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信息

书名：世界迷宫Ⅱ：北方档案

作者：[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译者：陈筱卿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次：2017年1月第一版

ISBN：978-7-5327-7321-3

一校、排版：Stuck；二校：小龙卷风

第一部分

高尚的堤丢斯之子，你为何打探我的家世？

人种纷繁复杂，犹如树叶之多种多样。

《伊利昂纪》第六卷

1. ✑ Tydeu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希腊埃托利亚地区卡吕冬国王俄纽斯之子，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狄俄墨得斯之父。

蒙昧时代

在一部旨在与本书组成姐妹篇的作品中，我曾试着追溯“美好时代”的一对夫妇——我的父亲和母亲，然后，从他们再往上，去追溯在十九世纪的比利时安家落户的母系先辈，随后再稀稀落落地、粗线条地往上追溯到洛可可式的列日，甚至追溯到中世纪。有这么一两次，通过努力地想象，我一下子想到不再在一个家族历史硬邦邦的绳索上停留，而试图跳跃到罗马时期或先罗马时期去。在这本书中，我想采用相反的办法，直接地从遥远的未经涉猎的地方出发，最后，逐渐缩小视野（但仍是精确的），更多地集中于人物身上，直写到十九世纪的里尔，直写到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个大资产者和一个坚定的女资产者——那对体面而不太和睦的夫妇，最后再写到我的那位老遭放逐的父亲，再写到一位小姑娘，她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在法属佛兰德的一处丘陵学习生活。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话，也许我将继续写到一九一四年，写到一九三九年，一直写到笔从我的手里滑落为止。大家等着瞧吧。

这个家族，或者说这些家族，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我的父系家世，我将试着超脱地去处理他们，把他们放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对于无限的时间而言，他们的位置是微不足道的。这些已不复存在的人，这些尘埃，让我们跨过他们，直达尚与他们有关的那个时代吧。对于背景时代，我们也同样处置：关于那个车站广场，那个里尔的城堡，或者那个巴约勒的钟楼，那条“贵族派头”的街道，以及人们在反映当地奇观异景的古旧明信片上所见到的那座古堡和那个公园，我们把它们全丢在身后。我们就算是从先前属于西属荷兰的这个北方省份之一角起飞，然后，往上飞到勃艮第公爵、佛兰德伯爵、纽斯特里亚和比利时高卢王国的一小块土地，在它还没有居民、默默无闻的那个时代，让我们在它的上空飞翔吧。

“在混沌未开之时，”拉辛的那个被告在其喜剧性辩护词中煞有介事地说道。“律师，啊，我们直接说到大洪水时代吧！”法官憋住一个哈欠叫嚷道。但这里确实是牵涉到洪水，不是指神话传说中淹没了地球的那个大洪水，甚至也不是民间传说中说得神乎其神的任何地方的大水灾，而是那些记不清年代的大海潮，它们在几百年中，把从灰鼻角到泽兰各岛的所有海岸覆盖，然后退去，使之裸露。大海的这类吞噬最早是始自人类出现之前。长长的向东倾斜的沙丘随后在史前时期重又坍塌了，继而在罗马时代将要结束时再次塌陷。从阿拉斯到伊普尔平原，不顾我们的国境线，一直在向根特和布鲁日延伸；当你走在它上面时，你会觉得是在大海昨天退去明日可能会复返的凹地上行走。里尔、昂赞和朗斯附近，在被因过度开采而留下的腐殖土下，堆积着化石林，那是气候和季节更加记不清年代的另一个循环的地质的遗留物。从马洛莱班到埃克吕斯，由大海和风所堆积的沙丘绵延起伏，但今天已遭破坏，一些漂亮的别墅、生意红火的赌场、精品屋或劣质品店，外加一些军事用地耸立其上，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再过一万年将与大海缓缓侵蚀成沙的有机和无机物混在一起，难分彼此。

在另外一些人们可能会称之为丘陵的山峦中，有一座卡塞尔山，北边与四座山脉相连接，即佛兰德山脉中的猫山、卡迈尔山、红山以及我更感亲切的黑山——儿时我就在那儿生活过。它们突兀在这片低洼的土地上，山上的砂岩、细沙和黏土本身就是由沉积物变成的，新的海潮又把山石侵蚀成今天这样的水平地貌，它们那不太高的山脊就是见证。它们起始于泰晤士河流域向荷兰延伸的时期，那时候，连接欧洲大陆与即将变成英国的部分的脐带尚未被剪断。从另外一些意义上说，它们也是见证。围绕着它们的平原被中世纪的僧侣和农民残酷无情地开垦了，但是，难以变为可耕地的高地却更多地保留着树木丛林。当然，卡塞尔山早就变成了秃山，被相邻的一个部落攻击，晚些时候又遭恺撒的大兵袭击的那个部落就在此建造难民营。定期的战争如同从前的海潮一样毁灭了它们。尤其是黑山，它得名于在一九一四年无聊的大屠杀之前便覆盖其上的那些深色的冷杉。炮弹改变了它的面貌，比摧毁我高祖父于一八二四年建造的城堡还要更加彻底。后来，树木逐渐地又长起来了，但是，却不再是杉树了，其他的一些树种接替了上来：类似我们看到的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画家们的风景画背景中的那些黑色的冷杉不再占有得天独厚的地位了。想象破坏树林并想象未来有可能的造林都是枉然的。

但是，我们走得太快，我们在身不由己地把我们引到现在的那个斜坡上滑落。我们还是来观赏一下这片我们尚未扰乱的天地吧，这荒地间隔的数法里长的森林，如今几乎是连绵不断，从葡萄牙延伸至挪威，从沙丘延伸到未来的俄罗斯大草原。让我们在心中想象一下那片绿色的海洋吧，它并不是像我们大部分绘画描绘过的那样静止不动，而是在没被日历和钟表记叙的时、日、季的过程中移动着和变化着。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在秋天变红的早落叶的树木以及在春季里摇动着它们尚蒙着薄薄一层褐色新针叶芽的冷杉吧。让我们沉浸在这片几乎没有人声、没有砍伐声的寂静之中吧，那里有的只是鸟儿的歌唱，或者是它们在发现天敌——鼬或松鼠——走近时发出的警报，有的只是既是捕食者又是被捕食者的无以计数的蚊虫的嗡嗡声、一头熊在树干缝中舔蜜的低吼声以及蜂群在护蜜时发出的嗡鸣声，或者是一只被恶狼撕咬的鹿的垂死哀鸣。

在水汪汪的沼泽地里，一只野鸭钻入水中，一只天鹅张开它那巨大的翅膀扑打着欲上蓝天；水蛇在苔藓上静悄悄地滑行，或在干树叶上发出沙沙声响；坚挺的草在沙丘高处迎着海风颤动着，那大海尚未被任何浓烟、任何燃油污染，也没有任何的帆船在它上面航行。有时候，在远海处，一条鲸鱼喷起一根高高的水柱，一群海豚在船的前方欢快地跳跃着，船上满载着女人、孩子、日用品和顺手抄上的鸭绒压脚被。那是一九一四年九月，我当时是同家人在一起，乘船假道英国返回没有遭到入侵的法兰西；但那个十一岁的女孩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种动物的欢愉是属于一个比人折磨人的那个世界更加纯洁、更加神圣的世界的。

我们的话题又转回到人类。让我们镇静下来吧，让我们同天穹中那美丽的星球——那始终在旋转的地球一起转动吧。太阳在烘烤着那薄薄的活泛的地壳，让蓓蕾绽开，让腐尸发酵，在从土壤中汲取水汽，然后再把它蒸发掉。随后，一层层的雾气遮住了种种色彩，压抑住了嘈杂声，用它那独一无二的灰色厚帘布遮盖住陆上平原和海中浪涛。雾去雨来，拍打着无数的树叶，落入土中，被树根汲取；狂风吹弯幼树，刮倒树干，呼啸而过，横扫一切；最后，又恢复了寂静无声，茫茫一片雪野一望无际，除了鸟兽的蹄、爪印迹，别无任何痕迹。月夜，有光影在移动，无须一个诗人或画家去观赏，也无须一个先知知晓某一天，一些各种各样的硬壳昆虫会闯到那上面去。而当月光不太明亮时，星星便在闪烁，它们几乎像今天那样各就其位，但相互间并未被我们连接成想象的那种正方形、多角形或三角形，没有被命名为什么神仙和猛兽的星座。

1. ✑ Liège，比利时东部省份。

2. ✑ 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诗人。

3. ✑ 《圣经》上所说的挪亚时代的洪水。

4. ✑ 法国古里，1法里约合4公里。

但是，几乎在各处都已经有了人了。但人还是星星点点、偷偷摸摸的，有时候被附近那些冰川的最后移动所侵扰，他们在这个没有洞穴、没有岩石的土地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他们是捕食王，捕食动物，砍伐树木，设网埋桩；他们捕捉大候鸟，晒干冬贮；他们是建筑师，用树枝圆木搭建房屋。这些“狼人”、“狐狸人”、“海狸人”，他们把动物所有的才智都集中于一身，犹太教的传说谈到他们时说大地不肯把自己的泥土送给上帝去把他们做成人形，而阿拉伯的传说谈到他们时则说动物们看见这种赤条条的虫子会发抖。人带着自己那些不管你如何评价的能力，在全部事物中构成一种异常，他们有着令人生畏的天分，既比所有动物都好，又比它们都坏，而且，他们还具有既可怕又卓越的选择才能。

动画片和科普读物向我们展示的那个亚当是个无名鼠辈，一副浑身长毛、手举大棒的野蛮人模样。犹太基督教的传说，原始状态的人在一座美丽的花园的浓荫下悠然地漫步，可我们离这个传说甚远，而离米开朗琪罗的亚当更远，他笔下的亚当接触到上帝的手指而觉醒而渐趋完美。毫无疑问，他们是野蛮人，但这个野蛮的普罗米修斯却发明了火，发明了熟食法，发明了在木棍上蘸上树脂夜晚照明。他们比我们更会区分可食性植物和有毒植物，更会区分什么是非但不能食用而且会让你做噩梦的植物。他们发现夏季日落更偏向北，某些星辰在围绕着天穹转动，或者有规律地沿着黄道十二宫运行，而另外的一些星辰则相反，毫无规则地任意来来去去，在一定数量的朔望月或季节之后重复这类运动；他们利用这种知识夜间或昼间出行。这些野蛮人还创造了歌曲，那是劳动、欢乐和痛苦的伴侣，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人几乎完全不会唱歌了。当你观赏他们壁画中的伟大节奏时，你就会认为捕捉到了他们祈祷或念咒时的旋律。对他们埋葬死者的那些地毯所进行的分析证明，他们通常把死者放置在一些图案复杂的花地毯上，与我小时候那些老妇人铺在仪式队伍经过的路上的地毯好像并无太大的不同。这些史前的皮萨内洛和德加们了解艺术家奇怪的强制性，把自己脑子里、眼睛里和手里所产生的一群形象与真实世界熙攘纷繁的面貌重叠在一起。

我们的人种学家们工作的近一百年来，我们开始知道存在着一种原始的奥秘和智慧，并知道萨满们冒险闯入一些类似于荷马的《奥德修纪》或但丁夜间走过的路径。只是出于妄自尊大，我们总是不愿承认过去的人类与我们有着相类似的感知，以至于不愿在他们的洞穴壁画中看到除了实用性幻象之产物的其他什么东西——一方面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和另一方面的人与艺术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加复杂，而且走得更加远。同样的蔑视可能还有，比如在对待大教堂上就存在着鄙夷不屑，认为那些大教堂是与上帝的一笔大交易，或者是被专制贪婪的教会强加的苦役。把这些简单化留给奥迈吧，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去假设，一个史前的巫师在一幅满身中箭的野牛像前，会像一个基督徒面对供奉的羔羊时感受到同样的恐慌与虔诚。

这就是那些新石器时代的能工巧匠和适应者，他们与我们顶多相距三百代，他们很快将被研制铜铁器具的“技术专家们”追赶上；这就是那些手工匠人，他们在完成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人一再用右手所做的动作；这就是高脚屋和干砖墙房屋的建造者；这就是把树干挖空做船或棺木的制造者；这就是那些村民，他们的后院里有狗，有蜂箱，有石磨；这就是那些放牧人，他们同变成家畜的动物们达成过协议，但最终还是撕毁协议，杀死它们；这就是那些利用马匹和马车为己所用的人。想必是饥饿、失败、冒险的乐趣以及再过五百年蛮族入侵时将自东向西刮的那同样的风，把他们驱赶到了这里，如同他们的先驱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如同他们的后继者有一天将会做的那样；这些人中所剩下的稀稀落落的人，周期性地沿着这些海岸聚集起来，犹如暴风雨过后，在这些同样的沙丘上，被海浪冲到岸边的海藻、贝壳和木头形成长长的堆积物一样。这些人都同我们很相像，把我们与他们放在一起，面对面，我们就能从他们的相貌中看到从愚蠢到聪颖，从丑陋到美丽的同样的特征。与丹麦铁器时代同时的那个托伦人，脖子上套着绳索在沼泽地里变成了木乃伊，似乎当时思想正统的公民都把他们真真假假的叛徒、逃跑者、软弱无能者统统扔进了这个沼泽地，以祭献某位仙女。这个托伦人有着一张可能是最聪明的人的脸，他一定是在傲慢地审视着审判他的人。

后来，突然有了一些声音，说着一种在今天仍尚存在着一些孤立的词汇、发音和词根的语言，他们同我们说着一些同样的词汇，诸如沙丘、粪便、股线、石磨什么的。那些大声嚷嚷、吹牛神侃、寻衅打架、寻找出路、杀人劫道、举刀打仗的凯尔特人，头戴羊毛风帽，穿着挺像我们从前农民穿的那种罩衫、运动T恤，以及后来又在革命时期的长裤汉们中间十分流行的长裤。这些凯尔特人，也就是高卢人（古代的作家们在使用这两个词语时并不加以区分），被博学者们的沙文主义牵着鼻子，与其兄弟日耳曼人反目为仇，这种同室操戈一直持续了二十五个世纪。这帮浮华且无赖的年轻人，喜欢骏马、美女、漂亮的手镯和侍从，用战俘换取意大利或希腊的葡萄酒。古代传说称，在他们的早期岁月里，这帮气势汹汹的家伙在北海的低矮海岸边曾举着大刀冲向威胁着他们营地的海潮。这一小撮向大海挑战的人让我回想起我们儿时所醉心的那种围城游戏，也是在这些同样的海滩，在同样的灰蒙蒙的天空下，在我们的那些被海水悄悄渗透的海沙城堡里，我们举起代表着各个不同民族图腾的破旗，誓与城池共存亡。我们学校的教科书一再地说，这些胸怀坦荡的高卢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天会塌下来。我们比他们更勇敢或更悲观，因为我们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已养成了习惯，时刻准备着，看到天塌下来。

历史总是从现在写起的。二十世纪初法国史的第一张图像总是一些蓄着胡须的武士，旁边有一个穿着白袍的德鲁伊特教祭司，它给我们的印象是，一帮土著人——肯定是很高尚的人，但却事先注定要失败——不管愿意不愿意地被一个文明化了的强大国家多少有些粗暴的关怀推上了进步的道路。被绞死的韦辛格托里克斯和刚从地下走向公开的被处决的爱波妮被认为是有得有失。对于《评传》颇觉费解的学生有点惊奇，这种对几个善良的蛮人的胜利怎么会给恺撒的秃头上戴了那么多的桂冠。由泰鲁阿纳的英兰人组织起来的那五万人和被卡塞尔的梅纳比安人号召拿起武器的那两万人却在表明，即使在高卢这个偏僻的角落里，一架类似我们的那种军事机器与更容易被伤害但却是更加灵活机动的这片广阔天地之间的决斗是什么样的一种景况，这片广阔天地也有千年的历史，但却几乎停留在赫拉克勒斯和伊万德时代的希腊和罗马。军团深入的这些无路可通的地方是巢穴，但并非是几个原始穷苦人的巢穴，而是一个繁殖力很强的种族的巢穴，他们在上几个世纪中，不止一次地扩展到罗马和地中海的东边。我们感到这将像一艘美丽的石舫下面的水一样，在罗马统治的那四百年中，在不停地流动着，这是一个史前的中世纪，不期然地与我们的中世纪相会合：我们能辨认出那些森林中的巨梁和木桩塔楼以及那些茅草屋顶的陋舍的村庄。驻扎在遥远边关的高卢罗马外籍军团的士兵们都是那些梦想到埃及去淘金寻财的雇佣兵和拥向小亚细亚的托勒密人、加拉茨人，他们也是后来的十字军士兵的父辈。隐修士们在橡树林中将代替准备永远迁移的德鲁伊特教祭司们。在林中捕猎母鹿及其鹿仔的传说由了解原始时期的母亲们口头传诵着，人们在悄悄地说着被吃人妖魔吃掉的孩子、被水中女妖偷走的孩子，以及被死神和海外敌人掠走的孩子。

事实就在眼前：恺撒放火烧毁村庄的火光映照着比埃斯瓦尔家族、迪弗勒斯纳家族、讷维尔的巴埃尔家族、克里纳韦克家族或我所出身的克莱伊昂古尔家族的祖辈们遥远的面孔，但杰出的军事家不久就不再焚烧村庄了，因为草屋的火光和烟雾向敌人暴露了自己的动向。我隐约看见有人表示赞同他们很精明，知道征讨将扩大向罗马的出口：他们喜爱那里的熏火腿和别人给他们送来的活鹅、油浸鹅，那些活鹅由一个牧童赶着不紧不慢地扭摆蹒跚着；他们赞赏阿特雷巴特人的作坊里纺织出的美丽的羊毛织物；他们称颂鞣制得很好的用于制作腰带和马鞍的皮革。我也听见开明之人的赞同声，他们更偏爱罗马的修辞学校而不喜欢德鲁伊特教祭司们的学校，因此他们努力学习拉丁文，那些大地主们也表示赞同，他们急于把自己的凯尔特名字改为罗马公民的名字，而且为了他们的子孙（如果不是为他们自己的话）而梦想着元老院和元老们穿的长袍。而那些思想深邃的政治家们已经在掂量罗马和平的好处，这种和平确实将给战争恐怖几乎不断的这个地方带来三百年的安宁。

而说“不”的人则不算多：他们预见到法国军人在中世纪对领圣体者的大屠杀，预见到宗教改革下的放逐者和受难者，譬如那个马尔丹·克里纳韦克（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们的一位近亲），他在乌鸦山附近的巴约勒被砍了头；他们还让我们预见到一七九三年的流放者们都是忠实于波旁王朝的人，如同我们的祖辈在一百年前曾经忠实于哈布斯堡宫廷一样；还有那些胆小怕事的十九世纪自由派资产阶级，他们像我的叔祖父辈中的一个，把他们对共和派的同情像隐瞒恶习似的掩藏起来；还有那些难以相处的人，譬如我的祖辈比埃斯瓦尔，他在十七世纪时就拒绝别人在他的名字上加上“德·奥齐埃”，因为他认为这是法国国王想从他那儿掠取金子的又一个花招。这些人中有坚定不移的信徒、猎人、无赖、倔强的议员和永远被放逐者，他们在恺撒的年代里同他们的阿特雷巴特首领柯姆一起藏于布列塔尼，过着来往于比利时海岸和未来的英国之间的流亡生活。后来，他们又加入了克洛迪乌斯·西维利斯的运动，此人是巴塔维抵抗者，其组织一直延伸到我们这里。我们见到他们像伦勃朗画笔下那样躲在某个灯火昏暗的地下大厅里，一边高举起从莱茵河和亚历山大里亚作坊进口的漂亮酒杯，怀揣着蛮族的首饰，品尝自己粗野的奢华与危险，一边在微有醉意地诅咒罗马的灭亡和自身的死亡——这也许更容易实现。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既小心谨慎又难以对付的种族的某些特征：无力团结，除了在当时的战火之中，这是凯尔特老妖婆们的礼物；拒绝屈服于任何一个政权，这部分地解释了佛兰德的整个历史；常常因对金钱与享乐的贪恋而被打败，这种贪恋使之安于各式各样的现状；喜欢说漂亮话和荤笑话，对性充满渴求，这是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对生活的一个坚定的兴趣，它构成了唯一不可剥夺的遗产。当上司回意大利去照管政治的时候，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率领军团驻扎在这里，忍受着连绵冬雨的折磨。他也像另外那个人一样，借机享受着丰满的美女们。于是，一九一四年的美国军官们惊讶中略带点警觉地发现，她们简直像酒神的女祭司们一样地狂热。他们中的一位说，在这个肉欲横流的主保瞻礼节的地方，用不着去强奸。

1. ✑ Pisanello（约1395-约1455），意大利画家、雕刻家。

2. ✑ Edgar Degas（1834-1917），法国画家、雕刻家。

3. ✑ 即萨满教巫师。“萨满”一词为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后为萨满教巫师之通称。

4. ✑ 法国作家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

5. ✑ 古代凯尔特人宗教、哲学和教育体系，包括早期凯尔特人的信仰，其中有灵魂不灭的信仰。

6. ✑ Vercingetorix（约前82-前46），高卢阿维尔尼部落首领，领导高卢人与罗马军队作战，战败被俘，后被绞死。

7. ✑ Eponine，高卢女英雄，带领高卢人反抗罗马统治，公元79年被杀。

8. ✑ Hercules，一译海格立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

9. ✑ Evander，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希腊阿卡迪亚殖民地帕拉蒂尼山的首领，约生活在公元前13世纪，将希腊的农业、法律、文字等带到了罗马。

要很好地了解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他们所信奉的神明。我们隐隐约约地瞥见特塔代斯、贝雷诺斯、高卢或日耳曼圣母、掌管生死命运的三女神之一的帕尔卡、灵魂的指引者和类似大力神的月亮神，以及慈母般的纳阿拉尼亚——人们在泽兰港口启程和上岸都要祈求她，甚至在海岸线更南边她也被奉为神明，还有埃波娜，她是辕马和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小种马的女王，她侧身坐在女用马鞍上，双脚踏在一块窄木板上。不过，我们所具有的对他们的想象，是他们并未定型时的希腊-罗马神的模样。我们在巴韦发现的那些教堂装饰物几乎可以肯定我的祖先曾在它们的面前祈祷过，它们与帝国国土上几乎随处可见的迷信物品相比并无特别之处，高卢工匠的笨拙在其上随处可见。当你想到在最初的凯尔特钱币上已然显见的极其特殊的才能时，当你想到让动物形态逼真，或让植物伸展和交织的这份在基督教时代着色画师们和中世纪的画家们中将再现的天赋时，你不会怀疑如果这些人自己愿意的话，是能够让他们的神明们活灵活现的。也许他们更喜欢让诸神若隐若现，刚刚从石头中露出而又重新钻入石头中去，与无形的土壤、云和风的嘈杂的声响交织在一起。祖先的这种拒绝中的一点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数百年后破坏偶像者们会那么的愤怒。“人们不该给予上帝一个形象。”一天，一个佃户在同我一起走进佛兰德的一座教堂，兴趣索然地看着不知是哪位圣父时对我坦陈道。

在这个恺撒甚至是他之后很久的圣哲罗姆都看作是偏僻的角落的地区，德鲁伊特教祭司们的足迹极其罕见；但自从我们知道卡尔纳克竖起了那些庄严的石头和某位史前勒柯布西耶雕凿的那些斯托纳昂杰的整石大门提前填上了槲寄生植物以来，他们的足迹几乎变得到处皆是。这些安顿于比他们自身更加古老的一些圣地中的教士们让人想到那些把大教堂倒空之后再使用它们的新教教徒们，或者让人想到那些把罗马的庙宇基督教化的基督徒们。不管怎么说，卡尔努特人的那座城市，也就是沙特尔，他们的聚会之地，离比利时的高卢太近，所以他们的影响势必扩展到这些低洼之地和沙丘的这儿那儿。正如我父系中的那些尊敬的神父和教士们有一天要去勒芬、去巴黎，甚至去罗马研修一样，一些未太受到其氏族中人的激烈生活引诱的年轻梅纳比安人，有时候大概要按照大陆的凯尔特人的习惯，去布列塔尼岛的德鲁伊特教修道院研习。他们熟记了描写宇宙起源和系谱的那些内容广博的诗，那是种族科学的宝库；人们向他们披露了转世投胎的种种模式，这个数据之所以吸引他们，是因为它表面上顶多是与构成我们与一切之关系的有机生命的其他种种现实（譬如吞咽、消化、交媾、分娩等这些，我们因习以为常而并不感到奇怪）一样荒谬而已。人们教给他们各种植物的功效以及进行神意裁判（不论其是真是假）的方法，因为上帝的审判首先是诸神的审判。在某些节日，他们将观看壮观的烧死用藤笼装着的动物和人的场面，如同在基督教时代，至少直到十七世纪末叶，在掩盖同样的残酷的另外一些借口之下，一些被认为有罪的男女和被认为不吉利的动物被成百上千地活活烧死。也有可能教他们学习一点希腊文，因为这些我们觉得在钻研一种可敬的史前史的神甫，在用这种语言通信。被恺撒带到罗马的那位高卢德鲁伊特教祭司第维西阿库斯常与西塞罗讨论哲学，他似乎就是在城里晚餐的那位高级教士的原型。

人们想知道这个种族把自己的原始神明换成来自巴勒斯坦的救世主的确切日期，想知道在什么时候，远在瓦伦丁娜们、女王们、约瑟芬们以及我所出自的阿德里安娜们之前的那个家庭主妇让一个比她更具先进思想的丈夫或儿子把青铜小家神们拿到了铁匠铺里——好像后来又做成锅子或煎锅拿回家来。除了例证表明的人们把蓄着胡须，穿着厚呢长袍的神明装扮成圣徒，其他的一些叛徒（因为改宗者总是某种事业的叛徒）更加尊重失败的事业，他们把小家神们虔诚地埋在地窖或花园中的某个角落，我们发现的就是这些长了铜绿的神明。严格地说，富有异国情调的一种神明渗入这些地区已不是第一次了，一些意大利商人在他们的小商品中已经夹带了一些伊西斯神和哈尔波克拉特斯神；一些老兵从他们的驻扎地带回一尊小密特拉。不过，这些更随和的神明并不要求排除其他的神。人们甚至可以猜想，一些过于执拗、不肯放弃自己美好的古老宗教的异教徒，在这些乡村中一直坚持到公元六至七世纪。必须善于区分那些早在信奉新的宗教还是一种英勇之举的年代就改变信仰的人和国家已经认同时而随大流的那些人。

历史上最革命的那两个时刻可能一个是一个印度苦行者明白了一个清除了任何幻想的人会变成自己命运的主宰，走出尘世或者待在尘世只是为其他的人服务，甚至超越诸神之上，另一个是几个或多或少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在他们的拉比中认出了一个自愿介入生活的神明以及人类的苦难，他被世俗和宗教当局所谴责，被地方警察在准备着维持秩序的军队的注视下处决。我们暂时先别讨论佛教智慧，我到二十岁左右时才接触它。至于闻所未闻的第二个奇事——对基督的狂热，它鞭挞着人类的所有教诲，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受其影响，所以人们难以相信它那么深地渗透到那些高卢-罗马改宗者的心中。肯定有这么几个纯洁的心灵在向“山上宝训”敞开心扉：在我的一生中，我自己就看到过有两三位这么做过。不少惶恐不安的心灵沉醉于那些在当时也充盈于世俗信仰的墓外拯救的希望。大部分人则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做帕斯卡尔那种粗俗的打赌：人们在交换时会失去什么？尽管祭献了那么多的家禽和小公牛，加利埃纳·塔西达仍旧胃痉挛，奥尔利阿努斯·柯拉库斯·加尔博在最后的升迁名单上被划掉了。罗马的敌人蛮族人（或者更糟，是他的盟友），不仅蜂拥到边关，而且还深入到与纳莫塔库姆（即今之阿拉斯）和巴加库姆（即今之巴韦）邻近的那些地区。不久，从东方的一座修道院深处回响起圣哲罗姆面对帝国西部边关被侵入所发出的呐喊：“浪潮从莱茵河和北海向阿基坦盆地席卷而来，整个高卢处于血雨腥风之中！”这个新的神明没有拯救任何人，旧的诸神也不会去救什么人的。坐在象牙椅上的那位罗马仙女也一样不会去救人。

一些随身携带无数金银财宝的富人同他们已为数不多的忠实仆人一起在大路上被勒死；一些奴隶趁机逃走，一下子便跻身于自由人的行列，或者混迹于蛮族人之中；一些断垣残壁在冒烟，瓦砾下压着无法确认的一家老小；一些或主动或强行被抓走的女子，或因蹂躏、寒冷、遗弃而死去，或生下征服者的孽种；因保卫自己的田地和家畜而被杀害的村民们的骸骨在大雨下泛白，与死去的牲畜的骸骨混杂在一起。人们随后又开始修葺和重建。这不会是最后的一次。

1. ✑ Le Corbusier（1887-1965），法国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此处借指史前某位能工巧匠。

2. ✑ 中世纪条顿人等施行的裁判法，例如令被告将手插入火或沸水中，若不受伤，便定无罪。

3. ✑ Isis，埃及神话中司婚姻、自然的女神。

4. ✑ Harpocrates，希腊神话中的沉默之神，源于埃及神话，系一吮吸手指的小孩形象。

5. ✑ Mithra，波斯神话中的光明之神。

6. ✑ 犹太人对师长的尊称。

谱系网

将近十六世纪之初，一个名叫克里纳韦克的小人物变得显眼了，但这么远距离地看过去，也就是博斯、勃鲁盖尔或帕提尼尔在他们画布的背景中立在路上的用作风景陪衬的形象而已。对这个比我早十三代的人，我几乎一无所知。我设想他舒适地生活在自己那小块的土地上（穷人很少在家谱上留下踪迹的），而大限到来时，便在弥撒的唱诵中被安葬在自己的教区内。有人说他给他的两个儿子定了两门好亲，我理解那就是说找了那种贵族市民和小贵族什么的，与他倒是门当户对的，不算高攀或低就。还有人说他是卡斯特尔人，那是位于卡塞尔和巴约勒之间的一个城镇，而今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居民点，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个早上，它却参与了西属佛兰德的那些小城的激烈生活。卡斯特尔当时有骑士团的封地，有一座或几座教区教堂，有在远处立着绞刑架的“法院”，并且想必还保留着以此命名的罗马军营的痕迹。这个城镇还有其修辞会馆，成员们聚在一起作一些拙劣的抒情诗或回旋诗，为重要人物“愉快的加入”而准备诗句化的恭维词，还煞有介事地编排一些取自《圣史》或闹剧的短剧。后来，在巴约勒，我的先辈中的一位成了当地修辞会馆的“抒情王子”。一五一〇年代的那个克里纳韦克大概也参加过市民阶层的这类娱乐，这个市民阶层还懂得自我娱乐，而其后代却以观看早先的皮影戏为乐。

在这些踏实而默默无闻的家庭里，儿媳妇的姓名有时候却精确地表明了一个家庭的地位或特征。那个克里纳韦克长子的名字同他一样也叫尼古拉，娶了一位贵族小姐，名叫玛格丽特·德·贝尔纳斯特；我就是这对夫妇的后代。其小儿子娶了卡特琳娜·冯·卡斯特尔为妻，该女子是在图尔奈安家的那一支中出生的，这一支后来出了那个雅克琳娜·冯·卡斯特尔·德·吕班斯，她的那帧遗像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穿着一身镶金嵌银的锦衣华服。这位雅克琳娜与她丈夫生下了米歇尔·德·柯尔德，后者在诸大公的麾下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他与其第二任妻子生下了我父亲第一任太太的一位祖母。长子尼古拉的一个儿子也娶了一位玛格丽特·冯·卡斯特尔。我举这几个事实，是要从一开始起就展示这张由四十来个家庭在三百年中互相联姻而在姓名、血缘和地产方面变得纷繁复杂的谱系网。

最初的那个尼古拉的后代，一个嫁给了一位名叫皮埃尔·德·维克的王室马厩总管，一个娶了一位旧法官家族的千金卡特琳娜·达曼，一个嫁给了一名叫雅克·冯·德尔瓦尔的敦刻尔克城的司库，是个大家族，他的姓氏译成法文就叫“德·戈尔”，一个嫁给了一位名叫菲利普·德·勃艮第的王室马厩总管，一个嫁给了名叫雅克·德·巴夫拉尔·德·比埃朗奥夫的“高贵的人”，一个娶了一位名叫雅奈特·富科尼埃的女子，一个嫁给了一名叫让·冯·贝尔的男子，还有一个嫁了个夫君叫普拉代尔·冯·帕尔玛埃特，这些人的名字我在《苦炼》中随意地给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我的祖辈里有叫米歇尔的，他是第一个取此名的，后来家里的长子都必须取这个名字。他于一六〇一年娶了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德·瓦奈斯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孩子，卡斯特尔的大法官马蒂厄与一位名叫约齐娜·冯·迪克尔夫人的千金波利娜·洛朗斯·德·戈德斯威尔德成婚；他们的长子米歇尔也成了卡斯特尔的大法官，娶了玛丽亚娜·勒盖·德·罗贝克——弗莱斯特尔夫人——为妻，后者是国王的一个顾问与一个名叫韦尔甘夫人的拜昂格姆家族的女子所生之女，韦尔甘夫人的父亲是圣奥梅尔大法官管辖区的行政长官。就写到此为止吧。这些无名之辈只留有点缀着几个法国名字的佛兰德诗歌而已；列举这些人的名字给我的感觉是用手在一个外省地图上的平原、洼地和高原上抹过，而这个外省还经常更换主人。但是，该省家族的稳定性，至少保持到本世纪两次大战的震荡之前，这却是令一九七七年的观察者们感到惊讶的。

克里纳韦克家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直到十八世纪初，才在其姓氏上加上贵族的含义，在这之前，他们的姓氏的含义有的是“小本生意”，也就是说“赚钱不多”，或者更有情趣点儿，叫“悠然自得”。那个英文姓氏“杜利特尔”是萧伯纳给予那个因其《皮格马利翁》而成为哲学家的道路清洁工的，此姓氏的含义几乎是精确的，法文中没有相类似的词儿。将近家族姓氏建立起来的那个时期，也就是说，在十二世纪或十三世纪的时候，我可以想象我的祖先们在一个小农场里辛勤地劳作，在一个小手工作坊里拼命地干活儿，或者在从事小本经营，也许是挑着货郎担，走村串户，货担晃荡着，有时候还被看门狗吓唬着。或者，如果我心情好的话，我可能想象一些漂亮的小伙子在凉棚下大口喝着啤酒。

在我们与之接触的那个时期，这些克里纳韦克人似乎已跻身于在佛兰德不计其数的“伊伦”阶层，他们是一些小封地的小贵族领主，在逐渐地蚕食古老的封建庄园，并吞噬着农民的小块土地。一些当代的历史学家在这些伊伦之中看到了一些暴发户商人，这在后来变成比利时、安特卫普、根特或布鲁日的某些城市中倒是确实如此。在阿拉斯也一样，该城的一些葡萄酒进口商和皮革整理者早就组成了一个贵族阶级。但是无论大商业还是银行，在卡塞尔周围都没怎么繁荣起来。我在我的先辈中只发现了一个大掮客，名叫达尼埃尔·富尔芒，有点像商业巨头，属于安特卫普商界。我倒是看到那些克里纳韦克通过置地和用一些傀儡发放高利贷而逐渐暴富起来，犹如在法国的那个高贵的蒙吕克通过犹太人中介发财致富一样。对教会财产或大领主的财产的管理在当时也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办法，有时甚至更名正言顺。此外，还必须想到有关城市的债务、农村工厂的利润分成或大的集市的投机生意，想到文艺复兴的大资产者已经传染开来的所有这一切资本主义。

我的先辈将在随后的那个世纪去安家立业的巴约勒，到中世纪伦敦已经有了自己的商业分号，还在佛兰德的昂斯等其他十八座城市设有分号，其商业网点一直延伸到诺夫哥罗德。有可能从前克里纳韦克们从当地种植的亚麻中获益，或者从农村无产者经办的什么作坊中的亚麻纺织中获利，从而为富人和穷人提供了精细或粗糙的衬衣，提供了睡觉和做爱的床单，最后提供了裹尸布。在我们这个合成纤维服装的时代，亚麻的种植变得罕见了。我记得几年前，曾在一片像大海蓝天一样蔚蓝的田地里走过，仿佛置身梦境，其乐融融，那是在记不清叫什么名字的安达卢西亚的一个村庄边上。那些并不富有诗意的克里纳韦克们从他们开花的亚麻，从在佛兰德的各条运河中变红，最后变得雪白的亚麻中获得他们的第一批盾形纹章，这并不使我不快。

所有这些人都戴着纹章，有时候是一位佛兰德的伯爵或勃艮第的公爵授予的；后来，西班牙诸王不太敢给这帮做善事的人——也就是他们——授予爵位和纹章了。杀害纪尧姆·德·奥朗日的凶手死后被追授为贵族。但是，从整体而言，这些纹章中的大部分是自己授给自己的，而当时的纹章条款规定这么做是合法的。人们很少知道纹章的威力是在很久之后才显现的，而且，在中世纪末期，在佛兰德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盛行一种风气，即一个稍许重要点儿的家族都喜欢用自己热衷的盾形纹章装饰家具什么的，其心满意足之态犹如当今的一位托拉斯的董事长把自己姓名的首写字母组合起来一样。

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一种对正在结束的中世纪的怀旧情绪占据了所有激奋的想象力，产生了那些历史上的罗曼蒂克的杰作，诸如骑士比武、骑士小说、《热恋的心》的缩写本等，并且在一个世纪之后，在《堂吉诃德》勇敢的疯狂中达到了顶峰。这种怀旧情绪也掀起了一个纹章的高潮。我们所关心的几个家族的纹章经常把它们的色彩与家具相互混合在一起，以至于你会以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比我们知道的要更加久远得多。我小时候，一些老年女眷硬跟我说，能召候鸟的雌鸫象征着朝圣和十字军远征；而我很遗憾地得知，星星不是人们所看见的星星，而是一些好战但却是假定的先辈所获得的马刺。

朝圣是非常普遍的，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肯定都有一些先辈去过罗马或孔波斯特拉，有点出于虔诚，有点为了观光，以便归来时大吹一通自己的奇遇。至于十字军远征，那么多的小兵、马夫、好色之徒、可怜的寡妇和失足的女子散落在追随其领主的路上，以至于我们大家都可以沾沾自喜于有这么个先辈参加过这支伟大军队中的一支。这些人见过匈牙利沿途的麦浪滚滚，见过巴尔干多石的山谷中的大风与狼群，见过普罗旺斯的各个港口的拥塞与重商主义，见过海上的暴风，见过金碧辉煌、金银宝石满地的君士坦丁堡，而对那些圣地的朝拜哪怕是离得很远，也让人觉得因拜过一次而有获救之感，而当你从那儿归来时，在临终之际也将会记起它来的。他们尝试过或顺从或被迫无奈的褐发姑娘，尝试过不忠实的土耳其俘虏或主张教会分立的希腊人俘虏，品尝过他们还不知道的酸涩的如同天堂之果一样的橙子和柠檬，染上过令皮肤发紫的淋巴结炎和让人拉得浑身无力的痢疾，还看见过被遗弃在路旁的垂死者，眼望着或耳听着远方大路上大队人马在继续行进，一边唱着、祈祷着，一边诅咒着，而他们在世上的全部纯情与企盼似乎就是得到无法得到的一口水。我们并非第一个看过夏季里小亚细亚的灰尘、它那灼得发白的石头、一股咸味和芬芳味的岛屿以及蔚蓝色天空和大海的人。一切都已经千百次地被感受过和尝试过，但是，往往无人叙述或者叙述的语言尚未存在，抑或是，那语言已经存在，但却为我们所不识，而且还令我们激动不已。如同空荡荡的天空中的云彩，我们在形成，并在这遗忘的背景中消散。

1. ✑ Pygmalion，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的国王。

2. ✑ Compostelle，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古城名。

由于建立在一个由父传子的姓氏基础上的家庭习俗的缘故，我们错误地觉得自己被一根细茎与往昔联系起来，在这根细茎上，每一代都有一些媳妇的名字插进来，她们总是被视作次要的，除非这些姓氏较为显赫，可以引以为荣。特别是在法国这个《撒利克法典》的优选之地，“出自母系家族”对一个人来说几乎是在开玩笑。除非有特殊情况，谁还知道自己的曾祖父的外祖母姓甚名谁？不过，跟这个外祖母姓的人与我们继承的姓氏同样混编在谱系之中。在父系中，唯一使我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八五〇年代的四位曾祖父母，共和二年前后的十六位先辈，路易十四年轻时期的五百一十二位先人，弗朗索瓦一世治下的四千九百六十位祖先，一百万死于圣路易前后的祖先。这些数字得减去一些，因为血缘的交叉，同一位先辈常常插入好几个谱系，如同好几根线结在一起的同一个结那样。然而，我们继承的确确实实是整个一个省，整个一个世界，我们处于其尖端的那个角在我们身后向无限张开着。这么去看谱系这种经常被用来为人的虚荣心服务的科学，那它导致的首先是羞辱，因为我们会感到在这么多人之中自己是极其渺小的，然后导致的则是眩晕。

我在这里只是根据肉体来说。如果牵涉到更加难以分析的整个遗传，那我们则是接受了全球的全部遗赠了。一个希腊的诗人或雕刻家，一个生于西班牙的罗马道学家，一个其父为佛罗伦萨的公证人，其母为亚平宁地区一村庄旅馆女佣的画家，一位犹太母亲生的佩里戈尔的评论作者，一个俄罗斯小说家或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戏剧家，一位印度或中国的圣贤，他们也许更可能是我们的祖先，远胜于我们出自其后代之一的那些男人和女人，远胜于那些精子中的一个，这些精子中的几十亿万都毫无结果地遗失在女人的阴道中，或者流失在夫妇做爱时的床单上了。

我不会总是一代一代地追踪着逐渐变成克莱伊昂古尔家族的克里纳韦克家族。严格意义上的家族并没有氏族让我感兴趣，而氏族又没有群体让我感兴趣，那是在同一个时期生活在同样的地点的整个群体。关于我还记得点什么的这些谱系中的十来个谱系，我想在此记述一些类似的、重复出现的、平行的或者分叉的发展，我甚至想利用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默默无闻和平凡寻常来发现那些站在历史前沿的特别显赫的主角们在别处向我们隐瞒的某些规律。请少安毋躁！我们总是会较快地谈到这些离我们很近的单个的人的，对于他们，我们或对或错地以为几乎全都了解；我们将总是会较快地谈到我们自己的。

首先，我们必须放弃大部分的西班牙的联姻，放弃这个法国北方众多家族的联姻传说。在我们密切注意的那些联姻中，我发现了两个真正的但却与我无直接关系的联姻，这些结合尤其经常地发生在梅赫伦、巴利亚多利德、马德里、维也纳的积极跟随诸亲王的大贵族中。别太注意那些阿拉贡的或卡斯蒂利亚的军官们的奸骗行为，别去管阿尔伯公爵或亚历山大·法奈兹公爵的士兵们的野蛮游戏，这些军队中包括很多条顿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对于一种天真的虚荣赋予任何一个法国人以拉丁血统来说，我也持同样的意见，至少是在政治风向标转向南方的那些时期是这样：防御卡塞尔或巴韦的蛮族人的罗马士兵们往往自己就是蛮族人。其他的一些异国血统关系将有待考证。比埃斯瓦尔家族在这方面有两个互相矛盾的传说：一个传说说他们是在佛兰德安家立业的波希米亚吹玻璃业业主的后裔，而另一个传说则说我的祖辈是布里阿德的比埃斯瓦尔王后的亲生儿子，而她的丈夫是一个效忠于法国的瑞士军官，因此应该设想他曾在马里格南或塞利索尔打过仗，因为比埃斯瓦尔家族大约在十六世纪末期已经安安稳稳地在巴约勒安家落户了。冯·埃尔斯朗德家族认为自己是源自一个喜欢佛兰德的舒适生活而不喜欢帝国军队的东征西讨的匈牙利雇佣骑兵。有位祖辈名叫玛格丽特·弗拉娜塔，因其姓名中的意大利、西班牙或葡萄牙音节而使我浮想联翩，但我对她的家人却一无所知。

相反，其他的一些联姻却是有案可查的。一六四三年，我的一位祖先弗朗索瓦·阿德里安森以回想壮丽的裸露场面的名义在神秘而庸俗的背景下娶了亲，其妻系安特卫普女子，名叫克莱尔·富尔芒。有位远房女亲戚嫁给了据说是阴沉的罗杰·莫尔蒂——马洛的一个剧中提及的弑君者——的后代；这肯定是传说，但好像玫瑰战争的一些被驱逐者有时候会跑到佛兰德，特别是布鲁日去，就像其他的一些逃亡者在十七世纪时所做的那样。但是，他们是否在那儿扎下了根，那就无法肯定了。有位祖辈是一五九六年布鲁日的法兰克人市长的女儿，遗憾的是时间太晚了，相差了二十五年，无法帮忙制服《苦炼》中的泽农。历史不时地把其火光投向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历史的家庭，如同一队人马行进在一条平静的街道上，把其火把的光亮投向一户酣睡人家的窗户上，并用其鼓声和笛声使窗户震颤。

法院档案保管员的一些公证书的原件——遗憾的是不全——给了我一些结婚协议以外的东西。一六〇三年，我祖辈，卡塞尔的法官尼古拉·克里纳韦克被迫审判其兄弟约斯，后者被控谋杀，被临时拘押在雷科莱修道院里。这座修道院不是普通监狱，所以是个很大的优待。但是，我们的资料也就仅此而已。一个小说家（在这种情况下，我当不了这个小说家）可能会随心所欲地想象一个高乃依式的法官在严格执法，不徇私情，大义灭亲，或者相反，大动恻隐之心，刀下留人，让罪犯越狱潜逃，或者像后来的巴尔扎克式的人物，阴谋策划全部案件，以摆脱一个年幼的弟弟，独吞遗产。这些形形色色的大胆设想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们对犯罪的原因与情况一无所知，我们顶多只能推论说，这个约斯可能是个容易冲动的人。

我说过，在这个家族中，行伍出身的人很少。玛丽·德·拜昂格姆的母亲查纳甘是富尔纳的慷慨豪爽的鱼贩子之女，其父因率教众起事而被法国骑兵在卡塞尔城下五马分尸——这些以自家的纹章装饰各教堂墙壁的人家有时候是一些反叛的穷人的后代。另一位祖辈的父亲让·马埃因在莫拉保卫“勇猛者”的旗帜而死于洛林公爵之手，他的儿子早在两年前便在瓦坦达姆战役中战死了。我们已经提及的那个弗朗索瓦·阿德里安森牵着两匹马自愿加入了西班牙菲利普四世的军队，他参加过勒芬保卫战、艾尔城洗劫和埃斯丹的围城战，他的儿子也是舞枪弄剑之人。总共五个武士，其中三个战死，在这么个地方，整整五百年，这算是很少的了。

与大家可能会以为的恰恰相反，神职人员也不多。尊敬的弗朗索瓦·马蒂厄·比埃斯瓦尔用他那阴郁而聪慧的眼睛在看着我。他面庞清秀，而且有点女气；手很漂亮，如同当时大部分的神职人员的手一样；内心活动很少在脸上表现出来——这张尚属年轻的男人面孔尤其给人一种自我克制、压抑欲望和梦想以及那种遇事寡言少语的谨慎的感觉。但是，这位尊敬的神甫并不缺乏精力。他是其教会的财务管理者，相继担任过阿尔、伊普尔、敦刻尔克和巴约勒的耶稣教会学校校长。这个弗朗索瓦·马蒂厄还在巴约勒重建了被路易十四的大军焚烧了的那座耶稣教会学校，并迫使地方当局承担了重建费用。据说他曾两度被派往巴黎“谈判他那个地区的无望的事情”，并表现得非常机敏灵活。法国国王的大总管曾经召集佛兰德各耶稣教会学校和神学院的校长，命令他们停止与教会会长的任何接触，今后只许与一位法国的省会长进行联系。当天晚上，弗朗索瓦·马蒂厄便派了一个秘密信使前往帝国，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上司，后者因而成功地从法国国王那里获得了一个少许温和点的决定。这位对处理重大事务颇具才干的神甫二十年后死于安特卫普自己那个发誓修行的家中，因为他早已选定在仍属于西班牙、明显地效忠于“旧制度”的这些省份中终其一生。

修女就更少见了，而且几乎未见她们的任何一张画像。这些女圣人也许觉得摆好姿势在那儿让画家画像不成体统。唯一的一张画像的女模特儿穿戴整齐，是一位十六岁便过世了的少女，从未信过教。她是我的一位曾叔伯祖母辈的祖先，名叫小伊丽莎白·阿德里安森。那是一张穿着收养孤女、享有教俸的修女的传统服装的全身像：浅绿色硬褶皱的丝绒长裙镶着火红色饰带，使她看上去似乎生活在比她那个年代更加古老的岁月里，你会以为那是路易十三时代而非“亲爱者”路易时代。纤巧的圆脸充满稚气，嘴唇抿着，没学会微笑，她那病态的苍白的脸和手上拿着的玫瑰让人想到委拉斯开兹的公主们。想必那位给我们留下她那匆匆身影的外省杰出画家从未曾见过她。

也没有殉道者。我浏览过“动乱年代”被处以死刑者和被放逐者的名单，可以发现几乎牵涉到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度的所有家庭。我倒是看到一些与我有关的人，但是我却无法把他们中的任何—个重新精确地列入也许被从中细心清除掉的那个谱系中来。哲罗姆·德·拜昂格姆的好几个兄弟在十六世纪末离开圣奥梅尔去了英国，很可能是他们的信仰起了点作用，使他们去了那儿；后来就没有他们的踪迹了。从整体来看，克里纳韦克家族及其亲戚盟友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去教堂都是维护其宗教的。一些神甫的遇害使那些因被放逐和被怀疑而躲进猫山，想必还躲进其附近的黑山森林中的人既惶恐不安又愤怒不已，所以他们便登上了准备援助他们的英国新教徒的沙丘。相反，反叛者们却像同柯姆一起流亡的凯尔特人、朱安党人或我们这个时代的抵抗运动分子一样，把他们的英雄主义表现为挑战当地的敌人或外国暴君，必要时他们就跑到国外去，然后带着海外盟友的支持杀回国内。为阿尔伯公爵的身体健康干杯的资产者们只愿把这些斗士看作是一股浪花，是一些流氓无赖、误入歧途的男女青年、还俗的淫荡僧侣、很快就被诱惑的农民，外加几个跌入错误之中或被伊丽莎白·都铎的金钱收买的贵族组成的浪花。与布鲁塞尔动乱法庭联手的巴约勒的助理法官们有时候因被指控缺乏严惩的热情而脸红。这些坚持做弥撒的天主教徒没有去想一想，教堂的奢华是不是对穷人酸苦的污辱，也没有去想一想那些充满一有机会就越墙而去的僧侣的修道院是不是需要宗教改革，起码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些改革。

一八七〇年前后，我的一位曾祖母的表兄弟埃德蒙·德·古斯马凯在他的一本专著中还把这一小撮异端分子描绘成一伙可鄙的乌合之众，不承认被处以死刑者们的勇气或者夜晚祈祷完后大胆唱诵的诗篇之美。作为反叛者们巢穴的那些被焚烧的农场的气味也没有令他恼火——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远处捂着鼻子的人。面对人们所参加的那个党派从前的过激行为，十分简单的策略始终是一方面贬损受害者，另一方面则肯定地说酷刑对于维持良好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再说，酷刑也没人们所说的那么多，而且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与我们相关的事既不牵涉到塞巴斯蒂安·卡斯塔利翁也不牵涉到蒙田。这样说并不是专为这里那里的教皇派或加尔文派罪行的卫道者们辩护，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的利用者们也一样在这么撒谎。

巴约勒附近的梅里平民行政长官马尔丹·克里纳韦克不在我的家族档案中，即使他有权列入其中，我们也会把他的名字给抹掉。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带绰号的姓氏在佛兰德并不鲜见：卡斯特尔、巴约勒或梅泰朗的克里纳韦克们可能并不知道或蔑视梅里的克里纳韦克们。就我而言，我可能会乐意假设有一位与这些生活在方圆二十法里圈子内各式各样不起眼的人相同的祖先。这无关紧要：尽管我并不赞同马尔丹关于崇奉圣母马利亚或上帝的选民为数很少的观点，但我愿意把这个不屈不挠的抗议者视为表亲。在六月炎热的一天，沿着尘土飞扬但两边有阴凉的绿色忽布夹道的大路，马尔丹徒步从巴约勒的监狱向他的斩首地乌鸦山走去。在那里他必将发现先他而被斩首的不少教友的遗骸。不过，他的运气还算不错：虽然出身平民，但由于他所担任的职务，他逃脱了最坏的下场，没有像巴约勒的那个有产者，反叛的雅克·维塞杰那样，在大广场四个角落轮流遭受鞭笞之后，遍体鳞伤地被扔进广场中央燃烧着的火堆之中。马尔丹死得倒是干净利落，我想是一刀毙命。其实，他并未犯过任何谋杀罪，也没毁坏过任何塑像；他的罪行只是挨家挨户地、逐村逐镇地募捐，以求得他那份三百万利弗尔的摊派份额——教会中的那些人希望用这笔钱从菲利普国王那儿获得信仰自由。这个傻瓜是相信这些废话的。

在他走向死亡的路上，他想必仍旧戴着大毡帽和蓝色的护腿套，在他出巡时大家总看见他这副打扮，那是他与其同类人接近的标记。他很渴：在去往乌鸦山的沿途，一些农民有时候会给死刑犯一杯水，甚至一杯啤酒，但是人们也许不会给一个异端分子送水送啤酒的。汗从他的毡帽里往下流，尿滴在他的鞋上，渐渐变成一条细线，说明他内心的紧张，即使是个勇敢的人此时也难以控制住自己。最糟糕的是国家没收了他那不多的财产，估计有五百二十利弗尔。据官方登记簿上的记载，对他的行刑使当局花费了十利弗尔十德尼埃——大家将会看到，国家仍会这么干的。要是执行火刑的话，花费会更大，那些日子处决的一个异端兼点盗匪性质的人，就花了十九利弗尔十三苏，而且会计还把刽子手提供的十九苏火把钱给抹掉了，说是用一点炭火也能点燃柴堆，只不过这样做费点时间而已。马尔丹死时，会不会因对其加尔文的神明的崇敬而聊以自慰？会不会有那股对法官们的无能的愤怒在支撑着他？或者恰好相反，会不会精神完全崩溃了，只关心自己的妻儿老小没有了牲畜、田地和粮仓将如何生活？对此我们一无所知。我们还是让他在小狱吏们的押解下继续走他的路吧。

1. ✑ 发源于公元5世纪法兰克撒利克人通行的各种习惯法，6世纪初由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汇编为法律。

2. ✑ 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英国剧作家，诗人。

3. ✑ 指1455年至1485年英国约克家族（族徽为白玫瑰）和兰开斯特家族（族徽为红攻瑰）之间为争夺权力而发生的内战。

这十多户人家平分了“领年金的”巴约勒，这是取约翰·德维特是坚定的“荷兰领年金者”——大议长之意，意思是说他多少算是市长、书记官，也就是说是市政议会领头的律师，是调停者（亦即有时通过一些较为严厉的手段负责维护秩序的法官），是市政长官（也就是说既是市政议员又是民事和刑事法官），这帮大人先生显然是像恺撒一样，宁愿在一个极小的城市当出人头地的人，也不愿在罗马排在第十位或第一百位。他们都很富有，特别是那位财务官员，该城在遇上财政赤字时，还得仰仗他拿出资金来。在阿德里安森们担任行政长官的布洛涅、敦刻尔克、伊普尔，情况大体一样。为了找到勃艮第诸公爵的父子顾问，也就是说不是在城市一级而是国家一级，那就必须追溯到中世纪末期。后来，在法国，这两人成了议会议员，然后解甲归田，荣归故里。必须在小城市生活过才会知晓社会的齿轮是如何赤裸裸地转动的，才会知晓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戏剧和闹剧在其中达到何种直截了当的程度。一种严格的清廉和犬儒主义的奇怪混合从中产生出来。这些自以为是威震四方、良田万顷的亲王的人在圣西蒙眼里一文不名，贱若浮尘，如果他偶然地谈到他们的话。在他们的眼里却正好相反，即使伺候国王起居的身居高位者也不过是仆从而已，他们是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的。

假若人们深深扎根在一个偏僻角落里，就必然会受到叫作“大政治家”的机灵人和叫作“战争”的大国的疯狂影响。我的一位祖母的祖父纪尧姆·冯·瓦尔于一五八二年前往图尔奈，请求帕尔马亲王放过巴约勒；他在执行这一使命的途中因某种高烧死去，而他的请求并没有被接受：巴约勒的大部分于当年被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雇佣兵们毁掉了，该城由居民们部分地修复之后，于一五八九年又遭洗劫和焚毁，饥荒紧随战争而来，该城因死亡或出逃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其间，也就是说在一五八五年，夏尔·比埃斯瓦尔签订了巴约勒与菲利普二世的和解协议；早在一年之前，他也曾签署过各种文件，附带奉上八千利弗尔的贿赂给法尔内塞，以便使资源耗尽的该城获准与新教的荷兰重开贸易。十七世纪时的情况也不太妙，佛兰德因“三十年战争”的影响而十分萧条。巴约勒一六五七年又遭焚毁，那是孔代的士兵放火烧的。祸不单行，随即又是鼠疫猖獗；另一位夏尔·比埃斯瓦尔，前一个的儿子，巴约勒的市政长官、财务官、诉讼代理人，因染鼠疫于一六四七年死去，他与雅克米娜·古斯马凯生的两个儿子也随他西去，雅克米娜也于一六八一年死于法国军队路过时放的大火之中。

一六七一年，第一市政长官尼古拉·比埃斯瓦尔和巴约勒的诉讼代理人让·克里纳韦克率领全城的法官恭迎刚刚征服该城的法国国王的御驾。尼古拉·比埃斯瓦尔穿着规规矩矩的褐色服装，戴着一顶简朴的假发，神态威严，那张线条突出的嘴和那只鹰钩鼻是一个别人无法把他拉下马来的人所固有的。我们没有让·克里纳韦克的画像。那两位法官的脸上从不带笑容，似乎这些佛兰德人对西班牙政权已无法再忍受了，但是生就源自对勃艮第府的古老忠诚的一些旧有的忠贞把他们与哈布斯堡宫廷联系在一起。夏尔·坎特把泰鲁阿纳的保卫者们赶尽杀绝，并像现代高科技战争中的高手那样把该城横扫一空，但他好像并未惹恼毗邻地区的善良的人们：一位极其尊贵的基督徒正式地被请到圣奥梅尔的一座教堂里，对这一例外谁都不觉得是一个酸涩的讽刺。向其弟子们宣布善良的人将拥有土地的那个人的头像已比比皆是。阿尔伯公爵的残酷远未使这些有条有理的人感到难堪：对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粗暴大兵的记忆多少已经抹去了，而对孔代士兵的恶行相反却仍旧历历在目。这些精明的政客十分清楚地感觉到，尽管欢迎路易国王人城的钟声敲得甚响，但灾难和失望并未结束。他们尤其感觉到，他们在几乎自由的该城的旧有特权将被国王的总管们给蚕食掉。

他们在这两点上是有道理的：战争芭蕾在继续，尼梅格条约把这片土地干脆划给了法国，但是军队仍奏着吕利的乐曲在行进，洗劫与焚烧一直持续到乌得勒支条约为止，也就是说，整整持续了三十年。他们把佛兰德的农民以及其他所有的农民都变成了拉布吕耶尔所描述的那种可怜的牲畜，那个时期，据十九世纪的一位诗人说，那位伟大的国王之夕阳“如画般美丽，在映照着人们的生活”。其实，在当时，甚至连温和的费奈隆在回答一位踌躇迟疑的军官时也只是劝他尽量压制部队的抢掠行为，他们的抢劫被认为是对士兵食物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封邑领主的实物收入大概越来越少，而农民的稀粥则越来越稀。在城里，贵族们则对法国总督的践踏作出反应，回收新政权出售的公民财物。这是极其繁难昂贵的，但他们仍坚持不懈。我在谈到德·奥齐埃时提到登记各家纹章的法令，该法令是新的，但却适用于整个法兰西，目的在于多少填补一下国王的金库。比埃斯瓦尔家族拒绝服从，也许他们认为法国政权长不了。法国总督尽管大肆嘲讽这些手头极其拮据的可怜人，但无济于事。其他一些家族，如克里纳韦克家族则比较驯服，东拼西凑，违心地去服从命令。这个时期，国王也缺少银两，只好把五百份贵族证书以每份六百利弗尔的价格抛售了。只有一位佛兰德人可以说是在前进。

大地很快便恢复了元气，因为当时人类尚无法大范围地进行毁坏与污染。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开始热情洋溢地干了起来，那份激情犹如昆虫的激情一样，我们不太知道它是了不起的还是荒谬愚蠢的，但第二个目标似乎比第一个目标更合适一些，因为从经验中从来没有得出过什么教训。十八世纪是生活温馨美好的时光之一，但是古老的佛兰德发生了改变，从前的金色调让位给了法兰西的灰色调；古老的贵族变成了穿袍贵族；一些平民百姓参加不了的庆祝活动越来越多地替代了以前的那些公众狂欢。巴约勒也逐渐跻身于那些外省中知名的地方，这些地方任何时候都是法国小说所钟爱之地，在那里，或多或少有点贵族头衔的法官和小贵族们宁愿过城市的舒适生活，也不喜欢自己土地上的那种不方便，他们开始在两盏银制烛台之间玩起双陆棋了。群众性的生活特别存在于昂巴什的城郊，在那里，小酒馆老板的生意比在城里红火，啤酒制造商在酿制啤酒，纺织工在自己家里纺纱织布，而绣花女则低着头在勤劳地飞针走线。昂巴什还提供那种被人瞧不起的娱乐玩意儿或是庸俗一点的玩意儿，那是城市所不可缺少的丐帮的酵母。一七〇〇年，一对有身份的父子在那里的小旅店被杀害；凶手被绞死；人们在圣瓦斯特教堂为受害者做了弥撒，而尼古拉·比埃斯瓦尔在他的笔记本中还详细地记下了付给他的那三个利弗尔的用途——用作这风光的葬礼的旗子和火盆，这小小的税款对于财政官来说至少是部分地对其投资的回报。

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这帮大人先生中某些人的姓氏变化了，如果尚未贵族化，便加一个贵族姓氏，而且仿佛纯属偶然似的，这种姓名几乎始终就是一种法国姓名。于是，克里纳韦克家族变成了克里纳韦克·德·克莱伊昂古尔家族，因为隶属于卡塞尔的古尔地方的一小片子爵采邑的缘故；我所出生的那支比埃斯瓦尔家族今后便称作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家族；巴埃尔家族变成为巴埃尔·德·讷维尔家族。作为教养和某种社会地位的标志，法语的使用早在路易十四征服这儿之前便开始了，十六世纪，在巴约勒与荷兰摄政之间的通信往来几乎总是使用这种语言，但是，在公证文书、大事记和墓志铭中，直到十八世纪仍旧主要使用佛兰德语。修辞会馆到处都在走下坡路，甚至在比利时各省也是如此，法国当局对它们没有好脸色。婚姻协议书和登记着银餐具、银圣水缸、金十字架和女人首饰的死后财产登记清单账册中是绝对不提的，但是用法文、拉丁文，还有较少见的荷兰文写的大部头作品却是装订成精装本，这儿那儿地摆放着。尼古拉·比埃斯瓦尔用他的现已不合法但是照用不误的纹章装饰其藏书章；米歇尔-多纳西安·克莱伊昂古尔到巴黎刻他的纹章，而且还在自己的纹章周围刻上一些爱神丘比特在一种洛可可式的光轮中上下起伏着。

这也是最古老的家族肖像开始回归法国的时期。除了两三个以外，大部分先前的肖像想必是在战火中消失了。男人们曾经或将要按照他们各自的位置加以描述，但是在这里把几个女人聚在一起比较合适。一位祖辈的祖母康斯坦丝·德·巴纳用她那双美丽的手托住低低地遮挡着她那丰硕胸脯的轻薄柔软的轻纱；她的脸可以说是很丑，已不年轻，而她那活灵活现的眼睛和笑口常开的大嘴却带点奇特和骄傲。我猜想她是一位热情好客的主妇，敢于与宾客们吃喝对饮，对他们的大胆玩笑感到高兴，而她的丈夫达尼埃尔·阿尔贝特·阿德里安森并不太担心这个诚实的女人会一时冲动起来。一位名叫伊莎贝尔·德·尚杰的远房女亲戚穿着赫柏式的衣服，一条蓝色丝绒宽带遮着她那棕褐色的胸脯；她手上拿着的朱红色大水壶是自鲁本斯以来佛兰德绘画中常见的陪衬物之一，不管是像这次一样画的是一次奥林匹斯山上的欢宴，还是在卡纳的一次婚礼或一个家庭节日。伊莎贝尔·德·巴斯布洛涅有着莫里哀可能抓来用到他的一位外省侯爵夫人身上的那些名字中的一个，但是这位五世同堂的老祖母却有着几乎令人心动的美丽。她的画像似乎是在纪念一次化装舞会或一个举着火把的乡村节日：她怀里搂着弓和箭囊，令人想到爱神再现，但她的冷漠和苍白却让人觉得虚幻缥缈。她着路易十五时的宫廷服饰，苗条而笔挺，不像《远航基西拉岛》中纤弱瘦小的女人，而像普利马蒂乔的山林水泽仙女，如果一位外省画家把她画得稍许老派一些，倒会使她回到她的那个时代去。至于这张面孔后面所隐匿的东西，至于那些在这两只稍许有点斜视的明亮的大眼睛里闪过的形象，我们就别去寻觅了。我们只知道她嫁了一个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四十六岁便去世了。

1. ✑ 因日耳曼新教诸亲王反对信奉天主教的皇权而进行的使德意志四分五裂的政治和宗教战争，历时三十年（1618-1648），故名“三十年战争”。

2. ✑ 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法国作家、哲学家，著有《品格论》。

3. ✑ François Fénelon（1651-1715），法国天主教神学家、作家。

4. ✑ Hebe，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

5. ✑ 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佛兰德画家。

6. ✑ Francesco Primaticcio（1504-1570），意大利画家。

有一个传统使我深信，我的祖辈伊阿辛特·德·格斯和他妻子卡洛琳·德·艾利选择葬于伊普尔大教堂的祭坛内，是为了离只标有一个日期的那块大石板最近。这块大石板位于路面中央，指明了别称冉塞尼乌斯的冉森主教的遗骸之所在。教会通过这种更名换姓的手法使得对罗马制裁的尊重与对一位可敬的高级教士的崇敬统一了起来。其实，一个祭坛的过道始终被人的虚荣心认为是最佳的埋葬处所，伊阿辛特·德·格斯也许并未考虑很远。我曾提醒过，在该地区，只有耶稣教徒们在把知识传授给良家子弟，但他们的弟子除了几个榆木脑袋外，离开他们时都很少冉森教派化。从驱逐的闹剧到狂热的冉森教派教徒们的阴沉闹剧，伊普尔的这位主教身后的奇遇大部分发生在巴黎，即使雷霆源自罗马。尽管如此，但对于许多佛兰德和其他地方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来说，冉森教派教徒们的苦修，他们对现实的蔑视似乎是对英雄年代的基督教的迫害的活生生的写照。一封由安托瓦纳·阿尔诺从比利时寄给让·拉辛的密信向这位诗人或者说国王的史官举荐我母系方面的一位祖先路易·德·卡蒂埃“这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在列日的住所非常漂亮，而且他在艾克斯拉沙佩勒附近的别墅遭到法国士兵的洗劫，而拉辛给卢森堡元帅的一封短笺可能会对他有所助益。另外，阿尔诺的这位朋友还是个模范的天主教徒，是教会的驯服子弟，被其教区的本堂神甫捧上了天，但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本人并未因此而没冉森教派化。

一九二九年，我把一个双臂紧缩的基督像卖给了一位巴黎的古董商，那是我父亲传给我的，我父亲把它扔在一只衣橱里，以致其银身都发黑了，黑得几乎与钉在其上的乌木不相上下。“你叫人给坑了，小姐，”当我的异母兄长得知我多少钱卖掉时对我说道。不过，把这些十七世纪的佛兰德基督像与冉森教派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传统——错误的传统——把这个既是习俗又是凄惨的伟大的小摆设对于我而言却变成了不会很快就弃之的物件之一。我在别处说过，宿命似乎如同我们在短暂人生所看到的那样与实际紧密相连，那宿命已经与我们的公正概念背道而驰，一旦我们把它与一个以善良为法宝的上帝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它就变得令人气愤了。当我已经拒绝接受一个只是为了所有的人而死的神明的想法时，我又怎能接受一个不为所有的人而死的神明的看法呢？怜悯和爱都没有从这些撕开的伤口中流出来，这个耶稣受难像从来只是主宰着垂死状态，人在其中不是宁静而是颤抖。

但是，冉森教派严格的信徒们在这个环境之中从来就只是受到尊敬的少数，“羊群”中的大部分属于一种对自身不太苛求的人，这些人包括好几个不同派别，从强硬的怀疑派到娇弱的反宗教改革的基督徒，无所不有。

我并不是不知道在跪凳的红丝绒方垫子上，可能也零零星星地跪着几个男女圣贤，在远处看不清他们。家族档案中经常提到的那些“虔诚女子”既无必需的智慧也无必需的激情。玛丽·泰蕾兹·比埃斯瓦尔是个已到符合教规年龄的女人，被安置在耶稣修道院的一个小教堂里。一七三九年，她留下了四百弗罗林给神甫们去装饰教堂，还留下二百弗罗林给穷人。她的忏悔师除了其他任务外，还受命打开她写字台的抽屉，把里面可能有的材料烧掉。我们无法肯定那是不是一篇祷词的草稿，人们猜想可能是一些往日的情书，或者是知心女友间的通信，满纸的小圈子中的流言蜚语。

1. ✑ 按教规年过四十可以做教士的女佣。

我们稍许往下走一点儿，也就是说，往地狱走去。一六五九年，在这比中世纪更称得上是鬼神学的黄金时代的十七世纪中期，皮埃尔·比埃斯瓦尔和让·克里纳韦克同他们的同僚中的二十五人签署了对一名巫师的酷刑与死刑的判决书。此人名叫托马斯·洛顿，麦特朗镇人氏，离黑山不远。这个托马斯被指控给其邻居们的牲畜施以魔法，并且还用有毒的李子杀害了一名儿童。这是普通的罪行，好像甚至在阿斯莫代、贝尔泽布特、阿斯塔罗特以及他们的魔王路济弗让人们大谈特谈他们的那个时期，他们也只能干出极少量的罪恶来，而且始终是同样的那些罪行，而最恶劣最多种多样的罪行则总是留给人去做的。尽管全村的人都站出来指证，但托马斯就是不承认。我们常常在想，这些巫术案件在法官看来代表着一种迷信或犬儒主义的嚣张，而死刑判决像大雨一般连续不断，而且总是胡乱地做出这种判决来。其实，合法性在这中间找到了它的义务，如果说没找到其公正的话。审讯持续了两个月。正如被我们今天的招魂巫师招来的死者魂灵通常只满足于通过一个未亡人来交流一样，普通人很少看见的恶灵魂喜欢通过被魔鬼附体者和巫师进行犯罪，这就使得祓魔者或施刑者的活计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尽管进行了七个小时的审问，托马斯一直拒不认罪，仍继续闭口不言，以致审判进行不下去了，除非有一个偶然的好机会能把敦刻尔克的那个刽子手为私事请到巴约勒来。这个执法官吹嘘自己亲手砍了六百个巫婆神汉，他要求准许他去看看那个囚犯；这立即得到了同意，因为大家很高兴把这事托付给一个富有经验的人。

经过这位“医生”的检查，很快便发现在托马斯的身上有一个魔鬼协定的记号，就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病理学的那种有名的皮片脱落，手术医生从那儿可以随意把针插入，病人都不会喊叫或颤动。弱点找到了，当然就从那儿下手。几根骨头和几根血管被弄断之后，托马斯便从实招认了别人想让他招认的事实：他参加过巫魔夜宴，同魔鬼商谈过，当然是像通常那样吻了魔鬼的臀部之后再谈的，他从魔鬼那里得到了妖术和毒李子的秘密……那天夜晚参加巫魔夜宴的魔鬼的名字叫“哈乐根”。

在巴约勒的法官们审讯托马斯的那个年代，哈乐根已经是集市露天舞台上意大利喜剧的一个传统人物了，他通过蹦跳、俏皮话和把他那把长木刀抡得飞来飞去来逗孩子们乐，但是，他那菱形紧身衣从前却是一种狭长形的服装，他的面具以前是魔王的面具。这个被那些说教者大声怒斥其戏剧不成体统的哈乐根在异教时期的欧洲曾经是欧讷的国王和更早的色雷斯骑士的旗鼓相当的对手，在马嘶犬吠声中，他跋山涉水，历经坎坷，领导着一夜等于一百年的那种魔鬼骑袭。由于民间传说尚未诞生，无论活人还是死人，谁都不承认把自己装扮成小丑的人是自己的神明，但是，托马斯·洛顿在巫魔夜宴的晚上与从前的哈乐根命定的相会，对于愚昧的村民脑子里那些幸存的神话来说，则是意味深长的。魔鬼们这个阴谋的原因被陈述出来了，皮埃尔·比埃斯瓦尔和让·克里纳韦克在火刑处死的判决书上签了字。大广场立起了柴堆，人群早已挤满了。但是，前去押解死刑犯的狱卒们却发现他蜷缩在牢房的一个角落里，脖子断了。观众们大失所望，悻悻地离去。一定是哈乐根干的，他听到他说出自己的名字而怒不可遏，所以杀了他，而且哈乐根出于怜悯（如果怜悯也能进入一个魔鬼的灵魂的话），让他死得痛快一些。其实，也许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狱卒，或者是被犯人家属买通的狱卒扮演了魔鬼的角色，但大家还是愿意相信是皮埃尔·比埃斯瓦尔或让·克里纳韦克下令这么干的。但是，法官们是很少中断司法进程的。

《巫师们的锤子》和另外一些由过度激奋的鬼神学家们撰写并被法官们潜心学习的论文的一大部分受害者，肯定是一些并不能伤害别人的可怜人，他们之所以遭邻人憎恶，是因为他们的模样或奇怪的举止，因为他们古怪的性情，喜欢独处的习惯或其他一些不让人们喜欢的性格所致。托马斯·洛顿想必就属于这种类型。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因为真正的用心不良，因为对穷困和所遭受的屈辱有一种莫名的怨恨，因为一种爱好受到诋毁或一种需求未得到满足，而在实际上或思想中去参加了巫魔夜宴。整天在萝卜地里刨食或在泥炭层里掘土之后，一些穷苦人在这伙破衣烂衫，在荆棘丛中围着一堆炭火蜷缩着的人中找到了我们的那些复又变成原始舞蹈的等同物，找到了我们的那些咬牙切齿、乱吼乱叫的音乐的等同物。他们像是一些幼虫似的在其中满足自己聚在一起的本能，品尝着身体的热气与混杂，品尝着在别的地方绝对禁止的裸露，品尝着那种丑恶的或不道德的小的震颤或小的狞笑。映照在这些可怜人身上的火光不仅预示着始终为他们准备好的悲惨的死亡，而且这些火光如果说不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话，就是源自他们的内心深处。

但凡相信上帝的人可能而且几乎是应该相信魔鬼，但凡祈祷圣人和天使的人也都有机会听到地狱之声。而且更好的是，在人的理性和逻辑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们相信，在我们这样的孤岛和产生于或置身于我们身上，能够毁掉我们或指引我们的其他一些似见非见的形式、半拟人化的意志力之间，一些干扰和交流是可以在这儿那儿建立起来的。在一个我们所观察到的那些唯一的力量对于人而言是无关紧要的世界里，这个假设还需要阐明。但是，神学家和法官们对所谓的神秘现象的胃口，使问题被歪曲了：恶魔的可怕形象使他们变得盲目，不知道恶魔并不比在一般具有人形而没有任何超自然力的情况之下更具危害性，也从不比它在完全看不见，甚至受到尊敬的时候更加有害。皮埃尔和让在把托马斯送去受酷刑并处以火刑的判决书上签字，并不比这个也许是无辜的极无知的人更加可鄙可耻；孔代的大军践踏佛兰德的农舍，宰杀牲畜，让百姓遭受瘟疫和饥饿，这要比哈乐根这类魔鬼所能做的更加的凶残。

皮埃尔·比埃斯瓦尔和让·克里纳韦克似乎被完全谅解了，因为在当时，不论是哪个法官都会像他们那么去想去做的。但是，与平常的人一样地去想去做是不被推崇的，这并不总是可以得到原谅。在每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与平常人想的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像那些不去想的人那样去想。比如，遇此情况，蒙田就会给巫婆们献上一些嚏根草合剂，而不是树脂衬衣和一烧就完的稻草人；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因为以其人文主义者的目光探索过神秘世界，到处寻找其规律，而本身就是个怀疑派，他与一位乡村教士站在一起，为一个被其邻人指控为搞巫术，被一位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宣判死刑的老妪辩护；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早在我的两位先辈签署判决书的前十年光景，就发现洛顿的修女们的所谓魔鬼缠身只不过是歇斯底里的闹剧，而参与此案件的主教中有一位也有同感。

当拉辛的《讼棍》中的法官建议他未来的儿媳乔装打扮去观看一次酷刑时，这位美丽的伊莎贝尔作出了我们今天一样的反应：“呃，先生，我们能忍心去看一些不幸的人受苦受难？——噢，反正这可以消磨一两个小时时间。”这是一段精辟的对话，我们可以感觉到拉辛是站在伊莎贝尔一边的。而皮埃尔·比埃斯瓦尔和让·克里纳韦克则相反，他们如一般人一样地在想，也就是说，他们更像法官当丹而不像蒙田。对此，我们已有所料。

1. ✑ 毛茛科植物，其干茎和根被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用来治疗精神方面的疾病，或做心脏与呼吸的抑制剂。

我很想有像《苦炼》中那个虚构的西蒙·阿德里安森那样的先辈，他是个船主和银行家，同情再浸礼教派，戴上了绿帽子却没有怨恨，怀着一种怜悯和饶恕的快意死在轮番的反叛和被征服的明斯特阴郁的气氛之中。其实，我能找到踪迹的我的阿德里安森先辈中的第一人是在那个心胸开阔的、正直的人之后将近七八十年，但是，他不像那个正直的人是生活在弗莱辛格，而是在尼厄港，他于一六〇六年在那里的圣马丁教堂与一位卡特琳娜·冯·杜纳喜结连理。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情况就这么多，没有任何迹象向我表明，他是就出生在这个沙丘环绕的小海港，还是来自别处。随后，这个家族便在伊普尔安顿下来了。

含有“阿德里安之子”意思的姓名在荷兰较为常见。在所有取此名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份材料使我能够认为与柯尔内利乌斯·阿德里安森修士沾亲带故，他是方济各会修士，生活在大约十六世纪中期，并因对一些可爱的女苦修士管理太松而被逐出布鲁日。当我把另一个团体，即那个把泽农引向灾难的天使团体放进那同样危险而又温馨的气氛中去的时候，我倒是想起了他的那个极其驯服的女苦修士的团体来。因为缺少证据，我也无法把一个名叫亨利·阿德里安森的巫师计入我的亲戚之中，后者于一五九七年八十高龄时，同其女吉耶米娜一起在敦刻尔克被火刑处死。还有那个海盗船长弗朗索瓦·阿德里安森也不能计入亲戚之列。他的海盗船名叫“黑犬号”，是为菲利普四世效力的，后来他回到陆地——还是敦刻尔克——了却一生。即使所有这些人都属于我所说的那个谱系网，他们的后代也不知流落何方。但是，他们同我的真正的阿德里安森们全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吃着同样的面包，迎着海上同样的风和雨，他们是我的亲戚，因为他们存在过。

弗朗索瓦·阿德里安森是先辈，这毋庸置疑，他在尼厄港其父母举行婚礼的那同一座教堂里受的洗礼。我在前面谈到过他为西班牙效力的军官生涯，这种生涯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他同克莱尔·富尔芒成亲重要，因为这桩婚姻把我们引至鲁本斯的神秘世界的边缘。

富尔芒家族在安特卫普长期经营精美挂毯和东方地毯的生意，那是令人垂涎的异国宝物；人们看到它们铺在凡·艾克的圣母像的脚下，展现着上面那些几乎神秘莫测的图案，或者挂在两根立柱之间，遮挡住教堂那冷峻的背景。这种时尚在继续风行，因为同样的挂毯和地毯在十八世纪的荷兰内地仍很流行。富尔芒老爹在旧交易所广场有一幢宅第，名为“金鹿府”，想必是因为屋脊上有一只鹿雕的缘故，因为当时的佛兰德习俗喜欢用真实的或想象的动物，用皇帝们的半身像和镀金的圣母像装饰屋顶。他的儿子达尼埃尔是个法学博士，用高价从西班牙国王手中获得了韦蒂利埃采邑，从而享有高等、中等和低等的司法权。我们倒是愿意相信，如果他不是在继续卖布料、地毯的话，至少仍在用它们同其朋友们换钱，如同在那个年代茹尔丹先生的父亲在巴黎所做的那样。

勃朗特博士是个享有盛名的法律界人士和人文主义者，达尼埃尔·富尔芒娶了他的两位千金中的一位——克莱尔·勃朗特，鲁本斯娶了他的另一个女儿伊莎贝尔；博士府第喜上加喜的是成了画家鲁本斯的第一个画室。伊莎贝尔很年轻时便去世了，达尼埃尔的小妹，金发的埃莲娜做了鲁本斯的填房，因此达尼埃尔又成了这位大画家的连襟。克莱尔·富尔芒，我的远房祖母辈的人，达尼埃尔和克莱尔·勃朗特的女儿，成了她们那个世纪被画得最多、也最得意的那两个女人的侄女。

鲁本斯是个追求幸福的人，但幸福并未从他童年时起就向他走来。他生在科隆，其父因与新教过往甚密而被从安特卫普驱逐出去，后又因与一位公主通奸而被处死刑，其母是个激情满怀的女人，她挽救了她那不忠实的丈夫的性命。鲁本斯受到了这种往昔的影响，并把这种阴郁沉闷的气息反映到了画布上，不久，画面便笼罩上了一层闪亮的外形和薄涂层。他很快便成为一个名闻遐迩的艺术家，而且很快也富有起来。他自年轻时代起便是意大利各个温馨的小朝廷和西班牙严格的朝廷的常客，很早时便担当起棘手的外交使命，并被两位国王授予爵位。他会讲会读五种语言，如查理五世所说，是五国人。他那牢固的幸福一直跟随着他，并且在他死后仍然风光依旧。伊莎贝尔是他这种几乎完全的成功的第一位女性享受者，因为我们对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在意大利逗留的八年中所邂逅的美丽的意大利女郎的情况一无所知。鲁本斯同伊莎贝尔在新婚燕尔的翌日，便在博士那已染秋色的花园里一起作画，时年三十二岁。这个壮实的男人穿着漂亮的黑丝绒镶花边的华服，神态审慎而安详。芳龄十七的娇小新娘身着锦缎，头戴一顶“十分时髦”的喇叭形高帽，清纯优雅，手按在博士为她选中的丈夫的手上。

后来的那些画像如特写镜头一般，向我们展现了为人妻为人母的伊莎贝尔：低低的胸衣把一对乳房托起，互相挤压，宛如篮中的桃子；一对牝犊般的大眼睛使面容熠熠生辉；下巴柔弱，有点在逐渐消失似的，表现出的是一种顺从被动的性欲；肺痨使她那在透过著名的大草帽变得柔和的光线下的细皮嫩肉泛着红晕。鲁本斯没有像后来的伦勃朗画他的莎士基娅那样，用铅笔先勾勒出那个被热病折磨的垂死的年轻女子，显然，画缓慢的死亡并非他的专长。

这位鳏夫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那种他好像主动地从他的作品中排挤出去的哀伤：“既然治疗我们所有病痛的唯一良药是遗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的遗忘，那我就只有等待着遗忘来救我了……我认为出外旅行一趟可能会对我有所裨益……我并不指望达到坚忍……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给心上人的纯情竟然没能得到好报，我也无法相信一个人能够对生活的坎坷完全忘怀……”鲁本斯超前地看到了太过于抵抗痛苦的那种勇气也在增加痛苦，同时也在损害着我们。写这封信的那个人只是一个拿画笔的动物。

四年后，在完成了在国外的使命和工作归来时，这个彬彬有礼的男子同他妻子的娘家人恢复了接触；大约在这一时期，他替老博士勃朗特画了像，而博士那红彤彤的面颊说明，他既是法国葡萄酒的专家，也是希腊和拉丁文法方面的专家。在富尔芒府上，他又见到了那两个克莱尔，一个是亡妻的妹妹，另一个是她的年龄尚小的侄女。其间，小埃莲娜从儿童时期跨进了少女时期，鲁本斯在她年方二八时，于一六三〇年十二月娶了她。老夫少妻之间相差三十七岁，这在当时并不使人感到惊讶，也许在任何时代都不会使任何人感到诧异的，除了我们的时代而外。但这一次，画家没有在新嫁娘身边作画。“我决心结婚了，因为我尚未准备过单身汉的艰苦生活，而且我在想，如果说我们应该赞颂禁欲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感谢上苍的同时，寻找那种合法的乐趣。”他还补充说道，大家都曾劝他找一个贵妇人，那显然是图她的回报，但是，“用宝贵的自由去换取一个老妇人的温存”让他觉得太残酷了。正如安泰俄斯在触摸大地时便能恢复力量一样，鲁本斯在亲吻埃莲娜时便恢复了青春。

在他最后的十年中，鲁本斯越来越迷恋自己那幢圣塞巴斯蒂安的罗杰·德阿尔赛的豪宅，越来越迷恋埃莲娜，迷恋他的家庭生活，那简直就是神仙般的生活，因为他的画室里确实有不少的神像。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弥撒，在他的生活中，弥撒完全如同宗教画在他的作品中所占据的位置。然后便由他的一个学生读塔西陀或塞内加的作品，他边听边画画。日暮黄昏时分，他便骑马沿着埃斯科河溜达，这个喜欢观天望云的艺术家无疑在享受着落日那雾蒙蒙、红彤彤的色彩。然后便进晚餐，他喜欢晚餐丰盛但不过量，餐桌上，有几个安特卫普引以为荣的头脑清醒、严肃、稍有点深沉的人一块儿聊天。一天的最后的一个节目就是那几乎神秘癫狂的床笫之欢。

在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中，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都是奢华、平静和充满性欲的，我们从中难道看不出要求家庭生活必须在使欢乐合情合理的同时更加方便欢乐，让自己的眼睛和思想向着主要方向的这样一个人的审慎选择吗？激情在他那里犹如在某些更加不安分的或更加遮遮掩掩的人家一样毫不逊色：谁只要一提家也就是在说“旺火”。但是，末日在临近：鲁本斯的最后那几年让人想起另一位幸福的画家雷诺阿的晚年来，他的手因风湿症而握不住画笔。一六四〇年，埃莲娜二十六岁时便守了寡。后来，她改嫁给了一位同她第一任丈夫一样被委派到西班牙宫廷去的贵族，但她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她同鲁本斯的那段生活。

在大师的最后几幅画作中的一幅名为《帕里斯的审判》中，埃莲娜既是维纳斯又是朱诺，两个相互竞争的裸女。在其他画中，她那张肉感的脸蛋儿被画在那些圣母和女神的像上。在鲁本斯新近获得的斯蒂恩小城堡的花园里，她常盛装出现，迎接宾客。在她城里花园那意大利式小楼前，她在看着一个女佣撒谷粒喂几只孔雀。她坐在一个柱廊下，身着盛装，光彩照人，用她那宽大的衣裙轻拂着家中一张精美的地毯。在所有这些画中，只有维也纳博物馆的裸体的《埃莲娜·富尔芒》让我们感到烦恼不堪，但那却是出于绘画的需要而非展现裸体。许多画家都把他们的妻子或情人画得一丝不挂，但是神秘的主题和背景（如同在鲁本斯自己的画中经常出现的那样）把这些仙女置于传统的奥林匹斯山中。特别是在素描和轮廓画大师们的作品中，紧裹着裸露的身体的理想线条可以说是给她穿上了衣服。这个风情万种、浑身湿漉漉的女人似乎是在从浴室或卧室里走出来，她的动作是那种被搅了春梦的女人的动作，她听见敲门声，便随手拿起点什么披在粉肩上。但画家的伟大风格使她避免了任何轻佻的或平庸的过分腼腆。必须一再地观察她，并且运用那种旨在从任何艺术作品中重新找到那些永恒的动机的老把戏，才能看出胳膊的姿势几无改变，就是梅迪西维纳斯手臂的姿势，但是这种流畅的形态既不是大理石般的也不是传统的。她身上裹着的而肋部全露在外的裘皮给她的倒是一种神秘的小母熊的神态：那对有点软、像葫芦似的乳房，那上身的波浪形绉褶，那也许是因为怀孕初期而变圆的肚腹，那带有一些小窝儿的膝盖，使人想起正在发酵的面团的鼓起。波德莱尔在提到鲁本斯的女人们时说她们像是“鲜肉枕头”和“生命涌入其中”的女性组织；的确，似乎只需把指头按在这种皮肤上就能在上面留下一个粉红色的印迹。鲁本斯从未把这幅画出手，它只是在他死后才收入哈布斯堡的藏品之中；也许他是因为耍弄了冈多尔国王而感到有点不安。后者只是把自己的妻子展示给一位亲密朋友，可在维也纳的埃莲娜将属于任何一个前来参观的旅游者。

我倒是很喜欢亨德里克耶·斯托弗尔斯，我的曾祖婶母，她是老年的伦勃朗的女仆、模特儿和姘妇，她尽力地在减轻不幸的伟大画家晚景的凄凉，但不幸的是她却先他而死去。亨德里克耶在卢浮宫的《入浴的拔士巴》中因起早干活儿而眼皮肿胀，身子疲惫但柔软，上面有点点灰影。我倒是宁愿与这个对我们的任何苦难、任何辉煌都了解的男人多少沾上点关系。我记得一九六二年匆匆参观冬宫时，看见一个来自苏联偏远地区的农民在伦勃朗的一幅耶稣受难像前驻足片刻，在听了导游用机械的语调漫不经心地解说之后，很快地画了个十字。我不认为鲁本斯的一个耶稣像会引来这同样的动作，圣像不是他的强项。任何巴罗克式艺术都在赞美强力的意志，他的艺术则专门满足统治、占有和享用一个高踞于“三十年战争”的欧洲之上的金光闪闪的集团的需要。罗马历史的寓言与片断用来建造成双的豪华镜子墙和天花板，让穿戴华丽、珠光宝气、身体臃肿的男男女女装扮成英雄和神明对着镜子照个没完。那些寓意画就像歌剧院的十分排场的机器似的把一些专制君主捧上了天。鲜血淋淋的受难者和猎杀的残暴场面是为了高尚地满足他们观赏杀戮的渴望——通常总是为了取悦于百姓爱热闹的心理，可这一次却是为了满足王公贵族们的需要。

鲁本斯是通过对颜料的追求而摆脱了宫廷画家们的那种空泛的美学。颜色的厚涂和挥洒渐渐地使这位天才远离了他那个时代的基督教神秘的浮华，而把他带进一个只有纯物质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那些臃肿的躯体变成了健壮的身体，它们像依据当时尚受到谴责的伽利略的理论——地球自转——似的在旋转着：《美惠三女神》的臀部是浑圆的；跃起的天使们像夏日天空中的积云似的飘荡着；法厄同和伊卡洛斯像石块似的坠落；《泰尔莫东战役》中的马匹和女骑士们是一些在其轨迹中被拦截的火流星。所有一切全都是在动的立体和在沸腾的物质，同样的血液在映红女人们的躯体和朝拜初生耶稣的三王的栗色马的眼睛。埃莲娜的毛皮大衣、胡子的须须、被狄安娜杀死的鸟儿们的羽毛只是物质的一种改变而已，从十字架上取下的耶稣的松弛的蜡制肉身只是肉体生命的一个最后状态。面对那有机的厚重的稠液，画家在大手笔中的夸张、庸俗、诀窍都已不再重要了，肥胖的玛丽·德·梅迪西有着蜂后的丰满，从船头饰有王冠的那艘大帆船下冒出来的三条美人鱼已不再是韦尔布瓦街的那两位卡佩奥夫人和为她们充当模特儿的小路易丝了，她们的女性魅力没有海浪拍打着船柱的力量和声音那么使人想起女人来。如同一位床上的情人，如同水中的一个半人半鱼的海神，他在这个形体的海洋中嬉戏着。

1. ✑ Antaeus，希腊神话的巨人，他只要接触大地，便获得力量。

2. ✑ 法语foyer有火炉、炉火、家等多义。

3. ✑ 美貌绝伦的以色列女子，沐浴时被大卫王撞见，被后者掠走娶为妻。

4. ✑ Phaeton，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之子，获准驾车一日，却因惊恐而使天马飞升。宙斯恐他毁灭世界，以霹雳将他和马车烧毁。

5. ✑ Icarus，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用蜡将双翼粘于双肩，与父逃亡，因飞近太阳，蜡融翼落，堕海而亡。

克莱尔·富尔芒没有留下画像，我不知道她是否更像伊莎贝尔婶婶或埃莲娜婶婶。但我们有她儿子达尼埃尔-阿尔贝·阿德里安森的画像（取名达尼埃尔是为了纪念富尔芒朝代，而阿尔贝则是为了缅怀一位深受爱戴的大公）。这个身着深红色骑兵服的骑士同他父亲一样是个军人，是西佛兰德部队的军官，他生性活泼开朗，热情洋溢，浓眉下的一双大眼含着笑意，活灵活现。而下一代则没有他那么热血沸腾了：约瑟夫-达尼埃尔·阿德里安森身着贵族市政长官的红色长袍，不怒自威，头上戴着摄政时期的满是金黄色发卷的假发，长及腰际。这位法官年纪轻轻的就死了，留下了他的妻子玛丽安娜·克里纳韦克（后者也是他的表妹，是克莱伊昂古尔地产的买主之女）和三个小女孩，其中的大女儿我已经描述过了，就是那位穿着享有薪俸的修女服，手里拿着一朵玫瑰的小女人；两个幸存的妹妹，一个嫁给了比埃斯瓦尔家的人，因而列入了谱系网中，死后无嗣；另一个名叫康斯坦斯·阿德里安森，是我的一位祖先，她在出了第二和第四父系亲等之后，嫁给了她的堂兄米歇尔-多纳西安·德·克莱伊昂古尔。她不仅给他带去了一大笔阿德里安森家族的陪嫁，还带去了米歇尔-多纳西安的后裔为了装饰自己资产者的纹章而争得你死我活的阿德里安森家族的狮形纹章，以及可由女人继承的西班牙一个微不足道的贵族头衔。我们以后再谈老年的康斯坦斯。

米歇尔-多纳西安曾任国王顾问，一七五三年结婚时可能是个帅小伙子，身材健美，随着婚礼的小提琴翩翩起舞。一七八九年，这位五十七岁的一家之主与路易十六一样地丑了：一双苍白的大眼睛毫无生气，活像金鱼眼似的暴突着；厚而突出的下唇折成一条令人望而生厌的褶皱；领口未扣，让人看到一个粗大的脖颈，似乎要挨刀砍似的。这位先祖倒是逃过了断头台，但是仍逃不过一场革命所带来的麻烦。我们有他的两封信，一封是一七七八年前后从卡塞尔寄给他的，信封地址上仍写有他所拥有的采邑的贵族头衔；还有一封是一七九三年的信，原先的克莱伊昂古尔、德拉努特尔、伦巴第和其他地方的封地贵族，在信封上写成了公民克里纳韦克，也就是克莱伊昂古尔公民。收到这封信时，他那厚而突出的苦涩的下唇上的褶皱大概更加深了。

一七九三年五月，在伊普尔附近的格斯家族的一处领地上，一伙人在一个绿树棚下低声聊着。米歇尔-达尼埃尔·德·克莱伊昂古尔和他的妻子泰蕾兹穿着一身旅行装，他们的五个孩子最大的才六岁，正在保姆的注视下在运河边上玩耍，他们的客人，泰蕾兹的兄弟雷奥纳尔·德·格斯通过当时盛行的并且旨在巩固家族财产的浪漫的“换婚”娶了米歇尔-达尼埃尔的妹妹塞西尔。在我无法确认模特儿到底是谁的几张家族画像中，我挑选了那张最好的，它无论在年龄上还是在服装样式上都与我的高祖父最相配：米歇尔-达尼埃尔完全可能就是那个有点傲慢，脸上扑了香粉而显得苍白的小主人。他弟弟夏尔穿着一件马车夫式的半敞着的大衣。他们的父亲米歇尔-多纳西安脱下了用缎带把头发扎在颈后的假发，很像自己的佃户。我不知道他是否跟随着被流放的两个儿子，要是跟着去了的话，那他就是由当时已年届六十的康斯坦斯陪着去的。康斯坦斯无论是随着去了还是留下来了，肯定都是很平静的。我想象着她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她的珐琅质镶银的小盒子，最后替泰蕾兹缝好她裙子的一个边饰。

陪着全家的那个和蔼可亲的本堂神甫穿着普通百姓的衣服。这个神甫——我父亲还保存着他的紫晶戒指——看来曾是替米歇尔-达尼埃尔管理小教堂的神甫和他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可是这些孩子当时年岁尚小，无需家庭教师，而且我对家里会摆谱儿弄个管理小教堂的神甫也表示怀疑。这个没有宣过誓的神甫在画像上风度翩翩，想必是一位远房亲戚，或者是这些人的一个朋友，他是陪着他们一道前往德国碰碰运气的。

一个个子矮小但活泼的人，表亲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刚刚骑马绕道跑完了伊普尔到巴约勒的那几法里，前来打听去荷兰所必经之路，他选择在荷兰等待暴风雨的结束。我想他将在根特乘去鹿特丹的长途马车。雷奥纳尔·德·格斯和塞西尔作为奥地利的臣民，没有移居；原则上他们没什么好害怕的，尽管长裤党们的蜂拥人潮让他们同所有的人一样感到害怕。在城堡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藏了起来。一个仆人送饮料来，大家立即闭口不言了，因为他们已不再相信自己的仆人。

这些先生太太们可没少担忧。一七八九年，各市镇的陈情书是温和的；自那时起，对适龄入伍者的总动员和对教士的迫害使农民们对共和国大大地寒了心。巴黎的消息当然是很可怕的，而桑泰尔的阵阵鼓声也使被安置在好的位置上的人发颤。但是巴黎毕竟很远，大家并未亲身感受到危险。自从在杜埃立起了断头台之后，大家明白了，巴约勒市长是第一批掉脑袋的人中的一个。约瑟夫·比埃斯瓦尔预料到动乱时期女人没有男人的风险大，便决定把他的妻子留在当地。他的妻子是个聪慧而有魄力的女人，名叫瓦朗蒂娜·德·古斯马凯，后来也许是在一位公证人的帮助之下，靠变卖或者虚拟典当摆脱困境，或者说服佃户将来会补偿他们而让他们用指券赎回已经贬值了的土地，后来这些土地又全都回到了他们的主人手里。

夏尔帮助车夫更换了那辆轿式马车后坐了上去，随身携带了一些假证件以防万一。他们全家被允许前往斯帕消夏。泰蕾兹怀抱着还在吃奶的小夏尔-奥古斯丹，保姆坐在车后，与行李在一起。像通常那样，忽而点少了一个提包，或者一个孩子要下车捡球，忽而一个孩子要尿尿，以致启程时间拖了很久。欢笑声和焦急的呼唤声与离别的叹息和哭泣声交织在一起，泣不成声的塞西尔挥动着罗纱头巾，向远行者们抛去飞吻。

米歇尔-达尼埃尔及其家人度过了将近七年的流亡生活，先是住在普鲁士的卡尔卡尔城堡，然后住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奥尔芬城堡。住在那些整天吵嚷着要在法国恢复秩序或者努力要为外国人效力的移民们周边的是那些因生活所迫而在干剑术教师、家庭教师后当作通货师或糕点师的移民，还有一些缺少情趣而却有一些现钱在身的移民，他们租上一些地，靠着地里的收获物过着乡下人的生活。看来，我的高祖父和他的妻子就是这后一种移民。苦日子终于来了。米歇尔-达尼埃尔的那套漂亮的蓝礼服终于破旧了；大家都在省着往面包片上抹黄油，因为用包心菜叶包裹的大块黄油在城里市场上卖得很贵。不时地有一些移民路过拜访，稍许减轻了那沉闷的一成不变的单调生活。他们很少去拜访周围上流社会的人家，因为语言是一大障碍，尽管懂点佛兰德语稍许有助于憋几句德语。教士和医生来的时候（医生是经常不断地前来），同这帮先生说拉丁语。

像通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谈话便转到各自所来自的地方和现在生活的地方在饮食起居、爱情和礼仪等方面的差异上去了，在现在的地方，大家正接受着严格的评判。在不得不在饭桌上硬着头皮吃了德国式的酸甜调味汁之后，大家便来到客厅；为节约起见，天很黑时才点上蜡烛。精明的表兄比埃斯瓦尔觉得荷兰并不保险，于是跑到卡尔卡尔去待了些日子。他还以假名去了一趟法国，然后又在奥斯纳布鲁克和不来梅作了停留，以至于戴上了半真半假的新政客头衔。至于他的那个勇敢的妻子瓦朗蒂娜，她在成功地至少把其流亡的丈夫的一部分财产转入自己名下之后，钻新近出台的一项使她胆战心寒的法律的空子，提出离婚，以更好地保全其夫的财产。此前名为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的古斯马凯女子大概因为其适应新潮流的表现而受到共和国军官们的赞许。尽管她的行为得到了她常偷偷地去拜访的未宣过誓的那位教士的赞同，但她仍因不得不违背女基督徒和妻子的义务而感到痛苦。幸好她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们弄到奥地利去了，特别是小王后，得到了一位流亡的修女慈母般的爱。来访者瞥了一眼那个在玩陀螺的小夏尔-奥古斯丹。即使在恐怖时期，想到未来门当户对的联姻也不算是太早的。

从开着的窗户传出的一声轻微的咳嗽声使泰蕾兹抬起头来。她已怀胎八个月，身子重重的，她脚步迟缓地爬上楼去；她的大儿子小米歇尔-康斯坦丁躺在床上，浑身是汗，一名德国女佣在照看他，但医生已再无任何药方来治这种肺痨了。除了泰蕾兹以外，大家都认为这孩子熬不过夏天了。母亲因忧伤而冲着听不懂她的叮嘱的女佣大发雷霆。

泰蕾兹在卡尔卡尔墓地留下了两个孩子：那个肺痨病患者和摇篮中的新生儿。奥尔芬的空气也不行了，另外三个孩子在那儿死去。流亡归来的夫妇只带回来他们的小夏尔-奥古斯丹。

共和八年雪月富歇写了一封信通知北方地区总督，克里纳韦克之妻德格斯夫人获准回到自己的庄园软禁，并准许她享有自己的财产，但先前被国家拍卖的财产不在其内，那是不允许提出任何索赔请求的。第二天，一份由拿破仑签署的文件把手工工厂厂主克里纳韦克兄弟从流亡者的名单上划掉了，文件末尾同样写明对已失去的财产不得讨回。我们没有找到涉及米歇尔-多纳西安和康斯坦斯的类似文件。

对那兄弟俩冠以手工工厂厂主的头衔是因为一间小陶器厂新近盘到他们的名下。这么做也许是为了便于他们回到法国。这家小企业只有七名工人，向当地市场提供一些粗糙的盘子和杯子。我们不太清楚这家人家是依靠这个小厂来解除困境呢还是米歇尔-达尼埃尔和夏尔不愿面对上述往事，企图混入这个不管怎么说反正是从动乱中获得好处的商业资产者的行列，反正纨绔子弟从来就没有从事工业和商业的天分，那间工厂很快就关门大吉了。

令人怜惜的离婚女人瓦朗蒂娜·德·古斯马凯没能熬过那悲惨的年代，共和五年，在她丈夫第二次流放期间，她去世了，死时年仅三十七岁。泰蕾兹·德·格斯在从德国凄惨归来之后不久便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四十二岁。亦称作克莱伊昂古尔的克里纳韦克女人康斯坦斯·阿德里安森活得稍长些，她于一七九九年以七十高龄辞世。如果说她远去德国的话，她是在与其儿媳分担流亡的忧伤与丧事之痛；如果相反，她留在当地，也许是因为她太柔弱，无法忍受鞍马劳顿，或者像瓦朗蒂娜那样，受命尽力保护家族利益，那她的余年就是在一种秘密的、提心吊胆的、受审问受检查的、共和派的拉拢以及充斥于该小城的保皇分子胆怯的叹息声中度过了。我们无法肯定她是否又见到了她流亡的孩子们，在笨拙的米歇尔-多纳西安身边的四十六年也不会让人产生任何羡慕。总之，她也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女人一样，在这个自然淘汰率很高的年代，目睹了自己的几个孩子夭折的全过程。但是，任何生命都不能单看外表，特别是女人的生命，她那幅老年女人的画像并不阴郁。

“永别了，粉红色衣裙和金色鞋子……”康斯坦斯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盛装打扮，而是穿着革命年代的深色裙子，披着大围巾，唯一的首饰就是挂在胸前的一个十字架。不过，她的帽子却是一件精品，它与那个年代所有女人——从卡佩寡妇到夏洛特·科尔代——的帽子几乎一样，只是她的那顶又大又轻，多褶皱且鼓起，不期然地给予这位女公民一种巨大的薄纱光环戴在头上。她的脸上爬满了细皱纹，下巴变得窄小，如同很老的女人的脸；双眸明亮，发红的眼皮下眼睛仍很活泛，以一种冷峻的亲切看着我们，亲切中含着风趣和善良；嘴唇缩进，与眼睛的笑容不太相称。这个女人的样子并不蠢。

从一七九三年起便震撼着法国社会一部分人的“地震”没有离开过这些回到老家来的流放者。我们看到，他们临时地丢弃了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带贵族色彩的名字。帝国时期，特别是复辟时期，他们心里踏实了，又回到通常的习俗中去，请柬和婚丧嫁娶的通知信等老一套又时兴起来。但是，正常地大大方方地这么做是在合法化之后，在官方文件正式批准之后。

米歇尔-多纳西安活到一八〇六年才去世；米歇尔-达尼埃尔和夏尔享年八十岁，分别于篡权者路易-菲利普治下的一八三八年和一八四五年辞世。这几位还记得路易十六加冕礼的老人想必到死都在同神甫玩惠斯特，但愿这位神甫也能看到王位和祭坛的复兴。我们设想一下一八二四年前后他们有时乘着轻便马车前往黑山，那里的细沙曾是那间倒霉的小陶器厂的原料之一，而且“大骑士”夏尔-奥古斯坦在那儿监督建造一幢很具特色的路易十三-查理十世式的别墅，也许是要替代一幢失去了的别墅。

的确，似乎家族的某些田产被作为流放者的财产卖掉了，米歇尔-多纳西安又让出一些田产以应付艰难的日子。但是大革命过程中遭受损失的故事大部分是不可信的：公证书和我们所了解的这些被掠夺者的生活方式表明他们生活得很宽裕。在动乱年代，和大家一样受苦是一种值得夸耀和吹嘘的事，人人都在哭穷。至于那种要求农民们不求任何所得地主动退还从拍卖中买来的某些财产的虔诚传统，纯粹是无稽之谈。在佛兰德的这个角落里，地主与佃户几乎仍并肩生活着，由于地主制主要是少数宫廷贵族的事，羡慕、仇视、怨恨常常是有利的，但是有时候，爱和忠实的情况也是有利的。似乎这些克里纳韦克不管是否在名字上加有贵族的“德”字样，还是较为受人爱戴的。

1. ✑ 计算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单位。

2. ✑ 指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前三级会议的陈情书。

3. ✑ 法国1789-1796年间流通的一种有国家财产担保的证券。

4. ✑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四月，相当于公历12月21日至次年1月19日。

5. ✑ 桥牌的前身。

第二部分

米歇尔-夏尔的青年时代

在塞纳河左岸的一间学生公寓房中，一位年轻人在穿着打扮，准备前去参加歌剧院的舞会。这间房间天花板低矮，家具全是旧货市场买来的，但却像是一间按月出租的房间那样的整洁干净，因为房东是个老年妇女，还有一个干活儿并不热情的女佣相帮着。这间房间极其普通，描写起来也用不着什么华丽的词藻。壁炉膛内留有烧剩的余火，壁炉台上放着一本边上泛红的《查理十世加冕礼》，证明女房东是个正统的保皇党人。桌子上摆着年轻的米歇尔-夏尔的法学书籍，上方有一块木板，码放着这位年轻人更珍爱的一些书籍：几位拉丁诗人的诗集，拉马丁的《沉思集》，雨果的《东方集》、《暮歌集》等，但是，也有奥古斯特·巴尔比耶和卡齐米尔·德拉维涅的书籍以及贝朗瑞的一本陈旧的《诗歌集》。然而，所有这一切，特别是书背上的书名，在这只有两支蜡烛照明的二月夜幕降临的暗黑之中显得模糊不清。你只能隐约看到在房间一角，在那张用毛巾被保护着的旧地毯上，有两只大水壶，那是我时年二十的未来祖父亲自提上来的满满两大壶温水，还有一只铁皮浴缸，在女房东再三叮嘱千万别把水漏到楼下天花板上之后，他便泡进浴缸里去了。

在有绗缝的棉被上，放着紧身裤（系名师的手艺）、一件巴斯克式上装和已经让人产生神秘之感的作为化装用的有绉褶带风帽的长外衣，枕头上放着黑缎子面具，一双锃亮的薄底浅口皮鞋放在床前的小地毯上。这位发誓绝不把父亲寄来的极少的钱花光用尽的大学生，在穿着打扮上却毫不吝啬，当然啰，有点是因为想取悦别人的漂亮小伙儿的虚荣心，但更多的也许是觉得自己一直太委屈自己了。米歇尔-夏尔谦虚地认为自己简单纯朴，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人。

他穿着衬裤和带襟饰的衬衫，表情严肃而好奇地对着五斗橱的小镜子端详着。这个年轻人有着那样的一张面孔：它似乎并不属于尚未有所作为的某个人，而是属于一个种族，仿佛在这张面孔下面，被人不经意瞥见的挂在巴约勒宅第墙壁上的其他人的面容偶然露了一下就消失不见了。在这张棱角分明的面庞上，在突出的颧骨和两条厚重的眉毛之间，闪烁着两只深蓝色的冷峻的眼睛，在剧院看戏或在公众场所散步时，时不时地会有美女对他侧目而视。鼻中隔有点嫌厚的那只鼻子令他不太满意：这是那种有点文采的情妇称之为狮子鼻的鼻子。嘴又大又丰满，但是脸的下端带有一种稚气，当然，这个脖颈上围着两古尺长精细麻布的大学生对这一点甚至都未感觉到。不管怎么说，他觉得那不是一张巴黎人的面容，甚至也许完全不是法国人的面庞。总之，别人是不是会把他当作一个匈牙利人，当作一个俄罗斯人，一个漂亮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呀，一个叫什么拉迪斯拉斯的人，一个叫什么伊凡的人，一个也许叫奥斯加的人……他心想，这倒是可以引起女人们的好奇心。

不过，他到底要把自己装扮成什么人呢？自他来巴黎的第一年起，他就同几个同学一起去参加歌剧院的舞会了，结果是一刻钟后便失望加疲惫地走了出来。如同他的同时代人弗雷德里克·莫罗一样，这类嘈杂的欢快使他茫然不知所措。米歇尔-夏尔的目的是最快地拿到学位，然后回到巴约勒去帮助体弱多病的父亲管理家族财产。这种舞会纯属一种疯狂，他没有任何必要参加。他当然翻阅过巴尔扎克的一些小说，但却不知道自己是在阅读名著，因为当时它们还没被认定为是杰作。但是，他在巴黎经常拜访的那些府第中，没有在任何一家，包括在他的阿鲁伊恩表兄弟们的家中，遇上过穿着浅灰色服饰的危险的狄安娜·德·卡迪央，也没有一个艾丝苔送给他靠妓女卖笑得来的几百万法郎；没有一个伏脱冷向他提出过带着慈父般的爱的忠告，帮助他跻身于上流社会。他有点稍嫌过快地得出结论，小说只是一些无聊的玩意儿。在歌剧院的化装舞会中，众人头戴风帽，罩着黑色面具，像一群蚂蚁或一窝蜜蜂似的不知为什么在流来拥去，熙熙攘攘，他又能从中期待什么奇遇呢？是在等待一个淫荡的女人，她化装成年轻漂亮的轻佻女人却在扮演着贵夫人的派头，而一个嫖客却在远处监视着她？是在等待一个化装成少女的、丈夫在暗中监视着她的上流社会的贵夫人？是在等待暂借其女主人的首饰用一晚，装扮成上流社会的贵夫人的一个女佣？还是把这个夜晚奉献给可爱而随和的布朗歇特（我替她取了这个名字），专门从事绦带制造业的女商人（我替她选了这个行当），每个星期天在床上亲热了一小时之后，假如下雨，就邀她去卢浮宫参观，假如天好，就请她去卢森堡公园散步，那就很容易让她开心了。而同上面那些女人在一起，你是不会动心的。

他毫无情趣地回想起毫无必要的巧妙的回答所引起的一阵傻笑，回想起那习惯使然的尖刻话语的刺人语调以及女人们发蜡加香水的怪味。假设他领一位不认识的美人儿去蓝钟面餐馆或普罗旺斯兄弟餐馆的话，他是知道如何应付替他拉开小包间门的侍者猥亵下流的谄媚的。那小包间里，上一餐饭的余味尚未散尽，而且，他的美人儿一屁股坐下去时，红色棱纹平布面的长沙发上飘起一阵灰尘来。她是不是健康干净的女人？他回想起迪皮特朗博物馆来。有一次他定期来巴黎看医生时，他父亲夏尔-奥古斯坦曾领他去参观过。这个回忆一时间损害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难道就因为今天是封斋前的星期二，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他就必须身穿一件无名的带风帽的化装长外衣带个美人儿去做爱吗？

一瓶香槟冰在一桶冰中，是他亲自去隔壁的小酒店里买来的。穿好衣服后，他小心翼翼地开启香槟酒瓶的木塞，以避免木塞跳起发出响声，因为有人告诉他说那样很庸俗，然后把香槟倒进有缺口的酒杯，酒在杯中闪烁，接着便一饮而尽，再重新斟满，如此往复，直到酒瓶见底为止。并不是说米歇尔-夏尔是个酒鬼，熟悉名酒使他成为一名品酒专家而非醉鬼。但是，他从他父亲那儿得到了诀窍，后来又传给了他的儿子：为了达到实际上不胜酒力而又能称心如意的水平，必须一口一口慢慢地喝光一整瓶名牌香槟，否则你就永远也喝不了多少酒。

几乎立刻，酒劲儿就上来了：他心跳加快，血管中似乎突然灌满了一种金色的火焰。一个年轻人应当分享自己故土和时代的欢乐，应当敢于冒险，应当不畏艰难险阻，应当向自己证明能够征服其他东西而不是征服一个轻佻的缝纫女工，能够从普通的风帽和黑色花边半截面具下认出高贵典雅的女人来。选择，逗引，大胆，享受，满足……绝妙的方案。当夏尔-奥古斯坦最近拄着双拐来到日后对他已黔驴技穷的雷卡米埃医生的候诊室时，这位聪明的父亲亲自劝告他儿子别任青春流逝而未有节制地享受青春的欢乐。这两个夏尔这一天有过建立父子之间的男性秘密关系的这样一次谈话，避开了母亲、妻子、女儿和姐妹。要是在巴约勒，夏尔-奥古斯坦想必是不会如此真诚说话的。自此之后，米歇尔-夏尔每当想起渐渐被愈加严重的瘫痪折磨的“大骑士”时，总要暗中寻思他父亲是否对自己的过去只是在佛兰德乡间纵马奔驰而没干别的事有所遗憾。门前一辆马车停下来的声响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那是一辆双座四轮轿式马车，是年轻人雇来在雨雪天“外出”时用的，这增加了女房东对他的好感。下楼之前，米歇尔-夏尔突然灵机一动，又打开了刚锁好的抽屉，把镶有缟玛瑙宝石的镌有徽纹的戒指塞了进去——那是夏尔-奥古斯坦送给他的礼物，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他藏在衬衣里面的几个金币来。他所剩的这六个金路易足够他邀请一位美貌女子共进晚餐了，不管她是公爵夫人还是酒神的女祭司。如果万一那陌生女人是个骗子，他也不会有更大的损失。

1. ✑ 1古尺约合1.20米。

2. ✑ 指法国作家福楼拜小说《情感教育》中的男主人公。

凡尔赛铁路
普莱西街

明日，五月八日，星期日，凡尔赛的喷泉喷水日，自早晨至晚十一时，每半小时发一趟车。除早晨头几班车而外，所有车次全部直达……

在普莱西街火车站，提前发售车票。

三个月后，五月八日的温和阳光照进房间，使一切变得美丽光鲜。时间尚早，阳光尚未射进这条狭窄的街道，但是人们猜想到将是个晴好的日子，是一个温暖的春天的一天。那是一八四二年，是个星期日，而且还是开明君主日（但夏尔-奥古斯坦对此是不屑一顾的）。该大学生的法律书籍没再堆在铺上了白桌布的桌子上了；一只咖啡壶坐在炉子上，桌上还摆着一排杯子和茶碟，全是从女房东那儿借来的；一只大篮子里装着一些奶油圆球蛋糕。

机缘凑巧，卡塞尔的一个同学夏尔·德·凯茨波特选择了这个时刻来参观巴黎，他的哥哥，也是儿时的朋友，也在巴黎攻读法学学士学位。外加米歇尔-夏尔在斯坦尼斯拉斯中学的两位老同学参加的这个小组决定，把这个星期天用来欣赏凡尔赛喷水池的喷水。在花园里遛一圈儿之后，他们将带小凯茨波特去参观凡尔赛宫和大小特里阿农城堡；中午在附近找一家小咖啡馆吃完午饭后，下午便去森林里疯玩一通。刚到巴黎没几天的外省青年小凯茨波特被临时看作布朗歇特选中的一位可爱的女伴，他哥哥有他自己的被吸引来的轻佻女子。同行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叫勒马利埃的建筑师的儿子，另一位是年轻的德·德里翁维尔先生，他们有的带有的没带自己的女伴。谁都没有费心劳神地去记这两三个漂亮姑娘的名字，我们假定她们就叫爱达、柯拉莉或帕米尔吧。米歇尔-夏尔坚持要邀请大家到他那儿去用早餐，以开始这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几乎同时到来。虽然布朗歇特为了显示高贵是最后一个到的，但仍不时地与米歇尔-夏尔眉来眼去。她穿着一件崭新的开司米羊毛衫，是临来前收到的一件礼物，因为已谈定她很快将嫁给一位严肃认真的朋友——莫兰的一位出纳员。小姐们都穿着南苏克布服和奥甘迪衣裳，头戴蓝色或粉红色带子系着的花女帽；先生们穿着浅色的长裤。房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和衣裙的簌簌声。

一会儿过后，大家就跑到店铺尚未开门、几乎空无一人的街上逛了起来。为了给当天的欢快增加一种更加新奇的快乐，他们决定去凡尔赛，并坐火车返回。北方地区的铁路线尚在计划之中，所以坐马车来巴黎的夏尔·德·凯茨波特还是头一次有机会看到火车。默东-凡尔赛的火车只是一年半以前才开始运营的，即使是对于这一小伙人中的巴黎人来说，坐火车出行也仍是件新鲜事。车厢内已挤满了人，要找个座位很不容易。爱达或柯拉莉很害怕，或者因为撒娇而假装很害怕；先生们则保证说铁路十分安全，让她们放心。旅途中，凯茨波特兄弟俩犯了大忌，同米歇尔-夏尔聊起了卡塞尔的那些大小事件；两个巴黎人则在谈政治。年轻女子们都有点厌烦，便聊起穿着打扮以及去年各自的情人来，一通哈哈大笑，而且觉得火车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快。米歇尔-夏尔殷勤地帮着布朗歇特从眼皮下面弄出一点灰尘来，说实在的，根本就没看见有，但她硬说它弄得她眼睛好疼。

喷水池喷水的情景十分壮观，特里阿农城堡也很美，凡尔赛宫本身却有点逊色，那些充满历史积淀、挤满参观者的大厅让大家感觉疲乏，但谁都不愿明说。在镜宫里，布朗歇特颤抖地提醒道，这儿到了夜晚大概会有不少鬼魂显现。小径旁树木初绿，他们相对来说离开了人群，所以觉得很高兴。有煎鸡蛋和油煎食品的午餐吃得大家很开心，而且似乎吃得有滋有味，因为中午已过了很久，大家都饿极了。大家为布朗歇特未来的婚姻干杯，因为她肯定找到了好主儿；她轻轻地脱去有点挤脚的浅口薄底皮鞋，在桌下用她那纤巧的脚踩她亲爱的男友的脚踝。大家又为米歇尔-夏尔和路易·德·凯茨波特举杯，祝愿他们在即将举行的法律课考试中取得成功，并祝愿勒马利埃在美术学校的考试也成绩斐然。

返回时走得很慢，男士们伸出胳膊让喊累的小姐们挽着，大家又齐声唱起一支抒情歌曲；勒马利埃稍许喝多了点儿，在哼一些下流的曲子，大家让他闭嘴。柯拉莉口渴，想让大家在一家小酒店停一下，喝杯巴旦杏仁糖水，但米歇尔-夏尔提醒大家，必须赶快赶到火车站去，否则就来不及赶回巴黎去茅屋餐馆晚餐——他已在那儿订好座位了，而且也来不及去塞纳河上看焰火了。

凡尔赛火车站洋溢着庙会和吵嚷嬉闹的气氛。米歇尔-夏尔建议等下一趟火车，这多少将会耽搁他们一点的：为了解决旅客太多的问题，现在改为每十分钟一班火车了。一列由两个火车头牵引的列车进了站台，一些盛装但被灰尘和提早到来的热天弄得衣冠不整的资产阶级夫妇，一些中学生、戴鸭舌帽的工人以及拖儿带女怀抱一束已经开始凋谢的水仙花的女人，拼命地往车厢的高踏板上拥去。勒马利埃刚来得及指给他的同伴们看正在登上旁边一节车厢的一位官阶很高的海军军官迪蒙·迪维尔海军上将，他去南极勘察，历尽千难万险，最近刚回来，一位打扮入时的夫人和想必是他儿子的年轻小伙子陪着他。小姐们在她们的男伴们的帮助下往车厢上爬，一边尽可能地护着自己的衣裙边饰和女帽。大家坐下或因没有座位而站着，气喘吁吁的，这时候，工作人员正好在关上并且锁好车厢门，以防止有人无票上车或车到站前悄悄溜下车去。保尔·德·德里翁维尔坐在米歇尔-夏尔对面，心里有点打鼓：他母亲要他保证绝不坐在头一节车厢里。他还补充说车开得实在是太快了。恶劣天气之下，车辆的横向摆动犹如船只的横向摆动一样。突然间，一阵阵摇晃把旅客摇到了一起，大家又是笑又是怕；忽而又是一次巨大的碰撞，把乘客们抛到地上或撞到车厢壁上。一阵金属的摩擦声，木头的断裂声，蒸汽的咝咝声和热水的沸腾声交织在一起，盖过了旅客们的呻吟声和喊叫声。米歇尔-夏尔失去了知觉。

当他恢复半苏醒状态时，只觉得置身于一个冒烟的炉子周围，胸闷咳嗽。好像从什么地方透过来一丝凉风，他将永远也不会知晓那是从一处折断的隔板或是一扇破碎的窗户传过来的。他在令人心悸的暗黑中爬着，用手挪开、推开人的躯体，有时抓住一件撕裂的衣服，最后到了缺口处，他把头和肩膀从过于狭窄的缺口往外挤，拼命地往外挤，终于跌落在路基上。

与大地的接触以及土地的气味使他清醒过来，他摸索着，发现自己滚进了一片葡萄园里。尽管五月份天黑得晚，但现在已黑得如同他爬出来的那个黑洞一样。他用流血的双手撑着站了起来，终于弄明白自己遇上了什么大难了。两部机车挤撞到了一起：列车车厢完全是木质的，或翘起，或翻倒，或断裂，或相互叠起，完全成了一堆木柴，从柴堆里冒出烟雾和喊声来。有几个黑影在动，并沿着铁轨在跑，他们也同他一样是奇迹般地逃出车厢牢笼的人。借助又冒出的一条火舌的光亮，米歇尔-夏尔认出了杜威的一个名叫拉鲁的老同学。他喊他，抓住他的胳膊，冲着他刚逃离的地方叫嚷道：“得再冲进去！那里面还有人！是一些垂危的人！”只有四处窜出的火舌在回答他毫无意义的呼喊。一个年轻女人双臂伸出塌陷的车窗号叫着，一个男子冒着生命危险靠上去，抓住她的手往外拽；那条胳膊拽脱落了，像根燃烧的木柴似的掉了下来。一个被抛到路上的无名氏在扯他那燃烧着的鞋，只有一点皮肉连着的一只压碎的脚同鞋一起扯掉下来。一个年轻人也像米歇尔-夏尔一样滚落到路堤下的葡萄园里，但他没有后者走运，被一根支葡萄的架子像刺刀似的扎进胸口，他只来得及走了几步，便惨叫一声死了。大火无情地在肆虐，沿着路轨，一些营救者拿着长钩或长竿紧张地在往外扒烧焦的肢体。一个年轻的旅客，全身赤裸着，从喉部到下腹被撕裂开来，在垂死地挣扎着。在列车尾部大火没有完全吞噬的地方，一些养路工人成功地砸碎了车窗和门锁，救出了一些旅客，获救的人号叫着往外逃窜，把这个噩梦扔在自己的身后；另一些人则相反，又钻进烟雾中，去寻找自己的同伴。但头几节车厢已经烧完了。

余火现在已照不太清东西了，米歇尔-夏尔借助这微弱的光亮瞥见，长裤下端成了黑乎乎的破布片；当他用衣袖擦拭他以为有汗的额头时，发现自己的脸也满是血。当他完全清醒时，他已躺在默东城堡的大厅里，那里成了临时救护所，对伤员进行初步的治疗。晨曦透进窗户，灾难已是昨日的事了。有人婉转地告诉他，他那节车厢四个座席间的四十八人中，只有他一人生还。

也许是拉鲁用马车送他回了家。想必是根据长期以来一直担任他家医疗顾问的雷卡米埃医生的意见，决定让他十月份进行原定于七月份举行的考试。根据一只破碎的表壳和一点残存的护照，确定了凯茨波特两兄弟的身份，米歇尔-夏尔在他们的死亡证上签了字。很可能他也为勒马利埃和德里翁维尔的死亡证签了字。在尸堆中发现的一段饰带和一只阳伞柄使人联想到那两位小姐。我从肯定不完全的死者名单中徒劳地寻找过她们可信的真实身份，而米歇尔-夏尔也许只知道她们的化名。渐渐地，米歇尔-夏尔烧伤后留下的疤痕在消退，但是，在他厚密褐发上的一绺白发长久地飘在额头上。

大约四十年后，在他临终前不久，他根据自己简短的回忆为他的孩子们记录下了这场灾难。米歇尔-夏尔毫无作家的天赋，但是他的叙述之精确与紧张使人相信，在他挂着勋章和用高级床单盖着的胸脯下面，在他那深不可测的眼底里，那堆木质隔板、烧红的金属和人肉仍在继续燃烧、冒烟。米歇尔-夏尔是十九世纪的人，尊重各种各样的礼仪，他没有在记录中写明有几个可爱的姑娘参加了他们那快乐的小组。他向他的儿子提起过她们，但他并没有向他的孩子们讲述某些丑恶的细节，而我是根据正式的引述记下它们的。

其他一些与遇难者有亲戚关系的人对这个凄惨回忆在内心深处保留了一段时间。死去的那个大学生的父亲，建筑师勒马利埃在灾难发生地修建了一座小教堂，他把它献给了火光圣母院，刚举行完祝圣仪式，他就疯了。那座建筑物看上去挺丑陋，但是它的美丽名字却使人浮想联翩。火光圣母院，一个同样虔诚的父亲可能还会建造一座小教堂献给受苦受难者圣母院，献给安慰圣母院以及其他的什么圣母院。这个陌生人面对燔祭的祭品，不怕把自己也烧掉。他的火光圣母院使我不由得联想起杜尔迦或迦梨，想到那位印度教强大的圣母，一切都源自于她而又毁之于她，她在万物之上跳舞，毁掉一切形体。但基督徒的思维则有着根本的不同：“啊，温情的马利亚，保护我们免遭尘世间的大火吧！特别是别让我们受到地狱之火的焚烧！”门楣上方的铭刻如是说。为了这些从尘世之火过渡到炼狱之火的灵魂，每年得做四次弥撒，甚至二十来次，然后，对亡灵的回忆便淡忘了。大约三十年前，那座行吟诗人式的小教堂仍然屹立着，今天，一幢大楼替代了它。

我们大家都被粘在其上的蜘蛛网的丝非常细：那个五月的星期日，米歇尔-夏尔差点送了命，或者说是侥幸生还，让他又活了四十四年。与此同时，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包括我在内的后代，拼命地在撞那并不存在的大运。当我想到一个有缺陷的连杆（别人肯定地说已在英国订购了一个置换件，但被海关扣住了）有可能已经毁灭了这些潜在性时，当我由此而发现现在和已经历的生活的大部分已所剩无几时，我很难过于看重那些偶然的相互碰撞。对于我来说，从路易-菲利普时代的那场灾难浮现出来的形象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的形象，他用头撞出缺口，两眼昏黑，鲜血淋漓，宛如他身上带着谱系降临人世的那一天一样。

1. ✑ 一种轻软的平纹丝光棉织物。

2. ✑ 蝉翼纱、透明薄纱。

3. ✑ Durga，印度教女神名。

4. ✑ Kali，印度教女神名。

甚至对于我那位对与家族有任何关联的东西都毫不感兴趣的父亲来说，尤其是对于我那位一切都把他与他的家族联系在一起的祖父来说，巴约勒的老房子始终意味着美丽、安定和祥和。由于它毁于一九一四年的战火，而且我只是在儿时看见过它，所以它永远留在黄金年代神秘时期的那个“生命之初”。巴尔扎克在《绝对之探求》中，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并以那种把一切都吹得天花乱坠的狂妄自大描绘过类似的一幢房屋。很少有法属佛兰德的家族用提香画的一幅祖先的真实画像来装饰客厅，更少有人在自家花园里种郁金香，因为一个郁金香鳞茎就值五十埃居；幸好，没有一个家族拥有当时的一系列护壁板，那上面详尽地绘着啤酒制造商、爱国者冯·阿尔特韦尔德的生活，但那纯属路易-菲利普时代的木器工人的臆造。被这个从未到过北方地区的人描绘的克拉埃斯宅第虽然被浓缩了，但却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所以我就不必去描绘这所巴约勒的房屋了。

尖细的门铃声和他那条可爱的母狗蜜斯卡的尖叫声使得米歇尔-夏尔心中充满了一种他认为已经久违了的温馨感。随后，三位少女——加布里埃尔、路易丝和瓦蕾丽——穿着白色和粉红色的夏装走上前来为她们的兄长开门，然后，名副其实的“王后”仪态端庄，强忍住激动，嘴角挂着笑容地把她儿子紧搂在怀里，宽大的塔夫绸胸衣像铠甲般闪亮。看着少爷生出来，侍候了五十年之后将葬于主人家墓穴的厨娘梅拉妮也走上前来拥抱年轻的主人，另外两个女佣随即胆怯而恭敬地与他握握手。最后，一种响亮而有节奏的声音盖住了众人的声响；夏尔-奥古斯坦·克里纳韦克·德·克莱伊昂古尔为了欢迎自己的儿子，从扶手椅里站起身来——他因一种脊髓疾病已离不开扶手椅了，这病第一次发作是十五年前，导致了他双腿瘫痪——两根长拐杖在走廊的方砖地上发出笃笃的声响。

夏尔-奥古斯坦用刮得光光的面孔轻抚了儿子的脸庞。他那爬满皱纹的面孔，冷峻的目光透着一种他的躯体今后已不再有的活力。这个残疾人穿着剪裁得体的燕尾服显得落落大方，再加上有人细心照料，尽管两条腿软绵绵的，但仍有着一副安格尔画上的绅士派头。米歇尔-夏尔的哥哥，善良的亨利从他的房间里走下楼来。他并不完全是个头脑简单的人，甚至也不是个智力迟钝或有点迟钝的人，邻居们婉转地称他为古怪的人。自他入了教区学校之后，大家便看出别梦想亨利能上斯坦尼斯拉斯中学了，也别指望他能坐到巴黎大学的座位上去。大家已经料到他将在家中老死，对生活无甚要求，不妨碍他人，喜欢去大广场炫耀他的那几套专门请里尔裁缝师傅做的漂亮礼服，给一些小顽童发点糖果和几个苏，可他们在他一转过身去便互相用佛兰德语拿他取笑。他很讲派头，吃饭时，当别人让他把盐瓶或芥末瓶递过去时，他总是含笑点头地递给人家；他喜欢听他的妹妹们用钢琴伴奏唱抒情歌曲，但却把最佳的时光用来在自己屋里看保罗·德·科克的作品，而那是不能让小姐们看见的书。他向他的弟弟报以有点茫然的热情微笑。

走廊尽头，花园门开处，是满眼绿色和一片鸟鸣。年轻姑娘们把手中玩的小木棒投接小环的游戏用具放在了金属面桌子上。不到一个月前的某一天晚上，当默东发生惨祸时，一切就是这种样子。我们也别弄错了，米歇尔-夏尔受到的不是心灵的打击，而是精神上的冲击。不必过于夸大他的四个好同伴之死对他造成的痛苦，他们还没同他要好到那种程度。布朗歇特的死肯定是一个惨痛的回忆，但布朗歇特也只不过是他正准备要与之分手的一个可爱的姑娘。使他有一段时间感到惊愕茫然、无精打采的是，对藏在一切事物深处恐惧的突然之感。喷泉四射的凡尔赛那极其欢快的面罩微微掀开了一会儿：尽管他无法分析所得到的印象，但他却看到了生命的真实面貌，它是一块火炭。“王后”看出儿子一脸倦意，便领他回房躺下，拉上窗帘，让母狗蜜斯卡睡在他脚下陪伴着他。

“我母亲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王后’，”米歇尔-夏尔在其回忆录的开头写道，“是约瑟夫·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和瓦朗蒂娜·德·古斯马凯夫妇之女，是议会议员伯努瓦·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和我还保留着其身着狩猎女神狄安娜服饰的画像的下布洛涅勒费弗尔小姐夫妇的孙女。她中等身材，具有佛兰德美女的肤色，既聪颖又贤惠……她曾受教于一位出身高贵的修女，大革命使后者在国外的家庭败落了，后来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小女主人。我母亲身上的一切都反映出她从前曾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所没写出来的是——我们这已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发现他在隐瞒那些难以启齿的事实——这个如此可爱的女人同时也是个可怕的女人。我们有巴夫柯为她画的画像，他是当时北方地区极其有名的肖像画家。这个四十来岁的女人一身城市女子打扮，穿着绸缎和裘服，双手插在很大的袖笼里，活像一只挂满风帆的三桅战舰。这个由一位贵族修女监护的前孤女有着一副旧政权的修女面容：我猜想这份稍带点欢愉的真诚中隐藏着一种游刃有余而又当机立断的意志；那个微笑始终含着不可抗御的力量。“王后”是女人无须投票和上街游行而能统治的社会的杰作。她在患病的“国王”身旁完满地起着摄政王的作用：表面上看来她什么都听从夏尔-奥古斯坦的，实际上是她大权在握。

这对团结一致的夫妇其实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只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而几乎从不表露出来而已。在夏尔-奥古斯坦眼里，只有一个法国国王，在弗罗斯多夫；史诗或皇帝出征对于他来说离得挺远。这个已婚男子在滑铁卢战役的那一年听说惠灵顿勋爵获胜时并未兴高采烈，而他所感到的唯一的痛苦就是“王后”兄弟之死，后者在法兰西战役时是拿破仑皇帝的卫队成员。夏尔-奥古斯坦从未提起这件事，他也许感到遗憾，他的这种光荣殉国虽然结果是增加了自己妻子的遗产份额，但在白色旗帜的统治下却并未变成事实。后来，当虽然是正统派但却染上了点一家之主习性的现实主义的“王后”提议把女儿玛丽-卡罗琳嫁给P公子时，他表示赞同。P公子出身于一个体面的资产阶级家庭，该家族在北方地区的议员头衔几乎在十九世纪的各个朝代都是世袭的。他让米歇尔-夏尔在巴黎常与这个在政府各部里都很有面子的妹夫来往，但他却绝不允许他的儿子向开明君王“讨饭吃”。“王后”则正好相反，她梦想着这个如此富有才气的小伙子能有一个美好的仕途。但是，先别着急，最好是等米歇尔-夏尔通过法学系的考试。谁知道呢！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都已是五十岁的人了，他们已经看到在法国连续更换了八个政权。在米歇尔-夏尔论文答辩之前，有可能长房的那一支重新登上王位，或者，更难以相信的是，夏尔-奥古斯坦改变了主意；也有可能（最忠贞的家族都不可避免地在病人床前打这类小算盘的），夏尔-奥古斯坦人已西去，无法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了。

在大学生回家时，没有自发地搞一个招待会，而在以前，当他拿到业士学位归来时，差点儿没搞一次公开游行以示庆贺，因为当时在巴约勒很少有人拿到业士学位；大家知道，凡尔赛铁路火车车祸让他悲痛万分。但是，家庭生活那一成不变的陈规仍在继续。每个星期日，都要把所有亲戚，也就是说在城里数得着的都请来吃一顿饭，由“王后”主持。为这顿盛宴而铺上的桌布神圣至极，几乎像大弥撒一般。银器闪亮，陶瓷器熠熠生辉。家禽肉丸子中午时分上，饭后点心和甜食大约下午五点钟上。在果汁冰糕和羊羔脊肉中间，按照习惯，客人们有权到花园中去遛一圈，有时甚至可以玩一场地滚球这种乡野游戏。有几个人利用这段时间偷偷跑到绿树掩映的一幢隐蔽小楼里去。夏尔-奥古斯坦遵从医生嘱咐，拄着双拐站起来，去隔壁房间躺下。小姐们整好衣冠，快活地领着女友们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或者跑到中二楼的一个可爱的小屋里，那儿有一条擦得干干净净的长凳摆在靠墙的一边，可以坐三个人，通常是女士们用来躲着说悄悄话的。有人告诉我说，有一条细流像在喷泉的盛水盘里似的流着，声音很轻，毫不妨碍那些说悄悄话的女士们。屋角的小罐子里放着一把扫帚，那小罐如同客厅里的中国制造的大瓷瓶一样，是荷兰代尔夫特的特产。

大家在庆贺小路易丝同她表哥马克西米利安-拿破仑·德·古斯马凯订婚。后者出自一个四百年来有口皆碑的人家。夏尔-奥古斯坦认可这个未来的女婿，尽管他的教名中有个名字经常令人想起“王后”的亲戚们在自家护壁板中绘刻的皇家姓名。这些具有一个环境和一个时代特点的名字值得注意。夏尔-奥古斯坦的名字中有个名字就源自他的格斯祖父的冉森教派。“王后”的名字对于一个一七九二年出生的女孩来说，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忠实于受到威胁的玛丽-泰蕾兹的女儿。约瑟夫们和夏尔们、马克西米利安们、伊莎贝尔们、泰蕾兹们和欧仁妮们是家族的传统使然，而且这些名字中有几个肯定在法国是很普遍的。然而，很可能所有这些名字一些皇帝或皇后，一些荷兰属下的西班牙或奥地利的摄政王及王后用过，或者留有冉森教派奥古斯丁学说的痕迹。如果说一七八九年从阿拉斯来到巴黎并且旨在在法国历史上留下深一条浅一条踪迹的两兄弟一个叫马克西米利安，另一个叫奥古斯特·德·罗伯斯庇尔的话，那也不完全是纯属偶然。

尽管没能很好地从其噩梦及失眠中恢复过来，年轻的大学生还是回到了巴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十月份的考试。我们将永远也不知道随后的两个冬季他除了学习而外，还干了什么其他令人振奋的事情，只知道他又住回到他在沃吉拉尔街他的那间房间，每晚在圣多米尼克街的一家餐馆吃一顿三十六个苏的晚餐，这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也算是一种小小的奢侈了。他遇上他的狄安娜·德·卡迪央或他的艾丝苔了吗？还是他仅仅满足于一位新的布朗歇特了？十九世纪的男人在他们生活的整个这一面是神秘莫测的。

让年轻的博士白手起家开办一间律师事务所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某些资产阶级中大受青睐的自由职业被他那样的家庭视作下九流的行当，这种家庭只看重管理自家财产或为国效力。尽管基佐的“发财致富”成了政权的座右铭，但商业和企业仍旧排在下位：夏尔-奥古斯坦不赞同自己的儿子去管理一家纺织厂。从巴黎带回来的知识和文凭对于米歇尔-夏尔来说只能用于同他的佃户们仔细地起草合同，或者轻而易举地摆脱一件分界共有墙的争端。当父亲的已经多年未亲自巡视自己的田庄了，他急于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但“王后”则觉得这个小伙子烦躁不安，稍有点响动他就惊跳起来，老带着蜜斯卡独自不停地散步，像亨利一样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但是他却是在读保罗·德·科克的书。通常这样的父母都不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不过，米歇尔-夏尔有自己的妹妹们可以说说心里话。“王后”从女儿们那儿得知突然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大谈蓝天白云、罗马废墟或瑞士山区木屋，而且羡慕在耶拿上学的堂弟埃德蒙·德·古斯马凯；他给他所钟爱的加布里埃尔写诗，是模仿拉马丁的风格，他在诗中表述，有一天他看到索朗多海时，他将如何如何高兴。

“王后”所认识的世界只是路易十八治下的巴黎，她挽着年轻丈夫的胳膊逛商店，进高级餐馆，在克里姆大街看哑剧或情节剧，在王公贵族云集的时刻到布洛涅森林散步，还有去她几乎命中注定要建议自己的儿子去参观的凡尔赛的喷水池观喷水。女儿们在首都观象台林荫道的修道院里待了三年，每个星期日，她们的哥哥则跑来领她们去圣叙尔皮斯教堂做大弥撒，或去法兰西喜剧院看一场戏，或灵机一动，跑到P议员家里坐坐。这些小姐自己觉得一辈子待在家乡小城足矣，但却模模糊糊地感到折磨着回到家中的大学生哥哥的那种远行的渴望是合情合理的。一个大家出身的男人在偶然或上苍使之降生于斯的那个地方安身立命之前，就应该看看外面的世界。十八世纪的年轻贵族们的那种环游世界不仅将给“王后”带回一个从这种远行渴望中自我治疗的儿子，而且将给她时间去谋划如何为儿子寻一门好亲，说不定还能为自己亲爱的儿子谋一份官差。

夏尔-奥古斯坦只提出一个条件：明年才能启程，而且在这之前必须努力掌握将要去参观的国家的地理、历史、文学方面的知识并学习一点这些国家的语言。这年冬天，夜间的过路人（在该城，这类人很罕见，因为人们睡得很早，而且风雨严寒也让人不敢夜晚外出），会看见米歇尔-夏尔窗前的一盏油灯一直点到凌晨。但是，年轻人不去读或重读那些诗情画意的描述以及也许带有一种矫揉造作的激情的那些游记，它们会使他先入为主，妨碍他的判断。他可能错了。借助别人对自己将要穿越的国家的抒情描述来激奋精神并不比舞会前喝点香槟更加愚蠢。

出发前夕，尽管儿子已带上足够旅途头几站用的钱，夏尔-奥古斯坦还是又给了他一张罗马阿尔瓦尼银行一万法郎的汇票。不过，他明确提出，米歇尔-夏尔要在这笔钱中拿出一些来替“女士们”精心挑选几件礼物；至于剩下的钱，他希望儿子只提出三千法郎为其个人所需，把剩余的钱原封不动地带回来，以证明自己是个听话的年轻人。我们得马上说明，老人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一辆轻便四轮马车终于把两位旅行者米歇尔-夏尔和他的表兄弟亨利·比埃斯瓦尔载走了。后者是个好小伙子，旅行归来之后，安心适意地留在家乡过着乡间富裕地主的生活，生前还是农业协会的主席。米歇尔-夏尔得意扬扬，他承认自己出发时没有像人们与亲人离别时所必需的那样伤心落泪。父母站在门口送行，没有失态。年已五十有二的夏尔-奥古斯坦知道自己病魔缠身，来日无多了，他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儿子吗？而健壮的“王后”则想到凡尔赛的车祸，觉得并非只是新的运输工具是危险的，驿站也会倾塌，马儿也会偶失前蹄，船只会倾覆，据说罗马乡村和西西里盗匪猖獗，无处不在的巫婆妖女会劫掠年轻男子，蒙骗他们，窃取他们的金银，在他们的血液中注入一种致命的毒药。“王后”心想，从前夏尔-奥古斯坦能从德国回来真是个奇迹，他的兄弟姐妹就埋葬在那儿了；在一种莫名其妙的病痛缠上他之前，他竟然已经成家立业，这也是个奇迹。尽管她不善于表示忧伤或痛苦，但她看了亨利一眼后在想，夏尔-奥古斯坦也只有米歇尔这么一个儿子。好亨利站在门前她的身后向出行者们抛送飞吻，加布里埃尔则拉着想挣脱链子追上主人的蜜斯卡。

1. ✑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法国画家。

2. ✑ 指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合格。

不近情理的是，这个幸福之旅的开端却很不顺利。在佩罗讷，修车花了好几个小时。天气很冷，马车夫建议两位旅行者进到一家运货马车车夫们光顾的简陋小酒店里暖和暖和。米歇尔-夏尔面前放着一罐他连碰都不愿碰的啤酒，在这间乌烟瘴气的屋子里听着、看着邻桌的顾客们又喝又笑，张口便骂，随口便吐，还用沙哑的嗓子吼出一些下流的粗话。“这些不是人，而是畜生。”年轻的法学博士十分反感地记述道。我几乎很感激他，因为他没像稍后不久我的一位姥爷辈的人那样被这些心胸开阔的工人的肉麻形象所骗，这些蹩脚的“彩色图片”也是对百姓的一种亵渎。米歇尔-夏尔还是有点诚实的，他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就如实地写出来。肮脏下流将继续缠绕这个出身良家的小伙子。阿尔勒和尼姆是“肮脏的城市”，尽管它们有着美丽的古迹；土伦港“令人作呕”，在这一点上他肯定没有弄错。他对被迫干重活的场所的描写很像他对下流场所的描写；刚刚读过但丁作品的他，很清楚他是在参观地狱，但占主导的又是恶心与反感，而绝不是同情。当一个认为自己冤枉的苦役犯的悲叹让人感到揪心时，苦役犯监守便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很快便把苦役犯带回到现实中来。“傻瓜！”这个权力的代表似乎在对他说，“在这里，唯一的怜悯就是无情。”年轻的米歇尔-夏尔对此并不批驳，而只是不舒服多于震惊地走了出来。在秩序和正义之间这种虚假的斗争中，米歇尔-夏尔已经站到了秩序的一边。他终生都会认为一个出身良家、受过良好教育、锦衣玉食、像当时的有教养的人那样彬彬有礼的人，不仅高于下贱的人，而且是另一个种族，甚至是另一个血统。即使在许多错误之中，在这种不管说与不说，直到我们今天为止都是所有文明的观点的观念里，有这么一星半点儿的真理，那它所包含的虚假的东西最终总要使基于其上的任何社会产生裂隙。在他那享有特权但并不一定幸福的人生旅程中，米歇尔-夏尔从未遇到过什么大的危机能使他得以发现他最终仍是这些人类渣滓的同类，他也不会承认任何人总有一天都得忍受终生的苦役。

四十年后，在他临终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在黑山一个秋天相对的平静之中，从意大利归来的米歇尔-夏尔用一个漂亮的卷轴仔细誊抄着他在这次旅行中写给亲人们的近百封信。病魔缠身的人的一种稍带忧伤的乐趣可以说是基于自己曾是个年轻人的想法之上的。米歇尔-夏尔这么做有一个小小的借口，也就是说，他的儿子和现在自己身边的女儿也许有一天会希望浏览一下这些信件，而又不光是为了了解他在那遥远的年代是如何在意大利旅行的。我想玛丽没有机会看到它们，而我父亲米歇尔只是匆匆地翻了翻，觉得这些字迹纤细且泛白的纸上的内容枯燥乏味。在卷首的提要里，米歇尔-夏尔恳求，万一这个卷轴不得不流出家门，就把它付之一炬。但如大家所见，我没有遵从他的意愿。除了这些无足轻重的信件并不值得过于小心谨慎而外，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都已过去一百三十年了，世界发生了米歇尔-夏尔所无法想象的变化，这些信件从许多方面来看已经变成了一个资料，而不单单是他同马车夫们如何订合同讲价钱的故事。

“王后”要求他儿子每天都给她写信，哪怕是一点点地写，积起来，一星期发一封长信，只要有往法国的邮车就发。这样一来，其结果大家便可想而知了：这些信变成了一个听话的孩子怀着善良意愿但毫无激情地交出的一份被罚做的作业。在二十二岁前后，我们大家都给父母和亲友写过信，告诉他们我们这天早上参观了一个博物馆，看到了一些著名雕塑，然后在附近的一家不太贵的餐馆吃了午饭，晚上打算去歌剧院，如果能买到票的话，最后，请代向某某某问好等等。在这种平安信中，没有任何令我们激动、振奋甚至震惊的内容，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有点稚气的流水账是那个长着一双美目的英俊小伙子在那个他将永远难忘的国度里从邮局寄出的。

当然，最主要的婉转肯定是对那些法国式骑士风度的行为的肯定。善良的父母总希望相信自己的孩子“对他们无话不谈”。如果米歇尔-夏尔偶尔向父母吐露真情实况中的一小部分的话，那也绝不是在透露他在灯下喝着椴花茶在读一封信。有时候，仅仅是从他来信的字里行间，流露出阿维尼翁女子的美貌，或者，那些陪伴着俄国王后、尼古拉一世之妻、普鲁士公主夏洛特旅行的公主和贵妇等俄罗斯女子在法国使馆的舞会上给他留下的强烈印象；然后，他又提及在西西里遇上后来成为符腾堡王后的美丽的奥尔加公主，但是，对更容易上手的美丽的意大利女子却只字不提。很快，表兄弟俩说是为了节约起见，与三四个法国青年就伴儿了；他们其实是希望在一起玩得开心。这几个同他一样决定边玩边学习的小伙子很快便教会他如何使自己的积蓄比父亲叮嘱的更加经久耐用，也就是说，他们远离英国小姐们及其讨厌的或一本正经的父母光顾的大酒店，专门下榻小客栈；若在大城市里，他们就租一间公寓，再雇上一个当地的仆人。为了好玩，一部分路程步行，直走到年轻的旅行者们疲惫不堪，遇上一个村中小店，受到热情接待为止。

但是，我们将永远也毫不知晓这些在《萨蒂里孔》和薄伽丘《故事集》的国度里游荡的年轻人的小艳遇，在那里，爱情是唾手可得的，但却并不总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浪漫，这种爱情随时都是对外国人的一种海市蜃楼般的诱惑。根本没有什么古代喜剧中跑出来的那种拉皮条的在满街跑着向那些“尊贵的老爷”提议领他们去找好姑娘，也没有什么洗衣妇俯身洗衣池，翘起屁股露着奶，既没有晚间散步时刻，跟着彩车行走，一个劲儿地眉目传情，也没有一个美妇人在百叶窗后露出笑容；没有或很少有名优特产葡萄酒，没有同伴之间就政治和艺术的激烈争论或争吵，没有那个时代大家都喜欢的随意玩笑，没有坐在马车上因为马车夫听不懂而大伙儿齐声又唱又和。只有一次，我们看到各校的年轻人在练习大合唱，但我们听到的不是贝朗瑞、德佐吉埃的歌词，也不是什么流行的钢琴曲，而是大仲马的一首浪漫曲《天使》，其中透着含香草香味的理想主义，这些年轻人冲着托斯卡纳山丘喊唱着，它所表达的那些微妙的情感极其虚假，也许并不比普雷韦的一首歌词或埃迪特·皮亚芙的一首动人的老歌所表达的感情更虚假。

这位优秀的大学生的这些平淡无奇的家书告诉我们许许多多有关一个时代的文化状况，在那个时代，所教授的教材自十八世纪，也许自十七世纪起就很少变化。我们曾一再地悲叹人类的失败，以致看到人类自身是如何被判处死刑，这并非坏事。尽管米歇尔-夏尔从荷马这个奇才那儿获得一种好的记忆力，尽管这种记忆力使他终生都能背诵他几乎已忘了其含义的荷马的一些感人片断，但他同与他同时代的绝大部分法国文化人一样，几乎不会希腊文。相反，他却是一个杰出的拉丁文学者，这就是说，他读过从蒂特-利弗到塔西陀的四五位史学家的著作，读过维吉尔的全部作品到茹维纳尔的选集等众多诗人的作品，还读过西塞罗和塞内加的两三部论著。几乎所有建筑在对古典作家的文化研究上都局限于数量极其有限的一些作者，似乎这些作家的内在价值没有人们与之熟悉的程度重要。阅读他们的作品给一般的人盖上了一个小组和几乎一个俱乐部的成员的印记。这种阅读使这些人掌握一些引证、机会和范例，帮助他们与掌握同样知识的同时代人进行交流。这可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在一个更加被人忽略的方面，古典作家肯定更加占上风：表示概念的东西和模数，心灵的垂直线和角尺，思考的、有时是生存的艺术。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拯救并怂恿人们去反抗，哪怕是反抗自己。我们可别期待他们对米歇尔-夏尔产生这样的影响，他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再说，一八四五年前后，人文主义者还很罕见，他只不过是一个搞人文主义的好学生而已。

他所参观的是一个我们今天已经见不到了的意大利。废墟仍大片地保存着，上面爬满了攀援植物，人们来到这些废墟面前遥想各个帝国的末日；不久前的大轰炸炸平的并不是那些修复了的、标签似的、夜晚用探照灯照射的、与邻近的高楼大厦相比显得渺小的往日的建筑典型。帝国各条大道起始点的那个标志，连同它那角斗士们洗净血臂的喷泉，在墨索里尼的市政官员的骚动中都还没有消失；通过纵横交错的小街窄巷，人们仍可以走到圣皮埃尔大教堂，这些小街窄巷使得贝尔尼尼的立柱廊成了一个巨大而和谐的惊奇之作。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纪念碑那巨大的“猪油薄片”还无法与卡皮托利山丘相匹敌。发动机的轰鸣声只是在很久之后才盖过了喷泉的淙淙声。米歇尔-夏尔骑着马在一座肮脏而经常是狂热的城市里闲荡，但它尚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污染，仍停留在人和幽灵的范畴。自世纪末将要被房地产投机经营毁坏掉的那些广阔的花园仍旧绿草茵茵，生机盎然，居民区里挤满了一群群吵吵嚷嚷、肮脏不堪的人，贝利在他的方言诗中曾亲切地提到过他们；在穷人的贫穷与教皇族及金融家族的奢华之间，反差极大，当然，在今天，住着豪宅的富人与贫民窟中的穷人之间的反差也并不小。

米歇尔-夏尔的目光并不比我们的麻木，但也并不比我们的敏感。一方面，他事先没有上百次地看过这些带有彩色印片法魔力的同样的遗址，没有掌握“艺术摄影”——在这种摄影方法中，通过照明和远景的手段可以改变大小，夸大或减小石像面孔的轮廓，以致参观者常常较难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确定缩小到它原先大小的那同一个石像。另一方面，他的知识突然没了，他的兴趣突然变了，习惯于北方地区绿色风光的这个人第一次与意大利风光的接触是失败的，那些干巴巴的山丘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鲜花盛开；橄榄树让他觉得是一种既不挂果又可怜巴巴的树。假如今天他面对古埃及神庙的塔门常常替代了树木的遗址，面对着维吉尔的白色大公牛所不可或缺的克利图姆纳河水在一条繁忙的公路下面流淌的遗址，他会说些什么呢？有着粗野金属浮雕的宫殿的佛罗伦萨黑乎乎的街道令这个尚只有一层浪漫主义虚饰的旅行者感到忧伤。如果他有胆量的话，他会说他觉得米开朗琪罗的肌肉组织很夸张。总之，他花了比对《晨》和《夜》更多的时间在佛罗伦萨研究有漂亮的灰色大理石贴面的诸大公墓上的铭文。在帕埃斯图姆，那些据说是直接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粗壮的立柱几乎使他望而生畏。他是属于那种人——宁可让希腊人更新了的建筑术汲取路易十六式的风采或帝国时期的冷峻高雅。神明、魔鬼和梦幻的前古典主义的强大希腊在这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只有一位老者和几个爱幻想的年轻人感觉到了：创作《浮士德》下卷的歌德，荷尔德林和热拉尔·德·奈瓦尔这两个白痴，老听见半人半马的怪物在自己体内纵马驰骋的狂热者莫里斯·德·盖兰。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年轻的法学博士也做到这一点。

大家很容易想到，我怀着好奇仔细地看了米歇尔-夏尔给他妈妈的信中有关哈德良别墅的那一段。那是一个美丽的去处，由于随意地修葺，或者由于从这儿那儿弄来的一些花园中的什么雕像，武断地把它们集中于粗粗装饰的柱廊中，更不用说还弄了个小酒店和停车场，紧挨着皮拉内西作画的那堵大墙，所以，今天的它已不再庄严肃穆了。我们对古老的弗德伯爵别墅感到惋惜，那条长长的林荫道，两边由柏树像御林军似的护卫着，一直通向浓荫掩映的寂静庄园，春有布谷声声，夏有蝉鸣不绝于耳，我还记得小时候它的模样，可我最后一次路过那里时，却只听见半导体收音机的声音。废墟安安静静地留在原处，只有几个执着的业余爱好者前往，诸如皮拉内西在这令人心旷神怡的孤独之所挥斧斩棘开路，与大批旅游者组团前往参观，这中间的时间是何其短呀！一八四五年的那个年轻的参观者在这在他看来只是一大片点缀着不成形的砾石的荒地上茫然不知所措。哈德良的时代是在米歇尔-夏尔读过其书的那些伟大的古代史学家之后。我祖父肯定没有埋首于故纸堆中，譬如《奥古斯都传》，努力研究曾立志统治天下的那些人中最现代和最复杂的人，如同把零散的碎片互相拼接重新连成一幅镶嵌画那样。他的教科书顶多只告诉他哈德良常出巡，保护艺术，在巴勒斯坦作战，而博叙埃的《世界史》则使他得知哈德良“因同性恋而污损了自己的统治”。这点东西不足以使一个优秀的年轻人驻足于他并不怎么喜爱的断拱桥和橄榄树林中，因此，他匆忙地离开了这种索然寡味的去处，跑到埃斯特家族别墅去观赏有百合花徽的喷泉以及可以听到有关美女与骑士弹奏诗琴的动人故事的花园。

这个初涉艺术的年轻人承认自己喜欢雕刻家甚于画家，也许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雕刻家的艺术更加一目了然；其实，他几乎专门徜徉在当时人们称之为古典的东西之中，如希腊-罗马的或顶多是亚历山大的那些已遗失了的真迹之中。今天的观众不屑于这些被认为是冷峻的和累赘的，一句话是第二手的作品，不再有谁会跑到梵蒂冈去从贝尔维德尔的阿波罗塑像获取对高尚的启示，或者去拉奥孔的雕像旁汲取艺术的精髓；即使就纯希腊艺术而言，时尚也在后退，把那尊被米歇尔-夏尔差点儿与之相伴而亡的海军上将迪蒙·迪维尔从米洛斯带回的维纳斯扔在了身后。为了不使米歇尔-夏尔成为他本不是的没有修养的人，我们需要想到歌德和司汤达也是这么看待“古代艺术”的：这些神明和山林水泽仙女的鼻梁比我们的直，浑身赤裸，但像穿在一套衣服中似的包含在完美的体形之中，它们是人类黄金时代的人质。如果它们被修复，被重新修饰，如果我们把它们缺少的胳膊和腿补上，那么大理石的伤痕就悖逆了我们所期待于它们的那种幸福与和谐的形象。

这些异教的神明极其平静地待着，以至于一个像米歇尔-夏尔这样的好的天主教徒能够甚至应该（如果他有点教养的话）在他参观完教廷之后再去参观一下梵蒂冈博物馆。收集了这些杰作的红衣主教、大主教和主教们收藏的并非是一些偶像（只有某些文盲会这么称谓），而是一些崇高而无足轻重的奢侈品，它们只是标榜自己怀旧的拥有者们的一种修养和富足的证明而已。伟大的收藏的魅力也反映到这些漂亮的东西身上：《赫拉克勒斯》如果不也是法尔内塞的话，那它产生的效果就会小得多了。我们并不像今天因认真对待那些艺术品而要求他们点什么那样要求他们去草率地成为我们所认知的世界的形象，去转达艺术家个人的呐喊，去“改变生活”。他们是具有破坏性的，尽管我们对他们的尊敬使之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他们在这资产阶级化了的十九世纪仍没少在维护着一些在别处无公民权的行为。《战败的高卢人》在一个不敢贸然自杀的年轻人面前自戕；一些否认灵魂不朽的哲学家和一些被认为把基督徒送到野兽口中的“好”皇帝在大理石的壮丽中君临天下，而“坏”皇帝们也是一样。在一个裸体女人即娼妓的时代，在新嫁娘自己身着扣好领口的长袖睡衣的时代，在稍一提及“坏风气”，母亲们便面色苍白的时代，米歇尔-夏尔能够给他母亲写信说，《两性人》和《维纳斯》是陈列室里最美的装饰品：人们任他在凌乱的床单未盖住的那只纤巧的光脚前面想入非非，而那个想得到点小费的看守员则故意地把迷人的维纳斯在基座上转了一下，让年轻的旅行者看得更清楚些。

在那不勒斯，米歇尔-夏尔从“密室”走出来时非常恼火。当时收藏着性爱壁画和雕塑的那两间小展厅对他这个读过卡图卢斯和苏埃托尼乌斯作品的男孩来说毫无教益，那种画面简直不堪入目。他就这一问题写给他母亲的那几句愚蠢的说教式话语即使并不正确的话，也是真心话。对于一个纯洁的或几乎是纯洁的二十二岁的男孩来说，淫荡场面产生一种挑唆的作用，更何况他如果真被诱惑的话。即使他在“迷惑的一刻”可能做了他所厌恶的这类动作的一种，看到这些下流动作刻在大理石上展示在自己面前也是令人恼火的。在这些或多或少有点现实主义的普里阿波斯们中间，他是否想到了凡尔赛车祸死去的那具露着阳具的尸体，那是直到死都在表现生命力的象征吗？大家可能会打赌说他没有想到。但是，当米歇尔-夏尔指出肉欲的夸张并不使那些人感到惊讶时（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走得也太远了。不仅是因为对巴黎或者对巴约勒匆匆一瞥可能让他得知风俗习惯没怎么改变——不管它们披着怎样虚伪的外衣，而且还因为把古代变成一个感官的“黄金国”是上当受骗，朴素的资产阶级或者自诩朴素的资产阶级一直是存在着的。

任何过于暴露的下流无耻都令他不快。有一次，他偶然地在意大利的一条大路拐角处碰上了他嘲讽地称之为“尊贵和体面的德·阿鲁伊恩”表兄，后者原是个潇洒的军官，后开了小差，同他一位上司的妻子私奔，逃到国外生活去了。这个浪漫的德·阿鲁伊恩在他看来几乎与三十年后在意大利生活的渥伦斯基同安娜·卡列尼娜的情形相仿佛。有个情妇是一回事，抛弃前程，不顾仕途则是另一回事。米歇尔-夏尔凡事认真，否则他在谈到一个扔下荨麻军装沉湎于温柔乡的男人时，口气会缓和得多。

这个如他自己给自己命名的“佛兰德贵族”很少上社会游戏的当，不管这种游戏是多么的光彩夺目。他赞赏法国使馆舞会的高雅，但是，阿尔瓦尼银行现在的拥有者托洛尼亚家族的舞会却并不使他着迷。他发现拼花地板很不适合跳舞，使他这个华尔兹舞高手非常恼火，而那么多的英国客人在他看来也使节庆大煞风景。他似乎对那些巨大的镜子视而不见，那是那个吝啬而爱排场的银行家（按司汤达的说法）冒充自己的管家以低价从圣戈班买来的。对于那些光芒四射的水晶吊灯，对于那像一头幼兽被囚于笼中似的放在狭小客厅中的阴沉的《安蒂诺乌斯》，对于在主人收集来并爱不释手的有点不祥的杰作中游荡着的被杀害的温克尔曼的阴影，他也都不屑一顾。英国客人们替我祖父挡住了幽灵。在巴勒莫，尽管奥尔加公主的美目在顾盼，他仍专心地听塞拉·迪法尔科公爵讲许多有关莫斯科的肮脏和粗俗事，后者边讲边从俄女皇在他出发时送给他的那只金烟盒中掏烟丝。他作为半旅游者半朝圣者，白去了洛莱特，白像蒙田那样在那儿留下了自己的还愿物，他极其清晰地在当时的意大利那种如同西藏似的地方看到了神甫们几乎不加掩饰的劣迹：有一天，斋戒日的主教大人竟然弄了一顿“加尔文派教士的饭”，这使他极为反感；他也许还发现其他一些更加严重的放荡事。在离别罗马的时刻，全都是好天主教徒的年轻的先生们一致承认，如果没使信仰深入灵魂的话，他们在此很快就会失去信仰。这是北方地区的人们面对意大利天主教那夹杂着自由放任的浮华永远存在的反应。在被激怒的米歇尔-夏尔及其朋友们的身后，我瞥见了一个奥古斯丁僧侣的巨大身影，他抵达十六世纪的罗马时，差一点儿跪下并亲吻这片被无数殉道者神圣化了的土地，并准备成为路德后回国。但是，这些法国青年觉得如果想要改革宗教，那是痴心妄想。他们只满足于点起一支雪茄来谈其他的事情。

“这趟旅行几乎明确地拓展了我的思想，”我祖父谦逊地说。这种进步表露得最清楚的那些篇章是写给夏尔-奥古斯坦的那些信，而其中谈到的是政治问题。在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米歇尔-夏尔就已经大胆地自编了一首散文诗（但他说是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诗中对堕落的佛罗伦萨的怜惜所使用的强烈词语与缪塞在《洛朗扎西奥》中写佛罗伦萨流亡者们的词语极其相近；这首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诗还只是学生的抄袭之作。这一次，他是以一个成人身份在写，而且是写给一个人的。这个意大利语说得很好的外国青年从他在旅途中遇到的年轻人那里听到了他们对悲苦、仇恨、神圣但有一部分是枉然的希望的倾诉。一个此前一直不问政治的年轻人，突然发现不公正和无人过问的利益在其面前反复出现的时刻始终是个严肃的时刻，他当时衣冠楚楚地走在一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或者以一副尚未定型的诚实资产阶级的模样坐在咖啡馆里。一九二二年对于我来说，是那些日期之一，也是威尼斯和维罗纳启示开始的地点。被那不勒斯可恶的波旁分子海关关员和警察的傲慢无礼激怒的米歇尔-夏尔懂得是什么在这些同他相类似的小伙子们心里激荡着。他怀着人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心里常有的那点酸楚，发现法兰西已不再是他热情洋溢的年轻朋友们眼里的火炬了，他说，法兰西在一八三〇年所激起的那些巨大希望已经化为泡影；而认为一八三〇年是合法性的晨曦的夏尔-奥古斯坦则在颤抖——代沟任何时代都存在，即使当沟的两边长着善良情感之花的时候。

在意大利复兴之前的自由主义激情是世纪的美好现象之一：自从复兴的人文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燃烧着意大利人的心灵以来，该国很少为一种极其纯洁的激情所折磨。当人们想到补充到那些伟大的激情和那些个人的悲惨牺牲之中的是集体流在十九世纪战场上的鲜血时，人们仍旧顺从于——哪怕是因为习惯使然——那股冲开历史的红色巨流。人们不愿让唯利是图的工商业者和发不义之财者的萨瓦省人资产阶级专制继续下去，不愿让预示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厄立特里亚战争、被拉丁姐妹的联盟及卡波雷托的无谓的死击破了的德、奥、意三国联盟继续下去，也不愿让改革可能会从中产生的混乱被法西斯主义的牛皮来接续，最终让希特勒在两排人造石制雄鹰中间大放厥词，让老鼠啃啮阿尔代阿蒂纳万人坑里的死尸，让齐亚诺在扶手椅里被枪杀，让讲意大利罗马涅方言的独裁者的躯体及其情妇的躯体倒吊在一个车库里。如果这一次不可逆转的混乱不继续下去，倒也说得过去。可是，紧接着，威尼斯被化学污染；佛罗伦萨被实际上谁也未与之斗争的一次侵蚀作用所伤害；每年有八千万只候鸟被勇敢的意大利猎人猎杀（每人十只，还不算太严重）；米兰的农村缩小到令人怀念过去；女演员们在阿皮亚古道上的别墅群——那些“艺术城”已经变成了工业工程、人类白蚁冢和尘土飞扬的荒芜地区中心的背景。我知道，其他地方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相仿的结果，他这并不成其为一个不去悲痛的理由。

咱们还是回到米歇尔-夏尔身上来。三十年后，他对儿子说，多亏了合情合理的节俭，他得以在这个欢快的意大利生活了大约三年时间。其实，他在那里只度过了将近十个月，而环游的其他时间用在了瑞士山峦和德国各大学上，但时间都非常之短。不过，即使假定我父亲并没有夸大其词，这样的一个错误也证明，在一个不再决定重返的国家的这段自由时间在何种程度上很快就消失在一种与日历上的日期毫不搭界的神秘时间中了。我们大家都弄错了，我们总是认为在我们紧张生活的那些地方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军中十五年不及雅典的一个清晨，”我让哈德良在其回忆录中如此这般地叙述自己的一生。正是为了重新独自回味那些意大利的清晨，—个不愉快的丈夫，一个失意或失望的父亲，一个为共和国所感谢的第二帝国的官员，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而且也许并不想苟延残喘的病人，以他那今天几乎已模糊不清了的纤细字体誊清了这些对于他来说闪烁着回忆的火光的普通信函。

1. ✑ 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意大利作家，《十日谈》的作者。

2. ✑ Gian Lorenzo Bernini（1598-1680），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剧作家和诗人。

3. ✑ Priapus，希腊神话中的生育神，据说其阳具硕大。

在西西里的一段旅程值得特别提一下。面对使他极度震撼的一个事件，具有牢固而较为平淡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米歇尔-夏尔有时候而且是例外地会达到那种任何作家都有的目的：传达他将永远难忘的一种印象。那是有关攀登埃特纳火山的事。我们曾看到他在凡尔赛忍受着大火的煎熬和惨死的危险，现在，他却面对着火山那白雪皑皑的陡坡和疲惫所带来的死亡的潜在威胁。

大约在晚上九点钟左右，米歇尔-夏尔带着几个习惯爬山的牧羊人和赶骡子的人做向导，冒着狂风和严寒，骑着骡子出发了。开始几个小时就很够呛，要穿过一片栗树林——栗树林倒是可以挡点风，但却增加了夜之黑暗。我一生中只有两三次夜间攀登的经历，那是在希腊，大家相互跟着，沿着大树护道的一条路走，路上往往长着既细又弯的、后来在这些地区已很少见的高大植物，由于天黑，更加绊人和可怕。米歇尔-夏尔并非诗人，或至少不具有诗人的才气，但他与遇此情况的任何人一样感觉到，人一旦离开自己的常规生活，暴露于黑夜与孤独之中，就不值一提，或者说，一钱不值。他只想到恩培多克勒斯？但愿不是，因为他肯定没有读过散落在其古代作品中的那些伟大片断，在后者罕见的文章中的一篇里，希腊与印度在对事物的一种突如其来的观点上是所见略同的。他没有听见深陷大地泥沼中的那颗灵魂的哀叹，也没有听到据传说在呼唤这位哲学家奔向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他所知道的有关恩培多克勒斯的事，就是传说中的他的被说成是最卑劣的死，被说成是一个想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神态的人因虚荣所致的死。然而，他却沿着恩培多克勒斯的足迹在走，如同他自己并不知晓地在沿着哈德良的足迹走一样。哈德良当时大权在握，受人爱戴，心中充满着计划和幻想，正处于命运的上升途中，他也在攀登着这座火山。

出了树林，眼前是一片冰雪天地。在林中小屋稍作歇息之后，他们又走了一段路。路很滑，有耐性的骡子艰难地走着，滑倒了又爬起来，最后，雪没及骡子的腹部。赶骡子的人喊叫着让年轻的外国人们毫不留情地鞭打骡子，自己也在大声吆喝着牲口，夜空中充满了鞭笞声、骡子的喷鼻声和人的吆喝声。骡子们只是越陷越深，最后，躺在了积雪之中。这时，赶骡子的人自己也不再吆喝了，年轻的人们从骡子身上下来，卸去重负的骡子们被它们狠心的主人赶回离得并不太远的那座林中小屋。米歇尔-夏尔为那几头可怜的牲畜而高兴，这是我要感激他的地方。年轻小伙子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体力了，但是，我们得记住，他们这么冒险却又没有我们今天的远足者们的那些装备。大家依次地走着，雪没及膝盖，继而深及肚腹，每走一步都得从又松又软的积雪中艰难地拔出脚来。米歇尔-夏尔觉得自己的双手和双脚全都冻僵了，他感到自己快要死了；我们知道，他是从不夸大其词的。我自己也曾有过深陷雪中、疲惫不堪的经历，感到躯体的“中央发动机”要停转了，只能大喘粗气，那份恐惧就是死亡的恐惧，仿佛死神随时都会降临。而我更加能体会米歇尔-夏尔所感受到的那份寒冷。牧羊人挟着他的腋窝，把他拽出积雪，而在一个暴风雪的日子里，我也是被牧羊人这么救出雪地的，先把我弄到他们家里，然后送我回家，没有他们，我是无法走出那皑皑的雪地的。那帮人爬了一段，离林中小屋已很远了，下去已不可能，但是，离他们与火山顶之间的那个熔岩和岩渣堆不远，有一个石质小陋屋，是一个有远见的英国旅行家修筑起来当作避难之所的。看屋人在屋中生了火，米歇尔-夏尔已经僵直麻木了，心里在想他们为什么不把他放在火堆旁。但是，他的救命恩人们却另有安排。他们沿着一堵防风墙挖了一道长方形的深沟，与人一样长，然后，填进许多热灰，再在灰上铺上一床被子，米歇尔-夏尔被放到这个“墓穴”里，身上盖着一位牧羊人的破旧短斗篷；大家又往他身上撒了一些温热的柴灰。这一切都是在火把的光亮下做的，因为天仍很黑。他们甚至还用破旧短斗篷的帽子盖起他的脸。

渐渐地，柴灰的温热传遍了全身，他的思维、生命也随之复活了。他甚至还掀起点帽角，想看看天亮了没有。但是，他看到的是两个年轻的英国人蜷缩着的身子，他俩在米歇尔-夏尔这伙人之后，很快地爬上山来，因为高山反应而在门边呕吐。米歇尔-夏尔用古代艺术和生活中的垂死者的动作挡住自己的脸，把身子缩进温热的灰堆中。在第一次参观阿尔勒博物馆便发现自己对于罗马生活的最微不足道的物件、用品有着一种强烈好奇心的米歇尔-夏尔，知不知道他的那个长方形深沟是按照人的大小挖成的，罗马的公民们用此把他们的死者尸体（至少是把那些他们不想为之堆起一座大柴堆的人的尸体）加以火化？他是否想到得墨忒耳用炭火和热灰对小得摩丰所做的入教祭礼？小得摩丰被得墨忒耳放在火炭上，因为其母的乱喊乱叫和摇手挥拳妨碍了入教祭礼的完成而死去。但是，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打扰牧羊人的祭礼。

一个多小时过后，米歇尔-夏尔觉得恢复过来了，可以试着去火山口找自己的朋友们了。他爬行着，向那座熔岩和岩渣堆爬去；浮石和火山灰让他老往下出溜，这四分之一法里花去了他一个小时。等他爬到山顶时，天已大亮，别人告诉他说他们也没看到晨曦。

凡尔赛的冒险经历宛如一个分娩的宗教仪式，米歇尔-夏尔头先来到人世间；埃特纳火山的冒险则是死亡和再生的宗教仪式。这两次几乎是神圣的意外事件对一位伟人生平的开始是会有好处的。但是，米歇尔-夏尔并不是一位伟人。尽管经验并没有告诉我们没有谁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人，但我还是会认定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经验也告诉我们，任何人在其一生之中都要经历一系列入教式的考验，了解原因而经受考验的人微乎其微，而且忘得也极快，而格外地记住这些考验的人，则往往能从中获益。

1. ✑ Empedocles（约前490-约前430），希腊哲学家，据传古怪而自负，后投埃特纳火山自尽。

2. ✑ Demeter，意为“谷物之母”或“大地之母”，希腊宗教中的农业女神，又是健康女神、生育女神或婚姻女神。罗马神话中称之为“刻瑞斯”。

米歇尔-夏尔在意大利所获取或发展的对艺术的兴趣可由其从旅行中带回的物件来加以评定。幸好当时还处于手工阶段，为旅游者生产的大量纪念品还没有开始。这只桃花心木托盘相互套合着的小盒子，装着一些古代题材的凹雕宝石的印迹，仿佛一些易溶于口的糖果似的排列在一个大糖果商的盒子里，它既是一种有罚则的智力游戏（“啊，朱庇特！”——“不是，那是海神，您瞧他的三叉戟！”），又是人们对一八四〇年左右的博物馆中所喜爱的那些东西的一份清单；这是一个小艺术品，尽管它以大量的样品卖给了一些周游世界的俄国、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的业余爱好者；我用想必是被一些十九世纪的美国佬购买的样品，补足了其中所缺的两三件。这个公元三世纪皇帝半身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制品，脖子上雕着呈褶皱的缟玛瑙，按比例缩小了，刚劲有力，如同鲁本斯从意大利带回来放在其安特卫普家中的那件一样，是我从某个古董商手里买来的，弥足珍贵。一件青铜复制品——被遗弃的阿里阿德涅——则相反，有着那种帝国时期的冷峻。这无所谓：它被放在黑山别墅的台球厅里，让我获知躺卧的身子上微微起伏的褶皱的美。最后是客厅护壁板上的一个暗点，那是一幅油画，是唯一的一幅，是自以为对绘画一窍不通的米歇尔-夏尔挑选得不错的一幅。那是出自卢伊尼某个学生之手的一幅《廉耻与虚荣》或《神圣之爱与亵渎之爱》，画中人嘴角带着那种神秘的、有点抽搐的笑，犹如达·芬奇画中女人和两性畸形人嘴角的那种笑。我从未打听过画中那两个女人的名字，但是我从她俩身上感觉出一种说不清的庄严朴素的芬芳，那是挂在墙上的人物肖像和其他绘画所不具备的。

两个制成古代人半身像的镀金门把儿还在我的手里，一个是提比略，被帝国和生活弄旧，磨损，另一个是年轻的尼奥比德，她大张着嘴，发出委屈而绝望的呐喊。还有一些类似的留在了威尼斯当地的总督宫。这两件四百年前在意大利铸造的小青铜制品——那个提比略和尼奥比德——都已变成了本身业已过时的巴罗克式奢侈品的附属品，上面镀着一层旧时镀金工们的几乎不会褪色的金子；它们被成百上千双陌生人的手触摸过，这些手扭动门把儿，打开那扇仿佛有什么在里面等着他们的门。一位古董商把它们卖给了身着银灰色长裤的青年米歇尔-夏尔，我那年老多病的祖父也许亲切地抚摸过它们。我把它们装在源自我买下的那座美式房屋的小梁的两端；它们基座的木头在米歇尔-夏尔出生之前就生长在当时是真正的“荒山岛”的寂静中了；被建这个小屋的那个人砍伐的那段树干在海湾那金光闪亮的水上漂流过，到了冬天，接触到比它更冷的空气之后，那海水会沸腾和冒气。在我之前住在那里的那些“屋主人”穿着厚重的鞋子在厚地板上走着，从粗糙的会客厅走到厨房，或拉着摇篮走到卧室，一边摸来摸去，把它们上面的棱棱角角都摸光溜了。有人会对我说，每一个物件都能引起人们类似的遐思。这话没错。

我要提一下“买给女人们”的那些首饰，其中有镶嵌的别针，是在一轮富有浪漫气息的圆月下的古罗马竞技场；有浮雕玉石，是卡诺瓦或托瓦尔森的侧影；有经过切削的双层双色玉石，水中仙子们在其上嬉戏，它们全都是用大的金紧爪框起来的。“王后”把它们别在自己那宽大的披肩上，加布里埃尔和瓦蕾丽则把它们别于她们轻而薄的头巾上。但米歇尔-夏尔给自己留了一个风格最纯洁的古浮雕玉石，并把它镶在戒指上；这一次，雕成的是一个年老的奥古斯都的头像。他把它传给了他的儿子，后者在我十五岁生日时又把它送给了我。我戴了十七年，而且天天与这个严格而完美的雕刻杰作朝夕相处，获益匪浅。当你眼前有一块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完全融合的古罗马浮雕玉石时，你也就不再去争论什么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了。大约在一九三五年，我因为永不该感到遗憾的一种激情冲动，把它给了一个我所喜爱或我认为喜爱的男人。我有点怨恨自己不应该把这个漂亮物件交到某个个人的手中，毫无疑问，他不久就把它送给了别人，而不是让它进入他也许能够做到的集体或私人收藏的“避风港”里。难道还有必要提它吗？如果我在把它送给别人的前几天没有发现缟玛瑙的顶边不知碰了什么而出现了一条小裂隙的话，我也许绝不会把这个杰作送人的。我觉得它因这条小裂隙而变得不珍贵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正是对它稍微不太看重的一个原因；可今天，这可能会是稍微更看重它的一个原因。

1. ✑ Bernardino Luini（1480-1532），意大利画家。

2. ✑ Tiberius（前42-37），罗马帝国第二位皇帝，公元14-37年在位。

米歇尔-夏尔在旅行途中收集的那本干花肯定不是一位植物学家的作品，上面的标本注的不是拉丁文名，而且我也不觉得植物构造之神奇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他在斯坦尼斯拉斯上学时的老师们教给他修辞学和他们所理解的历史，而不是教他自然科学，正如我们的老师们往往弃植物学而教核物理一样；而标本册这种时尚与纪念册的时尚一样已经过去了。但是，米歇尔-夏尔像在草地上突然看到一棵漂亮的矢车菊的人一样，几乎本能地喜爱花卉。他说他的愿望是通过这些花卉的种种构造来确定自己走过的每一个美丽的地方的记忆；他并不是不知道一个被认为已逝去的令人激动的世界在一片树叶或一枝干花中永远存在着。他在其信中所未能或者想说的所有一切都在于此：欢快或忧伤的时代气息；深沉但表达出来后又归于平淡的思考；同一位可爱的农妇的搭讪。每一片精心粘贴的花瓣都照原样放置着，是一个粉红的或蓝色的斑点，是为历史与文学的荣光而牺牲的一个脆弱的植物形体的幻影。锡拉库萨的古跑马场和罗马市中心广场的鲜花，罗马乡间和威尼斯与亚得里亚海间的狭长“丽都”的野草（缪塞“可怕的丽都”，“苍白的亚得里亚海”到丽都为止，只有一些在那里埋葬自己亲人的威尼斯渔民和犹太人还常去光顾），托斯卡纳的小黄杨或小柏树，亚平宁地区的山毛榉树林的树叶，以及克拉朗的鲜花，那些鲜花是缅怀朱利·德·埃坦吉和法国文学中最美但也是最奇特的爱情小说的，我们今天攻读文学的学子们不怎么爱看它，或者根本就不去看它。

一些诗词应运而生，忽而是模仿抒情诗人和拉丁哀歌诗人，忽而效法浪漫主义的大诗人或拙劣诗人。贺拉斯和提布卢斯在意大利登峰造极，席勒和克洛卜施托克在德意志出尽风头，拜伦和卢梭在瑞士大名鼎鼎，莫罗至少与拉马丁旗鼓相当。这些书法化了的线条用一些花彩和蔷薇花饰把记忆的花环绕了起来，成了真正花冠做成的同心花冠，或者像一些波涛似的簇拥在每一个干花小岛周围，令人想起爱尔兰的手稿中称之为“凯尔特的”曲线，而米歇尔-夏尔肯定从未见过这些手稿。

除了鲜花之外，就是动物。米歇尔-夏尔在抵达佛罗伦萨时，在邮局待领处发现了加布里埃尔的一封信，她忧伤地告诉他，可爱的母狗蜜斯卡不知患了什么病死了，死前疼痛难耐，谁也不知道如何减轻它的痛苦。“可怜的小东西，你犯了什么错竟要受此痛苦啊？”米歇尔-夏尔叫嚷道。后来，他又在其大女儿，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床前喊出了这同样没有答案的质问。他在回想蜜斯卡带给他的全部并不起眼的幸福：它那柔软的长毛温馨怡人，它那干干净净的爪子在街上从一块青石板跳到另一块青石板，免得沾上污泥；凡尔赛车祸后那些难以成眠的长夜里，小东西躺在他的脚下，给了他很大的慰藉。我并不是在胡猜瞎想，如果说米歇尔-夏尔涌起一股抒情的激情的话，那多多少少是因为他在中学里读了一点卡图卢斯关于蕾丝比亚的麻雀之死的诗以及尤利西斯的狗的故事。但是，他的真诚是毋庸置疑的，蜜斯卡没有等到他的归来使他黯然神伤。可爱的小狗变成了犬类完美的典范，他知道他以后养的所有的狗都要被毫不容情地拿来与蜜斯卡相比较，而且，它们无论受到何种宠爱，都无法逃脱蜜斯卡那跳跃与汪汪叫的阴影。这就是我的祖父。

马雷街

当米歇尔-夏尔回到法国时，如当时的一个笑话中所称的“国家战车”正行驶在一座火山上，路易-菲利普到了气数将尽的地步。像所有那些有自知之明的年轻人一样，米歇尔-夏尔一直是谦虚谨慎的，在他的故乡北方地区的有权势的人对他的热情接待颇令他惊讶。他很清楚，这些精明的政客并不指望他那是否真具有的才能，也并不指望他的毫无用处的经验，这帮有点穷途末路的先生只不过是想让一个出身于富裕而名声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家庭的年轻人为非长系那一支效忠而已。他被任命为省府参议，他接受了，但当他的任命在《政府公报》上发表时，却让自由派人士大吵大嚷，说是任人唯亲。但他并不在乎。他说他在里尔安顿下来之所以让他感到高兴，是因为他在当地的上流社会刚邂逅了一位符合自己理想的年轻女子。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是怎么回事。

在巴约勒，刚在夏尔-奥古斯坦床前守候了一个小时的正统派们并未像以前那样责怪他让米歇尔-夏尔“吃政府的草料”。工人暴动的怒吼声，俱乐部和秘密社会的扩大发展，刚刚出现的共产主义这个词儿，令大家惶恐不安，人们认为应该让具有才智的人为良好秩序服务。再者（这些矛盾始终都是政治的精华），人们真切地希望骚乱将发展到恰到好处，把法国带回到救世主亨利五世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任于政府部门的米歇尔-夏尔将更能为正统派国王效力。对于夏尔-奥古斯坦来说，这种由未来的不忠所表现出来的背弃似乎是一剂苦药。

由“王后”为他们的儿子所策划的婚姻计划几乎同样深深地激怒了他。早在米歇尔-夏尔归来之前，有远见的“王后”就乐呵呵地在拟定可能的对象名单，在这儿，“对象”就是指“亲家”。与大家可能会以为的恰恰相反，她毫不考虑对方家庭的特权与显赫，因为她觉得她自己的娘家和夏尔-奥古斯坦的家族都很不错了，用不着去借别人的光；用她那出生于旧政权女人的赤裸裸的语言来说，“王后”认为鲈鱼是无法让猪变得高贵的。但是，重要的却是米歇尔-夏尔得非常富有。严格地说，他已经很富有了；在他已有的财产中，刚刚（或者说不久）又增加了两三笔遗产。但是，这个很现实的母亲十分清楚，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笔不错的财富与一大笔财富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别的。里尔法院一位法官的千金迪弗雷纳小姐在“王后”的天平上正好是她所需要的重量。

这位年轻女子穿着考究，容貌娇美，尽管是杨柳细腰，但大家猜测有一天她会发福的。她有一头浓浓的秀发，玉臂和粉肩肉乎乎的，表明她身体很健康，这一点很重要。她父亲将来会成为大法官，将会以其影响扶助米歇尔-夏尔。他拥有里尔最豪华的两三幢住宅，并说要将其中的一幢当作女儿的嫁妆。他在当地弄了好几处庄园，而且据说他的一部分证券投资在煤矿上。

说到这一点上，夏尔-奥古斯坦打断了他的妻子，问她道，一个普通的审判官怎么会拥有那么多的钱？当“王后”在名单上勾了诺埃米小姐的名字之后，他就立即亲自进行了反调查。迪弗雷纳及其妻子菲利比娜·布伊利埃都是农民的孩子，系贝蒂纳附近的尚布兰-夏特兰人氏。迪弗雷纳的母亲姓布瓦利埃或贝南什么的，不太清楚，教区的看不清楚的花名册似乎表明本堂神甫也同他的信徒们一样大字不识，信徒们签名时往往都是画个“×”了事。于是，他就这么一个“×”一个“×”地从迪弗雷纳往上追溯着另一个迪弗雷纳，一直寻到十七世纪末，其间，查到一个弗朗索瓦兹·雷诺阿和一个弗朗索瓦兹·勒鲁，二人都是农妇，还有一个名叫乌苏尔·泰吕的女子，是个很好听的农民的姓名，而夏尔-奥古斯坦并不知道那名字在当地方言中是“星星”的意思，其母叫唐万。

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如果有利可图的话，夏尔-奥古斯坦是会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娶这些善良的农民中一个的女儿为妻的（他至少是这么认为的），这些善良的农民在流亡的主人归来之后把土地还给了主人，没有因自己的义举索要过一个苏。而好好先生迪弗雷纳则相反，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低级的经办公证事务的人；他是个狡猾的人，常常通过中间人弄黑钱，让其儿子奔前程的钱都是这么来的。谁知道老家伙是不是在军队供应中做过手脚？有些人说他这么干过，而且当时很多人都这么干过。于是，夏尔-奥古斯坦决定，只要他还说话算数，迪弗雷纳夫妇的女继承人就甭想嫁给米歇尔-夏尔。

“王后”没有直接回答，她把话题转到审判官的妻子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迪弗雷纳身上，后者的父母是有身份有教养的人，生前住在韦居市场街。“王后”让人给她看过弗朗索瓦·迪弗雷纳的肖像细密画，那是个督政府时代风度翩翩的法官，脸上施有脂粉，脑后的头发用缎带系着，神情善良，但挺自负；他妻子阿德里安娜·普拉泰尔在她的细密画像上穿着当时高雅的服装（“王后”宽容地微笑着回忆起自己当姑娘时曾经赞赏过一位良家女子已不再会穿的那种薄透的紧身女服和戴的那种轻浮的女帽），目光诡谲，嘴大贪馋。回过头去想一想，我有点为善良的审判官的夫妻关系担忧。但是，对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她很好地抚养了女儿，而且把她丈夫在马雷街所拥有的那座有庭院和花园的豪宅管理得很好。说实在的，他们在家里很少接待客人，这想必是他们不邀请别人到家里来的缘故。客厅里挂着女主人的一位叔祖父的肖像，名叫迪哈迈尔神甫，是个没有宣过誓的议事司铎，据说恐怖时期病死狱中。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产生良好效果的了。

夏尔-奥古斯坦提醒道，迪弗雷纳老爹及其妻子肯定从未进过这座漂亮住宅，革命前，它属于鲁洛瓦伯爵所有；人们在里尔没有见过他们夫妇，他们的儿子肯定不让他们在里尔抛头露面。老头是死在他在贝蒂讷的事务所里的，他的事务所右有锅匠，左有小酒店，他就是在锅匠的铁锤声和酒店老板及其常客们的边喝边唱声中死去的。其寡妻在那儿勉强地活了几年。是锅匠和小酒店主向身份登记处报告了这两个人的死讯。我可以想象得出他们在那两次报死讯归来时手挽着手的情形，而且分别前，还喝了一杯，以驱走脑子里的阴影，并向老吝啬鬼及其寡妻致意。两位死者的肖像是否曾挂在马雷街的漂亮宅第中，这一点是令人怀疑的。

“王后”下楼去为自己病中的丈夫准备汤药，她尚未拿定主意。但是，政治很快就要让为年轻人择偶的名单退居次要地位了，诺埃米的婚礼花篮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事。

让我们退后一步以扩大视野来看待这桩当然会办成的婚事吧，它给我带来了外曾祖父阿马布尔·迪弗雷纳和一位想利用动乱时期浑水摸鱼的贝蒂讷的公证人外祖父，他的传奇故事如今只有我一人知晓，不管它真实与否，都无关紧要，因为对于我父亲和我祖父来说，它是一个信条；再说，他也只是在夫妻生活苦涩的日子里才想起它来。在迪弗雷纳太太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方面，能见度很低，我最多只能看到督政府那美好时期的那位审判官和坐在一把扶手椅里，身边放着几本大概包括各大神甫的大部头著作，相貌有点干瘪的那位议事司铎。除了这两个人而外，我还可以设想一些人，他们也许更远一些，属于里尔的有产者，属于旧里尔的商人或手工业者，或属于迪弗雷纳家族自己也只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期才摆脱的北方地区的法国农民阶层。

在贝蒂讷的那个经办公证事务的人方面，如大家所见，有着稍多一些的姓名存在着，但却如同散落在光秃秃的土地上的麦秸秆儿似的散布在各处，我们很快便又陷入茫茫一片不知名的农民之中了。自古代末期甚至更往前以来，在尚布兰-夏特兰之后代代相传的那些人，那些几个世纪以来靠天吃饭，在土中刨食的人，最后像他们放牧的牲畜和沤肥的枯叶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只需回溯三四百年就会发现，那些“体面人家”的祖先最终全都没入同样无人知晓的泥土之中。此外，在这些全都消失殆尽的乡民中，可能有着某个伟大人物，然而，随着教区的花名册最后或遭火焚或被鼠噬，他也就被人们遗忘了，或者一个绿茵茵的小土岗上，他的一座孤坟前的墓碑也被别人撤换掉了。但夏尔-奥古斯坦却带着一丝坚定不移的良知说，能读出、会写出、会计算（特别是会计算）出这些人以前的十来代人是了不起的事，但是，不让一大堆有产者的破烂玩意儿或贵族的唬人东西在那里摇来晃去，同样也是了不起的。

我在试图画出“我的父系母系家族”谱系时，之所以没有提及那些乡民，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只是通过米歇尔-夏尔的婚姻才在十九世纪中期与我们家族衔接在一起的，然后是因为似乎以贝蒂讷和里尔为一方，卡塞尔和巴约勒为另一方之间有着整整一段距离，把讲佛兰德语的佛兰德与讲法语的佛兰德相互分隔开来。这些人尽管遭受过同样的历史挫折，同样的战争，同样的君主与政权的更迭，但也属枉然，他们给人的印象不仅是属于另一个社会阶层，而且属于另一个种族。一开始，当克里纳韦克家人、古斯马凯家人或比埃斯瓦尔家人至少直到十九世纪都一直认为法语是一种文化语言，而佛兰德语是儿童语言的时候，里尔和贝蒂讷的那帮人还只是在说古代的法语，即使这种古代法语已经退缩为一种方言了，孩子们如同米歇尔-夏尔一样没有“同佛兰德语初领圣体”。通过他们的后代诺埃米，我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了我所不了解的、不知是什么生硬的、迎着困难追逐利益的以及既强烈又狭隘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法国外省几乎比比皆是，但就整体而言，又与佛兰德族的宽广与缓缓释放的激情大相径庭。

但是，我的最佳理由是我作为人来说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是属于他们的。当然，我可以借助文学手段，即兴地描绘出因农民起义和偷猎偷渔而在这儿那儿高高兴兴地生活的一些可怜的耕田者，可以展现因乡村民间舞或盛宴而兴高采烈的我的先祖们，或者还可以描述一下一些在往羊毛袜中藏钱藏物的吝啬的乡民。在所有这些图像中，没有任何一点是直接源自迪弗雷纳家族、泰吕家族或唐万家族的。不过，让我们凭借想象力接近一点这些人中的一位，随便举出的一位，譬如弗朗索瓦兹·雷诺阿，或者她的母亲弗朗索瓦兹·勒鲁，她们的名字甚至都不属于她们专有，在法国有几百万妇女曾经使用过而且现在正在使用或即将使用像她们一样的名字。关于弗朗索瓦兹·雷诺阿，我们只知道她是个老姑娘，四十岁才结婚。我们不如去找弗朗索瓦兹·勒鲁。喂，弗朗索瓦兹·勒鲁！喂！她听不见我叫她。我集中精神，全神贯注，终于看见她待在夯实土地的家中（我小时候在黑山附近见过一些类似的房屋），猛喝啤酒，吃着黑面包和软干酪，羊毛裙子上围着一条围裙。一方面是简化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情况的偶然，致使我靠近她甚于靠近其他一些盛装打扮的祖母。

在另一个时代的舒适甚或奢华之中，我仍在做一些她先于我而做的动作。我在揉面团，在轻扣前门；大风之夜过后，我在捡拾树枝。我不肯坐在别人正在放血的猪上，不让它挣扎，但是我时不时地要吃点火腿肉，当然没有她熏的好吃，那是被残忍地杀死（倒是没在我的面前）的一头猪的腿。冬天，我们的手都一样被冻肿了，而我很清楚，对于她来说是必须如此的，对于我来说则是一种选择，至少是直到任何选择变得不可逆转的那个时刻为止。喂！勒鲁妇人！我很想知道她年轻时是不是一个旅店侍女或城堡女佣，是不是爱她的男人或让她男人戴绿帽子，是不是去教堂点蜡或呵斥神甫，或两者兼而有之，是不是照料病中的邻居或赶走乞讨者。首先必须通过一个人最普通的一举一动去圈定一个人，如同用粗线条去勾勒他的肖像一样。但是，如果否认这个陌生的女人那些更加细腻的也更加纯洁的激动，那就粗鄙了，这种激动仿佛源自心灵的精炼，如同我们假设一个炼金术士在提炼金子一样。弗朗索瓦兹可能像我一样地喜爱如今已成为精美欢快的民间乐曲的乡村乐师和手摇弦琴手演奏的音乐，可能觉得雪野上的夕阳十分美丽，可能一边自言自语大慈大悲一边忧伤地拾起从窝里掉下来的一只小鸟。她对自己的欢乐与痛苦，对自己的病痛，对年老体衰，对死亡将至，对她爱过且已离去的那些人的所思所想，与我自己的所思所想同样地至关重要。她的一生无疑比我的更艰难，然而，我却觉得这也就是那么回事，她同我们大家一样处于错综复杂和无法抗御之中。

一八四八年二月，里尔的革命以省府的一个舞会开始了。带来巴黎起义消息的那份电报到得太迟，来不及通知取消舞会，但我祖父肯定地说，跳舞的人一个个都哭丧着脸。省长召来了一个正规营保护省府大院，他们刚一来，就招来刚走下马车的盛装男女们的嘘声和吼声。第二天，当人们听到路易-菲利普退位和逃走时，愁苦的神情更加加剧：那位衣冠不整但却背着一只装满金子的钱袋的老有产者化名奔向驶往翁弗勒尔的驿站。

第三天，被巴黎传来的消息所鼓舞的一伙人冲进省府大院。这群乌合之众可能是来自臭名昭著的“里尔地窖”，那是一些潮湿而肮脏的地下室，一些工人家庭好几代人都一直住在那儿，这些地下室可没少肥了房主们。米歇尔-夏尔逆向地穿过人群逃向栅栏门，他惊奇地发现一个穿着旧衣服戴顶旧帽子的男人，那人正是省长D.德·G，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在仿效法国那位国王的所作所为。看见自己被年轻的参议认出来之后，D.德·G先生便央求他悄悄地领他到内格里埃街的司令部去，他在那儿会受到军队的保护，将安然无恙。米歇尔-夏尔满脑子全是古罗马元老院议员们坐在自己的象牙椅上等着蛮族人到来的念头，他暗自吃惊，但却急切要求跑了短短一段路后已恢复常态的上司保护他尚留在省府内的妻子女儿的安全。

回到原地之后，米歇尔-夏尔看到人潮已越过台阶，其中的一股人流已拥进一楼和二楼。一位老仆站在省长夫人的房门前叫道：“里面住着女人，不许入内。”米歇尔-夏尔在写东西时有时很拘谨，但说起话来却是很激烈的，他后来说，这个仆人在关键时刻够有种的。

在院子里，有个人在宣讲，他提到巴黎的人行道上躺着无数的尸体，怒斥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听着我们兄弟们的鲜血的滴答声”在跳舞。他的话让习惯于把自己的比喻修饰得高雅的米歇尔-夏尔觉得好笑。举着红旗的人群大声地要求把节日大厅里的三色装饰物拆下来点起欢快的火堆，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装饰物拆下来，以便忘了这个倒霉的舞会；但没有人知道或没有人想知道它们应放在哪儿。没有办法，骚乱的人群只好把一楼的漂亮窗帘弄到大广场去烧。这真是太浪费了，让有钱人简直气疯了。一尊路易-菲利普的半身像被抬走，连同吊帘帷幔等一起扔到了火堆里，但却没有像烧漂亮窗帘那么引人注意。

几天后，临时政府的特派员，一个名叫安东尼·图雷的杜埃人来到里尔组织共和国。他“很脏，肥胖，庸俗”，而且极其热情地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吹嘘自己穿着衣服和靴子睡了四天。由此可见，这人也太够呛了。他召集省议会议员开会，想知道他们是否同意与新政权合作。会议厅里鸦雀无声，让人感到很尴尬。米歇尔-夏尔挪到第一排去，好让特派员看到自己并听清他的发言。

“我同意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我保留自己的政治观点。”

这个打破了寂静的声音令新秩序的代表者勃然大怒。叛徒！反叛者！于是，他猛吹嘘了一通共和国。这个可怜的家伙的陈词滥调和夸夸其谈让年轻的参议很恼怒，他马上就要进行反驳。他的邻座，让利斯的一位先生是个成熟稳重之人，悄悄地用手按住他的肩头：

“谨慎点，年轻人！您要记住他们在大革命时期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人的。”

这句话犹如一道命令，使米歇尔-夏尔平静下来，他任由特派员继续说下去，没有再打断他。听众们走出会议厅，大家或争相与这个年轻的克莱伊昂古尔说话，或尽量地离他远远的。单枪匹马地干并不好。

第二天，他收到了解职书，是由特派员和省议会副议长一个姓T的男爵签署的，后者在保守党里声望极高。男爵第一次在一份官方文件上没有写上自己的贵族头衔。对懦弱的发现本身就是一种启蒙。米歇尔-夏尔一生中将受到三次解职，这一次他受到了教育，只好回巴约勒去了。

当他来到父亲面前时，夏尔-奥古斯坦对他的欢迎热情是出人意料的。在这个正统派的眼里，被拉下马来的米歇尔-夏尔洗刷了一个污迹。

“我总算又得到你了。”他拥抱着自己的儿子说。

但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名正言顺地在继续着：作为拯救者的卡芬雅克已无足轻重；尚加尼耶只是一把缺了口的旧马刀。路易-拿破仑的上台让大家都放下心来，即使一个波拿巴分子（哪怕是冒充的）也不怎么能激起严肃的人的热情来。不管怎么说，反正镇压是开始了。在里尔，在因饥饿而引发的一八四九年五月的动乱之后，由阿马布尔·迪弗雷纳任庭长的轻罪法庭审判了四十三个人，总共判处了四十五年的监禁和七十四年的软禁。大部分被判刑者还都是孩子，一个偷面包的少年被重罚入狱两年；一个鳏夫每天只能挣一法郎二十苏，却要养活四口之家，听到宣布自己也受到一个类似的判决时，已泣不成声；另一个穷苦人在审判过程中扬言要自杀，一个名叫拉迪罗的里尔律师为这个“贱民”作了辩护，很遗憾地让他免遭更加严厉的惩罚。大家一致认为不久将升任里尔民事法庭庭长的阿马布尔·迪弗雷纳是新秩序的人。

米歇尔-夏尔自己说过，这混乱的一年对他来说是一段假期，他忙于把笔记分类和整理旅行中的回忆。如果说要美化他的形象的话，我倒是想说他对不公正更加愤怒——当时的右翼是不公正的。然而，在一个大家都在撒谎或胡说八道的年代，在一个人们只能在两方面进行选择的年代，要么成为在其炫耀残酷无情的道德中强化了的秩序的捍卫者，要么成为通过蠢话蠢事而引来专制的观念派，要么成为吃饱喝足的狼，要么成为愤怒的羊。以用一些古代大理石碎块做镇尺为乐的米歇尔-夏尔也许是个现实主义者。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他重又担任原职，这令他非常高兴。他父亲这一次什么也没说，他已病得很重了。大约就在这一时期，有人提议米歇尔-夏尔就任阿兹布鲁克专区区长，他拒绝了，因为他觉得里尔是最好的舞台，还因为他正一门心思在追求诺埃米小姐。他于一八五一年九月娶了她，那时，夏尔-奥古斯坦已去世一年多了。

1. ✑ 系古罗马高级行政官员所坐的象牙椅。

这不是一桩伟大的婚姻，甚至也不是一桩美满的婚姻，这是一桩很好的婚姻。我在这儿当然是从公众的观点出发的。有一些老人，像夏尔-奥古斯坦所说的那样，很好地谈及了会带来厄运的财富——他们因年老而说话颠三倒四。“王后”早就开始同未来的亲家们和公证人们进行了习以为常的谈判，她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巴约勒，很高兴自己为儿子尽了力。至于他在社会的阶梯上是上了一级还是下了一级，我们别去争论了，因为欧洲的社会等级制度同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同样复杂。不管怎么说，选择已经做出了，这个二十九岁的男人已经等到了一个人的机遇——一开始似乎众多而现在却已为数不多了，后来的一切都源自这一天。

他眼下完全心满意足，他拥有年轻的妻子，享有社会声望以及自己的无拘无束。他同他母亲有所不同，他不太有野心，只是努力地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其职责只是负责处理省里的诉讼案件。与麻木懒散的巴约勒比较起来，里尔似乎是一座大都市，他因在里尔显得很神气而沾沾自喜。我们都看见了，他已恢复了他有点天真地称之为他的“贵族姓氏”的名字，更确切地说，恢复了其法文采邑的名，那采邑是根据一道官方法令归还给他家的。他没有恢复过时的骑士头衔（“我不要骑士头衔，因为那已不合时宜了。”），因为这种头衔已无足轻重，而且有点自由派的意味，那肯定不适合诺埃米严肃的丈夫的，不过这个大旅行家严格地说来倒是可以戴上这一头衔的，德·洛林骑士，德·埃翁骑士，德·拉巴尔骑士，德·桑加特骑士，德·瓦鲁瓦骑士，德·图什骑士……称克里纳韦克骑士也挺不错的嘛。

阿马布尔·迪弗雷纳的那座豪宅在马雷街二十六号，在诺埃米的名下；后来，它就过户到女婿的名下了。阿马布尔还拥有两座宅第，分别是二十四号和甲二十四号，好像他自己只住了一部分，其他的租给了他的一个同事。我在马雷街二十六号度过了我一生中的头两个冬季，我的骨子里大概还留存着它的供热设备所提供的热气。小时候，当我祖母还没在黑山安顿下来之时，我在春天或是在天刚转凉，祖母回到城里时，到马雷街二十六号去看望过祖母两三次，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不再接待客人来访的老妇人的这座宅第已改变了的气氛。我在记忆深处锁定了一座石砌的大理石阶梯，一个回旋的栏杆，大花园的一棵棵参天大树以及让米歇尔-夏尔联想到十八世纪罗马柱廊的拱顶上的游廊。这些灰色房屋看上去有点冷冰冰的，但却是按墨线无可挑剔地建造的，属于法国总督时期的样式，在里尔替代了勃艮第诸公爵大师级的带雕花镀金山墙的古宅子，它们也有着自己的神秘性。据传说称，这座宅子在属于鲁弗鲁瓦先生之前，曾经是一个包税者的豪宅，他在里面收住了一些歌剧院的姑娘。大约在一九一三年，诺埃米去世后，继承了马雷街二十六号宅第的叔父在中二楼发现了几间隐蔽的房间，仅靠几乎看不见的阳光照亮着，里面散发着往昔的有点说不清的怪味。一些巴里伯爵夫人时代的服装挂在几只衣橱里，全是绣花的印度和冷色的中国丝绸和塔夫绸的，穿这些衣裳的女子们想必美滋滋地溜进花园的大树下幽会去了。一只抽屉里藏有一些色情书籍和木版画，我叔父是个严肃的人，他让人把这些东西统统烧掉了。

一九五六年，当我又途经里尔时，花园里已盖起了一些普通的建筑物，但是那位年迈的门房仍记得那些美丽的大树。几乎过去二十年了，宅子被一家保险公司占据，但拱顶上的游廊仍然在那儿。最近，一位里尔的朋友给我写信说，那个街区大变样了，变成了北非人的贫民窟了。“我以为去麦加旅行了一趟似的。”这个留恋故乡的可爱的朋友补充说道。保险公司搬到别处去了，那幢宅子也被卖掉了。我寻思，对于直到归顺帝国之前一直是个奥尔良派的阿马布尔·迪弗雷纳来说，征服阿尔及利亚无疑曾是本世纪的光荣之一。今天，这一战争的遥远结果又浮现在他美丽的宅第上了。

正是在这个院子里，米歇尔-夏尔在婚后不久便看到了自己舒适生活中的一条裂隙。他非常喜爱骏马，刚买了一匹纯种马，打算每天早晨在与城堡相邻的那条被精心维护的小路上骑行。因为迪弗雷纳家的马车夫无法兼顾一切，所以刚雇用了一个年轻马童。马童在等候他的吩咐时，岳父大人正从诺埃米屋里出来，他走近他，没好气地挖苦道：

“您早早地就开始在把我女儿的银子变成马粪了。”

对这种讽刺，米歇尔-夏尔有多种办法驳斥。他本可以一耳光把这位审判官扇下台阶去，也可以让人打开栅栏门，骑上自己的纯种马一去不回头——换了他儿子，是会这么干的，还可以有理有礼有节地反驳说，自己有能力养一匹坐骑，用不着花诺埃米的嫁妆，或者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照旧命令马童。但是，他属于那样的一种人，面对恶意或敌意，会感到不知所措，倒不是因为懦弱（我们已经看到他并不懦弱），而是因为不屑于与一个无礼的或粗鲁的人理论，或者因为高傲，内心深处就有那么一种冷漠之感，对自己所拥有的或自己向往的东西漠然置之，心想自己不会长久拥有这些东西的，或者对这些东西也只是向往一下而已，其实并无太大的兴趣。有时候，我在我父亲和我自己身上也看到这同样的反应。米歇尔-夏尔决定把那匹纯种马送到黑山城堡去，今后再也不在里尔骑它了。

现在，我们来俯视一下诺埃米这个平庸的“深渊”。把自己的丈夫不是当成奴仆就是当作利害相关的人的这种妻子任何时代都有，特别是在十九世纪；这种态度甚至并不排除夫妻的情感：维多利亚就是情意深切地让艾伯特待在从属的地位。米歇尔-夏尔总是从尽可能让人放心的角度来说明事情，他在留给自己孩子们的回忆录中特别强调了诺埃米很聪明（按她的方式，她确实如此），很漂亮（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一点的），很高雅（而我却很担心“高雅”一词会让人想起虚伪的、身份地位所限的礼貌、财富和世俗的评价，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常以这种高雅相互周旋或攻讦），是个完美无缺的家庭主妇（他在这一点上并未夸大其词）。米歇尔-夏尔并不是不知道他妻子粗俗狭隘的本质，而且坦诚地跟他儿子谈到了这一点。为了一方面用间接肯定法，另一方面看到诺埃米恼怒和怨愤的一面，我们必须首先认清她的真实面目，哪怕是再给她披上神秘的面纱也可以。

我见到她时，她已八十岁高龄，身材臃肿笨重，在黑山城堡的走廊里踱来踱去，如同瓦尔特·德拉·梅尔一部小说中的那个在空荡荡的家中徜徉的令人难忘的锡东阿姨，在看着她的孩子们的眼里成了死神或恶魔的化身。但诺埃米的样子并不吓人。她同儿子不和，对她所害怕的女婿冷漠，对她的孙子既心存褊狭又讽刺挖苦，对我虽常呵斥，但并未让我感到害怕，因为她并未能制服我那孩童的犟劲和逆反心理。一日三餐之后，这位老太太便去客厅的一角坐着，她从那儿可以监视各个房间而不被人看见，而且可以借助像扩音器似的供热气管口听见地下室里有谁在说自己的坏话。如同大家所猜想到的，仆人们早有所知，凡是要谈到她时都离那个角落远远的，或者说话时恰如其分。一旦从那个供热气管口传来一个不怀好意的玩笑，老太太总会找个由头发一通火的。她的女仆弗图内服侍她很不称心，但她已习惯她了，所以她总在心里盘算着如何打发她滚蛋，或者让她得不到好处。在她临终前看护她的那几个修女也同样遭到她的监视。这个老妇人一辈子都害怕死，最终因心脏停跳而孤独地死在黑山城堡。“心脏？”一个诙谐的农村邻里叫嚷道，“可她不常用心的啊！”

我拥有的诺埃米的第一张画像表现的是十四岁左右的她，穿着短裙和罩衫。大约在一八四二年，阿马布尔·迪弗雷纳决定请当地的一位画家画两幅半肖像半油画式的吊挂的画：一幅是表现审判官坐在马雷街自家的漂亮书房里，他修长，干瘪，冷漠，脸刮得很干净，一副基佐时代当地人模仿的假英国佬的神态。画像周围的墙壁都像精装书籍似的包起来了；博叙埃的一幅半身像表明他对其激情满怀的雄辩的景仰；透过一扇开启的窗户窥见的圣卡特琳娜教堂轮廓的顶部飘扬着一面公民国王的三色旗；矮小的诺埃米走进来似乎是送一封信而不是前来借一本书，这使画面带有一种当时已成高雅时尚的家庭的温馨。在第二幅画上，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迪弗雷纳戴着她的管状女帽，身子僵直，正襟危坐在壁炉旁的一把扶手椅上，壁炉上的一件“装饰品”至今仍在。戴细布绉领的一个年轻小伙子站在她的身旁，一件女红放在她身边的一张桌子上，羽管键琴在奏着一首抒情曲。那挡火装置装饰得像是带浮雕感的灰色单色画的一个古代场景，一座林中仙子的雕像使得透过玻璃门窗洞隐约看到的花园平添了几分姿色，而一张巨大的萨伏纳里地毯以其鲜艳的色调使其余部分全都黯然失色。

那个戴细布绉领的男孩名叫阿纳托利，或许叫古斯塔夫，抑或两个名字合二为一。（我不知道这对夫妇是有一个儿子还是有两个儿子，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古斯塔夫离开人世时还是单身，是法学博士，享年二十九岁，他的名字列入了迪弗雷纳夫妇十年后所参与的一个慈善机构的文件中。假定阿纳托利是另一个人的话，那他在任何地方都未提到过。我祖父的回忆录没有提及这个或这两个死者，因为他或他们的去世，诺埃米才成为完全的继承人；相反，可敬的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在我祖父的回忆录中被说成是“女人中最好的女人”。我父亲也从未提起过那个或那两个舅父，因为他或他们死得太早，他没能见到他（们）；他也没有提到过那个“女人中最好的女人”，尽管她似乎活到将近二十世纪了。用不着跑到东方大公墓游荡也能学会遗忘的。

并不是出于对诗情画意的钟爱我才让读者驻足于这两幅物甚于人的画面前的。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全都是建立在对物的占有之上的；大部分人在让人画像时总是要求别人把他们所喜爱的小玩意儿画在旁边，就像古时候要求别人把他们所喜爱的东西放进自己的坟墓中一样。在某种意义上，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的画框和地毯就像古罗马喜剧演员所穿的短靴，而她的镜子则像阿诺芬尼夫妇的大床。但凡·艾克的模特儿们尚生活在物质本身尚属一种象征的时代，古罗马喜剧演员穿的短靴和那张大床象征着夫妻的亲密无间，那面几乎具有魔力的镜子被人们所看到的或有一天将看到的所有一切弄得水汽蒙蒙的。在这里，恰恰相反，这个室内氛围证明了“拥有”胜过“存在”的一种文明。诺埃米是在一种“仆人就是仆人”的环境中长大的，在这种环境里，人们不养狗，因为狗会弄脏地毯，也不在窗台上放面包屑喂鸟，因为鸟会弄脏挑檐；而且，在那个环境中，人们在圣诞节期间只站在家门口布施教区的穷人，害怕穷人们身上的虱子和癣传染给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平民百姓”家的孩子在这个漂亮的花园里玩耍过，也没有任何一本被认为是要打破“好的理论”的书籍进入这间漂亮的书房。对于这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法利赛人来说，爱他人如爱自己是神甫在布道台上宣讲时才说的格言之一，受冻挨饿、渴望公正的那些人是一些最终要进苦役监的骚乱者。人们没有贸然地对诺埃米说不与人分享的钱财是一种滥用形式，而任何没有用处的占有都是一种累赘。她几乎不知道自己是会死的，她只知道她的父母将死去，而她将继承他们的财产。她不知道遇见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停留在马雷街二十六号栅栏门前的清洁工，都该是一大喜事，如果不被看作是一种兄弟相逢的节日，起码也是一个可乐善好施的喜庆日。人们没有告诉她事物应因其自身而被爱，与占有它们的我们这样的一些人无关；人们没有教会她热爱上帝，她顶多认为上帝也就是一种天上的迪弗雷纳审判官；人们甚至都没教给她自己爱自己。成千上万的人的的确确也都像她一样，但是，在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有一种优点，一种天赋在从这块种不出东西的土地上自动地冒出来。可诺埃米没有这种好运气。

她是个贞洁的女人，但那是就当时在运用到女人身上时人们所给予这个词以极其卑劣的狭隘意义而言的，仿佛贞洁对于女人来说只关系到躯体上的一道裂缝而已。C先生将不是一个受骗的丈夫，那她是纯洁的吗？只有床单能给我们以回答。很可能这位健壮的妻子有过一些米歇尔-夏尔懂得满足的疯狂劲儿，或者相反（我倒是倾向于这后一种情况，因为没有一个被满足的女人不是爱争吵的人），因为某种气质的贫乏，一种好奇心或想象力的缺少，或者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不得不向她提出的建议，使她避开了一些“不道德的”欢娱，甚至避开了一些被允许的欢乐。肉体的交媾可能使她如同她同时代的许多女人一样认为这种夫妻间的床笫之欢是不适宜的，可没有这种床笫之欢，一个“有性欲的人”就不能被称为是完整的人，并被认为是“交代了的人”。然而，诚心诚意地说，她是以自己的“漂亮的女儿身”而自豪的。这个漂亮的女儿身对她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她不是把它看作是一个为她的生存而效劳的不可取代的物件，更不是把它视为一种性欲的工具，而是当作自己所拥有的一件家具或一只中国大瓷瓶。她并不是因为爱俏而更多是因为她对自己“社会条件”的认同才给它穿上塔夫绸衣服或披上开司米羊毛披肩的，或者遇到机会，像时尚所要求的那样让它袒胸露背，她喜欢露出粉肩和一截玉臂，当然露得并不太过，如同杜伊勒利宫或贡比涅宫的贵夫人们那样，不过比外省的那些假惺惺的女子们所接受的要稍微过一点。

据说，有一天晚上，舞会结束出来时，米歇尔-夏尔正挽着妻子走下里尔一家豪华府第的台阶，突然听见讨厌的丝绸撕裂声。N先生（N是我杜撰的一个姓氏的首字母）是上流社会的老单身汉，是里尔高雅时尚的评判员，背有点驼，为人心术不正，由于被人群挤了一下，一不小心踩到在他下一级台阶上的美妇人的裙子后摆。诺埃米转过头来，恶狠狠地说道：

“该死的蠢货！”

“夫人，您何不用头巾挡住粉肩。”N先生彬彬有礼地反击道。

米歇尔-夏尔回到家中受到了也许该当的责怪：一个受人尊敬的丈夫本应修理修理那个无礼之徒的，但是，人们是不同一个残疾人打架的，米歇尔-夏尔只是假装没有听见。

我一直犹豫着是否把这个轶事告诉给读者。N先生的抢白很可能是从某个轶事集中弄来的，或者米歇尔-夏尔从某个轶事集中弄出这个故事来逗他儿子乐，但不管是真是假，它都像绣花头巾一样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我在别处记述了我祖母对主有代词的兴趣：里尔的宅第是“我的宅子”，黑山是“我的城堡”，而夫妻俩的双排四轮马车是“我的双排四轮马车”，仆人们尊称为“老爷”的米歇尔-夏尔在没有仆人在场时是“我的丈夫”，而她在训斥他时，就直呼其名：“米歇尔-夏尔，您要把车子弄翻了！”在公开场合，她常与他唱反调：“这事不完全像我丈夫所说的那样！”或者恶声恶气地说：“米歇尔-夏尔，您的领带结没打好！”有一把扶手椅，他觉得难看死了，可她却觉得很时髦，是她留着专门给自己父亲享用的——“您别坐那儿，米歇尔-夏尔，那是您岳父偏爱的扶手椅。”他从来就不坐这把石榴红或金黄色的扶手椅，不过，他岳父也并不太喜欢这把椅子，所以它常空着没人去坐。春天动身去乡下和秋天返回城里的日期几个月前便定好了，如果米歇尔-夏尔或孩子们感冒了，她就让他们穿暖和点（“我可从来不着凉的。”）。迪弗雷纳夫妇说服他们的女婿同他们一起当公证人，他们对他的前途有决定权。老岳父在黑山买下了一些田产，以便让年轻夫妇的庄园连成一片，于是米歇尔-夏尔在这片一百三十公顷的树林、草场和农庄上不再完全是能说话算数的人了。好像阿马布尔想扩大已有二十五年历史的贵族乡村住宅，反正有一份秘密报告在指责这个审判官在大模大样地建造一个小城堡，一些路易十五-欧仁妮式的叠橱式写字台在佛兰德的衣柜和复辟时期的老式家具中显得一枝独秀。米歇尔-夏尔像从前一样，喜欢在每个星期日跑到巴约勒自己母亲家里吃午饭；他总是一个人去，走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都要引起一番争吵。

要是没法再看一看他那么喜爱的意大利的话，他就想到尼斯或巴德去待几个星期，这是他们的经济条件所能允许的。但他的这一小小的愿望却遭到了诺埃米的讽刺挖苦：“我在哪儿你就老实地待在哪儿，”于是，他也就不再作此幻想，并且不再像长期以来习惯使然地低吟几句他觉得很美的诗句，而是适应环境，像维吉尔诗句中那样去欣赏月光，或为孩子们讲讲维克多·雨果的《家庭教育》。在饭桌上，如果可能的话，她就以指责仆人来打断他的那些不合时宜的引述——“这酒冰镇得不够。”“您没把盐瓶灌满。”米歇尔-夏尔因竭力想用一句玩笑话来缓和她的尖刻而使得自己的过错更加严重了（“永远别同这些人太随和了”）。如果他把没有看完的《辩论报》扔在客厅的墩状软座上，随后就会在柴堆下面看见它（“把报纸随手乱扔，这也太随便了些了”）；如果他想把里尔的一个没用的小客厅改作自己的书房，那这个小客厅肯定是变成了存衣间。比埃斯瓦尔堂兄是个外号叫“金牛”的富有的珍品收藏家，他把米歇尔-夏尔列在自己遗嘱的名单上。当他在巴约勒去世时，米歇尔-夏尔得决定是否要把他的那些有名的一千五百年以前印刷术刚刚使用时出版的书籍和日课经、古老的雕刻或浪漫的水彩画等藏品卖掉。诺埃米赞成卖掉，因为“这类书籍我们已经有不少了”，而且如果拍卖的话，拍卖估价人要挣去不小的一笔费用，这也使她的意见占了上风，所以米歇尔-夏尔也觉得干脆卖掉算了，只是他很惋惜那本包税人版的拉封丹。

在所有这种时候，我祖父就像一位战略家，退居于事先准备好的位置上；诺埃米则像一位烧焦了的土地上的征服者，趾高气扬。米歇尔-夏尔心想，要让人逢迎，说好听的话或含笑以待，未免太鄙俗了；人不能什么都得到，诺埃米实际上也有她很大的优点。米歇尔-夏尔自己的乐趣就是官方的事务，与同事们聊天，他的书籍（他总是在重读）以及给孩子们讲讲课。每天早晨，在喝咖啡、吃烤面包片的亲切气氛中，米歇尔-夏尔总是默不作声，因为找不到一个双方能谈得拢的话题，或者就谈点天气如何如何什么的，但就是谈天气也会顶撞起来：“下雨了。”——“您搞错了，雨已经停了有十分钟了。”这两个组成了一对受人尊敬的夫妻的男女有时候仍在同一张床上颠鸾倒凤，实际上双方都在为对方好，而且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因此，他们或在有礼貌的沉默中或在毫不客气的抢白中共进了将近一万两千顿早餐。

1. ✑ 古代犹太教的一个派别的成员，以严格遵守成文法律见称。《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2. ✑ 法语fichu既可作形容词，表示“该死的”，“讨厌的”，又可作名词“头巾”解。

但是，有一个题目是永远也谈不完的：星期二的大餐。“她一门心思地在忙乎自己的事。”米歇尔-夏尔以他那无可指责的挖苦口吻记述道。其实，忙的并不只是同厨娘的私下商讨，并不只是要付多少钱给花店店主、鱼行老板、菜馆经营者、为一件巴黎时装稍加修改的裁缝或重新熨烫一些上浆的桌布的人，最大的事是宾客的名单——千万不能把那些大菱鲆和菠萝让一个没达到某种社会水准的人吃了。有些人物是非请不可的，如省长，城防司令，刚来里尔时的北部谱系的重要亲戚们，来了解当地工业情况的巴黎银行家们，几个归顺当局的或者正派观念已不强了的有身份人家的代表，一直在做善事的那位主教，以及当他在当地时的那位教廷大使。阿马布尔·迪弗雷纳时不时地还坚请一些路过的同僚，譬如那个矮小的比纳尔老头，他是帝国的检察官，曾以有伤风化的罪名查禁了波德莱尔先生的《恶之花》，而且还差一点儿也把《包法利夫人》判为禁书；这位公共道德的捍卫者收集了古代的色情短诗，迪弗雷纳也是这方面的业余爱好者，他同他一起攻击一些所谓博学的引言。米歇尔-夏尔很得体地没参与其中。

其余时间，相互间说的下流玩笑话都是在巴黎人或军队中流传的。所邀请的夫人们并不是一些风流女人，但是她们全都习惯于饭后，当每人面前的那五只高脚杯空空如也，脑子里飘飘忽忽时，听一些风流韵事。（“我们在家里疯狂极了！”几年前，一位年已八旬的表兄肯定地对我说道，他其实不可能参加过这类第二帝国时的盛宴，而他所记得的大概是在巴约勒的星期日家庭宴会，当时，曾有一位面部患有癌症的老年宾客任由香槟酒从他的癌肿上流过。）在里尔每星期二的欢乐气氛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风趣，而且大家全都尽情欢笑，一醉方休。巴黎，米歇尔-夏尔和诺埃米每年至少要去两次，它从来没有里尔那么欢快和灿烂。地租在增加，股息明显地在攀升，刚在鲁贝建起的工人住宅获利百分之二十五。确实，这些住宅没门没窗，米歇尔-夏尔本应干预此事的，他私下里承认应视这些房屋不符合卫生条件而且十分危险，但他暗自寻思，不管怎么说，必须想法安置纺织厂的工人，而且出资人只有获得实际利益才肯出血的。

每星期二的常客帕里卡奥伯爵讲述了几件他经历的中国之战的轶事：法国大炮在战斗中大显神威，拿着长矛和弓箭的黄皮肤的骑兵尽管喊杀声震天，却不堪一击，这些人不让文明国家建立本可以有利处理事情的租界。而阿拉伯人也对进步采取闭关自守的态度。在阿尔及利亚，布佐的士兵们无疑是做得有点过分了：头天晚上被夺取的那些反叛者的小村庄，往往第二天早晨便是一堆灰烬了，而村民们也守在屋里，与自己的茅屋同时化为乌有。在吸烟室里，用不着担心刺激夫人们的敏感神经，于是这位英雄承认，曾经发生过几桩用刺刀挑死儿童的事。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就是战争！

一位显然是参加过这些盛宴的秘密报告的编写者对诺埃米温柔而善良的性格赞不绝口，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秘密报告都是些什么货色了。“尽管她极其谦虚，但在上流社会中并不是默默无闻的。不过，她在上流社会并无大的影响，她也从不想施加影响。”很可能诺埃米在雄心上如同在爱情上一样，非常地迟钝。同样可能的是，她的漠然是出于外省人的一种可敬可佩和坚定不移的傲岸，安于现状，别无他求。我很感激她没有在省府沙龙中抬高自己。

对北方的人和事似乎存有偏见的秘密报告的编写者违心地记述道，“属于当地显赫人家的米歇尔-夏尔穿得衣冠楚楚”，而且“他的行为举止透着某种高雅”。但是，“他仍受到弗朗德勒血统的影响”。“他的思想不是太活跃；然而，在他那好好先生的外表下，不免透着某种精明。他对答如流，令人佩服。”“他在政治方面缺乏才智。”这位人类木偶的“解剖学家”补充说道，就这一点而言，他说得很有道理，不管我们可能给予“政治”和“才智”这两个词的意思是好还是坏。但是，“他处事有方，而且他的行动无可挑剔。他的立场以及他的取向使他成为有用之人。”另外，对于这个省参议会副主席的职位来说，他“受的教育是足以胜任的”，而这份半真半假的报告不久就让他荣任此职了。官方的这位间谍说的是事实，米歇尔-夏尔是足够地因此也是不足够地受过教育。在这一方面与在其他方面一样，不必太“跟上时代”，而且，不落入时髦观点的圈套甚至还大有好处。然而，在一方面是达尔文时代，另一方面是勒南和丹纳的时代，这个因为其在斯坦尼斯拉斯的老师让他读孔狄亚克的书籍而在重读后者的书的文人，不时地重新翻开塔西陀的史书，以免荒废了自己的拉丁文，并把从亚当到路易十四的世界史分成六个阶段教给自己的女儿；但严格地说起来，他算不上是个“受过教育的人”。然而，我很担心这位巴黎的编写报告者根据他对《妓女爱丽莎》和奥芬巴赫最后的那段歌一无所知去判断他。

在道德方面，官方对他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米歇尔-夏尔是个好父亲，对妻子和孩子们一片忠心。像通常那样，这一点被稍加节制地记录在案。但是，很遗憾，抄写员在抄写这一点时总是自作主张，坚持写上：“他是佛兰德人。”“尽管他的面容非常具有佛兰德人的特征，但是相貌显得外露和开朗。”“他的性格也是很佛兰德式的：他无疑为人正直，而且我也并不认为他会口是心非，但是，他并不是总把心里话说出来的。”编写者在这一点上倒是正好说对了。但是，表里不一在第二帝国的法兰西肯定不是受到鄙视的这类人的专利。米歇尔-夏尔的表里不一更多的是源自在一些教会学校所养成的习惯，在这些教会学校里，间接肯定法和思想上的保留自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在持续发展，而且，那种有话不直说的歪风仍在经常不断地损害着这些教会学校。

但是，对于官方间谍来说，重要的是这位有关人士拥有多少钱财。在他母亲及岳父去世之后，上面的这位人士的财富将高达年收入十万法郎。这笔可观的或被认为是可观的财富是一条牵狗链，“他太紧攥着他所拥有的东西了，以致不得不诚实地为皇帝的政府效劳。”“诚实地”这个词在这里听起来很好笑，让我们理解为米歇尔-夏尔将永远也不会去犯与自由派分子勾搭的错误吧，这些自由派分子“乔装改扮的社会主义”对于地主、房东们来说是一大威胁。帝国是站在左边的。

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家人的正统主义，也没有忘记他的奥尔良主义以及他岳父的奥尔良主义，他岳父的奥尔良主义在另一份官方报告中曾受到严厉的谴责。阿马布尔·迪弗雷纳“沾沾自喜于他的花形徽章和他里尔法庭庭长的重要职位，并对自己的终身制感到放心（他并不是唯一这样的人）”，他曾支持过一个奥尔良派议员P的候选人提名，此人是他女婿的妹夫。而且，阿马布尔·迪弗雷纳在谈到当朝政体时语多讽刺。虽然安然地处于“自己的位置上并善于择友”，他的女婿倒是并不那么坦然无虞，幸好他至少是在觊觎荣誉勋位勋章。报告编写者不顾阿兹布鲁克法庭最近的法令，坚持只把C.德·C先生写成克里纳韦克，他无疑是认为这个名字更适合他的佛兰德相貌；他指责他以旧政权的这个姓氏为标榜，想要“与当地的所谓贵族阶层打交道”。这个“所谓的贵族阶层”是鹅毛笔刮擦出来的，它流露出这个所谓的波拿巴效力者的那种在许多法国人心中都存在着的雅各宾派情结。我祖父徒劳无益地在其行政职责中表现出激情满怀，徒劳地作为杜埃的专区区长和里尔的省长完成中介职责，而且还徒劳地采取了“必须采取的那些措施”，“在杰昂西刺杀皇帝陛下的过程中”，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反正人们都把他看在了眼里。帝国是站在右边的。

戴着黑色天鹅绒褶皱翻领的诺埃米，头发上插着一朵红色天鹅绒做的玫瑰花，如同法兰西喜剧院的女演员索尔小姐一样，披着那条精美的又薄又软的印度平纹细布披肩在演戏，而没料到又取了一些荷兰调味汁拌的芦笋的一位宾客毫无热情地指出：“这家人家料理得很得体。”（人家在巴黎莫尔尼家没有吃饭不是为了跑来这里欣赏北方的奢华的。）此刻，正在替宾客们斟柑香酒和白兰地的米歇尔-夏尔，并不知道自己被褒贬参半地而且仅只是因为有钱而受到尊敬地列入一个警察政权的秘密报告之中，如果他知道的话，凭他的精明，他会说所有的政权均皆如此。一幅与诺埃米-索尔小姐相呼应的细密画把他画得有点拘束，眼睛望到其交谈者的背后去了；他的神情既不外露又不开朗，更不像是个好好先生。编写报告者把佛兰德热情好客的外表用来作为一种性格的基础。尽管别人给予他良好的评语（“身体健康。无任何残疾。”），但米歇尔-夏尔自结婚时起便受到胃溃疡的折磨。他儿子最遥远的回忆之一就是他同家里人一起吃饭时的情景（不是在每个星期二的盛宴上，他儿子当时还很小，不能参加这种盛宴，而在这些盛宴上，这位一家之主总是面不改色地假装在吃饭），在当时那拖得很长的丰盛的进食过程中，他因要保持仪态的端庄总是在搅和他那碗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奶油的燕麦粥，那是有时一连好几个月，医生允许他吃的唯一的食物。但他毕竟还是痊愈了。一位专家想必是拿不定主意，弄不清是什么因果关系，一直在那些迟迟不收口的溃疡面和胃癌之间犹豫不决；不过，他在六十四岁时，还是死于胃癌。

在这个肖像画家走俏的时代，照相术不被看作是一种艺术，然而它仍有权冠以艺术之名。那些在不停地摆姿势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形态印在涂有硝酸银的玻璃感光片上的资产阶级，并不知道自己有着原始艺术的严肃面容和霍尔拜因肖像画的力度。一丝令人不安的魔力增加到刚刚诞生的任何伟大艺术都具有的那种高雅之中。自从世界诞生以来，被人的聪明才智所控制的光第一次摄取到活人的幽灵，这些今天看来是一些真正的幽灵似的人，立于我们的面前，宛如他们的魂灵所做的那样，身着鬼魂般的燕尾服和有衬架支撑的幽灵似的女裙。人们也许从未注意到，第一批拍摄的大肖像照片是与最初的招魂场面同时代的。在施招魂术时，欲成功则要有一张旋转桌子，而拍照的成功，需要有一个感光片；在这两种情况之中，都得有一个中介人（因为任何一位摄影师都是一个中介人）。正是因为拍摄时用不着像画像或雕刻那样，需要画家或雕刻家一再地纠正姿势，所以这些照片上的面容与在生活中所窥见的真实面容表现起来一样困难。我们经常是在一些封闭的不透明的环境之中。有一些照片底片反映的是那些人可能是什么人或做什么事，或者反映的是他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或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甚至，有的时候，一些不知是在什么试剂的作用之下缓缓显现的特征只有到今天才看得清楚，而且也只有我们能看得清楚。正因为如此，自贡比涅的辉煌起，拿破仑三世的那张愁苦的脸便使人预见到了色当一役的惨败，仿佛他身上已经带着他的灾星了似的；或者，尽管其崇拜者们赞不绝口，穿着众人景仰的王后服的美丽的卡斯蒂格里奥娜仍现出沉重的脚踝和一双挤在缎面高跟拖鞋中的脚来，仿佛这位各沙龙中的偶像在人行道上走得太久已累坏了似的。想必，因为习惯或尊敬或热爱蒙住了眼睛，而且被有关的人所瞥见的那小小的瑕疵会让他们把那些昂贵的小片片撕碎，因此，同时代的人所没有看见的一些裂隙、缺点或毛病表现得仿佛是那些照片已变成X光照片了似的。

诺埃米不再是家中的索尔小姐了，她穿着不袒胸露背的裙子显得得体而平和，紧闭着的嘴唇像是一只坤包上的搭扣似的——唯有那嘴唇在告诉我们她缺乏善良；那两只精心保护的手是一个从未做过任何家务活儿的人的手，按照当时的说法，是一个体面人家的女子的手。而我们看到的六十年代的米歇尔-夏尔，是一位面孔瘦削苍白，身着燕尾服，蓄有小绺胡须的先生，高挑儿的身子笔直，脑袋微微昂起，给人一种难以控制自己的印象；目光锐利但忧郁（因为没有什么比某些明亮的眼睛的目光更加忧郁的了），在两道浓眉和高颧骨之间闪烁着一股冷光。我们可以因此而想象出易卜生的索尔尼斯或罗斯莫在发病前夕的样子来，或者想象出已被病魔啃噬但仍在与之抗争的伊凡·伊利奇的样子来。如果没有他儿子只言片语的叙述，对于这个忍受痛苦，或许是在思考的人，我们可能会一无所知。米歇尔-夏尔自己磨灭了米歇尔-夏尔。

孩子们也被领去那家时髦的照相馆。他们有两个孩子——大家很感激这对里尔夫妇只有两个孩子，没有多要；无疑，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别把遗产分成太多的小块，而不是担心地球上人满为患；不过，某种迹象告诉我，米歇尔-夏尔并不喜欢儿孙满堂。他肯定是个好父亲。至于诺埃米，她对孩子们的态度是这个似乎不可能有任何秘密的女人的秘密之一。她对小小年纪便夭折了的小加布里埃尔的死大恸悲声，但这并不表明她在女儿活着时非常地宠爱她。对于她的儿子米歇尔，尽管往前回溯，也只能发现近乎仇恨的恼怒。

我们极其看重一个慈母的共同点，而且极其为母兽护犊的那种短暂的激情和虔诚所感动，所以对诺埃米的态度感到特别惊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并且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一个独生子不被当成皇储似的对待是十分罕见的。诺埃米对这第二个孩子的不屑一顾使人猜测发生过某种说不清的变得无法弥补的肉体方面的矛盾，或者有着一种尽管官方评语甚佳但米歇尔-夏尔在那个时期还是犯下的一个小过失存在。后来，诺埃米总能找到诋毁这个不肖之子的理由，但是，这种不肖大部分是她造成的。当时，住在马雷街二十六号楼上的那两个孩子是物件，或者说几乎是两个动产，他们是“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直到后来有一天，诺埃米在对儿子的父亲说话时，才改称为“您的儿子”。但是，要领孩子们去照相的那一天，她肯定是到楼上去过，去查看女佣替两个孩子梳洗打扮得怎么样。

照片拍摄出来了：他们穿着自己漂亮的衣服，待在摄影师家客厅的漂亮家具和道具中，完全处于当时的习俗氛围里。但是，同僵直的、木质化了的、已经显示出有一天要被“砍伐”的成年人比较起来，这两棵柔软而富有韧性和朝气的幼苗有着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必要之时，能够穿出枯枝败叶或裂岩碎石，茁壮成长。如同他们那个时代所有的孩子一样，他们至少在镜头面前已经有了一种小大人的自尊；他们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儿童时期是一个最好尽早走出来的状态，以便很快地跻身于先生和夫人的行列。如果给孩子们作榜样的先生、太太们自身常常只是一些蹩脚的模特儿的话，那就会有许多有利于这种观点的东西可说了。加布里埃尔顶多六七岁时便已经是个细密画上的夫人模样了：她身着有撑架的裙子和苏格兰格子呢短上衣站着，把一只手有力但又轻柔地放在坐在她身旁的小弟弟的肩头；她落落大方，已经有着上流社会的风韵，在她那颗高傲的小脑袋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自信，会令二十岁时的加布里埃尔的样子有所不安的。但是，这种不安是多余的，因为她活不到二十岁。小男孩则刚满五岁，乖乖地坐着，手里拿着一本书，穿得像个小大人似的应有尽有：背心、蝴蝶领结、擦得锃亮的皮鞋。他的脑袋圆乎乎的，状如多纳泰洛的小天使的脑袋；健壮的小身子使人联想到那些似乎肚子里装着满满的使之发育成长的元素的小狗的身子，面孔透着一种诚实和几近严肃的认真劲儿，但是那双明亮的眼睛却像阳光下的湖水一样露出笑意。

让我们飞快地翻动照相集吧。我们立刻看到七岁时的米歇尔，身子单薄瘦弱，只需在他肩头披上一条主教的祭披，就像是富凯或罗歇·德·拉帕斯蒂尔画中的一位天使了，但是他的眼睛深处已经藏着一丝忧伤——七岁便知生活的艰辛。随后，可以看到有点发福、锦衣玉食的中学生米歇尔，眼角透着一丝狡黠；二十岁的美男子米歇尔，模样里透着很深的城府，因上流社会和肉体的幻觉的困扰，在性欲上很乱；随后是军人米歇尔，新穿了一身戎装，蓄着小胡子；世纪末上流社会的米歇尔，指间夹着一支雪茄，在幻想着我不知道是什么的未竟之事；匈牙利式脑袋刮光了的骑兵米歇尔；身着男礼服的五十岁的绅士米歇尔，假领很高，但他却毫不觉得不自在，让人看着是个惯于发号施令和给小费的人，是一个人也是一个阶层的代表形象；在一处海滩上的那个同样的绅士，一身白色法兰绒服，跟在当时的那位漂亮女子身后走着。但是，那些老年时的照片让我印象更加深刻。那是一位若有所思的老者，穿着得体的英国料子服，坐在费拉角一家旅馆花园的桌子旁，高挑的身子俯向一只他已与之结下友谊的小狗；很奇怪，他与对面的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女人离得老远，那是他刚刚与之完婚的女人，一方面有点是为了补偿她的忠贞，另一方面有点是因为他觉得有她作为看护妇和女伴对他很合适。这个同样孤独的老者在这一张照片上坐在一幢大厦或一个意大利式回廊的台阶上，双手垂在大腿两边，一副温情和精力耗尽的样子。最后，还是这位孤独的老人，靠在拉里西桥的栏杆上，背后是拉齐奥区的令人难忘的风光；他十分地慵懒，这一点我在拍这张照片时并没有发现。这张在罗马郊区远足的留影反映的是旅行结束时的形象：米歇尔穿着一身灰暗的羊毛服装，就像是一个老乞丐在晒太阳。

当我自己越来越老时，我就愈发地觉得，儿童时期和老年时期不仅相互衔接，而且是让我们去经历的两个最深刻的阶段。一个人的本质是在对生活的努力、希望和野心之前或之后反映出来的。孩提时米歇尔的鲜嫩的脸和老年米歇尔饱经沧桑的脸是相像的，而青年和成年那中间阶段的脸则并不总是这种情况。孩子的眼睛和老人的眼睛在看人的时候带着那种尚未走进化装舞会或已经走出化装舞会的平静的质朴，而两者之间的整个过渡阶段似乎都是一种无谓的喧嚣，一种空泛的骚动，一种毫无意义的混乱，人们对此不禁会问：为什么要经过这种过渡阶段？

1. ✑ Hans Holbein（约1497-1543），德国画家。

2. ✑ Donatello（约1386-1466），意大利雕塑家。

四月的一个傍晚，孩子们在等着他们的第一位英国女家庭教师的到来。他们几乎与他们在照片上的年岁相仿。从布洛涅来的马车晚点了，年轻的外国女教师踏进马雷街二十六号时，住楼上的孩子们正要吃晚饭。她解开系带女帽，抖开一头金发，脱去遮挡她简朴裙子的短斗篷，便叫过姐弟俩，让他们念餐前祝福经。她当然是天主教徒，也许是爱尔兰人，出身体面人家。她是因一个英国修道院院长的举荐而被聘用的，院长担保她品行端正，语音语调绝佳，教学方法无可挑剔。

她这还是第一次离开英国。横渡海峡让她觉得新鲜；坐二等车从布洛涅到里尔又是一次新奇经历；这座豪华但灰暗的法国宅子对她来说是第三件新鲜事。她在夫人面前很腼腆，在托着托盘和送热水的仆人们面前也很拘谨，主人让仆人们称呼她“小姐”，可仆人们相互之间却称她为“英国女人”。她一边给孩子们脱衣服让他们上床睡觉（而此前一直伺候孩子们脱衣睡觉的那个保姆嘟嘟囔囔地退了出去），一边用自己旅途的感受来逗他们乐——她看见海鸥在水面上飞翔，又看见草场上的奶牛和公路上的法国狗。她把小男孩的长毛绒猴子放在他身旁，把小女孩的布娃娃放在其身边，一边还哄着它们，这令他们觉得既滑稽又温馨，因为他们还从来没有看见这么做的。当她说法语时，他们就哈哈大笑，她便同他们一起笑；当她说英语时（“您将立即开始教我的孩子们学英语。”），她给他们一种在送给他们某种新奇东西的感觉，在只向他俩透露一个美好秘密的感觉。（“你们不知道，在我们国家，布娃娃叫doll”）——米歇尔后来很喜欢英国女人们的这种小小的怪念头。她祝他们做个好梦——还从未有人祝他们做个好梦哩！

像往常一样，他们一大早就被每天都从这条街经过的那个团队的军乐声吵醒了。这个英国小女子穿着短裙和短上衣，往肩头披上一条围巾便冲到窗前，对她所不懂的那种乐曲和那些穿着红色长裤的士兵感到很好奇。下面的人看见她俯在窗框上，金发小脑袋露在窗外。几个快乐的小伙子向她送去飞吻，她慌忙地缩了回来，把窗户关上。

但是，她刚把窗户关上，就听见房门被猛地推开，怒气冲冲的诺埃米闯了进来。她正在楼下餐厅里往烤面包片上抹黄油，刚才的那一切她全都看见了，也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蠢丫头！贱货！婊子！”

米歇尔-夏尔缓步爬上楼来，为抽泣着的漂亮姑娘辩解：“新来的女孩跑到窗前看法国士兵列队走过是很自然的事，”他审慎地微笑着补充道，“那些小伙子抛来飞吻也是很自然的事。”他这么一说，反而弄巧成拙，更让女主人怒不可遏。

“你滚吧！卷起铺盖滚吧！该死的女人，你会带坏我的孩子的！”

米歇尔-夏尔叹了口气，下楼去了。英国小姐流着眼泪把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几件东西归拢，扣好裙子，披上女式旅行短斗篷，戴上女帽。没有人考虑她还没有吃早饭，她趁夫人背转身去的工夫，匆匆地吻了一下吓坏了的两个孩子，便下楼去了，后面跟着替她扛箱子的那个诡谲的男仆。在楼下，米歇尔-夏尔悄悄地走出书房，往她手里塞了两个拿破仑金币；她收下了，但都没想到要谢上一声。她上了替她雇的马车。（“哼，我才不会让自家马车去送这样的一个烂货哩！”）马车走了，放在车顶上的箱子晃悠着。

诺埃米坚持要给推荐她来当家庭教师的布赖顿修道院院长写一封信，表示愤怒。米歇尔-夏尔只是说服了她让她口气放缓和一些。（“当然，这个放荡女子令您不快。”）孩子们舍不得这个漂亮的英国小姐，哭了有一刻钟，然后就把她给忘了。米歇尔在内心深处还记得她。我不敢肯定那个英国小女子的形象没有在日后把他引向他一生中最激烈的爱情中的一个。二十年后，在伦敦的一个薄雾笼罩的夜晚，他是否在潜意识中又想起了她？这不大可能，再说，即使那个可怜的姑娘有可能因这次无端的辞退而不得不干上了那种行当，那她也只能是一个人老珠黄的站街拉客的女人了。

在黑山城堡，米歇尔-夏尔闲暇时间很多，他不怎么离开儿子。有时，他也带他去“王后”那里，“王后”有她的女儿们作“宫中女官”，继续在巴约勒统治着。瓦蕾丽和加布里埃尔都没有出嫁，想必是“王后”没有在附近的那几个城堡中替她们找到合适的人家。如果说她们对这种独身生活感到痛苦的话——这一点无法肯定，因为她们还没处于一个人们说服女人们做爱可以医治百病的时代——她们也许会想她们的那份财产将原封不动地回到米歇尔-夏尔手中，借此聊以自慰。她们的日子在一种习以为常的平和中逝去。她们极其忠实于她们所理解的那个宗教的原则，以至于如果她们每个星期日玩国际跳棋，一个赢了另一个十个苏的话，那么赢钱的一位第二天就会输给对方十个苏，因为在这个圣化了的日子里，任何金钱交易都是不合适的。两位小姐非常乐善好施，而且也大有施舍的地方，据一份官方报告告诉我们，在巴约勒有许多的穷人，如果上流社会的好心人不帮助他们的话，他们的命运就会很惨了。

这两位虔诚笃信的姑娘年老时也很有尊严：一身银灰色或淡黄色的漂亮裙子，头戴修女用的头巾，项有蜂窝状绉领，镂空花边，透过缎子装饰隐约可见的白绸大袖，腰间坠着装满锥形糖果的小袋子。瓦蕾丽更粗犷些，有其母独断专行的一面，而无其母的奉承和手腕；加布里埃尔则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子，就像是某种未写完的小说中的人物。至于那个善良的亨利，他仍继续在大广场散步，让他母亲或一个姐妹挽住自己的胳膊，背心口袋里总装着他的卧室门钥匙，免得有人，包括他的仆人们，趁他不在时闯进他房里去。

到各农庄去巡视是这个孩子最大的乐趣。自订婚约时起，便已商定米歇尔-夏尔将既管理自己的田庄，又管理诺埃米的田庄。在这个田产分成小块的地方，这类巡视往往骑马要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得在某个农庄过夜。孩子很小时，父亲就骑一匹温顺的牝马，让孩子坐在自己前面，一路上很舒服；后来，小米歇尔就坐在父亲的身后或者自己骑一匹小型马。我们已经知道米歇尔-夏尔不是什么大博物学家，但这并不要紧，孩子至少已学会区别狗牙根和野燕麦，或者能区别泽西母牛和佛兰德大母牛，他熟悉了潮湿的林下灌木丛，树篱中的鸟巢和草丛中的狐狸幼崽。米歇尔-夏尔不是猎人，所以这些活物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也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为其猎杀的对象。有时候，在农民们可据之预测天气的那些多雾或多风的夕阳西下时刻，当父子俩归来甚晚时，一颗以为是远处农户家的灯光的星星在升起，儿子便问父亲那颗星的名字。米歇尔-夏尔既不是什么博物学家也不是个优秀的天文学家，但是，他能够辨认出金星、火星和天空中很显眼的几个星座，他能够说出行星与恒星的区别，能够说出为什么月亮在地平线上比在天穹上显得更大，为什么它会是橘红色或淡红色的；他尤其知道的是那些星辰的传说，而且能详细地讲述其神秘美丽的传说，听得儿子如痴如醉。

小家伙喜欢自己动手从食品篮子里取出自己的那一份来，但只是用手和刀吃饭；他还喜欢像父亲那样对着一棵大树撒尿，并看着热气从苔藓中冒出来。农民们的食物很好吃，或者他觉得很好吃。为了欢迎这两位贵客，农妇会在通常的饭食中再增加一些；一份浓汤，烤肉或煎鸡蛋，或者一种水果或软干酪馅饼，如果她手头有必需的配料的话。小家伙在擦得干干净净的木头桌子上睡觉，父亲一边喷云吐雾一边在想，这顿饭可与星期二大餐相媲美，他忘了这顿晚餐对于他的农户们来说简直是一顿豪华盛宴。农庄的大小是按马的数量来计算的：只有一匹马的农庄只能让农民夫妇及其孩子们勉强度日和交地租；有两匹马的农庄就兴旺多了；有许多马匹的农庄有着一些很好的马厩并雇用一些农工，主人吃什么他们吃什么。米歇尔-夏尔和诺埃米引以为豪的那一千公顷土地分成了三十来个农庄。

我祖父清楚地感到，这种佃户利用农工、地主利用佃户以及大家都在利用更能吃苦耐劳的牲畜和土地的方法并不能完美地组建一个天堂。可是天堂又在哪儿呢？他那很感动我的对土地所有权的古老陈旧的兴趣至少是过分地在阻碍他参与工业的启动；他挺清楚地看见了那些工业地区，所以他知道，宁可在露天地里跟在一匹马后面艰辛劳作，也不在纺织厂的灰尘中喘不上气来。他有时在想，要让农民的生活条件过得去，甚至很幸福，费不了多少事，但是，如果他同意减免那个收成不佳的小佃户的租子，或者低价卖一头奶牛给那个丢失了自己奶牛的佃户的话，诺埃米也许会不无道理地说他在糟蹋自己孩子的口粮。放弃某些奢侈浮华就能拉近一点东家与佃户的关系，但是要放弃哪些奢侈浮华呢？在他看来，不必要的就是诺埃米的几个跟班；而在诺埃米看来，则是在索朗特过冬。而且，他太了解那个成天喊难受的无病呻吟的仆人了，那个把主人的善良当作可以利用的弱点的狡猾的仆人或鬼机灵的仆人，太了解那个爱打牲畜或饿它们的粗暴的、没心眼儿的仆人了，太了解那个把捞着的几个苏藏在羊毛袜子里和买饲料做手脚的贪财的仆人了。他改变不了这个世界。这一晚，他睡在佃户夫妇让给他的那张最好的床上，他感觉到泥土地上的潮气直往自己那长期受着风湿病折磨的关节里钻；儿子很高兴能同父亲过一夜，所以睡得十分地香甜。

第二天，当看见一碗加咖啡的菊根汁时，抱怨之声又起。德·C先生在这里是克里纳韦克先生，这并不是因为像秘密报告编写者认为能够做的那样，人们对他在旧政权下所得之采邑持有异议，而是因为在家族以土地冠名之前，人们世世代代就相知相识了。而且，大家很赞赏米歇尔-夏尔的文雅举止：即使大风天气，他见到农妇也要脱帽致礼；他抚摸牲畜，知道村童们的名字。但特别是，他是他们的自己人，因为他讲佛兰德语。

他始终喜爱漂亮脸蛋儿，所以遇到一个年轻而清纯的放牛女孩，他就爱与她多说上几句。坐在门槛上的那个老佃户把刚在家禽场里玩耍的小少爷抱在怀里，然后，像十八世纪感伤版画中的那些善良农民对待少东家那样，双臂伸直地举起他来，赞叹不已地喃喃道：

“米歇尔少爷，您将大福大贵！”

米歇尔-夏尔很早就开始利用儿子放假之机带他到国外去做短暂旅行。必须让孩子学会了解世界。诺埃米原则上并不反对这类旅行，但是每一分钱的花销都事先在家里计算好了。德·C先生和他儿子应该下榻好旅馆，但是，米歇尔-夏尔在一本笔记本里记下了花的小钱，而且，要外出远足，还同车夫讨价还价来着。小米歇尔记得父亲在安特卫普对教堂圣器室管理人很不满，因为他们为拉开覆盖在鲁本斯的祭坛油画上的丝哔叽帘子而索要十个苏。在荷兰，生活费用非常之高，所以米歇尔-夏尔在最后时刻放弃了坐船沿泽兰各岛一游，但是，却替儿子买了一套当地的服装，归来时遭到了诺埃米的埋怨。

也有一些未曾预料到的事情发生。有一年夏天，父子俩去游莱茵河。儿子还是第一次看见中古时期的古城堡；他从旅游蒸汽船上，怀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惊叹瞻仰了洛勒赖，城堡的岩石高处坐着一位仙女，在梳理她的一头金发。这著名的景点以及德国人高声唱颂的抒情诗的最后回声过去之后，他们下到餐厅去享用一顿丰盛的大餐，边吃边看着两岸风光在他们的眼前静静地逝去。吃饭后甜食时，米歇尔-夏尔递给儿子一张明信片：“你该给你母亲写上几句。”儿子很认真地描写了古城堡和那位仙女，最后还叙述了一番那顿丰盛的午餐。到了约定回里尔的那一天，他们坐着马车于夜幕降临时归来了。诺埃米在过厅里一脸怒容，她举着那张明信片对米歇尔-夏尔指斥道：

“您把您儿子的这张明信片寄给我，明摆着是在气我。我根本就不该把孩子托付给您的。”

米歇尔-夏尔一头雾水。她把他拉到煤气灯下，把那张罪恶的明信片举向昏暗的灯光。儿子在明信片上说吃了一只冷冻鸡翅和一段上等烤牛肉。她用一只指控的指头指着上面的日期：星期五。

这样的一件事可能会让人认为诺埃米是十分虔诚的。她确实是属于那种好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天去做十一点的弥撒，过复活节，而且斋戒日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都要吃素。雷雨天，黑山城堡高处常有滚雷，她总要躲进衣橱里，手捻念珠，以示自己的宗教情感。

某年夏初，米歇尔-夏尔决定带儿子去奥斯坦德洗海水浴，以使他完全从长时间的感冒中康复。诺埃米像往常那样留在家中，因为她深信，如果一个星期不监督好仆人们，那家里非乱了套不可。一天晚上，父子二人在旅馆的尚有一半是空的餐厅里准备用晚餐，他们坐在朝向堤岸的一扇窗户前，海上的风把窗帘吹得鼓鼓的。时值黄昏，领班要到上饭后甜食时才来点亮粉红色灯罩下的小灯，儿子在等着这一重要时刻。一位年轻美丽的夫人独自一人坐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她的有撑架支撑的裙子是玫瑰红的，而她的那顶小巧的女帽似乎是用真的玫瑰做的。在这个美丽的夜晚，一切都是玫瑰红色的，甚至远处海上的天空亦然。德·C先生站起身来，微微致礼，把菜单递给那位美妇人，他俩便攀谈起来。儿子对他们的谈话毫无兴趣，一门心思在吃东西，观看堤岸上的散步者，那是一些穿得很讲究的人，互相之间谈笑风生，而且许多人都在说一些他听不懂的语言。卖虾女贩忙完一天在往回走，头上顶着一只篮子；报贩子在喊叫着一些新闻。喝完咖啡后，米歇尔-夏尔换了座位，以便面对他的女邻桌，后者还在吃她的糖渍水果冰淇淋。小米歇尔好像听见他父亲在向那位美妇人提议当晚去看一场戏剧。

“你上楼去睡吧，”米歇尔-夏尔低声说道，“钥匙挂在门上，插销别插上，不然我就得叫醒你替我开门了。你已经大了，一个人睡不会害怕的。万一有什么事，你就按铃，或者敲墙叫隔壁房间的人。”

儿子似乎听见那位年轻夫人悄声说他很可爱，这使他感到自己小大人的尊严受到了伤害。不过，父亲把他们房间的钥匙交给他，这使他的尊严得到了极大的补偿。他很乖地上楼睡觉去了。

但他刚入睡，便被隔壁房间归来的人的脚步声吵醒了。他有点害怕。在他和有红地毯和棕榈树的走廊那几乎陌生的世界之间，只隔着一道房门，他爸爸的床由女仆铺好了，这张空床，连同它苍白至极的枕头和铜床架，经由堤岸路灯光透过窗帘缝儿一照，显得凄凉而令人悚然。从铺石路面反射过来的叫嚷声和说话声没有先前那么欢快，似乎这帮人中有些人喝得太多了。楼面的挂钟敲了十二下，然后，他觉得响了几次一下，后来又是两下。这个剧演得真长啊！他终于又睡着了。

当他醒来时，天已大亮，他爸爸回来时他全然不知，现仍在睡觉哩。儿子起身下床，悄无声息地或几乎是悄无声息地洗漱；他心底里觉得，水罐碰到脸盆的响声若吵醒睡觉的父亲并不是坏事，吃早餐的时间快要结束了。

米歇尔-夏尔终于睁开了眼睛。他立刻让人送咖啡和牛角面包来，父子俩将在可以看到大海的阳台上一起用早餐。如果可能，父亲比平时更加亲切和蔼。白天像所有幸福的日子一样过得很快，儿子只是在大堂又见过昨天那位玫瑰夫人一次，他父亲吻了她的手。晚上，儿子又先上楼去睡了。他不再害怕了，一下子就睡着了。

第二天是动身的日子，也是最后一次海水浴的日子。海潮已退。像通常一样，他们坐着有篷马车去海边，那马车是由一匹大白马拉着的，儿子吃早餐时留了一些方糖喂马。（“你放在手掌心里伸过去喂它。”）父亲和儿子一起脱去衣服；儿子脱得快，第一个冲向汹涌的海浪。他俩谁都不会游泳，而且小米歇尔在随后的一生中也没学游泳。他们都憋得喘不上气来，如果在海水里泡得太久，势必会抽筋儿的，而且，尽管这六月末的早晨天气晴朗，但海水仍旧冰冰凉的。

他们在有篷马车上一边仔细地擦去有点发腻的海水，擦去海沙，一边穿衣服。突然，父亲说道：

“刚才叠衣服时，我大概没留意，把我留着途中用的十多个路易从口袋里弄滑掉下去了；你瞧，地板拼接的地方有一些大缝隙。唉，到车下去找也找不到了。回去后，我跟你母亲说起这事时，你就把这一切讲给她听好了。”

可是，儿子很固执，硬是光着大腿下去，在海滩边踩了一阵，但除了脚趾感到海水和海沙以外，其他什么也没触及着。得赶紧把马车赶到海滩的干地方去了。当他透过马车车窗看到海水中有一些金色的光点时，他是不是在做梦？米歇尔-夏尔一言不发。我并不认为儿子当时立即就怀疑自己父亲在撒谎，但是他感觉到他父亲很不自然，如同他自己得向大人说一些大人们也许不会相信的事时感到很不自然一样。他觉得父亲有点可怜。至于那位玫瑰夫人，米歇尔-夏尔用不着叮嘱孩子在家里别提起她来，儿子本能地知道这是绝不能提的事。

1. ✑ 英文，“玩具娃娃”、“宝贝”的意思。

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德·克莱伊昂古尔先生及其孩子们准备从黑山去巴约勒，他们将在那里的老屋过一天。米歇尔-夏尔骑马，加布里埃尔和小米歇尔一起骑一头漂亮的驴子，上面备好了装饰着绒球的漂亮鞍子。加布里埃尔攥着缰绳，坐在后面的小弟弟老插嘴支使她，像是在帮忙，有时却是在帮倒忙，所以姐弟俩时不时地要拌嘴。上个月，她已满十四岁了，大人不肯再让她跨坐在驴身上，我想她是侧身坐着的，双膝保持平衡，小心地夹着裙子，生怕裙子撩起或被风吹起。这一小队人马欢快地沿着通往栅栏门的杜鹃花甬道开拔了。他们从位于山丘高处的磨坊前通过，磨坊缩在城堡后面，建在即使晴和天气也总不断有风的地方。大风车翼转动着，犹如海上船帆般呼呼作响。一辆一匹马拉的有篷小车停在晃晃悠悠的木梯前，磨坊主站在狭窄的平台上与在下面等着麦子换面粉的女人在说笑。随后看到的只有那家小咖啡馆，它也位于高处，是村民们散步的目的地，有两棵小菩提树为之遮阴。坑坑洼洼的道路很快便下到圣让-卡佩尔村。两个坐骑一前一后地走着，公路挺窄，所以米歇尔或他姐姐可以不时地伸出手臂，去折一枝诱人的榛子树枝。

他们已经往下坡路走了一大半了，突然，一阵奔马和车轮断裂的巨响飞快地传来，坐有篷马车的女人失去了对马的控制，大概是牛虻或过重的一鞭使马狂奔不已。

米歇尔-夏尔紧贴着路边；驴子受惊，跳上斜坡，把两个小骑手掀翻在地：加布里埃尔滚到车轮下，压碎了肩膀；小米歇尔撞到一块石头上，一只脚脱臼，腿肚子上划了不太深的长长的一道。辕马气喘吁吁地站住了，那女人跳下马车，难过和害怕得直嚷，或者说是直吼。遇到严重事情时始终镇定自若的米歇尔-夏尔翻身下马，他轻轻地把加布里埃尔放倒在有篷马车的粮食口袋上，决定继续前行，直到最近的一个农庄。他在那里向佃户借了一辆双马驾的马车，继续往巴约勒赶去，在那里，将找到一位医生和一个外科大夫。为了不使已经奄奄一息的女孩摇晃得太厉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步行走这一段路的艰难。女孩不仅肩膀被压碎，而且脖子根那儿有一个可怕的大口子，仿佛刽子手刀法不济造成的似的。加布里埃尔像是在噩梦的抽搐和梦呓中似的呻吟着，疼得直哼哼，她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往何处去。父亲在她身边的麦秸上坐着，在经历他一生中最残酷的一个时刻。

事故一发生，他便立即让小男孩去城堡报信儿，甚至都没发现小米歇尔也受伤了。小米歇尔也没发觉自己受伤了，他后来一直觉得很惊讶，竟然能以自己的那只脱臼的脚爬坡，一口气跑上了坡顶。他喘着粗气重又穿过杜鹃花甬道，来到露天平台，他母亲正在那儿绣花。

“妈妈，加布里埃尔……”

听见儿子一喊，她猛地跳起来，儿子刚一说，她就明白了：

“不幸的孩子呀！为什么单单是她呀！”

小米歇尔踉踉跄跄地抓住花园中一把椅子的椅背，晕了过去。

“王后”和她的两个女儿十分镇静，赶忙照看病人。客厅里已经为小加布里埃尔搭起了一张临时的床；医生和外科大夫来了，但他们束手无策，只能祈祷女孩尽可能快地断气才好。但加布里埃尔不幸地拖了几个小时。

诺埃米胡乱地从药柜中抓起里面的纱布、旧布纱团和补药什么的，急匆匆地驾车前往。到了巴约勒，她看到女儿已经不行了，母亲的绝望变成了愤怒的指斥爆发了出来：

“我怎么对不起上帝了？”

在这种狭隘的基督教的环境中，这种质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一切都归之于它的诺埃米的自私在这之中也暴露无遗。最后，医生觉得给她开一剂镇静剂为好。

父亲和母亲在巴约勒一直待到出殡。小米歇尔是从前来为他处理脱臼的外科大夫嘴里听到他姐姐的死讯的。他把自己关在城堡三层自己的房间里，城堡显得出奇地空荡，仆人们都不敢大声出气，一个负责丧事的女佣守在他的床前。下葬的那天早晨，大家都去墓地了，只有他一人待在家里。回来后，他母亲没有上他房间来，看见活着的儿子会令她想起死去的女儿。相反，不一会儿，他父亲坐在了他的床前，同他一起做他的暑假作业，让他开始学希腊文，好使他有事可干，而且自己也因此恢复了点平静。这个温情的父亲可不是一位宽容的父亲。儿子后来一直记得，仆人给他端来了一份饭，他不肯吃（我想是牛肉米饭），父亲就让他一连饿了两天，直饿得他把自己不爱吃的那份饭吃得一点不剩为止。

这场灾难似乎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使夫妻二人亲近了些。也许是因为诺埃米精神不振令医生感到不安，所以在医生的叮嘱下，夫妻二人恢复了床笫之欢。灾难过后的十五个月，德·克莱伊昂古尔太太在三十九岁时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很幸运，是个女儿，取名玛丽，这距她上一次生产已有十二年了。“这个女孩将是你们晚年的慰藉。”杰出但有点一本正经的加兹纳夫医生指着新生婴儿向做父亲的激动地说。这一次，预言应验了。米歇尔-夏尔立刻从玛丽身上见到了加布里埃尔，他也许有点像雨果一首诗中的那个丧子的母亲一样，认为死去的女儿在活着的小女儿身上再生了。不过，这么去设想这类事情就会变得滑稽可笑的。至于诺埃米，她从未闪现过这种幻觉。

玛丽三十三岁时像她姐姐一样死于非命；那时候，米歇尔-夏尔早已长眠地下，而诺埃米像大部分人一样已到了一种不再怎么为死者而悲伤的年龄。但是，这个悲惨结局也像加布里埃尔的惨死一样令人悲痛欲绝。在里尔和别处，有不少的老人在向好奇者窃窃私语，说迪弗雷纳的家财来路不明，所以给他们的后代带来了不幸。无论你是多么相信因果报应之说，你也很难接受上面的这种说法。不过，米歇尔很快便在这一点上做出了澄清。

也有过一些可聊以自慰的事。加布里埃尔之死并不完全是使米歇尔-夏尔获得荣誉骑士勋章的原因，但似乎她的死最终使当局决定向他授予他多年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有权获得的那条绶带。“这样的一个不幸，不管它有多大，也不能因此而授予一个官员以一种头衔，但是，当此人所尽的力得到证实时，是可以通过一种他完全有资格享受的报偿来减轻一位失去最亲爱的人的父亲所难以承受的痛苦的。”帝国有时候是心地善良的。另外，米歇尔-夏尔和诺埃米夫妻二人在迪弗雷纳外祖父母的资助下，决定在他们黑山的土地上拨出一块来为市镇建一所女子学校。一块刻着加布里埃尔名字的黑色大理石板在该校墙上贴着，一直到一九一四年。学校遭火焚后又重新修建，但我不知道是否又重新做了一块大理石板。创建这所学校好像使米歇尔-夏尔获得了一级教育勋章，他把它挂在勇敢者十字勋章和雷奥波尔的比利时勋章之间自己的肖像上。关于死去的加布里埃尔，除了她的一张似乎前程辉煌的小姑娘的肖像和一个大的用黑色帆布包装的上等羔皮纸笔记本而外，什么也没有留下；加布里埃尔忽而用斜圆字体忽而用斜体书法用心地书写了她父亲向她口授的从亚当开始的世界史，这段叙述自创世时开始，到一五一五年马里尼亚诺战役结束。如果加布里埃尔还活着，她肯定会继续书写各个王朝和战役，一直到拿破仑三世，甚至到第三共和国。将近一百年后，我为这本发黄了的上等羔羊皮纸笔记本所诱惑，在剩下的那些空白纸上抄写了几首我所喜爱的诗。

自那个被辞退的英国女教师的故事之后，我掌握了大量的口头叙述的资料，我父亲带我在普罗旺斯或利古里亚乡间长时间漫步的过程中，后来又在一家旅馆花园的长椅上或瑞士医院长椅上反复跟我讲述了许多事。并不是说他喜欢他的那些回忆，那些回忆中的大部分对于他来说都是不相干的。但是，一个偶然的事情，阅读到的一本书，在街头或在路上看见的一个人，有点像是他把玩一时后又一脚踢进土里去的古代碎砖烂瓦似的，使他的那些回忆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涌现出来。我在听他讲述时，学到了一些超脱的经验：这些往日的片断回忆只是作为无需重新经历的一种经验之残余使他感到兴趣而已。“这一切，”他用一个当过兵的人往往一直到死都在使用的大兵的口吻说道，“这一切只是在休假时才有用。”

当我当晚就在我那些年的日记里记点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后来，当我回忆这些我已熟记在心的叙述的时候，我觉得米歇尔是在如此这般东拉西扯地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我现在明白了，空白之处非常之多，有几处是因为忌讳和害怕重新打开幽灵的橱门，在其余的情况中，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阶段，干脆就给忘得一干二净了。我知道我这样说是在同所有与我们有亲属关系的心理学家唱反调，他们认为任何的遗忘都隐藏着一个秘密。这帮分析家同我们大家一样，他们不肯面对任何人生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的那种阴郁的空落。有多少日子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去度过啊！有多少事件、多少人和多少事情不值得人们去过问，更不值得人们去回忆啊！许多讲述自己往事的老人把自己的往事像球似的吹鼓起来，把它像搂一个老情人似的紧搂在怀中，或者相反，向它吐唾沫；他们在无可奈何时，就强调记不清或脑子很乱。小米歇尔完全不像他们这样，他甚至都不列提纲。“我经历过好几种人生，”他临终前在病榻上对我说，“我甚至都不清楚它们相互间有什么关联。”与大多数老年人相反，他的记忆也不是毫无节制的，他的叙述只谈及他所想说的。正因为如此，我才想要写一下他所讲述的事情。

第一处空白牵涉到学校——高中或初中。这一切他都毫无兴趣。许多的大作家，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大作家，都从那些年代汲取了一种老调，他们几乎从中榨出自己的全部作品。他们在中学里找到爱情、欢乐、野心、崇高的思想和卑劣的阴谋，找到了节略的整个人生。有时，一切经过仿佛像是他们后来什么都没有学到似的，仿佛他们身上的精华在二十岁时便死去了似的。小米歇尔的一生既不像菲米纳·马凯兹，也不像《王子是个孩子的城市》，他只粗略地记得自己的一些争强好胜：阅览室里的抢先借阅和玩花招，愚蠢的玩笑，粗俗的闹剧，粗暴或剧烈的运动，对这些事他都十分在行，但他后来却很少以此来自吹自擂，他甚至还毫无兴趣地回想起自己当众人头领的那些露脸的事儿。没有一个比较喜欢、尊敬或仇视的老师的名字他还能记得住，没有一位他所感激的使他接近或指引他干一番事业的恩师的名字他还能记住的，也没有一个同学或朋友他还记得住的（只有一位是个例外，但我们将会看到，此人也算不了什么）。在这片荒漠之中，作为标本浮现的只有两个回忆：负责拉丁文课的年轻的基督徒大声地用讽刺的语调读学生们的法文译成拉丁文的文章，以引起众人发笑；尤其是米歇尔，他是刚从一所世俗学校被逐出转来的，因此首当其冲。

“同学们，这就是高中学生的拉丁文。”

“这将改变您的那种圣器室的拉丁文。”

米歇尔冲上去夺回自己的作业，狠命地撕碎了它。把蒙塔朗贝尔的文章译成西塞罗的语言的作业碎片经风一吹，飞飞扬扬，落在了学生们的课桌上。年轻的拉丁文老师以为派人去找校长进行惩罚能制止哄闹，米歇尔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刀来。穿黑袍的拉丁文老师提着下摆妨碍着他的两条麻秆儿腿的长袍慌忙逃走；四边形的走廊由一些间距相等的屋门分隔开来，只听见逃窜者用脚踹开门又用脚踢关上门的响声，以及在后面追赶的米歇尔及其同学们又把门踢开和踢关上的声响。一条走廊的尽头，校长办公室的房门敞开着，拉丁文老师冲了进去，在一片笑声和吼叫声中慌忙把门闩上。拿刀的那个学生第二天就被开除了。

再有一个回忆，就是有关欲念的事。在另一所学校里，米歇尔的代数极差，便在一位穿黑袍的年轻老师的办公室里补课。他俩并排坐着，桌子下面，年轻神甫把手悄悄地放在学生的光腿上，然后又往上挪。米歇尔永远也忘不了那张哀求和羞耻的脸，忘不了那种饮鸩止渴和几乎痛苦不堪的神情，那是一种欲念和欢悦进行了一半即中止了的神情。

这两个插曲全都不是他第一次离家出走的罪魁祸首，对陈规的厌烦和厌恶使他待不下去了。这个身上装着鬼知道是怎么弄来的一两个路易的十五岁的男孩，有着一些未来的计划：去比利时（那是越境，这就够迷人的了），一直到安特卫普，在一艘停靠在码头上的邮船或货轮上当个见习水手、洗碗工或舱房服务员什么的，然后再去中国、南非或澳大利亚。他在阿拉斯（他的学校就在该城）上了火车，然后还几经中转，才到了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南站，他得知去安特卫普的火车从北站发车——他得穿过整个城市。夜幕降临，而且冷雨淅沥，他觉得比里尔的雨更冷更湿；他想起了一位比利时同学，名叫约瑟夫·德·C什么的，他从里尔归来要在布鲁塞尔完成学业。一个搬运工向米歇尔肯定地说那条林荫道并不太远，但也不是就在附近。他同学一家人刚吃完饭，他便找上门来。他编谎说他是来布鲁塞尔看一位老表姨的，天太晚了，他不敢上门。这个约瑟夫隐隐约约地明白了米歇尔的打算后，好不容易央求父母同意留他过一夜，当然只字未提他的“伟大计划”。同学的父母让他坐在桌边把剩下的饭菜吃了，又让他在中二楼一间半是工具房半是用人房的房间的一张床上睡觉。回到比利时的约瑟夫比米歇尔原先想象得更像是个小孩，他神情尴尬地向米歇尔道了晚安，于是，米歇尔这个不速之客就被锁在了房里，仿佛身为大收藏家的主人怀疑他是跑来偷他的中国大瓷花瓶似的。米歇尔深信他们第二天无论如何都会把他弄上开往里尔的火车。于是，他从房间的窗户爬了出去，掉进泥泞的花坛里，又轻而易举地翻过了花园的墙。

外面已是一片漆黑。他避开街灯和仅有的几家尚未熄灯的小酒馆，免得被警察发现，他觉得那些警察是专门来抓一个十五岁的法国人的。对于这个熟知古典文学的男孩来说，他走迷了路的这些纵横交错的街道宛如人身牛头怪物所在的迷宫。他冻得浑身发木，但终于找到了北站，可上午的头一班车没有赶上。在他终于坐进三等车厢后，他强迫自己凑合着说佛兰德语，希望少引人注意，但却未能如愿，还是没少被人注意。

开往安特卫普的车把他带往港口，他很快就隐约看到邮轮的烟囱和桅杆的尖顶。但是，谁也不雇见习水手或客房服务员。在一艘德国货轮尾部，一些粗野的大块头在嬉耍，在玩跳背游戏，在互扇耳光。正要上船的军官推开流浪儿米歇尔：“滚开！滚开！”船上的一张张红彤彤的大脸俯视着他，哈哈大笑。米歇尔在吱吱作响的大吊车之间踉跄而行，猛一跳，躲开轮子发出巨响的一辆榻车。那些巨大的挽具和那些颤颤悠悠的细桅是这灰蒙蒙的背景中唯一亮丽的景色。一匹大马在石板路上一滑，摔倒了，车夫用雨点般的鞭子让马重新站起来，米歇尔用法语又喊又骂：“混蛋，我要砸碎你的脑袋！”可是，在一家下等的码头小酒馆里，当女招待没把零钱全部找给他时，他却没敢吭上一声。

在昏黄的雾气中，一盏盏煤气灯点上了。在一家咖啡兼烟草店的橱窗前，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悄声地提出一些让他觉得并非下流而是疯狂的建议。他挣脱了安特卫普的这个色情狂，猛跑着穿过把他与码头隔开的那条马路，气喘吁吁地在一大堆木桶后面站下来。恐怖与粗暴无处不在。他是否就在一张篷布下过夜？他知道一些机灵鬼有时候能够成功地爬到正要起航的船上去，直到远海才被发现。但是，这些黑乎乎、登船口关着的轮船，用一根普通的绳子拴在岸边，随着浪头一摇一晃的，似乎难以爬上去。万一到了大海上，他饿得只好从藏身处跑出来，那时会怎么样呢？他又信步走动起来，尽量避开警察和闲荡者，最后来到一处更狭小的锚地，那里排列着一些拖轮和平底驳船。一只沿海航行的小船甲板上的女人在收晾在一根绷紧的绳上忘了收的几条毛巾，米歇尔向她询问，能否付点钱让他在船上睡一觉。女人的丈夫提着马灯出来了。

他的要求让他们哈哈大笑：他们的船不是旅馆，明天天一亮他们就要起航去奥斯坦德。这又有什么关系？米歇尔匆忙地编了一个谎，说他是伊普尔人（他不敢说自己是从边境的另一边来的），白天在城里人多时，与父亲走散了，他找了一整天也没找到父亲；他现在几乎身无分文，只好步行赶路，不过，从奥斯坦德到伊普尔路程并不远。好心的船长夫妇相信了他，他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当夫妇俩回到他们的铜器闪亮的小舱房里去时，他便在一些大包中的一堆口袋上睡着了。

第二天是这个童年时期结束的最美好的日子中的一天。在这三月灰蒙蒙的早晨，他躺在船头，享受着河水在船下哗哗流淌的乐趣；对面一条条驳船驶来，一些孩子沿着舷墙奔跑；船尾的旗帜几乎垂及水面，烟囱里的烟被习习凉风吹散，煤屑落在甲板上；海鸥们在争抢船上倒下的食物垃圾；它们奇迹般地及时地避让开那些大船，是真正的水上生活的乐趣。在河流入海口，他们穿过了一队渔船。大海浪涛汹涌，米歇尔顽强地与晕船、呕吐抗争着。天完全黑下来时，船才停靠在奥斯坦德，他匆匆地谢了主人们几句便跳上岸去了，他担心在这期间，他们突然出于好心，要把他交给警察。他捏了捏裤子口袋里仅存的五法郎硬币：这还够闯荡几天的。

但是，淡季的奥斯坦德让他觉得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大酒店是一些空荡荡的、设下路障的兵营，一些浑身啤酒、烧酒和鱼腥味的行人在狭窄的街道上熙熙攘攘地走来走去。他看准了最破旧差劲儿的一家酒馆餐厅，那里可以租房过夜。一架机械风琴在一间小厅堂内发出噪音，几个水手在搂着姑娘或相互搂着跳舞；老板娘把小家伙（她就是这么称呼他的）安顿在后厨房。她一头浓密的金发，粉红的面颊几近鲜红，让人喜欢；要是有人告诉米歇尔说她同他母亲年龄相仿，他准会大吃一惊的。她勉强能说几句法语，但他听不太懂奥斯坦德的佛兰德语。她端上饭菜来让他吃，吃完了又给他添满。她用手向他指指楼梯上面的一间房间的房门，他困得要命，一下子就躺下睡了，都没注意椅子下面有一双女式靴子，墙壁钉子上挂着一条短裙。

地板的吱咯声把他吵醒，漂亮的老板娘解去胸衣；借助蜡烛的光亮，他看见她穿着内衣向他走来，那金色长发垂及她丰满的胸脯。她在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用各种语言你都能明白的话。她正好是年轻小伙子让她怦然心动、魂不守舍的年龄，对干这种事是行家里手。米歇尔生平第一次发现女人玉体的温热和博大，以及男女同眠的欢悦。他俩最后竟然夹杂着一些方言土语在相互倾诉，如同他们的肉体相互交织在一起一样；她建议他早上喝点牛奶咖啡。

“你父亲一定急坏了。你应该给他发封电报。你需要钱吗？”

他不需要钱。在布朗什姐妹街邮局草拟电报时，他清楚地感到他把冒险的门关上了：非洲或澳大利亚将不是不久的将来的事，但是，其他的一些机遇将会出现。在这一期间，他经历了几个充实的日子，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他知道了女人衣服下面隐藏着的是什么，也知道在街头遇上的姑娘们想同他干什么和他会给她们什么，他敢于用大胆的目光平等地回望她们。而至少今天这一天仍是完全属于他的。

在这个季节，有篷马车是不跑海滩的。他躺在一个防风的沙窝里，让沙子在手掌里漏下；他撮起一些小沙堆，然后又把它们划拉平。他在口袋里装满了贝壳，稍后，光脚䠀过一个小水坑时又把它们掏出来扔掉。中午，他在一个小摊上吃了醋渍贻贝。在他看来，奥斯坦德是那种奇特的地方中的一个，不管怎么说，你什么季节跑去都不合适，你不会格外地欣赏它的。不过，在那里，你会像一个棋子似的重新落入跳鹅游戏棋盘中的一个格子里去，在那里，将会有一个凄凉的十月，然后有一个稍微温馨、浪漫的复活节，和一点犬儒主义的东西，也将会有某个炽热而悲惨的八月的日子。不过，还不存在的东西比已经存在的东西更加地虚幻。少年米歇尔在沙丘上一直走到晚上，他在那里已失去了任何的距离感，他看着一些渔民在沙滩上船帮背风处草率地补缀他们的渔网。当他回到自己现在的住处时，他心想，也许将有第二个销魂夜，他会比第一夜表现得更有能耐。万一他父亲不回电呢？他将会想法受雇于一条渔船。但是，这样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他第一次感觉到自由的时光是罕见而短暂的。

米歇尔-夏尔马上赶来了。小伙子看到父亲时几乎是一下子放下心来：父亲坐在店堂里，穿着他那件漂亮的旅行披风，假装在喝一杯啤酒，彬彬有礼地在同老板娘交谈。这位聪明的父亲一下子全都明白了。但是，所涉及的那个人是个好女人，否则，这事会搞得更糟。谁知道呢，换到别的环境是很难说的。他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他自己可能也会找这个和蔼可亲的老板娘碰碰运气的。但是，现在不是寻花问柳的时候。他付了儿子（漂亮的老板娘现在称他为“小少爷”）的吃住费用，把他领到城里淡季仍照常营业的一家旅馆过夜。第二天，在把他们载回里尔的火车上，他就这类艳遇的危险谈出了意料之中的那番议论。他只简略地提了提，他儿子因此而十分感激他。二人心照不宣地不想让诺埃米知晓奥斯坦德的这段爱情经验。不过，米歇尔并没有全向父亲坦白，他向父亲隐瞒了他曾梦想不再回家的。

1. ✑ 希腊神话中饲养于克里特岛迷宫中的食人怪物。

2. ✑ 装木料、石头等重物的双轮或四轮板车。

3. ✑ 一种儿童玩的棋。

第二帝国对于米歇尔-夏尔来说一直到最后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皇帝是欧洲的主宰。农业、工业、商业蓬勃发展，银钱大量流通：人们挣钱容易，花钱也同样容易；从平头百姓到大人物，人人都很幸福。冬天，舞会和节庆不断；夏天，海滨浴场人满为患。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在里尔，连续五十八个晚上，每晚不是舞会就是盛宴，或者在我们家或者在我们朋友家，要么就在军政高级官员家。在省政府，在麦克马洪、拉德米罗、萨利尼亚克·德·费奈隆或其他人所掌管的司令部，每个星期都举办舞会；在军分区司令部和财政部，也有舞会，更不用说在那些大企业家、富商巨贾和大地主的家里了。时代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这个贫富悬殊比在法国其他各地也许都更严重的省份的省议会议长大概看到了美丽假象的真实内情，但他只记得焰火满天和灯红酒绿。帝国的那些年像德加画的众舞女似的轻飘飘地逝去了。他没有去想灾难是否孕育在这种蒙骗人的政治之中，是否孕育在歌舞升平和吃喝玩乐之中；相反，他将始终记得在杜伊勒利宫，皇帝亲自给他戴上绶带，记得他们夫妇带着米歇尔，坐着一辆出租双排四轮马车，在布洛涅森林大道看见皇后的敞篷四轮马车驶过，皇后及其女官们裙饰耀眼，风光无限，马车周围跟着一些骑着骏马的英俊军官。经过里沃利街一家豪华面包店时，只见金字招牌写着：皇帝陛下和皇后殿下专供面包店，诺埃米也情不自禁地重复着儿子的话：“怎么？皇帝和皇后吃面包？”

在这些对皇家庆典大加描绘的回忆中，只字未提那个恐怖之年和那些苦难年代的混乱，米歇尔-夏尔只是说，旧政权垮台之后，他便辞职了。但这段解甲归田的时间很短，他所信赖的一些里尔名流很快就说服他重任旧职。他所避而未谈的是，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二日的《政府公报》中，任命他为北方省省长的议会法令旁边，有一道内政部长的命令，把这一职位给了一个名叫巴隆的前省府秘书长。经过三个星期的行政争论磋商，一个名叫塞吉埃的人获得了一致赞成，取他俩而代之。我祖父又就任了以前的职位，据他说，这一职位反倒使他凌驾于省府事务之上。他在这个军师（或至少被认为是军师）之职上干了十多年，并努力在忘掉他今后以一票的微弱多数在为共和国效力。

仅仅是在一八八〇年，有一天，他惊讶地在这同样的《政府公报》上看到他获准辞职。因为他尚差几岁未达到担任这一职位所要求的年龄，所以这次变相的解职使他失去了年金以及三十多年来为退休做准备所交付的款项。这种不公平对待引起哗然。他肯定地说，连一些共和派人士也到马雷街来向他表示慰问。保尔·冈蓬为安抚这个被解职的官员，建议他当一个领取全薪的名誉议长。米歇尔-夏尔竟然一口回绝了。

他留下了两张七十年代的自己的肖像，它们几乎同上面的命令和逆命令一样地相互矛盾。一张很端庄，这位“佛兰德贵族”肩宽体阔，失去了使我们对他感到兴趣的一八六〇年前后的那种阴郁的神情。他身着用绦子、花边等装饰的官服，两只漂亮的手里拿着他的两角帽。这是一个正直的官员的肖像，清正廉明，不怒自威，准备好在必要时被政权的敌人杀身成仁。另一张是一张照片，想必是不想老坐在那儿摆好姿势让人去画而拍摄的，照片上的表情和服饰与肖像上的一模一样，人也是一副官派，但是面部轮廓和胡须有点不太清晰，眼睛透着狡黠的光，几乎像是巫师的眼睛，但比他儿子的漂亮，很适合配在一个让古罗马军团走错道、进入沼泽地的凯尔特农民的脸上，也适合安在同托马斯·洛顿斗心眼儿的让·克里纳韦克的脸上。这样的一个人不只是一个了不起的受害者，他大概还经常压倒过他的共和派省长。

对于此刻正在完成人们所说的“哲学”的米歇尔来说，父亲官场的失意当然是仿佛并不存在的。父亲的这种失败给他的印象还没有他的沙勒维尔的同时代人兰波的不得意给他留下的印象深刻呢！不过，他一生之中都怀着一种嘲讽的鄙夷不屑记得时代的混乱以及当时的种种喧嚣一时的欺骗：那些概括精神状态的或真或假的词句；皇后的那句“这就是我的战争”；准备着战斗至死但却不堪俾斯麦一击的法国军队；类似于歌剧院合唱队员们唱的“向前进”的巴黎顽童们的“冲向柏林”，以及咖啡馆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的那种爱国主义；在大家都知道必败无疑时所喊出的“不失一寸土地，与堡垒共存亡”。后来，他又感觉到军乐所奏出的“你们甭想夺走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可笑，因为它们恰好已经被德国人夺走了。

但是，真正的醒悟是源自一八七一年五月，当巴黎公社被镇压的时候。他知道死了多少人吗？他对被起义者们枪杀了的那八十六个人质和被凡尔赛政权杀害了的那将近两万个可怜的生灵作过对照吗？（双方都在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他看到过那张可怕的照片了吗？那是见证历史的第一批照片中的一张，展示的是六七个被枪杀的公社社员排成一行的白木棺材，他们脚上都编了号，他们的模样让人猜想他们生前患有佝偻病、肺痨，吃过圣安托万郊区的猪肉，呼吸过它的纯净空气。不管怎么说，他看到了有钱人的“大恐怖”，他们最终与维持秩序的普鲁士人沆瀣一气，除了后者抢掠他们的财物而外。一位星期二盛宴的常客（可惜已不像往日那么衣冠楚楚的了）来到了凡尔赛，他以前可是曾坐过凡尔赛二楼的包厢的，他看见那些思想正统的立法者们的姐妹和妻子站在人行道旁观看被俘公社社员通过，并用自己的阳伞尖端去戳这些可怜人的面孔和眼睛。（“不管怎么说，他们并没有抢掠别人。”）这段将缠绕米歇尔整个一生的叙述没有使他成为左派，也使他避免成为右派。好心的神甫们从他的课桌里没收走了一本《颂公社死难者们》，书中用雨果式的陈词滥调表达了一种真正的义愤，而无根西岛上老人的那种伟大的灵感。校方威胁说要开除他，但是，在考试前夕，并没有把他逐出校门；他是一个不守纪律的学生，但是，他成绩优秀，而且又是良家子弟。米歇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他业士学位的考试。

先在卢万后在里尔（要么就是先在里尔后在卢万）的大学那几年有点像是纵马飞奔似的。米歇尔在舞会上穿着红色高跟皮鞋和带绣花襟饰的衬衣，十分抢眼，同学们的姐妹和老师们的女儿都与他一起分享这生活的乐趣；那气氛就是《弗布拉骑士的爱情》中的气氛，或者是卡萨诺瓦在遇上亨丽埃特之前的年轻时光中的气氛，你不知道有一种什么飞快的、容易的而且有点愚笨的东西在里面。特别是在卢万——米歇尔-夏尔把儿子放在那儿无疑是因为他信任这所天主教大学。在那里，佛兰德式的纵酒狂舞一直在悄悄地继续着。这些有女子陪伴的青年人有偷配的房间钥匙，有马厩中预备好的角落，在草堆上，在衣物堆上，胡搞乱来；心胸开阔的女佣们说起话来，献起殷勤来，宛如朱丽叶的保姆。这种情感的洋溢有时候会带来一些后果：一个思春的美丽富家女偷偷地生下一个孩子，那孩子被用帽盒装着送到育婴堂。但是，似乎所有这一切都丝毫未给大学生米歇尔留下任何印象，他很快地就忘掉了与他共舞的女孩子的芳名。

他连他曾说服同他一起去瑞士、去当时以赌场众多而闻名的萨克森浴场的那个同学的名字也记不太清了。这两个原以为定能大捞一把的小伙子，恰恰相反，竟不得不连自己的手提箱都不敢拿，仓皇地从下榻的旅馆逃走了。米歇尔一直徒步走到洛桑，他在那儿的邮局待领处收到了他父亲给他寄来的汇款，刚够买一张三等车票。米歇尔-夏尔这一次没有劳动大驾亲自前来搭救自己的儿子。这是米歇尔第一次参加赌博，不过，他肯定是一到赌场便疯狂地赌起来的。

这些分心的事并未太影响他的学业。米歇尔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很强的记忆力，学士学位的考试没难住他。尽管有传说称他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但我很怀疑他有如此大的雄心或志趣。有一天，我问他哪儿来那么大的热情去写学士论文的，他回答我说穷教师到处都有。当我想到十九世纪有那么多有钱人家的子弟毫无兴趣和选择，并且是永远也不想利用自己的博士文凭，但却得到了他们的法学博士学位时，我就在寻思这种办法大概是相当普遍。但是，这种洒脱表明米歇尔与他的以四个白球为豪的父亲相差多远。

这个年轻的哈姆雷特感到一种深深的厌恶。赌博、寻欢作乐、一时之欢、或正当或不正当地获取的文凭，都不能完全带给他原以为的那些东西。至于家庭教诲，他已经习惯于嘲讽地引述当时的那句老生常谈了：“除了在家里，还有哪儿能更好？”并且态度鲜明地回答说：“随便哪儿都比家里好。”所谓家，就是有老迪弗雷纳庇护的诺埃米，以及在儿子眼里，不管有无道理，只是一个受气的、唯唯诺诺的、自己儿子绝不想成为的那种丈夫的米歇尔-夏尔。父母常让他去巴约勒参加他祖母星期日的盛宴。他挺喜欢这位八十高龄的可亲的老奶奶，以及他的那两位他觉得几乎与她们的母亲一样老的姑姑。然而，他对姑姑们并不太感兴趣，不想让她们讲始自路易-菲利普时代的她们的青春岁月，也不喜欢听“王后”讲她的那些追溯到督政府时期的回忆。平庸的宾客们也让他倒胃，觉得美味佳肴都不香了。三十年来，这些人狭隘的脑袋里或红光满面的面容后面，没有渗进一点新的思想，他们的谈话离不开继承财产、家谱和共和国的罪恶。然而，他并没有蠢到不去欣赏一种业已过时的西班牙特色风尚：P姨娘是一位奥尔良派议员的遗孀，她儿子死在担任驻中国领事的任上，她把儿子的心脏装在一只金饰水晶花瓶里，于是，她的那间小客厅成为了这位虔诚女人的点着长明蜡烛的停尸间。更加感人的是一种诚挚，它似乎直接来自金色年代，而且像一株生长在莠草丛中的慧草似的在卑劣的利益冲突中幸存下来。一个背时的叔伯亲戚每个星期天吃饭时，他的座位都离女主人老远。几年前，一位富有的亲戚未立遗嘱便去世了，他的财产理所当然地归于他和米歇尔-夏尔所有。大家便决定把银餐具和一些小玩意儿归堆儿，然后抓阄儿。米歇尔和诺埃米在客厅里忙活着，那位有点残疾的叔伯亲戚坐在餐厅的火炉旁，在身旁的抽屉里分捡银餐具。突然，他喊起来。米歇尔-夏尔跑了过来，看见一把大银勺下面有一张折起来的纸：

“遗嘱……全部归你继承。”

米歇尔-夏尔在跟自己儿子讲述这个故事时，信誓旦旦地说他把遗嘱扔到火炉里烧掉了。在米歇尔看来，继承遗产的事应由二人分享，仿佛遗嘱没有发现一样。其实，他父亲和诺埃米却并没这样做。

在这一期间，那个善良的亨利死了。大家急匆匆地检查他的衣橱和装有暗锁的箱柜。大家原以为能在里面发现一些风流画和不正经的书，但却发现了一些攻讦巴丹盖的旧的自由派小册子和几本皮埃尔·勒鲁和蒲鲁东的不成套的著作。在一只上了锁的抽屉里，有一本学生用的练习本，每一页上都从上到下愤怒地涂写着：“共和国万岁！”米歇尔想必把这个轻率的人想得过于神乎其神了，只有他认为此人是被活埋的。

里尔尤其是噩梦之城。米歇尔讨厌它的满是烟迹的黑墙，黏乎乎的石板路，脏兮兮的天空，富人区阴森森的栅栏和大门，穷人街巷的霉味儿和从地下室里传上来的咳嗽声，还有那些面色苍白的十二三岁就已经发胖了的小姑娘，一边卖火柴，一边向那些冒险跑到这些肮脏地方来的先生卖春，还有一些披散着头发的女人把醉汉们从小酒馆带回家去，凡此种种，那些身着上浆胸甲和纽扣上饰有饰带的人是不知道或者是予以否认的。这座城市有一些凄惨的秘密。米歇尔十三岁左右时，曾突然看见一座修道院大门启开，一个修女疯跑着投进运河里去。那顶修女帽下藏着什么样的绝望呢？这个像是从狄德罗的《修女》中跑出来的陌生女子，是修道院内的流言蜚语的受害者，她无论是年老或年轻，是美丽或丑陋，也许是疯了，也许是怀孕了，总之，都像是淹死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位苏丹后妃一样缠绕着米歇尔。

但是，这崇高的苦涩水滴将在圣诞夜的马雷街二十六号的餐厅里被蒸馏。这又是一个背时的亲戚的故事，但这一次是迪弗雷纳的表亲。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块菰火鸡切开吃了一半，送回配膳室时，仆人突然报告说X表兄某某先生到——他此刻正经营着一家正规的乳品厂，生意很不景气。他不在被邀请吃圣诞夜晚餐的亲戚之列，也不属于突然前来需添上一份餐具的亲戚之列。他想见的是阿马布尔·迪弗雷纳，后者命令仆人让他去米歇尔-夏尔的书房等，然后才摆出一副接见时的神气走出餐厅。

橡木门很厚，书房虽与餐厅相邻，但大家什么都没听见。这时，一扇门启开，那位表兄走错了门，仿佛喝多了似的踉踉跄跄地穿过餐厅，没看任何人。阿马布尔重新坐在桌前自己的位置上，开始吃从英国进口的布丁。仆人刚一出去，他便简单地同那个不识相的到访者聊了几句。这个愚蠢的X表兄，如大家所知道的，有一个儿子在阿尔及利亚当中尉，而这个混账儿子欠了一屁股的债，父亲为了替他还债，把那家好端端的乳品厂的钱柜给耗空了。

“我才没钱周济这种人哩！”阿马布尔斩钉截铁地说。

大家都赞成阿马布尔的做法，而且，除了米歇尔而外，谁也没有对这位表兄后来的不幸感到于心不忍。几天之后，这位表兄因牙疼而服用了过量的阿片酊。

马雷街是一座监狱：莎士比亚早就回答过米歇尔，世界也是一个大监狱。不过，换一个牢房已经是了不起的事了。当你入了牢房，会有好几条道帮你越狱：一条是宗教生活，但是家族那腓力斯丁人的基督教正好属于米歇尔要逃避的东西；不过，他将只是到三十年之后才会不太认真地去考虑苦修会的。大写的艺术是另一条道，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未来的大诗人，也不是未来的大画家。眼前最合适的道就是去闯荡；它会到来的，但是此时本会怂恿米歇尔去闯荡的那种偶然的小刺激尚未出现：安特卫普的那次鲁莽行动使他倒了胃口，不想搭上一条起航驶往殖民地的船再去碰碰运气。是什么激情或怪念头促使他投笔从戎的呢？也许没有什么事情促使他这么做：在要塞附近溜达的一个大兵？一些在军乐队引导下从他的窗下经过的士兵，如同那个英国女教师那次那样？反正，就我对他后来的生活状况的观察来看，一旦下了决心，他没有再犹豫过。一八七三年一月，一封用巴黎一家咖啡馆的横格纸和质量极差的墨水写的信告诉米歇尔-夏尔和诺埃米，他们的儿子已经参军入伍了。

1. ✑ 用于表决或评判考分的球。白球表示优，红球表示良，黑球表示不及格。

2. ✑ 据传为法国一泥瓦匠，后来成为拿破仑三世的路易·波拿巴在被关押的城堡穿上此人衣服化装出逃。此名后成为其政敌影射这个过去的阴谋者的代称。

3. ✑ Pierre Leroux（1797-1871），法国哲学家、政治家。

4. ✑ 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社会主义者。

第三部分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

才能称得上是个人？

……

一座山将兀立多少年

才会倾入大海？

……

朋友，答案在风中飘荡，

答案在风中飘荡。

鲍勃·迪伦

宿命

吓坏了的米歇尔-夏尔马上乘头班火车赶往巴黎。这个家族，大家都看见的，至少是自从归顺法国以来，就没有行伍的传统——“王后”的兄弟因效忠拿破仑而战死，他只是一个被人遗忘了的例外。他哪怕是上过一所著名的军校呢！父亲很恼火，没有引导自己的儿子去圣西尔或索米尔军校。一名军官，有一天总会成为将军的，哪怕是听命于丐帮的军队。严格地说来，他还是可以认可的，但是，一想到米歇尔投笔从戎，米歇尔-夏尔气就不打一处来。一到巴黎，他就去看望麦克马洪元帅了。这位以往里尔每星期二盛宴的常客对他的这位来访者留有很好的印象：他俩都是天主教徒，属于那种政治观念与宗教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天主教；二人都是反动派，再过三个月就将成为共和国总统的这位元帅同省议会议长都不是共和派。米歇尔-夏尔受到热情接待，但当他努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提及他儿子的决定，并暗示米歇尔所受的教育及其才能很快就能让他得到他的家族有权期待于他的相应的军阶时，元帅便打起了官腔——“如果他表现好的话，是会被另眼相看的，而如果他表现得不好的话，就会受到比别人更严厉的处罚。”他徒劳地喜爱普鲁塔克的人物的严厉作风了，如果答复不这么生硬的话，还是会让他高兴的。多说也没有什么用了。

我祖父忧伤地在沃吉拉尔街上大步走着，缅怀着自己听从家人的建议在此刻苦攻读时沿这条街来来去去的情景。世界变化多么大啊！不光是政权的更迭……可是谁知道呢？也许军队将会把自己的浪荡儿子改变过来，再过七年，米歇尔毕竟也才二十六岁。志愿兵米歇尔被编入第七重骑兵团，开往尼奥尔。米歇尔-夏尔很想前去拥抱一下自己的儿子，但是这种亲情的流露是犯忌的。通常，前来巴黎对这位外省人来说是个放松一下的机会，可是这一次，无论是戏院、豪华咖啡馆，还是大街上对面走过的美人儿都提不起他的劲头来。他替小玛丽买了一个玩具娃娃，就回里尔了。

米歇尔立即对军队发生了兴趣。我们已经看到，爱国主义在他的身上并不是一种狂热的激情；如果战争爆发的话，他从中看到的只是拿自己生命作赌注的一场激动人心的赌博。在这期间，军中的老一套生活使他免除了大部分的责任。他喜爱军服：靴子、带皮护手的手套以及像凹镜似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头盔和护胸甲，它们如此闪亮，以致七月十四日国庆日的一个酷热的中午，他竟被照得头晕眼花而滑下马来。他精通刷马和驯马，每天清晨纵马奔向演练场让他觉得妙不可言。他很欣赏他的战友们的那种农民的精细和嘲讽或者市郊人的机灵劲儿，还有他们的那种既来之则安之的生活艺术以及行军时唱的那些下流或极其粗俗的小调。他对大家一起划船和在堤岸上吃鮈鱼的情景记忆犹新。

其他的一些军中消遣他不怎么有兴趣，他对他们在咖啡馆摸脏兮兮的牌，堆茶托，见到漂亮姑娘走过就说脏话以及说说停停或打哈欠的聊天感到厌烦。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泰奥菲勒·戈蒂埃或缪塞的书来，给他刚请他们喝了一杯的战友们读一些诗。这帮小伙子带着普通百姓那种好心的礼貌听着他念，他明白他是在对牛弹琴。米歇尔整个一生都因此而痛苦，因为他的激情没能像导火线似的点燃别人，如同他后来在巴黎经常去的东正教教堂里人们在复活节之夜所点燃的蜡烛那样。他从这个教训中明白了，他的努力失败了，光让别人面对一个美丽景色或一本好书让其品尝是不够的，他将独自坐在草地上，一面看着河水流淌一面翻看他所喜爱的那些诗。

一位保护他的下士向这位良家子弟建议，要带他去逛城里的妓院。米歇尔厌恶妓女，他在省里这家妓院的客厅里所看到的情景也没有使他改变看法，他看到的是满脸堆笑的肥胖女子，曾经风光过而今有点风光不再的谄媚美人儿，曾经当过妓女而今像是搬运夫似的壮实的老鸨，什么都准备干的贪杯的蠢姑娘，原籍为佩皮尼昂的安达卢西亚褐发女子。当下士搂着这些姑娘中的一个悄悄走开之后，米歇尔尴尬地对女监管说他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

“要是她们之中有一个能长得像您一样就好了。”他谄媚地说道。

女监管是个三十岁的褐发小女子，把他的话当了真，说如果他真的愿意的话，“夫人”将会很乐意替她监管一两个小时，这样她就可以陪他了。米歇尔觉得拒绝她很没礼貌，再说他也挺喜欢她的，于是同她共度了一个良宵。第二天一大清早，根本就不是唐璜的米歇尔匆忙穿好衣服，以免误了早点名，临走之前，他在一张独脚圆桌上放了两个金路易。金币在大理石桌面上发出的响声惊醒了那位仍在睡觉的美人儿，她看见了香槟酒杯旁的金币，便坐起身来，抽泣着骂她的性伙伴，她说他把她当成了一个卖笑的婊子，说他不明白她对他一见钟情，说他像所有的男人一样是个混蛋，她还说她从未对任何人像对他一样。

他走出妓院，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伤害了这个女人。走在街上时，那女人没有收下的金路易掉在了他脚前的石板路上。他并未去捡，但多年之后，他有时仍能记得自己曾经不自觉地对这个女人的那种污辱。她对他有兴趣，她也许（谁知道呢？）比他从前在她们身边生活得更长久的其他女人更加爱他。他再没有回那家妓院去过。

米歇尔-夏尔对麦克马洪的拜访肯定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一点用处也没有。米歇尔不久就从下士升到中士，并且很快从尼奥尔调往凡尔赛，锦绣前程开始了。米歇尔-夏尔给他儿子一笔数目不小的生活费。他的战友多数与他不是一种性格的人，于是，那位在里尔时曾经常前往马雷街二十六号的萨利尼亚克·德·费奈隆的儿子成了米歇尔军中的手足。二十年后，萨利尼亚克·德·费奈隆的一个名叫贝尔纳的儿子好像成了普鲁斯特笔下圣卢的原型；我暗自寻思是否有必要指出米歇尔的这个军中手足就是《追忆逝水年华》中的那个人物的父亲的原型，按照圣卢的看法，这位父亲是和蔼可亲的，但是，不幸的是生在《美丽的海伦》的时代而不是《瓦尔基里》的时代，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可爱的生活放荡者，他因为某种原因逾越了种族和阶级之墙，在尼斯与尼西姆·贝尔纳搅和在了一起。不管怎么说，米歇尔和他高雅的军中手足自觉是青年人中的佼佼者，他俩对骏马、美食、时髦服装和严格说来并非利欲熏心的时髦女人有着同样的兴趣。两人都爱赌博，而米歇尔更是嗜赌如命。前途无量的下级军官把自己这位新来者介绍给他在巴黎上流社会的朋友们，犹如圣卢后来介绍马塞尔那样。夜晚，为了节省时间，他们返回时斜穿布洛涅森林，为穿过一道只向军官开放的栅栏门，他们事先小心地把他们到关键时刻要用的军官帽藏在运送猎犬的车辆的座位下面。

米歇尔曾在他的这位战友的带领下去过后者住在凡尔赛的父母家。那位年轻的太太虽高雅但却有点干瘪，丈夫是个中年人，酷爱照相，他每天都在他暗房的脸盆和沥水器皿之间度过。太太对米歇尔很好，但是我不知道这位女主人身上有什么生硬和紧张的地方让米歇尔感到不安。有一天，他被邀请前去吃饭，他发现X先生在花园里，脚上裹着纱布。脚扭伤了，是一次小意外。仆人前来禀报女帽商送来一顶帽子让太太试一下，她离开了X先生和米歇尔一会儿。X先生微笑着说道：

“我的暗房在地下室，楼梯挺陡，而我又习惯了手里拿着易碎物品下去。幸好，我往下伸脚时都挺小心的。昨天，我一脚踩空了。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的左手没拿东西，要不然我就无法抓到扶手，非摔下去不可。我只是扭伤了脚而已，但是，当我硬撑着站起来时，我发现有人在楼梯脚踝高处拉了一根铁丝。别以为她真这么喜欢您，不是的。她有一个情人，您给用来做他的幌子了。”

女主人走回来了，帮着她丈夫拄着拐杖走进餐厅。那顿饭吃得很拘束。此后，米歇尔去的次数就减少了。

赌钱输的数目不大时，多次都由米歇尔-夏尔给补上。一八七四年八月，他输了个精光。时间很紧迫，必须立即还清这笔所谓关乎颜面的债务，于是，米歇尔连忙往马雷街拍电报，顾不得害怕电报被他母亲截获，毕竟数目太大，无法向诺埃米隐瞒这又一次的越轨行为。当天晚上，米歇尔接到回电，只几个字：“无法解决。”

没有其他人可以求助了，萨利尼亚克·德·费奈隆同他一样手头拮据。一八七四年八月十七日的那天晚上，离他满二十一岁仅有七天，米歇尔仔细地穿好便装，亲吻了一下他的护胸甲和头盔，如同一个准备还俗的和尚吻他的袈裟一样，然后便赶往凡尔赛火车站搭上那趟差一点要了他父亲命的开往巴黎的火车。和平恢复之后，护照已不再是个问题了。他在圣拉扎尔火车站上了开往迪耶普的火车，从迪耶普登船前往英国。

他的性格是极其多变的，所以当他看到南安普敦车站上那些高大的警察时，当他从车窗看到那满眼绿色时，接着又初识博大的伦敦时，他的所有烦恼立即烟消云散。但这段时间并不长。最紧迫的问题是钱。他在查令十字街的一家低级旅馆找了一个房间，因为他听见专做英国生意的一些里尔旅行推销员说起过这条街。他在里尔待久了，已习惯了那儿的烟炱和湿黏黑污，但伦敦的烟雾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生平第一次这么孤独无助，世上最不幸、最悲惨的人也没有他这么形单影只的。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军队里，他的脸、他的名字没有人不知道的，他可以期待他人的不是救助也起码是一个责备，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嘲讽，一个友谊的表示，或相反，一个恨铁不成钢的怨恨的表达；即使是里尔的陌生人也或多或少是面熟的，或者至少是他可以归入认识范畴的人，在巴约勒则没有不认识的人。在卢万，他曾经拥有大学生的身份；在尼奥尔和巴黎，他曾经身着军服。少年时代的几次离家出走，的确也曾使他短暂地尝到了形单影只和身无分文的滋味，但是他只要一个电报父亲就会立刻赶来救他，现在的情况似乎是米歇尔-夏尔已不在人世了，而且伦敦拥有数百万人口，使他更加感到孤单：谁也不会关心他怎么活下去，或者他是否会跳进泰晤士河，就像他小时候听说的那个修女投河的故事一样。

自从他从军队开了小差之后，一家专营纺织品的英国商行的名字像护身符似的在支撑着他。这家商行与法国北方省许多家纺织厂有生意往来，P姨娘的一个亲戚在掌管其中的一家纺织厂。此前，米歇尔对纺织业是最不感兴趣的了，但是，W家的大商行是米歇尔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除了伦敦塔和英国银行而外唯一知道的东西，也是他将尝试的第一个机会。

他从电话号码簿上查到了商行的地址，向咖啡馆服务生打听了一下怎么走。他的英语在大学里堪称优秀，但遇上伦敦街头的老百姓则不灵了。在伦敦的这一通找，就像是在一片大森林中长途跋涉似的弄得他精疲力竭。因节省而未敢在旅馆里吃那顿丰盛的早餐，此刻他已是饥肠辘辘。他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最后才到达了目的地。W商行的经理不接见他，米歇尔就是不走，后来干脆在过堂里坐下来，摆出一副不管等到何时也要等下去的架势。中午时分，他从员工谨慎的致礼中认出的那位经理走出来去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填饱肚子，他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都注意看了看这个钉在原地不走的年轻的外国人，因为好奇，他终于接见了他。

米歇尔的那种学究似的英语在这间办公室里比在街头更好地帮了他的忙，他强调了自己那位拥有纺织厂的表亲的大名（其实他一生之中只见过他两次），并提出愿意跑法国方面的生意。经理把玩着表链上的小饰物，爱答不理的，很快他就把这个讨厌的年轻人打发走了。

被婉拒的这位良家子弟又到过堂里坐了一会儿，集中思想在考虑是否先到一家法国餐馆去找一份服务生或洗碗工的活儿干干。正在这时，一个慈眉善目、面带聪慧的男子走近他身旁，向他问了几个问题。这人个头不高，脸晒得黑红，说的英语带有很重的中欧口音，但米歇尔是不会拒绝此人的善意的。米歇尔把一切都如实地告诉了他，不过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矮个子男子放下拿着的样品，领他来到一间没有第一间那么庄严的办公室，发送部主任正坐在里面哩。年轻的法国人被雇用了，但工资很低，负责往货品上贴标签和帮助打包。米歇尔觉得自己得救了，然而，他惊奇地发现一个人最终获得的工作很少是自己原先所以为的以及自认为是有所作为的工作。下班时间到了，米歇尔在人行道上又碰上了他的救命恩人，可后者没让他表示感谢，并问他打算住在哪儿。米歇尔根本就没想到这个问题。

“干吗不住我们家呢？我们刚买了一幢房子，我们想要是找一个房客来住的话，我们就能更快地还清贷款了。我们不会敲您的竹杠的。”

他俩前往旅馆去拿米歇尔的那只小手提箱。米歇尔再三地表示谢意，那个矮个子男人也一再地说别客气；他看着这个略微有点发胖的人，他在他的眼里宛如《圣经》故事中年轻的多比眼中的拉斐尔大天使似的。他家住在帕特尼，一路上，罗尔夫·纳杰尔（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父亲是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不知在什么暴动之后被驱逐了，后在索霍区开了一家匈牙利小酒馆。罗尔夫并不喜欢纺织品而喜欢烹饪，他在这方面干得还算有点成绩。他是个温和的无政府主义者，尽量地在伦敦重商的氛围里讨生活，由于米歇尔是开小差的，这更增加了他对他的一份同情。

他的房子是一幢普普通通的砖房，爬满了攀援植物，给人以走出大都市的田园诗般的感觉。罗尔夫向米歇尔先生介绍了他的年轻妻子（我把她称之为莫德，因为我父亲没有跟我说过她的名字，她丈夫的名和姓也是我自己加上的）。莫德长得很美，一头深棕红色秀发，脸色苍白中带着粉红，这位弱不禁风的英国女子有着罗塞蒂或伯恩-琼斯的某些模特儿的令人心神不定的风姿，由于彩色石印画片和画廊的关系，米歇尔不久便与她们很熟悉了。饭后，大家来到摆放着劣质家具的客厅，罗尔夫坐在钢琴前；尽管连乐谱都不识，他仍很有激情地弹奏了一些流行的轻歌剧曲目和一些杂耍歌舞厅的老掉牙的滥调，一边还哼哼叽叽地唱着。米歇尔出于礼貌请他弹一支匈牙利歌曲，他立刻换了一个人似的，满怀激情地弹起了一支老曲子，但结束时却做了一些滑稽的动作。他向米歇尔要的房租不多，不能让他很快还清借贷。这个中欧贫民窟的逃离者对待他的房客十分慷慨大方。

读者已经看到我要说些什么了，因此我将不再让读者们感到乏味，还不到三个星期之后，米歇尔和莫德便在那张带印度床幔的大床上颠鸾倒凤开了；那张大床是罗尔夫在市场上买的，是他引以为荣的东西。腼腆的年轻女人在床上可是够浪的。罗尔夫每个星期六去看望住在伦敦另一端一家以色列老年公寓里的父亲，因此给这对情人留下了充裕的活动空间。他只要一走，那间夫妻房便变成了情侣房，衣橱的穿衣镜和梳妆台的镜子摄取了鸳鸯戏水的场面，可晚上归来的罗尔夫却从未有所怀疑。这个爱好音乐的丈夫不时地独自去听音乐会，莫德和米歇尔从未提出要陪他一起去。每个星期日，三人都去帕特尼的小广场散步，或者一直走到里士满公园，莫德很喜欢用手抚摸公园里喂养的鹿。罗尔夫使米歇尔了解了对他来说是伦敦的诗情画意的东西：娱乐和中档商品街，街上橱窗流光溢彩，满街灯火辉煌；昏暗路灯下等待客人的妓女；那些小剧场，他同跟班或卖票的全都非常熟悉；不算太贵的上等餐厅；杜莎夫人蜡像馆；拘留所的外墙。他不时地还请他的太太及他的房客欣赏一场音乐喜剧，打折的票价使他们随后又去吃了一顿普通的宵夜，餐费由两位男士分摊。

罗尔夫对米歇尔的信任使他觉得有点感动，但也觉得他有点蠢，如果他有所自责的话，那也只是那种通常所见的内疚，他是绝不会放弃床上的淫荡的，即使荣誉受损的丈夫要求决一雌雄！不过，即使罗尔夫猜到点什么，他也是宁可同他的房客去比武场决一高低而不会找他决斗的。在餐桌上，在散步时，在每晚必不可免的钢琴旁，始终神态自如的莫德极其殷勤地讨好着两个男人。

然而，数月之后，米歇尔对这种三人游戏厌烦了，他终于在《泰晤士报》的小广告上找到了一所男子中学里马术和法语会话课教师的职位。于是，他找了一个小屋供他和莫德享用，并说服莫德跟他走。

某个星期六，米歇尔先生彻底地告别了打包和贴标签的活计。很久之后他才知道，莫德为了弄点现金，已经匆忙卖掉了几件罗尔夫买给她的小首饰和客厅中的一些讨厌的小摆设。但那天晚上，她不禁满怀怜悯地想到受骗的男人回到空荡荡屋里时的可怜状况。莫德的心肠并不太软，不过，她也不像许多女人那样，趁通奸私奔之机坑害自己的男人一把。罗尔夫是个好男人，一直都善待于她；他俩相识时，她是个制帽女徒工，这一行当干了几年之后，她因肺部染疾而辞工不干了。不，罗尔夫在爱情方面既不那么令人不快，也不是那么贪得无厌。她是否认为他早就猜到她与米歇尔的事了？啊，这个么，谁也搞不清楚。

他俩在萨里的那个小屋里度过了甜蜜的几个月。那座小屋爬满了爬山虎，一到秋季，一片粉红。米歇尔负责照料的那些纯种马满足了他自开小差以来一直感到痛苦的对马的需要。他喜欢教授马术，喜欢同他的学生中已掌握法语的学生说法语，而对于其他的学生，他马上就改用英语说，不想听他们那听不懂的法语。莫德有着很英国式的想象能力，她能把一段老鼠偷蜜的故事改编成一个童话故事，能够把一把破茶壶变成一个虚构的人物。她喜欢坐在露天地里，任由风儿吹拂她的秀发；她有点像水神，有点像蝾螈，喜欢光着脑袋在雨中淋，宁可一会儿回到厨房里去用火烘干。她对什么都有兴趣：叶下的一朵迟开的秋水仙，草丛中的野兔，在屋后分叉形成一个栖满鸟儿的小岛的半结冰的溪流。圣诞节时，新砍下的枞树枝的清香与烤火鸡的香味交融在一起。如果幸福能发出荧光的话，那树下的小屋就能流光溢彩。

然而，有时候莫德感觉像落到了一张荨麻床上似的。在老师们正派妻子们的眼里，这个过于美貌的姑娘不完全像是一位夫人，这对未进教堂而结合在一起的男女引起了他们周围人的怀疑。米歇尔对那些穿得很难看的假惺惺的女人不屑一顾；有时候，莫德也回应他，但在下聘书的时候，学校下一学年未再聘用他。

他们余下的钱不多了，夏天时便住到收费低廉的德文郡的一座农庄里去了。食物令他们很失望：牛奶、奶油、鸡蛋和水果每天清晨都运往伦敦，用农庄主们的话来说，要品尝这些东西，那简直是在“吃钱”。这对情侣在帮助收割草料和摘苹果；他俩在这片景色中漫步——这是一大片开阔的景色，有一些小的山谷蜿蜒在两个小树林之间，高高的野草散发出一种令人茫然的性欲气息和一股温湿的味道。但是，在他俩前去赶集的相邻小城广场上的一个团队演奏的军乐突然像扇了米歇尔一个耳光似的，他发怒的表现形式是生闷气，他老找莫德的碴儿。二人沿着大路返回时，彼此一句话也不说。

第二天，由于牵涉到在萨里度过的那几个月，莫德说中学生中最大胆的那一个在校长请喝茶时听说了有关她的情况，便打赌说他能摆平这个不规矩的米歇尔太太，于是趁米歇尔不在时跑到小屋来向她大献殷勤；她让他未能造次，当然她没少费工夫。米歇尔冲她嚷，说她撒谎。二人大哭一场，并保证相互间忠贞不渝，然后又言归于好。

但是，到了夜晚，米歇尔的疑窦重又生成：为什么这个对做爱情有独钟的女人会拒绝那个英俊的金发小伙子呢？第二天，莫德收到一张汇票，她说是她唯一的一个亲戚，对她十分照顾的姨娘寄的，于是二人又争吵起来；其实，这一点点汇款是罗尔夫寄的。米歇尔收拾好行装，回转法国，回到军中。

他被降职。摘去下级军官肩章的那个仪式他无所谓地比作像是拔牙似的，但肯定要比他随后所说的难受得多。与他同时回归军中的一位战友在他身旁陪绑，这使他好受了一些：他俩一起拿这事开玩笑。米歇尔毕竟还是感受到一种动物找到窝的兴奋，而且有同龄人的陪伴使他从成天伺候情妇的疲惫之中解脱出来。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士兵眼里，他的奇遇非但没有使他一钱不值，反而使他成为一个浪漫的人物。多亏了他父亲向圣多米尼克街和总统府的那位老者那里为他求得的庇护，放浪形骸的下士很快就恢复了失去的军阶。

他大概在里尔与家人重归于好了，因为我有一张这一时期想必是在照相馆里拍的全家福，不过马雷街的客厅里肯定也有照片上的类似的家具和一些一模一样的盆栽棕榈。米歇尔-夏尔老多了，他很不舒服地坐在一把椅子边儿上，有点关节僵硬的双腿伸向前面，圆乎乎的脑袋被一圈灰胡须框着，在这张摆出样子让人看的合家欢上他显得很不自然，据说拍这张照的目的是为了堵住那些说他与儿子断绝关系了的人的嘴的。诺埃米坐在一把扶手椅里，身板儿笔直，身着紧身的带胸衣撑和绉泡饰带的黑色裙子，头发梳得像那个年代里的马蒂尔德公主一样；不过，她让人看着不像是拿破仑三世的一位表妹，而像是世界另一端的她的同时代人——慈禧太后，她与后者有着同样的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同样的偶像式的不怒自威，透过她那半耷拉着的眼皮，她怀疑地看着她的前面，宛如透过一个枪眼缝隙在看前方似的。摄影师在摆好每一个人的姿势时，让她用手臂搂住小玛丽的脖子，后者坐在地毯上，双腿蜷起，带着儿童的自然神态展示自己的黑长袜和黑靴子。小姑娘把她那张乖孩子的漂亮脸蛋儿转向自己的父亲，她那用一条饰带扎起的秀发梳成了可爱的小尾巴。米歇尔靠在米歇尔-夏尔的椅背上，他身体单薄，苍白，有点惊慌，看上去好像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的眼神恍惚，有点阴郁，“随便地”看着，也就是说，此刻他心里正在“看着”英国。

摄影师一说拍好了，大家便散了开来。诺埃米忍不住说她儿子一脸的要上断头台的样子。她从他很小的时候起就一直这么骂他。胆怯的米歇尔没有顶嘴，他只是在里尔休假几天，所以很多事是可以忍一忍的。米歇尔-夏尔倒是很和蔼，但却一言不发；他心里有点想法，但没有说出来，免得惹自己周围的人不悦。他在想一个审慎的人的位置不是在军队里，他始终认为这种和平时期的开小差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不是犯罪。再说，事情已经过去了。

米歇尔的夜晚都是在伦敦度过的。他几乎每天都给莫德写信，信中引述许多英国诗人的诗句——自从这些诗人的语言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爱情的语言以来，他就孜孜不倦地在读他们的诗了。他把他的信都装入两个信封，寄到莫德常去买东西的那家杂货铺；莫德建议的这种谨慎办法几乎是多此一举，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罗尔夫，截获过这些信。莫德的回信忽而是短笺一封，没有什么内容，忽而是充满柔情蜜意的宣泄，隐喻他俩在一起的日日夜夜，上面还画了一些叉和圆圈，表示亲吻。

终于有一天，米歇尔受不了了。他决定让莫德干脆离开罗尔夫，约好日子前来与他在皮卡迪利的一家小旅馆相会。（那大概是一八七八年三月份的事。）

年轻的下级军官第二次把细心叠好的军服平放在一只抽屉里，朝着在衣橱顶上闪闪发亮的护胸甲最后看了一眼，穿上便服，悄悄地出了营区。他并非不知道这么做不仅是在与军队彻底决裂，而且也是在同自己的家庭，同法国彻底决裂，除非遇有大赦，否则他在四十五岁之前是不能再回法国的。

二人相互亲热一番之后，莫德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她的一位女朋友在利物浦做生意，现在到爱尔兰接受一笔小遗产去了，她想在爱尔兰住下去，让莫德替她照料一年她的生意。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米歇尔可以边照料这桩生意，边去找更好的事情做。那位女友的店铺专营卫生用品、化妆品和香水，在剧院旁边的一条灰色胡同里，顾客似乎主要是一些轻浮女子和巡回演出的女演员。盘货时，他俩笑得喘不过气来。产品的标签和说明书忽而吹嘘让人永葆青春，忽而说是可以让人丰满而不肥胖，忽而说是可以让你美如土耳其皇宫中的三十六位姬妾，让你唇润气清，云云。女性经期用品也很不少。米歇尔讨厌香水味（“有体香的女人是不抹香水的女人”），他很不习惯望加锡油和玫瑰香水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气味。他不久就发现，这爿小店铺是一个联络站，拉皮条的女人和私下替人接生的接生婆同经营香水的旅行推销员都经常光顾它。一块发黑的糊状物的怪味引起了米歇尔的警觉，莫德说接到过女店主最严格的指令，那危险的果酱只许卖给她留下的名单上的人。

当一个喝多了杜松子酒的女演员走进来买一种丰乳膏，并解开胸衣，坚持要让米歇尔亲手替她往干瘪的乳房上抹时，危机爆发了。米歇尔不顾同他一样觉得在这种蹊跷的气氛中很不对劲儿的莫德的劝阻，毅然决定关门大吉。

在利物浦的这段短暂的逗留期间，米歇尔没少在街上和码头溜达。我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轰炸之后才隐约地看到这些街道和码头，而且对它们在一八七八年前后的面貌知之甚少。不过，大的海运公司的气派、海外商业的交易、进出口的繁忙却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不承认自己走错了道的年轻的流亡者心中，在安特卫普船坞边闲逛的少年情怀又再现出一点来了：对于这种桅杆和烟囱的交织，那些因海水侵蚀而生锈和结垢的船体，以及那些各个种族、各种肤色、有的头裹缠巾光着脚（肯定他们中有一个是向莫德的店铺提供黑色果酱的），穿行于红皮肤、黄皮肤或灰皮肤的土著人中的那些人的熙来攘往，米歇尔是百看不厌。没有一刻钟工夫他便与一些马上要起航也许不再回来的人结下了友谊。像他们一样，丢弃那个女人吧……他听着一些澳大利亚人在吹嘘他们的墨尔本，听着一些美国佬在吹嘘他们的纽约。墨尔本很遥远……至于纽约，米歇尔好像知道去了之后非饿死不可，除非一下子发了财；那儿的一切都非常丑陋，所以有钱的美国人只有一种狂热，那就是对欧洲。不过，一些模糊的浪漫的概念，一些拼接在一起的片断消息告诉他，他可以给华尔街大亨的女继承人们教教马术，在他很难从地图上确定的那个神秘的西部弄个牧场，头戴大毡帽一个州一个州地游荡，玩扑克牌有输有赢，四处行侠仗义，抱打不平……必要时，莫德总还是能在曼哈顿找到制帽女工的活儿或当女佣什么的，而他则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去南美捡拾鸟粪，或者到墨西哥去搞武器走私。这位冒险家此刻并不是已经山穷水尽，但他首选的就是横渡大西洋，而莫德则在成衣店买了一套晚礼服裙。

旅途十分沉闷，莫德的那身近似上流社会的服装以及她的美貌吸引了某些旅客的注意。米歇尔对此挺恼火的，也许她本不希望是这样子的。米歇尔玩扑克时非但没有大捞一把，几场下来，反而把他父亲偷偷寄给他的那点钱输掉了一部分：在那个时期，非常高明的赌徒简直成了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的毒瘤了。到了美国，他们也没见到福地，因为他们的不明确的夫妻关系令当局不快。于是，他们坐统舱返回了英国。

莫德和米歇尔没把这次倒霉的美国之行当一回事，对美国的爱恋已不复存在了。这次惨败对他们来说像是一出闹剧，他们可能是演来自娱的。米歇尔在一所没有上次那所那么受到重视的男子中学里谋得一份教职，校长是个职业牧师，靠着精美的伙食和学生每月优秀的考分获得了成功，孩子们圆乎乎的面颊和学习奖状使家长们非常高兴。米歇尔在此又有了一个小屋，这一次长的是铁线莲属植物，但没有上一次的小屋舒适，而且几匹马也没有上一次的那么轻快。英国乡村的魅力又一次地改变了这对情侣的生活。莫德是个懒懒散散的美人儿，她又到草地边或林下灌木丛去闲荡了；他俩的日子因一只火红色的塞特种长鬈毛猎犬而丰富了，那是米歇尔向一个不在意它的农民买来的。雷德（我编造了这个普通的名字给它，我将会花大力气去搞清楚它究竟叫什么名字的）在骑术教师骑马外出时跟随左右，晚上就睡在莫德和米歇尔已习惯了的大床跟前。但是，米歇尔心底里存在着的那种忧愁反映出来了，身体感到不适：他失眠，脉搏跳得飞快，骑马时镇定自若，可站在二楼窗前便觉头晕。他到邻近的一个小城镇去就医。医生是无论怎样都要讲真话的，这当然比善意的谎言要好，但如果讲真话的这个人不是个擅长诊断的人的话，那这个真话就很糟糕了。这位医生询问了米歇尔的职业，听了后者的回答便蹙起了眉头：

“再不能骑马了。您的父母在哪里？”

米歇尔的父母在法国。

“马上通知他们。您患有心脏机能不全，这随时都可能要您的命的。休息和精心照料是您再多活几年的唯一机会。切忌性生活，那会使您的病况恶化的。”

米歇尔在只好付了对自己的死亡判决费用之后，徒步走了两三英里的路回家。他没有把那个权威人物的话重复给莫德听，他心里早就在想，人们称之为“活”的那个现象就像是相互作用的化学制品的短暂起泡一样，这种沸腾结束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的。并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更犯不着去吓唬他的父亲。医生的“判决书”渐渐地被遗忘了，但是我有时在寻思，米歇尔疯狂的慷慨大方、他迅速的自暴自弃、他享受眼前生活的激情和他对未来的不屑，是否因这将近五十年中一直潜藏着的突然的死刑宣判的意念而得到增强。

他俩的关系已经到了情人可以相互有自己的空间的程度了。莫德常常去她姨妈——近乎借口和幽灵的模糊人物——家度周末；米歇尔在莫德有一次去她姨妈家时，同他觉得有几分姿色的校长的丰满小女人说话比平时多了许多。与莫德一样，职业牧师的妻子也喜欢爱情。为了同这个年轻的法国人享受一些没有干扰的时刻，她想出办法，要让他在她家顶楼度过二十四小时。她丈夫的星期日全用在一连串的讲道和与关心善事的学生母亲们会见上面去了，这也是他去X勋爵家晚餐的日子。女佣请假了，要到星期一上午才回来。在全村人家的百叶窗还关着的时候，她就早早地让米歇尔从旁门进来了。米歇尔藏在顶楼里，只听见受骗的丈夫走下楼去，与不忠实的妻子亲切地相互道别。然后，她不准米歇尔在空屋子里窜来窜去，生怕有女邻居眼睛贴在窗上发现屋里有一个男人的身影。犹如十八世纪的色情小说中似的，他品味着这个狂热而谨慎、充满爱恋的女子送饭给他，并替他端屎端尿的那种有点掉份儿的乐趣。职业牧师回来得很晚，而且早早地就躺下睡了，这使得那个信奉英格兰教的淫荡女人得以几乎立即去会她的囚徒，可后者倒是宁可睡觉了。她直到天明才悄悄地放了他。

但是，这次偷情使他俩疏远了。那女人或者是害怕或者是已得到满足，只是远远地向骑术教师致意，后者也以同样的方式答礼。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放荡女子（这也许就是他对她简明扼要的判断）使他觉得没什么可以尊重的，而且，说到底，还不如一个妓女来得有味呢。

那天晚上，他带着一种复苏的柔情在车站站台上接莫德。她跳下车来，双手抱着一些包包，一个殷勤的邻座把那些最不好拿的纸盒从车窗给她递出来；她向他报之一笑，这使米歇尔很恼火。她姨妈身体挺好的，她俩一起去买了一些圣诞节的便宜货；余下的（如果有余下的）则是她没吐露的一些事。这段时期变成了一段老是吵架的时期。莫德对米歇尔在给周围的年轻人（一些有贵族头衔、穿着紧身衣的年轻女骑士）上课很生气。天阴沉沉、大雨将至的日子，米歇尔太太就躺在一张睡榻上读一些言情小说。当米歇尔归来，忙着擦干靴子、换掉袜子的时候，只有雷德在跑前跑后地忙乎着。他喝茶的时候，她就不咸不淡地说，她是为了他才离开小心呵护她的丈夫的，而且他还有一份不错的工资收入，有一天还会有机会晋升为办公室主任或副经理什么的。她原本在伦敦生活得好好的，在这间小屋的破炉灶上做饭，把她的纤纤玉手都弄糙了；米歇尔像所有的法国人一样不光明正大，他甚至都不会为她牺牲一个指头。有一天，他抓住她的话把儿说道：

“这可是您说的，亲爱的莫德。”

她埋头在看韦达的一本小说，没有听见他上楼进他们的卧室，拿了点东西，然后从虚掩着的门走出去。这是一个温暖但灰蒙蒙的下午，他捡起地上的一根绳子，把自己的左手绑在一张花园的休闲倚椅背上，啪的一声响，吓了一跳的莫德赶忙跑过来：米歇尔左手中指耷拉着，只有一点点皮肉与第一节指骨连着，鲜血穿过金属椅子的孔眼滴下来，像从漏勺里漏出来似的。她凑合着替他把手包扎好，他吊着胳膊，步行了将近两法里去看医生。

他从诊所出来，中指被截去，胳膊仍吊着，残手上抹了碘酒，用纱布包着。医生相信了他说的是意外事故，见他面色十分苍白，坚持要让他在诊所的长椅上躺一会儿。但是，米歇尔待不住。他把截下的手指当作滑稽的“纪念物”，要求医生用手帕包起来。最后，他又把它扔到替他开大门的小女佣的脖颈里，还觉得这挺有趣。小女佣一下子吓晕了过去。米歇尔喝住了正从身边驶过的一辆农用马车，爬到车主身边的座位上，刚坐下，便晕了过去。

这样的一个举动胜过韦达小说中最疯狂古怪的片断。他暂时地使他们的爱情得到恢复。但是，有时候，当他看着自己带有伤疤的手时，不免会想，如果说为一个女人去自杀是美好的话，那么为她而牺牲两个指节却是很傻的。后来，温馨柔情又占了上风。但那个小屋被太多争吵的回忆所缠绕，他们决定到别处去重新开始。

米歇尔现在能定期地收到父亲的贴补，所以建议莫德搬到离那座大城市近一点的地方去。他们在离他们现在的住处大约二十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座出租小屋，离郊区火车站不远，所以要是他们想去伦敦的话，一个小时就到了。向学校请辞是件高兴的事，把他们在自己周围积攒起来的那些物件搬上一个农户的马车又是一件令他们开心的事。离学期结束只剩下三个星期了，米歇尔在雷德的陪伴下，回到学校监督他的那些吃得过好的学生们练习骑术。他在最后时刻做出了一个令他后悔不已的决定：他把雷德留给了他的邻居，那个好心的农户；他不能想象习惯于在休闲田里和树林里欢蹦乱跳的漂亮的雷德被关在郊区的一座花园里。他从学校回到新居后的第三天，只听见门外有挠门声和汪汪声。他打开门，火红色的大狗扑到主人胸前，然后便躺倒在地，它已精疲力竭；主人把装满水的盆递给它，它也没劲儿去喝，只是用尾巴无力地拍打着地板。雷德从那个农户家里逃出来，天知道它是怎么跑完这二十英里左右的路程的。那一刻，米歇尔发誓，一辈子再也不与雷德分开了。

新的生活像二人相互承诺的那样甜甜蜜蜜。他俩常去伦敦，莫德逛商店，他则去买书、上剧院，而且对欧文和埃伦·特里十分着迷。他还找到门路每天早上去附近的一个骑马场干点活儿。为了找点事消磨时间，也为了贴补一下他们那微薄的收入，莫德在家里又干起了往日的制帽女工的活计。米歇尔同雷德散了很久的步回来，朝客厅里溜了一眼，见她正在同一位女顾客讨论帽子的式样。晚上，看见她那双她引以为荣的纤纤玉手在饰带和草编中间忙来忙去，倒也是一桩乐事。不过，除了书籍和没有钢琴和小曲而外，他俩的日子与罗尔夫和莫德在帕特尼所过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期间，米歇尔收到他父亲的一封信，上面封着家族的印章，这封信同其他所有的信一样诚挚而简短：米歇尔-夏尔身体欠佳；他始终想着要看一看伦敦，并决心在自己尚有此愿望和精力的时候实现它。他将在伦敦待上一个星期，而且很希望儿子天天陪着自己。他不懂英语，所以还希望米歇尔去多佛尔码头接他。

1. ✑ 由印度尼西亚望加锡产的依兰香精混合椰子油或棕榈油制成，旧时用作发油。

邮轮刚一靠码头，从头等舱甲板走下一位老人。他身材高高的，有点发胖，一只手拎着旅行箱，另一只手拿着卷得很仔细并用绑带系好的宽大的旅行外套，一把雨伞从外套两头露出来。在火车上，父子二人随便地聊起来。从加来到多佛尔的航行很顺利，但米歇尔-夏尔的身体不太好，好了将近三十年的胃溃疡又犯了，里尔的潮湿气候又一个冬天一个冬天地在加重他的风湿病。列车服务员给他送来一杯冒着热气的热茶，他非常高兴。车到坎特伯雷车站时，他探头窗外，努力地在寻找那座大教堂；他以一个回到自己那些无伤大雅的怪癖上来的人的腔调告诉自己的儿子说，从前，家族中的好几个成员都曾用过托马斯·贝克特的名字，这或许是因为这位殉难的高级教士在中世纪的全欧洲所享有的民心，或许是一些紧密的联系把某些佛兰德家族与英国重新联系在了一起。车稍许再往前行时，他欣赏着啤酒花田里的绿色花环状植物，它们就像长在黑山脚下那样给大路饰以花彩。

在伦敦，米歇尔-夏尔下榻在一家正经的上等旅馆，没有那种炫耀的豪华，服务员也像在他家乡一样规范。他在隔壁替他儿子订了一个房间，并叫侍者送来一顿精美的晚餐，那些英式菜肴是他渴望品尝的。侍者替他把餐桌放在壁炉旁，房间里的红色窗帘遮得严严实实，隔绝了伦敦的噪音。这个良宵将全部用于文学尚很少涉猎的一种感情，而当这种感情偶然存在时，它就是最强烈、最完整的一种感情，那就是父子之间的爱。

米歇尔-夏尔循循善诱地让米歇尔吐露自己的心扉。米歇尔很久以来都没有一个说话的人了，他虽然已很好地掌握了英语，但那也无济于事，有一些想法和感情人们只能向亲人诉说的，而且要向一个善解人意的人诉说。这天晚上，他深埋在心底里的一部分心思重新浮现出来，他甚至用一种玩笑的口吻（免得显出太把这事放在心上）讲述了自己勇闯大洋彼岸的事，但是，关于断指，他却说是意外所致，其间，还把细节大加渲染了一番。然而，这七年来的桩桩件件说起来让他自己也觉得好像一个梦似的互不连贯，他一解释起来，就连自己也给弄糊涂了。关于莫德，他找不到什么话可以说，也许是因为尽管二人在一起已很长一段时间了，但这个年轻女子对于他来说仍是神秘莫测的，也许是因为她付与他的那些情感不好用言辞来表达，同时也许还因为谈起她时，他隐约感到在内心深处他已不再爱她了。他把他女友的照片拿给父亲看，但没忘了像通常那样指出，这张照片没很好地照出她的美貌来。米歇尔-夏尔看到这个美貌女子后变得严肃起来，他久久地看着这张照片，然后把它还给儿子，—句话也没说。

抽雪茄的时候，父亲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

“你都看见了，我身体不很好……我只希望在时间太迟之前能看到你成家立业，并住得离我别太远了……我曾经反复地考虑过你的婚姻大事，当然，你在军队里的情况使这件事变得复杂了，有些人家对你的这一情况有所顾忌。我考虑的那个女孩是阿图瓦从前一个大家族的，实话实说，现在没什么钱。我们正在与她的父母商谈。我见过她一次：褐发姑娘，很美，说不出的美——很迷人，二十三岁，敢闯敢干——至少在这一点上你们能谈得来的。再者，从谱系上来看，她家与我们家在十八世纪时就联姻了。”

米歇尔没有说出他对这一细节不怎么感兴趣，他只是说除非遇上大赦，否则他只有等十五年之后才能返回法国。

“那是，那是，”父亲低下头来说道，“不过也别夸大困难。黑山离边境咫尺之遥，海关人员与其他人全都认识我们，过去待几个小时，大家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L家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他们在阿图瓦的田产离图尔奈不远。我将想法替你们在比利时国土上找个住所。”

这些在父亲看来合情合理的计划，在米歇尔的心中却重又激活了他对这些富裕而正统的人家旧有的那种厌恶之感，在这类人家中，什么事情都是安排就绪的。这正是他投笔从戎，然后又逃往英国的缘由。但是，当米歇尔把一个一本正经的服务员刚送来的一杯掺热糖水的烈酒递给米歇尔-夏尔时，只见后者的手有点颤抖，他先是从背心小口袋里掏出一张叠成四折的薄纸，然后将纸贴在嘴边，把一种消化药粉倒进喉咙里。

“这事你一下子决定不了的，”他用勺搅和着热饮料说道，“我觉得你艳遇的甜美已成过去了，我不希望你越陷越深……你毕竟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如果我想亲眼看到你的第一个孩子的话，我已是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的了。”

米歇尔本想说结婚也一样让人越陷越深，但是，潜意识在告诉他，同莫德一起的生活也同样是没有出路的。不过，米歇尔-夏尔没有再坚持，他说起别的事来。儿子帮助父亲收拾了一下，然后回到隔壁的房间。

第二天谈及的都是伦敦的名胜和消遣娱乐。米歇尔-夏尔首先关心的是找一个有名的服装师给自己量好尺寸做一套衣服，米歇尔领他去了邦德街。父亲趁机也替儿子做了几套行头。米歇尔-夏尔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拥有一只英国名牌秒表，经过反复犹豫之后，他选中了最贵的那一只：超薄的双壳表，首先打开的一个表盘，中间是一根细小的秒针；喜欢贺拉斯作品的米歇尔-夏尔很喜欢那句箴言：“时光一去不回头。”第二个盘是个金盘，比第一个盘还要薄，按弹簧打开，露出在运转的全部复杂报时机件来。年老的米歇尔-夏尔久久地看着它，心里想必在思忖，这些齿轮还能为他运转几天、几月或几年。这只表虽然买迟了，但也许是一种挑战或赎罪的形式。

在米歇尔-夏尔想去的那家典型的英国小酒馆里，儿子微笑着把一张五英镑的钞票放在桌子上，那是珠宝店主偷偷塞给他的回扣，以为他是带外国富翁前来购物的导游。米歇尔-夏尔友善地把这个外快推给儿子。他还得买一只质量好的手提箱，好装上带回去的新衣服，这自然又有回扣。当米歇尔-夏尔在皮卡迪利一家商店的橱窗里为太太诺埃米选中了一条镶有煤玉的披巾时，米歇尔因罗尔夫而掌握的对伦敦商人的知识就有用武之地了，他知道，在橱窗里展出的物品要比店家在屋里昏暗的光线下拿给顾客看的好，但店家却口口声声说是质量完全一样。米歇尔毫不妥协，最后，围在诺埃米硬挺的胸脯前的就是商店橱窗里展示的那一条披巾。

余下的一周时间就是参观伦敦。米歇尔担心父亲参观伦敦塔太累，可是，爬螺旋式楼梯也好，参观主要院子也好，这个对安妮·博林和托马斯·莫尔非常感兴趣的旅游者都一点也不觉得累。父子二人一起观赏汉普顿宫的花坛，一起在泰晤士河畔的一家茶舍品尝抹了黄油的薄面包圈和黄瓜片。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米歇尔-夏尔在每一个死者卧像前都要驻足凝思，而他儿子则对其父对安茹王朝和都铎王朝的渊博知识感到很兴奋。在大英博物馆，老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在瞻仰帕特农神庙的存留物，但他特别在那些勾起他青年时代在意大利和卢浮宫的激情的希腊-罗马古物前驻足良久。在绘画方面，除了十八世纪的几位肖像画家而外，他只对荷兰画派和佛兰德画派感到着迷，而米歇尔则又回想起从前参观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的情景，父亲搀着他的手，尽量地在向他讲解《夜巡》。尽管父子俩谁都不是音乐迷，但米歇尔-夏尔仍坚持去科文特加登参加了一个音乐晚会，一些意大利歌唱家在那里演唱了《诺尔玛》。

动身回国时，天下雨了，米歇尔-夏尔有点担心崭新的漂亮手提箱。父子二人在站台上拥抱告别。父亲提起一回到里尔，就写信告诉儿子二人都知道的那个计划，在这一期间，米歇尔无需做出任何决定，只要好好考虑。其间，他也许需要钱用？

米歇尔是需要钱，但难以启齿。米歇尔-夏尔有点结结巴巴地说道：

“那年轻女人……如果事情像你父母亲希望的那样处理的话……也许可以给她一个补偿……”

“不，”米歇尔有点冷漠地回答道，“我认为这样不合适。”

米歇尔-夏尔感觉出他在那个不在场的女人的问题上伤害了自己的儿子，因为米歇尔借口照看行李来掩饰自己的不悦。老父亲的身影在人群中消失又出现，他敲击着头等车餐车的一扇车窗以示告别。他年纪大了，又身患疾病，这两种状况是儿子此前没怎么想过的。

在把他载回莫德身边的郊区小火车上，米歇尔发现自己甚至都未曾多去想那个古老的大家族的褐发美人儿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但是如何让莫德有思想准备呢？她是这样的一种女人：你可以同她一起欢笑、哭泣、做爱，但却无法与之交换意见。当他走近那个小屋时，小屋没有灯光，只有雷德在走廊的黑暗处等着他。莫德的衣柜打开着，里面空空的。她留下一封信，放在枕头上。她很清楚米歇尔父亲此次到来这么久意味着什么，她回到罗尔夫身边去了，后者正求之不得呢。他俩曾共同拥有过一些美好时光，不过，凡事都有一个终结。如果米歇尔不能立刻归来的话，女佣将照顾雷德。而且她像惯常那样，在自己的签名下面吻出几个红圆圈。

第二天一整天米歇尔都在忙于付账，忙着付清欠的两个月房租，肉铺、水果店、鱼档、杂货店的欠债，女佣的工资。莫德从来不记账的，所以没有办法核实到底欠了多少。钱的问题解决了，他感到很轻松，尤其是他让伦敦的一家花店往帕特尼寄送了两打玫瑰花。米歇尔在城里租住了一个房间，等着父亲的回音。因为考虑节省，他吃点用报纸包裹的煎炸鱼——那是从这个贫穷街区的犹太人店铺里买来的，或者在为小房间照明的微弱的煤气灯火上煎一只鸡蛋充充饥。但爱犬雷德吃的食物比他自己吃的花费得要多。

信迟了三个星期才到；米歇尔-夏尔一回里尔便病倒了，未能早一点写信；他肯定是在伦敦玩得太累了，不过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为迎接回头浪子，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他得先乘邮轮到奥斯坦德，再从那儿坐车到伊普尔，当地有可靠的人帮他越过边境。米歇尔-夏尔随信寄了一大笔钱，以应旅途所需。

最后一晚米歇尔禁不住去帕特尼那座房子周围转了转。窗帘遮得很严实，穿得很整齐的罗尔夫从屋里出来去寄一封信，他看到了年轻的法国人，友好地走上前来。米歇尔告诉他说明天就要离开英国了。罗尔夫忍不住提议道，三个人一起到里士满的一家小酒馆晚餐，那儿的牡蛎很鲜美。米歇尔虽觉得应该谢绝，但还是同意了。罗尔夫上楼去换衣服，让米歇尔在客厅等了好长一段时间；莫德终于出现了，她打扮得像是去参加一次高级派对。吃饭时她说话很少，而米歇尔也不怎么能说，不过罗尔夫倒是又吃又说的，挺快活的样子。他从一八八四年一月一日起将晋升为副经理了，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再过三个月多一点。他讲述了一些办公室里的轶闻趣事，说得眼泪都笑出来了，甚至还做了个有趣的比喻，影射米歇尔和莫德的美国之行的惨败。米歇尔紧攥着拳头，莫德本不该把这一切讲给罗尔夫听的。不过，罗尔夫也没再说下去，他那两只大眼睛的善良目光友好地轮番看着他妻子，看着米歇尔，看着邻桌的用餐者们，看着围着白围裙的侍者，看着一位双颊绯红正在窥探的年轻女子。饭桌上，莫德撩起了她帽子上的短面纱。我想象她（因为米歇尔没有告诉过我有关她的这最后形象的情况）穿着一身绿，那是英国女子始终喜爱的颜色，两只指头夹着牡蛎硬壳放在唇边，仿佛夹着一只海神的号角似的。

米歇尔隐约感到上当了，罗尔夫牵动了两个木偶的线：他是不是也弄了个情妇，很高兴自己暂时摆脱了一下年轻的妻子？他是不是以一种几乎是慈父般的激情在爱莫德（他比她大十五岁），而且成功地尝试了那种危险的经验，亦即一劳永逸地给予一个女人全部的激情与浪漫，因为他知道她是那种长远来说始终偏爱在帕特尼有座房子和一个当副经理的丈夫的女人？米歇尔想起了在德文郡收到的汇票以及莫德去伦敦看望她的姨妈。也许就是罗尔夫建议去照管利物浦的香水生意，而不是什么去了爱尔兰的朋友？米歇尔越想越远，想到的是一个无底深渊，但自己还没完全深知其害，其实那已是如同气味很重的硫质喷气孔？一样在冒气，十分的危险。是不是多少有点性无能的罗尔夫自一开始起就觉得最好是让莫德在一个外国青年陪伴下过一段无伤大雅的消遣日子呢？是不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或者有一种劣根，或者有那种他的那个被迫害的种族的受虐狂？在这些其实说明不了什么的解释之中，米歇尔并没有停留在最罕见也是最简单的那种解释上面：一种巨大的和无法改变的善良。

在付账时客气地推让了一番之后，两位男士分担了账单，大家为罗尔夫的升迁和米歇尔的一路顺风干了杯。在一处街灯下，三人告别了。

复又成为米歇尔·德·C的米歇尔·米歇尔先生（不过，当他对旧名的欲念又恢复的时候，他往往又称自己为米歇尔·米歇尔了）遵从了父亲的教导。一八八三年秋天，他曾悄悄地回过黑山两三次。从伊普尔过来的米歇尔步行了这十五公里左右的路程，有时认识的海关人员向他问候，不认识的也就让他这么过关了。不过，这么干还是挺危险的，一旦被发现和盘问，逃兵就要被关押两年。为谨慎起见，米歇尔-夏尔不时地套车去伊普尔或科特赖克看望儿子。只有一次，米歇尔冒充好汉，一直溜到那讨厌的出生地里尔，该城对他有一种偷吃禁果的魅力。将近圣西尔韦斯特节的时候，米歇尔-夏尔由诺埃米陪着，在图尔奈的圣玫瑰旅馆又见到了儿子，卢瓦·德·L男爵和他的妻子玛丽-阿泰纳伊以及他们那个将要嫁给米歇尔的女儿也从法国来此，下榻在这家旅馆。这次正式的会面为婚事拍了板。能干的丈母娘玛丽·阿泰纳伊就是在图尔奈出生，她的祖辈是在革命时期逃亡至此的。她很快便在该城找到了一个朋友或亲戚，后者同意把住宅租给年轻夫妇住，直到米歇尔获准正式回到法国为止。米歇尔-夏尔把诺埃米留在仓库里的一些优质老式家具装满了这个房子。一八八四年四月，米歇尔在图尔奈与贝尔特·德·L完了婚。

此前，曾发生过一件事，这事比结婚典礼给他留下的印象还要深刻，在结婚典礼上，他似乎找不到什么话可说。三月份的一天晚上，他结婚前最后一次前往黑山，而且像往常一样地小心谨慎。那一年，米歇尔-夏尔早早地就住到乡下去了，也许是为了离儿子近一些。像通常一样，米歇尔是步行去黑山的。一层薄薄的晚雪覆盖在光秃秃的树林下和灰蒙蒙的田野上，雷德陪伴着自己的主人，忽而在大路上蹦跳，忽而钻进矮树丛中，突然间不知去向，然后又飞快地奔回来看看主人是不是还在。在这条边界线上，有不少的走私犯把一些禁运的小包货物吊在他们的狗脖子上；那些狗都是训练有素的，自个儿在边境穿来穿去。那天晚上，一名海关人员看见白花花的雪地上有一只看上去没人跟着的狗的影子，便开枪了，枪声和随之而来的狗的呻吟声使米歇尔一直跑到下一个拐弯处。雷德被击中要害，连舔舔主人的手的力气都没有了。年轻的狗主人扑倒在地，痛哭不已，他轻轻地抱起雷德，一直抱到黑山，把它体面地埋葬在一棵大树下。原本身轻而矫健的雷德像大石头似的沉甸甸的，那是米歇尔从英国带回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对于他来说，雷德要比莫德更让他铭刻在心：它是他的一个动物伙伴，他同它签订了一个条约，特别是自从它寻他寻得精疲力竭仍锲而不舍的那一天起；它也是一个我们大家都会犯的罪恶的牺牲品，是一个对我们十分信赖而我们又不知如何保护和搭救的无辜动物。如果米歇尔迷信的话，那这桩伤心事对他来说就会是一个信号。

我祖父的心愿不折不扣地实现了。婚后一年，夫妇二人的独生子出生了，取名米歇尔-费尔南-玛丽-约瑟夫，为简便起见，我们将称他为米歇尔-约瑟夫。我不打算经常提及这个大我十八岁的异母兄长，不过因为无法切断我的叙述，我也不能完全不提到他。描绘一个此刻正在保姆怀里啼哭的人的特征似乎有点为时过早了，不过，有一句引言却是不得不提的，而我是从米歇尔-约瑟夫本人那儿借用来的；我在其他地方谈到过的而且也是他在大约六十年后撰写的一些简短回忆录的头几行用一句话提到他的诞生，这句话是人们也许在任何其他的自传中无法找到的一句话：“我生于图尔奈的一处私宅里，根据保存在档案中的一份资料，宅子里的家具花费了两万六千法郎。”

我在米歇尔的荒唐作为中看到了米歇尔-夏尔及其儿子身上所幸存的那种温情。而在下一代，情况则大不一样了。教育在这其中起了一些作用。这个父母没怎么能够领他从这一泉城到另一泉城走走和观看一场场赛马的孩子，时而在其外婆玛丽-阿泰纳伊的仙女（我自个儿美化的名字）家族农庄里被精心呵护且过分溺爱，时而又在黑山他奶奶诺埃米的照看下成长，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淘气的孩子与难以相处的诺埃米奶奶却是很合得来。冬天，米歇尔-约瑟夫被交给一位性情暴戾的老军官及其妻子照看，老军官的妻子是一位个子矮小的夫人，擅长在瓷器上作画，然后把自己的产品当成旧时里尔的物品出售，而随后产生的不睦无疑令夫妇二人的年轻男房客的精神受到创伤。后来，米歇尔虔诚的姐妹玛丽·德·P对这个孩子的坏脾气没了信心，要求她的兄弟把孩子接回去。我们将看到这个孩子从一种宗教教育的地狱过渡到一种世俗教育，从沃吉拉尔街的耶稣教会学校进入杜埃中学，又从那儿到了里维埃拉河畔的一所良家子弟寄宿学校，在这中间，他还逛过一些肮脏不洁、属于另类的地方。一贯放浪形骸的米歇尔，在想到自己的儿子时（也就是说他极少想到自己的儿子），就给他买不少礼物，从新出的铅制玩具车到第一辆摩托和第一辆跑车。他还让自己尚是个少年的儿子在一个充当随从的同伴的陪同下长途旅行——我在别处说过他有时利用假期或干脆在儿子上学期间把儿子硬拉出来，同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或情妇中的一个一起过上一段日子，这些做法常常弄得大家不欢而散。

由此，在父子二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持续了一辈子的敌意。一九〇六年，当米歇尔-约瑟夫到了应征入伍的年龄时，他选择了前往比利时，他是在图尔奈出生的，可以这么做。米歇尔对此大为恼火，可他也不想一想，正是他自己那逃兵身份才使得米歇尔-约瑟夫在国外出生，才使他的选择成为可能。如同遇此情况的其他人一样，小伙子只想逃避在法国军队的三年服役期，这一点大概是不会让那位沙文主义的父亲受到刺激的。但是，从逻辑上考虑则又有所不同：米歇尔隐约感到他儿子在换个国土的同时，也就放弃了蒙田、拉辛、拉图尔的色粉画和《世纪传说》。他这么看并非完全不对。儿子以一种可以预料得到的反应一古脑儿地反驳了自己的父亲：娶过三个妻子、有过许多情妇的米歇尔一共就生了两个孩子，而米歇尔-约瑟夫将成为一个多子女家庭的父亲。他虽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的儿子，但他将以不学无术为自豪。米歇尔尽管对宗教生活的某些方面有着强烈的向往，但在生活之中和死的时候都全无信仰；米歇尔-约瑟夫却没有错过一次十一点的弥撒。米歇尔是个不把祖宗当一回事的贵族，他连自己曾祖母的名字都不知道；米歇尔-约瑟夫却知道家族谱系。父亲对自己的儿子虽冷漠但却百依百顺；儿子对自己的孩子则会是很严厉的。在其简短的回忆录中，米歇尔-约瑟夫尽可能地不去提及这个在各个方面都受到顶撞的父亲，被称之为“我亲爱的妈妈”的贝尔特也只是在她临终时被提到过一次，米歇尔为此还指责儿子在母亲去世之时连哭都不哭一声。

不过，使父子二人疏远的最大原因则是他们对待金钱的态度。米歇尔喜欢钱是为了花的；米歇尔-约瑟夫喜欢钱则是因为他知道，在银行里没有存款，对于他来说所有一切宝贵的东西——社会地位、门当户对的婚姻、上流社会的艳遇——全都会化为泡影。我小的时候老听见父子俩唇枪舌剑，相互指责：“你把家族几代人的田产都给卖了：克莱伊昂古尔、德拉努特尔、黑山……”——“算了吧，祖宗的田产……你连祖宗待的国土的公民都不是了……”至少有一次，我看见他俩在这个边境线不确定的地区比在别处的争吵更加愚蠢，最后竟然大打出手。我当时还小，不可能弄清儿子对父亲的恨（也许是因为缺少父爱所致）是因为米歇尔对他儿子所希望相信的一切鄙夷不屑呢，还是自负的继承人干脆就不想原谅专制的父亲把一大笔财富给挥霍掉了，在把继承权的移归视为一种授权的人看来，这两种态度其实是一回事。

我很明白人们可能会如何勾勒我异母兄长那副挥霍者的复兴继承人的圣徒形象。米歇尔一九一一年在比利时结婚和安家，就住在那个唯利是图和热衷于上流社会的布鲁塞尔，在那里，聚敛钱财和崇尚名誉地位比任何地方都猖獗。不过，我们可得注意，我们对这种对金钱冒险的兴趣如果不是怀着抒情的心态，那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的，那可是金色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啊！那种在十八世纪德国过时的宫廷中的对纹章的感伤和贵族小集团是令我们着迷的。如果你在四十年中始终坚持不懈的话，你几乎总是能够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的。我的异母兄长擅长于跻身到这个对他来说并不完全了解的环境之中，他希望在其中生活，于是，他让他的孩子们寻到了出色和牢靠的人家喜结连理。我与他在相隔将近二十五年未通音讯之后，于一九五七年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他成功地获得了骑士头衔，这是他为自己及其后代证明了他的里尔的祖父因认为在法国业已过时而加以拒绝的那个头衔。我对此差点儿笑出声来，但我今天发现，对于一个仍然拥有宫廷和一个活跃而积极（即使这种活跃和积极完全是表面的）的贵族阶层的小国来说，因获得一份证明其骑士地位的文件而欢喜雀跃并不比一个法国人因获得荣誉勋位勋章而大肆庆贺更加荒唐。

在这里，我尝试并不张扬地描绘一番在我的一生中起过作用的这个人物。我小的时候，他突然闯入我房间里，可把我吓坏了：这个穿着漂亮的年轻人具有悄悄溜进一个房间的怪诞天赋，他滑步进入，带点舞步（后来我从某些安达卢西亚民间舞的专业舞者那里又看到了这种舞步），这会使人以为他从一位外祖母那儿继承了茨冈人血统的说法并不只是一个家族传说。不过，这个自愿扮演坏孩子的小伙子很早就十分注意礼貌了。他很恼火，他的这个异母妹妹对于他来说已经是玩不到一块儿去了，可是她比他所想象的一般的小女孩还更加沉于梦想，更加一本正经，更加平静安生，特别是这个同我一样长着一张笑嘻嘻大嘴的男孩在这个妹妹面前却笑不起来。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在海边，在沙丘顶上，我在凝神注视着海浪涌起，落下，最后变成一条不停地变动着的长线冲向沙滩。我写下的这句话当然是今天的描绘，不过，那个七岁小姑娘的隐约感知则是一样的，或者比今天我这个老妪的感知更加强烈，尽管她当时没有表达出来。我的异母兄长蹑手蹑脚地爬了上来，我听见一个阴沉的声音在呵斥：“你待在那儿干什么呢？小孩子应该玩耍而不是幻想。你的玩具娃娃呢？一个小姑娘是绝不能没有玩具娃娃的。”我以小孩的那种不屑的冷漠把这个我已经觉得满嘴陈词滥调的小成年人归于蠢材的范畴。其实，他也同大家一样，有自己奇特与深沉的地方。

对他的些微关怀——他感冒卧床的一天给他留下的一朵鲜花——都能让这个神经质的人激动得流下眼泪。我很久之后才弄明白，这种形式的激动往往是那些无以回报而又对别人的馈赠感到惊讶的可怜人的性格使然。另外，我也曾看见他对于一些可以说是亲爱的人不可思议的残忍。他相信“不得好死”，而且也害怕不得好死，想象着自己的亲人们就可能有不得好死的人。在这样一个希望自己在想象力方面没有才气的人身上的这些惊人的概念也许是源自其外祖母玛丽-阿泰纳伊，据说她好像不时地会遇上鬼魂。如同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许多孩子一样，他回答问题时常常模棱两可，但那并不完全是在撒谎：当事先已确信德迪翁-布东老爷车不可能爬到猫山顶上去的诺埃米问到这一问题时，他回答她说他是坐了车子上到顶上去的；其实，他是想说那辆在山脚下坏了后又载着自己的拉干草的马车。另外，他还以一个殷勤的男人和骑士风度捍卫了一个私生女的权益，这个私生女没人过问，她的一个亲人因想谋算其继承权而让她缺衣少食，挨冻受饿。我很遗憾地说，米歇尔借此机会嘲弄了私生女的那个亲人。正如蒙田所说，我们大家都不是完美的。

在我十二岁到二十五岁期间，我没见过我的这位异母兄长。一九二九年，在洛桑，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父亲快不行了，让他回来看一眼。我错了，米歇尔在这之前就让我甭管了，可是，两年零两三个月之前，这个已经身染疾患的人竟娶了一个英国资产阶级中常见的那种感伤的女人，不过，她对父亲照顾得还是很尽心尽力的，她像大家一样认为通知其继子父病子归是很自然的事。米歇尔-约瑟夫回信说，他正忙于在布鲁塞尔盖一座住宅，没钱回来；再者，正值寒冬腊月，风雪交加，他妻子一想到要奔赴瑞士，就因精神紧张过度而病倒了。其实，这个嘴上说应尽孝道的儿子是担心要分摊久病的父亲的医药费和丧葬费，因为他父亲已经贫病交加，而且他还认为深受其父之累。

我本该不再过问这事的，但我的继母，那个认为狄更斯水平一般，而觉得高尔斯华绥小说中的良好家庭关系很令人感动的英国女人则相信亲人之间是可以言归于好的。如同那个时代许多家境贫寒的英国人一样，她曾在欧陆的家庭式膳宿公寓里待过多年，特别是在比利时；她刚刚在伦敦继承了一家小企业，使她得以干点疯狂的事：看到自己在这个国家里以女子爵的身份重新出现。无论是我父亲（我已经说过，他终于被授予伯爵的称号）还是对这种事看得更真灼的我本人，都从未能向她解释清楚过去的子爵封地的地主并不一定就是子爵，而且我明白，米歇尔对这件事也不太看重。另外，我母亲在埃诺的全部地产遗产都被米歇尔交给了一些不明不白的管理人了，它们需要我们去照看。在克里斯蒂娜·德·C对布鲁塞尔感到失望，回到她丈夫一生中最后两年在瑞士安顿下来之前的那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在比利时逗留过几次。我较为经常地在我异母兄长新盖起的宅子里吃饭，那座宅子从上到下摆放着一些巴约勒和里尔家族的家具与肖像，那是米歇尔在黑山城堡卖掉之后不知如何处理它们，就把它们堆放在新屋里的。关于死后的财产分割问题，米歇尔-约瑟夫一直坚持那种长子继承权的简单理论。据说，说真的，他坚持认为死去的米歇尔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潦倒，米歇尔已经通过一些神秘莫测的办法特别赠予了自己的女儿。至于我，那些箱笼衣柜和那些戴着假发的肖像对我并无诱惑。

人们都在谈论性无知，说是社会在离我们很近而又与我们不同，尽管表面上有些接近的时代里有意让年轻人生活在性无知之中，可是人们却没怎么去谈我们大家全都深陷其中的对金融和法律的极其无知；在这些我们的独立、有时是我们的生命所依赖的科学中，我们当中最聪明和最有教养的人往往也都只是文盲而已。我对于这种情况了解得不少，所以我感觉到在这个领域我是无法独自摆脱困境的。我把目标定在巴黎，我的第一本书刚在那儿出版，我不得不遗憾地离开巴黎前往我当时觉得是个迟钝麻木的首都的那个布鲁塞尔；我想的是，住在当地并照管着不动产事务的一个异母兄长将比我更会把那些土地卖个好价并把资金更好地用于投资。还没有一个贤哲跑来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找一个家庭成员始终是个错误，特别是在他与我们之间关系很紧张的时候：最审慎的人也不可能不下意识地在牵涉到我们的事情上加上点仇视或放肆的。不过，我不相信在这件事上有这种情况出现，顶多只是漠然视之而已。我曾参加过我的代理人同一位买主的谈判，那个擅长讨价还价的农民对那个城里的、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的谈判者取得了全线胜利。我本该介入的，可我知道自己不行：一想到要从一份财产中获得好处，也许就必须要受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罪的；那份财产是我母亲和我自己从年金中获得的，而我们却从未操心过要去那片田地上和树林下走一走。一座座农庄卖掉后的钱一半投进由我异母兄长掌管的不动产，一半（米歇尔-约瑟夫没怎么想到要把风险分散）投放到一家旅馆老板扩大和改建的抵押贷款中；旅馆老板是隆博夫妇，三十五年后，在给《苦炼》中的一对布鲁日夫妇取教名时，我想起他们的名字来——投资就有回报，该你的就是你的。

美洲危机的狂风已经在使欧洲“纸牌搭起的房子”颤动起来。不动产银行垮了，而且，由于这桩交易不是有限责任（我当时还不懂“有限责任”是什么意思），我在其中失去的比投放的本金还要多。按隐喻法来说，旅馆也倒了，抵押款只是附带抵押，据说是收不回来的。我做了我两年前本该做的事，求助于一位法国老法律工作者——他以前曾在其他事情上让米歇尔摆脱了困境，在他的一位比利时同行的帮助下，他差不多收回了投给负债累累的旅馆老板贷款的一半。我决定用这笔被一点点蚕食掉的款子让自己过上十多年自由自在的富裕生活，然后再看怎么办。我没有发觉我这样做是在一个变化了的时代重蹈我的两个舅舅在一九〇〇年前后的覆辙，我自鸣得意的这个决定带着些微的一点安全系数让我安度到一九三九年九月。我靠着投放在比利时并由我异母兄长掌管的资金收益过活，本可以多多少少地独立于我没有任何牵挂的一个家庭，独立于我出生之地和我母亲的出生之地，而这片国土至少表面上来看，对我是陌生的。这次投资暴跌了四分之三，这使我回复到了我自己的原样。

但是，即便我还算容易地接受了这一损失——并非因为宽宏大度而是因为没有经验，米歇尔-约瑟夫向我宣布这件事的方式也让我很恼火。他总喜欢用明信片开些无礼的玩笑：在一幅布鲁塞尔大广场的画的背面，他简单地告诉我说我母亲给我的遗产全都化为乌有了，按他的说法，我只能去大街上卖苹果了。（确实，比这更糟糕的行当还有的是。）我没体会出这个玩笑的内涵，那是受华尔街大混乱传言的启发编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华尔街的混乱情况，可我没有看报，我觉得那语气不应该是出自一个主动要管理这些如此容易就失去了的财产的人之口。我收到明信片后没有回复，也没再见米歇尔-约瑟夫，我们之间断绝了一切联络，除了那封宣布纹章消息的信，那是二十五年后的事了，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在这次小灾难之前不久，我同他见过一面，但我并不知道那是最后的一面。那是我去布鲁塞尔看望我继母的同时，不知去他家里签一份什么文件。他提着我的手提箱送我去南站，我要回巴黎，然后去维也纳。那是个炎热的、暴雨倾盆的潮湿夏夜。布鲁塞尔的街巷像往常一样始终是个建筑工地，人们在那儿又拆又盖或改建着什么。车子老陷进泥泞之中或遇上路障，所以晚点了，等我们到了火车站时，我要乘的那趟火车早就没影儿了，下一班要等一个小时。我俩并肩坐着，等着雨下小一点儿再钻出汽车。关在那个被大雨浇着的金属和玻璃盒里，我俩几乎像是两个陌生人在酒吧里似的交谈着。他很羡慕我的自由，可他是过于夸大了我的自由；生活很快使人又建立起一些联系，取代了大家原以为摆脱了的那些联系的位置；不管我们做什么或是去哪里，我们周围都竖起了一道道的墙，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精心竖起的，起先还算是个避风港，不久就成了监狱了。不过在当时，对于我来说，这些事实也并不很清楚。这个早就想与自己的父亲不同的人一直感到他已一下子把自己最宝贵的储备耗尽了：“你说怎么办？我想给自己找点朋友，我总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掐死吧。”我们一致认为这么铤而走险的投资方法只适合穆拉德苏丹去干，但我第一次感觉到在米歇尔-约瑟夫身上有着一些与我并没有多大不同的自由本能，正如他对谱系的兴趣与我对历史的兴趣取得平衡一样，我们不仅仅只是在眉牙弓的形状和眼睛的颜色方面相像而已。

我们还是回到眼前吧，也就是说回到一八八六年，让我们再一次地拜访一下米歇尔-夏尔。我祖父在黑山度过了一八八五年的秋天，对他来说，那是最后的一个秋天了。久久地散步的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他在一个订好的漂亮的练习本上誊抄他的意大利书信，借以消愁解闷，那是他四十年前的信件，他也许在一些地方进行了修改和润色之后，把原信撕毁了。他还草拟了一个他一生的简短经历，以留给自己的孩子们，其中洋溢着不事张扬的诚恳。所有一切都由一个决定往好处看的和蔼可亲的人描写到了。他赞扬了诺埃米的聪明，以及她在社交场上的良好风度。替代死去大约二十年了的那个小女孩的小女儿玛丽，如同他所希望的那样，成了他年迈体衰时的天使，他不怀疑今冬在里尔上流社会，这个年轻姑娘的开端会获得很大的成功。那一年的那个玛丽的一张照片给了这个着了迷的父亲以佐证：穿着绸缎裙子的漂亮姑娘一本正经，明眸中透着一丝快活的光芒，着实迷人。至于她哥哥米歇尔，他肯定地对我们说：“那是个脾气暴躁但心地善良的人。”简历丝毫未提他的两次开小差和随之而来的在英国的七年逗留，也未提到父亲为逃亡国外的儿子的忧心如焚，不过与贝尔特的结合却提及了：“他非常爱她，而她也对他报之以强烈的爱。他们刚给我们添了一个胖小子。”米歇尔-夏尔肯定并不高兴常去看看这个如此企盼的新生儿，图尔奈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太远了，而米歇尔又因禁令而难以回到法国。他真的以为这对年轻男女能生活在持续终生的蜜月之中吗？也许他是这么以为的，这个深思熟虑的人身上有点天真幼稚劲儿。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收到医生的“判决书”了，他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个旧病灶——胃溃疡——已经转成胃癌了，而且当时无法手术，他已来日无多。但是，我们的躯体有着对它自身的一些默默的判断，而且是铭记在心的判断。我在想，米歇尔-夏尔在离开当时为浓荫遮蔽的黑山（但自战争爆发之后大树都遭到了破坏，而今天，又遭到开发商们的蹂躏）时，他向那些参天大树投去了一个在这些绿色植物中注入了自己一部分不朽的人的一瞥。当然，我并不相信这样的一种想法会自觉地沉浸在我祖父的头脑里，更不用说他会把它表达出来了，然而，它却不定型地，几百年、几千年地浮现在所有那些热爱自己土地和树木的人的脑海中。

在里尔，米歇尔-夏尔住进他的卧室再没有出来，房间的窗户挂着镂空花边窗帘，每个星期都得洗一次，因为里尔的烟炱并不放过漂亮的住宅。附近的数家工厂和煤厂的废气烟尘，从空中落下，黏到金色的窗框上，窗玻璃被弄得模糊不清，壁炉的黑色大理石黏乎乎的，仆人怎么擦拭也无济于事。我像为我的一位叔伯祖父所做的那样，可以自己问自己他在想些什么：他是否在脑子里抚摸着一块遗留在罗马郊外的古代大理石的光滑碎片，或者一个容易让外国绅士上手的漂亮村姑的褐色酥胸，而那粉红色的乳头在颤动、变硬，肉体的灵活与大理石的岿然不动形成强烈的反差。他还在想他的那些一个五月的命定之夜的同学们和陪伴他们在凡尔赛郊游的轻浮女子们吗？也许他什么都不想，只想着他的那个死神已住入其中的胃的隐隐作痛。另外，他那疲惫的身躯还受到风湿病的折磨。

他独自一人住在夫妻二人的那间大房间里，诺埃米住在隔壁，一来是为了让病人可以好好休息，二来陪着一个病入膏肓的躯体很不舒服。那间漂亮的卧室有一股马厩味儿，米歇尔-夏尔听信其马车夫的话，认为马尿是治风湿病的灵丹妙药，因此，他让人在他床底下放了一只大盆，装满了这种氨臭的液体，而且他还不时地把他疼痛僵硬的右胳膊偷偷摸摸地浸在那只大盆里。

在这段日子里，诺埃米忙得不可开交：她得随时叫人去药店或草药店；如果病人突然感觉不妙，她得让人去找那个医生，并叫来其他医生参加会诊；她得去公证人那儿——那是一位老朋友，或者让他悄悄地到楼下客厅，弄清是否一切安排就绪；还得悄悄地接待裁缝，预备自己的和家里人的丧服。但她主要操心的是监督充当看护妇的修女们，她得阻止她们把时间浪费在捻念珠或在病人床前念弥撒经本，而把照料病人的事全推给已忙得精疲力竭的女佣们。（这些头戴修女帽的村姑很讨厌，喜欢支配仆人们来为她们做事。）有的时候，则完全相反，修女们忘了身份，跑去配膳室偷吃的，令诺埃米深感不安。一个修女往往借口去找托盘溜到厨房里，把她显然是装眼镜、毛线活儿和经书的大篮子装满糖果。诺埃米肯定地说她不止一次发现她们这么干；上浆的修女帽和胸前那金属十字架根本没有减少她对用人们——此刻，修女们也算在用人之列了——的怀疑，她因此而忘了染头发（按她的话来说，清洗一下头发），而她原是用浓咖啡煎剂每星期染一次的。

天生的护士玛丽以她十八岁的妙龄给这间卧室添加了点欢快与活力，没有谁能像她那样擅长于把枕头拍拍松或说服病人喝一口奶。父亲快不行了的时候，米歇尔冒险跑到里尔，当局私下同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人会去一个如此深受敬重的父亲的灵床前抓一个逃兵的。不过，来访者也是谨慎行事，一步不离父亲的房间。临终前的一天，米歇尔-夏尔用他那僵硬的手指艰难地把嵌在硬石座上的镌有徽纹的戒指弄下来——那是从米歇尔-多纳蒂安那儿继承下来的，同时还把雕刻着老年奥古斯都头像的那个漂亮的古老浮雕玉石戒指弄下来，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他又朝放零碎杂物的盘子点头示意，那上面放着在英国买的那只精美昂贵的表。

父亲逝世的第二天，米歇尔一大早就听见有人敲门。他身子躲在门后，探头二楼栏杆外：也许是殡仪馆的职工前来量尺寸的。不，来的是里尔上流社会的一位贵妇，住在同一条街上，一大清早前来吊唁的。诺埃米穿过门厅上前迎接。

“啊，我可怜的诺埃米，你的头发全都灰白了！”

“是伤心所致，我的好阿德丽娜，是伤心所致。”

米歇尔在巴约勒的葬礼之前便走了。据我异母兄长转述的一个传言（也许全都是他自己编出来的），米歇尔-夏尔立下遗嘱，在里尔慈善院为穷苦病人捐款设了一张床，条件是他儿子有一天必要时能被接收并照料到死。用这些词语立下的这样的一个遗嘱让人感到一种十七世纪而非十九世纪的味道。不过，不管怎么说，米歇尔无需利用这一遗嘱，他命中注定要在瑞士的一家诊所风风光光地死去。但留给这个浪荡公子的那一份遗产倒确实是由一个家族委员会监管着，该委员会由诺埃米主持，她的公证人们协助她。这么做的借口是米歇尔不可能很快返国，因此也就无法管理自己的财产。这个困难没有像大家认为的那样持续太久，一八八九年，一道出人意料的大赦令向米歇尔重新正式打开了法国的大门。但是，无论是诺埃米发号施令的里尔还是黑山，都不能吸引他；另外，图尔奈是个偏僻之处，他曾经住在那儿只是为了取悦一个现已不在了的人，他在那儿只用了三个月便耗尽了各个城堡和豪宅的上流社会的风采。诺埃米每一季度随一封尖刻的信寄给她儿子的钱足以使年轻夫妇一心想着换个去处了，在其父死后到贝尔特去世的那十三年中，米歇尔仍凑凑合合地在闯荡着。

如米歇尔-夏尔所说，贝尔特家族很古老，像传奇般地古老。卢瓦·德·L男爵因自己的贵族头衔而自鸣得意，必要时，也就是说经常地，他也从其中得到力量。他老说自己母系的祖先是查理大帝，也就是说，他是高大的贝尔特的后裔；大家听了总觉得可笑，这种笑有时候是出自对历史上的那些伟人的过分夸张的尊敬，大家很难想象这些伟人的后代的后代竟会像说话的这位先生这么平庸。查理大帝的曾孙女——法兰西的朱迪思嫁给了一位佛兰德的伯爵，死后葬在圣奥梅尔，留下了自己的几滴骨血在当地的一些默默无闻的封建家庭，还有一点骨血肯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落入不知名的农民家里了。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的女儿埃泰尔吕德也是这样，她也嫁给了佛兰德的一个伯爵，这个伯爵是游牧民族入侵的那个时代的人，而卢瓦男爵就是他的第二十七代孙。这事尤其证明了佛兰德与英国的渊源有多么深。

对于一个富于幻想（而男爵是不乏其幻想的）的人来说，感到历史的轴就是从自己身上穿过是颇觉惬意的。朱迪思和埃泰尔吕德使他处于尴尬境地。米歇尔在家庭中那些经常不断的争吵时刻，总是指责其岳父不是继承其先人而是从其先人滚落下来的；他的这种指责是极不公平的，男爵并非滚落而下，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一种终身性。在比往日的加洛林王朝时代更近的年代，他的曾祖父流亡荷兰后去世，他的叔伯祖母刚刚四岁，便与全家人一起被投入杜埃狱中，罪名是参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前贵族反对共和国的阴谋。他的正统主义与上代人很相像，一个侍弄得很好的马厩就是这个不爱奢华的人的最大奢华了，他的那些骏马都随时准备好，只等亨利五世决心收复自己王国的那一天，他能有幸在法国的第一个驿站恭迎御驾。但是，十六世纪的法国历史是那么的复杂，以至于男爵对白色旗帜的那份激情长久地与他对拿破仑三世政权的忠诚结合在一起。他先后当过帝国海军准尉、边境军区四十八团上尉，然后当上了本土步兵营营长。在格拉沃洛特，他被远程大口径火铳的弹片击伤大腿，后来总是很自豪地拖着腿走路。无赖们的上台激怒了正统主义的他。在费埃，每年七月十四日都要排放一次污水秽物，他就冷眼看着那些仆人或农场工人干活儿，他觉得他们是可以选择在村中广场上装饰着三色灯笼的小咖啡馆休憩而无需去干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儿的。

玛丽-阿泰纳伊站在这个有点僵直的矮个儿男人身边，一点也不比他矮，显得光彩照人。我在别处曾经说过，北方家族的西班牙化充满了传奇故事。不过，在这个高挑苗条、身轻体健的女人身上，纯净的血统是显而易见的。她的远祖在十七世纪，在沙米伊先引诱后抛弃那个葡萄牙修女的时代，曾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打过仗。男爵夫人的曾祖父比玛丽安娜·阿尔科福拉多的情郎忠贞，把他的玛丽-约塞法·雷巴克·巴尔卡作为合法妻子从塞维利亚带回家来。男爵夫人的某些崇拜者眼光注视的是南边，是格拉纳达和圣山洞穴的方向，他们认为他们的偶像的祖先是茨冈人，她的气质证实了他们的这种假设。一个世纪以前，另一位祖先，杜埃城市民，名叫莱斯帕涅尔的，这个不带贵族称号的普通人名使他得以成为查理五世或菲利普二世一名被遣散的士兵，或者成为亚麻和羊毛生意红火时期在前佛兰德安家立业的那些外国商人中的一个的后裔。

在灰烬中燃烧着的所有这些西班牙特色给予玛丽-阿泰纳伊的不是纯粹的美丽而是一种动物性的光彩。米歇尔喜欢说某些影响似乎深深地与地域联系在一起。黑山使他觉得那是注定使家庭不和、亲人反目的地方；相反，维纳斯则主宰着费埃城。节俭刻苦的男爵自己就倾向于维纳斯神。玛丽-阿泰纳伊非常嫉妒这个她好像并不在意的丈夫，尽管她与他生有七个孩子。有一年夏天，她邀请了一个阿拉斯的表亲来玩，因为她年轻守寡，需要散散心。没过几天，男爵夫人突然走进这位女亲眷房间时，竟发现自己的丈夫倒在这个金发女子的怀里。玛丽-阿泰纳伊没有多看这对情侣一眼，随即走向衣橱，猛地拉开橱门，抓起一条条裙子，一双双鞋、一顶顶帽子，扔进这个轻浮的表亲的大箱子里。当男爵悄悄溜出去后，金发女子扑上去抢自己的东西；二人随即又扯又骂起来，只见女客人的几件梳洗用品被扔出了窗外。玛丽-阿泰纳伊叫来仆人捆好箱子，备好马车，然后，挽住女客人的胳膊一直走到马车踏板前，顶多只给她留了捡起落在草地上的一把梳子和一个银柄镜子的时间。

米歇尔记得曾看见她扇过一个手脏兮兮的伺候用膳的男仆的耳光，可不一会儿，她又把这个男仆叫来，把剩下的白兰地赏给他，让他去与下人们分享。这个暴躁女人的孩子们倒是挺喜欢她，但对她又不抱任何幻想。一个晴朗的夜晚，男爵邀请了一位乡下表亲吃饭。大儿子博杜安从衣帽架上取下客人的外套和帽子，怪模怪样地穿戴上，溜到露台上，正好玛丽-阿泰纳伊像通常那样在那儿抽雪茄，他上去亲热地搂住她的腰肢，等他看清是谁时已挨了一耳光。

男爵夫人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像她一样光彩照人，但却并无明显的西班牙特色。两个小女儿玛德莱娜和克洛迪娜的模样要粗俗一点，尤其是克洛迪娜仿佛她的名字让她遭了厄运似的，走路有点跛行。最后，最小的女儿，可以说是属于另类，还是个戴围嘴的婴孩。

男爵想以自己的样子来塑造儿子们，但他失败了。博杜安是个粗犷的好小伙子，他对父亲的政治激情毫不苟同，当然，除了大家都一致针对犹太人、新教徒、共和派和外国人所采取的那不可避免的立场。他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个正直的人，他无疑在布汶风光过，或在更近的一些时期，在边境军区的四十八团风光过，但是，他那乡村绅士的生活使他逐渐沉湎于打猎，在小咖啡馆里喝啤酒和与村姑们上床，不过，尽管如此，他却玩得并不十分过分。他说话粗俗是有名的，属于那种轶闻趣事不断的人，所以要想描绘他，每个章节都可弄成一种轶闻集。

我只举一个家里常常讲的例子。X伯爵是个右翼议员，新近荣膺贵族头衔，也许还是教廷的什么头衔，不过他的身份地位是无懈可击的；他是多家煤矿和纺织公司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在离费埃不远处拥有一处产业，如县里的报纸所说，那是该地区的一个宝。把自己的女儿嫁到这个背运的但可以说往日的风光远胜于他的人家，伯爵并不会感到不高兴的。他邀请了博杜安。他家的豪宅富丽堂皇，除此而外，还专门雇有一名神甫在一座崭新的哥特式小教堂里做弥撒，并教授屋主人的公子拉丁文。神甫是个精明之人，所以主人认为让他悄悄地去了解未来女婿的思想、计划以及情感是有好处的。一天晚上，二人单独在一起，面前放着一瓶陈年白兰地，神甫借花献佛，毫不吝惜。几杯酒下肚之后，神甫认为时机已到，便开始夸奖年轻人，夸赞他受的教育，他的道德品质，而且还谨慎地夸赞了一番他的风采。

“啊，我么，神甫，”博杜安又喝光了酒杯里的酒后说道，“只要她有钱……”

米歇尔认为在其内兄身上的粗俗中看到了一种乡村绅士的媚态，他有点是因为胆怯有点是因为自傲地说些下流话，以证明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没有办法。他颇有道理地在这个人身上看出一种犬儒主义哲学，此人对生活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逍遥自在地在混日子。然而，博杜安在家里人中却是有着一些潇洒的好榜样的。在上一代人中销声匿迹了的古怪之人伊代斯巴尔叔叔就同一个村妇和睦地同居了二十年。大家说服他，让他把她造就成一个诚挚的女人。一天早晨，婚礼的钟声敲响了，伊代斯巴尔出现了，他穿的衣服和鞋像是要在公园的泥泞小径上兜一圈似的，旧衣服纽扣上还插了一朵花，胳膊让他的心上人挽着，后者穿了一条崭新的裙子，是在里尔定做的。新郎左手腕上绕着三股一条的狗链子，牵着他的三条爱犬。在教堂门口，他寻找着能把他的阿佐尔、弗朗波和公爵夫人托付给谁的那些小孩，他终于锁定了他认识的一个小顽童，把狗链子交给了他，婚礼结束后再把它拿回来。

男爵想起自己在帝国海军当准尉的风光日子，便把自己的小儿子送到“博尔达”号上去了，这样做有点是为了让小儿子从这种轻松随意的氛围中走出来。但他的视力太弱，无法在军舰上求发展，所以被弄到商船上去了。但是，费埃城的维纳斯精灵一直庇护着他，直到他们公司的所在地波尔多。在第一次当船长时，在启航驶往巴西前夕，费尔南把一个化装得很好的年轻女子弄上船来当小厮。这个莎士比亚式的喜剧片断使他丢了职位。后来，他当了很长时间的副手。得到宽恕之后，在大战期间，他驾船运送过一次军队——他驾驶着运兵船在爱琴海的小岛和珊瑚中间穿来绕去，感觉自己是“在摸死神的乳房”。但是，死神表现得如同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他染上疟疾后，来巴黎调养，那是一九一六年，我比较经常地看到他，那个沉闷但粗壮的人，外表很冷漠，或者不如说是脸老紧绷着，他用一种平和的语调讲述着加利波利的恐怖。停战后，他退休了，同他那位长期以来陪伴着他的每次休假的美人儿隐居到西南部地区一个小城中去了。

在他只是偷偷潜入其中的那些年里，米歇尔对费埃城还是很满意的，城中的街面屋墙没有遭到任何人的毁坏，而且，在那儿，只有喜欢园艺的男爵一人痴情地但却并无品位地在照料一些并不繁茂的花坛。这座外表并不像是一座封建宅第的房屋倒像是一座要塞，因为居于其中的人总是在击退攻击者：游廊上架起了一只望远镜；当一个讨厌的男人或女人的马车出现在林荫道尽头时，大家各就各位，直到入侵的男人或女人放下一张名片走了之后。每天上午，大家为亨利五世而练习骑术；晚上，全家人一起玩游戏自娱。玩寻找隐藏物的游戏时，总是男爵夫人胜出，她步伐坚定地说是“有个人”在引领着她往隐藏物处走去；玩抽牌游戏时，如果点数组合不妙，她就作弊，手法还相当高明。

米歇尔在伦敦兴趣盎然地看过无数次催眠术表演。一天晚上，著名的催眠师皮特曼在一个音乐杂耍大剧场的舞台上献艺，他按惯例叫几个自愿者上来配合演出。米歇尔看见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便以几乎是机械的步伐走上前台的梯阶，但上台之后，却是一场“决斗”。米歇尔感到自己正准备屈从于这种莫名的力量——他想屈服了，但却不由自主地在抗拒着，于是，也用逼视的目光回敬着催眠师紧逼的目光。他肯定地说，在那天晚上之前，他还从未明白眼睛的魔力竟如此地强烈，它们不仅折射和反射物体，而且还在证实只显露在那上面的灵魂的神秘力量。皮特曼坚持了十分钟，然后一把把米歇尔推开了：

“这人不行。下一个……”

后来，米歇尔发觉自己也稍微地有了点巫术的天赋。在费埃城每天晚上的游戏中，他就给大家施催眠术，但男爵除外，他从不参加他们的游戏。玛丽-阿泰纳伊不肯承认自己被催眠了，为了向她证实，他又让她入睡，并强迫她脱掉了那双十六只纽扣的靴子和苏格兰长统线袜。男爵夫人醒来后，发现自己光着双脚，羞得满面通红，嚷叫着逃走了。

似乎从圣山那儿继承下来的能力也使得玛丽-阿泰纳伊能够看见鬼魂。晚上，在花园里溜达时，她曾多次遇上两个鬼，她认为那是往日的魂灵，或者也许是未来的魂灵？今天，我倒觉得后者更有可能，不管怎么说，在一个鬼魂可能让人害怕的地方，那两个手挽着手在小径上散步的鬼却让人好笑，正如家谱（而且还是真实的家谱）让人好笑一样。大部分人的想象力还不至于跑得这么远。

可是，一八八九年，米歇尔和贝尔特在蒙特卡洛租住了一个小别墅，男爵夫人在那里做了她最精彩的预知力的表演。她是去那儿看她的大女儿和女婿的，二女儿加布里埃尔此刻正让她忧心忡忡：加布里埃尔坚决要同丈夫离婚，后者是里尔的一个富户，但十分吝啬，是许多有名的暖房的拥有者，喜欢花胜过喜欢女人。加布里埃尔像姐姐一样美丽而喜爱运动，像母亲一样高贵而喜欢奢华的生活，她忍受不了一个惜财如命、连化妆品都舍不得替她买的丈夫。这些消息令费埃城的人黯然：男爵是从来不提这些事；对爱情的疯狂十分宽容的玛丽-阿泰纳伊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离婚会使她觉得丢丑，认为那是一种全新的反叛形式。加布里埃尔是否欺骗自己的丈夫相对来说并不重要，而M先生（我改变了其姓氏的起首字母）和他妻子不再一起生活，不再姓同一个姓，却让这位死时将要穿起圣方济各第三会袍子的母亲深感不悦。玛丽-阿泰纳伊想起加布里埃尔时心里总交织着一种焦虑和恼怒。

大约凌晨一点钟，在蒙特卡洛的那幢小别墅里，夫妇俩仍在自己二楼的房间里酣睡着。玛丽-阿泰纳伊住在三楼，在他们上面。楼梯上的脚步声惊醒了贝尔特和米歇尔，米歇尔还没来得及点燃蜡烛，房门下就现出一条长长的影子来。房门启开，男爵夫人出现，她身穿白色长睡衣，手里拿着一只烛盘，蜡烛的小火苗在晃动着。米歇尔立刻想到麦克白夫人。夜游人坐到他床前，以一种失真的声音说道：

“加布里埃尔病得很厉害，我必须立刻回去照料她。”

“您在做梦，男爵夫人。回房去睡吧。”

她似乎没有听见这句答话，慢慢地站起身来向房门走去，衣橱的穿衣镜和壁炉上的镜子相互映照着她长长的身影和她手中蜡烛的光亮。她随手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只听见她走上楼去的笃笃声，随后，又听见楼上有拉动重物的吱嘎声，水倒进盆里的声响，不一会儿，又听见哗的一声把水倒进马桶里的声音。这之后，一片寂静。贝尔特和米歇尔决定继续睡觉。黎明时，米歇尔上了三楼。一点动静也没有，玛丽-阿泰纳伊的房门敞开着，她的大箱子装了一半东西，放在房间中央，周围是一些散乱的物件，马桶里装满了肥皂水，在凑合着整理好的、铺着她的有绗缝的棉被的床上，玛丽-阿泰纳伊穿得好好地睡着，双手抱着她的雨伞。吃早餐时，桌上放着的一封刚收到的电报告诉他们，加布里埃尔得了伤寒。

如果加布里埃尔死了，那这个轶闻则会更令人惊诧的。金发的加布里埃尔病愈了，也自由了，便来到贝尔特和她姐夫家里，她的离婚也许已经办妥了，也许是快要办成了。十年之后，姐妹俩相隔四天相继去世。

1. ✑ 法语中，“跛行”（claudiquer）与“克洛迪娜”（Claudine）发音近似。

正如与莫德度过的那七年一样，米歇尔新灾难的那十三年（如果从图尔奈的婚礼算起应是十五年），他只是隐隐约约跟我提到，某些地方说得很详尽，但却存在着许多的空白，对那些意外事件或那些波折变故都既不说明原因也不讲明具体时间，因此他所叙述的生活经历缺少连贯性，无法去追根溯源。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印象是正确无误的。这些年月似乎随意地散落开去，就像水流一样忽而翻滚湍急，忽而滞留不动，在这儿那儿形成一些水洼和沼泽，而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最终都被大地吸去了。

严格来说，逃亡英国可以解释为因艰苦爱情所累，可以解释为是想离家人远远的，或者单纯地是因英国生活的魅力所致，那种魅力只要你尝过一次便欲罢不能。在随后的那段时期，米歇尔相反却白白地度过了。一开始，为了取悦自己的父亲而签订的那个婚约没有让他在任何地方固定下来，也谈不上成家立业，因为这一词语牵涉到建造一个坚固的社会大厦或类似这么个意思的东西，对于他来说，这并非易事，想有一个固定的职业或一个名正言顺的社会地位也不太可能，也不牵涉到那些将在米歇尔成熟时期之末和老年时期的思想活动。似乎有三个人在十年中在令人想到图卢兹-洛特雷克灯光照明的一种灯光之下，随着时尚的华尔兹舞曲在溜冰场上滑行，从奥斯坦德到斯海弗宁思，从巴特洪堡到威斯巴登，到蒙特卡洛的石膏涂层天花板的花饰赌场，他们没有错过一次化装舞会，一次花会，一次巴黎剧团在泉城剧场的演出，一次盛宴，也没有错过一次马术竞赛——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是这种马术比赛中的佼佼者，经常获奖，他们尤其没有错过一次有枝形吊灯照明，有金融家在那增光的那种晚会，在那种晚会上，你会很高兴地看到威尔士亲王在你旁边总下注在他所喜爱的四张同点的牌上，看到菲利克斯·克鲁尔在玩纸牌。

至少直到尚很遥远的那一天，也许是已经凄惨的那一天（在乌克兰，有一年的冬天，严寒像一把长刀似的插入米歇尔的身体，冰冷刺骨）之前，在他的记忆之中，没有一丝可以为那些鲁莽行为作为风景背景的东西；对于这姐妹俩来说，在国外的生活似乎只是对土著人怪模怪样、女人们的奇异服装、饮食习惯的怪诞以及其他等等一长串的玩笑而已，大家可以把在小剧场或带歌舞杂耍的咖啡，馆里听到的有关这些题材的所有陈词滥调突现出来。（“在德国，他们没有这些。”）每年相继乘坐自己的小游艇佩里号和班什号去呼吸远海的海风与空气是他们每年一度的一个节日，可是他们却根本没有看见荷兰、德国或丹麦那候鸟栖息地的岛屿的荒凉野景，也没有看到弗里西亚群岛的那些小港口的古老风情。那年在荷兰的吕伐登，包括博杜安在内的那三个形影不离的人于某个星期日下船登岸了，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立即来了兴头，忽而用从手提箱里取出来的撑得很开的撑裙褶腰垫和巴黎女服的沙沙声响来刺激土著人，忽而又用她们的海员妻子的不整衣冠来逗引他们。那一天，为老水手公寓进行了一场募捐。人们请求他们参与这件善事。博杜安说服或者说激将他的妹夫同他一起在拜神时刻站在庙门两旁，手里托着一只饭碗，他坚信这种滑稽动作定能逗引善良的荷兰人开心，让他们慷慨解囊。实际上，两只碗还真的装满了铜币，甚至还有几个荷兰盾。另有几次，博杜安打赌吃东西：男士们每人拼命吃下自己的那份三十个煎鸡蛋的食物，看得游艇艇长、一名水手、见习水手和几个农民以及那两位女士不停地鼓掌。

在赌场中，因无所事事而参赌的人与嗜赌成性的赌徒季节性地重聚于始终是绿色的赌台前，在这种半上流社会的氛围中，有着一种“成层现象”：上流社会的人在这嘈杂混乱之中只认另一些上流社会的人，也只跟他们打招呼。但是，在这种场合，最真实可靠的贵族纹徽也跟村妇衬裙的附件似的不值钱；金子和钻石都像是假货似的被毫不吝惜地下注。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对其他女人的钻石首饰，无论真假，都记得十分清楚，她们在巴特洪堡见过那些首饰在闪亮，有时又在蒙特卡洛另一些女人的胸前看到它们。巴黎大旅馆和赌场的私人客厅在这种各种阶层混杂的环境之中组成了一个贵族阶层，大家都在尽心尽力地打扮，但是正统的女人对于由国王或总统们养着的大交际花式妓女的千姿百态表示举手投降。一天晚上，美人儿奥特萝与埃米利安娜·德·阿朗松争斗起来，起因是要证明在其生涯中，这两个夫人中的一位比另一位挣了更多的珠宝首饰。体态丰满的奥特萝十个指头上全都戴着戒指，手镯从手腕一直戴到胳膊上端，项链在肉色的胸前相互碰击，低领下面的那一点点胸衣上别满了首饰别针，以致别人都看不见胸衣衣料了。她就这样大模大样地在各个赌台中间穿行着，由于无法在屁股上也戴上钻石首饰，她就让女佣跟在身后，让女佣穿着不袒胸露肩的连衣裙和围着绣花的小围裙，上面缀满珠宝首饰，以代替女主人的臀部。

这种生活的妙趣源自于邮局来款的迟早和偶然性的出现，源自于由公证人盖印的那只信封到达之前的周末或季度末的痛苦折磨；赌桌上的“千差万别”有时就像坐过山车的感觉似的。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有时候得把自己的晚礼服卖给服装店，哪怕是等口袋和钱包又鼓起来之后再重做新的，或再卖掉新做的礼服。在威斯巴登，手头颇为拮据的一天，那三个形影不离的人决定干一票大的。两位女士在回法国之前，在裙子的皱褶里面缝上了无数的小包白粉，到了边境的另一边，那可是以黄金论价的。米歇尔那天晚上吓得心老是怦怦直跳。

在考虑去哪儿倒卖这些魔粉时，他们求教了过去的三个里尔姐妹（不过，后者也许是杜埃人或阿尔芒蒂耶尔人），她们以前曾干过这种买卖。

这些阴谋勾当的牵线人，这些在情况紧急时便割断联系的普通的傻瓜似的帕尔卡是三个老姑娘，其中至少有一个在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的年代中曾经结过婚。她们开始干的时候纯属无辜。她们先是当女佣，后来开始在法国北方的一处海滩上支个小摊，卖点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什么玻璃瓶装玩具兵舰啦，什么浴帽和明信片啦。现在，她们在奥斯坦德有一家豪华的小店，在蒙特卡洛还有一家，而且在威斯巴登投资建起了第三家。在她们的店铺上面，她们租了一些房间。我怀疑她们在不得意的那会儿，曾经稍稍沉湎于那种大约在同一时期让萧伯纳的华伦夫人发财致富的利益极大的生意，而且我也怀疑她们像她们的那个英国女竞争对手一样曾经天良未泯地讨论过这一行当的优劣。她们每年都从这个店跑到那个店去，坐的是三等车，而且，为了省去住旅馆的钱，坐的还是夜车，或者，偶尔也住一夜旅馆，那么三个人就凑合着睡在一张床上，横着睡，并排放三把椅子，把腿和脚搁在上面。她们长得很丑，生活简朴，粗茶淡饭，按她们的方式来说还算诚实，可却完全不顾廉耻。她们也不虚伪。“您知道，先生，”三个老姑娘中话最多的那一个对米歇尔说道，“为了谋生，除了卖笑卖身，没有别的。”米歇尔在她们周围又看到了一点利物浦那家“黑店”的气氛，不过，它却被法国村妇的精明头脑给改变了。到了时候，她们也会作为他的债主，让他随后加倍偿还的。

在这三个老女人的诡计当中，也有一些不是故意的，有人以为这是出于对职业的爱而设计出来的，因为这些诡计也不会带来多大的利益。不过，对于这三个老女人来说，是不存在小利之说的。她们把一只纸箱子装满高档内衣，每一件都用薄纸包好，写上住在豪华旅馆中最好的房间的人的姓名。某某夫人没在这家商店买过什么东西，便对侍者说送错了，这三个老女人中的一个马上上楼致歉（侍者是串通好的），并趁机吹嘘自己的商品。被看中的女顾客很少不把纸箱子里的内衣全部或部分地留下的。这三个帕尔卡很快便发现年轻漂亮的加布里埃尔干这一行非常得心应手，在女士们面前比她们更加成功，而且有时候还能说服为太太们购物的先生们下定决心。加布里埃尔把头发披散在脖颈上，拖着乡音，装出被那三个老女人役使得疲惫不堪的女裁缝的痛苦状，而且还是个被情人抛弃的痛苦女子的样子；什么都用上了，连胸衣上的别针都别上了，脸上还抹了挺厚的脂粉；为了说服女顾客，她同意穿上薄透的晨衣和带细褶的外衣，帕尔卡们答应因此而给她一笔佣金。当天晚上，她前来与米歇尔和贝尔特刚刚认识的X太太在餐厅一起用晚餐，脸上抹了厚厚的脂粉，头发烫成小卷，穿着紧身褡，袒胸露背，手指上、脖子上和耳朵上戴上了那个里尔业余园艺家丈夫留给她的全部钻石首饰，因而面貌大变，以至于X太太都看呆了，心里不停地在猜测，这个同楼层的雍容华贵的邻居到底是何许人也。

1. ✑ Parcae，希腊神话中掌管生死和命运的三女神。

非常喜欢同女人生活在一起并为女人而生活的这个男人没有什么男性朋友，除了几个他视为半是知心朋友半是良师的神职人员而外，任何闯入其生活的男人都被他当作讨厌的人或者是情敌。凡尔赛的萨利尼亚克·德·费奈隆是同志而非朋友。罗尔夫从来都只是个碍事的男人。滑稽的是，那种断然拒绝男人在场的主要的也是最后的例外又是个匈牙利人，不过在流亡伦敦的犹太人小餐馆老板之子和加入那群形影不离的人的奢华的匈牙利人之间，无法比较。

加莱男爵（这个名字是我杜撰的）年轻时曾在布达佩斯上流社会风光过；他在维也纳宫廷十分显赫，据说曾穿过一个匈牙利骑兵团的军服，并且还挥刀杀过敌。但这个光辉历史早就被一种嗜赌如命的赌徒的传奇代替了，他在赌场上的激情可同从前其祖辈与土耳其近卫军士兵酣战时的拼命劲儿相媲美。在欧洲所有的赌窟和赌场里，人们都曾见过他，口袋里装满金路易和旧纸币，慷慨大方而非显摆儿地扔一张大票给替他叫车的小厮，不过，那也是因为他喜欢金路易而不喜欢纸币，他总觉得纸币太脏。有人还看见他输掉过其喀尔巴阡山地区的一两处小庄园。大家只知道他就这么个恶习，不过，即使他还有其他恶习的话，也被这个恶习给吞吃掉了。这个像匈牙利人而且像绅士似的能喝酒的人从未醉倒过；这个完美无缺的骑兵对于贵夫人和妓女都同样是既轻蔑又彬彬有礼的。米歇尔钦佩这个恶人兼大老爷的潇洒放浪，但一种礼仪的根子在阻止他仿效此人。在巴登，一个德国女人，系附近的一个女城堡主，在搞慈善事业。她听说男爵（她稍有点认识他）昨天让庄家输了个精光，她心想这个时机很好，可以请他为一所学校或收容院赞助一下。她去他下榻的大旅馆求见，匈牙利人的仆人便把她领到主人的小客厅里。先生在睡觉，在喝咖啡，在洗澡，如果夫人愿意等待的话……隔壁传来一声匈牙利语的怒斥声。突然，门开了，加莱赤身露体，浑身滴水地躬身去吻德国女人的手：“您想要我干什么，迷人的夫人？”德国女人匆忙逃之夭夭。

这两个喜欢惹恼别人的人相见恨晚。加莱的生活全集中在唯一的一种狂热上面，完全与其他的一切脱离开来，飘忽在虚空之中，这正对米歇尔的胃口；而匈牙利人在这个法国人身上看到了他自身暴力的某种东西，也许是他自身孤独的某种东西。在赌台前，一个输了，另一个便接济他。骏马是二人的另一个共同爱好。加莱不屑于驯马场的马，但那三个形影不离的人却骑着自己的马旅行。有一天，在一个德国火车站，一个托运员拒绝让马匹上挂在米歇尔要乘坐的那列火车上的一节车厢。米歇尔顿时火起，抓住那人的领口，把他从柜台后面拽了出来，扔在大厅的地板上。加莱同米歇尔骑马在林中道上散步或沿着海滩飞奔一段，两个女人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也骑马跑了一阵。两姐妹觉得他仪表堂堂，器宇轩昂，但贝尔特的骑术却让他不以为然。

“夫人，奥地利王后的骑术很差劲儿。她很美丽，这是不用多说的。当然啰，她胆子很大，在英国，还很难找到一个男骑手在跨越障碍的胆量方面可与之一比高下的。但您可别学她，一个女人没有权利像男人一样，像马一样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扭断脖子，送了性命。”

贝尔特很生气，特别是米歇尔还在替匈牙利人帮腔，不过她还是接受了这个男人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的话，要是他换一种口吻她就不会接受了。

十月份的一天，米歇尔对他的朋友吐露，他这一个季度输得精光，而且还欠高利贷者下个季度的钱。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加莱在乌克兰有一块田产，是他外祖母家留下来的，碰巧尚未卖掉。建筑物主体旁有一个种马场，由一个英国人掌管，他从前是个赛马骑师，可匈牙利人加莱对他已不再信赖了。三个形影不离者可以在那儿住上几个月，直到米歇尔经济上恢复元气为止；加莱则会在冬末来找他们，他每年这个时期都要到各处亲戚家绕一圈，希望从他们那儿捞点什么。（如他所吹嘘的，他已经“吃掉了”他姨妈中的两位了。）这个很刺激的计划颇令米歇尔及两姐妹开心。三个人没完没了地沿着多雨的德国和严寒冰冻的波兰铁路线旅行；在乌克兰，在各处小站上，一阵卷着雪片的旋风通过虚掩着的车门刮进靠一盆炭火取暖的各节车厢，米歇尔以为是从托尔斯泰的小说中跑出来的一些农民在帮忙清扫路轨。

在基辅，他们在一家法式豪华小旅馆待了几天，这类小旅馆是由一个什么大公的管家开的，当时在俄罗斯生意非常红火，旅客们在此住得十分惬意。两姐妹又从巴黎小报上找点针对土著人的玩笑四处传播，但是生活改变了调门儿，已不再是带滑稽杂耍的咖啡馆的那种陈词滥调的标准了。对于米歇尔来说，所窥见的这个俄罗斯是从前的一个基督世界的启示，这个基督世界在这里像一盏灯似的点燃着，而在西方则已熄灭了几百年了。这也是被两种状态的边缘所攫住的一个亚洲。他像一个在汹涌浪涛中游泳的人似的屈从于宗教颂歌那强大的声音。他怀着那种重新发现被遗忘的动作和生活模式的心情看着那些朝圣者吻着东正教圣像前的地面，嘴里不知嘟哝着什么地在画十字，哭着在把嘴唇贴到金底上画的那些圣像面部或大教堂的地下小教堂里陈放的圣人们的干瘪的手上，信徒们在圣人们躯体前列队通过，如同有一天他们的孩子们将在列宁的遗体前列队走过一样。米歇尔对教堂的那些金色大圆顶怎么也看不够，它们似乎是被祈祷的热气吹鼓起来的，像一些被抓住的气球一样鼓胀，或者像乳房似的硕大硬挺。一些马车穿过封冻的那条河，在堤岸上搞的市场里，他看着一个鱼贩子伸直胳膊举着冻僵的鱼在叫卖，看着奶制品商贩在用斧头砍一大块白色奶酪。他将永远也不会忘记犹太女子的丰姿韵色，也不会忘记那些穿着欧式服饰的女人的奢华，她们坐在雪橇上，雪橇由一些头戴皮帽的车夫驾驶着。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他似乎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并记住了这个世界除了时尚的海滩和赌场大厅以外的一些东西。

加莱的那片田产离基辅有几俄里，同样也具有魅力及其惊人之处。除了喂养得很好的马匹而外，那儿的一切全都脏兮兮的，令这几个法国人发现俄罗斯人的惰性有多么严重。他们住在主人还算豪华的套房里（大刀、长沙发和土耳其地毯），位于一种很长的枞木屋的二楼，那位管家住在枞木屋的另一翼。这个混蛋持重而彬彬有礼。米歇尔相信这个来自基辅的兽医不会同意那位前赛马骑师抽选小马偷偷卖给邻近的养马人；那个英国人不仅在骗卖给他燕麦的农民的钱，也在骗不在家的主人的钱。然而，地方上的勾结串通以及无法让仆人们开口，加上语言不通，种种因素阻止了米歇尔展开调查，调查最终只会无功而返。那位赛马骑师，曾在尚蒂伊住过很长时间，他不过是个供一时消遣的人物。他们每天争分夺秒，在广袤的田野上训练马匹，跟此处相比，法国北部最广阔的耕地也不值一提。每天晚上，在那些空荡荡的大屋子里，蜡烛的火光被穿堂风吹得忽闪忽闪的，看门人的儿子在刻苦地练习弹吉他，前赛马骑师同米歇尔在玩一种两人玩的斗智纸牌游戏。他们每餐吃得都很丰盛而油腻，管家的妻子还不时地加上一道英国菜，以减轻米歇尔对英国的那种永驻不去的怀念之情。夜晚，到各处走走，就会踢到在走廊地上打呼噜的仆人们。三个形影不离的人试着去蒸汽浴室看看，但却被热气熏得连忙逃了出来，里面光线昏暗，男人和女人的肉身红彤彤的，相互在用桦树枝抽打着，而且还用凉水往烧得发白的石头上浇，升腾起阵阵热气。他们偶尔闯进几个枞木屋，那副惨相令人望而生畏：那些穷苦的农民简直没个人样儿。（米歇尔如果能记起伦敦的那些陋室和里尔的那些地下室的话，也许他的看法就没有这么激烈了。）孤独和生活的单调让两个女人忍受不了，她们只能不时地去基辅逛逛商店，聊以自慰。

随着加莱的到来，一切都改变了。匈牙利人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城里的各种娱乐场所：他把夜晚搞成了放荡不羁的茨冈人音乐狂欢会，没有料到五十年左右之后会被扔进焚尸炉里去的那个善知未来的种族在为有钱的地主财东们又唱又跳，后者也没有预料到自己的子孙最后会沦落巴黎开出租车，或下矿井，同乡下邻居们以玩扑克代替轮盘赌。

我原先以为在乌克兰的逗留就在加莱及其客人们在布达佩斯的逗留前不久。但是，米歇尔叙述的年代总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两个在西方的逗留阶段不是相隔几个月的。总之，在匈牙利的逗留是短暂的，匈牙利人及其客人们在广阔平原上的一处孤立的城堡中住了几日，其间，男爵也曾前来想把城堡卖掉。

他在那儿约见了一个房地产商。在约定的那一天，一辆马车从火车站载来了一个衣衫褴褛可特别彬彬有礼的干瘦的犹太人。如果其礼貌之中没有透出一种冷静洒脱来的话，那你就会以为他是个鄙琐的人。柯尼茨（我是从斯特凡·茨威格的一本记不清什么名字的小说中借用的这个名字，书中的那个人也是他这种类型）在男爵的陪同下，勘察了城堡以及附属建筑和花园。男爵应对着犹太人的问话，以其大老爷的冷漠的客气去对付犹太商人那有点肉麻的礼貌。加莱已准备好上当受骗。他肯定是上当了，但并不比在类似的情况之下任何卖主被买主敲了一笔更加严重，他甚至还被敲诈得轻一点儿。

犹太商人指出，处于这种情况之下的卖主最好是把银餐具、油画和要卖的屋子里的旧家具留下来，这会对自己日后有好处的。但是，男爵并不理会犹太人的建议：他想一下子全卖掉，收现钱。柯尼茨报的价很低，但并不太过分，而且还说自己是第一个出这么高价钱的商人。拍板成交后，加莱把犹太人一直送到栅栏门。这个犹太人在这个败落的男人面前总有着某种迟疑，或者也许是他这个难以忘怀传统的继承者在面对这个在每件小物件和每幅肖像中都在牺牲自己的传统的贵族时感到有些局促。

“加莱先生，假若在这幢房屋里，有一幅家人的画像、一只钟或任何一件东西是您所牵挂的……我会很高兴……但我并不会在讲好的价钱上再让您降点价的。”

“就这样吧，柯尼茨先生，”加莱说着俯身花坛，摘了一朵康乃馨插在纽扣上。

米歇尔觉得他的这一动作非常高雅，犹太商人胆怯的提议也同样令人起敬。

如果我在这儿写的东西是一部小说的话，我会主动地设想匈牙利人和三个法国人在东欧的这段逗留之后，相互间的关系会变得冷淡了，或者是因为被认为是厌恶女人的男爵太讨两个女人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女人喜欢，或者至少他是在想法讨她（她们）的喜欢，或者相反，是因为他的高傲自大冒犯了她们，或者是这两个同样暴烈的男人无端地相互敌对。但更可能的是，三个法国人的傲慢受到了损害。在西方的娱乐场所中，加莱是与他们势均力敌的；而在这里，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都是贵族，哪怕是败落的贵族的受恩人。

反正他们是自己返回法国了。据说加莱沉湎于自己那愈演愈烈的恶习中，成天泡在达尔马提亚海岸边的一家小赌场中，难以自拔。几个月前，他同米歇尔待在奥帕蒂亚时，曾带他到海岸边的一处荒僻角落去欣赏一个俯视大海的岩石。“这儿的水流通向大海。一个人举枪自杀后从这儿掉下去，就甭想再找到他的尸体。”米歇尔一直认为这就是这个匈牙利人的结局，也许是因为这对于他来说是多种可能的出路中的一个。

但是，在维也纳，这三个旅行者又手头拮据了，特别是因为米歇尔不想再欠加莱的情，再喝他的香槟，再参加他的茨冈女人的晚会。按米歇尔的说法，正是这种手头拮据使他们跟随着一个马戏班重新踏上去西方之路。他们在马戏班里演出高级马术，并帮忙饲养马匹。我倒是认为对木屑场地、红丝绒化妆室、跟着乐队喧嚣击打声摇动尾巴的栗色马的喜爱以及汗味与野兽的气味在其中起了点作用。雷诺阿、德加和马奈也都像他们一样喜欢它们。

到此为止了吗？没有谁比我对这之前的那些事情之虚空看得更加清楚了。很可能我与那些人年代相距的遥远，以及我在写这些事时的年岁都使我过分地忘却了交织在所有这些喧闹和所有这些罪孽中的快活、大胆、身体与肉欲快乐、自由放任以及活着的简单快乐那些要素，但剩下的是，我二十年之后将要了解的那个米歇尔身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反映出那些疯狂年代的米歇尔的情况来。

我认为了解全部真相的最大障碍在这里就是那种礼仪规矩，它并不总是存在于你所认为的那种地方。普鲁斯特笔下的那个斯旺谈论自己也觉得不合适，除非轻描淡写或略带一丝嘻嘻哈哈，而且还要小心地避免在自己的叙述中大谈自己的优点；同样，米歇尔有时也提及其生活中的一些几乎是骗子无赖的片断，或者也要谈到自己去过一些怪诞或滑稽的去处，他这个喜爱上流社会演出的人是很高兴提这些事情的，虽津津乐道却又不夸夸其谈、忘乎所以。他曾经经历过的、思考过的、承受过的或者喜爱过的，全都深埋在心底，那十三年是一个几乎全无配角的舞台，而且我们也不了解它的后台。我猜想，那两个女人在读威利的书时，他则在读雷斯或圣西蒙的书，或者把贝尔特及其妹妹托付给加莱，让后者带她们去“奥林匹亚”玩，自己则去看两位女士不感兴趣的吕涅·波演的《海达·高布乐》。他自己没提这事。他更没有试图明确说明他与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的关系，或者挖掘他对加莱深感兴趣的缘由。一些长期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人最后几乎总是相互采取所有可能的立场，如同一组四人舞的舞者经常变换位置一样。我们来作一个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野心那么大的比较，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用与星球相同的材料构成的：这些人在时空中移动，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如同夜晚出现的拱极星，或者如同黄道十二宫的星座，表面上在沿着一个黄道移动；相对我们而言，他们是孤立的或集合在一起的，与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但是，就星体至少是表面上的运动而言，天文学家或星相学家已事先画出了它们的轨迹，而即使在事后，也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列出这些人在其一生中的这些年月中应该发生的变化的图表来。

对于与坏人为伍的兴趣在米歇尔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或者说至少是自甘堕落的习性，也许这是因为他或错或对地以为在这方面比在其他方面要少虚伪得多；当然，也有荒淫的种种装腔作势和怪相存在，但米歇尔在放荡不羁中还陷得不深，不熟悉这些东西，他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那种不陷进去的人。他有着那种无辜的地方，相信没有什么蹊跷的事可以损害到他，也不会触及与他亲近的那些人。即使发现自己错了，他也会带着点天真感到惊讶的。他跟我说，他曾跟一位女伴生活过较长一段时期，他认为她在轻浮社会的荒唐事方面是一尘不染的。“当然，我们也上赌场；我们在赌场总是分开来赌，免得给对方带来损害。赌完之后，她前来找我，坤包里装满了赢来的金路易。后来，我知道她离开赌场之后，就同一个陌生人去附近的一家旅馆开房间去了，当然是那个男的付的房钱。”他接着按照自己的习惯以一概十地又说：“所有的女人都在撒谎，根本无法从她们的眼睛里看出她们在想些什么。”

关于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他只是在她们出现在我前面收集到的一件轶事中时才提到她们），他只是说她们天生高贵（他很少用“美丽”一词），举止洒脱，骑马勇敢，仅此而已。关于我母亲，米歇尔本会更想在我面前讲讲她的音容笑貌的，可他几乎同样没有多说什么，缅怀死去的人并非他的习惯。只有一个女人，在我儿时他正要去爱她，可又失去了她，他对这个女人保留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她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个生活的楷模。我们先按下不表。

我也许是出于竭力要使他的形象鲜活起来的一种小说家的下意识考虑，力图在这个一九〇〇年之前的米歇尔的行为举止中突出不知是一些什么样的不安因素或什么阴暗的部分，我这样做也许错了。在这个寻欢作乐的人身上，初看上去，似乎不存在什么阴暗的东西，然而，有某些迹象在朝这个方向上引。面对隐隐约约看到的俄罗斯的激情类似于数年后里尔克参观斯拉夫大地时的惊愕。这种激情使人联想到一种不满足，而他本身也只是在离开了他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的平庸地方之后才发现了这种不满足的。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迹象就是满足他出海巡游需要的游艇的名字。第一艘游艇取名“佩里”，灵感似乎只是来源于当时的那些音乐家如马斯奈或莱奥·德利勃等的虚假的东方风格，或者是年轻雨果的一首颂歌，正如后来为他母亲买的那艘游艇命名为“瓦尔基里”，不过是体现了那些年代的瓦格纳体系一样。但是，第二艘载着他同贝尔特、加布里埃尔在北海上漫游的游艇班什号则令人浮想联翩了：米歇尔肯定在英国听说过这些类似于老妖精似的仙女，她们坐在将会死人的爱尔兰人家的门槛上哭泣；奇怪的是，他竟然给游艇这样的始终受到威胁的脆弱物体取了这么个报丧女人的名字。

不过，在这些蛛丝马迹中，像通常一样，最无可辩驳的就是那些照片。我只有那些年代的两张照片，它们充当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辛辣和粗俗的解毒剂，这种辛辣和粗俗是美好年代的风雅之士所具有的，而且令人恼火地反映在柯莱特头几部小说的那些女人身上以及普鲁斯特的那些矫揉造作的少女身上。这个男人和那两个如此大胆的女人大概或多或少地让那种时代的空气吹拂在他们的身上，但是照片却没有留下这种痕迹。我没有加布里埃尔的照片，据说她绽放出迷人的风采和欢快。贝尔特的照片大约是三十岁时照的，穿着一条不袒胸露背的连衫裙，像光滑的果皮似的紧贴在身上，使身体显得笔直、苗条，不像是一八九〇年的美女，而像教堂大门上的王后；美丽而坚定的手是那种紧攥着缰绳的手；一头当时流行的鬈发罩着她的脸，一双忧郁的眼睛看着前面，或者也许并没有在看，而是在思考；肉乎乎的嘴宛如一朵玫瑰，但未露笑容。那张背面写着“米歇尔，三十七岁”的照片也颇令人惊讶：这个长相年轻的人没有给人以他后来的那种成熟之人的照片上的精力充沛而活泼的印象，他仍处于软弱的阶段，这种软弱在许多青年人身上是不知不觉地在先导和积蓄力量。那也不是一张沉溺于时髦场所的寻欢作乐之人的照片。他的眼睛在幻想着，那只手指长长、戴着一只镌有姓氏字母的戒指的手漫不经心地夹着一支香烟，似乎也在幻想，一种莫名的忧伤和犹疑浮现在他的脸上和身上。

我原以为对这些年月的那个米歇尔，我没有看到过任何可以告诉我们有关他本人情况的东西。我弄错了。他专门请人为自己在左胳膊上刺了六个字母，那大概是在与贝尔特结婚之前的事，那六个字母是'ANÁΓKH，意为“宿命”。

这个词的选择几乎与文身这件事本身一样令人惊奇。至少，在我认识他的那个时代，宿命的古老概念在我父亲身上尚无任何回应，仅仅是置于这个词之下的普遍而模糊的概念。他自身的命运似乎倒是被赌神——运气神——及其所连带的多变与偶然的东西所控制。再说，这个灰暗而凄惨的词与一个一向注重及时行乐的人的性格很不匹配。我所看到的所有一切都证实，在米歇尔身上有着一种可以说是天生的福分，即使是在焦虑与忧愁明显地把它淹没的时候，这种福分仍然存在着，如同在一个遭受水灾的地方，你仍然感到临时的水患下面那块坚实的土地一样。然而，绝望是否深入在其心底里呢？年迈时的米歇尔的深邃的超脱和平静的醒悟可能让人去这么认为，而且，必要之时，也可以以此来加以阐释。

但是，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那他是在什么时期而且是因为什么才感到不可避免的事重压在自己身上的呢？'ANÁΓKH，宿命。我们可以假设里尔或卢万的那个大学生在读了《巴黎圣母院》之后，事先给自己制造了一种悲惨的命运，让人为自己刺下了克洛德·弗罗洛珍爱的这六个字母；在同一时期，乔治·杜·莫里耶也把他几乎是自传式的人物彼得·艾伯特逊表现成是受到这个被雨果挂在其坏神甫嘴边的凄惨希腊词语困扰的人。但是，除了惯犯和海员专用的这种文身在一八七三年的大学生中间不可能常见而外，这种过于简单的解释无法澄清什么。相反，喜爱并且在成熟时期尤为喜爱雨果的伟大诗篇的米歇尔（年轻时的米歇尔更沉湎于缪塞）不仅蔑视雨果的小说到了不公正的程度，而且，如果那只是一个学生的怪念头的话，他本会很容易地含笑承认这一点的。可他却从未这么承认过。但我也没有问过他对这六个模模糊糊地含着威胁的字母有多么看重。我俩之间的坦率是有一些界限的。这个词语对于他来说明显地属于一个也许是过去了但仍保留着的激动的领域，而且，试图涉足这一领域，是既不谨慎又不知趣的。

我更多的是想象他是在第二次入伍，在凡尔赛加入第七重骑兵团时刺上这个词语的。当时他主动要求归队，即使受到降职处分也要重归部队；但是，他很快便发现他不能没有莫德，所以又抛弃一切去找她了。然而，我不知道文身专家是否到过凡尔赛的兵营，也不知道这种装饰是不是属于陆军鄙夷不屑地留给海军的装饰。

我也可以描绘出后来在利物浦的水手酒吧的米歇尔，或者更晚一些时候，在阿姆斯特丹一处码头的一家小酒馆尽头的米歇尔，当时，班什号载着他和贝尔特、加布里埃尔在北海畅游，他正仔细地把这六个希腊字母写在一片纸上，让一个文身者依样文到他伸开的左胳膊上。'ANÁΓKH……在一个普通之人选择来让人文上一朵花、一只鸟、一面三色旗、一个临时喜欢上的名字或一个可爱的女人的地方，米歇尔却让人刺上了这六个宛如一个苦役犯的号码的字母。如果我们知道这六个字母与他对自己的一生有何判断之间的关系的话，我们就会更好地了解他。但我不是在写一部小说。'ANÁΓKH：宿命。

1. ✑ 指19世纪末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段时期。

2. ✑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圣母院的副主教。

流动马戏团的那一段可能是这十三年的一个好的终曲。这段时期显然是他与贝尔特生活在一起的最后阶段，但是并没有任何可靠的日期向我表明从中欧大张旗鼓的归来是在对于这三个人来说灾难性的一八九九年或这之前的两三年。生活很少会敲锣打鼓地向人宣布灾难的来临的。

不管怎么说，在这种人的命运中属于宿命的奥斯坦德，对于米歇尔来说变成了一个居留地。一八八九年获得特赦之后，他一直在避开里尔和黑山，而在费埃城住了下来。但是，也许加布里埃尔离婚之后在费埃城受到冷眼相待，而赞成她离婚的贝尔特和米歇尔也觉得在那里不受欢迎，所以便离开了那里。这只是一种假设。假定费埃城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消失则更简单一点。自一八九四年起，当时已加入本土保卫军的米歇尔，向军事当局表明他重又住在国外：他选中了奥斯坦德，在俄罗斯街租住了一个公寓房。他在那儿没住多久，但是，至少这次被假定为稳定的逗留提供了赌场和大海的双重乐趣。

我们不知道这几个人是否在那儿度过了整个一八九九年夏季，或者是否在上一个夏季，米歇尔在那儿没有闲着，或是坐上班什号（如果他当时还有它的话），或是乘着拖网渔船去海上远航，并且经常邀请亨利·阿瑟·琼斯一块儿前往，后者是当时一个时髦、平庸的英国剧作家，跟他在一起，米歇尔可以陶醉在对伦敦的回忆之中。他大概有时也从奥斯坦德跑到里尔去，里尔有一些放高利贷的人主动借钱给他，可以等他母亲去世后再还（“阔绰的生活”需要这种交易）。正是在这两年中的一年，贝尔特突然感到头晕，要求在沙丘中一座孤立别墅的门槛上坐下歇息，而他们也就这样结识了别墅的女主人V男爵夫人，一位和蔼的老夫人，对音乐和书籍很有兴趣，后来便常邀请这三个法国人坐着双排四轮马车在她的领地上畅游。在这些“季节”中，在堤岸上的上流社会中出风头尤为精彩，外国的上流社会与当地的上流社会的人、金融家和利奥波德二世身边的美人儿们融合在一起。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在那儿参加了“时尚时刻”的表演，她们穿着白色的又薄又透的衣裳，披巾和裙子被海风吹拂，大草帽用胳膊压住。姐妹俩喜欢穿一样的服饰，唯一的不同是一条腰带和一只耳环、一只戒指或一只首饰别针的颜色有所差异：一个戴红宝石，另一个则戴绿宝石。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贝尔特死在俄罗斯街的那套公寓房里，而四天后，加布里埃尔也在那里死去，当时她们分别是三十八岁和三十三岁。

除了后来有两三次米歇尔随便地提了一句而外，他从未跟我谈起过那令人心碎的一周。我的异母兄长死后，他的儿子们在季刊《手册》上发表了几期他的回忆录，主要是让家中亲戚以及一些朋友看的，其中提到了一句，说是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是在“动了一次小手术”之后死去的。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米歇尔是否事先知晓，更不用说是赞同现在看来似乎是一次不慎的手术，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是否在那不可挽回的手术时在场。那种“服装季”早已过去了，也许他们迟迟未离开奥斯坦德是因为米歇尔对秋风阵阵情有独钟。应该说两姐妹的死正是因为那种秋风瑟瑟、海浪汹涌的气候所致。当然啰，他们几个在这个时髦的小城里是“认识所有的人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是没有朋友的，只有V男爵夫人因为喜欢过了季节还滞留在沙丘中的别墅里，才或多或少地前来看望两个死者及未亡人。我倒是希望相信她在尽力地帮助这个茫然失措的男人，使他能重新生活，不久之后，她把他介绍给了费尔南德·德·卡·德·马，后者不久就成了我的母亲。

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临终时独自分住在两个房间里，可长期以来，她们一直是共同生活的呀！屋里条件很差，相互又没有个照应，我在设想，米歇尔一定是在两个房间之间跑来跑去的。这次“惨案”的制造者，一个名叫伊尔什的医生的妻子表面上是在承担护理的职责，那也许是为了掩盖医生的错误或疏忽的蛛丝马迹，也许是想通过照料两个垂死者而得到一些钱财——似乎有一些值钱的东西不翼而飞了，起码，放在梳妆台上的一些戒指、耳环是不见了。

“你母亲没有得到一个女人在这种状况之下本该得到的照料。”许多年之后，我听见米歇尔在跟他儿子这么说，以此来谴责伊尔什医生及其太太。但是，事实却是米歇尔似乎并没有找过其他医生来诊治一下。后来，他斥责自己的儿子，说他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只知道在堤岸下玩老虎机，只知道在一个庙会上打枪和滑滑梯；他说他儿子简直不像十四岁的小伙子，一点儿也不知道悲伤。不过，他肯定是自己太忧伤了，也就忘了自己的儿子也是很悲伤的。

至于仆人们，在这个悲剧期间，没有见到他们的人影，也许他们偷了一些银餐具或女士们的丝绸裙子溜走了。两姐妹临终前是笼罩在某种寂静肃穆同时也是一片混乱之中的。米歇尔按年租住的那套带家具的公寓房可能位于有钱的外国人夏天来住的那些大楼之中的一栋里；大楼在这个十月的日子里大概几乎是空的，但是管理人或房东肯定害怕病痛和死亡的消息会吓跑了最后的那些房客——即使不是旺季，临终之人也都是在泉城或海水浴城的僻静之处等死的。

我希望活不了几天的加布里埃尔不知道她姐姐先她而去了。米歇尔现在只在伺候一个垂死的女人了。在最后的那几个小时，加布里埃尔要求神助。米歇尔赶紧跑到教区去找神甫，可本堂神甫和副本堂神甫却不肯劳动大驾，他们知道加布里埃尔是个离婚的女人，这肯定是他们之所以那么冷酷的原因，因为那个时代的神职人员比今天态度更加强硬。米歇尔一直没有原谅这两个神甫蛮横的拒绝态度。

他还跟我说（这是他告诉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细节），L男爵亲自前来护送加布里埃尔的灵柩前往可能安葬的费埃城，他好像特别担心这个意外的花费——这个一直拮据的男人会这样并不令人感到惊奇。贝尔特被葬于巴约勒的地下墓穴里。我纯属偶然地保留下了两位死者的遗像，是圣叙尔皮斯广场的一位厂主弄的。贝尔特的那一张很平常，配有卡洛·多尔奇的圣母像，大概是里尔的造纸厂主送给那一年所有的鳏夫以纪念亡妻的那种遗像，我可以从那张遗像上看出死者在病重无法救治时所表现出的忍耐，而且我可以肯定她将在天上继续爱她的亲人们。而加布里埃尔的那张遗像也许更加显眼，令人产生怜惜之情。在一张圭多·雷尼的耶稣像的背面写着：“上帝让她经受了长期的苦痛，而在净化了她的灵魂之后，使她配得上他的爱了。”这句经文内含斥责以及对上帝做了或没做的一切的过度肯定，米歇尔对此似乎并不喜欢，他可能觉得这对死者太苛刻了，而且也过于肯定上苍的公正。这两张遗像上都没有当时那种惯常的、哪怕是虚假的提示，表明那两个女人死的时候是做过宗教仪式的。这种诚实无论是来自米歇尔还是男爵，都是值得尊敬的。

在这一点上，我更不会因我的假设去折磨读者。米歇尔生命的这第二或第三个终曲（大幕落下，一个新的生活正待开始）太近似荒诞和无解了，所以无法对一些评论加以肯定。必须了解（可我们就是无法了解）米歇尔同那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和另一个的真实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还必须了解两个丈夫一个对另一个的忠实程度以及闯入面对两个临终女人的那个幸存者心灵的可能是多变而矛盾的种种感觉。在两姐妹身上，我们可以确定相互是有着一种爱的，否则这么长时间地生活在一起就无法解释了，但这毕竟不能排除她俩之间也存在着短暂的竞争和嫉妒。我们也可以部分地窥视到她俩临终时的焦虑与痛苦，但是对于这两个人的尊敬不许可我去更进一步地虚构。一切的经过仿佛是我们看到两个女骑手消失在壕沟之中（而她俩的情况都是女骑手是灵魂，坐骑是躯体），撞到一个我们不了解的障碍物上。从米歇尔孩提时起的叙述中的所有事情主要都是他自己提供给我的，而且他往往也是我的唯一的事实提供者，但凡他决定避而不谈的事情，我也只能记述下他的静默不语。

但是，在写这些的时候，我突然闪出那种想法；正是贝尔特的意外死亡才使得米歇尔一年后娶了费尔南德，而且，不到四年之后，就有了我，是这个灾难——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灾难——使我得以来到人世间。因此，在贝尔特与我之间有着一种纽带存在。

1. ✑ 1914年以前由后备役军人组成的法国军队。

我在别处说过，贝尔特的死极大地刺激了米歇尔，但并未使他一蹶不振，在仔细地重新研究了我所知道的有关的很少事实之后，我至少认为他是颇为烦乱不安的。不管怎么说，他好像是怀着干脆在那儿长住下来的心思回到了黑山，这在他来说似乎是在承认一次失败。至少他是在位于公园下方的一个名为圣让-卡佩尔的小村子里住下了。在我出生时，他仍住在那儿，甚至更晚，直到一九一二年，把黑山别墅卖掉为止；当时诺埃米刚死不久，他把他可能从未喜欢过的这些地方倒卖一空了。（我很抱歉，我像是在记流水账，但是，这些流水账几乎是唯一能够帮我确定这些动荡年代中一个日期或明确其中一个背景的材料。）冬季来临，他陪伴着他的母亲回到里尔的老屋。

我倒是很想更多地知晓有关这个茫然不知所措的男人勉强活下去的那寒冷而灰暗的几个月的情况，他在读些什么书，他在想些什么（还是什么也不去想），他徒步还是骑马散步？也许他不时地去里尔博物馆参观参观，因为他喜欢那儿的那个《陌生女人》的半身蜡像，当时还以为是一个年轻的古罗马女子的遗像，但今天看来，更像是文艺复兴时的一件杰作。这无疑是那年冬天出现在他面前的唯一的女性风姿的化身。蹊跷的是，诺埃米太太几乎立即就在张罗着为这个鳏夫操办与一个因残酷而闻名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后代、一个有钱的女继承人的婚事。总之，似乎她是在竭力地在隔了一代人之后，大事张扬地重现她与米歇尔-夏尔的婚事。她儿子坚决地说不。很多年以后，在巴黎的吕泰蒂亚旅馆餐厅里，他以目光示意我，让我看一扇窗框里的一位像是富裕寡妇的夫人，她正在领班的小心伺候下用餐。米歇尔庆幸自己头脑冷静，没有屈从于他的母亲，他与费尔南德一起生活得更美好。

三月份，他收到V男爵夫人的请柬，邀他去奥斯坦德过复活节。老夫人主动提议要他见一见她的一个年轻女友，是比利时人，良家女子，二十七岁，其文化修养和气质都让她感到满意。忧伤了那五个月之后，米歇尔有所心动，便同意了。我很惊讶他会同意，似乎这座城市及其堤岸对于他来说本该是一些噩梦之地。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放不下和信神信鬼的男人，我不相信他曾勉为其难地在俄罗斯街的人行道上踱来踱去，以便在某一幢大楼的窗下去回忆也许是不明不白地就离去了的两个飘忽的影子。那几天是在男爵夫人的别墅里或尚空荡无人的海滩上度过的，身边有一个年轻女子陪伴着，她的婀娜多姿令他心醉。米歇尔和费尔南德相约去德国做一次订婚旅行后便分别了，他俩于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八日结婚。

在那几个知道一八九九年十月那些艰难时日的详情、那些情感震动与事实真相的人中间，应该把我母亲算上。米歇尔肯定几乎立即把那一切都讲给她听了，除非男爵夫人事先已经告诉她了。我在别的书中刊印了费尔南德于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写给她未婚夫的一封信，那是在给贝尔特做祭年弥撒的前夕，米歇尔前去黑山参加了这个追思弥撒。也许有必要在此引述这封信中的某些话语。费尔南德有她的缺点，这我并未隐瞒，但她最感人的东西也在这里表达出来了。当你想要追寻在那艰难的一年中的米歇尔时，你就会看到她对一个她知晓其所经受苦痛的男人的亲切关怀跃然纸上，就像是在显影液中把隐形字迹显现出来一样。

我亲爱的米歇尔：

我想让你明天收到我的这封信。这一天对你来说将是极其忧伤的一天，你将是那么的孤独……

你瞧，礼仪是多么的愚蠢……对于我来说，完全不可能陪着你，可是当人们相爱时，互相依偎、互相帮助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呀……从这十月的最后几天起，把过去的一切全都忘掉吧，我亲爱的米歇尔。你该知道那个善良的富耶先生关于时间的概念所说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过去只有在被我们忘记之后才真正地成为过去。

也请你要对未来的许诺和我有信心。我认为这个阴郁而灰暗的十月只不过是夹在两角青天——我们去德国的甜蜜之旅和我们未来的生活——之间的一片阴云而已……在那里，在旅行之中，在一片更加晴朗的天空下面，我们将重新找到我们全部无忧无虑的快乐，找到那种爱和亲密，找到对我们来说极其温馨的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爱。

我真高兴，再有不到三个星期了……而在这两天里，我将不说“你别忧伤”，而要说“你别太忧伤了”。你星期二回来时，我晚上等着你……

一个弱女子对另一个伤痛尚未平复的人的这番安慰和许诺确实有点感人至深。费尔南德在要信守诺言时，这些诺言一直是被信守着的。如果把订婚旅行也算上的话，她所说的未来持续了三年多一点。一个穿越欧洲的“慢三步华尔兹”的三年，这一次是往返于博物馆、皇家花园、林间小径和山中小道之间，是交谈和阅读，是包括爱情和幸福的三年，但这种幸福当然少不了掺杂着这个很快就不耐烦了的男人和这个很快便受到伤害的女人之间的误解和争执。但是，他们毕竟是幸福的，米歇尔在费尔南德遗像背面让人写上：不要为烟消云散而哭泣；应该为曾经存在而微笑。他还补充道，她“从始到终，都试图尽心尽力”（这是个更不可信的赞扬）。费尔南德在贝尔特祭年弥撒前夕所写的那封信表明她确实是曾尽力在做得更好。如果说过去不是被忘却（它从未被忘却过），那至少也是暂时地被抹去过。对于一个历经沧桑、饱经风霜的四十六岁男人来说，几乎天天生活在幸福之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年轻女子相伴，沉浸于似乎充满舒曼的音乐的亲密氛围之中，这样的三个年头并非小事一桩。

1. ✑ 据作者注，系指当时十分有名而今天已被人忘却的哲学教授阿尔弗雷德·富耶（Alfred Fouillée）。这说明费尔南德知识面很广，读书甚多。

可是，我曾有过两次，相隔只几天工夫，看见过幽灵的出现。当时我二十三岁。我同米歇尔一起在南方，像通常一样，他如果说不是每天，那至少也是隔三差五地钻进蒙特卡洛的赌场。那一天，我到赌场门口去等他。我已成年，是可以进赌场里去的，但年轻人的那股廉耻之心在阻止我进去；如果进去，我可能会觉得很不对劲儿的，因为赌窟里的一些面色苍白的男人和涂脂抹粉的女人在把他们富余的钱财（其实往往是他们的生活所需之钱财）换成从前代替金钱的赛璐珞筹码下注。再者，我身边几乎经常牵着一条狗，而狗是不允许进入无论什么样的神圣场所的。我不太清楚米歇尔半年之后就要娶作妻子的那个忠实的英国女子身在何处，我想是她的偏头疼发作，使她待在了家里。

突然，我在我待的台阶上隐约看到米歇尔站在一种透明的笼子里，那是通向赌场“圣殿”的候见厅，由几个通向外面的玻璃门把它与外界隔开，里面同样的几个玻璃门也关着，透过这些玻璃门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门后面“圣殿”的中央过厅，该过厅通向各个赌场。我父亲显然是正准备出来，可正在这时，他突然与一位夫人相遇，并认出她来，而那位夫人则是正在往里走。这个女人没有谁会多看她一眼的：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身宽体胖，有点臃肿，衣服的质地与品位平平，是那种自命不凡、庸俗可笑的女人，存了一些年金或抚恤金，不时地跑到蒙特卡洛来“碰碰运气”。米歇尔堵住门在跟她说话，或者说是在冲她喊叫，完全不考虑这么大声叫嚷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一个枝形吊灯的光亮像舞台上的聚光灯似的照着他俩，那女人吓坏了，显然是想溜掉，而且还得逞了，因为她与一些新来的人一起钻进通向里面的玻璃门中间去了。

几个看门人无疑是看见和听见了这番争吵，赶忙打开通向外面的门；米歇尔走了出来，只有少数几个人看了他一眼，他们只是隐隐约约地发现了都上了点年纪的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在争吵。其实，争吵是单方面的，那个女人一句话也没说。米歇尔的模样吓坏了我：他走路摇摇晃晃的。

一辆属于那种当时专门在度假胜地展示风采的出租马车在台阶下待客，我们便上了马车。我不想说我是扶着他上车的，因为他从不愿意让人搀扶。

“怎么回事？”

“那人是伊尔什太太，就是给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看过病的那个医生的遗孀。别多问了。”

仿佛是在一个噩梦中似的，同样的场面稍有不同地在十来天之后又出现了，当时我们正沿着尼斯的一条几乎店铺挨着店铺的质量良莠不齐的古董店街闲逛。米歇尔不是古玩收藏家，他这个人很少在一家店铺或一个地方待很久的。（“我们不是本地人，我们明天要走的。”）不过，他喜欢溜一眼这些零散的物件，评判一下它们的优劣、价格，想象着是什么偶然的机会把它们弄到这儿来的。可是对我来说，挑挑看看那些如果我们是收藏家的话本会买的东西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即使不买，一饱眼福更加令人开心。兰西尔的一些版画，布格罗的一些照片，复制成一件小玩意儿大小的象牙制希腊宙斯神的侍酒童子，本韦努托·切利尼的大理石制希腊宙斯神的侍酒童子，一个螺钿和乌木格子棋盘，一些残缺的隐修院模型等等，由于即将发生的事情而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

那些店铺的一部分商品摆到了人行道上。一个没戴帽子的女人坐在她店铺门边上的一个货摊前，看见我们走过来，便连忙站起身，躲进屋里去了。可是，米歇尔一眼就认出她来，就像十来天前那样，尽管相隔二十七年了，她模样变了许多。他跟着追进店去，让门虚掩着，那扇门稍一动就会引起一片声响。窄小的店铺里放满了一把把摞起来的椅子，一些每只表示一个不同时间的放在路易十三式食厨上的座钟，一些仿洛可可式的古色古香的物件。那女人缩到尽头墙根前，夹在一张摆满碗碟的桌子和一个放了一盏灯的独木桌之间。米歇尔在这间售货间的背景下，挥动着拳头，仿佛既在威胁那些易碎的物品，又在威胁那个面色苍白、浮肿的女人，她无疑比她的那些易碎物品更经不起打。我只听见一些吼叫声：“凶手！小偷！杀人犯！”而且，仿佛是突然从一座倒塌房屋下面冒出来的不洁的气泡似的，还骂了一句：“臭犹太女人！”

我也知道米歇尔和我一样并不喜欢《旧约》这本一些人认为令人鼓舞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丑恶或讨厌的书，但他却对四处漂泊、不被理解、受到迫害的犹太人有着一种本能的同情；他对这个有时富有天赋而几乎总是具有人的热情的种族的看法是同时考虑到那些富有的或穷苦的、银行家或小裁缝的利益的。但是，他一旦发起脾气来，就把一个德吕蒙分子或反德雷福斯分子的脏话借用过来了，正如一个被狂怒控制着的行人随手从泥泞中抓起一把刀子来似的。

他的怒气一会儿就平息了。我挽着他的胳膊，这个高大的身躯似乎已不再含有一星半点的力气了。幸好我们下榻的旅馆就在附近。米歇尔上了电梯，刚一进屋，便瘫倒在那唯一的一把扶手椅里。他扯下领带，解开衬衣上面的几颗纽扣，大滴的汗珠从他那张铁青的脸上流到光溜溜的胸脯上。我很害怕：去年，同我一起参观巴亚的卡马尔迪勒修道院以及稍后在日内瓦的一条街上，他突然昏厥，像是心脏病发作。我赶忙叫来住在隔壁房间的克里斯蒂娜·H，她进屋后，要了点茶水，小心地忙碌着。这神奇的饮料像惯常一样有着强身、镇静的功效。不一会儿，米歇尔缓过劲儿来，能打开放在身边桌上的《时报》了。从此之后，再没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

一九〇三年七月，一位身穿一身黑衣服的先生从一辆到里尔的火车上下来，搬运夫们和检票员一眼便认出来是德·克先生，他随即转乘小火车去巴约勒，诺埃米夫人的马车及车夫阿什尔在车站接他。这一次德·克先生没有带回一口棺木，费尔南德葬在了比利时其家人的墓地。但是，大小箱笼、手提箱、伞架、披肩、装着书籍的钉好的货物箱不少，在巴约勒火车站站台上花了好长时间才归拢起来。德·克先生牵着一只短腿猎犬，名叫特里埃，是费尔南德的遗留物，是她在订婚旅行期间在德国买的。在他的身后，走着两个他所关心的女士，她们也是一身的黑衣服。小站的职员眼睛尖，立即看出是女佣一类的人。一个名叫巴尔贝，或巴尔巴拉，像我后来称呼她的那样，二十岁，非常清纯，身穿在“大英帝国百货店”买的崭新的英国保姆服。另一个是女护士，阿洁丽太太，她在巴尔巴拉的协助下照料过费尔南德，并同意来黑山度过夏季的那几个月，以便教给不久便成为孩子保姆的年轻女佣一点育儿方面的知识。阿洁丽太太怀里抱着那个躺在一只枕头上并用枕套盖着的女婴；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保姆在上面用缎带捆了好几道。

德·克先生上了马车，坐在前座上，把后排座位让给照顾女婴的两位女子。他把特里埃夹在自己两条腿中间，可特里埃因什么也看不见而很不高兴，不停地从自己的位置上直起身来，扒住一边的车门窗，伸出头去，朝农庄的狗和温顺的乳牛汪汪地叫。

马车离开了两旁长着粗糙的忽布花环的大路，这些忽布花环以前大概经常让米歇尔-夏尔而此刻让米歇尔想起意大利的葡萄藤来。这条乡村公路在冯·德默伦画中的那种北方地区的蔚蓝天空映照下，现出一片片圆形的云彩来，但是，十一年后，从巴约勒到卡塞尔这长长的一段路的两旁，将躺着无数被一九一四年的炮弹开膛破肚或奄奄一息的马匹，然后，它们被拖到大坑中掩埋起来，以便给即将到来的英军增援部队清出道来。马车已经爬上山丘，山丘上枞树掩映，当地的农庄即以枞树为名。十二年后，这些枞树将遭战神的摧残，燃烧殆尽，而磨坊和城堡的上部同样也遭了火焚。但那都是后话，现在还不是那种样子。马车沿着杜鹃花已凋谢的甬道走着，最后停在了台阶下面的砂石地上，像惯常一样爱讽刺挖苦人的诺埃米太太站在台阶高处等着。米歇尔的归来无疑使她回想起了四年前那次更加阴郁的归来：毕竟这些人都穿着丧服，而且，尽管诺埃米太太自己也穿着一身黑衣服，像一个寡妇应该的那样戴着煤玉首饰，但她却讨厌让她想到死亡的一切。两个女子及女婴立即被安排到塔楼的那间大房间去住了，那是我将能回忆起的第一个住所；德·克先生上了三楼，又住到他去年夏天同费尔南德一起住的那个套间里。

八月十日米歇尔将满五十；他还将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可活。未来为他保留着他最伟大的爱情，那是一个特别值得他爱的温馨女子，是他唯一为她写下几首保存下来的漂亮诗句的女子。他还有一个奇怪的恋情，也许并没有任何性欲的因素，那是他对一个怪僻的女病人的爱：她帮助德·克先生把他剩下的财富弄得个精光。他还同几个多少有点轻浮的可爱女子有往来，她们陪伴着他直到接近老年为止。最后是那第三任妻子，是他余年有用的和有点沉闷忧郁的女伴。至于赌博，他已学乖了，谨慎了，像所有的恶习一样习以为常，并无激情了。还有汽车，先是被视为艺术、科学、新的激情，有一段时间，是它在把他与他儿子拉近，可是后来却被他一下子抛开了，就像他随后也是一下子就把香烟戒掉或把女人抛弃掉一样。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得到了一些幸福：米歇尔终于实现了到充满阳光的地方去单独生活的夙愿，远离了那些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必须经常拜访的人。他还做了几次旅行；还在一个少女——那就是我，就是他的女儿——的陪伴下，在普罗旺斯的大路上久久地漫步，那个少女把他拉进她的计划和幻想之中。有一些夜晚被用来大声朗读那些大诗人的诗，这些夜晚还使人联想到招魂术的精彩场面。那是一种假充阔气的贫困，两者各有益处。最后便是在洛桑的那可以接受的、几乎是宁静而缓慢的死。

那个女婴六周左右，像大部分新生儿一样，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老但即将变年轻的人。而且，她确实是很老很老的，或者是因为血缘和祖先的基因，或者是因为我们通过一种美妙和古老的变化所定名为灵魂的那种未经分析的因素，她穿越了好些个世纪。但是，她对此毫无所知。这反而更好。她脑袋上覆盖着一层毛发，像老鼠的脊背一样；她攥紧着拳头，当你把她的拳头弄开，小手指就像植物的一根根卷须似的；她的眼睛在看那些别人尚未告诉她是些什么的东西——她此刻只是一个生命、精华和物质，密不可分地融会在一个将在这个形体下持续大约四分之三个世纪或更长时间的结合体中。

她将生活的那些岁月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年月。她至少将经历两次被称之为世界性的大战，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在世界各地燃起的其他冲突——民族战争和内战，阶级之间的战争和种族之间的战争，甚至在世界上的一两个点上因一种证明什么都没有结束的过时的习俗引发的宗教战争，每一个战争本身就有足够的火花，能引起对抗，毁灭一切。人们原以为已留存在中世纪的酷刑复又成为一种现实，人类的大量繁衍生殖将使人的价值贬低。为多多少少被掩盖起来的利益效劳的大量通讯传播手段，带着幽灵般的视觉与噪音向全世界倾倒一种毒害人民的鸦片，其毒素远胜于任何宗教散布的毒素。一种掩盖着资源日益耗损的虚假的繁荣在施舍一些越来越掺假的食物和越来越从众的娱乐，这是自认为自由的社会的“下流的东西”。使距离失去了意义的速度也使各个地方的差异消失了，到处带来对同样虚假的声光娱乐，对与大象和鲸受到同样威胁的纪念性建筑物，对正在损毁、有人建议用玻璃罩罩起来的帕台农神庙，对被侵蚀的一座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对在一个已不再蔚蓝的天空下的塞利维亚吉拉尔达塔，对被化学残留物腐蚀的威尼斯等等的“朝觐”。成百种动物，自世界之初便成功地幸存下来，可是在几年间却因利益和残暴的原因将遭灭绝；人将要扯掉自己的肺——大片的绿色森林；水、空气和臭氧层这些使地球上能有生命存在的独一无二的奇物将遭污染和浪费。人们肯定地说，在某些时代，湿婆在世上跳舞，取消了种种形态；今天在世上跳舞的则是愚蠢、暴力和人的贪婪。

我并不把历史当成一种荣耀，对今天已是法国北方地区的几户默默无闻的家族的拜访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被曲解的力量和利益几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人一直都在做一些好事和许多坏事，人最近赋予自己的那些机械的和化学的行动手段以及它们的效果几乎是几何级数的发展使得这类坏事变得不可逆转；另一方面，自从人被疯狂攫住，自认为无比强大时起，只要人类在地球上同另一种物种一样也只是一个物种的话，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错误和罪恶就会变成致命的。十七世纪的那个克里纳韦克看到国王的兄弟在打奥朗日亲王的炮弹硝烟在卡塞尔四周升起必定焦急不安，米歇尔和费尔南德的女儿将呼吸的空气弥漫着奥斯威辛、德累斯顿和广岛的战火硝烟；流亡者米歇尔-达尼埃尔·德·克莱伊昂古尔曾在德国寻找避难之所，现在已不再有什么安全的地方了；米歇尔-夏尔对里尔贫民窟的贫困现象无动于衷，但有一天，全世界的贫困状况将重压在这个新生女婴身上。

刚刚来到黑山的小女孩在社会上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将来也是如此。至少在我写这些话之前，她没有尝到过饥寒交迫的滋味，至少直到今天为止，她没有遭受过酷刑折磨，除了顶多七八年时间以外，她也没有那种不得不“谋生”的生活，没有像她那个时代成百上千万人那样，被弄到集中营里去做苦役，也没有像另外的成百上千万自以为自由的人那样，去为一系列无用的或有害的事情，去为一些有魔力的人或军备竞赛效力。她也将不怎么会像我们今天的妇女依然如故的那样为自己是个女人而困扰，这也许是因为她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自己应被困扰的想法。一些接触，一些榜样，一些恩宠（谁知道呢？），或者远在其身后成串地连在一起的环境使得她能够渐渐地在脑海中形成一种对世界的印象，这种印象没有一八六六年她的那个加布里埃尔小姨妈在其大笔记本上记述得那么完整。她将会摔倒，但跌破了膝盖仍会站立起来；她将努力地学会运用自己的眼睛，然后像潜水员一样，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她将勉为其难地力图摆脱其先人们称之为朝代而我们同时代人称之为时间的东西，那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唯一时间，是一个动荡的表面，在这个表面下面，隐藏着不动的海洋以及穿过海洋的一股股水流。她将试图让这些水流把自己带走。她的个人生命就这个词所含的意义，将通过这一切而尽量美好地展开。这个生命的种种变故，尤其是作为获得某些经验的通道而使我感兴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且也只是由于这个原因，有一天，我有余暇并有此欲望的话，也许会把这些经验记录下来的。

不过，现在就谈论她为时尚早。我们还是让她在菩提树荫笼罩的露台上，在阿洁丽太太的怀里安睡吧，让她的一双刚开始看东西的眼睛去跟着一只飞鸟或在两片树叶之间移动的阳光转动吧。其他的事情也许没有我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

1. ✑ Shiva，或作Siva，印度教主神之一，即毁灭之神，与梵天、毗湿奴并称为印度教三大主神。

附记

关于克·德·克家族在大革命之前的家族史的篇章，材料取自家族档案和几乎一直未出版的几本谱系书籍上的一些介绍，其中有必要指出的是那本《克里纳韦克·德·克莱伊昂古尔家族谱系》，那是我的异母兄长米歇尔于一九四四年写的，后来由其子乔治·德·克莱伊昂古尔作了不少的补充，在此，我谨向他所付出的不倦的努力表示由衷的感谢。另一本著作是保尔·比埃斯瓦尔于一九七〇年完成的《比埃斯瓦尔家族》，其中包含的某些章节在趣味方面大大地超过了简单的家谱登记，成为旧政权下法国北方一个小城历史的佐证。

自我祖父米歇尔-夏尔青年时期起，许多的情况是来自他对儿子米歇尔的讲述。然而，特别是依靠了他留下的一些记述，我才得以试图重新勾勒我的祖父，而且我得再一次地感谢乔治·德·克莱伊昂古尔，是他向我提供了米歇尔-夏尔旅行日记的复印件以及几个有关其家族或其一生某些时期的注释（一八四二年凡尔赛的火车出轨，一八四八年里尔的革命，一八六六年造成他女儿加布里埃尔死亡的事故等）。北方档案馆馆长勒内·罗比内先生向我提供了几个有关米歇尔-夏尔及其岳父阿马布尔·迪弗雷纳的重要材料，在此深表谢意。

我要特别地感谢让娜·卡莱伊翁夫人和凡尔赛档案馆的管理者，他们向我提供了有关一八四二年火车事故的大量官方材料，使我得以补全了对我祖父的记述。

我所知道的有关我父亲在第二次婚姻之前的历史几乎完全是出自他自己的回忆，那是他在其最后的几年中与我聊天时的一些零零星星的回忆。他讲述时日期往往记不准，我是通过偶然保存下来的几封罕见的书信、军事手册中发黄了的纸页以及写在一些老照片背后的字迹，才把日期确定下来的。最后，我仍然要再次感谢乔治·德·克莱伊昂古尔，多亏了他，我才看到一本完整的家族成员照相册，今天，那些老照片已经散落在我异母兄长的后人们手中，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已常常提到并描述过了。某些人名或地名作了改动，不过，这种情况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