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序一）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序二）

绪论

第一章 汉唐两京的历史生成及其演变

第一节 汉唐两京的历史沿革

第二节 “雄汉盛唐”：帝都的辉煌历史与恢宏气象

第三节 汉前文学典籍对长安、洛阳的记述

第二章 汉代京都赋的文学抒写及其社会历史内涵

第一节 京都赋中展现的长安帝都风貌

第二节 京都赋中有关洛阳宫殿与明堂建筑的铺陈

第三节 汉赋视野中的京都工商业

第四节 京都赋与汉代城市生活

第三章 唐代京都地理空间在唐诗歌中的展示和聚焦

第一节 唐长安帝都风貌的展示

第二节 “三内”：唐代帝都气象的缩影

第三节 曲江：唐代诗歌中的城市地标和文化意象

第四节 唐诗对东都洛阳私家园林的吟咏和抒写

第四章 唐代朝廷文士的宴集唱和与京都的政治文化生活

第一节 唐代朝廷宴集唱和盛况述略

第二节 唐代朝廷宴集唱和与京都独特的政治生活

第三节 唐代朝中文士的宴集唱和与京都闲适生活

第四节 长安“曲江”宴集与洛阳“洛水”唱和：唐代朝廷和朝中文士宴集唱和的个案分析

第五章 唐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其城市史意义

第一节 唐代小说对京都地理空间的展示

第二节 唐代小说对长安政治生活的书写

第三节 唐代小说对长安商业繁盛的呈现

第四节 唐代小说对京都社会生活的描摹

第五节 唐代小说中京都书写的城市史意义

第六章 汉唐以京都为中心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一节 “丝绸之路”的开拓与汉唐盛世的帝都文化

第二节 汉代京都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三节 唐代小说中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四节 汉唐“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序一）

孙逊

古代小说与城市的结缘由来已久，尤其是古代通俗小说，其问世、发展、演进无不与城市声息相关。古代小说这种在血缘上与城市的先天联系，两者在发展中的交错影响，注定了古代小说与城市关系的研究无论对于古代小说研究，还是城市研究，都具有突出的意义。城市影响古代小说，古代小说反映城市，城市映像具体投射在小说中，是作家主观之情与城市客观之景的融合，它生动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小说家对于各个时代城市的想象和追忆。而在不同时期小说家对于城市的描写中，前后不同时期的两个首都或同一时期一个首都、一个陪都所构成的“双城”文化现象，成为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宋前的长安和洛阳、两宋的汴州和杭州、明清的北京和南京，乃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描写最多、最充分的三对“双城”。本书系即以小说文本为出发点，尝试就古代小说中所描写的几对“双城”，作一纵向的、历时性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

一、长安与洛阳：宋前小说中的帝都气象

我国自汉代起，就形成了一种吟咏京都的文学传统，《文选》中所收的班固《两都赋》、张衡《西京赋》、《东京赋》以及左思《三都赋》，即是这一传统的具体体现。受汉代咏京都赋的文学传统的影响，唐前有关城市描写的小说，诞生了以《西京杂记》和《洛阳伽蓝记》为代表的城市笔记小说，其内容主要是描绘城市景观、名胜风物。传为汉代刘歆所撰、晋人葛洪汇集的《西京杂记》，描写了汉代长安宫室之雄伟，如未央宫、昆明池之类的宏伟工程，亦状写了内苑台阁之秀丽，如云光殿、月影台、九华殿、开襟阁等，“皆繁华窈窕之所栖宿焉”[1]。《洛阳伽蓝记》为北魏北齐间的杨衒之所作，以描写洛阳的佛教建筑为主要内容，大力刻画了寺院的雄伟壮观，来渲染洛阳在北魏时的繁荣景象，表达的是对洛阳城市气派乃至北魏国家力量的颂扬。这两部书一写汉之长安，一写北魏之洛阳，都是较早正面描写都城景观的笔记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种带有历史主义的追思情怀。

到了唐代，唐人小说在精神上与汉代以来的咏京都赋、城市笔记所体现的对上国都城的歌咏和颂扬情绪一脉相承，不同的是它将情绪进而变为情境，通过文采斐然的文字营构了深情绵邈的城市生活空间，并把这种情绪注入一个个实在的故事场景中。唐人小说中所表现的长安无不与帝国首都的雍容气度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从城市内容的表现、士人心态的反映、城市意象的开创三方面看到这种城市映像的形成。

许多唐人小说之所以选择长安作为故事发生地或背景，是因为那些故事题材都与长安有关。我们可以把这类小说归为三大类，即宫廷娱乐类、举子生活类、对外交流类。这三部分占了唐人写长安小说的绝大部分，反映出丰富的城市内容。写宫廷娱乐类的有《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集异记·叶法善》以及《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等；举子生活类的有《李娃传》、《霍小玉传》、《樱桃青衣》、《逸史·李君》、《集异记·王维》、《本事诗·崔护》等；对外交流类的如《杜阳杂编·日本王子》、《原化记·胡芦生》等。这些内容的产生都与长安帝都的属性相联系，比如宫廷发生的逸事和从宫廷流落民间的艺人故事，总是让人们津津乐道；由于帝王的爱好，长安音乐文化非常普及，谙习乐器、比赛技艺、自制新声、梦中得曲等，也都演为一个个传奇故事；还有举子进京赶考，在天子脚下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命运的选择、爱情的奇遇后的自叙心曲；以及作为煌煌上国的首都，在对外交流中时时显示出的帝都风范。在这三大类中，我们尤可关注长安的娱乐技艺从宫廷流向民间的趋势。娱乐已不再是帝王贵族的专利，几乎所有的民众都感受着唐王朝的恢弘之音，那种用音乐和才艺表达出来的昂扬勃发、乐观向上的情绪，生动地体现了长安的城市文化精神。

唐代小说集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心态，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小说描写城市平民生活的典型篇章很少，只有《李娃传》、《北里志·张住住》、《大唐奇事·昝规》等寥寥数篇。这是由于小说作者往往是居于长安的文人，准确地说一部分乃是进士。每年的长安城里都云集了大量的各地举子，参加科考，这成为京城的一大景观。唐代的小说和笔记一方面表现了士子难解的科举情结，如《唐摭言》、《隋唐嘉话》等中的记载；另一方面将进士与妓女的故事提炼成主要的小说母题，如《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风流薮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2]再如同卷《颠饮》：“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3]唐代士子作意好奇，围绕这一母题，营构了种种离合聚散的故事，展示了长安进士放浪的生活及其微妙的心态。

更突出的是城市意象的营造，在唐人小说中，某些故事场景由于经常出现而成为一种城市意象。曲江是唐人小说里经常提到的长安景点，农历三月三上巳节游曲江是长安的一大习俗，是时曲江边丽人如云，许多士人胜日寻芳，一些爱情传奇由此展开。如温庭筠《华州参军》：“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于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掺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唐人小说以曲江为爱情奇遇的发生地可谓开创了一个传统，引领了后代小说中的一系列城市意象，如东京之有金明池，临安之有西湖，南京之有秦淮河，苏州之有虎丘，扬州之有平山堂，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小说中的曲江故事明显表现出与后代小说中城市情境的不同，它们都是以王公贵族、士人淑女为主要人物，充满帝都的富贵气，因而与后来的金明池故事、西湖故事等主体多是市井人物大不相同，从这个角度来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非凡的“帝都气象”。

作为陪都的洛阳在唐人小说中也较多扮演了政治中心的角色。唐朝初年的君王就喜往洛阳，如《大唐新语》卷八：“太宗在洛阳，宴群臣于积翠池。酒酣，各赋一事。”[4]其后的武则天和玄宗的洛阳生活更多地见于小说记载中，如《大唐传载》：“洛东龙门香山寺上方，则天时名望春宫。则天常御石楼坐朝，文武百执事班于外而朝焉。”[5]《隋唐嘉话》卷下：“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6]唐玄宗在洛阳的活动大多是游赏、娱乐活动，如《教坊记补遗》：“上于天津桥南设帐殿，三日。教坊一小儿，筋斗绝伦，乃衣以彩缯，梳洗，杂于内妓中……”[7]《明皇杂录逸文》：“上在东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矩，连属不绝。时有匠毛顺，巧思结创缯彩为灯楼三十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铿然成韵。乃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8]从中可以见出这位君主爱好都市奢华的生活习性。

与长安略有不同，表现洛阳帝都奢华更多的是它的宗教建筑。《朝野佥载》卷一：“景龙年，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卷三：“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钑镂，窈窕便娟。”朝廷贵戚对佛教的推崇和倡扬，推动了当时的信佛热潮，如《朝野佥载》卷五：“周证圣元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五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9]由以上记载不难看出，佛教建筑的奢华已成为洛阳帝都奢华的一个缩影，而唐时对佛教的迷恋和狂热，承自北魏以来的传统，庶几成为洛阳城市情境的一大特色。

二、汴州与杭州：两宋双城的追忆与重塑

如果说唐人小说中的城市还是充满了士人的浪漫情怀，那么宋人小说中的城市则表现为浓郁的市井气息。宋代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期，由于商业发展，市民的文化消费急剧增长，说话和话本广泛流行。说话人生活于城市，对城市有着天然的亲和，他们在面对听讲者时，努力唤起听众亲切的现场感，因而小说中的城市弥散着市井气息，叙述的也是身边“发迹变泰”的市井故事。同样是写京城景象，话本已不再着意于帝都恢弘华贵的气度，穿行于街头巷尾的市井细民成为话本的主角，并真实地描绘出从地处中原的东京到偏于东南的临安的文化中心的迁移和城市图景的变异。

宋元话本[10]主要反映了两宋双城各具特色的城市映像：一是北宋移民追忆中的东京梦华，二是效学汴京气象的临安风貌。在南宋人的追忆里，东京风物中最让他们魂牵梦绕的是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它们频频在话本中出现。它们是：金明池、樊楼和相国寺等景点，其中最让人追怀不已的首先是金明池。东京城外有许多皇家和权要的园林别墅，以金明池名声最著。金明池在话本小说中是满城男女最喜前往游赏的去处，《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写道：“即今清明时候，金明池上，士女喧阗，游人如蚁。”《志诚张主管》中亦叙及：“当时清明节候……满城人都出去金明池游玩。张小员外也出去游玩……”金明池是宋元话本中爱情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正如唐时的青年士人总是在曲江附近遇见淑女佳人，宋元话本所描写的市井子弟的艳遇也多在金明池边。《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就写道：一年“时值春末夏初，金明池游人赏玩作乐。那范二郎因去游赏，见佳人才子如蚁。行到了茶坊里来，看见一个女孩儿，方年二九，生得花容月貌。这范二郎立地多时，细看那女子……那女子在茶坊里，四目相视，俱各有情”。一段市井的爱情故事由此展开。《志诚张主管》、《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等篇也都是如此。

其次是樊楼，“如今且说那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作樊楼”，这是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开篇的描写。樊楼富丽高峻，在当时极为著名。《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曰：“宣和间，（樊楼）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赵伯昇茶肆遇仁宗》中就写道：“将及半晌，见座酒楼，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楼，有《鹧鸪天》词为证：‘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　　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栏杆彩画檐。’”樊楼之所以声名极著，还与误国的徽宗有关。《宣和遗事》后集：“樊楼乃丰乐楼之异名，上有御座，徽宗时与师师宴饮于此，士民皆不敢登楼。”后集还引刘屏山《汴京杂诗》：“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11]由此引发的感叹，其意义要比一座建筑物深沉隽永得多了。

另外，东京城里有许多寺院，最著名的要数相国寺。相国寺在宋元话本中不仅是游人观瞻和烧香礼佛的去所，如《简帖和尚》：“（皇甫松）只得勉强着一领罗衫，手里把着银香盒，来大相国寺里烧香。”由于游人来往众多，因而也是东京商业贸易的重要场地。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赵正、王秀等闲汉和生意人就于此频繁出入。《燕翼诒谋录》卷二：“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12]《麈史》卷下：“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因号相国寺为‘破赃寺’。”[13]作为反映市井生活的话本小说，其故事背景地发生在这样的“破赃寺”，正是情理使然。

其二是宋元话本中作为东京真实映像的临安风貌。林升诗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对于南渡后的临安，人们总是习惯拿东京汴梁作比，话本中同样如此：“却说高宗时，建都临安，繁华富贵，不减那汴京故国。”（《错斩崔宁》）明代学者沈士龙在秘册汇涵本《东京梦华录》跋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事实，其文曰：“余尝过汴，见士庶家门屏及坊肆阖扇，一如武林，心窃怪之。比读《东京梦华录》，所载贵家士女小轿不垂帘幕，端阳卖葵蒲艾叶，七夕食油面糖蜜煎果，重九插糕上以剪彩小旗，季冬二十四日祀灶，及贫人妆鬼神逐祟，悉与今武林同俗，乃悟皆南渡风尚所渐也。至其谓勾栏为瓦肆，置酒有四司等人，食店诸品名称，武林今虽不然，及检《古杭梦游录》，往往多与悬合。惟内家游览，民俗炫奓，《梦游》多逊《梦华》盛耳。”[14]直至明代，东京的习俗还保留在杭州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由此可见出，东京文化作为京师文化所具有的极强辐射力。

当然，外来的影响毕竟不能掩盖临安自身山水风物的独有特色和夺目光彩。《武林旧事》卷三：“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15]《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乐小舍拼生觅偶》中就有杭州人春游西湖的描写：“……时值清明将近，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坟，就便游西湖。原来临安有这个风俗，但凡湖船，任从客便，或三朋四友，或带子携妻，不择男女，各自去占个座头，饮酒观山，随意取乐。”另如《西湖三塔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西山一窟鬼》等话本中都有游览西湖的记载。

此外，临安的商业景观也自具特色。就商业属性而言，如果将宋与唐相比，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唐代基本上属于消费型商业，生产的产品大部分只是为了满足城市主体——那些不事生产的官宦士大夫的需要，而宋代的商业属于流通型商业，商品在不断的交换中产生出价值，原料生产到产品发卖、转卖，形成了商品流通的系列环节，市场因此被激活。临安的商品体系更趋系统，流通更广泛，城市内外的贸易显得十分兴盛，如话本里就写到，每天清晨在城门口都聚集着赶着进城的生意人，“城门未开，城边无数经纪行贩，挑着盐担，坐在门下等开门。也有唱曲儿的，也有说闲话的，也有做小买卖的”（《任孝子烈性为神》）。临安手工业的分工也更细，《西湖老人繁胜录》载“京都有四百十四行”，并列出了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珍珠市、丝绵市、生帛市等一百四十多行。其中最能说明南宋临安商业繁荣的，是宋元话本中反复出现的丝织行业。北宋时江南的丝绸工业并不很发达，而到了南宋，整个江南地区，“缲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16]，丝织业成为临安最发达的手工业之一。这在话本里也有比较充分的体现，《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吴）防御门首开个丝绵铺，家中放债积谷，果然是金银满箧，米谷成仓。去新桥五里，地名灰桥市上，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吴山，再拨主管帮扶，也好开一个铺。家中收下的丝绵，发到铺中，卖与在城机户。”吴家铺子经营的就是收丝、发卖的生意，由于城中的机户不少，所以卖丝的生意不错，以至于规模扩大了。此外如《错认尸》、《错斩崔宁》、《裴秀娘夜游西湖记》、《沈鸟儿画眉记》等都提到了当时机户的商业活动，足可见当时丝织业的发达。

在两宋城市商业的发展中，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城市里出现不少无业游民，即宋元话本里的“闲汉”、“泼皮”，如果说在东京这类人还不多见，对于临安来说，这类人就显得很突出了。这是因为江南地区人口密集，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加上豪族势家大肆兼并，许多农民纷纷失去土地，或沦为佃农，或涌入城市和市镇谋生。如《武林旧事》卷六《游手》：“浩穰之区，人物盛伙，游手奸黠，实繁其徒。”[17]《随隐漫录》卷五：“钱塘游手数万，以骗局为业。”[18]他们游手好闲，并不时地为非作歹，是宋元话本里经常出现的人物。例如《沈鸟儿画眉记》中记载了西湖边一老二小三个无业游民：“且说南高峰脚下，有一个极贫老儿姓黄，诨名黄老狗，一生为人鲁拙，抬轿营生。老来双目不明，止靠两个儿子度日，大的叫做大保，小的叫做小保。父子三人，正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巴巴急急，口食不敷。”这还是一般的无业者，小说还出现了穷凶极恶的无赖，《错认尸》中写道：“当时有一个破落户，叫名王酒酒，专一在街市上帮闲打哄，赌骗人财。”后来因为敲诈乔家不成，出首告状，使得乔家家破人亡。城市无业游民在宋前的文学作品中较为少见，这一社会群体在宋元话本里的出现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城市变得商业化和世俗化后的必然产物。

与宋元时期相比，明清小说中的开封和杭州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在这一时期中，两宋时代的双城仍成为小说作者挥之不去的记忆，只是如果说宋元时两个城市还是双峰并峙的话，那么到了明清，开封明显走下坡路，只是维持了中等商业中心城市的地位，而清代的杭州，人口超过百万，是全国一流的大都市。

明清时期的小说作者仍然习惯于讲述北宋时的东京，但是，由于时代毕竟久远，他们对东京景象的书写呈现出虚化的倾向，这种虚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正面描写东京的城市景观，但不能做到真实和详尽，更多地只是继承以往的小说传统。比如《三遂平妖传》第一回介绍北宋东京：“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足栽花蹴气球。”就属于概括式的套话，移用至其他城市也无不可。二是极少对东京的正面描写，城市隐入小说描写的背后，作为一种符号，它的王朝政治中心的意义被凸现出来。我们从《宣和遗事》—《水浒传》—《金瓶梅》中东京故事的承袭，可以看出东京怎样从一个世俗化、享乐化的都城演变成为一种政治强权的象征。

产生于宋元时期的《宣和遗事》，写的就是宋徽宗如何纵欲逸乐，以致误国的故事。写徽宗如何不惜民力，采花石纲，建造艮岳；写东京元宵节的穷奢极欲，粉饰太平；写徽宗与名妓李师师相好，常常夜宿民家而不上朝，等等，都是正面的实写。

取材于《宣和遗事》的《水浒传》，保留并发展了其中的部分故事。《水浒传》中与东京联系的故事不少，但在鲁智深相国寺出家、林冲被诱白虎堂、杨志东京卖刀等故事中，东京的背景显得极为模糊。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出人意料地描绘了东京的一些城市面貌，而这回文字另一主要内容却是梁山好汉大闹东京，写李逵痛打杨太尉，放火烧房，好汉们杀出小御街，梁山的五虎将、一千马军在城外接应。如果将这些内容与东京的城市景观对看，作者似乎有意识地描写了两种力量的对立，一种是以巍然的城池、森严的禁苑为象征的封建王朝的政治专权，而另一种则是来自民间山林的反抗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京的有关描写，一些程式化的语句如回前“州名汴水，府号开封”那段赋体文，以及文中对元宵节的描写，都只是起着烘托东京政治中心气氛的作用，而并非实写。

从《水浒传》的一些情节脱化而出的《金瓶梅词话》，将东京的这种政治象征表现得更加充分。《金瓶梅词话》共有三回文字写到东京。第十八回写西门庆派“来保上东京干事”，通过打点当朝右相，使自己逃过一劫。第三十回，西门庆派来保向太师蔡京送上生辰担，蔡京接受重礼后，送给西门庆一个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于是，西门庆由一个只以暴发出名的土财主变成了掌握一方生杀大权的理刑官。最后一次是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亲自往东京庆祝蔡京的寿旦，并觐见皇帝，此刻的西门庆在清河县乃至山东省都是如日中天。以上三回描写，小说对东京几乎未置笔墨或只是一些程式套语，但是东京作为巍然的政治中心，却始终存在于幕后，总是在关键时候对西门府产生重大的影响，关系着西门庆的性命和前程。而且，封建政治的特权扶助西门庆攀上了人生的最高点后，东京意象开始淡出西门府，五十五回后的西门府开始遭遇种种灾难，西门庆按照自己纵欲的人生轨迹执著前行，直至死亡。显然，与前一种注重文字表述层面不同，后一种虚化更注重内涵意蕴层面。

与明清小说中东京景象逐渐虚化的同时，清代也出现了正面描写开封的长篇世情小说，其中最充分、最典型的，是河南人李绿园的《歧路灯》。此书堪称18世纪理学家视野中的开封生活志，体现了小说家对历史名城风貌新的把握和塑造。李绿园在小说中细致描绘了当时与宋元时期有别的城市风貌，特别是开封作为中州理学名区与商业都会之间的文化冲突和矛盾。《歧路灯》一直将开封作为理学名区来写，也多次提到“我中州乃理学名区”之类的话，因而写理学也时时带上了地域的特色；同时作者明显地感受到商业文明对传统观念的强烈冲击，开封是清代河南的省会，南与湖广相通，北可直达京津，经商成为一种城市风气，在经济上是当时中州的商业都会，商人和商品观念不时地体现出新的活力。正因为开封处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下，种种不良的社会习气也如同遭遇了温润的土壤，借势疯长，《歧路灯》中有大量的篇幅写戏和赌，这两方面集中表现了赌徒、滑棍、妓女们声色犬马的城市生活。小说中的开封已经洗去旧都奢华逸乐的铅华，在历史淘漉中，转换出新的城市形象——既富理学气，又讲求生活化，可视为对古代东京故事的一次总结。

这一时期的杭州在小说中却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小说变成了一种接力活动，出现了一系列“西湖小说”[19]。西湖小说无疑是古代小说中表现城市映像最为成功的作品系列，其内容包括三种类型：风物传说、世俗写真和风月言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湖小说就是一部形象的西湖文化史，它们抒写西湖，描画西湖，如《西湖二集》之《序》所说：“苏长公云：‘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西湖经长公开浚，而眉目始备；经周子清原之画，而眉目益妩。然则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20]经苏轼、白居易等开浚疏通的乃是西湖有形之山水，而经小说家周清原诸辈以巨笔描画的乃是西湖无形之山水，它凝固着岁月的流痕，交汇着文化的光色。风物传说主要包括景物传说、人物传说等内容。景物传说与人物传说很多时候是联系在一起，很难分开，但也会有所侧重，比如《西湖佳话》又名《西湖佳话古今遗迹》，就是一部以描写西湖风物传说为主要内容的短篇小说集，共包括《葛岭仙迹》、《白堤政迹》、《六桥才迹》等内容。

明清时代的西湖小说无疑对杭州世俗生活有着更充分的体现，在许多方面对我们了解杭州的历代风俗提供了有益的补充材料。西湖小说中的城市描写一部分是采摭旧闻，因袭笔记中的描写，继承的成分居多，比如小说中的临安妓家酒楼，《西湖二集》中的有关描写就多是依据《武林旧事》等宋人笔记中的材料；另一部分则出自作者的创造，这些形象的故事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史材料，又可以将它们作为正史之补充。在各种史料中，反映最充分的是民俗，阿英先生就认为：“《西湖二集》里也有不少的关于杭州风俗的记录……若细加择录编排，那是有一篇《杭州风俗志》好写的。”[21]

西湖小说中的风月题材则充分体现了文人的情趣和眼光，如果将这一题材的西湖小说放到小说史的流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文人通过创作拟话本，超越了话本的世俗性，所描写的城市风月故事，加强了文人色彩，并开始趋向于独立创作；同时这也预示着，在世情小说之后，才子佳人小说开始大行其道。

西湖小说反映出杭州这一城市的各个侧面，变化的是人事，不变的是景致，静止的西湖和光同尘，融入现世人们的生活中，而文化的西湖却是流动的，它贯穿古今，预示未来，体现出幽深的历史意识。

三、北京与南京：明清小说中抹不去的京都之恋

与上述两个都城相比，明清时代的“两京”在通俗小说中受到更多的关注。南京作为六朝故都，它在明清小说中有许多表现，最典型的是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巨作中，投射出具有时代特色和作者个性的城市映像。

这两种城市映像是在比较中生成的。我们说，小说对城市的描写，有的是实在的景象，可以量化统计的，有的则是作为内在的意绪，弥漫在字里行间，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红楼梦》中较多的是后一种情况。小说中关于南京的写实内容较少，如第二回：“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即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第四十六回：“那边邢夫人因问凤姐儿鸳鸯的父母，凤姐因回道：‘他爹的名字叫金彩，两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从不大上京……’”这里的南京都是实际的城市，但都只是提及，未作深入描述。另一些在小说中则因为反复出现而有了明确的指向性，如第四回：“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且说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书香继世之家”；第五回：“宝玉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怎么只十二个女子？……’”“宝玉听说，再看下首二厨上，果然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又一个写着‘金陵十二钗又副册’”；第六回：“刘姥姥道：‘……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还好……’”；第五十六回：“史湘云道：‘如今有了个对子，闹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个去。’”等等。这里的南京就暗指贾府故籍，贾母娘家，四大家族中的王、薛故籍，处处与贾府形成对应的甄家所在地，“金陵十二钗”的所属地。这里的南京更像是个意象符号，它笼括了以上各种层面的含义，虽然隐藏在文字叙述的背后，每一次被提及，却都或多或少地显露出小说背后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地理空间，含蓄地表达出作者潜伏的思想和意趣。曹雪芹笔下的南京，“作为一种精神和心理氛围弥漫于整部《红楼梦》中，又似乎作为一种与现实隐然相对并可以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象征高悬于《红楼梦》的现实时空之上。有时你虽然未见‘金陵’一词，但你却同样可以在‘金陵’与‘金陵’的间隙中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22]。

而《儒林外史》则是完全写实性的，它细致地描绘南京的世态人情，真实地展示了以文人为中心的南京众生之相，树立起南京较为真切的城市形象，小说中的南京是个实在的、立体的、多方位的南京。《儒林外史》写到了南京的许多著名习俗，第四十一回：“转眼长夏已过又是新秋，清风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进香河。十里之内，降真香烧的有如烟雾溟濛，那鼓钹梵呗之声不绝于耳。到晚，做得极精致的莲花灯点起来浮在水面上。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到七月二十九日，清凉山地藏胜会。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以这一夜，南京人各家门户，都搭起两张桌子来，两枝通宵风烛，一座香斗，从大中桥到清凉山，一条街有七八里路点得像一条银龙，一夜的亮，香烟不绝，大风也吹不熄。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这一段优美的描写，把一个民俗的南京形象地再现在我们眼前。

在民俗的南京之外，吴敬梓还写了一个声色的南京。描画南京秦淮河，《儒林外史》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如第二十四回：“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官仙女。”这种笔法纯用白描，格外引人入胜。秦淮河的声色在当时极有名，钱泳《履园丛话》之“醉乡”条云：“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23]

除此之外，吴敬梓还努力挖掘南京文化中的深层蕴涵，描述他所推崇的真名士。吴敬梓比较赞赏“真名士乃在民间”的观念，他在第二十九回写道：“……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至小说结尾，南京名士消歇，而市井中却出现了几位奇人，一是“会写字的”，一是“卖火纸筒子的”，一是“开茶馆的”，一是“做裁缝的”，皆生性恬淡，以山水自遣。此辈固非儒林中人，却是被作者赞赏的“奇人”。

就小说的结局而言，《红楼梦》与《儒林外史》都表达了一种历史情结，那是古代长篇小说共同的空幻结局，同时掺和了古都南京的文化韵味。“六朝往事随流水”，变迁和流逝似乎是南京文化的固有品格，在南京的舞台上演过太多江山争霸、兴衰更替的历史活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是一座悲情城市，就是风云流散、人非物换的象征。《红楼梦》描写的是真美人的凋零与亲骨肉的离散，《儒林外史》则是真名士的老去和美风物的消歇。

两书在叙述的美学意味上存在不同，就叙述姿态来说，《红楼梦》表现出忏悔情绪，这与作者写作时的立足点有关。《红楼梦》中的金陵意象更多的来自童年记忆，感性而遥远，朦胧又真切，作者不断地回顾和追忆，将过去和现在进行对比，同时不自觉地美化过去。这种叙述在将南京美化的同时又将它幻化了，因而产生了忏悔和赎罪的意识，那种淡淡的留恋和感伤始终笼罩在小说中。而吴敬梓所采取的是近距离审视的姿态，由于经历过由盛而衰的家事之变，饱尝世间冷暖，谙熟儒林的种种陋习，因而笔下充满了理性的批判精神。小说既真实地写了名士对南京礼乐的大力弘扬，也写了若干年后，在名士们已经老去和凋零时，南京充斥的是假名士的无聊和低劣；在描绘秦淮河声色繁华的同时，也刻画了丑陋的人情世故。作者认真地解剖和分析了一个世俗化的南京，同时把他的社会理想深刻地寄寓其中。《红楼梦》中的超验和《儒林外史》中的经验，这是古代小说史上关于南京的最美妙的两种文学形象。

与之截然有别的是明清小说中的北京，它大气醇和的景象源于三种文化：宫廷、缙绅和庶民文化的交织；表现为两种文化精神：官派气度和市井情味的融合。

以《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为代表，清代中期和中后期的京味小说，主要表现了北京作为京都的官派气度。《红楼梦》侧重描绘了权贵豪门、簪缨世族之家的豪奢景象，以及那庞大无比而又高度集中，相互勾连而又彼此牵制的宗室内臣政治姻亲关系网，从而勾勒出帝京独有的政治人文氛围，显示了与外省上层社会不同的京都统治集团的特点。《儿女英雄传》作者为满族贵胄之后，其家道也已中落，但他以理想化的笔触，写了“京都一桩公案”，即一个汉军旗人世家经历世运变迁而最终家道中兴的故事，其中渗透着京都上层社会官员之间的倾轧与复仇，失意与得意，贬谪与升迁。它和《红楼梦》旨趣迥异，但在反映和表现京都特有的官派气度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以京城贵族家庭为描写对象，塑造了一种属于帝都的官派气度，这种气度慢慢积淀为北京人的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

因为生活在天子脚下，济济的京官之中，好排场和摆架子是北京人最为显著的文化心理，即使是已经没落的官僚子弟，也无法改变这种深入骨髓的官派作风。《负曝闲谈》第二十四回写了一个绰号叫“老不要脸桐”的破落的贵族子弟，写他如何“满口大话，架弄他的身份”，明明一贫如洗，却要在外人耳里摆架子，将捡来的砖头说成“枕头”，把刚卸下来的门说成“被窝铺”，酒坛子是“靴子”，酒是“皮袍”，结果惹出一场笑话。这正是破落旗人子弟的德性。

讲排场、讲体面是官派的一种表现，而北京士大夫当然更有其优雅的一面，因为京城官员生活多有闲暇，收集和评赏古玩字画成为士大夫官僚阶层的一种风尚；与之密切联系的是清代北京琉璃厂的兴起，这里几乎成为考察北京士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是缙绅士人最喜留连之处。《永庆升平前传》第九十五回：“前门外南孝顺胡同住着一个人，姓张，名奎元，家中富丽，在琉璃厂开设四宝斋南纸铺的买卖……”《负曝闲谈》第八回写清末北京琉璃厂已经颇有规模：“这番光景竟不同了，只见一家一家都是铺子，不是卖字画的，就是卖古董的，还有卖珠宝玉器的。有一家门上贴着‘代办泰西学堂图书仪器’。劲斋进去一看，见玻璃盒内摆着石板、铅笔、墨水壶之类，向掌柜的要一本泰西的图书看看。……又到隔壁一家，见玻璃窗内贴着许多字样儿，都是些状元，什么翁同龢、骆成骧、张謇。进去一问，可以定写，连润笔、连蜡笺纸价，一古脑儿在内，也不过三四钱银子。”[24]至《孽海花》所写时代，北京士大夫们与琉璃厂更是声息相关，第五回说朝廷将要大考，一班久疏文墨的老翰林急得要命，于是“琉璃厂墨浆都涨了价了”。

如果说以《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清中期和中后期京味小说，多表现了官派气度，那么晚清小说《小额》、《春阿氏》则主要体现了市井情味，特别是旗人的生活习俗。以婚俗为例，满人结婚在合八字帖、放小定、放大定之后，乃是通信过礼，一些礼仪就颇有地域民族特色。《春阿氏》第十三回写道：“只见一抬一抬的往院里抬彩礼，小孩们爬头爬脑，又说又笑。两位放定的女眷自外走来。这里亲友女眷按着雁行排列，由街门直至上房，左右分为两翼，按次接见新亲，从着满洲旧风，皆以握手为礼。”在北京，女方送嫁妆，物以抬计。《民社北平指南》曰：“物以抬数计，中等之家，大半为二十四抬、三十二抬、四十八抬，富者则自数十抬至百余抬不等，贫者则十六抬、十二抬，再次则仅备女子常用之物若干，雇扛肩人送去，不上抬。”[25]至于握手为礼，李家瑞在《北平风俗类征》中写道：“满人相见，以曲躬为礼，别久相见，则相抱。后以抱不雅驯，执手而已，年长则垂手引之，少则仰手以迎，平等则以立掌平执。”[26]这种礼节俗称“拉手儿”。由此婚俗就可见出北京地区一套带有满人特色的礼仪系统。

作为“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许多北京人从旗人那里学到了一套繁复的礼仪规矩，就像南京的“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样，老舍也认为，北京城中“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27]；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人并不都是优雅而多礼的，因为尚武同样也是北京的特色风习，也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北京位于旧时燕赵之地，既多豪侠之士，同时也承袭了《燕丹子》以来尚勇不惜身的精神。这种传统延续到清代，满洲习骑射，尚武功，并以此立国，更是强化了这一传统。《红楼梦》里写到贾家一班子弟也要拉弓习武，《儿女英雄传》里的十三妹更是一位武艺超群的奇女子。《春阿氏》中旗人子弟春英在三伏大热天，用石锁练臂力，号称“尚武的精神，是满洲固山的本等”，表明这种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一习俗同时表现为北京民众好急喜斗的性格，比如在《小额》中，“（楞祥子）一瞧青皮连这分儿不说理，真气急啦，说：‘小连，咱们俩外头说去。’青皮连说：‘外头也不含糊哇。’”然后两人就动起手来了。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北京人向来又是以文化素质高于外省而自负，两种传统的碰撞，无疑产生了奇怪的文化现象，这就典型地展示了北京文化的多元性。

曲艺是北京最具市民性的一种娱乐活动，主要的曲艺形式一是说书，一是唱戏。小说关于这方面的描写也较多，如《小额》写道：“第二天是四月初七，河沿儿上通河轩，是初七初八两天的随缘乐。小额吃完了早饭儿，带着一个童儿，得意扬扬的”，“来到通河轩门口儿……那天书坐儿，上的还是真不少，天才一点多钟，人已经快满啦。可是生人很少，反正是那把子书腻子占多数。内中废员也有，现任职官也有，汉财主也有，长安路的也有，内府的老爷们也有”。小说还介绍了当时的说书名家，“那个老者说：‘啊，这两天我倒是见天来，昨儿个是哈辅元的末天吗（原注：哈辅元是个说评书的，能说《济公传》跟《永庆升平》）。过了这两天随缘乐，还是双谭坪过来，要讲说评书里头，真得数的着人家。’”再有是看戏。京戏之有名，闻于全国，清代许多写北京的小说中多有写及。《红楼梦》写的是贵族家庭演戏看戏的场景，《负曝闲谈》第八回写的是市井戏院嘈杂的情形：“劲斋久闻京师的戏子甲于天下，今番本打算见识见识，焉有不往之理？午饭后同车而出，到了一个很窄很窄胡同里面。门口花花绿绿，贴着许多报条。门口有块匾，叫‘同庆园’。……其时台上正唱着《天水关》。子蛰道：‘这些都是乏角儿，不用去听他。’劲斋不懂，回脸一望，只见嚷卖冰糖葫芦的、瓜子儿的，川流不息。……一会台上唱过了四五出戏，大家嚷道：‘叫天儿上来了！’原来叫天儿这日唱的《空城计》。二人听过一段摇板，便有人哄然喝彩。还有闭着眼睛，气都不出的。也有咕咕囔囔在那里骂的，说：‘你们老爷别只管喝彩，闹得我听不着！我今天好容易当了当，才来听戏的。’”典了家当听戏，这段描写真实地写了北京民众对京戏的痴迷，京戏已成为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浸润其中之时，才消弭了宫廷、缙绅和庶民文化之间的种种界限。

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小说中“双城”现象作了纵向的、历时性的描述，在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上述三对“双城”、六大古都正代表了我国古代最重要的都市群体，它们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全国一流的大都市。就地理位置而言，它们分别位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而联系和沟通这两大流域的是京杭大运河，三对“双城”有两对坐落在两大河流和大运河的交汇点上，并呈由西向东、自北而南的发展态势。其实，明清小说中的“双城”，除了北京和南京两座首都与陪都外，集中描写到的还有苏州和扬州两座商业都会城市，它们也构成了一对“双城”，同是所谓“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只是其城市性质与作为首都、陪都的北京和南京不同；而当19世纪中期扬州开始衰落时，隔江而南的上海便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成为晚清小说集中描写的一座都市。因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把这三座商业都会城市纳入研究视野，但综合整个小说城市描写史来看，我国古代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城市映像的演进，正和我国古代城市的实际发展相吻合。

这里，有两个现象是饶有趣味的：一是前后不同时期的两个京都，往往构成古代小说反复描写的一种“双城”模式，最典型的就是汴州和杭州。前者是北宋的首都，后者是南宋的首都，前者为后者的故都。因此，对于生活在北宋时代的人们来说，汴州是他们的自豪和骄傲，而对于生活在南宋时代的人们来说，故国之思、故都之思则成了他们挥之不去的记忆。而作为南宋首都的杭州，一方面自然会竭力效仿当年的汴京气象，习惯于拿汴州与杭州作比，所谓“直把杭州作汴州”，以及将杭州改称为“临安”，都反映了南宋王朝和市民对于杭州的心理错位；另一方面，杭州自身的山水风物和四时无休的“西湖歌舞”，又使他们乐而忘忧，乐不思蜀，陶醉在山水歌舞的享乐之中。所以，汴州和杭州作为故都和现都，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意象，反复出现在宋元至明清四代的小说描写之中，形成一种绵延不绝的“双城”文化传统。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同一时期一个首都和一个陪都所构成的“双城”现象，例如唐时的长安和洛阳、明清的北京和南京，就属于此种情况。唐代以长安为首都，洛阳为陪都；明代开国之初以南京为首都，后迁都北京，南京成了陪都。清代基本沿袭了这种格局。首都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自然成为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文学所描写的主要对象；而陪都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也成为小说和其他文学样式竞相表现的对象。这样，首都和陪都又形成了一种“双城”的并峙与对应，这种“双城”不仅在小说中，而且在其他各种文学样式中都同样存在。它们虽然在本质上并不具备前朝移民的故国故都之思，但由于南京曾经是六朝古都和南明王朝的故都，因而多少烙上了一种感伤的历史情怀，渗透和流淌在《红楼梦》、《儒林外史》和其他小说的血液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成为历史陈迹之后，任何“双城”都会成为城市悲情的载体和源泉。

在古代社会的任何时期，京城都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的兴衰足以显示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古代小说对城市、特别是对京城的描绘，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城市的兴衰，城市在小说中是否频繁出现，都有着历史的必然性，都有内在的规律可循。本文对“双城”的论述，即着力于展示城市、特别是京城在不同时代中的地位与作用。必须强调：虽然我们力图以城市为视角，找到小说史研究的一条新途径，并尽可能为当代的城市研究提供一份形象的、被忽略的历史素材；但是这一课题本身的广度和深度，又几乎是言说不尽的。

[1]汉刘歆撰，晋葛洪集：《西京杂记》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页。

[2]《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25页。

[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27页。

[4]《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87、889、109、130、978、11、41页。

[5]《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87、889、109、130、978、11、41页。

[6]《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87、889、109、130、978、11、41页。

[7]《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87、889、109、130、978、11、41页。

[8]《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87、889、109、130、978、11、41页。

[9]《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10]这里所讲的宋元话本，是指学术界多数研究者取审慎态度考定的40篇左右篇目，参见《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年。

[11]《宋元平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44页。

[12]宋王栐撰，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13]宋王得臣撰，俞宗宪点校：《麈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8页。

[14]转引自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2—383页。

[15]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376页。

[16]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十六《富国策》第三，《四部丛刊》本。

[17]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444页。

[18]陈世崇：《随隐漫录》卷5，《笔记小说大观》第九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第380页。

[19]首先提出“西湖小说”概念的是刘勇强教授，参见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20]明周清原：《西湖二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页。

[21]《〈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会》，《西湖二集》，第673页。

[22]梅新林：《〈红楼梦〉的“金陵情结”》，《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4期。

[23]清钱泳撰，张伟校点：《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3页。

[24]清欧阳钜源：《负曝闲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228—229页。

[25]参见《春阿氏》，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219页。

[26]参见《春阿氏》，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219页。

[27]老舍：《四世同堂》第1部，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78页。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序二）

孙逊

近年来，讨论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关系的文章陆续出现。城市如何通过成为故事叙事中的重要元素，从而影响小说的写作，小说中有关城市书写包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学术课题。

基于此，本书系所探讨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不是一般性地研究小说中所描写的有关城市的内容，而是特别关注作为空间性存在的城市与小说的内在关系，将城市作为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所指出的，具有多重空间性特征的物质与文化存在来加以认识和思考。在这一认知下，研究古人生活于其间的城市空间与小说叙事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具有时代特征的城市多重空间对于小说的深远影响，并尽可能地给予现代的阐释，便是本书系的目的和出发点。

一、城市地理空间在小说中的展示和聚焦

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结构，只是尺度更巨大，需要用更长的时间过程去感知。[1]

——凯文·林奇

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不仅会影响作家的小说写作，而且由于城市的变迁，作为不同时代的作家，在再现其城市空间以获得真实感和现场感的时候，其城市书写也就必然受制于具体的城市地理空间，从而使其书写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城市空间特征。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不少作品都对所描写的城市从整体上进行了描绘。然而，由于小说家毕竟不是地理学家和城市学家，他们对于城市整体的宏观把握，往往比较笼统，除了一些专门性的地理类笔记，如《东京梦华录》等之外，多数小说只是把城市作为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的背景来予以处理。但即便如此，由于小说文体的特殊性，其对城市的描写并不缺乏细节的真实性。例如在《任氏传》这则著名的唐代传奇中，许多重要情节描写都与唐代都城长安真实的城市地理空间联系在一起：

唐天宝九年夏六月，崟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崟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2]

唐代都城长安，原为隋代起建的新都大兴城，先制定规划，修筑城墙，开辟街道，逐渐筑成坊里，采用严格而整齐的坊制。宋程大昌撰《雍录》卷三《唐朱雀门外坊里》：“京都四郭之内，纵横皆十坊，大率当为百坊，而亦有一面不啻十坊者，故《六典》曰一百一十坊也。”[3]新昌里，坊名，在长安城市东面延兴门旁。宣平，坊名，东面紧邻新昌里。升平，坊名，为宣平坊南面的邻坊。[4]可以看出，郑子所走的线路是符合长安真实的地理空间的。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坊之南，推托有事离开，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坊北门，于道中偶遇任氏等三妇人，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于是在任氏家中发生了一段“一夜情”。按：乐游园即乐游原，为长安游览胜地，其位置正在升平坊东面的升道坊内。郑子所经过的四个坊恰好在空间位置上形成一个“器”字形，左上为宣平坊，左下为升平坊，右上为新昌坊，右下为升道坊。郑子走的是一条逆时针的线路。这里，可以说城市地理空间的展开一丝不乱，达到了惊人的真实；而在这真实地理空间中所发生的故事，则是人与狐的“一夜情”。小说以真实的长安为故事情节的发生地，以真实的坊市名称来反映城市空间，小说中的人物就在这些真实的坊市之间往来活动。而小说中一个比较关键的情节是：“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各系教坊，职属南衙，晨兴将出，不可淹留。’乃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这一情节也真实反映了唐代的城市制度：唐代长安每天入夜即在承天门（宫城正门）击鼓，各坊里闭里门，街上禁止通行。到五更三筹，再击鼓，坊、里门才开，恢复交通。宋程大昌撰《雍录》卷三：“自朱雀门南即市井邑屋，各立坊巷，坊皆有垣有门。随昼夜鼓声以行启闭。……启闭有时，盗窃可防也。”[5]坊门关闭后，街上就断绝行人，否则就是犯禁，或者叫做“犯夜”。法律规定：“诸犯夜者笞二十。”[6]小说中这一反映城市制度的情节正可以文史互证。

在唐传奇中，以真实的坊市名称来描写长安是比较常见的。然而，在这些早期的小说中，对于长安的描绘也只停留在仅仅提及坊里名称的水平上，直到宋元以后，情况才有所变化。例如小说中的北宋首都汴梁的描写，就远比唐传奇中的长安来得丰满充实。如在《三遂平妖传》第一回中介绍北宋汴州：“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7]在《水浒传》第七十二回中描写东京：“果然好座东京去处！怎见得：州名汴水，府号开封。逶迤按吴楚之邦，延亘连齐鲁之境。山河形胜，水陆要冲。禹画为豫州，周封为郑地。层迭卧牛之势，按上界戊己中央；崔嵬伏虎之形，象周天二十八宿。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边四季花。十万里鱼龙变化之乡，四百座军州辐辏之地。霭霭祥云笼紫阁，融融瑞气照楼台。”[8]

这里，小说对于汴京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城市建筑的富丽堂皇等都有所涉及，但也是十分笼统的，就如同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画，不在精雕细刻其形，而重在写出一种整体的精神、意态和氛围。这种城市书写特征，在古代小说中是十分普遍的。如《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写苏州：“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9]《醉醒石》第一回写南京：“南京古称金陵，又号秣陵，龙蟠虎踞，帝王一大都会……其壮丽繁华，为东南之冠。……及至明朝太祖皇帝，更恢拓区宇，建立宫殿，百府千衙，三衢九陌，奇技淫巧之物，衣冠礼乐之流，艳妓娈童，九流术士，无不云屯鳞集。真是说不尽的繁华，享不穷的快乐。”[10]《儒林外史》对于南京市面的繁华、人气的旺盛更作了细腻传神的描绘：“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而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11]

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小说对于城市空间的整体书写，多数是比较笼统的，只有少数作品着墨较多，显示了细腻写实的特点，但即便如此，也是无法与西方小说对于巴黎、伦敦等城市的细致书写相比的。[12]

小说中真实的地理空间描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往往以城市地标为主要对象，围绕着能够代表城市特征的地标性建筑展开故事情节。这样，城市的地标常常作为故事场景而经常出现，并逐步演变沉淀为一种城市意象。曲江是唐人小说里经常提到的长安景点，农历三月三上巳节游曲江是长安的一大习俗，是时曲江边丽人如云，许多士人胜日寻芳，一些爱情传奇由此展开。如温庭筠《华州参军》：“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于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掺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13]从而引发了一段浪漫的男女恋情。唐人以城市地标为爱情故事的场景，开创了一个传统，引领了后代小说中的一系列城市意象，如汴梁之有金明池，杭州之有西湖，南京之有秦淮河，苏州之有虎丘，扬州之有瘦西湖等。周城《宋东京考》卷十引《归叟诗话》：“王荆公有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14]北宋东京城市地标以金明池最为著名，在话本小说中往往成为城市市民游赏的去处和市井男女艳遇的场所。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入话：“从来天子建都之处，人杰地灵，自然名山胜水，凑着赏心乐事。如唐朝便有个曲江池，宋朝便有个金明池，都有四时美景，倾城士女王孙，佳人才子，往来游玩。天子也不时驾临，与民同乐。”而小说中所叙故事就发生在“春末夏初，金明池游人赏玩作乐。那范二郎因去游赏，见佳人才子如蚁。行到了茶坊里来，看见一个女孩儿，方年二九，生得花容月貌。这范二郎立地多时，细看那女子……那女子在茶坊里，四目相视，俱各有情”[15]。于是一段市井爱情故事由此展开。《志诚张主管》的故事同样从“清明节候……满城人都出去金明池游玩。张小员外也出去游玩……”开始[16]。

明清时代南京的城市地标之一就是秦淮河了。《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第四十一回：“转眼长夏已过又是新秋，清风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进香河。……到晚，做得极精致的莲花灯，点起来浮在水面上。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17]《儒林外史》中描写的诸多人物和故事，都是和秦淮河相关联或以秦淮河为背景，而小说对秦淮河描写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又是以前有关城市地标描写的小说所远远不及的，它反映了我国古代小说有关城市书写的不断进步和深化。

上述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具体场景，往往是一个城市中真实的地名，皆有文献笔记材料可征，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即小说家分明是要突出和强化故事时空的当代性和真实感，故而才刻意地表现出一种写实或仿真的创作意向。小说的时代感和真实性的增强，能够使同时代的读者对于故事世界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幻觉，从而激发起阅读的兴趣。

在小说中，反映城市地理空间的方式除了上述以真实城市空间为基础的方式之外，还有大量的是以虚构的地理空间来展开叙事的。在虚拟的城市地理空间中，可以更自由地展开各种故事叙事；同时也有利于表现和建构理想性世界。《红楼梦》所描写的发生在京都贾府中的故事，便是在虚拟的城市地理空间展开的。在这样的一个虚拟城市空间中，作者可以尽情施展笔墨，发挥丰富想象，演绎复杂曲折的故事，正如《红楼梦》第一回卷首脂批所点明的：“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京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18]《红楼梦》故事的发生地似是在长安，小说第十五回写王熙凤弄权铁槛寺，让来旺儿找人修书一封，“连夜往长安县来，不过百里路程”可证。但小说中更多地是出现“都中”、“京中”、“京都”、“神京”等字样，是一座虚化了的都市空间，其实暗指的是北京。这种把真实的城市空间予以虚化处理的手法，更强化了《红楼梦》“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艺术特色和效果。

小说中虚拟的地理空间，也可以是理想性世界的建构。《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这样一个空间书写。以往红学家们孜孜不倦地找寻和考证“京华何处大观园”，其实这完全是徒劳的，因为大观园是一个虚拟的乌托邦，它与外部的肮脏世界相对立，而且被外在的世界所侵扰和摧残。[19]这种虚拟空间的描写，形成了作品虚幻的梦境式的艺术特征，而这些虚拟性描写又往往与前述真实性的城市书写结合在一起，真假相杂，虚实相生，丰富着小说的内涵与意象，体现着中国美学的精神和理想。因为正是在小说真实与虚拟的城市书写的对立与对比中，展示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与价值取向，体现了作者因为不满足于当下的现实空间而对于理想空间的建构。这种理想空间也已不再是一个地理或者几何学的存在，而是人类经验和文化想象的产物。

二、作为政治与文化表征的都市及其在小说中的书写

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20]

——王国维

城市是人口最密集，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然而，和西方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首先是政治的中心，士人到都城来追寻自己的政治前途，即选择了或者说无奈地卷入了城市中的政治漩涡和斗争。

发生在唐代最重要的政治空间——长安城中的，有著名的牛、李党争。唐穆宗、宣宗年间，以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为首，和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之间，展开了数十年之久的朋党斗争。自陈寅恪、岑仲勉一直到傅璇琮、黄永年等，众多学者对此均有研究，成果丰富而聚讼纷纭，因与本文主旨无关，故不深论。本文关注的是，在运用小说进行政治攻击的唐传奇中，往往是联系到长安的居住空间的描写，来达到讥刺、攻击甚至毁谤对方的目的。丰富而真实的城市政治生活，为小说叙事提供了曲折生动的素材，而牛李党人在长安城中的居住空间，也成为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安邑坊在朱雀街东第四街，新昌坊在第五街，分列朱雀门南第四横街的北边和南边。因此，李德裕在安邑坊东南隅的住宅与牛僧孺在新昌坊西北隅的住宅正好隔街犄角相望。[21]杨虞卿是牛党重要人物之一，其宅位于靖恭坊，钱易《南部新书》卷丙：“咸通中，杨汝士与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弟并列门戟。”[22]靖恭坊正南与牛僧孺所在的新昌坊南北相对，正西与李德裕所在的安邑坊东西相对。

李党文人擅长以小说影射异己和毁谤对手，李党文人所写的《牛羊日历》、《新唐书·艺文志》入小说家。《牛羊日历》中有这样的描写：“（牛）僧孺新昌里第，与杨虞卿夹街对门。虞卿别起高榭于僧孺之墙东，谓之南亭，列烛往来，里人读之‘半夜客’，亦号此亭为‘行中书’。”作为牛党领袖的牛僧孺与杨虞卿，在居住地理空间上夹街对门仍然不满足，杨虞卿又别起高榭于牛僧孺宅之墙东，想必一方面更便于牛党人物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更便于监视和观察街对面的李党的活动情况。如此密切往来和对于李党的监视，自然成为李党政治攻击的口实。而揭露牛党“列烛往来”，一方面揭露了其政治活动的密切与频繁；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出李党对于牛党活动的密切关注和监视，否则，又如何知晓牛党之间“列烛往来”的情形？在如此特殊的城市居住空间中，提供了政治斗争双方近距离观察对方的有利地形，彼此对对方人物的来往可谓洞若观火，所以才会有以上借居住空间的生动渲染来攻击的影射文学出现。

作为政治象征的都城往往并不在小说中正面展开，而是隐入小说描写的背景，作为一种王朝政治中心的象征，在背景中被凸现出来，例如《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中的东京，《红楼梦》中的神京等。在《水浒传》中，与东京相关的故事不少，但在鲁智深相国寺出家、林冲被诱误入白虎堂、杨志东京卖刀等故事中，东京的背景显得极为模糊，在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中，描绘了东京的一些城市面貌，也写到了东京的元宵，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仍然是一种比较笼统的描绘。有关东京这一城市的描写，只是起着烘托东京作为政治中心气氛的作用，而并非实写。《金瓶梅词话》将东京的这种政治象征表现得更加充分，小说中共有三回文字写到东京（详见序一）。在小说中，对东京城市空间很少具体描述，但是东京作为君临天下的政治权力中心却始终对西门府产生重大的影响，关系着西门庆的命运和前程。隐匿的城市政治空间，作为一种权力象征，在西门庆的人生经历和清和县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无处不在的重大影响。《红楼梦》中的神京也是如此，从贾雨村的复职到王熙凤的弄权，它时时暗示作为政治权力中心的京城，其影响力是无处不在的，以笼统的神京掩盖真实的京都地名，更赋予了京城象征符号的意义。

因此，无论是东京还是神京，在作品中，更多地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它是一个象征符号，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城市政治空间，对于众多士子和广大百姓来说，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它似乎是一个虚无的幻影，一个抽象的所在，但同时它又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官员的身家性命和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京城意象，作为政治中心弥漫于整部作品之中，虽然未见确切具体的细节描写，但你却时时可以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真实存在和对于小说人物命运的巨大影响。

西方城市学家芒福德指出：“城市……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城市作为政治空间的同时，也是一座文化的空间，而作为文化空间的城市，则承载着国家典礼、大型祭祀、节日庆典和人才选拔等文化活动，其中尤以科举选拔对于士大夫及其小说创作影响深远。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长久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情感与命运。而决定命运的考试，都是在各级行政权力所在地的城市中举行，参加科考的举子在城市中的活动，也自然成为小说书写城市所必不可少的内容。自中唐以后，进士科越来越受到统治者及士人的重视。通过进士科考试，博得功名利禄，是人生正途，是实现政治抱负及人生价值最主要的渠道。而在唐代，由于科举还没有形成宋代以后严格的考试制度，士子的名气在科考中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为达此目的，士子们在京都竞相上演着各种活动。

一个著名而且典型的故事是《王维》。讲王维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时进士张九臬声名籍甚，公主以词牒京兆试官，令以九臬为解头。这时王维也将应举，言于岐王，也想为解头。岐王于是给他出计，赍琵琶，同至公主之第。令王维独奉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大奇之。王维乘机献怀中诗卷呈公主。公主既读，惊骇曰：“此皆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岐王又乘机为王维说项：“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臬矣。”公主便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王维遂如愿作了解头，而一举登第。[23]这则故事，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24]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具有历史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古代城市文化空间的展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和具体的生活情景。

作为文化空间的城市，同样也是市民节日庆典和民俗活动的场所。这里仅以上元节为例，来透视这一城市多重文化空间交织起的文化场域（皇权、士大夫、市民、游客）及其在小说中的书写。

中国古代小说中，许多发生在城市中的故事，都是以上元节为背景展开的。《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中的《金鲤鱼迷人之异》，是从“上元佳景，京中放灯甚多”生发出来；《东京判斩赵皇亲》也是从“是时正月上元佳节，西京放灯甚盛”，刘娘子出门观灯，引出一段悲剧故事；[25]而话本《张生彩鸾灯传》，同样是从张生元宵观灯，引出一段佳话；[26]话本小说《戒指儿记》中的陈玉兰，是在元宵灯夜听到阮华吹出的箫声清圆悠扬，“一时间春心摇动”，萌生“窥玉”之意；《志诚张主管》写张胜与小夫人“鬼魂”的遇合，也发生在元宵灯夜……可见上元灯节，是引发和产生小说故事的不竭源泉。

对于诸如上元灯节这类发生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文化活动，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可给予深刻的揭示和解释。巴赫金指出，在狂欢节式的节日庆典中，距离感消失在狂欢中，人们暂时从现实关系中解脱出来，相互间不存在任何距离，致使秩序打乱，等级消失，从而产生出一种乌托邦式的人际关系。人们在常规生活中为不可逾越的等级屏障分割开来，相互间却在狂欢广场上发生了随便而亲昵的接触。“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27]正是上元灯节中城市市民的狂欢，使小说人物打破了平时森严的等级秩序，为他们彼此亲密和亲昵的接触提供了最佳的时机。而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市民的急遽增长，也使元宵节的狂欢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庞大的消费群体。难怪众多宋人笔记对元宵灯夜都有动人的记述，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元宵》载：元宵灯夜，汴京城里，“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醺醺，倩人扶着，堕翠遗簪，难以枚举”。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则记载临安元夕，不仅“效宣和盛际，愈加精妙”，而且“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如果说笔记所载是一种历史的真实，那么小说所写则是艺术的真实。《大宋宣和遗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上元看灯的人丛里，一个妇人吃了御赐酒，将金杯藏在怀里，当下被拿住，有阁门舍人将偷金杯的事，奏知徽宗皇帝。圣旨问取原因。妇人奏道：“贱妾与夫同到鳌山下看灯，人闹里与夫相失。蒙皇帝赐酒，妾面带酒容，又不与夫同归，为恐公婆怪责，欲假皇帝金杯归家与公婆为照。”并有一词上奏天颜。徽宗览毕，就赐金杯与之，再令妇人做一词。女子领了圣旨，口占一词，徽宗见了此词，大悦，不许后人攀例，赐盏与之。[28]无论是笔记还是小说，这些描写都真实反映了在节日的狂欢中，颠覆了日常生活原来预设的礼法和时空秩序，打破了日夜之差、男女之防、贵贱之别，从而提供了男女相处的机会，于是许多小说中的幽会与艳情，便放置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演绎出种种悲欢离合的浪漫故事。透过小说元宵夜狂欢节的有关描写，我们可以大略窥见作为文化表征的城市文化空间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以及作为这个空间主体的市民的梦想与追求。

三、市民生活空间：城市的灵魂与血肉

房屋只构成城镇，市民才构成城市。[29]

——卢梭

市民构成了城市日常生活的主体。然而，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壮大，是伴随着城市空间由比较单纯的突出其政治功能，到发生了西方学者所称的“至北宋而达于顶点”的“城市革命”[30]，形成政治功能与商业功能并重的城市才出现的。正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丰富性，使城市的空间变得更加生动鲜活。

使城市变得鲜活的，首先是发迹变泰的平民梦想。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31]发迹指由卑微而得志显达，或由贫困而富足。变泰犹言否极泰来，谓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发迹变泰可谓画龙点睛，彰显出了古代小说在反映市民日常生活方面的重要内容与特征。

在城市，特别是京都，人员构成中普通士子和军人是重要群体，他们无不梦想着一种好运的突然降临，而城市即为他们提供了政治机遇和命运的转机。《警世通言》卷六《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开篇就点明了“司马相如本是成都府一个穷儒，只为一篇文字上投了至尊之意，一朝发迹”的主旨，小说中重点讲述的就是俞仲举八千里路来到临安，指望一举成名。争奈时运未至，金榜无名，于是无脸回乡，流落杭州，饱受艰辛，在酒楼题诗后准备自尽。而上皇（按：指宋高宗）由于晚上忽得一梦，第二天就扮作文人秀才，带几个近侍官，行到丰乐楼，读到俞的诗，认为此人正是应梦贤士，当下御笔亲书六句：“锦里俞良，妙有词章。高才不遇，落魄堪伤。敕赐高官，衣锦还乡。”故事的结局是俞仲举授成都府太守，加赐白金千两，被“前呼后拥，荣归故里。”而《喻世明言》卷十一《赵伯昇茶肆遇仁宗》，说的也是“有一个秀士，姓赵，名旭，字伯昇”，他“下笔成文，是个饱学的秀才。喜闻东京开选，一心要去应举”。就在状元几乎到手之际，只为一字之错，被仁宗黜落，流落汴京。谁知命中该发迹，就在樊楼上，巧遇扮作白衣秀才的仁宗，于是拜敕授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这类小说中，士子的发迹都与巧遇皇帝联系在一起，其发生的空间场所，丰乐楼是南宋都城杭州最著名的酒楼，杭州的地标性建筑；[32]樊楼则是北宋都城汴京最著名的酒楼，汴京的标志性建筑。[33]这两个发生在都市空间中的故事，既反映了士子的心态，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与再生产。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处于科考激烈竞争的士子，在都城政治空间中，幻想通过偶然机缘来获得命运转机的共同心理。

城市也为市井下民的变泰提供了机遇。《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写的就是“贫贱之人，一朝变泰，得了富贵，苦尽甜来，滋味深长”的故事。《喻世明言》卷十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讲述了一个姓史，双名弘肇，小字憨儿的军兵，“合当出来，发迹变泰”，最终成为当朝四镇令公，富贵荣华名标青史的故事。还有《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也记述了一个郑州泰宁军大户财主人家孩儿郑信，父母早丧，流落此间，后来偶遇机缘，得到神臂弓，到辕门投军献弓，后亏那神臂弓之用，收番累立战功，十余年间，直做到两川节度使之职的前后际遇。类似这样写市民发迹变泰梦想的作品在古代小说中不知多少，它们传递了同样一个信息：作为城市主体的市民有关发迹变泰的种种梦想，不仅构成了城市的灵魂与血肉，成为城市活力的不竭源泉，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以后，文化权利的下移和市民力量崛起的历史轨迹。

使城市充满活力和魅力的，还有两性相悦的市井传奇。城市的日常生活，更多的是重复单调和平淡无奇的日子，对于不平常的爱情方式的渴望，成为读者的一种普遍审美期待。而城市生活的流动性、集聚性和复杂性，又制造了产生不平常事件和生活传奇的可能性与机遇性。《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唐代动人的爱情故事，都发生在长安城市空间之中。而随着宋代市民阶层的崛起，在都市的市井爱情传奇中，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市井商人逐渐取代了士人的地位，成为故事中的男主角。在《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乐小舍弃生觅偶》中，那个为了所爱之人，“为情所使，不顾性命”的，是南宋临安府贤福坊安平巷家里开杂色货铺的乐和；在《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最终赢得花魁芳心的是临安城清波门外开油店老人收养的汴京难民秦重；《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中，仕宦马少卿乐意接纳客商蒋生为女婿，还认为“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而《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歌颂的，是义仆阿寄经商成功却一文不取；这都从一个方面真实反映了伴随着城市商业发展和市民文化繁荣，市民社会地位的上升与变迁。特别是我们将其与唐传奇中的爱情故事相比，这种变化更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唐传奇中，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无一例外是出仕或未出仕的士子；而在宋元话本以后，男性则多为市井之人，上述列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城市空间的集聚性和流动性，既为来自四方的士子、商人与城市中的女子相遇、相知、相爱提供了可能与机遇，也为《水浒传》、《金瓶梅》中西门庆与潘金莲、李瓶儿这样的充满罪恶与欲望的男女苟合提供了场所和条件。在城市日常生活空间，既上演着一幕幕催人泪下的浪漫传奇，也进行着一出出人欲横流的丑恶表演。《姑妄言》一部书写了众多城市中的奸夫淫妇，从南京应天府，以一尼一道开首，然后叙述杭州和大大小小城市中发生的一系列男女苟合的故事；《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八《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更写了北京城内一群市井男女你贪我爱，为此惹动官司的曲折事件；《绣榻野史》则讲述了扬州秀才东门生、赵大里等人乱伦淫乱，金氏、麻氏狂淫致死的故事；而《僧尼孽海》更书写了众多城市中的僧尼秽行……在这里，人的肉体和色相全为本能所驱使，而被随意抛撒和践踏。情与性的追逐，既构成了城市日常生活空间中的情感维度，也瓦解着由这种维度所支撑着的社会道德秩序。

除了发迹变泰的平民梦想，两性相悦的市井传奇，对于司法公正的内在渴望，构成了小说反映城市日常生活的又一重要内容。城市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市民提供庇护与安全，然而，生活于其中的城市市民，却往往并非可以高枕无忧，而是常常面临着各种的不安甚至飞来横祸。《喻世明言》卷三十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的张员外，只为“悭吝”二字，惹出大祸，连性命都丧了；而秉公执法，缉拿罪犯的王七殿直王遵、马观察马翰，却被罪犯陷害，后来俱死于狱中，而“这一班贼盗，公然在东京做歹事，饮美酒，宿名娼，没人奈何得他。那时节东京扰乱，家家户户，不得太平”。这里虽然说的是北宋东京，其实也概括出了古代城市中的一般安全状况。《醉醒石》第九回《逞小忿毒谋双命　思淫占祸起一时》中的开首交代：“至京师为辇毂之下，抚治有府县，巡禁有五城，重以缉事衙门，东厂捕营锦衣卫。一官名下，有若干旗校番役。一旗校番役身边，又有若干帮丁副手。况且又有冒名的，依傍的。真人似聚蚁，察密属垣，人犹自不怕。今日枷死，明日又有枷的；这案方完，那案又已发觉。总之五方奸宄所集，各省奔竞所聚。如在前程，则有活切头、飞过海、假印、援纳、加纳、买缺、挖选、坐缺、养缺各项等弊。事干钱粮，上纳的有包揽、作伪、短欠、稽延之弊。买办的，领侵、冒破、拖欠之弊。尝见本色起解，比征参罚，不恕些须。及落奸解奸商之手，散若泥沙。况功令森严，本色完纳，极其苛刻。十分所收，不及一二。及至一不堪驳回，竟如沉水。茶蜡、颜料、胖衣，拖欠动至数年。买铁、买铜、硝黄，拖欠动至数万，弊窦百出。至刑名，在上则有请托贿赂；在下则有弄法侮文。都是拿讹头光棍的衣食。所以京师讹棍盛行。”[34]更高度概括地揭示了官府普遍的黑幕，活画了城市特别是京师生活的种种祸害和罪恶。正是在这样的法制环境下，才发生着无数像《错斩崔宁》的冤案，演绎着《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横行霸道和《红楼梦》中一系列草菅人命的故事，也因此才盛行着体现市民愿望的包公故事的流传，表达着市井细民对于社会和司法公正的内在渴望。

由于传统侦破手段的缺乏，使得案件的侦破往往是依赖神人的暗示和个人的智慧运气，因而，发生在城市复杂空间中扑朔迷离的破案故事，也就成为体现司法公正与传统文化智慧的普遍模式。《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讲述了北宋兖州府奉符县第一名押司孙文离奇致死，来年换个知具，姓包名拯，此时做知县还是初任。他夜间被托梦，通过猜出字谜而破案，揭穿真凶竟然是被孙文从雪地中救活并培养的小孙押司，他与孙文妻子有奸情并合谋害死孙文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也讲述了一个离奇曲折的侦破故事：明朝成化年间，直隶徽州府有一个富人程朝奉，拥着巨万家私，所谓饱暖生淫欲，心里只喜欢的是女色。徽州府岩子街有一个卖酒的李方哥，有妻陈氏，生得十分娇媚。程朝奉动了心，用金钱哄动他夫妻二人，同意程朝奉一夜偷情。临到时间，李方哥已寻个事由，避在朋友家里。程朝奉因事耽搁，待到李家店中，只见满地是鲜血，一个没头的妇人躺在血泊里。李方哥认定是朝奉杀了妻子，府里见是人命事，发与三府王通判审问这件事。经过一年侦探，王通判同时侦破了两件没头案件。这篇小说，有奸情，有凶杀，有悬疑，故事曲折跌宕，情节峰回路转，案中套案，谜中有谜，比较充分地展示了这一类型故事叙事的迷人之处。而从明代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这部汇集了包公断案种种传闻的短篇小说总集开始，公案小说不断涌现，从明代《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皇明诸司公案传》等书的畅销，到清代的《三侠五义》、《施公案》、《海公案》等书的风行，都反映了作者与读者对于这一类题材所折射出的司法公正和破案智慧的持续迷恋与热情。

一座城市，仅仅有建筑，只是一个地理空间与物质空间；仅仅有赴考的举子和节日的狂欢，只是城市的点缀甚至只是我们想象的点缀。城市日常生活的真实内容是由市民书写的，他们才是城市的主角和最稳定的阶层。正是他们的梦想、传奇与渴望，才构成了城市日常生活最实在的内容，也构成了城市的鲜活灵魂与丰满血肉。

小说家很难完全凭空虚构和想象一个城市空间，他们往往凭借现实的城市进行书写和叙事。但由于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在这个空间中活动着的人，发生着的事，以及传承着的历史。因此，城市、包括小说中的城市，它展示给我们的，是远比地理空间丰富复杂得多的政治文化表征和日常生活内涵。正如美国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所指出的：“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35]

事实上，对于小说中城市书写的探讨，不仅能够拓展小说研究，并给城市史研究增加感性的历史画卷，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思考人类的城市生活和小说叙事，探求那些在传统知识模式下被遮蔽或者被忽视的方面。城市的地理空间，构成了一个城市的物质存在，成为城市政治、文化与市民日常生活空间得以存在的基础。就像著名城市史学家芒福德所指出的，城市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一座舞台。[36]而这座舞台所蕴含的包括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空间等在内的城市多维空间的存在形态，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小说对城市多视角的书写，激发出丰富的小说叙事；而且对于这些小说有关城市书写的阅读、传播和接受，也对城市共同体的建构，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37]唐传奇以来对于长安与洛阳的书写，宋元话本以来对于北宋东京与南宋临安的叙事，明清小说对于北京和南京、苏州和扬州的渲染，以及近代小说有关上海城市和广州空间的描绘，一方面塑造了这些城市鲜明而各具特征的城市意象，同时这些意象又成为城市阅读群体共享的生活体验与文化想象，从而使生活于同一城市的市民获得共同的文化认同和立场。

[1]［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页。

[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2《狐》六，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692页。

[3]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2页。

[4]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5]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3页。

[6]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26《犯夜》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8]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88页。

[9]清曹雪芹：《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页。

[10]清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3页。

[11]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24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60页。

[12]参见Richard Lehan，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and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Univer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1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42《鬼》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713页。

[14]清周城撰，单远慕点校：《宋东京考》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86页。

[15]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786—787页。

[16]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725页。

[17]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27页。

[18]清曹雪芹：《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页。

[19]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1—55页。

[20]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史林》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

[21]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2]宋钱易：《南部新书》卷丙，《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09页。

[2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79《贡举》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332页。

[24]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25]明安遇时编集：《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7、163页。

[26]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561页。

[27]［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76页。

[28]《大宋宣和遗事·亨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7—78页。

[29]转引自［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100页。译文有改动。

[30]［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页。

[31]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98页。

[32]参见周密：《武林旧事》卷6《酒楼》，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41页。

[33]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2页。

[34]清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28页。

[35]［美］R.E.帕克等编著，宋俊岭等译：《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页。

[36]参见［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译序，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

[37]小说对于建构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绪论

一、意义

汉唐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中国文化以其独特的风貌、辉煌的成就而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在其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汉、唐两代的文化是一个极为绚丽夺目的高潮。其恢宏的气度、博大的精神，历来被称作“汉唐气象”或“汉唐雄风”。而作为汉唐帝都的长安、洛阳，则是承载和展示这种气象最主要的空间。

王国维先生云：“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1]都城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中心，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和文化的集中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唐研究逐渐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发展。汉唐文学从断代研究到专题个案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许多领域，这种研究还有待深入挖掘。作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地理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的巨大存在，长安和洛阳对汉唐文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关于汉唐帝都长安、洛阳，历史上的文献记录和当代研究甚多，研究著作也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翘楚者。但将汉唐两代的都城与文学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相对较少涉及，缺乏系统而深入的探索。

本书即以汉唐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这一时期帝都文化如何影响文学创作，以及如何反映两京帝都气象的。近年来，城市文化得到诸多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孙逊先生提出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概念，并突出了古代城市中的三组双城：长安和洛阳、汴京和临安、南京和北京；他认为这些城市构成了首都与陪都、故都与现都的关系。本书研究即为以上提到的三组双城之一——长安和洛阳，重点研究汉唐文学中两京的帝都气象。

城市影响文学，文学反映城市。城市映像具体投射在文学书写中，是作家主观之情与城市客观之景的和谐融合。它从不同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作家对于各个时代城市的想象和追忆。而在不同时期文学对城市的书写中，前后不同时期的两个首都（即为故都和现都）或同一时期一个首都、一个陪都所构成的“双城”意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绚丽的风景线，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意义。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古代城市特别是古代都城的出现，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这种由乡村到城市社会形态的转化与生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人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文明阶段。西方的一些学者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城市出现的重要意义，甚至把世界史看作人类的城市时代史，认为：“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2]由此，也可以说是汉唐帝都孕育并集中体现了“汉唐气象”和“汉唐雄风”。这里之所以将汉唐两代结合在一起，主要原因是：汉唐两代都是中国古代史上非常重要而又相似的朝代，史学家称此两朝为“雄汉盛唐”。汉唐两朝都因统治时间长、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民族政策灵活、中外文化交流频繁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文化偏重于阳刚，“雄”是雄壮，不仅表现在汉帝都的浑雄壮丽，而且凸显其崇尚军功和武力的帝都气象；唐代则在文化阳刚之外更加上阔大，“盛”不仅指国力的强盛，更指一种博大的文化胸怀，形成了一种万国来朝、和平交往的恢弘气象。历数中国文明的精髓，汉唐文化犹如天上的北斗、地上的珠峰，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最高成就。

城市是文学的重要描写对象，中国古代城市与文学的传播由来已久，自汉代以来，便形成了一种吟咏京都的文学传统，即用赋来讴歌帝都的壮美和国家的强盛，至唐代更出现了大量吟咏和描写京都的诗歌和小说；汉唐文学对京都的城市书写主要涉及辞赋、诗歌、小说、笔记等各种文学体裁，而其对城市的书写则又涉及城市地理空间、政治文化空间和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等多个侧面。中国古代文学与城市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还是城市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古代文学研究讲，它为该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城市史研究讲，它为该领域提供了生动形象的素材。

二、相关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综述

在整个人类社会，城市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载体，本身就是一件杰出的文化产物，是人类文化的最高体现和重要结晶，它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城市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和精神产物，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粹地，是政治、经济、文学、宗教、艺术等重大社会活动的中心，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和生命力。有关城市文化研究，在西方较早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从文化角度研究城市的国外著名学者，有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他所著的《城市文化》、《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3]被奉为城市研究的经典论著。其他还有美国马克·吉罗德的《城市与人》[4]、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5]、英国G·卡伦的《道路型式与城市景观》[6]、丹麦扬·盖尔的《交往与空间》[7]等著作，都是近年来国外城市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著作中，美国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美国林达·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等，都是城市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果。另外，涉及我国唐代城市的著作有：美国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8]、日本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研究》、冈大路的《中国古代宫苑园林史考》、妹尾达彦的《唐代长安、洛阳城的都市构造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和《白居易与长安、洛阳》、平冈武夫的《唐代长安与洛阳索引》和《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等，也为我们认识长安和洛阳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此外，台湾地区学者李孝悌编的《中国的城市生活》[9]、澳大利亚的汉学家安东篱（Antonia）的《说扬州》[10]、美国汉学家梅尔清的《清初扬州文化》[11]等，从历史、艺术史、文学史等多种角度，对中国城市，尤其是对明、清城市文化生活进行了广泛性、实证性、趣味性的研究。这对于中国明、清时期扬州与文学的研究，也为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二）国内研究概述

近二十余年来，中国汉唐研究主要定位在汉、唐文学与史学研究，并广泛触及政治、哲学、宗教、民俗、艺术、都城、地理、考古、中外交流等诸多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使得城市文化研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学术界关于中国汉唐都城文化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五大类：

其一，相关文献资料汇编。这方面主要代表作有：叶骁军编《中国都城历史图录》（1—4集）及《中国都城研究文献索引》，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编辑的《汉魏洛阳故城研究》，李健超著《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12]等。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出土文献的发掘和域外汉籍的回传，有关唐代长安城的还原研究显得更为科学详密，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杨鸿年《隋唐两京考》、《隋唐宫廷建筑考》及《隋唐两京坊里谱》，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其二，汉唐都城整体研究。其概略性的著作主要有：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13]、朱士光主编《中国八大古都》[14]、张永禄《唐都长安》[15]、刘德岑《中国地理丛书·古都篇》[16]、阎崇年主编《中国历代都城宫苑》[17]、李洁萍《中国历代都城》等[18]。涉及城市的专题性著作有：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是学术界具有重要开拓性的研究著作[19]；其他还有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20]、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21]、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22]、郭湖生《中华古都——中国古代城市史论文集》[23]、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24]、陈昌文《汉代城市的布局及其发展趋势》[25]、周长山《汉代的城郭》[26]、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27]、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等[28]。

其三，汉唐城址的选择和城市规划布局研究。代表著作有：朱士光《汉唐长安地区的宏观地理形势与微观地理特征》[29]、马正林《论西安城址选择的地理基础》[30]、史为乐《简论洛阳古代城址遗址的变迁》[31]、段鹏琦《洛阳古代都成城址迁移现象试析》[32]、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33]、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34]、马德志《唐代长安与洛阳》[35]、张忱石《唐两京坊宅补遗》[36]、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隋唐长安城研究之一》[37]、吴宏岐《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与布局特点》等[38]。

其四，汉唐都城文化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朱士光《论周秦汉唐文化对我国古代都城规制的影响》[39]、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同时，史念海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古都学，使长安古都文化的研究在新的平台上展开，其《中国古都与文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40]，其《唐人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41]和《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42]两文的研究视角也颇为新颖，前者从一篇《李娃传》生发出唐代长安的布局和民俗的大文章，可谓小题大做、小中见大的佳作；后者考察唐后期大明宫的政治机能，进而分析翰林学士的作用及其以大明宫为题材的作品的意义，颇具学术研究眼光。

近来，文学研究界关于城市与文学的研究也在渐次深入展开，前期主要集中在现当代文学方面，如许纪霖主编的《帝国、都市与现代性》[43]、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44]、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45]、李天纲的《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46]等。有关古代文学与城市的研究，则处于拓展阶段，这方面的相关论著有：孙逊、葛永海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47]、孙逊、刘方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48]、葛永海的《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49]、杨万里的《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50]、方志远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等[51]。专门研究汉唐城市与文学的重要论著有：李志慧的《古都西安——汉赋与长安》[52]、杨波的《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53]、阎琦的《唐诗与长安》[54]等，都围绕古代城市与文学的关系做了各具特色的研究。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与主要观点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汉唐帝都文化为切入点，以汉赋、唐诗、唐传奇和有关城市笔记为主要研究对象，融合文学中的都市和都市中的文学，着重探讨汉唐文学中所呈现出的帝都气象，以及汉唐两代的帝都对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力图向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努力做到文史结合。这一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存在不小难度，但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史互证为基础。本文力图结合多种文献史料，特别是城市史资料，通过其内在关联，来分析论证问题。

二是努力做到文学研究与城市研究的结合。城市理论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种比较陌生的理论。本书力图结合现代城市理论对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切合点，融会贯通，不生搬硬套。

三是努力尝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即通过同一都城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帝都文化接受的比较，同一时期，长安与洛阳、首都与陪都的比较，不同时期，汉代帝都文化与唐代帝都文化的比较，来彰显各自不同的特点。要之，本研究一方面力图广泛吸收和借鉴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立足文学作品的文本研读和分析，从文学本位出发，侧重探讨文学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文学。

本书的基本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章，阐述汉唐两京的历史生成及其演变。本章主要从都城沿革来综观汉唐帝都的历史发展轨迹。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每朝每代的一切都是围绕帝都来展开和建构的，帝都存在的长度就是国家存在的长度。建立帝都的历程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它明确标示出中国历史上文明重心的迁移路径。古都长安、洛阳是汉唐盛世文化汇集的中心，了解帝都兴建、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更容易清晰认识汉唐历史，启发人们深度思考雄汉盛唐的辉煌历史如何孕育了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

第二章，阐述汉代京都赋的文学抒写及其社会历史内涵。京都为天子所在，封建专制在赋予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同时，也使京都成为天下的至尊之地。它规模宏伟，气势雄壮，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军事中心、战略要地，也是汉唐帝国的缩影。本章主要探究汉代京都赋中关于长安、洛阳的城市风貌、经济繁荣和城市生活等方面及其社会历史内涵。

第三章，阐述唐代京都地理空间在诗歌中的展示和聚焦。本章从唐代诗歌着手，结合文献史料、考古材料，从地理空间角度出发，来研究唐代诗歌中所反映的帝都布局、宫殿建筑、园林楼阁等辉煌壮丽的帝都气象，并由一般的风貌展示聚焦到一些标志性的城市地标，诸如长安“三内”、曲江和洛阳私家园林，深入进行个案研究和分析。

第四章，阐述唐代朝廷文士的宴集唱和与京都的政治文化生活。本章主要探究唐代朝廷文士在宴集中吟诗颂赋、赠答往来的唱和盛况，这种规模盛大的集宴唱和，构成了京都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可以说，朝廷文士集宴唱和现象是政治、时代与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通过分析唐代两京朝廷集宴唱和盛况，揭示京都文化对文学活动的影响，以及伴随着帝都长安政坛风云的起伏变化，陪都洛阳独特的文学特质。

第五章，主要以唐代小说为研究对象，探究唐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其城市史意义。唐代两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唐代小说创作的繁盛。唐代小说涉及面广，特别是有关描写唐代京都长安、洛阳城市的作品颇为丰富。对于唐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的探讨，不仅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京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生动的材料和丰富的细节，有利于长安城市史的研究。

第六章，以汉唐“丝绸之路”为切入点，研究汉唐以京都为中心的中外文化交流。汉唐盛世，帝都长安和洛阳雄伟繁盛，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以两京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的开拓，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封建帝国。在人类文明史上，“丝绸之路”不仅有商业上的重要性，而且又是东西文明桥梁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汉唐以京都为中心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在物产上实现了互通有无，而且使几种文明互相交流碰撞。这是对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中外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汉唐文学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门显学、一个热点，几乎集中了古代文学研究界一半的力量，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本书的写作只是一种尝试，但求能用有限的知识掀起“帝都”之一角。关于汉唐文学和帝都的关系尚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限于时间和体例，本书仅仅做了一点初步的工作，错误和不足之处，还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教。

[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0，《王国维遗书·殷周制度论》，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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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唐两京的历史生成及其演变

中国历史上，每朝每代的一切都是围绕帝都展开和建构的，帝都存在的长度就是国家存在的长度。建立帝都的历程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它明确标示出中国历史上文明重心的迁移路径，这一路径形成的轨迹横铺于华夏几百万平方公里大地之上，贯穿于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之中。汉唐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汉唐两京——长安、洛阳是汉唐盛世文化汇集的中心，了解帝都兴建、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更容易清晰认识汉唐历史，以及在这段历程中所孕育的汉唐文化。

第一节　汉唐两京的历史沿革

一、长安城的建都历史

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现今西安城的旧称，是我国八大古都之首[1]。长安是古代中国鼎盛时期（雄汉盛唐）的都城，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古都”。由于长安及关中的条件优越，人口密集，生产发达。由于它处在群山环绕之中，四面有关塞，地势险要，因此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0世纪左右，先后主要有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六个统一王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五个割据政权及东汉献帝、西晋愍帝两个末代皇帝在长安建都，历时长达1 200年有余。长安作为中国历史前半期繁荣昌盛王朝周秦汉唐的都城，地位特别重要，自古就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称誉。长安作为中国古都，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即丰、镐期，咸阳期，西汉长安期，隋、唐长安期。“丰、镐”是指西周首都丰邑、镐京，它们位于长安附近，这是长安成为古代王朝首都的开始阶段；“咸阳期”是指秦国、秦朝以咸阳为首都的时期；“西汉长安期”包括西汉定都长安时期，以及新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六个政权先后定都长安时期；“隋、唐长安期”是指隋朝、唐朝以长安为首都、以洛阳为陪都的时期。

长安作为都城，实肇始于西周奴隶王朝，建都于宗朝（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由于周朝后来将都城东迁，所以称这一时期的周朝为西周。西周在今西安城西沣河两岸，建立了丰、镐两京，丰京在今陕西户县东北，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为武王所建，两京中隔沣河，东西相邻。实际上“丰、镐”二京是一个统一整体，是西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在前11世纪，武王兴兵灭商后，丰、镐遂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大京都。至周平王东迁洛邑（前771），西周从武王灭商建国，到幽王亡国，定都丰、镐约300年；之后，秦国接踵而起。

战国时代，秦人兴起于渭河上游，曾几次迁徙，至周人东迁，秦的势力范围就发展到了关中大部分地区。随着战争形势的需要，遂定都于咸阳，咸阳在今陕西咸阳市东20里，隔着渭河与后来的长安城相对，共历经143年。秦国在此逐渐强大。前221年，秦始皇（嬴政）以咸阳为大本营，灭六国，统一了中国。废分封，设郡县，创建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咸阳遂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首都。《三辅黄图》载：“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2]如此宫城，气象恢宏富丽。嬴政在位和秦二世胡亥执政时期，因统治暴虐，激起农民起义，最后被刘邦所灭。秦统一的政权仅维持了15年。

西汉建都长安。秦末陈胜、吴广领导农民起义，使得刘邦和项羽的两支军队壮大起来。他们为灭秦分兵入关。刘邦先攻下咸阳，后来历经“楚汉相争”，刘邦夺取了政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长安（今西安城西北郊汉城）称帝，在秦朝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汉王朝，共历214年。

新莽定都长安。西汉末年，外戚王氏控制了政权，帝舅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继诸叔之后任大司马大将军，逐步掌握了中央的地方的大权。至公元9年，王莽在汉城长安称帝，改国号为“新”[3]，定都长安15年。

东汉建立之初立都洛阳，至汉献帝又迁都长安。更始三年（25），汉光武帝刘秀灭“新莽”，建立了东汉政权，定都洛阳。但由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瓦解了其封建统治，190年董卓进京，立傀儡皇帝刘协为汉献帝，年号“初平”，控制中央大权，后因各地军阀的讨伐，初平元年（190）董卓挟持汉献帝由洛阳迁都长安[4]。董卓被杀死后，汉献帝于建安元年（196）东归至洛阳，在长安定都历时共6年。

西晋愍帝定都长安，西晋愍帝在长安称帝仅3年。东汉、三国以后，连年战乱，长安不断出现短暂的小王国。西晋永嘉五年（311），北方匈奴贵族刘渊的军队入侵西晋，夺取洛阳，晋军拥愍帝司马邺在汉城长安即位，改年号为“建兴”。建兴四年（316），匈奴刘曜又夺得了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319年，刘曜在汉城长安建立了前赵，至329年为羯人石勒所灭。前赵定都长安历经共10年。石勒称帝，迁都邺城，史称后赵。后赵时，由苻健率领徙居中原的氏族西归关中，351年，在汉城长安建立前秦。383年，前秦统治者苻坚，兴兵企图攻灭东晋，在淝水战败，前秦瓦解。前秦在长安定都共32年。此后，羌人姚苌，于384年，在汉城长安建立后秦。417年，为东晋刘裕的军队所灭，后秦在长安定都共33年。

淝水之战后，鲜卑族拓跋珪在386年建立北魏，北魏永熙三年（534），孝武帝在其部将高欢的逼迫下西奔，至汉城长安，后被宇文泰所杀。535年宇文泰另立文帝，他自己掌握朝政，史称西魏。至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魏自立，国号北周。西魏定都长安共21年。北周定都长安共24年。后来，北周的军政大权，逐渐落到了外戚杨坚手中。

581年，杨坚建立了隋朝，将国都从汉城迁移到长安（今西安市）所在地区，创建起规模宏大的大兴城，并举兵统一了南北。隋初经济文化方面有所发展，但在隋炀帝统治期间，由于战争不断，繁重的徭役和兵役，引发各地农民起义，其中以著名的瓦岗军势力最强大，然而起义的胜利果实，却被官僚地主集团所窃取。大业十三年（617），太原留守李渊领兵三万进入关中，攻下大兴城，隋炀帝被杀。隋灭。隋定都长安共37年。

618年，李渊（唐高祖）在长安（即隋的大兴城）建立了唐朝。唐军在李渊之子李世民（唐太宗）的指挥下，经过多年战争，镇压了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唐朝在长安定都共289年。这一期间，唐朝经济、文化等都得到了高度发展。长安作为周、秦、汉、唐统一王朝的都城，城区宫殿、郊区陵寝、规模宏大的园林建设等影响深远。国内其他都城殆无此例。长安在中国历史进程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属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国际往来频繁。当时的中国立于世界文明国家的前列。

“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统治，已经大伤元气，加之统治集团的奢靡腐化，对人民的赋敛征收日益加重，遂暴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于广明元年（880），攻克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共三年。可是在唐末藩镇军阀混战期间，长安城很快成了一片瓦砾。

唐以后，我国的西北出现了衰落现象。由于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和南移，长安不再作为国都的所在地。宋元长安城的规模已经大大缩小，但其地理位置，仍然是西北的一个重镇。唐以后的长安，曾经称作“京兆府”。至元十六年（1279），改京兆府为安西路。后来，由于安西藩国出现叛逆事件，遂于皇庆元年（1312），改安西路为奉元路。至明朝，把这里也作为统治西北的一个重镇和军事据点，对城垣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明洪武二年（1369），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西安”自此得名。明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率军攻克西安，国号“大顺”，政权仅维持了三年，曾改西安为长安，以后仍叫西安。清朝还在西安建立满城，作为统治的堡垒。这里灿烂的文化遗产，吸引着来自五大洲的游客，也使得这座宏伟壮丽的古都，更加名扬世界。

二、洛阳建都的历史变迁

洛阳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著名的八大古都之一。洛阳地处黄河中游，位于洛河之北，故名洛阳。唐人孔颖达曰：洛阳居“瀍、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5]。由于洛阳居天下之中，易守难攻，其地理位置险要，自然资源丰富，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众多王朝争相在此建都。洛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人以九、五之数为尊，以九为最大位数，并含有多之意，于是，洛阳素以“九朝古都”闻名中外。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对古都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对在洛阳建都的朝代有了新的认识。依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在洛阳建都的有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13个王朝。洛阳历经前后13个王朝，105位帝王，共为都1 650多年（除陪都外，为都时间应为1 100年左右）。在这一千多年间，都洛的时间有长有短，有的是历史定了案的，有的还未写进史书。近年来，关于洛阳所历经王朝的说法种种，有学者认为是13朝或15朝，甚至更多，但未得到普遍认同。我们的原则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王朝。据《竹书纪年》记载推算，夏王朝存在的时间在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之间，有470多年的历史，历经17帝。洛阳一带是夏民族建邦立国的腹地。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鄩。”《史记·夏本纪》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6]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进行考古发掘认定，斟鄩就是今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遗址。夏代有太康、仲康、夏桀3位帝王曾建都于洛阳。《帝王世纪》记载：太康在位29年。《通鉴外纪》记载：仲康在位13年，夏桀在位52年，夏朝定都斟鄩计94年。商汤灭夏后，也建都洛阳，史称西亳。商朝两次建都西亳，第一次商都西亳，约在前1711年至前1482年，共历约230年，历经10个帝王。第二次商都西亳，约在前1310年至前1140年，共历170年，历经9个帝王。共计19帝，400余年。但洛阳真正发展起来却是在周朝。开始为陪都，后来成为首都。

东周定都洛阳。周幽王时，关中发生了大地震，灾情严重。《史记·周本纪》载：“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7]《诗·小雅·十月之交》云：“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崪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8]加之内政腐败，社会黑暗，外族入侵，前771年幽王被杀，西都镐京被抢劫一空。平王即位的第二年，即前770年，周平王为避西戎之乱，从关中东迁洛邑，史称东周。洛阳又一次成为帝王建都之地。东周时期，仍有两座城：一为王城，时为帝王所居；一为成周，周公复营，时为军事要地。王城作为东周都城有310年，成周作为东周都城有205年；洛阳作为东周都城有515年，历经25帝。

东汉定都洛阳。25年，刘秀称帝，是为汉光武皇帝，同年攻下洛阳，定洛阳为都城，其城址在现今白马寺东侧即汉魏故城遗址，史称东汉或后汉。光武帝刘秀又经过十多年的征战，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东汉时期的洛阳，为天下名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东汉有洛阳、长安、许昌三个都城，其中以洛阳为都城的时间达165年，历经14帝。

曹魏定都洛阳。汉献帝初平元年（190）之后，天下分崩离析，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东汉王朝名存实亡。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然形成。公元207年，曹操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213年，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216年，又封曹操为魏王。220年，曹操病死在洛阳，其子曹丕继位。不久，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自立为帝，改汉为魏，定都洛阳，史称曹魏。曹魏从220年至265年司马炎灭魏为止，以洛阳为都历时46年，共历5帝。

西晋定都洛阳。曹魏后期，政治黑暗，曹魏走向衰落。265年司马炎继晋王位，接着重演曹丕代汉的把戏，迫使曹奂让位，自立为帝，是为晋武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定都洛阳。西晋都洛51年，历经4帝。

北魏迁都洛阳。西晋统一全国后，社会上出现了一度的稳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物质财富有所增加。但统治者极端腐败，晋武帝有姬妾万余人，花天酒地。贾皇后恣意淫乐，外戚王恺与大贵族石崇比富，令人震惊。后来终于酿成了“八王之乱”，历时16年，洛阳受到了严重破坏。太和十八年（494），北魏占领中原，统一北方，迁都洛阳。北魏孝文帝是个大有作为的皇帝，他坚持改革，整顿吏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提倡学汉文等措施，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洛阳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北魏定都洛阳41年，历经8个帝王。

隋朝建东都。仁寿四年（604），隋炀帝杨广在长安即位。于当年底，亲自来到洛阳，登上邙山，察看地形。他认为邙山之南，伊阙之北，瀍水之西，涧河之东，南北开阔，东西平坦，四周群山环抱，为天然屏障，是绝好的军事要地，于是决定在此营建东都城。大业元年（605）三月，他命尚书杨素为营建东都太监，纳言杨达为副监、宇文恺为将作大匠，每月征工匠、役丁二百万人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第二年的正月东都建成，四月隋炀帝到达东都洛阳，洛阳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618年，隋将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打入宫中，杀死隋炀帝。义宁二年（619）四月，王世充废杨侗为潞国公，自立为帝，国号郑。后被唐所灭。隋朝建都洛阳共15年，历经2帝。

唐朝移都洛阳。618年，李渊建唐，定都长安。唐太宗李世民时，下令修葺洛阳城，号称洛阳宫。他曾三次来洛阳处理政务及外事，在洛阳宫居住二年之久。唐贞观二十三年（649），高宗李治即位。永徽六年（657）高宗居洛阳，在此处理国家大事，以洛阳为东都，实际上唐朝的都城已从长安徙至洛阳。唐玄宗在位44年，都洛阳10年。安史之乱之后，唐中央的权力大大削弱，节度使的权势越来越大。天祐元年（904），宣武节度使朱温，发兵长安，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907年，朱温废唐哀宗。唐亡。此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唐朝时期，可以说东西两京并重，洛阳与长安都是世界上的名都。唐朝定都洛阳30余年，历经唐高宗、中宗、睿宗、玄宗、昭宗、哀宗6帝。

武周定都洛阳。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她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天授元年（690）九月九日，武则天降李旦为皇嗣，自立为帝，尊号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将东都改为神都。神龙元年（705），82岁的武则天在病中被迫让位给唐中宗李显，恢复国号唐。武则天执政50年，居皇帝位15年，以洛阳为都城。

后梁迁都洛阳。907年，朱温废唐哀宗自立为帝，即梁太祖，改元为开平，定都开封，以洛阳为西都。开平三年（909）正月，朱温迁都洛阳。乾化二年（912）六月，朱温被其子朱友珪所杀。次年二月，朱友珪被弟弟朱友贞杀害，并称帝，接着迁都开封。后梁在洛阳建都4年。

后唐迁都洛阳。后梁龙德三年（923），后唐灭后梁，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称帝。同光元年（923）十二月，迁都洛阳，以洛阳为洛京。李存勖以继唐而有天下，故国号唐，史称“后唐”。历经4帝王，历时共14年。

后晋定都洛阳。后唐末年，晋王石敬瑭起兵晋阳，天福元年（936）闰十一月攻入洛阳，灭后唐。石敬瑭称帝，为晋高祖，国号晋，史称后晋，定都洛阳二年之后，迁都开封。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都汴梁（今开封市），仍以洛阳为西京。到宋代，因政治中心东移开封，洛阳逐渐萧条。

以上概述了长安、洛阳的建都发展史。本书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汉唐两京，西汉长安与东汉洛阳，唐代首都长安与陪都洛阳，即分别称为西京、东京。汉唐两京，在不同时期里孕育着不一样的京都文化，且都清晰地反映在汉唐文学中，无不向世人展示出雄汉盛唐阔大恢宏的帝都气象。唐代的两京制呈现其复杂性，特别是陪都洛阳，故笔者以下对唐代两京制的形成及演变进行简要分析。

三、唐代两京建都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唐代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合称“两京”。长安、洛阳分别作为唐代的首都（古代多称京师）和陪都，陪都又称辅京、陪京、别都等，是中国历代建都史上的重要特点之一。陪都是在国都之外另外设辅助性都城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种政治性制度，又称为“两京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重大创举。它肇始于西周。据考证，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洛阳）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于镐京之外营建东都洛邑。此后历代王朝继踵相袭，皆模仿周朝的两京制度，且不少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虽然历朝设置陪都的形式、数量和原因等各不相同，但陪都对其所辅助的都城无异都发挥了或大或小的作用。

关于古代洛阳的陪都建制，历来有“八朝陪都”之说，即西周、西汉、北周、唐、后汉、后周、北宋、金。唐代陪都不止一处，但东都洛阳尤为独特，颇受帝王青睐。与其他陪都不同，其都城建制的情况颇为复杂。唐代设立陪都洛阳，主要是作为首都长安职能的辅助补充。同时，洛阳又呈现其独特性。唐高宗、武则天都曾久居洛阳不归，几乎把政治中心迁移到洛阳。由此可知，唐代曾出现东西两京并重的局面。

唐朝洛阳的都城建制十分复杂，主要反映在建制洛阳陪都上，就是因时而异，增设废省，其以洛阳为陪都，约有三次：一是高宗显庆二年至武则天如意元年（657—692），一是在中宗神龙元年至玄宗开元九年（705—721），一是在开元九年至开元十一年（721—723）。[9]唐代开元以后到唐末昭宗迁都洛阳。自唐中宗复辟，尽管洛阳与西京长安又恢复了以前的两京并行体制，但其都级地位的下降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天宝元年（742）二月玄宗诏改“东都为东京”[10]。在此之前，自开元二十四年（736）之后李唐皇帝再无巡幸东都之举。肃宗上元二年（761）又短时“罢京”，洛阳被停用“东京”名号，旋又恢复。天复元年（904）唐昭宗被朱温挟持由长安迁都洛阳，长安西京之制结束，洛阳再次成为唐之国都。洛阳东都名号的改称及其旋罢旋复事件的发生，表明此时洛阳的都城地位已大不同前，更多的是作为陪都发挥其辅助补充之职能。

长安作为唐代的首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历代皇朝统治者对都城的选择有着多方面的要求，各王朝在建都时，常常经过反复论证，充分考虑它的政治、经济、军事意义及地理、文化、民族、历史传统等因素，才最终定夺。所谓“秦中自古帝王州”。长安位于秦中，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平原（渭水流域）地区，因春秋战国时地属秦国而得名，又名“关中”。可知，长安长期作为中国古代帝都，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有利因素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唐代定都长安，其地理“形胜”为其选址的基本原则。长安所处关中平原古称“形胜之国”。关中地理形势有利于建立都城。战国时张仪说：“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11]所谓四塞即是南有秦岭山脉，东有崤山，西有陇山，而北濒黄河。山河围绕，四面都是天然地形屏障，自然易于防守，在军事上“得形势之胜便”的有利位置。

唐代建都关中地区的长安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直接原因是基于西魏、北周以来关陇集团长期奉行“关中本位政策”[12]。孝武帝开创西魏，其后逐渐演变，也无余地可供选择，因而累代相沿，至于唐时。西魏自其初年，权力皆为宇文泰所掌握；宇文泰推行制定的是以经营关中为根本，宰制全国为目的的基本国策“关中本位政策”，由此，相应地形成关陇集团。此集团以入关的北魏六镇鲜卑贵族为主体，联合关陇地区的高门望族和其他入关的胡汉大姓，结成稳固的军事集团；从北魏以来的统治者都苦心经营关中，使关中经济发达，为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宇文泰以“‘关中本位政策’创建霸业，隋唐因之，遂混一中国，为极盛之世”[13]。由此可知，贯彻关中本位政策是关陇集团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唐代关中能居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主要原因。

关中区域农业经济发达，矿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唐之前许多王朝均建都于此。战国时期，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就极力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愤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14]。关中经济富饶，也是唐代政权在这里建都的重要基础。长安地区不仅水源丰富，河流纵横，而且水利灌溉工程密布，先后开凿有郑国渠、六辅渠、白渠、漕渠、成国渠、龙首渠等渠道。在汉唐时已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农田灌溉网，灌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颇大，有力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其农作物的品种极其繁多，为在这里建都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此外，人口稠密成为关中建都的另一有利的经济条件，同时，也为唐王朝“举关中之重以临四方”提供充足的兵源。

此外，首都长安也是传统的文化中心胜地，汉晋南北朝开通西域与各民族内迁，聚汇和融合了多源流、多类型的文化。各民族政权都承认关中“正宗”文化地位，少数民族带来了新鲜血液反而使汉文化传统得到更新，关中文化长期博采众长具有很强的同化能力，因而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关陇贵族更是面向世界，吸收域外优秀文化，使关中成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

综上所述，唐代建都长安是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的直接延续，但其深刻的原因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与关中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经济地位以及“四塞之国”的军事地位分不开的。历史上最为繁荣强盛的唐王朝，定都于长安，乃历史必然，并非偶然。

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上没有千年不亡之国，也没有一成不变、长盛不衰的首都。然而伴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政治形势、自然条件的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古代的首都也不断暴露其不足之处，也在依据“优胜劣汰”的原则不断接受历史无情的考验，也在不断流变和迁徙，洛阳作为唐代的陪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其辅京的作用，具体表现如下两方面：

其一，洛阳是首都长安政权职能上的辅助补充。由南北分裂重新统一后的大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后定都长安的全国性政权，也是长安最后的辉煌。长安地理形势虽优于洛阳，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其主要缺陷是长安位置偏西，对于控制关东和江南有鞭长莫及之感。故隋炀帝下令建东京之时，就曾说由于“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15]。唐初统一宇内，废去隋的东都，太宗贞观年间改称为洛阳宫[16]。直至高宗显庆年间，始复称东都。唐高宗恢复东都之后，经常往来于两都之间，正如他所说的东西二宅一样，虽常巡幸洛阳，但长安作为都城似未有所减色；至武则天时，以东都为神都，竟久居其地，居西京者只有两年。其久居洛阳，则重要政府机构亦当随之前去，甚至选举贡士亦在洛阳举行。武后载初元年（690）二月，就曾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直到武后殁后，始得告一段落，可见洛阳对于西京长安发挥了重要的辅京职能和功效。另外，洛阳城于唐代时期得到了大规模兴建，达到它历史上的极盛。其发展过程可以从隋炀帝的“东都”，李世民的“洛阳宫”，再到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名之以“神都”所见，一些辉煌的建筑如“上阳宫”、“万象神宫”等宏伟建筑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其二，洛阳是首都长安经济、自然条件承受力上的辅助补充。中国古代帝国首都的城市规模向来颇具一定规模。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近代以前，最大级别的都市往往多在中国，而担任行政中心的王朝首都尤为庞大。众多的宫廷人员、中央官吏和驻军，决定了首都必有数量巨大的居住者，且主要是脱离农业生产的消费型群体。这就对首都的经济、自然承受能力提出了要求。假如首都远离经济中心地带，那么单是对居民的粮食物资供养就变成极大的难题。对位于北方的帝国首都来说，经济压力（主要是粮食的匮乏）成了长期挥之不去的困扰。在古代技术条件下，远距离运输数目巨大的粮食已是非常艰巨的工作；粮食的供给问题，在统一王朝志得意满的帝王看来，或许不成为问题。开凿运河、役民运输等都是解决之道，仅是率土之民的辛苦而已。但作为首都所必备的要件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各个要件的利弊消长又总在发展变动之中。帝王们对政治与安全因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自然是出于对自身权力的维护，但他们未能认识到：经济和自然条件的恶化，最终从本质上潜移默化地削弱着都城乃至帝国的安全。唐代时期，自中唐起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江淮地区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的赋税重心，改变了长安的战略地位。全汉升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在北不在南”的情形，于隋朝就发生了激剧的变动，主要原因是北方胡族入侵造成的长期战祸。[17]以长安所在的关中为例，在秦汉时期，郑国渠、白渠可灌溉四万余顷田地，唐高宗的永徽年间只剩万余顷。经安史之乱，到唐代宗的大历年间更锐减至6200余顷，如何能供养一座庞大的都城？侯仁之先生亦指出，以商业密集和国际交流密切程度来看，此时的长安尤胜汉代，但已丧失了司马迁所说的优势经济地位。长安作为当时的国都，其间居住着庞大的皇亲贵族和官僚集团，他们是一个极大地依赖于国家的消费层，每年所需的物资和费用极大。从物资运输的角度看，唐长安城已经“不得不依靠江南的供应”，而长安在军事上有利的地理特点反倒成为粮食运输上的障碍。日渐增长的江南财富若要运至长安，漕粮运抵关中，需经过黄河三门峡天险，运输不便，其结果就是“用斗钱运斗米”。这样的耗费之下，皇帝在歉收之年只好率领百官和百姓迁居洛阳，“就食江南之漕”。因为东边的洛阳，不仅地理位置“天下居中”，而且靠近漕河，又是江南运河的终点，这是洛阳地位优于长安之处。隋开凿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西可抵长安，东至大海，北到涿郡，南达杭州，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江南从而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某种程度上，唐代从隋炀帝对洛阳城的营建中得到了极大的实惠，得益于江南运河更是自不待言。由以上分析可见，唐代设置的陪都洛阳，对京都长安在政治、经济、地理条件方面起到了充分的辅助作用，体现了独有的辅都特征，可以说，唐代“两京制”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独具特色的重大创举。

第二节　“雄汉盛唐”：帝都的辉煌历史与恢宏气象

汉唐帝国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汉唐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亮点，也是全人类的瑰宝。它恢宏的气度、博大的精神，历来被称作“雄汉盛唐”或“汉唐盛世”。“雄”是雄壮，汉代文化偏重于阳刚，不仅表现在汉代帝都的雄伟繁盛，而且凸显其崇尚军功和武力的帝都气象；“盛”不仅指国力的强盛，更指一种博大的文化胸怀，形成了一种万国来朝、和平交往的恢弘气象。汉唐时代雄浑昌盛、刚健有为、崇尚气节、宽容和平，以及兼容并蓄、对外开放的文化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菁华所在。历数中华文明的精髓，汉唐帝都文化犹如天上的北斗、地上的珠峰，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最高成就。

一、汉代两京——雄伟繁盛的帝王之都

长安作为西汉王朝的首都，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把我国的封建文明推向了一个辉煌灿烂的鼎盛阶段。长安是西汉王朝的象征，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东汉时，以首都洛阳为东京、西汉旧都长安为西京，合称汉代两京。汉代长安、洛阳，互为犄角，互争雄长，两京雄伟繁盛的帝都景象彰显了汉代辉煌的历史。

（一）西汉壮丽繁荣的长安城

西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西北。前202年，刘邦统一全国之初，欲建都洛阳，后为娄敬之谏，遂改都长安。汉高祖“七年方修长安宫城，自栎阳迁居此城，本秦离宫也。初置长安城，本狭小，至惠帝更筑之”[18]。汉代历传至孺子婴，凡220年之帝业，均在长安城之内，址本秦之离宫，高祖增修后由栎阳迁此，惠帝（刘盈）更广之，前194年修筑外郭城。《三辅黄图》记载西汉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19]由于长安城先有宫城后修郭城，因此郭城城垣随宫殿建筑群而曲折成形，北城轮廓像北斗星群的形状，南城轮廓像南斗星群的形状，便由此而得长安“斗城”的呼号。

汉长安城是我国历史上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三辅黄图》与成书较早的《三辅决录》，以及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等，都记载了汉长安城的规模和城郭之制。据《三辅黄图》记载，汉长安的城墙“高三丈五尺（合今8.23米），下阔一丈五尺（合今3.53米），上阔九尺（合今2.12米）”[20]，四周十二座城门。各门均有三个门洞，每个门洞各通一条大道。中间一条道路称为“驰道”，专备皇帝行用。城内纵横交错，穿插于宫殿群和居民区之间，《三辅黄图》引《汉旧仪》记长安城：“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三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21]长安城内“地皆黑壤，今赤如火，坚如石。父老传云，尽凿龙首山土为城，水泉深二十余丈。树宜槐与榆，松柏茂盛焉。城下有池周绕，广三丈，深二丈，石桥各六丈，与街相直”[22]。由此可想见，长安城规模之宏伟阔大，可谓一派繁盛景象；另有班固《西都赋》记载：“建金城其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23]《三辅决录》亦云：“长安面三门，四面十二门，皆通达九逵，以相经纬。衢路平正，可并列车轨十二。门三涂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24]由此可知，汉长安城的十二座城门均与城内干道相通，反映了长安建筑物栉比鳞次和交通四通八达的盛况。雄伟壮丽的“斗城”与当时欧洲的罗马城遥遥相对，好像天上的两颗明星，闪耀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

汉长安城的十二城门，如果由东墙北头按顺时针方向数，其顺序是，东城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城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城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城横门、厨城门、洛城门。对外通道是北墙的三座城门、东墙北门和西墙北门，其余七座城门是出入宫殿区的门护。其中宣平门是正门。长安城之城门楼，是在城墙阙口处两侧沿边密集排列木柱，柱下排石柱础，木柱上修筑城墙门楼。

汉长安城中有“八街九陌”[25]，主要指城内香室、华阴、夕阴、章台、尚冠、太常、炽盛、莫街等八条大街和宣明、建阳、昌阴、修成、黄棘、北澳、南平、大昌、陵里、戚里、函里等一百六十个巷里。张衡《西京赋》云：“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26]长安城开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高市等九市[27]，其中柳、东、西三市为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处，设“旗亭”管理。

汉代统治者为了维护京师的安全，在城内驻有大量军队，使长安实际成为一座庞大的军营。首先，各城门设重兵把守，统率城门兵的都是爵位很高的皇朝亲信；其次有卫尉掌管宫门卫屯兵，卫士多达二万人，另有中尉兵负责巡察京师；最后，还有南军、北军专管卫护未央、长乐等重要宫殿。在未央、长乐两宫之间，有很大的武器库。豪华的宫殿群是汉长安的中心，仅长乐宫、未央宫两座宫殿就占了城内土地面积的一半。这一事实最好地说明了古代都城的设计和建设，是为皇家和最高统治集团服务的。

汉长安城金碧辉煌的宫殿建筑，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材料看，当时的建筑技术较前已有很大进步，出现了梁、档、轩、槛、楹、棼、橑等木结构建筑各部位的专门名称，较多地出现了多层高大建筑物。各宫殿间的道路，或用砖砌，或用石铺，路面整齐平坦。长安城较为著名的宫殿群有长乐宫、未央宫和建章宫。西汉初年，长安城只有长乐宫、未央宫。其中未央宫只能说是“制度草创”，略具规模而已，而长安城大兴土木是在汉武帝时期，刘彻大造宫苑，大兴土木之役，自武帝修建柏梁台之后，“宫室之修，由此日丽”，整个长安城繁华至极。都城内兴建了长乐宫以北的明光宫、未央宫以北的桂宫、北宫等；其中桂宫已作了勘探，宫平面作长方形，南北1 800米，东西880米。《三辅黄图》卷二记载桂宫在未央（宫）北，“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玑为帘箔，处处明月珠，金陛玉阶，昼夜光明”[28]。又云：“北宫，在长安城中，近桂宫，俱在未央宫北，周回十里。高帝时制度草创，孝武增修之。中有前殿，广五十步，珠帘玉户如桂宫。”[29]太初元年，修建章宫，其宫阁、楼宇相连，规模宏伟，建章宫有复道天桥与长安城内各宫相通，其前殿规模超过未央宫，号称“千门万户”。

建章宫是在西汉中期国家富强、财力雄厚的情况下兴建的，因此其宏伟、奢华的程度都超过了未央宫。《三辅黄图》卷二记载，建章宫前殿建成后，可以“下视未央（宫）”。班固《西都赋》亦记载：“正殿崔巍，层构厥高，临乎未央。”[30]而未央宫高踞陇首山，“宫殿皆出长安城上”，由此可知，建章宫前殿真乃巍峨壮丽！建章宫不仅“营宇之制”超过了未央宫，而且以奢侈华丽著称，以至于东方朔曾规谏武帝罢淫侈说：“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瑇瑂，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樷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31]建章宫正门在南面，因为非常雄伟高大（高25丈，合今58.75米），故名曰“阊阖”，意即“天门”。又因其建筑装修以玉石为主，也称“璧门”。据《三辅黄图》卷二所记，其璧门有三层。从璧门进去，就是金碧辉煌的玉堂殿。玉堂内殿十二门，阶陛皆用玉石作成。又铸成五尺高的铜凤凰，饰以黄金，竖立在屋顶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如此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充分体现出汉武帝时期宫室建筑及殿内装饰的奢华气派。

此外，汉代长安修建了专供帝王游乐射猎的上林苑。此苑规模庞大，至武帝时已扩大到包括今长安、户县、周至几县的大部地区。上林苑是由宫殿、园林与大自然巧妙结合的皇家享乐的地方，既是规模浩大的植物园，也是古代著名的野生动物园。苑内栽植花木两千余种，放养无数珍禽异兽。班固《西都赋》说：“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32]就反映了上林苑的巨大规模。苑囿中建造了三十余所豪华的离宫别馆，弥山跨谷，处处皆有。可以乘辇而行的复道迤逦相连，长廊周遍苑中，沿着绵绵无尽的长廊和复道，就是走上一整天也走不到尽头，必须在中途住宿。那些精美的宫室建筑，有的高踞山冈，楼台亭阁层叠相累，耸入云天。有的室中涌出甘美的泉水，通流为川，自中庭而过。像这样的地方有数千百处，每处都有供奉天子的庖厨、宫女和臣僚。前120年，汉武帝在上林苑中开凿了周长40里的昆明池，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池水由洋、滴等河引入，聚成大水库，然后流出，分别流经长安城内外，再注入渭河。修昆明池原为训练水军，也解决了漕渠和长安城内明渠的水源问题，使得汉长安城的用水系统臻于完善，但主要还是供皇家贵族享乐的风景场所。那里，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各种小鸟沉浮往来，云集雾散。又以昆明池象征天河，池边雕立有两石人，左为“牵牛”（牛郎），右是“织女”。池中矗立着巍峨壮丽的豫章观（昆明观），登观眺望，壮丽如画的景色尽收眼底。

西汉长安城除了建筑的巍峨壮丽外，城市的繁荣也达到极点。西汉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工商业的发展也达到了新的高峰，当时的首都长安就反映了西汉工商业的繁荣情况：

长安周围的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农业发达，又有富庶的巴蜀以及以“畜牧为天下饶”的陇西诸地作为长安的贸易及手工业产品的供应地。《史记》云：“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33]所谓“玩巧而事末”，是指重视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风气。这些商业和手工业者，或因卖浆而聚资成千上万，或因经营五香胃脯而发家致富，出门者前呼后拥，连车列骑。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无盐氏，以放高利贷而“富埒关中”。此外，像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王君房、樊少翁和王孙大卿等，都是西汉一代的大富翁。故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34]可以想见，长安城更是财富集中，物质殷阗。

西汉长安城整个工商业都非常兴盛。手工业中最主要的如矿冶、木工、漆器、纺织、制革、丝绸、酿造等，较前都有了很大进步。以纺织业为例，汉王朝在长安设有东、西织室，集中了大量优秀工人，专门为皇家生产高级绞绢帛。民间纺织业更是竞放异彩，新技术也往往来自民间。据《西京杂记》载：“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巨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35]由此可知，巨鹿（今河北平乡县）陈宝光妻能织葡萄锦、散花绫。大将军霍光妻把她召到长安织作。她用的织机有一百二十个镊子，六十天即可织绞一匹。这种能织图案花纹的技术，无疑是纺织业的新工艺。由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年两百余件丝绸衣物及残片看，当时已有绢、纱、罗、绮、锦等多种品类；从结构上分析，有平纹、提花、起毛锦等。其中一件素纱禅衣，长16厘米，两袖通长19厘米，重量却只有48克，真正达到了“薄如蝉翼”的地步，反映了西汉纺织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另有，班固《西都赋》中描写后宫装饰多有美玉：“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张衡《西京赋》也说：“翡翠火齐，络以美玉。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36]翡翠玉作为一种珍贵的石料，其颜色明亮鲜艳，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被人们利用，到汉代作为装饰品使用已颇为盛行。

西汉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是全国各类物资最大的集散地，商业自然特别发达。商业活动集中在九个大市。《三辅黄图》载：“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37]经营的种类包括当地所产和从外地运来的丝绸、皮革、铜器、铁器、陶器、漆器、竹器、木料、粮食、酒以及各种牲畜、肉食、蔬菜等。汉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以丝织品等多种商品运销西域各国。汉文明通过这条历史性的商路得到传播。张衡《西京赋》云：“郭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38]由此说明市楼是多层建筑物；有九个市场，路西六个，路东三个，每个市场都有围墙，市场中还有高达五层的楼房。班固在两都赋中，也描绘当时长安的贸易盛况说九个市场开业，货物分类排列，热闹拥挤，人难以转身，车不能掉头，城内闹市喧哗，沿街市肆陈列，路上烟尘四起，高接云天。街市的繁荣可想而知。

西汉末年，宏丽繁华的长安城焚于兵火，东汉政权迁移洛阳。但长安仍作为政治、军事重镇而存在。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继西汉之后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长安城出现了再度繁荣的盛况。

（二）东汉洛阳城

洛阳成为东汉的帝王之都，缘起于杰出的政治、军事家光武帝刘秀。当时的大史学家班固在《东都赋》中有一段铿锵有力的文字：“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尔发愤，应若兴云；霆发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39]这里热情地歌颂了刘秀叱咤风云、镇定乾坤、称帝洛阳的业绩。

洛阳作为东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60多年之久，是在周城和西汉河南郡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位于今洛阳老城以东12公里的地方。东汉洛阳城为南北长，东西宽的长方形。如登上邙山向南俯瞰，整个轮廓至今依稀可见，那逶迤巍峨的残垣犹似峰峦，绵延如带，显得规模雄伟，气势壮观。据古籍记载[40]，营建都城时，对供水排水问题也有周密考虑。当时引谷水沿邙山脚下西来绕城一周，并引渠数条注入城中，然后东流与落水相汇。这不仅可作防御工事，而且使都城增添了山水秀丽的景色，也便于农田灌溉。无疑它应是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项创举。

关于京都洛阳四面城门建筑情况，据《后汉书》载，四周有十二门，其中洛阳城南门即“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从出，门之最尊者”[41]。可见正阳门北连宫城，南接宗庙社稷，是皇帝隆重出行的必经之门，因此在十二城门中最为尊崇。并且在门前置有铜铸天禄（怪兽）和吐水蛤蟆，以此增添城门的威严和光彩。上西门建筑也很别致，不仅加以精雕细刻，涂染红漆，而且设有铜玑和玉衡，象征国家如日月五星一样永恒长存。其次，十二城门都有门亭，如夏门外有万寿亭，雍门外有夕阳亭，还有都亭等，以作为防卫和官员驻足之用。

东汉洛阳宫城建筑，当时分为南北两宫。南宫与北宫间筑有长廊式的大屋，并筑三条复道，规模宏大，供皇帝和从宫南北往来。蔡质《汉官典职仪》记录南北两宫“相去七里”，即洛阳城内北宫北垣至南宫南垣之间的距离。整个宫城平面清晰地凸显出“吕”字形。故《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云：“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42]此处，铺叙了洛中冠带往来，第宅宫阙之众多壮丽，尤其是洛阳宫城中南北两座宫殿遥遥相望，而宫门上供人瞭望的城楼足有百余尺高。由此可见，洛阳都城中帝王的宫殿建筑之宏伟阔大。

南宫是皇帝及群僚朝贺议政的皇城。建筑布局整齐有序，宫殿楼阁鳞次栉比。从史料记载得知，宫内其主体宫殿坐落在南北中轴线上，自北而南依次为：司马门、端门、却非门、却非殿、章华门、崇德殿、中德殿、千秋万岁殿和平朔殿。中轴线东西侧各有两排对称的宫殿建筑。西侧两排自南而北依次排列，东排为鸿德门、明光殿、宣室殿、承福殿、嘉德门、嘉德殿、玉堂殿、宣德殿、建德殿；西排为云台殿、显亲殿、含章殿、杨安殿、云台、兰台、阿阁、长秋宫、西宫。东侧两排，西排为金马殿、铜马殿、敬法殿、章德殿、乐成门、乐成殿、温德殿和东宫；东排为侍中庐、清凉殿、凤凰殿、黄龙殿、寿安殿、竹殿、承风殿和东观。中轴线两侧的四排宫殿与中轴线平行，使中轴线上的建筑更加突出和威严。这南北五排建筑若与中轴线直交的横向排列，又可分为八排。这样，每座宫殿建筑的前后左右都有直道与其他宫殿相通。因此俯视南宫地面，会看到一个格子形的布局，突出地表现了汉代宫城建筑规整、对称的艺术风格。东汉时的中央政权机构已相当健全，这鳞次栉比的南宫宫殿建筑群即是最直观的说明。它们的建筑除了显示皇家博大宏伟的气派之外，也是庞大的政府机构各职守司职的需要。在宫城四面正门外筑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阙。朱雀阙最为宏伟壮观，“偃师去洛阳四十五里，望朱雀阙，其上郁然与天连，是明峻极矣”[43]。远在四十五里外的偃师遥望朱雀阙，其上宛然与天相接，此情此景，堪称东汉洛阳之奇观。

北宫主要是皇帝及妃嫔寝居的宫城，地位比南宫更加重要，因而建筑极尽奢华气派。张衡在《东京赋》中描述：“逮至显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阳。启南端之特闱，立应门之将将。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飞阁神行，莫我能形。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鹎鶋秋栖，鹘鸼春鸣，鴡鸠鹂黄，关关嘤嘤。”[44]可见，明帝借助前代的兴盛，大兴土木，翻新了崇德殿，又建造了德阳殿。南边开了闱门，北边修了神虎门。门上立阙，表示按祖宗章法修成。四门之内，则有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八座宫殿。这些宫殿之间驾着飞阁。人不必在地面上走，而像神仙那样在天上（指天桥似的飞阁）行走。由此可知，北宫不仅有连楝祟楼高阁，而且是风景秀丽、花香鸟语的地方。北宫的宫殿少于南宫，建筑也没有南宫的规整和对称。坐落在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为：温饬殿、安福殿、和欢殿、德阳门、德阳殿、宣明殿、朔平署、平洪殿。中轴线西只有半排建筑，自南而北分别是：崇德殿、崇政殿、永乐宫。崇德殿南有两门：东金商、西神虎。两门南面有两观：东增喜观、西白虎观。中轴线东有两排建筑，自南而北分别依次是：西为天禄殿、章台殿、含德殿、寿安殿、章德殿和崇德殿；东为永宁殿、迎春殿、延休殿、安昌殿、景福殿和永安宫。德阳殿是北宫正殿，“殿南北行七丈，东西行三十七丈四尺”[45]，德阳殿内能容纳一万多人，由此可见其阔大宏伟。

汉代宫廷建筑，非常重视庭院大门。大门不但宽阔，而且两侧立有高大的石阙。石阙之上，往往有观。观是一种建在几丈高的高台上的建筑，可以远望。德阳殿门阙高耸入云，“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作宫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于此。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46]。由此可见，德阳殿是北宫内规模最大的建筑，建制颇似西汉末年未央宫前殿，在东都宏伟建筑中壮丽无比。新建成的德阳殿，台阶高二丈，花纹石作坛，白玉砌台阶，黄金铸成的柱子镂刻着三带缠绕的花纹，并套以橘红色，屋内的墙壁上画着优美的图案，红漆梁上镶嵌着青色翡翠，并引洛水注于殿下，当时人称“珠帘玉户如桂宫”，实不为过。每年正月初一，皇帝亲临德阳殿庆贺。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郡吏，蛮、貊、羌等少数民族使节，宗室百僚计万余人前来朝贺。庆典之时，百官上寿，皇帝赐群臣以酒食，奏九宾乐曲，表演杂技魔术，共度升平之乐。

关于都城内的街道布局，《汉宫典职仪》载：洛阳有二十四街，每道街设有二街亭。但其方位布局未见记载。至于城市的官署、寺狱和里宅，自然一定星罗棋布。如太尉府、司空府、洛阳寺、若庐狱等，还有河南郡，洛阳县的治所、东宫和西宫都设在都城以内，宫城以外。洛阳城外主要建筑，《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年（26）正月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高庙即明堂，位于平昌门外直南大道东侧。张衡《东京赋》说：“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造舟清池，惟水泱泱。”[47]其建筑为重檐大屋，外开八门，内隔九室，寻其基构，乃“上圆下方”的形状[48]。周围起土作沟堑，以流水环绕。经勘察可知占地面积东西386米，南北400米，周围筑高墙，中心为一直径60多米的圆形建筑。名堂左边筑辟雍，位于开阳门外大道东，是皇帝行礼的地方。经勘察得知，占地面积170米见方，四面各筑一门，中心为边长45米的方形建筑。明堂右边筑灵台，位于开阳门外大道西，是祭祀天地之神，观测天象的所在。经勘察可知，遗址范围长宽各约220米，周筑墙垣，中心为一座残高8米，底部长宽各约50米的台基[49]。据记载，灵台“高六丈”[50]、“上平无屋”，与现存迹象大体相合。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一座天文观测台遗迹。在城南还于建武五年（29）十月“初起太学”[51]，位于开阳门外以南八里。经勘察可知，围墙范围，南北长220米，东西宽150米，其内布列着一座座长数十米的房屋，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所学堂。另外还有胡桃宫，在都城西南广阳门外[52]，想必是招待四方夷族和外国使臣的地方。中平二年（185）在西园内造万金堂[53]，用以贮藏卖官所得赃物。

东汉时学术发达，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因此都城内外设立了不少藏书馆、学术研究和宴乐的场所，如东观、白虎观、平乐观、四百尺观等。东汉洛阳官僚贵族密集，他们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在城内外修筑了许多园林，有离宫果园、显阳苑、鸿德苑、灵昆苑、东西毕圭苑、芳林苑，西苑等。这些苑囿占据了农民大片土地，其内山水楼阁，奇花异草、珍禽奇兽，无所不有。

由以上概况可知，当时都城的建筑规模是极其宏伟壮观的。它在封建社会城市发展史上，达到了空前完备的程度，因而也更加适应封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防御的需要。这一切，都明证了东汉京都洛阳的壮观繁盛是劳动人民用心血凝聚而成的人间奇迹。

（三）工商业发达的东汉洛阳都会

东汉洛阳城工商业高度发达，再现了整个都城经济的繁荣盛况。洛阳“工商业区有南市、马市和金市。南市和马市都在城外，前者在南郊，后者在东郊，金市在城内，其位置在北宫的西南，南宫的西北”[54]。明帝永平五年（62）于城东又设立了粟市，位于城外的三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城外所建的三个大市场，商店鳞次栉比，繁荣昌盛，商贾云集，盛况空前。

汉代洛阳的冶铁业比以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矿冶技术发达，冶炼产品种类丰富。汉武帝时用“洛阳贾人之子”桑弘羊等主管盐铁事务，弘羊，为京都洛阳贾人之子，他善于“心计”（不用筹算），“三人（孔仅、桑弘羊，东郭咸阳）言利事析秋毫”。[55]汉武帝时京都洛阳一些财政经济制度，大都由桑弘羊参与制定。因此桑弘羊由冶粟都尉领大司农，进而升迁为御史大夫。随着炼铁技术的发展，冶铸技术也得到迅速提高。汉代洛阳不仅广泛冶铸生产工具，而且扩大到冶铸兵器和生活用具。因此在遗址和墓葬中便大量出现用于开矿的锤、锲和用于农业生产的镢、铲、锄、铧等，在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方面有钉、釜、炉、剪、镊、火钳等。其中的十二支铁灯，高达72厘米，制作精巧，造型别致，是汉代洛阳铸件技术水平的典型之作。[56]至于兵器，这时出现了长剑、长矛、长戟、大刀，从而逐渐代替了铜制兵器。汉赋中也颇多涉及，比如兵器种类：铤，铁把短矛。东汉洛阳不仅是一个发达的工商业都会，一些震惊世界的发明创造和许多新技术的推广也多产生于此。《后汉书》记载：“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57]当时全国共有八郡设工官，河南郡是其中之一。一面王莽时期的铜镜上，有“新作大竟，幽律三刚，铜出徐州，师出洛阳”等字样，由此说明洛阳在铜器制作方面的名师巧匠技艺高超，驰名全国。从洛阳出土的西汉铜器来看，有壶、钫、盘、盆、勺、卣、盉、杯、匜、熨斗、铜镜、熏炉等，型制多样，花纹细致优美，工艺精巧，这种高超技术的出现并非偶然，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工艺的结果。

东汉洛阳的商业极为发达，居民多弃农经商。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云：“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58]所谓浮末、游手，即指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洛阳浮末比农夫多十倍，虚伪游手比浮末又多十倍。由此可知，汉代京都游手伪巧，充盈都邑；王莽时实行“五均”、“六管”，改全国的重要商埠为市，洛阳城内设“中市”，管理商市的长官叫五均司市师。东汉设洛阳大市，有市长一人，丞一人，属吏三十六人，啬夫十一人，斗食十人，楫棹丞一人，主管船舶，别有水官主水渠，尚有六人主管马市。可以想见，当时洛阳市面上的店肆商贩呈现出比比皆是的繁盛景象。当时洛阳富豪极多，“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59]，如史书中记载光武郭皇后“京师号（郭）况家为金穴”，郭况乃郭皇后弟，“况迁大鸿胪，帝屡数幸其第，会公卿诸侯亲家饮燕，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60]；其他官僚贵戚，也无不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富商大贾竟然达到了“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61]的富有程度，京都如此繁富景象，无不呈现出一派奢侈浮华之风。京都洛阳人巧伪趋利，喜为商贾，不好仕宦，汉灵帝也相从而习，他穿上商贾的服装在后宫摆商肆，让宫女们充当贾贩，更相盗窃争斗，引以为乐。这种偏爱经商发财，不重道德，不好做官的民俗，真实地呈现了京都洛阳商品经济发达的景象。洛阳之所以工商云集，店铺林立，是因为这里具有强大的购买力，这与京都洛阳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达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经营货物种类也是无奇不有，从王充“尝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62]，可知市内有书肆。由于外交家班超出使西域，疏通了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通过“丝绸之路”到达洛阳经商的客人不仅有来自各州郡的，而且有来自边疆少数民族和国外的商人。东汉洛阳设置有胡桃宫、蛮夷邸，是招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的居所。古代史书中有不少记载洛阳有“伏波类西域贾胡”[63]，还提到梁冀“起菟苑于河南（洛阳）城西，经亘数十里……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64]。如此种种皆说明了西域商人直接来到洛阳进行经商活动，由此可知，洛阳当时既是国内最繁华的商业都会，也是对外贸易的集散地。

二、唐代两京——鼎盛发展的帝都盛世

（一）西京长安

唐代京都长安是沿用隋大兴城的旧规模，并不断扩建和修建的，因此，唐长安城比隋大兴城更加宏伟壮丽。京都长安的宏伟壮丽，反映了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景象，这里有高度发展的手工业，繁荣的商业贸易。长安，不仅是唐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的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它占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

唐朝建国（618）后，将隋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城”。对于原来大兴城的建制、规模、街道、坊、市等的基本布局，没有太大的改革，但有不少修建和扩充。从隋到唐修筑郭城的工程，一直在陆续地进行，直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工程才算终止。经过了约半个多世纪造就了这座雄伟壮丽的城市。它不仅成为当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由于和外国的往来关系更加发展，它就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唐代长安城的宏伟规模，充分呈现出唐人高度的智慧和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高度发展。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实测，长安外部城东西宽9 500米，南北长8 470米，周长35.5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每个城门洞上都矗立巍峨的城楼，叫做“观”。全城东、南、西三面，每面有三个门，东面有通化、春明、延兴三门；南面有启夏、明德、安化三门；西面有开远、金光、延平三门；北面是禁苑，故不在城门之列。因此，有所谓“九门各施观”的记载。城门筑“观”，显得格外壮观。

唐代京城中的街道，方向端正，排列笔直，修得整齐宽敞，活像一块棋盘。道路两旁，均有水沟，并种植槐树和榆树，真是绿荫成行，豁达壮观。唐长安城中共有110坊，以朱雀大街为界，划分长安、万年两县，街东归万年，街西归长安，两县各分管55坊。各坊大部分是东西长，南北窄，呈长方形。坊的大小也并不整齐划一，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规划。如皇城与宫城东西侧的诸坊，面积较大，显得宽敞阔大，更加烘托出皇城与宫城的雄伟。

整个唐长安城可分作三部分：宫城、皇城，外郭城。最北为宫城，是皇帝、后妃和太子所住的地方。宫城内有太极宫（隋称大兴宫），也就是唐长安宫；另外还先后修建了大明宫、兴庆宫，都是皇帝生活的地方。这三组宫殿，由于太极宫位置在西，称为“西内”；龙首原上的大明宫，位置在东北，称为“东内”；春明门内的兴庆宫，位置在东南，称为“南内”，总称为“三大内”。太极宫是三大内中规模颇为宏伟庞大的宫殿群，共有大殿十六座，在承天门至玄武门之间有太极殿、两仪殿、延嘉殿、甘露殿、承香殿等五座大殿，其中太极殿为正殿，这一组大殿构成了太极宫建筑的中轴。在太极宫东边，是太子居住的东宫，西边是妃嫔居住的掖庭宫。另外太极宫内还有其他许多建筑物，如中书省、门下省、宏文馆、望云亭等。大明宫是在唐贞观年间创建的。自从大明宫扩建以后，唐高宗以后的唐朝皇帝都经常住在大明宫。除了有些朝廷大典，如皇帝即位葬礼、婚礼等，仍在太极宫举行外，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大明宫。太极宫失去了它原来的主要地位。大明宫取代了太极宫为中心的旧宫殿区。唐开元年间，又建造了兴庆宫，这是一个以园林为主体豪华富丽的建筑区。兴庆宫内有兴庆殿、沉香亭和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等许多建筑，其建筑比太极宫、大明宫更奢华。除了这些主要宫殿建筑外，唐王朝还在长安城背面设有上林苑，即禁苑，其范围东到灞、浐，西至汉城，北抵渭水，南接京城，东西27里，南北33里。禁苑是专供皇帝游猎和娱乐的场所，周围有墙，里面修建有华美的离宫、别宫、楼台亭阁、池、球场等；供皇帝游乐的地方还有城东南隅的曲江芙蓉园，是当时享有盛誉的风景游乐胜地。

长安城内的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其崇三丈五尺”[65]。宫城的南边为皇城，是大唐帝国政权机构所在地。皇城“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长三里一百四十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步”[66]。皇城南面的正中门是朱雀门，它北与宫城的承天门，南与外郭城的明德门相对，城内南北庄街，东西七街，其间并列着尚书省、宗正寺、御史台、鸿脯寺、都水监、太仆寺、司农寺、大理寺等专供百官办公之用的衙署。皇城的南边叫外郭城，也叫京城或罗城，它从东、南、西三面把宫城和皇城包围（罗）起来，所以叫做罗城。外郭城是市民或官僚的住宅区，也是商业区。唐长安城的宫城占全城总面积的3.7%，皇城约占6.3%，外郭城约占63.8%，其他面积为道路、河渠等设施所占。这种规划，比汉长安城的规划宫殿占三分之二以上，有很大的发展。

唐代长安城除了规模宏伟壮丽的建筑外，其经济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帝都长安的繁荣景象就诠释了这一点。长安城里有高度发展的手工业和繁盛的商业贸易；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有从边疆各地聚集而来的少数民族，也有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而来的外国使者、教士和商人等都聚集京都，共同创造了唐代长安城的繁荣盛况。

唐代手工业工人继承并超过了前代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丝织品种类繁多和印染技术的提高和新创。长安城内不仅有全国各地运来的大量丝织品，还有皇宫和民间织造的丝织品。《旧唐书》记载：“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67]少府监有绫锦坊巧儿365人，内作使续匠83人，内作巧儿42人。皇宫内的这些绞工巧匠都是训练有素的、或祖传的巧儿，能织作各种高档的丝织品。《旧唐书·五行志》又记：“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且中宗景龙二年（708），“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68]可见，此类丝织毛群在京城内广为流行。此外，银条纱是一种无花纹而又极轻薄的纱，也是一种传统的轻容的丝绸，长沙马王堆已有出土物，唐朝又有进一步发展。《新唐书·李石传》里所说的杨贵妃穿的金乌锦袍，可能就是一种轻容的丝织品。而这种名贵的丝织品到唐后期，长安的“富人家时时有之”，说明盛唐时期皇宫内很少的东西，到中唐以后，已普及到一般富人之家，反映了唐代丝绸业的不断进步。另外，在唐代长安城的印染工艺、陶瓷手工业（唐三彩）、金银作工等都有所创新，其制作技术上都有所发展，在当时甚为风行。

长安城不仅有高技术的手工艺品，而且还有繁盛的商业贸易，东、西两市是中外商品荟萃集中的地方。市场内商品的种类繁多，因此，“行”也很多，所谓“三百六十行”。长安西市有衣肆、坟典肆、药材肆、波斯邱、秋辔行、绢行、秤行、麸行、帛行等各种行业，商业活动比东市繁盛，外国商人也多在西市活动。东市的商业也很繁盛，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三年（843）六月二十七日条记：“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余家。”[69]可见长安市里店铺之密集。长安城里商家和货物之多，由此也可推想京都商业活动是非常繁盛的。

由于京都长安商业的繁盛，出现了专为大商人存放钱币的柜坊，有似今天的银行或钱庄。不同之处是存钱人不但得不到利息，还得付存放费。还有邸店（如波斯邸），是专供商人存放货物之处。寄附铺大概就是寄卖所。飞钱似今天的汇兑，是一种简便的汇钱方法。在《太平广记》、《开元天宝遗事》、《中朝故事》等书中，还记载了京城中巨商邹凤炽、王元宝、刘子逸、李明、杨崇义、郭万金、王酒胡等人的轶事，说他们富比王家，如《太平广记》记载长安富商邹凤炽之富：“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70]此类富商大多从事多种经营，涉及多种行业，甚至可能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另有唐末长安巨商王酒胡曾经纳钱30万贯，助修朱雀门。之后因为在安国寺扣钟，于“西市运钱十万入寺”长安巨商王酒胡[71]，单只是助修朱雀门和捐给安国寺的钱就有40万贯，几乎相当于唐政府一年的茶税。可见唐京都巨商资财多在数百万贯，其财富之丰厚非同寻常。长安商业的繁盛，还出现在东市、西市之外，如一些坊曲，也有不少小商贩、手工业作坊和出租供人居住的旅舍。如长乐坊出美酒；崇仁坊多乐器店，以南北二赵家的最好；延寿坊多琢玉家；辅兴坊出胡麻爵，胡麻鲜即芝麻饼。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云：“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72]长安城内长兴坊有毕罗店，毕罗店是卖抓饭食品的店铺；胜业坊有推小车卖蒸饼的；颁政坊有馄饨曲，曲是中的小巷，馄饨曲就是指集中卖馄饨的地方；靖恭坊的毡曲，大概是制造毡子的作坊的集市地点，等等。在万年县的兴道坊、务本坊、长兴坊、靖安坊、亲仁坊、永乐坊、宣平坊、崇仁坊及长安县的布政坊、崇贤坊、延寿坊等，都有旅舍、寄舍、旅馆、旅邸等一类房屋。唐宣宗大中九年（855），来长安城的日本僧人圆珍，曾在崇仁坊（皇城东）的王家店和春明门附近的高家店住宿。但这些只能是方便权青和富商，对于一般文人来说在长安城也确实是居之不易的。

长安城商业的繁荣是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联系在一起的。陆路交通有分别起始于长安城的四线：东路线、西路线、南路线、北路线。据《唐六典·驾部郎中员外郎》所记，全国有官驿1 639所，其中水驿站260所，陆驿站1 297所，水陆相兼驿站86所。[73]长安国际交通也很发达。许多外国商人，其中大部分是中亚细亚人、波斯（今伊朗）人和大食（今阿拉伯人），从陆海两道都可以到达长安。陆路：葱岭以西各国，从中亚经过新疆，取道甘肃的敦煌来到长安，即所谓“丝绸之路”。海路：波斯、大食的商人，从波斯湾经过现在的印度、马来亚、越南到中国，由广州北上，经洛阳到达长安。这一路的商人特别多。这些商人带着从南洋买来的香料、药物、珠宝，卖给中国的官僚贵族，然后换回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回国，有时也购买中国出产的珠宝。其中一些人就在长安城开设店铺，有的人在京都作官，也有不少人定居在长安。东方各国，如新罗、日本的使臣、留学生和学问僧、商人等，也冒着大海的惊涛骇浪，从登州，或扬州、泉州、楚州，来到长安。其目的在于学习唐代先进的科学文化或佛道哲学。在中国东海、黄海沿岸，有不少新罗人居住，被称为新罗坊。因此，唐代长安是当时著名的国际都市。

长安还象征着大唐各民族的和谐融合。唐朝采取积极对外开放的政策，加上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外族人来唐，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唐京都增添了一道厚重的异域色彩。在长安城内住有许多少数民族商人和其他外来人员；在唐京都朝廷内人任职的有外来民族的将领，在国子监读书的有少数民族的子弟；在文艺界活动的外来民族的艺术家、音乐家、诗人等，充分表明了唐代国内各民族密切联系，共同创就了唐代长安的繁荣气象。

（二）唐代东都洛阳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朝代。从其建立起（618），到安史之乱止（755），是它的极盛时期。洛阳在唐贞观六年（632）号洛阳宫，显庆二年（657）曰东都，光宅元年（684）曰神都，神龙元年（705）复曰东都，天宝元年（742）曰东京，上元二年（761）罢京，次年，复为东都。在盛唐时期，有五帝在洛阳居住达42年之久，其中武则天居洛有30余年，称帝后，改唐为周，即以神都为国都，这是洛阳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

唐代东都城始创于隋大业七年（605）。隋末的战争使洛阳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唐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平王世充，“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74]，宫城内建筑业遭到破坏。唐东都仍因隋制，宫城、皇城如故，总体布局无大变动，只是缩小了御苑的范围，增高了郭城，城门和宫殿等名称亦有所改变，而变革最大的是宫城的建筑。

唐代是洛阳最繁荣昌盛的时期。唐太宗、唐高宗，特别是武则天，对东都城多次重修扩建，使东都城不仅恢复隋时面貌，而且超过原有的规模。其中最负盛名的要算唐高宗上元中（674—675）修建的豪华壮丽的上阳宫和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建造的高出重霄的明堂（又称万象神宫）。上阳宫是唐高宗在宫城以外所筑。《资治通鉴》记：调露元年（679）“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制度壮丽。上阳宫临洛水，为长廊亘一里。宫成，上徙御之”[75]。可见其景色万千，一派富丽景象。上阳宫内部建筑情况，在《唐六典》内记述甚详，除正殿观风殿外，在成化院内有甘露殿、麟趾殿，在本枝院内有丽春殿、芬芳殿，在玉京门西有客省院、荫殿、翰林院等。王建《上阳宫》诗云：“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宫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幔城入涧櫈花发，玉辇登山桂叶稠。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76]从上阳宫的建筑命名：宫、院、殿、楼、亭、阁、台、观等建筑来看，属于离宫园苑，其宫殿之壮丽，园苑之华美，真可谓世间胜境。上阳宫作为唐代帝都洛阳城的地标性建筑，承载了帝都运作于此的实用功能和帝都代表的象征含义，洛阳的天子宅第地位赋予了上阳宫帝王东巡执政的实用价值，同时也赋予了其彰显王朝威严宏伟的特殊意味。上阳宫后来成为唐代洛阳的主要宫殿，高宗末年常居此殿听政，武则天也长期在此主持朝政。唐人李庾的《东都赋》曰：“上阳别宫，丹粉多状。鸳瓦鳞翠，虹梁叠壮。横延百堵，高量十丈，出地标图，临流写障。霄倚霞连，屹屹言言。翼太和而耸观，侧宾曜而疏轩。”[77]由此赋可知，上阳宫的建筑尤为宏丽高大，雕梁画栋之精丽，无不凸显其华贵之气。唐高宗晚年，武则天临朝执政，后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据《资治通鉴》载，684年，“改东都为神都，宫曰太初”[78]；688年，“于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西庙之仪”[79]；690年，“立武氏七庙于神都”[80]。这就标志着洛阳是第一政治中心，接着开始重建显示帝王权威的宫廷正殿。垂拱四年（688）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明堂，“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81]，“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橕藉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象。号曰万象神宫”[82]。此后，武则天不断在万象神宫举行大典，受朝贺、布政、飨群臣、赦天下、受尊号。由此可见东都城的巍峨壮丽，一派帝都景象。另外，在延载元年（694），“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83]。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84]。万岁通天元年（696）三月，“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规模率小于旧。上施金涂铁凤，高二丈，后为大风所损，更为铜火珠，群龙捧之，号曰通天宫”[85]。神功元年（697），“铸九鼎成，徙置通天宫。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余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图山川物产于其上”[86]。这些高大宏伟的建筑，座落在宫城的中轴线上，从建筑设计上突出了大唐帝王的唯我独尊。这时的洛阳，从都城的规制营建来看，达到了鼎盛时期，是城市发展前所未有的一个巅峰，它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唐代洛阳城除了雄伟壮观的建筑外，其城市发展也达到高度繁荣。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京师洛阳城就集中反映了唐代政治开明、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盛唐时期，洛阳因一度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人口众多，交通发达，促进了洛阳工商业的发展。

自东汉以来，洛阳就同文明世界的“丝绸之路”有着密切联系，此后历经曹魏、西晋、北魏至隋不辍，延及唐代更加密切，洛阳成为工商业最集中的地方，可谓这条商路和文化之路东端的起点。洛阳的主要手工业部门都掌握在官府手中，其中以丝织业、建筑业、漆器制造业、冶铸业最为发达。“丝绸之路”的主要输出品是丝绸，洛阳是唐代丝绸的加工集散地。纺织炼染历来是一项重要的行业。唐代长安洛阳都设有“织锦坊”，专门为官府和皇室生产高级丝织品，至开元二年始罢两京织锦坊。“织锦坊”集中了大唐的能工巧匠，技术也尤为高超，例如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87]。洛阳在建筑方面，武则天时期所造的万象神宫和天堂，其高大程度超过了被纪念馆故宫太和殿近两倍，结构的复杂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表现了中国大唐帝国鼎盛时期洛阳非凡的建筑水平。洛阳除居住着皇室贵族、文武百官外，还驻扎有大量的军队，每日需消费大量粮食，官营手工业的粮食加工便应运而生，出现有从事粮食的加工生产。洛阳的冶铸业，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造天枢，高达105尺，径12尺，下面为铁山，周170尺，上面的腾云承露盘，径3尺，高1丈；所铸九州岛鼎，大的高1丈8尺，受1 800石，小的高1丈4尺，受1 200石。洛阳在商业上也极为繁荣。唐代长安有二市，洛阳则有南、北、西3市，且均傍河渠。南市通运渠，北市南临洛河，北傍漕渠，西市通通济、通津两渠。这种设计极有利于商业的繁荣。洛阳三市中，北市一带是最繁盛的地方，这里常有万余只舟船停泊，旅馆、酒店大多集中在此，市内有彩帛行、香行、丝行、骡马行等，骡马行中的牲畜交易还出现了“牙人”，称为“马牙”。此外，三市中还有卖药者、卖器物者等商业店铺。

盛唐时期的洛阳，由严格的坊市制度，市是专门进行商业活动的地区，政府设有市署，有令、丞掌握贸易。市井规定了集散时间，“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88]。洛阳城市商业的繁荣，首先表现在市内的店铺已不能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景龙元年（707）十一月敕：……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各听用寻常一样偏厢，诸行以滥物交易者，没官，诸在市及人众中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89]。这道敕令记载了两京各市诸行的细况，说明景龙年间洛阳和长安一样，市内除正铺外，由于贸易的发达又出现了偏铺，而且还出现了伪劣商品和扰乱市场的现象。这样才遭到政府的干预。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武则天时期，洛阳的商业活动已突破了市的区域性限制，在市的附近和交通要道的地方兴盛起来。北市附近的漕渠桥之东，“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90]。如此阔大景象，漕渠运输的繁忙整合促成了大唐洛阳北市的繁荣。就是隋大同市和大唐西京西市的繁荣也都得力于由洛河引导的分渠。北市附近的殖业、清化、履道诸坊出现了酒家、客舍商铺。由此可见，北市附近区域已成为洛阳繁华的商市天地。另外，洛阳城东大门——长厦门，这一区域水系纵横，环境优美，是大唐南市商贾云集的国际商贸区，也是白居易、裴度等历代文人雅士集宴唱和的高雅休闲之地，这里商铺极多，长夏门附近的履道坊有旅舍，修善坊有酒肆，南市还出现有书肆等，各种商业店铺应有尽有，一派繁盛景象。三市之外还有饮食摊贩。这样，众多商业区和商市点的扩散化分布，说明此时市制已开始动摇。这是唐洛阳商业特别繁荣的重要标志。它说明将商业贸易限制在固定的市场区里已不能适应商业形势发展的需要。这种都市商业，由固定的市场区而发展到市场区及其以外的商业区、商业点并存，此实为一大进步。

洛阳城商业的繁荣与都市聚集着大量商人有着密切关系。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武则天“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91]。其中“多选高产”。这些高产之户中，有不少工商户。再加上“雍、同等州先有工商户在洛者甚众”[92]。由此可知，当时有不少国内商人聚集在洛阳。他们从事的各种商业活动繁荣了京都的商业市场。这时的洛阳是大唐著名的商业都会，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城中有南市、北市等市场，吸引了大量外国商人涌入洛阳从事商业贸易。他们不但将唐的丝织品运往西方，而且还把西方的香料运来洛阳，有的便在洛阳定居。这其中有许多人是粟特商人。武则天执政时期的永昌元年（689），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的安国、史国、康国的商人，在洛阳北市开设有香行。洛阳北市“香行社”造像记中，记录了社官、录事及社人等20余人的姓名，其中有安僧达、史玄策、康惠登、何难迪、康静智等从事香料贸易的商人。这些人的姓氏都为粟特胡姓，大都是来自中亚的胡商或他们的后裔。[93]一些粟特商人可谓富甲一方，如康婆“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巨万……锦衣珠服，人必珍羞；击钟鼎食，出便联骑”[94]。此外，长庆四年（824），波斯大商李苏沙向朝廷进贡沈香亭子材[95]。此波斯大商，显然就是以兴贩香材为业的胡商。正是由于外国商人的众多，为便于他们开展宗教活动，遂在洛阳南市附近德修善坊建有波斯胡寺，立德坊及南市西坊建有胡祆神庙[96]，会节坊建有祆祠。波斯胡寺即景教寺，天宝四载改为大秦寺[97]。景教是唐朝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太宗贞观九年由叙利亚人阿罗本等教士经波斯来长安传教，以后传播到全国各地。洛阳波斯胡寺的建立，说明外商中当有不少叙利亚人。祆寺为祆教的寺院，祆教流行于古代波斯和中亚等地，当时洛阳有多座祆寺，说明洛阳外商中波斯和中亚的商人颇多，反映了洛阳与中亚等地的贸易往来有了急剧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使商人的势力大为增强，洛阳在当时出现了许多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天宝五年，洛阳巨商李秀升，于南市北，架洛水造石桥，南北二百步，募人施财钜万计，至天宝八载始毕[98]。《太平广记》中记载：垂拱中，龙女“汜人尝出轻缯一端卖之，有胡人酬千金”[99]。在京都能出千金买缯一端，绝非一般外国商人。可见，唐代京都洛阳中外贸易交往之繁盛。洛阳兴旺繁盛的市场交易，催生了一大批富豪巨贾，个人财富少则百万，多则敌国。这些富贾更不失时机地彰显着这种富有，这不仅是个人财富的显耀，更是京都洛阳经济繁荣的彰显。

第三节　汉前文学典籍对长安、洛阳的记述

一、先秦典籍中的京都长安

古都长安肇始于西周，长安于先秦时期，水源充盈，土地肥沃，十分利于农作物生长，周人正是选择了这块优越的地理环境定居繁衍，使周文化发展到一个辉煌的阶段。西周初，在长安建立国都后，关于京都长安便有了零散的记述，这些大多数散见于今天流传的《禹贡》、《山海经》、《周礼》、《诗经》、《国语》、《吕氏春秋》与《商君书》等先秦典籍之中。尤其《周礼》、《诗经》有不少内容反映了西周京都丰、镐悠久的都城文化，呈现其独具特色的城市意象。

（一）《周礼》规划之西周国都制度的都城意象

《周礼·冬官考工记》规划的西周国都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100]。西周丰、镐两京就是按照这种国都制度布局帝王都城的。按照各九里正方形的城郭设置面积，四面城郭各开三个城门，城内有经纬交错的道路各九条，经路可容九辆车并行。王宫及远又有郊、甸、稍、县、都的区划，形成方千里的王畿。再以王畿为中心，由近及远又有九畿的划分[101]。《吕氏春秋·慎势》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102]在《周礼·考工记》中，“王宫居中”也被作为“匠人营国”制度而规定下来。然而，某种程度上，《周礼》规划的西周国都制度，实际是对未来国家政体的一个构拟规划的设想，是一种建都规划的都城意象的呈现。这种整齐划一的都城规划及广大的疆域范围，以周代的经济基础和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种虚拟设想的西周国都制度却为后世封建王朝都城建制所采用。

（二）《诗经》中有关西周丰、镐双城的描写

镐京位于沣河东岸，与西岸的丰京仅一水相隔，水上架桥联通二京。西周虽以镐京为都城，但周王朝的祖庙在丰京，奴隶主贵族常到丰京去拜祖祭庙，国王也常去那里暂住，料理国事。实际上丰、镐二京是一个统一整体，是西周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诗·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103]这里歌颂了文王文武皆备，特别是其卓越的武功，武功指伐四国及崇国之功。约前11世纪中期，周文王（姬昌）在今西安城西南长安区沣河中游西岸营建丰京。周文王接受了古公亶父之命，征服了西北和西南诸小国，沿渭河东进，讨伐沣河一带的崇国。崇国是故嵩山崇族的分支，在今长安东。文王晚年灭崇之后，曾在沣河西岸作“丰邑”，以便东征。清方玉润按，丰即崇国之地，在今户县杜陵西南。其子周武王（姬发）在沣河东岸又营建了镐京，后又大会诸侯，推翻了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丰、镐二京在沣河的东西两岸，直到平王东迁（前770）以前，丰、镐双城一直是西周的都城。

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帝王已经拥有池苑，西周丰京有文王灵沼。《诗经·大雅·灵台》叙述了文王建灵台、灵沼、灵囿的情况：“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104]这里记载表明，人们称赞文王灵德泽被鱼鸟虫兽，与民偕乐。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麀鹿鱼鳖。刘向《新序》云：“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据《三辅黄图》记：“周文王灵沼，在长安西三十里。”[105]周文王灵沼在长安西三十里处，灵沼即苑囿中池沼，古时常与神池并举。沣河东岸的镐京宫城旁，灵囿中也有高台、池沼及伏卧的母鹿，是供周王玩赏游乐的场所。据载，文王的灵囿方七十里，养有麋鹿、白鹤等动物，沼内有鱼、鳖和飞鸟等。镐京有镐池，据说为周武王镐京池苑遗址。《三辅黄图》卷四《池沼》曰：镐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又引《庙记》曰：“长安城西有镐池，在昆明池北，周匝二十二里，溉地三十二顷。”[106]《史记·周本记集解》：“徐广曰：‘镐在上林昆明北，有镐池，去丰二十五里。’”《水经·渭水注》镐水“上承镐池于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武王自酆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今沣水之东，长安之南三十里。去沣二十五里镐池，即其故都也。”[107]由此记乃知，周文王将都城从歧邑迁至酆，周武王又迁都于镐。丰京是宗庙和园囿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镐京又称宗周，与丰京合称丰镐。镐京大约位于今西安市长安之南，沣河东岸。

周王朝在国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修建了一条特别宽广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诗经·大弁》中对周国的大镐京遗址大约位于今道也有记述，“踧踧周道”[108]，周国的京都大道很平坦。《孟子》记“周道如砥”这里孟子评价周国道路修建得很好，非常平坦。西周时，朝廷特别注重修整道路，《诗经·大东》中“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形容[109]，即是描写周王朝京都大道平坦似磨石，笔直像箭杆。周都丰镐一带气候温和，河流密集。在东边广袤的白鹿原下，是流淌的浐河，南倚秦岭，北面是宽广平坦的渭河川地。周国郊外的牧场，繁茂的绿地，以及为防御灾害的林木和水池，使周国城郊山水与田园景色浑然一体，成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区域。

除《诗经》外，《国语·周语》对周都也有所记载：“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110]雨过后修路，于枯水期在河流上建桥梁，草木凋敝时储藏粮食，寒霜降临时就备好冬衣，凉风吹过就整修城郭宫室，周人充分利用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的自然规律进行各种修整和建设，这与《夏令》中所记录的经验是一致的，也是周人根据季节变化总结出来的经验。

（三）《诗经》对西周镐京帝王贵族饮宴狂欢的叙写

《诗经》中有关西周镐京帝王贵族们在节庆饮宴时狂欢场景的描写，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欢愉气氛。《诗经》中，对筵席饮酒狂欢最典型的描写莫过于《宾之初筵》：

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

籥舞笙鼓，乐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礼。百礼既至，有壬有林，锡尔纯嘏，子孙其湛。其湛曰乐，各奏尔能，宾载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尔时。

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仙仙。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既醉止，威仪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傞傞。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

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从谓，无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语，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识，矧敢多又。[111]

此诗具体刻画当时帝王贵族于镐京饮宴狂欢的情景，同时也讽刺周幽王及君臣上下饮酒无度，失礼败德，以警戒饮酒失仪。诗歌前两章描写大射宴饮的场面，各个方面都极尽典雅庄重之貌。而第三章就开始描写“屡舞仙仙”的初醉之貌，四章的“屡舞僛僛”是甚醉之状，醉舞欹斜失仪之态，“屡舞傞傞”则是极醉之意。这三句“屡舞”层层递进，由浅入深，再加上“舍其坐迁”、“乱我笾豆”、“侧弁之俄”等语句，将一幅酒醉图淋漓尽致地再现在我们眼前。平时温文尔雅的王公大臣们在酒的刺激下，将最原始、最本质的部分显露出来。尽管这是用来“讽刺统治者饮酒无度失礼败德的诗”[112]，但它的确释放了体内过剩的“力比多”，展示了人类本性中最本真、最赤裸的一面。人们的思想里不再有道德、礼教的束缚，而是以彻底的姿态释放着原始本能。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是迷狂的，也是快乐的，更是让人发笑的。“对话性的筵席语言，亲昵、坦率、不拘形迹、亦庄亦谐、风趣幽默，他享有一种特别的自由。”[113]这种自由是在平常的日子中难以享受到的，只有在欢乐的筵席上，在酒至半酣的时刻才能得到彻底彰显。这种欢悦的景象在《诗经》中得以真实展现，正是文化面对自然的最本质、最赤裸的表达。《诗经·鱼藻》叙写周王在镐京安乐宴饮的场景：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

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

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114]

这是一首赞美君贤民乐的诗歌。诗中描绘了周王在镐京饮酒作乐的场景，或亦以此讽刺周幽王之意。此诗朴实中寓新奇，无论是语言技巧、结构方式还是总体风格都与民谣相近。那种根植于民间新鲜活泼和摇曳多姿的诗风在雅诗中独显风韵。全诗三段中每段第二句对鱼的形态描写，酷似现代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依于其蒲”则是鱼在藻中摇头摆尾，得其所需的全景式展示。三段并提，由特写至全景，构成了一组极具情节性和象征意味的鱼藻情趣图。而诗的每段后两句则是写王，“王在在镐”、“饮酒乐岂”，形式上只是语序颠倒，实则暗含活动顺序和因果；“有那其居”既是对周王居所镐京的无限赞叹，也是对前两段因果关系上的照应。春秋时代，酒是富足后的奢侈品，因而也是欢乐的象征，那欢乐的气氛在酒香弥漫中显得更为浓烈，其宴饮之景、欢乐之情跃然纸上。

二、《诗经》对东周都城洛邑的记述

东周洛邑（洛阳）的营建，始于西周初年，今洛阳有周公庙以示纪念。周武王克商后建立周朝。第二年武王死，年少的成王即位，不久即派周公去东方今洛阳一带营建两座城池，一为王城，亦称洛邑（今洛阳王城公园，“雒”通“洛”）；一为成周，亦称下都（洛阳白马寺东侧），相距25公里。

成王即位后，由周公辅政，于洛阳建都，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地理位置又适中，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处于重要地位。当时周公曾向成王陈述：洛阳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说明在洛阳建都的重要性。成王即位第二年初，率群臣到丰京告祭祖庙，同时，又派召公去洛邑勘察地形，规划城郭、宗庙、宫室和市场等位置。大概历经九个月，建好了城墙和宫室。成王从镐都至洛邑，将象征王权的“九鼎”从殷都朝歌迁往新都。洛邑建成后，周公率诸侯于王城（洛邑）宗庙祭祀文王，《诗经·周颂·清庙》中记载：

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115]

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人们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宗庙的位置，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大夫则庙左而右寝。庶民则是寝室中灶膛旁设祖宗神位。据此，东周诸王宗庙之祭的地点也该在王城（洛邑）的宫殿区之内。这里，《诗经》中描绘了周公率领众诸侯于洛邑清肃而壮美的宗庙里，恭敬陪祭，执事的人们威仪齐整，各自奔走于宗庙里忙祭祀的场景。

传说王城（洛邑）建完，定九鼎，王宫内有吉兆，凤凰翔舞，歌舞升平，呈现一派祥和之象。成王为之兴奋，以示内心雀跃之情，遂作《神凤操》歌一首：“凤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灵？赖先人兮恩泽臻，于胥乐兮民以宁。”此歌名于《乐府诗集》中记载：“一曰《凤凰来仪》，《古今乐录》曰：‘周成王时，凤凰翔舞，成王作此歌。’谢希逸《琴论》曰：‘成王作《神凤操》，言德化之感也。’《琴集》曰：‘《凤凰来仪》，成王所作。’”[116]歌中所描绘的情景，似乎向我们再现了周成王时，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一番国泰民安的祥瑞景象。当时周代已有了天子宴享时的宴乐，有时在宫廷大典和大节宴庆上，也会演奏颂扬本朝功德的雅乐舞。这首成王即兴所作之歌《神凤操》便是当时盛景的记录。

西周国王每年都到王城（洛邑）会诸侯，接受诸侯朝拜。王城（洛邑）的地位仅次于镐京，成为西周的陪都。《诗经·小雅·瞻彼洛矣》中描绘了周王在洛邑会诸侯以及诸侯对周王赞美的盛况：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师。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万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万年，保其家邦。[117]

此诗生动描述了周天子会诸侯于东都洛阳以讲武事，而诸侯美天子之诗。诗中记叙了周天子御戎服而起六军，于洛阳检阅六师以举武事，安家邦，由此赞美天子能整军经武，保卫邦家，使周室独具中兴气象。

王城（洛邑）营建制度与丰镐二京建制相同，也是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城共有十二座门，城门都有三条道，宽二十步。规定男子走右侧，女子走左侧，中间行车辆。正南门为圉门，正北门为干祭门，正东门为鼎门，九鼎就是由此门入城内的。城内有纵横街道甚为宽阔。各城隅建有九个长三丈、高一丈的齿形雉堞，供防守用。王宫在城的中央，宫南面有广场，是诸侯朝会帝王的地方。宫北有书坊，是朝廷上下阅览书画之所。宫有五门，内有六寝。从洛邑的建制和规模可知，王城（洛邑）是西周皇室贵族所居之地，帝王常在此居住，处理政务，召见各诸侯，是西周的政治中心之一，乃当时繁盛之都。

[1]参见朱士光主编：《中国八大古都·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国古都学会通过并经国内史学家认可的八大古代都城，按定都时间先后分别为：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杭州、安阳、郑州。

[2]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1《咸阳故城》，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3]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99《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40页。

[4]宋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9《献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9页。

[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20页。

[6]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0页。

[7]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6页。

[8]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72页。

[9]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8—129页。

[10]唐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3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82页。

[11]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70《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89页。

[12]“关中本位政策”具体内容：其一，入关的胡汉贵族“改京兆人”或“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淡化胡汉差别。其二，以婚姻为纽带，增强关陇集团上层凝聚力。尽管西魏、北周、隋、唐的王朝更替频繁，但4个王朝都来自关中婚姻集团的圈子。其三，以关中为根据地，完成统一大业。

[13]陈寅恪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36页。

[14]西汉刘向辑录：《战国策》卷3《苏秦始将连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15]唐魏徵等撰：《隋书·帝纪》卷3《炀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3页。

[16]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156《州郡部二》引《两京记》：“贞观六年改为东都，旧宫为洛阳宫。”《四部丛刊三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89页。

[17]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3—4页。

[18]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1《汉长安故城》，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19]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1《汉长安故城》，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20]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1《汉长安故城》，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58页。西汉武帝以前，一汉尺合今23.5厘米。见天石《西汉度量衡略说》，《文物》，1975年第12期。

[21]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1《汉长安故城》，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22]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1《汉长安故城》，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2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24]汉赵岐撰，晋挚虞注，清张澍辑：《三辅决录》卷2，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25]唐佚名撰，清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旧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2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5页。

[27]参见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长安九市》，对九市有三种解释：一说指长安城内的九个市场，王仲殊云：“三市在街道之东，称东市；六市在街道之西，称西市……二说指长安城内外的九个市场……陈直曰：“汉城九市，今可考者，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七市之名，此外尚有高市……三说九市只表市场之多数，而非具体的市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85—86页。

[28]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引《三秦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29]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引《三秦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28页。

[3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3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5《东方朔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58页。

[32]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33]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

[34]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2页。

[35]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卷1，《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3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4、414页。

[37]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引《庙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3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5页。

[3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8页。

[40]据《水经注·谷水条》和《洛阳伽蓝记》附图。

[41]宋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灵帝纪》注引蔡邕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9页。

[42]隋树森编著：《古诗十九首集释》卷2《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页。

[43]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谷水》卷16注引《汉官典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97—398页。

[4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0—441页。

[45]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5《礼仪志中》注引《洛阳宫阁簿》，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31页。

[46]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5《礼仪志中》注引蔡质《汉仪》。

[4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1页。

[48]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点校：《水经注·谷水》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01页。

[49]《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

[50]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点校：《水经注·谷水》卷16，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01页。

[51]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0页。

[52]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9页。

[53]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52页。

[54]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页。

[5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4页。

[5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57]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28《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25页。

[58]汉王符著，汪继培笺：《潜夫论》，《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50页。

[59]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9《王符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35页。

[60]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0《光武郭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03页。

[61]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第1648页。

[62]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9《王充传》，第1629页。

[63]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44页。

[64]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34《梁冀传》，第1182页。

[65]清徐松撰，清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1，《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66]《唐两京城坊考》卷1：“皇城，亦曰子城，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张穆校补注引《新书志》曰：“皇城长一千九百一十五步，广一千二百步。”清徐松撰，清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1，《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

[6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51《杨贵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79页。

[6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77页。

[69]［日］圆仁撰，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4，北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25页。

[70]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62页。

[71]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9《王氏子》，第4096页。

[72]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4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4936页。

[73]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3页。

[74]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189，《唐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918页。

[75]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2，《唐纪》十八，第6358页。

[76]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30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3409页。

[77]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40，李庾《东都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647页。

[78]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3，《唐纪》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21页。

[79]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第6447页。

[80]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第6467页。

[81]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第6447页。

[82]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第6454页。

[83]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96页。

[84]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02—6503页。

[85]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05页。

[86]以上引自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03—206，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21—6517页。

[87]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0—41页。

[88]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6《市》，《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81页。

[89]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6《市》，《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81页。

[90]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城坊考》卷5《东京·漕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7页。

[91]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4《移户》，《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53页。

[92]清董诰编：《全唐文》卷272《请停募关西户口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65页。

[93]《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册，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424页。

[94]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贞观13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页。

[9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上《敬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2页。

[96]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97]清董诰编：《全唐文》卷32《改波斯寺为大秦寺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57页。

[98]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6《桥梁》，《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77页。

[9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98《太学郑生》引《异闻记》，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2373页。

[10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考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27页。

[101]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02]秦吕不韦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慎势》，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211页。

[103]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6—527页。

[104]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4—525页。

[105]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3《池沼》，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56页。

[106]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4引《庙记》，第215页。

[107]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卷3引，据《经训堂丛书》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页。

[108]陈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88页。

[109]陈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08页。

[110]徐元诰撰，王树民点校：《国语集解》，《国语·周语中》，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8页。

[111]陈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53—456页。

[112]陈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56页。

[113]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73页。

[114]陈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59页。

[115]陈俊英译注：《诗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20页。

[116]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57，北京：中华书局，《四部丛刊初编》本，第427页。

[117]陈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40页。

第二章　汉代京都赋的文学抒写及其社会历史内涵

汉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极其辉煌的时期，经济繁荣发展，社会生活繁荣兴旺，政治开放昌明，使得当时文人有了生逢盛世之感，怀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建功立业的宏伟志愿，开始自觉地歌颂给他们带来希望的盛世天下。凡能表现这一统帝国强大繁荣的事物，如宫殿、苑囿、田猎等景象，都成为文人们极力描写的对象。而在众多事物之中，最能体现帝国风范的莫过于京都了。京都为天子所在，封建专制在赋予天子至高无上权力的同时，也使京都成为天下的至尊之地。它规模宏伟、气势雄壮，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军事中心、战略要地，也是汉唐帝国的缩影。汉代文学中，京都赋是汉大赋的突出代表，京都赋的兴盛取决于汉帝国的强大繁盛。本章主要探析汉代京都赋中对长安、洛阳两京的城市风貌、经济、社会生活等盛况的详实抒写。

第一节　京都赋中展现的长安帝都风貌

都城作为朝廷的政治中心，每个新王朝创立时，开国君主和辅佐大臣都会将都城的建设作为其首要的政治任务，慎重地选址、规划，安排施工等以适应统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汉代京都城宏伟、富丽的建构，在京都赋中都有详实的描绘。

班固的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也是京都赋的奠基之作。两都赋分别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上下两篇，分别指汉代西京长安、东京洛阳。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了汉长安的地理位置：

乃眷西顾，实惟作京。于是晞秦领，睋北阜，挟酆灞，据龙首。图皇基于亿载，度宏规而大起，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奢而极侈。[1]

由此可知，汉长安城位于西周古都丰、镐二京的东北，秦都咸阳之南微偏东，龙首山的北坡，并以秦兴乐宫为最早的基地，向西、向北展开，直抵渭河南岸，隔渭河与秦咸阳宫遥遥相望。汉代西京长安的规模建设十分宏伟。《西都赋》着重描写西都长安的繁荣：建设之宏大，郊畿之富饶，坚城深池之固，士女游侠之众，物产之盛，华阙崇殿之巨丽，掖庭椒房之尊贵，离宫苑囿之壮观，皆冠于天下。班固在《西都赋》盛赞西京长安的恢弘气势：“建金城其万雄，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2]当时的长安城有着坚固的城池、雄伟的房屋、通畅的街衢和热闹的集市。尤其是它的街道，三达的大道既平且宽，城墙四面各开有三座城门，每个门洞各通有一条大道。汉代京都赋中，与班固“两都赋”相媲美的是张衡的“两京赋”，都是对汉代两京的叙写。张衡在《西京赋》中就记载了汉代长安城建构的盛况：“观其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当时长安城每面城墙都开着三道大门，三条大道平坦端直，四面十二条大道都可以并驾齐驱。规模如此盛大，可以想见其工程之宏伟。《西京赋》还记载了当时筑城时规划布局的细况：“量径轮，考广袤，经城洫，营郭郛。取殊裁于八都，岂启度于往旧。乃览秦制，跨周法，狭百堵之侧陋，增九筵之迫胁。”在制定建设规划时，他们参照秦朝的体制，决策超越周王室的规模。经周密规划，汉长安城“街衢相经，瀍里端直，甍宇齐平。北阙甲第，当道直启。程巧致功，期不陁陊。”[3]如此能工巧匠技艺高超，呈现出京都长安的非凡建构。

汉代京都宫殿是都城建筑的核心。汉长安城的宫殿建筑几乎占去全城的一半，其规模之大、建筑之多、殊形迥异、奢华侈靡、辉煌壮丽之盛象，都是空前所有。汉代班固的“两都赋”与张衡的“两京赋”，两者都对京都城未央宫、建章宫、上林苑等作为西京长安的标志性建筑进行铺陈，并以此为代表，来概括长安宫殿与园林建筑的风格。

一、京都赋中的长安宫殿建筑

（一）未央宫

汉代京都长安城内的未央宫建于汉初，高祖七年（前200）萧何营造，是西汉皇帝听政和住宿的地方，位于汉长安西南的龙首山上，《括地志》云：“未央宫，在雍州长安县西北十里长安故城中。”[4]根据考古勘察[5]，未央宫遗址在汉长安城遗址的西南角，其残存宫墙东西各长2 150米，南北两墙各长2250米，周长8 800米，全宫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这一面积和刘歆在《西京杂记》中的记载相近：“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6]宫内主要建筑物有前殿、宣室殿、温室殿、清凉殿、麒麟殿、金华殿、承明殿、高门殿、白虎殿、昭阳殿、柏梁台、石渠阁、天禄阁等。其殿台宫阁在《西京杂记》中皆有记载：“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7]总计长安城中的殿台观阁等建筑有近70个，鳞次栉比，雄伟壮丽，组成了宏大的建筑群，规模空前。汉惠帝时又对此宫进行了扩建，宫群周长32里，街道17里，有32个台榭、12个池沼，还有4座假山、81个宫门及14个掖门，建造得十分壮观，极尽宏丽之能事。从惠帝开始，长安诸帝王移居未央宫听政，它便成为长安的主要政治中心。

班固和张衡的“京都赋”都有对都城长安未央宫的描写，且都以未央宫的前殿为中心展开，赋中着重描绘未央宫的殊形诡制、各具异观的风格特征。班固、张衡皆采用“散点透视”的笔法，从外部着眼，先对未央宫的总体风格进行铺陈。如班固《西都赋》描绘未央宫：“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8]又张衡《西京赋》：“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疏龙首以抗殿，状巍峨以岌嶪。亘雄虹之长梁，结棼橑以相接。蒂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9]长安城未央宫坐落在高高的龙首山上，因山势巍然耸立；高耸的华阙，装饰华美；建筑群勾檐雕梁、彩绘玉饰，参差错落，流光溢彩，给人以雄壮华美之感。

班、张在描述长安未央宫附属建筑时，皆涉及前殿、清凉殿宣室殿、中温室殿、龙兴殿、白虎殿、麒麟殿、金华殿、太玉堂、含章殿等，两者皆着重铺陈前殿巍峨的形势，但也各有侧重。如班固《西都赋》描述：“于是左墄右平，重轩三阶。闺房周通，门闼洞开。列钟虡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仍增崖而衡阈，临峻路而启扉。徇以离殿别寝，承以崇台间馆。焕若列星，紫宫是环。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区宇若兹，不可殚论。增槃业峨，登降炤烂，殊形诡制，每各异观。乘茵步辇，惟所息宴。”[10]这里，班固对未央宫附属建筑物前殿、金华殿、白虎殿、麒麟殿、大玉堂殿等进行了描写，着重突出这些殿宇殊形诡制的建筑风格特征。又张衡《西京赋》记：

三阶重轩，镂槛文。右平左墄，青琐丹墀。……重门袭固，奸宄是防。仰福帝居，阳曜阴藏。洪钟万钧，猛虡趪趪。负笋业而余怒，乃奋翅而腾骧。

朝堂承东，温调延北。西有玉台，联以昆德。嵯峨崨嶫，罔识所则。若夫长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鸟，龙兴含章。譬众星之环极，判赫戏以辉煌。正殿路寝，用朝群辟。大夏耽耽，九户开辟。嘉木树庭，芳草如积。高门有闶，列坐金狄。[11]

此处张衡描绘未央宫的附属建筑也着力渲染宣室殿、含章殿、麒麟殿等殿宇富丽堂皇，形制殊异的风格特色。另外，张衡还描写了周围其他建筑：兰台、金马门、石渠阁、天禄阁等，使未央宫的整体概貌跃然纸上。由以上记载，可想见长安城未央宫整体规模之壮丽，形制之殊异，各具异观，雕饰尤为雅致。

作为长安城未央宫中心建筑的前殿，是当时朝廷举行盛大典礼的重要场所。未央宫初建成时，刘邦曾在此大朝诸侯群臣。此后，霍去病出征、张骞出使、昭君出塞、苏武归国等受命和接见都曾在未央宫进行。《三辅黄图》载，未央宫前殿建筑高达35丈，约合80余米。从未央宫前殿遗址看，它是一座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200米、残高15米的巨大殿基台，从下到上其落差自然形成三层台阶，也就是班、张都提到的“三阶”，“左墄右平，重轩三阶”，“三阶重轩”。这些错落有致的台阶，是当时觐见皇帝、接受诏书、参加典礼的必由之路。台阶尽头是巍峨华美的前殿，当给人威严神圣之感。台上两侧各有一自然形成平面的大石，是未央宫前殿大门柱础。城的西南，称西宫，城的东面是长乐宫，站在殿基台的最高处，高畅的龙首原四周的远景一览无余，北原上的汉陵，刘邦墓（长陵）、石渠阁、桂宫等高大的土丘一字排开；西面可依稀看到咸阳桥的桥柱；东面远眺是骊山苍翠的轮廓；南面向下俯瞰便是古老的西安城。汉未央宫前殿遗址与唐含元殿遗址相比，其明显不同处是，未央宫前殿基台遗址处在一个地势十分开阔、高敞的坡地之上，这正符合《三辅黄图》所说：“营未央宫因龙首山以制前殿。”[12]它是依龙首山高昂旷远的地势而建成的未央宫前殿，气势轩昂。站在此高点，可以眺望很远的地方。未央宫前殿的雄伟与壮观，足见当年汉代帝王至高无上天子之尊的威严。

综观未央宫的整体建构，如果说前殿集中体现了长安未央宫壮观的建筑风格，那么班固铺陈其周围的天禄、石渠、官署等附属建筑，则是强调其他宫室的职能。班固《西都赋》记载：“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谆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13]这里的天禄阁、石渠阁曾是萧何当年营造并收藏典籍、校订图书的地方，“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祕书”[14]。位于未央宫西北角的石渠阁遗址仍有高约7米的夯土台基，台基底部东西60米，南北50米。而天禄阁则位于石渠阁东520米处，前殿以北720米处，夯土台基高约10米，底部平面近乎方型，边长约20米。[15]在未央宫前殿西北850米处，有一四合院式的大型庭院遗址，面积约为9 640平方米。院子中央有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将院子分为东西两座庭院。院内各有南北两排建筑，房屋之间分别有天井和回廊。根据遗址内出土的器物和骨签判断，当是中央官署的遗址。[16]这也正如张衡在《西京赋》中所记：“内有常侍谒者，奉命当御。兰台、金马，递宿迭居。次有天禄、石渠，校文之处。重以虎威章沟，严更之署。”[17]由于未央宫以北司马门为官员上朝的地方，此官署又在其西北角，当为办公场所。同时，考古发掘东北角，既发现了弓弩铠甲、铜镞铁戟等物，也有土夯台基建筑，推测当为守卫官员办公之所。[18]当年这里“卫尉八屯，警夜巡昼。植铩悬犬，用戒不虞”[19]。由此可以想见其部署戒备之森严。

比较班固、张衡二人对未央宫的描写，两者皆从建筑外部特点着眼，先总述后分述，层次分明；先宫殿而后官署，详略互见，处处留意于宫殿建筑的共同特点——壮观。而且他们还特别指出，各个宫殿互有差异，“殊形诡制，每各异观”，“嵯峨崨嶫，罔识所则”，由于形制各异，很难分辨出其采用的法则。他们笔下鳞次栉比的未央宫建筑群，早已消失在几千年的水火之中，世事沧桑，如今所能追寻到的只是斑驳残存的台基和历尽沧桑的夯土。透过这些遗存之物，我们还是能够想象当时长安未央宫宏丽的规模和壮观的帝都气象。

（二）建章宫

建章宫是在西汉中期国力强盛、财力雄厚的情况下兴建的，因此宏伟、侈靡。其不少地方的建制都超过了未央宫，是西汉长安城最为奢华宏伟的离宫别馆。其规模之宏大：“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20]就建章宫的布局来看，从正门圆阙、玉堂、建章前殿和天梁宫形成一条中轴线，其他宫室分布在左右，全部围以阁道。宫城内北部为太液池，筑有三神山，宫城西面为唐中庭、唐中池。中轴线上有多重门、阙，正门曰阊阖，也叫璧门，高二十五丈，是城关式建筑。后为玉堂，建台上。屋顶上有铜凤，高五尺，饰黄金，下有转枢，可随风转动。璧门之西有神明，台高五十丈，在璧门北，起圆阙，高二十五丈，其左有凤阙，其右有井干楼。进圆阙门内二百步，最后到达建在高台上的建章前殿，气魄十分雄伟。《三辅黄图》记载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在未央宫西长安城外”[21]。建章宫是汉武帝刘彻于太初元年（前104）建造的宫苑，其规模宏大，有“千门万户”之称。班固《西都赋》云：“陵墱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连外属。设璧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金雀。内则别风之嶕峣，眇丽巧而竦擢。张千门而立万户，顺阴阳以开阖。”[22]当时，汉武帝为了往来方便，跨城筑有飞阁辇道，可从未央宫直至建章宫；其宫内“张千门而立万户”，建章宫的宫殿建筑无论在高度上、规模上还是装饰上，都超过了未央宫及其附属建筑。班固《西都赋》描写建章宫，主要围绕其游观之乐、奢丽之风来展现：

尔乃正殿崔巍，层构厥高，临乎未央，经骀荡而出馺娑，洞枍诣与天梁，上反宇以盖戴，激日景而纳光。神明郁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跻。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回带于棼楣。虽轻迅与僄狡，犹愕眙而不敢阶。攀井干而未半，目眴转而意迷。舍櫺槛而却倚，若颠坠而复稽。魂怳怳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既惩惧于登望，降周流以彷徨。……骋文成之丕诞，骋五利之所刑。庶松乔之群类，时游从乎斯庭。实列仙之攸馆，非吾人之所宁。

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大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讲武事。[23]

由此描述可知，建章宫建筑之瑰丽、娱游之壮观，真可谓游观侈靡，穷妙极丽，既概括了建章宫以资游乐的功能，又点明了这些宫殿建筑的整体风格。据《三辅黄图》记载，建章宫前殿建成后，可以“下视未央宫”[24]。由于建章宫建于西汉国力强盛的武帝时期，故有意于“厌胜”，正如《西都赋》所云：“正殿崔巍，层构厥高，临乎未央。”由此可见，建章宫其规模和壮丽程度都远远超过未央宫，成为西汉长安宫殿建筑的极致，聚集了当时帝都宫殿华美、壮丽、巍峨的风格特征。又如张衡《西京赋》对建章宫的景象也有细描：

建章是经，用厌火祥。营宇之制，事兼未央。圜阙飒以造天，若双碣之相望。凤骞翥于甍标，咸遡风而欲翔。阊阖之内，别风嶕峣。何工巧之瑰玮，交绮豁以疏寮。……闬庭诡异，门千户万。重闺幽闼，转相逾延。望窈以径廷，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台蹇产以极壮，墱道逦倚以正东。似阆风之遐坂，横西洫而绝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内外潜通。[25]

以上铺叙，无不让我们感受到建章宫建筑之瑰玮壮丽、游观之暇逸。对比班固、张衡对建章宫的描写，可见他们皆采用动态“流观”的手法，既环视了建章周围阁道连属，又仰视了正殿的“层构阙高”；既游目天外，远眺沧池，又回望宫室，不知所至。二人巧妙运用视距的灵动变化，移步换景，将建章曲径通幽的布局巧妙展现出来。他们的笔触，给人的不是静穆感，而是充满了灵动的美感。此笔法，符合建章宫游览侈靡的用途，也便于刻画其瑰丽极壮的建筑风格。

（三）后宫

西汉帝都长安城的后宫包括昭阳、长乐宫、北宫、明光、桂宫以及未央宫中的椒房殿等宫殿建筑群，班固、张衡对这些宫殿的描写，大多采用“内顾”的手法，集中刻画宫室内部琳琅满目的珠宝和华丽的装饰。如张衡《西京赋》云：

后宫则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皇、鸳鸯。窈窕之华丽，嗟内顾之所观。故其馆室次舍，采饰纤缛。裛以藻绣，文以朱绿。翡翠火齐，络以美玉。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金戺玉阶，彤庭辉辉。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罗生，焕若昆仑。虽厥裁之不广，侈靡逾乎至尊。于是钩陈之外，阁道穹窿。属长乐与明光，径北通乎桂宫。命般尔之巧匠，尽变态乎其中。后宫不移，乐不徙悬。门卫供帐，官以物辨。恣意所幸，下辇成燕。穷年忘归，犹弗能遍。瑰异日新，殚所未见。[26]

以上所记，无不彰显其后宫居室建构之华美，装饰之奢丽，此真乃非凡之奇观。张衡认为后宫“虽厥裁之不广，侈靡逾乎至尊”，虽面积有限，但其藻饰、物品、摆设都瑰丽奇异。另有班固《西都赋》记：

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欢、增城，安处、常宁、茞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鸯、飞翔之列。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扣切，玉阶彤庭，碝磩采致，琳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飒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27]

在长安城众多的宫室寝殿中，昭阳殿之富丽堂皇可谓达到极盛的程度。这里班固选取后宫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昭阳殿，通过铺陈宫中琳琅满目的珍奇珠宝，将后宫的奢华物件皆罗列出来，其奇珍异宝，处处流光溢彩、馥郁芬芳，无不呈现其奢丽华美之象，这一盛景的描述也集中展现了西都长安的繁盛华丽、丰裕富足，凸现出宫阙崇殿的壮丽之美，此情此景，让读者尽收眼底。西汉皇家宫殿群中，长乐宫与未央宫、建章宫同为汉代三宫。张衡《西京赋》云：“勾陈之外，阁道穹窿。属长乐与明光，径北通乎桂宫。”[28]长乐宫本是秦时的兴乐宫，宫城四面各辟一门，东、西两门外筑有阙楼，称东阙、西阙。长乐宫内主要由前殿、宣德殿、高明殿、临华殿、温室殿、鸿台、钟室等14座宫殿台阁组成，周长十公里，其宫室构建之华美，规模之宏丽绝不逊色于秦代。汉朝初年，刘邦就在这里接见朝臣和诸侯；后来，长乐宫成为专供太后居住的地方。另有《三辅黄图》记载：“桂宫在未央北，中有明光殿土山，复道从宫中西上城，至建章神明台蓬莱山。”[29]根据考古发掘，其位置与所载大致相同，宫殿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约1 800米，东西约880米，四周有宫墙。[30]其主体部分二号遗址，东西长84米，南北长56米，分南北两座庭院，南院有建于夯土之上的殿堂遗址，周有回廊，南面有东西二阶，布局与椒房殿相似[31]。桂宫修建于武帝时期，装饰华美：“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玑为帘箔，处处明月珠。金戺玉阶，昼夜光明。”[32]与班固“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璧，是为列钱”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班固、张衡所铺陈的珍奇，可以与《西京杂记》所记进行对照：

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含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上设九金龙，皆衔九子金铃，五色流苏。带以绿文紫绶，金银花镊。每好风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铃镊之声，惊动左右。中设木画屏风，文如蜘蛛丝缕，玉几玉床，白象牙簟，绿熊席……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龙蛇，萦绕其间，鳞甲分明，见者莫不兢栗。匠人丁缓、李菊，巧为天下第一。缔构既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说之，而外人稀知，莫能传者。[33]

由此可知，后宫昭阳殿的器物，以金玉珠宝、翡翠琉璃之物为主，色彩斑斓，形态天成。且其摆设，皆异于常物，皇家富贵，于此可见。后宫是皇后的日常起居、帝王游乐行幸的地方，虽比不上未央宫的规模，但在内部装饰上，奢靡有加，处处呈现其皇家豪奢富丽的气派。长安城后宫的豪奢富庶在班固、张衡的赋中得以充分敷陈想象。让世人深深感受到后宫建筑风格之瑰异日新，殚所未见。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更是凝固的历史。它们见证和亲历了种种历史事件。文献记载了西汉长安城未央宫、建章宫、后宫昭阳、长乐、明光、桂宫等宫殿群的存在，而考古发掘又证明了这些宫殿建制的完善和规模的庞大，同时，汉赋又保存了这些建筑的外在形式和内在装饰的细描，三者结合，清晰地展现出西汉宫殿建筑奢豪宏丽、奇异瑰丽的风格特征，让千百年前的历史盛况真切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二、京都苑猎赋中的皇家禁苑

汉代上林苑在京都长安西南，于秦旧苑的基础上扩建而来。秦汉之际，上林毁于战火，高祖时期，尚一片荒芜。武帝从建元三年开始，对上林苑进行大规模整修，《汉书》记载：“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阙、神明、馺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游观侈靡，穷妙极丽。”[34]上林苑经过扩建之后，成为规模空前的皇家禁苑。上林苑是西汉王朝著名的囿苑，也是京畿地区最大的禁苑，论其规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独一无二的皇家宫苑。

汉代大赋中描写京都苑猎的题材，作为一种社会人文现象，其社会性、现实性极强。没有汉代统一、强盛、繁荣的社会现实环境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成就京都苑猎赋的繁荣。汉代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以夸耀的笔调描写了大汉帝王上林苑的壮丽及汉天子游猎的盛大规模，歌颂了统一王朝的声威和气势，表现了对汉帝国的颂扬。关于上林苑的范围及其盛大景象，《上林赋》有详细记载：

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产，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州淤之浦，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漭之野，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狭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彭湃，滭弗宓汩，佖侧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洌，滂濞沆溉，穹隆云桡，宛潬胶盩，逾波趋浥，涖涖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陨队，沉沉隐隐，砰磅訇磕，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漂疾，悠远长怀，寂漻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灏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东注大湖，衍溢陂池。[35]

这里以“穷极声貌”的磅礴气势，与其正大堂皇题材的和谐结合，呈现出一派巨丽之美，有力地展出了汉帝都上林苑恢宏壮丽的盛大景象。《三辅黄图》描写上林苑云：“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周袤三百里。”[36]由此可知，上林苑的范围，包括灞河、浐河、沣河、镐河、潏河、涝河流域的全部和泾河渭河的一部分。据现在的地理区划，它南界为秦岭主脊、北界达北山和渭河北岸，东至临潼境，西跨周至县。号称周袤三百里，这处皇家苑占地之广可谓空前绝后。

上林苑地域如此广大，苑中融集了大量内容。上林苑中既有优美的风光，又有丰富的物产，甚至天下珍奇。如班固《西都赋》记述如下：

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鳞、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逾仑昆，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37]

这里的描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大汉帝国的壮丽景象：江山宏伟，版图辽阔，物产丰饶，土地肥沃，城市繁盛，宫阙巍峨，商通四海，百工并作，异域珍类，应有尽有，天上人间，浑然一体，人神鸟兽，杂然相处，构成一个琳琅满目、热闹非凡、活力四射的世界。《西都赋》对上林苑的描述与张衡的《西京赋》有相吻合之处：

上林禁苑，跨谷弥阜。东至鼎湖，邪界细柳。掩长杨而联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缭垣绵联，四百余里。植物斯生，动物斯止。众鸟翩翻，群兽。散似惊波，聚以京峙。伯益不能名，隶首不能纪。[38]

以上所引班固、张衡之赋作，皆描写了上林苑收集天下珍禽异兽，奇花异草，极示皇家园林之富庶，广集殊方异类。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对其中的山水草木鸟鱼兽等分门别类进行了描述；如其山水草木的铺陈：“于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参差。九峻嵕嶻，南山峨峨，岩阤甗锜，嶊崣崛崎。振溪通谷，蹇产沟渎，谽呀豁閜，阜陵别坞，崴磈嵔廆，丘虚堀礨。隐辚郁垒，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涣夷陆；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掩以绿蕙，被以江离，糅以蘼芜，杂以留夷。布结缕，攒戾莎，揭车衡兰，槀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持若荪，鲜支黄砾，蒋芧青薠，布濩闳泽，延曼太原。离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菲菲，众香发越，肸蚃布写，晻薆咇茀。”[39]由此处可见上林苑山水草木之壮丽秀美；其高山挺拔耸立，巍峨雄峻，山势起伏，忽高忽低，连绵不绝；河水缓缓流动，溢出河面，四散于平坦的原野；水边平地，一望千里，无不被捣筑开拓；地上长满菉草和蕙草，覆盖着江蓠，间杂着蘼芜和留夷，布满了结缕，深绿色的莎草丛生在一起，还有揭车与杜蘅、兰草、稿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橙、杜若、荪、鲜枝、黄、蒋、芧、青薠，遍布于广阔的大泽，蔓延在广大的平原之上。花草绵延不绝，广布繁衍，迎着微风倒伏，吐露芬芳，散发着浓烈的香味，郁郁菲菲，香气四溢，沁人心田，更令人感到芳香浓烈。上林苑其兽则“麒麟角端，騊駼槖驼，蛩蛩驒騱，驶騠驴骡”[40]。由此可知，上林苑也是一个巨大的动物养殖场。苑中设有兽圈、马厩、鱼塘、鹿苑、犬台，养有鹿、马、虎、狮、羊、驴、狗、鱼等。上林苑令主管苑中禽兽。生产的物品多数供宫室和皇室使用，宫廷的物品消耗是十分巨大的，这些生产机构的规模一定也不小。《汉旧仪》记载皇帝为了祭祀和宴宾，一次就从上林苑提取“鹿千枚”、“兔无数”。汉上林苑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天然植被当然尤为丰富。此外，另由人工栽植大量的观赏树木、果树和少量药用植物。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详细描叙：

于是乎卢桔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貤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41]

由以上记载可见，上林苑又是一处庞大的植物园。《西京杂记》卷一也记载了大量果木，文长不举。可以想见，上林之物产断非尽为虚言。班固、张衡将上林苑同众多宫室放在一起铺陈，说明上林苑和长安其他宫殿建筑一起，也是长安都城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汉代京都长安城市意象的独特景观。

上林苑也可以说是皇帝独自占有的私家园苑，其中分布着大量的宫观陂池，以及植物园、兽圈、猎场、马厩、牧场，还有一些作坊等设施场所。因而其功能也是多样化的，具备了早期园林全部功能——娱乐、狩猎、居住、生产、通神、求仙、游憩，此外还兼有军事训练等功能。据《汉旧仪》记载上林苑中有离宫七十所；《苑囿》引《关中记》则说：“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42]苑即园林，苑中之苑，也就是上林内三十六处“园中之园”。这些园林一部分是秦代旧苑，大都是武帝时期及以后陆续所建，一般都建置在风景优美的地段作为游憩的场所。如：宜春下苑，武帝时建，内有曲江池；乐游苑，宣帝时建，在杜陵西北的乐游原上。苑内“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为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43]。也有一些苑作为特殊的用途，就如：御宿苑在长安城南御宿川中，为武帝狩猎游玩时居住的行宫；《上林赋》记载：“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纚属，步栏周流，长途中宿。”[44]上林苑范围内以宫命名的宫殿建筑群共计十二处，其中也包括建章宫在内。其余大多数则是作为特殊用途，或进行某种特殊活动的建筑群。例如《三辅黄图》记载：“犬台宫，在上林苑中，长安城西二十八里。”[45]由此可知，犬台宫当是观看跑狗的场所[46]。此外，上林苑中宣曲宫在昆明池之西，孝宣帝通晓音律，常于此度曲，因此而得名。此宫犹如现代的音乐演奏厅。另外，长杨宫是帝王观光赏景之地，宫中有垂杨数亩，秋冬校猎之时，皇帝常来此赏游射猎；上林苑真乃“游观侈靡，穷妙极丽”的人间仙境。

长安上林苑的繁荣只存于西汉一朝，且与西汉王朝的兴盛相伴，至西汉末年，随着西汉帝国的衰落，经济与政治陷入失控的境况，上林苑也渐趋于荒废，苑内大部分的可耕土地恢复为膏腴良田，上林苑作为多功能的皇家园苑的特殊作用已名存实亡。上林苑虽亡，但在中国园林史上留下了其浓墨重彩的一笔。

班固、张衡将未央宫、建章宫、后宫和上林苑作为京都赋中描写的焦点，通过这四个侧面展现了长安宫室建筑壮观、豪奢、华美和富赡的风格特征。这种风格于西汉长安营都之初，萧何营造未央宫时就开始形成，“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的价值取向和“无令后世有以加”的建构原则，成为西汉京都长安宫殿的整体建筑风格。东汉学者对这种风格是持批判态度的，班固批评武帝的豪奢与纵肆。班固在《东都赋》结尾处又说：“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47]班固认为西汉长安宫室建筑这种奢豪既不合“礼制”，又不遵“法度”。张衡在《东京赋》中通过安处先生批评凭虚公子：“必以肆奢为贤，则是皇帝合宫，有虞总期，固不如夏癸之瑶台，殷辛之琼室也，汤武谁革而用师哉？盍亦览东京之事以自窹乎？”[48]于此赋作中，表面的委婉劝谏并不能掩盖作者对长安建筑奢靡风格的批评。张衡在《西京赋》中凭借虚公子之口说：“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不殊。虽斯宇之既坦，心犹凭而未摅。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49]这里作者运用虚构想象的手法，“劝百讽一”以反对帝王的骄奢侈靡。当时西汉帝王广设宫室，营造奢豪建筑，其目的在于依靠华丽、壮美和富有以区分尊卑、树立威严，这是秦汉之际固有的建筑观念和政治风尚，也是秦朝营造国都的基本思路。由此可知，西汉建筑观念承秦而来，受其影响颇深。

由此推知，长安城壮观奢豪、华美富赡的建筑风格的形成，其表面原因是由于帝王追求豪奢之欲和纵肆之风；而从中层分析，则是西汉初年重威之心无以复加的建筑观念的结合；若从深层分析，则是依托富庶的物资资源和丰富的剩余资财。回顾立都之初，正是帝都富庶的经济条件，使西汉有余力去建造这样华美壮丽的宫室，有大量的资财满足豪奢之风。综观帝王将相对于长安富丽奢华和安逸生活的倾心乐道，可见，长安城逾制的建筑和豪奢的政风，正是以经济的富庶为根基的。

第二节　京都赋中有关洛阳宫殿与明堂建筑的铺陈

一、京都赋中的洛阳宫殿建筑

汉代京都赋，往往注重以帝都为中心进行大量铺陈。武帝时，大一统局面形成，京都乃帝王之都，是汉帝国天下的中心。无论西都长安，还是东都洛阳，都不可能恰巧是地理版图上的中心，所以赋家往往取向于天，将地之都城对应于天之中心，这样就为帝都作为人间的中心找到了上天的依据。张衡《东京赋》追述先王当年选址营造洛阳的情形时，有如下记载：“昔先王之经邑也，掩观九隩，靡地不营。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50]《西都赋》、《东都赋》在开篇不久就着力渲染都城周围的山川地势之险要，除了风水意义上的考虑之外，其主要意旨还是在于彰显帝都的中心意义。正是站在帝都中心的心理制高点上，赋家们才得以俯瞰天下，鸟瞰全城，将所有的山川、城郭、宫殿、道路、市场、人物、风俗、鸟兽等景致尽收眼底。

汉代京都赋中对于洛阳宫殿的描述，主要表现为强调合符礼乐。无论是班固的“两都赋”还是张衡的“二京赋”，它们的下篇都着重突出“合制”，合符礼乐，从而压倒上篇所描述的“奢侈无度”。京都赋中描写洛阳的宫殿设施，主要强调其“合制”，是以“中和”、“中度”、“中庸”为法则的。班固的《东都赋》着力描绘洛阳的法度，赞颂东都天子的宫室苑囿、田猎巡游莫不合乎王制。他还盛赞光武帝重造纲纪的赫赫帝功，颂扬他迁都改邑的重要决策，并充分肯定明帝朝崇盛礼乐，修明法度，巡狩万国，稽考声教所取得的成就；此赋在陈述光武帝增建周王京师洛阳的旧制时，既突显巍巍皇德，以臣服诸侯，又要使得宫室阙庭都合礼法，都奢俭适度。在作者笔下，这是东都区别于西都的主要特点。体现了法度之美的东都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表现出与西都的差异。《二京赋》中的安处先生就是用礼乐的尺度来批判凭虚公子“有胸而无心，不能节之以礼”的。可以说，崇礼乐，尚节俭是京都赋所标榜的最为鲜明的道德主题。张衡《东京赋》描述洛阳宫殿、苑囿及其他附属设施，气韵和缓，言辞文雅，洋溢着从容不迫的气度：

乃新崇德，遂作德阳。启南端之特闱，立应门之将将。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飞阁神行，莫我能形。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瑰异谲诡，灿烂炳焕。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51]

此处，张衡着力对京都洛阳宫殿建筑之盛况做了一番细描，其意在称颂东京的兴盛而不流于奢侈。洛阳宫殿建筑的最大特点是：“瑰异谲诡，灿烂炳焕。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这里所指的“王度”是先王的约束，指按照礼制规范进行修建，讲究“中和”：既要壮观华美，又不能没有约束。与之相应的班固《东都赋》也从立法制度出发，宣扬：“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能逾，俭不能侈。”[52]用奢俭适度概括洛阳宫室的建筑风貌。

宫殿为政治中心，占据全城的主要位置。东汉洛阳有南北二宫，位于全城的中部地区。《元河南志》的记载，南宫有五排宫殿，位于全宫中轴线上的有却非殿、中德殿、崇德殿、平朔殿和千秋万岁殿。洛阳初以南宫却非殿为正殿，后又修前殿，为崇德殿。北宫德阳殿成，为朝会之所。德阳殿是东汉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其形制见于蔡质《汉仪》：“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作宫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于此。”[53]由此可知，德阳殿可容纳一万多人，其台阶高二丈，南北宽七丈，东西长三十七点四丈，这些都是花纹石作坛，白玉砌台阶，黄金嵌饰的柱子镂刻着精美的花纹，殿内墙壁上画着优美的图案，红漆梁上镶嵌着青色翡翠，并引洛水注于殿下，天子每逢正旦节，就于此会见百僚，其场面之盛非同一般。李尤《德阳殿赋》也描写道：

开三阶而参会，错金银于两楹。入青阳而窥总章，历户牖之所经。连璧组之润漫，杂虬文之蜿蜒。尔乃周阁回匝，峻楼临门，朱阙岩岩，嵯峨槩云。青琐禁门，廊庑翼翼，华虫诡异，密采珍缛。达兰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郁茂以蓁蓁，鸿雁沛裔而来集。德阳之北，斯曰濯龙。葡萄安石，蔓延蒙笼，橘柚含桃，甘果成丛。文曜水，光映煌煌。[54]

李尤笔下的德阳殿，华美而壮观，行文流露着一种从容不迫的优雅，读起来雍容平和，没有班固、张衡赋中描绘西都的恣肆夸耀。以上描述可知，汉代的宫廷建筑，非常重视庭院大门，门不但宽阔，而且两侧立有高大的石阙。德阳殿门阙高耸入云，气势非凡。另外，在全宫中轴线两侧各有两排殿，约30余座，十分壮丽。洛阳北宫呈长方形，地势高出附近4米左右，位于中轴线上的大殿有安福殿、和欢殿、温錺殿、德阳殿、平洪殿、宣明殿。另外，在中轴线两侧，还有殿观近20座，同样是一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其四门名称与南宫相同。后来，北宫经过大力修建后，其宫殿更显雄伟，门阙高峻，气势磅礴。班固、张衡在京都赋的书写中，并没有像写长安那样，对洛阳的宫室建筑展开全面铺陈，这是有一定现实背景的。从客观上讲，东汉洛阳的南北二宫，加起来的总面积也不过西汉一个未央宫面积的五分之三，更不用说西汉还有建章、长乐、北宫、桂宫等建筑，洛阳的宫室数量和面积远无法与长安相比。

二、京都赋中的洛阳明堂建筑

明堂是古代礼制中最重要的建筑，汉代京都赋中赋家们都认为洛阳的宫殿设施并非洛阳的标志性建筑，能够体现洛阳建筑特点和文化品格的是以三雍为代表的礼制建筑，即营建明堂、辟雍、灵台三座宫殿，其营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布教颁常”，施行教化，颁布礼典。在汉代京都赋中，有不少描述京都洛阳明堂建筑的内容，笔者在此主要论析京都赋中洛阳的明堂建筑及其文化内涵。

所谓东汉洛阳建筑中的“三雍”，《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注云：“三雍，宫也，谓明堂、灵台、辟雍。”张衡《东京赋》云：“乃营三宫，布教颁常。”三宫，《汉书》云：“建三宫之文质，章厥职之所宜。”颜师古注引服虔曰：“三宫，明堂、辟雍、灵台也。”[55]东汉重要的礼仪活动常在三雍举行。因此赋家认为明堂、辟雍和灵台是东汉洛阳标志性的建筑，他们的修建，意味着洛阳采取了与西汉长安不同的政治文化制度。

明堂是周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礼记·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毛奇龄云：“明堂自昔有之，古名蒿宫，亦名明庭，皇帝名合宫，尧时名衢室，舜名总章，夏后氏名世室，殷名重屋，周名明堂。”[56]明堂建筑是历代王权与治道的象征。明堂之制自西周始广。孙希旦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七年，致政于成王。”[57]以明堂为永乐政治的标志。明堂的主要功能是制礼乐，宣教化，朝诸侯，祭祀祖先鬼神之所。东汉洛阳的明堂可以说是祭祀和布政作用的统一，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上。蔡邕《明堂论》说：“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政教之所由生，变化之所由来，明一统也。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三辅黄图》云：“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58]《太平御览》引《礼记·明堂阴阳录》云：“明堂阴阳，王者之所以应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象紫宫。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总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营室。东出青阳，象天市。上帝四时各治其宫。王者承天统物，亦于其方以听国事。”[59]由以上记载可知，明堂是古代帝王行德治王政，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京都赋中涉及东汉洛阳明堂建筑的内容，主要强调遵从礼制，又因为明堂是天人感应的产物，所以严格依照阴阳五行理论来建造，“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60]。八达，八牖；九房，九宫；规天，象天之圆；矩地，因地之方。依月份运行而行政令。洛阳明堂左有辟雍，右有灵台，张衡《东京赋》云：“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灵台。因进距衰，表贤简能。冯相观祲，祈禠禳灾。”[61]这里的辟雍为帝王行政教化之所，也是礼乐教化的象征，早在西周就已设立。

明堂作为京都洛阳最重要的建筑，明堂礼也因此在京都赋中屡有提及，并得到赋家的极力推崇，汉代京都赋对于洛阳明堂礼的赞颂，揭示了洛阳明堂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早在汉明堂制度尚未建立时，赋家司马相如就在《上林赋》赞颂道：“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62]如此壮观景象正表达出汉代赋家对建立明堂礼的期望。根据《史记》记载，元光元年（前134），众儒希望天子能够封禅泰山并定明堂之礼，当然这一奏议因窦太后反对而未能实现。《史记·封禅书》曰：“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63]汉武帝时，重视尊卑秩序和等级观念的儒家希望天子能定明堂之礼，这种心理和司马相如在赋中流露出的心理有着共同之处，即都希望帝王能够改革礼制，框定秩序，建构新的符合儒家思想的信仰体系，并实现汉帝国的统一和强盛。只不过赵绾、王臧等众儒是上奏武帝，而司马相如则是通过文学来劝谏武帝并表达对建立明堂礼制的殷切期冀。

汉代京都洛阳的明堂作为政教之堂，既是天子布政之宫，也是进行祭祀的重要场所。首先，明堂是朝见诸侯、列侯的重要场所，赋家推重明堂礼制体现出对尊卑等级秩序的维护和对帝王权威的拥护，对中央集权的支持。无论是司马相如赋中对天子的劝谏，还是班固在《东都赋》中对明堂礼的赞颂。张衡在《东京赋》中亦有如此描叙：

神歆馨而顾德，祚灵主以元吉。然后宗上帝于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辩方位而正则，五精帅而来摧。尊赤氏之朱光，四灵懋而允怀。[64]

此处作者描述了帝王在明堂祭祀上帝和先祖的事迹，体现了明堂的祭祀功能。帝王通过主导祭祀礼仪，臣民跟随，彰显了皇权至高无上和等级秩序的森严。

其次，明堂是天子布政之宫，赋家的推崇包含着对天子勤政治国的期望。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先是对天子校猎的威仪进行铺排和渲染，接着又转入讽谏的模式，而劝谏天子不应该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要“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65]。在这里，赋家希望天子登明堂之上，行天子之礼，勤理朝政。另有，扬雄的《羽猎赋》曰：“乃祇庄雍穆之徒，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66]也对帝王迷恋于畋猎游玩的行为进行讽谏，希望天子能够效仿三皇五帝，勤于政事，体恤百姓。因此，赋家颂赞明堂之礼隐含着对天子勤政治国的期望，也隐现出赋家身上所隐现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观。

东汉洛阳除了建筑遵从礼制，具有伦理意蕴之外，京都赋在描绘官仪以及游猎、祭祀时也特别强调合符礼乐。班固《东都赋》在描绘光武帝的丰功伟绩时，着重颂扬他的正人伦，醇风俗。赋中有云：“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颂扬明帝的圣明时，也陈述了他在洛阳三雍宫严肃朝仪，整顿各级官员的服饰，修正郊庙、朝会的音乐，使得君臣关系敬肃，人神关系和洽；狩猎讲武也要“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67]李尤《辟雍赋》中辟雍之礼的描写：“辟雍岩岩，规矩圆方。阶序牖闼，双观四张。流水汤汤，造舟为梁。神圣班德，由斯以匡。”[68]班固《东都赋·辟雍诗》也说：“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69]此外，《东京赋》对于朝觐、郊祀、藉田、大射等典礼都是以符合礼法，遵从伦理为前提的：朝觐之礼旨在通情上下，纳谏恤民；郊祀之礼旨在上祭天德，下报地功；藉田之礼旨在鼓励万民，劝农稼穑；大射之礼却旨在进用明德，提倡道义。汉代京都赋中这些礼仪的目的、程序、乐曲、车骑和服饰等的详细描述，作为深入研究古代城市文化的文学典籍，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第三节　汉赋视野中的京都工商业

经济对社会城市的影响几乎是无孔不入，文学创作也不例外。汉赋中关于京都经济盛况的题材，包含了大量有关京都手工业和商业的信息，诸多汉赋作品反映出汉代京都工商业的富庶繁盛景象，为我们研究汉代京都的经济提供了一定的材料，兹不揣谫陋，试从汉赋中择其涉及京都工商业的相关资料略作论析。

一、汉赋中京都手工业的发达

古代史书中记载两汉手工业的内容较少，近年来大量出土的汉代器物，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为今人研究汉代手工业提供了颇为丰富的实物。有些学者结合田野考古成果重新审视汉代手工业，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如陈直先生所著《关于两汉的手工业》[70]、宋治民所著《汉代手工业》就都颇有影响。其实，除了史书和考古资料，文学作品中汉赋蕴含了大量关于汉代手工业的信息，可以作为研究汉代手工业材料。笔者试选出汉赋中关于京都手工业的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代京都手工业盛况略作探析。

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某些矿物质的特性并加以利用。“我国封建社会中能冶铸的八种金属（金、银、铜、铁、锡、铅、汞、锌），除锌外，秦汉时均已掌握其冶炼技术。”[71]汉赋对于各地的矿产亦有颇多记载，特别是京都长安的矿产颇为繁盛，如：班固《西都赋》描写后宫装饰多有美玉：“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垂棘，春秋晋地，以产美玉著名，此处以地名代指美玉。悬黎，美玉名。《战国策·秦策三》：“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72]玉作为一种珍贵的石料，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被人们利用。我国古玉产量颇丰，但是现在对于玉的产地知之甚少。[73]史书记载多提到位于西方的新疆玉矿，但是中国其他地区亦多有美玉出产。早在汉代矿产开采知识就十分丰富，从关东平原到西蜀边疆，人们已经具备了开采、析选、冶炼各种矿石的技术。有些地方因生产某种矿石而闻名于世，由此可以推断其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另外，汉赋中也有不少涉及兵器种类的描写，如：鋋，铁把短矛。班固《东都赋》：“元戎竟野，戈鋋慧云。”[74]张衡《西京赋》：“植铩悬，用戒不虞。”[75]铩，长矛，即铍。可见，两汉金属加工技术发达，金属加工产品种类颇为丰富。

汉代的织物种类繁多，出现了具有复杂花纹的罗、锦、绮等高级织物，这些极品纺织物多为统治阶级消费，汉赋中着墨最多的是对宫中舞女衣着的描写，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于是郑女曼姬，被阿锡，揄纻缟，杂纤罗，垂雾縠。”[76]锡，通“緆”，细麻布；纻，麻布；缟，细白的生绢；纤罗，细纹的罗绮；縠，绉纱类丝织品。这些织物大多轻柔细白，很能衬托了舞女们姣美的体态，优美的舞姿。这些织物也用来制成京城贵族豪富的日常用品，张衡《西京赋》：“木衣绨锦，土被朱紫。”[77]绨，古代指一种较厚的丝织物；锦，亦是高级丝织物，却被用来装饰树木，而地上也铺上了颜色绚丽的地毯。由此可想见，当时京都长安纺织物发展之兴旺。

汉代大量的咏物赋，多涉及器物的选材、制造以及对器物的摹写。根据其歌咏的对象，大致分为乐器赋、家具赋、文具赋、其他器具赋等类别。汉赋中具体涉及京都日用品的作品亦不少，笔者于此着重探析汉赋中涉及京都帝王诸侯日用品，如屏风、灯具、茶几等家用之具，这些器物制作精美绝伦，展示了当时京都手工业的华美风采。汉代羊胜《屏风赋》记载：“屏风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绣，沓璧连璋。饰以文锦，映以流黄。画以古列，颙颙昂昂。藩后宜之，寿考无疆。”[78]赋中描绘宫中日常使用的屏风，如此富贵华丽，雕刻繁花累枝，以文锦、黄绢等高级丝织品为材料，装饰众多美玉，画有古之勇士，气宇轩昂。刘歆《灯赋》：“惟兹苍鹤，修丽以奇。身体剼削，头颈委蛇。负斯明烛，躬含冰池。”[79]赋中所描的灯为鹤的造型，体型修长，结构巧妙尤为精美，是当时灯具中的精品。邹阳《几赋》云：“王尔公输之徒，荷斧斤，援葛蘲，攀乔枝。上不测之绝顶，伐之以归。眇者督直，聋者磨砻。齐贡金斧，楚人名工，乃成斯几，离奇髣髴，似龙盘马回，凤去鸾归。”[80]几，即指小桌子，古代设于座侧，以便凭倚之用。此具虽为木质所制，但是经过名工巧匠的制作，却有了龙盘马回，凤去鸾归的恢弘逸动之势。以上提及的日常用物皆因出自帝王诸侯之家，才如此考究，精美。普通百姓的家具，则颇为简单粗糙，有的甚至是利用大家具剩下的边角料做成的，正如王褒《僮约》所言：“若有余残，当作俎几木屐及犬彘盘。”[81]汉赋提到的汉代京都手工业的内容还有很多，此不赘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综上所述，已能看出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和高超的技艺。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赞美说：“汉代极端精美并且可说空前绝后的各种工艺品（包括漆器、铜镜、织锦等）。汉代工艺品之所以空前绝后，主要因为它们在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上都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包括后来唐、宋、明、清的工艺也无法与之抗衡（瓷器、木家具除外）。”[82]可以想见，汉代京都手工业发展在当时已达到极盛之势。

汉代京都手工业之所以发达，究其原因，主要是此时城市市场的大量需求，形成了京都手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从某种角度来看，因为汉代京都奢靡之风导致对技巧之物的大量需求；汉武帝之时，奢侈之风渐起，以后愈演愈烈，《盐铁论·散不足》列举了当时社会种种奢侈的现象，涉及宫室舆马、衣服器械、丧祭食饮、声色玩好等诸多方面。作者从工商农的角度，批评了当时社会“一杯桊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83]的现象。可见正是社会奢靡之风的畸形发展，促成为汉代京都手工业发展的主动力。另外，汉代人的积极进取精神也是汉代京都手工业发达的内在动力。汉武帝雄才大略，他“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84]，积极拓展疆域，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更是当时汉人最具积极进取精神的事情。到了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大败匈奴，通往西域的道路完全畅通了。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对中西经济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必然也带来了汉代手工业的繁荣。[85]他们这种积极进取精神表现在手工业方面则为不畏困难，敢于创新，这应该也是汉代京都手工业走向繁荣的原因所在。

二、汉代京都赋中长安商业的繁荣

中国古代社会里，商业甚是兴旺繁荣，《史记》、《汉书》均有专门章节记录。司马迁属于比较开通的史学家，在《史记》中设《货殖列传》，专述商人以及他们的商业活动。《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司马迁将“农工商虞”四者并列，同视为民“衣食之原也”[86]。班固则代表了当时一般儒者的看法，他认为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87]。但是班固在《汉书》中同样写有《货殖列传》，可见商业在当时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汉京都赋中在极力铺陈京都的富庶繁荣时有不少涉及当时的商业情况，本文试从汉京都赋角度，探析帝都长安的商业盛况。

西汉时期商业最发达的地区首推关中，“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88]。司马迁着力描绘西汉关中的繁富，而商业的中心，还属关中帝都长安。长安作为西汉的政治中心，贵族官僚、豪富大贾都云集于此。皇家的赋税，贵族的奉养，官僚的俸给，地主的地租，大半都消费在这里。长安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消费市场，西汉政府还不断地将各地的豪富迁徙到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仅成帝时，一次就迁来了资产在五百万以上的五千余家富翁。所以，长安又是全国财富的集中之地。所有这些，无疑都吸引着海内外的商人，大大刺激了长安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

长安作为汉代社会商业的中心，消费市场广大，贸易繁荣。但由于长安平民不许凿街开户，更别说当街开铺，所以都城的商业主要是在“市”里面进行。市井商业成为都城商业的主要形式，故京都官府设立了“九市”。班固《西都赋》描述长安盛市之景：“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89]如此盛况，甚是繁华；长安九市一齐开业，不同的货店列于路边；拥挤的人潮难以回顾，密集的车流不能回旋，行人充满市区，溢出城郭，流入成千上万的商市。滚滚红尘弥漫四处，卷卷烟霭连接云天。当时长安商品丰富，品种繁多，市场人潮如涌、车马喧嚣，各种方言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呈现一派富庶繁荣的景象。作者不由赞叹道：社会富庶超过以往任何时光，百姓的欢乐程度实在是不可限量！笔者结合史料，可以从京都赋中察知市里的商业自由及其规矩与特点：

其一，京都长安设有管理机构。汉代京都官府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商品交易，规定城乡居民的交易通常都必须在指定的市场内进行，市是进行商业活动的主要场地。在普通的郡县城市中，一般一个城郭中设置一市，但是大都城里，则设置多个市，如京都长安设九个市，因此赋中的“乃开九市”乃实写。长安九市的平面皆为正方形，市井门垣之制很严。《西京赋》中说到九市“通圜带阓”据《文选》李善注云：“市墙曰圜，市门曰阓。”即市井四周筑有围墙，出入市场必须通过大门，即文献中所说的“圜阓”。为了加强对市场的控制，汉代城邑内的市中一般都建亭，又名为“旗亭”、“市亭”。市井设有市令或市长等官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又都水、铁官两长丞……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90]。管理市井的官署设在“市楼”（亦名旗亭）之上，楼皆重屋，市楼上悬着大鼓，击鼓以令市。从张衡《西京赋》记载：“尔乃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91]九市之中围墙环通市门相连，五层高的市楼上树起旗幡，站在楼端即可察看百物货摊，可见市楼上的建筑是相当壮观的。旗亭是市吏治所，市吏在上俯察监控市场各列肆的情况，以维持市场交易的秩序。可以想见，京都长安市里的日常交易活动皆处在官吏的严格管理之下，运行秩序井然。

其二，长安市中商铺店面构置井然有序。据《三辅黄图》所记，长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92]《后汉书·班固传》李贤注引《汉宫阁疏》也如是说。除了这九个主要的、规模较大的市场，长安城还有槐市、高市等规模较小的市场。市场内部有商肆，并且分门别类，市肆通常是市场内同类货物陈列摆放的地方。市内有隧，李善注引薛综《西京赋》注：“隧，列肆道也。”隧，指陈列店铺、货摊的行列。隧中央相交如十字形，两旁夹以陈列商品的列肆，商肆皆分列成行，井然有序。如班固《西都赋》所说的“货别隧分”，则表明市场上不同的货物按照不同的行列陈放。张衡赋所言“百隧”形容市场内此类行列众多。市场里还设有“廛”，用于存放货物。靠市墙（列肆之后）有堆放货物的店，即“邸舍”或“廛”。《西都赋》所谓“阗城溢郭，旁流百廛”，即指众多选购货物者流入成百上千的商店。这种列肆制度，既利于管理，又便于交易。

其三，长安行商贩货，坐商销售，京都市场内商品极为丰富，购者如云，商业贸易十分繁盛。张衡《西京赋》描写长安九市的经营盛况如下：

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何必昏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若夫翁伯浊质，张里之家，击钟鼎食，连骑相过。东京公侯，壮何能加？[93]

长安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行商坐贾，贱买贵卖的贩夫贩妇。他们经营品种繁多，不仅有珠玑、玳瑁、旄羽之类的地方特产，耗日费工、价格昂贵的高级丝织品、毛皮制品、精美漆器和金属制品，还有各种生产原料和生产工具。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日常生活用品，更是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长安成了财源茂盛、商贾所趋的商业圣地。各地的商人带来各自的地方特产，从四面八方来到长安销售，卖货的人成倍赢利，求购的人接连不断，如鸟之集于树上，鱼之会于深潭，此情此景，正如张衡《西京赋》所云：“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匾。”[94]随着商业的迅速发展，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急剧膨胀。当时商贾生活奢侈，甚至富比诸侯，如班固《西都赋》中所描述：“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95]赋中所述京都商贾衣饰华美胜过贵族姑娘，甚至超过皇亲贵族。而“翁伯浊质，张里之家”本是凭着卖浆、贩脂等贱业起家，但是他们的排场却超过东京公侯。正如西汉晁错所言：“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96]此话乃当时京都经济盛况的真实写照。

汉代疆域辽阔，京都长安的商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商业活动呈现出繁荣盛况。古人对商业形态有“行商坐贾”之分，即“通物曰商，居卖物曰贾。”（《周礼·地官·司市》郑玄注）行商，即长途贩卖物品的商人，他们利用物品的地方差通过贱买贵卖而获得利润。坐贾，即通过市场店铺向消费者零售商品。汉代京都的行商往往是长距离的贩卖商品，因而交通运输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商的成本。秦朝统一全国伊始，便下令车同轨，并下令全国修筑驰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97]汉代因袭秦朝的便利的交通系统，再加上全国一统的良好局面，商业迅速兴旺起来，京都贸易繁荣，其货物或来或往，周流天下，互通有无。汉武帝时曾不断地派遣远征军去打通通往西域的商路。随后，中国的商人就从长安出发，踏着远征军的足迹，前往西域经商。西汉京都朝廷的外交使节，实际上就是国际贸易商队的领导人。在外交使节的后面，都跟随着大批量的商人。这些外交使节在西域各国进行贸易往来。除了中亚以外，长安的商人还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分别到朝鲜、日本，以及印度、越南、南洋诸国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同时，各国的商人也纷纷从四面八方来到长安，向汉天子朝贡各种奇珍异物，并在汉代京都进行贸易。这就使得以长安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日趋频繁。

以贫求富，工商末业，是贫者致富的手段。《史记·货殖列传》指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98]对于汉代京都商业之盛景，汉京都赋可谓提供了最为生动真实的描绘，其中不乏描写当时长安商业的繁荣盛况。如张衡《西京赋》：“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99]五都指西汉以外的五个大城市，即洛阳、邯郸、临淄、宛（南洋）、成都，这里都是经济繁荣之地。全国各地的货物汇聚长安，商贩之车或进或出，前后相连，车声不断。汉代不仅陆路交通发达，而且水上交通也十分便利，班固《西都赋》：“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100]由此可见，汉代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为四方的贸易往来提供了极大便利，保证了汉代京都商业的繁荣发展。西汉长安汇纳天下财物，都城繁华的商业贸易让帝王之都不仅成了当朝的政治中心，也成为当朝的经济中心之一，商业让人们趋之若鹜。

第四节　京都赋与汉代城市生活

在城市生活的舞台中，人是永远的主角。在汉代都城里，有处庙堂之高的皇室家族，有处市井之远的平民百姓、贩夫走卒，他们的威严气派、进取得失、居常娱乐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丰富生动的都城生活画卷。汉代京都赋中有不少文字铺陈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层人士的生活图景。本节着重探析汉代京都帝王游猎的皇室生活与都城市井生活在京都赋中的精彩抒写。

一、京都赋中的帝王游猎生活

汉代皇室居住的宫殿是都城的主体，帝王、诸侯及其宫女妃子们的生活是都城生活的主体，都城、宫廷包括宫廷的延伸——郊林苑也便成了他们政治活动、宴乐游猎、角斗恩怨的表演场。综观两汉都城着墨最多、最为生动之处，当在帝王游猎、祭祀及后宫恩怨角逐。这些既与皇室的内容有关，也与大多数京都赋的写作动机相关联。

帝王游猎分为相对正规的校猎与一般性质的游玩，有时两者分开，有时又糅在一起。关于帝王游猎，古代典籍中记录无多，但将两汉都城赋纳入研究视野的话，会发现一幅丰富的帝王游猎图景。两汉校猎活动源于商周田猎传统，其目的有开辟农场、为田除害的经济诉求，又有祭祀取牲、供给宗庙的礼仪内涵，还有侈游娱乐的成分，但在崇尚武力、诸争的春秋战国，军事训练成为其主要目的。《左传·隐公五年》云：“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已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101]校猎之于两汉，固然有天子奢靡、纵欲的一面，但主要在于训练士卒、检阅军队，以达到展示军力、威服四夷的目的，实现训练军队、展现国力和合成礼仪三者的统一，作为当时国家、帝王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自然也就成为汉代赋大书特书、极尽颂咏之能事的主题。

汉代京都赋中详细交代了京都帝王校猎的时间、地点及参与者。《上林赋》云：“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102]《西京赋》云：“孟冬作阴，寒风肃杀。雨雪飘飘，冰霜惨烈。鹤卉具零，刚虫搏挚。”[103]又《东京赋》云：“岁惟仲冬，大阅西园。”[104]可见时间相对固定，当在冬季。地点一般在长安城郊的上林苑、广成苑、平乐观。《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广开上林苑的目的即为游猎之用。司马相如《上林赋》云：“道尽途殚，回车而还。消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纮，率乎直指，揜乎反乡。蹙石阙，历封峦。过鳷鹊，望露寒，下棠犂，息宜春。西驰宣曲，濯鹢牛首，登龙台，掩细柳。”[105]这里作者既言明此次校猎的行进路线，也勾勒出上林苑的大致范围。对此，张衡在《西京赋》记载较为详细：“上林禁苑，跨谷弥阜。东至鼎湖，邪界细柳。掩长杨而联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缭垣绵联，四百余里。”[106]由此可见知，上林苑的范围大致可定位为：约北抵渭北甘泉宫（今咸阳市淳化县西北），西至长杨榭、五柞宫（今西安周至县终南镇），南到终南山北麓，东到鼎湖、华阴（今西安蓝田焦岱镇）。西汉平乐观在上林苑中，扬雄《校猎赋》云：“望平乐，径竹林。”张晏注曰：“平乐，馆名也。”晋灼注曰：“在上林中。”东汉平乐观在洛阳城西，李尤《平乐观赋》云：“习禁武以讲捷，厌不羁之遐邻。”据《后汉书》所记，东汉耀兵讲武或举办出征仪式多在此处。至于参与者，《上林赋》云：“前皮轩，梭道游。孙叔奉髻，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107]王先谦《汉书补注》释“四校”曰：“当即屯骑、步兵、射声虎喷，皆天子行猎必当随从者。”由此可推知，当时大汉帝王出征或校猎时，汉军的主力军皆随从守护。另据“两都赋”记载，参与校猎的人还有皇帝的贴身禁卫军、车驾随从以及园囿管理人员。

汉代有不少以京都苑猎为题材的赋作记载了帝王校猎的详情，其校猎的整个流程秩序井然。首先是做好准备工作：整顿场地，扬雄《羽猎赋》记载：“乃诏虞人典泽，东延昆邻，西驰闛阖。”运输物资、修筑道路，“储积共偫，戍卒夹道。斩从棘，夷野草”。置巡逻，“贲育之伦，蒙盾负羽，杖镆邪而罗者以万计”。[108]搜集猎物，“命荆州使起鸟，诏梁野而驱兽。毛群内阗，飞羽上覆。接翼侧足，集禁林而屯聚”[109]。其次，是正式出发，司马相如《上林赋》云：“于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110]这盛大的场景，一时车驾三十六乘，旌旗飘扬，乘舆鸣和，气势浩大，巍然壮观。到达猎场后，紧接着是举行检阅仪式。班固《东都赋》：“遂集乎中囿，陈师按屯，骈部曲，列校队，勒三军，誓将帅。然后举烽伐鼓，以命三驱。”[111]集结排列好部队，发号施令。之后，紧张的猎杀开始了，“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舞干戚”[112]。同时，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各兵种各以所长尽显其能：有以四面合围而猎的围猎，扬雄《羽猎赋》：“翼乎徐至于上兰。移围徙陈，浸淫蹵部。曲队坚重，各按行伍。壁垒天旋，神抶电击。逢之则碎，近之则破。鸟不及飞，兽不得过。”[113]有网猎，王粲《七释》：“絙网连罝，弥山跨谷。流锋四射，毕罕横历。”[114]有焚猎的，张衡《西京赋》：“焚莱平场，柞木剪棘。”[115]有穷追野兽使其疲惫或自相撞击受伤而后生擒的，枚乘《七发》曰：“于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鸷鸟。逐马鸣镳，鱼跨麋角，履游麇兔，蹈践麖鹿，汉流沫坠冤伏陵窘。无创而死者，故足充后乘矣。”[116]有借用鹰犬的，司马相如《上林赋》曰：“流离轻禽，蹵履狡兽。轊甫白鹿，捷狡菟。”[117]有赤手搏击或刀剑并用的，扬雄《羽猎赋》曰：“若夫壮士慷慨，殊乡别趣。东西南北，骋耆奔欲。拖苍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蝯。腾空虚，距连卷。踔夭蟜，娭涧门，莫莫纷纷，山谷为之风猋，林丛为之生尘。”[118]此情此景，真乃一场天翻地覆、触目惊心、荡气回肠的杀戮！

在惊心动魄乃至凶残的猎杀完结后，各自清点猎物，天子再行检阅，论功行赏。张衡《西京赋》描绘：“息行夫，展车马。收禽举胔，数课众寡。置互摆牲，颁赐获卤。割鲜野飨，犒勤赏功。”[119]汉天子在游猎之后，又开始割杀猎物，烧烤野味，酒肉飘香，钟乐齐鸣；兼有广陈声乐，置酒酣歌，歌舞齐兴；侍从献辞，以娱耳目，扬雄《羽猎赋》记载天子游猎之后，儒生开始登场：“于兹乎鸿生钜儒，俄轩冤，杂衣裳，修唐典，匡《雅》、《颂》。揖让于前，昭光振耀，蠁曶如神。仁声惠于北狄，武义动于南邻。”[120]如此欢欣独特的场景，尽显风雅之胜。然后是蛮夷异俗之民，远慕汉天子之仁风，纷纷来朝。这与武帝的武力征服迥乎不同。游乐往往并不由此打住，还需逍遥于五柞六宫，休憩于昆明池岸。班固《西都赋》有详细铺陈：“于是后宫乘辂，登龙舟，张凤盖，建华旗。祛黼帷，镜清流。靡微风，澹淡浮。擢女讴，鼓吹震。声激越，营厉天。鸟群翔，鱼窥渊。招白闲，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抚鸿幢，御矰缴。方舟并鹜，俯仰极乐。遂风举云摇，浮游普览。”[121]另有《西京赋》、《上林赋》还写到天子命主舟之官，组织水上表演，当意兴倦怠之时，还举行大型的娱乐表演，置酒宴于高台，张雅乐于广宇，千人领唱，万人相和，山林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因礼仪而有游猎之制，兴搏杀而展猛士之威，酒肉宴乐、歌舞升平而显皇家之乐，真乃一派雄汉盛世之象。这些生动欢盛的场景描写丰满了两汉的京都赋，赋家们或讽或诵，内心皆因大汉盛世而激动感怀。

二、京都赋中的都城市井生活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长安如果把皇族、士兵、佣仆、没有市籍的商贩、游学的儒生、无业的游民算上的话，当不下50万人。可见，在都城里除皇家贵戚外，市井之内还有一个巨大的人群演绎着更为丰富的市井生活[122]。在都城赋中，《西都赋》、《西京赋》对此都有不少的描述。笔者试以此二赋为例，结合相关史资料略作论述。由于两汉都城生活的相对稳定性，东汉洛阳等都城市井生活大致可以相通。

在汉代京都中，普通市民居住在都城的坊市或者城郊。这些地方构成的特定都城市民生活空间与各种来源的市民，共同造就了精彩纷呈的都城市民生活。对此，班固《西都赋》有着详细的描述：

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123]

结合史料，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城中市民“殊异乎五方”，除去本城中的各色人等，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可谓形形色色者皆有之。除了提到商人，还有游士、游侠、豪强英俊之士。汉初实行“内实京师，外消好猾”之策，即将各地豪强迁居至诸陵，筑城置县，拱卫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124]。从各地迁来或者本地土生土长的豪强及其子弟，家庭殷富却大多无所事事，于是一些娱乐活动便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了。《史记·货殖列传》载曰：“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125]所玩者何？《史记·平淮书》载所忠上言曰：“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126]《汉书·地理志》又另有一番描述：“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127]可见，不同“来路”的英俊之士亦有着不同的生活追求与生活状态。而这些人的家庭生活大多豪奢、气派，《西京赋》中的“击钟鼎食，连骑相过。东京公侯，壮何能加”之说正是其生动描绘。

再观汉代长安游士城市生活的主旋律，即对功名富贵的追求。汉初，秦末策士以黄老之术淡化自我的政治存在，秦末儒士经过“焚书坑儒”后顺应时变进行精神调整，反以积极姿态介入学术与政治生活，也不断受到统治阶层的接纳[128]。武帝时，策贤良、立乐府、尚调章、建学校、置五经博士及弟子，令吏通一艺以上者，皆得补职。天下的儒士、辞赋家都纷纷游至长安求功名、取富贵。他们有的作赋，“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有的从博士为学，此类游士，元帝时有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有的家世微贱者还有类似后母“织履以给方进读”的故事。有的投靠一些达官显贵，以求发达。史载汉代官僚均喜好养士，得势时趋者甚众，失势时大都作鸟兽散，颇类战国四公子。诸类游士中司马相如、主父堰、吾丘寿王、东方朔等人即其中的成功者。

汉代京都长安还有享有盛名的游侠。如张衡《西京赋》云：“都邑游侠，张赵之伦，齐志无忌，拟迹田文。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寔蕃有徒，其从如云。茂陵之原，阳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眦虿芥，尸僵路隅。”班固《西都赋》亦提到“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129]。《史记》、《汉书》也都为游侠立传，作为大汉帝都长安，更是汇聚了不少游侠，即如《汉书·游侠传》所云的“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130]。游侠手下经常有一帮追随者形成帮会，他们又常与豪强、官僚勾结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甚至能够“权行州域，力折公侯”，影响到上层社会。《西京赋》中提到了“丞相欲以赎子罪，阳石污而公孙诛”[131]的轶事，阳陵大侠朱世安能知晓丞相公孙贺之子与武帝之女阳石公主的私情，且能让武帝将丞相父子处死狱中，足见他与丞相交往的不一般。他们重义气，舍身求义，专门使用暴力解决一些京都司法部门无法或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此外，根据史书的记载，都城中还有占卜者、乞丐、隐士等类市民，因京都赋中极少描述，故此处略之。

汉代京都以皇室为中心的上层社会生活与以普通市民、外来人群为主体的市井生活，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丰富的汉代都城生活图卷。这两种生活方式在文献史料与京都赋中各异其趣，又互为关联，为我们深入研究汉代盛世京都城市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如今，伟大的汉王朝已成为历史，但汉朝的辉煌盛世成就了伟大的“汉民族”。那个曾经可以和古罗马媲美的汉朝，现在也只剩下几截残垣断壁兀自伫立，但是作为那个朝代，特别是帝都长安所展现出的磅礴恢宏气象，作为汉朝的文化遗存却保持着永久深厚的影响。

[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2]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3—415页。

[4]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8《高祖本纪》正义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5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以下关于未央宫的考古资料，未另注明者均据此。

[6]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卷1，《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7]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卷1，《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3页。

[1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1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3页。

[12]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未央宫》，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1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14]汉班固撰：《汉书》卷36《楚元王传》注引《三辅旧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929页。

[15]李毓芳：《汉长安城未央宫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文博》，1995年第3期。

[16]骨签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物品代号、编号、数量、名称、规格等，一类是年代、工官或官署名称、官员或工匠姓名。大致可以判断这里是中央官署或者管理郡国工匠的官署。

[1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3页。

[18]李毓芳：《汉长安城未央宫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文博》，1995年第3期。

[1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3页。

[20]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孝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2页。

[21]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22]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2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4—315页。

[24]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25]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4—415页。

[2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3—414页。

[2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314页。

[2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4页。

[29]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引《关辅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

[30]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10页。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中日联合考古队：《汉长安城桂宫二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期。

[32]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2，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33]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卷1，《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2—83页。

[34]汉班固撰：《汉书》卷87《扬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41页。

[35]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2—63页。

[36]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注》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16页。

[3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3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6页。

[3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4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4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42]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注》卷4注引南宋王应麟编《玉海》卷171《苑囿》引《关中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218页。

[43]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卷1，《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0页。

[4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45]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注》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82页。

[46]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注》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83页。《三辅黄图校注》卷3注引汉班固《汉书》晋灼注引黄图曰：“上林有犬台宫，外有走狗观也。”

[4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1页。

[4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0页。

[4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4页。

[5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0页。

[5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0—441页。

[52]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

[53]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5《礼仪中》梁刘昭注引蔡质《汉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30页。

[5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5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4《终军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15页。

[56]清毛奇龄：《明堂问》，《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57]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42—843页。

[58]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281页。

[59]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533引《礼记·明堂阴阳录》，《四部丛刊三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47页。

[6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441页。

[6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441页。

[62]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67页。

[63]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28《封禅书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84页。

[6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3页。

[65]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6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6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8—329页。

[68]唐欧阳询等编，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90页。

[6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2页。

[70]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

[71]李则鸣：《先秦·秦汉经济文化史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72]西汉刘向辑录：《战国策》卷5《范子因王稽入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2页。

[73]夏湘蓉等撰：《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北京：地质出版社，1980年，第419页。

[7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

[75]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3页。

[7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7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5页。

[7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7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

[8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81]清严可均校辑：《全汉文》卷42，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59页。

[82]李泽厚：《美的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83]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6页。

[8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46《万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97页。

[85]参见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秦汉社会文明》，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0页。

[86]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5页。

[8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2《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88]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2页。

[8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9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36页。

[9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5页。

[92]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卷2引《庙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9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5—416页。

[9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5页。

[95]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9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3页。

[9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51《贾山传》，第2328页。

[98]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4页。

[9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6页。

[10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101]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一“隐公五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102]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10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

[10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4页。

[105]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6页。

[10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6页。

[10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10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

[10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

[11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11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112]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11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8页。

[11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88页。

[115]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

[11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19页。

[11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118]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8页。

[11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8页。

[120]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

[12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6页。

[122]参见［日］吉田光邦：《汉代长安素描》，《摘译》，1975年第12期。

[123]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12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2页。

[125]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

[126]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30《平淮书》，第1437页。

[12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2页。

[128]参见程世和：《汉初士风与汉初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8—254页。

[12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6、312页。

[13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05页。

[13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6页。

第三章　唐代京都地理空间在唐诗歌中的展示和聚焦

唐代立都长安，长安本为隋时都城。唐承隋制，踵事兴筑。唐帝都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伟壮观的都城，为并世东西各国所少有，在中国城建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唐长安城是大一统王朝宏伟气魄的反映。城池的规划蕴涵着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思想。“法天象地”、帝王为尊的建构风貌，渗透着恢宏博大的帝都气象。

第一节　唐长安帝都风貌的展示

城市建筑是城市文化生活的舞台。描绘唐代城市文化必须首先着眼于都城建构布局。帝都长安城的建筑作为唐代诗歌的重要表现题材，对于唐诗审美与文化内涵的丰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关中地区的地理形胜，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外郭城等建筑格局以及内在的建筑语言等，都是促使长安帝都景象与帝都文化内涵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同时，唐代诗歌对帝都长安城的抒写歌咏，也不断丰富、深化了长安城帝都景象的整体内涵，并因此成为帝都建筑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

一、唐诗中的长安帝都总貌

唐长安城的建筑严整浑厚、雍容华贵，深刻体现了王朝统治者雄才大略的政治思想；同时，这种建筑文化又赋予了唐诗形象玲珑、韵味醇厚的风格特质。诗论家所称的盛唐气象，体现在煌煌帝王之都的风貌上，体现在满怀激情和理想的长安士人身上。长安城呈现出雄壮伟岸与华贵富丽的帝都景象，在唐诗中得到集中展示，是唐代社会与士人民众对美和理想执着追求的物化形态，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反映了长安帝都文化的内在精神。由此，也形成了唐诗雄浑博大、清新自然的风格特征。

关中，或关中平原，指现今中国陕西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又称关中盆地，是陕西的工、农业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密集，十分富庶，号称“八百里秦川”。杜甫诗云：“秦中自古帝王州。”[1]唐以前，曾有11个王朝先后在关中长安立都，这与长安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有直接的关系。郑樵《通志二十略·都邑略·都邑序》称：“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2]关中地区就具备这“依山川以为固”的有利条件。这里南背秦岭，北对北山，又有潼关诸塞环绕周边，“潏滈经其南，泾渭绕其后，灞浐界其左，沣涝合其右”[3]。这些纵横环绕的河流不仅给都城长安提供了水源、漕运等便利条件，而且使周边高大平坦的土原成为繁衍生息的膏腴之地，便于繁衍民生，养殖五谷，具有突出的经济地理优势。正如《史记》记载：“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4]从地理环境而言，关中地区也非常适宜建造都城。关中平原由北而南大体分为三个地理单元：第一，从渭滨至龙首原；第二，从龙首原至少陵原；第三，从少陵原至秦岭。这里的第一单元为西汉长安建都故地，“经今将八百岁，水皆碱卤，不甚宜人”[5]。第三单元面积小而海拔提升过陡，亦不宜建都。由此可知，第一与第三单元都不适合建造都城，而第二单元东西近20公里，南北10余公里，高坡洼地交错且略有起伏，呈现出波澜壮阔又回旋变换的地理风貌。由此，要在龙首原与秦岭之间构建一个体现大一统王朝雄伟气度、开放胸襟与统治意志的大都城，不仅在时间上可承续长安文化的传统渊源，而且它本身就象征着永垂不朽；而且在空间上也是非常适宜的：它因着跌宕跳脱的平塬坡谷灵活地寻求最大限度的拓展与纵深，这象征着统一帝国意志力量与帝都文化精神的扩张与传播，唐长安城空前广阔的面积便形象地诠释了这一点。在如此雄奇险峻而幅员广阔的地理风貌下，怎能不烘托出长安帝都的伟岸与雄壮！在如此渊深的地理文化背景下怎能不激发起唐诗人崇高阔大的精神气魄！可见，唐长安城所处关中地区，具有两个突出的地理特点：一是雄奇险峻，易守难攻；二是险峻中尚有开阔肥沃的平原地带。前者以军事地理空间优势呈现君临天下的雄健壮美，后者以经济地理空间优势呈现养育苍生的舒展优美。它们与关中建都历史构成唐长安城独特的帝都文化内涵，对唐诗的审美形态与风格的形成也产生重要影响。唐太宗有诗云：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

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6]

这首《帝京篇》统领它的不仅仅只是魏晋、南朝以来陈陈相因的宫廷咏物，更为突出是它蕴涵了新兴王朝崭新的政治观、历史观与文艺观：“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故述帝京篇，以名雅志云尔。”显然，真正主宰、驱动唐太宗作此《帝京篇》的内在激情是漫游丰镐的慷慨情怀、驰心尧舜的哲思雅志。诗中的长安城不仅是太宗“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的立足点、出发点，也是实践“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的政治舞台[7]。因此，《帝京篇》所呈现的秦川函谷关的雄奇地貌、帝宅皇居的壮美景观与文治武功的理想情怀汇聚而成的英雄主义崇高感，在唐诗中得到集中展现。

唐长安城坊、宫殿如此雄伟壮美，凭一枝诗笔将其总貌展示出来并非易事。如果说唐太宗更多是借助长安帝都景象表达政治家的善政、德政理想的话，那么，总体上对长安城进行描写的诗作，还是骆宾王的鸿篇巨制《帝京篇》。这种全景式地描述长安盛况，显得更加细致深入，也更富于文学与审美的气韵：

山河千里国，城阕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桂殿嵚岑对玉楼，椒房窈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皇台。剑履南宫入，簪缨北阕来。声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钩陈肃兰戺，壁沼浮槐市。铜羽应风回，金茎承露起。校文天禄阁，习战昆明水。朱邸抗平台，黄扉通戚里。平台戚里带崇墉，炊金馔玉待鸣钟。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绣柱璇题粉壁映，锵金鸣玉王侯盛。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赵李经过密，萧朱交结亲。丹凤朱城白日暮，青牛绀幰红尘度。侠客珠弹垂杨道，倡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延年女弟双凤入，罗敷使君千骑归。同心结缕带，连理织成衣。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兰灯灯九微。翠幌珠帘不独映，清歌宝瑟自相依。且论三万六千是，宁知四十九年非。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始见田窦相移夺，俄闻卫霍有功勋。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椁文。朱门无复张公子，灞亭谁畏李将军。相顾百龄皆有待，居然万化咸应改。桂枝芳气已销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久留郎署终难遇，空扫相门谁见知。当时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黄雀徒巢桂，青门遂种瓜。黄金销铄素丝变，一贵一贱交情见。红颜宿昔白头新，脱粟布衣轻故人。故人有湮沦，新知无意气。灰死韩安国，罗伤翟廷尉。已矣哉，归去来。……[8]

骆宾王这首长达二百余句的诗，类于京都大赋之制，参照汉大赋的写法，因而无论是都城的规模，还是其容量都呈现出耸人耳目的壮观。全诗描绘帝京长安的繁华，颇多壮词，呈显出大唐帝国的强盛和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此诗的格局宏大，铺张扬厉，实为以赋入诗。虽带有六朝藻丽之风而有繁缛之嫌，但措置有方，略无黏滞之感，显出作者纵横恣意，挥洒自如的才力，时人以为绝唱[9]。此诗从开头到“黄扉通戚里”，描绘京城胜状，开篇四句，将长安都城纵横千里的宏伟帝都气象同天子的至尊皇威紧密联系在一起，突出了长安胜地与千里皇居之间的必然联系，而后四句则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将关中的地理形胜与千秋帝业完美地融合起来，着力渲染长安地理形势的险要奇伟和宫阙的磅礴气势，“千里”与“九重”相对，给人一种旷远、博大、深邃的气魄，极为形象地概括出泱泱大国的帝都风貌。其诗云：“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这里描写长安的远景，从宏观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庞大壮丽的立体图景。天地广阔，四面八方，尽收笔底。星光辉映，关山绵亘护卫，沃土抚育，帝京岂能不有，无论是连绵的龙首山，还是闪耀的星辰，分流的八水都要聚集在日运地轴的周围，这正是长安帝都大统一文化向心力赋予关中自然地理的文化意蕴。而长安帝都高屋建瓴“天下奥区”的地形也只有在伟大王朝统御宇内的雄浑气魄的推动下，才可能展现出更为崇高的境界。诗云：“桂殿嵚岑对玉楼，椒房窈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对长安的近景作了特写，即写唐代长安城坊、街衢、宫殿和鳞次栉比的甲第。“桂殿”、“玉楼”、“复道”、“鳷鹊观”，以及“壁沼”、“铜羽”、“金茎”等，这里骆宾王以汉赋铺张手法排比长安所有，其笔力张满始终不减，极力铺陈渲染长安城坊宫殿的帝都景象：直入云霄、耀眼辉煌的宫殿，温馨华丽的禁闱，宽畅而通达的大道，复道凌空，斜巷交织，此为对“皇居壮”的具体细描，阐明了帝京的壮观、繁华及宏伟气象，不由令人念及天子的尊贵与威严。“剑履南宫入，簪缨北阙来。声明冠寰宇，文物象昭回。”细致传神地描绘出京都享有殊荣的将相们，身佩宝剑，昂然出入宫廷的情景。他们的美名扬于天下，形象题于画阁，业绩载入史册，荣耀如同日月。“钩陈肃兰戺，璧沼浮槐市”，描写天子的学宫圣境，静穆清幽；学士们漫步池泮、文市，纵论古今于青槐之下，何等的风雅！教化之推行，言路之广开，由此可见一斑！“铜羽应风回，金茎承露起”，既写景又抒情。那展翅翱翔的铜乌殷勤地探测着风云变幻。徐增《而庵诗话》云：“宾王此篇，最有体裁，节节相生，又井然不乱。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阙离宫；次及诸侯王贵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车马饮馔之乐，乃至游侠少妇，描写殆尽；后半言祸福倚伏，交情变迁。总见帝京之大，无所不有，所举仕宦皆在京师者，尤见细密处。”[10]此诗从“平台戚里带崇墉”到“宁知四十九年非”重点描绘长安王侯贵戚的豪奢习气和下层社会的悠游宴会生活；诗尾从“古来荣利若浮云”到“罗伤翟廷尉”，主要描绘长安上层社会变幻莫测的斗争场景。诗人由表面的繁荣昌盛落笔，意在阐释兴衰祸福相倚伏的哲思，可谓亘古绝唱。

另有卢照邻《长安古意》篇幅与骆宾王诗相似，对长安城也有大量的铺陈，但卢诗更偏重于对长安官宦、市井人物生活的描写：“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11]卢、骆诗中的长安城是见证历史文化命运的传统意象。它蓬勃的气象与格局也是唐代士人突破门阀垄断、积极参与政治的美学象征。诗人一面沉醉于富艳景象，一面叹息贵贱无常；一面渴望融入贵戚行列，一面又要求人格的独立。但全诗的主题并不是患得患失的隐忧，而是长安帝都的壮大、繁华以及诗人对这一切的独立思考。其本质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所以，“即使是享乐、颓废、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12]。这代表着上升中世俗士人的创作心态与理想。因此，卢、骆的诗作不仅是唐太宗《帝京篇》的延伸与扩展，也是唐朝时代精神的文学象征。而唐长安城建筑的新基址、新格局、新气象便是支撑这个时代精神的帝都文化因素。

唐代诗人杜牧作于宣宗大中四年（850）的《长安杂题长句六首》组诗[13]，分题写长安，合而观之，也是对长安帝京总貌的全面描写：

觚棱金碧照山高，万国珪璋捧赭袍。舐笔和铅欺贾马，赞功论道鄙萧曹。

东南楼日珠帘卷，西北天宛玉厄豪。四海一家无一事，将军携镜泣霜毛。

组诗第一首“觚棱”二句写长安宫殿金碧辉煌，与终南山齐高。天下诸侯皆来朝贺。“舐笔”二句写朝中人物之美。“东南楼日”说女子冶容，“西北天苑”说马匹精良。最后二句歌颂一统，国无战争。

晴云似絮惹低空，紫陌微微弄袖风。韩嫣金丸莎覆绿，许公鞯汗杏粘红。

烟生窈窕深东第，轮撼流苏下北宫。自笑苦无楼护智，可怜错椠竟何功？

组诗第二首前二句写长安街道繁华。诗末二句自叹。“韩嫣”、“许公”二句用汉韩嫣、北周宇文述典写长安豪贵春晴游猎之状。“东第”、“北宫”形容长安街坊达官贵人居处的奢华气派。

雨晴九陌铺江练，岚嫩千峰叠海涛。南苑草芳眠锦雉，夹城云暖下霓旄。

少年羁络青纹玉，游女花簪紫蒂桃。江碧柳深人尽醉，一瓢颜巷日空高。

组诗第三首的首句再写长安城内通衢大道宽阔，“铺江练”不是写曲江，而是写长安“沙堤”雨后的白净平整。“岚嫩千峰”谓终南山之青翠，兼写长安空气清新宜人。“南苑”指芙蓉苑，即曲江；“夹城”指长安由兴庆宫至芙蓉苑一段双层城墙，唐玄宗与宫中后妃游曲江，霓旄车从在夹城中，外人无由得睹。“少年”、“游女”二句，写长安士人赏春之盛。

束带谬趋文石陛，有章曾拜皂囊封。期严无奈睡留癖，势窘犹为酒泥慵。

偷钓侯家池上雨，醉吟隋寺日沉钟。九原可作吾谁与？师友琅玡邴曼容。

组诗第四首主要是个人感慨。但“偷钓”二句却涉及长安城内众多的私家池馆园林和寺观的盛况，“隋寺”可推测为大兴善寺，在唐长安朱雀街东靖善坊内，是隋大兴城中留存的建筑中规模最为盛大者。

洪河清渭天池浚，太白终南地轴横。祥云辉映汉宫紫，春光绣画秦川明。

草妒佳人钿朵色，风回公子玉衔声。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

以上组诗第五首中提到的“洪河”即黄河。诗前四句写长安山川映带之盛，末四句再写长安人物之美和盛世繁华。“六飞”即“六騑”，六马所驾之车。帝王后宫自夹城南驰游芙蓉苑，外人虽不能睹，然御香飘飘，惹人驻足。这是杜牧想象中“开元”盛世所蕴涵的帝都景象，可以想见当时大唐帝都繁盛之象。

丰貂长组金张辈，驷马文衣许史家。白鹿原头回猎骑，紫云楼下醉江花。

九重树影连清汉，万寿山光学翠华。谁识大君谦让德，一毫名利斗蛙蟆。

组诗第六首中的“金张”、“许史”，借汉喻唐，谓贵宦外戚之家，或游猎于白鹿原，或沉醉于曲江（紫云楼在曲江），满眼帝都盛景。唐代诗人王维、白居易、宋之问等也在总体上对长安城、坊和宫阙作过描写：

渭水自荥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14]

东望望春春可怜，更逢晴日柳含烟。宫中下见南山尽，城上平临北斗悬。

细草遍承回辇处，轻花微落奉觞前。宸游对此欢无极，鸟哢声声入管弦。[15]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上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16]

秦地平如掌，层城出云汉。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开。

绿柳开复合，红尘聚还散。日晚斗鸡场，经过狭邪看。[17]

以上四首诗所描绘的侧重点不同。王维、苏颋的诗是应制诗，都写于开元间，都侧重在长安山河形胜及宫阙之宏伟壮丽，其中以王维诗写得尤为突出。“蓬莱”即大明宫，“阁道”即复道，自大明宫至兴庆宫，经过长安东城北面通化门有复道直通兴庆宫。兴庆宫在长安城东，王维在阁道居高向西北望，故长安城大半可以尽收眼底。“上苑”指长安城北的皇家禁苑，“双凤阙”以汉长安建章宫的凤阕代大明宫南德丹凤门。阁道回看，先从渭水萦边，黄山绕处，经营布置，远处落墨，将蓬莱宫、兴庆宫、千门柳、上苑花、云中凤阙、雨里人家，都猎于众多山围水抱之中，遂成一幅阔大绝妙之帝城春望图。潇潇春雨中漫步于大明宫通向兴庆宫的阁道上。极目远望：青山环抱、绿水萦回的长安城宫苑林立，繁花似锦。巍峨挺立的成双凤阙在浮云中时隐时现，绿树成荫的民居在细雨中清新润泽。全诗画面灵动立体，场景开阔壮丽，长安城由远景渐变至近景，由宫苑延伸至民居。帝都长安生机勃勃、万象更新的恢弘气象历历在目。后人多对此诗有较高评价，以“大句笼罩，气象万千”、“春容典重”、“藻丽铿锵”、“风格秀整，字字清隽”评之。特别是“云里帝城”二句，很得后世诗评家赏识，屠隆评此二句英词伟句，冠冕庄严，皇居帝里，形容壮丽殆尽。宋之问、白居易诗侧重在街道和坊里，以白居易诗颇为形象具体。唐长安城委实是“平如掌”，城中虽有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及漕渠等渠水流过，但都是人工开凿，不影响城内街衢、坊里的建筑和走向。其街衢、坊里的排列，皆直南北、直东西，宛如围棋的方格；而千门万户，则正如围棋局上的棋子。白居易诗中所说“十二街”即指皇城内的东西五街和南北七街，纵横交错，呈现出京城宏伟阔大的帝都景象。

二、唐诗中的长安宏伟布局

唐长安城的营建，体现出逐层推进、博大雍容的设计思想和布局特点。规模宏伟，状如棋盘的帝都长安，从设计布局到建构都充满了理性精神。唐都设计师也是隋朝大兴城的总管宇文恺。他不仅亲自勘察了汉长安城、北魏洛阳城、东魏邺城、陈都建康城，而且研析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力图在人间建造一座与天上群星相对应的都城。

自古以来，历朝统治阶级对于新都城址的选择，向来都是十分重视的。唐长安城城址选定在龙首山原上。这座都城的设计与布局有别于汉代以前的都城，将宫城固定在全城的北部中央；新设立的皇城紧靠其南；外郭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相当于天体子午线的南北主干大街朱雀大街，将全城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南北形成外郭明德门与宫城承天门、皇城朱雀门遥遥相对的格局。这种设计思想与布局，应该说是都城模仿天体设计的一个缩影和真实写照。

据考证：“唐朝的京城长安……北枕龙首原，南跨重岗，由北向南，依次为宫城、皇城和外郭三重，同用一道北城垣。这种布局的设计，是负责修建的宇文恺所创立，他改变了前代的都城建筑设计思想。……宇文恺以天象设计，宫城象紫微垣，位于正北；皇城象地平线以上，以北极星为圆心范围以内的天象；外郭城象周天之内。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北极为天中而众星拱之的思想。”[18]此后不久，张永禄先生也明确指出：“从古人‘建邦设都，必稽玄象’[19]的象天设都思想看，这种布局也体现了以宫城象征北极星，以为天中；以皇城百官衙署象征环绕北辰的紫微垣；外郭象征向北环拱的群星等天象观念，所谓‘关戍惟东井，城池起北辰’[20]，从而在都城的布局上，增加了皇权统治的神秘色彩。”[21]上述这些观点颇有见地，也独具说服力，类似的观点也得到后来研究者王维坤先生的进一步论证。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选择城址，事先必须进行所谓“谋筮从龟，瞻星揆日”的天象观察，以便确认此地是否是“宜建都邑”的理想之地，可见唐长安城依照天象来设计建造之说是不无道理的。唐代帝都长安宫城处在全城的正北位置上，既面朝又面市，由北向南，郭城、宫城、皇城三重相依，郭城代表周天，宫城如同北极星周围的紫微垣，皇城代表以北极星为圆心的天象。群星环绕北斗，宛如皇帝在全城中心掌控全局，这便是“城上平临北斗悬”。

长安城主要按照宇文恺的总体规划施工建造，平面布局规整。整个城市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类编长安志》载隋文帝“自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始诏规建制度。三年正月十五日，又诏用其月十八日移入新邑。所司依式先筑宫城，次筑皇城，亦曰子城，次筑外郭城”[22]。根据当时规建制度，长安城依次先后修建宫城—皇城—外郭城。又如《新说》所记：“诏宇文恺，则建大兴城。先修宫城，以安帝居，次筑子城，以安百官，置台、省、寺、卫，不与民同居，又筑外郭京城一百一十坊两市，以处百姓。”[23]这里所指的“大兴城”兴建于隋朝，后来唐朝易名为长安城。由此记载可知，当初修建大兴城时，就是从宫城、皇城至外郭城先后依次筑造的。这样宫城便位于全城北部的正中，皇城在宫城之南，外郭城则以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设立皇城制度是从隋大兴城开始的，其目的是为了将“百僚廨署列于其间”，起到拱卫宫城的作用。皇城内南北七街，东西五街，排列着尚书省、御史台、鸿胪寺等官署。《类编长安志·皇城》记载：“自两汉以后，宫阙之间，并有人家。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司有办，风俗齐肃，盖隋文帝之新意也。”[24]由此，唐高宗李治游汉长安故城时才说：“朕观故城旧址，宫室似与百姓杂居。”[25]因此，对于宫城居郭之西而市在郭北的传统都城制度而言，唐长安城的建构布局采用坐北朝南的格局，这一构局突破了春秋战国以来宫城必在郭城之西（如赵都邯郸）或郭城西南（如汉都长安）而市在郭北的传统格局，将宫城摆在郭城北部中心，既体现了天子据北而立，西南而治的儒家传统礼治思想[26]，同时又有效地利用了龙首原制高地形，造就了俯瞰五州的气势。唐长安城构建还突破了以往都城仅有内城外城的传统格局，在宫城之南建一皇城，专置中央衙署。此外，唐长安城扩大了外郭城坊里居民住宅区。从长安城各部分建筑面积比例看，宫城面积4.2平方公里，约占全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的5%。皇城面积5.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19%，其余的74.6平方公里，即为外郭中的里坊住宅区和道路、河渠等面积，约占全城总面积的88.8%[27]。这比汉长安城宫殿区全城面积三分之二以上，居民住宅区占全城面积不到三分之一，显然有了很大发展，这与唐大一统帝都王朝的形成有直接关系。与前代都城相比，唐长安城还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街衢与坊里的排列极为整齐、对称。外郭城东西14条大街与南北向11条大街笔直宽敞，彼此平行，又相互交错，将外郭城划分为网状。皇城的13条大街也将皇城的各衙署割成一个个单元，所以白居易称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28]形象地描绘出唐长安城布局整齐划一的特点。

唐长安城继承和发展了前代都城市民居住区按坊里划分的制度，在外郭城中列置诸坊，作为都城百万人口住宅的分布区，这种坊里布局及结构严密而整齐，犹如一个个方块形的居住区。《长安志》记载：“郭中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期间列置诸坊，有京兆府万年、长安二县所治寺观、邸第、编户错居焉。当皇城南面朱雀门，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门街，东西广百步。万年、长安二县以此街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29]由此可知，长安城内的坊里是由外郭中的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大街交叉分割而成。隋文帝初建大兴城时将此棋盘式网格区域定名为“坊”，炀帝时改称“里”，唐时又称“坊”。因此，在唐人诗文中常可见到“里”、“坊”并用的情形。长安城内的坊里划分有其明显的寓意，皇城外南北排列十三坊，寓示汉代所说天下十三州；东西十坊，意指唐代所划分的天下十道，即所谓河北道、河南道、河东道、关内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山南道、剑南道、岭南道。里坊是城市居民的住所，里坊的墙外是南北、东西方向排列的笔直端正的大道。为满足城市居民经济生活的需要，长安城内集中开设了各占两坊之地的东市和西市，手工业和商业多集中在繁华的东西二市。两市四面各开两个门，每两个相对的门之间有街道连接，这样东市与西市中便没有十字大街，而是“井”字大街。两市之内，邸店林立，货物山积，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30]。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31]。东市和西市各自位于因朱雀门大街划分成的东、西两个半城的中心位置上，人们为购物方便，便集中住入西市附近的里坊中。东市又邻近唐玄宗的兴庆宫，以致公卿贵戚都争占东市附近的里坊。京都长安城内整个里坊除皇城正南的4列36坊，“每坊但开东西二门”，其余各坊“每坊皆开四门，有十字街，四出趣门”[32]。这种整齐划一、规矩有序的布局，既使人感受到长安城宏大辽阔的帝都气象，又使人感受到唐大一统格局的庄严与崇高的帝都气概；而长安城南曲江池畔的烟波绿柳、画舫楼阁、芙蓉园万紫千红的繁花盛景，又岂是“文物照光辉，郊畿郁葱茜”二句所能道尽？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这是唐代长安城布局的重要特征，长安城东西长九千多米，南北宽八千余米，并不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所要求的正方形建造，主要是根据六条高坡的具体形状来确定。城中的里坊大都是东西长而南北短，为的是避免里坊与岗原、洼地直接相交，造成坊内地形的高低不平，难于开辟道路与确定建筑物。里坊所不用的大都是低洼之地，因为终年积水，便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等的陂池。著名者有长安城东南角上的曲江池、唐玄宗兴庆宫中的龙池、大明宫苑林中心的太液池、兴善寺南北二池等。这些陂池被引水改造，形成了一个个湖泊。湖中植莲花，湖面走游船，湖周围有各式建筑。岸上又有绿树、繁花点缀，形成园林亭池与高屋殿宇交相辉映的形势。自然之美与人工设计布局的和谐统一，构成了人间天上的帝都奇观。

长安城宫城乃至坊里的层层递进循环往复的方形平面建筑模式，不仅具有“逋亡奸伪无所容足”的安全实用功能，而且那平直挺拔的宫墙、坊墙与横竖如线的街衢，正营造出了刚劲、稳健、单纯齐一、明净朗练的美感氛围。人们在等距离的同一形式的宫墙、城墙、坊墙、街衢中不断行走，整齐、反复的节奏韵律传递着浓烈的秩序感、归属感与崇高感。大唐诗人的自豪与激情，大一统帝都王朝的政治意志、审美理想，无不在这平整方正的布局里得到尽情展现。从大唐诗人光彩夺目的诗篇中，回味长安城雄奇而又隽永的帝都风貌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审美享受。正是在对帝都长安的咏叹歌咏之中，唐诗展示出它雄伟的气度、博大的胸襟。唐代诗人袁朗有诗云：

二华连陌塞，九陇统金方。奥区称富贵，重险擅雄强。龙飞灞水上，凤集歧山阳。神皋多瑞迹，列代有兴王。我后膺灵命，爰求宅兹土。宸居法太微，建国资天府。玄风叶黎庶，德泽浸区宇。醒醉各相扶，讴歌从圣主。南登少陵岸，还望帝城中。帝城何郁郁，佳气乃葱葱，金凤凌绮观，璇题敞兰宫。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万国朝前殿，群公议宣室。鸣珮含早风，华蝉曜朝日。柏梁宴初罢，千钟欢未毕。端拱肃岩廊，思贤听琴瑟。逶迤万雉列，隐轸千闾布。飞甍夹御沟，曲台临上路。处处歌钟鸣，喧阗车马度。日落长楸间，含情两相顾。……[33]

结合唐长安城的地理形胜、建构布局来分析这首诗，便会发现其中蕴涵着独特的文化意蕴。此诗前六句首先以大笔墨勾勒出京邑巍峨、雄奇的地理特征，紧接着指出关中自古便有王都瑞迹，而唐王朝特别是关陇统治集团，便秉承着这帝都文化的传统，凭借天府之国的富饶雄强，求皇宅于兹土。此诗从第11句至16句，着力渲染帝城佳气葱茏，宫室雄奇灵动；诗中提到“复道”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载：“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又三十五年：“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34]可知，此复道者，即秦之阁道，其阁上阁下皆有行路，故称为复道。复道乃连络宫室楼阁间的双重架空桥梁，又俗称天桥。因此“复道东西合”两句以汉宫结构喻唐长安殿宇钩连、庭院错落的周密布局，与前面“金凤”、“璇题”两句辉映，展示出皇宫的瑰丽色彩。接着，笔锋一转，“万国朝前殿”，借万国人众朝拜中央，将描绘的重点由皇宫推向官署群臣，前殿系指汉未央前殿。宣室乃前殿正室、“布政教之室”。“鸣珮”以下四句，将百官上朝时的谨肃氛围同柏梁同宴、其乐融融的欢快场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而“端拱”二句又使群臣竭力效忠皇帝，天子日夜思慕贤臣的情谊更加默契。诗中“逶迤万雉列”以下六句则展开了长安全新的市井生活画卷。此诗可分为三层：第一层状皇宫之巍峨，皇德之崇高；第二层则以百官议政，君臣同乐为中心；第三层展示的是百姓市井图卷。作者突出了关中山川地形之险，歌咏了帝王之都的文化传统，由此展现出长安地理文化空间的布局。整首诗呈现出层理推进、包容吞吐的格局，这既是作者的艺术运思格局，也是长安城的地理空间格局——聚焦了雍容博大、丰赡富足的帝都风貌。唐代诗歌中有不少反映出唐长安城逐层推移、伟岸雄奇的布局特点：

四郊秦汉国，八水帝王都。闾阖雄里闬，城阕壮规模。

贯渭称天邑，含岐实奥区。金门披玉馆，因此识皇图。[35]

秦地平如掌，层城入云汉。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旦。

绿槐开复合，红尘聚还散。日晚斗鸡还，经过狭斜看。[36]

睿德在青阳，高居视中县。秦城连凤阙，汉寝疏龙殿。

文物照光辉，郊畿郁葱茜。千门望成锦，八水明如练。……[37]

以上三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构特点，即由长安城开阔高峻的地势起笔，首先营造出一种挺拔伟岸的气势，接着便极力渲染雄踞在龙首南麓高大的皇宫城阙，展现了皇居之雄奇，帝宅之壮美。今按，龙首原乃一海拔400米的封闭性高地，汉唐长安城之所以均在它的南北麓建造皇宫，意在居高临下造成建瓴之势，不仅凸显皇权的至高无上，也有利于宫室的安全。而唐长安城太极宫北部的玄武门就位于龙首原南麓的余坡上，于是便将太极宫完全突现在明德门—承天门一线的中轴线上，蔚为壮观。正因获得了这样一个高屋建瓴的开阔视角，诗人们的目光便自然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皇城、外郭城与远郊：“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旦。绿槐开复合，红尘聚还散。”将本来是简单的平面直线，变化成错落有致的复杂群体，这是唐代建筑在整齐布局中保持细部式样高度灵活的特征呈现；尤其是“闾阖雄里闬，城阙壮规模”两句，在烘托宫城巍然的同时，也呈现出里坊、外郭城与皇宫南北相对的格局。皇城之内纵横排列有东西南北向街道12条，笔直齐整，极为宽敞。特别是位于太极宫承天门与皇城中书外省与门下外省之间的横街，用于举行盛大庆典的中心广场。由这条横街的中心部位向北，可在承天门楼远眺巍峨的太极殿，向南又经承天门街直通朱雀门大街，它是外郭城的里坊街衢与宫城的交汇点。横街的背面虽与宫城相连却无隔墙，视线的扩张延伸更增加了广场纵横的空间美感，衬托出“横街敞御楼，万人朝天门”的宏伟帝都气象，从而更加突出皇宫的高大。诗句“绿槐开复合”、“郊畿郁葱茜”也并非完全虚写。唐代笔记小说《朝野佥载》记载：“（开元二年）六月，大风拔树发屋，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颎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38]由此可知早于兴建隋大兴城之初，营建使高颎便令在长安城内各街衢栽植槐树。唐开元二十八年（740）正月十三日，玄宗又“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39]。尤其是皇城内各衢以至朱雀门大街两旁，槐树浓密如云，俗称“槐街”或“槐衙”。诗中呈现出万户葱茜，千门成锦的坊里景象，不禁使人想起“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40]、“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41]这些描绘京都长安盛况的名句。外郭城是寺院道观、贵族宅邸和一般民居所在地，周长36.7公里，占唐长安城面积的三分之二，郭城如此之大、城内街坊密集而排列有序、城中之城即皇城和内苑规模之宏伟壮观，使长安城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城，也是当时东方乃至世界最大的都城。

总之，唐帝都长安城由宫城向皇城、外郭城自上而下，由北而南，逐层推移的立体布局，既给予大唐诗人以俯视皇州、睥睨群小的高傲心态，又赋予他们包蕴四方、泽被万姓的雍宏气度，共同构成了唐诗歌的雄伟气概和博大胸襟，由此也更完美地展示了宏伟雄奇、博大壮丽的帝都景象。

第二节　“三内”：唐代帝都气象的缩影

“气象”一语蕴意颇深，曾被引申为自然界的景象，如南朝梁人徐勉有《答客喻》云：“仆闻古往今来，理运之常数；春荣秋落，气象之定期。”[42]“气象”一词在唐代诗文中时见，作为自然景象意义的“气象”，如《河岳英灵集》录王湾《江南意》云：“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43]是指山川的气象。杜甫《秋兴八首》之八：“彩笔昔游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44]此指朝政的气象。皎然《诗式》中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45]则是指诗歌的气象。由此可见，“气象”一词可谓蕴意之广。本文主要论述唐代诗歌对长安城“三内”雄伟壮观、宏阔富丽的帝都气象的展示。

长安城内的宫殿，是城市中主要建筑，也是大唐帝国最耀眼的光环。所谓“三内”即指长安宫殿中的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是唐历世帝王朝见群臣、处理国家政务的地方，合称“三大内”。内，即内城之谓，一般称为皇宫。这三处建筑群，各有城墙，既与外郭城有别，又与皇城（子城）有别，因为它们同时也是帝王及后妃宫女等寝居之处。“三大内”以其地理位置，分称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和南内（兴庆宫），唐朝自兴国到灭亡前后有21个帝王在三大内中起居生活并会见朝臣。这三座宫殿代表了唐代建筑精湛绝伦的工艺水准，无不蕴含着京都浓郁的帝都气象。

一、西内太极宫

唐长安城西内太极宫本位隋大兴宫。太极宫与皇城，皆隋建大兴城时所建。庄严肃穆的太极宫在唐代时称“西内”正宫，坐落在方正的长安城南北中轴线的最北部，处于龙首塬高地，在全城规整的布局中“至高无上，南面称王”。据考古实际测量，宫城南北长1 492.1米，东西宽2820.3米，周长8.6公里，占地4.2平方公里。四周围墙夯筑，墙基宽14—18米。其中东宫的宽度是830余米，掖庭宫的宽度是702.5米。[46]在宫城的中轴线上前后耸立着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等五座大殿，其东边为太子东宫，西边住嫔妃宫女及内侍掖庭，其北为皇帝听政处所，南纬百官衙署（即皇城），中间以“南北广三百步”的横街相隔（《唐两京城坊考》卷1），自西向东有永安门、广运门、承天门、长乐门、永春门五座城门相通，整个构思精缜、严密。宋敏求《长安志》载：

西内，正殿南承天门，门东曰长乐门，次东曰广运门，次东曰重富门，次东曰永春门。承天门之西曰永安门。若元正冬至，陈乐设宴、会赦宥罪、除旧布新，当万国朝贡使者、四夷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焉。[47]

太极宫正门是承天门，遗址在今西安市莲湖公园内。每逢改元、大敕、元旦、阅兵、受俘等国家大典时，皇帝都要登承天门主持活动；承天门楼还是皇帝欢宴群臣之处。所谓“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官楼下拾金钱”[48]，正是指当时盛况，由此反映出“横街敞御楼，万人朝天门”的设计思想与建筑模式。从历史记载及遗址发掘来看，太极宫是一个宫殿式庭院建筑群。在太极宫的中轴线上，建置着一个又一个回廊围成的庭院，如果从承天门入宫，由南向北前进，穿过嘉德门，便可以看到由太极门回廊围成的太极殿庭院了。太极殿是皇帝登基与接受臣下朝贺的正殿，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位置也在全宫的最高处。建筑师精心考虑了入门至正殿的视觉距离，一切建设都是为了强化太极殿的威慑气势，使得太极殿从各个角度看都是太极宫的核心。太极殿既然确立了代表皇帝尊严的特殊地位，轻易不使用，除了每月朔望的朝仪外，皇帝处理日常政事便退居太极殿后面的两仪殿、承庆殿，居住的寝殿也在东西两旁。如唐太宗曾住在两仪殿东的立政殿，唐中宗曾经住在两仪殿东北的神龙殿。

唐朝围绕帝都太极殿展开了不少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最显要的是太极宫北门——玄武门前的那场政变，此宫廷政变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府政治集团和李建成、李元吉为首的太子东宫政治集团的政权争夺。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心腹将领埋伏于太极宫玄武门内，在这次争夺战中，李建成、李元吉分别被李世民、尉迟敬德所射杀。双方激战过程中，高祖正在太极宫附近“泛舟于海池”，李世民命尉迟敬德前去侍卫高祖，当时李世民已经控制局面，派尉迟敬德擐甲持矛侍卫高祖，不过是假高祖之手，发布号令而已。尉迟敬德进而奏请高祖降下手敕，“令诸军兵并受秦王处分”[49]。高祖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就范。武德九年六月七日，李世民正式被立为太子，同时高祖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50]同年八月九日李世民即位于显德殿。李世民在太极宫内与魏徵等臣下讨论治理天下的策略，被唐玄宗时吴兢收集成《贞观政要》，几乎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必读典籍，太极宫也成为后来人们的向往之所。

太极宫在三大内中，地位最崇，因为此处是高祖初建大唐之地，是太宗“贞观盛世”之地。但自高祖、太宗之后，在太极宫听政的帝王并不多了。当高宗、武后之际，唐的政治中心移至东都洛阳。其后中宗、睿宗听政于太极宫，但他们在位时间皆短；玄宗在太极宫听政两年，其后则移至大明宫、兴庆宫。唐末僖宗、昭宗，也曾听政于太极宫，时间都不长。由此，唐诗人歌咏太极宫的诗篇不多，此处仅举刘公舆《望凌烟阁》诗云：

画阁凌虚构，遥瞻在九天。丹楹崇壮丽，素壁绘勋贤。霭霭浮元气，亭亭出瑞烟。近看分百辟，远揖误群仙。图列青霄外，仪形紫禁前。望中空霁景，骧首几留连。[51]

烟凌阁位于长安太极宫西南三清殿旁的小阁楼，是唐代功臣画像阁。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命阎立本（时官司封郎中，唐初有名画家）绘开国功臣赵公长孙无忌、河间王李恭、蔡公杜如晦、郑公魏徵等二十四人图像于凌烟阁，亲自题赞词，由书法家禇遂良（时官谏议大夫）书于画像侧。其后代宗朝、德宗朝、宣宗朝续有此举。凌烟阁绘像仅是帝王褒奖功臣的一个举措，但“凌烟阁”作为一个诗歌意象，在唐诗中屡有提及，成为文人期望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理想，刘公舆诗尾“望中空霁景，骧首几留连”二句，表达的就是这种情感。

据以上所叙，可知太极宫呈现其辉煌的阶段，主要集中于唐太宗执政的几十年。后来，唐太宗之子唐高宗李治借口太极宫“低湿”，于是另择高爽之地，在太极宫东面的龙首原上又建了大明宫，使太极宫成了失势的太上皇们的住所。如唐睿宗把皇位让给儿子唐玄宗后，自己住在太极宫两仪殿西的百福殿；唐玄宗本人在安史之乱中让儿子唐肃宗李亨夺去了政权，自己从四川回长安后迁居太极宫两仪殿后的甘露殿，最后死在神龙殿内。由此，长安城内皇宫的代表便由原来的太极宫转变为以唐高宗、武则天执政时扩建的大明宫，即在龙朔二年（662）唐高宗对大明宫进行了大肆扩建，使其成为长安城中规模最大的建筑。

二、东内大明宫

东内大明宫又称蓬莱宫，始建于太宗贞观八年（634），竣工于玄宗开元初，前后历时70余年。大明宫最初是为给太上皇李渊避暑的宫殿，20年后唐高宗李治重修大明宫，把这座宫殿修建得美轮美奂、举世无双！

大明宫位于“瑞云深处见楼台”的龙首原上，面积颇大，直抵“阙下蒙蒙坂底尽”的山麓原边。因龙首原的形状而十分独特，大明宫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宫城周长达7.6公里，面积共32平方公里。这座居高临下的宫城共有11个城门，南面5座门依次为兴安、建福、丹凤、望仙、延政，其中大明宫南墙正门为丹凤门，西距宫墙西南角650米（门中），北墙正门玄武门西距城墙西北角538米。[52]丹凤门是大明宫最大的正门，建有巍峨高大的丹凤楼，与含元殿遥相呼应，是举行国家大典的广场；大明宫的北面有青霄门、玄武门、银汉门三门。大明宫的北门正门是玄武门，这里也是禁军守卫的重地，唐玄宗灭韦皇后之乱，便是依靠这里的禁军之车，取得了成功。大明宫东面有左银台门，西面有右银台门和九仙门。

自大明宫建成，唐的政治中心也转移至此。玄宗在此听政8年（后移兴庆宫），玄宗以后的肃、代、德、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宗，在位期间多听政于此，共156年之多。大明宫是大唐盛世的象征，因此，唐代诗人歌咏大明宫的诗篇极多，其所咏大明宫的诗作无不充溢着豪情。进入大明宫的丹凤门向北走，在大明宫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建置着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这三座宫殿是大明宫内举行朝仪的场所，位于宫城的制高点上。唐代笔记小说《剧谈录》记载：

每元朔朝会，禁军与御仗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罗列文武，缨珮序立。蕃夷酋长仰观玉座，若在霄汉。[53]

这里盛赞大明宫中含元殿内朝会仪仗之庄严，群臣拜舞等盛大场面，由此呈现出宫城威严、壮丽的帝都气象。大明宫三大殿之所以如此威严，主要得力于它们的地势。含元殿南对丹凤门，它是举行元旦、冬至、阅兵、大酺、上尊号等“外朝”的场所。含元殿左右两侧各有向外延伸并向南折出的飞廊，东西行廊为宽6米的单廊，南北行廊宽9.3米的复廊，廊基为夯土包砖壁，向东穿通干门，向西过观象门，向北与宣政门东西廊相接，向南各与殿东南的翔鸾阁和西南的栖凤阁台基相连。翔鸾阁与栖凤阁台基各高出地面15米，周围包砌60厘米厚的砖壁，台角有刻卷草纹的石砌。翔鸾阁与栖凤阁相距150米[54]，各为三出阙式建筑，与含元殿相连，犹如凤凰伸展出的双翼。含元殿如莺凤翘首，两阁如双翼舒展，左右对称的回廊，殿前有两条对称的龙尾道，整个建筑虽连绵相接，但又各成一体，主次分明。其构造颇具匠心，其布局形式协调，气魄雄伟而壮观。这种布局形式为后来宫殿的建筑开创了范例。长安城宫殿、阙阁的雄伟壮观在唐代诗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诗中关于大明宫的诗作甚多，如以下两首诗：

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55]

银烛熏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锁，百啭流莺绕建章。

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56]

这两首诗都作于肃宗乾元元年（758），为同期之作。这是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收复两京的第二年，诗人们寄希望于新朝，盼再睹盛唐帝都气象。尤其第一首诗，从王维诗中不仅可以得知上朝时间之早，而且可以窥见宫中的族旗、树色和官员的服饰、步履，甚至听到剑佩的铿锵。尤其是“九天阁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两句，将朝会参与者的广度和规模，夸饰得极有声势，着实渲染了一派升平富庶的盛唐帝都气象。人誉之“气象阔大，音律雄浑，句法典重，用字清晰，无所不备”，且“意象俱足，庄严稳称”，真乃“高华典赡，无美不备”，这种雄浑、高华的气度，虽台阁之作，以为盛唐帝都气象之一端，不愧“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57]之誉。又如，杜甫有诗《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云：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58]

这首诗是杜甫酬和贾至所作，前两句写皇宫的五更景色，五更的漏滴声声催晓夜色阑珊，“醉仙桃”意指像是红了的仙桃那样美，这是对朝霞沐浴下的皇宫的比喻。诗中第三、四句写朝阳映照，旌旗飘扬，燕雀趁着微风在大殿上空飞旋，呈现出一片祥瑞的帝都景象；第五、六句写早朝结束之后，“香烟携满袖”喻指深受皇恩泽润，“诗成珠玉在挥毫”是说贾至作出了好诗，趁吟兴挥毫赋诗珠润玉圆。最后两句赞扬贾至能继承父业，大有作为，贾舍人两代凤阁秉笔实是荣事，惊世旷代的美才就在当朝翰苑。唐玄宗继唐太宗“贞观盛世”之后，创造了更辉煌的“开元盛世”，而开元盛世的出现离不开开元时期的几个名相：姚崇、宋璟、张嘉贞、卢怀慎、苏颋、张说、张九龄等。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的任命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可以说“开元盛世”的形成，大明宫就是见证。唐代诗人们的诗作与其说是对帝都盛世的期望，毋宁说是对帝都盛世的美好回忆。

含元殿是大明宫最主要的建筑，在长安三大内的宫殿群中，含元殿亦是最宏伟壮观的宫殿。大明宫北据龙首山，原本就高出长安，而含元殿“基高于平地四丈”，殿基之上，又“左右砌盘道上，谓之龙尾道”，“龙崖道自平地七转，上至朝堂，分为三层，上层高二丈，中下层各高五尺”。[59]韩愈有诗云：“长安雨洗新秋出，极目寒镜开尘函。终南晓望蹋龙尾，倚天更觉巉巉。”[60]当秋雨之后，诗人站在含元殿“龙尾”上，似在平视终南山，视力格外清晰明朗。王建有诗云：“殿前传点各依班，召对西来八诏蛮。上得青花龙尾道，侧身偷觑正南山。”[61]此描写外来使臣登龙尾到入含元殿的盛大场景。据含元殿遗址勘测所知，其遗留的殿基宽约百米、长约二百米[62]。如此宽大的殿堂，方能举行数万人参与的元日大朝会，这相当于当今现代大都市的一些大型体育馆场。大明宫含元殿是座“进而仰之，骞龙首而张凤翼；退而瞻之，岌树颠而崒云末”[63]的巍峨大殿，每年正月初一，在含元殿受朝贺是史不绝书的例行重大礼仪。友好邻邦和国内各族都派遣特使前来朝贺。有诗着力赞咏大明宫中含元大殿前“宝戟罗仙仗，金炉引瑞烟”[64]，大殿中“冕旒亲负扆，卉服尽朝天”[65]的朝会盛况。又如，岑参有诗《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期大明宫》云：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杖拥千官。

花迎剑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谐难。[66]

此诗的描写极力盛赞大明宫含元殿前钟盘和鸣、香霭弥漫、仪仗庄严、群臣拜舞的盛大场面，可见其封建皇权尊严、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正是通过宛若天上琼阁的帝都建筑来呈现的。

含元殿后面（北面）为宣政殿，是唐帝王举行一般朝会的场所，也是每月朔望朝仪以及册拜、宣制典礼的“中朝”之所。宣政殿右（西）左（东）两侧，是唐中央政府首脑机关中书省、门下省所在。中书、门下二省，原在太极宫太极殿两侧，随政治中心移至大明宫而迁于此。唐代诗人杜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诗云：

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宫草微微承委佩，炉烟细细驻游丝。

云近蓬莱常好色，雪残鳷鹊亦多时。侍臣缓步归青琐，退食从容出每迟。[67]

此诗杜甫作于乾元元年（758）春，描绘了宫中宣政殿内朝会退朝之盛况。宸光开宇宙，晓景丽云霞，作者所见宫中一草一木都显得那么雍容华贵，宫内朝臣都是如此显赫尊贵，一切事物都呈现出一派帝都宫廷的祥瑞景象。唐代三省之中，中书省掌“军国之政令”，门下省掌“出纳帝命”[68]。具体说，凡军国政事，一般由中书省草为诏敕（代帝王立言），门下省审核，帝王认可，然后交由尚书省颁布并执行。尚书省长官未必入相，而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则必为宰相，俗称右相、左相。中书令（中书省长官）、侍中（门下省长官）自不必说，即中书、门下两省的一般文职，亦皆称“清要”之职。清者，以其主办文案、不必纠葛于钱、粮、户口、盐铁、库藏等俗务；要者，以其接近帝王、随时可以参与军国大事。王维《春日直门下省早朝》诗云：

骑省直明光，鸡鸣谒建章。遥闻侍中珮，暗识令君香。

玉漏随铜史，天书拜夕郎。旌旗映阊阖，歌吹满昭阳。

官舍梅初紫，宫门柳欲黄。愿将迟日意，同与圣恩长。[69]

诗以大明宫早朝、当值为内容，写时为左补阙的王维在大明宫门下省当值时所见的早朝盛况：因循制度礼仪的早朝仪式按时举行，声声玉漏催促之下，井然有序的群臣鱼贯而至，纷纷上朝共商国是。此诗在谨肃有序中掩抑不住跳脱激越的神采。王维的早朝诗于庄重典丽中流动着豪迈的激情，他笔下的皇家宫苑气象宏伟阔大，却又细腻严谨。庄重严整的宫殿借飞扬的屋脊舞蹈出灵动的美感，自然景观与宫殿建筑实现了完美的结合。盛大的仪式，庄严的场面，诗人对极具神圣感的帝都长安进行歌咏，不仅表达出当时人们普遍的自豪，也传达出当时官员们普遍的心理优越感。长安，在王维笔下的早朝仪式中彰显了它最完美的一面。

由宣政殿向北100米是紫宸殿，为“内朝”之正殿，宣政殿为“正衙”，紫宸殿为“阁”，有时也在此举行朝会，商议国家大事，群臣到这里称“入阁”。杜甫有诗《紫宸殿退朝口号》云：

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

昼漏希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70]

杜甫在此诗中，描绘了紫宸殿中左右官人引百僚分两行朝见皇帝时神圣而庄严的朝仪盛况。在宫中众多显赫尊贵的朝臣中，作者跻身于其中，深感荣幸之至，因而尽职尽责；诗中杜甫写自己身为谏官，得亲近皇帝，“天颜有喜近臣知”，龙颜上任何细小的变化，随时都默察于心，都看皇帝的眼色行事。从杜甫所作有关帝都宫殿盛况的诗歌中，不难发现作者有一定程度的大明宫情结，由此我们也可以窥探到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大明宫雄伟壮观的景象，凝聚了大唐帝都气象的缩影。

紫宸殿位于大明宫中轴线的最高点，从这里将太极宫宫城分为前后两个部分，紫宸殿西有延英殿，是皇帝召见大臣的地方。紫宸殿北则是以太液池为中心的园林与后宫居住处。其中有段秀实向唐代宗画地以对安边军政之策的蓬莱殿，有唐玄宗召见李白论世事的金銮殿，有白居易工作过的翰林院，有唐穆宗不顾府库空虚而强令修造的百尺楼，有唐敬宗用舶贾献材所建沉香亭，有唐肃宗起居的长生殿，唐宪宗所住的中和殿，唐文宗寝居的太和殿，唐德宗居住的浴堂殿。所有建筑中以太液池西南隆起高地上的麟德殿最为引人注目。

麟德殿建于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从殿东七八米处下坡便可东至太液池边，所以可以借助太液池边的自然景色加强宫殿的气势。由于该殿离大明宫右银台门很近，所以作为皇帝非正式召见亲近贵族、臣僚和举行宴会场所。麟德殿并不拘泥于中轴线格局，东北通皇帝寝殿，西南通翰林院，便于皇帝处理政事。全殿南北长130.41米，东西宽7.55米，台基高5.7米，分毗连的前、中、后三殿，三殿前后连接总长约85米，200多个大莲花形柱础石整齐排列，全部建筑面积达12300平方米，约等于明清故宫太和殿面积（2400平方米）的5倍。[71]麟德殿是唐代所有宫殿中使用率最高的场所，高宗、武则天、玄宗、肃宗、德宗、宪宗、穆宗、文宗、武宗、僖宗都在这里有过重要活动，各帝王举行宫内大宴、设道场或接见各国使节等活动，文献记载，如“上元元年九月辛亥，百寮具新服，上宴之于麟德殿”[72]；“（高宗）永隆二年正月十日，王公已下，以太子初立，献食，赦于宣政殿会百官及命妇。太常博士袁利贞上疏……上从之，改向麟德殿”[73]。在麟德殿举行的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接见外国使臣，依史书记载，有室韦、奚、回纥、泜淴蛮、南诏、日本国使臣在这里受到唐朝皇帝的接见和款待。关于麟德殿宴会的情景，唐诗人王建《宫词一百首》中第八首云：“未明开著九重关，金画黄龙五色幡。直到银台排仗合，圣人三殿对西番。”[74]此诗指皇帝在麟德殿宴请外来使臣的盛况。703年，武则天在这里宴请日本国遣唐使粟田真人，“则天宴之（日本执节大使朝臣粟田真人）于麟德殿，授司膳卿”[75]，这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贞元四年）宴群臣于麟德殿，设《九部乐》，内出舞马，上赋诗一章，群臣属和”[76]，当时唐德宗在麟德殿欣赏“南蛮诸国”乐舞和南诏异牟寻所献“奉圣舞乐”，这是巩固西南边防、加强民族友好往来的重要活动。有关麟德殿的设宴盛况，唐德宗李适有诗《麟德殿宴百僚》云：

忧勤承圣绪，开泰喜时康。恭己临群后，垂衣御八荒。

务闲春向暮，朝罢日犹长。紫殿初筵列，彤庭广乐张。

成功归辅弼，致理赖忠良。共此欢娱事，千秋乐未央。[77]

当时德宗时代采用积极的外交政策，以和亲促进和平，使得大唐国富民康，这些国策的议定、颁布和实施都是在麟德殿、长乐宫、未央宫等宫殿内完成的，长乐未央也就成为对于国泰民安永无止境的一种赞誉。此诗处处渗透着一种大唐蓬勃朝气，一派辉煌祥瑞的帝都气象。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八月（804）宴请“田宏正与大将判官二百人于麟德殿”[78]，这些活动说明了麟德殿是唐朝皇帝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此外，唐肃宗于麟德殿置道场进行佛事活动，“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节，上于三殿置道场，以内人为佛菩萨像，宝装饰之。北门武士为金刚神王，结彩被坚执锐，严侍于座隅，焚香赞呗。大臣近侍作礼围绕，设斋奏乐，极欢而罢各赠帛有差”[79]。此外，唐玄宗、德宗、宪宗都在麟德殿前庭打过马球。张籍在《寒食内宴二首》[80]形象地描述了长安城大明宫内麟德殿的繁华场景：

朝光瑞气满宫楼，彩纛鱼龙四面稠。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

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

（其一）

城阙沉沉向晓寒，恩当令节赐馀欢。瑞烟深处开三殿，青雨微时引百官。

宝树楼前分绣幕，彩花廊下映华栏。宫筵戏乐年年别，已得三回对御看。

（其二）

由以上描述可知，麟德殿前有宝树、彩旗、绣幕、彩花，宴会时有乐舞百戏，还可以打马球，是统治者聚会游乐的集中地之一。大明宫内还有一个庞大的园林群，以太液池为中心，占地约1.8平方公里。环抱太液池四周，有蓬莱殿、含凉殿、珠镜殿、紫兰殿、元武殿、长阁、清晖阁等建筑，宫城中又广植白杨、梧桐、槐、松、柏、杏、桃、竹等树木与各类花卉。如此水光山色中的宫廷建筑，更成为唐朝帝王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由此，大明宫成为唐朝皇宫的代表。

三、南内兴庆宫

长安城内与西内太极宫和东内大明宫完全不同的是南内兴庆宫。兴庆宫原是唐玄宗李隆基为临淄郡王时在兴庆坊的王府旧居，开元二年（714）唐玄宗登基后扩建改为正式宫殿，成为他听政起居之所。兴庆宫既不同于太极宫的规划严整，也不同于大明宫的雄伟壮观，宫内多是楼式建筑，豪华绮丽，花团锦簇，充满旖旒的园苑风光。

兴庆宫紧傍唐长安出城郭的东壁，城墙与宫墙合二为一。宫城东西宽1 075米，南北长1 250米，平面呈长方形，周长约4 650米，面积为1.3平方公里。[81]兴庆宫和太极宫、大明宫不同之处是：兴庆宫整座宫殿没有一条贯穿全局的中轴线；兴庆宫的正门兴庆门朝西开，而不像太极宫、大明宫的正门都朝南开；兴庆宫内的主要建筑如兴庆殿、大同殿、南熏殿、勤政楼、花萼楼等都是楼式建筑；玄宗顺外郭城东墙修建了由兴庆宫通往大明宫、曲江池，专供皇家往来的夹城。其布局在《唐六典》、《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兴庆宫》均有描述，又有《宋刻唐兴庆宫图碑》的形象描绘。兴庆宫的布局和建筑情况，《唐六典》记载：“宫之西曰兴庆门，其内曰兴庆殿；次南曰金明门，门内之北曰大同门，其内曰大同殿。宫之南曰通阳门，北入明光门，其内曰龙堂；通阳之西曰花萼楼，东曰明义门，其内曰长庆殿。宫之北曰跃龙门，其内左曰芳苑门，右曰丽苑门；南走龙池，曰瀛洲门，门内曰南薫殿。瀛洲之左曰仙云门，北曰新射殿。”注：“又有同光、承云、初阳、飞轩、玉华等门，飞仙、交泰、同光、荣光等殿。”[82]可见宫内的殿宇建筑不少，可以说只要走进兴庆宫，视线所及，便是群楼争辉的天地。宫城在规划上，因就龙池的位置和坊里的建筑现状，一反宫城布局的惯例，把朝廷与御苑的位置颠倒过来，形成北宫南苑的格局，即以和朝廷性质的北部宫殿区和以龙池为景象中心的南部苑林区两部分。

根据文献记载，兴庆宫北部宫殿区共有中、东、西三路跨院。西路正殿为兴庆殿，是举行朝会的正殿，它的后面是文泰殿，后殿大同殿，设太上老君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83]，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30），蜀州新津县兴尼寺殿柱木文隐起太上老君像及天宝元年所得玉像老君，皆于大同殿供养，大同殿西壁上有画家吴道子一日而毕的嘉陵江三百里山水画，还画有鳞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罩烟雾的五龙，殿前左右有钟楼鼓楼。兴庆宫东路有偏殿“新射殿”、“金花落”，金花落在宫之东，俗所传盖卫士所居。中路正殿是南薰殿，李白有诗云：

水绿南薰殿，花红北阙楼。莺歌闻太液，凤吹绕瀛洲。

素女鸣珠佩，天人弄彩球。今朝风日好，宜入未央游。[84]

唐代杰出的宫廷诗人李白的诗词清新、铺陈华丽，此诗在着力描述宫中帝王娱乐盛景时，又在不着意间表达了作者对宫廷行乐的一些意见，作者希望君王的乐事能与万方同享；他又暗示了君王行乐之时，也该记得“宜入未央游”，未央宫是治理政事的大殿，他用了一个游字带过，蕴藏其隐晦之义。兴庆宫在唐代政治史上，作为唐代最强盛、最繁华的历史见证，唐玄宗开创了一个朝气蓬勃、功业辉煌的伟大时代，达27年之久。唐人歌咏的诗篇甚多。唐玄宗也曾作诗云：

代邸青门右，离宫紫陌陲。庭如过沛日，水若渡江时。

绮观连鸡岫，朱楼接雁池。从来敦棣萼，今此茂荆枝。

万叶传余庆，千年志不移。凭轩聊属目，轻辇共追随。

务本方崇训，相辉保羽仪。时康俗易渐，德薄政难施。

鼓吹迎飞盖，弦歌送羽卮。所希覃率土，孝弟一同规。[85]

此诗为玄宗暇日与兄弟同游兴庆宫，登勤政务本及华萼相辉之楼，绮观一派繁盛、华丽，富赡的欢庆盛景；以观风俗而劝人，崇友于而敦睦；诗亦言志，歌以永言，此诗乃情发于衷；唐玄宗正是在此宫开始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天宝之治”，把大唐盛世推上了全盛期的巅峰！他又有《春中兴庆宫酺宴》诗云：

九达长安道，三阳别馆春。还将听朝暇，回作豫游晨。

不战要荒服，无刑礼乐新。合酺覃土宇，欢宴接群臣。

玉斝飞千日，琼筵荐八珍。舞衣云曳影，歌扇月开轮。

伐鼓鱼龙杂，撞钟角觝陈。曲终酣兴晚，须有醉归人。[86]

此诗不禁让人联想到长安城内宫中盛宴之景：兴庆宫内，轩庭映梅柳之春，众君臣欢宴，像云天而高宴；撞钟伐鼓，笙歌曼舞，歌一声而酒一杯，舞一曲而人一醉，呈现出一派宫廷欢庆祥瑞的帝都盛景。

兴庆宫南部苑林区以椭圆形的龙池为中心。龙池本是兴庆池，因为唐玄宗自称见过黄龙出水升天而得名，《长安志》记载：“至神龙景龙中，弥亘数顷，澄澹皎洁，深至数丈，常有云气，或见黄龙出其中，本以坊名为池，俗亦呼五王子池，置宫后，谓之龙池。”[87]池面呈椭圆形，考古发现，“东西915米，南北214米，东偏北9度，面积182 000平方米，东距宫东壁80米，西距宫西壁80米，南距宫南壁216米，北距碱洲门124米，距今凹地表面1.2米处，中部较深，四边逐渐隆起，成釜底形，其边缘距地表面为0.2米”[88]，是长安城仅次于曲江池的大湖泊。龙池“后又引龙首渠支分溉之，日以滋广”[89]，龙池内“荷菱藻芡弥望，岸傍古垂杨甚多”，另有兴庆池“南岸有草数丛，叶紫而心殷，醉者摘草嗅之，立醒，名醒醉草”[90]。龙池水中荷花争艳，两岸垂杨繁茂，成为唐玄宗多次举行盛大活动之所，留下不少杰出的诗篇，如蔡孚《奉和圣制龙池篇》诗云：

帝宅王家大道边，神马潜龙涌圣泉。昔日昔时经此地，看来看去渐成川。

歌台舞榭宜正月，柳岸梅洲胜往年。莫疑波上春云少，只为从龙直上天。[91]

此诗讲兴庆宫龙池的由来，武则天时，长安城东南民户王纯家井中不断溢水，最后把周围的数十顷地都溢成了池沼，因地处隆庆坊，时名隆庆池，亦名龙池。马怀素有诗《兴庆池侍宴应制》云：

积水逶迤绕直城，含虚皎镜有余清。图云曲榭连缇幕，映日中塘间彩旌。

赏洽犹闻箫管沸，欢留更睹木兰轻。无劳海上寻仙客，即此蓬莱在帝京。[92]

此诗描述了龙池的建筑布局形式及其景象，同时也着力彰显了龙池在帝京兴庆宫的重要地位。苏颋在《兴庆池侍宴应制》诗云：

降鹤池前回步辇，栖鸾树杪出行宫。山光积翠遥疑逼，水态含情近若空。

直视天河垂象外，俯瞰京室画图中。皇欢未使恩波极，日暮楼船更起风。[93]

诗中作者描写到唐玄宗在龙池船上与众臣游乐，同时也商议国事的情况。又如沈佺期有诗《兴庆池侍宴应制》云：

碧水澄潭映远空，紫云香驾御微风。汉家城阙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镜中。

向浦回舟萍已绿，分林蔽殿槿初红。古来徒羡横汾赏，今日宸游圣藻雄。[94]

此诗一写池，二写驾，三四重又写龙池。其一写池，妙于映远空字，便只写得池中碧水湛然。其三四重又写池，妙于汉家城阙，秦地山川字，便直写兴庆宫无数台殿高低，俱于此池碧水湛然中，空明影现。此为避实笔，取虚笔，非俗儒之所能与矣。诗后四句平压汉武，高颂当今。言昔者横汾一曲，相传秋风初起，今日绿槿红，宸游于池。此情此景的描述让人联想到龙池当时的盛景：碧水荡漾，垂柳依依，花草溢香，紫云飘逸，笙歌曼舞，泛舟悠游似仙境。又有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诗云：

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紫烟袅娜拂绮城。垂丝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鸟相和鸣，间关早得春风情。春风卷入碧云去，千门万户皆春声。是时君王在镐京，五云垂晖耀紫清。仗出金宫随日转，天回玉辇绕花行。始向蓬莱看舞鹤，还过茝若听新莺。新莺飞绕上林苑，愿入《箫韶》杂凤笙。[95]

此诗是李白写于天宝初载的作品，诗里呈现出绚烂多彩的色调，诗中的绿草、红楼、青柳、紫烟、碧云、金宫等富于鲜明色彩的事物，正是这些要素，使李白的诗歌具有了无穷的魅力，让人有如沐春风、满眼生机盎然之感。诗中描写龙池绿柳中的“新莺”既是春的象征，又是盛唐歌舞升平的象征，它的鸣叫，宛如是在撒播大唐帝都盛世悦耳的天籁之音。又王维有诗《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云：

故事修春禊，新宫展豫游。明君称凤辇，太子出龙楼。

赋掩陈王作，杯如洛水流。金人来捧剑，画鹢去回舟。

苑树浮宫阙，天池照冕旒。宸章在云表，垂象满皇州。[96]

诗中描写了在天光云影的映照之下，皇家贵族太子于三月三在龙池举行盥洗祭礼的盛景，王维以寥寥数笔描摹出帝都城内皇家春禊活动雍容华贵的气派。

龙池东部有沉香亭，是为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兴庆宫观赏牡丹而建。“开元中，禁中初种木芍药，得四本，上因移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97]，亭子周围遍种红、紫、淡红、纯白诸色牡丹花，还有晨纯赤，午浓绿、夕黄、夜白的变色牡丹，无论白天黑夜这种花的香气也随着颜色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玄宗戏称之为“花木之妖”[98]。天宝初年，“上（玄宗）赏之（牡丹），妃子从，帝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命李龟年持金花笺赐李白为《清平乐》词，梨园子弟抚丝竹，李龟年歌之，上亲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以玻瓈七宝杯酌西凉葡萄酒笑饮”[99]。也就是发生在沉香亭的唐玄宗与杨贵妃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李白让杨贵妃研墨、高力士脱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清平调词三首》，其第三首：“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100]全诗语言艳丽，句句金玉，字字流葩，人花交映，迷离恍惚；贵妃动人姿色似春风能消释无限愁恨，在沉香亭北君王贵妃双依栏杆；人倚阑干、花在栏外，甚是风雅烂漫！这也使得沉香亭成为兴庆宫内最有名的亭台建筑。

龙池南面有龙堂、五龙坛，西南隅曰勤政务本楼，其西榜曰花萼相辉楼。[101]“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是苑林区内的两座主要殿宇。勤政楼和花萼楼是玄宗接见外国使臣、策试举人以及举行各种仪典、娱乐活动的地方，文献记载：“天宝元年（742）……九月辛卯，上御花萼楼，出宫女宴毗伽可汗妻可登及男女等，赏赐不可胜纪……四载春三月甲申，宴群臣于勤政楼……十三载（三月）壬戌，御勤政楼大酺。北庭都护程千里生擒阿布思献于楼下……（秋）上御勤政楼试四科制举人，策外加诗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102]据1958年的考古发掘[103]：勤政务本楼建在南面城墙的内墙上，楼址东西阔5间（26.5米），进深3间（19米），其面积为500余平方米，除正中一间为门道，两侧（各2间）的4间各为一长方形夯土台，向外与两侧的宫城相接，楼便建在夯土台上。勤政务本楼开元八年建，南向[104]，据说玄宗修建此楼的目的是“本欲察毗俗，采风谣，以防壅塞”[105]。王维有诗《三月三日勤政楼侍宴应制》云：

彩仗连宵合，琼楼拂曙通。年光三月里，宫殿百花中。

不数秦王日，谁将洛水同。酒筵嫌落絮，舞袖怯春风。

天保无为德，人欢不战功。仍临九衢宴，更达四门聪。[106]

王维于诗中描写在帝都勤政务本楼宴乐的情形。坐在高大宽敞的勤政楼上，诗人的目光一泻千里，在尽情欣赏长安城四面的风物景致之时，一股君临天下的豪情油然而生。从这些诗句，不仅可以领略到帝都长安的宏伟气魄，更能感受到诗人以时代和国家为依托所生发出的纵横捭阖的豪迈之情。诗人在欣赏帝都长安的盛世景观时，还念念不忘对图治勤政和壮伟宫阙的热情礼赞。

玄宗修建花萼楼的目的，是表示他和诸兄弟“花复萼”、“萼承花”相互辉映、相互扶持。“宁王宪、申王摄、歧王范、薛王业邸相望，环于宫侧，明皇因题‘花萼相辉’之名，取诗经‘棠棣’之义，帝时登楼，闻诸王音乐，感召升楼，同榻宴谑。”[107]花萼相辉楼是玄宗招待他的几个兄弟所建，花萼楼与勤政务本楼一样面临大街，唐诗人张甫《花萼楼赋》云：“中坐平望，数香街之往来；凭槛下观，尽天京之郊郭。”[108]这里，玄宗着意向世人彰显他们兄弟之间友爱和睦的场所，同时，这也成为唐玄宗与民同乐的窗口，花萼楼周围并非禁地，普通百姓经常有机会在其周围的广场上“悉观圣旨，共仰皇猷”，可见这里也是玄宗与庶民同乐以观民风的场所。张祜《千秋乐》云：“八月平时花萼楼，万方同乐奏千秋。倾城人看长竿出，一伎初成赵解愁。”[109]这里描绘了八月千秋节花萼相辉楼前的盛况。等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观灯时，花萼相辉楼前更是火树银花，人流如潮，张说《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中第一首：“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重焰，鸡踏莲花万岁春。”[110]呈现出整个帝都长安城里繁花盛景、奢华富丽、灯火辉煌的壮丽景象。这一切，正是唐朝社会繁荣华丽的展示与聚焦。唐代帝都长安城内的宫殿，凝聚了整个帝都的宏伟盛景，太极宫的庄严、大明宫的宏伟、兴庆宫的富丽，这恢弘壮丽的帝都“三大内”无不彰显了盛唐浓郁的帝都气象。

第三节　曲江：唐代诗歌中的城市地标和文化意象

唐代帝都长安城东南部的公共园林曲江池，以曲江为代表的城市建筑空间，开创了皇权、士大夫与市民等不同政治地位、社会层次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想象空间的交织和多重建构。曲江对长安的都城生活起着重大的作用，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曲江名胜景观曾经是唐代文人墨客不断吟咏的对象，这里曾经开创了我国园林史上公共园林的先河。本文以唐代诗歌作为切入视角，来研究曲江园林盛景，探讨曲江提供了怎样丰富的活动内容，使得这里云集了帝都长安各层人士；曲江从一个静态风景之地到动态群集胜地，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融合后的狂欢和激情，曲江这一独具风貌的帝都盛景，无不孕育着独特的都城文化意象。

一、曲江的沿革

唐代长安城的曲江本秦汉旧苑。在秦代，曲江之处称隑洲，位于秦都咸阳东南远郊宜春苑中。《汉书》载司马相如随汉景帝御驾路过宜春苑时，曾作赋悼秦二世，其中提到：“临曲江之隑洲兮，望南山之参差。”[111]由此可知，曲江之得名，当在西汉景帝之前，曲江池之名则稍晚至武帝时。《太平寰宇记》记载：“曲江池，汉武帝所造，名为宜春苑，其水曲折有如广陵之江，故名之。”[112]这里不仅记录了汉武帝曾“造”过曲江池，而且也指明了曲江池名称之由来。今人夏承焘、郭声波对此有考证，并得出曲江在城东南诸坊有下泄支流的结论，且进一步分辨曲江和曲江池的不同，指出《长安志》所谓“流水屈曲”之曲江只是曲江池的下泄水道。夏、郭二者研究得出曲江池有西、北两个方向的下泄水道，分别达于乐游原下和慈恩寺、杏园旁，从而把长安城东南连成为一体的风景区。[113]曲江池为南北长，东西短之狭长水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对曲江池进行了探测，曲江池为“南北长、东西短的不规则形状，面积约70 000平方米”[114]。特别是曲江池由于北向的下泄水道的存在，加以文献记载不精密，遂促成曲江池位置的灵动性，即在乐游原和城东南隅之间摆动。秦汉时期的曲江池沿岸约有3公里之长，江池中的水源主要依靠池内西侧的汉武泉；至初元二年三月，汉元帝下诏罢宜春下苑等园囿，于是，两朝园林顿失风采，此后数百年乱世，宜春苑和曲江池皆年久失修，一度干涸。隋代建都长安后，曲江之地又复为长安城名胜风景区之一，宇文恺营造大兴城，因地制宜，重开曲江池，以新京“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压胜之”[115]，此处虽说凿池以压胜，实则是为了皇帝和达官贵人游览享乐之用。据《隋唐嘉话》记载：“京城南隅芙蓉园者，本名曲江园，隋文帝以曲名不正，诏改之。”[116]关于芙蓉园的命名，在《资治通鉴》中引刘餗《小说》曰：“园本古曲江，（隋）文帝恶其名‘曲’，改曰芙蓉，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117]以上记载说明，隋建都之初，曾再次疏浚曲江池，并广种芙蓉，因隋文帝恶“曲江”之名，改名为芙蓉园。可知，芙蓉园之名始见于隋代文帝世，在当时，芙蓉园即曲江，但与唐之曲江相比，其面积尚小。芙蓉园在隋代其性质当为离宫禁苑。

唐代定都长安后，又进一步把曲江池凿疏为盛景观光游览之地。唐玄宗开元年间，大规模兴建曲江，使古老的曲江得以大兴。宋代张礼《游城南记》引《剧谈》云：“‘曲江，本秦榝洲。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江故有泉，俗谓之汉武泉。又引黄泉水以涨之。”[118]如此使得曲江池之水巨增，为进一步建设曲江池风景区提供了有利条件，都人游赏也颇为增多。在这个繁华富丽的时代，曲江这个古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唐人笔记《剧谈录》对其盛况就有详细记载：

曲江池，本秦世隑洲，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彩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每岁倾动皇州，以为盛观。入夏则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好事者赏芳辰，玩清景，联骑携觞，亹亹不绝。[119]

由以上所记可知，当时曲江盛况空前，玄宗开元中，凿池引水，环植花木，为京城之胜地。中唐时，欧阳詹有《曲江池记》记载：曲江池“涸于有隋，兆我皇唐之在孕，逮其季主，营之以须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制极。墉隍划趾，勾陈定位。地回帝室，湫成厥池。既由我署，才成伊去。真主巍巍，龙盘虎踞。爰自中而轨物，取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仪形也”[120]。由此说明，开元年间的“疏凿”意义重大，唐玄宗时不仅曾凿“江”扩大为“池”，而且还“引黄渠之水以涨之”。《唐两京城坊考》载：“黄渠，自义谷口涧分水入此渠，北流十里，分两渠，一渠西流，经樊川，合丈八沟。一渠东北流，经少陵原而北流，入自京城之东南隅，注为曲江。”[121]由此可知，黄渠入流曲江池后，池中之水又从池东北方向分出两支穿城而进，一支西北向流入慈恩寺方向；一支东北向流入升道坊龙华尼寺方向，供城东南居民生活用水。《游城南记》记载颇为详细：“黄渠水，出义谷，北上少陵原，西北流经三像寺、鲍陂之东北，今有亭子头，故巡渠亭子也。北流入鲍陂。鲍陂，隋改曰杜陂，以其近杜陵也。自鲍陂西北流，穿蓬莱山，注曲江。由西北岸直西流，经慈恩寺而西。”[122]这里所指的“注曲江”，实即先注入芙蓉园，进而达于新扩凿之曲江池。此次大规模的开挖拓展，曲江池的总面积达到了70万平方米。在凿池扩建引水的同时，又在沿岸广种花木，复修和新修了芙蓉园、紫云楼、彩霞亭和杏园等景观建筑；芙蓉园是御苑，也称“南苑”，即使是朝廷重臣，非奉诏亦不得入内，芙蓉园有苑墙，《唐会要》卷30载：太和九年（835）七月“修紫云楼于芙蓉园北垣”[123]。可知，芙蓉园有一苑墙，有园内园外，寰宇之别。曲江则为公共园林，可自由出入。换言之，芙蓉园为曲江园中的园中园。这样，长安城东南隅形成以曲江为中心的风景带，其北有乐游原，南有芙蓉园，西为杏园、慈恩寺，其范围则在延兴门内大街之南，启夏门内大街之东。黄渠从南山上蜿蜒而下，注入曲江，把南山和曲江风景区连结起来，山光水色，相映而发，一派清秀富丽之象。在唐长安城的东南隅，整个曲江形成了一幅花木环绕，烟波浩淼，亭榭竞巧，楼阁争辉的灵动景象，其绮丽娇娆，风物华富，真可谓人间仙境。每年仲春，曲江“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春殿转霏微。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124]；“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125]；真是群鸟临池飞，百花争相艳。到了秋季，“秋波江蓼水，夕照青芜岸。独信马蹄行，曲江池四畔”[126]；“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127]。夕照秋水，清风拂莲，又构成另一番优美、轻逸的园林景观。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城遭受了严重破坏，曲江池沿岸建筑物大多被毁，残破不堪，繁华景象杳然无痕。安史之乱勘平之后，国家元气渐渐恢复，作为一代繁华的象征，曲江的重修提上议事日程。大和年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重修，《旧唐书》载：“（大和九年冬十月）内出曲江新造紫云楼彩霞亭额，左军中尉仇士良以百戏于银台门迎之。时郑注言秦中有灾，宜兴土功厌之，乃浚昆明、曲江二池。上好为诗，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思复升平故事，故为楼殿以壮之。”[128]这一次大兴土木，曲江不仅恢复到开元时的盛景，且略有增益，曲江又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

曲江的萧瑟与长安城的衰落休戚相关，唐末的屡次战乱，无可避免地影响到曲江。天祐元年（904），朱温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逼令长安士民随驾东迁，“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129]。煌煌帝都，终成废墟。当时的诗人只有凄怆的悲吟：“何事天时祸未回，生灵愁悴苦寒灰。岂知万顷繁华地，强半今为瓦砾堆。”[130]长安城的曲江作为一处优美的自然景观，在社会人世的沧桑巨变中，也由于黄渠水断，汉武泉枯，以至池底干涸，变为田圃；四周园林荒芜，楼台亭榭或自然倒塌，或人为破坏，迨至北宋时，昔日盛景不复存焉，曲江池沿岸已全被辟为农田，但池中之水依然相当可观，仍可泛舟游览，而此时的曲江水主要用于浇灌两岸的农田了。宋人张礼曾旧地重游，在《游城南记》中感慨道：“倚塔，下瞰曲江宫殿，乐游燕喜之地，皆为野草，不觉有《黍离》《麦秀》之感。”[131]明代以后，曲江池底西侧的汉武泉眼又被堵塞，池水逐渐干涸，池底变为陆地农田。正所谓沧海桑田，时移景迁，平添几多惆怅，几多思忆。

二、唐诗中曲江的园林盛景

唐代长安曲江风景区历史悠久，其开发自秦代即已开始，到唐代始形成了一处独具盛名的公共园林。这里曾留下不少文人墨客的足迹，“曲江流饮”、“雁塔题名”至今仍被传为佳话。唐代是曲江发展的鼎盛期，据统计，在《全唐诗》收录的500多位著名诗人中，有一半多曾在曲江留下足迹，流传下来近500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历时之久，艺术成就之高，影响之大，在唐诗的发展史上，可谓首屈一指，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我们可以想见当年曲江的繁盛景象。曲江以其独特的景观，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着诗人们的创作灵感；唐诗赋予了曲江独特的文化内涵，使曲江盛名于世，充满诗情画境，成为唐文化兴盛和繁荣的象征，促进了曲江的发展繁盛。本节主要以唐诗为中心视角，针对长安城东南隅以曲江为中心的曲江池、芙蓉园、杏园、慈恩寺等园林景观进行论析。

（一）曲江池

唐代长安城曲江池遗址在今西安东南的曲江池公社一带，早在秦汉时就是有名的风景胜地。唐开元年间，玄宗李隆基动用民力，疏凿黄渠引水入曲江，使池水剧增。池面宽阔，碧波荡漾，沙鸥翔集，百舸竞渡。池岸广建楼阁亭榭，《醉翁谈录》载：“曲江池本秦世丰州。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132]由此可知，曲江池岸亭阁园苑甚多，自帝王将相至商贾庶民，莫不毕集。每逢节日，曲江两岸幄幕云布，车马填塞，馨香满路，皇帝在这里设宴置酒，沿岸张灯结彩，赐饮群臣，在此举行各种仪典。

曲江池是一个盛产诗歌的胜地，许多诗人墨客一到曲江便触景生情，诗兴大发“朝士词人赋诗，翌日传于京师”[133]；唐代每个到过长安的诗人，几乎都写下了与曲江池有关的诗，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颇有趣味的现象。譬如，白居易有《登乐游园望》，张籍有《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见招》，王涯有《游春词》，李商隐有《乐游园》、《曲江》等诗歌。描绘曲江池的诗歌大多以水景为主，构成多样的园林意象空间。唐人韩愈有诗《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云：“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134]此诗尤为感叹曲江景色之美，有甚可忙啊，再忙也值得抽空来此一游！早春时节，张籍有诗《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见招》云：“曲江冰欲尽，风日已恬和。柳色看犹浅，泉声觉渐多。”[135]此处描绘了曲江池一派春机盎然的生动景象；阳春季节，都城游人们渐次增多，加上踏青等活动及“三月三日上巳节”的到来，带来了曲江游赏活动的第一个高潮；王涯有诗《游春词二首》云：“曲江绿柳变烟条，寒谷冰随暖气销。才见春光生绮陌，已闻清乐动云韶。”“经过柳陌与桃蹊，寻逐春光著处迷。鸟度时时冲絮起，花繁衮衮压枝低。”[136]暮春时节，惜春之情油然而生，杜甫有诗《曲江二首》云：“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花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137]此为诗人在曲江看花喝酒，正遇“良辰美景”，可谓“赏心乐事”了，但作者却别有思绪，诗中便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惜春情绪，产生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诗人描绘春到深处时，曲江之景煞是令人陶醉，杜甫《曲江二首》其二：“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138]如此恬静、如此自由真乃绝美之境！曲江池多植莲花，姚合有诗《和李补阙曲江看莲花》云：“露荷迎曙发，灼灼复田田。……晓多临水立，夜只傍堤眠。”[139]入夏时，曲江菰蒲葱翠，池畔垂柳成行，柳荫四合，碧波红药，湛然可爱。其动静辉映，妙趣横生。卢纶有诗《曲江春望》云：

菖蒲翻叶柳交枝，暗上莲舟鸟不知。更到无花最深处，玉楼金殿影参差。

翠黛红妆画鹢中，共惊云色带微风。箫管曲长吹未尽，花南水北雨濛濛。

泉声遍野入芳洲，拥沫吹花草上流。落日行人渐无路，巢乌乳燕满高楼。[140]

此诗沁透着清逸灵动的园林意象，让人沉醉。仲春的曲江池畔，绿意盈盈，菖蒲摇曳，细柳亭亭玉立，随风剪裁出绮丽婉约的春日诗篇，宛如曼舞飞扬的青鸟翩跹着朦胧的春意，轻盈的流莺旖旎着幽婉的心弦，随意撷取一枝翠柳，心荡神摇于鹅黄初生的韶光芳讯，沉醉，沉醉，不知归处；乘舫悠悠飘荡于池中，一蕴水意，一抹清雅，曲江池之烟柳诗画尽收于眼眸，近处的亭台楼榭，远处的碧水山廓，夕阳下行人依稀，隐隐约约，迷迷离离，曲曲回环中便朦胧映现成了一色春日空蒙的水墨写意，尽是一派灵动与秀逸。

（二）杏园

杏园位于长安城通善坊，在曲江池西岸，与慈恩寺相对并紧靠寺的南边，所以也称南园，每到春季杏园有数十亩杏花盛开，杏园以杏花为主景。春日有元稹《伴僧行》诗曰：“花满杏园千万树。”[141]陈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云：“映雪犹误雪，煦日欲成霞。”[142]曹著《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云：“晚日分初地，东风发杏园。异香飘九陌，丽色映千门。照灼瑶华散，葳蕤玉露繁。”[143]从视觉、味觉、嗅觉各方面来写杏花盛开时的杏园盛景，其景色极为瑰丽。杏花被古人认为是最能传达春之信息的花卉之一，再加之杏园是唐代新科进士举行探花宴的场所，故杏花又是春风及第之花，增添了一份文化底蕴。正如郑谷《曲江红杏》诗云：“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风及第花。”[144]诗人笔下的杏花，艳态娇姿，一树杏花属春风，何不趁此时光一睹杏花之芳容？唐人特别喜爱杏花，白居易《重寻杏园》诗云：“忽忆芳时频酩酊，却寻醉处重徘徊。杏园结子春深后，谁解多情又独来。”[145]由于每年在这里定期举行“曲江会”、“杏园宴”等重要活动，使这里成为天下文人学士心目中的“圣地”。宴庆活动专为新科进士而举行，群贤毕至，才俊会集，并有诸多诗人赋咏诗作，比试高低，举行游宴活动，吸引了无数争奇观赏者，天下闻名。杏花本无情，因为生长在曲江池岸，即寄托了诗人们的无限情思；杏园本无奇，因为“杏园宴”、“曲江会”，却引来了天下文人学士的膜拜，成为曲江园林一处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三）芙蓉园

芙蓉园是曲江风景区的一个特区，故也是曲江风景区的精华所在。芙蓉园也叫芙蓉苑，是隋唐皇家禁苑，位于曲江池南岸，紧靠外郭城，周围筑有高高的围墙。园北墙也是长安城的外郭城，沿墙筑有紫云楼，亦称“小苑”或“南苑”；《太平御览·居处部二五·园圃》记载：“芙蓉园，本隋氏之离宫，居地三十顷，周回十七里，贞观中赐魏王泰。泰死，又赐东宫，令属家令寺。园中广厦修廊，连亘屈曲。其地延袤爽垲，跨带原隰，又有修竹茂林，绿被冈阜，东阪下有凉堂，堂东有临水亭。”[146]芙蓉园“青林重复，绿水弥漫”，景致极佳。入夏以后，园中莲花盛开，柳丝低垂，清风习习，荷香阵阵，夏日里的烦躁为之尽去。皇帝常在芙蓉园赐宴、游娱，唐玄宗常在曲江举行盛大的祭祀、宴庆及巡游活动，吸引百姓观看。诗人杜甫的名篇《丽人行》，就是描写唐玄宗与杨贵妃姊妹在曲江游乐、宴庆的盛大场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147]等美妙的诗句，生动地展现了唐宫廷的奢华与排场，唐长安的富庶与开放，被后世作为“盛唐气象”的典型画面和题材，广为传播。诗人李乂在《春日侍宴芙蓉园应制》中也写道：“水殿临丹籞，山楼绕翠微。昔游人托乘，今幸帝垂衣。涧筿缘峰合，岩花逗浦飞。朝来江曲地，无处不光辉。”[148]由此可知，芙蓉园中有水殿山楼等建筑，与周围景色相映，构成一幅清秀瑰丽山水楼阁和谐融合的园林景致。在芙蓉园里有成群成组的楼台亭阁，芙蓉园中的紫云楼，是曲江的标志性建筑，建于芙蓉园北园城墙上，皇帝常在此不仅可以接见臣下，还可以观赏百姓游览的景象。

（四）大慈恩寺

大慈恩寺位于长安城晋昌坊东部，占半坊之地，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唐高宗李治做太子时，为追念他母亲文德皇后而扩建，故以慈恩为名。慈恩寺水竹森邃，为京都之最。寺院规模宏大，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证，唐代慈恩寺兴盛时，占地逾三百亩，由大殿、大佛殿、塔北殿、翻经院、元果院、太真院、东院、西院、浴室院等13个院落组成，共有殿房1 897间，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异常豪华；其香火之旺盛，寺庙园林之精雅，为长安之最，吸引了众多达官显贵和诗人寻幽赏景。如诗人韦应物，不仅常来慈恩寺内避暑小住，而且和寺院的方丈谈经说法；他在《慈恩精舍南池作》诗中写道：“清境岂云远，炎氛忽如遗。重门布绿阴，菡萏满广池。石发散清浅，林光动涟漪。缘崖摘紫房，扣槛集灵龟。浥浥余露气，馥馥幽襟披。积喧忻物旷，耽玩觉景驰。明晨复趋府，幽赏当反思。”[149]此诗描绘慈恩寺幽旷静僻，菡池清逸，涟漪微漾之胜景。除了韦应物之外，还有李远、贾岛、刘沧、刘得仁、曹松、李频、赵嘏、郑谷、司空曙等诗人，都曾在慈恩寺赏景游宴，留下了十余篇优雅、隽永的诗作。

大慈恩寺院内的景色以浮图和牡丹为主，犹以牡丹著称。《南部新书》记载：“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150]唐代牡丹是风靡全国的花卉，权德舆有诗《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咏：“澹荡韵光三月中，牡丹偏自占春风。时过宝地寻香径，已见新花出故丛。曲水亭西杏园北，浓芳深院红霞色。”[151]慈恩寺内有玄奘法师建造的大雁塔，可以登高眺远，也是曲江重要的景观之一。《全唐诗》中有很多描写大雁塔的诗；天宝十一年（752），诗人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等七位诗人，登临赋诗，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岑参的《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成为千古传唱的名篇：“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152]此诗是写登佛塔回望景物，首先是仰望全塔，接着登塔，然后由上俯瞰，描写在塔上所见东西南北的景物；诗在描摹大雁塔的高耸、巍峨雄峻等方面，可谓匠心独运。“如涌出”、“耸天宫”、“碍白日”、“摩苍穹”等，语语惊人，彰显寺塔高耸雄伟的气势，令人有亲临其境之感，不禁为之惊叹。

可以说，唐代将近三百年间，曲江是长安城中最具活力和生机的名胜之地，是长安繁盛的象征，是当时园林、建筑、绘画艺术和宗教文化等凝聚而成的帝都气象的菁华。曲江之地位足以见京都之盛，又以见上国之雄，正因如此，曲江成为唐诗重要的创作对象和兴盛之地。大唐盛世，长安城曲江以其独特的山水个性、四时景致、园林建筑、宗教文化、节庆活动、世俗风情，为诗人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牵动着诗人们的情思和灵感；唐诗赋予了曲江深厚的文化内涵，使曲江盛名远扬，充满诗情画境，成为唐文化兴盛和繁荣的象征，促进了曲江的繁盛和发展，使曲江园林胜景提升到了一个高深的境界。唐诗与曲江两者交相辉映，水乳交融，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璀璨夺目的历史画卷，为古今文化之奇观，甚为罕见。

三、曲江：“狂欢”胜地及其所沉淀的文化意象

唐代长安城曲江作为公共园林区，之所以成为天下名胜之地，最重要的是注入了人文因素，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个公众化的活动空间。曲江风景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曲江池、芙蓉园、杏园和乐游原等景点都已和大慈恩寺、塔联结一气，形成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即曲江风景区。而贯串两者的纽带则是曲江宴游和雁塔题名，这一文化整体在唐代帝都表现得尤为浓烈、突出。大慈恩寺宗教文化与曲江风景区的各大景点俗文化的有机结合，则使得整个曲江风景区的文化意象显得更加深厚。曲江，从皇家御苑建筑到大众游览景观，从一个静态风景之地到动态群集胜地，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融合后的狂欢热情及一种活力的释放，彰显了帝都曲江独具风貌的人文景观，呈现出独具特色的都城文化意象。

曲江池的东部是皇家御园芙蓉园，四周建有围墙。开元十四年（726）和开元二十年（732），从兴庆宫外傍郭城东壁，建筑了北通大明宫、南达芙蓉园的夹城，与郭城南北平行，其目的主要是专供唐玄宗北趋大明宫上朝，或率领皇亲贵戚南去芙蓉园、曲江游乐时的警戒保密。李绅作诗《忆春日曲江宴后许至芙蓉园》云：“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香径草中回玉勒，凤凰池畔泛金樽。绿丝垂柳遮风暗，红药地丛拂砌繁。归绕曲江烟景晚，未央明月锁千门。”[153]此处说明，芙蓉园有围墙，非有诏则不许进入；为了皇亲贵族出行的安全，夹城和新开门也兴建于此时。夹城从大明宫到通化门再到春明门、延兴门一直通到芙蓉园，在各门处特造蹬道，犹如过街天桥，与各门下往来之人互不相扰，确保帝后出巡的安全。但是，皇帝为了彰显与臣同乐、共享美景，也经常恩准臣僚入园游览、侍宴应制，吕令问在《驾幸芙蓉园赋》中写道：“入红园而移步辇，俯绿池而卷行幕……留连帐殿，弥望帷宫。”[154]芙蓉园内帐篷帏幕遍布，说明楼阁亭台不够皇宫随从人员居住，因而采取了野外安置措施，但客观上更使人与自然和谐融为一体。另有杜甫诗云：“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155]杜牧诗云：“六飞南幸芙蓉园，十里飘香入夹城。”[156]这些都是叙述夹城里皇亲贵族车马通过时的喧嚣盛况。从夹城最南端到芙蓉园前，建有形式朴雅、尺度不高的“新开门”城楼，当人们从漫长的夹壁城墙出来后，首先看到的就是透过新开门、芙蓉园构成的幽美而古雅的园林胜景。每到盛夏酷暑难耐时，朝中百官公卿于闲暇日赴曲江池度假消暑，池中早已备有船舫，以供游赏。曲江风景区山池布置精巧，户部的船舫样式新颖，都为时人所称道。在安史之乱前，曲江沿岸有各官署建造的亭子，布满了曲江沿岸，与高低起伏的地形相映成趣，既提供了度假憩息地又为景区增添了美感。皇帝有时会御驾亲临，同大臣们于曲江胜地宴集、吟诗作赋，尽情欢娱。此外，平时久待在宫中的男女终于有了放风撒欢的日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芙蓉园内举行的百戏歌舞表演，由于露天场地较大，作为一种恩宠待遇，更是召集朝廷众多的文武官员前来欣赏。中唐以后，举行曲江宴时，皇帝还带领嫔妃登上紫云楼，落座远眺。司衙百僚则会聚于曲江边的山亭游观赏景，百姓则凑集彩棚绸帐围绕水边，载歌载舞的曲江之盛景也使芙蓉园融于其中，皇帝兴浓时，则连连作诗，百官赋咏奉和，气氛甚是繁盛。皇家的御园成了与民狂欢遥相呼应的“娱苑”。唐代时期，每年的三月三日是国定公众假期，此时正值阳光绚丽，百花争艳，微风轻拂，水波荡漾，草木青翠，足以赏心悦目。就在这一天，上自天子，下至群臣官僚及百姓，都会赶赴曲江游娱集宴，真乃“举国盛游”。所以，白居易在《三月三日谢恩赐曲江宴会状》中不禁感叹：“获侍宴于内廷，又赐欢于曲水。踏舞局地欢呼动天，况妓乐选于内坊，茶果出于中库。荣降天上，宠惊人间。”[157]看的是皇家教坊的伎乐，吃的是供皇帝享用的茶果，可见宴乐之盛。这一天的曲江有彩舟巡游，有百转流莺的歌声，有长袖飘逸的舞者，有顶竿钻火的艺人，有吆喝叫卖的商贩，整个曲江沉浸在欢乐之中。

曲江不仅是皇家贵族的狂欢乐园，也为文人提供了一个遣怀、游宴的公共场所。曲江池既没有浩淼的湖海那么远不可及，又没有私家造园的池塘水洼那样袖珍，它的开阔地形和水面尺度非常适合作为帝都的一个公共活动场所。于是，唐朝官府在曲江布设了鳞次栉比的楼阁亭榭，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王桀在《曲江池赋》中铺陈：“帝里佳境，咸京旧池。远取曲江之号，近侔灵沼之规。东城之瑞日初升，深涵气象；南苑之光风才起，先动沦漪。其地则复道东驰，高亭北立。旁吞杏圃以香满，前噏云楼而影入。嘉树环绕，珍禽雾集。”[158]这里高亭指唐中央诸衙署各自在池北丘陵上建的所谓“曲江亭子”。池西有杏林达数百亩之广，其间有供新进士聚会的曲江亭。池南芙蓉园北垣上的紫云楼倒影映入曲江池中，现出一幅绝美的水上园林胜景。唐代诗人更为曲江的诗情画意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宋之问有诗《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云：“年光竹里遍，春色杏间遥。烟气笼青阁，流文荡画桥。飞花随蝶舞，艳曲伴莺娇。”[159]曲江景物处处是人文与自然巧妙融合的杰作。文武百官到此划分地盘，争先领略美景，不仅放松了宦海沉浮带来的紧张压力，而且互相攀比竞相夸饰，宴饮活动常常寄于其间。这里既有个人活动也有群体活动。

曲江是文人远避尘世的乐园。杜甫有诗《曲江对酒》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160]在这里，文人的心灵世界暂时回归本我。“曲水流觞”一直传为千古佳话，唐代每年三月初三，有不少文人学士游宴于曲江旁，举行饮酒赋诗的“曲江流觞”活动，类似上巳曲水这类的“儒风雅俗”，其余韵一直蔓延留传至今。曲江更是科举士子及第之后必到的欢庆之处。最值一提的是进士“关宴”，它贯穿了整个曲江景区：曲江赐宴、杏园聚宴和雁塔题名为曲江游娱增添了一处独具特色的人文风景。笔记小说《唐摭言》也描述了当时文人士子的游宴盛况：

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水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所存者唯尚书省亭子而已。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彻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161]

从这段记载可见，当时曲江之宴场面的盛大。曲江宴会是新进士宴集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活动，不管是少年得志、一跃龙门，还是多年蹭蹬方得折桂，都在彼时缓解压力获得精神的释放，他们肆意庆贺，大喜若狂。为了狂欢尽兴，湖中不仅备有画舫彩船，还要在船上演绎歌舞，极尽欢愉之乐。孟郊诗《登科后》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162]罗隐有诗《偶兴》云：“逐队随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车尘，如今羸得将衰老，闲看人间得意人。”[163]曲江进士宴会作为当时士子狂欢的压轴大戏，历来受到官方重视和民间艳羡，《唐摭言》载：“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城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164]如此景象盛况空前，整个长安城的男女老幼几乎倾城出动，整个曲江不仅新科进士的宴会之繁盛，而且商客行市罗列货物以提供买主挥霍，如此大宴真可谓曲江狂欢之盛！

曲江大宴后是杏园宴，亦称“探花宴”。刘沧赋诗《及第后宴曲江》云：“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165]士子及第在曲江池游览之余，在杏园娱乐、嬉闹、狂欢，也常来大雁塔下作诗竞比，题写名籍及诗作于粉墙之上，以尽兴致。那些王侯公卿为了在“探花出巡，绕池迂回”的欢喜日子里挑选女婿，竟然全家车马出动造成路途拥塞。狂欢的曲江池一边是“千队国娥轻似雪，一群公子醉如泥”[166]，一边是“恰似曲江闻喜宴，绿衣半醉戴宫花”[167]。如此壮观盛大的场面中，曲江、杏园、雁塔组成进士精英文化的载体。曲江人文荟萃，文兴诗盛，成为众多诗人和士子展示才能的舞台；进士是人间精英，他们的言行举止为万众瞩目，而世人的仰慕更促进了狂欢活动，使人不由自主地加入到热烈的气氛中，沉浸在个性释放的欢愉中，这种张扬宣泄的狂欢形成了唐代帝都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

曲江作为公共园林，也是市民百姓自由出入的外苑。曲江节庆风俗活动之兴盛。每逢上巳、中和及重阳节之时，“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168]，“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169]。真可谓一幅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的繁盛景况。三教九流汇聚，百技杂艺荟萃，汇成一幅幅灵动、鲜活的风情画卷。每年立春后天气转暖，长安市民纷涌踏青赶赴曲江，节俗与游赏融为一体，热闹非凡。正如赵璜诗云：“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知。”[170]唐僖宗时期，进士康骈的《剧谈录》记载，长安春日那天“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采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171]。在唐代，春日游宴几乎是全民性的，尤盛于中和、上巳二节日；每逢佳节京城内外便呈现一派盛大壮观的游览景象，曲江堤岸上布满了人们临时休息搭建的彩色帐幄，骑马赶牛车的前拥后挤、熙熙攘攘，大家都来享受大自然的恩泽。九月重阳节的登高活动也多选在地势高亢的乐游园和慈恩寺浮图，这是都城市民节俗活动的一个主要分布区。除了三节，其他的游春活动也很丰富，尤为盛行的是仕女们的踏春游宴，《开元天宝遗事·裙幄》记载：“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172]在唐代，春日踏青习俗颇为盛行。每当春风拂煦，冰雪消融，原野上草芽出土，绿意葱葱，京城中的人们便成群结队地走到郊外“踏青”，踏草寻花，赏游春色。长安仕女是日多盛装出行，踏青时遇到名花，就在草地上铺席，四面插上竹竿，然后将亮丽的红裙连接起来挂于竹竿之上，就形成了临时的“裙幄宴”，和着良时美景，尽情宴饮，真乃奢逸狂放。唐代妇女社会地位普遍较高，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妇女出外游乐，聚观并无限制，“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游”[173]。于此可知，唐代夜游不仅可在城内，亦可移至城外。当时长安城的曲江池、乐游原等风景胜地都是仕女、文人学士及京都百姓们毕集的游赏嬉戏之地。曲江入夏则“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174]。秋日，正如白居易诗《曲江》所云：“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楼台在烟杪，鸥鹭下烟中。”[175]于是，杨巨源有诗《长安春游》云：“凤城春报曲江头，上客年年是胜游。”[176]曲江池自然成为长安居民心仪向往的游览胜地。

长安城曲江池西岸的杏园是面向全体长安市民百姓开放的风景胜地，杏园风景入画，每逢春天来临，就如陈翥作诗《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所描绘的：“十亩开金地，千林发杏花；映雪犹误雪，照日欲成霞。”[177]如此美妙烂漫之象，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前来赏花，姚合《杏园》诗云：“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欲待无人连夜看，黄昏树树满尘埃。”[178]长安仕女不论老幼拥进杏园，采花、折花、插花的女子蔚为壮观，元稹《杏园》诗云：“浩浩长安车马尘，狂风吹送每年春。”[179]李绛《杏园联句》诗云：“杏园千树欲随风，一醉同人此暂同。”[180]可惜杏粉桃红，瞬间凋落，杜牧《杏园》诗云：“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181]众多男女集会在一起，打破了平时的礼教制约，自由的欢娱出现了，人们沉浸在花雨之中，顾不上花落满地、零乱狼藉了，欢乐的心情超过一切。林宽《曲江》诗云：“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柳絮杏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182]甚至纨绔子弟混迹其间，尾行追逐姝丽艳姬，真乃狂放风流之举。

杏园不仅只是一般的花团锦簇、欢天喜地的游玩乐园，还是无名寒士、困顿举子无拘无束、痛快淋漓的发泄场所。《开元天宝遗事·颠饮》记载：“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183]这里，我们似乎目睹了新科进士在未授官职前不拘礼节、不怕耻笑的种种欢娱之举，真乃狂欢至极。而激进的士子李群玉作诗《赠魏三十七》发出了满腔积怨：“莫放焰光高二丈，来年烧杀杏园花。”[184]唐代白居易、刘禹锡、元稹、韩愈等著名诗人年少时，都在曲江池畔、杏园粉坛留下了名句绝唱，以释放青春意气。

唐代安史之乱后，内忧外患使曲江全民同乐的狂欢气氛一度静默。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朝廷又重修曲江，其往日的繁荣景象又得以恢复，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稳定政权、粉饰太平，但这又给了都城民众一个向往盛世、狂欢发泄的机会，曲江集宴又再次盛况空前。许多唐代诗人挥笔作诗，如杜甫诗《曲江二首》其一云：“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185]徐夤《杏园》诗云：“杏园箫声好醉乡，春风嘉宴更无双。”[186]只不过这个时期的曲江宴饮开始走向纵情恣欲、侈逸奢靡，与盛唐时期的那种歌颂自然、向往自由的时代强音颇为不同。

可以说，狂欢实质上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特殊气象，也是一座城市的活力元素，世界上有不少城市就因为有名的狂欢节，而一年一度地展现着自己的精神风貌。尽管唐代帝都曲江的狂欢一般只体现在传统节日或者庆典宴集活动中，但它那种随心所欲、感情奔放、彰显人自然本性，甚至以非理性的情绪癫狂迸发出来的行为方式，这种独特的都城气象值得我们思考。帝都曲江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狂欢的文化圣地，它所提供的不仅仅是观赏美景，更主要的是它为都城市民提供了一处开放自由的文化活动空间，尽情释放、肆意狂欢的活动空间。追溯大唐、梦回帝都长安，缱绻流连的梦境里，我们发现：有人欢歌狂舞，有人宴饮失态、神情狂放，有人喧哗嚷叫，随之群噪、观者蜂拥蚁簇，场景极其壮观。这种“万头攒动，盈街溢巷，男女响应，举国若狂”的都城盛况，其实质蕴含着开放博大的历史背景和一个城市的活力。久而久之，经过历史的沉淀，唐代长安之曲江，北宋汴京之金明池，南宋杭州之西湖，明清南京之秦淮河，北京之紫禁城，扬州之瘦西湖，苏州之虎丘，都成为中国文学中特有的一种城市文化意象。

第四节　唐诗对东都洛阳私家园林的吟咏和抒写

园林，是一种山水林木和建筑组成的自然和人文相融合的风景之地。唐代私家园林的建筑，是中国园林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可谓盛极一时。关于唐代的园林别业，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187]作过较为细致的研究，其著作之下编从《全唐诗》、《全唐文》、两《唐书》、《太平广记》等文献资料中辑录出唐代私园463处；吴宏岐《唐代园林别业考补》[188]从唐宋笔记小说及两《唐书》，又搜集11处。这些说明唐代私园见于文献的有近500处。从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领略唐代私家园林之风韵。唐代私家园林发展到盛唐，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失意文人，多喜爱营建园林别墅，形成以长安、洛阳两都为中心的园林布局。唐代前期长安私园较多，后期转向洛阳，尤其在文宗朝，洛阳出现了不少文人私园，使得洛阳成为唐代私家园林的中心地。

在中国古代私家园林的发展过程中，洛阳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洛阳从东汉时期私家园林产生之日起，就是私家园林长足发展之地，直至宋朝的千余年间，就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洛阳私园多在东南部，这里傍依伊水、运渠，不仅自然风光美丽，而且交通方便，聚集了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履道里宅园、李德裕平泉山庄、牛僧儒归仁里宅园以及裴度集贤里宅园和午桥别墅等文人私园。这些私家园林，超越隐逸文化内涵，沉淀出浓郁的“幽境”气韵；洛阳私家园林之“幽境”在唐代诗歌中也得到充分呈现。这里以唐诗为切入视角，主要以唐代洛阳著名的履道里宅园和平泉山庄为典型之例，来论析唐代诗人对洛阳私家园林之“幽境”的吟咏和抒写。

一、白居易与洛阳履道里宅园

唐代洛阳私园多为园主游赏、宴会或娱乐之用，以园林片山数石等景物来寓情游心，体现私园之幽境。洛阳履道里宅园，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而修建的私家园林。《旧唐书·白居易传》记：“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189]大和三年（829），白居易从杭州刺史任满罢归洛阳，其晚年就定居在履道里，把履道里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白居易作诗《池上篇序》详尽描述了履道里宅园的创造过程和景物布局：

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闬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即为主，喜且曰：“虽有台池，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时，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径。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洎臧获之习筦磬弦歌者指百以归。先是颍川陈孝山与酿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与琴，韵甚清。蜀客姜发授《秋思》，声甚淡。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可以坐卧。大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190]

履道里，亦称履道坊，位于唐代东都洛阳外郭城的东南隅履道坊西门。引伊水自南入城的河渠，流经坊西、坊北，又向东流入伊水。这里园林毗连，芳荫佳木，伊水纵横，风光秀丽，引人入胜。隋唐时期的皇亲国戚、达官贵族，有不少在此造府建园。由以上记载得知，履道里宅园占地十七亩。其中建筑面积五亩七分，水池面积三亩四分，竹林面积一亩九分，剩下六亩空地，种了树，铺了路，放置了各种形态各异的圆林石。园中景物以水、竹为主，有桥、岛，有池，池上有桥，池中有舟，舟上有胡床；后又在池东筑粮仓，池北建书库、池西修琴亭；园中又开环池路，环池有竹，天竺石、华亭鹤、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青石等物；园内环境优美，亭台水榭，竹木掩映，真乃怡情养性之佳境。周维权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中评白居易的履道池台：“造园的目的在于寄托精神和陶冶性情，那种清心幽雅的格调和‘城市山林’的气氛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园林观——以泉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191]将泉石竹树这些自然界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事物置于园林中并以之养心怡性，是因为在这些物象身上，暗示着诗人的精神境界及其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履道池台中的每一物，都是经过白居易精心选择置于园林中，在园主的精神世界里都饱含着特殊意蕴。

洛阳履道里宅园中，白莲是池中重要之景，“莲栽月下池”。履道宅西有流水，白居易利用这一条件在墙下构小楼，在流水中栽莲，莲长势越过小楼，以此构成幽境。有诗《宅西有流水墙下构小楼临玩之时颇有幽趣因命歌酒聊以自娱，独醉独吟偶题五绝句》云：“伊水分来不自由，无人解爱为谁流？家家抛向墙根底，唯我栽莲越小楼。”[192]此情此景，淡淡莲风，递香幽楼，莲香弥漫周围。白莲的身上除负载着诗人的宗教情感外，莲更是高洁品格的象征。罢苏州刺史时，白居易带白莲归洛阳，又把园中之池，称为“白莲池”。诗名《白莲池泛舟》，《池上小宴问程秀才》又有诗句“浪摇花影白莲池”，可见白居易对于白莲的钟爱，白莲以其洁白的外表和品种的稀有，较之红莲更为脱俗高贵。“池幽绿苹合，霜洁白莲香。”[193]白莲，是最让他产生江南怀旧情感的事物，大和六年（832）有诗《六年秋重题自莲》云：“素房含露玉冠鲜，绀叶摇风钿扇圆。本是吴州供进藕，今为伊水寄生莲。移根到此三千里，结子经今六七年。不独池中花故旧，兼乘旧日采花船。”[194]在沁着幽幽莲香的宅园内，蔓延着诗人深厚的怀旧之情。

白居易好石，其履道里宅园中有天竺石、太湖石、篙山石等石种。大和三年（829）诗人作《太湖石》云：“远望老嵯峨，近观怪嵚釜。才高八九尺，势若千万寻。”其石“形质冠今古，气色通阴晴。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195]。太湖石在水中岁久，为波涛所冲撞，石形似弹窝，这是水留下的痕迹。石虽无生命，但太湖石可以说是岁月和波涛合力的结晶，透过太湖石的形成及其外形特点，诗人感受到的是古今沧桑，宇宙生命的变幻，岁月改变塑造万物的力量。石虽状貌刚硬，但又是构成幽境的重要物象。泉、石相击造成的潺湲之声，幽然成韵，在白居易听来仿若琴声一般，浸润心神，令人忘却尘俗。有不少诗多次描写这种幽趣，如《南侍御以石相赠，助成水声，因以绝句谢之》：“泉石磷磷声似琴，闲眠静听洗尘心。莫轻两片青苔石，一夜潺湲直万金。”[196]又《亭西墙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韵，颇有幽趣，以诗记之》描写园林泉石之幽趣甚为真切：

嵌巉嵩石峭，皎洁伊流清。立为远峰势，激作寒玉声。夹岸罗密树，面滩开小亭。忽疑严子濑，流入洛阳城。是时群动息，风静微月明。高枕夜悄悄，满耳秋泠泠。终日临大道，何人知此情？此情苟自惬，亦不要人听。[197]

此诗描绘了当时洛阳宅园之景，“居易宅在履道西门，宅西墙下临伊水渠，渠又周其宅之北”[198]。伊渠起白伊阁口之北，分伊水北行，流经履道宅西墙下，又绕宅北向东而行。白居易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墙下水中放置巨石，使水石相激造成潺湲之声。秋夜时分，群动皆息，月光微明，诗人高枕而卧，听满耳泠泠声，心中充满宁静惬意之感。这泠泠水声，是由篙山之石置于伊水之中，水有相击而成的。“嵌巉嵩石峭，皎洁伊流清”嵩石、伊水，这些具有地域性的意境，构成的是典型的洛阳城的意象。白居易在夸赞履道池台之佳境时，着笔于泉石相击的潺湲声，“未如吾舍下，石与泉甚迩。凿凿复溅溅，昼夜流不已。洛石千万拳，衬波铺锦绮……君若趁归程，请君先到此。愿以潺湲声，洗君尘土耳”[199]。倚石看山，独赏“潺湲”幽趣是白居易晚年一大乐趣，可以想见其宅园之幽境甚是韵味无穷。又如白居易的《府西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偶题十六韵》诗云：“凿开明月峡，决破白蘋洲。清浅漪澜急，夤缘浦屿幽。直冲行径断，平入卧斋流。石叠青稜玉，波翻白片鸥。”[200]由此可知，白居易尤其钟情于园林山水的营建，在履道里宅园北第宅之西开挖了水池，堆砌了岛和叠置了石峡，并在水边建构了水榭，构造成一幅独具幽境的园林盛景图。

“幽境”不是幽泉、幽岩、幽舍、幽沼等孤立幽景之机械叠加，而是包括幽景外的虚空在内的元气流动的自然；“幽境”体现着虚实相生的哲学思想。拿上面的例子来说，泉石可看得见，潺湲声可听得着，是“实”。潺湲声带出的世界不是五官能感知的，是“虚”。没有“虚”，幽舍只是座空寂的宅舍，毫无生气；没有“实”，“世界”没有了逗留之所，无法得以显现。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以虚为虚，就是完全的虚无；以实为实，景物就是死的，不能动人；唯有以实为虚，化实为虚，就有无穷的意味，幽远的境界”[201]。

白居易在洛阳所作的园林诗，专以描写园林景色为主，寄寓诗人思想情感的诗作。包括写集贤里宅园、午桥庄别墅、归仁里宅院别墅的诗作，而以描写履道里池台为主。这些以履道池台为描写对象的诗作中，诗人以闲适、超然于物的心境静观体悟万物，独得幽趣，进而创造一种幽深意境。如白居易所咏之诗《秋池二首》：

身闲无所为，心闲无所思。况当故园夜，复此新秋池。岸暗鸟栖后，桥明月出时。菱风香散漫，桂露光参差。静境多独得，幽怀竟谁知？悠然心中语，自问来何迟？

朝衣薄且健，晚簟清仍滑。社近燕影稀，雨余蝉声歇。闲中得诗境，此境幽难说。露荷珠自倾，风竹玉相戛。谁能一同宿？共玩新秋月。暑退早凉归，池边好时节。[202]

再如人和九年（835）白居易咏《小台》诗：

新树低如帐，小台平似掌。六尺白藤床，一茎青竹杖。风飘竹皮落，苔印鹤迹上。幽境与谁同？闲人自来往。[203]

这些诗作取景细腻生动，雅静中又充溢动趣，意境幽深脱俗，真乃幽雅之胜境。可见出白居易体物真切，善于捕捉最富诗意的画面与瞬间的写景特点。以上所咏“菱风香散漫，桂露光参差”、“露荷珠自倾，风竹玉相戛”，又“风荷摇破扇，波月动连珠”等诗句，秋池月下，荷叶滴露；风儿飘过竹林，发出如玉相击的声响。秋日荷叶残缺，摇曳在风中；月映池中，风儿吹动水面，月影在波中摇曳，仿佛连着的珠串。诗人敏锐地感知到了园林中的诗意和趣味，而且这些诗作语言精致，绝没有不厌其详、淡化诗意的特点。诗作中直接用到“幽”字的句子很多，如《履道新居二十韵》：“地与尘相远，人将境共幽。”《幽居早秋闲咏》：“幽僻嚣尘外，清凉水木间。”《睡后茶兴忆杨同州》：“信脚绕池行，偶然得幽致。”《吾庐》：“新昌小院松当户，履道幽居竹绕池。”《小台》：“幽境与谁同，闲人自来往。”《晚凉偶咏》：“幽深小池馆，优稳闲官职。”《洛下寓居》：“夜窗幽独处，琴不为人弹。”《洛下卜居》：“东南得幽境，树老寒泉碧。”等，如此着意于吟咏园林之“幽”，以至于白居易自称为“幽人”，《赠谈客》中“幽人闲思自寥寥”。称“闲”为“幽闲”，《秋凉闲卧》：“幽闲竟日卧，衰病无人问。”《老来生计》：“人间荣耀因缘浅，林下幽闲气味深。”这种幽深诗境的创造，一方面体现了白居易城市园林要以幽深而获得闹中取静的造园理念，如《偶吟二首》：“池亭虽小颇幽深。”[204]另一方面，是境由心造，此乃幽深绝俗心境的一种呈现。白居易晚年诗中，既有宴饮歌舞热闹场面的描写，又有充满知足气味的叙述，但唯有在这类园林诗中，无意于仕途的白居易，心灵的境界一片幽静。

幽深诗境形成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履道池景色描写中，往往寄寓着诗人晚年丰富的思想，如内心的自得自足自适甚至是中隐意识，进而使得诗歌意境深远，耐人寻味。开成三年（838）白居易《池上幽境》：

袅袅过水桥，微微入林路。幽境深谁知？老身闲独步。行行何所爱？遇物自成趣。平滑青盘石，低密绿阴树。石上一素琴，树下双草履。此是荣先生，坐禅三乐处。[205]

此诗咏叹：“幽境深谁知？老身闲独步。”在热衷于功利、不免浮躁的人眼中，“幽境”是神秘的，难以捉摸的。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幽人”，却能以拈花微笑般的默契去体味它。毕竟，“幽”中积淀着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深厚意蕴，此处的园林物境幽深静谧，一切景物都自然地按着自己的本性存在着，各成幽趣。诗中写到袅袅水桥、微微林路、平滑青盘石、低密绿阴树，在物境中一直有老年诗人的影子，那素琴，那草展，折射出诗人淡泊宁静的心境。诗末“此是荣先生，坐禅三乐处”，诗人以荣启期自比，《列子·天瑞》中的荣启期，以生而为人、生而为男子、长寿为三乐。这坐应是诗人坐禅之处，“三乐”见出诗人内心的自足。在园林小景中，诗人感触到永恒和幽静。所谓“遇物自成趣”，包含着禅家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开成四年（839）所作《春日闲居三首》第二首咏：“广池春水平，群鱼恣游泳。新林绿阴成，众鸟欣相鸣。时我亦萧洒，适无累与病。鱼鸟人则殊，同归于遂性。”[206]此诗在描写园林景物中，寄寓遂性自适的思想。大和四年（830）有《池上夜境》诗云：“晴空星月落池塘，澄鲜净绿表里光。露簟清莹迎夜滑，风襟萧洒先秋凉。无人惊处野禽下，新睡觉时幽草香。但问尘埃能去否？濯缨何必向沧浪。”[207]此处“沧浪”在《孟子·离娄》中引用“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典，后来用“沧浪”借指江湖等隐士居住的地方。诗中描写月下池塘幽静澄明之景，缀着露水的竹席在夜色中显得清莹柔滑，风起丝丝秋之凉；野禽飞下池塘，幽草瓢送暗香，一切都揽括在星月的怀抱之中。在这种清静幽谧又充满灵趣的境界中，诗人心头溢满愉悦和自足，末句“但问尘埃能去否，濯缨何必向沧浪”，何必要隐居到山林中，眼前的池塘就足以是一片清净之地，蕴含了诗人隐于园林，而不必隐于山野林泉的中隐思想。又《幽居早秋闲咏》：“幽僻嚣尘外，清凉水木间。卧风秋拂簟，步月夜开关。且得身安泰，从他世险艰。但休争要路，不必入深山。轩鹤留何用？泉鱼放不还。谁人知此味？临老十年间。”[208]在描写幽僻之境后，诗人以鹤、鱼自比，悠游于园林，“且得身安泰”四句，表达的也是诗人内心的中隐思想。

所谓“中隐”可以说是“一种身心自然合一的新吏隐观，与传统吏隐观之强调身心分离不同”[209]。唐代，既为吏隐，又要做到身心自然合一，应该实现三个层面：第一，隐于园林；第二，隐于留司；第三，隐于洛阳。这应该是白居易中隐说的真实内涵。白居易中隐思想正式提出是在洛阳，其诗《中隐》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210]以隐于留司为中隐，洛阳设有东都留守、分司之职。传统的吏隐者即亦官亦隐者只是公务之余或休憩时住居在园林里。唐大和至大中初这一时期，任职于洛阳的官僚文人，因职务的闲散，园林别业便成为他们主要的栖息地。尤其是，私家园林成为他们生活、交游的主要场所。可见，洛阳私家园林与这一时期闲居文人的生活、思想关系甚为密切。洛阳私家园林可以说是中隐者诗意的栖居地。园林是在一定空间内自然山水景物的审美配置，隐居于期间者，不用受隐居深山老林的冷寂之苦，便可满足对自然山水、山林野趣的依恋和嗜好。白居易以履道池台为生活、栖息的主要场所。透过他描写履道池台的园林诗，可以感受到隐于园林中的妙处，那是一种身心合一，人与自然合一的惬意安适感。

二、李德裕与洛阳平泉山庄

唐代李德裕于敬宗宝历元年（825），在洛阳营造了著名的平泉山庄私家园林。《剧谈录》记载：“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211]平泉山居占地面广，以大取胜，平泉山庄其规模之宏甚是惊人，“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山庄之美若仙府，物象陈设以多、奇、珍、怪取胜，然而平泉山庄更为凸显的景致是其清流翠筱，树石山水之幽奇。

平泉山庄作为唐代洛阳著名私园，其景色的抒写主要是由李德裕来完成的，共计约70首平泉园林诗，其诗超越隐逸文化内涵，渗透着浓郁的幽境之美。唐代关于平泉山庄的诗作中，大多引用古代隐士的典故，以此表达隐逸思想。李德裕《思山居一十首·春日独坐思归》诗云：“岂望图麟阁，惟思卧鹿门。无谋堪适野，何力可拘原。只有容身去，幽山自灌园。”作者想到自己不敢期望建立卓越的功勋，图画凌烟阁，还是如战国时陈仲子逃离相位为人灌园一样，归隐山居。李德裕《思山居一十首·思乡园老人》诗云：“常羡荜门翁，所思惟岁稔。遥知松月曙，尚在山窗寝。兰气入幽帘，禽言傍孤枕。晨兴步岩径，更酌寒泉饮。”此诗描绘私园由远入近，寂静幽远，兴步晨饮，渗透出浓郁的悠闲惬意之感。李德裕所作园林诗中约有15处写到藤、萝，不仅写出平泉庄景物的特点，由于藤萝繁密垂挂的特点，可以呈现出幽深之境。有“古藤繁”、“藤萝密”“紫藤垂”、“绿萝悬”等，而且常常与其他景物依附、攀缘在一起，平泉庄似乎许多地方都可伸手触到藤萝，其所咏之诗颇多，李德裕咏诗《思山居一十首·思登家山林岭》云：“登峦未觉疾，泛水便忘忧。最惜残筋力，扪萝遍一丘。”《忆平泉杂咏·忆茗芽》诗云：“饮罢闲无事，扪萝溪上行。”此情此景造就了私园一种繁茂的视觉意象，同时给人一种久远的时空感，李德裕咏诗《早春至言禅公法堂忆平泉别业》云：“松盖低春雪，藤轮倚暮山。”《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东溪》云：“夹岸生奇筱，缘岩覆女萝。”《思平泉树石杂咏一十首·二猿》云：“无由碧潭饮，争接绿萝枝。”《思在山居日偶成此咏邀松阳子同作》云：“回塘碧潭映，高树绿萝悬。”[212]李德裕有诗《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潭上紫藤》、《忆平泉杂咏·忆新藤》，专以园中“藤”作为思念对象。另外，李德裕在诗中多抒写苔、鲜等幽暗之处所生的植物，来传达静谧的思绪和意境。

幽静是构成园林之“幽”的重要元素，但园林之“幽”还有更深的意蕴。曲径通幽，园中逶迤的小路，也许会牵引你步入一片萧森的竹林，在此可尽情体验“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213]的萧散和超逸；顺着路势一拐弯，前面也许有座园山突兀而起，映入眼帘，俨然是“青崖阴兮月涧曲，重幽叠邃兮隐沦躅”[214]所描绘的那样，深邃的岩涧洞壑使人凉意顿生；也许行到路穷处，便见一潭蕴藉的池水，真乃“促促开幽沼，涓涓引细渠”，这些都是造园者苦心经营的杰作！不管是萧森的竹林，深邃的岩涧洞壑，还是高敞的楼房，蕴藉的池水，都能显现出“幽”。也就是说，“幽”在造园的四大基本要素叠山、理水、莳花、建筑中都有所体现。不过，“曲径通幽”之“幽”不能仅仅被看成是某个景观——幽景，它还是一种境界——幽境，正如李德裕所咏园林诗中平泉山庄之幽境，由于选取高洁、幽深的意象，其平泉诗往往烘托出私园幽静脱俗孤峭之意境，所咏诗中又蕴含着对平泉庄的思念、归隐思想、孤赏之意、幽独情怀、宦途的忧患和疲劳等复杂情思。而且诗中“幽”字用得很多，景幽、人幽，词语有：“清幽”、“幽径”、“幽鲜”、“幽赏”、“幽客”、“幽翠”、“幽人”、“幽茂”、“幽兰”、“幽溪”、“幽居”、“幽帘”等，无不突现出一种静谧、幽深、脱俗的意境，抒写了一种幽独情怀。如李德裕咏诗《潭上紫藤》云：“故乡春欲尽，一岁芳难再。岩树已青葱，吾庐日堪爱。幽溪人未去，芳草行应碍。遥忆紫藤垂，繁英照潭黛。”[215]此诗写暮春时分平泉庄的景物特点，岩树青葱，芳草茂盛，潭上的紫藤木垂吊着，繁花倒映在潭水中，使水成青黛色。整首诗所描写的意境中，没有人声的嘈杂，只有生生不息的静谧的自然世界，诗人的借春、思归之心就在其中。开成五年（840）初夏李德裕作诗《思山居一十首·初夏有怀山居》云：

山中有所忆，夏景始清幽。野竹阴无日，岩泉冷似秋。翠岑当累榭，皓月入轻舟。只有思归夕，空帘且梦游。[216]

此诗选取森森野竹、带着寒意流过岩石的清泉、绿意葱翠的小山上伫立着亭榭、洒满皎洁月光的小舟，在园林清幽夏景的渲染中，抒写作者魂牵梦绕的思归之心。开成五年春夏间，李德裕作诗《山信至说平泉别墅草木滋长地转幽深怅然思归复此作》云：“忽闻樵客语，暂慰野人心。幽径芳兰密，闲庭秀木深。麇麚夹涧底，凫鹄遍川浔。谁念沧溟上，归欤起叹音。”[217]诗的中间四句写私园平泉山居中的景物：兰、木、麇、麚、凫、鹄，而且每一句中都有表现物象存在场所的意象，分别为：径、庭、涧、川，见出山居开阔多样的地形和丰富的物色，四个形容语词：密、深、底、浔（水边深处），写出山居“草木滋长地转幽深”的幽境特色，末二句直接抒情，“谁念沧溟上，归欤起叹音”，以园林景物的幽深来抒写思归之情，足见归情之幽深，意绪之深切。

李德裕主要用五言诗的形式来抒写自己对平泉庄的思念，描写平泉庄四季物色的细腻变化。如诗《山桂》云：“吾爱山中树，繁英满目鲜。临风飘碎锦，映日乱非烟。影入春潭底，香凝月榭前。岂知幽独客，赖此当朱弦。”诗的中间四句，写山桂英藻繁缛，临风飘动如碎锦，日光照耀下好似五色瑞云。其影倒映在春日的潭水底，香气凝结于月光下的台榭前。通过写临风时、日光下、月光中，山桂花的繁、鲜，影、香，只二十个字即写出了山桂花的特点和风韵。在景物的细腻描述中，寄寓思归、幽独、疲惫的情绪，呈现的是诗人一颗细腻、孤峭的心灵。

由以上园林诗的描写可知，蕴含着“幽境”意味之幽景在唐代洛阳私家园林中的呈现，标志着“幽”在借助于隐逸文化与中国私家园林紧密结合的同时，探索着独立成为中国私家园林审美品格的途径；《旧唐书》中记牛僧孺洛都筑第于归仁里宅园：“任淮南时，嘉木怪石，置之阶廷，馆宇清华，竹木幽邃。”[218]此外，史书中也记载了李德裕于洛阳伊阙南置的平泉别墅“清流翠筱，树石幽奇”[219]，又《新唐书》描绘裴度在东都构建的私园集贤里“沼石林丛，岑缭幽胜”[220]等；裴度常与白居易、刘禹锡等文人于私园集宴把酒赋诗，穷昼夜相欢；白居易认为自家园林“池亭虽小颇幽深”[221]，无不凸显其园林的“幽深”诗境。

唐代洛阳市民习于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为宴游观赏之好；其山水风致，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宋人邵雍曰：“人间佳节唯寒食，天下名园重洛阳。”[222]邵博亦云：“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223]洛阳在唐代成为私家园林的聚焦地。唐代不少官僚文人多在洛阳建有私家园林，除裴度集贤林亭、午桥庄别墅，白居易履道里宅园，牛僧孺归仁里宅院、洛城南墅，李德裕平泉庄外，当时在洛阳的私家园林，还有元稹履信池馆、张仲方池台、崔玄亮依仁亭台和济源庄、薛家雪堆庄、萧听萧尚书亭子、王家庄临水柳亭、崔少尹上林坊新居、杨慕巢汝士郊居、皇甫曙庄居、李仍叔樱桃岛、崔群崔家池、窦巩窦使君庄水亭、郑俞郑家林亭等。洛阳私家园林的建构大多追求人文美和自然美的和谐融合，特别是其“幽”的园林意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激发了唐代诗人吟咏和抒写园林诗的创造热情，限于篇幅，不一一赘叙。毋庸置疑，唐代诗歌中那些专以描写园林之幽景、寄寓诗人思想情感的园林诗，所呈现出的幽深诗境，为“幽境”作为中国古代私家园林之审美品格的定位作出了重大贡献，蕴含了深厚的文学内涵。

[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30《秋兴》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2510页。

[2]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61页。

[3]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3，《关中丛书》本。

[4]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55，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44页。

[5]唐魏徵等撰：《隋书》卷78《艺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66页。

[6]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帝京篇十首》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2页。

[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帝京篇·序》，第1—2页。

[8]清彭定求等撰：《全唐诗》卷77，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833—834页。

[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上《文苑传》上《骆宾王传》云：“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06页。

[10]清徐增：《说唐诗》，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8页。

[1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522页。

[12]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

[1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2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5993—5994页。

[14]唐王维：《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全唐诗》卷12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1295页。

[15]唐苏颋：《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全唐诗》卷7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803页。

[16]唐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全唐诗》卷44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5064页。

[17]唐宋之问：《长安路》，《全唐诗》卷5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628页。

[18]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1981年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内部资料，华阴县印刷厂印刷，1982年，第264—265页。

[1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36《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5页。

[20]唐孟浩然：《长安早春》，《全唐诗》卷16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1660页。

[21]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1—22页。

[22]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2《京城》，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0页。

[23]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2《京城》，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0页，《再筑京兆城》引《新说》，第44页。

[24]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2《京城》，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0页，《再筑京兆城》引《新说》，第44页，《皇城》，第41页。

[25]宋王溥撰：《唐会要》卷27《行幸》，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15页。

[26]战国孟轲著，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卷9《万章上》：“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2页。

[27]本文所引有关长安城宫室殿宇、坊里面积长宽数据均采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城发掘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曹尔琴：《唐代长安城的里坊》，《人文杂志》，1981年第2期；马德志：《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28]《登观音台望城》，《全唐诗》卷44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064页。

[29]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唐京城》，据《经训堂丛书》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4页。

[30]宋宋敏求：《长安志》卷8《东市》，据《经训堂丛书》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8页。

[31]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卷3，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32]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唐京城》，据《经训堂丛书》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4页。

[33]唐袁朗：《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全唐诗》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32页。

[34]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256页。

[35]唐李显：《登骊山高顶寓目》，《全唐诗》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3页。

[36]唐沈佺期：《长安道》，《全唐诗》卷95，1999年增订版，第1016页。

[37]唐许景先：《奉和御制春台望》，《全唐诗》卷11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135页。

[38]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39]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6《道路》，《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73页。

[40]唐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卷77，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834页。

[41]唐卢照邻：《长安古意》，《全唐诗》卷4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22页。

[42]姚思廉撰：《梁书》卷25《徐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86页。

[43]唐殷璠选：《河岳英灵集》卷下，《唐人选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9页。

[4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3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510页。

[45]唐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卷1《诗有四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46]马得志：《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第11期。

[47]宋宋敏求：《长安志》卷6《宫室》四，据《经训堂丛书》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65—66页。

[48]唐张祜：《退宫二首》，《全唐诗》卷51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5879页。

[4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68《尉迟敬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99页。

[50]宋司马光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91《唐纪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12页。

[51]唐刘公兴：《望凌烟阁》，《全唐诗》卷78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8915页。

[5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大明宫》，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2—16页。

[53]唐康骈，萧逸校点：《剧谈录》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94页。

[54]以上所引数据均源自：安家瑶、李春林：《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

[55]唐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全唐诗》卷12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1296页。

[56]唐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全唐诗》卷23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2592页。

[57]唐佚名：《称二王语》，《全唐诗》卷876，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9996页。

[58]唐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全唐诗》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2414页。

[59]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1，《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

[60]唐韩愈：《全唐诗》卷34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3815页。

[61]唐王建：《宫词一百首》之二，《全唐诗》卷30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3436页。

[62]据《西安晚报》报道，1999年3月28日。

[63]唐李华：《含元殿赋》，《全唐文》卷31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86页。

[64]唐车：《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香炉》，《全唐诗》卷319，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3605页。

[65]唐郭遵：《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香炉》，《全唐诗》卷347，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3892页。

[66]唐岑参：《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期大明宫》，《全唐诗》卷20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2098页。

[6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414页。

[6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3《职官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42页。

[69]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27，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286页。

[7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413页。

[7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大明宫》，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3—40页。

[7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9页。

[73]宋王溥撰：《唐会要》卷30《大明宫》，《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54页。

[7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0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436—3437页。

[7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40—5341页。

[7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第364页。

[7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6页。

[7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5《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9页。

[79]宋钱易撰：《南部新书》卷壬，《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8页。

[8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8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348页。

[81]杭德州、雒忠如、田醒农：《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3期，第86页。

[82]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7，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19页。

[8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24《礼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34页。

[84]唐李白：《宫中行乐词》，《全唐诗》卷164，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704页。

[85]唐李隆基：《游兴庆宫作》，《全唐诗》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9页。

[86]唐李隆基：《春中兴庆宫酺宴》，《全唐诗》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7页。

[87]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卷9，据《经训堂丛书》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5页。

[88]杭德州、雒忠如、田醒农：《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3期，第86页。

[89]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卷9，据《经训堂丛书》排印，1991年，第115页。

[90]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1，《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页。

[91]唐蔡孚：《奉和圣制龙池篇》，《全唐诗》卷7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817页。

[92]唐马怀素：《兴庆池侍宴应制》，《全唐诗》卷9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006页。

[93]唐苏颋：《兴庆池侍宴应制》，《全唐诗》卷7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803页。

[94]唐沈佺期：《兴庆池侍宴应制》，《全唐诗》卷96，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036页。

[95]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7，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76页。

[96]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27，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1284页。

[97]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卷9《兴庆坊》，据《经训堂丛书》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5页。

[98]五代王仁裕撰，丁如明校点：《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21页。

[99]清毕沅编：《关中胜迹图志》卷5，《四库全书》本。

[10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64，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03页。

[101]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卷9，据《经训堂丛书》本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5页。

[10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4—229页。

[103]马得志：《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10期，第551页。

[104]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卷9，据《经训堂丛书》本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5页。

[105]宋王溥撰：《唐会要》卷30《兴庆宫》，《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58页。

[106]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27，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1285页。

[107]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卷9，据《经训堂丛书》本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5页。

[108]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9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031页。

[109]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1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5876页。

[11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89，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977页。

[11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57下《司马相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91页。

[112]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25，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13]夏承焘：《据白氏长庆集考唐代长安曲江池》，收入《月轮山词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郭声波：《隋唐长安水利》，1984年，油印本。

[114]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21期。

[115]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6，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2页。

[116]唐刘餗撰，恒鹤校点：《隋唐嘉话》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117]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98，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3页。

[118]宋张礼撰，史念海、曹尔琴校注：《游城南记》引张《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119]唐康骈撰，萧逸校点：《剧谈录》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95页。

[120]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59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034页。

[121]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4《西京·黄渠》，《丛书集成初编》，北京：1985年，第123页。

[122]宋张礼撰，史念海、曹尔琴校注：《游城南记》引张《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123]宋王溥《唐会要》卷30《杂记》，《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63页。

[124]唐杜甫：《曲江对酒》，《全唐诗》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414页。

[125]唐杜甫：《曲江对雨》，《全唐诗》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414页。

[126]唐白居易：《曲江早秋》，《全唐诗》卷43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779页。

[127]唐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全唐诗》卷21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260页。

[12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文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1页。

[129]宋司马光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64，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626页。

[130]唐子兰：《悲长安》，《全唐诗》卷824，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9374页。

[131]宋张礼撰，史念海、曹尔琴校注：《游城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2页。

[132]宋金盈之：《醉翁谈录》卷2《曲江之宴》，《续修四库全书》，第198页。

[133]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西京》卷2，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13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44，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872页。

[13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84，第4329页。

[136]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46，第3886页。

[13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25，第2413页。

[13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413页。

[139]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02，第5747页。

[14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79，第3166页。

[14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11，第4572页。

[142]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2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329页。

[14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2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329页。

[14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677，第7825页。

[14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37，第4854页。

[146]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197《居处部二五·园圃》，《四部丛刊三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78页。

[14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16，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261页。

[14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92，第989页。

[149]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9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983页。

[150]宋钱易撰：《南部新书》卷丁，《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页。

[15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27，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668页。

[152]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98，第2043页。

[15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8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497页。

[154]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9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95页。

[155]唐杜甫：《秋兴八首》（其六），《全唐诗》卷23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510页。

[156]唐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六首》（其五），《全唐诗》卷52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994页。

[157]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668，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93页。

[158]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70，第8027页。

[159]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634页。

[16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414页。

[161]五代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00页。

[162]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74，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219页。

[16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660，第7631页。

[164]五代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3《散序》，《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95页。

[16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86，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6847页。

[166]唐李山甫：《曲江二首》（其二），《全唐诗》卷64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7420页。

[167]宋杨万里著：《晓寄芙蓉径二首》，《杨万里诗文集》卷37，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69页。

[168]唐刘驾：《上巳日》，《全唐诗》卷58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6831页。

[169]唐林宽：《曲江》，《全唐诗》卷606，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7059页。

[170]唐赵璜：《曲江上巳》，《全唐诗》卷54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6317页。

[171]唐康骈撰，萧逸校点：《剧谈录》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95页。

[172]五代王仁裕撰，丁如明校点：《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38页。

[173]五代王仁裕撰，丁如明校点：《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42页。

[174]唐康骈撰，萧逸校点：《剧谈录》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95页。

[17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6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5289页。

[176]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33，第3725页。

[17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66，第5329页。

[17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0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5756页。

[179]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11，第4568页。

[18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790，第8988页。

[18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21，第6005页。

[182]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606，第7095页。

[183]五代王仁裕撰，丁如明校点：《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27页。

[18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7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6665页。

[18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2413页。

[186]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711，第8268页。

[187]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88]吴宏岐：《唐代园林别业考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期。

[18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6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54页。

[190]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05页。

[191]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3页。

[192]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308页。

[19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5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137页。

[194]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52页。

[19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4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012页。

[196]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504页。

[197]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482页。

[198]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5，《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7页。

[199]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36《李卢二中丞各创山居俱夸胜绝然去城稍远来往颇劳弊居新泉实在宇下偶题十五韵聊戏二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484页。

[20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5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123页。

[201]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页。

[202]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492—1493页。

[203]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071页。

[204]以上引自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205]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468页。

[206]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465页。

[207]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10页。

[208]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310—2311页。

[209]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21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4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011页。

[211]唐康骈撰，萧逸校点：《剧谈录》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80页。

[212]以上引自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7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438、5442—5446页。

[213]唐王维：《辋川集·竹里馆》，《全唐诗》卷12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300页。

[214]唐卢鸿：《幕翠庭》，《全唐诗》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226页。

[215]唐李德裕：《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潭上紫藤》，《全唐诗》卷47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441页。

[216]傅璇琮、周建国撰：《李德裕文集校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93页。

[21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7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5447页。

[21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72页。

[21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8页。

[220]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裴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18页。

[221]唐白居易：《偶吟二首》其二，《全唐诗》卷45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5105页。

[222]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卷2，《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页。

[223]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1页。

第四章　唐代朝廷文士的宴集唱和与京都的政治文化生活

唐代京都出现的宴饮集会活动，是人们进行交际的一种常见的重要方式，而且越是出于社会上层的人群，这种活动也就越发频繁，越具有政治的、文化的作用和意义。唐代的文士们，不管是入仕为官者，或是终生不入官场为宦的在野文士，绝大多数的文士们都曾经历过这种宴集活动。唐代任职朝廷中的文士多有集会宴游，以及在这一活动中的互相诗词唱和。这种宴集唱和是文士们创作的重要契机，通过这种活动，不同程度地引起朝廷文士们情感心灵上的触动，激发起创作的灵感与热情，他们用诗文记叙了这种宴集唱和的生活经历与情感的流程，为我们留下了可观的文化财富。本章主要探究唐代朝廷文士在集宴中吟诗颂赋及赠答往来的唱和盛况，这种规模盛大的宴集唱和，构成了京都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可以说，这种朝廷文士宴集唱和的现象是政治、时代与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

第一节　唐代朝廷宴集唱和盛况述略

在唐代社会人们集会宴饮的活动中，文士们的这种宴集生活是最具有文化文学意义的，特别是任职朝廷中的文士多有集会宴游，以及在这一活动中的奉和与唱和，蕴涵着京都独特的政治文化意义。这一活动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有皇帝王侯贵戚参加，并以其为中心的集会宴游，我们称之为朝廷集会宴游；二是朝中臣子们自由组织的宴集游乐，我们称之为朝中文士的集会宴游。

唐代这种由帝王倡导的朝廷宴集唱和活动，明代文学家胡震亨根据《玉海》、《唐语林》、《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文学典籍的记载，在其所著的《唐音癸签》中均有所罗列[1]，据此，笔者主要结合《唐诗纪事》[2]所录，将在京都举行的具有代表性的宴集唱和活动综录于下，以此展现唐代朝廷宴集唱和之盛况：

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二年（628）十二月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于中华殿赋诗；五年破突厥，宴图利可汗于两仪殿赋柏梁体；六年闰八月宴三品以上，又九月宴从臣于幸庆善宫赋诗；十一年十月宴五品以上，积翠池赋诗，各赋一事，帝得尚书；十九年征辽班师至定州赋诗；二十年八月，幸灵州赋诗；又玄武门宴群臣、正日临朝、太原守岁、经战地、幸陕、还陕并有诗，群臣属和。

唐高宗李治在显庆五年（660）十二月校猎，宴侍臣蕃客于安乐川赋诗；龙朔元年（661）十月，狩陆浑赋诗；仪凤三年（678）七月宴近臣诸亲于咸亨殿赋柏梁体；又七夕玄圃宴、重九宴并有诗。

唐中宗李显于景龙二年（708）七夕集宴两仪殿赋诗。九月登慈恩塔，上官氏献诗，群臣并赋。闰月九日，幸总持寺登浮图，李峤等献诗。十月三日，幸三会寺。十一月十五日，中宗诞辰，内殿联句位柏梁体；二十一日安乐公主出降武延秀；是月，以婕妤上官为昭容。十二月六日幸荐福寺，郑愔诗先成，宋之问后进。立春，侍宴赋诗；二十一日幸临渭亭，李峤等应制；三十日，幸长安故城。三年人日，清晖阁登高赋诗唱和，因赐金彩人胜，李峤等七言诗；是日，甚欢，上令学士递起屡舞，至沈佺期赋回波。晦日，幸昆明池，宋之问诗自有夜珠来之句，至今广为传之。二月八日，送沙门玄奘等归荆州，李峤等赋诗；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庄。七月幸望春宫，送朔方节度张仁亶。八月三日，幸安乐公主西庄。九月九日，幸临渭亭，分韵赋诗。十一月一日安乐公主入新宅，赋诗；十五日，中宗诞辰，长宁公主满月，群臣赋诗唱和……十二月十二日，幸温泉宫，敕蒲州刺史徐伯入仗，同学士例，因与武平一等五人赋诗，上官昭容赋诗七言绝句三首；十四日，幸韦嗣立山庄，拜嗣立逍遥公，名其居曰清虚原、幽栖谷；十五日，幸白鹿观；十八日，幸秦始皇陵。四年正月朔，赐群臣柏树；五日，蓬莱宫宴吐蕃使，因为柏梁体；七日，重宴大明宫，赐彩缕人胜，又观打球；八日立春，内殿赐彩花；晦日，幸浐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三日，幸司农王光辅庄；是夕岑羲设茗饮，讨论经史，武平一论春秋，崔日用请北面，赋诗唱和；二十一日，张仁亶至自朔方，宴于桃花园，赋七言诗；明日，宴承庆殿，李峤桃花园词，因号桃花行。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园，命侍臣为拔河之戏；三日上巳，祓禊渭滨，赋七言诗，赐细柳圈；八日，令学士寻胜，同宴于礼部尚书窦希玠亭，赋诗，张说为之序；十一日，宴于昭容院；二十七日，李峤入都祔庙，徐彦伯等饯之，学士赋诗。四月一日，幸长宁公主庄；六日，幸兴庆池观竞渡、过窦希玠宅等，以上并赋诗命侍臣和或止命侍臣赋。

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初于洛阳丽正院赐学士宴。十年（722），送道士司马承祯。十三年，登封礼毕洛城酺宴，宴两相礼官丽正学士送许景先等为各州刺史及送萧嵩、裴宽、张嘉贞、崔日知、宇文融、王晙、张说诸重臣并采访朝集等使。十四年十一月，幸宁王宅与诸王宴探韵诗即日还宫。十五年五月端午，宴群臣于武成殿各赐衣一副自赋诗；十二月幸温泉宫登骊山石瓮寺赋诗俾群臣和焉；十七年，左相张说、右相宋璟、太子少傅源干曜上官宴东堂，又同宴乐游园，又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十八年八月五日，千秋节御花萼楼受贺；二十三年，张守珪献捷饮至；二十五年，花萼楼设宴赋诗唱和；天宝二载（743），送太子宾客贺知章，又送张暐还乡；四载，幸朝元阁，又花萼楼宴毗伽可汗妻；十载，御朝元阁观庆云；十四载，宴群臣勤政楼，并赋诗唱和。

唐肃宗李亨于乾元二年（759），饯李光弼镇泗州赋诗。唐德宗于贞元四年（788）三月，宴麟德殿；十四年，中和节宴麟德殿；六年，又十七年，中和节赐宴曲江；六年，上巳赐宴曲江亭；于四年、十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八年，九月赐宴曲江亭，又九月十八日追赏重阳、幸章敬寺、饯张建封归镇，并赋诗。唐文宗于开成元年（836），幸龙首池赋喜雨诗；三年夏日与五学士联句；四年上巳宴曲江赐裴度诗。唐宣宗于重阳宴群臣诗；太液亭饯宰臣崔铉镇淮南诗。

综观以上所载，虽远不为全面，但由此可推知，唐代有不少帝王均有集宴赋咏唱和之盛举；以上所记对君臣集宴唱和之时间、地点、事由，均有详实精要的记录，其宴集唱和之盛况可谓唐代奉和应制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尤其是从唐代景龙二年（708）七夕至景龙四年（710）四月二十九日，群臣集宴应制唱和次数就高达近四十次，由此足见朝廷宴集唱和之繁盛。京都集宴虽多为王公大臣、公主亲属等贵戚来举行，或缘起于帝王之行幸游乐，可以想见，这些人本身就多能赋诗者，而随从者当有更多的文官，故他们每每多有赋诗联句之事。从以上记载，可以发现，这种由皇帝主导的集会宴游以初盛唐为盛，而中晚唐之后此风虽尚存，却有逊于初盛唐之繁盛气象了，其原因当与时代的兴盛与衰落密切相关。可见，唐代朝廷文士的这种集会宴游，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创作活动，在初盛唐时期比中晚唐时期表现得更为繁盛，它构成了朝廷文士一种颇富政治文化内涵的生活圈。以上所记录的仅是极为简要的概况，还远不能展现这种集会宴游赋咏唱和的具体情景，不能够详细了解到当时参与活动的文士们的唱和情态及其创作。要具体了解这些，还须借助典籍所载，让这些历史活动得到部分还原。以下，笔者主要择取其宴集活动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之例进行探究。

第二节　唐代朝廷宴集唱和与京都独特的政治生活

一、太宗朝以洛阳为中心的朝廷宴集唱和

隋代王朝虽然短暂，但毕竟基本实现了大一统，末年诸雄纷争只是乱世的余绪，经过李氏父子多年的征战，到李世民继承皇位，已经隐现盛世之象，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自然随之而来的各种宴游、集会也越发热闹和频繁。唐太宗作为一个雄才伟略的圣主明君，也是一位颇具造诣的诗人，他善于抓住时机，引领着臣子们，在宴饮集会中吟诗颂赋，赠答往来，此类活动显然具有一定娱乐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交流思想，君对臣示好，展现政治宏图，臣则通过唱和诗歌功颂德，间或也有一些劝谏，这种宴集唱和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贯通着君臣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敞开了朝士文人与君主，诗人与诗人之间的交流之门。同时，这种赋诗唱和也丰富了朝廷文士的政治文化生活。

唐代有不少帝王均崇尚文教，喜好艺文。《贞观政要》记载：“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已上子孙，为弘文馆学生。”[3]太宗李世民不仅崇重儒学，延揽培养文士，而且他本人也颇好艺文，常有诗文之作。帝都长安，为盛气之所聚，帝宅皇居，宫殿巍峨，甚为壮丽，此种雄壮气象，为关中特别的地势所衬托，益显壮观，它曾激起众多文人学士写下动人的诗篇，而以太宗朝君臣所作诗歌最具有开创意义。这些诗作都体制宏大，场面壮丽，声调铿锵，用意大都是通过描绘帝都的宏丽来讴歌太平气象。太宗朝的朝廷宴集、君臣唱和活动的数量颇多，太宗听政之暇就表露出对君臣集体游乐的浓厚兴趣。有史书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幸长安城南的翠微宫，其时“（崔）仁师上《清暑赋》以讽，太宗称善，赐帛五十段”[4]。又据《资治通鉴》记载：“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献《翠微宫颂》，上爱其文，命于通事舍人里供奉。”[5]根据文献史料记载，太宗朝时期朝廷集宴唱和的地点主要集中于洛阳，长安相对较少。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637）十月宴五品以上官员，此事《旧唐书》记载：“后太宗在洛阳宫，幸积翠池，宴群臣，酒酣各赋一事。太宗赋《尚书》曰：‘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征赋《西汉》曰：‘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寻以修定《五礼》，当封一子为县男，请让孤兄子叔慈。太宗怆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励俗。’遂许之。”[6]《唐诗纪事》亦记：“太宗在洛阳宫，幸积翠池，宴酣各赋一事。”[7]参与此会的群臣除魏徵外，当有多人，且各有诗作。李百药有诗《赋礼记》，亦当是时所赋。其诗云：“玉帛资王会，郊丘叶圣情。重广开环堵，至道轶金籯。盘薄依厚地，遥裔腾太清。方悦升中礼，足以慰余生。”[8]魏徵、李百药所赋诗歌皆属于五言四韵；贞观十二年（638），太宗又赋《咏司马彪续汉志》，王珪和诗有《咏汉高祖》、《咏淮阴侯》等作品。由以所记可知，贞观十一年，太宗皇帝在洛阳积翠池宴请群臣，当朝廷众臣文士正处酒酣耳热之际，太宗命奏乐赋诗，太宗赋《尚书》，魏徵即席赋了一首五律《西汉》，诗中历述汉高祖、文帝、武帝等西汉时事，以及叔孙通建立礼规以凸显朝廷威严的史实，强调儒家礼乐建设的重要性。除与另一赋诗者王珪诗意相通外，又针对太宗所赋诗：“恣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9]中隐含的佛家因果轮回观念和志满意得之情进行委婉寄讽。唐太宗对此心领神会，褒赞云：“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10]即指魏徵的话何尝不是用礼来约束规劝君主。这里，太宗诗论君德，魏徵诗论臣德，全然是儒家礼乐观的宣传品。魏徵的诗《西汉》用词强直而又谨慎，显示出一个饱经沧桑的通人，老于世故，达于人情的特征。此类朝廷宴集唱和突出的特点多在于说教，当时因太宗尊崇儒学，留意于政治文化建设，宴集唱和中从太宗到臣僚，都极力想从过往的史事、人物中找寻足以为今日所用的经验教训；众朝官文士善于利用赋诗唱和叙述史实的便利，将议论和观点融入其中，并通过比较明晰的婉言规谏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政治意图，使得朝廷宴集唱和呈现出浓郁的时政文化色彩。

除了《全唐诗》中零散的篇章外，记录太宗君臣宴集唱和的唯有《翰林学士集》。此集国内早佚，诸家书目均不载，然日本尾张国真福寺收藏有唐卷子本一卷，弥足珍贵。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六曾著录，日仅存第二卷，有太宗、许敬宗、长孙无忌等人诗六十首，序一。《翰林学士集》录有诸多的朝廷文士与唐太宗的应诏之作，如：唐太宗有《赋得残花菊》诗，长孙无忌有《赋得寒丛桂应诏》诗，许敬宗有《赋得阿阁凤应诏》之作，上官仪则有《赋得凌霜雁应诏》之咏，此皆诸学士侍宴洛阳延庆殿奉和太宗之作。除了太宗所作诗《五言延庆殿集同赋花间鸟》外，尚有许敬宗应诏之作：《五言侍宴延庆殿集同赋得花间鸟一首应诏》、《五言侍宴莎栅宫赋得情一首应诏》、《五言后池侍宴迥文一首应诏》、《五言七夕侍宴赋韵得归衣飞机一首应诏》等。而唐太宗作《五言咏棋》诗二首，许敬宗、刘子冀、上官仪亦均有两首《五言奉和咏棋应诏》诗。由此可见，其时这种宴集赋诗奉和之事颇为常见，而参与集会赋诗唱和者当不仅有以上所述翰林学士，应有不少朝廷文官亦参与其中。尽管《翰林学士集》不能展示贞观唱和的全貌，但它保存了数十首唱和诗，其中有些不见于《全唐诗》。

唐太宗于贞观十四或十五年在洛阳宫仪鸾殿引朝廷群臣文士进行的宴集唱和，其中以《仪鸾殿早秋》集宴唱和为例来分析，这一唱和活动的首唱者是太宗，其诗曰：

寒惊蓟门叶，秋发小山枝。松阴背日转，竹影避风移。

提壶菊花岸，高兴芙蓉池。欲知凉气早，巢空燕不窥。[11]

此诗首联“寒惊”、“秋发”直切诗题，展现了京都秋日萧瑟之寒；次联用松、竹这样耐寒的植物与日影、秋风组合，将秋之寒气推进一层；第三联有了人的介入，菊花是秋的象征，面对如斯美景，提壶畅饮于京城的芙蓉池畔，岂不乐哉；而尾联又一次用燕巢空空来强化秋之到来。诗中有画，画中寓意，此情此景呈现出若秋之清凉，展现在眼帘的是一幅怡然闲逸的生活画卷。许敬宗的奉和诗《奉和仪鸾殿早秋应制》结构规整：

睿想追嘉豫，临轩御早秋。斜晖丽粉壁，清吹肃朱楼。

高殿凝阴满，雕窗艳曲流。小臣参广宴，大造谅难酬。[12]

许敬宗这首奉和诗首联即用“早秋”二字直切，次二联则描摹落日下洛阳仪鸾宫殿的绮丽之景，尾联引到自身，述说能参与盛会的荣幸，以及对君王诗歌的奉承。许敬宗是太宗较为赞赏和倚重的宫廷文士，早年便是秦王府的学士，太宗登基后，“累除著作郎，兼修国史”，太宗、高宗两朝所修史书、类书、总集等典籍，敬宗“皆总知其事，前后赏赉，不可胜纪”。可见他当时在京都朝廷占有重要地位。细观许敬宗的诗，“粉壁”、“朱楼”、“雕窗”、“艳曲”，满眼浮靡俗艳之气，毫无自然清新的气息，也未显其独特之处，实乃生硬地与“早秋”嵌套。朝廷文人为了求宠固位，除了努力作出迎合君主的诗篇外，不惜牺牲个人人格与尊严，想方设法求得富贵功名。许敬宗这首奉和诗，最夸张的是尾联，卑躬屈膝的谄媚情状跃然纸上。他所谓的才情，在一定程度上实乃靡靡之语，令人无语。许敬宗并不是唯一使用藻词丽句的朝廷文士，实际上，他代表着当时朝廷的一种潮流趋向；再看同一组诗唱和诗的另外两首（原诗为《翰林学士集》著录）：

秋气洒云景，高弦韵早风。雕梁尚飞燕，洛浦未惊鸿。

水泛芙蕖影，桥临芳桂丛。称觞奉高兴，长愿比华嵩。[13]

金飙扇徂署，玉露下层台。接缓芳筵合，临池紫殿开。

日料林影去，风度荷香来。既承百味酒，愿上万年杯。[14]

杨师道诗情横溢，有七步之才。“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15]可他的作品，同样充满辞藻的雕饰，所不同者，丽而不艳，自有其清雅之韵。长孙无忌是国舅，正史对他的评价是“无忌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16]。诗歌上并不很擅长，只不过由于特殊的身份，参与宴会较多。此次宴集唱和中，唯有太宗是一枝独秀，影横斜，燕南飞，本是十分平凡的景色，再加上毫无藻饰的描述，直扣住京都秋色之景，尽显其清新、自然的风格。

唐代贞观以后，朝廷宴集文会尤其兴盛。今天仍能考实，并有诗歌留存的，陶敏先生和贾晋华都有十分明晰的考证[17]。贾晋华共考得宫廷应诏、大臣聚会两类文学创作五十余次，太宗朝君臣唱和诗214首，预唱诗人45位。作为其创作主力的宏文馆学士，全是“以本官兼学士”，他们的身份不仅仅是文学侍从，更是朝廷能臣，其职责“内参谋猷，延引讲习，出侍舆辇，入陪宴私”[18]。由此可知，文馆学士首要任务是作为君王的谋士，参与政治决策的讨论和制定。武德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出谋划策、冲锋陷阵，帮助李世民成功登上皇帝的宝座。在政治局面日益稳定的贞观，他们与这位君主的关系亦师亦友，“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19]。陪宴待游，诗赋酬答依然处于次要地位。职责所在，决定这些诗人无法将全副心思用在诗歌的改革和创新上，然而，在朝廷宴集唱和中，赋诗唱和成为朝廷文士向君王表明自己政治意图所特有的表达方式，由此而促成朝廷宴集唱和之兴起。

唐代京都朝廷文士宴集唱和之所以如此兴盛，其主要根源基于朝廷聚集了为数众多的杰出文士。唐代中央集权的最重要标志是在人才选拔上推行科举制，以科举取士，而科举中尤以进士、明经二科为常科，并且以此登上仕途。唐代在官员的选拔和任命上均十分重视文学，文才高下成为人才选拔的重要尺度，进士首重诗赋。因而在唐代的官员队伍中，饱读经史，长于文辞诗赋者是相当多的。这些文士出身的官员，遍布于朝廷与地方州府中，使得有唐一代的官吏（除武官外），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都以能诗擅文见长，颇具有文士化的色彩，这在朝廷文官中尤为明显。其原因盖在于朝廷中荟萃了大量经史诗赋兼长的高素质的才艺之士；以宰相而言，有唐一代出身于进士者即为数不少，而大学士、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出身进士者尤多。他们中有些人本身即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学者，如初唐时的陆德明、沈佺期、上官仪、虞世南、宋之问、张说、杜审言、杨师道、李峤、苏味道、阎朝隐等均是。唐代这种大量优秀文士聚集于朝中的现象，尤以初盛唐为明显，这固然由于初唐时前朝陈、隋间的著名文士仍入仕于新朝，更由于初盛唐时，不少帝王均崇尚文教艺文，而极力招揽文士之事密切相关。其实，不仅初盛唐如此，中晚唐也大多如此。这也是唐代朝廷多有宴集唱和的一个重要基础。唐代朝中文士均是其时之佼佼者，君主将其收揽于宫中，显示了君主对文士的器重与对文教的重视。而且这些文士在朝中还多被委以重任，担任显要职务者比比皆是。特别是初盛唐时期朝廷官员中文人学士可谓济济一堂，而且颇据要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唐代武则天也多有游幸宴集之事，以至卿相因此而假称腊月花开，请她游幸：“天授二年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曰：‘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计有功在记载这条资料后评说：“后托术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大凡后之诗文，皆元万顷、崔融辈为之。”[20]事虽不足信，但武后之游幸赋诗唱和则是事实。武则天是一位“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女主。她颇重艺文，征集天下文士，宴游赋咏唱和，俨然如一代文士之领袖。武则天在洛阳龙门宴集唱和之事，《旧唐书·宋之问传》载：“预修《三教珠英》，常扈从游宴。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21]此事亦见《隋唐嘉话》卷下，有“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22]之说。从现存诗作知，除东方虬、宋之问扈从赋诗外，沈佺期亦同时与会和诗《从幸香山寺应制》云：“南山奕奕通丹禁，北阙峨峨连翠云。岭上楼台千地起，城中钟鼓四天闻。旃檀晓阁金舆度，鹦鹉晴林采眊分。愿以醍醐参圣酒，还将祇苑当秋汾。”[23]此诗描绘洛阳意境清幽的香山寺，真乃清远闲逸之胜景。结合《珠英学士集》所存沈佺期之七言应制诗《十月驾幸香山寺应制》[24]，亦是合律作品，可以这样认为，七言唱和入律的起点较高，这直接促成了七律在中宗朝的迅速成熟。另有宋之问在《早秋上阳宫侍宴序》一文中记载：“我金轮圣神皇帝垂妙觉，抚鸿勋，出轩宫而镇紫微，卷翚衣而袭元衮，释罘祝纲，万族咸宁……圣皇乃望芝田，赋葛天，和者万，唱者千。乃命小臣编纪众作，流汗拜首，而为序云。”[25]据此序可知，时武则天于早秋时游宴于洛阳上阳宫，时赋诗奉和者极多，以至需要宋之问加以辑集，并为序以纪之。以上所记乃武则天宴游集会、朝廷群臣奉和之事的简略之例而已。与武则天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的是中宗朝，可谓纪不胜纪，今存有若干记载其唱和史实、作品的重要文献，从中足以见其时宴游集会之盛况。

二、中宗朝宴集于两京的赋咏唱和

唐代朝廷宴集唱和，在太宗君臣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高宗、武后也不甘示弱，可是相对于上一时期的稳定和繁荣，当时的政局显得过于动荡，因此保留下来的诗作相对较少。值得一提的是，律诗已成为中宗朝宴集唱和活动中较为突出的代表作，通过这种宴集赋咏唱和的繁盛景象，使我们更清晰地探析到中宗朝宴集唱和之盛况的实质所在。

唐代，记录中宗朝宴集唱和之详情的作品——《景龙文馆记》，是第一部以事选，并完整记录一段时间应制、唱和的诗歌总集，与此前以人选，带别集附录性质的《翰林学士集》完全不同。支持这一选择标准的条件有二：一是景龙二年（708），新的文馆修文馆建成；二是在这些文馆学士之间存在频繁的唱和活动。在景龙年间，这两项条件都具备了。修文馆建立之后，立刻开始了频繁的宴游集会活动。《全唐诗话》中记载了中宗朝景龙期间宴集唱和的一段详况：

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直学士得从，春幸黎园并渭水祓除，则赐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登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然皆狎猥佻侫，忘君臣礼法，唯以文华取幸，若韦元旦、刘允济、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等，无它称。景龙二年七夕，御两仪殿赋诗，李峤献诗云：“谁言七襄咏，流入五弦歌。”（是日李行言唱《步虚歌》）。九月，幸慈恩寺塔，上官氏献诗，群臣并赋。闰九月，幸总持，登浮图，李峤等献诗。十月三日，幸三会寺。十一月十五日，中宗诞辰，内殿联句为“柏梁体”。二十一日，安乐公主出降武延秀，是月以婕妤上官为昭容。十二月六日，上幸荐福寺，郑愔诗先成，宋之问后进。立春，侍宴赋诗。二十一日，幸临渭亭，李峤等应制。三十日，幸长安故城。十二月晦，诸学士入阁守岁，以皇后乳母戏适御史大夫窦从一。三年人日，清晖阁登高遇雪，宗楚客诗云：蓬莱雪作山是也，因赐金彩人胜。李峤等七言诗。是日甚欢，上令学士递起屡舞，至沈佺期赋《回波》，有齿绿牙绯之语。晦日，幸昆明池，宋之问诗“自有夜珠来”之句，至今传之。二月八日，送沙门玄一奖等归州，李峤等赋诗。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庄。七月，幸望春宫，送朔方节度使张仁亶赴军。八月三日，幸安乐公主西庄。九月九日，幸临渭亭，分韵赋诗。十一月一日，安乐公主入新宅，赋诗。十五日，中宗诞辰，长宁公满月，李峤诗：“龙神见像日，仙凤养雏年”是也。二十三日，南郊，徐彦伯上《南郊赋》。十二月十二日，幸温泉宫，敕蒲州刺史徐彦伯入仗，同学士例，因与武平一等五人献诗。上官昭容献七言绝句三首。十四日，幸韦嗣立庄，拜嗣立逍遥公，名其居曰“清虚原”、“幽栖谷”。十五日，幸白鹿观。十八日，幸秦始皇陵。四年正月朔，赐群臣柏树。五日，蓬莱宫宴吐蕃使，因为“柏梁体”。七日，重宴大明殿，赐彩镂人胜，又观打球。八日立春，内殿赐彩花。二十九日晦，幸浐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三日，幸司少卿王光辅庄。是夕岑羲设茗饮，讨论经史，武平一论《春秋》，崔日用请北面，日用赠平一歌曰：“彼名流兮左氏癖，意玄远兮冠今昔。”二十一日，张仁亶至自朔方，宴于桃花园，赋七言诗。明日，宴承庆殿，李峤等赋《桃花园词》，因号《桃花行》。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园，命侍臣为拔河之戏。三日上巳，跋禊于渭滨，赋七言诗，赐细柳园。八日，令学士寻胜，同宴于礼部尚书希玠亭，赋诗，张说为之序。十一日，宴于昭容之别院。二十七日，李峤入都祔庙，徐彦伯等饯之，赋诗。四月一日，幸长宁公主庄。六日，幸兴庆池观竞渡之戏，其日，过希玠宅，学士赋诗。二十九日，御宴，祝钦明为八风舞，诸学士曰：“祝公斯举，《五经》扫地尽矣！”睿宗时，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赋诗，词甚美，朝士属和三百余人，徐彦伯编为《白云记》。[26]

以上所述，尽管不尽完整，只是从景龙二年至四年仅两年半时间，就已经记录了40余次宴集唱和活动，这足以说明这一活动的频繁兴盛，规模可观。“凡天子飨会游豫，惟宰相、学士得从”这句话就点出了修文馆学士的特殊地位。宰相是政府首脑，负责政令颁布与执行，应该是皇帝最信任的臣子，如同左膀右臂，于公于私，跟最高统治者关系密切属常理。作为修文馆学士，在陪侍“飨会游豫”这件事上，可以得到与宰相一样的荣幸，足见中宗对他们的偏爱程度。其特殊性的第二点在于，“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也就是说，在宴游过程中，职务的高低对他们毫无影响，诗歌创作才能的高低，才是取幸于君主的标准。可以说，中宗与他的群臣们，是在以每月两至三次的频率演绎着独具特色的宫廷宴集生活。在此期间，中宗主要进行游幸宴乐赋诗论文等活动。这些活动大多聚集在两京即长安、洛阳的诸多宫殿、亭苑、园林、京城宅院、寺塔等名胜之地，其规模之盛，场景之热闹足可想见。中宗热衷于宴集文会，群臣文士们的影随奉和已成为一时风气，这无论是君主，抑或从游诸人士，均是颇为心醉的。中宗景龙三年十月“帝谓侍臣曰：‘今天下无事，朝野多欢，欲与卿等词人，时赋诗宴乐，可识朕意，不须惜醉。’大学士李峤、宗楚客等跪奏曰：‘臣等多幸，同遇昌期。谬以不才，策名文馆。思励驽朽，庶裨河岳。既陪天欢，不敢不醉。’此后每游别殿，幸离宫，驻跸芳苑，鸣笳仙禁，或戚里宸筵，王门卺席，无不毕从”[27]。这一段君臣的对话，可作为这类宴游、赋咏唱和活动为何如此之盛的诠释，也可觉察出其时君臣间心理动态之微妙。

《景龙文馆记》的主角是修文馆的学士，这与太宗朝唱和以弘文馆学士为主一脉相承，却又有极大区别，弘文馆学士的首要任务是谋事，其次才为侍游，诗酒唱和不过是政务之余的休闲活动。修文馆学士虽然也都是兼职，但根本任务就是作为文学侍从，陪伴君王。《玉海》卷五七载，据唐武平一所记《景龙文馆记》共有景龙文馆学士“二十九人传，为三卷”。以中宗为领袖，上官婉儿等为重要参谋，以此二十九人为基础，其他未入馆的朝臣为羽翼，构成了一个阵容空前强大的宫廷文学集团，加上声势煊赫的诸韦、诸武的参加，声势益壮。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唱和的规模盛大，其场景之热烈，次数之频繁，诗篇之多，不仅在唐史上空前绝后，就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亦鲜有其匹。唐中宗时期，朝廷宴集活动中，几乎每一次唱和活动都是一场竞技，或根据速度，或依据辞藻；在这一宴集唱和中，不仅君主赋诗首唱，而且众多随从文士亦皆奉和赋咏，创作了众多题材大致相同的诗作。有时还由其中一文士作序纪之，甚至也有由君主亲自撰序的情况。唐中宗《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诗序》曰：“人题四韵，同赋五言，其最后成，罚之饮满。”此次赋咏唱和，除唐中宗作有《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得秋字》诗外，今知者有韦安石、李峤、沈佺期、苏瓌等二十四人，其咏唱的大致情况在《唐诗纪事》中均有记载：

《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作》云：九日正乘秋，三杯兴已周。泛桂迎樽满，吹花向酒浮。长房萸早熟，彭泽菊初收。何藉龙沙上，方得恣淹留。得秋字时景龙三年也。……韦安石得枝字云：“金风飘菊蕊，玉露泫萸枝。”苏瓌得晖字云：“恩深答效浅，留醉奉宸晖。”李峤得欢字云：“令节三秋晚，重阳九日欢。”萧至忠得余字云：“宠极萸房遍，恩深菊酎余。”窦希玠得明字云：“九晨陪圣膳，万岁奉承明。”韦嗣立得深字云：“愿陪欢乐事，长与岁时深。”李迥秀得风字云：“霁云开晚日，仙藻丽秋风。”赵彦伯得花字云：“簪挂丹萸蕊，杯涵紫菊花。”杨廉得亭字云：“远日瞰秦坰，重阳坐灞亭。”岑羲得涘字云：“爰豫瞩秦坰，升高临灞涘。”卢藏用得开字云：“萸依佩里发，菊向酒边开。”李咸得直字云：“菊黄迎酒泛，松翠凌霜直。”阎朝隐得筵字云：“簪绂趋皇极，笙歌接御筵。”沈佺期得长字云：“臣欢重九庆，日月奉天长。”薛稷得历字云：“愿陪九九辰，长奉千千历。”苏颋得时字云：“年数登高日，延龄命赏时。”李乂得浓字云：“捧箧萸香遍，称觞菊气浓。”马怀素得酒字云：“兰将叶布席，菊用香浮酒。”陆景初得臣字云：“登高识汉苑，问道侍轩臣。”韦元旦得月字云：“云物开千里，天行乘九月。”李适得高字云：“禁苑秋光入，宸游霁色高。”郑南金得日字云：“风起韵虞弦，云开吐尧日。”于经野得樽字云：“桂筵罗玉俎，菊醴溢芳樽。”卢怀慎得还字云：“鹤似闻琴至，人疑宴镐还。”是宴也，韦安石、苏瓌诗先成，于经野、卢怀慎最后成，罚酒。[28]

据以上记载可见，从初唐时朝开始，朝廷文士宴集唱和就呈现出兴盛的景况。这次在京都长安城中宗与朝廷14位文士的赋诗咏唱实况，末尾指出：是宴“于经野、卢怀慎最后成，罚酒”，可以想见，朝廷文士每次宴集唱和都是一次速度竞技之赛，其唱和盛况尤为精彩。特别是，更常为人称赏的逸事则有沈（佺期）、宋（之问）之争。《唐诗纪事》记载：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29]

以上所记，描绘了唐中宗晦日游长安城昆明池的宴集唱和的情景，上官婉儿以一代才女和中宗昭容的身份参加宴会，并每每“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30]。这次在昆明池举行的赋诗唱和，最终以宋诗（宋之问）取胜，可见作为评委的上官婉儿标举骨力，通过评骘诗歌为朝士们指出向上一路。此举似乎也暗示：朝廷唱和，于诗末尾一味自谦自贬的老套毕竟过于陈腐，不值得提倡。景龙修文馆学士张说曾形象的描写道：“（帝）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可见当时风会之盛。与以往唱和不同的是，景龙文馆创作还有评委，上官婉儿颇得韦、武信任，“才华绝代，敏视聪听……容阁昭宫，两朝专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响”[31]。不仅工诗能文，而且精于赏鉴，评委自然由她出任，有时中宗本人也兼任。景龙学士张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中宗景龙之际“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学士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优者赐金帛；同预宴者，惟中书、门下及长参王公、亲贵数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诸司五品以上预焉。于是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儒学忠谠之士莫得进矣”[32]。如此优厚的待遇，不要说太宗高宗朝没有，就是前代也不曾见；如此高的礼遇不仅强烈刺激了学士们的创作激情，更为重要的是表达了皇室对于集宴唱和的大力倡导。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宴集唱和中，他们可以倾注全部精力，创作出君王喜爱的诗歌式样。关于诗歌式样，也就是上官婉儿评定诗歌优劣的准则，虽缺少文献记载，但从当时作品的合律度看，“采丽益新”的新体律诗无疑是首要的评选标准。[33]由此可见，初唐朝廷集宴唱和是唐代唱和发展最为重要繁盛的时期，唐诗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最瑰丽的一章，这与初唐朝廷将律诗定型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透过景龙期间如此炽热的朝廷宴集唱和的繁荣景象，我们可以分析得出，这种现象之所以盛行，其实质是为朝廷文士的御用性质和地位所决定的，是为朝廷文人对皇权的依附性所决定的。由于中宗是皇权的代表，所以投靠中宗本质上就是投靠权势，这也是朝廷文士为何聚拢在中宗周围赋诗唱和的真正原因。在风波险恶、祸福无常的中宗朝，存在不少朝廷文官，即具备文学与政事两者兼顾型的官僚，他们以从政为依托，靠文学作本钱，他们大都所经历的共同的生活道路与人生感慨：先是侍从应制，暮去朝来，京洛欢游，春风得意，其后遭受严谴，播迁南荒，痛不欲生。更典型之处是，它揭示了这种类型的朝廷文士，主要凭文才安身立命，一旦隔断了与皇权的亲密关系，政治上没有了依靠，也就等于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生存空间。因此，在朝廷宴集唱和中，朝廷文士随圣驾宴游唱和，需要丰富的宫廷生活经验，更需要智慧。朝廷文士咏诗唱和，文才高加上会谄媚就能得圣上欢心；得欢心就等于受重视；受重视就等于地位高、仕宦状态佳。这是一个具有前后相承的关系链，它表明是文才而不是为官之才影响文人的地位和境遇，它尤其适应于政治荒乱、君主好文的时代。因此，在这种特定的时政背景下，促成了朝廷宴集唱和的繁荣盛况，由此构就了京都朝廷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

三、玄宗朝及其后两京的朝廷宴集唱和

盛唐时，朝廷的宴集唱和活动虽不如中宗时频繁，但在开元中时，也多有游幸宴会之事，其事亦颇有记述者。开元十一年（723），文坛称盛事的玄宗北巡，以张说、张九龄、苏颋为代表的新型宫廷文人从驾唱和，从东都——潞州——太原——汾州——蒲州——潼关周回一转，一路作诗，有诗可查者九次。本年，京都丽正院的宴集唱和也揭开了序幕，学士张说、赵冬曦、贺知章、徐坚、韦述、孙季良等进诗，玄宗手诏褒美，此即著名的《开元十八学士赞》。综观唐玄宗与学士宴集赋咏唱和之事，以开元十三年（725）三月在京都书院内举行的宴集唱和为典型，足见当时赋咏唱和之盛况。

唐代丽正院在两京各有一所，长安宫城内东宫正殿——丽正殿常作为朝廷宴集唱和的场所。唐玄宗李隆基作诗《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此诗序后署“开元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其序云：“朕以薄德，袛赝历数。正天柱之将倾，纫地维之已绝。……乃命学者，缮落简，缉遗编。纂鲁壁之文章，缀秦坑之煨烬，所以修文教也。故能使流寓返枋榆之业，戎狄称藩屏之臣。神袛歆其禋祀，庠序阐其经术。既家六合，时巡两京……城阙千门，自昔交风之地，阴阳代谢，日月相推。岂可使春色虚捐，韶华并歇。乃置旨酒，命英贤，有文苑之高才，有掖垣之良佐，举杯称庆，何乐如之。同吟湛露之篇，宜振凌云之藻。”从序中可知，玄宗之巡幸各地及封泰山，祭孔子宅，幸洛阳等，并非仅为游乐之兴，而有其以此“敦睦九族，会同四海”、“静边陲”、“修文教”之用意，实怀有用以巩固其鼎盛之世的用心。故其诗所咏即抒此心意：“乾道运无穷，恒将人代工。阴阳调历象，礼乐报玄穹。介胄清荒外，衣冠佐域中。言谈延国辅，词赋引文雄。野霁伊川绿，郊明巩树红。冕旒多暇景，诗酒会春风。”[34]参与这次宴集的唱和者颇多，《职官分纪》卷十五记：“（开元）十三年三月，因奏封禅仪注，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上制诗序，群臣赋诗。上于座上口诏改为集贤殿。时预宴者，宰臣源侍中乾曜、张燕公、学士徐坚、贺知章、康子元、赵冬曦、侯行果、敬会真、赵玄默、韦述、李子钊、陆元秦、吕向、咸廙业、毋煚、余钦、孙季良、冯朝隐等。……酒酣，内出彩笺，令燕公赋宫韵，群臣赋诗。”[35]据以上所记即有十八人，且多为集贤学士，乃当时享有盛名饱学能文之士。

唐代京都朝廷宴集唱和因为集贤院的成立而达到高峰，当时集贤院共设四所：分别设在西京长安城东内大明宫、兴庆宫、华清宫、东都洛阳。在四所集贤院中，西京大明宫是最重要的一所，它是高宗、武后以来历朝皇帝听政之所，开元十六年（728）以前，玄宗也在此坐朝，因此这里是政治中枢，也是文化中心。在集贤院共有饯送二次，集贤院宴集数次，东封泰山往返途中唱和数次，其中尤以集贤院定名，送张说赴任集贤那次，规模尤为甚大。开元十三年四月五日，中书令张说任集贤院知院事赴任，唐玄宗又赐宴赋诗，众文人亦赋诗以送。其时张九龄作文《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序》，玄宗赋诗《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同赋之文士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所述及其咏唱，有王湾得筵字，贺知章得谟字，褚琇得风字，程行谌得迥字，陆坚得今字，韦述得华字，徐坚得虚字，李元纮得私字，源干曜得迎字，赵冬曦得莲字，张说得辉字，苏颋得兹字，连玄宗共有十八人同时赋诗，其集会的盛大场景即此可知。这一众文臣集会赋诗之事，在玄宗登基不久之后的开元二年闰二月即已有之。据《唐会要》载：“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六月四日，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侍考其词合音律者，为《龙池篇乐章》，共录十首。”[36]所录十首诗今存于《全唐诗》卷十二《享龙池乐章》中，但这仅是从众多诗作中选出的十首。据《唐会要》所记，原有诗130篇，可知其时集会赋诗唱和者当不下百人，其规模之盛大由此可见。

玄宗朝之后，文宗、宣宗二帝亦颇重艺文，喜吟咏，时与朝廷学士儒臣讨论经义诗文。《唐诗纪事》记文宗：“常谓左右曰：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则何以为人君耶！每试进士，多自出题目；及所司进所试，披览吟咏，终日忘倦。常延学士于内庭，讨论经义，较量古今，令宫女以下侍茶汤饮馔。李训讲《周易》，时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带、辟暑犀如意以赐训，曰：‘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读高郢《无声乐赋》、白居易《求玄珠赋》，谓之玄祖。帝听政暇，博览群书。一日，延英顾问宰臣：‘《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时宰相杨珏、杨嗣复、陈夷行相顾未对。珏曰：‘臣按《尔雅》，苹是藾萧。’上曰：‘朕看《毛诗疏》，叶圆而花白，丛生野中，似非藾萧。’”[37]《唐诗纪事·宣宗》亦记：“旧制：盛春内殿赐宴三日。帝妙律，每先裁制新曲，俾禁中女伶迭相教授，至是出宫女数百，分行连袂而歌。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带，趋走俯仰，皆合规矩，于于然有唐、尧之风焉。……如是数十曲，流传民间。”[38]《旧唐书·崔元略传》附《崔铉传》记崔铉“进封魏国公、淮南节度使。宣宗于太液亭赋诗宴饯，有‘七载秉钧调四序’之句，儒者荣之”[39]。尽管晚唐时由于国势衰弱，内外患频起，朝中由帝王倡导的宴集唱和已不能与初盛唐相比，但这一活动也是时而有之。以上记述的文宗与朝廷学士等人讨论诗文经义之事，亦可看作小型集会，而宣宗的制新曲，赋诗宴饯崔铉，其时集会中想必亦有奉和共赋者。可以说，唐代京都朝廷文士大多经历过这种宴集唱和的宫廷生活，这是朝廷文士所特有的一种宫廷文化生活，也是一道值得关注的城市文化景观。

第三节　唐代朝中文士的宴集唱和与京都闲适生活

一、初盛唐时期长安的朝中文士集宴唱和

唐代朝中文士举行的宴集唱和，除了以帝王为中心的朝廷盛会外，另一种宴集唱和也颇值得关注，就是以京都朝中大臣为中心的宴集唱和，或一般文臣学士们的宴集唱和。这种形式的集会，在初盛唐时期也颇为兴盛。唐代朝中文士宴集唱和经常在节假日举行，有时这种宴集唱和并非集中在一家中或园林亭阁之类较小的地方，也不一定以某人为中心，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参与者众多，但其中多有文士或结伴参与，或随习俗风尚参与其中，并多有赋咏唱和。

大唐帝都长安城举行朝中文士宴集唱和活动较多，如《大唐新语》对长安城元夕宴游唱和之事有所记载：“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唯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味道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贞曰：‘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漫唯愁晓，周旋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风光正可怜。鳷鹊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燃。’文多不尽载。”[40]以上所引中崔液赋诗，题为《上元夜六首》中的第三首。另列举崔液赋诗《上元夜六首》的第五、六首，由此以展示文士们游兴唱和之盛况：

公子王孙意气骄，不论相识也相邀。最怜长袖风前弱，更赏新弦暗里调。

星移汉转月将微，露洒烟飘灯渐稀。犹惜路傍歌舞处，踌蹰相顾不能归。[41]

诗中描绘了在宴游赏灯之日，人们不论相识与否都相邀宴集京师长安城。在浓郁的宴集潮流中，那些原本相识的文士们自然也会结伴而游，共同作诗，相与唱和。以上《大唐新语》所记“文士皆赋诗一章”，“作者数百人”，由此可见当时长安城中，文士们在元夕灯会中游赏唱和之盛，想必其情景令人沉醉。

盛唐开元二十五年（737）三月，朝中文士在长安城东郊韦氏立山庄举行了一次宴集唱和活动。丞相张九龄有诗《骊山下逍遥公旧居游集》云：“君子体清尚，归处有兼资。虽然经济日，无忘幽栖时。卜居旧何所，休澣尝来兹。岑寂罕人至，幽深获我思。松涧聆遗风，兰林览余滋。往事诚已矣，道存犹可追。……我心希硕人，逮此问元龟。怊怅既怀远，沉吟亦省私。已云宠禄过，况在华发衰。轩盖有迷复，丘壑无磷缁。感物重所怀，何但止足斯。”[42]张九龄游逍遥公旧居并非仅他一人，而是与众人同游；所咏也不仅他一人，其实是他与朝中权要的一次游集，当然其中也多有文士参与。王维有《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记录了此次游集活动。据此序所提及诸公有“太子太师徐国公、左丞相稷山公、右丞相始兴公、少师宜阳公、少保崔公、特进邓公、吏部尚书武都公、礼部尚书杜公、宾客王公”[43]等。据清赵殿成注及《唐代文学编年史》所考，上述诸人为萧嵩、裴耀卿、张九龄、韩休、杜暹、王丘、张暠、李喡、崔琳。与会者中实不乏文学之士，如裴耀卿、张九龄、韩休等即是。王维这篇序文记述了此次宴集盛况：

熙天工者，坐而论道。典邦教者，官司其方。相与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听于朝则雅颂矣，问于野则赓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宴乐，考击钟鼓，退于彤庭，选辰择地，右班剑，骖六驺，画轮载毂，羽幢先路，以诣夫逍遥焉。神皋藉其绿草，骊山启于朱户。渭之美竹，鲁之嘉树，云出其栋，水源于室。灞陵下连乎菜地，新丰半入于家林。馆层巅，槛侧迳，师古节俭，惟新丹垩。岩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时。卉木后春，勾芒不能一其令。花径窈窕，蘅皋涟漪。[44]

这里是描述他们往逍遥谷进发的情形，并颇具文学色彩地描绘了逍遥谷景色。逍遥谷中绿草美竹、嘉树卉木、幽谷栋室，云水灵动之圣景。此外序中还记述了他们集宴歌舞之事，其文辞华丽，清雅脱俗，实乃一篇记游美文。若无此宴集唱和，则无王维如此颇具文采之文，于此，亦可见朝中文士文学创作灵感的迸发与宴集唱和的兴盛有密切关系。以上所述长安城朝中文士进行的诸多宴集唱和活动，朝中文臣们在罢朝休假之余，游宴于京都山水园林之间，或聚集于京都游览胜地，兴浓时高声赋咏唱和，放松心情尽情逍遥，享受大自然的清新，给往日原本严肃紧张的朝中政治生活注入了闲适、安逸的生活情调。这种宴集唱和，给京都朝中文士提供了一种休闲式的政治生活。

二、初盛唐时期洛阳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

初盛唐时期在洛阳举行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也颇为兴盛，相对于长安城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相比，洛阳的宴集唱和大多集中在朝中文臣的私家园林、宅第或者别墅中举行。对此朝中文士宴集唱和之盛况《唐音癸签》有所描述：

唐朝士文会之盛，有杨师道安德山池宴集，（注曰：预宴赋诗者有岑文本、刘洎、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及师道兄续。）于志宁宴群公于宅，（注曰：其人有岑文本、杜正伦、令狐德棻、刘孝孙、许敬宗、封行高，各赋一字。）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体等诗。（注曰：晦日置酒，有陈子昂、王勔、张锡、解琬、长孙正隐、崔知贤、高绍、高球、郎馀令、王茂时、周思钧、周彦晖、周彦昭、弓嗣初、高峤、刘友贤、徐皓、陈嘉言、韩仲宣、高瑾二十人，同用华字。）……裴居守洛都，筑园，名堂绿野，时出家乐，与白居易、刘禹锡、李绅、张籍、崔群诸诗人游宴联句，缠锦既奢，笺霞尤丽。所云“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者，至今可追想其盛。[45]

以上所提及唐代朝士的雅集文咏，不像陪侍帝王的宴集唱和那样带有浓郁的庙堂气息，表现出来的是朝士们比较自由闲逸地往返酬唱的惬意，当然这也不排除有些场合仍然染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这种雅集唱咏多集中在私家园林、宅第、别墅中举行，其规模虽逊于帝王的游宴唱和，但有些也是颇具规模，参与者也不少，以下主要研析其颇具代表性的几次宴集唱和。

唐高宗调露二年（680）正月晦日，在洛阳卫尉卿高正臣林亭置酒宴，与会者凡二十一人。诸文士赋《晦日宴高氏林亭》诗，高正臣有《晦日置酒林亭》及《晦日重宴》诗；陈子昂为作《晦日宴高氏林亭》诗序，从序中依稀可见其宴游唱和之盛况：

夫天下良辰美景，园林（一作亭）池观，古来游宴欢娱众矣。然而地或幽偏，未睹皇居之盛。时终交丧，多阻升平之道。岂如光华启旦，朝野资欢。有渤海之宗英，是平阳之贵戚。发挥形胜，出凤台而啸侣；幽赞芳辰，指鸡川而留宴。列珍馐于绮席，珠翠琅玕；奏丝管于芳园，秦筝赵瑟。冠缨济济，多延戚里之宾；鸾凤锵锵，自有文雄之客。总都畿而写望，通汉苑之楼台。控伊洛而斜□（此处原文为□），临神仙之浦溆。则有都人士女，侠客游童。出金市而连镳，入铜街而结驷。香车绣毂，罗绮生风。宝盖琱鞍，珠玑耀日。于时律穷太簇，气淑中京。山河春而霁景华，城阙丽而年光满。淹留自乐，玩花鸟以忘归；欢赏不疲，对林泉而独得。伟矣！信皇州之盛观也。岂可使晋京才子，孤摽洛下之游；魏室群公，独擅邺中之会。盍各言志，以记芳游。同探一字，以华为韵。[46]

此次宴集唱和在洛阳高正臣林亭举行，参与晦日雅集者除主人外，尚有韩仲宣、崔知贤、高球、周彦昭、周彦晖、周思钧、弓嗣初、王茂时、王勔、高瑾、高绍、高峤、徐皓、长孙正隐、郎馀令、陈嘉言、陈子昂、刘友贤、解琬、张锡等人。同日，又重宴于高氏林亭。高正臣《晦日重宴》诗题下云：“是宴九人，皆以池字为韵，周彦晖为之序。”[47]所赋诗今存者有高正臣、高瑾、高峤、周思钧、周彦晖、陈嘉言、弓嗣初八首。这两次集宴均限韵赋诗，前者限“华”字韵，后者以“池”为韵。在此录其中数首，以见此类诗之风貌。高正臣诗《晦日置酒林亭》云：“正月符嘉节，三春玩物华。忘情寄尊酒，陶性狎山家。柳翠含烟叶，梅芳带雪花。光阴不相借（一作惜），迟迟落景斜。”郎馀令诗《晦日宴高氏林亭》云：“三春休晦节，九谷泛华年。半晴余细雨，全晚澹残霞。尊开疏竹叶，管应落梅花。兴阑相顾起，流水送香车。”弓嗣初诗《晦日宴高氏林亭》云：“上序春晖丽，中园物候华。高才盛文雅，逸兴满烟霞。参差金谷树，皎镜碧塘沙。萧散林亭晚，倒载欲还家。”重宴时，高峤诗《晦日重宴》云：“驾言寻凤侣，乘欢俯雁池。班荆逢旧识，斟桂喜深知。紫兰方出径，黄莺未啭枝。别有陶春日，青天云雾披。”周思钧诗云：“绮筵乘晦景，高宴下阳池。濯雨梅香散，含风柳色移。轻尘依扇落，流水入弦危。勿顾林亭晚，方欢云雾披。”[48]这些诗大多描绘了当时春日晖丽、云雾轻逸，京都林亭柳色清风、春花香散、清漪阳池等秀美景致，众文士们游宴畅饮、赋文唱和一派欢欣景象。

以上所述，初盛唐时期，在陪都洛阳城中朝中文士举行的宴集唱和活动，无不充溢着雅韵欣悦的气息，往往文臣们在罢朝休闲之余，游宴于洛阳山水之间、或私家园林、个人宅第、别墅之中、或聚集于洛阳名胜之地，在游宴之际尽享闲适之悦，伴之而来的即兴赋咏唱和，这种宴饮唱和的闲逸生活，给平日繁忙紧张的朝政生活增添了些许轻松清新的意味，这与帝都长安城浓烈的政治生活相比，这种安逸闲适的宴集唱和，至少多了一缕惬意之情，给朝中文士们的朝政生活注入一抹独特的休闲色调。

三、中晚唐时期洛阳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

唐代中晚唐时期朝士文人的宴集唱和仍然颇为繁多，而且其形式与创作也丰富多彩，其宴集唱和的地点主要集中在陪都洛阳。中晚唐时期裴度、白居易、牛僧孺、刘禹锡等人皆喜好宴游咏唱之会。裴度在宪宗、穆宗、敬宗三朝都曾任宰相，他向来以好士为世人所敬重，对当时文士来说，他是个极具亲和力的人物。《旧唐书·裴度传》载：“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过从，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于私第见宾客。及度辅政，以群贼未诛，宜延接奇士，共为筹画，乃请于私第接延宾客，宪宗许之。自是天下贤俊，得以效计议于丞相，接士于私第，由度之请也。”[49]宝历二年（826），“度初至京，朝士填门”。在其一生中，与许多文人都有过密切交往，其中最主要的是白居易、刘禹锡，还有韩愈、张籍、元稹、薛涛、崔备、崔群、李绅、李德裕、杨汝士、杨巨源、温庭筠、令狐楚、柳公绰、柳宗元、武元衡等；中唐大和八年（834），裴度由山南东道节度使改为东都洛阳留守兼侍中，时年七十岁。作为东都最高的行政长官、众分司之首——留守，裴度以其一流的人品、政绩和好士的作风，在洛阳这块闲适的士地上，自然成了众多退闲文人交往的中心。

以裴度为中心并聚集刘禹锡、白居易诗人群的宴集唱和活动主要在京都洛阳展开，且声势繁盛，颇有建树。究其原因，除社会、政治的因素外，还与洛阳作为陪都的特殊地位有很大关系。《中州杂俎》中《人纪》十五有“洛阳古会”条记载：“洛阳山川秀美，人物高华，古来名流，率传雅会。”[50]洛阳拥有秀美的山水环境，还有着悠久的园林文化传统，文人的才思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洛阳明丽的自然、人文景观相互映照，诗情涌动，宴集唱和便一发不可收。在洛阳以裴度为中心的宴集唱和之事，多为园林宴集，文酒香会，赋诗唱和，乐不可支。裴度在洛阳建有两处园林即集贤里宅园和午桥庄。集贤里宅园位于洛阳东南的集贤坊，此地常常作为朝中文士们宴集唱和的场地。中唐大和八年（827），在宴集唱和中白居易有诗《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开成元年（836），白居易有诗《长斋月满携酒先与梦得对酌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戏赠梦得》、《秋霖中奉裴令公见招早出赴会马上先寄六韵》；刘禹锡有诗《酬乐天斋满日裴令公置宴席上戏赠》、《奉和裴令公夜宴》；开成二年白居易有诗《对酒劝令公开春游宴》，刘禹锡有诗《酬乐天请裴令公开春加宴》。关于游宴歌乐的场景，诗作中多有描述。白居易作于大和八年（834）的《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

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翩翻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声一索珠。

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初散又踟蹰。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51]

此诗所描洛中宴集景象：烛光如梦、歌妓似仙，她们有着脆珠般的歌喉，舞袖飘动若飞蝶，在这声色之娱中，宾客大多酩酊大醉。夜深时分，宴会方才慢慢散去。诗人仍踌躇流连不忍离去。诗人抓住宴会中两种人物：歌妓舞女和任情欢娱的宾客，宾客应是主角，但主角几乎淹没在浓艳声色之中，“此会人间曾有无”的反问，表现了白居易以此为人间仙境的思想。白居易在《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诗中更加详尽地描写众朝中文士在洛阳集贤林亭中宴集的情景：

主人命方舟，宛在水中坻。亲宾次第至，酒乐前后施。解缆始登泛，山游仍水嬉。沿洄无滞碍，向背穷幽奇。瞥过远桥下，飘旋深涧陲。管弦去缥缈，罗绮来霏微。棹风逐舞回，梁尘随歌飞。宴余日云暮，醉客未放归。高声索彩笺，大笑催金卮。唱和笔走疾，问答杯行迟。一咏清两耳，一酣畅四肢。主客忘贵贱，不知俱是谁。[52]

如果说上首诗只有声色之乐、人物情态的描写，而无自然之景。那么这首诗所写情境，更能表现园林宴饮的特点，身心与园林自然合一。场景中不仅有歌管酒乐，而且主客泛舟池中，山游水嬉，不再被浓艳的声色所淹没，而是眼界开阔，随着游历，园林景象在不断转换，主客在这一过程中更得到一种寻奇探幽之乐。诗中也写到歌舞景象“管弦去缥缈，罗绮来霏微。棹风逐舞回，梁尘随歌飞”，歌舞都变得空灵脱俗，与自然融为一体。伴之而产生的是诗歌：“高声索彩笺，大笑催金危。唱和笔走疾，问答杯行迟。”“高声”、“大笑”、“笔走疾”、“杯行迟”这些词语渲染出诗酒唱和时狂放热闹的场景，诗歌随之在杯酒交错中而产生。朝中文士、宾客在酣畅的赏游宴饮、赋咏唱和中身心得到了最适意的愉悦。

洛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人文荟萃，物产丰饶，山明水秀，气候温和，民性安舒。较之政治漩涡中心——长安的你争我斗，激烈动荡，洛阳便显现出了平稳祥和甚至闲散的气质。洛阳作为陪都以宽松的政治氛围、秀丽的自然环境和闲适的人文氛围，为朝中文士及诗人的宴集唱和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土壤。这种兴盛于陪都洛阳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活动，更多的是给朝中文臣激烈、严肃的政治生活中注入了一抹休闲适逸的色调，朝中文士在洛阳闲适的园林宅第或游览胜地尽情宴集唱和，这不仅仅是他们放松心情的精神家园，这也成为他们个人交游宴集的外交风格体现的舞台，他们把在朝中政治生活的喜乐或失意都融入这“游览山水、宴饮唱和”之中，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或洒脱，作为他们政治生活中的调味品。可以说，这种繁盛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是陪都文化孕育出的一种独特的休闲式政治生活。

唐代陪都洛阳以裴度、白居易、刘禹锡为中心的宴集唱和活动最为频繁，对此，史书皆有记载，《旧唐书·裴度传》记：“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53]所谓的“视事”，即东都留守应该履行的公事，主要是按时巡视宫殿、训兵守境、拜表、行香等。“度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54]在其任职东都洛阳留守期间，白居易任太子宾客分司，刘禹锡在裴度到洛阳的第三年，即开成元年（836）也到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刘、白、裴在洛阳宴集唱和较多，现将相关的宴集唱和之作列举如下：

唐文宗大和八年（834），裴度与白居易于洛阳宴游唱和的诗作。裴度有《夏中雨后游城南庄示乐天八韵》（佚）；白居易有《奉酬侍中夏中雨后游城南庄见示八韵》、《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代林园戏赠裴侍中新修集贤宅成池馆甚盛数往游宴醉归自戏耳》、《戏答林园》、《重戏赠》、《重戏答》等。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裴度、白居易和刘禹锡在洛阳宴集唱和的诗作。裴度有《喜遇刘二十八偶书两韵联句》（裴度、刘禹锡、白居易）、《刘二十八自汝赴左冯途经洛中相见联句》（裴度、刘禹锡、白居易、李绅）、《新成绿野堂即事》（佚）、《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佚）、《赠别》（佚），裴度曾寄刘禹锡长句，诗佚；白居易有《和刘汝州酬侍中见寄长句因书集贤坊胜事戏而问之》、《裴令公席上赠别梦得》、《池畔闲坐兼早侍中》、《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刘禹锡有《两如何诗谢裴令公赠别二首》、《将之官留辞裴令公留守》等。

文宗开成元年（836），裴度、白居易和刘禹锡宴集洛阳赋咏唱和的诗作。裴度有《予自到洛中与乐天为文酒之会时时构咏乐不可支则慨然共忆梦得而梦得亦分司至此欢惬可知因为联句》（裴度、白居易、刘禹锡）、《凉风亭睡觉》（“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55]此诗闲适之趣的表达与白居易诗极为相似。）、《雪中讶诸公不相访》；白居易有《喜梦得自冯翊归洛兼呈令公》、《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秋霖中奉裴令公见招早出赴会马上先寄六韵》、《长斋月满携酒先与梦得对酌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戏赠梦得》、《酬令公雪中见赠，讶不与梦得同相访》、《和令公问刘宾客归来称意无之作》（由此诗《和令公问刘宾客归来称意无之作》可知，裴度又曾赠诗给刘禹锡，中有“归来称意无”之句，诗已佚。）；刘禹锡有诗《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酬乐天斋满日裴令公置宴席上戏赠》、《奉和裴晋公凉风亭睡觉》、《答裴令公雪中讶白二十二与诸公不相访之什》、《奉和裴令公夜宴》等。

开成二年（837），裴度、白居易和刘禹锡于洛阳宴集赋和之诗作。裴度有《南庄一绝》（仅存断句：“野人不识中书令，唤作陶家与谢家。”[56]）；白居易有《和裴令公南庄一绝》、《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杂言见赠》（由此诗可知，裴度曾写诗赠白居易，中有“一日日一年年”之句，诗为杂言。）、《三月三日祓禊洛滨并序》（序中言：“晋公首赋一章，铿然玉震，顾谓四座，继而和之。”）、《对酒劝令公开春游宴》、《令公南庄花柳正盛，欲偷一赏，先寄二篇》；刘禹锡有《酬乐天请裴令公开春加宴》、《三月三日与乐天及河南李尹奉陪裴令公泛洛禊饮各赋十二韵》等。

由以上记载可见，唐文宗开成元年裴度至洛阳，与白居易常为文酒之会。后来刘禹锡加入，三人更为相得惬意。白居易《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并序》作于开成二年（837），当时裴度已由东都洛阳留守移太原任，诗中回忆自己与裴令公在一起宴集的情形，“忽忆前时会，多惭下客叨。清宵陪宴话，美景从游遨。花月还同赏，琴诗雅自操”[57]。此诗也写到了裴、白、刘一起歌舞相伴的宴饮生活：“为穆先陈醴，招刘共藉糟。舞鬟金翡翠，歌颈玉蛴螬。”诗中有注：“居易每十斋日在会，常蒙以二勒汤代酒也。”[58]唐时，正月、五月、九月为长斋月，持斋者整月间要吃素食，如果在这期间，持斋的白居易参加了宴会，就以二勒汤代酒，所谓“二勒汤”，类似于三勒汤，是一种用三种果汁酿成的甜酒[59]。白居易斋戒满后，裴度即在宅中设宴，如刘禹锡《酬乐大斋满日裴令公置宴席上戏赠》诗中所言：“一月道场斋戒满，今朝华幄管弦迎。”[60]可见其相聚之频繁，这与洛阳履道、集贤两坊相邻有关，“履道、集贤两宅，相去一百三十步”[61]。便利的条件更促成了裴、白间频繁的诗酒交往宴游等活动。

在裴、白、刘的诗酒交往宴集中，因裴度身份和人品，刘、白在诗中总是不能完全忘记裴度的特殊威望，对之充满敬意，刘禹锡几次以谢安比裴度。如刘禹锡有诗《将之官留辞裴令公留守》云：“重叠受恩久，邅回如命何。东山与东阁，终冀再经过。”[62]又《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云：“新恩通籍在龙楼，分务神都近旧丘。自有园公紫芝侣，仍追少傅赤松游。华林霜叶红霞晚，伊水晴光碧玉秋。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流。”[63]除敬意外，还几次用到“恩”字，刘禹锡一生几次受到裴度的帮助、提拔。元和十年（815），刘禹锡由播州刺史，又改连州刺史，是由于裴度的奏请；大和元年（827），裴度保荐闲居的刘禹锡为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大和二年，裴度荐刘禹锡为礼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刘禹锡。大和九年（835），刘禹锡由汝州刺史改同州刺史时经过洛阳，与裴度、白居易、李绅相会，刘有《两如何诗谢裴令公赠别二首》，其诗中有“终期大冶再熔炼，愿托扶摇翔碧虚”[64]之句，希望裴度再度为相，愿借裴度之力得到升迁。这里，从诗句中体现裴度礼贤作风，又见出裴刘间特殊的关系。同时，诗中隐现出白居易的人生理想境界。白居易《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杂言见赠》诗云：“公有功德在生民，何因得作自由身？”[65]白居易的另一篇诗作在描述游宴洛阳集贤林亭的情形之后，诗的末段云：

客有诗魔者，吟哦不知疲。乞公残纸墨，一扫狂歌词。维云社稷臣，赫赫文武姿。十授丞相印，五建大将旗。四朝致勋华，一身冠皋夔。去年才七十，决赴悬车期。公志不可夺，君恩亦难希。……岂若公今日，身安家国肥。羊祜在汉南，空留岘首碑。柳恽在江南，祇赋汀洲诗。谢安入东山，但说携娥眉。山简醉高阳，唯闻倒接。岂如公今日，余力皆有之。愿公寿如山，安乐长在兹。愿我比蒲稗，永得相因依。[66]

以上所载，在白居易看来，裴度一生拥有了高官和功业，而今虽退闲，但身居留守要职。虽居留守之职，却又身心安适，无所羁绊，逍遥安乐。裴度的“自由身”是“功成名遂自由身”[67]而且筋力犹健。如此功业与心境，可见白居易对裴度充满敬意和仰慕之情。“愿我如蒲稗，永得相因依”二句表达白居易对裴度的相依心理。

裴度在洛阳期间即太和八年至开成二年（834—837），是宴集诗文唱和的中心人物，在洛阳曾进行多次宴饮活动，而且往往歌舞相伴。而这一时期，正是长安权力斗争最为残酷的时期。太和九年（835），甘露之变中，除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等四宰相被诛外。朝官死者千余人，在内庭、外庭的斗争中，宦官势力占了绝对上风，把持着朝廷，正如《新唐书·裴度传》载：“时阉竖擅威，天子拥虚器，缙绅道丧。度不复有经济意，乃治第东都集贤里。”[68]《资治通鉴》文宗太和九年：“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69]而外庭的牛李党争又处于最激烈的时候。“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争最剧之时。”[70]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裴度却以一种自由逍遥的姿态生活于洛阳，沉浸于诗酒园林、宾客文士之好中，如此心境处事，看似长安的时事离他很远，如此生活状态颇具境界。当他于洛阳私园集贤里宴集唱和，宴会上的文士“高声索彩笺，大笑催金卮。唱和笔走疾，问答杯行迟”之时，当洛水之上众闲官“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之时，《资治通鉴》文宗开成元年九月下记：“上自甘露之变，意忽忽不乐，两军球鞠之会十减六七，虽宴享音伎杂沓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71]在当时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闲适的饮宴唱和中，朝中文士们不免存有失意、惆怅之情。唐代两京长安、洛阳，一方是权力之争，一方是宴集唱和之乐，残酷、紧迫与温馨、闲逸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些享受闲逸的主人公又曾是置身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朝中文士往往以这种轻松闲适的宴集唱和，作为消减当时身处朝中政治斗争之激烈的调味剂，这种紧张、激烈与闲逸、放松相互交替、复杂交错在一起的生活，也正因此而构成了唐代洛阳朝中文士独特的休闲式政治文化生活。

牛僧孺曾三次任职于洛阳，任过留守和分司之职。在洛阳的生活，牛僧孺参加的主要活动就是与众文士宾客的宴集唱和。尽管牛僧孺三次到洛阳，但在他仅存的四首诗中，只《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一首作于开成三年（838）东都洛阳留守时。所以牛僧孺在洛阳的宴游活动主要是体现在与其密切交往的白居易和刘禹锡的诗作中，开成二年五月到开成三年九月一年多时间里，牛僧儒第一次到洛阳，这是他宴游赋咏唱和最活跃的时期。牛僧孺虽然留下来的诗作很少，但在洛阳经常与刘、白二人诗酒唱和。从刘、白酬唱诗的题目可见，牛僧孺在洛阳至少还作有十七首诗，惜皆已不存。现根据白居易、刘禹锡的诗题，推测牛僧孺在洛阳的诗作，有些虽不是很精准的题目，但可从中粗略了解到牛僧孺在洛阳与刘、白赋诗唱和的概况：

开成二年（837），牛僧孺与刘禹锡、白居易的宴集酬唱经常采用戏赠、戏答形式，其作诗数量约五首。牛曾访白居易履道宅，有诗戏赠白，白回以《酬思黯相公见过弊居戏赠》；由白《因梦得酬牛相公初到洛中小饮见赠》、刘《酬思黯见示小饮四韵》可知，牛有《初到洛中小饮》诗；刘有《酬思黯代书见戏》，牛僧孺曾以诗代书戏赠刘禹锡；由白《酬牛相公宫城早秋寓言见示兼呈梦得》，刘《酬留守牛相公宫城早秋寓言见寄》，牛应有《宫城早秋寓言》诗；由白《酬思黯戏赠同用狂字》《又戏答绝句》，可知牛有诗戏赠白居易，并用狂字韵。

开成三年（838），在洛阳宴集唱和中，牛僧孺至少存有十首诗：白有《戏答思黯》，牛应有《戏赠》诗；由白诗《同梦得和思黯见赠来诗中，先叙三人同宴之欢，次有叹鬓发渐衰嫌孙子催老之意，因酬妍唱，兼吟鄙怀》可知，牛又有诗赠梦得，诗中叙三人同宴之欢，又叹鬓发渐衰；由白《奉和思黯自题南庄见示兼呈梦得》、刘《和牛相公南溪醉歌见寄》，牛有《自题南庄》、《南溪醉歌》；由白《奉和思黯相公雨后林园四韵见示》、刘《牛相公林亭雨后偶成》，牛有《雨后林园四韵》（《林亭雨后偶成》）；由白《酬思黯相公晚夏雨后感秋见赠》、刘《和牛相公夏末雨后寓怀见示》，牛有《晚夏雨后感秋》（《夏末雨后寓怀》）；白居易《和思黯居守独饮偶醉见示六韵，时梦得和篇先成，颇为丽绝，因添两韵，继而美之》、刘《酬牛相公独饮偶醉寓言见示》，牛有《居守独饮偶醉》（《独饮偶醉寓言》）；刘《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牛有《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赠刘禹锡；刘有《和思黯忆南庄见示》，牛有《忆南庄》；刘有《牛相公留守，见示城外新墅有溪竹秋月亲情多往宿游恨不得去，因成四韵，兼简洛中亲故之什，兼命同作》，牛有诗《城外新墅有溪竹秋月亲情多往宿游》。会昌二年（842），牛僧孺在赋诗唱和中作诗至少有两首：由白居易《酬寄牛相公同宿话旧劝酒见赠》、《初致仕后戏酬留守牛相公，并呈分司诸寮友》可知，二月除东都留守到洛阳，牛有《同宿话旧劝酒》赠白居易，白居易致仕后，亦有诗戏赠白氏。

牛僧孺在洛阳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最多。宴集唱和的地点多会聚在洛阳牛僧孺所居住的归仁里宅园。牛僧孺亦曾到白居易的履道宅，白居易《酬思黯相公见过弊居戏赠》诗云：“访我入穷巷，引君登小台。台前多竹树，池上无尘埃。贫家何所有？新酒三两杯。款曲语上马，从容复迟回。留守不外宿，日斜宫漏催。但留金刀赠，未接玉山颓。家酝不敢惜，待君来即开。”[72]开成三年（838）秋日一个雨夜，牛、白两家妓乐在洛阳归仁里宅园合宴，白居易《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诗云：“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73]此诗的前六句着重描写浓艳享乐场景，玉管、清弦、翠钗、红袖、歌脸、舞腰，都是这宴会场景中的特写镜头，末二句“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表现白居易将现世的声色之乐视为人间自在天、极乐世界的思想，由此可透视到当时这些闲适官僚文士的生活心态。

开成二年（837）牛僧孺拜东都留守到洛阳后，多有恣意宴饮、诗作酬唱的狂欢生活。刘禹锡《和牛相公南溪醉歌见寄》中有“携觞命侣极永日，此会虽数心无厌”、“坐宾尽欢恣谈不上谑，愧我掉头还奋髯”等句，都是写牛僧孺在洛阳宴集的尽情欢娱。以至于牛僧孺第二次被贬到洛阳时，白居易有《戏问牛司徒》戏牛僧孺，这次是“诏下悬车”，问他是否还照样醉舞狂歌，全诗为：“斗薮尘缨捋白须，半酣扶起问司徒。不知诏下悬车后，醉舞狂歌有例无？”[74]牛僧孺面对朝政中党争等问题，唯有坚请退罢来保护自己，并以狂欢的形式来庆贺这种逃避的成功，此举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同时，这种朝罢后宴饮唱和、狂放逍遥的生活方式也为已致仕的官吏所倾心。

这种宴集酬唱之文会，在已致仕的官吏中也颇为兴盛。这些官吏赋闲之后，本较悠然自得，又有一二热心者联络于其中，遂集会游乐，以各有文才，遂亦赋诗唱和抒怀。虽年已老大，久在官场，然亦不减文士本色。会昌五年（845）时，以刑部尚书致仕的白居易为中心的“七老会”、“九老会”为显例，是当时东都洛阳最为著名的园林宴集。清代汪价《中州杂俎》卷十四《人纪》十五有“洛阳古会”条，记唐代有白居易主持的“香山会”，“香山会”是指“九老会”。

会昌五年（845）三月二十一日，在洛阳白居易履道宅宴集的“七老会”，宴罢赋诗，参加者有“前怀州司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岁。卫尉卿致仕冯诩吉皎，年八十六岁。前右龙武军长史荥阳郑据，年八十四。前慈州刺史广平刘真，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内供奉官范阳卢贞，年八十二。前永州刺史清河张浑，年七十四。刑部尚书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岁”[75]。这次宴会称为“尚齿之会”。与会者还有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唐代七十岁乃“悬车”之年，是法定的退休之年。白居易有诗描写此次宴会盛景《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云：

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手里无金莫嗟叹，樽中有酒且欢娱。

诗吟两句神还王，酒饮三杯气尚粗。嵬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孙扶。

天年高过二疏傅，人数多于《四皓图》。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问此会更应无。[76]

这首诗没有景物描写，诗人用全部笔墨来表现七位老人的神采。他们年寿高、官位显，白色的胡须、朱紫的官服形成鲜明的色彩映衬。“手里无金莫嗟叹”六句，写出诗、酒、狂歌、醉舞的宴会盛景，以“嵬峨”、“婆娑”，形容老人蹒跚、摇晃之醉貌，极为生动。“天年高过二疏傅，人数多于四皓图”，以汉代疏广、疏傅，商山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四位隐士作比，来表现抽身官场后身心无所挂碍的狂达，凸显七位老人仙逸的神气和高情。年齿与高情是此会的两个特征。胡杲、吉皎、刘真、郑据、卢真、张浑都留有诗作。如张浑《七老会诗》：“幽亭春尽共为欢，印绶居身是大官。遁迹岂劳登远岫，垂丝何必坐溪磻。诗联六韵犹应易，酒饮三杯未觉难。侮况襟怀同宴会，共将心事比波澜。风吹野柳垂罗带，日照庭花落绮纨。此席不烦铺锦帐，斯宴堪作图画看。”此诗有宴集园林之盛景的描写，春日幽亭、宴饮共欢、风吹野柳、庭花飘落，几位身居大官的老人联诗宴饮于洛阳宅园，可谓人间闲逸之绝境；再如吉皎赋《七老会诗》云：“休官罢任己闲居，林苑园亭兴有余。”刘真赋诗《七老会诗》云：“闲庭饮酒当三月，在席挥毫象七贤。”郑据赋诗《七老会诗》云：“东洛幽闲日暮春，邀欢多是白头宾。”又，年已八十九的前怀州司马安定胡杲赋诗云：“闲居同会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群。霜鬓不嫌杯酒兴，白头仍爱玉炉熏。徘徊玩柳心犹健，老大看花意却勤。凿落满斟判酩酊，香囊高挂任氤氲。搜神得句题红纸，望景长吟对白云。今日友情何不替，齐年同事圣明君。”[77]这些诗都描绘了当时盛宴中，众多文士官吏游园赏景，高歌醉舞，饮酒赋唱皆沉浸于放情山水，其乐融融中。此处洛阳园林因人物精神作用也被赋以“闲”之气韵。

同年夏又有“九老会”，白居易退居洛中，作尚齿九老之会，其《九老图诗》序曰：“会昌五年三月，胡、吉、刘、郑、卢、张等六贤，于东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齿之会。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右，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仍以一绝赠之。（二老谓洛中遗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归洛。僧如满，年九十五岁。）”其《九老图诗》云：“雪作须眉云作衣，辽东华表鹤双归。当时一鹤犹希有，何况今逢两令威。”[78]新增入的李元爽、僧如满二老“年貌绝伦”，宛若仙人，诗中用辽东人丁令威成仙化鹤归辽的传说典故，以仙鹤比二老，写其脱俗超逸的仙态。除了白居易赋此诗外，其他六老亦各赋诗唱和。这种宴游文会可谓举不胜举，由以上所举之例，可以想见当时官僚文士们朝罢闲暇时的生活方式与情景。而现存的不少诗文作品，就是在这种宴集咏唱的闲逸生活中产生，我们可以借这些文学作品，探究其时京都朝中文士在这种生活情境中的大致情感心态。

值得提出的是，京都洛阳朝士们的宴集咏唱，大多是他们公务之余，在节日、朝罢等闲暇时放松心情，放情山水林园，并以此联络感情，加深情谊的一种方式，因此他们的心情大抵显得闲适愉悦。然在欢娱之际，文士们也偶有怅惜之情，这是欢乐之余的良时叹短，光阴易逝的怅惋。在京城长安的安德山池宴集中，上官仪在一番“翠钗低舞席，文杏散歌尘”的欢乐之后，不禁有“方惜流觞满，夕鸟已城闉”之咏；许敬宗在“宴游穷至乐，谈笑毕良辰”之后，诗末亦流露“独叹高阳晚，归路不知津”的惋叹之情。特别是，某些年高的显宦文士，在宴集唱和中尽管他们也显得悠然自得，似乎沉酣于游宴唱和之乐中，但实质上这只是他们一时的畅快而已。在平日或在宴罢会散之后，他们则常常是心情惆怅若失，甚至呈现出失望或颓丧心态。在中晚唐间声望显赫的裴度和牛僧孺恐即如此，《旧唐书》在两人的本传记中就昭示了他们的这种心态。裴度在东都洛阳立第，又创绿野堂，“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极都城之胜。而又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当时名士“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79]，这是在“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舆，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的背景之下。牛僧孺喜好与文士咏唱，其背景亦是如《旧唐书》中所记的“开成初，搢绅道丧，阍寺弄权，僧孺嫌处重藩，求归散地，累拜章不允，凡在淮甸六年。开成二年五月，加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省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僧孺识量弘远，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洛都筑第于归仁里。……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80]。中晚唐时期，安史之乱使得李唐王朝的中央统治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此期朝政腐败，宦官专权，藩镇跋扈，边患四起。尤其是朝廷党争不断，朋党林立，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重要特征。在这种复杂激烈的时政下，京都诸多朝官文士深受党争困扰，他们为避党争之祸而坚请退罢，或外任东都洛阳，过着从容闲适的宴游唱和生活。上述裴度的“不复以出处为意”，牛僧孺的“无复进取之怀”，两人宴集唱和生活的心理原因是何其相似！于此可以觉察出他们“以诗酒琴书自乐”悠然闲适生活的表面下，是对时政的失望与颓丧；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时政背景下，滋生了这种恣意宴饮唱和的生活心态，从而造就了京都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

第四节　长安“曲江”宴集与洛阳“洛水”唱和：唐代朝廷和朝中文士宴集唱和的个案分析

一、长安“曲江”宴集和唐代的朝廷宴集

曲江是唐代长安城公共园林，也是当时京都游览胜地之一。每逢京都传统节日或者庆典活动时，曲江都会聚集京都各阶层人士在此游宴集会，上至帝王朝臣、下至京都市民百姓，他们都汇集于此，尽情享受人与自然的和谐融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曲江也是京都朝廷宴集的集中之地。

唐代中晚唐时期，在京都长安举行的朝廷宴集唱和颇多，据《唐音癸签》所记，中晚唐时期，虽然朝廷文士宴集唱和已不如初盛唐时之频繁，但也多有所称述者，特别是在曲江举行的朝廷宴集唱和尤为兴盛，曲江风景区芙蓉园以外的曲江池其他部分皆属于公共游乐场所，朝廷君臣文士皆可在此宴集唱和与民同乐，特别是科考放榜新进士举行庆宴及每年春秋两季的中和、上巳、重阳等佳节之际，这里热闹非凡，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中晚唐时期，长安城的公共园林曲江，成为朝廷集宴唱和的集中之地。唐德宗是位颇重艺文的君主，所以他常借良时美辰集会宴飨赋诗唱和。《旧唐书》记：“刘太真，宣州人。涉学，善属文，少师事词人萧颖士。天宝末，举进士。……太真尤长于诗句，每出一篇，人皆讽诵。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制，即命朝臣毕和。贞元四年九月，赐宴曲江亭。”[81]曲江宴集成为君臣百官、科举士子及第之后汇聚的欢庆之地。《唐摭言》记载：“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故曹松诗云：‘追游若遇三清乐，行从应妨一日春。’敕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图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82]曲江盛宴之时，皇帝会御驾亲临，登紫云楼，垂帘观景，并召集朝廷文武百官及科举进士于曲江胜地宴集，吟诗奏乐，尽情欢娱，如此繁盛景观，蔚为大观。

初、盛唐时期，京都人们沿旧习举行月晦节，即每月的最后一天，一般又特指正月的最后一天。晦日的长安城曲江春游颇为盛行，至唐德宗时，情况发生改变，德宗听从当时朝廷重臣李泌的意见，“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与上巳同时，欲以二月名节，自我为古，若何而可？’泌谓：‘废正月晦，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因赐大臣戚里尺，谓之裁度。民间以青囊盛百谷瓜果种相问遗，号为献生子。里闾酿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丰年。百官进农书，以示务本。’帝悦，乃著令，与上巳、重阳为三令节，中外皆赐缗钱燕会。”[83]此后的中和节时，帝王多在曲江设晏，与百官文士共庆佳节，歌舞升平、饮酒赋诗唱和，李泌有诗《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僚》云：“风俗时有变，中和节惟新。轩车双阙下，宴会曲江滨。”[84]此时的曲江，春花始发，嫩绿初上，不仅是朝廷宴集唱和聚集之地，也是长安城市民佳日郊游的名胜之地，故每到佳节，一派欢盛景象。

唐代长安城上巳赐宴曲江，成为君臣官民宴集唱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上巳堪称暮春时节的一个大节气，人们有到曲江池水边除垢祈福的习俗。正如《秦中岁时记》所载：“唐上巳日，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曰踏青。”可以想见当时曲江宴会及游乐的热闹情景，真可谓“幄幕云合，绮罗杂沓，车马骈阗，飘香坠翠，盈满于路”。宴会之际，朝士、词人有赋，翌日即流传京师。当时唱和之多，诗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曲江赐宴是先宴会，后游赏。在宴会上，皇帝常常即兴吟诗，令臣下唱和。上巳节宴集唱和中，白居易有唱和应制诗《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云：“赐欢仍许醉，此会兴如何。翰苑主恩重，曲江春意多。花低羞艳妓，莺散让清歌。共道升平乐，元和胜永和。”[85]城中庶民曲江游春的盛景在诗中多有描述，许棠的《曲江三月三日》诗云：“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好花皆折尽，明日恐无春。鸟避连云幄，鱼惊远浪尘。如何当此节，独自作愁人。”[86]司马扎的《上巳日曲江有感》：“万花明曲水，车马动秦川。此日不得意，青春徒少年。晴沙下鸥鹭，幽沚生兰荃。向晚积归念，江湖心渺然。”[87]刘驾的《上巳日》云：“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88]以上诗中所述，可见当日京都长安曲江宴集唱和之盛况。

唐代帝王也多在长安城曲江风景区的大慈恩寺举行宴集欢庆重阳节，见于《全唐诗》中最早的是武则天或中宗，如登塔、饮菊花酒、赏菊等活动。德宗以后，行庆地点多在曲江池。贞元四年或五年重九日，德宗在曲江亭宴群臣，并制诗赐之，诗序云：“朕在位仅将十载，实赖忠贤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择三令节，赐兹宴赏，俾大夫、卿士得同欢洽也。夫共其戚者同其休，有其初者贵其终。咨尔群僚，颁朕不暇，乐而能节，职思其忧，咸若时则，庶乎理矣。因重阳之会，聊示所怀。”[89]其诗《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用清字》云：“早衣对庭燎，躬化勤意诚。时此万机暇，适与佳节并。曲池洁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气满，台殿秋光清。朝野庆年丰，高会多欢声。永怀无荒戒，良士同斯情。”[90]朝廷群臣有诗和之。德宗又“因诏曰：‘卿等重阳会宴，朕想欢洽，欣慰良多，情发于中，因制诗序。今赐卿等一本，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于延英门进来。’宰臣李泌等虽奉诏简择，难于取舍，由是百僚皆和。上自考其诗，以太真及李纾等四人为上等，鲍防、于邵等四人为次等，张濛、殷亮等二十三人为下等。而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考第”[91]。据此可知，唐德宗朝亦因君王之喜宴集唱和，以此多有文会，并将众人之作加以考第品等。德宗本年后之所以乐于文会，乃与其时局较前安定有直接关系，以此我们可以推知朝廷中君臣文士们的这种曲江宴集唱和活动的兴衰，是直接与时局的好坏相关的，当时局越是安定祥和的时候，这种活动也越发兴盛。

二、洛阳“洛水”唱和与唐代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

唐代“洛水”，即洛河，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的洛源镇龙潭沟。清澈的溪水从龙潭沟上游的密林间流出，一路起伏跌宕，不断汇聚收拢其他小河流，途经陕西的洛南县，穿越莽莽秦岭，来到河南的卢氏县，自南向北，自西向东，这道清澈见底的蓝色河流贯穿了卢氏全境后又贯穿了洛宁县全境。自长水始，洛河开始一马平川地向东流去，流出了洛宁，进入了宜阳，再往东，便来到了闻名的大都城——洛阳。洛阳因洛水得名，洛阳城在洛水北岸。因我国地理位置属北半球，所以太阳东起西落偏南，正好将阳光倾泻向北面，于是北面就成了阳面，洛阳便以此而得名，即洛水之阳。洛水与唐代长安城的曲江有其相似之处，也属公众游乐之胜地。洛水也是洛阳京都各阶层人士共享其乐的游览之地，同样，它也是朝中文士宴集唱和的理想之地。

晚唐时期，朝中文士在洛阳洛水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宴集唱和，是大唐开成二年（837）三月三日上巳节的洛滨祓禊会。“祓禊”乃古时民俗，即在阴历三月上巳日，到水边嬉游，泛舟赏景，饮酒取乐，以消除不祥。这次宴集正逢祓禊吉日，河南府尹李待价，邀请朝中文人雅士及东都官贵齐集洛水，游宴赋诗唱和。参与这次宴集的除裴度外，还有河南尹李珏、太子少傅白居易，三位太子宾客萧籍、李仍淑、刘禹锡，其他朝中官员有前中舍人郑居中、国子司业裴辉、河南少尹李道枢、仓部郎中崔晋、司封员外郎张可续、驾部员外郎卢言、虞部员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俦、淄州刺史裴洽、检校礼部员外郎杨鲁士、四门博士谈弘谟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这次洛水集会，也是朝中文士参与者极多的宴集盛会。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滨》序中介绍了这次聚会的缘起，发起人是河南尹李待价（珏），“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正所谓政通人和，五谷丰登的好时节，怎能不尽兴游宴一番。对其宴集盛况，白居易作了这样的描述：“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溯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92]可以想象，花枝招展的官船，载着高官显贵和舞女歌伎，驶离斗亭，缓缓西行，到杨子渡靠岸小歇，歌舞一番，复又逆水行动，近午天，到达魏王渡，嘉宾们在红男绿女簇拥之中，自魏王渡渐渐走到天津桥，登临桥上，尽兴游赏洛水两岸的烂漫春光。白居易甚觉如此“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若不赋诗，将笑洛中无人。晋公裴度首赋一章，铿然玉震。继而白居易、刘禹锡等人举酒挥毫，各奉和十二韵，其他与会者相继和诗。白居易赋诗甚是经典，其《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云：

三月草萋萋，黄莺歇又啼。柳桥晴有絮，沙路润无泥。

禊事修初半，游人到欲齐。金钿耀桃李，丝管骇凫鹥。

转岸回船尾，临流簇马蹄。闹于扬子渡，踏破魏王堤。

妓接谢公宴，诗陪荀令题。舟同李膺泛，醴为穆生携。

水引春心荡，花牵醉眼迷。尘街从鼓动，烟树任鸦栖。

舞急红腰凝，歌迟翠黛低。夜归何用烛，新月凤楼西。[93]

诗中此情此景，真乃春光明媚，燕飞草绿；洛水两岸，春风和煦，细柳嫩枝，千丝万缕，掩映着天津桥，随风起舞。悦目美景，直铺展到洛阳定鼎台口的五凤楼，无不让人心旷神怡。众朝官文士划舟于洛水，宴集唱和，饮酒作诗；三月三日祓禊之会，不仅来洛水两岸修禊的不少，黎民百姓引颈观瞻的更多，两岸排成了层层人墙。他们都被这官船上的情景所吸引，热望着浓烈如画的场面，氤氲若仙的气象。有舟桥箫鼓、歌儿舞女相伴，“春心荡”、“醉眼迷”、“红腰凝”、“翠黛低”，无不热闹欢娱；赋诗宴饮，划舟同游，足够风雅惬意。从诗中透露的信息可知，这次洛滨宴集可谓夜以继日，直到深夜，归何需烛火，月儿已高挂在五凤楼西边的夜空上了，这真乃朝中官员文士的一次狂欢！另有，刘禹锡《三月三日与乐天及河南李尹奉陪裴令公泛洛禊饮各赋十二韵》诗中所咏：

洛下今修禊，群贤胜会稽。盛筵陪玉铉，通籍尽金闺。

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水嬉如鹭振，歌响杂莺啼。

历览风光好，沿洄意思迷。棹歌能俪曲，墨客竞分题。

翠幄连云起，香车向道齐。人夸绫步障，马惜锦障泥。

尘暗宫墙外，霞明苑树西。舟形随鹢转，桥影与虹低。

川色晴犹远，乌声暮欲栖。唯余踏青伴，待月魏王堤。[94]

这次规模盛大的宴集唱和活动不再局限于园林，而是泛舟洛水，洛阳许多景观都在其游赏感受之中，斗亭、魏堤、天津桥、宫墙、苑树、川色。之所以为盛会，还在于其影响之大，不再限于官僚文人圈内，而是“惊动洛城人”，洛水宴集如此盛势之象，可与曲江媲美之。从白居易、刘禹锡在诗作中的描述，可以想见洛水岸边围观的人潮，他们实际上也成了唐代洛阳这一人文景观中的角色，而且翠幄、香车、绫步障、锦障泥这些词语，又见出陪都洛阳多高官富户的地域特点。白居易更跳出主角的角色，从观者的角度，以“望之若仙”来描写洛水的歌酒唱和交相辉映的情景，这是白居易的思路，也代表着当时朝中官僚文士的思想，置身于洛城的歌酒宴集唱和生活，与山水园林和谐融为一体，尽情享受诗酒歌舞，让朝中文士产生恍若仙道中人的感觉，甚至就是以神仙自居。可见，洛阳“洛水”之宴集唱和让人有如仙幻之境，如此惬意闲逸的生活境界，此情此景令人神往之。

唐代京都这种宴集唱和活动之所以如此受人青睐，自有其根源。胡震亨《唐音癸签》谓：“有唐吟业之盛，导源有自。文皇英姿间出，表丽缛于先程；玄宗材艺兼该，通风婉于时格。是用古体再变，律调一新；朝野景从，谣习浸广。重以德、宣诸主，天藻并工，赓歌时继；上好下甚，风偃化移，固宜于喁遍于群伦，爽籁袭于异代矣。中间机纽，更在孝和一朝。于时文馆既集多材，内庭又依奥主，游宴以兴其篇，奖赏以激其价。谁鬯律宗，可遣功首？虽猥狎见饥，尤作兴有属者焉。”[95]可见，宴集唱和在唐代京都得以盛行的关键是皇帝的倡导，皇帝在这一活动中起着核心的作用：由皇帝到王公贵族，由朝廷官员到文士，由宫廷到京都，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京都人文风景。唐代帝王大多喜文咏，延揽诸文士在朝中，这样大量文士化的官吏聚集于朝廷中举行的宴集唱和，这就容易使他们无论官方的，或是私人的生活与活动，更具有文化与文学的气氛。朝廷集会宴游这一活动，大都是由帝王发起，以帝王为中心的，引领众朝臣文士赋诗唱和，具有一定的娱乐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交流思想，君对臣示好，展现政治宏图，臣则通过奉和歌功颂德，间或也有一些劝谏以表明其政治意图，使得宴集唱和成为君臣沟通的一种理想方式。这种朝廷宴集规模盛大，文士群集，赋咏唱和，影响颇著，构就了唐代京都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景观。而兴盛于东都洛阳的朝中文士宴集唱和活动，更多的是给朝中文臣激烈、严肃的政治生活中注入了一抹休闲适逸的色调。可以说，这种朝中文士宴集唱和的兴盛，是陪都文化孕育出的一种独特的休闲式政治生活。于此可窥察出朝中文士“以诗酒琴书自乐”的悠闲生活的表面下，或是对时政的失望和颓丧，或是对于激烈政治漩涡的逃避，或是对紧张朝政生活的调节与休闲，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时政背景下，滋生了这种恣意宴饮唱和的生活心态，从而造就了唐代京都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

[1]明胡震亨编：《唐音癸签》卷27《谈丛》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1—287页。

[2]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3]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7，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75页。

[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74《崔仁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22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唐纪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6页。

[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71《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8页。

[7]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4《魏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39页。

[9]唐李世民：《赋尚书》，《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0页。

[10]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3页。

[1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9页。

[12]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67页。

[13]唐杨师道：《五言早秋仪鸾殿侍宴应诏》，《全唐诗·续拾》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0915页。

[14]唐长孙无忌：《五言仪鸾殿早秋侍宴应诏》，《全唐诗·续拾》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0923页。

[1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62《杨师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3页。

[1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446页。

[17]陶敏、傅璇琮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13—285页。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30页。

[18]宋王溥撰：《唐会要》卷57，《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77页。

[19]宋王溥撰：《唐会要》卷64，第1114页。

[20]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3《武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2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宋之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25页。

[22]唐刘餗撰，恒鹤校点：《隋唐嘉话》，《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

[2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96，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1037页。

[24]据《通鉴》、《唐会要》等文献，《三教珠英》的纂修始于久视元年（700）六月，成于长安元年（701）十一月，因此该诗在《石涂》唱和之后。

[25]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4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34—2435页。

[26]宋尤袤撰：《全唐诗话》卷1《李适》条，《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12页。

[27]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1《中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页。

[28]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1《中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页。

[29]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3《上官昭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30]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3《上官昭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31]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25《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275页。

[32]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9《唐纪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622页。

[33]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统计，当时五律的合律度为70%，七律为75%，五言长律为65%。

[3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3—34页。

[35]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596页。

[36]宋王溥撰：《唐会要》卷22《龙池坛》，《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33页。

[37]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2《文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38]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2《文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页，《宣宗》，第21页。

[3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63《崔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62页。

[40]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7—128页。

[4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4，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669页。

[42]清彭定求等撰：《全唐诗》卷47，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74页。

[43]唐王维：《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38页。

[44]唐王维：《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38—339页。

[45]明胡震亨撰：《唐音癸签》卷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5—286页。

[46]清彭定求等撰：《全唐诗》卷84，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907页。

[47]清彭定求等撰：《全唐诗》卷7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784页。

[48]清彭定求等撰：《全唐诗》卷7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784、791、787、792、793页。

[4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0，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17—4418页。

[50]清汪价撰：《中州杂俎》卷14，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

[51]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98页。

[52]清彭定求等撰：《全唐诗》卷45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139页。

[5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0《裴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32页。

[54]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173《裴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18页。

[5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3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761页。

[56]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3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762页。

[5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57，第5207页。

[5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57，第5208页。

[59]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下：“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6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6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071页。

[61]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5，《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7页。

[62]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35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036页。

[63]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360，第4070—4071页。

[64]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356，第4003页。

[65]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052页。

[66]唐白居易：《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二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全唐诗》卷45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139页。

[67]唐白居易：《对酒劝令公开春游宴》，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88页。

[68]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173《裴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18页。

[69]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245《唐纪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919页。

[7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牛李党人在唐代政治史之进退历程言之，两党虽俱有悠久之历史社会背景，但其表面形式化则在宪宗之世。此后纷乱斗争，愈久愈烈。至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争最剧之时。武宗朝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朝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无复前此两党对立、生死搏斗之迹象。”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03页。

[71]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245，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927页。

[72]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004页。

[73]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360—2361页。

[74]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549页。

[7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6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268页。

[76]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563页。

[7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63，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293—5295页。

[7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62，第5292页。

[7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0《裴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32页。

[80]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第4472页。

[8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37《刘太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62页。

[82]五代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3《散序》，《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95页。

[83]唐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卷139《李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37页。

[8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09，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1127页。

[8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37，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860页。

[86]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603，第7029页。

[8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96，第6958页。

[8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96，第6831页。

[8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37《刘太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62页。

[9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5页。

[9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37《刘太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63页。

[92]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98—2299页。

[93]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99页。

[9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6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092页。

[95]明胡震亨撰：《唐音癸签》卷27《谈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1页。

第五章　唐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其城市史意义

以上我们从唐代诗歌作品和创作活动两方面分析了唐代两京的帝都气象和政治文化景观，除了诗歌创作外，唐代小说也是描写两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文本。唐代小说涉及面广，特别是小说中有关长安、洛阳的书写颇为丰富，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京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京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形象的材料和生动的细节，对丰富长安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时期，唐代两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唐、五代约三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小说得到了极大发展。尤其是传奇小说的兴起和繁荣，标志着文言短篇小说的成熟。明代桃源居士说：“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1]可见，唐代小说与唐诗并称一代之奇，成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阶段。这里所指唐代小说，不仅包括白行简《李娃传》、元稹《莺莺传》、沈既济《任氏传》等单篇传奇，也包括裴铏《传奇》、牛肃《纪闻》、戴孚《广异记》、薛用弱《集异记》、李玫《纂异记》、张读《宣室志》、袁郊《甘泽谣》、张荐《灵怪集》、李复言《续玄怪录》和皇甫枚《三水小牍》等传奇小说集，同时也包括唐代出现的各种史料笔记：《大唐传载》、《大唐新语》、《大唐创业起居注》、《隋唐嘉话》、《唐国史补》、《唐阙史》、《唐摭言》、《朝野佥载》、《明皇杂录》、《因话录》等作品。从文学本身来看，唐代小说充满瑰丽的想象，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具有传记性，这是它受到史传文学深刻影响的痕迹。除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外，唐代小说的兴盛也得益于当时的文化环境。在特定的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小说的创作有了新发展，取得了新成就，尤其是唐代小说对唐代京都的城市书写，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而且也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生动而形象的素材。

第一节　唐代小说对京都地理空间的展示

唐代都城文化与唐代小说存在由缘已久的联系，尽管唐代已“有意为小说”，富有了一定的虚构和渲染成分，但在以京都长安、洛阳为故事发生地或与京都有关的唐代小说（传奇和笔记）中，仍然可以发现大量有关唐代京都的真实史料，这些内容的书写，向世人勾勒了一幅生动的都城生活画卷。

一、帝都长安地理空间在唐代小说中的展示

在唐代小说中，有不少作品都对所描写的城市从整体上进行了描绘。然而，由于小说家毕竟不是地理学家和城市学家，他们对于城市整体的宏观把握，往往比较笼统，多数小说只是把城市作为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的背景来予以处理。但即便如此，由于小说文体的特殊性，其对城市的描写并不缺乏细节的真实性。唐代小说中也有不少对长安城内布局与坊里的描写，如沈既济《任氏传》云：

唐天宝九年夏六月，崟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崟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2]

这篇唐传奇涉及不少都城地名，都与唐代长安真实的名称及地理空间联系在一起。小说中所记的新昌里和宣平皆为坊名，为长安城市东面延兴门旁两个相邻的坊里。升平，坊名，为宣平坊南面的邻坊。可见，郑子所走的线路符合长安真实的地理空间。郑子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坊之南，推托有事离开，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坊北门，于道中偶遇任氏等三妇人，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这里的乐游园即乐游原，为长安游览胜地，其位置正在升平坊东面的升道坊内。郑子所经过的四个坊恰好在空间位置上形成一个“噩”字形，左上为宣平坊，左下为升平坊，右上为新昌坊，右下为升道坊。小说以真实存在的长安为故事情节的发生地，以真实的坊市名称来反映城市空间，小说中的人物就在这些真实存在的坊市之间往来活动。《任氏传》中另有一情节：“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各系教坊，职属南衙，晨兴将出，不可淹留。’乃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因与主人言。”[3]这一情节也真实反映了唐代的城市制度：唐代长安每天入夜即在承天门（宫城正门）击鼓，各坊里闭里门，街上禁止通行。到五更三筹，再击鼓，坊、里门才开，恢复交通。唐代法律规定“诸犯夜者，笞二十”[4]，唐代小说中类似这样以真实的坊市、门舍等名称来描写长安地理空间是比较常见的。又如《霍小玉传》云：“夏六月，（李生）至长安，舍于新昌里。”[5]《李娃传》云：“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访其居远近。生绐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6]这里小说中所提到的内容指明了长安一些坊曲的分布，还有关于长安街鼓、城市管理制度等情节的描写。唐代小说有关于长安其他坊曲之地的记载存有不少。如道政里，许尧佐《柳氏传》云：“（韩翊）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驳牛驾辎軿，从两女奴。翊偶随之。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咤利，阻同车者，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7]又如平康里，沈亚之《异梦录》记：“凤帅家子，无他能。后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以钱百万，质得故豪家洞门曲房之第，即其寝而昼偃。”梦中忽有美人来，传《春阳曲》，其词曰：“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衣空换九秋霜。”[8]再是光福里，《异闻集·上清》云：“贞元壬申岁春三月，丞相窦参居光福里第，月夜，闲步于中庭。有常所宠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启事，须到堂前方敢言之。’窦亟上堂……”[9]凡此等记叙，这些真实存在的长安城坊里空间在唐代小说中得以真实呈现。

唐代小说除了描写长安城真实的坊里空间布局，还对长安城供人游玩宴会的娱乐场所也皆有所描述。如长安城曲江、崇敬寺、勤政楼等地标场景。白行简《三梦记》记述：“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为监察御史，奉使剑外。去逾旬，予与仲兄乐天，陇西李杓直同游曲江。诣慈恩佛舍，遍历僧院，淹留移时，日已晚。同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对酬，甚欢畅。”[10]唐代长安曲江、慈恩寺为当时京都市民游览宴集之胜地。《乐府杂录·歌》记载：“又一日，赐大酺于勤政楼，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中官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11]长安勤政楼，似乎成为一种与盛世盛景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意象，于某种意义上“勤政楼”已成为帝都娱乐的代名词。这里记录了众人在勤政楼汇聚，举行了一场极其盛大的宴集活动；同时上演了一场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歌咏百戏。小说生动形象地描摹了帝王在勤政楼与百官、民众同乐的盛景。又，蒋防《霍小玉传》记：“时已三月，人多春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12]长安城内寺观也可称之为地标性的空间建筑；每到春日牡丹花开，长安市民皆去寺观赏景看花，京师一派游春赏景之盛，甚是惬意。唐长安城寺观中栽培牡丹尤为繁盛，不仅唐宫内苑，就是宗教寺观、贵族私家花园也争相栽培牡丹，康骈《剧谈录》载：

京国花卉之晨，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者罕不经历。慈恩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13]

京都长安佛寺内的牡丹花簇大小、花朵鲜艳上胜出者，并不算稀奇，最可珍贵的是寺僧们培育出了在时间和花色上有异于常态的新品种。就如慈恩寺内的元果院、太真院、清上人院，还有那率先培育出深红色牡丹的僧人院，都以栽培牡丹而声名远扬，可见慈恩寺牡丹品种之繁盛。牡丹繁荣是人世喧闹，富贵风流的盛事之象。唐代牡丹兴盛于长安，京国重地，物华天宝，蕴含着帝都统一主体的恢弘气象。万众宠爱的牡丹与深入人心的佛寺圣地互为依托，与唐代长安的城市生活达成休戚与共的境界，是唐代帝都发展到鼎盛阶段所特有的京都文化景观。

二、东都洛阳地理空间在小说中的描摹

唐代的洛阳不但拥有众多的豪华宫殿，而且也与长安一样设置了整套国家行政机构，称为分司。显庆二年（657）唐高宗将洛阳改为东都，高宗曾七次巡幸洛阳，武则天时期，将洛阳命为神都，长期居住于此，使洛阳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时至唐代，中国佛教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京畿洛阳，缁服接踵，刹庙林立，香火隆盛，甲于天下，呈现出独特的都城地理景观。

唐代小说中描写洛阳游宴娱乐之地甚多。唐朝初年的君王就喜往洛阳，如《大唐新语》记：“太宗在洛阳，宴群臣于积翠池。酒酣，各赋一事。”[14]其后的武则天和玄宗的洛阳生活更多地见于小说记载中，如《隋唐嘉话》记：“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夺袍衣之。”[15]《大唐传载》记载：“洛龙门香山寺上方，则天时名望春宫。则天常御石楼坐朝，文武百执事班于外而焉。”[16]当时洛阳不少供君臣游玩娱乐之所，唐玄宗在洛阳的活动大多是游赏娱乐活动。又《松窗杂录》记：“玄宗幸东都，偶因秋霁，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17]天宫寺在唐代东都洛阳天津桥附近，而天津桥又为洛阳八大盛景之一，在洛阳城内洛水之上的洛阳桥，坐落在洛阳皇城的正门端门前面，为洛阳游览之胜地。又《教坊记补遗》描写唐玄宗在洛阳的娱乐场所天津桥的景观：“上于天津桥南设帐殿，酺三日。教坊一小儿，筋斗绝伦，乃衣以彩缯，梳洗，杂于内妓中。少顷，缘长竿上，倒立，寻复去手。久之，垂手抱竿，翻身而下。乐人等皆舍所执，宛转于地，大呼万岁。百官拜庆。”[18]由此可知，当时唐玄宗特别重视舞乐建设，使唐代洛阳乐舞百戏的队伍庞大，人才济济，每逢佳节宴会之时，宴集于天津桥处设帐铺殿，歌舞百戏纷呈上演，形成洛阳天津桥段独具特色的都城文化景观。《明皇杂录·逸文》载：“上在东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时有匠毛顺，巧思结创缯彩为灯楼三十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锵然成韵。乃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19]洛阳上阳宫是唐高宗时建，武则天时又加以扩建，是唐代洛阳宫殿中最为壮丽的建筑。可以想见当时宫中，众人张灯结彩，悬珠缀玉，微风轻拂，铿然成韵，一派歌舞升平的欢腾盛景。《全唐文》记载：“上阳别宫，丹粉多状，鸳瓦鳞翠，虹梁迭壮，横延百堵，高量十丈，出地标图，临流写障也。霄倚霞连，屹屹言言。翼太和而耸观，侧宾曜而疏轩。若蓬莱之真侣，瀛洲之列仙。鸾驾鹤车，往来于中天。”[20]据《河南志》：“上阳宫，在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其注云：“南临洛水，西距谷水，东面即皇城、右掖门之南。上元中，司农卿韦机造。大帝末年，常居此听政。初，大帝登洛水高岸，有临眺之美。诏机于其所营宫。宫城，移御之。刘仁轨道谓侍御史狄仁杰曰：‘古之陂池、台榭，皆在深宫重城之内，不欲外人见之，恐伤百姓之心也。机之所造，列岸修廊，在于堙堞之外，万方朝谒，无不睹之，此岂致君尧舜之意哉？’”又“魏王池”：“与洛水隔堤。初建都，筑堤壅水北流，余水停成此池。下与洛水潜通，深处至数顷，水鸟翔泳，荷芰翻复，为都城之胜地。”[21]上阳宫，是唐东都洛阳宫城西南一处重要的宫苑建筑，同时又是唐代重要的宫城政治活动场所，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均在此设朝听政。《河南志》中所记洛阳上阳宫宏丽之象，足以彰显京都洛阳独具特色的地标性建筑。

唐代洛阳虽一度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其地位终究不能与长安相比，其作为陪都的属性使其在多数时间内掩盖在长安的光芒之下，就整个唐代小说而言，洛阳的政治特色并不算突出，真正体现洛阳城市特色的，是颇具规模的宗教建筑。唐代洛阳对宗教尤其是对佛教的接纳，有着悠久的历史。东魏北齐间的杨衒之所作的《洛阳伽蓝记》，就以描写洛阳的佛教建筑为主要内容，着力展示了寺院的雄伟壮观，来渲染洛阳在北魏时的繁荣景象。唐代武则天时期对佛教的大肆弘扬，使得洛阳城市空间建筑的佛教色彩更加浓烈。唐代笔记小说《朝野佥载》记载：

周证圣元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五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掘地深五丈，以乱彩为宫殿台阁，屈竹为胎，张施为桢盖。又为大像金刚，并坑中引上，诈称从地涌出。又刺牛血画作大像头，头高二百尺，诳言薛师膝上血作之。观者填城溢郭，士女云会。内载钱抛之，更相踏藉，老少死者非一。[22]

“明堂”是颁布政令的所在地，也就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唐初，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这两个有作为的皇帝都很重视修建明堂。为了修建明堂，武则天曾下令拆去了宫城正殿乾元殿，就在乾元殿的基址上，扩建了明堂，其营造面积达到一万平方米，如此规模宏大的工程在七世纪时，是举世无双的。以上小说中所描述，可见其明堂规模之宏伟，制作之华美，吸引无数百姓前来观瞻，士女云集，溢满整个城郭内外，场景气势之恢宏。

唐代洛阳许多寺庙香火极盛，洛阳几乎遍地是佛教建筑。《尚书故实》记载：“洛中顷年有僧得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灯，檀施之利，日无虚焉。”[23]由此可知，洛阳僧侣对佛教的迷恋和狂热成为洛阳独特的城市风貌。这种风气一直持续了很久，《唐阙史》记载：“东都圣善寺，缔构甲于天下。愚曾看修寺记云：殿基掘地及泉，以蜃灰和香土错实之，所以备倾蛰也。”[24]《朝野佥载》记载：“景龙年，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25]又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东都龙门有一处，相传广成子所居也。天宝中，北宗雅禅师者，于此处建兰若。庭中多古桐，枝干拂地。”[26]类似有关洛阳佛寺的建置，在唐代小说中频繁出现，反映出洛阳城充斥着浓郁的宗教色彩。唐代，武则天信佛，而唐玄宗崇道。洛阳道观尽管没有佛寺的规模和数量，但唐代小说涉及也为数不少。如张鷟《朝野佥载》记载：“景龙四年，洛州凌空观失火，万物并尽，惟有一真人岿然独存，乃泥塑为之。后改为圣真观。”[27]又《剧谈录》记载：“东都北邙山，有玄元观，南有老君庙，台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奇巧精严，见者增敬。”[28]根据唐代小说的记载可知，唐代东都洛阳城诸多的寺观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游览胜地，由此构建成洛阳独具特色的都城文化景观。

第二节　唐代小说对长安政治生活的书写

长安是唐代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的文化中心。长安城中的文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京的文官、国子监文馆生徒；另一类是进京赶考或应铨选的举子。据《新唐书·百官志》统计，长安的文职官员达两千多员，国子生徒亦逾两千人。流动的士子中，《唐摭言》记载：“景云之前，乡贡岁二三千人，盖用古之乡贡也。”[29]每岁参加吏部铨选的则更多。众多来自四方的唐代士人汇聚京城，怀着乘时而起、平步青云的理想，寻求人生的机遇，即选择了或者无奈地卷入了都城中的政治漩涡和斗争。

京都长安城是唐代最核心的政治区域，在这里曾上演过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朋党之争，即著名的“牛李党争”，也可以说是唐后期朝臣之间的派系斗争。唐穆宗、宣宗年间，“牛党”和“李党”展开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朋党斗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通过门荫取士。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关于“牛李党争”的详情，自陈寅恪、岑仲勉、傅璇琮、黄永年等众多学者对此均有研究，成果丰富而纷纭聚讼，此不予赘叙。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唐代小说如何生动曲折地再现京都政治斗争的。笔者通过材料整理、分析认为，唐代小说再现京都朝廷政治斗争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其一，在运用小说进行政治攻击的作品中，往往是联系到京都长安城市空间的描写，来达到讥刺、攻击甚至毁谤政敌的目的；其二，通过曲折而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影射京都复杂而酷烈的政治斗争；其三，运用小说对于京都党争与科举交相作用的情形描述，即再现了京都科举取士政策的推行，激发了朝廷内政治党派的激烈争斗。

唐代京都丰富而真实的城市政治生活，为小说叙事提供了曲折生动的素材，而牛李党人在长安城中的居住空间，也成为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30]：安邑坊在朱雀街东第四街，新昌坊在第五街，分列朱雀门南第四横街的北边和南边。因此，李德裕在安邑坊东南隅的住宅与牛僧孺在新昌坊西北隅的住宅正好隔街犄角相望。杨虞卿是牛党重要人物之一，其宅位于靖恭坊，钱易《南部新书》卷丙：“咸通中，杨汝士与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弟并列门戟。”[31]靖恭坊正南与牛僧孺所在的新昌坊南北相对，正西与李德裕所在的安邑坊东西相对。李党文人擅长以小说影射、讥讽政敌和毁谤对手。李党文人以小说影射异己的《牛羊日历》中有这样的细描：“牛僧孺新昌里第，与杨虞卿夹街对门。虞卿别起高榭于僧孺之墙东，谓之南亭，列烛往来，里人读之‘半夜客’，亦号此亭为‘行中书’。”[32]由此描述，可以说新昌里及周围诸坊成为中晚唐长安政治地理空间的关键区域。作为牛党领袖的牛僧孺与杨虞卿，在居住地理空间上夹街对门仍然不满足，杨虞卿又别起高榭于牛僧孺宅之墙东，想必一方面更便于牛党人物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更便于监视和窥察街对面的李党的活动情况。如此密切往来和对于李党的监视，自然成为李党政治攻击的口实。而揭露牛党“列烛往来”，其一，揭露了其政治活动的密切与频繁；其二，反映出李党对于牛党活动的密切关注和监视。否则，又如何知晓牛党之间“列烛往来”的情形？在如此特殊的城市居住空间中，提供了政治斗争双方近距离窥察对方的有利地形，彼此对对方人物的来往可谓洞若观火，所以才会有以上借居住空间的生动渲染来互相攻击政敌的影射文学出现。

唐代小说中不乏曲折而生动的细节描写，以古人或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其细节多为小说作者代为拟作，虽拟作，内容必须与主人公身份相符。京都党争是唐代小说中经常涉及的内容。李党托名牛僧孺而作《周秦行记》，利用小说恶意攻击：

辞毕，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远来，今夕谁人为伴？”戚夫人先起辞曰：“如意成长，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辞曰：“东昏以玉儿，身死国除，玉儿不拟负他。”绿珠辞曰：“石卫尉性严忌，今有死，不可及乱。”太后曰：“太真今朝光帝贵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谓王嫱曰：“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殊索若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昭君幸无辞。”昭君不对，低然羞恨。俄各归休。余为左右送入昭君院。[33]

此小说其实是李德裕党的韦瓘所写，用以攻击牛僧孺，借王昭君伴寝影射牛僧孺母亲曾经改嫁。此篇绝非等闲小说，反映了中唐以后“牛李党争”的白热化程度。小说中描写所有的妃殡以及绿珠都有理由拒绝陪侍，只有王昭君因为曾经两次嫁给胡人而羞恨从命；小说借昭君两嫁匈奴单于影射德宗母亲沈妃被胡人两次掳去的失节行为，也影射牛僧孺母亲周氏的再嫁行为；小说中直称德宗（写得很技巧，借德宗曾祖母杨贵妃之口说出）为沈婆儿，暗示其母失节，儿亦不高贵。意在挑起作为德宗直系子孙的几位皇帝的反感，疏远或降罪于牛僧孺。这是“欲证其身非人臣也，将有意于‘狂癫’。及至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34]！李党借机明白点出牛僧孺无礼于其君；李党陷害人之计，不可谓之不毒，可见京都党争的酷烈。

唐代小说有不少作品是以曲折的、隐晦的态度来表达作者对政治事件的看法。唐代“甘露之变”可谓当时政治上一件大事，上连皇帝，下系朝臣与宦官势力的消长，其影响之深远直到唐朝覆灭。晚唐时期，宦官专权特别严重，当时，唐文宗与李训密谋翦除宦官恶势力。李训先将与宦官有联系的李德裕、李宗阂两党成员逐出朝廷，扫除障碍，并以贾餗、舒元舆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由此积聚力量，罗致一些吏卒以诛宦官并制订行动计划。唐太和九年（835）十一月，礼部侍郎、同章事李训等人，在唐文宗李昂的暗中支持下，诈称左金吾厅后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诱使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等宦官前去察看，企图趁机消灭宦官集团。因所伏甲兵暴露，仇士良发现有武装士兵埋伏于幕后，便急退出，并劫持文宗入宫，派遣神策军，进行大屠杀，从而使诛灭宦官的“甘露之变”变成了诛灭“甘露四相”的惨案。涉及“甘露之变”的唐人小说虽不为多，但也不乏记载此政变的经典之作，如唐代小说《纂异记·许生》是一部典型之作：

去甘棠一里余，见车马导从，填隘路歧。生麾盖而进，既至泉亭，乃下马，伏于丛棘之下，屏气以窥之。见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扬扬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长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语及瞻视疾速者。皆衣金紫，坐于泉之北矶。

叟既至，曰：“玉川来何迟？”叟日：“适傍石墨涧寻赏，憩马甘棠馆亭，于西楹偶见诗人题一章，驻而吟讽，不觉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赏叹之若是？”臾曰：“此诗有似为席中一二公，有其题而晦其姓名。怜其终章皆有意思。”乃曰：“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皆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座中闻之，皆以襟袖拥面，如欲恸哭。神貌扬扬者云：“我知作诗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脱衣之士乎？”

久之，白衣叟命飞杯。凡数巡，而座中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经旧游，无以自适，宜赋篇咏，以代管弦。”命左右取笔砚，乃出题云：“《喷玉泉感旧游书怀》，各七言长句。”白衣叟倡云：“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垅平。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少年神貌扬扬者诗云：“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彩照洿宫。”短小器宇落落者诗云：“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寻新益自伤。虽有衣袭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清瘦及瞻视疾速者诗云：“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坏室基摧新石鼠，潴宫水引故山泉。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长大少须髯者诗云：“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寒骨未沽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诗成，各自吟讽，长号数四，响动岩谷。[35]

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影射甘露之变[36]。小说虚构罹难诸人鬼魂相聚，追念旧游，说明罹难者在小说中是以追旧游者的身份出现的，这“追旧游者”就是甘露之变的罹难者。小说指出故事发生地点是寿安以西甘棠馆，西去洛阳不远；寿安，在今河南宜阳县，寿安是唐代洛阳至长安间驿路必经之地，甘棠馆是往来长安和洛阳寄宿的驿馆。小说中记叙一姓许的孝廉赴京赶考，落第东归经过宜阳，宿于甘棠驿馆，邂逅一位白衣老人；故事主人公许生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故又以白衣叟引导了许生得以观甘露四相鬼魂的聚会，借助四鬼所作的诗歌来反映对甘露事件中遇难官员的同情和缅怀。小说核心部分出现有一位白衣叟，四位腰金服紫的高官，各赋一诗，以“喷玉泉感旧游书怀”为题，实际上是五人赋诗回忆甘露之变，或者说是发泄身蒙不白之冤一直未能洗雪的愤慨。唐代小说中，以古人或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故事中主人公常赋诗咏志或忆旧，这些诗其实多为小说作者代为拟作的，虽为拟作，内容必须与主人公身份相符。这里小说中的五首诗，想必就是作者李玫代作的。李玫旁观或者旁听了甘露之变这一政治大事件，当时不敢写什么，在武宗或者宣宗即帝位后，写《许生》以为在甘露之变中无辜而死的李训、舒元舆、王涯、贾餗等人鸣冤，他对李训等人的看法（即所抒写的诗中所体现出的各人心态），可以说能够代表当时一般人的看法。他未苛责李训、郑注，也未写唐文宗事发时与李训有隔阂，应是当时的真实，从而反证《资治通鉴》及两《唐书》的作者记此事苛责李、郑，宽恕仇士良辈乃是以成败论人。小说《许生》的价值在于证明公道自在人心，较易世之后所撰的正史，更保留了几分真实。《纂异记·许生》属小说家言，写法荒诞，鬼魂怎能显影聚会？不过借此回顾刀光剑影，怀念“甘露四相”罢了。由此，也可见作者对现实显然不满，但迫于政治环境的压力，只能以幻想的寓言故事或鬼神故事来表现，而不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即使这样也为我们全面了解唐代京都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度，同时也为我们研究甘露事变提供了珍贵材料。

唐代京都著名的“牛李党争”的高峰出现在文宗朝。甘露之变后，文宗逐渐起用了一些被李训、郑注贬逐出朝的牛李两党官员，两党间的倾轧排摈也达于高潮。“每议政之际，是非锋起，上不能决也”，两党相互攻击，凡牛党所是者，李党必非之，凡李党所是者，牛党必非之。面对牛李两党的激烈争斗，文宗曾感叹地说：“去河北贼（指河朔三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37]唐代朝廷朋党之争由权力而起，与科举有关，牛李党争因此成为文人政治时代朝廷文官为求得政治权利而互相攻击的结果。科举制度下，国家用人唯由科举，凡宰相要职，大都由进士出身，主考的文官也必须是进士。唐代士人除了通过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外，多数士人是通过科举这条路踏上仕途的。唐代笔记小说《唐摭言》记载：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38]

由以上可知，唐朝随着科举制的逐步深入人心，文学治国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旧的门第观念逐渐被人们淡忘，而“立身当以学为先”的新思想成为唐朝的共同价值观。在科举制的推动下，一个不分门第、地域的新兴文人阶层也在重新分化、组合。中唐以后，政治集团的势力分野也因此逐步呈现出以科举为纽带的新格局。科举选官的范围较之九品中正制要广泛得多，一般地主子弟均有资格参加科举，这对排除当时门阀士族的残余势力，提高官吏的素质和改善吏治，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科举制度的改变，以及统治阶级用人政策的变换，在小说中也有记载。如唐代陈鸿的小说《东城老父传》记载：

开元十二年，诏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及老人见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镇县。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马于此，皆惨然，不乐朝廷沙汰使治郡。开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39]

由以上小说中所描述，可知东城老父对以辞赋取士颇有微词。但是统治者推崇辞赋，代宗朝宰相常衮当政时，甚至“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40]。久而久之，唐朝形成了因科举门生关系区分政治派别的传统。中唐以来，“朝廷所大者，莫过于文柄；士林所重者，无先辞科”[41]。这使得科举领导权变得日益突出和重要。在文学选官的政策下，往往同年被录取的进士会形成一种自然的亲故门生关系。进士自谓“门生”，与号称“座主”的主考官“遂成胶固”。共同的利益关系使得科举“同年”者“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在政治上形成一组派别，他们“树党背公”，致使“时风浸薄”，党争因此而起，晚唐著名的牛李党争便是由科举引发的党争之例。政治上有势力的人，须间接或直接把持科场和文坛，门生弟子愈多，政治势力愈大，而执政人最不愿放弃的权利之一是科举考试权。于是党争双方竞相“因私以害公，挟势以抱怨”[42]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从科举出身的表面上看，在晚唐时期牛李党争派系中，牛党主要成员中有着科举“同年”关系的人较多，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43]。如：牛僧孺、皇甫镈、李宗闵同在元和三年（808）制举对策，属于制科“同年”。三人志同道合，在制策文中共同打伐宦官专权，起到了震撼人心的影响。在李逢基的引荐下，牛僧孺曾两次入相，牛党人物盘踞要津，在穆宗、敬宗、文宗时期大多数时间牢牢控制着朝廷政权，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党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牛党势力的形成得益于科举制度的催化作用。正是通过对科举领导权的牢牢控制，牛党人物占据了上风。而李德裕作为牛党的反对派，由于他本人非科举出身，在朝廷选人大权上不占上风，因而李党势力始终无法与牛党抗衡。唐文宗太和七年（833）二月，在与文宗皇帝论朋党之事时，李德裕无可奈何地指责“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这里所说情况正值牛党势力控制科举选人大权之时。出现上述情形不足为奇，也是科举选官制度带来的一大弊端。唐代科举座主、门生互相连接把持政坛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这是科举制度带来的副产品。基于此背景，有知贡举的大臣将当年所放进士视为自己的“美庄良田”，依靠这些人，日后可以呼风唤雨，叱咤文坛和政坛。例如元和初年崔群知贡举时所作所说，当年所放春榜共计三十人，崔群将这三十位新进士视为自己的“三十所美庄良田”，声称有此不动之业“遍在天下”，可保日后无忧。晚唐时期，“牛李党争”可以说是唐代科举制度以来，围绕政治人才的选拔问题展开的一系列争斗的延续。一定意义上讲，朋党之争实质也是为了争夺科举领导权。钱易《南部新书》记载：“杜审权，大中十二年知举，放卢处权。有戏之曰：‘座主审权，门生处权，可谓权不失权。’”[44]晚唐时期，像杜审权，日后凭着所放三十人，形成了间接控制京都朝廷的势力。晚唐时期，由于“牛李党争”围绕科举领导权互相争斗，天下学士多被无端圈入。只有韩愈“卓然无所附丽”，白居易则以“高退不近祸”[45]，如此远离政治的文人学士真是凤毛麟角。然而，也有相反的极端事例，有贵族文人因科场不中而被排斥于政治之外的例子。唐代笔记小说《唐摭言》记述了晚唐这样一位举场失意者：

刘得仁，贵主之子。自开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历贵仕，而得仁苦于诗，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尝自述曰：“外家虽是帝，当路且无亲。”既终，诗人争为诗以吊之，唯供奉僧栖白擅名。诗曰：“忍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46]

刘得仁是中唐著名文人，只可惜与科举无缘。由小说中所记，可以想见晚唐时期举场不为贵胄所专，而由词臣所主，科举的公平性愈加显现出来。在科举制度文学取士政策下，京都朝廷朋党双方常为争夺选人大权而争斗。当双方都有人在朝廷时，会为一时的进士名额而争执，最终往往由皇帝出面了结。有趣的是，中晚唐时期，由于进士科一枝独秀，朋党双方多以自己的长处提出种种改革进士考试内容的主张。长于经术者主张以经术取进士，长于诗词者则强调以词采取士。经术或词章并不属于某一方面的专有之物，只是他们用以攻击对方的借助工具。如《南部新书》记述：

陈夷行、郑覃在相，请经术孤单者进用；李珏与杨嗣复论地胄，词彩者居先。每延英议政，率先矛盾，无成政，单寄之颊舌而已。[47]

此为唐文宗时期的事，可见京都朝廷党争双方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进士考试做着新的诠释。《旧唐书·郑覃传》记载：“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48]郑覃是李德裕党人，本是拙于为文的人，将经义与文章对立起来正是郑覃借以达到进攻牛党势力的手段。于是，郑覃任宰相时唐文宗颁发了停试诗赋的诏令[49]。这个诏令深刻影响了晚唐政坛。在晚唐会昌时期，科举座主、门生关系严重影响了京都朝政的公正性，是晚唐党政与科举交相作用的结果。这方面的情形正如《唐摭言》所述，中书奏称：

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50]

以上是李德裕执政时期向唐武宗上的奏折，内中揭示了当时朝中因科举而形成党派利益集团的情形。综上所述，自中唐文治局面形成以后，京都朝廷政治分野形成了以科举为中心的朋党政治局面。晚唐牛李两党围绕科举领导权相互争斗，深刻影响了当时朝政局势，足见唐代京都朝廷党争之激烈程度。

第三节　唐代小说对长安商业繁盛的呈现

一、唐代小说中长安商业的繁荣

唐代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农业、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切都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唐朝的经济状况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高峰，呈现出繁荣局面。杜甫《忆昔》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51]根据《通典》卷一二《食货·轻重》记载，天宝八载（749）官仓的存粮共有粟米9600万石[5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农业的发展水平。唐代手工业的技术水平、产品种类和生产规模都超过了前代。

唐代小说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当时京都长安经济的繁荣景象。据《东城老父传》记载：唐玄宗时期，长安城内有“卖白衫白叠布（即棉布），行邻比鄽间，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53]，可见当时棉布产量增多，往内地运销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同时染色技术也提高了，据《唐语林·贤媛》载：“玄宗柳婕妤有才学，上甚重之。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为夹结。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54]由此可知，玄宗时京都采用夹撷法[55]印染织物的技术已经广泛普及。长安商业的发展，促使京都商人队伍越来越庞大。商人中既有贩卖各种物品的大小行商，也有经营旅店、客舍、行铺、车坊的坐贾。资则雄厚的大富商虽然人数不多，却是各地市场贸易的主宰人物，他们的商业资本真可谓富足。唐代小说《独异志·邹凤炽》记：

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有富商邹凤炽。肩高背曲，有似骆驼，时人号为邹骆驼。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其家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时惊异。尝因嫁女，邀诸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夜拟供帐，备极华丽。及女郎将出，侍婢围绕，绮罗珠翠，垂钗曳履，尤艳丽者，至数百人。众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妇矣。[56]

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京都巨富商邹凤炽的家资真可谓极度奢华。大唐帝都长安东、西市的行肆繁荣、细密，经济高度发展，城中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各有二百二十行。《两京新记》记载长安西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57]。由此可知，长安东西两市不仅建制相似，而且经济同样繁荣。唐代小说中记载长安城东市繁盛的内容有不少，如《广异记》载：“薛矜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58]《东城老父传》记载：长安宣阳里人贾昌，于安史之乱后，息于佛寺，“大历元年，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立陁罗尼石幢”[59]。《独异志·陈子昂》记：“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60]又如《博异志·李黄》记载：

元和二年，陇西李黄，盐铁使逊之犹子也。因调选次，乘暇于长安东市，瞥见一犊车，侍婢数人于车中货易。李潜目车中，因见白衣之姝，绰约有绝代之色。李子求问，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依李之服。方除服，所以市此耳。”又询：“可能再从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出与钱帛，货诸锦绣。[61]

由以上记载可知，长安东市已有经营锦绣行业的商铺。此外，东市所经营的其他行当也颇为丰富，有凶肆、笔行、琵琶、杂戏、卖胡琴者等行当。唐长安城市内呈现出按“行”、“肆”分区的布局特征，长安西市如东市一样存有行、肆；《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记：“西市，南北尽两场之地，市内有西市局、市署、平准局、衣肆、鞧辔行、秤行、窦家店、张家楼、（侯）景先宅、放生池、独柳。”有不少唐人小说中也讲到“行”、“肆”，如：沈既济的《任氏传》：“经十许日，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曩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62]此处后得以考证，《唐两京城坊考》记载西市衣肆：“沈既济《任氏传》：‘郑子游入西市衣肆，见任氏。’按韦述《记》云：市署前有大衣行，当即此衣肆也。”[63]由此可知西市就有卖衣服的店铺。长安西市也存有卖药的店铺，如《唐国史补》记载：“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贬，清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64]可见西市买卖中草药材之兴盛；另外，长安西市也出现了“寄附铺”，唐代小说《霍小玉传》记载：霍小玉因生活窘迫时，“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曾令侍婢浣纱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卖之”[65]。可见，由于当时商业的繁盛发展，长安西市已经有了寄卖所、典当铺等行业和店铺。《李娃传》写郑生“质衣于肆”，也是典当铺，可见典当铺不仅仅西市有，长安城中其他坊里也存有典当铺。

此外，长安西市还有屠行、磨行、炭行、马行、麸行、肉行、五熟行、白米行、大米行、粳米行、丝行、帛行、彩帛行、捐行、布行、染行、药行、鱼行、果行、杂货行、金银行、生铁行、铛斧行等，目前可恢复出的有五六十行。[66]唐代长安经济繁荣直接影响了唐传奇小说的创作发展，小说中有不少描述长安东西两市繁华商业盛景的作品，如《太平广记》记载：“景公寺老僧玄纵云：‘吴生画此地狱变成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京屠沽，鱼肉不售。’”[67]由此可知，长安东西市及东都洛阳都有肉行店铺。《李娃传》记：郑生“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68]。又如《牛生》记载：“牛生自河东赴举，行至华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遇一冥使，赠书三封）……及至京……复开第二封书，题云：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座。牛生如言，诣张氏，独止于一室，下帘而坐。”[69]由此可知，长安城西市已出现有食店，如：食店张家楼上有单间，且设有门帘。另有，白行简《三梦记》：“长安西市帛肆，有贩粥求利而为之平者，姓张，不得名，家富于财，居光德里。”《新唐书·百官志》云：“两京诸市署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市肆皆建标筑土为候，禁榷固及参市自殖者。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70]西市接近西域城开远门、金光门，交通方便。西域诸国胡商沿丝绸之路来长安，多住西市，此处胡商多，胡姬酒肆多，文人多来光顾。唐人小说中记载有胡人市宝骨，据《酉阳杂俎·寺塔记》上菩萨寺：“遂携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见之，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值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71]此处记叙在京都西市胡商不惜高价买入宝物，足见长安城贸易之繁盛，吸引了不少外域胡人往来经商于京都两市。又如《杜子春》记载：

杜子春者，盖周隋间人……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老人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72]

此处“波斯邸”，是波斯人在京都长安西市经营的邸店，当时称波斯人为胡人。另有《太平广记》卷35引《集域记》还载有商胡买王四郎所货化金。于此可知胡人在长安者甚多，西市尤为集中，其波斯邸不止一二，这里还有胡商、胡客、胡姬、胡肆等。

长安城除了东西两市以外，还有城市坊里也有各种饮食商铺、酒店商场或是专门交易货物的地方。在交易场地上，出现了坊内开店的现象。原本，唐长安城内设有东、西二市，作为交易的集中场所。与坊一样，市亦为市墙围合的封闭场所，且聚散以时，“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73]。中唐以后，工商店铺冲破“市”的樊篱，闯入坊内。如，长安城延寿坊有出售珠宝的店铺，长兴坊有毕罗店，宣阳坊有彩缬铺等各种商铺。长安里坊内除大小十字街外，还有巷、曲。如短曲，《太平广记》中《潘将军》引《剧谈录》：“京国豪士潘将军住光德坊……而止于胜业坊北门短曲……”[74]另有小曲、毡曲，此外，长安城永昌坊入北门西回第一曲，有小巷，如《太平广记》记载：“迨暮过兰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门，止处也。”[75]另还有里巷，《太平广记》引《谭宾录》：“里巷负贩之人，上至公子簪缨之士，出入不问。”[76]其所记各坊内也有买卖者，如颁政坊有馄饨曲（巷）、辅兴坊的胡麻饼颇有名，永昌坊有茶肆，胜业坊有推着小车卖蒸饼（馒头）的小型商贩。长安城内各种商业店铺的经营伴随城市的发展，以后还冲破禁令，逐渐有了夜市。唐末长安的崇仁坊更是一片繁荣景象，崇仁坊在皇城、宫城、大明宫、兴庆宫、东市等的中心，达官贵人大多聚集在此，经济十分繁荣。其北街可谓“一街幅凑，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77]。务本坊在皇城安上门外，是长安城尤为繁华的地段，这里有国子监、旅舍、鬼市等。《唐两京城坊考》引《辇下岁时记》曰：“俗说务本坊西门是鬼市，或风雨曛晦，皆闻其喧聚之声，秋冬夜多闻卖干柴……”[78]夜市曾为唐所禁，所以当时京都一些坊里已出现了黑市、鬼市，暗地交易。禁令已禁不住，可见商业发展之繁盛。

唐代长安城东西两市的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小说创作的发展，使得帝都长安商市的繁荣景象自然生动地呈现于小说中，如《太平广记·贾人妻》记载：“（妇人）对曰：‘妾素贾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79]这里记述商人之妻尚能将其商务延续十年之久，且每天赢利三百钱，则一月赢利近万钱，一年则收入十余万，足可见其经商收入不菲。小说里提到的旗亭是京都市场中心管理机构所在，可以想见其经济繁盛的程度。唐代传奇《虬髯客》记：“某日午时，访我于马行东酒楼下，下有此驴及一瘦骡，即我与道兄俱在其所矣。”[80]《任氏传》中记郑六在京都市中买马、卖马之事。《太平广记·李君》提到长安西市有鞍辔行。可见当时作为坐骑的马，其马行交易也颇为繁盛。《太平广记》卷261《郑群玉》提到长安西市铁行，卷219记西市有卖饮子药店。白行简《李娃传》记：“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而归。”[81]此写都城东市有卖书籍的店铺。又记郑生在凶肆唱葬歌，凶肆相当于殡葬店铺。《任氏传》写道：“鄽中有鬻衣之妇曰张十五娘者，肌体凝结，崟常悦之。”[82]“鄽中”即街市之市场，可见长安城中许多里坊也有市场，于此可见长安都城商业经济之繁盛。

总之，唐长安城宏伟而整齐的城坊布局设置，突显了长安城博大宏阔的帝都气象，使文人和庶民百姓充满自信和积极进取心，使得京都城市经济得到繁荣发展，同时也促使了唐代小说反映城市繁盛景象达到空前盛况。而长安两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蕴涵着浓郁的帝都景象，又在唐代小说呈现出独有的时代特色，反映城市景观恢宏壮观、斑驳陆离。

二、唐代小说中京都服务业的兴盛

长安，作为唐朝都城，商业繁荣，户口繁多，人物荟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顶峰时候的社会景象。唐朝城市生活服务业是在商业和城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而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因素的增大，则要求有专门为城市人口提供生活服务的城市生活服务行业。因此，可以说，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唐代京都城市生活服务业应运而兴。本文主要探析唐代小说中描述长安兴起的成熟而完善的生活服务业的繁盛景况。唐代传统的生活服务业主要指餐饮业、旅店业、小商品销售业、租赁业、丧葬业、屠宰业等这些古已有之的行业，以下主要以餐饮业、租赁业和丧葬业为例，来分析唐代长安生活服务业的盛况。

餐饮业　在唐以前，突显“民以食为天”的餐饮业就已经十分发达，大概这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有关，到唐朝中后期，餐饮业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除了店肆供应餐饮外，还有零售摊贩满足人们“食”的基本需要，而店肆在服务内容方面，又有新扩展。

汉朝的餐馆在接待顾客上门就餐的同时就可以“外卖”。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统治时，饥荒已经闹到长安城中，王莽向中黄门王业打听饥荒的情况，王业“乃市所卖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83]。汉桓帝延熹年间，宦官唐衡之弟被任命为京兆虎牙都尉。他去赴任时，对其长官京兆尹很不恭敬，京兆尹却对他很客气，“救外为市买”，即派人到外面的饭馆买酒肉招待他。可见当时长安市上的餐馆有“外卖”的业务。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经济遭到破坏，餐饮业比较萧条。到了唐代，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都城经济的日益繁荣，使餐饮业发展迅速，长安城的餐馆其经营能力和经营方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唐朝中后期的长安餐馆，不仅“外卖”，而且还承办为客户预订酒席，上门服务（即“送外卖”）的业务。如笔记小说《唐国史补》记载：

德宗非时召吴凑为京兆尹，便令赴上，凑疾驱诸客至府，已列筵毕。或问曰：“何速？”吏对曰：“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84]

这种“三五百人之撰，常可立办”的“礼席”供应，类似于今天的兼有送外卖业务的城市快餐业。唐代京都其餐饮承办能力和效率，令人震惊。商人能承揽包办酒席，长安市民见有利可图，也插足其间。中唐以后，长安城出现了一种新的服务群体——“进士团”。唐代笔记小说《唐摭言》关于“进士团”的来历、性质、功能等记载：

始以进士宴游之盛。案李肇舍人《国史补》云：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远。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向之下第举人，不复预矣。所以长安游手之民，自相鸠集，目之为“进士团”。初则至寡，洎大中、咸通已来，人数颇众。其有何士参者为之酋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繇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时号“长安三绝”。（南院主事郑容，中书门官张良佐，并士参为“三绝”。）团司所由百余辈，各有所主。大凡谢后便往期集院（团司先于主司宅侧税一大第，与新人期集。）院内供帐宴馔，甲于辇毂。其日，状元与同年相见后，便请一人为录事。（旧例率以状元为录事）。其余主宴、主酒、主乐、探花、主茶之类，咸以其日辟之。[85]

据以上记载，可知“进士团”是随着科举制的发展而出现的，是专门承揽酒席活动的社会组织，大中、咸通是宣宗、懿宗的年号，可见这段时期是进士团活动的最高峰。“进士团”非止一个，人数众多，且内部分工明确。有专门负责准备宴会器皿的（应该是租赁而来），有专门负责准备酒水和茶水的，有专门主持乐队歌舞伴奏的，也有专门负责从外地采购所需“水陆之珍”的。可以说这个组织业务齐全、阵容庞大、服务质量也较高，体现了餐饮业出现、规模化、集约化和专门化的特点。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中举进士都能雇佣得起“进士团”，尽管他们可以借鉴“进士团”筹办宴会的方式，因此，在餐饮业中采用租赁的办法就开始成为人们的一种新选择。《太平广记》记载：

卢相国钧初及第，颇窘于牵费。俄有一仆，愿为月佣，服饰鲜洁，谨干不与常等。睹钧之乏，往往有所资。时俯及关宴，钧未办醵率，挠形于色。于是仆辄请罪，钧具以实告。对曰：“极细事耳。几郎可以处分，最先合勾当何事？”钧初疑其妄，既而将觇之，绐而命之曰：“尔若有技，吾当主宴。第一要一大第，为备宴之地。次即徐图。”其仆唯然而去，顷刻乃回。白钧曰：“已税得宅矣，请几郎检校。”翌日，钧强为观之，既而朱门甲第，拟于宫禁。钧不觉忻然。又曰：“会宴处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张陈。”对曰：“第请选日启闻，待郎张陈，某请专掌。”钧始虑其为非，反复诘问，但微笑不对。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于猜疑。暨宴除之日，钧止于是，俄睹幕帟茵毯，华焕无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称是。钧之醵率毕至，由是公卿间靡不夸诧。诘朝，其仆请假给还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始去旬日，钧异其事，驰往旧游访之。则向之花竹，一无所有，但颓垣坏栋而已。议者以钧之仁感通神明，故为曲赞一春之盛，而成终身之美也。[86]

此小说记载了卢相国钧初及第，在京都雇佣一仆人“给还诸色假借什物”，应该揭示了卢钧此次筹办关宴花费很少的根本原因，其神明相助是假，仆人为其精打细算是真。一般来讲，如果是一次性的消费，租赁的费用肯定要大大低于得到商品所有权的费用，诸色什物能租赁的就租赁，这个仆人为卢钧节省了大量的费用。餐具租赁反映了唐朝餐饮业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既促进了餐饮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租赁业的发展。

租赁业　中唐以后，长安城市租赁业非常发达，笔记小说中涉及城市租赁业的地方可以说不胜枚举，而前面表格则只是对提供信息较为详细的材料进行了收录。从唐代小说来看，描写当时京都租赁业涉及内容颇多。有房屋店铺的租赁、婚丧礼具的租赁、交通设施的租赁及前面所提到的餐具租赁等方面，这些租赁业中涉及人员成分也非常复杂。

从提供租赁服务的人员来看。除了商人外，还有长安城的官吏和普通的平民百姓。如《李娃传》中记载长安城的崔尚书将自己的院落和房屋出租给李娃，另有《李章武》记叙王姓人家将房屋出租给李章武。在这些租赁行为中，有的是将空置的院落房屋偶然出租，而大多数应该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租。如窦乂善于经商致富，“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87]。这里窦乂必是将其中一部分店铺用来出租营利了。当时，京都租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仅仅是房屋租赁，甚至还出现有房屋售卖，如长安“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88]。可见，当时租赁业发展之盛。由于租赁业有利可图，使之出现官吏也与民争利。中唐后长安城官吏造店铺、出赁与人，已经相当普遍，其营业目的也昭然可见。京都长安不仅俗家人，一些寺院道观以及出家人也加入租赁服务的队伍，从事经商营利的行为。此外，长安出现了专门租赁的“车坊”[89]、“车子家”。如《太平广记》记载：

大和四年十二月九日，边上从事魏式暴卒于长安延福里沈氏私庙中……遽至车子家，车家见察曰：“君来，正解梦耳。夜来所梦，不似寻常。分明自君家，别与黄衫人载一车子钱至延福沈氏庙，历历如在目前。”察愈惊骇，复与车子偕往沈氏庙，二人素不至此，既而宛然昨宵行止。[90]

以上记载说明唐代长安城坊里就存有出租车子的租赁业。从承租人方面看，以流动人口为主。如进京的商人、地主、官吏和平民百姓以及进京赶考的举子。当然，也不乏常住京城的商人、城市平民，甚至某些官吏和官府。由此可见，随着京都租赁业服务内容的不断完善和成熟，一种崭新的与市场结合紧密的社会化消费模式已渐渐被人们普遍接受，租赁业的发展已经达到规模化的程度。

丧葬业　唐代丧葬业是比较传统的服务业，据记载，在魏晋时期，在洛阳就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为事”[91]。但它的发展和完善则主要是在中唐以后完成的。唐朝有专门经营丧葬业的店肆即凶肆，主营项目有租赁凶器、售卖寿衣、为人执葬礼等，《李娃传》对长安两市的凶肆有颇为详细的描写：

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舆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92]

由以上记载可知，长安东西两市凶肆都有奇丽的车供人雇用，有善挽歌的佣者为人执哀。两肆为了互争胜负，相约各自陈设凶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在他们的吸引下观者云集，可见同行竞争已如此激烈。由此可见，唐长安城丧葬业经营范围之广、发展之盛。除两市有凶肆外，长安的个别坊里也有凶肆，县至有的坊因凶肆而闻名，如丰邑坊。韦述在《两京新记》卷三中对丰邑坊进行了注释，“此坊多假赁方相蠕车送丧之具”[93]。记载了拥有方相、出赁蠕车以及其他丧仪用具的经营者的状况。此外，两市中还有世代作冥钱的凿钱者，他们直接到买者家中凿制，如《太平广记》记载：

开元中，长安县尉裴龄，常暴疾数日。……龄云：“京官贫穷，实不能办。”吏云：“金钱者，是世间黄纸钱；银钱者，白纸钱耳。”龄曰：“若求纸钱，可办，不知何所送之。”吏云：“世作钱于都市，其钱多为地府所收。君可呼凿钱人，于家中密室作之，毕，可以袋盛，当于水际焚之，我必得也……”[94]

由此可知，唐代京都长安就存在有专门制作冥钱的经营者，可以亲自于买者家中密室而作的丧葬行业，可见其经营之周全。京城中还有专门以埋葬死人、办理丧事为职业的“伍作行人”[95]。由以上记载说明，中唐以后，京都长安丧葬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经营范围扩大化、服务内容专门化、服务方式多样化的特点，丧葬业发展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和高度。直至两宋，丧葬业并无明显发展变化，更加说明丧葬业主要是在唐朝中后期发展并完善起来的。

保洁业　人类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有新的需求不断产生，而在新的需求的呼唤下，服务业就有了新的发展，并促使城市开发了新行业。京都长安的保洁业、拾荒业、修理业和雇佣服务业等项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服务业。城市生活中，人们会制造大量的生活垃圾，对于这些垃圾的处理以及部分的回收利用是关系到城市环境卫生清洁的重要问题。唐代以前，与城市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城市保洁服务业和拾荒业并没有成为一种事业走向市场，而到唐代，却发展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服务性行业。这充分体现了唐长安的城市化规模以及城市生活服务业发展水平。如《太平广记》中记载：

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自业，里中谓之鸡肆，言若归之积粪而有所得也。会世副其业，家财巨万。尝有士人陆景阳，会邀过所止，馆舍甚丽。入内梳洗，衫衣极鲜。屏风毡褥烹宰，无所不有。景阳问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为不罢恶事？”会曰：“吾中间停废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马散失。复业已来，家途稍遂。非情愿也，分合如此。”[96]

以上所记，唐代长安剔粪人，穿着如此鲜衣华丽，家境殷富。笔者认为这绝非虚夸，这说明当时的保洁业虽为时人所不齿，但收入颇丰。到宋代，掏粪业已有正式的行规，成为一种成熟的行业，其内部划分承揽范围，如果“出粪人”越界争夺“治浆粪便”，便会导致“经讼大府”，直至“胜而后己”。[97]这既是京都城市发展的结果，也是服务业发达的表现，同时，还反映了人们对待某些“狠贱”性服务业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

第四节　唐代小说对京都社会生活的描摹

唐代小说对当时京都社会各阶层的城市生活状况与社会风尚的描摹，也有很多具体记载。唐代朝廷十分重视民俗文化的发展，《唐国史补》载：“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服食，各有所隐蔽也。”[98]本节主要论析唐代小说对京都长安社会文化生活之盛况的生动描述。

一、长安的衣食及社会礼俗

从唐代小说的相关描绘，可以得知唐代服饰在形制、质料、颜等方面存在法规上的尊卑贵贱之分，大致说来，贵族官僚及富贵之家的服饰均以绫罗绸缎制成，而庶民百姓只能穿以粗布麻衣。《隋唐嘉话》卷中记载了贞观时候官吏服色的变更：“旧官人所服，惟黄紫二色而已。贞观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以青焉。”[99]《大唐新语》记载了服饰潮流的变更：

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马者，依《周礼》旧仪多着幂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显庆中，诏曰：“百家家口，咸厕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幂罗，曾不乘车，只坐檐子。过于轻率，深失礼容。自今已后，勿使如此。”神龙之末，幂罗始绝。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靗妆露面，士庶咸效之。

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100]

由以上记载可知，当时京都帷帽都是妇女出行时，为了遮蔽脸容、不让路人窥视的帽子。帷帽较短，不像幂罗可遮住全身。到永徽以后，帽裙缩短至颈部，称为帷帽。幂罗本是胡羌民族的服饰，因西北多风沙，故用幂罗来遮蔽风沙侵袭，原是实用性的，但传到中原，与儒家经典《礼·内侧》“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的训示相结合，幂罗的功用就变成防范路人窥视妇女面容为主了。遮蔽风沙的实用功能转化为体现封建意识的障身功能，幂罗的形式也就渐渐演变成帷帽。到唐高宗神龙年间，幂罗就彻底被帷帽所取代。此外，关于唐代京都的饮食，在《太平广记·食》里记载也不少，如《卢氏杂说》记载：

见京都人说，两军每行从进食，及其宴设，多食鸡鹅之类。就中爱食子鹅，鹅每只价值二三千。每有设，据人数取鹅。燖去毛，及去五脏，酿以肉及糯米饭，五味调和。先取羊一口，亦燖剥，去肠胃。置鹅于羊中，缝合炙之。羊肉若熟，便堪去却羊，取鹅浑食之，谓之“浑羊殁忽”。[101]

由小说记载可知，京都饮食丰富，如“吴馔”中的“金齑玉鳃”、“御厨”中的“九钉牙盘”、“浑羊殁忽”以及“追子手”等，讲述了古代的一些饮食故事，均对考证唐代京都的食品大有帮助。唐代饮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胡食盛行，这是唐代民族大融和的结果。尤其是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102]。成为一时风尚。在立春时，唐代朝廷向文武百官中品级较高的大臣和皇亲国戚赐胡饼，而普通百姓家亦喜欢吃这种食品。“饼”即指用水和面做成的食品。唐代有许多样式的面食品，单就“饼”来说，就有胡饼、蒸饼、煎饼、汤饼、齑饼、薄饼、烧饼等。“胡饼”当是从少数民族传入，其饼个大，每个用面半升，是唐代最流行的食品之一。《北梦琐言》记载：

有能造大饼，每三斗面擀一枚，大于数间屋。或大内宴聚，或豪家有广筵，多于众宾内献一枚。裁剖用之，皆有余矣。虽亲密懿分，莫知擀造之法，以此得大饼之号。[103]

唐人所吃主食与今天没有太大区别，从原料上成分上看，也是面食和米食两类。从史料、小说中出现的频率来看，饼最多，饭、粥、糕也有一些。由以上所叙，可知当时所造大饼多见于京都大内宴聚，豪家广筵等盛大筵席场所用之，其饼大小为每三斗面而造一枚，由此足见其饼之大。蒸饼从字面看好像是蒸的饼，但据小说史料记载分析，当是今天的馒头之类。《朝野佥载》记载：“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常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每胜业坊角有伏砖，车触之即翻，尘土涴其饼，驼苦之。”[104]可知，当时长安有专门经营蒸饼的专业户叫邹骆驼，经常推小车在街市上出售。一个卖蒸饼的人能够被人们所记，可想是当时的知名风味小吃美食家。另有《南部新书》记载：

房光庭尝送亲故葬，出定鼎门，际晚且饥，会鬻蒸饼者，与同行数人食之。素不持钱，无以酬付。鬻者逼之，房命就我取直，鬻者不从。房曰：“乞你头衔，我右台御史也，可随取直。”时人赏其放逸。[105]

以上所提到的定鼎门是唐代东都洛阳城外郭三个南门的中门，出此门便已出城，其卖食品较少。大唐京都右台御史房光庭送亲故葬，当天甚晚且又饿，幸亏有一个卖蒸饼的与他们同道，而不至于挨饿。此卖饼人很可能是看他们人多，或者还有其他丧葬者，所以一路随行，果然赊卖出一些蒸饼。

唐代京都除了盛行饼食之外，酒成为唐代人生活中的必需品，酒楼、酒肆、酒店、旗亭等分布城乡各地，一片繁荣。史载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106]。可见，唐代饮酒之风的兴盛。李肇《唐国史补》记载了各地的名酒，曰：

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干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107]

唐代时期酒的种类大体可分成三类，是指黄酒、果酒和洋酒。由上记载可知，唐代各地名酒共计14种著名品牌，可谓品种繁多，特别是唐京都酒类颇多，“河东之干和蒲萄”很明显是果酒，“三勒浆”是外国酒，即所谓的“洋酒”，其余当都是黄酒。此外，有关葡萄酒的酿制方法，“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蒲桃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108]。由此可知，唐太宗对京都葡萄酒的加工酿造有相当贡献。

茶也成为唐人生活中的一部分，饮茶习俗走进千家万户。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中《饮茶》记载玄宗开元年间，饮茶风俗迅速从南方长江流域漫延到北方黄河流域，“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109]。唐代上层饮茶阶层的主要人群是庞大的官僚士大夫群体。皇室对于茶的推崇无疑是具有示范作用的，以致“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士大夫平时以饮茶为标准来显示性情之高雅，作风之廉洁，并成为一种群体风气。这些对于唐代京都饮茶习俗的大众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嗜茶成为一种风尚。唐代京都的高级贡茶不但成为上好饮品，而且是皇宫过节、庆典、待宾、赏赐、迎神等活动的必备之物。唐代宗派人慰问节度使时，大量赐臣茶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110]。自中唐以至五代，许多乞假觐臣僚，朝廷赐以茶果或者茶药。另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宋前便是“旧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常从容赐茶乃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111]。唐代时期朝廷用于祭祀、礼佛和赏赐的茶，已正式登上大雅之堂，由此足以反映了唐代京都皇室对茶的重视和推崇。

唐代京都存在不少社会生活礼俗，其中丧葬习俗中盛行厚葬之风，唐代小说也记载了不少有关京都礼俗的内容，为我们展示了唐代京都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京城出现挽郎赛歌的盛况，在小说《李娃传》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铺叙：

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舆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辇舆威仪之具，西肆皆不胜，师有惭色。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诩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恃其夙胜，顾眄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欷掩泣。[112]

这里所描写的是在长安天门街上举行丧礼时挽郎齐声赛歌的盛大场面，足见其壮观。当时，挽歌唱和在京都颇为盛行。又如，李冗所著《独异志·李佐》记载：“唐李佐，山东名族。少时因安史之乱，失其父。后佐进士擢第，有令名，官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者告后，往迎之于鬻凶器家，归而奉养……父散召两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薤歌一声，凡百齐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观者亿万。明日，佐弃家人入山，数日而卒。”[113]由以上记载可见，唐代京都丧葬礼仪会上，其挽歌齐和的场景真乃声势浩大，尤为隆重。又《北里志·颜令宾》记载：“颜令宾居南曲中，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事笔砚，有词句。见举人，尽礼祗奉，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常满箱箧。后疾病且甚，……及卒，将瘗之日，得书数篇，其母拆视之，皆哀挽词也……因取哀词数篇，教挽柩前同唱之，声甚悲怆，是日瘗于青门外……一曰：‘昨日寻仙子，輀车忽在门。人生须到此，天道竟难论。客至皆连袂，谁来为鼓盆？不堪襟袖上，犹印旧眉痕。’二曰……四曰：‘奄忽那如此，夭桃色正春。捧心还动我，掩面复何人。岱岳谁为道，逝川宁问津。临丧应有主，宋玉在西邻。’自是盛传于长安，挽者多唱之。”[114]由此可知当时京都长安有专门写挽歌的文人，其所创作的经典挽歌盛传于长安，这里小说中所所记细节，让我们更深层次地了解唐代京都葬丧礼俗的盛况。

另外，唐代的节日颇多，活动丰富，气氛浓烈，如除夕、元旦、上元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将唐代人的生活点缀得绚丽多姿。旧时重阳节还饮菊花酒，有关唐代京都宫中各种节日盛会弦歌载舞，饮酒赏菊等热闹繁盛的景象在唐代笔记小说中多有详细描摹。

唐人崇尚牡丹的风尚在唐代小说中也有记载。唐代传奇《霍小玉传》云：“时已三月，人多春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115]京都长安崇敬寺的牡丹尤为著名，每逢节假或是春游之日，京都游人颇多，皆聚集于崇敬寺游玩赏花。据唐代笔记小说《唐国史补》记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116]在唐代，确实有“尚牡丹”的风习，游宴观赏牡丹成为京城富贵人家的一种习俗，真所谓花开时节动京城。唐代诗人卢纶有诗《裴给事宅白牡丹》云：“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玩街西紫牡丹。”[117]唐代京城长安有一条朱雀门大街横贯南北，将长安分为东西两半。街西属长安县，那里有许多私人名园，每到牡丹盛开季节，但见车水马龙，观者如堵，游人如云。牡丹作为代表着繁华、富贵生活的符号，以其富丽堂皇之美、张扬恣肆之姿、鲜香馥郁之气吸引着唐代包括五代的文人不断地去回味、追思曾经的“美好时光”。唐代小说中关于京都城市文化生活的生动记载，为我们深入了解那时社会生活及礼俗盛况提供了一个窗口，特别是向我们展示了唐代京都独特的城市文化风貌。

二、两京的宗教文化生活

长安、洛阳两京自秦汉以来曾为多个王朝的统治中心，长久以来的历史文化积淀，已蕴涵浓厚的帝都气象。生活在京都的皇室宗亲、嫔妃宫女、宦官内侍、达官豪贵等特定人群，以及首善之地的都城居民，他们的宗教文化生活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佛教于汉时东传中土，魏晋时进一步流传发展，南北朝已走向繁盛。至唐代，佛教文化空前繁荣，在译经、撰述、学派等方面的成就都达到一定的高度。佛教在唐代能够发展为独具民族特色的宗教，与当时帝王的需求和支持、僧侣和朝廷的联系、文人学士对佛教文化的关注与研究密切相关。笔者以唐代小说为中心视角，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析唐代京都宗教文化生活之盛况。

（一）京都帝王的宗教生活

唐代，除去武宗灭佛外，诸帝王大都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态度，都使其在允许的范围内获得发展，只是在不同时期各有轻重而已。唐前期，高祖淘汰佛道二教，到太宗时“道先佛后”，武则天时特别崇奉佛教，睿宗崇信道教，玄宗也极端崇道。唐后期诸帝，除武宗灭佛崇道外，其他帝王对二教态度较平允。在基调大致一致的宗教政策下，帝王对不同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又各有偏好，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宗教活动上。

唐高祖于武德七年（624）十月亲自到终南山楼观台，拜谒老子祠，以示尊敬。[118]楼观台位于终南山北麓，是道教“仙都”，相传周朝大夫尹喜在此观天象、老子在此著《道德经》五千言，并在楼南高岗上筑台授经。唐高祖认老子为始祖，道教被认为是老子所创立，遂极为尊崇并扶持道教。太宗皇帝，据《佛祖历代通载》记载：贞观十六年（641），太宗幸弘福寺为穆太后追福，自制疏称皇帝菩萨戒弟子，并施绢二百匹。[119]唐太宗晚年礼遇高僧玄奘，支持玄类翻译佛经，并常诏入宫讲经。唐太宗晚年礼遇高僧玄奘，支持玄奘翻译佛经，并常诏入宫讲经。武则天崇奉佛教，洛阳龙门石窟中规模宏伟的奉先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之前开凿，至高宗上元二年（675）完工，历时约十三年以上。奉先寺的本尊为卢舍那，卢舍那系报身佛，也是华严宗的教主。奉先寺是唐高宗创建的，咸亨三年（672）皇后武则天曾助脂粉钱二万贯，并亲率群臣参加卢舍那佛的“开光仪式”[120]。武则天施舍巨额脂粉钱，表达了对佛教的虔诚和热衷。高僧神秀受其礼遇，召入京师，“肩舆上殿，亲加跪礼，内道场丰其供施，时时问道”[121]。唐中宗承续武则天崇佛遗风，在景龙二年（708）送佛骨回寺入塔时，中宗“下发入塔”。时称“大和尚”的高僧道岸，中宗“遣使征召，前后数介”，“因请如来法味，屈为菩萨戒师，亲率六宫，围绕供养”[122]。唐睿宗崇道，景云年间，西城、昌隆二公主入道。睿宗于京师建造金仙、玉真两观，时“烧瓦运木，载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计用钱百余万贯”[123]，引起朝臣的激烈争议。唐玄宗奉道，开元十八年（730）玄宗救修兴唐观时，用长安兴庆宫通乾殿的材料盖天尊殿，拆大明宫的乘云阁建造观内的门屋楼，拆大明宫的白莲花殿建观内的精思堂，老君殿则是拆了甘泉殿修建的[124]。此外，他也不抑制佛教的发展，如天宝五载（746），唐玄宗诏僧不空入宫，授金刚“灌顶法”[125]。唐肃宗亦请不空入宫，“建道场护摩法，为帝受转轮王位，七宝灌顶”[126]。灌顶是密法的修持者所行仪式。肃宗“常使僧数百人为道场于内，晨夜诵佛”[127]，在肃宗上元二年（761）天成地平节，于麟德殿置内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128]。德宗建中、贞元之际，朝廷内乱与边患交织，德宗遂重开一度废罢的内道场，召集僧侣入内作法事，以期佛祖的护佑。《旧唐书》卷18《武宗本纪》记载：“帝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他即位不久，便“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篆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篆”。会昌四年（844）三月，又“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时帝至学神仙，师归真”。[129]唐慈宗“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130]，“常饭万僧禁中，自为赞呗”[131]。此类记载均反映了唐帝王对宗教的偏好。据《太平广记·王氏子》记载：

京辇自黄巢退后，修葺残毁之处。时定州王氏有一儿，俗号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僖宗诏令重修安国寺毕，亲降车辇，以设大斋，乃扣新钟十撞，舍钱一万贯，命诸大臣，各取意而击。上曰：“有能舍一千贯文者，即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入寺。[132]

此小说中的记载，表明了唐僖宗通过重修长安安国寺、临幸扣钟对佛教的大力支持。不仅如此，他还口谕曰：打一糙，施舍一千贯文。而居于长安的巨富王酒胡，毫不犹豫地连击一百下，直接从西市宅中运钱十万贯归入安国寺。小说中虽没有描写诸大臣的行为表现，但按常理，应出现臣僚们效法王酒胡纷纷慷慨解囊的场面。尽管以上《王氏子》所记的初衷是在于渲染王酒胡的巨富，但僖宗以这样独特的行为来支持佛教，的确起到了意料不到的效果。其实，早在玄宗时期，受玄宗优宠的大宦官高力士就曾有扣钟舍钱之举，《酉阳杂俎》记载长安翊善坊保寿寺：“本高力士宅，天宝九载舍为寺。初铸钟成，力士设斋庆之，举朝毕至，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连击二十杵。”[133]这种扣钟舍钱的踊跃之举，城中普通民众也定会为此场景所感染，而涌起对佛教的狂热和痴迷。此外，唐时中宗、玄宗、睿宗、代宗等诸帝都曾受过佛教的菩萨戒，自称为“佛弟子”的肃宗、代宗等也都曾经先后在内道场里请佛教高僧为他们受过菩萨戒或者是灌顶[134]。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肃宗、德宗、慈宗、僖宗等帝王都有过迎送佛骨或开塔示人、供奉祭祀、入京供奉的活动。

上述帝王宗教活动中，有不少是在内道场举行的。内道场是帝王在宫中设置的专门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皇室主要在这里举行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及接待高僧等活动。与其他佛寺一样，内道场有佛经、佛像及僧人。所不同的是，内道场的僧人主要是从京城左右两街大寺或地方知名寺院中选出的高僧大德。皇帝诏高僧高道进行三教论议、佛骨迎至京城供奉等活动都在此举行。由此可见，讲经说法、念经、请僧翻经、施舍财物、受菩萨戒及灌顶、供养高僧、临幸寺观等一系列宗教活动，无论大规模的宗教庆典活动，还是日常的宗教行为，都是唐帝王在京城举行的宗教活动内容，由此可见帝王参与宗教活动的规模之盛大。

（二）长安公主的宗教生活

皇帝之女贵为公主，身份尊崇，就物质条件和地位身份而言不同于其他女性，但是在宗教信仰上，她们与同时代女性并无不同，即唐代公主也有居家吃斋念佛、写经画像等崇佛慕道的行为，甚至有些还舍俗入道。尽管是在寺庵里，她们仍然伴有奢华的物质条件和享有世俗的崇高地位，是与一般出家女性不同的。如太宗之女孟姜公主，据《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并序》记载：

公主讳口字孟姜。高祖神尧皇帝之孙，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今上（高宗）之第十一姊，母曰韦贵妃。……自后，年别手写报恩经一部，自画佛像一铺，每登忌日，辄断薰辛……而处贵能约，居荣以素，研几释典，游刃玄门。……所撰文笔及手写诸经，又画佛像等，并流行于代，可谓九旋如德，千载女师者乎？[135]

公主李孟姜是太宗的女儿，她生前“研几释典，游刃玄门”，可知她对佛道二教非止信奉，亦有研究，但从志文内容中看出，她更热衷于佛教，在母韦氏亡后自写报恩经，自画佛像，每到忌日则自断薰辛，自觉遵循佛教戒律。当然，像孟姜这样虔诚信佛的情况在公主中毕竟是少数。由于唐代敬奉道教，公主入道蔚然成风，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睿宗女金仙、玉真二公主，玄宗女万安、楚国公主，代宗女华阳公主，顺宗女得阳公主、平恩、邵阳三公主及穆宗女义昌公主。这些公主入道后的宗教生活，不同于普通入道女性的苦修清冷。她们由国家在京城为之置道观，“观始兴，诏（史）崇玄护作，日万人”[136]，观地“皆百姓之宅，卒然迫逼，令其转徙，扶老携幼，投窜无所”[137]。她们的修道生活，无异于在俗时的富贵生活，更不要说修行持戒。太宗女孟姜在家亦能严守戒律，这样的公主毕竟不多。唐代出家入道的公主大多是有出家之名，无修道之实。

（三）长安宫女及歌伎的宗教生活

历代宫廷都从民间选取许多女性入宫，因而后宫充斥着大批的宫女，唐代也不例外。后宫人数众多，采选不止，宫人积怨深重。因而宫人问题引起社会和朝廷的关注。有些皇帝为了表示自己实施德政、不好声色，有时则纯粹为了节省宫廷费用，或者害怕后宫积怨太深，遭到灾难“天谴”[138]，或为了感召和气，弥消因和气受损而萌生的种种灾异[139]，所以每每下诏释放宫人。未被释放或释放后无家可归的宫女除终老宫廷之外，常被送到寺观安置。如唐肃宗《放宫人诏》中，记载被释放宫人后的安排处理：“宜放内人三千人，各任其嫁，其年老及疾患，如无近亲收养，散配诸寺安置。待有去处，一任东西。”[140]文宗开成三年（838），送宫人480人到两街寺观安置。[141]寺观的清冷寂寞与宫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被宫人视为畏途。当色衰爱弛，遣送宫女们真正离宫入道时，才是她们痛苦煎熬的开始。由此可知，宫女们被迫入道的辛酸和无奈，同时也说明了宫女在道观里清灯孤影、吃斋念经的艰苦和枯燥的宗教生活。此外，还有一部分以特殊技能被超拔选送入宫中以供皇帝闲暇娱乐之人，如歌伎戏子之类等人。这些人的命运大多因时运和皇帝好恶而转移，很难卜测，如斗鸡神童贾昌就因有高超的斗鸡本领而受到玄宗优待。然时逢安史之乱，玄宗皇帝自身难保，播迁西蜀，辗转回京后被以太上皇供奉，自然贾昌之流厄运难逃。据《太平广记·东城老父传》记载：

（贾）昌变姓名，依于佛舍，除地击钟，施力于佛。洎太上皇归兴庆宫，肃宗受命于别殿。昌还旧里，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布衣憔悴，不复得入禁门矣。明日，复出长安南门道，见妻儿于招国里，菜色黯焉。儿荷薪，妻负故絮。昌聚哭，诀于道，遂长逝，息长安佛寺，学大师佛旨。大历元年，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立陀罗尼石幢，书能纪姓名，读释氏经，亦能了其深义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昼把土拥根，汲水灌竹，夜正观于禅室。建中三年，僧运平人寿尽，服礼毕，奉舍利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构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洒扫，事师如生。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佣给。[142]

贾昌最终的归宿是皈依佛门。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非常时期，贾昌居于佛寺，不只是自己修行为善、洒扫事师，还“以善心化市井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定民心、稳定小范围局势的作用。因为时值胡人叛乱，国势不稳，京都长安首当其冲，受害最深的是城中普通市民百姓。他们身处盛唐帝都，转眼间却魂飞烟灭，化为乌有，这最容易引起他们的内心波动。这种战争的冲击力，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而贾昌以佛法传递善心、以行动化导民众，虽个人势力单薄，但一传十、十传百，从坊到市、从个人到群体，受善之人传递不逮，善心和善行就不会休止。市民们骚动不安的心就容易稳定。故不可小觑这股小势力，在动乱时期这种精神很容易鼓舞迷茫困顿的民众。毕竟普通市民百姓才是城市社会的主体，稳定了他们的局势，也就保证了整个城市的安定。

（四）长安普通市民的宗教生活

佛教在长安城民间的流布传播，与寺院的建造有颇深的关系。寺院无疑是一个宣教传教的重要场所。帝王后妃参与寺院佛事活动，王公贵族也随之而至，文人学士与僧侣的交往，无不与寺院发生一定的联系。而寺院本身却又是千万庶民投身其中，耗费心力建造的成果。寺院的多少，反映市民百姓倾心于佛教文化氛围的程度。

唐代寺院数量颇为庞大，尤其是长安、洛阳两京及周围地区分布了大小规格不等的寺观。因唐有“按州置寺”之说，各州都建有寺院。《旧唐书》载：“诸州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143]由此足见唐代京都寺院数量之繁盛。《唐会要》卷四十八记天授元年（690），“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144]。以唐长安城为例统计，其寺观共有159所，其中隋代旧寺观保留未废的有76座，其余83座均为唐代创立的。唐代这些新创的寺观中，有的是皇帝在藩时的旧邸，有的是达官贵人自愿以宅为寺观，有的是为帝后太子公主等追福祈福而立，还有的是为公主弃俗出家而立。这些寺观因建时的功德和缘起不同于一般寺观，因而不仅规格和级别高，其占地面积也相当可观，据宋敏求《长安志》卷7载靖善坊的大兴善寺，“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其规模“尽一坊之地”。除此而外，城中还存在着一般寺观和大量的无额佛堂兰若等祭拜场所，据日僧圆仁在会昌四年（844）七月求法长安时所见：“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佛像、经楼庄校如法，尽是名工所作。一个佛堂院敌外州大寺。”[145]长安城内一个普通的小佛堂院就能抵得上地方州县治所的大寺，可以想见，寺观在当时所占的面积之大和所容纳的信众数量之巨。长安城中寺观主要分布在外郭城的北面大部，也就是居民集中、热闹繁华的地方。[146]寺观的数量和分布特点，为长安城的宗教信仰者提供了便利之机。在唐人笔记小说中，记载了长安城郊惠炬寺中，长安市民礼佛活动的详细情况。故事虽多属虚构，然其中所涉及之地理环境及主要内容则应出于客观现实。《太平广记》“双圣灯”中记载：

长安城南四十里，有灵母谷，呼为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渡涧，水缘崖侧，一十八里至峰，谓之灵应台。台上置塔，塔中观世音菩萨铁像。像是六军散将安太清置造，众传观世音菩萨曾见身于此台。又说塔铁像常见身光。长安市人流俗之辈，争往礼谒，去者皆背负米曲油酱之属。台下并侧近兰若四十余所，僧及行童，衣服饮食有余。每至大斋日送供，士女仅至千人，少不减数百，同宿于台上，至于礼念，求见光。[147]

以上故事所述，详实记录了长安城市居民到城郊礼敬观音菩萨像的宗教活动场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长安城郊灵母谷附近，除惠炬寺外，以它为中心分布了40余所小寺。这些寺院中“僧及行童”的衣服饮食，均是京城居民供送。大斋日供送的“士女”竟达上千人之众。寺西南山峰上的观音菩萨铁像是六军散将安太清敬造。其举在当时影响颇深。礼佛者从城中“士女”到普通居民，即所谓“流俗之辈”，还包括六军将士，皆“争往观渴”，数以千百计。其参与阶层的范围之广、人数之众，可想见当时场面之壮观。一座一般寺院拥有如此多狂热的信众，当与位于都城城郊的地理位置、礼佛者多有社会上层的示范效应所致。可以想见，位于长安城内及其周围城郊的其他寺观，特别是如上所举的帝后及王宫贵戚舍宅舍宫为寺、专供高僧大德翻经著书立说等皇家佛寺和国家大寺中，京城信众礼佛活动的盛况当更为隆重。

唐代佛教节日活动名目繁多，各地风俗也存在差异。唐代京都民众的宗教生活比较贴近他们所面临的现实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民众的宗教意识反映了他们的现实关怀和愿望。唐代京都民俗佛教最主要的仪式活动主要是佛教节日和法会，这里主要以京都市民的宗教活动为例论析如下：

佛诞节又叫做浴佛节或灌佛节，一般在四月初八举行，这一天是传说中佛祖释迦牟尼诞生之日。据说释迦牟尼佛的母亲摩耶夫人自右肋生佛于蓝毗尼园无忧树下，佛落地即自行七步，步步生莲花，九龙吐水，天雨香花。所谓浴佛，就是象征性地再现佛诞日的情景，以为纪念。唐玄宗开元年间，官民在佛诞节的休假还被正式纳入“开元假宁令”之中，表明佛诞节已完全融入了民间生活。此外，佛诞节也有在二月八日举行的，如《续高僧传》记载：“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时，四方大集，驰骋游遨，诸僧忙邃，无一闲者。”[148]在佛教节日期间，除了举行浴佛活动外，照例还要举行规模宏大的形像活动。

佛骨，也叫“舍利”，是梵语“Sarira”的音译，一般指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火葬后留下来的固体物。所谓“迎奉”佛骨，不过是将埋葬在佛塔底下的佛祖舍利拿出来向世人展示，由于舍利是佛祖的遗物，见佛骨如见佛自身，所以曾成为古代极为隆重的大事。史载唐朝曾七迎佛骨，每次都引发京都市民对佛教的狂热崇信。唐代京都第一次迎奉佛骨，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法门寺塔下有佛骨的说法早为史籍所记载。《旧唐书·宪宗记》载：元和十四年（819）春正月，“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诣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刑部侍郎韩愈上疏极陈其弊。癸巳，贬愈为潮州刺史”[149]。《资治通鉴》的记载更详实：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帅僧众迎之”；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150]太宗朝这次迎奉佛骨的情况如《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

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请开，剖出舍利示人。恐因聚众，不敢开塔。有敕并许，遂依开发，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文不足观，故不载录。光明照烛，同诸舍利。既出舍利，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京城内外，崩腾同赴，屯聚塔所，日有数千。[151]

由此记载，可见当时迎奉佛骨的盛况。法门寺附近千余民众，闻听舍利面世，蜂拥寺内，同观佛光。几百里外的京城长安市民，不顾路遥，络绎不绝，纷至沓来。京城内外，每日奔赴塔所的僧俗人众，举家上下，扶老携幼同来观看，聚集于法门寺，人数达千。这次开示佛骨，只是法门寺“通现道俗”，香花供奉，虽规模谈不上宏大，但佛骨旋风，初起之势已不可挡。有关此次开示的盛况及灵异，《法苑珠林》卷53记载：长安附近有几万人同赴法门寺瞻仰佛骨，但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有人说看见佛骨如玉石般，白光映彻法门寺内外；也有人看见其佛光为绿色；或看见有佛形象立于半空中；或看见菩萨、圣僧；或看见红色光芒；或看见五色彩辉等类似法门寺佛骨说法各样，充满神异色彩，以致人们反而说不清佛骨的本真模样。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佛诞节往法门寺迎佛骨，更是把“迎佛骨”推向了高潮。《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次迎佛骨的盛况：

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豆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152]

由此可见，当时迎佛骨之盛况。关于此次迎佛骨进京都长安的景况，唐代笔记小说集《杜阳杂编》亦有所记载：

（懿宗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鹬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覆之。舁一刹则用夫数百。其宝帐香舁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悉珊瑚、玛瑙、真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不啻百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而京师耆老元和迎真体者，悉赐银碗锦彩。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持之，一步一礼，血流满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算数。又有僧以艾覆顶上，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凡见者无不大哂焉。[153]

小说所记，咸通十四年（873）四月八日，迎佛骨至京都长安，万队幡伞，万数香刹，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蔬素祈福，全城“自开元门达安福门，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154]。锦绣小车载歌载舞，沿途彩棚金镶玉饰，吹螺击钹，灯烛相继，此情此景蔚为大观，真应了懿宗所言“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的意愿。这里借助长安街道这个公众开放性区域，来充分展示京都市民宗教文化生活的舞台。以上所述亦提到群迎佛骨时，京都市民的种种自残行为：烧指焚顶，刺血断臂，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以表对佛的虔诚敬信。行者迷狂，观者不肯示弱。凡此种种做法都有，不可胜记，皆营造了一种极度狂热的群众性宗教文化氛围。唐代京都市民因为佛骨而疯狂，以上一幕幕令人发指的自残场景，让人难以理解。不过，在那个急需思想统一的时代，佛教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人们在向佛骨顶礼膜拜时，国家的统一、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也得到了加强。虚妄的幻想摆脱不了现实世界，一次次的迎佛骨活动并非毫无意义，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一切存在皆有理由。

写经作为一种功德，隋唐之时已很普遍。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即位，诏令在全国范围恢复佛教，“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155]。帝王的倡导永远是民间宗教文化活动的主流方向。发展至唐玄宗时，写经已经职业化了，唐玄宗开元二年（714）二月的诏书中提道：“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156]由此可知，京都市民可以开设铺坊，说明写经在唐代京都坊巷的流行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市场需求。关于听经这一宗教活动，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冬，“即设万人斋，敕大德僧撤首为讲论”[157]。与帝王后妃、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一般，唐代京都普通市民的参与听讲，是释门讲经论道活动的有机构成部分。换言之，京都市民是释门最广大而又最基层的宣教对象。

概而言之，历代帝王后妃对佛教的崇信和张扬，使得佛教信仰得以在国人意识形态领域中树立起来。在当时封建专制国家，君即国国即君，君王的宗教态度往往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宗教行为。王公贵族、文人学士的佛学修养与佛教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理论的本土化，佛教在和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长期碰撞和磨合中得到接纳和融通，与大批知识分子读译佛经、格义拟说、圆融阐释等工作密不可分。而释子的精通儒释道，与朝廷贵族士林的交往，不仅加快了释教中国化的过程，也保持着佛教成为中国化宗教的文化品位。特别是唐代京都市民尊崇的佛教信仰及其佛事活动，是佛教走向大众化世俗化的重要途径。

三、京都长安的娱乐生活

唐代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以及民族融和中外关系的发展，共同促成了唐人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构成了京都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优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演出繁多，在唐代笔记中记载不少，从宫廷到州府以至民间都有其身影。参军戏在唐代受到从宫廷到民间的普遍欢迎，据《唐语林》记载：

和政公主，肃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绿衣秉简，谓之参军椿。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使隶乐工。是日遂为参军椿。上及侍宴者笑乐，公主独俯首颦眉不视。上问其故，公主遂谏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须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上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贤重。公主即柳晟母。[158]

由此可见，当时参军戏在唐代京都颇受青睐，以至宫中政和公主也亲自莅临观赏。参军戏不仅在宫廷盛行，而且在民间也已流传开来，女优扮演参军角色，伴以风流秀媚的歌舞，吸引了众多的观看者，这已经呈现出与歌舞戏结合的趋势。唐代京都优戏的表演接近于今天的戏剧小品，在场景中展现出完整的生活片段，这可以视作唐代优戏共同的特征所在，唐代优戏的戏剧化程度可见一斑。

唐代京都乐舞杂技艺术空前繁盛，唐朝京都在融和国内各民族乐舞和吸收外来乐舞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创造了风格多样、优美和谐的中华民族乐舞。唐高祖时，沿用隋炀帝的九部乐，到太宗时，定乐为十部。唐玄宗多才多艺，也是著名的音乐家，他既能创作舞曲，曾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和宫女数百人，在梨园教以乐声，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反映了当时京都君臣上下以乐舞自娱的盛大景象。唐人笔记小说《明皇杂录》记载：

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盛列旗帜，皆帔黄金甲，衣短后绣袍。太常陈乐，卫尉张幕后，诸蕃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臣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159]

以上所记，足见唐朝京都长安乐队规模之庞大，乐曲与乐器竞相争辉，歌舞升平，空前盛况。此外唐代京都还有歌舞戏、宗教祭祀舞及节日时群众自娱性的踏歌舞等，唐代小说中的这些记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到唐代京都歌舞之盛况，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京都唐人文艺生活的多彩丰富。此外，唐代京都有不少诗人墨客演绎过杂技艺术。在小说中也多有描述，如《封氏闻见记》描写了京都宫廷的绳技、高跷、人上叠人等高超技艺：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楼设绳妓。妓者先引长绳，两端属地，埋鹿卢以系之。鹿卢内数丈立柱以起绳，绳之直如弦。然后妓女自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之间，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著屐而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五六尺；或蹋肩高蹈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掷倒，至绳还住，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真奇观者。卫士胡嘉隐作《绳妓赋》献之，辞甚宏畅，玄宗览之，大悦，擢拜金吾卫仓曹参军。自胡寇覆荡，伶伦分散，外方始有此妓，军州宴会，时或为之。[160]

以上所记详细描述了绳妓的精彩技艺，充分体现了文字的表现力，尤其展示了当时京都御楼技艺宴会的盛况，它让读者透过描写，如亲历一场难得的精彩表演，获得了极大的愉悦，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唐代小说的文学性。另有《明皇杂录》载：“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妓。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出入其间，歌舞不辍。”[161]由以上记载，可以想见唐代京都已有类似于今天顶高竿的杂技表演，并且唐人“载竿”之艺极高，有“爬竿”、“顶竿”、“车上竿戏”、“掌中竿戏”等不同种类。

唐代流行许多体育运动。唐代京都以及各大城市都建有马球场，君臣士庶都很喜爱这种运动，许多妇女也参加进来，马球运动高潮迭起。《封氏闻见记》中就记载了不少京都马球运动的详情：

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

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尤此仆射也。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献诗。[162]

由以上描述可知，马球深受唐代京都各个阶层的喜爱，并且促进了唐朝的对外文化交流。此外，唐代十分流行的体育运动还有拔河、荡秋千，象棋、射箭、划船等项目。如《封氏闻见录》记载了京都举行拔河运动的盛况：

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相传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梁简文临雍部，禁之而不能绝。古用篾缆，今民则以大麻絙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胸前，分二朋，两向齐挽，当大絙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名曰“拔河”。

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时七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宰相五将军为西朋。东朋贵人多，西朋奏输胜不平……上大笑，令左右扶起。

玄宗数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士庶观者，莫不震骇。进士河东薛胜为《拔河赋》，其辞甚美，时人兢传之。[163]

由此可知，拔河在春秋时期的楚国一带，军中就已经出现拔河运动，用来训练士兵称为“牵钩”。唐代起初的拔河活动以拉扯竹索为主，之后将竹索改为大麻绳，绳长约50丈，两头还分系小绳索数百条；在古代拔河时还要敲鼓鸣歌，以壮士气。唐中宗、玄宗曾多次在京都观看拔河比赛，拔河者数千余人，呼声震天，中外观者甚多，无不震骇。唐代京都长安拔河规模之盛大，设置的拔河场地也有不少，京都御梨园球场、宫廷之御楼，众臣拔河之戏，群噪歌谣，声震远近，场面热闹非凡。

唐代书法异彩纷呈，名家众多，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人酷爱书法，大唐帝王唐太宗对书法艺术就甚为喜爱，《太平广记》记载：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自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又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尝召三品已上，赐宴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竞。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床，罪当死，请付法。太宗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164]

由以上记载，唐太宗赐宴朝廷官员于长安城玄武门，并亲自执笔作飞白书法，众臣乘着酒兴，从太宗手中争夺书笔，相比着挥毫书写，其狂热情景，足见唐代京都君臣上下对书法热爱之甚。这些记载唐代书法艺术的唐人轶事，让我们更真切地体会到唐人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之情。此外，唐代绘画艺术成就远超过以往朝代。通过现在遗留下的绘画作品，我们能感受到唐代绘画的博大精深。李贤等墓中出土的《出行图》、《狩猎图》，展现了唐代京都封建贵族穷奢极侈的生活；《打马球图》形象地记录了当时京都马球运动的激烈场面，这些壁画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酉阳杂俎·崇仁坊资圣寺》记载：

寺西廊北隅杨坦画近塔天女，明睇将瞬。团塔院北堂有铁观音，高三丈余。观音院两廊，四十二贤圣，韩幹画，元中书载赞。东廊北头散马，不意见者，如将嘶蹀。圣僧中龙树、商那、和修绝妙。团塔上菩萨，李异画。四面花鸟，边鸾画。当药上菩萨顶，茙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华经》。

吴生画勇矛戟攒，出奇变势千万端，苍苍鬼怪层壁宽，睹之忽忽毛发寒，棱伽之力所痑瘢，李真、周昉优劣难，活禽生卉推边鸾，花房嫩彩犹未干。韩幹变态如激湍，惜哉壁画势未殚，后人新画何漫汗。[165]

由此记载可知，唐代壁画主要分布于京都寺院之殿、堂、廊、庑及山门等壁上，这里详实描述了长安资圣寺内栩栩如生的壁画艺术。唐代誉称“百年画圣”的吴道子是一位多产而优秀的佛教寺院壁画艺术家。史称其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特别是佛像及诸经变画尤为其所擅长，所成佛画样式，世称“吴家样”。这种吴风样式，笔力遒劲而畅快，磊落生动。另有，《唐国史补》记载：“王维画品妙绝，于山水平远尤工。今昭国坊庾敬休屋壁有之。人有画《奏乐图》，维孰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一无差谬。”[166]这里对唐代京都长安昭国坊内的绘画艺术作了神奇的描述。

第五节　唐代小说中京都书写的城市史意义

作为一种叙事文学的小说，唐代小说对长安和洛阳都城书写的思想内容及其社会生活意义各有不同，但就其创作方法表现主题的倾向而言，都切实地反映唐代城市生活和京都的精神面貌，宛若一幅唐代社会历史都城生活画卷，集传奇之精粹，构成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琳琅满目，色彩缤纷，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唐代小说对于京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城市生活的详实书写，具有丰富历史细节、补充正史不足的研究意义。

一、丰满历史之细节

唐代京都城市生活的繁荣景象，有相当一部分在唐代小说中得到充分呈现，其不少作品涉及京都传闻掌故，书写大唐京都的繁盛景象。唐代小说中对于都城制度、史事、经济、娱乐、奇闻轶事等城市社会生活全方位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历史细节，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形象的素材。

唐代整理史料、编辑史书的风气比较兴盛。除了官修史书外，还有许多私人著述。这些著述虽然有些琐碎、繁杂，却具有很高的城市史料价值。《唐国史补》谈典制、掌故的条目较多，如“内外诸使名”这条史料历叙天宝、大历以来在朝内的太清宫使、度支使等，在外任的节度使、观察使等设置的大略，可以为研究唐代京都官制提供参考。如《唐国史补》记载：

开元已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里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大抵生于置兵，盛于兴利，普于衔命，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今在朝有太清宫使、太微宫使、度支使……黜陟使、抚巡使、宣慰使、推覆使、选补使、会盟使、册立使、吊祭使、供军使、粮料使、知籴使、此是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宦官内外悉属之使。旧为权臣所管，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167]

以上关于唐代京都朝廷内外诸使节的设置细况，有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唐代京都官制的内容。正如《隋唐嘉话》记载：“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168]记载武后时，吏部甄选用糊名制之开始，都是涉及唐代京都典制的宝贵史料，这些详实资料弥补了正史所未及，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历史之细节。

唐代小说题材广泛，内容很杂，现存的佚文很多，其中不少都讲到正史中没有记载过的内容，唐代小说记载了很多关于唐五代的野史轶事，能够具体反映都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王仁裕的小说《玉堂闲话·大安寺》记载长安大安国寺与盗贼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长安寺院与世俗社会关系的生动图画：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内晏清，多变服私游寺观。民间有奸猾者，闻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绫千匹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就内选一人肖上之状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薰裛，引二三小仆，潜入寄绫之院。其时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遗之而去。逡巡，诸色丐求之人，接迹而至，给之不暇。假服者谓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诺间，小仆掷眼向僧。僧惊骇曰：“柜内有人寄绫千匹，唯命是听。”于是启柜，罄而给之。小仆谓僧曰：“来日早，于朝门相觅，可奉引入内，所酬不轻。”假服者遂跨卫而去。僧自是经日访于内门，杳无所见，方知群丐并是奸人之党焉。[169]

这里描述了一群狡黠无比、胆大妄为、配合默契、协调有方的盗贼。这样一场大案，作案前必然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并对寺院情况有精熟掌握，若没有寺院对世俗世界的开放，盗贼的作案当是无法想象的。天子脚下的这场奇案，是小说家向后人展示的寺院与京都市民社会生活的一幅生动画卷，其形象传神之甚，为历史文献所不能具备。小说对京都市民生活详实而生动的描写，为我们深入了解唐代京都社会城市生活细况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丰富了历史之细节。唐代小说《东城老父传》记载：

遂长逝，息长安佛寺，学大师佛旨。大历元年，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立陁罗尼石幢。书能纪姓名；读释氏经，亦能了其深义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昼把土拥根，汲水灌竹，夜正观于禅室。建中三年，僧运平人寿尽。服礼毕，奉舍利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构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洒扫，事师如生。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佣给。昌因日食粥一杯，浆水一升，卧草席，絮衣。过是悉归于佛。[170]

以上这段详实的记述，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唐代京都的寺院经济状况。佛教的律在古代是禁止僧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但它在中国已经有数百年被置若罔闻，而佛教寺院所持的理由是，佛教社团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作为个人来说，它能从货物流通中受益，其中置田收租，建造房屋出赁，是最常见的经营方式。从文中“又立外屋，居游民，取佣给”可知，唐代京都长安佛寺僧人特别擅长经营。唐代小说对于其京都寺院经济的详叙，在正史里是颇为少见的。

唐代经济繁荣，京都有不少巨商豪富。当时的富商巨贾还多与贵族官僚相勾结。《开元天宝遗事·豪友》记载：“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171]这种情况说明商人的低贱地位正在起着变化。这为我们了解京都商人的城市生活情况提供了可贵的史料。小说中的详细记载，可以作为正史所不及的有益补充。又如小说《窦乂》记述了京都长安一个善于经营的创业者，依靠自己的才能发家致富的故事。他的谋略和方法十分巧妙：

（窦乂）潜于锻炉作二枝小锸，利其刃。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乂扫聚得斛余。遂往诣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乂夜则潜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锸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密布四千余条，皆长二十余步。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夏雨，尽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长三尺余。乂遂持斧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条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间下者，二尺作围束之，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余钱。……不离庙中。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文，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余，槐子已积两车矣。又令小儿拾破麻鞋，每三辆，以新麻鞋一辆换之。远近知之，送破麻鞋者云集。数日，获千余量。……京城大雨，尺烬重桂，巷无车轮。乂乃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172]

以上叙述长安富商窦乂巧妙经商的手法与小说《御史台记·裴明礼》中所叙唐人裴明礼的经营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唐裴明礼，河东人。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预聚杂果核，具犂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173]这里记叙了唐朝人裴明礼，于京都长安金光门外买得不毛之地，然后巧计经营，获利颇丰。

窦乂和裴明礼的故事皆反映了当时唐代京都商人机智的商业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唐代小说中涉及京都的内容与正史所记相比而言，显得更为生动具体，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唐代京都城市生活的细况。唐代小说《东城老父传》记载：

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174]

此小说提到的斗鸡风俗古来有之，发展到唐代斗鸡之俗已成为热潮，特别是京都长安尤其盛行。唐玄宗专门在大明宫、兴庆宫之间建起一座皇家斗鸡坊。[175]并专门从禁军子弟中选拔了一批少年负责饲养、培育、训练斗鸡。这里为我们研究唐代京都城市风俗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东城老父传》又载：

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诞圣于八月五日。中兴之后，制为千秋节。赐天下民牛酒乐三日，命之曰酺，以为常也，大合乐于宫中，岁或酺于洛。元曾与清明节，率皆在骊山。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从。[176]

由以上可知，唐玄宗不顾当时的国力水平，经常于京都宫中举行一些大型活动，泰山封禅，浩浩荡荡的队伍长达若干里；在举行重大的礼仪活动时，都要颁布大赦令，南部的祭祀还举行大酺即大型的狂欢聚饮活动，大酺在各道治地持续三天，在京师则持续五天。当时朝廷还经常在洛阳和长安之间迁徙，每一次都耗费巨资，由此可见，唐代帝王贵戚经常花费巨资，做一些奢侈耗费之事，特别是在京都长安洛阳举行大型活动其资源耗费之奢靡。又《大唐新语》载：

则天造明堂，于顶上铸铁为鸑鷟，高二丈，以金饰之，轩轩若飞。数年，大风吹动，犹存其址。更铸铜为大火珠，饰以黄金，煌煌耀日，今见存焉。又造天枢于定鼎门，并番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其高九十尺，下以铁山为脚，铸铜为二麒麟，以镇四方。上有铜盘，径三丈。蛟龙人立，两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镌文于柱日：“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后开元中推倒，铜入上方。[177]

以上小说对唐代京都洛阳明堂的建筑进行了详实的记载，为我们研究京都礼制建筑、手工铸造业等方面的详细情况提供了具体的材料。这为正史中少见。此外，有关唐玄宗所建华清宫的奢丽景况，唐代笔记小说中也有描述，如《明皇杂录》记载：

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陈于汤中，又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才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官。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凫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莲花至今犹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沉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178]

以上小说描述了长安城华清宫的奢华建置，可谓规模宏丽，华美精巧。当时京都达官贵人也竞赛奢华，洛阳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钑镂，窈窕便娟。真珠、玛瑙、琉璃、琥珀、玻璃、珊瑚，砗磲、琬琰，一切宝贝，用钱三万。府库之物，尽于是矣。”张易之为母亲造七宝帐：“铺象牙床，织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虻之毡，汾晋之龙顺、河中之凤翮以为席。”宗楚客造的新宅，“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竟然能让太平公主羡慕：“观其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179]宰相李德裕奢侈之极以珠玉为食“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为杂以珠玉宝贝，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过三煎则弃其柤。”[180]此外，“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杨贵妃姊虢国夫人的宅第，“栋宇之华盛，举无与比”。[181]真乃骄奢侈丽之态纷然呈现。唐代小说中这些生动、具体的细描在京都官府的正史中是颇为少见的，这些细节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丰实了历史。通过小说的记载，我们能更加具体地了解到唐代京都城市建筑的奢豪宏丽、经济的繁荣景象以及城市文化生活的绚丽多彩。这些材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城市史研究意义。

二、补充正史之不足

唐代小说中记载了许多京都的重要历史事件，如京都朝廷政治斗争、宫廷政变、科举选士等史事，关于这些历史详情的记载，是正史中所未涉及的内容，而唐代小说、野史笔记中的相关史事记载，可以弥补正史之不足，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京都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城市史研究意义。

唐代小说中反映京都朝廷政治斗争的内容颇多，具体而生动。如唐代笔记小说《朝野佥载》记载：

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182]

以上所载主要记叙唐太宗生魂被发往判官处进行勘问。小说由此影射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唐太宗于京都长安玄武门杀害太子建成、元吉夺取政权的事件，即“玄武门之变”。正史把玄武门之变说成是唐太宗不得已的自卫之战。唐太宗为了维护自己“仁孝”形象，采取先发制人策略，杀兄诛弟、逼父让位的行为也在小说中被美化和修饰。虽然小说中没有明说所审判问题的具体内容，但是从太宗后来主动给判官些许封赏看来，唐太宗想用贿赂的方式来消除议论。这种矫情伪饰的举动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我不得而知，但至少其使唐太宗不再成为高不可攀、供人膜拜的神化人物。于此赋予人类的一般特征及缺点，从而使小说获得艺术真实的品质。并由此隐射出官场的丑恶、社会的黑暗，表现出小说对人类生活的独特观察视角和细致体认，对世情的深度嘲讽。从小说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正史的另一种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资料补充了正史所未及。另有《续玄怪录》记载：

宣政殿下，马兵三百，余人步，将军金甲仗钺来，立于所宴殿下，五十人从卒环殿，露兵，若备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欢，徘优赞咏，灯烛荧煌，丝竹并作。俄而三更四点，有一人多髯而长，碧衫皂裤，以红为褾；又以紫縠画虹蜺为帔，结于两肩右腋之间，垂两端于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饰以红罽，其状可畏。忽不知其所来，执金匕首，长尺余，拱于将军之前，延声曰：“到时矣！”将军频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厢历阶而上，当御座后，跪以献上。既而左右纷纭。上头眩，音乐骤散，扶入西阁，久之未出……将军笑之。遂步从环殿，引翼而出。自内阁及诸门吏，莫不呜咽，群辞，或抆血捧舆，不忍去者。过宣政殿，二百骑引，三百骑从，如风如雷，飒然东去，出望仙门。[183]

这篇小说记载了：辛公平在长安城大明宫宣政殿内看到一位将军把金匕首献给皇帝，皇帝就目眩离座，不久，军人官吏们就簇拥着皇帝出宫门了。小说写皇帝“上仙”的情节极为离奇，环境氛围也诡异恐怖，暗示了这是一个弑君事件[184]。可以说这是一篇描写长安宫廷秘史的政治小说，涉及敏感的题材——宦官刺杀皇帝，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被正史记载的。通过小说的记述，让我们了解了不少宫廷秘史：一语不发、软弱眩晕的皇帝，逸着香气、嘤嘤哭泣的嫔妃；心怀忐忑，给皇帝洗澡的仆人；即便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还是不可缺少的众多侍从们。从下层旁观者辛公平眼里看到，绚丽堂皇的宫廷夜宴背后是真正的无情和恐怖。由此可见，小说为我们提供不同于正史的新视角，弥补了正史所未及。此外，唐代朝廷政变“甘露之变”，是唐文宗大和九年（835）谋诛宦官而失败的一次政变。唐代朝廷被宦官所掌握的皇帝中，并非所有的皇帝都任由宦官胡作非为。他们中还是有人想铲除宦官势力，重振当年祖上的荣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文宗倡导发动的“甘露之变”。但唐文宗和李训、郑注策划的杀宦官的计谋彻底失败，事变中受株连被杀者达一千余人。这些残酷史事在唐代小说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隐射。

唐人小说《逸史》里有一些冤魂报应的题材，影射了唐代京都朝廷“甘露事变”，反映了长安现实生活中的冤案或横暴不平的现象：

生使气者，辞色颇厉，裴君愈怒，乃禁于宾州狱。以书与式方，并牒诬为大过，请必杀之。式方以远镇，制使言其下受赂于贼，方将诛剪，不得不置之于法，然亦心知其冤。……式方乃此制使书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冤，然无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讯，乐生问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诉！”遂索笔通款，言受贼帅赃物之状。[185]

唐丞朝宋申锡，初为宰相，恩渥甚重，申锡亦颇以致升平为己任。时郑注交通纵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为京兆尹，密与之约，令察注不法，将献其状，擒于京兆府，杖杀之。既约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为中贵所爱，因欲亲厚之，乃尽以申锡之谋语焉。注因报知右军，不旬日，乃伪作申锡之罪状，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结于诸王，图谋不轨，以衣物金宝奇玉为质。”且令人傚其手疏，皆至逼似。狱成于内，公卿众庶无不知其冤也。三事已降，迭入论之，方得谪为开州司马。至任数月，不胜其愤而卒。明年，有恩诏，令归葬京城。[186]

以上小说所记内容和《逸史·华阳李尉》、《纂异记·许生》一样都是以鬼魂出场显影而隐射“甘露之变”。《逸史·乐生》记载乐生被人陷害，但是没有人救他；《逸史·宋申锡》中，帝明明知道宋申锡是无辜的，却没有任何可救他的方法，只有几位中级官员冒着危险劝说文宗把审讯从内廷移往外廷，这样使宦官不能控制，但是最终“狱成于内，公卿众庶无不知其冤也”。这些小说故事情节所影射的内容，为正史所未及，补充了正史之不足。在唐代小说艺术走向成熟以后，小说中描述的空间场景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引申为虚拟的空间场所。这种虚拟的空间场景、虚幻的鬼神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唐代京都朝廷激烈争斗的时政背景。其虚实结合的手法，正是作家艺术创造力的表征，具备了储存唐代京都城市文化的史料价值。此外，唐代传奇小说《枕中记》中的卢生，在梦中飞黄腾达的同时有两次遭贬。第一次是他立边功“大破戎虏斩首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遮要害。边人立石于居延以颂之。归朝册勋，恩礼极盛”。以后，由御史中压河西陇右节度使升迁为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群情翕习，大为当时宰相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三年征还，除户部尚书”。第二次情形更为险恶，“未几，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令青。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谋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者害之，遂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狱，府吏引徒至其门，追之甚急，生惶骇不测”[187]。小说中描写卢生的两次获罪，都是出于同僚的忌妒和倾轧。联系到德宗朝廷的政治斗争和作者沈既济的生平遭遇，就知道这里面包含着对现实的影射，寄寓着作者的感慨，间接地写实了长安京都官场斗争的激烈程度。以上小说中所影射的有关唐代京都各种事件的详述，大多为正史所未及，在一定程度上，唐代小说补充了正史之不足。

唐代科举是京都士子们极为关注的焦点。朝廷推崇进士，所以科举士子想方设法谋求及第。李冗的笔记小说《独异志·陈子昂》载：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异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188]

小说中陈子昂弃琴成名的故事，历来是士林中的美谈，经过作者的加工提炼，读来更有情致。陈子昂“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其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于是，他设计召来京都“重誉之士”百余人，款待之后拿出新买来的胡琴，当众“举而弃之”，并献赠文轴。如此举动，的确有效，立即引起“重誉之士”对其才学的关注，所谓“一日之内，声华溢都”。陈子昂最终进士及第，据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一《陈子昂》的考证，应在睿宗文明元年（684）。[189]如果说陈子昂是靠自我推销的方式成名及第的，那么唐代小说中记载有关科举士子请托登第的故事则更为多见，如薛用弱《集异记·王维》曰：

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歧王之所眷重。时进士张九皋声称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门者，为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试官，令以九皋为解头。维方将应举具其事言于歧王，仍求庇借。“贵主之强，不可力争。吾为子画焉。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新声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后五日至吾。”维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谓曰：“子以文士请谒贵主，何门可见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维曰：“谨奉命。”岐王则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遣维衣之。仍令赍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贵主出内，故携酒乐奉宴。”即令张筵，诸伶旅进。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歧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生为解头，诚为国华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应举？”歧王曰：“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解，当为子力致焉。”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蟀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190]

这篇曲折生动的作品，经常为文史研究者所引证，傅璇琮先生曾作过精当的考证，得出结论云：“《集异记》所说王维与张九皋争解头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但《集异记》所记仍有其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有的时代风貌，它写出了当时科举文士争京兆解头的详实活动，写出了贵戚之家对科举考试的干涉，堂堂的京兆府试官，只要公主传话，即奔赴其府第，并且遵命将原定的解头换与别人。从这一点来说，《集异记》所写的，又合乎历史的真实。”[191]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叙写王维先向歧王请托再向公主请托的现象，不仅折射出了唐代京都科举士子千方百计向颇有权势的贵要请托的风气，而且小说如此详实地叙写了京都社会生活的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从而为古代城市文化空间的展示，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详实的生活情景，可以说这是正史所不及之处，唐代小说中对这些史事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正史之不足。

城市本身就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的产物，我们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割裂历史，唐代小说对于京都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城市社会生活的详实书写，它具备了储存当时社会生活信息的史料价值和意义，如唐代笔记小说集《唐摭言》中有不少篇幅叙述了唐代京城科举制度以及相关活动，其详备为史籍所未有。所记其他杂事，也能反映当时京都文场的风气。许多名士诗人的逸闻和本集失载的零章断句，也因为《唐摭言》的叙写而流传。城市是历史文化流传下来的实体化的文化内涵，唐代小说作为唐代历史文化呈现的载体，向我们生动具体地展示了当时的城市社会文化生活，具有深厚的城市史研究意义，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类在城市文明方面的智慧和才能。在“历史时空之城”中，同过去以往世代的人进行交流对话，汲取全人类的智慧与经验，把短暂的个体生命融入到历史的无限进程中去，获得对自我的超越和升华。

[1]明桃源居士编：《唐人百家小说·序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2，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692页。

[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2，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692—3693页。

[4]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26《犯夜》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89页。

[5]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7页。

[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85—3986页。

[7]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3页。

[8]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0页。

[9]宋李等编：《太平广记》卷275《上清》，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168页。

[10]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8页。

[11]唐段安节撰：《乐府杂录》，《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17页。

[12]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0页。

[13]唐康骈撰，萧逸校点：《剧谈录》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81页。

[14]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3页。

[15]唐刘餗撰，恒鹤校点：《隋唐嘉话》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

[16]唐佚名撰，恒鹤校点：《大唐传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89页。

[17]唐李濬编，阳羡生校点：《松窗杂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

[18]唐崔令钦撰，曹中孚校点：《教坊记补遗》，《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19]唐郑处诲撰，丁如明校点：《明皇杂录·逸文》，《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77—978页。

[20]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4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47页。

[21]元佚名编纂，清徐松辑：《河南志》卷4《唐城阙古迹·宫城》，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22]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5，《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23]唐李绰撰，萧逸校点：《尚书故实》，《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68页。

[24]唐高彦休撰，阳羡生校点：《唐阙史》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65—1366页。

[25]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26]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续集卷2，《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24页。

[27]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28]唐康骈撰，萧逸校点：《剧谈录》卷下《老君庙画》，《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88页。

[29]五代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1《乡贡》，《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81页。

[30]参见刘方：《古代小说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31]宋钱易：《南部新书》卷丙，《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32]缪荃孙辑：《藕香零拾》，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本，第104—105页。

[33]唐韦瓘著：《周秦行记》，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2页。

[34]唐李德裕撰：《〈周秦行记〉论》，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4页。

[35]唐李玫撰，李宗为校点：《纂异记》，《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16—518页。

[36]参见卞孝萱：《甘露之变与〈喷玉泉幽魂〉传奇》，西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3期。

[37]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6《唐纪六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933、7934页。

[38]五代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78—1579页。

[3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94—3995页。

[40]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19，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40页。

[41]五代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14《主司失意》，《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00页。

[42]唐范祖禹撰：《唐鉴》卷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04页。

[43]参见王炎平：《牛李党争》，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44]宋钱易撰：《南部新书》卷戊，《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45]宋王得臣：《麈史》卷中《贤德》，《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页。

[46]五代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10《海叙不遇》，《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63页。

[47]宋钱易撰：《南部新书》卷丁，《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页。

[4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3《郑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91页。

[49]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29《太和七年册皇太子德音》，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50]五代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97—1598页。

[51]唐杜甫：《忆昔二首》其二，《全唐诗》卷22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2328—2329页。

[52]唐杜佑撰：《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91页。

[5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94页。

[54]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4《贤媛》，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05页。

[55]唐代最著名的印染技术有三种：采用结扎缝引而染出图案花样的“绞缬法”，采用镂板印染的“夹缬法”以及涂蜡印染的“蜡缬法”。这几种印染方法，以前已经发明，但技术的提高和广泛流行则是在唐代。

[5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62页。

[57]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卷3，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5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31《薛矜》，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627页。

[5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93页。

[60]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79《陈子昂》，第1331页。

[61]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8《李黄》，第3750—3751页。

[6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2《任氏》，第3693页。

[63]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4，《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2页。

[64]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6页。

[65]唐蒋防撰：《霍小玉传》，《全唐五代小说》卷26，李时人编校，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0页。

[66]参见朱士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年，第326页。

[67]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12《吴道玄》，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22页。

[6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第3985页。

[6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48《牛生》，第2759页。

[70]唐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48《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60页。

[71]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组》续集卷5，《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8页。

[7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6《杜子春》，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9页。

[73]唐李林甫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43—544页。

[7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96《豪侠四·潘将军》，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70页。

[75]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神仙四十九·温京兆》，第307页。

[7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76《器量一·郭子仪》，第1311页。

[77]宋宋敏求：《长安志》卷8《崇仁坊》，据《经训堂丛书》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7页。

[78]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2，《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页。

[7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96《豪侠四·贾人妻》，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71页。

[80]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93《豪侠一·虬髯客》，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47页。

[81]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卷23，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0页。

[8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2，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695页。

[83]王先谦撰：《汉书补注》卷69《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19页。

[84]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

[85]五代王定保，阳羡生校点：《唐摭言》卷3《散序》，《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94页。

[8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84卷《卢钧》，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48页。

[87]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243卷《窦乂》，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77页。

[8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243卷《窦乂》，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77页。

[89]［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的《车坊》一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35页。

[90]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385卷《辛察》，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073—3074页。

[91]杨衔之撰，周祖漠校译：《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法云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9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88页。

[93]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卷3，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66页。

[9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81《裴龄》，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033—3034页。

[95]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72《杀妻者》，第1270页。

[9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43《治生·罗会》，第1875页。

[97]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3《诸色杂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2页。

[98]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下，《唐宋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99]唐刘餗撰，恒鹤校点：《隋唐嘉话》卷中，《唐宋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

[100]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1页。

[101]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34《食·御厨》，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792页。

[10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5《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29页。

[10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34《食·大饼》，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796页。

[104]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5，《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8页。

[105]宋钱易撰：《南部新书》卷庚，《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4页。

[106]唐杜佑撰：《通典》卷7《食货》之《历代盛衰户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2页。

[107]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108]宋钱易撰：《南部新书》卷丙，《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109]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6《饮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1页。

[110]唐韩翃：《为田神玉谢茶表》，《全唐文》卷44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27页。

[111]清毕沅编著：《续资治通鉴》卷1《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9页。

[11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88页。

[11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60《李佐》，第2030—2031页。

[114]唐孙棨撰，曹中孚校点：《北里志》，《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08页。

[115]唐蒋防撰，《霍小玉传》，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卷26，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1页。

[116]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5页。

[11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8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第3184页。

[118]宋司马光主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91《唐纪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994页。

[119]元释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卷1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571页。

[120]王昶撰：《金石萃编》卷73《奉先寺像盒记》“开元十年十二月”，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

[121]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8《神秀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7页。

[122]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14《道岸传》，第337页。

[12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60页。

[124]宋王溥撰：《唐会要》卷50《观》，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7页。

[125]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页。

[126]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页。

[127]宋司马光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24《唐纪三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024页。

[128]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22《唐纪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115—7116页。

[12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8《武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0页。

[130]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50《唐纪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97页。

[131]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181《李蔚》，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51页。

[13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9《王氏子》，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95—4096页。

[133]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续集卷6，《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60页。

[134]参见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135]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03页。

[13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57页。

[137]唐魏知古：《谏造金仙玉真观疏》，《全唐文》卷237，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397页。

[138]高世瑜：《唐代妇女》，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139]郑华达：《唐代宫人释放问题初探》，《中华文史论丛》第53辑，1994年。

[140]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4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7页。

[14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上《文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4页。

[14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93—3994页。

[14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3《职官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31页。

[144]宋王溥撰：《唐会要》卷48《寺》，《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50页。

[145]［日］释圆仁原著，小野胜年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4，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46页。

[146]曹尔琴：《唐长安的寺观及其有关的文化》，《中国古都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5—147页。

[147]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89《辩疑志·双圣灯》，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299页。

[148]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卷25《德山传》，《大藏经》第6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14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5《本纪》下，第2册，中华书局，1975年，第466页。

[150]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0《唐纪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758页。

[151]唐释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藏经》第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152]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52《唐纪六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65页。

[153]唐苏鹗撰，阳羡生校点：《杜阳杂编》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97—1398页。

[15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懿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83页。

[155]唐魏徵、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卷35《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99页。

[156]唐李隆基：《禁坊市铸佛写经诏》，《全唐文》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57]唐苏鹗撰，阳羡生校点：《杜阳杂编》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97页。

[158]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4《贤媛》，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07—408页。

[159]唐郑处诲撰，丁如明校点：《明皇杂录》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62页。

[160]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6《绳妓》，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5—56页。

[161]唐郑处诲撰，丁如明校点：《明皇杂录》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56页。

[162]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6，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3页。

[163]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6，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4—55页。

[16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08《书三·唐太宗》，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588页。

[165]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续集卷6，《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64页。

[166]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4页。

[167]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下，《唐宋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91页。

[168]唐刘餗撰，恒鹤校点：《隋唐嘉话》卷下，《唐宋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7页。

[16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38《大安寺》，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35页。

[170]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93—3994页。

[171]五代王仁裕等撰，丁如明校点：《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20页。

[17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43《乾馔子·窦乂》，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76—1879页。

[17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43《御史台记·裴明礼》，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74页。

[17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第3992页。

[175]宋王溥撰：《唐会要》卷78《五坊宫苑使》记载：“五坊，谓鵰、鹘、鹰、鹞、狗，共为五坊，宫苑旧以一使掌之。自宝应二年后，五坊使入隶内宫苑使，近又有闲厩使兼宫苑之职焉。”《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21页。

[17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92页。

[177]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4页。

[178]唐郑处诲撰，丁如明校点：《明皇杂录》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63页。

[179]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180]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37《李德裕》，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24页。

[181]唐郑处诲撰，丁如明校点：《明皇杂录》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64页。

[182]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183]唐李复言撰，穆公校点：《续玄怪录》卷1《辛公平上仙》，《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28—429页。

[184]参见张铁人：《唐顺宗被杀考辨》，《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185]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22《逸史·乐生》，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63页。

[18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22《逸史·乐生》，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63页，《逸史·宋申锡》，第864页。

[187]唐沈既济撰：《枕中记》，《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39页。

[18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79《陈子昂》，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331页。

[189]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1《陈子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3页。

[190]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卷28，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92页。

[191]傅璇琮主编：《唐代科举与文学》第3章《乡贡》，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5页。

第六章　汉唐以京都为中心的中外文化交流

汉唐盛世，帝都长安和洛阳雄伟繁盛，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以汉唐两京“丝绸之路”为标志的广泛的世界交流，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封建帝国。在人类文明史上，丝绸之路不仅推进商业的发展，而且又是贯穿东西文明桥梁和世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汉唐以京都为中心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在物产上实现了互通有无，而且促使了几种文明互相交流碰撞，为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在中外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第一节　“丝绸之路”的开拓与汉唐盛世的帝都文化

从原始社会到商、周时代，萌发期的中国文化像沁出荒原的涓涓细流，在蒙昧的世界中突起。春秋战国时代，儒、墨、道、法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基础。发展到汉、唐时代，中国文化就走向成熟，形成了“天下为一，万里同风”[1]的盛世，产生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汉文化的自由精神及其铺张扬厉的恢宏气度，唐文化的宏阔开放和雍容豪迈的精神气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魂。汉唐盛世，以汉唐京都“丝绸之路”为标志的广博的世界交流，造就了汉唐帝都的繁盛之象，使中国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封建帝国。所谓“丝绸之路”，这里主要是指汉唐以来以京都长安、洛阳为核心，向世界呈网状分布的交通路线。它是一条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汉唐京都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它把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几个主要文化地区联系起来。以汉唐两京长安、洛阳为核心的“丝绸之路”，这条大动脉贯通了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亚、欧、非三个大陆，促成了中外世界文明的交流融合。

一、汉唐盛世与“丝绸之路”

最初，“丝绸之路”只是指从中国帝都长安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陆路通道。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进一步拓展了“丝绸之路”的内涵和外延，使之成为世界上“最长、最古、最高”[2]的东西交通路线。众多学者认为，“丝绸之路”主要是一条联系亚欧大陆的贸易通道。后来，“丝绸之路”的含义被不断扩大，被人们看作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到今天，“丝绸之路”几乎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代名词。用“丝绸之路”（Silk Road）来形容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文明交流，最早出自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所著的《中国》一书。由于这个命名贴切、写实而又富有诗意，很快得到学术界认可，并风靡世界。古代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世界在哪里？从西汉张骞奉汉武帝派遣，三通“西域”（帕米尔高原东西），到东汉时期的官方使节甘英出使大秦（古代罗马帝国）；从唐初著名高僧玄奘西游印度，满载佛教典籍而归，到明朝初年郑和七下“西洋”，遍访马六甲、波斯湾、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中华民族的先人，前仆后继，开辟了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中华文明。

两汉至唐的千余年，是“丝绸之路”开辟、发展极盛的重要时期。最初，“丝绸之路”用以指称汉代中国与中亚、印度之间，以丝绸为主的贸易通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了蚕和丝；从秦汉开始，中国的丝绸已是向外输出的重要商品，并逐渐为中西政治、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媒介。然而，中西之间大规模的贸易交往则是在西汉张骞通西域后发展起来的。西域，在古代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中国新疆及以西的中亚、西亚和更远的北非、欧洲等广大地区。汉朝廷为了反击不断侵袭的匈奴武装力量，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击走的大月氏（原居甘肃、祁连一带），共同抗击匈奴。张骞从西汉首都出发，经河西走廊，历尽艰辛到达大月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但大月氏已安居其地，不愿再与匈奴打仗，张骞只好返回长安。他这次出使，往来途中均被匈奴羁押，前后历时12年。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通过他的耳闻目睹，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的宝贵资料，同时也向西域各国宣扬了汉朝的国威，与中亚西亚的一些国家建立了联系。张骞的这次出使，是“丝绸之路”正式开通的标志，意义十分甚为深远。

前11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其目的是为了加强与西域的联络。这时汉朝已从匈奴手中夺回了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经畅通。张骞率领300多人的庞大使团，携带着近万头牛羊以及大批丝绸钱物等直抵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并派遣副使分道赴奄蔡（今黑海北部一带）、大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黎轩（即罗马帝国或东罗马帝国）、身毒（今印度）等地，进行政治和贸易活动。西域各国的使者于前115年，也首次随张骞来到西汉京都长安，汉朝与西域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大为增强。经过连年的战争，汉朝彻底击败匈奴并清除了它在西域的势力。前60年，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以东）设西域都护，保护和管辖西域。这些措施实行后，“丝绸之路”更为通畅。西汉王朝不断派遣使者到西域各国进行外交及贸易活动，出现了使者不绝于道的盛况。这些使团皆不下百人，其中除京都朝廷官吏外，有不少是赴西域贸易的商人。中亚、西亚各国的使者商人也频繁到中国议事经商，大量的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亚各地，为各国人民所喜爱。

东汉建立后，京都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另一个起点。东汉也很重视与西域的联系，在班超、班勇父子的努力和西域各国的支持下，“丝绸之路”有了新的发展。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根据走向和地形特点，在中国境内大致可分为三段：从长安（或洛阳）到甘肃凉州、武威为东段；武威以西进入河西走廊为中段；新疆境内及以西为西段。东段在历史上变化不太大，西段“丝绸之路”的一些道路在不同时期曾有变化。根据《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西出河西走廊后，开始分南北两道。东汉以后，中国内地出现了近3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丝绸之路因战乱有时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在这一时期，中国养蚕、缫丝技术的西传和佛教的东传，为丝绸之路的交通增加了新的内容。

历数中华文明的精髓，自春秋战国时代，在今天的华北华东一带便共存着几十个大国，数百个小国，而对于东南闽越、西南巴蜀、西北部族，当时皆以蛮夷视之。及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刘邦提三尺剑而定天下，大业草创，百废待兴。文景之治，承平耳，并无建树。及至汉武即位，追南逐北，大张挞伐，东征朝鲜，西伐大宛，南平百越，北使匈奴远避幕北，又更治巴蜀，定西南夷。先前蛮夷之地多入汉家版图，中华文化的含义不再只是“中原文化”，而成为一个逐渐融合各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大文化圈。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的动力在于新鲜血液的注入！所以，发展到汉世，打破“中原”思想，开拓视野，兼容并包，成为中华文明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原因。汉武虽有穷兵黩武之嫌，但其武功却成就了雄汉，成就了中华文明的第一段辉煌史。

隋唐两朝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国力雄厚，地域广大，特别重视对西域的经营。唐先后击败了吐谷浑、西突厥等，扫清了丝绸路上的障碍，在西域地区设州郡，置军镇，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唐代朝廷为了保证丝路的畅通，便于行旅和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在从京都长安到西域各地交通大道上，设立许多驿站，这些驿站供给过路商人、官员的食宿及牲畜的草料。京师长安成了各族首领、贵族、使者和商旅居住之地，各民族的文物风情萃集长安，使大唐帝都的风貌更加光彩夺目、气象万千。丝绸之路上空前繁荣，无数的中外商人，伴随着一队队骆驼，运着精美的丝绸及各种货物，络绎不绝地穿行于各条商道上。在近代以来的唐代考古发掘中，经常可以发现双峰骆驼佣。这些骆驼佣背上铺有椭圆形花毯，上搭木鞍架，架上驮有一条装满东西的长圆形花袋，袋上两旁各横置丝绸两卷，绸中间为白色，两头为红色，丝为两股，凝绞如绳状，染蓝色。这正是当时丝绸之路上运输丝绸盛况的真实写照。

汉唐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不断繁荣，中西各国之间进行了极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增进了人民间的友谊，推动了中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汉代张骞通西域后，中国历代王朝都不断派遣使节到中亚、西亚各国进行访问，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如汉武帝派遣的使者到达安息，在安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国的友好使者也经常来中国访问。在唐代，大食派来的使者就有37次，路途遥远的拂菻也7次派遣使节到长安。这些使节每次来访都带来不少礼物，如东汉章帝时，安息运来了狮子，中文“狮”就是从波斯语词转化来的。而中国各王朝对各国所来使者也都有礼相待，并回赠以优厚的礼物。这些活动大大增进了中西国家之间的友谊。

中西方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内容极为丰富。汉代以来，从西方各国陆续移入京都的植物有葡萄、石榴、苜蓿、胡桃、胡麻、胡瓜、无花果等；输入的特产有玻璃、琉璃、海西布（呢绒）等。中国传入西方的植物最著名的有桃、杏等。从汉代京都输往西方的物品主要有丝织品、铁器、手工艺品等。通过“丝绸之路”，汉初京都的养蚕、缫丝、冶铁造纸、火药、印刷等科学技术向西方传播。西方的音乐、舞蹈艺术等也不断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西方和印度的医学、天文学及数学也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大唐京都的宗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其中以佛教的影响最为深远。佛教是新型系统论式的人生哲学，同时宣扬平等、慈悲、不杀生、修心至佛，无疑为当时人民所亟需，也填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及至隋唐重新一统天下，佛教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从王公贵戚到青衣百姓，无不对佛法崇拜之至，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响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儒教。玄奘西行求法，天台、华严等各派经藏浩繁精深，成为当时之学术渊薮。但佛教对于唐代京都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其中还存在一个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发展的问题，禅宗便是佛教中国化的伟大成果，遂得以主导后世佛教界及俗世百姓以至今日。此外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都是通过“丝绸之路”在唐代京都长安、洛阳传播开来的。我们说“盛唐”，不仅只是就物质层面而言，更应该看重它文化的繁荣，它是中华文明的又一个辉煌点！

作为相互交往的结果，不少来自西亚甚至更远国度的人就此在中国定居。汉唐时，中国许多城市中居住着不少来自西域的“胡商”、“胡僧”，而唐朝帝都长安和洛阳居住的外国人数以万计，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市。这些外国人的风俗习惯也对唐人的衣、食、住、行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定居中国的西域人，由于长期受熏陶，对汉文化十分熟悉，甚至精通。唐代，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李彦升，通过科举中了进士；祖籍波斯的李珣是当时著名词人；出生于波斯的阿罗汉，在唐朝廷供职。唐朝曾派他出使东罗马帝国，后来也终老在洛阳。也有不少中国人在西域定居。至于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民族迁徙和融合，也不乏其例。“丝绸之路”沟通了中西方的联系，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中国古代文化和创造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西方文化、艺术的精华也经由“丝绸之路”为中国所吸收，进而对中国和世界的社会进步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外文化交流悠久历史的见证，是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桥梁和纽带。

人类历史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在民族和国家处于兴盛时期，其自身文化认同就特别强烈，而且易于认同异文化，敢于从异文化中吸纳有益于本民族发展的东西。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文化认同形成一种宽容开放的姿态，能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同时广纳其他文化，其结果必然会使民族和国家获得新的发展，从而更加增强人们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中国的汉唐时代，便是这样的鼎盛时期。唐朝首都长安城人口在一百万以上，为当时世界都市之最；汉唐长安、洛阳经济繁荣、贸易兴隆，也仅有东罗马帝国国都君士坦丁堡勉强与之匹敌。汉唐帝都无论哲学、文学、天文学、数学、医学、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都在同时代各国中居领先地位，这就自然地带来了国际文化交融的机遇，呈现出当时汉唐以京都为中心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空前盛况。东与日本、朝鲜、北与突厥民族，西与中亚细亚及阿拉伯国家，南与印度及南洋国家，都有频繁的商贸、文化往来。[3]对于域外文化的涌入，唐王朝并不加以排斥，而是宽容广纳，从自身的社会需要出发吸收其他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比如伊朗的建筑、绘画、金属、象牙、纺织、家具加工等，印度的佛教精理奥义、思辨哲学等都在长安发生过很大影响。在融合外来文化的同时，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唐朝文化大量涌入日本和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儒家伦理思想、典章制度、佛教、文学文字、音乐乃至服饰等等都被广泛吸收和承传。自630年（唐贞观四年）至834年（唐大和七年）这204年中，日本曾18次派“遣唐使”来中国，由250人增加到500人左右，其中不少是留学生。唐朝初期，新罗亦遣使及留学生来长安26次，高丽7次，百济8次等。这些都是汉唐帝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记载，它们都切实地向世人展现了汉唐盛世帝都文化的辉煌历史；汉唐雄风宏扬环宇，汉唐盛世威振神州的帝都气象。

二、唐代长安“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概况

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其对外文化交流往往密切相关，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长安作为唐代的帝都，不仅在政治上成为理所当然的全国枢纽，而且在文化上也成为各地文化汇聚的中心，代表着唐代帝国的整体形象。唐代又是古代中国“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最为繁盛的时期，其交流范围之广，渠道之多，频率之高，在中国封建王朝中都是空前绝后的，而帝都长安又以其独有的阔大胸襟和恢宏气象，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之一。

唐代帝都对外文化交流极为繁盛，主要表现在交往国家、地区的广泛性和往来的高频率。仅根据两《唐书》中的记载，到过帝都长安的国家和地区就有日本、朝鲜（高丽、百济、新罗）、越南（林邑、殊奈）、柬埔寨（扶南、真腊）、缅甸（骠国）、尼泊尔（泥婆罗）、阿富汗（吐火罗、俱兰等）、斯里兰卡（师子国）、印度（五天竺）、阿拉伯帝国（大食）、伊朗（波斯）、东罗马（拂蒜）、俄罗斯中亚地区（昭武九姓国）等，其范围遍及亚欧大陆。长安与非洲国家也有交往，在今坦桑尼亚、埃及等地都曾出土过唐代的物品。1985年12月在长安县大兆乡东曹村唐墓中，也曾出土过非洲黑人陶俑[4]。唐代帝都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过程中，参与交互作用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具体表现在交往人身份、种类的复杂性上。在这个群体中，既有皇室、文武百官、文人学士，也有普通百姓；既有唐人市民，也有来自域外的侨民、留学生、商人和僧侣。“丝绸之路”的畅通，为大多数来往于大唐帝都的外国人提供了有利条件。唐代来往于帝都长安的外国人主要有五类：

其一，来访大唐长安的各国使节。赴大唐京都的各国使节来访频率颇高，其中日本、印度、高丽、百济、新罗、林邑、吐火罗、波斯、大食等都遣使20次以上，其中新罗遣使104次，吐火罗遣使80次，尤为突出。这些使者肩负不同使命，他们有的将唐代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大量的先进文化带回国内，有的则进入到长安的国子学学习，仅唐贞观年间，“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并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5]。有的留恋唐代文化而供职于唐廷，唐代朝廷还特为外国学生设“宾贡科”，许多留学生就是通过“宾贡及第”而仕唐的。例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后任正三品官，在唐京都滞留50多年。新罗留学生金可记，于唐朝京都获取宾贡进士，《太平广记》中记载：“金可记，新罗人也，宾贡进士。性沉静好道，不尚华侈，或服气炼形，自以为乐。博学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6]另有新罗人金云卿、崔致远、大食人李彦升等亦由宾贡及第而在唐为官。其中，崔志远在唐京都于874年进士及第，著有《桂苑笔耕录》，他在该书《自序》中说：“臣自年十二离家西泛，当乘桴之际，亡父诚之曰：‘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儿亦不谓有儿矣。’往勤哉，无隳乃力。臣佩服严训，不敢弭忘，悬刺无遑，冀谐养志，实得人百之已千之。观光六年，金名榜尾。”[7]由此可见，外国留学生在唐京都学习之勤奋，同时，这也作为外国人在唐朝京都留学的有力证据。

其二，因诸多变故来大唐长安的各国王侯。唐代有大量的胡人聚集在帝都长安，631年，唐太宗攻灭东突厥后，安置突厥贵族万家在长安。以后唐太宗经营西域，高昌、龟兹、疏勒等一系列国家的国王与贵族在失国后都入长安居住，并且有的担任了唐朝廷的官职。另有，波斯王卑路斯，是因其国遭受阿拉伯的进攻，流亡并客死长安。[8]而于阗王尉迟胜则是主动留寓长安，且在安史之乱时，尉迟胜曾率兵五千助唐平叛，被肃宗授予骠骑大将军，后来“固请留宿卫”，长住于长安修行坊。

其三，各国质子遣入长安。唐朝盛世，其周围诸国多遣子侄入长安为质。入充侍卫以示友好。如于阗、疏勒、吐谷浑、龟兹、米国、何国、安国，新罗等都有“质子”来长安。这些质子本人或者后代，有的人籍为民，有的在朝为官，如何文哲祖上是何国质子，文哲在德、顺、宪、穆、敬、文宗六朝为官，并参与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9]。

其四，逐利而来的各国商人聚集长安。长安的西市是外商的一个活动中心，外商经营的店铺有200多家，胡商至少有数千人。

其五，入唐长安传法布教的各国僧侣。中亚、西亚等地的佛教、祆教、大秦教、摩尼教等各派教士，大多纷纷入唐长安布教。如康国人法藏大师均为佛教高僧、何国人僧伽大师长期在长安说法，两高僧皆圆寂于长安荐福寺。疏勒高僧慧琳圆寂于长安西明寺。长安义宁坊的大秦寺，是应大秦国传教士阿罗本所请建立的。此外，长安城中布政坊、靖恭坊、普宁坊、崇化坊与醴泉坊皆有祆祠，还有摩尼教寺等建筑。

唐代以京都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境外物品进入长安颇为繁富。这些物品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动物、植物、食物、矿物、香料、药物、纺织品等，如动物有大象、犀牛、狮子、孔雀、驼鸟；植物有菩提树、娑罗树、郁金香；食物有葡萄酒和糖；矿物有金、银、玛瑙、琥珀、赤玻璃、绿玻璃；香料有安息香、沉香、丁香、苏合香，真所谓“异国名香满袖熏”[10]；药物有人参、豆蔻等；纺织品有毛毯、毡、茧绸、冰蚕等，都有从国外进口的记载。关于此类种种外来物种，美国著名汉学家谢弗所撰的《唐代的外来文明》[11]共将唐朝的外来物品分为18类，170多种，记载尤为丰盛。

唐朝帝都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在当时世界上取得了领先地位，对远近各国产生了极大吸引力，各国人士纷纷长途跋涉远来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促成了大唐帝国对外文化交流空前盛况的鼎盛局面。“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之后，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存者，七十余蕃。其朝贡之仪，享宴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之职焉。”[12]可见，有唐一代，与唐朝有过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三百多个，鸿胪寺中记载下来的也有70余个，这是一个颇为惊人的数字。据各种典籍提供的材料，这些国家和地区先后派遣使节来大唐京都（以长安为中心）进行经济文化等项目的交流，不仅使长安城中八方来宾川流不息，而且使域外的物产技术也得以传入大唐。随着这些使节的归去，唐代帝都文化在世界各地遍地传播，形成了空前的开放态势，取得了辉煌成就。

唐代京都作为“丝绸之路”文化交往的中心，所涉及交流的国家甚为广泛，交往人种的复杂、交往内容的繁盛，组成了一幅八方来宾、万国来朝的大唐中外文化交流的盛世景象。唐代小说以故事的形式，生动地描述了大唐以京都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的各种活动，虽然小说中不免存有部分虚构成分，但我们可以据情斟酌，去伪存真，对唐代帝都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进行阐释和探究。

第二节　汉代京都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

汉代在以京都为中心的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无疑影响着汉赋家的文学创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大赋。汉代大赋中以京都赋为主体，其京都赋规模宏大、内涵丰富、气势雄壮的重要原因即在博物知类，而这又与汉代帝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有关，特别是与亚欧诸国的交往尤为密切。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形成史无前例的中外文化交流之盛况；汉代赋家笔下的丰富物态，多贡自远方，展示了汉代帝国以京都为中心的庞大朝贡体系，彰显了这一朝贡体系在大汉帝都中外文化交流中“物贡”与“德化”的两大特征；汉代京都赋对帝都文明的全面描述，详实地聚焦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空前盛况。

汉代大赋以京都赋为主体而历代延承，遂构成以描写城市文化的京都赋创作体系。据南朝梁文学家萧统《文选》[13]分类，其首选赋，赋分为十五类，京都赋首选班固《西都赋》和《东都赋》与张衡《西京赋》和《东京赋》，堪称宣扬与描绘两汉帝都文化的典范。在“京都”类之外，汉大赋中属“游猎”、“郊祀”题材如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扬雄《羽猎》、《河东》、《长杨》等赋作，亦围绕帝都文化主题展开，实质乃属京都赋范围。清初大学士陈元龙编纂的《历代赋汇》[14]，载录历代“都邑”赋共计70篇，可谓蔚为大观，其中论京都，则继班固、张衡以后有晋左思《三都赋》，唐李庾《两都赋》，宋周邦彦《汴都赋》，元黄文仲《大都赋》，明顾起元《帝京赋》、陈敬宗《北京赋》、桑悦《两都赋》等。以汉赋为代表的京都文学，可以说，汉代京都文化深刻影响着京都赋的创作，它的兴盛取决于大汉帝国的强盛与中外文化交流的趋势。同时，汉代“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发展，造就了以汉代京都为中心的中外文化交流盛况，这一盛景在京都赋中得以充分展示。

一、汉代京都的朝贡体系和礼仪

在上古时期，旷远的亚欧大陆（包括西亚毗邻的非洲东北角）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几个古代文明。但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的限制，这些古典文明几乎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着，尤其是分处于大陆东西两端的古代希腊、罗马和秦汉以前的中国，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到了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回顾当时，罗马军团对北方蛮族的洗劫和镇压，帕西亚骑兵的东征和西进，中亚希腊人王国的崩溃及月氏部族的南迁称雄，匈奴与汉朝的连年交战。但正是在这些战争的缝隙之中，在中亚、西亚到东欧之间，出现了颇具规模的陆路交通和国际贸易；也正是在这些战争动荡与和平交往之中，中国社会开始由相对的封闭走向较全面的开放，使东西方古代文明有了日渐频繁的接触；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以京都为中心，展开了繁盛的中外文化交流。

据史书记载，西汉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汉帝国与四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交往得到空前拓展。自此，汉代中外贸易主要通道有“西域道”、“南海道”、“东海路”、“永昌路”，而其以通往西域古道的“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往尤为繁盛。特别是，汉代以京都为中心的中外交流颇为繁盛，其交往的国家甚多，如中亚的大月氏、大宛、安息、康尼诸国；大秦及南亚的天竺、缅甸、身毒诸国；海东与南海的朝鲜列岛、三韩（辰韩、马韩、弁韩）、日本列岛及东南亚的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等国。正是这种国际间的交流，使产生于先秦的天子“君临四海”的理想成为汉赋家所描写的现实景象。汉代，以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为中心形成的横跨亚欧大陆的巨大“羁縻”，即以汉代京都为中心的庞大的朝贡体系，其历史文化内涵可追溯到先秦《诗》、《书》及礼书所描述的“畿服制”，但其现实价值则是在汉代真正意义的京都建制的完成，反映于文学创作就是京都赋的出现。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帝都建设与制度始告完备，如秦之咸阳、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六朝之健康（今南京）、唐之长安、北宋之东京（开封）、南宋之临安（今杭州）、元之大都与明清之北京，无疑成为各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而汉代两京制度，在文化内涵上又保留了先秦史周天子与邦国交往的“朝贡”记忆，即“畿服制”。观后儒对畿服之制的解释，要义是在“天子建国，以藩屏周”，即以京畿为中心作辐射统治状况，并取藩国拱护帝京义。《诗·大雅·民劳》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15]郑笺：“中国，京师也。”属此义域。但是，先秦畿服，缘于“封邦建国”制度，章炳麟辨析其义云：“方伯连率，则联邦已。大者谓之‘兼霸之壤’，小者谓之‘佌诸侯’。汉因其义，大者谓之伦侯，小者谓之隈诸侯。”[16]可知帝都政治与文化在周朝并未真正形成，尤其是东周以后，诸侯称霸，周天子所举反不及秦、齐、楚诸都城与宫室称盛于时。汉初承先秦“分封”之制，侯国与帝京并存。后经文、景平诸侯之乱，武帝行“推恩之法”，作为大一统政治气象的京都文化方告完成，司马相如作为一名由藩国到宫廷的赋家，其《上林赋》借“亡是公”之口夸耀“天子上林苑”之盛，所谓“左苍梧，右西极”一段描绘，物态纷呈，宏衍博丽。此赋极力铺张夸饰帝王苑囿之宏大，物产之丰富，畋猎场面之壮观，最后结穴到天子行仁政上。此赋借写天子游猎，宣扬了天子得独尊威势及大汉的无比强盛。亚欧各国大为仰慕汉风，心向长安。

汉代京都赋其博物知类的宏伟规模与雄壮气势，探究其文学描绘之繁富华彩的深层内涵，实乃帝都气象的渲染，这与大汉帝国的中外文化交流密切相关。正如《西京杂记》记载：“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紫金为华，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以铃镊，饰以流苏。走则如撞钟磬，若飞幡葆。后得贰师天马，帝以玫瑰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罴皮为之。熊罴毛有绿光，皆长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孙有百余双，诏使献二十枚。”[17]细观《西京杂记》中描述汉代京都长安的奇禽异物，皆贡自远方，似不全妄。对此，汉赋家在京都赋中皆有论述：

方躬劳圣思，以率海内，厉抚名将，略地疆外，信威于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饮缓耳之主，椎结左衽鍝之君，东南殊俗不羁之国，西北绝域难制之邻，靡不重译纳贡，请为藩臣。上犹谦让而不伐勤。[18]

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富有之业，莫我大也。[19]

以上所述，东汉赋作家杜笃所著的京都赋《论都赋》颇具创意，其言辞辩赡，打破了以往文学之士献赋颂圣娱悦的老例，赋中阐明关中表里山河，帝都长安弘丽、疆域阔达之景象，并以赋作为疏章，奏谏国事，提升了京都赋体文学的政治意味。汉赋家张衡的《西京赋》也着力描述了京都长安的繁华、富丽、博大之象，同时，赋中提及“掩四海而为家”，古人所谓“四海”，实含有于“治国”之上的“平天下”的理想化意向。“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人，不恃隘害。”[20]《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又《礼记·曲礼》：“君天下曰天子。”郑玄注：“天下谓外及四海也。”而这种“外及四海”或四海为家的博大胸怀在汉代京都得以实践，其京都赋中“临四海”、“以天下为家”所云，无不蕴涵汉代帝国现实政治的建构与帝都文化的对外交流之盛况。由此，中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庞大朝贡体系在汉代得以呈现，彰显了京都朝贡现象之兴盛。昭、宣之世，当汉朝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时，西域36国皆“修奉朝贡，各以其职”[21]。可以说这是“朝贡”一词术语化并见于文献的最早例子。[22]除此之外，《后汉书》也曾使用“朝贡”一词，如该书称汉光武帝二十五年（49），“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23]。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在对匈奴由守转攻的同时，又屡屡发师，东讨朝鲜，南征南越，西平西南夷，开疆拓土，盛极一时，正所谓“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至阯，北置朔方之州”[24]。从《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可见，汉武帝时，西域诸国及东面的朝鲜，南面的南越，皆曾遣使朝贡。乌孙所贡“西极马”、大宛所贡“天马”，备受武帝喜爱。为此，大宛王于汉元朔五年（前124）“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25]。朝鲜于元封二年（前109）“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26]。而日南徼外蛮夷，“自武帝以来皆献见”[27]。自是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竹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28]。随着中外交往范围的扩大，朝贡逐渐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根据文献记载，朝贡走向制度化是在前1世纪中叶，并主要通过汉匈关系体现出来。汉代神爵二年（前60），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诸单于相继分立，汉匈力量对比出现决定性转化。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慑于汉朝的强大攻势，决定“称臣入朝事汉”[29]，随后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至长安作质子。三年（前51）正月，呼韩邪单于来朝，汉待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30]。同年，其兄郅支单于亦“遣使奉献，汉遇之甚厚”。至此，朝贡制度的内涵逐渐明晰。就汉匈关系而言，匈奴须朝觐、进贡、纳质；汉朝则对其上层给予相应的册封和赏赐。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记载，继匈奴纳质之后，相继纳质于汉朝的有南越、鲜卑、乌桓，以及车师、龟兹、莎车、大宛、乌孙、焉耆等诸国和地区皆不同程度地与汉朝保持着朝贡关系[31]。

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指出：“礼治是治理社会的一种很特别的方法。除了中国以外，从来没有其他的国家使用过类似礼治的办法来调整社会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秩序。这并非说礼仪这种现象是中国独有的，此现象是很普遍的，任何文化都具有的，可是只有在中国传统中各种各样的礼仪被组织得异常严密完整，而成为社会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规范系统。”[32]进而言之，在古代中国，“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礼，还有另一重要功能，即被用以调整对外关系，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从而形成大汉帝国京都独具特色的朝贡礼仪，而且同样“被组织得异常严密完整”。朝贡礼仪作为朝贡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历来为中国封建君主所重。他们从礼仪的一遍遍演示中一再体味到“光被四表”、“协和万邦”的自豪感。史载，汉初叔孙通制定朝仪，以明君臣之礼。汉高祖刘邦看到上朝文武百官秩序井然，“无敢喧哗失礼者”，不禁感叹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33]由此可以想见，当各国贡使匍匐在脚下顶礼膜拜时，古代中国皇帝“尊贵”之感远胜于此。

从历代典籍的记载来看，朝贡礼仪主要被纳入“五礼”中的宾礼。古代按内容、功能及实施对象的不同，将礼划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礼。宾礼为待客之礼，涉及君臣之间、中央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中外之间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时所遵循的各种礼仪规范。《周礼·春官·大宗伯》将宾礼的具体作用概括为“以宾礼亲邦国”；在“礼不下庶人”的西周时期，宾礼主要用于诸侯、大夫朝觐天子，以申明君臣大义。至汉朝，汉宫廷朝觐出现有外族匈奴单于亲自入朝和派遣使节、质子（亦称侍子）入朝，以贺正旦最为隆重，这一仪式一直为后世所本。在汉代京都赋中，描写篇幅颇多的是围绕王道政治的礼节仪典，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汉代京都对外交流的繁盛之况。京都赋中，描写天子礼仪大典主要突出表现为尊王意识，其与先秦礼制一重大差异即淡褪了旧贵族繁琐的大宗、小宗之礼和诸侯的典礼，而是崇天子之礼，体万民之性。因此，汉代大赋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天子宫廷的朝贡、朝觐、宾射、大射等礼典。细观班固《东都赋》有关汉代京都朝廷“元会礼”的盛况描写：

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赝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僚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大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鎗，管弦烨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太古毕。[34]

这里描绘了大汉帝都朝贡礼典的盛况，对于外来民族参与朝贡的遣使或首领，汉朝统治者都给予礼遇。不仅进行赏赐，为了彰显国泰民安，汉代的帝王们在京都与自己的臣民及外来民族来朝的使者或其首领举行歌舞盛宴，充分呈现其四海清平，协和万邦、盛礼兴乐的朝贡仪典之盛况。又如张衡在《东京赋》中记载汉明帝时天子在京都与诸侯“临辟雍，初行大射礼”[35]之仪节：

春日载阳，合射辟雍。设业设虡，宫悬金镛，鼖鼓路鼗，树羽幢幢。于是备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仪，后夔坐而为工。张大侯，制五正，设三乏，厞司旌，并夹既设，储乎广庭。于是皇舆夙驾，辈于东阶，以须消启明，扫朝霞，登天光于扶桑。天子乃抚玉辂，时乘六龙。发鲸鱼，铿华钟。大丙弭节，风后陪乘。摄提运衡，徐至于射宫。礼事展，乐物具，《王夏》阕，《驺虞》奏。……仁风衍而外流，谊方激而遐骛。[36]

这里描绘了阳春三月，京都汉帝与诸侯合射辟雍，行礼教之仪，其仁道恩泽如风之流布向外传播，以明君臣之义。以上赋文皆体现出以京都朝廷为中心、以安抚四裔为目的的礼制观。这里所描写的典礼仪式和礼制观念虽可追渊于周礼，但其具体内涵却显然与先秦畿服制度不同，更意在彰显其“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赝万国之贡珍”的国际交往与朝贡思想。

汉代是一个与异域交流密切的时代，在京都大朝会中，与外交酬酢行典礼相关之事的宫廷娱乐活动，汉代京都，汉帝多于宫中平乐馆（观）会见万国使臣或君民同乐举行各种百戏表演，《汉书·武帝纪》：“（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37]在汉赋中也有尤为精彩的描述。《文选·西京赋》：“大驾幸乎平乐。”薛综注：“平乐馆，大作乐处也。”[38]对此，李尤《平乐观赋》“设平乐之显观，章秘玮之奇珍”的一段描述也颇为详尽。而张衡《西京赋》中对于汉代京都外交酬酢典礼之事相关活动的叙述更为生动写实：

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奢靡。临迥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礔砺激而增响，磅礚象乎天威。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挐攫，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囷。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蝹蝹。舍利颬颬，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39]

这里赋中描述的京都仪礼上呈现的奇物异伎皆大显异国风情。其“爬竿”、“举重”、“钻刀圈”、“翻筋斗”、“气功”、“走索”、“手技”、“幻术”、“魔术”、“化妆歌舞”、“多幕歌舞”、“马戏”、“驯兽”等节目，精彩纷呈，令人如睹其景，如入其境，赋中描绘得宏整而细密，甚为详实。赋中提到有传自西方的“舍利”，贡自安息的“大雀”（鸵鸟）和贡自缅甸的“白象”，来自大秦的“角抵”等，皆异国所贡物品，这些描述是先秦文史记载或文学描写未能涵盖的内容。比如东汉“顺帝永和元年”，夫余国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40]，即汉代对外交流酬酢行典礼表演之例。而赋家对天子礼仪及表演的充分展示，既为表现帝都文化内涵所需，又与赋体文学体裁相适应。若究问汉大赋铺采擒文、闳衍博丽、文词繁富之因，此与汉代京都中外文化交流中博物之象、礼典之盛是息息相关的。

汉代京都多数大赋家们皆亲历盛典，其赋作既写实，又夸饰，充分展现了汉代国势雄强、文德武功、礼乐彬蔚、四方宾服的帝京文化风采。特别是在汉代“丝绸之路”广阔畅通和逐步发展的条件下，造就了汉代京都中外文化交流之盛况，并且这种由帝都中心文化推广至华夏中心文化的恢弘气象，在京都赋中皆得到充分展示。

二、“物贡”与“德化”：汉代京都中外交流的特征

两汉时期，文学仍为经学和文章的附庸，其创作具有明显的实用色彩，追求一定的功利性，汉代大赋创作的直接动机多在于进献以劝谏讽喻或颂美歌赞。如果说“物以赋显，事以颂宣”[41]是汉代大赋家共同的审美旨趣，那么追溯其所显之物，显然包括汉帝都“珍奇罗生”的异邦宝物，而其所宣之事，则又在颂扬汉帝王以德为政、恩泽四海而平天下的王道思想；汉代赋家笔下的繁富博物，多贡自远方，由此既展示了汉代帝国以京都为中心的庞大朝贡体系，又彰显了大汉帝都中外交流中“物贡”与“德化”的两大特征。

在汉代大赋家的笔下，已将帝都两京为中心的思想推扩于海外诸国；可以说，在汉代“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和逐步拓展的基础上，使得汉代京都中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由汉代至唐代，中国与亚、欧、非外邦的交往，特别是以帝都长安为中心所缔造的庞大朝贡体系。其朝贡贸易与进贡联系，政治意义往往大于经济惠益，但汉唐帝国的京都作为当时亚洲所敬奉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却缘此以立。尽管在宋元以后因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民间贸易影响旧朝贡体系，特别是在明清时代，王朝衰落，朝贡体系随之瓦解，然源自汉、唐的朝贡文化思想仍然存在。追溯朝贡思想之源，其在汉帝国的兴盛时期，除史书诸如“政教得人”、“慕义而贡献”[42]、“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43]等记载，有关大汉京都中外交流的详尽描述，皆在京都赋中得以明显呈现，例如，班固《西都赋》对大汉帝都地理形胜及异域朝贡之博物的盛况描写：

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封畿之内，厥土千里。逴荦诸夏，兼其所有。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灵宫起乎其中，秦、汉之所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44]。

以上赋文所记大汉西都长安的奇物异类皆翻山越海来自遥远的异域之地。在《文选》中，李善注：“《汉书》宣帝诏曰：九真献奇兽。晋灼《汉书注》曰：驹形、麟色、牛角。又《武帝纪》曰：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又曰：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又曰：条支国临西海，有大鸟如瓮。”[45]据《后汉书·西域传》载：汉和帝时，甘英出行西域，经安息、条支直抵波斯湾，所见“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46]。可见汉赋所记京都所具有的异域奇珍异宝，皆有史料作证。又张衡《东京赋》对大汉帝国恢宏博大的帝都气象作了详实铺陈：

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

是以论其迁邑易京，则同规乎殷盘。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禅，则齐德乎黄轩。为无为，事无事，永有民，以孔安。遵节俭，尚素朴，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于斯之时，海内同悦。曰：“吁！汉帝之德，侯其袆而。盖蓂荚为难莳也，故旷世而不觌。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将数诸朝阶。然则道胡不怀，化胡不柔，声与风翔，泽从云游。万物我赖，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辉烈光烛。”[47]

由以上班固、张衡两段赋文，皆极力彰显大汉帝都万物博载、德覆天宇的恢宏气象，由此体现出“朝贡”的两大特征，即“物贡”与“德化”，同时凸显出大汉帝国中外交流恢宏的帝都气象。“物贡”是汉代京都建立的朝贡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亦即“远夷”慕德，贡物表心，以示友邦之情。翻检史籍，汉代此类物贡记载不胜枚举。如“武帝遣使至安息（今伊朗），安息献犁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髪拳鬓，长四尺五寸。……（安息王）以大鸟卵及黎靬眩人献于汉”[48]；又如，汉安帝时大秦（罗马）使臣洛阳献音乐、幻人、桓帝时进象牙、玳瑁、珊瑚、琉璃、骇鸡犀、朱丹、琅玕、犀角等，真所谓殊方异类，西方珍奇，纷呈于当时大汉的帝都。而近代学者论述唐代的外来文明，亦多追溯汉代的朝贡物，如“汗血马”、“安息雀”、“大夏驼”等，其中也涵盖了由汉及唐“朝贡”文化的发展与演进。如此大量的贡物在汉赋作家笔下，无疑拓展了作品题材，如朱穆《郁金赋》、班超《大雀赋》、蔡邕《短人赋》、王逸《荔枝赋》等，皆前人所未言及。同时，也因大汉对外文化交流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其博物知类的恢宏气象在京都赋中得到充分体现，诸如班固《西都赋》所述“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鸟”，以及张衡《西京赋》中有关百戏表演所涉及的黎靬眩人“幻术”等外邦精彩戏法，这都是汉赋文学描绘之繁富博丽远胜于《毛诗》、《楚辞》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最能体现物质利益的赏赐，历来是吸引四夷朝贡的至尊法宝。大汉王朝对于外邦朝贡的珍奇异物，亦以外销丝绸、黄金、铁器以及赠书籍宝物等物作为回报。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呼韩邪单于于前51年首次朝觐时，汉朝的赏赐物品有“黄金二十厅、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两年后他再次入朝，汉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此后，汉朝对匈奴的朝贡人数作了限制。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单于遣使上书，愿朝五年。后因故“复遣使愿朝明年。故事，单于朝，从名王以下及从者二百余人。单于又上书言：‘蒙天子神灵，人民盛壮，愿从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许之”[49]。这说明匈奴朝贡人数以二百余人为限，而且单于欲亲朝及增加朝贡人数，都必须事先遣使征得汉朝同意。由此足见，当时汉朝京都中外朝贡往来之盛况。

古代中国，汉代作为帝都文化风采的朝贡思想，超越其物质恩惠而凸显其“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50]的“德化”观，这正是赋家描述朝贡文化的内在精神。如张衡在《东京赋》中描绘京都宫中朝会礼仪之盛况所云：

礼事展，乐物具。《王夏》阕，《驺虞》奏。决拾既次，彫弓斯殼。达余萌于暮春，昭诚心以远喻。进明德而崇业，涤饕餮之贪欲。仁风衍而外流，谊方激而遐骛。……敬慎威仪，示民不偷，我有嘉宾，其乐愉愉。声教布濩，盈溢天区。

文德既昭，武节是宣。三农之隙，曜威中原。[51]

赋中彰显了汉王朝礼乐教化，仁德恩泽如风之流布；颂扬了汉帝王恩泽于民，四海一家，德广所及，普天皆悦的繁盛景象。京都赋中描述大汉京都的每一仪式典礼皆归于协和万邦、民清祥和的仁德观，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思想基础。由此，汉代京都赋的描绘又相对集中于尊京都建制与崇王道理念。例如，张衡颂扬“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说，富有之业，莫我大也”[52]，言及狩猎武功，但其观点仍在“我有嘉宾，其乐愉愉，声教布濩，盈溢天区，文德既昭，武节是宣”[53]。因为在赋家看来，邦国间的文化交流，依据的是“诞敷文德”的王道思想才能得以实现。扬雄写祭祀、游猎，云：“天阃决兮地垠开，八荒协兮万国谐”[54]、“仁声惠于北狄，武谊动于南邻，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长，移珍来享，抗手称臣”[55]。虽兼擅武功，然更多重礼制崇尚以和为贵的文德理念，无不彰显汉帝王平天下、友邻裔、绥万邦的仁德之怀。尽管汉大赋中出现有扬雄《长扬赋》、司马相如《上林赋》刻画汉帝王尚武游猎的赋章，终则以“德音”收束，以使万邦异国“莫不蹻足抗首，请献厥珍”[56]。综观汉大赋有关帝都的描写，已形成一宏大体系，其中包括了诸如京都形胜、帝畿环境、都城规模、宫殿丽景、市区街衢、商贸活动、娱游览胜、风俗礼仪等各个方面。以班固《西都赋》为例，细究其赋铺叙大汉长安帝都气象的盛况：

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比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别天地之奥区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悟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应，以发皇明，乃眷西顾，实惟作京。于是睎秦岭，睋北阜，挟酆霸，据龙首。图皇基于亿载，度宏规而大起，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奢而极侈。建金城其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57]

此赋对大汉西都长安地理环境的描绘与建都历史的追溯，实乃烘托大汉帝都之“天人合应，以发皇明”大一统的恢宏气象和“卓荦诸夏，兼其所有”的文化包容性。缘此，赋中描述京都城规模，则云“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支通门”；述城区繁华，则云“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留百廛”；记述市中人物，则云“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鹜乎其中”，既有体物写实之处，也不乏因尊帝都而对其形胜的铺叙渲染。而在对帝京风采进行全方位描绘中，赋家尤其钟情于宫殿建筑与商业贸易，前者意在尊帝王“宸居”之所，后者意在描述万国荟萃的京城市场，故刻画描摹最为繁盛精湛，赋中所呈现京都之雄伟博大、兼万国之所有的恢宏气象无不彰显了大汉帝国中外交流之盛景。

第三节　唐代小说中的中外文化交流

开放与交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是整个世界中各具特色的一部分。相互间的交流取长补短，是每个国家或民族长盛不衰的必由之路。唐代帝都长安、洛阳作为当时国际性大都市，其兼容并蓄的开放特征，随着当时“丝绸之路”的大力拓展，不仅在政治上扩大了唐代对外的影响，而且丰富了中国文化传统，使得唐代帝都中外文化交流取得了空前的辉煌成就。现存的唐代小说中，无论是琐语杂谈式的笔记小说，还是藻绘可观的唐代传奇，对大唐京都的中外交流细况皆有所描述，特别是盛行于京都长安的“胡化”风貌。唐代小说中这些新气象的呈现，无疑是受到当时大唐帝都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厚影响。

一、唐代小说中的异域风情和胡化特质

唐朝作为一个开放的朝代，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吸引着无数其他国家地区的人来到大唐京都长安，通过文化交流，对唐代京都的城市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得整个唐朝呈现出一派对外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指出：

兹谨综合所知，分国叙述如次：先及葱岭以东于阗、龟兹、疏勒诸国，然后推及中亚、西亚，如昭武九姓以及波斯诸国。观于此辈，而后西域文明流行长安，其性质之复杂，亦可概见矣。[58]

根据向达先生的判断，西域文明在唐代胡风中占了最主要的成分，这里西域既包括今天中国新疆各地，也包含今天中亚、西亚诸国，使得“西域”在这里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来使用。向达先生所言，明证了唐代京都长安胡风流行的盛况。向达先生所言，明证了唐代京都长安胡风流行的盛况。有唐一代，胡风弥漫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向达先生指出：“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住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59]在唐代，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都被唐朝人称作“胡”。其实，“胡”这个名称在上古时期专门指称中原王朝北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即“胡族”。但是在唐代，“胡”主要是用于称呼西方人，特别是用于指称波斯人、大食人以及天竺人、罗马人，还包括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国家。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拓展，唐代以京都为中心的对外交流的盛况，为大唐帝都文化的繁荣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在对外交流中，唐代都城长安、洛阳不仅表现为单纯的包容，还表现为主动的吸取，使帝都在物质生活（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和文化生活（如乐舞绘画体育等）上都弥漫着浓郁的异域风情。唐代小说记载了不少有关大唐京都对外文化交流的盛况，特别是对于这些来自东、西、南、北各地的少数民族以及世界各地的客商皆汇聚在京都的繁盛景象，在唐代小说中皆有所记载。由此详实地再现了聚集在大唐帝都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而形成的异域风情，展示了帝都绚丽多彩的城市生活风貌，充分体现了大唐帝都阔大包容的恢宏气象，具体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唐代京都的胡服与胡食

胡服对华夏民族的影响，早期可追溯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但这还仅限于军队，未波及民间。而至魏晋南北朝，华夏服饰主流开始由“上衣下裳制”逐渐向“上衣下裤制”转变，此风不仅延及民间，还对隋唐服饰发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长安，因外国人居住较多，利于互相学习，胡服之风更炽。唐代笔记小说《大唐新语》载：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日：“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俄果获贼。[60]

由以上描述可知，唐代长安胡服装扮颇为普遍，且随时间推移日趋炽盛。贞观时期“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情形已司空见惯。太子承干被废前就“好突厥言及所服”，使户奴数十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采为舞衣”（《新唐书·承干传》）。“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旧唐书·舆服志》），“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新唐书·五行志》），其他如小袖袍、合祷和靴，也都是流行一时的胡服装束[61]。安史之乱后，衣饰上的胡化倾向更为明显；随着唐朝与回鹘关系的密切，回鹘装束也流行起来。花蕊夫人《宫词》便称：“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装束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62]可见回鹘装束已为宫娥嫱妃所瞩目。

唐代京都的胡食很普及。汉魏以来，胡食即盛行中国，至唐转盛。“饼”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因为文化交流而产生的食物。《旧唐书·舆服志》说当时“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就是长安一般百姓亦喜好胡食，当时较为流行的胡食有烧饼、胡饼等，其中胡饼最为有名。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云：“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予饥馋杨大使，尝着得似辅兴无？”[63]可以看出胡饼之美味和唐人对胡饼的喜好。

西域酒在长安亦盛行，唐初有高昌之葡萄酒，其后有波斯之三勒浆，又有龙膏酒，亦出波斯。西市及长安城东至曲江一带，胡姬酒肆甚多。《太平御览》纪唐太宗事：“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为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64]由此可知，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在唐代早已引入长安，并成功酿造出了八种色泽的葡萄酒，后来这种酒逐渐普及到了民间。此外，长安还有龙膏酒则“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65]原是中亚小国的贡酒，与虾蟆陵的朗宫清、阿婆清等并称名酒。

（二）唐代小说中的胡商和胡僧

大唐帝都之恢宏气象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昌明繁荣，还彰显了京都长安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商业中心的繁盛景象。唐代“丝绸之路”的拓展促使贸易交通迅速发达，也使大唐与边疆及中外商业往来日益扩大。长安、洛阳、扬州等城市发展成为大型商业都市，外商云集于此，都城中到处林立着胡商的店铺，如长安的波斯店，是胡商专门的经营场所。随着胡商影响的扩大，胡商形象自然成为唐人小说的描写对象。这些胡商特别活跃于唐朝京都，以长安的商业活动最为繁盛；胡商作为特别活跃的商人群体，也构成了唐代京都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

胡商是一种相对的称呼，即表现了与唐朝本土商人的区别。唐代小说所记载的胡商，他们所从事的贸易多为民间贸易。胡商在京都经营的行业众多，如珠宝店、钱庄、旅店、杂货店及药材等经营项目。唐代小说主要聚焦描写胡商珠宝贸易，其中涉及珠宝贸易的有数十篇之多，如《宝珠》、《窦乂》、《崔炜》、《水珠》、《陆颙》、《韦弇》、《崔书生》、《胡氏子》等，以及《太平广记》以小说形式，比较集中地记载了这些胡商在唐朝京都的活动情况。在《酉阳杂俎》、《太平广记》中，涉及胡商情况的篇章多达四十余篇，具体记述胡商贸易的内容，其中涉及珠宝贸易中对宝物的识宝、寻宝、得宝的详细情节，这类珠宝商人给人印象颇深，具有异域色彩和神秘意味，因此珠宝贸易在胡商中一枝独秀。

长安是唐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达官贵人集中之地，更是贵重商品主要聚集地和经营之地，自然也是胡商活动的主要区域。唐代小说中关于胡商在长安活动的记载颇多，如《酉阳杂俎·宝骨》载长安平康坊菩提寺：

寺之制度，钟楼在东，唯此寺缘李右座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寺内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宝帐。寺主元意，多识释门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有僧乙尝叹佛，施鞍一具，卖之，材直七万。又僧广，有声名，口经数年，次当叹佛。因极祝右座功德，冀获厚。斋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失望，惭惋数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携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见之，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66]

由此可知，胡商于京都长安活动频繁，且经商的资金颇为丰裕。一件样如朽钉的宝骨在胡商看来竟值千万，且极意购买宝物。又《宣室志》记载有一冯翎严生者，家于汉南，得一宝珠。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橐中有奇宝，愿有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67]严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又《广异记》载：“长安至相寺有贤者，自十余岁，便在西禅院修道……开元中，贤者夜中至佛堂礼拜，堂中无灯，而光粲满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处，得径寸珠。至市高举价，冀其识者。数日，有胡人交市，定还百万。”[68]这里记叙了一胡人高价买入珠宝的情节，可见其胡人具有一定的识宝能力。由此可知，唐代小说描写胡商在京都长安识宝、购宝之事颇为常见。又，唐代小说《原化记》载：

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饼胡，无妻。数年，胡忽然病。生存问之，遗以汤药。既而不愈。临死告曰：“某在本国时大富，因乱，遂逃至此。本与一乡人约来相取，故久于此，不能别适。遇君哀念，无以奉答，其左臂中有珠，宝惜多年，今死无用矣，特此奉赠。死后乞为殡瘗。郎君得此，亦无用处。今人亦无别者。但知市肆之间，有西国胡客至者，即以问之，当大得价。”生许之。既死，破其左臂，果得一珠……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胡见大惊……遂求买之。生见珠不甚珍，但索五十万耳。胡依价酬之。[69]

唐代小说中，关于胡商在京都经营珠宝买卖的叙述不胜枚举，可见，胡商于唐代京都从事珠宝业在当时很可能已形成规模。胡商在京都长安所从事的行业，大部分是利润丰厚而又具有特色的行业，而且胡商都有着独特的商业文化背景和丰富的珠宝鉴别能力。特别是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胡商对珠宝可谓情有独钟，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商业角度看，胡商倾心珠宝，主要因为珠宝业有着丰厚的利润，这符合商业文化的要求。而且胡商所识得的宝物一般都有特别的功效，有的可以镇海，有的可以聚宝，有的甚至是国之重器等。因此，胡商有时不惜高价买入带回他们的国家，不仅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而且可能成为高官。大唐京都是经济繁荣之所和贵族的渊薮，贵重商品的需求量和供应量很大。利润所在，就是胡商所在。唐代京都市民获宝，希望卖给胡商，以获取理想的价钱。这些在我们看似不起眼的物品，对于胡商来说便是珍奇宝物。

唐代胡商凭着丰厚的资金，在京都长安、洛阳等各大都城开设钱庄，进行大宗的金融交易，服务当时发达的商业，收获着巨额利润。如唐代小说中《玄怪录》卷一《杜子春》中记载：贫困潦倒的杜子春在长安东市西门遇到策杖老人，老人了解他的情况以后，告诉他“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次日，杜子春依时前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70]老人用巨资来资助杜子春，如此巨资从何而来？小说中给予暗示来自长安西市波斯邸。由此可知，胡商所经营的钱庄来往资金额巨大，说明胡商在唐朝京都的经济实力颇为雄厚。唐代也有胡商常年生活在京都，出于各种原因，无法经营大本生意，便将异域的饮食带到大唐京都，辛勤经营餐饮以谋生。如，唐代小说《任氏》记载：唐天宝九年郑生在长安城看到“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71]。又《原化记》载：“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胡饼，无妻。”[72]这是胡商在京都长安经营日常生活的小买卖，辛勤地经营谋生，将异域的饮食带到唐代各个城市，这些带有浓厚异域风情的胡食，特别受京都长安市民的喜爱，以上胡商经营的类似商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

此外，唐代“胡僧”形象也引起了文人的广泛关注，并多次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胡僧”作为一种文学形象，特别是唐代小说中的“胡僧”形象，以“奇”为其主要特征：或精通医术，或能预知未来，或博闻多识。唐文中也存有对胡僧的叙述，但为数不多，且多数胡僧具有政客的身份，直接参与唐代京都朝政，大抵在朝臣们的上书及上表中提及。如杜光庭《宣进天竺僧二十韵诗表》记：“紫霞洞之仙客效祥，天竺国之胡僧入贡，咸归睿感，共福皇图。”[73]认为胡僧的入京朝见表明了大唐国运的昌盛，京都朝廷的繁荣，皆以政治立场为其基点。

唐代传奇和笔记小说中的胡僧形象颇为丰富，分正面与反面两种。然而，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形象均多少带有“妖异”色彩，如：身怀绝艺则近于妖，驱邪治病则近于巫，参与唐代京都朝政则近于奸，占卜未来则近于异，欺凌女子则近于淫，辨别异物则近于诡。故唐代传奇与笔记小说中的胡僧形象以“妖僧”为主要特色，由此，唐代小说中的妖僧唐人统称为“胡僧”。如具有驱邪治病本领的胡僧，《报应记》记录张国英腹部中箭，镞没不出，医生皆曰不治。然而，国英在梦中吃了胡僧的药丸，“至旦，泻箭镞出”[74]，竟然不医而愈。又《酉阳杂俎·天咫》记载，永贞年京都东市百姓王布之女“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荚子，其根如麻线，长寸许，触之，痛入心髓”[75]。胡僧吹白色药粉入其鼻中，乃愈。他们的医术高明却不循医理，诡秘如巫术。另有能辨别异物的胡僧，如唐代小说《古镜记》记胡僧善积宝气，见长安城王度家“碧光连日，绛气属月”[76]便知王度家有宝镜。唐代小说记述胡僧类似于以上的奇异技能还有不少，这无形中便给胡僧形象注入了浓郁的幻异色彩。

胡僧在唐代京都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其中主要有景教、祆教和摩尼教传入中国。景教僧人多精通医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自叙曰：“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77]由此可见，景教僧人在传教过程中，以推己之心，广行善举，同时亦从事行医的职责，借此来获取听众的好感，取得良好的群众基础，以达到宗教传播的目的。景教僧人的医术甚至令唐代上层统治者刮目相看。《旧唐书·让皇帝宪传》记载：“二十八年冬，宪寝疾，上令中使送医药及珍膳，相望于路。僧崇一疗宪稍瘳，上大悦，特赐绯袍鱼袋，以尝异崇一。”[78]这里的崇一，乃景教僧人，具有精湛超凡的医术。崇一含有崇奉一神之意，与景教的一神论契合，且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所列景教僧人亦多以“崇”或“”一为名，如“元一”、“守一”、“明一”、“崇敬”、“崇德”等[79]。有关景教僧人崇一的精湛医术，在唐人小说《酉阳杂俎·贝编》也有记载：“宁王宪寝疾，上命中使送医药，相望于道。僧崇一疗宪稍瘳，上悦，持赐崇一绯袍鱼袋。”[80]在这里相同一段史实在史书与唐代笔记小说中重复著录，由此反映了此事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影响，景教僧人因其医术的高明曾受到当朝京都最高统治者的礼遇与嘉赏。近代学者陈垣就此问题论证：“景教于当时文化，无何等影响，惟以医传道之例，由来甚久，唐书诸王传有僧崇一医愈唐玄宗之事。余承认此僧为景教僧，有种种证据，杜环经行记亦云：‘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聂思脱里派固以医学著名也。”[81]景教僧人的善医由此可见一斑。他们精通医术的奇异之能，在一定程度上，生成了唐代小说中善于驱邪治病的胡僧形象。祆教，亦称火祆教，以聚火诅咒为特点，因此亦称拜火教，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这类僧人大都精于幻术。如《朝野佥载》记载唐代京都洛阳立德坊及南市西坊内皆有“胡祆神庙”，每年胡祆僧人祈福，“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搅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82]。由此可见，当时在京都胡祆庙前，每年都有盛会，众胡酣歌醉舞，祆主演绎杂技幻术，胡僧之幻术已经达到绝妙至极的境界，正因如此，促使唐代京都胡僧精通幻术，身怀绝技。

唐代的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本土化过程。在景教和摩尼教的汉文写经中大量采用佛教术语。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有：僧、释子、高僧、妙有、空有、无为、正信、功德等。此外，景教与摩尼教在唐代京都传教的过程中，大都自觉地依托佛教来实现其本土化，他们或采用佛教术语，或吸纳佛教教理来阐释本教的教义，客观上使其教义较易为唐人所理解与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三）唐代长安城市建筑的异国情调

唐代长安在建筑方面，颇具异国情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域外风格的宗教性建筑，二是具有拜占庭和西亚式的建筑物，三是在建筑用料方面采用了异域香料。

胡风弥漫的唐代京都，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主要场所。人们生活方式的日趋胡化，或者说那些少数民族与外来客人日趋汉化，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自中印交通之后，唐代城市建筑受印度影响颇大，这主要反映在佛教建筑上，以唐代京都长安为例，便可以在城墙拱卫的都城里找到一百多座著名寺院。印度佛寺，或称“精舍”，唐代长安的许多寺院就是仿效天竺祗国精舍建筑而成，如长安西明寺便是按照印度祗洹精舍规制而兴建的。

唐代，来华的天竺僧人中，有些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颇深，尤其是善无畏、金刚智等人，更成为中国密宗的开山之师，所以他们指导或参与了某些佛寺的设计建造工作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印度僧人和工匠来唐都以外，唐代前往印度取经求法的唐朝僧人不少。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记，仅从贞观十五年（641）到天授二年（691）共50余年时间里，就有57位中国僧人（包括高丽、新罗僧人在内）去印度游历、求法。另外去印度的还有进行外交活动的使团，如王玄策使团等。他们在印度时，除了学习佛法经典，收集经书的任务以外，注意并摹写印度佛寺及塑像也是其主要目的之一。[83]

印度佛寺对唐代京都长安的佛寺形制布局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体现较为突出的是，印度佛寺多院落的宏大规制，或多或少对唐代长安佛寺的布局产生了一定影响。唐代文献中经常提到印度那烂陀佛寺，皆因该寺在当时是印度佛教教学和研究中心，故成为大唐僧人西天取经的圣地。玄奘在此佛寺从戒贤法师学习数年、义净在此从宝师子等学习十年，其他大唐、新罗求法僧也多先后在此寺学习过。那烂陀（梵文Nalanda）佛寺，位于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北。关于那烂陀佛寺，中国不少古籍经典都有记载，其中，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较略，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颇详，新罗慧轮法师·那烂陀寺记：

那烂陀寺……然其寺形，畟方如城，四面直檐，长廊遍匝，皆是砖室。……其房后壁即为外面也，垒砖峻峭，高三四丈。上作人头，高共人等。其僧房也，面有九焉。一一房中可方丈许，后面通窗户向檐矣。其门既高，唯安一扇，皆相瞻望，不许安帘。出外平观，四面皆睹，互相检察，宁容片私？于一角头作阁道还往。寺上四角，各为砖堂，多闻大德而往于此。寺门西向，飞阁凌虚，雕刻奇形，妙尽工饰。……如斯等类，乃有八寺，上皆平通，规矩相似。于寺东面取房或一或三，用安尊像，或可即于此面前出多少，别起台观，为佛殿矣。[84]

由此可知，印度那烂陀寺的规制之宏大。这种规模庞大的多院落式佛寺，在唐代长安城也有类似的佛寺，如大慈恩寺就是典型的僧院与佛殿各处一院的大型多院落式佛寺。《长安志》记：“（慈恩）寺西院浮图六级，崇三百尺。其注曰：永徽三年沙门玄奘所立，初唯五层，崇一百九十尺，砖表土心，仿西域窣堵波制度。以置西域经像，后浮图心内，卉木钻出，渐以颓毁。长安中，更拆改造，依东夏刹表旧式，特崇于前。有辟支佛牙，大如升，光彩焕烂。东有翻经院。”[85]这里表明，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布局，已成为以佛殿为中心、塔寺并存的重重庭院式的布局形式。长安城慈恩寺的翻经院，专供玄奘法师翻译佛典而建，是佛塔与僧院分处于不同院落的规制布局。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于是有司详择胜地，遂于宫城南晋昌里，面曲池，依净觉故伽蓝而营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阙，放给园，穷班、倕巧艺，尽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櫲樟栟榈充其林，珠玉丹青赭垩金翠备其饰。而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86]按常理推想，唐代京都这种多院制佛寺的规划布局将佛殿区与僧院区分开的重要举措，主要是在唐玄奘返国以后开始流行的。所以，这种潮流很有可能就是受到印度那烂陀佛寺布局规划的启发而兴起的。由于长安慈恩寺在全国佛寺中具有重要影响，故其建法布局，必然也会影响到唐代其他佛寺的布局。

唐代长安城市建筑中的外来内容不仅仅是佛寺，波斯祆教、摩尼教，西亚的景教，阿拉伯人传入长安的伊斯兰教都有各自的寺院。唐京都长安中有5所祆教祠，分别位于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普宁坊西北隅、靖恭坊十字街南之西、醴泉坊西门之南。此外还有波斯胡寺两所，分别坐落在长安城的布政坊和义宁坊。此外，外来建筑工艺技术渗入唐代建筑，使得京都出现不少欧式或西亚风格的建筑，最有特色的是来自拜占庭的“凉殿”。据《唐语林》记载：

玄宗起凉殿，拾遗陈知节上疏极谏。上令力士召对。时暑毒方甚，上在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知节至，赐坐石榻，阴霤沉吟，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复赐冰屑麻节饮。[87]

以上记载，说明长安兴庆宫内有仿造拜占庭风格的建筑物。这里提到唐玄宗的凉殿和王铁宅院的白雨亭子就显然带有一些拜占庭和西亚建筑艺术的风格。如《唐语林》还记载了玄宗宠臣御史大夫王鉷宅内中的“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88]又《旧唐书·拂菻传》记：“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89]拂菻，即古代历史上的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诸地。这里记载了一种将水引到高处，再使水如瀑布般泄流直下的降温技术，是东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普遍采用的建筑工艺，随文化交流的历史潮流，也传到大唐京都。

另外，随着海外供使携带名贵的域外香料进入大唐京都，使得京都的皇宫建筑和达官贵人的住宅府邸开始在建筑材料中加入香料，或用香料装饰、喷洒建筑物，从而在长安等地出现了具有浓郁芳香的建筑。据唐人笔记小说《朝野佥载》记载：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贴柱，琉璃沉香为饰”[90]。显赫权贵的杨国忠则用沉香建筑高阁，用檀木为栏杆，以麝香和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号称“四香阁”[91]。又如唐代笔记小说集《杜阳杂编》记载：唐代宗时的宰相元载末年在长安城安仁里的“芸辉堂”，就是用于阗（今新疆于阗）生产的洁白如玉、入土不烂的芸辉香草，舂碎为屑，以泥其壁的。因此，整个厅堂散发出浓郁的香草味。室宇庭廊全部用沉香木和檀香木做成栋梁，“饰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92]。为了保持室内芳香沁人肺腑，隽永飘香，唐人不仅适用各种香料喷洒，或点燃麝香熏房，或以鹅梨蒸沉香用之帐中香法，而且在建筑上使用带香料的木材。除了帝都长安兴庆宫著名的沉香亭外，皇家权贵们都喜欢采用沉香木。这种沉香又称“伽南香”、“女儿香”、“奇南香”，出产于现在的东南亚地区。正是这些域外香料的传入，使得唐代京都的芳香建筑呈现出独有异域情调。

（四）唐代京都婚嫁习俗的胡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在婚丧嫁娶习俗中保留得最为长久和突出。李唐王室久熏胡风，婚姻观念开放，已为史家所熟知。唐人在婚姻观上胡风甚浓，这和李唐皇室上行下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李唐皇室是胡化的汉人还是汉化的胡人，历史学家尚有争论。但李唐皇室与鲜卑族血肉相联的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唐太宗祖母独孤氏、母亲窦氏和皇后长孙氏都是鲜卑人，因此李唐皇室在婚俗上也多有鲜卑遗风，如妻继母，抱寡嫂，多有其事。朱熹《朱子语类·历代三》：“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93]太宗本人亦循鲜卑俗收继弟媳：“曹王明，母本巢王（李元吉）妃，帝宠之。”[94]至于武崇训妻安乐公主，后崇训死，其堂弟武延秀遂尚公主；唐玄宗纳儿媳寿王妃杨玉环，如此等等，不一而论。唐初，寡妇改嫁亦很平常。高祖19女，改嫁者4人；太宗21女，改嫁者6人。鲜卑等北朝婚姻仪式如“青庐交拜”、“催新妇上车”、“戏弄女婿”、“新妇乘鞍”等对唐代社会的婚姻习俗有一定影响。

唐代小说有不少记叙了京都婚姻习俗“胡风化”的特征。《酉阳杂俎·礼异》载：“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聓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95]《酉阳杂俎·贬误》又载：“新妇乘鞍（即新娘入新郎家门时要从摆在门口的马鞍上跨过去，寓婚后平安），悉北朝余风也。”[96]这些习俗至唐代已广为流行。唐人婚礼的胡风化甚至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担忧。《唐会要·嫁娶》载颜真卿之奏曰：“（婚礼）相见行礼，近代设以毡帐，择地而置，此乃元魏穹庐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帐，请准礼施行。”[97]颜真卿时充礼仪使，认为青庐交拜系鲜卑遗风，应以汉族传统礼仪替代之。《封氏闻见记》中也有颜真卿、于邵等人奏请婚礼中禁异俗、复古礼的记载：“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壻、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又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98]由此可知，当时唐朝皇室婚嫁仪式中盛行毡帐之习。毡帐是“北朝穹庐之制”，唐朝京城上下社会各阶层在婚礼仪式中皆使用的毡帐，即以“百子帐”为名的毡帐，出自鲜卑遗制，所以，颜真卿奏请不设。然而从唐五代的婚礼实际状况来看，颜真卿等人的奏请并没有多大作用。唐代婚姻仪式中依然是汉、胡习俗相杂，从而使得京都婚嫁习俗颇显异域风情。

（五）唐代两京的胡舞、胡乐及其文娱活动

异域风情对唐代帝都城市生活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服饰装束方面，而且还渗透于都城的文化娱乐生活之中。唐代大量胡人涌入京都长安、洛阳，必然产生文化的竞争与交流，当时京都市民们的乐舞、马球运动等项目皆带有浓郁的异域色彩，为京都娱乐生活增添了独具特色的异国情调。

唐代京都娱乐文化生活中，其异域风韵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域外音乐、舞蹈的流行。唐代胡璩的《谭宾录》记载：“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99]可见，即使是大唐雅乐中亦多胡音。太宗时平高昌，得其乐部，遂将旧有之九部乐增益为十部。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自西凉乐以下八部，皆外域之音。唐代京都所用乐器有300种左右，其中琵琶、五弦、箜篌、筚篥、笛、胡笳、角、羯鼓等都是来自西域的乐器。西域民族多过着游牧生活，其乐器具有形体小、携带方便和声音响亮等特色，弥补了唐代固有乐器形体过大、发音沉闷、单调的缺点，给唐代帝都音乐界带来了一种活泼清新的气息。唐代两京胡乐之盛无须再举。王建《凉州行》“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100]，即是对此准确的概括。

唐代乐舞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等之分，可谓既有节奏明快、强烈的健舞类，又有优美柔婉的软舞类，风格多样。其中有汉族的传统乐舞，也有异域的“胡舞”。当时在唐代京都的舞台上，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有来自中亚地区的“胡旋舞”、“胡腾舞”等。这些独具代表性的胡舞：胡腾、胡旋、柘枝三种，于开元天宝以后，盛行于长安，此后遍及中国各地。胡旋舞是西域康国（今中亚细亚撒马尔罕）等地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舞蹈。舞者多为女子，舞时急旋转如风，故有“胡旋”之名。胡旋舞多以轻快的旋转动作为主，胡腾舞则以跳跃和急促多变的动作为主。柘枝舞与胡腾舞同出西域石国。石国亦名柘枝，亦名柘羯。舞者一般着窄袖服，戴尖帽，上饰铃铛，舞时发出清脆的铃声，独具异域风情。

唐代京都除了盛行异域风情的舞乐之外，深受胡风影响的马球运动在京都也特别风行，上至皇帝，下至一般大臣，无不酷爱之。这项体育运动究竟来自何地，史学界说法不一[101]，但唐代京都擅长此项活动的首先是西蕃人或称胡人。打马球是从波斯传来的一种马上打毽之戏，是士兵体质和技能训练的军中项目，后来迅速成为唐代一种全民喜好的健身运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马球场，长安自然是马球运动的中心，仅球场就多达20多处，可见长安马球运动风气的盛行。如《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之，聘为之。’”[102]由此可知，马球由胡人传入唐朝之后，先在宫中流行，后逐渐风行于京都各街坊。当时，宫廷中的含光殿、麟德殿、清思殿、中和殿，以及左右神策军所在地都设有球场。诸王、公主、驸马之辈也兴建私人球场，以供打球运动。据载：“长宁公主……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103]，“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104]。唐朝帝王对马球的酷爱和倡导，使打马球逐渐由宫中而传遍唐代京都及民间。当时除宫中设球场外，长安“街里”也出现了打球场面。“河南多恶少，或危帽散衣，击大球，户官道。”[105]于此可见，除长安之外，京都洛阳城里，少年之辈也在街坊巷里进行马球活动。此外，在州一级行政单位也普遍设有球场。由此可知，马球运动已在整个唐代社会盛行。上自帝王，下到百姓，无论是武夫军人，还是文弱书生，也不管是英俊少年，还是红颜女子，都汇入了马球运动的热潮之中。

唐代帝都中丰富别样的物产饮食、多彩的异域风俗、独特的胡商文化理念、独具异域情调的城市建筑风格，旖旎魅力的异域歌舞及其广为盛行的文娱活动等，都充分融合在规整威严的大唐帝都文化体系中，展现出绚烂多彩的文化内涵，影响着唐代京都人们的城市文化生活和行为方式，使得大唐帝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开放大都市。

二、唐代京都中外文化交流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小说是城市生活的产物，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是小说创作的源泉。唐代京都对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丰富了唐代城市生活的内容，同时，也为唐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社会条件，从根本上推进和影响了小说创作的发展。

首先，唐代京都“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影响了唐代小说的创作，从而出现了以描写京都城市生活的“奇异”来淡化超自然的“怪异”现象。古代中国魏晋小说以志怪为特色，大都以恍言惚语描述怪异的世界。而在这怪异的世界中，以博物为名，描绘种种奇异虚幻的异域风情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类。究其创作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当时对外交流还不够广泛，文士们的海外视野还不够开阔。受着社会条件的制约，文士们只能凭着主观想象，去描述那些奇异的幻境。唐代伴随着“丝绸之路”的拓展，促进了大唐对外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逐渐打开了世人的眼界。外国人大批进入大唐帝都，使京都市民在同外国人的直接交往中，真切地了解了外部世界。于是唐代文人笔下的外国人和事，都不再是一种怪异式的幻想，而是一种城市生活的真实现象。唐代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胡商形象，是唐代帝都对外开放政策、社会现实在小说中的真实再现。例如，唐五代小说中涉及很多关于胡商进京识宝、寻宝、进行珠宝交易的描写。《逸史》、《广异记》、《原化记》、《宣室志》、《玄怪录》等作品都有不少关于胡商识宝和购宝的描写，说明胡商在唐代京都从事珠宝业已形成一定规模。纵然，唐代小说中所描绘的外国人还存在许多神异色彩，还有几分超自然的夸张，然而，褪去这层色彩，剔除这些夸饰，我们看到的是城市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外国人的原形，而决非毫无烟火气味怪异的外国人形象。唐代小说作品中的胡商形象是相当普遍的。唐代，波斯与大食商人在帝都长安东市与西市中十分活跃。西市的波斯邸是当时京都最著名的商店，所以《续玄怪录》记载老者约杜子春：“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106]小说中所记载的那位老道士先后三次从“西市波斯邸”取钱以资助贫困潦倒中的杜子春。这是胡人在京都从事金融业的明证。由此可知，除了从事珠宝业以外，有不少胡商还在唐京都从事金融业务，开设波斯邸、胡店等，提供借贷服务。此外，印度僧人在长安传播佛教，各著名寺院几乎都有印度僧人活动的记录。密宗传播人，所谓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还直接与唐玄宗、肃宗、代宗交往，参与大唐帝国的政治活动。东南亚各国的艺人在长安表演异域风情的歌舞；日本、新罗等国外的留学生、学问僧在唐代京都活动面极广，其中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担任了唐玄宗的秘书监，新罗留学生崔彦为、李同等考取了唐“宾贡进士”。国外不少学问僧来到大唐京都后四处巡礼求法，与当地僧侣、文人讲经论道，互酬诗文。众多外国学问僧一座城市接一座城市地巡访求法，使得唐代城市中出现的外国人便不是一种怪异新鲜事，而且还是作为唐代京都城市生活的一种特殊内容而存在。可以说，唐代小说中的外国人已经是京都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生存、活动，并服务于社会。这些通过小说的描述，使唐代文人笔下的现实人间社会变得更为充实，更有生机。无疑，唐代帝都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加速了唐代小说创作反映京都城市生活发展的进程。从超自然的奇异世界走向真实的世俗社会，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大进步。在这历史性的进程中，唐代京都对外文化交流所起到的影响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肯定。

其次，唐代以京都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小说创作需要大量新颖、生动、形象，富有典型意义的素材，唐代京都对外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正为小说取材提供了有利条件。外国人进入唐代京都，本就为当时中国社会带进了奇异的色彩，而外国人在中国的各种独特生活方式和奇能异巧，更具有新奇的意味。正因为如此，外国人的形象及活动情节，就成为文人笔下反映唐代京都现实生活中独具奇异色彩的题材。譬如，波斯商人在唐代京都进行珠宝交易的玄异情节，本身就含有奇异的性质，而且波斯商人赶赴唐代京都求宝、识宝、藏宝的独特方式，更加深了几分神异色彩。唐代文人即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许多睿眼识宝、开店收宝、四处寻宝的胡人珠宝商小说。而其中的剖体藏珠、借情套购、压价欺蒙、炫奇泄底等各种情节，皆写得奇幻，趣味横生。如为了获得珠宝的高额利润，胡商们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创造出各种携带珠宝的怪异方法，甚至不惜采取剖肉藏宝的奇异方式。如《广异记》载：“（波斯胡人）剖得径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内，便还本国。”[107]又《原化记》记载，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饼胡，其临死前告（举人）曰：“遇君哀念，无以奉答，其左臂中有珠，宝惜多年，今死无用矣，特此奉赠。”[108]此类唐代京都胡商藏宝的奇异方式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让人甚觉悬异。可见此类小说的特点，在于其独特的新奇题材。

唐代小说出现以京都为中心的城市生活作为特定文化背景，以外国人为主要描写对象，充分证明了唐代京都的对外文化交流对小说创作产生的深度影响。小说是再现城市生活的一面镜子，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唐代京都对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将不会产生如此新颖奇特的小说题材。唐代小说以其独有的表达方式向世人展现了大唐帝国兼容并蓄，东西南北文化大交融的博大风貌。开放与创造是大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旋律。正是在这样一种彼此竞争又相互依存的气氛中，中华民族有了超越自我的机遇，并在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也使自身的城市生活在贯通中外的“丝绸之路”上演绎得更为绚丽多姿。

第四节　汉唐“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

“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的著名古代陆上商贸通道。千百年过后，她依然是中国人民和中亚、西亚、东南亚以及欧洲、非洲、美洲等地人民往来的历史见证。汉唐“丝绸之路”东起京都长安，西至地中海东岸。在境内经过陕西、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等省。这条通往西方国家的丝路将沿途的各个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丰富了沿途各国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成为世界文明交流第一路。

一、汉唐“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意义

话说中西文化交流，在古代主要是从东往西，缘于当时中华文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丝绸之路”从汉都长安开始，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分为南北两道，穿过塔里木盆地南北的绿洲，越过帕米尔高原，经中亚和西亚，一直通往地中海东岸，全长约7 000公里。自张骞出使西域后，汉代每年遣使节出使西域各国、中亚及西亚各族、各国的使节和商人，也跋山涉水，云集汉朝京都。我国古代的许多重要物质文化，诸如丝绸、瓷器、茶叶以及许多重大工艺与发明，诸如造纸术、印刷术、罗盘与火药等，都是从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的。丝绸之路上，汉唐以京都长安为中心的中外交流盛况，具有独到的物质文化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丝织的国家。西汉以后，丝绸开始成为贸易之路上由帝都长安向外传输的大宗商品。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等地的人民，最喜爱的是各种精美的中国丝织品。正如一位罗马僧侣所言，纤细如蛛丝，灿烂若云霞，色泽之鲜艳可爱赛过野花。成书于公元80年后的《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中说：“抵秦国（即中国）后，海乃止。有大城曰秦尼，在国内部，远处北方，由此城生丝，丝线所织成之绸缎经陆道过拔克脱利亚，而至巴利格柴（今印度孟买附近之巴罗赫港）。另一方面又由恒河水到而至季米里斯。”据学者研究秦尼城即汉长安城，很可能是长安的音译[109]。丝绸作为一种艺术品或生活用品为外国带去了出人意料的收获：其一，汉代京都丝绸的传播推动了东南亚地区一些民族文明程度的进步。此时，东南亚各国出现了诸如刺绣、绢画、绢扇等以丝绸为原材料的精美工艺品。可见，丝绸对外的广泛传播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海外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推动了国外各地区、各民族文明的进步。其二，汉代京都丝绸的外传促进了国外部分地区和国家纺织业的发展。据西方学者推断，中国的养蚕技术应该是四、五世纪时传入西方的。世界上从事养蚕的国家有四五十个。而他们最初的家蚕饲养技术或多或少都得益于中国，且许多国家纺织业所需的生丝也主要来源于中国。其三，丝绸的外传，促进了我国丝织业和民族工业的发展。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期，蚕丝织造技术在中国已经相当发达。西汉时，育蚕和丝织工艺更为先进。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蚕业，据《汉书·元后传》记载，元后（王莽之姑）每逢春季，都要亲自到长安上林苑中的茧馆，率领皇后列侯夫人采桑。《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汉旧仪》云：“春桑生而皇后亲桑于苑中。蚕室养蚕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几二神。群臣妾从桑还，献于茧观，皆赐从桑者丝。皇后自行。凡蚕丝絮，织室以作祭服。……置蚕官令、丞，诸天下官下法皆诣蚕室，亦与妇人从事，故旧有东西织室作治。”[110]汉唐帝都长安、洛阳的丝绸在海外的广泛传播使丝绸成为风靡世界的消费品，极大地刺激了汉唐京都纺织工业的发展和繁荣，从而促成丝绸成为独具汉唐帝都气象的代言物。

“丝绸之路”不仅向外输出了中国特有的物资，而且也为汉代京都带来了国内所缺少的物资。张骞出使西域返回后，我国历史便揭开了引进外来物种的一页。苜蓿、葡萄、蚕豆、胡萝卜、豌豆、石榴、核桃等物种开始源源不断地沿着“丝绸之路”被引进到中原地区。而玉米、花生、甘薯、马铃薯、芒果、槟榔、无花果、番木瓜、夹竹桃、油棕、桉树等物种也历经数百年陆续引入我国，并成为我国的重要物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马铃薯的引进，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口的吃饭问题。其次，以葡萄、苜蓿最为知名，此外还有安石榴、黄蓝等。据《史记》记载：“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111]此外，当时还出现了许多带有“胡”字的农作物，如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蒜等，都是从西域进口的。从西域传来的香料也很多，如印度的胡椒、姜、阿拉伯的乳香，索马里的芦荟、苏合香、安息香，北非的迷迭香，东非的紫檀等。这些香料多采用成品方式运入汉唐京都。此外，在唐代帝都宫廷里，还可以见到多彩纷呈、制作精良的外国手工艺品。这些手工艺品大多是外国使者的贡品。如百济的光明甲、铁甲雕斧、金甲雕斧、明光铠；新罗的金总布、六十总布、鱼牙；日本的黄丝、细屯绵、彩帛、叠绵、木棉、纻布等等，大量域外物品的输入，大大丰富了京都市民的城市生活。

二、汉唐“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意义

丝绸之路像一条大动脉，沟通了东方与西方的物质、精神文明。汉唐帝都拥有优秀且丰富多样的文化积淀，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便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并对其不同的社会层面加以影响，甚至左右其发展。

丝绸之路向外传播不仅仅是丝绸，还把我国当时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并西传。作为中国古代文明重要标志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并对整个人类社会，特别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促进了西方国家教育的普及化，对当时欧洲的宗教、政治，以至资本主义的形成、思想文化的交流及传播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也为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及科技的发展和文明的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

中国在西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东汉蔡伦又对之加以改进，及至唐代造纸业日臻发达，产纸区域遍及全国各地。中国纸张的西传非常早，从6世纪开始，造纸术以唐代京都长安、洛阳为中心，通过丝绸之路逐渐传到阿拉伯、埃及、西班牙，中亚西亚等地。可以肯定，最迟在7世纪时，中国纸已在撒马尔罕等地广为使用，在印度则不晚于8世纪。造纸术传入中亚通常被认为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751年前后），唐朝京都的造纸工匠最先在撒马尔罕造纸。这里从此成为中国境外的造纸中心，在整个中世纪都名震欧洲。汉唐帝都文化的广泛传播最显著的意义莫过于对世界文明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近现代文明的出现及发展的奠基作用，加快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域外文化主要是指来自西方的宗教和艺术。经“丝绸之路”最早传入中国的是佛教，路线是经葱岭，沿丝路由塔里本盆地南北二道传入西北。当时唐长安城内塔寺林立，名僧辈出的佛教重地，佛教寺院有上百所。从域外先后传入的有火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火祆教是波斯萨珊王朝国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聂思脱里派，在东罗马遭到排斥后，在波斯传布。于贞观九年（635）传入长安。敕准在长安义宁坊建祠一所。原称波斯胡寺，后为免与祆教混，而改称大秦寺。摩尼教大概在开元前已传入长安。安史之乱时，因借回绝兵平叛，回纥贵族信奉摩尼教，摩尼教遂风行长安。代宗大历三年（768）敕准摩尼教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据《旧汉唐书·大食传》记载，大食国于高宗永徽二年（651）遣使朝贡，同时将伊斯兰教传入长安。“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西方、南亚等地的宗教得以传入汉唐京都。宗教蕴藏着丰富的内容，特别是佛教的传入给中原的固有文化以很大的冲击。佛教对于汉唐文化和京都市民精神层面起到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大唐朝廷对域外文化和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豁达大度的政策，充分显示鼎盛大唐的博大宽容、开放自信的时代文化精神。

汉唐帝都“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辉煌繁盛之象。在这段时间里，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印度、西域各国的音乐、舞蹈和杂技艺术不断涌入汉唐京都长安、洛阳等地。西域艺术传入汉唐帝都，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的传统艺术。不论是在艺术种类、艺术形式还是在艺术思想方面，西域艺术对汉唐帝都文化都有所影响。西来的艺术文化与汉唐帝都固有的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音乐与舞蹈。“舞四夷之乐”[112]始于张骞通西域。西域胡乐自两汉传入后，至唐初已达高峰。贞观十一年（637）整理出的十部乐：《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和《高昌乐》，大多是来自西域诸国。以钟磬等打击乐器为主的传统雅乐，因袭规范，缺乏创造，远离生活而被社会冷遇。以管弦乐器为主的西域胡乐则风靡帝都长安。风流天子李隆基就是击羯鼓的高手。唐代的乐府伶工也多出于西域的音乐世家，如以善弄婆罗门见称的米国人米嘉荣家族、以琵琶闻名的曹国人曹保家族。曹保家族子弟在唐代长安乐府，几与李唐一代共始终。音乐与舞蹈互不相离。西域诸国的舞蹈也风行长安，大致有软舞、健舞之分。健舞尤以胡腾、胡旋、柘枝最为盛行。所谓“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113]。“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114]。由此可见舞者系西域石国人，又可能是印欧族的白种人。开元之际西域诸国多献胡旋女。玄宗深好此舞，杨贵妃、安禄山都擅胡旋。

其二，服装。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变俗胡服，习骑射”[115]。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西方各民族往来日益频繁，服装交流的局面也因此而形成。唐代京都市民的服饰，娱乐等方面都吸收了一些域外文化的成分，“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便是异域风情在唐京都流行的真实写照；唐代宫廷盛行西域风格的服装，如尖顶番帽、小袖胡衫、宝带和锦靴等，甚至于唐朝军队的锁子甲也是源于西域。

其三，百戏。所谓百戏就是各种杂技的总称。西方杂技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是在汉代时期，“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116]。杂技在中国自有悠久的历史，在吸收了西域的杂技后，使之更加丰富多彩，也丰富了汉代京都市民的日常生活。据记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117]此外，如吞刀、吐火、屠人等魔术，都是来自大秦罗马。外来的优秀杂技艺术，也成为唐代京都所喜爱的娱乐活动。如唐贞观二十年（646），有一印度僧人来到长安，表演杂技、音乐、截舌、走绳等技艺，长安市民好之者颇多。在西域杂技艺术传入唐代的过程中，中亚祆教徒扮演了传播者的角色。凡是祆教传教的地方，就有西域杂技艺术者的身影。唐人笔记小说《朝野佥载》记载：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118]

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东都洛阳立德坊及南市西坊，都有祆教胡人在胡祆庙表演杂技。每岁胡商祈福，酣歌醉舞之后，众人出钱雇胡人表演幻术。由西域传来精湛的幻术，大力促进了唐代京都杂技艺术的发展。

其四，绘画。西域绘画技法随着“丝绸之路”的贯通传入汉唐京都，促成中国绘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唐代京都的绘画艺术，深受外来西域文化的影响。绘画题材中出现了外国人物及物品。唐代留寓长安的西域画家有康萨陀、尉迟乙僧。康萨陀可能是中亚地区的康国人，在唐任“振威校尉”，“亡所服膺，虚心自悟，初花晚叶，变态多端，异兽奇禽，千形万状”。[119]《王会图》、《职贡图》、《客使图》，则是唐代画家善于捕捉新鲜题材的真实反映。史载：“唐太宗贞观二年，东谢蛮主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若今之旄头，以金银络额，身披毛帔，韦皮行縢而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时，天下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令万国来朝至。如此辈章服，实可图写，今请撰为《王会图》。’”[120]而绘画家阎立本所作的《职贡图》，描写了外族朝贡之状。贡使张盖来马，前后仆从拥护，或扛鸟笼、或负象牙、或持孔雀掌扇、或牵牛羊，尚有其他异域珍物，名不可识。盖即贞观五年林邑、婆利、罗刹之国进贡朝廷之写真。《职贡图》记录了外国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节到唐朝朝贡的场面，共有波斯（今伊朗）、百济（今朝鲜）、倭国（今日本）等国使节12人。在每个使者的旁边，都用楷书记录了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山川地貌及风土人情等情况。全图主要采用高古游丝描来刻画人物形象和表现服饰纹理。另外，阎立本的传世之作《步辇图》，记录了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李世民会见吐蕃使臣禄东赞的重大历史事件。唐太宗的雍容大度有气魄，禄东赞的谦卑有礼又自信的神态皆刻画得生动传神。《步辇图》不仅歌颂了唐太宗的英明睿智，体现了泱泱帝国的宏伟气魄，还记录了汉、蕃两族友好交流的关系，说明了唐代对外开放的帝都气象。据史载，阎立本还画过《职贡狮子图》、《西域图》等反映中亚题材的绘画作品。另外，章怀太子墓内所绘的壁画《客使图》，再现了各国使节到达长安后准备谒见唐代帝王的场面。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西域艺术透过佛教艺术也在中国各地开花结果。唐代京都出现众多佛教的石窟、造像、壁画等，都是充分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唐代京都洛阳的龙门石窟所表现的佛教艺术就含有外来文化艺术的风格。这些艺术主要源于印度的佛教艺术，同时也有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唐代京都出现的这些艺术之作，无论是绘画技巧，还是内容题材，皆表现出明显的域外色彩。

三、“丝绸之路”上汉唐和亲的政治文化意义

汉唐“和亲”是统治阶级与边境少数民族之间带有政治意味的交易，但客观上起到了开通“丝绸之路”、保证“丝绸之路”畅通的作用。汉唐京都长安的和亲公主为了民族大义而西行联姻之事，使得这条古道独具政治文化意义。

西汉初年，匈奴控制了当时中国的东北部，西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拥有骑兵三四十万，成为汉王朝的劲敌。为缓和矛盾，汉高祖采纳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岁奉匈奴，并每隔几年送一个公主给匈奴单于为妻妾，“约为兄弟以和亲”[121]，从此开始了汉唐期间与少数民族的“和亲”。前109年，当时居住在新疆伊犁河流域的乌孙王，为了结好汉朝，以良马千匹为聘，来西汉京都长安迎娶了江都公主刘细君。公主从汉都长安临行时，汉武帝厚赠衣服器物，随带宫属、侍卫数百人，陪伴这位远嫁的汉族姑娘。“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122]细君深明大义，没有辜负武帝的期望，与乌孙王岑陬结为夫妇。细君死后，汉帝又把京都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两位公主的联姻，巩固了汉与乌孙的联系，使乌孙成为钳制匈奴的主要力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匈奴对“丝路”的骚扰和危害。据《汉书·西域传》，宣帝时，乌孙公主遣女来到京师，学习鼓琴。乌孙公主女在归国途中与龟兹王结婚。元康元年（前65），乌孙公主女又偕其夫龟兹王绛宾到长安朝贺，宣帝“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加汉家仪”[123]。另有，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韩邪单于到京都长安谒见汉宣帝。后来他又亲自赶赴京都长安迎娶王昭君。“昭君出塞毕竟是汉、匈关系转向和平、友好的最高标志”[124]。此后，“随着丝绸生产的发展，西域商路的畅通，中国的丝织品就日益增多地运往罗马帝国”[125]。

如果说汉代京都公主的“和亲”多少带有些许被迫的性质，那么唐代京都公主的“和亲”则更多处于统治者双方的自愿。唐贞观十四年（640），唐宗室女弘化公主奉太宗之命与新疆诺曷钵完婚。贤明的弘化公主不仅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使命，还促使自己的儿子与唐联姻，结成世代亲戚关系。《新唐书·西域传》载：高宗永徽元年（650），弘化公主与诺曷钵一起来到唐京都长安，为其长子请婚。高宗以金城县主妻之。后又为次子求婚，高宗以宗室女金明县主妻之。唐京都弘化公主入吐谷浑与诺曷钵和亲，不仅使许多兄弟竞相与唐结好，而且为保障“丝路”的畅通创造了条件。唐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亲送文成公主从京都长安到吐蕃与松赞干布和亲。唐代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沿“丝路”西行至青海。松赞干布率部下亲迎河源。文成公主入藏后，带去了大批谷物种子、珍宝、书籍和能工巧匠。从此，唐与西藏建立了“和同一家”。拉萨大昭寺就是为文成公主、尺尊公主以及弘扬佛法而修的。大殿内供奉的释迦牟尼铜像是文成公主万里迢迢从京都长安带去的。大昭寺门外还有文成公主亲手植的唐柳，又叫“公主柳”。文成公主入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藏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唐中宗神龙三年（705），赞普的祖母派大臣赴唐都长安为其孙子请婚。中宗李显许以雍王守礼的女儿金城公主。史载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就是沿着“丝路”由渭河流域经青海而南行的。这是唐代由京都长安出发，经西藏前往南亚各国的主要交通要道。

综上所述，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成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充分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丰富了各个国家的物质文化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更为突出的是，汉唐京都与“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流为推进人类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也为近现代社会的文明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成就了世界文明交流第一路，在中外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4《终军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18页。

[2]“丝绸之路”在时间上持续数千年，在空间上绵延数千里，穿越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所以堪称世界上“最长、最古、最高”的贸易通道。

[3]参见姚大中：《中国世界的全盛》，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第156页。

[4]《长安出土罕见的非洲黑人陶俑和胡服女俑》，《陕西日报》，1986年4月23日。

[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89《儒学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1页。

[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53引《续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29页。

[7]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唐文拾遗》卷4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65页。

[8]参见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二《流寓长安之西域人》，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25页。

[9]《何文哲墓志考辨》，《考古》，1986年第9期。

[10]唐章孝标：《少年行》，《全唐诗》卷506，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798页。

[11]［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32页。

[13]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4]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50页。

[16]章炳麟著，徐復注：《訄书详注·地治五十四》，章氏原注：“《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后汉书·邓禹传》注引《汉官仪》曰：‘下土小国侯，以肺腑亲，公主子孙，奉坟基于京师，亦随时朝见，是为隈诸侯’。唐仁寿曰：‘《贾子·制不定篇》，持赖其尚幼、伦、猥之数也。伦即伦侯，猥即隈诸侯。’今案：《诗·正月》传：‘佌佌，小也。’是亦猥琐之意。故‘佌诸侯’、‘猥诸侯’同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68页。

[17]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卷2，《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7页。

[18]汉杜笃：《论都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

[19]汉张衡：《西京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2页。

[20]汉张衡：《东京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0页。

[21]汉班固：《汉书》卷100《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68页。

[22]参见［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125页。

[23]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82页。

[2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8《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3页。

[2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95页。

[26]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15《朝鲜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87页。

[2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8《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1页。

[2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928页。

[29]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797页。

[3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8《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98页。

[31]参见方铁：《汉唐王朝的纳质制度》，《思想战线》，1991年第2期。

[32]［法］汪德迈：《礼治与法治——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与西方传统的JUS（法权）制度之比较研究》，载《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

[33]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99《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23页。

[3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35]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明帝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2页。

[36]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3页。

[3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8页。

[38]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5页。

[39]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9页。

[40]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2页。

[41]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27页。

[4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34页。

[43]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0页。

[44]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313页。

[45]清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11—1714页。

[46]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10页。

[47]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5页。

[48]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339《四裔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9]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4《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98—3799、3817页。

[5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后汉书》卷87《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0页。

[51]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3—444页。

[52]汉张衡：《西京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21页。

[53]汉张衡：《东京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4页。

[54]汉扬雄：《甘泉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2—173页。

[55]汉扬雄：《羽猎赋》，费振刚、胡双宝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

[56]汉扬雄：《长扬赋》，《全汉赋》，费振刚等辑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

[57]汉班固《西都赋》，《全汉赋》，费振刚等辑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58]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6页。

[59]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41页。

[60]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8页。

[61]参见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62]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79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9071页。

[6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4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4936页。

[64]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972《果木部九·葡萄》，《四部丛刊三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69年，第4440页。

[65]唐苏鹗撰，阳羡生校点：《杜阳杂编》卷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83页。

[66]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续集卷5，《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8页。

[67]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02《严生》，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242页。

[6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7《至相寺贤者》，第3739页。

[6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02《鬻饼胡》，第3243—3244页。

[70]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6《杜子春》，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9页。

[71]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2《任氏》，第3693页。

[7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02《鬻饼胡》，第3243页。

[73]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693页。

[7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05《崔宁》，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13页。

[75]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前集卷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64页。

[76]唐王度：《古镜记》，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页。

[77]《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西安碑林拓本。

[7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95《让皇帝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12页。

[79]参见王治心著：《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80]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前集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86页。

[81]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5页。

[82]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83]北魏杨衒之著，杨勇笺校：《洛阳伽蓝记》卷5，记宋云、惠生至乾陀罗见雀离浮图：“惠生遂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鍮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及释迦四塔变。”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5页。

[84]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2—131页。

[85]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卷8，据《经训堂丛书》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5页。

[86]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9页。

[87]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4《豪爽》，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27—328页。

[88]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5《补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98页。

[8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8《拂菻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4页。

[90]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6，《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91]五代王仁裕撰，丁如明校点：《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43页。

[92]唐苏鹗撰，阳羡生校点：《杜阳杂编》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75页。

[93]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6，百衲本，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69年，第1303页。

[94]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80《太宗诸子传·曹王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79页。

[95]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前集卷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61页。

[96]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续集卷4，第750页。

[97]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3《嫁娶》，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第1530页。

[98]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录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3页。

[9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03《唐太宗》，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532页。

[10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9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367页。

[101]关于马球的起源有“波斯说”、“西藏说”、“东汉说”三种，参见王赛时《唐代马球源考》。

[102]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3页。

[10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83《长宁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53页。

[104]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9，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624页。

[105]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81《李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49页。

[10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6《杜子春》，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9页。

[107]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02《径寸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237页。

[10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02《鬻饼胡》，第3244页。

[109]参见陈茜：《川滇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110]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4《礼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10页。

[111]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3—3174页。

[112]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5页。

[113]唐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全唐诗》卷46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5354页。

[114]唐李端：《胡腾儿》，《全唐诗》卷284，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版，第3235页。

[115]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5页。

[116]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3页。

[117]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1页。

[118]唐张鷟撰，恒鹤校点：《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7、38页。

[119]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卷9，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172—173页。

[120]宋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入觐》，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037页。

[12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54页。

[12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03页。

[12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16—3917页。

[124]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63页。

[125]陈良：《丝略史话》，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页。

结语

长安和洛阳：中国古代文学中永远的古都之恋

在博大恢宏的长安、洛阳古都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文人多数怀有强烈的用世情怀。他们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雄伟抱负，以睥睨古今、遨游天下的人生意气，塑造了古代文人独有的精神风貌，给古代文学注入了逸情壮思和强劲的活力。古代文人奔赴京都求功名，或怀超越个人得失的忧国忧民意识，或追忆古都而生人世沧桑、兴衰成败的感慨之情。由此，形成了古代文人一种蒂固根深的恋都情结，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得到深度反映。

一、长安古意：中国古代文人的京都之恋

千年帝都长安为周秦汉唐故都，位于黄河中流之渭河平原，是黄河文明和北方文明的代表，且在地缘学意义上又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秦统一六国后，以长安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体系初步形成。西汉初都洛阳，继迁长安；南北文化的交融持续发展至唐长安，不但北中国东西对峙的文化进一步融和，由于西控陇右和西域，生成一种胡汉融和的文化。而且由于唐人气魄宏大，长安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世界大都会，产生了新型的刚健雄放的长安帝都文化。

长安地处四塞之中，雄踞秦川，北临渭水，南倚终南，东西是八百里秦川，地势雄浑壮阔；城阙高大巍峨，宫殿金碧辉煌，街道坦直方正。城关重关复叠，四方拱卫；大小河流，八面环绕；离宫别馆，凌山跨谷；园囿池沼，星罗棋布。这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加上汉唐的强盛与都城的繁华，形成了关中长安所特有的帝都气象。唐代大多诗人盛赞太平盛世，浓墨重彩地铺叙帝都长安山峦耸峙、八川分流、四面交衢、佳气葱郁、百姓康乐之盛世景象，极力向我们展示关中帝都阔远、雄伟的繁盛气象。唐代诗人李频的《乐游原春望》描写的“秦地山河连楚塞，汉家宫殿入青云”[1]的长安，激发了士人胸怀豁达的豪气和极目天涯、含纳万物的胸襟，形之于文学，便出现了与地理环境及心理气质相应的浑厚、刚健、阔达、豪宕的文风。唐代著名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描写过长安或附近的名胜景观，甚至其创作皆呈现出壮健的风骨，如李世民的《帝京篇》、吴激的《长安怀古》、张说的《踏歌词》、杜甫的《曲江二首》、杜牧的《长安杂题长句》、许玫的《题雁塔》等。历代王霸定鼎，其在黄河流域者，可谓最占多数。因所蕴所受使然，长安之地，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概。盖可用来评价长安地理大势对“长安古意”文学题材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首都为中心的地理秩序尊卑观念。《禹贡》分天下为“五服”：首都附近五百里的地区称“甸服”，在地理秩序中是最高的一级；其次每五百里一个等级，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而最偏远的地区则称之为“荒服”，在地理秩序中是最低级的。山川本自然，但人为地赋之于等级之后，就会使居于京城或“甸服”、“侯服”的百姓产生优越感，使居于“绥服”、“要服”、“荒服”的百姓产生卑怯感，从而有利于统治。在长安帝都文化的影响下，唐代不少文人学士存有强烈的崇尚京官的心理，普遍以任朝中清要之职为荣。《资治通鉴》所载之事耐人寻味：

上虽欲重都督、刺史，选京官才望者为之，然当时士大夫犹轻外任。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入为大理少卿，过大梁，若水饯之行，立望其行尘，久之乃返，谓官属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2]

古代文人对于长安的向往成为蒂固根深的情结，即使有意扭转也无能为力。有僧人卿云作诗《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云：“故园梨岭下，归路接天涯。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雁南飞不到，书北寄来赊。堪羡神仙客，青云早致家。”[3]在大唐帝都士人的心目中，长安是家国的象征，甚至僧人在诗篇中表达了“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的恋都情结。长安的魅力在于它代表了一个民族在精神与物质文明上综合实力的体现。较之其他城市，任何朝代的京都对于文人士子的吸引力都是无与伦比的。长安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词典中有着独特的意义，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汉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都城的所在地，见证了汉唐盛世的辉煌，凝聚着民族的自豪感与成就感，而且还因隋唐开始举行的科举考试，长安因此打开了无数寒门士子的仕途之门，从而成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圣地”。于是，“长安”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以其丰富的政治内涵与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意识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唐以后由于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转移，长安不再是封建王朝的都城[4]，但是很多时候古代文人仍然习惯于以“长安”代指本朝的首都。如南宋辛弃疾词中所云“西北望长安”，显然是广义上的长安。这表明后世文人笔下的长安已经超越了地理的界限，成为帝都的通名。

汉唐是大一统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帝气葱郁的长安城是盛世的象征，尤其对那些立志“致君尧舜上”的士人而言，这里是猎取功名，实现平生抱负的理想场所。长安城在其心中，更多是一个表现人生的大舞台。长安城中展现的是一种大唐帝都气象。唐代政治格局内重外轻，士人皆以在京都朝中任清要官职为荣。这种潜意识的“恋都情结”是中国古代文人基于长安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而生成的一种心态。作为古都，长安所具有的强大政治功能直接影响着古代文人的文学创作及人生实践；古都长安在古代文人的创作中发挥了激越情感、寄托理想的作用。透过文人的“恋都情结”，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代文人群体超越个人得失的忧国忧民意识，以及他们出于个人生存、发展的需求而对政治权力的依恋和功名的执着追求。中国古代文学中反映古代文人的“恋都情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长安是众多文士们心驰神往、梦寐以求的理想圣地。对于古代文人群体而言，以长安为代表的都城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除了它所聚集的财富外，更重要的是它凝聚着政治权力的象征。生活在中世纪鼎盛时代的唐代文人，大多数心怀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热情，对于代表着皇权的政治中心长安，有着强烈的依恋心态。杜甫的恋都情结表现为对国家大政的始终如一的关注，诗人在旅居夔州时所写的组诗《秋兴八首》充分体现杜甫恋都心态。杜甫身滞夔州，心怀长安，由暮年飘零、羁旅江上的自身，想到风雨飘摇的家国，由对长安盛事的追忆，感叹现实的无奈。《秋兴八首》中第二首处处都交织在长安、夔州的转换，“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5]。又第四首“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6]，诗人反复吟咏，不能自抑。对于杜甫而言，长安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内化为自身的一个心理情结。他自号杜陵野老、少陵老人，视两京为家园。在唐代的政治中心，他度过整整十个年头，对长安的依恋、思念、还有那“到处潜悲辛”的苦闷，深深地印在诗人的心底。不但如此，对于深受儒家积极入世人生观影响的古代文人来说，大多把建功立业作为自己人生的第一选择，长安有更多的理想寄托所带来的振奋，也有理想破灭所带来的感伤。终其一生，长安成为诗人杜甫挥之不去的情结。古代文人在理想实现后的振奋，在理想破灭之后的感伤，忧喜交加的复杂心态，是对古代文人恋都情结最真实的呈现。

自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最高级别的选拔在京城举行。长安是第一座向广大文人学士敞开科考之路的都城，相对而言，它较古都洛阳、金陵、杭州，更富有政治权力的色彩，更能显示出决定社会个体政治命运的强大力量。长安这种开放式接纳人才的科举试，已经在当时文人群体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伴随着对“长安”恋都意象的频繁出现，历代诗人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为我们勾勒出了那个早已消失却又始终耐人寻味的场面——诸多士子心怀希望，风雨兼程，奔赴“长安”。他们此去或参加科举考试以期跃上龙门，或拜谒权贵以求平步青云。唐代诗人高适《别韦参军》诗云：“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7]这里描写的是个人的经历与理想。唐代诗人聂夷中《横吹曲辞·长安道》云：“此地无驻马，夜中犹走轮。所以路旁草，少于衣上尘。”[8]这里展示的则是群体的形象与状态。正如元人陈草庵所言：“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

其二，古代文学中的“恋都情结”，还体现在古代作者将自己在长安的境遇作为人生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事实上，长安不可能向每一个文人士子都敞开怀抱。由于天下精英聚集长安，虽然有一部分文人学士能够如愿以偿，被长安接纳，但是更多的人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长安的拒绝。对于成功者来说，走马京城道，观花长安街，立身庙堂之上，步随龙辇之后，何等惬意，何等威风！他们获得的满足感正如元代高明《琵琶记》中所云：“看吾皇待贤恁隆，不枉了十年窗下把书来攻。”历仕玄、肃、代三朝的唐人贾至身为朝廷重臣，掌权多年，其《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一诗就具体描绘了位于权力中心的文臣们的荣耀，诗云：

银烛熏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

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9]

大明宫建于唐贞观年间，自高宗后皇帝多居其内。诗人高冠华簪，曳群鸣玉，沐浴浩荡皇恩，一派富贵尊严典雅温厚之气象。此诗一出倾动朝士，包括王维、高适等著名文人在内的诸朝臣争起而和之。中唐名相李德裕也有大致同样的感受，他在《长安秋夜》诗中写道：“内宫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10]作者为皇上倚重，参议朝政下朝虽晚，非但毫无怨言，反而隐约平添了几分得意之情。另有，孟郊46岁时考中进士，体验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11]的欣喜。然而，能有这种生命极乐巅峰体验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士人则是承受痛楚难当的落第之苦。那些被长安遗弃的士人，无疑经历了人生最沉重的打击。这种刻骨铭心的痛楚令人终生难忘。

其三，古都长安已成为古代文人生命中一种永恒的追求。这种情结，特别是在那些被迫离开京城的文人和遭贬外放的朝臣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唐代文人的恋都情结更多地表现为离开长安时悲怨和依恋交织的心态。“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12]，狂傲如李白者，亦有很深的恋都情结。天宝元年（742），李白盼来了等待已久的征他进京的诏书，然而天宝三载，李白被玄宗体面地“赐金放还”。诗人无奈只得离开长安，继续他的漫游生活。浪漫的诗人从理想的高空跌入失望的深渊，心情极度复杂，有诗云：“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沾缨。”[13]诗中有激愤，有悲伤，也有深沉的依恋。李白人虽已出京，但心仍在长安：“西出苍龙门，南登白鹿原。欲寻商山皓，犹恋汉皇恩。”[14]对于一个遭贬逐的文人而言，李白很自然地想到了贾谊，并期望得到再度征召的机会：“圣朝思贾谊，应降紫泥书。”[15]在其后游梁园的十年里，李白的用世之心并不稍减，盼望重入长安的心情更为迫切：“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16]即使诗人远游吴越，亦对长安城里的政局表示忧愤：“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17]但诗人最后终究无缘再入长安。大量的史实证明，顽强的企盼，执着的痴恋无助于逐臣们政治现状的改变，反而使他们倍感愁苦。李白如此深沉的长安之恋，体现出“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的忠贞之志，无不让人感慨。

宋代钱易《南部新书》载：“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谓之‘望阙亭’。太尉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咽。有诗曰：‘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也怨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18]这里李德裕在党争中被贬崖州，他的恋都源于谪将官吏的失意心理。关于谪降官员的“恋都情结”，其典型代表是白居易。与李白、杜甫相较，白居易的恋都情结更值得关注。其涉及恋都的诗作多有对长安帝都的认同和长安生活的回忆。白居易《与元九书》记载：“二十七方从乡试……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19]这里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德宗、宪宗时，已渐衰败的唐王朝出现“中兴”迹象，这也极大地激发了白居易的政治热情，作《策林》，入翰林，拜左拾遗，近侍皇帝，欲有所作为。此时的人生态度，深受儒家积极入世的传统思想影响，胸有“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白居易《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诗云：“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20]诗中春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此外，白居易在京都长安的游赏之作有诗云：“长安千万人，出门各有营。唯我与夫子，信马悠悠行。行到曲江头，反照草树明。南山好颜色，病客有心情。水禽翻白羽，风荷袅翠茎。何必沧浪去，即此可濯缨。时景不重来，赏心难再并。”[21]此处，诗中无不充满着悠闲惬意的情调。元和十年，白居易因上书言事被贬为江州司马后，虽人生态度发生了大的变化，由前期的兼济逐渐变为独善，但其恋京情结却更为深厚，虽身在江州，而长安的景物却时时俘现在眼前：“浔阳孟冬月，草木未全衰。祇抵长安陌，凉风八月时。日西湓水曲，独行吟旧诗。蓼花始零落，蒲叶稍离披。但作城中想，何异曲江池。”[22]长安曲江曾是诗人尤为倾心的游赏之地，在贬所却只能在想象里思忆。诗人在贬谪期间写的作品，难以摆脱对长安的思念和依恋，常把长安当作自己的故乡：“草烟低重水花明，从道风光似帝京。其奈山猿江上叫，故乡无此断肠声。”“山吐晴岚水放光，辛夷花白柳梢黄。但知莫作江西意，风景何曾异帝乡。”[23]这种贬谪的伤感是如此之浓烈，就连赏月，也摆脱不了对长安的执恋：

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昔随飞盖处，今照入山时。借助秋怀旷，留连夜卧迟。如归旧乡国，似对好亲知。松下行为伴，溪头坐有期。千岩将万壑，无处不相随。[24]

如此萦绕心间的追忆情怀或许能够减轻当时文人在政治上沉重的失意感，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他们始终不愿接受的，于是，东山再起，重返长安，便成为众多逐臣人生未来的支撑点，因此，回望“长安”也就成为他们共同的生命现象。以上所提到的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三大诗人的恋都情结，杜甫的恋都多出于难以忘怀天下、以国为家的情怀，李白的恋都则是漫游者的激愤和狂士的挫折感，而白居易则纯然是中唐以后贬官所共有的失意情结。对于长安，古代文人总是显得深度执着，矢志不渝，始终难以洒脱，究其缘由，无不因为长安与他们的政治命运、人生理想寄托休戚相关，长安始终是他们所眷恋所依托的理想圣地。

古都长安作为汉唐盛世的见证，现代学者将长安誉为“帝国之都”、“世界之都”[25]。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历史记忆中，长安意味着国力的强盛、疆土的开拓、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与民族自豪感自尊心紧密相连，无论本朝的都城建于何处，“长安”始终是他们眷恋的对象和向往的目标。尽管唐以后长安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被新的国都所取代，然而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够将其从作家的意念中抹去，因为它已经在民族的心上留下了清晰而深刻的烙印。出现在后世作品里的“长安”，在一定程度上皆表现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26]。身处不同时代的作家只要面对某种与长安乃至与都城相关的客观情景刺激，或受到某种历史机缘的触发，这种记忆的信息就会被轻而易举地提取出来，用以寄托政治情怀和释放内心被压抑的情感。

宋代，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且日趋激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古代文人、作家的民族意识空前自觉，民族情感日益高涨，便借长安表达对国家政权和民族命运的关注与担忧，成为一种尤其突出的文化现象。这在南宋词人的创作中表现得颇为明显。胡世将《酹江月》云：“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半壁。”崔与之《水调歌头·题剑阁》云：“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东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陈亮《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在力主抗战问题上，上述几位词人的政治态度完全一致，他们均迫切希望收复失地，统一中国，“望长安”实质是望帝京，望北方国土，表达的是对北中国半壁河山的牵挂和再现汉民族昔日辉煌的梦想。康与之《菩萨蛮令·长安怀古》：“秦时宫殿咸阳里，千门万户连云起。复道互西东，不禁三月风。汉唐乘王气，万岁千秋计。毕竟是荒丘，荆榛满地愁。”[27]这里词中所提到的“长安”，都成了北方故都汴京的代指，在词作中词人反复追忆昔日故都的繁华盛景，正所谓当年“神霄宫殿五云间，羽服黄冠缀晓班。”[28]其建筑之华美瑰丽，金碧辉煌，京都建筑之繁盛于此可见一斑；驰骋追忆在如此华美的历史梦乡，让饱受战争侵蚀的心灵得到一丝温暖和慰藉。这既是对旧时故都的眷念，也是对未来的憧憬。原本，长安并非赵宋王朝的都城，然而经过数百年历史的积淀，长安早已由单纯的地理名词演变为一个文化符号。符号本身具有双重性，作为概念的符号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关系。出现于古代诗词中的“长安”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概念，它是一种经过作者主观意识过滤和情感加工的意象，也是一种文化记忆中的文学想象；除了象征国家的权力与地位之外，还反映了汉民族希望国家统一、民族昌盛的心理期冀。而这诸多厚重的文化意蕴显然是汴梁（开封）和临安（杭州）所无法承载的。正因如此，南宋词人才有意识地选择“长安”作为自己民族情感与政治理想的寄托。对多数古代文人而言，离开长安是一种被迫的疏离，是对主流文化所认可生存方式的被动放弃，甚至是个体生存危机的显现，故他们一般不会轻易割断与长安的情感联系。即使在中断科举考试数十年的元代，那些看似玩世不恭的文人们在心灵深处仍然保持着与长安的一种特殊联系。元人秦竹村的《知足》中说自己经历了“二十年窗下功夫”后，便“引个奚童跨蹇驴，竟至皇都。只道功名掌中物，笑取！笑取”！[29]阿鲁威的《旅况》抒写自己怀才不遇之感：“看五陵无树起风，笑长安却误英雄。”尽管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长安”不是他们的人生乐园，但是不难看出，“长安”曾是他们梦中的热土。元代散曲所流露出浓厚的否定“长安”的情绪，其实质当是文人们因“功名梦不成，富贵心勾罢”而失望的心态，他们的恋都情结并没有因仕途的被迫中断而真正消解。白朴“重回首，怕浮云蔽日，不见长安”[30]词句中所表达的，可以说是一代文人的共同心声。

在古代文人眼里，长安是盛世“标本”、人间“天堂”的文化符号。古代文人的“长安”情结，不仅是个人的情感积淀和生命旨趣，也是立业报国的文化传统与乐观豪迈时代精神的融合，反映了古代文人学士不甘庸碌、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始终让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品质。这种精神和品质也正促成古代文学中帝都气象的重要因素！古代文人在“长安”情结的能动中走过人生的高峰和低谷，而高峰和低谷相互转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撕裂与呐喊、强权与抗争、毁灭与自救等尖锐对撞。这种撞击是残酷的，但文人却从中“接触到人类命运与生存意义等文学艺术最本质的问题，而且郁积了他们内心化解不开的苦闷情怀，构成他们必欲借文学形式一抒悲怨以渲泄痛苦的直接动力……也给文学增添了水石相激的壮美风采”[31]。奋斗在长安得到认可，境界在长安实现飞跃，生命为“长安”而绽放，文学创作因“长安”而精彩。因此，古代文学所记载，所体现出来的古都之恋，与其说是一种语言现象，不如说是古代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更是古代文学中蕴含风骨神韵的内在力量。

二、洛阳怀古：世事沧桑和兴亡之咏

所谓“怀古者，见古迹而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32]。世事沧桑、风雨剥蚀，留下古冢荒垒、旧迹残存，使后人登临凭吊时抚今追昔，思古情生。历代文人骚客，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把对古都洛阳的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都聚集于此，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或情意深切的怀古诗篇。

见古迹，思故都，睹物伤情最常引出怀古之嗟。那些世事沧桑、风雨剥蚀造就的旧迹残存，使得后人不由得抚今追昔，思古情生，亦如袁枚所云：“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不比山经地志，以详核为佳。”[33]后人的无限感触，都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集中到历史上的咏叹上，把千古兴叹聚集到此一瞬间，谱成了悲凉慷慨的怀古浩歌。正是那些经历风雨沧桑的古冢荒台、亭榭楼阁，才引起古代文人兴发千古之叹。古代文人所登临凭吊的场景不同，其眼前浮现和脑海联想的情感内容也随之各异，故历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中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色彩。古代文学作品中关于洛阳怀古的诗篇颇多。刘学锴先生认为：“怀古诗多因景生情，抚迹寄慨，所抒者多为今昔盛衰，人事沧桑之慨。”[34]这种抚迹寄慨，感叹今昔之作在唐诗中出现不少。如，唐代诗人韦应物《登高望洛城作》云：

高台造云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河岳出云雨，土圭酌乾坤。舟通南越贡，城背北邙原。帝宅夹清洛，丹霞捧朝暾。葱茏瑶台榭，窈窕双阙门。十载构屯难，兵戈若云屯。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圣主乃东眷，俾贤拯元元。熙熙居守化，泛泛太府恩。至损当受益，苦寒必生温。平明四城开，稍见市井喧。坐感理乱迹，永怀经济言。吾生自不达，空鸟何翩翻。天高水流远，日晏城郭昏。裴回讫旦夕，聊用写忧烦。[35]

此诗是作者登于高台，追述安史之乱前后洛阳的衰败之状，抒发其内心无限感慨。从755年（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至785年（德宗贞元元年），乱离吞噬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安史之乱后，置身于中唐的愁云惨雾之中，韦应物或于现状之凄凉，时生挂冠之念，但他并没有让自己消沉，颓废，而是秉承盛唐文人关注民生、心系天下的主流思绪，以满腔的热情和积极地投入践诺自己的梦想。在国家危难之时，韦应物毅然决然奔赴洛阳，就任洛阳县丞。在任期间，韦应物克尽职守，对东都的恢复作了很大的努力。面对劫后残败不堪的洛阳城，他“周览思自奋”[36]，“坐感理乱迹，永怀经济言”，终于使“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37]的东都渐渐恢复了生机。杜牧的《洛阳》：“文争武战就神功，时似开元天宝中。已建玄戈收相土，应回翠帽过离宫。侯门草满宜寒兔，洛浦沙深下塞鸿。疑有女娥西望处，上阳烟树正秋风。”[38]此诗同样为诗人追昔抚今，感慨世事的盛衰。诗人追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空前繁荣，一派盛世景象，而感慨如今洛阳颓败凄凉之象。又《晨渡天津桥即事》云：“碧树康庄内，清川巩洛间。坛分中岳顶，城缭大河湾。广殿含凉静，深宫积翠闲。……分薄嵇心懒，哀多庾鬓斑。人惭公干卧，频送子牟还。自睹宸居壮，谁忧国步艰。只应时与醉，因病纵疏顽。”[39]此诗亦为诗人直抒身世胸臆，感叹国事衰微之作。又如刘沧的《晚秋洛阳客舍》诗云：“隋朝古陌铜驼柳，石氏荒原金谷花。庭叶霜浓悲远客，庭叶霜浓悲远客，宫城日晚度寒鸦。未成归计关河阻，空望白云乡路赊。”[40]又杜牧有诗《金谷怀古》云：“凄凉遗迹洛川东，浮世荣枯万古同。桃李香消金谷在，绮罗魂断玉楼空。”[41]此诗为吊古伤今的诗作，诗人凭吊洛阳古迹，回忆昔日故都盛景，感叹今日国衰世乱的景象。有不少诗作中涉及寒鸦、暮云、榛芜、寒水、寒雨、残阳、荒原等事物均成为诗中常见意象，诗人将这些意象组合成凄迷荒凉的画面，体现出一种感伤的情绪，蕴含着诗人浓郁怀古伤时的愁情。

洛阳邙山是汉唐人墓葬之地，《唐代墓志汇编》中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墓志中墓主都是葬身邙山。历代文人涉及京都洛阳的诗作中，其及时行乐的思想观念总伴随生命的忧叹，如刘希夷《公子行》诗首以“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诗尾以“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42]而吟咏，天津桥在洛阳皇城南洛水之上，其景致繁华无比，是公子王孙游乐之胜地，有谓天津桥上望神仙。而他的《北邙篇》则云：“汉家城郭帝王州，晋国衣棺车马流。金谷清春珠骑舞，铜阶碧树玉人游。云起清盈骄画阁，水堂明迥弄仙舟。始忆断歌催一代，俄悲长夜历千秋。”[43]历数洛阳盛时之景象、人物、事件，但又有谁能逃此劫而葬身北邙呢？《唐代墓志铭汇编》中记载了不少墓主窆于洛阳北邙山的墓志铭，就如：“君讳，字君政，南阳白水人也。上当列宿，得朱鸟之一星。下膺分官，即黄帝之百族……中寿之龄，忽焉不及，春秋八十有四，以开耀元年十一月八日卒于洛阳之私第。即以其年十一月廿五日葬于邙山之，礼也，呜呼哀哉！”[44]又记载：“讳楚璋，字楚璋，其先南阳向人也。……粤以开元十七年二月廿四日，归窆于邙山北原礼也。”[45]作者对古都洛阳昔日盛景的感慨，以及对昔日人物的思忆，同时又因世事沧桑而引发作者对生命的无限伤悲之情。至晚唐的诗歌中，呈现出的情绪基调常常是悲凉而不是喜悦，是哀婉而不是豪壮；是颓废而不是高亢，是浓郁的感伤而不是淡淡的闲愁。这种对时代悲哀与绝望的感伤情绪都融化在伤今怀古的诗作之中，成为晚唐诗歌的情感基调。

古代怀古诗兴盛于中国，与中国文人本身更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品是作者心灵的吐露：“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46]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中提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是灵魂的历史。”[47]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文士的心理与怀古暗含某种契合，宜于怀古情思的进发。至宋代，也出现不少有关古都洛阳的怀古诗。其怀古诗词大多表现为对故都往事的追怀，感叹世事兴衰。如宋代欧阳修《雨后独行洛北》诗云：“北阙望南山，明岚杂紫烟。归云向嵩岭，残雨过伊川。树绕芳堤外，桥横落照前。依依半荒苑，行处独闻蝉。”[48]这首诗描写洛阳雨后晚景，抒发了诗人孤独、哀伤和感叹国事衰微的复杂情感。又如，宋代诗人苏舜钦有诗《游洛中内》云：“洛阳宫阙郁嵯峨，千古荣华逐逝波。别殿秋高风淅沥，后园春老树婆娑。”[49]此诗描摹古都洛阳昔日皇宫殿宇的巍峨壮丽景象，感叹荣华如流失易逝以及人世变迁之沧桑。金代诗人庞铸的《洛阳怀古》诗云：“草树萧条故苑荒，山川惨淡客魂伤。玉光照夜新开冢，剑气沉沙古战场。金谷更谁夸富丽？铜驼无处问兴亡。”[50]自金人南侵后，戎马不息，洛阳城也变成了丘墟，铜驼陌也遭到了破坏。作者怀古伤今，抒发无限忧愁。元代诗人杨果有诗《洛阳怀古》云：“洛阳云树郁崔嵬，落日行人首重回。山势忽从平野断，河声偏旁故宫哀。《五噫》拟逐梁鸿去，六印休惊季子来。惆怅青槐旧时路，年年无数野棠开。”[51]此这洛阳怀古诗乃吊古伤今之作，感慨景物依旧、世事消竭，抒写了亡国的伤痛。此外，明代诗人周叙有诗《洛阳怀古》云：“春风吊古洛城边，一望川原思渺然。绿野堂湮空宿燕，洛阳城废不闻鹃。成周故国寒烟外，汴宋诸陵夕照前。独有涧瀍流水在，沧波东去自年年。”[52]此诗中提到唐时裴度的别墅绿野堂已被埋没；历数建都洛阳的几个朝代，感慨尤深。此乃吊古伤今，感慨世事消竭，国事兴衰之忧。清代诗人盛符升有诗《洛阳怀古》云：“风雨当年卜帝乡，士中还倚上游强。涧合处开双阙，河洛分来会北邙。何地南宫临逝水？谁家西苑带斜阳？山川不共兴亡异，天外嵩高对渺茫。”[53]此诗对古都洛阳的忆昔抚今，感叹国事衰微。诗中所提的西苑是隋炀帝时筑，原来的建筑早已毁坏，变成一片原野。历代文人的洛阳怀古诗，看似追怀往昔，实质却是感时伤世，作者思想神驰古今，目光却深切关注着现实和将来。诸多方面的原因互相交织，使怀古作品在文学史上常开不败。中国文人的良苦用心化成了一篇篇怀古诗，字字看来皆是泪，或许正是中国历史、中国文人本身的不幸恰恰促成了怀古诗词的繁荣。这一首首怀古诗作，架起极具张力的桥梁，牵动着历史和诗人、诗人和我们、历史和我们。在这时空的交汇中，我们可以去体会历史的兴衰荣辱，古人的人格魅力。当今社会，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在摧毁的轰鸣声中，在随意的翻新中，历史中的古迹荒台在慢慢地离我们远去。如今的我们也只有在文字中去寻找失去的文明。这一首首怀古诗作，不仅向我们展现古都逝去的遗迹，而且让我们进行一次新的怀古与反思。

中国古代文学对故都长安、洛阳的怀古情思抒发得尤为深厚，无论是赋咏汉代旧事，还是细描唐代京都城市生活，都蕴涵着汉唐雄风和故都特有的帝都气象；在诸多文学作品中明显体现出对长安都城生活的思忆和蒂固根深的依恋之情。与长安相比，洛阳怀古之深，则更多表现在对古都洛阳人事沧桑、兴衰成败的惋叹和忧伤。在其怀古惋叹中体现出人生内容大于社会内容，生命的叹息大于兴亡的哀婉。尽管刘希夷有诗云“岁月移今古，山河更盛衰”，但其终极关怀仍以“人事互消亡，世路多悲伤”的感叹为基调。[54]历代文人骚客，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把对古代帝都的人世沧桑、兴亡衰败之感都凝聚于文学作品中，谱写成或慷慨激昂、或缠绵凄清、或哀婉忧叹的怀古浩歌，让历史凝聚这永恒的古都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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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按：1. 本论文所引古代文献，凡未特别注明，均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概不一一赘述。

2. 古籍类包括传世文献和后人整理的古代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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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河南志》［M］. ［清］徐松辑，高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60］《唐两京城坊考》［M］. ［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61］《增订唐两京城坊考》［M］.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三秦出版社，1996年.

［62］《类编长安志》［M］. ［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63］《两京新记》［M］. ［唐］韦述撰，陈尚君辑校，济南：泰山出版社，2006年.

［64］《洛阳伽蓝记》［M］. ［北魏］杨衒之撰，杨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65］《文献通考》［M］. ［元］马端临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66］《西京杂记》［M］. ［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67］《游城南记》［M］. ［宋］张礼撰，《丛书集成初编》，1936年.

［68］《长安志图》［M］. ［元］李好文撰，同上.

［69］《关中胜迹图志》［M］. ［清］毕沅编，《四库全书》.

［70］《关中金石记》［M］. ［清］毕沅编，《丛书集成初编》，1936年.

［7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 丁如明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72］《历代宅京记》［M］. ［清］顾炎武撰，于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73］《日知录集释》［M］.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

［74］《关中丛书》［M］. ［宋］联奎主编，西安：陕西通志馆排印本，1936年.

［75］《宋元方志丛刊》［M］.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

［76］《大唐西域记》［M］. ［唐］玄奘撰，章巽校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77］《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 ［唐］慧立、彦悰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78］《文史通义校注》［M］.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79］《读通鉴论》［M］. ［清］王夫之撰，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80］《诗经译注》［M］. 程俊英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81］《义门读书记》［M］. ［清］何焯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82］《越缦堂读书记》［M］. ［清］李慈铭撰，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

［83］《艺文类聚》［M］. ［唐］欧阳询主编，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84］《诸子集成》［M］. 国学整理社辑，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4年.

［85］《庄子今注今译》［M］. ［战国］庄周撰，陈鼓应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86］《世说新语校笺》［M］. 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87］《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清］严可均辑，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8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逮钦立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89］《文选》［M］.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90］《全唐诗》［M］. ［清］彭定球等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91］《全唐文》［M］. ［清］董诰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92］《文苑英华》［M］. ［宋］李昉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93］《太平广记》［M］. ［宋］李昉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94］《太平御览》［M］. ［宋］李昉等编，《四部丛刊三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1980年.

［95］《宋本册府元龟》［M］. ［宋］王钦若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96］《大正新修大藏经》［M］. 大藏经刊行会编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97］《唐人选唐诗新编》［M］. 傅璇琮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98］《颜氏家训集解》［M］.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99］《陶渊明集校笺》［M］. ［晋］陶潜著，龚斌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100］《王子安集注》［M］. ［唐］王勃著，蒋清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01］《卢照邻集笺注》［M］. ［唐］卢照邻著，祝尚书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102］《王右丞集笺注》［M］. ［唐］王维著，赵殿成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103］《全唐五代小说》［M］. 李时人编校，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4］《李太白集》［M］. ［唐］李白著，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05］《杜诗详注》［M］. ［唐］杜甫著，仇兆鏊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06］《杜诗镜铨》［M］. ［唐］杜甫著，杨伦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

［107］《刘禹锡集》［M］. 卞孝萱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108］《元稹集》［M］. ［唐］元稹著，冀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09］《白居易集笺校》［M］.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10］《柳宗元诗笺释》［M］. ［唐］柳宗元著，王国安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11］《韩昌黎文集校注》［M］. ［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12］《樊川文集》［M］. ［唐］杜牧著，陈允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13］《樊川诗集注》［M］. ［唐］杜牧著，冯集梧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14］《玉溪生诗笺注》［M］. ［唐］李商隐著，冯浩笺注，蒋凡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5］《温飞卿集笺注》［M］. ［唐］温庭筠著，曾益等笺注，王国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6］《韦庄集笺注》［M］. ［五代］韦庄著，聂安福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17］《沧浪诗话校释》［M］. ［南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118］《唐诗纪事》［M］. ［宋］计有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19］《诗薮》［M］. ［明］胡应麟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20］《唐音癸签》［M］. ［明］胡震亨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21］《宋高僧传》［M］. ［宋］赞宁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122］《艺概》［M］. ［清］刘熙载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23］《南部新书》［M］. ［宋］钱易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24］《历代诗话》［M］. ［清］何文焕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25］《历代诗话续编》［M］. 丁福保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26］《全宋词》［M］. 唐圭璋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127］《宋元方志丛刊》［M］.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128］《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29］《三辅黄图校释》［M］. ［清］何清谷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130］《全宋诗》［M］. 傅璇琮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二、近人论著

［1］岑仲勉. 《隋唐史》［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岑仲勉. 《唐人行第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岑仲勉. 《唐史余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4］陈大康. 《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M］. 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5］陈登原. 《中国文化史》［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6］陈登原. 《国史旧闻》［M］.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7］陈正祥. 《中国文化地理》［M］. 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8］陈尚君. 《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9］陈尚君辑校. 《全唐文补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10］陈尚君. 《唐代文学丛考》［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1］陈尚君. 《陈尚君自选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2］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略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3］陈寅恪. 《陈寅恪集》［M］. 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4］陈贻焮. 《杜甫评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5］程存洁. 《唐代城市中研究初篇》［M］. 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6］程国赋. 《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17］程民生. 《宋代地域文化》［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8］程千帆.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9］程千帆、张宏生、莫砺锋. 《被开拓的诗世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0］曹胜高. 《汉赋与汉代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1］戴伟华. 《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M］. 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2］戴伟华. 《唐代幕府与文学》［M］. 北京：现代出版社，1992年.

［23］董乃斌、程蔷.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4］冻国栋. 《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25］杜晓勤. 《初盛唐诗歌的文化解释》［M］. 东方出版社，1997年.

［26］房日晰. 《唐诗比较论》（增订本），陕西：三秦出版社，1997年.

［27］冯至. 《杜甫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28］傅庚生、傅光. 《杜甫论集》［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29］傅璇琮. 《唐代诗人丛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30］傅璇琮. 《唐代科举与文学》［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31］傅璇琮. 《唐诗论学丛稿》［M］.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

［32］傅璇琮主编.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M］.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

［33］顾劼刚.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34］葛剑雄.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M］. 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35］葛剑雄. 《葛健雄自选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6］葛晓音. 《汉唐文学的嬗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37］葛晓音. 《盛唐文化与诗国高潮》［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8］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39］葛兆光. 《中国古典文学基础文库·唐诗卷》［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40］郭豫适.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41］胡阿祥. 《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M］. 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2］黄霖. 《古小说论概观》［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43］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M］. 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44］黄仁宇.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M］. 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45］黄新亚. 《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

［46］黄永年. 《文史探微》［M］.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47］黄永年.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4年.

［48］霍松林、傅绍良. 《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49］贺业钜撰.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C］.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

［50］贾晋华.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51］蒋寅. 《大历诗人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52］金启华、胡问涛. 《杜甫评传》［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53］李修生主编. 《元曲大辞典》［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

［54］李彬. 《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

［55］李斌城. 《唐五代社会生活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56］李斌城主编. 《唐代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57］李洁萍. 《中国古代都城概况》［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58］李学勤. 《东周与秦代文明》［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59］李浩. 《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60］李浩. 《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61］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62］李志慧. 《唐代文苑风尚》［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63］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64］吕思勉. 《中国制度史》［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65］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66］罗联添. 《唐代文学论集》［C］. 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

［67］罗香林. 《唐代文化史研究》［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68］罗宗强.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69］罗宗强.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70］马正林. 《中国历史城市地理》［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71］毛汉光. 《中国中古政治史论》［M］. 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

［72］毛汉光. 《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 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

［73］莫砺锋编. 《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74］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94年.

［75］钱穆. 《国史大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年.

［76］钱锺书. 《管锥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77］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78］秦浩编. 《隋唐考古》［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79］邱添生. 《唐宋变革期的政经与社会》［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80］曲英杰. 《古代城市》［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81］尚定. 《走向盛唐》［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82］尚衍. 《西域文化》［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83］史念海. 《中国古都与文化》［M］. 中华书局，1998年.

［84］孙逊、杨剑龙主编. 《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M］. 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85］孙国栋. 《唐宋史论丛》（增订版）［M］.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

［86］孙望. 《蜗叟杂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87］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88］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89］陶礼天. 《北“风”与南“骚”》［M］. 华文出版社，1997年.

［90］王会昌. 《中国文化地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1992年.

［91］王勋成. 《唐代铨选与文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92］王庸. 《中国地理学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年.

［93］王运熙、杨明.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94］王曙. 《新编唐诗故事集：长安胜迹史事篇》［M］.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

［95］汪辟疆校录. 《唐人小说》［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96］闻一多. 《唐诗杂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97］吴湘州、王志远编. 《历代词人品鉴辞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98］武伯纶. 《西安历史述略》［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

［99］吴在庆. 《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态与文学》［M］. 安徽：黄山书社，2006年.

［100］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01］萧涤非.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102］辛德勇. 《隋唐两京丛考》［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

［103］许结. 《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104］杨鸿年. 《隋唐两京坊里谱》［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05］杨宽.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名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06］严绍璗、刘渤撰. 《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7］于希贤. 《中国传统地理学》［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08］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增订本）［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9］余恕诚. 《唐诗风貌》［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0］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11］阎琦. 《古都西安·唐诗与长安》［M］. 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年.

［112］查屏球. 《唐学与唐诗》［M］. 上海：商务印书馆，2000年.

［113］章太炎. 《国学讲演录》［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114］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5］张兵、李子伟. 《陇右文化》［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116］张亮采. 《中国风俗史》（影印本）［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117］张永禄. 《唐都长安》［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

［118］张永禄主编. 《唐代长安词典》［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19］张永禄主编. 《汉代长安词典》［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0］陈桥驿. 《中国都城辞典》［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21］赵伯陶. 《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122］赵昌平. 《赵昌平自选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23］周宝珠. 《宋代东京研究》［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124］周长山. 《汉代城市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125］周绍良主编. 《唐代墓志汇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26］周绍良、赵超主编.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27］周绍良. 《唐传奇笺证》［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28］周勋初主编. 《唐人轶事汇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29］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

［130］朱东润. 《杜甫叙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31］朱士光主编. 《中国八大古都》［M］.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年.

三、海外研究

［1］［日］足立喜六著、王双怀，等译. 《长安史迹研究》［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2］［日］池田温. 《唐研究论文选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日］谷川道雄.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M］. 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4］［日］平冈武夫、今井清编. 《唐代的长安与洛阳·索引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5］［日］平冈武夫编. 《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6］［日］平冈武夫编. 《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7］［日］平冈武夫. 《唐代的行政地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8］［日］斯波义信.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M］. 方健、何忠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9］［日］妹尾达彦. 《唐代长安、洛阳城的都市构造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M］. 文部省科学研究费一般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1995年.

［10］［日］妹尾达彦. 《白居易与长安、洛阳》［M］. 载《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一卷：“白居易的文学与人生”，勉诚社，1993年.

［11］［日］松浦友久. 《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M］. 刘维治、尚永亮、刘崇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12］［日］石田干之助. 《长安之春》（增订本）［M］. 东京：日本平凡社出版，1967年.

［13］刘俊文主编. 《日本中青年. 学者论中国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4］刘俊文主编.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5］［英］崔瑞德主编. 《剑桥中国隋唐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6］［法］丹纳. 《艺术哲学》［M］. 彭笑远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

［17］［德］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M］. 王容芬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年.

［18］［美］包弼德. 《斯文. 唐宋思想的转型》［M］. 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9］［美］施坚雅主编.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 叶光庭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0］［美］斯蒂芬·欧文. 《初唐诗》［M］. 贾晋华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21］［美］斯蒂芬·欧文. 《盛唐诗》［M］. 贾晋华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22］［美］谢弗. 《唐代的外来文明》［M］. 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3］［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等译. 《城市发展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1989年.

［24］［美］凯文·林奇著，方盖萍、何晓军译. 《城市意象》［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25］［美］凯文·林奇著，林庆怡等译. 《城市形态》［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26］［美］马克·吉罗德著，郑炘、周琦译. 《城市与人》［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

后记

掩卷时分，已是夜阑人静；日复一日地写作，至今日暂且搁笔。回首往昔，心里掠过一丝不安，似乎一切刚刚开了个头，就匆匆煞了尾。三年前，负笈上师、投身师门的情景如在昨日。萧瑟流光，人生幻化，终当如尘般空无，一篇后记又怎能道尽青春尾梢的沉思和惆怅？积淀在心的唯有一颗赤诚的感恩心。

我要特别感谢导师孙逊先生，由于先生的厚爱，让我有幸踏入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专习古代小说与文化。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先生不弃我资质驽钝，从选题、起草到定稿，先生都给予了悉心指导。大到材料的取舍，小到字句的斟酌，其间无不倾注了先生的大量心血。先生的博识、睿智和严谨，给了我不少启迪，让我有勇气克服困难，完成这项跨文学和史学的初步研究。同时，也要感激师母孙菊园老师，三年来她待我若慈，令我虽远离双亲，却倍感家庭的温暖。感动之情，未可言表，当铭刻在心。谨此向恩师和师母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感谢李梦生先生、赵维国老师给予我的真切关爱和教导，总让我感念不已。感谢郭豫适先生和师母，至今记忆深刻，在此深表感谢。三载求学，也曾有幸聆听严耀中老师与柳延延老师的教诲，严师之温煦与柳师之特立独行，令人难忘；我的恩师吴建国先生也曾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上拨冗指点，给予我特别的帮助和关怀，赵巧霞师母也曾给予我不少贴心关爱，于此甚为感激！

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至亲的父母，你们无私的大爱和殷切的期望始终是我前进的莫大动力！你们的爱让我懂得怎样更坚强面对生活，让我没有理由不挺直脊梁勇敢前行。感谢我的老公吴艳东给予我的支持和激励，因为你的厚爱而让生活变得更精彩，感谢一路有你。感谢哥嫂给予我最善解人意的关爱，让我感动至深。感谢我的师姐宋丽娟、师兄刘方给予我的热心帮助；感谢张星、何世群、陈俊松，还有我的好友杨勇勤，是你们给予我精神上最特别的支持，至今甚是难忘。感谢我的所有同门们，感谢帮助过我的所有人，无论是你们激励的话语还是无声的眼神，都让我感受到生命潜在的力量和人间的温情。

癸巳年仲夏于涵青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