂志》则公开说，立宪诏书和改官制的上谕中都表述了“民格不及、程度不足”、“民智不足”之意；“质而言之，即谓下之自谋，不若上为之谋也”。[63]此虽可见婉转的指责，但仍指出了实质，即立宪本非“下之自谋”，而更多是“上为之谋”。

所有这些人都看到并指出了一个共同点，即此时的立宪是自上而下的。且正因是自上而下的，似乎还来得太容易。邓实在1904年还慨叹“革命难矣，而革政抑亦不易”。他很担心立宪的希望可能会“望之终古而已”。[64]到立宪上谕颁布后，夏曾佑转而感叹“自古立宪之迟，莫如中国；自古立宪之易，亦莫如中国”。[65]

换言之，这次是朝廷主动要立宪，而不是被要求立宪。且后来朝廷表现得似乎越来越“主动”，不论其是否情愿，开设国会的期限确实越缩越短。1910年11月4日（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将开设国会的期限缩短三年，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诏书指出：由于时势危迫，“日甚一日”，且“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朝廷“宵旰焦思，亟图挽救，惟有促成宪政，俾日起而有功。不待臣庶请求，亦已计及于此”。[66]

这一上谕明确了立宪开国会是为了应付危迫的时势，承认了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的现实，并强调了朝廷“不待臣庶请求”已在筹划此事。这大体应非虚言，而系实述。盖对朝廷在立宪方面的主动，就连政府中人也有疑虑。稍早在大臣讨论立宪的会议上，据说铁良就提出：

吾闻各国之立宪，皆由国民要求，甚至暴动。日本虽不至暴动，而要求则甚力。夫彼能要求，固深知立宪之善，即知为国家分担义务也。今未经国民要求，而辄授之以权；彼不知事之为幸，而反以分担义务为苦，将若之何？[67]

而袁世凯解释说，过去欧洲人民是因“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中国则朝廷崇尚宽大，故“民相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故“各国之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吾辈之责任，在“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

袁的回答道出了立宪的一项要素，即开民智而使之有权利义务观念。一般宪政研究似较少述及教育，其实宪政乃新政之一部分，其间教育始终得到强调，被置于首要的位置。[68]朝廷的具体预备立宪次序，也是先普及教育，以推行地方自治。这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以教育培养“国民”（对应于“臣民”）努力的延续，本是在野的趋新读书人向所提倡者，为朝廷所采纳。时人认知中的“国民”，是要“与国家之兴衰有关系”，[69]即不仅要有自治的能力和权利，更要知爱国；而爱国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多缴税还愉悦，同时也愿意当兵。张荫棠就明言，“立宪政体之善”，就在于“使民知国家者，君与己共之，爱国之心油然而生，然后肯牺牲财产以供租税，牺牲身命以为兵役”。[70]

提到“开民智”，有些人或许连带想到的是“兴民权”，朝廷则显然更看重使其“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的一面。当时以教育培养国民爱国心的直接目的，大都在于“肯牺牲财产以供租税，牺牲身命以为兵役”。那时被视为袁世凯主要权力竞争者的瞿鸿禨，这方面看法与袁相类，他也说：“宪法之利于国者，在人人知当兵、纳税之义务，而可致富强；其利于民者，在人人可享法律之自由，人人有与闻国政之荣利，不啻上下互为报施。”如此，则必“民智大开，民德日厚，夫然后下知当兵、纳税，而皆有急公好义之诚。”[71]这些人之所言，大体仍是咸同以来官文书中最常见的筹饷、练兵二事。但不同的是，西来的权利义务观念在官员中已相当普及，并成为其论事的学理依据。

而铁良的疑问，显然代表了较普遍的看法。于式枚也说：

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所以行者曰权。权之所归，即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72]

于式枚不仅道出了中国立宪与各国的不同，更指出了一个可能的反向结果：外国是因争权而致乱，中国则可能因授权而致乱。大学堂监督刘廷琛进而提出，“欧洲各国立宪，皆因昏君暴相，肆行掊克，民不堪命，乃起而与政府相抗，几经流血而成”。中国则反是，民间未见什么抗争，朝廷则“持太阿之柄以示人，坐使国势纷攘而不安”。[73]刘廷琛的见解有和于式枚相近处，然更直截了当，明言立宪已导致“国势纷攘”。不过，使臣张荫棠有相反的看法，他以为，各国由专制政体变为立宪政体，“俱不免有官民上下权限之相争”。而中国则“全赖朝廷预制机先，明决断行”，遂能“融洽党见，消弥隐患”。[74]

在革命党方面，从预备立宪之诏初下时起，“有识之士即号于众曰：各国立宪无不由国民流血以购之，今我政府竟如是慷慨，而分权让利于吾民也，乌可得哉”？[75]其态度虽是负面的，却也点出了立宪自上而下的特征。当年倾向于革命者反对立宪的一个代表性说法，即天下没有平白而至的好事，若出现，不是假的，就是欺骗和阴谋。

雷昭性就分析说，宪法的实际功用，即“杀政府之权，而与人民以参政权”。通常政府都不愿意分其权力，故“各国立宪，其原动力皆发自人民。政府于百端抗拒阻挠之后，至于势不能支、力不能拒而后许焉”。而“吾国则政府为原动力，无须逼迫，而泰然分其权与人民，何其文明程度高于各国若是也”！和于式枚相近，他也视立宪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竞争，而政府显然是强势一方，故各国人民“于不得已之时而不免用激烈之冲突”。由此可知，宪法者，“大都由激烈时代人民逼迫而成，非可由平和时代政府酝酿而成”。[76]

《民立报》的社论指出：宪法是“保护人民”而“束缚君权”的，“人民不起而立之，断未有君主肯起而立之”者；同理，国会也没有“人民不起而开之”而“君主肯起而开之”者。故“自来宪法，未有非国民能起而自立，而可以得美备之宪法者；自来国会，未有非国民能起而自开，而可以得有力之国会者”。若“有恩许开之者，必非真正之宪法、真正之国会”。国民应当负起责任，不能坐视君主“自立宪而自开国会”。[77]不论报纸的态度如何，最后一语仍点出了立宪更多出自朝廷的特征。

更重要的是，由于立宪的自上而下特色，关于宪政，已形成某种程度的言论禁抑，特别是官员的自我禁抑，即大家不怎么说反对的话（不敢说或不愿说），实际往往是说了也白说。内阁学士文海一开始即指出，立宪有六大错，其实“人所共知”，参与定策的“会议诸臣亦所共知”，不过因“势成指鹿为马而不敢言”。[78]内阁中书王宝田等稍后也说，立宪、改官制的弊害“固夫人之所知也；特知之而不肯言，言之而又不实不尽也”。[79]就连革命党人戴季陶也注意到：“今日之政府中人，自摄政王以至于各亲贵大臣，无论其人格如何、性质如何、意见如何，未有敢发一言以反对宪政者。”[80]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质疑立宪或宪政的官员，多是官位不甚高者，或官品虽高而疏离于权力中心者，还有一些则是以谏诤为责任的言官（他们的立论基础不尽同）。左都御史陆宝忠当时就对这种“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的现象感到“汗颜无地”。[81]当然，也有少数握有实权的疆臣对宪政举措公开表示不同意见，陕甘总督升允直接反对，两江总督张人骏则婉转抵制。不过，由于立宪乃上之所好，两人“皆负大不韪之恶名”，支持立宪者“群起而相诟厉”。[82]而这些诟厉者，当然包括迎合上意的各级官员。

不论是主动迎合还是被迫追随，宪政的风靡，意味着政府尚有可以作为的余地。这是非常重要的，盖尽管朝廷希望立宪可以保皇室，而朝野中不少人也希望立宪可以阻革命，立宪的实质意义，正在于它是推行新政的制度基础。

“开千古未有之创局”

夏曾佑很早就意识到立宪这一改革的根本性和整体性，所以他在1905年就提出，仿效外国立宪“当师其意，而不必袭其名”。因此，他希望朝廷在“改政体时，不当尽求之于法学家，而必求之于哲学家”。[83]这一看法不仅在当时没引起什么反响，后来也少见跟进，却提示着后之研究者，当从基本的思想层面去思考制度的变革。

必须充分认识立宪带来的根本性转变。正如资政院开院典礼（1910年10月3日）上宣统帝的上谕所说，预备立宪乃是“开千古未有之创局”。而十天前资政院总裁溥伦也在首次召集日上强调，这是“我中国数千年以来没有行过的盛典”！[84]在稍后的第二十六次资政院会议（1910年12月15日）上，剪辫易服案的提案者罗杰说，剪辫是否有违祖制，可以不必考虑。若说“不能变更祖制，这个立宪政体，岂不是显然变更祖制吗？既然政体可以变更，何有区区发辫呢”？[85]

这样的提议也出现在资政院，胡思敬就深有感慨：“不图海外之逆书，忽变而为公朝之议案。”[86]而对于朝中兴起内阁代君主负责之说，他更点出这一转变的彻底性：“使雍正、乾隆之朝而有是言，两观之诛，何以逃罪？今众口并为一谈，牢不可破。”[87]用时人的话说，以立宪“永保皇位”，是一个改变“政体”以保存“国体”的取向——政权的保存更多是名义上的，而治权的转换却是根本性的。其手段的激进与目标的保守之间，隐伏着尖锐的紧张，前者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威胁着后者。

无论出于何种意图，立宪一旦实行，皇帝就成为真正的虚君了。从实际执政的角度言，这不啻一个否定皇帝自身统治正当性的决策。升允看到了其中的关键：宪政的好处在于“虽有暴主，不能虐民”；然其弊，则即使“有圣君”亦“不能泽民”，因为皇帝已“无负担、无责任，拘挛于法宫高拱之中，莫由屈伸”。[88]孙宝瑄很早就知道，既立宪，则“国中之事，举听命于相”，皇帝不过“徒有君之名耳”。[89]他后来进而指出，也只有君主不负责任，置掌权的宰相于可立可易之位，然后帝室才可以“安然无恙”。[90]

从当局者的视角看，即使作为解救危局甚或避免革命的举措，立宪这一方式也充满了风险，甚至是危险。对任何时代的任何当政者来说，做出这样的改革决策，都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在决策确定后，推行过程中的犹疑和反复，既是自然的，也会是持续的。而其间的审慎、迟缓和蹒跚又都很容易被视作拖延和欺骗。[91]换言之，要说清廷的立宪有多么主动和诚恳，显然过于理想；其尽可能延缓进程，祈求某种扭转局势的奇迹出现，这样的心态也并非不存在。

然而，以治权的根本转移换取政权的名义保存，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彻底的变革，即余肇康所谓“别开一四千年来之世界”。[92]反对新定官制的陆宝忠指斥“三五嗜进喜事少年”不学无术，“任意去留，几欲举祖宗成法扫除而更张之”。[93]这绝非无的放矢，戴鸿慈和端方关于改官制的奏折说得很明白，他们“详细参稽，悉心斟酌，实欲舍中国数千年之所短，就东西十数国之所长”。[94]短长的标准是不定的，但“中国数千年”和“东西十数国”的对应性时空弃取，充分表明了改革的彻底性。

虚君之后，再加上这样从文化到政治的全面弃取，朝廷实所剩无几，既没了退路，也很难再进一步了。若按立宪进程实行选举，仅数百万之满人是无法与占多数的汉人相抗衡的，这等于将各级权力奉还汉人。[95]这是那些“体制内”改革者心知肚明而不宜点醒者，革命党人又岂不知之乎！陈寅恪比很多人更清楚地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君宪徒闻俟九年，庙谟已是争孤注”。[96]如其所揭示的，很多时人关心和争论的是立宪的缓急，对皇室而言，这已是名副其实的孤注一掷了。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朝廷对于立宪，实已相当主动。尽管很多充满焦虑的时人的确感觉立宪推行太慢，但是从改革的彻底性及变动的广度言，恐怕朝廷是操之过急而非过缓。进而言之，清季立宪的自上而下特色，以及立宪未必出自一般人民要求，共同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国的立宪主要并非某些社会群体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感觉受到了压制，而更多是基于想要实现富强的国家目标，以解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

《东方杂志》的署名文章也说：从预备立宪的上谕看，“朝廷所以主张立宪者，意在救亡。实灼然于制治之旧，不足以肆应于世界大势之新”。[97]武昌事发后，资政院总裁世续等的奏折指出，革命党人鼓煽之说，“皆由怵于危亡而起”。盖“生今之世，万国竞争，非立宪无以立国”。彼“窥我政府之意则决不肯立宪，不立宪则亡。与其坐而待亡，孰若起而革之”，以“铁血立宪”代“和平立宪”。[98]而端方等在奏请立宪时已说，此后“中国转危而为安，转弱而为强，亦能奋然崛起，为世界第一等国。则举国臣民其沐我皇太后、皇上之福者，将亘亿万年而无穷”。[99]

这就说明，那时朝野都开始意识到有一个相对超越易姓或君民利益之上的新事物，即身处万国竞争之中的“国家”。而中外竞争的胜负，可能是君民双方共同的——胜即双赢，负则两输。正因如此，一姓一时之立宪，才具有“亘亿万年而无穷”的意义。换言之，与西方许多国家的立宪要求不同，清末的立宪要求似乎不是因为中国的内政出了问题，而是因为既存的政治制度无法解决对外竞争的问题。后来一些力图模仿外国的人为看不到类似西方为要求民主而奋斗的第三等级一类群体的出现而失望，却并未注意到此虽牵涉内部的权力分配，却本非因此而产生的问题。

从根本言，晚清的政治改革，特别是拟将推行的宪政，本是一种全新的外来政治形式，既涉及国家性质和权力的再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政治秩序甚至文化秩序的重新整合。可是清末朝野虽也经常提及国家性质和权力的再分配等问题，却仅点到为止，较少见从学理方面思考和讨论这些重要面相。尤其西人在提倡宪政时对人民主权（即国家权力在民，且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确立）的强调，似乎不是中国鼓吹立宪者的重要议题。制度的学理基础，以及制度与人民的关系，或人民在制度中的地位，也都不是时人关注的重点。甚至立宪的基本含义，即以宪法为基础的治理，也并未特别受到重视。宪法本身，从当时到现在，都不是各类“立宪”讨论中的一个关键议题。[100]

那时不少人往往从符号（或时人常说的“名词”）而非制度层面去思考体制问题，视宪法或立宪为一种象征，仿佛其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一旦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在某种程度上，宪法的确也只是一种称谓或说法。若论一国的根本体制，即所谓“广义宪法”，则时人也知道，“无论何国，统治以来，莫不有之”。中国本有其体制，更有成文或不成文的传统，而且是有约束力的传统，即晚清君臣常说的“祖制”（此所谓“制”，不必论其是否成文，盖昔人本特别重视先例也）。但晚清人心中口中的“宪法”，更多是特指“扩张民权，组成代议制度，使参预立国法之根本”的所谓“狭义宪法”。[101]

近代中国的特别之处，正在于为了模仿这外在的狭义宪法，不惜废弃既存的广义宪法（例如科举制的废除）。盖因立宪本落实在“富强”的国家目标之上，大部分人似已预先确认了外国宪政的正确性和正当性，而不甚注意和关心宪政在西方也仍是发展中的议题。他们所争论的，更多是仿效何国、何种宪政，以及拟议的各项具体举措是否学到了其所欲仿效的宪政。

而对于朝廷是否真能实行立宪，当年海内外有不同立场、持不同取向之人，其实都不够信任，唯程度不同，反应也不同。革命党人的态度特别意味深长，他们公开否认朝廷能够立宪，其实内心对政府有信任，故也常发出“不许”政府立宪的主张，甚至有人承认若立宪成功，革命就没希望了（详后）。这样，改革进程本身，就成了对其正当性的论证方式和检验手段。若朝廷证明自己真能立宪，则可进入操作层面继续推进自上而下的改革；若朝廷被“证明”不能立宪，则不论是开国会还是革命，都是另一种自下而上的途径了。

朝廷这样破釜沉舟的努力，仍让相当一些读书人感觉不满，应有更深层的原因在，需要认真对待和分析。另一方面，清末朝野之谈论立宪，颇有些类似后来的读书人“说革命”，[102]始终夹杂着想象和憧憬，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立宪是对此前已在推行的诸多具体新政举措的制度提升。由于对此的体认不够深入，也缺乏心理上和学理上的准备。例如，与制度变革密切相关的政治伦理，同样需要有重大的转变，却很少进入时人的意识层面和言说之中。最要命的是，在新政从一些可以分散进行的具体作为上升到立宪的整体制度层级后，很多此前尚未充分暴露的根本性制度困境就在实际的操作中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四 制度困境下的新政

从清季开始，中国的既存制度不适应时代便是一个流行的说法。当时人已在申说立宪与专制的对立，稍后又延伸到帝制与共和的对立（前者是时人对于“政体”的一种概括称谓，后者则是时人所谓的“国体”）。到1949年后，至少在中国大陆，则多说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对立。这些见解的思想资源各异，观察视角也不尽同，但大体都接受类似的预设，即一时代应有一时代的制度，而近代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其制度却滞后，故不能适应。

前引龚自珍的“尊隐”说，已提示出不待西潮冲击，中国的问题已存在。汪士铎稍后说，“当咸丰中，海内多故，非上有失政，下有贪酷”，而是人口多而风俗奢相，物力不能给所致。由于“休养久而生齿繁，文物盛而风俗敝”，故“不必有权相藩封之跋扈，不必有宦官宫妾之擅权，不必有敌国外患之侵凌，不必有饥馑流亡之驱迫”，虽“上无昏政，下无凶年，而事遂有不可为者”。[103]

汪氏所说的权相藩封之跋扈、宦官宫妾之擅权、敌国外患之侵凌以及饥馑流亡之驱迫的四“不必有”，除“敌国外患之侵凌”外，其余几条，直至民国代清，可说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近代外患侵凌，很可能是造成中国局势变化的一项根本因素，其实际的和认知上的作用皆不可小视。而且，耗散式的体制疲软和衰退通常是可逆的，如通过改善人才选拔（此汪士铎所最不满），或其他一些修补式的制度调整，或许就能解决问题。真正的挑战是作为“正确”模式的外来新体制的出现，由于国家目标的外倾导致政府职能的转换，进而不得不进行全面彻底的整体制度更易，这就与此前的困境大不一样了。

小政府遇到了大问题

傅斯年曾论“王安石变法”，说“其改革之总用意，亦为富国强兵，以雪契丹之耻”。故不仅其用心不可非，“即其各法，亦多有远见之明，此固非‘不扰民’之哲学所赞许，却暗合近代国家之所以为政也”。[104]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盖王安石的“变法”实已触及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其成败当从制度及其背后的基本价值观念看（这是少数与前引夏曾佑见解相近者）。在中国，“不扰民”的小政府政治哲学早已体制化，至少为体制所固化，若不从基本价值观念上开始转变，并据此对体制进行更易，则任何“富国强兵”式的改革都很难成功。

清末新政也可由此考察：外敌的实际入侵和继续入侵的威胁，使“富国强兵”成为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而“富强”的确使傅斯年所谓“近代国家”的政治观念与“不扰民”的小政府政治哲学形成了根本性的对峙，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这就使清廷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外之间的国际竞争不可避免，为了不在竞争中落败，就只能向“近代国家”靠拢。用传统的术语说，为了“退虏”，先要“送穷”，这样才可能实现“富强”。体现在政府职能转换上的国家功能转变，意味着整个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都不得不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从世界史的视角看，中国统治的国土面积那么大，维持那么久（朝代虽更易，基本未变换体制），似仅此一例。[105]按照欧洲的经验，广土众民几乎是不可能一统治理的，也没有实施实际政治管理的先例。而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由于实行了真正“小政府”的无为模式，[106]在低成本的情况下运作，广土众民的状况是可以治理的，实际也在很长的时间里实现了治理。其间一个重要因素，即政府把权、责层层释放。

中国传统政治讲究的是社会秩序的和谐，其基本立意是统治一方应“无为而治”。先秦政治思想有一个核心原则，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治世”，即统治一方从上到下均可以无为，而天下的社会秩序仍能和谐。用今日的话说，“无为而治”就是政府尽量不作为。故中国的传统政治，至少在理想的层面上，基本是一个不特别主张“作为”的“小政府”模式，接近于西方经典自由主义那种社会大于政府的概念。中国古人也许很早就意识到了国家机器很可能会自主而且自动地扩张，所以必须从观念上和体制上对此“国家自主性”进行持续有效的约束。

与“小政府”对应的是某种程度上的“大民间”或“大社会”，过去常说中国是中央集权，那最多只体现在京师的中央政府本身。[107]到了各地，则大体是一种逐步放权放责的取向，越到下面越放松。用清季时人的话说，即天子慎择宰相，宰相慎择守臣，守臣慎择牧令，皆“责其成”而不问其具体之所为。[108]且权、责不仅是分给省或州县一级的地方官，很多时候是直接分给了基层的地方社会。

先秦时诸侯治理的地域不甚广，故官治基本直至乡一级。秦汉大一统后，怎样在广土众民的局面上延续以前各诸侯国的治理模式，是一大挑战。[109]唐中叶以后，大体上官治只到州县一级，且直接管理的事项不多，地方上大量的事情是官绅合办甚或是由民间自办的。用现代术语来表述这一官绅“共治”的特点，即“国家”不在基层，也缺乏向基层扩张的意愿和动力。清初朝廷似曾有过试图强化保甲而弱化士绅的努力，但并不成功，也未见延续，此后基本维持着唐中叶以后的政治形态。[110]

中央与各地官员的职责，也有明确的划分。袁世凯后来用新名词解释说：“国家设官任职，首须权限分明。其大要不外立法、行政而已。内而各部，皆为立法之地，此中央之所以集权；外而各官，皆为行政之人，此地方之所以寄治。”简言之，就是中央“议事”而外官“办事”。相应的，各部的部员也“为中央议事之人，而非地方办事之人”。若“立法有未善者，外官亦得而条陈之，但不能分中央制度之权；其行政有未善者，部臣亦得而纠査之，但不能攘地方治事之权”。[111]他以立法和行政这样的新术语，非常简明扼要地对议事和办事的区分进行了学理提升，即中央政府负责订立制度，更多起主导作用；而各级地方政府则承担具体的治理。

当然，所谓无为，并非零行为，而是对某种行为方式和取向的强调。若论政府参与的事务，似乎中国还胜过西方。严复曾比较东西立国之异，说“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故西方君主“所重在兵刑”，而“中国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举凡礼乐、宗教、营造、树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等，皆其事也。结果是“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112]

实际上，历代真能“作之君作之师”的皇帝是很少的；大部分时候是皇帝和士人共治，实现一种群体的君师之治。用蒋梦麟的话说，中国久已没有贵族，只有“相当于贵族的士大夫阶级”，逐渐衍化成一个“学者之国——最受尊敬的是学问，最受珍视的是文化”。统治者依靠“学者领袖来驱策督导”，通过“教育人民”以“真正地领导人民”。[113]这样的群体君师之治，也可以称为“士治”。在此体制下，从帝王到守宰的责任固无穷，具体治法却又是相对放任的。类似中央与地方的区分，各级政府也更多是起主导作用而已。

严复的意思，是不满中国政府干预民事太甚，但他的确领会到了中国传统政治那种政教相连的特色。从根本言，政府可以无为的前提就是教化，即贾谊所说的“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新书·大政》）。这里的“政治”，意思就是以政教为治和政事得到治理。百姓受教而化之，各亲其亲，则政府对内的职责只在老幼孤寡的福利问题，当然可以无为，且“民劝之然后国丰富”（同上），自可趋向“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样一种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理念，与其说是一个可以完全实现的目标，不如说是一个值得争取、可以趋近的理想。[114]

然而，小政府模式的根本缺点就是很难应付较大的突发事件，故最怕“天下有事”。这种资源匮乏的政府，就连应付天灾都感乏力，更不用说对外作战了。而近代的一个新形势，就是康有为强调的从大一统变成了万国林立的竞争局面。随着资本主义和科技的发展，今日所谓全球化那时已经开始。本来儒家强调国家不与民争利，前提是对外不多欲，才能够内施仁义。晚清的困窘在于，中外的竞争既严峻又紧迫，外来的压力接踵而至，已经不容许一个小政府的存在，迫使清廷不得不向一个有作为的大政府转变，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旦政府真要有作为，中央政府也就感到了“集权”的确实需要。清廷因仿行宪政而推行中央集权，的确是导致各地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详另文）。但这还不是当时最严重的挑战。最具根本性的结构性紧张在于，一个向以“无恒产”为宗旨之“国”，忽然要完成退虏送穷的紧迫任务。一旦中央政府选择了富强这一目标，就不能不在政治伦理和统治模式上做出结构性的改变。但当年的政府以及关心国事的多数读书人，恐怕都没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从民富国强到政府理财

小政府模式的管理成本较低，资源需求不多，无须大量征收赋税。这一政治哲学的典型表述，即《老子》所谓“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正因政府“作为”方面的要求不高，故产生与此配合的轻徭薄赋政策，可以不与民争利。康熙朝那句“永不加赋”，让很多读书人对外来政权产生了认同感，成为清廷能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是否加赋，主要在于政府的管理需要支出多少钱。曾任州县的汪辉祖也知道，“多一重衙门，便多一重费用，百姓何能堪此！”[115]只有减少支出，维持一个不作为或少作为的小政府，才能做到“永不加赋”。

按照孟子的说法，士可以无恒产，一般人则不可无恒产。中国这样具有“士治”风采的小政府模式，使“国家”（state）似也带有士人的意味，即国可以无恒产，各级政府都不以府库充盈为目标（若以此著称，便可能被视为苛政），而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安。[116]梁启超稍早在论证古今中外“有国者之通义”时曾表示，“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于是乎有农政、矿政、工政、商政”。[117]所谓“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是传统观念的简明总结，故其所说的各“政”，虽已可见外来的影响，但大体还是由政府扮演提倡、督促和推动的角色。

时人对此也是有所认识的。《中外日报》在1904年即曾指出：专制之君“最不相宜者，则干涉民之财政”。若其“不明此理，而横干民之财政，则无论其用意之为善为恶，而君位皆不能保”。王莽和王安石的改革“皆欲为民整顿财政”，结果是天下大溃。[118]杜亚泉在1911年初也警告说：“国运之进步，非政府强大之谓。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119]

这样能延续民富国安的思路，并看到“国家”实依赖社会的睿见，当时恐怕有些超前。更多人或憧憬着从“专制”走向立宪的巨变，似以为从政府到读书人都可以“转变作风”。孙宝瑄就认为，“变法之本在立宪，立宪之本在财赋，财赋之本在实业”。他很羡慕“日本维新之际，士族皆改业工商”。而对中国“士夫稍开明者，动好为大言，谈民权自由，不务实业，有愧多矣”。[120]这不仅表现出士人心态的转变，更揭示出“立宪”本身也可以为很多前所未有的行为正名。

当时舆论甚至以国家举动的多寡，判断其文明与野蛮。以为身处“轮轨交通、政学竞进”的时代，“稍一迟回，稍一懈怠，而国势之强弱判焉，文化之进退分焉”。故不仅“不能以宁静和缓处理今日之天下”，且当以“一年内举动之多寡”，卜国是之“进退”。[121]在此世风鼓荡之下，面临退虏送穷时务的“国家”，当下就要有作为，甚至很快发展到处处需要有作为，还必须是政府自己作为（而不能仅是引导），则不得不改变国无恒产的取向，以寻求富强。

晚清的一大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疏离于“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的传统思路，并在不知不觉中转而信奉“国无恒产则国不可理”的观念，逐渐倾向于政府直接理财的政策取向。

问题在于，实业可不是那种可以一蹴而就的事，而那时却充斥着急于求成的强劲世风。朝臣中也有人知道最合适的富强方法是因富求强，袁世凯就提出，“迨利源日拓，库帑日充，然后因富求强，势自顺而事自易”。他也明知改革当“行之以渐，不责近功；持之以恒，不摇定见”。然而他仍像很多时人一样，期待着一次性的“百废不难俱举”。[122]这种希望一举解决全部问题的心态，在那时是相当普遍的。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张之洞就说，只要照他说的做法办理学堂，“则万学可一朝而起”。[123]“缓不济急”是晚清公文中的流行语，最能表现这种急迫的心态，同时也揭示出“无为而治”的小政府长期存在的问题。

任何轻徭薄赋的“小政府”遇到外患时都常显捉襟见肘之窘境。尤其中国长期以来是农业社会，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也是农业税。除非长期积累，仅靠农业税入很难应对大型的公共支出；若税收往非农业方向发展，则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大变，必然冲击以“耕读”为核心的整体文化。孙宝瑄所说的“财赋之本在实业”虽是外来的新观念，却也触及关键之所在。所谓“立宪之本在财赋”，不过是以立宪涵盖整体的新政。当年新政的举措可以说样样需要钱，且每一项都要大量花钱。[124]被人寄予厚望的路矿等新事物，生财还遥遥无期，却先带来了很多新问题。

而且，对各级政府而言，新政的开支基本是额外的支出。如梁启超所说，“各省所入，其支销皆已前定，而未有一省入能敷出者”。[125]各省如此，中央亦然。中国此前虽无所谓预算制，大体还是以出量入，再量入为出。小政府的府库中不能有实际也没有大量的积蓄。当时政府尚处于从不作为向有作为的过渡之中，正经历着一个由政府提倡督导为主向政府直接经手的过渡进程（辛亥革命爆发时仍在进行）。

除了更早办理制造局、编练海陆军等“洋务”外，清末新政大体以学务为先。遵循上述原则，高层级的学校虽是政府办理，但大量基层办学的主要经费是出自民间的。可到底出在谁身上，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刚开始办学的时候，筹款还相对容易。地方上有各种各样的“会”，都有多少不一的“公费”（晚清的“公”在官与私之间，不是今天所说的“公款”），大致可以从中募到办新学的钱。但各种“会”里的“公费”总数是有限的，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于是款子的来源就逐渐转向相对富有的绅，并进而转向一般的民。这些款项和巨额战争赔款以及外债等，最终都落实在老百姓身上，成为不小的负担，也造成了强烈的民怨。

而且，没过多久，学务之外的其他新政又来了。那一整套面向富强的新政，样样都是需要政府投入或至少政府引导投入的项目。江苏提学使毛庆蕃1908年抱怨说，即使像江苏这样“夙号财赋之邦”的地方，近年也已“实苦认派之巨。司局各库，悉索无遗”。不仅官方“罗掘无术”，而且若款项要“摊派民间。而苏省民情，实已非常苦累”。与学务相关的就地筹捐，“其捐之农民者，则有带征积谷、串票、税契、中金等捐；其取之货商者，则有丝捐、米捐、木捐、典捐，甚至鸡、鸭、鱼、肉、茶碗，几于无物不捐，何能再派”？[126]

正因新政以办学为开端，故当时“毁学”行动既普遍又激烈。在各项新政中，教育的变革之所以关键，在于其直接触及每一个向往社会变动的人，而非如铁道、矿业等只涉及部分区域和部分人。民众的“毁学”早经学者注意，但中国文化对文字和学问向来极为崇敬，在此文化长期熏陶下的民众能如此反应激烈，应予特别的留意。[127]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是新出的苛捐杂税确实超出了人们所愿承受的负担。且学务毕竟开始较早，后来的情形如毛庆蕃所说，是“新政繁兴，在在需款”。地方官已不堪重负，“纵心力之俱殚，终罗掘之无术”。[128]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表述，毕竟江苏还是“财赋之邦”，别处情形或当更差。

进而言之，以富强为目标的“新政”，诸如兴学堂、办实业、治警察、行征兵，以及包括成立府州县城乡镇自治组织、调查户口和岁入岁出、设立自治研究所等的“地方自治”，这些内容基本都是模仿西方的。梁启超曾批评政府“徒骛新政之名，朝设一署，暮设一局；今日颁一法，明日议一章。凡他国所有新政之名目，我几尽有之矣”。[129]实际上，新政的一些改革内容本身就是在外国要求下举办的；即使那些中国自身寻求的改变，也大多以西方为榜样，按照西方的做法来推行。从过去的观念看，不少是当时一般人眼中未必急需的支出。

最显著的就是增加了一个管理的费用。现在很多人认为管理最能体现西方的优越性，是中国人不擅长的。然而中国过去不重管理，也曾节约了很多开支。以地方初级教育为例，以前办私塾，只需请一位老师；改成新学堂后，每一学堂都要设一名监督（即校长），凭空增添一个管理人。这一倍以上的人事开支，往往是地方无法承受的。教育还相对简单，其他过去中国没有的门类，涉及管理的费用更高。这类“管理”观念有着明显的模拟特性，不仅与“无为而治”的传统取向明显对立，而且使改革的物质成本猛增，需要更为巨大的财力支持。

当时人人都知道钱不够，关键是不够的钱从哪里来。不过，那时朝野似有一共识，即中国因为“专制”导致民信不足，故不能像外国一样征收大量赋税，还没什么民怨。[130]如果能实行立宪，再推行公开的预算决算制，或改革币制，或实行某种理财之法，便可以大获进项，一举扭转局面。游历日本的直隶绅士潘宗礼就说，“东西各国，赋税数倍中国，而民不怨”，是因为他们实行预算决算制，每年“列表宣布，俾国民人人周知”。中国人本也知爱国，但因“上下相蒙，民乃不信”。如果也实行预算决算之制，使“民知所纳之税，某项用于某处，系为我谋公益、保治安，非中饱亦非糜费”，则经费易筹，新政易举，立宪之基可定。[131]

若说潘宗礼是个无人知晓的一般读书人（他为了让人知道自己的看法，不惜投海自杀），其言论无轻重，但梁启超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认为当时政府的税收政策是“竭泽而渔，以朘削贫窭之小民。充其量，所得不能增数千百万，而举国已骚然”。一旦“民不能自赡其生，则铤而走险，何所不至”。反之，“苟能遵财政学之公例，以理一国之财，则自有许多新税源，可以绝不厉民，而增国帑数倍之收入”。他自己就曾拟出一个“中国改革财政私案”，若能据此“将财政机关从根本以改革之”，则施行之后，“每年得十万万元之收入，殊非难事”。[132]

这显然是一个充满想象的计划，而所谓“税源”，当然指向民间现有之款。其实晚清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努力已颇见成效，国家岁入（中央和各省政府收入）大致从鸦片战争后的4000万两，增加到甲午战争后的8000万两，再增加到辛亥年的约3亿两，其中大部分来自非农业税收。[133]若按梁启超的意思，只要能改良理财方式，国家岁入则不难再增至三倍以上。且不论当时民间是否有这么多钱，即使有，猛增比过去多达数倍的税收，百姓可以接受，还不致“铤而走险”，确实需要非常丰富的想象力。

另一方面，当年物质层面的社会能力到底有多大，也还可以进一步考察。如四川后来在军阀时期的苛捐杂税是举世闻名的，预征五十多年赋税的名声甚至已进入某些教科书。即使分摊到数年，也是每年预征约十倍的赋税；在整个世界史中，恐怕很难找到一个地方的百姓可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持续地承担如此以倍数计的赋税，却并不造反，仅仅抱怨而已。这充分反证出当年的实际赋税相当低，而民间也尚有余财可敛（若非过去藏富于民，短期内的巨额赔款已难应付，安能再加新政支出）。

然而，清季民间尚有余财不假，却也不是无尽的活水，可以源源不断。当时税收确实不算重，即使清季新增的各种临时捐税，与后来或与外国比较，绝对值也不一定很高。[134]但数字现实是一事，心理承受能力又是一事。对从前不怎么出钱的人来说，新增部分数量如此大、种类如此多，其负担已经特别“沉重”了。为增加财政收入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可能非常高昂。对本已面临着普遍不信任情绪的清季政府而言，这类作为直接违背不与民争利的传统观念，属于典型的苛政，更是“失道”的表现。

在上无拨款的大背景下，新政举措的主要开支实际只能依靠民间。各级官员对动员社会力量的态度本各不一样：趋新者可能勇于任事，守旧者便无意与民争利；有的人或因官场积习而出以敷衍，有的人可能看到民间反弹的危险而不敢过于积极。结果是逐渐演化出一个非常可怕的倾向，即新政逐渐流于一种纸面的作为。很多地方官还真不是要敷衍，确有不得已之处。盖不论社会的物质潜能有多大，都是一个常数，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新政的特点是层层加码，越来越全面。用时人的话说，就是所谓“繁兴”。这当然代表了朝廷改革的诚意，却也因“不欺骗人民”而付出了沉重代价。

新政繁兴导致“纸张天下”

蒋梦麟曾说，在中国这样的“学者之国”，尽管改革的过程缓慢，但是在某种倾向性形成后，“一旦决心改革”，又“总希望能够做得比较彻底”。[135]前引袁世凯所期望的“百废俱举”，就代表着一次性解决全部问题的普遍期望。据梁启超对清末世风的观察，面对各种事情，若“谓其一当办，而其它可无办焉，不得也；谓其一当急办，而其它可缓办焉，不得也。于是志士热心之极点，恨不得取百事而一时悉举之，恨不得取百事而一身悉任之”。[136]类似的风气，在新政期间得到充分的反映。

尤其在进入筹备宪政阶段后，朝廷更是“朝设一署，暮设一局；今日颁一法，明日议一章”，甚至“朝设一署，暮颁一法令。条诰雨集，责吏民以奉行”。梁启超也承认，“国家凡百庶政，无一不互相连属”。但“一国财源只有此数，而应办之事太多，则权其轻重缓急，而分配务使得宜”。也只有如此，才可收纲举目张之效。而实际则“本末倒置者，不知凡几”。尽管中央“文告急如星火，而一语及费之所出，则不复能置词”。每一新政出，即“饬该省督抚，无论如何必须先尽此款”，但是“督抚虽极公忠，虽极多才，而无米之炊，云何能致”？[137]

梁启超所谓“条诰雨集”“文告急如星火”，既体现出朝廷对推行新政的急迫态度，却也已颇有杜亚泉稍后所说的“纸张天下”的意味。[138]随着新政的“繁兴”，上面要求的改革措施一天比一天多，应接不暇的各级官员，不得不将其做成官场的应付文章。1911年，学部某视学员获悉，当时州县官仅应付“填表一层，已大见困难”，遑论办事。即以学务论，要给督抚、藩司、提学司、道、府分别填表五份，不得不“日夜为之”。故“各省学务，有名无实者居多，而外州县尤甚”。且“从前新政惟学务一种”，地方官“尚有尽心力者。今日新政名目既多，不止学务一种。则惟有一概置之，而专于表面上做工夫”。[139]

清季官僚体制的积重难返是不容讳言的，前引御史黄瑞麒的奏折已点出了“空言粉饰、取具文告”的官场风习。指责他人粉饰和自称绝不敷衍的表述，在当时的官文书中频繁可见。一方面，追随朝旨表态积极者，不论是否真做，往往能得以升迁。另一方面，各省疆吏对政府所下之令，有时也可以抗不奉行；若“迫于严切之诏旨，不敢据理力争，而其势又万不可行，则相率以阳奉阴违了事，以免政府之催督”。[140]也就是说，主动的粉饰和被动的敷衍，都已成为官场常见现象。

梁启超就曾指出，当时朝廷无款，多“责督抚以报效”。而各督抚所认报效常逾千万，以“买政府欢心，得为升迁之资”。其一旦升迁，则认报效之责就转归后任。即使不得升迁，也往往“迁延年余，实缴者不及二三十万”。且这也不能怪督抚，各省“每岁所入，仅有此数；而待支之款，百出而不穷”。中央每个部门都要求先完成其所管辖之门类，实则全都完不成，“政府亦无辞以相难”。虽“人人明知外患内忧之岌岌不可终日，顾各怀得过且过之心”。其结果，京师与各省，不过“文牍往还，涂饰了事”。[141]

这正是杜亚泉所说的“纸张天下”。在杜氏看来，清季“政治所以纷繁纠杂者，正因官吏太多，彼此以文牍往还，以消日力”。故“当局以张皇粉饰其因循，朝士以奔走荒弃其职务。问其名则百废具举，按其实则百举具废”。他预测，后果不出两途：“一曰迫于财政之困乏，仅仅维持现状而不得，则敷衍益甚，而几等于销灭；一曰不顾民力之竭蹶，益益进行现在之政策，则搜括愈力，而终至于溃决。”更可怕的则是“一方面行其敷衍之策，而政治销灭于上；一方面尽其搜括之实，而经济溃决于下；大局遂不堪问矣”。[142]

实际上，那时发生“民变”的频率已大增。《国风报》一篇讨论“民变”的文章就直接归咎于新政导致的官场腐败。盖因“考成所关，悉在于是”，上下都把新政挂在口上，“上官之督责文书，以责成其属僚也，但曰举办新政；属僚之奔走喘汗，以报最于上官也，但曰举办新政”。虽“敝精费神，曾无实效；涂泽粉饰，上下相蒙”。更有“不肖之吏，且假非驴非马之新政，以肆其狼贪羊狠之私谋，驱其民而纳之罟擭陷阱之中，以至激成大变”。[143]

更严重的是，由于上下都在条文上努力，一些新的举措不过是模拟外国，表现出想象领先、已不那么熟悉自身国情的现象。例如，仿行宪政时的一项要务，也是最不受老百姓欢迎的举措之一，就是模拟外国的各类“调查”。当时的思路是，要开发富源，就先要知道各地有什么，故应调查；要选举，就先要知道有多少选民，所以要实行户口调查；等等。然而，开发富源一类，的确向不为政府所关注；像户口这样的大事，过去何以不知其详？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若过去已知，本不必调查，就可按既有数据实行选举。

故“调查”的需要不仅是外来的，也揭示出一个思路，即政府以及部分民间士人已经认识到，他们对于国情的了解是不足的。而这不足，既有真正的不足（因为小政府不需要足），又与外来影响不可分。近代中国的各种外在对比项，本已具有很强的想象意味；[144]后来对自身国情的认识，也出现了连带性的想象。如前所述，近代一些肯说话愿意说话也能说话的人形成了所谓“舆论”，影响着朝野的决策。但很多时候，这些人或不过是模拟外在的认知，又胆大敢说而已，他们有时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和国民。

不幸的是，梁启超自己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在通过日本输入西方观念的同时，也“借鉴”或引申性地“发现”了一些中国的“国情”。可怕的是，类似的观念后来却被制定政府政策的人采纳，而成为国策。梁氏在1896年说：国强基于民智，而民智的基础是天下人都能读书识字。“德、美二国，其民百人中，识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欧西诸国称是。日本百人中，识字者亦八十余人。中国以文明号于五洲，而百人中识字者不及三十人。”[145]这大概是根据当时各国国势强弱反推出的想象判断。在梁启超眼中，中国的识字率虽远比列强低，到底也还接近30%。在后来的认知中，这一比率则大幅降低。到1908年，宪政编查馆定出的筹备立宪目标，“人民识字义者”竟然要到筹备第七年才可以达到1%，第八年达1/50，第九年到1/20。[146]

不过十余年，在当时政府官员眼里，素重教育的中国基本已成一个极少有人识字的蛮荒国度了。若不求精确，识字率本不难知大概。此虽一例，却可推见其余。故清末朝野对人对己的不少认知，都已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如果朝野对国情和外情的了解如此，其所推动和实施的各项改革措施到底是基于想象还是现实？到底有多少是基于想象，又有多少是应对现实？这恐怕都需要进一步探索。仿行宪政时一些模拟举措，确属无的放矢，应是新政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些相关的努力，或许真如冯友兰后来所说，只能“壮纸片上之观瞻”。[147]这样，清季新政已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

五 小政府和大政府的紧张

与此前的“弱国家”相比，清廷已经变得非常强有力了。但其并未准备彻底改变其政治模式，因而也无意从根本改变其政治伦理。当年推行新政时，凡遇“地方”之事，尤其涉及款项者，相关的政府公文中可见一条很重要的内容，即“官不经手”。如1905年的《天津四乡巡警章程》就规定，办巡警的经费“皆责成绅董，官不经手”。而袁世凯在呈报章程的奏折中也说，巡警月饷“由村董酌定支给，官不经手”。当然，这是袁世凯所谓“官绅联合”的模式，故“官弁薪工马匹杂支”等费，仍“由官发给，以示体恤。”[148]

这一取向表述出一个很明确的原则，就是官（中央和地方政府）既要主导，又不起具体作用，似也仅承担有限的责任。换言之，小政府已进入政府官员的下意识层面，成为自觉的政治伦理，故其在意识层面对自身角色也有较清晰的定位。类似规则特别能体现过渡时代的转折，由官方督办领导的乡村巡警，显然是一种新的体制；而经费上仅象征性地参与，又维持着既存的政治伦理，则是小政府模式的一种自然延续。

与“官不经手”类似的一个当时的表述是“劝”，甚至可说这是清末新政的一个关键词。1907年地方官制改革时，各直省均设立劝业道，后来又在地方设立劝学所、劝学员等，这些以“劝”为名的机构和人事设置，大体均表明官方既要主导而又仅有限参与，折射出后人眼中的国家与社会那互为交结的一面。

在外来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朝廷较前远更主动、更有力地参与了各项新政事务，同时又对“国家”功能有明确的认识，始终坚持“国家”只起倡导和推动作用。从“官督商办”到“官不经手”“官绅联合”等，都表明清廷大致还在坚持“小政府”的行为伦理。从主观意愿看，清廷虽已从不作为走向有作为，然其试图扮演的，仍只是一个“积极的小政府”角色，并不希望变成一个实际的“大政府”。然而，因为其面临的退虏、送穷任务既迫切又艰巨，实际却不能不一步步走上“大政府”的不归路。

故清季的现实困境是，一个小政府的机构，却不得不行使大政府的职能；不仅思想上没有充分的准备，在政治伦理、行为模式和体制方面，也都缺乏足够的预备。朝廷如此，民间亦然。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廷却仓促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从废科举到筹备立宪，件件都是千年未有之巨变。

在具体举措方面，明知因富求强才是正途，但当时提倡的生利之法，均非可有款项立至，不能短期解决问题，正所谓缓不济急。若政府改变体制，直接参与理财，便违背了不与民争利的传统，这既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尝试；且任何正确的理财方法，也不可能少米多炊，更不能为无米之炊。如果徒然实行修改税收制度等敛钱之法，且不说很难在短期内筹集巨款，同样的问题是，普通民众真能如潘宗礼所想象的那样知所纳之税的用途就愿意缴纳吗？若百姓不理解而民怨激增，恐怕就不能给政府以继续改革的时间了。

换言之，若不解决小政府的问题，清廷已陷于一个诡论性的（paradoxical）微妙处境：不改革则不能解决问题，而要推行新政就需要花钱；且多一项改革举措，就增进一步经费的窘迫，直至破产。这基本就是一条不归路——不作为则显无能，欲作为则无财力，而解决之道更处处威胁自身统治的合道性。即使没有其他事情发生，这样的情况也维持不了多久。故芮玛丽认为，正是清政府的改革摧毁了这一推行改革的政府，因为它不能控制其自身政策造成的加速度。[149]

不过，这只是一个带有后见之明的分析。如前所述，当时社会的物质潜能到底有多大，是一个尚需斟酌的问题。例如，像梁启超这样的人便认为社会仍具可开发、可整合的巨大潜力，只要理财方法正确，即刻便可获取数倍于当时岁入的款项。但问题在于，由于朝野的政治伦理并未出现根本转变，任何民力的“开发”都会被视为盘剥（且不说实际操作中确曾出现借此盘剥的现象），则社会力量的动员本身，可能就是对政府的一道紧箍咒。

为富强而大幅增加开支，是一件让人非常不愉快的事情。诸多令人不满的现象背后都潜藏着结构性的体制变更，并要求政治伦理也有相应的转变。

小政府模式的基本准则就是政府不作为或少作为，只有不扰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如果政府要有作为，就需要花钱。大政府的观念是很晚才传入中国的，对改变了思想方式的今人来说，政府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向人民收钱；就像人民在议院里要有代表，政府才能体现人民的意愿一样。这些都是近代西方典型的大政府观念。而小政府的不作为，是基于对国家机器“自主性”的某种体认（与权力永远导致腐败，故政府不可信任的西方观念表述虽不同而相类）。即使不言抽象的政治伦理，进一步的问题是，早已习惯于小政府的中国老百姓能信任转变中的当时政府吗？

当时的局势的确非常困难，却也不是毫无转圜的可能。很多人确以为要变天了，同时也有不少人在努力，还有更多人在观望。简言之，以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不一定是“必然”的，也不是唯一的选择。以立宪为表征的革政，就曾是中国出路的一个选项。而改革最终被革命取代，即因其结构性困境充分暴露，却又无法回头，进而形成进退两难的局面。大致从这时起，革政遂不复能与革命竞争，而逐渐转化成为革命的助推器了。

[1] 本章由罗志田撰写。

[2] 杜亚泉：《通论》，周月峰整理《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原名《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是1913年1月《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所附“刊行十年纪念增刊”），中华书局，2012，第1页。

[3] 周荫棠：《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斯文》第1卷第15期，1941年5月1日，第17页。

[4] 其实，更宏阔的20世纪中国革命，也多少带有“士变”的意味，参见罗志田《士变：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氏著《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04—141页。

[5] 参见Joseph W. Esherick，“How the Qing Become China，” in Joseph W. Esherick，Hasan Kayali and Eric Van Young，eds.，Empire to Nation：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London：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6），pp.229-259.

[6] 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故宫文献特刊·袁世凯奏折专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第1991页。上奏者包括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周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及湖南巡抚端方。

[7] 《四川奏定致用学堂办法纲要》，《北洋学报》第20册，1906年，“学界纪要”，第1页。

[8] Mary Wright，“introduction，” in idem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p.54-58.

[9] 与“三代”一样，这新来的参照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想象的意味（因为此前大家既不想知道也确实不知道西方的真实情形），且凡被援引，往往带有对现状不满和批评的意思。

[10] 《黄遵宪致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吴振清等编《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508、510页。

[11] 《日本变政考》（1898年），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0页。

[12] 《论五大臣遇险之关系》，《申报》1905年9月28日。

[13] 宣樊（林懈）：《政治之因果关系论》（1912年1月），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第763页。

[14] 到“二十一条”以后日本失去了榜样的资格，以俄为师的观念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意识之中。

[15] 《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1902年5月），《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32页。

[16] 王国维：《论政学疏稿》（1924年），《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212页。

[17] 《黄遵宪致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吴振清等编《黄遵宪集》，第510—511页。

[18] 《议饬各部院添设仕学馆》，《申报》1906年3月22日。

[19] 参见孙中山《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第244—245页。

[20] 〔美〕詹森：《国际环境》，〔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第297页。

[21]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都督黎元洪照会汉口各国领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第593页。

[22] 《军政府鄂军都督告示》，1911年10月16日见报，《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24页。

[23]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附入镇江关税务司戴乐尔（F.E. Taylor）致总税务司安格联（F.A. Aglen）函，1911年10月24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第144页。

[24] Mary Wright，“introduction，” in idem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p.56.

[25] 《驻汉英俄法德日五国领事关于严守中立的布告》，《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594页。

[26] 当然，这一态度虽对革命一方更有利，却也并非全出于善意。所谓交战团体者，即胜负未决之意。列强仍可接受任何取胜的一方，同时也保留了包括军事干涉在内的所有行动可能。

[27] 《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A.H. Sugden）致安格联》（1911年11月14日），《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8页。

[28]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1911年10月26日，中华书局，2010，第370页。

[29] 关于清政府支持民间异端力量，参见罗志田《异端的正统化：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的历史转折》，氏著《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第1—32页。

[30]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第915页。

[31] 《尊隐》，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第87—88页。

[32] 张之洞：《劝学篇·阅报》，《张文襄公全集》（4），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74页。

[33] 梁启超：《新民说》（1902—1903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第156—157页。

[34] “以毒攻毒”的背后，潜藏着“正不压邪”的隐忧，揭示出朝廷主政者也认为正统思想资源已无法解决当时的问题了。参见胡思敬《退庐全集·驴背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第1163—1164页。

[35] 陈寅恪后来就把“庚子岁东南诸督抚不遵朝命杀害外侨”与《马关条约》后“政府虽已割台，而人民犹可不奉旨”并视为“爱国”和“有是非之心”的表现。参见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第215—216页。

[36] 陈三立：《清故光禄寺署正吴君墓表》（光绪二十六年），钱文忠标点《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68页。

[37] 《黄遵宪致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黄遵宪集》，第512页。

[38] 思黄（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原载《民报》第1期，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3，第124页。

[39] 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1907年3月8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158页。

[40]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5页。

[41]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82页。

[42] 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第236—245页。

[43] 《论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录乙巳八月二十三日《南方报》，《东方杂志》第2年第12期，1906年，第216页。

[4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1907年10月2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082页。

[45] 邓实观察到，“立宪之声，已遍传于草野，而宫府不闻也；立宪之文，已交奏于臣工，而政府依旧也”。见氏著《鸡鸣风雨楼民书·民政第七》，1904年，《光绪甲辰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三》，第16页B（卷页）。杜亚泉稍后也总结说，“疆吏之陈请、人民之请愿，皆立宪发动之助因”。见氏著《通论》，周月峰整理《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第24页。

[46] 胡思敬：《奏立宪之弊折》（1910年10月27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346页。

[47] 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1906年），《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74—175页。

[4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1908年8月20日，第1230页。

[49] 端方等：《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1906年8月26日），《端忠敏公奏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702—705页。

[50] 《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1906年9月1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页。

[51] 学部：《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1909年4月），《教育杂志》第1年第4期，1909年。在既存研究中，王人博特别强调了晚清立宪的目标是富强，亦即宪政是走向富强的工具，故中国宪政与西方宪政的关怀不同。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的争论，基本也是何者更能使中国富强，而不是立宪或共和两种政体的优劣与否。参见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第251页，更详细的讨论见该书第七章。

[52] 薶照：《人民程度之解释》，《宪政初纲》（《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约1907年1月），第5页（类页）。

[53] 《论立宪与财政之关系》，《广益丛报》第4年第30号，1907年1月13日，“国计”，第1页A。按：该文作者认为立宪已是“救今日中国之急”的唯一手段，也是推行其余具体新政的基础，不可不立即进行。

[54] 杜亚泉：《通论》，周月峰整理《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第24页。

[55] 蛰伸（朱执信）：《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1905年），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第116页。

[56] 胡思敬：《奏立宪之弊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46页。

[57] 《立宪纪闻》，《宪政初纲》，第5页（类页）。

[58] 《立宪纪闻》，《宪政初纲》，第2页（类页）。

[59]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4页。

[60] 夏曾佑：《论车栈行刺之可怪》（1905年9月），《夏曾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375页。

[61] 精卫：《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民报》第8号，1906年10月，第21—22页（文页）。

[62] 《汤寿潜致瞿鸿禨》（1906年），《瞿鸿禨朋僚书牍选》（下），《近代史资料》总10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56页。

[63] 薶照：《人民程度之解释》，《宪政初纲》，第8页（类页）。

[64] 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民政第七》，《光绪甲辰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三》，第16页B（卷页）。

[65] 别士（夏曾佑）：《刊印宪政初纲缘起》，《宪政初纲》，第1页（类页）。

[66] 宪政编查馆录《提前实行立宪谕》（1910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128页。

[67] 本段与下段，均见《立宪纪闻》，《宪政初纲》，第4页（类页）。

[68] Peter Zarrow，“Constitutionalism and Imagination of the State：Official View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in idem ed.，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Knowledge and Everyday Life，1900-1940（New York：Peter Lang，2006），pp.61-64.

[69] 罗振玉注意到，“近日东西教育家分人民与国民为二”，而“所谓国民者，已受义务教育，与国家之兴衰有关系之谓也”。若“人民之未受义务教育者，则不得冒国民之称”。见罗振玉《日本教育大旨》，王宝平主编《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第233页。

[70] 出使美墨秘古国大臣张荫棠：《为时局危亟请速行宪政折》（1911年），《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62页。

[71] 瞿鸿禨拟《复核官制说帖》，周育民整理《瞿鸿禨奏稿选录》，《近代史资料》总83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36页。

[72] 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折》（1908年），《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36—337页。

[73] 刘廷琛：《奏为宪政败象渐彰新党心迹显著请亟图变计以救危机折》，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11511—11512页。

[74] 张荫棠：《奏陈设责任内阁裁巡抚等六项文职官制折》（1911年），《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50页。

[75] 铎人：《对于宪政之民心与立宪之不可得和平》（1911年），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814页。

[76] 铁厓（雷昭性）：《中国立宪之观察与欧洲国会之根源》（1910年5、6月），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698—699页。

[77] 海空：《论国民宜急起参与宪法》，马鸿谟编《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574—576页。

[78] 内阁学士文海：《奏立宪有六大错请查核五大臣所考政治并即裁撤厘定官制馆折》（1906年），《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40页。

[79] 内阁中书王宝田等：《条陈立宪更改官制之弊呈》（1906年），《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61页。

[80] 《最近政界之悲观》（1910年12月15日），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185页。

[81] 《陆宝忠致瞿鸿禨》（1906年9月15日），《瞿鸿禨朋僚书牍选》（上），《近代史资料》总10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21页。

[82] 胡思敬：《奏立宪之弊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46页。

[83] 《论日胜为宪政之兆》（1905年5月），《夏曾佑集》，第341页。

[84] 李启成点校《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第4、1页。

[85] 李启成点校《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第369页。

[86] 胡思敬：《请查办奸人倡剪辫易服煽乱人心折》（宣统二年十一月），《退庐全集·退庐疏稿》，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第991页。

[87] 胡思敬：《奏立宪之弊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46页。

[88] 《补录开缺甘督升允痛诋新政折》（续），《申报》1909年8月1日。

[8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1901年6月27日，第359页。

[9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1908年8月20日，第1230页。

[91] 在当年的主持舆论者看来，立宪的整体进程便显得缓不济急。即使到立宪推行得非常急切的1910年，报纸仍感觉“何举动若是其寥寥”，强调“岁云暮矣，逝者如斯”，政府与国民皆不能“长此优游以卒岁”。见毅《一年内政府与国民之大举动》（续），《申报》1910年1月30日。

[92] 《余肇康致瞿鸿禨》（1906年9月22日），《瞿鸿禨朋僚书牍选》（上），《近代史资料》总108号，第21页。

[93] 《陆宝忠致瞿鸿禨》（1906年9月15日），《瞿鸿禨朋僚书牍选》（上），《近代史资料》总108号，第20页。

[94] 戴鸿慈、端方：《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1906年），《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83页。

[95] 例如，根据《谘议局章程》，各省谘议局虽单列旗籍议员专额，然除京旗为十名外，各省仅设一至三名，比例实低。宪政编查馆等：《奏拟订各省谘议局并议员选举章程折（附清单）》（1908年），《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70—671页。以当时的定义，谘议局并非省议会，但朝野均有人视之为向省议会过渡的机构，故仍有明显的提示性。

[96] 《王观堂先生挽词》，《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第15页。

[97] 薶照：《人民程度之解释》，《宪政初纲》，第5页（类页）。

[98] 资政院总裁世续等：《请明诏将宪法交院协赞折》（1911年），《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94页。

[99] 端方等：《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端忠敏公奏稿》，第717页。

[100] 《民立报》在1910年就注意到，尽管立宪的论述已风行数年，却很少有人“博采兼收，比类旁通，研究讨论宪法国会之为何物”（海空：《论国民宜急起参与宪法》，《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第572—573页）。另一方面，当年革命党人颇言卢梭式主权在民说，鼓吹立宪者较少议论这类问题，固可能是不关注，也可能是有意回避。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欣然同学提示。

[101] 关于宪法的广义狭义，参见荪楼《〈宪法大纲〉刍议》，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678—679页。

[102] 参见罗志田《士变：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氏著《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第104—141页。

[103] 参见王汎森《汪悔翁与〈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联经出版公司，2003，第81—82页。汪士铎文字也都转引自此。

[104] 傅斯年：《中国民族革命史》，未刊手稿，原件藏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

[105] Esherick，“How the Qing Become China，” in Empire to Nation，p. 229.

[106] 摩尔并非中国专家，但他根据二手研究敏锐地觉察到中国传统政府什么也不做的特征。参见Barrington Moore，Jr.，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Penguin Books，1973），p. 204.

[107] 即使在京城，也与今日理解的“集权”很不一样。不仅所谓“皇权”远没有平常所说的那样大，对于京官，更存在从载和职责等各方面的限制——京官的载不如外官，通常也不能对老百姓实施直接的治理。类似限制虽未必成文，却是众所周知的。

[108] 《再论中央集权》，录七月二十三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1904年，第152页。

[109] 这方面较新的研究，参见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联经出版公司，2009。其中邢义田的《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一文，特别可见从小国寡民（相对后来而言）时代到广土众民时代的转折，尤其值得参考。

[110] 参见Hsiao Kung-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Ch’u T’ung-ts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111] 《请饬另行核议路务办事章程折》（1906年），廖中一、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第1291—1294页。

[112] 《〈社会通诠〉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第928页。

[113] 参见蒋梦麟《西潮》，中华日报社，1960，第178页。

[114] 参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115] 汪辉祖：《学治臆说》，中华书局，1985，第16页。

[116] 《论语·颜渊》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是这一理念的早期表述。用梁启超的话说，即“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

[117] 梁启超：《西政丛书叙》（1897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62页。

[118] 《再论中央集权》，录七月二十三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1904年，第152页。

[119] 杜亚泉：《减政主义》，原刊《东方杂志》第8卷第1期，1911年，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12页。

[12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1903年9月5日，第729页。

[121] 毅：《一年内政府与国民之大举动》，《申报》1910年1月29日。本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系梁心同学提示。

[122] 《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1901年4月），《袁世凯奏议》，第275、277、269页。

[123] 张之洞：《劝学篇》（1898年），《张文襄公全集》（4），第570页。

[124] 由于常常是士人而不是商人一类在策划，因此确曾存在过分花钱的倾向。如张之洞主持办学，过分注重校舍等的建设，增添了大量的支出。

[125] 梁启超：《上涛贝勒（载涛）书》（1910年2月），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504页（文字已据《近代十大家尺牍》核改，下同）。

[126] 《苏抚奏拨苏省学务经费》，《申报》1908年7月28日。

[127] 部分也因为其中很多人并不认可“新学”的学问资格，故极不愿也不能为一个不具权威的新事物承担重负。参见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28] 《苏抚奏拨苏省学务经费》，《申报》1908年7月28日。

[129] 梁启超：《上涛贝勒（载涛）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03页。

[130] 这当然是典型的想象，多数外国老百姓对多交税从来不快，向有怨言。

[131] 《通州游历绅士潘宗礼条陈》，附在袁世凯《游历绅士潘宗礼忧愤捐躯遗有条陈据情代奏折》，1906年3月，《袁世凯奏议》，第1261页。

[132] 梁启超：《上涛贝勒（载涛）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06页。

[133] 见Jean-Laurent Rosenthal and R. Bin Wong，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201-202.这一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果同学提示。

[134] 前引潘宗礼的条陈就说，日本“区区三岛，进出款项，几四五倍于我”（《袁世凯奏议》，第1261页）。痛斥苛捐杂税的梁启超也承认，“以各国租税所入与吾相较，则吾民之负担似不得云重”。见梁启超《上涛贝勒（载涛）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05页。

[135] 参见蒋梦麟《西潮》，第178—179页。

[136] 梁启超：《新民说》（1902—1903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57页。

[137] 梁启超：《上涛贝勒（载涛）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02—504页。

[138] 杜亚泉：《减政主义》，《杜亚泉文选》，第16页。

[139] 《各省学务腐败之原因》，《申报》1911年6月26日。

[140] 《论中央集权之流弊》，录七月初二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1904年，第148页。

[141] 梁启超：《上涛贝勒（载涛）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04—507页。

[142] 杜亚泉：《减政主义》，《杜亚泉文选》，第13—16页。

[143] 长舆：《论莱阳民变事》（1910年），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657页。

[144] 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第50—51页。

[145]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1896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1页。按：《饮冰室合集》之中国识字者为“不及二十人”，此据《时务报》改。

[146] 《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折（附清单二）》（1908年），《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665—666页。

[147] 冯友兰：《新学生与旧学生》（1918年9月），《三松堂全集》第1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619—623页。

[148] 《拟定天津四乡巡警章程折》（1905年8月）及所附《天津四乡巡警章程》，《袁世凯奏议》，第1172、1170—1171页。学部次年的《劝学所章程》也规定，劝学员在本管区内筹款兴学，“此项学堂经费，皆责成村董就地筹款，官不经手”。见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1906年5月），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第62—63页。

[149] Mary Wright，“introduction，” in idem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p.50.

第十四章 现代经济的起步：晚清的经济发展[1]

“现代经济”是指运用现代科技于生产活动的经济社会。[2]现代科技则指自伽利略、牛顿、门德尔（G.J.Mendel）等科学家以通则解释自然现象以来有系统之科技发展。在现代经济展开以前的经济称为“传统经济”。

中国之采用现代科技从事生产活动，始自19世纪中叶之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及与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诚属不幸；但就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开放较多的口岸与外国贸易，也使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借此与西方接触的增加，也使西方的现代科技得以传入，而用之于中国工矿交通各方面的发展。清末70年的经济也因而得以较快速地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尽管此一时期的一切活动距“现代经济”的目标仍然甚远，[3]但毕竟已跨出了一步。此一起步之方向与成效如何？其为民国时期中国经济之继续由传统经济转化为现代经济，究竟奠定了多少基础？在此传统经济首次较为快速地往现代经济转化的过程当中，传统与现代之间又有何相生与相克的关系？是为本章所要探讨的主题。因为此项起步导源于贸易，且以贸易发展之影响最大，故先论述贸易，再依次论及发展较少的工业、农业，最后再论及此时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双元经济问题。其他如金融、货币、财政、交通以及经济思想的转变等，则附论于前述各项之中。

一 贸易发展及其影响

贸易发展的大势

1.贸易量与值的变化

有关清季贸易数量及其变化，由承载贸易物资的船只吨位，可以间接看出贸易发展的大略。1860年进出中国口岸船只的吨位为6635485吨，至1905年达73755547吨，增加约10倍。[4]在贸易值方面，1840—1911年的资料虽然并不完整，但仍可借以看出对外贸易发展之大势。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时，中国对外贸易总值为524198英镑，至1856年，约增为1840年的3倍。[5]1857—1869年，尽管资料缺乏，但知贸易仍继续增长。[6]1870年贸易总值为12067.7万海关两，1911年则增为其7倍（见表14-1）。1870年以后贸易增加的原因很多，其中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与中外间设立电报，尤为重要。两者加速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7]此外，1870—1892年的22年间，贸易总值增加近一倍，由1892—1911年，贸易总值则增近3倍（见表14-1），后一时期贸易值所以增加较为快速，关键因素之一是，1890年到1911年间修筑了很多的铁路。中东、胶济、芦汉、北宁、沪宁、广九、津浦等线，均修筑于此一时期。这些铁路将中国更广大的地区纳入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其次，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东北开放对外贸易，1902—1911年，东北共有10处口岸开放，并开始有大豆出口，这也是贸易快速增加的原因。[8]而在晚清最后十年当中，朝野在观念上对工商业的重视，并设立工商方面的专门机构加以推动，也有所影响。清末之贸易收支如表14-1所示，1887年以前为顺差，1887年以后为逆差。

表14-1 中国的国际贸易值（1870—1911）

续表

2.贸易内容与贸易国家（地区）

（1）出口品与出口地区。晚清出口以茶、丝为大宗（见表14-2）。1886年以前，茶居首位，1887年以后，丝居首位。茶分红茶、绿茶及茶砖三项。大体而言，红茶输英，绿茶输美，茶砖输俄。丝出口以生丝为主，以法国为主要输出地区。中西贸易开放初期，生丝输法由英商转售。1842—1870年，在中国出口贸易中，英国占中国总出口值一半以上（见表14-3）。但欧洲商人于1881年前后，开始直接向中国购买生丝，中国输英红茶又逐渐为印度阿萨姆及锡兰的红茶所取代，中国对英的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比例，在1882—1892年，已降为18%。[9]1880年代后，中国在美国的绿茶市场亦逐渐为日本所取代。美国在1880年以前，原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国，1880年以后，其在中国输出贸易中的地位也逐渐降低。由于日本、印度、锡兰茶的输出，华茶在世界茶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亦逐渐降低，1873年为92%，1883年为88%，1893年为49%。[10]唯生丝虽自1860年起已有日本的竞争，但直到1910年，其执世界生丝出口牛耳的地位方为日丝所夺。在华茶受日本、印度、锡兰竞争之后，输俄茶砖因俄国东方奥得塞港开放而增加，而华丝市场以欧陆为主，故1880年代以后，欧陆与俄国在中国贸易中的地位提高。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尤其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东北开放贸易后，日本积极推动其在东北的贸易，故东北在中国贸易国中的地位也日趋重要。[11]而当时东北大豆贸易的展开亦在1929年以后，大豆取代丝、茶成为中国最主要出口货。

表14-2 十二项主要出口货物所占出口总值的百分比（1871—1911）

表14-3 出口贸易价值中各国（地区）所占的百分比（1871—1911）

（2）进口品与进口地区。清末，中国主要进口货一直以鸦片和棉纺织品为大宗。1880年以前，鸦片进口值占总进口值40%以上。因洋货仍未受人民普遍欢迎，1887年以前，中国多为出超，外商乃借鸦片进口以资平衡。1880年以后，棉货及其他洋货如糖、谷物、煤油等进口渐多，鸦片所占比例方见减少（见表14-4）。因为棉货与鸦片主要来自英国或英属印度，因而英国（包括香港）在中国进口贸易中一直居于领先的地位（见表14-5）。日本在1895年以后因有棉货输华，1905年以后日货大量输入东北，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与此同时，美俄两国因大量煤油输华，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12]

表14-4 中国主要进口货占进口总值的百分比（1870—1910）

表14-5 进口贸易价值中各国（地区）所占的比重（1871—1911，各期各国总计=100）

3.对外贸易在整个国民所得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清末贸易持续扩张，但1914—1918年贸易总值也仅占中国国民所得之9.2%。[13]而国际联盟曾估计，1913年中国每人平均贸易额为1.61美元，为同时期83个国家中最低者。[14]清末对外贸易发展幅度之所以不大，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开放贸易的地区以口岸及其腹地为主，[15]其他次要因素则为交通不发达、度量衡与货币不统一、中国传统的国际经济态度较为消极等。

贸易发展的影响

以这种幅度与形态发展的贸易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可从商业、工业、农业三方面加以讨论。

1.商业

国外贸易是国内商业的延伸。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拓展之后，国内商业所受的冲击最为直接。因为对外贸易受外力压迫而扩张，国内商业随之所发生的演变最为显著，成为近代经济发展的重点。[16]近代国内商业随着国外贸易发展而产生的演变，又可自市镇、商业组织、金融、货币、交通等方面加以说明。

（1）市镇。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展，市镇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观，即口岸都市的形成。在口岸都市里有电灯、电报、煤气、自来水、下水道、洋行、洋楼、教会、面粉工厂、船舶修理厂等新的设施。此一景象与以官衙、书院、庙宇以及售卖南北杂货的传统市镇形成强烈的对比。此外，由于通商口岸是中国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据点，因此国际市场的范围远比传统市镇的市场圈广大，加上铁路等现代交通工具由口岸延伸到内地，原来分别辖属于各传统市镇的零散的市场体系，在口岸开放以后，转而并属于对外通商口岸，如在通商口岸开放以前的台湾、鹿港、后龙、旧港（新竹外港）、乌石港（在今宜兰）、北港等古港口各形成其分殊的市场体系。迨淡水与打狗（今高雄）开放对外通商以后，以上诸港口腹地的大多数产品，皆改由淡水或打狗出口，如原为北港腹地的嘉义地区所产赤糖即由北港转赴打狗。[17]分殊的市场体系的统合是现代经济的一个起步。此外，随着贸易与工业的发展，清末城市人口也有略微增加的趋势，这亦为传统经济往现代经济迈进的一项表征。根据施坚雅（W.Skinner）的统计，1843—1893年，城居人口占全人口的比例，就全中国而言，由5.1%增为6%，长江下游地区则由7.4%增为10.6%，岭南由7%增为8.7%，东南沿海由5.8%增为6.4%，东北由4.9%增为5.4%，西北由4.9%增为5.4%，长江中游由4.5%增为5.2%，华北由4.2%增为4.8%，长江上游由4.1%增为4.7%，云贵由4%增为4.5%。[18]此外，乡村的市集活动也更为频繁。传统中国乡村往往在十天之内赶集数次，将农村产品外送，将外地产品向农村内送。随着国际贸易的拓展，农村与外地之间输出输入的商品增加，数日一集的定期市场不再能满足所需，乃有更多的每日开市的固定商店产生。[19]

这些发展有很多是依存于传统之上的，如通商口岸必然要设置在较为发达的传统市镇的外围；以台湾的通商口岸为例，淡水港开在艋舺的外围，安平港开在台南城外围，打狗港开在埤头外围，艋舺、台南、埤头均为开港以前即很发达的传统市镇。传统市镇与其腹地之间有一些现成的市场网络，通商口岸正可借这些市场网络，使商品流通。[20]

（2）商业组织。行会是传统中国一种重要的商业组织，在中西贸易拓展之后，不但没有式微，反而更为扩张。根据伊懋可（Mark Elvin）统计，上海行会数目，1842—1911年增为4倍。行会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种商业组织。墨菲（Rhoads Murphey）指出：在中西接触以后，中国社会仍然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作为社会联系的纽带，对外贸易扩展之后，商业活动增加了，但商人们在找寻一起经商的伙伴时，经常是找族亲、姻亲，或是同乡，这是近代以后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传统行会得以扩张的理由。[21]

除了旧式的商业组织之外，由于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另有买办商人崛起。买办的工作为替外商居间进行贸易，由于他们与外国人接触机会较多，故很多中外交涉也常由他们居间进行。不过他们遇到外国人时常过度卑躬屈膝。而且若干买办也常与外商勾结，剥削人民，故买办人物常常受到批评。但买办，由于较早接触现代观念也有其正面作用。在与外商接触的过程中，他们熟悉贸易行情，有若干人亦不愿利权为外商所夺，起而自己兴办新式企业；买办亦由薪水、佣金及操纵出入口货品价格累积不少财富，力足以投资新式企业，因此买办常是中国许多现代企业的介绍者与投资者，[22]如英国怡和洋行和上海事业公司的买办祝大椿，宝顺洋行买办徐润，鸿源纱厂买办荣瑞馨，汇理银行买办朱志龙，分别创有缫丝厂、面粉厂、船公司、造纸厂等现代企业。故早期现代企业之中，买办资本举足轻重。而清政府为兴办现代工矿业而招收商股时，首先投资的也往往是买办，甚而有些买办还实际经手办理这些企业，如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之经营上海织布局，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之经营招商局等。[23]故买办事实上也是中国现代经济起步的一股动力。

（3）金融组织。中西贸易拓展以前，中国就已有钱庄及山西票号等金融组织。钱庄、票号虽然都经营存、放款，但钱庄以银钱兑换为主要业务，而票号则以汇兑为主要业务。中西贸易扩张之后，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组织都随着贸易扩张而发展。

就票号来说，贸易拓展之后，中国商人需要将购置外货的款项由内地汇到口岸，也需要由口岸将变卖商品所得的款项汇回内地，两者都需要利用票号的汇兑网，票号因而更加繁荣。鸦片战争以前，山西有票号17家，总资本350万两，19世纪末增为33家，分号扩充为414家，总资本为3300万两，增加8倍多。而其所控制存款包括政府存款1.5亿两、小额钞票2000万两，共计2亿两。在清末钱庄、票号、外国银行鼎足而立的三大银行势力之中，山西票号尚居首位。[24]

就钱庄来说，随着汇兑需要的增加，其功能就由银钱兑换为主，扩充而负担起部分短距离的汇兑功能。钱庄的存、放款业务亦更为扩张。从事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商需要资金融通；这些资金如向当铺借贷，则觉利息过高，如向银行借贷，则必须抵押品。而钱庄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金融组织，往来的客户不是族亲、姻亲，就是同乡，故可以信用借贷，利息也较低，乃很自然地成为进出口贸易商人融通资金的去处。[25]出口商人可向钱庄借贷一种为期一两日的短期贷款，称为拆款。进口商人则可以向钱庄取得庄票支付给外国商人，这张庄票有外国银行的买办保证出票钱庄的信用，凭此外国商人将可兑到现款。而后，中国进口商人再将借款连同利息交给钱庄，钱庄再交给外国银行。此外，钱庄也从事票据贴现、买卖金银等业务。由于这些业务的扩张，钱庄也更加具有现代银行的特征。[26]

1897年以后，中国另有纯粹的现代银行设立，如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27]这些银行都是政府银行，是清政府为了资助工业发展、统一货币发行、改善财政而设立的，除了若干资金来自买办，而与贸易有间接关联之外，其与贸易的关联直到1920年代以前尚很微弱。[28]

外国在华设立的现代银行则与贸易息息相关，因为对外贸易发展之后，外商需要买卖外汇，也需要贸易资金。[29]清末外国在华设立的银行计有1857年的英国麦加利银行，1867年的英国汇丰银行，1890年以前设立的法国东方银行与汇理银行、英国的有利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1890—1912年设立的美国花旗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荷兰的荷兰银行、日本的台湾银行，共12家。[30]以往学者常常认为外国银行对中国的金融和贸易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根据近人琼斯（S.M.Jones）研究，清末整个上海的票据市场与汇兑市场都为钱庄的钱业公会所控制，而非由外国银行所控制。外国银行如想在中国的金融界获取利润，必须在属于钱业公会的某家钱庄开户，才能接近上海金融及汇兑市场。[31]可见，即使是外来的势力，也是要依附在传统的势力之上，才能够伸张。

（4）货币。为了配合贸易扩张后的货币需求，中国产生了银锭、铜钱以外的新货币。郝延平《晚清沿海的新货币及其影响》一文指出，在1880年代至1910年间，中国曾增加使用价值约48.29亿银元的银币、纸币及有货币功能的鸦片，以满足贸易扩张后的货币需求。银币包括中国官铸银元、中国民间盗铸外国银元、外国银辅币等项，纸币来自钱庄及外国银行，鸦片有外国进口鸦片及本国鸦片两种，[32]也因此中国的货币在近代以后更为多元化。清末中国使用货币之中，外国银元占39.38%，中国银元占7.16%，中国银角占10.74%，中国铜元占10.74%，中国铜钱占11.7%，中国钞票占11.4%，外国钞票占14.32%。[33]由于杂多的货币来自外国及民间，因此全国的货币供给量无法统一规划。

（5）交通。为了配合贸易与国防的发展，铁路、电报、现代帆船与轮船等新式交通设施相继出现，如自1876年铺设铁路起，至1912年共有9618公里。[34]国内的电报线自1874年开始架设，至1911年全国约有10万公里，平均为每千平方公里设8.8公里。[35]中国现代帆船与轮船从事国际贸易的吨位，1864年为64588吨，占各国往返船只总吨位之1%，1905年为16407352吨，占各国往返船只总吨位之1/4。[36]现代邮政在鸦片战争以前即有外国商人在口岸地区创办，洋海关成立后海关亦代办邮政。1898年正式成立邮政局，总理全国邮务，到1908年共传递邮件12938.2万件。[37]而传统的驿递制度，除1888年刘铭传在台湾一度力求整顿之外，大抵因成本太高而日衰，至1914年而完全裁废。但民间的信局在清末反趋兴盛，1882—1891年全国有信局175家，1892—1901年则有422家，更有资料指出，在清朝覆亡以前，信局已多达数千家。[38]信局之兴盛，一则因为商业之拓展，二则因为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后，送信的交通成本降低，服务也更为便捷。

2.工业

清末以鸦片、棉货等消费品为主要进口大宗，生产材料如煤、金属矿物、机器、铁路材料、车辆等在1870年只占总进口值的6%，至1910年不过占总进口值的11.4%。[39]贸易的结果并未导致大量生产工具的进口，故带动国内工业发展的幅度不大。反之，鸦片的大量进口耗损了中国本可以用于工业生产的资金。1869—1911年平均每年进口外国鸦片6万担，以一担400元计算，其进口值平均每年约为1800万两，而1890年代清政府平均每年用于建造铁路、架设电报、设船政局、建炮舰、设大学堂、买煤与石油、发放相关官员薪水的全部支出不过726869两。[40]如果将这些年内进口鸦片的用度用于现代化设施，每年可以有1890年代现代化设施25倍规模的建设。此外，清末的贸易条件（出口单价/进口单价）虽尚属有利，但因1887年以后贸易收支由出超转为入超，透过贸易所累积的资金数额可能不大。但在贸易发展过程中政府所课的关税、厘金，却是近代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41]

3.农业

（1）促成农业商业化。清末以农产品为出口大宗。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出口在1870—1890年分别增加26%和28%，1890—1905年分别增为原来的3倍和6倍。[42]随着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农业也更加商业化了。台湾的茶、糖、樟脑，福建的茶叶、甘蔗、烟草，浙江的蚕丝、棉花，江苏、湖南、湖北的棉花，四川的蚕丝、甘蔗、茶业，山东的烟草、芝麻，均为各省纯为市场生产的经济作物。[43]但农业商品化之后，因为人民缺乏主动开拓市场的习性，只是被动地因应市场需要而生产，在国际市场波动剧烈的时候，国内农业难免遭受打击。

（2）贸易与地权的变化。对外贸易连同新工业在口岸地区拓展之后，很多学者认为越接近口岸的地区，地权越集中，因为城市里所赚取的财富可以在附近的乡村买地。但波特（J.M.Potter）引卜凯（J.L.Buck）的统计指出，华中、华南地区口岸附近的地权固然较为集中，但华北的口岸如天津、青岛附近的地权并未特别集中，而且由卜凯的统计也可以看出全国租佃制度最盛行之处并不必然是华中、华南口岸附近，而是全中国农业最富庶的地区，卜凯认为租佃制度盛行可能是在通商口岸形成以前即有的现象。[44]

（3）贸易与乡土工业。中国的农村经济一向以农作及纺织为支柱，宋、元以降棉纺更在纺织业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中国土布在鸦片战争以前曾为仅次于丝、茶的出口大宗，中西开放通商以后，中国反而越来越多地输入棉货。在1870年代中国棉货进口值尚不及丝、茶个别的出口值，1880年代则已超过丝之出口值，1890年代更超过丝、茶之出口值总和。[45]

棉货的大量进口对中国农村纺织业有何影响，至今学者仍争论不定。民国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乡村工业普遍受到破坏。[46]晚近学者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更具体地阐明此一论点，他发现中国土纱因洋纱进口而产量锐减，1871—1910年，中国土纱年产量减少50%；反之，棉织则仍持续发展，但棉织也已由农家副业转为城市工厂之附庸。以进口的洋纱来织布，不免威胁到棉农及以纺纱为副业的农民的生计。就全部传统手工业而言，侯继明根据巫宝三的估计，指出包括棉纺织业在内的中国传统制造业一直到1930年代仍占制造业总产值的72%，因此认为传统手工业在与西方贸易之后，所受破坏不大。[47]波特更进一步指出：传统手工业在中国传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大。他引述卜凯的统计指出：中国农家从事家庭手工业者，不过占全部农家的20%，这些农家收入来自手工业者不过占其总收入的14%，如此全国取自传统手工业的收入不过占农民总收入的3%。中西贸易拓展以后，在一些传统手工业较重要而受国际竞争较激烈的地方，如费孝通所调查的1930年代的村庄——开弦弓村，固然所受破坏很大，但在很多其他地方，工商机会的拓展，反而为地少人多的中国提供了许多额外的就业机会，如波特本人所调查的1890—1930年的香港即如此。[48]可见在中西贸易扩张之后，虽然有些传统手工业受到打击，但是大多数手工业仍与外国进口的货品并存，农民的生活因此所受的破坏也不如想象中的大。

二 工业发展及其影响

中国之有自办的现代工业，肇始于1860年代清政府所办的军事工业。1870年代以后进而有官督商办以及纯粹民营的轻重工业。1840年代，虽然原则上外人并不得在中国设立工厂，但因为外人从事贸易及在口岸地区居住的需要，已有一些轻便的现代工业开始萌芽。1895年《马关条约》许可外商在华设厂之后，外人更在中国纷纷设立规模庞大的现代工厂，兹依序论其发展。

中国自营工业

1.官办的军事工业

中国官办的军事工业是以1861年曾国藩于安庆内军械所试造炸弹为其滥觞。继而李鸿章到上海，于1863年设立炸弹三局，制造军火；1865年又设立江南制造总局。[49]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兵工厂，主要制造枪、炮、子弹、火药，也修造轮船并兼营炼钢。厂房分有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木工厂、火箭厂、铸钢铁厂，面积达四十余亩。到甲午战争时，共有十几座内部有优良机器的大厂房，一座中型的船坞，雇佣工人达2000多人，创办经费约54万两，以后以海关二成洋税为常年经费，每年30万—60万两。江南制造局成立的次年，左宗棠又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船政局，从事轮船制造。自初创到1874年，该局共用银536万两，造成大船10艘、小船5艘。1866—1877年，又有金陵、天津、西安、云南、福建、广州、四川等设立机器局，至1895年全国有兵工厂十几个。[50]

传统中国的军事工业及与军器原料有关的工业，如铜、铁、硝磺等均为国营。1840年代初期，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即因战争的刺激，而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一面与行商潘仕成等仿制外国船炮，一面请清廷开设兵工厂、造船厂。但与潘仕成合作的民营军工业为清廷所禁，清廷自设的建议也由于《南京条约》的订立而使清廷怀苟安之心，故亦未实行。到1860年代初期，一则因英法联军清廷与地方若干大员，目睹西方现代武器的威力，加以攻灭太平天国颇赖西方武器，于是方有各种现代军事工业的创办。[51]关于清廷这次兴办现代军事工业的动机，若干日本、美国学者如市古宙三、费维恺都认为是在于削平内乱，或是拓展封疆大吏的地方势力。但是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的研究指出，李鸿章的根本动机仍在于抵抗日本侵略朝鲜，是为抵抗外侮，而非为削平内乱。吕实强则用奏折与函件等资料指出，中央与地方实是同心协力，文祥等人更志在救国，刘广京亦指出李鸿章并无扩张地方势力的迹象。[52]

这些军事工业因为其设立目的不在利润，而在国防，故组织不够企业化，主管人员多为官吏，没有专门知识，所需技术多仰赖外人，如苏州机器局的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福州船政局的德克碑（Paul Alexandre Neveue d’Aigwebelle）、日意格（P.M.Giguel），天津机器局的密妥士（J.A.T. Meadows）。这些洋人对机器多为外行，如马格里在1875年所造两个大炮爆炸，当场炸死士兵7人。其他外人也少真心任事，专精工程原理的教授更少。所用器材多为外国旧货，如马尾船政局所制15艘船皆由法国买入旧船机件装成，以致清朝官吏深深有“随人作计终后人”及受人摆布之感。以是中法之役、中日甲午之役、八国联军之役，中国连连挫败，可知军事工业成效并不理想。但是这些工厂之设立毕竟使中国的现代工业有了起步。其所训练的人才，如在兴办军事工业期间派往外国或在国内如天津水师学堂等受训的军事工业人才，均为日后中国工业发展的生力军。[53]

2.官督商办企业

在英法联军以后，外人取得长江航行权，并到处开矿、架电线、造铁路，如在湖广大军山开石采矿，在罗星塔、吴淞江间架电线，私自敷设吴淞铁路等。外人的企业经营一则影响中国利权，一则表示新式企业有利可图。再者，中国新兴的军工厂也需要矿、电线等业配合。因而，李鸿章认为：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制，权自我操，亦可裕军需。[54]但若由政府亲自兴办，既多所不便，资金亦有所不足，而通商口岸开放以后买办等商人累积的资本正可利用，但若由人民完全自营，则外国在华企业受到很多条约保护，民营企业恐怕难以与之竞争。因而有“官督商办”的企业形态出现。[55]官督商办的含义系为：由政府出部分资金，以发商生息方式贷出，政府派员监督经营，执行政府交代的任务，并负责对外和对政府各部门的公共关系，使企业在政府保护下成长。关于技术性的工作，则征召商人担任，工厂名义上是民厂，股份也是民股。[56]

一般被认为是官督商办的企业，有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1877年成立的开平煤矿，1878年成立的上海织布局（华盛纺织厂），1881年成立的电报局，1887年成立的漠河金矿，1896年成立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及中国通商银行，1898年成立的萍乡煤矿。[57]除此之外，尚有许多企业，如基隆煤矿、安徽池州煤矿、贵州青溪铁厂、天津铁路公司、北洋官铁路局、台湾的铁路、湖北纱布局等。[58]

这些企业的民间投资者很多系为买办，如唐廷枢之于轮船招商局，严信厚之于中国通商银行等。

这些企业以电报业、绵纺织业、矿业、铁路业为主。其中以电报业的发展最为顺利，因为电报成本低，利润大，军事效果显著。当时在中国从事电报业投资的多为小国，对中国自办电报业的政治阻力不大。[59]而纺织业因可以抵制洋布，除早期经营不善，亏损较多以外，后期利润转高。轮船业则饱受外国竞争，成效不佳。[60]矿业方面，就煤矿而言，因系中外船只及企业所需，引起很多外交、国防纠纷，而铁矿、金矿等亦屡受外人觊觎，[61]故清末矿业方面，只有开平煤矿发展较为顺利。开平煤矿煤产量由1881年之500—600吨增为1894年之1500吨，资本达230万两，所产之煤除供应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使用之外，还可以供民间使用，并可抵制天津之洋煤进口，是甲午战前中国所开十几个煤矿中唯一成功的一个。反之，汉阳铁厂则是官督商办企业之中极为失败的一例。铁路方面，由于耗用人力、物力太大，又恐外人可以借铁路了解中国内情，便利侵略，以及人民素有风水的迷信，在1895年以前，只完成400公里。[62]故整个官督商办企业大抵不如理想。除前述个别企业的因素之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本身也有其缺点。

由于官督商办企业是由官方监督，官方干涉便随之而来，并常有勒索，而商人地位是股东、经理还是官吏，亦含混不清，影响其职能的发挥。商人资本来源以及用人多只限于与其家族、本籍有关的人，不足以与外商竞争。官督商办企业与官办军事工业一样有主办者不重视专门知识，借重不称职的外国人等弊病。[63]唯官督商办就企业性质而言，对于利润的追求已视为重要的目标，与官营军事工业仅着重政府军事的需要，迥然有别。其产品亦为供应市场需要而生产。[64]但因官方干涉，其仍不能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运作。

3.民营工业

中国最早的民营现代工业创办人为广东南海人陈启沅，他于1872年由南洋引进机器缫丝业于其故乡。此后又有自创的手摇缫丝小机流行于广州地区。中国第一个机器轧棉花厂则是1887年于宁波诞生。1875年上海的建昌钢铁机器厂是最早的民营机器制造厂。火柴制造业则于1887年创办于厦门，1878年朱其昂在天津创办面粉厂，祝大椿于1888年建源昌碾米厂，开始用机器碾米，1882年徐润在上海办同文书局，其他如采矿、豆饼、制茶、制糖、制冰、制药、轧钢、翻砂、制玻璃、锯木、制煤饼、制汽水等行业亦相继出现。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65]

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根据1872—1895年之资料约略估计，后者占民族工业总资本之64.56%，前者占33.01%，另有中外合办企业占2.43%。但到1896—1911年，民营占57.88%，官办或官商合办只占21.44%，中外合办则增为20.68%。[66]而就整个民营工业之总资本言，1872—1895年共有约853万元，而1896—1911年则有7312万元，约增7.5倍（参见表14-6）。可见民营工业在1895年以后较1895年以前发展迅速。

表14-6 清末中国民族工业厂矿数及资本

续表

续表

1895年以后民营工业之所以快速发展，乃外人大量设厂所激起之经济民族主义使然。外人大量设厂之后，一面有民间提倡挽回利权，一面有清廷倡导于上。1898年，清廷颁布奖励新学新法章程。规定凡发明制造船械枪炮等器新法者，颁特奖，专利50年；发明日用新器者，给工部郎中实职，专利30年；仿造西器之制法，未流传中土者，给工部主事职，专利10年。[67]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清廷更感到仅仅发展军事工业之不足，而益加奖励工商，1903年设立商部，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奏定商律及公司注册章程。1905年，商部在京师设劝工陈列所，及奏设各省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商部奏定奖给商勋章程，鼓励制造新器，学部考验游学生设工商科进士学位。1907年，农工商部奏定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办1000万元以上之实业者赏男爵，2000万元以上者赏子爵。此前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不过为侯爵，李鸿章不过为伯爵，子爵、男爵为很多百战功高之将士所不可企及，此时创办工商实业者竟可获得子爵、男爵，可见清廷对工商奖励之积极。[68]

在朝野同心振兴实业的过程中，中国几种最大的新式工业——棉织、面粉、缫丝等，于此期间确立。毛织、火柴、水泥、制纸、印刷、电器、烟草、造船、玻璃、榨油、制糖、精米以及民生日用凡可引用机器者，亦于此时略具规模。[69]此外，此时期中更有矿权收回运动的展开。1907—1911年中国共付出900余万元赎回英国福公司在山西的大部分矿权，山东的5处矿场、安徽铜官山以及湖北炭山山湾煤矿等处，这些赎金，一部分是由政府的税收项下开支，另一部分则由民间筹集。[70]而费维恺根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书统计，1895—1913年中国之工业就其创办资本额论，以水、电等公用事业为最多，占17.96%，煤矿次之，占12.06%，缫丝再次之，占9.63%，棉纺、面粉、金属矿冶及冶炼等再次之，分别占8.69%、7.17%及6.29%。[71]

外人在华兴办工业

1.口岸开放初期的外人企业

1840年以后，外人在租界地区设立的现代工业包括缫丝、食品、药品、印刷、锯木、船舶修理及公共设施如电话、电报、瓦斯、水厂等产业，其目的在于促进贸易与便利口岸地区之外人使用；这些工业虽然规模很小，但为中国最早的新式工业。这些工业对中国现代工业的产生发挥了一种示范效果，1870年之后自办的很多现代工业，如制茶、印刷、船舶修理等，都是模仿外人在华企业而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这些产业也使中国籍工人吸收了某些现代工业的知识与技术。[72]

2.1895年前后设立的外人企业

自1840年代至1894年，外人在中国设立的现代工业企业约有103家，但根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统计所及，仅为88家。就资本言，以造船厂、茶叶加工厂、机器缫丝厂居多；就数目言，以出入口产业及轻型机制业居多；就规模言，均为小规模工厂。[73]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外人得依合法途径在通商口岸设厂，像英国怡和与老公茂、美国鸿源、德国瑞记等大纱厂，英国增裕、俄国满洲等大面粉厂，德国的德华矿业公司、英国的福公司等大规模矿业公司，英国太古洋行之新式制油业等纷纷设立。[74]1895年到1913年间，至少有94家外国工厂、35家中外合资工厂，以10万元以上的资本在中国兴办。但就中外合办工厂及外国工厂合计之136家而言，其平均资本为75.8万元。盖因在1895年以前在华外国企业以便利贸易为主旨，1895年以后以便利外国之资本输出为主旨，故外国在华厂商之资本显著增加。[75]这些工业就产业类别言，以矿业最多，占48.44%；食品次之，占16.62%；纺织再次之，占12.13%；电力和自来水又次之，占11.16%。就国别言，以英商最多，占外商投资总额之48.16%；日商次之，占25.53%（日商在华企业多半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在东北发展的）；德、俄、法、美各占约3%—7%。[76]

清末工业发展的成果及其影响

1.工业发展的成果

（1）幅度小。1915年的中国与同年的美国及1917年的日本，三者工业发展情形如表14-7所示。由此可以窥知清季工业发展之幅度。

由表14-7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约为日本的8倍，为美国的4倍多，中国的面积为日本的28倍多，为美国的1.4倍，但中国工业总产值仅为日本的一半左右（57%），美国的五十分之一（2%）。根据表14-7，工业人口占全人口之比例不及2.5%。可见清末的现代工业虽已起步，但发展的幅度仍然很小。

表14-7 中、日、美工业之比较

（2）工厂规模小。就清末现代工业的规模而言，据表14-7计算，中国每家工厂的工人平均不过6人，另据费维恺计算，1912年中国20749家工厂中，工人在7-9人的占88%，30-49人的占4.8%，50-500人的占6.1%，其余占1.1%。[77]此外，由资本看工厂的规模大小，1895—1913年的549家企业中，创办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只占3.1%，10万—100万的占41.71%，5万—10万的占16.21%，5万元以下的占38.98%，[78]以小资本居多。至于工厂组织，就1913年的情形看来，以股份公司居多，在565家中占261家，合资有限公司占82家，合资公司占60家。[79]但据费维恺指出，此等股份公司多半是为了求得政府公司法的保障而挂名的，[80]其规模事实上很小。可见清末自营现代工业之中，大规模工业仍居少数，而小规模工业居多。[81]

（3）自给率低。煤矿业与棉纱业是清末发展较多的两项工业。煤矿业1913年的自给率为39.41%，棉纱1903年的自给率为11.31%，1908年的自给率为23.93%，可见清末现代工业发展之后自给率仍然很低。[82]

2.工业未显著发展的原因

综合各家学者看法，清末中国工业未显著发展的原因约有下列几项。

（1）关税不能自主，外商在中国拥有许多特权，使中国工业难以大幅发展。[83]

（2）外商在中国设立的企业，对中国工业发展在提供外部经济，如电报、银行之兴设，及训练人才方面固然有所贡献，但因其所获利润多汇回本国，故其发展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助力不大。[84]

（3）因金融组织不够健全，一般人仍以土地、高利贷为主要投资对象，这导致工业发展的资金不易筹集。[85]

（4）清末农业的不发达，以致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料、都市人口增加之后所需的粮食，以及销售的工业产品市场，均不充裕，[86]这是工业未能发展的最根本因素。

（5）工业本身管理的不健全，如官方干涉、没有企业精神、滥用外籍人士或多用族亲本籍等。

3.清末工业发展成效不大的影响

清末工业未显著发展，与清末工业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都使得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基础非常脆弱。

但清末的工业发展毕竟也为民国时期储备了若干发展工业的人才，以及与工业互相配合的设施，如铁路、银行、电报等。此外，清末的工业发展也与贸易的发展一样带动了些微的城市化与农业商业化。

三 农业发展及其影响

农业发展

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在往前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发展实居于举足轻重之地位。因为落后国家的人民多半以农为生，他们在学习现代农业新知识与新技术时，远较现代工业者为胜任和愉快。且落后国家常有人口粮食供需不平衡的困境，农业发展之后，粮食之增产可以缓和人口问题，也可以出口以赚取外汇；所赚取的外汇则可进而提供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其所增产的经济作物可以提供工业生产的原料。农民在增加生产之后所得的收入也可以用来购买工业产品，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一个可观市场；再者，农民于发展现代农业中的创新经验，也将有助于其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创新。故现代农业的发展实乃落后国家往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87]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根本差别在于：传统农业技术停滞，即使偶有创新，主要是由经验得来；现代农业的技术则由农学实验成功之后再传授给农民采用，[88]故现代农业又称科学农业。

清末中国与西方接触以后，农业的发展偏重于农业商业化、科学农业的发展，仅止于知识分子的提倡与若干农业机构的设置。虽然发展幅度甚小，但已能对发展科学农业有若干体认，并从事若干农政改革，亦为中国经济往现代化发展途中的重要起步。

1.科学农业知识的提倡

科学农业在西方至19世纪上半叶始具规模。中国对于这门学问，先有郑观应、陈炽、张之洞、孙逸仙等知识分子加以倡导。他们所引介的现代农业，以肥料学、土壤学、植物学、化学为主。至于病虫害防治、农业机器的使用，则因成本较高而未提及。此种西学的选择方式也受传统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农业一直是以最少的资本，使狭小的农田获取最大收成为主要目标。[89]

在1894年以前，清季科学农业的推展大抵仅是少数几个知识分子的个别行动。到1894年以后，则有地方报纸，如《闽报》、《苏报》、《沪报》、《国闻报》、《大公报》、《知新报》、《申报》、《汉报》、《农学报》（月刊）、《维新报》（月刊）等刊登欧、美、日的农业新知。虽然如此，对现代农学的提倡仍止于理论的介绍而已，直到1898—1911年，才有官方协同地方士绅推动种种农业改革，使清季现代农业的推动由理论层面转移到实务的层面。[90]此种农政改革可由农政机构之设置及农业教育之推广两方面加以检讨。

2.农政改革

（1）设置农政机构。1898年，清廷设立农工商总局，[91]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内设农务司，专理全国农政。此外，各省也设有劝业道掌理农政。[92]除政府中的农政机构外，1904年以后各省又有农会之成立。农会是半官方的组织，由地方政府倡导，由地方绅民出而组织，经费则由地方政府补助。

（2）推广农业教育。除了农会实际教导农民农业新知外，清季另有农业讲习所、农业试验场、农学堂、大学农科之设立，以传播现代农学。讲习所规模小、成本低，但终清之世只有三个地区设立；农业试验场初创于1902年，至1906年而遍布全国，有官办，也有绅办；1903年更有农学堂之设立，一般地区均有初等、中等农学堂，直隶、浙江、湖北等人文荟萃之区尚有高等农学堂之设；至1910年，更设有大学农科。[93]

农业发展的成果及其影响

清季农业发展的成果，可就珀金斯（D.H.Perkins）的统计（见表14-8）得知。由表14-8可以看出，19世纪下半叶的单位农产量每况愈下，清末40年更为严重。

表14-8 清季单位面积农产量指数

因为清季现代农业未能有效发展，粮食生产并不足以充分供养庞大的人口。清季人口在1850年为4.1亿，到民初的1913年略升，仅为4.3亿。[94]就1850—1911年而言，人口增加极其有限，然粮食生产仍不足供应所需。

由此期间蒙受天灾人祸之州县数目的增加（见表14-9）也可以看出清季人口扶养力的薄弱。农业既无法充分扶养人口，自无法发展工业。

表14-9 清季遭受天灾人祸的州县数目

与日本相较，根据大川一司（Kazushi Ohkawa）及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g）的研究，1878—1918年，日本农业快速发展。1878—1882年、1913—1917年，日本农田单位面积生产力增加8%，单位劳力生产力年增加2.6%，所增加的农产一面可以使日本粮食约可自给，人口也以0.8%至1.3%不等的年成长率成长，并有绿茶大量出口，以获得外汇，购买机械供日本工业化之用。[95]

农业发展失败的原因

（1）现代农业的提倡太晚且不积极。虽然现代农业在西方至19世纪上半叶始具规模，但日本于1870年代即展开一连串的农政改革，如成立农业学校、聘请欧美农业技术人员赴日参加美国农业博览会、购置新式农器、开办农业试验场、派遣留学生赴美研究农学、开始调查全国水利分布情形、研究改进桑茶棉等经济作物的栽培方法、各地陆续举办“物产会”“农谈会”等。[96]之后，日本政府又透过地主引导农民实施品种改良。[97]

类似日本的农政改革，在中国一直到1898年农工商总局成立后才着手进行，而透过地主实施的品种改良从未大规模推展。何况，清末开始推展现代农政之后，农业仍不如工商之受朝野重视，如1898年颁订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农学列为25种课程中之第20种。知识分子方面，郑观应、陈炽、张之洞、孙逸仙等虽能体察农业发展的重要，但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则均未论及现代农学的价值。

（2）农民一向惯于蹈习故常，一时不愿有太大的改变。[98]

（3）知识分子实践的热忱不够：清末少数学习现代农学的知识分子，囿于传统的士大夫观念，愿意亲自下田实习的为数甚少。

（4）荒歉时起，提倡现代农学的经费筹措不易。

在以上诸因素中，以对现代农业未予适当重视，最为关键。而未予适当重视，则与清末中国经济思想的一大转变有关，此一转变，即由传统的重农轻商或农商并重，转为重商轻农，深深影响了清末经济的发展方向。

中国传统商业虽然发达，但以农商两者相较，农业仍较受政府及一般知识分子所重视。在与西方接触之后，朝野均有转重工商而忽农业的趋势。促成此一转变的因素之一为政治考虑，国防与财政是政治最为关注的两大事项。西方侵入及诸多内乱产生之后，国防备受威胁，亟须发展军事工业，此为清政府重视工业之由来。再者，中西贸易拓展之后，财富之缔造以商业及民生工业较为快速，政府收入亦由以往之以田赋为主转为以工商税收为主。[99]根据王业键的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田赋收入占清政府总税收之73.5%，至1908年则减到35.1%。1908年，全国税收除田赋以外，盐税占15.4%，常关税占2.3%，关税占11.3%，厘金占13.6%，杂税占22.3%，[100]可资证明。

清末户部郎中陈炽以财税说明中国重商之必要：“夫中国旧制，崇本抑末，重农而轻商。今日厘税两宗，数与地丁相捋。京协各饷，挹注所资。假使无商，何能有税。”郑观应建议：“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101]此处所言之商业包括工业在内。由于重商，中国士大夫乃逐渐扬弃讳言牟利的传统。[102]此一观念转变，实亦中国往现代经济发展之一重要起步。

此种重工商而忽略农业的思想转变，乃是落后经济与西方经济接触之后常有的现象。《发展经济学》一书的作者哈根（E.E.Hagen）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消除因本国工业不振而产生的不如人的心理而造成的。此外，工业较农业不仅能产生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y），如铁路、电报等基本设施，从而也能训练出许多可为他业援用的技术人才，而且可以透过连锁作用带动很多产业的发展；工业之中每个工人的产值大于农业每个工作者的产值。[103]上述工商业的好处常引起落后国家的憧憬，而使其忽略了本身是否有发展工业的能力。事实上，工业发展有其条件，即需要有农业发展的配合，否则一味发展工业，不是像清末一样因为基础不稳固而不成功，就是像苏俄一样要使老百姓付出极大的代价。

清末重工商轻农思想的产生，除了政治考虑、消除自卑及急于经济发展等因素外，也与下文所述双元经济之形成有关。

四 双元经济问题

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曾根据很多研究指出，意大利、巴西、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典、法国等，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经济发展初期，都有区域不均衡发展的现象，到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才有所改善。赫希曼（A.O.Hirschman）认为促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人才、资金都会流向经济较为发展的精华地区。因为精华区有较完善的金融与交通设施，也有较大的市场，投资环境较落后地区为佳，人才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地区也较能发挥所长并得到较好的报酬。因此精力充沛而有企业心的人、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有一技之长的人，以及壮年人纷纷集中到经济精华区来。就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及早获致经济发展的成果，也着重在精华区投资；相对的，其他落后地区也较无人才表达本地的需要。加上在经济发展初期，技术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幅度较小，交通仍不完善，所得的乘数效果可能运作的范围也较为狭窄，致使精华区与落后地区的连锁较为欠缺，两者之间遂有脱节的现象，此即双元经济（dual economy）之所以形成。如果这个国家幅员广大，或是精华区本身有相当多的农产供应，那么这种脱节的现象将更严重，直到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两区之间的交通改善了，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较为健全了，人才、资金才会回流到落后地区，政府也转而注意落后地区，两区经济的悬殊与脱节才得以缓和。[104]

就中国而言，自19世纪中叶现代经济开始发展以来，也有明显的双元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早在1920年代雷默（C.F.Remer）已经指出，他把距离铁路、大河两天行程以内，而便于对外贸易的地区称为外层中国（Exterior China），把该范围以外的地区称为内层中国（Interior China），他认为两个中国宛如两个经济单元。[105]如此界定的内层中国（即中国境内的落后地区），可能在中国西北内地各省，也可能是沿江沿海各省交通较为不便的地区。如交通便利的江苏南部是全国精华区所在，交通不便的苏北则为落后地区。这种界定比一般讨论此一问题的学者以沿江沿海地区与内地相对称来得准确。但因外层中国基本上仍以沿江沿海地区为主，所以很多有关此一问题的资料亦以此种方式对分，故本节仍沿用沿江沿海与内地的对分法，只是本节所指的内地则是指内地及沿海距离铁路两天行程以上的地区。

中国此一双元经济的形成，原因有四。

其一，中国经济重心自宋以后南移。中国主流文化源起于晋陕豫黄土高原东南角，直到东汉迁都洛阳以前，中国经济重心仍在西北，至东汉以后始迁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经三国魏晋南北朝之经营，南方虽已急起直追，但直至唐代，经济重心仍然在北方。经唐末藩镇、五代之乱，北方残破，加上宋、辽、金、元、清历代北方外患不息，而适合南方气候的水稻、桑棉等大量种植，南方经济自宋以后遂超前于北方。而南方经济之重心，魏晋时犹在两湖，南宋以后已在江南。[106]

其二，列强在中国设立的租界主要分布于沿江沿海，而中国幅员广大，现代经济不易扩散。由于自唐宋之际经济重心南移以来，沿江沿海地区原为中国的经济精华区所在，因此19世纪中叶中国对西方开放贸易以后，列强很自然地要求在最有生意可做的沿江沿海地区设立租界。19世纪末，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地点计有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长沙。[107]这些租界的所在地一方面是列强侵华的据点，同时也是西方现代技术在中国散播的一个中心，而中国幅员辽阔，由这些中心辐射而出的现代经济并不能普及中国各个角落，而以沿江沿海地区为限。以工业资金为例，上海一港之金属冶炼、棉纺织、缫丝、面粉制造、榨油、印刷、蜡烛、肥皂等企业均居全国首位。1895—1913年，中国所发展的现代工业，其创办资本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的即占52.06%，而就全部通商口岸的创办资本言，则占全国创办资本之66.24%，内地企业仅占33.76%。[108]此一相对比例似仍差距不大，但内地的面积远较沿江沿海地区广大，而由贸易影响一节论及此时城市人口约占全人口6%，更可见现代经济影响的范围很小。

其三，中国沿江沿海地区对内地的农业依存度较低。如威廉姆森指出，如果精华区的农业自给能力较高的话，现代经济发展初期双元经济的问题将较严重，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开放通商之前，此等精华区与落后地区尚有经济上的有无相通关系。精华地区供应落后地区资本、手工业产品、技术知识和财政援助，落后地区则供应精华区粮食与原料。[109]其后中西贸易开放，两区间经济上的有无相通虽然还持续着，但是精华区所需的粮食、原料还可以由外国进口。由于外国的原料、粮食是由海运进口，因此往往较由交通落后的内地购买反来得便捷、稳当，而外国进口的粮食、原料质量也较划一。如果内地发生战乱、灾荒，其原有的依存关系可能式微。[110]如墨菲指出，1870年代到1930年代往往有华北地区闹饥荒而天津贸易依然繁盛的情况。[111]

其四，由于沿江沿海地区现代经济的超前发展，现代人才亦多出身于此。根据汪一驹统计，1909年全国大学生的分布，河北占24%，江苏占16%，广东占8%，湖南占7%，湖北、福建、浙江各占5%，四川占2%，其他占29%。[112]1903—1911年，中国留美学生的籍贯分布，广东占46%，江苏占19%，浙江占10%，安徽占7%，江西占6%，湖北占5%，福建占4%，其他各省均在0—1%。[113]这对中国广大农村的建设，以及中国经济的现代化都有很不利的影响；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极为致力的沈宗瀚即指出这一问题，他引用潘光旦的调查说：传统中国的领袖人物来自城市与来自农村者各半，读较多书的人，即使在年轻力壮时，也有很多留在农村。但到近代以后，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多半携家带眷移居城市。[114]除此之外，较为了解现代经济的买办人物主要也是住在城市。这些主要住在城市的现代领袖人物，必然较为侧重城市的发展。而现代教育的学费很贵，即使是农业教育也多半是城里的人才能负担。但城里的人受过现代农业教育之后，由于自小对农村普遍缺乏了解，也较缺乏感情，愿意下田率领农民改进农耕技术的人较少。[115]而中国传统经济既以农村经济为主，要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将农村经济加以转型自为最关键的一环。

中国自从清末形成双元经济之后，由于内战不断发生，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而使双元经济的情况有所改善，反而更为恶化。到了抗战时期，全国精华地区的沦陷使政府更难承载战时的财政负担，战时及战后通货膨胀随之爆发。

故清末形成的双元经济问题实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

综上所述，清末70年间，中国已有若干现代经济的发展。如国际贸易的拓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国内零星市场的统合、乡村市集活动的日趋频繁、传统金融组织的现代化、现代金融机构的设置、现代机械工业与交通的创设及发展、现代农业教育的推广、现代农政机构的建立、经济思想上悟解到发展工商致富的重要等。这些成就自为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这些基础是薄弱的，如现代农学迟至1898年才由理论的倡导转移到实务的推行，推行又不积极，整个农业并未因之而显著改善。而现代工业，即使就发展较多的工业部门而言，其在1911年前后的自给率也仍不到1/3，全国之中也只有不到2.5%的人加入现代工业的行列，中国有日本8倍的人口、28倍多的面积，而工业产值才有日本的57%，城市人口只占全人口的6%，国际贸易总值不过占国民所得的9.2%。再以1912年中印两国铁路比较，中国版图为印度之2.2倍，人口为印度之1.3倍，但该年印度铁路里长为中国之109倍，载运旅客数目为中国之147倍。[116]在现代经济进展不大的情况下，整个中国经济仍以传统经济为主。

而另一方面，清末的经济发展也为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些负担。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唐宋以来原较富庶的沿江沿海地区的经济更加快速发展，遂与内地的经济对比更为强烈；又因口岸地区另可由外国进口取得所需，所以在动乱发生时，口岸与内地之间，甚而彼此脱节，而有双元经济的产生。双元经济形成之后，人才、资金大量流向口岸地区，口岸地区的经济以工商为主，国家经济发展方向也因而偏重工商而忽略农业。然农业现代化乃是所有没有大量外资投入、大量外贸机会的低度开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途径。农业未能大幅发展，非但使工业无法顺利扩张，也使清初以后迅速大量增加的人口，在清末无法得到妥善扶养。这项人口压力由清末推向民国，是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负担之一。除此之外，清末国际贸易的拓展，固然是一种现代经济的表征，但国际贸易拓展之后，人民并未改变以往消极的国际经济态度，而去主动开拓国际市场。结果在只知被动因应市场波动的情况之下，国际经济一不景气，国内经济反而较已往易受打击。如丝、茶出口不顺以后，丝农、茶农的生计立即受到严重的影响。此外，随着国际贸易的拓展，货币发行量也增加了，但这些增加发行的货币很多来自外国或是民间，这对民国时期货币发行权的统一也形成障碍。

在此由传统蜕变为现代的过程当中，原有的传统对于现代究竟有何阻碍作用？又有何助长作用？

就清末而言，传统的确是很大的包袱。清初以后所滋生的众多人口是负担之一；中国历代为了维系大一统政权所孕育的官僚作风是负担之二，清末的军事工业与官督商办工业证明，此种作风之不利于现代企业的发展；传统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较为侧重血亲与同乡关系是负担之三，它使清末新兴工业不能大量引用专才而引用很多私人；在传统农业经济下，土地投资与高利贷投资的观念是负担之四，它减少了工业发展可以筹集的资金；传统的士大夫措心于人际关系的协调，而甚少亲操耒耜，是负担之五，他们使清末接受现代农学的知识分子一时未能习惯于下田实际操作。这些由传统农业经济所衍生的传统，必在现代工商经济取代传统农业经济之后才能被根除。而现代工商经济如何在传统经济里建立起来？

就近代而言，很多现代经济都立基于传统之上，如贸易拓展之后，进出口商品主要还是循着传统的商业网络在输进输出，出口商品很多也是以传统的卖青方式卖出，中国的行会制度在清末之所以有强大的力量抗拒外商，钱庄、信局之所以随着贸易的扩张而发展，正因为整个社会仍是传统社会，仍植基于血缘、地缘关系之上，而这些商业组织也正建立在这些关系之上。中国最早的几种现代工业——如缫丝、纺织、采煤都是在传统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发展起来的。最早有机器缫丝的广东海南，原是传统缫丝业极为发达的一个地区。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轧花厂开办于宁波，是由旧式轧花厂转变而成的；这家工厂，先是由手工操作，转而使用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再用蒸汽发动机，最后用由英国买入的新型发动机和锅炉，全厂工人人数随之增加，规模也随之扩大；在宁波一地，如此转化的工厂还有很多。很多采矿工厂也是在“旧瓶之内装上新酒”，如山东峄县、直隶临城、徐州利国驿，都是以土法开井，机器汲水。[117]现代农学引入时，土化植物之学所以较受重视，也是因为土化植物之学与传统着重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发展方向较为吻合。[118]

研究过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经济史家格申克龙（A.Gerschenchron）曾经指出：“在由传统转变为现代的过程中，要认识传统的存在，并试图在传统之中找到力量，才不会遭遇很多悲剧。”[119]就清末70年而言，正是中国由传统经济要过渡到现代经济的时期。其是否认识传统的存在，以及是否能在传统之中找到力量，乃是决定其是否顺利通过此一过渡时期的关键所在。

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除非像印度那样接受外国统治而付出很大代价，否则光凭外汇收入，必不足以使其在短时间内有很多的现代经济建设。[120]这种国家显然要在传统之中找到可以与现代经济配合的力量来除去传统的包袱。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更需如此。如前所述，清末中国这些植基于传统之上的发展显然不够。而由农业之未能快速现代化更可以看出，整个传统可能发挥的力量在清末70年并未被充分掌握。所以，清末现代经济发展的幅度及其为民国经济所奠定的基础也因而相当有限。

[1] 本章由林满红撰写。

[2] 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定义参考〔美〕罗斯托《经济发展史观》，饶余庆译，今日世界社，1968，第20页；S. Kuznets，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Structure，and Spread（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ch. 1；Anthony M. Tang，“China’s Agricultural Leg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8：1（Oct. 1979）.

[3] 传统经济转化为现代经济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究竟一个国家采用现代化科技于生产之后，何时才算步入现代经济的范畴？经济学者曾指出很多指标，其中之一为经济结构之由农业为主转而以工业及服务业为主。如就各业产值而言，中国一直到1962年农业才不复占国民所得的最大比重，而只占35.5%，工业、服务业则分别占41.7%和21.1%，1951—1953年，台湾农、工、服务各业产值占国民所得的比例分别为33.2%、26.2%和40.6%，可见即使就各业产值比重的转变这一指标而言，中国之转化为现代经济亦是1950至1960年代以后之事。中国大陆与台湾各业产值占国民所得比例参见D. H. Perkins，“Growth and Changing Structure of China’s Twentieth-Century Economy，” D. H.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 117；W. Galenson，ed.，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 台湾双叶书局翻印本，table 1.10。

[4] H. B. Morse，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Taipei：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1966），p. 285.

[5] Rhoads Murphey，The Outsider：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ch. 11，pp.160-161.

[6] 参见林满红《银线》，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66、67、87—89页。

[7] T. R.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 in Inspector-General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ed.，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Shanghai：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931），p. 730.

[8] 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 pp.153-157.

[9] 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 pp.29，148.

[10] 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第162页。

[11] 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 pp.148，154.

[12]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林载爵译，华世出版社，1978，第58—59页。

[13] K. C. Yeh，“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1-1936，” in Chi-ming Hou and Tzong-shian Yu，ed.，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Taipei：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Academia Sinica，1977），p. 107，table 4.

[14]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59页。

[15] R. F. Dernberger，“The Role of Foreigner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H.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19-47.

[16] 参见翁之镛《中国经济问题探原》，正中书局，1952。

[17] 参见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联经出版公司，2006，第135—136页。

[18] G. W. Skinner，“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G. William Skinner，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table 4.此数据由刘石吉先生提供。

[19] G. W.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I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2（Feb. 1965）：195-228.

[20] 参见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第170—174页。

[21] Rhoads Murphey，The Outsider，pp.180-196.

[22] Yeng-ping Hao，The Comprador in Nineteeth Century China：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99-105.

[23]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98页；Yeng-ping Hao，The Comprador in Nineteeth Century China，pp.99-105.

[24] 王业键：《近代银行业的发展与旧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氏著《清代经济史论文集》（1），稻乡出版社，2003，第275—286页；参见大島重雄『支那新式銀行の現勢と其の将来（一）』『満鉄調査月報』第16巻第10号、1936年。

[25] 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氏著《清代经济史论文集》（1），第236—249页；Rhoads Murphey，The Outsider，pp.181-182.

[26]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第652页。

[27]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66页。

[28] 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氏著《清代经济史论文集》（1），第236—249页。

[29]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52页。

[30] 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第105页。

[31] Rhoads Murphey，The Outsider，pp.181-182.

[32] 郝延平：《晚清沿海的新货币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第225—240页。

[3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95页。

[34] 〔美〕费惟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124页。

[35] Shu-hwai Wang，“China’s Modernization in Communications，1860-1916：A Regional Comparison，” in Chi-ming Hou and Tzong-shian Yu，ed.，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p. 340.

[36] H. B. Morse，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p. 285.

[37] Shu-hwai Wang，“China’s Modernization in Communications，1860-1916：A Regional Comparison，” p. 348.

[38] Ying-wan Cheng，Post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d Its Modernization，1860-1896（Cambridge：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0），pp.38-39，190.

[39]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57页。

[40] George Jamieson，“Report on th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Chinese Empire，” Foreign Office，Miscellaneous Series，in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Embassy and Consular Commercial Reports，China（Shannon：Irish University Press，Area Studies Series，1971），vol. 19，pp.595-656.

[41] 参见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华世出版社，1978，第23页。

[42] Ramon H. Myers，“The Agrarian System，” 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Republican China，1912-194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art 2，pp.250-251.

[43] 参考张玉法《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农业改良（1901—1916）》，《史学评论》第1期，成文出版社，1979，第119—159页。

[44] J. M. Potter，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 Hong Kong Vill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Ch. VIII “Western Treaty Port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pp.174-212.

[45]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63页。

[46]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47] 此段参考Feng-hwa Mah，“External Influence and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 Re-examination，” Chi-ming Hou and Tzong-shian Yu，eds.，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pp.273-298.

[48] J. M. Potter，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Ch.VIII.

[49]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

[50] 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07、210页。又参考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1863年冬，李鸿章收复苏州后，将炸弹二局之一移苏州，成立苏州机器局，1866年迁金陵，改为金陵机器局。又，西安机器局旋迁兰州，是为兰州机器局。

[51] 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05—206页。

[52] Ting-yee Kuo and Kwang-Ching Liu，“Self-strengthening：the Pursuit of Western Technology，” in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vol.10，Late Ch’ing，1800-1911，part I，pp.491-542.

[53]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09、210页；梁启超等编《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1872—1921）》，龙门书店，1968，第220页。

[54]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13页。

[55] 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25页；A. Feuerwerker，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p. 17.

[56] 吴章铨：《洋务运动中的商务思想——以李鸿章为中心探讨》，李恩涵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强运动》，食货出版社，1972，第39—88页。

[57] A. Feuerwerker，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p. 9.

[58]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13—233页；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25—46页。

[59] 吴章铨：《洋务运动中的商务思想——以李鸿章为中心探讨》，李恩涵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强运动》，第39—88页。

[60]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25—229、218页。

[61] 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36页。

[62]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15、218、225页；吴章铨：《洋务运动中的商务思想——以李鸿章为中心探讨》，李恩涵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强运动》，第39—88页。

[63] 梁启超等编《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1872—1921）》，第221页；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45页。

[64]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29页。

[65]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29—241页。

[66]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43—244页。

[67] 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61页。

[68] 梁启超等编《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1872—1921）》，第221页。

[69] 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65页。

[70]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65页。

[71]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144页。

[72]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33页。

[73]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35—36页。

[74] 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50—56页。

[75]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61页。

[76]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11页。

[77] A. Feuerwerker，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p. 5.

[78]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46页。

[79] 梁启超等编《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1872—1921）》，第227页。

[80] A. Feuerwerker，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p. 3.

[81]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72页。

[82]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70页。

[83]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72页。

[84] J. K. Fairbank，A. Eckstein，L. S. Yang，“Economic Change in Early Modern China：An Analytic Framework，”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9：1（Oct. 1960），pp.1-26.

[85]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72页。

[86]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47页。

[87] W. H. Nicholls，“Agricultural Surplus’ as a Facto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1：1，pp.1-29.

[88] Dwight H. Perkins，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p. 37.

[89] 以上参见陈炯彰《近代农业改良思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76，第39—47页。

[90] 陈炯彰：《近代农业改良思想》，第173页。

[91] 陈炯彰：《近代农业改良思想》，第174页。

[92] 葛敬中：《五十年来中国农业史》，梁启超等编《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1872—1921）》，第213页。

[93] 陈炯彰：《近代农业改良思想》，第191—194、187、188页。

[94] D.H.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p.16.

[95] Kazushi Ohkawa and Henry Rosovsky，“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Modern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 9，1960，part 2，especially pp.56-68.

[96] 陈炯彰：《近代农业改良思想》，第182—183页。

[97] Kazushi Ohkawa and Henry Rosovsky，“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Modern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9，1960，part 2，especially pp.56-68.

[98] 陈炯彰：《近代农业改良思想》，第188、47页。

[99] 参见吴章铨《洋务运动中的商务思想——以李鸿章为中心探讨》，李恩涵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强运动》，第39—88页。

[100] Yeh-chien Wang，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p.80.

[101] 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华世出版社，1977，第339页。

[102] 吴章铨：《洋务运动中的商务思想——以李鸿章为中心探讨》，李恩涵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强运动》，第39—88页。

[103] E. E. Hagen，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Homewood，Illinois：Richard D. Irwin，Inc.，1975），pp.456-457.

[104] Jeffrey G.Williamson，“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A Description of the Patter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3（1965）：3-45.

[105] C. F. Remer，Foreign Trade of China（Shanghai：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1967），p.240.

[106] 详见钱穆《国史大纲》，“国立编译馆“，1952，第38章“南北经济文化的转移”；《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韩复智编《中国通史论文选辑》下册，南天书局，1978，第499—513页。

[107]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9—53页。

[108]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46页、表15页。

[109] 王业键：《近代中国农业的成长及其危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第355—370页。

[110] Chang Kia-Ngau（张嘉璈），The Inflationary Spiral：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39-1950（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58）.

[111] Rhoads Murphey，“The Treaty Ports and Transformation，” Mark Elvin and 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17-73.

[112] Y. C. W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p. 367.

[113] Y. C. W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158.

[114] 沈宗瀚：《中国农业资源》上册，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第169页。潘光旦的调查详见《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1947年，第10页。

[115] Y. C. W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367.

[116] 由Rhoads Murphey，The Outsider，p. 110算出。

[117]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34—235页。

[118] 林满红：《中国传统经济的特征》，《人文社会科学通讯》第2卷第5期，1992年，第59—108页。

[119] A. Gerschench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 30.

[120] Subramanian Swamy，“The Response to Economic Challenge：A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and India，1870-1952，”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79）：25-46.

第十五章 悸动的农村与农民[1]

近代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一个最为重要的转型期，在这个沧桑巨变的时代，农村与农民可以说是变化最小的部分，也可以说是变化最大的部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大部分农村保持着与传统社会相似的情景模式——小农经济的生产组织形式、与百年甚至千年前一样的农具、依靠畜力和人力的耕作方式、地主与农民相对立的生产关系；而同时，城市中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现代的工厂、交通工具、金融机构、商业企业……城市中的工商业早在明代，有些甚至在宋代就已相当发达，近代尽管有外国资本的进入和巨大影响，但很多变化事实上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水到渠成。也就是说，城市的变化是一个高起点的渐变的过程。而农村不同，看起来，农村的变化很小，但由于这些变化发生在一个低起点、超稳定的基础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突变。

一 农民的经济生活

自耕农的经济状况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主阶级是一个主导阶级，地主经济也是主导经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租佃制始终占主要地位。事实上，在近代中国，自耕农经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1.自耕农在全体农民中所占比例

清代初期，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一样，地主阶级受到沉重打击，新王朝的统治者又采取各种鼓励农业发展、扶植自耕农的政策，使自耕农得到相当广泛的发展。不过，土地集中达到什么程度，自耕农与佃农的比重如何，都很难做出全面估计。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估计嘉庆时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70%左右，土地集中的程度可以说相当高。但我们知道，这并不意味着耕种这些土地的人口——佃农的比重也是70%，通常，自耕农人口户数的比重是要高于他们拥有土地的比重的。

罗仑、景甦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一书提供了迄今为止仅有的清代农村阶级构成的调查。据该书数字计算，光绪二十三年前后，山东省41个县191个村25896户农家中，自耕农占63.6%，佃农占13.9%，雇农占16.1%，出租地主占1.9%，经营地主占1.1%，其余占3.4%。佃农比例不但远低于自耕农，而且低于雇农。[2]

1936年的一个统计表明，全国自耕农占农业总户数的百分比为46%，内蒙古和西北为51%，华北为67%，其中比重最高的山东省为75%；华中和华南自耕农的百分比平均只有30%，最低的广东省为21%。[3]

2.自耕农大量发展的原因

近代自耕农大量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治方面看，清政府曾采取一些保护小农经济的措施，民国政府更从立法上规定了保护自耕农，特别是在河北省，1000余万亩旗地经处置成为农民的产业，这加速了自耕农的发展。当然，除处置旗地外，无论是清代的政策措施还是民国时期的立法，实际上都没有触及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它们只是一方面起到了一些扶持保护小农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或多或少抑制了土地集中，从而帮助了自耕农的发展。

从社会原因看，清代中期开始，人口迅速增长，人均土地面积随之下降。诚然，人口增长本身并不能阻碍土地的集中，但有些地方确实由于地少人多，造成了土地积累不易。清后期，地权分散的情形更为明显，有些地方“地寡人众，惜地如金”，出现了“虽有豪强，无由兼并”的情形。[4]同时，中国传统社会中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常常使已经集中起来的土地重新分散，也造成土地集中的规模较小，少数比较大的地产往往是家庭为避免土地分散，努力维持三世、四世甚至五世同堂的结果。

第三方面是经济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清中期以后，经济发展加快，农业、农村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农业方面，经济作物的发展使土地收益提高，而种植经济作物对技术、肥料要求较高，所需劳动力也较多。对小农来说，一方面，土地收益提高意味着可以用少量土地养活较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活跃吸收了一部分小农的多余劳动力，使缺地的小农不必租入土地。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同样一方面增加了小农的家庭收入，一方面使农家失业人口获得了新的就业机会，因而改善了小农的再生产条件。特别是当发生自然灾害时，手工业生产更起到了减少小生产者破产的作用。此外，近代城市经济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一方面造成对农产品的更大需求，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本身也吸收了一批农村劳动力，农民进城经商做工，将收入带回农村，有助于农民家庭经济的稳定。因而在许多地方的铁路公路沿线的农村中，自耕农比重一般都比较高。

3.自耕农的构成及经济状况

近代的地权形态多种多样，并不是简单地分为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几个等级。国民党政府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做的《全国土地调查报告》将1930年代的地权形态分为10类：（1）地主，土地全部出租；（2）地主兼自耕农，部分土地出租，部分土地自营；（3）地主兼自耕农兼佃农，既出租土地，又租入土地，还有部分土地自耕；（4）地主兼佃农，耕种租入的土地，同时有土地出租，将部分租入土地转租出去的二地主可能也包括在这一类中；（5）自耕农，全部土地自耕；（6）自耕农兼佃农，除自有土地外，尚要租入土地；（7）佃农，依靠租入土地维生；（8）佃农兼雇农；（9）雇农；（10）其他，指无耕地又不从事耕作者。[5]

上述各类地权形态中，（2）（3）（5）类都可以归入自耕农范畴。当然，地权分类不能代表阶层的区分，各类地权形态内部实际是极不平衡的，如所谓的地主兼自耕农中，有些可能有相当多的土地出租，自己经营少量土地，有些则完全相反，绝大部分土地自耕，只将自己不便耕作的零星土地出租。另外，自耕农兼佃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半自耕农，在许多地方的比重都高于佃农，占有重要地位。这部分农民就人口来说，全部处于租佃关系之中，但若就其耕种的土地来说，只有一部分处于租佃关系中。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农业生产部分主要依靠自有土地的农户都归入自耕农研究，无论其是否另有少量土地出租或租入。在对自耕农进行分类时，也不再考虑其地权形态，只就经济状况将其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富裕自耕农。

富裕自耕农拥有充足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和资金，一般有较强的劳动力，经常使用农业长工或较大数量的短工从事农业和副业生产，收入比较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也较强。

富裕自耕农是个模糊概念，具体标准很难确定，有些自耕农土地虽不多，但家庭人口少或副业生产发达，可能相当富裕；有些自耕农土地虽多，但人口多、劳力少或土地贫瘠等，仍有可能贫困。

1934年，交通大学研究所组织调查团调查了平汉铁路沿线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24处1690户农民。调查结果由陈伯庄写成《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一书，书中资料全由实地调查得来，并运用一些经济学理论做了整理分析，因而比较可靠。这一调查特别注意了各地经营百亩以上农田的大户，表15-1即是根据该调查提供的数据制作。

表15-1中农业净收入是自农业的收入中减去农作物留用、工料支出和购入粮值而得。净收入中再减去地税或田租便为净所得。从表中数字看，自耕农的农业净收入低于佃农，这是由于自耕农的农作物留用值高于佃农，工料支出也高于佃农。农作物留用与购入粮值相加，自耕农平均每人21.60元，佃农为15.97元，说明自耕农的粮食消费水平远高于佃农。自耕农的工料支出较高，则说明自耕农用于雇工和购买肥料种子等的现金支出较高，亦即投入土地的资金更多。在缴纳过地税田租之后，二者在净所得上的差距立即拉开。副业生产方面，自耕农所占优势更大，平均每人收入达22.53元，佃农则只有2.27元。这是不难理解的，自耕农既有充足的资金，便可从事收益较高但需本金也较多的副业，自耕农雇佣的农业长短工中，可能有一部分参与了副业生产。富裕佃农则不同，耕种的田地虽多，却无力雇佣较多的工人，势必要把家庭劳动力尽量投入农业，所以副业收入就相当少。就农业净所得加副业净收入后形成的货币购买力而言，自耕农为佃农的4.25倍。两者虽同称富裕户，富裕程度却相去甚远。在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来说，这样的自耕农的经济实力是相当雄厚的。

由表15-1中的人均耕作面积和农业收入可以算出，自耕农平均每亩的收入为6.25元，佃农为5.5元，前者比后者高出13%，说明富裕自耕农在农业生产水平上高于富裕佃农。

表15-1 平汉铁路沿线百亩以上农户平均每人农业收支

其二，一般自耕农。

一般自耕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称为中农，与土地改革中规定的中农大体一致，只是后者中还包括相当一部分佃农。这部分农民拥有的耕地通常相当于或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农业收入可以自给，有时略有节余。他们一般不需雇佣长工，但在农忙季节常要雇佣短工。在完成自己土地上的工作后，他们也有可能出外作短工以增加一些收入。

表15-2是平汉铁路沿线农户的收支状况，与表15-1来源相同，只是剔除了百亩以上的大户，比较符合我们这里讨论的情形。比较表15-2中各项数字可知，我们对表15-1所做的分析及结论基本上都适合于表15-2，即自耕农平均每亩农业收入、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用于土地的资金、农业净所得、副业净收入和货币购买力都高于佃农，换言之，在一般农户中，自耕农的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也都高于佃农。

表15-2 平汉铁路沿线自耕农、佃农人均农业收支（剔除百亩以上大户）

表15-1、表15-2的结论虽完全一致，但若将两表加以比较，便可明显看出一般自耕农和富裕自耕农的差距。一般自耕农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只相当于富裕自耕农的56.02%，货币购买力只相当于后者的24.61%。如果说富裕自耕农有相当的扩大再生产能力的话，一般自耕农就只能维持温饱而已。

其三，贫苦自耕农。

自耕农中处于最低层的是那些只有很少土地、农田收入不足以维生的小农，有些人的经济状况远逊于耕作土地较多的佃农。在近代中国，这部分小农占的数量相当大，他们靠耕种自有田地不足以维生，必然要寻求其他收入。他们寻求其他收入的方式大体有三种：租入土地而成为半自耕农；家庭中多余的劳动力出外做短工甚至长工；从事手工副业，在农业部门之外开拓就业领域。

近代农村中，各阶层农民普遍从事各种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这并非自耕农的特征。不过，在农村手工业蓬勃发展的地区，大批只拥有很少土地的小农转而依靠手工业生产维生，避免了进一步丧失土地、沦为佃农的命运。

佃农与租佃关系

前文在述及自耕农的经济状况时，已经涉及佃农的情形，这里主要通过地租来分析佃农与租佃关系。

在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中，租佃关系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之一，这种关系到了近代是如何发展的，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减弱？在并不发达或者说已经减弱了的租佃关系中，佃农经济的形态如何？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理解。

佃农的经济活动与地租形态和地租率息息相关，地租率决定着佃农的收入，地租形态影响着佃农的农业经营。

近代中国的地租形态形形色色，包括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等。在西方历史上，这些地租形态是次第取代的，标志着租佃关系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在近代中国，这些地租形态并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近代中国处于变革的过程中，各地的发展不一致；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地租形态在近代这个大背景下也带上了时代的特点。

1.实物地租

实物地租有分成制和定额制两种。

（1）分成租制

分成制俗称分种、份种、佃地、种地、客种、伙种等，收获物由主佃双方按一定的比例分配。

分成制的地租率可以从分成比例直接看出来，近代地租分成比例多种多样，有二八（佃户得二成，地主得八成，地租率为80%）、三七、四六、五五、倒四六（佃户得六成，地主得四成）、倒三七等，极少数地方有佃农只得一成。分成采用何种比例，与土地肥沃程度、作物种类、主佃双方各自负担的生产费用有关，亦与各地习俗有关。

各种分成比例可分为三大组，一九、二八、三七为一组，其特点是除土地外，其他主要生产资料亦由地主承担，如畜力、运输工具、大农具、种子、肥料等，有时包括佃户住房，有时还预借雇工工资等。

倒四六和倒三七是另一组分成方式，这一组的特点是地主除土地（有时包括住房）外，一般不再提供其他生产资料，如果提供种子，收获后要先扣除种子后再按比例分成。倒四六的情形稍多，倒三七较少见，实行这类分成的一般多为较贫瘠或易受灾害的土地。

近代最常见也最复杂多样的是四六分成和五五分成。这一组之中，既有地主提供大部分生产费用的，又有主佃双方分担生产费用的，还有生产费用完全归佃农承担的。

这一组分成方式在地主对生产过程以及佃户的控制方面也是相差较大。如下文的大地主庄园中，地主对佃农的农业经营以至家庭经济都严密控制的情况，一般是四六或五五分成。而与这种情况截然相反的亲友互助，地主对佃户基本不干涉的租佃关系，最常见的分成比例也是四六或五五。

分成制下的主佃关系主要有三类。

第一，大地主庄园中带有人身依附的主佃关系。近代农村中存在一些大地主，这些地主有财有势，土地集中程度较高，往往整个村庄成为这些地主的佃户村。有些村庄根本就是这种地主一手建立，房屋均归地主所有，佃户见田主在身份、礼仪上都等于奴仆见主人，地主对佃户农业经营的控制比较严，主佃双方地位极不平等，地主不但支配着佃户的农业经营，而且干涉佃户的家庭经济。

第二，主佃平等的契约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地主对佃户生产经营的干涉程度全在于承担生产费用的多少，与双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无关。

第三，分成地租还常常发生于亲邻戚友之间，带有互相帮忙的性质。出租者常常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和资金，无力自己经营土地。在这样的租佃关系下，田主对佃户的经营通常都不加任何干涉。

（2）定额制

实物定额租的内容比较简单，租地之初，主佃根据土地作物品种及产量预定每亩应交实物额，收获后照约定数目交纳。亦有个别地方在作物将届成熟时再确定当年租额。

各地的实物定额租租额高低悬殊，低者如河北的固安、滦县、遵化等县，最劣等地每亩租额只有3升，高者如山东诸城县，每亩租额可达15斗。江南地区还有更高的租额。需要注意的是，如此悬殊的地租额并不意味着地租率的悬殊，因为各地不仅地租水平有高下之分，土地肥沃程度、亩产量也有高低不同，更重要的是各地的亩制和量器极不一致。因此，仅有地租额尚不能确切知道定额租的负担程度，还必须进一步计算定额租制下的地租率。

根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抗日战争前，各省实物定额租的地租率，最低者为29.8%，最高者超过100%，然大部分在50%上下。[6]据此可以说，定额租的地租率与分成租大体相当。

只要是实物地租，地主对佃户的农业经营或多或少都要实行干涉监督，但两相比较，定额租制下，这种干涉降到了最低程度。分成制下，地主对佃农干涉较强，不但规定作物品种，甚至具体规定每亩播种多少，耕多深，锄几遍，上多少肥料，即使是干涉最弱时也要规定作物品种，收获前要到地里观察作物长势，收获时要监督打场。而在定额租制下，地主只规定品种，有时甚至连品种亦不规定，如瓜地菜园的实物地租通常是粮食，佃农种何种瓜菜甚至是否种瓜菜自然全由自己决定。

2.货币地租

近代特别是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随着粮食作物商品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农村工业商品生产诸方面的发展，货币地租也随之日渐普及。

货币地租由实物定额租发展转化而来，有些地方还保留着这种转化的痕迹，例如，同一个地主同一块土地可以第一年行货币地租，第二年采取实物定额租；还有一些货币地租实际是实物定额租按市价折为货币交纳，极个别情况下也有分成地租折为现金交纳的现象。不过，总的来看，处于这类转化形态中的货币地租并不多。

与实物定额租一样，货币地租的地租额亦参差不齐，如1920年代河北省的统计，庚等地钱租最低者每亩只有0.1元，甲等地最高者可达到每亩15元。[7]青岛李村区货币地租最高者达到每亩18元。[8]

至于地租率，据记载，1930年代河北清苑县货币地租的租率为26%，[9]河南省武安县地租普遍用现金，约为产值的1/3。[10]而据《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的记载，山东省水田货币地租率在11.7%—15.6%，旱地货币地租率则为8.4%—12.1%。[11]

全国平均计算，每亩地普通租额，分成租为4.6元，定额租为4.2元，货币租为3.6元。[12]

从上面的数字看，相较于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下农民的负担似乎更轻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货币地租以预租为主，地主所得实际包含了租金半年至一年的利息，事实上，佃农常常需要借高利贷来预付租金。其次，即使是秋后交租，由于租金额先定，所交又是货币，则物价的因素又加入其中，如粮价上涨对佃农当然有利，但一般情形下收获季节粮价都会下降，佃农急于交租，不能囤粮待售，无形中增加了负担。再次，当遇到自然灾害时，分成制下实行的是多产多分，少产少分，不产不分。定额租制下虽然租额预定，但是自然灾害较重时，主佃双方常常可以商量酌减定额，有时可临时将定额租改为分成租，有时可缓交或做工补偿，有时甚至全免。必须照约交租的所谓铁板租在全国范围并不普遍。而货币地租条件下，遇灾害减缓免的情况则绝无仅有。这是因为，一来货币地租多为预交，地主已将租金收到手，自无退出的可能。二来货币地租的租率较轻，本身即已包含自然灾害的风险。

3.地租外的负担

（1）劳役地租残余

近代一些地方，佃户除交租外，每年还要为地主提供一些无偿劳动（有时有很低的报酬，如地主提供午饭），各地对这种劳动有不同的名称，如送工、拨工、帮工、出差等，这类无偿劳动可以视为劳役地租的残余。

劳役地租残余从工作性质讲，有农业劳动，也有非农业劳动。农业劳动主要是一些地主除出租土地外，留一部分土地自己经营，农忙时不雇短工，强迫佃户“帮工”。

劳役地租残余中更多的是非农业劳动，举凡地主生活中各种需要人力的地方，都可能要佃户服役。如地主收租后佃户帮助晒粮、扬场、看仓库。地主家家人出行、亲戚来往时，由佃户套车接送或推车随行。地主修房、垒墙、打柴、伐树、婚丧大事以至年节庆典，可以叫佃户来帮忙，地主家中的家务活如做饭、挑水、带孩子、洗衣服等也可以叫佃户家的妇女来做。个别地方佃户家的妇女要为地主纺线织布。

从工作量来讲，有些地方的劳役有大致规定的数量，一般与佃户租种土地成比例。有些地方虽规定劳役数量，但与租种土地数量无直接关系。还有一些地方并不规定天数，地主家中有事便叫佃户去帮忙。另有些地方，若佃户住地主房屋，则需服劳役。由此看来，劳役地租的残余，在某些地方似乎构成租佃制度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成为佃农租佃土地的条件之一。但需要说明的是，首先，劳役地租残余一般出现在分成租制中，有时定额租制中也有残存，而货币地租条件下通常没有任何劳役。其次，劳役地租残余往往与主佃间的不平等地位相关，或为旗地上沿袭下来的农奴制残余，或因地主在乡间有一定的权势，如乡保长、军阀地主、官僚地主、豪绅地主之类。

（2）正租之外的实物副租

有些地方，佃农除按规定的成数或定额交地租外，还要交纳一些零星的物品或给地主送礼。这类副租可分数种。一是林产品，如耕地上有枣树、栗子树、核桃树之类，有些地方要把干果分给地主一部分。二是土地上的正产品，如租种瓜地、果园、菜园，定额地租通常是谷物，有些地方习惯当瓜果下来时，先送给地主尝新，数量并无一定。三是农民家庭手工业品，多为秸秆制品，如席、刷帚、笤帚等。四是逢年过节或地主家婚丧大事，有些地方佃农须向地主送礼，礼物可以是猪肉、鸡、鱼、月饼或细点、粉条和虾皮之类。

实物副租并不普遍，在货币地租条件下，在亲邻互相帮助的租佃关系中，在存在永佃制或不完整的永佃制，因而佃农的租佃权有保障的条件下，实物副租一般都不会发生。一般来讲，副租的有无，一看当地的习惯，二看田主的权势，三还要看出租土地的供求关系。如果供不应求，佃户为得到或保住租佃权，就可能向田主送较重的礼，田主亦可趁机勒索；反之，如果供过于求，招佃不易，纵然当地有纳副租的习惯，田主也可能免收。出租土地供过于求的情形虽然不多，但有时田主要选择自己熟悉可靠的佃户也并不容易。

（3）押租

地主为防止佃农拖欠地租，有时要佃农在租地时交纳押金，一旦佃农欠租，即可从押金中扣除所欠租额，这种押金称作押租，又有保证金、押地钱、揽地钱、借头、顶首、借款、礼钱等不同名称。

分成制地租一般都是地主监督佃户收获，在田场或晒场上直接分配，除佃农有特殊困难经地主允许外，通常不会出现欠租问题。货币地租以预租为主，种地前地租已交，不虞欠租，因而实际上各地的押租主要存在于实物定额租中。

押租租额的确定标准不外两种：一是根据田价定，相当于田价的若干成数；二是根据地租定，相当于一年之租额或其倍数，或一年租额之成数。据1930年代初的统计，全国各地普通押租额为每亩7元，[13]每亩普通地租额全国平均为谷租4.2元。[14]也就是说，以全国而论，押租通常为地租额的1.7—1.9倍。

押租的特点是，无论地租形态为实物还是货币，押租都要交纳货币。押租的作用只是保障正租不受损失，佃农如无拖欠地租，则退佃时地主应退还押租，所以押租本身不构成地主的收入，地主真正所得乃是押租产生的利息。但从佃农一方来说，租地之前先要筹措一笔现金，往往要借高利贷，从而背上沉重的债务，秋后除交纳地租外，还要付出高额利息。如果不退佃，押租就不能收回，就无法归还高利贷的本金，就要继续负债，继续付息。但如退佃，押租虽可收回，下一年租佃别的地主土地却仍要筹措押租，所以押租对佃农来讲，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货币地租发展起来后，押租顺理成章地成为预租。所以，货币租制中流行的预租很可能从押租转化而来，换言之，押租似可视为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的一个表象，一旦转化完成，押租便消失。

地主阶级的构成及其经营方式

地主经济的最根本特征是地主掌控了大量的土地，用雇工或出租的方式进行经营。因而本节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开始，继之以地主的土地经营方式，最后是地主的工商业活动。

1.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

近代地主阶级的构成方式与传统社会相比，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影响到了土地兼并和土地的经营。这些变化包括绅权的扩大、商人地主和经营地主的增加。

清后期绅权扩张的原因之一是军阀豪绅势力的加强。清中期以降，军队战斗力日渐衰弱，太平天国时期，大批士绅成为拥兵自重、权倾一方的军阀，他们的家族以至于他们本人解甲归田后，都比过去的士绅有着大得多的权力。辛亥以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军阀势力更强。各地出现了不少军阀地主占有大片地产的情形。如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县、辉县等地曾有田产4万亩左右，徐世昌在辉县有5000多亩地，曾任云南总督的罗山县地主刘楷堂拥有土地25000亩，官僚出身的罗山地主吕莘禄亦曾有土地12000亩。[15]在河北省，曹锟弟兄是静海县一带最大的地主，不但占有大片田地，而且垄断了当地的水利事业。[16]至于一些中小军阀和地方豪绅，其兼并土地的规模虽不能与上述大军阀相比，但也相当可观。

商人把商业利润投入土地，转化为地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比较常见的情形。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这种情形也开始改变。一方面，很多商人已不再把商业利润投入土地，而是扩大商业经营，或投资于工业企业；另一方面，地主中有更多的人兼营商业，一部分人在商业获得成功、逐渐转化为商人的过程中，仍然不断进行土地积累。

近代地主土地积累的速度与规模，一般说来，以官僚地主和军阀地主为最，商人地主次之，一般地主最低。如山东省章丘县经营地主太和堂李家，在1761—1905年的144年中，积累土地515.92亩，平均每年购入3.58亩；而同在章丘县的商人地主矜恕堂孟家，1854—1935年的81年里，积累土地达857.27亩，平均每年购入10.55亩。山东济宁的官僚地主玉堂孙家嘉庆年间兼并土地3万余亩，咸丰、光绪年间又兼并土地6000多亩，即以嘉庆元年（1796）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共112年算，平均每年兼并的土地也有近321亩。[17]至于袁世凯，在光绪末年到民国初年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其占有的土地就从4000亩增到了数万余亩，这是其他几类地主都无法比拟的。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清末民初绅权扩大，军阀众多，官僚地主和军阀地主集中土地的规模大，速度快，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有集中的趋势。军阀地主积累土地的特点是集中快，分散也快，一旦军事政治上失势，可能立刻倾家荡产。如张敬尧死后，其在天津小站的40万亩稻田全为政府没收出卖。袁世凯在河南的数万亩土地也由民国政府没收。前引河南省几个曾拥地数万亩的军阀地主，到20年代末，由于分家或出售，都只剩几千亩地。至于官僚地主和缙绅地主阶层，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大变革中，其固然增加了不少新的成员，但也有大批旧的官绅地主没落。

2.出租地主的经营方式

地主把土地出租给佃农后，并非完全不闻不问，只待收租，地主对出租土地有几种不同层次的管理方式。

（1）一些大地主在土地集中的地方设立佃户庄，全庄房屋均为地主所建，农民均为该地主之佃户。庄田设庄头管理佃户，佃户有死佃、活佃之别，活佃为自由契约，死佃不能自由脱离主佃关系，遇主人有事时须供役使，类似仆人，受到一定的人身束缚。庄园式的管理方式到民国时期已不多见，其原因有二：一是清代的特权地主在政治经济上失势，无法保持对佃农的人身束缚；二是地权渐次分散，大地主的数量减少，而中小地主无论有无政治地位，其在经济力量上都无能力采用庄园形式。

（2）近代中国农田日趋零细化，即使是较大的地主，其耕地也比较分散，不容易大面积连成片，所以许多大地主用账房和长工监督管理出租的土地，主要监督农作物收获，至于生产过程有无干涉、程度大小，视地主除土地外尚提供多少生产资料而定。

（3）一些中小地主特别是刚从自耕农上升而来的地主，自己懂得农业生产，经济力量又不容许另雇管理人员，因此土地出租事宜都由地主家庭成员亲身管理。这类地主对佃农生产过程通常干涉较多，但这种干涉是由于地主除土地之外，还提供了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地主与佃户之间关系则较为平等。

（4）一些地主对佃农如何使用土地完全不闻不问，他们对土地的经营管理只限于定约出租和收租，在预交租金的情形下，这两道手续合为一道。这种方式通常出现在货币地租、永佃权、在外地主或地主家中只有老弱妇孺等情形下，少部分实物定额租制中也有这种方式。

3.经营地主的经营特点

经营地主指主要依靠雇工而非依靠出租来经营土地的地主。这一阶层的经济活动与富农十分相似，区分二者的依据只在于富农家庭中有人从事主要农业劳动，而经营地主不直接参加农业劳动。

（1）经营地主的经营方式

经营地主除利用雇工生产外，有些也出租部分土地。雇工经营的土地并没有一定的比例，而每户实际经营面积却有一定的限制，大约要受地主占有土地面积、地块零散程度、距离远近、生产力水平高低以及农作物品种等的影响。

经营地主雇工有只雇长工者，大部分是长短工兼雇，并且短工数量很大。长工较多时，通常有一个地位最高的负责全盘计划农耕事宜，有时兼负指挥监督生产之责。农忙时雇用的短工都由长工带领生产。显然，长短工兼雇可以最好地利用劳动力，取得最经济的效果。

（2）经营地主经济的商品化状况

经营地主经济的商品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农民阶层。

小农经济的零细性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因而劳动生产率低下，这是众所周知的小农经济的弊端。而经营地主由于集中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可以达到适度的规模经营，加之使用雇佣劳动，因此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同时，由于经营地主有齐备的农具和较多的大牲畜，有充足的流动资金用于农业生产，因而其农田上的劳动生产率一般较高，化肥、农药、近代农机具、人工灌溉等，一般也都是由经营地主和富农开始使用。而由于农业经营规模较大，劳动生产率又高，故而经营地主可以有较多的剩余商品出售。

另外，虽然中小农户常以牺牲粮食作物面积的方式种植经济作物，但他们只是依靠大量投入劳动力，而许多经济作物不仅费工较多，而且需要大量肥料以及必要的水利条件。所以，即使同是种植经济作物，中小农户与经营地主和富农的生产条件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经营地主经营着油坊、酒坊、粉坊等粮食加工作坊，他们安排农业生产时，优先种植可以作原料的作物，一般情况下，凡从事粮食加工业的农家，都不能只靠自己生产的原料，还要从市场上购买一部分或大部，所以这类农户，即使是较大的经营地主，一般也没有粮食可出售，但他们的农业仍然应该被视为商品生产。

4.城居地主的土地经营

城居地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居住在城市中，但完全靠土地上的地租生活；另一类除在乡村中有土地外，在城市中另有职业，近代以前，这类地主主要由商人和官吏构成，而政府官员除世代为官、久居城市者外，一般离职后也往往回原籍乡居。

近代以来，城居地主的成分逐渐发生变化。首先，随着旗地转化为民有地，许多旗人丧失地主身份，这使完全依靠土地为生的城居地主人数减少。其次，由于军阀势力膨胀，军阀地主成为城居地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亦有不少尚称不上军阀的军官，在家乡置有田产。再次，随着城市的发展，在城市中工作居住的人增多，除政界、军界、商界人士外，企业界、教育界、文化界等都可能有人在乡村拥有一定数量的田产。最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与城市间有了越来越多的联系，一些地主的经济活动逐渐由农村向城市发展，并最终迁居城市，这类城居地主的商业活动往往成为小市镇发展和城乡联系的一个要素。

城居地主绝大部分采用租佃制经营土地。地产较多者大致有四种管理方式。其一，设立佃户庄，由庄头全权负责监视佃户工作、收租交租等事宜，《红楼梦》中乌进孝交租一段对这种方式有生动的描写。近代农村普通民地亦有用庄头管理佃户庄者，庄头权势不能与旗庄相比，但亦对佃户生产负全责。

其二，地主虽居城，但在原籍仍有住宅，设有账房，由账房负责收租。地产比较集中的地方也设佃户庄，有庄头，但庄头的权限要小得多，仅对佃户负监督之责。

其三，城居地主于秋收时派人下乡，到佃户集中的地方就地收租，如山东章丘县商人地主矜恕堂孟家，在邹平县境内有千余亩棉田，秋收时由孟家在济南的商号派人下乡在田野中设收租房，向佃户就地收取棉租。[18]

其四是包租，即将大片耕地包给一人，承包人再将土地分租出去，成为二地主，交租时由承包人将地租送到地主家中。

以上所说为大地产，若中小地主，家中既无管家、账房，乡村又无庄头，佃户直接和地主打交道，收租方式或于秋收时地主下乡至佃户家收取，或由佃户直接将地租送进城。这类地主以采用货币地租者为多，并多为预租，主佃立约时佃户即先交下年地租，下一年耕种情况如何，地主可全不过问。

5.地主兼营工商的活动

地主兼营工商业有两种情形，一是在大城市中经营工商业，事实上，中国近代的资本家，无论其资本为商业资本还是产业资本，不少人在原籍都保有一部分土地，其家庭成员中亦有部分人在农村过地主生活。这些人与其说是地主兼营工商业，不如说是资本家兼地主。这些人的工商活动与地主所在农村的经济活动没有多少直接联系。

二是地主在本地——县城及其以下的市镇以及村庄中经商或从事农村手工业。如清末山东省的经营地主从事的商业有杂货店、药铺、酒店、茶庄、布铺、绸缎庄、丝店、棉花店、锅店、盐店、碱店、酱园、粮店、估衣店、烟店、麻铺、皮袄铺等；手工业有粉坊、油坊、酒坊、木匠铺、铁铺、丝坊、机坊、毡帽坊、绣花店、漆坊、点心铺、煤矿、制香、草帽辫庄等；金融业有钱店、银号、当铺等；此外，还有栈房、客栈、饭店等服务业，以及专孵小鸡的暖鸡坊。[19]这几乎包括了近代山东农村中小商小贩之外的一切商业行业，以及农村手工业中绝大部分采用作坊式生产的行业。

出租地主的工商业活动同样活跃。如山东栖霞县古镇牟氏地主家族，清末六兄弟分家，分为六个堂。1930年代，长房日新堂主人均为妇女，住在烟台，家中土地实行租佃经营，在栖霞城里开设钱庄、杂货铺，在本村开粉坊、药铺、油坊。二房宝善堂，1920年代开有四座油坊，杂货铺、药铺各一处。三房和四房没有工商业。五房南忠来堂，在本村开油坊一座，栖霞城内开钱庄、药铺各一，在烟台开花边庄一座。六房师古堂，本地有油坊、药铺各一，烟台有花边庄两座，接受外国洋行订货，在当地乡下雇佣妇女编织。[20]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一些地主在其工商业活动中开始具有资本主义色彩。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在城市经营近代商业和工业企业的地主，那些地主实际上已是资本家。近代农村手工业中有多种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内工业，而在农村手工业中充当包买主或包买主与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的，多为乡村富户，主要是地主和富农。栖霞县牟氏地主所开花边庄，即是利用包买制雇佣农村妇女工作，所以他实际上是包买商。

二 异军突起的乡村工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农村手工业一直是农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以后，农村手工业和中国其他经济部门一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农村很多地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兴手工业区，这些手工业区的共同特征是，为远方以至国际市场生产，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有些行业引进了以人工为动力的机器，有些地区有些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生产组织形式。农村手工业生产的收入有大幅度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农民家庭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时候的农村手工业，已经可以称为乡村工业。

农民家庭手工业中，最普遍也最具自给性的是棉纺织业，因而耕织结合往往被视为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然而，正是农民家庭生产的棉布，在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国内市场上成为占主导作用的工业品。在各个棉布集中产区，都有大量为市场进行生产的农民织户，棉纺织业对于他们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农家副业，也不只是解决家庭成员穿衣问题的手段。在他们的家庭经济中，棉纺织业与农业的地位并重，有时甚至超过农业。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中的基本经济单位不是一家一户，而是相当于过去采邑的一个乡里或邑县，在这个范围内，农民依靠地方小市场进行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交换，仍然属自然经济范畴。基本经济单位的范围可以不论，地方小市场的交换的确应该属于自然经济，但这并不能否定农民家庭为地区以及本地区之外的远方市场进行的生产是真正的商品生产。鸦片战争以前，全国棉布的长距离运销约有10路，进入长距离运销的棉布有4500万匹，其中有一部分用于出口。[21]这些布均产于各个集中产区，因而多属于农民织户专为市场生产的商品，而不是自给有余的部分。

鸦片战争以后，农民家庭手工业商品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以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为例，鸦片战争前，三省进入长距离运销的棉布全年各约100万匹。到清末，河北省各县棉布输出省外的有数字记录的共500余万匹。[22]洋纱进入农村后，织布业发展更快。加以民国初期各地提倡实业，到1930年代初，河北省全年输出省外的手织棉布达2000万匹，山东省仅潍县织布区年产量最高时就达1000万匹。这一时期，在比较集中的织布区中，织业基本上成为织户的主业，织户不仅为市场而生产，而且越来越受到商业资本的控制。

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棉纺织业，农村中其他一些家庭手工业也突破了地方性市场的限制，开始为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生产。如山东省的柞丝绸业，自同治初年开始向国外出口，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迅速发展，丝织业在一些农民家庭中成为主业，无论是所用劳动力还是经济收入都超过了农业。草帽辫本来只是一种地方土产，近代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出口商品，在华北农村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样的生产很难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些农产品加工业如榨油、制粉丝粉皮等，其产品在近代也开始出口，并对农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各地还出现了一些为国际市场进行生产的新兴的农村手工业，如花边业和发网业，都是用进口原料进行生产，产品专供出口。这一类生产根本不存在自给性，无论它们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是大是小，它们都是完全为着市场而生产的。

乡村工业收益与农业之比较

由于农业经营受土地数量的限制，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小农家庭中的农业生产部分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常量，而手工业副业生产却有较大的伸缩性。如果副业生产的原料不限于自家土地上的生产，还可以从市场上买到，副业生产扩大的可能性就会远远超过农业。在中国，大多数传统农村手工业部门在近代以前就已具备了这一条件。近代，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乡村工业产品的市场空前扩张，再加上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巨大压力，乡村工业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日渐增长，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在一些新兴的手工业区中，工业生产成为农民家庭的主业，更多的情况下，手工业已达到和农业并重的地位，即使是在一些手工业不够发展的地区，手工业生产也成为部分农民家庭中必不可少的经济来源之一。为使这一问题更加明了，不妨把农村手工业和农业的收益做一个比较。

乡村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是棉纺织业，棉纺织业的收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差异很大。19世纪末到1930年代，河北省高阳县是中国最著名的棉布手织区，1915—1920年，这里的织布农户全年收入在75—300元。当时高阳农民平均每户占有土地不足15亩，平均每亩净收入为1.47元，即农业收入每户每年不足30元，工业收益为农业的2.5—10倍。[23]织布工人的年工资在1930年代初为40—60元不等，1920年代布业兴盛时则可达60—80元之多，而同时期农业雇工中，男性长工的年工资平均在40 元上下，[24]也就是说，从事织布业的农民，无论是织户还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其收入都要高于农业劳动。

山东省的潍县（今潍坊），也是近代一个十分著名的新兴乡村工业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的织布收入是每匹1元上下，如以一户一年织150匹计，收入为150元。潍县在近代农业生产水平比较高，经济作物种植较多，但当地人多地少，每个农户年平均农业总产值在100—170元，净收入自然要少得多，织布业收入与农业相比，应该说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25]

高阳县和潍县织布区都属于近代新兴的乡村工业区，生产力水平较高，江南（长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棉纺织区历史悠久，明清时已有相当发展，到20世纪初发展程度反不如高阳织布区，但棉织业收入仍相当可观。20年代前后，上海郊区一个农家妇女一年要织200多匹布，净收入在40—60元。一些缺乏织本的农家妇女到别人家中做工织布，一天可得工资2角，一月也有5—6元收入。[26]

无论是河北高阳县、山东潍县，还是上海郊区，织布业都已经变成农民家庭的主业。其他很多地方，织布业仍然是农家副业，收益比高阳织户要低得多，但与农业收入相比，仍是相当可观。如河北省定县的纺织户，年收入在26—91元。[27]三河县的罗庄一带，每家一张织机，全家妇女及老幼不能下地干活者从事织布，每月除全家食用外，可得利润10元。以每年工作8个月计，全年可获利80元，相当于当地16亩农田的收入。[28]

丝织业也是一项重要的乡村工业，近代农村丝织业的产品有桑丝绸、柞丝绸和人造丝，桑丝绸和柞丝绸以出口为主，人造丝则是利用进口原料为国内市场生产。1919年前后，山东省周村镇的个体织户，平均每年收益为270余两白银，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可购买小麦160余担，相当于100多亩地的产量。到30年代初，山东柞丝绸业进入衰退期，织户收益下降，个体织户平均每年的收益仍达420余元，可购买小麦80余担，相当于50亩地的产量。而同时期山东全省平均每农户耕地只有18亩多，大部分小农实际占有土地面积还达不到这一水平。[29]

丝织业收入最低的是河南省南阳附近的柞丝绸业，直到1930年代初，一直是用大纩络丝，用旧式木机织绸，生产效率低下，这里的织户多接受包买商的订货，织一机绸的工资为7—11元不等，而织一机绸的生产周期为40—45天，[30]以此计算，织户平均日工资在0.16—0.28元，与周村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但南阳柞丝绸产区位于大别山区，自然条件较差，交通不便，风气闭塞，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当低，经济不够发达，这样的收入水平与当地的农业相比，应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

纺织业中影响较大的还有针织业和麻纺织业。1920年代，浙江省的平湖、嘉兴、石门等地形成了一个针织工业区，从事针织业的多为农村妇女，她们向商人雇主租赁针织机，领取原料，织成成品后得到计件工资，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一般在 5 元以上。近代麻纺织品较著名的是四川省和江西省的夏布，四川省的夏布收益较低，1930年代，绩麻女工月收入不过1元上下，织麻工月工资在2.6—8.0 元。有一架织机的农户，每月净收入不足 14元。但这里扣除了工资支出，而只有一两架织机的农户通常是不雇外工的，所以这样的农户每月实际收入可以达到二三十元。江西、湖北等省的夏布业收益要比四川高一些。[31]

乡村工业中另一个重要的部门是粮食加工业，遍布全国农村，主要有酿酒、榨油和制粉丝粉皮等，都属于作坊手工业，需要一定的设备和较多的资金，通常设在集镇上或由比较富裕的农户从事。其中制粉业应该说是获利较少的行业，在不少地方，正产品几乎无利可图，如河北定县1931年有3114 家农户制粉，共赢利5064元，平均每户只有1.44元。但该业的副产品用处却很大，制粉农户家家都要利用粉渣养猪，粉浆倒入猪圈沤肥，每圈全年出粪肥即可值70元，加上卖猪的收益，获利也不算少。[32]河北邯郸县制粉业的主要收入是以粉渣养猪，一家粉坊常养十几到二十头猪，养肥后出售，可获利三四百元。[33]19世纪末20世纪初，粉丝成为一种重要出口商品，凡生产出口粉丝的地区，收益一般都比其他地区为高。如山东省有一个以烟台为中心的粉丝出口生产基地，在这个基地的黄县，制粉农户获利最多者一年可得洋1000元；在招远县，利润最高时，一户粉坊赢利竟可高达3000元。[34]

近代中国农村较重要的手工业还有草帽辫业，从事这一行业者全为农村妇女。1920年代初，河北沧县、静海一带编草帽辫日收入铜元40枚上下，折合银元不过一角多，但如能长年生产，一人一年可有三四十元收入。而在河南省的南乐、清风和山东省的观城，妇女编织草帽辫收入日值 1 元，技术最好的妇女一天可挣1.5元，这种收入水平是农业劳动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的。在这一产区，据说有不少人靠编织草帽辫而发家。[35]

花边、发网（用人的头发编织而成，用途亦是罩在头发上作为装饰）、刺绣等手工业在农村中影响也较大。这些行业的产品主要供出口，从业劳动力均为女子，尤以十几岁的女孩为主。花边发网业在最兴盛时，日收入都曾高达1元。1919年，山东省农村从事花边业的妇女，每人每日约可得工资0.3—0.5元不等，而同一年山东省各种行业中，工资最高的金银器业工人日工资也不过0.5元，工资水平最低的只有0.18元，且不供伙食。[36]花边女工的收入明显高出于大多数工厂和作坊工人的收入。

一般说来，越是缺乏土地、农业收入低下的小农家庭，对乡村工业生产的依赖性越强。如著名草帽辫产区南乐、清丰、观城一带，贫苦农民几乎完全依靠草帽辫业为生，中农和富裕中农该业收入相当于农产收入的一半，富农要部分依靠草帽辫业收入，地主妇女中则有不少人靠此得些零用。在河北宝坻棉织区，织布收入占佃农全年收入的80%，占自耕农全年收入的42%。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较多、生产条件较好的农民家庭较少从事乡村工业生产，恰恰相反，如果从绝对数量观察，较富裕的农家通常可以得到更高的工业收入，只是由于他们的农业收入和其他方面的收入都较高，乡村工业才显得不那么重要。例如，1934年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了河北、河南和湖北的1690户农家，平均每户工业收入分别为自耕农40.7元、半自耕农34.5元、佃农28.48元。1933年对广西郁林县的调查则表明，自耕农家庭工业的收入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都远远高于其他各阶层农民。[37]至于丝织业、榨油业、造纸业等作坊手工业，由于占用资金较多，更是只有富裕农户才能从事。

乡村工业生产不仅提高了从业农民家庭的收入，而且由于乡村工业中广泛存在雇工生产，因此雇工的家庭收入也随之提高。诚然，在雇工生产中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剥削，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雇工生产为一些既没有充足的土地经营农业，也没有足够资金独立从事乡村工业的乡村失业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些人作为乡村工业工人得到的工资对他们的家庭经济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乡村工业工人的工资通常也都高出同类型农业工人的工资。

工业生产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

上面我们介绍了几种行业的收入水平，不过，这些数字只能说明乡村工业在从事各个具体行业的小农家庭中的作用，至于其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还需要更为广泛的资料，为此，笔者统计了河北、山东和河南三省286个县的工农业生产状况，表15-3即是这一统计所得结果之一。

表15-3 1930年代华北三省286县农村工业基本状况

续表

表15-3的数据显示，河北、山东两省从事乡村工业的农户中，工业收入平均都超过了农业收入，在河南省，乡村工业收入水平较低，但也并非无足轻重。

尽管在有乡村工业生产的农民家庭中，乡村工业的重要性一般都很明显，但从农村总的情况看，它所处的地位似乎并不高。从表15-3中可以看到，1930年代初，华北三省乡村工业产值比重最高的山东省，从事乡村工业的农户只有4.27%；从事乡村工业农户比重最高的河南省，工业产值比重只有5.8%。而且，表15-3中的农业产值只计入了农田和果木的产值，没有计入畜牧业，如果加入后者，乡村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还会下降。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乡村工业产值基本上是商品生产，属于自给生产的一般没有计入，而农业总产值中却包括了全部商品和自给部分。如果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角度看，乡村工业的经济意义要重要得多。以河北省为例，1931年河北省农业总产值约55545 万元，各县输出的农产品价值为6374万元，占总产值的11.5%；乡村工业总产值7273万元，各县输出的乡村工业产品价值为5873万元，占总产值的80.8%。在输出的工农业产品总值中，工业产品占到了48.0%。[38]另外，我们在计算农业总产值时，没有计入畜牧业，但农产品输出中却包括了鸡、猪等副业产品和一部分中药材，如果只计农作物和干鲜果品，农产品输出值及其比重还要更低一些。

再如山东省，1932年，胶济铁路沿线46县区农业总产值为39327万元，输往外省及本省大城市的农产品价值为7834万元，占总产值的19.9%；乡村工业总产值为7306万元，输往外省及本省大城市的乡村工业产品价值为3588万元，占总产值的49.1%。在输出的工农业产品总值中，乡村工业产品占到了31.4%。[39]

1930年，建设委员会调查了浙江省的十几个县，表15-4根据已发表的9个县的资料而作，这9个县是浙东的临海，浙西的寿昌、淳安、建德，浙西南的云和、松阳，浙北的富阳和余姚。其中除余姚位于富庶的杭嘉湖平原外，其余各县均位于山区或半山区。一般来说，山区交通不便，但林业资源丰富，林产的价值和商品率都应该较高，而表15-4却显示出这9县的乡村工业总产值仅次于农业，商品输出值和商品率都高居首位。如果进一步计算乡村工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可以看到，手工业占总产值的百分比是25.3%，手工业商品输出占全部商品输出的百分比则为 60.0%。

表15-4 浙江9县1930年农村各业产值及商品率

乡村工业对农民生产观念的影响

上面我们在说明近代乡村工业收入状况的同时，把它与农业收入进行了比较。这些比较表明，乡村工业不仅增加了农民家庭收入的数量，而且使农民家庭经济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农民的生产观念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投资观念发生变化。本来，土地在传统社会中一向被视为最可靠的财产，世世代代依赖土地为生的农民执着地追求土地，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特色。但近代乡村工业收入逐渐接近甚至超过农业收入，有成为农民家庭主业的趋势（事实上在一些新兴乡村工业区已经成了农民家庭的主业），更重要的是作为商品生产，它把农民引入了市场机制之中。逐渐习惯于商品货币关系、成为商品生产者的农民，对于新工具、新技术乃至新的商品品种都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在这一方面，乡村工业比封建社会中的城市作坊手工业更为开放。城市中的手工业，有些受行会规章制约，不能任意招收徒弟、扩大生产、改变商品的品种规格；有些则是把生产技术保留在家庭内部，秘不外传，造成中国历史上不少精湛的手工业技术和工艺失传。乡村工业中则很少有这些限制。

自20世纪初开始，手工业生产中陆续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效率较高的工具，如铁轮织布机、提花机、轧花机、弹花机等。这些机器使生产效率成倍乃至成数倍地增长。这些机器和工具最初都是为城市的作坊手工业引进的，它们的造价也比传统的农村手工业工具昂贵得多，但很快就在农村家庭工业中得到推广，特别是在一些新兴工业区中，其普及之广，更新换代之快，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令人吃惊的。例如棉纺织业中所用的铁轮织布机，高阳县、潍县等近代著名棉手织区都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全部淘汰了旧式木机。

在江苏南通织布区，乡村织户原用拉梭机织布，1930年冬季，南通通华织布厂由上海购入了20台铁轮织布机，送机器来安装的机匠与当地一位木工合作，在南通建立了布机装配工场，到1932年6月，乡村铁轮织布机已达万台之多。[40]江苏省的江阴县，1924年刚开始推广拉梭机，铁轮机的使用还要更晚，而到1930年代中期，全县已有拉梭机3万余台，铁轮织布机近1.3万台。[41]

在植棉区，新式轧花机的推广速度也相当快。河北省广平地区1910年从日本引进足踏轧花机，仅一年时间，广平府属的曲周县就有了500多架轧花机，永年县临洛镇附近有100多架，肥乡县有400余架。[42]民国以后，轧花业发展更快，一些产棉大县常有数千架轧花机。

如果说上述机具还是乡村工业原有部门中工具的更新换代，农民比较容易接受，毛巾和针织品生产出现在农村家庭工业中，却意味着乡村工业增加了新的部门，农民迅速接受了新产品的生产和新机器的使用。我国传统纺织品中并无针织品，直到19世纪末，针织品才在城市中较时髦的喜爱西装的人群中流行。20世纪初，一些大城市引进了针织机，到1920年代，浙江省平湖、嘉善、嘉兴、石门和硖石一带的城镇和乡村中，已形成了一个针织手工业区，其中仅平湖一县在1926年就有针织机一万架。[43]在全国各地农村中，织毛巾比织针织品还要普遍得多。

以上事实说明，在乡村工业充分发展的地方，农民对土地的追求逐渐变得不那么强烈，而是更多地把收入用于工业的扩大再生产。特别是在乡村工业生产力发生较大变革的情况下，工业生产使收入增加的速度更快，工业生产所需资本明显较多，收入流向工业生产而不是农业生产的趋势也更为明显。

其次，农民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收入的增加、投资流向的改变、新机器工具的使用等综合在一起，逐渐引起了劳动者的变化。以乡村工业中最重要的纺织业为例，随着近代纺织业中铁轮织布机的推广，数千年来男耕女织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变化。这种机器以人工为动力，需要织布工人有较强的体力，要懂一些简单的机器原理，会一点铁木工活，织布技术则相对简化，只要会接头即可。所以，铁轮织布机的操作者几乎都是男子，往日纺织业的主要劳力妇女和儿童变成了辅助工人。

乡村工业对劳动者的另一个较重要的影响是，大批妇女劳动力进入了雇佣劳动行列。虽然传统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一直就以妇女劳动为主，但女性雇佣劳动比较少见。近代乡村工业几乎所有的部门中都出现了雇佣劳动，像编草帽辫这样完全由女性从事的行业，雇工自然也只会是女性。在纺织业中，特别是在引进了新式织机的地区，由于织布和织绸工序生产率较高，而整经、络纬等辅助性工序仍以妇女和儿童手工操作为主，因此对女工和童工的需求扩大，织户常常在需要时一次雇佣多名妇女和儿童突击工作。妇女劳动力进入雇佣劳动行列，打破了妇女不能离开家庭、不能抛头露面等传统观念，凡近代乡村工业有所发展的地区，城市中的近代机器工业在雇佣农村妇女做工人时，都很少受到这类传统观念的阻挠。

最后是农业生产观念的改变。由于一些乡村工业以农产品或其副产品为原料，而其收入又远远超过农产品本身的价值，这就使从事该种乡村工业生产的农民不再以农产品本身的产量为目标。最明显的例子是草帽辫业。草帽辫的原料是麦秆，即小麦生产的副产品。据史料记载，在河北省大名县一带，农民为了草帽辫生产的需要，选择适合于编草帽辫的小麦品种，拨出专门的土地进行密植，以获得细长白软的麦秆，对小麦产量则全然不顾，形成了原料生产专业化。[44]河南省的南乐、清丰和山东省的观城，也是用专门种植的细麦作为草帽辫原料。[45]其他草帽辫产区亦常见到为了获得优质草帽辫原料而牺牲小麦产量的情况。众所周知，小麦产量和质量与其收割时间有密切关系，最理想的收割时间是麦穗成熟的前一天和当天，但编草帽辫用的麦秆收割最佳时间却是麦穗成熟的前四五天。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草帽辫产区的农民常常会宁愿少收小麦而提前收割以获得优质麦秆。

农民消费观念的变化

近代乡村工业作为商品生产，在生产和交换方面都与农业有很多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在影响农民的生产观念的同时，也必然影响农民的消费观念。

在近代乡村工业发达地区，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农村商业格外发达，二是近代工业品大量进入农村。如河北省高阳织布区一个重要集镇莘桥镇，镇上不但有布线庄、染坊、杂货铺、饭馆、铁器铺，有好几家点心铺，有专制烧鸡的作坊，有邮局，甚至有加工大米的碾坊（当地不产稻米），还有归国留学生开的西医诊所。在高阳县的小王果庄，300户的村子里有3家杂货铺，各种日杂商品、干鲜果品样样齐全，还有3家肉铺，几家饭馆，3家专卖烧鸡的铺子。不仅高阳城里的商品，甚至保定城里的商品，小王果庄的街上都有的卖。该村并无集市，织布业虽发达，但织布户买线卖布都要去县城，村内并无布商，所以这些店铺主要的顾客还是农民。小王果庄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织布户进城买线卖布，普遍使用自行车。1937年前，全村有日本进口的“僧帽”牌自行车100多辆。[46]骑车既比步行速度快、负重多，又比乘汽车灵活省钱，当时的农民虽未明确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但时间与金钱的关系他们是知道得很明白的。

工业生产对农民消费观的影响在纺织品市场上表现得相当明显。在一个农村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人们会认为，当地的农民近水楼台，理所当然以穿用当地产品为主。事实也确实如此。但同时，在近代的几个著名农村纺织业区，洋布（机织布）和呢绒绸缎等较为高档的纺织品都有相当大的消费量。

近代农村消费的工业品不止纺织品。以河北省定县为例，1933年，定县输入的近代工业产品价值达192.3万元，占第一位的是纺织品，达97.85万元；其次是各种燃料（煤、炭、火柴、煤油、汽油等），达52.54万元；再次是卷烟，达14.21万元；其他毛革制品、碱、糖、味精、酒（各种瓶酒、啤酒、白兰地等）、汽水、罐头、西药、自行车及零件、抽水机、梳毛机、车床、钟表、各类铁器、农机具、玩具、文具、染料、油漆、电筒、电池及其他电料、玻璃器皿、图书、纸张、化妆品、卫生用品及照相器材等，共27.71万元。[47]当然，这些工业品不会完全用于农村，但定县经济在1930年代以农业和农村棉纺织手工业为主，无论是县城还是集镇，都没有什么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或工厂，非农业人口仅限于政府各部门、铁路及邮局的职工、中小学教职员工和学生，再就是商人。而定县的商业繁荣恰恰是源于农村土布生产的发展，除了布商之外，定县的商人并不多。所以定县的工业品市场应该是以农村为主的。

我们知道，农业生产是以年为周期的，收获以后，要以产品供应一年的消费，或者至少到下一季收获。因此，农民家庭必须储备够一年使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若有盈余，才可能进一步改善生活。

近代中国社会沧桑巨变，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再以年为单位，而是以月、周甚至日为单位，但农业生产始终要以年为周期，主要依靠农业的农民也仍然以年为时间单位安排生活。乡村工业的发展改变了这种状况，大部分工业生产不受季节限制，全年均可进行；社会分工的发展使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可以分开进行，每一个环节的生产周期缩短到只需数天，最短的可以只有一天；商业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则从原料和生活资料的供给以及产品销售两方面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情况下，生产者用不着储备全家全年所需生产生活资料，他们的经济状况亦不许可这样做，而更重要的是，从争取最大利润角度出发，他们也不应该这样做。

在生产周期缩短、收入又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农村中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消费模式。其实，这种情况早在清前期就已经在一些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如在清代江南棉纺织手工业区，从事手工业的小农家庭不再追求家有盖藏，他们“往往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48]“不论贫富贵贱，在乡在城，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愈贵而服饰者愈多”，[49]“往往有乡村妇女，簪必金珰，衣必锦绣”。[50]这是因为生产周期的缩短必然会引起消费周期的缩短。如果说一个以农业为生、生产周期以年计算的小农，家中至少要有够一年半或两年以上生活的存粮，才可以考虑温饱之外“奢侈”一点的消费，那么一个以手工业为主业、生产周期以集期（当地每两次集市之间的间隔）计的农民家庭，只要有两个集期的生产生活资料储备，就尽可以放心花钱了。

在近代史料中，我们很少看到类似上述清前期史料中那样的描写，似乎近代乡村工业的致富作用还不如清前期。其实不然，传统社会的文人对于农民的“奢侈”生活不能理解，或大惊小怪，或作世风日下的感叹；而近代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关注农村的贫困、农民的艰辛，由此出发，他们往往会把一些现象作消极的理解。而其中最为错误的就是把近代工业品进入农村市场视为破坏农村经济、降低农民生活水平的负面因素。

例如，在几乎所有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的报刊文章中，都有洋纱洋布入侵农村后，农民放弃了自己纺纱织布，转而到市场上购买，造成了农村棉纺织业的衰退，加重了农民负担的记载。还有不少议论说，洋货充斥农村市场，农民十之八九身上有洋货，利为外人所得，农村必然因之贫困等。甚至至今仍有一些研究近代经济的文章，引用这些资料来说明近代工业对乡村工业乃至农村经济的冲击，说明外国资本对中国农村的掠夺。这些文章都忘记了一点：如果洋布进入原来就没有农村手工纺织业的地区，自然另当别论，但如果当地农村中原来有棉纺织业，农民要放弃自给生产改而在市场上购买，其前提条件必然是农民把原来从事棉纺织业的时间投入农业或其他乡村工业，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换句话说，农民家庭由此所得的收入，在购买与原来由自己生产的棉纺织品同量的商品后仍有剩余。

同样，如果农民用卷烟取代了自种的烟草，可以肯定农民把原来种烟的土地用来种其他作物，或把种烟草的劳动力用来从事其他工作，得到的收入比原来更高。农民使用任何近代工业制品——无论农村中原来有没有手工生产的同类产品，必要的前提条件都是农民有购买这些东西的钱。所以，工业品和其他非生活必需品进入农村，实际上反映了农民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三 发育中的要素市场

农业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近代中国，除了典当业、高利贷、合会之类传统的金融行为，银行、合作社等近代金融机构也开始进入农村，但这些资本仅仅是向农村投资，还谈不上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所以，这里我们只分析土地市场和农业劳动力市场。

土地市场

土地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土地市场问题，特别是地权转移自由与否，关系着农业生产的性质甚至农村经济的性质。

1.土地买卖受到的制约

地权转移是否受到限制或保护，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制约，直接与要素市场是否自由相关。从制度方面看，清代和民国的立法对于私有土地——民田，都是允许继承、转让和自由买卖的，法律规定不可买卖的土地主要是官田和公田。官田的所有权为政府，不能在私人之间任意转移是必然的。公田指公共所有或集团所有的土地，如义田、寺田、族田、书院社学的学田等。这些土地中，只有族田属于家族或家庭的私有财产，清律把子孙盗卖公共祖坟山地或祖遗祀产视为犯罪，对此有处罚规定。法律强调“子孙”“盗卖”，显然是承认家长或家族主事者出卖族田、坟山的合法性的。

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存在亲族或邻居的“优先购买权”及其他习俗的制约，因而土地市场尚不够自由。[51]

所谓“优先购买权”，是指土地出售时，卖主的亲族、地邻、土地典主以及该土地原来的卖主等人有权优先购买，卖主应该先尽让这些人，这些人都表示不买后，方可售与他人。清初，法律上虽无明文规定土地买卖有优先购买权，但在发生纠纷时，有优先购买权者却可据此提起诉讼。这种习惯法在中国有相当长的历史，对地权自由转让有很大阻碍。然至迟到清雍正年间，国家就开始限制土地优先购买权，雍正三年（1725），河南巡抚田文镜在河南发布规定，禁止土地买卖先尽业主；雍正八年，清政府正式禁止滥用优先购买权拆散已成交土地，规定对已绝卖的土地，如有人仍“执产动归原先尽亲邻之说，借端掯勒希图短价者，俱照不应重律治罪”。[52]

这些措施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优先购买权流行的时代，土地买卖契约上通常要写明已尽过本族地邻、俱无异议之类字眼，而近代保存下来的地契以及通行的契约格式中很少有这类文字，通常只笼统地写上“若有争议，概由卖主承担”，有些地契上连这类文字都没有，说明优先购买权在近代已很少起作用。

不过出卖田房时先问本族和邻居作为一种风俗习惯，在有些地方直至民国时期仍然存在。有人认为，“这些规定无疑妨碍了土地自由买卖的发展，它也是宗法关系在土地市场上的反映”。[53]其实，在近代，弃产先问亲邻和优先购买权已经不能画等号。首先，先问亲邻只是一种习惯，卖主可以遵从，也可以不从，不问亲邻会受到乡风指责，会引起有关人员的不满，但仅此而已，实际上并不能阻碍地权转移。其次，问过亲邻，亲邻又答应购买，如他人出价更高，仍可卖给他人。所谓优先购买权，实际只是优先出价权。还要指出的是，对于农民来说，如果能够买到与自己土地相邻的耕地，就可让耕地连成片，如能买到与自己房屋相邻的住宅，父子、兄弟可以比邻而居，也可以把院子打通，形成大宅院，这对买主来说，相当有益，所以他们往往愿意出比他人高的价钱，这应该也是形成宅邻和地邻优先权的原因之一。

至于出卖田地先问典主，是指典主可以优先出价，但真正出售时，仍然要看哪个买主出价更高。典主的优先出价权与亲邻不同，不是出于习俗或制度的制约，而是由于经济权力的关系，因为典主对这块土地已经付出了部分价值，有了一部分所有权。

在近代土地买卖中，另一种普遍存在的习惯是中间人。中间人大约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交易双方或其中一方的熟人、亲友或邻居等，他们作中人只是由于和交易者的这种特殊关系。第二种是里长、甲长、村长、保长之类，有些地方习惯由这些人作中。第三种是专业的中间人，称经纪人，又称牙人、牙纪。在清代，凡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经纪人称官牙纪，未经政府批准者为私牙纪，民国时期官牙纪改称监证人，其具体职责与清代官牙纪有所不同。

中间人在交易中所起的作用并不都一样，有时交易双方彼此相熟，直接协商交易，确定价格，一切谈好后，在立契时请一两位中间人在契约上签字，此时，中间人的作用只是证明这一笔交易。有时交易双方互不相识，由双方共同认识之人从中牵线搭桥，中间人的作用主要是介绍双方相识。但在大部分情形下，不管交易双方是否相识，都要通过中间人说合，中间人参与交易过程，并在价格磋商中起很大作用。此外还有一种情形是中间人受卖方或买方委托，成为全权代理人。

中间人的作用与中间人的类型之间有一些相关之处，但并不固定。大约凡由村保甲长作中人以及民国时期的监证人，较少直接参与交易过程，主要是起证明人的作用。乡邻做中人可以只起证明人作用，也可以程度不等地参与交易过程，但很少全权代理。全权代理的中间人通常不是至亲就是专门的牙纪。至于官私牙纪，其可能在交易中承担各种角色，不过一般来说，在自行协商的情形下交易双方很少请牙纪做中人，他们或依当地习惯请村保甲长作中，或遵从政府法规在监证人处登记，大部分场合是请亲邻作中，尤其是当交易发生在同族或邻里之间时，如兄弟或堂兄弟之间的交易请叔伯作中证，与左邻的交易请右舍作中证。

我们可以把中间人视为一种制度，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一种非正式规则。无论是相关立法还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契约、刑事案件档案，目前都没有证据证明中间人制度对地权的转移造成了阻碍。

2.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

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可以通过土地买卖的成因表现出来。

为什么要买卖土地，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即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售土地，富裕农民拼命要上升到地主阶层，地主、官僚和商人则致力于集聚土地。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权不断从分散到集中，似乎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在现实生活中，土地买卖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

从买方来说，首先是出于对土地这一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需求，这是土地购买成因中最主要、最普遍的。其次是把土地作为一种最稳妥、最保险的财产，用来保值，做后备。土地是一种最保险的财产这一观念在农业中国深入人心，但以保险为目的而购买土地则仅限于商人和官僚。商界和政界同样风云变幻，一些商人在家乡置买土地，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地租，而是防备商业风险，一旦经商亏本，不至于没有后路，还有东山再起的余地；一些官员广置族产、祭田、坟地，则是为防官场风波，留作退步。因为按照清代法律，官员犯罪，族产、祭田等类土地是不予没收的。最后是为捐献或赠送而买田，如捐学田、庙产、义地，为孤儿院、济贫院捐产，为女儿出嫁而赠送土地等。

土地出卖的成因比较复杂，其中最普遍、最重要的当然是田主需要货币。而缺钱的原因则多种多样，有因天灾，有因人祸，有因婚丧嫁娶，有因捐纳买官，有为子弟读书应试，有为经商筹本，亦有大家族败落，后人变卖祖传家产。

除上述对货币的种种需求外，卖地的成因尚有如下几种。

（1）赋税沉重。清代田赋除雍正朝实行“耗羡归公”算是一次正式增赋外，一直都较稳定，应该不会有赋税过重的现象，但地方政府常以各种方式变相加重田赋。“耗羡归公”之后，又加征新的耗羡；当征本色，却以高价折收银钱；当收纹银，却以高出市价许多的比例折收制钱等。民国成立后，新增各种苛捐杂税，军阀混战时派粮派款，征车征伕，无不按照地亩摊派。所有这些浮收勒折、捐税征派，即使完全照地亩均摊，大土地所有者亦比小土地所有者负担轻，而实际上较大的地主常能倚势将这些负担转嫁到小农头上，一些担任区长、保长的地主还可借机加码，从中渔利，使小农负担更重，所以，小农为不堪重税而出售土地的情形时有发生。

（2）移民和迁居亦是农民放弃土地的原因之一。例如近代山东、河北两省有大量农民离乡背井前往东北谋生，很多人春去秋还，把家乡土地出租给他人耕种，其中一部分人在东北立起家业，举家移往关外，将原有土地即出售。此外，一些较富裕的农户迁居都市，其原有土地因不易管理也可能被变卖。

（3）土地距离田主住处遥远，自耕或收租多有不便，此时田主也会出售土地。《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收集的一些地契中，即有载明卖地原因是“自种遥远”或“耕种不便”的。

（4）田主家中只有老弱病残，无力经营，有时也成为卖地的原因。

以上所列土地买卖的成因只是大略情形，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土地买卖定会有很多具体的至今不为人详知的原因。这些五花八门的土地买卖成因，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土地买卖有相当的自由。

有一点可以初步肯定，在近代，尽管土地作为一种商品有自己的市场，其价格也根据供求规律变动，但就近代中国大部分时间、大部分地点来说，土地市场基本上是个卖方市场，并没有出现一般商品流通中常有的贱买贵卖、囤积居奇等现象。也许有人为买而卖，如卖掉远地买近地，卖掉坏地买好地；但少有人为卖而买，虽然在灾荒年份趁地价下降时大片购入者有之，但此后待地价上升时再将这片土地卖出者则少见。但这并不能说明土地没有商品化，因为土地本来就不是一般商品，它是生产要素，是资本商品，没有人囤积土地与没有人囤积厂房、囤积劳动力的道理是一样的。

3.土地买卖的规模

土地买卖的规模并不固定，多者可以一次数千亩，少者可以一分二分，甚至以垅计。尽管如此，土地买卖的规模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我们依据几种史料略做分析。

第一种，《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该书收有一户经营地主和一户租佃地主的土地积累过程。经营地主山东章丘县太和堂李家，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共购入土地515.92亩，计文契105张，其中最小的一笔为0.11亩，最大的一笔为30亩，低于1亩的有4笔，高于10亩者5笔，其余均在1—10亩之间，平均每笔交易4.91亩。租佃地主章丘县矜恕堂孟家，咸丰四年（1854）至民国24年共积累土地857.266亩，分74次购入，其中最小的一笔为0.467亩，最大的一笔为145.299亩，1亩以下的有3笔，10亩以上有18笔，其余60多笔都在1—10亩，平均每笔交易11.58亩。[54]这两户地主的差异是较明显的，前者为经营地主，依靠农业经营起家，土地积累慢，规模小；后者为商业巨子，商号遍及京、津、沪、烟台、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土地积累规模大，速度快。但这两户地主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一次购买土地的规模最常见的是在1—10亩，低于1亩和高于10亩的次数都比较少。

第二种，人民出版社1975年影印出版的《武训地亩帐》。该书里面既有地契存根，亦有地亩账单，剔除重复的和残破损坏分辨不出土地亩数的，共有75笔交易，计地296亩有余。其中规模最小的为0.29亩，最大的为18亩，平均每笔约4亩。规模低于1亩的有9笔，高于10亩的有7笔，其余均在1—10亩。

第三种，满铁在1930—1940年代对河北、山东一些村庄所做农村惯行调查，收录了大批地契资料，经对《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6卷集中收录的70份卖契进行统计可知，只有8笔交易超过10亩，余均在1—10亩，在这8笔规模较大的交易中，有5笔属于民国期间旗地和寺田的处置。[55]该书各卷尚分散收录了不少地契，也都以1—10亩的规模最多。

以上几种资料的趋势大体一致。此外，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的《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一书中收集的乾隆刑科题本档案，在66件明确记载了土地交易亩数的档案中，共涉及77笔交易，规模最小的1笔为0.5亩，10亩以下的有37笔，10—100亩的有28笔，100—400亩的有11笔，4000余亩的有1笔（这是规模最大的一笔）。平均每笔交易达85.54亩，这是由于有4014亩一笔大数，若去掉规模最大和最小的两笔，则平均每次交易规模为57.88亩。这是清前期的情况，与近代的情况相比，交易规模明显较大。根据上述资料，可以认为，在近代，土地买卖的规模明显趋于下降，且以1亩以上10亩以下为最普遍。

4.土地买卖的一般过程

（1）从土地所有权证书看土地买卖

土地所有权的证书可以分为三大类：由政府颁发的土地执照；各种私人文书；地权转移过程中形成的官私契约文书。

政府颁发土地执照，主要发生在国家授田、官有土地出售、普查清丈土地、国有荒地放垦、农民开垦无主荒地向政府报垦升科和土地改革等情况下。

私人文书主要有遗嘱、分单、赠予文书、养老文书等。这几种契约文书，都可作为土地所有权的凭证，不过，当这些土地的所有权通过买卖发生转移时，一般不会随土地一起转移。

地权买卖过程中形成的官私契约通称卖契（民国时期有一种官方统一制定的契约称买契），有白契、红契、草契、推契、典契等不同名目，它们不仅说明了土地买卖的一般过程，有时也体现了土地市场的一些特性。

在清代，民间田土买卖成立后，由卖方书立卖契，交买方收执，即为白契。其内容一般包括买卖双方姓名、中人姓名、卖地原因、土地类别、坐落位置、四至、面积和价格，有时要写明田赋数量，如土地上有树木之类也需写上。白契完全是民间契约，一旦发生田土纠纷，不受法律保护。在各种买卖契约中，白契是相当常见的一种，更明确地说，除下文所述红契和官府统一印制的买（典）契外，其他各种契约都与白契相似，即为民间手书，没有官方正式承认。尽管如此，这些契约却成为公认的地权证书。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说明近代的土地市场尚不够规范，缺乏明确的法律程序做保证；另一方面却也暗示出土地买卖的普遍性和地权关系的简单明确，买卖双方都确认交易不会受到他人的破坏和干扰，不会产生意外的纠纷，能够被周围有关的人承认——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不必到官府备案。这也可以说是习俗的力量，习俗承认白契，承认不经过官方备案的交易的合法性，这种习俗对土地市场的发展起的应该是促进而不是阻碍作用。

民国成立以后，土地买卖的制度渐趋完善，出现了官方统一印制的买契。买契印成表格形式，由买主填写。栏目依次为：买主姓名、新树粮名、不动产种类、坐落、面积、四至、卖价、应纳税额、卖主姓名、原有粮名、原契张数、原纳粮额、推收粮额、推收年月日、立契年月日，最后是卖主、买主、监证人签押。[56]

中国传统社会中，田赋是国家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清末民初，随着经济的发展，海关、工商等税收变得越来越重要，但田赋仍是各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地权转移直接影响到田赋的征收，同时，无论何种社会，土地都是一种重要的不动产，所以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制定了地权转移的制度，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税契和过割。

税契指民间土地交易成立后，到县政府有关部门纳税备案。在清代，纳税后由县府发给契尾粘贴于卖契之后，加盖官印，使白契成为红契。民国时期，纳税后由县政府填发正式的买契。经过税契过程后，这一笔交易为政府所认可，得到法律的保护。

田赋是由田主缴纳的，包括纳税人姓名粮名，土地买卖成立后，买主代替卖主成为新的纳税人，应该在政府登记，改变粮名名称，以便用自己的名义纳税，这一行为叫作过割。税契与过割本来应该是同一个过程，即买主在投税登记的同时，更改纳税人的姓名，民国时期县府统一印制的买契中，“原有粮名”和“新树粮名”两个项目，指的就是原纳税人和新纳税人。政府规定田房买卖成立后必须税契，一是为了征收交易税，二是为了完成田粮过割手续，以便更好地控制田赋征收。买地人愿意到县府税契，一方面是为了使产权得到保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明确纳税关系，避免纠葛。

一般情形下，税契过割是订立土地契约时不可缺少的手续，但民间土地交易不税契者大有人在。不愿缴税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直到1908年以前，不动产交易税的税率一直较低，给百姓造成的负担有限，百姓难以承受的是很多杂项使费。如清代县政府的吏胥在业主税契时常常借机需索，以种种名目收取手续费，一次税契手续往往迁延多日，以致业主视投税为畏途。清代另一弊病是银钱折算，如山东省征收田房契税时规定每京钱二千作价银一两，地价百千即折合价银50两，按3.6%的税计算，应收税银1.8两，吏胥收税时将银再折合成钱，却不按每两二千算，而是照当时市价折。清末山东省银钱比价一度达到一两换4000余文，1.8两税银折钱7000多文，原来地价百千本应收税三千六百文，现在则无形中税收增加了一倍。清末税率增长到9%，照如此折算，则业主要付18%的契税，负担就相当沉重了。[57]

民国时期各项制度日趋严密，县府机构职有专责，程序明确，可以减少无端的拖延，但吏治未见清明，苛捐杂税又多，正税税率虽比清末略低，但清末加税不过几年时间，而且名目上是抵补他项税收不足，并非正式加税。与此前多年形成的3%的税率比，民国时期契税的税率等于翻了一番，且正税之外又有附加，买主所付各种费用往往超过地价的10%。在这种情形下，业主逃避税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履行税契过割手续还有一个相当常见的理由，即产权关系简单清楚，买卖成交顺利，买主有把握不会发生争产纠纷。这种交易，如非有意作弊规避钱粮，买主同样要代替卖主负起纳税的责任来。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土地买卖在法律和习惯上实际都不受制约，有比较自由的土地市场。五花八门的土地买卖成因、每一笔土地交易的零细、中间人不同的身份和作用，都表明土地买卖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度。各种各样的土地所有权证书，特别是白契的广泛存在，在说明近代土地市场不够规范的同时，也暗示出土地买卖的普遍性和地权关系的简单明确。至于税契和过割不能完整实行，加上白契和其他民间手写契约的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府关于土地交易的法令和赋税征收的方式——这些本来都是最直接与土地交易相关并有可能对土地买卖形成制约的——实际上都不能限制地权的转移。

农业劳动力市场

与土地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显示出更为普遍而自由的状态。我们从农业雇佣劳动力的需求、农业雇佣劳动力的供给和劳动力的交易场所与交易方式三个方面来说明。

1.农业雇佣劳动力的需求

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雇佣劳动，首先是由于土地分配不均。尽管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近代中国的地权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集中，但地权分散只是相对的，地权分配不均却是绝对的；且由于自耕农经济的发展，雇佣关系成为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的主要方式之一。不仅经营地主和富农有雇长工的需要，土地稍多的中农有时也需要雇佣长工。此外，经营土地较多的半自耕农和佃农，对雇佣劳动也有相当大的需求。

其次，农业生产的特点和中国大部分地区四季分明的气候，造成了对农业劳动力强烈的季节性需求。农业的生产周期与劳动时间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农作物的播种、施肥、灌溉、中耕和收获等不同环节都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完成，而在这些环节之间，劳动力或多或少会出现闲置。气候又使农业劳动的投入更加不均衡，如华北地区春天易干旱，春季作物要抢墒播种；夏季多雨，小麦恰于此时收获，要抢收抢晒，春季作物则要及时中耕锄草；秋收时节，玉米红薯等尚可稍缓，豆类谷类如不及时收割，就会炸壳掉穗，造成减产失收。即使南方的亚热带地区，也仍然存在季节差异。在南方水稻种植区，插秧、收割等环节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当集中。这种劳动力强烈的季节性集中，造成对短工的巨大需求，不仅经营较多土地、雇佣长工生产的经营地主和富农，需要短工作为长工的补充，而且土地适中、无须长工的农户也需要短工，甚至一些只有很少土地、家庭经济相当贫困的小农，在农忙时也需要短工补充家庭劳动力的不足。

再次，经济作物的发展加强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近代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烟草和花生用工都高于各种谷物，尤其烟草和棉花用工更多。1935年的一个统计表明，在山东，每亩小麦一年用人工 15个，大豆12个，高粱18个，小米 21个，花生24个，棉花 60 个，烟草高达 135个；河南省每亩小麦一年用人工 11个，大豆 8个，高粱 12个，小米13个，花生10个，而棉花每亩要用到30个工，烟草则用到 90 个。[58]所以，在经济作物种植区域，对长短工的需求都要更大。

最后，乡村手工业商品生产的蓬勃发展也是造成雇佣劳动需求的一个因素。近代中国几乎各个农村手工业行业中都存在雇佣劳动，同时，手工业生产还会引起对农业雇佣劳动的需求。在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有些农户雇佣自己的家庭成员从事手工业，雇佣长短工经营农业；有些长工农忙时从事农田工作，农闲时从事手工业工作；更多的情形是，从事手工业的农户在农忙季节雇佣较多的短工。要之，手工业生产最初可能只是利用农家季节性闲置劳动力的一种方式，但当手工业发展到有较高收益时，就会使用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最终使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到手工业中来，从而引起对农业雇佣劳动的需求。同时，手工业带来的经济收入也使农家在农忙时雇佣较多的农业工人集中生产成为可能。

2.农业雇佣劳动力的供给

近代农村存在大量失业、半失业和季节性失业的农民，他们构成了雇佣劳动供给的主体。

失业和半失业人口的存在，首先是由于地权分配不均，无地的农民固然是失业者，一些土地比较少的农民，看起来有业可事，实际上家庭劳动力过剩，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常常要出卖劳动力来补充家庭经济的不足，甚至以出卖劳动力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

其次，农业生产的季节性需求同时造成了农民的季节性失业，即劳动力的季节性闲置。这就不仅仅限于无地少地的小农，大部分农户都存在这种情况。而且，除了少数相当富裕的农户外，大部分农民也都要尽力利用闲暇时间寻求额外收入，出卖劳动力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农忙季节，同样有可能出现劳动力闲置的情形，如劳动力多而土地少的农户，有较强牲畜力的农户，都有可能在农忙季节未结束时已经做完自己农田里的工作，而此时正是短工工资较高的时候，带耕畜和大农具打工工资更高，所以这两类经济地位悬殊的农民都有可能出卖劳动力。

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作物种类的不同，也会造成一部分农民处于农忙而另一部分农民处于农闲的情形。如华中小麦比华北成熟得早，华北的小麦又比东北和西北成熟得早，豫鲁两省农民往往在麦收之后北上到河北打工收麦，河北的农民则在夏收后出张家口或山海关，到热河、绥远或东三省做工。在黄河流域，当时称这些季节性流动的农业工人为“麦客”。[59]不仅各省之间，即使在同一地区甚或同一村庄内，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形。不同的土质、土地的不同肥沃程度、地下水位的高低、土地的不同位置、田地所处的小环境，对同一种作物的播种期、生长期和成熟期都会产生影响，使其在时间上不完全一致。至于不同作物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季节上不一致更是不言而喻。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使农忙时期交错开来，以便尽可能均衡使用劳动力，本来就是近代农民经常采用的减少农业劳动力季节性闲置的一个方法。但是，选择农作物种类受多种因素限制，不是所有农户都可以通过作物种类多样化来消化闲置劳动力，所以即使在农忙季节，仍会有相当数量可供出卖的劳动力。

最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也是劳动力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自清代中期起，人口上升很快，无地少地的农民日益增多，土地集中和农民的两极分化只是原因之一，人口压力也起着巨大作用，即使地权分配能够更为均匀，过剩劳动力仍会大量存在。

在地权分配不均和人口压力的作用下，加以市场上对农业雇佣劳动的需求，近代农村出现了一个雇农阶层。

在清前期史料中，有关农业雇工的记载颇多，但很少涉及雇农的家庭经济状况，加以缺乏各类农户的统计，所以很难估计雇农阶层在农民中的比重。尽管如此，清代已存在这样一个阶层是可以肯定的。

清后期，目前仅有的雇农比重统计来自罗仑、景甦所著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该书对雇农的定义是“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据该书所记，清末（1897年前后）山东省41县191村农户中，雇农比重约为16.1%，比佃农比重高出2.2个百分点。[60]

民国成立后，有关农村经济的各种统计调查资料日多，但在雇农经济方面，问题也较多。首先，不少统计资料中没有雇农的数字，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有些雇农拥有少量土地，或其家庭租佃部分土地，故而未被计入自耕农或佃农，有些统计中甚至把有少量土地出租而主要靠佣工生活的农户计入地主项下。所以，对于根本没有雇农数字的统计资料，只能认为它们设计统计项目时未列此项，不能认为不存在雇农阶层。其次，在有雇农项目的调查统计中，雇农标准亦不一致。有些调查按户主的职业而定，户主为长工者即算雇农；有些只把全无土地的雇工算作雇农；有些把自己不经营土地而出卖劳动力的农户（包括无地户和有地而出租与人的农户）都算作雇农；还有一些调查不计雇农户数，而只计农业工人的人数及其在全体农业人口中的比重。

1927年国民党农民部在对全国农民状况做的估计中认为，全国农民中有3000万雇农，占农民人口的8.9%，这些雇农全无土地。[61]1933年，中山文化教育馆进行了全国农工雇佣习惯调查，这一调查的结果列为表15-5。

表15-5 三大区域雇农比重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引起农业雇佣劳动力需求的某些因素与形成劳动力供给的因素是一致的，如地权分配不均造成部分农户劳动力不足、部分农户劳动力过剩，此因素对供求双方所起的作用相同，由此形成的供给和需求可以互相满足。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劳动力在一部分时间内集中，一部分时间内闲置，这一因素引起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是矛盾的，农忙时雇佣劳动供不应求，农闲时则供过于求。不过，由于前文所说的自然环境、气候、农作物生产方面的种种差异形成农忙季节内的忙闲交错，因此劳动力的供求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平衡关系。另外一些因素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则是单一的，或只引起需求，如经济作物的种植和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或只增加供给，如日益密集的人口。

以上所述，只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讨论劳动力的供求，事实上影响劳动力市场供求的还有许多社会经济因素。1930年代初的一个调查，把农业工人供不应求的原因分为10类，并按其影响力的大小排列，占第一位的是农工当兵，第二位是农工出境，以下依次为地方匪患、农工改业、共产革命、地方粮价下降、人口减少、农工入民团、鸦片之害和其他。

对于各地农业工人供过于求的原因，上述调查列出了12类，依次为地少人多和天灾、出境者返境、谷贱、农村经济衰落、入境者众、兵匪灾害、捐税重、谷贵、城市工业衰落、手工艺衰落、其他。[62]

3.劳动力的交易场所和交易方式

劳动力的交易场所——市场，有“人市”“工市”“工夫市”等名称，通常在这类市场上交易的只有短工和月工。凡设有集市的集镇上，劳动力市场像其他商品市场一样有自己的专门地段；在普通村庄里，劳动力市场常设在主要道路、村头麦场或寺庙门前。出卖劳动力的农民每天集中在劳动力市场上等待雇主雇佣。一般村庄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只在清晨开市，至迟到中午便散去；较大集镇上的市场有时持续一整天，因为农忙季节农民雇短工虽以日计价，但并不都是每日雇佣一次，他们通常在找到合适的短工之后，就连续雇佣数日，直到本季的农业工作结束，所以可以在中午或下午与农工定约，第二天再上工。

大部分市场上短工工资由雇主与雇工双方协定。有时雇主喊出工作种类和工资价格，如无人应征，则增加工资，如应征者多，则选择身强力壮者雇佣；有时雇工喊出价格以求雇主。有时市场中第一笔交易成交后，后来的交易皆以此为标准。有些地方劳动力市场推定一家店铺，逐日登记市场上各种劳动力的价格，以供雇主参考。[63]有些市场上有中间人按当日劳动力供求状况评定工资，中间人常把当日工价写在纸上，标于市场中，如雇工认为工资过低或雇主认为工资过高，中间人可酌量增减。若双方俱不同意，则由中间人独断，双方均须遵守。中间人通常是村长、乡长、闾长、僧侣等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有一定地位之人，[64]有时也由村民或乡勇中选出，经地主们认可。[65]据中山文化教育馆1933年的调查，全国有劳动力市场的县中，约10.7%有这类中间人。[66]

劳动力市场的分布普遍而又不均衡，如据 1933年的统计，河北、山东两省80%以上的县有劳动力市场，而同时期全国平均 37%的县有劳动力市场。[67]不过，有劳动力市场的县未必村村都有市场，更不意味着劳动力必须上市交易。通常劳动力市场只设在集镇和较大的村庄，距市场较远或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地方，短工的雇佣方式有如下数种。一是雇主在本村或邻近村庄雇佣短工，同一村庄的农户，谁家有多少土地、多少劳力、农活完成得如何、何时有多余劳力出雇，互相都知道得很清楚。二是农业工人结伙游行于乡间道路上以待雇佣，或上门求雇，这样的农工多为外乡人，于农忙时或三五成群，或结成50—100人的大团伙，从一村到另一村寻找工作。若路上有劳动力市场，便停留在市场上待雇。有时需要雇工的农民在路上遇到这类工人，也会邀回家中工作。[68]这一类农民寻找工作的地方，有些为农事比自己家乡稍晚的地区，如前文所说的黄河流域；有些是因种植经济作物因而季节性劳力需求较多的地区。他们白天工作，夜晚睡在乡村旅店，当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时，他们往往只求雇主供给食宿便可做工，直至农忙完毕，方才各自返乡。[69]市场外短工雇佣的第三种方式是预定，多为农户在冬春季将粮食借给雇工，约定农忙时做工偿还。短工工资或为预定，或依时价，大致依据短工的供求关系而定。

上面所述都是短工的交易场所和交易方式，至于长工，一般并无专门的交易场所。长工的雇佣，或雇主与雇工直接商洽，或通过中人介绍，商定雇佣期限、工资和其他待遇。有些地方有在集市的茶馆中定约的习惯，但在上茶馆之前，双方往往已经有雇佣与受雇的意向，并非长工们待在茶馆待雇，雇主们到茶馆去挑选，所以这类茶馆还不能视为劳动力市场。

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农村要素市场的运行处于种种约束下，作为农业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雇佣关系中讲究私人关系和中间人，从而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空间范围。[70]从本章的论述可以看出，在近代，短工市场发展得相当充分，短工的雇佣关系已经很少受到限制。虽然某些地方，短工交易中存在中间人，但既不普遍，更没有形成制度，只是一种习惯而已，其约束力也只发生在雇主与雇工对工资达不成一致意见时。当然，长工雇佣关系中还有较多的私人关系，劳动力市场相对发展不足，在空间上也还受到一定限制。但对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来说，更重要的并不是长工的雇佣是否自由，而是短工阶级是否形成。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之前，必然会出现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人雇佣的短工阶级。[71]

过去的一些研究较多注意长工状况，似乎只有到长工完全没有人身隶属关系、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劳动力市场形成时，农业生产中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这种看法，是由于中国近代农村中，长工通常没有土地，是真正的无产者，而短工家庭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土地。这种观点强调了“无产”，却忘记了“为货币而受人雇佣的短工阶级”这几个字。前文谈到，农业生产周期与劳动时间之间存在差距和气候原因会造成对农业劳动力强烈的季节性需求，使农业劳动的投入极不均衡。这种情形不但中国如此，世界各地也是大同小异，资本主义生产要求生产要素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以追求最大的利润，所以必须有一个能够随时雇佣又随时解雇的短工阶级。至于短工拥有少量土地，没有达到纯粹的无产境界，对资本主义能否产生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工业工人在农村中拥有少量土地也并不是十分罕见的现象，更遑论农业工人。当然，尽管如此，还不能够说近代中国农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我们可以说，至少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因素已经基本不存在。

[1] 本章由史建云撰写。

[2] 据罗仑、景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齐鲁书社，1985）第162—176页表格计算。原表题为“山东42县191村阶级构成一览表”，表内实际列出41县191村的数字。

[3]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第262页。

[4] 同治《黄县志》卷3。

[5] 《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23页表注，《全国经济委员会报告汇编》（10），1937。

[6]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

[7] 《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1928年），“河北省各县田租额数统计表”，京华印书局，1930。

[8] 李宗黄：《考察江宁邹平青岛定县纪实》，正中书局，1935，第171页。

[9] 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1期，1936年，第28页。

[10] 《河南统计月报》第1卷第12期，1935年。

[11]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乙），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34，第40页。

[12]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9页。

[13]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正中书局，1946，第88页。

[14] 《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79页。

[15]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河南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第89—90页。

[16]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2页。

[17] 罗仑、景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65—69、98—102、110页。

[18] 罗仑、景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104页。

[19] 罗仑、景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116—117页附表。

[20] 栖霞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牟墨林地主庄园》，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21]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260—263页。

[22] 参见《中国农村》第 1卷第3期，1934年；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第113页；民国《任县志》卷1，华新印刷局，1915；光绪《威县乡土志》《平山县乡土志》；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第920—972页；等等。

[23]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第6—7、16—17页。

[24]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33、142页。

[25] 胶济铁路管理局编印《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分编，1936。

[26]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242—244页。

[27] 张世文：《定县乡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5。

[28] 民国《三河县新志》卷15，中华印书局，1935。

[29] 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392—394页。

[30] 貊菱、李召南：《南阳之丝绸》，河南农工银行经济调查室刊印，第4—5页。

[31] 史建云：《乡村工业在近世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历史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2] 张世文：《定县乡村工业调查》，第152—156页。

[33] 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第430页。

[34] 史建云：《乡村工业在近世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历史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5] 史建云：《乡村工业在近世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历史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6] 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第414页。

[37] 史建云：《乡村工业在近世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历史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8] 据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民国二十年河北省统计年鉴》“各县家庭工业调查表”“各县大宗产品产销统计表”，河北省实业厅编印《河北省实业统计》“农业分类统计表”计算。

[39] 据《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总编、分编计算。

[40] 林百举：《近代南通土布史》，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内部本，1984，第243—253页。

[41]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473—474页。

[42] 《直隶实业杂志》第7期，1912年。

[43]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第377页；第3卷，第154—155、180页。

[44] 《河北月刊》第3卷第8期，1935年。

[45] 《解放日报》1946年5月24日。

[46] 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政协高阳县委员会编著《高阳织布业简史》（《河北文史资料》第19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第39页。

[47] 李景汉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5，第17—64、131—133页。

[48] 甘汝来：《请酌定家礼颁行疏》，《皇朝经世文编》卷24。

[49] 钱泳：《履园丛话》卷7。

[50] 道光《蒲溪小志》卷1。

[51] 如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第109—110页；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94页。

[52] 《光绪会典事例》卷755。

[53] 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第194页。

[54] 罗仑、景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65—68、98—102页。

[55] 中国農村調査刊行会編『中国農村慣行調査』第6巻、岩波書店、1952、406—420頁。

[56] 『中国農村慣行調査』第2巻、191—192頁。

[57] 光绪《山东通志》卷83《杂税》。

[58]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3，第399页。

[59]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第363—364页。

[60] 据罗仑、景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162—176页表格计算。

[6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第1—4页。

[62]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2期，1934年，第759页。

[63]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第333页。

[64]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第333页。

[65]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第263页。

[66]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第333页。

[67]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第333页。

[68]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262—263页。

[69] 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1936，第529—530页。

[70] 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 152 页。

[7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第900页。

第十六章 二十世纪初的收回利权运动[1]

利权，主要指经济上的权利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权益。利权一般都是相对国家而言，即国家的经济权利与权益，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国家的主权。清季的收回利权运动，是由爱国工商业者积极主导、社会各界（包括一部分清朝官员）踊跃支持，抵制外国列强对中国利权的疯狂掠夺，采取各种方式从列强手中收回丧失的利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运动性质，也兼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谱写了值得重视的篇章。关于这场运动的时代特点，有学者曾指出：“20世纪初年由绅商所推动、社会各阶层踊跃参加的收回利权运动，是旨在挽救民族危亡与列强抗争的声势浩瀚的国民运动。”“与缺乏广厚社会基础的戊戌变法运动不同，清末收回利权运动是从社会中下层喷发而起的民族抗争风潮；与19世纪基于‘华夷之辨’的文化隔膜而形成的反洋教斗争有别，收回利权运动属于20世纪中华民族觉醒和成熟的时代内容。在自然世纪流转的过程中，时代的更新便寓于其中了。”[2]

20世纪之初的中国，为何会爆发声势浩大的收回利权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者和参与者是哪些社会阶层？这场运动兴起与发展的历程是怎样的？运动的结局与影响如何？以下即对这些问题分别予以论述。

一 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首先是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列强加深对中国的政治控制与经济侵略，使中国急剧丧失大量利权，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结束，腐败的清王朝被迫签订了前所未有的卖国条约，不仅向日本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巨额战争赔款，割让台湾全岛，增开商埠，而且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自由开设工厂，“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只交所定进口税，并可在内地设栈寄存。随后，欧美各国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也得以在中国自由开设工厂。于是，诸国列强纷纷争先恐后地在华建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直接对中国进行疯狂掠夺。

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新阶段，垄断资本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取得了支配地位。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对外侵略的主要方式。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为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输出资本洞开了方便之门。在此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并通过输出资本夺取中国的各项利权。

攫取对华铁路的投资和修筑权，是当时列强对华输出资本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列强巩固和扩大其在华势力的有力工具。甲午战争后，列强在华争夺铁路投资和修筑权的竞争十分激烈。1896年3月，俄国用强制手段通过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密约》，夺取了中东铁路的建造和经营权。其他国家则大多是利用清政府因支付对日巨额赔款，急需举借处债之机，采取贷款的形式，争夺卢汉、津镇、粤汉等几条重要铁路。例如美英法德俄都竭力争夺卢汉铁路，1897年7月，比利时在俄法支持下与清政府签订了《卢汉铁路借款合同》，取得了从北京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投资、修筑和经营权。英德之间起初竭力争夺津镇路，后达成妥协，于1899年5月强迫清政府签订《津镇铁路借款合同》，规定山东南境以北由德国修建，山东南境以南由英国修建。美国于1898年4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攫取了从汉口至广州的铁路借款、承筑和控制权。1899年2月，美英达成协议，美国允许英国投资粤汉铁路，英国允许美国投资广九铁路。于是，中国路权丧失殆尽，其危害极为严重。时人即已意识到：“盖自帝国主义发生，世界列强拓土开疆，莫不借铁道以实行其侵略主义。……是故铁道者，通商之后援，而灭国之先导也。”[3]

开矿设厂，是当时列强对华输出资本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其危害也不仅仅只是涉及经济方面。例如“清季外资在中国开办矿业，其所涉及的问题，至为复杂。矿业并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企业。办矿必有矿地，矿地的面积不能太小；办矿必用矿工，一处较具规模的矿厂，工作人员也不会太少。而且，新式矿业必赖近代化的生产技术以从事于生产，又必须输入近代化的生产方法和观念。一处办有成效的矿区，可以很自然地成为一个独立的社区（community），像一处城镇一样。如果此一社区被置于外人的控制之下，加之，外人在华又享有多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其将发生的后果，自非单纯。所以，外资办矿一事，在实质上，并不仅仅属于投资牟利甚或矿冶技术的范畴，其中实包含有错综复杂的政治意义”。于是，“外资办矿常为各国对华全盘政策中的一个环节，其政治性的意义，远超过于投资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意义”。[4]当时，列强强行夺取铁路修筑权，即可以控制铁路沿线地区的大片土地和资源，以及行政、军警、司法和开矿办厂等一系列特权，铁路所经地区实际上成为其势力范围。甲午战争之后，列强除取得上述在所筑铁路沿线的开矿权之外，美国又首先以与华商“合办”的名义，取得门头沟煤矿开采权。其他列强唯恐落后，也纷纷以各种方式夺取中国的开矿权。从1895年至1899年，列强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为数甚多的矿务合同，使中国各地的矿权大量外溢，矿区也成为铁路沿线之外的另一种外人控制区域。与此同时，列强在华设厂数量猛增，其中纱厂尤多，得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获取高额利润。为配合资本输出，列强还争先在华设立银行，不仅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命脉，而且通过贷款、投资、发行货币等手段，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伴随着利权的大量丧失，还出现了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严重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在资本输出阶段，列强对一个地区和行业的投资利益无不要求独占，不再像商品输出时期那样允许竞争对手同时存在。1897年11月，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中两名德籍传教士被杀为由，派军舰强占胶州湾，次年3月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山东成了德国独占的势力范围，德国享有在山东境内修筑铁路以及铁路沿线30华里内开矿之权。俄国夺取中东铁路修筑权之后，又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租借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并划出大片“中立区”，面积几乎包括整个辽东半岛，从而将东北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后又获得修建中东路支线南满铁路（从哈尔滨至旅大）的权利。法国则强行租借广州湾，租界之内全归法国管辖，并夺取广州湾赤坎至安铺修筑铁路及敷设电线权。日本除强占台湾之外，又强迫清政府承诺不将福建租借他国，使福建变相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英国不仅保持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而且强迫清政府同意租借九龙半岛、威海卫及附近水面，在华南和华北设立了新据点。当年的爱国志士，曾满怀愤激忧患之情描述帝国主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吏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5]

显而易见，中国利权的丧失，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狂潮相辅相成的。时人有言：“比年以来，各国势力范围之划定，实借攘夺铁路矿产为张本。”[6]因为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为了资本输出。例如列强在华攫取铁路修筑权，既是资本输华，又是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另外，利权又是国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利权的大量丧失，后果极为严重，不仅使中国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也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遭受极大破坏，导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必然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也随之兴起。

其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之后，工商业者经济实力有所增强，思想认识有所提高，组织程度有所发展，这也是促使收回利权运动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已经产生，但商办企业为数不多，资本额较小，由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居主导地位。甲午战后，随着民间社会中“设厂自救”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情况逐渐发生变化。1895年至1900年间，商办民营企业不仅数量明显增加，而且资本额所占比例显著提高，开始在整个中国的近代企业中居于主导位置。于是，工商业者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900年，中国新设工矿企业共计122家，其中商办107家，占资本总额的83.3%，官办、官督商办15家，占资本总额的16.7%。[7]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又获得进一步发展，其特点同样是商办民营企业的发展更为迅速。这一时期不仅民间开设厂数和投资金额大大增加，而且投资的范围也较前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业、棉纺织业、火柴业有很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妆品等行业也都有民族资本投资的工厂出现。

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获得了发展，但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尤其是利权的大量丧失，使民族资本的生存发展举步维艰。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对广大工商业者而言同样也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在此情况下，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也逐渐有所提高，开始将眼光从一己之身家财产移注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萌发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19世纪末，即有商界人士指出：“爱国非可空言，其要尤在联合，一人之爱国心甚微，合众人之爱国心其力始大。”[8]到20世纪初，工商界有识之士更大声疾呼：“凡我商人，宜发爱国之热忱，本爱国之天良。”在1905年由商会联络发起的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中，“伸国权而保商利”也成为颇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口号。当时的工商业者，对利权丧失的严重危害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例如对铁路修筑权的重要性，江苏商人即曾指出：“路权一失，不啻以全省利权尽归外人掌握，及此不争，将来切肤之痛，不独吾省受之而直接，在商界尤属不堪设想，此万万不可不出死力以抵抗者也。”[9]

新兴商人团体——商会的诞生，是20世纪初工商业者组织程度明显发展的重要标志。明清时期中国的工商业者虽已成立会馆、公所等具有行会特征的团体，但这些团体主要是为防止竞争、排除异己和垄断市场而建立的一种非常狭隘的组织。公所主要由同行业者联合而成，会馆更兼有同乡会的色彩，由在异乡的同籍者组成。因此，会馆无行业之分，但有地域的限制，公所无地域限制，却有行业帮派之别，均非各业商人或手工业者的统一机关。新成立的商会，则不限籍贯和行业，是联结工商各业的统一组织。商会“登高一呼，众商皆应”，能够将分散在各行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与此相适应，商会的活动内容及特点也与公所、会馆大不相同，其宗旨是“联络群情，开通民智，提倡激励与兴利除弊，并调息各业纷争”。[10]因此，商会诞生之后，工商业者的政治能量与社会形象均大为改观，能够联合起来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与影响。

再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的改革以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对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与开展也产生了双重复杂影响。

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仅促使民间人士爱国救亡热情急剧高涨，而且给清朝统治者带来了较大的刺激，迫使其不得不思有所振作，寻求变革。清廷上谕表示，“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等，如能“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同时，还宣称要“以恤商惠工为本源”。[11]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对利权外溢的严重危害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出使美、日大臣伍廷芳曾指出：“中国地大物博，各国环伺，乘间要求，非第利其土地，实亦羡其矿产。我诚定计于先，广为筹办，既可贻我民之乐利，亦可杜他族之觊觎。”[12]朝廷对此也表示关注，认为“马关商约于我华民生计，大有关碍，亟宜设法补救，以保利权”。其具体补救办法，就在于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振兴商务，为富强至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13]在此之后，清政府开始实施鼓励民营商办企业发展的新政策，具体内容包括颁行有关章程，设立商务局和农工商局，联络工商，创办银行、兴办农工商学等。

20世纪初，清政府又大力推行“新政”改革。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替的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清廷上谕明确阐明：“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起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14]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1906年将工部并入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作为执掌农工商路矿事务的中央机构。随后，商部和农工商部陆续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章程法规，包括《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铁路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等，由此在当时形成了投资兴办实业的热潮。《国风报》第1年第1号刊登的《中国最近五年间实业调查记》一文称：“我国比年鉴于世界大势，渐知实业为富强之本，朝野上下，汲汲以此为务。于是政府立农商专部，编纂商律，立奖励实业宠以爵衔之制，而人民亦群起而应之……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也。”

然而利权的不断丧失，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始终都是一大障碍。因此，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越来越多的官员提出应该采取具体措施维护利权。例如刘坤一、张之洞在联名所上的奏折中指出：外人久已垂涎我矿山铁路，“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形，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我利权。”“各省利权，将为尽夺，中国无从自振矣。”欲筹措挽救办法，只有“访聘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划一章程”。[15]当时，朝廷对这道奏折也十分重视，“责成各该督抚等，认真兴办，查照刘坤一、张之洞原奏所陈，各就地方情形，详筹办理”。[16]稍后，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也说明，在商约谈判中各国均欲强占我矿权，中国必须参酌各国矿律，自行妥定章程，“以期主权无碍，利权无损”。[17]商部成立之后，更是以维护利权为己任，并向朝廷奏陈：“路矿两端，实为各国富强之根本，事属相因，政宜并重，所有各省矿产，业由臣部酌定表式，并拟妥定章程，奏明请旨办理。……统计三年之内，如查有切实办事，确遵臣部定章，于路务大有起色者，应准由臣部择优奖励。”[18]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清季收回利权运动兴起之初，清政府各级官员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与支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复次，鉴于利权丧失的诸多危害，20世纪初各种报纸杂志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登载了大量呼吁收回利权的言论，形成一种具有相当影响的社会舆论，从而对于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与号召作用。

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期间，是近代中国报纸杂志兴盛的重要阶段，公共舆论的社会影响也随之日益彰显。20世纪初，其又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更进一步发展，不仅各地报纸杂志的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往往会对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集中进行报道和评论，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大，收回利权即是当时诸多报刊的重要论题之一。具体而言，从各种角度揭露利权丧失的严重危害，以警醒国人，激发社会各界对利权问题的高度重视，是当时各种报刊载文谈论最多的话题。有的还上升至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对利权丧失的恶果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分析。例如《四川》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彼列强各挟其最阴毒最猛辣之手段，层出不穷，以集中我国之经济界，而大饱其鲸吞蚕食之野心。……此不特经济丧失之问题，实国家存亡之问题也。何则？经济为国家之生命，生命之权既操纵于外人之手，彼更进而以开港场，施行政治，侵我主权，以保护路线，屯置军队，缚我手足，一旦势力巩固，由经济界之瓜分，以逮及于国土之瓜分，此亦埃及、印度覆亡之秩序前鉴未远也。”[19]《大公报》发表的一篇山东旅京学界同人公启也深刻地阐明：列强“昔之灭人国也以兵力，今之灭人国也以利权；昔之灭人国也夺其土地，今之灭人国也攫其铁路。铁路存则国存，铁路亡则国亡，铁路者，固国家存亡之一大关键也”。[20]如此发聋振聩的大声疾呼，当然会对国人产生极大的警醒作用。不仅如此，当时的报刊舆论还一致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收回丧失的利权，挽救民族危亡。有的强调：“今欲言自立于强权之漩涡中，非先保其路权，以渐复其国家主权不可。”[21]有的则发出警世危言，阐明中国若不亟起抗争，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长为数重之奴隶矣！”[22]这样的呼吁，对于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自然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

不仅如此，大众传媒对收回利权运动的发展也不无影响。运动的主导者对此也有所认识，并积极创办相关报刊作为号召和动员民众的工具。例如“川人知道报纸势力，就在争路时代”。[23]四川保路运动期间，川路公司即曾拨出专款，先后创办《蜀报》《白话报》等，保路同志会也曾编辑印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作为会刊，开辟“报告”“纪事”“著录”等栏目，专门登载四川保路运动的消息和评论，受到各界普遍欢迎。《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3号“报告”透露：“本会报告日出万纸，尚不敷分布远甚。今更与印刷公司再三筹商，苦心设法，每日多出五千张。”由此不难看出其受到各界欢迎之程度，其影响也相应可知。在湖南保路运动发展过程中，领导者也专门创办发行《湘路新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利权的疯狂掠夺，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随之造成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引起社会各界对利权问题的高度重视。新兴的民族工商业者一方面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缘于思想认识的提高，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深表关切，提出了维护利权的强烈要求，并积极投身于收回利权运动。此外，在甲午战争之后处于内忧外患危局中的清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得不开始寻求变革。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清廷都推行了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新举措，在此情况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官员对利权丧失的危害有所认识，并主张维护与收回利权。20世纪初，收回利权的相关论说在各种报刊也屡见不鲜，成为颇有影响的社会舆论。于是，在上述几个方面因素的交相影响与推动之下，20世纪初的收回利权运动即因势而起，并不断深化发展，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 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者和参与者

早期的相关论著一般都认为收回利权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换言之，即资产阶级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者。到1990年代末，有学者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如果仅仅依据收回利权运动的结果、目标有利于资产阶级或体现资产阶级利益的判断而加以定性的话，那末，这无疑是低估了这一运动的作用。事实上，作为民族抗争的收回利权运动，无论就其斗争目标还是就其结果而言，它体现的是全民族的利益，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有着具体内涵的可以把握的社会实体力量。收回利权运动究竟是否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应该依据具体史实去考察占据这一斗争中心地位的社会力量的属性和特质。……收回利权运动并非是某一社会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利益和意愿的集中表现，而是全民族面对国权、生存权丧失殆尽而奋起救亡的民族斗争”。至于说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究竟是何种社会力量居于发动、组织、指导的中心地位，这位学者指出：“尽管勃兴于各省区的收回利权运动的规模不同，方式有别，进程不一，但作为斗争发起者的社会力量却主要都是由绅士或‘绅商’集团来担负的。”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为了更好将各阶层的力量有效地聚集在“民族抗争”的旗帜下，使斗争取得最终胜利，各地都相应地成立了组织领导机构，在这些组织领导机构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绅士阶层。[24]

还有学者认为，绅商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中坚力量。“绅与商在晚清社会中进一步相互渗透、合流的结果，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特殊的绅商阶层。这一新兴社会阶层既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又拥有相当的财力，逐渐取代传统绅士阶层，成为大中城市乃至部分乡镇中最有权势的在野阶层。他们集绅与商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性格于一身，上通官府，下达工商，构成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中介，起到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请命的‘通官商之邮’的作用。绅商阶层的形成，既是明清以来绅与商长期对流的结果，更是近代社会历史变动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至于绅商的社会阶级属性，不能忽视“近代绅商业已开始从事相当规模的实业投资，同近代经济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开始接触和使用新的资本主义营运方式，其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也开始出现了带有近代趋向的微变。”因此，可以“将近代绅商阶层的社会阶级属性确定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25]由此推论，我们也可以说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居中坚力量的是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绅商’并不具备资本家集团或者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绅商’没有属于自己的雄厚的资本，它只是动员或组织社会资金的主要社会力量”。[26]另外，学界对清末绅商一词的内涵也存在一些争议。具体说来，“绅商”一词究竟是分指绅士与商人，还是单指绅士与商人融合生成的一个新阶层，学界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在清末文献中频繁出现的“绅商”一词，“分指绅士与商人的例证较多”，而“单指性较明显的例证则较少，且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疑点”。[27]但也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的“绅商”一词，在多数场合是对绅与商的合称，但有时也是对亦绅亦商人物的单称。“所谓绅商，狭隘地讲，就是‘职商’，即上文所说的有职衔和功名的商人；广义地讲，无非是由官僚、士绅、商人相互趋近、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社会群体或阶层。”[28]还有学者以清末广东的情况为例，指出在广东虽然形成了一个人数颇多且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的“亦绅亦商”的群体，“但‘绅’与‘商’远未合流，两者的界限与竞争也是很明显的。总的来看，很可能界限和竞争更是主要的方面”。[29]既然对绅商一词的内涵存在这样的争议，那么简单地认定绅商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者或中坚力量，就会存在指向不是十分明确的情况，即究竟是指绅士还是指商人，似乎并不能完全确定。

笔者认为，在收回利权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可以说是新兴的工商业者。收回利权运动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的具体内容，一是收回被列强攫取的铁路、矿山利权，二是自行集资修路与开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收回利权运动的组织者与主导者，绝大多数除采取各种方式争取收回利权之外，同时又都积极参与了集资修筑铁路或开采矿山的经营活动，不管他们原来是绅士，或者原本即是商人，抑或是所谓的绅商，在投资参与商办铁路和开矿之后，都可以说是新兴的近代工商业者。

还需要说明的是，1906年以后的“预备立宪”期间，立宪派成为一支十分活跃并具有相当政治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具有地方议会和自治议会色彩的各省谘议局的成立，使立宪派拥有了一个议决地方应兴应革事件和议决地方财政预算、决算、税法、公债的合法代议机关，立宪派的政治能量和社会影响也随之更为突出。维护利权，发展实业，是绝大多数谘议局一直关注的重点内容。在许多地区的收回利权运动中，谘议局都曾议决相关议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重要的代议机关。[30]特别是在保路运动期间，许多谘议局的“中心活动就是保卫路权”，谘议局成为“保路运动的领导核心”。[31]于是，在清季收回利权运动后期，立宪派借助谘议局这个新的代议机关，也成为收回利权运动的另一支重要政治主导力量。有学者强调：“清末的立宪派直接产生于绅商阶层，有的虽服务于学界，但或出身于绅商家庭，或与绅商阶层关系密切，所以他们直接反映着绅商阶层的利益与要求。立宪运动反映他们的政治要求，收回利权运动反映他们的经济要求。立宪派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两个运动的领导者。”除此之外，“立宪派之能够在收回利权运动中起领导和中坚的作用，除了因其掌握舆论，有政治经验和组织能力以外，还因他们有集股的能力。他们有的本身就是富家巨室，有的则以其清望甚高，有稳定的社会地位，令绅商信服”。[32]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有关论著在论及收回利权运动时，一般都较少谈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作用与影响，似乎革命派与收回利权运动没有什么关联，实际上并非如此。尽管革命派主要是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但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同样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具体而言，革命派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舆论宣传，革命派创办的诸多报刊都曾阐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利权丧失的严重危害，大声疾呼收回利权；二是实际参与，福建、广西、云南、山西、浙江、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的革命党人，都曾积极参与了所在省份的收回利权运动。不仅如此，革命派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主张与行动往往更为激进，因而有学者称之为收回利权运动中的激进派。[33]

收回利权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次颇具规模和影响的爱国运动，除了主导者的作用之外，还在于这场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换言之，亦即收回利权运动的参与者具有相当的广泛性，涉及诸多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甚至可以说“社会各阶层几已全部卷入”。[34]这场运动之能够形成这一特点，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收回铁路修筑权与矿山开采权在当时是“一个深得民心的运动”。[35]“收回利权运动并非是某一社会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利益和意愿的集中表现，而是全民族面对国权、生存权丧失殆尽而奋起救亡的民族斗争。她所拥有的社会成员的广泛性是任何旨在为某一阶级奋斗的社会运动所难以比拟的。”另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开始民族觉醒的重要历史阶段，“20世纪属于民族觉醒的世纪”，收回利权运动的领导者用以呼唤、动员群众的精神武器，“是以国权、生存权为实际内容的民族精神”。因此，“聚集在这面旗帜下的社会力量的广泛性、社会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反抗力量的持久性，都是空前的”。[36]

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不缺乏投资资金，而是缺乏一种将剩余集中起来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广泛的社会动员是商办铁路集资成败的关键。川路公司、粤路公司、浙路公司成为集资的前三名，得益于广泛的社会动员，多渠道筹集资金。”[37]事实确实如此。例如在较早兴起的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与集股商办的斗争中，湖南各界都相继积极参与，产生了较大的声势与影响。“城乡广大居民，包括学生、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军营、学校教职员、下级公职人员和一些开明地主分子”，均积极“通过踊跃认股，投入了保路斗争”。[38]据《湘路新志》记载，“湘路自去冬谘议局议决后，多方集股，得学界欢迎，去冬周氏女塾各学生向集股会缴入路股二千余元”。修业小学还发起成立成城社，“以劝集路股为目的，联合全体学界，讨论方法……俾湘路早日完成”。数月之后，“即已缴入公司路股洋银四千余元”。商会等团体专门成立了集股分会，负责办理招股、换票、发息，动员广大商人和社会各界踊跃认股，“数日之内，集股已多”。凡属湘籍公职人员、军营、学校还曾以廉薪酌量入股，“各局所、学堂、军营莫不鼓舞从事”，很快即获得廉薪股款近万元。此外，下层民众也激于爱国义愤，节衣缩食争相入股。“农夫、焦煤夫、泥木匠作、红白喜事杠行、洋货担、铣刀磨剪、果粟摊担、舆马帮佣，亦莫不争先入股以为荣。”[39]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之下，湖南出现了集股自办铁路的高潮。

湖北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铁路协会成立时，“农夫演说，洋洋数千言，士兵断指，血淋漓，以及星士解囊，以助协会之用费”。[40]在收回粤汉路权、商办铁路日益高涨之际，湖北“军学绅商各界认股者异常踊跃。然上等社会之于公益已见热心。昨有金寿帮土工绅首徐雨亭等会议于六也茶园，拟定办法，除将公款七百余串悉数附股外，其作坊十六家各认十股。该帮艺徒计八百二十一人，每人劝定捐集一股，由各主东在工资项下按月抽提，以便缴纳。今下等社会亦热心公益如此，足见国民程度之进境也。”稍后，该帮又举行大会，议定“由各作坊每家认洋三十元，散工每各认洋一元，合筹现洋一万元，限冬月十五以内缴齐，由徐雨亭呈交公司，认作优先股二千股”。据报载，“当铁路协会开办之初，人人咸抱一路存鄂存、路亡鄂亡之心，所以一时认股如风发潮涌，不数月间已获百万”。[41]

四川保路运动中由于川路公司采取独特的“租股”形式筹措股金，[42]涉及的各阶层民众更为广泛，包括乡村的农民等各个阶层均包括在内，保路运动也随之扩展至更广阔的县镇区域。“无男无女，无老无少，无富贵贫贱，无智愚贤不肖，无客籍西籍，莫不万众一心，心惟一的，惟知合同失利，惟知破约保路，直提出其灵魂于躯壳之外，以赴破约之一的。”[43]类似社会各界万众一心共同致力于维护路权的情景，无疑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又如筠连县保路同志会成立时，“无论老者、弱者、智者、愚者，咸知川路为吾人生命财产，势必同归于尽。万众一心，誓死进行，连日报名者纷至沓来，争先恐后，吾筠连历年设会，鲜有如此神速者”。成都华阳保路同志会建立时，“乡农到会尤多，闻路权尽失，则莫不切齿，异常悲愤。”[4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积极参与收回利权运动的社会各阶层中，学生界是最为活跃、作用与影响也最为突出的一个阶层。20世纪初的中国，全国各地设立的各种新式学堂已为数众多，学生数量也随之日益增加，从而形成一个新兴的学生群体。他们的特点是具有新知识和新思想，特别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且眼界开阔，反应敏锐，行动迅速，加之较少受到既得利益与传统因素的羁绊，其思想和行动也相对比较激进，态度更坚决，具有义无反顾的精神。上述这些特点，使学生界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表现显得尤为积极，其作用与影响自然也令人瞩目。

学生界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与作用，首先是积极采取各种方式向下层民众进行广泛宣传，启发民众的国民意识，号召民众踊跃认股，参与收回利权运动。他们通过集会演说、报刊载文、广发传单，发挥了显著的号召与鼓动作用。例如有的“遍发传单，邀集女界同胞”开会演说，阐明“凡我女界皆属一份子，各宜节省服饰，酌买路股，以尽一份之义务”。有的邀请家长，“特开父兄恳亲会，演说路权丧失，利害切身。各学生及该父兄有顿足咨嗟，泪涔涔下者，于是相继认股”。不少学校的学生还利用假期回到城镇乡村广泛宣传劝募，如河南河内高小学生担任汴路劝股，计划分途进行，每路正副各4人。“学生皆慷慨争先，全堂遂为一空。”信阳师范学堂学生“亦到处演说，提倡集股”。[45]其次是踊跃认股，积极筹措股金，支持商办铁路。在江浙两省收回路权运动中，各学堂学生均尽全力带头认股，如上海复旦公学等4校学生共认股29600元，高等实业学堂学生认1000余股，杭州36家学堂的师生认股合洋230220元，金华中学和嘉兴府学堂学生各认10000元和3000元，江宁两江师范学堂认股20000元。由于自身缺乏经济收入，学生的认股数额并不大，但却体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同学节糕点饼果饵之资及一切无谓之费，共谋公益。”还有学生表示：“我学生入股之法，亦惟有减我一时口腹之供，以保我万世子孙之业而已矣。”[46]

清政府以及一部分官员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作用与影响也值得注意。客观地说，在收回利权运动的初期阶段，清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一部分官员都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促进作用。以收回路权运动为例，清政府于1903年底颁布了《重订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民间集股设立铁路公司承办铁路为合法，并予以奖励和保护，凡“查明路工实有成效者”，由商部“专折请旨给予奖励”。该章程的颁行，实则为收回路权运动的兴起开了绿灯。紧随其后，许多省份的商人根据这一章程，提出集股自建铁路的要求，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在起初都受到所在省份督抚和商部的支持，各省京官也都主动联络，内外呼应。从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各省工商业者筹建铁路的要求，大多是通过督抚奏请清廷谕允批准，各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也是经商部大力协助上奏清廷谕允成立，至于粤汉、广澳、津镇、京汉等铁路修筑权的赎回，同样是官商共同努力所取得的结果。时论有称：“张之洞、岑春煊首从鄂湘粤三省民意，以美金六百七十万元赎回粤汉铁路，归三省自办。我国收回利权之举，以此为嚆矢。”[47]

但是，清政府外务部与商部的态度略有不同，该部因担心收回利权会引发新的中外交涉与冲突，故往往不敢予以支持，甚至有时还对收回利权之举予以阻挠。另外，在收回利权运动后期，清政府一方面屈服于列强各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为取得列强的贷款以缓解财政危机，转而主张对外借债修路开矿，并对商办铁路采取高压政策，这又严重破坏了收回利权运动的成效与进一步发展。为此，清政府也成为收回利权运动后期社会各界抗争的对象，并使这场运动演变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反抗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相结合的民族民主运动。随后爆发的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甚至还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三 收回利权运动的若干案例

“收回利权运动的主要目标有二：第一，在收回各国所攫获的铁路修筑权；第二，在收回既失的各处矿权。其初步发动，始自光绪三十年四月，湖南、湖北、广东三省官绅力争收回美国合兴公司承筑粤汉铁路的权利。此后数年，收回路权运动，很快便延及津浦、沪宁、沪杭甬、道清、京汉各路，结果或将路权赎回，或将原订的筑路合同改订新约，而收回一部分的利权。同时期内，收回矿权运动，亦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浙江、四川、云南、福建等省，分别发动，一时自甲午战后以迄日俄战前期间各国在中国所攫获的诸处矿权，均成为各省‘收回自办’的目标，矿权问题成为中外交涉的重要项目，为各省官绅所特别著意。”[48]由于收回路权运动持续的时间更长，后来又发展为规模更大的保路运动，斗争锋芒直指清政府，这需要更多的篇幅予以介绍。这里我们首先简要论述收回矿权运动的若干案例与发展历程。

山西的争矿运动，是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斗争之一。1898年，英国福公司即贿赂清朝官吏，以借款给山西商务局为诱饵，签订承办晋矿合同，攫取了山西盂县、平定、潞安、泽州、平阳等州县煤、铁和石油诸矿的开采权，期限为60年。但合同虽订，福公司却一直没有勘查开采。义和团运动后，山西工商界人士即与福公司交涉，力图收回已失矿权，屡遭拒绝。1905年，收回利权的社会舆论日见高涨，山西商人乘势集资购买矿地，自行开采。英国侵略者闻讯，立即横蛮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声称非经福公司允许，“无论华洋何人何公司，皆不准在该处开采煤矿”；同时，还径自到处插旗勘探，无理地要求山西商务局封闭各地已开之矿。

面对英国侵略者的威逼恫吓，山西各界人士坚持斗争，决心废除合同，将矿权收回。清朝外务部起初担心激成事变，同时也屈从于英方的压力，认为“晋矿由福公司承办，迭经奏准，便成铁案。晋省绅商于订立合同数年后，始议拒绝，徒以不准开办为阻止之计，断难有济”。[49]但山西工商界不仅不妥协，反而联合各界人士将斗争进一步推向深入。1906年，以工商业者为主体发起组织“保晋矿务公司”，一面与福公司交涉收回矿权，一面集股筹备开采。1907年，公司正式立案成立。曾投资创办双福火柴公司等山西最早一批新式工业企业的票号巨商渠本翘，被推举为第一任总理。在此之前的1906年12月，潞安府属各州县工商业者也筹集商股，发起成立“潞安矿产公会”，订立章程8条，拟定收买矿地自行开采，“永远不准私售外人”。

在山西各界坚持数年的坚决抵制与全国各地爱国者的声援下，英国福公司意识到，如果当地人民联合一致拒卖矿地和拒当矿工，即使强行开矿也无利可图，遂转而寻求转圜之计。1908年1月，福公司不得不与山西商务局订立《赎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同意其所占矿产由山西工商业者用银275万两赎回自办。虽然付出了代价，但山西工商业者终于联合各界取得了收回矿权的胜利。

收回安徽铜官山矿权的斗争，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1902年，英国伦华公司通过各种手段与安徽巡抚聂辑椝签订合同，攫取了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等州县的煤铁矿开采权。报纸披露此消息后，安徽工商界和留日学生一致表示反对，安徽籍京官也呼吁争矿废约。经过力争，于1904年使矿区限于铜陵县400平方公里的铜官山一处。但该公司却屡次逾限，自违约期，并仗势欺压中国民众，致群情愤激。1905年，安徽工商业者发起成立矿务公所，宣布原订合同作废，决心自办矿务。

英商伦华公司当时并无充足资金开矿，又不甘放弃已夺取的矿权，阴谋与日商勾结合办铜官山矿，并蛮横迫令清廷外务部承认。这一行径受到安徽工商各界人士的强烈抵制。1908年路矿工会成立，提出“坚持废约自办”的主张，并推举代表赴京交涉。1909年，斗争愈益高涨，各界集会层见叠出。4月，由路矿工会主持召开大会，旅居南京、上海、江西、芜湖等地的皖籍工商业者也派代表参加。大会致电清廷外务部，态度坚决地表示：“皖人均抱废约自办为唯一宗旨”，以“上保主权，下卫民生”。[50]5月，芜湖商务总会也召开大会，坚决要求废约。可以说，收回铜官山矿权在清末成为安徽工商业者和社会各界最重要的一次斗争。这场斗争持续了多年，直到1910年2月，英国伦华公司见安徽工商业者和各界人士群情激昂，毫不妥协，只得在勒索52000镑“赔偿费”的条件下，承认中国赎回铜官山矿权。

四川工商业者推动收回江北厅矿权的斗争，同样值得肯定。1904年，开辟川江航路的英国侵略分子立德，与四川矿务总局订立《江北厅煤铁矿务合同》，夺取了江北厅煤铁矿的开采权及运煤短程铁路的修筑权，并于次年设立“华英煤铁有限公司”，接着大肆扩占土地。为了抵制英国侵略者的扩张，以杨朝述为首的江北、巴县工商界人士筹设江合矿务公司，展开收回矿权的斗争。川汉铁路公司也给予江合公司积极支持，允于公司股本内拨银10万两作为江合的股金。

江合公司利用华英公司与矿务总局所订合同第5条“所指之地如有华商开办，该公司不必重指”的规定，“将英商未经指定各地，设法购归自办”，抢先以银300两买下石牛沟矿山，派人“星夜驰往石牛沟加工开凿”。立德眼看在四川不能得逞，转赴北京外务部也未如愿，“料难遂进取初心，爰渐萌退让主义”。[51]随后，经过长年谈判，英国侵略者在索取银22万两后，在《江北厅矿收回合同》上签字。可见，收回利权的斗争有效地遏止了英国侵略者在四川的渗透。

浙江地区的收回矿权斗争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衢州、严州、温州及处州四府是浙江省的重要矿区，1903年，意大利惠工公司通过其买办高尔伊，以蒙骗手段窃取了上述四府煤铁各矿的开采权，激起浙江人民义愤。浙籍留日学生率先号召保卫矿权，浙江工商界接着在杭州西湖集会，坚决要求收回矿权。上海的浙籍工商业者也联名发表《为杭绅高尔伊盗卖四府矿产事敬告全浙绅民启》，揭露高尔伊“既非四府绅民所委托，又不商诸全浙之绅商，擅盗公产，借肥其私，而不顾民业之丧于外人，权利之失于外人”。公启呼吁：“吾浙同胞，激发公愤，阻其成约，同谋保全利权之法。”[52]

1905年，高尔伊悍然不顾浙江各界的反对，与惠工公司正式签订借款合同，激起浙江人民更大愤怒。工商界在斜桥商务局召开抵制大会，一致谴责高尔伊出卖矿权。杭州、上海等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支持浙江人民的反抗斗争。在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清廷外务部未敢批准新订借款合同，并以前奏办矿期限已逾两年，撤销原订合同，收回四府矿权并准予商办。

除上述各地收回矿权斗争取得胜利外，福建工商各界收回建宁、邵武、汴州三府矿权，河南收回怀庆府及黄河以北诸矿，云南收回瀓江、福安、开化等七府矿权，山东收回铁路沿线和峄县中兴煤矿及茅山等五处矿权的斗争，也都不同程度地达到了目的。

收回路权的斗争，较诸收回矿权更为激烈，以下介绍有关的几个重要案例。

较早发端的是1904年至1905年间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1898年，美商合兴公司与清廷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不仅夺取了粤汉铁路的“让与权”，并连带攫得沿线矿产的开采权。根据合同规定，合兴公司应在五年内将全路修成，修筑权不得转让他国。但该公司因资本有限一再拖迁。到1904年底才修筑了粤汉路南端广州至佛山的数十里支线。不久，该公司将股票的三分之二转卖给比利时商人，由比商承担建造粤汉路北段。这种延宕路工、暗售股票的违背合同做法，激起湘鄂粤三省人民的强烈不满，并由此触发三省的“废约争路”斗争。

1904年，湖北工商界人士即上书张之洞，阐明：“美商违约，全楚受害，众愤莫遏，公恳挽回，以泯巨患。”[53]与此同时，湖南工商业者也联名驳斥美商的狡赖，“力请废约，归湘自行承办”。[54]三省留日学生更是大力声援，组织“铁路联合会”，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美商为阻挠中国人民收回路权的斗争，又从比利时商人手中购回股票，声称不允中国废除合同。面对侵略者的蛮横无理，三省人民更为愤怒，纷纷表示“万众一心，有进无退”。湖广总督张之洞对三省的收回路权斗争，给予了一定支持，但出于策略考虑，提出改废约为赎路。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爆发后，全国反美情绪更加高涨。8月，美商不得不应允中国的赎路要求。

粤汉铁路修筑权虽然赎回，但若不抓紧自建，仍有复失的危险。三省工商各界对此不无认识，踊跃集股成立商办铁路公司。广东总商会、七十二行和九大善堂等工商团体，积极劝募广大工商业者和社会各阶层认股，率先成立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总公司，掌握了商办铁路权。两湖地区商办铁路公司成立较晚，并一度遭遇某些挫折。1908年，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兼粤汉铁路督办大臣。英国侵略者提出“商借”贷款修筑粤汉路，德、法、美等国也乘机介入。次年3月，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三省人民坚决反对借款筑路，特别是两湖各界人士，一边抵制奴役性贷款，一边加紧筹股成立商办铁路公司。湖北的工商业者在商会领导下多次集会，痛斥借款筑路之种种危害，并联合学界、军界成立铁路协会，派代表赴京陈述商办铁路要求，主张不借外债、不招洋股，设立湖北商办粤汉、川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工商界的要求得到社会各阶层积极支持，“军、学、绅、商各界，认股者异常踊跃”，[55]在短时期内即筹得数目可观的款项。湖北工商各界的坚决斗争，终于迫使清政府于1910年3月准允湖北成立商办铁路公司，集股自办本省铁路。

湖南工商各界的斗争也十分坚决，而且兴起更早。1905年粤汉铁路收回时，湖南的工商业者即已开始积极筹款商办。1906年5月，新成立的商务总会作为组织者，发起召开集股大会，与会者达千余之众。商会协理陈文玮倡议集股2000万元，设立商办湖南全省铁路公司，会上即有商、学两界认股200万元。会后，又由陈文玮等36人联名具文，呈请商部代奏立案，但清政府只批准官督商办。1908年，张之洞与英、法、美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的消息传出，湖南工商各界再次掀起拒款保路运动，首先发起召开“湘路股东共济会”筹备会议，设立事务所，作为领导保路运动的临时组织机构，接着刊行《湘路新志》，由工商界代表人物龙璋任主编。湖南谘议局成立后，也很快成为保路运动的领导核心。

集股筹款是湖南工商各界为达到完全商办目的而采取的一项具体措施。商会等工商团体设立集股分会，负责经办招股、换票等各项具体事宜，“数日之内，集股已多”。在集股保路的号召下，湖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集股高潮。“湘人现在情形，所争者借外债，所急者废草约，并不患其不筹股款。免危亡之祸，正所以鼓踊跃之机也。夫修路固必保主权。拒款即应筹自款，而欲以完全商办为目的。”[56]

1910年3月湖北商办铁路公司获准设立后，湖南各界颇受鼓舞，遂推举谘议局粟戡时、陈炳焕等四人赴京请愿。当时主管路务的邮传部尚书徐世昌表示：“湘路既有的款，工程亦进行迅速，自可允如所请，当以公司为主体，须由公司加递呈词。”但随后又传来四国银行代表来京交涉铁路借款，催促清廷迅速签字的消息。湖南各界群情震撼，坚决反对，强烈要求清政府“严词拒绝，注销草约，宣示天下，以保路政，而定人心”。[57]1911年4月，湖南各界又成立了湘路协赞会，致力于“赶修湘路”。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湖南的商办铁路取得了明显成效。至1910年，每年用于修路的款项已实筹四五百万元。湘路公司的局面，自保路运动开展以来，也为之一新。[58]1909年8月，以商股为主导的湘路公司即正式动工修建长株段铁路，工程进展顺利，一年后全线修通，试车之日“观者骈集，甚形热闹”。接着，南段株郴线和北段长岳线也于1911年1月破土动工。

广东的收回路权运动虽然不及两湖地区持续的时间长，但各界民众也积极参与，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广东商办铁路公司能够于1906年即较早成立，除“粤省商民，筹集路股，众情踊跃”之外，[59]与其他各界民众的大力支持也密切相关。当年2月在总商会召开集股大会，得到与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当场认股多达180余万股，随后认股者仍源源不断，共认股金4400余万元，后来实收1510余万元。1906年4月底，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总公司即正式成立，并获清政府立案批准。于是，粤汉路权收回之后，由广东承办的铁路实现了完全商办，成效十分显著。正如有学者所说：“收回粤汉铁路的斗争，虽由湖南首倡，但斗争最坚决、结局最好的还是广东。只有广东才真正实现了商办的目的。究其原因，系由于当时广东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比两湖为高，广东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力量对比的不同，导致了三省不同的结局。”[60]

江浙两省争取商办苏杭甬铁路的斗争，也书写了收回利权运动史上卓有成效的篇章。

苏杭甬铁路的修筑权，系由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于1898年诱使清朝铁路总办盛宣怀订立草约而攫取的。但是，该公司并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勘测路线。1903年，浙江工商界人士即酝酿设立商办铁路公司，呈请清廷批准，但因遭怡和洋行干预而未果。盛宣怀曾于是年催促英公司即行勘路，并声明如6个月内再不勘路，前议草约即作废。然而直到1905年，英方仍未着手进行，亦未签正约。

同年7月，浙江工商界看到江西、安徽商人筹设铁路公司的申请先后得到批准，再次在上海集议商办全省铁路事宜，要求废止苏杭甬铁路草合同。会上议决成立浙江铁路公司，公举汤寿潜和刘锦藻为正、副总理。清政府一方面迫于当时全国方兴未艾的收回利权舆论，另一方面正推行“新政”，鼓励创设公司，发展实业，遂准允浙路公司成立，集股修建本省铁路。

商办浙江铁路公司的成立对江苏社会各界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紧随其后，江苏工商界也要求援例设立苏省商办铁路公司，收回路权自行修建。当时，英国侵略者眼见江浙两省商办铁路日趋高涨，不甘到手的权益丧失，屡屡由其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迫订立苏杭甬铁路正约。当时，清政府对商办铁路基本上是采取了支持态度，没有应允英方的要求。清廷外务部咨照江苏巡抚，说明原订草约第4条载：草合同先由督办大臣画押，俟公商抚部院，有地方窒碍之处，即行更正，仍俟订正约时，即行会同入奏。苏抚转而饬令苏省商务局照会苏州商会，请核议详复。苏州商会十分重视，立即举行特别大会商议，并及时回复照会：“会商就地绅董，佥谓浙江铁路已由浙省绅民自行筹办，江浙既系邻省，苏杭又属咫尺，现在宁沪铁路正筹挽利权，其窒碍情形不言可喻，应请毋庸订立正约。”[61]于是，苏抚在呈递朝廷的奏折中表示：“苏杭甬铁路现准商务总会绅董查明窒碍，请将草约作废。”同时，他还向苏商保证，将“咨请外务部咨商督办铁路大臣盛，查照速将草约作废，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稍后，苏州商会即派尤先甲、吴本善、王同愈等人，会同学界代表章珏专程赴沪，与浙路公司总理汤寿潜及上海工商界人士筹议设立苏路公司的具体事宜。

在保存下来的苏州商会档案中，可以看到苏州商会就成立商办铁路公司与商部往来的几封密电，披露其内容，可以发现当时苏州工商界与商部为争取江苏铁路商办的共同努力与成效。1906年2月，苏州商会致商部“乙密”电云：“苏浙铁路已定商办，浙已开办，苏亦宜办自苏达浙一段，以期交通，路线百里，费约二百余万。绅商现先认定底股三十万元，余再订章招股。乞大部俯赐注册，名曰‘苏省商办苏南铁路有限公司’。”2月27日，商部即回复“感电”称：“路政重要，急宜郑重以图。希即转诸绅商，妥筹改为‘苏省铁路公司’，仍俟公呈到部再行核夺。”3月5日，商部又致苏州商会“镇电”云：“速举总、协理，拟简章，请代奏。”[62]根据上述三电，可知江苏工商界在1906年4月前后公开呈请设立商办铁路公司之前，暗地即已就此与商部有过多次磋商，说明当时的商部尽管也害怕开罪列强，但确实对江苏商办铁路运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之所以采取密电的方式联系，自然是担心英国侵略者过早获悉消息，从中加以阻挠破坏。1906年5月，商办江苏铁路公司获准成立，王清穆担任总理，张謇、王同愈、许鼎霖为协理，总公司设于上海，在苏州另设驻苏公司。

江浙两省商办铁路公司先后宣告成立后，英国侵略者眼看到手的权益即将丧失，马上向清朝外务部大兴交涉，要求清廷即刻与银公司订立苏杭甬铁路正式合同。两省工商各界闻讯坚决表示反对，强烈呼吁废除草约，收回主权。清政府一时进退两难，英国公使进一步大肆恫吓说：“若任听各省绅民皆照浙绅半年来之莠言而行，中外无法相安。”[63]当两省铁路公司开始修筑苏杭甬铁路的杭嘉、沪嘉路段后，英国侵略者更是恼羞成怒，接连向清廷施加压力，企图迫使清廷收回商办成命，饬令江浙两省停工。面对英国的强大威胁，清廷似有妥协之意，所发上谕声称：“外交首在大信，订约权在朝廷”，“英人迭次执言，自未可一味拒绝，尽弃前议，致贻口实，别生枝节”。[64]

不过，清廷仍然担心完全接受英国的要求，会激起两省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影响东南漕运，于是令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与英方商计一个所谓的两全其美之策。汪大燮挖空心思提出借款、筑路“分为两事”的办法，即筑路之事不载入合同，表明系“中国自办”，但向英国借款150万英镑，按九三折扣缴纳，常年五厘利息，经邮传部转手拨给苏浙两公司，由两公司负担各项折扣和利息。此外，还规定必须聘请英人为总工程师，并由英方代购器材，将苏杭甬路的起点改为上海，与英国已攫取的沪宁路相连。

这个所谓的两全其美之策，只不过是变直接出卖苏杭甬路权为借款筑路，因而受到英方欢迎，清廷也以拥有“中国自办”的贴金表示同意。1907年10月，中英双方签订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清廷即强行谕令江浙两路公司接受英国贷款。消息传出，两省工商各界愤怒异常，马上掀起大规模的拒款保路斗争浪潮。至此，江浙两省的收回路权运动也开始从最初的废约自办，发展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者强行借款筑路，体现出明显的反封建斗争色彩。[65]

借款合同一经公布，苏州商会即致电农工商部，说明：“自办铁路，喘汗集股，禀蒙钧部奏准，始克信用。今翻全局，逼借外款，民心一失，恐东南商务，从此解体。”商会协理倪开鼎和议董杭祖良等人，还以苏路公司全体股东名义致电同乡京官，愤而表示：“借款造路，沪宁前车，已可痛哭。今又勒借指抵，贻害实巨。路权即国权，商办早经奏准有案，一失心，谁与图存。”[66]与此同时，苏州商会接连举行拒款保路特别大会，阐明“商会宗旨，在劝各绅以集股保路为第一义”，并致电清廷农工商部和外务部，声明“不认商借商还，力拒外款”。[67]“不做则已，做则必求达其目的，誓死不回，以期终于有成。”[68]浙路公司股东也一致通电表示：“宁死不借外债”，“路之存亡，即浙之存亡，亦国之存亡”。

江浙两省的拒款保路运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响应。在浙江，“商贾则议停贸易，佃役则相约辞工，杭城铺户且停缴捐款之议。商市动摇，人心震骇”。在江苏，苏州学界发起组织拒款会，编印各种抵制借款传单，四处广为散发，并与商界联合行动，集会演说，使人人知晓此中之利害，及早筹款，“切实声明拒款即保路权，保路权即保两省，不能拒款即失路权，失路权即失两省”。[69]连远在日本的留日苏府同乡会也表示：“此路系吾省命脉所在，路权一失，不啻以全省权利均归外人掌握。及此不争，将来切肤之痛，固不独我省受之，而直接在商界尤属不堪设想，此万万不可不出死力以抵抗者也。”[70]为了抵制借款，两省各阶层民众均积极向商办铁路公司认股，“各处设会集股，甚为踊跃”。各学堂学生“莫不勉力，数日之间，已积成巨数”。[71]此外，“佣贩女妇，苦力贱役，亦皆激于公愤，节衣缩食，争先认购”。“民气之感奋，实所仅见。”[72]

显而易见，自从清政府在出卖苏杭甬铁路的借款合同上签字以来，江浙两省的收回铁路主权运动，即由废除原订草约、争取商办，迅速进入反对清王朝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拒款保路的新阶段，斗争的锋芒不仅直指帝国主义，同时也指向了出卖国家主权的清王朝，因而显得更加激烈。两江总督和苏、浙两抚在联名呈请军机处代奏的电文中也说明：“自铁路借款一事宣布以来，人心大为骚动，各处绅士商民……奔走相告，誓不承认。”虽迭经劝谕，“无如万口一词，无从晓譬”。为此而不得不“合词吁恳天恩俯念群情迫切，饬下外务部竭力设法斡旋，以顺舆情而维大局”。[73]

为了平息江浙两省的铁路风潮，清政府于1908年3月与英方商定，将借款由“商借商还”改为“部借部还”，即英国银公司借款150万镑存于邮传部，再用邮传部名义转借给苏浙两公司，以京奉铁路的余利作抵，江浙铁路仍归商办，但在借款期内必须聘用英人为总工程师。按照这一协议，拒借外债的根本目的仍未实现，但江浙两省铁路保留了“商办”名义，而且不以两省铁路作抵押，也可以说是江浙两省拒款保路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外，江浙两省铁路公司对所谓“部借部还”也仍然予以抵制，相约不用部拨借款，不让英国工程师过问路事。

1910年8月，清政府借机将浙路公司总理汤寿潜革职，“不准干预政事”，又一次激起了铁路风潮。浙路全体股东召开特别会议，坚决反对清廷革斥汤寿潜的诏文，并经由巡抚增韫代奏，为汤寿潜全面申辩，表示朝廷无权撤销铁路公司总理。宁波数万人齐拥至道署，“声称若不收回成命，必暴动云”。[74]1911年2月，苏路公司“先斩后奏”，呈报邮传部辞退英国总工程师，同时声明公司因邮传部强迫借款之影响，致使停工蒙受损失，故将前领部款作为赔偿费用。一周之后，浙路公司也如法效仿。清政府鉴于江浙工商各界拒款斗争十分坚决，只得与英方协议，将苏杭甬路款转而移作开封、徐州铁路借款。至此，持续六七年之久的江浙铁路风潮才逐渐平息。

四川工商各界为防止川省铁路修筑权落入外人之手，力争商办铁路，也进行了多年斗争。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设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公司成立之后，为官僚豪绅所把持，毫无成效。有鉴于此，一部分工商业者号召“我川人同心协力，以实行不买股票，不纳租捐之策”，以“破坏野蛮官立之旧公司，建设文明商办之新公司”。[75]锡良为缓和工商各界对官办公司的指责，于1905年奏准改官办为官商合办，但公司实权仍操在官僚集团手中，腐败现象依然如旧，因此川省工商界仍要求川路公司实行商办，社会舆论也多方给予支持。1907年，由于工商各界的坚持努力，川路公司终于改为商办。至1909年，川路集股总额多达1170余万两，在宜昌至秭归300里间同时兴工，从而杜绝了帝国主义对川省铁路的觊觎。

在此前后，其他许多省区的工商各界都曾开展争取商办铁路的斗争，并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据统计，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各地先后有潮汕、湖南、江西、新宁、安徽、浙江、福建、滇蜀、同蒲、江苏、广东、广西、四川、河南、西潼、湖北等铁路公司成立。有些省份虽未成立铁路公司，但也有要求自办铁路的组织出现。例如1908年成立的吉林公民保路会，1909年成立的山东烟潍路招股公司等。

1911年，正当许多省区收回路权运动取得明显成效，相继动工兴建之际，清政府出台了“铁路国有”政策，宣布“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由此剥夺了各省商办铁路的权利。清政府将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主要目的之一仍是为了方便向列强贷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以路权换取外债。[76]时人即已看出：“以路抵款，是政府全力夺自百姓而送与外人。”[77]不到半月，清廷就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有关粤汉、川汉两大干线铁路的借款合同，将两湖境内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因此，“铁路国有”政策及借款合同宣布后，爆发了更为激烈的反抗封建专制政府的保路运动。[78]

湖南工商各界人士以铁路公司、谘议局为核心，奋起保路，坚决要求巡抚杨文鼎“请命朝廷，明降上谕，收回成命，仍遵历次谕旨，准与商办”。湖北各界也在谘议局领导下，多次召开大会，坚决反对铁路国有政策，并推举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赴京，向清政府痛陈铁路商办不可取消。

四川的保路斗争声势最为浩大，也最激烈。起初，川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集议联合各工商团体，群力争路，同时要求川督代奏，吁请清廷收回成命，结果遭到朝廷训斥。不久，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寄到四川，川省各界异常愤怒，反抗清政府的态度也由以前的温和转变为日趋激进。6月，川路公司联合工商各界开会，筹商抵制之策，“到会者数千人”，一致认为：朝廷“收路为他国所有，川人死不能从。”同时还表示“决非从前和平态度的文字争辩所能生效”，必须“另采扩大急进手段”。经磋商，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作为“保路废约”的领导机构，会址设在铁路公司内。此后，四川保路运动迅速高涨，“全蜀响应，风潮尤为剧烈”。[79]

在清政府一再压制之下，四川保路运动愈演愈烈。8月24日，成都商人率先罢市。次日，罢市浪潮很快波及全川，学生则罢课响应。地方官府“劝解无效，防止无从”。[80]清廷三令五申命四川店铺“照常营业”，也无济于事。川督赵尔丰不得不向清廷急奏：“此次罢市、罢课，人心坚固。”[81]31日，四川各商会联合会发布通电，阐明：“今日人心既失，祸机已伏，警告全蜀，欲挽大局，宜从根本上解决。”否则，“路事风潮万无或息之一日”。[82]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决不纳粮税，通告全省施行，公开向清朝统治者挑战。随后，抗粮抗捐在各地普遍开展起来。赵尔丰下令逮捕保路同志会、谘议局和铁路公司领导人，社会各界及民众群情愤激，齐赴督署请愿抗议，要求释放被捕者，赵尔丰命军队开枪镇压，制造了死伤多人的“成都血案”。革命党人乘此危急形势联络鼓动，组织四川各地保路同志军相继起义，成为武昌起义爆发的导火索。

四 收回利权运动的影响、作用及相关问题

清季持续数年之久的收回利权运动，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既是维护国家主权，抵制侵略的重大课题，而且具有争取民族解放，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83]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第一，收回利权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和清朝封建统治者出卖国家主权的民族民主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使社会各界民众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得到明显增强。“收回利权运动的唯一目的并非要争回绅商对于路矿的经营权，而是要从根本上争回被列强窃取掠夺的国家主权。‘国权’即主权观念，是20世纪民族主义精神的内核，也是收回利权运动的根本要求。”[84]当时的民众，已经普遍意识到利权即国权，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绝续，因而以高涨的爱国热情，态度坚决地积极投入收回利权运动，并使这场运动具备了显著的新时代特征。即如时人所言：“吾所谓利权思想之发达者，不奇于少数之新党志士，而奇于多数素无学识素无意识之众人。犹是矿也，向之引明季故事以为戒，谓巨资掷诸虚牝者，今则公司广设，市井投资，严屏外人之入股矣。犹是路也，向所指为弊政病国病民者，今乃视为利国利民之要举，已入外人之手，以全力争回而自办，各省既同时举行，而投资踊跃，不数月而股数已尽。粤汉尤为先声之夺人，贾竖乡愚亦知权利资本之输，曾不少吝，此固非少数之新党志士，所能随其后而概加以鞭策也。”[85]收回利权运动虽然也具有排外色彩，但并非如同以往盲目落后的仇外运动，而是属于理性的民族民主运动。“各省收回矿权运动，如与同期间内各省进行的收回路权运动，综合起来看，实为一普遍而深入民间的社会运动，具有十分浓厚的排外性。不过，该项排外运动具有正当的目的，也采用了适当的手段，既足以表达当时民族自觉的愿望，又不违背现行国际法的原则，与以前中国官绅迭次进行的反外仇外运动，大相径庭。”[86]

第二，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明显促进了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收回矿权斗争的刺激下，中国近代的采矿业有了较大发展。在安徽，呈请开办矿务者接踵而起，“一年之间，商人承办者二十余起”。[87]全国各地著名的商办近代煤矿，如山西阳泉保晋煤矿公司、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安徽泾铜矿务公司、四川江合公司等，都是在收回矿权运动中集资创办的。收回路权运动不仅一定程度地遏止了帝国主义大肆掠取中国路权的阴谋，而且促进了中国商办铁路的发展。1903年至1911年，全国成立了16个商办铁路公司，集股达5977万元，兴筑铁路422公里。[88]虽然已修铁路仍很有限，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自建铁路的先河，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商办铁路还带动了一些与路工有关的民族工业的创办。“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收回路矿利权斗争带动了路矿的商办，而路矿的商办又促进和引发了其他民族企业的创办，在此意义上讲，1905年至1908年的兴办实业高峰即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产物。”[89]如为筹备铁路器材，浙路公司等在汉口发起创办了扬子机器制造厂，张謇等人在通州扩建了资生铁厂，苏浙皖赣四省铁路公司在上海合办了桥车厂。收回利权运动在这方面的连带作用与影响，甚至于外人也意识到：在收回利权运动推动之下，“一方面民间有志之士认为，经营企业是收回利权的最好手段，关系国家命运的兴衰，因此大声疾呼：苟有爱国之心，应起而响应股份之招募。看清了利害的中国人民，当然更不计较金钱上的利害，相信能认购一股就等于收回一份权利。于是争相认购股份，引起了全国到处创办起股份、合伙或独资经营的新企业”。[90]当然，中国收回路矿主权也支付了大量赎款，付出了较大的经济代价。[91]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付出既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具有难以估价的政治意义，有效地遏止了帝国主义通过攫取利权而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侵略行径。因此，不能单纯以一时的经济得失，来衡量和评估收回利权运动的长远影响与作用。

第三，收回利权运动对于工商业者的成长，尤其是对于工商业者思想认识的提高，也产生了较为突出的影响。首先，工商业者的爱国激情得以高涨。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利权即国权，维护利权即维护国权。苏州工商界人士阐明：“国家之权利，莫重于路政，而权利之竞争，亦莫亟于路政。诚以路线所到之处，即国权所植之处，亦即利权所握之处。”基于此种认识，他们特别强调：“自行筹办，则保路权以保国权，亦即以保利权。”[92]由此可见，工商业者维护利权的思想动机，同时也在于维护国家主权，是其高度爱国热情的集中体现。其次，工商业者对利权得失与民族工商业盛衰，以及对其切身利益的紧密关联，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意识到只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能使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因而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态度坚决，行动积极。再次，通过开展收回利权运动，工商业者的人民自主观念也显著增强。工商界人士曾明确表示：“国家为人民之集合体，人民为国家之一分子，既担一分子义务，应享一分子权利。虽拔一毛其细已甚，而权利所在，亦不能丝毫有所放弃。苟人人有此观念，国家何患不强？从前胶州、广州、威海各口岸之分割，皆不明此义，甘受政府、外人之愚弄所致，甚堪痛惜。今日拒款风潮如此激烈，足见我民气民权发达之一征，于数千年专制政体上放一光明，诚不禁为前途贺。”[93]这样的言论，可以说集中反映了收回利权运动促进了工商业者思想认识的提高。

第四，收回利权运动与清末同时开展的其他政治运动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例如，“人民权力意识的觉醒是立宪运动与收回利权运动的内在根据，也是两个历史运动同步相连的深层原因”。虽然收回利权运动主要是经济上谋求自立的民族主义运动，立宪运动则是政治上谋求改革的民主主义运动，但两者联系密切，“相互激荡”。一方面，“立宪派的政治勇气提高，直接有利于推展收回利权运动”；另一方面，“收回利权运动的高涨，反过来又明显地促进了立宪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也存在着内在关联性。[94]从整个进程看，收回利权运动与立宪运动几乎是“同时发生，同步进展，并彼此呼应，在1911年合为一流”。1911年5月，“皇族内阁”与“铁路国有”相继出台之后，推翻皇族内阁与取消铁路国有令即成为立宪运动与收回路权运动互为关联的任务。“立宪派一面呼吁改组皇族内阁，一面发动保路运动；他们明揭保路旗号，暗行倒阁之实，将保路运动纳入了争取宪政斗争的轨道。”[95]很显然，保路运动与立宪运动合流之后，声势和影响均更为突出。

第五，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发展演变，尤其是“铁路国有”政策出台之后，立宪派以及工商各界对清政府的不满与愤怒也与日俱增，成为武昌起义之后推翻清王朝的重要社会力量。收回利权运动兴起之初，其主要斗争目标是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被其攫取的铁路和矿山主权，清朝各级官府包括中央的商部、农工商部和一些地方督抚大员，曾对此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在收回利权运动不断发展的后期，清政府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转而顽固推行借款卖路的倒行逆施政策，激起立宪派和工商各界的愤怒与反抗。“铁路国有”政策出台后，社会各界更是坚持抵制，并且与清朝统治者的矛盾日益加剧，将斗争锋芒直指清王朝，使收回利权运动发展成为抵制清政府出卖路权和帝国主义奴役性贷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立宪派和工商各界认识到清王朝的腐败反动本质，对其幻想逐步破灭，不仅坚决反对清王朝的卖国政策，而且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有相当一部分很快转向支持革命，由此成为孤立和推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

以上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清末收回利权运动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了简要论述，下面再对两个相关问题略做说明。

首先是20世纪初收回利权运动的斗争范围问题。长期以来，相关著述在论及收回利权运动时都只谈到收回路权与矿权问题，本章的具体介绍同样也是如此。于是，给人的印象是收回利权运动仅仅只包括收回路权与矿权的斗争。实际上，这种印象与历史实际不无偏差。确切而言，20世纪初的收回利权运动除了声势浩大的收回路矿主权斗争之外，还包括有收回邮政权、电政权、航运权等方面的交涉与斗争，只是其声势与影响远远不及收回路矿主权斗争，因而容易被人忽略。

晚清的邮政一直附设于海关，而海关又系外人控制，因此邮政权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外人掌握。19世纪末，国人即意识到应自设邮政专局以收回邮政权，张之洞、刘坤一稍后也曾在联名奏折中论及邮政收回事宜。1906年，邮传部设立，以收回邮政权为己任，然而“事历多年，屡议收回自办，皆无结果”。舆论对此不无批评，认为“收回邮政，正旦夕间事”，“虽设有专部，仍不急行收回，授权于外人”。[96]1909年徐世昌继陈璧担任邮传部尚书之后，摄政王载沣曾表示：“邮政为交通要政，现在预备立宪，诸事均须整顿，应将邮政速行设法收回自办，若常属外人，殊与行政有碍。”[97]在各方面因素推动之下，邮传部对收回邮政权更加积极，拟定了接收邮政的具体步骤与方法。但在徐世昌任上，邮政权之收回仍未实现，再次引起了社会舆论与资政院议员的不满。直至“宣统三年春间，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奏请收回邮政，归部直辖，并竭全力争之”，才“决计收回，定于五月初一日起实行”。[98]随后，邮传部正式设立邮政总局，开始办理邮政事务。在向海关交涉收回邮政权的同时，邮传部还曾采取措施限制和取消列强在华所设邮政业务。1907年，“邮传部议将全国邮政收回自办，所有外洋邮件均归中国邮局传递，而英、美、德、法、俄、日各使亦照会外务部，定期会议邮政办法”。[99]随后，中日之间先达成协议。“邮传部宣布，凡日俄二国邮件，不许私由铁路递送，应照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清日邮件条约第八章一律付寄清国邮局。”[100]至1909年，“凡各国在内地所设邮便局、书信馆，关于华文往来信件报交华人者，不得再由各国代收代递，均归大清邮政局自行收递”。[101]

电政权主要指的是电话、电报线的修建及其经营使用权。在清末的最后几年间，中国曾与俄国、日本、德国、英国相继交涉收回电政权事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与俄国的交涉主要是北满军线、京恰线派工程师及傅家店违约寄电问题，经多次谈判，俄国允许将东清铁路界外军线电局交还中国管理；与此同时，中国要求日本也将东清铁路界外之军线撤除，但日方置若罔闻，邮传部“咨行东三省总督，饬知满洲中国各电局，不与日本电局交接”。后通过多次交涉，中国付给一定数额的赎金，与日方议订接收南满洲电线合同，宣统元年（1909）正月开始接收，“历时三月，始克竣事”。1907年，中德签订青烟沪水线交接办法合同，规定所有德营电话电报线售还中国，具体包括塘沽至津京电报线、塘沽车站至白河口林白格住宅之电话线及天津电话线，1909年交付完毕。与英国的交涉主要是阻止英商在上海租界外擅设电话和无线电报，“以维电政”。此后，清政府反复强调：“无线电报，无论何国何人，均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业经按照各国定章，奏明通行在案。”[102]

航运权是指各国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沿海和内河从事航运的权利。从鸦片战争缔结《南京条约》到20世纪初订立中外通商行船续约，其间清朝政府与各国签订了诸多涉及航运权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不仅丧失了沿海与各商埠的航运主权，而且连非属通商口岸的内河航运权也一并旁落外人之手，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劣后果。[103]当时，即有人意识到此种危害，提出收回航运权的主张。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清朝邮传部为争取利权，制定《各省大小轮船注册给照暂行章程》，规定华商轮船向该部注册获取执照，海关不得径发船牌或执照，其目的是以此接管海关的航运行政权。不过，近代中国航运权的收回，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在清季仅仅只是一个发端。

第二个问题，是继清季收回利权运动高潮过后，进入民国时期收回利权思想与行动的长期延续，由此也可看出收回利权运动在近代中国的持久影响。

以往的中国近代史论著，谈到收回利权运动都只限于20世纪初期的10年范围，似乎在此之后收回利权已不再为人提及。实际上，收回利权运动在清季经历了发展高潮之后，到民国时期仍然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

例如，1926年赵祖康发表纵论我国交通权丧失之系列长文，将1912年至1921年划为“利权重创时期”，呼吁国人继续重视利权丧失之严重危害，挽回利权。[104]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仍不断有人提出中国宜振兴土货以挽回利权，“盖土货一兴，即能抵制外来之货，外溢之利，皆可挽回，而利权不失矣”。[105]在1928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上，又有代表提交“振兴国外贸易以兴利权案”，阐明三大具体措施。一是“自开航路”，“中国航业不出国门一步，而欲谋对外贸易者，从何做起？应请财政部发行航业无记名股票二千万元，由财政部负责保息，组织对外航业公司”；二是“请财政部令饬国家银行指定基金，扩充国外押汇，优待押汇事业，以利国际贸易之汇兑”；三是“办国际贸易之检查所，凡运销于国外物品，物质上之是否合乎买主定货单，度量衡之是否准足，非经检查给据，不得起运，以固贸易之信用”。[106]

收回航运权的呼吁与行动，在民国时期甚至呈现出日益高涨的趋势。“吾国海岸线之长，逾七千浬。长江可直航轮船之水道，达一千六百浬，而支流相通之水道，复满布全国，故沿海内河之航权，实为吾人之生命线。此项权利，倘一日不收回，匪特剥夺我资源，制我经济之命脉，抑且影响国防，阻我民族之复兴。”[107]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呼声尤为强烈，民国《海事》等杂志曾经刊载大量相关的文章和报道，从中可见一斑。航运业阐明“中国各海口及长江引水权，操诸外人，与各种不平等条约，同一危害”，要求政府“速制定法规，将国内引水业务，按国际通例，迅行收回，以保主权”。[108]有的还提出收回航运权的具体步骤，定三年期限，分为三期，逐步收回航运权。第一期收回内港航行权，第二期收回江河航行权，第三期收回一切沿岸航行权。与此同时，中国应预先制定船舶国籍法。[109]还有人特别指出收回航权之重要意义：“最近收回航权运动，亦随中日改约而起，在此运动期中，吾人不可不细察各国在华享受航业之特权。”列强各国大肆攫取航权，“凡我国沿海内河外航足迹之所到者，均为其间接的投资地，彼等货物之运转畅销，实为我国经济被榨取之一大原因，间接的，则使我国内乱不息，与工商业之不发达，故我国航权收回，实有急不容缓之势”。[110]

交通部也曾表示：“中国航业衰落，实受外航压迫影响，今后当本国际平等原则，收回航权。”[111]其所设想的具体办法为：外商在中国领海内航业公司，出价收回；或由中国出资，暂时合营，但名称及主权，由中国支配，外股定期还清。海军部、交通部以及考选委员会还曾联合拟定引水人考试办法，并创办引水传习所，以此办法培养本国之引水人，改变“外人喧宾夺主之情势”，“期于最短时期能完全收回”。[112]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有关各部召开收回航权会议，商讨实施大纲。1931年7月，交通部设置各地航政局，将海关代办之船舶登记检查丈量等事务，收回自办。“自此以后，我国始略有航政可言。”但是，海关兼办之航路标志、港道工程以及引水管理等事务，仍未能一并收回。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10月，国际形势出现新变化，对中国较为有利，交通部才又提出收回航权节略，内容包括收回沿岸贸易权、内河航行权、收购英美在华船舶栈埠、收回引水权。随后中国与英美签订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新约，终于基本上收回了丧失数十年的航运权。于是，“主权归来，我航界同人，亦一舒往日窒息之气，前途光明，灿烂无穷”。但时人也意识到：“然一念如何振兴之道，百端待理，百事待举，诚非一蹴可几［就］。”为此需要“加强航政机构”，“储养人才”，“树立造船基础”，“商定发展航业方案”，“准备自办引水管理”。[113]

上述情况表明，在论及近代中国的收回利权运动时，不能仅仅只是关注清末这一运动高潮时期，还需要将时段向下延伸，重视对民国时期收回利权运动的延续与发展。

[1] 本章由朱英撰写。

[2]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221、212页。

[3] 《滇越铁路赎回之时机及其计划》，《云南杂志》第4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第480页。

[4] 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第2、4页。

[5]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年，“论说”，第1—2页。

[6]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3，第983页。

[7]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33页。

[8] 陈颐寿：《华商联合报序目》，《华商联合报》第1期，1909年。

[9]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785—786页。

[10] 《广东总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年第12期，1905年，“商务”，第154页。

[11]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总3631页。

[12] 《矿务档》第1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60，第42页。

[13]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第3、39页。

[14]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5013—5014页。

[15]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762—4763页。

[16]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4803页。

[17]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4941页。

[18]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5415页。

[19] 南溟子：《中国与世界之经济问题》（续第1号），《四川》第3号，1908年，第32—34页。

[20] 《为津镇铁路敬告山东父老文》，《大公报》1905年10月30日，第2版。

[21] 《山西留学日本学生为同蒲铁路敬告全晋父老书》，《东方杂志》第3年第1期，1906年，“交通”，第7页。

[22]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第123页。

[23] 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第227页。

[24]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212、216—217页。

[25]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第93、205—206页。

[26]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238页。

[27] 谢放：《“绅商”词义考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8] 马敏：《“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9] 邱捷：《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0] 侯宜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第245页。

[31] 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湖南出版社，1991，第215页。

[32] 耿云志：《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3] 李宗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清末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34] 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15页。

[35]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489页。

[36]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213、225页。不过，也有个别学者指出对收回利权运动中“普通民众的参与程度不容高估，光绪三十三年王廷扬致函沈瓞民称：‘如此大风潮，不知者尚多，即知者亦莫名其妙，毫无感觉。以不知他办（指英帝国主义者办路）之害，并未知铁路之利故也’”（沈瓞民：《浙江拒款保路运动的群众斗争及其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2年，第29页）。参见苏全有《对清末利权回收运动的反思——以邮传部收回京汉路为个案》，《历史教学》2008年第6期。

[37] 尹铁：《晚清商办铁路公司的集资问题》，《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

[38] 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12页。

[39] 详见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12—213页。

[40] 《湘路纪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548页。

[41] 参见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第494、498页。

[42] 川省工商业不发达，川路公司不得不采取独特的招股办法，股本来源有四种，即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其中以租股为大宗，涉及广大的自耕农与佃农。因此，川汉铁路集股社会面广，成效也较为可观。

[43]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第362页。

[44]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24、16期，转引自鲜于浩《试论川路租股》，《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

[45] 详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第257页。

[46] 详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255—256页。

[47] 凡将：《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交通篇》，《东方杂志》第9年第7期（纪念增刊），1913年，第94页。

[48] 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第69—70页。

[49] 李庆芳编《山西矿务档案》，晋新书社，1907，第85页。

[50] 《记皖绅力争铜官山矿案事》，《东方杂志》第6卷第5期，1909年，第109—110页。

[51]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第755页。

[52] 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第291—292页。

[53]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759页。

[54]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758页。

[55] 《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494页。

[56] 《长沙日报》1909年11月28日，转引自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12页。

[57] 粟戡时：《湖南反正追纪》，湖南文献委员会编《湖南文献汇编》第2辑，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本，第31页。

[58] 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16页。

[59]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206页。

[60] 廖伟章：《广东人民参与收回粤汉路权斗争的经过及其作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61]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67页。

[62]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69—770页。

[63]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844页。

[64] 《清德宗实录》卷579，中华书局，1987，第15页。

[65] 关于清末的借款修筑铁路问题，近十年来史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其后果具有两面性：除了为帝国主义扩大对华经济侵略创造了便利条件之外，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即促进了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另外，在当时民间集资严重不足、政府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借债筑路不失为可行的方式之一。参见张九洲《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孔永松《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华腾《晚清借债筑路活动的再评价》（《殷都学刊》2005年第2期）。

[66]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1册，“两省拒款函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第7页。

[67]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2册，“两省拒款函电”，第31页。

[68]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99页。

[69]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1册，“两省开会纪事”，第5页。

[70]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85—786页。

[71]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1册，“开会认股汇记”，第31页。

[72] 《政艺通报》卷5，1907年，第4页。

[73]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2册，“廷寄奏章”，第3页。

[74]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866页。

[75] 《建立川汉铁路商办公司建议书》，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第473页。

[76] 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主张借款筑路者一直不乏其人，有的甚至还强调借债筑路是“救亡之要著”。例如1910年9月锡良与瑞澂联名上密奏曰：“我国将亡于不借债，即今图之犹可及也，失今不图，濡迟其时，更数年后，恐欲借而人将不我许矣。臣等所谓借债造路乃我国救亡第一策者，此也。”见《锡良遗稿》第2册，中华书局，1959，第1204—1205页。

[77]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21期，1911年。

[78] 近十余年来史学界对“铁路国有”政策的评价也有一些新观点，认为这一政策的出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应简单地一味予以否定。有的指出：该政策是在商办铁路普遍存在严重的困难，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推出的，其目的是为了加快铁路的建设。参见陈晓东《清政府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再评价》，《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还有学者认为，铁路“收归国有有它的正当性，但时机选错了”。参见马勇《辛亥百年温情回望：一个王朝的隐退》，《文史参考》2011年第14期。当年奏请清廷实施“干路国有”的给事中石长信阐述其理由时，也曾说明商办铁路的弊端，包括资金不足、枝节为之、管理不善、租股扰民、妨碍国防等。参见《奏为遵议给事中石长信奏铁路宜明定干枝路办法事》，《宣统政纪》卷52。

[79] 详见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608—609页。

[80]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第244页。

[81]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77页。

[82] 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137—138页。

[83]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482页。

[84]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223页。

[85] 匀士：《论中国近日权利思想之发达》，《东方杂志》第3年第9期，1906年。

[86] 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第367—368页。

[87] 《皖矿始末通告书》，第2页，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483页。

[88]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149—1150页。

[89] 刘世龙：《略论收回利权运动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历史教学》1985年第5期。

[90] 〔日〕根岸佶：《收回利权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737—738页。

[91] 有论者指出：时人即已对赎回利权的代价与效果表示怀疑，并进而“开始有人对赎路中的文明排外的手段也产生怀疑”。参见马陵合《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另还有学者认为：“在今天看来，不计代价的利权回收运动并不可取，学界一味对之颂肯，是缺乏理性的表现。”参见苏全有《对清末利权回收运动的反思——以邮传部收回京汉路为个案》，《历史教学》2008年第6期。

[92]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72页。

[93]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97页

[94] 详见耿云志《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95] 闵杰：《清末两大社会运动的同步与合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96] 《论我国推广邮政之所有事》，《盛京时报》1909年6月18日。

[97] 《徐尚书预备收回邮政》，《申报》1909年10月3日。

[98] 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2005，第329—330页。

[99] 《外交报》第194期，“交涉录要”，第13页，转引自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第333页。

[100] 《邮部限制日邮》，《中国日报》1907年11月22日，第2页。

[101] 《外交报》第283期，“外交大事记”，第15页，转引自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第334页。

[102] 参见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第335—343页。

[103] 参见李国华《近代列强攫取在华沿海和内河航行权的经过》，《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

[104] 赵祖康：《从利权得失观划分中国近世交通史之时期》（收回交通权刍议之四），《南洋季刊》（经济号）第1卷第3期，1926年。

[105] 顾骏昂：《中国宜振兴土货以挽利权》，《钱业月报》第7卷第7期，1927年。

[106] 《振兴国外贸易以挽利权案》，《全国经济会议专刊》，1928年，第462—463页。

[107] 王洸：《航权收回之前后》，《交通建设》第1卷第1期，1943年。

[108] 《船业呈请收回引水权》，《海事》第4卷第11期，1931年。

[109] 陈柏青：《关于航权收回之商榷》，《航业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

[110] 《航权收回运动应有之认识》，《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11期，1930年。

[111] 《出价收回内河航权》，《海事》第4卷第8期，1931年。

[112] 《海交两部积极准备收回引水权》，《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16期，1931年。

[113] 王洸：《航权收回之前后》，《交通建设》第1卷第1期，1943年。

第十七章 清季人口与社会[1]

清代人口统计制度的变革始于乾隆六年（1741）。在此之前，清王朝所实行的是所谓的“人丁户口”，即以纳税法人为单位做统计；而在此之后，才开始有“天下民数”，也即基本近实的人口统计。本章的叙述，就从人口统计制度的这一变化开始。

一 清中叶以降的人口统计与估计

太平天国战争前

1.从“人丁”到“民数”

清代初叶从1644年到1740年，也就是从顺治元年始，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直到乾隆五年的近百年，是中国人口由锐减到缓慢恢复进而迅速增长的时期。但这一变化，在清朝的官方统计中却没有得到如实的反映。这是因为，清代初叶所实行的“人丁户口”统计并非真正的人口统计。

康熙时的户部尚书张玉书说：

其载诸册籍者皆实输丁粮之人，而一户之中，生齿虽盛，所籍丁口，率自其高曾所遗，非析产不增丁，则入丁籍者，常不过数人而已。其在仕籍及举贡监生员与身隶营伍者皆例得优免，而佣保奴隶又皆不列于丁，则所谓户口登耗之数于生齿之赢绌总无与也。[2]

乾隆初年的御史苏霖渤也在奏议中说：

向例五年编审，只系按户定丁。其借粜散赈，皆临时清查，无从据此民数办理。[3]

可见，清朝当局也没有将编审人丁看作真实的人口统计。

编审人丁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它既不是人口数，也不是户数或纳税的成年男子数，而只不过是赋税的单位。这一看法部分反映了真实的情况，那就是，在摊丁入地以后，“丁”确实已演化为计税的单位与尺度。证之以清代若干地方志的记载，“丁”以下还有分、厘、毫等单位。如光绪浙江《分水县志·食货志》即记载：“乾隆九年实在人丁六千三百六十九丁二分四厘四毫八丝三忽”，[4]这里，人丁显然已转化为计税的单位。但在顺治初年直到雍正朝的近百年间，官府所统计的编审人丁却还不是抽象的计税单位，因为它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人户，即前引苏霖渤所说的“按户定丁”。据某些地区承粮花户名册中的人名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近百年而不变的事实，[5]我们可以判定：编审人丁的统计实质上是纳税法人而不是自然人的人数统计。它的总数由于往往是预定的，所以有别于正常的人口统计；又由于它必须转化为具体的人户姓名，即落实到具体的人户，所以又不是丁赋本身。所谓编审，即是州县地方政府核准、登记或变更纳税法人的过程。正是编审人丁的这一纳税法人的属性，才使得州县以上官府将其汇总层层册报，并赫然以“天下人丁户口”的名义载于《清实录》之中。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即1651—1734年的人丁统计（包括1713—1734年的“滋生人丁”的统计），绝不能用来表示同时期的人口变动状况。经计算，《清实录》每年所载的“人丁”与“地亩”之间有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大体为每丁30亩，与“一夫百亩”的古制约略相合。[6]康熙时人盛枫所作《江北均丁说》指出：“总一县之丁课编户为籍，人赋之得若干，其丁课之数常不及田税三十分之一。”同时代人李光坡《答曾邑侯问丁米均派书》也指出：“夫今之编审，皆因米添丁，则已计田矣，何尝就丁乎？”[7]于此可见，所谓的“人丁”与“地亩”，实际上同为法定的纳税单位，并且前者因后者的变动而变动。

清代自乾隆六年开始有民数的统计，在《清实录》中的用语是：“会计天下民数，各省通共大小男妇若干名口。”这一统计，从原则上说，已属于全民人口统计的范围。然而所谓“天下民数”，并不是指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全体人口，而只是指各直省的汉族人口以及部分已入编氓的少数民族人口。但这部分人由于已占全国的人口绝对多数，将其近似地看作全国人口的统计还是可以的。“民数”统计之赖以实现的基础是清初即已实施而于雍正年间雷厉风行的保甲制度。

清代的民数统计自乾隆六年起，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止，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六朝，计158年。其中，以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统计较为完全。根据《清实录》的原有记载和户部《汇奏各省民数谷数清册》（以下简称为《民数册》）、《清朝文献通考》、嘉庆《大清会典》等资料的补充、修正，我们可将乾、嘉、道三朝，也即1741—1850年的民数统计（参见表17-1）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考察。[8]

表17-1 1741—1851年民数统计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第一阶段，乾隆六年至三十九年（1741—1774），民数由14341万人增加到22103万人。在这一阶段中，乾隆七年较六年增加1600余万人，增幅过大（增长率高达114‰）。其后则大体以较为平缓的速率逐年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10.2‰左右。

曾有论者强调1741年人口数据的重要性。因为清政府于此年第一次清查了全国人口，然而方志材料向我们显示，若干地区是在1741年后的数年中才逐户清查人口并有准确数字上报的。这一事实表明：1741年后的几年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大幅度上升，并不是实际人口突然飞跃增长，而是各地陆续清查人口并将其上报的结果。

第二阶段，乾隆四十年至五十九年（1775—1794），民数由26456万人增加到31328万人。这一阶段因1775年举行了全国规模的人口清查，而使该年民数比1774年猛增4000余万人（年增长率高达197‰），与第一阶段形成一个陡坡。但本阶段其后各年的增长也相当平缓，大体保持年增长率8.9‰左右。唯一的例外是1778年，因比上一年少约2790万人而形成一个明显的统计缺口。

对于1775年人口统计的大增长，曾有论者认为是疆吏们为迎合乾隆帝的意愿而多报的结果。在此后历年编造的户口统计中，可能也未及时将这些虚报数字修正。及至今天，有些学者，尤其是海外的一些学者，仍坚持认为1775年后的人口统计有虚报成分，应该予以删减。根据现在所能搜集到的1771年和1776年两年的分省统计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各省的增长幅度并不相同。增幅较大的有四川、广东、湖北、湖南等省。其中，四川由307万人增加到779万人，增长率高达154%。增幅较小的有浙江、广西、奉天（含吉林）、陕西等省。其中陕西由743万人增加到819万人，增长率为10%。最引人注意的是山东省，竟然出现了负增长。该省由2600万人降至2150万人，增长率为-17%。值得指出的是，各省人口增幅的大小与各省移民人口（即“流寓”）的多少密切相关，人口增幅较大的几个省，都是清初以来有大量移民迁入的省份；而出现负增长的山东，恰好是一个人口迁出大省。山东早在康熙年间即有10多万人迁往口外的内蒙古地方垦地。但当时规定，仍由山东巡抚“查明年貌、姓名、籍贯”造册，以防这些人“将来俱为蒙古矣”。[9]迟至乾隆年间，迁移至东三省、内蒙古等地的原山东人当不会少于数百万。若再仔细推敲乾隆帝的相关上谕，我们更可发现它与1741年的规定有着原则性的差别：1741年的规定明确要求各地上报民数时将“流寓”人口除外，1775年的谕旨却强调必须将各地的“实在民数”通核上报。[10]显然，这种由“本籍主义”向“现住主义”指导原则的改变，才是1775年统计人口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正是1741年将“流寓”人口除外的不合理的“本籍主义”规定，造成了1741—1774年统计人口与实际人口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偏低。

第三阶段，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十七年（1794—1812），民数由31328万人增加到36370万人。这一阶段的统计缺口较多。由于这一时期户部《民数册》现已大部缺失，《清实录》的记载又过于简略，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出现这些统计缺口的具体原因。据现存道光朝的《民数册》推断，应是灾荒或战乱影响到有关地区，未能及时将人口查报。如果排除这些缺口的干扰，则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民数的变动基本上仍是呈现平稳上升的增长曲线：平均年增长率约为8‰，即每年增加近270万人。

第四阶段，嘉庆十七年至道光三十年（1812—1850），民数由36370万人增加到42993万人。这一阶段的增长速率已明显减缓。由于鸦片战争和灾荒，部分地区民数缺报。虽然按规定，这些地区事后都必须补造（补造的民数附于上报之年的《民数册》中，而不再对原《民数册》加以订正），但因现今留存的《民数册》残缺，我们无法将缺失的统计一一修订补全。根据业经修补校正的数据来看，这一阶段人口大体仍呈上升的趋势，但平均年增长率已下降到4.6‰。

像1775年的全国规模的人口清查，此后直到1850年大动乱的前夕没再举行过。乾隆帝则寄希望于地方官员平时对保甲编查的尽心尽职。1775年，他在一则上谕中指出：

现今直省查保甲，所在户口人数，俱稽考成编，无难按籍而计。嗣后各督抚饬所属，具实在民数上之督抚，督抚汇折上之于朝。朕以时披览，即可悉亿兆阜成之概，而直省编查保甲之尽心与否，即于此可察看。其敬体而力行之，毋忽！[11]

在乾隆帝治下的最后20年，清政府未再对保甲查报人口制度做任何实质性的变动，而一些新规定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如乾隆四十九年规定：“各州县编查保甲，即注明每户口数。每年造册送臬司查核。至外来雇工杂项人等姓名，各胪列本户之下……”[12]这一规定的贯彻也在地方志中得到了反映。据民国陕西《洛川县志》所载，乾隆五十一年户口，“流寓、客商、兵丁、军流、雇工、僧道等，一例编入”。不仅包括定居的全部“土著”、“寄著”人口，连短期停留的所谓“往来无常者”也在统计之列了。[13]

至此，乾隆初年开始形成的建立在保甲体系基础上的人口统计制度，在形式上已臻于完备，以至于乾隆帝的后继者，没有对此做任何进一步的规定。几十年后，当西方人的足迹越来越多地印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时，他们起先是为中国的人口众多而震惊，继而怀疑人口统计的准确性。但在他们对中国的人口统计制度做进一步了解后，认识到：中国在人口统计方面享有西方所没有的种种方便，而最主要的就是利用了组织严密的保甲制度。中国人是完全可以得到可靠的人口数据的。当时中国的政论家也一致认为：“理户口之法，莫善于保甲。”[14]

为避免“法久必怠，怠久必弊”，嘉庆、道光两朝的统治者仍将相当多的精力花在对保甲制度的整顿上。这首先当然是出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但同样也反映了统治者要求掌握人口实数的愿望。

清中叶所确立的建立在保甲编查基础之上的人口统计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名不副实的所谓“人丁户口”，发展到包含“大小男妇”的全体“民数”，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它使得中国的人口统计第一次彻底摆脱了赋税的束缚，从而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人口变动的实际情况。以组织严密的保甲制度作为人口造报的基础，是清代统治者对人口统计的一大贡献。它使得地方政府部门可以得到相当可靠的分门别类的人口统计数据，也使得一个数亿人口大国的统治者可对全国人口的规模和分布随时胸中有数。这在世界人口统计史上可谓一个奇迹。当然，由于统计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其他种种原因，统计人口与实际人口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离。

在前述对人口统计制度考察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就1741—1850年的110年间，也就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统计人口对实际人口的偏离程度做一估量，并依此推测当时实际应有的人口规模。

对于1741—1774年的统计人口，我们不难做出判别。因为它不包括所谓“流寓”人口在内，很显然，这是一个比实际人口有较大幅度偏低的不完全统计。但对1775—1850年的统计人口，我们要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却较为困难。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一时期的统计人口较实际人口仍有一定程度的偏离。其中有些可能偏高，更多的却是偏低，总的趋向则是偏低。这和目前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统计人口比实际的偏高的观点正好相反。

造成统计人口愈益偏差的原因之一，是统计报告中“人为编造”现象的愈演愈烈。所谓“人为编造”，也就是乾隆帝所批评的“约略开造”，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地方当局对本地人口及其变动的一种估计。人口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性，只要没有突发性的天灾人祸造成较大的人口变动，由地方当局做出的这种估计一般不会偏离实际太远。而一旦有较大变动时，对人口的重新清查，以及册籍的重造、核实等工作也就开始了。因此，册报人口对实际人口的偏离程度，取决于各地方当局对人口清查的频率和认真程度：如果两次清查的间隔时间较短，州县当局工作认真，其偏离度就会相应小一些；反之，就要大一些。如果清查的时间间隔过大，或干脆没有清查，那么册报人口的可信度就很成问题了。

有证据表明，乾隆年间人口统计资料的可信度比嘉庆、道光年间为高。而道光朝前20年（1820—1839）的有关统计又比后10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要略好一些。有两种形式的统计失实是较易察觉的。一是长期袭用同一册报数字。这在嘉庆、道光年间有所表现。如四川省之泸州，嘉庆十六年（1811）册报人口为：148470户446055口；而12年后的道光三年（1823），该州册报人口仍为此数。另一就是长期沿袭同一（或大致相同的）增长数字，如每年都比上年增长200人或300人等。这主要表现于全国大动乱的咸丰年间以后，在嘉庆、道光年间还不突出。

造成统计人口失实的另一原因，是统计报告中少报、漏报、缺报等现象相当严重。一些边远省份存在着大批保甲编查未及的地方。西南地区，如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居住或与汉族混居。这些人口，或是完全没有上报，或是严重缺报。有人估计，1850年前后，仅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地区，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没有登记造报。[15]东三省，是满族发祥之地，曾严禁汉人移居，但禁而不能止，以至于每查报一次，总会增加数千户新来流民。大量汉族人口也因非法移居，而无法以正常渠道清查上报。其他省份的边远山区，如广东、福建、江西、浙江、安徽以及湖北、陕西、四川等省边界毗邻山区，有大量棚民、寮民居住，对这些人口的查报，也有相当的困难。

即使是人口较为稠密、保甲编查较严的地区，缺户、漏口（尤其是妇女、儿童）也是常事。乾隆时的官僚陈宏谋就曾建议：保甲编查可将妇女、儿童除外。这一建议遭到清廷的否决。但在各地人口造报中，实际注重的往往仍是成年男子。比如，江苏各地在乾隆以后编纂的方志中，很多就只载男丁数。《嘉庆重修一统志》中，江宁布政使司所属的江宁、扬州、淮安、徐州、通州、海州等4府2州的所谓人口数，实际上只是对男丁的统计。有些地方人口虽然男女并造，但妇女、儿童遗漏很多。如广东新宁县道光八年统计，男子128863人，女子仅为68109人，性比例竟高达189。[16]又如江苏青浦县嘉庆二十一年统计，男丁82898人，妇女72854人，幼童40456人，其中，幼女12886人。成人的性比例尚属正常，但儿童中女孩所占比例太低，显然是少报了。[17]若儿童性比例也按成人的比例计，仅少报的幼女人口一项，即可达总人口的10%以上。

道光中期曾任直隶巨鹿知县的黄育楩说过，百姓已将保甲编查视为具文。造册时，有一户漏数口的，也有一村漏数户的。抽查时，户漏数口的或许能查出，村漏数户的就没法查出了。[18]咸丰初年在户部任职的王庆云，对道光以前人口统计的总体看法是：“各省册报民数固不能一无舛漏，大抵有少开而无多报。”乾隆年间的诗人袁枚也说过类似的话。[19]有趣的是，英国外交官约翰·包令（J. Bowring）爵士在应伦敦人口统计局局长之请专函讨论中国人口时，也表示了同样的见解。在这封发表于1855年的信函中，包令提到，五个通商口岸的人口全比政府统计的数目多。宁波是五个口岸中人口增长最缓慢的，但其实际人口已远远在官府统计之上。当时的官吏以得到交通便利、人烟稠密地方的民数而知足，偏僻乡间的民数则常常缺漏。[20]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清政府对人口统计数据进行汇总的过程中，常有部分地区人口缺报。虽然，在户部《汇奏各省民数谷数清册》中，对这些缺报地区都有明确记载，但在《清实录》等文献中却大多得不到反映，一般研究者也往往将之忽略。最后，我们不可忘记，还有不在民数统计之中的满族宗室贵族，八旗、绿营兵籍人口，蒙、藏等少数民族人口，他们的总数虽然不多，却始终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定比例。

将上述因素都考虑在内，我们估计，至1850年前后，实际人口至少应达到4.5亿。

至于1741—1774年的统计人口，则应先将“流寓”人口所占的比例考虑在内。这可按1775年统计人口的增长幅度即约20%进行推导。如此，则1740年前后包括“流寓”人口在内的民族，应不少于两亿。这就是说，早在乾隆初年，全国的实际人口就已经大大超过明代盛年了。

生活在清代中期的人们始终感受到人口的沉重压力。我们所接触的地方志和其他资料中，就有很多乾隆以后“人满为患”的记载。统治者为缓解人口的压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开放封禁山区，允许开荒归己、免于升科，适当鼓励向某些边远地区移民，等等。但“人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中华大地。正如两位远在欧洲的评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所指出的，在中国，“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21]

2.战前的人口分布与迁移

清代全盛时疆域达1300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分布却极不均衡。在1820年前后，全国人口约为3.9亿，其中近98%居住在18省及奉天地区。而上述地区合计面积约440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总面积的1/3强。中国地处北温带，疆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变。根据中国自然条件不均衡性的综合表现，一些科学工作者将中国概分为三个范围十分广阔的自然区域和若干较小的自然单元。三大区域及其主要特点是：东部季风区域，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局部有旱涝，以粮食生产为主；西北干旱区域，干旱、水分不足限制了温度发挥作用，只能以牧业为主，间有绿洲发展农业；青藏高寒区域，高寒、温度过低限制了水分发挥作用，以高原牧业为主，仅在沟谷及低海拔高原有农业。[22]18省及奉天地区，除西北的极少数地方外，都处于东部季风区域，属于宜农地区，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传统，因而孕育和形成了占全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华夏—汉民族。

中国古代的人口迁移运动，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波浪式离心运动，即汉民族人口由黄河中下游人口稠密地区逐渐向四周扩散，而且在多数地区还呈现波浪式推进的特点；二是北进南退运动，即北方民族不断向汉民族居住的黄河流域推进，并迫使汉民族人口大规模南迁。[23]在中央政权强盛，人民较长时间享受政治安定的条件下，大致以前者为主；在连年战乱或几个政权对峙、鼎立的情形下，则以后者为主。这两种人口迁移运动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人口稠密地区南移，并最终形成了中国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局面。

清初以来的人口迁移运动，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清帝国是由北方少数民族——满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清军入关本身就是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据记载，顺治元年（1644），仅入山海关与李自成军队作战的清军主力就达到14万人。定都北京后，满族人差不多全部入关，许多蒙古人和早年降清的汉人也随之“从龙入关”，估计入关总人数可达百万。清军由北向南、由东向西，以高屋建瓴之势击溃了农民起义军和南明军队，迅速控制了全国的战略要地。由于南明的几个政权相继败亡，未能形成与清廷对峙的局面，也由于满洲贵族与各地（首先是北方）汉族上层人士相结合，清政府迅速稳定了局势，加之当时北方人口损失严重，南方人口大大超过北方，中原人大量南迁的局面没有再现。

康熙中期，原居住于漠北地区的喀尔喀蒙古三部，在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侵袭和压迫下，曾一度大举内徙。由于清王朝的强盛和妥善安置，加之准噶尔势力很快被击退，这次内徙并没有波及广大汉族人居住的地区。此后，一些少数民族人口迁徙，如18世纪中叶清廷平定新疆后，南疆部分维吾尔族人北迁，原住东北的索伦兵、锡伯兵及其眷属向新疆地区西迁，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万里来归等。虽然这些都是清代人口迁移史上的重大事件，但由于发生在边疆地区，其人口绝对数又很少，对全国人口分布的基本形势并没产生什么影响。

相反，由于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多年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原本就占全国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民族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使得人口由稠密地区向相对稀疏地区尤其是向边疆地区的迁移运动逐渐发展起来。然而，汉民族的人口迁移运动，也不再表现为以中原为唯一中心的“波浪式离心运动”，而是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相当明显地区分为北方和南方两大地域系统。“秦岭—淮河”线是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北方与南方的重要的自然及人文地理的分界线。从自然地理来说，此线是东部季风区域内亚热带湿润地区与温带亚湿润地区的分界线；从历史上看，此线又多次成为南北政权对峙（例如南宋与金）的分界线。此线的南北，虽然都属于宜农的东部季风区域，但南方多稻米，北方多旱作。民情习俗等，也都有一定的差异。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很少越过此线而转向南方；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更少越出此线而向北。“秦岭—淮河”线虽然没有天险和人为因素的禁阻，却像一道无形的屏障，分隔了南北两侧人口迁徙的洪流。

（1）北方

横贯于东部季风区域北方地区的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的中下游流域，古称中原。华夏民族的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是以自己的母亲河——黄河为中心而展开的。

清代北方的人口迁移，基本仍是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辐射状外迁运动的继续，只是少了向南方的迁徙。这一地区，在清代包括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以及甘肃东部等地，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经济最早发展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曾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这里与东北、内蒙古地区壤地相接，并以河西走廊与新疆地区相通。中原地区曾经林木茂盛，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但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又屡经战乱，加之气候条件长期以来由暖转冷、由湿转干演变，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明清之际，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已是每遇天灾人祸往往赤地千里。进入19世纪后，山西、陕西及甘肃东部等地区的自然条件也开始明显恶化。在人口增殖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双重作用下，上述地区成了清代中国北方人口外迁的主要源地。

清王朝出于统治集团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汉民族人口的外迁基本上不持鼓励、欢迎的态度。长期以来，黑龙江及新疆的边远地区，只是作为罪流充军等强制性移民的处所。对向长城以北内蒙古地区的人口迁移，虽能网开一面，但也严格加以控制。对向西北新疆地区的移民，政府是提倡的，却因新疆本身自然条件的限制，加之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这一状况，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为列强所败，又丧失了东北和西北的大片领土后，才有所转变。

对向奉天、吉林的人口迁移，除清初一个短时期外，清廷对此一直加以限制或禁止。但汉族移民仍不断非法前往。陆路上，直隶、山东等省流民不断由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处“闯关”；海路上，山东登、莱二府与辽东半岛一衣带水，顺风扬帆，一日可至，偷渡者络绎不绝。而每遇内地灾荒之年，贫苦流民便拖家携眷，纷纷到关外求食，当局又不能不网开一面。各种关卡乃至柳条边，均形同虚设，连乾隆帝也自嘲“其设还与不设同”。[24]

在对汉族移民人口严加控制的同时，为解决京城及附近地区闲散旗人的生计问题，清政府曾先后数次组织“京旗移垦”活动。这是一项耗资甚巨收效却并不显著的移民措施。这些闲散旗人由于过惯了城市寄生生活，不善于也不屑于从事耕作，多将屯垦视作畏途。只是在政府给予优厚的补贴，又准许契买奴仆，或觅长工代其耕作的情况下，才勉强往该地陆续安置了一些人。据统计，从乾隆初年到道光年间，即1740—1840年的一百多年里，移住东北各地（主要为中部的阿城、五常、双城地区）垦殖的旗人计5185户。不过，为之所吸引的汉人，据认为已数十倍于“京旗移垦”的人口。[25]事实上，东北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根本离不开由关内迁来的汉族人。1748年，仅吉林、宁古塔及船厂等地聚集的商贾、工匠、佣工等已达三四万人，他们多来自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省。[26]

然而总的说来，在1850年代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前，东北地区内地移民最多、开发程度最高的，仍仅是南部奉天的一隅之地。这是清政府对汉族移民的既成事实加以承认但又设法予以限制的结果。尽管如此，吉林西部还是先后设立了吉林厅、长春厅和伯都讷厅，以便管理日益增多的汉族移民。而吉林东部的滨海地区和整个黑龙江流域，则继续维持着人烟稀少的情形。

直隶、山西等省长城各口以外的内蒙古地区，清初时已有华北各地的汉族人前往垦地、经商或从事手工业劳动。“闯关东”（出古北口、喜峰口和山海关）的行列中，有不少人实际上只是到内蒙古东部的昭乌达盟等地，还有不少人则以“走西口”（出山西之杀虎口）的方式来到归绥与河套地区。先是春去秋归，谓之“雁行”客户；久了，也有不少人定居下来。

到口外的内蒙古地方谋生的汉民中，首以山东人为多。早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山东人往来口外者，就已多至10余万。其后，直隶、山西人也大批来到口外。陕西的延安、榆林二府，紧邻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地处沿边，多为沙漠，农民全靠耕种口外的田地维持生计，春去秋归，习以为常。

根据对19世纪初归化城六厅、赤峰地区、丰镇厅等处汉族人口的不完全统计，有人估计当时在内蒙古地区（按现政区）的汉族人最少也有百万，与分布在该地区的蒙古族人约略相等。[27]汉族移民集中居住的上述三个地区，离长城各口不远，与直隶、山西壤地相接，且在行政上受这两省管辖。

西北的新疆地区，与东三省遥遥相对。在西迄巴尔喀什湖和葱岭的广大区域内，由横贯东西的天山山脉将其一分为二。天山以北为准部，为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游牧之地；天山以南为回部，主要分布着以绿洲农业为生的维吾尔族人等。18世纪中叶，清廷平定准、回二部以后，除在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置镇西府、迪化州内属甘肃省外，特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各新疆地方官兵调遣事务，又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章京、粮员同知及满汉营官负责具体管理。对于准、回二部的“恭诚投顺者”，清廷还给予封爵，准许世袭，并设分理回务诸札萨克、伯克以统理其众，分境钤辖，一如内地。

乾隆二十四年，清廷统一全疆时，所统计的回部人口有约26万人。[28]准部人口在极盛时曾有民众20余万户60余万人。据魏源《圣武记》记载，清军平准部时，“料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29]照此说法，存者仅六七万人。此后由于驻军和内地移民屯垦，新疆人口有所增加。1820年前后，统计的民户已达9万余户47万余人。[30]另有记载表明，伊犁将军直接统辖的兵员及其眷属已达9.8万人，其他地区驻军约1.2万人。若再加上大量未经统计的各族人口，总人口应在100万人以上，已超过准部极盛时该地区的人口规模。[31]

乾隆帝在其晚年谈及当时人口日增、耕地日蹙的情形时曾自诩，“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借以暂谋口食”。[32]然而他当政时所开辟的只是西域新疆地区。由于该地的自然条件并不理想，加之距内地过远，交通不便，接纳人口极为有限。

（2）南方

“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南方地区，其人口自唐宋以来，已逐渐超过北方。在政区的设置上，南方也是逐渐增多，而且愈分愈细。清代前期设置的18省中，位于南方的就有12个。南方各省气候暖湿，自然条件优越，再加上开发相对晚，土地所能承受的人口容量要比北方各省大得多。因而在人口增长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别。如以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及其以北地区的北方和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及其以南地区的南方相比，可以发现：南方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大大超过北方。与此相应的是，南方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北方人口比重连续下降。1749年，南方各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8.8%；1776年，比重上升至63.3%；1812年，上升至66.8%；1850年，更增至70.8%。至此，南方与北方人口比为7∶3。南北人口比重如此悬殊，这在中国人口史上空前绝后。

然而南方各地区人口的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很不一致，再加上明清之际以及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两次大规模战争所造成的区域性人口损失，使得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表现出与北方种种不同的特点。

首先，南方地区没有一个明显的人口迁出的中心源地。与北方人口始终以中原地区（在清代主要是山东、直隶、河南三省）为源地，向边疆地区扩散的表现不同，南方地区不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相对持续稳定的人口迁出中心。清代南方人口最为稠密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同时也是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人口外迁的比重要比上述北方三省小得多。不仅如此，由于位居三省中心地带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及文化发达，城市化程度极高，反而吸引和容纳了大量外来人口。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一方面有大量人口迁往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另一方面它们各自的边远山区也接纳来自邻省和各该省平原地区的相当多的人口。真正的纯人口迁出地区，不是在南方的腹地，而是在福建、广东的沿海地区。除了向各内地省份，主要是西南方向迁移外，这里的人有很多搭上了向台湾地区和海外迁徙的航船。但它们在整个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运动中也远未占据主导地位，最多只能算是向海外迁移的“中心源地”吧！

其次，相应的，南方地区也没有长期稳定的移民迁入区域。南方12省面积有限，只占清代全盛时期总面积的21%左右，不存在像北部边疆地区那样极其广袤且人口密度极低的区域可供长期开发。南方的一些人口迁入区域，如台湾等地，往往都只能维持一个不太长甚至极短时期的人口入迁局面。四川是清代前期历时最长，容载量最大的人口迁入地区，但官方公开招徕移民的时间也很有限，仅康熙一朝而已。雍正时已不提倡对四川移民。乾隆初年，政府对移民不再负责安排。乾隆末年，四川人口已有外迁的记载。因此，自乾隆后期起，在向四川、台湾等地迁移人口的高潮已过，而海外迁移又长期处于非法、不畅的状态下，南方人口大量自发地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各省边远山区迁徙，从而使整个南方地区的人口密度在太平天国战争前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南方多丘陵、山地，由于南方地区开发相对较迟，再加上气候条件较好（暖湿的东南季风影响强度大），这些丘陵、山地在清初时植被覆盖仍良好。明代中后期，美洲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相继传入中国；清代乾隆年间，又得到进一步广泛传播。由于这些作物对土地的要求不高，也为清代南方人口向各省边远山区的迁移提供了物质的基础。

从各省边远山区的人口构成来看，客民占多数甚至绝对多数。以陕西兴安府为例，乾隆五十三年（1788），“各县查报户口册籍……三十八万一百二十名口之多，较国初多至数倍”。嘉庆年间，已是“深山邃谷，到处有人，寸地皆耕”。[33]嘉庆二十五年（1820），该府登记人口为121.4万人。32年增长了2.19倍。该府西邻的汉中府，据称“老民十只二、三”，其余都是乾隆以后移入的“新民”。[34]嘉庆二十五年，该府统计人口为154万多人，则移民人口至少有100万人以上。鄂西郧阳府属竹溪县，县志也称：“土著只占其二，其余均为客籍。”[35]

向台湾地区和海外的人口迁移，主要限于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二省。

闽、粤二省，均多山地和丘陵，依山傍海，山多田少。而闽南之漳、泉二府与粤东之潮、惠、嘉应三府州，尤其“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与耕”。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这些地区的真正优势不在陆地而在海洋。从交通上看，闽粤沿海赴台湾及南洋诸岛，远比赴内地的陆路方便、快捷。从厦门到台湾，水路六百余里，顺风两天两夜可达。特别是泉州之蚶江与台湾彰化之鹿港对渡，顺风半日就可到达。从广东的汕头到菲律宾的吕宋岛北岸，若利用季候风，三日也可到达。

清初，闽粤沿海和台湾一带是抗清斗争的重要地区，并曾取得南洋方面的支持。为此，清廷数次下迁海令与禁海令，以切断闽粤沿海地区与海外的联系。禁海令在形式上一直维持到光绪十九年（1893）才被豁除，在此之前的相当长时间内，造成闽粤沿海人民的生活极为困苦。两省人民在户口增殖、食者愈多的情形下，开始向外流迁。一是如前所说，流向四川、广西等内地省份和其他边远山区；一是在台湾内附开禁后大批涌入台湾；还有一些则冒禁私渡之险到海外谋生。

向台湾的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始于明末天启年间（1621—1627）。清初，郑成功统治台湾时，曾从大陆带去数万官兵及其眷属。清廷下迁海令，郑氏又招沿海居民不愿内徙者近十万人东渡台湾。[36]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很多郑氏官兵被迁回大陆，不少百姓也回大陆与家人团聚，台湾人口一度减少，但不久即有大批闽粤贫民渡海至台。乾隆三十四年（1769），已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而渡台者仍源源不绝”。[37]据统计，台湾人口在康熙初年约有20万，乾隆中期增至百万。嘉庆十六年（1811），全台湾汉人约为24万余户200万人。[38]这是大陆人口迁台的高潮。在台移民人口中，以福建人占优势，其中又以闽南漳、泉二府人居多。嘉庆十七年后，户部《民数册》不再有台湾的人口统计。但据连横《台湾通史》记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台湾人口约250万，建省后不久的光绪十三年（1887）约320万。[39]平均年增长率为7%（1811—1843）和5.6%（1843—1887）。虽然较大陆同期人口平均年增长率稍高些，但势头已大不如18世纪。台湾在19世纪中期并没有遭到大陆那样严重的天灾人祸，这样的增长率应该说是相当低的。它反映了台湾此时已没有或很少有人口迁入。一些有去台人员记载的宗谱资料也表明：这些家族的去台人员一般止于嘉庆末年，以后的道光、咸丰年间，家族成员多流向南洋各地。台湾已不再是闽粤人口外迁的主要地区。

南洋，即今东南亚，是闽粤人又一传统的外徙地。闽南人是南洋地区最早的拓荒者。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亚最早的华人移民都以闽南人为大多数，其次才为粤人、客家人等。清初虽颁有禁令，但下南洋者屡禁不绝。雍正五年（1727）浙闽总督高其倬等奏报：每当商船出洋之时，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手客商总计，多者不过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实每船皆私载二三百人，最多的私载至四五百人。到达目的地后，私载之人，就留下不再回来了。偷渡者中，福建人占十之六七，广东与江浙等省则占十之三四。此时的噶罗巴（即今之雅加达）已有华人数万人之多。[40]

闽粤沿海自发性的人口迁移逐渐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有计划地对廉价劳动力的掠夺搅和在一起。这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变得更加突出了。一些活跃在南洋及闽粤沿海一带的人口贩子，客观上也助长了闽粤沿海人出洋的潮流。

要对清代闽粤向海外迁徙人口做估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截至鸦片战争时，海外华侨、华人人数最高时应在100万人左右。[41]这在绝对量上仅有当时台湾汉族人的一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部分海外移民是青壮年劳力，他们极少携眷出洋，“根”还在中国大陆。南洋群岛各地的华人经常回国探亲，与妻子团聚，生育子嗣留在本乡传宗接代。

太平天国战争后

1.虚应故事的户部《民数册》

清代末期自咸丰元年（1851）到宣统三年（1911）的60年，是中国人口由锐减而逐渐恢复的时期，也是人口统计严重短缺、严重失实，并最终重新举行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的时期。

道光三十年十月（1850年11月），洪秀全等人于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短短数年，这一革命便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下，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动用自身的全部力量，对造反的各族人民实施血腥镇压。外国侵略势力也趁火打劫，或发动战争，以攫取更多在华利益和特权；或鲸吞蚕食中国领土，奴役压迫边疆人民。严重的饥馑、瘟疫也随之暴发，交替袭来。如果以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第一座省城武昌作为内战全面大爆发的标志，那么到光绪三年十一月末（1878年1月）清军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全国的战乱整整延续了1/4世纪。若再加上光绪三年至四年间北方的大饥馑和随之而起的瘟疫，实际上要到光绪六年才基本扭转中国人口连遭损失的严重局面。

中国的疆域在这一时期已大为缩小。19世纪五六十年代，沙俄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割占中国东北、西北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后又不断侵吞蚕食，到1911年，中国实际领土面积约1130万平方公里，为1820年的87%。清末的政区设置也有一些变化。光绪十年（1884），新疆置省，原属甘肃的迪化州及镇西、哈密、吐鲁番三厅划归该省建置。次年，原属福建的台湾府升置为省，即以原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三省罢将军，置东三省总督和三省巡抚，正式改为行省。这些新置行省，也相应地增置了一批府、州、厅、县。

大规模的战争动乱，直接影响到户部《民数册》的人口统计。自咸丰二年（1852）起，历年的人口造报每缺数省。缺报最多时可达10个省区，占应造报地区总数的一半。直到全国平定多年后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现存最后一本《民数册》汇造时，仍有7个省区缺报（参见表17-2）。

表17-2 1851—1901年民数统计

续表

很显然，这种不完全统计已不能用来说明全国人口的变动情况，而且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即使是已有的人口造报也极不可靠。战争对建立在保甲基础上的整个人口统计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由于战争，大量人口死亡流失，众多地方州县残破，册籍尽毁。对于多数地区来说，战乱的后果，是地方保甲制度的普遍废弛。州县官吏无从掌握民数，对户口的册报只是“意为增损”，完全成了纸上谈兵。江苏省自同治十三年（1874）起恢复向户部造报人口，但所报的仅是江宁布政使司所属人口。湖北自咸丰八年（1858）恢复造报，但基本上属于省级官员的臆造。是年，该省上报民数为3057万人，仅比战前少320万，以后便每年平均递增约10万人，光绪二十四年已达3472万人，甚至比1953年人口普查数还多700万人。湖南、河南则偏向于少报人口。湖南每年净增仅几百人，尽管它的实际人口在战后已超过湖北，但在“账面”上始终只有后者的2/3。河南在光绪六年（1880）后，年增额常固定为402人或403人。换句话说，该省107个州县厅，平均每县每年增加不到4人。福建则表现为虚报人口。咸丰元年（1851）该省上报民数为2010万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增至2683万人，但据1953年人口普查，该省人口仅1314万，为1897年册报数的49%，为1851年的65%。四川也属于多造报人口的省份。该省明目张胆地采用了在若干年内保持一个固定增长额的做法。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时，该省统计人口已高达8470余万，平均年增100万人。如果这场“账面”游戏得以继续下去，只需再过15年，该省人口就会高达1亿了。而实际上，四川在1953年人口普查时只有6230万人。

由于人口缺报的省份过多，已报省份亦多失实，户部《民数册》的民数合计已无实际意义。自同治十三年（1874）起，《清实录》便不再于年末登载全国民数。这实际上是宣告了自乾隆六年（1741）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人口统计制度的终结。

2.兵燹天灾下的人口剧变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大动乱几乎遍及全国。在这场被人称为“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中，人口损失及随之而起的饥荒、瘟疫，使得大批人口死亡和逃散。很多昔日的繁华之地，只剩下颓垣荒草，成了豺獾出没的场所。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江、浙、皖、赣等省是太平天国的主要活动区域。全国的经济中心一变而为两个政权生死搏斗的主战场。在清王朝多年反复征剿而终于将太平天国血腥镇压以后，城乡受到的破坏和人口的损失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同治二年（1863），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向清廷汇报江苏南部情形时说：

查苏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今则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42]

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自安庆沿江东而下，视察了皖南的情形，称：

自池州以下，两岸难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壮者被掳，老幼相携，草根掘尽，则食其所亲之肉，风雨悲啼，死亡枕藉。……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43]

次年，曾氏又向清廷汇报了皖北的情形：

舒、庐、六、寿、凤、定等处，但有黄蒿白骨，并无民居市镇，或师行竟日，不见一人。

总之，

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戮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实为非常之奇祸，不同偶遇之偏灾。纵有城池克复一两年者，田地荒芜，耕种无人，徒有招徕之方，殊乏来归之户。[44]

闽浙总督左宗棠初入浙江时，写信给儿子说：

浙江夙称饶富，今则膏腴之地，尽成荒瘠。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饥饿，死于疾疫，盖几靡有孑遗，纵使迅速克复，亦非二三十年，不能复元，真可痛也！[45]

同治三年（1864），他在给清廷的奏报中说：

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至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处孑遗之民，则不及从前二十分之一矣……其浙西三属，惟嘉善、石门、平湖、桐乡等县素赖蚕桑为生计，数年之后或可复元，其近山各县情形亦与金、严等处相似。[46]

由于人口损失过于惨重，战争结束后，江南地区除流亡者陆续归来外，还开始接受外来移民。但这一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由于该地区赋税负担过重，“佃户既畏归耕，业主亦畏赔粮，往往脱籍徙业，不敢承种”。[47]在清政府减轻负担，又下垦荒令招徕两湖和河南的客民后，情况才有所转变。

然而，外省移民的迁入没能改变江、浙、皖三省在人口发展上的颓势。若将1850年和1953年的人口统计数据相较，对比十分强烈：当全国人口从1850年的统计数4.32亿上升为1953年的5.83亿（即从1850年的100上升为1953年的135）时，江、浙、皖三省（以清代政区为准）虽有上海的崛起，人口却从1.12亿下降为1.01亿（即从1850年的100下降为1953年的90）。三省所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也从26%下降为17%，绝对数减少1165万余人。当然这期间还有民国年间战乱灾荒等因素，尤其是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但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人口，竟然到1950年代还不能恢复至1850年太平天国战争前的水准，这本身就已是触目惊心的了。

西北的陕甘地区，是回族等少数民族起义的活动区域。战前，陕西回族人极多，由甘肃向西直到新疆哈密地区也多有分布。由于反动统治者煽动民族仇杀，汉、回等民族人口损失极为严重。陕西巡抚刘蓉奏报：

西、同、凤三府地最沃饶，今土地之开垦者十不二三，而人民之死亡者十居六七，或行数十百里不见一椽一屋一瓦之覆。炊烟昼绝，豺獾夜嗥，气象殆非人境。[48]

同治八年（1869），时已改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奏报在甘肃东部作战见闻时说：

陕回窃踞以来，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

他的追兵经过甘肃庆阳及其属邑安化、合水、宁州，以及泾属崇信、镇原等六城，除崇信尚有居民，其余皆为空城，人烟断绝。[49]

同年，他又在奏报中提到甘肃汉民的人口损失：

甘肃之民，汉回杂处，昔本汉多于回，近则回多于汉。若宁、灵一带，周数百里，则汉民几无遗类。固原州一城，回民北徙后，汉民存者不过十数。灵州一城，汉民存者，不过数家。[50]

但经过左系湘军的剿洗，回族人口也很快凋零了。

灾荒和饥馑造成的人口损失，甚至超过战争行为。光绪初年，尤其是光绪三年和四年（1877、1878年），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直隶等省连遭大旱，人口损失以千万计。《清史稿》称：“饥民死者日近万人。”[51]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道：

西、同、凤、乾各属，古三辅地，百余年来休养生息，鸡犬相闻，至道咸时户口称极盛焉，同治初回变起，杀伤几五十余万，亦云惨矣。重以光绪丁丑、戊寅奇灾，道殣相望，大县或一二十万，小县亦五六万，其凋残殆甚于同治初元……[52]

光绪《山西通志》也说：

晋省户口，素称蕃盛，逮乎丁、戊大祲，顿至耗减。当时见于章奏者，饥民至六百万，而次年之疾疫死亡不与焉。[53]

光绪二年（1876）该省册报人口1642万，光绪九年（1883），锐减至1074万，仅为前者的65.4%。

英国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当时正在山东、山西等省调查了解灾情，并参与赈灾救援工作。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1878年2月在山西南部目睹的恐怖情景：清晨，当他来到城门口时，只见城门的一侧有一堆裸体男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摞在一起；城门的另一侧，是同样的一堆裸体女尸。他们的衣服都被别人剥掉用于换取食物了。几辆大车正把这些尸体拉到城外，分别抛进两个大坑中去。政府赈济组织的一个成员告诉他：洪洞县约有25万人口，其中15万人已经死亡。李提摩太认为：在这场从1876年到1879年持续四年之久的空前大饥荒中，中国18省中大约有一半遭此劫难，有1500万—200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全部人口。[54]

另一位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力图对从太平天国战争到北方五省大饥馑期间的人口损失做具体的量的估计。他认为，损失的人口总数可达6100万—8300万人。到了1930年代，中国学者陈恭禄进一步指出：“外国人常居于商埠，不知内地死亡者之多，估计不免偏少。”太平天国之乱，合中原捻军、关陇滇回民、贵州苗民起事，又加上各省城镇土匪之劫掠，饥饿疾疫的“死者殆有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约一万万人以上”。[55]此处，陈氏对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却有过低之嫌。

综合时人的各种估计，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的损失至少在8000万以上，超过历史上任一动乱时期。然而由于中国人口总数的增长，损失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明显下降了。即使按陈恭禄对损失人口的偏高估计也只占总人口的1/3。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的“人口减半”的情形已不再出现。

3.太平天国战争后的人口迁移

太平天国战争后，中国的人口迁移呈现了若干新的特点。首先是江南地区由于人口凋零，一度成为外来客民的入徙地；其次是向边疆地区和海外的人口迁移，不仅在力度上大大加强，而且开始取得合法地位。

浙西的杭、嘉、湖地区，除有浙东的温、台、宁、绍等地客民迁入定居外，又有河南、江北及两湖地区之人迁入，“争垦无主废田”。[56]

皖南地区，战前人民聚族而居，村庄络绎。“村之大者数万家，至数十万家，小者亦必数百家至数千家。”战后当地人口稀少。据《申报》记载，同治年间，两湖客民“趾踵相接，蔽江而至。至则择其屋之完好者踞而宅之，田之腴美者播而获之。不数年，客即十倍于主”。[57]

苏南西部的江宁、镇江等府，起初采取招募江北穷民佃耕的办法。可是开荒之人“因利息无多，往往弃田而归，业主莫可如何”，后来也采取和浙江类似的办法，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官给印照，永为世业，又从湖北、河南招徕了一些移民。[58]光绪《句容县志》记载道：“自同治初，温州、台州、安庆等处棚民寄居于此，即以垦山为事。至光绪十四年，荆、豫客民又来开垦耕种，兼开诸山……”[59]苏南东部的苏、松、太地区，则不见有荆、豫客民的记载。可能因为该地区人口损失相对较小，加之水田耕作技艺要求高、强度大，远来客民无法适应。

从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外省客民所能占据的，主要是其西部的山区。由于山区农业人口的容载量较低，这些外省移民不久就和当地原有居民发生冲突，以致地方官府很快停止了这类招垦活动。因此，太平天国战争后向江南地区的人口迁移，在强度上是不能与同期向海外和向东北的人口迁移运动相比的。

福建、广东向海外迁徙人口的剧增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尤其是在1850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后，其表现形式为契约华工的大量出国。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东南亚和美洲各地都需要中国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动乱也加剧了人口的外流。

据统计，1845—1852年，西方国家从厦门共掠走苦力6255人，到1853年增加至11811人，一年之内掠走5556人。同为五口岸之一的广州，1849年被掠往加利福尼亚州的苦力为900人，1850年为3118人，1851年为3502人，1852年上半年即猛增为15000人。从1851年1月1日到1852年1月1日的一年间，由香港运往旧金山的苦力为7785人；1852年1月1日到3月25日，运走人数为6342人，而同年从3月25日到7月1日，猛增至15275人。[60]

据估计，1801—1850年出国的契约华工约32万人，平均每年6400人；而1851—1875年间竟猛增至128万人，平均每年达5.12万人；1876—1900年，则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共计75万人，平均每年3万人。[61]1851年后华工出国人数猛增，主要表现为赴美洲的人数激增，同时赴东南亚和澳洲、新西兰的华工人数也有了成倍的增长。1876年以后，美国由于经济危机，排斥华工并严禁华工入境，古巴、秘鲁也先后禁止华工入境，赴美洲华工人数骤减。但此时赴东南亚华工人数仍保持稳定，并略有增长。这说明南洋一带仍是容纳闽粤人的主要地区。

东北地区，尤其是黑龙江与吉林地区移民人口的较快增长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清廷曾多次征调驻守在吉林、黑龙江边防的旗兵南下与太平军作战，结果造成了边备空虚。沙俄侵略者趁虚而入，利用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采取军事讹诈的手段，轻易地从清廷手中夺走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大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面对拥有近代先进武器和轮船的俄国船队，中国的黑龙江守军却只能以长矛、弓箭自卫。一个曾在黑龙江地区活动过的英国人挖苦说，中国驻军只满足于仔细点数过往的俄国船只。[62]近年一位美国学者则是这样叙述的：

正当清政府继续追求把汉人移民排除在北满以外这一目光短浅的目标时，俄国政府则把俄国移民移居到这个地区。这样，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北黑龙江流域和滨海的领土上已经大部分是俄国人的了……在与蒙古和满洲接壤的俄国边境，驻有16000名俄国军队，配备着40门大炮。另一方面，黑龙江的旗兵一直没有超过几千人。例如，瑷珲“有能容纳几千名士兵的造得很好的营房，但没有看到一名士兵，——甚至岗亭也是空的”。

其结果，“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袤而宝贵的土地”。但也正如这位学者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一个愈来愈着眼于全中国的清政府汲取了这个教训，于是大开方便之门，让汉族移民进入帝国的其他边境”。[63]

黑龙江由中国的内河一变而为中俄的界河。该地区亟须移民以加强实力。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指出：以前因招垦恐与防务有碍，今天因防务反而不能不亟筹招垦。地方财政拮据，私垦之民也难以驱逐，不如开禁，招民试种。既可增收租赋，宽裕财政，又可借助移民，预防俄国人窥伺。黑龙江在清末开放最早。而移民首先开垦的便是特普钦在奏报中提及的俄国人曾窥伺的呼兰地区。

吉林的放垦区最初集中在西部平原，稍后也将重点东移。清廷在给吉林将军的命令中指出：乌苏里江、绥芬河空阔地方，应尽早招民开垦，使俄国无所觊觎。据户部《民数册》的不完全统计，1861年吉林人口为33万，1897年已上升为77.9万，平均年增长率为24.1‰。到1907年，整个东三省的统计人口已高达1445万。宣统三年（1911）户口调查时，东三省已有278万户1842万人。[64]进入东北的各省移民仍以山东为最多；其次为直隶，其中又以冀东为多；再次则为河南、山西两省。[65]

19世纪末，在东北地区因面临沙俄侵略的威胁而大举移民实边后，内蒙古地区也以同样理由放垦。但这一时期的汉族移民举措，除东部靠近东三省地区以及后套地区增长较快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4.王朝之末的人口复苏

全国性的大动乱逐步平息以后，中国人口进入了复苏时期。人们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总人口规模做了种种估计。1879年4月，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在伦敦会见来访者时指出：中国人口约为4.2亿。[66]次年，英国原外交官阿礼国（R. Alcock）也提出：尽管有战乱、灾荒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但中国人口仍在4亿以上。德国地理学家贝姆（Ernest Behm）与瓦格纳（Hermann Wagner）特别关注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人口状况。在他们主编的《世界人口》的各卷中，曾根据来自中国的意见，多次修订了有关中国人口的记载。1872年《世界人口》第1卷出版，他们主要根据旅行家们的意见，将中国人口定为44700万人。1874年修订为40500万人，因为熟悉中国情形的人，“全认为4亿是最好的估计”。1880年出版的第6卷又提出：中国包括各藩属在内共43462万余人（内含朝鲜半岛人口850万人）。到了1882年的第7卷，在参考了学者、旅行家关于中国人口已大为减少的意见后，他们终于将中国人口向下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修订为37100万余人。但这一迟到的修正显然已落后于1880年代中国人口正以较快速度恢复的实际情况。

到了1890年代，中国人口已大致恢复到战前道光年间的水平。中国的另一位外交官薛福成于1891年指出：“自粤捻苗回各寇迭起，弄兵潢池，已皆荡定。今又休养二十余年，户口渐复旧观。”他当时估计“中国人民在四万万以外”。[67]整个1890年代，尤其是维新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国内有关“四万万同胞”的提法已不绝于书。与此同时，沉寂了数十年的“人满为患说”也重新兴盛起来。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强调：“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68]1897年，章太炎发表议论说：“古者乐蕃遮，而近世以人满为虑，常惧疆域狭小，其物产不足以龚衣食。”[69]梁启超在《农会报叙》中也提到：“中国今日，动忧人满。”[70]

当时的“人满为患说”多少受到马尔萨斯主义传入中国的影响，但首先是中国人口逐渐恢复到太平天国战争前旧观的直接反映。

稍迟，光绪三十一年（1905）编纂的安徽《霍山县志》说：

垦山之害，旧志已历言之，谓必有地竭山空之患。阅数纪而其言尽验。道咸之劫，人无孑遗，而山于此时少复元气。故中兴以来，得享其利者四十年。近以生息益蕃，食用不足，则又相率开垦，山童而树亦渐尽。无主之山，则又往往放火延焚，多成焦土。[71]

安徽是人口损失较重的地区。《霍山县志》的记述从侧面表明：战后该地区人口的恢复大约用了40年时间。

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曾公布了一个官方人口统计数字。据《光绪朝东华录》载：是年民数为426447325人。我们不知道这一统计中，有哪些省是当年册报的人口，有哪些省是旧有人口数据的照抄或略作修正，但它作为全国人口统计数已肯定无疑。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人口统计数并没有建立在人口清查的基础之上。因此，它只表示清朝官方对全国人口的估计或认识。官方的这一数字，已很接近1851年的人口记录。这表明清朝官方相信：1900年前后，中国人口已基本恢复到太平天国战争前的水平。根据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推算，1900年前后全国人口约为4.43亿。这一立足于可靠统计基础上的回溯估算表明：1901年公布的中国人口总数，还是大致可信的。

这里不妨探讨一下中国人口重新回升至4亿的最可能的时间。结合前文的叙述，尤其是1870年代后期北方地区发生大饥馑的事实，我们可以肯定：这一时间不可能早于1880年。而从1900年的4.43亿人回溯推算，并且考虑到全国1892—1894年再次发生较为普遍的饥馑和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奉天等省遭受较为严重的人口损失，致使1890年代人口增长率不可能很高的事实，这一时间又不应迟于1890年。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判定：这一时间是在1885年前后。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人口损失主要集中于1860年代中后期，西南、西北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起义的人口损失也集中于1870年前后，加之两者的损失大大超过1870年代后期北方大饥馑死亡的人口，我们还可以大致推定1870年为人口谷值的时点。于是，我们由此得出了1850—1900年中国人口变动的最简略的模式。

面对不断增长的全国人口，清政府终于在宣统年间（1909—1911）举办了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清王朝末期的这次调查，是中国近代意义上人口普查的雏形。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宣布用9年时间预备立宪。民政部为此办理户口调查，提出自当年始，以5年时间办理完竣。各地方当局奉命调查各地人口的性别、年龄，以及统计成人与学龄儿童人数。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这项工作被压缩在4年内完成。宣统二年（1910），各省先后进行了户数的调查（有的同时调查了口数）。宣统三年，各省又陆续进行了口数的调查。同年，辛亥革命爆发，打断了这次人口调查的进程。此后直到清王朝覆灭，仍有一些省份未上报口数调查的结果。民国元年（1912），由当时的民国政府内务部将各省在辛亥年（即宣统三年）上报民政部的报告加以收集，汇总公布。据《清史稿·地理志》载，是年全国各地区上报人口总计62699185户，341423897口，这一统计是明显偏低的。而在同书《食货志》中，该项统计又变为69246374户，239594668口。户数略有增加，口数则更为偏低。1930年代初，人口学者王士达、陈长蘅曾先后根据原统计册籍对这次调查结果重新加以整理。户数上升为7000万户，口数则上升为37000万左右。[72]

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质量是不高的。由于当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调查多是草草了事，缺报、漏报现象相当严重，尤其是口数部分的调查，缺失太多。但此次人口调查仍有它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毕竟在清末数十年的动乱之后，第一次大规模地调查了全国的人口。其中的户数调查，由于先期采取了派员调查制，资料全，可信度较高，时点的统一性也较好，对了解清末中国人口分布状况及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二 人口结构及其变迁

性别与年龄结构

所谓人口结构，又称人口构成，是从一定的规定性来看人口的内部关系。这些规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体现了人们对人口本质属性的认识。性别与年龄结构，属于最基本的人口结构，也即人口的自然结构系统。

人口性别结构的划分，也即男女两性的区别，是极为显见的事实。中国特有的阴阳学说，强化了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传统习俗中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都与这种学说有关。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则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为幼年与成年、成年与老年的界限是相对的，只能以某些特定的年龄为界，进行人为的划分。对于年龄，中国有自己传统的计算方法：以出生当年为1岁，即所谓“落地虚一岁”，以后每过一次新年便增加1岁。这种“虚岁”计算法方便、实用，有利于官府对同年出生的人口也即出生同批人的掌握，因而一直沿用下来。

对于成年，以及与之相应的幼年和老年的划分，历代王朝并不完全一致。但自汉至清的两千余年中，大体上是以15岁以下为幼年，16岁到60岁为成年，60岁以上为老年。这种划分，适应传统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较为合理。历代的成丁，都要负担一定的赋役。而对于不是成丁的老年人和幼儿，则注意有所养或有所长。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历代王朝一般都有若干优惠的奉养政策。因此，汉乐府《紫骝马》歌词中“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名句，极有可能是“十五从军征，六十始得归”在传抄中的笔误。因为年过60岁的老人，极少被征发服役，更不待说年届八旬的耄耋之人了！

到了清代，成丁的服役早已变为代役性的丁赋。而自雍正年间“摊丁入地”后，人头税实际上已被取消。与征收丁赋有关的人丁编审制度也于乾隆年间被废止。乾隆以后的户口统计，通常多为“大小男妇”的合计数，而较少有按性别，尤其是按年龄指标的详细分类。根据笔者尽力搜集的资料，尤其是省级政区的若干统计资料，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清代中期（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为113—119（即每100位女性人口相应有113—119位男性人口），15虚岁以下儿童人口占总人口的31%—42%。

清末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如能按规定执行，是应能取得关于当时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完整资料的，可惜草草了结，无法加以取用。民国时期的各种人口调查统计，多有性别年龄结构的资料。但除一些抽样调查的数据外，可信度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较为可靠的调查资料表明：1932—1939年中国人口的性别比约为112.2。另据抽样调查，截至1932年底，中国乡村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为109.5（其中成人为109.1，儿童为110.4），儿童占总人口的34.5%。抗日战争胜利后，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调查统计，1946年全国人口的性别比为110.00，1947年上半年为110.01，下半年为109.52。这与1949年的性别比108.16已相当接近了。

如果比较一下清代与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性别比，就会发现：清时男性人口比例要略高一些。究其原因，一是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很多地区溺弃女婴成风，而成年女子因卫生条件差，死亡率也较男子为高。二是女性人口的少报、漏报。不少地方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保甲门牌中甚至不列出妇女人数，以致人为地造成登记人口中男性偏高的现象。民国时期的性别比呈下降趋势，原因也有两个方面：一是有关调查，尤其是抽样调查的结果相比清代而言较为准确，从而减少了女性人口人为的统计误差，而这与民国时期风气渐开，女性地位相应有所提高的大环境也有关系；二是由于多年战争的影响，成年男子的死亡率有所增长。如受战争影响程度最深的山东、江西等省，1949年人口性别比都在100以下。山东甚至仅为93.6，直到1955年后两性人口才渐趋平衡。当然，除战争因素外，山东省参军、支前者多，南下干部多，也是造成该省性别比大幅度下降的重要因素。

对于近代人口的年龄结构，因为既有的可信资料太少，我们只能大约地得出：清代中期人口中，儿童所占比例要略高于民国时期，从而更接近“前进型”或增长型人口结构。

婚姻与家庭

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而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是建立家庭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前提。婚姻与家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对范畴。

婚姻 中国传统社会所通行的基本婚姻形式是一夫一妻、男婚女嫁。缔结婚姻关系一般都必须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需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历代王朝，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明媒正娶的妻只能有一个。多妻则为法律所禁止。传统礼教与法律强调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妇人有三从之道，即“幼从父兄，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等。不过在名义上，夫妻的地位仍是对等的。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妻即“妇，与夫齐者也”；而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其职责是主内，即操持家务。现代婚姻法理视为一夫多妻的纳妾制，按传统的习俗和法律并不被认为是多妻，因妾的身份地位低下，不被认为是家庭的正式成员。正如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所分析的：“古人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妾是买来的，根本不能行婚姻之礼，不能具备婚姻的种种仪式，断不能称此种结合为婚姻，而以夫的配偶目之。妾者接也，字的含义即指示非偶，所以妾以夫为君，为家长，俗称老爷，而不能以之为夫。所谓君，所谓家长，实即主人之意。”[73]因此，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只禁多妻，而不禁纳妾。

民国时期，1929年公布的《民法》中禁止重婚，凡妾都属不合法，但在司法实践中又默认妾的存在。这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婚姻法制的过渡性特点。在人口登记时，妾被列入“同居家属”，但对其身份则不予注明。直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施行，明令禁止重婚纳妾，才结束了这种事实上的一夫多妻习俗。

中国传统的婚嫁年龄普遍较低，早婚已成习俗。但在三千年前的周初，男子的婚龄大概还是很高的。据《周礼·地官》的记载，周人的婚嫁年龄为：“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男子婚龄之高，很可能是周初生产力低下的反映。因为据人类学家在20世纪初所搜集的资料，那些生产力迄今仍很低下的原始民族，其男子几乎都有晚婚的习俗。不过至迟在春秋时代，周人的晚婚习俗已开始被早婚所替代。据记载，齐桓公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如墨子，也竭力主张早婚，以尽快增殖人口。这显然是小农经济开始在“礼崩乐坏”中产生，本身迫切需要劳动力，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确实能够供养较多人口的表现。此后，自汉唐直至明清，法定婚龄大体维持在男16岁、女14岁。清代的平均婚龄，据估计，女子在17—18岁，男子在21—25岁。

民国时期法定婚龄提高为男子年满18岁，女子年满16岁。男女平均婚龄，据抽样调查，男子约为20岁，女子约为18岁。其实际结婚年龄，20岁以前结婚的男子超过70%以上，女子则接近90%。出于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男子有过30岁以后才结婚的，但女子很少有超过25岁才出嫁的。

中国人口的婚姻率，一般认为是很高的。民国时期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高婚姻率国”。而根据既有的初步研究，清代中期以前的婚姻率，可能比民国时期还要高些。

家庭结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一般还必须具有物质财富再生产的功能。而生产、分配、继承、消费等，都要通过家庭才能得以实现。不同的社会往往形成不同的家庭制度。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法思想为指导，以男性家长占统治地位的家庭制度，是在土地私有和小农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而具有自身的结构特点。

考察家庭结构，通常有三个指标：家庭类型，可分为核心家庭（由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所组成）、直系家庭（父母和一个已婚子女及其配偶、后代所组成，又称主干家庭）、复合家庭（父母和两个或多个已婚子女及其配偶、后代所组成，又称联合家庭）等；家庭世代，可分为一代人家庭、二代人家庭、三代乃至多代人家庭等；家庭规模，也即家庭人口的多少。这三者密切相关，相互制约。

在清代，复合家庭是家庭发展的最高阶段和主要价值取向。一对年轻男女结婚建立小家庭后，通常会历经核心家庭、直系家庭至复合家庭等不同类型家庭的发展阶段，而以复合家庭为其最高表现形式。复合家庭形式的存在，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周初。体现中国先民智慧结晶的《周易》中，就有题为“家人”的卦，其卦象为离下巽上（），表示一家之人。此卦的初、三、五、上均为阳爻，代表家庭中的男性；二、四为阴爻，代表家庭中的女性。具体地说，上九为父，九五、六二为长子夫妇，九三、六四为次子夫妇，初九为长孙。那么，“家人”卦所表示的正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家庭。家长制下的复合家庭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清代《户部则例》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准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其父母许令分财异居者听。”《清律例·户律》中还有对“别籍异财”处罚的具体规定。

累世同居的复合式大家庭为社会所尊重。但一般的复合家庭很少超过三代。祖父母一逝世，子孙就可分居，此时，家庭又只包括父母及其子女了。因此，复合家庭在绝对数上并不比核心家庭、直系家庭更占优势。有人曾对咸丰年间山东宁海州的各类家庭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核心家庭约占总户数的35.5%，直系家庭占29.4%，复合家庭占33.0%，残缺家庭仅占2.0%。[74]若略去残缺家庭不计，三类完整家庭三足鼎立，大体上各占1/3。

从家庭规模来看，所谓“八口之家”大约是普通农家的理想模式。战国时代的孟子鼓吹过：“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清代仍以八口之家为典型代表，如同治《萍乡县志》说：“八口之家，耕不过二、三人，田不过十数亩，收不过数十石。”[75]有意思的是，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萧朝贵在假借“天兄”下凡时，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本人也即普通农民的生育意识及其所憧憬的理想家庭模式：“朕有三子二女：长子十八岁，次子十五岁，三子十三岁；长女十六岁，幼女十一岁——还未安名也。”[76]可见，他所希望拥有的是一个由夫妻及三子二女组成的七口之家。而子与女的数目及其年岁间隔，也都是理想化的：长子、长女已届婚龄，行将娶嫁，次子、三子在农田耕作中已可得力，膝边还有一弄瓦的幼女以点缀天伦之乐。

然而，清代家庭的平均规模和历代一样，仍只是五口左右而不是八口。据统计，全国平均户量在1820年时约为5.4人，1911年时约为5.2人。“一夫挟五口”反映了传统时代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民国建立以后，全靠宗法制维系的复合大家庭失去了为之提供法律保护的政治基础。加之社会动荡加剧，复合大家庭也无法适应外界环境的剧烈变化，小规模的以一夫一妻为主的核心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趋势，从而导致了民国时期平均户量的进一步缩减。据有关方面的抽样调查，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为每户5.2人，至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降为每户4.8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新老解放区均经过土地改革，分门另立的核心小家庭数目剧增，从而导致了户均人口的再次大幅度下降。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中国大陆共有13411万户58060万人，平均户量为4.33人。此后历年迭有增减，最少时为1961年的4.30人，最多时为1971年的4.84人。再后则因计划生育政策，而又呈逐年减少的趋势了。

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

人口的阶级结构，属于人口社会经济结构的范畴。自清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中主要对抗的两大社会经济集团，即地主和农民，开始具备了新的特点。其一，缙绅地主的特权垄断地位有所削弱，无功名官爵的庶民地主（多为中小地主）大为发展。乡居的地主中绝大多数是庶民地主，他们以及与他们直接对立的佃农还有广泛存在的自耕农同属于四民中“农”的行列。乡村中原有的贱民等级，如一些地区的奴仆、伴当等，也在清代相继得到开豁。雇工的法律地位，则因庶民地主的大量存在而有所提高。因此，就一般情形而言，自清代至民国，乡村中的地主与农民，已没有明显的社会等级上的差异。其二，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土地占有及使用方式，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土地的私有与自由买卖，使得地权的转换变得极为频繁。所谓“人之贫富不定，则田之去来无常”，“田地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反映的都是清代的情形。[77]地主与农民之间，尤其是那些处于边缘的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进一步分离，还使得不少地方出现了地主与佃户分掌“田底”与“田面”的现象，地主对土地的任意支配权也受到抑制。

以上所说的新特点，使我们有可能摆脱社会等级因素的干扰，从而更合理地从经济的角度对清代以来的乡村人口做阶级结构的划分。而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分类方法。一是直接根据每户土地占有的多少，分为大户、中户、下户，或大农、中农、下农。二是根据土地占有与使用方式，分为业户、佃户，“业户输赋，佃户交租”。民国时期，又有自耕农、半自耕农及佃农的划分。三是根据拥有的土地、工具、活动资本等生产资料的多少，剥削收入与劳动收入占其生活来源的多少，是否出卖劳动力以及生活水平的高低等综合指标，将乡村人口区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及雇农等。这一划分的基准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中农（基本上是自耕农）：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也无须出卖劳动力。地主与富农因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富余，以剥削收入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他们的区别又在于地主以土地出租为主，自己不参加劳动或只有辅助性劳动，富农以雇工剥削为主，自己也参加劳动。贫、雇农因为生产资料匮乏，必须部分或全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否出租或佃进土地已不再是划分的唯一或主要依据。

对于清代各时期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现有研究还只能通过对土地占有的状况进行分析。有关记载表明：即使在清代前期，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也是时时处处存在着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一份上谕揭示：大地主占有大部分土地，乡居的有田产的农户（应包括一部分中小地主）占乡村人口的30%—40%，佃农约占60%—70%。[78]乾隆年间的官员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79]这一段论述常被人们用以说明清代中期土地集中的趋势，但它同时表明，乾隆年间富户所占土地仍不过50%—60%。江苏江阴县与湖南巴陵县的材料也一致表明：农业人口中佃农占60%。[80]土地并没有更多地集中到地主手中。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像太平天国战争这样的全国性大战乱，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以及土地占有的高度分化现象。根据经济史学家李文治搜集的资料，[81]1871—1905年，佃农或无地户占全体农户的比例，最大者为江苏苏州，达80%—90%；最小者为直隶武清，占30%；多数地区为50%—60%。经计算，均值为55%。这一比例与清代前中期大致相同。可见，土地并没有更多地分散到广大农民手中。

民国时期对乡村人口阶级结构有关机构有了较多的调查统计。如果仅从租佃关系的角度考察，那么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卜凯（J. L. Buck）教授主持的调查最具代表性：1921—1924年，以全国37处地方平均计算，佃农占60%。[82]而若从诸方面因素综合来考察，则当推毛泽东的一系列乡村调查。他于1927年初提出的调查结论是：乡村人口中，贫农占70%，中农占20%，地主和富农占10%。这一结论得到了其他一系列调查，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土地改革运动中大量调查情况的印证。[83]1947年底，毛泽东曾估计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比例为8%左右（以户为单位计算），其所占的土地则占全部土地的70%—80%。[84]他提出的人口构成基本上得到了证实，但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比例最后证明仅为50%—60%。不但与民国前期相比无变化，而且与清代相比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土地同样没有更多地集中到地主、富农之手。

以上事实表明：自清初以来，尽管随着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中国的人均耕地也已呈下降的趋势，并且土地的占有权与使用权变动非常频繁，但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却始终维持稳定。这似乎与我们所熟知的“土地不断向地主阶级集中”“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的常识相悖！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土地集中的同时还存在着反向的土地分散。这就是在土地私有的前提下的分家析产。汉代以后，财产继承上的长幼嫡庶之别虽已趋于淡化，但到元明之时，嫡庶诸子所得家产的多少仍有差异，真正彻底地实行“诸子均分”原则，是清代才有的事。财产均分的继承原则保障了家庭中同出一父的每个男性后代享有均等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同时也抑制了富裕家庭财产的不断积累与扩张。

土地的不断集中与分散，只是各阶级、阶层具体成分不断变更的一种折射。乡村人口阶级结构在总体上的稳定性，应当在它的内部探讨原因。我们注意到：划分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的基本单位是户而不是个人。由于户是乡村社会中组织生产、安排生活的基本单位，以户为单位的划分要比以个人为单位更为合理。然而以户为单位的划分同时也掩盖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事实：富裕之家的人口规模要大大高于贫苦之家。乡村家庭的财产主要反映于它所占有的土地，乡村家庭人口的多少与占有土地的多少二者密切相关。[85]就是说，人口多的家庭占有土地也多；而占有土地少者，其人丁也不可能兴旺。

拥有大量土地的富裕之家有能力养育更多的人口，从而增殖分化出更多的家庭。土地集中过程的本身就已成为其日后再度分散的条件。失去土地的贫寒之家只能是宗嗣绵延的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正是这一“自然”但却十分残酷的变动过程，保证了乡村人口在总体的阶级结构上的稳定。

人口的城乡结构

人口的城乡结构属于人口地域结构系统。由于传统时代城市和乡村居民在社会职业分工上的显著差异，人口的城乡结构体现了人口社会经济结构的若干性质。

星罗棋布、蔚为壮观的城市已成为地球上最为突出的人文景观。然而城市的出现只有短短数千年的历史。城市的产生需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十分发达的农业，以供养众多的非农业人口；二是超越家族或血亲以外社会关系的文明。就是说，城市只能产生于社会大分工之后和血缘关系转变为政治关系之后，以及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之后。在中国，城市的出现可追溯到约在四千年前兴起的夏王朝。城市一经出现，就与被称为乡村的广大非城市地区形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城市是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汉语的“城市”，是由“城”与“市”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组合而成。《说文解字》说：“城，以盛民也”；“市，买卖所之也”，正好揭示了城市的人口集中和工商业发达这两大基本特点。早在先秦文献中，人们已将“城市”连称，以表达上述概念。

城市与乡村在居民成分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古已有之的四民的划分，就体现了这一差异。

四民的提法出现得很早，首先明确四民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的，是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四民既是职业的划分，也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汉书·食货志》对四民的定义是：“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86]四民的划分，一直沿袭到清末，历时两千数百年之久。管仲本人主张，“定民之居，定人之事”，不仅将四民按住地严格分开，而且必须世任其业。这一做法，在后世已被打破。但士、工、商主要居住于城市、农民居住于乡村的基本格局，却一直沿袭下来。

士居四民之首，属于社会的上层，享有种种特权。秦汉以后，士的内涵不断演化，明清时已专指尊奉儒家经典为圭臬的衿绅集团。士阶层始终是历代王朝官僚政治的主要支柱。他们不仅以其正统的意识形态教化人民大众，且本身也随时为官僚队伍输送人才。士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但流动性强，社会活动能量很大。

商是四民中另一流动性强、活动能量大的社会集团。商业活动是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强调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商被贬抑为四民之末，不能像士人那样取得优越的政治地位。尽管如此，他们当中的若干人仍可通过经济活动而发财致富。早在西汉前期，谋臣晁错就说过：“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87]

“作巧成器”的工匠，也即手工业劳动者，构成了主要居住于城市的第三个社会集团。工匠一般都有一技之长，因此官府对他们的控制也较严。他们通常被单独编为“匠户”，须对官府尽应差的义务。清代自雍正年间起实行赋役制度的改革，匠籍才最后被取消。

农是四民中唯一主要居住于乡村的社会集团，但在总人口中占绝对多数。农民以土地为谋生手段，安土重迁，在通常情形下很少流动。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农业生产需要劳动力极多，所以历代王朝都无一例外地采取重农政策，使农民能够附着于土地，即所谓“理民之道，地着为本”。从表面上看，农民的政治地位要高于工、商。比如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四民之中只有士、农子弟准许参加科举考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普通农户极易因遭受天灾人祸而陷于贫困，也很少有机会进入社会的上层。

四民的划分，只是对城乡人口结构差异的一种大致的勾勒。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中始终存在着若干游离于四民之外的其他人口。比如僧道医卜，这些仍属良民之列；又如倡优隶卒等，是所谓操贱业者，也即贱民。有些服务业，如剃头、轿夫、鼓吹、裁缝、仵作等，习惯上也被认为是贱业，只能由贱民承担。这些四民之外的人口，往往被认为是社会的寄生成分。其中操贱业的贱民，更为社会所轻蔑，遭到法律和习俗的种种歧视性限制。

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城乡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这反映为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重，总是维持在一个相当接近的水平上。

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曾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中国著名的六大古都（西安、南京、洛阳、开封、杭州、北京）在历史上都曾达到或超过百万人的规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他的工商业城市，很多也是“世界级”的水平。中国城市的熙来攘往的繁盛景象，给那些境外来的观察家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中外学者对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进行了考察。结果是很有意思的：

春秋时期，齐国的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5%，乡村人口约占91.5%；[88]

汉代，非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89]

唐代，城市人口的比重为10%；[90]

宋代，城市人口至少占总人口的10%以上。[91]

清代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市镇的发展，在规模和数量上都远超过宋代。然而由于清代乡村人口同样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却不比宋代更高。从总体上看，清代城市人口的比重不低于10%。

考察人口的城乡结构，除城市人口比重这一指标外，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尤其值得注意，而且，由于人们对城市人口划分标准的认识不一，非农业人口比重的指标显得更为重要。清代著名经济思想家包世臣就曾对四民人口所占比重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三民（士、工、商）居一，而五归农，则地无不垦，百用以给。”[92]就是说，在正常状态下，农业人口应占总人口的5/6或83.3%，非农业人口应占1/6或16.7%。

包氏的这一结论，得到了清末以至于民国时期若干统计资料的印证。据有关《乡土志》整理而得的清末光绪及宣统年间对9个省区22个县（府、州、厅）约190万人口的调查统计，农业人口约占83%，其余非农业人口共占17%，与包氏的结论极为接近。[93]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于民国初年曾对168个县的全部人口进行过抽样调查，其中分布村庄者79%，市镇者11%，城市者10%。[94]由于这里的村庄人口都是农业人口，市镇人口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则全部农业人口比重应为80%—85%，与包氏得出的结论大致相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为可靠的统计表明：1949年全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6%，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17.4%。此后由于按城镇行政建制的口径进行统计，全国城市人口的比重迭有增加，至1978年已上升为17.9%，但非农业人口除1958—1961年的特殊情况外，都没有突破包氏所提出的16.7%的比重，而1949—1978年30年的平均值更仅为16.4%。[95]中国大陆能在1949年以后长达30年的时间内保持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相对稳定的比重，固然有其具体的历史原因，但这一人口比重竟与100多年前包世臣的结论惊人的一致，就不会仅仅是一种巧合了。

中国人口的城乡结构是相当稳定的，但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一样，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动之中。在1850年到1949年的一百年里，也即从太平天国战争爆发直到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人口，不仅在数量上有过极其激烈的变动，且在作为人口本质属性的社会结构上也有了深刻的变化。

士、商与工是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居民的主要成分。在清末城市体系急剧变动之时，这些成分也开始有了相应的转换。

传统的士属于社会的上层，作为一个自为的社会集团，始终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清代末期在外国资本主义及其先进生产力的强烈冲击下，中国社会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局”，使得传统的士首先分化出一批具有崭新视野的人物。他们迫切地试图了解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西方文明体系。有一些人发奋钻研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更有人远涉重洋，径赴欧美，直接汲取西方文明的精华所在。随着欧风美雨的不断侵袭，清政府于1905年采取了“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行动。新式教育拓宽了人才培养之路，新型知识阶层的人数迅速扩大，而近代化事业的发展，使得这一阶层就业的范围也大为扩展了。除从政者外，从军、经商、兴学校、办实业，都大有人在。有些学有专长的人士，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称谓——自由职业者。传统的士的浓郁而狭隘的集团意识大大被冲淡了。

商人扮演了更为活跃的角色。清末的社会变动使他们的活力得到了空前的激发。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就有了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受雇于外商充当译员或经济事务助理的所谓“康白度”（comprador，源于葡萄牙语），也即买办，在鸦片战争前夕业已出现，而在战后开始形成一个职业集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入侵愈演愈烈，买办阶级的势力也愈益壮大。其中一些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人士，便竭力鼓吹开展对西方列强的“商战”，强调以商为国本。经商成了时髦，而商人的自为意识及其社会地位自然也大为提高。虽然在公开的宣言中，他们只将自己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提升为“士商农工”，位居第二，但实质上他们早已自以为时代的中心而雄视天下了。

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工在近代的变动要比商深刻得多。因为它直接与近代工业、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近代工业首先是由外国资本兴办并掌握的。清末一些富有的官僚、绅士、商人也纷纷投资兴办实业，加上清朝官方的兴办，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由于近代工业具有较大的生产规模，往往需要投入巨额的经营资本，需要有先进的管理知识，兴办工厂的实业家与产业工人之间的阶级差异，已是传统时代的工场主与工匠的差异所无法相比的了。

随着近代城市的发展，或者毋宁说，随着中国城市的近代化成分的不断扩大，传统的既体现社会等级又代表职业分野的士、商与工，终于逐步演变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职业分类。

[1] 本章由姜涛撰写。

[2] 张玉书：《纪顺治间户口数目》，《皇朝经世文编》卷30《户政》。

[3] 《清高宗实录》卷133，乾隆五年十二月。

[4] 光绪《分水县志》卷3《食货志·户口》。

[5] 参见民国《双流县志》卷2《户口》。

[6] 相关系数r=0.960。如以y表示人丁（百万丁），x表示田地（百万亩），可得回归方程：y=5.229+0.025x（290.4≤x≤897.0），参见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22页。

[7] 以上二文均载于《皇朝经世文编》卷30《户政》。

[8] 1741—1850年民数统计的分期，考虑到统计的连续性，各阶段分期的节点均应为同一年，但乾隆三十九年与乾隆四十年，因统计口径有变化，前一年为上一阶段的末年，后一年为下一阶段的始年，这是不同于其他阶段的特殊例外。

[9] 《清圣祖实录》卷250，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壬寅。

[10] 《清高宗实录》卷995，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丙寅。

[11] 《清高宗实录》卷992，乾隆四十年十月乙酉。

[12] 席裕福等辑《皇朝政典类纂》卷30《户役一》，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8辑。

[13] 民国《洛川县志》卷6。

[14] 转引自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6，第287页。

[15] 〔美〕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第70—71页。

[16] 光绪《广州府志》，第70页。

[17] 光绪《青浦县志》卷6。

[18] 黄育楩：《破邪详辩》，《清史资料》第3辑，中华书局，1982，第60页。

[19] 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纪丁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5《上陈抚军辨保甲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0] 参见王士达《近代中国人口的估计（初稿）》（上），《社会科学杂志》抽印合订本，北平社会调查所，1931，第109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64页。

[22] 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中国自然区划概要编写组编《中国自然区划概要》，科学出版社，1984，第70—71页。

[23] 参见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第八章。

[24] 《盛京通志》卷13《柳条边诗》。

[25] 参见石方《清朝中期的“京旗移垦”、汉族移民东北及其社会意义》，《人口学刊》1987年第4期。

[26] 傅恒：《清厘奉天流民以培风俗议》，《盛京通志》卷129。

[27] 《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第49—50页。

[28] 据《西域图志》卷33。按，俄国军官A. N. 库罗帕特金认为此时南疆人口约37.5万，见氏著《喀什噶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06页。

[29] 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昭梿：《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

[30] 据嘉庆二十五年户部《民数册》，是年巴里坤、乌鲁木齐人口已达184045人。

[31] 据A.N.库罗帕特金的估计，1825年，仅南疆（即回部）人口已达150万，但他的估计有偏高之嫌。见氏著《喀什噶尔》，第113页。

[32] 《清高宗实录》卷1441，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戊午。

[33] 乾隆《兴安府志》卷10《食货志·户口》；嘉庆《续兴安府志》卷2《食货志》。

[34] 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1《风俗》。

[35] 同治《竹溪县志》卷14《风俗》。

[36] 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卷4，转引自连横《台湾通史》卷2，商务印书馆，1947。

[37] 《清高宗实录》卷845，乾隆三十四年十月癸酉。

[38] 参见连横《台湾通史》。

[39] 连横：《台湾通史》卷3《经营志》、卷7《户役志》。

[40] 《雍正五年九月初九日浙闽总督高其倬等奏》，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中华书局，1985，第2页。

[41] 转引自郑明编著《海外赤子——华侨》，人民出版社，1985，第202页。

[42] 李鸿章：《筹赈收复地方并酌情调免漕银片》，吴汝纶编纂《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光绪三十一年刻本，第44页。

[43] 曾国藩：《沿途察看军情贼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8，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

[44] 曾国藩：《豁免皖省钱漕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1。

[45] 转引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5，第212页。

[46] 左宗棠：《浙省被灾郡县同治三年应征钱粮分别征蠲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9。

[47] 金蓉镜：《均赋余议》，民国刊本（不著纪年），第18页。

[48] 刘蓉：《陈陕省凋敝情形疏》，《刘中丞奏议》卷10。

[49] 左宗棠：《追剿逆回大胜荡平董志原庆泾各属一律肃清折》《遴员署理府州县办理赈垦抚辑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

[50] 左宗棠：《覆陈查明刘松山各情折》，《左文禁公全集·奏稿》卷33。

[51] 《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52]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户口》。

[53] 光绪《山西通志》卷65《田赋略八》，附《户口》。

[54] Richard Timothy，Forty-Five Years in China：Reminiscenses（Biblio Life，2009），chapter 4、5.

[55]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17页。

[56] 同治《湖州府志》卷18。

[57] 《申报》光绪九年六月十六日。

[58] 马新贻：《马端敏公奏议》卷7，第50—53页。

[59] 光绪《句容县志》卷6《水利》。

[60] 参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第181—190页。

[61] 参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第240—241页。

[62] 〔俄〕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陈霞飞译、陈泽宪校，商务印书馆，1974，第103页。

[63]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372—373、379页。

[64] 1907年人口数据参见徐世昌《东三省策略》，1911年调查数为陈长蘅之修正值。

[65] 参见田志和《清代东北流民》，《东北史研究》第1辑，1983年。

[66] 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第4册，学生书局，1965，影印本，第2163—2165页。

[67]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237—238页。

[68]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11页。

[69]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第51页。

[70]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

[71] 光绪《霍山县志》卷2。

[72] 参见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82—84页。

[73]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第133页。

[74] 许檀：《清代山东的家庭规模与结构》，《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4期。

[75] 同治《萍乡县志》卷6。

[76]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9页。

[77] 引文分别参见李光坡《答曾邑侯问丁米均派书》，《皇朝经世文编》卷30；戴兆佳《天台治略》卷6《告示》，康熙六十年刊本。

[78]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15，康熙四十三年正月辛酉。

[79]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9。

[80] 光绪《江阴县志》卷9《风俗》；《巴陵志田赋论》，《皇朝经世文编》卷29。

[81] 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第195页。

[82]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6页。

[83]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0—21页。另参见余霖《中国农业生产关系底检讨》附表，薛暮桥等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第155页。

[84]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1页。

[85] 参见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1933，第18页。

[86] 《汉书·食货志第四上》。

[87] 《汉书·食货志第四上》。

[88] 参见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15页。

[89] 徐扬杰：《汉代的农业生产水平问题浅探》，《史学月刊》1982年第3期。

[90] 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第248页。

[91] Elvin Mark，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Redwood City，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176.

[92] 包世臣：《安吴四种·中衢一勺》卷7下《说储上篇后序》。

[93] 据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5，第1200页）原表重新归算改制，并增补了河南淅川等三厅州县的资料。原表系据清末各有关《乡土志》综合而成。

[94] 〔美〕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41，第501页。

[95] 参见《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811—812页）原表。该表不包括台、港、澳地区的人口。

第十八章 大变局下的生活世界：洋货流行与生活启蒙[1]

清朝由兴而盛二百年，直至鸦片战争被挟坚船利炮越洋而来的英国所打败，求和签约，割地赔款，开口通商，西洋各国势力进入中国，原来的“一统天下”格局被打破。这一变故对清朝统治者而言，是丧权辱国，在臣民面前大失威信，帝制根基开始动摇，进而引起统治秩序、政治格局与社会制度等一系列变动，皇权统治日趋末路；对广大民众而言，则是生存环境和生活资源结构发生巨变，进而引起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正因为如此，晚清与西方世界相遇而遭逢的变故，对于社会上下，皆可谓“数千年一大变局”。变局之下，是死是生，或亡或兴，皆取决于社会上下如何对应。

西洋人跨海挟带而来的不仅仅有坚船利炮，还有他们的洋货、洋教、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这些乘着近代工商业大潮汹涌而来的西洋文明，倚仗枪炮与血腥、强权与强势，以势不可当之力冲击着中国社会，由通商口岸波及内地，从城镇传至乡村，从社会结构、统治秩序延伸至广大民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由此，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面貌大变，中国人千百年来沿袭传承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根本性改换，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也随之而扭转。

那么，在晚清70年社会大变局之下，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首先从民众生活世界的基层——衣食日用消费领域来略作观察即可发现，贯穿这半个多世纪的一个突出社会现象，就是“洋货流行”，由此而引发了广大民众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观念的一系列变化，对于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下面我们对此做一回顾与考察。[2]

一 洋货初销、流行与普及

“洋货”作为一个名词，一般指由外国商船运来的海外物品，多为欧洲商品。明末清初以后，欧洲商船往来开始频繁，运进中国的“洋货”也渐增多。起初主要是钟表、八音盒、晴雨表、玻璃器皿、呢羽、骨角皮革等工艺制品，因其制作奇巧，为中国所无，一般称为“西洋奇器”或“西洋奇货”。又因数量有限，价格昂贵，多为供人观赏而少实用性的“玩好之物”，即所谓“玩货”，故被视为域外方物、珍稀奢侈品，或为豪商富宦购买珍藏，或贡献于皇帝供其赏玩与赏赐，一般百姓难得见到，更无力购买。

鸦片战争后开口通商，西方各国商船开始自由往来各口，各类洋货也随之源源不断成批量地输入中国，并运往各地市场销售，“洋货”遂逐渐成为在街头商铺里也可以看到的货品。1842年开口通商至1912年清朝灭亡的70年间，洋货从开始批量输入销售，到日渐推广行销而流行开来，最后普及至城乡民众的日常生活，经过了一个持续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不同时期洋货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有所不同，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随之变化。

洋货初销时期（1840—1860年代）：作为奢侈品与高档品

鸦片战争前，仅有广州一口允许海外商船来往，且只能通过“公行”进行有限贸易。鸦片战争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口开放通商，且允许外国商人上岸居住、自由贸易，中西通商首先从东南沿海豁然洞开，英、法为首的欧美各国商人，持开拓东方市场的梦想与热望纷纷涌入中国，开始大批向中国输出商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东北沿海和长江流域又增开多处通商口岸，中外贸易渠道大幅拓宽，形成了覆盖中国东部和中部广大地区的洋货输入主渠道。在此二三十年间，进出口贸易逐年增长，洋货输入的数量和种类持续增加。据统计，仅从主要对华出口国英国每年输入中国的商品量来看，1845年时输入总值为240万镑，1860年增至436万镑，到1869年增至800万镑，20多年间增加两倍多。[3]

但是，千百年来，在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一般民众的衣食住行日用物品，基本上自产自用、自给自足，少量不能自产自制的物品，通过本地集市交换补充也基本可以满足，因而对外来生活日用品需求甚少。又由于人们普遍不富裕，对超出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十分有限，所以外来洋货进入中国市场起初并不顺利，销售只有小幅增长。通商初期进口的洋货，如此前即有的钟表、玻璃制品、毛织品等非实用的“玩货”，仍然只是少数人问津的“奢侈品”，输入量增加不多。鸦片由于具独占性而没有土货的市场竞争，吸食人数不断增多，因而通商初期一直是进口洋货的大宗，占一半左右。后来，输入日用杂货种类增多，特别是棉织品及其他一些低端日用杂货批量输入，市场逐渐扩大，销量日增。如价廉物美的洋布手帕，1859年由上海口岸进口约9万打，1869年时增至10万打。[4]另如价低实用的洋针，1867年时由上海进口2100万枚，两年后增至8900万枚。[5]

在通商城市里出现了专门售卖洋货的洋货行和洋杂货店，在一些旧式商铺里的货架上，也开始有日用“洋货”与旧式“土货”并列摆放售卖。如上海开埠后，租界地区中外商行店铺里摆放着各种奇巧洋货。1850年代一位上海居民记述道：“阛阓间所陈西洋奇器……如观星镜、显微镜、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秘机、火轮机器、自鸣虫鸟、能行天地球之类，下至灯瓶盂碟一切玩具，制甚精巧，亦他地所无。”[6]这些还属于观赏性的“玩好之物”，属奢侈品。而在一些日用杂货零售店铺里，则可以看到某些实用性的日用洋杂货。如1862年《上海新报》上刊登一家商行售卖“外国杂货”的广告，开列有“新到什锦饼干、酸果、洋醋、吕宋烟、罢（白）兰地、小面镜仔、东洋竹篮仔等”。[7]

但是，在开埠初期的一二十年间，像洋布、洋皂、玻璃制品等日用洋货，虽多制作精致，外观漂亮，有的也比土货更好用，但由于售价贵，普通人家还很少购用，人们只是把它们看作有钱人为好奇炫新才会买的奢侈品、高档品。所以，这一时期洋货大多销售不旺。例如作为洋货中比较普通的洋布，直至开埠七八年后，上海才出现了第一家专门卖洋布的清洋布店。[8]再如洋袜最初也不受人们欢迎，由于洋袜袜口紧，穿着不如土布袜方便，价格又比土布袜高，因而只是少数富户子弟穿着以学时髦。[9]到了1850年代末，特别是1860年代以后，洋货的销售才开始大幅增长。

洋货流行时期（1870—1890年代中期）：作为高档品与时尚品

进入1870年代以后，一方面洋货市场不断开拓，一方面洋货制造和运输成本降低，使零售价普遍下降，洋货销售进入了畅销期，洋货的输入量呈激增态势。据一项统计，1870年进口洋货总值6400万海关两，比6年前增长了近38%；1880年增至7900万海关两，1890年更增至12700万海关两，比1870年增加近一倍。货物品种的比例也有变化，初期一直占进口货物大宗的鸦片比例有所下降，棉织品及其他杂货的比例上升。[10]

这一时期洋货畅销表现在销售量增大且种类增多。一些适用而又廉价的日用洋货，因销售量增大而进口量大幅增加。前述洋布手帕进口量为1879年猛增至35万打，10年内增加了2.5倍，到1889年又增至40万打；[11]洋针进口量1869年激增至8900万枚，1874年更增至13300万枚，短短7年间，就增加了约6倍。[12]日用小洋货日见畅销，随之而来的是经销洋货的商家店铺越来越多。如1870年代仅上海一地专门经营进口货的洋广杂货店就不下百十家。[13]人们在市场上可以见到的日用洋杂货花色品种也日益丰富。如从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号，刊登的“衡隆洋货号”的广告上可以看到，这个洋货号所售的有镜子、洋纺织品等日用洋货，洋纺织品的品种即有哈唎大呢、哆啰彩呢、羽毛、哔叽、花素羽纱、羽茧、羽绉、羽绫、新式五彩花布、各样牌子原布、粗细斜纹、洋标布等十多种。长期在上海经商的郑观应于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写的一篇文章中，就历数当时常见的各色日用洋杂货，一口气列举了日用、衣物、食物、器物、玩好等洋杂货57种。其中食物类如洋酒、洋糖、洋盐、洋药、洋烟、洋肉脯、洋饼干、咖啡等，用物类如洋布、洋绸、洋呢、洋被、洋毯、洋手巾、洋花边、洋火、洋油、洋灯、洋针、洋线、洋纽扣、洋皂、洋钉、洋伞、洋牙刷、洋牙粉、洋颜料、洋纸、洋笔、洋墨水等，玩好类如洋钟表、寒暑表、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眼镜片、五金制品等，此外“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14]这些“洋货”不仅制作精致，美观适用，而且价格随着技术工艺的改进和运输的便利而不断降低，堪称物美价廉，因而人们争相购用，销量日广。如郑观应所说，这些洋货“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15]洋货开始在城乡居民中流行开来。

洋货的流行从地域上来说，是沿着商贸运输销售路线，由沿海沿江通商城市向内地、由城市向乡村层层扩展。首先是通商城市，居民因地缘的便利及消费能力较高而购用洋货日多，呈现洋货日益流行之势。上海是通商首埠，领洋货流行风气之先自不待言，其他通商城市也随之而起，成为洋货流行的地域中心。如武汉于1860年开埠后，杂货行号也广泛经销日用五金、钟表、眼镜、火柴、肥皂、假珠宝、化妆品、玩具、针织袜等日用洋货。[16]通商城市的周围地区，因商贾贩运之便和受城市风气的影响而随之出现洋货流行之风。有记上海周边地区洋货流行情况，如松江府：“上海番舶所聚，洋货充斥，民易炫惑。洋货率始贵而后贱，市商易于财利，喜为贩运，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戏耍玩物，渐推渐广，莫之能遏。”[17]1880年代中期，有人记邻近天津的玉田，人们日常所需洋货“至不可胜数”，甚至说一般居民“饮食日用曰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18]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后，日用洋货流行之风也及至内地村镇。在深居腹地的四川，就有从武汉沿长江运来的洋货销往各地。1870年代后期，在邻近四川的偏僻地区云南昭通，一位外来游客看到商店里陈列着不少洋货，有洋布、钟表、纽扣、玻璃、洋铁器等。[19]某些物美价廉、经济适用的日用洋货，这一时期已渐有取代土货而主导市场之势。如进口机织洋布，由于比土布细密平滑、色彩鲜艳，且售价渐低甚至低于土布，因而广受人们欢迎，在各地城乡市场畅销。1889年有大臣上奏说到洋布大销取代土布之势：“棉布为中国自有之利，本无须取给于外洋，乃洋人以机器织成，幅宽质细，价廉而适于用，人皆便之，反弃土布而不用”。[20]同时期郑观应也说到洋布流行的情形：“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购用……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21]

但这一时期，多数洋货还被视为时尚物品和中高档用品，在城市和乡镇中上层社会流行。在内地特别是乡村社会，由于民众购买力有限，一般生活日用品还大多沿用成本极低的土货旧物，购用洋货仍被人们视为赶时髦、追时尚的过度消费。

洋货普及时期（1890年代中期至1911年）：作为物美价廉的生活实用品

甲午中日战争后直至清王朝灭亡，又增开了数十处通商口岸，全国通商口岸达到百余个，遍布南北，洋货通过这些口岸源源输入，数量持续增长，销售地域也更广。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出现办实业热潮，本土商人设厂仿造一些低端日用机制品——后称“国货”，如火柴、洋布、纸烟等。这些本土“仿造洋货”成本比输入品低，因而价格更低廉，虽然往往质量比输入品差，但功能仍优于旧式手工制土货，因而受到消费能力较低的下层民众欢迎。这一时期民间习称的“洋火”（火柴）、“洋布”等一些日用机制品，其中已有国产品，这些名称已经成为某种物品的类称。一般老百姓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生活日用品，大多只认物品而并不辨其产自何处。但多数生活日用品，进口洋货仍然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而占据大部分市场到1890年代后已日渐普及广大城乡，有的基本取代了土货而成为人们的日用必需品。

这一时期日用洋货的普及，首先体现在无论城乡上下各个阶层民众，普遍购用洋货作为生活日用品。如1904年某报有文论道：

自通商以来，洋货之灌入中国者，几不可以数计，大约外自各城巨镇，内至穷乡僻壤，上自豪商巨贾，下自穷户小民，惟一日三餐或犹守其旧俗，不尽喜食西人之物，其余则身之所衣，手之所用，殆无一不于洋货是赖……窃谓近人喜用洋货之习业已滔滔皆是，不可复挽，而洋货亦实有可以畅销之理，更非人力所能禁遏。[22]

洋货普及的另一表现就是，进入人们生活的洋货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多样，几乎遍及人们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据在北京的日本人1905—1906年调查，北京市场上的日用杂货只有少部分土产品，多数是来自上海、广东、天津等通商口岸的进口机制品，即俗称的“洋货”。其种类繁多，常见的生活日用品有火柴、洋灯、钟表、棉布、衣服、帽子、毛巾、手帕、纽扣、洋针、颜料、纸烟、蜡烛、香皂、香水、玻璃镜、洋伞、纸类、文具、机械类、皮包等。[23]除了这些生活日用品之外，其他涉及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洋货物品也日渐流行。1911年《东方杂志》的一篇文章列举当时人们普遍日常购用的洋货，除洋面、洋布、煤油等日用必需品之外，还有生活享受品，“若洋酒、纸烟等，虽属嗜好之品，然近年销行之趋势，亦有日盛一日之观”；教育用品如石板、石笔、铅笔、垩笔等；化妆用品如香粉、香水、牙粉、牙刷之类，“所销甚多”；还有一些原来主要是土制品的市场，也开始出现洋货，如洋瓷、洋伞、洋纸等。“其余大宗零星之洋货，受我国人欢迎者，尚属不胜枚举，更仆难终也”。这篇文章还述及一些低端生活日用洋货在社会各阶层普及的情形。

洋布：“吾国人无论男女用此制夏衣者，几有普及上中下三流社会之势。盖吾国原有之丝纱及葛布，非质粗，即价贵，反不若洋纱布之价廉物美，故大受国人之欢迎。”

煤油灯：“自煤油盛行以来，而洋灯之用，亦遂普及于各级社会之间矣。试观店肆人家，其不用洋灯者，殆十无其一，流行之盛，于此可见。”

肥皂：“我国往昔洗濯器物，用以荡涤污浊者，惟天然碱而已。自洋皂盛行以来，坚净洁白，大受国人之欢迎……此物销路亦颇繁盛，我国现在虽有仿制者，然多属普通之品，且出货不多，行销亦未大盛，亟宜推广经营。至精良肥皂即所谓香皂者，现亦遍用于各流社会之间。”[24]

城镇居民由于缺乏自产自制条件，生活日用品大多需购自市场，因而购用洋货最为普遍。特别是通商城市居民，由于是洋货集散地，销售点多，衣食起居生活日用更是普遍购用洋货，有的品种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时人有记云：“家居都会商埠者，则起居、衣服、饮食及一切日用品、奢侈品，更无一而非洋货，其心目中，固以为非舶来之品，无一适用也。”[25]

日用洋货的普及由城市日渐扩展到乡村。有人记上海附近的嘉定县自光绪中叶以后洋货逐渐普及的情形：“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光绪乙未（1895）、丙申（1896）之际，始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之输入品……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产之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用皂荚者……窗格旧用蛎壳，亦有以纸糊者，光绪中叶以后，则多用玻璃矣。”[26]一些低档细小、花费不多的生活日用品已经广为普及，即使是穷乡僻壤也可见到。清末时人记云：“晚近以来……洋货进口日增月盛，人之起居衣食，无论富贵贫贱，几无一人不用洋货。”文中列举火柴、洋布、食糖三种外洋输入的日常用品，谓“虽穷乡僻壤，求之于市，必有所供”。[27]另有人记道：“洋货盛行于中国，凡乡僻之地吾人苟能涉足者，如香烟、洋灯、珠绒、面巾等类皆能具之。”[28]清末时洋布已成为城镇居民日常穿用的主流布料，包括一些边远地区。如广西贵县：“清光绪中叶以前，衣料多用土货……光绪季年，衣料浸尚洋货，即线缕巾带之微，亦多仰给外人。”[29]

清末虽然洋货在全国各地日益普及，但城乡之间、大城市与边远乡村之间还有差别。一些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内地乡村，购用洋货种类既少，数量也有限，特别是生活贫困的下层乡民，维持基本的衣食生存之需尚且困难，更无力有其他消费。由此沿海沿江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消费方式及生活方式拉开了距离。

洋货的运输销售，以沿海沿江通商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及内地城镇乡村辐射展开，形成以城市为中心、以分层市场为范围的“多层市场圈”，并伴随洋货的输入量持续增长、售价逐步下降，而从初销到流行又至普及，逐步推进。洋货逐步流行的过程，是机制品大市场开拓与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民众接受洋货、引入日常生活，最终成为日用必需品的过程。在洋货逐步流行的不同阶段中，作为消费者的中国人也形成了一些消费风气，体现了人们消费方式的演变。

二 洋货流行对消费方式的影响

千百年来，中国广大民众过着小农生活，日常生活消费品大多自产自给、自制自用，并有本地集市贸易互通有无、相互补充，向外市场需求很小。城镇居民虽对市场依赖较多，但也多在本地域内即可基本满足，且人数有限，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外向型市场需求。“洋货”作为一种通过市场行销的外来商品，是怎么打破中国人世代相沿的自产自用的消费屏障，取代人们祖辈相传的自制自用物品，成为城乡千家万户的生活日用品呢？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消费方式发生了怎样的转换？人们沿袭已久的消费规则和消费观念是否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沿着中国人的消费方式所体现的消费原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去寻求答案。

人们的生活消费可分为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必需消费”和超出生存所需的“剩余消费”两个领域。千百年来，中国广大民众依农而生，且大多物质资源紧缺，衣食难得温饱，因而其消费往往是仅能维持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用等最低程度的“必需消费”。与这种“生存型”消费相对应的消费原则即是“经济实用原则”，即以有限资源应付基本生存需求，由此形成崇尚“节俭”的消费伦理。一些富裕人家如还有消费余力，则会寻求享受及增加社会价值等消费需求，可称之为“剩余消费”。与“剩余消费”相对应的消费原则是“增值原则”，即能够增加心理需求的满足。“必需消费”基于满足人维持生存的生理需求，在一定物质条件和一般平均消费水平的基础上有一定的限度；而“剩余消费”则是基于人追求享乐和占有欲的心理欲求，因而是无止境的。人如果过度追求“剩余消费”的扩张，追求奢侈，便会损害“必需消费”以至危及人们的基本生存之需。正因为如此，对于“剩余消费”，中国传统消费伦理提倡“适度”与“戒奢”，与“必需消费”领域的“尚俭”相对应。由于等级制度和礼制的存在，民间实际生活中，一般有“剩余消费”能力的人是有一定社会身份和资财的中上阶层，他们往往依自己的身份和财力而适度消费，以使这种“剩余消费”既有“增值”效果，又无危及“必需消费”的弊害。最初作为外来奢侈品的“洋货”，正是首先从“剩余消费”领域，在“增值原则”的驱动下，由上层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消费生活之中的。而洋货由流行到普及，最终取代原有“土货”而成为人们的生活日用品，又是凭借“经济实用”的传统消费原则而走进“必需消费”领域的结果。这一过程表现为洋货消费风气的几度变化，反映了人们消费方式的转换。

炫耀性消费洋货之风

洋货被中国人接受，首先是作为奢侈品进入“剩余消费”领域，与富贵人群“炫耀性消费”需求相契合。

在通商以后洋货初销时期，进口洋货因量少价高，被人们视为奢侈品，普通人无力购买。最初热衷购用洋货的是通商城市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买办商人，他们往往出身低微，由于从事贸易而快速致富，并急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富有、成功与能力，以及所掌握的“发洋财”这一新资源。作为奢侈品的洋货，制作奇巧精致、光怪陆离，又新鲜稀少、价格昂贵，一般人不易拥有，他们遂不惜高价购用洋货，并乐于向外界炫耀，用以摆设、展示、穿着、佩戴、赠送等，希图以此提高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分量，获得社会增值效果，这些人中率先兴起炫耀性消费洋货的风气。有人批评买办商人流行使用洋货，不仅购买高档奢侈品，而且日常生活中也不惜金钱而购用洋货，谓：“甚至与西人往来者，虽平居亦复如此，以示其多财。”[30]起初这些买办、商人喜用洋货的风气，往往被主流社会视为“崇洋媚洋”“弃土从洋”“忘本”，甚至被骂为“洋奴”“汉奸”，但他们购用洋货所显示的财富、成功等意味又引起人们的羡慕，因而一些家资富有的绅宦商贾也开始购用洋货以为炫耀。1890年代有人追溯通商初期买办商人首先兴起炫耀性消费风气的情形道：“溯当立约互市之初，滨海大埠，富商巨贾与西商懋迁有无，动致奇赢。财力既裕，遂于起居服食诸事斗异矜奇，视黄金如粪土，见者以为观美，群起效之……其始通商大埠有此风气，继而沿及内地各处。”[31]

随着富商绅宦竞购洋货以炫耀形成风气，通商城市文人、商贾及一般市民中也开始追逐此风。商人富绅购用洋货，主要是作为炫耀富有的奢侈品，一般市民、文人财力有限，大多出于社交需要，购买一些低端小洋货作为馈赠、招待亲友的礼品。如在上海通商初期来沪在西人书馆助西人译书的文士王韬，1860年记往某友人家做客，友人“特出西洋名酒为饷，味极甘淳可口”。[32]可见洋酒成为当时上海文人雅聚的时尚饮品。王韬喜欢交游，他虽收入不多，但也购买一些西洋玻璃杯、洋皂赠送亲朋好友。如他由上海返乡应试，去访友时即赠以玻璃杯、洋皂。[33]他携友人访妓，“馈以西洋退红布一端，（妓女）阿珍喜甚，即宝藏于箧”。[34]在洋货还被视为奢侈品之时，购买这些日用洋货作为馈赠亲朋的礼品，成为当时的时尚。

随着洋货销售地域的扩展，这种炫耀性消费洋货之风也由通商城市扩展到内地。1890年代初有人回顾通商后洋货消费风气的扩展情形道：“道光季年，中外通商而后，凡西人之以货物运至中国者，陆离光怪，几于莫可名言。华人争先购归，以供日用。初只行于通商各口岸，久之而各省内地亦皆争相爱慕，无不以改用洋货为奢豪。”[35]

在洋货初销时期，洋货由于数量种类较少、售价较高而被视为奢侈品和高档品，首先在通商城市买办商人中兴起炫耀性消费洋货风气，然后向有一定“剩余消费”能力的中上阶层及内地扩展。这一风气后来在奢侈品和高档品洋货消费领域一直持续存在，并且随着洋货品类日多、售价日降，越来越多的洋货逐渐退去奢侈品光环，进入普通消费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追随炫耀性消费风气，形成更大规模而成为流行时尚。

时尚性消费洋货之风

进入1870年代以后，洋货日渐流行，购买使用洋货者从原来买办、商人、富人扩展到通商城市市民及内地乡镇中上层社会，人群日益扩大，形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所谓流行时尚消费，即在较短时间内，在较大规模的人群中形成对某种商品种类或式样等群起崇尚、竞相仿效、争趋购用的群体消费效应，时尚品往往是人们可普遍购用并有一定观赏性的物品。

1880年代以后，洋货已由通商城市及沿海一带，流行到北方和内地广大地区，尤其是那些适用廉价的生活日用品，在广大内地城镇乡村也受到广泛欢迎，销路日广。日用洋货被人们视为高、中档品，受到人们崇尚，在通商城市里日渐流行，购用洋货成为时尚，一些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在市民中流行开来。这种风气还日渐扩展到乡镇，人们皆以购用洋货为时尚，形成了洋货流行之风。如上海附近的嘉定县真如人所说：“中外互市以来，洋货充斥，绚彩夺目，喜新厌故者流弃其已有，群相购置”。[36]这一记述反映了由城市到乡村洋货时尚风气蔓延的景象。

这一时期人们竞相购买而形成流行时尚的洋货，往往是一些美观且兼实用的日用品。如1850年代还只是通商城市少数富人作为奢侈品购买使用的钟表，由于其计时功能在城市生活里有实用价值，所以到1870年代以后，已成为通商城市一般市民中流行的时尚品。在这时期上海中等以上烟馆、酒楼、妓馆等大众化娱乐场所，墙上都挂有钟表。同时中流社会以上还流行佩戴怀表，来往于街头的士商往往衣服上挂一块怀表，既是一种时尚装饰，也是一种实用工具。1870年代初有人记上海人流行以挂怀表为时尚：“时辰表挂于襟头，俗式也。”[37]还有人以竹枝词描述这一时尚情景道：“腰悬小表轮金轮，巧比铜壶刻漏真。相约只凭钟几点，不劳子午标时辰。”[38]后来在上海妇女中还流行女子专用的精致小型“金钱表”，有记道：“光绪中叶，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曰金钱表。”[39]

这一时期通商城市人们以购用洋货为时尚，竞相仿效，流行成风。如1872年有人记述在街头看到的上海人的时髦装束：“撑洋伞于路上，挂时表于身旁。”[40]有人记光绪中叶妇女时兴戴眼镜：“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41]又有记洋纸烟的流行：“光绪中叶，都会商埠盛行雪茄烟与卷烟，遂鲜有吸水烟者矣”。[42]有人记这时期时髦的上海人一身流行打扮：“时新衣服剪纱罗，倾瓶香水浑身洒”，“一段洋烟插口斜，墨晶眼镜避尘沙。”[43]到了1890年代，人们以用洋货为时尚的风气仍不稍减，《申报》刊文讽刺上海富家子弟喜用洋货而赶时髦趋时尚的风气道：“一衣服也，绸缎绫罗非不华美，而偏欲以重价购洋绸。一饮馔也，山珍海错非不鲜肥，而必欲以番菜为适口。围棋、象戏亦足消闲，而独以打弹（指西式台球、保龄球——引者注）为娱乐。水烟、旱烟素所呼吸，而独以昔加（即雪茄纸烟——引者注）为新奇。甚且衣袜、眼镜、手巾、胰脂，大凡来自外洋者，无不以为珍贵。”[44]1880年代初，有人描述天津街道上可见的有洋式装饰的时髦打扮：“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在先，类多效泰西所为。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更有洋人之侍僮马夫辈，率多短衫窄绔，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顾影自怜，唯恐不肖。”[45]武汉也是华夷杂居的通商城市，市民穿戴洋式装饰之风也颇为盛行。有竹枝词咏当时流行洋式装饰和香水的情形道：“不男不女不华洋，愈出愈奇时样妆。花露满身过土垱，一塘臭水也生香。”[46]

以购用洋货为时尚的风气后渐延及内地乡镇。如湖南兴宁县光绪初年有记衣饰时尚变化过程，以往乡民皆穿用自家织的土布，但此时却以穿洋布为时尚，“哔叽、哆啰大呢，相习成风，而于妇人尤甚”。[47]时人有记内地人也以用洋货相尚的情形道：“如羢布、羽呢、钟表、物玩、铜铁煤斤、机器制作，无不取之于泰西，更有不惮其远而往购者。”[48]还有记北京市郊的顺义1900年后衣饰时尚化、市场化，并弃土布而用机织布的情形道：“自庚子变法，效仿外洋，服布多用洋货或爱国布。”[49]

以洋货为时尚的流行消费风气，反映了洋货通过市场流通影响了更多人们的生活。以往土货流通市场，由于运输成本等原因而形成自然的地域限制。一种土货制品，大多只是在本地域内小范围流通，即使某种物品受到消费者喜爱而流行，也往往以流通地域小范围为限。洋货的市场流通则形成跨越地域、全国连通的大市场，机制洋货商品的类型化、批量化，使不同地方、不同阶层、成千上万的人们，购用一模一样的商品，由此而形成在各地一致流行的消费时尚。这种跨地域的流行时尚消费模式，只有在大机器生产和大市场流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而在中国，这种全国性的流行时尚消费风气，就始于洋货流行。正是这种大市场，把全国各地、不同身份的消费者连为一体，而由此形成的跨地域的流行时尚消费风气，也使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们，第一次如此广泛地形成同一的消费爱好和同一的消费方式。

在洋货消费时尚风气之下，洋货成为万千民众群趋追逐、竞相仿效的流行时尚，洋货代表着精致、奇巧、美观、舒适，又代表着流行、时尚和享受，这种消费大众追逐时尚的消费风气，意味着由市场联结起来的万千民众对洋货所代表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种消费心理及消费方式的变化，对于社会发展方向具有深远影响。而是否追随这种洋货时尚，也成为一种新的划分社会群体的标准，据此可将人们区分为“洋气”与“土气”，“新潮”与“守旧”，或“城里人”与“乡下人”等。新的消费方式，无形中影响着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动。

实用性洋货消费

到清末，洋货由流行而日渐普及，许多低端小洋货成为广大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进入“必需消费”领域。这时期市场流通的机制商品数量、种类已相当多，人们有较多的比较和选择余地，购买这类日用洋货，人们也已经不再注重其新奇、时尚、高档等非实用性价值，而更多地依据“经济实用”原则做选择。在这种延续传统的消费原则下，对一般消费者而言，商品产自何处、洋货还是土货已不再重要，人们更看重的是其价格与实用性，及与同类商品的“性价比”。

洋货进入人们的日常消费领域，一般民众要到市场去选购日用必需品，这就要回归市场理性态度，按经济实用原则，对洋货与土货做比较与选择。许多日用洋货与土货相比具有“物美价廉”的优势，因而人们自然选择洋货而放弃土货，洋货替代土货成为必然之势。如清末时人所述：“自与各国通商以来，迄今不过七十余年，而洋货充斥各处，已有洪水滔天之势。盖吾国工业素不讲究，各种物品皆粗劣不堪，既不适用，又不悦目，一旦光怪陆离之物杂陈市肆，国人任意选购，俨有抛弃本货沉溺洋货之势。大者佳者无论矣，甚至零星杂物，亦惟洋货是用。”[50]

一部分作为日用生活用品的洋货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其既适于用，价格又低廉，符合人们“经济实用”的消费传统，人们自然乐于购买使用。火柴的流行普及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居家生活离不开取火，中国的传统取火工具是火石（或称火镰），用铁片敲击出火星，引燃纸媒而取火。火石虽经久耐用，但取火时需要反复敲击，不易引燃。而自西洋输入的机制火柴则以小小木棍，一头粘上少许硫黄，在药纸板上轻轻一擦即燃起火苗，可直接引火点用，远比传统火石轻巧方便，故人称“自来火”，因来自西洋，故又俗称“洋火”。火柴成本低、价钱便宜，所以颇受人们的欢迎，很快便广为使用，日益取代旧火石而成为普及开来的日用品。1872年浙江宁波海关的一份商务报告说：“进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而且火柴的使用正在一年比一年更为普遍。”[51]据其所说，这时每盒火柴仅批售一文，价格确实十分低廉，一般下层人也买得起，这样实用经济的东西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因而其输入量和销售量迅速增加。1880年的一份海关商务报告说：“中国输入的外国制造品中，任何东西都不及火柴这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并如此迅速地增加的。”据其观察，由于洋货销售市场所限，“使用火柴的中国人几乎还只限于住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一部分人口；虽然火柴还没有成为广大人民的家用必需品，但它却是一年比一年地更为普及了，它正缓慢地但却肯定地代替着原来的打火石和铁片”。[52]1882年在北方辽宁通商口岸牛庄也有报告说：“火柴贸易情况很好，它已完全代替了原来的打火石和铁片的地位。”[53]据统计，1870年代以后，各口岸火柴的进口量逐年增加，1867年进口量为8万罗，1870年增长1倍，为16万罗，1880年为142万罗，1890年达415万罗，1894年时是662万罗。[54]当时火柴包装，每一罗为144盒，到1894年一年进口662万罗，则总计约9.5亿盒，如按当时4亿人计算，则年平均每人两盒多，足见这时火柴销售量之大。火柴输入的增多表明市场扩大，由于火柴原料丰富，投资少，技术要求低，制造简单，1880年代以后，在国内也开始有华洋商人设厂制造火柴。至1900年前，在上海、天津、重庆、太原、广东南海、长沙、汉口、福州等地，相继有火柴厂开办，仅华商在各地开办的火柴厂就有十余家。[55]国内创办的火柴厂所制火柴比远洋输入的火柴成本更低，价格也更便宜，虽然质量稍逊，但不影响使用，因而也易于销售。

洋针的流行与普及也是如此。针是家家户户妇女缝补衣物的必备日用品，旧式土针是手工制作的，把铁丝磨细、锉尖，再一个个地钻针眼，这样的土针针杆粗，针尖钝，而且柔软易曲，不耐磨损。而西洋输入的机制洋针，针杆细，光滑而坚硬，针尖锐利，缝制起衣物来远比土针好用。洋针的价格刚输入时比土针高，因而销售不广，但后来大幅降价，每100枚仅售大洋二分五厘，这个价格比土针还要低廉许多，[56]人们当然乐于放弃粗笨而又价高的土针而购用洋针，因此洋针很快畅销起来。1860年代以后洋针的进口量快速增长，据统计，1867年时是2.07亿枚，两年后即增加了三倍多。1870年代，平均每年进口量为8.57亿枚，1880年代升至19.58亿枚，增加了一倍多。1890—1894年的年均进口量为26.94亿枚。[57]1879年的一份报告也说：“由于价钱便宜品质优越，洋针已逐渐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用品，并且似乎已经大量地代替了土货了。”[58]到了1880年代，在通商城市里洋针已经普遍取代了土针，成为人们的日用品。汉口1887年的一份商务报告说：“针的进口数量也有大量的增加。我听说现在几乎没有人再使用土针了，英国针、美国针、德国针一齐出现在市场上。”[59]江苏镇江1887年的一份报告说：“洋针稳步地代替了中国人用铁丝造的土针。”洋针在这些城市销售开来后，也扩及周边乡村。镇江曾有报告说：洋针“进口数量似乎还要增加，因为大商业中心附近的各个村镇都有肩挑小贩去串街零星售卖”。[60]到了19世纪末，随着洋针进口量的持续大幅增长，其销售日渐推广，在广大城市及许多乡村已开始普及。

火柴和洋针的流行与普及，是由于其物美价廉的优势，适应“经济实用”的消费原则，因而被中国人接受为必需日用品，从而进入维持生存的“必需消费”领域。这只是两个典型例子，其他还有一些日用洋货的流行，也都有着类似的过程。稍后有人述及上海开埠后数十年间，人们生活日用洋货取代土货的情形道：“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而不适则归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诸远，征诸四十年来沪上淘汰之种种事物可矣。试略举如下事，多不烦引也。如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本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61]日用洋货就是凭借着其物美价廉的市场优势，在市场的作用下而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领域，取代了中国人祖祖辈辈沿续下来的传统土制生活用品，人们的日用生活也随之开始发生改变。

日用洋货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消费”领域后，人们延续“经济实用”的消费原则，接受了大工业制品和大市场经济的消费制度。人们通过这种消费方式与市场相连接，通过了解市场，比较品类，理性选择，由机制品和大市场而联结为社会整体消费群体，日常生活方式日益趋近并连为一体，从而有了对市场和产品的相同要求，产生了共同的消费愿望和经济要求，成为推动市场发展，进而推动工商业发展的民众基础和生活消费动力。

“经济实用”消费原则是市场理性消费方式，也是与近代机器大生产和大市场相适应的消费方式。从“必需消费”领域适用“经济实用”原则这一意义上来说，这种“近代”的消费方式与中国“传统”消费方式的原则是相通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发生改变的只是商品本身和市场形式。商品由数量少而品类各异的手工土货，变为大批量生产、同一样式的机器制品，市场则由封闭狭小而变为开放与大流通。人们面对这样的市场，形成理性实用的消费方式，那些经济实用的日用机制洋货，便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为亿万民众衣食日用不可离的必需品。这就是洋货由流行到普及所带来的人们消费方式的巨大改变，也由此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

洋货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最早是作为奢侈品而进入高端的“剩余消费”领域，在中国人的生活消费领域打开了缺口。然后又以不断趋近中国人“经济实用”消费原则的市场优势而进入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直至普及到“必需消费”领域，从而使洋货所代表的工业机器制品，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扎下了根，形成了近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民众生活基础。机制洋货从进入人们的消费生活，到逐渐流行直至普及，日渐替代旧式土货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品，改变了万千民众的日常生活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观念乃至文化观念。

三 洋货符号意义的演变

自明中叶以后欧洲商船开始往来中国，运来西洋货品，人们遂用“洋货”这个词来指称这些来自外洋的“舶来品”。洋货并不仅仅是这些域外物品本身，它还是西洋文明的承载物，并随着此后洋货输入增多，对中国社会及人们的生活逐渐发生影响。因而“洋货”一词除了其字面实指的意思之外，人们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还赋予其一定的社会意义内涵与意指，形成一定的“符号”意义。人们对于洋货及其社会意义的认知，既有普通民众的感性体验，也有文化精英的理性思考，其内涵意指由洋货在人们生活中的角色及作用而定，又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及认知方式所左右，还受社会风气、社会思潮乃至政治情势等影响。在一定时期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社会舆论及文化精英话语中，洋货具有某种特定的“符号”意义，成为某种文化观念的象征，从而对社会舆论及人们的观念产生影响。从开口通商前后洋货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到后来洋货日益流行而影响扩大，直至清末洋货普及而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成分，在晚清70年间，洋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意义发生着变化，社会舆论及精英话语中洋货的“符号”意义也发生着变化，大致经历了前后三个既有交织又有不同的变化阶段，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人对于洋货及其社会意义的认知，这些“符号”意义的变化对社会舆论、社会思潮及人们的观念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奇技淫巧”说

1.开口通商前的洋货观：“西洋奇器”与“奇技淫巧”

鸦片战争以前，从广州口岸输入的洋货数量还有限，主要是一些制作精巧的“玩货”、奢侈品。虽然当时一般人还不易见到，但凡见闻过洋货的人，对于这些“舶来品”已形成了一些初步印象。这些多为机械制作的洋货，其技术工艺往往超出中国人的经验与想象，如自鸣钟、八音盒能自行转动并发出悦耳音乐，玻璃制作的寒暑表、杯盘瓶盏等如水晶般晶莹剔透，这种种奇巧之制，往往令初闻乍见的中国人倍感神奇，感到不可思议。因此，洋货在中国人心目中，除了其来自外洋的域外色彩之外，还往往与“奇巧”“机巧”“奇妙”“神奇”等种种新奇感受相连，“奇巧洋货”成为人们对洋货形成的初步观感。同时，稀少、昂贵而奇巧的洋货，也成为富商官宦争相购买的高档奢侈品，或用来炫耀把玩，或作为交际礼品，渐至成为富贵阶层中的时尚。

洋货时尚这一新社会现象，引起一些有心人士注意，开始思考“洋货”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鸦片战争前在江浙一带颇有文名的管同，曾在安徽巡抚衙门游幕，素有经世之志，关心国计民生，他注意到这时出现以洋货为时尚的现象，并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现象将给中国带来危害。他对此深感忧虑，撰写了《禁用洋货议》一文，对洋货的危害及应采取的对策做了阐述。他指出：“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而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虽至贫者，亦竭蹶而从时尚。”虽然他说的“至贫者”也争购洋货的情形可能仅限于局部地区，且未免夸张，但“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可能在一些地区已初现风气。他指出，洋货虽然制作“奇巧”，但皆属“无用”之物，洋人将这些无用的东西运来我国贩卖，是居心叵测。他说：“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在这里，他用“奇技淫巧”来指称洋货，并认为洋人向我国贩卖洋货，一是“坏我人心”，二是掠取我国之财，因而对我国有阴险的“谋国”之心。所以他提议，我国的应对之策是断绝与西国通商，禁止一切洋货输入：“宜戒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甚至对已流入的洋货也要采取严厉手段，予以全部销毁：“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亦即与西洋完全断绝通商，将这些只是“奇技淫巧”的洋货彻底阻挡在国门之外。在这时的管同看来，外洋输入的洋货都是些“奇巧而无用”、供人赏玩的“玩货”，有害人心世道，因而应当禁绝。“奇技淫巧”这个词，就是开口通商前管同给予“洋货”的一个文化符号。[62]

“奇技淫巧”这一名词古已有之，意指过分追求新奇机巧、徒饰外观而无裨实用的技艺与器物。古来人们谈到“奇技淫巧”，往往与“卖弄机巧”“玩物丧志”“奢侈靡费”等恶德相联系，若天下人竞相追逐“奇技淫巧”，则往往被视为世风衰坏、由富趋贫、天下将乱的末世之象，这类言论在历代史书上常可见到。管同将这时期输入的西洋“玩货”视同于“奇技淫巧”，即为此意。而这种祸乱天下的“奇技淫巧”——洋货，又是来自外洋人，在管同看来，则更增添了外洋人欲通过此一手段而“坏我人心”、掠我资财、夺取我天下的“谋国”之意，对如此险恶用心，我国朝廷当然应当高度警惕并严厉禁绝之。管同将西洋“玩货”视为“奇技淫巧”的这一认识，是依循传统经世理论的思路所做的分析与判断。但是，这位熟读经史、颇具文名、堪称文化精英之士，却不知道如今洋货这种“奇技淫巧”，已经与中国以往所指全然不同了。这些“奇巧洋货”已经不再是单纯徒耗心机而追求“机巧”的手工艺制品，而是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大机器生产制品，洋货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其在中国的命运不会按照管同依传统经世思路所设想的路径而终结。

就在管同提出洋货皆为有害无用的“奇技淫巧”而应当禁绝的言论后不久，英国以扩大贸易为主旨而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并且用西洋“机巧”制造的坚船利炮，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中国的弓箭刀矛，中国人这才尝到了西洋“奇技”的用处及厉害，人们对于西洋器物的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

鸦片战争时曾在两江总督幕府参与抗英战事的经世派士人魏源，受主持禁烟抗英而遭贬黜的林则徐嘱托，编撰介绍西国情况的《海国图志》。他在《筹海篇》中阐述了对于西洋“奇技”的看法，与前人“奇技淫巧”之说有所不同。他阅读了大量有关西方的书报资料，因而对西方情况有所了解。他反省并批评以往我国对于西洋“舶来品”的态度，指出：“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在这里他也用“奇技淫巧”来指称以往人们所喜爱购买的洋货——主要是“玩货”，而且认为这是“受其害”。但他在亲历战事后感受到“坚船利炮”的威力，因而深知“技巧”也有巨大的功用，他还了解到“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而且西国的“奇技”不仅能制造用以强兵的“战舰”和“火器”，还能制造“有益民用”的器具，他举出“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所以，他不再认同把西洋器物一概视为“奇技淫巧”的通行说法，而是以其对富国强兵是否有用为标准，对“奇技”与“淫巧”做了区分，由此断言：“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因此他主张“师夷长技”“习其技巧”，设局仿造这些有益富国强兵的船炮器械。[63]

与管同将西洋器物全然称为“奇技淫巧”相比，魏源对西洋器物则根据其是否有益于富国强兵而做了区分，船炮火器等有益强兵的军械，及“有益民用”的工农业机器，都是“有用之物”，因而是“奇技而非淫巧”，只有除这些之外无益“富国强兵”的西洋器物，才属于“奇技淫巧”，为中国所不需之物。这种将“奇技”与“淫巧”区别看待的认识，是近代中国人开始认识和肯定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机器制造的先声。由于当时输入的洋货，主要是鸦片及“玩货”，并非人们生活日用所需，因此魏源将其归于无用的“奇技淫巧”一类，也属合理，这也是当时社会舆论的一般通见。

2.开口通商初期的洋货观：“以洋为尚”与“奇技淫巧”

开口通商以后，洋货开始大批量输入中国，并出现在通商口岸日益增多的洋行、商铺的货架上，甚至运往周边及内地的其他地区。洋货不再只是少数富商官宦才能见到的稀有之物，而成了面向社会大众的市场销售品，一般百姓也开始看到这些来自外洋的五光十色的“奇巧洋货”了。但是，在通商初期的一二十年间，洋货中输入和销量最多的是鸦片，这种戕害人身、败人家产的毒品流布日广，使人们对于洋人洋货抱以相当的恶感。除此之外的一般洋货仍价格较高，普通人视之为高档物品而不会轻易购买，因此人们对洋货还普遍抱有新奇之感，购用洋货也成了令人羡慕而可炫耀的时尚。

这一时期通商城市摆满洋货的洋行商铺，是市民及外地游客常来游览观赏的地方，种种新奇精巧、五光十色的洋货，往往令人目眩心摇。有记人们对上海满街洋货的观感：“上海番舶所聚，洋货充斥，民易炫惑。”[64]上海开埠后不久就来这里的文士王韬，就经常与朋友一起去洋行“纵观奇器”，还经常购买一些“晶杯”“洋皂”、洋布等赠送亲友。[65]1874年一位来游上海的文士，记述他在这里洋行所见种种洋货的观感：“洋行所陈货物，百怪千奇，真有目所未见，耳所未闻，如入波斯之国者。”[66]新奇之下，人们购买一些洋货用以炫耀或作为馈赠礼品，洋货遂开始成为流行时尚。在这种风气之下，洋货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高档时尚品，以至于由洋货而引申出人们把“洋”字作为对时尚、新潮、高档、贵重、美观、精致等含义的指称。清末时有人记述自道光年间兴起的这种风气道：“道光年间，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名为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呼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67]“以洋为尚”的流行风气，反映了人们接受洋货、崇尚洋货的心态及消费行为，同时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洋”字成为时尚、新潮、高档生活的标志，也成为社会的流行语，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口耳相传，将“洋货”“洋风”的气息扩展得更为广远，渗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沉入人们的潜意识里。伴随着社会生活中洋货流行之风，“洋”这个“大众语”也一直流行不衰，直至百年之后仍然活在街头巷尾男女老少的口语里。

在民间伴随洋货流行而出现“以洋为尚”的普遍心态，并出现以“洋”字作为时尚、高贵生活象征的流行语之时，文化精英对这种新社会现象又是如何看待，对于洋货又有什么认识呢？

在人们目睹那些奇巧精致、五光十色的西洋奇器惊叹连声而欣羡不已之时，一些有心之士开始注意思考这些西器洋货流行之风对于中国的意义，探究其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何种影响。在那些固守圣贤说教、沿袭传统思维的人们看来，崇尚洋货而竞相购用以为时尚，是“崇洋弃土”“喜新好异”、奢侈靡费的恶劣风习，势将导致人心败坏、道德沦丧，有害世道人心。在那些禀承经世思维的人们看来，洋货流行势必造成中国财富外流，将致民困国穷，后果堪忧。还有一些已经对西国情况了解较多、思想比较开通活跃的人士，也开始从一些新的视角思考西洋器物对于我国的意义，提出了一些与上述陈旧思维不尽相同的新认识。

王韬在上海居住十余年间，日与西人相处共事，阅读有关西方书刊，见西人日常所用洋货及印书机、缝纫机等奇巧之器，又常常到洋行“纵观奇器”，购买洋货赠送亲友，在当时人看来，是一个熟知西方、喜好洋货的新潮人物。他还素怀经世之志，喜欢交游，好发议论，常与友人诗酒纵谈天下之事，所以他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他在1859年的日记中，就有多处记述与友人、西人谈论对西洋器物的看法。他在这年写给一位在两江总督幕府的友人的一封长信中，就对此做了集中阐述。他充分肯定西洋机器技术的先进，但对是否适合引进中国则态度谨慎。他指出，西洋火炮、轮船可以强兵，故应当引进，而其他火车、工农业机器等，虽然有裨生产实用，但不适用于中国。他说：这类西洋“器械造作之精，格致推测之妙，非无裨于日用者”，但如果引入我国则会侵害工农生产，夺小民生计，因而“我中国决不能行”。至于其他供生活日用的洋货，他认为多不适用于中国，如“钟表测时，固精于铜壶沙漏诸法”，但由于价格昂贵，“贫者力不能购”，因而是“玩物丧志”的无用之物。至于那些零星日用洋杂货，他则仍沿用“奇技淫巧”这一说法，谓：“至其他奇技淫巧，概为无用之物，曾何足重。”[68]可见他仍然沿着传统经世思路，从传统民生的角度来看待西洋器物，因而认为生活日用洋货纯属消费，无益国计民生，用机制代替手工、洋货取代土货则会夺小民之业，所以这些日用洋货是不适用于中国的“无用之物”，因而是“奇技淫巧”。在王韬这年的日记中，还有多处记述了他与友人、西士等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反复申论上述观点。[69]可见，即使这位西学名家，在现实生活中又喜爱洋货的开明之士，仍然是从传统经世、民生的思路来看待洋货，而并没有对追逐洋货成为流行时尚这一新社会现象的原因及其影响做更深入的探究，因而得出了日用洋货无益民生，是无用的“奇技淫巧”这一结论，这种认识与开口通商前的管同、魏源等的认识并无本质不同。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又挟坚船利炮打入京城，咸丰帝出逃热河，国基震动，朝野惊骇，敌强我弱之势已昭然天下，同时太平天国直接威胁清廷统治，内忧外患之下朝野人士急谋自强自救之道。朝中有洋务官僚开始引进西方技术，设厂仿造西洋船炮以为强兵之策。也有在野人士思考引进西方技术问题，如在上海的退职翰林冯桂芬，在此期间撰写了《采西学议》和《制洋器议》两篇论说，对于引进西洋技术器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除了船舰枪炮应当仿造，西洋工农业生产机器如水利机器及“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认为这些都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者”，所以中国也应当学习仿行。这与王韬强调中国国情与西国不同而拒绝仿行西洋农机具的看法不同，但他与王韬相同的是，他也提出“奇技淫巧不与焉”，[70]即不应当引进无用的“奇技淫巧”。什么是无用的“奇技淫巧”呢？他在文中并未指明，但在另一处说：“五州之内，日用百须，无求于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71]所谓“日用百须”，也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由此可知，他所说的“奇技淫巧”，就是指那些船舰枪炮、工农制造机器之外，我国自足而无须外求的“日用百须”之物，亦即作为日用生活消费品的洋货。在这点上，他与王韬的认识相同。

可见，即使是在已开口通商二十年，洋货满街，流行的洋货中心上海，王韬、冯桂芬等思想开通的有识之士，仍然是从传统经世理论来看待日用洋货，只将其看作供百姓生活“日用百须”的消费品，并从传统民生观念出发而判定这些洋货无益国计民生，是不应引进的“奇技淫巧”。

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崇尚洋货之风，而文士笔下、主流舆论却将洋货一致贬斥为“奇技淫巧”，究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虽然洋货日增，出现以洋货为时尚的风气，但一般洋货价格高于土货，仍被视为高档品，属有钱人“奢侈靡费”的“剩余消费”对象，还未进入普通人的“必需消费”领域。正是洋货的这种市场定位，决定了其被视作无益民生的“奇技淫巧”。直至1895年维新运动兴起时，康有为、梁启超联合一千多应试举人签名的“公车上书”中，还对洋货流行现象做了评论，并仍以“奇技淫巧”指称洋货，认为它是导致国民困穷的一大原因，文中说：“外国奇技淫巧，流行内地，民日穷匮，乞丐遍地。”文中还仿效郑观应《盛世危言》，也列举了各种日用洋货，如洋布、手巾、花边、纽扣、针线、伞、灯、牙刷、牙粉、肥皂、火油、纸烟、钟表、玻璃镜、照相等共计50余种，指出这些“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户有，人多好之”，即洋货流行现象，是损耗我国财力的一大弊端。[72]可见，直至这时，把日用洋货称为“奇技淫巧”，在一般文人学士、文化精英中仍是一种通说，并含有西洋侵略、掠我资财、引人靡费、坏我人心等负面意义，而人们争购洋货而形成洋货流行之风，也相应地被视为喜新厌旧、为之眩惑、人心衰坏、世风日下的征象。

“漏卮”“利权”说

1.对洋货消费市场的认识：“漏卮”与“利源”

1870年代以后，随着南北沿海及沿江多口开放通商，洋货输入大幅增加，畅行各地，洋货流行之风已由沿海延及内地。人们对于洋货已不再新奇，有些洋货虽然价格仍高于土货，也不如土货耐用，但喜好时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还是竞相购用。1890年代初《申报》载文评论道：“洋货之价较土货倍之，且数倍之。外观虽五色迷离，用之实易于窳败。”但人们仍然争相购用，“厌故喜新，人情大抵如此也”。文中还提到保守的老年一代与喜欢追求时尚的年轻一代对于洋货的不同态度：“在老成拘谨者，谓我堂堂中国，自有朴而耐久之物，足供人之取求，何必忘其本原，转以银钱易此瑰奇之货。而少年喜事者，往往侈耳目之新奇。”[73]除此之外，一些物美价廉的低端日用品如洋火（火柴）、洋布、洋油、洋针、洋钉等，则已开始成为广大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对于洋货流行之风愈演愈烈的趋势，另有一文也以无奈的口吻说：“西人以其所有易我中国之所无，中国之人喜新厌故，无不趋之如鹜。”[74]这些民间议论中对于人们争购洋货所反映的“喜新厌故”、追逐时尚的心理，虽然有从道德上否定的意味，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出于“人情”，无法阻止。这种贴近民众生活的民间舆论，比那些高谈道德伦理的学究之论要客观得多。

实则人们所无奈承认的造成洋货流行的所谓“喜新厌故”的“人情”，是市场交换中人们依实用需求和心理需求而产生的自然消费心理，也是市场流通的自然规则，非人主观所能阻止。伴随着洋货流行范围的扩展，人们对于这一点也日益明了。所以，面对洋货流行的社会风气，已经认识到无论是从物美价廉的实用角度，还是从人们喜新厌故的本性，洋货受到人们欢迎而日益流行已是不可阻挡之势，如有人所言：“欲禁民人不用洋货，势所不能”。[75]洋货流行的实际后果，就是造成了日益扩展的洋货消费市场，销售洋货成了商家的一大财路。

洋货流行所造成的洋货消费市场，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洋商赚走了中国人的钱财，造成中国财富外流，这是人们早就意识到的危害，如管同所言是“吾之财输于异域”，这也是洋货一直被人们贬斥为“奇技淫巧”且于中国有害无益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财富外流状况伴随着洋货的日渐流行而日益严重，有心人士对此的忧虑也随之加深。因此自1870年代开始，有人从市场角度看待洋货流行现象，把造成财富外流的洋货销售市场称为“漏卮”。早先在上海洋行做买办，后来又经营官办洋务企业的商人郑观应，熟悉中外市场及商情商道，他批评国人对西洋器物引入种类失当，无奈地说：“今行于中国者，轮船、枪炮之外，如钟表、音盒、玩好等物皆有损无益者，而华人爱之购之；如电线、火车、耕织、开矿诸机器，皆有益无损者，而华人恶之诋之。以故振作难期，漏卮莫塞，识者伤之。”[76]他认为人们出于新奇而喜爱购用“有损无益”的玩好洋货，致使国人钱财流入洋商口袋，成为我国财富外流的“漏卮”，而我国官民上下对此却浑然不觉，不知抵御与设法阻止，致使“漏卮莫塞”，因而有识者认为如此任由财富外流，我国势将日趋贫穷衰弱，前途堪忧。

“漏卮”即漏洞，指我国财富外流的漏洞和通道，显然是一种负面的评价语汇。此后社会舆论中便多以“漏卮”来指称洋货流行现象。1888年《申报》载文《论西货近日消流甚广》，评价通商以来我国所受洋货之损害的情况道：

自泰西诸国东来，西国之物日见其消流，而于中土之所生产，中国之所制造，日形其雍滞，此亦足以损民而病国……购用西国之物日益多，则钱财之流于外者日益广，而上日益损，下日益穷，几何不如漏卮之难塞也，岂独一鸦片而已哉！[77]

直至1890年代，洋货流行以致“漏卮”难塞，仍然是人们常常议论而深感忧虑的一大社会问题。1892年《申报》一文论道：洋货流行“以至漏卮难塞，银钱之流出良多……似此年复一年，将何底止？岂不令中国有限之膏血，渐至衰败不堪耶？”[78]郑观应也撰文痛论洋货广为流行的情形及其危害道：“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79]洋货流行造成财富外流，势必引起民穷国困，这种忧虑成为盘绕于人们心中的一个病灶，“漏卮”这个词也成为洋货流行的一个标志语。

已经懂得了一些市场规律的人们也认识到，洋货流行造成的日益庞大的洋货消费市场，从洋商赚钱一面来看，是中国财富源源流入洋人口袋的“漏卮”，但从另外一面来看，也是一个蕴藏着丰厚商业利润可以掘取的“利源”。因而这一时期在社会舆论中还出现了“利源”一词来指称有丰厚利润的洋货消费市场。如1890年《申报》有文所说：西人制造洋货运来我国销售，“以其所有易我中国之所无，中国之人喜新厌故，无不趋之如鹜，是不啻以中国之利源，悉听西人之取携，而我亦莫之抗也。”[80]洋货的流行，使人们发现了中国存在的“利源”——洋货消费市场。这就意味着，我国商人亦可设法从洋商手中夺回这一“利源”，使我国财富流入我国人之手，以成为富民强国的资源。

这一时期这些有了市场意识的人士，已经认识到洋货流行形成了难以阻遏且利润丰厚的新消费市场，他们用“漏卮”“利源”来指称。“漏卮”即财富外溢的漏洞，“利源”则是指洋货流行所形成的有丰厚利润的消费市场。这两个词虽然一反一正，但都反映了人们从市场角度对洋货流行的认识，与以往从道德角度称洋货为“奇技淫巧”相比，更加客观，也更切近实际。人们明白占有了市场，就占有了“利源”，就可以获取丰厚的市场之利，这就是中外通商洋货流行造成的市场法则。西人就是用物美价廉的洋货来占领中国的消费市场，因而获取大利，将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攫取而去。由此推导，既然洋货市场已经形成，无法阻止人们争购洋货，我国的对应之策就应当是用自制产品来占领这一新市场，从而夺回被洋商攫取的“利源”。由此，社会舆论开始出现呼吁仿制洋货、大兴工商，以自制洋货取代外来洋货而夺回“利源”的呼声。

2.洋货市场竞争意识：“利权”与“商战”

中国的“利源”被外人所攫取，中国的消费市场被外来商品所占领，以致形成中国财富外流的“漏卮”。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呢？人们不禁追问，“诚何故欤？岂己国之物不足于用欤？而必取资于外欤？抑岂我国之所产远不及泰西欤？”而事实正是“我国之所产远不及泰西”，土货确实比不上洋货的物美价廉、精巧适用，所以洋货才取代了原有土货而受到人们欢迎，因此，论者愤而疾呼：“苟以为不及，则何不亟行仿而效之，何乃甘以钱财输之于外域也？”[81]人们由此自然得出进一步结论，中国人应当起而仿行西法，自造洋货，发展自己的工商业，以自己的优势去与西人争夺市场，争夺“利源”，以夺回“利权”。所以，这时期“深通时务者多创为以彼之矛刺彼之盾之法”。[82]如有人所说：“欲禁民人不用洋货，势所不能，则莫如中国自行筹资，逐一仿造，庶几将中国之货易中国之钱，富者可便于购求，贫者更开无数谋生之路。按之和约亦所准行。而来华之洋货日稀，即银钱流出日少矣。”[83]另有报刊文章论道：“夫中国之出产并不逊于泰西，泰西之贸易未必工于华人……中国自安苟且，而利权不能自主，反为西人所夺，此其故盖可知矣。”[84]文中明确提出“利权不能自主”，可谓抓住了洋货流行造成危害的根本。由“漏卮”到“利源”，直至“分洋人之利”，争取“利权自主”，人们对于洋货市场的认识逐步加深，并开始走向思考如何依循已有的市场规则，反其道而用之，与西人展开市场竞争，争取“利权自主”这一新的富强之路。

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舆论已开始出现积极呼吁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洋货制造业，仿造洋货去占领市场，从与洋人“分利”，直至要求“利权自主”，这才是阻止财富外流、挽救国家贫弱的富强之道。比如，洋布到70年代以后已日渐流行，成为洋人大赚中国人钱财的一大利源。这一时期舆论出现了呼吁中国仿行机器织布，以与洋人争利。1876年《申报》就中国是否应仿行机器织布进行了一场讨论，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大加倡导。该报主笔在一文中说，他早在数年前就提出：“中国之人既皆喜用洋布，何不于上海附近之地集一公司，盖造机房，购齐西国织造各布机器，延请西国织匠来沪，以教授华人织造之法，仿织洋布，定易销售，此实生财之大道也，其获利也必能过于西人。”但在当时他的这一看法却遭到别人嘲笑，有人讽刺他是“但欲为西国出售机器，不顾有害于中国女工”。现在他又与友人谈到这一看法，则受到友人的支持，友人也认为：“广购机器仿织洋布者，非夺中国之利，实分西人之利也。有此大利之事，竟置之无人肯办，又何怪钱财之日流出于外洋乎？”论者对于中国至今没有人致力于这一“生财之大道”而深为痛惜。[85]正是在民间舆论的呼吁下，1878年官方开始在上海招集商股筹办机器织布局，买办商人郑观应被委任襄办。在筹办织布局期间，《申报》又发表多篇评论大力支持，一文中写道：“海外洋布之贩入内地者，华人莫不争购之，西人获利而去，财源即流入外洋，今若在中国织成，则中国之财仍留于中国。”[86]中国人自操“利权”，则中国之“利源”将会成为富国之源。

身为商人、熟悉中外商情、深知市场情势的郑观应，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增补撰写《盛世危言》，其中多篇专论商务，他直接以《商战》为题，提出“商战”口号。他认为，当今之世，西洋各国皆“以商立国”，“以商为战”，举国上下全力支持机器制造和发展商务，向外开拓市场。他说：“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泰西各国，举凡利之所在，趋之如狂。”[87]他指出：“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88]他认为“商战”已经成为各国之间竞争的主要形式。“商战”就是市场竞争，就是向他国推销商品，占领他国市场，以攫取他国的资源财富。郑观应指出，洋商向我国倾销洋货，造成我国洋货流行，使我国财富源源流入西国，这就证明“彼族善于商战之效”。我国要“夺回利益”，也必须学会“商战”，即自行设厂仿造西洋物品，用自制新货取代进口洋货，占领现今被洋货霸占的国内外市场，以自掌“利源”，挽回“利权”。他大声疾呼政府要放弃过时的“以农立国”国策，而仿效西国“以商立国”，大力鼓励商民设厂仿造洋货，变进口洋货为自造之货。他指出：“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89]他还针对洋货在我国畅销的市场情况，提出相应仿造各种机器制品，与洋货竞争，展开各类“商战”。他列举了十类商品之战，包括：自种鸦片烟的“鸦片战”；广购机器自织各色布匹的“洋布战”；购机器织绒、呢纱、洋袜、洋伞，仿造钟表和玻璃器皿等“用物战”；机器制造纸、卷烟和酿酒、制糖等“食物战”；制造香水、洋胰等“零星货物战”；开矿、五金、煤等矿物战；广制煤油、自造火柴等日用品之战；制造瓷器运销欧洲的“玩好珍奇”战；仿织外国绉绸运往各国的“零星杂货”战；铸金、银钱的“洋钱”战等。[90]他指出，在当今世界各国都“以商为战”即世界市场竞争的情势下，“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我国的对策“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91]

郑观应以其在上海从事中外商务活动二十多年积累的经验与体认，指明在当时各国通商、形成世界市场的状况下，“商战”已是比“兵战”更为重要、更为长远的国家之间的实力竞争，自行仿造洋货、抢占洋货市场，才是堵塞“漏卮”、自掌“利源”、夺回“利权”而使民富国强，最终能够抵御外国侵略的必由之路。郑观应以商人身份，以市场观念和市场分析的新思路，从不同于文人思想家以书本为依据的新角度，立足市场而深入分析中外情势，思考富强之道，发出了发展商务与西国进行“商战”即进行市场竞争的时代先声。他阐述“商战”等改革主张的《盛世危言》一书，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刊行问世，后被上呈光绪帝，饬令总署刷印两千部分发内外官员阅看，书中提出的争夺“利源”、进行“商战”等主张，在朝野上下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1870—1890年代洋货流行日益加剧时期，一些与洋货流行相伴的标志性名词，由“漏卮”到“利源”，由争取“利权自主”到进行“商战”，作为“洋货市场”的文化符号，开始为人们所熟知，使人们对于日渐走入千家万户日常消费生活的洋货，对于洋货流行所反映的市场变动逐渐形成理性认识，并开始依“市场观念”来思考走向富强之路，寻求以“市场竞争”这一近代经济方式来抵御西国侵略的道路。这正是促使此后不久维新运动及清廷新政，皆标举发展工商为改革自强主导的社会基础。在此后一二十年间，“利权”成为社会言论中的流行语，其含义也由早期的市场占有权而扩展至“路权”“矿权”等资产所有权，至清末甚至形成了民众广泛参与的“收回利权”运动。

“洋货”与“国货”

1.义和团“灭洋”与销毁“洋货”

甲午一役，大清朝被效法西方变法维新而迅速崛起的东邻小国日本一举打败，屈辱签约，割地赔款，增开口岸，同意设厂。由此，清廷君臣的昏聩无能及国家的贫弱衰坏昭然于世，内外共知。随之西洋各国如蚁附膻，争先恐后，纷纷加紧对我国争抢掠夺，瓜分之声甚嚣尘上，划分势力范围，大肆倾销商品，争夺中国市场。由此洋货输入愈增，洋货销售益广，渐普及于城乡上下，有些甚至成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日用品，如火柴、洋布、洋油、洋面、纸烟等，几乎人置家备，日不可无之。

洋货普及给社会生活带来多面影响。一方面，人们因洋货而得以享受更加便利舒适、丰富多彩的生活，因而洋货受到人们喜爱并广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成分；另一方面，洋货取代了土货，机器挤掉了手工，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旧有工商体系遭破坏，成千上万原本依此为生的人口失去生计，而民众生活成本增高，财富外流不止，民生日益困厄。因而，洋货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既是带来舒适方便生活的可爱之物，又是民生困苦之源；既是人们向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标志，又是外国掠夺我国财富的工具。又由于洋货来自正争先恐后侵夺欺侮中国的外国列强，人们对于洋货爱恨交织的感受，更凝结成民族屈辱的象征。洋货的这些多重属性，使它对于不同人群、在不同的情境下具有不同的意义。伴随着洋货对人们生活影响日益广泛，它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日益突显。特别是在清末社会动荡、社会矛盾激化之时，洋货这一嵌入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外来物，也就成了人们表达某种意向或诉求的象征物及文化符号。

首先把洋货作为一种“外国罪恶”的负面文化符号而突显于社会的是义和团运动。自1898年秋冬起首先在山东、河北等地由民教冲突而激起的义和团运动，以“灭洋”为宗旨，以反洋教、驱洋人为号召，到处烧教堂、杀洋人、打教民，触发了民间长期以来受外国势力欺压而积聚的反洋仇洋情绪，并迅速蔓延开来。山东、河北、山西，义和团遍地蜂起，由乡村到城镇，规模不断扩大，行动日趋激烈，到1900年春夏，蔓延至天津、北京。义和团民由烧教堂到烧一切洋房，由杀洋人到杀中国教民，由“仇洋”“灭洋”而扩展到毁坏一切洋人之物，扒铁路、拔电杆、烧洋房，城镇里商家店铺及住户人家随处可见的各种洋货，也成了义和团民仇视及毁灭的对象。

义和团民进入天津后，在这个北方通商大埠看到洋房排列、洋货充斥，自然甚感刺眼，遂大加毁坏。时人记道：义和团民所到之处，“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皆毁物杀人”。[92]义和团民进入北京以后也是如此，有的见到洋货及售卖洋货的商铺即加捣毁，有当时人记道：“凡卖洋货者均皆逃闭，否则团民进内，将货物打碎，然后将房焚毁。住户亦是如此。”于是人们纷纷将家里的洋货自行销毁，以免被义和团民查出而惹祸。各家所用的洋油灯成了最招人眼的洋物，于是“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家家户户尤恐弃之不及，致贻祸患”。有的团民责令商铺撤换洋货招牌，去掉“洋”字，时人记述道：“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民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多。”[93]

义和团在京城毁灭洋货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烧毁前门外西药房。前门外大栅栏是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各类商铺林立，华洋各货杂陈，如时人所说：“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饭庄饭馆、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有老德记西药房是京城最大、最著名的西药房，义和团民遂认为其售卖西药，应遭神灵诛灭，欲将其焚毁，并警告周围市民不许扑救，谓团民会施法术不使延烧他处。据时人记，点火烧起来以后，“团民法术无灵，火势甚猛”，遂向周围商铺延烧，因团民不许扑救，致使大火延烧开来，由大栅栏周边街巷，至前门箭楼、东交民巷，大火持续一天一夜，延烧几十条街巷，后据地面保甲统计，“约略延烧铺户一千八百余家，大小房屋七千余间”。京城商铺最集中的繁华之区，中外货物屯集之地，化为一片灰烬。时人谓为“真从来未有之奇灾”，并痛惜：“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今遭此奇灾，一旦而尽。”[94]在此期间，义和团在北京各处焚烧洋货商铺，据时人记载：“义和团焚烧西单牌楼钟表铺，连及四邻铺户被烧一百八家。”一些洋货店铺被捣毁抢掠，如：“骡马市大街广升店因其代卖洋货，团民将欲焚烧，被土匪乘间抢劫一空。”后来不仅商铺，连住家也因有洋货而遭抢掠：“凡存有洋货等物，搜抢一空，饱载而归，谓之净宅。此坛团民才去，彼坛团民又来。城内城外居民铺户，遭逢此难者，每日数十起。”[95]

在义和团运动中，“洋货”被视为外国势力——洋人罪恶的替代物，在仇洋、灭洋的风暴之下，在义和团民夹杂着民族义愤与愚昧无知的暴烈排外行动中，遭到义和团的扫荡与捣毁。但是，毕竟洋货已经普及于民间，嵌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日用之中，难以剔除净尽，也不可能与人们的正常生活相剥离。因此，义和团焚毁洋房，可能一般百姓还没感到与自己有多大关系，而到大肆搜掠捣毁洋货洋物，则人们已经感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损害与威胁，因而对义和团的过火与愚昧，自然产生了抵触与恶感。洋货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连为一体，难以剥离。这种一味捣毁、禁绝洋货的态度，已经不可能为人们所接受，这也是一般民众对于义和团产生恶感，视之为愚昧、野蛮的一个重要原因。

2.“抵制美货”与“文明拒外”运动

义和团的暴力排外及清廷的应对失据，最终招致八国联军侵华而酿成巨祸。朝野上下痛定思痛，清廷开始仿行西法实行新政，民间也兴起学习西方以自强救亡的社会运动。在这种社会上下一齐转向学习西方的社会氛围里，社会风气也为之大变，“西洋”成了众所向往的“富强”“文明”“先进”的榜样，洋货则成为“文明生活”的标志，更加受到人们崇尚。即使一直风气保守的北京，也出现了以用洋货为时尚的风气。有记云：“庚子巨创以后，都人心理由轻洋仇洋，一变而为学洋媚洋。妇女出门必衔一香烟以为时髦美观。”[96]消费趋洋成了文明、趋新的标志，受到人们特别是时髦青年的追逐。而一些低端洋货也更为普及，深入广大城乡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上至脑筋保守的老夫子，下及穷乡僻壤的乡村小民，生活中几乎都离不开洋货了。

但是，洋货来自正掠夺欺侮中国的外国列强这一“原罪”性质，又使这一已经深深嵌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外来物，同时也是外国侵略欺侮的象征，人们对于洋货所纠结的这种矛盾情感在义和团运动后并未消解。就在短短五年之后，这种矛盾又以另一种形式，以更为突显的方式再次爆发。这就是1905年由美国华工续约问题而引发的波及全国、轰动中外的“抵制美货”运动。在这场规模更加宏大，但面貌已完全不同的民众抵制外侮运动中，一个特定外国的洋货——美国货，成为运动的核心，受到举国上下万众瞩目。

这一运动的起因，本来与美货，甚至与国内民众都没有直接关系，乃是由于十年前美国与中国订立限制华工条约，后美国据此对来美华工乃至华人采取种种歧视、迫害政策。到了1904年此约十年期满，美国又试图续订。消息传到国内，首先在上海，以华工人数最多的福建、广东两省商人为主导发起抵制运动，试图阻止续订条约，遂掀起了一场以“不用美货”为口号、波及全国的大规模抵制美货运动。

以不买外货来对抗外国这一市场抵制方式，早在十年前就有人提出过。1894年9月，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提倡“商战”的郑观应就曾致书协助李鸿章办洋务的盛宣怀，提出抗击日本的《管见十条》，其中有一条：“不买东洋货，绝其来货不与通商。”[97]这是郑观应以市场为武器进行“商战”思想的具体实施手段。但在当时，一是战事紧迫，二是政府对外贸易不能自主、民间社会力量不发达，因而“抵制日货”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难以实施，这只是郑观应的构想而已。

时隔十年，迭经甲午战败、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实行新政等一系列剧变，天地已然变色，社会风气、文化氛围、人心所向也已全然改观。在此背景之下，这次自下而上从民间商界、学界勃然而兴的“抵制美货”运动，已经是一场一呼百应、蔓延全国、声势浩大的民众和平抵抗运动，而“美货”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外来琐屑之物，则骤然成了这场浩大运动的标志物，作为美国乃至列强欺侮中国人的象征而成为举国民众一致排拒的对象。

“抵制美货”运动最早起于上海。1905年5月间，首先是上海商务总会发起倡议，以美国迫害华工，实为歧视欺侮华人，号召商民以“不用美货”进行抵制。上海发行而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申报》，于1905年5月10日刊登上海商务总会发布的《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揭露美国排斥、迫害华人的种种行径，指出华工条约“违害国家之尊荣”“玷辱国民之人格”，号召全国民众起而抵制：“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合群策群力以谋抵制。”后议定以两月为期，至7月20日（华历六月十八日）前敦促美国废除禁约，否则将号召国民“不用美货”，以为抵制。随后上海商会将此决议电告全国各埠商会，并登报呼吁各界响应。此后，上海以及全国各城镇商、绅、学、女各界纷纷起而响应，召集会议、议定办法、宣传演说、组织团体、印发传单、互致电函等各种活动此起彼伏，相互呼应，一致以“不用美货”为口号，一时声势大起，形成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

此后至7月20日的两个多月为抵制运动的发起动员阶段。首先是上海商界、学界、女界等人士纷纷召集会议，号召定期实行“不用美货”以抵制美约。如5月21日沪南商学会集议抵制美约，议定如期实行“不用美货”。[98]7月9日，上海务本女塾师生等女界发起集会，多位女士发表演说，提议一致“不用美货”。[99]其他商埠城镇商、学界等也纷纷起而响应。如广州商会在6月初集议“不用美货，抵制华工条约”。[100]《香港日报》1905年7月8日报道：“广州大街小巷尽是大幅黄色标牌，上面印有运动领导者的图像和讲话，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拒绝使用美货。”苏州女界也在兰陵女塾召开集会，号召女界响应抵制运动，“不用美货”。[101]甚至在皇帝脚下、官僚充斥、风气保守的京师重地，也出现了民众响应抵制美货的活动。天津《大公报》6月中旬报道：“各埠商人于美国禁华工一事迭次开会，提议以不用美货为抵制之一端……惟北京官场对此事淡然处之，若与己无甚关系。而学堂之学生及有志之绅商大为愤激，近日宣武门内一带地方忽贴有白纸匿名揭帖，用双钩法大书‘大清国民公认不买美国货物’十二字，围观者颇多。”[102]在各地商界、学界、女界倡导下，抵制美货运动迅速向全国各地扩展开来。

“不用美货”对于人们意味着什么？将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当时在中国最为畅销、人们消费最为普遍的美货是面粉、洋油、洋布、纸烟、肥皂五种商品，其中机磨面粉是城镇居民日常主食，煤油是夜晚照明煤油灯的燃料，洋布是人们衣物的普遍用料，纸烟已是城镇烟民的必需品，肥皂也是家居日用之物，这些涉及人们吃穿日用的生活物品皆以美货为佳，因而销售甚广，普及城乡，几乎是家家户户必备、男女老少皆用。如无锡商民所言：“美货中如洋油、洋布、肥皂等均家常日用之物，即纸烟亦行销甚广。”[103]所谓“不用美货”，对于民众来说，自然会带来生活的不便，对于商家而言，即不订、不售美货，当然是断了这条财路，甚至蒙受损失。但是，无论商民，在这场运动中都甘愿接受这些不便和损失，以牺牲私利益，而成就公利益，内含的意蕴已经远远超出了这小小美货本身。

临近两月期限，美国并无改约意向，抵制美货运动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先是7月18日，“上海城厢各处有人遍发抵制工约不用美货传单，演成白话，约有数百言，大旨谓：实行不用美货之期，本定六月十八日（注：即西历7月20日）为两个月期满，十八日后各店铺务须实行此办法。”[104]次日，上海沪学会、商务总会、商学会及学界、商界、工界人士，还有外地各埠派来的代表等共计1400余人，在西门外务本女塾大讲堂召开特别大会，公议实行不用美货办法，上海商界各行会如洋货行、丝业、火油业、杂货业，及海味业广帮、建帮、汉口帮、山东帮等都有代表董事出席，并一致表示不用美货。[105]会后将此决议电致外部、商部及各埠商会。

7月20日后，各地更是频繁展开集会、宣传等活动，推动正式实行“不用美货”。此后数月间，各报刊纷纷报道各地开展“不用美货”活动，如《申报》每天都刊登各地抵制活动的报道、论说、外地商民来电来函、各种相关消息等。仅从7月20日至7月31日短短11天之内，《申报》就报道了全国19个城镇抵制美货活动的消息，地域涉及上海、江苏、广东、浙江、河南、安徽、江西、湖北、辽宁等9省，北至辽宁营口，南到广东番禺，甚至还有暹逻（今泰国）的广东会馆。上海是抵制运动的中心，各界活动也最为集中。仅在此11天内进行集会等活动的就有商务总会、沪学会、商学会、四明同乡、在沪粤商、志成堂、麻袋业、荳米业、洋货帮、广洋货业、洋广海味业、南北货业、杂货业、花业公所、内河报关行、煤油洋杂货业、上海女界等17个团体组织，有的大型集会参加人数达一两千人。这些活动皆以“不用美货”为口号，活动形式有组织集会、发表演说、签名承诺、分发传单、张贴标语、函电联络、登报宣传、检查店铺、收集美货、劝说亲友等多种，完全以民间力量组织推动，形成了全国各地彼此呼应、商绅学女各界协同、广大民众广泛参与的规模声势空前浩大的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

这场以“不用美货”为口号的抵制运动首先由上海商人团体发起，学界、女界继起响应，后扩展到全国各地。进行组织宣传活动的人员包括商人、士绅、教师、学生、记者、编辑等，而参与实行“不用美货”活动的人则从商家店铺、贩夫走卒，遍及城乡一般居民，涉及上下阶层、男女老幼。据《南华早报》1905年9月2日报道，广东的抵制运动深入社会下层，甚至赌场的赌徒们也开始抽国产香烟而非先前的美国香烟，摆渡的船妇也拒绝装有美货的箱子上船，一个理发匠也表示不给美国人理发。[106]这场运动声势之浩大也是空前的，从各地各团体集会演讲、宣传鼓动、电函交驰，到报刊报道、街衢标语、传单流布、街谈巷议，甚至民间人员走街串户、宣导劝说、清查收缴，人们目之所见、口之所谈，皆为此事，一时间“不用美货”之声响彻全国，汇集成一场由商界、学界精英发起倡导，各地、各界、各阶层民众广泛参与，无论从规模还是声势上都空前浩大的全国性、群众性和平抵抗外侮运动。

正是由于小小美货已经成为城乡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消费品，以“不用美货”为形式的“抵制美约”运动才可能将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连为一体，从而形成如此浩大的规模和声势。平凡而具有象征意义的“美货”，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成为美国（乃至外国）欺压华人（中国）的标志物。而“不用美货”则成为“爱国御侮”“外争国权”的标志，作为这场运动的旗帜，被无数民众宣之于口并付诸行动。同时，“不用美货”作为这场运动的标志符号，也衍生出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涵。在围绕这场运动的社会舆论中，关于“不用美货”的讨论，出现了“民权”说、“义务”说、“女权”说、“文明方式”说等一系列论题，并借助运动的声势而广泛传播，民众从中得到思想观念的启蒙，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广泛而深远。

（1）“民权”说

人们通过参与“不用美货”运动，体验了个人自主权与民权意识。买不买美货，本来只是个人的生活小事，看似微不足道，但人们通过这种自觉自主的消费行为，以表达一种共同的政治诉求，并希冀以此影响政府及外国决策，甚至期望改变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人们从中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消费权也是一种自主支配的个人权利，而且可以通过行使这一权利，表达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态度，以及对抗强权压制。当时许多言论强调个人自由及自主权利，反映了民权意识的觉醒。如在上海一次各界1400人参加的大会上，著名教育家马相伯演说时就强调：“不用美货系我人自主之权，无论美人不能干预，政府亦不能禁止。”[107]《外交报》的一篇社评也指出：“乐用何国之品，乐定何国之货，此权操之商民，外人不能强，即政府亦不必助也……不再用美国之货，原为个人之自由，不能成为国际交涉。”[108]《申报》一篇评论中也指出：“贸易之道纯任自由，从未有强人以必买者。今以不用美货为抵制，既为个人之自由权，美人亦岂能责我以必用乎？”[109]

特别是在清政府表示对民间抵制美货运动进行压制甚至发出惩办威胁的情况下，民间舆论更是强调人民的自主权利，不惧政府威胁，甚至出现对抗政府压制民权的言论。如一位淮安人士致上海商务总会的来信中提到“虽有政府命令不准倡言抵制”，但“美货之用不用，则人人自有之权，政府从何干涉？即使政府媚外，将约私行画押，而我全国同胞万不承认。订约自订约，禁货自禁货，俾海外各国知中国有无用之政府，而有有用之国民”。[110]这段话公然把矛头指向压制民意的清政府，指责“政府媚外”，甚至提出“中国有无用之政府，而有有用之国民”。这些掷地有声的响亮语言，体现出以民权对抗君权的气魄，反映了当时人们民权意识的觉醒，不仅针对外国欺侮我民族，而且针对压制民权的清政府，这一抵制运动是外争国权，内争民权。8月底清廷颁布上谕，以“有碍邦交”等为由谕令商民“不应以禁用美货辄思抵制”，并以“从严查究”相威胁。《申报》连续发表两篇评论对上谕内容进行辩驳，并对政府压制民众抵制运动表示不满，指出：“此次抵制，举国一心，实为我国民能力膨胀之萌芽，中国转弱为强之大关键。”[111]认为政府不予鼓励反行压制，是“遏绝我国民能力发达之萌芽，摧坏其转弱为强之基础，是则可慨也”。[112]这种维护民众权益、公然对清廷表达不满的舆论，反映了这次抵制美货运动也是一次民权意识的倡说与启蒙运动，人们的认识由抵抗外侮而外争“国权”，进而向对抗清政府而内争“民权”的方向趋进。

对于这场抵制运动对民权启蒙的意义，当时一份杂志的评论中说：“今者，抵制禁约之潮流，风动商会矣，波及学界矣，由商埠而省会，内地而海外矣……‘拒美货’、‘拒美货’之声，且哗然于全国。一人唱而百人和，铜山崩而洛钟应。美哉！吾民气未有发达如是速者，吾民志未有坚忍如是久者。识者曰：此吾国民权实行之先声欤！”[113]这段评论可谓对这场运动与民权观念启蒙的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2）“义务”说

还有不少言论指出，“不用美货”作为维护民族共同利益的共同行动，人们作为国民应当参与，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反映了国民责任意识的觉醒。如《外交报》社评中指出：“此次抵制美人之事，实为吾人之义务”。[114]《申报》在一篇关于厦门拒约会的报道中说，他们印制抵制美货的书册传单分送四处，“城厢多粘广告”，并分派人到内地村镇宣传，“务使家喻户晓，个人自知国耻、团体、民权、抵抗种种义务”。[115]把“不用美货”，牺牲个人的生活方便与生意利润而争取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视为应尽的“国民义务”，这一观念反映了国民责任意识的觉醒。

（3）“女权”说

这次抵制运动中，“女界”活动尤为引人注目，以往从未以独立的群体面貌在社会上活动的女性，这次则结为团体，与商界、学界并肩活动，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女子责任，伸张女权，受到社会关注并赢得社会的尊重。社会活动向来是男子垄断领域，女子以往分散在千家万户之内，从未结成群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此次以女学校教师、学生以及绅商夫人等为先导，结成女界团体，以独立姿态和平等的社会角色，积极活跃地参与抵制运动。她们不仅在进行集会、演说、刊发传单等活动方面不输男界，而且由于女性主持家务、是生活日用品主导消费群体这一特性，特别突显了女性群体对于“不用美货”运动所起的独特作用。这是女性第一次以群体形式在社会活动中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

在女界进行的集会演说等活动中，女子往往表达与男子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愿望，突显了“女权”意识。如苏州兰陵女塾“放足会”发起的一次女界抵制美货集会上，一位女士演说道：“女界极应及今与男界平等，四万万同胞，女居其半，抵制美货，女界自当一律，共表同情，不用美货，实属和平办法。”另一位女士说：“中国女子向日几不以国民自居，务须乘此机会，结成团体，为二万万有用之人。”到会的百余位女子反应热烈，“听者感动，义形于色”，“均签名赞成”。[116]她们在演说中强调女子“与男界平等”“以国民自居”等，反映了女权意识的觉醒。

女子主持家政、是购买家庭生活日用品的消费主体这一特性，在女界演说宣传时常常被强调，并作为号召女子对抵制美货应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的理由。如南翔女学堂举办的集会上，发起人演说中指出：“用美货者女界较男界为多，故不用美货我女界尤当竭力。”[117]苏州女界一次集会议定的“不用美货办法”中，即有：“吾等操持内政，凡日用细布、香烟、洋油等项，须亲自辩明牌号，庶免美货假冒别国商标之弊”。[118]

关于这场运动对于女权运动的意义，当时影响颇广的《女子世界》杂志发表《妇女社会之对付华工禁约》一文指出：“妇女居男子之［对——引者注］半部分，美货之消流亦视此，而普通衣食料之外，寻常化妆日用之物品（香皂、香水、脂粉及一切妆饰品，洋纱布尤为大宗）多过之矣。此增一分之抵抗，即彼分一分之责任，合大群以谋抵制，女权之于男子，固又为相成者，而非相侵者也。”作者认为，女子消费美货多于男子，故也应参与男子发起的抵制运动，并认为这一女权对男权是支持而非侵害。作者说，听到上海女界已开始发起抵制美货的集会，“不禁狂喜而顶祝曰：此女权发达之第一声！”[119]

在这期间有关抵制运动的报刊上多有“女界”活动的报道，报道、评论及演说等文字中也频繁出现“女界”“女士”“女权”“女子之责”等词，反映出女性群体以独立的社会角色参与社会活动，以及社会舆论对于女性参与运动的尊重与赞赏，这是女性群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开端。

（4）“文明抵制”说

“不用美货”是人们在自由交换的市场上，自主运用消费权和销售权，由民众自愿采取一致行动，以表达抵制诉求，这是一种和平的、非暴力的抵制方式。当时舆论突出强调其“文明方式”“和平抵制”，指出不会给外国以干涉借口，不会给清政府造成“对外交涉”问题。显然发起和参与运动的人们，是要与几年前发生的义和团运动“野蛮排外”而招致战争灾难相区别。

在当时报刊评论及集会演说中，“不用美货”是“文明抵制方式”这一点常常被突出强调，与所谓“野蛮方式”相区别。如芜湖士商在集会演说中强调：“大家齐心，群谋抵制，商业中不购美国货。这样和平办法，不必与他争闹，不要用些野蛮，他自然也无法了。”[120]上海一家造纸局在《时报》上刊登的抵制启事中称：“今为抵制美约，不用美货，办法文明，民志齐一。”[121]有一个群众组织的抵制团体名称就叫作“文明拒约社”，以强调其“文明”的特点。《申报》有一文对这一“文明抵制”方式的意义评价最为深刻，文中说：“夫我国处今日之地位，应抵制外人事不可胜数也，昔也以不知文明之办法，故除野蛮之暴动外别无抵制之术也。今则民知［同“智”——引者注］日渐开，知权利之不可让人，侵侮之不甘顺受，而和平抵制一法，尤足折冲于樽俎之间，于是以美约一事先为之萌芽。”[122]

针对清政府发布上谕，以抵制美货运动将“有碍邦交”而意图压制，《申报》有评论指出：“所谓抵制者既不以口舌争论，又不以暴力从事，自不致牵累于国际上交涉，而于两国交谊绝不相关……故有碍邦交之说亦不必丝毫顾虑者也。”[123]一位淮安人士给上海总商会的信中，也强调应坚持这种文明抵制方式：“此乃文明抵制，并非野蛮抵制……政府之命万不可遵……惟有坚持不用美货，为独一无二之宗旨”。[124]一些言论还在强调“文明抵制”的同时，指责美国禁约为“野蛮”。如上海糖洋广南北海味杂货各业举行1800人大会时，拟定办法六条，其中一条即为：“此次各埠同胞相约不用美货者，以工禁之野蛮也，欲责人野蛮，必先自居文明，切勿轻举暴动，酿成意外之交涉。”[125]甚至京师的五城学堂学生在致上海商会函中也说，美国苛待我华工，“彼愈行野蛮，我则力求文明，不涉国际，无碍政府”。这些言论视美国行径为“野蛮”，而自称“文明”，在当时社会上下正在奉西方为“文明”榜样而大力学习的语境下，颇有些讽刺意味。这种对比反映了人们在义和团野蛮抵抗的悲剧之后，对国际规则以及对“和平抵抗”的认识已经更加成熟。[126]这次以“不用美货”为抵制形式，是人们在反省义和团野蛮抵抗外侮的基础上，自觉选择的文明、和平抵制方式，反映了人们对于民间群众运动形式的自觉意识大大提高。

在这场抵制美货运动的言论中，“民权”“义务”“女权”“文明抵制”等词被人们频繁使用，人们从亲身参加这一运动的实践中，体验了这些概念所包含的意义，因此，可以说，这场运动也是一场贴近民众生活的思想观念启蒙。

以“不用美货”为号召的抵制美货运动，是民间第一次以市场手段，商民群众利用自主行使的洋货购买权和销售权，对外国强权进行和平抵制，表达民众的政治诉求，波及全国、声势浩大的抵抗外侮运动。这一运动在社会上造成了空前巨大的影响，对美国和清政府都形成了强大的民间压力，虽然最终并未能阻止美国与清政府续订华工条约，却显示了民间社会和民众团结的力量。运动开始半年之后，商民又掀起收回铁路利权风潮，此后“抵制美货”运动逐渐平息。前后历时约一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开启了以“拒用外货”为方式的民众抵制外国强权、表达主权诉求的和平抵制形式，对于民众的“民权”“自主”“国民责任”与“国民义务”意识具有启蒙作用。由商界、学界精英主导，各阶层民众广泛参与的全国性抵制运动，也使民众认识了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所形成的力量。人们还由这一“文明抵制方式”而找到了一种以市场为途径的和平表达诉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可行方法，成为近代民众和平抵抗运动的起源。

3.“抵制外货”与“提倡国货”

“抵制美货”运动使商民群众获得了一次运用市场方式，联合起来抵御外侮、反抗强权的实践经验，成为此后民间表达抵御外侮诉求的一种模板，也开启了此后“抵制外货”运动的先例，后人多有效仿。如1908年，广东水师捕获日军火走私船“二辰丸”，由此引发广州、香港商民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发动者就明确声明，是仿效此前的“抵制美货”运动。当时《外交报》刊发的《论粤民谋抵制日货事》一文说：“二辰丸私载军火一案……粤人激于义愤……将谋以昔者抵制美约之举施之于日。”文中感叹：“呜呼！吾民之爱国也，不可谓不挚”。[127]进入民国以后，更有多次“抵制外货”运动。由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而开启的以市场为手段的和平抵制方式，成为此后民众抗议外国压迫、争取国权的一种常见形式。因此“洋货”的名声也更多地与“外国侵略与欺侮”相联系而更具负面意义。

“洋货”是指来自外洋的舶来品，作为与其相对称的中国自产物品，起初人们称为“土货”，意为产自本土。土货最初由于皆为传统工艺手工制品，与洋货机制品相比有明显劣势。1890年代以后，中国商人设立机器制造厂日多，仿造机制产品也日渐增多。为与进口“洋货”及旧式手工“土货”相区别，人们又用“国货”一词来指称这种国产机制品，于是“国货”渐成为与“洋货”相对应的词。

在“不用美货”运动中，人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用什么货来替代这些千家万户作为生活日用品的美货。人们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以其他外国货替代，另一个就是以自产“国货”替代。由此而出现购买“国货”的声音。如在上海各界举行的一次1800人参加的大型群众集会上，议定的抵制办法中就有一条指明：“不用美货并不为难，尽可易以本国及他国之货，如花旗粗细布改用我国纺织洋布、花旗面粉改用我国机器面粉、美孚煤油改用咪吔牌、品海香烟改用龙凤牌、美国钟表改用德法日本钟表”。[128]其中可见“我国纺织洋布”和“我国机器面粉”被作为替代美国洋布和美国面粉的首选品，这些国产日用品已经可以在市场上与洋货并立，而且借这次抵制美货之机而扩大了一定的市场。如当年由两位南洋华侨兄弟在香港刚成立的南洋纸烟公司，就趁这一时期各地抵制美国纸烟之时，以自产“国货”纸烟进行宣传推销，一时声名鹊起，市场大为扩展。

由提倡用“国货”取代“美货”，又进而出现了呼吁仿造“美货”的呼声。如1905年7月20日实行抵制的当天，上海各界举行的10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就有人提议在实行“不用美货”的同时，“拟组织仿造公司，仿造美货。赞成者甚多，即日将定章招股”。[129]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是专门培训女子工艺技能的新式学校，在该校师生发起的一次抵制美货大会上，就有人提议：“急宜将女子所用美货自行制造，为中国兴工艺”。由校长所拟定的抵制办法中，就专门列出两条当下就可实行的女子仿造“女子所用之美货”办法，一条是：“美货可以仿造者极夥，即如各式洋线领头、洋线云肩、各色洋线花边、洋线衣服、台毯等件，又绒线帕、帽子、云肩、衣服、鞋袜，又机器织各式斜纹洋布等件，皆可自制，廉价出售，务期实行抵制。”另一条是：“拟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于暑假后，添设一特别科，仿造女子所用之美货。”[130]

在这次“抵制美货”运动中，中国产的“国货”与美国产的“美货”，开始成为两个相对的政治符号，用“国货”还是用“美货”，也成为“爱国”与“不爱国”的标志。自此以后，“国货”成为社会舆论中具有“爱国”含意的一个流行词。同时，清末开始的服制改革，又引发了更激烈的“提倡国货”运动。

清末新政时期，军队、警察、学校等陆续开始服制改革，军人、警察和学生推行穿西式制服。由于制作西式制服最适合的布料是具有挺括、厚实、平滑、美观等特点的进口呢绒等，中国原来视为上品的绸缎因太薄软而被摒弃不用，造成传统丝绸纺织业市场大大缩小，由此引发“制服用外国布还是用国产布”的争论。一些丝绸商界人士为保护本国布业而呼吁用国产布，由此发起“提倡国货”运动。在清廷倒台前夕的1911年秋，首先由江、浙、沪丝织业团体牵头，联合典业、衣业、绣业、帽业等团体，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国货维持会”。各地同业纷纷起而响应，相继成立地方支部，与上海总部配合行动，联合进行抗议活动。这次的抗议对象，则直指政府，且由清政府而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时期及此后的民国政府，更由于辛亥革命后实行“断发易服”，制服、西服更加普及，丝绸“国货”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纺织业商人纷纷向总统及地方官员上书请愿，呼吁新服制应用“国货”而放弃“外货”，由此“提倡国货”运动更加高涨，终于使1912年10月国民政府参议院通过并颁布的《服制案》中规定国民礼服等皆须用国产布，这场持续年余、横跨清末民国的商界针对政府，以“国货”取代“外货”的抗争运动，以取得暂时胜利而告终。[131]

此后，在民国时期，因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波动，大大小小的“抵制外货”与“提倡国货”运动，又屡次上演，这些平凡微小而又连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日用品的销售与消费，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和民族利益联结起来，广大民众思想观念由此得到启蒙，成为近代国民意识形成的来源之一。

晚清自开口通商到清廷覆灭走过了70年，经历了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已经证明，清统治者在这一大变局下应对失当，因而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被顺应“变局”、承载着社情民心及时代趋势的民国所取代。清统治者“应对失当”的表现之一，就是在这数十年“大变局”之下，始终以维护旧统治秩序及统治制度为重心，而忽视民众生活世界及生活理想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动，如生活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经济生活的趋向、生活追求的转变、生活愿望的诉求等等，亦即“民生”与“民心”，而这两者恰恰是支撑统治的基础。

由以上对晚清洋货流行这一经济生活现象及“洋货”文化符号这一社会现象的互动流变所做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洋货”这一来自西方的机器制品所承载的先进物质生活方式，在大市场流通中循着市场规律而一步一步、自自然然又不可阻挡地进入民众的生活之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改变着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理想，甚至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理想，以及自身的权利和价值观念。市场意识、市场规则、市场生活也使人们学会了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如群体联合及和平抗争。人们对于“洋货”从视为“奇技淫巧”的鄙视与敌视，到领悟其“利源”与“利权”的觉醒，直至“国货”意识萌发所蕴含的民族利益与国民权利的觉悟，洋货流行的过程，也是生活给人们思想启蒙的过程。

正是这种民众基本生存状况的变动，使民众产生了追求现代生活的要求、发展近代工商的要求、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要求、追求国家富强及人民权利的要求等。清统治者没有对民众生活世界这种变动予以准确把握及积极回应，更没有将此作为社会改革的基础与依据，而只是因循守旧、被动应付，遂成为民众生活追求及愿望的阻碍，“民生”和“民心”日益与之疏离，其统治也就走向了末路。这段历史启示我们，民众生活世界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在社会变动时期，只有注重了解与把握民众生活世界的变动，体察民众的生活追求与愿望，并积极有效地进行与此适应的社会改革，才能使民众生活与社会制度之间保持良性互动，从而使社会稳定、健康而持久地发展。

[1] 本章由李长莉撰写。

[2] 对“洋货流行”问题，李长莉在以前的论著中曾就若干侧面做过一些讨论，参见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的有关章节，以及《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近代交通进步的社会文化效应对国人生活的影响》（《学术研究》2008年第11期）等。

[3]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62，第637页。

[4] 上海百货公司等：《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5页。

[5]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5页。

[6]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22页。

[7] 《上海新报》1862年6月26日。

[8] 葛元熙：《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79页。

[9]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9—20页。

[10]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07—123页。

[11]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5页。

[12]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5页。

[13] 葛元煦：《沪游杂记》，第28页。

[14]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587页。

[15]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7页。

[16] 章开沅等主编《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73页。

[17] 博润等修，姚光发等撰《松江府续志》卷5《疆域志·风俗》，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342页。

[18]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106页。

[19]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106—1107页。

[20] 《光绪十五年奕劻奏》，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359页。

[21] 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715页。

[22] 《论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济南报》1905年2月1日。

[23] 〔日〕服部宇之吉等：《清末北京志资料》，张宗平、吕永和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第353—356页。

[24] 《今日亟宜振兴应用工业以裕生计论》，《东方杂志》第8卷第7号，1911年，第2—9页。

[25] 《专用洋货者非国人》，徐珂编《清稗类钞》第4册，中华书局，1986，第1690页。

[26] 陈传德修，黄世祚、王焘曾等纂《嘉定县续志》卷5《风土志·风俗》，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第343—344页。

[27] 《专用洋货者非国人》，徐珂编《清稗类钞》第4册，第1690页。

[28] 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212页。

[29] 广西《贵县志》（1935年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第1070页。

[30] 《论西货近日消流甚广》，《申报》1888年1月1日。

[31] 《论服色宜正》，《申报》1894年3月16日。

[32] 《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第157页。

[33] 《王韬日记》，第94页。

[34] 《王韬日记》，第161页。

[35] 《中国宜造洋货议》，《申报》1892年1月18日。

[36] 洪复章辑（嘉定县）《真如里志·风俗》，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第342页。

[37] 海上逐臭夫：《沪北竹枝词》，《申报》1872年5月18日。

[38] 邗江以湘甫草于沪寓之留耕砚室：《沪游竹枝词》，《申报》1874年6月11日。

[39] 《妇女佩金钱表》，徐珂编《清稗类钞》第13册，第6228页。

[40] 《上海洋场序·仿滕王阁序》，《申报》1872年9月13日。

[41] 《眼镜》，徐珂编《清稗类钞》第13册，第6220页。

[42] 《吸水烟》，徐珂编《清稗类钞》第13册，第6355页。

[43] 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31—132页。

[44] 《中国宜造洋货议》，《申报》1892年1月18日。

[45] 《衣兜烟卷》，张焘：《津门杂记》卷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第137页。

[46] 徐焕斗、王夔清：《汉口小志·风俗志》，1915年铅印本，第31页。

[47] （湖南）《兴宁县志》（光绪元年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525页。

[48] 《论西货近日消流甚广》，《申报》1888年1月1日。

[49] （北京）《顺义县志》（1933年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第23页。

[50] 《今日亟宜振兴应用工业以裕生计论》，《东方杂志》第8卷第7号，1911年，第2页。

[51]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402—1403页。

[52]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403页。

[53]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403页。

[54] 据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402页。

[55]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366—367页。

[56]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6页。

[57] 据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401页统计表。

[58]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398页。

[59]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399页。

[60]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399页。

[61] 胡祥翰：《上海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44页。

[62] 管同：《禁用洋货议》，郑振铎编《晚清文选》，生活书店，1937，第27—28页。

[63] 魏源：《海国图志》卷2《筹海篇三 议战》，光绪六年，第5—6、11页。

[64] 博润等修，姚光发等撰《松江府续志》卷5《疆域志·风俗》，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第342页。

[65] 《王韬日记》，第167页。

[66] 《论上海繁华》，《申报》1874年2月14日。

[67] 陈作霖：《洋字先兆》，《炳烛里谈》卷上，陈作霖、陈诒绂编《金陵琐志九种》（下），南京出版社，2008，第307页。

[68] 《与周弢甫徵君》，王韬：《弢园尺牍》卷2，光绪六年香港重刻本，第25页。

[69] 《王韬日记》，第113页。

[70]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第28页。

[71]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戊戌变法》第1册，第29页。

[72] 康有为等：《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40、145页。

[73] 《中国宜造洋货议》，《申报》1892年1月18日。

[74] 《论中国洋务之效》，《申报》1890年3月4日。

[75] 《中国宜造洋货议》，《申报》1892年1月18日。

[76] 《易言·论机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89页。

[77] 《论西货近日消流甚广》，《申报》1888年1月1日。

[78] 《中国宜造洋货议》，《申报》1892年1月18日。

[79] 《盛世危言·商战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7页。

[80] 《论中国洋务之效》，《申报》1890年3月4日。

[81] 《论西货近日消流甚广》，《申报》1888年1月1日。

[82] 《论中国洋务之效》，《申报》1890年3月4日。

[83] 《中国宜造洋货议》，《申报》1892年1月18日。

[84] 《论开平创开铁路事》，《申报》1882年5月4日。

[85] 《论广购机器仿织洋布之利》，《申报》1876年3月17日。

[86] 《论机器织布事》，《申报》1882年7月3日。

[87] 《易言·论商务》，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73页。

[88] 《盛世危言·商战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95页。

[89] 《盛世危言·商务二》，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12页。

[90] 《盛世危言·商战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9—590页。

[91] 《盛世危言·商战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6—589页。

[92] 佚名：《天津一月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46页。

[93] 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9，第13页。

[94] 仲芳氏：《庚子记事》，《庚子记事》，第14页。烧毁店铺数目有不同说法，如另有佚名《综论义和团》记此事，谓烧毁店铺4000余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辑《义和团史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64页。

[95] 仲芳氏：《庚子记事》，《庚子记事》，第16、22页。

[96] 夏仁虎：《旧京琐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16页。

[97] 见夏东元《郑观应传》（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第288页。

[98] 《沪南商学会请会议实行不用美货传单》，《申报》1905年7月20日。

[99] 《汇录各埠女士筹拒美禁华工约·上海女士抵制禁约之办法》，《申报》1905年7月19日。

[100] 《饼行禁销美货之实施（广东）》，《申报》1905年6月10日。

[101] 《汇录各埠女士筹拒美禁华工约·苏州女士会议抵制禁约》，《申报》1905年7月19日。

[102] 《公认不买美货（京师）》（录《大公报》），《申报》1905年6月20日。

[103] 《无锡东林学校学生拟抵制华工禁约善后事宜》，《申报》1905年7月30日。

[104] 《实行不用美货传单》，《申报》1905年7月19日。

[105] 《公议实行不用美货之特别大会》，《申报》1905年7月20日。

[106] 参看〔新加坡〕黄贤强《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城市抗争的研究》，高俊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第55—57页。

[107] 《公议实行不用美货之特别大会》，《申报》1905年7月20日。

[108] 《论抵制美货》，《外交报》1905年8月5日。

[109] 《恭读本月初二日上谕》，《申报》1905年9月3日。

[110] 《汇录抵制美禁华工各函》，《申报》1905年7月19日。

[111] 《恭读本月初二日上谕》，《申报》1905年9月3日。

[112] 《恭读本月初二日上谕续》，《申报》1905年9月5日。

[113] 初我：《妇女社会之对付华工禁约》，《女子世界》第14期，1905年。

[114] 《论抵制美货》，《外交报》1905年8月5日。

[115] 《厦郡华商社会拒美禁约（厦门）》，《申报》1905年7月20日。

[116] 《汇录各埠女士筹拒美禁华工约·苏州女士会议抵制禁约》，《申报》1905年7月19日。

[117] 《南翔女学堂筹议抵制美约》，《申报》1905年7月22日。

[118] 《纪苏郡女士抵制禁约办法（苏州）》，《申报》1905年7月24日。

[119] 初我：《妇女社会之对付华工禁约》，《女子世界》第14期，1905年。

[120] 《芜湖士商抵制禁约不用美货之演说》，《申报》1905年8月7日。

[121] 《伦革造纸局启事》，《时报》1905年8月4日。

[122] 《论抵制美约之结果》，《申报》1905年8月2日。

[123] 《恭读本月初二日上谕》，《申报》1905年9月3日

[124] 《汇录抵制美禁华工各函·淮安士商致曾少卿函》，《申报》1905年7月19日。

[125] 《记点春堂会议抵制美约》，《申报》1905年7月27日。

[126] 《北京五城学堂学生上商会函》，《申报》1905年8月7日。

[127] 《论粤民谋抵制日货事》，《外交报》1908年3月27日。

[128] 《记点春堂会议抵制美约》，《申报》1905年7月27日。

[129] 《商学会实行不用美货之大会议》，《申报》1905年7月21日。

[130] 《不用美货之女子大会》，《申报》1905年7月28日。

[131] 参看王翔《辛亥革命期间的江浙丝织业转型》，《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

第十九章 晚清士绅阶层的结构性变动[1]

一 乡土权威：士绅的地位与角色

社会是一个永远运动着的复杂的人与人的结合体，它以某种不可推拒的力量，使每个人都在这一特定的结合体中定位，获得属于个人其实最终也属于社会的尊卑有等、贵贱有别、贫富有差的社会位置。清代仍然是一个以等级或等第为梯阶的社会结构模式。“所谓等级，是指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中一定的社会集团，这些集团由国家的成文法或不成文法规定其成员享有某种权利，承担某种义务以及加入或排除于该集团的条件。”[2]法权身份基本相同的同一等级成员，因其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情况所形成的差别，又分为不同的等第。作为具有封建法典所认可的特殊身份的绅士集团，在清代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四民之首”

“绅士为四民之首，为乡民所仰望。”[3]这是一位身居二品的巡抚大员张贴在显要处的布告的内容。如果说严格的身份等级结构是封建社会中人们社会关系地位的法律表现，那么“四民”之分就是它的社会表现。“士农工商”的四民划分及其社会地位的确认，是在社会行业（也是社会分工）意义上封建等级身份的表现。因而，这一有序的社会结构，就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秩序赖以稳定的基础。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结构中，蕴含着两大社会内容：一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二是社会分工的时代特征。但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又是伴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形成的。职业的划分是社会分工的直接表现，而社会分工又是阶级或阶层形成的前提。“士农工商”结构体系也就从根本上突出并保障着绅士们独特的社会地位，使之稳定地居于“四民之首”，并成为“一乡之领袖”。[4]因而，在“士农工商”结构中，既展示着历史时代社会分工的基本特征，又浸透着等级地位的封建法权精神，也凝聚着封建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形成为一个“假以礼貌，使有别于齐民”的绅士阶层：“绅士们有一派绅士风度来表明他们的身份——长袍，长指甲，能诗善赋，有欣赏艺术的闲情逸致，彬彬有礼。”[5]在社会生活中，绅士们的特权地位常常以各种外显的礼仪而区别于平民，如在拜见地方官时，可免除一切平民所需要的限制与礼节。平民对地方官必须称大老爷，同时也必须称“没有官衔的绅士即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等为老爷。”[6]平民一旦取得生员身份，即可出入乘肩舆，受人尊重，成为“四民之首”。

封建王朝也从法典上保障着绅士的独特的社会地位。不仅绅士们享有赋税和徭役的优免权，“至于一切杂色差徭，则绅衿例应优免”，[7]而且，徭役的优免权还可余泽其家族成员。[8]严格说来，田赋作为封建王朝的财政基础，绅士并不享有优免权。但是，在等级身份的庇护下，绅士们常常以拖欠或转嫁于平民的手段，少纳或不纳田赋，享有某种意义上的“法外特权”。此外，在法律方面，绅士享有特别保障权。封建制度通过律例、谕旨、成例所规定的刑罚、法律程序的成文法或不成文法，突出了绅士阶层的地位。绅士犯罪，一般不会上刑，如果所犯罪行很重而必须惩治，则首先要革去其绅士身份，然后才能加以治罪。身份较高的绅士姑且勿论，即使是举贡功名，知县也无权随意判处并革去其身份。对绅士的处置，必须按照严格的特定程序，否则地方官就可能因其擅权而被参劾。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平等的本质特征：“生员犯小事者，府州县行教官责惩。犯大事者，申学黜革，然后定罪。如地方官擅责生员，该学政纠参……生员关系取士大典，若有司视同齐民挞责，殊非恤士之意。今后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报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9]在身份社会里，任何昭示尊贵等级的身份，都具有该社会制度所给定的经济、政治、法律的特权，也只有因此，拥有身份的人才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拥有特别的地位和权势。“是以一游黉序，即为地方官长所敬礼，乡党绅士所钦重，即平民且不敢抗衡，厮役隶人无论矣……故一登科甲，便列缙绅，令人有不敢犯之意，非但因其地位使然，其品望有足重也。”[10]身份等级的差别必然包含着严酷的法律不平等的内容，而法律的不平等又必然要社会化为身份的差别。

绅士居于“四民之首”的社会依据及其文化根据是什么？清代著名的经世学者包世臣有一段并不触及其根本的文字：“夫无农则不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至于士，若介介无能为人生轻重者，而位首四民。则以生财者农，而劝之者士，备器用者工，给有无者商，而通之者士也。然则修法以劝农，使国富而主德，抑先求士而已。”[11]有时学者们的闪烁其词或条分缕析，远不及平常的社会生活事实能够直白地表达出社会现象的本质内容。社会历史的真理往往就宣露于简单的社会事实之中：“乾隆元年，福建发生一起吏卒辱骂举人的案件，判处中把举人比照六品以下长官对待。”[12]严格说来，官僚作为国家机构的代表属于政治范畴，绅士作为统治阶级及其社会基础，则属于社会范畴。清朝在执法中将绅士的地位及特权比照官僚对待，无异揭示了一个封建社会普遍的原则：官本位是人们社会地位确认的基本根据。无论封建王朝在改朔移姓的“六道轮回”中怎样频繁地兴衰枯荣，但封建传统文化在扬弃汲取中却始终展示出一个不可动摇的历史趋向：高扬士的地位而贬黜商的价值。四民的划分及其“士首商末”社会地位确立的根本标准，就是“士能明先王之道，佐人君治天下”。[13]一言以蔽之，乃因“士能应试为官故也”。[14]科举制度下，绅士的身份具有双重性质，即“士”，读书的功名者；“仕”，为官或准备为官者。士为四民之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绅士是整个封建官僚或国家机器的社会基础。科举制度以其具有外显标志和社会文化内容的“功名”身份，把绅士同官僚紧密结合在一起。

相对于社会大众的平民而言，绅士阶层确是“精选”出来的人数有限的社会集团。“州县最多有生监三、四百人。”[15]绅士的地位来源于人数极为有限的功名身份，而功名越高，其人数越少，“士少则贵”，[16]而最终归结为入仕做官。但无论是官僚，还是功名，其地位高下或尊卑贵贱，都以其等级为标志。由于在封建等级结构中，皇帝属于“超等级”的顶点，因而，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等级的差别便呈现着唯一的趋向：越靠近皇权，其地位越高，其身份越尊贵。在“皇冕”灵光照视下的独特地位，不正是从某种意义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古老文明和封建文化的深层意蕴么？

社会角色

绅士这一具有等级性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是封建社会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功名、顶戴等名器，是封建法典所认定的特定社会地位的标识，也是借以维系封建纲常秩序的工具。法定的社会地位是确定不移的，而现实的社会角色却因其动态的变化而具有极度的丰富性。社会上的每一种身份和地位，都有一套被期待的行为模式、义务和特权；这种社会期待受一定文化背景的影响，并作为社会规范的具体内容，为特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确定了具体的行为界限——这就是“社会角色”。仅从规范要求而言，地位与角色应该是一致的；二者在生活中的区别则又是简单而清晰的：你所占据的是地位，但所扮演的是角色。因此，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于“四民之首”的绅士，王朝当然不只是给予特权和地位，而且还从社会秩序稳定的最高目标出发，提出必要的规范要求。统治者所期待的绅士的角色，是既不干预公事，把持官府，又能“上可以济国家法令之所不及，下可以辅官长思虑之所未周”。[17]但是，即令是钦定的皇家卧碑，在历史时光的剥蚀下，也会失去开初的威严而形同具文。他们不仅往往干预公事，甚至在一些地区发展为同封建官府相抵牾的势力。绅士作为一个居于地方领袖地位和享有特权的社会集团，在维系正常社会秩序的官、绅、民三种力量中，灵活地也是谨慎地逐步突破法定的限制，使自身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也更为多样。一般说来，绅士从事的地方社会活动主要有三大项（地方学务、地方公产和地方公务）。封建官府办理地方事务，只能借助于绅士的力量。因而，“凡地方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之兴废”。[18]

在封建社会结构中的官、绅、民三种社会力量中，绅士是官、民发生联系的中介。绅士并不像官员那样拥有钦命的权力，却拥有基层社会赋予的“天然”权威；以社会权力在社区实践中的功能而言，“盖官有更替，不如绅士之居处常亲。官有隔阂，不如绅士之见闻切近”。[19]在正式的权力体系中，皇权保障着权力拥有者和实际行使者的一致，在实际生活中，权力拥有者和行使者常常发生分离，皇权却不能直接深入到乡村社区。一个属于朝廷命官的知县，要顺利地完成属下的各项公务，唯一的依靠力量就是绅士。面对幅员广阔而又相互隔绝的乡村社会，只有借助绅士阶层这一非正式权力力量，皇权的统治才能延伸到社会底层。尤其在晚清，由于中央集权的弱化，各级官府行政权威锐减，绅士们几乎控制了地方事务的主要方面。“至今各省虽以官治为主，而地方公事无不酌派绅士襄办……”[20]对于关切地方利弊的大事，权非操诸绅士，其事断不可举。结果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官不过为绅监印而已。”[21]

皇权是神圣的，却不是万能的。在皇权羽翼下生长起来的绅士阶层，既是皇权向基层社区延伸的中介，也是皇权力量在民间实施的阻隔。这似乎表明，绅士阶层所拥有的不容怀疑的“权威”，有着更为广厚和深刻的社会文化根基，而不仅仅依存于“皇权”本身。

乡土权威

就权力的本质属性而言，封建专制政权不会容忍任何无视其权威的社会力量的发展。为了防阻明季绅士力量坐大现象的重演，也为了摧抑士大夫的民族意识，清王朝以凌厉寒峻之势挫削绅士的力量。“清之所异于明者，在摧挫士气，抑制绅权。”因而，对于地方绅士的严厉惩治，是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的基本政治手段。1652年清廷由礼部颁天下学校卧碑，以规范绅士的行为；1660年由礼部严饬学臣约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违者严加治罪。朝廷的严厉措施，确使“各地帖伏，无复明代绅士嚣张之势矣”。[22]然而，这也只是削减绅士力量于一时，而未能从根本上弱化绅士对地方社会控制的能力。咸同以后，地方绅士的权势已日见扩张：“近来绅士往往不安本分，动辄干预地方公事，甚至借端挟持官长，以遂其假公济私之计，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亟应认真查究以挽浇风。”[23]

终究，在社会生活的最广阔范围内，在千年如斯的基层社区内，离开绅士的社会权威力量，皇权也只有象征的意义。代表皇权执行政务的官府，谨慎而又有分寸地“礼遇”绅士，求得官权与绅权的合作共治。“各省州县之待所辖绅士，假以礼貌，使有别于齐民。”[24]通常情况下，“地方官到任以后的第一件事，是拜访绅士，联欢绅士，要求地方绅士的支持。”否则，“地方官往往被绅士们合伙告掉，或者经由同乡京官用弹劾的方式把他罢免或调职。”[25]县官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号房探明“地方大绅士生日号行，均要写明，贴于办公之处”。因为“绅士为一方领袖，官之毁誉，多以若辈为转移”。[26]如果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皇权一统权威的法定依据，那么“天高皇帝远”则是对绅权地方权威的社会认可。在以“士农工商”简单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技术知识及其进步是微不足道的。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延续依赖于“伦理知识”。因此，无论社会怎样的动荡变乱，无论王朝如何的起落兴废，维系封建社会文明的纲常伦理中心却不曾变更。然而，居于这个社会文明中心位置的却恰恰是绅士阶层。

在传统农耕社会里，绅士阶层是唯一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如何使一个幅员广大而又彼此隔绝的传统社会在统一的儒学教化下，获得“整合”，使基层社会及百姓不致“离轨”，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清王朝所面临的思想意识统治任务艰巨而繁复，每半月一次的“宣讲由十六条政治—道德准则组成的‘圣谕’的目的，是向百姓灌输官方思想。”[27]然而，这一带有“宗教”形式却毫无宗教内容或宗教情感的活动仅仅依靠地方官就根本无法实行。地方绅士事实上承担着宣讲圣谕的职责。“十六条圣谕”以“重人伦”“重农桑”“端士习”“厚风俗”为主旨，成为农耕时代浸透着浓郁的东方伦理道德色彩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在那个生存方式中的基本需求：“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解仇愤以重身命。”[28]重要的是，反复向村民百姓宣讲这一规范的是绅士。

绅士拥有文化，拥有知识，成为农耕时代一个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重要角色。等级制度和农耕社会的生存方式，排斥着农民享有受教育和拥有文化的权利，也因此而处于被治者的地位。在一个“礼法”社会中，只有“知书”才能“识礼”，也才配“识礼”。对于文化和教育的占有，使得绅士集教化、伦理、法规、祭祀、宗族等一切社会职责与权力为一体，成为乡土社会的实际权威。在农耕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又远离文化知识的农民宽厚的肩膀上，顶立起一个乡土社会的领袖集团——绅士阶层。“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长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29]绅士的权势来源于一个文明或时代的根本需求，它以一个社会权威的姿态矗立在厚实的农耕社会的根基之上。同权力直接源于“皇权”的赐予的官僚不同，他们只对皇权负责，而绅士却还肩负着社区的利益。因而，“民之信官，不若信士”，是无论皇权还是官府，都难以改变的社会现实。作为一种社会权威力量，绅士在社区中的领袖地位很难被皇权轻易地剥夺，尽管在极端冲突的时期皇权可以凭借兵威大规模地摧抑绅士的力量。但社会生活的正常组织，社会秩序的正常维系，又只能依恃于绅士的力量。因此，不论是皇帝继退引起的朝政风波，还是王朝易代的江山更色，都很难从根本上触动绅士阶层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即使在清替代明朝的既杀戮人身又蹂躏人心的异族统治过程中，清王朝也只能适度地扑杀明朝的遗绅，而不能从根本上削弱地方士绅的权势。农耕文明土壤里扎根生长着的士绅力量仍然顽强地抵制着“皇权”对基层社区的渗透，保持着自身的领袖地位。

任何一个王朝只能拥有一时之天下，而不能拥有整个文明。文明或体现文明生存方式的根本需求，将超越王朝或皇权的直接利益，而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一个文明体系的生存和发展遵循着自身运行的必然节律。

二 从保甲到团练：晚清士绅地位的变动

社会控制系统中，控制主体和控制对象的不同，无疑标志着其社会地位的根本差别。在清代社会控制机制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绅士阶层却由清初的控制对象发展为近代的控制主体。因而，充分揭示这一历史变动过程，便是我们认识封建社会结构和近代绅士阶层的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

士绅与保甲制

清朝的正式官吏还不足3万名（2万名文官，7000名武官）。其中直接治民理事的“亲民之官”还不足2000名。如何仅靠这几万名封建官吏对高度分散聚居的数亿百姓构成的社会生活实施有效的统治，确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在乡村社会中真正对民众的生活产生作用的社会控制系统，是远比官吏制度更为复杂也更为多样的社会控制形式。清王朝极力推行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当首推保甲制。

保甲制的源头可追溯到商鞅在秦所推行的新法——什伍连坐法。此后，封建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了保甲制度，时至宋代它已形成以保、大保、都保三级分层的连坐“伍保法”，以株连的方式强制地使平民百姓之间实施横向的水平监视，以达到有效的社会控制。清承明制，在顺治元年（1644）就开始推行保甲制度，“凡保甲之法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其所往，入则稽其所来。”[30]保甲制度通过株连互保责任连带的组织系统，力求达到“是以能制一人，以制千百人……能使一家以致治于千百家……制一人足以制一家，制一家亦足以制一乡一邑”的目的。[31]因而，清王朝着力于保甲制度的组织结构建设，严格按照牌、甲、保的十进制单位统一编排，使之成为基本整齐划一的社会控制组织。

在推行保甲制不久，顺治三年清政府又在基层社会实行里甲制，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又一组织形式。里甲制是“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管摄一里之事……里长十人轮年应役，催办钱粮，勾摄公事。”[32]不过，从功能上看，清代推行的保甲制与里甲制具有明确的分工，“保甲的目的就是监督和控制乡村居民，帝国政府把它作为不受乡村社会力量影响的完全独立的制度。”[33]而里甲则主要执行“防丁口之脱漏，保赋役之平均”的任务。[34]因此，清初并行于乡村社会的保甲制和里甲制，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控制组织。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1）在法律地位上，保甲归属于刑律，而里甲则归属于户律。（2）在社会功能上，保甲承担治安、稽察的警防任务，里甲则承担征收赋税、催办钱粮等行政公务。（3）在组织结构上，保甲之甲由10牌组成，里甲之甲由10户组成。作为赋税系统的里甲的户是实体单位，甲却不是真正的实体单位；而保甲之甲却是防警连保的真正的基本单位。（4）在组织层次上，保甲系统分为三个层次，里甲系统分为两个层次，如表19-1。

表19-1 保甲和里甲系统的组织层次

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后，人丁编审失去了实际意义，里甲的职能被弱化。嘉庆四年（1799），里保合一的趋向已十分明显，在有关的官方文牍中，已把乡正、里长纳入了保甲系统。因而，乾嘉以后，保甲、里甲实际已合而为一，保甲的功能也不再局限于“弥盗安良”，而将“一切户婚田土，催粮拘犯之事”纳入自已的控制范围。[35]那么，在清王朝精心建造的保甲控制系统中，具有封建身份的绅士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清王朝的真正目的在于利用这一制度，平衡或制约高度分散聚居的乡土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力量的独立性发展。因此，自始至终在王朝明令颁布的保甲规制中，都试图把绅士作为社会控制的对象，而不是听任其成为社会控制的主体。“绅衿之家一体编次，听保甲长稽查，如不入编次者，照脱户律治罪。”[36]为了保障皇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削减绅士阶层的控制力量，清王朝“曾反复尝试过将民众的所有阶层纳入这一制度，包括地方绅士，他们也要和平民一道登记。可是，各级十进制单位的首领们却是平民。这一制度的一个特征显然是企图提供一种平衡力量，以制约绅士在地方社会中早已存在的重要影响。”[37]然而，以一个平民身份的甲长或保长，又如何能有效地履行控制居于“四民之首”的绅士阶层的超重的社会职责呢？保甲制推行伊始，就受到了绅士阶层强有力的抵制。“大量的事实表明，绅士们阻碍了保甲制度的实施，并拒绝提供登录他们及其家属等情况……以至于保甲制在中国南部地区的实施中，无疑地失败了。”[38]在反复而又艰难的尝试中，清王朝将绅士阶层置于保甲控制之下的企图终难实现。地方官迫于绅士们的强大压力，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具有超越保甲控制的事实，“十家保正长俱选自庶民，不及青衿衙役。……其乡绅举贡监文武生员在本甲居住者，不必编于十家之内…… 惟将一户系某乡绅举贡监衿，开明姓讳、籍贯、官职，附编本甲十家之后。”[39]

事实上，绅士们凭借封建社会所赋予的等级、功名身份，抵制等若“贱役”的保甲长的控制，并非难事。咸丰年间一位知县刘玉如似乎洞悉到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提出应该提高保甲长的身份，给以顶戴：“本朝军功品级从事戎行者，随时以示鼓励不少。……可否援照此例，酌为变通，于举充保正甲长时详请分别给予顶戴……”[40]不过，这位书生出身的知县却未能意识到，由一个文明长久孕育出的等级身份结构，并不会因一时的微议而有所更张。不久，这位知县的上司就对此请求作了不容置疑的批示：“慎选保正甲长给予顶戴，前人亦曾有论及之者。然其实保正甲长应差当役，乡党自好之士必不肯为，虽给以顶戴之荣犹将逊谢不顾，其乐于承充者，保无倚势横行乡里，谓给以顶戴遂能使殚心为公，诚实可倚，恐亦不可得之数也……该令所禀详情……应毋庸议。”[41]无论如何，绅士们拥有的文化教养和在家族社会中的地位，绝不是一个非权力化的社会控制系统所能动摇的。清王朝统治者的悲剧在于，一旦把绅士置于保甲控制之下，这种蠢笨必然会泯灭绅士与庶民之间的根本性差别，而这种差别又是在更深层次上支撑着封建社会的统治机制。

士绅与乡社、宗族

即使没有绅士阶层的有意抵制，单一的保甲制度也不能渗透到农耕时代的乡村社会中去。中国乡村社会呈现着高度分散聚居和闭守隔绝的状况，许多地区乡村的自然单位甚小，根本无法按照十进制的保甲系统统一地“整合”起来。面对“散居之户不成村镇者，难以历举”[42]的现实，清王朝一意推行的保甲制度在高度分散的乡村社会中，事实上很难步调一致地贯彻下去。这不能不导致保甲制度在一些地区类同虚设，“甚至户绝则本甲受其困，甲绝则本里被其殃”。[43]因此，甲村不合，人村分离的情况多有存在。在复杂多样的乡村社会实际的制约下，任何政权作用下的控制系统，都只能在变通甚至变易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施。所以，真正在乡村中发生作用的组织系统呈多样性特点，其名称、规制、职能、分布状况绝不会如章程拟定的保甲制度那样规范齐整。“没有任何东西比保甲制的准军事准则更能清楚地说明规范和记述实际的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分层次的十进位制编制机构并不反映中国社会中任何实际存在的可用数字表示的区划，而是在划分并控制社会的尝试中强加给中国社会的。”[44]因而，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社会控制组织并不依赖于单一的保甲制，官方刻意推行的保甲制未必比依存于乡村民俗、世情、宗教、血缘、习惯诸因素基础上形成的民间控制系统更有活力，更为有效。这些多样化的社会控制形式有乡约、宗族、乡社等。

宗族制度在清代已发展为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同姓聚落体的主要控制形式。乡村社会中的农民大都是聚族而居，曾任江西巡抚的陈宏谋说：“直省中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45]宗族组织是乡村社会群体中的重要部分，它所拥有的强固的内部凝聚力，是其他社会群体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宗族组织的民众化在清代是较为普遍的。中国农村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单姓或主姓村落，就极为典型地展露了“聚族而居”的社会文化特征。然而，控制宗族成员的却是族长或族正而不是保甲长。族长拥有的权力远比保甲长的权力要宽泛得多，他不仅主持宗族祭祀和掌管族众的日常生活，而且还是族众的法律仲裁者。“民有争执之事，先经本系族正、房长暨村正与村之贤德者平之”。[46]宗族群体有着属于自身特征的社会控制系统，对此，保甲控制力量的渗透是极为困难的。清政府也只能借助于宗族本身的力量而不是保甲制度，来实现社会控制。道咸之际，朝廷也明确规定：“凡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准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47]赋予族权以一定的政权性质。

“乡约”也是乡村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由乡约法所聚合起来的社会群体，是一种强调传统伦理的地缘性互助组织，以“原始民主”形式来规范、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乡约这种民间控制组织，起源于宋代，其主旨是：“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48]清朝统治者也很注重“乡约”的控制作用，屡颁“圣谕”推广于乡村社会。1679年官方正式刊发《乡约全书》后，乡约组织便具有了官方教化训俗的职能。直至民国初年，在乡村社会中仍存留着乡约制度的社会控制形式，如山西乡村的《公议禁约》《息讼会条文》《村话》等，均是乡约形式的社会控制。

社，或曰乡社，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组织。追溯社的历史渊源，至少在隋唐之际已经形成了二十五家一社的定制。实际上，社是原始的以祭祀社稷神为仪式的社群单位的不断发展。此后，社在稳定的祭祀职能中又融入了更多的社会职能，成为农业事务的准官方机构，至少在元代已是如此。清代的社，在乡村中是另一种社会组织的划分单位，如“一社分为十甲”。[49]有些地区的社事实上成为乡村社会综合性控制组织，如山西：“晋俗每一村为一社，若一村有二三公庙，则一村有二三社（表明其以祭祀社稷神为中心而形成的社群的特征）。社各有长，村民悉听指挥，因令即以社长为约长，仿古人连村置鼓之法，令其鸣锣相闻，平日则自我清匪，闻警则互相救援……详定条规，不令造册点名，以免吏胥滋扰。”[50]清末，随着保甲制度的废弃，社的作用日见重要：“自咸丰、同治以来，地方多事，举凡办防集捐，供支兵差，清理奸宄诸事，各牧令又无不借乡社之力。”[51]

然而，与保甲系统相反，在宗族、乡约、乡社系统中，士绅阶层处于绝对控制主体的地位。尽管乡社首领的产生途径不一，“有一年一易者，有数年一易者，有轮流充当者，有由地方官札谕派委者，而以公众推举者为多。”但居于其社首者的身份却集中于绅士阶层：“所遴用者，或为生员，或为职衔军功人员，或为平民”，[52]并且以有功名身份者为先。至于宗族系统的族长地位，更是突出了绅士阶层的地位。“族长以贵贵为主，先进士，次举贡生监，贵同则长长，长同则序齿。无贵者或长长，或贤贤。族约以贤贤为主，皆由合族公举。”[53]在宗族系统中，凡有进士、举人和品官身份的族人，分到的胙肉比祠堂主事人员还要多，他们在族内享有崇高的地位，甚至族田、宗祠也大都由有功名的绅士掌管着。依存于官方政权的保甲制度，事实上根本达不到控制地方绅士的目的，而绅士阶层却在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中，既确保了自身的主体地位，又削弱了保甲制的实际作用。

团练与士绅

咸丰三年（1853），在社会秩序空前失控的严峻形势下，面对社会控制系统的衰败现实，清王朝不得不采取社会动员的手段，借助于团练民众的方式，达到社会秩序再“整合”的目的。太平天国战争对社会秩序和清王朝的有力冲击，成为团练普遍兴起的历史契机。面对狂飙突起的农民起义军，清王朝早已溃烂的政治机制，已难以提供军事供给方面的保障。“兴师十万，日费万金，军兴四年，所用不下二千万……夫以西北之兵而救东南，远者数千里，动经数旬月，兵未至而贼先去，贼未见而币已竭矣。”[54]单凭正式的国家机器来摧挫太平军咄咄逼人的锋芒，并从根本上归复社会秩序的稳定，无疑是朽木待春的奢望。

清王朝所面临的危机是深刻的，也是全面的：“若河南、江西、安徽等省，门户尤多。地广而防不足，防多而兵不足，兵增而饷不足，此三者今之大患也。”[55]正是在“防不足”“兵不足”“饷不足”的百般无奈中，清王朝才“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缙绅主之”。[56]由此，团练才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控制组织遍及全国基层社会之中。不过，单从组织形式及其地域性特征来看，团练的“组织规模与官僚政治的区划如保甲、里甲的组织规模相对应，在某些情况下导致行政的和自然的协助单位的混淆和逐渐融合”。[57]但是，其差异和特征却显然不同：（1）保甲重在清理户口，防范盗、奸；团练重在防御、抵制暴力侵袭。（2）保甲具法律性，行于全国，属于官僚政治的行政体系；团练具自发性，多由地方绅士主持，并未在全国强制推行，属于社会自助。（3）保甲之法“贵分”，通过分而形成连坐的“互保”；团练“贵合”，通过“合团”而动员村社形成抵御外敌的“合力”。（4）保甲控制权操诸中央，以牵制绅权；团练之权则操诸绅士，以制衡保甲。

从保甲到团练的根本性变化，实质上表现为绅士阶层在控制体系中的地位的变化。在保甲组织中，“保甲长多非绅士，此乃清廷政策，欲藉保甲长之权力以压制绅权，免得士绅在地方上权势过大”。[58]但团练却完全是绅士所控制的组织，“与保甲形成对照，团练承认并且依赖绅士领导，这一事实表明了中国农村中官僚政治潜在的虚弱以及其它社会组织形式相对的强大”。[59]

团练作为地方性区域社会组织，始终是地方名流——绅士一展权威的中心所在。首先，绅士居于团练组织的实际领导地位。尽管清王朝试图由官府总揽团练大权，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确认绅士担任团练领袖的必要性。“办理团练在乎地方官实力奉行，尤在乎公正绅士认真办理。盖官有更替，不如绅之居处常亲，官有隔阂，不如绅之见闻切近，故绅士之贤否关乎团练之得失甚钜……”[60]因此，具有一定的功名身份也因而具有社会权威力量的绅士，最终成为团练组织中不容置换的领袖力量。

其次，绅士也是团练经济力量的支撑者和组织者。团练不像保甲那样，“可以最小的花费办理”。它所拥有的地方武装性质，既需要武器装备和防卫设施，又需要团勇训练的供养，因而，经济来源对于团练组织是至关重要的。在乡土社会中，“富者出钱，贫者出力”的社会动员原则，既决定了绅士在筹集资金中的号召力，又决定了绅士在捐资中的职责。“由于个人财富和传统的氏族财源相对来说不易扩充，地方防御组织的领导转向更丰足和更深层的供养血脉：几乎是村社的全部农业和商业财富。”这促使由绅士控制的团练向地方捐税中渗透。因而，各地普遍实行按土地面积估算也按收成估算的特种税，来供给团练的必要支出。当然，与政府所掌管的财政系统不同，这种捐税由团练自己控制，“由绅士而不是由衙门胥吏或衙役管理。”[61]这种独立的财政由绅士控制，知县几乎不能检查有影响的绅士通过团练局所操纵的收入和开销。

团练的崛起不仅意味着清王朝基层控制机制的转变，而且是以绅士阶层为代表的地方社会力量的增长及其对团练组织的根本控制，宣告了王朝以保甲扼控绅士企图的破灭。

士绅：控制主体地位的变动

“迨大难既作，各地方人士知官兵之不足恃，起而联团，捍御保卫桑梓者极众。”[62]社会需求本身推动着士绅阶层走上基层社会控制主体地位，成为驾驭地方武装——团练，从而也成为控制整个地方社会的中坚，尽管这一事实与清廷牵制地方士绅势力的一贯政策相抵牾。

团练只是一个历史的起点。它不仅确立了绅士在团练这一特定社会控制组织中的突出地位，而且也使绅士阶层摆脱了在保甲系统中的社会尴尬，从而成为近代时期基层社会控制的主体。团练崛起的深刻的历史影响并不局限于绅士在团练中的领导地位，而是引发了“保甲权力向名流的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名流控制地方权力的增强”[63]的确切无疑的发展趋向。无论保甲的组织及其规制如何变迁，近代绅士已俨然成为凌驾于保甲之上的主体力量。“就保甲之法变通，设立守望卡房……其设卡事件不假书役，不由现充之保甲人等，专俾绅士富户经理，尽绝派累滋扰之弊。”[64]在19世纪末的陕西靖边县保甲组织中，士绅已纳入其领导主体之内，如表19-2。

表19-2 1899年靖边县保甲系统表

在清代保甲—团练—保甲的交错纠葛的社会易变中，历史以极其平静的方式述说着士绅阶层社会控制地位的惊人的变故。清王朝精心推行的保甲制度在近代已沦为士绅们的工具。1880年代武昌知府李有芬推行的保甲制度，同上述靖边县的情况相似，把保甲的一切权力明确地交付绅士掌握，只是在保甲的最低两级（牌和甲）保留了平民的地位，而在此之上（保）则由士绅领导，并设立了总揽全乡保甲系统的监管总绅。[65]结果，“保甲旁落到地方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66]

士绅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多种角色，使团练组织向着多方面综合职能方向发展，时至清末，团练已成为具有征税、地方治安、民兵征募等职能的行政机构。在广西，“绅士设（团）局，声威赫然，生杀之权，操之个人，地方官不敢过问，故人称团局为‘第一重衙门’”。[67]由团练而引发的近代农村社会组织的一系列变动，不论其变动形式与特征如何复杂多样，它的历史走向及其结局却是：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控制的主体。

封建功名身份赋予士绅们的特殊社会地位，是封建王朝也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支柱。农耕文明使得绅士的功名与乡土社会扭结在一起，使士绅成为基层社区的代表。“历史的、经济的和血缘的瓜葛在他的自我形象中注进了强烈的地方主义。他故乡的县的繁荣和安全，以及比较无形的地方自傲的感情，是他成为地方人士这一角色的动力”。[68]

然而，近代士绅权势的上升是伴随着清朝中央控制权力的弱化进行的。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央与地方（具体表现为官、绅、民三者关系）的均衡态势。这种均衡的破坏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也并不少见，但社会的运行终究会在既有的模式中重新建构起它的均衡态势。任何社会结构都有它自身发育的再生能力。所以，单纯的绅士这一基层社区力量的扩大，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向不会有根本性作用。问题在于，近代士绅阶层潜动中的中国之社会环境，却处于“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变局最终使这一“失衡”状态难以在传统的模式中重构。从而，这一变动本身便拥有了新的意义。

三 流动与分化：士绅与晚清社会结构的变动

社会的存续和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不仅仅表现为转折时代社会形态的剧烈更替，而且还表现为更为常见的社会现象——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体系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转移，它包括了人们的身份、职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动。社会流动是人类社会发展所生成的一种内在机制，借助于这一机制使得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得以不断平衡和调适，它使社会结构在动态流动中获得了自我调节的功能。近代以来，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模式也经历了由传统向近代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当然地蕴含着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内容。

士绅与传统社会流动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时代社会流动的基本途径，从表象上看的确是十分公正的，因为它形式上一般是排除贫富、门第、血缘等先赋性因素的。事实上，历史上也并不乏由贫寒之士荣登榜首而富贵天下的实例。在科举制度下，“生员由童生考取，读书子弟除极少数属于所谓倡、优、隶、卒等户外，都可应考，因此都有机会登上科举入仕的荣显之途。”[69]儒家文化尽管推崇和维系身份社会，但同时又侧重以个人成就因素决定身份。这一似乎矛盾的学说，通过科举制度得以统一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据何炳棣先生统计，有的州县在明代约有3/4的生员，清代约有1/2以上的生员出身寒微，祖上乃至未曾有过生员。明清两代的进士，平均也有40%多出身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

科举制度形式上的平等被它所具有的严格的淘汰规则和漫长的竞争路途所限制。作为以个人学问成就为取向的科举制，要求踏入此途的成员必须经年累月地脱离生产和维持生计的活动，而主要地投入于“八股”考试。因而，它最终要求参加科举的成员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足够的土地或其他经济来源；一定的家庭文化教育背景。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榜登科的还是士绅阶层的子弟”。[70]大多数农民和平民阶层事实上很少参与这一纵向流动。通过科举制进行上升性社会流动的集团力量，主要限于具有功名身份的绅士或绅士家庭。虽然科举制度具有明确的人才甄拔作用，但同样以等级累造的科举功名体系，注定只有极少数绅士可以博取到举人、进士等中高级功名而跻身于官僚阶层。道光甲辰（1844）恩科中举者为1010人，而其中上升流动为进士者仅有209人，占20.7%。[71]在咸丰元年（1851）的科试中，全国（广西除外）中举者1789人，上升流动为进士者249人，占13.9%，后实授官职者317人，占举人（考取进士者不计）的20.6%，候补者72人，占4.7%，两者合计共占1/4，尚有3/4仍处于“社会沉淀”状态。[72]对于大多数绅士而言，他们最终都无法成就“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垂直流动和实现封建社会人生追求的夙愿。因此，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科举制度本身。

任何社会都有内在的调节功能，社会流动必然受到封建社会结构的制约。“一个社会中社会流动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可以获得的地位的多少，以及人们从一种地位向另一种地位移动的难易程度。”[73]因而，在以身份等级为主要结合方式的传统社会中，较高的身份和等级地位必然受到制度性的严格限制。按清朝官制，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2万名文官和7000名武官，在职的官吏人数甚少。与此相应的另一情况是，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有少数合格的功名获得者：举人共有18000名左右，进士2500名左右，翰林650人左右。[74]况且，在19世纪中期以后，清王朝出于财政的需要广泛采用了捐纳制度。由此，“官有定价，可以报捐实官与花样。实官可以捐至府道，而花样则有所谓捐花翎，捐升衔，捐尽先补用，捐单双月，捐免验看，捐封典等等……名器之滥至此而极……是直同贸易矣”。[75]1860年以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到七品的地方官竟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76]在官吏和有官衔的人当中，捐纳的比例高达66%。[77]因而，在漫长而在艰难的科举路途上得以鱼跃龙门者，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偶然因素或许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士绅阶层整体而言，历史的必然性最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科举制度或封闭型社会流动，除了其明确的官僚选拔作用外，它的隐形作用就是使96%左右的绅士“沉淀”下来，形成封建社会结构中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集团力量。流动中的“社会沉淀”基本以生监为主，他们构成地方绅士的主体，并以高于平民的社会地位，成为基本社区的控制力量。这在动荡时期崛起的地方团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表19-3展现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时期各地团练领袖的出身情况。其中平民为团练领袖者11人，占10.7%，绅士92人，占89.3%。

表19-3 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时期各地团练领袖的出身情况

续表

社会结构本来就是一个诸因素相关甚密的系统。处于传统社会结构中心的士绅阶层的流动和“沉淀”，对传统社会结构本身起着重要的稳定和平衡作用。

第一，士绅阶层的形成和存在，为封建社会的官僚队伍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力量。科举之士一般在30多岁步入仕途，60—70岁告老还乡，其流动速度和幅度都较大。这既能保证官僚成员每年有一次较大的流动，造成官场中部分新人涌入，又因其补充和流动的新人比例不是很大，而使官员结构保持相对稳定，有利于统治阶层的新旧交替，使社会政治处于相对稳定的流动态势。此外，绅士阶层的存在也为退出官场的“富贵者”提供了荣归的社会场所。“绅出为官，官退为绅”，[78]官、绅两个阶层之间的流动和不同社会角色的转换，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在适度流动中获致平衡与稳定的基本特征。

第二，士绅阶层的流动与“沉淀”，对于封建社会的基层社会结构的稳定起着重要调节作用。在清代社会组织结构中，士绅是上层社会和基层社会结构的中介。清末基层社会组织，无论是保甲（或里甲），还是团练，抑或是宗族，都兼有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职能，都是社会的控制系统，其间都离不开士绅阶层的参与，因此，整个基层社会控制、社区的稳定，都是借助于士绅的力量来实现的。

第三，士绅阶层的流动和“沉淀”，成为封建社会权力结构体系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中国传统社会是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和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统一。但封建政权（皇权）事实上不能介入分散的彼此隔绝的小农社会。“在正式的权力机构无法深入社会基层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阶层与正式权力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79]形成了“皇权”与“绅权”对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的分割与统一的政治格局。

然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毕竟开始发生裂变，稳定的社会分层状况被打破，社会分工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整个社会结构开始由封闭走向开放，因而，它导致了社会流动发生质的变化：由封闭型流动发展为开放型流动；社会流动开始冲破等级身份的阻碍，而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发生。

近代社会流动模式的形成

近代社会流动伴随着新的社会职业的出现而发生。可以说最早与商品经济紧密结合，并与外国资本集团联结的买办职业的出现，是近代社会流动的开端。

买办一词早已有之，但并不具有买办的近代含义。[80]在鸦片战争前，买办一般是指管理外国商馆内部经济和事务的人，诸如总管、账房，银库保管以及照管外商贸易、生活等方面事情的办事人员。早期买办并不具有阶级特征，而首先表现为一种近代社会的新职业。一种新的职业集团的出现，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分工发生变化的体现。鸦片战争后，在封建社会传统的“士农工商”结构之外，外商经济强行打入中国社会市场，适应这种社会生活变动的需要，便产生了买办这一职业集团。五口通商后，中外贸易活动日趋发展，从事买办职业的人数也不断增长，遂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81]随着近代买办职业的兴起，导致一部分商贩、行商由传统的“末商”职业向买办新式职业流动，由此形成了具有近代特征的社会流动。向买办职业的流动是近代社会流动的开端。它的时代意义就在于由此冲破了传统的局限于绅士阶层的封闭型社会流动的格局，扩大了社会流动的参与阶层。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更深层次的变动，参与流动的人数和社会阶层都在迅速地增长和扩大。如此，作为开放性近代社会流动的序幕就正式开启了。

随着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变化，随着近代生产关系、生产技术向中国社会生产领域的引进，社会流动便日益超越传统的封闭模式而成为最频繁、最普遍的社会现象。到1860年代以后，社会流动的范围已不局限于“买办”，其流向表现为多样化趋势。从18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导致了中国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以西方机器生产设备和技术为基础的近代工业系统的出现，促使传统的“士农工商”结构发生质的变化。到1890年代中期，洋务企业共设立了40个，创办资本约4500万两，雇佣工人达13000—20000人。[82]1870年代后，民族资本企业也缓慢生长起来，截至1894年，民族资本兴办的近代企业共136个，创办资本约500万两，雇佣工人约30000人。[83]近代企业及其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了社会职业结构和社会分工的细密，并由此推动了两个方向的社会流动：由官僚、商人、买办向资本家企业主的转化；由破产农民、市民、手工业者向近代雇佣工人的转化。作为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起伏缓急密切关联的社会流动，在它的早期阶段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社会流动频率逐步加快。无疑，从现有史料中科学地、准确地测定社会流动的频率是很难做到的，但通过新式企业兴建的情况也可以理出一个基本的趋向。1860—1890年代，中国近代企业约有170多个，平均每年有3个企业出现。在上海，1890年后的5年内，平均每年有近10个新企业诞生，再加上外国资本的100多个企业，仅由农民、手工业者、市民向雇佣工人的流动人数大约就达到10万人，其中向中国自办企业工人的流动约有6 万人，平均每年约有2000人向工人职业方向流动。[84]

第二，社会流动范围呈现扩大趋势。最早的社会流动的流向限于买办，流源限于商人、贩夫等，参与社会流动的阶层范围是狭小的。但在近代社会企业推动下的社会流动，其范围却日趋扩展，流向不仅由买办扩展至企业主、资本家、工人，而且流源扩展到官僚、地主、商人、买办、农民、手工业者、学徒等诸多社会阶层。近代开放性社会流动毕竟是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演进规律的表现，自由流动既已发生，就具有不可遏止的趋势，它的产生、发展也就为结构性社会流动规划了基本走向和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结构性流动是指由于生产技术或社会方面的变革、革命而引起的大规模的阶级、阶层或人口地区分布的变化。甲午战后近代社会流动已从规模和流向上具备了结构流动的特点，从而也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晚清士绅的多向流动

在近代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裂变过程中，“士农工商”的传统结构发生了根本性错位，标志着士绅阶层由封闭型社会流动向近代开放型社会流动的过渡。近代商人不甘蛰伏于“四民之末”而努力向绅士阶层流动，“惟经营大获，纳资得官，乃得厕身缙绅之列”。[85]由于对外贸易的兴盛，在沪的浙江宁波籍买办集团自上海开埠后，已逐渐取代了粤籍买办的地位，如杨坊、陈竹坪、陈裕昌、王槐山、王一亭、虞洽卿、叶澄衷等皆因买办而致巨富。他们一方面将其资财投向新式企业，一方面以其资财捐纳职衔翎顶，向绅士阶层流动。浙江南浔是贸易繁盛的丝专业市镇，因营丝而富的梅鸿吉、蒋堂、刘镛、周昌炽、庞云增也都千方百计跻身于绅士阶层。近代由商向绅的流动，不仅改变了士绅阶层的构成，而且也必然导致传统身份等级结构的破解。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近代新式商业、企业的不断涌现，由商向绅的逆向渗透很快被“顺向渗透”所取代。传统的功名身份甚至官职爵禄已不再是社会唯一的价值指向，失去了固有的吸引力。“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86]社会价值指向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甲午战争之前，盛宣怀等一批洋务官绅经营近代企业，是由绅向商流动的开始，而在1895—1913年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创建热潮中，官、绅向商人（企业主）的流动已是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了。如“湖南诸绅现已设立宝善公司，集有多股，筹议各种机器制造土货之法，规模颇盛。”[87]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大规模发展的过程中，较大型的工厂企业和农牧垦殖公司主要是由绅士们创办的，比如在新兴的近代纱厂企业中，士绅阶层的投资者就占有绝对的优势。历史表明，“最初一期所谓兴办实业，实在非可怜的小商人阶级所能担任，因此，私人公司也往往先归处于治者地位的士绅阶级”。[88]拥有百万元至数百万元的大资本家企业，一般都属于那些“通官商之邮”的有封建功名身份的大士绅。掖起了青衿绅带的举贡生员们，在近代企业发展中寻求着符合时代要求的属于自己的新的落脚点：江阴有贡生吴听胪的华澄布厂，长沙有监生禹之谟的织巾厂，巴县有秀才杨海珊的火柴厂，厦门有生员孙逊的电灯公司，平陆有狄海楼的矿务公司。[89]由绅向商的社会流动标志着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向，其质的规定性远远超越了具体数量统计的意义。

这种自由流动的规模显然十分有限。但是，正是这种自由流动的逐步发展为绅士阶层的结构性流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一，它突破了封闭性社会结构的模式，促使不容僭越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发生了互动和互渗。士与商的相互对流和“绅商”阶层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由等级身份向平民化方向的发展。由此，近代社会由严格的“士农工商”之别向着“士官商民混一无别”的方向发展。[90]在这一剧烈的社会变动中，绅士所具有的功名身份逐步趋于失落。传统的以“首”“未”划分的“四民”，其等级的鸿沟在阶级、阶层间的流动中呈现出平均化的趋向，“士农工商，四大营业者，皆平等也，无轻重贵贱之殊”。[91]第二，它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并有助于传统社会价值取向的转移，淡化了士绅阶层对功名身份的向往。“于是风俗丕变，不重儒，应科试者少，士子多志在通晓英算。”[92]传统的“贵义贱利”价值观念，被“习尚日非”“嗜利忘义”的风尚所取代。由此，随着近代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士绅阶层便发生了结构性的大规模流动。对于士绅阶层而言，20世纪初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体制勃兴的社会变革，必然成为注定其历史命运的根本性转折。

士绅的结构性流动：从身份化到职业化

社会流动是一定的社会结构机制的作用。在人们相互作用的社会中，以个人和社会集团的社会地位变动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流动，更为鲜活丰富地揭示出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趋向。但是，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历史过程中，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第一，传统功名身份依然是社会流动的起点或基本条件。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基本依循“由贵而富”（即由社会权力获取财富）的方向发展。他们通过科举制度（或其他非制度化途径）获取功名、身份，“学而优则仕”固然可以立于庙堂之上，学而不“优”也可凭借已有的“功名”身份回到乡村社会控制基层权力。“二者巧妙的运动使中央和地方都能受到同一阶层的支配”。[93]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功名身份并未猝然废弃，它依旧从根本上保障士绅阶层社会地位的确立和对社会权力的攫取。不仅流向近代大企业的是那些“通官商之邮”的大绅士，就是商人、买办也要利用捐纳途径买得翎顶辉煌，跻身于士绅阶层。盛宣怀不无感触地承认：“目前办理商务，若不愿为他人之下，仍可列主事之衔。”[94]因此，在绅-商之间的互渗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近代绅商集团，其实就是封建身份与近代资本、传统士绅与新式商人的胶合。功名身份仍然是个人社会地位变动的基本保障，尽管士绅阶层中不乏先觉者率先自愿向近代商人流动，形成了跨越阶级、阶层的社会流动，但对于士绅阶层整体而言，仍局限于本等级圈内的流动。

20世纪初年，随着近代新学堂的兴起和科举制度的衰亡，终于引发了绅士阶层整体的结构性社会流动。即使如此，“这个改变并没有妨害既得阶层的优势。”封建的“功名”身份也并未因此而失去其基本的保障作用。几乎所有的新式学堂都无例外地把有“功名”的士绅作为最基本的接纳对象。

第二，社会流动的趋向是职业功能结构取代了身份等级结构。在封建社会结构中“功名”身份既是社会流动的起点和保障，又是社会流动的唯一方向。一般说来，绅士阶层传统的社会流动，只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只改变个人和阶级的关系，不能改变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封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再创造过程，就在社会流动起点和方向的高度一致中获得均衡发展。但是，近代中国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不是从起点上，而首先是从流动方向上打破了这种均衡态势，致使传统的“功名”身份不再是流动的唯一方向。近代社会中新兴的“商”“学”“法”“工”乃至各种“自由职业”都成为士绅们选择的目标。正是在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流动中，传统的身份等级结构被近代的职业功能结构所取代。地方志中户口职业项目内容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社会变动的映照。清代地方志中“职业”项目通常分为“官员”“士绅”“农业”“工业”“商业”“兵勇”几项，或者径直分为“士农工商”。[95]在社会流动由传统的身份等级结构向近代职业功能结构转向的情况下，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形式自然逐步脱离科举制度的影响，而主要受到下列因素的制约：（1）以传授适应某种职业的知识和技能为目的而设置的近代教育体制；（2）制约教育体制的产业组织和社会管理结构及其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等。可以说，这既是清末士绅群趋于学堂的原因，也是近代学堂招收对象又限定于士绅的原因。

社会近代化的一个基本趋向就是由身份等级社会向职业社会的变动，而这种变动本质上也是人的解放过程，是挣脱封建等级束缚，获取个人自由的历史过程。无论历史演变的结果如何，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它的起点和制约。“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6]在“定贵贱”“明等威”的封建社会结构里，“功名”身份必然成为个人或社会集团选择其未来社会地位的起点。晚清士绅阶层就是借助于“功名”身份而走向了“非身份”。“非身份”的社会变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运行趋向的标帜，却并不意味着士绅阶层社会地位及其作用的减退。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略作分析。

首先，近代士绅阶层的社会权力地位得到了明显强化。在清末士绅阶层大规模结构性社会流动中，相当一批士绅得以上升流动进入中央政权机构。[97]清末新式知识分子在权力结构上还未能构成取代士绅阶层的基本力量，出身于传统功名身份的士绅在官员中仍占88.4%的绝对优势。清末各省的谘议局也几乎是士绅阶层独占的政治活动天地，士绅议员一般占到议员数的90.9%以上，[98]各省议长21名，绅士竟占了20名。[99]

其次，近代士绅阶层的社会活动范围得到了扩展。传统士绅活动限于地方基层社区，他们依凭士绅身份独揽地方公务，通过扮演官、民中介的角色，控制基层权力。近代绅士通过多向流动，取得了超越传统社会角色的资格，致使近代社会新兴的各项事业如工矿、报刊、社团、学会、学堂、市政皆为士绅阶层所把持。“中国文字隐奥，皆民听命士绅。变法以来，学堂、农矿多属士绅”。[100]尤其在展现社会集团力量的近代商会、农会、学会、社团活动中，士绅们自觉的社会活动意识和能力得到了锻炼，驱动着近代士绅阶层从狭隘的社区力量向社团力量发展。因而，在20世纪初年的大规模社会政治活动中，如反美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地方自治运动、立宪运动、保路运动乃至辛亥革命都无法排除士绅力量的参与及其影响。

无论是对于个人命运，还是对于一个社会阶层的历史归宿而言，开放型社会流动所带给他们的只能是超越传统的社会活力。问题当然不仅如此，在晚清社会结构与制度性变迁进程中，伴随着士绅阶层的流动与分化，还有另一个趋向，即“权绅化”进程。

四 权绅化趋向：士绅与晚清的制度变迁

“君权者以一人治万人也，民权者万人自治也。”[101]因而，对“民权”的不懈追求和获取，不仅体现着近代人主体意识的觉醒，而且也标志着人类社会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但在近代中国最初的“民权”旗帜上，主要浸染着“绅权”的色彩。

近代“绅权”的发端

在强固的皇帝专制制度下，不存在皇权以外的任何权力制衡力量。在传统社会中，士绅的权势本质上是对皇权的分割。士绅以身份为纽带，以功名为凭借，以特定社区为范围，以官、民之间的社会空间为运动场所，形成一种具有权势的地方社会控制力量。虽然皇权必须借助于士绅阶层的社会力量才能完成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但以保障“以一人治万人”的社会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却始终高扬着唯一的“皇权”旗帜。但“绅权”的张扬却是中国社会跨入近代历史的一个时代内容。

“绅权”的正式揭橥及其较为集中的理论表述，是由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梁启超来完成的。他说：“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此诚中国未常有之事，而实千古不可易之理也。夫以数千里外渺不相属之人，而代人理其饮食、讼狱之事，虽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几何矣？故三代以上，悉用乡官；两汉郡守，得以本郡人为之，而功曹掾史，皆不得用它郡人，此古法之最善者。”梁启超把“绅权”的振兴看作社会改革和政治近代化的重要一环，并且极为审慎和圆满地为绅权的提倡寻找着既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又迎合世界潮流的客观依据。他特别强调：“兴绅权”不仅是中国“古法之最善者”，而且是“今之西人，莫不如是”的善政良制。[102]梁启超唯一系统阐述其“绅权”思想的《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并不是一篇追求创新的理论论文，而是改革地方政制的具体方略。因此，在梁启超这篇行动纲领指导下成立的“南学会”及“湖南保卫局”，从实践意义上说，就是近代“绅权”的真正开端。

南学会是湖南新政的重要成果之一。“如果说时务学堂的目的在于为开民智而育人才；那么南学会的创立便是为了开绅智和合大群”。[103]这是梁启超“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起点”主张的具体实践。南学会是“兴绅权”的第一步。兴绅权的前提是开绅智；开绅智的具体措施则是组织南学会。只有“绅智”尽开，才能做到集合“乡绅为议事，则无事不可办，无款不可筹”，[104]“绅权之兴”才有现实意义。因为在当时“绅权被看成逐步达到民众参政和取得主权的必不可少的踏脚石”，而且“增进绅权也被视为使中国国家强盛的第一步”。[105]南学会是湖南新政的中枢机构，是地方绅士“兴绅权”的“智囊团”，它本身还不是权力机构。但是在其稍后成立的湖南保卫局，却是直接代表“绅权”的一个新兴的地方政权机构了。湖南保卫局成立于1897年7月27日。它是湖南绅士仿效西方警察制度而创建的地方政权机构。保卫局设立的宗旨是“参以绅权”，限制官权，打破专制制度下官权独治的模式，“分官权于民，培养绅民的自治能力”。[106]由黄遵宪手订的《湖南保卫局章程》，至少明确地从四个方面规定了绅权在“保卫局”中的地位：（1）此局名为保卫局，实为官绅商合办之局。（2）本局设议事绅商十余人，一切章程由议员议定，禀请抚宪核准，交局中照行。其抚宪批驳不行者，应由议员再议，或抚宪拟办之事，亦饬交议员议定禀行。（3）本局议事绅士十数人，以本局总办主席，凡议事均以人数之多寡，定事之从违。议定必须遵行，章程苟有不善，可以随时商请再议，局中无论何人，苟不遵章，一经议事绅商查明，立即撤换。（4）本局总办，以司道大员兼充，以二年为期，期满应由议事绅士公举，禀请抚宪札委。议事绅士以二年为其期，期满再由本城绅户公举。[107]保卫局是近代地方政权在近代化运动中具有示范意义的创造，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以“兴绅权”的形式来弱化官权，试图完成向“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近代政权模式的过渡。谭嗣同认为“绅权”是保卫局的根本特征：“今之所谓保卫，即昔之所谓保甲，特官权绅权之异焉耳。”[108]因而，严格意义上的“绅权”，只能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绅权”的扩展

作为政治近代化的社会试验，也作为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戊戌变法内容的一部分，南学会和保卫局的成就很快就在戊戌政变的暗潮冲击下倾覆了。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尤其是已经被社会所接纳的思想的力量，却不会因政权的人事波动而彻底亡故。戊戌政变后的西太后虽然囚禁了光绪皇帝，屠杀了从事“百日维新”的“戊戌六君子”，但社会变革的浪潮却难以阻遏，地方绅士要求参政、扩展权力的呼声在20世纪初年后已不再局限于湖南一隅，而是形成了遍及全国城乡的政治改革的社会运动。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颁诏预备立宪，实行政体改革。清末政制改革的侧重点是地方政制，而从清末丙午（1906）地方官制组织系统看，地方政制改革的关键是引入“绅权”，仿照西方“三权分立”的形式，建立“以行政之事归官吏，以建言之责归绅士，庶几相得益彰，无虞侵越”的政治体制。[109]其组织系统为：（1）地方行政。基本以传统的清朝官制为模式，形成以督抚辖制知府（州），知府辖制县（州）的垂直权力系统，只是在具体职能上略有变动，增加了诸如“劝业”“警务”等内容。（2）地方立法。以谘议局为最高机构，形成自上而下的各级立法组织。（3）地方司法。建立司法与行政分立的制度，将地方官集审判、司法于一身的职能独立出来，自成系统。具有地方立法形式的“谘议局”，是清末政制改革中的关键，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清廷从一开始，就把创建谘议局的责任交付给具有封建功名身份的地方士绅阶层，“著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谘议局，慎选公正达明官绅创办其事，即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谘议局议员，断不可使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滥侧其间”。[110]所以，各处谘议局筹办处的基本格局不外是官吏任总办，士绅任会办。尽管清廷把谘议局限定为似乎是士绅表达意见的机构，但它的成立，毕竟开通了地方士绅正式步入权力系统的合法渠道。1909年，各省进行了第一届谘议局议员的正式选举。选举结果表明，“很多当选者年纪在40—45岁间，而绅士占大多数”。[111]各省士绅在谘议局中所占席位，以最保守的估计，也达到90%以上。[112]

谘议局只是“绅权”扩展的起点。伴随着清末地方自治的推行和资政院的设立，绅权已一变昔日“社区”代表的面目，形成了自中央到乡镇的系统运营体系。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统一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1910年颁行《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不管章程所规定的资格的代表性如何，都无法改变“各地的这一选举活动，实际上均由地方绅士所操纵”的事实。可以说，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任何社会政治活动只能独属于士绅阶层，尤其在民族工商业尚不发展的基层社会。在清末自治运动中，“大部分被选为自治会会长和镇乡董事的人是绅士。的确，清末的地方自治实际是绅士之治”。[113]

没有理由否认，在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士绅阶层本身也发生着具有时代意义的变动。但从整体而言，士绅阶层毕竟属于传统而不属于未来。“绅权”作为“民权”的代表或具体化，是近代中国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现状的表现，它并不具有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最终目标的价值。梁启超“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的主张，就预言了“绅权”在过渡时代的“暂存”的历史命运。

绅权扩张与晚清民变

从1901年始，涌动于社会底层的“民变”连绵不绝，“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它与王朝的所谓“新政”一起，构成晚清上层力量与下层民众作用于社会的互动态势。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趋向是，民变风潮中的“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114]

晚清以来，地方社会秩序频繁动荡与失控，尤其“民变风潮”多以绅民冲突的形式展开，作为地方权力主体的士绅阶层诚然难辞其咎。此后，“劣绅”之谓流布一时，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诠释乡村社会变乱的重要因由。然则，绅之所以为“劣”并从普遍意义上与乡民利益形成日趋严重的对立，实与乡村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力的制度性变迁密切相关。正是在这种制度性变迁过程中，不仅传统社会中相对稳定的官、绅、民利益-权力制衡关系猝然破解，而且将士绅阶层直接推向权力重构中心，在“新政”的体制更易中，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在传统社会官、绅、民基本利益-权力结构中，无论对于乡民还是对于官府而言，地方秩序的稳定和利益调节，通常都倚重于士绅阶层。“有清一代乡制未改……保正复名乡保……乃传达州署功令于各村之外，并不知乡政为何事……谓之无乡政时期可也。”[115]乡村社会秩序的维系和生活功能的运转以及乡村社会的公共组织，如水会、老人会、堤工局等，也多基于士绅私人威望的构建。享有文化权威和社会权威的士绅阶层是这个控制系统的社会基础。不过，士绅对于地方事务的权力影响或支配作用，尽管不容小觑，却并未获得制度化的支持；同时“凭借私人威望和能力办理公共事务”，也“不能做到现代行政所要求的常设化、制度化”。[116]

戊戌以后尤其是“新政”以来，绅权获得空前扩张。相比较而言，传统时代的士绅“只是在各种临时性地方公共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却“不主持和参与州县的税收、诉讼、治安、农工商、教育等经常性、主体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也没有经常性组织，或者说没有通过某种常设性的机构来实现自己的组织化。”“19世纪中叶以后，清代传统乡里组织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趋向不仅体现为士绅开始成为里社、乡地组织的首领，也不仅仅体现为乡里组织职能由应付官差向广泛介入民事纠纷调解、征收赋税、办理地方武装的扩展，还突出表现为“不同于传统乡里组织、具有近代地方自治性质的各种会所”的兴起。有些乡地组织自身虽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但“被置于士绅的领导之下，并开始承担地方公共职能。”[117]这一历史进程延续在“新政”或“地方自治”的制度更易中，并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权力空间和合法性基础，诚如周锡瑞所论：“地方自治会和较早的地方绅权设置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延续。”尤其是清政府决定推行地方自治后，“这使得士绅不仅可以涉足于地方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领域，而且可以进一步涉足其政治领域，公然在‘官治’之旁形成另一种公共权力。”地方士绅“以组织化、制度化的形式参与地方政治，主导地方教育、实业、财务和其他公共事务”。[118]正是在此制度变迁进程中，形成了“今之称地方自治者，不曰自治，而曰官治；吾则曰非惟官治，亦绅治也”的社会现状。[119]而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则呈现另一种走向，即士绅阶层“借机谋利，把持一切，安置僚属，局所林立”。[120]借助于体制化的局、所，“土豪劣绅，平日或假借功名，或恃其财势，勾结官府，包庇盗匪，盘踞团局，把持乡政，侵吞公款，鱼肉良民。凡诸所为，俨同封殖”。[121]从而，以“兴绅权”而“兴民权”的历史进程，推演为愈演愈烈的“绅民冲突”。

与“旧政”相比所不同的是，“新政”以及由此推进的地方自治制度，为日趋扩展的士绅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和制度性基础，[122]并将传统时代基于习惯或地方情境的非制度性绅权也合法化和制度化。更多的新兴领域及其社会组织也为士绅的权益获取提供了历史机遇，“即如近数年间，教育会、商会等，其办有秩序者，固日进于文明，其貌是神非者，或益丛为诟病，此其所以为难”。从而“贤者有涂炭衣冠之惧，而自好不为，不肖者煽狐鼠城社之风，而路人以目”。[123]袁树勋此论虽多非议，却足证传统士绅对于新权力领域的掌控情况。从传统体制走向近代体制，不啻为制度架构（组织层面上即形式）的转变，更具实质性内容的是权力主体的转变——“前清变法以前，即流外微秩，亦同属朝廷命官……”，“乃自光绪之季，旧吏多裁，今之教育、警察等机关……多本县之士绅”。[124]即清末一些州县之财务、实业、警务、教育局所（魏光奇所指“四局”）等权力机构“均以士绅主持办理”。由此，地方公共事务（即公共权力）的主持不再仰仗于传统威望型人士（士绅），而更多地依赖于占有公共组织和权力机关的人士——权绅。所以，“新政”启动的制度嬗变“实际上是将由士绅而不是由官员办理地方公共事务的传统做法制度化、机构化”。与传统时代不同，士绅在主持乡里公共事务时，“大多已经具有成文的法律法令依据”。[125]20世纪前期活跃于乡村社会权力中心的士绅们，“大多具有城镇团练局等准权力机构的局绅局董身份，或是议员校董，或是县政府机关的科长局长，或是区长区董……同时又是民间社会掌握族权的族长，他们掌握了城乡社会的政治权与经济权，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地权、政权、绅权、族权的高度结合，他们是农村社会中的特殊阶级”。[126]因此表面上基于“新政”的“绅民冲突”，实质上是权绅利益的过度扩张影响到乡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所致。由此，传统时代基于文化、社会身份之等差而形成的乡民对于士绅阶层的社群敬畏，蜕演为基于权力压榨而形成的对“劣绅”集团的社会性愤恨，基层社会矛盾的激化遂相当普遍地以“绅民冲突”的内容展开。[127]1909年6月18日的《民呼报》报道：“自举新政以来，捐款加繁，其重复者，因劝学所或警费不足，如猪肉鸡鸭铺捐、砖瓦捐、烟酒捐、铺房最小之应免者，复令起捐。”[128]汉口的《公论新报》甚至发表评论直接攻击新政，指责它“仅仅是一个蒙蔽我们的弥天大谎，以此作为由头来经常榨取我们的财富而已”。[129]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清末“绅权”演变的基本态势，即地方权力结构发生了由士绅（scholar-gentry）向“权绅”（power-gentry）的历史性转变。新政及其此后一系列制度性变革为绅权的扩张带来更多的合法性依据，使相对隐蔽操持地方公权的传统士绅变为了公然的“权绅”。

“新政”给予了传统士绅权力扩张的制度性、合法性基础。而权绅在资源的束聚过程中与民众利益形成直接的冲突；再加之新的权力制衡关系的缺位，[130]使绅民矛盾和利益冲突缺乏及时和适度的调整而频繁地走向激化，不断以“民变”的方式爆发。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晚清以来，无论是士绅阶层内在构成的渐次演变还是整体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都开始超越了传统时代的内容而拥有更多的新时代特征。当然，本质上属于传统时代的士绅阶层的命运——无论个人如何选择、如何在时局的应对中有所取舍——作为一个阶层整体而言，只能由时代所决定。

[1] 本章由王先明撰写。

[2] 经君健：《试论清代等级制度》，《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286页。

[3]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第165页。

[4] 《丹阳县劝捐查户章程》，王仁堪：《王苏州遗书》卷7，1934年仿宋排印本。

[5]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7页。

[6]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30页。

[7] 素尔讷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32，第2页。

[8] 贵州黎平府学所立碑石铭文记述：“凡生员之家，一应大小差徭概行永免。”见俞渭等修《黎平府志》卷5（上），清光绪十八年刻本，第72页。

[9] 素尔讷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31，第2页；卷32，第1页。

[10] 叶梦珠：《阅世编》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83页。

[11]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7（下），光绪十四年重印本。

[12] 经君健：《论清代等级制度》，《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93页。

[13] 靳辅：《生财裕饷第一疏》，《皇朝经世文编》卷26《户政》。

[14] 《各省推广工局议》，《皇朝经世文四编》卷42《工政》。

[15] 谢澄平：《中国文化史新编》（5），青城出版社，1985，第274页。

[16] 《四民论》，《申报》同治壬申十二月九日。

[17] 徐栋：《牧令书》卷16《教化》，江苏书局官刻本，1868。

[18] 《浙江潮》第2期，1903年，第8页。

[19] 惠庆：《奏陈粤西团练日坏亟宜挽救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2，第45页。

[20] 《大清宣统新法令》第2册，商务印书馆，1910，第20页。

[21] 李辀：《牧沔纪略》卷下。

[22] 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下册，1988，第670页。

[23] 张寿镛等辑《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1，第104页。

[24] 张寿镛等辑《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1，第78页。

[25] 吴晗：《论绅权》，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第50页。

[26] 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龙门书店，1968，第16、26页。

[27] 张仲礼：《中国绅士》，第62页。

[28] 《清朝文献通考》卷21《职役一》，考5047。

[29]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第230—231页。

[30]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9《户口一》，考5024。

[31]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第14页。

[32] 《清朝文献通考》卷21《职役一》，考5043—5045。

[33] Kung-chuan Hsiao，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p.31.

[34] 《清朝文献通考》卷21《职役一》，考5024。

[35] 《清朝文献通考》卷24《职役四》，考5063。

[36] 《清朝文献通考》卷25《职役五》，考5073。

[37]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27页。

[38] Kung-chuan Hsiao，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pp.68，69.

[39] 张寿镛等辑《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53《保甲》，第4127页。

[40] 《禀编查保甲酌拟变通章程》，（清）刘如撰《自治官书偶存》卷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辑），文海出版社，1972。

[41] 《张中丞批刘玉如章程》，（清）刘如撰《自治官书偶存》卷1。

[42] 见《直隶风土调查录》，商务印书馆，1915。

[43] 刘赓年重修《灵寿县志》（同治）卷1《地理·社里》。

[44]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34页。

[45] 《皇朝经世文编》卷58《礼政》。

[46] 胡朴安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广益书局，1923，第31页。

[47] 《咸丰户部则例》卷3《保甲》。

[48] 《宋史》卷340《吕大防传》。

[49] 见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下册，第843、841页。

[50] 见Kung-chuan Hsiao，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36.

[51] 《晋抚张之洞疏陈晋省通行保甲并请饬部定就地正法章程》，张寿镛等辑《皇朝掌故汇编》卷53《保甲》。

[52] 《民政部奏饬各省查报乡社情形以重治本疏》，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下册，第841页。

[53] 冯桂芬：《复宗法议》，《显志堂稿》卷10。

[54] 鲁一同：《与吴中翰论时势书》，《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2《兵政·团练下》。

[55] 孙鼎臣：《请责成本籍人员办理团练疏》，《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55《兵政类》。

[56] 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贵州慈惠图书馆，1932，第3章。

[57]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07页。

[58] 见Kung-chuan Hsiao，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p.68-69.

[59]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64页。

[60] 惠庆：《奏陈粤西团练日坏亟宜挽救疏》，《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55《兵政类· 团练》。

[61]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90、92页。

[62] 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第9章。

[63] 见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28页。

[64] 张寿镛等辑《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53《保甲》。

[65] 李有芬：《武郡保甲事宜摘要》卷3，第1—2页。

[66]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27页。

[67] 《论粤省经济界之迫及竞争之必要》，《粤西杂志》第4号，1908年。

[68]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23页。

[69]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40.

[70] 张德胜：《社会原理》，巨流图书公司，1998，第282页。

[71] 据同治刊本《道光甲辰直省同年录》统计。

[72] 据《直省同年全录咸丰辛亥恩科》统计。

[73] 〔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黄育馥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305页。

[74]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5—16页。

[75] 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第46—47页。

[76]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pp.47-50.

[77] 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16—117页。

[78] 沈同芳编《江苏学务总会文牍》初编（下），商务印书馆，1906，第84页。

[79]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第135页。

[80] 明朝称专司宫廷供应的商人为买办。

[81] 李鸿章：《机器局报销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7，第56页。

[82]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科学出版社，1957，第565—566页。

[83]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1166—1173页。

[84] 《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编写组编《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民出版社，1977，第24页。

[85] 《论整顿茶市》，《申报》1880年5月6日。

[86] 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商务印书馆，1917，第1672页。

[87] 《张文襄公全集》卷45《奏议》，北平文华斋，1928，第18页。

[88] 瞿秋白：《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第4页。

[89] 参见王先明《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

[90]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24《杂志·风俗》，第4329页。

[91] 悲时客稿：《贵州贱业说》，《大公报》1902年11月20日。

[92] 民国《定海县志》第2册，1924年铅印本，第551页。

[93]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第142页。

[94] 经元善：《居易初集》卷二，1901，第66页。

[95] 见光绪《束鹿县志》卷5“户口表”。

[96]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03页。

[97] 内阁编《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525页。

[98] 《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第525页。

[99] 李守礼：《清末谘议局》，《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6），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0]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269页。

[10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78页。

[102] 《论湖南应办之事》（1898年4月），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75页。

[103] 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1988，第400页。

[104]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76页。

[105]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49页。

[106] 《臬辕批示》，《湘报》第3号，1898。

[107] 《湖南保卫局章程》，《湘报》第7号，1898。

[108] 《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湘报》第25号，1898，第97页。

[109]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97页。

[110]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67页。

[111]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48页。

[112]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113]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49页。

[114] 详见王先明《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15] 仇远廷等纂《蓟县志》卷3《乡镇志》，1944，第1页。相关研究可参见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第50—53页；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439页；邱捷《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46—58页。

[116] 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第53、72页。

[117] 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第356、79—80页。

[118]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杨慎之译，中华书局，1982，第111、357页。

[119] 茗荪：《地方自治博议》，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0，第413页。

[120] 《毁学果竟成为风气耶》（时评），《东方杂志》第1卷第11号，1904年，第78页。

[121] 《广东省农民协会重要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578页。

[122]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缮具清单》将地方自治范围规定为：“一、本城镇乡之学务：中小学堂、蒙养院、教育会、劝学所、宣讲所、图书馆、阅报社，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学务之事；二、本城镇乡之卫生：清洁道路、蠲除污秽、施医药局、医院医学堂、公园、戒烟会、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卫生之事；三、本城镇乡之道路工程：改正道路、修缮道路、建筑桥梁、疏通沟渠、建筑公用房屋、路灯，其他关于本城镇乡道路工程之事；四、本城镇乡之农工商务：改良种植牧畜及渔业、工艺厂、工业学堂、劝工厂、改良工艺、整理商业、开设市场、防护青苗、筹办水利、整理田地，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农工商务之事；五、本城镇乡之善举：救贫事业、恤嫠、保节、育婴、施衣、放粥、义仓积谷、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救荒、义棺义冢、保存古迹，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善举之事；六、本城镇乡之公共营业：电车、电灯、自来水，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公共营业之事；七、因办理本条各款筹集款项等事；八、其他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728—729页。

[123] 《山东巡抚臣袁树勋跪奏，为遵章筹办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开办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741—742页。

[124] 任传藻：《东明县新志》卷9“佐治表”，1933。

[125] 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第118、136页。

[126] 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686页。

[127] 《毁学果竟成为风气耶》，《东方杂志》第1卷第11号，1904年，第78页。

[128] 马鸿谟编《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188页。

[129]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38、139—141页。

[130] 已有的研究认为，士绅管理的地方性活动的范围，从未很清楚地与官方统治范围划分开来。所以官方的软弱必然导致名流的越权，反之则处于无休止的争议之中。明确划分“地方人士管理地方事务”的范围，有可能使地方名流的积极参与和官方的压制都不至过分。参见R.Keith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h Contury（Cambri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31—33.关于山东和江苏自治机构的详细情况，见张玉法和王树槐的论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辑，1977年6月，第159—184、313—328页。

第二十章 中西学之争：从科举、学校到学堂[1]

晚清历时半个世纪的所谓教育转型，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造就培养新式人才的机制，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更新，使得中国人的知识系统和思维方式根本改变，促进了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向由此截然不同，中国得以进入由欧洲中心所笼罩的世界；另一方面，这一进程所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尤其是以西学为外在形式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发生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分科所肢解的中学失去了维系道德伦理的作用，追赶先进开始扮演终极关怀的信仰角色，欧化西化成为时尚。用分科的眼光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觉得一无是处，从而埋下赶上甚至超越他者之后自我迷失的隐忧，难以发挥中国文化之于人类前途重要选项的潜在价值。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改革的渊源流变和利弊得失，认识历史，了解现状，把握未来，已经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一 教育与“教”“育”

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学制系统和教育理念开始于晚清，使用与之相应的一整套教育观念来考察评判中国历代的相关文本、观念和行事，也始于晚清。对此，今日通行的教育史和一般通史，大都用之不疑，就连社会大众也常常将古今教育加以比附，而不能察觉二者形同实异。“教育”一词，据说出自《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实这并不是专有名词，甚至根本不是名词。古代汉语以字为单位，所以《说文解字》分别解释“教”与“育”的不同意涵：“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所善也”。清末以前，偶然有来华西人以“教育”为对应西文的翻译名词。今日通行的含义及用法，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新汉语所固定，于清季输入中国，开始专指西式教育，继而概称历代所有教与育的有关行事。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作为方便名词，尚无大碍。可是如果因此而求定义，好比附，就难免牺牲事实将就概念，造成对于文献和史事的种种误读错解。有鉴于此，不应以后设的教育观念涵盖裁剪形似而实不同的前后史事，削足适履地强古人以就我，而要探求中外本来的理念系统及其相互传播融会、沿革衍化的历程，以至于贯通。

清代教育，前期集唐宋以来学校体制之大成，后期开现代教育体制的先河。前期学校，育才教化，贵通不贵专，所重在于养成做人之道和御人之人。后期学堂，分科教学，虽有普通学和国民教育取向，总体上贵专不贵通，所重在于培育治事之人和办事之才，使人人各得其所。偏于人可以因人而异，偏于才则势必一视同仁。此一分界，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转折的影响至深且远。

中国历来重视人文教化，上古即有学、序、庠、塾的理想。汉代独尊儒术，在京师设立太学，在郡国设立学官，后渐立学校。隋唐时期，科举制形成，逐渐取代与门阀等级制相适应的选举制，并与学校相连接。唐代在京城设国子监，统辖各学，在各地设郡县学校。宋代书院勃兴，元代广建社学。至于明代，学校体制大体已备。

清代学校体制远袭《礼记》遗意，近承明代成法，京师设国子监（亦称国学），各省设府、州、县学。又以旗人入主，设宗学、觉罗学，置于国学之上，在京师及各地八旗驻防为满洲、旗人子弟设立各种官学，实行专门教育，并专辟仕进的特殊途径，以保障其族性和特权地位。

清因明制，以科举取士为正途，而科举必由学校。其规制悬学校之名而导以仕进之路。学校乃教化所从出，以纳民于轨物，在王朝统治中地位极崇，作用至大。一方面，学校为天下士子的进身之阶，承担王朝储才养士的职责，关系人才盛衰；另一方面，学校又是典礼教化的重要场所以及学政、学官整饬士习士风的机构，引导士林风习，端正世道人心，至关重要。

学校有限，学额不广，遂开设书院，以导进人才，补学校所不及。就实际而言，书院其实是混合当今学校、基金会、纪念馆、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实验室乃至会议厅、宾馆及同乡会等各种功能为一体的基本组织。书院按照功能不同，可分为兼顾授徒与讲学；考课；授徒与祭祀、纪念并重；从事特殊教学；不授生徒，以祭祀、纪念为主等类型。书院的地理位置日益近于城市，与行政、经济中心构成对应关系，逐渐呈现省会书院（或称省城书院、会城书院）、府郡书院、州县书院、民间书院的层级。较有影响力的书院往往位于大城镇，其生源可突破地域局限。偏僻州县和乡镇的书院通常规模、影响较小，生源受到限制。书院与行政系统对应而形成的等级区分，使得低一级书院生童向高一级书院流动。当然，这样的层级区分只有相对性。书院掌教水平的高下及其依托地域的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对于书院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影响更大。

书院以外，复推广社学、义学，作为府州县学的延伸。社学、义学通常较书院层级低，被视为书院之小者，分工、定位也有所不同。社学、义学以端蒙养，重在推广教化，化民成俗；书院则以育成才，对有一定教养者进行高深教育，积蓄资治人才。社学、义学乃至书院的名实，本来分界不严，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往往混用。各州县及以下地方，社学、义学常有易名为书院者。清中期以后，界限益趋混淆。

学塾（有书房、书塾、书屋、书馆、闾学、学馆、馆学等多种称谓，各地特有的名称更是不胜枚举）的情况最为复杂，涵盖各种层次、类型，不可一概而论。书院、社学、义学的设立和运转，每每与朝廷及直省官府发生种种联系，故常有政治影响力施加于此。而为数众多的各种学塾则相对所受干预较少，运作程式依照民间约定俗成者为多。由于学塾名目繁多，星罗棋布，时人难以记之于典簿，或根本不屑于付诸笔墨，故留存后世的系统资料反而稀少，向来少人注意研究，而研究者大都以改良私塾的眼光审视。故而关于学塾的实情，只能概括言之。往往是有如此事，而非皆如此事。

学塾渊源甚早，其设置数量、从教受业人数及社会影响都超过书院、社学、义学等，也大量存在彼此混同、难以区分之例，而且并非全由私办。其教学的内容形式未必比其他教学机构守旧落伍。用“私塾”一词指称历代儒学、书院以及官立社学、义学以外各种类型的学塾，始于立停科举前后，趋新人士借此称谓被排斥在西式新学堂系统之外的本土学塾，坊间并不通用。直到民国时期，普通百姓仍有不知政府公文与知识人言语中的私塾所指为何事。

国子监、府州县学和宗学、觉罗学以及各种官学，均由官办；书院、社学、义学的经费来源多样，既有官办，也有民办，还有官为之倡议，集众人之力所设。清前期官设社学较多，甚或成为州县学校的基层单位，由学校教官掌教。学塾名目、形式多样，既有多种方式个人出资的，也有同族同业同籍共立的。改良私塾，族学、义学也列入其中。

在国子监肄业和归国子监兼管的生徒主要是贡监生，多为正途，另有八旗官学生和算学生。府州县学进学者是按照科举学额通过各级童试取进的生员。就学于书院者，以学校生员为主，举人、童生也所在多有，程度间有高于学校者。社学、义学，入学者多为童生，部分面向开蒙者。学塾大体有蒙馆、经馆两种类型和等次，前者着重于识字发蒙，后者侧重于应试和经典学习。这种情形在社学、义学、族学里同样存在。更为普遍的则是同一学塾兼容各种类型和不同层次的生徒，因人施教。

清代的学校、书院、社学、义学，不能以晚清以来移植模仿外国的新式教育机构相比附。清代一反前明风气，不尚讲学，学校所设各种教官教职以及书院掌教，虽间有讲学，但主要是通过考课以各种奖励激励、扶助士子向学，以读书自修和批阅笔记的形式扶掖导进。在较长的时期内和相当普遍的情形下，它们其实并未实施如后来意义上的经常性教学活动，就此而论，它们很难说是实际承载教育的主体单位。只有蒙馆的塾师才以日常教学为主。民众的启蒙教育多在家庭及各类学塾进行并完成。各级学校以及书院、社学、义学、学塾之间，不存在学制统系的关联，生徒学习，没有一定的年限、层级，一般无须逐层递进的升级升学。即使实施教学，也很少分门别类。学校和书院，还担负典礼、祭祀、藏书、刻书等事，成为地方的文化中心。也可以说，在教化的一统之下，中国传统的所谓教育，大体分为追求科考功名和利于日常实用两个部分。

与此相应，清朝本来没有专管各类学校学塾的教育行政机构，在京师，主管科举的礼部主要负责与一般学校相关的事务，国子监、内务府、理藩院等分别负责各种专门学校的事宜；在各省，则派差学政，职掌学校政令。学政不仅不是地方官，甚至不是实缺官员，名义上承担教士之责，实际只能以考校定去取。而上自清帝，下至各级官员，都以兴学育才、化民成俗的教化为己任。行省是内外相维政治体制中的分地而治，并非一级行政区划，因而没有省一级的学校建置。反而书院在实际推广过程中，逐渐形成依托省会、郡城、州县的大中小书院，成为清季改制的凭借。

乾隆朝以后，学校、书院、社学、义学逐渐废弛，徒具形式，加之白莲教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广泛冲击，大半颓废。一些地方的社学转为自卫结社组织。洋务运动曾力图振兴教育，但学校成效不彰，社学、义学只有短暂中兴。新立书院则朝着两个方向转变：其一，更加着重于学术传承，倡导不同的学风，不仅影响一省文风盛衰，而且造成学风转移；其二，兼采西学新知，甚至改用西法教学，成为导入新式教育的重要凭借。

二 学堂与学校

鸦片战争后，一些开明官绅主张采西学，设学馆，以应对山雨欲来的大变局，专门仿效西学的新式学堂应运而生。来华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学校，一定程度上起到示范作用。学堂的组织、管理、教学形式和内容，与中国固有的学校、书院、学塾等全然不同。伴随着自强运动的展开，学堂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逐渐扩展到学习工艺、军事、实业，并派遣学生留学欧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出现了学习一般西学知识的普通学堂。这一时期的学堂教育，无论一校之中还是各校之间，缺少配套衔接、循序渐进的层级体系，其归属和管理，也是五花八门。所学西学知识，为片断和片面的，只是补充中国固有教育之不足，没有整体取而代之的规划目标。管理则多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相关部门对口负责。是为学堂教育的无系统时期。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入华，将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物理、生物等知识导入中国。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协助下，利玛窦（M.Ricci）、艾儒略（G.Aleni）、毕方济（F.Sambiasi）、傅汎际（F.Furtado）、高一志（A.Vagnoni）等介绍了以耶稣会所办学校为代表的欧洲教育。鸦片战争前后，新教传教士成为西学东渐的要角，办学是其借以传教的重要形式。他们先后在马六甲、澳门等地创办了以教育中国学生为主的教会学校。五口通商后，教会取得进入中国传教的许可，至咸丰十年（1860），天主教会已在五口和香港开设学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进入内地，逐渐遍布全国，自成系统，构成对中国固有教育体制的冲击，也成为新式教育的示范。而太平天国战争则使得广大区域的学校、书院受到严重破坏。各级官员虽力图整顿，但收效不显。

由于和外国人的交涉事件及通商日渐增多，办事官员深感语言不通，文字难辨，打交道不易。通商为时政之一，要与洋人打交道，必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情伪，而后能收称物平施之效。咸丰八年（1858），《中英天津条约》第50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标准。《中法天津条约》关于中法外交文件也有相应规定，遇有文词歧义之处，以西文为准。因此，创设外语学校，培养通事译员，成为当务之急。

咸丰十年十二月，恭亲王奕等奏准仿俄罗斯馆例，在京师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以利对外交涉。令粤、苏两地督抚于广东、上海商人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者，各挑选二人，厚给薪水，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到馆学习。因广东、上海没有合适的教习人选，改由外国延访，聘请英国人包尔腾（J.S.Burdon）任英文教习，只教语言文字，不准传教；另请人教习汉文，暗为稽查。

同治元年（1862）五月，京师同文馆开馆。此一般被视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肇端。最初仅设英文馆，次年，开办法文馆，并将俄罗斯馆移入同文馆，各有10名学生。法国传教士司默灵（A.E.Smorrenberg）、俄国驻华使馆翻译官柏林（A.Popoff）分别被聘为两馆教习，亦不准传教。两馆同样设汉教习监察。

同治五年，奕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焘等往返函商，以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郭嵩焘遂上疏保举专精数学的南海生员邹伯奇和淹通算术、尤精西法的浙江诸生李善兰到同文馆，与西洋教师会同课习算学。同年十一月，奕等奏请于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副、岁、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一体与考，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

添设天文算学馆之议一经提出，引起朝野上下近半年的论争。焦点在于，是否设天文算学馆、招科举正途为学生、聘请洋人为教习等事。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以设立专馆，只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员肄习。大学士倭仁奏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不必师事夷人。”

同治五年十二月，奕等再上折请设天文算学馆，坚称：外人之疑议虽多，当局之权衡宜定。同治六年正月，清帝发布上谕：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是以派徐继畬总管其事，以专责成。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驳回张盛藻所奏。倭仁奏请另行择地设馆，保举人员讲求天文算学，亦因无人可保，不了了之。在学堂问题上的中学与西学之争，由此浮上台面。

五月，天文算学馆设立。由于倭仁等人的反对，京师各省士人聚党议阻，并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报考者锐减，仅录取合格学生10名，与原来语言学生合并一馆。因天文算学馆学生出身正途，特派老成持重、兼知中西之学、足为士林矜式的太仆寺卿徐继畬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专稽查而资表率。

同治八年十月，丁韪良（W.A.P.Martin）任同文馆总教习，统管教务。其后，京师同文馆学生人数倍增，课程渐趋多样化，校舍规模不断扩大，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多学科的综合学校。十年，增设德文馆，并加设医学和生理学讲座。光绪二年（1876），制订八年课程计划，建立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十四年，开设格致馆，建天文台和物理实验室，添设翻译处。二十三年，增设东文馆。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同文馆遭受严重破坏，师生解散。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同文馆归入大学堂。历经40年的京师同文馆宣告结束。

京师同文馆隶属总理衙门，设总管大臣、专管大臣、监察官以及提调等管理馆务，总管大臣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历任者为奕、宝鋆等；专管大臣为崇礼、袁昶；监察官为赫德（Robert Hart）。同治元年七月，京师同文馆订立章程六条，设满汉提调各一，由总理衙门司员选任，经理一切馆务。后增为正、帮各提调二人，掌经理训课及督察生徒勤惰之事。经费主要来自海关船钞。

京师同文馆教习以延订、选举、考充三种形式确定总教习、教习、副教习。总教习及洋教习，就各国儒士中延访。通洋学之汉教习，由各直省选举。汉文教习，就京师咸安宫、宗室、景山八旗取未传馆之教习招考充当，额3人。总教习额定1人，洋教习视各馆学生多寡而定。首任总教习丁韪良，同治四年受聘为同文馆英文教习。六年，兼任万国公法教习，为此，他特返美进耶鲁大学研习国际法。八年夏回馆，被聘为首任总教习，直到光绪二十年出于健康原因离馆，次年正式辞职。接任的爱尔兰人欧礼斐（C.H.Oliver），光绪五年执教于同文馆，任英文、格致教习，曾兼任化学、天文教习。二十年，代总教习，二十一年，正式接任总教习，直至京师同文馆结束。副教习由优秀学生担任，协助教学，分副教习、副教习上行走、记名副教习三种。

汉、洋教习的待遇相差很大。同治元年包尔腾试教时，年薪300两。次年，法文、俄文馆开办，因洋教习非厚给薪水无人愿来充当，故主事者规定洋教习一年库平银1000两，总教习俸银随时酌定。汉教习开始月薪只有银8两，后增至12两。汉教习满二年者，无论举贡与否，皆奏请以知县用。又二年，奏请分省遇缺即补，并加升衔。

京师同文馆开始主要招收八旗子弟。天文算学馆招取范围扩大到满汉举人及恩、拔、副、岁、优贡，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同治五年十二月，举行推广考试，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俾充其选。因浮言四起，正途投考者寥寥，招生对象又扩大到杂项人等。同治七年五月，总理衙门对所录30名学生进行面试，取尚堪造就者10人留馆学习。次年，同文馆共有学生40余人。在同治九年和光绪四年，同文馆又先后招考学生。

光绪十一年，奕劻等以同文馆学生无多，奏请推广招取满、汉年在15岁以上25岁以下、文理业已通顺者，取具本旗图片及同乡官印结，递呈投考。另外，满、汉举贡生监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西国语言文字者，不拘年岁，准其取具印结、图片，一律收考。是年十二月复试，共取汉文80名，幼童虽未全篇而文理明顺者10名，天文2名，算学12名，化学3名，翻译洋文1名，共108名。光绪十三年八月，同文馆领受膏火的学生共计116名。

除直接招生外，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还向京师同文馆保送学生。

同文馆初立时，翰林院人员入学，被视为有辱斯文。光绪中叶，风气渐开，汉人已有愿入者，然极容易，不必考试。后想入者增多，考试规定渐趋严格。由于不少学生入馆后继续应试科举，获取功名，同文馆渐为士人所重。

同文馆初期主要培植翻译人才，故仅教授语言文字。又因通商各国，以英、法、俄交涉事务为多，学习外语亦以英、法、俄为要，是以分设3馆，同时并习。随着天文算学等各馆的增设，陆续开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格致等课程，但仍以洋语、洋文为要，洋语、洋文已通，方许兼习别艺。夏季洋教习休假期和礼拜休息日，则加添汉文功课。

光绪二年，同文馆公布“八年课程表”及“五年课程表”。由洋文而及诸学为期8年；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为期5年。同文馆课程分为文字、天文、地理、算学、化学、格致等门类，各门类又有详细课目。各科教材主要来自外文原版书、中译西书和教习自编书。

翻译为必修课，同治十三年四月，总教习丁韪良呈请译书，并开具章程6条。译者多为洋教习，亦有学生参与。馆中共译西书20余种，涉及国际法、科技、语言学，如《万国公法》《法国律例》《格物入门》《化学阐原》《汉法字汇》《英文举隅》等。

同文馆学生毕业后，主要供职于外交界。光绪二年，中国开始在外国设立使馆，派驻使节。十四年，总理衙门添设翻译处，同文馆学生因而用途渐广。全部毕业学生91人，在外交或涉外部门任职的40人，其中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7人。还有27人任军政职务，4人从事教育，20人供职于铁路和其他部门。

对于同文馆的利弊得失，时人评价各异。郑观应认为，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请教习，但学语言文字，天文、舆地、算术、化学，仅初习皮毛。梁启超批评同文馆所聘西人，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华人则多学而未成或不适用之人。而光绪十一年奕劻等奏称，自设立同文馆以来，迄今20余年，洋教习等均能始终不懈，各学生等因而日起有功，或随带出洋，充作翻译，或升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已不乏人，实属卓有成效。

同治二年和三年，上海、广东也分别开办同文馆（上海后改称广方言馆），教授英、法等国语言文字，后来又分别增设东文馆、普（德）文馆。这一时期各地开办的外国语学堂还有：新疆俄文馆（1887），台湾西学馆（1887），珲春俄文书院（1888），湖北自强学堂[2]（1893）。

同文馆等以学习外语为主，开设西学课程，目的还是满足中外交涉的翻译之需。而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逐渐察觉到列强民富国强的秘诀在于教育。咸丰十年以后，冯桂芬等人鉴于西人擅长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各有成书，已经翻译者十才一二，必须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由粗浅而入精微，提出采西学、设学馆。[3]虽然仍是讲求翻译，目的却是求西学。而一般民众对教会学校的反应日趋积极，给官绅形成压力。清政府推行自强新政，对于西方艺学的需求迫切，陆续开办了军事技术、技术以及专门实业学堂。

军事技术学堂主要有福建船政学堂和广东实学馆。前者同治五年开办，原名求是堂艺局，分设前、后两学堂，前学堂注重法国学问，专习设计制造；后学堂注重英国学问，专习管轮驾驶。后又增设绘事院、艺圃、管轮学堂、练船等。是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学校。后者光绪七年正式开办，原定讲求机轮驾驶与一切西学及洋务交涉事宜；后仿福建船政学堂，参酌粤省情形，专习英文，分驾驶、制造两途。学习优秀者可兼习开矿、制造、枪炮、水雷等学，学习次优秀者则拨为管轮。此外，习外国语言文字，以备出使参赞翻译之选。

技术学堂包括电报、医学、铁路、矿务等，培养通信、救护、运输、采矿人才。主要有：福州电报学堂（1876，或称福州电气学塾，中国最早的电报学校）、天津电报学堂（1880）、天津医学堂（1881，又称北洋医学堂，1893年增设西医学堂，是为中国最早自办的西医学校）、上海电报学堂（1882）、金陵同文电学馆（1883）、两广电报学堂（1887）、台湾电报学堂（1890）、湖北算术学堂（1891）、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1892）、山海关铁路工程学堂（1895，中国最早的铁路学堂）、南京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1895）、江南储材学堂（1897，分交涉、农政、工艺、商务等4门16目）、南京矿务学堂（1898）、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工艺学堂（1898）。

甲午战后，开明官绅认为，日本取胜，在于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中国则专心道德文章，不重艺事，必须培养造就近代工业急需的技术人才，兴办各种专门、实业学堂。后康有为提出：“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等人间一事一艺者，皆为专门之学。”他主张各省府州县广兴学务，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铁路、农业、商业、师范等，均设立专门学校，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以适应农工商各业发展及时局的需要。

戊戌变法前，各省陆续开办的实业学堂和专门学堂主要有：1896年创办的江西高安县蚕桑学堂，1897年创办的温州蚕学馆、直隶矿务学堂，1898年创办的杭州蚕学馆和湖北农务、工艺学堂。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连降谕旨，要求各地重视兴办专门、实业学堂。铁路、矿务、农务、工学、商学、茶务、蚕桑等学堂在各地迅速开办。南北洋分设矿学学堂；江宁设工艺学堂；津榆路设铁路学堂；京师、江宁设农务学堂，并拟设茶务学堂、蚕桑公院，安庆设课桑园、蒙学馆；上海设翻译学堂，编译书籍报纸。变法失败后，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部分兴学措施得以维系。1899年，广西设农学堂。

受到日本维新变法成功和甲午战败的刺激，全面学习西方和完整学习西学逐渐成为朝野关注的议题。从郑观应开始，李端棻、康有为、张之洞等皆主张以书院为基础，改建一套自京师及各省府州县乡，各有期限、逐级递进的学堂体制，广设大学、高等学、中学、小学，形成完整的新式学堂系统。戊戌变法期间，朝廷谕令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省会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书院为中学，州县书院为小学。留学之地则由欧美开始转向日本。

甲午海战之前，中国人开设的各类新式学堂共有25处，各种学堂实行分科分级教学，严格的考试和奖惩制度，重视实习，但大都只学西文、西艺，囿于一才一艺，缺乏普通学教育。维新人士批评不改科举，不学西政，不讲爱国，不求精深，只用洋人，毕业生只能担任翻译、买办，而不能培养出可备国家之用的实学真才，而且各学堂主要为各地洋务机构的附属，互不统辖，彼此也没有依次递升的衔接关系，多数学堂仅为一级制，下无预备学校，上无继续研修机构。

随着对西洋“长技”的认同和对新式教育认识的加深，建立新学制的呼声时有所闻。传教士的介绍是中国人最初了解西方学制的主要管道。同治十二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所著《泰西学校论略》（亦名《德国学校论略》或《西国学校》），盛赞德国学校制度。光绪七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发表的《学校振兴论》，介绍美国学制；两年后，丁韪良发表《西学考略》，介绍欧美等国和日本共7国的教育制度，成为朝野上下了解、借鉴西方各国学校制度的重要参考。光绪十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刊印《西国近事汇编》第1卷，专门介绍西方的学制、教育方针和学校课程设置；三年后，第2卷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兴办的各种新式学校。从光绪十三年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相继著《新学八章》《七国新学备要》《整顿学校》。二十二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将日本明治初期文部大臣森有礼所辑《美国诸名流振兴文学成法》译成《文学兴国策》，分别介绍各国学制。

受其影响，中国士人也渐有相关著述。光绪五年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和《日本国志》，八年王之春《各国通商始末记·广学校篇》，十六年汤震《危言·中学篇》，十七年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十八年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分别介绍了日本、欧洲等地的学校制度。

在介绍、吸收外国学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关于中国学制的构想。容闳向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建言七事，包括设立实业及陆海军学校、颁定系统学制。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要求全面引进西学，建立新式教育制度。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拟订详备的办学计划，以原来各州县、省会和京师的学宫、书院为基础，仿照泰西，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文学”分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等六科；“武学”分陆军、海军两科。每科分数班，岁加甄别，以为升科，延聘精通中西之学者为教习，详订课程，小学三年优秀者升中学，中学三年优秀者升大学。[4]不仅要求学堂数量大增，教学内容中西并举，政艺并重，而且正式提出设立三级学校，以及分层级逐年考试递升的制度，初步勾画出中国学制系统的轮廓。

上海正蒙书院为最早略具普通小学性质的新式书院。光绪四年由上海邑绅张焕纶等创办，学生分为数班，即后来多级教授制，教科为国文、地理、经史、时务、格致、数学、歌诗等，后添课英法文，旁及体育，尤其注重德育。

甲午战败，有识之士大都认为补救之道在于兴学，于是纷纷创办新式学堂。到1899年，新开办的学堂至少有104所，分布于17省。

学堂渐多，构建学制系统愈加引起关注。1895年，康有为奏请令各省州、县遍设艺学书院，招收15岁以上学童入院肄业，通过考试，给予秀才出身，并荐于省学；省学通过考试，予以举人出身，贡于京师；京师中选者给予进士出身，明确了各级学校的衔接关系。次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初步拟出各级入学年龄、课程以及肄业年限。这使中国引进西式教育体制的设想更加系统、完备。

戊戌变法期间，为了广兴学堂，培养行法之人，远取法于德国，近采日本学制，建立新学制的呼声强烈。清政府相继派员游历日本，考察学务。出使日本大臣裕庚介绍了日本仿照西法设立分科大学的情况及大学科目、初学功课等。管学大臣孙家鼐奏派御史李盛铎、编修李家驹、工部员外郎杨士燮等赴日，将日本大学、中学的规制课程以及考试之法逐条详查，汇记成《日本东京大学规则考略》—书。姚锡光奉张之洞之命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出版《日本学校述略》和《东瀛学校举概》，详细介绍日本学制。国内报刊亦刊译日本学制资料。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康有为奏请构建普通学堂体系：各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立专门高等学、大学，而京师应早立大学。张之洞也主张天下广设学堂，各省道府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于大学堂兼寓中小学堂之意，分列班次，循级而升，并请旨严饬各省督抚学政速将中小学堂开办，务使一年之内，每省道府州县皆有学堂。五月二十二日，颁发京师大学堂章程给各省道府州县，谕令照章以各级书院改建为各级学堂。

甲午战后，普通学堂发展最快，1895—1899年创办的100余所新式学堂中，普通学堂占84所。其中最重要的为天津中西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

天津中西学堂创设于1895年，学堂分头等、二等两级，又各分为头、二、三、末四班，依据名次，按年递升。是为中国近代最早分级设学的学堂，成为新式大学和中学的雏形。上海南洋公学设于1896年，陆续设师范院、外院、中院、译书院、铁路班、特班、政治班（后改为商务班）及附属小学。后统一为师范、外、中、上四院，其中后三院的学生各分四班，按年依次递进。其三级教育体系，为中国近代教育体制树立模型。

除一些学堂内分两级、三级外，一些独立的一级制新式普通学堂，还初步与其他学校形成衔接关系。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提出，各省设学，应抱定中体西用宗旨。各地普通学堂开办，多注重实学，中西学并举，政艺学通习，并在西学课程中增添政治伦理，在中学课程中废除八股词章，增加掌故、史地、通鉴、律法等。由于不少学堂由书院、学馆改建，中西学结合、政治史地与格致算学兼课，实际上是压缩经学、添设西学，减少甚至废止八股词章，增加经世之学。

同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议设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亦准京官愿学者入读，三年为期。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以京师建立学堂，为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不能援引官学、义学之例，亦不仿照总署同文馆、各省广方言馆之意，又因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学堂及南北洋水师武备各学堂，皆囿于一才一艺，也不仿照办理。他提出应参仿各国大学堂章程，变通办理，以切时用，并奏陈六条意见：宗旨宜先定；学堂宜造；学问宜分科；教习宜访求；生徒宜慎选；出身宜推广。因恭亲王奕、大学士刚毅等枢臣奏请缓行，此事暂被搁置。

光绪二十四年，屡有大臣条陈奏设京师大学堂。上谕京师大学堂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由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议具奏。总理衙门仍以事属草创、筹划不易为词，迟迟不动。

同年四月，下诏变法，以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上谕屡次催促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宜。枢臣继续敷衍拖延。康有为再度奏以京师议立大学数年，宜督促早成，而兴学养才尤需时日，请立学宜速。五月，朝廷严旨下令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从速复奏京师大学堂开办事宜，勿再迟延。诸大臣因中国从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袭，嘱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中国情形，草订规则80余条。总理衙门遂将此章程上奏获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至此，京师大学堂得以正式成案。

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之初，即明言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是为立学宗旨。梁启超代总署草拟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重申宗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六月，孙家鼐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对《章程》有所修正，提出具体办法八条：立仕学院；出路宜筹；中西学分门宜变通；学成出身名器宜慎；译书宜慎；西学拟设总教习；专门西教习薪水宜从优；膏火宜酌量变通。经孙家鼐推荐，任命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稍后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员，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掌握实权，对于科学课程的设置，管学大臣不能过问。

最初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拟定京师大学堂开办经费35万两，常年经费18.868万两。经户部奏准，以华俄道胜银行清政府存款利息支付，每年京平银20.063万两。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张百熙奏请将前项存款本息全数拨归大学堂，仍存入华俄道胜银行生息；又以京师大学堂专门正科，本为各省高等学堂卒业生咨送肄业，各省理宜合筹经费拨济，请旨各省督抚量力认解。

京师大学堂校舍，由庆亲王奕劻和礼部尚书许应骙负责建造，先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为临时校舍。开始报名投考者十分踊跃，原定招生500名，另附小学堂80人。京外投考者逾700人，学堂不足容纳。

戊戌政变后，内阁奉旨：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应由该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祠，则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对于停罢学堂之议，懿旨以书院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更改，京师大学堂得以不废。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事宜，于是年底正式开学，规模较原计划大为缩小，仅设仕学院，以教进士举人，并附设中、小学堂。学生总共不及百人，讲舍不足百间。次年，学生增至近200人。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生徒四散，校舍封闭，藏书损失殆尽。开办两年间，学生从未足额，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者，甚至视同蒙养学堂。

次年，京师大学堂复办，以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先设预备、速成二科。预备科分政科和艺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二馆，均为期3年。后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大学堂事务变成兼管，光绪二十九年，另设总监督，专管该学堂事务，以张亨嘉为首任总监督。

京师大学堂由管学大臣总理其成，下分教务和事务，教务由总教习主管，事务由总办主管。后孙家鼐上《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疏》，对总教习的设置有所修正，除原设中总教习外，用丁韪良为总教习，总理西学，仍与之订明权限，其非所应办之事概不与闻。

科目设置，分为10科：（1）天学科，附算学；（2）地学科，附矿学；（3）道学科，附各教源流；（4）政学科，附西国政治及律例；（5）文学科，附各国语言文字；（6）武学科，附水师；（7）农学科，附种植水利；（8）工学科，附制造格致各学；（9）商学科，附轮舟铁路电报；（10）医学科，附地产植物各化学。

京师大学堂还设有：师范斋，专门讲求教授之法，以分派各省学堂充当教习；仕学院，教进士、举人出身之京官；医学馆，考求中西医理，兼寓医院之制（即附属医院）；编译局，编纂大、中、小三级教科书；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仪器院，集天算、声光、化电、农矿、机器制造、动植物各种学问应用之仪器。另附设中小学堂。复办以后，调整为预备科、速成科、进士馆、译学馆、医学实业馆等。

《京师大学堂章程》所定功课，严密切实，中西并重。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普通学者，学生皆通习；专门学者，每人占一门。张百熙掌校后，增加西学课程，缩减经学课。张百熙主持大学堂之始，以总教习非有学赅中外之士，不足以膺斯重任，即谢辞丁韪良，以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演贯古今，详悉中外，力聘为总教习。

辛丑和约后，新政重开，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专设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并兼管全国学务，效法东西各国，尤其是日本的教育新制，相继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制定了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学堂教育进入有系统时期。

新政复行，各省督抚遵旨纷纷条陈建言。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山东巡抚袁世凯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扩充整顿，并饬各省筹措经费，多设学堂，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次，以次推广，务使僻壤穷乡皆有庠序。五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变法自强第一疏，指出书院积习过深，必须正名为学堂或各种学校。另参酌中外情形，酌拟设学堂办法，令州、县设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府设中学校。计自8岁入小学起，至大学校毕业止，共17年。为救时计，可权宜变通，先多设中学及高等学，选年少力壮、聪敏有志的生员迅速教授，先学普通，缓习专门。又请饬出使大臣李盛铎，托日本文部、参谋部、陆军省代筹，酌拟大、中、小学各种速成教法，以应急需。八月初，谕令督抚、学政将各省所有书院改设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切实通筹举办。

山东巡抚袁世凯任周学熙为总办，美国人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为总教习，率先改济南滦源书院为山东大学堂。光绪二十七年八月，袁世凯以各属应设之中小学堂难以骤成，而省城大学堂又势难久待，奏请先就大学堂内区分三等：一等为备斋，习浅近各学，如各州县小学堂，以两年为期；二等为正斋，习普通学，如各府厅直隶州中学堂，以四年为期；三等为专斋，习专门学，以两年至四年为期。因无所取才，暂不立专斋，先从备斋、正斋入手。又拟另设蒙养学堂，令幼童自7岁至14岁，八年内专攻讲习经史，兼解中国浅近政治学、地舆学并初级算学，毕业后选入备斋，加习西学。创办伊始，先以经义史论考选学生，挑入备斋肄业。备斋暂以300人为定额，年岁为15岁至23岁，通解经史，身家清白者为合格。俟备斋学生按照所定年限毕业升入正斋，正斋学生毕业领照后，或量才录用，或入专斋。又参用初等师范学堂规制，在备斋各班学生内，择心术端正者，兼令练习初等师范。考取优等，领有师范凭照，即可充小学堂教习。入正斋肄业者，参用中等师范学堂规制，再令练习中等师范，以备中学堂教习之选。

十月，谕令政务处即将袁世凯原奏并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接着谕令各省将小学堂毕业生考取功课合格者，送入中学堂肄业；俟毕业后考取合格者，再送入该省大学堂；毕业后取其合格者，给照为优等学生，由该省督抚学政，考校择优，咨送京师大学堂复试。

江苏、广东等省兴办大学堂，其课程、等级、班次，均照山东模式。课程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历代史鉴、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分设伦理、政法、本国文、外国文、历史、地理、数学、格致、博物、图画、乐歌、体操诸门。广东大学堂内另设校士馆，挑选原书院生徒及近年增设西学生优秀者数十人，入馆肄业，学习日文，以备游学日本。江苏同时创办高等学堂，以原南菁书院诸生于经史、政治、舆地、天算、格致各学，门径已通，可期深造，故专斋、正斋、备斋同时并设。正、备斋学目悉照山东章程，专斋学目原定十科，先立经、史、政治、测绘四科，其余分年次第兴办。

内地省份闻风而动。陕西宏道大学堂章程及课程设置均仿南菁书院成案，分设内政、外交、算学、方言四科。四川总督奎俊改尊经书院为四川省城大学堂，并将中西学堂并入大学堂，仿照山东章程，先设备斋，二三年之后，再设正斋和专斋。川东、川南各府厅州县，亦多就地筹款，或就书院改建学堂。贵州巡抚邓华熙将贵山书院改设贵州大学堂，其章程仿山东，参以黔省情形，略加变通。广西、安徽、湖南、湖北、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山西等省，相继仿行。与此同时，为宗室、觉罗及八旗等所办官学亦改为中、小学堂。

专门、实业学堂的发展也大为加速，截至癸卯学制颁布，各地兴办的专门、实业学堂主要有：1900年设立的福建蚕桑公学，1901年设立的江苏镇江商务学堂、广东商务学堂，1902年设立的山西农务学堂、通海农学堂、直隶农务学堂、湖南农务工艺学堂、湖南中等工艺学堂、河南荥阳县养蚕传习所、四川蚕桑公社、汉阳钢铁学堂，1903年设立的湖南农业学堂、山东青州蚕桑学堂、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北洋工艺学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四川工业学堂、广东路矿学堂、北洋马医学堂等。

1862—1902年，新式教育经过40年的努力，初具规模。从1898年起，学校类型逐渐完备，京师设大学堂，一些省城设有高等学堂，府、州、厅陆续创办了一批相当于普通中等教育的学堂，县及县以下地方则开设了类似普通小学和蒙养教育的机构。各学堂通常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和系统的课程设置，有的已经相当详备，对该学堂乃至其他同类学堂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为制定全国性统一学制积累了经验。但各个学堂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的章程，难以规范全国各级各类学堂，各学堂自成一统，互不衔接，科目课程以及学级设置五花八门，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以循序渐进地培养各级各类人才。随着学堂数量的增加和学务规模的扩大，制定全国统一学制，规范各级各类学校的宗旨、科目、学级、课程，成为学务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 新学制系统的建立

各地学堂数量加速增长，同时又自行其是，散漫无序，在师资比例、中西学课程设置以及学堂与科举的关系上存在争议，严重影响新式学堂教育的普及，不能满足朝野上下的期许。来华外国人士和出洋游历官绅不断呼吁划一学制，以利于学务的发展。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学堂一切事宜，妥议章程。次年七月，张百熙上溯古制，参考列邦，进呈《京师大学堂章程》并《考选入学章程》，及颁发各省之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章程各一份，共六件。谕准颁行各省。所有章程统称《钦定学堂章程》。自此，中国近代教育进入有学制系统时期。是年为壬寅，故所定学制又称“壬寅学制”。

《钦定学堂章程》将学制划为三段七级。初等教育阶段分为蒙学堂和小学堂两级，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教育4年，10岁入寻常小学堂修业3年。小学堂主要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分为寻常与高等两级，各修业3年。以州、县所立为小学堂。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主要使诸生于高等小学卒业后加深其程度，增添其科目，涉猎普通学之高深者，为高等专门之始基，修业4年。以府治所设为中学堂。高等教育设立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大学堂以及大学院。学生于中学卒业后欲入大学分科者，先于高等学堂修业3年，再行送入大学肄业。京师大学堂之设，在于开通智育，振兴实业。大学堂3年毕业后经选拔进入大学院，此为研究阶段，不设课程，不主教授，不定年限，以养特异之才。自蒙学堂至大学堂，总计约20年才能完成全部学业。

《钦定学堂章程》还规定了实业和师范教育的系统。实业学堂分为简易、中等和高等三级，分别对应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与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程度，修业年限各3年。师范学堂附设于中学堂，以培养小学堂教习，修业4年。师范馆附设于大学堂，以培养各地中学堂教习，修业4年。另于大学堂附设仕学馆，3年卒业。高等小学、中学、师范、各级实业学堂、高等学堂和大学堂毕业生，分别给予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等功名。

官立学堂之外，亦有关于自立蒙学堂、民立寻常与高等小学堂以及民立中学堂的明确条款。

《钦定学堂章程》首次正式规划出新式教育全面发展的蓝图，力求根本改变学堂散漫无序、新旧体制彼此抵牾的状态，将所有学堂纳入类型、层级、科目、教学、管理相互配套的统一体系，解决新旧教育的衔接转换问题，循序渐进地系统培养各级各类人才。

壬寅学制颁布后，朝野上下颇有异议。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命刑部尚书荣庆会同张百熙商议管理大学堂事宜。闰五月，准荣庆、张百熙的联名奏请，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订。

张之洞赞许《钦定学堂章程》条理精详，亟应遵办，但对读经、放假、权限、学费数条有异议。他起用陈毅、胡钧等人主持重订学堂章程事宜，历时半年完成。十一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上重订学堂章程折，以壬寅学制为基础，取法日本，以湖北兴学经验为参考而增补修改。该章程以《学务纲要》为总纲，包括《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通儒院章程》《蒙养院家庭教育法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任用教员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实业学堂通则》《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艺徒学堂章程》《译学馆章程》《进士馆章程》《各学堂管理通则》《实业学堂通则》《任用教员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与《各学堂奖励章程》，共22章80篇。除各级学堂章程是在原有基础上增补外，其余16章为新添。其主旨为中体西用，调和中西新旧，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技能为致用治生之具，尤重考核品行，不废弃中国文辞，并请递减科举，毕业学生由督抚学政并简放考官考试，使学堂与科举合为一途。是为《奏定学堂章程》。

新的章程很快获得批准，着即次第推行，并自丙午科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于癸卯年，所定学制又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仿西方幼稚园设学前教育——蒙养院，正式教育纵向分为三段六级。第一阶段初等教育，分为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国民7岁以上者入初等小学堂，初等小学毕业升入高等小学堂。第二阶段中等教育，仅中学堂一级5年。高等小学毕业升入中学堂，授以较深之普通教育。毕业后，不仕者从事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第三阶段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3—4年，通儒院5年。大学堂以造就通才为宗旨，培养各项学术艺能人才。通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普通教育之外，该章程还对各级各类师范、实业学堂的层级、年限等做出明确规定。师范教育分为初级师范学堂5年与优级师范学堂4年，程度分别对应中学堂与高等学堂。实业学堂分为实业教员讲习所（即实业之师范学堂）、农业学堂（附水产学堂）、工业学堂（附艺徒学堂）、商业学堂、商船学堂。各项实业学堂均分为高等、中等、初等三等（统称则为某等实业学堂，专称则为某等某业学堂），程度分别为普通高等学堂、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水产学堂亦属中等实业。中小学堂可附设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和艺徒学堂。实业补习学堂年限4年，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3—4年，艺徒学堂与高等小学堂平行，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中等学堂平行，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以及实业教员讲习所与高等学堂平行。

另有译学馆，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修业5年。进士馆，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者入学，以教成初登仕途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澈时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仕学馆，为已入仕途的官员设立。

《奏定学堂章程》以《学务纲要》为总纲，所规划的学务体系臻于完备。同时颁布《各学堂管理通则》《任用教员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各学堂奖励章程》，以规范管理。各地办学可依据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变通办法，办学形式分为官办、私办、公办。初等、中等教育阶段加重了新学内容，高等教育阶段则规定了分科教育和专业训练。着重提倡师范教育，养成师资，调整着重培养技术专才的偏向，适应普及普通教育的需求。

《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设立专职部门管理全国学堂事务。新式教育开始时作为办理洋务的附属，总理衙门对各地新式教育机构负有连带统辖的责任。但内部没有专司教育的机构和属官。甲午战后，维新思潮勃兴，废科举、兴学校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1896年，盛宣怀议设管学大臣，管理新设的文武学堂。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提出设制度局，其中学校局位列第三。来华西人即将学校局译成教育部。清廷派孙家鼐为首任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并规制各省学堂，此后成为定制。管学大臣对各省学堂的管理，主要通过制定各种章程、规制以及教科书的审定来实施。稍后管学大臣由一人增至二人。《学务纲要》规定，于京师设总理学务大臣，专门统辖全国学务，下设学务处为直属机构，将学制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开，不仅以往管学大臣兼管京师大学堂和外省各学堂事务的格局根本改变，而且教育行政成为独立的职能机构。

学务大臣负责整饬各省学堂，编定学制，考察学规，审定专门、普通、实业教科书，任用教员，选录毕业生，综核学堂经费及一切有关新式教育的事务。下设属官，分为六处。专门处、普通处、实业处分别管理专门、普通和实业学堂事务；审订处主管审定各学堂教科书及各种图书、教学仪器，检查私家撰述，刊布有关学务的书籍报章；游学处负责出洋留学生一切事务；会计处管理各学堂经费。每处设置总办一员，帮办数员。六处统称“总理学务处”或“京师学务处”。

新政展开，官制改革势在必行，随着外务部、商部、巡警部相继设立，设立学部的事宜被提上议事日程。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谕准立停科举，推广学堂。九月初一，山西学政宝熙奏请设立学部，上师三代建学深意，近仿日本文部成规，研究教育行政方法，总持全国学务，礼部、国子监两衙门统行裁撤，归并学部。顺天学政陆宝忠、翰林院编修尹铭绶等人，亦奏请设立学部或文部，将翰林院归并学部。

十一月初十，清廷以停止科举，呼吁亟应振兴学务，广育人才。现在各省学堂，已次第兴办，必须有总汇之区，以资统率而专责成。谕令设立学部，选派荣庆任学部尚书，熙瑛补授学部左侍郎，翰林院编修严修以三品京堂候补署理学部右侍郎。国子监事务归并学部。学部成立后，原设学务处事宜，一律归并学部，其旧有人员酌量调入学部，以便差委。

学部下设五司十二科一厅三局二所。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等五司分别主管全国各类学务及相关事宜；司务厅掌开用印信、收发文件，管辖该部各项人役及不属于五司各科的杂项事件；京师督学局、编译图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和高等教育会议所，分管专门事务。此外，学部还设有视学官和谘议官，以便与社会各界及各省学界沟通联系。

1911年，学部实施分科办事，各科长官由员外郎改称科长。皇族内阁成立，学部官制相应改变，学部尚书改为学务大臣。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取消学部左、右侍郎，改设学务副大臣。

清制各省差派学政，新式教育兴起，学政亦参与其事。其主要职责有三：一是考试授予学生功名；二是改书院为学堂；三是为学堂选取学生。可是学政仍须巡历考试岁科，办理学堂往往力不从心。掌控大权的督抚遂另设专门机构。1899年，湖北率先于洋务局内设学堂所。1901年设立湖北学务处。1902年直隶设学校司。两江、两广、四川、山西等地，仿照湖北学务处或直隶学校司，相继建立学务处。《学务纲要》规定各省在省城设立学务处，由督抚选派通晓教育之员总理全省学务，并派讲求教育之正绅参议学务。直隶学校司即遵章改为学务处，分设六课，各专责成。湖北学务处亦改设六科，名称职能完全对应于总理学务处。江苏、江西、湖南、山东、浙江、福建、安徽等省陆续依照规定设立学务处。

立停科举后，学政的存废职能引起争议。经过讨论，清廷决定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每省设提学使一员，原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作为提学使司的办公机关。学务公所设议长一人，议绅四人，佐提学使参议学务，并备督抚咨询。学务公所分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提学使司的设立，标志着各省教育行政正式建制。提学使下设省视学六人，巡视各府厅州县学务。

各府厅州县均设劝学所，设县视学一人，兼充学务总董，按区域劝办小学。1911年，学部奏颁《地方学务章程》及《施行细则》，厘清学务与地方自治的关系，规定：地方学务由学务专员办理，分设学务员长与区学员两类，府厅州县、城镇乡三学区以上及乡学联合会联合二乡以上者，设学务员长一人，另设区学员若干人。学务专员由各地议事会公推曾办学务、具有经验人员担任，在府厅州县由地方官委任，在城镇由董事会，在乡由乡董，申请地方官委任。学务员长在学务专员内拟推二人，呈由地方官审定。劝学所改为府厅州县官的教育行政辅助机关，佐助府厅州县长官办理学务。

癸卯学制颁行后，学部针对兴学进程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陆续有所调整补充。比较重要的如1907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6条，将女子教育正式纳入学制体系。1909年奏请中学文实分科，以及统一教授官话，为贫民子弟设立半日学堂，允许民办法政学堂，停止奖励实官，审定教科书等。

学部成立后，吸纳以国民教育为重的社会舆论，由侍郎严修拟订教育宗旨，仿东、西学制，大体分为专门、普通两种，而普通尤为各国所注重。普通学不在造就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国民。欲振兴学务，固宜注重普通教育，令全国民众无人不学，必须明定宗旨，宣示天下。教育宗旨既要兼中国政教所固有，又要补中国民质所最缺，遂拟定为五条：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1906年3月，学部奏陈宣示教育宗旨，当日奉旨颁布全国。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教育宗旨。为了普及国民教育，学部还一度试图推行强迫教育。

《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相继颁布后，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依照规划逐步兴办，入学人数稳步上升（详见表20-1）。

表20-1 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元年学务统计

学堂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其中除光绪三十年（1904）外，公立所占比例最大（详见表20-2）。

表20-2 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官立、公立、私立学堂比例

宣统元年，学部统计7—15岁学龄儿童就学率，京师学龄儿童共31798人，已就学13411人，就学率约42%；云南学龄儿童368805人，已就学70033人，就学率约19%；奉天学龄儿童1818811人，已就学218840人，就学率约12%；黑龙江学龄儿童74094人，已就学7970人，就学率约11%；山西学龄儿童849074人，已就学221122人，就学率约26%。各府厅州县就学率极不平均，云南最高者超过40%，最低者不足5%；山西就学率最高一县约93%，最低不足1%。

京师以外，各省小学堂由光绪三十三年的33749所、学生872760人，增至宣统元年的50301所、1490008人。至光绪三十三年，全国共有中学堂419所、学生31682人。宣统元年，中学堂增至460所、学生40468人。至宣统元年，学部统计有大学堂3所。京师大学堂在校学生有200人，北洋大学堂有114人，山西大学堂有435人，共计749人。宣统元年，各省设立女学堂298所，学生13849人。

各种专门学堂也有显著增长，光绪三十三年据学部统计，除京师外，各省共计有农业学堂高等4所，学生459人；中等25所，学生1681人；初等22所，学生726人。全国有中等商业学堂9所，学生754人；初等商业学堂8所，学生363人。宣统元年，农业学堂增至高等5所，学生530人；中等31所，学生3226人；初等59所，学生2272人。工业学堂增至高等7所，学生1136人；中等10所，学生1141人；初等47所，学生2558人。商业学堂增至高等1所，学生24人；中等10所，学生973人；初等17所，学生751人。光绪三十三年，全国共有实业学堂137所，学生8693人。三十四年增至189所，学生13616人。宣统元年达254所，学生16649人。

师范教育在发展中有所调整。光绪三十三年，各省共有师范学堂541所，学生36091人。其中初级师范完全科64所，学生6390人；优级师范完全科2所，学生527人；初级师范简易科179所，学生15833人；传习所、讲习科等276所，学生9844人。至宣统元年，各省师范学堂为415所，学生28572人。其中初级师范完全科91所，学生8358人；优级师范完全科8所，学生1504人。师范学堂总量较前略减，而程度增高，优级师范数目增加。[5]

为了加速兴学，统筹学务，专设学部，统管全国教育行政，在各省及以下设提学使司与学务公所、劝学所，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体制。清廷颁布教育宗旨，推行国民教育，不断完善各种规制，协调各方教育行政关系，尝试实行强迫教育，改良私塾。因应全国学务大兴的需求，留学日本热潮出现，后再度转向欧美，以求学业精深。新兴教育团体联络朝野上下，兴办学堂，研究教育，辅助教育行政，对拟定教育规制与政令影响深远。在朝野合力推动下，新式教育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教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以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影响至深且远。因操之过急，以及官绅趁机渔利，其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而大批受西学教育的青年学生聚居在都市城镇大大小小的学堂，本来为维护清朝统治而实行的教育变革，反而促其速亡。

四 纳科举于学堂

由学堂发展的历史进程可见，中西学校之争，本质是中西学问之争，而所争实际上可以说是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甲午战前，尽管西学传入中国已近半个世纪，官办新式学堂也有30多年历史，但在人才培养与选拔方面，西学仍然只是作为科举的补充。学校是重要的储才之所，地位崇高，处于教化体制的中心位置。这既使学校沦为科举制的附庸，也让学校成为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正途。读书人无论在何处肄业，必须名列学校籍册，成为生员，才具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特科例外），因此人们乐于就学。

道光至光绪四朝，清朝官员先后奏呈过10个以上的科举改革方案，试图以变常科开特科、纳洋学于科目、设经济特科、废八股改策论等形式，增广科目，讲求实学，吸取西学之长，广开取士纳贤之途，重新激发科举制的活力，可是始终不得要领。其实，清初以理学取代王学，正是为了反对阳明心学的空疏。而汉学也旨在进一步求实。然而这些挡不住西洋冲击的实学，在时人眼中统统成了无用的虚理。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以学校未成，科举不能骤废，请罢弃八股试帖楷法取士，复用策论。清廷谕令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以励实学而拔真才。政变后，恢复旧制，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即行停罢。但废除时，以文取士已成大势所趋。新政复行，光绪二十七年七月，谕令停止八股取士，自次年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所有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空衍剽窃。

新政期间，各省督抚纷纷奏请分三科递减科举，以期10年后取士概归学堂。如果学堂育才效果不佳，仍可恢复旧制。尽管癸卯学制的《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凡在各学堂肄业学年期内，均不得应科举考试，但仍然挡不住学子们的功名进取之心。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鉴于科举素为外人诟病，学堂为新政大端，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仍有冀望，无法专心投入学堂肄业，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振兴的希望。一旦弃旧图新，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留学外洋之中国士子，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于是请立停科举，专办学堂，广学育才。是年八月初四，谕令立停科举。

从乾隆九年议改取士途径，至光绪三十二年停止科举，专办学堂，历时160余年，学校制度终于从制义取士变为学堂育才。其时各省学堂未能全立，成效也不显著，章程尤未妥善，须重加订定，方可培植人才。科举与学堂的优劣兴废，关键还在育才取士的良否。

无论实情如何，当时人和后来者将立停科举解释为废科举，都与主其事的内外重臣的想法有所出入，后者的愿望，只是纳科举于学堂，将科举与学堂合为一途。科举与西学之争，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仍是中西学的相互角逐和此消彼长。科举停罢，学堂成为正途，意味着中学的正统地位根本动摇，而中西学之争的主战场转移到学堂内部。尽管纳科举于学堂已经是中学失势的表现，但学制的规划设计者还是异想天开地希望学堂以变通的方式继续承担科举的重任，其方式主要有三，一是中学为体；二是育才取士；三是化民成俗。结果当然事与愿违，学堂在以上三方面都不能延续科举制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学的衰颓。

自西式学堂诞生以来，中西学如何一统于学堂就成为问题。在华教会学校为了吸引中国学生，早已注意到加授经学课程。1890年，在华传教士大会明确提出，教会学校的教学计划应包括基督教书籍、中国经书和西方的自然科学三个方面。其教学内容虽然各有安排，但大体上经学多习四书，程度较高的兼及五经。山东登州文会馆分备斋、正斋两级，备斋主要学习《孟子》《诗经》《大学》《中庸》，专斋则有《礼记》《书》《左传》《易》等。

同文馆初开，“阁束六经，吐弃群籍”，于中国旧学一概不问。[6]但随后开办的一些技术学堂增设经学等中学课程。主持其事的官员强调：“可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不可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7]保存与巩固中体的问题进入学堂。尤其是甲午战争前后，电报、医学、铁路、矿务等技术学堂相继创办，开始贯彻中体西用思想。两广电报学堂规定，学生除学习西学外，兼课四书五经，以知礼义。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江南储材学堂的学生也要兼习经史，如《春秋》《左传》等。

起初，无论新式学堂还是书院，课程中的经学、经史等名目，不过是相对西学而提出的中学“代表”，分科的观念比较模糊。办学者一面抱有中国传统不分科的治学取向；一面拼合西学。甲午战后，朝野上下逐渐接受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各书院开始制定课程，以大学堂为首的普通学堂明确将中学分科设置。

甲午战后出现的普通学堂，中西学课程的种类大幅度增加，西学课程增添了政治、伦理等科目，中学课程增加了掌故、史地、通鉴、律法等门类。1896年，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提议复办京师大学堂，提出学问宜分科，不立专门，终无心得。分科治学，成为朝廷办学的方针。人们不断尝试用分科的办法来规划中学，导致中学课程名目渐多。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为应对新学而中学课程过于繁难的状况，提出以易简之策救中学。所列举的中学各门，为经学、史学、诸子、词章、理学等，并寄希望于学堂专师以之纂成专书，初步显示了所主张的中学课程分类。大学堂章程将普通学课程分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级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以及文学、体操等十种，为全体学生必修科目。至此，中学分科的课程名目已先后有经学、史学、文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理学、诸子学等多种。此后，传统学术在学堂中所分学科大致未脱离这样的范畴。

中学既然已经分科，那么各科孰轻孰重的问题自然就凸显出来了。经学地位的重要，在一些学堂的开办章程和办法中得到体现。京师大学堂确立以中体西用为立学宗旨，明文规定经学是各学根本，“经学所以正人心，明义理，中西学问皆以此为根柢。若不另立一门，何以为造端之地？”[8]湖南正始学堂章程规定，立学中西并务，以经义为归宿，故先学群经。不能遍者，则以六经为卒业。但一些学堂设课时，标榜为各学基础的并不仅仅是经学，而且是经、史等学并列，经学的地位并未凸显。天津中西学堂的中学课程就强调讲读经史之学。南洋公学章程也规定，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这固然是由于时人分科观念模糊，中学的经、史划分不清，也因为经、史等传统学问的地位在清季发生了转变，这在日后的学制章程中得到体现。

对于学堂内部的中西学之争，清廷最后确立了“中体西用”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学堂是先有了“西用”之学，然后再逐步确立“中体”。这反映在学堂课程层面，语言、技术类学堂初兴之时，重在引进西学，中学并未成为其中的科目。主张纯粹西用的学堂，西学不过是补中学之不足。甲午战后，肄习普通学的新式学堂开始大量出现，分科教学的观念为官方所接受，中学其实是按照与西学对应的观念重新分解组合，从整体一块划分为经学、史学、文学等科目课程。这也可以说是以西用的规矩尺度来衡量规范中体，一方面，用西学的标准看待中学；另一方面，用西学的分类条理中学，中学自然很难保持其原有形态和意义。

学制颁布和统一学堂系统的设立，使得用西学全面整合中学成为势所必然。此前朝野上下一直试图以科举即中学兼容西学，成效甚微。虽然各种学堂尝试将中学纳入分科教学的系统，但总体上中西学仍然处于分立状态。科举弊端日益显现，学校被斥为科举附庸，徒具形式，所学空疏无用，导致教化废坠与吏治败坏。在学制颁行的同时，科举制也确定以渐停方式予以终结。学堂教育一统天下，分科教学使得中学整体上被西学所兼容整合。

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出台，使得分科教学成为官方体制。学制框架内的经学，在各阶段学堂中有了内容、层级安排的衔接和递升。壬寅学制秉承清代重理学和书塾大都以四书开蒙的传统，普通学堂在蒙小学堂阶段先读四书。小学堂至中学堂，读完五经。中学堂毕业时，则十三经读毕。高等学堂阶段，续讲各经自汉以来注家大义。分科大学因未办理，未定课程，但其预科下的政科与高等学堂程度相同。在分科大学阶段，专列经学目。专门学堂中的师范学堂仿照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列有考经学家家法一项。自小学堂、中学堂而至高等学堂、大学堂预备科，经学的传授以定钟点、定内容的方式在学制体系内得到贯彻。

将经学课程系统规划到各级各类学堂中去，是壬寅学制的首创。因为西方学科中并无经学，所以其全盘规划只能自我统筹，无成法可资借鉴，而且相较于旧学教育有很大不同。书塾、府州县学到国子监并无层级的递升，新学制则将经学课程纳入从蒙小学堂到大学堂各阶段的系统教学中去，有了教学内容、学时安排与层级次序的递升衔接，经学成为类似西式教育的课程门类和分科。学堂教习须按照统一规定的程序内容实施教学，不能全部听塾师、山长的一家之言。

在新学制的框架内，各阶段教学安排的重心明显不同。就课时比重看，层级越低，中学课程的比重越大。随着学堂层级渐高，西学课程比重相应提高，超出中学课程。吴汝纶等认为习古文才是学堂保存中学的关键，中学以国朝史为要，中学的各分科课程、经学在中学的重要性也没有得到体现，史学和文学的地位却有所提升。经学的课时安排相对较少，占每周全部课时的比例分别为蒙小学堂1/6，中学堂3/37—3/38，高等学堂政科与大学堂预备科政科1/18，大学堂师范馆1/36。读经课程的钟点相较文学与史学持平，甚至不如。

《奏定学堂章程》调整的方面之一，是注重读经、讲经课程的设置，于七科大学基础上，增设经学科，并置于各科之首。《学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须注重读经。初等、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各学年每周授课钟点分别为30、36、36个，读经讲经分别占12、12、9个钟点。随着新学制在各地学堂的实施，经学在“以西方学术之分类来衡量”的路上越走越远。

立停科举后，“不废经学”的责任更多地落在学堂的经学课程上。张之洞规划学制的经学课程时，曾经自信地表示：“若按此章程办理，则学堂中决无一荒经之人，不惟圣教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可昌明矣。”但学制执行的效果显然与他的预期相差甚远，变成一科的经学，很难担负维系圣教和支撑中学的重任。一方面分科太多，减少了学生修习经学的精力，如直隶“中学堂以上学科太杂，于经学反多荒废”。[9]另一方面，学堂重西学而轻中学，所谓“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倡言废之而已”。[10]经学在学堂中普遍成为最无聊、最不受欢迎的课程，非但起不到维系中体的作用，反而成为人们厌倦中学的口实，再度引发人们对于经学消亡的忧虑。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保存旧学的办法。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明示重国文以存国粹之意。光绪三十二年，御史赵炳麟奏请立国学专门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以近日学堂怪风恶俗，于湖北省城设存古学堂，以经、史、词章、博览四门为主，辅以普通科学，以求经训不坠，保国粹而息乱源。拟试办半年后，如课程条目毫无窒碍，即请旨敕下学部核定，通行各省一律仿照办理。次年，江苏仿设存古学堂，以存国粹而造通才。同年，御史李浚以存国粹关乎人心世教，故经学亟宜注重，请饬学部、各直省督抚，于国子监及各省城一体设立存古学堂，以补科举之不足。所有事宜，悉照湖北、江苏两省奏定章程参酌办理。湖南、贵州、陕西、广东、四川、甘肃等地相继奏办存古学堂。宣统元年，学部拟定分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内，列有于宣统二年各省一律设立存古学堂。至三年三月，学部颁布《修订存古学堂章程》，申明存古学堂贵精不贵多，因经费支绌，取消原定各省一律设存古学堂的规划，并定修业年限，分为中等5年、高等3年，以资深造。

存古学堂的设立，在趋新人士看来，反而使普通学堂的经学课程变得无足轻重，社会舆论对中小学读经的批判日益高涨。1911年，中央教育会中有人提议停止初等小学读经讲经，其提议得到多数通过。只是迫于反对者态度激烈，学部才未将该议案咨送内阁。民初，教育部通令停止中小学读经，大学以上的经学课程，只是作为纯粹学问。经学进出学堂，成为其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由之路。

科举抡才不能应世变，学校培才连带受到普遍质疑。随着新式学堂的普及和旧学的衰微，抡才与培才相互分离的局面难以维系，最后只好幡然变计。新式学堂之设，本来是补学校育才之不足，也就是以西学补中学。而科举与学堂两不相容，停罢科举，独兴学堂，将抡才与培才熔于一炉，虽然确定宗旨为中体西用，实际上却是以西学取代中学。学堂成为出身正途，旧学机构只能退出。继书院改制后，国子监及各类官学相继改为学堂，社学、义学也纷纷改办新式学堂或简易识字学堂。只有府州县学确定保留文庙和教官，却因而失去生源，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其尚存的经费多被挪用，场地设施也陆续被新式学务机构改造利用。

科举在与学堂的竞争中失势，原有的学校、书院等机构便失去培才的效用，只能逐渐向学堂靠拢，改变课程及教学。癸卯学制颁行之际，决定渐停科举，形式上为学校留下存身的余地，以便与学堂比较，其实中学的地位大为降低。各种官学陆续改办学堂。国子监虽然归并学部，保留下来，但原来的教学职责不复存在。国子监南学改为新式学堂，学校旧迹完全消灭，仅余文庙、辟雍等建筑以供观光、凭吊，特设之国子丞专司祭祀，几同庙祝。

清季设立学堂，大体有改造书院和重新建立两种途径，至于各地府州县学的兴废，因为牵扯科举和中学，始终予以回避。《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科举立停，府州县学的教官除了典守文庙、奉祀孔子以及生员考职、举报孝廉方正等科举遗留事务外，无所事事；若教官不存，则府州县学自成废署。学部成立后，各州县学留教官一人以奉祀孔孟。教官虽得不废，但因其职简责轻，停选教官一缺，缺出后不再选补，教官数量逐渐减少。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山西道御史张瑞荫鉴于原来教职无以聊生，以致职守尽荒，学宫日坏，奏请对府州县学和教官加以变通利用，于学宫隙地设立蒙学，令教职转为蒙学之师，酌给束脩。每年提学使派人稽查学宫，随时修理。学部议复，予以否决。在保留文庙和教官而生源尽失的情形下，府州县学究竟何去何从，内外官员迟迟未能议定统一善后办法。只是学堂一枝独秀，学校的整体命运难以改变，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一些地方在兴办学堂时，鉴于财政窘迫，资金难筹，遂自行利用和改造府州县学的场地设施。

各地利用府州县学改设新式教育机构的情形大体有以下几类。（1）设置教育行政机构，将学务公所、劝学所等设于学宫内部的明伦堂、崇圣祠等处，或直接就学宫改建，以引领兴办新式学务的风气。（2）创办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培养学堂师资力量。（3）创建中学堂及高等、两等、初等小学堂。学校原有屋宇用地被改建为学堂的教学、会议、体育、食宿等场所，如以明伦堂为自修室兼礼堂，以尊经阁、横屋、土谷祠、文昌阁改建讲堂，利用原址改建西式建筑作为学舍，并分别改建学堂会客所、储藏室、校长职员办事室、校友会、职员议事室、厨室、操场等。（4）创办女学堂，推广女子教育。（5）改建自治学堂，将文庙作为讲授场所。偶而有利用同一学校内场所分别改建多类新教育机构的情形。

不过，清季各地兴学过程中，只有部分地方利用府州县学改办学堂。进入民国，又有一些地方在原府州县学内开办学校，而其他早已成为冷衙闲职的学宫教官，或改名或裁撤，文庙改称孔庙，祭祀的礼节亦改变。1927年，国民政府通令废止祭祀孔子，将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定为孔子纪念日，由学校组织集会纪念。庙学合一的府州县学最终成为历史的遗留物。

戊戌变法和新政复行，两度谕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各级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随着学务的推进，各地书院大都改造成为各级学堂。这是旧式教育机构中改造最为普遍彻底的一类。

《钦定蒙学堂章程》规定：凡各省府厅州县原有义塾，并有常年经费，此后应按照此蒙学课程，一律核实，改办公立蒙学堂。《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省府厅州县，如向有义塾、善举等事经费，皆可酌量改为初等、高等小学堂经费。原有的社学、义学逐渐改为学堂、半日学堂或简易识字学塾，多数社学、义学经费被挪用于办理各项新政，无形中消失。但社学、义学仍有继续设置者。不仅民间如此，有的还由直省及地方学务主管部门所办。

私塾改良，源于西方传教士来华后指出中国固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都已落伍。其说渐为趋新士人及部分官绅所认同。内外官员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认定学塾为私塾，采取程度不一、效果各异的干预行动。但由于经费不足以及学堂多有不适合中国国情之处，直到清亡，一般民众仍以学塾为受教育的主要选择，私塾改良的效果非常有限。

1910年7月，学部发布《通行京外学务酌定办法并改良私塾章程文》，这是第一份全国性的改良私塾章程，要求京师督学局、各省提学司督饬各地劝学所办理改良私塾事宜。具体分为初等、高等两种，对应初等及高等小学教科程度。其中又各分为一、二两级，初等改良第一级课程至少须授修身、国文、读经讲经、算术四课；课目遵用部定之本；各书均须讲解，不得专主背诵；学生以各科课本教授完竣为毕业，毕业年期及分配课时应预行规定。在此基础上，讲解详明，能参用初等小学教授管理法及其施行规则者则为第二级。高等改良第一级课程在原有四科基础上，加授历史、地理两科，其国文、算术两科课时酌量增加。第二级课程可酌加格致、体操；参用高等小学教授管理法，并施行高等小学规则；每年期考、年考各一次，由劝学所人员会同考试，给予毕业凭单。学生达到30人以上，有一定标准的固定经费，初等、高等改良私塾可改名为初等、高等小学。

宣统元年，学部要求各省将改良私塾成绩报部，河南小学堂仅3296所，学生79105人，而改良私塾则近万所。以改良者占总数的两成、每塾平均11名塾生计，全省私塾总数达50000所，塾生550000人。[11]其时私塾、塾生、塾师的数量远远多于学堂、学生、教习。舆论对于朝野大力兴学之下，学堂不增，私塾反而日见其多，大感怪异。

在1911年第一届中央教育会第七次会议上，有代表提出《废止私塾名目一律改称公私立学堂案》，激烈辩论后表决通过。而学部拟订的《义务教育章程（草案）》规定：学龄儿童在家塾或私塾就学者不得视为已受义务教育，但该家塾或私塾经府州县视学员察核，确系遵照部定初等小学课程，用部颁或审定之教科书教授，毕业时由视学员或劝学员考验及格，发给文凭者，亦可认为已受义务教育。

主张改良私塾者首先是认定中学无用，读经不能育有用之才，所以主张改习西学。

纳科举于学堂的用意之一，是将学校与科举分别掌管的培才与抡才合于一途。由于戊戌期间停止殿试之后朝考的谕令于新政时继续有效，抡才不仅取士，还要试官，学堂教育毕业与就职成为一而二之事。

科举制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以考试作为甄别选拔人才的形式。纳科举于学堂，便要学校同时具备育才和取士的功能，考试自然是重要形式。《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规定，国内新式学堂的考试分为五种：即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其中临时、学期、年终三种考试，由学堂自行办理；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则模仿科举岁科试。中等以上学堂的毕业考试照乡、会试例，高等学堂毕业，届期奏请简放主考，会同督抚、学政详加考试；大学堂分科大学毕业，届期奏请简放总裁，会同学务大臣详加考试。毕业考试中西学并重，分内、外两场，外场试在学堂举行，有笔试与口试两种形式。口试部分按学科门类分日考问，笔试部分则将试题公开，笔答或应演图者，均当堂在漆牌上写出。内场试全为笔试，比照拔贡、优贡例，只考两场，以当日完场为便。每场出论、策、考、说各二题，头场以中学出题，经史各一，经用论，史用策；二场以西学出题，西政、西艺各一题，西政用考，西艺用说。内外两场考完，以各科所得分数，并参证平日功课册、行检册所列分数，汇定一总分数，分其高下，以定去取。1907年1月，学部奏准《修改各学堂考试章程》，明确各学堂必须考试经史课目，原来未设经史课目的学堂，也须加试经学一题、中国史学一题。而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考试中国文学一科，应试二题，一题就该学堂主要学科命题，观其知识能否贯通；一题就中国经史实命题，观其根基是否深厚。经史考试的分数不仅作为一门独立课目计算，还与毕业考试的平均分数一起计入总分。

留学毕业生也须通过回国考试，才能确认资格并授予相应出身。1905年7月，学务处主持首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共分两场，第一场在学务处，及格者再参加第二场的保和殿殿试。题目分为文、理两科，文科题为策试。殿试不久引荐授职。一等为进士，授翰林检讨、主事、内阁中书；二等为举人，授七品小京官、知县。学部成立后，加强对留学生考试的组织，1906年的《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每学科各命三题，作二题为完卷）；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各一题，作一题为完卷。游学生考试卷由襄校官分阅并评记分数，再由学部大臣会同钦派大臣详细复校，分别定取最优等、优等和中等。[12]

科举立停后的各种考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为旧学士子疏通出路，考试优贡、拔贡，生员考职等，为科举考试的延续；二是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毕业考试和留学生归国考试，成为取士选才的主要途径；三是法官任职资格和选用巡警的考试。立停科举后，各种考试章程与奖励措施相互激励，考试种类增多，频率加快，学堂考试的频繁程度和受试人数远过于科举时代，加上为旧学士子宽筹出路而新设的各类专业资格考试，科举取士的功能不但基本延续，而且有过度膨胀之势。如果毕业与就职合二为一，势必进一步造成学界的混乱和官场的冗滥。学部后来反省了这一设计的失误，意识到培才与抡才确应分为两途。1906年10月，学部的《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正式提出区分“学成试验”与“入官试验”，学部组织的考试属于“学成试验”，用人部门负责“入官试验”。随后文官考试与任用章程相继出台，意味着培才与抡才正式分离。

培才与抡才难以合为一途，育才取士的标准也大成问题。戊戌变法期间，人们反省此前学堂的弊端之一，便是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由于中西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辄鄙中学为无用。各省学堂，以洋务为主义，以中学为具文。所聘中文教习，多属学究帖括之流；所定中文功课，不过循例咿唔之事。东、西各国学校，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徒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即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两学互相诟病，水火不容。学堂育才，必须中西学贯通，体用兼备，缺一不可。不讲义理，绝无根底，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取士则须中西并重，观其会通，不得偏废。

中西各有体用，分别学习，也不易掌握，所谓学贯中西，绝无可能。即使普通学常识，要想做到会通中西，也是难上加难。科举时代，自童蒙时便诵读经书，以致皓首穷经，仍然不得一当，况且学堂课程繁多，不能兼顾，实际上还是以西学为主。而科举取士重通人与学堂教育重专才的理念取向相互抵牾，中西新旧的体用与专通相互纠结，成为确定取士标准的一大难题。1906年10月，孙家鼐提出甄别用人的新方案，学堂毕业生考试时，将学生按所学分门别类。第一类仅通语言文字者，日后作为翻译使用；第二类学习制造等专业知识，应另设职务，不给予“治民之权”；第三类“惟中学贯通，根原经史，则内可任部院堂司，外可任督抚州县”。[13]新方案以西学专才办事，而以中学通才治民。如此一来，从中西会通的新途又回到各行其是的旧轨。

孙家鼐的办法看似中西兼顾，其实偏于中学。因为学堂偏重西学，恐经学荒废，纲常名教，日益衰微。中国为伦理社会，又少纯粹宗教信仰，必须以道德维系，所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抽象理想的最高境界，而礼制名教是具体体现。明清科举制度具有取士、教育、举业、教化、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新式学堂注重培养做事能力，与科举读书明理的取向明显有别。科举停罢，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的功能缺少相应的补救措施。

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重在对经义的理解阐释，包含传统中国文化价值标准的基本元素。学子在应试过程中反复研习背诵，耳濡目染，日积月累，逐渐内化为其言行的准则依据，并且借助各种教学形式代代相传。载道之文，本非只有科举文体，只是明清以来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又具有垄断性影响，使其他文体的应用范围大为缩小，削弱了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晚清改科举，从形式到内容力图压缩经义阐释的分量，增加西学比重，促使学以致用，科举制的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功用进一步被削弱。西式学堂仍然难以接续这方面的功能。

清代科举考试虽因内容与形式僵化遭人诟病，但其取士实为选官入仕的预备，所重在于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培育道德文章的通人，以便亲民教化，并且驾驭深谙办事门道的师爷胥吏等人员，既非直接造就会做事的能员干吏，也不能涵盖一般教养之道。用西方近代功能政府、科层组织以及国民专门教育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当然百无一是。至于形式，对于统治者而言，将科举视为“抡才大典”，未必仅仅侧重士子个人的才干与文采，抑或检验其学习的程度，更主要的是引导社会风气与趋向，使天下士子风从响应，遵循纲常伦理、修齐治平的大道。这与学堂考试旨在检验个人学习的效果大不相同。问题在于，纳科举于学堂后，学部虽竭力调整取向，但抡才与培才并途，仍不免本末倒置，使考试成为学习的指向。而合并科举与学堂的流弊，虽然一再批判“学而优则仕”的取向，但读书做官始终是后科举时代教育的一大症结。时至今日，对科举余毒之类的谴责，大概很难令人信服。这不免让人怀疑当年废科举的义正词严，是否真的理所当然。用中外不同的标准来观察评判彼此固有文化价值的误导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戊戌变法时期，即有人怀疑学堂教育难以体用兼顾，独力担当兼备中西学之长的重任，中国文化传承及道德教化必须另行设制。为了在兴学的同时保存传统文化，王照提议分设教、学二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特设教部，就翰林院为教部署，以年高之大学士统之，辅以翰詹各官，专以讨论经术，维系纲常。”各省学政改名教政，佐以教职。各邑各乡增设明伦堂，领以师儒，聚讲儒书，生徒之外，许人旁听，立之期会，令乡老族长书其品行之优者，具结上陈。教官复核之，由教政考以四书各经经义，每州县拔取数人，以至于二三十人，统名为优行生，以备用为教官，并备学部咨取，用作学堂之国文教习，表以章服，树之风声。另设学部，以重实用。这样，卫道与兴学可以并行不悖。[14]

纳科举于学堂后，西学之“用”通过学堂的分科教学得到实现，而经学文史虽然列为分科，却失去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变得最不切实用。科举让位于学堂，等于中学让位于西学，退缩为一科的经史，无力承担传道与载道的重任，其日趋衰微难以避免。在儒学被视为无用且被有用的西学逐渐取代时，礼的作用地位亦被动摇，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裁撤问题被提上日程。

停罢科举留给中国两个世纪性难题，其一，价值标准及道德准则的重建。离开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如何使人们的思维言行自律。其二，在社会剧烈变化与快速发展中，中国文化能否摆脱劫尽变穷的宿命，把握协调继承与扬弃的关系，尽力吸收外来文化，同时不忘与本民族文化相辅相成，使之绵延永续，再创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是否应该保存以及怎样保存，这一千钧重担显然不能仅仅由学堂教育来承担。要想在学习先进的同时不迷失自我，保持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能与时俱进，依然任重而道远。[15]

[1] 本章由桑兵撰写。

[2] 开始分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斋。1896年一律改课方言，分立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1898年，增课东文。

[3]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册，1885，广仁堂刻本，第67—70页。

[4] 《盛世危言》卷1《考试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299—300页。

[5] 以上叙述参见《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国家图书馆藏近代统计资料丛刊》第32册。各表数字不能完全重合。

[6]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陈景磐、陈学恂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第439页。

[7] 《沈文肃公政书》卷4《奏折》，光绪四年（1878）刻本。

[8] 《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第285页。

[9] 刘汝骥：《丙午召见恭记》，《陶甓公牍》卷1《示谕》，安徽书局，宣统三年（1911），第1—2页。

[10] 《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九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第250页。

[11] 《宣统元年京师及各省小学堂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273页。

[12] 《学部官报》第6期，1906年，本部章奏栏。

[13] 《德宗景皇帝实录（八）》卷563，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第5158—5159页。

[14]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54—355页。

[15] 本章参见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3月；《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朱贞《清季学制改革下的学堂与经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此外，还有安东强、霍红伟、左松涛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第二十一章 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1]

鸦片战争后，古老中国的门户为西洋坚船利炮所洞开，自是而后，一连串外来的冲击，使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近代化道路。百余年来历史的进程就是这种外患的日迫与严重及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变法图强运动两股势力在作平行的发展。中西海上接触，开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东南海疆所受一连串外人的威胁，逼使清廷不得不措意于“洋务”，尤其是讲求海防之术，以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使中国自存于世界列强之中。清季的海防议论与海防政策，就是在这种中外会通、开空前未有之巨变的情况下产生的。[2]

然而清季政局之动荡与社会经济之失序，固为外力所促成，但中国国内所隐藏的潜在危机更具决定因素。[3]内乱与外患频仍，终清之世，成为一种恶性循环的态势，两者互为影响，使清廷颠沛困窘，支绌乏力。咸同年间，太平天国、捻军、西南与西北的回民起事，几乎都是与外力侵逼同时产生的大规模内部动荡。

咸同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内有太平天国、捻军与回民起事，外有英法两次联军之役，俄人亦在北方蠢动；内政与洋务之措置均极棘手。太平天国之战使得地方督抚势力坐大，更严重损害清廷固有财源，使得国家财政解体，渐次走上仰赖外债之途。[4]财政困难使清廷无力从事大规模的改革措施；加以内乱未靖，劳师远征，所费不赀，终有同光年间塞防与海防的争议。

同治十三年（1874）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与意义。此争论之起，实由彼时两派政治人物对拯救中国所抱持的方策不同：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论者强调安定西北的必要，并警觉到俄人在西北边陲的野心；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论者则注意到列强在东南沿海的威胁，并敏锐觉察到日本侵略的危险性。彼时朝野上下正掀起自强运动的浪潮，特着重于洋务之讲求，海防措施自为其中之要项，是为改革派津津乐道；然西北未靖，俄人虎视边陲，清廷自不能不会意及此。此二事同为急迫，其决定亦关乎清廷日后命运。在国家有限的财源下，何者应为优先考虑，乃引发一大争辩，此争辩之结果，影响到日后对日本、俄国的外交取向，亦将决定中国之为海权国或陆权国的地位。[5]

终清季之世，海防与塞防之争论一直存在着。本章仅集中就同光之际各地方督抚有关海防与塞防的议论，以及至今中外学者相关的研究与评论综要分析，并尝试探讨此种议论产生的背景及其所代表的意义。

一 海防与塞防之争产生的背景

海防与塞防之争可说是一种“攘外”与“安内”孰为优先之争，亦是一种“现代”与“传统”的价值观念之争。左宗棠之观点，可说充分反映出传统中国一向对中亚草原部族之入侵的戒惧心理；李鸿章的议论却显示其对新崛起的日本之严重威胁，及中国在国际社会新处境中之敏锐觉醒。塞防论者首重西北之肃清，海防论者重在东南海疆之外患；在本质上，一为内乱，一为外患，所强调者不同，然其重要性则一。

先是，同治三年太平军肃清后，捻军、回民相继起事，波及西北各省，几成燎原之势。捻军底定后，回势更炽，陕西、甘肃动乱不安，新疆全境几乎陷于阿古柏之手。同治十年，俄国更趁势占领伊犁河流域。清廷于同治五年任命时在东南筹办海防的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以致力于西北的平定。直到同治十二年，左氏廓清陕、甘全境，完成初步使命，准备率领大军向新疆推进，继续扫荡。[6]正当此时，日本侵入台湾，东南沿海警报再起，清廷的海防措施再度面临挑战。

东南沿海，自西方新重商主义盛行，列强东来以后，屡次掀起战火。鸦片战争之后，有识之士均洞察到海防的迫切需要，而开始讲求“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再经过两次英法联军之役，清廷传统水师的缺陷益为暴露；海防的讲求，新式海军的建立成为当务之急，自强运动就是在此种背景下产生的。同治中兴时代的自强运动，固然功亏一篑，成效不大，但却使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更进一步，而西人所提供的“合作政策”也在中国带来短期的和平，使清廷得以全力应付国内乱事，以从事初步的改革运动。[7]

但这种消极的改革运动，在同治十三年日本侵扰台湾事件中充分显出其弱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向外扩张势力，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均是它侵略的目标。这一年中，日本以惩罚台湾南部牡丹社生番杀害琉球水手为借口，派兵入侵台湾。清廷无力保护台湾，不愿冒战争的风险，却在该年与日本签订的专约中承认日本行为正当，并赔款50万两。[8]此事件虽得以解决，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以后日本对华长期侵略的开端，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一个警号，它也显示出清廷不完备的海防措施的危险性。对此，恭亲王奕指出：

日本兵据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溯自庚申之衅（指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9]

他更以为，“日本小国，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频见而未见者也”，主张致力于海防建设，以预防来自东南海疆的侵略。

虽然恭亲王的言论颇能刺激彼时洋务派官员的心理，使之全力倡议海防，但清廷却始终不忘情于“圣祖菑之、世宗畲之、高宗获之”的“西北周数万里之版章”。[10]盖此地区在清代历史上有其重要意义，清廷自不能随意弃守，何况左宗棠的西征军事已奏捷，正全力向回疆推进呢？在此种府库空虚，财用极绌，又不可能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的情况下，清廷之决策实属为难；其可说是夹在“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亦即“传统”与“现代”的困局之中，而难以取舍。[11]

海防与塞防之争议就是在同治十三年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这时已是“同治中兴”的末期），此两者不能兼顾，是清朝国力衰微的征兆；而改革派人物之重视近代化的海防设施，企图使清廷苟存于强权的世局之中，亦可见这个古老帝国覆灭前“回光返照”的一面。[12]另一方面，海防与塞防之争，可说是在西方帝国主义从陆上与海上两面侵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有识之士有所感触而发出的爱国言论；此种言论之分歧，其所持之观点，颇值得进一步探讨。这些救国方策，表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挑战时，所做的各种不同的反应模式。

二 海防论者所持观点之分析

日本袭台事件发生后，同治十三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折中，极力强调“能守然后能战，能战然后能和”，主张讲求备御海防之策，以防西洋各国之挑衅；并详拟练兵、造船、简器、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发下各省督抚复议，这段时期的塞防与海防之争议于焉开始。[13]

主张海防最力者在中央为恭亲王奕与大学士文祥，在地方则为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江苏巡抚丁日昌、山西巡抚鲍源深、署山东巡抚漕运总督文彬、盛京将军都兴阿、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禄、浙江巡抚杨昌濬、福建巡抚王凯泰、闽浙总督李鹤年、两江总督李宗羲、江西巡抚刘坤一等人。尤以李鸿章的言论最能代表时人的见解，他的眼光敏锐，最能洞识变局，了解时代潮流的归趋。在同治十三年所上《筹议海防折》中，他痛切分析当时的局势，以为：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讬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14]

中国处于此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其国策自应经过一番检讨，必须变成法以应付新局势。他根据《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以为“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变通之道，即在于整顿海防；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两者外别无下手之方。可见李鸿章等海防论者是充分将变法的观念与海防观念合而为一，即将洋务自强运动的中心思想赋之于海防的争论上。海防论者的中心观点即是此种变通“成法”扭转国策的主张。

海防论者之思想言论正合于同光新政运动之时代潮流，其主张毋宁说是必然的。但若全盘分析彼时海防论者所持之理由，或可对此言论之产生有进一步的了解。以下试综合分析海防论者的主要观点。

其一，以为洋人异于内地起事，两者性质不同。

李鸿章指出，“发、捻、苗、回……皆内地百姓，虽有勇锐坚韧之气，而器械不及官军之精备，可以剿抚兼施；外洋本为敌国，专以兵力强弱角胜，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15]故洋人较难对付，必须全力整顿海防，以抵抗新的外敌，这亦是海防论者主张变更旧制的理由。

其二，以为塞防不若海防重要，海防密迩京师，关系密切；新疆则路途悬远，鞭长莫及。

此种主张，当与李鸿章个人处境有关：他手下的淮军于沿海防务上担任重要角色，他本人亦于同治九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揽海防及海军大权于一身，靠着朝廷的支持，以推动其海防计划。他十分重视京畿安危的“固本”政策。[16]他认为新疆悬远，去之不为不可，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时山西巡抚鲍源深亦有类似之主张，反对耗费于边陲而竭财于内地。[17]盖关外西征不若海防之重要，此亦李鸿章主撤关外之饷，均移为海防之用的原因。

其三，论者更强调东南沿海为财赋之区，此与“天下根本”的京师同等重要，尤以吴淞一带更扼长江门户，必须屯重兵以守。[18]

东南沿海一带，自唐宋以来，渐成全国经济重心，亦为全国财赋要区，所谓“辇东南以供西北”是也；[19]尤以苏松一带更为江南财富之核心，国家倚之为外府。元、明、清以来，苏州、松江、常州一带，重税浮粮，累世不变。[20]太平天国战争后，东南财源破坏，故国家财赋亦大受影响，陷入极端困难。李鸿章强调东南为心腹之区，累有财赋之利；西北则荒僻无用，徒增漏卮而已。

其四，海防论者导因于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之觉醒，故亦特别强调日本的威胁，及其他西方列强的野心。

浙江巡抚杨昌濬的言论很能表达这种心理，他指出：

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包藏祸心，莫不有耽耽虎视之势。日本东隅一小国耳，国朝二百年来相安无事，今亦依附西人，狡焉思逞，无故兴兵屯居番社，现在事虽议结，而履霜坚冰，难保不日后借端生衅。且闻该国尚在购器练兵，窥其意纵不公然内犯，而旁扰琉球、高丽，与我朝属国为难，则亦有不容坐视之理。故为将来御侮计，非预筹战守不可；即为保目前和局计，亦非战守有恃不可。[21]

他已经预见日本对琉球、高丽的侵略野心，并提出西洋各国“包藏祸心”的警语。

大学士文祥亦认为防日本为尤亟，因为“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或唆通西洋各国，别滋事端，虽欲委曲将就，亦恐不能”。[22]

他以为未雨绸缪之计，正宜乘此无事之时，认真办理，不容稍懈，否则一味迁就，后患无穷：“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两只，竟敢借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

李鸿章亦以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之患”，故极力讲究海防，而以日本为其假想敌人。海防论者此种论调，对日后“联俄抗日”的外交政策，实具深远的影响。[23]

其五，财政困难，军事没法把握胜利，关外实难底定。

山西巡抚鲍源深对此点争论最痛切，他认为：

自古立国之经，必先足用；足用之道，必先充实内地而后以余力控制边陲，未有竭内地之藏，供边陲之用，而能善其后也……今之内地空虚亟矣，自咸丰初年军兴以来，殚竭财赋以佐饷需者，为数已不可胜计；迨发捻既平，滇黔胥靖，而各省犹协拨频仍，不遗余力。以内地甘陇未清，不得不竭力图维勉资军食，其实百计搜括，已极艰难；乃自肃州告捷，因出关师行紧要，征饷益繁……盖关外用兵，骡驼之费，转运之资，较之关内且增数倍。然其事果有把握，计期可以告蒇，各省即设法筹措，尚冀有日息肩；无如边地荒遐，回情狡谲，恐非克日成功之举。设迁延岁月，边外之征需未已，内地之罗掘先穷；万一贻误戎机，悔将何及。[24]

关外用兵既有重重困难，且正当国家新创之后，即使勉强支持，亦是剜肉补疮，其无能勉应者，则早逞捉襟见肘之势。若果孤注一掷，而令内地空虚，则中原一旦有水旱刀兵之事，其奈之何？此种论调亦充分显示出海防论者着眼于京畿安危的“固本”主张。

事实上，西北远征军除财政上的困难外，所遭遇之阻碍亦很大。此时西方帝国主义浪潮扩张至亚洲各地，国际风云险恶，日本、英国固纷寻衅于东南，而西北阿古柏势力已成，并与英、俄、土耳其等国勾结，此时进兵不独无胜利把握，反可能招致阻挠，牵动全局。且西征军事之兵力编配、军费筹措、粮食供给、交通运输等困难正多，而气候酷寒，强敌当前，孤军奋战，尚在其次。[25]综合这些理由，又值举国上下讲求海防的时候，新疆军事之值得进一步检讨，可说是必然的。

其六，以为新疆荒僻，恢复无用；而又强邻环伺，即使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

此为海防论者反对西征军事的重要论点。李鸿章的议论最为理直气壮：

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巵，已为不值。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者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

他更警觉到新疆问题与英、俄、土耳其等之纠葛交集，以为“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故以中国此时之国力，实不能专顾西域，否则迁延日久，所费不赀，“师老财痛，尤虑别生他变”。他主张暂弃关外，专清关内，并设法将塞防之饷匀移为海防之用：

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葛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属之苗猺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两存之则两利；英、俄既免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至屡烦兵力，似为经久之道………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26]

由此可看出李鸿章的胆识，他是此时海防论者中唯一明白主张停撤关外之饷匀移为海防之用的人。他主张西征军屯田耕战，以节军饷，又主裁军，此实为一个明显的退缨政策。他又将西北新疆与西南土司及沿边藩属一体看待，意在维持传统朝贡制度下“存祀主义”的精神，而不主武力征剿。然此实以清初诸帝艰辛得来之土地委之于不顾，盖所谓奉中国之正朔，亦不过欺人之谈。此为李鸿章蒙受后人诋毁及其政策之终于失效，不被清廷采纳的原因。[27]

其七，以为缓复新疆，只是一权宜办法而已。

此点可由上引鲍源深的奏折充分表现出来：

（或谓）新疆为高宗开拓之地，正当乘此兵威，力图收复。第事有宜审时量力，参酌于万全者……天下事有先本计而后末图，舍空名而求实益者，亦唯于轻重缓急间一权衡之耳。夫古之圣人曰善继善述，于前人未竟之志事乘时而亟图之，固为继述之善；于前人难竟之志事审时而徐图之，亦未尝非继述之善。善者，因时变通之谓也。

所以他主张于“边陲小丑”则暂示羁縻，于内地封疆则先培元气，而采取一种固守不战的政策。他建议：

可否请敕下西征各军，未出关者暂缓出关，已出关者暂缓前进；挑选精锐数千，驻扎安西、敦煌、玉门一带，防守关塞；北则于河套要隘，相地布扎，扼贼东趋。其业经西进之师，可退者退，不可退者会合其他防兵，固守城池，勿轻远击，并仿赵充国屯田之议，令各处驻扎之兵，且耕且守。[28]

可见鲍氏的见解与李鸿章多有相同者，他们同样认为只有如此消极地削弱塞防力量，才有助于海防建设。即令如此，亦是一时权宜之计，旨在养精蓄锐，以海防建设而培国本，以待将来之进取恢复西北。

以上为海防论者所持主要观点。此外亦有认为海防之利，除拱卫京师外，尚可扬威海面，使内地奸匪敛迹，而免除外夷之要挟；且外洋水师，无事则分防洋汛，兵船捕盗，商船载货；有事则通力合作，联为一气，兵船备战，商船转运；如此则海上屹然重镇，可战可守，甚是大用。[29]

至于海防论者所提出之解决方策亦甚复杂。其最基本者，当是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事实上，亦即整个自强运动中“兵工文化”的内容。海防论者有鉴于西洋各国之船坚炮利，故均主张仿求西法，例如李鸿章即力主将沿海各省之艇船舢板裁并，以专养轮船。同治十一年轮船招商局成立，这是李鸿章主持之“官督商办”企业之一要项，亦是他发展海防事业的具体表征。[30]他以为制造轮船未可裁撤，为谋持久，可造商船。同治十三年，他上奏估计开办海防计购船、练兵与简器三项，约需1000万两，主张停内府不急之需以供应海防费用，即在各省无款可存留借抵之情况下，必不得已，应提部存及各海关四成洋税之款，以为开办之需，其有不敷，则拟暂借洋款抵用。此外他又主张开矿，以为养船练兵之资；并要求沿海各省整顿货厘与盐税，每省每年限定酌拨数万两以协济海防。李鸿章亦重视到彼时外国鸦片入口骤增，流毒中土的问题。他主张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进口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在没有厚利可图的情况下根绝，然后妥立规条，严格限制，以为戒除，如此则“民财可杜外耗之源，国饷并有日增之势”，庶几可筹饷而议海防。[31]

李鸿章主张的筹饷方法，除上举“开源”措施外，又主“节流”，他认为裁艇船以养轮船，裁边防冗军以养海防战士，停宫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事而成远谋都是节流的大要，必须在这方面上下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以为全力讲求自强之策。他又主张变通科举，以洋务取士；并派公使驻外，“外托邻邦报聘之礼，内答华民望泽之诚”，如此则有裨于中外通商交往云。[32]

此外，其他海防论者亦有极具体的主张。江苏巡抚吴元炳认为，“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将领不得其人，有兵如无兵；形势不扼其要，有险如无险”，极力强调整顿水师的重要。[33]浙江巡抚杨昌濬亦认为海上宜设重兵，即使所费甚巨，亦不得不如此，因为“日本以贫小之国，方且不惜重资，力师西法，岂堂堂中夏，当此外患方殷之际，顾犹不发愤为雄，因循坐误，以受制于人哉？”[34]故他主张南、北、中三洋宜设水陆军三大支，分屯于闽广、江浙与直奉山东，听命于南北洋大臣节制调遣，无事则分防洋汛，有事则联为一气。丁日昌所提出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文彬与王凯泰所拟定的防海策略与部署，均有如是之主张。[35]此外亦多有提出设立制造局，以造轮船枪炮；裁汰老弱兵员，精练水师；切实整顿财政，设立官局，加收盐厘以为海防之用；并有主张注重江防，以守为战者；亦有重视东南海防，主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以扼海疆门户者。[36]

虽然主张海防者之言论正合于时代要求，海防之重要性亦无可置疑，然来自塞防论者的压力仍大，彼辈主张重视西北及俄人之威胁，反对将西征军饷匀移为海防之用。从两派的争论中，可见1870年代西方帝国主义在东亚扩张的情形，与彼时中国有识之士的觉醒及其提出的救国方案。

三 塞防论者所持观点之分析

同治末年塞防论者最著名的是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南巡抚王文韶与山东巡抚丁宝桢。其中以左宗棠的言论最为激切，亦较能代表当时多数中国人的看法；他对新疆军事的认识与贡献，使他在历史上享有一定地位，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

19世纪中叶整个中国真是动荡不已，内有珠江流域的天地会，长江流域的太平军，黄淮流域的捻与教，西南地区的苗与回，以及西北陕甘、新疆的骚动；加以彼时西法模仿只得皮毛，保守精神浓厚，“清议”逐渐得势，士大夫虚骄腐化，致使改革人物处境艰难。且要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此时英法二次联军，北京、天津相继失守；俄势东侵，东北领土丧失不少；日人蠢动于沿海，而英、俄更分由南北进入中亚，益令新疆情势趋于复杂。同时法国已在越南构衅，中国“缮防固边”的政策面临严重挑战，结果是无处不失败，除了西北方面，其余的失败均不堪言状。[37]塞防论者重视西北之肃清总算收到一定程度之效果，至少在列强蚕食鲸吞中国的情况下，为西北边陲保持了一片净土。

反对关外西征之论调，虽然为有力者如李鸿章等所倡，但结果终不能阻止清廷及左宗棠等恢复失地之注重塞防政策，这当与西北边陲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相关。自汉以降两千年，历代严防“胡人南下牧马”之一贯边防政策。可知在传统的骑射时代中，中原王朝之命运实与西部、北部边陲之控制与否息息相关。故新疆地区在各朝代国防决策上有其重要性，而中央与西域之关系实为各朝代兴衰命运之指标。[38]清人崛起关外，其国防政策自亦重视北部边陲，历代帝王亦是“宵旰筹边，不遗余力”，[39]即使在中西海道会通以后，此种传统国防政策亦难以轻易变更。由此可见彼时塞防论者之议论自有其深远历史背景，其终得清廷之同情与接纳，毋宁是意料中事。

但左宗棠等人的议论亦非全是本诸传统，在某些方面，吾人似可看出其新颖超人的眼光。左氏的经验使他对中外局势有进一步的了解，而发为识见远大、理由充足的议论。他并不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也不反对海防措施；但当沿海承平无事，外人不启衅端时，西北动乱，此实不得不重视，此亦左氏塞防主张的重要背景。[40]

综合分析之，塞防论者所持观点如下。

其一，俄人狡焉思逞，威胁渐形，非西洋诸国可比，故必先注重西陲军务。

此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之言论最为明切，他比较海防与塞防说：

江海两防，亟宜筹备，当务之急，诚无逾此。然窃谓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所视成败以为动静者，则西陲军务也。西洋各国俄为大，去中国又最近……而其狡焉思逞之心，则固别有深谋远虑，更非英、法、美诸国可比也。比年以来，新疆之事，邸钞所不尽宣，人言亦不足信；然微闻俄人攘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履霜坚冰，其几已见。今虽关内肃清，大军出塞，而艰于馈运，深入为难。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彼英、法、美诸国固乘机而动者，万一俄患日滋，则海疆之变相逼而来；备御之方，顾此失彼，中外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

可见他重视西北俄国势力甚于东南沿海列强，颇能洞察俄人之野心，故主张全力西征，支持左宗棠的远征军，俄患既除，东南威胁自免。他的看法是：“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此事势之可指而易见者。非谓海防可缓，正以亟于海防，而深恐西事日棘；将欲其历久坚持，而力有所不逮，势有所不及也”。[41]

由于清廷饷绌，自不得不要求西征军速战速决，否则夜长梦多，贻误戎机。可见王文韶重视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更甚于英、法与美国；此种辩论，在不反对海防的情况下是很巧妙的。左宗棠则不太同意王氏对俄人的看法，他以为俄人未必对回疆有领土野心，但无论如何不能停撤西征军事，盖即就守局而论，亦必须先恢复乌鲁木齐后，再察看定议。[42]

伊犁将军荣全指出俄人占领伊犁，渐生异志，不但有久借不归之态，且欺凌强暴之事层见叠出，故必须大军之镇抚，先发制人，否则伊犁终不得催讨。[43]办理西征粮台的礼部侍郎袁保恒更上疏痛陈西征军事的急切，他说：

肃州未复以先，外夷迟回观望而不敢遽肆者，恐我内地既平，移师西迈，不能不存顾忌耳。若内地无事，而迁延日久，外人窥我无进取之心，无恢复之力，势必益肆恣陵。自肃州蒇事，我军即声言出关，而以粮运艰阻，已误一年，戎心之启，本在意中。近闻俄患不靖，势渐东侵，倘白彦虎为所牢笼，安集延被其勾引，大局更难措手矣。况倭夷寻衅台湾，海防紧要，沿海各省相继奏停协饷；西事日艰，征饷日绌，如不早思变计，窃恐一误再误，边患棘于西北，财力敝于东南，将非徒新疆一隅忧也。[44]

新疆军事迁延日久，则内乱外患相逼而至，何况靡费东南海疆，正使西事更难措手，影响所及，实非浅鲜。袁氏的议论也不忘怀于沿海防务，亦了解到中国历史上边境叛乱，则必有外力乘机勾结入侵的事实，故有如是安内攘外之主张，此种言论可说是极为合理的。

其二，西方各国志在通商贸易，不愿启衅，初无切急之险可言。

左宗棠很明白指出：

窃维泰西诸国之所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壹以占埠头、争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自通商定议，埠头口岸已成，各国久以为利，知败约必妨国用也；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45]

他很明白地看清了列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一面，而不认为其有扩张领土的野心，自不会轻易开战，此当然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湖广总督李瀚章也认为东南防务固宜认真图谋，但西北征军尤贵及时清理；以为新疆在尚未平定以前，实难遽议撤兵。[46]

山东巡抚丁宝桢更明白指出俄国之威胁大于日本；前者为心腹之疾，泰西诸国则只是四肢之病。俄人心存狡黠，意图窥伺，乘机观变，不得不预为防患，因为：

外洋各国与中国水路虽通而陆路不通，且均远在数万里外，日本洋面虽近而陆路尚阻，唯有俄罗斯则水陆皆通中国，而水路较各国为近，陆路则东北、西北直与黑龙江、新疆各处连环，形势在在可虞。况该国……每遇各国与我口舌等事，彼往往两利俱存，务为见好，此即意存窥伺，乘机观变之大较也。臣窃谓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现在东南海防渐次筹办，而北面为京畿重地，以东北形胜而论，俄则拊我之背，后路之防，实尤紧切。臣犹虑将来时势稍变，各该国互相勾结，日本窥我之东南，俄夷扰我之西北，尤难彼此兼顾。[47]

比较丁宝桢与李鸿章的见解，吾人可见明显对比：李氏以为海疆为中国心腹之区，丁氏则以俄人为中国心腹之患；李氏是对沿海新式外敌的猛省，丁氏则具传统心理取向，秉承历代重视北方国防前线的策略。

其三，新疆为北方屏障，亦为西北国防第一线。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

此点由左宗棠于光绪三年（1877）六月十六日所上《统筹关外全局疏》中可清楚看出：

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漠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可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筹较易也。周秦至今，惟汉唐为得中策；及其衰也，举边要而捐之，国势遂益以不振，往代陈迹可覆按矣……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晏然；盖先朝削平准部，并勘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外患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48]

可见左氏充分发挥新疆在国史上重要性的观念，他也强调保卫京师安全的必要，但他的“固本”政策与李鸿章不同：李氏注意到19世纪来自沿海的新式外敌，左氏则着眼于来自塞外草原的传统外患。清人崛起塞外，具有一种大陆取向式的战略思想，[49]加以中国历代均置国家重心于北方的事实，使左宗棠的激切言论颇能震动人心，而得到清廷的接纳。此种思想，有其深远历史背景；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魏光焘在他的《戡定新疆记》里仍然有类似的主张，他说：“朝廷得新疆以屏蔽西陲，关陇数千里屹然自成要区；海氛虽恶，一旦率三秦之众，卷甲东趋，直有建瓴莫御之势，匪仅聊固吾圉，以之鞭挞四夷称雄五大洲不难矣”。[50]这段话很可反映出清代一般士大夫阶级的战略思想仍然有很浓厚的传统色彩。

其四，我有利器，则各国必不致启衅，海疆可晏然。

左宗棠认为沿海西人不敢辄发战端以毁商约，因西人固无领土之野心，我则缮固以守，西人亦不无顾忌。他说：“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抟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51]可见这是一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心理反应，这在对西方的认识方面，可说仍然有其局限，这也是同光新政运动功败垂成的症结所在。

其五，以为海防无须借塞防之饷；塞防之饷奇绌，不得匀移为海防之用。

这是左宗棠争议塞防最重要的基点，也是西征军事最感困难的地方。正如魏光焘所说，“塞外用师，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路阻以远，劳费倍千，百筹转运更难于筹饷筹粮”，[52]关外用兵可说十倍艰难于内地。且新疆一向是“协饷”省份，其平时经费即需内地各省接济，行军作战，所需更多；即是后方之甘肃亦不能自给，而各省及各海关应解交左氏之款银，积欠甚巨；东南各省关以办理海防为名，亦不肯照数实拨，平均每年仍差二百多万两。[53]在此情形下，西征军事之艰难可想而知，故左宗棠于此言之最为痛切。他认为，“论者乃议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但事实并非如此，西征军饷可谓极度匮乏，每年甚至只发三个月之满饷﹔至同治十二年底，欠常年饷达820万两，而各省关积欠之军饷则更达3000多万。[54]在此种财政支绌，出关粮运巨款欲停不可、欲垫不能的情况下，左氏尚坚持塞饷不可削减，西军不可裁撤：

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画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是塞防可因时制宜而兵饷仍难遽言裁减也。

此外，他又认为海防建设已能自立更生，需饷有限，不必挪借塞防之饷。他的理由是：

海防应筹之饷……始事所需如购造轮船、购造枪炮、购造守具、修建炮台是也；经常之费如水陆标营，练兵增饷及养船之费是也。闽局造船渐有头绪，由此推广精进，成船渐多，购船之费可省，雇船之费可改为养船之费，此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者也。海防之应筹者，水陆练军最为急务，沿海各口风气刚劲，商渔水手取才非难，陆路则各省就精兵处募补，如粤之广、惠、潮、嘉，闽之兴、泉、永、漳，浙之台、处、宁波，两江之淮、徐、凤、泗、颍、亳诸处，皆可训练成军，较之招募勇丁，费节而可持久。现在浙江办法，饷不外增，兵有实用，台防议起，浙之开销独少，似非一无可恃者比也，海防应筹者止此。[55]

陇军饷缺，海防则尚可自立维持，自无匀移塞饷以充海防经费之理。何况东南为财赋之区，饷筹较易；西北则荒瘠困窘，无饷可筹，无兵可招，故必须相互通融挹注，局面方可维持。[56]

其六，以为险要未扼，不能撤兵；而规复新疆，不特无糜饷之虞，且有节饷之实。

左宗棠于光绪元年三月《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很详细地分析天山南北两路的形势：

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谷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褊狭，中多戈壁，谓之穷八城。以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故当准部强盛时，回部被其侵削，后为所并。高宗用兵准部以救回部，准部既平……回部有之，腴疆既得，乃分屯列戍，用其财赋供移屯之军，节省镇迪以东征防繇费实亦不少。

故主张先收复乌桓以驻守，在巴里坤、塔尔巴哈台等路屯重兵以为犄角，再兴办屯田，招徕人民以实边塞，而后始可议停饷撤军。否则必自撤藩篱，“我退寸则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57]如此，则停兵节饷固有损于塞防，亦未必有益于海防。

海防论者主新疆荒僻，恢复无用，徒增漏卮而已；塞防论者则反对此说，事实上，以后历史发展证明新疆边陲非但不虚靡军饷，反倒有利于清廷财政。魏源在道、咸年间就已指出新疆不惟未尝靡饷，而且可节国帑。[58]光绪四年左宗棠所上《复陈新疆宜改行省疏》中，亦以为新疆利源可开、饷银可省，何况新疆、甘肃每岁所需饷银400多万两，本是承平时预拨估拨常例，即于全陇澄清，西域收复之时照常拨发，于部章亦无不合，况经理得宜亦可节省，于国家经出之费实不无小补。[59]

其七，以为前代帝王经营所得之地，不应轻易放弃。

此点实为清廷始终坚持收复失地最主要的动机。这是一种孝顺观念在作祟，认为只有全力注重西北军事，收复固有土地，才能安慰祖先在天之灵。[60]左宗棠的塞防言论固然目光远大，颇能洞烛机先，但仍然是发挥这种孝顺祖先与历史教训的观念，而为一种理性与温情之微妙糅合。[61]他的塞防主张固有许多精辟的议论，但仍然念念不忘先帝的绩业：

高宗先平准部，次平回部，扩地两万里。北路之西以伊犁为军府，南路之西以喀什噶尔为军府，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盖立国有疆制，置方略各有攸宜也。[62]

西北边陲在清代传统上有其重要性，康熙帝经营蒙部，乾隆帝亦先后招抚准噶尔（1757）、喀什噶尔（1759），从而奠定其“十全武功”与西北百年和平安定的基础；故左宗棠的论调，可说是对清廷传统战略政策的一个强力肯定。[63]事实上，清朝祖先成法的约束极严，后代帝王禀承祖制遗训，似不可能无视历史传统而放弃前代帝王经营的成果。

其八，以为为谋一劳永逸之计，必尽先肃清西北。

左宗棠以为西北动乱，甲于天下，是为法所必诛，时不可缓者，为使其永久臣服计，必须全力剿讨，使其不致波及内地，一味招抚，反招后患。[64]盖西北动乱本质上是一种内乱性质，在中国传统朝代中，吾人极少看见王师与叛贼妥协的。中国的正统观念，以为叛贼必稽天讨，此可谓名正言顺；何况安内所以攘外，清廷必欲先肃清西北动乱，重视边陲军务，良有其因。

西征军事终得到朝廷之正式批准，光绪元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着手筹办西征事宜。新疆军事困艰重重，特别是在清廷财政困绌，军事颓敝与政治腐败的时候，更是显然。正如左宗棠所说，这是“自周秦以来，实亦罕见之鸿烈”。[65]其成功得利于中原十一省之协饷，户部大量的拨款与通过他的幕僚胡光墉（雪岩）的借举外债，以购置战备，而得以成。[66]左氏亦采用屯田政策，且战且耕，以利军民，他的方法是：

于师行地方且战且耕，随地招徕难民复业，杂居耕种，比事定后，地已开荒成熟，仍还之民；民归旧业，各安陇亩，非兵屯，亦非民屯……官军开荒，于军食有裨，于哈民故业无损；而哈民复业，得免开荒之劳，尤所心愿。所办屯务，于关内外无殊，是视哈密如关内外也。[67]

但此亦缓不济急，故仍多以采购为主，如此则需解决后勤补给与交通运输问题，左氏乃设后路粮台，由袁保恒和刘典负责筹划粮运。经过几年的艰苦征讨，乃先后镇压了北疆的准噶尔（1876），平定阿古柏建立的喀什噶尔国（1877），同时喀喇沙尔、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均先后归顺。光绪四年，西北边陲除伊犁一隅为俄势所据外，大清帝国在西域全境之统治再度建立。[68]

四 对塞防与海防论争之评议

本章前已指出：塞防与海防之提议，表示清季两派政治领袖对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野心的觉醒，而发为不同方式的救国言论。可见他们的出发点正确，其公忠体国之心不可抹杀，不必以个人野心，意气之争，一己私见来解释。事实上，即使主张塞防最有力的左宗棠也认为当时“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必须两者并重，盖所有论海防与塞防者，“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私见自封者也”。[69]以后的历史已经可以证明：日本与俄国确实对中国海疆与北部边陲构成严重威胁，两国长期对华所做鲸吞蚕食式的侵略，实已构成19世纪以来东亚历史发展的基调，其对日后世界政局发展的影响亦极深远。就此意义而言，1870年代的中国海防与塞防论者是时代的先觉者；他们正视日、俄侵略野心的危险性而适时提出警语，并能拟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他们可说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先驱人物。[70]

李鸿章与左宗棠救国方案固暂有分歧，然两人同为同治时代的中兴人物。吾人检讨中兴人才盛衰及其功业之成败，宜注意到此时代的学术思想背景。李、左两人都是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人物，他们的思想背景直接关系同治中兴的成败，也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临西方文化挑战时，所做的各种抉择。李、左二人均深染理学色彩，此种理学思想，在清季由于今文学的兴起，外患的刺激，逐渐具有经世致用的特色；此时的学术思想，亦由“为学问而学问”而导向于“为经世而学问”，自龚自珍、魏源以来，经世学风，一时称盛。[71]道咸以后，中兴人才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均推崇理学思想，而本知行合一之精神，扶济一时之危难，遭逢际会，乘时而兴。尤以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此时代已由早年崇尚义理之学转为容纳宋学、汉学于一家的礼学，由性理而达于经世，可说继承了清初经世之学的余绪，这种经世思想，在湖南有其渊源，亦有其影响。[72]湖南学风自王船山以降，经历诸儒之阐扬，经世之风，益多弥漫。[73]左宗棠受此学风熏陶，李鸿章受曾国藩影响，此种经世思想之蕴积，又适时局动乱，蒿目时艰，自易发为爱国言论与行动。塞防海防之议各殊，然其源于彼时经世致用之学术思想则一。

海防建设是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优势文化冲击下所遭遇的一项极端重大而严肃的课题。终清季之世，海防议论逐渐成为知识分子所讲自强论与洋务论的主要内容，[74]亦为近代中国对西方挑战的主要反应模式。李鸿章的海防言论本质上可说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产物，他极为强调变通“成法”以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他不但洞察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也了解到东南沿海一带在中国国防与经济上的重要性；他的救国方略是为保卫京畿与沿海各省而设计的。他具有正确超然的眼光，并能做一种客观、冷静与实际的推算；[75]他所发出的警语固然有点危言耸听，但事实证明这不是杞人忧天，中国领土被列强瓜分势力范围与几乎沦为次殖民地之祸已不幸言中。他的议论虽然是低调，但比较合理。[76]他是一个不为传统所囿，而能面对现实的人。

李鸿章撤边防之议固不足称道，他对新疆经济利益之低估亦颇可商榷，但这是清朝国势微弱与此时国人一般世界知识所限使然，原不足独责李鸿章。近人多有批评李鸿章，以为他的海防议论是基于个人自身权位与利益之考虑，甚至认为他忽视塞防的主张具有一种“投降主义”的意味，企图避免与俄国开战以保存其淮军，巩固其权势地位。[77]这种批评实无甚根据，只是囿于晚清“地方主义”的成见，而发为不正确的议论而已。[78]李鸿章自同治九年接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总揽海防与海军大权，一身系国家安危；其权力之演变与坐大均来自朝廷，并非地方官以及地方政府自身权力的扩张；即使李氏权力之执行，亦在符合中央之愿望，而非与中央对立与抗拮。他以忠诚之心而承担国家利害大计与清室政权之命运，他所代表的是中央政府，不是地方权势。[79]事实上，同光时代的自强新政固为各省主政者所推动，但通常得到中央有力的支持；只有如此，才是实现新政计划的主要关键。[80]

同治十三年以后，清代的海防措施渐趋积极与主动，而迈向一个新的阶段。海防与塞防之争结果固然塞防主张卒被清廷采纳，但海防计划与建设并非全然停顿；相反的，在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之前，却是清代海防论最为高潮的时期，海防建设亦最有成绩，终在光绪十四年成立北洋舰队，[81]海防建设可说是同光新政的中枢。由于塞防与海防的争议，使朝野上下更重视沿海防务，积极从事海军建设，使中国近代化运动更向前迈进。

论者或以为同治十三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结果是西征军事得以优先考虑，此举严重削弱了海防用饷而影响海军建设，亦即认为中国新建海军之贫弱与西北长期用兵有关，盖如匀移塞饷充海防之用以建立新式舰队，加以严密组织，则甲午海战中国或可不败云。[82]此论亦可商榷。本章不拟讨论近代中国之海军经费问题，罗林森（J.Rawlinson）研究指出：19世纪后半期中国未能成功组织一支强大统一的近代海军之原因，财政与经济、训练与装备的问题尚属其次，最重要的乃是制度与观念的问题。此结论很可供我们参考，从而可用以解释中国近代化迟缓落后的症结所在。[83]

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思想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从上文所列的各种议论，不难看出西、北部边陲在清朝传统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塞防议论的背景本章前已申论，此处不拟赘述。唯左宗棠主西征之言论，固然本之于传统的价值观念，但他本人并不是保守主义者，他极具备现代眼光与知识。他的塞防言论对守旧的士大夫来说是极动听的高调，[84]但他并不反对海防。同治五年他在闽浙总督任内奏请设立轮船制造局于福州马尾，用以捍卫东南海疆；同治十一年三月在《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中，他极力主张：

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着；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隳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85]。

可见他的思想亦不是过时的，他并没有误用传统“骑射时代”的观念于新式的“炮舰时代”。[86]他的塞防政策奠基于传统，正视中国国内的动乱，但更强调俄帝侵略的危险性与卫护西北门户的重要性；他在危机重重的时代里，一片粉饰升平而讲求洋务的风气中，独能洞烛机微，预为防患，而主张一种稳健的政策，实在是很高明的。

中西海道会通以后，中国逐渐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在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中，知识分子（包括在朝与在野者）实扮演极重要的角色，由于他们的出身背景，思想教育与对时局的感触不同，以至所揭示的救国言论与方策亦颇不一致。即如在内忧外患、危亡无日的情况下，亦颇能刺激全国有志之士，纷纷从各种角度去探讨当前面临的危机，从不同方向去为国家寻找生存的途径。如此不同的言论与方策，常能蔚为一大争论，以供朝野之采择，例如：道光十五、十六年鸦片弛禁与严禁之争议，同治十三年海防与塞防之争议，光绪十五年津通铁路之争议，以及光绪末年宣统初年革命与君宪两派的论战。此均可反映彼时思潮，并影响日后政局发展。

同治十三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有其重要意义，此种言论之出现正显示出西方帝国主义在华扩张之危机，及知识分子所发出之警语。1870年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巩固其强权，并肆志向外扩张其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时代。此时俄国亦致力改革内部，并向中亚与近东扩张其势力；日本也放弃锁国政策，开始从事维新运动，渐次向外扩张。中国受制于内乱外患，元气未复，正勉力从事一个不彻底的改革运动，以图抗拒来自列强的欺凌。此时代海防与塞防的议论可说是一个防止帝国主义威胁的蓝图。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所做的警语，使中国朝野上下逐渐体会到列强的侵略本质，亦使得日后全国人心逐渐觉醒，民族主义得以昂扬。清廷西北边陲地区已招致外来帝国主义的威胁，这表示在“传统”的领域里已经遭受外来新文化的冲击。同时，东南海疆的财赋之区逐渐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但这个新工业的发源地带，亦将蒙受西方列强的侵逼。潮流的归趋，时局的体认，均使清廷必须变法自强，从事近代化改革，以苟存于强权的世局之中。

塞防与海防论者代表清季一批公忠体国并富有新思想的封疆大吏，他们言论激昂，爱国心切，颇能切中时弊，鼓动风潮，其意义深长而影响久远。但他们的认识亦有不足者，这是时代的限制使然；这种限制，加上清廷所受传统的约束，尤其处于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其影响所及，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也注定清廷覆亡的命运。此种历史际遇，对知识分子个人与整个国家民族来说，都是悲剧。[87]

[1] 本章由刘石吉撰写。

[2] 关于清季海防论兴起之背景，可参看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台大文史丛刊（9）］，台湾大学文学院，1964；《清季的海防论》，《师大学报》第12期，1967年。

[3] Kuang-ching Liu（刘广京），“Nineteenth Century China：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ld Ord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West，” in Ping-ti Ho（何炳棣）& Tang Tsou（邹谠）eds. China in Crisis，vol.1，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book 1，（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p.93-178.

[4] 太平天国战争后，各省督抚权力增大，政权与财权、军权集于地方大吏，各省厘金平均只有20%解部，1861年开始举借外债以应付军需，终清之世，直到民国初年，外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极重要地位。关于中国近代之外债，可参看王树槐《中国近代的外债》，《思与言》第5卷第6期，1968年；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1962；Chi-ming Hou（侯继明），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0-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23-49.

[5] Immanuel C.Y.Hsü（徐中约），“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2章（徐中约撰）。

[6] Arthur W. 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Washington，1944）II，pp.762-767；郭廷以：《从张骞到左宗棠》，《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大陆杂志社，1960，第156—174页。

[7] Mary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p.21-42.

[8]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第156—158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正中书局，1963，第582—593页。

[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以下简称《始末》）卷98，国风出版社，1962年影印本，第19—20页。

[10] 魏源：《圣武记》卷3，世界书局，1962年影印本。

[11] 海防与塞防之争对清廷来说是一种“两难式”。此处用“历史”与“价值”冲突的观念，借自 Joseph R. Levenson，参见氏著“History & Value：The Tension of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in Arthur F. Wright ed.，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p.146-194.

[12] “同治中兴”代表清廷覆灭之前回光返照的一面。事实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同治中兴”，它的结果是失败的。参见Mary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

[13] 《始末》卷98，第19—20页，详细条文可见《洋务运动文献汇编》第1册，世界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26—30页；另可参考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80—107、124—131页。

[14] 《始末》卷99，第14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1页。

[15] 《始末》卷99，第15页。

[16] 1870年后，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由于局势演变与外力的入侵，逐渐总揽海防和海军大权，重视沿海防务，实行一种保卫京师的固本政策。参见王尔敏《淮军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第384—385页；Kuang-ching Liu，“Li Hung-chang in Chihli：The Emergence of a Policy，1870-1875，” in Albert Feuerwerker，Rhoads Murphey，Mary Wright，eds.，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68-104.

[17] 朱寿明编《光绪朝东华录》，1963年影印本，第5—7页；姚欣安：《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包遵彭等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5册，正中书局，1959。

[18] 李鸿章以为“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参见《始末》卷99，第20页。

[19]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3，广文书局，1967年影印本，第3页。

[20] 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第552—563页；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第675—678页；吴缉华《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上册，学生书局，1970，第17—32、33—73页。李鸿章所主持的淮军自始即以长江下游的东南财赋之区为主要饷源，即使淮军北上担负直隶海防任务后仍然如此。参见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pp.142-151，195-233，esp. pp.208-213；王尔敏：《淮军志》，第239—293页。

[21] 《始末》卷99，第34—41页。

[22] 本段及下段，均见《始末》卷98，第40—41页。

[23] 《始末》卷99，第32页；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24] 《光绪朝东华录》，第5页。

[25] 郭廷以：《从张骞到左宗棠》，《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第156—174页。

[26] 以上所引李鸿章的议论，参见《始末》卷99，第23—24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8—19页。

[27] 山西巡抚鲍源深更具体地主张西征军屯田以守，他以为有六利：计口授粮，饷少易给；转输便而省费多；易战兵为防兵，可安边保境；息劳养锐，奋兴士气；以逸待劳，可制贼之命；所费者暂，所省者长。如此则内足以固守关塞，外足以慑服羌戎云。参见《光绪朝东华录》，第6页；姚欣安《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包遵彭等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5册。

[28] 《光绪朝东华录》，第5—6页。

[29] 此为浙江巡抚杨昌濬的看法，参见《始末》卷99，第37—38页。

[30] 关于李鸿章奏设轮船招商局的经过，可参见Albert Feuerwerker，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1844-1916）and Mandarin Enterpris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pp.96-188；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第225—265页。李氏所创办的新式企业甚多，此处不拟赘述。

[31] 参见《始末》卷99，第24—28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9—22页。

[32] 《始末》卷99，第24—34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9—24页。

[33] 《始末》卷100，第43页。

[34] 《始末》卷99，第36页。

[35] 参见《洋务运动文献汇编》第1册，第30—33、35—38、61—62、77—78页。《始末》卷98，第23—27、31页；卷99，第37、44—46页。尤以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后，议海防者较从前尚实际而少空谈；此种“三洋水师”乃一崭新观念，以后议论“分洋设防”者大抵以此为根本。参见王家俭《清季的海防论》；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第151—168页。

[36] 此时所有设立制造局、精练水师、整顿财政、注重海防的主张具散见于《始末》卷98、99、100；亦可参见《洋务运动文献汇编》第1册。又沈葆桢更以为“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故主张福建巡抚移驻台湾。这是以后台湾建立行省的张本。见《道咸同光四朝奏议》（以下简称《四朝奏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影印本，第2640—2643页；David Pong，“Shen Pao-chen and the Great Policy Debate of 1874-1875，”《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上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第189—225页。

[37] 郭廷以：《从张骞到左宗棠》，《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第156—174页；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137—138页；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章（刘广京撰）。

[38] 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39]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影印本，“自序”。

[40] 参看Wen-djang Chu（朱文长），“Tso Tsung-tang’s Role in the Recovery of Sinkiang，”《清华学报》新1卷第3期，1958年。

[41] 《始末》卷99，第60—61页。

[42]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文海出版社，1964年影印本，第37页。

[43] 《始末》卷99，第42页。

[44] 《西征兵事饷事宜专责成疏》，《四朝奏议》，第2607—2609页。

[45]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2—33页。

[46] 《始末》卷100，第12—13页。

[47] 《始末》卷100，第41页。

[48]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5—76页；《四朝奏议》，第3276—3277页。

[49] 此种战略思想可说是由于受历史上中国和西域之密切关系，以及传统旧式军事技艺与作战方式的影响而产生的。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50]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自序”。

[51]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3页。

[52]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5，第1页。

[53] 郭廷以：《从张骞到左宗棠》，《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第156—174页。

[54]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4页；郭廷以：《从张骞到左宗棠》，《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第156—174页。

[55]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3、35页。

[56] 参见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5《粮饷篇》。左宗棠在光绪元年八月十五日《请敕各省匀济饷需片》，认为海疆经费随时随地可立办，而塞饷则需预为筹措；盖海疆皆富饶之区，为通商利源厘税之所在，且东南为泽国秫稻之乡，筹饷较易，而粮与饷可合为一。西北则荒瘠落后，民不聊生，且交通运输欠便，故其粮价脚价非由官方另筹津贴不可，必须仰赖东南各省之协饷。（《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7，第33—34页）又西北招兵亦难。伊犁将军荣全曾指出新招的边兵，“颠沛流离，技艺生疏，一时尚难成劲旅”，且各地人众良莠不齐，殊难处置。（见《始末》卷99，第43页）左宗棠的远征军主要是以老湘军为班底的。

[57]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5—36页。

[58] 参见魏源《圣武记》卷4。他指出：“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渊，牛羊麦面蔬瓜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外番茶马布缎互市之利，又皆阡陌内地。”

[59] 参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3，第35—39页；《四朝奏议》，第3537—3544页。

[60] 参见姚欣安《海防与塞防的争论》。

[61] 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姚欣安以为左宗棠的观点全是注意新疆本身重要地位，不是基于孝顺祖先观念，亦非确实。

[62]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5页。

[63] 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64] 左宗棠：《敬陈进兵事宜疏》（同治十年），《四朝奏议》，第2308—2310页。

[65]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0，第30页。

[66] 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See also John K. Fairbank，Edwin O. Reischauer & Albert M. Craig，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Boston，1965），pp.368-370.西征军饷从光绪元年至三年总数为2674万余两；光绪四年至六年之经费亦达2562万余两。（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2—70、卷59，第21—33页）左宗棠之西征军饷亦多赖外债，此系由其幕僚胡光墉筹措。参见C.John Stanley，Late Ch’ing Finance：Hu Kuang-yung as an Innovato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12-18.

[67] 左宗棠：《敬筹移设粮台采运事宜疏》，《四朝奏议》，第2625—2629页。

[68] 郭廷以：《从张骞到左宗棠》，《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第156—174页；《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623—641页；Wen-djang Chu，“Tso Tsung-tang’s Role in the Recovery of Sinkiang，”《清华学报》新1卷第3期。

[69]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2页。

[70] 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参见李恩涵《论清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与言》第5卷第6期，1968年。中国近代形式的民族主义是西方入侵后的产物，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只发展出一种超民族主义式的文化主义，参见John K.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p.23-24.

[71] 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1741—2004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7页。

[72] 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732—738页；骆雪伦：《从曾国藩和魏源的经世思想看同光新政》，《大陆杂志》第36卷第1期，1968年。

[73]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为明末清初大理学家，具有浓厚经世思想与民族思想，对日后湖南学风的影响很大。有清一代，湖南大儒如魏源、贺长龄（邵阳），陶澍（安化），贺长龄、唐鉴（善化），曾国藩、罗泽南、李续宾（湘乡），胡林翼（益阳）等均以研习理学而富经世思想。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732—734页。

[74] 参见王家俭：《清季的海防论》；戚其章《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合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第61—78页。

[75] 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76] 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启明书局，1959，第78—80页。

[77] 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78] 以“地方主义”来解释晚清地方政局是国外学者的一种偏见，其最典型的譬如Franz Michael，“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 of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8（1949）：466-483；“Region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troduction to 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

[79] 参见王尔敏《淮军志》，第384—385页。

[80] 参见Kwang-ching Liu，“Li Hung-chang in Chihli：The Emergence of a Policy，1870-1875，” i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pp.68-104.

[81] 参见王家俭《清季的海防论》；戚其章《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合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第65—74页。其间重要的西法模仿事业有：筹办铁甲兵船（光绪元年）；派武弁往德国学习水路军械技艺，又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出洋学习（光绪二年，是年为中国派留欧学生之始）；购买铁甲兵舰，设水师学堂于天津，又设南北洋电报局（光绪六年）；设开平矿务局，创设公司船赴商贸易（光绪七年）；筑旅顺军港船埠，又设商办织局于上海（光绪八年）；设武备学堂于天津（光绪十一年）等，此皆为李鸿章所经办的事业。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129—131。

[82] 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83] 参见John 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China’s Failure to Coordinate Her Modern Fleets”，i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pp.105-132.

[84]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80页。

[85] 《四朝奏议》，第2354—2359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31—34页。

[86] 徐中约批评左宗棠误用骑射时代的军事观念于现代的炮舰时代，即使左氏的主张是出之于理直气壮，但本质上可说是过时的。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87] 或有认为左宗棠西征军事的顺利，使中国误以为传统文化具有应付近代世界强权的有效性；加以后来曾纪泽伊犁交涉的成功，使清廷信心越增，保守势力越大，更为抗拒西方文明，故直到1880年代，清廷仍未能从事近代化工作云。（参见J. K. Fairbank，et al.，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pp.324，368-370）这种批评并不正确。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认识固然有其限制，但他们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先驱者，其言论思想与事业影响近代中国极大。1880年前，清廷已经从事改革运动，其成就亦颇可观；如果说中国近代化运动比较欧美与日本迟缓许多，则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制应该是一大原因。清廷重视塞防，得以挽回新疆利权，固然加强清廷的信心，但毋宁说使中国更认清西方文明（帝国主义亦是西方文化的特产），因而刺激清廷从事进一步的改革运动，虽然这种改革是被动与消极的。

第二十二章 “过渡时代”的脉动：晚清思想发展之轨迹[1]

一 传统的内变：从“理与势”到“体与用”

从乾隆晚期开始，面临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内忧外患，清朝由盛转衰，从昔日“强盛的帝国”逐渐转为“衰微之季世”。[2]在内外危机的双重夹击之下，一方面，旧秩序因遭遇一连串新的挑战而日趋式微；另一方面，危机的刺激也促使新思想的兴起，开始在旧传统的内部酝酿发酵。

嘉道以来，以春秋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首先在汉学内部复兴。今文学家的代表人物龚自珍和魏源，通过微言大义的方式，以经术作政论，力主“通经”“明经”，并鼓吹由此而能“经世济民”。在两人“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3]的过程中，对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理”与“势”的阐释，逐渐成为他们关怀的重心。通过对儒家“天理史观”的修正，魏源提出“理势合一”之说，[4]强调“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在魏源的思想脉络中，从早期《老子本义》的“以道治器”，到中期的《诗古微》的“三统说”，再到晚期的天道循环论，虽其中内涵颇多反复曲折，然脉络大致是强调“时势”的变化有其循环规律，“势”永远在“道”的轨迹中运转。[5]当此之时，面对“世变日亟”的刺激，“理势合一”的论说表现在政治实践上，是经世之学的兴起，即主张由制度的安排、政策的运用以及法令规范的约束以达到儒家所谓的“治平”的理想。[6]不过，清代经世之学的发展不再限于今文经学的脉络。乾隆年间陆燿编辑的《切问斋文钞》及其对道光年间魏源的影响，即展现出经世之学发展的另一线索。[7]这两者的合流蔚成晚清经世之洪流，形成了重视实际事务、因应时局演变的经世传统，并促成了历史观的变革。对嘉道以降的经世学者而言，历史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复兴三代的理想，而是强调通过对现实的“势”的认识和把握，解释天理。

在历史观念的转变之中，受今文经学影响而具经世企图的学者，转变最为明显。他们接受了将“势”作为历史演变的动力，故而对历史发展中“变易”因子更为重视。龚自珍开始借助公羊三世说来认知历史，正是由对“古史”的诠释而逐步发展成对未来的预测。[8]由此，三世说中所蕴含的线性演化因素，透过龚自珍和魏源的论述得以强化，积极地影响了后来的士大夫的看法。龚自珍强调应“规世运为法”，从“顺/逆”的角度来看待时势，将“顺”与“逆”视为互相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取代，从而引起时势变动的力量。[9]魏源则凭借今文经学的解释，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这一变化应势而生，与气运之开阖关系密切。因此，“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此种变化，在魏源看来，是一个从“天治”到“人治”的过程。这样，公羊学也从学术上微言大义的阐发，导向了一条实际政制变革的经世之途。此即“以经术为治术”而“通乎当今之务”，聚焦于除旧布新的“变通之法”。[10]

从龚自珍内心弥漫的强烈的“衰世”意识，到魏源针对时势而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努力，当时的士大夫已经敏锐地感知到自己身处的时代特征——“惟王变而霸道，德变而功利，此运会所趋，即祖宗亦不能不听其自变”。[11]而“时势”之变，最直接地带来了价值观的修正。龚、魏二人认为，在时势压力下，单纯依靠传统“内圣”的道德修养，已经不足以实现经世济民的目的，尚需外在的事功（政策措施）和专业知识作为补充。[12]换言之，“兼内外”成为嘉道时期经世思想的核心理念，借此而肯定外在事功表现与道德修养相结合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一度为传统伦理所抑制的个体私欲与个人情欲，也在这一肯定事功的时势之下被赋予了正面意义。龚自珍说：“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魏源则将这种“尊情”的主张，推衍到尊重个人之“私”。他把“利”与“仁”“命”并列，作为“天人相合”的关键，肯定了庶民追求正当利益的合理性。魏源一方面把利作为检验义的标准，另一方面又把功利寓于仁义之中。可见，在清中叶今文经学家的思想世界中，功利与道德并非截然两分，经世思想及其实践的背后，依然保持着传统儒家“兼内外”和“体用合一”的理想，同时亦检讨宋明理学利义二分、重天理而轻人欲的思想倾向。[13]

嘉道以来，世风渐变。如龚自珍、魏源等学者，借助公羊学说开启除旧布新的经世思潮，而从戴震、程瑶田到凌廷堪以降的“以礼代理”新思潮，则标志着儒学思想从宋明理学的形上形式，转向礼学治世的实用形式。[14]“从理到礼”的思想转型，在清中叶以来时势剧变的背景下展开，使宋儒的理学精神也开始了新的自我重整，以回应王朝面临的内外挑战。清朝初年的唐甄指出，德性与经世应当并重，修身养性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步。[15]唐甄的思想受到曾国藩的推崇，而曾氏正是以宋儒义理之学成就经世大业的清代中兴名臣。他说：“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16]因此，曾国藩以礼学来代表经世学，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有体有用”之学。[17]

曾国藩上承龚、魏的思想脉络，一方面肯定“理势合一”，强调“理势并审，体用兼备”；另一方面，也认为“礼”不仅指涉礼仪与德性，更包含了制度与政法。礼的意义不仅在于修身处世，也在于治国经世。因此，曾国藩的救国方案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守旧，通过恢复民族固有美德，以理学精神来改造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以坚船利炮的实用技术来提升王朝实力。因此，曾国藩既是重视“明道救世”的大儒，也是重视事功的改革者。他主张治世在于“致贤”、“养民”和“正风气”，[18]以图取新卫旧，在新旧之间取得平衡。可见，晚清的理学以捍卫纲常名教为本位，而今文经学则聚焦于以经术为治术的“变通之法”：前者催生的多为时代的“策士、壮士和功名之士”，而后者则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孕育了求新求变的精神。[19]

1860年代以后，随着西力冲击的加剧，“天下”格局逐渐动摇，朝贡关系慢慢松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万国”观念开始成形。此外，在门户开启之后，清朝士大夫对于西方的了解也日渐深入。有志之士开始注意到“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20]对此，王韬发出“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的感慨。[21]这种西潮东渐所引起的激烈撞击，为士大夫带来“近代思潮之自具特色独成风气者……实为富强思想”。[22]围绕国家富强愿景而展开的思考、论辩与实践，也成为这一时期经世思想的主要内容。

宋育仁在《泰西各国采风记》中注意到，当前“环球大势，以某国商业盛，即通行某国文，为便用而易谋利”。这种基于商业强盛带来的“大势”，是西方诸国超越清王朝的主要原因。因此，宋育仁说，清王朝的“国势衰微，不能不兴功利以自救”。[23]同时代的薛福成也强调，时势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历史从简至繁、从陋至华的自然过程，也是天下的“公共之理”。

19世纪后半叶，从王韬、薛福成到李鸿章、丁日昌，关于“变局”的讨论，在士大夫的文字中变得极其普遍。对清王朝所面临的“变局”的判断，也从最初的“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扩展为“千年”乃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24]对清中叶的士大夫而言，《易经》中强调“天地人生变易”之理，与宋儒邵雍对于“运会”的解释，是他们探讨“时势”的重要理论来源。当时西力的入侵，在王韬看来，就是“天心示变”的征兆，也是“三千年以来，至此不得不变”的开始。

身处这一“天心”与“人事”愈加变动不居的时代，顺应时势的基本路径就从龚自珍、魏源时代的“重估功利”，提升为“兴功利”以自强。清中叶以后，朝野对于西方国家兵力与商力的理解更趋深入。曾国藩率先将“商”与“战”连缀，创造“商战”一词，[25]既刻画出商业在时势转移中的重要地位，也折射出当时清王朝所面临的迫切情势。薛福成特别谈到，商业乃是一国实力的主流，舍此无以自强。郑观应则从国家危亡的角度，强调“我之商务一日不兴”，西方列强对我国的“贪谋一日不辍”。[26]与此同时，部分士大夫对“势”的讨论，亦已逐渐超越科学新知、技术以及商务的内容，开始涉及政治制度与民主思想的内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多着重于“封建”与“郡县”的讨论，而清中叶以来的士大夫则开始议论君主政体、立宪政体以及民主政体。[27]

不过，清代中后期的经世思想家仍大体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先进的典章制度（“器”），需要回归到维护中国文明的本体（“道”）之上：“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28]1876年，薛福成在代李鸿章所拟的信稿中也说道：“道之所寓者器，道之中未尝无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29]可见，在时人眼里，中西学说并非扞格难通、无法融会。在近代中国寻求富强的历程中，受到西潮冲击的士大夫孕育出了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的新观念。[30]“道”与“器”这种一体两面的关系，正像冯桂芬所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到了1890年代，张之洞在《劝学篇》里以“中体西用”一词，对中学与西学如何融通，做了更系统的阐释。张之洞是晚清疆吏中积极求变的一员，也是戊戌维新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他竭力想要以西方的“器”来求变通，以中国之“道”来固国本。张之洞相信，这样的变革只会保护而不会瓦解儒家的道德基础。张之洞“体”与“用”思想的背后，依然贯穿了清初以来经世思想“兼内外”的脉络，也不难找到19世纪中叶以来道器贯通的理念。然而，晚清时期儒家道德价值与西方科学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大加剧。“中体西用”也意味着传统儒家的道德价值只能在“体”的层面发挥作用，而在“用”的层面上则不得不采用西力所引入的知识与技术的尺度。“体”与“用”在道德意义上的相关性大为弱化。德性的价值只在“体”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却必须从“用”的层面悄然引退。中体西用说在实践意义上的这一变形，其后果张之洞实难估量。面对现实的时势，张之洞在着力守卫传统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却又同时在传统上打开了缺口。正如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所揭示的那样：“19世纪的‘体用’模式，不仅体现了外来因素所造成的儒教衰落，而且也是儒教本身衰落的象征。”[31]然而，体用模式也开启了未来的改革契机。后来，严复批评张之洞的体用观念，认为牛体不能马用，中西文化各有其体用。不过，严复的理想与张之洞的体用说仍十分类似。两人均采取调适渐进之取向，只是两人对传统中学的比重有不同的看法。对严复而言，在现代中国生活的基础中，传统的精神价值、家族体系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君主专制政体则需改变为君主立宪，再进而为民主共和。[32]中西、体用、内外等范畴的界定及其相互关系，在20世纪之后成为中国思想家所思索的一个核心议题。

二 进化论与新宇宙观

甲午战争之后，人们对于儒学的意识形态和帝国统治的信心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动摇。中国人心中天朝上国的形象受到冲击，士大夫开始非常自觉而积极地改变，以期回应“西潮”的挑战。1895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已经“与自强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同时有所改变……他们较自强运动派更相信西学，视为是国家民族求富求强的万灵丹”。[33]激进的变法者们为了挽救危亡，引入了从达尔文、斯宾塞到赫胥黎的进化理论，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新的正当性依据，也为解释“时势”、顺应“时势”提供了一个历史目的论的参照体系。换言之，1890年代以来，进化论在中国知识界之所以备受推崇，关键并不在于其科学内涵，而在于它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紧密相连，具备了“宇宙观”、“世界观”（道）、“历史观”、“伦理观”、政治发展之规划等方面的功能，是一个整体的思想体系。[34]因此，进化论也成为晚清思想界的主流观念，时人称之为“天演公理”。[35]

对绝大多数的中国读书人而言，第一次完整系统地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公理，应当是在严复译述的《天演论》之中，其后才受到日译书刊之影响。[36]从西方思想史的脉络来看，达尔文进化论的历史意义在于把上帝创世还原为神话，瓦解了神学的信仰基础；同时，又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物种的生成和发展，视为自然演变的过程，奠定了理性主义自然史观的科学基础。因此，“达尔文主义不再是初步的科学学说，而成了一种哲学，甚至一种宗教”。[37]社会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斯宾塞，从自然物种的普遍进化出发，以“适者生存”为阐释依据，把人类历史等同于物种的自然进化，这是一种关于达尔文主义的延伸推论。所以，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把这种观点嘲笑为“得自进化论的自然主义并被时代倾向强加给历史学”的产物。[38]因此，作为自然主义“进化史观”的反对者赫胥黎，在其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即严译《天演论》原本）中明确提出：“社会文明越幼稚，宇宙过程对社会进化的影响就越大。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以成为伦理的过程”，“社会的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争”，[39]一再强调人类历史（以伦理道德为基础）与自然进化（以物质宇宙为基础）这两种过程所依据之原则的不同与背反。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个追求“信达雅”的译者，1896—1898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一直试图平衡赫胥黎和斯宾塞之间的张力，又用心良苦地“取便发挥”，以图“达旨”。仔细阅读《天演论》不难看到，对于社会进化理论，严复的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他不同意赫胥黎人性本善、社会伦理不同于自然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却又赞成赫胥黎关于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应该与自然斗争、奋力图强的主张。他虽然同意斯宾塞认为自然进化是普遍规律，但又不满意其“任天为治”的弱肉强食的态度。[40]严复既要为民族的自强保种寻找哲学基础，又不愿彻底打破传统的有机论宇宙观，因此导出了“天行人治，同归天演”的调和式表述。严复从老庄那里寻找进化论的哲学源头，把赫胥黎的“与天争胜”和斯宾塞的“任天为治”统一到“天演”之下，一并置于中国“易”的阴阳变化的宇宙模式之中，以期为赤裸裸的强权竞争游戏寻找一个超越的价值之源。[41]严复思想中的内在紧张，使具有结构和意义多向性的天演论，在传播之初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异。而饶有兴味的是，进化论一直就以这样一种“文化误读”的方式在近代中国不断传播。不过，作为一种时代的精神倾向，中国人对于进化论的误读，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文化情感的产物，其目的很明显是要引出关于当时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价值论证及历史依据。所以，进化论首先和一套目的论的历史观和宇宙观相互联系起来。

对于社会政治起源的历史解释，传统儒家倾向于一种衰微论与循环说，认为人世的和谐秩序是由尧舜禹三代圣王开端，随后治乱相循，通过一种盛衰的方式深深镶嵌于中国人的世界观中。然而，受到进化论影响之后，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康有为承续了自龚自珍和魏源以来重视时势变易的今文经学历史观，依据“公羊三世说”，将“据乱世”和“升平世”称为小康，而“太平世”则为大同，三者同处于一根朝向未来的时间之链上，依次上升。[42]对此，他的弟子梁启超的解释是：“今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打捞乌盈（达尔文）、士啤生（斯宾塞）氏等所倡进化之说也。支那向来旧说皆谓文明世界在于古时，其象为已过，春秋三世之说，谓文明世界在于他日。谓文明已过，则保守之心生，谓文明为未来，则进步之心生。”[43]

进化论赋予历史的未来趋势以向上的必然性。面对不断变动的时势，一方面，人们自然地相信“新的”总要胜过“旧的”，“未来”必定超越“过去”：“由古世进化而有今世，由今世进化而有来世；今既胜于古，后又胜于今。”另一方面，“变化”成为时势的主要特征，一切都在“进步”的旗号下翻新花样，让人备感刺激却又疲于奔命：“古人有古人之时势，斯有古人之理法；至今日而时势变矣，时势变，则理法从之而变。今人有今人之时势，至后日而时势又变矣，时势变则理法又从之变。”[44]所以，杨度才会说：“现在世界何等世界也？举天下之各民族群起而相竞争，观其谁优谁劣谁胜谁败，以待天演之裁判之世界也，而又数千年文明繁盛之支那人种存亡生死之关头也。”[45]

当超越的价值世界逐步瓦解时，进化论赋予人类推动历史和创造未来的正当性。因此，即使强调“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当时思想界从严复翻译中读到的更多的却是“人治”。这固然与晚清中国在世界竞争中屡遭挫败的历史困境密切相关，但同时，进化论直接指向人类在自身历史中自我主宰的可能性，也为衰亡民族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合理的预期。进化论把个人及其生存的意义，与一个合目的性的历史过程紧密联系到一起，因此，进化论既是“泰西诸国”历史经验的放大，又是自由竞争时代中国人期望的升华，从而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类理性主义的理论表达。

那么，“人治”的基础从何而来？除了一个通向美好未来的进化历史观以外，那就是贯通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力”的作用。在钱穆看来，对于“力”的理解与使用上的差异，也正是东西方文明的分水岭：“将西洋史逐层分析，则见其莫非一种‘力’的支撑，亦莫非一种‘力’的转换。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会遂为变形。其文化进展之层次明晰者在此，其使人有一种强力之感觉者亦在此。”[46]但是，严复认为，这样一种主张极力发挥人的能力的力本论精神，仍然可被归结为“民力、民智、民德”的综合标准，因为“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才是使人全面进化的途径。在诸种能力之中，严复依然强调“德”在竞争中的重要性。他指出，“西人所最讲、所最有进步之科，如理化、如算学。总而谓之，其属于器者九，而进于道者一”。然而，“社会之所以为社会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恃有人伦耳！”[47]同时代的孙宝瑄也持相似的看法。1898年，他对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曾有一段见解：“《天演论》宗旨，要在以人胜天。世儒多以欲属人，而理属天，彼独以欲属天，以理属人。以为治化日进，格致日明，于是人力可以阻天行之虐，而群学乃益昌大矣。否则，任天而动，不加人力，则世界终古争强弱，不争是非，为野蛮之天下。”[48]孙宝瑄意识到，如果疏离伦理道德的是非标准，一味放任赤裸裸的权力角逐和弱肉强食的竞争逻辑，人们面对的只能是一个充满欲望的、野蛮的丛林世界。所以，他把讲“争”的天演论和讲“仁”的三世说结合起来。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立场的伦理观念，承认竞争性的“力”在新“时势”下的决定意义，但又为德性价值留下余地。

不过，庚子之后中国的危机更趋严重，士大夫的言论重心也越来越趋向于民族主义。严复式的“天行人治，同归天演”的调和式平衡被打破。进化论为中国的不断挫败做出了合理解释，也为中国奋力走出挫败指引了一个可行的方向，推动了革命的进展。欧榘甲在《新广东》一文中说：“夫自存者，争自立也。不能自立，即不能自存，即为他人所灭，即为天所弃。诸君，诸君，即不欲自立，独欲自存乎？”所以，“夫欲自存，惟信自己，无天可恃”。[49]既然“无天可恃”，只能“惟信自己”，也就意味着人的价值，不再由道德义理中的“是非善恶”来裁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对于人性的理解也日渐幽暗，因为“夫人之性，去动物不远，故强凌弱众暴寡之野心在在思逞，于是以强力为自卫之要点，而因以形成国家”。所以，“智”与“德”是不可靠的，倘若中国想要在生存竞争场中站稳脚跟，唯有依靠一套去除了道德人文内涵的“强力”、“威力”甚至“暴力”：“夫国家组织之目的，在于社会幸福之增进，及伸张个人之自由，其最重要者在具强力，且备其他之暴力，此一定之理势。”[50]连接人与人的不再是传统中国充满关怀与信任的社区社会（Gemeinschaft），[51]彼此之间只有“优劣之无定，故当力占优势”[52]的利益盘算。推动社会进化的个人能力，扬弃了严复、孙宝瑄当年调和德性义理的内涵，只剩下“立于不败之地”的“力”的逻辑。

20世纪初，传播《天演论》最为有力者当数梁启超。梁启超的思想比较复杂。戊戌期间，他大体相信纯粹的“力”在世界竞争中的日趋式微，并且指出：“世界之进化愈盛，则恃力者愈弱，而恃智者愈强。”[53]《新民说》发表以后，由竞争于“力”到竞争于“智”的说法在他笔下消失了，因为“力”较之“理”更具有优先性。梁启超相信：“昔天演学者通用语，皆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而斯氏（斯宾塞）则好用‘适者生存’一语。诚以天下事无所为优，无所为劣。其不适于我也，虽优亦劣；其适于我者，虽劣亦优。”[54]

梁启超的进化理念，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影响甚深。在福泽谕吉看来，人类普遍进化的历史是以文明为轴心，经由野蛮、半开化到文明的进化历程。文明既有先进与落后，那么先进者自然就要压制落后者，而落后者自然要被先进者压制。[55]这一理念恰好与晚清以来中国的历史性遭遇不谋而合。因此，在梁启超看来，“文明”正好能够与“富强”一道，共同构建一套普世性的核心义理与规范。[56]所以，文明是通过竞争才形成的。国际社会是生存竞争的场所，也是适者生存的场所，当时人甚至以你死我活的“战争”一词，来形容激烈的竞争。不但军事交锋是战争，商业交往、学术交流也都是赤裸裸的“战争”。“善争者存，不善争者亡，善争者生，不善争者死。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57]在这个残酷的“战场”上，个人的情操与德性的陶冶，社会和国家公共伦理的培养，完全被“以暴易暴”的生存手段异化了。“后此中国乎，则一时有一时之现象，一年又一年之变症，吾不知今日之为如何境况，焉知他日之如何结局也。”[58]

为了生存，各个国家也不断寻求发展以增进本国的能力。支配这一生存竞争的正是进化论所揭示的“优胜劣汰”法则——优者生存下来并更加繁荣，劣者则被无情地淘汰，文明即是通过此一过程得到发展。在梁启超看来，文明化不是实现某一目的的过程，而是作为生存竞争的结果而产生的过程。[59]他说：“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之竞争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60]

事实上，这并非梁启超一人的转变。在当时，“力即理也”的说法频繁出现在报章杂志中。张鹤龄在《彼我论》一文中说：“吾儒者之言，谓论理不论力。庸讵知所据之力，即所据之理，更无力外之理乎？”[61]极力主张“金铁主义”的杨度则相信：“西哲之常言曰：‘两平等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今日欧洲各国之自为交，与其交于他洲之国，则二者之区别也。”[62]在帝国主义“不顾天理，不依公法，而惟以强权竞争为独一无二之目的”的世界上，进化论中重“力”的“优胜劣败”观在中国越来越具有说服力。一个崇尚个人欲望与个人权利的时代，也在“力”的推动下来临：“竞争者，富强之兆也。人之生也，莫不欲充其欲望；夫欲望无限，则其所欲望之物亦无涯矣。土壤有限，生物无穷，则其所欲望之物，亦不能无尽。因之相互欺侮，互相侵夺，而竞争之理，于是乎大开。”[63]

三 以太、心力与个人崛起

随着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公理世界观的确立，传统的德性世界（包括严复肯定道德意义的天演世界观）在力本论和历史目的论的影响下受到更强烈的冲击。1890年代，一方面，维新派激进的政治实践与制度变革，顺应了危亡时代人们寻求国家富强的广泛诉求；另一方面，在道德与精神层面上，对于个人意志自主性的肯定也得到维新知识分子的大力倡导。“以太”“心力”“自主之权”等语汇及其衍生的新思想，随着书籍与报刊广泛传播，成为清末民初挑战传统中国社会伦理观念的武器。无论是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都以个人自由和个人平等作为立论之本。“一人之行为，必由一人之意志决之；一人之意志，必由一人之智识定之。自由者，道德之本也，若一人之行为，不由一人之意志而牵率于众人，勉强附和，则失其独立之精神，丧其判断之能力，而一人之权利，遂以摧残剥落而莫能自保。”[64]

对于晚清维新派人士而言，这一时期推尊自我、强调心力之风的开启者，其渊源当可上溯至清中叶的龚自珍。作为嘉道以来在汉学内部复兴公羊学的重要推动者，龚自珍创造性地借助“三世说”，通过对微言大义的创造性解读来认知变动不居的“时势”。更重要的是，龚自珍在向传统天命史观的挑战中，率先将“自我”视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65]显然，龚自珍已经意识到历史发展进程中“自我”与“创造”的独特价值：一方面，历史是由每个个人（合为众人）创造出来的，而非如程朱理学基于天理、太极、道等形而上法则的玄虚推演；另一方面，作为与“圣人”相对的芸芸众生，他们不是历史发展中被规训的客体，而是创造历史的主体。那么，自我需要依靠什么来创造历史？在龚自珍看来，自我所依据的正是“心力”。而“心力”一词之所以在近代中国成为流行概念，其源实出于龚自珍的大力提倡。[66]这一概念包括了智慧、情感乃至佛教“业力”“愿”等诸多内容。在不同的语境里，他的“心力说”也带有或深或浅的宿命论痕迹。不过，龚自珍借助“心力”一词，创造性地描绘出自我意志所产生的强大驱动力，实具思想史上的先导之功。因此，个人自由意志足以与传统“天命”相抗衡，并且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1890年代，在龚自珍的崇拜者谭嗣同的笔下，龚氏的“心力说”得到了延续与深化。这位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试图借助更加决绝的意志力量“冲决网罗”，实现“以心力挽劫运”的神圣使命。细读《仁学》和谭嗣同的其余文本，不难发现，谭嗣同的“心力说”首先与他的仁学宇宙观密切相关。而这一宇宙观的本源，则是由张载和王夫之的哲学发展而来的理学世界观。[67]对于理学家来说，仁不仅是一种具体化的道德理想，而且象征着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而张载所倡导的“气”的一元论之主张，正是围绕着天人合一论而建立。张载认为，“气”既是某种物质性的东西，又具有天赋的活力和道德精神质量。因此，个人在宇宙中的存在与消亡，只是无所不在的“气”的聚散而已。当个体存在时，“气”不但充满了人的身体，而且其中固有的道德与精神质量构成与宇宙相联系的生命中心，从而形成一个宇宙共同体。张载的这一哲学主张，在晚明时期得到王夫之的重视。王夫之以道、器两分的方式，接受了张载以“气”为基石的一元本体论，但同时也强调“道”只有通过人类社会中具体的道德实践才能得以实现。这意味着，自我必须不断地进行道德与精神创新，才能与生生不息的宇宙融合在一起。而这种自新的道德能动力量，就蕴含在“人心”当中。

从张载的天人合一本体论到王夫之的“气”一元论，谭嗣同接触到了“仁”的概念。不过，谭嗣同的知识与思想世界，较之宋明时代的张载、王夫之，显得更加复杂多元。除儒家理论之外，大乘佛教、基督教思想以及西方科学知识在他的仁学宇宙观与心力说的建构过程中，同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谭嗣同那里，对于宇宙万物“气”一元论的观点，已经被新的“以太”的概念取代。“以太”一语出于希腊文，是西方古典思想中所假想的充盈于宇宙之间的一种纯粹物质的最小单位，同时也被视为构成灵魂的基础要件，无始无终而又不生不灭。[68]然而，在谭嗣同的思想中，以太这一概念的内涵则较为复杂。以太既是“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又是仁、元、性（儒家）、兼爱（墨家）、性海、慈悲（佛家）、灵魂（耶教）。宇宙的现象界、虚空界、万物界，都因以太而发生与存在。一方面，在谭嗣同的仁学宇宙观之中，仁的第一定义是“通”，而以太则是“通之具”。换言之，以太、电、心力都是仁得以“通”的媒介。从这个意义上看，以太是实现仁的工具。另一方面，谭嗣同同时也强调，“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是以生，由之以通”。也就是说，仁的最终实现必须借助以太的存在才有可能。从这一彼此贯通的关系上看，以太与仁有着互为表里也互为体用的关联。如前所述，在《仁学》一书中，谭嗣同还引用不同宗教传统中的核心概念，赋予“以太”一词以更加丰富多元的道德与精神内涵。虽然以太这一概念借用的是19世纪科学唯物论的语言，但仍然保持了新儒家传统中“气”一元论的特色——融合物质性与道德精神性的双重面向。

在以太与仁彼此交织构建的宇宙观之上，谭嗣同找到了安放“心力说”的哲学基石。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谭嗣同的《仁学》与“心力说”受到傅兰雅（John Fryer）所译亨利·伍德（Henry Wood）的《治心免病法》一书的影响。[69]这本关于心理治疗的小册子所宣扬的精神具有超越肉体的力量甚至能够治愈肉体疾病的看法，显然打动了谭嗣同。他相信，人的心灵经过适当的修养和发展，能够产生一种拯救性的精神力量——“心力”。而这种想法的背后，包含了他在1890年代对佛教学说和基督教教义的理解与接受。[70]所以，谭嗣同强调人尚机心，“心之机器制造大劫”，唯有消除自己的机心，重发慈悲之想法，“自能不觉人之有机，而人之机为我所忘，亦必能自忘。无召之不来也”。[71]因此，当时的人们在谭嗣同的笔下读到与五十余年前龚自珍的感喟非常相似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72]：“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73]那么，谭嗣同所极力阐发的“心力”，与以太以及仁学宇宙观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

如前所述，在谭嗣同的思想脉络中，以太是遍及宇宙的物质乃至道德精神最小的单位。同时，以太也是一种“吸力”。由于这个吸力，大至整个宇宙，小至宇宙中最细微的东西，都得以凝聚结合。另一方面，以太所包含的变化内涵也在谭嗣同的论述中得到强化：以太是动机，是即生即灭，是“日新”，更是宇宙万物所不能回避的变化。谭嗣同进一步认为，“以太即性”，“一切入一，一入一切”。此处的“一”指无限少，“一切”指无限多，无限少的“一”与无限多的“一切”可以等同。因此，一就是多，就是无限。这一表述的背后，既有儒家道德自主性的思想脉动，也有西方工业文明蕴含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74]所带给谭嗣同的力本论冲击。而且，谭嗣同从华严宗“一多相容”的论点出发，提出“一”即是“多”，“我”即是无限之多的可能。换言之，从以太所具有“一就是多”的特性可以看到，作为推动宇宙的强大道德与精神活动、无远弗届的“心力”，具有一种单纯物质力量所无法企及的空间上的“无限性”。

除了在范围上的无限性之外，谭嗣同“心力说”的其余特征，还需要从仁学宇宙观的这一角度进行考察。仁的本质是一种道德价值。不过，在《仁学》一书中，谭嗣同给“仁”的第一定义是“通”。以太、电和心力，都是“仁”得以“通”的媒介。[75]因此，谭嗣同将仁的道德价值的重心落实在“仁以感通为体”的观念之上。如何实现中外、上下、男女、人我的彼此相通？谭嗣同提出，需要以“心力”来“破对待”。所谓“对待”，意指主体与客体区别差异而聚集同类的原则；而“破对待”，便是破除以命名而区分的主客对立。显然，只有破除掉横亘在万事万物之间、因名实差异而产生的诸种等级壁垒和主客关系，才能实现谭嗣同对于“仁”所下的第二个定义：“无对待，然后平等。”[76]为了“破对待”，谭嗣同首先将心力说与“日新”及“三世演进”的进化论主张结合在一起，以为维新张目。“其意以为孔子之教，以革新为要义。”[77]其次，与以太结合所产生“心力无限”的看法，使谭嗣同将以心力“破对待”的重心放置在了冲决名教与人伦的“网罗”之上。谭嗣同批评中国“亡于静”，并以佛教所言“威力”、“奋迅”、“勇猛”、“大无畏”与“大雄”等概念，强化心力的雄强刚猛之态。

对谭氏的仁学宇宙观而言，“心力”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所生成的一种“冲决网罗”的强大破坏力，还在于它同样拥有“合群”的能力。“破对待”固然意味着消除等级差异的区分，但这并非“仁”的终极目的，最终需要实现的是“联合群，结团体，聚种类”。因此，在谭氏对于未来美好社会的愿景中，一个建立在具有平等之爱、互相依存关系之上的人类共同体，始终是他的目标。这一目标既来自张载《西铭》中的看法、墨子的兼爱观念以及佛家的平等诉求，也和前述“一多兼容”的以太观以及借助心力“破对待”的努力，存在一体多面、密切相关的联系。这样一个充满“仁”的道德共同体，超越了国界、性别、阶级与种族的差别，是属于“世界”与“天下”的。而它的建构就建立在每一个体如何最大程度地扩展“心力”之上。

谭嗣同对于“心力”的强调，和当时中国忧患频仍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当时，在引进西方技艺与政治改良的方略、寻求国家富强的努力之外，士大夫们同样关切怎样通过道德精神乃至宗教的超越力量来重振积弱不堪的国民性。对康有为、谭嗣同等重视超越价值的士大夫来说，最为直接的目标就是挑战并冲破为祸至烈的名教的重重网罗，从而获得道德意识上自我意志的无拘无束，进而实现“仁”的社会道德理想。在过去种种历史情境之下，儒家思想获得过众多复杂的解释，但对于儒家的基本伦理规范，却未能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所处的时代一样允许人们提出不同角度的诠释。“这使人们对这些主要价值观和信仰产生疑问，这一事实即意味着作为中国信仰核心的儒家正日趋衰微。”[78]

正如余英时指出的，对于儒家名教的反抗，早在魏晋时代便已经发生，但仍然属于中国文化传统内部的批判。[79]而晚清以来的强调“以心挽劫”、以“心力”实现“仁”的道德激进主义态度，与此前的“自然”与“名教”之争有着根本的不同，其激进之处甚至超过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反传统主义。不过，康有为和谭嗣同通过一种精神性（宗教性）取向的方式将儒家道德中“仁”的德性内涵予以留存并且试图将之发扬光大，这是晚清维新知识分子和五四一代文化批判者的差别所在。从谭嗣同等人对“心力”的深刻洞察与复杂表述中可以发现，晚清“个人”的崛起与西方现代意义上“个人”的形成不同。西方社会的现代“个人”的背后，有一套源自罗马时代的自然法背景。欧洲的启蒙运动正是将自然法作为最高法，从而确认了“天赋人权”的神圣理念。古代中国并没有西方自然法的传统，与之相似的是一个源自天命、天道与天理的超越宇宙观。因此，晚清个人意识的抬头，并不是诉诸自然法的主张，而主要是来自传统儒家人心与天道相通的理论，以及霍布斯、洛克、穆勒等西方思想家关于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种种思想。同时，晚清士大夫“回归原典”的努力，极大地开掘了先秦诸子（如老庄、杨朱）、佛教乃至基督教当中关于道德自主性、个人平等的思想资源。多种理论资源的彼此会通，在晚清的历史情境下促进了个人主体意识的产生与发展。[80]

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所阐扬的仁学世界观，虽然仍旧带有儒家天理世界观的底蕴，但其个人观念中所凸显的强烈道德自主性，已经使它初步具备现代个人的色彩。道德实践的重心逐渐落实到个人的“人心”之上，使“自我”由此获得了道德自主性和人格自由的正当性。从此以后，“心力”“心的进化”“精神救国”等语汇，成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广为讨论的话题。无论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本自由平等之旨而立破除九界之论，梁启超在《新民说》里强调的“心力涣散，勇者亦怯；心力专凝，弱者亦强”，还是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所谈论的“心的进化”“精神救国”，五四时期《新青年》的激进化转型，直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所引领的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的兴起，从中都可以看到它们背后隐伏着晚清以来“心力”学说的思想脉络与“冲决网罗”的革命精神。[81]

四 经学的解构与建构

晚清以来的思想脉动，不仅源自西力与西学的外在刺激，清代学术思想自身包含“以复古求解放”的趋势，也是另一动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思历程，乃是一个扬弃先前诸种注解，直接通过“反求经典”，以期发掘圣人微言大义的过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复杂多元、彼此交织。大体而言，这既源自清初学者出于对宋明理学的反思而形成的“实学”精神，也有因儒学内部程朱与陆王之争所引发的“智识主义”的发展，还包括因为王权高压而反向催生的训诂考证之风。[82]因此，在“以复古为职志”的清代思潮左右下，无论是乾嘉年间开始复兴的诸子学、如日中天的考据学，还是对晚清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今文经学，都可视为其“势所必然”的结果。[83]

数千年来，儒家经典不仅仅是思想学术的文本，也是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本依据。“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84]经典的权威性正是体现在这一价值神圣感之上。自清代中后期以来，面对深重的时代危机，欲求应付现实挑战的方略，很大程度上需要到古经中去寻找。而当这一近乎实用主义式的努力，与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互相呼应时，最终则必然导致“非至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85]可是，复古越彻底，越凸显经学的功用问题。从清代学者“反求经典”的努力及其后果来看，曾经神圣的经学传统，在“以复古求解放”的潮流下被步步摧破。当复古到经典的原初形态仍然无济于事之时，无疑意味着意识形态危机已经迫在眉睫。[86]

经学所面临的这一困境与紧张，从清中叶起，即因其与世运变迁相关联而逐渐凸显。尽管并非出于时代危机的直接刺激，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在讲求名物训诂之外，已开始发掘微言大义，与此前的戴震、段玉裁的考据学理路已有差异。其后，刘逢禄则在其所著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中大力阐发了“张三世”、“通三统”、“绌周亡鲁”与“受命改制”等的意蕴。嘉道以来，出于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理与势”的体察与反思，龚自珍、魏源以“求古”为学术目标，主张“通经致用”，“以经术作政论”，试图借“公羊三世说”宣讲微言大义。从此，复兴的今文经学染上浓厚的经世色彩。不过，这些初期与中期的今文经学家们，并未完全背离音韵训诂之学，他们仍希望在“反求原典”的努力中体察六经的原意。然而，由此所引起的经典辨伪的行为，却使他们开始意识到，通过古文经仍不足以探求孔子的微言大义。从此，曾经被汉学痛加挞伐的义理之学，在时局忧患的刺激下，通过今文经学重新被引入汉学之中。乾嘉年间，“把汉学推向巅峰的古文经学是以排诋宋学起家的”。然而，到了清代中后期，“继起的今文经学却在排诋古文经学的过程中，骎骎乎成了汉学里的宋学”。[87]晚清经学正是在这一新旧交错、回环往复之中，实现了自我的解构与建构。这一过程，由刘逢禄之分解《左传》，魏源之割裂《诗》《书》，龚自珍之欲写订群经，直至廖平、康有为断然宣称所有古文经俱为刘歆所伪造，一举否定古文经的可信度，并借此复兴今文经学，以重新揭露孔子之微言大义。[88]

在晚清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康有为因其激进的制度改革方案，成为今文学派在这一时期的核心人物。事实上，康有为对于今文经学的理解与接纳，源自1880年代末期与今文学派中另一位重要学者廖平的接触。而廖平的老师，则是当时以治《春秋公羊传》闻名于世的湖南学者王闿运。廖平著有《知圣篇》与《辟刘篇》，前者宣称它对圣人的理解才是唯一可靠的（知圣），后者宣称过去通过古文经来了解孔子的理想是问道于盲，因为这几部书是刘歆伪造的（辟刘）。[89]“知圣”与“辟刘”这两条路线正好并肩作战，再加上光绪十七年（1891）问世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联手对古文经学构成了重大挑战。[90]如前所述，今文经学所强调的，是一种因时而“变”的改制哲学。在从庄存与到龚自珍的时代里，不论是复古式的“变”还是循环式的“变”，大体上都还在传统的典范下盘旋。但到了廖平和康有为的时代，今文经学所重视的方向已经转向现代或者西方，其内在理路与传统儒家经典所揭示的社会典范，已经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随着晚清时局的日趋危急，康有为在反求孔子原典的目标之下，逐步发展出全盘否定古文经的地位，将其一概说成是刘歆刻意伪造、以便帮助王莽篡位的工具。因此，廖平的著述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至少给晚清学术思想界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其一，由于他们急切地想把孔子的旧形象排除，古文经首先遭到前所未有的攻击。[91]以伪经的批判冲击古文经学，造成“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其二，廖平在其著作里，多次通过对上古荒陋的描绘，表现出他对“黄金三代”的彻底怀疑。而到了康有为，则变为由根本否认古文经推演到宣称所有古文经中的史实皆是虚假的。这造成古代经典与古史的真伪与价值皆需要进行重新评估。廖平、康有为等晚清今文经学者对于古史的辨伪，同样也颠覆了人们对于上古历史的美好信念，这在晚清思想界卷起了一场“飓风”。

就在1898年维新变法的前夜，康有为推出《孔子改制考》。在这本著作里，他重新肯定政治改革是儒家的主要宗旨，也是今文经学的精髓。在此前的《新学伪经考》一书当中，康有为指斥作伪的古文经学背离了孔子的本意，刘歆将周公视为儒教的开山祖师，模糊了孔子改制的真相。因此，他在新作中特意凸显孔子变法救世的形象，以作为当代变法的依据。康有为认为，不但《春秋》是孔子的改制创作之书，连同六经也都出自孔子之手。正因为“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92]所以孔子不但是儒学的创立者，也是应天之命、为新王朝建制之“素王”，因此今日所知的上古三代的良法美意皆非历史，而是孔子为后世的创制。那么，孔子为何要托古改制？按照康有为的解释，乃是因为孔子生于衰世，有心救时。而刘歆以周公代孔子，破坏了以孔子为教主的传统，致使与君统共存的师统无以为继，从而导致两千年的帝制中国君权独大，儒教式微。因此，为了救世，必须复兴儒教，重建权威。[93]

实际上，在今文经学的框架下，“改制”带有更多宗教神秘色彩，本来只是意味着礼仪的改变，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94]这是刘逢禄、龚自珍诸人无法走出传统范式的原因之一。但是，康有为却大胆地赋予“改制”以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现代意味。所以说，康氏名为解经，实则是任意裁定古史，以便适应其政治改革与经世致用的需要。不过，对于康有为对传统经学思想的破坏与重塑，孙宝瑄就抨击其伪经之说“欲以新奇之说胜天下，而不考事理”。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承认，乃师之说多难以自圆。同时代的古文经学家朱一新，在与康有为的多次辩难中，则直斥康有为的目的若在学术，则导致“学术转歧”；若为端正人心，则导致“人心转惑”。[95]诚然，对于具有高度权威性的经典而言，其内涵的“转歧”与“转惑”带来的后果都将是灾难性的。可见，在一个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面临危机的时代，单纯排诋古文、神化孔子，并不足以充分说明晚清改制的必要，反而可能造成儒家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的分崩离析。而此时引入的进化论，作为“实理公法”（科学原则）之一，一方面为康有为极力倡导的公羊三世说提供了一个线性发展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也暗示进化作为历史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天地公理，中国的变革也必须符合进化理论。于是，在何休对三世意义拓展的基础上，康有为从公羊三世说所包含的萌芽状态的历史进化理论中，推演出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且“愈改愈进”的主张。在《新学伪经考》的“飓风”扫过的废墟之上，《孔子改制考》又仿佛喷发的“火山”，以追寻经典本义的面目重新描绘出一幅托古改制的理论蓝图。《孔子改制考》也为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期间提供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抓住公羊三世说，肯定其为孔子的“非常大义”。从学术史意义上而言，康有为对公羊学并无原创性贡献。他追踪公羊学诠释传统，乃因其最明《春秋》改制之义，足以借此改造中国，实现其乌托邦之梦。[96]所以，在康有为的思想世界里，同时包含着借托古改制来实现政治改革与国家富强（短期目的）以及瞻望未来乌托邦世界（长期愿景）两个层次。[97]对于康有为来说，最终目的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天下一统。这就是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中所说的“先生经世之怀抱在大同，而其观现在以审次第，则起点于爱国”。[98]而康有为于1901—1902年旅居印度时完成的《大同书》，最能申发其中深意。虽然此书完成甚晚，然而康有为对此之思考却颇早。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康氏在师事朱次琦后独居西樵山之时，即有此“穷极天人之思”。[99]不管此论确否，至少在康有为早年所撰的《实理公法全书》中，其已明确展现了“世界化”的思想趋向，向往博爱、平等、自由以及民主等，并据为未来理想国的思想信念及主张，打破国界、种族、语言等特殊性障碍，实已发《大同书》之先声。[100]

由此可见，在何休阐发“三世说”的基础上，康有为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大同哲学。正因为康有为的大同理论建立在与进化论紧密结合的“三世说”之上，所以，“三世”理论强调的“时已至则法随以变，时未至则不能躐等”，[101]其实是一个接近西方启蒙理性、重视渐进与不断完善的进化公式，一种深具普世共通与进步乐观的理念。因此，达到“太平世”，落实大同之治后，社会还将继续演进，不止于大同，而是通向一个最完美的乌托邦世界——“一个在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世界国，一个没有亲属、民族和阶级分别的社会，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弊病而以机器发达来谋最大利益的经济体。简言之，经由人类的团结和平等，将出现完全的快乐”。[102]大同哲学的内涵非常复杂，取自包括儒学、佛学与西学在内的各种不同思想资源。[103]其中，儒学中“仁”的理想构成了康有为乌托邦思想的基本来源。[104]一方面，仁不只是一种道德理想，而且是能赋予生命和统一宇宙的力量。仁所具有的这种统一的作用和具有生命力的道德力量，能够将分裂的人类社会凝聚成一个和谐统一的共同体。其中，当然包括公羊今文中大一统思想的启示。另一方面，在康有为对于仁的看法中，认为世界充满宇宙的力量，此与其对“以太”观念的接受有密切关系。康有为甚至在《孟子微》中开宗明义：“仁者，以太也。”其实，包括康有为、谭嗣同在内的晚清部分思想家，皆将以太视为宇宙构成的最小单位，兼具道德与物质的双重属性——仁的无远弗届的沟通能力，仰赖于具有“吸力”的“以太”作为媒介。同时，仁的存在又必须借助以太作为基础。

康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乌托邦论说，还受到基督教和墨子哲学中博爱理想的影响，不过其思想根源主要还是来自佛教。1890年代，他曾经用大乘佛教的用语来描绘大同的景象。梁启超认为，康有为接受了大乘佛教的信念，认为众生本一性海。人类一切苦难的根源“皆因九界”，而救苦之道，就在“破除九界”。人类制造了诸如国界、级界、形界、家界等众多界限与区别，这正是人类之间产生战争和世界充满痛苦的原因。康有为的“九界”涵盖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制度和社会关系，因此，“破九界”无异于否定整个世界现存的规范与尺度，其抨击现状之彻底与激烈可以想见。与同时代的谭嗣同在《仁学》中主张以佛学的心力来“冲决网罗”一样，其“世界主义”的精神与理念是贯通一致的。为了把这个世界改变成极乐世界，康、谭二人都主张必须根除各种人为的区别，方能臻于郅治。因此，在康有为构想的大一统的世界国里，大同理想不仅是儒家仁学理想的一个发展结果，[105]而且是多重思想的彼此交汇，甚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106]这样的思想体系不仅对晚清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更成为未来政治变革的根源。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晚清以来，在“回归原典”的努力之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作为今文经学学者的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均试图从“公羊三世说”中推演出变法改制的微言大义。在重估儒学经典价值的同时，一方面，古文经学的神圣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上古历史的美好想象也随之崩塌；另一方面，针对危急的时局，康有为等人的学术取径，“既不尽依公羊典范，更不秉承今文家法”，“唯取能合用其说者”。换言之，康有为的重估儒学全为变法，然其诠释出来的蕴义，却无法受制于原先的意图。因此，“不在说经，而在救世”[107]的思想实践，虽然建构起了一幅改制的蓝图，但是也不自觉地动摇了儒家经典的根基，进而点燃了晚清革命和政治运动的思想导火线。

五 精神困境与宗教渴望

1890年代末期，因时局变迁所带来的宇宙观与价值观，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失落。在这样的刺激之下，一批较为敏锐的士大夫开始借助儒家之外的宗教或形而上资源，来化解因儒家价值系统的动摇所导致的精神困境。其中，不仅有西方基督教的元素，还有中国本土的老庄、荀学、墨学等诸子学说。不过，在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则是佛学开始进入一些士大夫视野的中心，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文化价值与政治行为的抉择。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及，前清佛学极为衰微，至乾隆时方才有彭绍升、罗有高等人“笃志信仰”。[108]而佛学在晚清的复兴历程，大约需要回溯到龚自珍与魏源身上。因为龚、魏二人不仅均受过“菩萨戒”，而且“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109]不过，按照张灏的解释，佛教思想本身也有其内部的演变脉络。嘉道年间，龚、魏二人的佛学思想大部分来自净土宗，而光绪后期，佛教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复兴主要是受到唯识宗的影响。[110]葛兆光则认为，净土宗的影响始终存在，但上层知识分子的佛学兴趣在光绪年间其实也有所不同：戊戌以前，他们主要受到传统中国流行的《华严》《楞伽》《起信》和禅宗的影响，戊戌以后，方才逐步转向唯识学。[111]

事实上，晚清的佛学复兴，与龚、魏二人的佛学爱好以及今文经学的兴起并无太多的直接联系。以其中的部分关键人物而言，杨文会因在病中读《大乘起信论》而入佛教之门；康有为则是在光绪五年（1879）读书于西樵山时，开始接触佛学书籍；梁启超受到康有为的影响，而后在与谭嗣同、夏曾佑、汪康年等人的过从之中进入佛学的天地，1920年代，他又从欧阳竞无学佛；谭嗣同则受到康有为与杨文会的两方影响，才深入探索佛学奥义；至于章炳麟，则是在1903年入狱后，受夏曾佑与宋恕的启迪，开始阅读《瑜珈师地说》；宋恕本人的佛学兴趣，则是由于自幼多病，受其家人指引才开始的。[112]即使是沉浸于西学的严复，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佛教徒妻子的影响，终生都不排斥宗教经验。妻子病故之后，他曾亲手抄录《金刚经》一部，在佛教“不可思议”的理念中寻求精神寄托。[113]

从这些人物不同的心路历程当中可见，晚清这批士大夫所认知与接受佛学的因缘多元并存。大体而言，这群士大夫的佛学兴趣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当时在金陵大力倡导佛教思想的杨文会。因为大力刊刻佛经、传播佛理，杨氏被当时知识界誉为“当代昌明佛法第一导师”，声名远播海内外。二是一度将佛教看成世界所有宗教源头的康有为。他对佛教的兴趣，曾经对他的追随者产生过很大影响。[114]当然，从晚清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佛学在这一时期从边缘到中央的复兴，至少折射出时人的两个价值诉求：一方面，在部分士大夫眼里，单纯依靠儒家学说，已经不足以应付眼前的重重危局；另一方面，在寻求富强的过程中，国家力量的“自强”与民族精神的“自振”，需要依靠新的宗教资源，赋予国民以新的精神力量。

因此，在晚清民初的“过渡时代”里，许多变法与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与襄助者也是佛学的爱好者与修习者。对这批士大夫而言，佛学在戊戌前后的思想史意义，是一种追求精神超越价值的美好理想，让康有为、刘师培等变革者得以描绘出一幅关于未来世界的乌托邦蓝图。在康有为的笔下，儒家的“智”“勇”“仁”被视为佛教的“智慧”“慈悲”观念和勇敢无畏的精神。康有为按照佛家同一无差别和普遍慈悲的世界观去诠释“仁”“诚”等道德观念，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倾向。另外，佛学对康有为“苦难”观念的形成也起了一定作用，而苦难的最终化解，也有赖于大乘佛教华严宗所描述的“圆满极乐”世界的实现。[115]对康有为来说，华严宗指明了与儒学所揭示的同样的真理，即现世道德-精神完善的可能性。

在刘师培的思想世界中，建立个人人格完整的“完全之人”和实现“完全之平等”的理想社会，则意味着追求“至善”的道德理想。[116]这种对于未来美好社会的观念，被康、刘二人看作一种在未来理想秩序中自我实现的过程。只不过康氏的“大同”思想被表述为一种历史三阶段进化的观点；刘氏的“无政府主义”态度，则既是他的“完人”理想，也同样是他所构想的道德目的之实现。

与此同时，大乘佛学中通过“皆空”或“唯识”对于“我执”的瓦解，又赋予了谭嗣同、章炳麟等少数思想家突破既定价值观念和固有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如前所述，谭嗣同在《仁学》中运用大乘佛学理论中常用的“心力”一词，描述人心之中所包含的拯救性的精神力量。正是由于佛教唯识宗及其他非儒家思想传统的影响，谭嗣同开始从“平等”与“兼爱”的角度，反抗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以三纲五常框限的等级制度。谭嗣同吸收了佛教教义，并将其对于儒家的精神倾向和基督教的重视糅合到一起，通过发掘内在的潜能，试图在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里“以心挽劫”“冲决网罗”。

章炳麟对于佛学的接受则非一帆风顺。早年的他秉持自然主义世界观，拒斥佛教的轮回观念与“非物质”的价值基础。然而，在20世纪前10年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他开始细读佛典，并将大乘佛教中唯识宗的教义与《庄子》的道家哲学相互参证。他认为，大乘佛教和道家哲学使用了自我与感性世界空寂（人无我，法无我）的相同观念。[117]因此，佛教思想至少在两个方面形塑了章炳麟的哲学态度。其一是唯识宗关于人类自身的“种子”（阿赖耶识）可能同时包含善与恶的观念。章炳麟将社会进步看成是一个善与恶“俱分进化”的混合过程，从而瓦解了进化论所标示的线性观念与必然向善的道德意义。其二则是阿赖耶识在其自我意识中所产生的唯名论，使章炳麟极力推崇“个体为真，团体为幻”的激进个人主义。章炳麟将人类个体看成是真实的，从而拒绝将任何人类集团或组织自身看得比人类成员的简单集合体更具真实性。[118]谭嗣同和章炳麟在表达上风格各异，但其世界观的基石都是无我同一的主题。

除了上述活跃于上层社会的知识精英之外，民间宗教信仰也随着近代以来城市的发展，逐渐在中下层读书人中间传播，并且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现代都市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社会民间宗教内容多元，贯穿、包含并且延伸到儒教、道教与佛教之中，但其中以道教为最主要的元素。[119]根据柯若朴（Philip Clart）、志贺市子及范纯武等学者的研究，道光庚子年（1840）之后，中国开始了一波以“三相代天宣化、神圣合力救劫”论述为主导的宗教运动。当时的读书人如郑观应、陈撄宁、王一亭等人，皆在这一波浪潮中积极地“力行善举，挽回劫运”。[120]

作为民国初年都市道教在家信众的实践领导者之一，出生于安徽怀宁的陈撄宁的宗教经历颇有代表性。陈氏早年接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因多病修习道家养生法而渐趋好转，于是深信此道。与此同时，陈撄宁一边广泛阅读各类西方科技书籍，一边在全国各地的佛道名山旅行，访求、研读和修习不同的静坐法。[121]这种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并存的情形，在身处变动社会中的陈撄宁身上并不矛盾地同时存在着。以他为中心，科学团体与道教修习者的社会网络几乎同时展开。特别当陈撄宁迁居上海之后，以其为核心的人际网络包括了如吕碧城等一大批知名的文化、政治精英。这些既接受过传统教育，又沐浴着西方科学精神，同时还笃信道教修行的士大夫，利用新型的印刷传媒刊刻经典与传播经验，在民初上海的都会信众中创造出一个个活跃的话语空间和独立社群。

值得注意的是，在陈撄宁身上，道教理论话语及其实践行为，与清末民初两种最重要的思想主张彼此交织，那就是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晚清以来，革命的浪潮与科学观念开始从西方大量引入，扶乩设坛的宗教行为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价值追求似乎格格不入。陈撄宁及其道友对这一现代转型并不陌生，但耐人寻味的是，在陈氏及其同侪那里，科学似乎是有些矛盾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陈撄宁及其道友所撰写的涉及内丹的书籍，大多将科学概念纳入他们的解释中。不仅如此，陈氏及其友人们还尝试在丹道传统中发掘科学的起源，并在道教修行（如外丹实验）中寻找与现代科学相似的精神和知识。[122]陈撄宁等人扬弃了科学主义中唯物主义决定论的面向，试图将科学与传统内丹论结合，进而导向超脱而不朽的伦理与精神目标。

民间宗教的知识论背景还表现为与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价值诉求的互动。陈撄宁眼中的道家学说，明显地不同于过去庄子所强调的“清静无为”，而是强调其中的精神启蒙和智识主义，重视内丹仙学的实践内涵，即个人可以借由对肉体的修炼而得以自我转化。这一态度的转变，源自对宋代内丹修养传统的重要创新。晚清民初民族存亡之际，陈撄宁及其友人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也使得他们坚持行动与实践，以此抗拒“清静无为”的态度。同时，仙学对于救亡提供了实际而有效的养生法，可为复原或转化民族精神和元气提供完善的方法，即通过严格而艰苦的身心修炼，最后达到强国强民的目的。[123]

从另一角度来观察晚清民初的宗教渴求，可以注意到，身兼商人、慈善家与实业家的王一亭、郑观应等人之所以积极救世，其背后的宗教动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王一亭一生跌宕起伏，接受佛教与他生命中遭遇的丧女、丧妻与丧友的诸多痛苦密切相关。这也使他更能关注他人的苦难，如他在红十字会以及华洋义赈会担任领导职务。他从事绘画创作，所画主题除了风景、植物、动物之外，还有天灾中的受害者以及佛教神祇。此外，他还出售画作以赞助慈善事业。王一亭担任中国佛教慈善委员会的职务，并且参与其他宗教的慈善救济活动。另外，他还创立了中国济生会。值得注意的是，此会成员经常请济公降乩扶鸾。[124]以王一亭为代表的都市精英，常因政商活动被视为现代性的楷模，同时又有宗教信仰影响其言行，[125]在参与灾难救援时，他们大多明显受到了自身信仰的宗教的激励。

较之王一亭，名声更为显赫的郑观应则是晚清自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所撰著的《盛世危言》一书，以商战思想为本，主张富强立国，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均曾受其思想影响。在致力于“寻求富强”的实业家与变革者的身份之外，郑观应曾钻研南、北派丹经数十种，遍访丹诀50年，从事道经刊刻与整理，出入于各派丹道思想并有所体悟，堪称清末民初道教史上相当活跃的人物。郑观应热衷于道术，在其50年的道教生涯之中，求道与扶鸾大概是最主要的内容。郑观应对于道教丹法的认识超越了各派囿见，凡见珍稀丹书，不分派别，无不广为刊行，这也是他对清末民初道教界的最大贡献。清末民初的上海宗教界以扶鸾为主流，具有佛教性质的乩坛也有不少。郑观应晚年在上海常住、出入三教，与当时盛行的扶乩活动多有接触。他参与的上海道德会和崇道院则是强调道术修为、扶鸾治病与救劫的宗教团体。[126]郑观应还与经元善等同道一起推动了上海的善堂、赈公所等慈善组织网络的发展。

今人从“科学”与“实业”等语汇当中锁定郑观应的现代身份之时，如何从这些带有启蒙色彩的价值默认的背后，理解郑观应那个似乎与前者背道而驰的宗教观与信仰世界？其实，郑观应本人多次慨叹，当时的时局乃是争权利不重人道，有强权而无公理；在这样一个“势”胜于“理”的时代里，“非假神力不足以平治天下”。可见，在清末民初动荡的局势里，郑观应的宗教渴望体现的是士大夫在“寻求富强”之外对于精神价值的诉求。因此，在《盛世危言后篇·道术》一章中，郑观应祈求国家在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于国民道德水平的实现上也能等量齐观。所以，他才着意强调富强亦须通过“标本兼治”来实现“学道济世”。他参与上海和其他地区的筹赈、办善等各种社会慈善救济活动，乃是为了实践积德，求“阴功”以“成仙”。可见，在近代中国，城市化、社会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更加复杂与多元的关系。在同一个士大夫身上，也可以看到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内在紧张与互动。依据马克斯·韦伯式的判断，科学的现代之旅必然伴随着超越价值的“祛魅”（disenchantment）。然而，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时代，这种判断带来的可能是关于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过于简化的论述。从陈撄宁、王一亭与郑观应身上，可以同时看到历史与思想的复杂性，以及近代中国士大夫在宗教上的终极关怀与对“现代性”的独特追求。[127]

六 重建政治正当性：权威与权力的冲突

从甲午战后到辛亥革命前夕，晚清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冲击，不仅来自心灵秩序的危机，还来自同样迫切的政治秩序的危机。如前所述，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建立在一个具有超越价值的宇宙观（天命、天道或天理）之上，古往今来，在这一基础上所形成的普世王权（universal kingship），[128]既建构起符合儒家基本价值的政治权力，也完整形塑出一整套具有神圣性的政治权威。然而，晚清中国所遭遇的内忧外患，使这一延续数千年的政治架构濒临崩溃。在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传统的政治秩序需要通过怎样的变革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从而救亡以图存？这成为清末危急存亡之秋最为突出的公共议题。围绕此一问题，在晚清最后十余年间，维新变法与国民革命的实践分分合合，逐渐形成了两大思想主潮和政治选项——“变法失败则转为宪政，革命成功则建立共和”。立宪派与革命派分别借助重塑权威（君主立宪）与重建权力（民主共和）两个重心，试图为未来中国的政治架构寻找一个正当性基础。[129]

关于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的讨论是一个现代命题。按照墨子刻（Thomas Metzger）的概括，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一方面围绕着工具理性（即俗世化）的现实需要，而另一方面则需要一种“道德性语言”（moral language）或“人文主义”作为文化社会的基础。[130]大体而言，前者聚焦的是现代国家现实权力的来源与组合方式，后者关切的是国家权威的价值依据。然而，在超越价值解体的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政治架构分离出来的政治权威与政治权力又并非截然两分，而是存在着丰富的彼此关联和内在紧张。发生在1905—1907年的《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之所以成为晚清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正是因为两大派别围绕未来国家的政治正当性这一公共议题，展开了一次全方位的对话。

这场论战由《新民丛报》引起，因《民报》创刊而爆发。《民报》于出版第3号之后曾发行号外，揭载《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并申明从第4期以后分类与《新民丛报》辩驳。这项由《民报》所归纳的纲领共分12条，其描述虽因党派意识形态冲突不免有所偏颇，倾向革命派，诋毁立宪派，但从中仍可一窥双方的基本差异。

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以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开明专制。四，《民报》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鞑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兼容。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十，《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事。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131]

论战双方均采用两面作战的策略，既攻击清政府，也竭力批评对手。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冲突，从表面来看，似乎表现为双方对于民族、民权与民生这三条变革路径的歧见。但是，如果深入其思想的底蕴，则不难发现，论战中这一分歧背后的实质是：在化解晚清政治危机、重建现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过程中，“政治权威”与“政治权力”的重要性孰先孰后。按照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合法性危机》一书中的说法，政治危机分为“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前者意味着行政系统难以合理地协调运转；后者则关系到行政系统无法维持大众的忠诚。从论战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以《民报》为阵地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对于国家观念合法性的探讨，超越了对其合理性的思考。他们努力探索的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阶级、正当、与利益集团均属于权力组合，奉行的是“主宰性权力”。在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人看来，人民主权取代天授君权，国家统治的合法性首先应当来自民众的赞同。[132]相较之下，制度规范所形成的权威性则居于次席。但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却有着“君主宪政之共同理想”。[133]在他们看来，现代国家政治正当性的基础，需要立足于延续传统与确立宪政，从而从根本上化解国家的合理性危机。简单地说，立宪派更侧重于通过制度层面的宪政设计，强化未来国家的政治框架。这样一来，未来中国政治框架的重心究竟应该放置在政治权力的组合（人民主权的国体）之上，还是落实在政治权威（君主立宪所代表的政体）之上来凝聚大众忠诚，就成为双方矛盾的焦点所在。

正是由于《民报》与《新民丛报》从各自对于政治正当性的不同理解着眼，双方论辩的民族、民权与民生三大主题虽一，但内涵各异。[134]在民族问题上，两者差异甚大。革命派力主排满，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立宪派不主张排满，因此不承认有狭义的民族问题存在。梁启超与康有为等立宪派创立了保皇会（后来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主张勤王。保皇会所支持的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君主立宪政体，也就是推行君主立宪，来解决政治危机。[135]在辛亥革命前，民族问题是很大的争议点。梁启超援引伯伦知理（J.C.Bluntschli）的学说，指出革命派所持的是“小民族主义”，而立宪派不仇视满人，采取的是“大民族主义”，认同共和国家是一个共同体，各种民族都有同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和平等发展的资格。耐人寻味的是，立宪派在论争中倡导的“大民族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所强调的“五族共和”。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来说，在革命前夜主张“民族革命”，实际上是出于策略性考虑。因为仇满心理最能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达到民族革命“夺回自主之政权”的目的。[136]革命成功之后，为团结人心，则需要不同的政治纲领。

双方论战的第二个议题是民权问题。立宪派与革命派均同意政治革命的必要，但后者主张彻底推翻帝制，建立民主。而前者强调，君主政体对于维持统一和秩序是有用的，而统一和秩序对于当前的变革又是有用的。因此，基于这种现代需求而非复活天命论的看法，[137]立宪派主张承袭原有制度，并加以改革。换言之，两者的差异在于实现目标的途径：是要调适性地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还是直接以革命方式从专制转变到民主共和？梁启超和康有为主张前者。这一思路与严复的《天演论》传达的理念有关。如前所述，《天演论》为晚清的思想界带来两种观念，一是鼓励人们积极地应变图强；二是主张渐进变革，因为演化的过程是慢慢前进的。这一想法与立宪派重视政治传统及其权威性的主张较为吻合。立宪派撷取《天演论》中的渐进主张，指出历史演变必须逐步推进，在尝试错误中慢慢调整。这也和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借“公羊三世说”配合天演观念所描绘出的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的政治路径是一致的。相对而言，革命党则从另一角度解释天演，他们相信：“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138]革命党的主张更具有突变色彩与乐观主义，相信彻底推翻清王朝专制制度之后，就能迅速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因此，《民报》宣传的是一种近乎整全性的革命理论，包含了政治、民族与社会革命的多重内涵，力求“毕其功于一役”。[139]而清中叶以来的国家危机感，使人们更愿意追逐这种有效的、通盘性的救国方案。[140]

论争的第三点有关民生问题。革命派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土地国有之后，民生问题即可解决。而立宪派则认为国家富强之道，必须在尊重现有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发展国家与民间资本。因此，梁启超主张采取资本主义的道路，比较倾向于提高生产与保障私有财产。而革命派主张以俄为师，通过土地国有来解决分配问题，偏重社会主义的模式。

从晚清最后十余年的历史来看，立宪派与革命派表面是对立的两大群体，相互排诋，直至演变为激烈的论战。而且，论战的开局之年（1905），也是晚清政局从立宪派力主的改革转向革命党倡导的革命的关键点。1905年不但有同盟会的成立，也有科举制度的废除。内外因素的相互激荡，逐渐促成了革命思想的高涨与爆发。然而，诚如萧一山所言，“实而按之，则亦有相反相成之功。盖不有革命之酝酿，则清廷未必肯实施宪政，不有宪政之宣传，则人们未必倾心共和”。[141]1911年转化为现实行动的革命思想，并非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凭空建立，而是他们在此前数年与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通过长期论辩而逐渐形成的。[142]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就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题的辩论，让后者的革命理论能够得到更完满的建立。可以说，革命党的革命理论并非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凭空建立，而是在梁启超等立宪派的挑战下逐步完善的。[143]

辛亥革命虽然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现代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内在冲突并未因此终结。张朋园对于1913年第一次国会选举的研究表明，“民初的国会选举，有民主政治的外观，尚少民主政治的实质”。[144]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强人政治、称帝复辟等一系列政治乱象，意味着新生的民国背离了共和精神。为什么普世王权被彻底颠覆，共和制度也得以实现，然而一套行之有效的宪政实践却无法展开？在政治权力的制度框架背后，是否需要共同的伦理价值作为政治权威的来源？为此，民初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政治制度背后的文化与伦理寻找根源，展开了探寻政治共同体背后的原则、义理和规范的努力。[145]可以说，这是对《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所开启的政治正当性话题的反思与检讨。然而，共同体的聚合仅仅依靠政治层面上的共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公共价值认同作为道德基础。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的政治主张虽然在清末民初的革命风暴中成为“一个被放弃的选择”，但其中包含的丰富思想内涵，却具有让今人深思的历史价值。

七 “过渡时代”的思想启示

1901年，梁启超曾以“过渡时代”一语，描绘晚清“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过渡时代也”。[146]正如梁启超所言，在这一过渡时代中，传统的政治秩序、精神世界与知识结构逐渐拆解又不断重组，面貌各异的“新政体”主张、“新学界”与“新道德”的实践在清末民初纷纷登场。从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的溃败，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围绕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启蒙与反启蒙等不同面向，知识、思想与信仰彼此激荡，呈现纷杂多元的场景。

不过，过渡时代复杂的思想图景仍呈现出好几条交织在一起的主轴。首先在整体格局上，它围绕着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在西潮东渐逐步扩张的过程中，新的地理知识伴随着日渐发达的报刊与出版品等现代媒介，在中国广泛传播。与此同时，清中叶以来，一连串由西方列强所发起的“商战”“学战”“兵战”，及其给晚清政府带来的屈辱性后果，有力地挑战着士大夫思想中的天朝意识与天下观念。从此，以“世界大势”为价值标准的新地理观开始主导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147]一个“万国”竞逐的“国家体系”逐渐代“天下”而起——民族国家取代了帝制王权，国际法下的对等关系取代了朝贡制度，以国力比拼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秩序取代了“怀柔远人”式的文明教化。不过，即使有上述的转变，传统天下观中“驾于欧美之上”的理想也始终是现代中国国家主义的一个特色。

在上述背景下，新的地理观念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涵。其一，正因为参与此一新世界秩序的主体是民族国家，而撑其不败的基础是国力，因此，“国土”的完整、“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以及“国权”（主权与利权）的确保，成为知识分子思考的重心。其中国民素质最为关键，其内容包括了民智、民力与民德，而民德的铸造，虽需吸收西方之长，然不能脱离传统之德行。其二，晚清中国因积贫积弱而导致的国家危机，与西方诸国（及日本）顺应大势而实现的国家富强，也反向构筑了晚清士人的世界想象。另外，19世纪末期世界竞争中普遍存在的“公理”与“强权”的分裂、西方列强内外政策的鲜明反差，[148]也催生了知识分子关于“国家”与“世界”两歧性的思考，为他们探索人类文明的愿景打开了新视野——在以国家力量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主义”之上，有着属于更高层次的、“人类全体文明”的“国家的世界主义”。

地理观的转型亦涉及历史观的变迁。如前所述，传统儒家的历史观念倾向于一种退化观与循环论，认为人世的和谐秩序是由三代圣王开端，随后，治乱循环、盛衰更迭，三代之治遂成为儒家历史观中理想社会的典型。然而，随着转型时代的思想冲击，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延续魏源、龚自珍以来强调“势”之力量的历史脉络，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否定古文经学的意义。传统历史观对于上古三代的美好想象遭到颠覆。他们将今文经学重视“变易”的“公羊三世说”，与经由严复翻译传入中国的达尔文进化理论相配合，提出了有别于循环论的线性历史目的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处于指向美好未来的时间轴线之上，“三世进化”说与社会进化论在对大同社会的追求上是一致的。在线性历史目的论的支配下，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不再是传统义理中个人道德趋于完美（“止于至善”），而是一套基于优胜劣败的竞争进化规律。

同样是出于对传统历史观的颠覆，在占据主流的进化史观之外，诸子学与佛学对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念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章炳麟即从佛教唯识论出发，认为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由于人生来所禀赋的阿赖耶识种子能同时染上善与恶的因子，因此，道德的善与恶、生计的苦和乐齐头并进、彼此交织。章氏认为，为了彻底摆脱进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效果，必须借助“五无”——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与无世界——予以抗衡。章氏的“俱分进化论”对晚清的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颇具影响力。不过，在一个以寻求国家富强为政治主轴的时代里，“五无论”立足于佛教的虚无主义，缺乏现实意义上的实践性。同时，它虽然激烈地批评进化史观的目的论和乌托邦倾向，但其自身也无法避免乌托邦的虚幻。因此，“俱分进化论”是过渡时代思想世界中“反启蒙”的启蒙主张之一。从历史观的多元性中也不难看到超越宇宙观瓦解之后知识分子在历史观念上呈现出的内在紧张与进退两难。[149]

现代地理观的传播、历史观的变迁，均指向宇宙观的变化。从严复开始所引进的以天演观念为中心的科学宇宙观，冲击了儒家以阴阳与天地人为基础的宇宙观，使作为普世王权价值基础的传统理念逐渐发生变化。到19世纪中后期，一连串深层次的政治、社会与思想危机，伴随着世界格局的转变，开始在晚清中国爆发。在这一时期，传统天理宇宙观逐步被现代科学的“公理”和“公例”吸纳、转化。来自“天理”的超越世界开始动摇，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寻找一条重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的道路。为此，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科学，一部分知识分子诉诸宗教，也有一些人如新儒家，则相对于西方的“外在超越”，从“内在超越”来建构价值之源。[150]

宇宙观的转向影响到政治社会秩序的安排，以“礼”为基础的儒家规范伦理，受到“西潮”的冲击和激进思想家们的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对于“君统”的攻击与谭嗣同在《仁学》中“冲决网罗”的呐喊，标志着“三纲之说”及其代表的儒家规范伦理不再是主导力量。重视意志自主性的现代个人也随之在晚清崛起。在这个宇宙观转变的过渡时代，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再也难以维持旧有自信，儒家伦理与西方个人价值相互激荡，使士人重新思索群己关系的新秩序，进而提出诸种可能。

伴随着过渡时代的急剧动荡，社会重心开始动摇，中国社会出现了权势转移与社会空间的重整。在这一进程中，作为传统社会四民之首的“士”所受到的冲击最大。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一方面切断了传统士人的上升渠道，使他们开始成为社会中自由流动的社群，而不再是四民之首，这也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因此解体；另一方面，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新兴阶层的崛起，导致传统士人在中国社会中日益边缘化。传统士绅阶层的消失和新兴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151]

四民社会的解体将传统士绅抛掷到了社会边缘，而一部分士大夫则在近代中国的转型中，蜕变为新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士绅阶层的边缘化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在此时几乎是同时展开并彼此交织。在过渡时代，传统士绅与早期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一方面，在晚清主导国内变革的正是新政之后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广大士绅和官僚，他们共同关切的是社会经济及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他们所组成的诸如赈灾、慈善等公共空间，并非与国家权力相对峙的组织，而是基于地方士绅公益精神的“国家权威的政治性设置”。[152]另一方面，随着清末民初众多报刊、新式学堂、社团（商会、学会）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城市的出现，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依托这些新式的社会建制而活跃。他们不像地方士绅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这群知识分子的身份多元，在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与政治批判的公共领域。[153]

在普世王权解纽的时代里，这些社会网络的形成，也逐步建立起近代中国“社会”的雏形。晚清以来，超越的天理宇宙观被科学的公理、公例渗透，普世王权“受命于天”的政治正当性逐渐被民族国家“主权在民”的民主观念取代。帝国的“臣民”开始向民国的“国民”转型。[154]这些具体的议题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政治变革密切相关，也因此形成了晚清中国强有力的公共舆论。不同的知识分子社群与职业军人、工商业者等新兴阶层一道，逐渐成为推动和参与晚清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的主力和新的社会重心，并且共同引发了1911年的革命。观察晚清过渡时代的复杂演变，会发现它清晰地指向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辛亥革命带来了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的巨变，然而在此之前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地理观、宇宙观、历史观、社会观，以及政治合法性之基础的变化，已为辛亥之后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

[1] 本章由黄克武、段炼撰写。

[2] 关于晚清中国由盛转衰的宏观描述，见Susan Mann Jones，“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John K. Fairbank，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107-162.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第78页。

[4] “理势合一”之说，清初王夫之即有阐述，但限于历史环境，未能产生更大影响。如王所言“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理本非一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迨得其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等，即与后来论理势者的看法若合符节。引文见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9，《船山全书》（6），岳麓书社，1991，第992页。

[5] 贺广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传统经典的诠说为讨论中心》，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9，第229页。

[6] 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氏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第89页。

[7] 黄克武：《理学与经世：清初〈切问斋文钞〉学术立场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37—56页。

[8] 孙春在：《清末的公羊思想》，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第47页。

[9] 《江子屏所著书序》《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第193、6页。

[10] 《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第432页。

[11] 《书古微·甫刑篇发微》，《魏源全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5，第354页。

[12] 李泽厚：《经世观念随笔》，氏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283页。

[13] 黄克武：《〈皇朝经世文编〉学术、治体部分思想之分析》，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年，第308页。

[14] 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6页。

[15] 汪荣祖：《论晚清变法思想之渊源与发展》，氏著《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联经出版公司，1983，第53页；熊秉真：《从唐甄看个人经验对经世思想衍生之影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年。

[16] 李细珠：《曾国藩与倭仁关系论略》，王继平、李大剑主编《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岳麓书社，2007，第387页。

[17] 萧一山：《曾国藩传》，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第37页；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广文书局，1978，第419页。

[18] 《原才》，《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第182页。

[19] 杨国强：《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氏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第82页。

[20] 《易言·论公法》，转引自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66页。

[21] 王韬：《洋务上》，氏著《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第49页。

[22] 王尔敏：《中国近代之自强与求富》，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80页。

[23] 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朱维铮主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8，第402页。

[24] 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华世出版社，1977，第14页。

[25] 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38页。

[26] 郑观应：《商战》，氏著《盛世危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第238页。

[27] 关于近代以来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实践及其思想特征，参见黄克武《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联经出版公司，2007。

[28] 王韬：《杞忧生易言跋》，氏著《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8，第323页。

[29] 薛福成：《代李相伯答彭孝廉书》，氏著《庸盦文编》卷2，光绪二十八年（1902）石印本，第39页。

[30] 柯文（Paul A.Cohen）认为，在这些人当中，王韬可能是个例外。在他那里，“道”并不特指中国文明的本体，而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特征。同时，柯文也指出，王韬将“道”普遍化的结果，并未导致儒学传统的终结。见Paul A. Cohen，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152-153.

[31] Joseph R. 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s：A Tri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pp.77-78.

[32] Max Ko-wu Huang，The Meaning of Freedom：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8），pp.248-249.

[33] 李国祁：《满清的认同与否定——中国近代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认同与国家》，1994，第91—130页。

[34] 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33页；黄克武：《何谓天演？严复“天演之学”的内涵与意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5期，2014年。

[35] 关于进化论在近代中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成果颇多，如James Reeve Pusey，China and Charles Darw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王东杰《“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思想取向（1895—1905）》，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新史学》第19卷第2期，2008年。

[36] 除了严复从西方文本的直接翻译之外，晚清进化论思潮的兴起与日本也有关联。进化论在传入中国之前已传入日本，成为日本现代思想观念的一部分。清末知识分子和留学生到日本之后，也有意识地通过日本这一渠道，间接学习西方思想文化。进化论传播中的日本中介作用，参见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第二章。

[37] 〔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378—379页。

[38]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164页。

[39] 〔英〕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译，科学出版社，1971，第57—58页。

[40] 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595页。

[41] 王天根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易学与西学之学理”、“易理与天演”、“易学与人之性理进化”以及“易学与社会兴亡盛衰论”的关联。参见王天根《〈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第29—38页。

[42] 《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第481页。

[43] 《论支那宗教改革》，《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263页。

[44] 佚名：《与同志书》，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第403页。

[45] 《〈游学译编〉叙》，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73页。

[46]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第24—25页。

[47] 《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167—168页。

[4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55页。

[49] 太平洋客（欧榘甲）：《新广东》，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82页。

[50] 佚名：《中国之改造》，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418页。

[51] 社区社会（Gemeinschaft）与结社社会（Gesellschaft）两者之区分，由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最早强调。一般而言，前者指传统社会中重视感情与道德，以农业为本的小村生活，后者指因都市化进程而日趋复杂化的市民社会。相对社区社会而言，在结社社会中，道德与人情更加淡漠，组织关系、思想状况也更加多元。参见〔美〕墨子刻《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问题》，余英时等：《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联经出版公司，1992，第130页。

[52] 君平：《天演大同辨》，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73页。

[53] 《变法通议》，《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10页。

[54] 《记斯宾塞论日本宪法语》，《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36页。

[55]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第100页，转引自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2003，第63页。

[56] 《自由书·文明三界之别》，《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40页。

[57] 佚名：《与同志书》，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394页。

[58] 张继煦：《湖北学生界·叙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439页。

[59] 〔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95页。

[60] 《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663页。

[61] 张鹤龄：《彼我篇》，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12页。

[62] 《〈游学译编〉叙》，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73页。

[63] 佚名：《权利篇》，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83页。

[64] 佚名：《教育泛论》，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01页。

[65] 《癸壬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12—13页。

[66] 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1页。

[67] Hao Ch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 94.本章以下阐述，参见此书关于谭嗣同的章节，以及氏著《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新星出版社，2006。

[68] 刘纪蕙：《丰其蔀，日终见斗：重探谭嗣同的心力观》，《“现代主义与翻译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第17页；李泽厚：《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氏著《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179页。

[69] Hao Ch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p. 77.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第257页。

[70] 谭嗣同思想中的佛教与基督教背景，参见Hao Ch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pp.78-79.

[71] 《上欧阳中鹄》之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第461页。

[72] 龚自珍本人也信奉天台宗。天台宗的业感缘起学说，强调业力是一切有情众生乃至佛及其所在世界产生的根源。而所谓业力，就是指众生的行为和支配行为的意志。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这一重视心力与唯意志论的思想脉络中可知，相当多的人与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参见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第12—13页。

[73] 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第467页。

[74] 〔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第232页。

[75] 《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第291页。

[76] 《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第7页。

[77]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联经出版公司，1982，第763页。

[78] Hao Chang，“Intellectual Change and Reform，1890-8，” in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Fairbank，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282.

[79] 余英时：《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氏著《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0页。

[80] 杨贞德：《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9。

[81] 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界“转化”思想之形成，参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第157—194页。

[82] 参见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140—154页。所谓“回归原典”之风，其实发轫于明末清初，入清后方有“悬崖转石，翻腾一度”之势。关于此一问题，参见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及《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氏著《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87—120、121—156页。

[8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3、60页。诸子学之复兴，参见黄克武《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以墨子学为中心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1996年，第41—90页。

[84]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1，第139页。

[8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页。

[86] 陈少明、单世联、张永义：《近代中国思想史略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36页。

[87] 杨国强：《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迁》，氏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第80页。

[88]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文化公司，1987，第111页。

[8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第642—652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3页。

[90]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第61页。

[91]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第95页。

[9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4—65页。

[93] 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第243页。

[94] Hao Chang，“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1890-8，” in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Fairbank，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1，p.290；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53.

[95] 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第237页。

[96] 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第234页。

[97] 根据萧公权之论，康有为的思想历程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880年代到1920年代初为第一期，在这一时期，儒学和大乘佛学仍为其主要灵感来源；第二期包含康氏晚年，从较超越的立脚点来观察人与宇宙。参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106—107页。

[98]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1945页。

[9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6页。

[100] 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第308页。

[10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联经出版公司，1982，第736页。

[102]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第344页。

[103] 身处新旧交替的时代，康有为的思想来源及心路历程非常复杂。关于康有为的思想背景，参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第105页；Hao Ch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p.52.

[104] 如梁启超就指出：“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家国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参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950页。

[105] 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p.53.

[10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7页。

[107] 汪荣祖：《康章合论》，联经出版公司，1988，第27页。

[108] 乾隆时代之“士林儒学”的基本状况，参见陆宝千《清代思想史》，第五章。

[10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1页。魏源所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1826）即反映出他受到乾隆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该书收录罗有高的《书力命说辩后》，肯定“福善祸淫”，鼓励“中下为善”。参见黄克武《〈皇朝经世文编〉学术、治体部分思想之分析》，第219—227页。

[110] 张灏：《晚清思想发展试论——几个基本论点的提出与检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第476—477页。

[111] 葛兆光：《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戊戌前后知识人中的佛学兴趣及其思想意义》，氏著《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12页。

[112] 葛兆光：《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后中国的心力危机与宗教兴趣》，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第211页。

[113] 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联经出版公司，2010，第28—29页。

[114] 葛兆光：《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戊戌前后知识人中的佛学兴趣及其思想意义》，氏著《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第112页。

[115] Hao Ch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p. 64.

[116] 杨贞德：《从“完全之人”到“完全之平等”——刘师培的革命思想及其意涵》，《台大历史学报》第44期，2009年。

[117] Hao Ch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p.129.

[118] Hao Ch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p.137.

[119] 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文殊出版社，1987，第183页。

[120] 范纯武：《飞鸾、修真与办善：郑观应与上海的宗教世界》，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第250页。

[121] 刘迅：《修炼与救国：民初上海道教内丹、城市信众的修行、印刷文化于团体》，《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22页；Xun Liu，Daoist Modern：Innovation，Lay Practice，and the Community of Inner Alchemy in Republican Shanghai（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pp.40-76.

[122] 刘迅：《修炼与救国：民初上海道教内丹、城市信众的修行、印刷文化于团体》，《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31、234页。据葛兆光的研究，晚清以来宗教兴趣升温的直接原因，来自西洋新知识的冲击和理解西洋新知识的需要。宗教话语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比附与格义的重要作用。参见葛兆光《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后中国的心力危机与宗教兴趣》，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第222—228页。

[123] 刘迅：《修炼与救国：民初上海道教内丹、城市信众的修行、印刷文化于团体》，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30页；Xun Liu，Daoist Modern：Innovation，Lay Practice，and the Community of Inner Alchemy in Republican Shanghai，pp.273-276.

[124] 〔美〕康豹（Paul Katz）：《一个著名上海商人与慈善家：王一亭》，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76页。

[125] 〔美〕康豹（Paul Katz）：《一个著名上海商人与慈善家：王一亭》，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93页。

[126] 范纯武：《飞鸾、修真与办善：郑观应与上海的宗教世界》，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49、253、256页。

[127] 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第197页。

[128]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氏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40页。

[129] 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历史变迁及其内涵，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历史转型》，《学海》2007年第7期。

[130] 〔美〕墨子刻：《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问题》，余英时等：《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第88页。

[131] 《民报》第3号号外，转引自亓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第152—153页。

[132] 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论述，“人民主权”是现代性社会想象的重要元素之一。而就国家政治正当性而言，古老的观念转化为人民主权，首要的是“切断与神秘的古老时代之间的联系”，将人民主权的建立变成“一种可以在当代的纯然的世俗时间里，透过集体行动完成的事务”。参见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李尚远译，商周出版社，2008，第175页。

[133] 对立宪派人士的信仰及其成因的分析，参见张朋园《立宪派的“阶级”背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1993年；《立宪派与清季革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34] 以下分析参阅并转引自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第220—221页；黄克武《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是怎么成功的？》，《传记文学》第98卷第5期，2011年，第52—64页。

[135] 梁启超对于民权与君宪之间关系的看法因时而变，在此无法细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政治上之道德”的重视，甚至认为这是“立宪的必要乃至最要条件”。梁氏借鉴欧洲，以为其政治进步之原因，非徒在其人民之“智识”，而实在人民之“品性”。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第813页。

[136]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第789页。

[137] 〔美〕杨格（Ernest P.Young）：《廿世纪初期的中国：民族主义、改革和共和革命》，李国祁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第67页。

[138] 邹容：《革命军》，《革命的火种：邹容、陈天华选集》，文景书局，2012，第 4页。

[139] 朱浤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个案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第228页。

[140]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第193页。

[141] 萧一山：《清代通史》（4），第2262页，转引自亓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第9页。

[142] 重新理解立宪派在晚清政治实践中的历史角色，有赖于近三四十年来张朋园、汪荣祖、张玉法等一批台湾学者对于清末社会复杂场景的深度诠释。同时，这一研究视角的变化，也与周锡瑞、玛丽·兰金等海外学者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进展有关。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晚清的政治变革直至辛亥革命的最终成功，是汇集了各种社会力量之后共同形成的，而并非如传统“革命史观”所论述的那样，存在着一个完全垄断性的政治力量。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史背景，参见黄克武《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是怎么成功的？》，《传记文学》第98卷第5期，2011年。

[143]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226—230页。

[144]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110页。

[145] “国性”问题是民初政治正当性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参见许纪霖《个人、良知和公意——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史林》2008年第1期。

[146] 《过渡时代论》，《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465页。

[147] 潘光哲：《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1895—1925）》，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第478页。

[148] 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点出此种关系：“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自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参见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218页。

[149] 章氏的“俱分进化论”甚至还影响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改革的看法。墨子刻指出，“新左派”一方面同意乌托邦主义行不通，另一方面则以章炳麟的佛教精神为基础，强调中国在现在的改革过程中有办法避免传统儒家乌托邦的缺失。参见〔美〕墨子刻《乌托邦主义与孔子思想的精神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19页。

[150] 有关“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之讨论，参见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第23—45页。

[151] 罗志田：《知识分子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193页。

[152]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131—134页。

[153] 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第143—144页；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共舆论的表达模式》，《二十一世纪》第2期，2001年。

[154] 黄克武：《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第381页。

第二十三章 天下、国家与价值重构：启蒙的历程[1]

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是国家观念的变化。国家观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外在性关系的变化，即传统“天下观”的破灭，二是内在性关系的变化，即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国家观念的根本性变化，自然要导致价值体系的重构。

任何一个社会，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新的社会知识、社会观念的引入、滋生、发展过程，都不是一种纯逻辑、纯观念、纯知识的发展演进，而是与当时的社会变动、变革、变迁息息相关。因此，研究此种思想、观念史，不能仅做纯文本分析、解说、阐释，而应将思想、观念、知识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分析考察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文本（text）只有在脉络（context）中才能显示其意义，否则洋洋洒洒，宏论迭出，实则游谈无根，望文生义，甚至断章取义。

一 “天下”的破灭

华夏中心的“天下观”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

《尚书·禹贡》把天下分为五个同心而具有阶级性的地区，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蛮夷属于要服，他们需要中国的控制管理，每三个月贡赋一次，而戎狄则属于荒服，相对于蛮夷离中国更远，因此他们只需一年贡赋一次。顾颉刚先生在《禹贡注释》中认为，侯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唤作“绥服”，这是介于中原和外族间的地区，应当给它安抚和羁縻，所以一方面要在那里推广中原文化，一方面又要整顿武备来保护甸服和侯服的安全。绥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唤作要服，要服以外四面五百里唤作“荒服”。荒服、要服都是外族所居，同时也是中国流放罪人的地方。“照这般说来，那时的天下（甸、侯、绥、要、荒）共计方五千里，中央政府势力所及的地方（甸、侯、绥）所谓‘中国’也者，是方三千里，而直属于中央的王畿（甸）则只有方一千里。”[2]对历史上是否真正存在这样一个规规整整的区划，史学界一直有争论，但重要的是，它说明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就是如此。

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严夷夏之辨却是在春秋时期。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甚至被赋予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

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蛮”为蛇种，从虫；“貉”为豸种，从豸；“狄”本为犬种，从犬；“羌”为西戎，羊种，从羊。《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人救邢。”《左传》襄公四年：晋国魏绛主“和戎”，但也是将戎作为“禽兽”看待。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语·周语》：“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也”。

在现实中“华夏”不能不与“狄夷”接触，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虽然孔子及后来的孟子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歧视“狄夷”，而不是从种族意义上歧视“狄夷”，但这种文化歧视是严重的。孔子在《论语》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夷夏之辨”。因此，孔子大力宣扬、高度评价“尊王攘夷”，经过“尊王攘夷”，华夏与狄夷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已清晰划分。孔子高度肯定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与华夏衣俗不同的“被发左衽”，成为野蛮的同义词。对此，《孟子》明确说：“吾闻以夏变夷也，未闻变于夷者也。”“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应该被惩罚。

而先秦已有的将狄夷看作“禽兽”“豺狼”的种族歧视论，依然影响深远。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云：“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被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经典的《白虎通义》干脆认为：“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非中和气所生”实际指人的生理构造，即人种的天生低劣，实际否定了“以夏变夷”的可能。

先秦到两汉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奠基时代，也正是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华夏对其以外的世界或做了“妖魔化”处理；或认为他们是“禽兽”“人面兽心”，种族低劣；或认为其文明、文化低劣，以此妖魔化的“他者”为镜像，塑造、形成了自己的种族或文化优越、优秀、高等的形象。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华夷二元对立世界观，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直到193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的称谓多有“犭”旁或“豸”旁。人类学研究表明，宋元以来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已少有用虫兽作偏旁命名者，但西南少数民族仍用虫兽作偏旁，如猺、猫（今苗）、獞、犵狫、犵獠、犵狑等等。而明清时加“犭”者更多，如猓猡、猓黑、猡缅等近百种。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才下令废除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带有严重歧视性称谓，改正原则大体是将此类偏旁改从“人”旁，或改用同音假借字。[3]这种歧视，从官员的奏稿用词中也可反映出来。2007年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凡例”的第十条写道：“原稿中有少量污蔑少数民族的用词用字，如猺、等，整理时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作了必要改动。”[4]亦从一侧面说明此点。

这种居高临下地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对待与他国的关系中，制度化为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曰“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在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表，代“天”来执政“天下”。所以，“天下”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

从文献记载来看，较为确实的朝贡体制从周代的五服制发展而来。汉唐时期，朝贡体制已得到确立并进一步发展，自汉武帝起，能否“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成为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处于盛世的重要标志，甚至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诏谕”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到明清时，有关各种规制已相当精密，其主要内容是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定贡物，按照指定线路（贡道）到中国京城，住在指定馆邸，按照指定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作为宗主国，中国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如果这些属国有新统治者即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即颁发敕文（诏敕）承认其地位。

就在清人1644年入关、开始进入“华夏”、成为“天朝”的继承人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华夷秩序”世界中的“天下共主”不久，一个新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于1648年在欧洲形成。1618—1648年，在欧洲进行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交战双方从1643年起开始和谈，到1648年10月签订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而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根据这一条约，独立的诸侯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这一条约，欧洲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各国普遍选任外交使节，进行外事活动。该条约第一次提出了主权国家概念，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框架下，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首先是在欧洲确立了国与国之间的新秩序，此后，欧洲在全球性扩张的同时把主权国家的概念带到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国际基本秩序。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因此它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正式形成。

不能忽视的是，在此条约诞生之前，对欧洲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早已在意大利发生，新大陆、新航线已经被“发现”，英国工业革命即将开始，欧洲已经开始其全球性扩张……这些，都预示着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现代性国际体系，迟早会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的“华夷秩序”发生冲突。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中英两国间的礼仪之争就是这种冲突的先声和预兆。

这一年，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极欲扩大商品市场，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使，率领有700余人的庞大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企图打开中国市场。这位大英帝国的特使以为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实想为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二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

时处盛世的大清王朝，上上下下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人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反而满心欢喜地以为这是“吾皇”天威远被，使远在天边的英国与其他藩属一样，因仰慕中华文明、诚乞教化而远涉重洋来为大清皇帝纳贡祝寿，主动成为中国属国。中国地方官在翻译英方有关信函时，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话语系统将其格式、用词译成下对上的禀帖，来华经商的英国商人被译成“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十全老人”乾隆帝阅后大喜，批示：“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5]马氏一路受到中方热情款待，但其船队被插上“英吉利贡使”的长幡，他们礼品清单上的“礼物”被改为“贡物”，马氏“贡单”上原来的官称“钦差”被清朝官员认为有违天朝体制改为“敬差”或“贡差”……其认知系统决定了“天朝”从皇上到臣民只能从狄夷“向化”、主动要成为中国藩属的角度理解此事。

然而，双方最后终因晋见皇上的礼节而发生激烈的礼仪之争。中国认为，既然是“贡使”来“进贡”，晋见皇帝时当然要像其他属国的贡使一样，按“天朝”体制，代表本国君主向“万国之主”的中国皇帝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对此，马氏坚决不同意。从7月下旬到9月中旬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双方一直为是否下跪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甚至权倾一时的和珅专门为此会见马氏，亦无结果。

最终，乾隆帝知道此“夷”并非要来成为属国，至为不快，命其离开中国。同时，乾隆帝仍以“上”对“下”颁发“敕谕”，对英方派驻使节的要求，乾隆断然拒绝，对英国提出的通商要求，他也断然拒绝。马氏一行最终一无所获，于10月初被迫离京返国。

公元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时隔23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W. P. Amherst）为特使来华，根本目的仍是想打开中国市场，建立外交关系。但中方仍认为这是英国“迭修职贡”，诚心向化。然而双方又因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由于阿美士德仍拒不跪拜，嘉庆帝大怒，也像乾隆帝一样，给英国国王颁发“敕谕”一封，拒绝了通商要求。

此时距英国发动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只有20余年，嘉庆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仍满是“天朝”“万国共主”“输诚慕化”“恭顺之心”“倾心效顺”“来朝”“向化”等华夏中心论观念，对一个“新世界”的来临一无所知、一无所感。

若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出发，乾嘉之际这两次英国使臣来华要求通商、互派使节，本为中国稍敞大门、与外部世界广泛接触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历史机遇丧失。这种礼仪之争背后潜藏着两种不同世界体系的碰撞冲突。最后，英国终于按捺不住，悍然发动鸦片战争，用暴力同中国对话，迫使朝贡体系一点点屈服，中国终于在血火中被强行纳入一个现代世界体系。

中国不“中”

“天圆地方”是中国传统的地理概念，而且，这种观念不仅是地理的，更是伦理的，中国位居中央，以“华夏”对“四方之夷”。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天圆地方、中国居中的传统观念也随着现代地理学的传入开始一点点坍塌。

其实，早在明朝中后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已将“地圆”的现代地理学介绍进来。1602年，利玛窦（M.Ricci）绘成的《坤舆万国全图》刊行。在这一地图中，他向中国人介绍了有关五大洲的知识，第一次将16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介绍到了中国，介绍了“地圆说”。但他知道“中国中心观”根深蒂固，因此对图做了某种修改：“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他把地图上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转移，在地图左右两端各留下一条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图的中央。”[6]尽管如此，地圆说仍受到激烈批判，被目为邪说惑众，清初魏濬在《利说荒唐惑世》一文中，严厉指责利玛窦介绍的地圆说：“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坤舆全图，洸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7]当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在1773年向乾隆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时，大儒阮元严批这种理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8]在此压力下，现代地理学的传播非常有限。

鸦片战争后，开始有少数先进之士“睁眼看世界”，从“悉夷”的角度了解、介绍世界。林则徐则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1839年4月，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曾拟就给英国国王的照会一件，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停止贩卖鸦片，照会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允许外贸是“天朝”对英国的恩惠。1839年9月初，虎门销烟已近三月。三个月来，由于英方不甘就此停止贩卖鸦片，中英矛盾日益尖锐，武装冲突一触即发。林则徐身处第一线，对此感受更深，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不过，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联衔给道光帝上折，对有可能发生的边衅，颇为乐观地认为中国肯定能够取胜，其主要原因是：“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9]近一年后，1840年8月初，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已经两月，浙江定海已被英军攻陷。一直在广东紧张备战的林则徐忧心如焚，再次上折，为收复定海出谋划策。他提出可以利用乡井平民打败英军，收复定海。但他的主要理由仍是英军仅持船坚炮利，而“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10]

看来，在相当长时间内，林则徐对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因而“一仆不能复起”这一点深信不疑。之所以会有“英夷”腿不能屈竟至“一仆不能复起”之说，乃源于乾隆年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不愿向乾隆帝行跪拜之礼，中国官员对不向皇帝下跪确实难以理解。于是有传言说这些“英夷”不是不愿向中国皇帝下跪，而是因为他们膝盖压根就不会弯曲，所以不能下跪。此说流传甚广，林则徐亦明显受此影响。在同代人尤其是同时代官员中，林则徐确是对“外面的世界”最为了解之人，尚不能不受此影响，适足说明举国上下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不过，林则徐毕竟识见过人，认为“英夷”腿不能弯曲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其“浑身裹缠”“腿足裹缠”所致。

不过，他毕竟深感对外了解不多，迫切需要了解外情，所以南下时就带一位在理藩院任事，曾在印度受过教育，因此会英文的老人随行。到广州后，他又将几名会英语的华侨、澳门教会学校学生招入己幕，在行辕翻译西方书报，了解“夷情”。今天看来，这是最正常之举，在当时却饱受非议。因为那些人的职业如洋行买办、引水、通事等在当时是为人不齿的卑微行当，社会地位极低；尤其是他们不是曾经学过“夷文”就是曾经“事夷”，在当时几被目为“汉奸”。堂堂钦差竟将这等人招至幕中，确难为世人理解。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情，林则徐还直接与“夷人”打交道，1839年6月17日在虎门接见了美国传教士禆治文（E.C.Bridgman），表示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特别提到想得到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所编《华英字典》。这更是突破“夷夏之防”的惊世骇俗之举。

与“夷”接触越多，越感对其了解不够。林则徐从招人翻译《澳门新闻纸》《新加坡新闻纸》以探悉夷情，着重了解鸦片生产、销售以及西方对中国禁烟的反应起，对外部世界的更广的历史、地理、制造等各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或许，他已隐约感觉到这比鸦片更重要。他令人将1836年英国出版的曾任东印度公司长驻广州的“大班”德庇时（J.F.Davis）所著《中国人》译成中文，名为《华事夷言》，成为中国人了解“夷情”的重要文献。

使人更为诧异而且今天更应该重视的是，林则徐居然开始注意到国际法，在1839年7月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瓦特尔（Emerich de Vattel）的著作《国际法》（Law of Nations）的选译，定名为《各国律例》。虽然他仍不曾也不可能放弃中国是“天下之中”“天朝上国”的观念，仅仅是从对夷斗争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角度翻译、利用国际法的，但这毕竟是中国注意到国际规则的开始，意义委实重大。

1839年底，林则徐又开始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译名为《四洲志》。此书介绍了关于世界几大洲的新知，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为了克敌制胜，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有关西方近代船舰、火炮的资料，并试图“师夷”仿造。

1841年夏秋，已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路过镇江，与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对榻畅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编译的有关外夷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成书。魏源不负重托，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海国图志》（1842）出版。一些有关外夷的书，也在这一阶段出版，如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6）、姚莹的《康纪行》（1846）、徐继畬的《瀛寰志略》（1848）。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

《海国图志》对世界五大洲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做了详细的介绍，并绘有地球全图和各洲分图共75幅，界划非常清晰。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足见其历史意义之深远。但或是囿于成说，或是惧怕这种介绍的颠覆性后果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魏源在《海国图志》附加的《国地总论》中自己又撰写了《释五大洲》和《释昆仑》两篇文章，强以坟典为依据，牵强附会地论证“中国中心”。他认为五大洲就是坟典所说的四大洲，美洲是“西牛货洲”，而西洋人所说的亚、欧、非三洲应为一洲，即坟典所说“南赡部洲”，另有“东神胜洲”和“北具庐洲”因阻于南冰海和北冰海而未被发现。他又论证亚洲所处的“南赡部洲”为四洲之冠，然后又论证中国在亚洲居优越地位。其理由是坟典说赡部洲有四主，东方人主，南方象主，北方马主，西方宝主；中国在东方，所以是“东方人主”，“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11]

《瀛寰志略》为福建巡抚徐继畬所著，共10卷，约14.5万字，收图42幅，其中只有一幅关于日本和琉球的地图未用西方所绘地图，其余都按西方原图描摹。在当时，这是大胆的非法之举。在这部著作中，他首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地球的概貌和各大洲的基本知识、经纬度的划分等，然后分别介绍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这四大洲各国地理、历史和现状，还介绍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及南极的基本情况。可以说，他的著作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历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最高水平。

在这样一幅如实客观的世界图景中，中国位于“世界之中”的神话自然破灭，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将破碎。对此，徐氏实际已有相当认识，但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所以他虽在初稿中明确写到“亚细亚以中国为主”，在定稿时却有所顾忌地将此话改写成“坤舆大地以中国主”。[12]由“亚细亚”改为“坤舆大地”，虽只一词之易，但徐氏内心那种不得已的苦衷，可从中略窥一斑。还是在此书的刻印过程中，他的同乡好友、地理学家张穆见徐将《皇清一统舆地图》置亚细亚图之后深感不安，甚为他担忧，急忙致书徐继畬，提醒他应将《皇清一统舆地图》置于卷首，因为中国传统的“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严守夷夏之防，而且“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他特别以明代徐光启等人在此方面未加注意结果而“负谤至今”为例，要徐继畬吸取教训。[13]“负谤至今”的确可怕，徐继畬立即采取张穆的建议，将《皇清一统舆地图》放在卷首。同时，徐氏在“凡例”中谨小慎微地申明“此书专详域外”，于中国情况“不敢赘一词”，以避免中外对比。因为对比起码意味着可以并列，而这是主流话语断难容忍的。因此，在介绍亚洲不得不提及中国时，便不得不将中国说成是“壤尽膏腴，秀淑之气，精微之产，毕萃于斯。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的中央之国。尽管他已知道中国实际位于何处，但仍不得不说中国居于“万方仰之如辰极”的地位。[14]的确，诸如“天朝上国”“世界之中”这类根深蒂固的社会性观念，并非理性、知识等可轻而易举打破的，面对这种巨大的力量，徐继畬也不得不屈从。而徐的友人刘鸿翱为此书作序时仍强调：“夫中国者，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肢。”[15]

这些书出版后，引起极大的非议和激烈的批判、指责。徐继畬被指“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听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16]魏源也受到激烈指责。结果，这类书大受冷遇，敢谈者甚寡。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的耻辱，是中国的危机，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一次机会。但是，清朝从上到下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愿正视现实，最多从传统狄夷边患的角度理解此事。所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并无根本性变化。在鸦片战争时，自古就有的华夏与狄夷人种的生理构造不同论仍大有市场。有人认为是这种生理构造不同导致“立教不同”；有人认为夷人眼睛不能夜视，清军可以夜袭获胜；有人认为夷人膝盖不能弯曲，无法平衡，可以用长竿将其捅倒；甚至林则徐都认为夷人无中国大黄、茶叶即肠塞不通，可以禁止茶叶、大黄出口作为制敌手段……本来，战后以魏、徐之作为代表的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书应能开阔人们的视野、改变华夏中心论，但巨大的保守氛围使他们的心血之作作用有限，结果，在10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许多官员奏章中的御敌之策竟与10年前类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白缴了鸦片战争的“学费”，浪费了一次失败、一次危机和一次机遇。

当18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时，魏、徐之作才受到重视，被大量刊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突破了“华夏中心论”的樊篱。

1875年，郑观应发表《论公法》一文，明确提出中国应抛弃华夷观念，加入到国际公法体系：现在“各国之借以互相维系，安于辑睦者，惟奉万国公法一书耳。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胥受其范。然明许默许，性法例法，以理义为准绳，以战利为纲领，皆不越天理人情之外。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然必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而后公法可行焉”。“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不可不幡然变计者也。”

最重要的是，他提出根据：“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17]

郑观应为中国早期启蒙者之一，有此启蒙思想者当是少数，但能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毕竟说明了时代精神、社会心理的某种变化。当然，此时距鸦片战争的爆发已30余年，一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

体制屈从近代国际体系

“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必然要在国家体制中得到反映、体现。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以中国对外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管理、接待藩属朝贡的机构由理藩院和礼部分掌。

但鸦片战争开始后，这种状况不得不渐渐改变。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自视天朝上国的观念还很强，仍视此时的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也根本不想与之建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朝廷总是因事随时择人办理。但由于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

列强当然不会同意与理藩院或礼部打交道，于是清政府于1844年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传统的对外体制，开始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由于这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历来是对外交往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重心向此移动，因此从1859年起改为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以符中国传统体制，而且从观念上说，这样清政府仍有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即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因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同时，还表明清政府认为与西方列强的交涉只是临时性的，拒不建立统一的常设外交机构。但这毕竟表明清政府还是被迫承认自己同西方列强间已不是传统宗藩关系。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又以中国惨败告终。中国在1858年6月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列强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清政府又不得不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长江以南通商口岸由原来的5个增设为13个，长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俄国早就与中国有来往，以前一直由礼部、理藩院分管俄国事务，但1858年的中俄《天津条约》在俄国要求下，规定今后俄国与中国的外交往来不再由礼部、理藩院掌管，而由俄方与清军机大臣或特派大学士往来照会。与俄国的这种改变，使其他列强也提出类似要求。这样，清廷不能不建立一个中央级的专门对外机构。

对《天津条约》，咸丰帝一直非常不满，想以免除全部关税换取《天津条约》各项条款的废除，使中外关系恢复到五口通商的水平，但清廷最怕的还是外国公使进京，为避免外国公使到北京换约，清政府提出在上海换约。但是，西方列强坚持公使在北京换约，因此，双方冲突不断，列强最终决定用武力达到目的。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到热河，指定恭亲王奕留京与英法联军谈判。10月下旬，奕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俄交换《天津条约》并订立《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公使终于在武力护送下，来到北京，随后，各国外交使节也常驻北京。天朝惯例，又被打开一个缺口。

由于各国公使要常驻北京，再加列强要求中国成立一个中央级对外交涉机构，于是清政府在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清政府总算有了一个类似于外交部的机构，向现代体系又跨近一步。为了表示对外的轻视，它成立时的规制一切因陋就简，暗寓不能与原来各衙门相比，以示中外仍有高低之别。所以，总理衙门的衙址也选定一民宅，由于其大门仍是民宅式样而非官宅，怕外国人抗议，于是仅将大门草草改成官衙式样。更重要的是，由于是临时机构，所以从总理衙门大臣到章京、郎中，全都是兼职。

总理衙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从来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传统，是中国与现代国际体系接轨的重要一步，是中国外交制度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为1901年正式成立外务部打下基础。

有外交有关系的国家互派外交使节是现代国际关系惯例，然而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得不同意外国使节常驻北京时，清政府迟迟不愿派中国使节驻外。对外国提出的中国派遣驻外使节的要求、建议，总理衙门的回答总是否定。因为千百年来中华一直是“万方来朝”，只有其他蛮夷之邦派贡使来中国朝拜之理，绝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但此时环境大变，最终清政府也不得不非常被动地派驻驻外使节。

1875年初，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驻华公使派马嘉理（A.R. Margary）到中缅边境探路，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1876年9月中旬，清政府与英国在烟台签订了不平等的《烟台条约》，答应英国种种要求，结束此案。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引起轩然大波，大都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可见“华夏中心论”是有深厚民众——至少是士绅——基础的，亦说明观念改变之艰难。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前往英伦，一方面“谢罪”，一方面出任驻英公使。几乎同时，清政府任命了已在美国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陈兰彬、容闳为出使美国正副使臣。中国对外派驻常驻使节，以此开端。

虽然成立了总理衙门、对外派遣了常驻使节，但总理衙门本不是专门外交机构，而是一个类似内阁的机构，因此办理外交并不专业。总理衙门官员至后来仍是多为兼差，办事自然迁延拖沓。事实说明有成立外务部的需要，外国人也一再提此要求建议，但清政府并不考虑。虽然总理衙门已存在几十年，权限越来越大，但从建立时就被规定是临时机构，一旦外国人全部离开中国就立即裁撤，以符旧制。如果一旦设立外务部，而外务部不可能是临时机构，就意味着再不可能符旧制。因此几十年后清廷仍无意也无人敢设立外务部。

直到1901年7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廷急于向列强求和时，才颁旨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并班列六部之前，并于9月7日将其写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外务部由总理衙门改组而来，但相对于总理衙门，外务部在清中央机构中的地位（至少是名义上）更高，职能更加专门化，是中国外交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是中国从自古以来的理藩最终转向外交的标志，是中国与现代国际体系实现接轨的标志。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总共70余年时间，而从华夷秩序向现代国际体系的转轨这一步就走了60余年。而且，每一步都非常被动，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礼仪”屈从近代国际体系

乾隆、嘉庆年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引发了觐见皇帝“礼仪”问题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在鸦片战争之后更加激烈，完全无法回避。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缔约谈判中，清廷对英法侵略者割地赔款诸条照单全收，但对英法代表提出的向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却严加拒绝，激烈抗议道：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表现出少有的坚决。视礼仪重于“地”与“款”，后人可能难以理解。不过几经英法武力威胁之后，清廷还是不得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并且中英《天津条约》专有一款对礼仪做了承诺，承认英国是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英国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可不行有碍于国体之礼，而行与英国派到西方各国使臣拜见该国国主时同样之礼。该条约强迫中国实行现代国际体系之礼仪规范。

虽然签订条约，但清政府并不准备履约，不许外国公使驻京。后来不得不允许外国公使驻京，但仍不准备履行有关礼仪的条款。咸丰帝以逃避热河严拒接见西方使节后，不久就病故，由其年仅五岁的儿子载淳（同治帝）即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西方使节觐见皇帝递交国书之事便暂时搁置下来。但这一条款使“天朝”体制被打开一个不小的缺口，觐见皇帝之礼迟早会提出来。对此，朝廷自然一直担心不已。

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便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因为清政府一直认为，外国使节驻京本就是对几千年“天朝”体制的破坏；而且，“万邦来朝”不需“天朝”对外遣使，如果“天朝”再派使臣驻外，更是承认了条约体系，自取其辱。然而，这几年中外交涉越来越多，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总理衙门的大臣真切地感到，在与外国交涉、谈判中，外国对中国情况非常熟悉，而中国对外国的情况几乎毫无所知，根本原因就在外国在中国驻有使节，而中国没有驻外使节。承认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而且，随着《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对列强是否会趁机“索要多端”担心不已。修约关系礼仪，各路大臣纷纷发表意见，虽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持开明态度，但反对意见更加强烈、更有力量。

此时朝廷急欲事先遣使各国了解对修约的态度，但又根本没有具有基本外交常识和国际礼仪官员，找不到能担此任者。而更重要的是，清政府一直坚持外国驻华使节晋见中国皇帝时必须下跪行礼，而中国是“天朝上国”，中国使节觐见外国元首、皇帝绝不能行下跪礼，况且外国也不要求中国使节行下跪礼；不过，问题接着就来了，本就不愿对中国皇帝行跪礼的“化外之邦”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因为中国使节不对外国元首行跪礼，外国使节同样也不必对中国皇帝行跪礼。

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对外派使了解情况，但具有最高权威性的“礼”又使中国不能对外派使。正在这不派不行派也不行的两难之际，1867年11月，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5年任期届满卸任，来到总理衙门向恭亲王奕辞行。本来一桩例行公事的外交应酬，却非常意外地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蒲安臣于1862年7月作为清政府接纳的首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他驻华期间，注意与中方沟通，因此奕等对他印象甚佳。所以，在欢送蒲安臣卸任的宴会上，听到他表示今后中国如与各国有“不平之事”，自己愿为中国出力，如同中国所派使节这番客套话时，奕灵机一动，认为如真能请他为中国外交使臣，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天朝”往外遣使的体制问题和中外礼仪的纠葛。因为他毕竟是洋人不是“天朝”的臣民，所以他不向外国国家元首行跪礼，不能成为外国驻华使节见中国皇帝时不行跪礼的理由。

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等人的支持之后，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首先阐明了中国派使的重要性，然后大大赞扬蒲安臣一番，并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18]朝廷也认为这是一个既不失中国体统又解决实际问题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所以立即批复同意。清廷决定委派蒲安臣作为中国政府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使团出访。使团随行人员有30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学生，充任翻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交使团就这样组成了。

由于蒲安臣毕竟是外国人，又是中国首次派使到外国访问，清政府对其权限、注意事项都做了一系列规定，但清政府最担心的仍是礼仪问题，所以对礼仪问题的指示最为详细，要求中国使团不必见外国元首，“或偶尔相遇，亦望贵大臣转达，彼此概免行礼。候将来彼此议定，再行照办”。每到一国，国书并不直接交给该国元首，而是由该国官员转达，并且要说明将来有约之国给中国皇帝的国书“亦照此而行，庶乎礼节不致参差”。“如有欲照泰西礼优待者，贵大臣不能固却”，但必须“向各国预为言明，此系泰西之礼，与中国体制不同，因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不必援照办理，不得不预为声明”。[19]

中国自命为“天下之中”的“天朝”，从无国旗之说，但外交使团出访则不能没有国旗，所以蒲安臣在出使期间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即黄地蓝镶边，中绘一龙，长3尺，宽2尺。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方向上，中国又跨近一步。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于4月初抵美国旧金山，6月初，使团来到华盛顿，蒲安臣率中国使团来到白宫，他并未遵从总理衙门的训令，而以握手、鞠躬的西方礼仪谒见美国总统，呈递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国书。以后在访问其他国家递交国书时，自然也是援以西方礼节。9月，蒲安臣使团来到英国。1869年1月初，使团到达巴黎，后又到德、俄等国。1870年2月2日，使团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在俄期间蒲安臣突然发烧，病势有加无减，终至不起，于2月23日在圣彼得堡病故。2月26日，在圣彼得堡的英国教堂内为蒲安臣举行了丧礼。蒲安臣病故后，使团由志刚主持，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有意思的是，志刚在觐见三国国君时，也亲递国书，采纳国际通行的鞠躬、握手外交礼节。最后，使团在志刚的率领下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之机提更多要求、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承诺。但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的首位外交使臣由美国人担任，但蒲安臣使团毕竟是代表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蹒跚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外交礼仪、机制的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然而，外国使臣觐见中国皇帝不行跪拜之礼，清政府认为有损国体国格，而任命外国人为本国外交使团领导，清政府反不认为有损国体国格。这种愚顽，反映了清廷对“礼”的重视程度，也预示了礼仪的现代化历程之艰难。

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西方使节再次提出觐见皇帝递交国书的要求，对中国来说，根本性的礼仪问题再也无法回避。这一次，各国使节采取公使团联衔照会总理衙门的方法，提出同治帝亲政之时，如果他们不代表本国亲见皇帝、递交国书，就是失职。而且，按国际惯例，一国使臣进入某国后，如该国元首不予接见并接受国书，显系不友好的表示。他们还专门提到《万国公法》：“兹在泰西各国，向为例准，应有优待之处。觐见之礼，最为崇巨，准否施行，有汉译之《万国公法》一书可稽。”[20]

《万国公法》是一本翻译著作，由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译自美国人惠顿（Henry Wheaton）的著作《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同治三年（1864）京师同文馆刊行。此书出版，使清政府对当时的国际法有了最基本了解。[21]使节们要求清政府接受“万国公法”，亦即迫使清政府屈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

对此要求，总理衙门提出，如要觐见必行跪拜之礼，但又为外国驻华使节严拒，于是中外双方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有关礼仪的激烈争执。综合内外各情之后，清政府终于允许外国公使觐见同治帝，并行西洋鞠躬礼。朝廷在1873年6月14日降谕“著准”各国使臣觐见。经过商谈，双方同意各国使节按中国要求行五鞠躬之礼。

1873年6月29日，日、俄、美、英、法、荷等国使节在紫光阁顺序觐见清同治帝，未行跪礼，总共约半个小时。虽只短短半小时，但这见皇帝/天子不下跪的半小时却是划时代时刻，是“天朝”崩溃的标志。所以，必然引起强烈震撼。许多人不愿、无法承认这一现实，于是出现了外国使臣见中国皇帝时恐惧之余足不能动、口不能言、浑身发颤、汗流浃背，连国书都无法卒读，甚至国书都数次坠地的种种说法。

当时名士李慈铭日记更说外国使节一见中国皇帝便吓得争先跪拜：“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酋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次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故其初挟制万端，必欲瞻觐；既许之矣，又要求礼节，不肯拜跪。文相国等再三开喻，始肯行三鞠躬；继加为五鞠躬。文公固争，不复可得。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22]

对他们来说，最不能忍受的是最高的礼仪——晋见皇帝的礼仪——居然受到了亵渎。那些属于化外“生番”的“洋鬼子”作为“贡使”到位居“世界之中”的朝廷拜见皇帝即“真龙天子”时竟然拒不跪拜，而只行鞠躬之礼，“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在洋人的坚船利炮面前，朝廷最后无可奈何，只得面对现实听其鞠躬而不跪拜。对此，一些士大夫们更是毫无办法，却又不能视若无睹，确比朝廷还咽不下这口气，只好再次流播这些洋人“一仰天威”便自动“伏地恐后”的神话聊以自慰。这些都反映出一种复杂的心态。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精神世界受到的最大震撼便是华夏中心世界观逐渐崩塌。这种崩塌不仅仅是国家主权、领土等受到侵犯，而且与以往狄夷的入侵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传统的纲常伦理、礼仪规范等开始动摇。在“礼仪之邦”“礼教治国”的“天朝”，最高、最严肃、最神圣不可侵犯的“礼”是晋见天子之礼。此礼不得不从“夷”而变，中国终于从“天下共主”成为“万国”中的一国，放弃“天朝”规则即“天下规则”的观念，以宗藩体系为核心的华夷秩序终被打破，进入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开始与国际接轨而进入国际社会，确实标志着“天朝的崩溃”。

二 国家观念：从身份到契约

两种国家观念

所谓国家观念，实质是关于国家的权力来源，即国家权力的合法性（legitimacy，又译作“正统性”、“正确性”、“正当性”或“合理性”）问题。政治学中国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并非指符合法律条文，不在于统治者自己宣称统治的合法性，而是指一整套全社会，包括统治者和绝大多数被统治者认可、认同的道理、规则和行为标准体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支配有暴力、经济等因素，但是，“除了这些以外，通常还需要一个更深层的要素——对正当性的信仰”。每个权力体系“都会试图建立并培育人们对其正当性的信仰”。[23]

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种国家观念，即对国家权力合法性的两种话语。一是传统的以身份即伦理为基础的国家观，由皇权神授推衍出“朕即国家”，而国家（统治者）是家长，被统治者是子民，“家长”对“子民”理论上具有无限的管理权与责任。二是现代以契约论为基础的国家观，认为国家、社会主要是以自然法为理论基础的人民联合起来订立契约，出让部分个人权利而形成的，以保护人的自然权利。

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则是家国同构的身份论即伦理论。长期的农业社会使传统中国一直处于以宗法为本的社会结构，在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任何个人都不是一种独立的个人存在，而是存在于严密的“三纲五常”之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种金字塔形的等级秩序结构中，君主高高在上，位于最顶端，是“天子”，其权力由神授，因此不容置疑，其权威神圣不可侵犯，个体无条件地受其宰控，没有个性，更没有自由。这样，社会关系完全成为一种依附性伦理关系。以儒学为重心的传统文化从家族伦理中推衍出国家政治秩序，国不但与家紧密相连，且被看作是家的扩大。

这种伦理性国家观，其理想的国家正如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所说：“故圣人乃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其意思是，圣人把整个天下看成是一个家，把整个国家当成是一个人，他们不是凭主观妄为的，而是能深入剖析其中的义理，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擅长处理其中的种种弊端，然后才会有所作为。虽然期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毕竟是以家来喻国。《尚书》中有“天惟时求民主”，“简代夏作民主”。意为做民之主，为民之主，且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定义为父母与子女的伦理关系：“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谓“元后”就是君主；“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君主对人民应该“若保赤子”。董仲舒《春秋繁露·郊义》说：“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孙畜万民。”总之，上天将民托付给天子，要天子像父母照顾、管理幼儿那样照管人民。但这实际上又为帝王将天下视为“家天下”“一姓之天下”提供了合法性理论。

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认为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三纲六纪》确立的三纲六纪是对中国文化的定义，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三纲六纪”从“男女有别”生出“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由父慈子孝推衍出君礼臣忠；从家庭伦理关系逐渐推衍出国家政治原则：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犹如与家庭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伦理关系。所以“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具有国家家族化的特点。这样，对家族的尽孝与对国家的尽忠便一以贯之，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治国之道便与治家之方等同起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传统士大夫梦寐以求的抱负。在这种家国一体的体制中，所有人都被纳入父子、君臣、夫妻这“三纲”之中，一张伦理纲常之网将个人紧紧束缚、镶嵌，将全社会紧紧笼罩起来。

现代国家观，是指产生于西方、以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观念。西欧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神权国家观念。奥古斯丁（St.Augustine）提出了影响极大的“上帝之国”和“人间之国”这种双国理论。上帝之国即基督教所说的天堂或天国，是上帝建立的光明的“神之都”；人间之国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国家，是黑暗的“地之都”。所以上帝之国高于地上之国，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在奥古斯丁之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则从国家起源和国家目的这两方面把国家神化。他认为人天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社会和国家正是适应人的天性需要的产物。但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创造者，所以从根本上说只有上帝才是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类过一种快乐而有德行的生活，通过有德行的生活达到升入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因此从最终目的来说世俗国家也应服从教权。

但从13世纪下半叶起，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到16世纪末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观念以理性和经验论为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使国家摆脱中世纪的神权，反对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强力才是国家和法律的基础。这种观念在马基雅维利（N.Machiavelli）的《君主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集大成者，则是16世纪法国思想家布丹（Jean Bodin）。布丹在《国家六论》中从人类历史经验出发，全面阐述了世俗化的国家起源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是许多家庭联合而成的集合体，所以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把家庭团体联合起来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暴力，战胜者通过战争成为君主，把各小团体联合起来形成拥有主权的国家。另一重要因素是契约，他认为仅有暴力远远不够，还不足以建立国家，国家的建立还要有各家庭为了共同利益的相互契约共同承认一个主权才能建立。这种暴力论和契约论混合的国家起源论，否定了国家神创论，并为契约论的发展埋下伏笔。而布丹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国家主权（sovereignty）理论的阐发。他提出国家主权是在一个国家超乎公民和居民、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主权是绝对的和永久的，具有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也是国家的本质特征，而掌握国家主权的人就是主权者。他进而提出了三种政体，即主权掌握在多数人手中的民主政体，在少数人手中的贵族政体和在一个人手中的君主政体。他认为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形式，因此主张君主集权制，提出一国之君既是主权的所有者又是主权的行使者，为绝对王权辩护，并以此反对教会特权和贵族的封建割据。同时，他认为公民的权利也应得到尊重，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和私有财产权，二者是先于国家的自然权利，而不遵守神法和自然法的君主则是可以被推翻的暴君。虽然布丹没有具体论述君主如何受自然法的限制、约束，但在主权者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主权要受神法和自然法约管的思想使后人可以据此得出国家主权要受国际法约束的推论。此点至关重要。

在布丹之后，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则从人性论和自然法角度，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契约论。他用理性剔除了布丹理论中仍有一席之地的“神法”，论证了国家主权的统一性、不可转移性和不可分割性。他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国内长期战乱不已，因此他认为人性是自私、冷酷的，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主权者”，社会将陷入纷争不息的战乱之中，即人人平等但互相为敌的“自然状态”，永无宁日。但是，个人有自我保护、维护自己利益的理性，而正是这种理性产生了“自然法”。在这种“自然法”的引导下，人们为了永远结束战争状态，过上和平宁静的生活，彼此签约，放弃自己的权利，产生使所有人慑服的共同权力，形成最高权力，即主权者的绝对统治，如此才可能有和平与安全。虽然霍布斯是个绝对专制论者，但其论点的意义在于：“正是霍布斯第一个确立了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权力而不是来自君主的神权或统治者自然优越的地位。”[24]实际上，从国家是为了所有人安全的理论中，依然可以推出如果“主权者”不能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权时，人民便可弃约或不服从主权者的思想。

虽然布丹和霍布斯都主张绝对君主专制，主张“朕即国家”，但他们理论的意义在于从人的眼光而不是从神的眼光看待国家，把国家看作是实现纯粹世俗目的的纯粹世俗的政权，重要的是消除了国家的神圣性。主权论和契约论的提出，为以后“主权在民”理论提供了基础。此后的几百年间，西方许多思想家以此为平台，论证了主权在民才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洛克（John Locke）与霍布斯一样用自然法理论说明国家起源，但认为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是人们有保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订契约形成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也要受契约束缚，如其违约，也要受惩罚，人们有权反抗，甚至重新订约，另立新的统治者。依据自然法则，伏尔泰（Voltaire）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论。卢梭（J.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甚至政治观点一向谨慎的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也提出国家应建立在三个理性原则之上，即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人都是自由的，作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是独立的。因此有关个人与国家间的自由、平等、独立三原则也是公民承担国家政治义务的根本依据。

当然，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观点有许多重大不同和差异，但有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反对王权神授、主张国家的主权在民，从契约论、主权在民论证国家的合法性，这也是现代国家观念的主导思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丧失了合法性，人民可以重订契约。

“通上下”

鸦片战争之后，现代国家观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的传入，也由少到多、由浅到深，一点点传了进来，是从对西方国家现代政治制度、机构的零星介绍开始的。追根溯源，仍要追踪到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

在《瀛寰志略》中，徐继畬对英、法、美、瑞士等国的选举制、议会制和君主立宪制，甚至对议会的组成、职权范围等都做了一定程度的介绍。魏源的《海国图志》的50卷本和60卷本成书早于《瀛寰志略》，均无西方政治制度介绍，但在晚于《瀛寰志略》的100卷本中，他摘录了《瀛寰志略》中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

徐、魏之书长期遇冷，直到20年后，才有人重新提起西方政治。1860年代初，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四不如夷”论，其中一点是“君民不隔不如夷”。至少，他承认中国政治体制在“通上下”方面的确不如夷。但是，他认为解决这“四不如夷”的办法仍是“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25]此书几无对西方政治体制的介绍，不仅未超徐、魏，甚至不如。从1860年代末到1870年代初，少数中国官员被派出洋，对外国议会略有介绍，但影响甚微。1876年，清政府派郭嵩焘出使英国，郭对西方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他的言论产生了较大影响。他认为英国“官民相与讲求国政”“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政院”，富强的根本在于本末兼资、君民上下同心。“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国会——编者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有买阿尔（mayor，市长——编者注）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辩此者鲜矣。”[26]

但是，郭恰因为公开主张学习西方而受到迫害。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郭之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的文章。

因曾上书太平天国而流亡香港、英国的王韬在英期间专门到议会参观。他介绍议院是“国中遇大政重务，宰辅公侯，荐绅士庶”群集“参酌可否，剖析是非”之处，“实重地也”。“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战，众欲止则止，故兵非妄动，而众心成城也。”他进一步对西方政体形式做了研究介绍：“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对这三种政体形式，他分析了各自利弊：“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27]他的杰出之处在于明确提出了中国也应实行这种政治制度，认为西方的客观自然条件都远不如中国，现在却强于中国，只因中国的政治制度使“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如果中国也实行西方这种通上下的政治制度，必能自强。[28]

几乎与王韬同时，生于广东香山、世居澳门，后到上海为外商当买办的郑观应写了《易言》一书，于1880年出版。在此书中一篇不到500字、名为《论议政》的文章中，郑观应也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度，认为这种通上下的君民共主之制与中国三代法度相符，所以“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预期矣”。[29]同时代的薛福成、马建忠、陈虬、陈炽等人也对议会做了不同程度的介绍。这些介绍，使国人对西方的议会制度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他们主要仍是从中国传统通上下而不是从现代宪政限制君主权力的角度来理解议会制度的。

直到1894年，郑观应感到十几年前写的《论议政》有明显不足之处，专写《议院》一文，详论议院作用与功能。这篇文章表明十几年后，他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更加完整，也较前更为成熟，代表了那个时期国人对议院认识的最高水平。[30]他对几个重要西方国家议院的组织结构、上下院的不同作用、议员选举方法等都做了空前详细的介绍。但他仍主要是从通上下的角度来理解议院：“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对中国面临的存亡危机，他强调只有“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议院的主要作用是“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些先进之士对西方议会制度的了解逐渐加深，已开始触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但是，总体上他们仍是从君民通上下而不是从限制君主权力角度来理解议院的，所以认为议会制是使君主制度更加完善的工具性机构而不是与君主专制对立的制度，现代议会制度与中国传说中“三代”的良法美俗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人认为就是来源于中国上古。因此，他们的国家观念仍没有突破传统以伦理为基础的国家观。或者说，他们是新旧两种国家观念的中介，已经走到边缘，只要往前跨进一步，就由旧入新、从伦理到契约。

权利观念的引入

从伦理论国家观到契约论国家观这关键一步，是在戊戌维新时以引入现代权利观念方式跨出的。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向来以中国为师的“蕞尔小国”日本，给中国人以莫大的心理刺激。日本君主立宪制度促使中国思想界在国家观念上跨出了本已到边缘的最后一步。

康有为以日本为例说明变法强国的核心在三权分立：“近自甲午败后，讲求渐深，略知泰西之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学校。于是言学校者渐多矣。实未知泰西之强，其在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立法官论议之官，主造作制度，撰定章程者也。行法官主承宣布政，率作兴事者也。司法官主执宪掌律，绳愆纠谬者也。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31]

维新时期，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说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体制以后，法禁日密，政教日夷，君权日尊，而个人无权，举国无权，结果是国威日损。而西方之所以民富国强，关键在其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认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32]“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33]“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相反，中国传统是：“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故曰私……使以一人能任天下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他特别强调：“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自有其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34]虽然他是从强国的角度来宣传议院，但强调“人人有自主之权”“国者积权而立”，可以说开始触摸到契约论国家观的实质。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课卷批语中，梁启超更明确就君、臣、民三者关系提出新见解，君、臣都是为民办事者，君主好比店铺总管，臣相则是店铺掌柜，人民则是股东，国家的真正主人其实是人民。

谭嗣同写道：“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都是取之于民，作为“办民事之资”，“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君主将国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无惑乎君主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而犬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35]所谓“私天下”是矣。所以一姓私有之国必须变为由民所共有之国；民不值得也不应该为一姓之私的国而死。

严复在《原强》一书中指出：西方之富强，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二字，“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36]强调民众自己的利益、民众的自由。

将现代权利观念引入中国，引入有关国家与人民关系的话语，以现代权利观念来划分君、国、民彼此关系，是维新派思想家的重要贡献，是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国家观念的实质性突破。

当然，引入权利观念，必须解决“人人有自主之权”的权利来源问题。谭嗣同、梁启超都从历史中寻找权利的合法性来源。谭嗣同的“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与霍布斯的理论颇有相似之处。所谓“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类似于霍布斯的永无宁日的“自然状态”。因此，民众才共同选举产生君主。梁启超在《君政民政相擅之理》等文中，也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论述人民权利的起源，并且论证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将西方现代政治理论同中国古代公羊“三世说”及刚刚通过严复知道的进化论等结合起来，提出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发展有其规律可循，从多君为政之世经一君为政之世再进化到以民为政之世，与之相应的是公羊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同时，他又用新近引入中国的进化论来论证民权的必然性：“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有定一之等，有定一之时。”他转介了严复对“democracy”的译介：“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德谟格拉时又名公产，又名合众。”他又以地质、地层的演变引起火山喷发这种突变为例，反对民主制“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无起点”的观点：“日本为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国，其君权之重，过于我邦。而今日民义之伸不让英德，然则民政不必待数千年前之起点明矣。”他由此进一步强调现代民主政治并非西方专有：“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37]他强调随着历史的发展，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不论现在多么落后，都将实行民主宪政，“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方也是近一百多年以来才有民主宪政，如果中国现在变法，几十年后将与西方一样强大，与西方一样“进入文明耳”。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38]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面对着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究竟是“地方性知识”还是“普适性知识”的激烈争论，现在，又开始进入对民权、民主宪政究竟是“地方性知识”还是“普适性知识”的激烈争论。而这种争论，将远较自然科学知识的争论激烈、长久。

为公权与私权划界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是社会的根本性变化、转型，确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黎民百姓如何从数千年的臣民变为现代的公民，洵非易事。在公权与私权、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划界中，“个人”是核心。因此，必须为个人正名，促使个人觉醒。“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观念，开始进入中国，成为启蒙话语的重要内容。具体说，个人主义在中国是从公权与私权的划界开始引入的。引入个人主义，必将导致伦理型国家观向契约型国家观的转变，再进一步，必然导致价值重构。

戊戌维新失败，康、梁等维新人士逃亡海外。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及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国内的新式知识分子对现代国家理论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梁启超更强调民主宪政是普遍性公理，他已不从公羊“三世说”的角度论证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他认为在人类所有文明的原始阶段都有自由性，“无论何种人，皆有所谓自由性”。不过，原始的自由性是没有约束、不受制裁的自由性，因此是“野蛮之自由”。“凡人群进化之阶级，皆有一定”：人类社会发展经野蛮自由阶段进入贵族帝政时代，再进入君权极盛时代，最后进入民主的文明自由时代。“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所以，“吾以为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凡公理所在，不必以古人曾行与否为轻重也”，明确提出“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也”。[39]

在这一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启蒙思想者对公民的认识更加深刻。在《独立论》中，梁启超提出：“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公民”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对权利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准确。虽然古希腊、罗马已有公民，但现代意义的公民是伴随现代民主政治的诞生而出现的，指根据宪法和法律，具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公民才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体。中国传统社会是身份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存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民只是草民、贱民，是在君权神授下不具独立性的臣民。将公民与独立联系起来，确实抓住了公民的实质。他针对中国传统“民”没有独立性、总是期盼君主的庇护批判说，“仰人之庇者，真奴隶也”，“不禁太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感叹中国四万万人一级一级“皆有其所仰庇者”，结果是：“而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以全国之大，而至于无一人，天下可痛之事，孰过此也。”[40]“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在皇权专制压迫下的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权利，“以故吾中国四万万人，无一可称完人者”。[41]

由此出发，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论述了“爱国”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把爱国与民权紧密联系起来。他说中国虽有四万万人，但对国家均无权利，所以“国”其实只属一家，只是数人之国。所以国本不属于民众，民众也就无所谓爱国。“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所以，人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西儒之言曰：侵犯人自由权利者，为万恶之最，而自弃其自由权利者，恶亦如之。盖其相害天赋之人道一也。”[42]所谓“天赋人道”，即现代天赋人权观念。

梁启超在1902年就写文章分辨中国儒学传统的仁政与西方近代自由的区别，认为“此两者其形质同而精神迥异”，因为仁政虽然强调保民、牧民，但统治者仍然权力无限，因此只能论证应当保民却没有如何能够保民的办法。所以，“虽以孔孟之至圣大贤”舌敝唇焦传播其道，“而不能禁二千年来暴君贼臣之继出踵起，鱼肉我人民，何也？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只有“贵自由、定权限”，才能长治久安，“是故言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立于平等之地位，相约而定其界也”。他尤其强调人民与政府地位平等，而不是“政府畀民以权也”，因为人民的权利如果是政府所给予，那么政府说到底也可以夺民权。[43]

康有为是维新派领袖，虽然相对而言思想资源陈旧，然而他此时也专门著文谈论公民问题。1902年春，《新民丛报》分三期连载了他的一万多字长文《公民自治篇》。他认识到日本、欧美各国之所以制度完美，国家富强，根本原因在于其“以民为国”，“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他从“义理”与“事势”两方面论述了公民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必然性。从义理上说，他以孔子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谋及庶人”“媚于庶人”和孟子的“国人皆曰贤然后用，国人皆曰可杀而后杀”等“不易之经”作为独立的、有议政之权的公民的合法性理论来源。从事势方面说，他强调日本、欧美各国实行公民制度，使人人视国为己之家，人人得以公议其利害，上有国会之议院，下有州、县、市、乡之议会。数千万人共同担负国家之责任，故弊无不克、利无不兴、事无不举、力无不入，这是经历史验证的国家富强之道。历史证明：“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各国皆有公民，而吾国无公民，则吾国孤孑寡独而弱败。”所以，中国“以四万万人之大国，无一人有国家之责任者。所谓国无人焉，乌得不弱危削亡哉！”他明确提出：“今中国变法，宜先立公民！”什么是公民呢？“公民者，担荷一国之责任，共其利害，谋其公益，任其国税之事，以共维持其国者也。”他认为“立公民”有爱国之心日热、恤贫之举交勉、行己之事知耻、国家之学开智这四大益处。而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并非中国将相之才不如日本，而是因为无公民。“夫万国皆有公民，而吾国独无公民，不独抑民之资格，塞民之智慧，遏民之才能，绝民之爱国，导民之无耻也。”所以，“吾有地球第一之民众，乃不善待而善用之，其民日退，其国日削，其主日辱”。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在发表此文时在编者按中，对康的公民思想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其以立公民之事而寄希望于政府，又以立公民为筹款之要途等观点略表不赞同。他说：“公民者，自立者也，非立于人者也，苟立于人，必非真公民，征诸各国历史，有明验矣。至公民之负担国税，则权利义务之关系，固当如是，非捐得此名以为荣也。若以是为劝民之一术，则自由权必不能固明矣。于此诸义，未敢苟同。”显然，他担心康有为过于强调公民的工具理性而妨碍了公民内含的自由的价值理性。但梁又强调，这是论学理与论事势间的不同，康文仍是“救时之良言也，为今日之中国说法也”。[44]但是，无论康有为对公民的理解是否准确，打通孔孟之道与公民理论是否牵强附会，连他都昌言公民，并将其作为中国未来立国强国之基，足见在不长的时间内公民概念较前影响大增。

在此期间，梁启超对国外现代国家、社会理论等有关知识做了较前远为系统的输入、介绍和普及。梁启超发表了《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等一系列文章，对他们的思想学说做了初步的介绍。国人对公民、宪政的核心是主权在民和对统治者的权力制衡的了解、理解因此更加深入。

这种观念的影响之深之广，从此时改良与革命两派为中国前途已近白热化的争论即可看出。双方虽然视对方为仇敌，但尊重、张扬个人权利，主张限制公权却是一致的。改良派领袖梁启超认为：“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之能力。”“于戏，灿哉自由之神！”[45]革命派也认为：“自由、平等、博爱之者，人类之普通性也。”[46]“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47]邹容在风靡一时的《革命军》中说：“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相遇也；吾幸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48]对“国家”，他们做了彻底的解构：“盖自古以来，国家之名词，君主、官吏恒假以愚民，借以胁众，恣行其凌虐之手段，以遂其奸。”[49]无政府主义者同样认为：“吾人确信人类有三大权：一曰平等权，二曰独立权，三曰自由权。”[50]而章太炎甚至要把佛教的华严、法相二宗改造成宣传平等思想、反对专制压迫的武器：“殊不晓得，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其余经论，王贼两项，都是并举。所以佛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就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51]无论章氏此说是否有道理，却说明他对权利平等的真诚向往，而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结合的努力，也值得重视。

但在学理上贡献、影响最大的，则是严复在1903年翻译出版的英国思想家穆勒（John 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和1909年翻译出版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的《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Law）。这两部公认的现代自由主义经典之作，严复分别译为《群己权界论》和《法意》。

穆勒在《论自由》开篇就申明文章的主旨：“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的意志自由（即那个与被误称为“哲学必然性”的信条不巧恰相对立的东西），而是公民自由或曰社会自由，也就是社会所能合法施加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52]所谓“社会所能合法施加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即当代自由主义所说“消极自由”。严复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解释说，西文liberty与常用的freedom 同义，而freedom是指“无挂碍也”，又与英语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等字为对义，认为“自由”与西方的liberty在语义上最为接近。在“译者序”中，他明确说中国守旧人士对自由“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而“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二者都是错误的。在“译凡例”中解释说此书的目的在为个人、国群、政府划分各自的边界：人们从来向往自由，“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他从历史的角度说，在贵族统治时代，民对贵族争自由；君主专制时代，民对君主争自由；在立宪民主时代，君主、贵族都要受到法制的束缚，不能任意妄为，争自由就是个人对社会、国群争自由。这本书的重点在“小己”与“国群”之分界，这种划分具有“理通他制”的普遍性，实质就是：“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由，则无间君上贵族社会，皆不得干涉者也。”[53]在《政治讲义》中他强调，这种“政界自由之义，原为我国所不谈。即自唐虞三代，至于今时，中国言治之书，浩如烟海，亦未闻有持民得自由，即为治之道之盛者”。他提醒人们，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最重要、最复杂、最困难的是划定国家、政府对个人管治的权界：“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宁。而斟酌二者之间，使相剂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业，而即我辈今日之问题也。”[54]其实质，就是“公权”与“私权”的划分问题。

分权理论是现代宪政民主的基础，英国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公认的奠基之作。简言之，洛克首倡分权之说，孟氏进一步论证、深化此说，更重要的是将其具体细分为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形式。严复之所以付出极大的心血精心翻译这部巨著，并写了300多条按语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就是希望国人对西方制度、法理、文化和历史成因有真切的了解，在此基础之上，融汇中国传统，建立以三权分立为形式的宪政社会。

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法律体系的本质不同之一是西方法律公法、私法截然分明，而中国“刑宪”则向来公私不分、公私二律混为一谈。他之所以如此看重民法，因为民法是为现代性社会结构奠定基础，没有社会基础，宪政就建立不起来。[55]

针对认为中国自古就有立宪的观点，他解释说，如果“得有恒久之法度”就是立宪，那么中国也有立宪，但他特别强调，这并非现代宪政：“则中国立宪，固已四千余年，然而必不可与今日欧洲诸立宪国同日而语者。今日所谓立宪，不止有恒久之法度已也，将必有其民权与君权，分立并用焉。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数，是则专制之尤者耳。有累作之圣君，无一朝之法宪，如吾中国者，不以为专制，而以为立宪，殆未可欤！”所以，“中国本无民权，亦非有限君权，但云有法之君主而已”。[56]简单说，现代宪政就是有民权、统治者必须分权、君主的权力必须被限制、天子也必须遵从法律，以此衡之，中国从无宪政。

在他看来，以主权在民、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宪政是国家的标志，所以他认为中国没有“国”，只有“家天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是国：“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对孟氏原书中“其在民主，国民地位，固平等也。其在专制，国民地位，亦平等也。特民主之平等也，以国民为主人，为一切之所由起。专制之平等也，以国民为奴虏，为地可比数之昆虫”一段话，严复进一步解释说，专制制度下民众间的平等只是奴隶间的平等：“专制之民，以无为等者也，一人而外，则皆奴隶。以奴隶相尊，徒强颜耳。且使谛而论之，则长奴隶者，未有不自奴隶者也”。所以，“夫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君与民皆有权者也。东方之君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57]因为西方是君主立宪，民是权力主体，君主权力受到宪法限制，这是国的标准。

宪政与非宪政两种政体如何判断其高下优劣呢？严复提出：“欲观政理程度之高下，视其中分功之繁简。今泰西文明之国，其治柄概分三权：曰刑法、曰议制、曰行政。譬如一法之立，其始则国会议而著之；其行政之权，自国君以至于百执事，皆行政而责其法之必行者也”，而“泰东诸国，不独国主君上之权为无限也，乃至寻常一守宰，于其所治，实皆兼三权而领之。故官之与民，常无所论其曲直”。这是中国与西方两种治理国家方法的根本差异，这种“政理”的高下优劣不同，导致的结果是国家的强弱不同，人民的贫富不同。而且，由于君主专制只有君是国家之主，所以只有君才有可能有治国的长久之计，而臣民只是奴仆，为国有长久之计者不多，所以，“夫惟立宪之国不然。盖立宪之国，虽有朝进夕退之官吏，而亦有国存之主人。主人非他，民权是已。民权非他，即以为此全局之画长久之计者耳。呜呼！知此则竞争之优劣，不待再计而可知矣”。[58]有民权，才可能有官员与人民的长久之计。

宪政的重要一点是法治，因此严复坚决反对君主专制的人治，主张法治。对孟氏原书谈古罗马“宪、政、刑三柄之分”在某些地区因并未三分而导致专制一段，严复评论说：“此惊心动魄之言也！何则？……夫制之所以仁者，必其民自为之。使其民而不自为，徒坐待他人之仁我”，其实也得不到仁政。因为“其君则诚仁矣，而制犹未仁也。使暴者得而用之，向之所以为吾慈母者，乃今为之豺狼可也。呜呼！国之所以常处于安，民之所以常免于暴者，亦恃制而已，非恃其人之仁也。恃其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权在我者也”，“在我者，自由之民也；在彼者，所胜之民也。必在我，无在彼，此之谓民权。彼所胜者，尚安得有权也哉！”[59]重要的是制度，而不是掌权者的好或坏、仁慈或残暴，要靠制度保证“权在我者也”，这样才是“自由之民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灵魂，严复认为中国法律的特点是“以贵治贱”。“以贵治贱”，虽然统治者“仁可以为民父母”，但“暴亦可为豺狼”。在这种制度下，如果是圣主明君，也可能达到天下太平的盛世，但终不能长久。因为这种体制下刑罚无法长期非常公正，“而侥幸之人，或可与法相遁”，最终是人民道德的败坏。结果“虽有尧舜为之君，其治亦苟且而已。何则，一治之余，犹可乱也”。对此，严复非常重视，甚至可说敏感。当孟氏原书说大赦是治国良策之一，但专制之国以恐怖治国，因此不可能实行大赦时，严复在评论中立即表示不能同意，不客气地说“孟氏论赦之言浅矣，故与历史之事不相合也”，强调自己认为恰恰是“有道立法”之国“可以无赦”，“而用赦之滥，乃至为国民之大患者，皆见于专制之朝者也。夫专制之君，亦岂仅作威而已？怒则作威，喜则作福，所以见一国之人，生死吉凶，悉由吾意，而其民之恐怖慑服乃愈至也”，所以孟氏所说的赦免理论“去于事情远矣！”只有人人平等，才能实行法治，他由此认为这是欧洲与亚洲一盛一衰的原因：“夫欧亚之盛衰异者，以一其民平等，而一其民不平等也。”他明确说中国现在满汉不平等，优待满族，最后满族也将深受其害。[60]

在公权与私权的关系上，严复非常警惕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所以他强调：“治国之法，为民而立者也，故其行也，求便于民；乱国之法，为上而立者也，故其行也，求利于上。夫求利于上，而不求便其民，斯法因人立，其不悖于天理人性者寡矣！虽然，既不便民矣，将法虽立，而其国必不安。未有国不安而其上或利者也。”严复一再强调公权不能侵犯私权。他以思想、言论自由为例说：“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之所当问也。问则其治沦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61]显然，他认为思想、言论属私权领域，纵有不当，也是个人道德问题，公权力不应过问，过问就是专制，国民之自由将不复存在。

面对国家危亡之局，严复在为公权私权划界时不能不考虑、论述爱国救国的时代课题，而此问题的核心就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小己”与“国群”的关系。他认为：“西士计其民幸福，莫不以自由为惟一无二之宗旨。”但是，“特观吾国今处之所，则小己自由，尚非所包，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此话往往被认为他最终承认国群自由重于小己自由。这种看法当然不无道理，但严复的有关思想并不如此简单。其实，他紧接着就说：“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然则，地方自治之制，乃刻不容缓者矣。”人人爱国只能来源于人人享有权利，严复格外强调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义务者，与权利相对待而有之词也。故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无权利，而责民以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耳”，只有立宪之民才有主权，而可以监督国家之财政。“今日中国之时势，所最难为者，其惟国用乎！对于外侮，武备诚不可以不修，而兵之为物，固耗国之尤者也！然则其加赋乎？夫赋固已加矣。”从镇压太平军到甲午之败，再到庚子赔款，百姓已被“敲骨吸髓，所余几何？乃今而犹言加赋，忍乎？”但是，他仍认为赋税并非不可增加，关键在于采用何种制度：“使其参用民权，民知公产之危，虽毁私家，不可以不救。其立法也，为之以代表之议院；其行法也，责之以自治之地主。是其出财也，民自诺而自征之，则所出虽重，犹可以无乱，然而政府所不为也，不收民权为助。”[62]人民有监督财政的权利，才有纳税的义务。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为西方列强、为日本所败，因为那些国家为立宪之国，人人对国有权，因此人人是爱国者。而中国现行体制下，既无民权，多数人“终身勤动，其所恤者，舍一私而外无余物也。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断无胜理也。故不侫窃谓居今而为中国谋自强，议院代表之制，虽不即行，而设地方自治之规，使与中央政府所命之官，和同为治，于以合亿兆之私以为公，安朝廷而奠磐石，则固不容一日缓者也”。对那种以爱国之名而强迫个人牺牲者，他格外警惕。孟氏原文说：“故为政有大法：凡遇公益问题，必不宜毁小己个人之产业，以为一群之利益。”对此，严复非常赞赏，在按语中大引卢梭有关论述，强调那种毁家纾难、“重视国家之安全，而轻小己之安全”的爱国者，如果发自内心、出于自愿，“则为许国之忠，而为吾后人所敬爱顶礼”，但是，如果“独至主治当国之人，谓以谋一国之安全，乃可以牺牲一无罪个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则为违天蔑理之言。此言一兴，将假民贼以利资，而元元无所措其手足。是真千里毫厘，不可不辨者耳”。[63]

在当时的中国救亡语境中，严复当然要思考爱国与公民自由、小己与国群的关系，在他的理论中，这些概念充满高度紧张。在他的论述中，公民、个人权利更为重要，是公权的基础，所以在提倡爱国、小己为国群牺牲时又总担心执政者会以此为借口过度侵犯公民私权。他所谓爱国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即只有立宪之国才是国民之国，国民才能爱。他从立宪使国家权力为每个国民自己所有，因此国民爱国、救国就是爱自己、救自己的角度来论述爱国、论述小己与国群关系。简言之，个人、为己、“私”仍是他爱国话语的论述主轴。

显然，权利观念、公民理论引入中国并成为现代中国国家话语建构的基柱之初即不同程度地被现代思想家们将其与“救亡”“强国”联系起来。无疑，这是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局时接受这种观念、理论自然而然的最初反应。进一步说，也只有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时，才为权利观念、公民理论进入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道缝隙，使之可能被人接受。如果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使少数读书人为救亡而开始制度变革，引入权利观念，那么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则使更多国人尤其是士绅阶级接受“立宪”“权利”“契约”观念。

历史的吊诡在于，这些观念因救亡而入，最后亦易因救亡而失。但是，以此理论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资源，取代传统的忠君爱国论，恰恰说明权利观念、公民理论开始产生影响，更说明中国面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契约论国家观，“通过立宪性契约，人们同意受统治”才是其实现性方式。[64]

以契约论国家观取代伦理论国家观，对现代中国的观念冲击、心灵震憾是巨大的。即便是君主立宪论者，亦承认君主也是契约的产物，君主也只是一种工具性价值，剥去了“君权神授”的神圣性。在这种价值观念框架下，立宪是公认的理所当然，而究竟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则是一种工具性选择，选此选彼，只有势所必至，而无理所当然。

“立个人”

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形成了一整套系统严密、以儒学绝对忠孝为支柱的意识形态结构。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之中，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全社会都在他的脚下绝对忠于他。

如果没有每个个体自我的觉知，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以个人为核心的现代性政治体制就无法建立，所以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个人主义。梁启超要每个人“除心中之奴隶”，“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为我也，利己也，中国古意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立者也。……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观于此，然后知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者，实则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剥夺己之权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让之，曾不以为意也。”在他们的话语论述中，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因此启蒙思想家们一反中国轻视个人、抹杀个性的传统，大力提倡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个人主义，启发人们为做一个真正的人而战斗。他们甚至还从中国古代哲学中为个人主义找出论据，“昔中国杨朱以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65]而今却认为：“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人之皆不肯损一毫，则亦谁复敢撄他人之锋而损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虚言也。”[66]

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以自我为中心，必然要与传统价值体系的纲常名教发生激烈冲突。面对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开始受到个人主义的强烈冲击，康有为希冀把儒学变为儒教，把孔子变为基督，以儒学宗教化重建中国价值体系。

对此，梁启超甚至不顾师生之情，著文公开表示反对。他从“教非人力非能保”“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今后宗教势力衰颓”“信教自由”“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保教之说有妨外交”“论孔教无可亡之理”“论当采群教之所长以光大孔教”等八个方面提出反对意见，总之，他强调：“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67]

激进的革命派刊物《浙江潮》发表未署作者名的《公私篇》，以现代公权私权分界理论分析、批判中国传统的“公”的观念，强调：“人人不欲私其国，而君主乃得独私其国矣！”“盖私之一念，由天赋而非人为者也。”“人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于专制君主则不便甚。”文章充满激情地大声疾呼：“自私自利一念，磅礴郁积于人人之脑灵、之心胸，宁为自由死，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为之力也。可爱哉私也！”“西语曰：‘人生之大患，莫不患于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望人之利我。’”[68]《河南》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法国革命是18世纪欧洲启蒙思潮的产物，而启蒙思潮的特色就是理性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并十分干脆地说：“佛郎西革命之精神，一言蔽之曰：重视我之一字，张我之权能于无限尔。易言之曰：个人之自觉尔。”[69]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权利是目的，国家、群体权力只是手段、工具，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契约型国家。以上论述表明，他们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已相当深入。

面对仍在皇权专制统治下没有权利意识的臣民，这些启蒙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为此，他们从现代西方哲学中汲取力量和思想资源。青年鲁迅以西方哲学、文学思想为个人主义张目：“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主我。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他认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中国在昔，尚物质而疾天才矣……个人之性，剥夺无余。”提出“非物质”“重个人”。蔑视群众、鼓吹“超人”哲学的唯意志论哲学家尼采（F.W.Nietzsche），以及骄傲地认为“只有最孤独的人才是最强有力的人”的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Ibsen），都曾经给他们极大的精神力量。他们服膺尼采的学说，推崇易卜生的思想，力图最大地振奋人的精神。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欧美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A.Kierkegaard）的学说也被介绍进来。鲁迅写道：“丹麦哲人契开迦尔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70]这些思想，确实促使人们由自在者变成自为者，由消极者变成积极者，由被动者变成主动者。

尤应值得一提的是《游学译编》1903年发表的《教育泛论》一文，明确提出应把个人主义作为教育的纲领。此文强调“贵我”是从事教育者不可不知的两大主义之一，因为“人人有应得之权利，人人有应尽之义务”是“颠扑不破之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者也”，并进一步论证个人能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对自己行为负责才是道德的来源。而且，就权利来源而言，不是全体决定、重于个人，而是个人重于、决定全体；“个人之权利，即全体权利之一分子也，一人失其权利，则全体之权利已失一分矣”；如果个人失权互相牵连，结果是“全体之权利，遂荡尽无余矣”。文章还以宗教、学术、社会、国家的发展为例，说明“其所以变迁发达之故，无不基于人类利己之一心”。个人主义的重要一点是个人独立，文章认为这才是教育的宗旨：“人而无独立之精神，是之谓奴隶。任教育者，而不能养成国民独立之精神，是之谓奴隶教育。以教育为己任者，安可不知此意也！”强调个人主义、独立精神是教育的宗旨，必然与在中国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发生冲突，作者批判说：“古来儒者立说，无不以利己为人道之大戒，此不近人情之言也。剥丧人权，阻碍进步，实为人道之蟊贼，而奉为圭臬，无敢或逾。”[71]

更有文章公开喊出了“谋人类之独立，必自无圣始”的口号，激烈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几千年来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72]有人根据自然人性论认为，“吾心中之有理与欲，如磁极中之有南与北，如电性之有阴与阳”，批判“存天理，灭人欲”违背人性，而且统治者“以为公者天理也，私者人欲也，理欲战于中，往往天败而人胜，于是乃借克己复礼之说，穿凿而附会之，谓欲复天理者，必克人欲”；认为道德有天然与人为之分：“有天然之道德，有人为之道德。天然之道德，根于心理，自由平等博爱是也；人为之道德，原于习惯，纲常名教是也。天然之道德，真道德也；人为之道德，伪道德也。”“中国数千年相传之道德，皆伪道德，非真道德也。”据此，他提出自己的人生观：“人生观之最终目的何在耶？……人生观概要二：曰身体之快乐，曰精神之快乐。”[73]人们应该勇敢地追求幸福，这就否定了禁欲主义的“天理”。

此时，对儒学的批判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有人激烈批判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体系。“仁之实为事亲，义之实为从兄，胥此道也，则犯上作乱之事息矣；礼以缚民身，乐以和民气，胥此道也，则人人自由之言息矣”，他们沉重地叹息：“异哉夫支那，乃有所谓三纲以钳缚其臣民，钳缚其子弟，钳缚其妇女，何哉培奴性若此其深也！”[74]有文章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列为宗教迷信，把人人平等、父子平等、男女平等列为科学真理，指责孔子“在周朝时候虽是很好，但是在如今看起来，也是很坏”。[75]周作人此时也写长文比较中外文化，认为“孔子为中国文章之匠宗，而束缚人心，至于如此”。[76]

显然，这时期以个人权利为核心对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代表儒学的批判，开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之先河。此时宣扬的契约论国家观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有着明显、直接的影响。陈独秀说道：“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77]高一涵在《新青年》上连续撰文，介绍各种国家学说，探讨国家的起源与本质。他认为国家“乃自由人民以协议结为政治团体”，“故国家惟一之职务，在立于万民之后，破除自由之阻力，鼓舞自动之机能，以条理其抵牾，防止其侵越。于国法上公认人民之政治人格，明许人民自由之权利，此为国家唯一之职务，亦即所以存在之真因”。[78]很明显，他们的国家观念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的，即认为国家是人民意志协约的结果。从契约论国家观出发，就必然得出“国家非人生之归宿”的结论。他们认为，“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人民国家有互相对立之资格，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79]这样，他们拒绝了国家高于一切、位居人民之上的观点，明确提出了国家与人民是两个具有同等资格的权利主体的论点。

而且，高一涵还进一步区分了国家与政府的职能，他写道：“人民创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府。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执行国家意思，为政府之责，而发表国家意思，则为人民之任。”[80]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执行机构。在中国传统国家观中，并无国家与政府的区分。统治者就是国家的化身与代表，至多是“为民做主”的清官明君。把国家与政府区分开来，其潜台词是，对政府的批判与否定并不意味着不爱国。进一步说，创造国家的人民有权监督、更换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根据契约论精神，高一涵得出了“吾人爱国之行为，在扩张一己之权利，以挹注国家。牺牲一己之权利，则反损害国家存立之要素，两败俱伤也”的结论。[81]也就是说，扩张个人权利就是爱国行为，而以国家名义牺牲个人利益，终将损害国家利益。这一观点或有其偏颇之处，却是对长期以来集体本位，无视个性、个人权利的中国传统伦理观的彻底否定，表明了“新青年”的觉醒。陈独秀则更为明确地说：“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82]他甚至认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83]个人与国家之间并没有一种“天生的”必然关系，当国家违背人民意愿时，人民亦有权背弃国家；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垂直纵向关系改变为一种平面的横向关系。他们反复强调，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鼓舞群伦，使充其本然之能”，“谋充各得其所”的手段。[84]

新文化运动思想家的这些言论、观点，与辛亥前启蒙者的思想确实如出一辙，别无二致。进一步说，从思想、思潮的发生、发展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亦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启蒙思想的自然发展的结果，其主要观点、论点在戊戌—辛亥期间已基本提出，甚至基本框架也已建构而成，“五四”只是乘势将其普及、提高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其实构不成思想史上一个与前迥然不同的新标志。

1935年5月，胡适在一篇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85]虽然胡适说的是“五四”的命运，其实却是启蒙思想、思潮的现代中国命运。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集体本位的伦理观确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迫在眉睫的亡国之祸又雪上加霜，使启蒙思想面临绝境。

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救亡则根本没有启蒙。正是为了救亡，中国才开始了启蒙的历程。启蒙思潮的几次高涨，又恰在亡国之险最为危急的时刻。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最后时分，梁启超明确说：“我国民主张速开国会之理由，图治尚在其第二义，而救亡乃其第一义。”[86]因救亡而起，因救亡而落，这就是启蒙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困境。

[1] 本章由雷颐撰写。

[2] 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9，第1—5页。

[3] 芮逸夫：《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氏著《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台湾大学人类学系，1972，第73—117页。

[4] 《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凡例”。

[5] 《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故宫博物院编《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第614、619页。

[6] 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14页。

[7] 魏濬：《利说荒唐惑世》，《圣朝破邪集》第3卷。

[8] 阮元：《畴人传》卷46，周骏富辑《清代畴人传》，明文书局，1985，第174页。

[9] 《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5，第676页。

[10] 《密陈以重赏鼓励定海民众诛灭敌军片》，《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61页。

[11] 魏源：《海国图志》下册，岳麓书社，1998，第1847—1863页。

[12] 徐继畬：《瀛寰志略》卷1。

[13] 张穆：《复徐松龛中丞书》，《月斋文集》卷3。

[14] 徐继畬：《瀛寰志略》卷1。

[15] 刘鸿翱：《瀛寰志略·序》，徐继畬：《瀛寰志略》卷1。

[16] 史策先：《梦余偶钞》卷1，《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1963，第480—481页。

[17] 《论公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66—67页。

[1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

[1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4，第30—33页。

[2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9，第30—32页。

[21] 参见张用心《〈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2] 朱德裳：《录癸酉谈往》，氏著《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5，第209页。

[23]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319页。

[24] 〔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74页。

[25]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郭嵩焘日记》第3卷，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373页。

[26]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13。

[27] 王韬：《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第111—112页；《纪英国政治》，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第156—158页。

[28] 王韬：《与方铭山观察》，《弢园尺牍》；《达民情》，《弢园文录外编》，第96—98页。

[29] 《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第103页。

[30] 《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1—312页。

[31] 《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13—115页。

[32] 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第41页。

[33]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8页。

[34] 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9页。

[35]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第339、341页。

[36] 《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27页。

[37]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擅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7—11页。

[38]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9页。

[39] 梁启超：《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3—27页。

[40] 梁启超：《独立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62—64页。

[41]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清议报》第82、84期，1901年。

[42] 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74—76页。

[43] 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5页。

[44] 明夷（康有为）：《公民自治篇》，《新民丛报》第5、6、7号，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第172—180页。

[45] 梁启超：《新民说》，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47、138页。

[46] 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期，1906年。

[47] 《同盟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第68页。

[48] 邹容：《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第9—10页。

[49] 鸿飞（张锺瑞）：《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278页。

[50] 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918页。

[51] 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期，1906年。

[52] 〔英〕约翰·穆勒：《论自由》，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页。

[53] 《译〈群己权界论〉自序》，《〈群己权界论〉译凡例》，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131—132页。

[54] 《政治讲义》，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279页。

[55] 《〈法意〉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936页。

[56] 《〈法意〉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940页。

[57] 《〈法意〉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948—949、952、975—976页。

[58] 《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47页；《〈法意〉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1006页。

[59] 《〈法意〉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972页。

[60] 《〈法意〉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969、953、962页。

[61] 《〈法意〉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1022、973页。

[62] 《〈法意〉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981—982、1006、975页。

[63] 《〈法意〉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985、1022—1023页。

[64] 〔美〕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6，第6—7页。

[65]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清议报》第82、84期，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3—14页。

[66] 梁启超：《新民说》，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32页。

[67]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丛报》第2期，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63—172页。

[68] 《公私篇》，《浙江潮》第1期，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492—496页。

[69] 旒其：《兴国精神之史曜》，《河南》第4期，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299—301页。

[70] 鲁迅：《文化偏至论》，《河南》第7期，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357—363页。

[71] 《教育泛论》，《游学译编》第9期，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00—404页。

[72] 凡人：《无圣篇》，《河南》第3期，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261—271页。

[73] 剑男：《私心说》，《民心》第1期，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816—821页。

[74] 《广解老篇》，《大陆》第9期，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29页。

[75] 君衍：《法古》，《童子世界》第31期，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29—533页。

[76] 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第4、5期，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306—330页。

[77] 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432页。

[78] 高一涵：《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新青年》第2卷5号，1917年。

[79] 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新青年》第1卷4号，1915年。

[80]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新青年》第1卷1号，1915年。

[81] 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新青年》第1卷4号，1915年。

[82] 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独秀文存》，第432页。

[83]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第1卷4号，1914年。

[84] 高一涵：《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新青年》第2卷5号，1917年。

[85]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

[86] 梁启超：《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第112页。

第二十四章 族群、文化与国家：晚清的国族想象[1]

近代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一项重大挑战，那就是怎样使中国从一个传承千余年的大一统帝国快速蜕变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俾争强图存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国际社会。清末以降数代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生死以之，所戮力推动的各项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的大规模变革运动，归根到底，其最终目标，正不外乎完成此一“国族打造”（nation-building）的艰巨工程。

就外在形式而言，这项艰巨的工程，在晚清短短数十年间，很快便获致初步的成效。1914年，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便写道：“不过十五年以前，所有熟悉远东事务的人都还矢口否认中国有资格算作一个‘国族’（nation）”，但是，时至今日，同样一批观察家却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中国的例子，证明了“一个人群在某些境遇下，可以透过特定的作为，取得成为‘国族’的特质”。[2]的确，经由晚清澎湃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洗礼，近代中国人逐渐摆脱传统天下概念的宰制，孕育出一种崭新的共同体意识：“中国”一词所指涉的，也不再只是一套普世性的文化、道德秩序，而是一个以全球竞争为背景，具有明确疆域和主权意识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3]

然而，如同相关研究所一再指出的，国族并不是一个天生自然的事物，而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4]一个人为建构出来的文化产物。作为一项认同符号，国族可以承载多重的意义，而不同的个人与群体也都是根据各自不同的认知、利益与目的，来理解和界定国族的边界与内涵。因而，国族概念的实质意涵始终处于不断被制造与再制造的过程；它所构成的，也是一个多重力量彼此争持、竞相角逐的场域。[5]

同样的，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都极力宣扬民族主义的理念，以建构强固之民族国家为职志，但他们所想象的中国，却并不是一个同质而统一的整体。在“立宪”与“革命”这两条不同的现实政治策略选择下，他们对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亦即中国国族的具体边界与成员结构，有着悬殊的规划。因而，自其诞生伊始，近代中国的国族想象，便充斥着诸多矛盾、冲突与紧张。此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也不免深深受到这段历史经验的重大影响，从而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形貌，并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棘手难题。

一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众所周知，民族主义曾在近代中国发挥过无可比拟的重大作用。余英时便指出，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最大的动力，殆非民族主义莫属，“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6]罗志田也强调，晚清以来一个多世纪里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背后都隐伏着一条民族主义的潜流，都可以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7]

然而，长久以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性质始终是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议对象。

毫无疑问，中文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一词，乃是译自英文nationalism的翻译名词。不幸的是，即使在其原有的西方语境中，“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极其含混的复杂概念，其具体意涵之难以界定，早已恶名昭彰。西方学者也曾提出许多不同的定义，试图确切把握民族主义的本质。然而，这些定义大致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重要特征，而每项定义通常又都蕴含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具体目的，甚至有着极为强烈的价值立场，益发增添民族主义概念的复杂性。

为了避免卷入这些定义所构成的烦琐复杂的无谓争议，本章打算实行相对宽泛的方式，将民族主义界定为一套独特的论述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这套论述，一如宗教、阶级、性别等其他主要的社会认同范畴，提供了一种我们借以体验与理解日常经验及外在现实的框架，并不断形塑着我们的心理意识与对世界的认知。换言之，民族主义并不只是一种政治信条，而是“一套更为基本的谈论、思考与行动的方式”。透过这套论述形构，现实世界的人群被自然而然地划分为界线分明的“我群”与“他者”；对“民族”的认同与效忠，则成为个人不容推诿的神圣职责。也正是由于这套论述形构的长期浸润，我们才从“个人”被转化为“国民”，从而决定了我们的集体认同。[8]

然而，不同于西方由中世纪分崩离析的封建制度发展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路径，中国既有长达两千年的统一国家组织，复有悠远绵长的文化传统。因而，中国所独具的历史经验，自不免引发有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本土历史渊源的尖锐争议；对于前近代中国是否有过堪称“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概念，学界长期以来也是各持一端，相争不下。

一般说来，主张中国民族主义自发论的学者往往根据《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严夷夏之防一类的话语，认为中国人的族群与文化之自我辨识确立甚早。王尔敏认为，晚清以降的民族主义思想，并非直接由西方贩卖得来，而是“一种时代的醒觉与反应”，从而使“传统民族思想之内容有所扩充”而已。[9]冯天瑜也认为，这种古老的族类意识乃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源头。“华夷之辨”和“内华夏，外夷狄”等观念，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提供了现成的表达形式和基本的文化内涵”。[10]

相对于强调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有其独特历史渊源的观点，有些学者则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并非“原发的”，而是一套借自西方的“衍生的”论述。许纪霖便认为，传统中国并无民族主义的观念，有的只是对王朝与文化的认同。因此，“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11]

从本章所采取的论述建构立场观察，传统中国的“族类”观念与西方式的近代民族主义所促生的，其实都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只不过，这两种共同体有着极为不同的想象方式，因而，其所关怀的主要问题与产生的实际效应，自亦有所轩轾。[12]1934年，政治学者张佛泉便指出，民族主义（他称之为“邦国主义”）并不只是纯粹对外，亦即并不只是像传统族类观念那样，根据族群或文化的标准，严格区划我族与异己族群的界限。真正的“民族主义”，乃是一种政治概念，“是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民族求达到主权国的理论或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束缚联系国民成为一体的情力”，是达成大规模的“自治”所必可少的条件。[13]从这样一种政治性的标准衡量，中国几千年来始终不曾出现过真正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近代产物，也是与传统“族类”观念的重大断裂。

然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构成，却又绝无可能完全摆脱长期积累之文化习性的束缚，更不免受到传统文化因素的强大制约。事实上，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是透过传统“族类”观念所设定的框架，来认识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范式。翁贺凯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由“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观念和民族（种族）竞争的世界格局观念，与垫底的中国本土族性/文化意识相互化合而催生的”，实不失为深中肯綮的适切之论。[14]就此而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乃是在“过去”与“现在”不断交互作用、彼此制约的辩证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这个特殊的历史过程，当然也形塑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性格，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与限制。

另一方面，近代民族主义与传统族类观念的另外一项重大差异，则在于前者预设了一套世界性的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虽然认为前近代中国是一个“总体化的、自觉的政治共同体”，已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却也承认，民族主义的独特与新颖之处，并不在于其认同形式或意识形态，而端在于其所镶嵌于其间的全球性体制革命。在这套新的政治体系下，民族国家被视为政治主权唯一合法的表达形式。这种民族国家是一套有着明确疆界的政治体制，“代表”民族或人民的主权国家便是在这样的体制中不断扩展自己的角色和权力。[15]因而，近代中国在外力交逼下，被迫纳入这套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实为中国民族主义所由产生的最为根本的历史条件。只有在真正有了“世界”后，“中国”才真正有了自己。[16]

在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并无接受这套“普世性”政治规范的丝毫准备。如同许多相关研究所指出的，长久以来，在支撑帝国体制的意识形态与象征系统上，中国始终维持着以“华夷之辨”为核心观念的族类思想。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所认识的世界，也还是一个以华夏为中心，由朝贡制度的怀柔羁縻手段所构成的差序性“天下”秩序。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华，因朝觐礼仪问题引发尖锐争议，便明白反映了中华帝国体制与现代民族国家世界秩序扞格不入的困境。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强大压力下，中国迭遭挫败，终于逼使朝野官民俯首下心，亟思应变之道。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有识之士慢慢接受了西洋传教士所传入的现代地理知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想象，逐渐取代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在这个崭新的“世界”空间中，中国只是同时并立的列国之一，并非世界的全部。非但如此，中国既不是世界的中心，更不是唯一的文明。徐继畬在道光末年编纂《瀛环志略》一书，便已指出：中国并不在世界的中央，而是位于亚洲的东南部。[17]洋务运动期间，冯桂芬也说：“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驺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18]戊戌时期，康有为更明确指出：“我中国地大物博，今亦仅为六十国中之一国，以地论仅居第三，非复一统之世，为万国并立矣”。[19]

随着华夏中心观念的动摇，传统“夷夏之辨”所预设的阶序性文化秩序也逐渐遭到日益深刻的批判。鸦片战争期间，魏源已认识到，中国所面对的不复是王朝历史中“未受王化”的蛮夷戎狄。他甚至认为西洋诸夷亦自有其礼义节度，且其坚船利炮之术更远胜中国，因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其后，冯桂芬也坦率承认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若再不虚心向西方各国学习，“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20]诸如此类的认识，在晚清士大夫群体中不断深化与普及，最终便逼出“华夷易位”的颠覆性概念。戊戌变法前夕，王韬于《华夷辨》一文中对“内华外夷”的传统说法大加抨击。他认为：“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如今中国既有许多地方不如外国，正应及时更易陈旧的“夷夏之辨”观念，学习西方长技；苟不此之图，一味空言“徙戎攘夷”，是“真腐朽不通事变者矣”。[21]

在从文化层面重新诠释“夷夏之辨”的同时，晚清知识界也慢慢接受了主权国家地位平等的现代国际政治观念。1864年西洋教士丁韪良（W.A. P.Martin）等人翻译出版《万国公法》一书，将主权国家的概念正式介绍入中国。[22]少部分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随之陆续提出维护国家自立与主权的主张。王韬便将不平等条约中各项有损中国权益的条款称作“额外权利”，呼吁清廷通过外交手段，“执持西律”，与缔约各国反复辩论，以争回“国家之权”。[23]郑观应也强调在与外国协定税率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盖外交交涉中，“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24]发展至此，“族类”典范的全盘崩解，以及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应运而生，似乎也只是指顾间事。

不过，甲午之前，上述变化依然局限于极为狭隘的范围，大多数官绅士大夫仍未摆脱文化中心意识的樊篱。同治年间，志刚随同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出使欧洲期间，有人询及“中国”一词的含义，他的解释虽已舍弃“华夏中心”的地理框架，却仍然坚守着“夷夏之辨”的文化阶序，一再强调：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固由列圣相传中道之国也。而后凡有国者，不得争此‘中’矣”。[25]一直到甲午战争带来沉重打击，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才终于获得滋长茁壮的机会。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惨遭败绩，继之而东西列强争相攘夺，瓜分风潮日益剧烈，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人心之震撼危疑达于极点，传统族类观念所蕴含的文化优越感也在此时彻底破灭。康有为于1898年上书光绪帝，便明白指出：“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26]其中所流露出的屈辱、挫折与妒恨（ressentiment）之情溢乎言表。从刺激民族主义兴起之感情动力而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殆已略具雏形，呼之欲出。果然，不旋踵而有1300余名应试举人联名上书，打破“士人干政”的传统禁令，开了中国国民集体参与国家政治过程之先河。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运动便在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号声中揭开序幕。

1898年，康有为号召同志，组织“保国会”，在章程中明确提出国权与国民的概念，并以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为号召。[27]张灏认为，康有为所谓的“国”，其指称已不再是大清王朝，而是“包括中国版图内全体人民的共同的实体”。[28]王尔敏更认为此一章程，充分显示出康有为“是把中国认作一个有明确主权界限的国家，同于当时西方的nation-state”。[29]这大概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初试啼声了。

但是，中国民族主义在戊戌时期毕竟还是局限于极少数人的一种模糊意识，[30]其真正兴起，蔚为风潮，则要等到稍后的20世纪初年。推动这股热潮的行动主体，也不再是传统的官绅阶层，而是另外一批快速崛起的新式知识分子。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流亡日本，紧接着，又有大批青年学生为探索“富强之道”，相继赴日留学。据调查，1896年时，中国留日学生只有寥寥13人，1901年增至274人，1903年再增为1300人；日俄战后，受到日本战胜的鼓舞，中国留日学生急遽增加，在1906年达到12000人的巅峰。[31]另据估计，1901年至1910年间，中国留日学生共达32428人，成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一股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32]

这一个新兴群体，乃是中国新旧教育体制过渡时期的产物，也是第一批由传统士人蜕变而成的新式知识分子。然而，他们所面临的，却是中国文化与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值此重大历史关头，民族主义在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都为他们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凭借与支撑。就前一层面而言，张灏指出，1895年之后，中国急遽陷于深巨的政治与文化危机，传统政治秩序开始由动摇而崩溃，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价值也渐形解钮。在此彷徨无依、惑乱晦暗的时刻，一般知识分子亟须为自身的政治认同、群体的归属感与社会的价值取向，寻得一种新的凝聚力量与认同标志，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正好提供了这项精神核心。许多知识分子便是在解决精神与思想危机的迫切需求下，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洗礼。[33]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初期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中国以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为基本构成要素的四民社会快速解体，由士转化而成的知识分子不复垄断文化霸权与论述霸权，也无法继续掌握庞大的社会与象征资本，因而逐渐陷入边缘化的处境。基于权力角逐和资源竞争的需要，这些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也就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运动的吸引。罗志田便认为，民族主义运动为新兴的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的出路。他们在其中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从不值一文的白丁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34]

就是在这种种错综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民族主义的情绪与信念迅速弥漫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关于民族主义的各类论述，也成为他们争相探究、聚讼纷纭的热门议题。

当然，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更为密切相关的，还是这群新式知识分子在留学期间，透过明治日本的中介，直接、间接受到19世纪末期盛行于欧美之各类民族主义思潮的浸濡后，又利用翻译、著述的手段，大力散播这些新观念，从而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获得日益丰富的内涵，并由一股含混朦胧的意识，快速转变成一套可以明确叙说的理念。鼓吹种族革命，排满最力的章太炎自述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次第，便坦陈其少年时期，因读郑思肖、王夫之等人著作，“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不过，郑、王“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一直要到甲午以后，浏览东西各国新书，“才有学理收拾进来”。[35]像章太炎这样，借助于西方民族主义的“学理”，来重新诠释或改造传统的族类思想，可说是晚清知识分子建构中国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屡见不鲜的普遍现象。

根据陶绪等人的研究，晚清知识分子在西方诸多的民族主义理论中，主要选择了伯伦知理（J. K. Bluntschli）、洛克与黑格尔等人的相关学说进行介绍。其中尤以伯伦知理的民族主义思想最受重视，影响尤大。

民族主义理论而外，晚清知识分子还大量译介了西方的进化论学说以及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以“天赋人权”为中心的自由、平等思想。而19世纪英国社会学者斯宾塞、甄克思（Edward Jenks）等人著作中所包含的民族学理论，也受到他们的关注与吸纳。这一大批时代不同、流派分殊、类型迥异乃至矛盾扞格的西方观念与理论，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传入中国，相互混杂、彼此纠结，为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为强大的助力。[36]不过，晚清知识分子在采择这些思想学说时，往往由于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现实利益与运动策略等各方面的差异，而有极为不同的取舍与偏重。如分别主张君主立宪与革命排满的梁启超与汪精卫两人，虽然都遵奉伯伦知理的民族主义理论，却对伯氏学说各有诠解，仁智不一，甚至互据一词，角抵甚烈。[37]这种特殊的现象，也使得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论述自诞生伊始便呈现出纷歧多变的复杂面貌。

即便如此，晚清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也并不是没有共通之处。粗略而言，他们大都深受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一书影响，几乎都是透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认知框架，来理解世界局势与中国处境。从这种特殊的视野出发，晚清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民族主义”，便是在这“天演公例”的支配下，唯一足以“合群保种”、救亡图存的不二法门。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便明白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38]如论者所言，这大概便是当时积极从事民族主义之介绍与宣传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了。[39]

最早采取这一套论述策略来鼓吹民族主义思想的，也正是梁启超本人。1901年，梁启超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率先揭橥“民族主义”这个由日本汉语辗转借来的新名词。[40]他在这篇文章中，便是从世界人群生存竞争的角度引入帝国主义理论，来论证打造中国民族主义的迫切性。梁启超认为，西方民族主义萌芽于18世纪末期，而盛行于19世纪，对于世界局势的变化造成极大影响。所谓民族主义者，“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实为“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然而，人间万事之发展，未必能尽合乎“正理”。盖“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因而，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也就是在“优胜劣败”的压力驱迫下，欧美各国于民族主义高度发达后，“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以致“厚集国力扩张属地之政策，不知不觉遂蔓延于十九世纪之下半”，一变而走上民族帝国主义的道路。梁启超强调，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途径。就此而论，民族主义实为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国”。[41]

继梁启超之后，许多留日学生也陆续撰文，阐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他们反复强调，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争霸世界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势将继非、澳、拉美之后，成为列强侵略攘夺之首要目标，中国的民族危机已迫在眉睫。为谋救亡图存，中国唯一可以倚恃的武器，厥为民族主义。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确如论者所一再指陈者，是在东西帝国主义列强不断进逼、国亡无日的深重危机下，被激荡出来的一种“自卫型民族主义”。[42]这种根源性的因素，决定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性格与关怀目标。自此以后，“反帝救亡”的主题始终盛行不衰，蔚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最为明显的基调。

那么，晚清知识分子又是怎样理解民族主义的内涵，如何才能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呢？在这一方面，他们同样展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他们的认识中，民族主义的基本要旨，简单而言，便是要建立一个强固的民族国家，以便有效因应外在情势的严峻挑战，完成救亡图存的最终目标。1902年，梁启超撰述《新民说》，开宗明义，首先便对民族主义的概念提出明确的界定：“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43]梁启超而外，晚清知识分子也都受到欧洲各国民族建国先例的鼓舞，纷纷提出类似主张。1903年，蒋方震在《浙江潮》上刊出《民族主义论》一文，直截了当地为民族主义下了一个简洁有力的定义：“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他指出，唯有民族的国家，才能发挥其本族的特性，才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从而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力战群族而胜之，其本族日滋长发达而未有已”。[44]

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宣扬，以民族建国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风行一时，迅即弥漫扩散于晚清的知识阶层之间，更有力地唤醒了一般知识青年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陈独秀便自陈，他在甲午之前丝毫没有国家的观念，一直要到庚子之后，方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45]他这种态度、观念上的重大转变，可说是当时许多人共同经验的写照。

另一方面，这些受过民族主义熏陶，“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为了达成打造民族国家的目标，也纷纷将他们注目的范围，向下扩充到一般社会大众。基于动员群众，强化民族凝聚力的需要，他们相继创办各类白话报刊，并大量利用小说、戏曲、弹词等通俗文学形式，辅以宣讲、演说等口语传播，对一般民众进行民族观念及国家意识的灌输。[46]

在这一连串密集而广泛的宣传下，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急速掀起一股热烈的民族主义风潮。各项自发性的群众民族主义运动亦在此一期间相应兴起。诸如1903年由于俄据东北、拒不撤军引发的拒俄运动，1905年因美国排斥华工激起的抵制美货风潮，1908年因日船二辰丸私运军火点燃的反日运动，乃至20世纪初期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皆有大批学生与城市工商居民卷入其间。以规模最为可观的抵制美货风潮而言，据估计，运动期间，全国工商学各界，无视清廷禁令，先后组成之抵制美货运动的社团组织约有40个之多；运动所波及的范围，更广达160余座城镇。各地报刊也都以极大篇幅报道拒约消息，并发表评论，强调抵制运动为国人“爱国心”“保种心”之显现，运动成败实为“国体荣辱、国民休戚之所系”。[47]正如论者所言，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充分反映出中国民众的视野已大为拓展，他们忠诚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狭隘的地域与家族组织，而扩大到了国家民族。[48]自此以后，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最为有效而常见的动员手段，反映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急遽扩散与深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一简明有力的口号，也在这一浪潮的大力推动下，不胫而走，喧腾众口，蔚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阶层阐述群体认同时最为常见的修辞策略。[49]

但是，在晚清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中国”到底指的是什么？中国人与非中国人的界限又在哪里？

二 民族主义下的国族想象

在进行下一步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本章先后间杂使用过的“国族”与“民族”这两个词，稍作分疏。

在当前汉语的习惯用法中，“国族”与“民族”二词，异称而同指，其实都是英文nation的译名。然而，一如“民族主义”，相关学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与关怀，对于“民族”的起源、性质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也抱持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早在40余年前，《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便已指出：讨论民族主义的学者，几乎从来没有厘清过他们所谓之“民族”的意涵，以致他们之间的争辩虽然日益激烈，却是治丝愈棼，“民族”之为物，反而更形晦暗难明。[50]直到今日，这种情形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民族”的定义依然是学界热烈争论的问题。

从本章所采取的“建构论”（constructivism）的立场而言，“民族”纵有其历史根源，本质上仍是一种现代情境下方才出现的“人为文化产物”。而这种在现代性的历史条件下被人为地建构出来的“民族”，自其出现之初便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据研究，在罗曼语中，“民族”的原始意涵与血缘亲属或出生地域直接相关，但是从1880年代以后，“民族”的意涵发生重大变化，“民族”被逐渐界定为“辖设中央政府且享有最高治权的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或“该国所辖的领土及人民，两相结合成一整体”。在这种新的认识下，现代意义的“民族”约略等同于“国家”，已不再只是单纯血缘团体的地域性聚合，而是一个蕴含着公民之概念的政治共同体。[51]徐迅认为，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民族”的主要特质，并不在于其与旧有族群在历史和文化上的连续性，而恰恰在于其与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关联性。[52]陈明明更明白指出，西方近代所形成的“民族”，乃是一种“政治民族”；它与国家主权构成一体化的关系，把“民族的生存、独立、发展”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并将“对国家的忠诚置于对家族、村落、小区、等级、阶级、宗教的忠诚之上”，因而，其政治属性极其彰著鲜明。[53]这样的“民族”，严格而论，乃是一个与国家密不可分的“国族”。

晚清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的鼓荡下，高揭“民族建国”的大纛，其所戮力建构的，也正是一种高度政治性的“国族”。事实上，晚清知识分子对于nation的这层含义，也并非一无所悉。1906年，张君劢在译述穆勒的《代议政治论》时，便采用了“国族”一词，并于其下添加小注云：“‘国族’二字，原文名曰Nationality，其意为可成一国之族，故译曰‘国族’，而不译‘民族’”。[54]可见他对“国族”之意涵，已有相当深刻的体认。

但是，这种与“国家”紧密相关的“国族”概念，正是传统中国所极度欠缺的。据郝时远考订，早在公元5世纪的南朝宋、齐时期，中国文献中已使用“民族”一词来指涉人群共同体。不过，此一词语的含义，指的是宗族之属或华夷之别，而与现代意义的“民族”相去甚远。[55]道光年间，西洋传教士曾在其所编纂的报刊上使用“民族”一语来对译nation，从而赋予其崭新意涵，却并未引起任何注意，更不曾蔚为风尚。[56]此后，古汉语的“民族”一词传入日本，又被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用来对译西文volk、nation、ethnos等概念。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中广泛流传的“民族”一词，主要是从日译西书中辗转习得，而与其在汉语脉络中的原始意义大相径庭。[57]就此而言，我们目前习用之“民族”一词，其实是一个翻译名词。

“民族”一词所历经的中、西、日等不同文化系统间跨语际（translingual）文化实践的复杂过程明白显示出，20世纪之前，中国人的政治意识中并不存在着“国族”的概念；他们所谓的“中国”，也并不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紧密相系、互为表里的现代政治共同体。也就是在这层意义上，梁启超奋笔为文，一意鼓吹新民之说，其所追寻的目标，也正在于打造一个超越朝代断限，并与“国民”合为一体的中国国族。这当然并不是梁启超一人所独有的关怀。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留日青年学生，也在民族主义风潮的激励下，展开了近代中国“国族想象”的伟大工程。

这群留日知识青年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期担负起想象中国国族的历史任务，可说是因缘际会，与他们所处的特殊境遇息息相关。晚清留日学生离乡背井、负笈异域的共通经验，也为一种超越家族与地域畛域的认同形式——国族认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清末留日学生的派遣，原本是以省区为单位，各自为政，互不相干。这些学生抵日之初，往往也还抱持着强烈的省籍意识，他们所创办的刊物如《江苏》《河南》《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等，便大都是以各省省名为标题，彼此之间壁垒分明。[58]但是，在明治日本这个巨大“他者”的注视下，这群青年知识分子从彼此共享的日常经验中，逐渐孕育出一种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群体中任何个人遭到的讥嘲与屈辱，也不再只是单个人、家族或省区所承受的耻辱，而是被当作全体“中国人”共同的耻辱。

另外一个更为重要、影响更为广泛的共同经验，则是发生于1903年的大阪博览会事件。该年3月，日本政府于大阪举办第五回内国劝业博览会，规模盛大，除分设机械、美术、动物、农林、教育、工艺等馆，陈列日本本国出产品外，并拟创设人类馆，雇用“北海道虾夷、台湾之生蕃、琉球、朝鲜、支那、印度、爪哇”等七种人，在馆内展演各该人种的固有特性、生活进化程度及其“恶风蛮习”等，以供观览。消息传出，留日学生异常激愤，群起抗议。留学生会馆即日集议，起草了题为《呜乎支那人！呜乎支那人！》的传单，分送各处；同时又联络大阪侨商，向日方提出抗议，并致函清廷观会大臣载振等人，劝阻其来日参观。清廷驻神户领事蔡勋及驻日公使蔡钧也分别通过外交渠道，要求日本政府出面解决此一事端。在各方压力下，日本外务省被迫下令大阪府，取消在人类馆展出“支那人”的计划，此一风波才告歇止。[59]在此期间，留日学生界与中国国内的报刊莫不大声疾呼，强调此一事件乃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耻辱。《新民丛报》所刊评论便说：“乃日人竟拟于其中置一中国人，摭拾我一二旧俗，模肖其腐败之态，以代表我全国。呜乎！其侮辱我实甚矣。”[60]天津《大公报》也发表了一篇充满强烈情绪的论说：“今闻大阪博览会所设人类馆，刻画中国人吸鸦片、缠双足之情况，装置其中，以为野蛮人类。吾不禁为中国人羞，为中国人怜，为中国人叹惜痛恨而不能自已。”[61]这些言论，充分反映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阶层，确已发展出一种同胞一体、荣辱与共的国族意识。

另一方面，从大阪博览会的事例，我们也可以看出新式报刊在国族想象的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作用。本尼迪克·安德森曾经指出：由印刷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报刊、文学和教科书的大量扩散及其所构成的世俗语言共同体，乃是国族想象至关重要的媒介。[62]20世纪初年的中国，同样也具备了这项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1895年之后，因时局的刺激，私人创办的政治性报刊大量涌现，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据统计，1900～1918年，在中国境内及国外各地区出版的中文定期报刊有七八百种之多。[63]另据史和等人统计，从1896年到1898年，全中国创办的中文报刊共有100余种；而1906年到1910年，每年创办的报刊便有100多种；1911年一年间，更高达200余种。[64]这些报刊中，不乏知识分子为启蒙下层民众所创办的白话报与俗话报；它们使用的浅白语言，不但促成这些印刷媒体极为庞大的流通规模，也将各项新观念传播给了更多的读者。诚如论者所言，晚清报刊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使他们得以在比传统社会组织规模更大的群体中相互沟通，彼此交流对中国与外在世界的理解与感情。它将原本松散的中国社会黏合成一个政治体（political body），从而为“想象中国”这一国族打造的工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65]

那么，晚清知识分子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进行中国国族的想象呢？

许多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都注意到国族所具有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性：国族虽然是在近代的民族主义风潮中，通过一系列符号与仪式，被建构出来的人为文化产物，但是，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者对自身“国族”的表述与宣示，却都是将之视为具有久远绵长的历史，并由血缘、语言、宗教等根基性纽带相维系的共同体。用安德森的话来说：“纵使众所公认，民族国家是‘崭新的’、‘历史性的’，但是在政治上以民族国家为表现形式的‘国族’，却总是从一个渺远而无从追忆的过去中浮现出来”。[66]也正因如此，民族主义才能激发国族成员自然的归属感，创造出一种文化情境，使得原本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产生同属一体的连带感。在这个意义上，国族具有“神话”的特质，它是借助于想象来实现的认同范畴。而这个范畴所以形成，往往又是透过对群体“过去”的选择、重组乃至虚构，来创造自身的共同传统，以便界定群体的本质、树立群体的边界，并维系群体内部的凝聚。[67]换言之，国族的象征性建构，实与所谓“历史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徐迅便指出：在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史上，通常都是由知识分子此一社会阶层，承担起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创造者与诠释者的角色。他们“抉隐发微于古籍，牵强附会于现实，编造出‘自古以来’的民族发展史，指称民族祖先，发明民族符号，从而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提供文化理论基础”。也就是在操弄历史记忆及思古怀旧情绪的过程中，关于“国族”的神话，被编织了出来。[68]

不过，主张“族群象征论”（ethno-symbolism）的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却对安德森等人的理论多所批评。他认为，国族虽然是与西方“现代性”相伴而生，却并非纯属“发明”或“想象”的产物，而是在其原有之族群传统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而成。任何国族的“发明”或“想象”，都不可能凭空而生，族群的过去必然会限制“发明”的挥洒空间。[69]

同样的，晚清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也绝不是在一片真空的状态下，任意模塑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中国”。事实上，他们只能透过传统文化象征所构成的意义系统，来理解来自西方的“国族”的意涵。他们对中国国族的建构与想象，自然也只能以中国固有的文化、历史资源为基础，并受到现实政治、社会与经济条件的限制。在这种情境下，晚清知识分子一方面从尘封已久的远古传说，寻觅出一个茫昧难稽的神话人物——黄帝，透过各种叙事策略，将其转化成国族认同的祖源符号，并以之作为界定中国国族边界，区隔国族成员与非成员的表征。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辛亥革命前十余年间，中国知识界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黄帝热”，在大量报章杂志中，处处可见关于黄帝的记载与论述。而无数个别的“中国人”，遂亦得以借由“黄帝子孙”的称号，跻身中国国族共同体，共同抟成一个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整体。我们甚至可以说，“黄帝”乃是晚清国族建构过程中效力最为强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文化符号。[70]

另一方面，晚清知识分子也和所有致力于国族想象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把建构国族历史视为当务之急。如前所述，历史叙事与国族的建构关系极为密切。晚清知识分子正是基于此一迫切需求，而相率致力于一套中国国族历史的建构。1902年，梁启超率先举起“史界革命”的旗帜，要求改造传统的中国历史书写方式。他强调，以往中国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迹”，他们所写的历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而真正的历史，“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标准而论，“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71]在他的号召下，以“民史”为标榜的“新史学”，遂成为晚清知识分子争相从事的重要工作。在这套由19世纪欧洲之“直线进化史观”所支配的史学典范引导下，中国国族，透过一套由新的语汇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被建构成一个根基性、本质性、统一而连续的集体偶像，并进而取得中国历史主体的特权地位。相应于此，中国的“过去”又反过来在这套“国族叙事”的支配下，被转化成为“国族”起源、发展的历程。从梁启超所撰写的《爱国歌》，便可以看出在炽热的国族感情激励下，中国的“过去”如何克服了他所谓的“无国”之困境，并摆脱历代王朝兴衰的窠臼，被表述成一个整体性国族连续而悠久的光荣“历史”：

彬彬哉！我文明。五千余岁历史古，光焰相续何绳绳，圣作贤述代继起，浸濯沉黑扬光晶。……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72]

也就是在这一片欢欣鼓舞的讴歌颂赞声中，“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意义的国族共同体，终于孕育成形。[73]

可想而知，晚清知识分子万流并进，共同努力以建构中国“国族”，其所期望的，乃是一个同质而整体的政治共同体。然而，许多关于国族建构的研究却都指出：任何共同体的建构，事实上都遵循着区隔“我群”与“他群”的“排拒性”原则。而不同的“排拒性”原则，自不免形塑出迥然异趣的国族想象，也可以促生截然不同的国族计划。[74]因而，国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恒定事物，而是一套随着具体脉络与现实条件的不同，变易不居的论述形构。中国的情形也不例外。晚清知识分子对于如何厘划中国国族的界限，同样有着极为不同的认知与诠释。在满汉族群矛盾与政治权力竞逐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他们基于对政治现实的不同体认、解决中国问题的不同策略与夫彼此分歧的政治利益，对于“中国”之为何物、“中国人”之何以为中国人，因而也有着迥然异趣的论述方式。

根据对国族边界的不同建构方式，我们或许也可以把晚清知识分子所想象的中国国族区分为三种类型：族群（或种族）的国族、文化的国族与政治的国族。下文，我们为了讨论的方便，将分别以章太炎、康有为与梁启超三人为主要代表，探究这三种国族类型在20世纪初年的建构过程。[75]

三 黄帝子孙——作为族群共同体的中国

1907年，晚清知识分子群体正因革命与立宪的不同立场论战方酣之际，倡言排满的章太炎为了批驳立宪派杨度等人的主张，在革命党的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一篇类似建国宣言的文章，陈述他对中国政治前途的期望。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主张把推翻清朝后所建新国，定名曰“中华民国”。[76]所以然者，盖“华”之为义，与“夏”“汉”诸名，皆为远古以来汉人族群为“表别殊方”，与夷狄异种诸族群相区隔，所使用之自我称谓。因而，“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换句话说，以“华”名国，意味着中国国族只能是由汉人族群所组成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唯有如此，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才能真正成立。[77]

如上所述，传统中国的族类意识由来甚古，宋代以后，更蔚为汉族士人分辨华夷、攘斥异族的基本文化资源。章太炎以汉族为主体的国族论述，显然也承袭了此一历史遗产。不过，中国传统所谓“族类”，并无固定不变之内涵，华夷之间的边界，也往往只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偶然产物。然而，章太炎与其同时代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汉族”，却混杂了来自西方的“种族”概念，进一步被转化成一个以根基性的血缘纽带相联系的生物性范畴。[78]

所谓“种族”（race），原为近代西方的产物。古代西方世界，并无“种族”的概念。及至16世纪，“种族”一词逐渐出现于西方各主要文字的词汇中，唯其意涵与其现代用法仍风马牛不相及。等到启蒙运动以后，随着西方生物科学的发展与海外拓殖，种族才又慢慢转化成为一套根据血统、祖源、体貌、肤色等生物性体质特征来区辨人群的分类范畴。[79]19世纪后期，此一概念经由日本学者的译介，并结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述，迅速流传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中。[80]戊戌前后，“保种”“种战”的呼声即已席卷一世。皮锡瑞在长沙南学会宣讲时便强调：世界人种分为黄、白、红、黑四种，彼此竞争，红、黑二种之人，野蛮无识，为白种人所消灭殆尽。而中国黄种之人，虽有聪明才智，不逊白种，却不知讲求开通，致为西人所凌逼，“将有灭种灭教之惧”。[81]此后，“种族”之义浸濡日深，蔚为晚清时人认识自我、解释世界的重要概念框架。鼓吹革命的陈天华，便把全球人类分为黄、白、黑、棕、红五个人种，而每个人种又可细分为若干亚种；以黄种而言，“则十八省的人，皆系汉种”。[82]即便是日后鼓吹以“国民”取代族群、文化，作为中国国族之基本构成原则的梁启超，其最初所提出的国族认同，同样是以“种族”为依归：“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83]

经过“种族”观念的渗透，传统“族类”论述染上极其强烈的生物学色彩，也促生了以“血统”作为“民族”构成之首要因素的看法。[84]在这种种族化的民族观支配下，“汉族”作为一个族群团体，实已偏离传统“华夷之辨”对历史、文化条件的强调，转而诉诸血统、祖源等生物性因素，在我族与异己群体之间，划下一条不容逾越的“自然”界线。章太炎在上引同一篇文章中，便认为文化乃“种族”的衍生产物，甚至强调“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如果两种血统截然不同、彼此对立，则“虽欲同化末由”。换言之，他根本否定了不同族群经由文化接触，渐次同化混融的可能性。

既然民族与种族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许多晚清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期展开中国的国族建构时，他们所能想象的“中国”，便不能不是一个同一血统传承之人群所构成的族群共同体：“中国”，只能是由汉族所组成的单一民族国家。1903年，湖南留日学生所创办的《游学译编》中的文章，便直截了当地说道：“民族建国者，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者，则但与本民族相提携，而不能与异民族相提携，与本民族相固着，而不能与异民族相固着。”[85]柳亚子在《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一文中也说道：“人种的起源，各各不同，就有种族的分别，凡是血裔风俗言语同的，是同民族；血裔风俗言语不同的，就不是同民族”。[86]及1905年《民报》创刊，汪精卫更明白宣示“民族的国民”之建国方针，号召汉族大众奋起实践民族主义之要求，“以一民族为一国民”。[87]在这样的论述策略下，国家、国民与种族，殆已混而为一。我们或许可以把这样的国族建构模式，定位为一种“族群的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 or ethnonationalism）。

晚清知识分子以血统、种族来区划中国国族之边界，其现实作用，也正是在树立汉族的主体地位，将其他族群刻意排除于“中国”之外。《革命军》的作者邹容便强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因此，“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88]刘师培也说：“同种者何？即吾汉族是也；祖国者何？即吾中国是也。……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89]在他们看来，中国长期以来之所以“国魂”销亡、对外不竞，中国民众之所以沦为“奴隶”，不克超拔而为“国民”，其根本症结，固应归诸“满洲异族”之压制。因此，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端系乎汉人民族意识之觉醒；而欲达成“民族建国”之目标，便不能不从“排满革命”入手。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狱中答复新闻记者对其革命动机的询问时说：“夫民族主义，炽盛于二十世纪，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90]在这样的号召之下，醉心于救国建国之国族大业的知识分子，遂相率投身于“种族革命”。一时之间，排满、复仇之声，震动中外，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期间出版的《光复军志》便说：1903年以后，“清命既讫，汉族重光，其谈政治革命者，始亦尝声满天下，一时皆屏迹卷舌，不复敢吐气，独言种族革命者暴称焉”。[91]由此可见，晚清的“反满”革命运动，固有其政治资源竞争的现实层面，而高度种族化的国族论述，于彼时深入人心，几为人人所晓，确实也为革命实践提供了有利的意识形态基础与强大的感情动力。

另一方面，以“种族”为“国族”的论述策略，所以能在晚清席卷一世豪杰，掀动无数人心，亦自有其深厚的社会与文化基础。如众所知，中国的社会组织长久以来大抵是以家族制度为本位。而“族群民族主义”以血缘为中心所建构出的国族共同体，恰可与家族制度长期形塑而成的社会深层意识相呼应。在晚清的“族群民族主义”论述中，“中国”正是透过传统家族制度所模塑而成的“符号宇宙”（symbolic universe），被想象成一个扩大化的家族。1903年，《江苏》杂志发表的《中国民族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便说：“合众家族而为集合体者曰民族。民族者，由家族而发达，同一系统于始祖，其民族之势强盛，同民族之人同其福；其民族之势衰弱，同民族之人同其祸，其关系顾不切哉”。[92]

“中国”既然是一个大家族，血统、祖源、同胞等概念自然成为晚清提倡“族群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赖以鼓铸国族意识、凝聚国民群体的主要符号资源。为此，如前所述，他们从中国的古史传说中，寻得一个茫昧难稽的神话人物——黄帝，奉之为中国民族的“始祖”，以之为国族认同的文化符号。经过此一文化重构的过程，个别的中国国民被赋予“黄帝子孙”的身份，并得借由此一祖源符号的转喻，共同抟成一个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亲族团体。邹容便是利用“黄帝子孙”的叙事策略，来为“反满革命”提供正当性的基础：“中国之一块土，为我始祖黄帝所遗传。子子孙孙，绵绵延延，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其勿替。”[93]陈天华也说：“汉种是一个大姓，黄帝是一个大始祖，凡不同汉种，不是黄帝的子孙的，统统是外姓，断不可帮他的。若帮了他，是不要祖宗了”。[94]1907年成立于东京的共进会，更在所发布的宣言中极力诉求于“黄帝子孙”此一意象所召唤出的亲族感情：“须要晓得我们是汉人，同是轩辕黄帝子孙，全中国四百兆人，都是同胞，好像个大家庭——所以我们才要……共拼死力，有进无退的去杀满人鞑子，取回中国，仍旧汉人作主，才算是英雄”。[95]

在这样的国族论述下，晚清知识分子所鼓吹的“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乃是一种糅杂着家族、种族与国族等不同概念范畴的“混杂论述”（hybrid discourse）。然而，这套论述策略，却在当时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强大效应。倡言“排满”的激进人士，固然挟此以为种族革命之宣传；即便是反对“排满”，主张超越族群界限，另循他途，以铸造中国国族的康有为、梁启超诸人，也不能不汲引“黄帝子孙”的符号资源，来进行他们对于“中国”的想象。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华人小区发表演讲，便说：“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无异。”[96]1904年，梁启超为亚雅音乐会撰作《黄帝》乐曲四章，极力颂扬黄帝功德，同样也是从“家族”与“种族”的角度，来激励国人的国族意识。[97]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族群民族主义”的国族建构模式，视为支配近代中国国族想象的主流模式。事实上，直到民国成立，改行“五族共和”十余年后的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主义，还是把民族构成的首要因素，归结于“血统”。[98]即使到1937年，齐思和仍然需要特意撰文，阐发“民族”与“种族”的重大差异，以矫正国人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99]而一般华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不自觉地将“黄帝子孙”当作一项主要的认同符号。由此而言，晚清知识分子基于特定政治目标，建构出一个作为族群共同体的“中国”，固然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国族计划的开展，同时却也严重地局限了此一计划所可能激发的想象空间。

四 保教保国——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

面对着革命党人“以种族为国族”的“族群民族主义”的强大压力，矢志保皇立宪的康有为，同样也在190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企图在祖源、血统等生物性因素之外为中国国族的塑造找出另外一条可能的途径。

如果说，晚清革命派鼓吹“排满”，要求建立单一汉族民族国家的思想根源，主要来自传统“族类”观念中“严夷夏之防”的封闭性面向，那么，康有为所运用的策略，便是动员“族类”观念中具有开放性的另一侧面，来为破除满汉族群畛域的政治主张提出辩解。如前所述，中国旧有以夷夏之辨为表征的族类观念，原无固定不变之内涵，夷、夏之间的界限也是随着现实政治形势与族群力量对比的变化不断迁易流转。一般而言，政治情势越不利于汉族，则汉族士人越趋向于以种族、血统等“自然”界限划断夷夏；反之，则所谓夷夏的分野，往往是以文化的高下为判准，因而也是可以改变的。在这种相对开放的族群区划中，“中国”一词所表述的，毋宁乃是一个由特定道德、文化秩序所构成的共同体。18世纪，雍正帝手撰《大义觉迷录》，便正是以“文野之分，华夷互变”的文化界限来证明满人统治中国的合法地位。

同样的，晚清的康有为也是凭借着“文化”的尺度，来宣扬满汉混融、同为中国“国民”的说法。在1907年那篇文章中，他与章太炎同样主张中国国名应改称“中华”。但是，他所谓的“中华”，除了仍旧保留帝国的政治形式外，对于“中华”之所以为国的基本组成原则，更有着与章太炎截然不同的构想。

一如斯时深受民族主义激荡的中国知识分子，康有为也把中国当作一个高度凝聚的整体。不过，在他看来，造成这种凝聚融合的力量，却并非血统、祖源等生物性要素，而是数千年儒家传统所奠定的道德与文化秩序。以此标准衡量，满人、汉人实同为中国国族的当然成员，固无自树藩篱、强分畛域之必要：

国朝久统中夏，悉主悉臣，一切礼文，皆从周、孔，久为中国正统矣。俱为中国，何必内自离析，所以生讧衅乎？

因此，康有为呼吁清廷因应列国并立的国际现实，删除满汉名字籍贯，正定国名曰“中华国”，使满、汉、蒙、回、藏诸族群，同为一国之国民，“合同而化，永泯猜嫌”，俾“团和大群，以强中国”。[100]由此观之，康有为建构中国国族的模式，正是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式的国族想象。在这种相对开放、较具包容性的国族计划中，任何个人，即使不具特定族群特征，并非“族群国族”（ethnic nation）的成员，依然可以透过特定道德文化秩序的涵化，跻身而为“国民”。[101]

在康有为的大力鼓吹下，晚清的国族建构过程中遂出现了“孔子”与“黄帝”这两个象征符号分庭抗礼、对峙分流的局面。

早在1895年前后，康有为便已取法西方基督教的先例，提出“孔教”之主张，并倡议以孔子生年作为中国历史纪元之始。[102]及戊戌年间，康有为受命主持变法，更极力动员孔子符号作为重建中国政治、文化秩序之张本。一时之间，“保教、保种、保国”之说，风行草偃，信从者众，甚至连日后以“排满”著称的章太炎，也曾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写就《客帝论》一文，提出“以素王（孔子）为共主、以清廷为霸府”的主张。[103]

在康有为最初的构想中，所谓“孔教”与“孔子纪年”，原是与其“三世进化”的公羊学说相配合，并以世界大同为终极指归，极富宗教性色彩。然而，在“保教”与“保国”相提并举的叙事策略下，“孔子”这个文化符号，却极易转化成为一套用来区划中国国族边界、界定中国国族本质的政治性符号。等到变法失败，康有为流亡海外，创立“保皇会”，以维护清政权、实行政治改革相号召时，“孔子”符号的政治意涵便在保皇与革命激烈对抗的现实形势中日益显豁。康有为曾于宣统年间，在伪托为戊戌奏稿之一的《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一文中，明确指出：“孔子立天下义、立宗族义，而今则纯为国民义”。[104]

孔子既然一转而成中国国族的指称符号，其所蕴含的国族想象方式自然与革命派所津津乐道的“黄帝”大异其趣。刘师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间分野：“康梁以保教为宗旨，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105]换言之，在康有为等人看来，孔子所代表的，乃是一套特定的道德、文化秩序；这一套秩序所体现的价值与意义，乃是数千年来中国赖以存立的命脉所系。以此标准衡量，一个人或一个族群是否得以成为中国国族的成员，最重要的关键，便不在血缘、种性等“既定的”生物性因素，而端视其是否接受这套道德文化秩序为定。换言之，中国国族与其说是一个由共同祖源与血统所凝聚而成的族群团体，毋宁更是一个由特定道德与文化价值相维系的文化共同体。

在这套以孔子符号为中介所建构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对于晚清激进派矢志“排满”的种族革命主张，当然是不慊于心，亟思有以辟斥之。1902年，康有为在劝诫梁启超勿妄言革命的公开信中，便援引《春秋》义例，强调“孔子之所谓中国、夷狄之别，犹今所谓文明、野蛮耳”；易言之，华夷之分，固不在种族之畛域，而在文化之优劣。以此标准而言，满人入关以来，“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类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实无拒之于“中国”之外之理。[106]同年，他再度致函梁启超，重申前论，说道：“国朝入关，礼乐政教，悉从周、孔，法度风化，悉同宋、明，政权利权，汉人与满人无异，一切平等，帝统皇室，不过如刘、李、赵、朱耳……真不解国人忽有异想也，是不欲野蛮国之进化于吾国而合一之，而必欲文明国之灭亡吾国而奴隶之也。”[107]

康有为这套以文化界限来区划国族边界的论述策略，表面上固然与革命党人“族群民族主义”的国族论述针锋相对、迥不相容；实则，双方对于中国国族的建构方式，可谓同出一辙。他们的入手把柄，也都不外乎对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动员与重构。也正因如此，康有为把“中国”比作一个同质之“文化共同体”的想象方式，在当时确曾赢得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与拥护，对“反满”革命运动的推展造成相当阻力。如一向汲汲于种族之辨的蒋智由，便在康的影响下，幡然易帜，认为汉族与所谓戎狄，在血统上本为同一种族，其后判然分离，端在文化上“有进化与不进化之别而已”。[108]即使是创立“光复会”，主张“排满”的蔡元培，在1903年撰作《释“仇满”》一文，阐述其革命宗旨时，也袭用了这一套论述策略。他指出，满人其实早已汉化，他们在血统上，固然已与汉人混杂；其“言语文字、起居行习”，更是“早失其从前朴鸷之气，而为北方稗士莠民之所同化”。因而，中国国民“一皆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他所谓的仇满革命，本质上只是反对满人垄断政治特权的“政略之争”，而绝非满汉族群之间的“种族之争”。[109]等到1907年，立宪派的后进杨度，更高标满汉融合之帜，明白宣称“满族与汉族，可谓异种族而同民族”。他在著名的长文《金铁主义说》中，便针对“中华”一词之意涵，把以文化界定国族的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认为，西方学者对“民族”的定义，大致分为“血统说”与“文化说”两派。以中国而言，自古以来便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故“中华”一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而是一“文化之族名”。因而，《春秋》之义，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自先秦以降，复历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由此可见，“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就此而论，满汉族群，盖同属中国国族之成员。他说：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以此而论，今日之中华民族，则全国之中，除蒙、回、藏文化不同、语言各异而外，其余满、汉人等，殆皆同一民族。[110]

此文既出，晚清“文化民族主义”的国族论述可谓完全成形，而与革命派“族群民族主义”的国族论述彼此对峙、分庭抗礼，蔚为当时最受瞩目的两种想象“中国”的模式。流风所被，甚至连清廷也为所歆动，而着手援附“孔子”这一符号，企图借此以宣扬一套“官方民族主义”，来挽救王朝覆亡的危机。1908年，清廷下诏将革命党人奉为种族革命先驱的晚明大儒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三人，同时配享孔庙。[111]稽其用心，显然便是企图利用“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述策略，将“王夫之”此一历史符号重加整编，将之纳入“孔子”符号所代表的文化道德秩序，借以消弭其所蕴含的强烈的汉族族群意识。

此后，康有为保皇立宪的政治主张虽然未能遏抑革命洪流，不旋踵而隐入历史的幕后，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共同体”的国族建构模式，却是余音袅袅，久而不歇。我们从20世纪末一度喧腾众口的“文化中国”的提法，或许仍可窥见此一国族论述的流风余韵。

吊诡的是，原本以孔子为表征的普世性道德文化秩序被“国族化”后，固然可以为康有为融合满汉的主张提供重大助力，却也可以促生另外一套与“排满”之种族革命相呼应的“文化民族主义”论述。当时，便有一些倡言“排满”的知识分子，针对“孔子”所表述的政治意涵，提出与立宪派截然不同的诠释。1906年，《鹃声》杂志刊载《中国已亡之铁案说》一文，便极力宣扬孔子的“攘夷思想”。该文作者强调，中国立国之本原，正是孔子所代表的攘夷思想，“以孔教为主，即莫不以攘夷为事，此亦国民之总意。此吾中国立国以来之惯习，而中国之国粹也”。因此，如果孔子生于今日，“推其所学之宗，必为第一排满革命家”。[112]另一方面，1905年，邓实、黄节等人也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并提出“保种、爱国、存学”的口号，号召国人不仅应奋起反抗外来侵略，更应努力发扬传统文化，“爱国以学”。[113]但是，国粹派所提倡的“文化民族主义”，却与康有为貌合神离，截然异趣。他们宣扬的“国粹”，非但不是融合满汉的重要凭借，反而正与“排满”的政治目的紧密相连，蔚为推动种族革命的思想武器。章太炎也认为维系人群的纽带，除生物性的种族特征外，也还需要语言、风俗、历史等文化因素。因而，他赴日后特意开办国学讲习社，以振兴国粹为职志，其目的却非“要人尊信孔教”，而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以发扬种性精神。[114]刘师培在《两汉种族学发微论》一文中，更把“辨种族”视为传统“国粹”的精义所在：“辨别内外，区析华戎，明于非种必锄之义，使赤县人民咸知国耻，故奋发兴起，扫荡胡尘，以立开边之功，则诸儒内夏外夷之言，岂可没欤？”[115]

由此可见，康有为以“文化”来区划中国国族边界的做法，实难免于其内在矛盾与歧义的纠结。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也依然是现实政治斗争所假以进行的重要场域。

五 五族共和——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

从以上两节关于章太炎与康有为的讨论，或可窥见，他们在推动中国国族想象的过程中虽然各自提出截然异趣的论述模式，但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其实并没有外在形迹所显示的那般遥远。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们都曾利用传统的“族类”概念来建构现代中国国族，只不过双方所侧重的面向有所轩轾而已。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究竟应该以文化还是血缘来厘定“中国”的边界，也并没有前后一贯、坚定不移的立场。反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游移不定，暧昧难明。这种彷徨犹豫的心理状况在梁启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

梁启超身为康有为的弟子，最初对于师门“孔教”之说，可谓拳拳服膺，宣扬甚力。1899年渡日之初，他在日本哲学会上演说，仍反复强调中国“宗教革命”之必要，以为“欲振兴东方，不可不发明孔子之真教旨”。[116]此后，梁启超虽然立场转变，提出“保教非所以尊孔”的主张，不过他对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伦理价值，基本上仍抱持着肯定的态度。20世纪初年，倡议“排满”的革命党人，以“族群民族主义”相号召，并据此重新建构中国的过去，将之转化而为汉族的族群历史。梁启超对他们纯粹根据族群分野来评骘历史人物的武断做法便深致不满。当时，革命党人大力颂扬19世纪中期举兵反满，创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称之为“民族英雄”，奉之为中国帝王世系的正统。反之，为维护儒家传统文化道德秩序而赞襄清廷弭平大乱的曾国藩，则被指责为“助异族以残同类”的“汉奸”，甚至被痛诋为“背祖忘宗”“狗彘不若”的大憝恶逆。为此，梁启超特在1903年撰文驳斥。他对洪秀全起义的动机颇表怀疑，认为洪虽以“民族主义”相标榜，而稽考其行止，殆全出一己之私图。反之，他对曾国藩肫恳笃行的道德操守以及捍卫传统文化价值的不世勋业，可谓无任景仰钦迟；他甚至认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117]由此可见，梁启超斯时秉持之立场，殆不出康有为所立矩矱，亦即：标举“文化民族主义”以与革命派的“族群民族主义”相抗衡。

另一方面，就其对“黄帝”符号的高度认同而论，梁启超其实也并未能摆脱“种族”意识的纠缠。早在1897年梁启超于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期间，“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并曾翻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秘密传布，以宣扬“种族革命”之思想。[118]逮流亡日本之初，更与激进党人时相交往，“民族建国”之念日益炽盛。1902年，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函中，便坦白陈述一己私衷：“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119]而即使与革命派正式决裂，政治态度转趋保守之后，他的种族思想依然“蟠结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对于“黄帝子孙”之对外不竞，长期屈服于“北方贱种”的奇耻大辱，更是痛心疾首，耿耿于怀。[120]由此可见，梁启超在晚清时期对于中国国族边界的区划标准，可谓依违于“种族”与“文化”两端，出入于“黄帝”与“孔子”之间，并无确凿不移的固定立场。

但是，如果进一步深入观察，在梁启超“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的多变面貌下，亦自有其未尝稍变的核心信念。质言之，晚清时期梁启超所真正关怀的目标，其实并非“文化”或“种族”，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121]用当时流行的术语来说，在晚清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各种建构中国国族的策略中，他所选择的道路，既非“保种”，也不是“保教”，而是“保国”。他在1902年便曾如此夫子自道：“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122]我们从上举他在讨论孔教、曾国藩与排满革命诸事上所运用的修辞策略，也约略可以觉察此中消息。

在1902年所撰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文中，梁启超反对尊奉孔教为国教的理由，并非对孔子学说本身有所厌弃，而是认为强立国教，对内势将束缚国民思想之自由发展，造成国民内部的纷争，对外则徒滋外交之困扰，平添列强侵华之口实。同样的，他对曾国藩的颂扬，也刻意着重其人足以拯救中国于危急的政治作用。而他早期之所以倾向排满革命，则是因为他认为攻满实为唤起国人“民族精神”的最佳手段，而“民族精神”恰是中国在列国竞争的世界局势中自强图存的唯一凭借。[123]至于1903年以后，他所以转而反对种族革命的主张，也还是出于对“复仇”必将导致“亡国”的疑惧。他说：“故两者比较，吾宁含垢忍痛，而必不愿为亡祖国之罪人也”。[124]由此诸端，灼然可见，不论是鼓吹“文化的中国”，抑或是标榜“种族的中国”，任公所真正关心的，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国家的存亡绝续。“黄帝”也罢，“孔子”也罢，其实都是被他用来凝聚国民的群体认同，实现“国家理由”（reason of the state）的方便法门。

既然国家乃是第一要义，那么，当中国面临外敌交侵、国亡无日的严峻危机时，自应尽速动员国内一切力量，结为大群，共御外侮，断无同室操戈，强立族群、文化之畛域，以滋国族内部纷扰之理。早在1898年底，梁启超抵日未久，便曾以同舟共济之喻，呼吁清廷施行改革，消弭满汉之间的族群界限。[125]此后，他在反省中国积弱不振的缘由时，仍是把“满汉分界，而国民遂互相猜忌”视为导致中国沦为“世界第一病国”的祸源厉阶。[126]等到1903年，他在大力抨击革命派的“排满”主张之余，更明白喊出“大民族主义”的口号，呼吁国内诸民族相互混融，共组一大民族，一致对外：

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者也。[127]

梁启超所谓的“大民族主义”，可说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民族主义”，从而有别于革命派以族群为中心的“小民族主义”。不过，梁启超最初鼓吹“国群”观念，仍未完全摆脱种族与文化意识的羁绊。他在《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文中，便是从泛黄种主义的“种战”论述出发，把满汉融合的必要性，归结于全球性种族竞争的必然逻辑。[128]即使在1903年所提出的“大民族主义”，也还是奠基于满、汉族群在“语言文字、宗教、风俗”等文化因素上早已混融无间的假设之上。他甚至认为，依据伯伦知理对“民族”的定义，满人实已完全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29]从这些面向而论，梁启超对中国国族的想象，毕竟仍未冲决章太炎与康有为两人所树立的网罗。

虽然如此，也正是在1903年，梁启超的国族思想又发生了突破性的变化。是年，他往游新大陆，亲见在美华人之顽固鄙陋，彼此之间地域宗族之畛域，较诸内地，尤为森严。梁启超受此刺激，痛感仅借种族或文化之联系，断不足以融国人为一大群。中国苟欲抗御“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求存于“优胜劣败”的国际竞争大潮，势不能不改采政治之手段，以国家为枢纽，易“族民”而为“国民”。于是，梁乃彻底转向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进一步深化他在1903年以前即已萌发的“国群”意识，并正式揭橥前所未曾发明之“国民与民族之差别”的新说法，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国家主义者。[130]

依据梁启超对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理解，所谓“国民”，实与当时人所极力宣扬之“民族”，有着根本上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质言之，“族民”或“民族”者，系一文化、历史与社会的范畴，其所赖以存立的基础，在于血统、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根基性的联结纽带；而“国民”则是一个政治概念，乃构成一个国家的实体与主体，而其得以形成，必赖一有意识的政治作为与一套明确的法制结构，俾人人得以参与其间，共建一国。[131]他承认“民族”与“国民”二者，虽属异物，性质却颇相密接，因而常生混淆。但是，民族主义所主张的单一民族建国论，绝非建设现代国家独一无二之途径。现代国家所真正需要的，毋宁乃是“国民之资格”；而所以铸就“国民资格”者，“各应于时势，而甚多其途”，固不必拘泥于血统或文化等标准。

从这样一种政治性的国民概念出发，梁启超明白宣称，中国当前之急务，端在推动政治改革，培养健全之国民，以铸造一强固之国家组织。苟不此之图，一味以排满之种族革命相号召，殆犹本末倒置，徒为造就国民资格之道增一魔障。[132]为此，梁启超终于扬弃了他率先提倡的“民族主义”口号，改而高揭“国民主义”与“国家主义”之旗帜。[133]1906年，他与革命派论战方炽时，便将此一立场鲜明标出：“夫国民主义，则政治革命论之立脚点也；民族主义，则种族革命论之立脚点也。吾认国民主义为国家成立、维持之必要，故主张政治革命论；吾认民族主义为国家成立、维持之不必要，故排斥种族革命论”。[134]同年，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斩钉截铁地说道：“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135]由是可见，梁几经周折，最终确立的国族论述，实为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国族建构模式。

基于“国家至上”的信念，梁启超认为：作为国民之间的联系，凝聚无数个别国民以成一大群体的力量，不能诉诸纷歧多变的种族或语言、文化、宗教等因素，而须仰赖于人为的政治机制。唯有透过一套健全的法制架构与积极、广泛的政治参与，才足以有效凝聚国民的政治意志，使中国成为全体国民认同、归属与效忠的新政治共同体。[136]因此，梁在1903年之后，一面与革命派多方论辩，极力反对排满的种族革命；一面复高声疾呼，要求清廷实施政治改革，借由立宪法、开国会等政治实践，来为中国国民提供一套凝聚共识的法制架构。

在梁启超的大力鼓吹下，晚清的最后数年间，陆续皈依于“国家主义”旗下，先后提出与“族群民族主义”相颉颃之国族论述者，颇不乏人。1907年，杨度创办《中国新报》，在发刊词中，也借用严复所译甄克斯《社会通诠》一书对“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所做的区辨，指出：“宗法社会之族，一遇军国社会之族而立败；民族主义之种人、族人，一遇军国社会之国民而立败，此自然淘汰之理”。中国当前正处于从宗法社会到军国社会的过渡阶段，国人的首要任务，端在发挥国民之能力，改造一责任政府，“使中国成一完全之军国社会，以与各军国同立于生存竞争之中，而无劣败之惧耳”。[137]同年，他又进一步在《金铁主义说》文中，明白标举“世界的国家主义”立场，强调：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下，要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绝不能诉诸“族群民族主义”的“亡国政策”。他指出，革命党人以种族革命、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为号召，“独是汉人扑满之后，欲本民族主义，独建立国家以自存于世界，斯亦必为势所不能”。盖今日之中国国家，“其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部、西藏而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为其人民”。因此，“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在中国从王朝国家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之路中，必定要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始得免于亡国之祸。而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不过，由于蒙、回、藏等族与满、汉两族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进化程度有别，不符民主立宪国家国民文化高度同质化的基本要求，因而，中国尚无骤然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而必须先实行君主立宪，借由君主的传统权威，来为各族共举国会议员、通用“中国语”，以共同担负国家事务的政体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唯有如此，才能逐步消弭蒙、回、藏等族“种族即国家”与“君主即国家”的旧观念，成为“完全之国民”，最终则“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融合而成一个“中华民族”，不复再有痕迹、界限可言。[138]

由以上所举例，或可断言，以梁启超为首的晚清立宪派所试图建构的，乃是一个以国家、宪法与国会作为认同符号的政治共同体；其所遵循的国族想象途径，正不外乎前文所谓之“政治民族主义”的模式。这种“政治民族主义”，在当时曾得到许多倾向立宪改革之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支持。1908年，革命党重要理论家朱执信便坦陈：“近顷倡国家主义以抗民族主义者日多。虽其论皆久为吾人所驳击，而民众犹信不疑者，以震于国家一名词耳。”[139]甚至连部分革命党人也不免受其影响，逐渐由“排满”的种族革命，转向梁启超所谓的“国家主义”。1907年，宋教仁便曾基于对国家主权、领土的关切，多方考订，写成《间岛问题》一书，论证当时日本人所觊觎之中朝交界的延吉地区一向就是中国的领土。他更坚持“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的原则，不惜冒“协助清廷”之大不韪，把自己写成的著作托人转交给直隶总督袁世凯。清政府利用他的研究成果，才能在与日本的谈判中坚持立场，有效地维护了这一片领土的主权。[140]由此一例，殆略可窥知斯时“国家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

然而，即使在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国族论述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种族意识的渗透与干扰。梁启超在反驳革命派单一民族建国的主张时，便认为民族复杂在中国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中国除汉族之外，虽尚有满、蒙、回、藏、苗诸民族，然其人数寡少，不能当汉族之十一，“借此雷霆万钧之力，无论何族而不得不与我同化”。[141]杨度所提出的“国民统一之策”，也是以满汉平等、蒙回同化为方针。他说：“必待立宪以后，蒙、回、藏地之交通与其教育，与内地同时大兴，满、汉混为一家，大殖民于蒙、回、藏地，人民之交际既密，则种族之感情易消，混同自易。蒙、回同化之后，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益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唯有如此，所谓“国民统一”，才算大功告成。[142]这些话语充分显示出，即便在梁启超等人所强调之以政治联系为凝聚手段的国民主义国族论述中，依然潜藏着一套阶序性的种族观念。他们所鼓吹的“国民国家”，在这层意义上，实在并未真正超越革命党人“单一国族”的轨范。因而，梁启超等人以政治共同体来界定中国“国族”的论述策略，最终之所以劳而无功，固非无因而致。

另一方面，直接促使梁启超这套国民主义的国族建构蓝图中道摧折、无功而返的因素，却不得不归责于清廷的消极态度。辛丑（1901）以降，清政府迫于时势，乃有新政之推动，其实际成效，固亦有颇足称道者，然而，一旦涉及定宪法、设国会等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造，满洲权贵实无开放政权之诚意与魄力可言。梁启超日后追思立宪运动之成败，便对清廷“饮鸩以祈速死，甘自取亡”的做法，痛心疾首，极力抨击。[143]此后，清廷虽迫于朝野士绅迭次请愿之压力，下诏预备立宪，乃新设内阁成员几全属满蒙亲贵，于是舆论大哗，人心尽去，不旋踵间而武昌事起，梁启超等人所极力追求的融合诸民族以成一大“国民国家”的理想，遂亦受到冲击。虽然如此，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人一改种族革命之初心，宣示“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复又制定约法、召开国会，大体上也还是承袭了梁启超等人“政治民族主义”的未竟之业。

19世纪中叶以降，在西方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优势文化冲击下，中国被迫逐渐放弃传统天朝中心的世界秩序，转而以近代西方所形成的民族国家为典范，着手从事中国国族的塑造。在这层意义上，近代中国，并不仅是从自身长远而独特的历史传承中延续、发展而成，更不是一个天生自然、具备不变本质的永恒事物，而毋宁是晚清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关怀激励下，共同建构、想象出来的一个政治共同体。

所谓“国族想象”，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向壁虚构；晚清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也绝不是在一片真空的状态下，任意模塑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如论者指出的，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乃是一个特定经济、社会、文化群体在政治上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规定；这种自我理解与自我规定的实现，不以单纯的个人及集体意志为转移，而是有着复杂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与政治根源。换言之，国族虽是人为想象的产物，却也是在历史的多元决定中具体地生成的。[144]对国族的建构与诠释，无可避免地必然受限于特定历史传统所设定的语意辨识标志与象征性边界。晚清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们在进行这项伟大工程的过程中，固然大量借用了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学说，同时却也从中国传统的“族类”观念中，汲取了许多重要的象征资源，甚至是通过后者所设定的视域，来理解、诠释乃至改造辗转译介而来的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与概念。这种传统与现代性的交错混杂，有力地抟塑了近代中国国族想象的独特面貌。

不过，在晚清族群矛盾与权力竞逐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来自不同族群背景与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并未能营造出一套完整而同质的国族想象。他们对政治现实的认知与解决中国问题的策略，无可避免地有着不同看法；在实际的政治利益上，更存在着极为尖锐的对立与冲突。因而，他们对于构成“中国”的界限与“中国人”的成员资格，也有着迥然异趣的论述方式。为此，他们各自利用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与传统族类观念的不同面向、编织不同的历史记忆，来打造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国族，从而分别提出了以族群、文化及国家为主要认同对象的几种不同的国族建构模式。

大体而言，以反满革命为职志的汉族知识分子如章太炎、汪精卫等人，基于现实政治目的所大力宣扬的，乃是传统族类观念中，“严夷夏之防”，以血统区辨族群的严格界限；而这套深闭固拒的族类思想又与来自西方的种族概念相糅杂，蔚为晚清以来激发群体认同、塑造中国国族想象最具成效的强大力量。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便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1911年武昌起义时，军政府还是以象征汉族十八省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为国旗。[145]由此可见，根据血缘、种族等根基性纽带来建构国族，实为20世纪中国所依循的主要途径；民族与国家相迭合的族群民族主义，也是这一时期最易蛊惑人心的虚幻想象。然而，这种族群民族主义式的国族建构，不可避免地加深了中国境内诸民族之间的猜忌与嫌隙。民国以降，族群裂痕与冲突层出不穷，在中国这样一个由多民族所组成的国家中，始终是棘手的问题。

另一方面，晚清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各类国族想象，又几乎都带有十分强烈的工具性色彩。即便是梁启超、杨度等立宪派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以国家为中心、融合五族以成一大国民的国族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还只是为避免革命可能导致的瓜分之祸而提出的权宜之计，并未能真正克服种族意识的羁绊与限制。至于以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为鹄的的革命党人，更屡屡因应现实情势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其建构中国国族的策略与主张。当他们以“驱除鞑虏”、推翻清朝作为夺取国家权力的主要手段时，往往一味高扬“种族革命”的“光复”大纛。然而，一旦革命成功，临时政府成立，革命党人旋即改弦易辙，非但不再高唱“种族革命”，反而追循梁启超、杨度诸人的脚步，标举“五族共和”的民族团结政策。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便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46]稍后，南京独立各省代表会也通过决议，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达成以五族共和为建国之本的共识。[147]

然而，无论是民初的“五族共和”，抑或是此后取而代之、逐渐普及的“中华民族”，[148]当我们今日重行回顾晚清时期对于中国国族的想象与建构时，其间之诸多方面或许仍有不少值得深思之处。

[1] 本章由沈松侨撰写。

[2] Max Weber，“The Nat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174.

[3] 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revised edition（London：Verso，1991）.

[5] Katherine Verdery，“Whither ‘Nation’ and ‘Nationalism’？” Daedalus，Summer 1993，pp.37-46.

[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第22页。

[7] 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0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332页。

[8] Umut Özkirimli，Theories of Nation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p.4；Umut Özkirimli，Contemporary Debates on Nationalism（Houndmill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pp.29-31.

[9] 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自印本，1977，第209、229页。

[10] 冯天瑜：《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第177页。

[11] 许纪霖：《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心路历程》，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311—312页。

[12] 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便已指出，所有规模大于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之原始村落的人群共同体，都是被想象出来的。不同共同体的区分标准，并不在于孰真孰假，而系诸被想象的方式。见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p.6.

[13] 张佛泉：《邦国主义的检讨》，《国闻周报》第11卷第40期，1934年10月8日，第1—5页。

[14] 翁贺凯：《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法律出版社，2010，第23页。

[15] 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8-9.

[16]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17页。

[17] 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94—295页。

[18] 冯桂芬：《采西学议》，氏著《校邠庐抗议》，文海出版社，1971，第67b页。

[19] 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转引自贾小叶《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12页。

[20] 冯桂芬：《制洋械议》，氏著《校邠庐抗议》，第71a—74b页。

[21] 王韬：《华夷辨》，氏著《弢园文录外编》卷10，上海书店，2002，第245页。

[22] 贾小叶：《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308—309页。黄兴涛则认为早在康熙、雍正两朝与俄国交涉订约期间，现代“主权”概念与国际法知识就已经传入中国。见黄兴涛《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23] 王韬：《除额外权利》，氏著《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73—74页。

[24] 郑观应：《税则》，氏著《盛世危言正续编》卷3，学术出版社，1965，第1页。

[25] 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29页。

[26]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第202页。

[27] 康有为：《保国会章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33页。

[28] 张灏：《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354页。

[29] 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27页。

[30] 徐迅与许小青便都认为保国会章程中，“国”的概念仍极为含混，只是“从王朝国家观到民族国家观的过渡形态”，尚不足称作严格意义的近代民族主义。参见徐迅《民族主义》，第240页；许小青《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国家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31] 对于清末留日学生人数的不同估计，参见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52—53页。

[32] 转引自王振辉《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1999，第139页。

[33] 张灏：《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几点省思》，《时代的探索》，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77—78页。

[34] 罗厚立：《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224—225页。

[35]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第269页。

[36] 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第152—157页；胡逢祥：《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高瑞泉主编《中国思潮评论》第3辑《民族主义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4—15页。

[37] 参见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第73页。

[38]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沈鹏等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第889—893页。

[39] 郑大华：《略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10—11页。

[40] 参见西川长夫《Nationalism与民族主义——以孙文及泰戈尔的民族主义为线索》，李婉容译，《台湾社会科学季刊》第75期，2009年9月。

[41]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19—22页。

[42] 萧功秦：《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转引自许纪霖《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心路历程》，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474、312页。

[43] 梁启超：《新民说》，台北：中华书局，1978，第4页。

[44] 余一（蒋方震）：《民族主义论》，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485—492页。

[45] 三爱（陈独秀）：《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5期，1904年6月14日，第1页。

[46] 关于晚清知识分子对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宣传与灌输，参看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0—191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47] 参见王立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48] Marie-Claire Bergere，“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in Mary Wright，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252.

[49] 据郭双林研究，晚清报刊书籍中使用“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此一口号的，至少有27处之多。这一口号约在1900年首次出现，下至1907年仍被广泛使用，而于1903年最为盛行，足征其传播之广、影响之巨。见郭双林《门罗主义与清末民族国家认同》，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327—330页。

[50] D. A. Rustow，“Nation”，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68），vol.11，pp.7-14.

[51] E. J. 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87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4-16.

[52] 徐迅：《民族主义》，第24页。

[53] 陈明明：《政治发展视角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54页。

[54] 立斋（张君劢）：《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新民丛报》第90号，1906年11月，第22页。此外，早在1903年邹容撰《革命军》，便使用过“国族”一词，但邹容并未对此词的意涵做任何诠释。转引自张玉法编《晚清革命文学》，经世书局，1981，第129页。

[55]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56] 1837年10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所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刊载《乔舒亚降迦南国》，文中有曰：“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此处的“民族”，已属现代意义的用法，这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例证。见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57]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58] 美国学者裴士锋（Stephen Platt）甚至把清末湖南籍知识分子强烈的省籍意识当作湖南本土的民族主义。参见Stephen R. Platt，Provincial Patriots：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59] 此一事件的经过，参看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62—65页；坂元ひろ子『中國民族主義の神話—進化論·人種觀·博覽會事件』、『思想』849期、頁61—84。

[60] 《日人侮我太甚》，《新民丛报》第25号，1903年2月11日，第81页。

[61] 转引自杨瑞松《近代中国国族意识中的“野蛮情结”》，《新史学》第21卷第2期，2010年6月。

[62]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pp.42-46.

[63]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2，“说明”，第1页。

[64] 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第393—419页。

[65] Guoqi Xu，“Nationalism，Internationalism，and National Identity：China from 1895 to 1919，” in C.X. George Wei and Xiaoyuan Liu，eds.，Chinese Nationalism in Perspective：Historical and Recent Cases（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2001），p.104.有关晚清报刊与中国国族想象的密切关系，参见姜红《“想象中国”何以可能——晚清报刊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66]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p.11.

[67]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第51页。

[68] 徐迅：《民族主义》，第79页。

[69] Anthony D. Smith，“The Nation：Invented，Imagined，Reconstructed？” in Marjorie Ringrose and Adam J. Lerner，eds.，Reimaging the Nation（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3），pp.9-28.关于“族群象征论”的简介，参看Anthony D. Smith，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A Cultural Approach（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

[70] 关于黄帝与近代中国国族想象的关系，论者甚众，参看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卷第3期，2002年；罗志田《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清季士人寻求民族认同象征的努力》，《台大历史学报》第29期，2002年；石川祯浩《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71]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1页。

[72] 梁启超：《爱国歌四章之三》，《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下）》，第21—22页。

[73] 关于晚清史学革命与国族建构的关系，参见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新6期，1997年；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

[74] Floya Anthias & Nira Yuval-Davis，Racialized Boundaries：Race，Nation，Gender，Colour and Class and the Anti-racist Struggle（London：Routledge，1992），pp.28-29.

[75] 当然，这三种国族类型之间并没有巍然壁立、不可逾越的森严界限，而是相互渗透、彼此交叠，共同构成一套既对立又依存的复杂关系。同样的，章、康、梁这三位著名知识分子丰富多彩的思想内涵，也远远不是用这三种国族想象类型所能轻易概括。因此，本章所做的类型分析，不过是历史诠释的方便法门，只能借以约略显示近代中国国族想象的大致形貌与基本进路而已。

[76] 据考订，最早以“中华”二字为中国命名者，仍是梁启超。1902年，他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便以“大中华民主国”来称呼其理想中的新中国。1903年，邹容也将革命后的中国定名为“中华共和国”。至于“中华民国”一名的正式出现，则首见于1906年孙中山所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方略》。参见郭双林《门罗主义与清末民族国家认同》，第338页。

[77] 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1907年，第1—17页。

[78] 关于近代中国之“种族”概念，参看Frank Dikötter，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esp. chapter 4，“Race as Nation”，pp.97-125.

[79] Ivan Hannaford，Race：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the West（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p.4-9.

[80] 郝时远便指出：“种族”一词在近代中国被广泛运用。所以如此，除了历史传统外，还与日人“同种一族”攘夷自强的成功、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人种学知识的传入直接相关。参见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81] 《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六次讲义·论保种保教均必先开民智》，《湘报类纂》第1册，光绪二十八年刊本，大通书局1969年影印本，第370—374页。

[82] 陈天华：《猛回头》，《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28页。

[83]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7页。

[84]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85]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05页。

[86] 弃疾（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814页。

[87] 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1号，1905年，第31页。

[88] 邹容：《革命军》，张玉法编《晚清革命文学》，第127页。

[89] 刘师培：《论留学生之非叛逆》，《苏报》1903年6月22日。

[90]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33页。

[91] 龚翼星：《光复军志》，转引自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22页。

[92] 効鲁：《中国民族之过去与未来》，《江苏》第3期，1903年，第2页。

[93] 邹容：《革命军》，第127页。

[94] 陈天华：《警世钟》，《陈天华集》，第81页。

[95] 李白贞：《从共进会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转引自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第219页。

[96] 康有为：《在乌威士晚士咑埠演说》，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03页。

[97] 词曰：巍巍我祖名轩辕，明德一何远。手辟亚洲第一国，布地金盈寸。山河锦绣烂其明，处处皆遗念。嗟我子孙！保持勿坠乃祖之光荣。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57号，1904年11月7日，第91—92页。

[98] 孙中山：《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第619页。

[99] 齐思和：《民族与种族》，《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3期合刊，1937年，第25—34页。

[100] 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11—613页。

[101] James Kella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51.

[102] 关于康有为之“孔教会”与“孔子纪年”的主张，参见村田雄二郎《康有为与孔子纪年》，王守常编《学人》第2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第513—546页。

[103] 章太炎：《客帝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5—86页。

[104] 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82页。

[105] 无畏（刘师培）：《黄帝纪年论》，《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第10页。

[106] 康有为：《南海先生辨革命书》，《新民丛报》第16号，1902年8月15日，第60—69页。

[107] 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501页。

[108] 观云（蒋智由）：《读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系论》，《新民丛报》第73号，1906年1月25日，第69—76页。

[109] 蔡元培：《释“仇满”》，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437—439页。

[110] 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374页。

[111] 见章太炎《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26页。

[112] 铁铮：《中国已亡之铁案说》，《鹃声》再兴第1号，1906年，转引自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2，第559页。

[113] 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114]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6页。

[115] 刘光汉：《两汉种族学发微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11期，1905年12月16日，第1a页。

[116] 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饮冰室文集之三》，第55页。

[117] 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刊，1903年10月4日。

[118] 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2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80，第62页；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世界书局，1972，第43—44页。

[119]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157页。

[120]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饮冰室文集之十九》，第43页；《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六》，中华书局，1936，第1页。

[121] 参见黄进兴《梁启超的终极关怀》，《史学评论》第2期，1980年，第85—99页。

[122]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文集之九》，第51页。

[123]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同异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22页。

[124]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饮冰室文集之十九》，第43页。

[125]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饮冰室文集之一》，第77—83页。

[126]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第63页。

[127]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

[128]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饮冰室文集之一》，第83页。

[129]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参见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饮冰室文集之十九》，第29—31页。

[130] 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台北）第1期，1971年，第37页；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238-254.

[131]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1—72页；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台北）第1期，1971年，第18—19页。

[132]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3—74页。

[133] 按照张佛泉的考订，梁启超先后使用过的“民族主义”、“国民主义”与“国家主义”等三个名词，其实都是nationalism此一概念的不同译名。张佛泉并特别指出：“最值得注意者，即此三个译名，竟渐渐取得其个别含义，而其微妙处，不仅为nationalism一字所不能表达，且已不能以适当名词再译回中文”。大体而言，在梁启超的用法中，“国家主义”含有“国家至上”“一切以国家为重”的意味，“国民主义”主要强调国民自立自主之精神，而“民族主义”一词的重心则落在联合国内各民族，一致对抗外来帝国主义。参见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台北）第1期，1971年；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高力克也认为，国家主义是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原本都是nationalism的不同中译。参见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源头》，高瑞泉主编《中国思潮评论》第3辑《民族主义及其他》，第57页。就此而论，梁启超在1903年后，并非完全放弃民族主义，而是舍弃了他以前所了解之“民族主义”的部分特定面向。参见郑大华《略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13页。

[134] 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饮冰室文集之十八》，第77—78页。

[135] 饮冰（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1906年9月3日，第52页。

[136] 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源头》，高瑞泉主编《中国思潮评论》第3辑《民族主义及其他》，第58页。

[137] 杨度：《〈中国新报〉叙》，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209页。

[138] 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304—372页。

[139] 县解（朱执信）：《心理的国家主义》，《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第13页。

[140] 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第187页；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文星书店，1964，第47—49页。

[141] 饮冰：《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1906年9月3日，第3页。

[142] 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369页。

[143]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世界书局，1958，第348页。

[144] 张旭东：《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438页。

[145] 参见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46] 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选集》，第90页。

[147] 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48] 关于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萌芽、形成与发展过程，参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创刊号，2002年2月。

第二十五章 中国士人与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创造与转化[1]

1862年12月，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加藤弘之完成了《邻艸》一书的写作。[2]这是一部假大清帝国之情势而呼吁日本推动自身改革的论著，对“立宪政体”之导入日本，影响深远；[3]加藤弘之述说世界万国的政体类型，比较彼此的优劣，借以寻觅改革之道的思考，更始终持续不绝。[4]

由此说来，19世纪的日本知识人一旦知晓西方世界多彩多样的政体（political regimes）类型及渊源已久的类型知识，[5]会对他们的思想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加藤弘之正是具体而微的个例表征。在晚清中国的思想界，也有学者像加藤弘之一样，从述说世界万国“政体”类型以及比较彼此之优劣为视角，来寻觅改革之道。本章即以蒋敦复（剑人）以及王韬这两位交情甚好然思想地位不可相提并论的士人为例证，从彼等思想变迁的具体历史脉络入手，对西方政体类型知识的“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思想界的创造与转化，以及西方“民主”相关思想如何导入晚清中国的场景，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6]庶几可为近代中国政治知识、政治思想的变迁样态，提供深入的认识、理解。

一 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思想界的起步

19世纪以降，在大清帝国被迫和西方国家开始密切互动的脉络里，认识时局变化、知悉异域情势的诸种著述，陆续问世，诸如魏源纂辑的《海国图志》[7]（1842年首度出版，共60卷；1852年增补为100卷出版）、[8]徐继畬编撰的《瀛寰志略》（1848年初刻）[9]等，率皆为一时名著。这些著述总汇为足可让人们了解世界局势的“知识仓库”，任何读书人都可以随其关怀所至，自由进出，据以了解域外国家的历史沿革及现势，认识与理解世界局势的变化，采撷吸纳各式各样的“思想资源”，开启自身独特的知识、思想旅程。[10]“知识仓库”蕴涵了关于西方政体类型的知识、信息，这正为晚清中国的政治思维添加了新鲜的素材，让士人得以知晓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之外，别有天地。在1845年前后，葡萄牙人玛吉士（Jose Martins-Marquez）撰成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11]就有这样的概括：

欧罗巴中所有诸国，政治纷繁，各从其度。有或国王自为专主者，有或国主与群臣共议者，有或无国君，惟立冢宰执政者。[12]

域外诸国的政体，纷繁无已，这段话是当时的“知识仓库”里首度提到的概括论说（此后，内容更为繁富的类似概括论说，更陆续收录于“知识仓库”之中）。对比大清帝国皇帝自身“乾纲独断”的政体，“国王自为专主”的制度，并不让人陌生，只是，它还提醒人们，世界上还存在着与君主制大相径庭的政治制度，其中一种是“国主与群臣共议”的制度；另一种则为“无国君，惟立冢宰执政者”的制度。而且，放眼望去，后两种制度，竟然普遍地存在于域外世界，更自成法度，运作不已。

就“国主与群臣共议”的制度而言，其内容包括两个要项：一是存在着一个可以限制统治者权力的体制；二是这个可以限制统治者权力之体制的部分成员，经由“推选”产生，英国则是这等制度的典范国家。[13]就“无国君，惟立冢宰执政者”的制度来说，亦普遍于世，《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即谓欧洲有“苏益萨”国，由22个几乎都“不设君位”的小国组成，如“伯尔尼国”，“不设君位，共立官长二百九十九员，办理国务”等。[14]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则记述，欧洲有一个叫作“瑞士”的国家，“初分三部，后分为十三部，皆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还誉之为“西土之桃花源”。

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主伯亚旅，自成卧治。王侯各拥强兵，熟视而无如何，亦竟置之度外，岂不异哉？[15]

徐继畬赞誉瑞士制度“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16]显示了他认为此等制度具有可以祛除政治弊病的特点。

魏源纂辑的《海国图志》总汇相关资料为一帙，[17]即引用了《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与《瀛寰志略》的叙述，不仅确定了“苏益萨”即为“瑞士”，是“不设君位”（或如《瀛寰志略》所云“不立王侯”）的国家，[18]并且传达了徐继畬的好评。[19]此外，这种制度非仅行之于瑞士，且在明代之后始纳入中国地理知识范围的美洲（当时或以墨利加州，或以哑美哩咖州称之），[20]其中有许多国家，它们也实行了一种与瑞士甚为类似的政治制度。

各国朝纲多有不设君位，大半皆立官宰理。其宰理之员，有黎庶公举者，有历代相传者。[21]

这些国家的分别述说，可见其大概情况，笔者从《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与《海国图志》的记述中略举数例，可见一般（参见表25-1）。[22]

表25-1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与《海国图志》100卷本中提及各国对“不设君位”政体的论述

这种“不设君位”的制度，在域外国家非仅确有其实，且在“知识仓库”的积累里，此等制度还有一个俨然已成典范的国家——美国。关于它的知识/信息，在“知识仓库”亦可谓丰富。人们既可以掌握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样态，也对之有相当一致的好评。如徐继畬赞誉美国制度“创古今末有之局”；[23]魏源则说美国元首（他用的词语是“大酋”）由“公举”产生，非仅“不世及”“不四载即受代”，另举他人继任，是“一变古今官家之局”的制度，而且“人心翕然”，不至于天下大乱，真是合乎“公”的理想的制度；[24]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包括专门述说美国的《合省国说》，[25]也赞誉美国制度改变了“君治于上，民听于下”的规则，并实现“视、听自民”的理想，而且由于“任期”的关系，美国总统（他使用的词语是“统领”）不会“贪侈凶暴”。[26]

简而言之，玛吉士以“国王自为专主”，或是“国主与群臣共议”，或是“无国君，惟立冢宰执政”，来对西方国家的政体类型进行概括，这在“知识仓库”里都可得到确证，对瑞士、美国等“无国君”之诸国政体的认知，也引发各方士人的思考和得到好评。可以说，政体类型知识的“概念工程”，在晚清思想界一开始就有回响；此后，随着“知识仓库”的扩充，陆续增添各式各样的相关知识，更是涟漪泛远，激荡无限。

二 《大英国志》、蒋敦复与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现实意涵

1850年代末期的上海人一直都不太清楚，为什么才三十出头的王韬和比他年纪大20岁的蒋敦复有这样好的交情。[27]1859年5月6日，王韬又和蒋敦复聊天，议论热烈。在上海墨海书馆帮助西洋传教士“佣书”已逾十年的他，显然得到不少新鲜的信息，这次他又把自己的观察心得告诉蒋敦复：

西国政之大谬者，曰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政教一体也。

1847年就来到上海、专门协助管理上海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听到了王韬的这句评语，不太以为然：

是不然。泰西之政，下悦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揽其权，而乾纲仍弗替焉。商足而国富，先欲与万民用其利，而财用无不裕焉。故有事则归议院，而无蒙蔽之虞；不足，则筹国债，而无捐输之弊。今中国政事壅于上闻，国家有所兴作，小民不得预知。何不仿行新闻月报，上可达天听，下可通民意。况泰西之善政颇多，苟能效而行之，则国治不难。

王韬不太服气，和伟烈亚力辩论起来：

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国则不能也。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中国多涂泥之区，土松气薄，久雨则泥泞陷足，车过则倏洞窟穴。电器秘机，决然难行。他如农家田具种刈利器，皆以轮轴机折运转，事半功倍，宜其有利于民。不知中国贫乏者甚多，皆藉富户以养其身家。一行此法，数千万贫民必至无所得食，不生意外之变乎？中国所重者，礼义廉耻而已。上增其德，下懋其修，以求复于太古之风耳。奇技淫巧凿破其天者，摈之不谈，亦未可为陋也。[28]

伟烈亚力是否被说服了，莫得其详；王韬本人则很看重这次谈辩，将之详细地记诸《日记》中。蒋敦复也很同意王韬的说法，翌年，他写作《英志自序》，[29]把王韬的这番话进行了改写，当成是“英国之纲领”：

君民共主也，政教一体也，男女并嗣也，此三者，英国之纲领也。

蒋敦复这里提到的“君民共主”这个词语，应当是汉语世界之首见；19世纪时期的中国人称英国为“君民共主”的国家，“发明权”当属于他。作为至交的王韬，日后大概也依据老友的意见，放弃了“君民同治”一词，转而使用“君民共主”来展开议论。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30]

王韬提出的“君民同治”，究竟是什么意思，蒋对此没有清楚的说明。[31]蒋敦复提出的“君民共主”却与其在《英志自序》里谈到的世界各国的三种“立国之道”，略有出入。

地球九万余里，邦土交错，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君为政，西语曰恩伯腊（中国帝王之称），古来中国及今之俄罗斯、法兰西、墺地利等国是也；一、民为政，西语曰伯勒格斯，今之美利坚（俗名花旗，在亚墨利加州［洲］）及耶马尼、瑞士等国是也；一、君民共为政，西语曰京，欧州［洲］诸国间有之，英则历代相承，俱从此号。王者仅列五等爵上，衣食租税而已。[32]

无论是“君民共为政”还是“君民共主”，都可以用来表示英国体制。作为词语的首创者，蒋敦复对于应该使用哪些词来区分世界各国的政体类型，还不够精确；他自己使用这些不见于汉语世界里的新名词，也经历过概念的变化（在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建设过程里，有相同贡献的论者，如王韬，亦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即便词语的使用并不精确，表达的基本理念还算一致，都是要划分世界各国的政体类型。回源溯流，这样的思考倾向，来自以英国伦敦传道会的牧师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为主要译者的《大英国志》（1856年首度出版）。[33]蒋敦复既是此书译事的合作者，[34]也接下了继续进行这项工程的重任，并拓展了新的思考路向。

《大英国志》与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进展

《大英国志》全书依据时序，完整述说英国上自源始起，下迄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议订《巴黎和约》的史事。19世纪的中国士人，阅读此书，正可知晓英国的历史经纬及其政治社会制度；它提供的新知识，更可引起时人之反思，如述说“清教徒革命”时期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大英国志》谓之“查尔斯第一”）被送上断头台的故史陈绩，[35]就被中国士人视为“大逆不道”，引发了多样的回响。以过往学界认为思想上很少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朱一新为例，[36]他所描述的“英王查尔斯为叛党所弑，至声王罪而肆诸市朝，振古所未闻也”一事的来源，就是这部书。[37]汉语世界至今描述英国政体的若干词语，更以其为滥觞。例如，是书将英国的“Parliament”译为“巴力门”，[38]即汉语世界之首见。[39]《大英国志》提供的某些词语进入汉语世界已经超过一个半世纪，它的生命力还不曾中止。

在“知识仓库”里，《大英国志》提供了许多新的面向。它发凡起例，首次将英国政治制度的意义，放在“天下万国，政分三等”的整体脉络里展开述说：

天下万国，政分三等：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有国者，西语曰恩伯腊（意即中国帝王之号），如中国、俄罗斯、及今法兰西等国是也。以王者与民所选择之人共为政，君、民皆受治于法律之下。有国者，西语曰京（意即王，与皇帝有别），泰西诸国间有之，而英则历代相承，俱从此号。又有无帝、无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数，新旧相代，西语曰伯勒格西敦（意即为首者之称），如今之合众部是也。[40]

较诸此前《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提出的简略论说，《大英国志》的分类论说，显然更进一层。首先，它阐明了三种不同政体的国家元首，有什么样的不同称谓，这就为政体类型之分类提供了简洁明了的依据；其次，在后两种类型里，又以“民”（或“百姓”）所推择之人选参与政治事务的程度作为区分“王者与民所选择之人共为政”和“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的标准。由上，《大英国志》明确地表述了“天下万国”如何可以“政分三等”的理据，还说明了它们各有什么样的内容。读者不仅可以从中知晓英国的政体在“天下万国”里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独特意义，还可以获知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大清帝国在内）的政体，在这样的类型里又居于何等位置。可以说，《大英国志》在中国政治思维的领域里，提供了崭新的“思想资源”。

晚清时期的中国士人在推动世界诸国政体类型知识的“概念工程”中，成果繁多。在这个论说模式的演进史上，《大英国志》首开风气，它提出类型述说的基本架构，亦为后人承袭，影响力持续几近半世纪。不过，随着“知识仓库”里积蓄的信息越丰富，其内涵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形，非复《大英国志》述说的本来面貌了。

蒋敦复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再开拓

蒋敦复作为《大英国志》翻译事业的合作者，对于这部书提出的政体类型的观点与词语，应该是相当熟悉的。不过，起先他似乎混淆了《大英国志》的述说，即将“伯勒格西敦”改为“伯勒格斯”，并曰“伯勒格斯”为“君民共政之称”。[41]迨于1860年，他写作《英志自序》时，则称“民为政”的国家元首为“伯勒格斯”，此后就不再变易了。笔者将他述说的政体类型，整理为表25-2。

表25-2 蒋敦复论著中的政体类型

续表

蒋敦复的论说内容，和《大英国志》略有不同，但基本的论说格局则可称一致，都以国家元首的称呼作为分类标准。在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开始的时候，本来并没有“民为政”“君民共为政”或“民为主”“君民共为主”这些提法；显然，正是从蒋敦复开始，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成果得以更上一层。

就1860年代言论脉络的观察，蒋敦复视美国政体为“民为政”（或“民为主”）的认识，其实另有“竞争者”。以日后担任过大清帝国出使英国钦差大臣的张德彝为例，出身于同文馆的他，从19岁起，就开始出洋远游，得以见识异国的各种风情、样貌；[42]他在1866年7月19日访问俄国期间，即议论说，“美国乃官天下民主之国也，传贤不传子，每四年众举一人为统领，称伯理玺天德”。[43]未及弱冠之年的张德彝，知道美国“每四年众举一人为统领”，与“知识仓库”的述说完全一致，其使用“伯理玺天德”来称呼美国总统，则清楚显示这个词已在“知识仓库”中出现的迹象；[44]唯他以“传贤不传子”论证美国政体的意义乃“官天下民主之国”，则是“知识仓库”里新出现的述说。[45]

约略于同一时代里，对于美国政体有类似认知的例证，出自张德彝的老师、曾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1864年出版）。[46]这部书堪称国际法知识引进东亚世界的“共同知识文本”之一，[47]影响深远。[48]该书于述说“自主之国”在内政方面“自执全权，而不依傍于他国”的脉络里，如是言之：

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官长，均由自主，一循国法，他国亦不得行权势于其间也。[49]

从上下文脉络来看，所谓民主之国，意指“公举首领官长”的国家。依据惠顿原书核校，民主之国的原文是“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50]同书亦曰“美国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51]原意当为美国《宪法》第4条第4款的规定，“合众国保证联邦中的每一州皆为共和政体”（The United States shall guarantee to every State in this Union 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52]所以，《万国公法》中所谓的民主之国，其实指的是“共和形式的政府”。[53]

张德彝所谓的民主之国，意涵未必即与《万国公法》相同，但至少呈现出将美国称为民主之国的趋同态势。日后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确定美国是民主之国之一，这应当以1860年代为起点。

随着“知识仓库”的持续扩建，“民为政”与“民为主”这两组词语，渐次被简称为“民政”和“民主”，并往往交互使用，可以等同；不过，民主仍蕴含传统中国“民之主”（即国家元首）的意思。[54]如张德彝在1870年再随崇厚出使法、英，他记述此行的著作《三述奇》[55]就述及法国自普法战争失败之后，于1870年9月7日当日“众议改为民政……以民主执国政焉”。所谓“众议改为民政”，当即指称一种政治制度；“民主执国政”，则当指国家元首。然则，在10月31日，他则称法国要员已然商议“以立民主之邦”。[56]由是可见，“民政”和“民主”固可交互等同，但“民主”仍与其传统意涵交杂相陈。张德彝的用法，在1870年代初期并不是孤例。创始于1873年，广泛报道西方各国消息的《西国近事汇编》，[57]从创刊伊始，报道古巴独立的消息，即混合、共用“民政”与“民主”二词：

古巴岛之叛于西班牙也，以欲更民政，而王不从，故狡焉思逞，大启兵端。今既改为民主之国，自是如愿相偿，想不日就抚罢兵矣。[58]

从上下文脉络观之，“欲更民政”，致“启兵端”，“既改为民主之国”则“不日就抚罢兵”，显然，“民政”“民主之国”两者的意思相同。而它也称法国、瑞士都是欧洲“主民政”的国家，并提供法国“开国而后凡三易民政”的信息。[59]

从整体脉络来看，蒋敦复创始的“民为政”与“民为主”这样的词语，被简称为“民政”和“民主”，两者可以交互并用，互相等同，都用以指称像美国、法国或瑞士那些经由选举程序而产生国家元首的国家。大约在1870年代初期出现的这股态势，持续不绝。大清帝国出使英法的钦差大臣郭嵩焘或以“民政”，或以“民主”称谓法国的政治体制，[60]即为一例。大众媒体亦从之袭用，甚且可以夹杂交互使用既存的各等词语、概念，以为评骘之资。如《申报》于1876年刊出署名“呆呆子”者之文稿，评论英国“意欲于英王君主加上印度皇帝”一事时即谓：

泰西立国有三，国主之称谓亦有三：一为民主之国，西语曰“伯勒格斯”，南北花旗与现在之法兰西是也；一为君民共主之国，西语曰“密施”，即英国是也；一为君主之国，西语曰“的士坡的”，俄罗斯是也。[61]

蒋敦复不曾言及的“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密施”“的士坡的”，[62]及其创发的“伯勒格斯”等词，同时跃然纸上。这篇文稿的作者，未必直接援用蒋敦复之说法，但其对政体类型的表述，基本无误，由此既可想见既存的认知广传流远的情况，也具体彰显了政体类型知识的“概念工程”在思想言论的舞台上已占有一席之地。

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与“政体抉择”：“蒋敦复式”的忧虑

在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发展的过程里，蒋敦复对于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词语进行分类、定下基调，实有开风气之先的“功劳”。不过，蒋敦复的思绪所至，与现实结合，竟让他意识到政体类型的知识，不会只是单纯的“知识”，反而可能会引发“政体抉择”的问题，关涉所及，实非同小可。

蒋敦复清楚地知晓“巴力门”在英国政治运作中的关键地位：

操君民政教之权者曰巴力门。巴力门，上、下二院，君有举措，诏上院，上院下下院；民有从违，告下院，下院上上院；国中纳赋，必会议乃成。律法定自两院，君、相不能行一法外事。[63]

正因为“巴力门”权力至大如此，他即认为大清帝国若仿而效之，“大乱之道也”。蒋敦复的论证，本着中国传统“君纲”至上的观点，他强调，“《春秋》大义明于中国，君臣之分甚严也”，“未闻王者不得操予夺生杀之柄”，“未有草野细民得曰立君由我”，所以他在知晓查理一世被处以极刑之后，“举朝宴然，无所谓戴天之仇与讨贼之义”，实在“不觉发指”。《大英国志》述及，“巴力门”尝行“悖乱之事”，即把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蒋敦复的批判，显然“有的放矢”。

蒋敦复的整体论说，带有某种程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以“君民共主也，政教一体也，男女并嗣也”作为“英国之纲领”，并感叹英国“骎骎乎民制其君，教隆于政，女先乎男”，全无可取，所以，“几何不以外夷轻中国也”，但是，现实却是“奈之何，而我中国而为外夷所轻也”，故他“为此惧，作《英志》”。[64]在蒋敦复写作《英志自序》这篇文章的1860年，类似伟烈亚力提出的“泰西之善政颇多，苟能效而行之，则国治不难”这样的观点，可能已经在他周遭的世界弥漫开来，王韬批判“西国政之大谬者”，郑重其事地反驳伟烈亚力的论点，并书之于日记，也是他们思考是否该效行“泰西之善政”这等问题的依据。蒋敦复“放矢”之“的”，看来可能不仅限于《大英国志》。

然而，“中国”“外夷”的对立局面，一日重于一日，甚至“外夷”竟大言不惭地提出“试问中国将来能常为自主之国否”的质疑。蒋敦复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理直气壮”地论证了中国当然是“自主之国”，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应。但是，老问题依然存在。蒋敦复竭力论证模仿“民为主”“君民共为主”的政体类型，也就是说，以美国和英国为样式的制度都是“大乱之道”，却阻止不了士人政治思维的变化趋向，开展对“政体抉择”的思考，甚至于连本来也认为“君民同治”是“西国政之大谬者”之一的王韬，其思绪竟也都朝相反的方向前进。“蒋敦复式”的忧虑与思考，证明了他“独到”的眼光。

“蒋敦复式”问题的真正“挑战者”，来自老友王韬对法国历史的介绍。王韬述说法国历史沿革的名著——《法国志略》（《重订法国志略》；以下均引为此名）[65]与《普法战纪》[66]出版问世之后，使得政体类型知识的“概念工程”又产生一个变迁繁复、几令人目不暇接的例证，由此而再有进展。

三 “法国例证”的导入与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跃进

“法国例证”的混沌

19世纪的法国政体，历经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的认识，也随着它的变动而困惑不已。仅就《海国图志》收录的信息而言，它的政体，相当繁杂（见表25-3）。[67]

表25-3 《海国图志》中介绍的19世纪法国政体类型

正因为法国政治变动不已，难以知其确貌，如何述其本相，时人为之煞费苦心。如朱克敬的《通商诸国记》，[68]既复制了《瀛寰志略》的述说，也有这些年法国历经的沧桑，其提供的信息，形构为相当有趣的组合（见表25-4）。

表25-4 《通商诸国记》与《瀛寰志略》论说的比较

续表

朱克敬的述说，出现在1870年代下半期，但其增添内容的记录，莫知其详。[69]他的述说，大致无误，在制度方面的述说，则一承《瀛寰志略》，几无变易。相较同一时代亲履其地的张德彝对于法国制度的详尽记述，[70]朱克敬的“辛劳”，对“知识仓库”的扩建没有太大的贡献。这也正清楚显示，没有机会得到更多信息的士人，难以确切掌握法国政体变化的完全样态。弥补缺陷的工作，由王韬承其职责。

王韬导入的“法国例证”与政体类型知识的变化轨迹

王韬毕生笔耕不辍，约略在1870年代初期，他就完成了两部与法国历史密切相关的著述——《重订法国志略》与《普法战纪》。它们都是19世纪中国人认识法国历史沿革与现状的主要依据。王韬撰述这两部书，用意深刻，既是填补此前“知识仓库”的空白，也有“引法为鉴”的现实意义；[71]他写作《重订法国志略》时，尝自日本人的著述取材，[72]晚清中国通过日本来吸收西洋文明，王韬则是首开风气者。[73]整体而言，王韬的努力，贡献多样，不仅于“知识仓库”里增添了关于法国情势的知识，通过法国政体变迁的概括论说，更使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完善化”，得到有力的又一佐证。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概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政体变化的轨迹，亦将法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意义，安排在“泰西国例”的整体脉络里述说：

泰西国例，有自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其为民上者，操权既异，而名号亦因之以别。自主者，称恩伯腊，译言帝；民主者，称伯理玺天德，译言大统领；君民共主者，称为京，译言王。称帝者，如俄罗斯、法兰西、墺地里诸国是也；称王者，如英吉利、西班牙诸国是也；称统领者，如美利坚之联邦是也，而欧洲之瑞士国亦属近是。法国向时本是国君主政，自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易为民主之国；一千八百四年，又易为世及，拿破仑第一即位，是为拿破仑朝。一千八百十四年，波旁朝恢复旧物，传世者两君。一千八百三十年，波旁支派约奥理杭雷斐烈者，重改为民主。［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民乱，逐王于外，于是国中无君，乃议改为黎拔布勒（译即众大臣合议国政）。是时柄国诸大臣中推拿破仑涡那拔为首，是即拿破仑第三……拿破仑第三权力才略素为众所折服，因举之为大统领，主国事职，若联邦之伯理玺天德……［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十一月七日，涡那拔议将伯理玺天德改号曰帝……群论佥同，遂改伯理玺天德曰帝，传国世次，曰拿破仑第三，国位以世代递嬗，无子传弟或兄弟冢嗣……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构兵，拿破仑第三兵败被俘，国中无主。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众推大臣爹亚暂摄国政，八月三十一日，改号伯理玺天德。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爹亚辞位，众复推大将军麦马韩为伯理玺天德……十一月，议定权主国政，以七年为期，于是法遂为民主之国，以迄于今，未之有改也。[74]

这段述说虽不免含混之处（如“波旁支派约奥理杭雷斐烈者”当政，究竟是“民主”，还是“王”），但还算清楚地表达了法国政体的变迁脉络：国君主政—民主之国—世及—民主—黎拔布勒—伯理玺天德—帝—民主之国。王韬在这里以统治者的名称作为区分三种政体的标准，和他在《普法战纪》的区分标准一致：

泰西诸邦立国有三等，曰君为主，如昔之法兰西及今之俄罗斯、墺地里、普鲁士是也；曰民为主，如今之法兰西及瑞士、美利坚等国是也；曰君民共为主，如英吉利、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日耳曼列邦皆是。君为主者，称帝，西语曰恩伯腊；民为主者，称总统，西语曰伯理玺天德；君民共为主者，称王，西语曰京。此三者名谓虽殊，实则无所区别，盖不以是为大小也。[75]

再与王韬1883年出版的《弢园文录外编》里提出的观点相比较：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如俄、如墺、如普、如土等，则为君主之国，其称尊号曰恩伯腊，即中国之所谓帝也。如法、如瑞、如美等，则为民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伯理玺天德，即中国之所谓统领也。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等，则为君民共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京，即中国所谓王也。顾虽称帝、称王、称统领，而其大小强弱尊卑则不系于是，惟其国政令有所不同而已。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论者谓：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76]

把王韬在上述论著中提出的三种分类列表对照（参见表25-5），其中《重订法国志略》与《普法战纪》的述说，都稍显简单。

表25-5 王韬三种著作中政体类型比对

续表

《重订法国志略》与《普法战纪》的分类，都以国家元首的称呼作为区分标准，和蒋敦复的两种分类标准相同，可见蒋、王这两位好朋友的论说，应当都源于《大英国志》。然则，《弢园文录外编》的论说，在分辨国家元首的称谓之外，添加了“国家政令”作为标准，即以“权力”来源作为政体类型之区分标准。可以说，《弢园文录外编》的述说，应当是王韬个人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最后“定本”。[77]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的论述，明确使用“君主之国”“民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这样的“标准词汇”，正是对此前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一个初步总结。他还非常鲜明地批判：“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与此同时，对“君民共治，上下相通”，“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赞誉有加。相对的，王韬还批判说，法国自拿破仑以降，“政出一人，庶众不服，异论频兴，屡改为民主之国，几于视君如弈棋，大乱因之”，[78]对于走向“民主之国”的实践道路，不以为然，“视君如弈棋，大乱因之”。可以说，王韬终究还是做了个人“政体抉择”的表态，以“君民共主之国”为尚。[79]

从整体的趋势来看，大致从1860年代末期开始，“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这些词语已经在汉语世界里有比较固定的意涵了，前者指的是如美国（与1870年以后的法国）这样的国家，国家元首的名称是“总统”或“伯理玺天德”；后者则主要以英国为代表，国家元首的名称是“王”。王韬导入“法国例证”之后，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当然，王韬不是唯一公开述说法国情势变动的论者，如朱克敬，就与王韬对法国的述说，颇为类似，可以想见，他们的述说，当必共有其本源。在当时的“文化市场”上，必定还存在着可为“知识仓库”扩充建设的其他史料，有待史家广求文献，以明其实。

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趋同与变异

在1870年代末期和1880年代初期的思想、言论脉络里，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成果，大致趋于共向，特别是三大政体类型的基本词语：“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基本已蔚为共识。像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在1870年代末期定稿的著作《易言》（36篇本），[80]就论说“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81]曾出洋远游、体会异国风情的中国士人，亦可清楚掌握政体类型知识，论说也颇为完整。如大清帝国驻德使馆幕僚钱德培，即称“德意志为君民共主之国”；[82]又如1883年时尝出洋目睹异国风情的袁祖志清楚知晓法国本为“君主之国，自经德国挫败之后，改为民主之国”的变化，亦称德国“为君民共主之国”。[83]再以约略同一时期《申报》等的报道为例，它们明确表达了对政体类型的认知，或说英国与美国“一为君民共主之国，一为民主之国”；[84]或云美国为“民主之国，君称总统，四年一易”；[85]或报道俄国出现了仿效美国“改为民主之国”这等主张的信息；[86]或从“海外各国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的脉络里，梳理法国走过“忽而君主，忽而民主，现在则已定为民主”的历史道路。[87]凡此诸端，可以想见，三大政体类型的知识，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响。

1870年代末期，政体类型知识的“概念工程”固然已呈显出趋同的样态，但“知识仓库”里确实也存在着趋同共奏以外的杂音。问世于1880年代初期、作者不详的《欧洲总论》，[88]就是一例。这部书将欧洲各国政体分为三种类型：“君主之国”“民主之国”与“君民参治国”，“议政院”则是三种政体共有的体制。然而，在“民主之国”里，“颁制定律之权，则全在议政院”，“制治之权”则“操自庶民”。在“君主之国”里，“议政院”对“国家大事”与“制度律例”可以“各陈己见，畅所欲言”，再由“人君乃审其论理之短长，舆情之拂治，取舍之利害，而定其行止”，实为“一道同风之治，王者之制也”。相形之下，在“君民参治国”里，“颁定制度之前，必须为上者将一己之旨意，咨达于议政院，使其详考斟定”；可是，当“议若不协”之际，“王得专施禁令，罢议寝事”；若仍有异见，“物议沸腾，势将酿祸，又得散其议院，而另着民间选举他人以充其职”，故其述评曰：

此其为治若掣肘殊多，恐难为法。[89]

这样看来，《欧洲总论》的述说，固然与其他“知识仓库”的述说不尽相符。[90]唯其不以“君民参治国”为理想形态的述说，因其是“恐难为法”的体制，具有思考“政体抉择”的意义。而这显示了和当时的言论、思想潮流颇相一致的趋同样态。

与《欧洲总论》相类的思考，亦可见诸大众媒体。如《申报》早于1878年即刊出《论泰西国势》一文，[91]综合论说“泰西之国有所谓君主者，有所谓民主者，更有君民共主者”。“君主者则世及为常，权柄操之自上，如普鲁士、土耳机诸国是也”；“民主者，则由众推举，任满而去，与齐民无异，如法兰西、瑞士等国是也”；至于“君民共主则尤为泰西土风所尚，犬牙相错，靡国不然”。“议院”体制更为“民主”与“君民共主”的共同特色，而且正因这一体制，遂能产生“君臣同体，上下相联，初无贵贱之分，情伪可以周知，灾患无不共任，有害则去，有利则趋”的现实效果，故对“民主”与“君民共主”政体出以赞语，“泰西之强，职由于此”。该文面对政体抉择的问题，是文则话锋一转，批判“民主”乃“续乱易滋”的政体，并举法国总统麦克马洪[92]之行止为例，谓其总统任期即将届满，却仍“不欲大权旁落，自去其党，以致势成孤立”，所以“立意与不直于己者相拒”，由是进而论证“统绪相承，子孙相继，似属私于一姓，实为万世立其大防”的道理。这样说来，这篇文稿意欲指陈的是，“君民共主”作为“统绪相承”，且又存在“议院”体制的政体，应是比较理想的。面对“政体抉择”的问题，是文作者的答案显而易见。[93]

1880年代中期以后，存在着三种主要政体的知识/信息，在接触过“西学”的中国士人的知识领域内，已若常识，诸方论者，自可别出机杼。像大清帝国出使美、秘等国钦差大臣张荫桓在1889年以英国作为“君民共主”之国的代表，并用以评论时事，如张荫桓得悉“日本将沿西俗设议院”，即谓此举为“拟仿英国君民共主之意”；[94]也说美国与法国“同为民主，而制度各殊”。[95]约略同时，又若康有为这等思维卓越的士人在构思“乌托邦”的未来远景时，也展现了相同的认知，他的《实理公法全书》[96]以几何学论式推导人类伦理、群体关系的“应然之道”，关于“君臣门”的部分，即将“民主”“君民共主”与“君主”列为三种“比例”，批评其各有缺失：“民主”虽是“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然不如“公法之精”；“君民共主”则是“此失几何公理之本源者也”；至于“君主”之“威权无限”，“更大背几何公理”。[97]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意义深远，[98]张荫桓的一般评述自难堪比拟；唯则，由他们在构思论事之际采用词语的一致性来看，此前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成果，已然是士人共润同享的概念语言。

整体而言，在1880年代中期这个时间定点上，政体类型的述说，共呈同现，蓬勃无已，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的述说，最称完整，代表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当时“知识仓库”里的最高成就。不过，“知识仓库”里的述说，虽然已出现趋同一致的景象，在趋同的整体脉络里，时有杂音响鸣，彼此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内在理路关系可言。在这个时间定点上，趋同的样态，更只是表面形式的，各式论说之间，同多于异。各式论说使用的词语，仍有不同，区分各种政体的标准，也各有歧异。特别是以议事机构的存在作为区分“君民共主之国”和“君主之国”的标准之一这一点上，未形成共识。诸若袁祖志知道德国与西班牙、英国都有“上、下议政院”，但他称前者“为君民共主之国”，后二者“世为君主之国”；[99]《欧洲总论》则记述三种类型的政体都有“议政院”。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知识仓库”里，还是有不少记述仍以国家元首的称谓不同，作为“君民共主之国”与“君主之国”的区分标准。然则，面对“政体抉择”的问题，则又众说纷纭，各逞辩锋。“知识仓库”里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现实意义，普受重视和思考，且又显示一定的趋同景象，这证明了当年“蒋敦复式”的思考，已然跃登历史舞台。

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从1840年代“开工”，历经40年，至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提出的类型论说与思考，初步集其总成。原先，对于异域制度进行类型概括，还是相当粗略的，迄于《大英国志》的述说，彰显了英国的政体在这个类型架构里的突出地位，形成了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基础建设之一，也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到了蒋敦复那里，政体类型的知识，则被赋予现实意义。从1860年代开始，“政体抉择”的思考，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王韬更在1870年代初期导入了比较完整的法国例证，各种政体类型的论述，亦纷纷出现。虽然，在分类标准与词语的一致性方面，时时传出不和谐之声音，但是，“蒋敦复式”的问题，已然形成不可阻遏的潮流。连本来放言“西国政之大谬者”的王韬，到1880年代初期都公开颂扬“君民共治”，做了“政体抉择”的表态，宣告了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初期的完工。

四 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意义

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创发与建设，在晚清中国的思想界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业，在“知识仓库”里储备了多彩多样的知识、信息。以1845年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对域外诸国政体的概括论说作为起点，下逮1856年首度出版的《大英国志》作为基础建设之一，绵延传衍，至王韬在1883年提出的论说与思考，初步集其总成。在当时“知识仓库”里的主流论说趋向，已经使用“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这三组词语，“议院”是后二者都有的机构，两者的差异在于“民主”政体类型的元首是经由选举程序产生的，“君民共主”类型的国家元首则为世代相袭。然而，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创发与建设，本来就没有事先摹拟完善以便按图施工的总体建设蓝图；“知识仓库”储备知识的过程，也无规可循，而是随意生产和堆置储放。因是，在政体类型知识的主流论说同趋共向之际，异说时现，矛盾歧出，错乱丛生，理有应然。

不过，早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之交，政体类型“概念工程”之开展进行，就已经具有现实意义，诸若“蒋敦复式”问题之面世，即促使人们省思“政体抉择”的问题，始终深具“思想资源”的作用；到1880年代初期，以王韬的论说和思考为具体象征，不仅完整总结过往政体类型“概念工程”的成果，更公开颂扬“君民共治”，做了“政体抉择”的表态，影响深远。[100]

西方政体类型知识的“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思想界的创发与建设，本是研析探讨“民主”思想如何导入中国这一课题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以本章述说的历史过程为视角，可以揣想，中国和中国人开始走向“民主之路”，竭力欢迎“德先生”，并不是前行者对“民主”思想进行积极“宣传”或“宏扬”的必然结果。1840年代徐继畬等对“无国君”政体（如瑞士、美国等）的赞誉，1860年代蒋敦复对“英之议会”是否可“行于中国”这个问题的思考，1880年代的王韬对“君民共主”政体的称赞，都各有其演变的言论脉络，应该返诸它们问世的本来场景，进行理解，而不是将这些繁杂的历史现象、事实简单概念化，甚至将其当作书写“中国民主思想史”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

盖就西方政体类型知识自身的脉络而言，相关词语与概念，本在历史的长河历经多样的变化，如“专制”（despotism）这个词在政体类型知识谱系中向来为标准范畴之一，它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内容，屡有变易；[101]以具体个案言之，西方对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政体的定位，历经了从“暴政”（tyranny）到“专制”的变化，也反映了“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的面向。[102]至于在西方政体类型知识创生的过程里，所谓“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其实更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始被欧洲发明建构，作为与西方“共和论”（republicanism）恰成对照项的论述。[103]可以说，西方政体的类型知识如何建构成为一种“传统”，绝非不证自明，况乎，西方政体的类型知识也和“政体抉择”的现实密不可分，既存的政体类型知识，往往会因应现实需要而面临被“修正”的命运。如在西方政体类型知识谱系里始终占有不可或缺地位的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与先行者一样，强调领土大小、规模是推行共和政体需考虑的因素，进而对所谓“小共和国命题”（the small-republic thesis）的建构，影响深远。在1787年美国召开制宪会议通过新《宪法草案》后，在等待各州的批准过程中，孟德斯鸠的理论让反对这部新宪法的反联邦派（the anti-federalists）得以“振振有词”，即广土众民，如美国，是没有办法实现共和的。相对的，支持拥护这部新宪法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邀请了麦迪逊（James Madison）及约翰·杰伊（John Jay），三人联合以“帕布里亚斯”（Publius）为笔名发表意见，阐释新《宪法草案》的意义，与反联邦派论战。帕布里亚斯既批判反联邦派仰仗的孟德斯鸠的“小共和国命题”，也依据孟德斯鸠关于“联邦共和国”（confederate republic）的述说，强调通过这部新宪法对美利坚合众国前景的重要性。[104]孟德斯鸠创发的政体类型知识，其实可以因应现实的需要；立场不同的论者各取所需，以证己说。这样说来，政体类型知识的创造生产与消费流通，其实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场景。

因是，本章取“脉络化”的路径，以蒋敦复与王韬为中心，述说他们对于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与导入西方“民主”相关思想之“贡献”，由此应可展现，前行者的思想努力及其轨迹，率皆自成理路，各有其独特的“思想资源”价值和意义，并且由于它们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里出现的，难以一言概括。所以，进行“民主”思想在中国的知识生产事业，必须将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尽可能详缜细密地还诸其本来的历史时空。如果采取这等“脉络化”的研究路径，持续考察相关的课题，或可拓展我们对晚清以降中国思想史的认识空间。

[1] 本章由潘光哲撰写。

[2] 加藤弘之『隣艸』『政治篇』『明治文化全集』3巻、日本評論社、1952、3—14頁；关于加藤弘之完成『隣艸』的时间，参见松岡八郎『加藤弘之の前期政治思想』、駿河台出版会、1983、7頁。

[3] 鳥海靖『日本近代史講義：明治立憲制の形成とその理念』、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27頁。

[4] 如加藤弘之稍后出版的《立宪政体略》（1868）对政体之类型的叙述，与《邻艸》不同，不详论。参见奥田晴樹『立憲政体成立史の研究』、岩田書院、2004、63頁。

[5] 正如Mark J. Gasiorowski的述说，早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以降，对于民主与其他政体类型（types of political regime）的问题，始终是政治学探讨的核心焦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中对政体的探讨，一直是学术前沿的课题。当代对于民主转型的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脉络下出现的，参见Mark J. Gasiorowski，“The Political Regimes Projec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5：1（Spring 1990），pp.109-125.至于他本人提出研治该题的构想，此处不详论。

[6] 就相关研究史而言，举凡论述民主、共和相关思想在晚清思想界的认识或流传者，皆与本章主旨多少相关，举其要者，王尔敏：《晚清士大夫对近代民主政治的认识》，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华世出版社，1980，第220—276页；吕实强：《甲午战前西方民主政制的传入与国人的反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8），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277—316页；方维规：《“议会”“民主”与“共和”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嬗变》，《二十一世纪》第58期，2000年4月，第49—61页；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胡维革、于秀芹主编《共和道路在近代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在前行研究之基础上，本章将对王韬述说之取材依据等方面，做比较精密的考察。

[7] 本章引用的版本是：《海国图志》（60卷），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道光丁未（1847）古微堂镌刻本，下文简称为60卷本；《海国图志》（10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光绪二年（1876）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续修四库全书》总第743—744册，下文简称为100卷本。两种版本均收录者，仅标注一种页码。

[8] 王家俭：《魏源年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第132—134页。

[9] 本章引用的版本是：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第1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关于徐继畬《瀛寰志略》的撰述史，本章不详论。

[10] 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新史学》第16卷第3期，2005年，第137—170页。王汎森论述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参见王汎森《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二十一世纪》第45期，1998年，第47—54页，该文对笔者甚有启发，不过，他并没有处理本章探讨的课题。

[11] 本章引用的版本是：《海山仙馆丛书》，道光丁未（1847）镌，番禺潘氏刊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按，是书每卷卷首署名或作“大西洋人玛吉士辑译”（如卷1、5），或作“大西洋人玛吉士箸（著）”（如卷2、3）；卷3述及“粤稽太（泰）西纲鉴俱记：乾坤始奠以来，迄今大清道光二十五年，共计五千八百五十二载”（卷3，第2页A），是以此书当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前后的作品；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及其被征引的介绍，参见熊月之《〈海国图志〉征引西书考释》，刘泱泱等编《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142—143页。

[12]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卷4，第21页B；本段记述，《海国图志》作：“欧罗巴中所有诸国，政治纷繁，各从其度。或国王自为专主者，或国主与群臣共议者，或无国君，惟立冢宰执政者。”参见《海国图志》卷37，100卷本，第38页B；本段论述不见于60卷本。

[13] 潘光哲：《晚清士人对英国政治制度的认识（1830—1856）》，《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7期，2000年5月，第147—196页。

[14]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卷5，第22页A—28页B。

[15] 徐继畬：《瀛寰志略》卷5，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第1册，第155页。

[16] 按，“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的典故，出自《诗经·国风》。

[17] 关于《海国图志》引用相关“西书”著述的整体状况，见熊月之《〈海国图志〉征引西书考释》，第132—146页。

[18] 魏源：《海国图志》卷47，100卷本，第11页B—12页B。

[19] 若干论者将徐继畬对瑞士制度的赞誉——“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等语——当成魏源的好评，如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第78—79页），实误；余例不详举。

[20] 如魏源的论说：“墨利加州……明代始有闻……”参见魏源《海国图志》卷39，60卷本，第1页A。

[21]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卷9，第10页A；本段记述，《海国图志》作：美洲“各国多有不设立君位，立官宰理，有黎庶公举者，有历代相传者。”（魏源：《海国图志》卷59，100卷本，第14页B；本段论述不见于60卷本）。

[22] 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对于美洲国家制度的叙述，并未均如《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与《海国图志》，几皆述及各国之制度，有所述及者，皆同表所列，如《瀛寰志略》谓墨西哥于道光三年“废国王，分为十五部，各推择官长理事”，“其制大略仿米利坚”（第287页）；秘鲁“推择长官理事，不立国王”（第294页）；阿根廷“效米利坚推择统领”（第298页）。

[23] 徐继畬：《瀛寰志略》卷9，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第1册，第285页。

[24] 魏源：《海国图志》卷39，60卷本，总2177—2178页。

[25] 本章引用的版本是：梁廷枏：《海国四说》，骆驿、刘骁校点，中华书局，1993。按，《海国四说·序》撰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因此，《海国四说》最初于1846年完成。不过，骆驿等校点所据之《海国四说》原本，作者题署有“钦加内阁中书衔”（1851年），且《兰仑偶说》有引《瀛寰志略》（1848年初刻）处，所以，此一版本的《兰仑偶说》至少是1848年以后的作品。

[26] 梁廷枏：《合省国说·序》，氏著《海国四说》，第50页。

[27] 据王韬自述，与蒋敦复结识于“壬子十二月十有三日”（1853年1月21日），参见王韬《淞滨琐话》，齐鲁书社，1986，第106页。

[28] 《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第112—113页。

[29] 蒋敦复：《英志自序》，《啸古堂文集》卷7，第2页B—6页A。另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1辑，1972，第1085—1086页。《英志自序》系年为“咸丰十年”（1860）。

[30] 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9页A—19页B（当然，王韬另有其他分类述说，下详）；本章引用的版本是：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丁酉（1897）仲夏弢园老民刊于沪上”；又，《弢园文录外编》初刊于1883年，参见忻平《王韬著作目录及版本》，氏著《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244页。

[31] 在王韬与蒋敦复此番谈话前，即已称“政教一体”“男女并嗣”与“君民同治”为“西国立法大谬”，参见王韬《与周弢甫征君》，氏著《弢园文新编》，三联书店，1998，第194页；本函系年为1859年2月27日，见张志春《王韬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第43—44页。

[32] 蒋敦复：《英志自序》，《啸古堂文集》卷7，第2页B。

[33] 《大英国志》，〔英〕慕维廉，“耶稣降世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院刊”；此版本卷末所附《〈大英国志〉续刻》，已论及英法联军攻陷北京，“（1860年10月）二十四日，和约立；十一月初五日，英、法兵退自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英京城宣讲和约事”；查《中英北京条约》确实于1860年10月24日“盖印画押”。陈志奇：《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册，南天书局，1993，第394页。由是，此一版本当出版于1860年12月27日以后。

[34] 王韬在1853年举荐蒋敦复与慕维廉，进行译事，稿成于1856年，参见滕固《蒋剑人先生年谱》，广文书局，1971，第19、21页。

[35] 《大英国志》卷6，第12页A—33页B。

[36] 如张灏即引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提出这一观点，参见Hao Chang，Liang Ch’i-ch’ ao and the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4.

[37]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2，广雅书局，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本，第30页B—31页B；又，《无邪堂答问》在他处亦征引过《大英国志》（如卷2，第18页A，不详举）。

[38] 《大英国志》明确记载：1225年“法王路易取英之地在法者罗舌，英人群议于巴力门……”（《大英国志》卷4，第17页A）；偶作“巴立门”，如“英史记载，首重法律，必君相与巴立门上、下两院会议乃行”。参见《大英国志》，“凡例”，第2页A；通观全书，以“巴力门”为主。

[39] 马西尼（F. Masini）则称“巴力门”此一词首见于1874年出版的《教会新报》，实误。参见〔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第189页。

[40] 《大英国志》，“凡例”，第1页A—1页B。

[41] 蒋敦复：《海外两异人传：华盛顿》，《啸古堂文集》卷5，第6页B—7页A；关于此文的撰作时间，参见拙文《蒋敦复〈海外两异人传：华盛顿〉撰述时间考》。

[42] 关于张德彝的出身及其历次出国的情况和著述，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第87—107、177—192页；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自印本，1985，第174—178页。

[43] 张德彝：《航海述奇》，《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301—302页；此段记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之版本作：“美国乃官天下民主之国也，无君无臣，每四年众保一人为首，称百理玺天德。”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广文书局，1962年影印本，帙11，第33页B。

[44] 按，晚清时以“伯理玺天德”称呼美国总统，是“流行”说法。但是，首创于谁，尚难得悉。早在1844年时，清廷官方文书即已使用“伯理玺天德”，如《两广总督耆英奏为照录美使所译汉字国书呈览折（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奏呈）附〈咪唎坚汉字国书〉》云：“亚美理驾合众国伯理玺天德玉罕泰禄恭函，专达于大清大皇帝陛下。”参见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卷72，故宫博物院，1930，影印道光清内府抄本，第47页B；相关研究成果，略可参见熊月之《晚清中国对美国总统制的解读》，《史林》2007年第1期；余例不详举。

[45] 不过，张德彝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其他述说，另有误失，此处不详考究。

[46] 《万国公法》，丁韪良译，孟冬月镌，京都崇实馆存板，同治三年（1864）。

[47] “共同知识文本”是笔者铸造的词语，意指约略从1830年代以降，西方传教士与东亚各国知识人共同致力于生产介绍世界局势与西方知识的著述，例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万国公法》等著作，同时在东亚世界流通，广受阅览，彼此能够同润均享，由此引发了多种多样的历史效应；如梁台根以《佐治刍言》为中心，就这部曾于中、日、韩三国流传的“共同文本”，展现了当时引进、传播和吸收西方知识的场景，也指东亚内部复杂的知识传播之互动脉络。参见梁台根《近代西方知识在东亚的传播及其共同文之探索：以〈佐治刍言〉为例》，《汉学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第323—351页；不过，是文专注于《佐治刍言》，并未指陈其他著作的情况。

[48] 关于《万国公法》在晚清中国的影响，研究甚众，最称精要者厥为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余例不详举。

[49] 《万国公法》卷2，第13页B。

[50]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 267.

[51] 《万国公法》卷2，第13页A。

[52] 《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1985，第42页。

[53] 不过，“民主”一词在《万国公法》里出现18次，有时也为“democratic republic”与“democratic character”的翻译。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第230页。

[54] 如《尚书·汤誓》：“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以成厥功”；《尚书·蔡仲之命》：“乃惟成汤克意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穆叔……见孟孝伯。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国语·晋语四》：“（勃鞮）曰：‘君实不能明训，而弃民主’。”笔者利用台北中研院“汉籍全文数据库”，就“民主”一词在“二十四史”与“十三经”中进行检索得到的数据，率皆此意义，不详举。

[55] 据张德彝的《三述奇》，书前《〈三述奇〉叙》系年为“同治十二年（1873）岁次癸酉春”。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2—3册。

[56]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2册，第342、349-350页。

[57] 关于《西国近事汇编》之述说，众说纷纭，立基于前行研究而有比较精确之介绍者当推原付川、姚远、卫玲《〈西国近事汇编〉的期刊本质及其出版要素再探》，《今传媒》2010年第5期。

[58] 《西国近事汇编》卷1，同治十二年本，第46页A。

[59] 原文是：“欧洲诸国，除西班牙而外，主民政者，一为法国，一为瑞士。瑞士之主民政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法国之主民政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而且求治太急，好事更张，为之下者积习相沿，骤难变易，故自开国而后凡三易民政，而卒不能久。”参见《西国近事汇编》卷1，第47页B—48页A。

[60] 郭嵩焘于1878年7月27日游历法国“议政院”时即谓“路易第十六被弑，改为民主之国”，1879年2月21日则感叹法国本为“强国”，“立君千余年，一旦改从民政，群一国之人挈长较短，以求逞其志，其势固有岌岌不可终日者矣”。参见《郭嵩焘日记》卷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581—582、775页。

[61] 呆呆子：《论西报英王加号议爰及中国帝升王降之说》，《申报》1876年5月4日，第1版。

[62] 笔者怀疑，所谓“密施”或即“monarch”，“的士坡的”或为“despotic”。

[63] 蒋敦复：《英志自序》，《啸古堂文集》卷7，第3页B—4页A。

[64] 蒋敦复：《英志自序》，《啸古堂文集》卷7。

[65] 本章引用的版本是：王韬：《重订法国志略》，仲春淞隐庐刊，光绪十六年（1891）。

[66] 本章引用的版本是：王韬：《普法战纪》20卷10册，韬园王氏刊本，遯叟手校。按，《普法战纪》最先自1872年9月3日起刊于香港《华字日报》，自1872年10月2日起至1873年8月4日止连载于上海《申报》，1874年初集结为专书（14卷本）在香港刊行。参见吕文翠《文化传译中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图像：以王韬〈普法战纪〉为中心》，氏著《海上倾城：上海文学与文化的转异（1849—1908）》，麦田出版社，2009，第86—87页。

[67] 本表仅节录《海国图志》100卷本的不同述说，不详引所有述说，参见魏源《海国图志》卷41、42，100卷本，不详注页码。

[68] 朱克敬：《通商诸国记》，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帙11。朱氏在文中云：日本于“光绪初又攻灭琉球”（第6页B），此当为1875年事；又云，墨西哥、巴西“请通商，尚未定约”（第8页A）。按，《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巴西遣使议约折》（1880年7月12日），言及巴西于是年“遣使来华议约”，而《中巴会订和好通商条约》签订于1881年10月3日，1882年6月3日在上海互换（参见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卷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667—675页），故本章视该文为1870年代下半期的作品。

[69] 例如，朱克敬说“路易非立”，“名曰人民王，谓土地不属王，而公属人民也”。此一述说，与“知识仓库”其他的述说比较，唯王韬《重订法国志略》有相似的述说：1830年法国发生政变，“上、下两议院公举”路易·腓立，“曰民之王，谓国土不属于王而属于民也”（《重订法国志略》卷7，第3页B）。可以推想，两者的述说，当必有其源。朱克敬述说英国的部分，曾引用王韬的《普法战纪》：“《普法战记［纪］》称英国兵十万……”（《通商诸国记》，第4页A）但看不出来他引用《重订法国志略》的前身《法国志略》的迹象。

[70] 张德彝记述“法国国政”曰：“其权不归统领而归国会：分为两堂，曰上会堂、下会堂”，“下会堂共五百三十二人，届时各县公举一人。若居民数逾十万，准加一额。凡被举之人，至幼者亦须二十五岁；其出名荐主亦必年逾二旬方准列衔。入会堂者，限以六年为定制”。（参见张德彝《四述奇》，《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4册，第69—72页）此处不详引。对比之下，朱克敬对法国制度方面的述说，承袭《瀛寰志略》，几无变易，并无太大的价值。

[71] 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1期。

[72] 如果详细比对《重订法国志略》与相关的日本著述，应可明其实，姑举“共和”一词为例。

据此，王韬应该承袭自日本方面，传统中国指称周厉王时，“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周本纪》）“共和”概念被赋予新鲜的意义，可参见盖箕作省吾的『坤舆図识』（1845年），首先将“republiek”译为“共和政治/共和国”。斎藤毅『明治のことば：文明開化と日本語』、講談社、2005、119—120頁。

[73] 当然，王韬的著作（如《普法战纪》）亦曾流传至日本，影响彼方，王韬与日本知识人更互有往还。参见徐興慶『王韜と近代日本：研究史の考察から』、陶徳民·藤田高夫編『近代日本関係人物史研究の新しい地平』、雄松堂、2008、87—115頁。

[74]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16，第1页A—3页A。

[75] 王韬：《普法战纪》，“凡例”，第1页A。

[76] 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9页A—19页B。

[77] 又，王韬虽指称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体为“共和”，但是，他本人则将之与“民主”混用，如或说于1792年9月21日法国“议会宣告创立共和政体，以是日为共和第一月第一日”，又谓1793年8月，“筹国会下令国中改古来政体，称民主国”（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5，第28页A—28页B）；或于介绍“麦须儿之诗”的脉络里说1792年法国“自立为民主之国”（王韬：《普法战纪》卷1，第25页A—25页B）。至于王韬混用“共和”与“民主”的情况，是否承袭自日本著述，因不涉大旨，不详比对。

[78]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16，第6页B—7页A。

[79] 不过，赞赏“君民共治”的王韬，不清楚大清帝国是否应当实行在此一体制里有重要地位的“议院”制，整体言之，他在晚清中国“议院论”的形成过程里，扮演的是中介的角色。详见薛化元、潘光哲《晚清的“议院论”与传统思维相关为中心的讨论（1861—1900）》，《中国史学》卷7，1997，第124—127页。

[80] 关于《易言》之撰作、版本与研讨，参见刘广京《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收入氏著《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联经出版公司，1990，第419—521页；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06—119页。

[81] 《易言·论公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65页。

[82] 钱德培：《欧游随笔》，转引自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帙11。此为1878年的记述。

[83] 袁祖志：《谈瀛录》，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光绪十年（1884），第8页A、11页A。

[84] 《医国论》，《申报》1876年6月8日，第1版。

[85] 《论欧洲各国人才》，《申报》1878年2月13日，第1版。

[86] 《论俄国大局》，《申报》1879年6月19日，第1版。

[87] 《法界燃灯事考证》，《申报》1882年7月19日，第1版。

[88] 阙名：《欧洲总论》，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帙11。文中云：“前年土俄之役。”（第2页B）按，当即1877—1878年之俄土战争，是以该论著应视为1880年代前期的作品。

[89] 阙名：《欧洲总论》，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帙11，第4页B—5页A。

[90] 如《欧洲总论》以“罗玛宗国、俄罗斯、普鲁士、土耳其”是“君主之国”，并谓这些国家都有“议政院”，即与“知识仓库”里其他的述说甚不一致。盖俄国没有此一体制，是当时一致的记述。

[91] 《论泰西国势》，《申报》1878年1月12日，第3版；又，是文末注记“选录香港《循环日报》”。众所周知，《循环日报》是王韬主掌笔政的报纸，唯据『循環日報論説見出し一覧』（西里喜行『王韜と循環日報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43巻第3号、1984年12月、96—102頁），未有《循环日报》刊载是文之记录，而是文是否王韬之论著，亦难确证。

[92] 即Marie E. P. de Mac-Mahon（1808-1893），1873—1879年任法国总统。

[93] 当然，和《欧洲总论》与《申报》之《论泰西国势》一文一般，未必和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言论主流趋同共奏，反而自起音符，别趋异途，在1870—1880年代的“知识仓库”里，难可尽举。例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导下的《教会新报》（1868年创刊）及相继的《万国公报》，傅兰雅主译的《佐治刍言》（1885年），都曾引介、论议政体类型知识。笔者认为，彼等述说在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中，自成脉络，应俟另文处理。

[94]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第355页。又如，在述说“英后用款太多，私积巨而公帑绌”，故其“议院”乃“欲与清算”一事的脉络里，他也评论道：“英为君民共主之国，议院故有此权”（《张荫桓日记》，第404页），由此可想见他的认识。

[95] 《张荫桓日记》，第430页。不过，他也在“略考秘鲁形胜”的脉络下称其为“总统四年一易”的“民政之国”。（《张荫桓日记》，第299页）因是可见，在张荫桓看来，“民主”“民政”之意义相等。

[96] 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大致可视为1880年代中期至1890年代初期撰著的作品。参见朱维铮《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235—236、253—254页。

[97] 《实理公法全书》，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88—289页。

[98] 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第43—58页。当然，康有为在1897年刊行的《孔子改制考》里，也屡屡引用“民主”之类的词语，以其为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更推翻中国传统的古史论说系统。参见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文化公司，1987，第193—208页。

[99] 袁祖志：《谈瀛录》，第8页A、9页B、13页B。

[100] 当然，1880年代中期以后，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仍持续进行，后继者依循着相同的方向，凭借各种机缘，深描细摹，从而开拓了新的知识、思想空间，相关历史场景，错综复杂。应俟他稿。

[101] M.Richter，“despotism，” D. Wiener，ed.，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New Charles Scribrer’s Sons，1973），vol. II，pp.1-18.

[102] Asli Çirakman，“From Tyranny to Despotism：The Enlightenment’s Unenlightened Image of the Tu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33（February 2001），pp.49-68.

[103] Patricia Springborg，Western Republicanism and the Oriental Prince（Polity Press，1992）.

[104] 关于批准美国新《宪法草案》的论辩历程及其理论依据之论述，不可胜数，本章简述的基本依据有：Terence Ball，“A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 Terence Ball and J. G. A. Pocock，eds.，Conceptual Change and Constitution（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88），pp.137-164；Levy Tomlinson，“Beyond Publius：Montesquieu，Liberal Republicanism，and the Small-Republic Thesi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27：1（Spring 2006），pp.50-90.

第二十六章 译书与西学东渐[1]

西学之名，晚明已有。艾儒略所著《西学凡》，即揭橥“西学”之名。西学包罗范围相当广泛。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将其分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史志、法律、矿政、兵政等27门，徐维则编《东西学书录》，又将其扩展为31门。晚清所谓西学，通常指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学术文化，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兼及工程技术。

西学之“西”，在今天来看，纯系中性的方位之词，无褒无贬，但在19世纪中后期，却有一定的轻蔑之义，因为“西”与“中”为相对之词，“中”不但指中国，且有中心、中央之义。其时与“西”相类似的，还有“东”，指日本。戊戌变法以后，进化论席卷思想界，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用“新学”替代“西学”之名，认为如此既可泯中外之别，又可免用夷变夏之讥，[2]且可将通过日本转口输入或经过日本改造的西学包罗进来。1896年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1899年徐维则编《东西学书录》，1904年沈兆袆编《新学书目提要》，主题词从西学、东西学到新学，反映了西学内容的扩充与对西学情感的变迁。

西学输入中国，并非始于晚清。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来华耶稣会士，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中国士大夫合作，已经将比较丰富的西学知识传入中国。据统计，自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1717年康熙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到1773年因宗教内部纷争罗马教廷下令解散耶稣会的近200年，耶稣会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凡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包括《圣经》、神学、天主教仪式等，占总数的57%；人文科学书籍55种，包括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占13%；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占30%。[3]其中，天文学与历算学是所输入西学成效最大的部分。宇宙体系方面，主要介绍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也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这对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念，有一定的冲击作用。以西洋历法为基础而修成的《崇祯历书》（清代为《时宪历》），在推算天象方面，较先前的大统历、回回历更为准确，在清代长期使用。所传入的地理学知识，包括地圆说、地图知识、地球五带说、五大洲知识，世界政治地理、人文地理知识，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亚洲、欧洲、大西洋、地中海、罗马、加拿大、南北极、南北极圈、赤道等诸多译名一直被沿用至今。数学方面，《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书的译介，将包括几何、对数、三角在内的众多西方数学知识传了进来，推动了中国数学的发展，几何由此成为数学之一科。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等名词，由此被确定下来。医药学方面，对西方人体解剖学知识，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感觉系统，对脑主神明的知识，对西洋药学，都有所介绍。西方音乐、美术、建筑学知识有所输入，体现西方科学技术、工艺水平的各种奇器巧具，也大量传入。如泰西水车、望远镜、显微镜、自鸣钟、西洋表、天球仪、地球仪、经纬仪、日晷仪、星晷仪、简平仪、交食仪、比例规、龙尾车、灯塔、温度计、湿度计、蓄电池、风扇、风琴、长笛、吉他，从兵器、农具到科学仪器、生活用品等，各方面都有。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是相对常态下的文化交流。耶稣会士来华，虽然在整体上是属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范畴，但其时中国是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主权国家。利玛窦等人没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上国心态，能够比较平实、认真地理解、平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徐光启等人也没有受辱挨欺、卧薪尝胆的弱国心态，能够比较虚心地对待西方文化，认真地学习西方文化。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文化地位比较平等。利玛窦等人能身着儒服，尊重中国礼仪，徐光启等人能毅然入教护教，着力介绍西学，都是常态文化交流的表现。但是，晚清再也没有如徐光启那样既崇西学又入西教的大学士；再也没有如康熙帝那样酷爱西学、充满自信的皇帝；再也没有从容讨论西学的平静氛围。时代变了，国际环境变了，中西文化位势变了，晚清西学东渐的特点也较之明末清初发生很大变化。当然，历史也有连续性。明末清初输入之西学知识，为晚清西学之前驱，众多西学词语为晚清所沿用。这一时期中国士大夫对待西学的态度，无论竭诚欢迎如徐光启，坚决排拒如杨光先，还是调和中西、宣称西学中源如梅文鼎，都有众多后继者。

一 西学东渐浪潮日涌日激

晚清西学东渐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11—1842年。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在南洋、澳门、广州一带活动，成为第一个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1811年，马礼逊在广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此后，米怜、麦都思等英国传教士，裨治文、雅裨理等美国传教士，以及郭士立等德国传教士，络绎来到南洋，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创办学校，设印刷所，出版书籍报刊，在当地华侨中传播西学，为日后到中国大陆活动打下基础。这一阶段，马礼逊等传教士共出版中文图书和刊物138种，属于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知识的有32种。比较重要的地理学与历史学出版物有：麦都思编写的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简明读本《地理便童略传》（1819），郭士立编写的《大英国统志》（1834）与《古今万国纲鉴》（1838），裨治文编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知识的有：米怜编写的《生意公平聚益法》（1818），郭士立编写的《贸易通志》（1840）。米怜、郭士立等人在南洋出版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亦有对于欧美各国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自然、天文、工艺、商业、文学等方面的介绍。这些书刊，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畬了解世界的重要资料。这一阶段，传教士的活动，一方面因为没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影响很难达于中国内地；另一方面，正因为没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其活动通常不会被视为西方列强政府的活动，传播者没有盛气凌人的姿态，受传对象也没有被压挨欺的心理，传、受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文化交流在相对正常的状态下进行。

第二阶段，1843—1860年。在1840年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被迫与英、美、法等国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如《南京条约》等，被迫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传播宗教、开设学堂、开办医院。于是，传教士便将活动基地从南洋迁到中国东南沿海。上述6个城市，在西学传播方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香港、广州。在割让或开埠以前，早有西人居住，西学传播已有一定基础，开埠以后，西人来此，又有新的发展。二是福州、厦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已通过在南洋闽籍华侨中的活动学会方言，这两个城市开埠以后，传教士来此地，没有语言障碍，西学传播活动比较容易进行。三是宁波、上海。这两个城市有靠近富庶的江浙地区、中国中心地带的地理优势，在西学传播方面，很快超过上述四城。在咸丰年间，中国西学传播中心是上海、香港与宁波，西书出版机构主要是墨海书馆和华花圣经书房。

这一阶段，上述6个城市共出版各种西书434种，其中介绍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知识的有105种，占24.2%，有些科学著作颇有影响。合信的《全体新论》等五种论著，是晚清第一批以医学为主的著作；蒙克利在香港出版的《算法全书》（1852），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用西方数学体系编写的数学教科书；合信在广州出版的《天文略论》（1849）、哈巴安德在宁波出版的《天文问答》（1849），是晚清第一批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小册子；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的《续〈几何原本〉》，使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完整地传入中国；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的《代微积拾级》，是晚清传入中国的第一部高等数学著作；伟烈亚力、王韬合译的《重学浅说》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方力学著作；艾约瑟、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植物学专著。

南洋时期，虽然也有中国人参与传教士的工作，如梁发协助米怜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但其是以教徒的身份出现的，且限于宗教方面，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无所补益。1843年以后，在上海、广州，都有中国知识分子参与西书翻译工作，李善兰、王韬、管嗣复等为其著者。他们都是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其中，有些西书的译介工作，还是在他们主动提议下开展的，如《续〈几何原本〉》便是李善兰提议后着手翻译的。他们与传教士合作译书，开始了晚清历时数十年的西译中述的历史。管嗣复表示只译科学书、不译宗教书，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介绍和接受西方文化时的独立性和选择性。梁廷枏、魏源、徐继畬积极搜集西学资料，编写介绍世界知识的书籍，如《海国四说》《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主动了解西方世界的动向。

第三阶段，1861—1900年。1856年至1860年，英国、法国在美国、俄国等支持下，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惨败。侵略者逼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外国侵略者从中国取得了一系列侵略特权。其中，与西学传播密切相关的有：（1）增开11个通商口岸，包括天津、镇江、南京、九江、汉口、淡水等。外国人可以在这些通商口岸居住、赁房、买屋、租地，建造礼拜堂、医院等。（2）在内地传教、游历、通商自由。（3）开放长江。这样，加上先前割让的香港岛和开放的五口，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城市达17个。外国人可以在南起广州、厦门，中经上海、烟台，北至天津、营口，东起上海、南京，沿江西上，直达中国内地这样广阔的范围里自由活动。其结果，加深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侵略、经济掠夺，也便利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渗透。清政府方面，以咸丰帝去世、辛酉政变发生、慈禧太后掌权为转折点，中国对外对内政策有了重大调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京师同文馆的创办，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为重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开展，都对西学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阶段，西学传播机构趋于多样化，有遍布各地、程度不同的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和中国自己开办的新式学校；有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有传播西医知识的教会医院。当然，最主要的是各种西书翻译、出版机构，包括教会系统的广学会、广州博济医局、上海土山湾印书馆，清政府系统的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还有少量民办系统的，如商务印书馆。这40年中，共出版各种西书555种，[4]其中哲学社会科学123种，自然科学162种，应用科学225种，其总量是此前半个世纪所出科学书籍的4倍多。至于质量方面，知名译作不少，《化学鉴原》《化学分原》《地学浅释》《万国公法》《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都是影响广泛、轰传一时的译作。

随着上海在中国地位的上升，上海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以译书机构而言，无论是教会系统的，还是中国政府和民办系统的，除了少数设在广州、北京等地，十之七八设在上海。全国三个最重要的西书出版机构，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和益智书会，全部设在上海。以译书数量而言，全国译书总数的77%，即3/4以上出自上海。以译书质量而言，大多数有影响的西书，都是上海出版的。译书中心的形成，是西学传播从先前比较零散、无序状态向集中、有序状态发展的标志。

此时，西学影响逐渐扩大到社会基层。通过遍布各地的新式学校、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品种繁多的西书，通过传教士深入内地的各种西学演示、讲解，西学的影响逐渐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扩大到社会基层。从《格致汇编》和《格致新报》几百则的读者提问、《万国公报》所举行的有奖征文和格致书院历时多年的学生课艺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市民，从沿海到内地，从民间到宫廷，西学的影响已经随处可见，很多人对西学已从疑忌变为信服。曾国藩不但自己倡导西学，且其子成了能读外文、能讲外语的外交官；张之洞、李鸿章多次向广学会等传播西学的机构捐款，家人生病也乐意请西医诊视；谭继洵的妾不但生病时请传教士治疗，还为死了的传教士立碑；19世纪80年代，上海富庶人家已竞相将子弟送入中西书院等教会学校读书，甚至出现“走后门”进新式学校的现象；光绪帝研读西书。所有这些，都是西学影响逐渐深入的表现。

第四阶段，1901—1911年。1898年的戊戌政变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使清政府的威信跌到最低点，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对其失望到极点，革命风潮因之而生。清末新政的设施，如废除科举，兴办学校，派遣留学生，改良法制等，都促进了西学传播。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1599种，[5]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58.7%，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的总数。其中，1900—1904年的5年，译书899种，比此前90年的译书还多。此前，中国介绍、吸收西学，主要是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西书翻译而来，1900年以后，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书数量急剧增长，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部分。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3年共译西书533种，其中英文、德文、法文书共占40%，日文书独占60%。在所译西书中，社会科学比重加大。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3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的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书籍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的21%、11%。译书按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此前几十年的译书顺序正好相反。这表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此前译书，通常模式是西译中述，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虽然参加了翻译西书的具体工作，但他们不懂外文，不能独立译书。到这一阶段，从严复、马君武开始，近代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代完整意义上的西学翻译人才，也才宣告西译中述这一西学传播史上的过渡阶段的结束。

大批西学的涌入，特别是各种不同层次的新式教科书，遍布城市乡村，走进千家万户，使西学影响空前深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学科，目不暇接的新名词，令学术界、出版界面目一新。今人习用的许多名词、术语，诸如社会、政党、政府、民族、阶级、主义、思想、观念、真理、知识、唯物、唯心、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具体、抽象等，都是那时确立的。这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没有清末西学的大批涌入，没有那一时期的新名词大爆炸，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很难想象的。

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726种。四个阶段中，以年均翻译西学书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计算，第一阶段，31年，共32种，年均1种；第二阶段，17年，共105种，年均6种；第三阶段，40年，共555种，年均14种；第四阶段，11年，共1599种，年均145种。前三个阶段，年均译书种数成倍增长，至第四阶段，年均译书数量猛增为第三阶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晚清中国输入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

二 不同传播机构各擅胜场

晚清翻译、出版西书的主体，分为三类：一是传教士及其他来华人士及相关机构；二是清政府官办机构；三是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及民办机构。这几部分人或机构，有互相交叉的，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中有传教士或其他外国人活动其中。这三类机构活动的时间，从总体上说，同治以前主要是传教士机构的天下，同治年间到庚子事变以前，是清廷官办机构与传教士机构并行时期，庚子事变以后，是民间机构盛行时期。

教会机构

传教士及其他来华人士所在的相关机构中，最有影响的是墨海书馆、益智书会与广学会。

墨海书馆由英国伦敦会1843年设于上海，1860年以后逐渐停止译书。创办人麦都思，骨干有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中国学者李善兰、王韬、蒋敦复等参与润饰书稿，时称“秉笔华士”。编写、翻译基督教书籍是其主要任务，也出版了一批介绍西学的书籍。

其中，数学有《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均为伟烈亚力主译。物理学有《重学浅说》与《重学》，前者由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述，后者由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天文学有《谈天》，译者为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原书系英国天文学家侯失勒名著，对太阳系结构和行星运动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对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理论均有所述及。伟、李在书前各有一篇序言，伟序介绍西方天文学说古今变迁之迹，讨论中国天文学特点，然最终将宇宙之奥妙归于造物主之安排。李序介绍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西方科学家在天文学上之贡献，批评一些士大夫对西方科学不加考究、妄加议论。

地理学、历史学有《地理全志》和《大英国志》，此二书都是慕维廉所译编；此外，还有一部重版书《联邦志略》。《地理全志》，1853—1854年出版，凡二卷，上卷主要为政治地理，下卷主要为地貌地理和历史地理。此书后来曾做修订，由美华书馆再版。《大英国志》由慕维廉翻译，蒋敦复润色，原书为英国学者托马斯·米纳尔所著。第一卷至第七卷详述英国历史，从开国之初、英降罗马，直到维多利亚王朝；第八卷介绍英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概况，包括政治制度、刑法、教会、财赋、学校、军事、农商、地理等。《联邦志略》，裨治文编，原名《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1846年在广州重版，易名《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记事迄于修订之时。1859年，作者在上海对此书重加修订，扩充为二卷，于同治元年由墨海书馆重版，易名《联邦志略》，全称为《大美联邦志略》，述美国历史。

植物学与博物学有《植物学》与《博物新编》。《植物学》，1859年出版，由韦廉臣、艾约瑟、李善兰合译，为中国最早一部介绍近代植物学的译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植物学知识。《博物新编》，合信著，1855年出版，分三集：第一集相当于物理学；第二集为《天文论略》，相当于天文学；第三集为《鸟兽略论》，相当于动物学。此书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光学、电学、生物等多方面知识，是内容相当丰富的科学读物。

医学方面有《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与《内科新说》，都是合信所著，均出版于咸丰年间。《全体新论》是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西医略论》三卷，为近代较早介绍西学的著作，上卷总论病症，中卷分论各部位病症，下卷论方药。《妇婴新说》是关于妇科、儿科的医书。《内科新说》两卷，上卷专论病症，总论病理及治法，诸如论饮食消化之理、血运行论、医理杂述等；下卷备载方剂药品，分东、西本草录要，药剂与药品等。合信的《博物新编》《西医略论》等五部书，后被人合编为《合信医书五种》，流传甚广。

墨海书馆设立较早，故所译西书在近代中国学科史、新名词史上地位很高，数学、物理学、植物学上诸多名词，如“微分学”“积分学”“方程式”“代数学”“几何学”“植物学”和“细胞”等，均是由这些西书确立的。这些西书，相当部分在明治维新以前就传到了日本，如《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地理全志》《地球说略》《重学浅说》《谈天》《植物学》《联邦志略》，对日本接引西学有一定的影响。

益智书会的是基督教传教士编辑、出版教科书的机构，1877年在上海成立，1902年改称“中国学塾会”，1905年改称“中国教育会”。

益智书会的主要功能是编写出版初级和高级两套教科书，涵盖的学科有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博物、天文、地理、化学、地质、植物、动物、心理、历史、哲学、语言等各个方面。编写方针是，结合中国风俗习惯，学生、教习皆可使用，教内、教外学校能够通用，科学、宗教两者结合。至1890年，已出版和审定合乎学校使用的书籍共98种，有些是完全新编的，有些是此前已经出版、经益智书会认定可供学校教学使用的。比较重要的，数学方面有《笔算数学》《形学备旨》《圆锥曲线》，声学、光学方面有《声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方面有《天文揭要》，地学方面有《地学指略》《地理初桄》，养生方面有《化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延年益寿论》《孩童卫生编》《幼童卫生编》《初学卫生编》和《治心免病法》。其中心理学方面的《心灵学》，由美国海文著、颜永京译，1889年出版，是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方心理学著作。教育学方面的《肄业要览》，由英国斯宾塞著、颜永京译，为斯宾塞名著《教育学》的一部分，是斯宾塞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

益智书会所出教科书中，最具规模、最有影响的是傅兰雅编写的《格致须知》和《格物图说》两套丛书。《格致须知》原计划编写10集，每集8种，共计80种，第一、二、三集是自然科学，第四、五、六集是工艺技术和社会科学，第七集是医药须知，第八、九集是国志须知和国史须知，第十集是教务须知。至1890年，前三集已如愿编成出版，其他几集后来只出了一部分，没有完全编成。这套书浅显易懂，都是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各册篇幅都不大，1万多字。前三集的内容分别是：第一集，天文、地理、地志、地学、算法、化学、气学、声学；第二集，电学、量法、画器、代数、三角、微积、曲线、重学；第三集，力学、水学、光学、热学、矿学、全体、动物、植物。其他各集中，编成出版的《西礼须知》《戒礼须知》，介绍西方礼仪风俗；《富国须知》，介绍经济学知识。《格物图说》是教学挂图的配套读物。至1890年，已译编出版29种，诸如天文地理图、全体图、百鸟图、百兽图、百鱼图、百虫图、光学图、化学图、电学图、矿石图、水学图。益智书会出版的各种教科书，是对西学基础知识的普及，对晚清教育界影响相当广泛。1902年，清政府颁行新的学制，各地学校纷纷采用新式教科书，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自然科学课程，直接采用益智书会所编的教科书。仅1903年，被采用的有《格致须知》中的重学、力学、电学、声学、光学、水学、热学、动物、植物、全球须知，《金石略辨》，还有狄考文著、邹立文译《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罗密士著、潘慎文译《代形合参》。这些书籍成为当时中国普通学校所用教科书的主要部分。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成立于上海，1894年易名广学会。发起人除了传教士以外，还有西方来华商人、领事馆官员、医生、律师等方面人物，初期核心人物是韦廉臣，后来是李提摩太。广学会历时70年，1956年与中华浸会书局等机构联合组成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广学会在不同时期的工作宗旨、活动特点、社会影响差别很大。

早期广学会宗旨有二，一是向中国知识阶层提供比较高档的西学读物；二是向中国一般家庭提供附有彩色图片的通俗读物。广学会认为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注重学问，尊崇学者，士大夫充斥帝国各地，是中国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鉴此，他们确立以文人、官员为自己的工作重点。

自创办以后至1911年，广学会共出版书籍461种。其中有一部分是新译的，如《泰西新史揽要》；有一部分是新编的，如《中东战纪本末》；还有一些是重印的，如《格物探原》。这些书籍中，纯宗教性书籍138种，占总数的29.93%；非宗教性书籍238种，占51.63%；含有宗教意味的但也含有其他内容的书籍85种，占18.44%。[6]

广学会出版书籍中，最著名的是《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

《泰西新史揽要》是广学会所出西书中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英国马恳西原著，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1895年出版。全书叙述19世纪欧美各国发展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原书于1889年在伦敦出版。当时的英国，进化论盛行，受其影响，书中充满进化论色彩。书中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不甘落后，勇于进取，兴利除弊，奋发图强，就一定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由弱小变为强大、由愚昧变为文明、由专制变为民主。这对于正因落后而挨打、急欲变法图强的中国，具有直接的启迪意义。李提摩太曾将此书部分译稿寄呈湖广总督张之洞。张看了以后，击节叹赏，拨银1000两给广学会以示支持。全书正式出版以前，广学会又将其中一些内容连载于《万国公报》上，社会反应相当强烈。1895年正式出版以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印了3万部，这在当时已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但还是供不应求，只得一版再版。1898年增出普通版，初印5000本，一经推出，两星期就卖出4000本。书商见有利可图，纷起翻刻、盗印。据称，在杭州，就有6种翻版，在四川，至1898年就有19种翻版。

《中东战纪本末》，林乐知编，蔡尔康译，1896—1900年陆续出版，凡3编16卷。此书是甲午战争资料、评论汇编。此书有两方面内容最为震撼人心，一是有关战争过程资料的披露；二是对于中国落后方面的批评。书中以极其丰富的资料，说明清政府在甲午战前对日本的军事装备、侵略野心了解不够，掉以轻心，以至于毫无根据地狂妄自大，蔑视日本；战争爆发以后，又张皇失措，应对无方，退舍于牙山，避道于鸭绿江，纵敌于大连湾，沉舰于大东沟，让险于旅顺口，丧师于威海卫、刘公岛，甚至前线虚报战绩，京师仍深信不疑；失败以后，相顾失色，束手无策，不明国际之情势，不谙谈判之原则，允苛刻之条约，失地赔款，后患无穷。资料显示，战争以后，英吉利改袒强国，俄罗斯强委巨债，法兰西私索土地，德意志谋夺商权，日本则日益坐大。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些叙述，有根有据，凿然可信，它不啻向世人宣示，中国在战争中败北，绝不仅是武器不如人，也不仅是指挥失当，还是清朝的体制问题。此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批西人对中国时局的评论，其中以林乐知的《治安新策》篇幅最大，措辞也最为尖锐。书中批评中国存在的积习：（1）骄傲。无端地尊己轻人。（2）愚蠢。读书人少，旅游人更少，多数人不明世界大势，即使是受过教育的儒生，亦缺乏天文、地产、物理等方面的常识。（3）胆怯。行事不思进取，不敢冒险，即使遇到日月薄食、风雷之变，亦不敢研究其理，而奉为神明，相率儆戒。（4）欺诳。不说实话，互相欺骗，遇到战争，欺上瞒下，支离掩饰。（5）暴虐。法庭之上，正常刑讯之外，别做非法刑具，甚至草菅人命。军中将帅之待部曲，有如草芥，对伤兵病卒，既无军医专治，对死亡之人，亦乏善后措施。（6）贪私。人各顾己，不顾国家，无论事之大小，经手先欲自肥，甚至军火要需，敢以煤炭代药，豆粒充弹，终酿败亡之祸。（7）因循。做任何事情，只知拘守旧章，不愿因时变通。（8）游惰。空费光阴，虚度日月，京官有逐日借词乞假者，地方官员甚至有在军务倥偬之际演戏举觞者。林乐知认为，这八大弊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骄傲必入于愚蠢，愚蠢则流于怯懦，怯懦必工于欺诳，暴虐则忘仁爱，贪私必昧于公廉，因循则难以振作，游惰又怎能忠敬！以如此尖锐、激烈的言辞，批评中国的政治与积习，于当时实不多见，具有巨大的震憾力。

广学会所出西书中，比较有名的还有《格物探原》《自西徂东》《文学兴国策》《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八星之一总论》和《百年一觉》，这些书或介绍世界大势，呼吁变法；或介绍科学知识，以开民智。其中《自西徂东》为德国传教士花之安的名著，以中西对照的方式，介绍西方文明，批评中国积习，对中国社会存在的男尊女卑、伪饰、奢侈、愚昧等现象批判激烈。该书问世以后，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广学会曾将此书赠送给中国官员与应试士子。1898年初，光绪帝订阅了129种西书，第一种就是此书。

传教士为什么要传播西学？在他们看来，第一，西学先进，西方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化学、医学等学问，都比中国的同类学问先进，中国人应该接受这些先进的知识；第二，西学有用，通过传播西学，可以在中国人面前树立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与信任，从而为传教打开通道，或提供支持。明末利玛窦等人是这个思路，清代从马礼逊到李提摩太也是这个思路。1821年，英国传教士米怜就说过：“向中国人灌输智识、砥砺道德与阐扬宗教都很重要，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7]1834年，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来华前，美部会负责人对他说：

你如遇机会，可运用你的内外科知识解除人民肉身的痛苦，你也随时可以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帮助他们。但你绝对不要忘记，只有当这些能作为福音的婢女时才可能引起你的注视。医生的特性决不能替代或干扰你作为一个传教士的特性，不管作为一个懂得科学的人怎样受到尊敬或是对中国传教有多少好处。[8]

美部会对伯驾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整个西方教会对传教士的要求。于传教士而言，传教第一，传学第二；传教为体，传学为用。

官办机构

清廷官办介绍西学机构，包括同文馆、翻译馆、编译局、学部编译图书局与修订法律馆。

同文馆系列，包括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三馆设立时间有先后，历时有长短，规模有大小，但性质则一，都是为了适应被动开放的形势，为了适应中外交涉的需要，所介绍西学，主要为国际法、外国史地知识，兼及其他西学知识。京师同文馆所译西书分三类，一是关于国际知识，有《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公法会通》《星轺指掌》《法国律例》；二是一般科学知识，有《格物入门》《化学指南》《化学阐原》《富国策》；三是学习外文工具书，如《汉法字汇》《英文举隅》。广方言馆因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处一楼，其教习与翻译馆译员交叉兼职，所用教材与翻译馆译书有重叠，情况比较特殊，其师生所译西书，包括政法、经济、军事、数学、冶炼和外文语法等方面，其中介绍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的历史、地理、外交方面的图书，占很大比例，有严良勋译的《四裔编年表》，以年表体例编辑各国大事，钟天纬译的《英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瞿昂来译的《法国水师考》。广州同文馆学生主要翻译一些外文电报、文件，译书不多，所知的仅一种，系杨枢、长秀合译的介绍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概况的《各国史略》。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清政府设立的专门译书机构，译员确切可考的有59人，其中外国学者9人，著名者为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中国学者50人，著名者为徐寿、华蘅芳、徐建寅、舒高第、赵元益。各人译书多寡不等，多的有60多种，少的只有一种。翻译馆自1871年开始出书，总共出书180种，主要出书年代是1870—1890年代，20世纪初已很少出书。所出书籍，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各类数字如下：军事科学41种，自然科学37种，船政、工程、矿学等30种，工艺制造28种，医学与农学23种，社会科学21种。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西书数量，在各种译书机构中，名列榜首，影响也最大，说明了官办译书机构在晚清西学东渐中的主导作用。

制造局所译西书，有影响的颇多。数学方面，主要有数学入门书《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等8种，涉及微积分、平面三角等。物理学方面包括电学、声学、光学，主要有《声学》《通物电光》等5种。《通物电光》介绍德国科学家伦琴新发现的X射线，《声学》介绍声学基本理论和实验内容，为晚清所译声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流传了20多年。化学方面是江南制造局译书成就卓著的门类之一，有《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分原》和《化学考质》。这些译作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包括化学的基本概念、定律和各种元素的存在、性质、制法、用途、主要化合物等，以及有机化学与无机化学，确立了化学元素名称的中译原则，创造了诸多化学元素中文译名，构成了翻译馆比较完整的化学系列。这些书选本精当，译笔渊雅，影响深远。天文学、地质学方面译作主要有《测候丛谈》《地学浅释》等4种。其中，《测候丛谈》论及日光为热之源，空气的成分、性质，并介绍风、雨、霜、露、雾、雹、雪、雷电知识，推算天气变化的各种因素，空气含水量、气压与风向的关系以及霓虹、光环、海市蜃楼等现象，被认为是晚清所译的各种气象学图书之佳作。《地学浅释》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知识，包括地质结构、成因、生物衍化等。书中述及拉马克、达尔文和生物进化论，这在中文书籍中为首见。鲁迅在南京读书时曾手抄此书。医学方面主要有《儒门医学》等10余种。其中《内科理法》全面介绍西医内科学，包括什么是病人和正常人、死亡根源、全体功用、身体保养，人体结构，各系统器官的疾病与治疗。这是19世纪中国介绍西医内科内容最丰富、篇幅最大的著作。《法律医学》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法医学的著作。社会科学方面，有《列国岁计政要》与《佐治刍言》。《列国岁计政要》类似于大事记，分国列述。首卷介绍世界五大洲各国人民、土地、交通等情况，以后各卷列述奥斯曼、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希腊、意大利、俄国、美国、埃及等国政事，内有很多统计数据。此书所载知识全面而可靠，连澳洲、新西兰等新开发地区的情况亦有介绍。译出以后，该书被时人认为是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必读书。《佐治刍言》，英文名Political Economy，中译本于1885年出版。全书以自由、平等思想为出发点，分别从家室、文教、名位、交涉、国政、法律、劳动、通商等方面，论述立身处世之道，认为人人有天赋的自主之权，国家应以人民为根本，政治应以得民心、合民意为宗旨。这是戊戌变法以前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最为系统、篇幅最大的一部书，出版以后多次重版，对中国思想界影响颇大，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曾认真读过。其中法学方面主要有《公法总论》等。兵制方面有《列国陆军制》《西国陆军制考略》，有关于英国、美国、俄国、法国的各国水师考。

制造局出版之书，或自用，或销售，或选送南洋大臣和总理衙门。自1871年起，制造局逐年将所译《西国近事汇编》《防海新论》《测海绘图》《列国岁计政要》寄呈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每次寄12—20本。

与江南制造局同一类型的机构，如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也出版过少量与军事有关的西书，但社会影响不大。

晚清官办编译局还有金陵官书局、浙江官书局与江楚编译局，时间起于1864年，迄于1909年。这些编译局业务主要受地方督抚管辖，所出西书数量不多，内容多属西学普通知识。其中，金陵官书局印行的西书有《几何原本》《重学》《圆曲线说》《则古昔斋算学》等。浙江官书局印行的西书有《日本学校章程》《武备新书》《日本武学兵队各校纪略》《蚕桑萃编》《理财节略》等。江楚编译局印行的西书较其他各省官书局为多，涉及面也较广，历史学方面有《万国史略》《日本历史》《日本史纲》《埃及近事考》《外国列女传》，政法方面有《政治学》《英国警察》《交涉要览》，经济方面有《经济学粹》《经济教科书》，还有各种各样的西学教科书，涵盖格致、算学、地理、地文、地质、矿物、植物、化学、生理、修身、伦理等方面。

学部编译图书局成立于1906年，王国维等为编辑，主要工作是编译各种教科书，至1908年，编译成书55种，印书66种。遵循的原则是初等小学最先，高等小学次之，中学与初级师范又次之。凡编一种教科书，兼编教授用书。译书选择的原本以英、日二国为先。编译图书局专设研究所，随时研究磨砺，以提高编译图书的能力和编译质量。

1904—1909年，清政府为适应法律改革的需要，由修订法律馆主持审定，翻译了30多种刑法、民法方面的书籍，诸如《德意志刑法》《德意志裁判法》《德意志民法》《俄罗斯刑法》《法兰西律书》《比利时刑法》《荷兰刑法》《意大利刑法》《瑞士刑法》《芬兰刑法》《美国刑法》《日本现行刑法》《（日本）现行法规大全》等。

晚清官办介绍西书机构中，唯一显得特别的是海关总税务司署。总税务司署是全国海关税务机构。这一机构虽属清政府，但长期由英国人负责。赫德自1863年起担任总税务司，长达48年。海关本来不是专门传播西学的机构，但是，由于赫德本人对传播西学的兴趣，总税务司署在介绍西学方面做了重要贡献。1880年，赫德让其中文翻译艾约瑟翻译、编写《西学略述》等西学启蒙课本16种，由总税务司署出资印行，1886年出版。

这16种西书，均介绍的是西学基础知识。其中，《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和《欧洲史略》译自伦敦麻密纶大书院（MacMillan & Co.）出版之《文史启蒙》丛书，是了解欧洲历史文化的简明丛书，其余《格致总学启蒙》《地志启蒙》等12种译自麻密纶大书院出版的《科学启蒙》丛书，原书都是英国使用广泛的教科书。《格致总学启蒙》是关于科学知识的总体介绍，《地理质学启蒙》《地学启蒙》《地志启蒙》，是关于地质学、地理学的基础读物，《身理启蒙》是生理学读物，《格致质学启蒙》《化学启蒙》《天文启蒙》《动物学启蒙》《植物学启蒙》是关于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动物学与植物学的基础读物，《辨学启蒙》是逻辑学读物，《富国养民策》是政治经济学读物。这些书籍所包含的西学内容，除了少量的如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学等知识在此前的传教士出版物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物中有所介绍以外，多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被引进中国，特别是《辨学启蒙》与《富国养民策》，在西方逻辑学、政治经济学输入中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了弥补分门别类介绍西学知识可能留下的缺憾，艾约瑟还特地自编了一本《西学略述》，相当于西学概述。此书的编撰博采众书，包括训蒙、方言、教会、文学、理学（哲学）、史学、格致、经济、工艺、游览，凡10卷。

清廷官办的这些介绍西学的机构，经费由官府出，译员由官府聘，译书由官府定，因此，所介绍西学多为官府所认为亟须引进的内容，与清廷仿造坚船利炮、了解世界大势、学习西方政法知识、废科举兴学校的变法途径相一致，介绍什么内容，先介绍什么、后介绍什么，是由这些机构性质决定的。从清政府角度看，介绍西学本属被动之举，同文馆之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设立，都是在外交屡次受挫、军事方面屡吃败仗的情况下才起步的，既无通盘之设计、长远之考虑，亦无人才之储备，仓促上马，政府投入的经费也相当有限，因而在介绍西学过程中，为用而学、急用先学、无用不译的功利主义倾向相当明显。

众所周知，应用技术与基础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乃至各门学科之间，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单科、单门引进很难成功。要引进坚船利炮的制造技术，不光要了解采矿、冶炼、镀金、焊接等技术，还要懂得弹道、曲线、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等知识，以及与蒸汽机、铁路、轮船、兵制、训练相关的各种知识。既要有这方面的知识，也要有懂得这方面知识的人才，极而言之，是需要整体的、系统的引进，割裂的、片断的、单科的介绍是难窥西学全豹、难得其精粹的。晚清官办机构对西学的介绍与引进，从学科分类来看，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更轻人文学科。这样，在晚清中国的西学版图上，必然留下许多缺门与空档，而这些缺门与空档，是了解西方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可能正是西方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地方。结果，这些缺门与空档，就由传教士、其他来华外国人、民间机构充实与弥补。

民营机构

晚清由中国民间资本、民间知识分子创办、经营的输入西学机构，始于甲午战争以后，盛于庚子事变以后。据统计，1896—1911年，中国新设立的出版西书的机构有100家，除了江楚编译局、北洋官书局、京师仕学馆、修订法律馆、学部编译图书局、农工商部等6家官办机构外，其余94家均为民办，内以上海最多，达80家。著名的有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文明书局、金粟斋译书处、南洋公学译书院、会文学社、作新社等。这些机构，或因爱国志士满怀忧国济世之情，或因牟利商贾见西书风行一时，或两者兼而有之，其创办时意图就很明确，所以，各家出版图书都有一定的目标。以开通民智为主旨的文明书局，所出版图书以教科书著称于世，如俞复、丁宝书等编写的《蒙学读本》七编；志在维新的广智书局，所出图书多属变法、变政之类，如市岛谦吉著、麦曼荪译《政治原论》，岛村满都夫著、赵必振译《社会改良论》；志在振兴教育的教育世界社所出图书多属教育方面；湖北法政编辑社所出皆为法学书籍。

民营书局既多，分工也自然形成。译书者的政治立场决定了译书的政治取向，力主反清革命的输入卢梭学说，介绍法国大革命历史、美国独立战史；鼓吹立宪保皇的，多译维新自治学说。至于那些专以石印西书牟利的书局，则喜欢从各家学说中，摘取片断，分类编排，形成各种以“大全”“大成”命名的百科全书，诸如文盛书局的《中外时务策府统宗》，砚耕山庄的《中外策问大观》，袖海山房的《万国分类时务大成》，萃新书馆的《西学三通》，著易堂的《天学大成》，鸿文书局的《中西新学大全》《万国政治丛考》，鸿宝斋的《西法策学汇源》，慎记书庄的《西政丛书》，深柳读书堂的《中西经济策论通考》，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晚清由中国民间资本、民间知识分子创办、经营的这些输入西学的机构，数量既多，类别亦繁，出书数以千计，极大地丰富了西学内容。在这些机构中，各种政治派别、各种利益的代表都有。这样，先前以出版科学基础知识、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广学会之类的机构，就黯然失色了。1900年以后，广学会在西学输入史上乏善可陈，地位大为下降，让位于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由中国民间资本、民间知识分子创办的出版机构。这是中国社会比较全面输入西学（从日本引进的时称“新学”，其主要成分仍为西学）的结果。

不断切换的时代主题

百年之中，西学输入，或由政府规划，或出个人胸臆，或为西人控制，或系华人主持，尽管他们终极目标各有不同，但从中国实际出发、比较中西异同，引进西学、改造中国的操作原则却有相通之处。中国社会的变动曲线，也就成了西学东渐的主线。

综合百年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西学东渐是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的。

第一是了解世界。鸦片战争，中西会面，三千年一大变局，西人面对的是闭塞的中国，国人面对的是陌生的西方。让中国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是一批西人的愿望，也是中国洞察先机之士的共识。前有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郭士立的《大英国统志》《贸易通志》；中有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后有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傅兰雅译《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论》《各国交涉私法论》，还有介绍英、法、美、俄、德、日等国的各种新志、通史。这些著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著名人物，还介绍了国际交往的惯例通则，使中国对外部世界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也为中国适应新的世界环境提供了具体而有参考价值的知识。

第二是求强求富。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外国军队打到京师，逼签城下之盟，这对清政府来说，既是愧对列祖列宗的奇耻大辱，也是暴露积贫积弱的奇祸巨变。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为中心内容、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因之而起。围绕着这一运动，1860年代至1890年代，翻译、介绍西方兵工文化、科学技术，成为中国输入西学的主体。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输入此类西学的大本营。求强的译作有关于新式军队、先进兵器、西方兵法的系列图书，《行军指要》《水师操练》《克虏伯炮说》《制火药法》《防海新论》等为其著者。求富的译作有探矿采煤、冶金制器、农工经济等方面，《宝藏兴焉》《工程致富》《探矿取金》《西艺知新》《农学初级》《农务全书》等为其要者。与此同时，西方自然科学作为冶炼制造的基础知识，被广泛地介绍进来，举凡数、理、化、天、地、生，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都有专门译作，而且一般都有普及读本与学术专著两个层次。分门别类的须知、入门、启蒙、图说、纲要、揭要、浅释，把自然科学界装点得色彩斑斓。

第三是救亡图存。甲午战争以后，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摆在人们面前的，已经不是求强求富，而是救亡图存的问题。于是，以进化论为灵魂、以革故鼎新为主题的《泰西新史揽要》风行一时；以亡国灭种作警告、以针砭时弊为特色的《中东战纪本末》传诵海内；以教育兴国作号召、以日本变法为借鉴的《文学兴国策》备受欢迎。天演学说因之走红，立宪之议随之高扬，各种变政历史、亡国历史、维新传记纷纷出版，各种醒华、救华、兴华、振华的刍议、卑议、高议、新议、通议、危言、庸言竞相提出。这一问题，自甲午迄辛亥，一直是中国志士仁人关心的重点之一，也是译书关注的重点之一。庚子事变后，一部分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原因在于中国文化有缺陷，认为要救国先救人，要救人先救心，要救心先救学，要救学就从译介西方哲学开始。诚如一位从事此项工作的学者所云：

泰西哲学，论理学其滥觞也。东邦维新以来，著译盈车，而吾中国独缺如焉（《理学须知》、《辨学启蒙》等译者未通此学，故多门外推敲之谈），时势岌岌，非仅形而下之学所能补救，而况形而下者形而上者之支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国变法数十年无一效，或犯此耳。[9]

于是掀起译介西方哲学著作热潮。从1902年至1904年，多种哲学通论性著作译介出版。梁启超、王国维、马君武等在《新民丛报》《教育世界》等杂志上，连篇介绍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培根、康德、笛卡儿、斯宾诺莎、休谟、尼采、叔本华、黑格尔，几乎所有西方重要哲学家的学说都被介绍进来。当时被归入哲学范畴的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妖怪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等学问都有专书，唯物论、唯心论、怀疑论、进化论等各种流派也都有介绍。从1902年至1911年，至少有37部有关哲学、逻辑的西书被翻译进来，1902—1903年，含“哲学”二字的译作就有《哲学要领》（两种）、《哲学概论》、《哲学原理》、《哲学微言》、《哲学泛论》、《哲学论纲》与《哲学新诠》八部。

第四是民主革命。1900年以后，民主革命风潮涌起。民约论、自由论、自治论、独立论的译作成为时髦之学，《路索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原论》《美国独立宣言》等成为革命志士的神圣经典，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约翰·穆勒等西方哲人比孔、孟、程、朱等中国圣贤更受青年崇拜。与反清宣传相呼应，形形色色的反对外族统治的独立战史、战纪、秘史、轶闻，世界各国的民族英雄、志士、杰士、义士、侠女的传记，译作纷呈。梁启超等改良派不赞成反清革命，但他们的许多翻译、宣传，仍属于广义的民主范畴。与民主思潮涌来的同时，被视为比民主更激进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出版。

第五是科学启蒙。从狭义上说，有意识地介绍科学基础知识、以提高普通民众的科学素质为宗旨的活动为科学启蒙。从广义上说，晚清所输入的西方科学，绝大多数属于启蒙范畴，因为那时民众的科学素养，多很低浅，所传科学知识，从总体上说，多为基础知识。有意识地、比较系统地进行科学启蒙，自傅兰雅编辑《格致汇编》、中外合办格致书院开始，益智书会所编的大部分教材，也可归于此类。真正形成规模、影响深远的，是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推行新学制以后，涵盖各种学科、包括不同层次、遍布城市乡村与沿海内地的新式教科书。与此相呼应，各种歌略、韵语、图说，也是科学启蒙的重要读物。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天文歌略》《地理歌略》《地球韵言》《女学歌略》，也是很受欢迎的启蒙读物。许多启蒙读物浸润着其时流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由、民主、爱国等思想。兹以《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为例，其宣传生存竞争、优胜劣败：

秋间蟋蟀甚多，捕其雄者，置于陶器，彼此相斗，胜则瞿然而鸣，似得意状。噫！优胜劣败，蟋蟀不免，况人乎！

问蟋蟀何以得意而鸣？问人之优胜劣败则如何？[10]

牛耕于田，不勤，牧童鞭之。牛曰：吾苦甚。牧童曰：智不若人，即为人役。岂徒牛然，人亦如是。

问何以为人役，问世界以何等人为最苦？[11]

其宣传反对侵略、热爱祖国：

一猫伏案上，饲以食，不去；搔其首，不去；拉其尾，乃号而走。天下最难堪者，受人侮弄，虽猫亦不甘此。

群蜂结巢，既成，会议曰：如有伐我巢而残我同种者，共刺之。人之有国，犹蜂之有巢。尔学生当知爱国，当知爱同种。[12]

其宣传自主、自由：

牛马挽车而行，朝夕不休，少迟，痛鞭之。服劳役而又受苦楚，无自主之权，大都类是。

问：无自主之权，与何物相类？

雀在田中觅食，网获其一，置于笼中，不食而死。夫雀飞天空，上下可以自由，为人所获，不自由，毋宁死矣。

问雀在笼中，何以不食而死？问人不自由，则当如何？[13]

这些启蒙读物，虽然字不满千，纸仅数页，但其影响，往往超过同等内容的高头讲章。

三 西学传播之反应与影响

晚清西学东渐，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到物竞天择、自由民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势如江涛翻卷，滚滚而来；影响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其过程波谲云诡，时而云淡风轻，时而电闪雷鸣。社会反应则百态千姿，笔墨难摹。竭诚欢迎者有之，全力排拒者有之，完全相信者有之，全然不信者有之，疑信参半者有之，始疑后信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总的趋势是，受众疑忌逐步消解，反对声音渐趋弱小，西学影响日益扩大。下文针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反应，做一综合分析。

疑忌的消解：从“西医现象”说起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生理解剖，取样分析，这是西医的方法。辨证施治，阴阳五行，上病治下，左病治右，这是中医的方法。西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可以分解为许多部件的机器，每个部件都可以拆开、修理、更换。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表里一体，虚实相通。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医学最为合适。

西医在中国的遭遇很有典型意义。始而被怀疑、猜忌、排斥，继而被试用、接受，再而被信任、高扬，最后长驱直入，占领了医学主导地位。这与西方天文学、地理学输入中国的历史有相通之处，但其更突出。

从中国方面来说，疑忌—试用—高扬，输入西医的三部曲，也典型反映了中国研究、吸收外来文化的心路历程。

西医在中国立定脚根以后，声誉日隆，其价值再也没有受到怀疑。医学界一度甚至要求废止中医，独尊西医。在日本，中医（汉医）在一个时期里确实被废止了。后来极力高扬的，正是先前拼命反对的，这就是西学东渐史上的“西医现象”。

西医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明末传教士在澳门设立医院，为人治病，是为西医传入中国之始。与西洋医学密切相关的西洋药学也同时传入中国。清代，不只是澳门，内地有些地方，甚至宫廷中，已有人使用西医西药。康熙帝患疟疾、心悸症，上唇生瘤，均由传教士用西医西药治愈。江宁织造曹寅患疟疾，康熙曾赐予西方传入的特效药金鸡纳霜（即奎宁）。《红楼梦》里有多处提到西药的使用。

但是，由于西医在诊治原理、医疗手段、医疗工具（手术刀、注射针等）等方面，与中医有着明显的不同，加上行医的传教士碧眼紫髯的形貌、旁行斜上的文字、祈祷受洗的宗教仪式，多为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特别是西医为了辨明病症而开刀检视，为了进一步研究而切除部分器官组织藏于器中，加以药品，使不腐烂，更令一般人不可思议，疑窦丛生。西医由此被蒙上神秘、恐怖的色彩，挖眼、剖心、熬药、炼银、摘取红丸、蒸食小儿，种种不经之说亦由此而起。

还在清初，就已有西人蒸食小儿的谣传。嘉靖年间进士，先后担任广东、云南按察司佥事的李文凤曾在笔记中写道：

嘉靖初，佛朗机国遣使来贡……其人好食小儿，云在其国惟国王得食之，臣僚以小皆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兢趋之，所食无算。其法以巨镬煎滚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居二三年，被掠益众，远近患之。[14]

万历年间成书的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张燮《东西洋考》，均引用了这段文字。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转引了这段文字，但未做任何辨正。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关于西人挖人眼睛以供炼银煎药的传闻更是沸沸扬扬，愈演愈烈。连思想最为开明的魏源也将这种传闻写入《海国图志》：

查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国之天主教，则其方入教也，有吞受丸药、领银三次之事，有扫除祖先神祖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终有本师来取目睛之事……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跽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则教师以摆布裹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目睛已被取去矣。有伪入教者，欲试其术，乃佯病数日不食，报其师，至，果持小刀近前，将取睛，其人奋起夺击之，乃踉跄遁。闻泰西中国铅百斤可煎纹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西人如此可怕，西医进入中国自然步履维艰。所以，无论在沿海还是在内地，教会医院在初办时都是阻力重重，因而都免费送医送药。

但是，医学有着其他科学所没有的两个特点：一是治病救人；二是效果可证。因为生命的宝贵，有两种人即使在西医的价值尚未得到承认的时候，也会前来就诊：一是无力求医买药的贫民；二是中医无法医治、生命垂危的病人（即使是富裕家庭出身）。药到是否病除，妙手是否能回春，这不用很多附加的说明，一看效果便知。这两个特点，使得西医在鸦片战争以后，没用多少时间，便逐渐被中国人认可、接受。在很多地方，传教士都是首先通过施医，树立自己善的形象，建立西学的信誉。1840年，传教士描述广东人虽仍在厌恶西人却已接受西医的情况：“中国之人民，平常尽皆恨恶我等，不欲与我等往来，况又有官府之严禁。致我等虽用尽法子欲解除中国人恨恶我等之心，惟总不能得之。在我等各样事业之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之。”由各省到来就医之人，莫不欢喜感谢，中国官府虽已知之，亦不禁止。[15]

健康欲望、生存欲望，驱使病人不顾世俗对西人、西医的成见，接受西医治疗。这给西医提供了一个与中医进行竞争、显示自身价值的机会。世人从一次次鲜明的事例中，认识了西医的价值。1877年，那位日后参与镇压戊戌变法、权倾一时的荣禄腰部生瘤，先后请了数十名中医诊治，未见好转，反而日见沉重，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30余孔，痛苦不堪。万般无奈，他最后找了时在北京的传教医师德贞医治。德贞为他做了两次外科麻醉割除手术，患处日见起色，两个月便平复痊愈。荣禄大为叹服，称赞德贞医术“精妙绝伦”，并为德贞编的医书《全体通考》作序。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通商口岸，西医已普遍被接受。时人记载：

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非徒来医西人，而且欲医华人。但华人不识西国药性，不敢延请西医，故初时华人均不肯信西国医药。于是西医邀请中西商富，先集巨资，创立医馆；次集岁费，备办药材，以为送医之举。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16]

到1890年代，尽管在内地某些地方，西医仍然受到抵制，但从总体上看，西医已经在中国确立了稳固的地位。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仔细比较了中西医的优劣，认为西医与中医的医理、医法不同，得失互见，但总的说来，西医比中医高明得多。他说：

窃谓中西医学各有短长：中医失于虚，西医泥于实；中医程其效，西医贵其功。其外治诸方，俨扁鹊、华佗之遗意，有中国失传而逸于西域者，有日久考验弥近弥精者。要其制药精良，用器灵妙，事有考核，医无妄人，实暗合中国古意，而远胜于时医，亦不必曲为讳饰矣。[17]

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从实地考察结果和天主教教义出发，说明以前人们对西人、西医的所谓“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等种种说法，都属不实之词：

按旧说谓天主教徒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用以制药。此论不知始于何时，前儒顾炎武所著《郡国利病书》，亦已有烹食小儿之说。彼时中外悬隔，偶得传闻，并非事实。然是说之流传也久，则人心之笃信者众。……出洋以后，留心访查，大抵天主教徒所崇信者惟耶稣，耶稣之说亦以仁慈为宗旨……彼于虐人之事，害人之物，尚欲禁之，岂有残酷至挖眼剖心、而欧洲各国习不为怪者？即彼之精于医学、化学者，亦谓无心眼入药之理。[18]

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这是中国人接受西医的五个环节。西医如此，中国接受其他可比性较强的西方文化，也大都经历过这几个环节。例如，火油刚进入中国时，一些地方官员因不明其性质，以其容易失火，下令禁止。电灯进入中国时，有人以为取火于天，有违天意，用之将为雷击。自来水有碍健康、铁路火车有碍风水的说法，相当普遍。火油照明之于豆油，煤气灯、电灯之于油灯，自来水之于河水、井水，只要偶一试用，略做比较，其间优劣，不言自明。

大体说来，物质文明层次的西方文化和应用科学方面的西方文化，都是通过试用、比较显示自己的价值、建立自己的信誉、确立自己的地位的。

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进入中国时，包括数、理、化、天、地、生等方面的知识，大多也经历过这些环节，只不过有的环节明显些，有的环节模糊些。以天文、历算为例，以中国士大夫傲然自大的习性和鄙夷外邦的传统，是不会轻易采用西洋体系的。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试中，西法屡试屡灵，中法屡试屡误，中国官府、士大夫才采纳西学，改用西法的。以数学而论，在近代早期的数学译作中，中国学者坚持将数码1、2、3、4、5译为一、二、三、四、五，将未知数X、Y、Z、W译为天、地、人、物，但到20世纪初，中国已普遍沿用西方惯用的数码、字母。1、2、3、4、5之所以能取代一、二、三、四、五，X、Y、Z、W之所以能取代天、地、人、物，绝不只是因为中国数学要与西方接轨，而实在是因为在实际运算中，前者较后者更为简便、实用。珠算为中国所有、西方所无，中国并没有在引进西方数学时，将其舍弃，实在是因为珠算灵活、方便，是西方计算尺之类所不可替代的。

源流之辨

西学输入中国以后，中国士大夫有一个历时很久、影响很广的说法：西学中源。

西学中源说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某些科学技术、某些事物，源出中国，是中国流传出去或从中国学去的，中国学习这些东西，是恢复自己的旧物，不是学习西方。王韬说：“铜壶沙漏，璇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火器之制，宋时已有。”[19]郑观应、陈炽、王之春、薛福成、宋育仁、俞樾、章太炎等都有西学中源说，以郑、陈、王说得最真切：

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20]

（古时）中国大乱，抱器者无所容，转徙而之西域。彼罗马列国，《汉书》之所谓大秦者，乃于秦汉之际，崛兴于葱岭之西，得先王之余绪，而已足纵横四海矣。阅二千年，久假焉而不能不归也，第水陆程途，愈数万里，旷绝而无由自通，天乃益资彼以火器、电报、火轮舟车，长驱以如中国，中国弗能禁也。天祸中国欤？实福中国也。天厌中国欤？实爱中国也。譬我有奇宝焉，遗之道路，拾遗者密而不出，亦人之常情耳。[21]

制器尚象利用本出于前民，几何作用冉子而中国失其书，西人习之，遂精算术。自鸣钟创于僧人而中国失其传，西人习之，遂精机器。火车本唐一行水激铜轮自转之法，加以火蒸气运，名曰汽车。火炮本虞允文采石之战，以火器败敌，名为霹雳。凡西人之绝技，皆古人之绪余，西人岂真巧于华人哉？[22]

以上诸人是从技术、器物层面上来说西学中源的，黄遵宪则更进一步，将其扩大到文化的各方面。他说：

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当孟子时，天下之言，半归于墨，而其教衍而为七，门人邓陵、禽猾之徒，且蔓延于天下，其入于泰西，源流虽不可考，而泰西之贤智推衍其说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距之辟之于二千余岁之前，逮今而骎骎有东来之意。呜呼！何其奇也。[23]

他还认为，泰西用法类乎申韩，设官类乎周礼，行政类乎管子，十盖七八，“若夫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者尤多”。[24]地圆说、天静地动说源于《周髀算经》，电气说源于《淮南子》等书。

最典型的是王仁俊。他写了一本《格致古微》，凡6卷，从《易经》《诗经》等九经中辑出24则，《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中辑出40则，《荀子》《管子》等诸子中辑出99则，从各种文集、笔记种辑出20则，分别从天、算、地、兵、医、化、矿、重、气、水、热、电、光、声、字、画、商、工、植物、政俗、自强等21个方面，说明西学源出中国。书后列有详细的表格。《格致古微》在戊戌变法以后影响很广，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便以“格致古微”代指西学中源说。[25]

西学中源说并不始于晚清，在鸦片战争以前已很流行。最早提出这一见解的是黄宗羲，他在清初讲学时曾认为，“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26]同时代的著名学者方以智也有类似看法。康熙帝也是西学中源说的积极倡导人，认为：“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27]梅文鼎在述及西方天文历算方法、地圆说时，多次表示赞同康熙的意见，并论证西人天文学出于《周髀》（后改名《周髀算经》）盖天之学，这些学问是在周室衰微以后流入西方的。王锡阐、戴震、阮元等，也都有西学源于中国的说法。

西学中源说是一个内容宽泛、影响复杂的理论。首先，它包含一定的合理因素。细翻晚清学者西学中源的具体说法，思索《格致古微》的考证，参照今人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包括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发现，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二进位制……西方确有一些科学技术源于中国，或晚于中国，因此，这些论断、考证并非全无道理。有些论断，从总体上说可能不确切，但其中包含着一些真理成分。比如，《庄子·天下》载惠施语：“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章太炎认为，这句思辨味道十足的话，用近代物理、化学知识便很容易解释：空气愈高愈薄，体积愈大，没有边际，这是“至大无外”；点小到原子就不可再分，这是“至小无内”。[28]章太炎的解释，与现代科技史研究者对惠施这句话的理解如出一辙。《中国化学史话》这样写道：“我们可以猜想，他（惠施）的‘大一’相当于近代所谓宇宙吧！他的所谓‘小一’又相当于什么呢？从化学角度看，‘小一’可能相当于分子或原子。”[29]《庄子·天下》载惠施语：“南方无穷而有穷。”按通行的说法，这句话是谈相对与绝对辩证关系的，意为：方向是可以无限延伸的，所以“南方无穷”，但就某一范围而言，南方又是有止境的，所以南方又“有穷”。章太炎不作如是解。他说，这是地圆论：大地呈球状，南北方向如环无端，故曰“无穷”，但是，寒冷至极的冻海又在事实上阻碍了人们的通行，所以又是“有穷”的。[30]今天的天文学史研究者对惠施的话的解释，和章太炎的解释完全一致，认为“惠施对于大地之为球形，是有了初步的认识的”，惠施的“南方无穷而有穷”一语，“只能理解为大地是球形，才有确定的含义”，甚至认为“惠施的地是球形的思想，可以与亚里斯多德媲美”。[31]章太炎对惠施话的理解，至少可以算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说。

其次，许多考证缺乏证据，失于武断。例如，王仁俊据《论语》和《孔子家语》等书中关于孔子弟子冉求“好学博艺”的话，断定其所说之艺专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最后一项“数”，即数学，进而通过其他资料，推断冉求所通数学为几何，最后断定《几何原本》原为冉求所著。[32]再如，《墨子·尚同》有“是故选天下之贤者立以为天子”一语，论者便断言“泰西有合众国、举民主，有万国公法，皆取诸此”。[33]《淮南子》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的说法，有人便论断这是“后世烧煤之始”。[34]最为离奇的是，王仁俊根据许慎《说文解字》关于“脑”的释文，断言《说文解字》已有“脑主知觉”说，西人关于“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头脑之内”的说法，“皆窃取许君义”。[35]

西学中源说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主张学习西方和反对学习西方的人都可以利用它。反对学习西方的人认为，既然西方“长技”源于中国，那么，中国根本不必向西方学习，而只需研究本国旧法就可以了。刘岳云便持此说。他说：西方的重学、光学、汽学、电学、化学，均出于中国，“虽精益求精，然非中国启其知而能若此哉！至于得南针而知航海，得火药而后用枪炮，则尤中国大有造于彼者”，尽管如此，西方得于中国的技艺，仍是小者、末者，大者、本者仍在中国，中国士大夫根本用不着向西方学习。[36]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则说，既然西学源于中国，那么，中国学习、研究这些东西，就不是学习西方，而是光复旧物，譬之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千金以购还之，“正当考求古制，参取新法，借其推阐之妙，以收古人制器利用之助。乃不考夫所由来，恶其异类而正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37]

在西学中源论的影响下，晚清学术界出现一股发掘、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的风气。刘岳云编《格致中法》，王仁俊编《格致古微》，章太炎撰《历物疏证》，以前不大为人重视的墨子学说受到空前关注，古代大批能工巧匠、科技人物名字，在久已湮没之后，突然走到历史前台，频繁地出现于报纸杂志上；谭嗣同刊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梁启超作《古议院考》，刘师培作《中国民约精义》，古代的重民思想、兼爱思想，被比附为民主思想、博爱思想，大加渲染。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中源说最为盛行的时期是1860年代至1890年代，这也是中国学习西方船炮技艺、近代化开始举步、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到了20世纪初，在学习西方、实行新政已被定为国策以后，这种理论的市场越来越小，对其批评之声越来越多。1902年，一位学者批评说：

或者谓天算格致之学，皆我中国之所固有，彼特得而深思精造之，以引申我之绪余耳，如借根方之为东来法，地圆之说出于管子，重学光学出于墨子，璇玑玉衡早已创于卢廷，指南车行于姬公，木流牛马汉代有之。至于刻鸢能飞，公输之巧未尝逊于西人；祖冲之之千里船，施机自运；虞允文之霹雳车，元代之法郎机，皆中国流入西土。旁征博引，无非欲攮人之美，以掩其拙。不知欲盖弥彰，益形其陋，虚骄浮伪，若出一辙，此其故坐不能平心以察之也。[38]

综合看来，晚清学术界谈论西学中源说的人，大多主张学习西方，少数是反对论者。上面提到的王韬、郑观应、陈炽、薛福成、黄遵宪都是晚清力主向西方学习的著名人物。这是因为，反对学习西方的人所持理由主要是“用夷变夏”，因夷夏大防论较之西学中源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有依据，态度更为鲜明。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则利用西学中源论调和中学与西学的矛盾，架起中学与西学的桥梁，变学习西方为光复旧物，减少引进西学的阻力。这也是曾经具有辉煌文明历史的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对比之下显得落伍但又不甘心落伍，开始向西方学习又耻言学习的一种复杂的文化心理。文明传统浅薄的民族不会产生这种心理，襟怀广阔、站在世界文明前列的民族也不会产生这种心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学中源说是中国面对西学大潮而走出传统、走向近代的时代产物。

体用之说

中体西用说是晚清学术界评价、连接中西文化的最为流行的说法，属于其范围的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重道、西学重器，中学形而上、西学形而下等多种说法。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冯桂芬。1861年，他在谈论如何吸收西学时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9]以后，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都发表过类似看法。最早确切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法的是沈毓桂。1895年4月，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匡时策》，文中写道：“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讨论这一问题最为集中，影响最广，所以论者常将中体西用与张之洞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体、用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命题，可做主要与次要、本质与现象、实体与属性、内容与形式、根本原则与具体方法等多种解释。晚清学者讨论中体西用问题时，角度也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品评中西文化的高下。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源也。”[40]汤寿潜说：“中国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尊者形下之器……愿人善用其议，善发其愤，求形下之器，以维形上之道。”[41]其二是讨论吸收西方文化的原则。陈炽在倡导开书院、采西学时主张：“广储经籍，延聘师儒，以正人心，以维风俗……并聘洋师，兼攻西学，体用兼备。”[42]孙家鼐在筹办京师大学堂时说：“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记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43]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立言的。

中体西用论弹性很大，因为中学、西学的内容都很广泛，究竟哪些中学应该为体、哪些西学应该为用，这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的。张之洞对此是有明确规定的，他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但是，大多数谈论中体西用的人，对体、用内涵并没有严格界定。这种对体、用内涵解释的宽泛性，使得该理论适用范围相当广泛。张之洞讲中体西用，梁启超也讲中体西用，[44]甚至弹劾康、梁的文悌也可以讲中体西用。[45]

后世论及中体西用论，每多讥讽之词。其实，中体西用论始现于1860年代，盛行于1890年代和20世纪初，通过考察它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开始时，它主要是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变法的人们的理论武器。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汤寿潜、陈炽，都是力主学习西方的著名人物。中体西用论在尊崇中学的前提下，以比较温和的色彩，避过了顽固派“以夷变夏”的攻击锋芒，为引进西学打开了一条通道。翻阅以上诸人的文集，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书的要旨明明是谈学习西方的问题，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专谈中体西用的一篇或一段。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鼓吹学习西方的最负盛名的著作，其开头一篇却是《道器》，大讲中学为道，西学为器。透过文字，我们看到的是欲扬之、先抑之的良苦用心。无论是冯桂芬所说的以伦常名教为本，还是张之洞所说的以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旧学为体，都没有为中国社会提供任何新的内容，因为即使不说，当时的社会事实上也是以这些为本、为体的，而所说的“用”，即西学，倒是新鲜内容。所以，从总体上说，晚清的中体西用论对中国吸收、接受西学，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中国官办机构在翻译西书、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方面还起过一点作用的话，那么，这点作用便是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

20世纪初，严复曾对中体西用论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46]

严复此论，被后世认为是对中体西用论最为有力的批驳。严复所论，就同一事物的本体与属性而言，自是不刊之论。但是，时人所说的中体西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意思，与本体、属性的体用论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西学并非囫囵一体，不可分解，至少其器物、技艺层面的内容，是可以为全世界所共有共享的。就像中国发明了指南针、火药，西方人可以拿去为其所用；西方人的数学、化学，中国人也可以拿来为己所用。如果确像严复所说，“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那么，日本的现代化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偏激之见

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这两种见解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从本质上说，都是调和论，都认为中西文化有相通、相容、可以衔接的地方。另有一种意见，即全面排拒西方文化，可就不同了。

对西学取全面排拒态度的人，可以追溯至清初的杨光先。他的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成为不分青红皂白、盲目排外的典型。到了晚清，杨光先式的人物亦非个别。

1860年代，京师同文馆拟开设天文馆、算学馆，聘请洋人教习西方科学，倭仁、张盛藻、杨廷熙等士大夫，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为词，强烈反对西学，致使学习西洋天文、数学与“用夷变夏”几乎成为同义语，同文馆的生源大成问题。有些人不但反对引进西学，而且连引进西方的火车、轮船也不能接受。湖南名儒王闿运的说法近乎迂：“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驶，行炮须人运而莫能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毙而已”，因此，轮船、洋炮是万万不能仿造的。[47]方濬颐的说法有点“玄”：“有以机器胜者，即有以机器败者；有以机器兴者，即有以机器亡者。”[48]反对建造铁路者，以先任刑部员外郎、后任出使法国大臣刘锡鸿最为突出。他认为火车虽然具有快速、平稳、载重量大等优点，但总的说来，它适用于西方而不适用于中国。他列举的“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总共有25条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官府无钱，集资困难；容易损坏，难以维修；炸山过川，破坏风水；路基占地，影响生计；盗贼众多，难以管理；火车通行，物价必涨；火车通至内地，关隘失去作用，危及国家安全。

对西方文化采取完全的排拒态度，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初起时比较常见，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类意见已不多见。因为那时洋务学堂已经开办，洋务企业已经兴建，西方器物、技艺方面的文化源源进入中国，思想界关注的，已不是要不要吸收，而是吸收什么、如何吸收的问题。但是，义和团运动中，这种意见又被推向极端，恼怒和尚，恨及袈裟，仇视洋人，及于洋物，即使使用洋伞、洋袜、洋烟、洋火，都要受到痛击，遑论学习洋人技术！至八国联军之役，《辛丑条约》的签订，这种情绪化的反应才终于寂灭。

时人坚决排拒西方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独尊中华、鄙夷外邦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影响，有长期闭关自锁而对西方文化缺乏基本了解的因素，有在外国侵略下民族文化自卫的心理，总之，它是中国在由传统向近代、由闭关向开放转变的过程中，对西来文化所做出的一种消极自卫的反应。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自大外表，掩盖害怕与外来文化接触的自卑实质。

[1] 本章由熊月之撰写。本章涉及外国人名较多，不再一一括注外文，如需了解，请参见人名索引。

[2] 蔡培：《西学宜名为新学说》，《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2，义记书庄石印本，1902。

[3] 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年第2期。

[4] 据徐维则《东西学书录》，截至1899年，共收西书567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减去1860年以前出版的12种，故总数为555种。

[5] 徐维则、顾燮光的《增版东西学书录》，收录1900年至1902年2月译书，共366种；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收录译书仅次于《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至1904年，计533种；谭汝谦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1896年至1911年收录译书共958种，扣除与《增版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相重复的341种，计617种；林纾在1911年以前翻译的、以上各书均未收录的欧美小说65种（据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张於英的《辛亥革命书征》所录辛亥以前译书而为上述各书所未收者18种。以上五个数字加起来为1599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由于1905年以后中译西书缺少完整的目录，所以，实际译书当不止此数。

[6] 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上册，1973年。

[7]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页。

[8]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3页。

[9] 林祖同：《序言》，〔日〕清野勉《论理学达恉》，林祖同译，文明书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

[10] 俞庄：《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文明书局，1903，第13课。

[11] 俞庄：《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第3课。

[12] 俞庄：《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第2、51课。

[13] 俞庄：《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第19、26课。

[14]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9。

[15] 《澳门新闻纸》1840年7月11日，转引自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商务印书馆，1985，第242页。

[16] 《书上海虹口同仁医馆光绪三年清单后》，《申报》1877年12月22日。

[17] 郑观应：《盛世危言·医道》，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523页。

[18] 薛福成：《奉陈教案治本治标之计折》（1892年），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391—392页。

[19]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1《变法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9页。

[20] 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夏东元编《郑观应》上册，第242—243页。

[21] 陈炽：《庸书·自强》，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第7页。

[22] 王之春：《蠡测卮言》，《国朝柔远记》附编一，光绪七年刊本，第26页。

[23]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下册，中华书局，2005，第1399页。

[24]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下册，第1414页。

[25] “第三派以为欧人之学，吾中国皆有之，格致古微时代之老维新党无论矣。”参见陈独秀《随感录》，《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

[26] 全祖望：《黎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卷11，《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22页。

[27] 康熙御制《数理精蕴》卷1《周髀经解》，商务印书馆，1968，第8页。

[28] 章太炎：《历物疏证》，《章太炎全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244页。

[29] 曹元宇：《中国化学史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第287页。

[30] 章太炎：《历物疏证》，《章太炎全集》第1卷，第246页。

[31] 郑文光、席泽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第160页。

[32] 王仁俊：《格致古微》卷1，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第24页。

[33] 王仁俊：《格致古微》卷3，第38页。

[34] 王仁俊：《格致古微》卷4，第2页。

[35] 王仁俊：《格致古微》卷5，第5页。

[36] 刘岳云：《格致中法自叙》，转引自王仁俊《格致古微》卷5，第31页。

[37]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2《学术志》。

[38] 何镛：《中国宜行新政论》，储桂山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5。

[39]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57页。对于“中体西用论”历史渊源及其对近代思想与教育的影响，陈旭麓先生在所著《论中体西用》有详细研究。参见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台湾学者孙广德在所著《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中，亦有较为详细的讨论。参见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商务印书馆，1982。

[40] 王韬：《与周弢甫征君》，《弢园尺牍》卷4。

[41] 汤寿潜：《危言·中学第六》，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萧山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93年，第226页。

[42] 陈炽：《庸书·内篇》卷上《学校》，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30页。

[43] 孙家鼐：《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第426页。

[44] 梁启超在代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写道：“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

[45] 文悌在弹劾康有为时说：“惟中国此日讲求西法，所贵使中国之人明西法为中国用，以强中国，非欲将中国一切典章文物废弃摧烧，全变西法，使中国之人默化潜移，尽为西洋之人，然后为强也。故其事必须修明孔孟程朱、四书五经、小学、性理诸书，植为根柢，使人熟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纲常伦纪、名教气节以明体，然后再学习外国文字、言语、艺术以致用，则中国一通西学之人，得一人之益矣。”参见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戊戌变法》第2册，第484页。

[46]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559页。

[47] 王闿运：《陈夷务疏》，《湘绮楼文集》卷2，岳麓书社，1996，第44页。

[48] 方濬颐：《机器论》，《二知轩文存》卷1，光绪四年刊本，第20页。

第二十七章 晚清台湾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1]

1860年清廷在列强逼迫下开放台湾为通商口岸，1863年台湾开鸡笼（基隆）、淡水港，1864年开打狗（高雄）、安平港，以淡水为本关，打狗、安平、鸡笼为分关，台湾历史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开港后，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以政治来说，1864年有戴潮春事件；1868年有“罗妹”号（Rover）事件；1868年与英国发生樟脑纠纷；1874年发生牡丹社事件；1884年中法战争，翌年台湾建省；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发生，清廷战败，终至1895年割让台湾。在上述林林总总的内乱、外患中，台湾进入最不平静也是急速发展的时期。

面对上述局面，清廷对台湾的统治由消极转为积极，除增划府县州外，还在沈葆桢等人的努力下推行洋务运动，清廷派第一流、有洋务经验的大员如丁日昌、刘铭传、邵友濂等来台，推动台湾的近代化，当时台湾的各项建设比诸江苏、浙江、福建东南沿海诸省，不遑多让。在社会方面来说，米、茶、糖、樟脑外销，铁路、公路修筑，因而官商、豪绅、买办兴起，民间也渐渐发展出带闽习、粤习的台湾特殊风格；再经由科举制度直接间接产生的社会领导阶层，在方志的纂修、诗文的创作、诗社的结成、美术工艺作品的创出方面都有所成。

一 开港后台湾的经济变迁

郊商的角色与米的运销

清季台湾农业不断发展，但手工业相对不振，故台湾与大陆存在区域分工关系。郊商以被称为“戎克船”的中式帆船进行交易，台湾的输出品以米、糖、油为主，输入品以丝绸、布匹与杂货器具日用品为大宗。郊商除了开拓商务外，亦协助抵御外患、维持社会秩序、参与地方建设与公益事业，并具有宗教、文化功能，[2]在台湾历史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1.帆船贸易的必要性

开港后，台湾大部分地区仍维持与大陆间的传统帆船贸易，此乃由于台湾沿岸多数港口泊船条件不佳，吃水浅的中小型帆船反较适合台湾航运，在资金、进出口地点、市场选择和机动性上，比局限于固定航线的大型西洋船舶更具优势。[3]此外，台湾岛内陆路交通不便，南北运输也得仰赖各港口的中式帆船联络。因此，开港后台湾虽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传统的正口与小口仍持续运作，一方面从属于条约港市场圈内，经由条约港输出台湾的国际性商品以及进口洋货；另一方面，也各自持续与中国沿海各港的传统帆船贸易，形成一种地域间既从属又分立的双重贸易结构。而郊行长期依附大陆市场，受西方势力的影响有限，甚至还与条约港合作，进行土产搜集，形成郊行与洋行集货与委托代理的合作关系。[4]若无帆船贸易的搭配，条约港的市场圈可能无法有效扩大。而洋行缺乏人际网络，又需应付与华商间的竞争，且买办并非全然可靠，故洋商在台湾的贸易不一定占上风。[5]

2.郊商的在地化与活跃

虽然早期郊为大陆来台商人所设，但郊商根留大陆的色彩渐渐淡化，清中叶以后，大陆商人逐渐在地化，诸多郊由台湾本地商人组成。[6]如台南糖郊中有三家为台南人所经营。开港后，台湾本土商人更形活跃，钱庄也进入台湾，台北出现类似票号的汇单馆，郊商亦参与经营。[7]台湾在与大陆进行正口贸易时，通常是大陆的帆船向台湾商行收购土产，同时直接兑卖所带来的日常用品，称为“整船贸易”。但因此种模式常无法配合市场需求，所以后来发展成两地固定商行间相互代理商品采办与兑卖的委托贸易。台湾郊商也自行或合股增购船只，直接经营两岸贸易。[8]由于台湾资本的长期积累，加上学习国际商业手法，19世纪后期的国际贸易反而为台湾发展带来新契机。部分大郊商也加入茶、糖、樟脑等国际商品的产销，例如新竹的林恒茂、郑恒利、黄珍香等郊行因樟脑而获暴利。[9]

3.台米的运销

过去学界多认为台湾在18世纪以后兴盛的米谷经济，因为开港后茶、糖、樟脑炙手可热，致使米的出口大幅萎缩；甚至北部因茶叶生产扩大，人口大增，而无余米出口。[10]但亦有学者认为由于开港，南北部人口增加，更必须维持以米谷与大陆的日用品交换，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量，而1860—1895年米作面积也的确持续增加，只不过米谷总生产额的变化幅度不大，台湾北部及南部仍保持米谷的对外输出纪录，台中、彰化地区则是最重要的米仓及输出地。[11]直至清末，以鹿港为吞吐口的中部区域仍以米谷出口为主。[12]

因为台湾与大陆沿海的交通运输特性，开港后郊商一方面利用帆船的轻便性与大陆维持区域分工关系，另一方面则以土产搜集与洋商合作，共同打开市场格局。一直到晚清，米谷始终是两岸贸易的重要商品。台湾商人因为国际贸易强化了其经贸能力，而更加生气蓬勃，加上米谷产销的经验，成为后来在日本统治时期与日商竞争的资本。

茶、糖、樟脑的外销

1860年台湾开放四个条约港与洋人通商，台湾的山区特产茶与樟脑具有国外市场，为洋商所爱，加上原本就外销日本的糖，成为开港后的三大出口国际商品。这三种商品在开港前已有发展，糖业在荷据时期就具国际性，清代台糖主要销往中国大陆及日本。糖的利润高，蔗园主要分布于浊水溪以南。台湾有原生的山茶，到1830年后台湾的茶叶开始销往福州及厦门。[13]樟脑由樟木提炼而成，开港前，英国与美国商人就试图私下运销樟脑。[14]

1.茶

1865年英商托德（John Dodd）来台，移植福建安溪茶苗到北台山区，提升制茶技术，使乌龙茶与包种茶精致化。托德在1866年创立宝顺洋行（Dodd & Co.）经销茶叶，为外人在台经营茶叶之始。台湾茶叶声价日升后，洋行相继来台从事茶业贸易。出口的台茶为包种与乌龙茶，乌龙茶为大宗，主要销往美国，美国进口台湾茶一度占台茶总出口的90%以上。1879年后，台茶一度滞销，福建同安县吴福佬来台开设源隆号茶厂，大量采购台茶精制成包种茶销往东南亚，颇为畅销。[15]1860—1895年，世界主要茶产地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印度和锡兰。[16]

2.糖

开港之后，台湾糖外销市场扩大至澳洲、西欧、北美及南美等。1860—1895年，台湾出口的糖分赤糖与白糖，以赤糖为主，供中国大陆、日本制造糖果，或销至欧美、澳洲再精制。白糖由赤糖加工去除部分糖蜜而成，主供华北地区人民食用。大陆原是台糖重要市场，1865年占台糖出口的98%，后来外国市场扩大，1877—1883年降至30%以下。进口台糖的外国市场以日本最重要，其次是澳洲。中国大陆偏好台南的糖，日本喜欢打狗糖，1860年之后打狗产糖量渐渐超过台南。世界糖产地多，技术也颇先进，台糖市场面对的竞争压力渐大，1886年以后，台糖的欧美、澳洲市场为爪哇糖所夺。[17]

3.樟脑

樟脑用途广，可供药用、防腐、防虫，也是无烟火药的重要原料。1869年作为合成塑料的赛璐珞（celluloid，亦名人造象牙，可制电影胶卷、乒乓球、装饰品等）问世，1890年开始大量运用樟脑作为原料，提高了樟脑的需求量。当时世界只有台湾与日本生产樟脑，而台湾樟脑产量高，因此成为樟脑王国。1861—1868年，清廷实施专卖包商制，但因查缉走私与外商纠纷不断，1868年英国还因怡记洋行（Elles & Co.）的樟脑事件炮轰安平，该年清廷开放樟脑自由买卖。不过，台湾建省后，1886年二度实施专卖，外商又因私运樟脑被没收向清廷抗议，1890—1895年再开放自由买卖。中外的脑务纠纷不断，显示台湾樟脑的利润诱人。台湾樟脑的出口在世界市场具支配地位，主要销至德、美、英、法、印等国，1864—1895年出口量由1171464磅增至6935285磅，增长近5倍，价格则由每担[18]8元飙涨至68.5元，获利也颇惊人。[19]

茶、糖、樟脑这三种商品的出口量以糖最多，茶次之，樟脑居末。但因茶价及樟脑价高于糖价，因此茶出口值最大，糖次之，樟脑又次之。但利润则以茶叶及1890年以后的樟脑业为最高。[20]

开港初期，洋行通过妈振馆（merchant）贷款给茶农而掌握台茶生产，但随着大陆与台湾资本的加入，1875年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樟脑与糖业方面，外商亦多在市场初拓时占优势，之后大陆与台湾商人逐渐取代洋商地位。[21]开港前，台湾商品市场以大陆为主，开港后通过茶、糖、樟脑遍及全球，使台湾进入国际经贸舞台。原来的西部米、糖经济模式再添加茶与樟脑的山区产业，不仅使台湾经济更加繁荣，也改变了社会阶层与文化。

鸦片的输入及其影响

清中叶以后，鸦片进口逐渐造成白银外流的危机，清廷则迟至1839年才订定《查禁鸦片章程》，开始系统性、全面性的禁烟，不过依然无法阻止外商通过走私、通商条约倾销鸦片，逐步地将鸦片变成合法商品。开港前，台湾一地吸食鸦片者上自仕宦之家，下至贩夫走卒，除了防治风土疫疾、满足上瘾者需求之理由外，亦有彰显个人身份地位的一面。而鸦片亦通过与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沿海的走私贸易与行郊交易输入台湾。

1860年后台湾开港，鸦片的进口者也从以往的行郊，加入了外商，如怡和洋行、颠地洋行（Dent & Co.），其中以英国商人为主要的鸦片进口者。由1865年至1895年台湾海关历年数据，可以了解以下事项。[22]

第一，在此期间台湾鸦片进口与再出口的数量，大体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1867年时的总进口量淡水与基隆为1055担，1868年打狗与台湾府为1103担，[23]1891年时淡水为2297担、台南为3586担。[24]以1885年为例，鸦片输入即占同年台湾总输入额的60%，为当时最重要的输入品。[25]

第二，鸦片的输入除了为满足鸦片瘾者外，其质轻价昂的特性亦作为支付工资的“货币”。在《海关报告》《英国领事报告》中，提及台湾输出的物资（茶、糖、樟脑等）可与输入的鸦片作物物交易，抵销了台湾因出口赚取的巨额外汇，导致商业资本难以累积；鸦片甚至被当作货币支付给劳工。[26]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也就没有太多余款用以改善生活。[27]

第三，在台湾，鸦片进口销售的关税厘金，成为清廷税收的大宗，因此面对因鸦片产生的道德指责、经济影响，官府采取消极的态度，反倒是对走私问题积极处理。在所有进口物中仅对鸦片抽取厘金，此举也是为了增加税收。[28]

第四，鸦片进口对台湾而言不单是贸易行为，其中更显现出西方各国争夺资源、开拓市场的“商战”样貌。1872—1891年，英国属领以外的鸦片出产国家，对台湾的供应量逐渐成长，意即印度（英国属地）鸦片输入减少，波斯（美国）鸦片进口增加。[29]鸦片既有货币功能，因而随着对台供应量的增长，外商可买进更多的茶、糖与樟脑，外商与第三国在转口贸易中能获得的利益就更多。

在鸦片销售体系方面，初期外商以国家力量为后盾，并挟雄厚的资金与货源几乎垄断市场，配合条约规定，外商进口鸦片每百斤缴纳30两银的关税，华商每百斤却须缴纳40—80两银的厘金。[30]但在台湾本岛的传统行郊与香港建立起贸易管道后，两者间竞争激烈；1880年代后，鸦片市场呈现逐渐被台湾商人控制的局面。[31]另外，1860年代开始，由于台湾鸦片市场有广大的消费需求，又有以为土产鸦片价格便宜、不易成瘾的观念，且希望能以此减少外国鸦片进口的数量，民间、官方开始进行罂粟试植与鸦片制作。但因气候不适罂粟生长，制造出的鸦片质量不佳、乏人问津，因而没有大规模栽植。[32]

开港后鸦片的大量输入，除了损害民众健康，也影响到台湾贸易体系甚至是经济发展。

煤、金、石油的开采

台湾之矿产，具经济效益者，金属类为金、银、铜，主要产于基隆火山群周围；能源类有煤，产于台湾北部，石油、天然气则产于苗栗。[33]台湾历来的矿业活动，随朝代更迭、社会经济发展、探采炼矿技术之精进及地质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兴衰。1860年台湾开港后至乙未割台前，台湾矿产之开采以煤、金、石油为要，以下分别论述之。

1.煤

煤为重要燃料之一，台湾煤炭主要产于北部，以基隆最多，鸦片战争后，因远洋舰艇多以煤为燃料，台湾的煤炭遂成为外国觊觎的目标，[34]但清廷禁封如故。至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台湾煤炭被迫向外国开放。1863年正式公开贩卖煤炭，来源全是私采。[35]另亦供应福州船政局之需，该局曾派员来勘查基隆煤矿。1870年淡水厅同知陈培桂等人奉命至基隆查勘，商定章程，准许民间采掘。[36]

1876年清廷设八斗子官矿（老藔坑煤矿），为官营西式煤厂之始，亦在基隆设矿务局。[37]虽曾在1881年一度输出量达46000吨，但不久即告减产。[38]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督办军务的刘铭传下令破坏官营煤厂以免资敌。[39]1887年官商合办的台湾煤务局正式成立后，收归官办。[40]1891年底八斗子官矿枯竭，遂在翌年封闭，往后的输出全出自私人矿坑。此后，煤业始终没起色，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巡抚邵友濂为船舰需煤，特由官方贷予煤商林振盛等银5000两，煤业得到暂时的繁荣。[41]

2.金

台湾金的蕴藏量不丰，值得一提的是基隆河的沙金。在清廷治台之前，台湾采金停留在传说、探勘和私人采掘的阶段。清廷治台后，禁止开矿。1890年修筑铁路，在架设八堵铁路桥时，工人偶于基隆河内发现沙金，遂取而淘之，获金不少。1891年淘金人数已超过3000人，实际产金量，折值可达65189关银。1892年邵友濂设金沙局于基隆厅，交付淘金者牌票，抽取厘金。1893年金之产量，已渐减少，适有商户金宝泉提出承包禀请，乃裁撤厘局，金宝泉还拥有九份山金矿的承采权，聚集者一度达4000人之多，因人口之聚集形成瑞芳街市。1894年金宝泉承包期满，官方将采金权全收回，重设金沙局，采金中心遂由基隆河之沙金转至九份山金矿，以至割让。[42]

3.石油

1861年粤籍人邱苟在出磺坑附近河床中发现石油，以人工挖掘一油井，此比美国宾州开凿的世界第一口油井仅晚两年。[43]邱苟在自行采油、贩卖几年后，于1864年将采矿权租与吴某，又在来年租给宝顺洋行的英国茶商托德，遂引发纷争，清廷将邱苟就地正法后，查封油井，禁止开采。[44]

1876年清廷始出资聘人开采，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聘请美国技师简时（A. Port Karns）等来台，翌年开始开采，一度每日产量可达252加仑，后因无法解决油井坍陷问题，且技师期满不愿续约，而告一段落。此后，转由民间开采。1881年官方将油井收归官有。原本部分石油所得是作为当地隘勇的粮饷，被禁后引起地方隘勇不满，多次纠众抗议，官方以发给隘勇些许补偿金而平息风波。之后油井改为官办民营，1883年由邱彩廷承租，官方以收取租金的方式继续开采。但因外国精制灯油已相当普及，而出磺坑的石油质量不佳，纵油价较低亦无人购买。加上官方不付给隘费，因此承租油井者除租金外，还需雇请隘勇保护油厂，避免原住民侵扰，邱彩廷遂终止租赁，此后无人承租。[45]

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时，认为出磺坑石油具开采价值，于1887年设立煤油局，委林朝栋兼办，然亦经营困难。1891年邵友濂继任巡抚后，遂将煤油局裁撤。[46]

综而观之，台湾的煤、金，初期因风水、原住民等问题而遭禁，但人们仍以私采的方式来获取其经济利益。至1860年台湾开港后，情况稍有改善，曾找来外国技师协助煤、金、石油的开采，但效益有限。

水利、浚港等相关基础建设

1.水利

清代台湾的水利开发随着土地拓垦而如火如荼地展开，给台湾农业发展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被称为台湾农业史上第一次革命。回顾清代台湾水利开发的时程，18世纪上半叶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田园大都偏重甘蔗的种植，因为蔗园的开垦比水田耕作的成本低，同时砂糖的市场价值也较高。此情形到1720年代以后开始转变，由于台湾人口大为增加，所需米谷激增，加上大陆各省米粮不足，使稻米变成有价值的经济作物。1725年，台湾稻米开始销售到大陆沿海各省，且此时蔗糖的生产过剩，价格相对低，因而一些原来靠蔗糖获利的资本家，开始转投资水利的开发，促进水田稻作。清代台湾的水利开发，与土地拓垦进程一致，大体上系由南而北，先西后东，从平原推向山丘及边陲土地。

清领时期台湾所兴建的埤圳最少有963处，18世纪中叶以前是第一个高峰期，19世纪中叶后到日据前是第二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水利开发的特点是大规模埤圳的开凿，如1719年开凿的八堡圳，灌溉彰化平原19000余甲的田地；1765年完工的瑠公圳，可灌溉台北盆地3000余甲的田地；其他如台中盆地的猫雾捒圳、彰化平原的快官圳和二八圳、嘉南平原的虎头埤等，规模也都有千甲以上。

第二个高峰期水利开发有三个特点。一是地方官员扮演重要角色，如整合凤山平原既有埤圳的凤山县知县曹谨，促成了曹公圳的灌溉网络；[47]另1892年任恒春县知县的陈文纬，推动初入版图的恒春半岛网纱圳、槺榔埤、龙銮埤等水利设施的兴建。[48]二是埤圳的规模不若第一个时期大，埤圳的规模必须考虑自然条件、资金工本、技术等因素，后来因牡丹社事件或建省而增设的行政区，如恒春县、台东直隶州等地，地理环境特色是山多平原少，河流短而流急，不易兴建大型埤圳。另外，早期投资水利开发的业主大多是地主或垦户，水田稻作可以提高土地的价值；开港后，茶、糖和樟脑成为台湾最重要的三种产业，稻米获利不若这三项物产，投资在埤圳的规模上当然有限。三是埤圳大多出现在新增加的行政区，光绪年间出现的埤圳约有350处，除曹公旧、新圳外，集中在苗栗县、云林县、恒春县、台东直隶州，原因除了设行政区后因地方志纂修有记录外，可能和地方官的倡修有关。[49]

2.浚港

在1860年开港前，台湾只有鹿耳门（今台南）、鹿港、八里坌（今八里）、五条港（今麦寮）和乌石港（头城）等五个港口是“正口”，民间称之为“正港”。另为方便台湾沿海港口相互通航，从1731年开始，开放鹿港、海丰（今麦寮）、三林（鹿港附近的番仔挖）、劳施（今大安）、蓬山（今苑里）、后垄、中港（今竹南）、竹堑、南崁等九口以供沿岸贸易。[50]不论是往大陆航运，或是沿海港口间的对航，帆船（junk，戎克船）都是清代航运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帆船的吃水浅，约只有2米，因此清代台湾的港口大多很简陋。

1860年之后，台湾陆续开放四个条约港，虽西方大型船舶进出台湾频繁，但清廷并未积极进行浚港工程，安平和沪尾仍沿用既有的港埠，只有修建基隆和打狗两港的措施。考虑到基隆港有煤矿的利益，及可利用铁路联港作为防御，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于1889年奏派板桥富绅林维源总办基隆浚港事宜，但因清朝官员和外国工程师意见相左，进行得并不顺利，在日本殖民统治前只完成了基隆火车站附近一带码头而已。[51]打狗港的浚港工程，最早是1878年在港口水道南岸筑防波堤；1883年德国人于旗津建立灯塔；1884年因中法战争爆发，清廷为防守计，曾于港内沉船以闭塞港道，并兴建炮台。

台湾虽是岛屿，但缺乏优良港口的天然条件，晚清在台湾进行的近代化建设虽和港口有关，但系以国防为考虑，对浚港工程并没有积极推动，以致旧有的港口大多淤积而失去航运功能，基隆、打狗的近代化筑港事业迄清廷割让台湾前皆无进一步的发展。

东西、南北道路与铁路的修筑

台湾重要的交通线原本就呈南北向，被统称的官道以台湾府（台南）为中心向北延伸，当时称为北路，由今台南经嘉义、彰化、新竹、艋舺、基隆到苏澳，南路由今台南经凤山、枋寮至恒春，这一般民间所谓的南北二路的交通路线，在19世纪末逐渐成形，而后山道路的开通则晚于西部。[52]

1874年，因牡丹社事件，清廷派钦差大臣沈葆桢来台，积极开发后山；[53]更兵分三路进行道路的开凿。北路由提督罗大春负责，率兵13营，自噶玛兰苏澳开至奇莱，约118.1公里。中路由南澳镇总兵吴光亮负责，以两营兵力，自彰化林圯埔（今南投县竹山镇）开抵台东璞石阁（今花莲县玉里镇），约152.6公里。南路由海防同知袁闻柝负责，带三营兵，分为两路：一路由他本人从凤山县赤山开路至台东卑南，约100.8公里；一路由总兵张其光自凤山县射寮开来，会于卑南，约123.3公里。这些道路奠定了开发后山的基础。[54]1874年前后也修筑一条“枫港—卑南道路”，全长约188清里（约108.2里），不过因为恒春十八社情势关系，此为所有开山抚“番”道路中寿命最短的一条。此外，还有“恒春—卑南道路”，从恒春半岛中间穿过，沿着东部海岸线出抵台东，全长约97.9公里，开凿于1877年。[55]

1883年12月，中法战争起，清廷派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以巡抚官衔督办台湾的防务。刘铭传延续清朝的开山抚“番”政策，[56]但是当时花莲、台东后山一带，尚未招抚的“番”社仍然很多。所以当时台湾道陈鸣志与镇海后军副将张兆连奏请开辟“集集、水尾道路”，除可便利交通外，更可有效控制“番”社。[57]此道采“东西对开”的方式，全长共104.8公里。西段起点为拔社埔，由总兵章高元负责，东段起点为拔仔庄，由镇海后军副将张兆连负责，至1887年6月17日全段完工，计约投入3000人力，比吴光亮开凿中路（清八通关古道）时的还多。[58]

1882年以后，这些“开山抚番”道路皆已闭塞不通，1885年再由提督周大发、张兆连相继开通“浸水营道路”（三条仑、卑南道），全长约81.8公里，加上之前的“恒春—卑南道路”，取代了原初的3条南路。[59]按清光绪年间的东西交通状况，北路有1条，中路有2条，南路有5条，但多数的开山抚“番”道路都驻有军队，一旦撤防后便告中断。故到1895年之前，南路往东台湾的道路，仅剩“浸水营道路”与“恒春—卑南道路”，因为地势较为平缓，过往的旅人也最多，故还存在。

平地部分有另一重要的交通工程铁路。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上奏在台湾兴建铁路，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台北至基隆段铁道开工，由大稻埕往北向基隆开筑。1888年邵友濂继任巡抚后，续筑大稻埕至新竹段，1891年基隆至大稻埕段完工。后因福建不再协济，经费不足，又难以再向富绅借款，故不得不在1893年新竹站完工后宣布停建。基隆至新竹的铁路共长106公里，区段内共有16个火车站，即基隆、八堵、水返脚（今汐止）、南港、锡口（今松山）、台北（大稻埕）、大桥头、海山口、打类坑、龟仑巅、桃仔园、中坜、头重溪、太湖口、凤山崎、竹堑（今新竹）。据台湾善后局的统计，总兴建经费共1295900余两。[60]

1895年台湾割让于日本，日本为方便交通、易于统治，乃大力改善全台公路与铁路，除了山区交通迟至大正年间才获得改善外，平地交通部分，1908年从基隆到高雄的纵贯铁路完工，但铁路不再经过海山口（今新庄），而改经过板桥，板桥乃成为逐渐开发的新市镇。

二 晚清台湾的社会变迁

台湾政治中心的北移

1.北部成为经济中心

台湾北部在康、雍、乾三朝已逐渐开拓，其中最晚的宜兰也在嘉庆年间拓垦。开港前，台湾大宗出口的稻米与糖，以中南部的平原为生产地，台湾经济重心在南部。1860年以后北部山区有了茶与樟脑等出口货物，沿山边区也逐渐纳入市场经济范畴。[61]南部仍以糖为主，但糖的市场属于开放式竞争产业，因此价钱接近单位成本，而且1880年代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已经开始产糖，使得台糖在欧美澳市场不具竞争性。反观茶与樟脑，市场竞争小，价格变化亦大，在世界贸易中具有高度竞争性。根据林满红的研究，台湾历史重心的北移，由经济观点来看，是在1860—1894年这段时间，且以1880年为其转折点。因为在1884年以前，南部贸易额高于北部，但是到了中法战争之后，至台湾割让这段时间，北部贸易总额是南部的两倍，北部实质上已经成为台湾经济重心。[62]

2.建省前政治重心仍在南部

台湾从隶属清版图之后，政治重心一直在今台南一带，所以沈葆桢于1874年奉命来台之后，虽然也重视台北的开发，但其布防重心仍在南部，福建巡抚丁日昌来台巡阅，也同样重视安平到旗后之间的交通，他向板桥林维源筹募经费50万元（35万两），拟利用拆卸下来的吴淞铁路铁轨，运到台湾来修筑两地间的铁路。后因捐款被挪用于赈灾，所以铁路未能修成。

1881年，刘璈任台湾道，虽仍注重台湾府城的建设，如修筑府城至安平的道路，疏浚台湾府城内外的排水沟，但也致力于修筑台北府城。中法战争期间，刘璈以防御台南为重心，联络当地团练，训练水勇，与南部士绅建立起良好关系。刘铭传于中法战争后，排除刘璈，让依附于刘璈的南部士绅失去靠山，即使刘铭传派令同是湘系的陈鸣志接任台湾道，试图挽回南部士绅与人民的情感，仍没有效果。

3.政治重心北移

1885年，台湾建省，省会虽设在中部桥孜图，但因建城未成，居民不多，至割让之前还未形成一个新的城市。1886年，刘铭传为筹措建设经费，加课百货厘金，并进行土地清丈增加地租收入。加课厘金影响到南部糖业的生产。[63]1887年，刘铭传新设立巡抚行台于台北，也使得台湾政治重心从南部移到北部。

刘铭传之所以不驻于台南，除与刘璈之争外，还有其他原因：（1）台北已经是全台经济中心；（2）基隆附近的煤产是外国觊觎的对象；（3）台南民众的厌恶感。此后，刘铭传在台湾所推行的新政，也以北部为目标。如修筑铁路，分别由台北、基隆开始修筑，再逐渐往南，和原先丁日昌的计划不同。1887年所设的招商局，以处理航海船舶事务为主，首先以修筑基隆港为要务，使基隆成为重要吞吐港口，这和刘璈疏浚高雄旗后港口之做法也大为不同。刘铭传除了注重北台建设外，也极力拉拢林维源、林朝栋等北台湾与中台湾士绅形成官商合作，唯独与南部绅士没有往来。[64]邵友濂继任巡抚后鉴于北台已是台湾政治重心，乃于1894年将台湾省会迁至台北。

1895年台湾被割让后，北台湾仍然是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此后一直到今天都是台湾的重心所在。

基督宗教的传入

17世纪时，基督宗教曾随着西班牙和荷兰的统治进入台湾，在土著部落中传播，因此留下了珍贵的荷兰拼音罗马字文书“新港文书”。[65]二百年后，由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基督宗教于晚清再度在中国境内传播，也因而二度入台。清季在台湾的基督宗教，大致上可分为由西班牙道明会主传的罗马天主教和分别由英国长老教会、加拿大长老教会在南、北台湾掌理的基督新教两大派别。

1.西方宗教的传入

1859年道明会神父郭德刚（Fernando Sainz）抵达打狗，重启天主教在台传播之路。1860年成立前金堂区，是天主教第一个传播据点；1864年成立万金堂区，为当时天主教罕见的平埔族教会，从1859年到1868年，天主教的传教范围就以这两个堂区为中心。[66]1865年英国长老教会派遣马雅各布（James L. Maxwell）来台，首先是在台湾府城西门外看西街租借房屋，展开施医传教，旋遭压逼，退出府城，改往打狗布教，成立旗后医馆。直到1876年，打狗都是长老教会在台湾南部的宣教中心。[67]当时的传教气氛并不友善，民教纠纷不断，终于在1868年发生英国领事吉必勋（John Gibson）炮击安平的“台湾教案”。[68]

教案发生之后，台湾地方官在面对民教冲突时，态度转趋积极，因此基督宗教便有较大的传播空间。天主教开始往北发展，分别于1875年在台湾中部的罗厝，1887年在北部的和尚洲开教。[69]同一时期长老教会的发展更盛，在传教范围、教育文字、医疗、教会组织等方面都有进展。英国长老教会从1870年代起，在平埔族部落中颇有斩获，从南部的木栅、拔马、岗仔林，到中部的大社、内社、埔里社、乌牛栏等地，屡有全社一同改宗之事。1876年决定将宣教中心由打狗移回台湾府。1886年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在彰化设教。同一年还有澎湖宣教的事工，其特别之处在于澎湖的传教，完全是鼓励台湾的信徒自办、自养。[70]大甲溪以北的台湾，则由1871年来台的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又称马偕）负责，他1872年开始在淡水传教，1878年时与本地女子张聪明结婚，[71]到1880年时，已经在北部台湾开设20所教会，拥有约300人的成人信徒。1883年后又积极前往宜兰，大力向噶玛兰族传教，至1888年为止，在当地设立了38所礼拜堂。[72]

2.教会的教育文字工作

台南神学校于1880年开校，1884年由巴克礼（Thomas Barclay）主持的新楼书房成立，《台湾府城教会报》第一号遂于1885年7月创刊，同年设立中学，1887年设立女学校。另外，甘为霖也注意到盲人教育，1891年成立盲人学校。北部方面，1882年马偕在淡水成立神学院理学堂大书院（Oxford College，又名牛津学堂），培养台湾人为传教士，1884年淡水女学堂落成。医疗事业方面，1879年马偕在淡水设立北部长老教会最早的医院偕医馆。[73]教会组织的发展上，1874年在打狗召开第一次长执传教师协议会，1877年成立台湾府教士会，决定教会内的主要事务。[74]

总结来说，晚清基督宗教在台湾，不论是长老教会还是天主教会，对外都得面对官府和人民的反教，尤其是战争时期的严峻考验；对内则都要处理所谓“食教仔”（信教者欲借由教会获得额外利益，而非真心信教）的问题。长老教会和天主教会也屡有彼此竞争、相互攻讦的情形，不过长老教会在教势发展和教会事业上，明显优于天主教会，其影响力至今依然。如长老教会的医疗传教策略，将西式医疗引进台湾，其开办之学校，也是近代教育在台之始，热心推广的“白话字”，通过教会报等刊物、书籍的印行，让普遍出身贫困的初代信徒有识字、阅读、写作的能力，为信徒提供了更宽广的知识之途。[75]

市镇兴起与沿山聚落的发展

1.港口贸易与市镇的发展

清廷统治台湾初期实施鹿耳门与福建厦门对渡的政策，鹿耳门成为唯一对外贸易的正口，因此贸易活动就在邻近的政治重心台湾府城（台南）进行。由于台湾西部土地拓垦日益完成，加上为杜绝走私、担负台谷配运等任务，故先后于1784年、1788年开放鹿港、八里坌为正口，分别与福建的蚶江、五虎门对渡。鹿港开港后，取代笨港，成为中部首要城市。八里坌港是乾隆年间北部地区的经济核心，嘉庆中叶以后，艋舺（今万华）因交通便利、设置淡水同知等因素，遂取代八里坌成为北部最大的市镇。[76]鹿港、八里坌以出口其腹地内的米至福建为主，鹿耳门则以出口糖至华中、华北居多。[77]

除沿海港口外，不少平原一带市镇的兴起，都与军事、行政系统的设置有关。1786年凤山县治设立在兴隆庄（今高雄市左营区），但当县治迁移至下陂头街（今高雄市凤山区）后，市镇的发展逐渐停滞，衰退成一般乡街。其他如新竹、彰化、嘉义等市街的崛起，都与县厅设立有关，至清末全台已有多达75个市街。在清代所设置的22个县厅之中，有86%成为重要市街。[78]

19世纪初期西部平原的土地移垦、人口增长逐渐饱和，加上山产之利的驱使，不少汉人越过“番”界，进行私垦。沿山一带的市镇逐渐兴起。1814年开垦埔里地区（今南投县埔里镇）；1826年，开垦噶玛兰（今宜兰），清廷开乌石港为正口，与福州五虎门对渡。约略同一时间，新竹地区闽、粤头人姜秀峦、林德修在官方的示谕下，组成“金广福”垦号，对新竹山区进行垦殖，范围涵盖今新竹县北埔、宝山、峨眉等地。土地的开垦范围与樟脑熬制地区往往一致，可见樟脑之利是北部汉人开垦内山的动力之一。由于“番”害的影响，山区拓垦往往是由防御性的集村聚落向外拓展。新竹北埔街就是此波开发潮的主要中继站，因此形成北部山麓地带重要的市镇之一。[79]

1860年后台湾开放台湾（台南安平）、淡水两港为条约港，打狗、基隆为附口，洋商可至四口从事贸易活动。北部的鸡笼港虽是正口，开港后却因贸易腹地的关系，发展迟缓，仅有煤从此地出口。淡水港则利用正口之便、河流航运之利，成为清末全台最大的国际商港。其支流大汉溪、新店溪等沿岸聚落更成为商品的集散地，形成小型市镇，例如新店、景美、板桥、瑞芳、暖暖等。1869年因台茶逐渐取代福建茶，位于淡水河交通枢纽的大稻埕，成为茶叶加工中心，商业规模遂超越艋舺，成为北台湾商业中心，至清末更成为全台第二大城。南部的安平港虽因港口淤积，船只转运不便，但以四草湖、安平大港、国赛港为外港，仍吸引外商驻足，其外口打狗港开港后因港埠条件较安平港佳，加上1864年打狗海关设立，遂成为南台湾最大的新兴市镇。[80]

就全台港口分布变化来说，北部港口因为转运内山樟脑，快速增加，分布也较南部密集，新兴的港口有新店溪的枋寮（今中和）、基隆河的八堵等。东部的港口在官方实行开垦政策后，逐渐兴起，不过由于缺乏良好的避风港湾，加上东北季风、台风的影响，港口分布较为稀疏。[81]

2.沿山地带的开发

开港前的土地利用，主要以平原为主。开港后因茶、樟脑等山区作物主要生产于北部山区，不仅加速带动山区边际土地的开发，也带动北台湾经济的发展。举例而言，三角涌（今新北市三峡）乾隆末年成街，居民仰赖耕田、抽藤、制炭，开港后则转向以制茶、熬脑为业；咸菜瓮庄（今新竹县关西）在18世纪末汉人进入武装屯垦，形成聚落。19世纪中叶新竹一带的地方精英，因山区之利，争相入山经营。开港后，某些地方士绅更勾结外商走私樟脑，甚至援引有力的垦户，进行边区的拓垦。邻近咸菜瓮庄的村落，在此时期逐渐成为人烟密集的村落。[82]其他如大嵙崁（今桃园县大溪）、八份（今苗栗县大湖）、三叉河（今苗栗县三义）、南庄（今苗栗县南庄）、集集（今南投县集集）等，皆是因樟脑、茶而兴起的山区城镇。[83]

总之，清代台湾市镇的发展，以沿海港口为主体，伴随汉人土地的拓垦逐渐由南至北，由平原进入山区。开港前港口市镇成为地域性的经济重心，开港后逐渐形成北淡水-基隆、南安平-打狗两条约港为主的市场圈。另一方面，沿山地区在19世纪初期，因山产之利、人口饱和等因素，吸引汉人的目光，渐次开垦。开港后，因山区作物茶、樟脑的需求大增，大量汉人移垦内山，加速在沿山一带形成不少新兴市镇。不过，这一系列的开发大大压缩了原住民的生活空间，尤其清廷积极推动开山抚“番”后，使晚清时期统治者所称的“番”害日益增加。

人口扶养力与生活水平提高

1.人口扶养力增加

1846年闽浙总督刘韵珂上奏时已指出：“台湾夙号殷阜，近因物力有限，户口频增，以致地方日形凋敝。”显示在地方官眼中人地关系非常紧张。18世纪以前，台湾以米、糖为主要产业，适合耕作之土地，肥沃者在雍正年间已开发殆尽，贫瘠、近山等地，晚至乾隆晚期也已开垦。加上不断移入的人口，在开港前夕全台已有200万人，在耕地不足、人口激增的前提下，当时台湾社会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84]

开港之后，扩大了茶、糖、樟脑的市场，尤其是茶、樟脑等山区作物，因大量输出的缘故，促进了内山地区的开发。产品的制成从种植、采收、加工到出口，都需要大量人力，给提供过剩劳力提供了就业机会，缓解了人口压力。林满红研究指出，189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台湾从事糖业人口约有15万、从事茶业的人口约有30万，而樟脑从业人员虽无法细估，也有1万余人。其相关产业，例如运送的挑夫、牛车夫、船工或是守隘的隘勇等，亦创造不少工作机会。由此可见，1860年以来三项产品增产的结果，不只推动山区的开发，也扶养了台湾本身增长的人口与自大陆移民而来的众多人口。[85]

另一方面，《海关报告》显示，在1878年之后台湾出口的总值高于进口总值，前者为后者的1.2倍。茶、糖、樟脑的出口，是开港之后台湾贸易出超的主要因素。换言之，19世纪下半叶台湾人民因贸易出口，收益日渐提高，间接提高了生活水平。[86]

2.生活水平提高

开港后，民众消费层面出现大量购买外来品的现象。晚至同治年间，台湾上层民众已出现追随时尚的风潮，建省后更视上海服饰为流行先锋，不少富贾愿出高价购买。饮食方面，在1885年、1886年淡水关记录中，各种食品如鱿鱼、洋酒、洋饼的进口量都大幅增长。台北、台南等大城市也都设有酒楼，珍馐颇多，亦有歌妓提供娱乐。不过，消费人口不多，经营方式也未健全。[87]《新竹县志稿》则记载，竹堑城酒楼沿街林立，供应各式各样的酒菜，饮用的酒类名目众多，有不少是从其他港口运至竹堑贩卖的。民众在家宴客，往往花费金10余元。由于土茶味苦，富人多喜好产自福建武夷的高价外来茶。[88]

光绪年间的《英国领事报告》中指出，北部居民可以买得起玉、人参、丝等奢侈品，开始由对岸进口砖瓦以盖华屋，乞丐的数量也明显减少。[89]一般民众设宴，在菜色方面，连等级一般的宴席也开始出现鱼翅、鳖等高级食材。若像雾峰林家举办较贵的满汉宴，每筵所费达12元。[90]由此可见，开港后台人整体生活水平提升，在物质享受方面出现较高层次的消费。

社会上的各个阶层

清代台湾的社会阶层，依照其法定身份的差异，可以区分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以具有官方身份为代表的统治阶层，除政府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具有任官资格的待职仕绅（gentry）外，另包括在司法与赋税上享有法定特权，却不一定出仕的仕绅（local elite）。[91]被统治阶层则包含从事各业的士农工商等一般庶民、地方精英[92]与贱民阶级。此一结构，除了地方精英逐渐文治化，其主体由豪强转变为士绅外，其余结构即便至清末开港通商之后，亦未有巨大的改变，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

1.统治阶层与平民

台湾的统治阶层主要是协助清廷进行统治的各级官员，以及具有举人（一说秀才）以上学衔，享有免徭役、免刑求、受赐廪膳、与官吏直接往来、出席重要庆典（如乡饮酒、春秋祭、圣谕宣讲）等法定特权的士绅。[93]

台湾汉人社会的平民阶层，主要行业有拓垦、农、工、商、渔、儒、医等七种。除了农工商各业外，则可进一步依照其职业的差异，再区分为“上、下九流”。所谓的“上九流”是指与农、工、商受同等待遇者，包括师爷（亦包括幕友或胥吏）、郎中、画工、地理师、卜卦、相命、和尚、司公和琴师。[94]这些人具备专业知识或技能，故其身份或社会地位稍与一般庶民不同。其中卜卦、相命、地理风水师、和尚、寺庙的司公等占了一定比例，足可反映台湾社会发展的特殊之处。另外，医生虽然也包含了受人尊崇的儒医与洋医，但受到许多汉医、草药医、赤脚仙或民俗疗法医者的影响，一般而言，医师在清代台湾社会地位不高。[95]

此外，台湾的平民阶层中，另存在着社会领导阶层或地方精英。这些拥有社会威望、财富和知识的少数秀异分子，包括了低阶无特权的一般士绅，基层乡庄组织中由士绅、乡耆等地方领导人物推举，经官方核验后发给谕、戳，办理地方公务的常制领导者，以及地方社会里各种民间团体、组织、关系中，自然被推戴成领导者等。[96]而其职能主要为调解民间纠纷、管理公共事业、维护治安和倡导政令等。一般而言，通过经营商、垦致富，上升为无科举功名之富豪，是平民上升的主要流动途径。而后，无科举功名之富豪可再通过正途之科举考试，或异途之捐纳、军功、参与地方公务等方式，上升为士绅。[97]

在平民之下，则为“下九流”的贱民，包括娼、优、巫者、乐人、牵猪哥、剃头、仆婢、拿龙、土公。[98]另外，乞丐也属贱业，但未列入下九流。下九流不能与上九流通婚或交际，其社交只限于自身阶级之间，其子弟完全被排除于科举考试之外。

2.贱民与乞丐

台湾社会中的贱民阶级，还包括法定贱民阶级，如隶卒，以及非法定之轿夫。隶卒与轿夫本人及其三代子孙，不得应试、捐监，但辞职后可为良民。另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奴婢与乐师。首先，奴婢的身份，除不能与良民通婚之外，奴婢个人与其全家人皆隶属于家长，而为家长可以径行处分、买卖、典当之财产，但家长不得无故将其杀害。台湾的奴不多，大多是婢女。婢女又依买断或雇佣，分为“查某”与“雇工”，查某才是清律中的贱民。台湾的婢女赎身较为容易，达适婚年龄时家长需为其主持婚配，其身份不延及子孙。其次，下九流中的“乐人”，包括娼妓，在台湾又可分为两类，包含侍客演唱的“艺旦”与卖淫的“趁食查某”，她们大多是娼家买收或典收的“养女”。[99]除乐户外，台湾贱民阶级还包括婚丧祭典中“打锣鼓、吹鼓吹”者，此等人与其子孙三代不得应试与任官。

至于非下九流内的乞丐，因操“贱业”被一般庶民所轻视，然其身份并非法定之贱民。在台湾，乞丐犯罪由保长、甲长、丐头负责。另外，台湾的养济院，因收容老幼废笃疾之丐者，通常也被称为“乞丐寮”。乞丐虽未被禁止参与科举，但台湾无乞丐应试之例，亦无乞丐与良民通婚之例，仅有向乞丐买得其所生之子为螟蛉子者，[100]但乞丐到晚清已明显减少。

豪绅、买办的兴起

1860年开港后，台湾的贸易对象从大陆扩展到英、德、美、澳、日等国，出口的货物也由传统的米与糖转变成由市场经济导向的茶、糖与樟脑。茶与樟脑的产地大多集中在山区，这些区域极为接近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因而原住民出草事件频传，在国家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急需武力来保护，拥有私人武装的豪族乃应运而生。除了保障经济作物取得外，也替官方守住边防要地，官方亦因其功而授予官职，[101]其中最著名的豪族是北台湾板桥的林维源及中台湾雾峰的林朝栋两人。

1.豪绅的崛起

林维源为板桥林家的第四代，1878年兄长林维让去世后，一肩挑起板桥林家的家业。1885年，台湾建省，在首任巡抚刘铭传的奏准下，林维源出任督办台湾抚垦大臣，此一要职使板桥林家的事业与官方开山抚“番”政策相配合，商业触角因此深入山野林地，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此外林维源还协助刘铭传推行新政，包括抚“番”、清赋、兴建台北城、建筑铁路等，成为台湾近代化的幕后功臣。[102]

林朝栋是一度担任福建水师、陆路提督之林文察的嫡长子。中法北台之役（1884—1885）时，林朝栋于基隆立功，晋升为道员。台湾建省后，获得巡抚刘铭传之重用。1886年出任开山抚“番”要职，随着抚垦规模的扩大，其地位日益重要。在中部山区的土地与樟脑等利益大幅扩张后，林朝栋与堂叔林文钦成立“林合”号，开发山地，开设脑灶、脑馆，伐木熬脑。林朝栋亦跻身新绅商之林。[103]

上述商人既是豪绅，也可称为官商。

2.买办的出现

开港后，台湾商人在与外商交易时，需要懂语言与贸易手腕的人作为中介者，买办一职由此而生。买办因为长期与外商接触，熟悉国际市场行情，因此常常初期受雇于外商，最后转为自己经营而致富，如北台李春生与南台陈福谦等人。李春生幼年贫寒，父李德生是船夫，约20岁时入和记洋行（Boyd & Co.），因聪明伶俐、勤勉好学，熟知英语与商务，深受器重。1864年来台担任淡水宝顺洋行买办。其最大贡献是协助托德劝农植茶，教以焙制之法，创出“台湾乌龙茶”（Formosa Oolong）品牌，扬名国际。所经营的事业，进口以煤油、布匹、洋货为主，出口以煤、樟脑、茶、米、糖为大宗，运销南洋、美国等地，获利丰硕，成为台湾数一数二的富豪。1885年，台湾建省，巡抚刘铭传于城外大稻埕新辟市集，李春生与富绅林维源合筑千秋、建昌二街，建西式楼房，使洋商聚居于此。1890年李春生出任台湾蚕桑局局长。因协助建设台北城之功，获授同知衔，赏戴花翎。[104]

南部陈福谦，凤山苓雅寮人，早年贫穷，曾在打狗港撑竹筏贴补家用。开港后，担任洋行买办，与李春生南北并称。1862—1863年，于旗后设立顺和行，买卖蔗糖，同时经营糖廍，采用前贷金预买的方式，贷款给蔗农，因此掌握打狗地区大半的蔗糖，主要销往日本。贸易项目包括糖、米、鸦片、布、盐、海产、杂货、棺材等，进行多元化的经营。旗下号称72郊行，委由各个家长（掌柜）负责，由来自盐埕的陈中和担任总家长。顺和行的贸易范围遍及香港、上海和日本、东南亚、西洋，19世纪中叶以买办起家的陈福谦，成为清末开港致富的新豪商。[105]

开港前台湾的贸易掌握在地主与郊商手中，开港后豪绅的大家族与新兴的买办阶层顺势而起，形成影响开港后台湾经济发展的两大推手，其致富方式较一般收租地主更为灵活与多元，财富累积也较为迅速，因此官商、豪绅、买办形成台湾新社会阶层。

三 割让前台湾文化的发展

科举文化的形成

清代沿明制举行文、武科举考试。1684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第一任台厦道周昌已提出立学校、设教官、定学额、开科取士的建议。但因是时经费困难，未能办理，直到1686年才规定每岁取进的文童生、廪膳生、增广生的数额，台湾府学各20名，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的学额分别是12、10、10名，而学政则由分巡台厦道担任（一度归巡台汉御史）。[106]所谓文童生即经府试后，取得生员身份的人，经科考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有定额，初时台湾文风未盛，因于1687年另编台字号取中1名，中间曾一度取消，到1729年才又恢复，1859年名额已增加到8名。[107]乡试中式称举人，举人可参加在北京的会试。台湾早期中举名额不多，又因远隔重洋，辍科的人不少，即使前往也多名落孙山。1738年巡台御史诺穆布等建议照乡试之例取中1名以为鼓励。清廷则认为，赴京应试的台湾举人到达10人后方才考虑。1823年郑用锡中进士，人称“开台进士”，实则在1757、1766年台湾已各考取一名进士。[108]会试后经殿试取中一甲、二甲、三甲进士，一甲仅3人，授翰林院修撰、编修官；二甲第一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其余进士需再经朝考授职，可任主事、中书、知州、知县。台湾进士的名次最好的是蔡廷兰，他考取二甲61名。[109]朝考成绩好、得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湖南澧州县知县）[110]的是彰化人曾维桢。除科考外，清朝还有五贡制，即每12年选拔一次的拔贡、每年一贡的岁贡、三年一选的优贡、恩贡（恩科那年的贡生）与加额录取的副贡。这五贡亦为正途出身，[111]可入仕途。武举与文举同，但并未另编字号，因此竞争更为激烈。

除科举为任官的正途外，尚有捐官一途，亦即以捐纳银数的多寡任官，经试用一年成绩优者即正式进入仕途，唯其缺分为中缺、简缺。

晚清台湾因士风日盛，拥有科名者增多。先就文进士的数额来看，1850年以前只有10人，1851年以后则有22人。再就举人的数目来看，1851—1894年有152人，虽比1850年前的187人少，但前者是40余年的数目，后者则长达一百多年。若再就武进士来观察，只有12名，都在1851年之前；就武举来观察，1851—1894年有66人，1851年以前则多达187人。由文武举人来比较可知武举并未如文举直线上升，而是越到后来人数越少，且少于文举人的数字。举例来说，1875—1894年文举人75人，而武举人只有30人。由上述分析可知在19世纪以前，清廷的力量尚不足以保障人民的安全，台湾豪强容易出头成为社会领袖，故武人参加科考取得功名者多，然随着文治型的士绅如文进士的增加，清中叶或者说开港后台湾已逐渐文治化。[112]

如上由文进士、举人等组成的科举社群，他们去任京官或到异地去当知县、知州的比例虽大约占五成，但大半任官不久即回乡担任山长、主讲，县学教授，直接投入地方的教育工作，提倡儒教，甚至捐置学田，提供士子赴考的经费，奖掖士人。此外他们还参加诗社，上与官宦、下与文人唱酬，又投入修方志的工作，如郑用锡进士纂《淡水厅志稿》，廪生卢尔德嘉独力完成《凤山县釆访册》；他们出版的诗集将台湾风土入诗，成为了解当代台湾社会文化最重要的资料，如丘逢甲进士的《岭云海日楼诗钞》。

科举社群带来的士风与清廷的积极治台，使台湾社会安定，因此创出美术、工艺、纺织等作品，也能在修志上取得成就。

文学上的发展

台湾文学发展始于明朝末年，1652年明儒太仆寺卿沈光文因台风漂到台湾，遂设帐授徒，乃被尊为“海东初祖”“台湾文献初祖”。其后清中叶以前著名之宦台或流寓文人如季麒光、刘家谋等人，一面通过儒学、县学、书院、义学进行汉文化的传播，一面编纂地方志。而对台湾文学创作影响较大者，则是其人有关台湾的书写，并借由文学交流与社群活动，促成台湾文学的活络与进展。台湾本土文人的崛起，多在乾嘉以后，当时闻名之本土文人有章甫、陈肇兴、黄佺、施琼芳、陈辉、黄敬、林占梅、陈维英、李望洋、蔡廷兰、郑用锡、郑用鉴等，不仅著作数量多，且各具特色。[113]

1.文人及其作品

咸同年间是台湾本土文人蔚起的重要阶段，随着开港通商后北部社会经济日益发达，诗坛亦逐渐由以南部为主转为以北部为主，到光绪时期臻于高峰，不仅文学作品倍增，更有诗文集传世。本土文人在咸同以后，更成为当地文坛领导人物，得以改变前期流寓文人为主的文坛生态环境，进而从文坛边缘位置向中心靠拢，最终获得掌控权。此一时期本土文人数量颇多，著作亦夥，重要者南部有施琼芳《石兰山馆遗稿》、施士洁《后苏龛诗文集》及许南英《窥园留草》；中部则有陈肇兴《陶村诗稿》，丘逢甲《柏庄诗草》，吴德功《瑞桃斋诗稿》上卷；北部如郑用锡《北郭园全集》，林占梅《潜园琴余草》，陈维英《偷闲录》《太古巢联集》；东部如李望洋《西行吟草》，林拱辰《林拱辰先生诗文集》。论其作品体类，则以诗歌为大宗，散文次之，骈文、赋体又其次；内容以咏怀诗言志居多，咏物、写景、记事居次，文字大率浅白平易。[114]

咸同以后宦游或流寓文人仍对台湾文学做出巨大贡献，光绪年间达于高峰，例如：王凯泰著有《台湾杂咏》32首和《续咏》12首；杨浚编纂《淡水厅志》，所著《冠悔堂诗文钞》有不少关于台湾的作品；吴子光著有诗文集《一肚皮集》，歌咏台湾风物、制度颇多。其余如刘铭传、唐景崧、俞明震、陈文、陈季同等人，亦以诗文闻名。[115]

2.诗社的发展

旧体诗是台湾古典文学最主要的书写形式，诗社则是以文会友、诗酒吟唱的时尚之地，也是发展诗作最有力的组织。台湾之诗社，自1685年沈光文首创东吟社，到1895年割让台湾，其间可考者概有12社，大部分为19世纪中叶以后成立。1851—1861年，郑用锡成立竹社，参加者多为科场得意之人。同时，竹堑林占梅建潜园，结交名流雅士，成立梅社，参加者多为未成名之童生。1862年林占梅捐饷资助平戴潮春事件，集名人诗酒琴歌于潜园，乃与金门举人林豪、闽县林亦图等创潜园吟社，从之者40余人。然台湾文学发展最盛时期，当在光绪年间。1878年台南武馆街诸生许南英邀集同里人士创崇正社，为清代台南诗社之滥觞。1886年苑里蔡启运侨居新竹，乃将竹社与梅社合并成竹梅吟社，又搜集七绝四百余首，刊成《台湾击钵吟集》。1890年晋江蔡德辉设帐于彰化，集门人及地方人士创荔谱吟社。1891年许南英高中进士，创浪吟诗社于台南。1889年唐景崧创斐亭吟会于台南，1891年唐升布政使，移驻台北，又创牡丹诗社，乃台北最早的诗社，文友、僚属及台籍文士入社者达百余人，台湾诗社遂由以南部为重心转为以台北为重心。1894年安溪林景商随其父林鹤年在台北为茶商，心羡牡丹诗社之余，乃与三五知友仿效其例创海东吟社于台北。[116]

此外，晚清流寓或宦游人士，在诗社活动上，引进了“诗钟”与“击钵吟”。诗钟乃诗畸之别名，是中国南方的一种诗体，唐景崧对“诗畸”特别有心得，所创牡丹吟社之吟稿辑成《诗畸》八卷，反映台北人文荟萃，一片升平景象。击钵吟可以竹梅吟社为代表，乃受闽地热衷击钵而吟的影响，诗社遂以击钵为乐。[117]

方志的纂修

所谓方志，是针对一特定区域的事物，以分类记述的方式加以纂载的著作，而台湾之有方志，则始于1685年蒋毓英之《台湾府志》，1717年周钟瑄《诸罗县志》（总纂为陈梦林），至1760年余文仪续修的《台湾府志》，台湾方志纂修的发展不仅从“府志”一级向下扩展到“县志”，志书的体例、义法也日趋成熟，为之后有清一代在台湾编纂的方志所依循。[118]此外，多种方志也随着各级行政单位的增设和《福建通志》续修的需求问世，从清朝收台湾入版图到开放通商口岸前短短近两百年间，台湾方志的纂修已具体而微地反映出方志学具体的发展进程，经历了理论由简而深、数量由寡而多的几个阶段。[119]1860年开港通商后至清末，台湾地区编纂的志书除《淡水厅志》《澎湖厅志》《苗栗县志》《恒春县志》外，尚有《台湾通志》的纂修，虽然没有完成，但比诸其他各府、省的修志事业并不逊色，分述于下。

1.方志的编纂

（1）《淡水厅志》

淡水厅设于1723年，至道光中期才有郑用锡创修志稿，是为《淡水厅志稿》。1867年淡水同知严金清倡议再修，聘同安举人林豪总纂，以郑氏初稿为基础续加纂辑，称为《淡水续志稿》，重考、按方法，采用“正史体”，乃清代台湾方志发展史上的一大变革。[120]1870年淡水同知陈培桂根据郑、林二部志稿删修纂辑成书，次年10月《淡水厅志》终于问世。

（2）《澎湖厅志》

澎湖厅于1727年设置，先后有《澎湖志略》、《澎湖纪略》及《澎湖续编》刊行，1878年通判蔡麟祥聘林豪主持《澎湖厅志》的纂修，然同年11月蔡离任后，志书便没了下文。至1892年邵友濂任台湾巡抚后，倡修《台湾通志》，行文各属采访志料。时任澎湖通判的潘文凤再度聘请林豪总纂，补入1885年后的事迹。但当时的台湾布政使唐景崧似乎不认同林氏采用的编目体例，改派江苏举人薛绍元删修后刊行。[121]

（3）《苗栗县志》

1892年巡抚邵友濂等倡修《台湾通志》，苗栗县志由苗栗知县沈茂荫纂辑。因该县于1888年新辟，缺乏各种文献资料，采集不易，本书内容潦草，记事简略，评价不高。[122]因中日战争爆发，本书编纂完成后不及付梓，1950年方豪先生托学生抄录上海徐家汇天主堂抄本，1953年才由苗栗县文献委员会据此首次付印。

（4）《恒春县志》

同样是为纂辑《台湾通志》，由恒春知县陈文纬聘屠继善仿古图经因事立目予以纂辑，对1875年设县的恒春而言，体例简洁合宜，在保存资料方面，也有其贡献。1951年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排印后，才普遍流通。

2.《台湾通志》纂修未成

晚清台湾方志学的最终成就，是《台湾通志》（以下简称通志）的编纂。1885年台湾建省，有鉴于修成年代最近的府志为1762年余文仪的续修《台湾府志》，历时已百余年之久，且因建省有编纂总括一“省”志书的必要，1892年台北知府陈文等具禀请修通志，并拟定《纂修通志设局事宜》六条附呈。[123]巡抚邵友濂批示开设福建台湾通志总局，聘请蒋师辙（后易为薛绍元）办理修志事宜，并通过总局向各厅县颁布《修志事宜》十四条，[124]其中包含采访册式，要求各分局分类采访，纂辑成册，上呈总局。然而总局开办一年后，各属缴交的采访册寥寥无几，几经行文催促、增发经费后，提交的稿本才逐渐增加。但据伊能嘉矩所考，直至1894年末，通志总局收到的采访册，除已刊行的《澎湖厅志》外，其他县志和采访册（表27-1），只有《苗栗县志》完稿而已。[125]这些采访册虽有纲目缺漏、内容简略等缺失，但在保存清代台湾地域性史料方面仍有相当的贡献。

通志总局收到各属送来的采访册后，便进行分科纂修，至1895年3月成稿十之六七。然而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至1895年3月，日本军队已占领澎湖，修志的工作实际上已然终止。随后清朝战败，台湾、澎湖被割让的消息使全台陷入骚乱，通志的部分稿本和各属所辑的采访册也跟着散佚。目前所能见的有《台东州采访册》（1960年4月）、《凤山县采访册》（1960年4月）、《云林县采访册》（1968年4月）。

《台湾通志》虽然仅存残缺的稿本，但它在清代台湾方志发展史上实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除了使方志的纂修从“府”向上延伸至“省”一级外，还首次建立起在各地设修志分局的制度。[126]可惜还未能进一步发展，就因中日战争爆发，清朝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而被迫中断，清代台湾的方志纂修事业也到此为止。

台湾府/省可说是清朝辖下方志的修纂最为完备的地区，在1860年后仍有上述县志、采访册及通志之纂修、出版。将福建省首府福州辖境内各类志书的编修数量做比较即可得知，福州府辖下的各县，除长乐县在1869年修过县志外，迄1911年清朝灭亡都未修过方志。[127]

表27-1 1892—1894年台湾各地志书编纂状况

续表

美术、书法作品与风格

割让前的台湾的美术，以中国东南沿海闽、粤移民所带来的风格为主流，文化认同上也以闽粤文化为主体认同。[128]从徐小虎在《什么是台湾艺术史？》中的艺术风格分期来看，割让前台湾美术应属于第一期，即明末清初至日据时期（约1600—1895），和福建地区的艺术风格有所联系。关于此种风格，有些学者称之为“闽习”或“闽派”，相较于讲求含蓄、高雅之“正统”中国画风或文人画而言，“闽派”的风格活泼、奔放而不含蓄。[129]

1.书画发展概略

明清时期的台湾美术，根据萧琼瑞所指出的，其所呈现的面向主要有二：一为文人仕宦的书画创作；另一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工艺美术，包含生活工艺及宗教美术。首先，在文人仕宦的书画创作上，按照创作者身份来看，又可分为来台任官的仕宦画家、流寓台湾的职业书画家，以及在台出生的书画家三类。其中较为人知的，文人仕宦者有郑成功、朱术桂、刘铭传、唐景崧等人，流寓画家有谢管樵、吕世宜、叶化成等人，本地书画家有林朝英、庄敬夫、林觉、谢彬等人。[130]以下就两位具代表性的画家和书家——寓居台湾之画家谢管樵和书法家、金石学家吕世宜来做一简介。

谢管樵（1811—1864），字颖苏，福建诏安人。幼承家学，少能绘事，又善技击兵法，以诗书画三绝著称，未能在科举扬名，后游踪多于闽、粤。约于1857年至1860年间旅居台湾，先后寓于台南林家宜秋山馆、板桥林家，并曾北游三貂岭，时与台北大龙峒文士往来，后又往新竹潜园为客。谢管樵能诗书画，其书法受颜真卿和米芾影响深，其寓居台南时为台南商家石鼎美所做的八十寿屏是楷书之一作；其绘画作品以水墨单色居多，也有设色作品传世，从其作品中可看到其与陈淳、徐渭及郑燮等人作品之风格有所联系，以画花、鸟、兰、竹为多。[131]谢管樵在台湾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在台南时有吴尚沾与其学画，在板桥林家时，林家子弟以师待之，是晚清寓台重要画家。即使在进入日据时期之后，从《台湾日日新报》中对谢管樵作品及展览的关心来看，其影响力也未因统治者的改变而减弱。

吕世宜（1784—1855），字西村，泉州同安人。道光年间举人，曾拜郭兰石为师。曾主漳州芝山书院及厦门玉屏书院，一度兼任台湾兵备道之周凯引荐其给板桥林家国华、国芳兄弟当西席，约道光末年渡台，至咸丰初年返乡归老，在台期间为林家挥毫楹联楣额，并协助搜集金石骨董，购得数万卷图书及千余种金石拓本，立下台湾金石学基础。其书学与古拙中带逸气的篆、隶金石书风，对于台湾清领末期和日据时期书坛和金石学产生重要影响，著作数种，见存者如《爱吾庐文钞》《爱吾庐题跋》《古今文字通释》。[132]

2.工艺美术概略

工艺美术分为生活工艺及宗教工艺两大类群。生活工艺的创作包含餐具、服饰、家具等；宗教工艺则包含建筑上的装饰画和雕刻、泥塑或陶塑、版印的经书与善书等。生活工艺和宗教工艺的品项、媒材较为繁杂宽广，功能取向也各自不同，但相较于前述的诗书画等较属于文化或上层社会的产物而言，此类更贴近台湾民众，更与各阶层的台湾人民之生活息息相关。

从餐具和家具两种工艺品项来看，它们在风格上的发展，也有从一开始来自原乡的风格、趣味，慢慢地发展出以台湾自有媒材、样式为主的大致倾向。在这种逐渐生根的移民风格中，台湾工艺美术中的餐具和家具逐渐发展出属于在地的性格。餐具的材质有陶瓷、木质、金属、石材等，其中较具台湾特色的材质，要属竹藤。台湾竹藤的产量丰富，俯拾即是，无论是原住民还是汉人，都有大量利用竹藤为生活器具的情形，“谢篮”即是很有台湾特色的竹制餐具。它是由细竹片编织而成，用于装盛食物，而在婚嫁时，谢篮也有装盛贺礼的功能。家具的材质以木、竹为大宗，也有陶土烧制者。[133]

雕版书与版画

19世纪中叶以降台湾之雕版书和版画的发展状况，要从近代台湾的出版及印刷史中来了解，其中可以台南松云轩的出现作为一个分水岭。之前无论是雕版还是印刷，皆须仰赖大陆的技术或人力，之后转变为自行在台雕版及印刷。[134]由于雕版书与版画的媒介、人力和技术重叠性高，因此研究雕版书者也多涉猎版画。

1.外来的印刷技术

以印刷技术的演变而言，台湾在19世纪开港前之印刷技术是以闽南、广东地区移民所带来之木版水印技术为主。台南松云轩的印刷事业，即是以此种木版水印技术为基础。1883年英国基督长老教会巴克礼牧师自英国引入了铜版印刷技术，他自英国输入印刷机及检字盘、铅字、油墨等零件，用来印刷教会公报，相较于木版，铜版更坚固耐用，同时也可兼顾印刷的质量。另外，在光绪年间传入上海之石版印刷技术也传入台湾。石版印刷技术由于画面和色彩的质量良好，同时又能大量印刷生产，速度快又便宜，因而很受欢迎。在平版印刷术盛行之前，铜版印刷和石版印刷在台湾的出现使得传统之木版水印技术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135]

关于台湾的雕版事业，目前所见汉人最早在台刊行的记录，应是1671年所刊刻印行的《永历大统历》，有三部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一部、牛津大学两部）。[136]现今留存的台湾清代印刷出版品反映出台湾绝大多数的出版品是在中国沿海的漳州、泉州、厦门、福州各地雕版后，才携回台湾印刷（或是宦游台湾之人，在离职后返回故乡，出版其作品），而在台湾自行雕版、印刷发行出版品，一直要到19世纪中叶左右台南松云轩创立。[137]19世纪中叶以前，各种方志的出版为官方雕版印刷的主要目的，民间的雕版印刷则以学堂所用经学文艺诸书、民间所需之经书与善书的出版为主。[138]清代官修之台湾方志众多，清领末期的例子如1871年陈培桂所修之《淡水厅志》和1895年薛绍元所修之《台湾通志》等，[139]而民间的印书，则如台中吕家雇中国大陆的雕工来台雕版、印刷的吴子光之《一肚皮集》成书、[140]1891年淡水周荣香印送之福州林玉铭刻坊所雕之《难产十八论》等。[141]

2.台南松云轩的印刷事业

清代台南松云轩位于今日台南市永福路陈氏家庙旁，1830—1862年曾出版过50多种图籍，是松云轩的全盛时期，当时的主持人为卢崇玉（字耀昆，福建泉州人）。

杨永智在其所整理之“台郡松云轩出版品一览表”中共记录了59种出版品，作品中最早有1830年的《玉历钞传警世》，其次1862年的《回生良诀》、1880年的《台湾舆图》、1894年的《澄怀园唱和集》等。[142]探究其出版原因，可发现卢崇玉在台雕印发行出版品，一来是为了将版藏大陆的佛典、善书或益世好书，直接在台制作，嘉惠台湾读者，并使之在台广为流传。尤有进者，这些在台发行的新刊本，卢崇玉还委托文人重新校勘后再行雕版，以期去芜存精，这使得台南松云轩的出版事业，在1830—1862年达到顶峰，在台湾雕版印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43]可惜松云轩于1945年3月毁于二次大战末期的美军轰炸中。

3.版画的发展

明清以来台湾版画的发展，依其功能来看，主要可分为三类：一为版印图书中的版画插图，一为吉祥版画，一为宗教版画。[144]版印图书中的插图可见于方志、经书、善书或医书，用以辅佐图书中文字的说明。台湾方志中所罗列的描绘各地风土人情的“八景”插图，可以说是版印图书中版画插图的代表，此种八景图的例子可见于1832年李廷璧所修之《彰化县志》、1852年陈淑均所修之《噶玛兰厅志》，以及1871年陈培桂所修之《淡水厅志》。[145]此类八景图的传统，与台湾文学、艺术史上的八景诗文或图像相呼应、链接。吉祥版画和宗教版画则和台湾民众的一般生活息息相关，吉祥版画的应用如门楣上所贴的挂签、门神图像等，宗教版画如观音像、八仙像、佛坛寺庙中所张贴的神祇图像等。吉祥版画和宗教版画的使用有一特色，就是其制作技术的保守性较强，即使到今日仍有以木版水印的方式制作的，是为在割让后逐渐以石版印刷取代的印刷技术中的异数。

时装与纺织

清代台湾社会文化中最引人关注的特点之一，就是奢靡的生活情状，其中又以在服装方面的表现最为明显。[146]台湾甫入清朝版图，即有文献描述台人即使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仍然要“衣服丽都”。[147]而且这种现象并不限于上层，连农民在从事农作时也会穿着轻柔的丝质衣服，牧役或仆人也都“衣迭绮罗”，村姑、贩妇等更是“妆盈珠翠”。[148]此外，这种讲究服装华丽的风气还有持续扩延的情形，最初出现在台湾府城，之后在诸罗县治也出现此种现象。[149]

1.有华丽也有朴实的穿着

台人追求华丽服装的风气至道光年间后持续发展。举例而言，漳州、泉州居民会“缠首”，即用布缠绕头部以防风。台人也会缠首，但不是用一般布料，而是使用丝织成的蓝黑色绉纱，而且要长到可环绕头部五六圈，才算美观。在款式方面，男性的上衣往往长过膝盖，衣襟是直式，称为“苏裾”；领子上圆下尖，称作“瓜子领”；裤子会露于衣衫之外，称作“龙摆尾”；袜子则是不系绑带，任其脱落而覆盖足面的“凤点头”。女性喜欢穿红色衣服，袖子宽到几乎二尺，并戴着银制的手钏与脚环。[150]

台人的服装也有其朴实的一面，由清代台湾的司法档案《淡新档案》可见一斑。例如财产侵夺案件中，呈控者会详列损失列表，其中服装项目，可以见到台人的穿着是白布衫、青布棉裘，外加乌布马褂。《内阁刑科题本》中有多处发生于台湾的命案记录，在部分案件的尸身检验报告中，也会清楚说明被害者的衣着。从中可以见到案件中的台人男性仅是穿着黑布衫配黑单裤，女性则是乌布衫与白布裤，呈现出相当简素的一面。[151]

2.云锦号进步的纺织技术

清代台人的服装既有华丽的一面，而此服装奢华的特质，对台地布品生产技术的提升有相当大的影响。台人所穿着的衣装布品，一向从大陆输入，台地在服装的相关产业上，唯有善于刺绣的女红值得一提。直到道光年间，由台人纺织生产的“番锦”才开始受到好评。此种番锦，原料丝自大陆输入，由台湾府城内一户拥有高级技术的店家织制，价格颇为昂贵，其质量甚至超越明清以来即享盛名的江苏织品。也因此有从大陆来台者，将番锦视为台湾的特产，携回大陆作为伴手礼。[152]

至咸丰、同治年间，台地的纺织技术出现进一步提升。台南有一间云锦号开始用机械纺织布料，质量优良。该商号的创办人原本是南京织造局的名手，由于洪秀全起事，江南大乱，于是避居来台，在台南创设云锦号。由于其制品质地柔韧，花样别出心裁，而且不易褪色，因此在台湾受到极大的欢迎，进而远近驰名。甚至连光绪帝的婚礼，也向云锦号订制数万元的丝锦绸缎制品，包括帷幔、佩巾、礼服、垫具等。宫廷收到成品后，“内庭大悦，以为江浙官局所织犹有逊色”。[153]云锦号的例子让我们见到原本由大陆传入台湾的技艺，在台发展后，由于受到台人的青睐而打响名号，进而声名远播，甚而获得朝廷的肯定。

3.西方布料、服装的出现与追求时尚之风

台湾开港后，开始有较大量的西方布料输入台湾。清末台湾的海关资料中即指出当时不少台人的衣料是来自西洋的棉布，如《淡新档案》记载中有“白西洋裤”“乌西洋裤”“西纱裙”或“西纱女衫”等的服装。[154]除了西方的服饰、布料外，中国大陆的布品也随着台湾商贸的热络而更大量地输入台湾。如此一来，原本对服装就有高需求量的台湾市场，至此获得更多样、更大量的供应管道，于是台人服装开始出现追求时尚的现象。衣服款式“以时而易”，衣服的长度有时长有时短，袖口宽度有时窄有时宽；女性对于衣服的质料与颜色的选取，“皆从时尚”。[155]由此观之，清代台人对于服饰从追求奢侈华丽转向追求时尚样款，可说是由对量的强调转变为对质的讲究。而这一股对于时尚服装的崇尚风气在进入日据时代后有更为热切、积极的发展。

为割台而书写的著作

清代关于台湾的记录文字，除了方志纂修类的官方史学以及来台游宦士人的记述文集外，还有由台湾本地文人自动创作、成书于清朝的作品。然而探其内容，可以说清代几乎没有台湾文人以台湾为主题而撰写的历史著作。[156]

描述割让前后实况的文字，如1896年思痛子的《台海思恸录》，1897年吴德功的《让台记》，序于1906年、1922年方在北京出版的洪弃生的《瀛海偕亡记》，以及收录洪氏遗稿编纂而成的《寄鹤斋选集》。相对于地方志的官方色彩，以及汉诗的哀婉幽怨，这些文字则记载了更多台湾文人眼中的战争与割让，透露了更多台湾文人心中的挫败与愤慨，以及他们对相关人物的评论与看法，堪称台湾史上本地文人第一次有意识地留下的历史见证，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台海思恸录》记载了甲午战争的战事本末，分台防、台北、台湾（今台中）、台南、澎湖五篇，作者思痛子在自序中明言其出身台地的背景与书成后的心情：“盖生于台、长于台，身受台之创巨痛深、亲见台之同遭蹂躏而痛定思痛也。”[157]成书的目的则是如实留下记录，尤其是批评清朝在台官员的举止失措，对照人民如徐骧、姜绍祖、吴汤兴、简精华等“台产之勇敢有为者”的英勇反抗，直言人的表现——有无忠义之心，才是这场战役胜败的关键，望日后世人以台事为鉴。[158]

吴德功的《让台记》则从1895年4月14日中日和议画押始，直到9月27日日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卒台运柩回日为止，逐日记载这段时间发生之事，详述台湾民间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孤军奋战：“诸君虽不能捍卫桑梓，子弟化为沙虫，识者嘉其志，未尝不悲其遇，何敢以成败论人哉！”[159]

洪弃生的《瀛海偕亡记》和收录于《寄鹤斋选集》的专著《中东战纪》也是记叙割台抗日事。《中东战纪》里，洪弃生认为战败之因是清朝官员李鸿章一路畏战求和：“清师之败，李鸿章有三误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也。”[160]

而清朝的失策，却教台人独自承担战败的苦果，《瀛海偕亡记》下卷即记载日军烧杀掳掠、土匪蜂起为害之惨状乱象。故《瀛海偕亡记》自序中的破题一句，其口吻之烈、力道之强，泄尽将与清朝恩断义绝之愤：“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161]

被迫改朝换代的经历，不甘国破家亡的感受，大大撼动了台湾传统文人的世界，让他们有不吐不快的冲动，不能不记的使命感，也因此凝聚形塑了粗浅的“台湾”“台人”“台事”意识，从中滋长出属于台湾历史的独特枝叶，“割台”确是吾人在研究台湾文学和史学发展时不能忽视的重要关键。

台湾自1860年开港后外患相寻，政治经济局面发生很大的变化。由经济方面来看，清廷治台最后这70年是台湾变迁最大的时期。在贸易品方面，除原来的米糖外，新增了茶与樟脑，进行贸易者除了原来的郊商，还有洋商。郊商利用帆船将小口、正口的货品运到基隆等大港口，再由洋商销到国外，使台湾外销市场除了原来的中国大陆外，扩大到海外，台湾的经济因而更为繁荣。然而英商大量输入鸦片，一作为交换茶、糖、樟脑之用；一作为替代性工资，大赚其黑心钱。台湾矿产不多，开港后虽有挖煤、淘金、利用石油的情况，但不具重要性。这期间也做了一些基础建设，如在官民合作下开筑水圳、疏浚基隆港，还开辟由南到北、由东到西通往后山之路；铁路由基隆筑到新竹，这是清廷所开筑的第一条铁路。

在社会变迁方面，由于茶、樟脑产地在中北部，台湾巡抚又常川驻节台北，因此造成政治中心北移，割让前台湾的省会已由今台中市迁到台北。由于经济力的提升和人口增加，市镇逐渐兴起，而茶、樟脑等山区作物的采收、制造、加工、出口都需要大量的人口，从而制造了许多就业的机会，缓解了人口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开发了沿山地带，增加了人口扶养力。人们也因为经济力获得改善，有能力追求更时尚的服装分更好的饮食。由于清廷在台推行洋务运动、开山抚“番”、官绅合作，豪绅、买办兴起，至于底层所谓下九流的人民，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速度非常慢。此时期台湾的社会亦面临基督教的传入，先是民教纠纷，继而形成教案，但基督教也带来先进的医疗、教育，并以白话字刊行台湾第一份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

在文化上，1858年起台湾的文解额由原来的5名（4闽、1粤）增加为7名，翌年又得永久广额1名，共为8名。由于解额增多，进士名额自1868年后至1895年共有22名，比起这之前的10名，足足增加一倍多。这一由生员、举人、进士所形成的士绅阶层，积极从事文教工作，担任书院山长、修纂方志、捐助赴乡会试者盘缠、协修文庙等，使台湾文风日盛，成为文治型的较稳定社会。晚清台湾文人的私人著作渐丰，以诗文集为多。台湾的诗社也不断成立，对击钵吟也十分热衷。在美术方面有漳人谢管樵的画作，本地画家则有庄敬夫等人，此外泉人吕世宜为台湾立下金石学的基础，而当时的工艺特色则是竹藤制餐具。在出版上，除官方外，私人雕板刻书以台南松云轩最为有名，除了出版善书，也出版过地图。至于1883年巴克礼牧师引进铜版印刷，丰富了台湾的出版业。在方志上，出版过《淡水厅志》《澎湖厅志》，1892年起开始修通志，虽因台湾割让而未完成，但也有三种采访册留下。1895年台湾被割让已成定局，当时的文人为了见证这段悲惨的历史，也为了发抒对清廷割让的不满，更为了记下徐骧等人为抗日而牺牲的典范，发奋著书。

总之，晚清的台湾在经济水平上有所提升，李鸿章曾说“台湾富厚内地十倍”，即此之谓。台湾在开港后，其经建、文化都有傲人的成绩出现，比起沿海各大省，丝毫不逊色。

[1] 本章由许雪姬撰写。

[2] 卓克华：《清代台湾行郊研究》，扬智文化，2007，第92、130—192页。

[3] 林文凯：《再论晚清台湾开港后的米谷输出问题》，《新史学》第22卷第2期，2011年6月，第223页。

[4] 林玉茹：《从属与分立：十九世纪中叶台湾港口城市的双重贸易机制》，《台湾史研究》第17卷第2期，2010年6月，第13、24页。

[5] 黄富三：《清季台湾外商的经营问题——以美利士洋行为例》，《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1辑，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4，第251、253、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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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林玉茹：《从属与分立：十九世纪中叶台湾港口城市的双重贸易机制》，《台湾史研究》第17卷第2期，2010年6月，第25、27页。

[8] 林玉茹：《商业网络与委托贸易制度的形成——十九世纪末鹿港泉郊商人与中国内地的帆船贸易》，《新史学》第18卷第2期，2007年6月，第81、93页。

[9] 林玉茹：《从属与分立：十九世纪中叶台湾港口城市的双重贸易机制》，《台湾史研究》第17卷第2期，2010年6月，第27页。

[10]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联经出版公司，1997，第189—195页。

[11] 林文凯：《再论晚清台湾开港后的米谷输出问题》，《新史学》第22卷第2期，2011年6月，第222—223、238—240页。

[12] 林玉茹：《从属与分立：十九世纪中叶台湾港口城市的双重贸易机制》，《台湾史研究》第17卷第2期，2010年6月，第15页。

[13] 陈慈玉：《台北县茶业发展史》，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4，第 10页。

[14] 黄富三：《清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台湾风物》第32卷第4期，1982年12月，第104—136页。

[15] 陈慈玉：《台北县茶业发展史》，第11—12、14页。

[16]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第24、26页。

[17]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第24、26、61、88页。

[18] 1担（picul）=旧制100斤，约为60.47898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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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第50、101页。

[21]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第108、14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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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黄富三、林满红、翁佳音主编《清末台湾海关历年资料》（Ⅰ），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总10、16页。

[24] 黄富三、林满红、翁佳音主编《清末台湾海关历年资料》（Ⅱ），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总1103、1120页。

[25] 东嘉生：《台湾经济史概说》，帕米尔书局，1985，第201—202页。

[26] 黄富三、林满红、翁佳音主编《清末台湾海关历年资料》（Ⅰ），总396页；《清末台湾海关历年资料》（Ⅱ），总587页。

[27] 《英国领事报告》，vol. 18，1892，淡水部分，第242页。

[28] 林衡道主编《台湾史》，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9，第468页。

[29] H. B. Morse：《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谦祥译，台湾银行，1957，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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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黄嘉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115—123、127页。

[38] H.B.Morse：《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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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黄嘉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217页。

[41] 黄清连：《黑金与黄金：基隆河上中游地区矿业的发展与聚落的变迁》，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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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郑安睎：《台湾最后秘境——清代关门古道》，晨星出版社，2000，第4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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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王珊珊：《近代台湾纵贯铁路与货物运输之研究（1887—1935）》，新竹县文化局，2004，第47—61页。

[61] 黄秀政、张胜彦、吴文星：《台湾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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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林满红：《茶、糖、樟脑与晚清台湾》，第186页。

[64] 许雪姬：《洋务运动与建省：满大人最后的二十年》，自立晚报出版部，1993，第68—70页。

[65]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历史委员会编《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台湾教会公报社，2000，第1—5页。

[66] 黄子宁：《天主教在屏东万金的生根发展（1867—1962）》，第18—19、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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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蔡蔚群：《教案：清季台湾的传教与外交》，博扬文化，2000，第70—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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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黄武东、徐谦信合编《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年谱》，人光出版社，1995，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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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张妙娟：《开启心眼：〈台湾府城教会报〉与长老教会的基督徒教育》，人光出版社，2005，第340页。

[76] 《台湾历史大百科》，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628，2011年2月7日。

[77] 林玉茹：《从属与分立：十九世纪中叶台湾港口城市的双重贸易机制》，《台湾史研究》第17卷第2期，2010年6月。

[78] 施添福：《清代台湾市街的分化与成长：行政、军事和规模的相关分析》，《台湾风物》第39卷第2期，1989年6月；第40卷第1期，199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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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戴宝村：《台湾的海洋历史与文化》，玉山社，2011，第139—150页。

[81] 林玉茹：《清代港口的空间结构》，知书房，1999，第56—62页。

[82] 陈志豪：《机会之庄——十九、二十世纪之际新竹关西地区之历史变迁》，新竹县文化局，2010，第66—68页。

[83]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第170—174页。

[84]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第148—149页。

[85]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第150—151页。

[86]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第153页。

[87] 曾品沧：《从花厅到酒楼：清末至日治初期台湾公共空间的形成与扩展（1895—1911）》，《中国饮食文化》第7卷第1期，2011年1月。

[88] 吴奇浩：《清代台湾之奢靡风气》，《台湾史研究》第12卷第2期，2005年12月。

[89]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第156页。

[90] 曾品沧：《办桌——清代台湾的宴会与汉人社会》，《新史学》第21卷第4期，2010年10月。

[91] 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pp.3-6，11，13，17，21，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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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编《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第一部调查第三回合报告书·台湾私法》第2卷，陈金田译，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第149—167页。

[100] 《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第一部调查第三回合报告书·台湾私法》第2卷，第168—169页。

[101] 黄秀政、张胜彦、吴文星：《台湾史》，第129页。

[102] 许雪姬：《台湾大百科全书》（网络版）；许雪姬总策划《台湾历史辞典》，“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4，第487—488页。

[103] 黄富三：《台湾大百科全书》（网络版）；许雪姬总策划《台湾历史辞典》，第495页。

[104] 黄富三：《台湾大百科全书》（网络版）；许雪姬总策划《台湾历史辞典》，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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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分别为王克捷、庄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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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黄美娥：《古典台湾：文学史·诗社·作家论》，第3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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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陈捷先：《清代台湾方志研究》，第155—157页；曾鼎甲：《论〈台湾省通志稿〉之纂修》，第19页。

[121] 曾鼎甲：《论〈台湾省通志稿〉之纂修》，第20页。

[122] 陈捷先：《清代台湾方志研究》，第178页。

[123] 《凤山县采访册·采访案由》（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影印本，第8—10页。

[124] 《凤山县采访册·采访案由》，第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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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许雪姬总策划《台湾历史辞典》，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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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林汉章：《清代台湾出版概况》，《台湾传统版画特展》，第14—16页。

[138] 潘元石、吕理政：《台湾传统版画的发展》，《台湾传统版画源流特展》，第22—24页。

[139] 参见曾鼎甲《论〈台湾省通志稿〉之纂修》，第42—44页。

[140] 王行恭：《台湾传统版印》，汉光文化，1999，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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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潘元石、吕理政：《台湾传统版画与民间生活》，《台湾传统版画源流特展》，第30—61页。

[145] 刘益昌等：《台湾美术史纲》，第202—206页。

[146] 关于清代台湾的奢靡风气与服装的讨论，可参阅吴奇浩《清代台湾之奢靡风气》，《台湾史研究》第12卷第2期，2005年，第35—74页；《清代台湾汉人服饰之消费与生产》，《台湾文献》第59卷第3期，2008年，第221—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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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吴奇浩：《洋风、和风、台湾风——多元杂糅的台湾汉人服装文化（1624—1945）》，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2，第48—49、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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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连横：《台湾通史》，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年重刊本，第641页；吴奇浩：《清代台湾汉人服饰之消费与生产》，第247—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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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连横：《台湾通史》，第603—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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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京琐记》，夏仁虎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旧中国杂记》，〔美〕亨特著，沈正邦译，章文钦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澳〕冯兆基著，郭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喀什噶尔》，〔俄〕库罗帕特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2

《开启心眼：〈台湾府城教会报〉与长老教会的基督徒教育》，张妙娟著，人光出版社，2005

《戡定新疆记》，魏光焘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

《康南海自编年谱》，楼宇烈整理，中华书局，1992

《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李泽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黄明同、吴熙钊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1

《康章合论》，汪荣祖著，联经出版公司，1988

《考察江宁邹平青岛定县纪实》，李宗黄编，正中书局，1935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英〕W. C. 丹皮尔著，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茅海建著，三联书店，2006

《乐斋漫笔》，岑春煊著，中华书局，2007

《李鸿章全集》，顾廷龙、戴逸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王家俭著，三联书店，2008

《李文忠公全集》，李鸿章著，文海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21

《李星沅日记》，袁英光、童浩整理，中华书局，1987

《历史的观念》，〔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美〕弗兰西斯·福山著，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美〕柯文著，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历史与思想》，余英时著，联经出版公司，2004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张朋园著，吉林出版集团，2007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郑匡民著，上海书店，2003

《列宁论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列强对华外交（1894—1900）——对华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英〕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商务印书馆，1962

《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罗志田著，中华书局，2003

《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美〕张馨保著，徐梅芬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林则徐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中华书局，1985；1962—1965

《林则徐全集》，林则徐全集编委会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凌霄一士随笔》，徐凌霄、徐一士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刘坤一评传》，王玉堂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刘文庄公奏议》，刘秉璋著，民国铅印本

《刘中丞奏议》，刘蓉著，思贤讲舍，1885

《漏网喁鱼集》，柯悟迟著，中华书局，1959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论〈台湾省通志稿〉之纂修》，曾鼎甲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

《论自由》，〔美〕约翰·穆勒著，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履园丛话》，钱泳著，中华书局，1979

《马端敏公奏议》，马新贻著，成文出版社，1969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民族问题译丛编译室著，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

《漫游随录》，王韬著，岳麓书社，1985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842—1918）》，阎广耀、方生选译，人民出版社，1990

《美国人在东亚》，〔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3

《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俞庄著，文明书局，1903

《民国政党史》，谢彬著，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1924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杨虎城、吴廷锡等修纂，凤凰出版社，2011

《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马鸿谟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杜恂诚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吴缉华著，台湾学生书局，1970

《明清北方市场研究》，姜守鹏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明清史论著集刊》，孟森著，南天书局，1987

《牟墨林地主庄园》，栖霞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那桐日记》下册，北京市档案馆编，新华出版社，2006

《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林文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张孝若著，中华书局，1930

《南阳之丝绸》，貊菱、李召南著，河南农工银行经济调查室，1939

《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林文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蒲溪小志》，顾传金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钦定大清会典》，商务印书馆，1909

《清稗类钞》，徐珂编，中华书局，1986

《清朝条约全集》，田涛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清朝文献通考》，清高宗敕修，新兴书局，1963

《清朝续文献通考》，刘锦藻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36

《清代畴人传》，周骏富辑著，明文书局，1985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90

《清代对俄外交礼义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陈维新著，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6

《清代港口的空间结构》，林玉茹著，知书房，1999

《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郭德焱著，中华书局，2005

《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陈景磐、陈学恂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辛亥革命》，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1981

《清代经济史论文集》，王业键著，稻乡出版社，2003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商衍鎏著，三联书店，1983

《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王德昭著，中华书局，1984

《清代六部成语辞典》，李鹏年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徐致祥等撰，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罗仑、景甦著，齐鲁书社，1985

《清代士人游幕表》，尚小明著，中华书局，2005

《清代思想史》，陆宝千著，广文书局，1978

《清代通史》，萧一山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

《清代外交史料》，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印，1932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

《清代野史》，孟森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81

《清代州县故事》，蔡申之著，龙门书店，1968

《清宫洋务始末台湾史料》，洪安全等编，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1932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大通书局，1997

《清光绪帝外传（外八种）》，恽毓鼎等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清韩宗藩贸易》，张存武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清季的立宪团体》，张玉法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清季的洋务新政》，樊百川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清季外交史料》，王彦威等编，文海出版社，1964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72

《清季中外使领年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等编，中华书局，1985

《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8

《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李宗侗、刘凤翰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清末北京志资料》，〔日〕服部宇之吉等编著，张宗平、吕永和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9

《清末的公羊思想》，孙春在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亓冰峰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清末海军史料》，张侠等编，海洋出版社，1982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

《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美〕陈锦江著，王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清末宪政史》，韦庆远、高放、刘文源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1978

《清末新政史》，张连起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赵云田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

《清末邮传部研究》，苏全有著，中华书局，2005

《清人日记研究》，孔祥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清日战争（1894—1895）》，宗泽亚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清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清史稿》，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1977

《清史稿校注》，“国史馆”校注编印，1988

《清史列传》，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

《清史论丛》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4

《清史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2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2001

《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全国经济委员会报告汇编》，全国经济委员会编印，1937

《认同与国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4

《荣禄存札》，杜春和等编，齐鲁书社，1986

《容庵弟子记》，沈祖宪、吴闿生编纂，文星书店，1962

《容闳与科教兴国》，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主编，珠海出版社，2006

《容闳自传》，石霓译注，百家出版社，2003

《三十年闻见录》，朱德裳著，岳麓书社，1985

《三松堂全集》，冯友兰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散原精舍文集》，陈三立著，钱文忠标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沙俄侵华史》，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山东通志》，杨士骧等修，孙葆田等纂，商务印书馆，1934

《山西矿务档案》，李庆芳编，晋新书社，1907

《陕西省洛川县志》，黎锦熙总纂，成文出版社，1976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虞和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百货公司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徐雪筠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中华书局，1966

《上海小志》，胡祥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社会学》，〔美〕伊恩·罗伯逊著，黄育馥译，商务印书馆，1990

《社会原理》，张德胜著，巨流图书公司，1998

《神圣罗马帝国》，〔英〕詹姆斯·布赖斯著，孙秉莹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圣朝破邪集》，夏瑰琦编，建道神学院，1996

《圣武记》，魏源著，世界书局，1962

《盛京通志》，辽宁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整理，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法〕保尔·芒图著，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

《十九世纪的香港》，余绳武、刘存宽主编，中华书局，1994

《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朱士嘉编，中华书局，1959

《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石渠余纪》，王庆云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史学：传承与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文学院编印，1998

《朔方备乘》，何秋涛著，文海出版社，1964

《四川保路运动史》，隗瀛涛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4

《四川省双流县志》，殷鲁等修，成文出版社，1976

《四川辛亥革命史料》，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淞南梦影录》，黄式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宋教仁集》，陈旭麓主编，中华书局，1981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章开沅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孙中山全集》，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中华书局，1981—1986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1981

《台北县茶业发展史》，陈慈玉著，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4

《台海思恸录》，思痛子著，台湾银行，1959

《台湾的海洋历史与文化》，戴宝村著，玉山社，2011

《台湾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陈绍馨著，联经出版公司，1979

《台湾风俗志》，〔日〕片冈岩著，陈金田译，众文图书公司，1994

《台湾府志》，高拱干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重刊本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历史委员会编，台湾教会公报社，2000

《台湾历史辞典》，许雪姬总策划，“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4

《台湾诗史》，廖一瑾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台湾史》，黄秀政、张胜彦、吴文星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

《台湾史迹研习会讲义汇编》，台北市文献委员会编印，1999

《台湾通史》，连横著，商务印书馆，1947

《台湾文化志》，〔日〕伊能嘉矩著，南天书局，1994

《太平天国》，中国史学会主编，神州国光社，1952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1—1963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79

《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太平天国资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科学出版社，1959

《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中华书局，1981；1998

《唐廷枢研究》，汪敬虞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弢园尺牍》，王韬著，光绪六年（1880）重刻本

《弢园文录外编》，王韬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弢园文新编》，王韬著，三联书店，1998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三联书店，1995

《天父天兄圣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王庆成编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高瑞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王天根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条约法概论》，李浩培著，法律出版社，1987

《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吴义雄著，中华书局，2009

《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个案研究》，朱浤源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同治《萍乡县志》，锡荣纂修，成文出版社，1975

同治《竹溪县志》，杨兆熊等修纂，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突破重围——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郭世佑等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退庐全集》，胡思敬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

《退想斋日记》，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日〕田中正俊等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张启雄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美〕威罗贝著，王绍坊译，三联书店，1957

《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周育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杨国强著，三联书店，2008

《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李恩涵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晚清宫廷实纪》，吴相湘编著，正中书局，1988

《晚清官僚派别派系研究》，苗长青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王宏斌著，商务印书馆，2005

《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朱英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梁元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李长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晚清史探微》，孔祥吉著，巴蜀书社，2001

《晚清文选》，郑振铎编，生活书店，1937

《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1872—1921）》，梁启超等编，龙门书店，1968

《晚清学部研究》，关晓红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桑兵著，学林出版社，1995

《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王宝平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1887年海外游历使研究》，王晓秋等著，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

《汪穰卿笔记》，汪康年著，中华书局，2007；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汪荣宝日记》，文海出版社，1991

《王国维全集》，胡逢祥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王韬评传》，忻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王韬日记》，汤志钧整理，中华书局，1987

《忘山庐日记》，孙宝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黄克武著，联经出版公司，2010

《魏默深思想研究——以传统经典的诠说为讨论中心》，贺广如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9

《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王家俭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4

《魏源年谱》，王家俭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

《魏源全集》，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岳麓书社，2004

《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8；赵中孚编辑，成文出版社，1970

《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萧公权著，杨肃献译，联经出版公司，1983

《翁同龢传》，谢俊美著，中华书局，1994

《翁同龢传》，许晏骈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6

《戊戌变法》，中国史学会主编，神州国光社，1953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58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清华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王晓秋、尚小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伍廷芳集》，丁贤俊、喻作凤编，中华书局，1993

《西潮》，蒋梦麟著，中华日报社，1960

《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葛兆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西学东渐记》，容闳著，岳麓书社，1985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熊月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西藏外交文件》，〔英〕乔治·比尔著，王光祈译，台湾学生书局，1973

《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王庆成编著，武汉出版社，武汉，1998

《锡良遗稿·奏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中华书局，1959

《遐迩贯珍》，松浦章等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夏曾佑集》，杨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咸同贵州军事史》，凌惕安著，贵州慈惠图书馆，1932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陈荣捷著，文殊出版社，1987

《宪政·民主·对外事务》，〔美〕路易斯·亨金著，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6

《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王人博著，法律出版社，1997

《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吴知著，商务印书馆，1936

《乡土中国 乡土重建》，费孝通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湘绮楼日记》，王闿运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

《湘绮楼诗集》，王闿运著，文海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

《小仓山房文集》，袁枚著，文海出版社，1981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祺辑，广文书局，1962年影印本

《啸亭杂录》，昭梿著，中华书局，1980

《辛亥革命》，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陈旭麓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枏、王忍之编，三联书店，1960、1963、1977；1978

《辛亥革命史》，章开沅、林增平主编，人民出版社，1981

《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国史学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朱英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杜亚泉等著，周月峰整理，中华书局，2012

《徐继畬集》，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徐愚斋自叙年谱》，徐润著，出版者不详，1927

《许宝蘅日记》，许恪儒整理，中华书局，2010

《宣统政纪》，金毓黻编，辽海书社，1934

《薛福成日记》，蔡少卿整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薛福成选集》，丁凤麟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学治臆说》，汪辉祖著，中华书局，1985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美〕史华慈著，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鸦片战争》，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00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英〕格林堡著，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

《鸦片战争史》，萧致治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鸦片战争史料选译》，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中华书局，1983

《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严复集》，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

《严中平文集》，经君健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洋务运动》，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洋务运动文献汇编》，杨家骆编，世界书局，1963年影印本

《洋务运动与建省：满大人最后的二十年》，许雪姬著，自立晚报出版部，1993

《杨度集》，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养知书屋文集》，郭嵩焘著，艺文印书馆，1964年影印本

《姚锡光江鄂日记》，中华书局，2010

《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樊洪业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性思考》，吴春梅著，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

《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黄克武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皮明庥著，武汉出版社，2001

《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演变》，张寿安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义和团》，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义和团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59

《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982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华书局，1964

《异辞录》，刘体仁著，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

《奕慈禧政争记》，宝成关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0

《银线》，林满红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89

《印度史》，吴俊才著，三民书局，1990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胡滨编译，中华书局，1993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丁名楠、余绳武校，中华书局，1980

《英国侵略西藏史》，〔英〕荣赫鹏著，孙煦初译，台湾学生书局，1973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83

《英使访华录》，〔英〕爱尼斯·安德逊著，费振东译，商务印书馆，1963

《瀛环志略》，徐继畬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瀛壖杂志》，王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王庆成编注，中华书局，2004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张灏著，新星出版社，2006

《袁世凯传》，李宗一著，中华书局，1989

《袁世凯奏议》，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廖中一、罗真容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远东国际关系史》，〔美〕马士、宓亨利著，姚曾廙等译，商务印书馆，1975

《远东漫游——中国事务系列》，〔英〕巴尔福著，王玉括等译，南京出版社，2006

《约章成案汇览》甲编，北洋洋务局纂辑，上海点石斋，光绪三十一年（1905）承印

《阅世编》，叶梦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越缦堂读书记》，李慈铭著，中华书局，1963

《越缦堂日记》，李慈铭著，广陵书社，2004

《越峤书》，李文凤编，庄严文化公司，1996

《粤氛纪事》，夏燮著，欧阳跃峰点校，中华书局，2008

《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铁链》，〔英〕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云南近代兵工史简编（1856—1949）》，云南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军事工业史办公室编印，1991

《云南杂志选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科学出版社，1958

《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早期中美关系史》，〔美〕赖德烈著，陈郁译，商务印书馆，1963

《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85—1991

《曾国藩与近代中国》，王继平、李大剑主编，岳麓书社，2007

《曾国藩传》，萧一山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

《曾惠敏公手写日记》，曾纪泽撰，吴相湘主编，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

《曾纪泽日记》，刘志惠点校辑注，岳麓书社，1998

《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罗尔纲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张謇全集》，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张謇传记》，刘厚生著，上海书店，1985；香港龙门书店，1965

《张人骏家书日记》，张守中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著，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李细珠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冯天瑜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等编，中华书局，1999

《掌故丛编》，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中华书局，1990

《赵柏岩集》，赵炳麟著，出版者不详，1922年铅印本

《折断了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赵军著，湖南出版社，1992

《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英〕赫德著，叶凤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郑观应集》上册，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郑观应年谱长编》，夏东元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郑观应评传》，易惠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郑观应传》（修订本），夏东元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直隶风土调查录》，商务印书馆，1915

《指严随笔》，许国英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中层理论》，杨念群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中法越南交涉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62

《中国保甲制度》，闻钧天著，商务印书馆，1936

《中国不平等条约之缘起及其废除之经过》，钱泰著，“国防研究院”，1961

《中国的思想与制度》，〔美〕费正清编，郭晓兵、王琼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中国的现代化》，〔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中国的银行》，吴承禧著，商务印书馆，1934

《中国地方志集成·光绪广州府志》，史澄、李光廷纂，上海书店，2013

《中国地方志集成·光绪续纂句容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编印，1991

《中国地方志集成·民国任县志》，上海书店编印，2006

《中国地方志集成·民国三河县新志》，上海书店编印，2006

《中国地方志集成·乾隆兴安府志·嘉庆续兴安府志》，凤凰出版社等编印，2007

《中国地方志集成·同治湖州府志》，上海书店编印，2011

《中国地方志集成·同治黄县志》，凤凰出版社等编印，2004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丁世良、赵放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1995

《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恭亲王奕大传》，董守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著，中华书局，1981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顾颉刚等编著，科学出版社，1959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中国关税沿革史》，〔英〕莱特著，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3

《中国关税制度论》，〔日〕高柳松一郎著，李达译，商务印书馆，1924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华书局，1983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华书局，1983

《中国化学史话》，曹元宇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中国货币史》，彭信威著，群联出版社，1954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李剑农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姚贤镐编，中华书局，1962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汪敬虞主编，科学出版社，1957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聂宝璋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舒新城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朱有瓛等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陈学恂、田正平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璩鑫圭、童富勇、张守智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璩鑫圭、唐良炎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严中平主编，人民出版社，2001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汪敬虞主编，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编，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熊月之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李文治、章有义编，三联书店，1957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图书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徐新吾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近代史》，陈恭禄著，商务印书馆，1935

《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包遵彭等编纂，正中书局，1959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庄练著，四季出版公司，197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彭泽益编，中华书局，1962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王汎森等著，联经出版公司，2007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王尔敏著，华世出版社，1977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王尔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王汎森著，联经出版公司，2003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宓汝成编，中华书局，1963

《中国近代通史》，张海鹏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中国近代外交史》，陈志奇著，南天书局，1993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徐义生编，中华书局，1962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商务印书馆，1934

《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美〕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郑文光、席泽宗著，人民出版社，1975

《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余英时等著，联经出版公司，1992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张朋园著，联经出版公司，2004

《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芮逸夫著，台湾大学人类学系，1972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黄宗智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千家驹编，中华书局，1936

《〈中国农村〉论文选》，薛暮桥、冯和法编，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农业资源》，沈宗翰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李长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宋迺工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中国人口地理》，胡焕庸、张善余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

《中国实业志·山东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1934

《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黄宽重主编，中研院、联经出版公司，2009

《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英〕伯尔考维茨著，江载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

《中国外事警察》，赵炳坤著，商务印书馆，1937

《中国文化史新编》，谢澄平著，青城出版社，1985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王树槐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李国祁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中国现代化历程》，虞和平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彭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龚俊著，华世出版社，1978

《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吕实强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方督抚——刘坤一个案研究》，崔运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著，联经出版公司，1982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汪敬虞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许涤新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90；2003

《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吴承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中国自然区划概要》，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中国自然区划概要编写组编，科学出版社，1984

《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正中书局，1942；1946

《中韩关系史论集》，〔韩〕全海宗著，全善姫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三联书店，1957；商务印书馆，1963；上海书店，2000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美〕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中华全国风俗志》，胡朴安著，广益书局，1923

《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美〕韩德著，项立岭、林勇军译，张自谋校，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中日战争》，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中外关系史译丛》，朱杰勤译，海洋出版社，1984

《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三联书店，1982

《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杨贞德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9

《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郭卫东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资本论》，〔德〕马克思著，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

《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林增平著，湖南出版社，1991

《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李启成校订，上海三联书店，2011

《走出西域——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旅行》，〔英〕布鲁斯著，周力译，海潮出版社，2000

《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申报馆编印，1923

《左文襄公在西北》，秦翰才著，商务印书馆，1947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左宗棠著，文海出版社，1964年影印本

《左宗棠全集》，刘泱泱等点校，岳麓书社，2009

六 外文资料、论著

1.日文（以资料、论著名汉字拼音排序）

『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滨下武志著、東京：岩波書店、1997

『大南実録·正篇第一紀』、東京：有隣堂、1963

『国際法辞典』、国際法学会編、東京：鹿島出版会、1975

『互市から見た清朝の通商秩序』、廖敏淑著、札幌：日本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学位論文、2006

『加藤弘之の前期政治思想』、松岡八郎著、東京：駿河台出版社、1983

『近代日中関係人物史研究の新しい地平』、陶徳民、藤田高夫編、東京：雄松堂、2008

『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滨下武志著、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

『近代中国と海関』、岡本隆司著、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

『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ヴァスコ·ダ·ガマから五四運動まで』、坂野正高著、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

『立憲政体成立史の研究』、奥田晴樹著、東京：岩田書院、2004

『琉球所属問題関係資料』第8卷、州立ハワイ大学宝玲叢刊編纂委員会監修、東京：本邦書籍株式会社、1980

『鹿児島県史料—旧記雑録拾遺伊地知季安著作史料集二』、鹿兒島縣歷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明館編、鹿児島：鹿児島県発行、1999

『露清外交の研究』、野見山温著、東京：酒井書店、1977

『明治文化全集』巻3、加藤弘之著、東京：日本評論社、1952

『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下村富士男編、東京：風間書房、1962

『幕藩制国家の琉球支配』、紙屋敦之著、東京：校倉書房、1990

『日本近代史講義：明治立憲制の形成とその理念』、鳥海靖著、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

『日本外交文書』、外務省編、東京：外務省，1939

『森有禮全集』第1巻、大久保利謙編、東京：宣文堂書店、1972

『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佐々木正哉編、東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1964（中译本：《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佐佐木正哉编，文海出版社，1967）

『中国近世社会の秩序形成』、岩井茂樹編、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4

『中国農村慣行調査』、中国農村慣行調査刊行会編、東京：岩波書店、1955

『中国外交文书辞典（清末篇）』、植田捷雄等編著、東京：学術文献普及会、1954

『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約』、吉田金一著、東京：近代中国研究センター、1984

2.韩文（以资料、论著名汉字拼音排序）

《日省录》，汉城：汉城大学校出版部，1972

《阴晴史》，金允植著，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58

《俞吉浚全书》，该书编纂委员会编，汉城：一潮阁，1995

3.西文（以作者姓氏西文字母排序，无作者的以资料、论著名的西文字母排序）

Alford，W. P.，To Steal a Book Is an Elegant Offence：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Chinese Civiliz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 of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Manchester，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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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参考文献由周海建编。

人名索引[1]

A

阿伯丁（G. H. G. Aberdeen）94，95

阿古柏（Mahomed Yakoob Beg）292，845，851，865

阿礼国（R.Alcock）113，702

阿美士德（W. P. Amherst）30，32，53，66，78，119，919

艾儒略（G. Aleni）808，1034

艾约瑟（Joseph Edkins）1037，1041，1042，1050，1051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979

安治泰（John Baptist Anzer）392，393

奥古斯丁（St. Augustine）935

奥克兰（J. Auckland）87，89，93

奥塞隆尼（J. Quchterlony）88

B

巴尔福（F. H. Balfour）253

巴富尔（George Balfour）126

巴克礼（Thomas Barclay）1087，1104，1111

巴罗（J. Barrow）87

巴麦尊（H.J.T. Palmerston）60，70，71，73，75，76，87～89，93，94，102，104，105，107，108，119

白齐文（H.A. Burgevine）236

白彦虎 857

波索纳德（G.E.Boissonade）170

柏拉图（Plato）1054

柏林（A. Popoff）808

柏正林 331

班固 916，935

包尔腾（J. S. Burdon）808，810

包腊（E. C. M. Bowra）263

包令（J. Bowring）102，682

包世臣 716，717，769

宝棻 453，493

宝海（Albert Bourée）180，181

宝廷 291，292

宝熙 825

宝鋆 136，286～289，300，810

鲍超 237

鲍鹏 92

鲍源深 847，848，850，852

北白川宫能久 1109

本廷克（William C. Bentinck）74

彼得大帝 348

俾斯麦（O.E.L.Von Bismarck）451

毕方济（F. Sambiasi）808

毕盛（Stephen Pichon）399，403，404

裨治文（E. C. Bridgman）65，1036，1042，1053

扁鹊 1060

卞宝第 252

卞长胜 267

宾凤阳 347

伯驾（Peter Parker）1046，1047

伯伦知理（J.K.Bluntschli）906，946，970，995，996

博勒恭武 211

卜克斯（S.M.Brooks）398～400

卜鲁斯（F. W. A. Bruce）136，246

布丹（Jean Bodin）936，937

部楼顿（William Ploden）53

C

蔡德辉 1098

蔡尔康 1044，1045

蔡钧 977

蔡麟祥 1100

蔡启运 1098

蔡寿祺 286

蔡廷兰 1096，1097

蔡勋 977

蔡元培 989，990

曹谨 1080

曹锟 317，597

曹汝霖 499

曹泰 338

曹廷杰 140

曹寅 1057

曹毓瑛 285～288

策楞 57

岑春煊 318～321，360，435，454，469，508，649

岑毓英 252，262，271，318，360

查顿（William Jardine）45，46，51，53，62，107

查尔斯·金（Charles W. King）65

长福 487，500

长麟 32

长瑞 289

长寿 289

长顺 140

长秀 1047

晁错 715

朝铨 37

陈宝琛 291，297，499

陈宝箴 346，347，365，379，382，385

陈璧 323，431，666

陈炳焕 654

陈炳文 223，243

陈伯庄 588～590

陈承瑢 219

陈炽 274，337，344，574，577，939，1061，1062，1066～1068

陈淳 1103

陈独秀 890，958，959，972，1063

陈福谦 1094，1095

陈黻宸 479

陈恭禄 696，699

陈国瑞 288

陈宏谋 682，778

陈辉 1097

陈惠普 476，477

陈基建 477

陈季同 266，267，1098

陈金揆 329

陈金绶 215

陈金钟 269

陈景仁 474

陈夔龙 453，481，490，496

陈坤书 228，238

陈兰彬 262，928

陈梦林 1099

陈明远 274

陈鸣志 1082，1084

陈培桂 1078，1100，1105，1106

陈其璋 350

陈启泰 294

陈启沅 268，270，566

陈千秋 338

陈虬 337，939

陈三立 365，379，382，516，517

陈善继 269

陈淑均 1106

陈树楷 499

陈树棠 198

陈天华 517，518，907，983，985

陈廷棻 477

陈维英 1097，1098

陈文龙 167

陈文 1098，1100

陈文纬 1080，1100

陈文玮 654

陈贻范 190

陈毅 822

陈寅恪 516，529，916，935

陈撄宁 900，901，903

陈玉成 217～220，222，236

陈裕昌 790

陈昭常 476，480，493

陈兆翱 266

陈肇兴 1097，1098

陈镇 31

陈之麟 478

陈中和 1095

陈竹坪 790

陈佐清 490

程德全 493

程芳朝 24

程光第 255

程明超 501

程式穀 318

程学启 238

程瑶田 873

程淯 376

程矞采 135，210，211

崇厚 244，251，288，291～293，1016

崇礼 310，810

慈安 245，246，284

慈禧（西太后）139，185，235，244～246，250，261，282～286，290，294～300，302，304～306，310～316，318～322，329，351，353，354，359，364，368，370～382，386～390，406，409～411，413，415，419～424，435，441，454，455，468～470，797，1038

崔尊彝 294

D

达尔文（C. R. Darwin）877，878，880，910，970，982，1048

达寿 437

达佑文 374

达云 23

大久保利通 170

大寺安纯 329

戴潮春 1071，1098

戴鸿慈 435，490，528

戴华藻 254

戴季陶 526

戴维斯（H.R.Davis）271

戴震 873，891，1063

岛村满都夫 1052

道光帝 35，50，55，62～64，70，75，76，86，113，116，123，135，283，314，920

德庇时（J. F. Davis）69，70，74，100，922

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329

德克碑（Paul Alexandre Neveue d’Aigwebelle）564

德兴阿 215

德贞（J.H.Dudgeon）1059

邓承修 291，294

邓华熙 820

邓实 519，522，991

邓世昌 329

邓廷桢 49，51，62，64，70～73，75，76，90，920

邓孝可 458

狄葆贤 469

狄海楼 791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814，1044

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054

地尔洼（Algernon Sydney Thelwall）65

颠地（Lancelot Dent）45，46，49，53，108，111，1076

丁宝铨 493

丁宝书 1052

丁宝桢 251，252，270～272，275，278，279，855，858，859

丁枞 255

丁浩 286

丁日昌 247，280，847，854，875，1071，1079，1084，1085

丁汝昌 260，329

丁寿昌 258

丁太洋 239，240

丁韪良（W. A. P. Martin）137，264，393，809～811，814，817～819，932，967，1015，1053

丁玄钧 344

丁振铎 470

董福祥 372，373，406，407，415

董恂 291

董之威 495

董仲舒 934

窦纳乐（C. M. MacDonald）400，401，403～406，411

都兴阿 847

杜翰 245，283～286

杜受田 209，283

杜亚泉 505，519，520，537，543，544，890

端方 141，148，324，357，414，435，455，469，470，508，515，519，528，529，830

端华 245，246，284，286

段祺瑞 191，317

段玉裁 891

段芝贵 454

E

额尔金（J. B. Elgin）120，234

额勒和布 296

鄂尔泰 25

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42，143，145，631，683，793

恩琴（A.B.von Ungern-sternberg）191

F

番巴臣（J. S. Van Basel）67

樊国梁（P. M. A. Favier）393，404

樊燮 224

樊锥 347

方表 88，474，476

方鼎锐 285

方还 400，452，489，593，754

方濬颐 1070

方液仙 265

方以智 1063

费礼夏（S.M. Fraser）184

费要多罗额礼克谢（Feodor A.Golovin）26

丰臣秀吉 175

丰大业（Henry Fontanier）288

冯桂芬 251，280，334，743，780，812，876，938，966，1067，1068

冯国璋 317

冯汝骙 493

冯云山 205，206，207，209，210，219

佛来西尼（Charles de Freycinet）180，181

伏尔泰（Voltaire）937，1055

福泽谕吉 883

傅汎际（F. Furtado）808

傅兰雅（John Fryer）265，1029，1043，1048，1053，1055

G

噶尔丹 20，27

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1086，1087

刚毅 310，314，318，350，351，358，362，382，406，415，817

高登鲤 478

高尔伊 652

高其倬 25，691，692

高一涵 958，959

高一志（A. Vagnoni）808

郜永宽 238

戈登（C.G. Gordon）235，236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035，1041

格尔思（M.N.de Giers）401，404

格劳秀斯（Grotius）117

葛宝华 435

葛络干（B.J.de Cologan）404

葛云飞 88

宫慕久 126

龚文柱 481

龚裕 211

龚自珍 513，532，866，871～873，875，879，884，885，887，891～893，896，897，910

贡桑诺尔布 499

顾盛（Caleb Cushing）37，123，124，135

顾维钧 21，113

顾炎武 391，991，1058，1060

官文 103，218，239，524，543

管嗣复 1037，1038

管同 738～740，743，745，809

光绪帝 39，297～299，301～306，309～314，323，335，337，341，342，348，349，351～366，368～381，386～390，397，406，409，411，419，421，441，468，513，750，813，967，1039，1046，1107

广福 493，1088

广科 284，829

桂良 241，242，246，286，289

桂祥 314

郭德刚（Fernando Sainz）1086

郭兰石 1103

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55，74，75，100，975，1036，1053

郭嵩焘 260～263，277，280，508，808，875，927，928，938，1017

锅岛直彬 178

H

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699，1037

哈根（E.E.Hagen）578

哈斯泰 36

哈斯廷（W. Hastings）85

海靖（Edmund Heyking）307，308，1003

海崴（J. Hanway）80

海文 729，1019，1043

韩文举 346

汉密尔顿（Alexander Hanmilton）1033

杭祖良 491，658

合信（Benjamin Hobson）1037，1042

何桂清 129

何昆山 255

何乃莹 406

何启 336

何秋涛 14，21

何如璋 176，177，192，196，197，199

何树龄 344

何休 894，895

和珅 919

赫德（Robert Hart）96，125，139，308，414，417，810，930，1050

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819

赫胥黎（T. H. Huxley）877～879，970

黑格尔（G. W. F. Hegel）970，1054

黑田清隆 172

亨利·伍德（Henry Wood）887

恒起 284

洪淳穆 166

洪嘉 363

洪弃生 1108，1109

洪仁达 221

洪仁玕 205，220～222，226，231，232，234～236，239，257，334，814

洪任辉（James Flint）15，37

洪天贵福（幼天王）231，239

洪秀全 204～210，217～222，225～231，233～239，692，993，1107

侯失勒（J.Herschel）1041

胡恩燮 255

胡光墉 271，272，864

胡汉民 905，908

胡嘉猷 331

胡钧 822

胡骏 500

胡礼垣 336

胡林翼 215，224，229，232，240，246，247，283，866

胡丕绩 25

胡适 959，960

胡思敬 320，322，323，515，519，521，526，527

胡璇泽 263

胡燏棻 342

花之安（Ernst Faber）814，1046

华蘅芳 250，1040，1048

华佗 1060

桦山资纪 331

怀塔布 363，378，379

皇太极 11，12，23

黄栋樑 226

黄敦怿 476

黄恩彤 98，106，134

黄桂鋆 363

黄节 991

黄景棠 477

黄敬 1097

黄爵滋 63，64

黄乃裳 478

黄佺 1097

黄瑞麒 543

黄绍箕 817

黄思永 350

黄体芳 291，292

黄兴 418，967，975，1002

黄亚胜（黄胜）266

黄育楩 682

黄毓棠 485

黄宗羲 991，1063，1065

黄遵宪 1，346，352，354，366，379，385，508～510，517～520，795，796，814，1062，1063，1065，1066

惠顿（Henry Wheaton）932，1015

霍布浩斯（J.C.Hobhouse）108

霍布斯（Thomas Hobbes）889，936，937，942

J

吉必勋（John Gibson）1086

吉尔杭阿 215

吉庆 57

季麒光 1097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549

加藤弘之 1003

嘉庆帝 30，32，34，78，119，919

贾桢 135，245

简精华 1109

简时（A. Port Karns）1079

江标 382

江春霖 490

江辛 486

江忠源 261

姜绍祖 1109

姜秀峦 1088

蒋敦复 1004，1008～1011，1013，1014，1017～1019，1025，1030～1033，1041，1042

蒋方震 972

蒋梦麟 535，542

蒋师辙 1100

蒋堂 790

蒋益澧 268，277

蒋友仁（Michael Benoist）920

蒋毓英 1099

蒋智由 473，989

焦祐瀛 245，284～286

金邦平 435

金宝泉 1078，1079

金炳国 166

金炳始 166

金成礼 35

金刚 474，898

金楷理（C.T.Kreyer）1048

金齐贤 36

金允植 195，197

晋昌 415，416

经元善 269，360，390，792，902

景廉 289，300

景寿 245，284

K

卡佩尔（Thomas Balden Capel）74

卡斯卡特（Charles Cathcart）118

开泰 164

凯瑟琳（Catherine）79，84

康德（Immanuel Kant）937，946，1054

康格（E.H.Conger）421

康广仁 346，380～382

康熙帝 8，27，30，42，863，1034，1036，1057，1063

康有为 309，311，312，337～342，344，346，348，351，352，354，356～360，362～373，375～382，386～390，418，420～423，464，467，468，472～474，487，499，500，509，510，535，744，796，813，815，817，824，829，877，879，884，886，887，889，890，892～896，898，899，902，906，907，910，912，940，945，946，955，966～968，981，986～989，991～993，995，1029，1030，1049，1068

克尔凯郭尔（S. A. Kierkegaard）956

克拉科（G. Clerk）109

克来顿（J. Clayton）80

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410，411，413，416

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041

孔子 229～231，338，339，344，364，533，835，836，841，876，888，891～894，907，911，915，916，945，955，957，958，988，989，991，992，994，1030，1064

寇松（Lord Curzon）183

蒯光典 468

匡源 245，284，285，286

奎俊 435，820

崑冈 421

堃岫 363

L

拉保契尔（H.Labourchere）108

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048

拉莫修（G.Ramusio）78

赖长 270～272

劳乃宣 498，499

雷奋 472，488，489，491，500

雷继兴 500

雷昭性 525

黎尚雯 501

黎维祹 25

黎元洪 511

黎兆棠 258

黎宗岳 490

李秉衡 395，396，415

李慈铭 291，924，932

李大钊 890

李德生 1094

李端棻 382，813，815，816

李罡应 327

李光坡 673，711

李圭 61，232，263

李瀚章 137，247，855，858

李浩培 124

李鹤年 847

李鸿宾 50，53，67，98，116

李鸿裔 233

李鸿藻 287～289，291，293，294，297～301，303，305，317

李鸿章 10，21，24，25，137，138，146，152，153，169，174，178，180～182，195，197，199，236，238，240，244，246～249，251，254，255，258～260，263～265，267，275，276，278，280，281，293，295，299，302～309，313，315～317，327，329，330，334，335，339，348，370，371，373，375，377，379，412～416，421，563～565，569，577，695，703，754，788，808，844，847～854，856，859，860，865～868，870，875，876，917，929，1039，1109，1111

李佳白（Gilbert Reid）393

李家驹 815，817

李戒欺 477

李经方 309，375

李经羲 475，493

李榘 486

李浚 834

李开芳 212，214

李莲英 378

李劢协（C.Lehmeyer）267

李昑 34

李闰 364

李润田 265

李善兰 264，808，1037，1040～1042

李盛铎 351，360，815，819

李世贤 218，220，222，237，239

李侍尧 116

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129

李棠阶 105，286，287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277，376，377，381，699，814，1044，1045，1046

李廷璧 1106

李万兴 35

李望洋 1097，1098

李维格 346

李卫 25

李文耀 255

李熙 327

李星沅 99，209，211

李秀成 208，217～219，220～223，227～229，233，235～239

李续宾 217，866

李续宜 246

李应桂 48

李有芬 783

李裕元 166

李赞勋 255

李长生 491

李哲明 477

李之藻 807，1034

李擢英 401

李宗岱 255

李宗羲 847

李倧 23

李最应 166

立德 651，652

立山 363，379，416

利洛（Granville G. Loch）134

利玛窦（Matteo Ricci）807，920，1034，1035，1046

联魁 493

联元 416

良弼 324

梁鼎芬 344

梁敦彦 498

梁发 1037

梁启超 311，338，339，341，345～347，352，354，359，363～366，369，373，376，381，382，385～387，389，390，418，464，466～469，473，474，476，487，499，500，502，509，510，514，517，536～538，540～543，545，547，564，566，569，571，572，574，703，744，795，796，798，812，817，831，871，877，880，882，883，889～898，902，906～910，912，922，941～947，954，955，960，968，970～972，976，980，981，983，986，989，992～1000，1002，1034，1049，1054，1055，1065，1068

梁善济 479

梁士诒 324

梁廷枏 922，1008，1036，1038，1053

廖名缙 475

廖平 892，893，896，910

廖寿恒 314，348，378

列宁（V. L. Lenin）142，384，631

林白水 509，510

林朝栋 1079，1085，1094

林朝英 1102

林德修 1088

林凤祥 212～214，216

林拱辰 1098

林豪 1098，1099，1100

林鹤年 1099

林鸿年 271

林觉 1102

林景商 1099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814，1029，1045，1046，1048

林辂存 478

林塞（H. H. Lindsay）120

林绍年 321，322，454，455，470，475

林绍璋 220～222

林泰曾 266

林维让 1094

林维喜 60

林维源 1081，1084，1094，1095

林文察 1094

林文钦 1094

林旭 364～366，372，378，381

林亦图 1098

林玉铭 1105

林则徐 46，60，64，76，84，90，95，104，105，107，108，119，211，242，257，563，739，920～922，924，1036，1053

林占梅 1097，1098

林长民 478

林振盛 1078

林正扬 239，240

麟书 294

凌十八 209

凌廷堪 873

刘璈 1084，1085

刘秉璋 272

刘步蟾 266，329

刘崇佑 478

刘大鹏 517

刘典 251，865

刘逢禄 891～893

刘光第 364～366，372，378，381

刘鸿翱 924

刘焕文 495

刘家谋 1097

刘杰 288

刘锦藻 148，525，655

刘楷堂 597

刘可毅 817

刘坤一 147，252，275，277，278，293，315，316，343，346，356，412，413，415，421，422，468，639，666，819，847

刘铭传 164，252，255，257，276，277，560，1071，1078，1079，1081～1085，1094，1095，1098，1102

刘荣勋 485

刘蓉 260，697

刘师培 898，899，947，984，988，992，1066

刘廷琛 525

刘文源 434，445，464

刘锡鸿 262，1070

刘亚匾 37

刘镛 790

刘永福 295，331

刘玉如 777

刘岳云 1065

刘韵珂 1090

刘长佑 246，271

刘子成 35

刘作肃 210

柳亚子 983

龙绂瑞 475

龙璋 654

隆裕皇太后 314，325

卢崇玉 1105

卢尔德嘉 1097

卢坤 68，69

卢六 205

卢茂官 43

卢梭（J. Rousseau）509，530，937，946，947，953，970，1052，1055

鲁迅 517，518，521，956，1048

陆奥宗光 302，330

陆宝忠 526，528，825

陆鸿逵 474，476

陆乃翔 491

陆润庠 435

陆顺德 239，240

陆宗舆 499

鹿传霖 421，454，490

伦琴（Wilhelm Rontgen）1048

罗便臣（Geroge Robinson）60，67，70

罗伯聃（T. Robert）102，103

罗大春 1082

罗杰 485，488，500，527

罗林森（J. Rawlinson）868

罗纶 479

罗密士（Elias Loomis）1044

罗荣光 408

罗淑亚（Le Comte de Rochechouart）179

罗素（John Russell）246

罗文俊 261

罗孝全（I.J. Roberts）205

罗有高 897

罗泽南 215，261，866

洛克（John Locke）889，937，949，970

骆秉章 246

骆成骧 817

吕碧城 900

吕莘禄 597

吕世宜 1102，1103，1110

律劳卑（John Napier）59，67～69，74，119

M

马地臣（James Matheson）45，46，51

马尔萨斯（T. R. Malthus）703

马福塔 23

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564

马基雅维利（N. Machiavelli）935

马嘉理（A. R. Margary）261，927

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30～32，46，53，56，66，78，118，119，918，921，965

马兼才 176

马建忠 255，335，336，577，939

马君武 1040，1054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42，144，145，631，683，793，968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903，933，934，961

马恳西（Robert Mackenzie）1044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02，922，1036，1040，1046

马良 474

马儒翰（J. R. Morrison）91，92，102

马士杰 499

马他仑（Frederick Maitland）72，75

马相伯 758

马雅各布（James L. Maxwell）1086

玛吉士（Jose Martin-Marquez）1005，1008，1031

玛卡雷·布朗 249

迈尔本（W. Melbourne）94，108

麦迪逊（James Madison）1033

麦都思（W. H. Medhurst）249，1036，1041

麦考莱（T.B.Macaulay）108

麦克马洪 1029

麦曼荪 1052

麦孟华 474

曼考尔（Mark Mancall）2

毛庆蕃 539

毛泽东 712，713，890

梅鸿吉 790

梅文鼎 1036

美坚治（Captain Machenzie）67

门德尔（G.J.Mendel）549

蒙得恩 222

蒙克利（Edward T.R.Moncriff）1037

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946～949，1032，1033，1055

孟森 261，280，285，472

孟昭常 472，489

孟子 536，710，804，831，896，915，916，945，1063

米芾 1103

米怜（William Milne）1036，1037，1046

密妥士（J. A. T. Meadows）564

绵忻 314

闵奎镐 166

闵正凤 209

明治天皇 327，348，375

摩尔（H. More）80，533

莫理循（G. E. Morrison）480

墨菲（Rhoads Murphey）557，580

墨子 708，882，891，896，904，911，1062，1065，1066

牟琳 486

慕瑞（Hugh Murray）922

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011，1041，1042

穆拉维约夫（Nikolay Nikolayevich Muravyor）186

穆勒（John Stuart Mill）889，947，948，975，1055

穆荫 245，283～286

N

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78，243，1021，1023，1026

那桐 324，325，435，455，490，493，495，498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034

南廷哲 198

尼采（F. W. Nietzsche）956，1054

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Ⅱ）307

尼斯（Franz Nies）78，81，118，307，882

倪开鼎 658

倪嗣冲 324

聂辑椝 651

宁调元 501

牛顿（Isaac Newton）549，1041

牛广生 492

纽秉臣 254

努尔哈赤 11

诺穆布 1096

O

欧哀深 125

欧榘甲 346，881，882

欧礼斐（C. H. Olive）810

欧阳竞无 898

P

帕布里亚斯（Pablius）1033

潘光旦 581

潘露 272，274

潘慎文（A.P.Parker）1044

潘仕成 563，564

潘霨 255，272，274

潘文凤 1100

潘英章 294

潘允敏 25

潘宗礼 540，541，547

潘祖荫 294，300，338

盼师（William Baynes）66，67，98

庞鸿书 493

庞云增 790

培根（Francis Bacon）1054

彭绍升 897

彭蕴章 283，285

皮尔（R. Peel）94，95，878

皮锡瑞 891，982

珀金斯（D. Perkins）575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930，931，967

蒲殿俊 479，483

璞鼎查（H. Pottinger）93～96，101，102，106，112

朴定阳 200

朴圭寿 166

溥儁 314～316，389，390，398，399

溥良 493

溥伦 485，486，490，498，527

溥颋 363

溥仪 323，441

Q

祁世长 258

耆英 97，99，101，106，112，113，123，135，136，144，1015

琦善 33，88～93，95，104，105，211，212，215

启秀 314，318，406，415

钱润 472

钱恂 140

钱应溥 314

乾隆帝 13，15，32，35，37，85，163，164，678～681，686，863，918～921

乔占九 491

乔治·密尔斯（George Mills）118

秦日纲 214～216，219

庆山 476

丘逢甲 331，1097，1098

邱彩廷 1079

邱苟 1079

渠本翘 650

瞿昂来 1047

瞿鸿禨 318～322，433，435，454，455，469，522，524，526，528

犬养毅 474

R

冉求 1064，1065

热振呼图克图 190

任可澄 477

日意格（P. M. Giguel）235，564

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183

荣惠 352

荣禄 122，139，146，287，289，298，299，301，310，312～318，348，350，351，353，354，363，365，371～375，378，380，390，410～412，421，1059

荣庆 426，427，435，459，822，825

荣全 857，862

荣瑞馨 557

容闳 232，262，266，267，269，276，334，376，814，928

柔克义（W. W. Rockhill）146

阮福禄 34

阮福映 167

阮训 97

阮元 62，920，1063

瑞澂 489，493，660

瑞麟 137，251

瑞元 36

S

萨镇冰 449

塞切尼（Grof Szechenyi Bela）276

赛尚阿 207，211

桑巴特（W. Sombort）

桑迪里（Barthélemy Saint-Hilaire）180

森有礼 172～174，814

僧格林沁 214，218，296

杉山彬 416

善耆 449，490，492，493，498，499

邵涛 97

邵羲 472

邵雍 875

邵友濂 329，1071，1078，1079，1083，1085，1100

邵之棠 2

绍昌 498

沈葆桢 214，246，254，259，266，275，278，365，847，850，855，1071，1082，1084

沈曾桐 344

沈曾植 344

沈光文 1097，1098

沈桂芬 287～289，292，293，299，311

沈家本 147，433，485，486

沈钧儒 476

沈茂荫 1100

沈懋昭 491

沈毓桂 1067

沈兆袆 1034

沈兆霖 246

沈宗瀚 581

升允 435，442，526～528

胜保 214

盛枫 673

盛筠 209

盛宣怀 254，255，265，320，355，387，394，405，412～414，498，639，655，662，666，754，790，792，824

盛昱 292

施坚雅（W. Skinner）556

施琼芳 1097，1098

施士洁 1098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3，189，190

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登珠）190

石达开 208，213，215～217，219，227，238

石鼎美 1103

世铎 296，314，369

世续 435，490，529

市岛谦吉 1052

寿耆 435，498

寿山 415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054

舒高第 1048

司默灵（A.E.Smorrenberg）808

思痛子 1108，1109

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054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877～880，882，970，1043

斯当东（G. T. Staunton）56，59

斯坦利（L. Stanley）94，95

寺岛宗则 172，176，177

松田道之 176

松毓 476

宋宝华 255

宋伯鲁 350，351，359，362，363，368

宋春鳌 256

宋教仁 474，498，499，999

宋恕 337，898

宋育仁 337，499，875，1061

苏格拉底（Socrates）1054

苏霖渤 672

肃顺 224，244～246，283～286

粟戡时 503，654

孙宝琦 470，493

孙宝瑄 469，518，519，528，537，538，794，881，882，894

孙伯兰 500

孙洪伊 489，491～493，499，500

孙家鼐 346，369，370，435，437，815～818，824，831，832，840，1067

孙瑞珍 295，296

孙逊 791

孙毓汶 295，296，298，303～305

孙中山 336，375，418，487，511，517，703，902，906，908，947，981，986，1002

索额图 26，27

T

塔斯哈 289

谭继洵 1039

谭绍光 236，237，238

谭嗣同 347，352，354，364，366，370，372～374，378，381，382，385，796，877，884～890，896，898～900，912，941，942，1065

谭体元 240

谭延闿 475，479

谭钟麟 274

汤化龙 478，479，483，661

汤觉顿 493

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034

汤寿潜 464，467～469，471，522，655，656，659，1067，1068

汤一鹗 472

汤震 337，814

唐才常 347，364，385

唐尔镛 477

唐景崇 496，498

唐景崧 295，331，1098～1100，1102

唐炯 255

唐绍仪 184，185，198，324

唐廷枢 248，249，258，557，565

唐晏 401

唐甄 874

陶葆廉 499

陶成章 474

陶模 341

陶镕 486

特里派尔（H.Triepel）123

特普钦 702

田桐 501

田文镜 617

田兴恕 137

铁良 322，435，448，449，455，469，523，524

同治帝 287，289，298，389，929，932

屠继善 1080，1100

托德（John Dodd）1074，1079，1095

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1035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935

托马斯·米纳尔（Thomas Milner）1042

托明阿 215

脱利古（Arthur Tricou）181，182

W

瓦特尔（Emerich de Vattel）118，922

弯剌（Warner）105

万青藜 291

汪大燮 437，657

汪海洋 239

汪辉祖 536

汪精卫 522，905，908，947，970，983，1001

汪康年 261，321，344～346，727，898

汪荣宝 435，498，499

汪士铎 232，532

王宝田 526

王法勤 487

王夫之 849，866，871，885，886，969，991

王国维 158，510，1050，1054

王槐山 790

王辉远 255

王敬芳 487

王凯泰 269，847，854，1098

王闿运 282，287，315，892，1070

王清穆 657

王庆云 682

王仁俊 1063～1065

王仁堪 292，768

王士达 683，705

王士珍 317，324

王韬 232，248，335，577，721，729，730，741～743，874～876，939，966，967，1004，1008～1011，1019，1021～1026，1028，1030～1033，1037，1041，1061，1066～1068

王同愈 656，657

王文韶 251，252，271，287，288，293，294，300，314，316，318，353～355，358，378，421，454，855～857

王锡阐 1063

王锡蕃 365

王先谦 347

王业键 558，559，577，580

王一亭 790，900～903

王照 181，315，363，841

王之春 141，814，1061，1062

王作新 205

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69

韦昌辉 208，209，216，219

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042，1044

韦斯廉（J. Wesley）82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009，1019，1037，1041

卫汝贵 328

魏宸组 501

魏尔特（S. F. Wright）96

魏光焘 468，856，860，862

魏瀚 266

魏濬 920

魏源 83，163，242，257，563，688，739，740，743，843，846，863，866，871～873，875，879，887，891，892，896，897，910，922～924，938，966，1004～1008，1020，1036，1038，1053，1058

温世霖 496

温宗彦 269

文彬 847，854

文海 2，48，282，294，315，331，412，499，515，519，526，527，679，777，857，966

文禄 476

文庆 283，1015

文悌 363，1068

文廷式 344，379

文祥 113，241，242，246，284，286～289，564，847，850

文耀 255，491

翁同龢 286，294，296～301，303～312，337，338，341，348，349，351，353～355，364，370，379

翁心存 296

倭仁 809，874，1069

乌尔恭额 104

乌进孝 601

吴本善 656

吴炽昌 255

吴大澂 252，291

吴德功 1098，1108，1109

吴福佬 1074

吴光亮 1082，1083

吴健彰 129

吴景濂 479

吴懋鼎 357

吴汝纶 197，695，819，833

吴尚沾 1103

吴汤兴 331，1109

吴听胪 791

吴元炳 854

吴蕴初 265

吴长庆 371

吴忠信 190

吴子光 1098，1105

伍浩官 43，50，73

伍受昌 98

伍廷芳 147，255，343，349，431，433，638

武公宰 25

X

西摩（E.H. Seymour）407，408

锡良 323，435，480，493，660

熙瑛 825

夏曾佑 522，527，532，898

夏瑞芳 469

夏燮 99，243

咸丰帝 30，208，209，223，224，241，242，244，245，246，283～286，743，926，929，1038

咸龄 98

向荣 211，212，216

萧朝贵 206，208，211，219，710

偕叡理（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086

谢管樵 1102，1103，1110

谢光绮 255

谢哩万 35

谢汝钦 476

谢治安 67

新柱 37

熊范舆 470，474，475

熊希龄 346，347，364，382，473

休尔（Richard Heule）307

休谟（David Hume）1054

徐承煜 415

徐佛苏 473，474，476，500～502

徐光启 807，923，1034～1036

徐会沣 363

徐继畬 809，922～924，938，966，1004，1006，1007，1021，1032，1036，1038，1053

徐建寅 357，1048

徐勤 344，346

徐仁禄 371

徐仁铸 382

徐润 255，256，259，557，567

徐世昌 191，323，324，398，435，455，476，493，498，597，654，666，702

徐寿 249，265，1040，1048

徐树铮 191

徐桐 298，338，341，379，406，415，515

徐维则 1034，1038，1039

徐骧 331，1109，1111

徐用仪 298，304，305，416

徐雨亭 647

徐致靖 310，351，354，359，369，372，381，382

徐祝三 255

许宝蘅 512

许鼎霖 486，489，657

许庚身 285，296，298

许景澄 262，407，416

许乃济 64，71

许南英 1098

许球 64

许应骙 362，363，817

薛大可 476

薛福成 245，278，279，577，703，814，875，876，939，1060，1061，1066，1067

薛焕 135

薛绍元 1100，1101，1105

Y

雅裨理（David Abeel）1036

亚当·斯密（Adam Smith）118

亚当斯（J. Q. Adams）77，78

亚里斯多德（Aristotle）1003，1054，1064

严复 265，267，339，349，385，428，535，877～882，884，887，898，903，907，910，911，942，947～953，970，998，1040，1069

严金清 1099

严良勋 1047

严启衡 501

严信厚 565

严修 140，323，350，825，826

岩井茂树 7，8

阎敬铭 296

颜永京 1043

杨昌濬 251，847，849，853，854

杨朝述 651

杨崇伊 309，344，375，376，378～380

杨萃喜 454

杨德 254，255，474，476

杨德邻 474，476

杨度 467，473～475，880，883，884，910，981，990，991，998，999，1002

杨坊 790

杨辅清 222，237

杨光先 1036，1069

杨海珊 791

杨浚 1098

杨儒 141

杨锐 344，364～366，370，372，377，381，388

杨深秀 310，351，354，362，363，381

杨士骧 140，141，323，324

杨士燮 815

杨枢 1047

杨泗洪 331

杨廷栋 472，489

杨廷筠 1034

杨廷熙 1069

杨廷璋 25

杨文鼎 481，493，661

杨文会 898

杨锡绂 712

杨秀清 206，208～210，216，218，219，222，226，230，231

杨永智 1105

杨载云 331

姚晋圻 477

姚文枏 491

姚锡光 258，499，815

姚莹 210，922

叶澄衷 790

叶德辉 347

叶化成 1102

叶觉迈 346

叶正邦 254

叶志超 301，303，328

叶祖珪 408

伊地知季安 168

伊里布 134

伊能嘉矩 1101

伊藤博文 327，330，375，377，379，380

义律（Charles Elliot）33，60，70～76，87～93，95，96，104，107，108，111

易卜生（Henrik Ibsen）956

易宗夔 485，486，488，500

奕 136，137，145，186，235，241～246，250，252，283～286，290，294，304，321，348，351，808～810，817，846，847，927，930

奕 314

奕劻 146，147，260，303，304，315，319，321～325，368，369，372，373，378，402，403，416，421，433，435，436，454，455，469，490，493，495，497，498，724，810，812，817

奕山 93，186

奕 245，260，289，290，321，322

奕志 314

懿律（G.Elliot）88，89，104

因义士（James Innes）53，72，75

荫昌 448，498

尹铭绶 825

英俄尔岱 23

英桂 251，808

英翰 847

英年 365，415

雍正帝 34，987

尤先甲 656

有泰 183，184

于邦华 485，486，499

于式枚 437，474，524，525

余诚格 817

余德元 491

余联沅 413

余文仪 1099，1100

余肇康 528

俞复 1052

俞吉浚 198

俞明震 1098，1109

俞樾 1061

虞洽卿 790

虞允文 1062，1066

禹之谟 791

喻长霖 499

裕庚 414，815

裕禄 314，402，404，405，408，409，847

毓朗 448，455，490，493

毓贤 395，396，398，400，415

袁保恒 857，865

袁昶 376，407，416，810

袁金铠 502

袁枚 682

袁世凯 122，140，141，188，189，198，199，315，317～320，322～325，344，371～374，376，378～381，398～402，428，429，431，435，436，448，454～457，461，468，469，475，480，503，507，508，518，519，523，524，534，538，540～542，546，597，598，819，820，825，830，999

袁树勋 481，490，493，801

袁闻柝 1082

袁祖志 1027，1030

约翰·戈尔（John Gore）74

约翰·杰伊（John Jay）1033

恽毓鼎 298，321，454，834

Z

载沣 322～325，441，442，444，446～450，454～458，488，491，492，495，666

载澜 379，415

载涛 324，448，455，490，538，540，541，543

载勋 139，415

载洵 324，449，455，498

载漪 314～316，318，379，389，399，401，406，411，412，414，415

载垣 244～246，284，286

载泽 434，435，449，490，493，498，499，519

载振 322，431，435，454，977

曾广汉 363

曾国藩 213～215，217，218，224，229，232，233，236，238～240，244，246，247，251，259，261，266，269，275，276，278，283，285，334，456，513～515，563，569，695，696，808，866，874，875，929，993，994，1039

曾国荃 228，237，238，277

曾纪泽 138，179～181，262，292，702，870

曾维桢 1096

曾彦铨 274

曾宗彦 356

增韫 476，480，481，659

詹森（Marius B. Jansen）511

詹天佑 267

张百麟 477

张百熙 426，427，435，459，817～819，821，822

张德彝 1014～1016，1021

张格尔 289

张国淦 478

张鹤龄 883

张亨嘉 818

张鸿禄 269

张焕纶 815

张继 474，883

张家镇 472

张謇 333，349，350，457，458，464，467～469，471，472，479，482，489，503，657，663

张敬尧 598

张君劢 965，975

张鸣岐 488，493

张穆 923，29

张佩纶 291，294，295，297，301，303

张其光 1082

张人骏 460，482，526

张汝梅 396

张瑞荫 836

张盛藻 809，1069

张树声 277，281

张廷钧 255

张喜 98

张孝谦 344

张勋 317

张曜 255

张易贲 24

张翼 255，372

张荫桓 329，348，354，358，370，373，379，381，382，1029，1030

张荫棠 140，141，184，524，525

张玉书 671，672

张元济 352，354，817

张允随 164

张载 885，886，888

张兆连 1082，1083

张振勋 269

张之洞 147，251，252，255，256，277～281，291～293，299，315，322，323，342～346，355，356，365，370，374，412，413，415，418，421，422，426～429，435，455，459，460，468～470，475，508，513，518，538，574，577，639，649，653，654，666，779，813，815，819，822，830，831，834，876，877，1039，1045，1067，1068

张之万 296～298

张仲炘 379

张宗睦 97

张祖同 347

章甫 1097

章高元 1083

章珏 656

章太炎（章炳麟）346，474，703，898～911，947，969，970，981～984，987，988，991，992，995，1001，1049，1062，1064，1065

章宗祥 499

赵必振 1052

赵秉钧 324

赵炳麟 378，379，453，454，834

赵充国 853

赵尔丰 661，662

赵尔巽 21，428，508

赵凤昌 467，468，469

赵烈文 222，232，239

赵启霖 454

赵舒翘 318，405，406，415

赵元益 1048

赵振清 492

赵祖康 668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191

甄克思（Edward Jenks）950，970

郑成功 691，1102

郑观应 256，269，337，387，412，557，574，576，577，723，724，744～746，748～750，754，811，813～815，874，875，900～903，925，939，940，967，1027，1060～1062，1066～1068

郑瑞檀 97

郑思肖 969

郑文钦 416

郑孝胥 467，471

郑燮 1103

郑用鉴 1097

郑用锡 1096～1099

郑祖琛 209

志刚 931，967，1059

中祥 48，116

钟天纬 1047

钟万信 226

周昌 790，1095

周昌炽 790

周大发 1083

周馥 435，469，508

周凯 16，1103

周荣香 1105

周荣曜 319

周瑞清 294

周树模 493

周天爵 210～212

周学熙 819

周荫棠 505，506

周钟瑄 1099，1106

周作人 958

朱宝奎 319

朱成烈 63

朱次琦 337，895

朱桂桢 67

朱季云 255

朱家宝 493

朱克敬 1020，1021，1026

朱其昂 567

朱其诏 254，255

朱术桂 1102

朱一新 894，1011

朱执信 521，905，999

朱志龙 557

朱祖谋 817

朱嶟 64

珠布泰 36

祝大椿 557，567

祝廷彪 104

庄存与 891，892

庄敬夫 1102，1110

卓盖们都尔 36

宗湘文 252

邹伯奇 808

邹立文 1044

邹容 907，947，975，981，984，985

左宝贵 328

左宗棠 1，221，224，228，229，237～240，243，244，246，247，251，252，254，261，264，270～273，275～279，283，292，299，563，696～698，808，844～846，851，855～866，868～870，929

[1] 本索引收入书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等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后记

晚近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时段，包含着多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更因其与现实密切关联，而引起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代史研究一向是中国史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自193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及开展相关研究，至今已近百年，其间有关研究成果数量丰硕，涉及的主题包括了中国近代史的方方面面，成绩斐然。198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过去深藏不露的档案文献的开放，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及学术潮流的衍变，随着学术交流的广泛进行和研究的深入及认知的变化，海内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亦在不断发展、深化、创新，成果迭出。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促进海峡两岸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共同研究，201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起“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约请大陆及海峡对岸的台湾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同仁共同参与，并得到他们的积极回应。其后，该项计划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其研究宗旨为：

1.以专题研究的框架，展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尤其着重展现19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史料运用、研究方法、个案解读、历史诠释等方面的新进展与新趋向，注重其学术性与前沿性。

2.面向学界同行，具有国际视野，体现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新特点。同时，亦考虑到大学本科以上学生及社会大众读者的学习需要和阅读兴趣，力求有更广大的读者面。

3.在注重学界过往比较重视的政治、经济、外交史研究的同时，也注重体现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趋向，在思想、文化、社会史研究等方面，亦有充分的写作与讨论空间。

4.各章节以专题和专论为中心，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有感而发，内容详略得当，文字通畅可读，书后附参考文献和人名索引。

考虑到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特性，以及本研究计划的参加者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机构，具有或同或异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历，我们不要求以同一视角和话语系统从事研究与写作，而是充分尊重作者个人的研究兴趣、学术见解与表述方式，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在自由讨论切磋的基础上，以客观真实、实事求是为本，既凸显学术共识，又保留表述差异，最终形成在中国近代史各个不同论述主题之下的异彩纷呈的学术研究精品。

参加本研究计划的学者共有57位，其中大陆学者34位、台湾学者21位、香港学者2位，每位学者就其所擅长之研究主题各撰写一章。北京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研究员统筹主持研究计划，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时任所长黄克武研究员在联络台湾学者参与研究并提出撰写意见方面贡献良多。王建朗、黄克武研究员慨允共同主编本书并为序。

自2013年起，本书作者陆续完成并提交了书稿初稿。2013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书稿讨论会，参加者有北京近代史所王建朗、汪朝光、金以林、杜继东研究员，北京大学王奇生教授，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台北近代史所黄克武研究员，台湾东海大学唐启华教授，以及本书出版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杨群、徐思彦编审。本次会议讨论了书稿审阅定稿过程中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了书名，并对全书的体例统一、章节安排、参考文献、文字表述等技术性问题，明确了修改原则。会后，我们将书稿先行发给相关主题的作者互审，收获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自2015年起，我们又集中对书稿进行了统一审阅和编辑校订，汪朝光研究员承担了其中不少工作。前后历时五年，终竟全功。

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撰写、编辑、定稿的全过程中，我们得到各位作者包括大陆和台湾诸多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对学术的认真负责及对我们工作的宽厚包容！

本研究自最初发端到完成出版，始终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近代史编辑室宋荣欣、赵薇、李丽丽等编辑，在书稿编辑出版过程中尽心尽力，排忧解难，为书稿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贡献多多。我们亦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多年来对学术研究和出版的无私支持！

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不仅在于学者自身的努力，也在于有关各方的关心支持，形成良好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式的研究氛围，以有利于真正优秀的科研成果脱颖而出。本研究进行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领导及“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出版经费支持，我们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为学术研究和成果出版创造的良好环境！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完成出版，是两岸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良好开端，并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未来两岸合作研究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我们期待两岸学者有更多的合作，在全球化的时代，建立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主体性诠释，留下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学术印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二○一六年四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全2册/王建朗，黄克武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097-8451-8

Ⅰ.①两… Ⅱ.①王…②黄… Ⅲ.①中国历史-研究-清后期 Ⅳ.①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4917号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下）

主编/王建朗 黄克武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荣欣

责任编辑/宋荣欣 李丽丽 赵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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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75.5 字数：1196千字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8451-8

定价/268.00元（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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