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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11期（总第592期）

【卷　首　语】

内疚

亦舒

【文　　苑】

我下过的一盘棋

毕飞宇

尼罗河上的百合花

吉尼亚·伍尔夫

那是冬天的黄土路

顾城

泥斑马

肖复兴

风吹

余秀华

我家过去年代的一只猫

李娟

原不是他乡

胡晓军

蜗角

张辉诚

盛唐诗人的朋友圈

六神磊磊

【人　　物】

一个真正美好的人

东方小四

五段和六段

舒乙

不敢当

晓高

一次震撼和一个决定

程颢

凡·高逸事

王晓丹

杂学成就左宗棠

徐志频

孤独温暖的旅程

铁凝

【社　　会】

生活在别处

李松蔚

世事杂感

戴厚英

论时尚

刘瑜

保养的品德

唐辛子

点“赞”的病

宋石男

跟那些挣扎着的善良人做朋友

云也退

作为读者的谦虚

蒋方舟

愿你找到生命中真正的乐趣

柴静

简单生活之美

江意

【人　　生】

有戏票的人

水格

上帝握着我的手

贺少成

一袋百家米

李星涛

如果生活是个抽屉

侯文咏

打杂起步

曹德旺

我的1999

吴晓波

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北侠

柔软的父亲

波佩

我的暖，一寸长

葛闪

我的母亲

北野武

一辈子只愿做两件事

安琪

【生　　活】

“威尼斯”式爱情

李凡卓

传说中的服务员

近藤大介

一碗面的年龄感

小宽

【文　　明】

火中的星条旗

林达

迷失在花街

祝勇

中国人生活的中心是“肉身”

孙隆基

胆小鬼

李落落

【悦　　读】

言论

漫画与幽默

你的费用就是给我一个拥抱

我的黑暗如此绚丽

John Bramblitt

左手巴黎，右手纽约

Vahram Muratyan

【点　　滴】

“饿”最好吃

老猫

钱让人又笨又勤快

郝广才

戏路不同，努力相当

李良旭

校花的故事

蒋勋

微书摘

盲人

阎连科

懒觉

马德

事业成功的秘诀

孙晓云

声音的琥珀

凌小汐

最珍贵的时刻

薛忆沩

【互　　动】

互动

文苑·卷首语

内疚

亦舒

花

亨利·马蒂斯

1944年，一名年轻的美国空军士兵返回营地时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当时他被派驻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他不愿半夜步行9公里回营地，便不问自取，顺手牵羊，借用了停靠在路栏边的一辆脚踏车。

事后他一心想物归原主，可是第二天忙着出发去执行轰炸德国的任务，回来一看，脚踏车已不知所踪。

“近50年来，我一直在内疚。”今年，他，罗渣庄生，一个德州外科医生，又回到了那个英国小镇。打听到该镇共有93名儿童，他便买了同样数目的脚踏车，穿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的空军制服，逐家逐户上门“归还”车子，车上还注着每个孩子的名字。

事迹原载美国《生活》杂志，算一算，庄生医生当时已接近70岁。能够了却心愿，真是美事。

再算一算，好一点的脚踏车，时值约150美元，93辆，近15000美元。

他老先生还得到小镇人口统计处去调查孩子的总数，大抵18岁以下都算是孩子。

每户上门，寒暄数句，以15分钟计，要一天一夜才能完成任务，这还没把货车行驶的时间算在内。

真彻底。

但愿人人都能如此弥补内疚。

（司志政摘自东方出版社《刹那芳华》一书）

文苑·文苑

我下过的一盘棋

毕飞宇

在我刚刚走上社会的那阵子，最为流行的娱乐方式是下围棋。远的不说，就在我们那一排单身汉的宿舍里头，每一间宿舍都有自己的围棋盘。两三个人，或三四个人，也许正说着话呢，也许正吃着饭呢，其中的一个拿起一颗黑子，“啪”的一下，一盘棋就算开始了。

高手间的对弈大部分在夜间。在我的记忆里，高手对弈通常都很枯寂，两个人一言不发，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下出一手棋。他们的对弈很少有人看，即使有人看，那也是观棋不语的。

但大部分情况正好相反，臭棋篓子间的对弈常会引来众人的围观。这一来有趣了，围观的人一下子就把自己当成了“智囊”，他们不停地提建议、提规划，最后呢，下棋的人成了幸福的傀儡。

我有一个同事，姓严，标准的高智商，属于喜爱夜间下棋的那种人。突然有那么一天，严老弟对我说：“你怎么不下棋呢？”我笑笑，说：“我这样的智商怎么可以下棋呢？”他说：“可惜了，下棋很有意思的。”

暑期到了，学校里放了假，我和严老弟都没有回老家。某一天的夜里，严老弟陪着我在足球场上逛到了下半夜。也许是走累了，也许是他的棋瘾犯了，严老弟在黑咕隆咚的球场上对我说：“我教你下棋吧。”一想起空空荡荡的暑假，我说，好吧。

严老弟是个好老师。不只是给我讲，还送来了许多书。严老弟说：“我看的就是这些书。”我说：“把这些书看完我就会下棋了？”严老弟很肯定地告诉我：“那当然。”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给严老弟提了一个建议：“我们每天夜里下一盘棋，你先让九子，等我赢了，再让八子。”严老弟说：“好。”

我人生的第一盘棋就是授九子棋。严老弟并没有像和别人下棋时那样，端坐在我的正面。他是侧着坐的，一直在抽烟。这盘棋就这样开始了，他先让我九子，随后他下一颗白子，我下一颗黑子。他再下一颗白子，我再下一颗黑子。还没到一个小时，问题来了，我吃惊地发现整个棋盘上没有一块黑棋是活的。这让我相当紧张。按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用不了十分钟，棋盘上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的脸开始充血，我得想点办法，至少活一块棋。

严老弟看出了我的企图，对我说：“你可以先保住一个角。”

这正是我想做的——保住一个角。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想“保住”的是右下角。道理很简单，棋盘的右下角，严老弟还没有“打入”呢。换句话说，这里只有我的黑棋，没有他的白棋。

我不再和严老弟纠缠了，开始补我的右下角。一连补了两手棋之后，我问严老弟：“活了么？”

严老弟看了一眼，说：“活了。”

我的心情很好，顺手又补了一手棋，说：“数数吧，看看我总共有几目棋。”

严老弟却不说话了，他开始盯着右下角看，往死里看。最后，他提起一颗白子，“点”了进来。我说：“黑棋不是已经活了么？”严老弟很低调，说：“试试看，试试看吧。”

结果是这样的，也就是七八手棋后，我的右下角全死了，死光光。我尽力控制住我的情绪，问他：“你不是说右下角活了的么？”

严老弟告诉我：“本来是活了的。你又补了两手，这就活不成了。”

（鹿　鸣摘自《江南》2015年第2期，李晓林图）

文苑·文苑

尼罗河上的百合花

〔英〕吉尼亚·伍尔夫

◎谢素军　编译

我喜欢一个名叫塔丽的女孩，尽管在我喜欢她的时候，她才11岁。

为了讨好她，我曾想过许多办法。后来，我跑到很远的尼罗河边，摘了一朵纯白的百合花，跑到她面前，说，你就是我心中永远的百合花。

可是，女孩并没有被我感动，而是又哭又闹，将百合花摔在地上。看着女孩愤怒的眼神，我悻悻地离开了。

带着无比的遗憾，我去了英国伦敦，再也没有和女孩联系。

我没有告诉家人，自己喜欢过一个女孩，而且，当自己向这个女孩表白时，不仅被女孩拒绝了，还被另一个男孩奚落了一番。

当百合花被摔在地上的那一刻，那个男孩跑了过来，肆无忌惮地用他那双赤脚板得意地踩在百合花上，还使劲地蹂躏了几下，挑衅似的瞪了我一眼后，将女孩搂在怀里。

女孩没有反抗，而是温顺地靠在他身上，像一只小绵羊一样，这让我伤心欲绝。这才是我一定要去英国的真正原因。在尼罗河边，我已经是一个失败者。

我是在十年后回来的，因为这里发生暴乱，我被聘为外交使者，回到开罗，与各类反对派洽谈，希望国家早日回归和平。

但是，走下飞机的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并不是要马上处理的种种公务，而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女孩——我的百合花，她还像以前那样喜欢一袭白衣，露出开怀的笑吗？

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她。只不过，虽然她还是如百合花一样美丽，却明显变得憔悴不堪，身上的道道伤痕不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暴动留下的，而是她丈夫的家庭暴力带来的。

我告诉她，我有足够的能力保护她，可以用尽一切办法让那个曾经践踏百合花的男人自动离开，或者永远消失。可女孩只是摇头，将我推得远远的，转身跑向远方。

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要应对叛乱，我忙于各种应酬。

我做出了许多解释，进行了日复一日的周旋，然而，最终平静下来的方式还是一辆辆坦克的开进。

我听说女孩的丈夫在暴乱中消失了，多半是被炸死了。所以，犹豫了许久，我终于还是前往女孩家里，希望带她去英国，包括她的五个孩子。

然而，我再一次扑空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看着尼罗河上百合花凋落的样子，我黯然神伤，搭上飞机前往伦敦，没有回头。

多年后的一天，我的孩子拿着一封信交给我。我轻轻撕开它，里面装着一些百合花的碎片，还带着隐隐的清香，里面的卡片上只有一句话——百合花我一直收藏着，现在还给你。

（堂　邦摘自《知识窗》2015年第1期）

文苑·文苑

那是冬天的黄土路

顾城

那是冬天的黄土路

路边堆积着卵石

尘土在淡漠的阳光中休息

在寒冷中保持着体温

我们走累了

你说，看不见那幢空房子

也许没有，我们坐一下吧

这里有一个土坎

我熟悉土坎上的干草

它们折断了

献出了仅有的感情

它们告诉我

一切都会变，在夜里

最善良的风也会变成野兽

发出一声声荒野的嚎叫

它们说：别坐得太久

然而，你睡着了

很轻地靠在我的肩上

你棕色的长发在我的胸前散开

静静地散开

疲倦得忘记了飘动

太阳，太阳不能再等了

同情的目光越来越淡

我失去了把你唤醒的语言

那是冬天的黄土路

黑夜开始在阴影中生长

第一颗星星没有哭泣

它忍住了金黄的泪水

你轻轻地靠在我的肩上

在我不会冷却的呼吸里

你嘴唇抖动着，在梦中诉说

我知道，那是请妈妈原谅

（柯　川摘，〔美〕安德鲁·怀斯图）

文苑·文苑

泥斑马

肖复兴

家里大院的大门很敞亮，左右各有一个抱鼓石门墩，下有几级高台阶。两扇黑漆的大门上，刻有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虽然斑驳脱落，却依然有点儿老一辈的气势。在老北京，这叫作广亮大门，平常的时候不打开，旁边有一扇小门，人们从那里进出。高台阶上有一个平台，由于平常大门不开，平台便显得宽敞。王大爷的小摊就摆在那里，很是显眼，街上走动的人们，一眼就能够望见他的小摊。

王大爷的小摊，卖些糖块儿、酸枣面、洋画片、风车和泥玩具之类的东西。特别是泥玩具，大多是一些小猫、小狗、小羊、小老虎之类的动物，都是王大爷自己捏出来的，再在上面涂上不同的颜色，活灵活现，非常好看，卖得也不贵，因此，很受小孩子们欢迎。有时候，放学后，走到大院门口，我常是先不回家，站在王大爷的小摊前，看一会儿，玩一会儿。王大爷望着我笑，任我随便摸他的玩具，也不管我。如果赶上王大爷正在捏他的小泥玩具，我便会站在那里看不够地打量，忘记了时间。回家晚了，挨家里人一顿骂。

我真佩服王大爷的手艺，他的手指很粗，怎么就能那么灵巧地捏出那么小的动物来呢？这是小时候最令我感到神奇的事。

王大爷那时候50岁出头，住在我家大院的东厢房里。他很随和，逢人就笑。那时候，别看王大爷小摊上的东西很便宜，但小街上人们的生活也并不富裕，王大爷赚的钱自然就不多，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王大爷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但是，大院里所有人都知道，儿子是领养的。那时，儿子将近三十，还没有结婚，是一名火车司机，和王大爷老两口挤在一间东厢房里。小摊挣钱多少，王大爷倒不在意，让他头疼的是房子住得太挤，儿子以后再找个媳妇，可怎么住呀？一提起这事，王大爷就“嘬牙花子”。

那是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正值“大跃进”，全院的人家都不再在自家开伙，而是到大院对面的街道大食堂吃饭。春节前，放寒假没有什么事情，我常到王大爷的小摊前玩。那一天，他正在做玩具，看见我走过来，抬起头问：“你说做一个什么好？”

我随口说了句：“做一只小马吧。”

他点点头说好。没一会儿的工夫，泥巴在他的大手里左捏一下，右捏一下，就捏成了一只小马的样子。然后，他抬起头又问我：“你说上什么颜色好？”我随口又说了句：“黑的！”

“黑的？”王大爷反问我一句，然后说：“一色儿黑，不好看，咱们来个黑白相间的吧，好不好？”

那时候，我的脑子转弯儿不灵，没有细想，这个黑白相间的小马会是什么样子。等王大爷把颜色涂了一半，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小斑马。黑白相间的弯弯条纹，让这只小斑马格外活泼漂亮。“王大爷，您的手艺真棒！”我情不自禁地赞扬起来。

第二天，我在王大爷的小摊上，看见这只小斑马的漆干了，脖子上系一条红绸子，绸子上挂着个小铜铃铛，风一吹，铃铛不住地响，小斑马就像活了一样。

我太喜欢那只小斑马了。每次路过小摊都会忍不住站住脚，反复地看，好像它也在看我。那一阵子，我满脑子都是这只小斑马，只可惜没有钱买。几次想张嘴跟家人要钱，接着又想，小斑马的脖子上系着个小铜铃铛，比起一般的泥玩具，价钱稍微贵了点儿，便把冒到嗓子眼儿的话，又咽了下去。

春节一天天近了，小斑马虽然暂时还站在王大爷的小摊上，但不知哪一天就会被哪个幸运的孩子买走，带回家过年。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就很难过，好像小斑马本就是我的，但会被别人抢去，就像百爪挠心一样难受。在这样的心理下，我干了一件“蠢事”。

那一天，天快黑了，因为临近过年，小摊前站着不少人，都是大人带着孩子来买玩具的。我趁着天色暗，伸手一把就把小斑马“偷走”了。我飞快地把小斑马揣进棉衣口袋里，小铃铛轻轻地响了一下，我的心在不停地跳，觉得那铃声，王大爷好像听见了。

这件事很快被爸爸发现了，他让我把小斑马给王大爷送回去。跟在爸爸身后，我很怕，头都不敢抬起来。王大爷爱怜地望着我，坚持要把小斑马送给我。爸爸坚决不答应，说这样会惯坏孩子。最后，王大爷只好收回小斑马，还嘱咐爸爸：“千万别打孩子，过年打孩子，孩子一年都会不高兴的！”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王大爷要去甘肃。这一年，为了疏散北京人口，也为了支援“三线建设”，政府动员人们去甘肃。王大爷报了名，很快就被批准了。大院所有的街坊都清楚，王大爷这么做，是为了给儿子腾房子。

王大爷最后一天收摊的时候，我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他也望着我，什么话也没说，就收摊回家了。那一天，小街上显得冷冷清清的。

第二天，王大爷走时，我没能看到他。放学回到家，看到桌上那只脖子上挂着铜铃铛的小斑马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40多年过去了，王大爷的儿子今年已经70多岁了，他在王大爷留给他的那间东厢房里结了婚，生了孩子。他的媳妇个子很高，长得很漂亮。他的儿子个子也很高，很帅气。可是，王大爷再也没有回来过。难道他不想他的儿子，不想他的孙子吗？

40多年来，我曾经多次去甘肃，走过甘肃的好多地方，每一次去，都会想起王大爷，想起这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当然，也会想起那只“泥斑马”。

（林冬冬摘自《课外阅读》2015年第6期，刘志刚图）

文苑·文苑

风吹

余秀华

黄昏里，喇叭花都闭合了。星空的蓝皱褶在一起

暗红的心幽深，疼痛，但是醒着

它敞开过呼唤，以异族语言

风里絮语很多，都是它热爱过的

它举着慢慢爬上来的蜗牛

给它清晰的路径

“哦，我们都喜欢这光，虽然转瞬即逝

但你还是你

有我一喊就心颤的名字”

文苑·文苑

我家过去年代的一只猫

李娟

我家祖上几乎每一辈都会出一个嗜赌成性的败家子。到了我外婆那一代，不幸轮到了我外公。据外婆回忆，当时破草屋里的一切家私几乎被变卖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只木箱、一口铁锅和五个碗。此外就只有贴在竹篾墙上的观音像及画像下一只破破烂烂的草蒲团。连全家人的衣裳都被卖得一人只剩一身单衣，老老小小全打着赤脚。

但是外婆一直藏着一只手掌大小的铜磬，那是她多年前有一次走了五十里的山路，去邻县赶一场隆重的庙会时买的。对她来说，这只小小的磬是精美的器物，质地明亮光滑，小而沉重，真是再漂亮不过了。更何况她曾亲眼见过庙里的和尚就是敲着它来念经的（当然，那一只大了许多）。于是它又是神圣的。

她时常对外公说，那是观音菩萨的东西，不可“起心”。可外公偏偏起了心，有一天输得眼红了，回家后对外婆拳打脚踢，逼她交出磬。后来外婆实在是被打急了，只好从怀中掏出来掷到门槛外，然后一屁股坐到地上大哭起来。

六十多年过去了，外婆至今还时常念叨起那只小磬，不时地啧啧夸赞它的精巧可爱。而那个男人曾经对她造成的伤害，似乎早已与她毫无关系了。毕竟外公都已经过世半个多世纪了，死去的人都是已经被原谅的人。

另外外婆时常会提到的还有一只大黄猫。那是继外公卖掉磬之后，第二个最不该卖的东西。

第一次大黄猫被外公卖到了放生铺。放生铺离外婆家只有十几里路。清早捉去卖的，结果还没吃晌午饭，那黄猫就自己跑回来了。外婆和孩子们欢天喜地，连忙从各自的碗里滗出一些米汤倒给猫喝。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猫又被外公捉了去。这次卖到永泉铺。永泉铺更远一些，离家有三十多里。外婆想，这回猫再也回不来了。结果，那天外公还没回来，那只神奇的大黄猫就又一次找回了自家门。亏得外公赶集去的一路上还是把它蒙在布袋子里，又塞进背篼里的。

外婆央求外公再也不要卖了。她说，只听说卖猪卖鸡换钱用，哪里听过卖猫的！再说谁家屋里头没养只鸡、养条狗的，而自家连鸡都没有一只，就只剩这最后一条养生了，这猫也造孽，都卖了两次还在想着家里头，就可怜可怜它吧……但外公哪里能听得进去！过了不久，龙林铺逢集时他又把那只黄猫逮走了。

龙林铺在邻县境内，离我们足有五十多里。虽然都晓得这回这猫怕是再也回不来了，可外婆还是心存侥幸，天天把喂猫的石钵里注满清水，等它回家。

这一次，却再也没有等到。

我在新疆出生，大部分时间在新疆生活。我所了解的这片土地，是一片绝大部分才刚刚开始承载人的活动的广袤大地。在这里，泥土还不熟悉粮食，道路还不熟悉脚印，水不熟悉井，火不熟悉煤。在这里，我们报不出上溯三代以上的祖先的名字，我们的孩子比远离故土更加远离我们。哪怕再在这里生活一百年，我仍不能说自己是“新疆人”。

哪怕到了今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离家万里，过去的生活被断然切割，我又即将与外婆断然切割。外婆终将携着一世的记忆死去，使我的“故乡”终究变成一处无凭无据的所在。在那里，外婆早已修好的坟窟依山傍水，年复一年地空着，渐渐坍塌；坟前空白的碑石花纹模糊，内部正在悄悄断裂；老家旧屋久无人住，恐怕已经塌了一间半套……而屋后曾经引来泉水的竹管寂寞地横搁在杂草之中，那泉眼四周的石板围栏早已经塌坏，泉水四处乱淌，荒草丛生。村中老人过世，年轻人纷纷离家出走。通向家门口的路盖满竹叶，这路通往的木门上，铁锁锈死，屋檐断裂。在这扇门背后，在黑暗的房间里，外婆早年间备下的漆得乌黑明亮的寿棺早已寂静地朽坏。泥墙上悬挂的纺车挂满蛛丝……再也回不去了！

那个地方，与我唯一的关联似乎只是：我的外婆和我母亲曾经在那里生活过……我不认识任何一条能够通向它的道路，我不认识村中的任何一家邻居。但那仍是我的故乡，那只被外婆无数次提及的大黄猫，如被我从小养大一般，被我深深地怜惜着。当我得知它在远方迷失，难过得梦里也在想：这么多年过去，应该往它的石钵里注上清水了！

我不是一个没有来历的人，我走到今天，似乎是我的祖先在使用我的双脚走到今天；我不是一个没有根的人，我的基因以我所不能明白的方式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这条血脉延伸的全部过程；我不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那一处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在外婆和母亲的讲述中反复触动我的本能和命运，永远地留住了我。那里每一粒深埋在地底的紫色浆果，每一只夏日午后准时振翅的鸣蝉，比我亲眼见过的还要令我熟悉。

我不是虚弱的人，不是短暂的人——哪怕此时立刻死去也不是短暂的人。

还有那只猫，它的故事更为漫长。哪怕到了今天，它仍然在回家的路上继续走着。有时被乡间的顽童追赶过一条条陌生的沟渠；有时迷路了，在高高的坡崖上如婴孩一般凄厉地惨叫；有时走着走着突然浑身的毛炸起——因为看到前面路中央盘着的一条花蛇……圆月当空，它终于找到一处隐蔽的草丛卧下。有时是冬月间的霜风露气，有时是盛夏的瓢泼大雨。

总有一天，它绕过堰塘边的青青竹林，突然看到院子空地上那台熟悉的石磨，看到石磨后屋檐下的水缸——流浪的日子全部结束了！它飞快地窜进院子，径直去到自己往日吃食的石钵边，大口大口地痛饮起来。也不管这水是谁为它注入的，不管是谁，在这些年里正如它从不曾忘记过家一样，从不曾忘记过它。

（雪　茹摘自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我的阿勒泰》一书，Getty Images供图）

文苑·文苑

原不是他乡

胡晓军

我在郊外的公路上疾行。时交子夜，月晦星沉，只觉耳边生风，两侧的行道树刷刷倒退。眼前有一束光，但极有限，仅可照亮三尺开外的路面。我的视觉很好，却无法看到自己的全身，能见的只有自己的双手，各按一条长凳，好似我携长凳飞奔，又像长凳载我滑行。下了公路，进入一个村镇，道路变得狭仄，但我的速度丝毫未减。一路行去，家家门户紧闭。只有一户人像是听到响动，有头探了出来张望，不等我看清面目，就缩了回去，慌张中带着畏惧，似乎还有失望。

长凳停在一户门前。天哪，是外婆家！房门自启，八仙桌上摆着红烧肉、油焖笋、干煎带鱼、家常豆腐，都是我小时候常吃、爱吃的，唯独不见两条长凳。视线转向床头，外婆戴着眼镜，正在补我的破裤子，那情形与40年前一模一样。我直趋上前，用两条手臂抱住她的腰，放声大哭。外婆只顾穿针引线，毫无所动，突然地板无缝自裂，发出“咯吱”一声惊响，一切顿消，只有我的泪水湿透了枕巾。

母亲问我有没有见到外公，我说没有。母亲掐指一算，说这就对了，外公百岁已过，转世去了。外婆今年99，还得等上一年。过几天就是清明节，全家去坟上拜一拜。

清明那天，全家在外婆坟前摆开祭品，焚香烧纸。我在向墓碑鞠躬时，忆起那梦，不禁再度泪如雨下。转瞬间一年过去了，正如母亲所说，我此后再没有梦见外婆。

据说人离世后的去向，无非两种——不是成仙，就是做鬼。成仙须要修炼，得道方可逍遥；做鬼无需准备，死了自然成为。所谓仙去、仙逝之类，说得虽好听，可其实修也好、不修也罢，能有几个成仙的呢？所以人与鬼的关联，是最大和最近的。有人说鬼不过是人类幼稚期的臆想物，但怪的是从来未曾消去。至于对鬼的态度，则大相径庭，对已逝的亲人，是思念，心底里对亲情的思念；对陌生的死者，是恐惧，骨子里对死亡的恐惧。思念与恐惧，是不依人类的成熟或幼稚而消长的。对亲情的思念，有时会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虽然如此，防鬼之心必须有，大大甚于防人之心不可无。

关于防鬼，外婆曾对我说起母亲当姑娘时的一次险遇。那天母亲在厂里加班，回家很晚。路灯坏了，弄堂里黑魆魆、长悠悠、空荡荡的。母亲拐过个弯，迎面见那水泥砌的垃圾箱的铁盖上，站着一个老头。老头瘦而矮，穿白袍，通身发亮，手里有串钥匙之类的东西，抛了接、接了抛，发出“嚓啷——嚓啷——”的响声。仔细看那老头的脸，细眼朝天，下巴尖翘，在极诡异地笑！母亲浑身寒毛直竖，手脚冰冷，心底却腾起一种上前的冲动。就在此时，感觉肩上被拍了一下，大惊回头，身后是位大叔。大叔厉声喝道：“小姑娘看啥看，还不赶快回去！”母亲如梦方醒，逃也似的奔回家里。次日早上就发高烧，去医院看了，说是得了风寒，大半个月方愈。外婆去世当夜，我和母亲守灵，问此事是真是假。母亲微微一笑，说你太顽皮，成天价在弄堂里野，脏兮兮的，天全黑了都不回家。外婆年纪大了，管不住你了。

我释然。对于孩子，讲道理说人话不行，讲歪理说鬼话才能听。后来读《阅微草堂笔记》，得知鬼爱在茅厕出没，联想起有用之物为阳、无用之物为阴，而鬼素喜极阴之所，难怪垃圾箱与茅厕处一样容易见鬼。又重读《聊斋志异》，说是僵尸害人，专向人的脚底吹气。联想起有个独角戏里说，男人夜行须先在额头猛拍几掌，拍旺阳火，可令厉鬼不敢近身。女人和小孩没有此火，必须昼出夕归。一说脚底，一说额头，实在殊途同归。防鬼之法暗合养生之道，比如尽量回避污秽麇集之地，又如睡时遮盖脚底以免寒气入侵。妇孺抵抗力弱，自须小心；男性火力旺盛，虽能抵挡一阵，却也不可大意。至于深夜，阳极衰而阴极盛，最宜居家安睡，保养身心。若长期熬夜不眠，则等于慢性自杀。人之死亡，除器官自然衰竭外，大抵是由自身疏漏、被外疾侵入所致。原来鬼就是病，防鬼就是防疾避灾、就是养生延年。再推下去，什么防河鬼、防山鬼、防路鬼、防烟鬼、防色鬼、防贪食鬼，都是劝人小心行事，顺人体天性和自然规律而为。人与鬼的关联，太多太近，有的要敬、有的要畏，有的须亲近、有的须疏远。梦里阴阳路，归来泪几行。有生应有死，无变亦无常。人去还思切，鬼来因病凉。黄泉无隔阻，原不是他乡。

我在上班路上缓步慢行。天刚放亮，空气清新。一路行去，家家门户紧闭，只有那家夜总会的大门，总是开的，常见男女三五结伴，出来等车。他们衣饰高档却穿戴不整，年纪很轻却神情委顿，显然是彻夜未眠，一个个眼眶乌青、面色煞白、目光呆滞，其中一个猛地抱住树干呕吐起来，顿时秽物飞溅，臭气熏天。

我想，他们昨夜定是遇见鬼了。

（山　高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3月24日，李　晨图）

文苑·文苑

蜗角

张辉诚

我爸常说：“能跟你段叔叔学篆刻，算你上辈子的造化！”

我十岁开始学书法，启蒙老师是父亲。他老人家教书法，刚提笔就得练悬腕，搦一管羊毫笔在宣纸上反复画写等粗直线、曲线和圆圈，这是给开笔写篆书、隶书做准备的。无视我麻颤不已的手臂，父亲斜睨着歪七扭八、粗细不一的线条，边摇头边说道：“基础没打好，写什么都是空的。要知道，你段叔叔小时候吃了多少苦，才能有今天这般局面。”

段叔叔能有什么局面？不就整天穿着一袭深蓝长袍，捻着长髯，笑嘻嘻地在社区里头闲逛吗？

六七年过去了，我爸囫囵吞枣教会我篆隶草行楷各式书体，我依样画葫芦，写得有模有样，人人称赞，他老人家颇为得意，才敢把我推荐给段叔叔。至于功力如何，套句段叔叔后来给我的评价：“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这话说得含蓄，话里褒贬参半，褒的是我小小年纪就有翰墨志向（段叔叔误会了，这是我爸逼的），贬的是徒有形似罢了。

段叔叔蛮会讲故事的。有阵子我正在读《小人国历险记》，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蜗牛角上的两根长须，里面各有一个国家，左边的叫触氏，右边的叫蛮氏，两国经常为了争地而大动干戈，闹得不可开交。我听得入神，段叔叔话锋一转，说道：“学篆刻，也要能小中见大，大中见小才行。”

段叔叔有个常用章，印文是“刀笔吏”。这话一点不夸张。段叔叔和别人不同，他写日记是用刻印载事，比如说当天心情愉快，他就刻一方“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某些时日涌起乡愁，就刻几枚“旧江山浑是新愁”“春愁如雪不能消”；闲来读书，就锲若干“读书但观大意”“肚里曾藏八千卷”；往阳明山游山玩水回来后，便刻几枚“独于山水不能廉”“自嫌野性与人疏”；当然，更多印是谈刻锲心得的，比如说“笔圆如锥”“夺造化灵气”“刻划始信天有工”等等。不过这些印，一旦我在《刀笔吏印谱》用完印，段婶婶便立刻接收拿去转卖换钱。

段叔叔刻印极快，他能左右开弓，右手写书法，左手刻印。别人篆刻是先描印框，在纸上写印文然后反贴印面，呈现倒反书体再下手开刻。他身手利落多了，右手拾起石头，端详一下印面，底稿也不打，左手直接取刀刻划。起笔收势，转折钩划，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各自恰到好处。那刻划好的石头好似苏醒过来一般，睁起水汪汪的眼睛径在石脸上好奇地探望，颦笑之间逐渐有了千姿百态。

我爸后来得知我同段叔叔学刻印一年多，居然没刻过半颗印，大为光火，怒斥道：“你要晓得，你段叔叔是不收弟子的，多少人千托万请、程门立雪，哪一回他不婉拒到底？要不是看在你大陆的爷爷曾救活过你段叔叔父亲的面上，你小子哪来这等福分？再说你段叔叔出身金石世家，家学渊源，书艺精湛，清代乾嘉学派写《说文解字注》的段玉裁，你是晓得的，那是你段叔叔的上六代祖先啊！这等因缘，居然给你这小子辜负了。”

我把父亲的话转述给段叔叔听，他笑我爸性子太躁，欲益反损。于是他又给我讲了个故事：说南方有位帝王倏，北方有位帝王叫忽，中央也有位帝王叫浑沌。倏和忽两位帝王做客于浑沌之所，浑沌招待周到，宾主尽欢。两帝图思报答，便说：“凡人都有眼耳鼻口七窍用以视听食息，唯独浑沌兄没有，请让我们试着帮你凿开七窍吧。”于是每天帮浑沌凿通一窍，好不容易七天凿完，谁知七窍凿成，浑沌竟一命呜呼。段叔叔见我没领悟过来，接着又说：“篆刻过程不也像为浑沌凿窍吗？大多印家注重笔画讲究，眉目清楚，看似凿成七窍，实则丧尽元神。好的篆刻，必须就浑沌而浑沌，顺石性而保其情，看似已凿而实未凿，锲出的印文只是把石性石情显扬出来而已，而不是断伤。”段叔叔说完后，便从身旁拿起一枚圆石，径自刻划起来，刻完后交给我，说：“送你！回去交差。”我喜滋滋地端详着上头的印文，小篆白笔，写着“篆愁君”，大概是说我为篆刻而愁的心事。

我爸把印握在手心来回摩挲，笑得合不拢嘴，直说：“傻人傻福，居然给你得了一枚好印，这‘篆愁君’端的浑然天成，无懈可击。”父亲另一手翻开桌上搁放的《南张北溥书画集》，继续说道：“你看，这张大千画里的用印‘大千居士’和溥儒的闲章‘乾坤一腐儒’，都是托你段叔叔刻的，好生气派，常人是刻不来的。好画配好印，相得益彰。”

等我真正刻第一枚印已是三年后的事。期间段叔叔不晓得给我讲过多少故事，最后都和篆刻道理有所关联。比如说，开刻当天，我正瞪大眼盯着一颗石头猛瞧，脑海中直响起父亲的声音：“有一种石头，浑身温润透明，匀布血丝，光彩映人，乃石中豪杰，叫作鸡血石。”段叔叔看出我的心思，拿起鸡血石说道：“石头与人一般，并无贵贱之分，只有刚柔之别。刚石如狂者，宜用尖刀使之含柔；软石如狷者，宜取钝刀使之能坚。因石制宜，要皆展现各自的风采面貌。”然后他就取刀在鸡血石腰身刻了几个字：“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要我也拿一颗来试试。

我下刀时光想反书便迟疑许久，刻成的印文粗细不一，还有好几处崩笔，段叔叔在一旁指导说：“石情神气最重要，崩就崩，山崩乱云，原是石头本色，犯不着介意。”

我同段叔叔学印第五年，他眼力渐退，终至全盲。段婶见他不济事，便离家出走，再没回来过，还是我爸雇了个菲佣才照料好他的日常起居。

我爸叹息着说：“好端端一个人，这样用眼过度，后半辈子就报销了。”

可只有我知道，段叔叔还能刻，他吩咐我不要张扬，说：“这样反倒省事。”如今他刻印不似往常神速，显得淡泊许多。还是左手持刀，右手握印，只是食指需不断抚摸印面，确定锲刻位置后，才一刀刀刻划。就在这个时候他又给我讲了个故事：说有个叫庖丁的厨师，十九年来，解牛不下数千头，刀却始终毫发无伤，仿佛刚磨好似的。段叔叔停下来问我为什么，我知道一定又和篆刻道理有关，想了想，便答说：“因为他知道牛的骨骼结构。”段叔叔开心地说：“对！庖丁以薄刀优游关节里的空隙，所以能刀刀无伤。更重要的是熟练精巧之后，可用神遇而不以目视，所有感官退居其次，全让精神展现。所以，你段叔叔我啊，目盲心明。”又说：“印有阴阳，朱文为阳，白笔为阴；目也有阴阳，明为阳，盲为阴。当然，生命也是有阴阳的。”

后来有一天，菲佣焦急地跑来找我爸，说段叔叔唤不醒了。那时我正在金门当兵，听父亲说段叔叔临终时，手里头还紧握着一颗印，上头刻着：“终生与石为伍”。

那阵子，我正巧在金防部军事图书馆当差，意外翻到一本清朝善本《事物异名录》，里头“昆虫类，蜗”一条这样记载：“《清异录》：‘李善宁之子《贫家壁》诗末云：拖涎来藻饰，惟有篆愁君。’”我才恍悟段叔叔刻送给我的“篆愁君”，指的是“蜗牛”而不是为篆刻而愁的我，而这蜗牛不就是他给我讲的蛮触两国的故事吗？这时我忽然联想起白居易的《对酒》诗来：“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然后，段叔叔仿佛又活过来似的，拿着一把刀、一枚印章在我身旁开怀地笑出声来。

（冬　冬摘自台湾印刻出版有限公司《相忘于江湖》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文苑·文苑

盛唐诗人的朋友圈

六神磊磊

公元719年，大唐王朝开元七年，在历史上是一个平静的年头。

这一年，值得一记的几件事之一，就是五月份发生了日食。唐玄宗李隆基对此很不安，裁乐减膳，降低了生活标准。日食之后是连续的干旱，李隆基又被迫下令亲自核看囚徒的罪状，搞些减刑假释，以争取上天的宽免。

一切都很平常，然而，对于盛唐诗人来说，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正悄无声息地在这一年发生着。

王维的高端朋友圈

王维关注着这一年即将举行的京兆府试。形势对他很不利，一个叫张九皋的才子行情看好。此人很有后台，哥哥张九龄官拜左补阙，在吏部专司考试选人，他本人还受到了玉真公主的青睐，据说公主要把张九皋保送成第一名。

这些坏消息足以让人灰心沮丧。然而王维不愿放弃。他决定再度拜会一个人——岐王李范，也就是杜甫后来“岐王宅里寻常见”的那位。他是皇帝李隆基的弟弟，也是大唐诗歌俱乐部名誉主席。据说此人“爱儒士，无贵贱为尽礼”，常在家里搞文学party。

王维找到了岐王，说：“马上京兆府试，你妹玉真公主要保送才子张九皋，这如何是好？”

岐王终究爱才，很快下定了决心：“五天之后，你来见我，带上两样东西。”

他殷殷叮嘱王维，这两样东西分别是“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之新声怨切者，可度一曲”。

五天后的一次聚会上，凭借着小清新的诗文和一曲琵琶，王维上演了一出“大唐好声音”。

岐王在一旁猛敲边鼓：“若使京兆府今年得此生为解头，诚为国华矣！”

煽动之下，玉真公主已成了王维的铁粉——“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也就是内定王维当第一名。

京兆府试之后，王维的试帖诗《赋得清如玉壶冰》满城风传：“晓凌飞鹊镜，宵映聚萤书。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虽然尚不如后来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但也确是唐代试帖诗里的佳作。

功名路上奋马扬鞭

当王维在京城正少年得志的时候，同龄人李白仍然不务正业，学剑、修仙、学纵横术，什么都玩。

他游逛成都，走访司马相如的琴台，写下了不少诗赋和这位800年前的大才子较劲。

27岁那年，李白游历到襄阳，朋友圈里多了一位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

那些日子里，孟浩然和李白很可能一起喝了不少酒。某一次，他借着酒劲对李白说：“兄弟，说句心里话，我还想试一试，去趟长安。我觉得自己还有戏。”

李白要送孟浩然走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开元十六年三月，黄鹤楼。绝美无匹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由此诞生。

分别之后，两人明显加快了博取功名的步伐。已近四旬的孟浩然感到时不我待，直奔长安参加考试；李白则年近三十，他选择的道路是树立名声、先取外围。

就在孟浩然出发前往长安的前一年，朋友圈里传来好消息：好友王昌龄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

极可能是这件事激发了孟浩然的功名心。王昌龄是干过农活的，我老孟世代书香，岂能不中？

飞舞的雪花中，孟浩然向长安进发。

到长安已是早春，然后孟浩然就落第了。

无法确切地解释他为何会落第。从开元十一年到二十三年，有王昌龄、崔颢、祖咏、储光羲、綦毋潜、常建、王维、薛据、刘长卿、颜真卿、贾至、李颀等一大批诗人及第。但这长长的名单中，就容不下孟浩然。

愤懑，痛苦，失望……孟浩然心里五味杂陈，滞留在凄风苦雨中的京城，觉得没脸面回家乡。朋友圈的气息十分低沉：“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十上耻还家，裴回守归路。”

唯一的安慰，来自于王维。他们在长安相遇，言谈十分投机。他们在当时压根没想到，未来两人竟被并尊为“王孟”。要知道，当时和王维齐名的可是崔颢，就是那个凭着“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秒杀李白的猛人。

王维宽慰着孟浩然：“放宽心回家吧，去痛饮田家的酒，去读些有趣的书，何必像司马相如一样非要献什么《子虚赋》，为功名所困呢！”

孟浩然淡淡一笑，饮尽杯中酒，给王维留下一首诗，作为最后的告别：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白衣飘飘的年代

孟浩然飘然远去了，而李白的活动越发频繁。

他的朋友圈质量猛进，有前辈诗人贺知章，有当朝权贵玉真公主、崔宗之、韩朝宗，有同辈诗人王昌龄。还有一些搞不清楚来历的怪人，比如一位号称“相门子”的岑勋，以及一个神神道道的隐士元丹丘。

这两人大大地沾了李白的光，稀里糊涂地被李白写了一笔，从此名留千古——“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光阴似箭，辉煌的“开元盛世”渐渐过去，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天宝元年秋天，李白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在朋友的推荐下，他被皇帝老儿召唤入京，面君于金銮殿，供奉翰林。那个浪荡公子终于登堂入室，自己也要成为大V了。

李白是否曾让高力士难堪，暂且存疑。但他的确一度受到超规格的待遇，据说皇帝“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几乎要亲自喂饭。有谁记得李隆基给老婆杨玉环喂过饭？

然而好景不长，李白很快受到了杨贵妃、高力士等人的谗毁，即所谓的“秋风摧紫兰”，最后被买断工龄，赐金还山，遭到了体面的解雇。

这一年他虽然失业，却也收获了两样珍贵的东西——友谊和爱情。他遇到了一位姓宗的姑娘，两人志趣相同，后来患难相依，成就了一段完满姻缘。此外，他的朋友圈里还多了两个人——杜甫和高适。

三个无业游民在大梁、宋中一带痛饮狂歌，骑马畋猎。与此同时，王维正给奸相李林甫写着颂诗，“谋猷归哲匠，词赋属文宗……朝夕仰清风”，而李、杜、高三人压根就够不着李林甫，想巴结都没门。

李、杜、高索性放开了怀抱，“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在他们论交的酒垆里，一旁的酒客谁能料到，这三个疯疯癫癫的人，居然一个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一个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个是伟大的边塞诗人？这大概也是盛唐才能出现的奇景。

离乱中各奔前程

时光飞逝，在盛唐诗人的朋友圈里，一些年长的大V故去了——张说去了，张九龄去了，孟浩然去了，贺知章去了。他们留下了“海上生明月”“波撼岳阳城”等千古佳句。

“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的局面急转直下，分裂成好几个政治集团。几个诗人也被战争和政治的巨浪抛向四面八方。

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分道扬镳了：高适投奔了老皇帝李隆基，杜甫投奔了肃宗，李白投奔了永王，王维加入了“伪军”。

杜甫安顿好妻儿，冒死投奔在灵武的新皇帝肃宗。途中他一度被叛军俘获，却因为身份卑微而被忽略。经历千辛万苦出现在唐肃宗面前的杜甫，蓬头垢面，鞋子豁口，露着脚丫，体面全无。年轻的肃宗看见杜甫如此忠心，不禁感动，很快封了他一个官——左拾遗。

王维和杜甫一样也被叛军劫持到洛阳，被迫屈服当了叛军的“给事中”。当时像王维一样被形势所迫参加“伪军”的不少，连宰相陈希烈都当了叛军的中书令。

李白本来好端端地在庐山隐居，偏生一心想杀敌平叛、报效国家，恰巧庐山接近另一个政治集团——永王李璘的势力范围。李璘几次派人来庐山猎头，邀李白加入团队。

李白顿时豪情满满，天真地以为杀敌报国的机会到了，大唱着“为君谈笑净胡沙”，高调宣布加盟。

不幸的是李璘被亲哥哥唐肃宗李亨给灭掉了。

崩溃的永王部属中，李白显得非常刺眼。他顶着附逆、造反的帽子，天下虽大却无处可逃。更讽刺的是，被派来攻打永王李璘的那位大人物、新晋淮南节度使，居然是高适。

安史之乱中，高适凭借着自己政治上的敏锐，一路高升，一直做到了正大军区级的节度使。

李白彷徨无地，跑到彭泽自首，随即因为附逆的严重罪名被投入狱中。

相比之下，王维是当过叛军伪官的人，叛军被平定之后，行将被严惩，却因为及时地拿出了一首“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证明了自己不忘唐朝之心，再加上弟弟的营救，最后平稳过关，照样当官。

李白投靠的毕竟是李唐宗室，下场反而惨得多。

繁华散尽

监狱中的李白“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他想起了高适，打算向他求救。这首求援诗叫作《送张秀才谒高中丞》。

在诗里，李白大大赞颂高适的平叛功绩，把他描绘成一个安邦定国、经天纬地之人。末了，他才把话题引到了二人情谊上：“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这封信石沉大海。最后营救了李白的是他的继室宗氏和一批朋友，这个名单里没有高适。

和李白不同，此时的杜甫度过了人生中一段体面而美好的时光。

他和王维、岑参等一些臣子，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朋友圈中互动频繁，点赞频频。分别唱和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就是缩影。

这个其乐融融的小圈子，已是盛唐诗人朋友圈最后的回光返照。很快地，杜甫、贾至、严武接连被贬，诗人们各自星散，杜甫也日渐穷困潦倒。

在杜甫生命的最后几年，那些伟大的朋友渐渐停止了更新：761年王维离世；762年李白故去；763年，和他交情深厚的房琯辞世；764年轮到了画师郑虔和诗人苏源明，后者甚至是饿死的；此后死去的是高适、严武、韦之晋……

了解这些情况，我们才能读懂杜甫那首《存殁口号》：“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字面上叹息的是郑虔和曹霸，但又何尝不是写给所有逝去故人的挽歌。

770年，在漂荡于湘江的一叶小舟上，杜甫得到了老友岑参故去的消息。那年冬天，杜甫在舟上死去了，终年59岁。盛唐诗人的朋友圈繁华散尽，至此终于停止了更新。

（一　刻摘自《新周刊》2015年第1期，黎　青图）

人物·人物

一个真正美好的人

东方小四

人的一生，原来可以这样浓缩定格：因岁月久远而泛黄的帮病人缴费的单据，与她少年时代几乎全优的成绩单，静静陈列在一个小小的玻璃柜里。此外还有一生各个阶段的证件、证书，只是，没有结婚证。

她是林巧稚（1901—1983），离开这个纷扰世间，已经32年。

羊年春节的鼓浪屿，游人如织。林巧稚纪念馆毓园，如一朵花儿，静美绽放在这个以钢琴、步行、故事等闻名的小岛上。而我也因为那尊美好的汉白玉雕像，以及园外以翻开的书籍状呈现的金属牌上镌刻的一些林巧稚的生前语录，渐渐对她生出了几分好奇。身为历史学者的爱人对我说：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对林巧稚有微辞？

是啊，对身为名人的她，几乎查不到有任何人说她“坏话”的文字记录。这无论对名人还是普通人，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林巧稚做到了，为什么？答案在一些零零碎碎的叙述与小事里，徐徐展开。

即便是在春节假期，鼓浪屿的图书馆也是开放的，而且对我们这样随性的游人也不设门槛，不需任何证件就可以入内自由阅读。我在一本有关鼓浪屿历史的书里读到一个细节，此事折射了林巧稚无私奉献的品格。当年林巧稚与一个师范的女同学一起远赴上海考点去考协和医学院，在考试进行中同伴突发急病，林巧稚毫不犹豫地搁笔救人，放弃了考试。考官感于巧稚的忘我与奉献精神，经过一番曲折，再加上林巧稚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终为她争取到了破格入学的机会。

林巧稚一共在协和医学院学习了8年，直至拿到博士学位（她当时拿的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证书与纽约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两者应该类似于如今的“联合办学”）。毕业那年，林巧稚获得了那一届协和毕业生的最高荣誉“文海奖”。这是一个外籍教会医生捐出全部财产设立的奖项，每届毕业生只有一人可获此殊荣。林巧稚不仅学业极为出众，且在课余热心公益、为人无私忘我，故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和当届的获奖资格。

在很多事情上，金钱确实是一个试金石，可以试出一个人的价值观与品性。林巧稚及其家人的可敬，在这方面也得以体现。当时协和医学院的学费较为昂贵，学程又长，而林巧稚的父亲在她学业中途辞世。林巧稚的兄长继承了家业，同时也继承了父亲对林巧稚的责任，继续供她上学直至拿到博士学位。林巧稚在工作后，自然而然地予以回报，尽管自身的职位和单位历经变化，甚至在协和医院一度关闭期间还曾自开诊所，她都毅然决然担负起了兄长的4个孩子在北京求学的所有费用。

一生未婚的林巧稚还做了许多令人感佩的事。她从工作开始，就请人列出了鼓浪屿需要资助的亲朋名单，她按人头每月寄生活费，一直到辞世。如果说这些事情还与亲缘相关的话，她为不相识的贫穷病人付医药费的事例则难以计数。另外，她辞世时的遗嘱有三项内容，“三万元积蓄捐献给医院的托儿所。遗体供医院作医学研究用。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海上。”

林巧稚是一个真正美好的人，若用图景形容，恰如“海上生明月”。我其实不太相信那个“经她亲手接生的孩子超过5万个”的传扬已久的数字，但因她而得到平安与福报的人，则何止千千万。在事业上，她倾其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在医学上苦心孤诣、好学不倦、不断精进；在精神方面，她也只做一件事，舍一己私利去救助与帮助他人，一生通透完美如琉璃。

林巧稚年轻时的照片，面容姣好、明眸善睐，真的很美。可以想见，当年她的追求者不会少。但她没有选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想我们其实不够了解她，这个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睡前读物几乎全为英文书籍的大夫，她将一生的使命定位为治病救人，豁出了自己的全部。

这样的人是天使，即便是内心最黑暗的人，也难以找到她人性里的弱点，因此我们也几乎找不到旁人说她是非的言辞记录。不过我想，却有一个灵魂会为她难过心疼，为她一生奋斗不息、忘记了停歇也忘记了自身而悲伤，那就是她那因患宫颈癌而早逝的母亲。每一个母亲，内心深处都不愿儿女一味燃烧自己去温暖世界，活成一尊完美的雕塑，却没有可以小声叹一口气的小小家园。

鼓浪屿上的鲜花常年盛开，图书馆里的陌生人拈花微笑，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林巧稚，永远不会再回来。

（温　言摘自《看世界》2015年第6期，李　晨图）

人物·名人轶事

五段和六段

舒乙

齐白石以画虾闻名，当然，他是大师，几乎什么都画，白菜、桃子、牡丹、山水、人物，样样好，无一不能。虾，齐白石不光是画得多，而且是他的“发明”，他的“专利”，成了他的“象征”和“符号”。

中国现代文学馆曾为诗人阮章兢办过一次艺术展览，其中有一幅阮氏学齐氏的《虾》。虾画得一般，神来之笔是画上的那段文字。文意是：有一次阮诗人去赴宴，吃大虾，无意中数了数虾身的节数，是六段，大惊，因为齐白石老人画的虾是五段。他不信，又数，还是六段，于是回去查大百科，查海洋生物辞典，都说虾是六段。可白石老人的画明明是以实物为对象的，而且观察之细微，远近闻名。怪了，最后阮诗人的结论是：可见，权威也有错，可千万别迷信啊。

这段文字引出观众许多感慨，有人高声朗读，还有的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总之，大家都读得饶有兴趣。

不过，读了也就过去了。算是一桩艺坛趣事吧。

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整理她的遗物，在她的画框中发现了一张齐白石先生早年的《虾》，不知是不是爸爸生前购买的。看了这虾，我们大吃一惊。

原来，齐白石先生早年画的虾是六段，不是后来的五段。

我琢磨，这当中肯定有重要的变法。

记得妈妈曾说过，她亲眼看见齐先生的笔洗中养过几只小的活虾。年迈的齐先生对着笔洗默默地看，一看就是老半天。

对一位大师来说，这种凝视，与其说是观察，不如说是思考，是酝酿，是艺术升华的前奏。

齐先生在画虾上确实有重要的三段变法：第一阶段是如实画来，写实，宗法自然，更像写生；第二阶段最重要，不算“零碎”，虾身主体简化为九笔。所谓“零碎”一共是八样：双眼、短须、长须、大钳、前足、后足、尾，还有一笔用深墨勾出的内腔，这种结构便是齐白石的虾所独有的重要风格；第三阶段是画上墨色不均一，笔先蘸墨，然后用另一支笔在笔肚上注水，把虾的“透明”画出来，虾一下子就活了。

齐白石的虾由生活中的六段成了画纸上的五段，其中包含着一个极重要的艺术原理：一定是五段的虾在比例上和视觉效果上最合理、最好看、最美。

我揣摩，齐先生一定试验过，六段不成，四段也不成，非五段不可。于是，五段便成了艺术的必然。

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升华为美妙的精神享受——这就是创作。

（小　六摘自《人民政协报》2015年3月23日，齐白石图）

人物·名人轶事

不敢当

晓高

中国读书人颇有“自许”的雅好，但也有“不敢当”的传统。“不敢当”非不敢担当，多是自谦之意。启功先生曾听刘盼遂谈过，王国维对学生所提问题或研究结果，常用三句话为答：“弗晓得”“弗的确”“不见得”。这就是“不敢当”的典范。启先生感慨道：“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伟大的鉴定家。”

晚清名臣张之洞一生勤于政务，无片刻闲暇，在他幕下九年的陈衍曾说他“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某次，曾居张之洞幕下十余年的高友棠进京来见，张问他：“外间对余有何议论？”高曰：“人皆谓岑西林（春煊）不学无术，袁项城（世凯）不学有术，老师则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实在是谦虚啦。

1924年，印度文豪泰戈尔访问中国，由新诗人徐志摩等陪伴游杭州，并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拜晤了陈三立。两位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泰戈尔以印度诗坛祭酒的身份，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盟主的身份，回赠他一部诗集。陈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诗坛的。我则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汪辟疆撰《光宣诗坛点将录》，曾将散原老人陈三立列为“诗坛都头领”之“天魁星及时雨宋江”，从时人评价来看，这个代表他还是当得的，因此也算是谦虚啦。

在中华文化里，“不敢当”是一种教养，谦谦君子身份的表征。出身旧家族、接受美式“人文教育”、倡导“文化保守主义”的吴宓（号雨僧）先生，是一位“不敢当”的代表。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红楼梦》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含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吴宓常去听讲，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刘文典乃谔谔之士，讲课时闭着眼睛，讲到得意之处，便张开双目，向后排望去，寻着吴宓，问：“雨僧兄以为何如？”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边点头一边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钱锺书上大学时曾口出狂言，说清华大学没人能教得了他：“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此话传入吴宓耳中，吴淡淡地说：“Mr.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王国维自沉，梁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导师就剩下了陈寅恪一个人，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当时，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也已是大哲学家，在清华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谦恭若此。

（洛　依摘自《晶报》2015年3月23日，黎　青图）

人物·名人轶事

一次震撼和一个决定

程颢

应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李光耀在新加坡国内，既赢得了高度的褒扬，也遭到严厉的批评。回顾他的政治生涯，李光耀承认他做错了一些事，而脱离马来西亚就是其中一件。

可历史就是爱开玩笑，他如今的成就也都是因那个遗憾而得来的。是不是心怀敬畏甚至是遗憾，才会加倍努力？不得而知。

为何把脱离马来西亚作为最大的遗憾？为何让儿子李显龙接棒，也不会有太多人怀疑他以权谋私？

这就是李光耀的魅力，也是新加坡的魅力。

我们现在纪念这位政治家，很多都停留在他的一些言论上，或者对新加坡的贡献上。其实，应该再往前一步，我们应该讨论“李光耀现象”的背后。

在李光耀23岁的时候，也就是1946年，二战结束次年，他考取了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当抵达伦敦，第一次走到繁华的伦敦市中心，他看见一个书报摊，旁边只有一个箱子，没有摊贩。这是最原始的自助售报摊，由买报纸的人自己放进硬币，自己找零，是完全凭自觉的交易。这个街边摊对李光耀的震动，是一生的。

许多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震撼，那是他内心最原始的对文明的感悟。这粒种子，这份美好，在他心中深深地生根发芽。

他在34岁的时候，忽然把烟戒了，这出乎所有人意料。1957年的一个夜晚，为了准备第二天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的一次演讲，34岁的李光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抽了大概有30支。第二天，他失声了，说不出话来。坐在飞机上，他不住地恶心。下了飞机，李光耀决定戒烟。

那一晚的烟瘾，让他时隔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他说，他当时坐在飞机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否还想继续完成我作为一个活动家和一名律师所未完成的事业？”对李光耀来说，戒掉多年的烟瘾是一种“剥夺”，但最终他成功了。“我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又吸烟了。”

李光耀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解读，只是这两个，也许能从另一个侧面看到这位政治人物的一些源起。

在他看来，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已经足够。

（赵春辉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东方IC供图）

人物·名人轶事

凡·高逸事

王晓丹　编译

包扎着耳朵的自画像

凡·高/1889年

1.凡·高习惯将小蜡烛放在自己的帽檐上，以便在晚间作画。

在给弟弟提奥的一封信中，凡·高提到他“在（帽檐的）烛光下”创作出了《罗纳河的星空》。此事至今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

在另一封写给提奥的信中，凡·高写道：“对我来说，夜晚似乎比白天更富有生命力，更富有绚烂的色彩。”如果这些记述是真实的，那么他就应该会在晚上找个咖啡厅之类的地方，戴着他那特别的“烛光草帽”，坐在其他顾客旁专心作画。

2.虽然世人都认为凡·高是自杀身亡，但也有说法称他可能死于他杀。

普利策奖得主、传记作家史蒂文·奈菲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于2011年合作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凡·高：人生》。两位作者经过考证认为凡·高当时并没有自杀，而是被当地的一名鲁莽少年所杀害。其实，艺术史学家们也并没有完全接受凡·高自杀的事实，虽然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仍然将他的死亡原因明确记录为自杀。2014年11月《名利场》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引述了一位法医的报告，这位专家对凡·高持枪射杀自己的记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凡·高不可能如此近距离地用枪口对准自己的身体，与此同时，凡·高的手掌上也并未发现任何近距离射击留下的灼伤痕迹。

奈菲和史密斯指出，没有人找到射杀凡·高的那把枪，无论自杀还是他杀，凶器都不见踪影，这一点始终都很可疑。

不管后世怎样去猜测和证实，凡·高的确曾经表达过自杀的想法，他曾说过想离开人世并且拒绝一切可能的医疗救助，“人生就是苦痛”。

3.凡·高的耳朵也许是被别人割下来的。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凡·高的左耳并未完全被割除，只是左耳的部分耳垂不幸被割掉了。据报道称，在“割耳事件”发生三天后，凡·高将割下的耳垂送给了一名妓女。但究竟是不是凡·高自己割下了耳朵，依然存在着大大的疑问。在“割耳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里，凡·高与同样是画家的好友保罗·高更居住在一起。高更除了以画作闻名艺术圈，还是一名专业的击剑手。凡·高和高更因各自固执的个性，经常打架互掐。尽管两人都说是凡·高自己割下了左耳垂，但这里面的蹊跷确实引人猜测：也许是两人顾及彼此的名声和颜面而说谎……历史的真相已随着大师们的离去而被掩埋。其实，翻翻凡·高的个人信件，我们不难发现，凡·高对高更的感情近乎仰慕，以致他的弟弟提奥千里迢迢找到高更，以“重金”请他来和凡·高住在一起。

也许是什么特别的原因，凡·高始终不愿说出“割耳事件”当晚发生的一切。然而在一封写给提奥的信中，凡·高提到：“幸亏那晚高更没有携带枪械或其他更加危险的武器。”这一句话引起后人无限的猜测和遐想。

4.凡·高自己意识到患病，住进圣雷米的圣保罗精神病院。在那里，他安静地凝视着窗外，创作出《星月夜》。

1889年1月，凡·高从阿尔勒的一家医院出院后不久，就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割耳事件”。他也察觉到自己精神方面的问题并未治愈，几个月后（大约在1889年5月），凡·高主动住进圣保罗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根据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的史料记载，在他住院后不久，提奥给他写来一封信：

“得知你的身体状况并未有所好转，说实话我非常伤心。尽管在你写给我的信中并未透露任何精神脆弱的迹象，但你自己走进精神病院的举动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希望这只是你的一种预防措施。我太了解你了，你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想拖累那些认识你的人。”

在精神病院疗养期间，凡·高创作了许多经典的传世画作，如《鸢尾花》《橄榄树》，当然还有《星月夜》。然而，凡·高自己却认为《星月夜》是一幅失败之作。他在给提奥的信中谈到《星月夜》时说：“这幅作品对我来说简直一文不值，甚至连‘尚佳’都谈不上。”凡·高本打算邮寄出所有的画作给提奥，但由于邮费太贵，他就将《星月夜》从邮寄的包裹中拿了出来。后来提奥尝试过出售凡·高的部分画作，却无人问津。

5.在成长的过程中，凡·高经常看到刻有自己名字的墓碑，因为他有一位早年夭折的、与自己同名的哥哥。

凡·高在荷兰的津德尔特出生、长大。1849年，那时凡·高的父亲西奥多卢·凡·高还是荷兰归正教会的牧师。和凡·高同名的兄长文森特在刚生下不久便夭折了，葬于墓地，这个墓碑至今仍在。

巴黎东郊的奥维尔小镇，凡·高和弟弟提奥长眠在这里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津德尔特的市民依然以这里是凡·高的诞生之地而倍感荣耀。这座不大的小镇建有凡·高广场、凡·高和弟弟提奥的纪念雕塑，依旧保留着凡·高当年居住过的旧址。凡·高最早住过的房子位于津德尔特大街，但遗憾的是这座建筑已经被拆除，后人已无法一睹当年的风貌。

6.凡·高从二十七八岁才开始画画，但到他37岁离世时已创作了900余幅画作，以平均每周两幅的惊人速度保持着激情的创作。

在开始从事职业绘画前，凡·高曾尝试过很多职业，从传道牧师到教师，到艺术品交易商……根据凡·高画廊的记载，他在1881年12月末给提奥的信中描述道：

“提奥，你知道吗，当打开绘画盒时，我是多么的开心。在经过一年的学习和探索之后，我想现在才是用它的最好时机，比我当时立即开始作画要明智得多。现在，我的绘画生涯真正开始了，你觉得如何？”

凡·高在世时创作了900余幅油画，留下了多达1100张画稿。如此多产的他，却被诊断为患有癫痫病和一种叫作“多写症”的行为障碍疾病。所谓多写症，就是有强烈的写作冲动而无法自控。对于凡·高而言，这种冲动就是绘画创作。受此折磨的凡·高无法自控地与画板交流，不停地绘画，不停地创作。

7.凡·高画作中标志性的鲜黄色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地消融和褪色。

凡·高在绘画中经常使用一种鲜明的黄色颜料，这种黄色被视为他的“艺术签名”之一。这种颜料是工业革命的一种副产品色素，学名“铬黄”，已被证明是一种具有挥发性的有毒物质，而它长期释放、分解的化学过程又是不可逆的。

这种黄色被大量使用于《阿尔勒的卧室》等画作中。遗憾的是，如今这些当年光芒四射的画作已经逐渐褪去了最初鲜亮的色彩和夺目的感召力，人们再也无法目睹原作的锋芒。

研究者孔恩·詹森测试了凡·高画中的铬黄色素，并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这种光泽的消褪是永恒的。要逆反这一化学反应的过程，只会给原作带来更大的破坏。

8.一位见过凡·高的122岁超级寿星，对这位画家的印象居然是“邋遢的，不修边幅的，令人厌嫌的”。

简妮·卡蒙特生于1875年。她一生都居住在法国的阿尔勒小镇直到1997年去世，那一年她122岁。她也被认为是（有明确记录的）世上最长寿的人。1888年，凡·高居住在阿尔勒时经常去卡蒙特叔叔的小店买颜料，她对凡·高的印象居然是“邋遢的，不修边幅的，令人厌嫌的”。

根据《纽约时报》1997年发出的讣告，当年见到凡·高时卡蒙特大概只有十二三岁。她对自己的后人说：“凡·高是谁？那个丑陋的、没有风度没有礼貌的、看着很病态的男人？我原谅了他的粗鲁，因为人们都说他是个疯子。”

（蚕　豆摘自《世界文化》2015年第2期）

人物·名人轶事

杂学成就左宗棠

徐志频

1832年到1843年，左宗棠21岁到32岁，他从湘阴到湘潭倒插门12年，除了居家过日子，他到底还做了些什么？

12年的寄居生活，左宗棠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去醴陵县的渌江书院主持教学；二是埋头潜心研究科学种田方法，作《广区田图说》；三是继续研究舆地学，自己在家里绘制中国地图。

今天看这三件事，教书的事情，读书人多会做。但是，研究科学种田与自绘地图，就让人感到意外了。

左宗棠研究种田时，不迷信古人，只相信实践。他认真又细心，细致到亲自计算每亩田的总穗数，怀疑前人“稀禾结大谷”的说法，施行密植。为此，他还与帮他做事的长工姜志美吵起来，逼着姜志美改掉老规矩，按自己的新办法来做。后来，他总结种田的经验，写了本《朴存阁农书》。

他自绘地图的方式也很特别：先制作一张皇舆图，纵横各为九尺。图上画成方格，假定每格纵横各为一百里，并用五种颜色来区分各地主产的农作物。根据这张总图，再来制作各省分图，各省又分为府县，都做了说明。古为重险地现为散地、从前是边陲现在变成腹地的疆域沿革，这些变化，他都逐一注明。由此，再上溯至明、元、宋、唐各朝代，严谨而专业。左宗棠夫妻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不分昼夜地努力，全新的“皇舆图”终于画成。

他画地图时，夫人周诒端就在边上端茶、摇扇、磨墨；他画好初稿，夫人就帮助他影绘、誊清。左宗棠后来给二哥左宗植写信，生动地再现当时场景：“日来已着手画稿，每一稿成，则弟妇为影绘之。遇有未审，则共取架上书翻查之，十得八九，其助我殊不浅也。”

左宗棠手迹

一个落榜举人，放着四书五经不读，八股不作，却研究种田，已违背传统做法。左宗棠研究农业与地理，在当时看来，都是无用之学。他当时花费大量时间，耗费心血来研究这些东西，不但看不到前景，也找不到任何出路。

但是，有用与无用，会相互转化。

左宗棠后来在陕西、甘肃、新疆带兵打仗，所有的军粮都在当地解决，这些学问都是他年轻时闲居在农村时种田摸索出来的。而他对中国新疆版图、地理等情况了如指掌，又得益于他早年在家里自绘地图。他的地图一旦派上用场，连俄罗斯人也难以望其项背。他这些学问需要数十年的积累，不是靠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可以得来的。

无心插柳柳成荫。左宗棠这种非功利的读书方法，决定了他日后的成功。

左宗棠自己怎么看这种治学方法？1865年，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给大儿子的信中说：“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

（纹　章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一书）

人物·回忆

孤独温暖的旅程

铁凝

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但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认识已久的一个孩子。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不久之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省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使我对沽源产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绘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汪曾祺从未在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地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到后来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字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我去沽源县是在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在这里肆虐，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挨过他的时光。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多有耐心和爱。

铁凝

汪曾祺

1989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会上谌容告诉我，上午8点半开会，汪曾祺6点钟就起床收拾整齐，等待作协的车来接了。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诚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地说好。在这里，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我只是不断地想起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一本回忆录。这位艺术家在回忆录里写到当老之将至，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老头。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焦躁不安的世界。

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创造出的“热闹”日子，是为了排遣孤独，还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使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呢？前不久读到他为一个年轻人的小说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着评价那个年轻人的小说，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儿”。

我相信他是多么不乐意人是孤儿啊。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短暂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锅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于是我又常想，一位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孤独，从塞外凛冽的寒风中快乐地朝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是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

这使我始终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雪　茹摘自豆丁网）

社会·杂谈随感

生活在别处

李松蔚

一些人开车到家后，常常要坐在车里发一会儿呆，才慢吞吞地打开车门；一些人忙完一天的事务，明明累得不行，躺在床上忍不住还要打开手机，玩上一小时才能心甘情愿入睡；还有一些人在工作的时候——哪怕是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就像此刻的我正在赶这篇稿子——也要打开音乐、视频，“听个响”，否则总感觉哪里缺了点什么，心气浮躁。

这些行为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温和的、不易觉察的，对生活的厌倦感。

我们按部就班地工作、休息、社交，持续一段时间，就会形成一个模式。一旦感到这个模式没什么意思，就忍不住想开个小差，跳脱到主线之外，哪怕只是几分钟、几小时，“生活在别处”。动静更大一点，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有一些人——也许是今天的大多数人——是要不断以“新鲜感”喂食的：新鲜的知识、新鲜的体验、新鲜的人际关系、新鲜的故事……假如已经习惯了当前的体验，而又没有新鲜的玩意填充进来，虽然也说不出哪里不妥，但总隐约有点心神不宁。我们的社会文化也在鼓励这种浮躁心态。人生被比喻为一场旅行，相应地，我们就是在追求“风景”：人人希望在有限的行程内多看到些“不一样的风景”，只有这样才值回票价，不虚此行。

按照这个比喻，所谓“生活在别处”，就相当于旅行中随处可见的一种心态：

“老在这一个景点待着有什么意思？去下一个地方看看吧。”

这样的游客，适合跟团，最好跟那种“十大景点一日游”的特惠团。真正热爱旅游的人只怕不会看好这样的心态：何必那么匆忙？如果难以沉浸于一处风景，不管变换多少景点，结果都是差不多的。并非风景让人开心，而是人的心态决定了风景——同样是赤壁的月夜，苏轼可以赏玩一个通宵：“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而赶上一个性急的游客，则只不过是拍个照合个影。

我们常说，生活乏味得让人厌倦。但乏味与其说是外物的一成不变，倒不如说是内在的一种感觉。达·芬奇画鸡蛋，能从每一个鸡蛋上看出它的特别之处来，而许多人甚至说不出今天和昨天有什么差异。一旦陷入乏味感，一些人就很难从新鲜的角度来感知当下。

大部分时候，依靠这个世界的丰富奇妙，这种乏味感不难化解。特别是有了网络，打开电脑或拿起手机，就可以无比便利地、几乎不花成本地制造出一些新鲜体验。这一点，也不好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就像一个爱吃糖的小孩恰好生活在糖果的海洋里。

有看不完的电影、听不完的歌，打造出无数“新鲜的风景”；听网络公开课就更方便了，可以不停地学习“干货”；假如不占手的话，也许还会刷刷微博、打打游戏……我们永远都可以制造出“生活在别处”的体验，以此调剂“此处”的乏味生活。看上去很美好，唯一的问题在于，久而久之，这样会不会也变成一种“乏味”，最后也产生出厌倦感呢？

再怎么化解乏味，它仍然深藏于我们心底。一个人马不停蹄地更换景点，最后说不定得出的结论是：旅行这件事本身就没意思。这时候，他所面临的就是一场更深刻的危机：不仅知道“现在没意思”，而且知道“继续寻找新鲜刺激也没意思”。但危机也蕴含了转机。到那个时候，就只好反观厌倦本身，就地寻找出口——那便是另一层修行了。

（辛　普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第8期，刘　宏图）

社会·杂谈随感

世事杂感

戴厚英

多疑

一个男人抱着个可爱的男孩坐在马路边向行人乞讨。冲着那可爱的孩子，我向男人的破碗里投进了一元钱。可是走不多远，我又后悔，谁能证明那男人抱着的不是拐来的孩子呢？很想回去拿回那一元钱，却又不好意思。下次不再上当就是了。

走到马路拐角，一个老太太拦住了我，说她的儿媳妇把她赶出家门，让她衣食无着。我摸出一元钱塞进她手里。可是刚走几步，又后悔了。老太太既然衣食无着，却为什么身体还那么肥硕、脸色还那么红润呢？想回去要回一元钱，又不好意思。下次不再上当就是了。

一次又一次，人物和情景总是不断变化，钱还是一元一元地掏出去了。到了再也无钱施舍的时候，才不再上当，因此也不再后悔和怀疑。

孤立

女儿读小学的时候，常常向我哭诉，她被班上的同学孤立了。因为知道被孤立的可怕，我便想方设法帮助女儿打破被孤立的处境。最有效的方法是分化形成包围圈的人群，把他们当中的某几个邀到家里来，让他们成为女儿的朋友。我的家成了女儿和她的朋友们的俱乐部，女儿不再害怕被孤立了。

现在女儿长大成人，远走他乡。是否仍然害怕被孤立，没对我说过，但是现在她纵使对我说，我也不会帮她摆脱孤立了。因为我已看到被孤立的许多好处，努力自己孤立自己了。我常常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家里，不看也不听，顿觉耳根清净，无事无非。这多好。

敏感

记不得从何时起，我被看作敏感的人。想想，我也确实太敏感了。天边刚飘来一块云，我就感到浑身凉阴阴，不停地打喷嚏，有时还发烧。自己不安宁，扰得别人也不安宁。我若不打喷嚏，人家根本就看不见乌云。所以，敏感不但害己，而且害人。所以，人家对敏感的人也敏感起来了。这边看见你有打喷嚏的征兆，那边就要捂住你的嘴。

（花日开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戴厚英文集》一书，董克诚图）

社会·杂谈随感

论时尚

刘瑜

24岁时，我研究生刚毕业，到一所大学就职。学校把我分到了一个教工集体宿舍住，我一走进去，哭了。

在此之前，我辛辛苦苦读了近20年书，对工作怀有多么热切的期待啊。它与经济自立、白衬衫、走廊里的高跟鞋声，以及可以洗泡泡浴的浴缸联系在一起。但现在，摆在我眼前的，是一间四人合住的、没有光线的宿舍，里面堆满了旧而不够旧的家具、新而不够新的行李箱，屋顶因为霉烂脱皮而斑斑驳驳，还有几个戴大眼镜的陌生女子坐在那里。这个宿舍甚至不能被称为“丑”，因为“丑”也可以是一种风格——它只是空洞，就像我们在北京三环、四环边看到的很多火柴盒楼房，它们不美，甚至说不上丑，只是因为缺乏任何风格和旨趣而让人觉得茫然。

在沮丧和愤怒渐渐平息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装修”我的床所挨着的那堵墙！那时候我没听说过“装修市场”，不懂得可以去买油漆、木板、壁纸，只是突发奇想，买了几大张深蓝和金黄色的纸，然后把它们剪成大块的方格，再一格一格地贴到墙上。这样，我就有了一堵黄蓝格子的墙。

我的宿舍还是四人间、没有光线，屋里还是堆满了难看的家具和行李箱，屋顶还是霉烂斑驳，我还是和那几个戴大眼镜的室友一样，端着搪瓷饭盒去食堂打一块钱一份的黄瓜炒鸡蛋和五毛钱一个的糖三角——但是，我有了一堵黄蓝格子的墙！

晚上，靠在床头，别人睡着了，我看着那堵墙，无比欢喜，心里有小火苗噼里啪啦地响。

今年我36岁。我已经真的经济上自立，经常穿着白衬衣高跟鞋走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虽然从来不洗但理论上可以洗泡泡浴的浴缸。此外，我已不能肯定把墙装饰成黄蓝格子是个审美上的好主意，但是有些东西，随着时间流逝不曾改变，我依然像12年前那样相信，美是对空洞的抗议。

空洞之于生命，如同猎犬追逐猎物，随时准备扑倒它、吞噬它。如果没有春节、端午节、母亲节、中秋节、元宵节……时间将流于空洞，一天和另一天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没有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那么声音将流于空洞，我们听到的将只是单调枯燥的嗡嗡嗡。人类发明各种与虚无捉迷藏的游戏，不断将那只随时要将我们扑倒和吞噬的“猎犬”甩掉。时尚是这些游戏中的一个。

我不大肯定“时尚”这个词是否足够准确，因为现在“时尚”这个词已经和“流行”“名牌”“明星”……联系在一起，而我心中的时尚，则是对各种“不假思索”的挑战——对美缺乏爱慕之心是一种不假思索，跟着“流行”打转是另一种不假思索，时尚则应该是在一切随波逐流面前逆行。我妈说，她当年被下放的时候，一切讲究穿着打扮的行为都可能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习气，但是她实在太爱美了，于是她想出了一个法子，“做件花衬衣，然后把领子翻出来”。我觉得，当年在一片灰黑蓝中翻个花领子的我妈，比今天浑身名牌的女明星要时尚得多。

我常跟朋友感慨，如果生长在国外，从小被鼓励发现自我，可能我不会成为一个老师，而是更可能成为一个设计师。设计什么？大到博物馆音乐厅，小到椅子垃圾桶，一切别具一格的东西都让我跃跃欲试。可惜阴差阳错，我成了大学老师，今天再去改行显然已机会渺茫。因此，有时想起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设计师，他们像巫师一样，让原本如此乏味的世界在想象力的大风中前进得一个趔趄接一个趔趄，心里这叫一个羡慕嫉妒恨。

（库　库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观念的水位》一书，杜凤宝图）

社会·杂谈随感

保养的品德

唐辛子

我家小朋友说想要吃拉面，于是，老公便领着我们去了一家日本拉面馆，名叫“漂亮的拉面店”。

走进店堂一看，左面是一排整整齐齐的榻榻米餐桌，右面是操作间，中间则是酒吧式餐台，店堂的窗台上摆着各类小摆设，靠近洗手间的通道一角，摆放着一个巨型的干花插瓶，配上麻色的日式暖帘，整个店堂的氛围由此变得高雅起来。而侍者的制服是黑色的，配上深酒红的围裙以及红色碎花头巾，给人感觉整洁、漂亮、干练，确实应了店的名字——“漂亮的拉面店”。

仔细看过店堂的一切，我问老公：“这是新开的拉面店吗？”“不是，开了起码有三四年了，我每天上下班时都会路过这儿。”

老公的话令我惊异。我以前做过酒店管理的工作，看酒店或餐厅的设施，基本就可以推断出它们的损耗程度。这家店给人新鲜出炉的感觉，三四年过去，他们并没有重新装修过，店面的地板却一尘不染，光洁如新，没有一丝拉面馆通常有的油腻，甚至都没有什么划痕。我对这家拉面店肃然起敬，因为第一次见到一家面馆的日常保养工作可以做得如此之好。

回忆以前在酒店工作时，一位资深的酒店管理专家说过：“欧洲的酒店，10年小修，30年大修，保养得更好的，连30年大修都不需要。而中国的酒店，若3年不进行大规模装修的话，一定会糟蹋得不成样子。能否做好酒店的保养工作，最能体现出酒店管理者的素质。”

这话我深以为然。

同样，一个城市的保养是否得当，也可以看出城市管理者以及市民的整体素质。而个人呢？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对自己的保养，则可以看出个人素质了。

（孤山夜雨摘自《今晚报》2015年3月27日，勾　犇图）

社会·杂谈随感

点“赞”的病

宋石男

本韦努托·切利尼曾说，一个人若打算描述自己的生活，至少应该年满40岁，而且还要在某方面取得斐然成就。不过，如今任何一个拥有手机的人，都根本不会搭理这位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古怪规矩。

是微信，而不是Facebook，使中国人得以大规模呈现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窥探他人的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生活却又常带着表演的气息，就像一位国家首脑的新年讲话，或者一个过分友好的推销员的笑容。

在微信朋友圈中，人们用各种状态推销他们理想中的现实生活，得到的货币则是“赞”。

《防治癌症的十个办法》这样的帖子，会假装得到了方舟子的认可，从而在朋友圈里广泛传播。排名第一的方法是“多喝水”。我每次看到这种帖子，都会毫不犹豫地点赞，以麻痹转帖者。

《柏拉图关于爱的十句箴言》这样的鸡汤帖，我也会乐不可支地点赞。它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爱，请深爱”。

还有星座帖，只要在朋友圈看到，我都会点赞。有时还会跟帖，附和一下楼主的意见，痛骂冷血的天蝎座，鼓励憨厚的金牛座。我是金牛座。第一个拒绝我的女孩是天蝎座。

各种大师语录，我也会点赞。虽然我知道一百句里可能有九十九句是废话。

兄弟的状态必须点赞。不论他是宣布戒酒，还是声称刚喝光了一瓶十五年的茅台。兄弟们喝酒之后往往会说一堆颓废的废话，似乎每个人都是在邮局给心上人寄耳朵的凡·高，或是躺在穷途、醉死待埋的刘伶。这时候我会恰到好处地点个赞，并且跟帖说：“来，兄弟，干一杯！”

女性朋友的状态也应该点赞。她们发的自拍照，个个都是林志玲，或者高圆圆，甚至苍井空。有时我会把眼睛揉了又揉，想自己是多么失败，多么缺乏一双在生活中发现美的眼睛。后来我知道了美图秀秀这种在线整容大杀器，就释然了。不过我还是会为她们点赞。P图拯救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是说。

爱妻的状态更要点赞。如果你漏过一条没点，她就会板起脸，连续两个小时不理你，让你心虚地以为自己在某个女孩的所有照片下都点赞的猥琐行为东窗事发。

亲人的状态同样要点赞。既然你们已经很少通电话，见面的时候也各自把玩手机，那么除了给亲人的状态点个赞之外，你还有什么法子来真情流露？

话说回来，点赞也是有正能量的。某些时候，点赞也是出于一刹那的惺惺相惜，片刻的审美共鸣，或者发自肺腑的利他心。点赞让我们在虚伪中寻求温情，而这虚伪，也因此而变得真诚。

不必那么深刻，不必那么认真。以赛亚·柏林说过，“别人不晓得我总生活在表层”。这是非常好的态度，但更好的态度也许是，“让别人晓得我总生活在表层”。

（从　容摘自九州出版社《这个世界还会好吗》一书，刘　宏图）

社会·杂谈随感

跟那些挣扎着的善良人做朋友

云也退

年前我去置了点家具，从家具城出来，出口区停着两辆单厢小货车，我看见一个车厢里有个弯着腰的人影。“师傅，这是……”话还没问完，他就转过身来：“开的开的。”

我报上了地址，估摸着不超过8公里的路，百元以上就是宰人。“80元。”那人想了想说。还凑合，但常识提醒我一定还有砍价的空间：“70块吧？”

“呵，好吧。”他答应了，笑了笑。

就是那一笑，使我疑云全消。他细长的眼角有很深的鱼尾纹，虽然穿着工装却不显得乱，关键是，那种笑里的善意是不掺假的。我上了他的车，坐在他的右侧，把东西放在后厢里，车厢肯定不是很干净，可是我想不起来去挑剔这些。

我坐过不少次卡车，经常被司机，或者被同行的人发配到后厢去，忍受一路颠簸，我还挺乐意，这也算是自我挑战了。公司搬迁过一次，机房主管要我帮着运送电脑。一堆大纸箱堆在后边，我负责看管。物流公司的人从主管手里接过烟卷，就像是老朋友似的，自己径直上了前排座位。“你坐后边咯。”当然，我没二话。后厢顶上有个天窗，车到半途，我实在忍耐不住，站起来把脑袋伸了出去。电车线纵横交错，七零八落地勒着行道树，在天桥下面，鼻子能感觉到清风，人却觉得被封在了高压舱里似的，一边觉得窒息，一边被裹着不停地旋转。抵达目的地后，我还能跳下车，站稳，让血液回到煞白的脸上，机房主管说：“哦，你行。”

于是，我对搬运工人的劳苦，算是有了点切身体会。遇到议价的时候，想到肠胃里乾坤颠倒的滋味，就会不忍心。然而，社会一直在教我，跟陌生人打交道，你最需要提防的，是那些一眼看去就跟你不是同一出身的人。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确认偏误”，你总会设法确认自己已有的观点，把新出现的反例当作例外。确认偏误导致一个人越来越深地陷入在自己的成见里，可是，有些成见，如“不要相信外地人”“不要相信乡下人”，似乎的确能为我们免去潜在的麻烦：它们促使我们提前防患，例如预先谈好价格，杜绝被人讹诈的可能。

但人跟人又如此不同。我坐在司机右边，面前是旧手套、茶杯以及干活人的一应杂物。他拿出一张胶带纵横的地图，眯起眼睛看路线。这些东西和动作都让我心安，手套意味着经验，地图则显出一个人的本分——因此我对他有了信任。他的车厢与众不同，没有一丝烟味，这太罕见了。我想起学车时，负责指导我的那个灰头土脸、60岁左右的男人，还算是本地人，整日烟熏火燎，逼得我在寒冬大开车窗。有一次我刹车猛了点，遮光板内还掉出一本被翻破了的《人之初》。我那个呕劲啊，就别提了。

车发动后一路无话，节前道路空疏无人，加上晴天，心情竟十分明朗。快到家时，我问他是不是不抽烟。

“我们家的人，可奇怪了，没人抽烟，”他说，“我爸爸不抽，我不抽，现在我儿子也不抽。”

“太少见了。”

“哈，抽烟才好，可以显出男子汉气概。”

文字很乏力，不要去信任它能够传达一个真实的画面，一种真实的感受，或者一个道理，它可能连传达一半都做不到，所以也不要执迷在文字的纠葛里面。我无法用文字解释，为什么听到这么几句简单的话，我会产生幸福感。我那天背在包里，去家具城的路上刚好在读的一本书，可以借来做个旁证。

这本书是日本导演山田洋次写的《我是怎样拍电影的》，我刚好读到山田引用一位“海音寺潮五郎先生”的话。潮五郎说：“知识分子的弱点在于不相信自己的感性。”山田赞同说：“知识分子有种倾向，一味认为感性这东西是骗人的。所以，不经过脑袋的解释，他们是断然不取的……好的不敢赞美它是好的，美的不敢赞美它是美的。”他针对的是当时许多导演所犯的错误，他们凭自己的主观意识搞创作，使得电影“开始脱离人民大众”。

山田是个老派人，三观跟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差不多，他的“寅次郎”系列对80年代的中国人有些影响。“人民”“祖国”“正确的价值观”“追求美的欲望”“主观意识”“客观环境”之类陈旧的话语在这本书中很常见，可是很奇怪，我一下子就读了进去。山田说很多人瞧不起“娱乐电影”，但他们没想到，“要创作出一部具有娱乐性的作品是何等艰巨的任务”；他说电影人必须尊重观众，塑造的人物“要让观众感觉到他就在自己的身边”；他说日本人要做出优秀的电影创作，“必须热爱日本人的文化、日本人的生活以及日本人本身”；他还说，“创作者和听众、观众之间，必须建立一种心心相印的关系”。

我说不清为什么会被这些简单至极的话击中，就像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货车师傅的一句“哈，抽烟才好”，会让我十分感动。确实，如山田所说，知识分子都不相信感性，就我所见，好像人人都在见缝插针地施展聪明，希望语出惊人，换来一片“这是你写的？太有才了”的呼声。在某一方面有知识专长的人，看谁都是外行，谁说了点什么，只要剐蹭到他的领域，哪怕只是几个数字，他都要拿出冷若冰霜的权威口吻码几段字出来，训谕一番。

知识人的尊严，有时只体现为傲慢。可是，体力劳动者也是专业的，他们更得有一技傍身，否则无法活命。工人不能玩花活：修车工必须把车修好，搬场工必须有能力把两米高的立柜挪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在入行的时候，就明白技能是谋生用的，不是拿出来炫的，除了挣钱之外没有别的回报。一个程序员会写一本《美丽的编程》，一个油漆工却不会写《美丽的上漆》这样的书。

豆瓣上有位友邻“睡美”，写一些出色的随感式小诗。我喜欢的一首，上面说道“流行语里的残暴味儿越来越明显/黑木耳、屌丝、绿茶婊、直男癌/听到人真的说出这些词时还是会抖一下/与之相对的是小动物照片铺天盖地”。到末节，作者又写道：

跟仍然在看书和运动的人做朋友

跟那些挣扎着的善良的人做朋友

跟木工电工管道工泥瓦工搬运工做朋友

……

不是绝对的，当然不是，也许你信口就能说出一个被泥瓦工搬运工坑骗的亲身经历。但作者的意图是明白的。挣扎的人不一定善良，善良的人也未必在挣扎，而兼有这两者的人或许正形影相吊。但那又如何？选择傲慢和残忍，会让你更加孤独。

司机下车，替我把两米长的一沓木板由电梯一直背到房门口，然后我与他一起下楼。过去雇货车，到达目的地后，我拿出百元大票时总要犹豫，因为担心司机会以各种理由推翻议定的价格，少找零甚至不找零；但这次，我把100元直接送进了车窗：“都给你，不用找。”

“那不行。”他摸着兜往外掏钱。“那你就拿80元吧。”我说。

他再次露出腼腆的神色，找给我20元，谢过后开车走了。我在楼下又站了10分钟。零上10度，这么好的太阳，还真没在往年的春节前夕碰上过。

（飞　扬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刘程民图）

社会·杂谈随感

作为读者的谦虚

蒋方舟

在北京，我目睹过很多场次的“作者见面会”。即使是比较小众和默默无闻的作者，也有人数多到超出预计的读者早早抢占座席，看来“吃到了鸡蛋，不必见下蛋的母鸡”的说法，并没有深入人心，人们还是要去听讲座——重点是看看那个作者，看看他和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人吻合程度有多少。然后就到了提问的环节，一些人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大段大段地阐述自己的看法，然后以“你认为我说得对不对”来结束提问——其实，这不是抓住机会，而是过度关注自我，忽视作者，浪费了这个机会。

我读过一篇文章，是“水晶先生”写自己拜会晚年张爱玲的经历。那时的张爱玲深居简出，不见朋友，更不见读者或“粉丝”，水晶先生幸运地得到见面的机会，却浪费了这个机会。那是一次尴尬的拜会，也是一篇尴尬的文章。全篇都是水晶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自己如何看待张爱玲的作品、如何看章回体小说、如何批评沈从文与钱锺书，然后张爱玲说：“嗳。”“很赞同。”唯有一处，水晶先生说《金瓶梅》不好，而张爱玲很诧异，说自己每次读到宋蕙莲以及李瓶儿临终两段，都要大哭一场。水晶先生接下来又开始为自己辩护，坚持认为《金瓶梅》写得粗糙、单调而淫秽……如果水晶先生能够从绵延不绝的自我关注中抽出一两秒钟，观察一下张爱玲的反应，他是否会发现她的表情是在哂笑呢？

我在年少无知、阅读甚少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读者。别人看动漫、看言情小说，我不屑，我找米兰·昆德拉、尼采来看，一方面是为了接受采访的时候能够引用他们的话；另一方面，也是抱着挑剔和反驳的目的，读一两段就在旁边标注：“写得也不怎么样。”“真的么？”“我看不懂，是他表达得不清楚？”

直到我上高中时的一个下午，读到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中的一段话：“因为我跟你一样。因为我也和你一样孤独，和你一样不能爱生活，不能爱人，不能爱我自己，我不能严肃认真地对待生活，对待别人和自己。世上总有几个这样的人，他们对生活要求很高，对自己的愚蠢和粗野又不甘心。”这段话穿透了纸张，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准确地指向我的内心，让我看到一个我未曾发现过的自己。我才意识到，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异，而是为了求同，我的幼稚和自大轰然崩塌，回归到一个读者应有的谦虚。

什么是一个读者的谦虚？中国古代私塾的教学方式，叫作“素读”，意思是看书的时候不带自己的观点，脑袋空白地看。不在书本周围砌起预备的知识围墙，不做价值判断，不添油加醋，不预设任何目的。如同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理想的阅读是“不要向作者发号施令，而要设法变成作者自己，做他的合伙者和同伴”。

阅读，如同走进一座陌生的建筑，或是走向一个陌生的人。然后，等待。等待他走向你，与你分享他的人生。如同《金瓶梅》中清河县城的李瓶儿准确地找到旧金山的张爱玲。我们阅读，在他人的经验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发现一群像自己但比自己更优秀的人组成的世界，他们的四周是荒野，头顶是星辰。他们帮助我们抵抗脆弱的友谊、不完美的爱情，抵抗由孤独引发的脆弱等一切打击，让我们能够更轻盈更辽阔地生活着。

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读书这件事最终会变得像采购一样——不需要亲自去实施，有人会替你完成。比如现在有很多渊博的人在做这项工作，他们把一本书拆解、打烂、萃取、重塑，然后用几分钟的视频节目或是广播，把书中“有价值的内容”讲给你，就像电影预告片，把打斗、爆破、激情戏全部剪辑在一起，让你觉得看过“精华”之后，没有必要再看正片。

而我将永远拒绝让人替我阅读，因为阅读是极个人化的，是我的最大乐趣之一。书的本质，是孤独的作者与破碎的社会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作者发出声响，或许几百年后，在青灯孤照的图书馆，一个孤独而谦虚的读者会报以应和的回响。

（若　子摘自《新周刊》2015年第7期，喻　梁图）

社会·杂谈随感

愿你找到生命中真正的乐趣

柴静

老李：

昨天通完电话，我才发现，你问我的那些问题太严肃了，比大部分成年人都要认真，我好像得写封信才能说得清楚点儿。

我最喜欢的物理学家是个美国人，叫费曼，他对一个对物理感兴趣但又怕学不好数学的孩子说：“如果你喜欢一件事，又有这样的才干，那就把整个人都投入进去，要像把一把刀直扎下去直到只露出刀柄一样，不要问为什么，也不要管会碰到什么。”

你沮丧地问我：“可是我要做什么是不是已经被安排好了？”

这并不重要，真正的问题是：给你自由，你又想做什么？

你说还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才能是什么。

是，16岁的时候，在我听电台和看闲书的时候，还没想过这两样事儿都可以成为职业呢。你9岁的时候已经可以拿全国车模比赛的奖，能把我所有的小型电器在10秒内拆个底儿掉，这里面有我认为的天分，至于是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任务，你要自己找找看。

你说：“可那是玩啊。”

是啊，最好的工作就是玩，而且当你玩得越来越好，将来就会有人付钱让你继续玩下去，那就叫工资。

“姐姐，那你这些年是在玩吗？”

是啊，我有时候必须装成愁眉苦脸的样子，才能瞒过很多成年人呢。

可你马上要升高中了，有一大堆功课要做，你说你尽了全力也不可能是个优秀生，永远都不是；你心里总是很紧张，你连睡觉都觉得歉疚，别说玩了。

嗯，我知道。

在未来三年里，你是不可能放松下来的。我说什么也没用，你会逼自己的，你不逼，环境也会逼的。

你让我给你个建议，嗯，老实说，虽然中美国情不同，但费曼的建议跟我想的差不多：拼命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另外想办法保持别的科目能正常通过就行了，别让社会出面来阻止你，让你一事无成。

还上不上人大附中，对你是个问题。

我的意见是，上就上吧，只是别把这个名字太当回事儿。

三年前，你才一米六，穿着白色校服走在街上，你喜欢别人看你的目光，是挺来劲的——这些目光会鼓励你在麦当劳用完餐后把托盘放在垃圾箱里。但到了一定岁数后就别这样了，我知道的一个哥们，40多岁了，还把结识“也是人大附中的”人当成人生特别得意的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1967年的时候，费曼给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写了一封信，辞去院士一职，因为他说他在心理上非常排斥给人“打分数”。

他说：“每次想到要挑选出‘谁有资格成为科学院院士’，我就有一种自吹自擂的感觉。我们怎能大声地说，只有最好的人才可以加入我们？那在我们内心深处，岂不是自认为我们也是最好、最棒的人？当然，我知道自己确实很不赖，但这是一种私密的感觉，我无法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大大咧咧地表示。尤其是要我决定，谁才够格加入我们这个精英俱乐部成为院士时，我更是精神紧张。”

我认识的真正棒的人都没有把什么标签真当回事儿，他们不是对“精英”这个概念不满或者表示抗议，他们只是不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世界。

这一点你可能不容易理解，因为从你小的时候，世界就被分成了很多阵营，“山西人”“北京人”“有钱人”“穷人”“官员”“达人”“甲级名校”……你每次跟我说起这些词的时候，都会带着不解甚至愤怒，后来你也慢慢接受了一些从成年人的世界沿袭来的看法。

所以，你现在很迷惑，因为你最终发现，人和人想要的，差别真的很大，对吗？而每个人所要的可能都是合理的。

我只希望你观察一点：谁是快乐的。什么让他快乐？这快乐是否持久？是否不受外界评价和变化的影响？如果是，这快乐是什么？

费曼会怎么想呢？他说：“财富不能使人快乐，游泳池和大别墅也不行。”他还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没有一项工作本身是伟大的或有价值的，名誉也一样。”是的，工作的名头和声誉都不等于价值，也都不具有神圣性。

生命中真正的乐趣，是当你沉潜于某一事物，完全忘我的刹那。

他说：“那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已超越了贫穷，也超越了物质上的享受。”

有一天，你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像个大人一样说你担心我。

嘿，老李。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住在哪里，挣多少钱，甚至当不当一个记者也没有那么重要，我并不是为了成为什么样的人来到这个世上的。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我带你去游泳吗？夏天回来的路上，我们身上湿漉漉的，在夜风里走，你停住脚，看着星空，问我宇宙有没有形状，我拉着你的手，站在那儿，看了好久。

有一天我还能不能做一个记者，你会不会成为你希望的汽车设计师，人们会怎么评价我们，都不重要。

我会老的，你还年轻，也许有一天，你会向我解释宇宙的形状，那个像一个泡泡糖的宇宙外面的“无”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时候，我会高兴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活着，不断认识着这个世界，我们还像那个夏天的夜晚一样，单纯，平静，自由。

祝福你。

姐姐

（赵世英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李　旻图）

社会·话题

简单生活之美

江意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为丰富的世界，周围充斥着大型购物中心和24小时在线购物的机会。各种社会经济背景的成员都可以把自己淹没在商品之中，而人们也确实会这么去做。科技企业家格雷厄姆·希尔就是如此，1998年在西雅图，他卖掉了互联网咨询公司，挣到了原来想都不敢想的财富。

作为一种庆祝方式，他在西雅图热门的国会山地区买了一栋约330平方米的四层房屋，并且在一阵疯狂的消费中，购买了一套崭新的组合沙发，一副300美元的眼镜和海量的小玩意，当然了，还有一辆黑色沃尔沃轿车。因为忙于工作，无暇购物，他专门雇用了一个人来做采购员。采购员到出售家具、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商店里，用相机拍下他觉得希尔可能会喜欢拿来填充屋子的东西，随后希尔会粗略浏览这些照片，并进行一场虚拟的购物狂潮。

结果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这些物品中的任何一个，能让他更快乐。事实上情况或许恰好相反。

希尔的生活变得不必要的复杂。有草坪需要割，有排水沟需要清理，有地板需要吸尘，有室友需要管理（让这么大的房子空着看似不正常），有汽车需要上保险、清洗、加油、修理和登记，还要调设各种科技设备，并保持它们的运转。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创办科技企业上赚到一大笔钱。但作为一个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多余物品的人，希尔可不是唯一一个。在2013年发布的一份名为《生活在21世纪的家中》的研究报告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们观察了洛杉矶的32个中产阶级家庭，发现所有母亲在处理其拥有的物品时，压力荷尔蒙都会飙升。在研究报告中，有75%的家庭无法把车停入车库，因为那里堆满了各种东西。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报告称，美国人购买的食品中有40%都被丢进了垃圾箱。

我们对于物品的嗜好几乎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例如，住房的平均面积在过去60年里如气球充气般膨胀。1950年，美国一所新住宅的平均面积约为90平方米；到了2010年，每所新住宅平均面积是230平方米。

“多余的财富只能购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梭罗名著《瓦尔登湖》百年前的余音，在当今时代的浮光掠影中显得越发深刻。那如何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抑制物欲呢？

方法之一是去运动，德国一项研究发现，一定强度的有氧运动能让人产生快乐情绪和满足感，从而抑制对金钱等物质的欲望。研究人员让志愿者选择在跑步机上跑动30分钟，或者进行30分钟“安慰剂式锻炼”，然后让他们参与一种货币激励延迟游戏，并扫描志愿者的大脑。

结果发现，跑步组志愿者，这其中包括平时习惯久坐不动的人，对赢取奖金欲望平平，不如“安慰剂式锻炼”组活跃。运动对物欲的抑制可能与大脑分泌的“奖赏”化学物质多巴胺有关。人在获得奖赏时，多巴胺水平快速升高，随后迅速回落；而运动则致使多巴胺水平持续升高数小时，结果导致大脑对金钱奖赏反应迟缓。

而加拿大的艺术家萨拉则是把自己想买的东西画下来。跟很多人一样，萨拉渴望买下商店里所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跟别人不同的是，莎拉并不会冲动地走进商店然后付钱打包带走心仪之物，而是用自己的画笔画下那些想买的东西，以延迟购物的方式与自己的购买欲做抵抗。2014年萨拉出版了《那些我想买却没有买的漂亮东西》，这是一本关于抑制购物欲望的书。物质的满足感都是短暂的，如同萨拉受访时所说的，除了百货公司以外，充满阳光和撒满落叶的地方也是可以逛的。

而对和朋友一起运营theminimalists.com的瑞恩·尼哥慕斯来说，舍弃物品具有重生的意味。他曾经工作非常劳累，婚姻解体，因为绝望而酗酒、吸毒，直到他丢掉了80%的个人物品。他说：“一个月后，我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然后我想，对我有益的也许对别人也有益。”于是他把自己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与很多人分享。

瑞恩仍然需要采购商品，“我是一个极简主义者，不是‘卢德分子’（19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的人），所以我并不否认商品对于生活的重要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购买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品。”

瑞恩说，在那些颓顿的日子里，他花了许多钱在所谓的物质财富上——跑车、大房子、奢华家具、新鲜花哨的各式玩意儿、价格不菲的衣服和鞋子、手表、收藏品……那些通常人们热衷购买的好东西，他都买了。但是，这些东西并没有让他开心起来。

于是他开始尝试那些具有体验价值的产品：音乐、书籍、电影、乐器，等等。相比那些实实在在的消费品，体验性产品能够持续提升人的日常经验和感觉。现在瑞恩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在写作间隙拨弄吉他、听着音乐或有声读物散一会儿步，用手机上的Kindle App看会儿书。

这些创造性产品的价值，要远远高于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品，或者奢侈品——劳力士钟表不会为你买来更多的时间。换言之，购买体验式产品，才能为你的生活增添许多附加值，从而帮助你成长。

很多精英人士都是极简主义者，1982年，史蒂夫·乔布斯还单身的时候，他需要的只是一杯茶、一盏灯和一套立体声音响设备。

最终希尔也选择了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现在他住在一间约40平方米的零居室里，睡在可折叠到墙上的床上，有6件正装白衬衫，10只浅碗用来装沙拉和主菜。当人们来共进晚餐时，他会拉出可伸缩餐桌。他连一张CD或DVD都没有，所拥有的书籍也只是从前藏书的十分之一。他说，现在我的空间很小，但我的生活很大。

（西　渚摘自《世界博览》2015年第4期，王　青图）

人生·人世间

有戏票的人

水格

前几年我常有机会参加各种类型的文学座谈会。

这种座谈会有点类似于鲍鲸鲸说的“奥斯卡时段”，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别人在说的时候，其他人都没怎么仔细听，而是在心里琢磨着怎么把自己的那段说得惊天地泣鬼神；同时被邀请发言的人还要先假装拒绝一番，发言的时候还要显得云淡风轻，但心里期待的是山崩海啸般的效果。

很有点小幼稚。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座谈会上常有老面孔出现，像明星赶场子似的，昨天北京见了，今天绍兴又见了，不到一个礼拜，成都的活动中还能见到。参加的次数多了，人都混熟了，最紧要的是，不管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发言的内容都大同小异。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人被强迫着听了杨坤的32场巡回演唱会，对，就是那种感觉。

有时候觉得这种会议真的是让人很尴尬。

你说得热泪盈眶，人家说你矫情；你紧闭嘴巴一言不发，人家说你滥竽充数。十几号人被关在屋子里，说着不着边际的梦话、痴话、场面话。整个人像是被泡在腌菜缸里，浑身都散发着臭烘烘的气味。

可是吧，时间过去了那么久，我还记得一位同学在文学课上的发言。不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十分惊悚。

那时候在鲁院学习，大家凑在一起，老是谈什么是文学。我要提到的这位同学，除了名字我觉得很特别之外，在那之前，她就像是影子一样的存在，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和议论发生在她身上。

那天的课堂上，她讲了她的故事。

她出生和生活在农村，很长一段时间，她都特别害怕城市。她对高楼和人群感到恐惧，这是她将近40年的人生里第一次来北京，就像是一只惊弓之鸟，胆小如鼠而又异常敏感，生怕别人知道她的来处，会嘲笑她、羞辱她。而她过去的人生，像是遭遇了诅咒一般，死亡如影随形，一度将她打击到濒临崩溃。

在四年的时间里，家族有三个人陆续死亡。

先是她的小姑子水莲，生育的时候因为接生婆弄破了子宫，大出血而死；

然后是弟媳素红，她很可能是患有抑郁症，因对贫穷的生活充满绝望，赌气喝下农药后一命呜呼；

最后是她的公爹，因家庭连遭变故，伤心之下突发脑溢血，气绝身亡。

水莲和素红死时都很年轻，还不满25岁，公爹也只有54岁。而她全程目击了这些鲜活的生命突然被扭断的过程。这三场残酷的死亡直播让她崩溃。

浑身是血的水莲被停在草铺上；亲手将素红抬进县医院满是蟑螂的停尸房；看着公爹临死前艰难地一口一口倒着气，一直到心有不甘地撒手西去……在公爹下葬时，她以长媳的身份跳进阴森冰冷的墓穴里替他扫墓。

……

这一切都让她发疯。

乡里邻里的议论像是苍蝇般挥之不去，恐怖的死亡场景梦魇一般缠绕着她，而对死亡的恐惧则像是一根无形的绳索捆住了她的灵魂。

她害怕哪一天死神突然造访。

她深信，一周的时间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死神可以以一百万种方式光顾人间，随时可以取走她或者她的至亲的生命。

最终，不堪重负的她被丈夫送进了医院的精神科。

大夫据说很和蔼也很睿智。

他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听着这个被生活吓坏了的女人用无比细腻却有力的语言描绘着那些让人胆战心惊的死亡场面，每次她都口吐莲花一般滔滔不绝，与平时木讷沉默的她判若两人。她觉得有些话非说不可，那些话像是有生命的豆子一样一颗颗地蹦出来……直到有一天，大夫说，如果你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那就一定要说出来，如果在我这里说不完，你可以写下来给我看，我保证一定会看的。

所以，写作对她来说，竟是治疗她精神疾患的手段。

后来，当她把那些日夜泣血写好的文字交给医生时，她的命运开始转弯。她可能根本没意识到，这世上有一种东西叫文学，让她日后得以用更宽广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描述人生。

医生为她的文采击节赞叹，在征得她的同意后把她的文字转给了他认识的文学编辑。其后不久，她的文字便第一次见诸报端。

我的这位同学叫傅爱毛。

因为与文学结缘，她得以摆脱充满苦难的乡村生活，进入城市，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更重要的是，她写了很多故事，陶红还主演了根据她的小说《嫁死》改编成的电影《米香》，斩获不少奖项，这使得傅爱毛的作品被更多人关注。

一直到今天，她还在继续写。

所以我才在某个冬天读到了她的一篇新散文。

活蹦乱跳的她替自己买了一块墓地，笑嘻嘻地和墓地管理员谈论生死，还去瞧了瞧自己死后的左邻右舍，竟然还真有熟人。一年前还在街上见过的大帅哥，当时正和他的女友一起逛街，现在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了，像是在和她说，你好，没事来逛逛。

她写道，对她来说，签下的这张购买墓地的订单，就像是一张剧院的戏票，不管等待多少时间，她内心笃定，知道“戏院”里有一个位置是属于她的，而她也绝对不会爽约，当上帝的旨意传来之日，她也必如约而至。

索达吉堪布说，苦才是人生。

罗曼·罗兰则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以为，傅爱毛比很多人更接近人生的本质。我们都是有戏票的人，不用急，有生之年可以慢慢地活，好好地活。

（史东彬摘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你总会路过这个世界的美好》一书，戴晓明图）

人生·人世间

上帝握着我的手

贺少成

余秀华红了。带着不同的人加诸的不同标签，她摇摇晃晃地，从湖北横店村出发，到北京，到成都，到昆明，到杭州……穿过大半个中国，口齿不太清晰地，吟诵自己的诗歌。

诗歌会改变她的命运吗？她说：“我一直尽力配合命运，演好自己的这个丑角，哭笑尽兴。”

命运会在她的世界里绽开漫天烟火吗？她说：“我心孤独，一如从前。”

世界向她敞开了一扇门，而她，怀念的却是来时的地方：“横店浓郁的气息在我骨骼里穿梭，油菜花浩浩荡荡地开着，春天吐出一群群蜜蜂。”

一

去横店村的余家，要从石牌镇贺集街道的乡村公路转到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再转到一条泥土路来。南方多雨，一旦下雨这条路就泥泞不堪。从去年底开始，停在余家门前打谷场上的豪车突然就多了起来。记者、粉丝、当地或从外地赶来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云集在余秀华家中。

一拨又一拨人拥到这里，好奇地打量余秀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伤与痛，让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网络上，更是有无数人从各种角度去解构、剖析她的诗歌。就连发掘余秀华的“伯乐”、《诗刊》编辑刘年也认为：“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面对“拯救诗歌和文坛”的赞誉，余秀华觉得“太不靠谱”。她从一开始就告诉所有人：“把我弄得太夸张了不好。”

但扑面而来的热浪，炙烤和灼烧着余秀华：访谈、签售、讲座、出席活动……

余秀华从未迷失，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捧得越高摔得越惨”，公众对她的热度，就像爱情的保鲜期，过不了半年。然后她会回到横店村，回到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所以，余秀华不觉得自己与诗坛和文坛有什么关联。甚至她觉得写诗，也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至于别人从诗中读出了什么，跟她无关，她不在乎。

对余秀华来说，选择诗歌作为情绪出口的原因很纯粹——因为脑瘫，她只能用右手使劲按着左手写字，诗歌字少，排列起来简单，写起来更容易。

余秀华口中的容易，在记者看来也并不容易——当她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对她影响较大的作家“博尔赫斯”的名字时，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力透纸背”——记者采访本上的纸张，都被她划破了。

二

1976年3月，由于出生时倒产缺氧造成脑瘫，余秀华的人生路，注定从一开始就要比别人艰辛。

“不知道流了多少泪！钟祥、武汉，甚至是北京，全国各地的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在余家的院子里，余秀华的母亲周金香一边洗衣服一边说。

“那时她都已经很大了，还张着两个膀子走路。”周金香的语气虽平淡，却充满酸涩与痛楚。

在家的日子，余秀华更多的是与家里的鸡、狗和兔子为伴。她不太出门，即使有同学聚会，她也从来不参加。“他们是一帮的，我跟我自己是一帮。”余秀华说。

一句话轻轻带过的背后，肯定隐藏了无数故事。但被问起求学过程中的细节时，余秀华却逗弄着身边的小狗打起了“太极”：“我记忆力很差，都不记得了。”

有些事选择遗忘，但有些事，余秀华却镌刻于心。

因为身体上的不便，她1983年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比同龄人晚了一年；由于字写不好，1984年，留级；1990年—1993年，上初中；1993年—1995年，上高中；然后辍学。

其实从一开始余秀华就知道，她的身体，她所在的横店村，都是她无法跳出的“龙门”。但她不甘心。

初中毕业，她并没有考上高中。她自己一个人跑到石牌高中找到校长要求读书。校长很惊讶地看着这个说话不太清楚、走路摇晃的女生，只对她说了一句话：“把你爸爸喊来。”

凭着这股执着和倔强，余秀华上了高中。但两年后，她又自己退学，原因很简单：不想上了。任性而去，恰如任性而来。

辍学后，余秀华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2岁的四川男人。

三

爱与恨，在余秀华的世界里从来就浓烈而鲜明。这或许是因为，伤痕从小时候起就烙在了她身体里、刻在她心上。

为了解救余秀华的苦难，余秀华的父母曾一度向神佛寻求救赎。得到的答案是前生作孽，今世受罪。从小时候起，余秀华就觉得自己上辈子是个坏人，这让她的童年充满了异常沉重的恐惧感。

上中学时，余秀华曾试图割腕自杀，被救下后，伤疤凝结成了她日后诗中的“胎记”。

一直到长大结婚，余秀华也没有寻找到她想要的那种安全感。相反，“两个人完全碰不到一块去”——丈夫看见她写诗就烦，而她看到丈夫，也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余秀华没有将这段婚姻归结为命运，她像小时候一样，将“原罪”归结到自己身上：“怪就怪我自己太有想法，太有自己的主见，怪我不好。”

为了活下去，她曾经到钟祥所属的荆门市跟别的乞丐学习乞讨，她甚至为此专门买了一个碗。后来她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诗歌《在荆门的一天》中。

说起女儿乞讨的经历，周金香无法自已地捂着脸啜泣。余秀华只是在一边倔强地笑，连声音里的哽咽都不太明显：“活着嘛，总是要自食其力的。但我会站着要饭，不会跪着——我不会下跪，真的做不到。”

没有人比余秀华更理解站着对她来说有多重要。

在父亲余文海的记忆里，女儿在小时候，家里一有客人来，她总会沿着田埂爬到很远的地方去，像是要给别人证明什么。

余秀华学走路时，拄了两根拐杖。后来别人说她拄拐杖不好看，于是她扔掉了一根。结果别人还是说不好看，她就把另外一根也扔掉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她摇摇晃晃地走到现在。

身体离开了拐杖，心却从未远离过。余秀华成名后，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摇摇晃晃地在人间走动时，诗歌，充当了一根拐杖。

“经历了那么多，不写诗怎么办？诗歌就像一个朋友，你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还有它。”余秀华说。

四

1995年—2007年，余秀华在村口开起了小卖部，一个月能挣二三百元就算大吉，她归结为自己“性格不好，不会做生意”。

2012年，余秀华出了一次远门——去浙江温州打工，在一家工厂撕膜。结果父亲怕她在外吃苦被人欺负，把她叫了回来。打了一个月的工，连工钱都没拿到。

出名后的余秀华，首先为这个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改善。湖南文艺出版社已给她出了25000册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月光落在左手上》，销量已超过10万册。按照合同，她最起码也有20多万元版税收入。

余秀华从来没想过靠写诗挣钱。2005年，她的诗第一次刊登在当地的《钟祥日报》上，最后拿到的是6元钱稿费。但她的家人，甚至不知道她有靠诗歌挣稿费这回事。

在余秀华出名之前，“版权”这个词对余文海来说非常遥远。甚至余秀华开小卖部时写诗歌的手稿，也被他拿去当废纸卖了，这让他后悔不已。

余秀华对此倒是看得很开，她用诗一样的语言“悼念”那些未见天日的诗歌：“天才就是要被卖的，不被卖就没有天才。”

五

对于所有的活动和邀约，余秀华说自己无所谓喜欢或不喜欢。就像前半生她抗争、呐喊过，但最终还是选择承受一样，对于现在的变化，余秀华选择和命运两各相安。

发掘余秀华的《诗刊》编辑刘年，让她安静地写诗；而出版她诗集的出版社，又要她尽可能多地出席活动，推动诗集销售。余秀华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她只能选择随遇而安。

但余秀华不时地怀疑外界对她的关注。在杭州时，她曾经问读者：“你们是真的喜欢我吗？”

被生活放逐了半生以后，在骨子里，余秀华还是希望别人喜欢她的诗歌，喜欢她这个人。所以，无数次采访、无数个活动，即使她觉得被冒犯，她也只是在言语上不留情面，在行动上，还是尽量配合。

就像记者蜂拥到她家采访时，请她现场作诗，尽管她直指那是作秀而不是作诗，但她还是在众多记者面前写出诗歌《假如你是沉默的，海水也会停止喧哗》。

余秀华想借机表达，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己的心都是安静的。

昆明有一个公益活动邀请她关注脑瘫儿童，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觉得，就算别人借用她的名气或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只要能帮助到那些和她一样不被命运眷顾的人，就是值得的。

六

无数的快递、信件，从中国的各个地方涌向横店村。

有空的时候，余秀华就坐在或蹲在自家的院子里，拆那些来信。信里有的将她的诗歌谱成了歌曲，余秀华看得哈哈大笑；有的是寄来诗歌请她赏鉴，余秀华嘟囔着说看不懂；还有的给她寄来了诗集和书籍，希望她的诗歌创作能更上层楼。

今年大年初一，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专程从北京赶到余秀华家，不为别的，只为看一眼这位女诗人。这让余文海异常感动。

有粉丝来看她时恭维她是天才诗人，余秀华会反驳：“我是什么天才？有人打了十几年麻将，我不过是写了十几年诗！”

认真的时候，余秀华也会和粉丝深入交流诗歌创作。有人问她，每次写诗是不是都需要灵感？她说，越是没有灵感时越要写，每天笔耕不辍，才能保持诗感。

还有粉丝来看余秀华时，对她的诗和她的处境都表示理解。余秀华嘴上虽然在附和，但回过头却不以为然：“其实一个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构成的。我不需要别人理解我，别人的理解对我也是一种负担。”

七

尽管觉得孤独是自己的影子，但余秀华还是愿意感谢那些生命中的遇见，并奉上她全部的热忱：“去北京，总感觉是回家，《诗刊》在那里，刘年在那里，出版社在那里，杨晓燕在，范俭在，董路，天琴……这些名字让我心疼，让我短暂依偎。”

柔软和坚硬，余秀华一直用她的两面示人。

然而最真的一面，她永远只留给诗歌的世界。

辛弃疾、海子、雷平阳……古代到现代，死去的到活着的，余秀华会用诗歌的方式，向自己最爱的几位诗人致敬。

对于不爱，余秀华也会直抒胸臆。说到北岛、舒婷，她说她并不喜欢他们的诗；说到韩寒、郭敬明，她说他们是小屁孩儿，她没读过他们的东西。

余秀华拒绝管住自己的嘴。她说自己的出名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事件，最多不过是被“打回原形”。

这也许就是在诗中，在自己构筑的现实中，余秀华的情感表现得那么浓烈而奔放的原因。

肆无忌惮的背后，或许是永不能抵达彼岸的落寞。就像余秀华说过的，高跟鞋、烈焰红唇都是她心目中性感女人的符号，但她从未去尝试过，因为她能分清现实和梦想的差别。

余秀华评价自己：思想浅薄、语言粗俗，一个“庸俗到清纯”的人。

她不明白，自己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靠着写诗红遍了大半个中国。“上帝握着我的手在写诗，但是我不知道在写诗。”她说。

（田　原摘自《工人日报》2015年3月28日，冷冰川图）

人生·人世间

一袋百家米

李星涛

春节长假，我每天都要伏案五个多小时，精心修改一部长篇小说稿。累了便踱出家门，到路上随便走走，放松放松。

也许是春节，人们都待在家里的缘故吧，路上的行人寥寥可数。“同志，你拾到过我丢的50多块钱吗？”突然，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过来，吓我一跳。我抬头一看，是个要饭的老头，腰弯得厉害，头发花白，右手拄着一根木棍，左手拎着一个白色的破口袋。他看着我，目不转睛，似乎在等待着满意的回答。我说：“我没有看见，也没有拾到！”老头的目光黯淡了下来，叹息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我一个年关就要了这些钱呀！”说完，老头又拄着棍，低着头，顺着路边寻找起来。

我从后面观察起这位老人，他左腿有点瘸，右脚每向前迈出一步，左脚须离地寸许，往外一甩，才能着地。我心里不由滋生一股怜悯之情，悄悄从口袋里掏出60多元钱，往路边一扔，然后大声喊：“老人家，钱在这儿！钱在这儿！”未等老人转过身来，我已快步将钱拾起来，送到老人手里，急匆匆地走了。已经到了家门口，我还看见老人站在远处，打着眼罩往我这儿看。

年初八，雪搓棉扯絮般地下了一整天，地上积雪有半尺厚。吃晚饭的时候，我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那个要饭的老头，肩上扛着一袋什么东西，站在雪地里。我还没有开口，老人一个踉跄将口袋从肩上放了下来，说：“好心人！那天的钱是你故意给我的，我丢的钱都是零票子。因为急着等钱给老伴治病，当时我就没有找你还钱！”我赶紧邀请老人进屋说话，老人不愿意，他怕鞋上的雪会弄湿了我家地面。老人把口袋打开，原来是白白的大米。“我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这是我几天来要的几十斤百家米，留给你家孩子吃。吃了百家米，你家的孩子会受到好多人保佑的！”看着老人头发上的白雪，看着老人送给我的白米，我不由鄙夷起自己来，觉得先前对老人滋生出的居高临下的怜悯，实在是亵渎了这位善良的老人！

那天晚上，尽管我和妻子使出了各种各样留客的招数，老人还是没有留下来吃饭。门前的雪地上，只留下他的两行脚印，右边的深些，左边的浅些，不一会儿，又被纷纷扬扬的大雪掩盖得没有了踪迹。

（千　寻摘自《新民周刊》2015年第10期）

人生·人生之旅

如果生活是个抽屉

侯文咏

那是在我大一时，台北刚开始办国际影展没有多久，我有个学长买了电影票，但由于时间冲突，便问我要不要去看。我一看片名是《傻瓜入狱记》，心想应该是喜剧，于是接过电影票，开开心心去看免费电影了。

在高中之前，我并没有太多的机会看电影。对我来说，所谓好看的电影，大概仅止于《罗马假日》《乱世佳人》这类好莱坞影片。《傻瓜入狱记》是导演伍迪·艾伦早期自编自导的一部既自讽又质疑人生的作品。那天散场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震撼得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从来不知道电影可以有这么丰富、深刻的表达方式。我想尽办法去看我能找到的所有伍迪·艾伦执导的电影。在那之后，我又接触到了许多当代一流导演的电影。这些电影，为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渐渐变成一个标准的“影痴”。只要碰到假日，我总是排满一整天的观影之旅，一场赶着一场。

至于学校的通识课程，凭着一点小聪明，外加临时抱佛脚，总能平平顺顺地过关。到了二年级下学期，进入基础医学课程，功课压力渐渐变重。我陶醉在电影世界中浑然不觉，等接到期中考试成绩单时，看见上面许多在及格线边缘摆荡的分数，才发现大事不妙。

有个过去一起看电影，当时已经决心“戒掉电影”的学长对我说：“我劝你别再看电影了，要全心全意应付课业啊。万一将来要重修，会苦不堪言。你好好想想吧，别像我这样悔不当初。”

一边是“医师”的现实世界，一边是“电影”的想象世界，它们之间的冲突在我的内心越来越激烈。当时我谈了一段“被分手”的恋爱，经常情绪低落。情绪低落时，乏味的基础医学自然更念不下去了，只好搁下书本去看电影。随着光影里面的世界越迷人、越深刻，我就越感到光影外面的人生浅薄、无趣。这样想时，我越发无法专注于读书，无法专注于读书又逼得我去看电影，生活与情绪就这样变成了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

为了让自己不掉入这个恶性循环，不看电影又无法专注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整理东西。有一天整理抽屉时，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与其把不要的东西一件一件从抽屉里挑出来，不如把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再把非要不可的东西放进去好了。

整理完了抽屉，我感到快意畅然。原来整理一个抽屉最需要的不是耐心，而是决心。我开始用同样的方法来审视自己的生活，问自己：如果生活也是个抽屉的话，什么才是非要不可的？我找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上：1.吃饭、睡觉；2.读书、考试。

看着空荡荡的一张纸上面的几个字，我开始无可遏抑地回顾过去的人生。回顾完之后，我有点悲哀地发现，如果要把我有限的二十几年人生也做个简单总结的话，我所经历的人生，和这张几无内容的白纸，基本上是很接近的。一种自怨自艾的情绪，乌云似的聚拢过来。

我继而又想，这样的人生继续再过下去，我会得到什么呢？一个体面的工作？体面的车子、房子？然后呢？体面的女朋友，体面的婚礼，体面的妻子、儿子，外加体面的朋友，也许。然后呢？体面的老去，体面的死亡，体面的棺木、丧礼。然后呢？也许还会有体面的朋友在丧礼上致辞，说我是一个多么好的人。

就算我真的很幸运，这些都做到了，我的人生总结起来，跟这张空荡荡的白纸还是没有什么两样，不是吗？或许就因为那么一点点的不甘心吧，我在那张白纸上面，又写下了几个字。于是那张白纸上的文字变成了：1.吃饭、睡觉；2.读书、考试；3.电影。

就这样，我不但没有停止看电影，反而变本加厉地看电影。

当时，吃饭、睡觉是为了念书、准备考试。念书、准备考试，是为了有时间看电影。看电影，又是为了让自己心甘情愿地吃饭、睡觉，继续念书、准备考试，节省更多的时间看电影……

当时我每看过一部电影，就会在笔记本上简单地记录下电影的基本资料，以及自己的观影心得。经过了大三、大四，我顺利地通过了基础医学的洗礼与考验。作为一个医学生，这本来就是分内事，没什么好多说的。但最令我惊讶的是，在那一两年中，我在笔记簿上算了算，每一年我都看了300多部电影。

从某个角度来说，电影打开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思考、强化了我的叙事能力，如果不是这样的经验，我显然不可能拥有成为一个作家的基础和条件。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那个选择对我所具有的意义。

当我疯狂地一年看三四百部电影时，我根本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作家，更不知道这样的兴趣会带来什么样的前（钱）途。不只我不知道，所有后来把兴趣发展成事业的人，在那个当下，都不可能看见前（钱）途到底在哪里。

对许多人来说，因为看不到，所以恐惧、犹豫。因为恐惧、犹豫，所以关于前（钱）途的这些现实的声音会变得巨大、嘈杂，也因为这样，你越来越不容易听见发自内心的那个隐晦而模糊的召唤。

而在那个当下，能带领你走到目的地的，只有内心那个隐晦而模糊的召唤。

这是你唯一的凭借与依靠，你得聆听它、相信它，紧紧跟随它。再也没有什么比相信自己更重要了。

（林冬冬摘自《皇冠》2015年第1期，王　原图）

人生·人生之旅

打杂起步

曹德旺

在我看来，能不能吃苦、经不经得起折磨，是衡量一个人能否真正成才所必需的标准。福耀公司现在的副总裁陈居里，199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当时收到国内国际许多顶尖公司的邀约。但是，他想回福建工作。一天，他途经福耀时，看到我写在人行天桥上的标语，“我们要成为汽车玻璃供应商的典范”，临时决定下车，走进了工厂。

他到了公司人事部门，自我介绍后，人事经理带他来见我。那时，只要是大学生，我都想要。在见到居里，大致了解了他的学校、专业、家庭情况后，我说：“留下来干吧。”

他同意了。我们的交谈，前后不到5分钟。

最开始他被安排到垂直炉上三班倒，每天得用一辆平板车把废弃玻璃从车间拉到外面的玻璃堆去倒掉。一车玻璃有一两吨重，最多也就安排两个人去推。居里长得文文弱弱的，但是他一样顺利度过了工厂规定的磨炼期。

因为文弱，又不太爱说话，居里经常替人家背黑锅。别人做错的事，都往他身上推，他从不辩解，默默地承担下来。有好几次，我有些生气，调换他的工作岗位，贬他到车间上班。每一次，他都坚强地挺了过来。

有一次，我问他受了那么多的气，为什么没有选择离开，他回答说：“只要福耀还有一张我的办公桌，我就不会离开。”

“为什么？”我再问。

“因为您。”居里的回答很干脆，“您是一个正直的人。有几个公司能像我们这样，公司的利益和老板的利益完全一致？这么好的公司，并不容易碰到，我有幸进来，怎么会轻易地离开？”

“你为什么不申辩呢？”我问。

他淡淡地说：“申辩会让您觉得我在推卸责任，很难细究，我就索性不申辩了。”

他告诉我，他看过一本关于成功人士的书《艾科卡自传》，艾科卡说：“我用25年时间为福特工作，就是为了最后5年大干一番。”

他认为，每个人的一生，可能多半时间都在打杂，有了机会，你才能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前面十几年二十年的杂事，你是一定要做的。不打杂，人家怎么了解你呢？他说：“我记得毕业那天，老师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现在不打杂，以后终究要打杂；一个人现在打杂，以后终会不打杂。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打杂’可以理解为，为学武功而为师父扫地倒罐；也可以理解为，初生牛犊为自己的无知付出的代价；也可以理解为，和企业建立亲和力的一个过程。只有经历这样的‘打杂’，企业才可能最终认可你的才干，愿意给你所期望的待遇。找工作就好比卖东西，只有先展示性能、展现你的本事，才有可能得到一个好价钱。本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家怎么知道你有本事？所以你得做。”

他的英文底子比较好，后来就去处理香港进出口业务，一直干到香港公司的总经理。1999年12月，我任命陈居里为集团副总裁，主管海外维修市场销售系统工作，一直到现在。

（若　子摘自人民出版社《心若菩提》一书）

人生·人生之旅

我的1999

吴晓波

1999年，马云在杭州自己的家中创办了阿里巴巴，他对追随他的17个人承诺，将带领他们打造出全世界最牛的电子商务公司。不过，因为只有50万元的创业资本，所以每月只能给每个人发600元的工资。

1999年，深圳润迅的年轻工程师马化腾把大学同学张志东叫到一家咖啡馆，急切地说：“我们一起办一家公司吧。”他们又招揽了另外两位同学和一位懂销售的朋友，凑齐50万元，创办了腾讯。

1999年，在上海一家国有企业当董事长秘书的陈天桥面临一个恼人的选择，他是该拿仅有的50万元去买一套房子呢，还是用它去创业？在妻子和弟弟的鼓励下，他决定冒险，辞职创办了盛大。

这几个发生在1999年的50万元的故事，已经成为当代青年创业史上的传奇。

其实，那一年，我也有50万元。

1999年开春，我的同事、好朋友胡宏伟约我去浙江淳安的千岛湖搞调研。到了那儿，县里的开发公司透露说，他们有意将一些小岛拿出来做生态农业开发，鼓励私人承包经营。胡宏伟的小眼睛当时就亮了。

开发公司包了一艘船，带着我们遍览全湖，很豪气地说：“你们要哪片地都可以。”

千岛湖还有一个名字，叫新安江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工程，为此迁移了30万人，淹掉了整个淳安老城，龙应台的妈妈家就沉在了湖底。这里的山水号称江南第一，水质之佳更是举国无双。

舟行水面，排浪碎玉。宏伟像个农民一样蹲在船头，望着湖面痴痴出神，这个神情深深地打动了我。他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报道农村的记者之一，对土地、庄稼有宗教般的热情，“如果咱们有这么一个小岛……”他用极诱惑的语调，欲言又止。

接下来的事情是：他先给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打电话，认定此事合法。然后，与我一起看中了东南湖区一块140多亩的半岛山林地。开发公司伐去山上的松木林，我们种进去了3000多棵杨梅树。杨梅属乔木植物，从苗木入土到结果采摘长达8年，农民很少有人愿意成片开发，因此，我们的半岛便成了杭州地区最大的一片杨梅林。

承包半岛、种植苗木、建筑房屋，花了我们50万元。

如果，在1999年，那50万元没有用来买岛，而是去创业；如果，那年在杭州的马路上骑自行车，碰巧撞翻了马云，然后成了阿里巴巴的股东；如果，那年拿50万元全数去买了王石、李嘉诚或巴菲特的股票……有一次去大学演讲，跟同学们聊及这些“如果”，大家都嗨得如痴如醉。

其实，1999年，我正在进行着一项秘密的写作计划。上一年，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民营企业界发生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大倒闭浪潮，爱多、南德、瀛海威、巨人等大批显赫的企业土崩瓦解，我行走各地，实地调研，将之一一写成商业案例。

2000年1月，此书出版，取名《大败局》，它改变了我之后的写作命运。如果用1%的阿里巴巴股票，换一部《大败局》，你换还是不换？

半岛上的杨梅长得很缓慢，没少让我们费心。压枝、施肥、除草、采摘、销售，以及与周围的农户斡旋，每年都有诸多的烦心事。从投资回报率来说，农业从来不是一个赚钱快的产业。司马迁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了：“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这10多年来，我到岛上的次数并不多，每次栖居数日，又匆匆离开，回到喧噪嘈杂的都市里，归根结底我还是属于都市的。不过，那里带给我的别样的快乐，却是无法用金钱来量化的。

千岛湖的天是那么的蓝，空气中有种处子般的香气，天很近，草很绿，时间像一个很乖、很干净的女孩。在这里，生命总是很准时，没有意外会发生。院子里的草在该长起来的时候适时地长出来了，就像那些似是而非的烦恼，你去剪它，或不去剪它，都仅仅是生活的某一种趣味而已。

到了酷暑盛夏，我们会摇一只小木舟到湖中心，试试水温，觉得还可以，便跳下去游一会儿泳，然后躺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上看天上的云。千岛湖的水真的很好，人在水中好像嵌在里面一样，一眼可以看到自己的脚趾。因为空气很清新，因而声音传得很远，岸边渔家夫妻打情骂俏的声音都遥遥地传来，听得很清楚。

我们的屋前有一片不大不小的草坪，正对湖面，种着七八种不同的花木，中央有一株长得很繁茂的桂花树，这是1999年从杭州运来种下的。每年桂花盛开，风过叶响，它就不停地摇，好像一个很喜欢显摆的小妮子。

人生的路，有的时候越走越窄，有的时候越走越宽。但每一次选择，都注定意味着无数的错过。

1999年以后，我保持着每年创作一本书的节奏，我觉得这是一个职业作家的自我约束。这些书有的畅销一时，有的默默无闻，有的还引起了诉讼纠纷，但在我，却好像农民对种植的热爱一样，既无从逃避，又无怨无悔。

我们读书写作、创业经商，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不甘于现状，才有可能摆脱现状。同时，我们也应当学会不悔过往，享受当下。

人生苦短，你能干的事有很多，但真正能脚踏实地去完成的事却很少。正如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说过的那句话：“所有我们完成的美好事物，没有一件是可以迅速做成的——因为这些事物都太难、太复杂。”

（夏　奈摘自《发现》2015年第3期，沈　璐图）

人生·婚姻家庭

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北侠

男生们要调整宿舍，收拾床铺时，发现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片。轻轻揭下来，纸上写着一行行娟秀的字，一看就是出自女生之手。内容说的是当时她的恋人就住在这间宿舍里，在情人节之际，她直爽地提出要求，请418宿舍的弟兄们监督自己爱人的“风吹草动”。

她在信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然后“非常慷慨”地寄来了一盒巧克力，希望大家一起分享。她毫不客气地补充道：“当然，巧克力也不是白吃的！主要是让大家多多观察赵国福同志，察其颜，观其色，一有风吹草动，立马举报。”

让人感觉好玩的是，接下来，她还用3行小字表达了对大家的祝福：“学得比猴精，养得比猪壮，活得像小鸟一样快乐。”最后，她不仅留下自己的手机号，还承诺明年情人节会出台奖励措施云云，并在落款处郑重署名——“你们的嫂子”。

从信尾的日期看，这封信贴在这面墙上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一封信，在7年前可能普普通通，但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了。发现这封信的学生在惊讶之余，把它拍下来，放到一家知名的网站上，很快就引起了轰动。

时过境迁，我们似乎无法揣测当年信里的男主人公“赵国福”，到底有没有被人“举报”过。我想应该是没有吧，如果他略微“心怀不轨”，就不会勇敢地把这封信贴在墙上了吧？可惜的是，也许他毕业时走得太匆忙，居然把这么宝贵的东西遗忘在了宿舍里。幸运的是，今天有人发现了它，于是，我们这些学弟才有机会被感动一把。

很多网友看完信，感慨万千地说：“这样的爱情真是幸福到一塌糊涂。现在，谁还会亲笔写信呢？”也有的人读完信感觉不过瘾，非常想知道他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学弟们到学校学籍处查询，又有网友努力搜索，最后终于了解到，他们最后真的走到了一起，感情非常好，而且有了一个6岁的儿子。有人还按照信上的手机号码给“嫂子”发了一条信息。她的回复言简意赅：“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们过得很好。那人、那事、那情，今犹在。”这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或许，这件事之所以打动大家，并不在于情书本身，而是让很多人回忆起了纯真的校园爱情——在人心越来越浮躁的社会，不被物质左右的爱情越来越少，能保持一份纯真的爱，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才是最让人感动的地方。

（王　爻摘自《女士》2015年第4期，钱海燕图）

人生·两代之间

柔软的父亲

波佩

清晨，经过小区的池塘边时，见到一个穿着黑西装的中年壮汉，趴在雨后潮湿的木栏杆上，执着一根简易的木勺费力地在水面上舀些什么。

原以为是小区的清洁工，走近一看，不是。不会有清洁工穿一身休闲西装来工作的。这人约莫40岁，面孔和身材都带着北方人的轮廓，显得很硬朗。他另一只手上提着东西——

那是一次性塑料袋，灌了点水，里面游弋着一只黑蝌蚪。

这时，另一位好奇的老头儿也背着手凑了过来，开始给他提意见：“这哪有蝌蚪哟，还早哩……”男子唯唯听着，也不辩解，仍旧兢兢业业地沿着栏杆逡巡。

其实我很想告诉他，在小区隔壁的政法大学，有一块大水塘，那里已经是蝌蚪成群了。上周我就带着孩子去过，孩子第一回见到那么多黑溜溜的蝌蚪，欢喜得不得了。但由于天生不善与陌生人搭讪，我并没说。

出了小区很久，我还在想，这个粗粝的男人适才捕捉蝌蚪时的那种神情，看起来竟是如此“柔软”。我当然也猜得出来，这位显然并不擅长捕捉蝌蚪的男人，之所以出现在池塘边，必然是为了某个孩子。准确地说，是为了孩子的愿望而来。没有喧哗，没有铺张，甚至于有些笨拙，但这就是父亲啊。父亲大多就是这样的。

他的神情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

我读初中一年级时，有一位十分要好的同学。我经常去他家玩，很恣肆，但只要他父亲一回家，我就不自觉地收敛了。他父亲是一位拳师，满脸横肉，彪悍异常，我心底十分怕他，从不敢正眼看。然而，有一天，这种感觉被彻底改变了。那是在初夏，我在同学家耍到很晚，干脆留宿。至半夜酣然大睡时，一只手——那是一只非常粗糙强壮的手掌——把我跟同学从蚊帐里轻轻摇醒，我们半睡半醒睁开眼睛，一只手朝我们眼前伸了过来。就像变魔术那样，一个透明的玻璃瓶被放进了漆黑的蚊帐里，亮晶晶的，闪闪烁烁的——里面全是飞舞的萤火虫。

从此，我知道了，拳师跟我所见过的另一些父亲并无区别，在那令人畏惧的外貌下面，其实也藏有一颗慈爱而且浪漫的心，那是父亲的柔软之处。

年少时，当我们提起父亲，总觉得这是一个坚硬的词，抑或是一个沉默的形象，因为他们总是话不多，总是让你惧怕，让你觉得难以接近。

我跟父亲就是如此，从不交流。记得十岁那年的一个黄昏，父亲在后门口为我洗澡，他的手搓在我身上，就像砂纸摩擦在我皮肤上，我极力地压抑着，才没让自己叫出声，没让眼泪流出来。而疼痛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被邻居们笑嘻嘻地围观，才是最令我痛苦的。但我没有告诉他这些，一直到四年前他去世，他也不知道我对这件小事有如此深刻的记忆。我们之间总是缺乏一种通道。

很多年来，我总认为自己没有享受过“父爱”。然而，当他离世，当我自己也成了一个孩子的父亲，我终于明白，原来我不是没有得到过爱，而是那时的我根本理解不了——父亲的表达总是很隐晦，隐晦得让你无从察觉。

就像那个让我羞耻的黄昏，他可能早已预知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给我洗澡，所以他把全部的不知来处的愠怒和酸楚都积聚在了手掌里。

那一种疼痛，现在想来也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柔软。

（布拉德摘自《三峡文学》2015年第2期，宋德禄图）

人生·两代之间

我的暖，一寸长

葛闪

这是个身着工作服，满身油漆和泥土，满面灰尘，约莫40岁的中年男子。

他隔着车窗朝我弯着腰，腼腆地笑着，给我递了根香烟。

看我接了烟，他大喜过望，慌忙从兜里摸出打火机帮我点上，且咧开大嘴一笑，说：“大哥，您是几天来第一个接俺烟的呢。”

我一听有点蒙。

他好像瞧出了我的心思，又是憨憨一笑，说：“俺这烟差，你们城里人瞧不上眼。您是第一个接俺烟的人，俺激动哩。您绝对是一个瞧得起俺们乡下人的好人。您说是不，大哥？”

“有事吗？”我笑笑，为这个中年男子的“油嘴滑舌”。

“是这样的，大哥，”男子搓搓手，不住地点头，“俺就是想，能坐坐您的车不？”

“你要到哪里？”我轻轻皱了皱眉，不是我小气不让他搭车，而是他那一身的油漆和泥土，实在是让我心生芥蒂。

“不不不，”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俺哪儿也不去，就在上面坐一会儿就行。今儿不坐，就明天坐一回就行，还是今儿这个时间。”

说完，他那布满血丝的大眼睛，充满着乞求的眼神。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头，说：“行！”我话音刚落，还没来得及问他我心中的疑惑，他就一连向我说了几句谢谢便离开了。临走前，还特意向我车前的车牌望了一眼。

翌日，他骑着自行车准时到了学校门口。看我在，他一脸兴奋，轻轻坐上了副驾驶座位，和我聊了起来。

还没聊五分钟，放学的孩子们便冲出了校门。他透过玻璃，紧张地看着人流。过了一阵，他飞快地推开车门，站在车旁大喊着。不一会儿，一个小男孩跑到了他的面前，他让小男孩叫了我一声“叔叔好”，然后还介绍说我是他在城里刚认识的朋友。他递了根香烟给我，便将孩子放在自行车上匆匆离开了。临走的时候，他望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感激。

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只坐这么一小会儿。直到三天后在学校门口，他才告诉了我答案。

原来，孩子刚进城读书，因为农村和城里的生活习惯存在很大的不同，所以很多同学很瞧不起他的孩子。孩子的心里因此出现了阴影。

“其实俺明白，城里人也待俺们如亲兄弟般的好，只是孩子小，暂时还不能理解。”他笑笑说，“俺上次坐您的车看着他向我跑来，然后我就告诉他，您和我是顺路的，常免费载着我一起来学校！”

他搓着手，又憨憨地补充道：“别的家长给自己孩子的温暖那么长！”他张开双臂，比画了一段很长的距离，然后又接着说，“俺不中用，俺只能给他这么点的暖！”说完，他用手指比画了一个大约一寸的长度。

（黄　靖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人生·两代之间

我的母亲

〔日〕北野武

◎陈宝莲　译

小学时，母亲是如何逼我读书，而我又是如何不肯读书、老想着打棒球，一直是我最深的记忆，也是我们母子之间最初的较量。邻居大婶看我那么爱打棒球却没有手套，觉得我可怜，于是在我生日时偷偷帮我买了棒球手套。但母亲根本就不准我打棒球，就连拥有手套也会惹她生气。

我家只有两个房间加一个厨房，一个房间四叠半，另一个房间六叠。根本没有“自己的房间”这类时髦玩意，所以没处藏手套。不过走廊尽头，有个勉强算是院子的地方，种着一棵低矮的银杏树。于是我把手套包在塑料袋里，偷偷埋在银杏树下，假装没事的样子。

每逢打棒球时我才挖它出来。有一天，当我挖开泥土时，手套不见了，只见塑料袋里装着一堆参考书……

母亲认为我迷恋棒球，是因为空闲时间太多，便又安排我去英语和书法补习班。足立区附近极少有英语补习班，于是我去了三站地之外的北千住补习。我骑自行车往返，假装乖乖去上课，其实都是跑到附近的朋友家或公园，玩到时间差不多时再回家。

有一次，一回到家，老妈迎面就说：“Hello，how are you？”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默不作声，结果挨了一顿好打。“你没去上课吧？！要说‘I am fine’，混蛋！”这真叫人不寒而栗。她怎么知道那些英语的？不会是和美国大兵交往了吧？我的补习费可能是美国人出的？太令人不安了。

其实她是为了我，硬学会了那几句。

终于有一天，当我上电视演出，酬劳超过百万时，我不知怎么回事，又想回那个久别的家了。打电话过去时，心脏还猛跳。是母亲接的电话：“最近上电视，赚到钱啦？”语气非常温柔。不料，我才说“还可以啦”，她立刻缠着我说：“那要给我零用钱！”这当妈的怎么回事，真会扫兴。既然如此，就让她见识一下。我准备了30万现金，还请她到寿司店。

“妈，这是给你的零用钱。”我想给她惊喜。

她问：“有多少？”

我得意地说：“30万。”

“就这么一点？”不变的刻薄语气，“不过30万块钱，就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我能怎么办？当然是不欢而散，发誓再也不回家了。麻烦的是，电话号码已经告诉她，从那以后，过两三个月她必定打来要钱。

……

“我要走了。”

母亲突然握住我的手：“小武！”眼眶湿润。

我安慰她说：“我还会再来。”

她突然回我：“不来也行，只要最后再来一次。”语气变得强硬，“下次你再来时，我的名字就变了，因为取了戒名。葬礼在长野举行，你只要来烧香就好。”她又恢复成彻底好强的母亲。

我挥手跟姐姐告别。在零售店买罐啤酒，跳上停在眼前的车厢，里头空荡荡的。车子钻过隧道，远处高崎的灯光忽隐忽现，猛然想起来时姐姐交给我的袋子。虽然医生说她没问题，但拿这个有点脏的小袋子当纪念遗物，母亲真是年老昏聩了吧？说她脑筋还正常，其实已经痴呆，搞不好里面装着菊次郎的丁字裤。我打开了袋子。

这是啥？我一时无言。竟然是用我的名字开的邮政储蓄存折！翻开来看，排列着遥远记忆中的数字：

1976年4月×日300000

1976年7月×日200000

……

我给她的钱，一毛也没花，全都存着。30万、20万……最新的日期是一个月前。轻井泽邮局的戳印。存款接近1000万日元。车窗外的灯光模糊了，这场最后的较量，我明明该有九分九的胜算，却在最终回合被翻盘。

（极品咖啡摘自译林出版社《菊次郎与佐纪》一书，Winnie.J图）

人生·青年一代

一辈子只愿做两件事

安琪

这个80后北京男孩，不会用电脑，不会打游戏，也不会用新款智能手机。这些年来，他的生活只被两件事占据，一是画画，二是用卖画的钱做野生动物保护。

不懂高科技，更愿与自然为伴

为了去云南香格里拉拍摄野生动物，李理和同伴去买了十几万元的拍摄器材，突然他想起自己的手机坏了得买个新的，于是拿着相机走进手机店，“给我拿个最便宜的，能打电话、发短信就成。”最后李理买了一个300元钱的手机，老板直纳闷，“您拿着这么贵的相机却买个300块的手机，真逗。”

不光对时尚手机不感冒，80后的李理对所有高科技的东西都敬而远之：不会用电脑，不会打游戏。但他对所有的拍摄器材都很精通，在野外能熟练地安装和使用这些设备。

李理于2000年创办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到现在已经有了3个分站，他买了5辆车，有12位工作人员和64位正式志愿者。想成为他们的志愿者并不容易，需要4年以上的相关工作资历，若干小时的大事件参与经历，经过大量的培训和资格考试，才可以被正式批准成为志愿者，得到一套专业的美国丛林迷彩服。

所有的经费都由李理从卖画的收入中支出，除了在2010年得到一笔10万元的福特基金和2012年得到另外一笔基金资助外，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资助。福特基金的负责人告诉李理，他仍旧可以申请福特基金，因为他们对黑豹野生动物保护项目印象非常深刻。当年他们对这个项目的评价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运作很规范，志愿者、成员、站员在管理上都很正规，我们对核心成员保持一份敬意。”

李理说他不会再申请了，因为现在他的画卖得很好，资金来源已经不成问题，应该把机会留给其他有需要的组织。

撞了南墙还要把墙撞倒

李理5岁接触绘画，从此便痴迷上了。初中时，在他自己的坚持下，终于说服了父母同意他退学回家，专心学习绘画。之后，李理考上了西安美院附中，后来又被保送入西安美院。走自己感兴趣的路，这下能安分了吧？可不到一年，李理又做出一个决定：退学。

“我看到大二、大三的学生还在学我10岁以前学习的课程，我就想看来没必要在这里待下去了。”父母希望他好歹拿到大学文凭，毕业后好找工作。李理仍坚持己见。大学老师说他：“人家是不撞南墙不死心，你是撞了南墙还要把墙撞倒继续往前走。”

小时候因为画画需要素材，加上贪玩，李理学会了各种捕鸟方法。退学回到北京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著名环保人士郭耕，“当时郭老师拿着小喇叭给小学生讲课，讲环保。从他那儿我学到了尊重生命，不破坏自然环境。”之后，李理不但扔掉了自己的全套捕鸟工具，还一直想为保护自然环境做点什么，这个念头成就了现在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

刚开始几年，李理带着几名环保志愿者跑到北京房山区的山里、村里发传单，告诉当地人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但老乡们并不买账，“你们跑这么远的路来到我们山里，就给我们发几张纸，图啥呢？再说这些鸟净偷吃我们的粮食，为啥要保护它们？”

刚开始的确很难。家里人不理解，周围的朋友不理解，没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去问别的做野生动物保护的组织，人家把他们当成瞎胡闹的小屁孩，根本不搭理。有时在大雪天，躺在帐篷里，一群人冻得缩成一团时，李理总会想：“图啥呢？”

好在倔强的李理再次扛了过来，而且他发誓，要挣到足够多的钱，不让大家再这样落魄地做下去。

李理开始开店卖画，后来又成立了工作室。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画很受肯定和欢迎，“我真没想到，原来钱这么好挣。”后来他又一股脑开了3家店。资金有了，李理为队里不断添置设备：相机、专业镜头、摄像机、监测系统、巡护系统等，保护点也一个个建成，并在各个保护点派人24小时看守，又请来专业人士做培训。

从郊区一日游到专业化管理

2007年，李理和他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找到了组织”，加入了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WCS）。这个协会在全球64个国家展开工作，黑豹作为该协会在中国的一个下属支队，主要负责北京乃至全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调查研究、拍摄记录、宣传考察、救助等工作。李理说，能被WCS“收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方看重的是他们的专业性和这些年来对野生动物保护始终如一的热情。

对黑鹳的保护是李理从保护站创建伊始就一直在做的项目。“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保护拒马河当地的标志性种群黑鹳。”在他们的守护下，濒临灭绝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黑鹳的数量从原来的三四只增长到了41只。

中国首例扬子鳄放生、东北虎调查研究、追踪西藏藏羚羊迁徙、宣传保护神农架的金丝猴和云南的大象……都是他们做过的项目。

李理现在的团队成员很固定，每次跑野外都非常辛苦，但团队中没有一个人喊累。大家工作多年没有拿过一分钱报酬。成员中有6位毕业于农大、林大。组织中的分级管理方式和志愿者考核办法是李理在12年的实践中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也借鉴了不少国外模式，“曾经我这儿的志愿者流动性很强，很多人把这儿当成了郊区一日游，耗费了我们不少精力和时间。现在进来的门槛高了，反而队伍很稳定。”李理说。

想好咱再领结婚证

李理一年中有半年是在山里的保护站度过的。所以在结婚前，李理就给妻子打了“预防针”。

他们在一次拍摄活动中相识，女孩中戏毕业，两人交往顺利并自然地谈婚论嫁，在准备领证的前一天晚上，李理告诉女孩，他想和她好好谈谈。

“我告诉她，我的后半生将会是这样的：首先我是个没工作的人，我不挣有数的钱，也不会去上班。其次我今后的生活和野生动物保护分不开，我的收入大部分会用到那上面，交给家里的钱顶多占20%。最后我可能不会有太多时间陪你，黑豹工作站和画画会占据我大部分时间。”女孩微笑着点头答应，这本是她意料中的生活。“成，那明天去领证。”李理放心了。

婚后的生活平静而幸福，李理有空的时候喜欢去菜市场，那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年轻人一来就会买很多菜，把后备厢塞得满满的。团队在野外工作时拍的视频他不敢给妻子看，在悬崖峭壁上拍摄，虽然有英国的专业老师培训，但毕竟有危险。在家时，妻子在楼下忙着自己的工作，李理就在楼上的画室创作。这时的他，字古山，号木月，是个职业水墨画家，他还给他的画室取名“野兰堂”。

十几年来，李理投入到野生动物保护上的钱已超过200万。现在3个保护站每月的常规支出至少要6000元钱。李理说，他从来不买名牌服装，也没有其他奢侈的爱好，有时间就喜欢在野外树林里、田野上走走，觉得心里很踏实，生活很美好，“很多人问我有什么长远的规划，我说没有，我的目标就是黑鹳数量继续上升，它们还在我的头顶盘旋，天鹅还能跟我这么近地在一起睡觉，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余　娟摘自《深圳青年》）

生活·心理人生

“威尼斯”式爱情

李凡卓

马可·波罗到中国来，跟忽必烈讲起一路上的见闻，谈到了世界上的很多城市。忽必烈于是问起威尼斯，问他为什么一直不曾讲到自己的故乡。马可·波罗笑了，说他在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威尼斯，但是，他从来不敢提及“威尼斯”这个词，怕因此而失去它。

经常有朋友问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我说我喜欢凯瑟琳·泽塔-琼斯和安妮·海瑟薇，朋友说：“哦，你喜欢有英气的女子。”这时候我总想起那个马可·波罗不敢谈起的“威尼斯”，我想说，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一位名气不大，但是同样有英气的女演员——海莉·阿特维尔，还为她作过古体诗词遥寄爱意。但她的名字不是随便可以说出口的，万一对方也知道甚至还挺喜欢她，也就失掉了那种捂着藏着的私有快感，这种心态就像……女孩不喜欢和别人撞衫。

也许这就叫“威尼斯”式爱情，相比于人们对“梦中情人”的渴望、倾慕与妄想，它更多带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禁欲气息与距离感，连“原来你也在这里”也显得突兀。而且它未必和青春期有关，未必和流行偶像有关。上海某大学文学院C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一接触到张爱玲的作品就立即惊为天人，一生俯首拜爱玲，不仅挖掘出了一篇又一篇祖师奶奶散佚的小说，编出了一本又一本与张爱玲有关的书，近年来还时不时去常德路195号张爱玲故居转悠。不过这份爱意有时候反而办了坏事，教授挖到了张爱玲早期一篇不太成熟的小说，让当时还在世的祖师奶奶颇感不悦，甩下一句话：“有好事之徒未经我的同意，把这个东西找出来发表了。”该教授忐忑了好几年，最后费尽心思通过张爱玲的姑父带话，终于取得了张爱玲的谅解，还获赠一本她亲笔签名的《对照记》，这下教授才如释重负，专门作文昭告。怪不得江湖传言：海上学术界，C教授是最没绯闻的，因为他是张爱玲的男朋友。饶是C教授对张爱玲深情如斯，他在美国访学期间，有人说可以引见张爱玲的时候，他思考再三还是放弃了。

这就是“威尼斯”式爱情，它是保持一点距离的凝视。有位知名的女作家，多年以来一直喜欢一位老演员，他曾经塑造了很多英雄形象。后来终于有一天女作家得到了采访“威尼斯情人”的机会，女作家这么写道：“拨电话之前，我的手有点抖，只巴望着他不在家。结果他在。他说：‘喂？’那声‘喂’让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努力镇定下来，告诉他我的身份和采访意图。他说：‘没什么好说的啊。算了吧。’然后他挂了电话。他很冷淡，但我一点没失望。这很符合我心目中他高傲的形象。我觉得这就是他。”

“威尼斯”式爱情，不是一场演习，而是一场盛宴，是唯一低调与含蓄的欢喜。相比之下，当前众语喧哗之中的“男神”“女神”，倒是流于浅薄与形而下了。

（栗　礼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12期）

生活·经营之道

传说中的服务员

〔日〕近藤大介

◎泓冰　译

在日本东京有一家名为Global Dining的著名餐饮公司。该公司拥有餐饮店56间，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2003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还曾满怀炫耀之情，专程陪同访日的美国总统布什光临Global Dining。

在一次对这个公司的采访中，我问：“贵公司以什么样的标准录用员工？”该公司社长回答：“我们会尽可能地录用没有什么学历的年轻人。”理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高中毕业生比大学毕业生更加适合服务业，将来的发展前景也将更好”。事实上，这家公司旗下各门店的店长以及晋升董事会的董事全都是以高中毕业生身份进入公司的员工，所以该公司社长解释：“我们并不是对大学毕业生心存成见，目前的状况只是一个偶然。公司董事会的所有成员，没有一个人拥有大学文凭，这样的上市公司真是太少见了。”

1991年，Global Dining公司在东京涩谷代官山开设了一间高级餐厅Tableaux。在那之后的20多年里，这间餐厅一直是东京都内各国大使馆的官员们在交际应酬时经常光顾之地。

在这间餐厅里，有一位“传说中的服务员”J君。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号，是因为他能记住所有来店里用过餐的顾客都点过什么。

有一天，我在时隔半年之后，第二次来到了Tableaux。令我感到万分惊讶的是，J君竟然真的记得半年前我点过的所有东西，“上次您点的前菜是油炸小虾，今天我们同样为您准备了美味的油炸小虾。另外，从这个月起，我们在前菜中新增加了牡蛎，味道也非常不错，向您推荐一下……”

说实话，要不是有J君的提醒，我真忘了半年前在这家店里点过什么东西。同时，对他的敬佩之情也油然而生。从那之后，我成为这里的常客。

记得有一天，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来到了Tableaux，正巧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通过他们的言谈举止，我推测这次是两个人的第一次约会。

当两个人吃完了正餐，开始吃甜点冰激凌的时候，男孩子十分紧张地问女孩子说：“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女孩子表现出了一丝犹豫。正在这时，J君快步走到两人身旁，默默地递给女孩子一张便笺纸和一支笔。就这样，女孩子的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欣然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后来，当我把这件事告诉Global Dining公司的社长时，他说：“J君好像没有高中学历，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但是他的记忆力出类拔萃，观察力也非常敏锐。他的这些能力都是在大学里学不到的。”

由于在北京分公司的任期已满，2012年我回到了日本东京。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了一家位于银座的高级法式餐厅。在那里，我意外地遇到了已经升任店长的J君。屈指算来，我和他已经有10年没见了。虽然店铺的装潢和菜单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依然清楚地记得我喜欢哪种红酒。在事业上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J君告诉我说，现在他所管理的这家店十分重视对员工的教育，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向员工灌输专业的服务理念和准则。

由此可见，教育并不会在我们离开学校后就立即结束。

（生如夏花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唯有青春，最难将息》一书，小黑孩图）

生活·品位

一碗面的年龄感

小宽

居长龙从后厨端出一碗亲手做的阳春面，分量不大，盛放在白色瓷碗中，远远就闻到一股香味，依稀可以见到虾子，用的是虾子酱油，撒了一点葱花，做的时候少不了放一点猪油。我吃了一口，有点呆，这几天在扬州，遍访高厨，几乎每顿饭都会有一小碗阳春面，这无疑是最好吃的一碗：香气四溢，面条筋道爽滑，香味隐藏在面条与面条的缝隙中，虾子沾惹味蕾，酱油鼓动猪油，不是阳光灿烂的耀眼，而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夕光暖暖地洒在扬州运河上，古渡口似乎无人，小船停下来，船舷上停着一只白色的小鸟，正在打着盹。

居长龙73岁，精瘦，1988年去了日本，在东京银座的一家中餐厅里当厨师长，做淮扬菜，在日本的繁华与静寂间穿行了20多年。2012年热播的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那位叶落归根的淮扬菜厨师就是他。我犹记得他切文思豆腐，豆腐千丝万缕散在清水中的画面。在2013年的春天，他在扬州古城里寻了一个民国时期的宅院，修整好了，继续做淮扬菜。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正式营业，正在装修的尾期。五进的院子，白墙灰瓦，有一方水池，以后估计会放入一些锦鲤。春天的繁花已经开在太湖石旁边，开得静寂。

食物是有年龄感的，犹如老人脸上的皱纹。

这碗面与我之前吃过的面，从原料到调料区别都不大，味道却不同。如果那几碗面不过是后厨的年轻后生们随意摘下来的树叶，那么这碗面就是居长龙用一双老手开就的一朵小花。不是怒放，而是半开的，香气从旁边羞涩地泄露。

吃花样繁复的创新菜，我愿意找年轻的厨师，他们眼界开阔，思维灵敏，懂得变通，能从日本料理、西餐之中吸收流行元素：有人用分子美食，他也能为我所用；有人在里面加了鲟鱼子酱，他也能巧妙化之。老厨师往往守旧，摆盘的时候习惯性地摆朵俗花，为了以示隆重还会费几个小时的时间雕刻个冷拼。

要是想吃一碗面，我愿意吃老厨师做的。从学徒开始，他和这碗面打了几十年的交道，老夫老妻，激情都消退了，有种“与子偕老”的契阔之感。熟能生巧，一辈子做过几万碗面，灵魂却是个摸不着的玩意儿，它可能会在他做完人生第34273碗面之后，躲在过道里抽一根烟的工夫，来到老厨师的手上，并且经久不散。这是手工的秘密，也是手艺的黄昏，无法表述清楚，但会在吃的空当里，显身。

在我少年时居住的县城里，有一条街叫古街，周围环境狭仄，90年代是录像厅一条街。众多录像厅的缝隙里有一家小馆，父子俩开的，做羊蝎子和打卤面。去得多了，我能吃出父子两人做的打卤面的区别，却又说不明白，只隐隐地觉得父亲做的要比儿子做的好吃。后来熟了，就会点名说要吃父亲做的。

以前在南来顺有个打烧饼的老爷子，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做烧饼，做了一辈子。现在如果还活着的话，已经90多岁了。他年近九旬的时候还能做烧饼。我看过他做烧饼，一根擀面杖也能玩出许多花样，边做边“打花杖”，在案板上敲出有节奏的鼓点。烧饼是个小玩意，一个做了70年烧饼的老爷子做出来的烧饼，仿佛是从他身上长出来的。

在龙潭湖公园东门有一家餐厅叫万柳阁，这里最吸引我的不是大菜，而是简单的油条。油条蓬松酥软，放到第二天还是挺的。他家师傅做了近30年的油条，并且只做油条。要是给他配条广告语，就是“专注油条技艺30年”，后面还得写上一行英文：“since 1985”。

我没有吃过日本寿司之神小野二郎的握寿司，但是能想象其中的气韵与笃定。他做了50多年的握寿司，并且只做握寿司。我吃过另外一个老人做的面，不是在扬州，是在浙江衢州，具体说是浙江衢州常山县球川镇竹林村，面匠徐长生的家里。他从小就做贡面。做面极累，每天凌晨3点就开始和面，盘条，拉条，放在户外晾晒。他用自己做的面，下锅，加了猪油、酱油、葱花、辣椒面。我站在冬天的庭院里，看着斑驳的木门，老面匠把一碗面递到我手上，我吃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这种感动与吃居长龙做的这碗阳春面的感动类似。只是在夕光中，太阳温和照耀，停在船舷的那只白鸟，慢慢睁开了眼睛，嗖的一声，飞到远处，越飞越远，直到成为天边一点。

（紫柠檬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汁吃诗》一书，赵希岗图）

文明·在海外

火中的星条旗

林达

在“美国可以烧国旗”这样一个信息初次传过大洋时，着实让大家吃过一惊。烧国旗是很不寻常的一个举动。

故事还得从头讲起。美国国旗并不是和宪法一起诞生的。这是个松散的联邦制国家，传统务实，对国旗之类的象征性事物看得不是太重。所以，美国宪法文本从来没变，美国国旗却一直在变，很少有人说得上，何时才算是有了正式国旗。美国建国很久都没有人认真去统一国旗，更谈不上有人要烧国旗了。

国旗作为国家象征在美国人心中的分量突然变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散在各“邦”的美国人通过这场战争，终于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爱国热情骤然高涨，这时也很难想象有人想要烧国旗。

烧国旗的契机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反越战和南方黑人民权运动引发了一些过激行为，社会动荡使美国人陷入巨大困惑，又适逢传统价值观念崩溃，终于有人以烧国旗这样的异常举动来表达愤怒。

1966年6月，黑人詹姆斯在密西西比州遭到枪击。他是个名人，在南方种族隔离被打破时，他是第一个进入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黑人学生。

6月6日，纽约市一个叫斯特利特的黑人听到詹姆斯受伤的消息，怒不可遏。他是得过勋章的二战退伍军人。这批老兵直至今天还是美国最爱国的一群人。斯特利特的抽屉里，整整齐齐叠着一面国旗，每逢节日他都在家门前悬挂。可是那天他取出国旗走到门外，一把抖开点上火，然后扔在地上，并激动地向围观人群讲述自己的愤怒，结果他被一名巡警逮捕。

这是美国第一个抵达联邦最高法院的烧国旗案件。显然，当时大法官们面对这个史无前例的案件也在思考。

1970年，美国大学校园的反越战风潮如野火燎原。肯特大学的学生在示威中和维持秩序的国民警卫队发生冲突，混乱中有警卫队队员在紧张中开枪，导致4名学生丧生。消息传出，全国震惊。在西雅图，一个叫斯宾士的大学生心绪难平，决定有所表示。他用黑色胶带在一面美国国旗上贴了一个源于印第安人装饰的象征和平的符号，然后把国旗倒挂着从自己的窗口伸了出去。

检方引用“禁止不正当运用”的州法律条款，对斯宾士提出指控。该法禁止在国旗或州旗上面涂画和装置任何词语、图案、符号等。在法庭上斯宾士声明，他的行为是为了抗议美国轰炸柬埔寨和肯特大学学生被害事件。他说：“现在有太多的杀戮，这不能代表美国。我认为国旗是代表美国的，我想让人们知道，美国应该代表和平。”可是该法律涵盖一切性质的“涂改”，对动机不作判断，案情论事实定罪。因此他被认定罪名成立，判处10天监禁缓期执行，罚款75美元。

在美国，对政府不满的人很多，而且形形色色，但是真正要把怒火发泄到国旗上的人，却极为罕见。

1989年，芝加哥有个学生办了一个艺术展。美国人有个共识，就是艺术创作是言论自由中最自由的部分。艺术家可以作出一切聪明和恶劣的创作，不会有人干预。这次展览中不仅有烧国旗以及国旗覆盖棺木的照片，艺术家还向参观者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展示美国国旗的恰当方式？参观者可以留言。这时，一个“恶劣”的念头冒了出来：主办者在参观者和留言本之间的地板上，平铺了一面美国国旗。想留言吗？你必须踏着国旗走过去，并站在国旗上。

本来是最没人干涉的艺术展，却引起朝野大哗，可见大多数美国人是多么热爱国旗。两个州议会相继通过议案谴责这一展览，有5000民众集会抗议这个展览，甚至连时任总统布什也出来谴责这个展览。1989年3月16日，美国参议院以97比0一致通过了对1968年联邦《反亵渎国旗法》的修正案，规定以后谁把国旗铺在地上就是犯法。

在国会通过该法后仅几小时，就有人在国会大厦前当众烧毁了一面国旗，以示挑战。原来极其罕见的烧国旗案，自此发案率大幅上升。这是处于少数的一派在有意挑战司法。为了推翻一部法律，你只有以身试法，才能给最高法院一个裁定上诉案的机会。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产生后，可能会经历漫长的过程，涉及政府三个独立分支和民众的反复推敲。“烧国旗”犹如一个烙饼，不断被翻来覆去地煎烤。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意见都在法庭和电视里反复讨论，大众和精英充分地进行交流。民众在倾听各种观点之后，也从单纯的感情冲动中清醒，开始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类讨论和交流，是美国人逐步提升他们国民素质的一个途径。

1998年底，联邦参议院终于决定，拒绝接受这个有关禁止亵渎国旗的宪法修正案提案。

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很少有人烧国旗，一旦有人把怒火发在国旗头上，他们挑战的实际是政府的权威和社会的主流舆论。当这样的权威和主流受到挑战，就应该拥有一整套程序非常明确的制度来保证一个非主流观念的提出、讨论和验证。在这样的过程中，社会以最大的可能进入理性思考，不断的思辨使他们得出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其间可能是有反复的，可能在某个阶段得不出正确结论，可是他们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是扎实的，社会就这样慢慢进步。

其实，美国国旗“让烧”了以后，就更没什么人去烧国旗了。就像大家说的，在一个连国旗都“让烧”的国家，你还烧它干吗呢？

（李中一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扫起落叶好过冬》一书，邝　飚图）

文明·历史一页

迷失在花街

祝勇

一

谁都没有想到，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与日本这两个向近代化起跑的大国居然在一条狭窄的跑道上不期而遇并大打出手，只不过彼此间的战争是以拳脚相加的粗野方式进行的，而且战场也不怎么上台面，因为它是长崎的一条花街柳巷。

它的名字，叫丸山巷。

丸山巷是日本三大烟花巷之一，主要由丸山町和合寄町两条垂直的小巷组成。1642年，经政府批准，散落在长崎市的妓院集中到这里，才有了这条著名的妓院街。江户时代，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丸山巷一度花红柳绿，无比红火。1692年，这两条狭窄的小巷就挤进了1443名职业妓女，可以说花影摇窗、铺青叠翠。

到长崎的第一天我们就去了丸山巷。我们下榻的酒店就在丸山巷的边上，所以安顿行李之后，我们就带着摄像设备返回这里，试图拍摄它的夜景。但我们不敢离那些烟花女太近，因为她们的背后，大多有黑社会组织。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拍摄26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历史的拐点》（中央电视台录制），其中有6集的《甲午战争》。

二

128年前打的那场架实在算不得什么光彩事。大清帝国的职业军人，居然在妓院里大打出手，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妓院固然驽骥杂处，但大清帝国北洋水师的士兵出现在这里，还是令人匪夷所思。1886年8月，北洋舰队“定远”“镇远”等7艘军舰在结束了朝鲜海域的练习任务后，取道日本回国，经日本明治政府许可，在长崎港停泊和保养。假如这是一群严守军纪的士兵，那场令大清帝国颜面尽失的冲突就不会发生，日本人对大清的仇恨情绪也不会如此强烈地被煽动起来。

8月13日晚上8时30分，一部分大清水兵在合寄町的贷座敷寻欢，因言语不合，愤而损坏了一些物品。店主立刻向警署报案，请求巡警来维护治安，两名巡警随即赶到现场。

警察的到来，并没有让事态平息下去，反而刺激了清国水兵的情绪。双方爆发肢体冲突，警察一怒之下，以干扰执行公务为名逮捕了两名清国水兵，其余水兵看情况不妙，趁乱逃跑了。

没过多久，十几名清国水兵赶到了派出所。他们群情激昂，似乎不甘心就这样示弱，其中一名就是在贷座敷动粗的水兵。巡警发现了他，要逮捕他，没想到他迅速拔出在街上购买的日本刀，挥刀向巡警劈去。巡警要玩空手夺刀，刀刃却在他的手上和头上划过，划开深深的伤口。派出所里的巡警们大惊失色，立即冲上去，把那名水兵按住，从他的手里夺过日本刀。

这一晚，又有几名清国水兵被警察逮捕。第二天，长崎警方把他们如数送交清国驻长崎领事馆。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事发第三天，也就是8月15日，舰队放假，清国水兵继续在长崎寻欢作乐。300多名水兵拥进长崎的酒屋、小吃店和贷座敷。但这些水兵并不只是要沉浸在风月欢会中，他们在寻找报复的机会。这事清兵本来就不占理，更何况是在对方的国土上。

事情终于闹大了。

起因是一名清国水兵看见两名日本巡警在低声交谈，就迎面走过去，故意要从两人中间穿过。两名巡警立刻靠拢在一起，不让这名水兵过去。水兵从他们身旁绕了过去，两名巡警也继续沿着街道行走，没想到那名水兵又转过身，故意与一名巡警相撞。巡警被撞了一下，帽子歪向一边。这无疑是一种挑衅行为，但那名巡警还是忍了，没有吭声。另一名水兵上来，在他们面前挥舞着拳头，巡警听不懂，依旧没有做声。忽然，这名水兵夺过巡警的警棍，周围的巡警见状迅速跑过来，试图制止水兵。他们的制止动作遭到水兵的反抗，很快发展成群殴。顷刻间，已有20多名清国水兵加入到群殴的行列中。一名巡警见寡不敌众，立刻跑回梅香警察署请求增援，不巧那天警察们刚好去各街道巡查了，警察署一片空旷，无奈之下，只好向长崎警察署求援。等8名佩带警棍的警察赶到时，现场已经一片狼藉，有200多名清国水兵和周边居民卷入了这场肉搏战，战场从思切桥蔓延到广场街、舟大工町一带。

事件以双方惨重的伤亡结束。其中，日本巡警死亡2人、重轻伤26人，清国水兵死亡5人、6人重伤、38人轻伤。

这起在花街发生的血案在长崎引起强烈的反响。16日，2000余名日本居民在清国驻长崎领事馆前抗议示威，表达他们对清国水兵寻衅滋事的愤怒。

大清的军舰，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了日本的海港。

几十年后，当伊藤博文的遗著《机密日清战争》出版时，人们才知道，这一事件对历史的深刻影响，不仅在于它丢了人，还丢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大清帝国用汉字译电的密码本。一个名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捡到了这个密码本，本子里的汉字纵横两侧，标注着0、1、2、3、4、5、6、7、8、9的数字。凭着这个密码本，日本人很快找到了译电本中数字组合的方法。由于1894年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再度泄露帝国的密码，日本人将两次泄密事件结合起来，轻而易举地破解了大清帝国电报的秘密。遗憾的是，对于这两次重大泄密事件，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既不知情，也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不可理喻的是，5年后的1891年6月30日，以定远和镇远为首的北洋舰队又回来了，只是它们这次的停泊地，是神户港。

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的现象”为题发表了观感：

登上军舰，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摆放着关羽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至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衣冠不整，秽语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气味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唯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档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

日本民众的战争情绪，就这样被清国点燃了。这种情绪，为后来日本向大清开战做出了最合理的铺垫。

三

北洋水师来到家门口耀武扬威，大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日本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在参观定远舰后大受刺激，说：“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经过大清帝国自己的大肆宣传，“定远”和“镇远”这两艘船的名字在日本已经家喻户晓。“市井酒肆之间，无论老妇小儿，满嘴念叨的都是‘定远、镇远’。”“定远”和“镇远”，已经成为日本对华一战的最佳动员。后来在甲午海战中担任浪速号舰长的东乡平八郎，当时还只是个海军大佐，他跑到港口观察定远舰，当他看见定远主炮上晾满刚洗的湿衣服时，说：“这么松懈！说不定可以打败它！”

长崎水兵事件，几乎所有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著作都要谈到它。然而，站在长崎的丸山巷，我还是觉得有些恍惚。由于发生过多次火灾，街边的店铺房屋一定会有变化，但这里的街巷格局却一直没有变过，当我坐在那家名叫“花月”的酒家（也是长崎的史迹）门口眺望丸山町和合寄町两条小巷相交的路口，那幅场景几乎与老照片上的如出一辙。甚至第二天上午，我们又来拍摄街景时，居然有两名巡警前来询问。原来这个路口角落里的那栋西式建筑，正是丸山町的派出所。当那两名警察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竟然觉得这完全是历史场景的重现。所不同的是，我们不再是大清帝国的水兵，而是一个有尊严的国家的国民。这样的国民，既自尊，又不会对他人无礼。

那一天，我在花月的门前坐了许久，看着空荡荡的街巷，怀想着一场来去无踪的春梦。那些无事生非的水兵，后来在黄海的战场上与日军鏖战，我相信他们是勇敢的，但他们并不是合格的军人。勇敢对于军人来说只是最低要求，国家观念、公民意识、宏观视野、协同精神，乃至对细节的关注，都是对军人的高标准要求。无奈的是，上述这一切，北洋舰队一项都没有。他们只有一些从西方买来的炮舰，但无论多么尖端的装备，都是由人来操控的，人的性能，决定了武器的性能。

四

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从一开始就看不起大清帝国的“洋务运动”。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必须适应本国的人情风俗，斟酌本国的强弱贫富。某些人似乎只谈文明的外表，却忽视了文明的精神。那么，所谓文明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窥其形状，也就很难察知其所在。我现在愿意指出它的所在。学者们如果博览世界历史，把亚欧两洲加以比较，姑且不谈其地理物产，不论其政令法律，也不问其学术的高低和宗教的异同，而专门寻求两洲之间迥乎不同之处，就必然会发现一种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把它培养起来，就能包罗天地万物，如果加以压抑，就会萎缩以至于看不见其形影；有进退有盛衰，变动不居。虽然如此玄妙，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欧亚两洲的实际情况，就可以明确知道这并不是空虚的。现在暂且把它称作国民的“风气”，若就时间来说，可称作“时势”；就人来说可称作“人心”；就国家来说可称作“国情”或“国论”。这就是所谓文明的精神。使欧亚两洲的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由此可见，有人说要汲取西洋文明，必须首先研究本国的人情风俗这句话，虽然在字句上似乎不够明确，但是，如果详细加以分析，意思就是，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某些人主张寻求文明应先取其外形，但一旦遇到障碍，则又束手无策；我的主张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文明外形开辟道路。

战争不只是打武器，更是打国家的综合实力，其中就包括国民的素质。国民穿上军装，就变成了军人。因此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军队。今天有些国人动辄言战，我劝这些人先把随地吐痰和闯红灯的毛病改一改，原因很简单，没有高素质的公民，就没有高素质的军队。如果武器是战争的制胜因素，那么各国只要把武器拿出来一比高低就行了，何须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果真如此，武器占优的北洋舰队就不会输得连一条裤子都不剩。相比于“天皇的战士”，清国军队充其量不过是一支“没有精神支柱的武装集团”。

耐人寻味的是，明治维新后，妓女的爱国热情也被空前调动起来。丸山巷的妓女们就像全国的同行一样，纷纷把自己卖身赚来的钱捐献给国家，支援战争。还有许多妓女主动加入到军妓行列，以实际行动慰问为国而战的士兵们。在她们看来，自己也是国民的一分子，对国家兴亡负有责任，妓女只不过是她们的职业而已。日本国民的国家意识，他们的一致性，即使今天，仍叫人生畏。

（深深蓝摘自《南方文学》2015年第1期，李晓林图）

文明·文化茶座

中国人生活的中心是“肉身”

孙隆基

与西方人或拉丁人不同，中国人把个人看作是一个“身”，也就是一个身体，对于中国人来说，身体比心灵或者灵魂都更加重要，所以中国人特别注重养生。中国人的语言当中对个人的描述也充满了这样的概念，例如，描述自我，便可称为“自身”“本身”；讲一个人的所有，叫“身家”；讲一个人的来历，叫作“出身”；讲一个人改变了命运，是“翻身”；讲一个人的感觉，叫“体会”“身体力行”；对一个人的攻击，叫作“人身攻击”，等等。古代中国士人也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一个人的描述，完全是身体性的，一个中国人，就是一个“body”，而他的心灵与灵魂，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对中国人来说生活最大的主题，就是保存这个身，即“明哲保身”。

西方人把肉体和精神看作是一个整体，认为肉体就是一部机器，许多时候，他们只是粗茶淡饭，把肉体填饱了去实现自己的精神需要和“灵魂”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西方人义无反顾地去挑战自我，有游海峡的，有坐热气球环球旅行的，有到中国农村来支教的。很多是出于对“灵魂”的完善，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受“灵魂”的驱使，有时候在这种问题上的有意无知和有意迷信，往往会让人觉得更加快乐。表现在社交中，就是不太在意他人的看法。

中国人生活的中心是“肉体”，凡事皆以照应肉体为主，要求“吃饱穿暖”，注重饮食文化，讲究安身静养。在社交中，对于世俗的在意是最多的，对于精神的关心则很少。中国不存在超越现世的宗教，一切都是要求现世就有报偿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女孩与男友交往受到父亲的反对的话，西方人的做法一般就是拉开架势与父亲对着干，大吵大闹到离家私奔。而中国人则会非常在意地，真的断绝与男友的来往。

所以，中国人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通过一个基本的“二人结构”来完成社会结构的。中国人之间的互相问候就是“你身体可好？”或是“你别来无恙？”讲的都是对对方身体的关心，而另一方则回答：“你有心！”“谢谢你的关心！”这一问一答，正是对中国二人结构的最好描述。

所以中国人都讲究“相对”，将两个人当中的另一方称为“对方”，相适合的事情称之为“对”，否则就是“不对”，有什么错误就是“对不起”。中国人的这种相对性的“二人结构”，是检验一个中国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中国人在社交场合喜欢问：“你在哪里工作？”“你结婚没有？”“你生孩子没有？”都是在确认对方是否已经具备了上下级、夫妻、父子这样的二人关系。特别地，在中国，一个人哪怕已经三十几岁，只要还没有结婚，就会被当作不成熟的个体，被当作没有长大的半成人来对待，而结了婚又没有小孩的，则又会被有小孩的当作未成熟的个体来对待。相对地，在中国没有具备“二人关系”的个人，都被认为是一种可怜、失败、不能自理的状态，大凡是描述“一人”的词，多是贬义的，如：“孤独”“孤单”“寡人”“孤立”“形单影只”等。

（柴禾妞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人的深层结构》一书，王　青图）

文明·史海拾贝

胆小鬼

李落落

一名苏联战俘与希姆莱对视

被人们比喻成魔鬼的人，他们的恐惧其实和正常人差不多。比如希姆莱。

1939年，随着纳粹开始进军波兰，希姆莱组织特别行动队，随部队到作战国家去搜捕犹太人，然后执行“最后解决”任务。说白了，就是当杀犹太人的刽子手。特别行动队一共有4支，D队队长奥仑道夫后来承认，他一年杀了9万人，而且还不是4个队中最多的。最多的是A队，一年杀了22万多人。1942年8月，希姆莱觉得光是看报告上的数字不过瘾，就到明斯克监狱，让拉出100个人杀给他看看。他以为自己无所畏惧，但实际上不是，至少肉体上不是。刚放了一排枪，他就差点晕过去，后来再放枪的时候，有两个妇女居然一下子没有被打死，这让他差点崩溃。然而，思想是魔鬼的希姆莱亲历了肉体的局限后，不是良心发现停止杀戮，而是要求以后再处决妇女儿童，不要用枪了，用毒气。而且，一个不留。1943年1月，希姆莱到华沙去视察，虽然头一年7月22日至10月3日，华沙已经把31万多犹太人“重新安置”，送进了灭绝营，但当得知犹太人隔离区还有6万多人活着的时候，他马上下令，将这6万多人“重新安置”，并且要在2月15日完成。没有记录显示他看过行刑。所以，这个魔鬼的肉体虽然有局限，但克服这一局限似乎也很容易，那就是：闭眼不看。

（如　海摘自《世界军事》2015年第7期）

悦读·言论

没有必要为当年喝流水线上的可乐而羞愧吧？

——语出作家和菜头微博：“汪国真的诗、庞中华的字、琼瑶的小说、小虎队的歌是好还是不好？它们都是当时的流行文化，受众数以千万。被如此多的人接受，注定不会高妙到哪里去。但是，即便今天喝上了勃艮第的酒，也没有必要为当年喝流水线上的可乐而羞愧吧”

我觉得比起盲人按摩，这个世界更需要的是哑巴理发。

——网友

实践证明，只有中国互联网企业最懂中国人，像抢红包这种“移动支付创新”，硅谷想破脑袋也想不出。

——《新京报》分析“中国网民为什么爱抢红包”：一、网民时间成本低；二、喜欢凑热闹

我怕开一晚上，我家房子都快成移动的了。

——据英国《每日邮报》，英国萨里大学的科学家研发出最新、最快的5G网络技术，每秒可传送约125GB的数据，比目前的4G技术快6.5万倍。网友如此评论

从前的人隔得远，耳闻、结交、碰面都难，一生只认识个把人；从前的交往也好难，各守一隅不相见。不像现在的朋友圈，打开，惊见前男友给前前男友点赞。

——赵赵的诗《从前慢·起床刷朋友圈有感》

某地一个土地房产部门的打字员，非官非吏，审批签章都轮不到她，却受贿400万。原因是需要到她那里打印材料的人太多，要排队等候。打字员就有了谁先打印谁后打印的选择权，她就因此而腐败了。

——国家预防腐败局原专职副局长崔海容这样说

在一起时不看手机，不在一起时秒回信息。

——网友说，这才是现代人的真爱

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就永远有市场。

——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在《为什么阴谋论如此盛行》一文中分析道，“比如马航事件，对许多人来讲，听信飞机被美国人劫持到了秘密的基地显然比一无所知要好得多”

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萧红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凡士林擦脸就行，用什么雅诗兰黛。

——有人这样吐槽果壳网所代表的“理科傻”，称其“拒绝任何生活的美学”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一个在电视广告上兜售“御用神药”的诈骗团伙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揽财上千万元，北京警方在该团伙窝点发现一块专门用于员工寄语的牌子，上面写道

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显现在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层次看鞋子；投不投缘，吃一顿饭就能知道。

——“以貌取人”某种程度上是靠谱的

群众是个奇特的群体，经常会在“不明真相”和“眼睛雪亮”之间徘徊，关键是看针对什么。

——张鸣

大城小市竞高楼，不顾脚下只顾头。烂尾楼危亦长脸，千金一掷为封侯。

——《人民日报》刊发的打油诗

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最好的，但苹果公司只选择其中一种，并努力把它做到极致，其他的都会果断放弃。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对话活动中说，决策中最难做的是“决定不做什么”

（惜如、木又寸、汪杰等摘）

悦读·漫画与幽默

姜是老的辣

傍晚陪爷爷散步，见不远处有一美女，忍不住多看了两眼，爷爷转身问：“喜欢啊？”我笑笑。“等着。”爷爷说罢便大步而去。几分钟后我的电话响了，里面传来一个甜美的声音：“喂，你好，是××吗？你爷爷迷路了，现在在××公园附近，你快点来吧！”

互联网思维

根据我的喜好，媒婆安排了一个姑娘和我相亲。没想到见面时，媒婆还带了另外3个女孩过来。“这怎么回事？”“哦，这几个是你可能感兴趣的。”这样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媒婆也让人醉了。

虚岁和周岁

问：“一直没弄清虚岁和周岁到底是什么意思。”

答：“虚岁是从爸爸的身体里出来的时间；周岁是从妈妈身体里出来的时间。”

穹顶之下

我让我妈去看看《穹顶之下》，我妈说：“凤凰传奇又出新MV了？”

炫富

一个好友发了张照片，画面是钢琴上放了一部iPhone6。下面有人评论：“最看不惯炫富的人了，iPhone6有什么了不起。”好友回复：“我100多万的钢琴你看不见？”

帮忙

去爬山，半山腰看见一个美女不断地从包里掏出苹果、香蕉、橘子啥的往一个小庙的菩萨像前摆，嘴里还唧唧咕咕的，我靠近点想听听她在做什么仪式。只听到：“菩萨帮帮忙，小女子实在是背不动了。”

意外

昨天把电脑接上投影仪和供应商们一起开会，正当我口若悬河之际，突然微信客户端弹出女朋友发来的信息：“家里没有纸巾了，你从公司拿些。”我默默地关掉弹窗，会场的气氛顿时尴尬起来。

穿越

同学聚会，看到当年追我的屌丝开着宝马车带着他的老婆来了。他老婆当年是住我隔壁宿舍的同班同学。我心里后悔极了。忽然电闪雷鸣，我们穿越回5年前。屌丝手捧鲜花向我示爱，我答应了他。5年后同样的同学聚会，我那隔壁宿舍的女同学一个人开着宝马来了。

洗澡

话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好舒服，都不用自己洗澡，每隔两集就会有一个妖怪说：“小的们，把那个和尚给我洗干净了……”

双鱼座

去做孕检的时候，医生说足月就可以生了，不用硬等着发动。我说，足月之后再撑几天，再撑几天就可以了！医生问为什么。我说了实话：“我不喜欢双鱼座。”医生小声念叨：“双鱼座挺好的啊。”她的实习生在一旁搭话：“医生就是双鱼座。”

等等，医生，你听我解释……

脸大

同样是猛禽，鹰就英俊威猛，万众敬仰；猫头鹰就被当作萌物，“嘻嘻嘻，好可爱哦！”脸大，生活就会艰辛一些。

剃度

一男子跑上山找到方丈，“大师，我已看破红尘，对尘世毫无眷恋，请您给我剃度吧！”大师：“你给我滚犊子，你一个月来一回，出去剪个头能花几个钱？”

私奔到月球

我妈和朋友聚会，带了我一起去，最后大家要去KTV。其中一个中年危机妇女喝得烂醉，中途打电话叫老公过来一起玩。她当时正抱着另一个男性朋友一起跳舞，老公进来后两眼冒火，给了她两巴掌。大家都被吓得不说话了，彼时背景音乐放着五月天的《私奔到月球》，我看到后也呆住了，慌乱间按下了欢呼键……

（鱼虫儿等摘）

悦读·漫画与幽默

假日美食

美味的鱼汤

〔意大利〕罗伯托

找茬

〔乌兹别克斯坦〕拉夫珊

“书虫”大餐

〔印尼〕吉泰特

一不留神

〔意大利〕巴齐奥

秀色可餐

〔乌克兰〕奥列格

悦读·影像

你的费用就是给我一个拥抱

在美国康涅狄格州，老理发师安东尼·希莫斯25年来在同一个地方，为那些贫穷的人理发，费用是一个拥抱。“这真的是因为爱。我喜欢这些家伙。”希莫斯转身向椅子上的顾客说，“你知道我爱你，是吗？就是这么回事。”

在我们身边，像希莫斯这样带给人温暖的陌生人，他们在我们尴尬窘迫的时候伸出了手，或许是举手之劳，或许是心照不宣的善意。拥抱生活，别吝啬你的善意，“因为你，我感觉世界是如此美好。”

（老　西摘自《新快报》2015年3月25日）

①

②

①“别让这该死的雨打扰了你的好梦。”一个路人注意到这只小猫睡在雨中，便把他自己的伞给了它。

②“清晨来杯咖啡，打起精神来，生活比你想象的美好！”一个叫Dan的男人每周三和周四总是买一些咖啡到癌症中心，把它们送给病人、护士和医生……买这些咖啡的钱都是他自己掏的。

③

④

③“它也是一条生命。”消防队员冒着危险冲进火灾现场，把这只猫救出后交到主人手里，“宠物也是一条生命，它值得像人一般被对待。”

④“第一次离梦想这么近。”鲨鱼队签约了一个特殊的球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球队年轻粉丝Sam Tageson，虽然合同期只有一天。在这一天，Tageson和队员们一起训练、准备比赛，和他们一起在比赛前出场唱国歌。

⑤

⑥

⑤“看看谁来了！”橄榄球运动员Brian到医院探望他年纪最小的粉丝。

⑥“里面的书够你看上几天的啦。”一个陌生人见爱看书的流浪汉连续几天重复地在看同一本书，便把自己手中的Kindle给了他。

悦读·话与画

我的黑暗如此绚丽

John Bramblitt

30岁那年，John Bramblitt因为癫痫并发症而失明。在度过了一段消沉时光后，他尝试着拿起了画笔。“刚开始作画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要把它们拿给任何人看，我只是觉得需要找点事来做。如果没有失明，我可能永远不会去画画。现在看来，画画意味着我仍然可以用某种方式继续去感知、去看这个世界。”

“有时候人们很难理解我是如何画画的，但这真的很简单。”他笑道，“这需要耐心。”John Bramblitt绘画的方式与盲人阅读的方式相同，他先用颜料将画的大致轮廓和线条描绘出来，再用手指触摸纹理和线条去填上颜色。“每种不同的颜料摸起来都不一样。我有时会把几种颜料混合起来，直到它摸起来是我想要的感觉。”

John从来没看到过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长什么样，但通过触摸，他们的样子深深留在了他的脑海里。John笔下的他们和现实中一样美丽。

悦读·话与画

左手巴黎，右手纽约

〔法〕Vahram Muratyan

喜欢法棍还是甜甜圈？波尔多还是鸡尾酒？《天使爱美丽》还是《欲望都市》……这些问题是由巴黎设计师Vahram Muratyan在《巴黎对纽约：双城记》中提出的，设计师用图形比较了巴黎和纽约各方面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幽默、尖锐、智慧。

别名

“光之城”vs.“大苹果”

见面礼仪

贴面礼vs.握手

咖啡

小杯浓缩vs.大杯美式

面包

法棍vs.甜甜圈

开胃酒

波尔多vs.鸡尾酒

甜点

马卡龙vs.纸杯蛋糕

女人

《天使爱美丽》vs.《欲望都市》

老人

老妇人vs.永远年轻

魅力人物

香奈儿vs.《广告狂人》里的唐·德雷柏

小费

硬币（餐费已含服务费）vs.纸币（餐费不含服务费）

作家与小说

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vs.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

“高尖”建筑

卡西莫多爬过的巴黎圣母院钟楼vs.金刚爬过的帝国大厦

小清新

BOBO族vs.嬉皮士

狗

遛一只vs.遛一群

点滴·意林

“饿”最好吃

老猫

什么最好吃？这是皇帝们总在思考的问题。隋文帝为此特别写了一个告示，向广大臣民征求答案。有个要饭的叫詹鼠，把榜揭了。皇帝问他，你知道什么最好吃吗？

詹鼠只答了一个字：“饿。”

他带着皇帝满大街转悠，把皇帝饿得前胸贴后背。他最后给皇帝一张葱油烙饼吃，皇帝吃美了，回来就封了他个“詹王”。

（王文华摘自《文苑》2015年第4期）

点滴·意林

钱让人又笨又勤快

郝广才

犹太教的教士，称为拉比。

城里有个拉比要去山村主持一个宗教庆典。为了省钱，他雇了一匹瘦马拉的车。马车出城后，要翻越一座山岭。车夫停下来，对拉比说：“敬爱的拉比，我的马太瘦弱，拉不动车，翻不过山。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们推它一把如何？”

于是，拉比便下车和车夫一起推车，终于推过山岭，一路推到目的地。

累得要死的拉比对车夫说：“我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因为我要主持庆典。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因为你要赚钱。可是我不知道这匹烂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干吗要把它带来？”

“因为你要省钱！”车夫回答。

是的，钱会让人又笨又勤快。

（陈　哈摘自《台港文学选刊》，望穿秋裤图）

点滴·点滴

戏路不同，努力相当

李良旭

田中邦卫

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在银幕上一直给观众留下铁血硬汉的印象。在拍摄电影《追捕》时，扮演横路进二的演员田中邦卫对导演埋怨说：“我一直只能扮演猥琐、丑陋、瘪三的形象，这不公平。”

导演对田中邦卫说道：“这样吧，你俩换个角色，你来演警察官杜丘，看看效果如何。”

田中邦卫欣喜地穿上杜丘的皮夹克，骑着马，握着枪。他这一形象一出现，立刻就像一个鬼鬼祟祟的逃兵，笑得剧组人员前仰后合。他沮丧地脱下皮夹克，叹气道：“看来我只适合演反派的角色了。”

导演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你们只是戏路不同，但努力相当。”

这句话，给了田中邦卫一个很大的启示。从此，他专演极具个性化的配角，而且将这一类角色演得炉火纯青，成为一名炙手可热的演员。

（赵丽娟摘自《幸福悦读》2015年第3期）

点滴·点滴

校花的故事

蒋勋

我在做美术系系主任时，记得我们系那个最漂亮的女孩子，有好多男生在追她。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她忽然冲进来，说某某你给我的那封信，我要念给大家听！说着就撕开信封开始念。那个男孩子，低着头摸着鼻子走出去了。

我忽然想到贾瑞，也忽然想到王熙凤，虽然我不觉得我们这个校花有这么坏。我把她叫到办公室，我说有一首唐诗念给你听。

我说：“唐朝的张籍写过一首诗，用女性的第一人称说：‘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你知道我有丈夫，你又送我这么重的礼物；我觉得第三句、第四句好有趣：‘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我都结了婚，还有人爱我，我把礼物系在那件大红色的短衫上；‘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我家里是有家教的，父母是有身份的人，我的丈夫是有头有脸的人；接着赶快转了一句，真了不起：‘知君用心如日月’——我知道你光明磊落，你送我这么名贵的珍珠并没有非分之想——我后来跟很多女学生讲这句话，你一定要学会这句话，你要跟那个男生说：‘知君用心如日月’——你就是爱我，爱很单纯；‘事夫誓拟同生死’——我已经发誓要跟我的丈夫共生死，我爱他，这个是重点。‘还君明珠双泪垂’——就觉得好遗憾，人生是有遗憾的；‘恨不相逢未嫁时’——我没结婚的时候怎么没有碰到你呢？”

我跟这个校花讲了这首诗，她就哭了。她说：“老师，我懂了。”

可是，我想，那个摸着鼻子走的“贾瑞”还是受伤了。

（君　心摘自上海三联书店《蒋勋说红楼梦》一书）

点滴·点滴

微书摘

不要在任何东西面前失去自我，哪怕是教条，哪怕是别人的目光，哪怕是爱情。

——乔·亨特·斯宾塞《成为简·奥斯汀》

小徒弟问我，师父啊，你是怎么修行的啊？我回复他，老和尚在世的时候，我本来就是寺院里一个种菜的，我也经常劝自己，只要好好侍弄菜地，总有好收成，别心急，要心宽，就算好白菜被野猪拱几棵，还是留下的多。

——延参法师《这都不叫事儿》

我们对于虚荣总是比对自负更宽容。因为虚荣的人对于我们的评价很敏感，从而满足了我们的自尊心；而自负的人却对此满不在乎，结果伤害了我们的自尊。

——毛姆《随性而至》

远远看去优美而神秘的人和事，只要拉近了看，就会明白它们原来既不神秘又不优美。这不失为解决人生问题的一种办法。在众多的生活态度中，这是可供选择的一种。这种生活态度或许并不值得称道，但它能让我们抱着比较平静的心情来度过这一生。

——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

点滴·点滴

盲人

阎连科

我想到了我们村庄那个活了70岁的盲人，每天太阳出来的时候，他都会面对东山，“望”着朝日，自言自语地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日光原来是黑色的——倒也好！”

更为奇异的事情是，这位与我同村的盲人，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有几个不同的手电筒，每走夜路，都要在手里拿着打开的手电筒，天色愈黑，他手里的手电筒愈长，灯光也愈发明亮。于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着时，人们很远就看见了他，就不会撞到他的身上。而且，在我们与他擦肩而过时，他还会用手电筒照着我们前边的道路，让我们顺利地走出很远、很远。为了感念这位盲人和他手里的灯光，在他死去之后，他的家人和我们村里的人，为他致哀送行时，都给他送了装满电池的各种手电筒。在他入殓的棺材里，几乎全部都是人们送的可以发光的手电筒。

（南　阁摘自《格言》2015年第2期）

点滴·点滴

懒觉

马德

杨绛说，她小时候特别羡慕那些可以躺在床上不断睡觉的人。直到有一天，她再也不羡慕了。

“那天，三姐跟我说，她有一个同学的妈妈，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睡觉，但同学的妈妈很痛苦。因为，她是一个病人。”

原来，可以成天躺着的，多是病人啊。

有一个人，也特别喜欢睡懒觉，但女儿上了高中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赖过床。

原因是，女儿上高中之后开始住校了。他的家离学校不远，每天早上五点半，学校早操的广播响起的时候，他便起床，在屋子里拾掇拾掇做些事。有时候，一早上干的活，胜过以前一天干的。

他之所以这样做，用他的话说就是：我要用这种方式陪着女儿。

人世的好多懒觉，有的人是不愿睡的。当然了，你让他睡他也睡不着。

有时候，是因为疼；有时候，是因为疼爱。

（阿　茹摘自《牡丹晚报》2014年10月17日）

点滴·点滴

事业成功的秘诀

孙晓云

哈佛大学进行过一项研究，研究的重点是：许多人怀揣梦想，年轻时也都曾努力奋斗过，但为什么最终一事无成呢？经过深入的探讨，哈佛大学得出了一个关于成功的论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决定于业余时间，而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于晚上8点到10点之间。每晚抽出2个小时的时间用来阅读、进修、思考或参加有意义的演讲、讨论，人生就会悄然发生变化。坚持数年之后，事业一定会成功。

哈佛大学在此观点之上，又提出了相配套的成功准则，即适当增加追求成功的必要投资。无论你的收入是多少，都要记得分成5份进行规划投资：增加对身体的投资，让身体始终好用；增加对社交的投资，扩大你的人脉；增加对学习的投资，加强你的自信；增加对旅游的投资，扩大你的见闻；增加对未来的投资，提高你的收益。只要好好规划落实，人生就会逐步有大量盈余。

由此，哈佛大学给出了事业成功的秘诀：如果能长年坚持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之间专注于事业，同时又能将收入进行合理投资的话，成功就离你不远了。

此外，谈到事业的成功，哈佛大学认为，一个人的成就，不是单纯以金钱衡量的，而是一生中你善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怀念你。生意人的账簿，记录收入与支出，两数相减，便是盈利。人生的账簿，记录爱与被爱，两数相加，就是成就。

（七　七摘自《思维与智慧》2014年11月下）

点滴·点滴

声音的琥珀

凌小汐

这世间，一定有种珍贵的东西叫作“声音的琥珀”。

—1—

电影《邮差》里，寂寞小岛上的邮差，在他的诗人朋友离去后，以朝圣的姿态，跑遍整个岛屿，在海岸线，在星空下，在悬崖边，在教堂里，在渔港，在妻子隆起的腹部……录下了种种声音，那是整个影片中最触动我的部分：

第一，海湾的海浪声，轻轻的；

第二，海浪，大声的；

第三，掠过悬崖的风声；

第四，滑过灌木丛的风声；

第五，忧愁的渔网声；

第六，教堂的钟声；

第七，岛上布满星星的天空，我从未感受过天空如此的美；

第八，儿子的心跳声。

—2—

有时候想一想，声音还真是个有趣的东西。可以当作人的第二张脸吧？在隐去面容和动作后，将呈现得格外真实和清晰。如此，一个人的种种气息，在声音里便无法遁逸。

你有没有对一个人，在多年之后，已经忘记了他的相貌、他的名字，连记忆也变得模糊，却始终记得他的声音？你有没有在心里柔肠百转地想念一个人，于是山长水远地拨通对方的电话，在一声轻轻的应答之后，只是说一句“哦……没有事，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在恋爱的时候，有一种亲近，叫作声音的相对。两个声音在暗夜里相互依偎，静静缠绵，伴随着呼吸的深浅和心跳的律动，却唯独没有肉身的索取，一切都变得有意思起来。

时间犹如一个巨大的容器，将周遭牢牢包裹。时间又如发丝，总是不经意地拂过你温热的心尖。时间也可以将声音凝结成琥珀，不需要千年万年。它身上每一道清晰可见的纹理，都是一条神奇的时光脉络。

（白鹤正洁摘自新星出版社《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一书）

点滴·点滴

最珍贵的时刻

薛忆沩

屠格涅夫在福楼拜家里给朋友们讲起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个恋人。那个女人是磨坊工的妻子，长相极为迷人。她从来没有向屠格涅夫索要过任何东西，但是，有一天，她突然向他提出了要求。她说：“你应该给我一样东西。”她的要求让屠格涅夫不得其解。她要的不是“名分”，不是“卢布”，也不是“永远”。她要的只是一块肥皂。

接过肥皂，这个迷人的女人匆匆地跑开了。过了一阵，她又跑了回来。她伸出自己刚刚洗干净的双手，羞涩地说：“像亲吻圣彼得堡客厅里的女士们的手一样亲吻我的双手吧。”

屠格涅夫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刻。他跪到了地上，充满感激地亲吻了这个女人沾满泥土的双脚。

（海棠无香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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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校园版》和你一起阅读，一起成长

阅读是一次和智者的对话，一段成长岁月里的记忆。这是成长时光中最安静的时刻，读书的人静静地积攒生命的力量。

在你读书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个书中的人物，让你难以忘怀。他默默地生活在你的世界中，守护着你的精神世界，伴随你一起成长。你一定对他充满好奇，有一肚子的话想和他说。现在，《读者·校园版》为你提供一个机会：

让我们一起虚拟一次对话，想象他就坐在你的面前，渴望听到你的声音，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以把埋藏很久的心里话，告诉你一直想见到的这个书中的“挚友”。

现在，书已经翻开，茶香刚刚溢出，你和那个久违的老朋友，可以开始一段酝酿了许久的对话。《读者·校园版》候在一边，等着和你一起分享对话中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和你不愿意忘怀的情绪。

请将你记录的这段对话发送到：duzhexydh@126.com。投稿起止时间：2015年5月15日—2015年8月30日。要求2000字以内，对话末尾，请注明与你对话的人物出自哪本书。如果能摘录几句书中打动你的句子，更好。文章一经采用，将奉上稿酬和样刊，并有50套“《读者·校园版》精华文丛”作为幸运大奖，等待你的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