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痒

张鸣

简介

我曾经说过，小的时候，理想之一，就是卖文为生。实现了之后，发现自己的生活在别人看来，特别单调。每日里就是看书，写字，看书像是从书页上把字一行行拆下来，而所谓写文章，按王朔的说法，就是码字，像小时候在农场砌墙一样，一块一块往上码。所以说，我的生活等于是一边拆字，一边码字。

自序﹒一边拆字，一边码字

社会

当人不得不共处的时候

犯了错的人也应该有尊严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体性乖戾的传统

群体性事件与信息公开

派性政治和娱乐政治结合，生什么？

从古代行会的违规处置谈起

政府道歉的标准文本

劣胜优汰的政治逻辑

去掉车份，出租车问题才能解决

从官礼到官礼市场再到官礼假货市场

官员复出背后的制度困境

民迷信与官迷信

莫把官场当戏场

“内部人”维权的禁忌

就怕贪官有文化

密切隔开群众

中国版的波将金村为何总是生生不息？

自家人骂得，别人骂不得

告别内战思维，让林毅夫回乡

官话焉得不雷同？

莫让黑社会成了气候

70年后，我为我的房子付多少钱？

不能不正视的社会鸿沟

社会应该给向善者一个机会

从养狗办到“委员”

曾经的钓鱼执法

天下何处不衙门

教育

把研究生培养过程放在阳光下

北大菜市场和清华写字楼

没有文化的大学教授

大学校长的素质

学官的教授头衔

教育的钱该怎么花？

教育之不能承受之累

如何学得明白些？

文抄公病案的中国特色

一半在水里，一半在火里

大学生为什么考试作弊成风？

失败教育和“愤青”养成

大学教师的种类

学衔垄断与士风日下

请用政治的高度，规定吃饭的营养含量

课堂上的戾气和杀气

北大：大学乎，太学乎

平民上升的渠道不能被阻塞

失败教育，家长共谋

作为“包工头”的校长们

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

学术不是自家园子里的菜

“学店”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

文化

读书的态度

一个以吃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的读书生活

在真实和荒诞之间

“受活”还是“活受”？

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序

我们曾经有过的民主实践——刘建军《你所不识的民国面相》序

成为拆迁废墟的古城

全盘“文明”的时代

曾经的体育课

奴才的创造性

小报告与大字报

唐德刚走了，史学有点儿寂寞

日本“开国”的联想

走运的曹汝霖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小站练兵的风波

汉阳陵的残片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香山·珠海·唐绍仪

下跪，关乎观念，也关乎利益

地戏与文庙

安顺的小吃和麻将

谣谚里的北大荒

曾经的余杭

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随想

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平江庙会、路会组织的走马观花

自序﹒一边拆字，一边码字

我曾经说过，小的时候，理想之一，就是卖文为生。实现了之后，发现自己的生活在别人看来，特别单调。每日里就是看书，写字，看书像是从书页上把字一行行拆下来，而所谓写文章，按王朔的说法，就是码字，像小时候在农场砌墙一样，一块一块往上码。所以说，我的生活等于是一边拆字，一边码字。拆别人的，码自己的，码好了给别人去拆。

习惯了这样生活的人，除了读的写的，都非自家喜欢的东西，一般来说，是不会感到枯燥的。因为拆字的时候，是生活在别人营造的世界里；码字的时候，则是生活在自己手工的世界里，总有新鲜可觅。足不出户，一样好玩儿。

不过，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喜欢出去走走。见各式各样的人，听千奇百怪的故事，见识五花八门的事情。中国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表现之一是不断发明新笑话娱乐大众，害得相声小品一个劲儿萎缩。老百姓也没闲着，大家各显神通。每次走出去，总让我有新鲜感。以前出门，要带个笔记本，看到什么，就记下来。现在进步了，带着笔记本电脑，不仅可以写东西，还可以上网。有时候看到什么事儿，当时想不明白，回程到飞机上忽然想通了，拿出来就可以写。飞机落地，一篇文章写好了。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待在家里，时常整天不出门，从网上、报纸上，或者别人特意给我传来的东西里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如果有特别在意的，就写点儿东西。我的笔很快，小时候练出来的。码字码得再多，好像也不怎么耽误时间。

能码字，也是种权力。“文革”起，我成了狗崽子，天天挨揍，老师还组织批判，简直有没法活的感觉。后来境遇改善，一是换了个老师，二是学校开始搞大批判，没人写黑板报。找来找去找到了我。在那个地方，我算是能写会画的，一个板报不算什么，于是我就不怎么挨欺负了。不仅不挨欺负，还经常因为写板报，给领导写稿子，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比如可以不上课，晚上多吃一顿加餐，让我的同学感到很羡慕。他们有时会愤愤，一个狗崽子，怎么会这样受优待？但是，没办法，他们谁也出不了板报，写不出大批判稿。记得当时有位阶级意识特别强的老师，特意安排了两个贫下中农子弟，跟着我学，意思是等他们学会了，就把我淘汰掉。可惜，这俩宝贝，跟了我一年，也没学会，其实我倒是认真教来着。当年批判的对象，都是全国性的大人物，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更不认识我。今天看来，这样的批判很不应该，但当时的我，身处北大荒的山沟里，无论怎么批，都构成不了对这些人物的伤害。对于当时的全国人民而言，这样的批判，只是一种例行的仪式，有时候还带点儿娱乐的性质。可是这个仪式，却救了我，所以，到今天，我依然感觉没法痛恨我当时的所为。以后觉悟高了，估计忏悔也悔不到这个上头。

再后来，我成了学者。其实我这个学者，在初学阶段，倒是蛮像那么回事儿的。原因是当初我特别想做一个纯学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线装书。可惜那时候，没多少人当我是学者，只认我是个教书匠。到现在，我经常被人称为学者，其实倒不大像学者了。经常要对时事发声，开了很多专栏，也骗了不少稿费。

走到这个地步，说实在的不是我的本意。要追究责任，只能说是赖现在的大学。一个人从事某个职业，或多或少会对这个职业感到有点儿敬意，我就属于对教书这个行当敬意比较多的那种人。眼看着这个职业被一些官僚糟蹋得不成样子，而且越来越不成样子。凡有人心者，不能不气。正好，这时候有人约我写评论，于是就从批评教育开始，一路骂开去。到今天，趋势是越骂越多。人称，大事基本不落，拍砖基本不累。还好，我还有时间写点儿带注释的文字，也能教点儿还受学生欢迎的课。否则，真的该改行了。

当人不得不共处的时候

犯了错的人也应该有尊严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体性乖戾的传统

群体性事件与信息公开

派性政治和娱乐政治结合，生什么？

从古代行会的违规处置谈起

政府道歉的标准文本

劣胜优汰的政治逻辑

去掉车份，出租车问题才能解决

从官礼到官礼市场再到官礼假货市场

官员复出背后的制度困境

民迷信与官迷信

莫把官场当戏场

“内部人”维权的禁忌

就怕贪官有文化

密切隔开群众

中国版的波将金村为何总是生生不息？

自家人骂得，别人骂不得

告别内战思维，让林毅夫回乡

官话焉得不雷同？

莫让黑社会成了气候

70年后，我为我的房子付多少钱？

不能不正视的社会鸿沟

社会应该给向善者一个机会

从养狗办到“委员”

曾经的钓鱼执法

天下何处不衙门

当人不得不共处的时候

小时候读《孙子兵法》，很诧异一本讲怎样打仗的书，却总是把“伐谋”、 “伐交”放在前面，而战争，则成了排在后面的选择。长大以后，书读多了一点儿，才知道战争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尤其是农业社会成本极高的一种行为，不仅要为当下买单，而且有时还要支付未来的费用，特别是这种行为风险极大，弄得不好，不仅亏损，而且可能蚀了老本。当下，国际社会像美国小布什那样，迷信武力，动辄用战争解决问题的越来越少了，人们逐渐相信（尽管未必情愿），不同国家的人们必须共处，必须学会共处。可吊诡的是，有时在一个和平没有战争的国家内部，人与人相处之道的策略选择，却往往是战争。

做生意的，想的往往是我全赚，而别人亏到底，零和博弈，空手套白狼，商业欺诈盛行，干的都是一锤子买卖。做官的，对自己仕途上的竞争对手，往往是必置于死地而后快，坑得越狠越好，甚至不惜收买杀手，实行肉体消灭。上学的也是这样，小小年纪，在中学时就学会了互相倾轧，互相保密，自己的排名上升，别人的排名下降，是最大的快乐。越是在所谓尖子生云集的高考试验班里，这种狼与狼的战争就越是激烈。进入大学竞争程度下降，但战争却未有穷期，毕业分配时图穷匕见，依旧是你死我活，谁要是找到了好单位，首先要防的是什么人写匿名信告他。当然，人们在进行战争的时候，除了赤裸裸的肉搏，也往往喜欢用阴谋权术加以遮掩，整个社会，阴谋丛生，《三十六计》这样的阴谋大全，居然成了古代兵法的正宗。连孙、吴这样过去号称兵学圣人和亚圣的，现在都得屈尊于那个地摊货（指《三十六计》）的作者之下。大家热衷的，无非是借刀杀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浑水摸鱼这样的权谋诈术（以上所列，均是《三十六计》上的篇名），总之一句话，把对手或者别人整死了算。

然而，就算我们没有人类的感情，没有爱，没有怜悯，更没有尊重，我们大家都是狼，或者狼同志、狼先生、狼小姐，在和平的年景，将对手置于死地，或者打倒之后无法复起的可能性有多少？只要你稍有理智就会明白，这种可能性其实微乎其微。而且一旦对手没有死掉，明白过来，一个带着仇恨和报复心态的敌人就诞生了。所以，从稍微长远一点儿的距离看，人们最常见的竞争策略选择，实际上是最下策。

其实，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是一样的道理，你活，人家也得活，你死我活的事情，只能发生在真实的战争场景中。现实生活中的人，三教九流，无论是对手还是非对手，无论是同行还是冤家，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必须跟他们共处。即使是最激烈的竞争，前提也只能是共处，而不是幻想着对手哪天突然人间蒸发。

既然是不得不面对的情景，最佳的策略当然只能是选择如何应付。无政府主义者的克鲁泡特金，写过《互助论》，把互助说成是人的天性，当然有点儿理想主义。不过，一旦人们意识到共处是不可动摇的前提，互助其实不失为一种最佳的策略抉择。如果说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最佳选择是合作，那么国内社会、社区的社会，里面所有的人，共同发展的最佳策略，都只能是合作，或者说互助。俗话说，人抬人高，人挤人低，合作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比相互拆台的效果好。在这点上，真羡慕人家美国人，再幼稚的演讲，再低水准的表演，观众都能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真心诚意地将“great”、 “wonderful”相互奉送。虽然让我们看起来显得有点儿肉麻，可是人家的捧场却是真实的，合作精神也确实比我们强到不可以道里计。

现在的问题，经过太长时间的“与人奋斗”，很多人已经丧失了与人和平共处的能力。阶级斗争为纲是明令放弃了，但人间的战争却仍在继续，心里也知道不好，但碰到事情，首选的方案，还是战斗。有心一改前非者，又掉进了囚徒困境的陷阱：担心自己的好心，换来别人心狠如故，只好明知两败俱伤，依然硬着头皮干下去。每个人都把自己装在进退两难的笼子里，无论如何走不出来。原地踏步没有出路，前进又势所不能。在这个当口，甚至还有好事者，时刻准备重新点燃阶级斗争的烈火，让中国再一次陷入打打杀杀的浩劫中去。

人斗争斗得太久了，讲团结也讲得太久了。什么时候拿出自己的理性来，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囚笼，把口头的团结和实际的尔虞我诈都丢到海里去，切实地操练一把合作，尝到了甜头，也许事情还会有点儿转机。

犯了错的人也应该有尊严

报载，厦门整治街头小广告出狠招，江头社区的治安巡逻队抓了四个贴小广告的“现行”，随即用他们身上带的小广告贴满了他们的全身，然后逼着他们去清除小广告。照片上几位连脸上都贴满了“膏药”的先生，一脸的无奈。

按中国的传统，百姓犯了错，必须接受惩罚，惩罚不仅是肉体上的，也包括精神和人格上的羞辱。比如抓到衙门去褪了裤子打屁股，在站笼里罚站，判死刑的话要插上牌子游街。如果不见官，民间的惩罚也类似，在祠堂里当众用荆条抽属于小意思，重的犯奸作科者，抓来，大抵要剥光了衣服示众（如果女的比较有姿色，大家剥衣服的积极性更高），然后再沉潭。总的来说，凡是惩罚，羞辱是免不了的，属于惩罚内涵中的应有之意。

在中国这个地方，无论如何反传统，但传统却总是阴魂难散。没秩序的时候，上下各色人等互相惩罚，一起羞辱，有秩序的时候，则惩罚中的羞辱，就专门留给下等人。总而言之，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人权的理解依然一片茫然。我们似乎不知道，即使再卑微的人，也一样是有人格和尊严的，而且要尊重人家的人格和尊严。

我们的文化里，人格或者尊严这样的概念，在以前是没有的，类似的东西只有“面子”。中国人之爱面子，曾经让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很是大惊小怪，总是在书里写来写去，但也总是写不明白。不错，中国人是很在乎面子，如果一件事让他在实利上吃了亏，但却有相应的精神上的好处，即有了面子，那么他大抵是会高兴的。其实，中国人的面子有很多层面的内容，被人看得起叫有面子，替人说项成功了叫有面子，做事做成了同样是有面子，甚至被官府抓了很快被放出来也是有面子。最重要的，面子是有等级的。不同等级的人，面子的概念是不同的。面子也是有运用范围的，如果一个人的面子可以遮住有权施加惩罚的人，那么羞辱就不容易落到他的头上。一般说来，等级高的人面子大，遮蔽范围大，等级低的人面子小，遮蔽的范围也小。无论面子大小，只要伤及面子，总是令人难堪的事情，往往比肉体的伤害更加令人不舒服，除非此人是浑不论的滚刀肉。 从实施惩罚的效果角度，凡是需要惩罚的时候，往往要触及对方的“灵魂”，即羞辱其人格，要让这个人和家人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如是，效果才好。只是这种羞辱性惩罚的运用，往往强化了人们的暴虐心态，只要有机会，大家都乐于表演羞辱别人的闹剧，或者观看羞辱人的表演。过去的县太爷不会当众打缙绅先生的板子，那是因为相对于县太爷而言，缙绅的面子足够大。如果换成皇帝，而这个皇帝又足够地暴虐的话，管你是谁照样打，明朝不是有廷杖吗，意思就是即使贵为大臣，惹恼了皇帝，照样当众打屁股。那个被文人捧得很红的雍正皇帝，还干过这样的事，不打也不杀，赐块“名教罪人”的匾，叫某大臣（钱名世）挂在自家的堂上，就是要羞辱你和你的全家。宗族里游街或者沉潭，都轮不到族长老爷，即使他老人家也不免偷香窃玉，不过，一旦落到绿林好汉的手里，族长老爷的面子就不一定能保得住。只要面子遮蔽不到的地方，羞辱就有可能发生。无论你官当得多大，地位有多高，只要上级领导发了话，羞辱就免不了，清朝皇帝经常发动群臣对某个人搞大批判，群臣无不乐于响应。明朝的永乐帝将建文帝的忠臣家眷发在教坊为娼，众军汉特别踊跃地前往蹂躏。总之，羞辱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众闲人狂欢的时刻，“文革”时，无论给大人物戴高帽子游街，还是给村里的破鞋挂上真的破鞋示众，参与的人都一样的兴奋。不过，在正常年景，最易发生的惩罚性羞辱，还是在最底层的人们身上。一个社区，往往是边缘的人最倒霉，只要有点儿事，大家群起而攻之。但是他们也比外来的同类处境好些，因为那些外来的人，地位既低，又没有熟人的情面，所以，只要他们犯了事，肯定是全区共讨之，羞辱自然是其中之意。厦门发生的事情，如果那几个贴小广告的人是治安联防队一个社区的，可能命运未必会如此惨，但是，这些看上去民工一样的外地人，有谁会在意他们的感受呢？

一个不懂得尊重人的社会，人是没有地位和尊严的，今天落在外地民工头上的羞辱，只要机会成熟，同样会落在另外的人头上，无论你地位多高，人活得多么体面。从本质上讲，对犯错甚至犯罪人的羞辱，如果说对这些人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么更可能的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暴虐，仇恨心理更加恶化。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我们常说，但自从王朔以后，这话多少有了点儿戏谑的意味，说的人好像已经不太把它当真了。其实，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这话还是有道理的。一个单位里，大家私下议论起来，哪个人有本事，哪个人不行，哪个人只是卖嘴，走上层路线，甚至于哪个领导如何，能干不能干，贪还是不贪，或者比较不贪，基本上一清二楚，比美国最牛的民意调查机构的数字还准。可是，这些只是私下的意见，是只有进到某个圈子里才能听到的意见，如果一旦到了公开的环节，事情就变了。

领导到基层作调查研究了，开座谈会。明明私下里意见一堆的群众，到这时候，一下子都规矩了起来，大家说的，净是领导想听和爱听的，稍微有点儿不一样的声音，也大多无关痛痒，于是主持者总结，领导讲话，圆满结束。许多年前，我在一个很小的学校教书，某年不知怎么就被选成了教代会的代表，在讨论校长报告的时候，大家议论纷纷，意见大极了，可是轮到表决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把手高高举起，表示赞成，只有我一个人投反对票，在黑压压的一群人中，只有一只手，从来不知道害怕的我，感觉到了压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群众变成了两面人，只要不是活不下去了，决不在公开场合说实话，成了一种金科玉律，所有的人，包括刚出校门的学生，都无师自通地遵行着。在所有的公开场合，无论是开会还是喝酒，领导听到的，都是他爱听的，当然喝酒的时候，马屁拍得一定特别露骨而且肉麻。就是这些肉麻的拍客，只要换个地方，对同一个领导，嘴巴里就会冒出一串又一串特别恶毒的语言来，转换之快，连开关都不用摁。

其实不是所有的领导只要听好听的，他们有时候也需要听一点儿“建设性意见”，他们也是人，也知道自己的施政，未必十全十美，也需要下面的人提个醒，也好弥补缺陷。但是可惜的是他们听不到，听到的只是赞美，如果真的要提意见，最多不过是太不注意身体之类马屁性批评。久而久之，领导习惯了自己的正确，如果地位足够高，还会习惯自己的英明伟大。

当然，群众害怕，害怕领导打击报复，害怕领导给穿小鞋，害怕领导不高兴，领导一高兴，什么危险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咱还是算了吧。尽管，现在已经没有了批斗大会，没有了群众专政，而且，也早不是一个单位定终身，可以人员流转，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大家还是怕。只是怕的同时，意见还特别多，绝不肯学金人三缄其口，于是，我们的世界就变成了私下怨气冲天，明面里风平浪静，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只不过，私下里的怨气，有时候也会变成一封又一封的匿名信，或者更加险恶的玩意儿，让领导时不时地陷于麻烦中。

雪亮的眼睛，对于个人的利害极其敏感，但却往往被眼前的东西撩花了眼，所有的人，只看见眼前的丁点儿蝇头小利，为了这点儿小利，可以不顾是非，不问善恶，只要需要，立即可以把亲朋好友扔到火里去，只要眼前有好处可以捞，哪怕吃下去的是未来的毒药，也照吞不误。只是所有的倾轧拆台，都在当面恭维的烟幕下进行，害得每个人每天都得琢磨别人对他讲的话的真实意义，会错意的时候，笑话也就出来了。

显然，这样的群众，也是领导喜欢的。虽然匿名信之类的麻烦会有点儿，但这些人比较容易操纵和控制，因为这样的人群，群众最容易斗群众。有好事的时候，虽然大家都知道单位里那些人真的有本事，而且出力最多，但遇到好事，需要评选的时候，即使让群众投票，无风险的不记名投票，大家也未必能把该选的人选出来。群众的眼睛虽然是雪亮的，但群众的选择却是由肚子里那点儿意气决定的，越是表现突出的人，大家对他的气很可能越多。在学校里，学生当然也都知道哪个老师最有水平，但每年学生匿名给老师打分，并不见得那些有学问而且认真的教师分才高，因为有相当多的学生不喜欢这些老师的严格。领导总能让他希望得到的人得到（包括他自己），于是，领导的“工作”就起作用了，用不着费太多的精力，几个暗示，一点儿说服，多半可以大功告成。同理，碰到麻烦的时候，也容易化解，每当领导伤及了面比较大的群众利益的时候，往往三拳两脚，就分化瓦解，四散东西。在单位体制下，只要不是让大伙儿一起下岗，就闹不起什么群体性事件。

我经常担心，这样群众，这样的文化，如果有一天真的要能普选了，选出来的会是些什么人。

群众的眼睛虽然雪亮，但雪亮的眼睛却是高度近视，奈何？

群体性乖戾的传统

中国人喜欢扎堆，一旦成群结队，举止有时就会有点儿乖张，一起欢乐的时候不是没有，但一同愤怒或者同仇敌忾，甚至假装同仇敌忾的时候，往往更多。当今之世，扎堆起哄的机会不多，往往很随机，而且不合法，官方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多少有点儿合法的，是针对外国的事儿，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理直气壮，官方即使想阻拦，也顾虑多多。网络时代，按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应该加强，彼此了解增多，但实际上却未必，人们上了网，了解的机会多，误会的机会也多，更要命的是，乐于在网络溜达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反而不乐意见人，彼此隔膜更厉害。

现实中的乖戾，往往跟网上的暴烈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要某人某事大伙看不上，被揭发出来，就一阵叫打喊杀，如果成了阵势，接下来也许就是“人肉搜索”，非得把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曝光而后止，到了这个阶段，就是现实中的直接行动——直接的暴力，从打爆电话到门口泼粪，不一而足。反过来，不管行为多么恶劣，只要网上没多少人呼应，少数几个激愤者无论多么激愤，多半没人会采取下一步行动。

暴力，需要群威群胆。

有的时候，这种网上和现实的联动，往往会得到另外一些人的赞许，认为是申张了正义，比如对虐待小动物者的声讨，对负心汉的压迫，等等，网里网外，大家喝采。不过，这种申张正义，即便有所谓的正当理由，行动上却难免沾染暴力，就算行为不良者（如果确实能定罪的话）得到惩罚，也未免以暴易暴，当时虽然解气，但难免会有后患。

凭借群体或以群体的名义，集体施展暴力，人类是有传统的。西方中世纪捕捉巫婆，用火烧死，逮到淫妇，众人乱石砸死，都是此类。这种事儿，一两个人是绝对干不来的，非得大家一起来，才办得。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叫做私刑，在中世纪，私刑只要拥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官家往往是默许的。这方面，中国人也不会落伍。在传统中国，没有官府明令宗族可以有司法权，但宗族对于自己族内违反族规的行为，一般都是可以用刑的，轻则用荆条打屁股，重则沉潭，夺人性命。当然，到了这个地步，往往是因为男女乱伦通奸，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寡婶和远房侄子之间的男女之事，也算是乱伦。这种事被抓到，男女双方按规矩，是要被脱光衣服游街，然后再当众处决的。凡是私刑，都是群体行为，在大众广庭之下，按群众意见办。每次群体惩戒，都是群体性愤怒，也是群体性狂欢。如果哪个被脱光游街的女人比较有姿色，大家会为此兴奋很久很久。在那个时代，私刑不止有宗族惩戒一种，人际间的血亲复仇，族群间的械斗，都属于私刑。但是其他的私刑，官府一般都会严令禁止，只有对这种事情，往往不加过问。

私刑受到官方默许甚至鼓励的情况，在革命时代的政治运动中，非常常见。运动中的斗争对象，在“群众起来”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遭遇私刑，其暴烈程度，往往会被运动的领导者视为“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标志。而凡是群众运动，无一例外地需要轰轰烈烈，因此，群体性私刑，乃至私刑至死，也就再所难免。只有在运动发动起来之后，领导才会考虑对群体性暴力的控制。

私刑的受害者，无论是否犯了必罚甚至是必死之罪，但肯定被群体视为犯了“可恶”之罪，或者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先是被认为可恶，然后才有了罪。大家的行动逻辑是这样的，凡是可恶之人，也就不是人了，对于非人，自然大家怎么做，都天然合理。如果因遭惩罚死掉，也只是去掉一个非人的祸害，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在群体的行动中，很多人其实对被惩罚对象，并没有切身感受，所谓的义愤填膺，多少有夸张的成分，大家一哄而上，或者是为了自保，或者是为了起哄，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解闷好玩儿。群体性暴力，暴露的往往是我们自己人性中的恶，这种恶虽然被堂堂正正的理由包裹，但毕竟是恶，人性中劣质的货色。

正因为如此，这种私刑式的暴力，才必须借助群威群胆来施行。气势汹汹的人们，看起来很勇敢，很义愤，其实大家心里多少会有点儿胆怯，必须把自己包裹在一群人里面，才迈得动腿。在“文革”中，把地富反坏右活活打死的红卫兵，即便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有几个是单独行动的？第一个死于红卫兵的北师大女子附中校长，到底是谁打死的？哪一个人的拳脚是致死的直接原因？我想即使在当时，也没法查清楚。

宗族的私刑早就被禁止了， “文革”式的群众运动，似乎也不再搞了。但群体性暴戾的积习，却依然保留了下来。人们依然认为，只要一群人（群众）公认某个人可恶，这个人就理所应当被惩罚，不是中国人的，就不该在中国活着，不是人的，就不配活着。大家似乎谁也没有想到．也许有一天，这个被惩罚的对象，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因为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定罪，只是群众的意见，而群众的意见，往往带有随意性，误会和冤枉，往往是难免的。

更糟的是，这种群体性的暴戾，由于群体的群威群胆，往往自以为拥有绝对的正当性，因此，质疑和讨论是根本行不通的，凡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一律大帽一扣，大棒打杀。这种现象，如果任其畅行无阻，那么这样的社会，看起来堂堂正正，而这种堂堂正正之阵，却是由狼或者类人狼组成的。

群体性事件与信息公开

对于群体性事件，尽管各级官员神经高度紧张，唯恐出事儿，但这样的事件，却有增加的趋势，这两天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贵州瓮安县民众围攻县政府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政府官员看来，许多群体性事件，往往没有来由，一辆不知来头的豪华轿车碰了人，一个来历不明的什么人在市场买东西耍了点儿威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具尸体，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规模颇大的群体性事件，轻则围攻警察，重则烧车打人，甚至烧砸政府。

应该说，群体性事件跟流长飞短的小道消息是孪生兄弟，从古自今，只要出事了，多半流言也就出世了。其中，有时候是心怀叵测的人恶意制造，有时候则是某些知情者以点概全的情况说明，无论哪种状况，最后传播的结果，都会越来越离谱。但离谱也有一个方向，如果在一个地方，很多的事件发生，都被引向政府，那么，说明当地政府跟民众的关系，或者说官民、干群关系，肯定有问题。

比如说，现在许多突发性群体事件，都围绕着一个非常相似也非常古老的主题，官员或者官员的家人亲友欺压百姓，甚至逼死人命，警察和司法处理不公。当然，具体的某个事件，是否是这样，另当别论，但类似的事情肯定此前应该是有的，即便没有到非常恶劣的程度，但官员的家入依权仗势的事，绝非一地一人的个别现象。虽然说，我们的传统戏剧和小说里，这样的故事很多，人们平时受这种小传统教育的熏陶，心里很可能早就有了这样的刻板印象，但如果没有现实事件的刺激，这种刻板印象，一般是不会跟民众生活的现实发生直接联系的。某个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之所以喜欢接受事件与政府不公，官员徇私之类的解释，使流言在对政府不利的方向上传播，是因为多数传播这种流言的人们，经过自己此前的经验，在心里已经认定事情就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只要我们处理好官民关系，这样的事件就不会发生。但是，古代爱民如子的官员是稀缺的白乌鸦，现代社会，要想实现真正在道德上的官民一致，也相当不现实。当下的中国，实现政府行为的制度化、法制化，限制官员的特权，使官员，包括警察司法部门行为的公开化，程序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事实上，类似事件的发生，政府方面若想加以控制和平息，可用的资源还是很多的。但事件之所以动辄闹大，造成恶劣的影响，跟政府方面的处置不当有密切的关系。不当之一，是有关部门在事件萌发阶段，不负责任，推诿扯皮，甚至不适当地采取压服强硬手段，把小事变成大事。不当之二，也是相当关键的，是每逢事件发生，当地政府往往一个强烈的惯性倾向，就是立即采取封锁消息措施，不让记者进入，不许消息外传。当今之世，凡是突发群体事件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多半跟后者有关。

应该说，这种封锁消息，内部处理的事件处理方式，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还是适用的，是可以把事件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不至于造成整体的震荡，保全政府的脸面。但是，在资讯和通讯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严格上讲，任何组织、政府，稍微大一点儿的事就瞒不住人，外界总有办法知道。政府的有意控制和封锁，只能便宜那些小道消息的传播，甚至可能使之更加畸形，向对政府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很多事件，本来就是老百姓认为官官相护，隐瞒真相激化出来的，政府处理的方式，一上来就封锁隐瞒，则证实了这种民间的想象，并使之无限放大，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直至群情激愤，酿成恶性事件。反过来，如果这类事件中真的存在官员的重大过失，乃至犯罪，这样的封锁和控制，也给了这些官员把水搅混的机会，在根本上，既不利于事件的处理，也难保当地的长治久安。

因此，当务之急，政府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首先要做的，是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处理此类事件的惯习，切实实现政务公开，学会在媒体开放之中，处理事件，一则可以将政府内部的猫腻减少到最小，一则可以使流言的伤害减少到最小，要相信，自古以来，但凡流言，都是见光即死的。如果有个别记者唯恐天下不乱，恶意造谣，那么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也不难被识破，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个记者和所在媒体，将会付出很大的成本。一般来说，只要某个有信誉的媒体一报道，很多关于这个事件的谣传，就会不攻自破。

派性政治和娱乐政治结合，生什么？

台湾陈水扁家族，传出有大笔的钱汇往瑞士。一向作为独裁和贪赃者销赃和洗钱天堂的瑞士，自9. 11之后，改了规矩，对来路不明的钱要追查。谁也没想到，掉到井里的，居然是“台湾之子”陈水扁。陆续的调查表明，陈水扁来路不明的钱，还远不止这些。

消息被证实之后，台湾岛内，在破口大骂和唉声叹气之余，也在检讨，为什么会让这个家伙A了这么多钱去，如果不是外国人揭发出来，单凭台湾的国民党加上媒体再加上检调机关，还真的就奈何不了这个虽然下台，但依然操控着民进党的大人物。有人说，这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民进党已经跟陈水扁形成了一个共犯结构。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台湾社会只讲意识形态，不讲是非。还有人说，是因为台湾的亲绿人士，把本土价值放在了道德价值之上。在我看来，陈水扁这个怪胎，其实是台湾民主过程中，派性加娱乐政治的产物。

人的社会，很容易形成派性政治，只要政治是公开的，政客需要人们表态，人们对政治的热情比较高，人们就会自动站队。派系纷纭，诸侯林立当然也有可能，但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最合适的，是分成截然对立的两大派。在民主制度比较成熟，选民政治热情不太高的发达国家，派系政治会升华为政党政治，无论多党制还是两党制，选民都不大可能为了某个党去跟人玩命，但是，在民主政治推行之初，制度没有长大，老百姓热情高，也喜欢意气用事，政客再加以煽惑，派性是免不了的。台湾政治，就有太多的派性色彩。

派系的形成，跟价值无关。尤其是截然对立的两大派系，绝对不可能一个派系共享同一种价值观，而另一个共享另外一种。聚合成一个派系，无非是一些人对这个派系的政客感兴趣，既可能是对其政治表达感到听得入耳，也可能是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有好感，甚至长相和动作，都能成为亲和某一派系的理由。就台湾而言，所谓本土，不大可能形成为一种政治价值，顶多是种地方意识和乡土情感，就算是深绿人士，也不大可能认可他们的政治领袖公然打家劫舍，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因此，谈不上是本土价值高于道德价值。

派系跟意识形态更没有关系，即便是发达国家的选民，也不见得对意识形态有多大的敏感，西方政客的竞选，也很少有政治主张的截然分歧，更何况台湾。亲绿的人们，亲和台独的主张，不是他们真的主张台湾独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恐惧，一种大半来自于台独政客渲染和鼓噪出来的威胁和恐惧，如果这些老百姓一旦发现其实并不存在这种恐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台湾独立与否，根本不会在乎。

当然，派系不是黑社会组织，台湾的民进党虽然可恶，但毕竟还不是犯罪集团，即便那些在选举中拿了陈水扁钱的绿营的立法委员，也不见得就是陈水扁的共犯，如果他们有过错的话，是忘了问一声，为什么他们的领袖会有那么多钱，一皮包一皮包地拿给他们。

派系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自己人都是对的。台湾社会所谓只问蓝绿，不问是非的现象，不是不问是非，或者不知道什么叫是非，而是对所有关于自己人的“非”，一概不相信，相反，对于对方营垒的“非”乃至“恶”，却深信不疑，哪怕仅仅捕风捉影，哪怕荒唐透顶。此番如果陈水扁不是自己认了账，把钱汇出去，大概引起的绿营反弹，一时半会儿不会这么大。就绿营基本队伍而言，对于蓝营和媒体揭发出来的有关陈水扁的种种弊案，此前一概视为阴谋和抹黑，这回出事，连出身知识界的民进党新党魁蔡英文都说，原来从前的传闻都是真的。可见，如果不是陈水扁自己承认，她也不肯相信自己人真的会干坏事。

派系政治就已经很没理性了，台湾政治还有更没有理性的娱乐化倾向。民主政治有娱乐性，哪个国家也在所难免，此番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如果没有热辣的“奥巴马女孩”助选，未必就能战胜希拉里。可是，台湾的政治，却更像是娱乐明星大赛，政治人物会作秀，而台下的追随者，也像追星那样的疯狂和死忠。在这方面，显然蓝营不如绿营，长相俊俏的小马哥，人气虽然旺，但追随者的死忠程度，却远不及陈水扁的粉丝。人家居然像歌星有歌友会一样，有自己的“扁友会”，无论陈水扁发生了什么状况，都会死忠到底。粉丝追通俗歌星，多半没有什么道理可言，谁唱得好，也就是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可以是歌声给他们的，也可以是唱法给他们的，也可以是服装和发式给他们的。但只要觉得自己变成了某人的粉丝，就死忠，就疯狂。

派性政治和娱乐政治结合，生出陈水扁，一点儿不奇怪。不过，民主制度的好处是，人不可能疯狂到底，人群里，总有明白人，派系和娱乐，一旦妨碍了饭碗，疯狂的人也会清醒的。

从古代行会的违规处置谈起

古代商人，经营往往各有专攻，卖茶叶的一般不会卖绸缎，经营餐饮的一般不会倒木材，比现在的商人还要执著于一个行业。古代的政府，基本上是小政府，而且是农业政府，税收主要着眼于土地收益。因此，对商人和商业的管理，在多数时候比较松，多数王朝，没有专门的机构。因此，商人自己的事，只好自己管。行会和后来的商会，就主要是干这个事的。

行会是同行业商人的自治组织，一方面负责跟官府打交道，一方面处理行业内部的有关事宜。在那个时代，如果同行业商人中有严重的欺诈行为，包括现在常见的掺假作伪，影响到整个行业信誉的时候，一般都由行会自行处理。处理的方式，一般是将犯错之人赶出这个行业，所有同行之人都不跟这个人做生意，不发生信贷关系，在那时，等于砸掉了这个人的饭碗，因此，处罚相当有效。

古人能做到的事，今人却很难做到。今天各行各业也有行业协会，每个协会都相当庞大，从中央机构到地方分支，机构健全，规则明细，而且据说运行良好，每个协会中人虽然不搞什么正经业务，但个个都吃得脑满肠肥，活得滋滋润润。但是，凡是这个行业陷于危机的时候，行业协会就销声匿迹了。以现在的三聚氰胺添加事件为例，我们的乳业协会，自始至终，连个影子都没有。对于这样一个足以危及整个行业，乃至造成行业毁灭性打击的事件，行业内人士，居然一直没有反应，真是咄咄怪事。其实，三鹿婴幼儿奶粉造成婴儿肾结石，早在8个月前就被发现了，而往奶里添加三聚氰胺，业内人士早就知道。由于我跟奶粉业早年有些关系，两年前，就影影绰绰地听业内人士说过，有人在奶里添加化学品，只是没记住加什么，而且由于食品生产添加东西，实在过于平常，因此没有在意。

我相信，这种添加，对于业内人士来讲，虽然未必清楚其危害，但大都不以为然，其中的明智者，未必就不知道这种造假作伪的行为所蕴含的隐患。但是，我们的行业内部，却没有像古代那样自我约束和自我清洁机制。各种所谓的行业协会，大抵是官办的机构，根本不是行业内各个从业者自治的组织，除了搞点儿乱七八糟的活动，借以敛钱之外，什么作用都不起。

如果我们现在的乳业协会是企业的自治组织，那么，很可能三聚氰胺添加事件，很早就会被在协会中被提出来，三聚氰胺的危害，经过协会的检验，就有可能被验证，经过协会的讨论，面对这种危及整个行业信誉的威胁，业内人士理应会有足够的理智，行业内部就可能形成决议，制止掺假，不执行者，被逐出行业。至少，在患病婴儿出现时，三鹿的危机攻关，不会完全照抄官府危机处理的版本，一味欺瞒，威吓，同时暗中操作，弄到今天这种完全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连企业的行业协会，都得官办？不相信企业基于市场的缘故，会有基本的理性，把大一点儿企业全都囊括在国有名目下，出了事，危机处理，地方政府就是企业，企业就是政府，败德企业的行为，直接危及到政府的信誉。其实，在现代社会，企业无论国有还是私有，都是社会的，社会机制没有充分的发育，什么事都由政府背着，政府是背不动的。

政府道歉的标准文本

三鹿事件闹到今天，作为三鹿集团所在地的“父母官”，石家庄市政府终于出面道歉了。道歉篇幅不大，不妨抄在下面： “（三鹿事件，石家庄市政府的失误）一是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上升到事关全局的、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高度去认识，去看待三鹿集团反映的问题。二是认识不到位，后果估计不足。对这次事故的严重危害，缺乏前瞻性分析，错误地认为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提高了产品质量，就能够挽回影响，减少损失，以至于在国内外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三是对企业考虑信任支持的多，对支持信任后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不周，主观上认为三鹿为全国500强企业，是国家确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涉及职工、农户众多，支持企业、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是政府应尽的职责，结果客观上使企业不但没有认识纠正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给职工、奶农以及广大消费者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特别是由于信息的迟报，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给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2008年10月1日新华网）

道歉第一条最有意思，害死了若干婴儿、造成上万婴幼儿害病住院的事件，石家庄市政府最大的失误，居然是缺乏政治敏感性，没有站在政治的高度上去看问题，而人命关天这个低得不能再低的古老常识，似乎只有站到政治的高度上之后，才可以被意识到，在没有站到这个高度之前，那么多患儿住院，甚至患儿死亡，似乎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潜台词就是：对不起，领导，事弄大了，造成不好的影响，给领导添麻烦了。

道歉的第二条，倒有几分老实。的确他们对事件最终变成国际丑闻的后果，严重估计不足。而且还半吞半吐地承认了自己惯用的危机处理方式，在隐瞒实情的前提下，暗中操作，一面安抚受害者，一面采取措施加以改善（有无效果另当别论）。潜台词是：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牢记，防火防盗防记者。

道歉的第三条，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开脱。说石家庄市政府处理此事的初衷是好的，谁能说“支持企业，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不对？更何况又是这样一个全国500强的企业， “涉及职工、农户众多”，这些人难道不是人民群众，他们的利益难道不要考虑？潜台词：尽管惹了这么大的祸，我们市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的，即使出了错，也没有主观故意。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样的道歉，都实在是太有才了。建议各级政府的秘书，应该把它拷贝下来，作为范文存档，以后凡是需要检讨的时候，改头换面拿出来就行，保险能过关。这种道歉，说白了，基本上不是对“广大婴幼儿患者及其家长”的．而是给上级有关部门看的。这份来自石家庄市政府的道歉，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出了这么大食品安全事件，面对成千上万的受害儿童和家长，我们的这个市政府所想到的，居然首先是政治敏感、政治高度，而人命关天这种做人的起码底线，理所当然被排在次要和附属的地位上。而所表达的歉意，首先是对给上级机关惹麻烦的内疚和恐惧，至于受害者的生命损失，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害，中国制造的内在伤害，都在其次，甚至根本就排不上。

劣胜优汰的政治逻辑

台湾的陈水扁终于被关押了，这让所有知道他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戏剧性的是，特检组提请声押之后，到了法院的陈水扁，居然声称遭到了法警的殴打。幸亏连夜到台大医院检查，发现没有什么伤，只是戴手铐的手，肌肉有一点儿非常轻微的拉伤，这对于每个戴手铐的人来说，都是免不了的。试想，在台湾蓝绿斗争如此激烈，绿营动辄把陈案视为政治迫害的气氛下，特侦组办案小心翼翼，就算台湾的法警都是法盲，完全不守法，临到声押的关头，有谁会节外生枝，敢于殴打一个世界都在关注的“前总统”？更何况，整个过程，民众和媒体全程监控，绿营民代到场，众目睽睽，就是有心为之，也没有机会呀。说实在的，陈水扁此举，最容易让人联想的是，街头混混自己用砖拍破脑袋，然后诬告人家打了自己的行为。

这个陈水扁，已经创造了许多个世界第一。在自己女婿以权谋私被揭发，一审被判有罪，自己也深陷国务机要费案的时候，在百万人上街要求他下台的时候，居然能硬挺，就是不下台，不认错。这在世界民主政体中，找不出这样的人。不认错的人是有的，比如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就给自己窃听的行为找借口，但自请下台是必须的。事实上，许多人所谓的过失仅仅是风传，就会辞职下台。更荒唐离谱的是，在陈水扁家族海外洗钱已经被证实，诸多贪污弊案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陈水扁居然有脸大刺刺地全台跑透透，到处宣称他如何遭到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将自己打扮成为了台独而牺牲的悲情英雄，甚至已经被瑞士银行扣押的七亿台币，也被说成是台独的建国基金。这样脸皮超厚的人，漫说民主政体里找不到，就是威权政体里也很难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贪腐的官员不少，但据我所知，还真找不出这样一个。事实上，陈水扁不是民主政治中的政治人物，也不是威权体制下的政客，甚至，连过去的黑道人物都比不上，一个帮会人士，也许会做很多不法的事，无耻的事，但做了之后，人家至少会认账，所以，现在的陈水扁，其人格水准，充其量，只是一个街头的混混。

这样一个混混，怎么会变成民进党的领袖，而且是这个党历史上，声名最显赫，影响也最大的领袖？时至今日，陈水扁的贪腐已经尽人皆知，但民进党依然无法与此有效切割，足见此人对于民进党影响之深，是旁人无法想象的。

应该说，自党外时代开始，民进党人绝非一个不讲道德的群体。事实上，在威权压制下奋斗的人，即便是迫于形势，也得格外注意自己的道德形象，非如此不能反抗压迫，凸显自己的诉求。民进党的几代领导人物群中，也不乏人格和道德都相当出色者。但是，吊诡的是，权力或者暴政的压迫，虽然人人痛恨，但其本身是有毒害性的。反抗暴政的人，不知不觉会有暴政的人格，反抗权力压迫者，也没准会喜欢以同样的方式压迫另外的人。对付压迫的时候，犀利、激烈、不宽容、对待别的人，甚至是跟他们同样是受压迫的人，也同样不宽容、犀利、尖刻。道德成了批判甚至清算同辈的武器，而自己则高踞道德制高点上。鉴于同样的理由，凡是被压迫的群体，在反抗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认同那些特别能战斗之辈，只要这些人的战斗能给他们出气，能获得成效，就自然而然地得到同辈的拥戴。战斗的热情，战斗的气氛，将这些人可能有的人格缺陷，统统遮蔽。不是这些人的人格缺陷没有展示出来，而是群体中的多数人，实际上被自己的悲情和激情弄瞎了眼睛。即使有个别明白人，也会认为斗争的大局需要，且暂利用，因而放松了警惕，待到这些人羽翼已成，势力壮大，党的大局，就变得更大，明白人就是再明白，也只好三缄其口，明白也不能说了。有的时候，对手黑，我们也要黑，对手无耻，我们需要流氓，反抗营垒中的领袖变质，每每在不知不觉中。所谓道德和清廉的价值，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早就变成了打人的棒子。

反过来，那些讲求操守之辈，一方面由于自己的清高，一方面由于自己的“斗争不彻底性”，往往会被逐渐淘汰，退出党的舞台。民进党从林义雄、许信良、施明德到陈水扁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人”退出，党却变得更加有战斗性，因此，也就更有成效，甚至过早地迎来了在岛内执政的机会。

当然，这个结果，也部分地毒害了这个党，使之长久地陷在悲情和斗争性中难以自拔。即便在执政时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也是家常便饭，执政时期的选举造势，也一样凄凄惨惨，悲情无限。失去政权，不在如何夺回选民上打主意，而是重回街头，斥诸暴力，好像台湾根本就没有民主化一样。正因为如此，陈水扁怎样也无法被切割，因为，在部分民进党人眼里．比较起来，现在的主席，斗争性要差了很多，出不了气。

去掉车份，出租车问题才能解决

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据说，整整一天，这个山城连一辆出租车也没有。这样的事情，记得去年北京也发生过，突然有那么一天，市面上几乎看不到出租车了。这样的行动，出租车司机说，不是罢工，而是停驶。

罢工也好，停驶也罢，背后都有实在无法忍受的不得已。比如此番重庆的停驶，就有起价低，黑车竞争激烈，加油（气）难，罚款多等原因，但最大的不得已，来自出租车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里，出租车行业，居然变成了一种畸形市场化的特殊行业，只有官方特许的公司才可以经营，个体业者除了极少数已经获得执照的漏网之鱼外，一律得不到准人证。出租车公司把车租给有意开出租车的司机，一次性收取几万元的押金（很多时候，这些钱都足够买车了），然后每月收取租金（车份钱），现在的行情，每月的租金，高达5000到8000元不等。实际上，只要获准开办出租车公司，就可以凭空每月收取大笔的租金，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只是，获得开办公司的执照很不容易，据说，非有相当背景不行。

显然，一辆车每月交这么多银子，做司机的非得拼命拉活儿才能办到，有的地方，出租车公司为了省事，把车统一包给若干二道贩子，因此开车的人还得被多剥一层皮，拼死拼活，即使运气好，最后也只能落下一两千元，运气差的，连车份都交不上，一个月下来，白干还倒贴。过去我们说地主狠，佃户须将收入的40%、50%乃至60%交给地主，每每令我们气愤不已，但是，现在的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剥削，岂止60%，一般都达到了80%，甚至更多，这样的盘剥，怎么能让司机们心平气和？

但是，为什么非要让出租车司机忍受这样的盘剥呢？有关部门的解释，是说公司经营，方便管理，为了城市的安全和秩序，防止司机敲诈勒索顾客，只有统一经营。应该说，这种说词，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以北京为例，的确，凡是正规的出租车，宰客的少，更罕见谋财谋色的犯罪行为。不过，一个窟窿堵上了，另外一个更大的窟窿却出来了，凡是特许公司经营出租车行业的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黑车泛滥。严厉打击一下，好一点儿，然后旧病复发，此次搞停驶的重庆，就是黑车泛滥的地方，年初我去重庆，两天打了四次车，倒有三次坐的是黑车。而黑车，即便在首都北京，也一样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不仅敲诈勒索常见，犯罪事件也屡屡发生。显然，出租车行业的特许制度，是催生黑车的温床，不信可以作个调查，如果有机会，十个黑车司机，八个都乐意合法经营的。

所以说，现在的特许经营，并不能保证用车人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反而有某种程度的反向刺激作用。其实，放弃特许制度，降低经营门槛，才是理顺出租车行业的不二法门。我们的有关部门，在21世纪的今天，理应学会用法律手段而非组织方式来管理这个理所应当的市场化的行业。如果实在觉得有特殊的安全需要，也可以采用帮助业者组织出租车协会的方式，辅助政府的管理，只需规定入行者必须加入一个协会即可办得到。这样的协会，既可以帮助业者争取利益，也可以协助有关部门管理一个个个体司机，从事教育，帮助他们自律。这样的协会，每个司机需要缴纳的费用，无论如何都多不了哪去。

这样的执法部门用相关法律加上出租车协会的方式，管不了这个行业吗？显然是可以的。唯一的疑问就是，有人担心，这样一来，城市里出租车就会太多了，多到影响交通的地步。显然，这属于杞人之忧，跟其他市场化的行业一样，只要充分市场化，从业者都会达到一种平衡，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就像饭馆一样，开得多了，挣不到钱了，自然就会有人退出。

当然，我相信，这样简单的道理，有关部门一定知道，他们不乐意这样做，肯定另有原因。不过，因为这样拿不到台面上的原因，导致一方面黑车泛滥，治安恶化，一方面出租车司机罢工，秩序混乱，未免太不合算了吧？

从官礼到官礼市场再到官礼假货市场

南京一家商行，推出“官员礼品”，一边说，凡官员定购，有折扣，级别越高，折扣越大。一边又说，这种“官员礼品”，就是送礼公关用的，据说，还可以防止送礼腐败。显然，商行的话，除了最后一句之外，基本上都是真的。如果有高级别的官员来买，具有广告效应，当然要打折，但所谓的官员礼品，基本上不是供官员们购买的，而是供有需要的人们，买了送给官员的。送礼本身就意味着腐败，何防之有？

不过，话又说回来，南京这家商行做的事，其实无非把一个众所周知但却没有明说的事，公开说挂来了而已。我记得，在2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为给官员送礼而产生的产品，比如烟和酒，所谓极品烟、极品酒，或者是特供烟、特供酒，一条烟几千、甚至上万的都有，老百姓买不起，当官的也不买，但销路却相当的好，总有人会买了当作手榴弹和炸药包，去炸开有关领导的大门。曾经一度繁荣的大书市场，其实也是“官员礼品”的产物，很多外表光鲜装潢精美成套的大部头，都是送礼用的，大书的升级，是黄金书，或者钱币书，书页是用黄金做的，书页里贴着货真价实的各国货币，一打听，这些书都是专门为送礼而定做的。专门制作这玩意的人告诉我，现在给当官的送礼，直接送钱，太张扬，也太扎眼，送书是件雅事，但里面又是黄金，被送的人喜欢。其实，古董字画市场的繁荣，跟“官员礼品”，也多少有点儿关系，据说，某些有相当层级，而且以知识分子自命的官员，送钱送物甚至送女人已经不行了，得送古董、送字画，一来二去，这个市场就被炒起来了。

专门的官员礼品市场，跟其他市场一样，也有大量的假货，极品烟酒掺假自不消说，一不留神，送礼人或者被送的，就吃人蒙了。好在眼下送烟送酒，多半醉翁之意不在烟酒，在乎的是里面的现金或者银行卡，只有这些假烟假酒送到专门收购这些的玩意的杂货店，才能露馅。所谓的金书，有的其实也是假货，仅仅一层金箔而已，但一本书却卖上万元。某些特别有办法的人，制作的古典经典类大书，甚至被高级官员当作送给外国人的礼物，其实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别的不说，错别字就一堆。至于古董和字画，即便成了官员礼品，假的也特别多，反正送礼的和送礼的都一窍不通，正好便宜了骗子，众多贪官财产被没收的时候，稍微明白一点的人，发现他们收藏的字画和古董，都是明晃晃的西贝货。

官礼，官礼市场乃至官礼的假货市场，其存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巨大的攻关送礼需要。中国是礼仪之邦，请客送礼，人情往来，在所难免，但给官员送礼，多半具有特殊意义。

从古至今，涉及官员的送礼收礼，往往意味着腐败，是行贿受贿的代名词，所有人都明白。但是，当官的不打送礼的，也是古来的格言。极少数清官的洁身自好，挡不住滚滚而来的贪官以及不清的官，发自内心的喜欢礼物。恰好，官员手里偏就有让人不得不送礼的由头——权力。都说权钱交易，其实不对，实际上是权力效用的出卖。卖效用，不等于卖印把子，一次性消费，卖了一次还能卖，只要大权在握，不愁没有“官员礼品”滚滚而来，自然，官员礼品市场，也就应运而生。因为商家从来都是绝顶聪明的，只要商机，他们就会制造市场。据报道，南京的有关部门，已经去查这家商行了，但查了商行，管不住官员爱礼送礼，还是关不了官员礼品市场。

官员复出背后的制度困境

人称最牛的县委书记复出的消息，给网民添了堵，也给网民添了刺激。其实这样的堵和刺激，早就有过了，比前西丰书记高得多的官员，丢官之后复出，已经有若干个了，如果再往前推，可能更多。单从这一点而言，网民原不该揪住这位前书记不放的。当初书记的辞职，到底算不算处分，其实大家并不清楚，按组织惯例，书记不做了，级别待遇应该没有变，因此，隔了一年出山，也顺理成章。

犯了错误，或者因失误被解职的官员，可不可以重新得到任命？按惯例，只要没有受到刑事处罚，都是可以的。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重新做官，需要多长时间，被免职的官员本人需要做到那些条件，我们目前的制度，还是相当含糊。

在实行文官制度的国家，政府官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随执政党进退，进则为官，退则为民。事务官即所谓文官，一般说来是一种终身的职业，一般没有重大过失是按资历晋升的，但如果有了重大过失，就会被辞退，再也无法入场。我们现在的干部体制，官员不分政务和事务官，虽然没有人说做官是个终身的职业，但却没有妥善的退出机制，除非个人自愿不做了，绝大多数官员，只要进入政府体制，都是要做到退休的甚至退休之后，依然是官员，有特殊的优待。条文上的退出条件，无非是写给人看的，因此，人称公务员是金饭碗，无怪乎成千上万的大学生，都涌上去考公务员，什么职业，也没有公务员吸引力大。

麻烦就出在这里，既然没有退出机制，那么，那些因事被免职或者自己辞职的官员怎么办？无论这种免职或者辞职，属于问责制度的结果，还是干脆就是组织上让这些人躲风头的临时措施，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这些人怎样或者什么时候重新出山的问题。涉及的官员级别越高，恐怕重新出山的必要性越大，当然遭遇网民的质疑，几率也就越高。按老理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怎么能不出来？按新道理说，既然我们的官员既非政务官，也非事务官，那么，就不能按文官制度的要求来约束。

说到底，官员退出机制在制度上难以实现，还是因为官员的含金量实在是太大了，所谓的金饭碗，真的是用金子打造的。在改革之初，还听说过有人辞官不做下海的，现在则很少听到这样的事了。一个具有实权的官员，即使不贪，每年的收益，也比一个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大得多。即使没有实权的官员，也可以旱涝保收，做到退休，退休之后，同级别的国家公务员，要比一般国企的干部，待遇要好上好几倍。马克斯·韦伯说过，在古代中国，做官是一种最稳定，也收益最丰的职业。这种状况，现在并没有改变，不仅没有改变，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官员没有触犯刑律，贸然让人家退出，就算主管部门不讲人情，由于让人家付出的代价太高，因此，任谁也难以下手。

民迷信与官迷信

重庆万州郊外的一座山上，一个人形的岩石被发现，前来烧香磕头的人相望于道，有关部门建议将之炸掉。这种建议到底是出于反对迷信的冲动，还是像十年砍柴兄说的那样，出于对群体性事件的担忧，我不得而知，但民迷信和官迷信，其遭际，好像从来都不一样。

眼下，官员信占卜、信风水，跟和尚老道乃至喇嘛活佛往还的，是越来越多了。大兴土木之前请风水师看看，或者请高人占卜，甚至于某些工程，就是占卜之后的产物。这不，河南桐柏县就凭空弄出来一些风水建筑，大刺刺地耸立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至少目前，还没听说谁为此受过处罚。

官迷信可以，民迷信就遭到干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从来如此。古人立国不讲无神论，皇帝封神拜佛，官员求神拜佛，但对于民间的求和拜，却有干涉。像万州这样，出一个传说中的神奇物件，无论一石还是一树，民众蜂涌前去膜拜，香烟缭绕，自古难免。中国是个泛神的国度，百姓说，离地三尺有神明，山川、草木乃至厕所都有神灵，谁有应验，就拜谁。其实所谓的应验，也是大家哄传起来的，根本无从验证。万州这个岩石之所以走红，无非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个人形比较神奇，如果是突然变的，不就意味着神迹吗？所以上供烧香。老百姓不仅拜神物，而且还自己造神，民间好多庙宇，其实里面供的都是些莫明其妙的神灵，这个大仙，那个神姑，五猖五道，不一而足。把伍子胥以讹传讹，供成“五撮须相公”，把杜甫杜拾遗，供成杜十姨的，而且庙里一并塑上十个妙龄女子，大姨、二姨，一直排到十姨，也是见诸野史了的。

可是这样的民间迷信，官方不喜欢，很多朝代，都有地方官禁查野祀，毁淫祠的记录，在他们看来，老百姓要拜神，只能拜官方认可的神，乱拜不行。其实，多少年来都如此，老百姓还是相当听话的，官方认可提倡的神，比如关公妈祖之类，老百姓的香火是有保证的，大家首先还是拜这些皇封的神，只是在精力过剩的时候，搞点儿小自由，自家造出个神来拜拜。如果这点儿小自由都不给，未免霸道了一点儿。

没错，民间的乱拜是迷信，我们可以提倡科学，宣传破除迷信，也应该这样做，至少，让民众有病的时候，及时上医院，或者一边送医治疗，一边求神也可以。但是用炸掉岩石这种强制的方式，却期期不可。历史证明，用强制的办法，去掉民众的迷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苏联搞了70年，还不是无济于事。人类目前所能做到的，只是把这些东西限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尽量使之无害，要想根除，基本上属于不可能性的任务。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民众最迫切的需要，比如医疗，比如社会保障。目前迷信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是看病难导致的医疗困境所致，看不起病的人们，求神礼拜，权当替代。解决民众的医保，治理当前的医患紧张关系，才是政府真正该做的事情。香港经过了150年的西方殖民统治，但那里的老百姓，依旧喜欢乱拜，经常可以看见一棵大树，上面挂满了红布条，下面香烟缭绕，若干老头老太太在下面叩拜，但仅仅是老年人求个心理安慰而已，没有人担心，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因为，那里的医保和社保问题都不大了。

莫把官场当戏场

残留下来的旧戏场，很多都挂有这样一副对子： “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我们的某些官员对此很有体会，无师自通地将政务当成了作戏。安徽阜阳一户受灾的农家，有幸成为官员演戏的戏场，用韩寒的话来说，应该是“影视基地”，接连接受了七次从县到省再到中央领导的探视，每次探视，都伴随有电视台的高调拍摄，并在电视中播出（否则，怎么能让不怀好意的韩寒发现了呢）。

官场上的戏，多半是做给上级看的，似乎跟平时的演戏不太一样，其实，古代的戏场，往往不是建在宗祠，就是建在神庙，至少在名义上，都是给死去祖宗和天上的神仙看的，因此，作戏给比较有权势的一方看，是我们戏剧的传统，作为平民百姓，其实只是随便看了热闹而已。

官场作戏，时髦的话，叫做作秀，其实是有传统的。比如清朝的绿营，经常不满额，因为军官要吃空饷，训练也经常废驰，但是，这些军队，都会保留一些会爬竿，会耍把式的能人，每到上级来检查，临时雇些老百姓穿上军装，拿着武器站班，让这些能人爬竿，翻跟头，打把式做表演，再送点儿好处，就混过去了。北洋水师成军，开始训练还认真，时间一长，上下玩忽，醇亲王代表太后和皇帝前来视察，舰队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操演就跟表演似的，好看煞人，醇亲王看了非常高兴，顶用不顶用，后来的甲午海战知道。民国时节，作戏的范围有所延伸，像鲁迅说的那样，修几所模范监狱，几所模范幼稚园和小学，每到外国人来了，就带去参观，宾主皆大欢喜。

官场作戏，最初的动机，是担心自家的活儿没做好，或者感觉没做好，但是为了面子好看，自家脸上有光，或者说希图蒙混过关，不得不做，但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该演不该演，都演。就拿安徽阜阳的例子来说，不大可能别的地方灾后重建什么事也没做，所有的好事都集中在那一户农民那里，但很可能的是，就是那户农民最会说话，嘴甜而且滴水不漏，最能反映当地领导的政绩，说的大家都开心，于是来了领导，就往那儿领，全让他一个人说。

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说过，古代官僚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信息操控，在下面的，想要瞒，在上面的想要看，双方斗法，一个想要看个明白，一个想遮好盖住。这个过程，位于上面的人，有整个被蒙了的，也有穿帮的，更多的时候，往往介于两者之间，彼此心照不宣，心里有数，上面下面，都留着面子，也留着后手。演员、导演和看客，大家一起演戏，浑然一体，真正是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

只是，这种官场的戏，背后却总免不了有猫腻，无论大小，反正都拿不上台面，令在旁看热闹的平民百姓，感觉不爽。前一段高校的本科评估，就是因为从评估变成了演戏，才惹得全国舆论大哗，到现在令有关部门说不清道不明。可见，古今一理，戏场里演戏，官场就不要演了。现代社会，网络时代，蒙人不易，一不留神，让好事者“人肉”出来，给大众添点儿笑料事小，损害政府权威事大。因此，我们的某些官员，还是要牢记这一点，官场不是戏场，真要特别喜欢作戏，最好是在业余文艺活动中施展，或者争取在电视娱乐节目中，露上一小手。

“内部人”维权的禁忌

据2008年12月22日《新京报》报道，北京首位因维权被炒的工会主席唐晓东，终审败诉。虽然眼见得这位工会主席的一系列遭遇，根子就在于替工人出头维权，但各方博弈的结果，还是“出头的椽子先烂”，让惩罚落到了这位打了几年官司的人身上。终审法院的判决，按道理也没有错，因为唐晓东的被开除，直接原因不是因为此前的维权，而是维权后复职的“严重失职”，但是，为什么偏偏唐晓东在复职后不久就“严重失职”，企业有无涉嫌报复，说不清道不白的。对于唐晓东来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鉴于先前维权的经历，很可能不会有公司会接纳他，收拾行李准备找工作的他，前程大为不妙。

公民维权之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单位层面上存在一种不成文的禁忌，那就是但凡“内部人”出头，照例会遭遇严酷的对待。假如有人自己遭遇不公平待遇，自己为自己维权，哪怕一哭二闹三上吊，单位的领导都可以理解，虽然多数情况也无法解决，但只要不闹得太大，多半不会遭到严重的打击报复，有时候，如果恰好成本不高，时机适当，加上领导心情不错，还可能真的给你解决了。如果有外面的人插手维权，记者、律师、NGO组织什么的，领导也很头痛，但外面的人，遏制起来难度比较大，所以，尽管头痛，也往往无可奈何。一般来讲，单位领导最讨厌，也最痛恨的是内部不相干的人出头说话，就像唐晓东这样，当年有些工人未签劳动合同，没给加班费，在企业领导看来，干卿底事？要你这个工会主席出头？而且还把事情闹到外面都知道，不仅让企业损失了钱，而且损失了面子。这种事，无论哪个单位，企业事业，领导都烦，烦透了。

单位有单位的伦理，这是任何一个研究企业文化的人都知道，但却不能点破的事实。在所谓单位伦理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不能容忍害群之马。所谓害群之马，不是指那些在业务上给单位造成巨大损害者，甚至也不是那些贪污受贿，损公肥私之辈，一般专指那种替人出头，跟领导为难的人。在古代，作为亲民之官的县令，最痛恨的人就是替人打官司的“讼棍”，还有那些替民众说话的民间精英，或早或晚，都要找茬给收拾了，收拾不了，在他们看来，就是隐患。这些人，就是那个时代内部人面目的害群之马。现在，内部人的范围，缩小到了单位，无论什么单位，哪怕是外资企业，只要进了中国，过不了多久，这种特别的“单位伦理”，都会形成。

一个工会主席，为自己的会员维权，看起来理所应当。但是，这种事情，在中国一向都行不大通，替工人维权，就等于站在了企业的对立面，企业自然不能容忍。这种事，如果私下里暗中交涉，也许企业还可以容许，但是像唐晓东这样公开发文，在企业看来，等于内部人反叛，因为尽管唐是工会主席，在企业看来，也是自己的员工。虽然说，工会在理论上是为工人说话的组织，但落实在具体的单位里，每个工会都是单位领导的一个辅助组织，做点儿福利和娱乐活动还可以，帮助领导解决困难更好，但如果替内部员工维权，就大逆不道了。说白了，单位是不大能够允许自己内部出现员工自己的组织的，那岂不等于出现了另一个权力中心？更可悲的是，只要有人犯了此禁忌，那就等于是所有单位领导的公敌，走遍天下，也别想有人会接纳他。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单位的“安定团结”，将任何来自下面的挑战，都消灭在萌芽里。单位里的个人维权，成不了气候，而别人帮忙又被严惩，因此，天下太平。

就怕贪官有文化

反腐败战线有好消息了，卫生部专家说， “人越腐败，死的越块”。专家不是在诅咒腐败者早死，宣扬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据说，这种说法有科学根据，根据就是凡腐败者，心理压力都大，因此容易致病。专家还列举了巴西的一份调查，说明贪官比清官更容易得不治之症。只是，专家最后举的一个例子，却让人感觉这种说法，至少在中国，并不那么准确。专家说，他给“某位被‘双规’的高层官员看病，几个月前他还红光满面，很健康。可这时，他面容消瘦，精神不振，判若两人。”（2009年2月18日《羊城晚报》）

当然，但凡知法违法者，总会有些心理压力，压力大，容易不健康，因此早死，当然可能。但是在中国，这种事情也许就不一定。专家所举的中国例子，只能说，腐败而且被抓住的人，才更可能早死，因为那位高层官员，双规前还“红光满面，很健康”嘛，不健康的原因，似乎应该是被捉，而不是贪腐。

事实上，在现实世界里，像专家所举的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翻开一些贪腐官员的案卷，我们都会发现，贪官在没有被揭露之前，其实大多吃得好，睡得好，每日里神气活现，红光满面，心理有压力，感到紧张的情况，仅仅在刚开始作案的时候，时间一长，不仅胃口越来越大，而且胆子也越来越大，心理反倒没什么压力了。再次感到有压力，紧张害怕，惶惶不可终日，那是在被抓了以后，所谓生病乃至早死，也大多发生在出事之后。

为什么偏偏我们的天地里有这样的贪官，难道说，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素质特好，盛产脸皮特厚，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或者说，我们反腐败的力度还不够，贪腐者被抓的可能性太小？其实都不是。现在每年一个省市，各级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处理的腐败案件数以千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每年会有这么多的贪官落马。中国人也是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表明，中国的心理素质超群，只要法律还在，惩治腐败的行动还在继续，贪腐，都会有心理压力的。

但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由于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存在着特别的官场文化，这种文化，可以释放和转移贪腐造成的压力。首先，不可讳言，我们某些地区和部门，的确存在着买官卖官的现象，在这些地方，做官就成为一种投资行为，买官者，将本求利，收回投资，获得盈利，是当务之急，贪腐就像生意，无非是多挣钱，快挣钱，一本万利，只要利益足够大，获利的冲动和喜悦，自然会压倒犯法的恐惧。就像在商海里冲浪一样，只要有300%的利润，上绞架也无所谓了。

其次，贪腐者如果官做得足够大，为了便于作案，往往会刻意营造一种贪腐的小气候，在这个小气候里做官，若要保持清廉，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可能先被人诬陷成了贪官，在政治斗争中率先落马，即使为了自保，也干净不了。所以，凡是有这样小气候的官场，一露馅，往往就是窝案，一个单位大小官员没一个干净的。当然，在没有被揭露之前，这样的官场，由于大家都一样，你黑，他也不白，自然心理压力就小得多。

人们都说，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我们也可以说，不怕贪官，就怕贪官有文化，这个文化，不是平常说文化水平的文化，而是官场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反贪腐，首先要反掉这种文化。

密切隔开群众

石家庄市委门前的路禁止出租车通行，外地来市委办事的人，打车走不到市委门口。消息传出来，网上一片热议。我很诧异，这是新闻吗？只要稍微大一点儿的城市，哪个市委市政府门口，没有点儿针对老百姓的限制？政府机关，像河南某县那样，在平房里办公，早已是凤毛麟角。不仅正经的市委市政府，就是法院、税务局、公安局，也一律高大辉煌，门禁森严。我家乡一个小小的县级市，公安局大楼，看起来跟外交部差不多大。这些地方，从权力建筑到权力广场，再到权力马路，一律戒备森严，里面的官员出来，动辄警察开道，沿途道路管制。

中国经历过很长的帝制时代，在那个时代，政府衙门，从来都门禁森严，现在据说唯一保存完好的省级政府衙门，在河北保定的直隶总督衙门。门前规矩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当年如果有出租马车的话，肯定也拉你不到衙门口。哪怕是个七品的县令，出门也鸣锣开道，两虎头牌：回避、肃静，老百姓离得越远越好。如果是知府大人、总督大人，那排场就更了不得。那是个讲究等级的时代，讲究政治隔离，通行黑箱政治，维持政治神秘性的时代，门禁森严，隔绝闲杂人等，有它的道理。可是，教科书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是人民政府。

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共产党人是打破等级界限的人，斯诺先生在《西行漫记》感慨道，一系列被国民党政府悬赏十万大洋的中共领导人，从毛泽东到彭德怀，门口只随随便便地放了一个警卫，人们相互串门，推门就进。根据很多当时人回忆，延安时期的老百姓想要见到领袖，似乎很容易，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见。看那时候的老照片，领导人的合影，似乎并不按严格的等级，大家随便一站，位于中间位置的，往往是地位相对低的人。然而，在今天，不知怎么一来，当年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悄然变成了密切隔开群众。官员但凡到了一定级别，衣食住行，在制度设计上处处考虑的是跟老百姓的隔离，住是有人把门的大院，办公是有人站岗的官邸，出行是警察开道的一路畅通，就算是下来走访群众，有关部门也事先安排好，人不能随便见，路线不能随便走。老百姓如果有事想见领导，即使领导有心见，也难过上青天。

当然，如果我们是一个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国度，动辄暗杀，爆炸，这样戒备森严，也有道理，但是好像我们中国在外人看来，是个相当安全的地方，恐怖袭击不是一点儿没有，但大体限制在某些特定边远地区。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政府机关的这种门禁森严的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还不严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财大气粗之后，摆阔摆出来的。富裕地区摆．不富裕的地区跟着，巍峨气派的政府大楼盖出来，讲究和排场也就来了，辉煌气派的大门，门前宽大的广场，没有人站岗怎么行？不设几条禁令怎么了得？权力建筑，得有森严的岗哨与此相配，豪华的座驾，得有警车相配，更得有相应的制度规定与之相配。就这样，政府机关人为地跟自己的人民隔得好远好远。干部和群众，被精心地随时随地地跟人民群众隔开，越远越好，时间一长，被隔开的人民群众有了怨气，干部还真的有了危险，当然，也就更有理由，加强保卫，加强隔离，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下去，将要伊于胡底？

中国版的波将金村为何总是生生不息？

沙俄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大臣波将金，在世界史上大大的有名，他的出名，不在于他是女皇最得宠的宠臣兼面首，而是他为了讨女皇的欢心，在他的领地用画笔搭建了一些美轮美奂的假村庄，从而在世界史上留下了一个专有名词，代表弄虚作假的“波将金村”。

波将金先生已经死了好几百年，但是这老先生的创意，却总是有人继承过来，发扬光大。这些年来，中国版的波将金村，总是压不住地往外冒，一会儿是甲地，一会儿是乙地，虽说是中国版，但路数跟波将金都差不多，无非是迎接领导视察，参加文明、卫生之类的城市评比，把路边街旁显眼的地方，领导有可能看得见的所在，能涂就涂，能抹就抹，实在抹不了、涂不上的地方，就建道墙给遮上，墙上画上最好看的画。稍微有点儿创意的地方是组织群众摆样子，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人人穿上漂亮衣服，摆成各种姿势。比如前段时间大学评估，有些学校组织学生在校园装模作样看书、讨论，背后还有步话机遥控，提前告知做样子的学生，评估委员正在接近你处，马上进入状态！

网友爆料，河南焦作，为了迎接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活动，居然又开始在全市建设“波将金村”，“不仅关闭了市区内所有中小饭店、报刊亭、中小理发店，而且某些路段的饭店还在一夜之间被迫‘转行’。饭店变成了五金批发店，卖冰棍的变成了拉丁舞培训中心。害得市民和外来的旅客，吃不上饭，理不了发，买不到报纸。” （《华商报》2009年3月17日）

当年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是沙俄历史上最明智的皇帝之一，几乎跟彼得大帝齐名，在俄国历史上，也被尊为叶卡捷琳娜大帝。画匠画出来的假村庄，骗得了小孩子，骗不了成年人，更何况聪明透顶、历经风雨的叶卡捷琳娜。同样，我也不相信我们这些中国版的波将金村，真能蒙得了视察的领导、评审的委员，造假的手段并不高明，眼睛只要不是高度近视，一眼看过去，就会知道怎么回事。就算作假做得很逼真，但这样大规模的造假，弄得几乎尽人皆知，想不知道都难，如何保得住密？作假的人怎么就敢冒这样大的风险，在光天化日之下蒙骗领导？

实际上，这种“波将金村”式的造假，一般都属于下面刻意逢迎，上面心知肚明的一场游戏。以各种评比为例，多数无非是有关部门为了某种目的刻意制造出来的名堂，说白了，就是通过这种活动，让下级单位永远意识到上级职能部门的重要性，往往开始评的时候，还正经一点儿，几届过后，就成了游戏，提前告知被评城市或者单位，领导什么时候来，评委何时进入，潜台词无非是让对方事先准备。这准备嘛，就难免造假，不，其实是化妆，大规模的城市化妆，当然，就跟女孩子脸上有青春痘雀斑需要去掉似的，如果城市看上去存在有碍观瞻的东西，比如小饭店、修鞋铺、报亭之类的地方，该遮就得遮，该掩就得掩，遮掩不了的，就得改名字、换招牌。上级来的时候，只要该遮的遮了，即使遮得不那么严，也就算下级体会到了上级开展活动的良苦用心，表示了自己对上级机关的重视，加上接待时功夫到了家，什么称号，该给就会给，评到最后，全国山河一片红，大家都是先进典型。

中国版的“波将金村”，是个皆大欢喜的游戏，唯独苦了当地的百姓，遮掩是要花钱的，羊毛出在羊身上，更苦了那些在评比期间不能开业的饭店、报亭、理发店，不知道他们的营业的损失，有没有人给补？皆大欢喜的人，其实损失也大，那就是百姓对他们的信任，没了这种信任，以后办什么事都是假的。

自家人骂得，别人骂不得

意大利甲级足球名旅尤文图斯主帅最近有点儿晦气，球队输了球，自家抱怨裁判不公，不仅裁判不高兴，连中国人也得罪了，因为他随口说道，裁判像个中国人，老给他们黄牌。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中国人不干了。

当然，老外不该这样说，尤其是很有名的老外更得嘴上有个把门的，否则，一下子得罪人得罪得太多，光吐沫星子就可以淹死你。不过，话说回来，好像一直以来，中国人自己似乎也没断了批评自家足球的黑哨，自己球队的教练埋怨，球员抱怨，球迷则叫骂。在我这个外行眼里，好像中国足球哨子吹得黑跟脚丫子踢得臭一样的有名，名扬海外。显然，大家都知道，尤文图斯教练嘴里说的“中国人”，不是指中国人的全体，应该是中国人中吹哨的人，虽然说，吹哨的中国人不见得个个都黑，但黑哨比较多，却是中国人自己也认账的事，所以，那位教练的话，好像不应该是什么大逆不道，惹来这么多人声讨。

自家孩子自家管，自己人打骂都行得，两姓旁人插不得嘴。在乡下的时候，看见有父母管教孩子，打得那叫一个凶，可是如果旁人多一句嘴，立马形势大变，全家人一起跟你来，挨一顿揍也不是不可能的。有深通世故的老乡告诉我，这种时候，外人如果想说点儿什么，只能说这孩子好，犯错是偶尔的事儿。这样一来，皆大欢喜。显然，尤文图斯的教练不懂中国的世故，口无遮拦，找骂也算该着。

说起来，中国一直就是一个大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不知怎么搞的，我们好像很不自信，总是很在意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特别喜欢听人家说我们好，很多时候，为了买人家一句好话，搭钱，费功夫，还要放软身段，只要把人家的“好”换回来，自家吃了亏，也心甘情愿。结果很多居心不良的老外，就看中了这一点，到中国来足吃足喝，还带着走，好听的，倒是不少说，可是回国以后，转过头来就褒贬中国。不仅发达国家的这类骗子如此这般，落后国家的骗子一样精通此道，来的时候，或者中国人去的时候，能把你捧上天去，骗来银子，花光了，只要不肯再续了，马上变脸。过去所谓的纳贡国，来到中国，奉承皇帝的话，说上一箩筐，连带漏了一路，贡上随便一个破玩意，就能换回大笔的金银财宝，这样赔账的买卖，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国人却一直乐此不疲。

反过来，听不得人家说不好，无论批评也罢，褒贬也罢，反正坏字只要说出口，咱这边的脸就沉下来了，不管人家说得对还是不对。当然，外国人的恶意诽谤，愤怒也好，回击也好，是应该的，但有些时候，其实人家说的有道理，就没有必要反应过度了。老祖宗告诉我们，忠言逆耳利于行。很多时候，外国人的恭维，其实没有必要在意，听听，自己耳朵感觉好一点儿也就罢了，听多了，万一上瘾，反而有害。相反，外国的坏话，倒是该仔细听听，如果人家讲的有道理，自家就该注意。一个大国之国民，理所当然是有气度的国民，该的是闻过则喜，不该的是一触即跳，神经过敏。

可惜，我们的国民，神经过敏的事儿，实在太多了一点儿。

告别内战思维，让林毅夫回乡

今天贵为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先生，依然无法在清明节回他的家乡台湾祭祖，即使在涉及他的法律已经过了30年的追索时效之后，依然被台湾有关部门借端拒之门外。道理似乎很简单，在台湾军方的档案里，今天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还是当年“叛逃”到大陆的林正义上尉。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国共已经和解，国民党已经重新拿回台湾的执政权，并开启了两岸和解的进程，但是台湾军方某些人的思维，却依然停留在内战的格局中。

不消说，林毅夫来大陆行为的本身，是两岸军事对峙的产物，而这种对峙，其实是国共内战的某种延续。在那个时代，两岸相互的“叛逃者”，都会被对方视为英雄或者义士，台湾方面甚至连劫机的罪犯都加以礼遇。战争的双方，互相强烈敌视，恨不能不共戴天，只要内战还在延续，这种行为就可以理解。

只是，内战毕竟属于民族内部的厮杀，是不得已之举，是兄弟阋墙，即使打得如此激烈的国共内战，双方也都承认，这种内战，绝非中华民族之福。我实在难以认同凤凰卫视的评论员的观点，评论林毅夫返乡祭祖被拒事件，认为军人的职责所在，必须忠诚。当年林毅夫投奔的对象，不是敌国，双方同属于一个中国，他没有叛国的问题。换言之，在两岸和解，国共开始第三次合作的今天，思想还停留在国共冷战，乃至内战遗留状态，对待当年的“判逃”，实际上，还是一种内战思维作怪。我们必须无奈地承认，民族内部的敌我之分，有时甚至敌意超过了敌国。

国共两党的领袖们，已经握手言和，两岸三通已经实现，当年炮声隆隆的金门，已经成了两岸自由行的一块“飞地”，金门厦门之间，已经基本上恢复了传统的联系，当年打在金门的成吨的炮弹皮，成为金门人打制精品菜刀的材料，大陆的游客，喝上一口金门高粱酒，呷上一口金门菜刀做出来的台湾菜，感觉很好。当年飞过来的炮弹皮，变成菜刀之后，再被大陆人带回去。但是，当年从金门游到厦门的林毅夫先生，依然无法踏上他的故乡。

说起来，林毅夫先生已经不是当年的林正义，他已经成了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即使跟台湾也有业务往来的世界银行的副行长。这不仅是大陆的骄傲，也是台湾的骄傲。但是，在台湾某些人看来，林毅夫越是混得好，让人就越是难以容忍，因为他是在那边混出来的，本身就意味着某些别的含义，无形中有贬低了这边的意思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从本质上讲，都是厚道的，但是碰到敌我问题的时候，往往就不厚道，不仅不厚道，还要相互厮杀，老话说，兄弟阋墙，外御其辱，但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只做到了前半句，而忘了后半句。

今天国共和解已经实现，从道理上讲，意味着国共之间的内战已经结束，两岸的中国人，即使暂时还不能统一，但共同和平发展，却是深入人心的共同要求，尤其是在当今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更需要联手合作一起抗拒。在这个时候，依然拒绝林毅夫回乡祭祖，即使在所谓的法律追索期已过的情况下依然如此，这对于共同背负儒家伦理的一个民族而言，从道义上，也说不过去。可以看出，两党之间的战争，随着两党领袖的握手，已经结束，可当年内战的阴影，依然存在。但愿，随着两岸交流的加深，阴影能够逐步消解。

官话焉得不雷同？

网友爆料，河南开封和漯河两地消防部门的两份讲话稿，居然高度雷同，除了时间、人物、地点有异之外，剩下的部分，几乎完全一致，最可笑的是，开封的稿子，居然出现了“构建和谐平安漯河”的字样。 (2009年3月25日《新京报》)显然，开封这边的文抄公，电脑操作技术欠通，如此简单的名词替换都不会，露了破绽。但奇怪的是，这么明显的穿帮，既然是讲话稿，作报告的首长和听报告的众多下属怎么没有一个发现的呢？

仔细一想，也很正常，像这样的讲话，在我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各个官方机构，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多到了从起草人到讲话人，再到听讲的人，个个神经麻痹，麻木不仁，没有觉察，非常正常。别笑话开封的那位仁兄，其实别的地方也五十步一百步。但凡官面上的文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时间纵向上高度一致，无非换换各个时期不同的口号。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空间横向上也差不多少，大同小异，把事情，时间、地点，人物一换，也没有差别了。凡是官方的文字，只要同一类别的东西，讲话、报告、调查、汇报、文宣等等，肯定同一类别高度雷同，不雷同反而倒是怪事。这种现象，早在多少年前，就这样了。当年毛泽东曾经讥之为“党八股”，专门著文批评。可惜，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机关的八股作风，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早先的时候，很多做秘书、干事的人，囤积了若干官方标准文字作为范本，领导需要什么，翻出来比着来就行。现在有网络了，范本网上到处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不抄也等于抄。因为，即使你自己起草，最后发现也跟别人写的没什么区别。听说，此事曝光之后，开封那位“文抄公”，还受了处分，其实大可不必。这种抄法，从另一个角度说，其实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方式，错就错在不该上网，两边撞了车，平自给网民添了些乐子。

中国很大，南北东西差异巨大，一个政策，在东边正好，到了西边就一点儿都不合适。各个部门的工作性质，也千差万别，搞统战的和做税务的，怎么说也不是一回事。按道理说，各地的政府，政府各个部门，即使是官面文章，也应该不一样才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嘛。可是，只要是同一类的部门，各地政府的讲话、报告、汇报之类的东西，只要把时间、地点、人物变一变，大抵南北东西，都可以互换，即使不同部门，也有相当部分的雷同。这是官话，或者说党八股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被各级部门自觉跟上级保持一致，担心犯错的“公文精神”极大地强化。凡是负责起草官方讲话文件的部门，无论是秘书机构还是政研部门，跟上级保持一致，不出错，是他们共同的行为准则。新提法，新名词，只能首长自己定，起草人不能越俎代庖，也不敢越俎代庖，在首长也求稳的情况下，这种四平八稳，跟着走的官样文章，就更是流行。

尽管国家总是提创新，但在目前层层的压力体制下，跟随上级，至少在公开的官样文章上尽量与上级保持一致，的确是不犯错误的不二法门。在官场谁不知道，听话没大错，听话，事情办砸了，问题不大，不听话，事情办好了，没准还有过。官样文章的雷同，其实是官场文化的体现，官场文化不变，官样文章互相抄抄，其实从节约劳动力的角度，有益无害，用不着大惊小怪。

莫让黑社会成了气候

看网上消息，得知东莞千余男童被拐，开始我还以为是网上的夸大其词。可是，后来平面媒体也报道了，而且还附有大幅照片，百余对失去孩子的父母走上街头，沿途派发寻人启事，打出“悬赏1000万买回爱子”的标语。据很多家长称，自2007年起，已经有过千名男童遭拐带，失踪地点遍及东莞各镇。虽然说，当地政府认为，家长们报称的失踪的儿童数量有些夸张，但几百人肯定是有的。

如此规模的儿童被拐，说明在东莞这个地方，诱拐（据说还有明抢的）儿童，已经成了一个具有规模的产业——一个黑社会的产业。这样的黑社会产业，在清末到民国年间，是相当发达的。一个社会转型期，往往伴随着黑社会的成长，黑社会跟正常社会一样，需要产业来维持生计。一般来说，做土匪强盗打家劫舍，并非黑社会的“正道”，因为这种行业，比较容易暴露，招致政府的围剿，他们的“正道”产业，一般是黄、赌、毒，除了这三样，诈骗和拐卖妇女儿童，也是其中的大项，那时候，拐卖儿童被称为“拍花”，被传得神乎其神，说是可以用迷药把人迷住，使其自愿跟着拐卖者走，但更多的可能只是用迷药把人迷昏，方便行劫。

一般来说，在那个时代，拍花的人，多半是有组织的，盯梢、行动、转移、销赃一条龙，甚至很多地方还存在有地下的“人市”。拐来的儿童，统一交由人市的黑社会老大销售处理。在任何时代，都存在这样的市场，没有儿子或者儿子少的家庭，需要男童，因此，男童的生意比较好，女童也有销路，一般是买来做婢女，或者养大以后卖给妓院。在清末的时候，拐买儿童的恶谥，有时候也被安在西方来的教会头上，但最后核实的结果，会发现其实都是黑社会为了转移目标，制造的谣言。

一般说来，社会形态比较固定化的时候，黑社会往往不会很发达。因此，拐卖儿童的也比较少见。前现代的城市，政府对于街坊居民的管理比较严，而农村社会，存在各种乡社组织，宗族组织，基本属于熟人和半熟人社会，连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和艺人，都脸熟，给流民社会留下的空间不大。如果有帮会和秘密宗教组织敢于做拐卖儿童这种伤天害理之事，那么，很快会招致民间社会大规模的讨伐和打击。但是，到了近代的转型时期，现代城市的扩张，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新兴的城市没有原来的维系模式，大量流动人口，也使得政府原来那套固定化的居民管理模式失效，城市和集镇，流民大幅度增加，农村原来的乡绅和宗族自治的结构，也遭到破坏。结果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对于人口和社会管理，都逐渐处于脱序状态，因此，给黑社会，留下了大量的空间。事实上，在清末到民初，中国的帮会和秘密宗教，一度占据了社会的小半江山，上海的帮会老大，被人称为“闻人”，活跃在社会各个阶层，政府也不得不依靠他们来维持秩序。直到抗战前夕，这种情况才稍有好转，政府对于非固定化的人口管理，有了一点儿门路，但这个过程，又很快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至少在人口与社会管理方面，跟清末民初有些相似，都处于转型的当口。改革前，所有人都身属一个单位，或者工厂街道，或者农村公社，政府习惯于固定化的管理方式，户籍、居住地，工作地点，大体固定，按图册、按地点、按单位索人，大体跑不了。改革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那种从原模式中衍生出来的收容管理办法，由于弊病过大，经过孙志刚事件之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连带着暂住证管理制度，也受到冲击。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包括珠三角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农村地区，还没有学会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动态地管理人口，旧体制下的户籍制度，也部分阻碍了管理上的进步。因此，在治安管理和人口管理方面，像东莞这样一些地区，的确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为黑社会的滋生壮大，留下了空间。东莞如此大规模的儿童走失，说明珠三角地区黑社会的这一产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从业人员”，人数众多，而且组织严密（其他地区，也有抬头之势）。由于改革以来先富起来的人比较多，很多人工流产不甘于遵行现行的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于是，儿童，尤其是男童的市场需求增加，也促进了这一罪恶产业的发展。

不消说，这种黑社会产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属于罪孽深重的犯罪，应该加以严厉打击。但是，真正想要打击奏效，绝非简单加强警力可以实现，必须伴随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回到从前，已经不可能，不要让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固定化的户籍制度，成为人口管理的障碍。实现居民一体化，落地即可获就业、租购房即可得到当地居民身份的转变，同时完善我们的金融、社保、医疗体系，使大多数状况下的人口流动，处于可以追踪状态。这种状态下，黑社会也许无法完全根除，但至少可以控制一定范围内拐卖儿童这样的恶罪。

70年后，我为我的房子付多少钱？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将在年内审议。一份名为《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的文件，浮出水面。最受人关注的住宅70年大限到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动续期”的条款，替换了原方案的“无偿自动续期”。专家说，今后续期付费还是不付费，付多少，把权力留给了政府。业内盛传，今后北京市的续费标准，是每平米1300元。 （2009年3月23日新浪网） 如果这消息属实的话，而且最后人大审议的结果也认可这个修订稿，那么，几十年后，中国土地上凡是买了房子的城市居民，全体都变成了变相的租房户，那些付出毕生积蓄，为儿孙买了房子的人，那些沦为房奴依然为供房而挣扎的人，会惊愕地发现，他们的苦日子到了儿孙辈的时候，并没有完结，依然得为自己的房产而付费。

当然，按照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这样的规定，其实完全符合法律的，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土地制度，至少在它的人民住房问题上，显示出来高度的荒唐，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但是，人民却得为自己购买的房屋的那一点点的土地，永远地向国家付费，具体地说，是向政府付费，政府凭什么有这样的权力？这样的权力是神授还是天授？反正不会是人民授予的。政府拿了这些钱，是要做什么呢？是按道理做相关的公共服务吗？房子又不是政府盖的，而且政府已经从开发商那里（最终还是业主付的费）收取了高额的土地使用费。房产周围的土地，也一并交过费了，而且小区的公共设施，都是居民付费使用的。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原来《土地管理法》草案的“无偿自动续期”，为什么会变，无形之中变成给政府授权，让各级政府自由裁量，收不收，收多少，全要看政府高兴与否。那么老百姓的权利呢？老百姓是不是就像网上盛传的那样，就是一个屁呢？如果这样的草案付诸实行，那么，我们的人民政府就变成了人民的帝王，它要想收费，老百姓的房产就变成了摇钱树，只要政府摇一摇，不用投一分钱，不要操一点儿心，银子源源不断地就来了。如果不想收了，那么老百姓就得永远谢主隆恩。如果政府有一届收费，有一届减免，那么老百姓就得隔一届感谢一次政府。从这种政治经济效果来看，这样的修改，真是有水平，谁说我们的政府里没人，谁说我们的政府专家没有才，这样的草案，不是才高八斗之人，怎么能想出来呢？

不能不正视的社会鸿沟

杭州出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个开跑车的年轻人，撞死了一个出身浙江大学的路人。跑车、富家子和浙大学生，这几个带有刺激意味的符号片段，已经足以掀动一场网络风潮。接着，又有传说，撞死人的富家子，出事之后，有说有笑。只是根据在网上流传的现场照片，我尚难证实这一点。对于事故本事，由于信息不完全，我无法作出进一步的判断，但是，这个事故所反映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倒是令人忧虑。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凡是好车出事，往往会出现很大的麻烦，宝马车麻烦最大，其次是奔驰车和凌志车。网上经常会爆出“宝马男”或者“宝马女”的劣迹，大多都是交通事故，甚至是一些轻微的刮蹭，而激起网民愤怒的，无一例外是刮蹭者骄横的态度。即使没有事故，好车被人划痕，扎胎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必须承认，我们的社会，已然出现了一个很深的鸿沟，所谓的好车，仅仅是鸿沟的象征，代表着有权有钱的人。而这样的人，则被那些开不起好车的人，挤公车的人，只能用两脚走路的人所嫉视。这种现象，被一些人说成是仇富。

的确，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确存在仇富的现象，不止仇富，而且仇官。凡是富且贵者，都在被仇之列。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责怪发出仇恨的弱势一方，意义其实不大。嫉妒心人人有之，任何社会都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适度的嫉妒也是一种促人上进的动力，嫉妒别人比自己好，才能促使自己努力，赶上超过别人。当然，恶性的嫉妒，也容易导致绝望，绝望是毁灭源头，一旦嫉妒变成了绝望，愤怒，就可能产生“与汝皆亡”的冲动。

一般来说，产出这种恶性嫉妒的原因，不是富贵本身，而是富贵背后的不公。就像赛跑一样，如果起跑线一致，跑道一样，失败者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账。但是如果他们发现有人中间坐了一段车，或者吃了兴奋剂，那就不一样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转型时期，富贵背后的不公，是大量存在的。民众中关于这种不公的认知，具有传染性，很快会殃及所有富贵人，无论这些人当初发财，是否存在权钱交易的问题。

跟仇富仇官现象并存的是，我们的社会，炫富、炫贵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有钱要臭显，有权有势更要臭显，甚至通过特殊渠道拿到一张稀有的门票，都会拿出来显摆。显摆自己的本事，显摆自己的财富，显摆自己的权力。开好车本身，也是一种炫耀，开跑车在城市里飙车，则是炫耀中的炫耀。即使自己不炫耀，自己的子弟也会炫耀。无疑，这种炫耀，使得民众的仇富仇官心理，更加激化，激化到只要碰上好车，就一律侧目而视。

因此，要想使这种社会的鸿沟被削平一点儿，当然最要紧的，是尽量在制度上突出公平二字，免得不公平戕害整个社会的进步。但是，已经富起来的人，握有权势之人，要尽可能保持低调，不要以富贵骄人，同时教育子弟不要富贵骄人。更重要的是，先富贵起来的人，要对社会有所回馈，对弱势有所帮助。历史上，中国社会一向是士大夫和农民并存，士大夫握有政治和文化权力，也大体上过得比农民要富足、体面。但是，凡是士大夫，都有义务为社区做公益，不仅要张罗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而且要担负救难济贫的责任，通过这种行为，赢得社会的尊重。凡是不做公益的富人，都不被列入乡绅的行列，为乡里所不齿。现在的社会，虽然说富贵者也有积极参与公益之辈，但是，总的说来，尤其是那些有权者，公益心还是相当淡薄，利用权力为自家造福劲头大，为民造福的心气小。

社会有贫富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出现不仅物质而且心理上的社会鸿沟，却非国家社会之福，尤其非富贵者之福，若要填平鸿沟，需要出大力气的，还是强势的一方，强势的一方不作为，最后遭殃的，还是他们自己。

社会应该给向善者一个机会

小时候，读鲁迅的书，最喜欢的小说，是《孤独者》。主人公是位善良的甘愿给房东的孩子当牛做马的青年人，当他坚持自己的理想的时候，连活下去都难，一旦他躬行了他所讨厌的一切，地位、尊严、金钱都来了。可是，身被荣华的他，却痛苦到了极点，吐血而亡，在人世间，没留下—点儿痕迹。

后来，在我的生活中，居然出现了一个活的魏连殳，确切地说，是半个魏连殳。那是我的一个学生，毕业后也做了老师。他跟我说，最初做老师，打算跟您一样，做一个好老师，处处比着你来。结果，处处碰壁，头破血流，后来，躬行了先前所讨厌的一切，处境陡然好转，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副教授了，而且还成了学官——副处长。跟魏连殳不一样的是此时的他，很享受他的处境。直到今天，这样的年轻老师，还不断地冒出来，前几天，还有位山西大学的老师，用同样的难题，问我该怎么办。

前几天，看到一则消息，说是西安有位做过小姐的女人，用皮肉生涯挣来的钱，买了一辆汽车，考了驾照，改行做出租车司机为生，但是，却被某机关判定车是非法所得遭到没收，打官司又输了，最后，该女子只能愤而自杀。事实上，如果不自杀的话，社会给她留的路，似乎只有继续重操旧业，再做冯妇。

这个消息令人唏嘘，可是，在我们的世界上，有过类似经历的人，还有许多。人家告诉我，许多做小姐的人，最大理想，就是挣点儿钱，日后开个小店，正经过日子。可是，这样的理想，基本上都难以实现，回到家乡开店的女人们，马上就会发现，这条路非常难走，不是不挣钱，就是被各种名目的勒索弄得破了产。要想活下去，而且活得舒服一点儿，还得重操旧业。据说，很多小姐，已经调整了人生方向，把开小店改成了做老鸨。

尽管世风日下，社会风气不佳，但是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在走出校门之初，满怀理想，具有向善之心，可是，不仅社会的现实总是在向反方向教训他们，连我们的权力机构，也一样向反方面引导。各色人等在修正学生们的天真幼稚的同时，也把他们的善良和理想给一并废掉了。那些坚持不肯同流合污的人，总是毫无例外地遭致一次次的打击，直至他们心灰意冷，随波逐流而后止。看着一个又一个过早成熟老练而且世故圆滑的昔日学生，一步步躬行着你在学校里所教导的反向的一切，总觉得自己超级的失败。

眼下，这种失败，已经提前来到了学校。一些学生，一入学家长就会告诉他们，不要听老师的，也没什么可学的，踏实地搞好关系，多跟领导走动走动，比什么都强。因此，每次去学校，都可以看到几个成天泡在学院办公室的人，这些都属于按他们那世故老练的家长的既定方针办的人，而且可以预料，这样的学生，在四年的学习生涯中，这种操练加上家长的出血奉献，前景肯定不错。

我一直相信，教学生向善，认真做人，认真做事，对学生个人，社会，对国家都有利，但是，社会，包括社会上的权力部门，却严酷一次次将我们这些迂夫子的努力，化为乌有，不是导人向善，而是驱人为恶。

从养狗办到“委员”

郑州养狗办出事了，被人发现拿狗钱不办狗事，收了大笔养狗人的钱，不知去向。市民的一只宠物狗，办狗证、打一针加一条狗链子，不过几十元的成本，可是，每年养狗办却要收取养狗人600元。多出来的钱，说是管理费，但却什么事都不管，事实上也管不了。真要管的话，养狗办得大幅度扩军，每个街道，每个居民小区设置一个。如果真的这么办的话，市民养狗要交的费用，就会达到天价。

为什么会有养狗办这种机构？估计国务院编制办公室正式编制里，肯定没有这种搞笑的机构设置。我想，也许属于一种临时机构，专门为了管理宠物犬而设置的。但是，猫也是宠物，为什么不设一个养猫办？而且还有人把各种老鼠作宠物的，还有养乌龟、养蟒蛇的，放出来，似乎也有些危险性，为什么不专门设养鼠办、养蛇办？这说明，我们的地方政府，在增设机构方面，还算有所节制，否则，单宠物系列的办公室，就可以设上一长列。

我们知道，但凡叫个官僚机构，增设附加机构的兴致都很大。因为常设机构开办一段时间，大家就疲了，该办的事，死活都办不了。即使勉强办了，也拖到你半死。长官想要整顿，多半是徒劳，越整顿越疲沓。没办法，聪明的长官只好在正式机构之外，添设一个临时机构，即今日我们所谓的办公室。在宋朝，这样办公室被称为“院”。明明有六部，但每个部背后都有几个院。比如吏部，就有审官东院、审官西院、三班院、流内铨四个附设机构。时间一长，连附设机构都不干事了，就再添设外院。机构加的越多，养的官就越多，吃官饭的也就越多。马克斯·韦伯说，在中国，最保险，也获利最丰的职业是做官。说的对，但还应该补充一句，做官，也是个会不断自行膨胀的职业。

不过，这样的叠床架屋加出来的机构，胀到了连朝廷都忍无可忍的时候，冒出一个胆子大的当家人，大胆改革一下，也许有被裁撤的危险。但是，像郑州养狗办这样的机构，尽管没编制，名称也不大好听，但一般没有这个风险。道理很简单，别个添加机构，需要财政出钱养着，养的太多了，财政不胜负荷，就得裁撤。而养狗办，有收费的功能，自己收费自己花，收多了，兴许还能上缴一点儿。只要人们肯缴费，机构就黄不了。好像前一段钓鱼执法的上海某些区的交通执法大队，也是这样的机构。本来查黑车，整顿交通秩序这种交通执法的事，是交警的职责，但把查黑车一项拿出来，成立交通执法大队，多半是为了养人。如果这种机构属于常设的，那么交警干嘛去呀。同理，只要能从查黑车中弄到罚款，这个机构无论怎样妾身未明，都可以活下去，且活得相当滋润。只是，交通执法大队，没法养狗办一样，按狗头收费，每年上千万的收入，花都花不了。得想办法经常出国考察，考察国外的先进经验才行。黑车是越查越不好查，这才有钓鱼的下策。

比较起来，这种能收费的临时机构，只有清末某些大办洋务的督抚兴办过。当时，一些督抚们比较热衷办新事，办一事，就委派一员，人称“委员”。好在各省都有一堆候补的官员，挑出有来头，或者给督抚递过包袱的（行贿），派下去就好了。比如练一队新军，要派员，开一个矿，要派员，办一个学校，也要派员。买一台机器，也要派员。最稳当的委员，是有收费权的。那时候，官员没今天这样聪明，不知道连养狗也能收费。能收的，只有田赋、盐税附加和厘金。如果某委员兼一个厘卡的总办，这个委员就连同自己办公室，变成铁打的江山，任凭政坛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时间久了，很多厘卡，也就纷纷变成了自收自养的机构。自己收费，养自己的人，一分钱都向上缴不了。就像鲁迅先生在路矿学堂读书时实习的那个国有煤矿，采了煤抽水，抽了水采煤，收支相抵。

外人看起来好奇怪，既然对政府没有任何用处，政府干吗非要设置这样的机构呢？难道设置这样的机构，就是专门为了给老百姓增加负担的吗？非也。这样的机构，对政府固然没什么好处，但对于大量涌入或者即将涌入官场的人们，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地方政府找到了安置这些人，却又不增加地方财政负担的办法。

曾经的钓鱼执法

上海几个区交通执法部门为了打击黑车，开展钓鱼执法行动，三钓两钓，钓到了一个倔主头上，宁死不认账，断指明志，惹出了麻烦。在网民的巨大压力下，上海有关部门只好出面纠正。一时间，钓鱼执法成了网络一个新名词。其实，钓鱼执法，在中国是个古已有之的旧传统，一丁点儿都不新鲜。

在明清两朝，政府具体的执法人员，被称为衙役。具体地说，就是三班衙役中的快班，所谓捕快之类的人物。捕快在法律上，属于三代不能参加科举的贱民，但是，这个贱民，只是在青天大老爷那里才名副其实。而在老百姓那里，捕快则往往被尊为“翁”或者老爷。因为，朝廷的法度，实际上是靠这些人来落到实处的。在某些情况下，普通百姓，是罪犯还是良民，往往在他们的一念之间。因此，尽管对外的名声不佳，政治地位不高，但当捕快，还得花钱买。当不上正经制役，做不拿工钱的帮役、白役，也一样趋之若鹜。所以，凡是叫个县衙，里面都一堆一堆的衙役，大大超编。

超编不要紧，因为一个县衙，真正吃官粮的人，其实只有上面派来的主要官员。剩下的书吏和衙役，正经的官方支出，只有一点儿补贴。至于帮忙的帮役和白役，则一分钱都不用出。凡是衙役，没有靠补贴吃饭的，想靠也靠不上，因为那点儿银子根本养不活人。不过，衙役无论正、帮、白，都活得很滋润。这个滋润，靠的是官府的办案权。实际上，他们吃的就是青天大老爷手里那颗大印。凭着官府的威风，有事加点，没事生事，都可以吃得饱饱的。这没事生事，主要就是靠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首先要找对鱼。什么叫做鱼，就是那些有余钱剩米，但又没什么权势之辈。就像上海的钓鱼者，他们总不能去钓军车，钓黑色牌照的外国车，钓政府机关的车，真要是哪个瞎了眼的钓到这些车头上，鱼钓不到，还会惹一身的腥。找好了对象，就好下手了。找个外地的无赖，假装是逃犯，然后跑到被钓的鱼那里，装成逃荒人，要求收留。总之，百计千方，装可怜，只要收留，哪怕不给钱白干也行。只要被钓的对象善心一动，或者贪念一动，以为天上掉下来便宜的劳动力，将来人留下，衙役随后就到了。一个窝藏逃犯的罪名，足以让中产之家破产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活钓”。相对于活钓的，是死钓。这个更简单，只消找到一具无名尸体，病饿而死的路倒最好。趁着天黑，将尸体运到被钓对象家门口。第二天不等这家人家开门，衙役打上门去，劈头栽一个命案在这家头上。有尸体在，一户农户人家，满身是嘴，也说不清。还好，衙役们只是诈钱，并不想要人家的命，所以，只消拿出令衙役满意的银子，就可以消灾。掏空了这家，这家还得千恩万谢。还有一种钓鱼，是针对行旅之人的。行旅之人大抵有几个钱，而且行旅之中，难免贪色。衙役们就利用这点，找好妓女，扮成良家妇女送上去，假装出走或者迷路。旅客如果贪色，趁机占了妓女的便宜，那么，马上麻烦就来了，马上就有人打上门来，当场抓住，说是拐带。自然衙役随后不请自来，连唬带诈，旅客非得把身上的盘缠掏空了才能脱身。这叫“放鸽钓”。

除了衙役，有时候正经的官员也会干钓鱼的事。衙役钓鱼只是图财，官员如果钓鱼，就往往是害命了，黑得厉害。比如地方官如果成心想跟那个人过不去，一时半会儿又抓不到把柄，就会授意一些江洋大盗来攀这个人。一攀上，就非死不可。比如清朝初年，江南秀才金圣叹等人痛恨县令贪渎，趁顺治帝驾崩去孔庙哭庙，大搞学生运动。惹恼了巡抚大人，要杀这些秀才以儆效尤。于是就让落网的海盗攀上这些秀才，说他们是一伙的。于是秀才就成了海盗内应，大才子金圣叹的脑袋就落地了。

所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钓鱼不是什么新发明。还好，上海某区的交通执法部门，还只是跟前辈学了图财之一技，没有深入下去害命。所以，被钓的鱼们，无论大小，都是要念佛的。

天下何处不衙门

有人送了我本书，名曰《天下衙门》，讲的是古代衙门里的那点儿事儿，何为书吏，何为衙役，何为师爷，他们都干什么。这种书很好，让人了解古代的衙门是怎么回事，但也有缺憾，就是对现在的衙门不置一词，现在的衙门叫机关，里面虽然没有了书吏、衙役和师爷，但变相的书吏衙役和师爷其实一个都不少。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衙门，门口多，过去一个县只有一个衙门口，现在几十上百的大门口，而且门口里面的副职很多，总的说起来，现在的衙门口，清官大老爷多，甚至比事实上的书吏和衙役还要多。

自打我跳出来批评大学是衙门以来，很多朋友都说我少见多怪，说是天下哪里不是衙门？大学是衙门，中学小学就不是了吗？银行不是衙门，医院不是衙门吗？连国企都是衙门，我一个中学同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大型国企组织部工作，勉强做了两年，死活要到第一线干技术去，结果留在组织部的同事，现在都变成了首长，只有她现在什么都不是，提前退休。没错，后来我陆续打听，果然这些地方，凡是官家办的，都是衙门。有在这些地方工作的我的学生，还埋怨我当初给他们支招，非要到第一线做技术，结果耽误了前程。甚至还有人跟我讲，衙门已经扩展到了民营企业，一些民营老板有了点儿闲钱，就开始在自己的企业里，也比着机关设置机构，封官拜爵，自己大过大官的瘾，一直等到钱花得差不多了，才能回归原来的游击队体制。

说也奇怪，人们都知道官僚机构办事没效率，凡事只要是官办，大抵脱不了少慢差费四个字。不光中国这样，西方发达国家，也好不了多少，官僚机构，都摆不脱官僚气息，没有高压，效率都谈不上。中国古代老百姓说：“官屋漏，官马瘦，官客厅，鸡粪臭。”后两句需要解释一下：过去的县衙，跟居民区接壤，总免不了窜进鸡鸭鹅狗，拉屎拉尿，衙役们懒得收拾，也只好任其臭下去。看来古代人就知道，官家的事，肯定是办不明白的，因为那是“公家”的事，没人操心。

应该说，这种状况，今天并没有改善。凡是官办的事，多半少慢差费，官家的采购，多半质量最差，价格最高，买来还没法用。官家的工程，多半成本最高，如果监理再马虎点儿，质量肯定最差，弄不好就是一豆腐渣。所有的商家，都特别喜欢跟官家打交道，只要官道走通了，什么烂货都能卖出去。 客观地说，官办的事，未必都办不好，如果主事者懂行，而且有责任心，也一样办得不错。可惜，但凡官办的事，多数主事的人，遵循的往往是官僚逻辑，而非专业逻辑。世界上的事，有千行万行，大多有自己的专业要求，官家的事，恰恰不遵循专业的思路来，总难免有强烈的干扰，主事者真的按规矩来了，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于仕途上大抵有碍，主事者不是傻子，谁要干吃力不讨好的事，因此，学校也成了衙门，医院也成了衙门，银行也成了衙门，天下衙门。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工农兵学商都是行政单位，全国一盘棋，全国一个大衙门，最后发现，虽然全国一盘棋，但全国不挣钱，没效益。改革改革，官退民进，让出了一些领域，不再由官家包办，因此，GDP翻了几百倍，让世界吓了一跳。

当然，钱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民怨。如果官家不包办，维持超然的监管和裁判者的地位，收益最大，而损失最小不说，民怨也不会一股脑都揽到自己头上，把所有的雷，都自家顶着，把所有的民怨都自己担着。

把研究生培养过程放在阳光下

北大菜市场和清华写字楼

没有文化的大学教授

大学校长的素质

学官的教授头衔

教育的钱该怎么花？

教育之不能承受之累

如何学得明白些？

文抄公病案的中国特色

一半在水里，一半在火里

大学生为什么考试作弊成风？

失败教育和“愤青”养成

大学教师的种类

学衔垄断与士风日下

请用政治的高度，规定吃饭的营养含量

课堂上的戾气和杀气

北大：大学乎，太学乎

平民上升的渠道不能被阻塞

失败教育，家长共谋

作为“包工头”的校长们

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

学术不是自家园子里的菜

“学店”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

把研究生培养过程放在阳光下

我们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好混是有名的，不管阿猫阿狗，只要进了门就不愁出门。读研，真正的竞争实际上只有入学这一关，而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这一关键性的关卡，事实上是变成了如何通过外语考试和赢得导师垂青。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生招生的腐败问题才如此地被人关注，当然，这里面也的确越来越多地充斥了贿赂和交易。

实际上，研究生教育的公正，关键在于培养过程特别是出口是否严格。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离严格还差得很远。虽然各个学校的研究生院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比如按比例抽取论文匿名评审，比如不是由导师，而是由研究生院组织答辩等，这些措施虽然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出口过宽的状况。因为在同一个区域内（如果全国甚至世界范围找人评，成本太高），符合评审条件的同行就那么多，大家早就是故识，而且彼此之间的学生早晚都要相互评的，你今天毙了别人的学生，明天说不定你学生的命运也会落到别人手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断不会轻易动杀机。实际上，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主要是靠自己学校来掌握，不可能期待别人为你把关。

严格首先要严肃。现在我们的研究生培养过程，实在是太随意了。以我自己所在专业为例，博士生综合考试，即国外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考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问你一个跟你想要研究的题目有关的问题，其二则是让你谈一下入学以来的体会。显然，面对这样的考题，考生基本上是不用准备的。其次，严格是要讲点儿学术性。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都没有统一的规范和准则。总是有人以意识形态上正确来遮掩自己学术上的随意和武断，甚至以这种武断来评判他人，以学界法官自居。不少学术刊物，不仅有定时的宣传任务，而且还必须留出一定的版面，发表那些一开口就指导别人应该怎么做的文章。事实上，我们的学术和政治宣传一直是搅在一起的难兄难弟。学界如此，自然，我们的研究生培养，也就难以免俗。在我们的研究生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中，时不时地会出现某些理应出现在《人民日报》社论上的题目，比如经济学的论文有“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政治学的论文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国际政治的则有“如何防止某国对我国的和平演变”等，不一而足。

造成这种不严格的培养过程，原因有很多，但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过程不公开，基本上属于暗箱操作。比较而言，研究生的招生，由于考生以及家长的关注，算是公开多了。每年告到教育部的研招案子不知凡几，近来，我们的网上，有关研究生招生的揭底和讨论也大有年甚一年之势。以我所在的学校和专业为例，过去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综合考试和开题报告，就是几个博士生导师说了算，其中资格最老的导师更是一言九鼎，说过就过，别人根本别想置喙。后来我们成立导师组，把本专业所有的教师都放进来，培养过程让大家参与，讨论投票通过或者不通过，由于非导师的教师没有导师之间那种互相牵制的利害关系，即我如果毙了你的学生，那么就会担心你毙了我的，说话就很胆大，而且大家都竞相比着拿学术来说事，规范、标准，问题意识等都出来了。我这时候才明白，其实经过开放以来这么多年的熏陶，大学里的人们至少对于什么是学术其实是清楚的，以前是因为没有机会公开说，大家都在私下里嘀咕。事实上，不仅教师，就是学生对于什么是学术，老师中哪个是做学问的，哪个做得好，也是十分清楚的。像孙立平先生说的那样，在一个系随便问十个学生，肯定知道这个系教师中谁学问最好。那些安心混的学生，其实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只不过如果能偷懒混过去，当然就会偷懒。所以，在这种近乎公开化的“过关”过程中，不仅被“枪毙”的学生的导师没有话说，就是学生本人，也基本上是口服心服。

人文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缺乏学术共识，规范标准混乱，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术不公开，总有那么些人有意拉着大旗，遮蔽着阳光，使学术讨论有名无实，让南郭先生得以混迹于学界，甚至攀爬上去，当上学官，以学界意识形态看门人自居，从此自定规则，自做法官，弄得整个学界乌烟瘴气。只要把学术放在阳光下，大家充分讨论，南郭先生就混不下去，先生混不下去，学生自然也就混不下去。

北大菜市场和清华写字楼

北大近来很神气，据说在《泰晤士报》的大学排行榜上，名次很是靠前，已经超过了东京大学。不过，北大的学生却有一点儿小小的不愉快，因为他们美丽的校园里，不时地传出叫卖声，而且未名湖畔，每到休息日，就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轿车，北大的情侣们，如果不赶早的话，已经无法在湖边找到谈情说爱的所在。用北大学生的话来说就是，三角地成了菜市场，未名湖成了中关村人民公园。奇怪的是，大家都知道，北大校园是有围墙而且有保安的，有的时候，北大的学生出入，还会遭到盘查，那么，那些卖的红薯和那些不卖的轿车，是怎么进来的呢？

红薯进校园是要有点儿关系，只要在校卫队或者后勤部门认识个把人就行，而轿车就更方便，只要车足够好，大抵可以长驱直入，如果肯给面子在大门口站一站，多半是问路：“光华怎么走？”或者“网球场在哪儿？”凡是在这种时候，门卫一般都受宠若惊地跑前跑后，详加指点。如果正好赶上旁边有位没带学生证而被拦在门外的学生，大抵是要怒火万丈的，不过时间长了，学生们说他们早就不生气了，碰上这种事，他们一般是笑。

北大的神气，其实比不过清华，都说是大清帝国北大荒，北大荒不荒，事态并不明朗，但大清帝国却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发展壮大。作为教书匠，如果有幸到清华同行们的办公室转转，多半是要受刺激的，相比之下，我们活脱脱是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其实这不过是清华的小菜，到了清华的西门一带，才知道大清帝国的确是大，那里大半的地皮，是最近几年清华吃进来的，包括一条马路。这里，一座座顶级豪华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巨大的钛金属结构和有色玻璃晃花了路人的眼睛，一问，都是商用写字楼。看来，同样是铜臭熏天，北大只能将校园对商人开放，而且杂芜其类，连小商小贩都混将进来，清华却粗手大笔，一上来就是招商引资的大动作，豪华的写字楼，再配上清华的金字招牌（有这个招牌就会让人以为是高科技，凡在清华园开的买卖，都让人会有此联想），非巨商大贾不能问津。

世界上许多大学都花商人韵银子，有的大学甚至就是商人兴办的，但是，出了钱的商人，除了在自己捐赠的大楼上留下名字之外，好像没有听说有谁能在大学里横冲直撞，更不消说出头露面了。即使这些人出现在自己花了大钱的学校里，人们也不会多看他们一眼，除非他们本人是歌星或者影星。如果中国的大学是座金字塔的话，北大和清华，就是金字塔顶尖的两颗明珠，新中国成立后，任何时代，两校的声望都是别的学校不能望其项背的，在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跃进中，更是获得了政府的大量资助，从此把其他学校彻底打入二流的境地，彻底消除了它们希冀取而代之的妄想。然而，我们在这两个明珠校园里所看到的，却不是对学问的尊敬，而是对阿堵物的礼拜，在经过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热潮之后，中国大学的重商时代终于到来了。外面的人比较刻薄，他们称我们的学校为“学店”。

不过，我们的学店都是官商，做的都是没有本钱的买卖。清华把公共马路收进了校园，大概不会问问当地的老百姓同意与否，学校的地皮用来盖写字楼，是否符合这块地皮原本的用途，大概老百姓也不会知道。得来这些寸土寸金的地皮，付费了没有，所付是否所值，谁也不知道。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交了高额学费在两校读书的学子们，当然更没有权力过问这些地皮的用途，就跟他们不知道学校为什么把最好的设备和教授、都用来办各种名目的大款班一样，尽管这样做，肯定会挤占本该由这些学生享用的教学资源。

在今天的社会，教授的地位似乎比从前高了一点儿，但真正受尊敬的只是那些有钱的同僚，那些显学的教授最吃香，一动口，一出手，就财源滚滚，其他人自然也不甘落后，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北京的高校里，教师有兼职的有多少？自己办公司的有多少？数也数不清。最冷清的文史哲专业，除了拼命跟旅游、跟宗教挂钩之外，现在也开始办大款班，大概是要教给大款们怎样用国学捞钱。

眼下，教授们的操守越来越遭到置疑，做文抄公的人日见其多，名头日见其大，教授生活上不检点的事情曝光的也不少。有些人很是愤愤，说是败坏了教师的形象，有辱斯文，其实，如果大家把学校当学店，把教授视同商人，那么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我们的商人，早就这么做过了，而且做的比教授更加出色，否则，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怎么会这么严重。

没有文化的大学教授

外面来的政要到著名的大学作演讲，在现代社会，是普通的事情。中国的几所顶尖大学，也是总有这样的热闹，不惟学校的学子莫名兴奋，有的时候连社会上不相干的人，也一并跟着竖起耳朵，瞪大眼睛。一般来说，这种事情本是相互贴金，宾主同乐的好事，客人不至于上门说坏话，主人也断不会让客人下不了台，最后皆大欢喜，上演大结局。可是，前一段来自台湾的几位贵宾的造访，却惹出了一点儿不大不小的尴尬，面对台湾客人的礼物，我们的校长和教授，不大不小地出了一点儿纰漏，不是不认识字，就是说错了话。尽管事后有人拼命地弥缝，但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子其实是挽不回来了。北大的校长虽然没有出错，但在客人不带讲稿，妙语连珠的演讲比照下，好像也没占什么便宜。

当然，我们可以辩解说，我们的几位校长教授，没有一个是人文学科出身的，出点儿纰漏很正常。可是，来访的几位客人也没有学人文出身的，为什么人家就不出错呢？其实，用不着掖着藏着，我们的大学教授只有专业素养，缺乏文化素养，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自然科学的教授不必说了，除了少数人之外，能把中国话写通了已经很不错了。很多教授家里，除了点儿专业杂志之外，基本见不到“闲书”，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文化的概念，似乎只有小学、中学学的那点儿残留的知识。至于外国文化，也许好一点儿，但估计也就是出国听到和看到的那点儿东西。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情况似乎更糟，如果说，自然科学的教授像匠人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就像是手艺不太精、或者没有什么手艺的匠人。也就是说，在专业素养远远赶不上自然科学学者的同时，文化素养也不见得好。我们的社会科学译著普遍地生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这一代学人（主要是教授们）的文字功底太薄所致，西学不能亨，中学又不通，只好生搬硬造，强人就我，甚至把原来很生动流畅的文章也译得磕磕绊绊，令人读了难受而后已。至于在研究中用各种玄妙的术语把文章弄得深不可测，用意固然是想借此吓唬编辑和读者，但另一方面不过是掩饰自己文字无能的招数。文史哲专业的教授，按道理应该有文化素质，可是，他们的情况也不怎么样，学历史的，治宋史的不知道唐史，学清史的不了解明史，不光不了解，有时候连上段下段历史的ABC都不甚了了。专业尚且如此，如果让他们弄弄文，则更谈不上，不仅谈不上，如果有圈内的人写点儿随笔散文，大家还会嘲笑他不务正业。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学作品只好让文学家包办，结果办的无论什么东西都像戏说。我们弄文学的教授，多数既不会作诗（律诗），也不会填词，甚至连日本和韩国的同行都不如，更不用说跟台湾的同行比了。难怪台湾学者这样嘲笑我们的学者，说我们去中国化比陈水扁还要厉害。

当然，这种状况并不赖我们，我们这一代学人，无论大小，其实只受过两种教育，一是专业，二是政治。李申科的幽灵依然在控制着我们：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将他们培养成工程师、医生、拖拉机手……。从本科读到博士研究生，我们只在一小块土地上挖土，对于周边的土地，看一眼都觉得是罪过。我们不知道，其实一些基本的中外经典，是无论哪个专业都需要读的。严格说来，人家没有，我们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当做人来培养。

不过，我们又必须为这种状况负责。现在学界的中坚，基本上已经四五十岁，通才教育，也已经嚷了二十年。林肯说过，人过四十就应该对自己的相貌负责。如果此话当真，我们至少应该为自己的学识负责。为什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文化素养依然阙如？为什么一到跟外面的学者交际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往往谈吐粗俗，语言干瘪，唯一的擅长是讲黄段子，连比较精彩的黄段子也不是教授们制造的！

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等教育，曾经培养出一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今天的高等教育，条件不知道比当年好了多少倍，却连个大师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当今作为学术中坚的一代人，应该反省了。

记得晚明的张岱讲过一个士子由于没有学问，在夜航船上被和尚看不起的故事——没学问的士子，满嘴胡说，惹得和尚要伸伸脚，放肆一点儿躺着。所以，张岱告诫学人，千万不要让和尚随便伸脚。今天，即使是为了不让台湾的政客看不起，我们也应该给自己补补课——勿令政客伸脚！拜托！

大学校长的素质

前些天，有媒体的朋友让我谈谈大学校长的素质。当时我顺嘴说了几句，不想后来真的见了报，有教育台的记者扛着机子来访，非要我再说几句。在采访中，我们谈到了过去的大学校长，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胡适等，也谈了现在的大学校长。我始终强调这样一点：虽然都是大学校长，过去和现在之间其实没有可比性。过去的大学是个教育自治体，现今的大学不过是官僚大机器中的比较专门化的小机器，既没有自己的动力体系，产出也受到大机器的严格制约。在大学做校长，实质上在做官，做得好也不过是个好官。

不过，事情总有变化，我们身为官员的校长们，近来也开始喜欢谈跟他们性质不同的前辈了，蔡元培、梅贻琦甚至张伯苓、胡适都经常被提起，尤其梅贻琦那句有关大楼和大师的名言，更是被众校长并麾下的弟子们背诵得让大家都如雷贯耳。既然如此，不妨说点儿当年校长们的旧事，为大家助兴，以梅贻琦为例，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一次，在清华师生为他服务清华25年举行的公祝会上，为答谢大家对他的赞扬，他说，京剧有一个角色叫“王帽子” （饰帝王的），一出场总是前呼后拥，煞有介事，但戏的真正主角却不是坐在中间的王帽子，看戏的也不要听他唱，他有幸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他自然也“与有荣焉”。也就是说，他认为，在清华，他只是一个挂虚名的王帽子，真正唱主角的是清华的老师和学生。

当年，国内大多数知名大学都有教授治校传统，清华由于跟美国的渊源，这种传统特别制度化，学校由全校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选出的评议员和校行政首长共同组成的评议会，作为教授会的常务机关，负责学校的重大事务的决策。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出于推行党化教育的需要，曾经力图摧毁教授治校的大学传统，特别对清华这种制度上的教授治校，更是看不上眼。可是，当局的努力并不成功，尤其在清华不成功。清华虽然也是国立大学，但由于资金来源上的独立性和教师们的强项，自治的传统和制度巍然不动，而执行党国意图的校长却只好走路。轮到梅贻琦之后，他一改前几任之所为，不仅尊重这个制度，而且使之效用发挥到极致。

事实上，梅贻琦在清华乃至西南联大的作用，并不是仅仅是无为而治的“王帽子”，而是个后台主管兼导演。事实上如果没有梅贻琦居内调解弥缝，软硬兼施，对外抵抗政府的行政压力，同时招徕国内外一流人才，充实教师阵容，在学术上发出大的声音，清华的教授治校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而且，在中国这个地方，就算是吃过洋面包的大学教授，对于民主自治，也操练得并不纯熟，学校的事务，大大小小，实际上还是得靠梅贻琦来张罗，教授之间的文人相轻，互相倾轧，也须梅贻琦调解。教授自治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其实关键是梅贻琦这个管家的激励和协调，正因为如此，教授们的主张和主意，才不会淹没在时常会发生的无原则纷争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梅贻琦这个王帽子的角色，扮演的是清华真正的“无冕之王”，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无冕之王，清华才真的从一介籍籍无名的留美预备学校，变成一所世界知名大学。

显然，造成这一切的前提，是梅贻琦作为一校之长，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尊重。不仅尊重他们的人格，而且尊重他们的自治传统和制度。教师只要发了聘书，就是校长请来的先生，什么时候都得客客气气的，人家怎么教，教什么，全都悉听尊便，如果觉得人家水准不够，下回不聘就是了。至于教师和学生的自治制度，校长更是不能碰，也不会碰。学校的重大事务，断没有教授们不知道的，如果有这么一回的话，那么倒校长风潮说不定就会闹将起来，让你丢了鸟位。梅贻琦曾经这样解释他能够长治久安的事实，说是倒这倒那，没有人乐意倒霉（梅）。其实，恰是他从来不做让人家倒的事情，才没有人倒他。

话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现在我们的大学校长们，无论如何推崇蔡元培和梅贻琦，都是空话。因为现在我们的大学其实就是一座衙门，而且是层级森严，分工明晰的衙门，教师无论职称达到多高，在校长眼里，也不过是下属，如果不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那就是下属的下属，义务之一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还要用梅贻琦那句名言的话，我们现在的大学别说大师，小师、小小师都出不来，这样一来，校长的用武之地，也只剩下盖大楼了。

学官的教授头衔

现在的大学像衙门，衙门里自然盛产学官。学官有两种，一种是学而优则仕，先做教授后做领导（当然也有不少学并不优，被上级看上了，也就“仕”了），领导与教授双肩挑；还有一种是仕而优则学，做领导做到妙处，学衔自然会送上来，先做领导后做教授，同样是领导与教授双肩挑（注意：“双肩挑”已经是大学里的一个专有名词，在此特地借来一用）。不仅学校的院系负责人如此，连学校的党政行政官员也如此。

建国以来，虽然屡次反官僚主义，但中国的行政体系依然是世界上官僚气和文牍化最严重的制度。无论什么样的精英，只要进入其中，大多被文山会海淹没。怎么可以想象，有人一边担任着各种名目的“长”，开着没完没了的会，提交着源源不断的报告，同时却可以在某个甚至某几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深入耕耘，做出着卓越的成就？

可是事实是，凡是学官，学问就做得好，官越大，学问就越是做的好。这绝不是讽刺，不信的话，可以到教育部的相关网站上去查，看看各个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有几个没有官衔的。北京某些高校带有处长衔的教授，据说已经做到了大师的级别。事实上，这些学官们近些年来，著作是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课题多，经费多，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多，抛头露面的时候更多。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已经垄断了高校学术资源的绝大部分，掌握了最大的学术发言权。对他们，想说不好都难。

这就是教授们想要带“长”的原因，因为即使是一个副处长，其争取资源的能力也会因此而提高若干倍。尽管带上“长”之后，资源有了，时间却没了，看书的心情都不见了，可是学术地位却会见风看涨，各种学术头衔都会纷纷落到你的头上。自然而然地，连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像个大师了。某海归回国后，担任某高校副校长，研究时间锐减，但学术地位却陡升，高到甚至连他自己都吃惊的地步。

教授带上“长”会有如许大的好处，那么说明“长”的威力和价值要远远高于教授，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中。开放之初，我们听说是助教类同于科长，讲师类同于处长，副教授类同于副局，到后来，助教排不上了，讲师类同科长，副教授类同副处，教授类同处长。同时期，虽然职称“毛”了很多，但官阶滥得更厉害，相比之下，还是教师贬值得更多些。过去有一则民间传说，说是唐朝的卢杞，曾遇仙人，仙人给他两个选择，一是上天做神仙，一是做人间富贵宰相。他开始说选择做神仙，等到仙人将要离开时，他又忙不迭地改口：人间宰相，人间宰相！我们的教授们，虽然在开始的时候选择了学术，但骨子里跟传说中的卢大人没什么两样。

可是话又说回来，既然教授都要巴结着带个“长”，那么已经是“长”的人，如果反过来要做教授，岂不是更容易？事实也是如此。无论这个“长”是多么的不学有术，无论这个“长”上不上课，或者能不能上课，只要他带“长”，而且还握有一定的实权，那么，各个院系还真就得买账，评职称的时候还就不敢不给人家评，不仅要评，而且还要给一级教授，因为一来人家的名额往往是从上面戴帽下来的，二来人家手中有权，教授们还指望着人家从指头缝里给自己漏点儿好处下来。三来嘛，今日之教授，见到领导，无论如何，膝盖总是有点儿直不起来。

请国家领导人到高校做做院长的事情，近来少了，但部长、市长、书记做兼职教授、甚至带博士生的事情，正方兴未艾。学校眼里看到的，恰是官员手中权力所能给学校带来的好处，而教授们乐于捧场，也正是期待着人家指头缝里漏下的余沥。

反过来，掌握着实权的官员喜欢戴一顶教授的帽子，关键是看上了这顶帽子在社会上还有的一些光环。这种光环是在老百姓眼里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保留了一些对知识的尊重，老百姓总是善良地相信教授这种职业还是知识的象征，就像古代相信举人进士是知识的象征一样。如果这种信任也丢了，那么大家还能信什么呢？社会的基本价值估计也就剩不下多少了。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轻易地向政界和商界开放学衔的，除非个中人自己放弃原来的政商地位，进入学界。如果有大学随便把教授的头衔送人，那么它一定是野鸡大学，而野鸡大学的教授，事实上没有人会要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尽管可以买官鬻爵，开捐班，但却从来不卖进士捐举人。因为他们知道，学衔是国家的名器，名器不能滥。

教育的钱该怎么花？

每逢暑假，许多高校都在修路。其实路早就有了，所谓的修路，是开膛破肚，重新往里装些乱七八糟的管子。当然，我们的城市规划（包括校园规划）一向都做不好，铺完了路面再挖开装东西从来就不算新鲜事，但问题是，有些学校今年挖开明年还挖，明年挖完了，后年保不齐还要动，说是拉链路吧，也不能真像拉链似的总是拉个没完哪。心里有疑，找个明白人问问，说是不动也不是不行，但上面拨下来的款子，当年不用完，过期作废，而且专款专用，修路的不能修桥，即使路没有什么事，也得修，因为如果不修，明年这笔款就不拨了。有的朋友跟我讲，修路算什么，有的学校楼刚造好就扒掉盖一个大个儿的，好好的楼房玻璃窗，不知怎么就非得全部砸掉换成铝合金的，再不就推倒原来的大门，来个新的。

从这些年复一年的大手笔来看，我们国家真是发达了，钱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好。可是，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高校经费一直都是很紧张的，要不然，大家就用不着削尖脑袋往什么“211”工程里钻，钻进了“211”，再钻“985”，无非是想从国家那里多弄点儿经费的支持，也犯不着顶着社会舆论的压力，坚持对学生收费，每年4000到6000元不等的学费，对于普通市民和农民来说，不能不说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事情就是这样吊诡，一方面学校经费紧张，校长厚着脸皮四处张嘴，八方伸手（搞钱目前是大学校长最主要的任务），一方面钱却像水泼地似的花掉，毫不心痛。我相信，没有哪个校长乐意乱花钱，也没有哪一级政府打算把钱让学校去乱花，但事实上，钱就是在乱花，而且越花越多，不仅摆在面上的工程乱花钱，受到“211”或者“985”工程支持的那些项目，有多少是大而无当的花架子，恐怕报项目和批项目的人，心里都清楚。项目做完了，除了成堆的文字垃圾之外，恐怕什么也剩不下，成百上千万的钱，还不是丢在了水里。

都说眼下莘莘学子们浮躁，其实负有培养他们的学校才真正的浮躁，房子要盖最豪华的，游泳池要室内的，体育跑道要塑胶的，课题要宏大的，题头不是“世界”就是“国际”，说白了无非是无病呻吟。口口声声叫嚷着办实事的人们，最后办出来的都是虚事，只有经手人比较高兴，谁不知，但凡兴工程，就会有油水。 《红楼梦》里贾府如果不修大观园，山一样的富贵怎生消得掉，而修园子的经手人又怎么能发得起来，贾芸仅仅讨了一个栽树的小工程，立马就翻了身，由城市贫民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连宝二爷身边的丫鬟也敢吊膀子。

按道理，老百姓交的学费是他们的血汗钱，而国家的教育经费也同样是他们的血汗钱，因为他们是纳税人，纳税人出了钱，可是对于钱走向了哪里，以什么形式花掉，却一无所知，就是想知也无从知起，在我们国家的“现代话语”中，只有纳税的时候，我们才是纳税人，在其他的场合，我们只是上知下愚不移的“民”。拨款的人认为他们拨的是国家的钱，而花这笔款的人认为他们花的是国家的钱，跟“民”好像没有什么干系。拨款的人不检查款的用项（即使检查，也是走过场），用款人只要把钱借专款的名目花出去，天下从此太平。出钱人的权利，在这里没有一丁点儿踪影。眼下，教育产业化大有被批得体无完肤之势，其实，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还不如真正实现教育产业化算了，在产业化的情况下，收费高了，意味着学校提供的服务和教育的水平也要提高，如果学校不这么干，至少还可以有“消协”和“消法”管一管。而现在可好，收费几十倍地提高，但教育的质量却在成倍地下降，出了钱的消费者“上帝”，在校园里却是最没有权利，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然而，这一切却没有人管，爷没有“法”管。

在世界历史上，西方现代民主的开始，实际上起于征纳税的纷争，可以说，所谓的政治民主，是从经济民主开始其进程的。纳税人对纳税和所纳税款用途的各种权利的拥有，在一个国家经济水平不高的发展阶段，其实比他们能选谁作政治领袖更重要。现在，政府的政务公开与透明讲得很多了，其实高校的事务也应该公开透明，因为那里毕竟是花了纳税人大笔的银子、而且是他们牵肠挂肚的子女受教育的所在。

教育之不能承受之累

说也奇怪，改革开放，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许多领域都变了，唯独教育的一亩三分地依然我故，行政主导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削弱，反而随着改革而加强。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权力从来没有今日的含金量，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好过，态度也从来没有如今日之牛气，而教育的效果，却也从来没有如今日般的低劣。中小学陷在应试的泥潭里，而高校则在大跃进的虚骄和浮夸中狂欢。教育这块计划体制的绿洲，繁荣茂盛的底下，是根烂水枯的内囊。

以高校为例，可以稍微有点儿夸张地说，几乎所有高校都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不仅学校的主要负责人由它们任免，而且学校主要事务也由教育行政部门操控，从毕业生文凭的发放、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到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的划定，都是上面直接定的。甚至连教学模式、教学管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这样的具体事务，教育行政部门也有具体的指导。学校的部分经费改由项目的方式下发，这种貌似科学的改革，结果是使得大学校长见了教育部的一个小处长，都得假以辞色，因为学校编不好“故事”，或者故事编得不合主管处长的意，那么就可以不给你本来应得的经费。

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高教系统的各种评比。凡是有点儿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培养质量是一样的，不同档次学校的文凭，硕士、博士学位的含金量自然也各有不同，然而，我们国家却不然，大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设置，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来评定，虽然名义是专家在评，但熟悉官场规则的人都明白，组织者才是决定因素。这样做的前提，似乎就是告诉人们，我们的所有大学，文凭的含金量都是等值的。不仅这种大学所必备的“点”必须上面钦点，所有衡量学校档次的指标，都得上面来评。某个学科该由谁来研究，需要国家权力来确定吗？要的，我们不仅由教育行政部门来评定哪个大学哪个学科是重点学科，而且还要评出若干个研究基地，好像学术研究可以由某些官老爷们钦定赋予某些学校以垄断似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有精品课程、精品教材的评比，还有学校研究刊物入围的评比，还有各种名目的优秀成果奖的评比……不过，所有这一切，比起声势浩大的国家教育工程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开始是“211”工程，说是由国家确定若干所名牌大学，重点扶持。 “211”刚刚起步，又来了个“985”工程，意思是再选一些大学，由国家重点投资，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不知道按这个步调走下去，保不准以后还会有什么名堂。不过，所有的大名堂小名堂不大不小的名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所有想进来的学校都得巴结它们，于是大家拼了命挖门盗洞往里挤，争相对主管者献媚，甚至集体出动，四处运动，至于运动之外还干了些什么，只有运动健将们自己知道。大家如此卖力，如此豁出脸皮，不用说，是因为每个名堂背后，都堆放着金钱、荣耀和地位，这些好处，不仅是学校的，也是承担这些项目的个人的。

为了将行政权力发挥到极致，所有的这些评比名堂，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只要哪个学校卷进评比的争夺战中，胜也罢败也罢，都意味着永无宁日。学校的行政部门加上各个院系的领导，从此不仅要保持善于编故事的本领，推陈出新，还要永不间断地催促老师和学生，产生出各种教学与科研的数字。在大家竞相拼数字的竞争环境下，数字只能越编越多，气泡越吹越大。本来各个学校的科研都是教师的事情，但自从南方某大学发明硬性规定博士生非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才能毕业的高招之后，各大学纷纷效尤，高等教育再次进入了1958年师生共同大跃进的争高产步调。跟当年的大跃进不同的是，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不是使中国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更近了，而是远了。大家都陷在拼数字的旋涡里，结果只是让“核心期刊”肥了，平白增加了大量的版面费，而高校科研的质量却一滑再滑。面对这严酷的事实，虽然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但高校却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疾呼者自己也难免两腿泥）。据说，某些顶尖高校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中国一流的大学不去争这些东西，那么自有二流的来争，如果二流的不争，则有三流的厕身其间，如果所有的研究基地、重点学科都落在了二三流的学校手里，那么我们岂不脸面无光？说白了，在行政加利益的杠杆面前，是没有人能顶得住的。话说回来，即使是著名高校的负责人，也还不是教育部任命的？在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都在精简的同时，唯独教育部凭借11个副部级高校，反而多得了几十个副部级的位置。教育行政部门在整个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中之得天独厚，可见一斑。

改革几十年，应该说教育领域也不是像某些人批评的那样，一点儿也没有被触动过。高等教育收费了，而且幅度还挺大。素质教育也鼓吹并推行着，至少高校里多开了些音乐美术的欣赏课，中小学也有了教育行政部门编的素质教育的新教材。甚至民营资本也进入了教育领域，不仅有民办学校，而且教材和教辅的出版发行领域，也聚着成堆的书商。但是，所有的改革，如果可以称之为改革的话，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化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它们的权力得到了金钱的滋润，变得更加游刃有余，威风八面，对教育界中人的驱使更有力度。事实上，只有当民营资本可以为教育行政权力具体实现高额垄断利润的时候，它才能在教育领域生存，否则，不是奄奄一息，就是只好选择夹皮包走人，民营学校如此，书商也是如此。

眼下，尽管人们在批评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已经产业化了，只是这种产业化比较奇特，一方面，教育部门收费大幅度提高了，但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服务却大幅度缩水了，面对缩水的服务，付费者一方还不能提出一丁点儿的异议，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只能任凭教育部门宰割，其霸道程度，比古代的衙门还要厉害几倍，平民百姓受到了行政部门的欺负，虽然不容易，但毕竟可以拿行政诉讼法去告状，而学校违法，连告都找不到门口。我们的教育领域，就是这样一个超级的产业和衙门化高度结合的所在。

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在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收缩，行政权力在受到限制，都在强调依法行政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从不担心受到惩罚？

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一直都背负着它所不能承受之重。都说中国的中小学生负担重，其实中国的教育负担更重，这个重跟经济无关，而是一种无形却分量特重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教育背负着这个东西，才踉踉跄跄，总是走不好，学生的书包也才会在推行素质教育的鼓噪下，依然沉得可怕。 古代的学校是个近乎神圣的所在。每个县的官学，门前无一例外有一块下马石，上面写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马轿。意思是说，不管你是谁，官有多大，到了学校，就得从马上下来，轿里出来，毕恭毕敬，否则就是犯了大忌，头上的乌纱甚至头本身都有些危险了。学校里的教官虽然品位低微，但至少得是个五贡出身者才能做，学校里的考试和讲学，非科举正途出身的正印官不能染指。清朝中期，广东某县令跟当地驻军长官不和，于是下令学校隔三差五地敲鼓，扰得住在学校旁边的总兵大入夜不成眠，只好搬家了事。如果没有学校作为凭借，一介七品芝麻官怎么敢跟二品大员过不去。不仅学校如此，整个教育体系都带有某种神圣性，明清两代外放的“学院”和学政，以及乡试的正副主考，都是绝对的清要之职，不论官衔大小，地方首长都得恭恭敬敬地迎接。中央的教育机关叫“礼部”，最能说明问题，教育跟国家的礼制联系在一起，关乎天下的兴亡。在那个时代，学校不仅是个教书的地方，培养人才的所在，而且负载着教化百姓，传承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恰是在后面的意义上，它才变得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也可以说，它是沾了孔夫子的光，或者是说是沾了以孔夫子名义传承的儒家伦理的光，这个本来没有太多油水的地方才会有这么多附加的圣洁光环。

从古代到今天，中国的教育几次翻烙饼，从形式上看，已和大清国的时候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但附加在教育上的教化与意识形态传承的功能，却依然如故。21世纪了，世界变了，中国更是变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变成了建设党，但我们的教育依然是为了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存在。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强化对学校、学生的管理。在这个大目标下，所有的行政强化都有绝对正当的理由：强化教学管理是担心教师对学生放水，或者教学的时候自由化；直接控制文凭是担心高校滥发那劳什子；科研项目控制是使学校的研究（尤其是人文社科）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而高校在上述几个方面出的问题，自然成了教育行政部门强化管理的最好借口，一动就说，看，不管出事了吧！其实不知道出了多少次国的官员们不是不知道，在教育这个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学校拆烂污，等于是自我毁灭，即使在欧美先进国家，像钱锺书所描绘的“克莱登大学”，也依然存在，但它们除了满足某些人的虚荣，以及蒙骗第三世界国家中人之外，谁把它们当回事呢？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装着不知道，说出来的都是借口，而心里想的就是要保住自己超级的权力。

城狐社鼠，人们投鼠忌器，所忧者，在城在社而已。教育行政部门的超级权力，就是在这种忧虑中得以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然而，人们要问的是，即使我们肯定我们现行教育目标的正当性，我们靠“灌输”和“管束”两个法宝，能否实现之？现实告诉我们，不能，效果恰恰相反。 “灌输”不行， “管束”行不行呢？效果更差。因为“管束”背后，是一系列的不合理收费，一系列蛮横的强加于人，一系列低效高热闹的行政运作，长此以往，不仅最终会将学生逼上绝路，甚至连老师也要选择逃亡（不少有志为学的教师已经在议论另择职业的可能性，只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多数人一时还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使不逃亡，行政强化的结果，也只能使教育事业步步走向窒息。

如何学得明白些？

歌德的名篇《浮士德》，我最早看的是郭沫若的译本，很煞风景的，下了几次狠心才看完，感觉已经是味同嚼蜡。不过，开场白里有一句话倒是还有印象： “要及早学得明白些，在这个世界上，不做铁锤，便为铁砧。”不做铁锤便为铁砧，有点儿功利，也有点儿残酷。但无论做了铁锤还是铁砧，或者既非铁锤也非铁砧，都应该明明白白，意思就是受气也得受个明白，死也得死个明白。所以，学明白是很必要的。人生在世，之所以要进大学学习，专业可以有很多，五花八门，但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学了变明白，而不是越学越糊涂。 《颜氏家训》有句话说的明白： “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

凡是从事过某种带有知识和技能性的工作的人都知道，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开始的时候，最关键的还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整体感觉上的糊涂懵懂，学着、做着，同时也被老师或者师傅骂着，渐渐地好像一条黑胡同，前面忽然有点儿亮了，再过段时间，感觉自己突然明白了，于是就会了。这时，显然不是知识增加了多少，其实很多东西还是记不住，不过，不要紧，用的时候查一下就可以了，关键是感觉找到了，眼前是亮的——明白了！再怎么做，都是对的，而在此之前，怎么做都不对．都要挨骂。

不过，大学不仅仅是学专业的，因为我们是人。仅仅着眼于专业学习的人，实际上是把自己当成了机器，顶多是工匠。所以，要做明白人，必须在做人上下功夫。古人云，学者无他，学做人而已。现代人学问自学问，做人自做人，显然是西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分的缘故。这样固然有其功利性的好处，但人未免工具化了。大家在利益的面前，往往一窝蜂奔着学问去，奔着技术去，只是到了教堂里，才想起做人的问题。

做人，关键是要做个明白人。怎样才算是明白人，如何使自己明白起来？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做人最难的是与人相处，有关人际关系的学问，可以说是天下最难的学问。人的一生，所有的成败利钝，机遇与晦气，无不与周围的人有关。机会是天赋的，其实也是人赋的，关键看你对所有跟你有关或者间接有关的人，产生了什么影响。说是抓住机会，不如说抓住人，抓住人，没有机会也会生出来，抓不住人，机会有了也可能丧失。

说到学明白，有些人往往会不自觉地往奸猾和油滑方向想。与人相处，占便宜，不吃亏，是每个家长都可能教导孩子的训条。当然，这样的训条无可厚非，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可是，人不能只靠本能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就和动物没有区别了。做人，理所当然地应当有比哪怕最狡猾的动物更高的智慧。很多活得比较明白的成年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你一生中总是设法占便宜的人，到最后，发现他们累积所占的便宜，远抵不上一次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平时的小算计，实际上是在和天在算计，最后不吃亏，吃大亏，是不可能的。占便宜，往往意味着周围的人有小损。虽说损失不大，但已足以造成他们的反感。占便宜，往往意味着你对周围的人缺乏起码的道义，因此，你丧失了人赖以立足的基本资本——信任。

所以，处处占便宜这种出自动物的本能行为，实际上是与人相处的大忌。它是一座无形的墙，隔开了你和群体。它是一种不光彩的道德标记，让佩带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带有不被认可的耻辱。油滑的坏处，跟奸猾类似，看似精明，实际上没有朋友，没有信任，也就没有人肯跟你合作。

还有更多的人以为，明白人就是会运用谋略，在他们眼里，所谓的谋略，就是阴谋诡计。正因为如此，社会上像《三十六计》这样的阴谋术，才会大行市利，名气甚至压过了《孙子兵法》，其实，那只是1941年才在陕西一个县城里地摊上面世的地摊货，是兵学的垃圾。中国古代四大实学中，兵学是最显赫的，被西方称为“战争艺术”。当然，毋庸讳言，兵学里的确有诡计的成分，不过，这种成分并不是古代兵学的主要部分，只是一种不得已而行之的末技。兵学的关键在于信息的控制（庙算），战略的选择（奇正），国家的治理（强国），军队的管理（将帅），形势的利用（因势），情报的获得（用间）等等。近人把古代的兵法用在商业和政治活动中，当然也无不可，但是，如果置兵法的大道不顾，只专注于权术、诡计这种末流技术，则是大错。当然，即使在现今的社会，诡计也不是不能用，但诡计的运用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对手必须是敌人，对其用了诡计之后，即使不能彻底将之毁灭，今后也无需与之共处。二是运用者必须足够的老练，做人足够的圆滑，即使用了诡计，也不太能够让人发现，也就是说，让对手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然而，现在在大学校园里，我们经常能发现一些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自以为聪明地在玩弄诡计，其结果，往往是类同玩火。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共处的世界，除非有特殊情况，任何人都没有可能将你视为对手的那个人置于死地，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是你活，也得让别人活，否则大家就都活不好。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都得面对这个现实。不仅个人组成的世界如此，连国际社会都如此，丛林时代过去了，再弱小的国家，也不大可能被人吞并，如果有国家还想打这个主意，那么就会成为世界的公敌（如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既然必须共处，诡计就不能轻用，因为一旦用了诡计，即使一时奏效，不仅永远得罪了对手，断了今后见面的后路，而且在大家面前留下了阴谋者的名声，以后再寻求合作者，就困难了，而在这个共处的世界里，合作是像阳光和水一样，不可或缺的。

学明白，就是让自己变得有智慧。聪明是天生的，它标志着一个人的脑瓜好使的程度，反应的快慢，但聪明不代表智慧，智慧是后天习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智慧就是一种知人、明事的本领，智慧就是对那些世俗所谓“小聪明”和谋略局限的体悟，智慧就是对自身局限的透彻感知——如苏格拉底所谓，知道自己的无知，即知道自己无知的所在。《孙子兵法》最著名的信条是知己知彼，知人，即为知彼，知道自己的局限，即为知己。如果既能知人，又能知己，而且又能超越了世俗所谓的权谋诡计，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有智慧的人。

文抄公病案的中国特色

眼下，教授抄袭，成了网上的一景，隔三岔五，就会有个教授被曝光。做文抄公的教授们，名头是越来响，地位越来越高，当然，抗曝光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了，多数人选择一声不响，做没事状，硬着头皮顶住，据说只要顶三五个月，风声一过，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揭发由他揭发，教授自我为之。当然也有勇的，主动出击，动用各种资源阻止事态扩大，更凶的是倒打一耙，把揭发者告上法庭，而且能够胜诉。其实，不管硬抗还是软顶，太极拳、回马枪和倒打钉耙玩得多么娴熟，自家做的那点儿事，无论如何都抹不白，网上大家看得都很清楚。

虽然抹不白，但做文抄公的教授们，其实肚子里也有苦衷。细论起来，抄袭应该分为“外抄派”和“内抄派”两大派系。抄外国人或者台湾人的东西，属于外抄派，该派又分上中下三等，一等的东一点，西一点，广泛撒网，综合归纳，次一等的，则逮着一个顺眼的，全部挖来，最下者则连抄都懒得抄，干脆将文章的外国作者换个名字，就变自己家的。不过这种抄法，上中两档，其实并非现在的发明，以前也有，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那些先知先觉之辈，早就这么抄过，远的不讲，20世纪80年代，这种事就层出不穷，当时我们以为是先进得眼晕的货色，后来一看，原来人家外国人早说过。只是现在出国的人多了，懂外文的人更多了，网上查询又那么便利，而且有那么些好事之徒有闲心死抠，一点点地比对，所以被揭出来的也就多了。内抄派主要是抄自己人的，似乎比外抄派更等而下之，一点儿爱国心都没有，其实不然，内抄派的诸公，有很多其实有点儿冤。他们的抄袭，往往是被弟子所累，是弟子们抄了，做成文章或者著作，教授来挂名，结果东窗事发，教授丢人现眼。但是实际上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学界，本是司空见惯寻常事，教授们如此做者多矣，有的说是自己出思想，弟子操刀，有的干脆连思想都懒得出，只要弟子有了好货色，就要挂名，当然也有弟子为了好发表，主动邀老师挂名的，总的来说，无论文章还是著作，凡是弟子和老师一起署名的，多半是弟子的作品，当然弟子如果做文抄公的话，那么老师难免要吃哑巴亏。只是稍前一点儿的弟子们抄袭的少，被发现的概率也小，眼下弟子们抄袭的多，被发现的概率也大，所以看起来好像满地都是学术腐败似的。

其实，在某些老教授看起来，在学生的著述前面挂名，本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一点儿都没不好意思，常常很坦然地在公开场合说出来，看那意思，好像还是一种荣耀。他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视署名发表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许多文章是领导出思想，大家攒出来的，如果要署名的话，也是署个化名，也有的时候需要署真名，看需要，多半是署某个名头大的人的名，有的时候，署了名的人，其实连文章看都没有看过。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真正操刀写稿的人（有不少是学生），都只好做无名英雄了。正因为如此，前阶段某个参加过“文革”中著名写作班子的文化大师，才可以拍着胸脯说，你们可以找，看哪个大批判文章是我写的！

有人也许会说，那时候学者写的东西，往往不属于学术，现在不一样了，不能类比的。其实，那时的学术跟非学术固然不分，而现在我们很多核心期刊发的东西，跟那时也没有什么两样，各个单位在统计学术成果的时候，题目为“如何搞好……”“坚决贯彻……”一类的文章，不也都堂而皇之地算在内吗？抄袭的教授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多，而这个领域，其实并没有真的分清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宣传。

毋庸讳言，我们的现代学术，是在跟西方学识体系接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需要接轨的，就是人家的学术规范，而所谓学术规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不能抄袭，这个内容，其实跟我们古已有之的常识是一致的。可惜的是，我们在接轨中，恰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含糊其辞，不敢，也不愿意较真。但同时却有胆量掀起大学教育的大跃进，师生齐上阵，土法炼钢，炮制论文和著作，力求在数目字上打造世界一流大学，设置了名目繁多的目标管理指标，硬是逼出一个学术大繁荣来。在这种情况下，被逼为娼者有之，半推半就者有之，投怀送抱者亦有之，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怎一个抄字了得！

如果学界同仁继续沿着这条大跃进的路走，不，跑下去的话，估计投怀送抱者的比例将会大大增加，等到大家都抄的时候，抄就不是丢人的事了，到了那时，也许我们的网上就该讨论抄袭的技巧了。

一半在水里，一半在火里

随着新一届的新生入学，贫困大学生的援助问题又凸显出来。这一次，教育部据说是很动感情，先是“不讲情面”地批评了几个省在助学贷款方面的无所作为，而后又很动情地强调了帮助贫困大学生的重要性。无疑，这是件好事情，虽然成效尚无从知晓，但毕竟标志着该管这事的行政主管当局，开始管他们该管的事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还很穷，这么大的国家，上千万的大学生和上亿的中小学生，只有一个教育部，把一切都包下来根本不可能。但是，同是一个教育部，似乎不应该在没钱帮助贫困生完成起码的教育的同时，一只手却大把地将钱撒出去，做锦上添花的无益之事。这样说，绝不是无的放矢。

这几年，高校里开展了一项“精品课”和“精品教材”的评选工作，每项评上了，当事人都会得到几十万的资助。姑且不论这种评选跟学界众多的评选一样，有多么的不公平，有多少的暗箱操作，就算是评出来的东西都是绝对的好家伙，真正的精品，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奖励如此多的钱。大学里的课，当然有上的好与不好的分别，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中国，大学里没有淘汰机制，有水平没水平都在讲台上混，又不准学生选择，没人往下轰。在外面市场的刺激下，有的教师外战内行内战外行——其实是没有精力顾学生，上不好课，自在情理之中。管理部门没有勇气对不好的加以惩罚，对于上课上的好的教师，给一点儿鼓励，当然也无不可，可是，奖励度达到几十万，有这个必要吗？况且，什么叫做“精品课”？什么叫做“精品教材”？标准是什么？在实际的评选中很难把握，不可避免地又变成了有力者的一次分赃。

退一万步说，上课上得好，原本是教师的本分，本来就应该上得好。教材的撰写，本来也是教师份内的事情，当然也应该写得好。课上得好，教师有自己的工资、奖金和补助，这些钱，半出自纳税人的血汗，半出自学生家长的腰包，教得好，只证明他配拿这些钱，纳税人和家长们的付出有所值。至于教材就更是这样了，不仅有相应的工资报酬，而且还有版税可拿，卖得好的教材，每年的版税就上万甚至几万，有什么道理再挂上个“精品”的头衔，再花上纳税人几十万昵（更何况，现在的情势是，我们的教材，瞎凑的居多，即使筷子里头拔旗杆，拿到国际上，也是贻笑大方）?要知道，在同一片蓝天下，在同一个教育部的领导下，还有那么多大学生交不起学费，每顿饭只吃两个干馒头，甚至还有的家长被学费逼得寻了短见。

我本是个对数字和金钱比较迷糊的人，即使是我这样的人，也可以看出高校里头，类似的靡费还有很多。有些大学每年都要修路，翻修房屋，就那么大的地方，路扒了修，修了再扒，好好的楼房，说推就推了，硬是要盖新的。浪费钱不说，那份扰民，就让老百姓受不了。一问才知道，这些钱都是专款专用，今年不花掉，明年就没了，而且可能以后就不拨了，所以，尽管路不需要修，房不需要盖，也非折腾一遍不可。

跟十年前比，现在的高校，尤其那些处于金字塔顶尖的学校，好像真是有钱了。某些所谓的“重中之重”有额外的拨款不说， “211”工程完了还有“985”工程，入选的高校，一个个巨大的课题项目，什么“全球化”，什么“大战略”一个接一个，于国与民不仅无用，而且误事。大家都心明眼亮，一起编故事骗钱，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的课题都上百、上千万，当然，还有几个上亿，甚至几亿的巨无霸。真不知道，在儒家经典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情况下，凭什么还要去弄一个“儒藏”？而且要花掉上亿的资金？是比照“道藏”，还是比照“大藏经”呢？在编“道藏”和“大藏经”的年月，儒家还是正统，居然都没有人编什么“儒藏”，现在编这个是干嘛呢？同时，那个大清史是不是也可以停停，连参与编写大清史的人都承认，他们这些人水平并不比《清史稿》的编撰者高，那么有什么必要耗费几个亿重修清史？

王朔先生有部小说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讲的好像是些痴情男女的事。我们现在高等教育似乎也处在这个状态，一边是贫困生在火里，苦苦挣扎，各种救助杯水车薪，而一边则是莫名其妙的大把花费，像水一样流淌。当然，也许即使将这些所谓的“精品”和项目都砍了，可能还是不足以救助所有的贫困生，但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嘛，至少，我们不要让他们因为我们的靡费而失望，甚至绝望。

大学生为什么考试作弊成风？

眼下，大学生考试作弊已成泛滥之势，考前相约作弊，已经成为考试的一种不成文的“仪式”，不仅没有人以作弊为耻，而且作弊成功还要举杯相庆，监考老师防不胜防，抓不胜抓，作弊被逮，就跟官员腐败被抓一样，大家只怪他命不好，赶上了“名捕”或者上面检查。主管部门为了遏制作弊风，采用了让学生在考前签诚信承诺书的办法，可惜，这种印在考卷上的诚信承诺书，更像是古代某人用来遮住自己眼睛的那片小小的树叶，吾欺谁，欺天乎？

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其实大学生作弊现象的升级过程，是跟高校在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下大跃进的进程是同步的。姑且不说大跃进带来的大规模扩招、拼数字，直接激化了学风的浮躁，导致了教学质量的直线下降，大跃进的行政干预，就直接使得我们做老师的，包括我们的学校当局，不得不有组织地作弊，而且是老师领着学生一起作弊。

高校大跃进的标志之一，就是有关高校的各种名目的检查、评审陡然增加，每年大约要有四五十次。每种评审，高校都得花大力气准备而且迎接，因为稍有怠慢，这个学校的排名以及重点学科、一级学科和什么博士点什么的东西就要受到影响。因为在中国，不是什么“大师”或者教学和科研质量撑起了大学的地位，而且这些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的博士点、基地、重点学科什么的才是决定一个大学地位的关键性因素，是关系大学生死的灵通宝玉。为评审作准备，当然少不了成堆的文牍和表格，尤其是在涉及教学的环节上，表格之多，已经到了令人神经错乱的地步。由于评审的缘故，大学文科教学的自由度已经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不仅教材要规范化，教案要规范化，上头恨不得规定每堂课都要填一个表，每节课都按严格的规范来上，连提问和作业都要按一个模式来进行。当然，这种规范化的约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教师们的抵抗，从学校到各院系的教学管理部门实在没有办法让教师们就范，于是，变通的方式是由管理人员领着学生定期炮制各种材料，包括本该由老师填写的各种表格。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作弊，尽管这种作弊是上级领导逼出来的，但事情的性质仍然是作弊，本质上跟学生考试时的打小抄，并无不同。

大学是干什么的？用曾经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先生的话来说，学生在大学里，就是学四件事：一是学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her)，四是学做人(Learn to be)。这其中，最要紧的是做人。一个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的学生，虽然在年龄上已经成人，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作为独生子女的他们，其实还是非常幼稚的孩子。在此之前，一切都由别人为他们做主，他们除了偶尔忙里偷闲有点儿追星的爱好之外，所能做的事情只有好好读书、考试，别的一概不管，也没有能力管。有不少人，不知道是非，不懂得好坏，甚至缺乏基本的判断力。第一次离开家长单独生活，大学的四年，无疑成了他们一生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学好则好，学坏则坏，价值观的形成，就在此阶段。

按道理，做教师的，其职业道德的要求是要比别的行业高一点儿才是，如果做教师的，尤其是做大学教师的，没有能力做得更好，至少不能教人家的子弟做假。教师带头做假，对一个处在关键时刻而且对大学有很高期望的孩子来说，对一个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不问可知。同样是不诚信，同样是做坏事，社会上的人做跟大学老师做，对于学生肯定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作为大学教师，如此轻易地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那么学生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又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教育行政部门所主导的各种评审，无疑都有非常堂皇的理由，但由此激发的高校大跃进，后果却是严重的，由此造成的教学和科研质量的大幅度滑坡，已经是人所共睹的事实。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靠行政部门的评审提升的，更没有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由行政杠杆抬成的。实际上，教育行政部门这种大动作的真正动机，从小的方面说是为了负责人的政绩，从大的方面说无非是权力的扩张和利益的导向，在几乎每种评审背后，都意味着学校和教师对行政权力的屈服，这种屈服，也包括了道德上堕落。

当然，大学里，教师们干的坏事比作弊还坏的，还有不少。但这些事情，或多或少，跟我们的上级领导部门的种种政策导向，逼良为娼，诱良为娼不无关系。

失败教育和“愤青”养成

尽管写博客净挨“．愤青”的骂，但是作为一个在学校里教书的孩子头，心里对“愤青”还是满同情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学校，甚至还包括幼儿园，无论哪一个层次，都是“愤青”的养成所。骂我的人，也许就是我教过的学生，作法自毙，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眼下讲成功与怎样成功的书最热销，书商们还给这类书起了个名儿，叫“励志书”，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稍微有点儿想法的，都说自己是成功教育，只是他们所谓的成功，就是学科考试狭窄的单行道。“励志书”能不能让人成功，我不知道，因为没工夫看，人活到50出头，还没有成功，估计看什么也白费，所以不耽误那个工夫。但是所谓的成功教育，在我看来，其实把它们大头冲下，倒过来，称之为失败教育，也许更合适。

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每天必去的地方，就成了战场，考试，排名次，成为激励学生上进的法宝。老师和家长反复对学生灌输，不，轰炸的一个道理，就是那个19世纪末时严复从“达尔文的咬狗”——赫胥黎老先生那里搬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落后就是失败者。一句老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老师们不大好意思劝失败者干脆跳楼算了，省得浪费国家的粮食，但每次批评差生，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凡是成绩不好的学生，在背后都会被视为垃圾生，档次不够的学校，被视为垃圾学校，凡是被视为垃圾，自己也觉得没什么上进希望的学生，自己也自暴自弃，因此，凡是所谓垃圾学校，或者职业中学的学生，课堂纪律一般都一塌糊涂，老师糊弄，学生自己也糊弄。老师在课堂上挨揍，甚至被杀，都不算稀罕事，当然，碰到比较彪悍的老师，打学生，也是寻常事。

进化论式的竞争，是没有止境的，从幼儿园一直到博士研究生，竞争都在进行。每个层次有每个层次的失败者，而且每个层次，成功者都是少数，纵然是天资很好，也很会考试的学生，也没准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最后爬到塔尖的所谓成功者，大概只有极个别的诸如什么“哈佛女孩某某某”，才配说自己成功了。于是，整个的教育过程，在金字塔的每个阶梯，都布满了失败者，绝大多数人都感到的是挫折，都很沮丧，更没有人会感到快乐。

毋庸置疑，这样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或者说是制造失败者的教育，绝大多数人在这个非常艰苦，非常乏味的过程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只是遗憾和挫折感。这种感觉，往往会一直带到他进入社会，自然，这样的感觉，尤其是那些在教育的中小学阶段就倍感挫折的人，长成之后，想不变成愤青，都难。

“愤青”的养成，除了我们这些无师自通坚信进化论的老师和家长的努力之外，还有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冷漠，教育过程缺乏爱意，惩戒和漠然，每每如冬天般的严酷，刺伤着每个受教育者的心灵。这样的心灵，如果在进入社会之后，再被无所不在的权力傲慢凌辱一番，受点儿挫折，那么，“愤青”就会“愤”得厉害，“青”得更厉害，过了多少年，都长不大。

学校是培养人的，培养人格健全，能自食其力的人，并不是成名成家者的摇篮，如果“让孩子都成为精英”的理想，变成了切实的教育目标，学校无疑只能制造大批失败者。任何社会，精英都是少数，而没有进入那少数精英行列的人，不见得就非得心怀郁闷地活着，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不见得看见教授就非得自惭形秽，进哈佛商学院的人，不见得就比学厨子更得意，只要学的人自己乐意，感觉良好。学校不能在培养少数精英的同时，大批量地向社会吐出心怀怨愤的失败者，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教育，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失败教育。

大学教师的种类

按道理说，大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官僚化的地方，一旦官僚化，后果将非常严重，其官僚气、衙门气、衙役气、甚至有可能超过真正的衙门。毕竟，现在中国的各级行政机关，无论政绩观是否正确，都要有政绩，而且这些政绩多少要有点儿实在东西，怎么也要修几条路，盖几栋楼，引进一点儿资金，增加一点儿GDP。然而，大学不一样，首先不需要制造GDP，其次没有升学压力，最后连毕业生的就业也基本上不用操心。上级评估考核的玩意，无非是论文发表数量，课题数量这些可以通过卡学生的毕业证“土法炼钢”，以及让教师挣计件工分实现的。至于能拿到多少博士点，多少重点学科，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这些中国的外行不明白，外国的内行也不明白的标志大学档次的东西，关键看朝中是否有人以及运作的水平。因此，如果大学变成衙门，那就是一个没有政绩压力的衙门，这样的衙门，当政者除了摆官架子，玩虚招子，没有多少实在事可做，风气之恶，或者恶化速度之快，可想而知。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衙门里，在大学里教书的人，大体上分成这样几种。一是大学脸上的脂粉。这属于极少数大牌教授，在这些教授之中，最受重视的，是具有全国性学术评审机构成员资格的人，只要进了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无论你是谁，立马身价百倍。其次是两院院士，当然，如果院士兼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则是当然的老大。排在最后的，是各个学科有点儿名气的学者，对于这些人，也是只看名头，不看实力。如果这样的人不懂事，跟领导闹别扭，那么很容易被打入冷宫。

第二种是学官。所有有头衔的教授，所谓的双肩挑干部，都是学官。学官有学衔，职称是教授、研究员，但屁股坐在官椅子上，主要的身份，其实是官。严格来讲，这些人是大学里最重要的人物，因为所谓的衙门，就是各级复杂管事的官僚构成的，教授可有可无，包括前面撑门面的教授，即使真的走了，也不打紧，花工夫、出高价再找就是，但是没有了官，衙门可就玩不转了，衙门的架子搭起来，由于国有而且垄断的缘故，根本就不愁没有人来教书，没有人来上课。

第三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件工人。除上述两类教师之外，所有的教师均属之。虽然这些人里也分三六九等，但基本上都是计件工人，唯一的特权是学校方面不大好轻易解聘，但必须完成计件工作，从上课课时到科研任务，完不成，轻则扣工资，重则降级。别小看这计件工的活，所有的读书人都抢着干，在学校领导眼里，三条腿的难找，两条腿的教授有的是。

必须说明的是，大学里最大的官，校长副校长之类的领导，无论自家有没有这个本事，都会带上若干学术的头衔，跻身第一类教授之列，如果拿不到院士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得挂上著名学者的桂冠，身兼若干学术评议组的组长、副组长。大学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去处，领导是官老爷，但必须挂上学者，乃至大学者的头衔，哪怕自家就是出身政工的政工干部，只要当上了书记副书记，也必定是教授。在做官之前原本就是院士教授的，自然学术地位陡升，轻松地化为学术泰斗，如果此前只是官僚，比如做了若干任司局长的，一旦摇身一变，成了校长，也马上会变成著名学者，同时还要兼著名教育家。官老爷是具有实在利益的官员，而大学者，则是校长们自我荣耀的光环，别的官老爷，则不那么容易得到这种闪着学术光芒的光环罩身。

有位著名的校长说过，要想办好大学，只有一句话，招徕最好的人才，让他们快乐(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

学衔垄断与士风日下

现在的中国，所谓的学衔， 一般指学位，学士、硕士和博士，而讲师教授之类，被称为职称。其实泛泛地说，职称也是学衔，按道理说，总得先有了学位，然后术有专长，才能有职称。虽然说，眼下的中国，党校和各个大学纷纷乱撒文凭，博士硕士满天飞，各行各业都有职称，连政工干部，也有政工师、高级政工师（相当于讲师、教授）这样的职称，但一般来讲，在人们眼里，有职称的人，还是知识分子，或者说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利。不管学衔滥到什么地步，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特征，那就是国家授予。从讲师教授到政工师，都是拿着国家授予的资质证书。获得资质的过程，差不多举国一致：外语考试、学术评审，而且全部由国家授权的机构认可。严格来讲，这种学衔，不意味着职位，有没有这些玩意，理论上说，跟你担任什么职务，没有直接关系。尽管很多高级官员都喜欢拿一个博士头衔，但没有这个头衔，也不一定就当不上官员。即使属于技术职位，也不一定有高级工程师头衔的人，必定会担任工程师或者总工程师。

在中国古代，类似的东西只有科举制下的科名，即所谓秀才、举人和进士。明清两代最接近当下，越久远越不像，在察举制下面，各地向上举孝廉，所谓的“孝廉”，根本没有职称的意思，如果没有官做，什么都不是。孝廉真正有含金量，是在明朝以后，人们习惯把举人类比为孝廉之时，那时候中个举人，即使不做官，自有人养着你，拖家带口，带着田亩来投充到你的门下。这样具有含金量的头衔，跟今天一样，都只能由国家掌控，由国家特定的机构和程序来颁发，个人纵然权倾朝野，也得按规矩走。比如秦桧想要自己的孙子当状元，也只好参加考试，顶多吩咐考官照顾，断不能自家相府里弄出张纸片盖上印就算数。

古代学衔含金量之高，是国家与社会合力为之。国家看重这些人，给他们以高官厚禄，而社会也看重这些人，无论得没得到官职，都会得到相应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待遇，就是一个小小的秀才，不仅见了官不用下跪，而且老百姓都会对你客客气气，乡间礼俗活动，少不了他们，宗族管事，也优先考虑，至少，教学生谋束修，不会再有太大的问题。混成举人进士，则自己一辈子加上儿子一辈子，如果不发狠败家的话，基本上衣食无忧了。叶浅予回忆说，他老子是举人，他这个举人老爷的儿子，小时候被抱到街上，各路小贩会自动地把各种好吃的塞给他，多到自己和仆人都拿不了。过去所谓的乡绅，大多跟功名（即我们所说的学衔）有点儿关系，没有功名，得到的尊敬就会打折扣，而地方地面的维持，我们知道，有乡绅自治这回事。

不用说，这种国家颁发的学衔，对于读书人来说，吸引力巨大，大到如宇宙黑洞与宇宙粒子一般。《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说，如果孔夫子活在今天，也得忙于赶考，其实是有道理的。这种吸引力，不仅仅是功名后面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还因为这玩意意味着来自家族、社会和国家三位一体的荣誉感。就算可以抵御利禄的诱惑，也不大能抗得住这种光宗耀祖的魅力。写了《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可以在自家的书里把迷恋于科考的士子讽刺得体无完肤，而其在某些方面晚年得一个岁贡生，也一样喜不自禁。

晚清西学的输入，对社会最大的冲击，是使得读书人有了另外一条获得功名利禄的捷径，而且通过这个捷径，这些通西学的人所得到的好处，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越来越优厚。但是，这些留学生和在西学学堂学习过的读书人，却依然热衷科举，以得一个功名为荣，在办洋务的岗位上，一边操练西学，一边复习八股，参加考试。像严复这样能够睁大眼睛看世界，而且大规模从西方引进学理的明白人，自打留学回国做了海归，每届乡试都不落下，屡败屡战，直至清朝新政，朝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让他当主考，赏了他一个进士头衔，才罢手。甚至在科举废除之后，朝廷给留学生考试，分别授予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各科进士举人，比如兵科（军事学）进士、农科进士，等等，喝了洋墨水的留学生们，也纷纷应试，得一个工科甚至牙科举人，都乐得屁颠屁颠的。这就是“国家学衔”这四个字，本身具有的巨大吸引力。

新式学校乃至新教育制度的兴起，意味着学衔的国家垄断被打破。无论什么性质的大学，不管它是国立的、私立的、还是教会的，甚至没有资质的野鸡大学，都可以给它认为合格的毕业生发文凭，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头衔。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如果从事新的行业，做工程师、医生和律师，至少在晚清到民国的转型时期，也不用参加国家的统一考试，由国家授予从业的资格。后来被骂为大卖国贼的曹汝霖，在刚刚进入民国的时候，没官做了，转行做了中国第一个律师，根本没有参加过什么司法考试。反过来，无论是留学生也好，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生也好，毕业找不到工作，也只好饿肚皮，没有人会端着面包和牛油等着你。

新中国成立后，风水又转了回来，不仅大学和高考制度，使得科举在新学的前提下得以复归，而且国家掌控和垄断学衔授予的局面，也再度重现。大学毕业即为国家干部，这种制度，甚至在号称破除一切的“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身上，也照旧得到落实。改革之后，大学不包分配，毕业生不再有铁饭碗，但学位和职称的授予，还是国家包办，为数不多的几个民办大学，顶多也就能发本科毕业证，连这种证件，也得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掌握，没有高考档案，任何学校的毕业证都不算数。而职称更是国家强力垄断，只有少数所谓的国际会计师之类的“职称”，由于有特殊的需求，是个人自己到专门的国际行业协会所属的机构来考的，剩下的，国家不认可，就什么都不是。

在古代，国家垄断学衔，但也很慎重对待学衔，官衔可以滥卖，滥到妓女和厮养都有四品的官衔，但学衔决不滥发，清朝直到把科举废除，学衔的授予，都是相当严肃的。因为在古代国家视野里，学衔或者叫功名，属于国家名器，关系到国家根本，什么滥掉，这个也不能滥。可是，现在学衔的国家垄断，已经进入现代甚至后现代语境，不仅大学的学位发得越来越滥，滥到无话可说的地步，职称的评定，也大体上黑幕重重，讲政治，讲权势，讲金钱，什么都讲，就是不讲学术的现象，绝对不是个别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学衔之颁如斯之滥，形同儿戏，但知识分子却很少能抵御学衔的诱惑，放弃追求的。不管评职称的过程有多黑，所有人，包括某些看得很明白的人，都只能前赴后继地扎到里面，孜孜以求。不管这个过程让人有多么的屈辱，多么的不情愿，还是不能放弃。真正能看得开的，几如凤毛麟角。当然，替知识分子想想，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如果一辈子做学问，最后连个教授都拿不到，感觉自己也不比别人差，这本身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的奇耻大辱。

从根本上讲，国家垄断学衔，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精英的无形控制，晚清到民国，国家放弃这种垄断，虽然思想、文化乃至学术大师涌现了不少，但国家对精英的控制也放松了。再一次恢复这种垄断，意味着至少在体制内，国家可以保障对精英的控制，就算有不满，也在追求学衔的程序过程中，斗志全消，不变成奴才，已经阿弥托佛了。只是，古代的学衔垄断，国家还能保证学衔本身大体上的严肃性，不会撒开了乱给，表明对士人的某种尊重，而现在学衔颁授如此之滥，而且越来越滥，狗洞和大门都敞开，一任各种毫无知识含量之人涌将进来，说明古代的那种对士人的尊敬，已经不复存在，现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权力的工具和玩物。成了玩物和工具，道德操守，自然靠不住，即使没有得到职称之前靠得住，得到之后，大都也靠不住了，士风想不日下，也难。

请用政治的高度，规定吃饭的营养含量

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的一名教师，我一向认为，教育部是中国最有创意的一个部门，经常提供给全国人民很多解闷的话题。这不，在教育部开展冬季长跑的通知中，我们发现，原来全国亿万学生长跑的里数，是按共和国的年龄60为基数的，小学生跑120公里，初中生180公里，高中和大学生240公里，为了完成这个指标，小学生每天得跑1000米。

这个消息，令网上哗然，让学校的校长窘然，因为大家实在不知道怎样逼学生跑完这个规定的里程。这个富有创意的通知，让我想到的是两个词，一是政治的高度，一是行政命令。

说实在的，这些年来大中小学生体质的下降，是眼见的事实，20岁的儿子，爬山跟不上50岁的老子的事情，一点儿都不稀罕，但凡进入高中，不戴上一副近视眼镜，好像就无法从学校里走出来似的。教育部提倡一下体育锻炼，增强点儿学生的体质，显然无可厚非。但是奇怪的是，规定学生冬季长跑的里程，不是根据学生目前的体质状况，循序渐进，居然是建国多少周年，建国多少年，跟体育锻炼的强度，学生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吗？有没有高人能回答出来？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建国100年，那么小学生就得跑200公里，初中生300公里，高中和大学生就，导400公里。按我愚笨的理解，这种长跑里程的规定，是讲政治的结果，发文者，跟我辈平民百姓不一样，人家是站在政治的高度来看问题的，因此，一出手，立意就高。其实我们的学生得感到庆幸，如果教育部按照中国有国家的历史开始算，无论是5000年还是3000年，学生们都非得累吐血了不可。

好像记得是去年，教育部下令全国学生跳交谊舞，连怎么跳，什么姿势都规定好了。现在又下令要长跑，连里程都规定清楚，还好，没有规定跑步的姿势，穿什么服装。我们的教育部真是很累，他们看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务院的职能部门，把自己当成全国大中小学校的总校了，事无巨细，全国统一步骤，统一行动，连跳舞、跑步这样的小事都要管，而且管得非常具体、细致，简直把所有的校长，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当成了自家的办事员。真难为他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学校，这么多学生，情况千差万别，居然劳驾我们一个部这样的管法儿。

其实，造成学生体质下降的真正原因，是个人都知道，是因为我们的应试型的教育体制，打幼儿园起，学生就在赶考，频繁地排名，稍不留神，名次降下来，不仅自己受到羞辱，连家长一块儿跟着丢人。学生书包越背越重，练习越做越多，复习资料看不过来，各种补习没完没了。前些年，说是提倡素质教育，但高考制度不改，素质教育弄了半天，素质不知道在哪儿，反而给学校和学生增加了负担。现在可好，素质教育问题没解决，又加上了长跑，不知老师是否打算研究一种方法，让学生一边做题，一边跑步。

按我的理解，教育部真正该做的，是教育改革，实现从应试到素质教育的转变，而不是今天让跳舞，明天让跑步，可惜，真正该做的，没人做，不该做的，一会儿一个令。一个教育主管部门的创造性都用在这上面，不仅我们的主管部门很累，底下的各个学校也很累。我在想，如果有一天舆论说我们的学生营养不够，那么，我们的主管部门是不是要出台规定，规定学生吃什么，怎样吃呢？

课堂上的戾气和杀气

在网上还在为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吃耳光争论的时候，殊不知全武行已经悄然升级，而且是血腥地升级。一位政法大学年轻的教授，在课堂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学生砍断了脖子。其实，这样的血腥，山西一所中学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已经上演过了，一位老师也是在课堂上被学生用刀捅死的。

为了什么呢？阎崇年挨打，据说是为了他的言论，而且打人和被打的，在话语权上不平等。杀人的中学生，说是恨一切老师。那位行凶之后，坦然打电话自首的法大学生，又是因为什么，现在还不清楚，有学生在网上发帖，说是因为恋爱纠纷，但消息未经证实。从来打人杀人，除了精神病之外，都有理由，但有理由就可以导致真的动手吗？尤其是杀人，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不可避免地会招致严厉的惩罚，师生反目，乃至于挥刀相向，显然，不是一些什么凶手自陈的理由所能解释的。

在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师生，是伦理关系中仅次于父子和母子关系的核心成分，所谓“五达尊”天地君亲师，弑师，等于弑父。虽然说，现在传统已经崩解，但传统的观念不见得会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了，学生杀老师，毕竟比起杀别的什么人来，理应多一点儿心理障碍。关系紧张到动刀子，还应该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以我个人在大学的体验，感觉中国的师生关系，自“文革”以后，已经变得相当畸形，“文革”中为了革命，或者为了个人私怨假借革命打老师，甚至把老师活活打死的事情，其实过去还没多久。 “文革”后师生关系刚刚有所缓解，旋即赶上了高校大跃进的特快列车，近些年师生关系之恶化，其实并不逊于“文革”。在相当多的老师，尤其是一些特有权势的学官那里，师生已经基本上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关系或者金钱关系。分数的多少，录取和毕业答辩的推荐，都变成了赐予和接受的奴役过程。师生间没有正常的辩驳和讨论，只有压服，老师的权威，不是建立在学识和以理服人上面，而是在官方授予的特权上一逞威风，学生服从老师，仅仅是因为他是老师，不服从，就意味着拿不到学位。带研究生的老师，很多人心安理得地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不仅让学生为其做课题，而且还拿不到多少报酬。导师成了老板，因此职场上员工对老板有多少怨恨，学生对老师就有多少。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至少有一个，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实在是比衙门更像衙门，一个具有超级垄断地位公司的衙门，一个充斥了铜臭味的衙门。在这个衙门强力的压制和规训下，一些学生变成了奴才和愤青，老师则变成了奴才和恶棍。双方的关系，比之官场上的上下级和商场里的老板和员工，兼有两者之恶，十分扭曲。

与此同时，无论师与生，心中的戾气都在弥漫。双方有不同见解，只要学生这方面跟老师没有直接的权力关系，就可能恶语相加，素不相识，只听了你一节课感到不合口味的人，就在网上破口大骂，把你贬得一钱不值。如果赶上其他的纠纷，涉及经济、男女，这种特别刺激的题目，出人命倒也一点儿不奇怪。学生似乎从小就学会了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一言不合，眼睛里兴许就冒出凶光，对手似乎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了。这也难怪，我们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压制和规训，羞辱和摧折，在养成听话和驯服的同时，也培育着暴戾，心理的扭曲，一旦不知碰到什么原因导致失控，悲剧就会发生。就像因医患和警民矛盾尖锐化导致的相应暴力冲突一样，不见得受害的人，一定是那个做得最差的人，那个直接导致事件的元凶，但这样的事件，早晚都会发生的。

课堂上应该有的是书卷气、书生气，可是我们却看到了戾气和杀气，但愿，法大的事件仅仅是个个案，一个偶发性的个案。但愿。

北大：大学乎，太学乎

这年头，北大是个出新闻的地方，一方面大家盯得紧，一方面人家自己也喜欢露脸。这不，有消息传出，北大自主招生，基本的条件之一是孝道，凡不孝顺父母的孩子，不能被北大录取。

已经有些日子了，国学复兴，儒学复兴，连带着儒教、孔教一并都复兴起来，祭孔变成国家庆典，孔子立像高耸入云，以孔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城，听说也要兴建了，一个文化副都，就要出现的孔孟的故乡。已经有人在提倡小学生读经，而且有人在实践，也许，过不了多久，某部门真的会推出一个方案，小学教材就改成四书了。

这样的儒学或者儒教的复兴，能否让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兴盛起来，我是不抱希望的，但却可以立竿见影地有些成果，比如生出国学的若干热闹，仿造道藏，编出一套儒藏，再就是入学标准加入孝道云云。

孝顺父母不是个坏事，但说孝道就比较麻烦。古今的孝，大有不同，古代才有孝道。所谓的孝道，是绝对而且单向的道德标准，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尺度。孝道，要求人子，绝对服从父母。古代的法律，忤逆不孝，是十恶不赦之罪，但凡人子，被父母或者其他长辈送官告日忤逆，无论事实怎样，都是死罪。父母打死儿女，不过是轻罪，反过来，哪怕是挨打不过逃跑，父母在追逐中跌倒，伤或者死，儿子都会因此而判死刑。自从清末新政以来，中国开始步入现代国家，法律体系进行改革，孝道在法律上的绝对标准，就开始松动。后来从北大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虽说未必像批评者说的那样， “覆孔孟，铲伦常”，但“打倒孔家店”，推翻旧伦理，旧道德，却是目标之一。从那以后，孝依然是国人的道德条目，但已经从绝对单向的生存尺度，变成了普通道德。在法律上，父杀子，一样有罪，在日常生活里，子要孝，但父也须慈，子女跟父母顶嘴，乃至吵架，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罪过，一种只要父母高兴，就可以置其死地的罪过。在今天，只要不是对父母态度十分恶劣，弃养，或者打骂，人们一般不会说子女不孝。反过来，说谁孝顺，也不必再如二十四孝那样，赤身喂蚊，卧冰求鲤，郭巨埋儿，或者如老莱子一般，七十多岁成天穿着儿童服装，弄个拨浪鼓耍，讨父母的欢喜。

所以，在孝仅仅是普通道德的情况下，要求人们行孝，无非跟遵守其他公共道德一样，就算中国人特殊，看重传统，可以把孝突出一点，但也不一定要高到哪里去，因为在其他民族那里，也都有要求孝顺父母的内容，圣经的十戒，不也有这一条吗？因此，在入学条件里，单单拿出孝道来说事，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似乎没有必要。现在公认不孝的孩子，其实跟打架斗殴耍流氓没多大的区别，任何学校如果知道了，都不会乐意要的。但是作为一个现代的教育机构，却还真的不能因此而拒绝人家入学，严格地来讲，只要法律上没有证明此人有罪，需要刑囚入狱，学校就没有权力剥夺他的教育权利，道德上有缺失的孩子，也需要教育，甚至可以说更需要教育。

北大自主招生，作为特殊人才的选拔，排除有劣迹者，可以理解，但是单把孝道拿出来说事，还是不合适的。特别是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以五四作为自己生日的大学（真的考证出来，绝对不可能是5月4号），做出这样的举措，实在具有讽刺意味。人们不禁要问，北大是大学乎，太学乎？如果是太学，当然没的说，孝道当先，理所当然。但是先得把学校的招牌上的“大”字，添上一个点才合适。

平民上升的渠道不能被阻塞

现年24岁的湖南浏阳沙市镇青年罗炼，2003年起南下广东打工，先后辗转深圳、珠海、中山、佛山，做过保安、油漆工，跑过太阳能和房地产生意。今年9月14日中秋节，正在佛山市南海区一家具厂做学徒的他留下一纸手写字条后，悄然出走，至今不知所终。他在字条里写道： “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11月24日《南方都市报》）

我在看到评论者转述上述字条的内容时，第一个感觉是，虽有庄子的话在前能写出这么好文字的人，居然一直靠打粗工为活，而且大有活不下去的意思。说实在的，这样的文字，即使在重点大学的文科学生中，也很少见。据报道，罗炼2002年高三未参加高考，辍学读职中。工友说，“他的书我们看不懂，都是之乎者也。”罗炼的二姐介绍说，罗炼“心很高”，去年跑地产时甚至还写过一份计划，想象着几年后自己开几家分店，甚至未来自己的公司怎样上市， “很理想化的一个人，但真正做起来很难”。他生活在一个不属于他的圈子或阶层之中。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一个有才华的人身居下僚，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挣扎，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最终绝望。一两个人也许只是个案，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这样的人多了起来，形成一种格局，在社会上层的人，永远在上面，世代嬗递，下面的人永远在下面，无论如何都翻不了身，等级、身份大体固化，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停滞，那么，这样的社会格局，如果在当代中国，那是相当危险的。

在我们很多人不齿的帝制时代，有人作过统计，北宋年间的进士，世族家庭出身者仅占12.8%，中等家庭和寒族出身者却占87.2%；而明清两代进士大约有44.9%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潘光旦和费孝通曾统计了清末915名科场中试者，发现41.16%的人来自乡村。 （参见杨齐福《科举与古代官僚制度》）

在古代，底层民众通过在商业或其他领域的成功取得社会地位，大抵很难。但是在科举考试这个渠道里，尽管“成功人士”凤毛麟角，但是在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上，还是比较可观的。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打破世族门阀对官职官位的垄断，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官僚体系中来，背后的一个隐性担忧就是，有才华者沉居下流，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从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兴奋，到武则天“使人才流寓不偶，宰相之过也”的感喟，都有这个意思在。

今天的社会，目力所及，就我熟悉的教育这一个领域，城里的重点大学，却出现了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的现象。我所在学校和专业，连续几届，一个班级三十几人，居然一个来自农村的都没有。由于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加剧，农村的孩子，只能上那些等级不那么高的学校，不那么好的专业，在今天这个就业很讲究所谓“名校”的情景下，这些农村孩子毕业后的前途可想而知。而且，一旦高考没有进个好学校，此后无论怎样努力，再考本科或研究生，上一个名校，也有可能无济于事，因为现在就业，很多用人单位要看第一学历，如果第一学历不好，就算你是北大清华的博士，也未必受欢迎。其实，罗炼这样文采斐然的农村孩子，如果不能进重点中学，没有经过魔鬼式的考试训练，即使参加高考，多半上不了所谓名校，在改变其阶层身份上难度仍然不小。

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更容易做干部，这是社会学家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书证实了的事实。作为事业单位的学校招聘，更多考虑的是第一学历好的学生。在走市场的企业里，按道理应该唯才是举，但是领域宽广的国企，其结构和文化，很类似官场，来头和出身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只有外企和民营企业好一点儿，但这些企业中做简单加工类的中小企业，更需要简单劳动的打工者，具有技术含量的企业，非受过良好教育，擅长外语者不可，吃香的还是“名校”学生。

阶层的流动，是天经地义的传统。在今天这样的社会，如果出现了等级固定化的趋势，是相当可怕的。一个社会有很多人地位不高不要紧，要紧的是要给这些人中有才能有志向者留下一个渠道，使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经过努力奋斗，有改变自己的身份的可能。如果这样的渠道阻塞了，就必须及时加以疏通。

失败教育，家长共谋

《南方周末》曾经刊登了一篇一位在校高中生写的文章，诉说了他在应试阶梯上攀爬的过程中，如何被学校和家长联手挤压的故事。应该说，虽然家长们未必都会像文章里那位父亲那样决然，动辄扬言“去死吧”，但类似的故事，在中国的每个有学校的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客气地说，现在中国的教育，活像是一个绞肉机，一个只有一个出口的绞肉机，能在绞杀中爬出去，就是“一本”的大学生，爬不出去，就被淘汰成垃圾。这个把学生绞得快要发疯的绞肉机的动力，有绝大部分来自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

眼下， “成功教育”是个时髦的概念，几乎我们每个学校都在标榜自己推行的是成功教育，但实际上，学校的教育，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教育，是出产失败者的摇篮。只要进入中学，恶性的竞争就启动了（有的地方甚至在小学、幼儿园就开始了），孩子们只能在分数的阶梯上攀爬，老师和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互动良好，构成了鞭策学生攀爬的两条鞭子，爬在前面，则学校和家里都是天堂，掉下来，则学校家里都是地狱。没有选择，没有自由，只能顺着一条狭窄的通道往上爬，如果爬不上去，就成了垃圾。老师和家长天天这样的灌输，在现实生活中，差生的确也被实实在在地当成了垃圾，饱受所有人的白眼，在白眼中自暴自弃。即使那些从通道里爬出去的学生，也一样有挫败感，因为考得理想的，毕竟只有少数人，只要考不上北大清华，没有上自己喜欢的专业，心底里依然有缺憾，每个人都跟前面的人比，每个人都是失败者。

应试已经成为我们教育的灵魂，一旦没有了这种畸形的考试排名竞争，老师不知道该怎样教，学生不知道该怎样学。小学升初中，一旦没有了考试，则全体放羊，教与学两下不知所措。同样，高中生一旦进入大学，没有了统练，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整个学习过程，很少有学生会上图书馆，更没有学生会根据问题，查阅图书资料，甚至由于除了课本之外什么都不准看，中学生连什么叫好书都不知道。我很能理解，为什么现在的中学生喜欢低俗的日本漫画，喜欢同样低俗、甚至有抄袭之嫌的郭敬明的小说。也许，只有这样的货色，才能让他们在攀爬中得到一点儿无聊的慰藉，他们在一点儿可怜的空闲时间里，只能偷偷看这样的东西，才能不至于对攀爬的过程造成冲击，如果看了别的什么，万一有了点儿想法，也许就该反叛了。

我知道，即使那些放狠话威逼孩子的家长，其实心里都是为了孩子好，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迫切地望子成龙。为了让孩子成龙，必须把孩子逼成野兽，逼成只会考试的野兽或者机器人方能在绞肉机中脱颖而出，为此，甚至不惜将孩子金色的童年变成血色的。学校和老师，也在千方百计诱使家长这样做，如果有家长胆敢不这样，那么他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学校里，根本不可能有好果子吃，除非家长有本事将孩子送到国外，否则，没有人敢不随大流。

就这样，家长们忘记了，什么叫属于孩子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忘记了成功，其实标准未必只有学历、身份和地位，一个做体力劳动的人，未必就没有尊严，在人的世界里，没有人是垃圾，除非这个人做了不齿于人类的事情。一个人，只要能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快乐，对家庭负责任，让家人感到幸福，对社会有益，就是一个成功者。他们更忘记了，按照我们现行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所谓成功者，实际上在心智上是一种畸形的人，这样的人，在世界上竞争力是有限的，个人生活也未必幸福。可惜，这样一些属于常识的人类教育理念，在我们的国度里，特别的缺乏，缺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因此，我们的家长，一边痛恨这个教育体制，一边却自觉不自觉地成了这个体制的维护者，给了这个体制最大的动力和养料，他们对于改革，反而深怀疑惧。人人都陷在恶性循环里面，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坠入深渊，却无可奈何。体制的既得利益者通过这个循环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家长和学生则得到了最大的恶果，但在事实上，却都在维护这个体制，维持这个循环。

作为“包工头”的校长们

某地方政府，用政府财政偿还几所大学还不起的贷款，消息传来，网上一片哗然，人们质疑，凭什么用纳税人的钱，替学校还债？为什么没有人为此负责任？大学负债居高不下，早就不是新闻了，事实上没有负债的大学很少，大学的负债，估计多半这样，最终由政府出头解决，就像大学贷款时想的那样，反正政府不能让大学破产，早晚得出手还贷。

大学负债，据教育部门自己讲，是因为国家教育投入不足，而大学又要扩展，于是只好靠自己贷款解决。就目前来看，大学的贷款，多半跟前一阶段大学的迅速扩招有关，8年之内，大学在校生容量，扩张了将近十倍，一些地方学校，原来招3千人的，现在则能招到3万人。这样的扩招，当然导致大规模建设，于是扩招、贷款、盖大楼，成了当下大学的三部曲。我们的大学事业，这些年最可称道的功业，就是盖大楼，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新建成的大楼，还有很多学校，正在建设中，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

有地方教育界人士告诉我，现在岂止大学在搞建设，中学小学也在建设。校长就像包工头，学校最大的事，就是盖大楼，修操场。似乎一夜之间，中国的教育界，变成了建筑业，教育的事业，就是各种名目的建筑事业。

学校的大楼事业，源于扩招，当初不该搞大跃进，一下子招那么多人。但是，现在人已经招进来了，只能将错就错，徐图补救，盖大楼似乎也算是补救的一种方式，毕竟，没有校舍，怎么把这些学生装进来呢？如此说来，大学贷款，贷了款还不上，也是无奈之举。但问题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并非无奈，而是一种建设的热情。

对于错误的扩招（目前教育部门依然不认账），真正的补救，应该是紧急刹车，然后强化教学各个环节的改进，至少保障大学教育质量不要迅速滑坡，校合当然要建，实用就行，在建校舍的同时，重点应该放在教学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大学纷纷在大兴土木，搞宏大建筑，高、大、洋，一个校门，居然要花几百上千万，甚至有些学校趁机修建一些规格很高的写字楼，对外出租。反过来，学校的教学，倒得不到起码的重视，文科自不必说，很多学校把功夫都花在了专业设置上，什么专业花哨，听起来热门，就设置什么专业，不管自己学校有没有这个能力胜任。连工科学校，也一直在滑坡，一些工科大学的同仁告诉我，现在的工科，已经变成了“文科”，是纸上的工科，大部分的实习环节，根本解决不了，只好像文科一样，放羊，让学生自己找门路实习，结果大多数学生找不到，就作弊，找关系填一个实习证明交差，学校心照不宣。文科学生按道理，也应该有实习环节，没有扎实的实习，也缺了培养环节，但相比较而言，实习对工科至关重要，从来大学的工科专业，动手能力是非常关键的能力，没有大量的实习，动手能力根本谈不上，甚至学生对机器工业起码的感性知识都没有，这样的工科学生，无论其成绩如何，有什么用呢？都说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样的毕业生，有谁敢用呢？

不管大兴土木的背后有无腐败的因素，是不是盖大楼才有大好处，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的校长们，已经变成了大楼事业的体现者，跟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一样，他们的政绩和事业，都体现在很扎眼的建筑上，而且只要地面建筑，不要地下建筑，越辉煌，他们事业就越耀眼。正因为如此，大学的负债，才会愈演愈烈，越背越重，辉煌记在自己的账上，债务，由纳税人来背。

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

一个做了村官的大学生，因公务员考试失败，疯了，到处打砸乡亲的东西，父母无奈，将他关进铁笼（《现代快报》2009年3月18日）。这样的悲剧，有其特殊性，一个内向的农村孩子，进入村官这个狭窄的通道，考不上公务员，似乎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因此，考试的失败，很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就事论事，我们可以考虑改进目前的大学生村官制度，不要把做村官看成进入仕途的一个台阶，而仅仅是一种生活和职业的阅历。但是，这个悲剧的背后，显然还有更多的内涵。

众所周知，眼下大学生就业，出现了热度异常的公务员热。当年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现在高考这个独木桥已经变成了通途大路，但公务员考试成了独木桥，千军万马挤着过。一个毕业班，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屈指可数，几成怪人。不消说，公务员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今大学生的首选职业，前面提到的那位疯掉的大学生，其实只是这千军万马大军中的一个。

按道理说，在中国，现代教育跟古代教育的最大分别，就是现代教育是面向社会的，培养出来的人，是为了在社会中就业，进而增益整个社会的知识含量和现代性。而古代的教育，是跟科举制度捆绑在一起的，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社会上基本上没有针对除了做官以外行业的职业教育。在隋唐实行科举之初，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职业学校，比如学算数的，学医的，学兽医的等等，但是，随着科举的推行，很快这些职业性的学校，就被边缘化，最终消亡。社会各个行业，入门者只能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技艺。道理很简单，马克斯·韦伯说过，在古代中国，官员是收入最稳定，地位最显赫的职业。这个职业，引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从而窒息了古代科学技术乃至工商技能的发展。

清末实行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学堂，尽管倒脏水倒掉了小宝宝，把考试选官制度也给废了，但把教育从面向官府，改成面向社会，这个大方向却并不错。自那时以来，新教育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培养了无数的工程师、农艺师、医生、律师、记者、会计……虽然当官一直都是一个比较诱人的出路，但毕竟学校里最优秀的人，并不都会进入仕途。就在前些年，一项社会调查表明，在大学生眼里，最有前途的职业，还不是官员。

风水轮流转，世界是平的，但却总在循环打转。谁也不会想到，一百多年的新式教育发展到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又转了回去。奇怪吗？一点儿都不。现在的社会，已经完全回到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古代中国的状况，做官是最稳定，最显赫的职业。姑且不说那些腐败问题，不说那些灰色收入，就是从最合法的角度，当今之世，有哪种职业的待遇，以及职业所带来的荣耀感，能超过官员呢？就算在机关里做司机，医疗保障和退休的待遇也被企业的高级工程师好上许多，如斯，焉能不让人如痴如醉？即使在大学里，学生耳濡目染，教授带长和不带长的巨大差别，亲眼目睹学校里官员的专横独行，饱尝有权就有一切的官场逻辑。连学校搞校庆，都无一例外是做官的人最受欢迎，那些被奉为学生楷模的，都是高官。这样的学校，学生毕业之后，不追求权力，怎么可能？

但是，无论官员地位有多么显赫，收入有多么丰厚，维系这个世界运行和发展的，并不是官员。除非我们想回到中世纪，就不能让仕途的漩涡吞噬掉自己的学校教育，吞噬掉所有最优秀的人才。一句话，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子里。

学术不是自家园子里的菜

媒体爆料，《商场现代化》刊物，凭借核心期刊的名义收版面费，敛财上千万。其实，随便问一个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事还是新闻吗？在中国的土地上，自从大学发明了让学生土法炼钢，炮制论文以增加学校的发表量的高招以来，有哪个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没有交过版面费呢？过去穷得叮当响的学术期刊编辑部，突然之间，就抖了起来，编辑们待遇大大改善了。明码标价的收费有，我就看过这样的价目表，一论刊物名望，二论文章长短，按尺码收费，一丝不苟。暗中收费的也有，为了多发文章，大学的各个学术机构，不惜降尊纡贵，巴结学术期刊，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所谓一级学刊，有什么头衔，都可以奉上什么头衔。主编副主编神气活现，纷纷进入大学当上了兼职博导，分享课题经费，出去开会，顺便旅游。

同样，媒体也爆料，某大学申请博士点失败，教授们如丧考妣，一个声言罢教，一个要求行政复议，网上议论纷纷。其实，这对于业内人士而言，也不是新闻。争夺博士点的战争，已经打了好多年了，硝烟弥漫，银弹纷飞，早在两年前，一个地方院校的副校长，就跟我说，为了争博士点，把胃都喝坏了。这些年来，大学的领导人，拼命奋斗的，不就是这些玩意吗？什么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先争后保，争到了欢天喜地，争不到哭天抢地。

这两件事，都跟中国的大学有关，如果大学不逼学生发文章（不发不让毕业），就不会有那么多学术期刊大收版面费，但是，如果大学不争博士点之类的东西，就不用比赛发表数量，两件事构成了头尾相衔的链条。归根结底，行政主导的大学，所谓的档次，标志就是行政系统赐予的这些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就像一个人，地位高低，全靠华丽的衣服撑着一样。

这样的竞争，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属于中国教育的特色。可是，将这特色的油彩刮去，里面露出来的，却多是虚假的货色，不仅所谓核心的期刊的发表是买卖交易，就连期刊本身的评定，也充满了交易，用这样发表量堆积起来的各种硕士点，博士点和某某学科，研究基地，里面不仅文章是空的，连耗费大量国家资财的课题，也是空的，自然科学我不了解情况，人文社科的国家课题，有多少是有用的？

大学一直以来，都处在超级的亢奋之中，大家都拼命要升级，职业教育的中专技校，有点儿本事的，都升了大专，原来的大专，升了本科，进了本科，就想着有硕士点，有了硕士点，就想博士点，连博士点都有的了，就琢磨某某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有了一个就想两个、三个，越多越好。原来的职业教育被废掉了，因为好一点儿的职业学校都升格了，变成本科中的垃圾，原来的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也废掉了，因为大家一起虚胖，什么都顾不得，全体力争虚胖，肿得越高，学校的档次就越高。

这是一个外界看不懂的中国式游戏，国外的外行不懂，内行也不懂，如果有哪个高手能在短时间内把我们如此的名堂，如此的争夺，给老外解释清楚，无论如何都是天才。只是，在这种游戏中，我们的学术也随之变成了自己园子里的菜，自产自销，决不出口，跟国际学术没有了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中国确立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大学教育模式。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虽然有大学，但名不副实，哲学和史学乃至文学，基本是混在一起的，讲中国哲学，得从三坟五典讲起，讲到周公，学期就结束了，别说孔子，连老子都还没出现呢。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大学，出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今天令我们自豪的西南联大，能在战时昆明的草棚子里办成世界一流，最终得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然而，可悲的是，今天的大学不仅背离了五四运动引进西方的大学传统，而且背弃了自己多年奋斗得来的传统，不追求大学内涵，只追求大学的形式，那种外在的，被行政系统强行赋予的形式，所有人都在追求那些“点”，某某学科，基地，好像没了这些，大学就没了魂似的。试问，自从现代大学体系兴起以来，有哪个国家的博士点是由政府的行政体系决定的呢？又有哪个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某某学科，某某基地呢？即使是官办学术、官办教育，也得是学术中人来决定教育和学术的形式和内涵，不能由官方机构来决定，官方机构决定的学术和教育，只能是贴在衙门表皮上的油彩，好看固然是好看，但一点儿用都没有。今日大学的种种乱象，教育质量低劣，学术造假成风，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活动，已经变成了一个封闭园子里的自娱自乐的游戏，我们的学术，已经变成自家园子里一种蔬菜，跟外界没有了多少关系。

“学店”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

有买卖就有店铺，小的店铺叫铺子，大的店铺叫商场，购物中心，购物广场，但本质上都是店，买卖东西的地方，一边进货，一边售出。据报道，武汉大学附近，出现了“学店”，专门买卖论文，一边代写出售，一边帮忙联系发表，一手托两家，一家是需要买文章的人，一边是众多的学术期刊，明码标价，买家遍及全国各地。

说实在的，听到这消息，我一丁点儿都不感到奇怪，真要奇怪，是奇怪我们的媒体怎么这么迟钝，这么滞后。这还是新鲜事吗？早在八九年前，我就听说网上有这样的服务，包写论文包发表，按论文质量和发表的期刊等级随行就市，随后，我还见过价目表，期刊等级，字数多寡，价目一清二楚。也知道一些贫寒而能写的学生，是靠这个挣生活费的，连一些中国最牛大学的博士论文，都是这种公司的产品，实际上应该打上“Made in Xuedian”的标记才是。记得前年，北大的汪丁丁先生实在气不过，还在《读书》杂志组织开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与会者发了些牢骚，恨恨连声，最后不过是徒呼负负。

出现了论文买卖的“学店”，人们很愤愤，好像天都塌下来了似的其实，这种“学店”，仅仅是更大“学店”的小兄弟。试想，是哪个制了论文买卖的市场？是这些买卖论文的小店吗？当然不是。现在看来，文市场的源头有三，其一是研究生强大需求。自打研究生招生恢复以后都跟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论文发表了更好，但不发表，跟毕业与否没有关系。可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各个大学突然强行规定，研究生（有的大学是博士研究生）必须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两篇（有的更多）以上的文章，才能毕业，否则，不许论文答辩。现在的中国，光博士就有几十万，发表需求之大，可想而知。其二是各大学对教师的量化管理。这种管理指标，最核心的就是定期发表的论文数，教师，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名气的青年教师，挖空心思也得完成工作量，完成不了，别说以后评职称别想了，就是眼前的位置都保不住。其三，就是全国各行各业大评职称，无论什么职称，都要论文，连政工人员也要评职称，也得有公开发表的论文。三者之中，大学占了两项，而且是分量很重的两项。大学逼学生和老师发论文，能写出来还好，写不出来，那就只好花钱买，况且，现在的学术期刊，有哪个不卖版面，或者变相卖版面呢？一个人，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只要你要发文章，只要你没有什么名气，稿子寄过去，多半立刻就会收到一份用稿通知，但对不起，后面要求你支付几百上千甚至数千的版面费，不交，文章就发不了。大学尚且如此，社会的职称论文，可想而知，离了买和卖，根本玩儿不转。

既然存在这么大的需求，自然就会有市场。对于想要发文章的人和期刊而言，这种买卖毕竟见不得阳光，单线联系，一对一，既不安全，也不经济，双方相互乱碰，碰出事来，也未可知也，所以，在市场中出现了专门的公司，对于交易双方来说，是大好事，有了公司，专业化运作，可以很好地整合期刊资源，买卖双方都很方便。如果公司足够多，那么价格还可能降下来，有了公司，那些出身贫寒，靠代人写论文挣学费生活费的学子们，工作就毕竟有保障了。单就论文市场而言，公司的存在，实在是双赢、三赢的局面。只是，这种多赢的局面，对于中国学术，却是灾难。这样的灾难，把我们的大学变成了大个的“学店”，买卖文凭的“学店”。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有大学店在前，我们怎么能单单谴责附在大学店旁边的小学店呢？

应该说，大学如此催化论文，效果的确明显，当今之世，我们中国已经生产出了世界数量最多的论文，按这个势头走下去，估计用不了多久，我们的论文数量会大大地压倒所有国家，比世界论文总数还要多，真正的车载斗量。但是，我们的论文引用量，却可怜地敬陪末座，试问，成批地产出这样没人理的论文，能给中国人脸上增光吗？

其实，中国人脸上有没有光无所谓，我们的有关部门的领导，脸上肯定是有光的，即使没光，自己也感到有光。虽然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是个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度，但这个国度的某些领导人，对于数目字却有着出奇而且顽固的爱好。君不见，每当年终总结的时候，领导作报告，总是会兴高采烈地列举一大串数目字，以显示自己的政绩。这样的数目字，可以关起门来编，但我们的大学领导者是知识分子，大学者，无论是部领导还是大学校长，都有院士和教授的头衔，不屑于干那种鸡零狗碎的买卖，他们追求的是实有其事而且发表了的论文，这些论文的数量，构成了高校系统评高论低的主要指标，虽说咱们的科研拿出国去，算不了什么，一个“诺奖”都没拿过，但关起门来自己排高低，还就是顶事儿。只要发动群众发动得好，把数量拼上去了，就是第一。当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小高炉遍地开花，虽然炼出来的钢什么用都没有，至今堆在田头，变成一堆堆的红土，但当年在数目字上，硬是让咱们赶过了英国，超过了美国。这不，现在我们又一次实现了赶英超美的愿望，有关部门在万人的笑骂之中，依然把这光辉成绩，郑重地载入自己的记录，凡是公开场合，就拿出来炫耀。笑骂由人，好官我做，做的就是爽。

不用说，正是这种疯狂的数目字追求，我们的大学和大学的周围，才有了这一系列怪事。论文公司，仅仅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玩意儿。单就论文质量而言，某些买来的论文，其实比那些抄来的论文，质量还高些。同样是武汉大学，一位著名学者的论文抄袭官司尚在打，此前的判决，洋洋洒洒几万字，虽说判怀疑抄袭者胜诉，但却告诉人们，他的确抄了，但只因为抄的都是常识，所以不问罪——连常识都抄的著名学者，我们说他什么呢？我真想劝他们干脆去那个公司去买吧？这样的买卖，至少还能让那些贫寒的代写者，挣点儿生活费。

这些年，虚假繁荣这个词，经常被人提及。如果说别的领域虚假繁荣，也许还不一定确切，但如果放在大学教育上，真是货真价实。有关部门煞费苦心，制造出这样的用数目字堆积起来的教育繁荣，将社会所有其他的领域都害得很惨，唯独在自家院子里堆起来一座土山，有关领导站在山顶上，如果不把眼光放出国境，的确真能找到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当然，必须补充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里面也有真的繁荣——大学官僚机构的繁荣，学术期刊的繁荣和论文公司的兴旺发达。

可以预计，论文公司浮出水面，如果有关部门加上公安机关认真去查的话，这样的公司还会有许多，一查，一打击，暂时可能会销声匿迹，但是，风头一过，所有的公司都会再浮出来，因为，市场在，市场需求在，市场背后那只看得见的手，也还在，还在大力度挥洒，操控一切。

读书的态度

一个以吃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的读书生活

在真实和荒诞之间

“受活”还是“活受”？

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序

我们曾经有过的民主实践——刘建军《你所不识的民国面相》序

成为拆迁废墟的古城

全盘“文明”的时代

曾经的体育课

奴才的创造性

小报告与大字报

唐德刚走了，史学有点儿寂寞

日本“开国”的联想

走运的曹汝霖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小站练兵的风波

汉阳陵的残片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香山·珠海·唐绍仪

下跪，关乎观念，也关乎利益

地戏与文庙

安顺的小吃和麻将

谣谚里的北大荒

曾经的余杭

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随想

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平江庙会、路会组织的走马观花

读书的态度

关于读书，有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态度。有人说，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创造，那么见仁见智，或者恭敬或者轻慢，基本上只能悉听尊便。不过，话说回来，既然要读书，文本还是第一位的，就算是六经注我，也不好视六经为无物，不然，有“我”就好了，干六经底事？也就是说，只要读书，多少得对你选择的书有点儿尊重，即使是创造，也不好天马行空地过于豪放。

不幸的是，读书的结果，往往是在使人们知识和见识增加的同时，也使得他们自负起来，越读越以自我为中心。眼下，国家据说在往现代社会挺进，而读书人则先一步跨进了后现代，读了几本书就纷纷操刀解构起来，在解构的过程中，“自我”往往膨胀得很厉害，眼里看到的往往是书中的毛病，也就是说，看到的是自己的高明。有这种习惯和爱好的人，最好能看一看徐复观先生的问学回忆。徐先生立志向学之前，跟在大陆学界很有名气的黄仁宇一样，是国民党军人，不过，徐比黄要混得好，四十岁上下就已经官拜少将，而且进入了蒋介石的幕僚圈。大陆易鼎前徐复观弃政向学，最终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海外新儒家的重镇。在他看来，他成就学问的转折，在于熊十力先生的一骂。

那是1948年，有点儿厌倦了政治的徐复观前往熊十力处问学。此时的徐复观，虽然一直从政，但在线装书上下过功夫，又留学喝过洋墨水，于新学旧知都有根底。不想，见过熊十力先生之后，先生让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虽然此书他已经看过，但在熊的坚持下依然又读了一遍，再去见先生，先生问有何心得，于是他说了许多此书的毛病，不料先生勃然大怒，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干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

这一骂，据徐复观说，把他彻底骂醒了， “是起死回生的一骂”。从此，使他在“个人的肤浅”中挣扎出来。

徐复观先生在大陆学界名头很响，他的《中国艺术精神》和《两汉思想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作。但这本《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却更让人感到亲切，书中展示了一个固守中国文化传统的学人的心路历程，里面有政坛的风云，军界的烟尘以及他儿时的辛酸，更多的却是他读书求学的心得，这心得，在一篇篇专论中，也在给儿女的书信里，娓娓道来，透着一个学人的恳切和真挚。

徐复观，《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一个以吃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的读书生活

也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吃”字和一个“家”字，体现了中国人基本的价值取向。什么都可以丢开，就是这两个东西丢不得，实在被逼到墙角了，高尚一点儿的人可以为了家而牺牲吃，而品性差一点儿的则往往为了吃而牺牲家。 “吃”作为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多数人活着是为了吃，而不是看起来更为合理的吃是为了活着。食不果腹的时候当然谈不上价值观，但是只要国人有了余钱剩米，吃顿好的，或者顿顿吃好的，就成了人们每日的不懈追求。用老北京的话来说，就是“奔”，到底是奔窝头加咸菜呢，还是奔烧饼夹肉。战国时孟尝君门下客冯谖感慨怀才不遇，弹铗而歌提抗议，首先要求的就是“食有鱼”。

国人有福，吃顿饺子都要攒肉票的时代总算过去了。虽然农民还很苦，但解决了温饱并进入小康的人家毕竟很多了。有多少呢，保守估计，一亿上下总是有的，从冰箱、彩电、空调、电脑的消费上就可见一斑，如果搁在20世纪的70年代，这些东西就是拿到了中国也是没有人买的。按道理，衣食足，就该知礼义了，对书的需求应该大一点儿了。可是，情况很不妙，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地，有过欧洲人还满足于少数教士传阅可怜的几本羊皮纸书的时候，我们的书坊已经把书铺到了穷乡僻壤的光辉历史，可是，现在我们出版的图书，居然60%以上是教材，如果再加上无孔不入的教辅，那么一般性阅读图书的比例小得可怜（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是倒过来的）。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国民所看的书，绝大多数属于强迫性阅读，因为上学要考试，或者学校硬性规定必须买（比如大量的教辅），不得不购买或者阅读。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凡是具有传统教材资源的出版社，比如教育社，一律财大气粗，日子过得滋润。像美国那样，鼓励学生用二手教材的建议，对出版界来说，等于是灾难。

无可讳言，我们这个据说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现在的国民不喜欢读书了。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现在没有好书，也有人说，现在书价太高。市面上有价值的书还是一年年地多了起来，断不至于到了让人无书可看的地步。至于后一种解释，其实并不成立。出版虽然也可以说是“垄断”行业，但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并不可能真的维持高额的垄断价格，因为消费周期过长，而且书籍毕竟不能像电信、石油，甚至药品一样，强制人们消费。书的价格，比起计划经济时代是高了许多，但出版者其实并没有暴利可言，无论是书商还是出版社，真正做大的其实没有。在市面上，50～60元一本的书已经属于高价了，面对这样的价格，大多数读书人都会掂量掂量，如果不是特别需要或者特别的喜爱，估计多半是要掩面而去的。但是同样是这些人，请朋友吃顿饭，或者是几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相聚一下，吃饭或者K歌的钱，一般都要超过此数。

我们就是这样，吃饭花上百元，只要感觉还可以，会觉得很便宜，但买书花50元，会觉得很肉疼。饭是必须吃的，而书则能省则省。我们的大学生，说起来也算是读书人，但每年花在下饭店吃饭上的钱，绝对要比买书不知多上多少倍，大学内外的饭店，开一个火一个，即使价格比其他地方的贵上许多（尤其是大学里面的饭店），但一样天天爆满，可是谁见过大学书店有如此的人气？在大学生活的人们，除了那些特别贫困，又无力打工挣钱的人外，好像有无数的理由聚会吃饭，什么生日啦、老乡会啦、师生会啦，等等，等等，即便什么借口没有，也有可能出来撮一顿。现在这种聚会，据说时髦的已经改K歌和泡茶楼了，但这些地方大多也是连吃带玩，所以依然离不开一个吃字。

当然，大学里应该提供给学生所需阅读的图书，可是，我们的大学原本图书资料就不足，在目前大学疯狂扩招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可能了。的确，我们应该痛责那些主其事的肉食者，他们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反过来，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大学的人，就只能在怨天尤人并吃喝玩乐中等待吗？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者另当别论，而有这个能力的人，对于可花可不花的吃喝钱，可以舍得，对于关系到自己学业前途、实际上必须花的买书费用，可以省掉。扪心自问，难道不觉得我们有点儿奇怪吗？

古语道，民以食为天。这在吃不饱的情况下是对的，但如果已经吃饱了，还要以食为天，那就有点儿问题了。

在真实和荒诞之间

坊间传说的历史热，说起来已经热得有日子了，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流行榜，排在前面的，总会有几本跟历史有关。这在当下这个主流历史界式微，大学历史系招生都困难的时代，显得相当吊诡。更吊诡的是，眼下畅销的历史类图书，不仅读者多半是年轻人，连写者也是。

好多年了，中国一直处于变革的激荡中，能发生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这些年大仙们很活跃，挣了不少有钱和地位、但看不清未来人的银子，但即使是大仙，百分之百也说不清未来的变化，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笃信大仙的能人落马或者破产。年轻人的历史热，好像也属于这说不清道不明变化的一部分，不知怎么就来了，什么时候走，没准。我曾经在一篇名为《历史有什么用》的文章里说过，探究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很难设想，如果一天早上，你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你是谁？从哪儿来的？你将怎样生活。人类学家发现，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传说，这种传说，就是人类对自己来源的一种说法，无论是来源一只鸟，或者一只狗，反正得有这么个说法，否则整个民族活着就不踏实。人类也许可能一阵忙于捞钱，一阵忙于打仗，但忙活够了，总要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怎么走过来的，周期性地抽风，展示一下自己对历史的热爱。

历史上的中国，是具有世界上最完整历史记录的国度，记录和解说历史，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爱好，传统图书分类：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史占其一，其实其他部分也有历史的成分，连过去神圣的“经”，也被人说成“六经皆史”。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精英不说了，即使是平头百姓，也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民间通俗文学，大抵要从历史当中寻求故事的资源，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说来说去，里面的人物故事，都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演绎出来，添油加醋，就成了讲史的小说和戏剧。当年的说书人，巧舌如簧，说诸葛亮死，小儿出啼，说曹操篡位，大人切齿。往昔然，今日亦然。

从文学性的叙事里出来，有好事者心有不甘，要追究里面的真实。可惜，直接啃二十四史，啃资治通鉴，未免过于艰深，满满一架子，我生有涯，如何读得完，啃得下，历史系的教科书，近人编的通史、断代史，又干干巴巴，味同嚼蜡，不，应该是嚼僵尸，能硬着头皮嚼上几口的人，多半需要坚强的耐性和同样坚强的抗吐能力。于是，局面就变成了这样——一小部分多看了几本书，据说是啃过一点儿二十四史、通鉴、实录加上不少野史之类的年轻人，自己动手，先在网上写史，用自己的风格写，写成70后风格的，有十年砍柴，有赫连勃勃大王；写成80后风格的，有当年明月，各树山头，各拥粉丝，有时候还免不了有一点儿小小的“械斗”。

历史热的背后，有对真实的追求。每代新人成长起来，都不免有被上一代蒙了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们中国这个特殊的历史场景中，格外的强烈。年轻人赶上了窗户和门都打开的时代，封闭年月的教科书教给他们的东西，无论如何都无法忍了。无论受了教科书和老师欺骗的刺激，还是想要探求文学作品背后的真实，反正，现在年轻人写历史和读历史的冲动，很大部分来源于给我真相的内心渴求。这其中，最坚韧的刨根问底者，肯下点儿功夫的，大部分成了写手，尽管这些写手，原来都未必是学历史出身，但是，着了魔似的兴趣，让他们钻进了故纸堆，钻了多深，我不知道，但人家肯定钻了，虽然未必知道怎么做历史的学问，却也不耽误把自己看到想到的写出来，越写，越有模有样兼有声有色。自然，看得也亦步亦趋，书出来就买。其实，过去年月里也有通俗历史的书写者，比如蔡东藩，比如林汉达，比如黎东方。可是，当代年轻人读史，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是喜欢读自己人写的书，好坏不说，人家是自己人。读小说如此，读历史，也如此。这些年，有好事的出版商出版上述几位过去的红人的著作，可惜，一本也火不起来。

跟追求真实结伴而行的，是对历史的恶搞。世界各国，都经历过很长一段的故作端庄的时代，而我们中国这个时代格外的长。端庄的时代，是需要榜样的，凡是被列为榜样的历史人物，都得端着，如果自己活着的时候没来得及端着，死了之后，就由后面的人替你端着。这种被挑拣出来作为榜样的人，一出生的第一声哭啼，如果不是首歌的话，也应该与众不同才是。古人忽悠能力比较弱，说到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出生，无非是红光满天，异香满室，说大人物小时候特别出色，也无非是三岁让梨，五岁偷光。哪里有后来人这样的本事，只要想宣传一个人，无论是英雄还是模范，立马这人就变成神了，漫说没有七情六欲，就连拉屎排泄都给遮蔽了，一辈子都不上厕所，随便做个什么事儿，都有深刻的意义，连日记都记好了留给后人看，不，学习的。害得至今为止，若干大人物，至今还患着时刻端着的时代后遗症，现在伟大了，过去的事也都只能伟大，如果谁指出来说你当年也在人家墙根下撒尿来的，坚决不认账，写出来的文章，不能有一个错，谁说我有错，我就跟谁急，跟你打官司，封你为咬我的专业户。

充满了端着的人物的历史，让现在的年轻人看了，如果不生出恶搞的心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恶搞是他们的反抗，也是他们的狂欢，更是他们的生活。西方的年轻人已经搞过了，有恶搞，也有善搞，过去的神话包括神话人物，都搞成了玩笑、嬉皮、波普，严肃而端庄的标准像，统统进了哈哈镜隧道，出来之后，成了什么，只能听天由命。这个路径，我们的年轻人也在顺着走，当年的大人物，反正都得经过这一遭，早晚躲不过去。如果说，现在的场景荒诞，其实，当年端着的历史，也未必就不荒诞。

历史从来都反复演绎这正反交替的戏剧，今天有了网络，把年轻人都扔进这网络，故事就变得很不一样了。网络是个人人的可以发表的江湖，只要发表出来的货色有特色，就不愁没人捧。网络也是一个作品随时可以遭遇批评的战场，任何作品，有人捧就有人砸，立竿见影。想要端着难，造假更不易，不知道那天就冒出一个较真的，西洋镜立刻拆穿。但是，在网络上历史写手和拥趸，就如同现实世界的歌手和粉丝，历史写作和欣赏，就像一个娱乐场，认真、探索和较真，都在嘻嘻哈哈中发生。网络里的历史写作和阅读，没有研究的份额，连注释都没有人乐意去看，自然也就都没了注释。

因此，即使成了名的写手，也很难再迈出一步，进入历史研究的场域。整个国家，依旧是经济和市场的天下，聪明一点儿的学生，都拥到时髦学科，经济、金融、外贸、计算机等行业里，历史学科日暮途穷，气息奄奄，即使北大最牛的历史学教授，也招不到好一点儿的学生，连一向在世界上有一定地位的中国古代和近代史，也日落西山，成为小圈子自娱自乐的玩意。通俗历史的高度繁盛和历史学科夕阳西下同时存在，形成了奇特的社会景观。

显然，这样的历史热，是热不了多久的。浮在水面的历史故事，很快就会讲完了，历史真相的真正发掘，有待于汗牛充栋的资料积累，有待于披沙拣金的史实考证，更有待于建立在长期历史阅读和考证上高屋建瓴式的论证。但是，我们这个经济过热时代的特色，是人文学科的极度衰落，历史也是如此，不仅面临着从业者后继乏人的窘境，而且需要面对整个社会和体制的歧视。

历史热，跟网络时代的一切相似，浮躁，肤浅，但火爆，其实，所谓的历史热，说到底，只是少数年轻人的热，现在迷历史的人，要算是70后和80后年轻人中，比较优秀比较有文化的一群，多数的网民，据我所知，都是看画，看视频的。比起庞大追踪女孩子大腿和裸照的网民来，这个小圈子里热，也许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暴。最受欢迎的通俗历史作品，也不过卖上几十万本，因此，即使有历史热，也不代表文化的繁荣，说不定，它还反映了我们文化历史的危机，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

“受活”还是“活受”？

据说，梅兰芳访美的时候，有位美国老太太追星似的跟了梅兰芳好些天，几乎每场戏必看，最后总算捕到目标，得到了跟梅兰芳见面谈话的机会，她没有别的要求，只想看看梅的手。当要求被满足后，老太太拉着梅兰芳的手赞叹不已，说这是多么好看的一双手呵，为什么演出的时候总要用袖子遮起来？显然，美国的老太太不知道，正是那双不露面的手，才会使袖子生出无穷无尽的戏来，中国舞台上的手，从来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才有戏。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戏场上的人生万象，经济、政治、社会其实背后都有一双手，经济学上讲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而社会政治生活中，应该说明眼人知道手在哪里，但这双手却总是藏在水袖里，袖里乾坤，舞弄得舞台上那些跑龙套的走东窜西，身不由己。

政治舞台上的龙套，大多是农民。

阎连科的近作《受活》，讲了两个彼此关联的故事，一是柳县长气魄宏大的富民工程，计划购买列宁遗体，发展当地旅游事业；一是满是残疾人的受活庄的领袖茅枝婆，几十年努力想要“退社”的经历。前一个故事里，柳县长为了筹集到买列宁遗体的资金，把受活庄的残疾人组织成“绝术团”，出卖他们的“残疾”挣钱；后一个故事比较复杂，简单地说就是，原来受活庄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不知有魏，无论汉晋，当曾经身为红军伤员的茅枝婆发现，山外的世界已经进入人民公社时代的时候，拼了命把三个县都不乐意管的受活庄拉进了“社”，挂在双槐县柏树子公社下面，成为一个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结果一向安逸的受活庄接二连三地遭受了“铁灾” （大炼钢铁）、 “黑灾” （大批判）、 “红灾” （“文化大革命”），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甚至几次三番被外面的“圆全人”（健康人）洗劫，庄上的残疾人大批饿死。于是，茅枝婆开始谋求“退社”，不仅要求退出人民公社，而且要退出双槐县的行政管辖，回复到原来三不管的状态。两个故事的衔接是，在茅枝婆的坚持下，绝术团出外“卖艺”成为受活庄“退社”的条件，结果是，当绝术团为双槐县挣得了大笔的钱，县长派人前往俄罗斯商洽购买列宁遗体的时候，却因为这种政治上的荒唐而丢了官，在丢官前夜，柳县长眼看着升官蓝图化为乌有，连老婆都跟秘书跑了，于是批准了受活庄的“退社”，自残之后来到受活庄落户。

小说的叙事是非写实的，处处洋溢着荒诞不经的感觉，因为不可能有祖祖辈辈都是残疾的村庄，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地方出现过购买列宁遗体的设想，但是，荒诞的叙事却处处透着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对于外面严酷的世界和同样严酷的现代化过程而言，受活庄的残疾人就是中国农民的象征，相对于信息的不对称，农民是瞎子和聋子，相对于行动能力和条件，农民缺胳膊少腿，相对于发言权，农民是哑巴。

土改后的农民，自己做主的日子没有过上几天，强制性的统购统销，就开始将他们推入国家工业化的旋涡，农户被强制接受剪刀差的盘剥，落入“九地”之下。然后，为了消弭这种类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期间“余粮征集制”的印象，合作化运动提早推行，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90%左右的个体农民一夜之间就被推进了合作社，然后又过了一夜则进了“全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然后小社并大社，不仅农民的生产资料甚至一部分生活资料都被充了公，而且穷村和富村之间财产平调，然后上调。在农村搞互助合作其实并没有错，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农民之所需，但将互助合作变成合作化，一场由行政强制加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的“群众运动”，事情则走到了反面，农村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有需要生产合作的农户，也有不需要的，对于合作层次也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合作，轻易地采用运动式的强制结束小农私有制，对绝大多数农民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是那个当年令人振奋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同时也是农村大牲畜死亡的高潮，农民大量宰杀猪羊鸡鸭的高潮。然而，农村的“生产力暴动”，很快使农民陷入了半饥饿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农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反右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主要是大辩论，听经过的农民讲，大辩论，实际上就是大批判、大斗争，经过一场场的大辩论，原来一肚子瓜菜、叫嚷吃不饱农民，一下子就吃饱了，改口说一天三顿大米饭，撑得不得了。很多农村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大跃进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农民军事化，砸锅炼铁，吃公共食堂，把老房子拆了当肥料，分男营女营，集体居住。每天劳动十四五个小时以上，经常挑灯夜战，连轴转，妇女的子宫脱垂成为普及性的疾病。在这种举国的狂欢式的工作热潮中，未来天堂的诱惑和高度组织化和强度动员的建设氛围，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的确暂时消除了因急速合作化给农民带来的种种忧虑，尤其在放开肚皮吃饭的那几个月，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违背科学的生产方式（高度密植、过度深翻土地）和大炼钢铁导致的农田抛荒，在不多的存粮吃完糟净之后，农村先后进入了饥荒， “跃进”跳得越快的地方，饥荒就越严重，小说所本的河南农村，还在跃进的高潮的1958年下半年，就已经出现了因饥饿大批逃亡到湖北的农民。接下来，在饥荒中没有饿死的农民，刚刚缓了口气，就迎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是“文化大革命”。在大革命中，最让农民头痛的是农业学大寨，就是小说里写的“造梯田”，无非是变相的“大跃进”，大队核算，大干社会主义。

回顾这段历史，如果从文字上看，你会发现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农民自己的意愿，统购统销是应农民反对奸商盘剥的要求，合作化是顺应农民对两极分化的不满， “大跃进”人民公社更是顺应了“人民群众急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 “文革”以及革命中的学大寨运动，不仅顺应了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要求，而且是群众反修防修的需要。当然，我们不能说农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欲望和要求，因为，口号虽然是上面提出来的，但下面的农民也确实跟着走来的，而且有的时候看起来走得还挺欢的，当年媒体上农民欢欣鼓舞的照片和镜头，不见得都是造出来的。只是，令人有些不解的是，为什么每当农民有这种大规模的要求的时候，总会伴随着大规模的运动，合作化、人民公社、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不必说了，就连统购统销，都是由组织安排群众评议每家的余粮存量，只要把第一家评高了，那么接下来就会越评越高，直到逼得人家上吊。

运动，就是总是躲在袖子后面的那只手。

等到农民最后一点儿社会主义热情的火星被耗尽，任凭学大寨的号角吹得山响，农民依旧磨他的洋工，而把所有的力气，投到巴掌大的自留地上，“文革”后期的所有运动，实际上都变成了锣鼓喧天的空热闹，这时，人们发现， “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很可能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耸人听闻，实际情况是我们被东亚的某些邻居远远地落在了后画，陷入了没有活力的短缺经济的陷阱。于是，慢慢的农民“退社”的要求被在半遮半掩中考虑了一半，大包干出现了，普及了，农民自己当家（其实是半当家）的欢喜劲儿刚刚上来，在更大规模的国家现代化浪潮里，就又被卷入了权力和市场的新的旋涡中。无限供给的农民工，不仅为中国的出口加工提供了100%的劳动力，而且他们的存在，也成为中国吸引国外投资的最佳条件。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工会，甚至连起码的劳动保障都没有的农民工，拿着世界上最低的工资，还经常遭到拖欠，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从本质上讲，革命时代的工业化和眼前的现代化是一样的，区别只是一个沿着苏联道路走，一个沿着美国的道路走而已。农民依旧是被某一只手拖着走。

这时，那只手变成了市场和绝对权力嫁接的畸形骈指。

市场来了，行政的权力架构，却山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那条河。大队变成了村，公社改了乡镇，书记还是书记，长还是长，只是从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变成了政府、党委加上七站八所的成百上千人的队伍，而且还是逐渐膨胀着。所有该管的事情都不管了，所有该收和不该收的钱都拼命地收，收不上来就出动武装，夜间“悄悄地进去”。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小说里描绘的那种“富民工程”，工程一来，农民就得毁掉自己原来的庄稼，跟着领导走，最后颗粒无收，但领导已经变成更大的领导了。几乎每个工程的背后，都有一个小说里说的“敬仰堂”，有一个规划好了的升官图，不是所有领导都像柳县长那么倒霉，为自己最后砸了锅的工程付出代价，丢了乌纱，更多的好汉事实上就是踩着一个个劳民伤财的工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不，爬了上去。而农民出卖了劳力和脸皮（茅枝婆对绝术团的评语）之后，得到的往往是需要他们几辈也还不清的工程债，最后的结果还只能是卖，能卖什么卖什么，能卖的都卖了。小说中故事所在的河南，农民响应上面的号召“卖血致富”，结果出现了一个个的艾滋病村，得了艾滋病奄奄待毙的农民，逐渐连外界对他们的同情，也一并卖掉。可悲的是，农民卖的行情，并不总是像小说里描绘得那么好，经常会往下掉，有时候，想卖都卖不出去，卖的过程，有权的人还七手八脚地刮上一道，权力和资本的钱袋里，不仅装了农村小伙卖命卖血的钱，也装了农村姑娘卖皮肉的钱。留给农民的选择，只是有什么卖什么，还卖不出价钱。可是有的时候，如果农民的东西被人看上了，那么不想卖也得卖，比如某些地段的地皮，卖的时候，得利最小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真正所有者，有时，小到了不足以再搭建一座成本非常低廉的足以蔽体房屋的地步。

事实上，有这种除了上级、根本没人管得了的绝对权力，才会有这样一个又一个富民工程（或者说升官工程），有这样“民之父母”的权力架构，才有柳县长这样的升官图，旧的权力接在了新的市场上，才使得资本的威力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既想买列宁遗体获利，又想在列宁水晶棺旁安排自己的水晶棺，以图永垂不朽，在正常人眼里，也许是荒诞的，但如果我们听了某些贪官“放松思想改造，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信任”之类充满革命意境的忏悔，也许感觉就不那么荒诞了。过去的意识形态话语，就是这样天衣无缝地和某些现代西方的概念，嫁接到了一起。

其实，像柳县长这样的官，说到底，也是农民，尽管进了城，当了县长，却没有抖干净身上的土气（即使当得再大也一样），同样要受那只看不见的手摆布，他的功过祸福，造的孽和做的恶，都有那只手舞弄的影子。小说最后让柳县长弄残了自己的双腿，来到受活庄落户，其时，外面的“圆全人”都在装瘸弄瞎，变成了不残而残的残疾人，世界彻底走进了荒诞的受活庄。

小说的结尾，受活庄在经受了屈辱和劫难之后，终于换回了摆脱行政管辖的一纸“文件”，读者也许松了一口气，但是且慢，这充其量只是作者给书中饱经磨难的人们的一个有点儿暧昧的光明尾巴，谁都知道，在现实中，这样的事情不啻是痴人说梦。

受活，按小说的解释，是北方方言，“豫西人、耙耧人最常使用，意即享乐、享受、快活、痛快淋漓。在耙耧山脉，也暗含有苦中之乐、苦中作乐之意。”但是通览全书，我们不仅看不到第一层意思，连第二层暗含的意思也没有，满眼的只有两个颠倒过来的字：活受。同样是某种方言，意思是活受罪。

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序

英国哲人墙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在中国人而言，读史能否使人明智倒在其次，主要是可以使人愉快。古代的中国人，文学和历史是分不大清的。因此大量被中文系视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当初作者和读者都是当历史来看的。四大名著中最受欢迎的《三国演义》，其实就是在讲史。而最像小说的《红楼梦》，其实当初倒不那么受老百姓待见。

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中国人毕竟已经迈进了现代社会。老黄历不用再提，至少受过教育的读书人，知道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小说。小说、电视剧里胡编和半胡编的历史故事，看了过瘾之余，有时候也想看点儿“历史的真实”。更有野心的历史爱好者，一般都想通过读史，最好是系统地读史，了解历史的全貌。这时候就用得着通史了。很多爱好者，只要读史，首选往往就是通史。真正专门化的历史研究，其实跟其他学科一样，没有点儿专业训练，还真就不一定读得懂。其实，就算一般文科类的学科，如果学校不那么功利，似乎也应该给学生们开一两门通史课，当然，首先是开中国通史课。前些年，博士生面试的时候，经常能碰上号称把中国历史都读通了考生，一问才知道，他们所谓的“读通”，无非是看了一套中国通史而已。

不过，中国人尽管喜欢通史，但以往的积习却很难全然改掉。写通史尽管不一定要写成通俗历史故事，但还是要通俗易懂才好。否则，读者面就受限制。中国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说是20世纪出产的中国通史，有两部半著作值得称道。一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一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半部是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未完成）。其实，如果按我的看法，还有三部通史也相当不错，一是夏曾佑先生的，一是缪凤林先生的，还有就是范文澜先生的。其中夏曾佑先生的著作，原是为中学做教科书的，但写的相当有见地，而且是中国人做西洋式的通史的第一部。缪凤林先生的通史比较扼要，但也很有特点，范文澜先生的大作，是最长的，也是按唯物史观写通史诸大作中，最足观的一套。

但是，作为一般爱好者而言，上述的所有通史，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够通俗晓畅，对于史学爱好者来说，都有点儿难度。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分为大陆和台湾两大块。由于台湾学界相对比较平静，没有那么多折腾事儿，因此，成就斐然。为一般爱好者书写的通史，也大有可观。开放之后，通过各种渠道，见过一些台湾史学家编写的中国通史，大体叙事都比较清楚，文字干净。特别优秀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文辞优美。每个章节，都有历史随笔的味道。比较起来，大陆史学界尽管开放之后，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通史写作，却在开倒车。某些长篇巨制，块头虽大，但不仅内容杂芜，优劣不一，而且文字干瘪，味同嚼蜡。面向市场的所谓图文本通史，主编者名头虽响，但具体编写则是一群毫无研究的学生，等于是书商为了挣钱临时找人凑出来的，不惟毫无见地，而且有大量的常识错误。至于各个大学开这门课的学者，为了评职称各自为战、画地为牢编出来的通史教材，则更是不忍卒读。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套八卷本的中国通史，是我所看到台湾同类著作中，比较出色的一部。傅乐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傅斯年先生虽然长期主持“中研院”史语所，自认是“二流人才”。但其实早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是一位连老师都不敢小窥的牛学生。胡适先生回国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如果不是得到作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先生的加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傅斯年先生的史学著述，虽然不多，但大气磅礴，独树一帜。傅乐成先生从小得家学真传，名儒熏陶，不仅通经史，而且于文学和绘画，也有相当造诣。毕业于西南联大之后，立志史学，在秦汉史和隋唐史方面建树颇多。去台后，一步一个脚印，在史学界耕耘，多年在台大历史学做教授，是位政学两界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人物。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牵头，组织六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各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一些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有人说，这套书是典型的国语，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其实，在我看来，这套书的最大特点，是有见地，不人云亦云。简单、干净，能把很复杂的事情，三言两语道个明白。不是在史料里浸润多年，看过不知成亿字的资料，断不能为此。

傅乐成的通史来了，说实在的，对于大陆史学爱好者而言，这比台湾著名的娱乐节目“康熙来了”，更像是福音。

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我们曾经有过的民主实践——刘建军《你所不识的民国面相》序

今天的河北，在清朝叫直隶，是清朝地位最重要的省份。有清一朝，有两个地方督抚的位置是最为紧要的，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直隶总督，而直督的分量还要大于江督。晚清几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都做过直隶总督，李和袁，任期都相当的长，整个晚清的大戏，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人在直隶这个舞台上唱的。当年的中国，没有首都直辖市一说，而直隶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一个超级首都直辖市，恰是因为这个因素，也由于晚清曾、李、袁的影响和作用，直隶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远比现在的人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作为代议制语境下的地方自治的历史，直隶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地方自治，是晚清到民国一个很有现代政治色彩的戏目。由于这个戏的开锣，是以督抚专权和洋务运动为标志的政治格局演变为标志，所以，由晚清强人担任总督的直隶，地方自治的发育，相当成熟，自办谘议局以来，直隶的地方自治，有声有色，在地方治理、乡村建设和预备立宪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局中，起了持全国牛耳的作用。 尽管如此，代议制语境下的直隶地方自治，从晚清到民国，却在以下降线行进。谘议局时代像模像样，议员的议政能力和道德水准，都比较高，进入民国，在袁世凯时代还差强人意，到了后袁时代，就王小二过年，一天不如一天。按道理讲，民国省议会的选举，后面的在形式上要比前面的强，但后面选出来的议员，素质却比前面的差，所谓的省议会，基本上成了军阀的传声筒以及跟行政机关分赃的场所，大多数议员，均以跟军阀和有势力的人物勾结，谋得一官半职为荣，大家不约而同，把进入议会，当成升官发财的一个台阶。

晚清地方精英的格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甲午战败是一个转折的标志。以新科状元张謇办纱厂为代表，传统的绅士开始投身工商业，由士绅变成了绅商，一方面，传统的精英结构出现了裂痕，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从第一代的买办，演变成根基更深的绅商。此后，从清廷新政到民国鼎革的一系列政治演进，都有一代新绅商的影子。由这代带有旧士绅色彩的企业家，引出了第三代新式的企业家，他们很多人具有留学背景，具有全新的商务和企业管理观念。在晚清到北洋时期民国这个时间段，中国政治的舞台，除了军阀和新旧知识分子，大体上就是旧式士绅和绅商的天下，到了民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才轮到第三代企业家登台。

但是，绅商的变化，在各地是不一样的。沿海发达地区，绅商的演变幅度比较大，绅商的作用，也比较明显，但内地，则依旧是旧式士绅的天下，士绅和军阀的结合，被海外学者陈志让称为“军绅政权”。可是直隶这个地方相当特别，这里不像内地那样落后、封闭，欧风美雨，在这块土地大有沾濡，工商业，也有相当的基础。不过，直隶毕竟是首都所在，工商业官商的意味很浓，当地的工商巨子，都跟官府关系密切，甚至直接就是官家的钱袋，跟江南他们的同行相比，他们的官味和官气都相当地浓，自觉自愿地浓，因此，自治，在这里，更像是官治，地方议会，只能是军阀政策合法性的工具。而且，可悲的是，这里的精英，在官欲官商的交替侵蚀下，道德水准也下降得很是厉害，参与政治的越深，道德败坏的程度越大，几乎没有内地那种旧士绅的绅士风度。事实上，凡是讲点儿操守的精英，无一例外地在代议制操作中被淘汰，不是自己知趣退出，就是被人赶走。从这个角度讲，直隶从谘议局到省议会令人沮丧的演变，是完全有道理的。

即使是这样一个逐渐拆烂污的代议制，对它的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毕竟，从晚清到民国，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果，是中国人全面学习西方实习课。课没有上好，不等于中国人从此以后，只配忍受专制，做顺民，民主的道路，总得走。当时转型，没有转好，以后还得转，所以，对当年的实习，必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从这一点儿上说，刘建军的著作，对国人，尤其是现在自诩处在转型期的国人，很有价值。

刘建军是我的学生，跟我不一样，他是纯史学路数教出来的。他的硕士导师，是我的前辈河北大学的黎仁凯教授，是为治学严谨的忠厚长者。纯史学路数的人，一般都恪守家法，做学问中规中矩，碰上我这样的野狐禅的老师，双方磕碰不可避免。还好，在这样的磕碰中，刘建军把文章做出来了，功夫下得很大，比如每个省议员的出身、来路，从当时的报纸上，档案中，一个人、一个人地比照出来，写出这区区二十几万字，看过的资料数以千万字计。做历史的人，灵气当然重要，但只要走对了路，肯下死功夫，就可以出成绩。虽然说近来晚清到民国的地方自治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相关成果也有了一些，但刘建军的工作，却是不可替代的。 夸自己的学生，很有些王婆卖瓜的嫌疑，但我这个人，自以为还是有原则的，也很爱惜羽毛，无论内外，拿不出去手的著作，决不作序。其实，刘建军的著作，有没有我这个野狐禅的老师在前面写上几个字都行，但是既然做了人家老师，人家文章又做得这么好，虽然自家贡献不大，奉命写上几个字，也自应该。

成为拆迁废墟的古城

福州是中国著名的古城，历史有一千七八百年之久，而且近代又是南方沿海一带，最热闹，最有历史意义的所在，一个林则徐，是把晚清带入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见证人，就中国人自己的说法，那是第一位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一个福州船政局再加上一位出身于船政局的严复，给这座古城平添了中国近代文化思想进步最耀眼的色彩。还没来福州之前，就听说出产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这些晚清名人中的名人的福州三坊七巷，是个访古的好去处。福州的旅游介绍，三坊七巷也是重中之重，堪称福州招徕游客的第一名片。

到了福州，第一个冲动，就是直扑三坊七巷，急不可待地想去看一下这个具有千年历史古巷坊的风貌。人们形容落差比较大的造访，往往会说，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然而，不到返回时，几乎在进入三坊七巷地界的同时，我就已经感到极大的败兴了，因为我发现我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整个地区都在大拆大卸，不，应该说是大毁，几乎所有的老房子都被拆掉了，原来的巷坊，只有少数几个还剩下一点儿残余，在仅余下的几个门牌上，还可以依稀看到诸如“郎官巷某号”、“黄巷某号”这样的字样，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座古巷。几个过去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的名人故居，林则徐故居不开，沈葆桢故居锁门，好容易敲开了严复故居的门，里面的一个大妈开了一个门缝告诉我们，现在内部整修，不开放。只有临着繁华大街的林觉民故居还在开放。这个宅子，其实也是近代另一个名头更大的人物林长民，著名才女林徽因的父亲的故居，以及冰心的故宅（后来被冰心的父亲买下）。显然，如果这里没有出过那么一个著名的革命者的话，故居不会保护得这么好，比一比严复和沈葆桢的故居，不用进门，仅看看大门，就可以看出区别来。

我相信，福州市政府，对三坊七巷的改造，多半不会将之变成商品房，或者商用大厦，而且我提到的这些名人故居，也很可能会得到保留。只是像梁章钜、李馥、陈袭裘、林聪彝（林则徐子）和刘冠雄等人的故居，估计就玄。改造后的模样，应该是比照上海改造石库门那样，弄出一个新生的三坊七巷来，远看古色古香，近看则金碧辉煌，簇新铮亮。似乎不大可能修旧如旧，恢复当年的旧观。因为在现场看，工人们拆得很生猛，拆下来的瓦和木料，基本上都没了，少量的旧砖，随意堆在那里，没有分类，更没有编号。将来新生的三坊七巷，包括那些作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超级名人故居，如此这般地翻新起来，估计都会变成老建筑其表，钢筋水泥其里的假古董。

世界上凡是有点儿历史的古城，旧城改造，都是一个难题，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但是很少有像中国人这样，不是大规模地拆旧建新，就是大规模地拆旧翻新。相对而言，翻新的部分，只占很少一部分，多半是那些世界上都有知名度的古建筑，才有这个资格，否则，无论有多大的文化价值，也都是推土机上来，一推了之。现在看来，即使是那些似乎受到格外照顾的部分，翻新式的改造，也大有问题。

当年的古建筑，我们且不说其人文历史的内涵，只说建筑本身，不仅其雕梁画栋有讲究，山墙漏窗有讲究，连铺地的砖，也有讲究，据说三坊七巷这个地方，一般中等人家地上的泥，都是从海里挖来的，梅雨天不返潮。然而，我们现在的重建，这些讲究都没有了，讲究的只是华美的外表，用这样的外表，来赢得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游客的欢心。这样的现象，不止福州一地，上海新的石库门如此，北京翻新的四合院也如此。现在的中国城市，无论历史长短，走到街上，个个都像纽约，其实比纽约还新，高楼大厦，大玻璃，钢结构，随便在那里照张照片，任谁也分不出是什么地方。过不了多久，在中国的土地上，像福州这样正在拆迁中的古建筑也找不到了，要找，只能翻画册了。

全盘“文明”的时代

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其实，中国真正的全盘西化，明目张胆地全盘西化，比五四更早，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的文明运动。那时候是“全盘文明化”，凡是西方来的东西，一概名之日“文明”，礼帽叫“文明帽”，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则叫“文明车”，话剧则叫“文明戏”。结婚如果不按中国的规矩来，三媒六证，几叩几拜，就叫做“文明结婚”，连女人放足，放出来的半大脚，都叫做“文明脚”。因为前者是学习西方的做派，后者则是西方人主张的。

所谓的文明，实际就是西化，而且是无条件赞美西方的西化，只要来自西方的，就是文明，就值得提倡和推崇，那么反过来，中国的东西，似乎就是不文明，不文明，在那个时代，就等于野蛮、落后。这场文明运动，无非是以西方的价值为价值，以西方的审美为审美，全面学习西方，从精神到制度，再到器物和风俗。在革命的当口，全国的革命军，其实根本就没有统一的组织，但却相约不碰外国人，连加入革命的会党、土匪都能自觉遵守规矩，战场上双方打得正欢，如果有外国人出面，说你们的炮火波及了我们，那么大家就一齐停战，另选个地方再打。革命军疯狂给人剪辫子的时候，唯有外国人出面干涉，才可以令他们暂时收手。

如此疯狂地学习西方，酷爱西化，背景是义和团运动的反向刺激。这个很本土的排外运动，在清朝新政时期，就已经彻底被国人自己污名化了。不仅跟着外国人管庚子之变叫“拳乱”，而且管义和团叫“拳匪”。上层知识界开明一点儿的人，原本就不同意义和团的做法，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两宫出逃，证实了他们意见的正确。还在出逃路上的西太后，转过来赞同他们的意见，接连发表上谕，要清军协助八国联军围剿原来被她赞为义民的义和团。本质上，义和团运动是在清朝政府于甲午之后学习西方的变革，因朝廷内部的纷争而导致失败之后，一场向内部寻求资源的挣扎，这种挣扎，由于过于本土化，疯狂激烈地排外，逢洋必反，反得非常血腥无理，当然挣不出个出路来，反而给西方落下了中国人愚昧落后的话把儿。

在再一次开始向西方全面学习的过程中，从新政走到革命，朝廷覆灭，共和兴起，但学习的劲头却有增无已。主导政局的上层人士，无论保皇还是革命，对于义和团愚昧的伤疤，都相当忌讳，不乐触碰，甚而用对西方事务的追捧，加以掩饰，只是北京的人，多少有点儿矜持，而上海的人，更加大胆一点儿而已。由革命催化的高调文明浪潮，其实是新政以来上流社会思潮的合理顺延。

只是，这种全盘西化的狂热，跟五四运动一样，并没有引起相应的社会变动。握有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乡村社会，大体上依然我故，如一潭死水。鲁迅小说《阿Q正传》和《风波》里，反映的还是相对开化的江浙农村，如果到了内地，情况还要令人泄气。尽管辛亥革命后的先进分子，大力度鼓荡文明，但连作为西方人眼里中国人野蛮标志的男人头和女人脚，都很难改观，即使强悍的革命军，也只能在城里给进城的乡下人剪辫子，断然不敢冒险下乡去动剪刀，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激起民变，再来一次清朝入关时的嘉定和江阴式护发（辫）抗争，也未可知也。至于给女人放足，或者禁止缠足，更是收效甚微。开明女人文明脚的示范，仅仅是人们的笑柄。当时的民谣，没有歌颂革命的，反对“文明”的却有不少： “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这是讽刺剪辫子的，时人把剪了辫子的人都讥为和尚。“你说邪不邪，娘们儿穿着爷们鞋，回家一比差半截。”这是讽刺放足的。正像鲁迅在《风波》里描绘的那样，农民未必在意皇上是不是坐龙庭，但却在意自己头上的辫子。抵抗文明，比维护皇权更起劲儿。

跟农村的人们相反，凡是涉足政治的人，对于革命或者不革命，进而对于共和或者帝制反而更在意。当家的袁世凯日趋保守，祭天祭孔，强调尊孔读经，连官衔都改得古色古香，可是，一切文化上的向后看，着眼的是帝制的恢复，不过是文化搭台，政治唱戏。连有政治野心的土匪白狼，最初起兵，居然也打起了恢复大清的旗号，也是希望文化搭台，政治唱戏。搭完了台，戏演砸了，文化也就掉了价，传统掉了价。

因此，当五四运动再一次鼓荡西化的时候，虽然林琴南之辈特别希望伟丈夫荆生，也就是段祺瑞的爱将和谋主徐树铮出头，将覆孔孟，铲伦常之辈一鼓荡平，但徐树铮毕竟没有介入，反传统依旧没有深入农村，但社会对五四新文化的抵抗，却微弱了许多，听任白话文占领学校，听任西方的学科体系，扫荡了中国的经史子集。

曾经的体育课

现在我们的学校，无论大中小学，体育课基本上不受重视，因为这种课，跟升学没有关系。体育课老师，往往被讥为“体育棒子”，言外之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让人看不起。上体育学院的，不是体育尖子就是别的学不好的，好歹混个文凭。但是，在清末国家开始办新学堂的时候，体育课却相当受欢迎，体育老师也相当难找，有的地方，甚至得花大价钱从外国（主要是日本）请。一个新学堂，如果能开出体育课来，周围的学堂都羡慕得不得了，尤其是官办学堂，往往是非开这课不可。 其实呢，当年的所谓体育课，满打满算，无非就是兵操而已，从国外进口一些西式军装，大沿的军帽、皮鞋，笔挺而且带裤线的制服，看起来跟朝廷的新建陆军服装相似，学生装扮起来，把还留在脑后的辫子，掖吧掖吧，塞进帽子里，高高地拱起一座富士山，看上去除了帽子有点儿鼓，还是蛮精神的。上课就是排队，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老师还要挎上指挥刀，站在一旁喊口令，洋气一点儿的还要有军乐队，鼓号齐鸣，学生上操，扛着木枪，偶尔也会有几只没有子弹的真枪，踩着鼓点儿行进。至于后来我们习惯的田径项目，球类项目，统统是没有的，连非兵操式的体操，当年被称之为柔软体操的玩意，也是后来的事，一个能开出体育课的学校，操场是有的，但绝没有球场，没有跑道，更没有沙坑和单双杠，能有架秋千，已经不错了。

能教兵操的人才，按道理在当时的中国，不应该缺乏才是，毕竟，自打长毛起，淮军已经跟华尔与戈登的洋枪队学会了立正稍息这一套，一喊“发威马齐” (forward march)，就知道是齐步走，一喊“腾瑞特”(turn right)，就知道向右转。可惜，这套鬼子操练法，随着淮军的日益消沉，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被忘干净了。甲午战争之后，朝廷再练新式陆军，不学英国了，改学德国。那时都说，普鲁士陆军，天下第一，咱遵循孙子兵法的古训，法乎其上，于是改辙了。这一改辙，口令和操法都变了，连齐步走甩手的方向都不一样了。到清廷新政开始大办学堂的时候，新建陆军自己还没学太明白，自然没有人手出来管学堂的事，于是乎，体育课老师就缺货了。新学堂国文老师最多，满地的举人进士和秀才，不愁找不到合适的，教外语和数理化的就缺一点儿，但邻国日本大办速成师范，很快就供应上，教的合格不合格另说。唯独这体育课，找不到合适的人教，不教还不行，因为办学堂是新政的大事，关乎官员的政绩，上司来视察，如果学堂没有体育课，拉不出一队人马出来列队，在军乐声中接受检阅，脸上不好看。清末民初的著名小说家包天笑，在山东青州办中学堂时，学生刚练了几天兵操，知府大人就派他们去车站迎接路过此地的山东巡抚周馥，结果巡抚大人精神不济，躲在车厢里不肯出来，无心点校学生军，弄了没趣。但是，清朝的大员们，不都像周馥这样年老昏聩，乐意生事相当多，因此，兵操，就成了学堂，尤其是官办学堂的必修课。

有趣的是，老师的缺货，却给了革命党人机会。那年月，革命党人留学日本，或者流亡日本的非常多，一心向学者却少的可怜，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学军事，正规的军校进不去，就去民间的军事预备学校，比如成城学校什么的，在那里，真正的军事知识也许学不到，但立正稍息的兵操却是会的。学成回国，要找个职业做掩护，正好去做体育教师。看当年的老照片，许多学堂学生照，一群孩子穿着军装，敲着鼓，吹着军号，或者整队，或者行列，更多的是集在一起扎堆拍照，当中有一个年纪大的，八成就是当年的革命党。

练会了兵操的学堂学生，在革命到来的时候，还真就有点儿用，很多人受老师影响，多少倾向革命，革命党人，来自学堂学生的，自有不少。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地响应，响应者中，不少都是学生娃。当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当学监（校长），革命一来，清朝的官员跑了，革命军却还没有到，市面上人心惶惶，鲁迅就把学生军套上军服，扛上木枪和几支真枪，打着鼓，吹着号，在街上走一圈，谎称革命军已到，于是人心一下子就安定了，实际上王金发领着革命军进城的时候，是拣了个便宜。

体育课变成兵操，原本是为了给官办的新教育摆样子，而摆样子是一切官办事业的共性，只是，清朝末年学堂里的摆样子，却无意中帮了官府的对头，看来，古今一理，凡是摆样子的事，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可惜，喜欢摆样子的人，一辈接一辈，这个道理，死都不会觉悟的，觉悟了也没用，还是要摆样子。

奴才的创造性

一次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胡扯，谈及创新性国家这个话题，我随口说道，没听说过奴才有创造性的。有人不服，认为我看不起奴才，有种族歧视（严格说应该是族群）之嫌。可我还是坚持己见，在这个世界上，做奴隶的，如果碰巧是个能工巧匠，碰巧有条件，也许能有创造性，但是一般我们说的奴才，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一般我们所说的奴才，都是指家里的下人、仆人。这样的人，就是有创意，也无非表现在如何揩油上，买菜买贱报贵什么的。这一点，晚清和民国在华的外国人，印象特别深。

在我的印象中，奴才这个词，在清朝特别用的特别多。满人下级见上级，尤其是见皇帝，必定自称奴才。有一阵皇帝感觉不好，下令禁止，可就是禁止不了。一般来说，即使在上者权威再大，禁人这个，禁人那个，拉屎放屁都可以禁，但唯独禁止不了下面人的低声下气，自我贬抑。所以，即使英武如康熙、乾隆，也只好听任满人一口一个奴才地叫成一片。其实，满人这样的自称，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对汉人而言的。汉人自称“臣”，满人如果也称臣，那不就没区别了吗？自称奴才，虽然在汉语里看着低贱，但意思里却透着跟皇帝之间的亲昵。能打能骂，贱称呼，才是自己人。被大人物叫个狗子、驴蛋什么的，说明彼此关系不寻常。汉人的文化，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当时的汉臣们，其实特羡慕满人这种自称，可惜几个胆大的，冒险试了一试，热脸碰在人家冷屁股上了，灰头土脸。别的人就不敢再试了。因此，汉臣只好称臣如故。这个臣，其实不过是奴才的奴才。

所以，在清朝，是没有“大臣”这个词的，皇帝特别反感汉臣们以大臣自居，也不许有谁以贤臣自居。有个家伙要求给他爹申报贤臣，结果被乾隆下了大狱。乾隆特别反感汉人士大夫动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也不希望他们提的“修、齐、治、平”四个字。修身齐家尚可，治国平天下，干你们什么事？既然清朝的臣，无非是奴才的奴才，那么，无非是供役使的奔走之徒，跟大户人家看门、打杂、跟班伺候人的主儿，没有本质区别。六部衙门，满汉两套人马，好像权限平等，其实每个层级，都是满人掌大印，汉人主文稿，也就是说，满人掌权，汉人办事。所以，清朝的皇帝，对于臣子，最高的期待，就是办事。上面有事，你给我去办。跑腿奔波，办完了，交差，到户部去报销费用，即使贵为方面大员，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一直到西太后老佛爷当家，上面对于臣子最高的评价，还是“会办事”。在老佛爷眼里，即使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也不过是会办事而已。正因为如此，为我们某些大人物特别看好的大清国，其实是一个特别保守的王朝。制度也好，法典也好，一概照抄明朝，各部门的则例，也一律照旧，办事一律循旧章。就像《红楼梦》里探春等人三驾马车当家，下人请示办事，不懂事的李纨，下人说什么都照样批准，而聪明的探春则一律让查以往的旧例。这种聪明，就是奴才的聪明，照既定方针办，不出错。只有到了太平天国兴起，大清国将不国，才不得已允许汉臣自救，昔日的奴才总算有了点儿创新，有了湘军淮军，有了厘金。到了国家不得不变革之际，中央政府也大体上没多少动静。只是让地方督抚，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兴办洋务。这些专权的督抚，到了这个时候，才不再是过去的奴才的奴才了。

可是在此之前的200年里，在朝的，不敢犯言直谏，在野的，不敢结社议政。连诗酒唱和，都须“莫谈国事”。如果地方官贪腐，胡作非为，在野的士人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比如找御史反应，如果自行聚众抗议，必定是要遭致镇压的。清初江南才子金圣叹，写了好些让人快乐的文字，但就因为抗议本地官员贪污，聚众哭庙，结果丢了吃饭的家伙。自叹，杀头至痛也，人瑞（金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奇哉！

当然，说清朝的臣子，不，奴才们一丁点儿创造性也没有，似乎也不确切。在听话和顺从方面，他们还是有创意的。比如说，过去人们顺着皇帝说话的朝臣，有三旨相公（听旨、领旨、遵旨），模棱相公，而清朝，则推陈出新，上了一个新境界。做过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红人的曹振镛曹大人，死的的时候，被道光称为“实心任事”的朝廷第一号大学士，做官的心诀，是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皇帝说什么，骂什么，原本就跪着，磕头就是，磕头有如鸡啄米，皇帝就是想怪罪，也于心不忍。那个时代，很多后进的朝臣，在私下写笔记的时候，都免不了提及赏识提拔他们的老师前辈。最感恩的话，无非是说，老师如何叮嘱他们，上朝的时候，裤腿上要缝上块皮子，最好装点儿棉花，否则跪久了，膝盖要生病的。当然，更有心的人，还会特意请教一些资深太监，讨教他们如何头磕得响，但又不十分痛的方法，以增进多磕头的边际效应。

深得曹振镛大人心法的，是位满人。此人叫全庆，满洲正白旗人，正经的上三旗出身，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为官60年，活了82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可谓位极人臣，全福全寿。此老不仅见皇帝多磕头，而且回到家自己没事也磕。风雨无阻，每日磕头120次，起来跪倒40次。就像打太极拳、做体操一样。据说，这就是此老的长寿秘诀。他的学生汉人翁同龢，在做官做到罢官回家之后，深感老师的功夫深厚，于是在家呆着，每天入夜必定在房间里三跪九叩数次，才上床睡觉。最终，得以保住了自家的首级，没有身首异处。

做奴才做的心服口服，自我总结经验，私相授受，然后再把磕头这种奴才仪式转变成健身体操，终于做到体健长寿，你还别说，这实在也算是一种创造，足以傲视世界的创造（因为别人想不到）。这样的创造，当然没办法让大清走出困境，更休谈富国强兵，但是在上面的皇帝或者太后，委实受用。无论说什么，都有人答应“喳”，无论做什么，都有人赞圣明，一呼百诺，威风凛凛。大权在握，图的不就是这个吗？可是，真到了有事的时候，这些奴才，除了馊主意之外，半点儿正经主意也没有，眼睁睁把皇帝太后带到沟里去。

小报告与大字报

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大（小）字报了。提起它们，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文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和大热闹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曾是中国的一景，经过“文革”的城里人，除了不会说话的娃娃和从一开始就被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的人，又有谁没贴过或者被贴过大（小）字报呢？

如果翻一翻史书，我们就会发现大（小）字报的历史还真是长，大概从蔡伦造出了便宜的纸之后，街巷和城垣上就开始出现揭帖，属于中国人最早的作品发表方式之一。东汉末年类似“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别父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之类的歌谣，在诞生的时候，大抵是以无头帖子的形式出现在墙上的。这些揭帖，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大字报。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人们发泄不满，抨击时政的工具。它们中既有如上泛泛的讥讽，也有针对某人某事的攻击，比如北宋末年童贯蔡京专权时，有无头帖云： “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而明代成化年间，六科给事中的选拔，只取体貌伟岸者，于是有帖道： “选科不用选文章，只要生来胡胖长。”其中，做学官的人大概是最发怵的，那些舞文弄墨的秀才举子，稍有不慎，就会弄出来几个骂你的无头帖子。显然，这样的东西，当权的人，包括皇帝是不会喜欢的。

前几天随便翻书，见到一则明太祖朱元璋对国子监下的敕谕，属于那种朱皇帝口授，翰林学士笔录的，很是原汁原味，其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粟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不言而喻，朱皇帝在口授这则敕谕时，有点儿肝火上窜。当然，这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元代对科举和官学一向漫不经心，又经过元末清初的战乱，朱元璋登基以后，人才奇缺，因此，不得不靠设在京师的国家学校国子监来应急，从国子监每年培养的学生，一出来就派下去做官。但是有任国子监的祭酒（校长）不知怎么有点儿窝囊，压不住茬，学校秩序未免有点儿乱，于是就惹起了事必躬亲的朱皇帝的雷霆之怒，撤掉了校长，同时发布这道杀气腾腾的谕令，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子监的醒目处。朱元璋龙颜大怒不稀罕，实际上，此人做了皇帝之后，经常怒气冲天，动辄杀人。稀罕的是他身为皇帝，对“没头帖子”即大小字报的态度，真是叫恨得要将“龙牙”咬碎，写大小字报的人，一旦被抓住了，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将人活活割碎，是古代最重的一种刑法），而且还要全家抄没，发配烟瘴地面。即使在“文革”中受尽了大字报之苦的老干部，对这东西的痛恨恐怕也赶不上朱皇帝万一。

虽说对私下写“没头帖子”痛恨不已，但这位朱皇帝却鼓励学生们打小报告，凡是打小报告的，说是要赏“大银两个”。所谓的“大银”大概就是银元宝，25两一个，明初百物都贱，大银两个估计买房置地都够了。朱皇帝不仅鼓励人们检举揭发“现行犯”，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反革命”，如果有人乐意出首， “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真是皇恩浩荡。按说，小报告跟与大小字报一样，都属于拿不上台面的行为，可是它们的命运在皇帝那里却恰好相反，一个上天，一个人地，甚至还要利用一个打击另一个。其实，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喜欢小报告，只不过像朱元璋这样赤裸裸地讲出来的，还不多见。当年韩非子给肉食者出主意，如何如何玩弄权术，引得秦始皇仰慕不已，恨不得马上见到此人，招数中就有“小报告”一项。秦以后的统治者虽然逐渐地开始独尊儒术，但对于韩非子的招数其实并没有置诸脑后，嘴上虽然未必认账本，但实际上都在鼓励告密。最凶的武则天，用这个办法让大部分不满意她“牝鸡司晨”的人都掉了脑袋或者闭了嘴。

但是总体来说，皇帝们鼓励归鼓励，可成绩并不好，尤其是士人对此大多不感兴趣，对于读书人而言，这种行为不仅失德，而且大大的有失身份。虽然每朝每代总免不了有那么几个败类，但不到万不得已，或者利益极大，是没有士人敢于轻易一试的，因为如果一旦事情败露，那么将遭到全体士子的唾弃，不仅再也没人跟他诗酒唱和，连子孙后代都无法见人。正因为如此，尽管朱家皇帝公开鼓励告密，还是得依靠专门的特务机关东西厂和锦衣卫来刺探臣子的情况。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字报和小报告却一并成为群众斗争的工具。每当有运动的时候，大小字报就会纷纷出笼，按运动的阶段和斗争的需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开始是暴露揭发问题，然后是大规模批判，最后则胜利凯旋。一般在组织和骨干的正确指引下，都能收发自如，稳准狠地打击那些本该打击的对象。当然偶尔也有失控的时候，将“本质很好”，但“生活作风”有点儿问题的好干部的那点儿尴尬事露了出来，不过好在基本上都能及时补救，不至于干扰斗争大方向。只有在“文革”这种过于庞大、群众发动过于彻底、持续时间又过长的运动里，大小字报大规模地碰伤了一大批从前一向布置和指导群众运动的人，而且将他们的隐私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变得不可爱起来。其实，就是在这场持续十年的运动中，大小字报也基本上是沿着伟大领袖的指明的道路向前码字的，按一句革命的行话，就是说大节还是好的。

小报告的命运在革命运动中显然比大字报还要好，只不过它已经换了名字，叫做向组织汇报情况，向组织交心，等等。从小学开始，班主任老师最拿手的绝活儿就是通过班干部和积极分子向他（她）汇报情况以了解同学的每一个细节。小时候的我相当愚笨，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在私下里干的那点儿出格的事，老师总是了如指掌。进入中学，已经是“文革”的后期了，我和我的同伴私下里聊的那些对现实不满的看法，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老师甚至校领导的耳朵里，最后竟然演变成了政治问题，直斗得我发昏四十二章经。当时我并不明白，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普遍的风气的反映，并非我自己特别的倒霉。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种可爱的风气现在也并没有止息，大概属于宋玉说的那种“大王之雄风”吧，刮得那么理直气壮，浩浩荡荡。不仅大学生干了什么有人向上汇报，就是老师也有学生检举揭发某些思想倾向的问题。当然，大家可能都明白，我所指的并不是有人做了不法的事其他人去检举，事实上，如果真是碰到这种情况，反倒没有人敢于出头了。

在经过了大规模和频繁地用群众运动来做一切想做事情的时代，终于发现周期性的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收放自如，弄得不好还会造成大众性癫狂，贻害无穷。于是，已经被明文写入宪法的“四大”被一脚踢出，再也没有人有兴趣提起。就是一般老百姓，由于对“文革”心有余悸，想到大字报满天的情景难免打哆嗦，所以也宁愿离“四大”远远的。大字报在流行了几千年之后，第一次不仅在上层而且在下层也变成了没人理的臭狗屎。

在一个人们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缺乏适当的宣泄渠道的社会，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大字报和小报告实际都只是这种社会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衍生物。没有人生下来就会打小报告，更没有人天生会刷大字报，在某种意义上，人的行为是制度环境塑造的。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字报和小报告这对难兄难弟，跟官场权术和宫廷阴谋一样，导演了无数哭哭笑笑的悲喜剧，堪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形政治机制。而另一方面，大字报和小报告也可以说是某种畸形的社会宣泄形式，特别是大字报，几乎成了正常年代无权的人们表达和发泄不满情绪的主要渠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观测社会状况的晴雨表。对这对难兄难弟爱也罢，恨也罢，自以为得计从容利用也罢，实际上都没有越出传统政治的窠臼，自然也难免传统政治的悲剧。

封杀了大字报，却依然吝啬给人们说话的机会，但人总是要说话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于是渐渐的政治笑话和小道消息泛滥成灾，现在又有了无所不在的网络，大概除了色情内容以外，网上口没遮拦的“大字报”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了。糟糕的是，对于这些饱含恶毒攻击内容的东西，即使配备上百万的网络警察恐怕也难以全部封杀。 大字报和小报告虽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实际上在人们的眼里，后者却更伤德，更为人们所不屑。今天，前者已经被明令取缔，而后者却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朱元璋的那个悬赏“大银两个”的上谕，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北京过去的国子监的碑林里，如果还没有被酸雨腐蚀掉的话，那么有心人真应该拓下广泛复制，也放在现在的国子监里。

唐德刚走了，史学有点儿寂寞

唐德刚先生走了，媒体的朋友觉得我该说点儿什么。看到报纸上唐先生的大幅照片，感觉自己是该写点儿什么。写什么呢？我不认识先生，仅仅是先生的读者，千千万万喜欢先生文字的读者之一。只是，在有些人看来，我作为一个弄史的人，写作风格，跟唐德刚先生有几分相似。甚至还有记者问我，是不是受了唐德刚先生的影响。就凭这个，我也该写几个字。

没错，我很喜欢唐德刚先生的文风。但要是说我的写作风格受他的影响，倒也未必，因为看到唐先生的作品之前，我写东西已经是现在这个德行了。细品品，我那粗陋的文字，其实也跟唐先生不大像。最早看唐德刚先生的东西，是北师大出的内部资料，唐德刚先生做的胡适先生的口述史，绝对是没有版权的。不过，那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事稀松平常。这套胡适口述史，正文远没有注释多。而恰好吸引我的，是注释。唐德刚的注释，跟别人不一样，对正文的考订解释，仅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文字，是在做评论。大段大段的评论，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几乎每段正文后面的注释，都比正文多得多。有考订，有解释，更有点评，调侃，借题发挥，甚至还有自家身世与胡适身世的比较，我就是在这套书里，得知了唐先生的一些经历．比如如何到美国留学，如何到餐馆刷盘子挣学费。让人想起当年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文艺复兴史》作序，结果序言比人家正文还多。后来再看唐德刚先生专门写的《胡适杂忆》，虽然也觉得内容比较丰满，但《口述史》注释的那股子放肆的劲儿，似乎却少了一点儿。先生的口述史名篇《李宗仁回忆录》，做的中规中矩，史料价值极大。但由于没有先生那特别的注释，就文字而言，对我的吸引力就不那么大了。

我对唐德刚先生的经历不怎么了解，只从他对胡适的注释中，了解只鳞片爪。但我感觉，虽然先生也受过西方史学的科班教育，但骨子里却依旧是个中国的文人，确切地说是民国的文人。所以，他做史，无论如何都有一股子文人味，即使不是他刻意为之，也是无意中的流露。有时候闸没煞住，流得多了，口述史就变史学随笔了。

我是个野路子的弄史之人。虽然也曾经想学正路子的人规矩一下，写点儿正经东西，也确实这样写过。但写出来的玩意，让正路子的人见了，还是野狐禅，时常被人讥为带注释的随笔。可是自打见了唐德刚，我感觉吾道不孤，前面有人这么干来的，比我干的还放肆。虽然后来我得知，唐德刚先生跟黄仁宇先生一样，在美国史学界，都是非主流人士，不怎么受待见。两人的区别是，黄仁宇先生一直在努力进入主流，对遭遇冷遇，感到万分委屈，而唐德刚先生似乎并不怎么在意这一点。

在这个世界上，主流的学问很大，理论也很深。可是主流的史学，如果没有唐德刚这样的文人掺和掺和，多少有点儿寂寞。

日本“开国”的联想

有一点儿日本史常识，都会知道日本近代的开放，是缘于美国佩理舰队的叩关。1853年7月，美国海军将军佩理带了四艘军舰，后来日本人传说中的“大黑船”，直逼东京湾，要求当家的德川幕府开放国门。乖巧的幕府，在虚张声势摆了抵抗的姿势之后，在佩理的炮口下，答应了美国人的要求。这一事件，就是日本的“开国”，从锁国状态，到把锁打开。跟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说的开国，大有不同。

但有意思的是，率先开放国门的幕府，后来却因自己的开放，给长、萨藩倒幕的志士们，抓住了把柄。倒幕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夷，意思之一就是幕府对外投降，以夷变夏，所以要倒之。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得人心的口号。跟我们惯常的理解正好相反，所谓明治维新，主导者开始的时候一点儿不新，反倒主张所谓的“王政复古”，新的反而是他们所要倒的幕府。可是，倒了幕府之后，当家的长、萨藩的武士们，并没有敢真的攘夷，小小的试了一下，就缩了回去，接过幕府的开放旗帜，真刀实枪地跟西方学习，咸与维新起来。

后来，1901年，即日本作为西方社会的一员，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那年，在佩里登陆的东京湾九里滨，日本人建了一座纪念碑，上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今译佩里）上陆纪念碑”十六个大字，是伊藤博文的手笔。而伊藤博文则是当年倒幕的领袖之一，差不多跟所谓的明治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齐名。显然，在日本人眼里，被武力胁迫打开国门，已经不是国耻，而是一种值得纪念的……什么呢？荣耀吗？好像也不是，但至少是值得纪念的正面事件。

参加八国联军，是日本人感到特别露脸的一件事。因为，此前多年“脱亚入欧”的努力，变法，变制，忍着恶心，跟西方人学，喝牛奶，吃牛肉，穿西装，甚至有人鼓吹引进西方人种，改善日本人的体质。经过此番参加西方人对中国的战争，终于有了初步成效。在战争中，日本人也特意表现得更“文明”，军队纪律比西方人好得多。因此，选择此时立这样一个碑，有点儿意思。当然，日本人真正令西方刮目相看，还要等到1904年，打败了俄国人之后。

日本人很乖巧，这种乖巧，让他们在近代大多数时间里，命运比中国人好得多。国门甫开，美国总领事来到日本。日本人就花大价钱给他找了一个女孩，做仆人兼侍寝。这样的事儿，中国人是干不出来的，面子上过不去。在国门洞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连妓女跟外国人做生意，国人都要嘲笑她们是“咸水妹”。赞美赛金花用身体救国，是在被八国联军打得一点儿脾气没有，死心塌地对自己（男人）没指望了，才有可能。

同理，中国人对近代受屈辱的历史，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不是怨妇似的哀戚，就是泼妇似的愤怒。英国人马戛尔尼来了，阿美士德也来了。他们也都带着舰队，但却是来要求和平通商。可是，没有结果。皇帝摆架子，中国的国门没有开。国门是被英国人用鸦片和大炮撞开的，但对这样的“开国”，中国人一直视之为奇耻大辱。没办法，自己开的门，哪怕是被迫的，也跟被撞开，大不一样。中国人，既不可能给执行和平使命的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登陆的地点立碑，更不可能为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舰队司令璞鼎查立碑。这事，连想想，都是罪过。

可是，我们的国门不开，有可能吗？

西方在近代，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路，建起了工业文明。这条路，按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的说法，也许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特例。对人类整体发展而言，至今是福是祸都说不清楚。但是，这条路只要一走起来，整个地球上的人，就都得跟着走下去。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会被拖进西方人的世界里，跟着他们一起走。这个世界，或者叫世界体系，无非是他们为了让人们跟着走而人为建构的一个架构。却富有不可抗拒的侵略性。抗拒抵抗，很悲壮，也很道德，但最终还是得跟着走。摆在后发国家面前两条路，与其被踉踉跄跄地拖着走，不如自己主动学着走。

毛泽东说，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老师总是打学生。其实，打人者虽然未必打算教人，但中国人不挨打，断然不会当学生的。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人实际上花了六十年，才彻底想明白，不，实际上是被洋鬼子（包括早想明白的东洋鬼子）打明白的。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得开国，我们得跟着人家走。跟着走，才有那么一天，我们赶上或者超过人家。尽管在某些环保主义者看来，西方开辟的这条工业文明、或者说现代化的路，是条人类的不归路，但古希腊的神话告诉我们，潘多拉的匣子只要被打开了，人类也只好这么走下去。

如果我们走到今天，在西方开辟的路上走了这么远之后，对于过去的这段历史，还是走不出怨妇和泼妇的套路。那么，我们先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至少有一多半白搭了。

走运的曹汝霖

如果说五四运动有倒霉鬼的话，那肯定是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位。五四这场学生的街头抗议，章宗祥挨了顿胖揍，曹汝霖则房子被烧掉。从此，风头正劲的三位，仕途整个被毁了，终其一生，再也没做过一官半职，当然，最糟糕的是，三人因此被长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曹、章、陆等于卖国贼，几乎成了数学公式，在海峡两岸都适用，小学生都知道。

其实，五四三大卖国贼之首的曹汝霖，在1919年5月4日那个悲惨的日子之前，一直很走运的。曹汝霖身为江南富家儿，1900年“庚子大乱”之际，自费到日本留学，由于那时留学者甚少，日本对来自中国的学生特别优待，无需考试就可以进大学深造，因此曹得以进东京法学院（后改为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留学期间，得到日本著名哲学家中江笃介遗孀的照顾，日子过得惬意，而且跟中江的公子中江丑吉结下终生的友谊（此人就是五四火烧赵家楼时，拼力保护章宗祥的那位日本人）。那个时候，日本是中国的榜样，虽然在甲午年间将中国人打得很惨，但此后的日本却摆出东亚老大的架势，力图用“文明”的姿态，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八国联军分区占领北京，日占区秩序最好，占领者日本人也相当友善。至于对那时仅有不足百人的留日学生，则既稀罕又善待，再加上日俄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让黄种人扬眉吐气，饱受优待的曹汝霖等人，想不亲日都不可能。直到暮年，年近九十的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依然坦承自己就是亲日。他不知道，自打他学成回国之后，由于新政的缘故，中国学生成千上万地涌入日本，人多了，混日子的多了，有劣迹的人也多了，优待不复存在，考一专门学校都难上加难，对“清国留学生”的歧视也日益浮现，为了骗中国人的钱，大办速成学堂，无论学不学，一年发毕业证走人，后来的人，有心向学者，日子越来不好过了，而无心问学之辈，在每日伎寮酒馆，混得倒是满舒服。

曹汝霖回国之后，赶上新政伊始，朝廷用人之际，风云际会，从商部、外务部一路升上去，到辛亥革命前，已经成了部领导，外务部左侍郎了，比起当年回国的留美幼童和留英海军将领，运气好到不可以道里计。当年的倒霉鬼们，一般都得从底层做起，上军舰做水手的都有。此后回国海归日众，机会也没那么好了。况且，一步赶得上，步步赶上，此后在北洋政府里，此公也禄星高照，按理说，袁世凯的幕僚班底，主要是有英美背景的人，后来得意的，也是此辈，可曹汝霖例外。北洋政府有三个部的缺儿最肥，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交通部，一个是外务部。财政部自不必说，管钱的，再不济也有关余和盐余（缴纳庚子赔款之后剩下的关税和盐税余款）经手。交通部可以管几条铁路，京汉、京张和津浦路，铁路自然有收益。外务部照例是内阁第一大部，不仅经费优先，而且可以经手某些国家退还的庚子赔款。曹汝霖分别在这三个部门轮流做，不是总长，也是次长。段祺瑞上台之后，曹汝霖更是得意，一度身兼财政和交通两总长，取代有财神之名的梁士诒，成为北洋新的财神。

即使五四铩羽之后，曹汝霖的境况其实也是不错的，首先是产业多多，工厂、矿山、医院，应有尽有，官虽然不当了，但却挡不住他泼天的富贵，不像章宗祥、陆宗舆两位，很快就陷入困窘。其次，桃花运佳，年近半百，还纳了一个当年参加过五四游行的年仅17岁的女学生做妾。晚年靠跟这女学生生养的两个女儿照顾，享年九十高龄。当然，最大幸运是，自打五四这么一闹，抗战之后虽然曹汝霖留在了北平，但却顶住了日本方面的压力，没有进入伪政府任职，而且可以利用跟日本人的交情，做点儿好事。鉴于他资深的亲日资格，日本人对他不肯下水的坚持，也只好随他去。

像曹汝霖这样的人，显赫之时官虽然做得挺大，但也就是一介技术官僚。跟罗文干、顾维钧等人一样，谁来执政，都得用他们。政治上野心不大，见识也有限，行将就木之际写回忆录，依然幼稚地认为，五四运动他成为箭靶子，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初没有借给林长民的钱，惹下了麻烦，林长民放了一把野火（徐世昌语），把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归咎于他，属于挟私报复。只是，这样的技术官僚，下野之后固然活得相当滋润，却也相当在乎名声，五四火烧赵家楼的一幕，对他来说，可谓刻骨铭心，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将近九十岁的他，叙述起这段经历，历历在目，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遗憾，怨恨之情，溢于言表。中国人嘛，没有官做了，毕竟不舒服。

无疑，曹、章、陆三位，就当时而言，的确是当家的段祺瑞亲日政策的替罪羊，真正的罪魁，不是他们。但是，作为亲日的政策执行者，尤其是经手大笔的西原借款，他们也是有责任的。明明知道借来的大笔款项都用做内战的军费，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张罗借款，一误再误，事后无论再怎样洗刷，也洗不干净的。一向命好的曹汝霖，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风光不再，好运不再，其实也不冤。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早年学近代史的时候，洋枪队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是打太平军的。不过，如果客观地说，洋枪队其实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起点。当年的洋枪队是归李鸿章节制的，经常混在淮军里一起行动。洋枪队在美国牛仔华尔手里，没有成什么大气候，拥有洋枪队的淮军，跟对头李秀成打仗，占不到多少便宜，可是，到了英国军官戈登执掌洋枪队的时候，局面变了，洋枪队不仅装备更好，人数更多，而且训练更加有素，开花炮的使用，更加有效，洋枪队会用仪器瞄准了，射击技术更精良。这样一来，即使人手一杆洋枪的太平军李秀成部队，有点儿顶不住了。战争末期，虽然由于杀降问题，戈登跟李鸿章闹翻了，后来洋枪队也解散了，但聪明的李鸿章，把洋枪队的装备和大部分洋人官佐都留在了淮军里，官佐专做教练，训练士兵。从此以后，淮军不仅变成一色洋枪的装备，而且与时俱进，时时更新，而且最早实行了洋操，士兵列队，立正稍息，向前看齐，齐步走，统统跟洋兵一样，口令都是英语，跟现在的香港警察一样，齐步走都得喊，left，right，left - - - -

只是，没了戈登的洋人官佐们，水平实在有限，虽然教会了中国士兵行列式，也教会了中国士兵使用洋枪洋炮，但基本的战术却是不教的，中国的军官们，也不屑于学，用罗尔纲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练兵不练官。真的打起来的时候，装备精良的淮军，还是跟其他中国军队一样，一窝蜂似地拥上去，既不知道掩护侧翼，交替进攻，也不懂得火力掩护，延伸射击。好在后来的淮军的对手，大抵是像捻军这样的国内农民起义队伍，装备基本上是中世纪的，双方对阵，只要淮军一阵洋枪洋炮轰击，差不多就垮了，因此，洋操练出来的淮军显得很有优势。这种状况，在日后的几十年里，不能说一点儿改善没有，但大体如旧，结果，甲午年碰到学西方学得更加到位的日本军队，就一塌糊涂了。

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前，会洋操、使洋枪的淮军，还是很让朝廷满意，在同治九年(1870)，谕令各省督抚，学习淮军，编练洋枪队。一时间，凡是在华鬼混的外国散兵游勇，都有了金饭碗，摇身一变，成了洋教官。各地驻防八旗，也有所动作。最早跟洋鬼子打交道的广州驻防八旗，动作最快，到同治十三年(1874)，已经组成了一支有1200人的八旗洋枪队，聘请洋人演练洋操，在操场上蹦英文单词。

只是，习惯了养尊处优的旗人，不止对洋操不感兴趣，对洋枪也不感兴趣，不仅洋操操练不起来，连洋枪也懒得拿。虽然这支洋枪队后来又有所扩张，但扩进来的人，大抵只对增加的粮饷更热心，八旗洋枪队连洋枪都懒得摸，平日洋枪都锁在柜子里，不见天日。原本，在编练八旗洋枪队的时候，就没指望他们出征打仗，只是让他们当巡警，拿着洋枪，吓唬吓唬广州城里的流氓痞棍，制止一下这些人喝酒赌博之后的恶斗，连带着偷鸡摸狗，然而，等到枪发下去之后，发现这些八旗洋枪队老爷，自己就是干这种事的行家，加上连枪也不乐意抗，派出去，也至多拿着大刀长矛，因此，巡防，也不甚了了了。到了最后，甚至到了上级来点校的时候，这些八旗老爷也不露面，临时雇些人来替他们扛枪站队，好在，八旗老爷的风范，全国上下都一样，上级即使看出名堂，也无可奈何。连朝廷早都不指望八旗打仗了，有事，全靠湘淮军。等到湘淮军不行了，就只有签约投降了。

到了清朝新政时期，全国统一编练新军，朝廷对八旗仍然不死心，原本打算以各地八旗洋枪队为基础，编练八旗新军，但没想到成立了二十来年的八旗洋枪队硬是枪怎么放都不知道，只好悉数解散，挑选青壮八旗另行组军。但是，直到清朝灭亡，八旗新军也没成气候。最有规模的禁卫军，练成两协（旅），结果到了袁世凯反正的时候，这两协由冯国璋统帅的八旗新军，根本没一点儿反抗的意思，最大的希望居然是要求冯国璋永远带领他们，不把他们遣散。禁卫军后来扩编为两个师，一直到冯国璋死都跟着他。冯国璋下野回老家，这支军队还明令归“冯前大总统”统帅，临死，冯国璋还得给他们筹措军饷。冯国璋死后，这支“直系”的嫡系部队，一声不响就归了皖系，然后在直皖战争中，一枪没放，就放下了武器，此后就消失在军阀混战中，连一个小小的战绩也没留下。

1644年入关，以十几万人横扫中国的八旗兵，虽然到了乾隆“盛世”，已经退化得差不多了。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毕竟在守镇江的时候，还能凭借坚固的城墙，跟来犯的英军打上一仗。没想到，这仗居然是八旗的最后一缕余辉，可爱的八旗将士，在洋人打上门来，国家面临军事变革的时候，对军事现代化一点儿兴趣也无。在西潮涌动中，宁可缩在军营里抱残守缺，啃着铁杆庄稼得过且过，想当然地以为，打下的江山，自然就坐得住。对变革，能挡就挡，挡不住也挡，直到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抛到岸边。不止在洋枪队层级的军事变革上，无动于衷，就是甲午惨败之后，也不知觉悟。戊戌维新中，多数旗人都在拉变革的后腿，直到新政，也没有多大改变。

八旗的悲剧，说明了一个养尊处优的统治阶层，无论当初有多么勇武，最后都会归于无用，在时局急剧的变化中，无法适应变革，只会凭着优越的地位，凭借特权生活，而这特权，恰恰成了急速没落的催化剂。

小站练兵的风波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事业的起点。虽然说，袁世凯在朝鲜已经崭露头角，显示出他居于乱世的才华。但如果没有小站练兵，袁世凯以后能混成什么模样，还真不好说。尽管他是个贵公子，世家子弟。但像他这个档次的世家子弟，晚清有的是。混成富家儿，不是问题，混个不大不小的官做做，也容易。要想做出后来那么大事来，似乎不大可能。小站练兵，不仅练出了一支他的军人班底，而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北洋系。这个北洋系，不止有晚清到民国之间最现代化、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一系列新式军事教育体系，还有当时最优秀的文武人才，以及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

小站练兵，也是中国陆军现代化的开始。虽然说，自打淮军起，中国军队就开始使用洋枪洋炮，用洋操训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都是英语。但是，用一个刻毒的日本人的话来说，淮军的现代化，只是教会了士兵扣扳机而已。实情也确实差不多，中国的陆军士兵，也就是学会了扣扳机，放枪。甲午战争，陆军从平壤跟日军战到山海关，每战都拼命放枪，子弹消耗了不少，但却没打死几个日本人。中国陆军正经八本能打一打了，还就是经过小站练兵之后。当然，真正打得像个样子，还是得等到这支北洋军的班底，经过十几年内战，练出来以后的事。可是当初，袁世凯小站练兵，尽管作为甲午战后的救急措施，还是历经坎坷，命运多舛。

小站练兵，严格地说，不起子袁世凯。发起这事的是李鸿章的幕僚，甲午战争办粮台（后勤）的胡燏棻，练新军这事，是在甲午战争紧急关头，作为甲午战争中的应急措施被推出的。意思是，赶紧练出比淮军更进一步洋一点儿的兵，没准可以救急。可惜，这位翰林出身的胡老爷，说说容易，真格的操练起来，未免玩不转。跟李鸿章的老朋友，作为总教练的德国人汉纳根，怎么也弄不明白。刚开了头，就弄不下去了。于是，第二年，在马关条约签了之后，这差事，连同刚练了几天洋操的十营定武军，就落到了袁世凯手上。这事，居然就是胡燏棻本人大力举荐的，也许，胡大人急于甩掉这烫手的山芋，自己已经觅了修铁路的好差事。

客观地说，当时的清朝，袁世凯无疑是最明白、也最有用的人。这支新军落到他手里，的确很有起色，从定武军，摇身一变，成了新建陆军。人也多了，枪也多了，步、马、炮队七千人马。一色普鲁士陆军军服，整齐，精神，很是扎眼，唯一麻烦的是脑袋后面的辫子，要塞进帽子里，害的人人帽子都鼓个大包。新建陆军定了严格的军纪，特别高的军饷（士兵每月四两五钱银子）。当然，招兵的尺度，也特别严。年龄，廿到廿五岁，身高四尺八寸，力气要能平托一百斤，走路要一小时走二十里。还不能有任何恶习，连吸食洋烟都不行。所有的士兵，都是老实巴交的乡农，由当地乡绅和乡老具保，城里人和过去当过兵的兵油子，一律挡驾。每日里，袁世凯亲自跟着摸爬滚打，立正稍息，举枪射击。更为难得的是，袁世凯一改淮军现代化练兵不练官的旧做派，成立了随营军官学校，狠抓军官的训练。后来，还由此发展成北洋系成系统的军事学校。可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御史的弹章到了。1896年5月，河南道监察御史胡景桂，上奏弹劾袁世凯，说他小站练兵，有五大罪状。其一，不该用洋人服制，“改我朝服色”。其二，克扣军饷。其三，对北洋大臣王文韶无礼。其四建造营房，强占民田。其五，擅自杀了一个买菜的农民。

说实在的，这样的弹劾，除了杀菜农还算回事，其他的所谓“罪状”，实在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小站练兵，在那个时候，用的还是旧营房，抢占民田，根本谈不上。再说，练新军，要的就是穿洋军服，用洋人军队的编制，否则叫什么建陆军。至于克扣军饷，这罪名扣在清朝任何一支军队头上，都没错，唯独不能扣在袁世凯头上。袁世凯练兵，首先着意克服的就是旧军吃空额，克扣军饷的积习。开始的时候，每逢发饷，他都亲自到场点验。士兵的饷银，一部分要扣下来，派员会同地方官，限定时间，直接发给其家属的，免得士兵乱花掉。其清廉干练，让外国军人看了都竖大拇指的。

清朝的规矩，凡有弹章，就得派员彻查，除非皇帝特意照顾。显然，即使有了甲午之败，西太后对于跟洋务沾边的事，还是习惯多盯着点。于是，西太后的亲信、袁世凯的顶头上司荣禄和一个滑头官僚陈夔龙，被派到天津来查案来了。查的结果，据陈夔龙后来回忆，还是查出点儿东西了的，但是被荣禄压住不让如实汇报。这种说法，显然不真实，因为，鼎革之后，陈变成了遗老，对袁世凯很有看法。这样说，有成见的因素。而据荣禄的奏报，御史所奏，除了穿洋服，一件都落不到实处。连所谓擅杀菜农，都子虚乌有（这事，到现在也是个谜，不知道袁部士兵或者军官真的干过这事，后来拿钱摆平了呢，还是压根就没这事），因为，当地地方官那里，根本没人报案。而穿洋军装这事，原本就是新建陆军的应有之意，朝廷知道的。荣禄在奏折里，把袁世凯着实夸了一通。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督练洋操，选拔精锐，尚能不遗余力，于将领中询为不可多得之员。

风波平息了，袁世凯得以继续练他的兵。但事情本身说明，即使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要想办点儿改革的事，即使没有碰到根本制度，也是那么的难，总有人说三道四（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一直处于被人品头论足的境地，弹章屡上）。反过来，对于什么事都不做的太平官，大家都能容忍。一任他们无灾无害到公卿。只是，这样的官儿，在历史什么印象也留不下。一个胡燏棻，如果不是小站练兵，有谁会知道他呢？小站练兵如果没有练出名堂，充其量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泡沫，更不会让胡燏棻跟着出名。看来，你可以说是袁世凯因胡燏棻出了名，也可以说是胡燏棻沾了袁世凯的光。所以，能够有作为的官员，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否有作为，关键看他图的是什么。单就小站风波而论，一向为史家诟病的荣禄，看来不那么简单。没错，此人是个不想冒险的太平官儿，但不见得就没有见识。显然，不能因为他戊戌变法时站在西太后一边，就一定是个食古不化的顽固派。戊戌政变当口，李鸿章通过他，保下了变法的核心人物徐致靖。后来西太后犯混支持义和团胡闹，荣禄虽然没有出面反对，但也暗中做了些抵制性的工作。至少，在当时的满员中，还算是一个难得的明白人。只是，这个明白人，大权在握，除了顺势成全过袁世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却不敢冒险出头，做中流砥柱，不能支持维新，但至少应该挡一挡后来顽固派的疯狂倒车。如果他能出面，西太后的错误也许犯得不会那么大。当然，后世对他的评价，也会很不一样了。

汉阳陵的残片

几年前，一个朋友来看我，临别的时候，给了我几块地砖碎片，说是汉阳陵的。朋友走了之后，我仔细端详了这几块土得掉渣的碎片，虽然是残片，但看得出，上面有整齐的花纹，跟我们现在铺地的瓷砖相比，除了一个是陶的一个是瓷的，没有多大的分别。看来，中国人两千多年，在铺地方面的智慧，进步有限。从那以后，一直想着，以后有机会去西安，一定要看看汉阳陵。可惜，后来机会是有了，但每次行色匆匆，都没有空去拜访一下汉景帝的地下宫殿，直到今年五月，我的西安之行，得以空出一天，才得以成行。

到了阳陵，首先看到的，是若干穿着据说是汉代深衣的漂亮女孩，只是身上的衣服古色古香，脚上却还是旅游鞋，她们都是阳陵的解说员，虽然在外面的时候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但一进入博物馆，解说还是一板一眼，中规中矩，只是所有的解说词似乎都是生背下来的，问一个相关的其他问题，哪怕非常简单，她们也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阳陵到目前为止，还只挖掘了一部分，展示给游客的，还只是一些随葬坑，属于汉景帝的主墓室，尚未发掘。汉景帝是西汉初年文景之治的主角，跟他老爹汉文帝相似，都属于历史上著名的讲究节俭的主儿，因此，从葬坑里的玩意儿，都比较寒酸，随葬的青铜器物，比如兵器，都是微缩规模的，连找到的几枚官印，无论铜的还是鎏金的，都只女子小指甲盖那么大一点儿。不像此前发掘的曾侯乙墓，家伙都是真的。大批的陶俑，也比秦始皇的兵马俑要小得多，至多只有正常人的1／3大小。当然，由于这些墓葬都有盗洞，说不定值钱的随葬品都被盗走了也未可知。不过，至少从目前看到的随葬品刻意微缩的规制看来，汉景帝安排自己后事的时候，的确有节俭的意思在。

中国人对于生死的观念，一向比较糊涂，一方面觉得死了等于生命的结束，大家都会戚戚的，隆重的葬礼，无非是表达悲戚的一种形式。可是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又觉得，死无非是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生活，因此，一面力求尸身不朽，弄不朽的玉把七窍塞上，更有钱的，则用玉把整个人都裹起来，比如金缕玉衣、丝缕玉衣；一面则费心地在地下营造一个跟死者活着的时候相似的环境，把地面上的一切都变个法子，弄到地下去。晚近一点儿的人，已经比较精明了，他们将这些玩意儿都扎成纸的，无论房子、车马还是侍妾，现在还可能有小姐和二奶，扎好了，一把火，烧给死者就完了。但是，那个时候，人还比较实在，大家倾向于把比较实成的东西往坟里埋。

阳陵里的随葬品，有一些是实物，比如大量的粮食，以及一些殉葬的动物，好让皇帝在地下依旧可以食有米、食有肉，以及烹制这些米肉的炊具和武士的兵器，还有更大量的是陶制的随葬品，当时所有的家畜，马牛羊猪狗还有鸡，在阳陵都成群集党的排在那里。更多的是陶俑，从武士、宫女到宦官都有，成千上万。

由于当年养猪的经历，我特意注意看了阳陵随葬坑里大批的陶猪，这些家伙跟现在的猪不大一样，嘴巴比较长，还有隐约可见的獠牙，分明有野猪的某些特征，说明驯化历史还不够久。秦汉时节的马是最漂亮的，无论陶马还是汉墓砖上的马，都身高腿长，矫健极了，只有这样的马，才能让人造出马踏飞燕的玩意儿来，也说明那个时候汉地跟西北游牧人之间，马匹的交易，数量相当大。有不同品种的良马引进，还可能杂交培育，产生出新的品种。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汉人才可以在跟匈奴人的战争中，占尽上风，汉人机动性不弱，武器占优势，匈奴自然吃不住劲儿了。后来有人考证，宋代汉人之所以对外战争失利，马不行，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阳陵最吸引人的，还是它的陶俑。比起秦陵的兵马俑来，阳陵的俑要小得多，不仅小，而且样子怪怪的，一律没有手臂，除了脑袋还像人之外，身子和腿光溜溜，细长长，活脱脱长着人脸的长腿鹭鸶。原来，我们看到的都是陶俑的“肉身”，陶俑原来的样子，有木制的胳膊和手，可以转动，身上还有各色的彩衣和盔甲，不似秦俑，连衣服和盔甲都现成地烧在身子上，从这个角度上说，汉俑更有人的意思，不仅手可以动，而且还穿衣服。因此，这些俑都分男女，具有性器官。还有宦官，有性器被切了的痕迹。只可惜，这些木胳膊和衣服，都因年代过久，腐烂掉了，唯余下一丝痕迹，让人遐想。想多了，麻烦就出来了，阳陵的陶俑相当多，不仅有大批的武士，步骑车兵齐全，而且有大批的宫女，大批的宦官，一点儿不比秦始皇的兵马俑少，烧制陶俑时也许费工少点儿，但制木胳膊，再装上，配上衣服，整个加起来，显然比秦俑更费钱费力，因此，节俭一节，即使没有随葬品被盗，也吹灯了。

最有意思的是，阳陵博物馆里的随葬坑，居然是按官署排列的，一个坑，就是一个汉景帝生前伺候他的机构，九卿里的太常衙门里的太乐、太祝，太卜衙门里的车府等四令五监，卫尉、中尉这样的护卫机构，都搬到了地下，车骑将军这样的军队首领及其部下，都被制成了陶俑，在地下保卫着皇帝。特别是掌管伺候皇帝吃喝拉撒的少府衙门，各个机构，诸如太官、汤官、乐府、太仓，以及庖人、谒者、黄门、宦者、永巷等大小门口，一应俱全。一个坑里全是生殖器被切的宦官，一个坑里全是宫女，连永巷这样的冷官，也都随着皇帝到地下世界来了，大概准备在地下也要施行法律，嫔妃和宫女犯了错，要有地方去的。

如果再加上陪葬的功臣，皇帝的陵寝，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地下王朝，地上过完了，转移到地下，接着过，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坟被挖了，就到头了。汉帝诸陵，没有不被盗的，据说汉武帝的茂陵，随葬最丰，因此被盗的也最狠。西汉末年，赤眉军赶着车从茂陵里面往外拉，好多天都拉不完。拉完了，剩下的，就是土。再牛的皇帝，到头来，也不过就是土。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晚清最后十几年，最走红的满人亲贵，要属庆亲王奕勖。连权倾朝野的袁世凯，都得拼命地巴结他，一个劲儿地给他上货。虽然说，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天下，靠汉人崛起保了下来，督抚专权，汉人势力上升。左右政局的大臣，汉人多满人少。但当家的西太后，真正信得着的，还是满人，尤其是宗室亲贵。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当家妇人，骨子里受本质上是乡下人的京剧影响甚大，为人处世，一股子乡土味道，根深蒂固相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乡里古训，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朝里地位最主要的大臣，比如首席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王大臣，都是亲贵宗室。顶用不顶用，放在身边，在养心殿睡着踏实。

到了庚子事变之后，庆亲王崭露头角，成为朝中最明白的宗室亲贵，虽然血缘远了点儿，但也只能将就了。平心而论，奕勖的确很明白事儿，至少大事不糊涂。戊戌政变，老太婆风颜大怒，一度执意要废了光绪，亲贵中唯有他，拼了命死劝，连屎尿都拉在裤子里。闹义和团的时候，也没有跟着起哄。此后搞新政，大体上都能跟张之洞、袁世凯们保持一致，连预备立宪也不反对。可惜，此时的满人，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已经早已把那点儿精气神消耗干净了，亲贵更是如此。庆亲王奕勖最大毛病，是好货贪财，因此，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成了家常便饭。正因为这点，那位因长相酷似同治皇帝而深得老太婆信任的瞿鸿禨，没少挤兑他。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御史“三霖” （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弹章屡上，但奕勖却始终不倒。比奕勖更明白事儿的老太婆未必不知道奕勖的那点儿爱好，但长得像儿子的人毕竟不是儿子，大清江山，是满人的，是自家祖宗的江山，必须留个自家人在身边。

奕勖的长子载振，子凭父贵，30岁就做了新成立的商部的尚书，随后转为调整后的农工商部的尚书。据说，当时新发行的纸币，上面印的都是载振的头像。只是，少年得志的振贝子（此时载振的爵位是贝子，属于亲王之下第四级，地位已经很高，昔日即使皇帝的儿子，最初也不过封贝勒、贝子），从小锦衣玉食，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最在乎的是美女，很有那么点儿寡人之疾。

于是，做了最有钱部门的尚书，载贝子一连闹出来两场情色事件来。第一件跟妓女，第二件是跟女艺人。当时，有位津门名妓，色艺俱佳，名叫谢珊珊，在载贝子席上，珊珊名妓恃宠，把脂粉涂抹在商部官员的脸上，大家嘻嘻哈哈，一笑置之，都习惯了。可能有位官员喝醉了，散席出门也没有把脂粉擦去，于是事情败露，御史参了一本。好在，虽然清朝传统官员不许嫖妓，但此时禁令早已废弛，老太婆知道，生了点儿小气，骂了一顿。倒是庆亲王奕勖，装模作样让儿子跪了半晌，直到有外人来见了，一个劲儿劝，才结束“惩罚”。报人林白水当时是这样报道的： “北京近来又立个商部，这商部尚书是庆王爷的儿子载振做的。这位载振很喜欢吃花酒。有一天约了几个商部侍郎，还有几个阔老，在北京余园地方吃花酒，又叫了许多局子。那种花颜云鬓，陪着红顶花翎，坐在一块儿，着实配得很哩！可巧有一位御史，姓张名叫元奇，知道这桩事体，立刻做一本奏折奏上去，皇太后听见这话，就降一道懿旨，淡淡地骂了几句。” 然而，过了三年之后，载贝子事情反而闹得更大了。这事，跟一个叫段芝贵的人有关。此人是北洋的旧人，是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继承下来的旧将，小站练兵时的左膀右臂，跟段祺瑞也关系密切，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袁世凯称帝，他拥戴甚力。在袁世凯死后，段芝贵还在民国历史上有过不怎么样的表演，五四运动的时候，人传他力主镇压，后来直皖战争，他又是皖军的总指挥，仗还没等怎么打，就稀里哗啦败了。但是，此时的段芝贵，正处在上升时期，做过镇统制（师长），兼管天津警察事务的他，一直都想高升一步，过一过封疆大吏的瘾。而他的主公袁世凯，也乐于让部下升上去。因此，有人传，这事也跟袁世凯有关。不管怎的，反正机会来了，载振奉命到东三省公干，从天津乘船出发，逗留多日，段芝贵得以尽地主之谊，当然少不了名妓美女侑酒。当时津门有位女艺人杨翠喜，是京津两地尽人皆知的女伶，人长得美，戏也演得好。14岁登台演出，当时中国坤伶很少，所以一下子就红了。据说，曾经深得李叔同的赏识和爱怜。可惜，走红的杨翠喜，也只是其养父的摇钱树而已。席上，杨翠喜大展身手，把个载贝子迷得半截身子软了。接下来，段芝贵趁热打铁，高价买下杨翠喜，送给载贝子。不久，东三省改设督抚，段芝贵被破格提升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代理）。

可是，一位红艺人冷不丁离开舞台，不可能没有动静。很快，事情为奕勖载振父子的政敌侦知，御史赵启霖一封弹章上去，载贝子又有麻烦了。好在，袁世凯属于那种特别会办事的人，他手下的干将，自然也不差。在朝廷派人调查之前，段芝贵在天津警察里的好友杨以德，马上安排了一位盐商王益孙，也是杨翠喜的旧交，出面顶杠，一时间，神不知鬼不觉，杨翠喜回到了天津，所有的买卖手续一律重办。其实，原本买佳人的银子，大半都是王盐商出的，现在顺势把人接回来，倒也顺理成章。原本查案的人，就不乐意接这得罪人的买卖，拖拖拉拉，等到人到了天津，这边所有的事都安排妥帖了。这位能干的杨以德，后来的故事也相当扎眼，民国时期，他成了天津的警察头子，在五四运动中，镇压过天津的学生运动，把周恩来等人抓到了监狱里。而那位盐商，抗战时做了汉奸，被军统的铲奸队瞄上，一枪毙命。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当然，到了这个份儿上，载贝子什么事也没有了。于是，御史赵启霖反倒丢了官。可是，这事动静忒大，即使把事抹平了，人言却抹不平，舆论反了天。段芝贵的封疆大吏只好暂时不做了，而载贝子赔了美人，官也折了。好在，庆亲王奕勖圣眷犹在，地位仍在，因此，泼天的富贵也在。几年后，满人亲贵全面当家，大举收权，载贝子又重新出山，可惜，满人的江山此时已经到了头，载贝子只好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也。

当统治集团最可靠的自己人，最大的爱好只剩下货与色的时候，这种货色的权贵，可靠固然还可靠，但实际上却已经成了自己江山的掘墓人。

香山·珠海·唐绍仪

珠海是座新城，满眼望去，楼是新的，路是新的，连街上的行人，大多也是近几年才来的，操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我这个北面来的游客，无论打什么交道，一点儿都不费力。这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特区城市，说起来跟深圳一样，属于一个平地拔起的现代化都市，到珠海，人说有三大“玩点”——海岛、温泉、高尔夫。洋得一塌糊涂。然而，珠海其实跟深圳并不一样，深圳仅仅是个跟香港接壤的小小渔村，最古遗迹，无非是座所城，明代等级最低的军事建制，没出过什么人，在近代的历史上，也没有什么事好说，但是，珠海不一样，这里，由于明代一个偶然的机会，葡萄牙人在澳门登了陆，而天高皇帝远的广东一隅，官员们也懒得将这些红毛夷人费神费事赶出去，而中央政府也不打算认真对付，于是，西方人在古老的大陆有了块落脚地。凡是来中国的洋人，无论商人还是传教士，都要先到这里来落脚，而周围的农民，有幸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最早接触洋人的人。于是，时间一长，跟澳门相接的今天叫珠海这块土地，出现了很多奇迹，见证中国走入现代的最初的奇迹。

早就知道，珠海是唐绍仪的老家，在珠海，他有座很有名的园子。因此，到珠海，我最想看的，是跟唐绍仪有关的东西。就这样，我被珠海新结识的朋友李更，带到了共乐园，一个当年唐绍仪据说花了40万两银子建起来的私家园林。就这样，我见识了珠海被挤在角落里的“旧”。

共乐园很大，里面有山，山不高，但起起伏伏，到处都是小径，随你乱走，那天是星期天，但是园子里根本没有人，静得吓人，硕大的芭蕉树叶子，直直地横在小径上，居然一点儿踩过的痕迹都没有。共乐园里，当年的痕迹已经不多了，只有一个汪精卫题字的门柱，还算完整，再就是一些断石残片。朋友告诉我，这个园子，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的破坏，但不知为何单单留下汪精卫的墨迹，看来多半是因为前来造反的人不知情，因为柱子上的题款早在汪精卫出事那年就被磨掉了。园子里的建筑，只剩下一个很小的三层小楼，名叫观星阁。小楼修得糙，格局很小，楼梯仅容一人上下，阁顶有圆台，小而窄，台不高，周围又尽是高大的榕树，所以没有什么视野，只能看天，一线天而已，名日观星，倒也合适。

珠海核心区域，原来属香山县，共乐园所在，是香山县的一个小村庄唐家湾。这个小村，大概是珠海老建筑保存最多的地方之一，弯弯窄窄的小巷，两边不时见有斑驳的老墙和廊柱，多为晚晴和民国的建筑，很有点儿中西合璧的味道。这些建筑的原主人，多为当年出去混世界发迹之辈，属于中国第一批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勇敢者。小小的唐家湾，一条不过五百米长的小巷子，居然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若干个顶级名人。右大买办，开平矿务局的创办人，也是中国最早的机器采矿企业的创办人唐廷枢，有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当然，最有名的，当属园子的主人唐绍仪。

不用说，明朝中叶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并且赖下来不走，给紧挨着澳门的香山人一个开眼的机会，和近距离接触洋人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在中国独一无二，那时的香港，还属于没开化的小渔村。香山人几百年耳濡目染地跟洋人厮混下来，自己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这个小地方的人不惟见怪不怪，而且胆子大得出奇，在那个大家都视洋人为怪物的年代，出了一批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有些至今说起来名声还不错——留学生，有些说起来似乎不大好听——买办。其实在当时，两者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买办，其实是中国第一代现代企业家，他们不仅自己办厂，而且对早期的洋务企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徐润、郑观应、唐廷枢这样的洋务大老，最早的民族资本家陈启源，华侨商人娶了夏威夷公主的陈芳，都是香山人。

唐绍仪就是留学生，由他的香山同乡容闳发起的留美幼童计划，由于长江和黄河流域基本上没有人参与，最后大部分便宜了香山人，据说这还是帮助计划实施的香山籍买办徐润动员的结果，其中后来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跟徐润一起的一个买办，以把女儿嫁给詹家而且不要嫁妆的代价，才说动了詹天佑的父亲。其实，发起计划的容闳，也是早年家境贫寒，到澳门谋生，得以被传教士看上，被带到美国受教育，拿到了耶鲁大学的学位，如果他不生在香山，一切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至少，这个留美幼童计划，也许就不会出台。

留美幼童最后半途而废，因为朝廷里脑袋冬烘之辈太多，太挑剔，又太警惕，担心幼童们的精神被和平演变掉，于是踩了急刹车。此时曾国藩已死，接任的洋务派大老李鸿章太油滑，不肯担责任，结果这个比日本人留洋计划还早的工程，半途而废。唐绍仪虽然考入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但没有学完就回了国。尽管按道理讲，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留学生本该金贵得像钻石才对，但当时回国的留美幼童，却只能从基层做起，还处处招白眼，很多人都直接派到军舰上做水手，唐绍仪奋斗了若干年后，才混到驻朝鲜的商务机构，做临时负责人。在这里，唐绍仪碰到了袁世凯。唐绍仪给袁世凯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娴熟的英语，而是他的责任心和胆量。在朝鲜壬午事变中，办事处的人跑得精光，唐绍仪一个人持枪立于门首，硬是把乱兵镇得不敢进门。从他留下若干文质彬彬的照片上，还真看不出他居然还有这样生猛过。从此而后，唐绍仪成了袁世凯夹袋中的英才，随着袁世凯的步步高升，他也步步高升（当然，是凭着自己的真本事）。辛亥革命爆发，主持南北会谈，将清王朝谈得归了天，接下来唐绍仪成了南北都能接受的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可惜，那个年月，大家都不知道共和国的官该怎么做，唐绍仪三个月就跟做总统的袁世凯闹翻，不告而别，玩起了失踪。这都是留学的玩意儿惹的祸。民国的总理老想着制度和规则，但大总统却对民主制度一脑袋浆糊，只想着权术和彼此的交情。

唐绍仪在近代史上，属于热度比较高的人，公认属于善于把两边对立的人焊接在一起。他做的最大的事，是主持过两次南北谈判，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期间，他代表清政府（实际是袁世凯）跟南方孙中山的临时政府谈，谈的结果，中国变成了民国。第二次是在他撂挑子之后，再次半受拥戴、半自家热心地出山。从1918年到1919年，担任南北和谈南方的总代表，这次是代表孙中山和西南军阀，跟袁世凯的旧部打交道。总代表的四方大印，现在还保留在珠海博物馆里，看来当年没少用印，到今天，印的颜色还很红。只是，艰难的谈判，没有阻止军阀们南北厮杀，甚至连南方代表团的经费都是唐绍仪自己垫付的，一年下来，花掉不少银子，可是到最后，南方军政府也没有给热心过度的唐老先生报销这笔烂账。 再后来，唐绍仪做了家乡的县长。在百里的小县，继续发光发热，干得相当起劲儿。可是，名声太大，动静太大，惹得南天王陈济棠不高兴，策动县里的大兵，借闹饷为由，把他轰走。唐绍仪的晚景，没有在共东园度过，这是他的大不幸，他到了上海，一直待到抗战时期上海沦陷。最后，在孤岛上，他被戴笠的特务，误为有投敌嫌疑杀掉了。

唐绍仪建共乐园，虽是私家园林，却对社会开放，谁来都行，不收一文，共乐嘛，自撰一联云：“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可是，当我们进园子的时候，却发现这园子还是收费的，每人10元，虽然这联，还挂在园子的门上。

下跪，关乎观念，也关乎利益

中国人比较喜欢下跪。只要仪式需要，情感需要，都可以坦然双膝跪倒，忽的一下，矮了半截。小时候看石印的毛宗岗父子版的《三国演义》，说到刘备东吴招亲，先跪吴国太，再跪新婚夫人。跪来跪去，拐了孙权的妹子逃走，让碧眼儿赔了夫人又折兵。金圣叹评日：先跪丈母，再跪夫人，今日丈夫多此类伎俩。真实情景，刘备是娶了孙权的妹妹，但肯定不会如此不堪，但小说却非要这样演义不可，否则，男人们不喜欢看。

下跪不是男人的专利，但在过去的中国，男人却比女人跪的机会多。出来抛头露面，多半是要跪的。见长辈要跪，见官要跪，有求于人要跪，碰上投机的，拜把子结义也要跪。当然，回到家，如果怕老婆，没人处，对老婆或者小老婆也要下跪的。怕老婆的故事，是民间笑话中的永恒主题。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讲究父权、夫权、三纲五常，乡里社会永远都在欣赏男人跪女人，跪的花样翻新。连一些民间公认的英雄也要委屈一下，比如上面讲的刘备，还比如杨家将的故事，杨老令公跪过佘太君，杨宗保跪过穆桂英。欧洲人下跪比我们稍微打了点儿折扣，官面上，见了国王，也不过跪一条腿。但是，看他们当年的版画，怕老婆的男人，也是给夫人双膝跪倒。中西文化有差异．但怕老婆的光景，却都差不多。

下跪这种仪式，到底是谁发明的呢？这事还真难考证。反正无论什么人种，差不多都跪。某些高级哺乳类动物，等级低者向等级高的表示臣服，也是把身躯低下来，匍匐在地。讨好异性，也是躯体性谄媚。人是站立行走的，弯着腰，不如干脆双膝跪倒，于是有了下跪的仪式。我想，这样猜测有点儿道理。所以，古代有人论证人长了双膝，就是为了下跪的，其实也不能说一点儿根据没有。下跪，就是臣服或者是讨好异性的仪式。这个仪式，有动物的本能在里面。

人是能创造文化的动物。很顺理成章的，就把下跪变成了政治仪式。不仅要跪，而且要跪的规规矩矩，轰轰烈烈。于是，祭祀仪式要跪，见面仪式要跪，上朝仪式更要跪。等级社会，不跪，用什么行为来展示等级尊卑呢？时间一长，下跪又跟某些政治理念挂上了勾，比如天下观，朝贡结构。理论上讲，中国人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天下中心，自己的王朝，也是天下共主。因此，只能万邦来朝。不朝也没关系，但来了就得朝。接待外国使节，没有外交部，而是礼部。无论你是谁，从哪儿来，见了中国皇帝，都得按中国的礼仪，双膝跪倒。

原本，西方人跟中国是不搭界的，来往非常稀少。但是，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到处走。看见弱的就欺负，看见强的就跟人做交易。西方的近代不是我们的近代，要早很多，人家开始第一波手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还在睡觉。最早来中国的西方人，如果非得跟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比较麻烦的事，是礼仪问题。无论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人，见自己的国王或者首领，都是不跪的。可是，在中国见皇帝，却非跪不可。因此，在英国皇家使者马噶尔尼来华之前，所有的西方人，无论是传教士还是使臣，见中国皇帝都下跪。毕竟，利益要紧，不跪，什么事也办不成。

反过来，按天下观的道理，中国皇帝的使臣，是不应该跪任何一个番邦的国王的。因为这个所谓的道理中，皇帝的使臣，等于钦差，跟番邦国王平级。可是，清朝自康熙跟俄罗斯人接触之后，双方打了一仗，签订了一个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此后双方使臣来往，俄国使臣跪中国皇帝，中国使臣也跪俄国沙皇。只是后者有意被中国人隐瞒了。在清朝，俄罗斯跟其他外国不一样，是放在理藩院来管的。而且，俄国悄悄地被视为同等对待的王朝，而非需要进贡的番邦。只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字记录中，依旧把俄国使臣来华，说成是进贡来朝而已。而俄国使臣的规规矩矩的下跪，也似乎说明了这一点。殊不知，我们的人去人家哪儿，也这样。

雅克萨之战，中国皇帝动用了几万大军，才攻下哥萨克几个小据点。仗虽然打赢了，却也见识了俄罗斯人的凶悍和实力。因此，此后的中俄关系，只能是平等的——一种对自己人刻意隐瞒的平等。可是，中国人却不想把这个平等给那些从海上来的红毛番。当家的满人，不懂海上的事情。于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人依旧得下跪，而且并没有中国人回访——其实中国人连他们之间的分别，也不清楚。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事情起了变化，英国人马戛尔尼( Macertney)伯爵来了。

马戛尔尼是代表英国国王来的。此时的英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最有野心的国家，绝非此前荷兰那些海上马车夫所能比拟。马嘎尔尼们要用他们的世界图景，改造这个星球。中国天圆地方的天下，碰上这些番人，有麻烦了。马戛尔尼要的是平等关系，却不是中俄那种被遮掩的平等。其实，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之前，双方的交涉，英方做了让步。即马戛尔尼可以按中国礼仪见皇帝，但也需中国相当的大臣，对着英国国王的御影，行同样的礼节。可是，这不是在遥远的俄罗斯，那里做什么中国没人知道，在家门口如此这般，没一个大臣敢于这样做的，即使皇帝同意，也存在巨大的文化障碍。谁要是做了，连家乡都没法回。几十年后，郭嵩焘作为第一任驻外使节出了洋，结果卸任回乡，大家都骂，何况当初？

丝毫没有觉察到英国人强大的满人统治者，用轻蔑的态度打发了狂妄的英国人，平等通商告吹了。但是，在中国从南走到北的英国人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们仔细观察了这个国家，随行的画师，像照相一样，画了很多中国的画。他们看透了，以往传教士笔下强大和谐的中央帝国，不过是只纸糊的老虎。下次再需要建立关系，就可以带船炮来了。下跪这点儿事，终于惹出了大娄子。

地戏与文庙

贵州的安顺，有座保存完好的文庙。标着“宫墙万仞”字样的围墙，门口“文武官民人等下马轿”的界石，一概完整。里面的半月形的泮池，池上的桥，以及大成殿，明伦堂，都好好的。只是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放了一些不怎样的蜡染作品，看来是曾经做过展出。可以看得出，文庙的建筑没有经过修缮，都是原来的样子。这个文庙是文物保护单位，进去要收票，但我进了几次，似乎整个庙里只有我一个人。离文庙不远，还有座残缺的学官，就是明清时代的官方学校。这样的配置结构，大概那时的每个县治和府治，都都差不多。只是安顺的学宫，已经残破得岌岌可危，一座砌在墙里的牌楼，还算安稳，而主建筑，早已风雨飘摇。我当时还给安顺行署的官员写过信，要求保护这个当时全国来看极少数幸存的宝贝，但也没有下文。估计现在这个建筑已经垮了。

在明清两代，贵州是个文运不佳的偏远地方，总共出不了几个进士。但是，好歹也是一个省，生员（秀才）的名额还是不少的。因此，就像现在高考一样，进学（中秀才）的标准就比较低。考生能够完篇，无论优劣，差不多就会录取。有时，甚至做完破题，下面空着，也可能录取。反正是筷子里面拔旗杆，高一点儿就行。正因为如此，每年都有“高考”移民混进来。明朝的江浙名士徐渭，就做过贵州的高考移民。画画的好，但八股文却总是上不去，没办法。

晚清洪杨造反之前，胡林翼是做过安顺知府的。但是，胡大人只在剿匪上有所贡献，在劝学方面，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事迹。所以，尽管今日剩下的文庙和学官，里面肯定留下过他的足迹，但安顺的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估计没有因此而有多少改变。

贵州多移民。安顺这地方的人，多来自重庆。因此，安顺话跟重庆话非常相似。但目前能看到最早的移民，却跟重庆无关。是明初傅友德、蓝玉西征时留下的驻屯军的后代。问起他们来，都说自己的籍贯是南京，连哪个巷子都说得清清楚楚，尽管时间已经过了六百多年，这些巷子多半不在了。这些屯军的后代，被当地称为屯堡人，说话跟一般安顺人不一样，其声调经常被拿来开心的。，屯堡人现在还有很多，依然住在过去的堡寨里。他们中的中老年妇女，还穿着青布长衫，左衽，头上包着花布头巾。乍一看，还以为是少数民族。一问，人家回答说，我们是大汉族。的确，她们的服饰，是未被满人改造过的原装明朝汉服。比我们这些后来的汉人，更加纯，有资格自称大汉族。

明朝留下的屯堡，现在有的还在，里面还住着屯堡人。堡寨修的相当坚固，所有的建筑，都是堡垒，有碉楼和枪眼。在冷兵器时代，即使攻破了寨墙，巷战肯定能坚持很久。可是，屯堡最吸引人的东西，却不是这些石头砌的城堡，而是地戏。

安顺的地戏，一般是被人称为傩戏的。但是，地戏其实跟我们一般所说的傩戏，除了有面具以外，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本质上讲，地戏不属于各种类型驱鬼驱邪的宗教表演，而是有情节，讲故事的世俗戏剧。安顺地戏有点儿像川剧，一人唱时众人和。但不会变脸，一副面具扣在脸上，一演到底。地戏没有专业演员，所有人都是当地的农民，确切地说，是屯堡农民。

没有专业演员，演技就高不了。翻跟斗，打把势，就玩得不漂亮。加上屯堡人没有中原那样的庙宇以及祠堂，所以，也没有专门的戏台。演的时候，就在一块空地上插面旗，昭示各方，就可以开演了。地戏虽然简陋，但生旦净丑一应俱全，跟过去的传统戏剧一样，旦角由男人扮，反正也不需要什么表情，一副俊俏的面具全有了。

看了看地戏的本子，居然全是历史剧，从武王伐纣，到大明英烈，全套的。每个环节不一定真实，旦演得相当细。我看过宋高宗泥马过江一段，不长的故事，足足演了一个多小时。当年的时候，据说正月里要唱一个月。现在看到的脚本，都是后来整理的。当年就靠农民口耳相传，真亏了他们。

事实上，所谓的地戏，就是当年的屯军自娱自乐的玩意。离开家乡，来到这人地两生的所在，周围都是深怀敌意的少数民族。一群种地的武人，跟城里的读书人，又没有关系。若要保持跟家乡的文化联系，只能靠这通俗讲史故事。把这故事演出来，就成了地戏。

地戏是汉人的文化，文庙也是。但是，同在一个地方，两者却隔得那么远，似乎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实际上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文庙的丝竹韶乐，跟地戏震耳欲聋的锣鼓，完全是两回事。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上面的不理下面的，下面的地戏也就进化不了。下面的不睬上面的，安顺的文运还真就昌盛不起来。

安顺的小吃和麻将

贵州的安顺，是座古城。但是，这已经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事了。现在的安顺，除了少数几座为了旅游保存下来的古堡，整个城市，跟中国其他城市一样，统统现代化了。全国一致的高楼大厦，火柴盒似的住宅楼，再加上举国一致的广告牌，霓虹灯，站在街上照张相，任谁也辨不出这是哪里。记得当年苏联有个电影，说的是两个城市的住宅楼建的一模一样，结果甲城的人到了乙城，进到跟自己家一样的楼里，同样的一个单元，一个门，居然钥匙还能打开门。因此阴差阳错，成就了一段姻缘。我想，这样的好事，现在该轮到中国了。

不过，20世纪90年代，安顺还很有点儿古城的模样。石子铺成的街道，大屋檐的老房子。临街的铺面，一块块破旧的门板。门前一个个穿着棉布长袍，坐在火炉前的老人，手里还拿着一支破旧的水烟壶，不时地咕噜咕噜抽上一口。如果你想跟老人聊聊，老人根本不问你哪儿来的，顺手递上一个茶碗，一块烤洋芋，聊就是，天南海北。这样的街，很旧，也很脏，但在这样的街上，有很多好吃的小吃。什么豆腐圆子，丝娃娃，怪鲁饭，即使简简单单的烤洋芋，也烤的冒油，吃到嘴里，都好吃的不得了。旧街上小铺子里的饭菜，简单得一塌糊涂，好吃得一塌糊涂。什么辣子鸡，炒猪皮，牛肉粉。吃上一次，就老是惦着再吃下一次。所以，安顺这个地方的人，除了打麻将，满脑子想的就是吃。这顿吃完，就开始策划下一顿上哪儿吃。顺便说一句，那个地方的东西，无论鸡鸭鱼肉，还是洋芋蔬菜，都不含什么脂肪，怎么吃，都吃不胖的。

不过，每次出去吃之前，当地的朋友会告诉我，记得先吃点儿黄连素，说是否则会拉肚子的。听人劝，吃饱饭，除了吃火锅，每次做老饕，都遵命先吃黄连素。还好，几次到安顺，美食享用不少，但拉肚子却一次也没有。说起来，安顺这个地方，也有挺豪华的酒店，里面看着挺干净的，生猛海鲜一应俱全。但是，真正的安顺人，一般都不会去那里消费，街上的小摊和小铺，才是人们去的地方。做同样小菜和小吃的摊子或者店铺很多，但哪一家好吃，大家都知道。越是破烂而且脏兮兮的小铺，生意就越火红。就是在外面排队死等，也得等在这家吃。至于别个店铺，大概只能做点儿外地人的生意。

安顺人的麻将，跟川人一样，打的很有境界。反正在街上走，无论什么时候，耳边都会听到搓麻将的声音。屋里打，屋外打。街头打，巷尾打，白天打，夜里打。真的不知道这里的人什么时候上班挣钱，总是在打麻将。赶上婚丧嫁娶，大家在屋外支起棚子，众多亲友摆上一个个的桌子，集体麻将表演。哪怕死人挺在旁边，照打不误。不断地有新人加入，吊唁的，匆忙跟死者磕个头，马上有人摆上桌子，立刻开打，谁家人缘好，关键看这家办事时麻将桌的多寡。

我的一个学生放假回家，老妈非常高兴，接连几天给他做好吃的。突然有一天跟他讲，太难受了，我都好几天没好好打麻将了。学生说，你不是天天都在打吗？他妈说，这哪儿算。于是一头钻在亲戚家，连续几天几夜鏖战，回家后长出一口气：这回算打了回好麻将。这里的人，如果单位安排出去旅游，几乎百分之百都是麻将游。带着麻将出去，走到哪儿打到哪儿。回来谈体会，说的都是手气和输赢。麻将没有不沾钱的，但输赢都不大。安顺这个地方工资收入不高，打大了，大家都受不了。有钱的人，也有大赌的。有老板的司机拉着老板去赌，等到回来的时候，连车带司机都换主人了。好在，这样的事并不普遍。老百姓都是持之以恒地小打小闹，连续奋战。从某种意义上说，麻将就是一种人际交往的仪式，如果不能跟当地人打上几宿麻将，是无法进入他们的社交圈的。

成都人好泡茶馆，也好麻将，人生在茶馆和麻将之间来回窜。安顺人则是在小吃和麻将之间来回穿梭不停。即使再瘾大的麻友，也不肯饿的时候啃口方便面将就。到了饭点儿，就得出去吃。而且吃什么到专门那个店，一点儿都不肯马虎。吃完了，点评一下（因为有时候也有做差了的），然后再继续回到麻将桌再战。如果有店铺的老板连续几次做不好，那么，立竿见影，这个小店的生意就砸了。用不了一天，所有人都转移吃场，奔另一家了。好在，安顺总会有让人吃得舒服的小店冒出来。

善于做美食的安顺人，似乎从来不屑于将自己的美食带出安顺地界。怎么劝，怎么诱惑都没有用。这些年，似乎贵州菜在京城已经有好多家了，可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一家安顺人开的馆子。安顺人的饭菜和小吃，就是给安顺人吃的，如果外面的人想吃，到安顺来。

谣谚里的北大荒

一生中，由少及壮，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北大荒度过的。北大荒这个概念，其实很糊涂。对于某些人来说，好像整个东北都是北大荒，而在东北，在似乎专指最北边的黑龙江，而到了黑龙江，人们认为只有在三江和松嫩平原的一些荒无人烟的地带，才是北大荒。当年清朝流放地宁古塔跟这个地带比起来，已经相当繁华了。这个地带，自1947年起，陆续来了从军队转业的军人开荒屯垦，建立国营农场。而我，就是在农场长大的。

踏上北大荒土地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个歌谣： “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对于现在的北大荒，这个稍显悲凉的歌谣基本上是不合适了。大部分地方，既不见兔子也无狼，但姑娘却一点儿也不少。可是我小时候，这个歌谣还相当贴切。兔子满地都是，冬天小伙伴上山套兔子，一串串地拎回来。上山砍柴，也时常见到兔子乱窜。狼也能看见，只是距离稍远点儿。上中学时，学校养的猪，一不留神就被狼给赶走享用了。更小的时候，狼经常在房子后面蹲守，在场院睡觉，家里养的鸡鸭什么的，基本上是人狼分享，而狼吃的更多。因此，另一个歌颂北大荒的歌谣是： “棒打狍子，瓢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确看见过人空手在雪地里抓到过狍子，而且我也亲自用脸盆起过小鱼，也在屋子后面的柴垛里，发现过野鸡。唯一遗憾的是，女人的确比较少，那时候年纪小，没有性的意识，感觉不强烈，只是看见有拉帮套的男人存在，提醒人们这个严峻的问题。较早的移民，对我们来说，就是公社的人，拉帮套现象，稀松平常，隔几家就有一个。所谓拉帮套，就是女人在丈夫之外，还有一个或者几个副夫，稀里糊涂地在一起过。就像马车，除了驾辕的马，还有几匹边上拉套的。过去，北大荒人烟稀少，女人更少。需要产生制度，于是，一种独特的婚姻制度就形成了。大体上，在北大荒，跟一夫一妻制一样，这样的家庭没人少见多怪。早期的农场，女人也少，所以，早期移民的拉帮套现象，也传染给了农场人。不仅农场里的山东知青这样做，连转业官兵，也乐此不疲。我的小学同学，就有好几位，家里实行这样的制度。我家邻居，也有。依稀记得那个阿姨长得相当漂亮，对我们小孩也格外友善。“文革”时，我的父母都被关了起来，我和小哥哥一起生活，周围人大多欺负我们，但她不，连句冷言冷语都没有。

关于北大荒，还有一个谣谚叫做：关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不过，小时候野生人参没见过，即使有人挖到了，我们这些孩子也不在意，那时人工种植人参还不时兴，所以，整体上对人参没印象。貂皮则见过，见过当地土著猎人（早期移民）戴着貂皮大帽子，有的还穿貂皮大衣。可是乌拉草却随处可见，一到冬天，几乎家家离不了，小孩子对于貂皮和乌拉草的记忆，都跟严寒有关。那时北大荒冬天很冷，零下40度是经常的事。外面传说，北大荒冬天屋外在撒尿，撒出去的尿会冻成一条弧线的冰棍，显然有些夸张。但如果撒尿的时候，如果手上沾了点儿尿液，回屋的时候千万别直接用手拉铁的门把手，一碰，手就被粘下一层皮。冬天的雪也大。经常一夜大雪，早上起来，门开不开了，被雪堵上了。上山砍柴，雪深没膝是常有的事，走路的时候，得用手来帮忙，把腿拔出来。下雪不可怕，越大越好，我们小孩子可以在房前屋后挖雪地道，修雪工事，正经八本地打战争规模的雪仗，小部分地上演电影《地道战》的故事。可是，雪后如果刮风，刮大风，就比较可怕了。北大荒冬天的风冰冷刺骨，多厚的棉衣都能吹透，人称“大烟泡”。一刮起来，对面不见人。这时的雪，是沙子似的雪，风卷起雪粒，打在脸上，就像鞭子抽一样。这个时候，如果能戴上一顶貂皮帽子，长长软软的貂皮，把整个脸都埋了进去，再大的风也不怕。在北大荒生活，脚的保暧都非常关键的，这就需要乌拉草了。最标准的装扮，是一副鞋底打上皮底的毡靴，里面塞满了乌拉草。有这样一双毡靴，再冷的天，都冻不着你。可是，那时的我们，根本穿不起毡靴，只有胶皮的棉鞋，于是大人就在胶皮棉鞋里，塞上乌拉草，因此我们的鞋，个个都比该穿的号要大许多。这种空心而且柔软的草，不仅保暖，而且吸潮。只要每天晚上把草掏出来烘干，没有毡靴，也能过冬，虽然小脚趾头也经常会冻伤。

北大荒生活我记忆最深的一个谣谚，是这样的： “农工农工三件宝，镰刀绳子破棉袄。”那是我已经中学毕业，到农场连队（类似于农村的村庄）做了农工之后，老职工告诉我的。的确，我发现老职工们，的确多数都离不开这三件宝。镰刀是干活的工具，但刀不离手的目的，却未必是为了给公家干活，碰上野菜，弄一点儿，带回去喂鸡鸭；回家路上，领导看不见，顺点儿地里的庄稼；如果在水泡子旁边干活，扎个猛子，运气好摸条鱼，都离不开镰刀、绳子。破棉袄就更是宝贝，即可遮风，也可以挡雨，在地头困了，还可以铺上眯上一觉。后来知青来了之后，在地里野合，也用得着破棉袄。所以，即使夏天，农工们出门干活也带着破棉袄。 在我记忆里，那时农场的农工，是北大荒这块土地上，最勤快的人，而且有工资。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也很不容易。

曾经的余杭

余杭有两个，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我说的是旧余杭。旧余杭是我外婆的家乡，近代出过三个大名人。一位是大学问家章炳麟，俞樾的高足，20世纪中国最牛的国学大师，后来的北大，文史部分的教授，大抵是章门弟子，后来留学的海归不满，发牢骚，动辄嘟哝“某籍某系”，指的就是这些章门徒子徒孙。另外两个也很有名，而且一起成的名，一个杨乃武，一个小白菜。清末一起冤案，造就了两位名人，在市井，两位比章炳麟名头更响。小时候，妈妈给我讲她妈家乡的事，只提杨乃武和小白菜，不提国学大师，还自豪地说，小白菜就在她们街上做尼姑，外公还跟她说过话。

1974年的春夏之际，我在余杭住了三个月。

那年，我17岁。早一年，我的脚受了点儿伤，别人不在意，自己也不在意，结果，一年过后，脚痛得不得了，在农场治来治去，不得要领，走路依旧一瘸一拐，妈妈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说干脆回老家养养吧。于是，我跟学校请了长假，要求在不留级的前提下离开半年，大概鉴于我这个特殊学生总是承担老师的课业，而且包揽了学校的文艺宣传的脚本，学校居然痛快答应。就这样，我这个籍贯填着浙江的小北大荒人，终于踏上了父母之乡的土地。

说也奇怪，我的脚一踩上江南的土地，似乎就没事了，在上海和杭州的亲戚家，待了若干时光，东跑西颠，好像一点儿也不痛，杭州做医生的小姨，领我拍了片子，说没什么事，西医也没什么办法，然后找下放到一个公社卫生院的老中医，扎了扎针，贴了几帖膏药，自我感觉，真的一点儿事也没有了。然后一个人逛西湖，走东走西，感觉冷清极了，偌大的西湖，满打满算，也没几个人，有桃花，没人面，也不收门票，随你怎么走，逛到灵隐寺，累就坐在观音像下面歪着，绝对不担心有僧人出来劝你烧香。张岱笔下，西湖七月半的盛景，景似乎都在，但人的影子却没有。在这之前，妈妈已经先我回到了余杭的外婆家，听说我脚没事了，让我也去。

就这样，搭上一辆破旧的长途车，坐了四十里地，来到了余杭。

外婆家挺大的，一幢临街的两层楼，楼下是一溜的大门板，楼上是木头窗户，一架楼梯，踩上去吱吱呀呀地叫，但好像没有塌下来的意思。房子后面，还有一个灶间，一个天井，一个竹园。但是妈妈说，外婆这个房子，跟你爸爸家比，也就算个鸡窝。但是她又不让我去父亲家，说那里的房子，已经不姓张了。

我去的时候，余杭只是一个乡镇，县治已经搬到了新余杭，临河一条街，此外就是农田，有山有水，山清水秀，很多山上，不是有残存的庙宇，就是有完好的佛塔，尽可以上去发思古之幽情。我这个北方佬，到了江南的乡下，感觉什么都新鲜。水田里，一根杂草都没有，几乎每一寸的土地都被充分利用了，感觉这里的农民，不是在种田，而是在绣花，每一针都一丝不苟。门前的河，表姐告诉我可以通到上海，还真的就停了很多张岱和鲁迅说过的乌篷船，运货，也搭人，表姐告诉我，她就搭这样的船，去过上海，路上要走好多天。我想，原来张岱说的夜航船，就是这东西。船上和岸上的人，洗衣，淘米，洗澡，都在河上，有时候感觉水不大干净，但人人都不以为意，这里习惯是，见水为净，只要过了水，不干净也是干净的，吃的，穿的，包括人自己，每天都要见水，过水，过了水，才踏实。

这里的人都能干，黑龙江最勤快的农民，到了余杭，都是懒汉。几乎看不到闲人，所有人都在忙，扁担是人人随身带的，上车旅行也不能免，挑的担子，都奇重无比，连我16岁小表妹挑的草肥担子，我试了试，硬是直不起腰来。在余杭，我还看到了版筑，用两个板子夹上，然后往里填土和石头瓦块，一边填，一边夯实，夯实一端，抬高一段，最后一道墙就起来了。看着看着，恍然大悟，原来传说中商王武丁的贤相傅说，就是干这个的。在黑龙江垒墙，如果不用砖的话，都是用草耙子沾上泥，盘一个个木柱子上，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版筑是个什么样子。在余杭，也看到了鲁迅说过的曲尺型的街头酒店，当街卖老酒，一个大柜台，农民下工回来，倚在柜台上，要一碗咕咚咕咚喝掉。奢费点的，可以要一碟茴香豆佐酒，喝得到稍微慢一点儿。不是年节，也不请客，家家都在街头吃饭，一律雪白的米饭，乌黑的干菜，跟鲁迅小说里讲的一模一样。看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曾相识，而且让我最震惊，也最不习惯的事，也有，是上厕所。余杭不像上海杭州，没有抽水马桶的地方，用旧式马桶。需要的时候，躲在屋子角落方便就是，每天早上由女主人倒到例行来收粪的车子里。当时在上海和杭州，早上千万别早起。早起的话，鼻子里满是粪便的味。余杭满街都是厕所，但每个厕所都是开放式的，不分男女，一个大粪缸，前面一个木头的杠子，方便的人可以坐在木头上，屁股伸到缸里。这样简陋的设施背后有点儿遮挡，但是前面则对着大街，一点儿遮掩都没有。方便的人，既可以跟相邻的人说话，也可以跟街上的过客聊天。第一次上这样的厕所，真是不好意思，扭捏了许久，不肯脱裤子，但排泄不比别的，忍不得，也将就不得。后来习惯了，脸倒是不红了，但碰上熟人，尤其是女性，想跟我聊天，还是连头都不敢抬。不过，余杭的厕所，是那个时代我所见过最干净的厕所，比上海抽水式的厕所都干净，稍微有一点儿粪便，马上就会被人收走。在那里，粪便，绝对是除了粮食之外，最为宝贝的东西。

在余杭最为开心的事，是春天用竹枪挖竹笋。一场春雨过后，你可以听见竹笋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白嫩嫩的一片，说实在的，委实很性感。拿竹枪一抠一个，一抠一个，表姐剥开了，用鸡蛋和肉炒一炒，那个鲜美，真让人馋到要死。我从来没吃过这样好吃的植物，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依然保持了对鲜笋的挚爱，只要有机会，绝对不会放过。

在余杭的时候，妈妈每天都在陪外婆说话，任我到处乱跑，唯一的一次跟我出去，是看她们余杭的文昌阁，那是一个四面环水的水阁，虽然已经残破，但却很精美很漂亮，大概是我一生所见最漂亮的文昌阁了，但是妈妈却说，这个阁，四面环水，使得余杭文运不佳，科举上没什么人。其实，余杭历史上出没出过科甲出身的大人物，我不清楚，妈妈也不清楚，但我知道，就文运而言，余杭能出一个章炳麟，足矣。

遗憾的是，余杭人知道章炳麟的人不多，读书的人似乎也不多，当时在余杭，走了几家亲戚，连一本书都看不到，人人都在忙，即使在“文革”时期，大家也拼命种田，拼命想办法挣钱，生活比起黑龙江的农民来，要好得多。好在，老百姓的生活，周遭的环境，还依稀能感觉到张岱和鲁迅笔下的样子。到了后来的后来，我的父母之乡已经变成闻名世界的富庶地区之后，我再一次来到余杭，当年的景物已经荡然无存，乡亲们都很富，房子很气派，舒适，房子外观像积木一样鲜艳，稚气，但家里依然没有书，街头的曲尺型的酒柜没了，开放式的厕所也没有，再也看不到人们端着饭碗，雪白的米饭，乌黑的干菜。外婆的竹园，早就变成了一幢幢华屋伟厦。

外婆的余杭，我曾经的余杭，没了。

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随想

眼下，有关乡村自治的研究出现了某些实质性的转机，一些有心人不再斤斤于村民选举及其程序，而是把目光投到了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上。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大家所设计的方案基本上还是在原有的基层行政框架上打转，只是自治的重心落点有差异而已。其实，现在全国一盘棋式的基层县、乡镇、村的三级架构，本身就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权极度扩张，最终实现动员性体制的结果，与自治的路径正好相反，是一种半军事化的基层结构。很难设想，如果不是为了动员的需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如此大的国度，各地农村生活状态、风俗文化、居住习惯、生产方式乃至地形地貌千差万别，却整齐划一地采用三级架构。实际上，中国农村的基层架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从来没有统一过。县以下既有我们常见的保、甲、乡镇，也有庄、都、图、社、约、堡、寨等名目。

历史留给乡村自治的是这样一种面目的基层政权，首先它们带有很浓的传统色彩，基本上属于任务导向的，也就是说，它只关心税收和秩序的问题，且行政效率低下，而结构相对臃肿（主要指县级政权，虽然正式官员不多，但书吏往往会有膨胀，至于衙役常常超过限额数倍乃至十数倍）。而且，我们知道，传统政权关心的重心在秩序的稳定，而且自知其效率的低下，所以一般不介入经济活动参与经营。但是，我们现在的基层政权，不仅承担着传统政府类似的事务，而且还要负有领导当地经济发展的职责。结果，一方面“拍脑袋”式的“首长工程”在乡镇甚至村庄遍地开花，造成大多数乡镇陷入了足以令它们破产的债务危机。而且，政府机构自身福利过分地依赖的“创收”，本身已经使政府行为趋向牟利化，各种“富民工程”之所以毫无效益地一个接一个地推开，跟干部们借此牟利的强烈动机有关，不折腾点儿事出来，就不好捞钱，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一样，只有大兴土木建园子，各色人等有了差事，才有机会，尽管“庙”要破产，但里面的方丈和某些和尚却因此而富了起来。个中的逻辑也很简单，既然鼓励政府自己创收，那么就没有理由阻止官员为自己牟利。另一方面，刚刚从行政体系中剥离出来的半行政机构，诸如电力、电信、保险等等部门理直气壮地走向牟利化，垄断性和强制性地向农民榨取高额利润，它们的行为往往又和基层政府行为搅在一起，强化了本来就已经政府行为的牟利趋向。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基层政府，已经成为具有传统特色的牟利机构。

其次，我们的基层结构，仍然带有过去动员体制的色彩。不仅治理架构是划一的半军事化的残余，而且基本的政治运作方式也还是“运动”，只不过，过去运动是喊口号整人，现在运动是喊口号整钱。

不言而喻，在这样一种基层政权的架构里，留给民间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目前进行的村民选举，即使都能按民主程序进行，也能选出符合村民意愿的村民委员会，实际上仍然难以实现自治，一方面，以任务导向的政府在面对各种上面下来的刚性任务，必须刚性地执行，根本不允许村级架构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另一方面，政府和半政府部门的盈利需要也必须满足，否则它们就无法生存。不用说，在这两条刚性的管道面前，村委会连谈判的可能都没有多少，更何况自治。况且，我们现在的行政村并非自然形成的结构，村委会也不是村民自愿结成的组织。我在调查中发现，凡是在农民自发组成的乡社组织中，农民中产生的负责人往往都很有责任感，较少腐败行为，而村干部则不然，即使参加村民委员会竞选的村民，抱有借此牟利动机的也不在少数（显然，这符合农民传统的思维，当官为了发财）。由于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性质不同，厕身其间的农民对它们的期待也不同。

因此，乡村自治比较适宜的出路，在我看来只能是乡镇政权的退出，取消乡镇一级的行政架构，各地农村按照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实现自治。如果村已经形成了自治能力，村民委员会和党组织已经成为具有经营和对外谈判能力的村民组织核心，那么不妨依旧架构自治。已经被大公司吞噬的村庄，可以按公司模式自治，而更多的村庄，则可以利用村社的自组织结构，形成各种面目各种形式的村社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实际上就是秦晖先生所说的“小共同体”。村社联合体形成之后，由联合体出面与国家政权（县级）和外面的公共事业的大公司达成契约，在税收、司法、计划生育以及各种有偿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实行团体负责制，避免国家政权与单个的农民交易这种尴尬的局面。这种县以下的乡村共同体，可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形成各种规模，随着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大量农民进入中心城市，那么很多村庄可以合并，剩下的小的可以比村还小，大的可以相当大，甚至在有些地方，只要条件成熟，都可以组成一个农民的城市，只要它具备了相应的经济含量和人口，到了那时，农民也就转化为市民了。农民的自治市，也许可以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一条新路，显然，它与我们前阶段人为的自上而下的小城镇建设是有本质不同的。

对于这种方案，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在农村中原有的组织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农村还能否产生自发的乡社组织，会不会导致黑恶势力抬头，导致农村社会恶化？对于第一个疑问，我认为答案是明确的，尽管现在农村的自组织资源已经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已经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乡绅，从前的宗族、祭祀、娱乐和互助性的村社组织基本上都被取缔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就不能组织起来了，实际上，现在学者所观察到的农民“原子化”的现象，并不是农民自己乐意的结果，我们长期的政治高压和空洞化的道德诉求无疑要对此负责任。其实，对于农民而言，组织化（不是那种动员体制的组织）是他们的一种基本的需求，在解放前，农村中实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乡社团体，不仅有各种松散的花会、香会、社火会，还有各种名目的社、以及武术和自卫团体，更有各种宗教和半宗教团体，它们的存在，实际上是反映了农民的某种生存需要，而且，这些组织绝大多数并不是乡绅主导的。今天，随着改革的进程，我们看到，农村中民间的组织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现在农村的民间组织大体上有三种，一是原有乡社团体，如花会、香会和庙会、宗族团体等等的再次复兴，其中有的组织凝聚力相当强，已经开始为成员提供某些公共产品。二是新兴的农村非政府组织，即NGO，农民自己组织的产生经营组织。三是各种宗教组织，有民间宗教也有基督教团体，其中有合法与半合法的，也有所谓的天主教地下教会组织和非法的宗教组织。一般来说，国家对于这三种组织，除了现代性的NGO还能限制性地以予认可之外，其他的两种，基本上取遏制态度，至少是不乐意为它们民政登记。

至于后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凡是政府认定的非法组织，政府都可以取缔，对于组织中出现的黑恶势力的苗头，当然也必须以予打击，但是．社会秩序的维护不能还沿袭过去组织控制的思路，应该切实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其实，不仅仅对那些非法组织，就算是对社会无害的民间组织，也要依法管理，只是用不着事事都操控在自己手里。更不要将所有的宗教组织都视为洪水猛兽，其实就算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组织，也并不具备与政府对抗的意识，甚至连这种意图都没有，这些组织的发展，客观地说，对社会治理只有好处。

在农村外部的力量，包括关心三农问题的学人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农民恢复组织能力，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输入外部的信息，建立相应的管道。也就是说，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帮助乡村重建，再一次做当年米氏父子、晏阳初和梁漱溟做过的事情。

当然，最关键的是在当前的农村中，依然存在着自组织的积极性和自组织的能力，过去的乡绅虽然不可能重现，但乡村中却不缺乏能人，尤其不缺乏组织民间组织的人。只要农村的环境足够宽松，乡村的民间组织自然而然地就会发展起来，而那些出外打工者中的精英，包括一部分大城市难以消化的大中专学生，至少有一部分会转回来发展，形成新的“乡绅”。

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平江庙会、路会组织的走马观花

眼下，NGO（NON-GOVER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受到了国人的关注，走出国门的人们最先感受到国外形形色色的NGO的存在。国外的各种行业协会、各种基金会、各种慈善团体、各种社区组织、志愿团体、环保组织等，都属于NGO。NGO的特色有三，一是非政府，二是非赢利，三是在政府之外，为各自特定的人群提供着公共产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类似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也开始浮出水面，比如各种行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艾滋病防治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等，只是这种非政府组织目前还存在有很浓的官方色彩，以至于有人根本不认为它们是中国的NGO。倒是某些从基层冒出来的一些民间的自发组织，如山东荣成的渔业协会、四川仪陇的乡村发展协会、北京南口的烟酒专业协会、河北易县的扶贫经济合作社等等，不仅运作良好，而且性质上更接近西方的NGO。这些组织一出世，就以它们的高效率、高信度起到政府组织根本无法企及的作用。中国进入WTO之后，实现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目标，发展NGO看来是一条无可替代的途径。

那么，NGO是否纯然是舶来品，中国要想发展NGO只能着眼于引进呢？否。实际上，类似NGO这样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中国的民间社会其实本来就有，中间虽经社会主义的改造被摧垮，但孑孓还在，改革开放以后，多少有些死灰复燃，在某些偏僻的山区，甚至已经小有气候。我所要提到的湖南平江的庙会与路会组织，就是一例。介山庙的庙产管理组织

介山寺建在平江城关的一座旁临汨罗江的山上。这个庙，似乎跟佛、道两家关系都不大，庙里供奉的主神名叫陈公昭，据说是一位曾经在武当山修道的道士，生前和死后似乎并没有多少名声，只是不知怎么就传出来说他在太平军的一支经过平江时，曾经显灵退了太平军。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大概知道正在焦头烂额的朝廷巴不得出点儿“神迹”，于是捕风捉影地就报了上去，结果陈道士被封为真人。同治年间又修了这座庙来供奉他。然而，当地的老百姓却没有这么明确的政治头脑，他们很快就在庙里塞进了私货，一位被人称为介山老爷的神被请到神座上。据说这位介山老爷是位民间医生，有妙手回春之功，对儿科尤其擅长。介山老爷虽然在庙里位在陈真人之下，但真人就像被宋江架空的晁盖一样，坐在上座不过是摆摆样子，老百姓真正供的是介山老爷，日子久了甚至连庙名都改了。

我所看到的介山庙的庙务管理组织是1989年寺庙重建时成立的。庙宇的重建完全出于民间的自发，政府没有拨一分钱，但是盖庙总需要有人张罗组织，所以一些积极分子就凑在一起选举出了一个管理组，庙盖好之后，管理组没有解散，继续存在了下去，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届。每届都是选举产生的，参加选举的人多的时候有上千。现在的管理组由9人组成，一个组长，三个副组长，分管财务、总务和基建。除了常设的九人小组之外，管委会办公室的还挂着一个写有40人名单和联系电话的“联络图”。据负责人刘妙涛说，这些人只要需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管理组下分7个小组：财务组、后勤组、卫生组、茶水组、香火组、接待组和保卫组。每组由核心组成员带上几个联络图上标出的外围组人员组成，平时每日保证3～4人值班，每逢庙会和春节期间，全体都要出动。管理组的成员都是尽义务，1995年以前连中饭都自己带，后来财务状况好了，也只有几个人有少量的补贴，中午吃一顿免费午餐。

介山庙最忙的时候是庙会和春节，阴历五月廿四日相传是介山老爷的生日，在生日前后和春节期间要举行盛大的庙会。届时不仅平江四乡的人要来参加，周围县市乃至长沙湖北的都有来上香的。届时管理组不仅要安排戏乐活动（花鼓戏和皮影戏，我在庙里还看到了一副皮影戏的戏台），收取香客额外的布施，供应茶水和负责接待与维持秩序，还要安排一个宴会，参加宴会者都要买饭票（给多给少随缘，等于是布施），大家吃流水席，一天吃到晚。当然，跟其他地方庙会一样，赶会的人既来上香礼神，也是参与娱乐和商品交易，而管理的责任，就落到了管理组头上。在管理组的管理下，庙产逐年增加，现在已经将寺庙所在的山建成了一个花园，免费开放，供人游玩，还拥有三个商店，一个1300多平方米的综合楼（刚刚建成），并打了一眼深水井。这一切，都是民间的管理组“管”出来的，而且这些财产并不属于管理组。到目前为止，管理组基本上是在尽义务，只有雇员才发工资。 “管”出来的钱，都用在了庙宇的维修扩建和周边环境的建设上，如果非要问庙产属于谁，那么他们会说属于介山老爷。值得一提的是，管理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张石根告诉我，他们这个管委会，县委统战部、政协、公安局以及城关镇和寺庙所在的城西村都能管得着（但经费一分不投），不过一直都对他们非常满意，庙里从未有过违碍现象发生（我去的时候，寺庙的墙上，挂满了反对邪教的宣传画）。

介山庙除了像其他寺庙一样，满足人们的宗教和精神需求以外（除了殿堂供上香之外，还设有禅房，供一些老人念经），似乎已经成了平江一处公园。除去庙宇，管理组还建了杜甫纪念亭台，负责山上的绿化和道路，我去的时候，就见到一些锻炼的老人，几对卿卿我我的恋人，还有些人在凭栏眺江，似乎正在酝酿诗意。这个公园，在庙会的时候，又是一个城乡接壤处的集市，一个供节假日娱乐购物的去处。这样，介山寺的庙产管理组就像国外的NGO-样，为平江居民提供相当数量的公共产品，而且既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没有财团的资助（这对于国外的NGO几乎是必须的）。在平江期间，我还去过官办的平江起义纪念馆，那里有固定而充裕的经费和拿工资的管理人员，但是馆外就堆着垃圾，而完全由民间非赢利机构管理的介山庙所在的山，却干干净净，连一张废纸都看不到。

小田孝子祠

孝子祠是我在去平江的杜甫祠的途中发现的。跟残破的杜甫祠相比，孝子祠可以说是金碧辉煌，大殿的正面，还有一座漂亮的戏台，台上很干净，看来一直没断过笙歌锣鼓。在彼处早已实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时候（或者为有钱人服务），这里居然还在贯彻着酬神演戏的古义（当然，实际上还是给人看，殿堂与戏台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间）。孝子祠殿上的主角是麻衣真人。据说此公是个医生，有年正值瘟疫，他为了治病救人忙得回不了家，等回家一看，老母亲已经染病故去，于是医生悲痛万分，身穿麻衣跳河自尽。后来，人们就建了孝子祠纪念他。

虽然孝子祠和介山庙供的都是已故但已经成神的医生，但人们礼神的方式却大不一样。人们有灾有病也上介山庙求介山老爷，但那只是一般性的祈求祷告，与上其他神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孝子祠，正殿上很显眼地摆着一溜很大的签筒，里面盛满了签。一般的事项如子息、婚姻、财运等当然也可以来求，但孝子祠的签最主要的还是供求医问药之用的。庙里设有兑签处。兑签窗口上贴着兑签说明，分别标出所求事项与对应的签号，一般事项都是第1～60号（兑签时，根据所求事项的不同，同样的签号，有不同的判词），而问病求药则是第1～132号。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看病分科，有男人科、妇人科、小儿科、眼科等，求到的签可以依照不同的科从兑签处换出对症的药方来。这些药方，都是当地的有名的中医以自己多年的经验开出的验方，而且庙务管理机构还不断地根据疗效进行调整。庙的外面，就有一个中药房，取了药方之后，就可以到药房抓药（到别处抓药当然也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农村医疗系统，周围的农民付很少的钱（抽签换药方时每方付1元），就可以得到虽然粗糙但还算实用的医疗服务，这对于目前缺医少药，进城又看不起病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个很受欢迎的系统，在2001年，兑签处总收入为10652元，等于说，这年一共为四乡的病人开了10652个药方，无怪乎庙修缮那么好，香火并戏乐那么繁盛。

小田孝子祠的庙务管理委员会是由小田村的村民选出的，管委会也组织庙会，安排会餐，施合药茶，负责庙宇的维修，庙里也有自己的产业——一个酿酒作坊，每年产生药酒。跟介山庙不同的是，小田孝子祠还有一个查账监督小组，庙里的收支年年公布，所有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均由监督小组核准。看来，山乡的农民也知道权力的制衡，而且运用自如。西江洞村的路会

在中国相当多的农村，修路一直是个大问题，也是基层政府向上争取项目提供的主要公共产品。平江多山，到今天，交通不畅依然是阻碍平江发展的瓶颈，许多山村，至今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但三墩乡的西江洞，却是一个例外。

这个山村出山有一条长达20华里的山路，每年都要修缮一次，所以自清朝的乾隆年间起，村里就起了一个路会，村民们凑了一担茶油（一百斤左右），作为修路基金。全村除了鳏寡孤独之外，每户轮值一年。轮到谁家，谁家就负责组织全村的劳力出来修路（每户出一人），修完之后，当值的人家还要组织村里的长老进行检查。修路是分段包干，谁家修不好，脸上无光不说，还要返工。检查合格之后，大家一起到当值的家里去吃一顿饭（一般都要吃点儿好的），饭由当值者提供。对于当值者来说，他所得到的好处就是可以免费享用一年那一担作为基金的茶油。在这一年期间，你可以自己享用，也可以用它来生利，但最后还是要凑足完整的一担，当值完了，就将茶油挑到下一家，如此周而复始。在这期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有人家拒绝当值的现象。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不光是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且还有全村一起上他们家吃饭的物质惩罚，所以没有人承受得起。就这样年复一年，路会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无论是清朝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干涉，解放以后，虽然基层政权多有变化，政治运动不断，但路会的事却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原因很简单，政府出不起钱来修路，而这条路一年不修，村里的人就出不了山（土路，每年都会因水毁等原因遭到破坏），而且这种路会又不存在什么其他背景，小小山村本来就没有什么地主或者乡绅，自然不会因为乡村精英的兴废而受到影响，路会本身与意识形态也没有什么抵触之处，所以，路会就这么维持下来了。

以上这三个民间组织，都是完全由民间自发形成的。前两个庙会组织虽然有些宗教色彩，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宗教因素已经相当淡，人们不过是借宗教的壳来做自己的事，尤其是小田孝子祠，事实上就是一个农民自己的医疗体系。而路会则一点儿宗教色彩都没有，完全是为了一村的公共事务而形成的农民自组织团体。应该说，平江的这种类似于现代NGO的民间组织，并不是什么此地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而是传统农村组织因素的复苏。在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里，像介山庙会这样集信仰、娱乐、交易于一体的民间组织是随处可见的，互助、慈善、自卫之类的组织也相当多，路会实际上就是从那时传下来的，类似于孝子祠这样的医疗组织，在某些具有中医传统的民间宗教中也是有的。只是自土地改革以来，基层社会被全方位地卷入全能国家体制，这些民间组织统统被扫荡了，只有像路会这样的组织，由于山区特别的情况而残存了下来（国家顾这里的路，但不修又没有办法），其他两处则都是在全能体制松动的情况下，艰难地死灰复燃的。

现阶段的农村改良或者说治理，需不需要汲取传统的组织资源？关于这个问题前不久北大的姚洋先生还批评我过于浪漫，但是我坚信，像上述我所列举的民间组织，那里面蕴藏的自治能量，都是我们改造农村所必须借助的。仅仅依靠党和政府，再加上我们这些浮在面上的知识分子，引进西方的自治与民主的理念和操作形式，农村的事情根本办不好。

当然，我承认，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产权形式和法律地位等方面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更没有与现代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发生本质的联系，或者说，还不是现代社会的制度衍生。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些组织的性质和功能却是跟现代NGO相似的，完全是民间自组织的产物，属于“通过志愿机制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具有非营利性、社区性和公益服务性，能为本社区的人们提供付费较少而效果更好的公共产品，跟由政府提供的成本奇高的服务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尤其难能可贵。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对于农村和农民来说，不仅存在着行为上的传统惯势，而且在思维上有很大的亲和力，便于引导和操作，非常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挖掘农村的自组织潜力。实际上，在古代社会，中国农民长期以来早已适应了政府干涉较少的生活，习惯于自己组织起来满足社区的需求，虽然经过建国以来全能体制的培育，有了很强的依赖性，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种依赖已经没有了 “靠”的地方，过去渗透到农民家庭的政权形象，已经逐渐化为不断地要钱、要粮、要命的异己和对立的力量。过去的依赖性，现在在某些情形下已经转化成某种对现实不满的怀旧情绪，而就整体而言已经开始消淡了。在现阶段，适当地改善农村的政治环境，强有力地抑制导致农民负担逐年增加的基层政权的自我扩张，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就会得到复苏，在这种复苏的基础上，再注入某些现代的理念与制度因素，自治或许才能实现。现代理念和制度因素的注入，一方面可以借助知识分子下乡从事的乡村教育和建设，更为关键的途径是通过一部分进城（打工、经商、就学）的农民的返乡，形成本土的新精英，通过他们的行为，实现这种注入，确切地说，是一种自然的渗入。现时进城的农民宁可在城里做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回乡发展（比较成功的人更是如此），很大程度上有农村的政治环境过于恶劣、而且日趋恶劣的因素，如果农村的政治环境得到改善，至少可以吸纳一部分见过世面的农民返乡的，形成新的乡村精英。乡村精英的存在，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农村自治的依托，失去了这个依托，真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是无从谈起的。

最后，我感到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来说，乡村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无论这些组织多么的规矩，他们还是会感到某种莫名的担心和不安，他们非常担心一旦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参与，这些组织有朝一日会失控，甚至造成对政权的威胁。实际上，这些人一方面在治理上依旧是直接控制的老思路，没有转变成现代国家法治化管理的路径；另一方面，他们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乱的可能性从来都不大，农民只有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转化成脱离土地的游民，动乱才会发生。当前恶劣的乡村政治，日益强化的行政控制，不仅不能保障农村的稳定，恰是制造游民的土壤，只有加快进行农村的改造，才能釜底抽薪，消灭危机于无形，而开发利用农村的自组织资源，并将之导入现代国家的法治轨道，应该是一条农村改造的可行之路。

有人认为我虽然提出要利用传统资源实现农村的自治，但没有指明开发利用传统资源的路径。现在，平江庙会和路会的存在，让人们看到了这样一条路，虽然在这路上，我们还需要走很远。

Table of Contents

自序﹒一边拆字，一边码字

社会

当人不得不共处的时候

犯了错的人也应该有尊严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体性乖戾的传统

群体性事件与信息公开

派性政治和娱乐政治结合，生什么？

从古代行会的违规处置谈起

政府道歉的标准文本

劣胜优汰的政治逻辑

去掉车份，出租车问题才能解决

从官礼到官礼市场再到官礼假货市场

官员复出背后的制度困境

民迷信与官迷信

莫把官场当戏场

“内部人”维权的禁忌

就怕贪官有文化

密切隔开群众

中国版的波将金村为何总是生生不息？

自家人骂得，别人骂不得

告别内战思维，让林毅夫回乡

官话焉得不雷同？

莫让黑社会成了气候

70年后，我为我的房子付多少钱？

不能不正视的社会鸿沟

社会应该给向善者一个机会

从养狗办到“委员”

曾经的钓鱼执法

天下何处不衙门

教育

把研究生培养过程放在阳光下

北大菜市场和清华写字楼

没有文化的大学教授

大学校长的素质

学官的教授头衔

教育的钱该怎么花？

教育之不能承受之累

如何学得明白些？

文抄公病案的中国特色

一半在水里，一半在火里

大学生为什么考试作弊成风？

失败教育和“愤青”养成

大学教师的种类

学衔垄断与士风日下

请用政治的高度，规定吃饭的营养含量

课堂上的戾气和杀气

北大：大学乎，太学乎

平民上升的渠道不能被阻塞

失败教育，家长共谋

作为“包工头”的校长们

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

学术不是自家园子里的菜

“学店”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

文化

读书的态度

一个以吃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的读书生活

在真实和荒诞之间

“受活”还是“活受”？

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序

我们曾经有过的民主实践——刘建军《你所不识的民国面相》序

成为拆迁废墟的古城

全盘“文明”的时代

曾经的体育课

奴才的创造性

小报告与大字报

唐德刚走了，史学有点儿寂寞

日本“开国”的联想

走运的曹汝霖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小站练兵的风波

汉阳陵的残片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香山·珠海·唐绍仪

下跪，关乎观念，也关乎利益

地戏与文庙

安顺的小吃和麻将

谣谚里的北大荒

曾经的余杭

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随想

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平江庙会、路会组织的走马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