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读通10位经济学大师

The Great Economists：Ten Economists Whose Thinking Changed the Way We Live

（英）菲尔·桑顿（Phil Thornton）　著

郑磊　虞月君　李螺凯　译

ISBN：978-7-111-54184-4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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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致谢

来自出版商的感谢

作者简介

前言

第1章　亚当·斯密：现代经济学之父

第2章　大卫·李嘉图：从移民到绅士

第3章　卡尔·马克思：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

第4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划时代的《经济学原理》

第5章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升、跌、升、跌

第6章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典型的自由主义者

第7章　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之父

第8章　保罗·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经济学

第9章　加里·贝克尔：现实世界的经济学

第10章　丹尼尔·卡尼曼：经济心理学家

译后记

致谢

我想要感谢我的家人、朋友，以及在我写书的过程中帮助和支持我的业界专家同仁。我也要感谢培生出版社，尤其要感谢克里斯·卡德莫尔。感谢他在我计划写书时给了我建议，感谢他在我写作过程中提出的修改意见。这本书的大部分是在大英图书馆写成的。这个图书馆位于伦敦的国王十字街，它能给人带来美妙、安静的氛围，也是知识的源泉，还能得到工作人员善意的建议。

最后，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金·伊斯洛夫博士。在选择10位经济学家的问题上，难以抉择的时候，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她读完所有章节的初稿。在整个写书的过程中，她给了我很大帮助和支持（正因为她所做的一切，我才会在2013年通过培生出版社出版了Brilliant Economics一书）。

来自出版商的感谢

出版商想要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允许引用《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5，pp.451-72）弗里德曼有关“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材料（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已经查找不到材料的版权拥有者，但是我们还是同样感谢他们提供的每一份材料，让我们去使用这些材料。

作者简介

菲尔·桑顿撰写关于经济学、金融和企业方面的书，长达20多年时间了。他有近10年的时间担任《独立报》的财经记者。从2007年开始，在自由撰稿之余，他建立了明晰经济学网站（www.clarityeconomics.com），关注企业和经济学上所有的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市场、财政政策、税收和监管。

在2010年的时候，他获得了世界媒体大奖赛年度杰出记者的称号。而早在2007年，他就已经获得过该大奖赛年度记者称号。2013年，他的书Brilliant Economics由培生出版社出版。目前，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儿子住在伦敦。

前言

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1642—1727）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如果说我所看的比笛卡尔更远一点，那是因为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是的，所有知识型的学科都需要伟大的思考者、作者、实验家和做事深思熟虑的人，而这些人往往有可能独自推进特定科学领域的知识。当然，知识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互相协作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一些才华横溢的人共同完成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程，就如詹姆斯·沃森、弗朗西斯·克里克、莫里斯·威尔金斯和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一样，他们合作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思考者也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的。在这个问题上，牛顿也同意这个观点，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最终还需要有一个聪明的大脑，把这些知识运用到下一个阶段。

如同所有的职业和社会学科一样，经济学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成果经受住了时间考验，他们的贡献同样被一代又一代的著名经济学家认可和广为传播，永不磨灭，就如同是一直被人站在肩膀上的巨人。本书主要描写的是10位经济学家，但要记载那些非常令人敬畏的思想者，包括经济学先驱，也就是到2013年为止的7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可能需要写十几本书。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诺贝尔基金会在1969年开始颁发的，而这门科学到现在为止也只不过有短短250年历史。

这次选出来的代表人物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不仅影响经济界的专业人士，而且影响作为消费者和购房者的政府、商人、投资者和普通民众做出决定的方式。这些经济学的理论也影响了政府规划和政治决策，以及决策人证明其决定的方式。与此同时，当企业高管在投资、定价和营销策略方面做出决定的时候，这些理论也影响了他们的想法。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经济原理奠定了实现每一笔交易和做每一个决定的基础，从他们每天的工作到为孩子选择就读的学校。最近，人们也尝试着去解释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去处理。

为什么选这些经济学家

本书选择两个半世纪以来的10位杰出的经济学思想家，对于阐明这个学科对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是一个很理想的方法。最早的一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是18世纪后半叶两位非常活跃的经济学思想家中较杰出的一位。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只能追溯到几个世纪前，而不是几千年前。经济学思想曾经得到过希腊、印度和早期欧洲传统哲学家的重大贡献，比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中国的经济思想也是很重要的，这得归功于儒家、道家和法家。

那么，“伟大”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大致是指那些为我们了解经济是怎样运作的，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的层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也可以是那些在经济学上有着影响力或是提出新思想的人，但这是一个较不重要的标准。

这本书上的一些经济学家的名字，后来被一些思想学派或是一些特别的经济理论用来命名，而在2007年8月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就成了公众议论的对象。另外一些人，尤其是那些默默无闻但有着重要影响的天才人物，则致力于解决人们和企业如何做决策的微观经济学。他们虽然名气没那么大，却不乏影响力。有人认为他们实际上要比那些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同行重要得多，而宏观经济学家群体则因未能预见到金融危机而名誉受损。

本书没有包括那些创造出了全新学科的经济学家，诸如快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当然，大多情况下，它们仍然被视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支，而不是经济管理的新理论模型。批评者可能会指出这与本书选入行为经济学的先行者（丹尼尔·卡尼曼）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就这件事而言，偏离“理性经济人”假设，转向人们的非理性决策，越来越被视为经济学家正在对其核心原则所做的结构性转变。但愿我的这个选择会引发争论。欢迎您单击以下链接http://twitter.com/GreatEconomics，在线提出您的意见。

这本书是写给谁的

一言以蔽之：所有人。在当今这个现代化的国际交流时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不管他们是企业的拥有者、投资商、员工还是家庭工作者，每一个人都需要熟悉和了解重要的社会经济概念。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每一位感兴趣的人看了这本书以后，能更加了解这些最初的思想家们是怎样创立了那些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的经济学理论的。

这本书也是了解过去250年经济思想史的一本入门读物。它起始于亚当·斯密对经济学概念的系统化处理，这是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之间的分界线。但是如果不了解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早期所做的巨大贡献，那么对经济学历史的认识也是不完整的。

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关注个人在经济学上所扮演的角色：个体消费者和企业是怎样做抉择的。大萧条（指1929~1933年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大家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宏观经济学，并引发了一场关于一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是如何在顺境和逆境中运行的辩论，还有就是决策者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次辩论是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保罗·萨缪尔森发起的，并主导了整个20世纪的下半叶。近代有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将关注点转移回到个体上，比如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用权威性的方法解释了消费者和家庭做决策的原因）和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奠定了现在众所周知的行为经济学的基础）。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一样，卡尼曼的一些观点在亚当·斯密早期的著作中就有过预言。这样就画了一个完整的圆圈，让我们又回到了原点。

每一位对经济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有兴趣了解这10位经济学家的个人发展和创新思维的背景与经历。这本书也适合第一次接触经济学的人阅读。这本书通过对现代经济学代表人物的生活的描述（其实就是讲述在这长达250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引导读者经历这一时间的旅程。本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每一章讲述一个思想家的故事，以及他们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影响。

第1章　亚当·斯密：现代经济学之父

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

——亚当·斯密

每个英国人都应该知道亚当·斯密，至少知道他长什么样子。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名人或是稀世国宝，而是因为自从2007年开始，他的肖像就被印在了20美元的纸币上。即使没有读过他的传记，英国及另外一些说英语的地方的人，大多数也都听说过他和他的思想，在去世200多年以后，他还会经常出现在一些新闻报道和政治家演讲中。

当然，对于为何他能如此名闻遐迩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归功于那张美元纸币。在他的肖像下面有这样一句话：“钉子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这句话摘自他的伟大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就是那本广为人知的名著，简称《国富论》。

尽管在亚当·斯密有生之年，这本书没有像他的另外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那样畅销，但它有可能是排名第一的经济学畅销书。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是第一本尝试涵盖全部经济理论的书，而不是描写经济的某个方面。这本书比那些同时代的书籍表达得更为清晰，虽然那些书可能对亚当·斯密的成功有所助益。此外，他也开辟了一条思想新路。这条新路已经抓住了人们的眼球，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国富论》有多个章节，其中包括一系列经受了考验的重要经济理论。亚当·斯密的最大贡献在于总结出了构成其思想基础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也是别人引用其思想支持他们的论点时会想到的。这个思想就是，让人们追求个人利益将有益于整个社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理论要比这个观点更复杂，但毫无疑问，其核心就是这个观点。

早期生活和影响

说亚当·斯密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有点轻描淡写。他14岁就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3年之后，获得奖学金，转入牛津大学学习。虽然他拥有优越舒适的条件，但他脸上总是带着一丝忧伤。他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一位善于沟通的优秀律师，也是当地的海关检察官。在亚当·斯密出生前5个月，他去世了。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的柯卡尔迪小镇（Kirkcaldy，这个镇现在的议员是前首相戈登·布朗，他也是经济学专业出身）。

亚当·斯密是由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抚养大的。按照他父亲的遗愿，用他父亲特别安排的遗产聘请了家庭教师。这笔投资的回报，很快在他上大学时就体现出来了。在格拉斯哥大学，他受到了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影响。最主要是受到了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影响，他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在格拉斯哥大学主讲道德哲学。哈奇森对于人性和国家在行为控制中的作用的观点，似乎对亚当·斯密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说他去牛津学习的事情之前，值得提一下亚当·斯密的早期生活。在他3岁那年，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生活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几位经济学家的传记，在亚当·斯密还是婴儿的时候，他被几个所谓的修补匠人绑架了（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吉卜赛人或是流浪者）。经过他叔父的努力营救，亚当·斯密被解救了，因为绑架他的人知道后面有人跟踪，所以他们放弃了绑架念头。或许正因为此，母亲对他加倍宠爱，但他年幼时饱受疾病折磨。

1740年，也就是亚当·斯密17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斯内尔奖学金，转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但是，他发现格拉斯哥大学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比起牛津大学的要有趣得多，而且更具挑战性。后来，根据其自述，在牛津大学的大多数教授都放弃了所谓的“教学”，大学里充斥着陈旧的理论体系和过时偏见。在当时，牛津大学是一个神学色彩很强的学校，所以在牛津大学，很多书都不能看，特别是比较激进的书。贝利奥尔学院的督导发现亚当·斯密在读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那本饱受争议的著作《人性论》，就没收了书，因为这是一本主张逻辑超越神学的书。尽管如此，他还是在那里学习了6年，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柯卡尔迪，因为他想找到一份有不错收入又能追求理想的工作。这也是他后来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逻辑学和伦理学的原因—他从未受过经济学教育，也未讲授过经济学课程。

一年后，亚当·斯密继承了他的老师哈奇森的衣钵，亚当·斯密是当时有名的布林斯托姆[1]教授。关于他做事心不在焉的故事比比皆是。有一次，亚当·斯密要陪同一个名叫查尔斯·汤森的人，他是前财务大臣，也是亚当·斯密所写的经济著作上最关键、最重要的角色。当亚当·斯密陪同他去皮革制造厂参观时，他们边走边讨论起自由贸易的好处，走着走着就掉进了装有有害物质的制革用的染料坑里，最后在别人的搭救下才得以脱身。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他把面包和黄油放进了茶壶里，他说这是他喝过的最难喝的茶。还有一个故事是说亚当·斯密穿着睡衣，边走边思考，直到教堂午夜的钟声敲响，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走出小镇外15英里[2]了。

亚当·斯密是苏格兰人，但是他并不是肖恩·康纳利那样的俊男。他拥有聪明的头脑，外貌并不出众。在一张常见的他的画像上，一个男人目光低垂，眼窝深陷，在突出的下嘴唇上面是一个大鹰钩鼻子。他一生饱受神经官能症的折磨，神经抽搐，他的头摇晃不定，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怪模怪样。他曾经说：“我是个花花公子，但我别无所好，只有书是我的情人。”

1766年，有位法国女演员见到他，她用“丑陋的魔鬼”来形容他的长相。他终生未娶，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母亲去世后的第6年，也就是1790年，亚当·斯密也与世长辞了。

丰富的思想

在了解《国富论》中一些重要的理论之前，值得先读一读他的畅销书《道德情操论》。在这本书里，亚当·斯密这位哲学家阐述了人们是怎样进行道德评判的。书中反驳了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的观点。这一切要归功于托马斯·霍布斯所写的《利维坦》中描述的令人沮丧的愿景，书中写道，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自私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主权，那么整个世界都会崩溃，变得混乱。

亚当·斯密认为，行为上的限制来自于人本身，而非来自人为的控制。他提出人与人之间彼此都应该怀有“同情心”。虽然人类也许是自私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快乐带给别人”，因为他们享受那样做带来的结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有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设想的能力。亚当·斯密提出“做个心胸豁达的观察者”，这个观念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思想基础，而且因为它驳斥了大家对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看法，即人是完全自私自立的，且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和成本。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颖的结论要比之前的理论复杂得多。《道德情操论》在1759年出版，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书很畅销。这也吸引了欧洲各国的学生来到格拉斯哥大学听亚当·斯密讲课。

亚当·斯密提出，人人都有“同情心”。

从哲学到经济学

这本书不但吸引了广大的读者，还为亚当·斯密赢得了查尔斯·汤森在经济上的支持。他是亚当·斯密在镀锡厂的客户。他是年轻的巴克卢公爵的继父。他说服亚当·斯密辞去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职位，成为他家的家庭教师。在做家教的前期，他随查尔斯·汤森去过法国，并在那里生活了18个月。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法国知名的思想家，其中包括伏尔泰，并和他们一起进行了交流。回到伦敦之后，亚当·斯密用了十年的时间撰写《国富论》，并在1776年出版了该书。

本书选择亚当·斯密作为开篇的第一位经济学家，其中一个原因是《国富论》被视为首次全面阐述世界经济理论的一本书。书名给出一个明显提示：该书旨在说明社会如何能够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它不是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它是一本为决策者准备的指引手册。《国富论》第一卷写的是劳动生产力，以及各个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劳动力如何分配的问题。第二卷写的是财富的积累。第三卷写的是不同国家如何按着不同的速度发展的问题。第四卷讨论了农业和商业体制的问题。第五卷，也就是最后一卷，写的是国家如何通过税收来增加收入和如何支出的问题。在这部详尽的著作中，一共有六个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重要思想，并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亚当·斯密一直被世人铭记。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重要的思想。

无形的手

《国富论》汇集了一些先前在《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经写过的有关自私自利的理论，用另一种方式来阐述社会如何变得繁荣。亚当·斯密的目的是颠覆当时盛行的观念，就是众所周知的重商主义思想。那个观点是：繁荣的唯一途径就是积累财富。在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下，国家可以把商品卖给其他的国家，但是需要建立关税制度，防止别国带走自己国家的财富。

亚当·斯密坚信真正的财富是整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力的产出，国家的繁荣兴旺是建立在这些产出增长的基础上的。他最主要的观点是“自由”，也就是人们可以自己运用所有资源和别人进行竞争。举个例子来说，如果采矿业的回报比别的行业要高得多，那么资本自然会流向这个领域，而远离那些生产率低的领域。

正是由于资本会寻找最有价值的行业领域，所以每个工人都会努力寻找能够给他们最多薪水的工作。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工人们不会去想着提升公众的利益，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能提升多少，他们只在意自己的所得。他们被无形的手牵引着，不自觉地走向目的地。

亚当·斯密奠定了自由市场的供求机制的基础。

亚当·斯密从实际出发，提出了自由市场的供求机制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了一般均衡理论。在一个世纪以后，由保罗·萨缪尔森更详细地阐述出来。这本书后面会讲到他（第8章），以及另外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并不是说人完全是被自己的“自利心”所驱使，而是说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利益。这个观点通过本章开头的引语被很好地体现出来，即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

其含义就是：通过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是通过国家的干预，社会可以更好地运转。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写道：“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谋利而从事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这是亚当·斯密对于人类行为长期思考的总结。

但是，这从逻辑上也引出了一种经济管理的自由放任体制，这是数以万计的人，包括消费者、经商者、银行家和工人的选择相结合的产物。这比由政府设法管理整个系统，能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用亚当·斯密的话说，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任何想那样做的政府，都只是处在“无尽的幻想”中，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智慧或是知识，能够高明到超越成千上万人的选择。但是，亚当·斯密也提到，国家应该有三个职责：国防、组织维护国内安全和治安，以及投资公共设施建设（由个人建设这种设施是不经济的）。

卡特尔的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斯密强烈抵制企业权利和垄断的增长。这种现象是完全自由的市场商业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之一。他害怕经商者利用他们的权利，串通起来操纵市场和抬高物价。“商业同行很少聚会，哪怕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可是一旦聚集起来，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用阴谋对付民众，或想方设法提价。”亚当·斯密写道。亚当·斯密不是“政府干预”的倡导者，但他坚信，让市场由真正的自由竞争来控制，商界就不可能形成卡特尔，因为新公司会将资金投入到这个行业，这样就削弱了卡特尔的影响，压低了商品的价格。

他完全不支持创建了垄断组织的政府，对于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市场一直保持供不应求的情况，那么就意味着物价会高出人们所能够支付的水平，以至于人们不能够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收入。“垄断价格是指大大超过商品所能得到的最大价格。而相反地，自然价格或者自由竞争的价格，是可以得到的最低的价格。”

他也警告说，在英国和它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垄断扭曲了资本的配置。用亚当·斯密的话说，这确实会完全打破自然平衡，如果继续下去，那么就会蔓延到英国工业的各个不同分支。他也发现奴隶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威廉·威尔伯福斯在竞选市长的时候，在关于废除奴隶制的问题上，就拿它来做论证。在《富国论》一书中，亚当·斯密提到同样的工作，自由人工作的花费要比由奴隶来做更便宜。实质上，一项工作由奴隶来做，花费的钱是最多的。不管奴隶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想要让他创造出比维持生存更多的财富，就只能用暴力折磨他，而不是靠他的“自利心”。

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是《国富论》这本书的总的思想观点，想来也是亚当·斯密的创新。他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劳动生产力方面，最大的进步……似乎就是劳动分工带来的影响。”斯密这样写道。

这个影响对于现在的办公室白领或是工厂蓝领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些人生活在250年前，会被视为是激进分子。亚当·斯密点到了工业革命的要害，这场革命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大型生产工厂工作。但是还在萌芽阶段，亚当·斯密就已经知道了如何更好地组织工作，以至于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有更多的产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产率。这表明他的理论是建立在观察实际经济活动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象牙塔的猜想上。

亚当·斯密知道如何更好地组织工作，以至于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有更多的产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产率。

让我们拿一家制造大头钉的工厂作为例子，他发现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人会想方设法用自己手上的工具，在一天内或是最少的时间内，制造出一枚钉子。通过把一项任务分成18个不同的任务由10个不同的工人去共同完成，分别是把电线拉出来、拉直、切断、削尖、制作大头钉头部等，这样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大头钉，不仅仅只是两倍那么多，亚当·斯密预计10个工人一天可以生产出48000枚，即每人每天生产4800枚钉子。

如何做到这么大幅度的生产率增长？亚当·斯密确定了三个因素：

·每个工人在他们特长方面会变得更加娴熟，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和那些行业的佼佼者进行较量。

·工人们不必通过更换机器和设备来缩短生产时间，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分工协作。

·鼓励机器的设计，让它变得更容易工作。

在亚当·斯密的观点里，这个过程为“社会普遍富裕，惠及到最底层的人们”做出了贡献。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工作。人们会倾向于选择做可以支付他们最多报酬的工作，而这份工作的报酬取决于他们对这份工作的熟练掌握程度。亚当·斯密对于工资率差异原因的分析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这种先见之明是基于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农业与原材料比机械化劳动更多的经济体里。

在亚当·斯密看来，其中包含5个相关因素：

·这个工作怎么样，适合还是不适合。

·这个工作是不是很容易做，或是需要一些有难度或是昂贵的培训。

·这个日常工作将会是什么样的，换言之，它是全职的还是兼职的。

·雇主对工人的信任程度。

·工人成功完成工作的可能性。

在当时，亚当·斯密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用技术娴熟的裁缝和铁匠这样的工人进行比较。从现在的角度去看，他的分析仍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对恶劣环境下艰苦工作的石油钻井工人的薪水报酬，和绝大多数情况下有着安静舒服的工作环境的图书管理员的薪水报酬进行了比较。律师和医生得到的薪水报酬，要比法院书记员和医疗勤务兵高，部分原因是他们接受过多年的额外培训。比起全天的职员，会诊医生可能会赚得更多，他们的薪水报酬是按小时计算的。这些现象反映出工作的不平衡性。高级工作人员通常会得到更多的薪水报酬，特别是雇主担心他们辞职离开并带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任何一个在工作过程中通过了定期评估的人，都知道如何将加薪和工作的成功联系起来。

国际贸易自由化

亚当·斯密没有停止过研究工厂里的劳动分工问题，这些研究也可以适用于国民经济。生产钉子需要18个不同的工人，而造船则既需要钉子，也需要另外的一些零件和技术，这就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劳动分工。他们除了需要船舶制造商、制帆厂和缆绳厂，还需要制砖厂，以及很多工人去生产船只所需的金属，还要让伐木者提供制造木炭的木材，让制砖者和设计者建立用来生产矿的熔炉，让技术人员和铁匠制造出金属零件等。

这种分析可以应用在不同国家之间，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做自身擅长的活动。亚当·斯密没有推导这种情况，即使他知道每一个在英国的家庭都可以得到煤炭带来的光和热。而这些煤炭要“经过一段长长的海路或是一段长长的陆运，才能送到人们的家里”。这个工作就交给了他同时代的大卫·李嘉图（将在第2章讲述他），由他来继续研究各国是怎么追求彼此之间的劳动分工的。

亚当·斯密所做的研究解释了各国为什么应该专注于用最低生产成本做最擅长的领域。如果别的国家能够以比我们自己生产的更低价格为我们提供商品，那么从更有效地创造收益的角度上讲，用我们更有效地制造其他产品赚得的收入去购买，肯定会更好。经济学家称之为“绝对优势”。

亚当·斯密举了一个苏格兰酿造葡萄酒的例子，他是想说这样做“很好”，但前提是，你得多花出30倍的资本去生产一个和从法国或其他生产葡萄酒的国家进口的同样的酒。他看到了政府试图通过征收进口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这将是“不利的”。因为这样做，就是强迫每个家庭去购买比实际价格高的商品。

市场机制

亚当·斯密看到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来自于成千上万人的个人决定。比起一些当权者试图组织国家生产，个人做决定能够产生更有效的结果。正如亚当·斯密书中所说：“如果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协助与合作，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即使是要求最低的人，以鄙人愚见，也无法用简单容易的方式使其需求得到满足。”

市场机制中最重要的是基于供求关系而建立的定价机制，虽然亚当·斯密没有那样表述。他发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取决于工资的水平、生产商品的利润与租金。亚当·斯密把商品购买的实际价格叫作“市场价格”。价格的制定是根据商品在市场上的流通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供求和购买它们的资金数量之间的关系。当有强烈的需求时，购买者之间的竞争就会把市场的价格抬高。同样，当过多的商品在同一时间进入到市场时，那么市场价格就会降低到供应过剩的销售水平。

熟知经济的学生得出一个结论：当商品进入市场的供应量足够达到实际的需求量，不要过多，那么市场价格自然会达到最实际的价格—几乎可以认为和自然价格一样。手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这个价格售罄，而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则不能出清。亚当·斯密发现商品价格“受到持续的引力”，并朝着一个中心价格的方向趋近。换句话说，均衡价格就是供应满足需求。

亚当·斯密观察到这是自由市场的竞争，是允许发生的过程。他发出警告：管制市场的做法会使商品价格提高到合理的价格之上。但是如果任其自生自灭，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完全自由”，那么意味着一些企业和工人将会把资源从无利可图的活动中转移到一个能有更高价格的地方去。

政府的作用

如果政府不应该去干预自由市场的运行，那么国家应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应该怎样筹集资金呢？针对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用了最长的一章来阐述。至今，其中的很多理论仍被一些公共部门用作辩论的论据。从他具体而复杂的思想里，总会出现一些值得纳入制定政策的核心原则。

亚当·斯密认为，在国家通过一般税收和通过消费者的贡献来完成资金筹集之间有一个明显区别。前者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而展开的活动。这些活动是指国家为了抵御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安全而采取的国防措施以及司法系统，亚当·斯密把这种管理看作是资源有效配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后者是用于支持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利益的机构或是公共工程。得益于这些机构和公共工程的人，他们会做出贡献来回报整个社会。它不应该落在一般纳税人身上，而应该根据人们的支付能力分担。通过观察那些活动，你就会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认为税收应该由受益者来支付。

这一类广泛包括了为商业和贸易提供服务的公共事务和机构以及教育。亚当·斯密看到，像国防或是司法的支出，对于个人来说实在是太高了，他觉得这个应该由那些从中受益的人来一起分担，而不是一般纳税人来支付。

他特别指出了高质量的道路、主要横跨桥、通航运河和安全港这样的基础设施。这些设施会越来越被需要，因为有大量的贸易要通过它们来完成。桥的强度必须要和有可能要通过它的车量数量和重量相匹配。这就意味着可以让那些使用它的人缴纳少量的通行费。不仅如此，还要按照他们所运载货物的数量和所造成的磨损程度来收取费用。虽然他承认社会得益于那些有着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但是那些直接获得这种教育好处的人，也没有理由不缴纳费用。

亚当·斯密对于税收负担落在那些主要须承担责任的人身上而高兴。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国家该怎样筹集资金，用于那些受益人没有提供费用的活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当·斯密对于税收负担落在那些主要须承担责任的人身上而高兴。他认为可以对土地征税，从两个有价值的方面入手，即土地生产的东西和产生的租金。对于企业的利润来说，在某些活动或是工资上需要征缴“额外的税收”。

但是，亚当·斯密也提出了关于税收的四句箴言，是政府在向他们的公民征收税收时所必须遵守的一般原则。大致概括为以下四点：

·平等原则：意思就是人们在缴纳税收的时候，要和他们的收入成比例。斯密认为，税收不应该主要落在土地、利润和工资这三方面的其中一方面。

·确定原则：税收不可随意。政府应该让公民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缴多少税，什么时候缴，怎么缴。否则这将给收税人太多的权利，激发并助长腐败，从而损害了纳税人对于征税系统的信任。

·便利原则：税收应该以适应纳税人生活的方式来征收。比如，亚当·斯密发现，如果业主在收到缴纳清单的同时收到了他们租客的房租费，那么他们就能够很容易地缴纳房租税。

·经济原则：税收系统的运作成本应保持在最低水平，这样收入就不会白白浪费在管理方面，那么收税也可以尽可能地保持低水平。

永久的学术遗产

亚当·斯密对于经济学发展的深远影响，怎样评估都不过分。现在我们所说的很多有关微观经济学的知识都来自于他的著作，特别是作为资源配置最有效方法的“劳动分工”和“市场看不见的手”。这本书里写的所有经济学家和一些成果，都有受到亚当·斯密著作的影响。他们不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研究成果上，力图去扩充它，就是试图去反驳他的一些理论。

亚当·斯密理论的复活

亚当·斯密的理论一直影响着现代政治辩论。在20世纪，随着共产主义的兴起，展现了由卡尔·马克思（见第3章）提出的经济模式的潜能，使得亚当·斯密显得有些过时。与此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经济大萧条，促使政府决策者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见第5章）所写的著作和理论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主张更多的政府干预，纠正市场的失灵。

亚当·斯密的理论再一次兴起。两位政治家—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总统，以及他们的顾问团，再一次将关注的焦点放到了他的理论上，让政府回归到原来的状态，开放了劳动力和金融市场。民间盛传，撒切尔夫人在她那名牌包里总是放着一本《国富论》的手抄版，并随身携带。她在自己的《通往权利之路》一书中这样写道：亚当·斯密的市场无形之手的理论是“自由本身的巨大支撑”。据在白宫为里根总统工作的一位幕僚布鲁斯·查普曼说，自从里根在大学里学习古典经济学以后，他就一直视亚当·斯密为英雄。提到里根的追悼会，查普曼回忆道：“在那天，华盛顿的每一位保守派的男士胸前都佩戴着印有亚当·斯密半身像的领带。你可以有很多选择：有绿色的印有亚当·斯密半身像的领带，有栗色的印有亚当·斯密半身像的领带，也有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印有亚当·斯密半身像的领带。如果罗纳德·里根再次竞选总统，我想应该会出现印有亚当·斯密人像的帽子和雨衣。”

一些现代作家阐释亚当·斯密关于屠夫与面包师的名言，意思是说自私自利或是贪婪，仅此就足够引导人们的经济行为，到现在为止，这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亚当·斯密的确这样说过：那些维护自己利益的人，作为一个整体，总体上是有益于社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采取自私自利的行为。亚当·斯密赞成善意的行为，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样就可以单独地解决匮乏和饥饿的问题。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所写的内容，也表明了他相信人们会受到关爱他人的感情的驱使。

从大头钉产业到汽车产业

抛开讨价还价的政治活动来说，亚当·斯密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经商者都是如此。劳动分工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每一条汽车生产线上，工人们要在车的底盘上添加一些零件；为什么忙碌的银行家不用接听自己的电话，而让私人助理帮忙；为什么我们要去商场买猪肉，而不是重温BBC情景喜剧《美好时代》的情节，饲养自家的小猪。

对于企业来说，自从出现第一辆成品汽车—福特T型车，并利用预先制作好的零件，以流动装配生产线形式大批量生产，劳动分工就已经开始成为生产系统中的核心部分。现在劳动分工已经不断扩大了外包行业。这种外包行业不仅强化了制作各个零件工作的专业化，还利用各个国家的绝对优势来做他们自己擅长的事情。丰田公司这样说道，单从一辆丰田车来说，大约需要30000个零件，包括小到一颗最小的螺丝钉。虽然很多零件都是丰田公司自己制造，但是还是需要大量的供应商来制造这些零件。

禁止垄断竞争

现今所有发达的经济体都有法规和监管机构，目的是阻止卡特尔或者垄断的出现，这个目标也是亚当·斯密所赞许的。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整个产业，比如能源产业、公共事业、铁路以及航空航天基础产业等，都从国有垄断向民营私有化转移，或多或少出现了相互竞争的情况。但是，亚当·斯密提出设想的英国监管机构的“字母汤”，比如，Ofcom（英国通信办公室）、Ofwat（供水部）、Ofgem（英国能源监管机构）、ORR（轨道会合雷达）等是否都应该保留下来，这个仍然是公众所辩论的问题。

对于私营部门，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拆散那些已经拥有市场垄断地位的公司，比如像在20世纪初期出现的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和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那些通过收购竞争对手而扩大的公司，需要经由负责防止垄断形成的监管机构进行审批。坦白说，现在“卡特尔”这个词只是贬义词，尤其对于那些石油出口国家，也就是OPEC组织。所有这些趋势可以被看作是来自于亚当·斯密的思想。

开放的全球市场

自由贸易的扩大无疑已经超出了亚当·斯密所能想象的范围。提到18世纪的英国，他指出：关于贸易自由将永远占主导地位的想法，就像是有人认为应该有海神或是乌托邦存在一样荒诞。现在英国人可以买到来自东南亚国家的衣服，买到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葡萄酒，以及来自全部或是部分远东国家的电脑。正如我们先前所读到的，比起自己去生产原料和零件并卖给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别的国家能以更低的成本去生产这些物品，那么企业家就可以从这些国家采购。在世界各地，我们随处都可以买到来自英国的药品、软件、航空航天零件和奢侈品。

自由贸易的扩大无疑已经超出了亚当·斯密所能想象的范围。

几十年来，国家彼此之间都开通了贸易路线并建立了能够确保自由贸易的体制，组建了WTO（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组织的建立要追溯到亚当·斯密本人。重商主义理论（也叫作商业为本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之间的博弈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这个博弈给了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灵感，并使其接受了历史的考验。在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和经济衰退之后，各国筑起了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的产业。这就促使其他国家进行回击，直到贸易崩溃和严重的经济衰退，进而演变为大萧条。在2009年，当再次受到大萧条威胁的时候，政治家们都站在统一战线，一致抵制保护主义行为。

那么，亚当·斯密本人又如何呢？根据撰写过他的传记的约翰·雷伊所说，他个人的夙愿就是看到自己的书在六个月内售完。1790年，直到他去世之时，亚当·斯密就已经听到了辉格党领袖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对于他著作的赞扬，看到了英国首相诺思勋爵引入新的税种是建立在他的理念上，并能够在1787年8月3日的《泰晤士报》上读到这样一句话：《国富论》值得每一个致力于贸易的人研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他对自由贸易有益的坚定信念，亚当·斯密在他的书出版后，就结束了为期一年的负责海关和盐税的苏格拉专员的工作。约翰·雷伊说，这个专员的任命，是英国首相诺思勋爵对于亚当·斯密贡献的明确肯定。他的支持者说，亚当·斯密的著作确实为国家积累了更多的财富，但是他自己却一直没有成为富人，保守一点估计，他每年的收入是900英镑（按今天的价值来说，是每年115000英镑）。

全面的评价

很显然，亚当·斯密是他同一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但是问题是他的观念是否还能引起当代人的共鸣。当然，他所提出的核心理论，也就是劳动分工和无形之手，以及经济财富是通过贸易和活动来生成的，而不是靠囤积而成的，这些深深植入于西方经济体系中的思想，都很难被人想起是起源于亚当·斯密。他对于垄断的那种鄙视，也同样根深蒂固于现今的经济环境中。

不管怎样，很显然，一个接受亚当·斯密所有信条并不加任何稀释的经济体，看上去与英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国家有非常大的不同。在承认自由市场原则的同时，很多人却开始热衷于政府干预，目的是监督无形之手，利用税收和法规来改变市场运作方式，比如国内能源的供应、航空和铁路运送、污染产业和住宅金融等，这说明我们已经离开亚当·斯密很远了。

他并不是始终得到了所有人的尊崇，因为他的思想在自由市场的右倾主张中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一直被政治各阶层中那些持有其他观点的人所反对。自从2007~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及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这种对立状态就愈加激烈了，因为有一些人已经很容易地发现经济崩溃应归咎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学说。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直至今天，与亚当·斯密认为他们该做的相比较，政府已经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几乎没有一个主流思想支持政府应只着眼于维护法律系统和资助国内警察与国防系统的想法。英国经济的40%被国家用来建立社会保障福利系统、国家健康卫生服务系统以及教育系统，很显然，我们离《国富论》已经很远了。

本章要点

亚当·斯密被称为“经济学之父”，这是名副其实的。虽然他已经从英国的纸币中消失，但他的名声还将会持续很久。《国富论》已经成为了所有主要教科书的模板，一直到今天，他的主要观念影响了现代关于经济和贸易方面的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国民财富是指整个国家的土地年产值和劳动力，而不是货币价值的积累。开放贸易市场是发展的道路。

·“无形之手”其中包括个人自利的选择，形成了最好的经济成果，替代了计划经济。

·劳动分工，根据人们的技能和装备，把任务分配给个人或是组织，达到最高的产出水平。这个理论已被现代企业采用。

·如果任由企业主实施他们自己的计划，那么就会形成卡特尔（垄断），也就意味着抬高市场的价格。

·税收制度应该是公平的、可靠的、方便的、有效的。

·政府应该用税收来保持经济良好运作，但是基础设施的使用者，比如道路的使用者，应该支付一定的费用。

·禁止垄断的形成，因为那样会导致更高的价格。

补充书目

[1] 布林斯托姆（Branestawm）是英国作家诺曼·亨特笔下一套13本书中的主人公。这套书写于1933 ～ 1983年，时间长达50年。这个主人公被刻画成一个经常走神的教授。这个名字是“脑力风暴”的同义词。

[2] 1英里＝1609.344米。

第2章　大卫·李嘉图：从移民到绅士

我被告知我使用的是一种新的不常用的语言，与科学的真正原理不太协调。对我来说，我的对手使用的语言才是不寻常的，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大卫·李嘉图

早期生活和影响

经济学家就是那些说着行话，以无聊著称的人。想象一下，如果像某些人一样，饱受生活的折磨和困顿，满足了好莱坞编剧对剧情的需要，那么你得到的就是大卫·李嘉图的样子。大卫·李嘉图1772年出生在美国东部的一个犹太移民大家庭中，在这个有着17个孩子的犹太家庭中，排行老三。在他出生四年后，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他的第一个住处是布罗德大街36号，就是现在利物浦街的旁边。非常巧合，这个位置现在的所在地就是瑞士联合投资银行大楼的东南角，利物浦街100号，老犹太东区的边上。

幸运的是，在当时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亚伯拉罕，也就是大卫·李嘉图的父亲，在他选择离开阿姆斯特丹定居英国以后，成为了一位成功的证券经纪人。随后，他被任命为“犹太人经纪人”，是伦敦金融城为犹太人特设的12名经纪人中的一个。亚伯拉罕·李嘉图一世，在他儿子14岁的时候，就开始雇用他儿子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工作。到了1793年，21岁的大卫一发不可收拾，并以个人的名义开立了账户。

之后是一个转折。同年，李嘉图开始独立经营，以更狂妄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功利主义。他和普丽西拉·安妮·威尔金森结了婚。普丽西拉·安妮·威尔金森是伦敦市里一位著名外科医生的女儿，也是一名教友派信徒。自从和不是犹太教的妻子结婚后，他的父母一直不承认这个婚姻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于是他开始与自己的父母进行抗争。这件事情的确切经过，在他兄弟的回忆录里也没有详细清楚地记载。

然而，那些他在英国证券交易所工作时所结交的朋友，给了他帮助，为他能够以个人名义继续进行交易，提供了资金支持。最终，他超越了自己的父亲。正如现在好莱坞关于华尔街金融交易的电影一样，这化解了父子间的矛盾。但是，他一直没有和自己的母亲说过话。1802年2月，在他母亲去世不久后，老亚伯拉罕写了一份象征性的遗嘱，遗嘱上写道：给他的儿子大卫50英镑，因为他被公认是优秀的，不需要更多；其他存活下来的15个孩子，每个人可以得到3000英镑。矛盾的进一步化解是在1807年，大卫·李嘉图的父亲在遗嘱的附加条款上写道，大卫是遗嘱执行人之一。

但是，能够让他扬眉吐气的行为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他40多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钱，开始考虑退出股市。他将自己的钱财投资在了一连串的农庄上，至于这些农庄，大多数都是在远离伦敦的西部的格洛斯特郡和赫里福德郡。事实上，他的第一次收购是在1814年对于在格洛斯特郡一个名为“Minchinhampton”庄园的购买，包括6000英亩[1]的占地面积和名为“Gatcombe Park”的一所住处，现在作为安妮公主殿下的家而更加出名。

接下来的一年，他做了一次著名的投资，就是在滑铁卢战役前4天，他买进了价值360亿英镑（折合为现在的27亿英镑）的政府战争债券。这个债券的溢价只有2.5%~3.25%，因为拿破仑战争胜负未定。当胜利的消息传到伦敦以后，溢价飙升到16.5%。最终剩余的债权人以13%结算了债券。1819年，李嘉图被选为爱尔兰波塔林顿下议院议员。波塔林顿是爱尔兰的一个“腐败选区”，因为这个选区人口少，少到能够让选举出来的人自行受贿。他利用职务之便，主张他自己的经济信念并付诸实际。他一直担任这个地区的议员，直到1823年去世，年仅51岁，相对来说也算英年早逝。在他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大笔资产，如果折合成现在的货币，大约4500万英镑。

从金融专家到经济学家

李嘉图并不是因他这些戏剧般的传奇而成名，而是因他三本著作提出的与价值、租金、贸易以及国家债券有关的经济理论闻名于世。唤起他对经济学兴趣的故事要从1799年，他去巴斯的一次旅程说起。那时，他的妻子生病了，他们去温泉胜地巴斯疗养。其间，他偶然得到了一册《国富论》。之后，他自称是亚当·斯密的“最铁杆崇拜者”。显而易见，《国富论》这本著作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时，他是经济学知识分子协会的成员，其中还有他的朋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老穆勒对于李嘉图把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写成书的决定起到了最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经常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因《人口原理》而成为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辩论，因为他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很多思想观点上有着非常大的分歧。他还受到了杰罗姆·边沁（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者）的指导。后来，他成为了伦敦知识分子协会的全职会员，成为了一些领头俱乐部的成员（比如，成为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和国王俱乐部会员）。

经济理论

与亚当·斯密不同，李嘉图并没有把所有与经济如何运行有关的经济理论都发表出来，而是专注于他觉得自己能够做出贡献的领域上，建立自己的理论，有时这些理论颠覆了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人提出的理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他的第二本书，在1817年出版，一共有33章，涵盖了李嘉图所发现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人们了解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现在他最有名的是他关于国际贸易和政府支出的影响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到现在也还是争论的焦点，他对关税的看法也很出名。

李嘉图并没有把所有与经济如何运行有关的经济理论都发表出来，而是一直致力于核心领域的研究。

但是在研究这些经济理论之前，他关于经济运行的言论值得一看，因为它影响了在李嘉图之后的很多经济学家。他想要解释产业成果在土地所有者、工人之间是如何分配的，以及它是如何分别影响租金、工资和利润的。换句话说，他专注于如何分配以及创造财富。

他建立的经济模式，以农业为基础，尤其是谷物，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农作物。他认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对于食物的需求也增长了，为了满足这个需求，农民不得不将贫瘠的土地利用起来。在那样的土地上，收益大不如以前。确实，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使用，从新土地上获得的额外利润会下降，现在的经济学家把这个观点称为收益递减规律。从某个角度看，没有必要耕作更多土地，因为即便那样做也不能获得收益。

李嘉图把农民定义为农民资本家，他们付租金给土地的所有者，通过耕作产生利润。由于这些农民资本家耕种不太肥沃的土地，他们需要投入资金，所以成本就高了。假设工人们需要吃、住和工作，那么因为食物的价格提高，工人们的工资就不得不提高。土地所有者会因为土地能够产生更多利润，而要求更多的租金。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最终意味着利润的下降。换句话说，虽然资本增长，租金增长，但是利润却下降了。对于理论家来说，这个观点与亚当·斯密的“高工资带来高利润、低租金”的观点相矛盾。李嘉图本人把这个观念写在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本书里。他这样写道：没有利润的下降，就没有劳动价值的提高。那么，如果在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玉米，后者分配到的比例会越来越大，而留给前者的比例越来越小。

李嘉图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随着工资报酬的增长，以资本密集型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比以劳动密集型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更便宜，因此，对前一种生产方式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同样，如果工资下降，公司就会用工人来代替机器。这种模式现在被称为李嘉图效应，建立在亚当·斯密的“资本家会因为自己的私利，追求最有效的行动方向，从而实现社会的最好结果”经济理论之上。

可惜的是，李嘉图极其坚信，在某个时候，这种情形将会走向终点。随着农民逐步耗尽土地和人口不断增加，最终饥荒就会到来，因为无论如何都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工人。李嘉图称之为“静止状态”，这种观点基于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尔萨斯是一个神职人员，也是一名学者，他说过：“当人口的增长率超过所需粮食的生产增长率的时候，就会导致饥荒来临。”因此，李嘉图被之后出现的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打上了“沉闷”的标记。托马斯·卡莱尔是一位一直谴责整个经济学是沉闷科学的哲学家。

他反对《谷物法》……但是最终《谷物法》赢了

之所以李嘉图这方面的想法得到关注，而不是引述他对价值的观点，或是他的通货原理与银行理论等其他观点，是因为它形成了他在抨击《谷物法》时的知识基础，它也是立法的一部分。在200年以后，当人头税在英国实施时，它在政治的辩论中，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玉米价格和土地所有者所赚取的租金大幅度增长。这场战争最终给李嘉图带来了财富。1813年，议员呼吁禁止进口外国玉米，直到国内玉米的价格每夸特为4英镑（大概是每220千克为4英镑）。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和平突然来到的时候，玉米价格暴跌，《谷物法》被强制实行，目的是保护国内的农业部门，其实暗地里是保护农村土地的拥有者。李嘉图在《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中写道：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总是与社会其他所有阶级的利益相矛盾。

李嘉图认为，这些贸易壁垒人为地提高了食物价格，鼓励了过高的租金。他说，一味地指责玉米的价格越来越贵是错误的，那是因为土地所有者始终要求得到过高的租金。相反，在战争期间，价格因进口不足而提高，这样会鼓励企业家发展农业，以此获得利润的一部分。就像他书中的观点一样：无论是对进口的高关税、产品还是对玉米，唯一的影响就是将资本的一部分转移到雇用工作上，只靠自然力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导致了社会总资金的不利分配—引诱制造商开始或继续在一个利润相当低的工作上。

通过创造一个对玉米供应的人为垄断，政府有力地推动了谷物价格的上涨，这反而导致了主食成本的激增，比如在城市里，在快速发展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吃的面包。这就直接冲击了新兴工业阶级的利益。李嘉图在国会上极力反驳：对英国来说，允许进口低价的谷物，不再投资于种植业，将方向转向另外的活动，比如制造业，这样会好得多。遗憾的是，《谷物法》直到他死后的23年才被废除。

交易场所—李嘉图的革新

那个故事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继续，来解释两个李嘉图著名理论中的一个理论。我们应该记得，亚当·斯密曾提到过的一个观点：国家应该把做得最有效率的产品输出给合作伙伴，同时用这笔钱买进自己不能有效制造的商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产品都比别的国家差，那么就可以简单地关掉商店，进口所有的东西，希望以此来获得一笔横财吗？

李嘉图认为，即使一个国家不能生产出比它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但是彼此之间的交易，对两个国家都是有意义的。

李嘉图认为，即使一个国家不能生产出比它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但是彼此之间的交易，对两个国家都是有意义的。如果诺贝尔奖是在19世纪初出现的话，那么李嘉图一定早就已经获奖了。他的定理指出，在可供选择的东西之间做比较，一个国家应该集中关注比较好的一方面。李嘉图举了一个葡萄牙酒和英国布匹互换的例子，虽然当时在制作上这两种产品都不是很有效率。让我们来举个例子，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为了更容易地了解和更具有现代色彩，我们假定两者都生产了两样东西—耳机和MP3播放器，而且生产得并不多。

在中国台湾地区，120小时生产1000个耳机；100小时生产出1000个MP3播放器（假设它们的价值大致是一样的）。而在韩国，制造同样数量的耳机，需要用80个小时；制造同样数量的MP3播放器，需要90个小时。可见，韩国在生产这两样东西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时，非经济学家应该会说，韩国应该继续生产这两种东西，不需要进口。李嘉图所做的就是要改变这种思维，并表明与直观相反的想法：韩国应该停止其中一个产品的生产，然后从中国台湾地区进口。这不仅仅在数学上是有道理的，还带来了更高的全球经济活动。

在这两种东西的生产上，比起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可能要更有效率些，但是与自己比较起来，在生产耳机和生产MP3上，前者要比后者更有效率些。你还可以看到，在这两个生产地之间的生产力差距上，生产MP3的要比生产耳机的小得多。通过投入所有的精力来生产耳机，用1000小时单独生产出耳机的数量要比同时生产出耳机和MP3的总数量更多。对于中国台湾地区来说，把方向转向生产MP3会更有效率。通过放弃他们不擅长生产的东西，他们会生产出更多他们擅长的东西。下面这个方框把这个过程详细说明了一下，并表明了总产量如何做到实际增加。

“科学因素”

如果我们假设，这两个生产地花费900（选择这个数字是为了计算更简便）小时去生产每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可以增加商品的生产。900小时，中国台湾地区可以生产7500个耳机（900÷120＝7.5倍，7.5×1000＝7500个）和9000个MP3（900÷100＝9倍，9×1000＝9000个）。同时，韩国的工厂能生产出11250个耳机（900÷80=11.25倍，11.25×1000＝11250件）和10000个MP3（900÷90＝10倍，10×1000＝10000个）。两个生产地的生产总量为37750个。如果韩国停止生产MP3，让生产MP3的工人去生产耳机，那么2000小时，工人可以生产出25000个耳机。如果中国台湾地区停止生产耳机，专注于生产MP3，那么2000小时，工人可以生产出20000个MP3。两个生产地的生产总量为45000个，比起之前那种模式，生产总量提高了将近20%。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我们会在第8章中看到），有一次被数学家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要求为他指明“所有的社会科学中既真实正确又不显而易见的一种现象”。几年以后，他给出了一个正确的答案：相对优势。“在数学家面前，毋庸置疑，它在逻辑上是真正被需要的；它是非同寻常的，这一点被成千上万的权威人士和智慧的人所证明，但是这些人永远都不能够自己去抓住这个原理，或是只有在别人解释给他们听之后，他们才会相信它。”萨缪尔森在1972年的一篇名为《经济学方法》的文章中指出：李嘉图在酒和布的贸易例子中提到的四个数字，是“经济史上有魔力的四个数字”。

就李嘉图在英国国会下议院的辩论而言，这篇文章的要点，主要是说给那些政治家听的。要点内容就是：如果法国能够更有效地生产玉米和食品，而且卖得比英国的农民要便宜，那么就从法国购买玉米和食品，而英国应该集中精力去做他们自己比较擅长的制造业，这样英国会变得更富有。

先借后付：纳税人怎么看待政府的借款

第二个主要的理念，至今还影响着经济，有一个不怎么吸引人的命名—李嘉图等价定理。它的理念就是，政府借钱去建立一个特别的项目，就会发现，当纳税人为了能够支付他们知道的即将到来的缴税而削减开支时，经济影响就相互抵消了。

虽然他给了它一个奇特的命名，但是不能说李嘉图完全被这种逻辑说服了，即使他是提出这个理念的第一人。在他死后，经济学家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补充这个理论，让这个命名和他联系起来。

在1820年，这位前股票经纪人写了一篇名为《简评国债系统》的短文，在这篇短文里，他提到了一种能够提供国家每年开支的最好模式，无论是在战争中的国家，还是和平中的国家（在滑铁卢战役结束之后的5年里，他一直在创作），这种模式都是可行的。

如果一个国家每年必须用2000万英镑去打一场战争，那么它不得不选择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来提供这笔用款：

·适时地提高税收，以此来提供用款。

·每年借款并支付利息。

·借款同时也征税，用征收上来的税有效地偿还利息（和现在的利息抵押相似）。

李嘉图认为每一种方式都会有经济影响。相应的影响如下：

·比起之前，国家相当于增加了2000万英镑的用款。

·国家每年都会增加100万英镑的用款，且永远不断。

·国家每年都会增加120万英镑的用款，一直持续45年结束。

这就意味着，人们会意识到，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的45年内，他们不得不以更高额税收的方式来支付国债。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比较喜欢提高税收的方式，因为一旦战争结束，这个税收就可能会下降到和原先一样，也因为如此，可以更容易地说服市民反对战争。他说，只有他们被要求以税收方式成为偿还国债的一分子，并且没有任何时间期限的时候，人们才会把战争当作累赘。

李嘉图在他自己的简评中似乎淡化了这种联系，只是提到，很难说服一个拥有一窝价值2万英镑鸡蛋的人去不间断地每年支付50英镑，并要支付20年。这样一笔1000英镑的税收，只会被当作负担。“他可能会有些含糊不清的认识，这笔每年50英镑的税收将会由他的后人来支付，不是由他自己来支付。”但是，正如我们很快看到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在这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公共赤字的增长要与私营部门的存款增长相匹配。

永久的学术遗产

你会发现，在政治家的重要讲话中，很难看到他们引用大卫·李嘉图的话或是理论。但是，和亚当·斯密不一样的是，他的影响在于他最有名的特殊的观点，而不是他在经济学中的广博视野和具体思路。这并不表示削弱了李嘉图对亚当·斯密观点冲击的影响，这个影响有助于发展古典经济学学说，或是说他自己观点的影响，为之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的平台。在这些经济学家中，有一位众所周知的（在第3章中会提到），就是共产主义者卡尔·马克思。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以及对政府辩论的观点，在现今的政治辩论和新闻报道中仍在激发共鸣。

国际自由贸易

乍一看，大卫·李嘉图在乔治国王时代的英国家庭和现在很多现代化的家庭没有很大的区别，房间里充满了科技产品，在他家厨房的桌子上和房间的壁橱里摆满了沉甸甸的水果，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时髦用品。事实上，自由贸易的现行制度中有很多内容来自于李嘉图关于英格兰布和葡萄牙酒互换的理念。

自由贸易的现行制度中有很多内容来自于李嘉图的理念。

自由贸易的理念，对所有的国家都有利，尤其是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双赢，这个理念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核心，在这之前，有一个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

但是，它会涉及一些成本的问题，就像李嘉图建议葡萄牙将它的资本用于生产酒而不是布的例子所说明的那样。虽然从长远来看，葡萄牙将会获得收益，但是它对同一时期的制布商造成短期的困窘，他们会反对培训成为葡萄酒商。

随着“离岸外包”的发展趋势不断增长，支撑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比如呼叫中心和程序录入人员，越来越担心会像印度一样，这些职业将会消失并形成新兴的市场，因此，在全球经济危机来临之前的10年里，在英国，这场辩论从未停息过。同样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向选民们预言道：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会因工业就业流失到墨西哥而发出“巨大的倒吸气声”（指民众因目睹就业机会被抢夺，倒吸凉气发出的声音）。政府的应对策略应该着眼于重新培训工人，而不是努力地去维持那些国家不可能再从中取得成效的产业。

谷物和大萧条

自由贸易这枚硬币的另一方面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而世界贸易组织（WTO）必须存在的原因，是为了确保各国在进行贸易时，都能遵守贸易公平交易的原则。过去几十年来，由政府提供保护的行业，一直存在着超越保护主义政策的索赔和反索赔，包括科技、钢铁、太阳能电池板、牛肉、虾、汽车、鞋类和香蕉等领域。

在国内产业的重压下，政府会建立关税或是更现代化和更复杂的防御体制，比如环境和劳动标准，用它来保护被认为是不公平竞争的劳动团体。李嘉图应该早就认同那些用遗传（基因）生物饲养牛的行为与19世纪英国，在前技术时代，农村土地所有者雇用工人之间的相似性。

李嘉图应该会赞同20世纪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经济学家力劝主要的大国不要阻止因1929年华尔街崩盘所带来的经济大萧条复苏后的进口。美国通过征收史上有记录的最高关税来应对经济低迷期，企图将开支转移到国内产品的生产，而不是从国外进口产品上。眼看自己的产业受到威胁，其他国家政府征收报复性关税，其结果是国际贸易下降了一半。1000多名经济学家联名呼吁，警告美国政府：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产生灾难性的损失惨重的经济后果。

临近2009年，因为雷曼兄弟破产，世界被视为徘徊在新的经济萧条的边缘。这一次，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采纳了李嘉图的一个理念，赞同不采取保护贸易主义的措施。正如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在助力G20伦敦峰会上说的：“保护贸易主义必须被拒绝，因为它是失败主义、退缩和恐惧的政治，最终没有人会去保护它。”

紧缩与刺激

李嘉图对于政府债务影响的思考，在最近的四十多年里，特别是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复苏时期，得到了新生。2009年，各国领导人采纳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的建议，一起合作向全球经济注入了大约1万亿美元，防止了我们所描述的“大萧条”向“彻底崩溃”发展。这必然会涉及到各国政府的庞大债务由未来纳税人偿还，这让经济得到了起死回生。

李嘉图对于政府债务影响的思考，在最近的四十多年里，得到了新生。

李嘉图最初的想法被哈佛大学经济学者罗伯特·巴罗当作其理论，也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罗伯特·巴罗等价理论的基础。1974年，罗伯特·巴罗在其所写的文章中承认，他处在李嘉图的“幸福的迷茫”中。这个美国经济学家说：假设每个家庭都想把他们的财富转给他们的孩子，这种情况叫作“代际利他主义”，此时他们将会考虑用低税收来支付国债。

假设一个家族不仅对自己的生活抱有期待，而且期待于他们孩子的生活，那么他们将会知道，现在国债融资税收的减少，就意味着将来的税收会增加，也就是税收增加与减少相等，它们在现有价值上是相等的。虽然税收的减少不能使消费者享受到更多利益，但是不用增加他们的消费。只有全面减税，才能有能力支付未来的税收。因此，公共储蓄下降了，那么个人储蓄就上升了，而国民储蓄整体不变。

许多人认为应该阻止政府在解决病态经济问题方面的支出，而这个理论的批判者试图对这些假设和影响提出反证。他们说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采取这种理性观点，很多人不会提前从长远考虑，而是决意还清现有的国债或是支付额外的费用。根据1997年英国市场调查机构益普索·莫里民意调查显示：观察人们用从构建社会互利互助的浪潮中得到的意外财富所做的一切，可以发现有一半或是绝大部分用来改善家庭。

涉及私营部门的意外财富，他们对2001年2月新加坡政府一次性支出11.7亿美元，退税给250万成年人，从78美元到702美元不等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在宣布后的10个月里，消费者每获得1美元，平均就要花费90美分。因为经济学家试图制定出刺激全球经济危机复苏的措施，所以这个辩论将会一直存在。

全面的评价

大卫·李嘉图并没有像后来的思想家凯恩斯和马克思一样留下一个“主义”，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他的贸易理论著作上。李嘉图把他自己的时间、思考以及著作和一系列经济问题联系起来，比如，根据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看到的一切，他提出了贸易限制理论。这个理论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毫无疑问，他敏锐地看到，自由贸易将会为消费者带来减价，并将使社会变得更富有，因为他们从事他们擅长做的事情。

然而，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与李嘉图的欧洲经济有非常大的不同。显而易见，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在实际的运用中，越来越遭到不满。在看到这一点之前，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理论遭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批判。他的批判者说，他的模式只适用于两个没有分裂和技术优势、能够使物品互换的国家。因为交易要适应正面或是负面的冲击，所以他们可能会停止制造和销售他们最擅长做的产品，或是因为他们不再有能力制造这些产品，或是因为他们早就决定将重点放在别的东西上。

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也因造成他没有预期到的问题而被指责。批判者说，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通过进口来提供自己不擅长的产品，这可能会导致经常账户赤字的不可持续性。这个理论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在某些领域遵循不同的标准，比如，污染标准和劳动标准，这些标准允许一个国家争取到贸易优势，尽管所有的理由都是错误的。批判者说，一直寻找合适的专业化，这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和国家之间更大的不平衡。

本章要点

虽然李嘉图的理论已经过时，但是因为一些理论是他在200年前就提出的，因此他仍占有重要地位。

·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应专注于它们最有效的生产，并进口自己不擅长制造的产品。

·李嘉图效应：随着工资报酬的增长，以资本密集型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相对于劳动密集型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更便宜，因此，对前者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李嘉图等价理论：政府借此来刺激经济增长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人们会意识到，为了偿还国债，他们不得不在将来支付更高的关税。

补充书目

[1] 1 英亩≈ 4 046.865 平方米。

第3章　卡尔·马克思：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只要一说起他的名字，几乎所有的听众都会立即想象出许多图像和思想，最有可能想到的图像是他那大胡须的脸庞，包括：他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一本叫《资本论》的书，以及他在伦敦北部海格特公墓的坟墓等。本书提到的其他9位经济学家没有任何一位像他那样会引发如此强烈和直接的反应。

其中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不但是一位经济学家，他还是一位哲学家、语言学家、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社会学著作和他在经济学理论上的名气一样大。

早期生活和影响

马克思可能一生致力于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推翻压迫阶层的统治，但他的出身确实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他的生活经历和大卫·李嘉图一样充满戏剧性，不同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指李嘉图）享受到的是魅力，而在德国有相似经历的他，却看到的是悲惨。马克思1818年出生于特里尔，在下莱茵兰地区也就是之后的普鲁士王国的一个小镇上。他的父亲海因里希是一个成功的中产阶级律师，拥有当地的几处葡萄种植园。海因里希是赫希尔·莫迪凯之子，是特里尔一个犹太主教之子，为了避开反犹太人法，从犹太教转信路德教。

多亏了父辈的经济保障，马克思接受了私人教育，并获得了在波恩大学学习法律的机会，他在那里的生活使他被很多当时的学生所知。他参与了决斗，在过程中负了伤，在大学饮酒俱乐部担任联合主席。但正因如此，他的成绩最后受到了影响，他的父亲忍无可忍，安排他转学到了更具学术和专业性的柏林大学。

马克思的学术水平迅速提高，获得了法律学位。对他后期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他深深地被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黑格尔的思想学派所吸引。黑格尔在那些介绍伟大哲学家的著作中理应获得一席之地，他的思想会占有重要篇幅。但我们关注的主要是他开创的被称为辩证法的分析方式，通过这一方法提出一个论点和一个反论点，最终得到一个新的综合推理。当黑格尔的追随者们利用这一观点来发展思想时，马克思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来理解物质世界和社会革命的发展。

马克思是德国人，但他的大部分思想和著作是在巴黎和伦敦完成的。陪伴着马克思度过风风雨雨的妻子燕妮·冯·威斯特法伦，一个有钱的普鲁士贵族的女儿，打破了婚姻的门第之见，于1843年下嫁马克思。离开大学后，马克思搬到了科隆，在一个叫《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的自由报社做一名记者，随后成为一名编辑，那里为他抨击当时的欧洲政府提供了机会。

迫于当局压力，马克思在写了一篇强烈抨击俄国君主制的文章后被迫辞职。沙皇尼古拉一世向普鲁士当局施压，成功禁止了该文章刊载。1843年马克思去了巴黎，在那里他供职于一家短暂存在的自由报社，遇见了另一个有钱的中产阶级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并与他一起形成了主要的思想。马克思的文章又使他遇到麻烦，1845年法国政府将他驱逐出境。搬到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回到科隆后加入了《新莱茵报》，又使他和左派同事与当局陷入了争执。1849年他搬到伦敦，在那里开始着手写他的三卷杰作《资本论》，在他有生之年只出版了第一卷。

马克思1883年去世，享年64岁，他人生的最后三个十年是与家人一起度过的。在伦敦的五年，马克思一家住在Soho区迪安大街28号的一个公寓里，现在是伦敦高级餐厅Quo Vadis的厨房（马克思可能也知道，拉丁语的意思是“你要去哪里”）。

马克思在伦敦的生活，就和在欧洲大陆的生活一样，只能说是穷困潦倒。1852年普鲁士政府的间谍描绘了一个精彩但可怕的马克思家里的画面：主卧室弥漫着香烟烟味和烟草烟雾，“这会让你眼睛一直流泪，甚至有一瞬间似乎你是在洞穴中”。他提醒说，坐在里面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两个凳子中，有一个只有三条腿，而另一个（四条腿的）被小孩当作游戏桌。“孩子们的食物没有被清理干净，如果你坐下去，你的裤子就会有风险。”然而，间谍指出友好的主人“忍受了这些不适”。但孩子们不是。残酷的事实是：他的三个孩子，其中包括他珍爱的8岁的儿子埃德加，在那个黑暗的住所死去。

经济学理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最出名的著作，这是马克思撰写的大量著作中的最后一部，也是他去世前都没有完成的著作。那些努力去阅读它的人应该记得，写这本书的人自己本身就持续不断地遭受着痛苦，而且那些脓肿不断地聚集起来并带来巨大的痛苦。那种极大的痛苦我们只能尽力去想象。

2500页的《资本论》确实值得一读，特别是那些有较高文学色彩描写的部分。但要了解马克思对经济学的贡献，我们需要关注三个关键思想：对劳动的剥削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资本主义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最终将取代它。

剩余劳动价值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以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他关注商品和商品生产的方式，但马克思运用了黑格尔的“唯物辩证法”，因而在前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价值理论。就像斯密和李嘉图一样，他也看到了工人在生产商品时投入的劳动带来了价值的增加，但李嘉图认为从长期看，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格，而马克思关注商品的价值，按照他的说法，劳动量决定所生产商品的价值。生产某商品时，一台机器需要五个小时，而另一台需要十个小时，则相同的时间内，前者创造的价值是后者的两倍。他区分了不可改变的“使用价值”和只有在商品所有者销售商品时才能得到的“交换价值”。

马克思认为，通过长期来看，工人们也不会得到他们所努力的全部价值。一个被支付了一天工资的工人，其生产的一箱工具所卖出去的高价，要高于这个工人所获得的工资。想想超市的收银员、律师助理或银行柜员，你就可以看到现实中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马克思看到，工人努力所获得的报酬和企业主最后得到的结果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资本家们因为拥有生产资料，因而能获得额外的利润（价值）。所以，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他们计划卖出物品的价值。这个等式还需要计算机器的成本，这被马克思称为建造这台机器所蕴含的“隐性”劳动的价值。它们的利润是（物品价值）扣除劳动成本（可变资本）和机器（固定资本）之和后的剩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表述：p'＝s/C＝s/（c＋v），p'代表利润率，s代表剩余价值，C代表总资本，v代表可变资本，c代表固定资本。

那么，资本家怎么知道如何减少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呢？马克思看到企业主愿意向工人支付能够维持他们自己和家人最低生活需要的工资，那个我们称为生存工资。他说，这个工资低是因为有失业人员的存在，后者随时准备替代不能或不愿工作的人。这个蓄水池的存在是由于技术的进步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潜在的含义是说劳动力不过是另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其价值等于维持其工作的成本。这正是劳动和他所谓的劳动价值的不同之处，也是马克思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家的标志。

这正是劳动和他所谓的劳动价值的不同之处，也是马克思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家的标志。

马克思和李嘉图一样，对经济价值是怎样分配的很感兴趣。李嘉图相信，土地所有者将占有最大的一块，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贸易改革理论。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家—资本的所有者，不论是企业大亨、金融家，还是地主—是主要的受益者，并相信这种制度不可持续。

资本主义的衰落

资本家有明显的动机少付工人工资，使他们在难以忍受的条件下工作，甚至让妇女和孩子做危险和肮脏的工作，这就是他们想要做的。诸如查尔斯·狄更斯等一些作家描写的工厂生活，以及查尔斯·金斯莱的《水孩子》，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状况。

但是，为什么这一进程会简单地让资本家获得长期而稳定的利润呢？马克思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看到社会发展是一种不断变化的恒定状态，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本身最终也将被替代。马克思说，资本家之间会竞争，就像斯密说的那样，会投资更多机器以领先竞争对手。

这是马克思在一个文学段落中的表述：“积累，再积累！这就是摩西和先知！因此，节省，再节省。例如：尽最大可能，将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转换为资本！为了积累而积累，为了生产而生产：通过这个公式，古典经济学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由此会导致资本家的利润不断下降，而且当资本家为保持领先于竞争对手做努力时，利润还会继续下降。尽管马克思没有提及商业周期，但现代经济学家认为，过度投资是长期繁荣过后触发破产的因素之一。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个周期将会继续无休止地循环，在每个下降周期，利润会不断上升或下降。

同时，不断增加的机器带来不断上升的劳动储备，这同时会制造反对现有制度的动乱和愤怒，以及剥夺工厂的潜在客户。有相当数量的富豪在争取最高地位中被消灭，由此工人阶级的不幸和找工作的探索会增加。

“在危机中，敌对机构之间的冲突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发泄。危机是常见但短暂的，矛盾的解决方案是强制性的。它们是猛烈爆发，在一段时间内恢复扰动的平衡。随着工人阶级的反抗增多，阶级人数不断增加，他们有纪律、讲团结，会被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组织起来。”马克思写道。

资本的垄断开始成为生产方式的束缚。生产方式的集中化和劳动的社会化最后达到某个点，从而与资本主义的外壳产生矛盾。

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将在革命中终结，将被自己推翻。

资本主义的外壳被炸成碎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钟声敲响了。剥夺他人者被推翻了。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将在革命中终结，将被自己推翻。

风暴过后：《共产党宣言》

在故事的最后，我们不得不回到1848年的巴黎，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共产党宣言》，不同于今天的党的宣言，这是一份工人的文献，在对欧洲工业资本主义进行评论，对劳动价值论以及资本家剥削工人进行解释前，描述了一个历史性的旅程，这些在《资本论》里描写得更丰满。书中解释道：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用一种和现代投票类似的方式，提出以下几点：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征收高额累进税。

·废除继承权。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一些措施毫无疑问会被现代的读者所支持，特别是对所有孩子实行免费教育和取缔童工等。但这只是一个政治计划而非经济计划。

无阶级“社会”的经济是如何运转的？《资本论》相对平静地描写了后续的这一切。1857~1858年，马克思在准备《资本论》期间写的一系列笔记（被称为大纲）更明确地阐述了即将出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

根据40年前发现的一份原始材料的分析，马克思看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六个主要特征[1]。最重要的是，作为衡量价值和组织生产的市场交换过程结束，而它只会被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中心计划体制替换。

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被打破，财产所有权将会被“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取代。此外，大幅度地降低工作时间，增加可支配的社交时间。以每个工人生产能力的发展作为衡量他们产出的尺度，而不再是他们立即从事的工作的价值，或他们所花费的时间。科学在最后两个因素中发挥作用：一是在科学、技术、自动化基础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二是在科学和教育的基础上培养需求。

这个前景被总结成：在那里，工作的价值通过它的质量而不是工作的时间来衡量，钱是价值交换的工具。作为一种不断出现的结果，自由时间的不断增加允许每个人用其自己的方式发展。从展示的前景来看，这是一种比较难的社会经济运作模式。但在马克思眼里，在一个动态的进程里，就像看到封建主义让路于资本主义一样，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可以通过分析趋势预见到的。

卡尔·马克思和全球金融危机

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评论，他们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之夜。

《资本论》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一度销量突然增加，卡通漫画在日本卖得最好。而中国影迷蜂拥去看的是一个最不可能的版本—音乐剧。这个节目由一位靠舞台剧挣钱的演员募集资金，而这是以纽约纳斯达克指数浮动为基础的。观众成了股东，股票价格由他们的掌声“指数”决定。当然，当“工人”发现该剧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数量超过他们扮演的劳动价值时，问题也随之产生了。

复杂的金融债券产品繁荣是经济崩溃的原因之一，这些数量快速增长的抵押债券被出售给美国承担了高风险的贫穷购房者，这些债券后来被称为NINJAs—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的三无债券。马克思应认识到投资者对于高收益的强烈渴望，当这些债券发放时，世界各地的利率如此之低。这种无情的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利润的想法，是他理论分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也许还看到剩余资本的过度积累，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危机在某个时点爆发。

马克思还发现了“虚拟资本问题”，这是保证持有人在未来获得现金流和因而能被当作资本一样进行交易的凭证。他说，这创造了一个资本的假象，这是因为资本不可能存在于基础资产中。“货币资本的积累意味着很大程度上没有别的任何东西，只有商品索取的积累，一种市场价格的积累，一种虚幻的资本价值的索取。”他写道。

他发现那些不幸的购房者的工作收入很低，这是持续的商业发展造成的结果。马克思自己看到了金融家的潜力，而不仅仅是产业资本所有者从劳动阶级中榨取价值。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说，工人阶级受到那些出售给他们生存资料的商家的欺诈。他看到了销售和贷款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无关紧要”的，而借贷者的行动是二次开发。

政府想尽办法避免大萧条，那会导致马克思预见的200年工业资本主义的终结。马克思描绘了自然的恢复和人们不断增长的愤怒，尤其是在欧洲，希腊和西班牙等国家的人们遭受的破产的痛苦仍在继续。他将看到的他们对一个新经济体制的需求，当作是这场争斗尚未结束的标志。

长久的学术遗产

如果卡尔·马克思没有出生过，现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将会是非常不同的。他的许多想法也许不够成功，但改变了政治层面和经济思想方面的辩论内容。

整体情况

谈到他的经济学，其影响并不清晰。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但一直没有到来。正如他所料，过去发生了许多次金融危机，包括近年的2007~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图表都呈现直线上升，只有一些向下波动的光点，那标记是大萧条时期、世界大战和近期的经济衰退。

工作条件的改善，而不是因为技术创新的恶化，诸如最低工资，马克思也会赞同，贸易工会化，他也会鼓掌。但马克思没有预测到的是中产阶级的崛起，一些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群体（除非他们购买和持有英国私有化企业的股份），但他们会对他们的劳动索取较高的价值。

马克思的拥护者能指出这个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必须回应工人的要求，获得更多的收入，获得更多的权利，以避免工作中不断上升的愤怒和革命。他们将此作为马克思在寻找让资本主义走上动态发展模式的正确道路的一个标志。问题是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固定制度几乎无法改变。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固定制度几乎无法改变。

他们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雇用海外工人的方式，首先通过殖民主义，近期更多通过全球化，这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小环境

事实上，他的预测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正确的，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思想和著作没有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毫无疑问，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正如马克思主义分析时经常提到的那样，是现在考察社会变革的主流方式。

资本积累的概念—资本家继续投资以追求增长，直到在某个时点需求崩溃—这是一个商业周期的前兆，即经济从繁荣到萧条，到复苏增长，再回到繁荣的一个过程。

卡尔·马克思再次降临

如果马克思能拜访21世纪的英国或者美国，他将如何使用他的理论来解释今天的世界？他关注到的是，工人阶级相对资本主义阶级依然是贫困的，在今天不平等扩大的英国和美国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这种不平等体现在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人群之间。

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放弃了劳动价值论，但剩余价值的思想标志着一个对其员工有“剥削”水平的企业管理人员能拿很多钱，在今天会有争议。衡量一个公司被支付最多的管理层的薪水，用公司平均薪水的多少倍来表示，在实践中常常被称为公司薪水不高的象征。所有国家的企业通过销售商品和服务的利润仍然远高于其投入成本，其中包括工人的工资。正如2013年6月《金融时报》报道的，2011年平均一个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员工的508倍。

如果马克思来到2008年，他会认为最终灾难迫在眉睫。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至少依照一个周期而设定。然而，他意识到了在危机苏醒期间遗留的大量储备劳动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12年将有近1.97亿人失业。大量的劳动力储备使工资保持在低水平，英国的数据显示，在2007~2012年间，工人的实际工资相对减少15%。

全面的评价

资本家无情地追求利润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这一想法似乎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时应验。由于主流经济学未能预测或解释全球金融危机，《资本论》的销量大幅上涨。

全球金融危机后，《资本论》销量大幅上涨。

马克思最后的遗产使其成为过去两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现代西方思想的很多历史学家将他和查尔斯·达尔文以及弗洛伊德相提并论，他们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对演讲者来说，用最有效的速记方法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类似于谈论弗洛伊德的本能论，或达尔文的进化论。

《资本论》已在经济学范畴的阅读列表中排在了很高的位置，金融危机也迫使人们重新回顾马克思的预言。

本章要点

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经济学关系的方法仍然是有效的。这包括：

·工人的劳动与劳动权的区别。

·雇佣者通过利用劳动者的工资和他们的劳动价值之间的差距来累积剩余价值的观点。

·资本家保持工资最低化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

·为了更为高效，资本家们不断增加能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投资，以增加剩余价值。

·这导致了“失业后备大军”的产生，其贫困水平不断增加将挑起阶级冲突。

·最终资本主义将会播下自我毁灭的种子。

补充书目

[1] J.E. Elliott,‘ Marx’s Grundrisse: Vision of Capitalism’s Greative Destruction’, Journal of Post Keymesian Economics, Vol. 1（2） （Winter 1978-79）, pp. 148-69.

第4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划时代的《经济学原理》

①把数学看作速写语言，而不是提问的工具。②做完之前要一直坚守。③翻译成英语。④然后用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例子进行阐释。⑤将数学扔掉。⑥如果做不到第④点，就扔掉第③点。我就经常这样做。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给

统计学家阿瑟·鲍利的信

由于经济学带有复杂的数学公式、精致的图表和难以理解的代数等，有人可能会心生畏惧，并责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是一个一流的剑桥数学家。在早期的职业生涯中，马歇尔主要进行道德和社会科学研究，后来决定将严谨的数学应用到快速兴起的经济学中。

马歇尔是一个坚定的经济学实践者，他认为应该用浅显的语言解释他们的想法和发现，即使是现代经济学家，也认为这是很有挑战性的。他坚信经济学家应该为社会获得最大产出尽最大努力。这也许是他低微身世产生的自然反应。

马歇尔最出名的是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也正因为这本书，他的地位才没受到任何挑战。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有关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因而也适用于所有的企业，诸如供给和需求、边际效用、需求弹性，都在他的书中解释得非常清晰、前卫，以至于几十年过去后，他的书依然是经济学专业学生的标准教材。

早期生活和影响

现代的读者可能期待着读到一个从身无分文到腰缠万贯的神话故事，但是早期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更可能会美化丑陋的这一面。据历史记载，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成长于伦敦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传记的字数不少于他昔日的学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描述了他在伦敦郊外克拉铂姆西部小镇一个牧师家庭的成长经历，而他父亲在英国银行做收银员。

多亏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我们才知道马歇尔这位经济学“隐形大师”。实际上，他发迹于伦敦东南部卑微的制革厂区—柏梦塞，1842年他出生于威廉姆家，父亲是英国银行的一名职员，母亲是屠户的女儿。他的家庭背景也许被粉饰过，以便更好地与马歇尔后来要去剑桥大学的经历相匹配。

可以肯定的是，马歇尔的父亲对他要求极为严格，据他母亲回忆，那是“极其严格的纪律”，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可能很难想象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教育方法。她回忆道，马歇尔的父亲是怎样要求孩子一直写作业到晚上十一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歇尔不得不在学校偷偷打盹，这样才能保持精力集中。

尽管威廉姆希望自己的孩子去牛津大学读书，以便将来可以在教堂谋得一个职位，但是马歇尔坚持要到剑桥学习数学。幸亏他获得了奖学金，才可以去剑桥大学，更重要的是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当然，他还向他的叔叔查尔斯借了一笔钱。他的叔叔在澳大利亚靠从事食品和种植业挣了一笔钱。当马歇尔1865年以数学学位一等生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教堂损失了一名人才，而经济学收获了一名专家。这一成绩也为他赢得了“牧马人第二”的称号。

但是在教了两年数学之后，他慢慢地远离了家族所信仰的福音派英国国教，并转向不可知论—这在当时并不流行，马歇尔开始对现在所谓的道德科学越来越感兴趣，甚至超出了学术范畴。1879年，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角色变化，他决定与剑桥大学他的一名一等生玛丽·帕里结婚，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放弃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后来他搬到了布里斯托尔，成为了一名教授，在一个刚成立三年的大学里主讲初级政治经济学。很有意义的是，布里斯托尔已决定招收工人阶层的学生，并允许男生和女生一起学习。

不过马歇尔在1885年又返回剑桥大学执教政治经济学。他的人生之旅留给世人的永久性遗产，是1903年他设立了独立的经济学和政治学荣誉学位，他称之为自己最远大的志向。这直接导致剑桥大学设立了经济学院。随着他的书越来越受欢迎并产生影响力，剑桥大学在20世纪产生了一批举足轻重的思想家。也许混合了维多利亚式的成长经历和标志，使得他准备去挑战当时的正统思想，这可以从他壁炉上放置的一幅“守护神”照片中得到反映，照片上描写了一名精疲力尽的无名工人，他借此提醒自己的职业是确保经济学能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

经济学理论—供给和需求

众所周知，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一直主导着从斯密到马克思的早期经济思想。经济学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商品的价值，以及生产这些价值所需要的付出之间的关系上。这主要建立在价值是依靠所花费的机器还是凝结在其中的劳动力的想法之上。马歇尔是注意到成本和价值如何互动的第一批经济学家之一，这种互动不仅决定了某种商品的当时市场价格，也决定了最后要买卖的数量。

马歇尔是注意到成本和价值如何互动的第一批经济学家之一。

设想在一个忙碌的工作日，城镇或城市里成千上万的人们都在努力工作，并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买一份羊角面包。如果羊角面包很便宜，那么很多人都愿意购买。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羊角面包的价格升高，销售的数量肯定会下降。两者只能选其一，因为上班族想要一种便宜的替代品，或者因为他们想吃羊角面包，但是买不起（或者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将这些变化在图4-1中画出来，其中，价格画在垂直轴（即常说的y轴）上，销量画在水平的x轴上，将这些点连成一条线，可以清晰地看出，曲线从左上角（高价、低销量）滑到右下角（低价、高销量）。

图4-1　需求上升，价格下降

为理解这一点，让我们从面包房的角度去看，如果价格太低，他们就不会大量生产面包，因为这样收不回成本。如果价格较高，那他们就会想提供尽可能多的供给，因为这样可以增加收入。图4-1表明需求方是如何运行的。如果售货员降价（在垂直轴上），那么更多的人会购买羊角面包—水平轴方向就会进一步向下移动，形成一个向下的斜线。

大多数经济学学生对供求图形非常熟稔。马歇尔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比喻，当人们在讨论到底是需求还是供给支配价格时，就像在争辩到底是剪子的上半边还是下半边把纸剪开一样。图4-2是根据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版画出的图表，提醒我们这才是经济学的起点。

图4-2　经典供求关系图

资料来源：Marshall，A.，Principles of Economics，8th edn（Palgrave Macmillan，2013）。

在图4-2中，价格为垂直的y轴，数量为水平的x轴，需求曲线（D）表明当价格降低时需求量上升，供给曲线（S）表明当价格上升时供应量上升，两者在相交处达到均衡。垂直线（R）表示当生产量太低时会出现什么情况[支付价格（d）超过了供给价格（s），所以生产就能获利，进而会鼓励多生产。如果生产得太多，支付价格（d）就会下降到低于生产成本（s）]。

在美国，一本由不同作者合编也称为《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中，其中一名合作者，也是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伯南克，认为马歇尔的理论“令人叹服”，需求和供给模型是经济自然主义者最有用的工具之一。马歇尔用“价格”取代了“价值”这一概念。

引入时间概念

马歇尔思想最清晰的象征是《经济学原理》扉页上的那句拉丁格言—“自然不会跳跃性前进。”马歇尔对生物学很感兴趣，经常用生物例子来打比方，部分可能是为了赢得那些不把经济学当作是一门科学的批评者。但更重要的是，他发现时间在供需互动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忙碌的城市通勤生活，假定第二天早上羊角面包的供给已经由商店店主在前一天晚上确定下来，但如果在进城上班路上出现了交通事故，许多人不能去上班，其他人不得不待在家里办公的话，这样需求就会下降，城里的咖啡馆将不得不倒掉过期面包或打折卖掉。同样，如果中午整个城镇都突然断电了，工人们就会从办公室蜂拥而出涌向咖啡馆。因为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改变供给量，马歇尔将之称为“市场周期”，所以需求就决定了销量，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价格。马歇尔用鱼作为例子，和羊角面包一样，鱼也是易腐食品。

马歇尔又分析了他所说的短期情况（比如下周等），这样面包房有足够的时间去改变供给量，要么买进更多的面团混合物和雇用更多的工人，要么反过来减少产量，这取决于他们对市场情况的评估。他们可以提高制作羊角面包的单位成本（记得李嘉图扩大新领域增加收益的理论），增加供应以满足短期猛增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价格。

长远来看，面包房可以投资购买更多、更好的烤箱，雇用更有经验的工人，以满足因为广告带来的需求量，或羊角面包拥有了“生活必需品”名声后带来需求的增加。当看到重大商机后，别的生产商也会加入这一市场，调动资金投入到这一利润丰厚的生意中。正如斯密所预测的那样，两者都可能导致供应增加和价格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影响了价格。

局部平衡—击中移动目标

尽管马歇尔是一名业余生物学家，但他意识到人类和动植物一样，会随环境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实际生活中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决策。对经济的静止状态进行分析的思想，只有在“市场周期”中才有意义，我们的第一个羊角面包的例子就是如此，但在灾难发生前的那个时刻，市场处于均衡点。

不管从长期还是短期看，买方和卖方都不能确定将会发生什么事，或什么时候会出现令人震惊的情况，比如一场大面积的干旱，可能会导致小麦价格飞涨，或恐怖分子袭击，导致人们不再出门工作，或长期内成本和需求发生戏剧性变化。这时候，所有经济主体都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会明显改变他们的行为，包括购买、生产、投资、雇用，等等。这些变化会以不同方式、不同速度、不同强度对经济产生连锁反应。

马歇尔意识到这使得构建一个稳定的经济学理论几乎不可能，因为这些因素会互相作用。因此，现在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去分析这种复杂的关系，并找出什么事会发生。为此，马歇尔引入了一个拉丁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意思是“其他一切都是相同的”。

借助这一方法，当经济学家想要分析需求导致价格上升时，就会把所有的其他因素归为马歇尔所称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说这样很容易分析个体反应，但他也承认，由此得出的分析结果不一定反映现实生活。这一方法的实际优势在于，随着分析的进行，更多的因素可以排除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之外。具体的讨论不再那么抽象，现实的讨论不再像早期那样不精确。别的经济学家也用过这个拉丁语说法，但只有马歇尔构建了这一框架，并在今天仍在使用。

不只是边际收益

边际变化是马歇尔提出的又一个重要概念，且仍在影响今天的宏观经济学。边际分析这一概念并不是他发明的，但他进行了综合运用，主要是用来分析消费者和生产者是如何看待经济决策的。如果“边际”不是指排版时某个段落从左到右按列排序后的空白区域，那它还能是什么呢？

在经济学中，边际是指当你在沿路走时，再走一步会发生什么事，这可能是生产另一批羊角面包，或者提高10%的价格，或者可能是消费者冒着可能破坏他们饮食结构的危险，仍决定再买一个羊角面包。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如果他们看看边际成本或因此产生的收益，就会做出一个理性的决定。因此，边际分析的第一课是指“过去的就是历史”。不管你从供求曲线中看出了目前的价格和利润是多少，都不会帮助你决定是否改变下一步的策略。边际分析要求人们仔细考虑他们下一个英镑或下一个美元要花在什么地方，要求公司考虑是否要生产下一批羊角面包。

边际分析的第一课是过去的就是历史。

一家公司应该不断地生产羊角面包，直到他们从最后一批面包中收到的利润可以抵消投入进去的成本。到那个时候，他们再生产下一批面包才不会亏损。所以，经理需要知道上一批面包的边际收入是多少，生产的边际成本是多少，那么净结余，毫无疑问就是净收入。

顾客需要考虑的是如果再买一个羊角面包，他能得到多大的快乐。想象假如在一个大热天，你看到一个吧台在卖冷饮，第一杯饮料会带给你美妙的享受，因为它不仅止渴，还能让你凉快下来；如果你再买一杯，也很不错，但是感觉没有第一杯带给你的感觉好；如果再喝第三杯，你可能就会感觉胃胀，如果是酒精饮品，你就会感到难受。

第一杯可能值2美元，第二杯有可能给你1.5美元的快乐，等等。你可能会享受每一次饮用的过程，但你感受到的额外享受会一次比一次少。马歇尔称之为“边际效用递减”。

当消费者和生产者在边际上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时，他们很可能会改变行为。他们做这件事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用一个不同的、更便宜的产品去替代价格上涨的物品—无论它是原始材料，还是最终产品。在这点上，我们必须把品位和时尚这些东西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讨论。替代效应是马歇尔理论的关键，也是长期供给与需求变化的核心。他明白这一理论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特别是机器能大批量替代工人以避免工资成倍增加的场合，这个概念还可以应用在各个领域的经济调查中。

弹性和奇妙的反应方式

马歇尔通过需求和供给如何运作，生产者和顾客如何用一件商品替代另一件，用煤还是木炭，用人还是机器，用饼干还是新月形面包，是休息还是工作，将我们带到了下一个概念—弹性，从而使他一夜成名。这个不同寻常的词是衡量人们对于价格变化如何反应的一个标准。如果一些东西价格上涨了，那么我们会咬咬牙继续买相同数量的东西，还是削减我们的支出呢？如果价格突然下降了，我们会不会尽量多买呢？

如果某样东西价格上涨，我们是咬牙继续买同等数量，还是削减开支？

答案取决于这个产品的自然属性。马歇尔发现人们对必需品的弹性很小。观察他那个时代的小麦的产量，他意识到价格的下跌会导致需求量的突然增长，因为除了做面包以外，小麦没有什么其他更多的用途了。但是人们需要吃，所以他们仍然会购买，哪怕食品涨价。

马歇尔确定了一些影响需求弹性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替代效应—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了，要看看我们去消费它的替代品是更难还是更容易。如果新月形面包太贵，还有其他很多的美味可供我们选择。然而，如果房价和房租上涨了，若你想待在同一个小镇，基本上没有可替代的方案。长此以往，会达到一个均衡状态。因为长期的价格上升会鼓励人们去采取更激进的替代方式，比如说和父母一起住、和同事搭伙，或者搬去另外一个小镇，如果他们认为房价不可能下降的话。另外一个要素就是购买者的财富。马歇尔发现富人可以享受喝红酒，即使在红酒价格上升阶段，他们也会长期喝；但对穷人来说，无论红酒价格高低，他们都承受不了。最终我们要将品位加入这个均衡状态：一个必须有的技术或者时尚配饰。

这让我们可以向弹性的反面做个扩展。马歇尔写道，他的朋友罗伯特·吉芬爵士曾告诉过他，当面包的价格上升时，在英国，城市里很穷的人的确会买更多的面包而不是更少（所以，我们需求图上的线会向上升而不是向下）。这种当价格上升时会变得更受欢迎的商品，就是著名的“吉芬商品”。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做其他的观察。而另一个在中国做的复杂试验发现，一个将米饭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家庭，如果给他们优惠券，让他们以更低的价格买，他们实际上买得更少。

马歇尔和商业世界

马歇尔确切描述了商业客户的特点及需求。他认为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以及把自己看到的福利带给别人十分重要。他在1907年一篇关于经济骑士精神的文章中提到，资源的潜力是被那些“最强大的商人所拥有的自由企业”释放的，它们开启了向大多数人提供更高质量生活的可能性，以及更多种类的智力活动。

马歇尔希望商人们可以读他的书，但只有一些证据表明那时他们这么做了，而且，在表扬这本书的人中，实业家并不多。不过，他的著作在商业生活的两个关键方面激发了很多兴趣：公司的规模和工业区设想。

马歇尔对地理在经济中的重要性的看法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也正是从那时起，这个领域变得非常时髦。他思想的一个核心，就是有一个称之为“人口密集的工业区”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有技术的工人，集中开展特殊的或出口集中的生产活动，比如纺织品、钢铁和陶器产品等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急需的产品。马歇尔把这个当作是斯密的劳动分工论的一部分，由此可以创造内部规模经济，“集中”的概念，或者说被称为工业“有机体”的独立部分，被连接在一起共同发展，能给涉及的相关公司创造额外收益。

马歇尔发现这个“有机体”会在创造一个熟练工的本地市场的基础上运转，它使得在昂贵、特殊机器上的投资更为高效，因为拥有者相信机器可以常态使用以满足周边的需求。它还会带来其他好处，即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效应。他发现这会导致更多想法的诞生，并会让那些创新更多、更快地传播。这个地区也会吸引供应商和其他辅助性贸易。

然而，马歇尔同样看到，一个地区依赖单一工业，容易在需求突然下跌或原材料突然上涨时面临巨大危险。他有效预见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经济动荡给工业带来的影响，当“经济大萧条”把需求从全球经济中吸干后，这确实会导致资金和劳动力从工业区逃离，这很危险—曾经一度成为20世纪的趋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更现代化的产业思想。

当马歇尔发现工业区的潜力时，他也意识到这个扩张进程不会也不应该导致垄断的出现，但会导致一些受益于规模经济的大企业的形成。他再次采取了生物学类比法，指出在一个森林里，一些树会被一些更高的树遮挡住而得不到成长，而后者会继续长高，直到“年龄告诉它们”不该再长后，被其他新树所取代。当然，他意识到这个理论的解释力被股份公司成长现象削弱了—这些公司现在被我们称为“FTSE上市公司”，他承认这些公司在经济中可能保持“杰出、永久的地位”。

马歇尔认为，这些大公司保持活力要比小的竞争对手更容易，因为它们能依靠技术开发和提高专业化水平，以获得内部经济效益，同时，依靠自身规模获得额外的市场营销力量，以获得外部经济效益。然而，他认为这些公司会遭遇规模太大的困境，比如扩张到太多的领域，采用了过于机械的管理系统而压制了主动性。他没有提出一个关于企业最佳规模的完整理论，但为后续微观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长久的学术遗产

马歇尔将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他所创建的经济学院的学生和后来的思想领先者，比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到现在仍在发扬这种科学精神。供给和需求是价格的决定因素以及相应的曲线图，是他工作中留下的永久遗产。长期以来，在PPT演讲中引用它们的商务人士，都可能忘记署上他的名字了！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或经济的人”，不应被忽视。在从社会大环境角度看待经济活动者方面，他站在了时代前沿。然而在那个世纪末，当理性预期和理性经济人的概念占主流后，他的观点被遗忘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为行为经济学开启了一扇门。

马歇尔对于经济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用需求和供给决定价格的方法，以及提出的边际成本、收入和效用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最常见的工具和概念。所有这些，特别是供给和需求，已成为市井上男人和女人们（而不仅仅是商务人士和分析师）常用语言的一部分。

最后一点是，整个产业经济学科牢牢根植于马歇尔的工业区思想。外部经济和公司被看作一种有机体组织，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竞技场。产业动力学更着眼于一个产业，而不是一个公司生产能力的增长。经济地理学主要是看经济活动是如何组织的，为当今政府的商业政策提供了参考，部分反映了马歇尔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模仿剑桥附近现代硅谷高技术产业区和伦敦东部硅谷产业园的时候，所用到的方法就集中反映出了他的贡献。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开篇用宏大的言辞声称“经济学是日常商业生活中人们生存、走动或思考的学问”。他希望这本书能被同时代的商界领袖阅读并采纳。只有部分证据表明他们这么做了。事实上，在回顾过去时，历史学家后来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历史性错误。虽然他的写作给之后的经济学家、商业领袖以及政策制定者带来的影响是明显的，但只有在身故后，他的影响力才达到了他当初的期望。

全面的评价

虽然在他的那个时代广为人知，但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去世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当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建立了他们在当代流行文化中的地位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再也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了。但他的影响继续在学术界和日常生活中产生回响。

马歇尔的生活轨迹和对经济理论发展的贡献，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扮演了桥梁角色。他利用斯密和其他人的古典教材，创造出了现在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为其与凯恩斯的争论搭建了舞台。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提到这些人。也许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马歇尔主义经济学，但如果没有马歇尔，也就不会有经济学。

本章要点

从马歇尔开创的思想和术语看，他在以下方面的影响力是明确的：

·将数学引入经济学，并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

·供给和需求作为剪刀的两个刃，决定了价格。

·图形可以作为经济分析工具和解释工具。

·一个经济互动的局部平衡分析，取决于经济的其他方面处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给出了边际主义的概念，并对成本或效用对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

·提出了工业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这促进了公司发展。

补充书目

第5章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升、跌、升、跌

所谓“长期”不过是对当前事务的误导。长期而言，我们都死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在我们本书所写的十位经济学家里，没有哪一位像凯恩斯那样，身后人们对其著作产生新的兴趣。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触发之后，政治家、中央银行官员、金融分析师和媒体记者，重新翻出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拂去封面上的灰尘，再次从中吸取他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就是在这部著作里，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将其理论融为一炉。

凯恩斯的主要影响是他提出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国家有必要进行干涉的理论。他提出政府可以平滑经济繁荣期和衰退期的观点，反驳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核心观点：自由运行的市场总是可以在价格，特别是工资调整时，解决经济低迷问题。正是这两种关于经济世界的对立观点引发了当今大量的公共经济方面的争议。

凯恩斯的主要影响是他提出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国家有必要进行干涉的理论。

但是必须记住的是，凯恩斯思想的再度复兴是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情。此前一些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一致攻击他的理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的理论无法解释20世纪60~70年代很多经济体的情形。这个争议无疑还会持续几十年，但是对当今世界而言，凯恩斯是经济争议的中心。

早期生活和影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身富裕之家。他生于1883年—就在马克思过世后的6周。他接受了良好的私家教育，曾入读伊顿公学，在那里获得了很多奖项，之后入读剑桥国王学院，并担任了剑桥学联主席。他的父亲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但那还不是我们要了解的全部情况。如果不是被他儿子的光芒掩盖，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应该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拥有这个姓氏的经济学家。老凯恩斯于1883~1911年在剑桥大学担任道德科学的教职，后来荣升更高职位，担任该大学教务长，直至1925年满73岁退休。他写过一部重要的教材《政治经济的范围和方法》（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该书对实证经济学—经济如何运作和规范经济学—经济应该如何运作，做出了区分，这一重要的划分至今仍然成立。

尽管有如此扎实的经济学根基，但小凯恩斯在剑桥学的是数学，并荣获优等学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他获得了非常难得的数学优等学位，当时担任剑桥大学教授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才试图劝说凯恩斯去学习经济学。

凯恩斯也从他的伙伴那里获得了很大的自信心。在剑桥，他也是使徒会的一名成员，这是一个由最聪明学生组成的秘密社团，讨论时兴的知识话题。在20世纪50年代，该社团上了新闻头条，因为当时它吸收了一些和所谓的剑桥间谍圈有联系的人，其中包括盖尔·伯吉斯（Guy Burgess）和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都是使徒会的成员。凯恩斯就是在那里遇见了雷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和莱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他们后来成为布鲁斯伯里集团的主要成员。

许多研究者都曾关注凯恩斯的优越家庭背景，并认为这影响到了他对问题总能得到解决的乐观态度。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一位研究凯恩斯学术和编年史的美国人，曾经说凯恩斯相信政府可以解决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问题—特别是政府的雇员是剑桥毕业生时更是如此！约翰逊对比了凯恩斯舒适的童年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见第7章）的童年。后者是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的贫穷犹太家庭的孩子，他对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中所能起的作用抱有极其悲观的看法，约翰逊认为这两人最终成为他们各自的经济信徒的偶像，并不是偶然的。

进入经济学领域：荣誉和失败

完成了20世纪早期典型的中上阶层教育必经的从伊顿到剑桥之旅，凯恩斯加入了内务署，在印度办公室工作（尽管是在伦敦），但他很快厌倦了这个差事。曾经教过他一段时间经济学的马歇尔给他提供了一个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师职位，他又回到了剑桥，并担任由马歇尔的接任者庇古（A.C.Pigou）私人赞助的讲师一职。

尽管如此，他在印度办公室工作期间，仍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于1913年被任命为印度金融和货币皇家委员会成员时，年仅30岁，在那个时代算是非常年轻了。他几乎是在单打独斗，即便是患上白喉而病倒，仍反对在印度实施僵化的黄金本位制，反对建立一个允许印度金融官员提供灵活的信用的储备体系。显然在他的早期职业生涯中，凯恩斯已经将经济学的角色看作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现实方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凯恩斯回到了白厅—他是一个清醒的反对派，之后加入了财政部，他在那里担任一个新部门的主管，负责外部融资，特别是满足英国战时进口物资的资金需求。他曾经尝试囤积和垄断用于购买进口物品的西班牙比塞塔，尽管他的上级很高兴，这样他们就有钱购买所需物品，但当获悉凯恩斯已经卖掉了这些西班牙货币，并成功引发了西班牙货币下跌时仍非常震惊。这段管理外部资金的经历，奠定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与建立布莱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的基础。

战后，凯恩斯被任命为英国财政部驻巴黎和会的代表，负责计算凡尔赛和约中德国应该赔付给英国用于国家重建的金额。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签订，但是在3周前的6月7日，凯恩斯辞职了，因为他清楚地了解到“对和约条款进行大幅修改的希望已经不存在了。星期六，我被噩梦惊醒，我留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战斗结束了”。

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必须为所有战争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向协约国做出战争赔偿，这笔金额后来确定为1320亿德国马克，相当于314亿美元。那一年年末，凯恩斯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这是一本小册子，用尖刻语言批评了和约条款。该书成了畅销书，让人们认识到德国在凡尔赛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凯恩斯认为德国应该支付75亿美元赔款，但是这项债务应该是无息的，而且从1923年算起，每年分期支付2.5亿美元。在一段令人动容的段落里，他几乎预测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中部欧洲变得贫困和仇恨，我敢毫不犹豫地预言，不会过多久，反动势力和绝望的革命民众之间的内战就会爆发，这场德国战争不会自然结束，最终将摧毁胜利者，和我们这一代的文明以及取得的成果。”

四年后，他再次用他的著作《货币改革论》抓住了人们的注意力，我们章前的那段话就是引自该书。在激烈抨击了协约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解决方案之后，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被西方中央银行家和财政部长们误导的经济政策。其中一个因素和货币数量论相关—即在一个经济体中，货币数量与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这个思想源自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

在凯恩斯那个时代，这个理论发展为：货币数量乘以货币使用的次数，必须等于所有商品和服务销售数量乘以其价格。这个理论假定交易量和货币使用的次数不会受到货币供应增加的影响。因此，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价格水平提高。如果经济中的货币数量增加一倍，那么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将平均增长一倍。

凯恩斯的批评给我们留下了他最著名的一本著作。他说，长期来看是正确的想法，从短期看不一定是正确的。“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去。经济学家给自己设定了过度简单和无用的任务，在风暴季节，他们只能告诉我们风暴终究会过去，之后海面会再次恢复风平浪静。”他说，根据实际经验，货币供应的变化必然会同时对任何10英镑的流通速度和交易的真实数量产生影响。以他之见，货币数量不是通货膨胀背后的驱动因素，而是应该当作控制通胀的一种工具。

凯恩斯将黄金说成是一个“未开化时代的遗迹”。

这个观点和他对西方经济体将其通货与黄金价格绑在一起的决定的第二个批评意见有关联。他相信政府不应该用通缩手段将汇率调整到某个固定目标值。相反地，应该让货币贬值，以适应价格水平。这个错误方法的最糟糕做法就是将货币与黄金价格绑定。这意味着一个赤字国家将不得不将黄金交给债权国。损失的黄金将减少货币供应，导致需求减少。凯恩斯将黄金说成是“未开化时代的遗迹”，并敦促英国不要恢复1914年放弃的黄金本位制。当温斯顿·丘吉尔让英国在1925年再次回归黄金本位制时，凯恩斯做出回击，写下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Churchill），他警告将英镑兑换黄金的比率低估10%，意味着制造商将不得不降低成本10%，因而导致工资降低10%以保持竞争力。英国于1931年再次脱离黄金本位制。

精准分析和预测为凯恩斯带来了声誉，而他对金钱的管理成就则没有那么耀眼夺目。1924年，凯恩斯成为剑桥国王学院的投资负责人，管理该校的捐赠基金。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投资业绩跑输了市场，当时他采用的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学模型和从上到下的策略，使用货币和经济指标指导在股票、固定收益和现金之间做出配置。这个方法不可行，他未能躲过1929年9月的市场大崩溃和之后的股价大幅下跌。他承认这个方法需要“高超的技能才能运用自如”。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这件事上，长期对于凯恩斯是有益的，基于他那句最著名的话做出的决定是有益的，当事实发生改变时，再去改变自己的想法。

通论：挑战传统共识

尽管市场崩溃对他的基金经理名声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但是稍后而来的大萧条，为凯恩斯的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供了源泉。这部著作凝聚了他早期作品中的许多思想，而且进行了更深入的发展。

采用这么长的书名是因为凯恩斯认为他正在建立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理论，将取代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换言之，这是一个通用理论。为此，凯恩斯反驳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两个关键思想（而且他的思想也转了弯，背离了之前基于马歇尔思想写出的《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

大萧条表明仅靠市场自身功能，是无法自动纠正问题的。凯恩斯提出了一些核心观点，解释了经济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为何古典经济学是错的。凯恩斯写作这本书时，正值英国的失业率已经有十多年处于10%以上的高位。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所有的都是最好的，这种思想忽略了经济中缺乏整体需求的影响。“在经典假设下，社会资源显然具有实现最优就业的自然趋势。”他用挖苦的语调这样写道，而通论全书都是这样的表达风格。

凯恩斯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引入了诸如“消费倾向”“投资诱因”和“资本的边际效率”等新概念。他在书中提出的几个主要原理，我们可以关注以下四点：

·储蓄和投资并不总是趋于相等，因为它们由不同因素驱动，时间范围也不同。

·产出可能急剧下降，导致许多人失去工作，降低薪酬无法解决问题。

·经济中的总需求在决定总产出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政府可以采用税收和支出方式，增加需求，改善经济衰退时期的就业。

·人们的不确定性和对未来的预期是经济周期的主要驱动力。

储蓄和投资

古典经济学认为储蓄和投资在任何时候都会自动趋于相等。这个等式的关键在于利率或货币的“价格”。如果消费者储蓄越多，银行就越容易降低其贷款的利率，因为他们不需要用高息去吸收存款。较低的利率会对借钱的企业更有吸引力。

凯恩斯认为投资决策取决于人们对预期赚到的利润和把钱存在银行里获得的利息之差的估算。企业的信心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将观察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利率，以决定是否去做投资。如果他们看到家庭在节省开支和重新储蓄，可能就不会在面临需求下降的情况下急着去投资。如果消费者在减少支出的时候，企业也削减投资，结果就必然是经济衰退。

凯恩斯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开始存钱，这实际会导致长期较低的总储蓄水平，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将会减速—他将这个观点称为“节俭悖论”。如果计划中的储蓄超过了计划中的投资额，将导致对经济增长产生向下压力，而超额投资则会刺激经济增长。正是投资的不稳定性变成了经济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其最直接的形式就是投资不足导致失业。

产出严重下跌

凯恩斯认为需求下降的影响将会是销售数量而非价格（和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如果家庭减少支出，企业减少投资，则降低价格并不能让经济恢复均衡。而产出下降会导致失业上升。但是经典理论说工资会下降，直到经济重新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凯恩斯认为工资将会“有粘性”，因为劳动者不会接受真实工资被削减，降薪不是工会、最低工资法和失业福利的可行选择。

除了可行性问题，从理论基础看，凯恩斯相信削减工资只会加大产出下行的压力。消费者同时也是劳动者，如果他们的收入减少了，这意味着他们能花的钱也少了。当商店和工厂看到需求会下降时，其将做出应对，从古典派经济学者的角度，就是进一步降薪，重复这一过程。这个方法应该可以恢复需求，从长期来看，私营部门将会回归繁荣，但是正如凯恩斯所说，从长期来讲，我们都已死去。有些事情是短期的，短期内需要活力。

总需求和政府的角色

有些事情与政府有关。既然总体增长是由消费者支出、商业投资和政府支出推动的—加上出口和进口的差值，如果前两个在衰减，那么只有第三项的干预可以阻止这种衰退。凯恩斯认为国家应该“采取措施”，发挥其力量推动经济复苏，鼓励支出和投资，否则复苏就难以实现。国家支出将引发人民更多地花钱，继而是企业增加支出，最终可以让更多人找到工作。

凯恩斯说：“如果财政部用钞票充填那些用过的瓶子，然后再将这些瓶子埋在废弃煤矿的适当深度，上面盖上城市垃圾，然后对私营企业采取放任态度，由它们将钱挖出来……将不会出现更多的失业，而且社会的真实收入和资本财富也可能会变得比实际更多。”

这个魔术是怎样玩的呢？其核心是“乘数”概念，这不是凯恩斯的发明，但却因他而声名远扬。如果政府决定建造一座价值100亿英镑的发电站，这100亿英镑就将进入经济中。但是这笔钱将发生什么事情呢？一些会成为受雇员工的薪金，比如说50亿英镑。凯恩斯认为如果人们能多挣点钱，他们就会从中拿出一部分用于花销，另外一部分存起来。花掉的那些钱被他称作“边际消费倾向”（MPC），存起来的那部分钱称为“边际储蓄倾向”（MPS）。

如果劳动者倾向于从每挣1英镑中花掉90便士，则MPC是0.9（即45亿英镑）。企业得到了这90便士，将花掉其中90%，即81便士（40.5亿英镑）。如此循环往复。求解乘数的数学公式是用1除以MPS，所以MPC为90%，MPS为10%，乘数就是1÷0.1＝10。减少政府支出将产生相反的效果。减税和加税也具有类似的正相反的乘数效应。

凯恩斯认为这是比降低利率效果更好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在严重衰退期，尽管借钱利息低，但企业也不愿意投资，因为它们受到诸如悲观预期等因素的更大影响。无论在何时，政府都无法将名义利率降低到零以下（否则就得向贷款的人付钱了）。

利率在收紧货币政策时有可能对扩张的经济产生明显作用，但在经济下行期的效果会没有那么明显—这就是凯恩斯所说的“压紧弹簧”。在衰退期，人们将不想贷款，而是将钱存在银行里，不会更多地借钱和花钱。唯一的事实是，如果企业不想投资和扩张，那么再便宜的钱和劳动力，都不足以让他们改弦更张。

预期与不确定性

如果说凯恩斯思想中有一个中心概念，而且它代表了对古典经济学的突破的话，那就是人对未来不确定性中所起的作用。市场将回归均衡的理念是建立在人们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共同纠正任何不平衡的观点上的。这反过来引出了一个想法，即基于对过去行为的充分分析，未来的经济结果是可以测量的。凯恩斯认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对投资会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投资者尝试解决长期回报的时候。“我们用于估算未来10年收益率的知识基础，以及估算一条铁路、一个铜矿或一条大西洋航线，基本不管用，有时什么结果也得不出。”

凯恩斯认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对投资会产生重大影响。

预期在凯恩斯分析股票市场投资的波动性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当人们分出一些钱去储蓄而不是消费时，他们还要做出第二个决定。这个选择包括现金和其他流动资产，如股票和股份、债券和投资基金，可以让人们把钱存起来，以待将来某个时间再支出。他将其命名为“流动性偏好理论”。

凯恩斯认为股票市场“不稳定的”本质是受到了投资者经常改变预期和估值的影响，他称之为“对市场造成过度乃至荒谬的影响”。他指出投资者并不特别关心一只股票价值多少，而是关心其他投资者认为它在几个月之后的价值可能会是多少。他有一段著名的话，比较了选股和选美的区别，猜对的人总是那些做出的选择与所有参与者的平均偏好最接近的人。“他要选的不是自己认为最漂亮的脸蛋，而应该是他认为最有可能胜出的那个人。”凯恩斯也预见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羊群行为”或群体行为。“因为知道自己的判断是有缺陷的，所以人们依赖别人的判断。”

总之，凯恩斯设计了一整套理解经济体系的新系统，打破了古典经济学流派，后者被他称作只适用于一种“特殊情况”的理论。他拒绝自由放任经济的思想—任由人和企业自己行动，意味着存在有弹性的价格和工资就能够恢复完全就业。经济不景气可能无法自我纠正，因为总需求可能出现问题，导致过剩产能，也就是现代经济学家所说的产出缺口。货币政策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可能存在有效性方面的限制，在刺激需求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会起到重要作用。

凯恩斯在世时，通论并非畅销书，尽管作者劝说出版商以低至5先令（25便士）的价格去打畅销书市场。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教授—一位信奉凯恩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在凯恩斯过世后指出：“这是一本写得不好的书，组织松散，任何外行人由于作者之前的盛名而购买这本书之后，都会觉得不值5先令。作者态度傲慢，脾气暴躁，好辩论，在致谢时不够大方，充满混乱和疑惑……但是当你最终掌握了，其分析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是新颖的，总之这是一部天才之作。”

从经济学家到国际政治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凯恩斯重新加入政府，开始了他第三任和最辉煌的政府公务员时代。他成为了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Kingsley Wood）的顾问，选入英格兰银行理事会，进入上议院。这使他在1940年到1946年去世前都以前所未有的距离靠近威斯敏斯特、白厅和伦敦市政厅。他得以将其思想变成凯恩斯计划，同时应用在英国战时经济和战后的国际体系中。

就在回到财政部之前，他出版了《战争的代价》（How to Pay for the War），这是一本小册子，收集了当时他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一些文章。基于他在大战中的经历，凯恩斯提出重整军备将推动经济超越充分就业的状态。他建议设立一个强制储蓄计划，从经济过热需求中吸收一部分能量，防止通货膨胀对穷人造成冲击。该计划的收益可以用于为防卫提供资金，以及以税收优惠方式返还给战后的人民。换言之，凯恩斯式的干预既可以用来终结衰退，同样也可以用来约束经济繁荣。这个计划从未被彻底执行，但是凯恩斯利用了他在财政部的职务鼓吹了他的政策主张。他的观点体现在1944年就业政策白皮书中，承诺政府将“在战后维持高而稳定的就业水平”。

和终结衰退一样，凯恩斯式的干预同样也可以用来约束经济繁荣。

国际经济承担了对下一个和最终的凯恩斯计划的检验任务。他指出从战争毁坏的灰烬和重建动力中，会出现一种新的经济秩序，不再带有战争年代所采取的金本位制本身的通缩因素。他意识到这种新秩序将会由美国这个在和平后重新回归欧亚的大国领导。

凯恩斯希望建立一个体系，使得国家之间能够维持支付平衡，而不需要忍受通货紧缩、高失业率和高负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远见作为种子，被战时德国政治家瓦尔特·冯克（Walter Funk）采纳了，最终结出了被称为冯克计划的果实—要求在欧洲中部经济区的柏林建立一个清算联盟，与欧洲大陆的金本位制隔离开来。但是凯恩斯认为纳粹会用这个伤害他们的邻国，他选择了采用外汇管制而不是汇率贬值的观点。

他设计了一个系统，可以将债务调整负担从债务国转移到债权国（正像美国战后所做的那样）。他设想成立一个国际货币联盟，用于监控盈余和赤字国家之间的交易，所有清算都在一家国家清算银行完成。其中将包括透支额度，为储备接近枯竭的国家提供国际流动性。这个计划采用银行原理—储蓄方将多余货币存入银行用于在国际体系中放贷。债权国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解决债务国的问题上担任一个角色。

从战后时代的环境来看，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需要大量进口物品用于国家重建，而又不能马上生产出口物品来获取收入和偿还债务。所以，债权国将不得不承担为失衡提供资金的责任。一点也不出奇的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凯恩斯的美国伙伴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提出成立一个更为温和的汇率稳定基金，可以根据需要向陷入麻烦的国家提供贷款，避免其货币贬值和开打汇率战。所有成员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时，都需要缴纳一笔初始资金（美国的份额是30亿美元）。

1944年，经过两周分别在华盛顿山酒店（7月份）和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8月份）的艰苦谈判，美国和英国达成一项计划，拒绝了凯恩斯的国际清算联盟建议，而是采纳了怀特的IMF机制。凯恩斯确实对创立国际重建和发展银行做出了贡献，现在它是世界银行集团的一部分，其重点放在经济发展。凯恩斯得到了一些微小让步。在凯恩斯过世第二年，加拿大经济学家和战时官员威廉·麦金托什（William Mackintosh）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凯恩斯已经成为“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英格兰的一位伟大英雄，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做出了杰出贡献”。

永久的学术遗产

即便是最近的2007年，也很难说凯恩斯对理论和政策的革命性贡献在主流大学的经济学院得到讲授和传播。然而就在一两年后，政客、经济学家和媒体都开始引用凯恩斯的著作，来支持为防止2008~2009年衰退变成大萧条的刺激政策。40年前，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曾宣称：“现在我是一名凯恩斯主义者。”在60年时间里，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声誉产生了如此戏剧性的过山车似的巨大变化呢？

就在战争结束的十年里，所有信奉市场导向的政府都倾向于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政府在经济管理中承担了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角色。尽管我们不能准确地证实因果关系—其他姑且不论，世界正在从一场全球冲突中走出来，从1950年开始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经济增长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经济学家阿德尔曼的研究表明，从1950年到1973年，富裕国家的年经济增长率为5.9%。如果按人均GDP计算—量度个人的经济增长，富裕国家的数据是4.9%，发展中国家是3.3%。这是比工业革命时期还强劲的增长水平。也许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最高点，当时肯尼迪总统提出减税，后来由约翰逊总统执行，导致1963年到1968年间，平均年实际增长率达到了4.65%，失业率从1961年的6.6%，下降到1968年的3.7%。

凯恩斯落伍了

经济增长在1973年之后崩溃了，而凯恩斯式政策无法治愈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冲击。这些危机给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人一个机会，他们以货币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对于凯恩斯思想的批评建立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之上，我们在后面几章会谈到他们。但是概括来说，货币主义者认为政府是经济糟糕的掌舵者，重点应该从担心需求转向担心价格—特别要考虑通货膨胀问题。

在之后的30年里，左右翼政治辩论的对手和大西洋两岸的政客都认同政府应该退出经济管理，应该将其留给自由市场，让位给以控制通胀为目标的利率政策。市场再一次被视为可以自动调节到均衡状态。在经济学家圈子里，理论的巅峰是理性预期假说和有效市场理论。

我们将会看到（第7章）弗里德曼和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以及中西部机构如何用自利和自动调节概念—这些仍在微观经济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回击凯恩斯主义。换言之，政府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这导致了一波政策推翻了国家的角色，其中包括私有化、放弃监管、减税和削弱工会力量。

凯恩斯的对手们也攻击了通论中不一致的地方。他的支持者采纳了一些批评意见，并更新了通论，给出现在被称作“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作为回应，该理论接受了理性预期，但将其融合在粘性工资概念中。他们认为市场无法降低失业率是因为不充分的信息和有限的政府干预。

大师归来

凯恩斯的复活可以追溯到2008年10月23日。根据美国国会的记录，美联储前主席阿兰·格林斯潘说他已经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发现了一处缺陷”。他说：“我错误地假定机构的自私自利，特别是银行等机构，会让他们竭尽全力去保护股东和股东的权益，直到一场巨震将金融界彻底摧毁。”

有效市场假说（EMH）无法解释金融市场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也无法解释是怎样哄骗投资者产生了安全的错觉。而经济学家在研究不确定性鼓励投资者介入金融投机的角色时，发现是它逐步导致了不稳定，正如凯恩斯曾经说的那样。美国、英国和德国政府决定用公共资金拯救陷入困境的银行，以填补私营部门希望囤积现金和流动性资产的愿望。

当时经济学家声称通论可以解释这场崩溃，也可以按照通论的方法加以解决。一年后，政客们齐聚伦敦参加G20峰会，他们提到凯恩斯，特别是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认为“凯恩斯所写的大部分内容仍是有道理的”。这次G20会议启动了将数十亿公共资金注入经济的计划，以解决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疲弱导致的高失业率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的准确原因始于美国住房部门的次级贷款，之后蔓延到西方金融系统的说法仍有争议，现代凯恩斯主义者指出风险的错误定价并未被EMH纠正。除了金融市场受到群体心理的左右之外，三十年来的金融去监管也提高了实体经济不稳定的风险。正如凯恩斯所说：“冷静和无所作为，确定性和安全的做法突然失灵了。新的恐惧和希望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控制了人们的行为。”他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也解释了投资者在对投资获利失去信心后改为持有现金的做法。

在应对危机时，凯恩斯是最引人注目的。政治领袖和IMF负责人开始要求协调全球刺激政策，以防止经济进一步恶化。G20国家领导人预计刺激政策会带来大约2%的全球GDP增长和货币宽松政策。这些行动被普遍认为扭转了衰退，为2010年开始出现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潮涨潮落

但是，当世界经济开始复苏时，对凯恩斯式政策的热情也消退了。许多政府从2010年开始就已经退出财政刺激政策，那一年十月，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人们的关注焦点转到需要降低公共开支和加税，以使欧洲各国的赤字得到控制。财政刺激规模给各国带来了需要马上偿还的巨额债务。正如凯恩斯的首席传记作家斯基德尔斯基所说，“在复苏实现之前，紧缩是令人感觉压抑的证明凯恩斯式复苏是多么微弱的证据。”

当世界经济开始复苏时，对凯恩斯式政策的热情也消退了。

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金融监管上，对于大政府的敌意也在不断加深。在学术界，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一直都在激烈辩论。前者认为遵循他的政策有助于拯救经济和得到可持续的增长，而后者说政府支出浪费了几十亿英镑和美元，阻碍私营经济复苏，让纳税人承担沉重的债务。

最后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是凯恩斯成功地在基金管理方面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即便在大崩溃期间投资曾遭遇挫折，他在担任国王学院基金管理人的22年里，也为剑桥成功地带来了极高的投资回报。根据剑桥商学院的记录，凯恩斯开始时投资的每100英镑，在他1946年去世时，已经增值到了1675英镑。

全面的评价

凯恩斯显然是21世纪两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但是，他和货币主义者的对决，如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见第6章）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见第7章），意味着对他的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判断都不会没有争议。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做出一些结论。

第一，他通过表明国家可以在经济管理中采取积极措施，帮助抵御和挽救了处于法西斯主义威胁下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他建立了宏观经济学概念，研究经济作为整体是如何运转的，而不是研究其中的个别企业、消费者和劳动者，并设计了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模型。第三，从中推导出的思想是构建国家账户，得益于统计学分支的快速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做出经济预测。第四，得益于良好的政府干预，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和对政策的关注，可以帮助穷国的人均GDP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第五，他对于如何管理国际资本流动和债务的思想，有可能继续引起决策者在经济危机爆发时是否该采取行动的争论。

本章要点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理论经济学和决策者在好坏时期管理经济的工具方面都产生了长久影响。他的一些重要思想包括：

·他预言战胜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赔过于巨大，将会使德国长期限于贫困，导致政治动荡。

·他引入了总需求的概念，即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的总和。

·提出只有在政府支出的帮助下，才能维持完全就业的观点。

·节俭悖论，如果每个人都尝试在衰退期节衣缩食，这将导致消费支出缩减、工作机会流失和企业经营失败，并带来更严重的衰退。

·乘数效应是说政府支出100英镑会放大人们的收入，带来更大的经济影响，因为人们会花更多的钱，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就会。

·工资粘性—这个观点是说劳动者拒绝接受工资被削减。

·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视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凯恩斯经济学派以其名字命名，是大学里讲授的一个主要理论流派。

补充书目

第6章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典型的自由主义者

经济学的奇怪任务是要告诉人们，其实他们对自己以为能够设计的东西知道得如此之少。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一个回荡在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甚至流行歌曲之间的智力战一直延续至今。即便是凯恩斯在剑桥忙于整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时候，他的观点也一直受到一位移居伦敦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的挑战，这位经济学家后来成为英国公民，并最终因其思想完全与对手相反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哈耶克的哲学出发点是试图否定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主张政府在经济或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思想流派。他不仅将开放和自由市场视为组织经济活动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且视其为个人自由的护卫者。凯恩斯显然是20世纪前半叶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很多人会把该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经济学家的称号授予哈耶克。

早期生活和影响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最为人知的早期生活与卡尔·马克思非常相似。两人都是出生在中部欧洲的德国、匈牙利、奥地利和南斯拉夫附近，那些地方一直饱经战乱。他们都与名门望族有关联，而且都是在伦敦成名。但是相似点也只有这么多。马克思被视作共产主义之父，而哈耶克则是20世纪个人自由的一个伟大捍卫者。

哈耶克于1899年生于维也纳，他的家族曾获得奥匈帝国授予的最低荣衔—所以“冯”（相当于当代英国的“爵士”）出现在他的名字里，直至这些头衔在1919年被禁止使用。他生活在一个有利的环境里：维特根斯坦是他的远表亲，哈耶克成了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哈耶克后来说，维特根斯坦的奥地利哲学思想和分析方法，对他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年轻的哈耶克曾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在一个炮兵坦克团服役，在意大利打仗。哈耶克说他的战争体验对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作为一名奥地利军官，他回忆说在一场战斗中能听到人们讲11种语言。“这会让你留意到政治组织的问题。”哈耶克之后决定从事学术研究，帮助避免再发生导致这场战争的错误。他致力于为更好的世界而奋斗，并且坚持到90岁高龄。也是在这场战争中，哈耶克接触到了经济学书籍，这些书是其他军官送给他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耶克取得了维也纳大学的法律和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还学习了哲学和经济学，从事了一些教学工作。他在那里参加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组织的私人研讨班。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最后一个成员。正是这个学派，最先提出了个体选择在经济和解释商业周期中的显要角色—哈耶克后来非常深入地进一步发展了这两个概念。这些研讨班也包括了一些当时年轻聪明的经济学者，他们后来以凯恩斯的剑桥“马戏团”为人所知。

哈耶克28岁时被任命为奥地利经济学研究所主任，他在那里待了4年，直到1931年，他一直在维也纳大学教书。后来受莱昂内尔·罗宾斯—凯恩斯的学术对手的邀请，加入伦敦经济学院，担任经济科学和统计学教授近20年。纳粹入侵维也纳后，哈耶克无法回到奥地利，于1938年加入英国国籍，但是1950之后生活在美国和德国，于1992年在德国去世。

主要经济理论

哈耶克是一位活跃的思想家和作家，从1929年到1988年的近60年间，他一直在出版著作和发表文章。那段时间，他在众多领域发展了理论。但是有四个领域非常突出，在他身后仍具有重要性和影响力，它们是：

·对商业周期的解释。

·与凯恩斯的持续论战。

·知识沟通中的价格的角色。

·在哲学理念和经济方面都反对中央计划。

繁荣与崩溃/测量商业周期

作为一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哈耶克信从亚当·斯密的观点，经济是由千百万个人消费者、商店主和工厂主所做决定的集体力量驱动的。假如事情确实如此的话，增长过程中应该不会出现呃逆才对。那么他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哈耶克认为经济发展并非是沿着一条笔直的直线，而是在繁荣和崩溃之间摆动向前。他的商业周期理论基于“自然利率”（natural rate of interest）的概念—即储蓄等于投资时的利率水平。在这个水平上，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段，市场利率水平—人们借贷的成本，有可能高于或低于自然利率，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

哈耶克认为经济不会沿着直线前进，而是围绕着繁荣和衰退波动。过度信贷时期和过度投资意味着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由于商业机构追求未来获得大的收益，会不断增加投资。哈耶克认为有两个因素将刺激经济以超常路径加速增长，最终导致以崩盘收尾，之后就是恢复和开始一个新周期。一点也不奇怪，对这两方面的责难会落在中央政府身上。

他的第一个解释是中央银行的货币供应扩张得太快了，为此压低了借贷成本，个人和企业可以借到更便宜的钱，因此刺激了投资。第二个解释要稍微复杂一些。哈耶克看到企业有时会有更乐观的经济预期，也许是因为技术创新，因此会想借更多钱投资他们的企业，从这种对未来支出的增加中获得优势。为了防止对信用的巨大需求推高利率，中央银行创造更多信用以控制借贷成本。

在这上面两种情况下，哈耶克说这种银行信用扩张产生了过度投资，导致了无效率的使用，并不得不通过爆破阶段得以纠正。中央银行的扩张信用决定—可能是政治干扰或央行计算错误的结果，通过拉低利率而鼓励了投资，导致发生更多的借贷。

时间就是金钱

为了看到这种偏离自然状态会对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哈耶克发展了一个有关生产过程的理论。时间是哈耶克在思考资本的角色时，重点考量的一个因素—机器、厂房和设备等资产在商业过程中使用的量，在经济周期中起了作用。他发现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资本对于商业具有不同的价值。正是不断尝试找到均衡，导致了商业周期和失业。

在信用供给不断增加而市场利率降低到自然利率之下时，原来因为成本太高而无法启动的投资计划，由于利率降低而变得有利可图了。长期的资本密集型项目要比短期劳动密集型投资更有吸引力，因为对于需要借很多年钱的投资来说，较低的利率是更为重要的因素（现在专业人士已经非常熟悉计算现值所使用的贴现率）。哈耶克担心这样会将金钱和其他资源，诸如劳动力等，从价格更有持续性的项目中吸引到长期投资中去。由于长期项目需要一段时间的持续投资，其推升了原材料、设备和劳动力的价格。经济学家称之为“挤出”，一个不错的现代例子是从伦敦开往诺斯的高速2型铁路线的提议，批评意见认为既会将资源从更好、更小的工程中分流，又会导致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工资飞涨。这会导致利率上升和信用需求增加。

信贷需求会把利率逐步推高到一个无法承受的水平，或使得中央银行不得不最终收紧货币政策，终结扩张阶段。那些长期资本项目（如19世纪的铁路、20世纪的汽车，以及本世纪之交基于互联网创新的投资）将变得无利可图，突然丧失了经济性。这意味着为满足预测的长期需求而订购和生产的大量中间产品，比如汽车零部件和火车、铁轨、卧铺车厢，将不再需要，这些成本将不得不冲销。之后货币流入用较低债务负担就可以驱动的生产流程。在企业挣扎着适应新生产流程时，工人将失去他们的工作。

考虑到哈耶克在宣讲和写作他的理论时，正值全世界进入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初，看一看他的理论如何解释这个经济史上最大的商业周期是非常有趣的，哈耶克观察到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时期也是创新、投资和财富增长的时段。繁荣导致了长期投资的大幅增加，银行体系创造出的信用支持了更多的投机活动，借贷成本的上升最终阻止了继续繁荣。他指责政策制定者没有及早关闭信用阀门。然而一旦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哈耶克相信需要让其自我修复，而不是让政府介入，他认为后者会导致调整期被延长。

哈耶克提出了他对商业周期的思考，以及货币的角色和《价格与生产理论》，这本书于1931年出版，内容来自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系列讲座。他因为该讲座而得到图克经济科学和统计学教授一职，并将伦敦经济学院变成了自由市场思想的中心。

哈耶克激辩凯恩斯

由于哈耶克认为过程调整对于让经济回归均衡，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所以他相信任何干预行为只会将经济推离均衡更远，在火上浇油，最终形成一个更具摧毁力量的崩溃。而正确的应对是让经济的生产方做出调整。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哈耶克站在经济的供给一方。

考虑到他写出自己的理论时，正值经济滑向萧条，这与不断增长的公众要求采取行动让经济复苏和减少失业的期望是相反的。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第5章），凯恩斯和他的剑桥学派关注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的需求端。

凯恩斯相信衰退的核心问题是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为经济中没有充足的需求，所以解决方案是去刺激需求。他说降低利率和增加政府支出将消弭衰退并激活经济复苏。而哈耶克则相信经济趋向于充分就业，问题只在于资源的错配。哈耶克相信凯恩斯支持就业的政策将导致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

哈耶克认为凯恩斯支持就业的政策将导致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

这个分歧后来被认为导致了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凯恩斯得益于有更好的向公众和政治家传递信息的能力，以及事实上他的理论既解释了横扫全球的失业潮，也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凯恩斯赢得了这场辩论。哈耶克无法挑战凯恩斯的整体观点，只好将重点放在攻击凯恩斯学术思想中的缺陷。

1931年，哈耶克应凯恩斯的批评者邀请，在剑桥做了一次讲座，但是没有引起丝毫反响。有个人问道，为何在经济疲弱时，他去买一件衣服不能有助于提高生产和就业？哈耶克回答说，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很长的数学演算。正如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说，凯恩斯赢了，因为“他提出的建议看上去与解决剧烈的衰退更为相关。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即便伦敦经济学院也是站在凯恩斯一边的。当自然疗法无法令经济复原时，哈耶克主义者也投靠了凯恩斯阵营。”斯基德尔斯基是在2010年欧洲危机的底谷时说的这番话。

哈耶克对任何中央计划的敌意是其市场运作方式的理论自然推出的逻辑结果，后来在他从纯粹经济学转向政治哲学时，这种思想得到了发展。重点转移的原因与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之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十年的学术争论有关。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两人各自发展了关于经济运行的截然不同的理论。而在这十年结束时，哈耶克已经不再被看作是经济学思想先驱了，之后几十年逐渐淡出视野。

落伍

1937年，哈耶克发表了一篇有关自由市场和知识的文章《经济学和知识》。这篇文章开创了他对于知识分子如何使用知识的既重要又深奥的思考。然而，那段时间正是凯恩斯和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大出风头的时候，人们街谈巷议的都是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应该在经济衰退时出手干预。哈耶克的这篇文章是基于前一年他在当选伦敦政治经济俱乐部主席的讲演稿修改而成，其中提到大萧条中“跨期价格关系近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哈耶克相信经济学家的首要工作是理解作为数百万人做出决定导致的经济是如何达到均衡状态的，其中很多决策者做出的决定基于很少的信息。因此经济学家应该有意地忽略如何处理当下经济中发生的事情，不要试图对其进行干预。

尽管他们给人留下了公开冲突的印象，但哈耶克和凯恩斯从未当面辩论过这个问题，只是写信和相互评论对方的著作。这场争论从1931年开始，当时莱昂内尔·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a）发表了对凯恩斯《货币论》的评述，罗宾斯是这本杂志的编辑。年方32岁的哈耶克在文章中表现出的对年长对手的轻藐程度，无论你怎样夸大都不过分。例如，“写得有头无尾”“非专业人士难以理解”，以及“极端晦涩难懂”。

凯恩斯没有将此文置之不理，而是决定迎头批驳这篇长达26页的批判文章。这也许是因为他后来说过的，哈耶克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给予了有力反击，将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理论》说成是“难以收拾的乱摊子”，提出的是“神经错乱的”观点。他们两人在定义的技术细节上论战，似乎都恼怒对方未能看到他们展开的更大的理论图景。凯恩斯认为哈耶克之所以误解他的观点，是因为后者深陷于一个世纪前的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巢穴。

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评做出了还击，使得辩论继续保持在高热状态，凯恩斯写了一张澄清问题的纸条给他，这引发了后续来来往往的邮件，双方不断对对方的有关定义的提问给出解答。

哈耶克之后在1932年又发表了第二篇长文攻击凯恩斯，这一次聚焦在凯恩斯提出的公开干预经济以解决高失业率问题上。凯恩斯在1931年利用BBC电台催促“爱国的家庭主妇明早上街购物，促进消费”。最后哈耶克直接批驳了凯恩斯，他说任何试图用家庭在经济下行期间储蓄以增加投资的做法，都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将生产引入歧途，并最终引发另一场危机。

凯恩斯没有做出答复。他已经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写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上。他说服了自己在剑桥的信徒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在1932年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对哈耶克《价格与生产理论》的评述。这篇评论深深地激恼了哈耶克，为此写了一篇措辞强硬的回应，不久这两位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就陷入了论战。各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遵循了凯恩斯的建议，在1946年过世之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后续几十年的经济学显学，而哈耶克连同他与凯恩斯的论战则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价格和知识

除了这场辩论，哈耶克感兴趣的是自由市场在分配知识方面的角色，市场将知识分配给那些基于知识做出决策的人们。他解释了“不同头脑中存在的知识碎片”是怎样组织起来并得出结果的。如果它们被慎重地拼在一起，将需要一种指导头脑的知识，而这不是一个人就能拥有的。

哈耶克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客观“数据”这种东西。

哈耶克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客观“数据”这种东西。相反，这些关于人们做出决定的事实是当时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东西。自由的市场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或制度，而是会发展变化的东西。所以经济发展的方式有赖于知识分工，就像亚当·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

拥有各种高质量信息的数百万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之间进行交易，反过来又发出新的信号并扩展了人们的知识，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哈耶克看来，自由市场的定价机制是一个强大的工具，让人们克服了不具备完美知识的困难事实。价格的每个变化都给了人们新的信息，去寻求做出最优决策。关键结论是，市场均衡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

最终结果不是完美的自由市场—认定消费者和企业确定的所有价格都是正确的，经济将趋于某种完美的均衡。哈耶克认为，通过竞争达到的价格取决于供需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非既定事实。价格是不完美知识造成的，随着新信息的出现而被改变。

哈耶克的观点和完美理性或有计划的选择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自由市场是“人类行为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他认为一个错误是以为经济学家可以像科学家解释物理世界那样理解经济。根据哈耶克的说法，市场系统是一种发现技术，计算机无法预测新知识的出现、原创思想和创新，以及人们对此做出的反应。

个体参与者不需要掌握全部可得的知识以采取正确的行动。这意味着人们会根据掌握的知识采取不同的行动。尽管这可能看上去混乱和不协调，但对于特定时间给定的知识来说，最终结果是高效率地分配了资源。秩序将从混乱中自发产生。哈耶克认为：“价格体系是一种登记变化的机制，或者一种通信系统，可以让个体生产者只需观察几个指针的变动，而工程师则可以观测很多个仪表盘。”

哈耶克引用了金属锡出现短缺时的例子。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这种金属的新应用导致了需求突然增加，或者因为出现了严重供应问题。他说需要锡的人不需要了解造成短缺的原因。锡价的上涨本身就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明白该减少锡的用量，需要找其他替代品了。那些可以通过提供锡的替代品而赚钱的企业，不需要知道锡短缺发生的原因，就会填补这个供应缺口。

这个效应将很快扩展到整个经济系统，其影响不只是锡的总体使用量，也包括替代品和那些替代品的替代品，影响到所有含锡产品的供应，以及它们的替代品等。哈耶克写道：“这些构成了一个市场，不是因为市场参与者研究了所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有限的视野都有充分的重叠，这样就通过许多中介，将相关信息传递到所有人。”哈耶克认为价格向决策者发出了信号，这不只是传递，也引发了竞争，这样既是确保经济趋于均衡，也是促进创新的最佳途径。

反对中央计划

他研究经济如何运作的成就，对自我纠正机制和自由市场是配置资源最高效途径的深信，无疑是哈耶克对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永远的贡献。这个思想为哈耶克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奠定了基础：正是个体的自由决策导致了资源最佳配置，而政府的干预最多只扭曲了经济，最糟糕的情况是导致独裁。

个体的自由决策导致了资源的最佳配置。

他的学术过程的第一步是挑战中央计划可以比自由市场中的集体协商决策带来更好的结果的观点。他说知识规划者不应该在真空中做决策，而应该是市场互动的结果。根据不完全信息做出决定的规划者将很快发现他们的决定变得过时。以哈耶克的观点来看，一个人的知识怎么可能会超越经济中各种人拥有的几百万不同知识的总和呢？

他的这一思想应用在更广泛的政治领域，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声望，也是他的名字至今被人们铭记的一个原因。战后英国对中央计划的热情和以之恢复经济增长的途径让哈耶克很担心，他认为那将是转向集权体制的前兆。他把这些观点写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

他以前的著作曾经提出自由市场会提高经济效率，带来更大的繁荣，哈耶克把这个论断扩展到了自由市场有助于保卫自由。这本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尽管英国当时纸张很紧缺，但这本书仍然成为了畅销书。哈耶克显然知道这会成为一个重要文献。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撰写这本书“是我无法逃避的责任”，尽管它可能“惹恼很多我希望继续保持朋友关系的人”。

这本书是政治学著作，提出弱化政府在社会和经济中的角色。哈耶克认为，当国家取得了社会未有共识的领域的直接控制权时，必然会压缩个体的自由。“一旦国家控制的公共部门掌握了所有措施，占比超过了一定比例，其行为的影响将主导整体。”他写道。他担心即便是在民主国家里，也会出现将决策交给“专家、长期任职的官员或独立自治团体”的强烈趋势。“在这些情况下，授权意味着一些行政当局得到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目的，借助法律之力推行一些措施。”

国家计划，他认为必然包含了对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的刻意歧视，而且“允许一个人去做决不允许另一个人做的事情”。“最终导致国家做出太多有关我们生活的决策，比如我们做什么工作以及我们应该得到多少收入，让国家得到决定给什么的全部权力。”“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些选择，我们并不是一定要被束缚在别人为我们选择的工作上，如果一个工作变得让人难以忍受，或者我们心里另有所属，那些有能力的人总会找到一种方式，放弃一些利益，达成他们的目标。没有什么比知道我们自己无力改变它们更让人无法接受的了。”

哈耶克也确实认识到了国家的角色，但仅将其限制在遵守既有的适用于一般情况的规则上，而将其他领域归入个人自由的范畴。他对国家的看法与亚当·斯密相同，认为国家制度应该支持，诸如奠定自由和公平交易的法律的角色，以及道路这类无法由私人提供资金的公共服务等方面。尽管哈耶克赞同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慷慨的安全保护，包括为每个市民提供住房和医疗保障，但是他表达的信息是明确的：“个体自由不可能与一个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单一目的相协调，而这个目的就是整个社会必须处于永久的从属地位。”在他1988年出版的封笔之作里，他阐述了西方文明如何错误地拥抱了中央计划，放弃了对个体和他们的决定（作为自由基础）的尊重。当时他已经87岁，“关于市场秩序和社会主义的争论并非仅仅涉及生存问题”。

永久的学术遗产

40年前，学术圈外很少有人听到过哈耶克的名字。实际上，直到哈耶克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保罗·萨缪尔森（见第8章）说绝大部分哈佛和麻省理工的资深经济学家都没听说过这位新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字。他与凯恩斯的论战由于对手的经济理论被应用于实践，进而得到凯恩斯主义者的进一步发展而被人们遗忘了。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当政府无法像大家希望的那样管理经济时，凯恩斯的声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消褪。希望从国家控制转向自由市场的新一代保守主义政客可能转向哈耶克。与亚当·斯密不同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自己的思想重新受到欢迎。

哈耶克的遗产可以分为他的著作的纯粹经济影响，以及对政治学争论的贡献，当然这两者是密切关联的。他的一些精确和技术性领域的发现因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在这一章全部谈到，但仍然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我们可以列举其中一二：

·他认为中央银行的过度信用扩张导致经济周期，这在现代经济波动理论中得到了共鸣。

·他认为价格体系是具有有限知识的个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社会成果的思想，这为理性预期假说—人们基于对未来的理性展望、可用信息和过往经验做出决定—奠定了基础。

·他认为混沌状态可以产生秩序，这是复杂自适应系统科学的基本特征，这是生物学、金融市场和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他的货币应该相互竞争的建议可能会赢得私有货币，如比特币、计算机游戏币方面的新的支持者。

哈耶克对于个体决定是比中央计划更好的驱动经济发展的方式的思想，产生了持久不衰的影响。当经济学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质疑凯恩斯主义对现代经济的影响时，他们转向了哈耶克。这些新追随者中首要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我们后面会看到（见第7章）。他将哈耶克对自由的理念结合在自己关于经济运转的思考中，形成了广为人知的货币主义经济学。然而哈耶克自己并非一个货币主义者（他不相信货币供给可以被控制），但是货币主义的出现可以溯源到他。

尽管哈耶克1949年离开了英国，但英国是他的发迹之地，在那里可以直接感受到他的影响。凯恩斯主义在1974年跌到了最低点，当时通货膨胀和失业双双高企，政府干预似乎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次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保守党主席。据说她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看过《通往奴役之路》，在当选几个月后，她在经济事务研究院—一家自由市场智库约见了哈耶克。

哈耶克对她制定政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有一个传播很广的故事是说，在走访保守党研究部时，她听取了一名职员提供的选择极左和极右之间的中间路线的建议。那位女士还没说完，撒切尔就从手袋里掏出一本哈耶克的《自由宪章》甩在桌上，大声说：“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撒切尔男爵夫人的手袋想必足够大，传闻说里面放得下一本《国富论》）。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当选首相后，立即启动了一个完全符合哈耶克思想的计划：收缩公共部门的规模，去除对企业的束缚，允许人们购买本郡拥有的住房，向居民出售国有企业。1981年她在下议院说她是哈耶克教授的“铁杆粉丝”，建议党内同事读读哈耶克的著作。在1989年写给哈耶克90岁诞辰的贺信里，她写道：“您的著作和思想对我们的引领和激励是至关重要的，让我们受益匪浅。”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新当选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当作自己的朋友。他从哈耶克的书中抽出一页，用于自己的竞选运动，告诉投票人他们可以抛开政府，而且不再从口袋里拿走钱。他削减了政府规模和税收—尽管批评意见认为他大规模增加军事开支是一种增加总需求的典型凯恩斯式做法。1991年，乔治·布什（George H.W.Bush）总统授予哈耶克美国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授奖词写道：“未来几代人都将以我们今天同样的发现和敬畏的感受阅读他的著作。”

他在西方的仰慕者对其捍卫自由和责备政府干预经济的观点都很欣赏，在东欧，哈耶克的政治哲学受到最高的赞誉。他的很多著作，特别是《通往奴役之路》，基于他对纳粹德国的经验以及对苏俄的观察（据说他在写这本书时参考了苏俄的情况，因为当时苏俄是抗击希特勒的盟国核心成员）。

《通往奴役之路》对于横扫东欧的“天鹅绒”革命的许多领导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导致了苏俄的解体。其中一些积极分子成为东欧新政权的领导人，例如波兰的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爱沙尼亚的马特·拉尔（Mart Laar），都说过他们受到了哈耶克的影响。弗里德曼曾说过，哈耶克的著作被翻译和非公开出版，在黑市上出售的这些书大受欢迎，无疑影响了当时的舆论，并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

正如我们看到的（见第5章），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衰退导致凯恩斯思想重新回归，政府为了恢复需求，开始推出各种刺激措施。在这个类似大萧条的情境里，哈耶克已经解释过危机原因，但会建议在银行破产倒闭时什么也不做。尽管如此，当政府开始撤出刺激措施，代以削减大规模公共赤字，以此作为恢复经济增长的最佳措施时，哈耶克的思想再次得到欢迎和关注。大约有500万人看过“恐惧繁荣和崩溃”，这是2010年上传到YouTube的关于凯恩斯和哈耶克之争的音乐说唱作品。英国BBC电台组织了一场辩论，由两位凯恩斯和哈耶克专家辩论刺激与紧缩。在政治家和纳税人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争论不休的过程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正确措施，哈耶克的思想与其他人的想法并没有很大不同。

全面的评价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一位强烈主张个人自由和反对政府干预个人生活的人。因此，他是和亚当·斯密（见第1章）、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及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这类思想家一脉相承的。他仍然被看作是自由主义运动的标准人物。

许多经济系学生学习他在1930~1940年间关于商业周期的文章，如果有大量经济学家在2092年—他去世的100年后仍阅读和争辩他的作品的话，这也并不令人惊奇。他的影响可以在当前的政治辩论中感受到，即便现在经济界中主张小政府的经济学者已经不再提及他的名字。

哈耶克对更大的公共权力对个体产生的恶劣影响的警告，并没有在现代社会的民主体制下得到强烈共鸣。人们倾向于接受混合经济，欢迎国家提供诸如健康和教育服务，并限制他们在诸如最低工资、排污税和禁烟方面的自由。

本章要点

我们要记住哈耶克著作的核心要点是：

·个体是社会根本，产生的社会结果是中央计划者不能复制的。

·政府里的人，尽管意愿很好或者很聪明，但永远不能够得到所有正确的信息，管理好经济这类复杂系统。

·社会最佳结果是被允许做决定的人基于他们的知识所做出的。

·试图让所有人平等，而不是平等地对待他们，这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

补充书目

第7章　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之父

至今为止，尚未发现一种替代方式，可以让一大群拿着蜡烛的普通人不用从事自由企业制度释放的生产性活动，而使其境况得到改善。

——米尔顿·弗里德曼

如果说凯恩斯是20世纪上半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的话，那么米尔顿·弗里德曼肯定是下半世纪最杰出经济学家的竞争者。与哈耶克在政治辩论、发展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以批判凯恩斯主义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一样，在这些批评中，另一个经济学理论“货币主义”开始出现。米尔顿·弗里德曼被认为是芝加哥大学货币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强调了货币数量作为政府政策工具的重要性，以及作为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的决定性因素。

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教书30年，一生写下的著作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也是早期拥抱电视以及流行媒体的学者之一。这意味着他成为第一个真正成名于美国并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家。

和哈耶克一样，弗里德曼热衷于对自由市场的解释，包括个人自由，国家如何运行才能符合经济学理论。他是共和党主席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的顾问。1976年，他因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和历史，以及政策稳定的复杂性论证等领域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早期生活和影响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7月31日出生在一个20世纪非常典型的纽约家庭。他的父母是第一代犹太移民，移民前来自于奥匈帝国的一个小镇贝尔霍夫（现在位于乌克兰的西部）。弗里德曼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但他的家庭在他蹒跚学步时就搬到了新泽西州。他的母亲开了一间“干货”店，关于父亲的工作，成年后的弗里德曼形容为“成功从事最不成功的投机风险”，并在49岁早逝，当时弗里德曼才15岁。弗里德曼的学术潜质早在高中毕业时就已显现，当时不到16岁，他在20岁时获得第一个学位。

像凯恩斯和马歇尔一样，弗里德曼如果当初选择数学作为自己的职业，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数学是他本科在罗格斯大学所学的专业。1932年毕业后，他差点结束学术生涯，成为一名保险精算师。但是，他被当时一名正好在罗格斯大学的知名经济学家亚瑟·伯恩斯（Arthur F.Burns，之后成为美联储主席）说服，申请到芝加哥大学研究生奖学金，主攻经济学专业，并因此推掉了布朗大学的入学邀请。

这个决定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芝加哥大学的一堂经济学课堂上遇到了未来的妻子—经济学研究员罗斯·戴瑞克特（Rose Director）。在课堂上，得益于按姓名字母排座位，他俩正好坐在一起。芝加哥之后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也是他研究和发展自由市场理论的地方，这也使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闻名至今。在他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致辞中，他说：“芝加哥大学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它向我展示了一种面向全球、充满活力的知识氛围，这种氛围我从未梦想存在过，也再没有获得过。”

弗里德曼在经济学方面的早期思想主要受大萧条影响，对于个人来说，他被解雇后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去华盛顿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工作，这个机构是罗斯福为应对大萧条而建立的，在那里他协助进行大型消费预算研究。米尔顿和罗斯·弗里德曼在合著的《两个幸运的人》中写道：“讽刺的是，新政（罗斯福新政）是我们个人的救星。”但他关于大萧条的分析，引导他提出了对国家经济运行的判断和解决思路的想法，而这直接与凯恩斯及其知识体系是对立的。

永久性收入假说

弗里德曼在经济学上的贡献并非始于高智商的央行、财政部等部门，而是来自医生和牙医的环境。在为罗斯福新政工作后，弗里德曼获得了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份工作，在那里他协助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开展关于职业收入的研究，西蒙·库兹涅茨后来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医疗职业的垄断权，充分提高了医生的收入，并远高于牙医的收入。实际上，这项成果的出版准备在1940年就完成了，但因为当局的反对，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出版。更重要的科学结论是，这本书介绍了永久性收入（permanent income）和暂时性收入（transitory income）的相关概念。永久性收入被广泛理解为人们预期在一生中赚得的钱，暂时性收入被理解为一种意外之财（windfall）。

弗里德曼将他关于职业收入的研究成果和他在国家资源委员会时关于消费支出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发展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假说的核心是：人们会有一个好的计划，即将个人在一段较长时期内的收入平均化。他们会尝试熨平生命周期中的消费开支，即将好光景时收到的钱的超额部分存起来，以便坏光景时能保持消费支出（这种想法被经济学家称为“平滑消费”，被一个谨慎家庭称为“未雨绸缪”）。

对于个人永久性收入水平，人们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理解。

这是弗里德曼驳斥凯恩斯关于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的开场白。凯恩斯主义会说：如果在好光景时攒更多的钱，当收入增长时，会导致消费对收入的比率下降。这个人们会按他们收到的每个额外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消费的想法，被凯恩斯称为消费倾向。支撑这个想法的逻辑是削减消费者支出会导致经济下行，而促进收入增长将使经济膨胀。

弗里德曼的理论推翻了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他展示了在经济下行过程中，消费支出下降水平显著小于收入支出水平，因为人们的支出基于他们的长期收入而非他们下降的暂时收入。弗里德曼因此认为大萧条并非因为人们过度储蓄，相反他在寻找一个新的解释。

关于大萧条的新解释

弗里德曼的下一步是对大萧条产生的原因提出一种全新的解释。他希望将原因归咎于过度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经济周期中的过度上升行为，以及不择手段的投机者贪婪的投机行为。

1948年，弗里德曼与同事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一起开始研究货币供应在经济行为中发挥的作用。他们一起工作了7年，并搜集了回溯至美国南北战争开始的货币及储蓄数据。正因为在1963年他们公布的研究结果《美国货币史》显示货币供应的重要性，美联储才在他们的发展报告中开始跟踪M1（现金＋活期存款）、M2（M1＋支票存款）等货币指标。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将大萧条的责任推给央行实施的错误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美国私人部门的消费行为。弗里德曼发现美联储允许将1931年、1932年、1933年的货币供应量分别减少7%、17%、12%。这实际上提升了利率，即在英国放弃金本位后去遏止黄金流出美国，而不是向系统中注入现金流动性。这种做法直到1932年年末才停止。这就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弗里德曼称之为大紧缩。

货币、货币主义和货币政策

如果说货币供应的崩溃是大萧条的原因，同时失败的应对使得事情变得更糟，这也回避了一个问题，货币供应到底在经济运行中有多么重要？在2004年庆祝《美国货币史》发表40周年的研讨会中，弗里德曼用简单的话说，他从工作中得到的教训是：货币很重要。

他在1956年出版的《货币数量论—一个重新表述》中，开始了下一阶段的反凯恩斯主义的工作。这个理论不是新的。它说明了经济中的货币发行数量乘以流通中的货币流转速度等于价格乘以商品销售（或交易）总量，即MV＝PT。凯恩斯认为货币流转速度是高度不稳定的，当它下降剧烈时，则会导致流动性陷阱（见第5章）。

弗里德曼坚持货币流转速度相对稳定，因此，等式左边最有可能改变价格的因素就是经济中的货币供应存量。如果政府增加货币供应，将会导致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大萧条时放松货币供应是正确的做法，央行应在平时保持偏紧的货币供应以防止通货膨胀。他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总结：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

弗里德曼排斥那种政府通过开支和税收能扮演经济控制者角色的说法，他认为政府应在货币供应的控制中扮演主要角色。政府应该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法定货币”的垄断供应商。该词起源于拉丁文，意思是“随它去”，法定货币是政府创造出来的，它既没有内在价值，也不与黄金绑定。弗里德曼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无政府主义者！

显然，政府可以印钱，能够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弗里德曼提出央行要采取严格、快速的规则。正如他在《资本主义和自由》一书中所述，他相信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是私营部门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由此，他建立了被外界所熟知的“货币主义规则”，即货币供应量每年的增速应保持固定的比率，确保与产出和人口的真实增长同步。后来他改变了关于货币供应增速的想法，1984年，他设定货币供应增速每年为1%~3%。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预算应保持平衡；而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是错误的，不仅因为它不起作用，还因为它无法保持政府收支平衡。

“自然”失业率

弗里德曼最永久性的贡献之一，是他同时横跨学术和公共政策制定领域，对失业所做的研究。作为一名货币主义者，他认为在经济周期中失业率会上升或下降，当工人和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求一个新的平衡时，工资也会上升或下降。但这个平衡点又在哪里呢？

弗里德曼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观点。他认为，失业率会降到某一个点，在这个点上，任何为降低失业率所做的额外努力，都只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率。结果是他的想法成为了很知名的“非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of unemployment）或NAIRU（至少有个优势是首字母的发音为nay-roo）。

凯恩斯主义认为，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一个平衡点，这就允许善意的政府去微调政策，通过削减或增加税收或政府支出等方式，要么控制通货膨胀但以提升失业率为代价，要么相反。弗里德曼认为这扭曲了通过市场自身去寻找“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的能力。

弗里德曼警告说这些干预不可能持久，实际上会带来长期问题，这将使政府疲于应付且难以扭转。比如说，如果政府以更高的物价为代价刺激经济，降低失业率，那么劳动者将开始产生这样的预期，认为价格将会上升，他们会期望更高的薪酬，这又导致更高的通胀。他认为在失业率和通胀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的联系，两者是一个不稳定的联系。

从长远看，通胀不会对失业率产生影响，因为人们会把未来的通货膨胀考虑进来。随着人们逐渐调整适应更高的通胀率，失业率会最终回到一个自然的比例。

从长远看，通货膨胀不会对失业率产生影响。

这个论点也被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进一步发展。在1970年的滞胀小插曲带来巨大繁荣后，尽管政府尝试去干预，但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同时提升了，图7-1是弗里德曼在1976年诺贝尔奖授予仪式上使用的，这张图清晰地展示了当时发生了什么。它画出了过去两个10年里七个工业化国家（G7中剔除加拿大，但包括瑞典）的通胀率和失业率。

弗里德曼指出了决定“非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AIRU）的因素—包括“摩擦性失业率”—劳动者因更换工作或寻找新工作而失去工作。他也看到在一些经济体中，可能存在劳动者拥有的技能不再被需要，或缺少所需要的技能等情况。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这种“结构性”失业，主要原因是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抗通胀政策期间大量工厂关闭，并被服务业所取代，但有一大堆领救济金的工人不能在服务行业找到工作。弗里德曼的研究还包括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如女性加入到工厂里，或青年人进入劳动大军。

图7-1　1956~1975年通胀率与失业率

换句话说，“非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AIRU）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而是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其他变化一起移动。为降低失业率，政府应想办法改善劳动力市场运行方式，如提供额外培训，即经济学家所说的供给方措施，而不是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去增加就业。

自由市场的提出

像之前的哈耶克一样，弗里德曼开始对他的经济学理论在更广泛的哲学和政治领域的意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他认为正如指导有效经济产出一样，个人自由也是社会运转的基石。他相信政府干预不仅会造成更差的经济产出，也会因为使用公共政策等在内的强制手段改变人们的行为，从而让人们变得不好。

但正如前所述，弗里德曼并不相信无政府主义（不像他儿子大卫是一个市场无政府主义者）。他看到了国家的有限作用，这并没有和亚当·斯密提到的君主的义务不同。两者都认为政府应承担国防以防外敌入侵，建立法律条款使得市场能够运转，控制国内法律和政策体制使这些规则被执行。他们都认为国家应提供一些市场无法提供，但又被所有人使用的公共物品，比如道路和好的教育。

但当政府做得更多时，弗里德曼看到的只是暴政。他警告说，当一个政府介入到经济时，它很有可能服务于控制和运营这个系统的人的利益。这意味着权力从数以百万计的社会个体手中，转移到那些主导或影响政府的人的手上。而且，以那些无法出国旅行、不能买卖特定商品或无法获得特定职业的人为例，将失去他或她的政治、经济自由。

弗里德曼认为有必要限制政府的角色和范围，确保提高的税收和花费最小化。在他跨越了几十年出版的三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想法：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1980年的《自由选择》、1984年的《现状的暴政》，后两本是和他妻子合著的。

弗里德曼认为有必要限制政府的角色和范围。

弗里德曼对个人主义的强烈信念，把他带入一个普遍信念，乍看起来，他也许不期望有人得到政治上的核心权利。比如，他反对歧视同性恋，因为他认为这种偏见是武断的判断，那会限制一个人作为个体参与到市场的能力。他还认为有偏见的人强加了成本给他或她自己。他支持贩毒和卖淫合法化的自由论者的思想，他也反对美国的兵役。最后，他提出了负所得税的概念，即那些收入水平低于一定标准的人们能从州政府那里收到钱，而那些赚得多的人则需要缴更多的税。

永久的学术遗产

米尔顿·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包括货币主义作为经济政策、许多主要政治家的观点等。刚好在正确的时间，他以一个政治经济学思想家的身份出现了。他关于经济学的著作和理论夹杂在政府努力采用的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幻想越来越多的破灭中。同时，柏林墙的倒塌以及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他和他妻子关于个人主义的政治观点已经在“铁幕”两侧引起了注意。

他确实在这方面帮助了自己。1966~1983年，弗里德曼为《新闻周刊》撰写时事专栏。但《自由选择》一书才巩固了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这本书的第一版卖了40万册，而平装版和翻译版（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卖了几百万册，这使他在爱沙尼亚等前苏联国家的知名度与他在本国相当。

然而，使他一跃被美国及国外成千上万家庭所了解的是与《自由选择》一书同名的电视节目，这个电视节目由他和他的妻子作为联合制片人。这个电视节目包括半个小时的弗里德曼对经济理论的讲解，之后是30分钟的“伟大的、最好的”时代辩论。一名传记作者，兰尼·埃博斯坦（Lanny Ebenstein）说，《自由选择》为罗纳德·里根总统提供了“大量国家蓝图”，这种说法怎么说都不为过。当弗里德曼第一次见到伊丽莎白皇后时，她说她的丈夫—菲利普王子一直热心观看这个栏目，而且同意其中每一句话。

经济学理论

就经济学理论而言，弗里德曼的理论遍布于现代教材中：永久性收入假说，平滑消费思想，货币、价格和产出的关系，货币数量理论扩展，自然失业率。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就经济学的知识之旅而言，他的永久性贡献在于挑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及实践，并提出了货币主义思想。

如果没有他的著作，那么就不会有热烈的争论，而争论有助于产生现在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他关于大萧条产生原因的解释以及应采取的措施，现在已获得经济学家的一致同意。2002年，在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为美联储在大萧条时的角色表示道歉，并在后来直接向弗里德曼写信称：“我们非常抱歉，但也感谢您，让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J.K.加尔布雷斯在1987年写的《未来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到，在经济学发展史中，凯恩斯时代已让位于弗里德曼时代。一个明显表示弗里德曼对经济教义影响的人是保罗·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们将在下一章说到他。他在新版《经济学》中对货币主义重要性的解释略微做了些变动。在1955年版本中，萨缪尔森写道：“少数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控制经济周期的灵丹妙药。”1973年，他说：“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都非常重要。”又过了20年，他说财政政策已不再是美国稳定政策的工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稳定政策通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现。

不管人们是否同意，弗里德曼提出的理论已成为主流经济学思想的一部分。永久性收入假说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这被认为是经济学家解释家庭储蓄和支出结构的最好方法。NAIRU（非加速通胀的失业率）已成为央行在过去几个十年里制定利率的一项指导性工具。

芝加哥经济学派在当前宏观经济辩论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可追溯到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花大量精力建立的货币主义教义。基于弗里德曼的逻辑，芝加哥大学的另外两位经济学家尤金·法玛和拉斯·皮特·哈森对资产价格行为进行了独立研究，并因此在后来的2013年年末获得诺贝尔奖。

经济学在行动

弗里德曼理论在经济政策中的应用有一个混合的记录。如前文提到的，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两位政府首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里根总统上台后的宣言是控制政府支出、改革规则、降低个人所得税、建立听起来清晰和可预测的货币政策。正如弗里德曼后来在《两个幸运的人》中写道的，“在办公室中，里根做的很多事情和我们建议的基本一样”。弗里德曼和许多引用他的经济学家依靠影响力服务于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

远在大西洋彼岸，玛格丽特·撒切尔信奉弗里德曼提出的政策建议的程度和欢迎哈耶克的观点一样热烈。弗里德曼在英国宣扬他观点的平台是经济事务研究所（哈耶克也在这里服务过），这个研究所出版了他1970年的演讲“货币理论的反革命”，在这个演讲里，他安排了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经济事务研究所还在1978年安排了弗里德曼与反对派领袖的晚宴。

在非英语国家的政策影响方面，弗里德曼已经被认可或被指责（取决于你的观点）。大多数反对者在智利，弗里德曼在1975年去了智利，会见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而在两年前，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参与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的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皮诺切特向弗里德曼咨询关于重建经济秩序的建议，在回复信中，弗里德曼说解决到处乱窜的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是“休克疗法”。他再三否认皮诺切特集团，这导致他在国外演讲时被有敌意的反对派喝倒彩。这种公开抗议在诺贝尔获奖仪式上达到极点。

西方大部分政府已放弃了财政微调。

西方大部分政府已放弃了财政微调，并决定把工作交给央行。央行现在的目标是瞄准通胀，并利用利率去控制经济活动水平。英格兰银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过去20年里都采取通胀运行的目标管理制度，利用财政政策去微调经济的想法现在只有一些人支持。

对弗里德曼工作的最大背书是美联储采纳了他回顾分析的对大萧条所开的药方，并被央行完全用于处理2009年经济危机。央行将利率直接降为0，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向经济注入资金。

伯南克在那一年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特别提到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大萧条的分析：“铭记大萧条时的教训，针对当前危机，联储降低利率的快速反应很激进，而且，我们全力避免了银行系统的崩溃。”

另一方面，弗里德曼的门徒说，他本人不赞同对伯南克和奥巴马监管的特定银行和公司进行救助—因为坏银行应允许其破产—还赞同注入更大范围、更全面的流动性。这些人中就有施瓦茨，他说，美联储宁愿“打最后一仗”，也不愿面对处理不良资产的需求。

然而，在多个平常时间里，尝试应用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规则也遇到了问题。经济学家埃蒙·巴特勒（Eamonn Butler）在弗里德曼自传中注释道，在1953~1957年、1971~1975年，美国的货币供应增速平均每年分别保持2%、7%的固定比率，但美国经济仍出现巨大的不稳定。在有迹象显示货币供应增长和通胀之间直接的、可预测的关系被打破后，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按独特的尺度提供货币供应量的尝试也结束了。货币主义的上述形式首次被汇率目标替代，之后又被通胀目标替代。

弗里德曼关于自由政策的一些非正统建议—如教育券和兵役—已被主流所接受，同时，负所得税的说法也在英国的工资税抵免、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抵免中得到了体现。其他诸如毒品和卖淫合法化只是想法而已，实施时间尚未来到。

全面的评价

弗里德曼可以角逐20世纪后期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可能的竞争者是萨缪尔森）。并不是他所有的思想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些主要的政治家会像30年前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一样，拥抱他的思想和著作。但弗里德曼主义已经清晰地植入到新经济学共识中。主导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尝试结合凯恩斯主义和弗里德曼主义的精华，包括某时期的平滑消费思想、货币政策和规则实施的首要任务，甚至连美联储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和弗里德曼之前解决日本“失去的20年”开出的药方类似。

尽管他取得这么多成就，但也很显然，很少有经济体拥抱弗里德曼推崇的小政府、少监管、纯市场经济的理论。甚至在他的祖国，公共部门占国家经济总量的占比还和30年前一样高，而且大家普遍接受需要政府监管以遏制市场过度行为的观点。尽管他个人对公共政策辩论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弗里德曼仍将依靠经济学教学和写作生活。

补充书目

第8章　保罗·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经济学

我不关心谁去制定一个国家的法律或高级的条约，只要我能写一本经济学教材就好。

——保罗·萨缪尔森

在保罗·萨缪尔森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官方发布会上，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阿瑟·林德贝克教授说，与当代其他经济学家相比，新获奖者的贡献在于提高了经济科学的综合分析和方法论水平。事实上，他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相当大部分。

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长期贡献，主要来自他在70年的职业生涯中书写的上百页材料中的两部书，他的主要作品是《经济学导论》，简称《经济学》，是在各个时期都卖得最好的教材，出售了上千万册，重印了19版，被翻译成41种语言。但他早期的著作《经济分析基础》，由于在经济学中传播了革命性的数学的作用，而被认为是他的巨大贡献。

萨缪尔森自认为是经济学通才，他的永久性贡献体现在多个学科领域，包括消费者理论、福利经济学、国际贸易，以及资本、财政和宏观经济学。他也集中精力，努力将凯恩斯理论用一种新的方式表达出来，并和古典经济学说合并，形成新古典经济学领域。他死于2009年12月13日，享年94岁。

早期生活和影响

保罗·萨缪尔森1915年出生在印第安纳州一个蓬勃发展的钢城加里（Gary）。他是从波兰犹太家庭移民到美国的。1923年，在他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损失了大部分钱财后，举家迁往芝加哥。这给乌云密布的家庭带来了一线希望。带着高中时代的辉煌，他16岁入读芝加哥大学，“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重生了，1932年2月2日早上8点30分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教室里。”他在去世前出版的一本回忆录里说道。触动他的是一场关于马尔萨斯的演讲，他是写过人口和贫困的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从那时，萨缪尔森开始关注经济学。

1935年他以经济学硕士身份毕业，而他在芝加哥的那段时间，刚好是大萧条最糟糕的时候。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下，芝加哥已经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避风港。

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后，去了被称为是凯恩斯主义堡垒的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写了他的第一本书《经济分析基础》，这本书的初稿让他获得了该校1941年威尔斯奖。书中表明了他对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特别是他们不善于使用数学的不满。

他特别提到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见第4章），他称其文章为超辛苦的勤劳的文学作品，那里简单的数学概念被包含在“心理体操”之类特别堕落的类型中。这也许对马歇尔是不公平的—就像我们前边提到的（第4章），他自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数学家，但相信数学在解释经济方面仍是一个有限的工具。这是个明显的迹象，萨缪尔森热衷于使用数学，以获得对他所处时代的经济问题的更好理解。通过在经济学中使用严谨的数学，萨缪尔森相信他在生产、消费行为、国际贸易、公共财政、商业周期和收入分析等方面，能识别“引人注目的形式上的相似性”。

萨缪尔森热衷于使用数学，以便更好地理解他所处时代的经济问题。

1947年，在他32岁的时候，美国经济学会授予他第一枚克拉克奖章，这个奖专门授予那些为主流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最重要贡献，且年龄40岁以下还活着的美国经济学家。同年，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全职教授，并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职业生涯。而这本书的其他经济学家有的成为哲学家、投机者或政府顾问，萨缪尔森一直且永远是一位教育家。

关键经济理论和著作

萨缪尔森是一名高产的职业经济学家，产生了大量的视听材料、通信、杂志论文、研究论文、发言稿和访问稿、授课材料和书，还有大量未出版著作。通过这些，发展了许多让他至今享有盛名的定理。

平装书作家

在获得哈佛威尔斯奖1年后，萨缪尔森出版了《经济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本书成为经济学学生的主流教科书，这证明了本章开篇引用的他的那句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见第5章）1946年去世后，萨缪尔森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颂词，他说大萧条使得古典经济学摇摇欲坠，而凯恩斯的思想并没有像流行的东西一样昙花一现，他写道：“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诞生10年后的今天，仍有拥护者，并似乎还会继续留在商业中。”

《经济学》第一版也给合著者诺德豪斯带来大量压力，这并不令人惊奇，在1992年第14版中他将其称为“凯恩斯宏观模型T”。萨缪尔森说自己像个“凯恩斯餐厅”—选择适合他的需要的东西。关键的凯恩斯主义概念，如财政乘数、消费倾向、节俭悖论、反周期财政政策，以及由私有消费、政府消费和投资加总形成的GDP，都在书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萨缪尔森说“私有企业”经常受失业、产业、价格的“急性和慢性周期”打击，这些问题政府有责任去“缓解”。“没有有效的方向盘或管理者，私有经济就不像个机器。”“共同的补偿性财政政策试着引入这样一位管理者或恒温控制器。”

该书早期的版本强调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是解决经济稳定的最佳方式。但第15版（1995年）完全颠倒了上述两者的位置，该版提到财政政策不再是美国“政策稳定的主要工具”，“甚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稳定政策将体现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的执行上”。

尽管强调这种变化，萨缪尔森和其他经济学家围绕1970年的通货膨胀、经济紧缩强化了凯恩斯主义思想。《经济学》成功地将凯恩斯思想，即凯恩斯的“通论”重新整理并写入了大学教材，使其不再出现原作上存在的华丽风格和内在矛盾。同时，萨缪尔森也将越来越重要的兴起于芝加哥大学的货币理论，以及其他“淡水”学派关注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纳入进来。

萨缪尔森建立的微观经济市场体系的基础也不容忽视—消费者和企业为什么以及怎样做。《经济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解释市场功能，以及他们怎样去解决亚当·斯密关注的核心经济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和价格体系—不管它是什么，不管它的功能多么不完善—这不是一个混沌和无政府体系，”萨缪尔森写道，“这里一定有它运作的秩序和规律。”

萨缪尔森为穿过广阔的经济世界做了贡献，不像现在，经济学家很早就沉浸于自己的职业领域做专门研究，并成为某个特定细分领域的专家。萨缪尔森说，如果他开始研究的时间晚于1940年，他就再也不可能成为他自称的通才，即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上都取得成果。

为凯恩斯准备的新家

萨缪尔森用他卖得最好的教材，作为容纳战后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新家园，同时也吸纳了其他经济学家，比如约翰·希克斯和莫迪利亚尼的成果。他的工作是创造一个模型，从而为凯恩斯主义提供一个数学基础，这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战后时期，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支配着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思想。

然而，由于1970年早期出现的经济滞涨，以及日益流行的货币主义，人们开始怀疑凯恩斯主义—不管是新凯恩斯主义，还是其他凯恩斯流派提出的政策主张。

滞涨的经历迫使萨缪尔森和他的学术盟友将新凯恩斯主义与古典经济学派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嫁接在一起。他们创造了“新古典综合”—一个被认为是萨缪尔森创造出的词。这个学派组合了古典的强调自我纠正的市场能力和好的时代减缓经济循环冲击的运作原理，当凯恩斯的思想停留在总需求和政府调整经济衰退的原理时，这个理论自1970年以来在主流经济学教学和政策制定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然而，它因为没有预见到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广受批评。

萨缪尔森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上做了大量改进。他重新捡起凯恩斯提出的乘数效应，指出由政府向经济注入货币会给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大于单独以某种额外工资形式或花费在新工人身上的新货币之和。萨缪尔森说经济产出扩大后，企业会需要新的资本投资。这些因素会互相作用，当投资带来更多产出时，受益于乘数效应，后者反过来带来更多投资。在衰退期，当乘数加速效应反过来发生作用时，投资的削减带来产出的降低，后者带来投资进一步降低。

萨缪尔森展示了怎样用一个“振荡器”模型去创造商业周期。经济产出变动的振幅依赖于投资水平。投资决定总产出水平（乘数），也被总需求决定（加速器）。模型显示市场是怎样放大外部冲击及其转向的影响的，最初一美元外国投资的增加，会给国内总收入增加几美元。

公共物品和公共财政

在经济学家确信萨缪尔森的学说会作为全球经济的永久里程碑的同时，他一直都在研究、著述和引进一系列新的经济学概念。在这本教材第一版出版的6年后，萨缪尔森提出了公共物品以及确保其有效供应的理论。

萨缪尔森希望回答在一个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世界里，稀缺的资源怎样有效分配的问题。公共物品指的是物品在使用时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外，当一个人使用时，不会让其他人感觉到不够用。例如，悬崖的灯塔、公共长椅和国防体系。给一个现代的例子，全球定位卫星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可获得的（比如买个GPS设备），这使他们能够去爬山、长距离开车，或判断一个高尔夫球到洞口的距离。一个人的使用不会削弱其他人使用的能力，也没人能阻止人们使用它。

他1954年写的“公共开支的纯理论”论文正好有2页长，但至今已被其他学术杂志引用了6000多次—萨缪尔森区分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差异。他将公共物品定义为：所有人在一个场合共同享受，每个个人消费这个物品不会导致其他个人消费这个物品的减少。

萨缪尔森区分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差异。

换句话说，公共物品是指某个人的消费不意味着其他人消费的减少。公共物品的特征和其他一般物品有直接差异，比如面包，被一个消费者吃掉一片后，其他人就再也吃不到了。作为一个结果，萨缪尔森说，这里没有“分散的”价格机制引导私人部门去提供这些产品。

私人部门通常不保证有效地生产公共物品。因为其不能从全球定位系统获得更大的效益，治愈疟疾也是如此。因为这个原因，私人公司不愿意生产那些其不能得到奖赏的产品或服务。

类似但相反的分析可用于像清洁空气之类的公共物品。一个工厂不用为日渐污染的空气付费，这样就会降低提供给每个人的公共物品的质量。最终，其会继续用光那些资源。假设体系不会强迫消费者表明他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这样也不会强迫生产者满足这个需求。

萨缪尔森由此得出结论说，公共物品能被提供或被保护的最有效方式是通过集体或政府活动，因为通过市场去实现会失败。公共物品不能在私人市场买卖，因为消费者没有意愿去向私人企业付费购买它们。相反，他们希望在别人做出提供公共物品的决策时，可以“搭便车”。

萨缪尔森两页纸的论文导致公共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被创建起来，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他的理论为政府在为某项活动花钱时的公平决策提供了支撑，即它不仅能由各州提供（像军事），还可以单独通过私人部门等更有效的方式提供，后者最明显的例子是英国等一些国家的保健护理，那里的政府相信，通过向雇主和纳税人提供保健护理，能使得他们的健康得到最佳保障。

全球公共物品学说是研究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之一，包括温室效应和臭氧损耗、互联网信息、货币洗钱、发明抗生素、核扩散等完全不同的问题。降低全球气温会有益于任何人，不仅仅是今天，还包括未来的好几代。当然，降低有害电磁的成本很高。萨缪尔森理论提出，工业革命后的两个世纪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越积越多。当政府同意为减少排放做一笔交易时，痛苦减缓了努力，也发现克服“搭便车”问题是多么得困难。萨缪尔森的合著者诺德豪斯也提到，一致的需求是克服懒散的非常现实的处方。

代际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另一个主要的突破是世代叠加模型（OLG），捕捉消费者在他们生活不同阶段的行为变化，以及这些决策怎样影响整体经济增长。核心的思想是每个人会生活在三个特殊的时间段：在前两个阶段，他们工作、挣钱和存钱，最后一个阶段是他们退休后，花钱且无钱可挣。

当人们年轻时，他们向企业出售他们的劳动，并将挣得的钱分为即期消费和给每个年龄存钱。一些人在进入中年时代后，会为他们的第三个时期寻找安全的收入，意识到她必须借一些钱—在现实生活中，她愿意去寻找那些会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向她返还利息的养老金提供者。当她退休时，她能靠她在生命的早期阶段积累的钱生活。公司在雇用这些年轻工人的劳动生产产出的同时，也使用所获得的这些工人的储蓄作为资本（比如养老金持有大量企业的股份）。

萨缪尔森的理论有意地建立在一些通常与实际生活不相匹配的假设和模型之上。模型的框架为未来研究提供了依据。通过为个体储蓄建模，萨缪尔森的OMG模型开启了另一种方式，即检验多种政策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他的这个理论提供了未来研究和思考代际问题的基础。特别是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戴蒙德对其做了进一步发展。他在方程里增加了固定资本和货币，为诸如社会安全等问题的应用铺了一条道路。

为帮助人们去理解萨缪尔森的理论，一名叫劳伦斯·考特里科夫的经济学家，想象了在热带荒岛出现的情景，那里的食物来源只有挂在可可树顶部的巧克力条。年轻人能够得着，并立刻吃掉它们（因为热量），同时拒绝给他们年老的父母一条，因为看起来交给他们没有好处。在某些时候，领抚恤金的老人在海滩收集贝壳，用于和年轻人交换巧克力条。年轻人同意这个交易，意识到如果这样做，他们能积累一些贝壳，这些贝壳使得他们在年老的时候也能买到巧克力条。

这些模型支撑着西方经济学社会保障制度是否有承受能力的现代争论。那里高水平消费和工人家庭的低水平储蓄，会引发养老金缺口日益增大的问题。经济学家使用的模型包括人口变化、税收措施，以及关心老年人的政府资金的作用，尽管模型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最终的依据都是原始的OLG思想。

就像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所说，萨缪尔森死后，他1958年提出的关于借还的代际迭代模型，是从社保到家庭负债等所有一切思想的框架，如果没有它，宏观经济简直无法想象。

理解消费者

萨缪尔森涉足的有重大影响的领域，首推对消费者行为的理解。当时许多模型建立在边际替代率思想上—一个消费者为了得到某个商品（如汉堡包）而愿意去放弃其他物品（如电影票）的数量，这个思想的薄弱之处是它包括了对人们的享受水平（如效用，像经济学家们叫的那样）的假定。如果你问一些人，让他们回答吃汉堡包或去看电影能得到多少效用，人们立刻会产生很困惑的表情。

经济学家应去找出消费者更偏好这个物品而不是其他物品的本质。

萨缪尔森认为关键是去找到一种能通过分析他们如何表现，进而真实测量人们偏好的方式，而不必操心人们所说的想要去买的商品的数量。经济学家应去找出消费者更偏好这个物品而不是其他物品的本质。偏好理论应该从后往前，从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中推断出他的偏好。

一个消费者通过选择或决策可以显示出他的偏好—因而“显示的偏好”这个词，就是指通过观察消费者做出的选择，根据物品价格做出改变，根据他们个人的收入状况改变，一个人可以看到他喜欢哪些商品。假设消费者以理性的方式行事，当他们面对这些选择时，经济学家就可以构建出消费者需求模型。一个人可以通过观察价格变化或收入变动时人们的选择，测量出消费者对汉堡包或电影的偏好。

尽管这些是经济学中相对技术性的领域，但被证明是相当重要的，远比要求那些想去预测消费者需求的经济学家使用一些名义上的效用概念更有用。显示的偏好只使用那些消费者面对不同的价格和收入状况时所做的选择相关的信息，假设这些选择是他们按理性的方式做出的。这能帮助经济学家预测，消费者在收入增加或下降、价格上升或下降时的表现。

福利经济学

自从亚当·斯密（见第1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杰里米·边沁等思想家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求怎样根据广泛的社会福利的效果，去评估经济政策的作用。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产出好于另一个意味着什么，古典理论认为社会福利是个人偏好的加总—从中产生了功利主义的概念，所有的行动应直接朝向能让绝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快乐的方向。

当萨缪尔森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已经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后者提出了现在被称为帕累托最优的概念，他描述了在某个点上，不可能出现让任一个人变得更好，且至少没有另一个人变得更坏的状态。1938年，一位名叫亚伯兰·柏格森（Abram Bergson）的经济学家发展了社会福利函数思想，一个社会里不同等级的人们在和另一个层级比较时，会出现满意程度较低、较高或中等情况，柏格森说这个结论依赖于伦理判断。

萨缪尔森把柏格森已形成的社会福利函数当作起点，在那里，福利经济学家暗示要做伦理判断。最关键的一步是重新意识到消费者理论和福利经济理论需要清晰地独立出来，即消费者理论自身不再有福利含义，而福利经济学需要引入伦理判断。

萨缪尔森构建了柏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这建立在经济学家能做出任何价值判断，不论它们代表了谁的伦理信仰的基础上。不管是否在社会中被广泛分享，或者它们开始时是怎样产生的。他汇总个人的效用或偏好，发展出一个定义良好的完整的社会偏好集合。当社会变化使得社会变好或变坏时，萨缪尔森称那种状态为“公正”的社会，补偿金能最大化社会集体福利。尽管这个理论被其他经济学超越了，它提供了将伦理学引进经济学的基础。它显示了怎样用有真实价值的经济指标衡量一个信仰体系，在那里，需用一贯的等级，对不同特征的社会配置，用伦理意义上的“好于、坏于、等于”加以区分。

萨缪尔森将其扩张运用到看一个家庭怎样做出福利决策。他首先提出要了解家庭的每个成员会做出的选择，以及怎样形成家庭效用（而不是假设他们有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共识。

萨缪尔森集中研究了家庭对物品的需求和提供劳动力，现在，家庭经济学在家庭行为的很大范围内发挥着影响：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庭内物品的分配、结婚、离婚、生育、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照顾残疾家庭人员。我们会在加里·贝克尔那一章详细检查这些内容。

国际经济和贸易

在他数十年的研究和写作生涯中，国际贸易经济学一直占据着萨缪尔森的思想。我们看到（第2章）他选择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他真实和不平凡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他在综合学科的很多关键领域都有建树，这些今天依然很重要，他关于显示偏好和福利分析的思想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国际贸易是有益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萨缪尔森回答的一个问题今天继续引发共鸣，即国际贸易是有益的，这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起点是萨缪尔森关于贸易收益的分析，其中包含了显示偏好和他的福利分析。他用显示偏好表明，一个国家接受另一个国家的贸易带来的福利，要远远大于关闭边境，萨缪尔森称其为自给自足（autarky，意为自我满足，来自古希腊词语self和to suffice）社会。

然后，他对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但使用不同水平的劳动和资本（那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因素）的情况，做了更进一步的观察。和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沃尔夫冈·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一起工作时，他提出这些国家打开贸易大门时，那些使用要素相对充裕部门的收益会增加，那些使用要素缺乏部门的收益会减少。一个资本充足的国家（比如美国）在做贸易时，资本回报会提高，而工资会下降，而在中国，会看到工资增加，但资本回报下降。当明确了这些收益和损失怎样分配时，两方面都会受益。

萨缪尔森和斯托尔珀的分析，对于为什么新兴经济中工资会上涨、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制造基地会衰败的理解是非常基础的，这些文章写于1941年，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一眼看出它在解释西方与亚洲国家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发挥的作用。

当然，他们的研究证明了，劳动力丰富的欠发达国家向工业化国家出口商品会降低后者低收入工人的工资水平，这个成果经常被用作为贸易保护主义辩护的弹药。确实如此，萨缪尔森后续的研究也揭示了类似的现象：一个富有国家的利益，有可能会因为与其开展贸易的周边经济体生产力提高而受损。当然，萨缪尔森也与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一样，仍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他指出国际贸易会显著提高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从而使受益的工人和消费者得以补偿那些失去收入的人，同时还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

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支持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预测，即经济将从关税削减和自由贸易中获得总体收益。但同时也指出，贸易政策中存在分配不均的潜在可能性—贸易政策的任何改变都将同时产生获益方和受损方，除非对贸易中利益受损方进行实际补偿，以确保贸易持续进行。这种争论会在有关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每一个重要的国际谈判中展开，包括2013年12月在巴厘岛举办的WTO会议。

相关的调查发现一个遗留至今的问题是贸易对汇率的影响，快速增长的国家会强化真实汇率水平，发达国家的汇率水平会高于贫穷国家，这一现象的基础在于生产率增长强势，原因在于快速增长的国家更看重出口型产业（比如大型制造业），相对不重视非出口型产业（比如美发业）。

假设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不同产业间流动，那些快速增长、出口导向的产业更容易吸收工人、资金和原材料，并不断推高工资和价格水平。但同时相应地会使得生产非贸易商品的成本更高，进而拉升其价格。这个思想的长期影响是催生了购买力平价指标（purchasing price parity，PPP），这个指标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广泛使用，用来衡量基于美元单位的主要由国内市场汇率和国内商品价格组成的国内经济发展水平。

另一个能代表萨缪尔森众多贸易理论的重要成果是被尴尬命名的要素价格均等理论。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们已发现资本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会使新旧两个不同世界的回报率趋同，主要体现在大英帝国的大量移民进入美国。但商品贸易也有同样的影响吗？

萨缪尔森证明，理论上两个拥有相同商品价格和技术水平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将导致二者输出的商品价格降到相同水平，进而导致两国间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价格的均等化。

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发生，因为其他因素，诸如移民控制、不同科技水平、不同法律环境等，意味着工资和价格不一定持平（这能从同处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内的美国和墨西哥看出）。然而，这个理论为贸易经济学提供了关键的智力支持。

金融经济学

在他晚期的职业生涯中，萨缪尔森开始关注金融经济学，这很好地配合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金融化增长势头。他特别关注有效市场和权证定价两个领域，和贸易、福利经济学、世代叠加类似，他的工作能使得其他人随后建立更复杂的框架体系。

他的第一个发现是，在竞争性市场内，如果市场参与者充分获知了所有信息，价格将最终呈现出无趋势的随机变动。这个研究影响了当时投资者群体的投资方向，使他们更倾向于投资指数型基金，而不是在市场中博弈，以获得更丰厚的投资收益。同时，他也奠定了尤金·法玛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基础，尤金因为这项工作，与别人分享了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萨缪尔森关于权证定价的工作—即在未来某日购买某个公司发行的股票的权利—开创了研究金融期货定价的先河，罗伯特·莫顿、费希尔·布莱克和迈伦·斯科尔斯为此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也间接推动了复杂金融产品的爆发式增长。

永久的学术遗产

毫无疑问，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的阐释和教学方面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在长达7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写了数不清的论文，大量论文横跨范围广泛的经济学的多个领域。2009年12月他去世时，享年94岁，人们向他表达了无限的赞颂之情，集中体现在他在这么多领域有影响力。

这一章的内容只涉及萨缪尔森众多突破性研究的一小部分。虽然他提出的研究结论和定理没有给某个具体的问题盖棺定论，但无论是在贸易、公共财政还是消费者行为等领域，他的研究都为后续经济学家建立新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萨缪尔森的工作改变了经济学过去和现在的教学方式。

当今有几本关于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萨缪尔森写的书恰好就属于过去250年经济学史中最有代表性的5本书之一。与《经济学导论》齐名的教材包括：斯密的《国富论》（见第1章）、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见第2章）、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见第3章）。萨缪尔森的工作改变了经济学过去和现在的教学方式。

从更近期的视角看，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吸收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见第5章，后者绝不可能在学生教材中出现），他做了一定程度的简化和修改，使其能为本科学生所接受。同时，萨缪尔森还在该书的第19版中加入了反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

经济学理论

萨缪尔森是最后一个伟大的经济学通才，他在贸易学、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和消费者行为学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学的某些领域，他的名字至今仍回响不绝。他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工作，使得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货币主义之间的持续争论充满活力，两者都在金融危机后寻求建立新的经济理论。

他对公共物品的定义以及探索出一个如何在市场机制外进行分配的方式，在那些热切希望解决诸如濒临灭绝的物种保存和应付气候变化等问题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在显示性偏好方面的工作，对于理解消费者需求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同时，他的世代叠加模型为日益充满争议的老龄化人口提供资金打下了基础。

萨缪尔森的贸易理论在贸易自由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引起了争论，两者都可从他涉猎广泛的研究中获得弹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在一篇论文中对萨缪尔森的工作表示致意：“如果某一天跨星际贸易开始（假设是通过无线电来交换技术蓝图和音乐），那时经济学家们很快会发现自己正在小跑进入萨缪尔森1948年论文所描述的世界。”

经济学实践

萨缪尔森在研究、写作和教学时最开心了，而他在公共经济学辩论中也有影响力。作为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萨缪尔森被时任参议员的约翰·肯尼迪选为首席经济顾问，这是一个可对新当选总统产生影响力的位置。但他拒绝去华盛顿工作，而是帮助挑选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在必要时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提出意见。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之后，萨缪尔森继续向林登·约翰逊总统提供建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的家族血统：他的哥哥罗伯特·萨默斯（曾改过姓）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教授，他的嫂子安妮塔是同一所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他的侄子劳伦斯·萨默斯在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任职，一直到2010年。

萨缪尔森在1966年9月到1980年5月曾是《新闻周刊》一名定期专栏作家。他写了近250篇专栏文章，其中不少年份他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亨利·沃利希每3周轮流发表，后两者分别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和美联储的银行家。那段时间里，人们经常看到他和弗里德曼辩论。但萨缪尔森说他和弗里德曼直接争吵时会紧张—后者同时也是他的亲密朋友—他作为拥护政府干预和调控的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代表，必须反驳强大的自由贸易主义的观点。

全面的评价

肯尼斯·阿罗，一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同事，曾在纪念萨缪尔森工作的论文集中介绍说：“没有萨缪尔森的非凡成就，现代经济学是不可想象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萨缪尔森“真正地创造”了至少八个完整的经济学领域，其中任一个都能为他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中赢得一席之地。

萨缪尔森70年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他是少数几个经历了大萧条和近期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之一。因此，他的著作可以被称为跨越不同时期经济趋势的桥梁—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

但按照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以上并不是他卓越的贡献的全貌。萨缪尔森并不像凯恩斯、弗里德曼及本书中其他经济学家那样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工作，很难想象今天的经济学会是什么样子。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流经济学因为没能预见危机和经济学家用数学论证的失败，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于萨缪尔森长期声望的争论会有多大影响，只能等待时间去检验了。

补充书目

第9章　加里·贝克尔：现实世界的经济学

我不赞同罪犯与大众具有完全不同的动机这一假设。

——加里·贝克尔，诺贝尔奖获奖致辞

引言

许多经济学家被责难没有考虑他们提出的理论产生的现实影响，而只是寻求解决数学方程式。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肯定不属于经济学界的这类人，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运用到了一系列真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而那些问题以前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学家和律师的工作范畴，其中包括种族歧视、犯罪和惩罚、家庭生活以及毒瘾问题。

他于1992年独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辞中，他提到自己的研究是将“微观经济学分析扩展到更广范围的人类行为和互动活动中去，其中包括非市场性的行为”。他的分析扎根于一个观念，即人类行为是理性的，人们的行为动机是最大化其快乐感。

人们的行为动机是最大化其快乐感。

贝克尔属于芝加哥学派，他从1968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955年在那里完成了博士学业。1967年，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Award）。这个奖项颁给对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重大贡献的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尽管开始时他的观点受到了冷嘲热讽，但现在已经明显影响了经济学内外的广大的思想领域。

早期生活和影响

加里·贝克尔生于大萧条时期的1930年12月2日，好在他个人未受到太多环境的影响。他是一个商业小业主路易·贝克尔的儿子。老贝克尔14岁时从加拿大蒙特利尔一所学校肄业，搬迁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产煤小镇朴茨维尔（Pottsville）赚钱维生。他的祖上是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小贝克尔的母亲安娜·西斯金德（Anna Siskind）也是同样背景，她家是在她6岁时搬到纽约的。她也很早就离开了学校，所以贝克尔并非像本书中其他经济学家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

贝克尔曾说过家里没有多少书，只是他父亲保存了不少金融和时政类的报纸。这种环境似乎对于培养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经济学家不太理想，但是事后来看，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推动贝克尔朝那个方向努力的因素。在他家搬到纽约后，他就读于布鲁克林的当地学校。

在他的自传里，贝克尔说，在16岁时，他要选择加入数学小组还是手球运动队，这两者他都很擅长。“这是我对优先顺序的一个重要改变，我选择了数学，尽管我更擅长手球。”他写道。他还说那里有许多关于政治和司法的“生动讨论”，“我相信这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高中毕业之后，我对于数学的兴趣开始动摇，想要去做一些更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之后他去普林斯顿大学上学，并获得了学士学位，只用3年就完成了学业，1951年毕业并参加了那个夏天的高等数学课程。他说自己“偶然地”听了常春藤联盟大学的一堂经济学课。他有兴趣学习一门社会相关课程，起初考虑的是社会学，后来发现太难了，最终选择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课程。

就是在芝加哥大学奠定了他未来关注的领域。1955年他以一篇标题为“种族歧视经济学”的博士论文毕业，而且他说自己受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第7章）讲授的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极大影响。弗里德曼为他打下了通往微观经济学经典路径的坚实基础，此外，他还求教于劳动市场、人力资本、产业组织和概率统计学方面的领先学者。

在195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后，突破阶段到来了，他出版了基于博士论文的专著《歧视经济学》。这本书通过代数方法，用经济学语言重塑了歧视概念，表明了人们在签订雇用合同，接受一项工作或者购买商品、服务时，雇主、员工和消费者的歧视怎样导致了成本的增加。贝克尔从此开始了用经济学研究和解释影响美国经济的社会问题的生涯。

重要经济理论与著作

贝克尔相信人类做出经济决策的方式取决于一套基本的经济原则。支撑这些原则的信念是个体，不管是人、企业还是政府，倾向于以理性方式行事，并且追求令其福利得到最大提升的过程。

值得强调的是，这个关于理性行为的假设并非是指亚当·斯密（第1章）提出的自利的说法。贝克尔也明白，个体受到的激励远非马克思（第3章）所说的自私或收益。相反，个体是受到了追求其更大的个人利益的激励，经济学家应从一个更广的价值和偏好集合中寻找这些激励。

对少数种族的歧视

这不仅仅是贝克尔首先在其博士论文中触及的话题，也有助于说明他是如何分析经济问题的。他回忆这本书出版时，曾在芝加哥引起了一些积极评价，但很少得到主流的重视。事实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那不算是真正的经济学。但是他说来自弗里德曼和其他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支持，促使他在那个领域继续深入研究。

当贝克尔开始经济学家生涯时，很少有歧视方面的文献，更没人从经济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亚当·斯密明白不同的工作会得到不同的报酬，让人不开心或者困难的工作应该支付更高的报酬。但他没有分析那将会如何影响人们的看法。贝克尔着手用经济理论分析人们为何会特别歧视黑人以及其他少数种族和女性，以及这些问题在经济体系里是怎样起作用的。

歧视会产生货币影响。

显然，歧视会产生货币影响。如果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候选人具有同等技能，黑人总是会失去那个工作机会而去做更低等的工作，而且明显赚得更少。如果黑人发现很难找到工作，说明失业率比较高，并产生了财务成本。但是经济学家如何识别导致做出这类决定的因素呢？

贝克尔放弃了典型的假定—雇主只考虑潜在雇员的生产力，劳动者忽略他们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客户只关心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质量。他设计了与种族、性别、品位和态度相关的“歧视系数”。

分析的核心是建立一个概念—即人们有一个成本心理账户—尽管不是金钱账户，当他们要和某个他们抱有成见的人做生意时，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即成本会落在少数族裔身上，不管他们是潜在雇员、雇主还是零售商，由他们承担偏见的成本。当歧视的受害者是少数族裔时，情况尤其如此。但是贝克尔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观点—那些歧视别人的人也有损失，因为他们几乎肯定会因为偏见而丧失一个宝贵的机会。

当受害者是多数族裔时，成本显然由双方承担，比如，一个雇主拒绝多数族裔的潜在申请人，他有可能无法得到最好的候选人。贝克尔自己将这个说法看作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逐步瓦解的一个解释，在那里多数族裔/少数族裔问题表现得很明显。

贝克尔认为竞争是消灭歧视的重要方式，正如雇主得到了那些别人不要的工人就会获得竞争优势。他也给出了证据，歧视在更多监管因此也是较少竞争的行业里较为普遍。

打造人力资本

这也许是管理咨询师最喜欢的说法，但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很少有人听说过人力资本这个概念，直到贝克尔发展了这个理论，并写了一本同名的畅销书。直到那时，经济学家都认为人们的劳动力是给定的。贝克尔决定研究一下人们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会带来什么。

他说以更好的教育和更高技能为目的在某个人的知识方面进行投资，这就像是股票、建筑物、机械和技术那样的资产。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有可能带来长期收入，以及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催化剂。

贝克尔说这个观点遭受了那些认为把人比作机器是一种贬低的人的敌意。但是他的观点在当时是划时代的—教育、边做边学、医疗保健和获得一般和特别知识，都属于各种形式的投资。但是，与物理资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不可与其所有者分离。

他曾经尝试做一个实证研究，看看人们通过上大学而不是中学毕业之后就去工作，会从收入方面得到多大的好处，以及在就业和失业时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在职业生涯上有怎样的机会。他还研究了人们在提高教育、知识、培训和技能方面是怎样评估成本和收益的。

从这些工作中，贝克尔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的一般理论，其中包括企业、个人以及收入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微观经济学做出解释。改善经济的供给侧—经济的运行质量，即从与激发需求不同的方向入手，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产出。

哈佛学派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和贝克尔的芝加哥学派信徒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已经证明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大学教育带来的优势是怎样消失的，之后如何随着新注册学生的数量增加又反弹到高位（用大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之间平均收入的差距表示）。

贝克尔使用了机会成本这个经济学概念来说明学生如何看待接受大学教育所承担的成本并非只是前端费用，也是在三四年里不就业且没有收入的更大的成本。这表明在经济衰退或低增长时期，当收入在名义上都没有提高时，放弃薪资，投资更多的教育是划算的。从长期而言，这样做是会有红利的。根植其中的概念就是时间是一种成本：心急的人在其人力资本方面投资较少，因为他们等不及得到投资的好处。

贝克尔还区分了一般和特殊培训/知识，后者对于企业尤其重要，而前者对于雇员很重要。这个区别有助于解释为何具有非常特殊技能的员工有可能获得更高工资以防他们离职，以及为何他们是经济不景气时期被保留到最后的人。这也解释了为何大多数企业会从组织内部提拔而不是外部聘用，因为新员工需要时间去熟悉企业架构和“文化”。由于具有特殊技能的员工倾向于从企业中赚更多的钱，他们有能力谈判要求更高的薪资，这种情况可以从银行家的年度奖金中看到。

也许这种现象最具戏剧性的现实例子，是过去40多年里女性工作人数的显著改变。女性传统上不太可能像男性那样做兼职工作或间断性工作，部分原因是她们通常在怀孕后会离开劳动力市场。社会变革，女性更多的劳动权利和服务业工作机会的增加，鼓励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刺激她们在高等教育上投资。性别间的薪资差异尽管仍然很大，但随着女性忽略传统“女性工作”而进入会计、法律、医药、工程和其他收入更高的行业，这种差距已经缩小。

贝克尔的研究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改变了人们看待劳动力市场的观点。人力资本这个概念能够很好地解释当前的收入分布的倾斜情况（在劳动力中存在不平等）、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收入分布，以及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的分布形态。近年来，他的观点已经引发了看待人力资本带来的增长的一种新途径—这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所说的“内生性”增长。

新家庭经济学

贝克尔的一个激进研究成果是用经济学解释家庭是如何做出决策的。我们看到保罗·萨缪尔森如何解释家庭应该被看作是单元，而家庭成员合作起来最大化家庭的整体效用（见第8章）。贝克尔走得更远，研究了家庭内部的时间分配，并用经济学解释了为何人们抚养和教育孩子，以及为何男女会结婚和离婚。

他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工作让他思考了为何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机会和生活方式。一些孩子会去读大学，一些不会。在那些更早就退学的孩子中，一些找到了自己的事业路径，而且非常成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他坚信在家庭里可以找到解释这些差别的原因。他认为在每个家庭里都有起作用的因素，导致了其成员做出不同的选择，进而影响到了孩子们最终所做的决定。

一户家庭可以被看作一家小工厂。

他的答案总结在《家庭论》一书中，这本书甚至比他在人力资本和歧视方面的思考更具启发性，乃至诺贝尔奖委员会称之为“经济学理论应用性的激进扩展”。他的基本想法是一个家庭应被看作一家“小工厂”，用时间和在市场购买的物品和服务，制造他所说的基本物品，比如餐食、家庭环境、娱乐等。

他认为生产这些基本物品的成本不仅仅是购物账单，也包括花费的时间（烹饪、清洁、盥洗、组织等）。如果一个家庭成员的工资变化了，明显会影响其愿意为生产基本物品所花费的时间。这是经济上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何时间少、收入高的银行家和他们的配偶会在忙不过来时，请家佣或帮工来做他们本来自己要做的家务。

但是在人们决定结婚和安排家务时，金钱不是唯一要关注的事情。人们还会考虑爱情、感情、长相和智慧，以及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来衡量是否般配。尽管人们还会考虑很多其他问题，贝克尔仍认为，人们会以个人利益出发，在收益和成本之间做出比较，选择能够最大化其福利的生活伴侣。

如果人是人力资本的载体，那么不管孩子是耐用消费品还是资本品，都要求给予时间资源（儿童陪护）和输入（食物和小吃），但是提供服务既具有金钱本质（分享薪资和老年时的照料），又具有隐形本质（爱与感情）。生孩子的决定也是一个经济投资决策，贝克尔认为这和选择结婚是同样的。

在这个分析里，夫妇双方根据养孩子的成本和收益判断是否要孩子以及养几个孩子，而且他们会将其与其他物品和服务做出排序。养孩子的“代价”将根据每对夫妇的选择、他们的收入和计划购买的东西（例如私立或公立教育）而变化。考虑到生养孩子是一个极其费时间的事情，特别是在孩子幼小的时候，父母亲特别是母亲的时间代价是做出决定的关键考量因素。

透过这个视角，多养一个孩子，对于较富有的父母来说，代价要高于较穷的父母（机会成本的概念在这里又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是，先进经济体倾向于女性收入更高的同时，家庭变得更小。人们似乎更想要贝克尔所说的“高质量”的孩子—即受到更好的教育、技能更高，而不是道德水准更高，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家庭可能更想要多一些孩子，能帮忙以后多生产一些食物。随着薪资上涨，父母提高了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同时减少了生养孩子的数量。

贝克尔还用这个分析解释了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当女性薪资提高时，有可能提高其离婚倾向。在过去，一名女性只有兼职工作和/或间断性工作，她们害怕离婚会影响到自己的生计和未来的生活质素。但是如果有一个不错的工作的话，即便婚姻出了问题，她知道自己还会有不错的收入，不会完全需要依靠丈夫。

贝克尔的一个著名思想被称作“被惯坏孩子定理”，说的是家庭成员会提升其他成员的快乐感，即便他们是自私的，如果给予他们正确的激励，他们就会这样做。贝克尔引用了一个富裕和无私的家庭为后代留下遗产的想法。即便是一个喜欢伤害兄弟姐妹而获得快感的孩子，在知道自己会得到奖励时，也可能有动机改变行为。结果就是无私的父母和他们自私的孩子会从家庭角度建立起有效的相互关系。

把这些想法汇聚起来，引起某些人的反感就不足为奇了。1995年，美国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称贝克尔的研究成果为“荒谬的结论”，并说：“贝克尔对家庭的思考，正如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样，得出一个结论，即制度是温和的，政府干预充其量是无用的，有可能是有害的。”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南希·付博尔（Nancy Folbre）批评贝克尔用传统的家庭主妇/养家糊口者来判断男女的劳动分工，并假定（一个阶层）在持家技能上提高投资回报，而在有偿工作（另一个阶层）上则通常需要发展其他技能。贝克尔接受了这些批评意见，但并没有改变其观点。事实上，他已经指出他的第二任妻子—基蒂·纳沙特（Guity Nashat），一位妇女问题的作家，在这方面是支持他的。他的著作为后来许多经济学家的分析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包括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我们在后面章节会讲到他。

犯罪与惩戒

贝克尔关于犯罪和惩戒的重要经济学研究成果的灵感来自他自己曾经的不检点行为。他在诺贝尔奖演讲时回忆到，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经济学理论口试时迟到，他不得不很快做出决定，是将车泊在停车场，还是冒险违章停在路边被罚款。他计算了接到罚单的几率、罚款的数额，以及将车泊在停车场的成本和时间，最后决定冒险停在路边，那次他没收到罚单。

他意识到泊车管理部门可能也做过类似分析，根据开车人可能的行为决定巡查次数和罚款金额。当时大多数关于犯罪行为的辩论都说是由病态心理或者贫穷、社会压迫造成的。贝克尔用一种创新方式，将理性行为理论和人力资本应用于研究犯罪行为。

贝克尔假定犯罪行为是一个理性决定。

换言之，他假设犯罪行为是一个理性决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出这样做的计算方法。正如婚姻，理性并非只与金钱收益有关，某些人认为犯罪会对他们的高道德标准造成损害。如果那些标准非常高的话，哪怕被抓住的机会和惩罚金额非常小，他们可能也不会做出任何违法的事情。

但是大量的判监人数意味着还是有很多人并不这样计算。贝克尔认为他们会将犯罪的财务收益与合法工作的收益做比较，考虑被捕和定罪的可能性，以及被惩处的严重性。贝克尔承认这就是当初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那次违章停车时做过的计算。在他的书《犯罪与惩罚》中，贝克尔说犯罪和木工、工程或从教一样，是一个全职或兼职工作。因此，其中的分别仅仅在于预期成本和收益，而不是纯粹的偏好问题。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犯罪分子有可能根据犯罪“代价”的变化做出应对，或者像经济学家所说的，依据的是价格弹性（当需求发生显著改变时，价格也会弹性改变）。这反过来有助于当局考虑如何制止犯罪。换言之，加大惩处将降低犯罪分子的收益，进而减少选择从事这行的人数。正如贝克尔自己所说：“惩处就能解决问题。”

但他也计算了社会遭受的损失，他认为这个损失就是犯罪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与抓捕和判监的总成本之和。因此，采用罚款的方式可以降低社会成本，因为这样做无需昂贵的监狱空间，而钱可以用于补偿受害者。他认为最优的罚款金额应能够正好弥补对受害人的伤害，以及司法系统处理犯罪的法务成本。

通过检讨判罪的概率和惩戒的严重程度（用金钱或失去自由的时间衡量），贝克尔可以研究惩处系统对不同收入群体产生的影响。例如，他认为A类行为不检（比如盗窃或人身攻击）在1965年会受到判监一年或罚款不超过1000美元的处罚。贝克尔认为相比那笔罚款，判监是代价更高的处罚。富人宁愿支付1000美元罚金，也不愿意失去一年的自由，而穷人则别无选择，只能去坐一年监牢。所以这对于那些没钱交罚金而只能面对牢狱的穷犯人是不公平的。

贝克尔无须考虑是否应该提高罚金数额或者减少判监时间。他意识到了通过研究惩处的“代价”，人们可以看到对不同人的市场后果。正如他在文章中提到这件事时所说：“既然经济学被用于处理资源配置问题，那么‘经济’框架就可以用于，或者有助于丰富对犯罪行为的分析。”

降低犯罪的社会成本的一个选项是加大惩处，获取威慑作用的同时，可以降低执法费用，因为较低的犯罪率会减少不必要的逮捕和控罪。另一方面，贝克尔建议对严重犯罪加强执法，可能意思是对富有的犯罪分子加大惩处力度，而对穷人则降低执法力度。

他对于人力资本的思考表明，当局也可以通过改善合法雇用选择—让那些有可能犯罪的人有工作保障，来减少犯罪。由于主要的暴力犯罪通常是较贫穷和低收入的人犯下的，因此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是有经济意义的。

毒瘾与人类行为

也许贝克尔对人类理性行为教条的最冒险的一个应用是关于毒品问题。他和芝加哥学派的支持者凯文·墨菲一起提出了一个理性成瘾理论，将上瘾看作是人们为了将他们的效用长期最大化的行为。他们将成瘾看作一个整体问题，无论是对工作、训练，还是对宗教或毒品、酒精或烟草。

尽管认同一些习惯养成行为的心理力量，他们认为上瘾者非常清楚这种行为会如何影响他们，以及他们之所以变本加厉是因为这种消费方式可以让他们非常开心。每一次他们吸毒/抽烟/喝酒/去健身，都会衡量收益和成本。例如，烟民会考虑再多抽一支烟的好处和买烟的成本，其中包括实际价格、香烟对健康的损害，以及更大烟瘾导致将来更高的成本。上瘾者倾向于对未来的成本打很大的折扣。

提供让人上瘾的商品的成本—对合法商品抽税，对使用非法物品者加大惩处力度，可能会对减少上瘾者的行为有好的影响。贝克尔和墨菲认为，从长期看，对上瘾物品的需求更具弹性—比不会让人上瘾的物品对价格的反应更大。但是他们认为最好的戒除办法是“突然彻底戒除”，这也是一个理性方案。这个决定是理性的，因为上瘾者明白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

这个理论遭到了批评，因为它用经济学处理包括复杂的健康、神经医学和心理学的问题。经济学家奥尔·罗格伯格（Ole Rogeberg）曾将其当作经济学的“荒谬理论”的例子。他说：“这个理论表明了经济学中的选择理论是如何荒谬地被当成分析福利问题的工具，被严肃地当成一个貌似真实的解释，而不管它的解释如此蹩脚，实证方面无法检验，而且是建立在特意选择的示例所给出的极不准确的假设基础上的。”

一个批评意见认为该理论的荒谬之处在于认为上瘾者会采取理性行为，而他们很多人明显并不开心。贝克尔和墨菲承认上瘾者通常是不快乐的人，但是认为这并不会破坏他们坚持的理性观点。他们认为许多人是因为一些重大的个人心理创伤才变成瘾君子，比如离婚或死亡，造成了他们的生活质素下降。上瘾是对这类事件的反应，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大化其效用的方式。

尽管如此，也有研究支持了这个理论。一项由贝克尔、墨菲和美国卫生经济学家迈克尔·格罗斯曼（Michael Grossman）提供的实证研究表明，明天较高的价格将导致今天较少的消费。根据对大量论文的抽样分析，这些发现已经成为对香烟这类物品的消费建模的标准方法，得到了一些但非全部实证结果的支持。

永久的学术遗产

加里·贝克尔革命性地提出了人们思考人类行为的方法。上面提到的很多理论的共同点是它们都用到了理性人对特定活动进行的收益成本经济学分析，是否去上大学、犯罪、结婚或者再喝一杯酒。贝克尔认为人们总是用一套固定的个人偏好和自己能够找到的尽可能多的信息，寻求将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贝克尔有效地采用了亚当·斯密等人提出的微观经济学思想，并将其应用于20世纪的语境中。他发展了一种可以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方法，而不是仅仅用于物品和服务的买卖。这种方法可以用于所有大大小小的决策，用于重复或一次性决策，用于情感或机械性的结果，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商人还是政客，学生还是老师，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贝克尔提出的许多理论仍然在当今公共政策的很多领域里得到响应。歧视会为歧视者带来高昂代价，这个思想既是当今经济学家的常识，也是解释为何政府坚持雇主和服务提供商不能带有歧视性偏见的部分原因。

这也促进了后来的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和肯尼斯·阿罗在贝克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研究，表明雇主、教师和其他有影响力的群体的看法—少数族裔成员的生产力较低，是会自我实现的。那些可能会导致少数族裔在教育、培训和工作技能投入不足的想法会自我实现，导致他们变得更缺乏生产力。

尽管贝克尔没有发明人力资本这个术语，但正是他对这个概念的经济合理化处理，导致这个术语得到了当今政策制定者、雇主和商业顾问的理解与广泛使用。提高经济整体表现和个人的潜在收益的想法，现在已经成为许多官方经济发展项目的中心。政府提供税收优惠，目的是激励员工和雇主在教育和工作培训上投入资金。

说家庭经济学是加里·贝克尔的创造，这个说法并不夸张。诸如婚姻、生育、家庭规划和分工这类事情，直到贝克尔和他的同事着手研究之前，还不曾有人给出过适当的经济分析。经济方法的基础假设—行为最大化和均衡，现在不仅被经济学家接受了，也被研究家庭问题的社会学家、人口学家普遍采纳了。

家庭经济学是加里·贝克尔的创新。

通过建立所有决策都可以用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加以解释的思想，贝克尔打开了一系列税收变革和司法改革问题的大门，这些变革致力于影响人们行为的方式，无论是生养更少的孩子，少抽香烟，还是投资一个与工作相关的培训项目。同样的分析方法可以用于改善从最低工资、清洁空气立法、内部交易到收入避税等各种法律的执行。

正如贝克尔自己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所说：“早已明确的是，许多经济学家想要在社会问题方面做点工作，而不是研究经济学的那些传统核心领域。同时，各方面的专家确实认为社会问题经常与行为建模的经济方法有关，这是因为个体理性假设提供了强大的分析能力。”他说道：“理性选择学派的理论家和实证研究者积极介入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领域。理性选择模型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提供了现有的建立一个分析社会问题的统一方法的最坚实基础。”

近年来，贝克尔仍是辩论的引导者。他从1985年到2004年间，与普林斯顿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交替每月为《商业周刊》写一篇专栏文章。他和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合作设立了一个很受读者欢迎的博客—the Becker-Posner Blog，在2013年12月写的是提高美国最低薪酬为何会导致没有经验的年轻人难以找到工作。那一年年初他成了报纸头条新闻，因为他呼吁将毒品非罪化，作为降低吸毒比率和结束毒品交易导致的暴力的最佳手段。很明显，他不打算过安静的退休生活了。

全面的评价

加里·贝克尔因为重建了消费者行为理论而赢得了伟大经济学家的宝座。作为一个成果，政策制定者和各领域的专家现在认为经济思想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新维度。采用稳定偏好、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理性选择等假定，经济学家可以在以前不认为是他们的研究范围的领域里提出新的观点—这正如亚当·斯密在18世纪末所做的那样。

尽管如此，贝克尔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批评—引入过于宽泛的价值观，同时也收到非经济学家的批评—将理性货币分析引入情绪决定。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关于人类理性行为的假定似乎对这场灾难负有责任，意见的钟摆已经摆到了另一边。

补充书目

第10章　丹尼尔·卡尼曼：经济心理学家

经济学家考虑人们应该做什么，而心理学家观察人们实际上是怎样做的。

——丹尼尔·卡尼曼

在继续展开之前，我必须说一件重要的事情：丹尼尔·卡尼曼是一位心理学家。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在写十位伟大经济学家的书里，把他收录进来呢？不是还有那么多位饱经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可以选择吗？从某种角度讲，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卡尼曼与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共同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对卡尼曼的评价是：“他将心理学研究的观点整合进经济学中，特别是有关人类判断和不确定性决策—由此奠定一个全新研究领域的基础。”

但是从更广的视角看，卡尼曼是将多学科方法融入经济问题研究这一日渐兴起的潮流的完美示例，将数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地理学和心理学，与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核心领域结合起来。“经济人”（homo economics）—或者说有经济头脑的人—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且能够做出理性决策，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无法解释实际经济运行的模型。人们表现出各种非理性，而拒绝承认这种现象，有可能导致对于经济活动的错误解释。

丹尼尔·卡尼曼是行为经济学的主要推动者。这是一个快速成长且引人入胜的领域，无论对于政府和商业，还是经济决策者和学界，都越来越重要。行为经济学致力于加深人们对如何做出经济和金融选择和决策的了解。通过将经济分析与心理学技术糅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们如何制定那些影响到自身和整个经济的重要决策。

早期生活和影响

丹尼尔·卡尼曼1934年生于特拉维夫，即现在的以色列，他的母亲当时正在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大家庭探亲。他的父母从立陶宛移民，在巴黎安置下来，而丹尼尔小时候生活在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法国。这段创伤岁月似乎为他日后探索人类行为提供了激励。

卡尼曼多次提到一件事，就是他曾经在一天夜里走访了一位基督教朋友，因为时间太晚，不得不违反宵禁规定，摸黑走回家。他将带有黄色星（当时纳粹命令所有犹太人必须佩戴的标识）的套头衫反穿，试图显得不那么引人注意。然而在空旷的大街上，他还是遇上了一名党卫军士兵。他被叫住，但是那名士兵并没有搜查也没有讯问他，而是抱起他，给他看自己儿子的照片，还给了他一点钱。卡尼曼后来说，这件事深深地影响了他：“我回家时觉得我妈妈的话更有道理了—人是非常复杂、有趣的。”

他们一家，除了他父亲在1944年死于肺结核，其余人后来都移居到巴勒斯坦。他在那里接受了学术教育。当他寻求职业指引时，心理学作为第一选项跳了出来，紧随其后的是经济学。在以色列建国后，由于拥有心理学学位，他在服兵役时被安排到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心理分队。

他的一项任务是对当初由英国军队设立的一项军官训练计划进行评估。其中包括评估一组士兵，只知道他们的编号。这些士兵需要将一个电话线杆搬过一面2.5米高的墙，既不能接触地面，也不能碰到那面墙。卡尼曼和他的同事需要为每个候选人打分，后来他发现分数与那些人后续培训的表现毫无关联性。尽管知道这项测试实际上是无用的，但他们一直在继续，并记录测试结果。卡尼曼将此称为“有效性幻觉”，他后来做了深入研究。

卡尼曼继续了学术生涯，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回到以色列之前，他已经是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的一名讲师。就在那里，他遇到了阿莫斯·特沃斯基，后来成为了他的重要合作者。实际上，卡尼曼自己说，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正是在那段“紧密合作”期间完成的。他们亲密无间地合作了十年多，在这期间，卡尼曼写出了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和金融学著作。他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资深教授，以及该校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心理学和公共事务资深教授。除了经济学，卡尼曼还写了有关认知心理学、判断和快乐方面的著作。

经济学著作和理论

卡尼曼对于经济学的核心贡献是他对人们做决策，特别是做金融决策的分析。既然经济学就是数百万人和企业每天所做决策的集合，那么尤其重要的是，了解每个人是如何在面对不确定结果的情况下，做出他们的决定的。他的分析的第一步是，承认人们的行为经常表现出非理性。

人们的行为经常表现出非理性。

在理性方面有一个分别就是：人们所理解的理性行为，与人们实际上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不同的。换言之，在人们认为自己该怎样做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之间（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称之为normative和positive）是有差距的。这一点对于卡尼曼这样的心理学家来说尤其明显，传统理性决策模型不能充分反映人类的本质。例如，为什么“经济人”会帮助朋友，照顾其他人或者为慈善捐款，这些都无法说清楚。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第一个观点是：人们是借助直觉或者复杂的推理进行决策的，并将其分别称为系统1和系统2。卡尼曼认为依靠直觉做出的决定具有快速、自动和不费力的特点，是由正在发生的情况产生的一个印象。换言之，人们甚至在做出非常重大的金融决定时，也会在思维上走捷径。推理性判断需要花费更长时间和精力，而且是连贯地在一定的规律下进行的。卡尼曼将这一观点写在了给更广泛读者阅读的《思考：快与慢》[2]一书中。

在诺贝尔奖献词中，卡尼曼给出了一个反映他的观点的聪明的例子。他曾经问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一个问题：“一只球拍和一只球共计1.10美元。球拍价格比球贵1美元。那么球的价格是多少钱？”他说，超过一半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给出的答案是10美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副球拍加上球应该是1.20美元才对）。只有花点时间仔细考虑之后，你才会得出5美分这个正确答案—球拍价格1.05美元，球的价格是0.05美元，它们之差才正好是1美元，两样东西总价才是1.10美元。这个例子展示了两种思维系统的不同。

启发法与思维偏差

如果人们倾向于依靠直觉做出很多决定，那么了解导致理性人做出看上去不太理智的决定的思考过程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卡尼曼把重点放在了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复杂决策时所使用的思维捷径上，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启发法（古希腊语的意思是找出或者发现），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经验方法。这些方法在很多时间都是管用的，而且人们也觉得它们是有用的。这些方法包括了形成不符合逻辑以及会导致严重的系统性错误的思维联系。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这些是由“认知偏差”产生的错误。

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4年写的论文里，提出了三种启发法：

·可得性。一个人根据想到情况发生的容易性评估事件的概率。例如，一位中年人的朋友曾经心脏病发作，与其他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威胁相比，会被认为有较高风险发生心脏病。

·代表性。人们想找出两个事件之间是否相似，有助于确定是否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例如，当听说某人被描述为书生气、害羞、内向时，在被问到这个人更像图书管理员还是工厂工人时，很多人会选择图书管理员。这似乎看上去在直觉上是对的（使用系统1），但只有在人们想到（使用系统2）工厂工人在工作人口中所占比例是图书管理员的许多倍时，才会意识到那个人是图书管理员的机会相当小。

·锚定和调整。不同的起始点和参照物导致做出不同的估计。例如，协商加工资的工人可能会在雇主提出的涨幅上讨价还价，而不关注他们的目标。

这些启发法导致了误用这些决策捷径时产生一系列认知偏差。卡尼曼确认了从代表性启发法中产生的6种偏差：忽视基准比率，对样本容量不敏感，对机会的误解，对可预测性不敏感，效度幻觉和对回归的误解。这些看上去复杂的现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们做结论时多依赖相似性和联想，而不是逻辑推理。

本章无法详细讨论这六种情形，只举两个例子就可以感受到人们是多么容易犯错。对可预测性不敏感意味着人们对于根据不充足的信息做出的决策很自信。在听了由一名学生当老师讲的一堂课之后，两组学生被问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关于这堂课的，另一个问题是预测这名学生5年后的职业生涯。两组人给出的评价非常相似，尽管一堂课不足以作为中期事业是否成功的预测指标。这可以解释为何投资者经常会因为近期的一项成功业绩就信赖一名经纪人或企业家。效度幻觉是卡尼曼第一次在以色列军官测试中发现的，说明了人们使用自己知道不相关的证据来判断他们所做的决定。

对机会的误解也称为“赌徒谬误”。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1913年的蒙特卡罗赌场里，据说有人在玩轮盘赌时，在红区数字出现后，连续押注会出现黑区数字，结果损失了几百万法郎。实际上，黑区数字连续出现了15次，使得前面连续押注红区数字的人损失了大笔钱。认为可重复的模式，比如出现黑区数字的轮盘赌会在某个时候出现结果逆转，这种想法非常普遍—即便轮盘并没有对过去的记忆。同样的偏差可以解释为何投资者买入下跌的股票，期望股价会在某个时刻重新上涨。

可得性启发法反过来引发了偏差，包括可恢复性（retrievability）、可想象性（imaginability）和虚幻的关联偏差（illusory correlation biases）。容易记起的或随时浮现在脑中的事件—因此很容易“恢复”—在快速做决策时，会比那些需要研究的信息更容易被用到。类似地，可以被想象到的事件，比如在乘飞机时可能遇到的风险，要比那些很难想到的因素具有更大的权重。所以，飞机上搭载了一颗炸弹—幸亏这是极少发生的事件，可能看上去要比引擎上的一个微处理器失效或人犯的错误具有更大的风险。

锚定启发法引发的偏差包括了不充分的调整偏差，当人们后续接收到新信息时，很难放弃第一印象。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通过让人们估计非洲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比例，说明了人们在思考问题时是如何容易受到“锚定”的影响。研究者转动一个刻着数字0~100的幸运轮，要求受试者将转盘给出的数字向上或向下调整，给出该比例的一个估计值。由这个转轮随机给出的数字对于估计值具有显著的影响。例如，转盘给出数字为10时，则该比例的估计值的中位数是25%，而转盘给出的数字为65时，受试者给出的估计值的中位数是45%（真实比例是28%）。

从心理学到经济学

我们早已观察到思考过程中的偏差和错误是怎样影响人们所做的财务决策，当很多人和企业都在犯这样的错误时，那么这种情况显然会对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更大的影响。偏差的清单很长，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但是其中有一些偏差则对经济学家分析人们如何做出财务决策具有特别大的影响，我们将做进一步了解。

偏差和错误影响人们所做的财务决策。

一个是乐观偏差。就决策结果来说，乐观偏差可能是最显著的认知偏误。这反映了一个事实：我们过于乐观地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对自身的技能看法要比实际情况更乐观，我们自己设定的认为可以达成的目标，要比实际能够达到的目标高。我们还会夸大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反过来导致过度自信。

卡尼曼说，这种偏误在成功和有影响力的人士中间表现得更突出，比如商人、交易员和政治家。重要的是，跟从乐观偏差会导致人们或机构乐于承担大的风险。他们有可能低估失败风险，高估自己战略成功的可能性，以为收益会很容易获得。在碰到机会好的时候，坏事也会变成好事，此时的过度自信更有可能带来收益。

但是，正如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所说，大企业的领导人有时会把赌注放在巨额的收购兼并上，他们错误地以为自己可以比原来的业主更好地管理这些被收购的资产。股市投资者通常以调低收购方的价值的方式做出回应，因为经验表明，这类并购失败的机会通常比成功的机会大。方向错误的并购可以用“狂妄假说”解释：收购方公司的管理者的实际能力要比他们自己认为的更低。

过度自信可以看作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因为交易员不顾自身能力的局限，而做了大量的高风险交易。这种过度自信可能又受到另一种偏差的影响。卡尼曼引用了美国杜克大学对首席财务官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对股市的预测和股市实际发生的情况之间，不存在关联性。

还有很多偏差表明人们在做决定时具有偏好不稳定的问题，正如古典经济学家所说，偏好可能会根据他们对选择的理解而变化。这些偏差是：

·后见之明偏误（hindsight bias）。这会让人们把成功归结为自己的技能而不是幸运或机会。股票经纪人会在股市牛市时，认为自己是天才，这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乐观偏误。

·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或者说有过度重视支持你现有观点的证据，而忽视那些相反证据的趋势。对一家公司抱有负面看法的投资者，倾向于阅读并记住该公司的负面新闻，而对于其积极发展视若无睹。

·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偏好坚持我们自己了解的选择，意味着我们看低其他选择的价值，即便已经证明这些选项更好。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即便知道有更便宜的选择，也很少有人更换银行和能源提供商。

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是卡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理论，也是他和特沃斯基共同研究出的一个理论。该理论是有关一场赌局或博彩者在不确定性和风险情况下的输赢“前景”的思想。实际上，最近才发现，该理论的发明者之所以采用这个名称，是因为它更容易被人记住。在他们提出这个理论之前，经济学家们一直使用期望效用理论（EUT）处理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问题。该理论认为人们将收益与赢率相乘算出效用，以此为根据做出决策。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用志愿者做了一系列试验，给出两套选项供志愿者选择。他们在1979年发表了《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这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发表在经济学最有声望的学术杂志Econometrica上。该研究表明，人们在面临选择时，并不总是采用同样的方法。比如，他们给出了以下选择：

前景A：有33%的机会赢得2500美元，66%的机会赢得2400美元，1%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前景B：肯定得到2400美元。

前景C：有33%的机会赢得2500美元，27%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前景D：有34%的机会赢得2400美元，66%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选择A的人是一个风险寻求者，根据EUT，他们应该也会选择C，因为这两个选项有更大机会赢得更多钱。厌恶风险的人应该选择较安全的B和D。实际上，18%选了A，而83%选了C（82%选了B，只有17%选了D）。他们用不同的组合，多次重复做这个试验，但是结果并不符合EUT。

这个结果表明，人们对于确定的结果会给予不同的权重，当面对一个有保证的结果和一个不那么肯定（但仍有可能性）的结果时，他们的行为是不同的。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确定性效应（certainty effect）。当他们提供给人们做选择的两个结果完全相同的时候，即不会出现一套选项里包含损失，而另一套选项里包含收益（如有80%的机会得到4000美元或肯定得到3000美元，而另一个有80%的机会得到4000美元或肯定损失3000美元），大多数人（80∶20）选择得到确定的收益，而不是有机会赢得更多的钱，但是有92%的人更愿意选择损失4000美元的机会为零的选项，只有8%的人愿意选择确定会损失3000美元。EUT认为人们会选择相互匹配的一组选项。如果选项正好相反的话，人们将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这种现象称为反射效应（reflection effect）。

根据卡尼曼的说法，由瑞士科学家丹尼尔·伯努利于1783年开始创建的EUT理论，虽然风行了250年，但是在两个关键方面存在缺陷：

·人们对于好坏赌局的判断在于结果所导致的财富改变，而不只是财富的大小。如果两个人今天拥有500万英镑，但是昨天杰克有100万英镑，祖儿有900万英镑，根据EUT，会认为两个人今天同样快乐，但从常识上讲，祖儿会感到沮丧，而杰克则得意扬扬。

·人们会根据相对参考点是赚了还是赔了做出评估。现在假设杰克有100万英镑，祖儿有400万英镑。两个人都有50∶50的机会最后手里有100万英镑或400万英镑，也可以选择最后手里肯定有200万英镑。根据EUT的预测，他们两人都会选择参与赌局，从而最终手里会有250万英镑（100万英镑和400万英镑的平均数），或者选择肯定得到200万英镑。但是实际上，杰克会选择肯定得到200万英镑这个选项，这是他手中钱的2倍。而祖儿如果选择最后肯定有200万英镑，则会出现损失，她会选择参加赌局，这样还有机会最后保持住手里的400万英镑。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人们的决策是分为两个阶段的：首先他们要构造选项—它们相对参考点是收益还是损失，而参考点通常是赌博者当前的财富，而不是零。第二阶段是评估这些前景，从中选出一个具有最大值的前景。这个过程包括评估数学概率和对结果的主观看法，特别是将其与参考点进行比较。

他们发现，与得到收益相比，人们更害怕遭受损失。所以他们更喜欢得到肯定的收益而不是遭受可能的损失（确定性效应），而可能的损失要比肯定的损失更容易接受。亚当·斯密曾经间接提到厌恶风险的概念，他说：“当从较好处境沦落到较糟处境时，我们会受到较大伤害，这比从较差处境中得到改善要糟得多。”卡尼曼说人们有更大的动力回避损失而不是获取收益。参考点有时就是现状，但也可以是某个未来目标：未达到目标是损失，而超过目标则是收益。

人们更担心遭受损失而不是获取收益。

当一方想避免损失而另一方想获取收益时，就会出现问题。现实生活中的好的例子是重新谈判现有的合同，比如管理者和工会谈判薪资协议，或者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全球贸易协议。卡尼曼说，损失规避导致了不对称情况，使得协议很难达成。

损失规避效应体现在人们在街上、工作场所和家里的行为上。卡尼曼和同事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销售价格、工资或租金形成了参考点，使得改变受阻。如果公司想通过提高价格、租金或降低工资的方式转移损失（相对于参考点），人们就会认为这样做是不公平的—除非公司可以证明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员工的工作岗位。商店如果在暴雨前将雨伞价格调高一倍，就会被视为贪婪—尽管他们的行动完全符合经济学的理性。

这里的要点是，只关注一个特定赌局的概率而不考虑赌徒的财务状况的理性行为假设，忽略了描述赌局时的说法会产生的影响，以及人们厌恶损失的心理可能改变做决定的方式。

厌恶损失的危险在于会让我们试图将损失的感受降到最小，即便这样不一定在财务角度上有多大意义。损失规避在住房市场显示了明显的作用，有证据显示，人们不愿意以比当初买入时更低的价格出售房产。他们采用的参考点是当初买房时支付的价格，而不是现在的价值，而价格可能还会进一步下跌。

这个问题又和禀赋效应混在一起，这是另外一种偏差，会使人们对于现有的东西赋予比没到手之前更高的价值。换言之，他们之所以认为这个东西更值钱，只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东西。禀赋效应这个由卡尼曼的合作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提出的说法，指的是人们为他们拥有的某个物品给出的价格（WTA）与他们愿意为某个未拥有的物品支付的价格（WTP）之差。塞勒曾见到一位爱好红酒收藏的经济学教授不肯以每瓶低于100美元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一种红酒，但他也不愿意以高于35美元的价格再买一瓶同样的红酒。按照EUT的说法，这样让他损失了每瓶65美元的利润。建立在前景理论上的禀赋效应认为，拥有某个东西的人会把放弃对它的所有权视为痛苦（损失），而买主会把得到这个物品当作开心的事。

永久的学术遗产

卡尼曼和其他合作伙伴，特别是特沃斯基所做的研究，明显挑战了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的理性选择的传统模型。通过用真人做一些可复制和重复的决策试验，他展示了理性理论中存在的启发式思维和认知偏误。他的这些工作，正如诺贝尔奖颁奖词所说，奠定了新研究领域的基础。

卡尼曼由此可被称作“行为经济学之父”，这个领域现在已经获得了主流认可。曾经与他合作过的人、他的学生和仰慕者，基于他的研究成果，正在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理论。决策制定者越来越接受卡尼曼等人在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方面的研究结论。

在英国，国会成立了“行为分析团队”，而食品与农业部设立了行为影响研究中心。全球的监管机构，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英国公平贸易委员会、OECD以及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已经在决策制定过程中采纳行为经济学研究成果。欧盟的商业竞争监管机构在近年来微软竞争案例中（该公司声称在产品中提供了explorer浏览器之外的竞争对手的产品），也采用了行为经济学。

我们已经看到塞勒提出的“禀赋效应”概念扩展了卡尼曼的发现—人们一旦拥有某个物品之后，会给予这件物品更高的估价。塞勒是芝加哥大学的行为科学和经济学教授，在前景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比较了人们如何实际做出决定与他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决定。他和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提出了“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的概念，描述了选择的表现形式是如何影响决策方式的。

塞勒推进了行为经济学很多方面的研究，并与凯斯·桑斯坦合著了《助推》（Nudge：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wealth and happiness）一书，其中用到了卡尼曼的三个启发式概念。这本书重点关注了决策者如何将行为经济学与法律结合，通过采用非强制性的政策，鼓励人们更多储蓄以及成为聪明的投资者。也许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改变雇用合同上的缺省选项的建议，这样就可以让新员工自动加入养老计划（而不是采用其他方式），除非他们主动退出该计划。

丹·艾瑞里（Dan Ariely）的书《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也荣登畅销书榜，而最知名的一本书也许是芝加哥经济学教授史蒂夫·列维特（Steve Levitt）和记者史蒂芬·都伯纳（Stephen Dubner）合写的《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卡尼曼也通过自己的书《思维：快与慢》（Thinking，Fast and Slow）推广了对行为经济学的广泛了解，该书已经收获了多个奖项。2013年，他荣获美国总统自由奖章。

全面的评价

卡尼曼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迅速发展的行为经济学的基础，正在不断被金融决策者，如财政部等政府部门和中央银行采用。2008年，格林斯潘承认了他错误地相信银行会出于自己的利益，使金融市场得到纠正，这在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一个重要事件。

卡尼曼起到了沟通250年前亚当·斯密—本书开篇的经济学家—首次提出的思想和现代思想的桥梁作用。亚当·斯密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人是自利的”思想，大家容易忘记在他的早期著作里，斯密提出了人们之间的“同情心”，而且愿意“让他人感受快乐”。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塞勒等人一起，深化了对人们和商业机构在考虑制定理性政策时的行为的认识。

卡尼曼的工作将经济学的焦点带回到对经济中个人行为的研究。

卡尼曼的工作将经济学的焦点带回到对经济中个人行为的研究，摆脱了近一个世纪大部分时间起主导作用的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无疑，整个经济学都因为卡尼曼等行为经济学家真知灼见的影响而产生了变化。对他弟子和后来人的挑战，表明行为经济学可以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全面理论，而不只是指出理性预期和行为的缺点。

本章要点

·不仅仅是一名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也颇有建树。

·他的研究成果颠覆了作为经济学基础的理性行为主流思想的大部分假设。

·他关注人们如何制定决策，现在已经融入政府制定金融决策和规章的过程中。

·创立一个系统性的对启发法和认知偏差的理解，极大地提高了决策者理解人们如何做决策，以及避免做出糟糕决定的能力。

·对于良好结果和决策者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引发了金融繁荣和泡沫破裂。

·人们往往无法充分考虑他们所承担的风险。

补充书目

[1] 卡尼曼的合作者阿莫斯·特沃斯基于1996 年去世，因此无缘获得该奖。

[2] 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

译后记

本书本来计划由我翻译，但因为个人时间问题，我邀请了老同学虞月君和正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语言系修读硕士学位的李螺凯同学参与进来。李螺凯翻译了第1章和第2章，虞月君翻译了第3章、第4章和第7章，初译了第8章，郑磊翻译了其他章节，并统一审校、修改了全书译文。国内引进出版的经济学家传记已经很多，每本都各有特点，而且随着时代发展，新的经济学家得到主流认可，应该增补进来，这本书就体现了这个趋势。这本书对于入选经济学家的标准比较均衡，一半给了古典经济学，三成给了新古典和新古典综合学派，最后还有两成给了新兴的经济学领域，而且在选择上除了大家耳熟能详，几乎每本传记都会收录的亚当·斯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之外，卡尔·马克思、贝克尔和卡尼曼的选入更是引人注目，与萨缪尔森一起，完整地勾勒了近50年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图景。经济学是一门博大的学科，10位经济学家显然是不够的，但本书是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可以帮助读者梳理清楚经济学发展的思想脉络。

郑磊

Table of Contents

致谢

来自出版商的感谢

作者简介

前言

第1章 亚当·斯密：现代经济学之父

第2章 大卫·李嘉图：从移民到绅士

第3章 卡尔·马克思：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

第4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划时代的《经济学原理》

第5章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升、跌、升、跌

第6章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典型的自由主义者

第7章 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之父

第8章 保罗·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经济学

第9章 加里·贝克尔：现实世界的经济学

第10章 丹尼尔·卡尼曼：经济心理学家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