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半月刊 2015年1期
Author: 读者
Date: 2014-12-15

版权信息

I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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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烈举　蔡　喆　马逸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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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1期

【卷　首　语】
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 | 富康年
【文　　苑】
那1 分的人生差距 | 阎连科
讲话 | 莫言
诗二首 | 海子　切斯瓦夫·米沃什
遛鸟 | 汪曾祺
一表三千里 | 明凤英
抱着父亲回故乡 | 刘醒龙
借钱 | 李舒
玩具火车与中国铁路 | 张鸣
【人　　物】
蓝血张爱玲 | 程乃珊
“往往醉后”——回忆父亲傅抱石 | 傅益璇
【社　　会】
算命不如修德 | 傅佩荣
失意者暴政 | 连岳
如何嫁给一个美国总统 | 席越
国王的演讲 | 岑嵘
孔雀是美丽的 | 沈嘉禄
快递的故事 | 王小柔
蹲着 | 孙骁骥
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 | 何帆
体面 | 梁鸿
【人　　生】
亲爱的，你在哪里 | 杨澍
最浪漫的事 | 路明
此心安处 | 莫小米
只有廖厂长例外 | 吴晓波
夫妻原本是他人 | 高森显彻
发现中国的凡·高 | 靳锦
特殊的母爱 | 文扬
一分明白，如月光泻地 | 龙应台
【生　　活】
“我的一个朋友”的故事 | 水湄物语
你O2O了吗 | 雷顺莉　石畔兰
石头、剪刀、布
房东太太的人生哲学 | 日本百合
语言天才售货员 | 蔻蔻梁
【文　　明】
芝加哥的警与匪 | 严歌苓
好人的职业 | 晓光
“中国胃”的进化史 | 秦筱
无药可救 | 馒头老妖
影响美国国籍政策的华裔大案 | 鲁青
酒饭逗 | 老猫
【悦　　读】
坠海 | 李田博
言论
漫画与幽默
画里画外 | 吴冠中
【点　　滴】
蘑菇和鹅 | 拉瓦斯瓦米·拉朱
看破人生的无常 | 章岩
鸡汤不是地沟油 | 戴逸如
进退（外一篇） | 亦舒
换心人的心事 | 刘墉
爱不会变 | 陈荣生
秋天的树林 | 张玉芸
不是妄想 | 刘心武
无忌和不悔 | 萧秋水
岁暮到家 | 纳兰泽芸
灵感的产生 | 于尔根·沃尔夫
请息怒 | 杨闲
小时候 | 李锐
绝境 | 前朝树
皇帝靠不住 | 晏建怀
【互　　动】
“读者杯”中学生征文大赛获奖名单

文苑·卷首语

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

富康年

2015年，《读者》34岁了。大家一定会发现，手头的第一期杂志变了样。从创刊时的48页50克书写纸单色印刷，到2003年64页55克书写纸双色印刷，再到2015年72页70克全木浆胶版纸彩色印刷，这是《读者》产品形态的第三次全面升级。我们知道，对于许多忠实读者来说，些许的改变都会带给你们深深的不忍。但是，请相信，高品质的纸张、彩色的设计表达，新的产品形态无疑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读者》隽永、淡雅和独特的韵味。俗话说：“烫头三天丑。”新面貌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好在杂志是连续出版物，我们会根据大家的反馈意见，边走边改，渐臻完美。

我们身处急剧变化的世界。在时代匆匆的脚步中，心灵空间不觉要被压缩分配给纷呈的选择，怀疑和评判占据了更多的舆论空间，许多美好的事物和感觉便随之疏离。快速革新的技术为阅读带来越来越丰富的形式体验，《读者》也顺应潮流，利用新媒体技术为杂志注入更多新的活力。但在精神的家园中，《读者》更愿成为一座明亮的灯塔，守望、梳理、传播那些容易被遗忘，却值得被沉淀的信念和价值观。希望这座灯塔能提醒所有匆匆的步履：在浮躁的社会中，精神不能盲从，灵魂不能走失，信念要有所坚守。哪怕周围的世界再复杂，我们也要保护好内心的善良和温暖。

爱因斯坦说：我多么希望世界上有个小岛，上面居住的全是智慧又善良的人们。《读者》也有这样的理想，“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希望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读者朋友和我们携手前行。

（齐白石图）

文苑·文苑

那1分的人生差距

阎连科

小时候，我与二姐一道在村头庙里读书。

那一年，由一年级升二年级的考试，我的语文是61分、算术是62分。60分是及格线，这个分数，便如一蹴而就的力气，把我推过了升级的门槛。可这个分数，也让我稍感羞涩和不安。我隐隐有些明白，我的分数偏低，是因了同班的二姐分数有些高了，她的语文和算术，都是80多分。你试想，倘若她的分数比我的还要低，我的分数自然会显山露水了。

二年级开学那天，我迟迟不往学校迈步，如一个害怕对手而不敢登台的懦弱的拳手，磨蹭在拳坛下边等候着意外和侥幸的发生。

也就果然。

那天上午，日光明明丽丽，到上课的铃声响得有些烦躁不安时，我才迟迟地走到教室门口。恰在这时，有个亭亭玉立的女老师出现了，她身材苗条，满身都是某种让人着迷的气息。她过来问了我的姓名，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教室的门口，说我被调到了她的班里，说把我和二姐分开读书，是为了促使我们姐弟在学习上愈发努力，有可能更上一层楼。

那时候，我不知道感谢上帝，不明白命运与人生原是那么需要偶然与幸运。只是感到女老师能洞穿人心，明丽温柔，宛若风光对季节的问候。

老师把我领进教室，让我坐在第一排的最中间，而我的同桌，奇迹般地不是男的，也不是一个乡村姑娘。她穿着整洁，皮肤嫩白，人胖得像一个洋娃娃。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坐下之后，她用铅笔在课桌的中间，为我俩画下了一条楚河汉界，用城里人奶甜般的细音告诉我，彼此谁都不要越过，写作业时，谁的胳膊都无权触碰谁的胳膊。

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必须由60年代起源一样，似乎我的觉悟，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城乡的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大都始于此时。

那一个学期，学习上没有二姐的压力，可有了另外的、让我更为窒息的压力。她姓张，是个胖胖的城里女孩，似乎她的父母与革命有些什么关系，工作从洛阳调到了我们村街上的一个商业批发部门。因此，她成为我命运中的一个偶然，一个幸运，一份至今令我无法忘记的启迪与感激。

她学习很好，每周测验考试都考90多分，这不仅证明着我和她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她在课桌上画的那条中轴线，不仅合法，而且合理；不仅合理，而且蕴含深意。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了她开始用功学习，还是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和城乡之间留给乡村的那点儿可怜的尊严，而在学习上开始了一种暗自的努力。我们的老师，漂亮、瘦高，面色蜡黄，而且，越来越黄。同学们都说她有肝炎，并且还会传染。说只要和她距离近一些，只要你把她呼出的气息吸进自己肚里去，那病也就一定生生地传染与你了。

教室里坐在第一排的同学，在她上课时，常有躲着她坐到后排的。可是我却不。我喜欢坐在最前排，坐在她的鼻子下，抬头看着她那泛黄却仍然漂亮的脸蛋，听她讲语文、讲算术，说她在城里师范读书时的一些新鲜事。为了赶上那“洋娃娃”的学习成绩，缩短我和她的“城乡差距”，我不仅整日端坐在有病的老师面前，还敢拿着作业到老师屋里面对面地问些问题。

我也看见过老师吃药。老师问我：“你不怕传染？”我摇摇头。老师笑着拿手在我头上摸了很久。正是这一“摸顶”，让我的学习好起来。在期中考试时，洋娃娃似的女同桌，语文、算术平均成绩94分，全班第一；而我，两门成绩均为93分，名列第二。

这个分数，高于二姐。相比我的同桌，还有1分之差。仅1分之差。

原来，学习并非一件难事。我感到和她的这1分之差，是如此之近，仿佛仅有一层窗纸的距离。我以为，在学习上超越她，成为班里第一或年级第一，如同抬头向东，指日可待。那一年的暑假，我过得索然无味，毫无意义，似乎度日如年，盼望开学坐在女老师的身边，盼望着一场新的考试，就像等待一场如意的婚姻。

可是，终于到了开学那天，我的女老师，却已经不再是我的老师了。她被调走了。听说是嫁了人，嫁到城里去了。丈夫好像还是县里的干部。好在，女同学还在，还是我的同桌。开学时，她还偷偷送给我一个红皮笔记本。

新来的老师，男性，中年，质朴，乡村人。把他和我那嫁人的老师相比较，除了性别，还有一样不同的，就是他总是要进行测验和考试。而我在那时等待考试，就像在起跑线上等待起跑的一个运动员。我的对手，不是我的二姐，而是我的同桌女孩。

我们彼此只有1分之差。仅为1分的超越，我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努力。

终于到了期末，终于又将考试。

我一夜未眠。想着明天就要考试，如同我要在明天金榜题名一般。兴奋像那时我不曾有过的朦胧爱情，完完整整地伴我一夜，直至第二天到校。教室外面的日光，从窗外漏落入教室内，使教室里如同阳光下的湖水一般明亮。老师在讲台上看着我们，我扭头看了一眼同桌，从她的眼神，我看出她有些紧张，看到了她对我超越她的一种担心。

我把钢笔放在了桌上，把预备的草稿纸也规规整整地放在了课桌的左上角。我就像等着发令枪响后的一次奔跑。终于，老师来了。

他款步站上土坯垒砌的那个讲台上，庄严地看着同学们，看着讲台下那一片紧张与兴奋的目光，淡淡地笑一笑，说，今年考试，不再进行试卷测试了。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说，“为了让大家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不再进行试卷考试。我们今年考试的办法，就是每个同学都到台上来，背几条毛主席语录，凡能背出5条者，就可以由二年级升至三年级。”

老师话毕，同学们集体怔了一下，随之，掌声雷动。

然而我没鼓掌，只是不解地望着老师，也瞟了一下我的同桌。她也在随着同学们鼓掌，可看我没鼓掌后，也就停止了她的鼓掌声。自那之后，我们的升级考试都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这让我对她——那个来自城里的女孩，再也没了超越的机缘，哪怕只有1分之差。

今天，回味那个年代，我满心都充盈着某种快乐和某种幸福的心酸。没有学习的压力，没有沉重的书包，没有必须要写的作业，也没有父母为儿女升学的忧愁，伴随我童年的，除了玻璃弹子、“最高指示”和看街上大人们的游行，还有跟着学校的队伍在村街上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这都是一些快乐的事情——就是到了今天与现时，这些快乐也意味无穷。然而剩下的，是永不间断的饥饿和寂寞，下田割草，喂猪与放牛，这让我感到了乡村生活的无趣和疲惫。土地的单调及乏味，仿佛葛藤蔓草般缠在我身上。岁月中夹缠的幸运，就是直到我小学毕业，那几个住在乡村的城市户口的漂亮女孩，她们总是与我同班。她们的存在，时时提醒着我的一种自卑和城镇与乡村必然存在的贫富差距；让我想着那种与生俱来的城乡差别。这其实正是一种我想要逃离土地的开始和永远无法超越的那1分的人生差距。

（君　心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我与父辈》一书，刘程民图）

文苑·文苑

讲话

莫言

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村里一个复员兵便登门来教导我：“到了部队，第一件事就是给新兵连首长写一份决心书，这对你的分配至关重要。如果你写得好，新兵训练结束后，就有可能让你去当文书或是给首长去当警卫员，而这两个职务是天生的干部苗子。”他还传授给我很多宝贵经验，高级的有如何取得首长的好感，低级的有怎样抢吃热汤面。

我遵循他的教导，到新兵连的第二天，就写了一份决心书交给班长，让他帮我交给连首长。班长是个老兵，狐疑地看看我，问：“你家里有人当过兵吧？”我说没有。他摇摇头，好像不相信我的话。

我那份决心书开头就写“要在党支部的英明领导下反击右倾翻案风”，其实啥是“右倾翻案风”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写入团申请书也是这样写，填入党志愿书就填上“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坚持‘两个凡是’”。这些东西现在还在我的档案袋里吧？但天地早就大变了模样。

也许真是那份决心书起了作用，团里举行大会欢迎新战友，要选一个新兵代表讲话，这事儿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兴奋得一宿没睡着，大睁着两眼梦想自己的光明前途：大概是由文书而至指导员，穿上了4个兜的军装，回家探亲挽着袖子，手腕子上套着手表，上海牌的，全钢防震，19钻。

讲话稿写好后，新兵连的指导员帮我改了一遍，让我下去念熟了，别上了台结巴。这件事让一起入伍的老乡很嫉妒，说什么的都有。我心里憋着劲儿，想来个一鸣惊人，来个亲者快仇者痛。

欢迎大会那天晚上，几百个新兵和几百个老兵坐满了团部礼堂，边角上还镶着一些家属和小孩子。因为会后还有文艺演出。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礼堂，看着舞台上那猩红的天鹅绒大幕，还有那些华灯，心里激动得紧。老兵和新兵拉着歌，此起彼伏，声震屋顶。那情绪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我想当兵真好，当兵实在是太好了呀！看到那些精神焕发的小军官，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大幕终于拉开了。一个老军官上台讲了几句开幕词，就请曹副团长讲话。曹副团长上来坐下，对着包着红布的麦克风念讲稿。那稿子的内容跟我写的差不多。曹副团长讲完了，我们使劲鼓掌。下面指导员讲话。指导员也是坐在麦克风前念讲稿，稿子的内容也跟我写的差不多。指导员讲完了，我们使劲鼓掌。指导员下去后，那个主持会议的老军官说：“下边请新兵代表讲话。”

在一片掌声里，我不知怎么样地上了台。我头晕，心跳，快要死了似的。谁见过这样的大场面。但这是光荣，是前途，是4个兜的军装，是上海牌手表，全钢防震，19钻。

我一屁股坐在那把曹副团长、新兵连指导员坐过的椅子上。那是一把红色人造革面的钢架折叠椅，我稀里糊涂地就坐上了。我望了一眼台下那一片眼睛就低头念稿子。我感到嘴唇不好使唤，喉咙发紧，发出的声音都是颤抖的。念了几句，便放了胆，嘴唇活泼了，嗓子松弛了，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像春雷一样在礼堂里滚动。刚刚找到感觉，还没过瘾，稿子就念完了。我站起来，立正，给台下人敬礼。然后转身，立正，给台后那些坐成一排的首长敬礼。然后又转身，找到台阶，在众目睽暌下，回到座位上坐下。我刚落座，就被班长狠狠地踩了一脚。我听到班长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你这个混蛋，彻底完了！”

我当时就蒙了。文艺演出开始，团文艺宣传队那些女兵五花八门的脸我一概看不清了。

带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回到宿舍，我问：“班长，怎么回事？”

班长骂道：“混蛋，那椅子，你也配坐？那是首长坐的！你一个新兵蛋子，不站着讲话，竟敢像首长一样坐着讲，太不像话了！你稀稀了（新兵连流行语），等着明年回家吃地瓜去吧。”

我一夜未睡，满脑子胡思乱想，真是连自杀的心都有。

我请教班长，还有没有办法补救。

班长说：“印象太坏了，没什么戏了。”

我的眼泪唰的就流下来了。我一个老中农的儿子，千辛万苦才当上兵，原本想在部队好好干，提成军官，为父母争气，与地瓜“离婚”，谁知道这样就稀稀了。有苦不能言，心中车轮转，转了半天，转出了个主意。我给新兵连党支部写了一份沉痛的检查，检讨我坐了不该坐的椅子的错误。检查写好后，我买了一包烟送给班长，求他把我的检查上交给连首长。班长不看烟，看着我，说：“要说起来，新兵嘛……行，我帮你递上去，咱就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阳　子摘自作家出版社《会唱歌的墙》一书，李晓林图）

文苑·文苑

诗二首

秋天

海子

秋天红色的膝盖
跪在地上
小花死在回家的路上
泪水打湿
鸽子的后脑勺

一位少年去摘苹果树上的灯

植物没有眼睛
挂着冬天的身份牌
一条干涸的河
是动物的最后情感

一位少年去摘苹果树上的灯

我的眼睛
黑玻璃，白玻璃
证明不了什么
秋天一定在努力地忘记着
嘴唇吹灭很少的云朵

一位少年去摘苹果树上的灯

（若　子摘自作家出版社《海子诗全集》一书）

礼物

切斯瓦夫·米沃什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木又寸摘自豆瓣网）

文苑·文苑

遛鸟

汪曾祺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他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爽。

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形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的一种贬义词。后来，这种爱好才传到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看见一笼鸟，这是他的伙伴。

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很多。大概区别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小鸟主要是红子和黄鸟。

鸟为什么要“遛”？不遛不叫。鸟必须习惯于笼养，习惯于喧闹扰攘的环境。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时，它就会尽情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作“压”。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一年。

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经常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笼揭开罩，挂在相距不远的树上，鸟此起彼歇地赛着叫，这叫作“会鸟儿”。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朋友的鸟的叫声也很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艺”，除了自己的叫声，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苇乍子、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

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台录音机追逐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好让他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鸟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样的，有的宽亮，有的窄高。有的鸟聪明，一学就会；有的笨，一辈子只能老实巴交地叫那么几声。有的鸟害羞，不肯轻易叫；有的鸟好胜，能不歇气地叫一个多小时！

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礼貌。大鸟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灵要大头，短喙。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他们共同承认的。

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很费事。鸟除了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小米面，还吃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还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虫。

养鸟人所重视的，除了鸟本身，便是鸟笼。鸟笼分圆笼、方笼两种，有的雕镂精细，近于“鬼工”，贵得令人咋舌——有人不养鸟，专以搜集名贵鸟笼为乐。鸟笼里大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是鸟食罐。一副雍正青花的鸟食罐，已成稀世珍宝。

除了笼养听叫的鸟，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截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弹”，养鸟人把一个弹丸扔在空中，鸟会飞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飞起能接连接住两个。架养的鸟一般体大嘴硬，例如锡嘴雀和交嘴雀。所以，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风吹麦浪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五味》一书，丰子恺图）

文苑·文苑

一表三千里

明凤英

“老表老表，一表三千里。”

部队里的叔叔伯伯，一说到“老表”两个字，就要哈哈大笑。

为什么那么好笑？小时候，我还以为是父亲手腕上那只泛黄的老表，笑它从来不准时。

叫老表，是因为父亲老家方圆数百里住的人家，几乎都是远房亲戚。尤其是江西、湖南边界一带，血缘上脱不了干系。大概是母系文化的习惯，以“表亲”为主导。年轻的女人一概叫“表姐”，结了婚的女人叫“表嫂”，男人们一律叫“老表”。

相濡以沫

年轻时的父亲是一个文职军官，朝九晚五，在营区抄抄写写，下班回家，吃饭睡觉。如果加班，抄一份带红格子的公文，可以赚五毛钱。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家家户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张罗到足够的“副食品”。

“公家”发放“美援”的主食米面大豆，每天上桌的菜肴就靠各家自己张罗。

每天从营区回来，父亲脱下军服，二话不说，到屋外空地上敲打挖弄，在山里砍来竹子，劈成长条盖鸡房，挖来红土围土墙，到田里捡稻壳喂小鸡。

我随父亲到山里劳动，跟庄稼人在山里找竹笋。翠绿的竹林嘎嘎响，父亲放开嗓子，吆喝起来：“嗬，嗬，嗬。”

父亲有一个“老毛病”，时不时要发作一次。好端端地，他突然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不理人，不抬头，揣着酒瓶一瓶接一瓶喝个没完。

天地色变之后，他醉倒吐完，倒头睡大觉。

老毛病一犯，母亲就要使出浑身解数，先是哄，“起来，炒花生米吃，好不好”“去小街买芋头回来，水煮蘸盐巴，真好吃呢”。

哄劝不成，母亲最终要拿出看家本领。

她拉起嗓门，普通话、闽南语夹杂发功，赏父亲一顿结实的好骂：“男人家，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大声讲出来。回到家里，给老婆小孩脸色看，算什么男人？放在心里，假鬼假怪，闹别扭，给婴仔得惊（让小孩受惊），带累全家，还算什么查伯郎（男人）？”

母亲说得来劲，一进一出，把门摔得砰砰响。

一阵五雷轰顶，父亲从床上坐起来，呆坐屋外，看着母亲进出忙碌，直到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

这样的晚上，我们就会有好菜吃，红烧肉加豆腐干、辣椒炒豆腐，还有一大锅剩菜面疙瘩汤。

母亲差遣兴致高昂的我们到部队，把两位老表伯伯喊过来吃饭。

张伯伯、蔡伯伯，比父亲年长20多岁，他们把头靠得很近，叽叽咕咕很神秘。

蔡伯伯瞪着一对老大牛眼，压着声音说：“我们这些人活到现在，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张伯伯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摆，训斥道：“你想怎么样？现在，命保下了，有吃有喝，你还想怎么样？”

两位伯伯伸出手，指着我们：“小孩，你还养不养？日子还要不要过？”

几番微言大义，折腾一个晚上。

隔天，年轻的父亲又像是一个缝补后归位的布娃娃，完好如初。上班下班，睁大眼睛四处张望，叮叮当当，屋前屋后敲打起来。

流落海岛

那一年，父亲刚满20岁，考上中山大学。

眼看时局混乱，资助他念书的人不能再帮他，父亲和几个同年龄的儿时玩伴商量，一起去投军。

因为能读书识字，父亲担任小排长，被派在一个废弃的村子里，上面没有领导。

几个老乡兄弟看着苗头不对，背着小排长纷纷连夜跑回老家。

父亲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兵全跑光了，害怕得不得了。

有人告诉他，小排长督导失责，只要跑到另一个部队，就不会受罚。

父亲立刻逃到另一个大部队里。

接下来的几个月，父亲所在的新部队翻山越岭，一路往南撤退。

父亲和6个新兵组成开路先锋队，走在大部队前面。山间随时有人放冷枪，不到两星期，7人先锋队，剩下3人。

父亲学到一个窍门，只要往回跑，山上的冷枪就会停止。有几次，他抱着头，踩水往后跑，保住了性命。

部队到了台湾，扎营在一个位于滩涂之地的小渔村，整日无事，没有任何命令。

半年过去了，21岁的父亲百般无聊，跑到渔村找女孩子玩。如此一来，认识了一个在海边捡蛤蜊的姑娘——时年15岁的我母亲。

父亲50多年的台湾岁月，于兹开启。

老母鸡汤

哥哥出生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住在一间土房，台湾话叫“土角厝”。四四方方的土块，混着稻草，一块块垒上去。竹子做屋梁，覆上灰黑瓦片。瓦片很薄，从缝隙里看得见蓝蓝的天。脱下鞋子，脚下就是冰凉的土地。我家和5头猪为邻，共用一道墙和一条小水沟。

父亲一个月能领到薪饷60块钱，土角厝月租20块钱，烧饭用的铁仔炭10块钱。母亲从娘家带来一块日本花样白桌布，平整地铺在豆腐板子上。一张桌子，一张竹床，两只洋瓷盘，四只碗，一个军用茶壶。屋里不设椅子，那张桌子靠着竹床，手一碰就晃动。

吃饭的时候，母亲在我们的饭上浇上青菜汤和酱油。虱目鱼两面煎好，放上盐和酱油，鱼肉做得非常咸。一个蛋打散了，放进大量的小葱和辣椒。我至今记得那喷香的三餐。

父亲爱看电影，爱吃糖。看电影是在老家上中学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每逢周末，父亲会到镇上看免费的“劳军”电影，在摊子上吃一碗炸酱面，买一支冰棍，然后到镇图书馆借两本书回来。我开始看小说，就是跟着父亲一起看起来的。

有一天，父亲回家，突然宣布他跟老表伯伯打赌要戒烟。如果成功，我们的餐桌上就会有一道老母鸡炖汤。

为了老母鸡炖汤，全家联手合作，势在必得。父亲烟瘾不小，他主张自己留在屋子里，抽烟看书保持常态，母亲和我们小孩轮流站到小坡上把风。要是老表伯伯来“查岗”，我们远远看见了，就飞奔回家通报。

我们喝到了那盅老母鸡汤，父亲最终没有戒烟成功。

老表伯伯们，多半已经走了。当年期盼老母鸡汤的孩子，随着岁月，走到有名利、爱情和彩虹的地方。

异地的夜晚，这个孩子搜索卫星云图，要看那一表三千里的故乡。

三千里路外，有个海岛，叫台湾。

（林冬冬摘自上海书店出版社《一点一横长》一书，李小光图）

文苑·文苑

抱着父亲回故乡

刘醒龙

这是我第一次描写父亲。
请多包涵。就像小时候，
我总是原谅小路中间的那堆牛粪。
这是我第一次描写家乡。
请多包涵。就像小时候，
我总是原谅小路中间的那堆牛粪。

——题记

抱着父亲。

我走在回故乡的路上。

一个模模糊糊的小身影，在小路上方自由地飘荡。

田野上自由延伸的小路，左边散落着一层薄薄的稻草，相同的稻草薄薄地遮盖着道路右边，都是为了纪念刚刚过去的收获季节。茂密的巴茅草，从高及屋檐的顶端开始，枯黄了所有的叶子，只在茎秆上偶尔留一点苍翠，用来记忆狭长的叶片如何从那个位置上生长出来。就像人们时常惶惑地盯着一棵大树，猜度自己的家族，如何在树下的老旧村落里繁衍生息。

我很清楚自己抱过父亲的次数。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抱起父亲，也是我最后一次抱起父亲。

父亲像一朵朝云，逍遥地飘荡在我的怀里。童年时代，父亲总在外面忙忙碌碌，一年当中见不上几次，刚刚迈进家门，转过身来就会消失在租住的农舍外面的梧桐树下。那时的父亲，像是穿堂而过的阵阵晚风。

父亲像一颗圆润的家乡鱼丸，而且是在远离江畔湖乡的大山深处，在滚滚的沸水中，既不浮起，也不沉底，在水体中段舒缓徘徊的那一种。抱着父亲，我才明白，能在沸水中保持平静是何等的性情之美。

怀抱中的父亲，更像一枚5分硬币。那是小时候我们的压岁钱。父亲亲手递上的，是坚硬，是柔软，是渴望，是满足，如此种种，百般亲情，尽在其中。

怀抱中的父亲，更像一颗砣砣糖。那是小时候我们从父亲的手提包里掏出来的，有甜蜜，有芬芳，更有过后长久留存的种种回甘。

父亲抱过我多少次？我当然不记得。

我出生时，父亲在大别山中一个叫黄栗树的地方，任帮助工作的工作队长。得到消息，他借了一辆自行车，用一天时间，骑行三百里山路赶回家，抱起我，随口为我取了一个名字。这是唯一一次由父亲亲口证实的往日怀抱。父亲甚至说，除此以外，他再也没有抱过我。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与天下的父亲一样，男人的本性使得父亲尽一切可能，不使自己柔软的一面显露在儿子面前。所谓“有泪不轻弹”，所谓“有伤不常叹”，所谓“膝下有黄金”，所谓“不受嗟来之食”，说的就是父亲这一类的男人。所以，父亲不记得抱过我多少次，是因为父亲不想将女孩子才会看重的情感元素太当回事。

头顶上方的小身影还在飘荡。

我很想将她当作一颗来自天籁的种子，如蒲公英和狗尾巴草，但她更像父亲在山路上骑着自行车的样子。

抱着父亲，我们一起走向回龙山下那个名叫郑仓的小地方。

抱着父亲，我还要送父亲走上那座没有名字的小山。

郑仓正南方向这座没有名字的小山，向来没有名字。

乡亲们说起来，对我是用“你爷爷睡的那山上”一语作为所指，意思是爷爷的归宿之所。对我堂弟，则是用“你父亲小时候睡通宵的那山上”，意思是说我那叔父尚小时夜里乘凉的地方。家乡之风情，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世，无论是家事还是国事，无论是山水还是草木，无论是男女还是老幼，常常用一种固定的默契，取代那些似无必要的烦琐。譬如，父亲会问，你去那山上看过没有？莽莽山岳，叠叠峰峦，大大小小数不胜数，我们绝对不会弄错父亲所说的山是哪一座！譬如父亲会问，你最近回去过没有？人生繁复，去来曲折，有情怀而日夜思念的小住之所，有愁绪而挥之不去的长留之地，只比牛毛略少一二，我们也断断不会让情感流落到别处。

小山太小，不仅不能称为峰，甚至连称其为山也觉得太过分。那山之微不足道，甚至只能叫作小小山。像父亲给我取名那样，我在心里给这座小山取名为小秦岭。我将这山想象成季节中的春与秋。父亲的人生将在这座山上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称为春，一部分叫作秋。称为春的这一部分有88年之久，叫作秋的这一部分，则是无边无际。就像故乡小路前头的田野，近处新苗茁壮，早前称作谷雨，稍后又叫芒种，实实在在有利于打理田间。又如，数日之前的立冬，还有几天之后的小雪，明明白白提醒要注意正在到来的隆冬。相较远方天地苍茫，再用纪年表述，已经毫无意义！

我不敢直接用春秋称呼这小山。

春秋意义太深远！

春秋场面太宏阔！

春秋用心太伟大！

春秋用于父亲，是一种奢华，是一种冒犯。

父亲太普通，也太平凡。在我抱起父亲前的几天，父亲还在挂念一件衣服，还在操心一点养老金，还在渴望新婚的孙媳何时为这个家族添上男性血脉，甚至还在埋怨那根离手边超过半尺的拐杖！父亲也不是没有丁点志向，在我抱起父亲前的几天，父亲还要一位老友过几天再来，一起聊一聊“十八大”；还要关心偶尔也会被某些人称为老人的长子，下一步还有什么目标。

于是我想，这小山，这小小山，一半是春，一半是秋，正好合为一个秦字，为什么不能叫作小秦岭呢？父亲和先于父亲回到这山上的亲友与乡亲，人人都是半部春秋！

那小小身影还在盘旋，不离不弃地跟随着风，或者是我们。

小路弯弯，穿过巴茅草，又是巴茅草。

小路长长，这头是巴茅草，另一头还是巴茅草。

巴茅草很长，叶片上的锯齿锋利依然。怀抱中的父亲很安静，亦步亦趋地由着我，没有丁点犹豫和畏葸。暖风中的巴茅草，见到久违的故人，免不了也来几样曼妙身姿，瑟瑟如塞上秋词。此时此刻，我不晓得巴茅草与父亲再次相逢的感觉。我只清楚，巴茅草用罕有的温顺，轻轻地抚过我的头发，我的脸颊，我的手臂、胸脯、腰肢和双腿，还有正在让我行走的小路。分明是母亲八十大寿那天，父亲拉着我的手，感觉上有些苍茫，有些温厚，更多的是不舍与留恋。

冬日初临，太阳正暖。

这时候，父亲本该在远离家乡的那颗太阳下面，眯着双眼小声地打着呼噜，晒晒自己。身边任何事情看上去与之毫无关系，然而，只要有熟悉的声音出现，父亲就会清醒过来，第一反应就是拉着人家，毫无障碍地聊起台湾、钓鱼岛和航空母舰。是我双膝跪拜，双手高举，从铺天盖地的阳光里抱起父亲，让父亲回到更加熟悉的太阳之下。我能感觉到家乡的太阳对父亲格外温柔，已经苍凉的父亲，在我的怀抱里慢慢地温暖起来。

小路还在我和父亲的脚下。

小路正在穿过父亲一直念叨的郑仓。

有与父亲一道割过巴茅草的人，在垸边叫着父亲的乳名。鞭炮声声中，我感到父亲在怀里轻轻颤动了一下。父亲一定是回答了。像那呼唤者一样，也在说，回来好，回到郑仓一切就好了！像小路旁的巴茅草记得故人，22户人家的郑仓，只认亲人，而不认其他。恰逢家国浩劫，时值中年的父亲逃回家乡，巴茅草掩蔽下的郑仓，像巴茅草一样掩蔽起父亲。没有人为难父亲，也没有人敢来为难父亲。那时的父亲，一定也听别人说，同时自己也说，回到郑仓，一切就好了。

随心所欲的小路，随心所欲地穿过那些新居与旧宅。

我还在抱着父亲。正如那小小身影，还在空中飞扬。

不用抬头，我也记得，前面是一片竹林。无论是多年之前，还是多年之后，这竹林总是同一副模样。竹子不多也不少，不大也不小，不茂密也不稀疏。竹林是郑仓一带少有的没有生长巴茅草的地方，然而那些竹子却长得像巴茅草一样。

没有巴茅草的小路，再次落满因为收获而遗下的稻草。

父亲喜欢这样的小路。父亲还是一年四季打赤脚的少年时，则更加喜欢，不是因为它宛如铺上柔软的地毯，而是因为这稻草的温软，或多或少地阻隔了地面上的冰雪寒霜。那时候的父亲，深受姑妈体恤。姑妈不管婆家有没有不满，年年冬季，都要给侄儿侄女各做一双布鞋。除此之外，父亲他们再无穿鞋的可能。1991年中秋节次日，父亲让我陪着他走遍黄州城内的主要商店，寻找价格最贵的皮鞋。父亲亲手拎着因为价格最贵而被认作是最好的皮鞋，去了他的表兄家，亲手将皮鞋敬上，以感谢他的姑妈——我的姑奶奶当年之恩情。

接连几场秋雨，将小路洗出冬季风骨。太阳晒一晒，小路上又有了些许别的季节风情。如果是当年，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天气，再有这样的稻草铺着，赤脚的父亲一定会冲着这小路欢天喜地。这样的时候，我一定要走得轻一些，走得慢一些。

北风微微一吹，竹林就散去，将一座小山散淡地放在小路前面。

用不着问小路，也用不着问父亲，这便是那小秦岭了。

有一阵，我看不见那小小身影了，还以为她不认识小秦岭，或者不肯去往小秦岭。不待我再多想些什么，那小小身影又出现了，那样子只可能是落在后面，与那些熟悉的竹梢小有缠绵。

父亲的小秦岭，乘过父亲童年的凉，晒过父亲童年的太阳，饿过父亲童年的饥饿，冷过父亲童年的寒冷，更盼过父亲童年对外出做工的爷爷的渴盼。小秦岭是父亲的小小高地。小男孩踮着脚或者拼命蹦跳，爬上那棵少有人愿意爬着玩的松树，除了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父亲还能盼望什么呢？远处的回龙山，更远处的大崎山，这些都不在父亲的期盼范围之内。

父亲更没有望见，在比大崎山更远的大别山深处那个名叫老鹳冲的村落。那时候的父亲身强体壮，父亲立下军令状，不让老鹳冲因全村人年年外出讨米要饭而继续著名。那里的小路更坚硬，也更复杂。父亲在远离郑仓，却与郑仓有几分相似的地方，同样留下一次著名的伫立。那是山洪暴发的时节，村边沙河再次溃口。就在所有人只顾慌张逃命时，有人发现父亲没有逃走。父亲不是英雄，没有跳入洪水中，用身体堵塞溃口。父亲不是榜样，没有振臂高呼，让谁谁谁跟着自己冲上去。父亲打着伞，纹丝不动地站在沙堤溃口，任凭沙堤在脚下崩塌。逃走的人纷纷返回时，父亲还是那样站着，什么话也没说，直到溃口被堵住，父亲才说，今年不用讨米要饭了。果然，这一年，丰收的水稻，将习惯外出讨米要饭的人，尽数留了下来。

我的站在沙河边的父亲！

我的站在小秦岭上的父亲！

一个在怀抱细微的梦想！

一个在怀抱质朴的理想！

春与秋累积的小秦岭！短暂与永恒相加的小秦岭！离我们只剩下几步之遥了，怀抱中的父亲似乎贴紧了些。我不得不将步履迈得比慢还要慢。我很清楚，只要走完剩下几步，父亲就会离开我的怀抱，成为一种梦幻，重新独自伫立在小秦岭上。

小路尽头的稻草很香，是那种浓得令人内心颤抖的酽香。如果它们堆在一起燃烧成一股青烟，就不仅仅为父亲所喜欢，同样会被我喜欢。那样的青烟缭绕，野火燎燎，正是我头一次与父亲一同行走在这条小路上的情景。

同样的父亲，同样的我，那一次，父亲在这小路上，用那双大脚流星追月一样畅快地行走，快乐得可以与任何一棵小树握握手，可以与任何一只小兽打招呼，更别说突然出现在小路拐弯处的久违发小。那一次，我完完全全是个多余的人。家乡对我的反应，几乎全是一个“啊”字。还分不清在这唯一的“啊”字后面，是画上句号，还是惊叹号？或许是省略号？那一次，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极具少年风采的父亲。

小秦岭！郑仓！张家寨！标云岗！上巴河！

在那稍纵即逝的少年回眸里，凡目光触及之所在，全属于父亲！父亲是那样贪婪！父亲是那样霸道！即使是整座田野上最难容下行人脚步的田埂，他也要试着走上一走，并且总有父亲渴望发现的发现，渴望获得的获得。

如果家乡是慈母，我当然相信，那一次的父亲，正是一个成年男子在为内心柔软所在寻找寄托。如果大地有怀抱，我更愿相信，那一次是父亲对能使自身投入的怀抱的寻找。

小路，只有小路，才是用来寻找的。

小路，只有小路，才是用来深爱的。

小路，只有小路，才是用来回家的。

八十八年的行走，再坚硬的山坡也会被踩成一条与后代同享的坦途。

一个坚强的男人，何时才会接受另一个坚强男人的拥抱？

一个父亲，何时才会没有任何主观意识地任凭另一个父亲将他抱在怀里？

无论如何，那一次，我都不可能有抱起父亲的念头。无论父亲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也无论父亲说什么和不说什么，更遑论父亲想什么和不想什么。现在，无论如何，我也同样不可能有放弃父亲的念头。无论父亲有多重有多轻，也无论父亲有多冷有多热，更别说父亲有多少恩有多少情。

在我的字典里，曾经多么喜欢大路朝天这个词。

在我的话语中，也曾如此欣赏小路总有尽头的说法。

此时此刻，我才发现大路朝天也好，小路总有尽头也罢，都在自己的真情实感范围之外。

一条青蛇钻进夏天的草丛，一只狐狸藏身秋天的谷堆，一枚枯叶卷进冬天的寒风，一片雪花化入春天的泥土。无须提醒，父亲肯定明白，小路像青蛇、狐狸、枯叶和雪花那样，在我的脚下消失了。

小路起于平淡无奇，又终于平淡无奇。

没有路的小秦岭，本来就不需要路。父亲一定是这样想的，春天里采过鲜花，夏天里数过星星，秋天里摘过野果，冬天里烧过野火，这样的去处，无论什么路，都是画蛇添足般的败笔。

山坡上，一堆新土正散发着千万年深蕴而生发的大地芬芳。父亲没有挣扎，也没有不挣扎。不知何处迸发出来的力量，将父亲从我的怀抱里带走。或许根本与力学无关。无人推波助澜的水，也会在小溪中流淌；无人呼风唤雨的云，也会在天边散漫。父亲的离散是逻辑中的逻辑，也是自然中的自然。说道理没有用，不说道理也没有用。

龙回大海，凤凰还巢，叶落归根，宝剑入鞘。

父亲不是云，却像流云一样飘然而去。

父亲不是风，却像东风一样独赴天涯。

我的怀抱里空了，却很宽阔。因为这是父亲第一次躺过的怀抱。

我的怀抱里轻了，却很沉重。因为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躺过的怀抱。

趁着尚且能够寻觅的痕迹，我匍匐在那堆新土之上，一膝一膝，一肘一肘，从一端跪行到另一端。一支倒插的镐把从地下慢慢地拔起来，三尺长的镐把下面，留着一道通达蓝天与大地的洞径，有小股青烟缓缓升起。我拿一些吃食，轻轻地放入其中。我终于有机会亲手给父亲喂食了。我也终于有机会最后一次亲手给父亲喂食。有黄土涌过来，将那嘴巴一样、眼睛一样、鼻孔一样、耳郭一样、肚脐一样、心窝一样的洞径填满了。填得与漫不经心地铺陈在周边的黄土一模一样。如果这也是路，那她就是联系父亲与他的子孙们的最后一程。

这路一断，父亲再也回不到我们身边。

这路一断，小秦岭就化成了我们的父亲。

天地有无声响，我不在乎，因为父亲已不在乎。

人间有无伤悲，我不在乎，因为父亲已不在乎。

我只在乎，父亲轻轻离去的那一刻，自己有没有放肆，有没有轻浮，有没有无情，有没有乱了方寸。

此时此刻，我再次看见那小小身影了。她离我那么近，用眼角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她是从眼前那棵大松树上飘下来的，在与松果分离的那一瞬间，她变成一粒小小的种子，凭着风飘洒而下，像我的情思那样，轻轻化入黄土之中。她要去寻找什么只有她自己清楚。我只晓得，当她再次出现，一定是苍苍翠翠的茂盛新生！

（赤壁赋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李小光图）

文苑·书林一叶

借钱

李舒

借钱不好开口，对于好脸面的知识分子来说，尤为如此。但相较之下，贫穷显然更让人难堪。内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鲁迅》里说，鲁迅的某个学生因为受人坑害而被捕入狱，他的太太来找鲁迅借钱。明明知道是狱警敲诈她，交了保证金也不会放人，鲁迅仍然借钱给她。内山对此表示非常不解，鲁迅对他说：“她拿钱走的时候应该心里充满了希望吧。”这样慷慨的鲁迅想必是想起了自己从前窘迫的时节。20世纪20年代的《鲁迅日记》，随处可见的是记录借款事项：“4月5日上午从齐寿山假（借）泉五十；4月12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每月得付息30圆的高利贷）；4月26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二十；5月30日下午从李遐卿假泉四十；6月4日下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因为常常被拖欠薪水（比如《鲁迅日记》10月24日记载的“下午往午门索薪水”），鲁迅还经常要借新债补老债。和周作人决裂之后，鲁迅搬家买房，也是借了许绍棠的钱，才得以凑齐房款。饱尝借钱之苦的鲁迅，对于窘迫的青年人，确实慷慨。被鲁迅帮助过的青年作家、画家以及其他人，数不胜数。青年作家叶紫写信给鲁迅，说他“已经挨饿了”，请鲁迅帮助问问他投稿的稿酬如何。鲁迅回信说：“已放十五元在（内山）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青年木刻家何白涛从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即失业，他要回广东老家，但苦于没有路费，写信向鲁迅借钱，鲁迅回信说：“先生要我设法旅费，我是可以的，但我手头没有现钱。所以附上一函，请于十五日自己拿至内山书店，我当先期将款办好放在那里，托他们转交。”作家萧军、萧红也从鲁迅那里拿过钱救急，一次鲁迅回信说：“我这一月以来，手头很窘，因为只有一点零星收入，数目较多的稿费，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费。不知您能等到这时候否？但这之前，会有意外的付我的稿费，也料不定。那时再通知。”萧军、萧红用了鲁迅的钱，感到“刺痛”。鲁迅回信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

在遇到鲁迅之前，萧红就和借钱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婚姻，萧红离家出走，从此走上了一生的流浪之路。在流浪中，她无意遇到了堂弟，他请她喝咖啡，劝她回家去，她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堂弟便问她是否需要钱，倔强的萧红回答“不要”。她总是这样倔强，哪怕是到了绝望的境地，也不肯跟人借钱。她和王恩甲同居7个月，住宿费都是赊欠的，王恩甲有时还向老板借钱用，这样累计起来有600多元。王恩甲对萧红说，他要回家拿钱来还账，然后便杳如黄鹤，一去不返。最终，萧军救了她，把她从旅馆里带走，那钱依旧没还。

和萧军在一起的萧红还是继续借钱，他们到了哈尔滨，先是住在欧罗巴旅馆，后来搬进了商市街萧军做家庭教师的人家里。在那个时期，萧红写了《商市街》。这简直是一部“借钱”主题散文集，饥寒交迫是萧红那段时期生活的主旋律。她饿到几乎去偷人家门上挂的列巴圈，饿到写信给原来中学的绘画老师借钱。她有一篇《飞雪》是写冷：“在屋里，只要火炉生着火，我就站在炉边，或者更冷的时候，我还能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若没有木柴，我就披着被坐在床上，一天不离床，一夜不离床。”最终，萧红走进当铺，用一件新棉袄换来一块钱：“路旁遇见一个老叫花子，又停下来给他一个大铜板，我想我有饭吃，他也是应该吃啊！然而没有多给，只给一个大铜板，那些我自己还要用呢！”（《当铺》）这就是萧红，哪怕自己朝不保夕，也不能不给路边的叫花子一个铜板。她似乎总是这么慷慨，1938年武汉被围，端木蕻良只身入蜀，怀孕的萧红滞留在武汉，朋友设法给她留了5块钱傍身，可是她豪爽地请大家吃冰，连找回的零头都送给了冰店的服务员。

萧红觉得借钱是最难堪的事情，估计蒋碧薇也深有同感。1919年3月，徐悲鸿和蒋碧薇在康有为的帮助下，顺利到达巴黎，徐悲鸿进了法国的国立最高美术学校，蒋碧薇进了一家法语学校学习法语。由于国内时局不稳，徐悲鸿的官费经常供应不上，两个人数次饿着肚子过日子。有一次，蒋碧薇硬着头皮到中国驻巴黎的领事家借钱。到了领事家，领事夫人很热情地和她聊天。蒋碧薇几次想把借钱的事情说出来，但是话到嘴边，很难出口，生平第一次求人，生怕下不来台，最后，直到走出领事家门，她也没有说出借钱的事。到了家里，她就扑在徐悲鸿怀里，哽咽着说：“对不起，悲鸿，我没有借到钱。”

没能借到钱的徐悲鸿和蒋碧薇不知道，他们正在度过他们婚姻生活中最贫穷却也最幸福的阶段。徐悲鸿卖画给蒋碧薇买风衣，蒋碧薇省下饭钱给丈夫买怀表，多少年后，当两人已成陌路时，不知道还会不会想起那段举债的岁月。

向人借钱难开口，借钱给人的人也承担着很大的风险，沈从文便吃过借钱的亏。1920年，沈从文所在的部队撤销，他被遣散回家。为讨口饭吃，他前往芷江，投靠当警察所所长的五舅，在警察所里当了一名办事员，主要工作是收取屠宰税。母亲看到昔日调皮捣蛋的儿子如今在芷江干得不错，便卖掉房子带着九妹来到芷江和他租房而住，并将卖房所得3000块大洋存入钱庄，交给沈从文经营。沈从文结识了当地著名大户龙家的私生子马泽淮，两个人年龄相当，畅谈投机，一来二往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交往之中，马泽淮经常谈起自己刚刚中学毕业的姐姐马泽惠，说她闲居在家，喜爱书法、诗词，对沈从文的一手好字仰慕不已。

沈从文虽然刚刚走过生死的边缘，却正当恋爱的好年纪，依然对生活的美好充满憧憬，马泽淮灌的迷魂汤，他自然照单全收，也被那个爱慕他的“白脸女孩子”弄得寝食不安、魂不守舍。他一天写一首甚至几首诗给马泽惠，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便是：“一个脸儿白白身材高的女孩印象，把我生活完全弄乱了……我为他姐姐无日无夜作旧诗……我以为我这些诗必成为不朽作品，他说过，他姐姐便最欢喜看我的诗。”

沈从文喜欢马泽惠的事，被他的亲戚熊捷三知道了，熊捷三是民国总理熊希龄的弟弟，也是芷江的富商，他很喜欢沈从文，想招他当女婿。熊捷三劝诫沈从文不要这么傻，他列了四个女孩子让沈从文选，一个是他自己的女儿，也是沈从文的表妹，另外三个，也都是当地大户人家的女孩。

但沈从文此时中了爱情的蛊毒，他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以为我爱了另外那个白脸女孩子，且相信那白脸男孩子的谎话，以为那白脸女孩子也正爱我”。他对熊捷三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他的计划，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因为“准小舅子”马泽淮在给沈从文与其姐姐充当信使的同时，开始他真正的目的：借钱。一开始，马泽淮似乎很讲信用，“今天向我把钱借去，明天即刻还我，后天再借去，大后天又还给我”。借多还少，时间一长，沈从文发现母亲交给自己保存的卖房子的那笔钱，“有一千块钱左右的数目”，“竟然无着落了”。沈从文醒悟过来，急寻马泽淮，可马泽淮从此就杳无踪影。自然，沈从文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也随之夭折了。

也许还是钱锺书的做法最豁达。他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期间，给他开车的司机出车上街撞伤行人，急切中找钱锺书来借医药费。听清情况后，他问：“需要多少？”司机答：“3000。”他说：“这样吧，我给你1500，不算你借，就不要还了。”

（李章维摘自中信出版社《山河小岁月》一书，王　青图）

文苑·原创精品

玩具火车与中国铁路

张鸣

小时候家里没钱，看见别人家的孩子玩玩具火车特别眼馋。长大以后，有了钱，马上给自己的孩子也买一个。那是一套火车的系统，有机车、车厢、铁轨和车站。只要上了发条或者安上电池，小火车就可以来回地奔跑。很难想象，在晚清洋务运动期间，推动清廷为修建铁路开绿灯的，居然就是这种玩具火车，只不过大了一号而已。

清朝当家的满族皇族和他们背后的满族亲贵们，是一群相当传统的人。相对于他们的前朝，这些人比较讲规矩，内部的礼数大、讲究多，轻易不言变革。祖宗成法，对他们来说，有时候比命还要紧。

洋务运动，尽管以地方为主导，督抚自行其是，但是，碰上重大事务，比如成立海军、修建铁路、架设有线电报线，还是得中央政府同意。人家最高领导要是死活不乐意，那么这个事还就是办不成。所以，地方开明一点的大员们，为了推进他们的事业，功夫每每花在说服太后和皇帝身上。

幸好，满族统治者尽管保守，但是到了晚清时节，他们的汉化程度却相当深。自顺治之后，皇帝就汉化得无以复加，儒学水准和诗文程度，远远高于明朝的皇帝。可以说，到了晚清，帝后已经在文化上趋同于汉族人。因此，汉人的实用理性，在他们身上，也一样有体现。所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句话，放在太后和皇帝身上，格外好使。

我们知道，自打1863年以来，关于修建铁路的事情，清朝的最高层始终不肯松口答应。这里面的障碍有好几层。第一层，是迷信的障碍，即担心铁路修成，火车那么大的动静会搅扰了地下的祖先，惊吓到了山神土地，以及各路神灵。满族人亲近喇嘛教，但民族信仰确为萨满教的底子，泛神论思想根深蒂固。有这层忧虑，并不奇怪。第二层障碍，是担心民众骚乱。担心修铁路会扰民，破坏河流堤坝，毁坏田庐和坟墓，还担心铁路修成，会造成原来运输业者的失业，这一切，又会引发民众骚乱，地方不宁。第三层障碍，是担心国家权益被侵夺。他们担心，修铁路势必要借助洋人，弄不好，修好的铁路会成为洋人侵略的工具，不仅导致权利丧失，且有安全危机。

其实，有这样的担忧，挺正常的。当年蒸汽机车刚问世，英国人初修铁路时，也有人担心奶牛不产奶、母鸡不下蛋，牧师甚至担心上帝怪罪。说实在的，铁路造成原有运输业者的失业，在短时间内也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修铁路征收土地，拆迁会出现纷扰，在任何时代都难以避免。而且，当年的中国，兴办这些新兴事业，无论工厂还是轮船业，都得靠西方的人才和技术——无论建设还是管理，一时半会儿，离不开人家。

忧虑可以理解，但事业还是得办。

英国人图谋在中国修条铁路，失败了。美国人想出了更合适的招法，造了一个大个儿火车模型。实际上，是一套有铁轨、有机车、有车站、有信号系统的火车系统模型。这个模型，是可以开动的，由专门的工程技术人员操纵，装配起来之后，就跟真的火车一样，出站，行驶，进站。这样的火车模型，实际上就是后来我们见到的玩具火车。

这件事的发起者是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他在1885年11月5日写给美国国务卿贝雅的信中提议，美国可以造一套美国铁路的模型，送给中国皇帝和权贵，用实物来启发他们的头脑，让他们意识到铁路的优越性。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一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美国，造一个可以演示的火车模型，即大的玩具火车，轻而易举。于是一套可以运转的火车模型，被运到了中国，包括100英尺长的轨道，分主线和侧线，还有搬道岔的转辙器、转台、客车、机车、煤水车。车身长5英尺，其他的部件，均按比例缩小。这个模型经过精心制造，是美国火车系统的缩影。

正巧，在这个时候，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奉命点校海军。在点校海军期间，李鸿章不仅让这位皇帝的生父、西太后的妹夫见识了他们的北洋海军，而且给他展示了这套火车模型。玩具火车，能够打动多少男孩子的心，当然也可以打动好玩的醇亲王。加上李鸿章又一个劲儿地给他灌输火车的功能，讲这玩意儿如何可以富国强兵，于是乎，在一般人看来比较保守的醇亲王，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建铁路的积极拥护者。等到醇亲王奕譞回到北京，这套大号的玩具火车也随之而去，随行的，还有几位能操纵模型的中国机械师。醇亲王奕譞进宫复命之时，将火车模型连带机械师一并呈上。在皇宫乾清门侧面，腾出一块地方来，铺好轨道，安装好全部的火车系统，上好发条，太后和皇帝，都开了眼。好玩，是人的天性，西太后也不能免俗。宫里的人，玩了又玩，玩具火车来回地转，出站，行驶，转线，进站，信号灯依次闪亮，火车跑得飞快。

玩过之后，修铁路的障碍还真就消除了。正在兴建的三海工程里，多了一条从中海到北海的小铁路。从此以后，西太后就可以坐上火车，在三海里玩了。当然，此后，在中国的土地上，火车这个庞然大物现身了。拆铁路这样的蠢事，至少政府是不会干了。玩具火车的制造者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这种玩具居然可以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推动历史的作用。李鸿章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建议和劝说，居然赶不上一套类似玩具的东西，看来，“眼见为实”这句话，在中国的魅力的确非常大。

唯一有点遗憾的，大概是美国人，他们想出这样的主意，来撬开中国的大门，但门开了之后，中国的铁路工程，美国人占得的份额并不大。关于修建铁路，列强竞争非常激烈，英国人一马当先，法国人不甘落后，连比利时人都插上一脚。美国人送了玩具火车，法国人马上造了一套更加精美的，也送进了宫里，让太后和皇帝玩得更开心。最后，还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英国人走到了前面，中国的订单，他们拿得最多。

人物·人物

蓝血张爱玲

程乃珊

日前，某杂志采访我，要我谈谈张爱玲的时尚，我无言以对。张爱玲是我喜欢的作家，但她在我心目中，远远不属于时尚人士。且以她的个性、处世方式，她也根本不屑与时尚沾边。

虽出身贵族，但到少女时期已家道没落，父母离异，这样的生活阴影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个性。用现今时兴的所谓“小资”来形容张爱玲，是对张爱玲大大的贬低。如果一定要用一个阶层专用名词来套张爱玲，那张爱玲不是“小资”，而是“贵族”。然而众所周知，在工业化时代，包括中国在内，贵族都是落寞的，而且是不富有的，但他们永远是自负和骄傲的。贵族，是不屑追逐时尚的。

20世纪8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母亲很平静地拿起我新买的张爱玲的《传奇》，淡淡地说了一句：“哦，张爱玲，她与我在圣约翰是同学。”

“哎哟，妈，你与张爱玲是同学，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

“这有啥好激动的？”

那应是在1942年至1943年，张爱玲从沦陷后的香港回到上海，我的母亲读教育系，张爱玲读英语系，但上英语大课是在一起的。当时午餐时分，只有男生常结伴去校园后门外吃廉价的罗宋大餐或客饭，女生则喜欢三五成群在红楼的内游廊吃自带三明治。约大本来女生就不多，再加上一家几姐妹或表姐妹同上约大的颇多，因此各系之间都很熟。唯张爱玲远离众人，独自吃她的午餐。圣约翰时代的张爱玲性格孤僻，不烫头发，也不化妆，穿着另类，在当时一班时髦女大学生眼中是“怪”而不是“时尚”。而在张爱玲眼中，那批打扮时尚、衣着考究的女同学都是暴发户之后，她不屑与之为伍。张爱玲热衷穿前清遗老遗少的服装，除个性之外，是否也因为，那个时代正是张家的流金岁月？

张爱玲之所以被她的同学们记住，不是因为她的小说——当时受教会学校教育的那一代女孩子更热衷看英文原版小说——而是在一次英语考试中，她考了第一。这是一种类似现在的托福考试式的选择题考试，很容易做错。据母亲回忆，似乎好久没有人再考到张爱玲的考分，是否满分不记得。分数榜张贴出来后，大家打听谁是张爱玲，方知道就是那个拒人千里之外、衣着出位古怪的女同学。

至于她的喝红茶、吃西点，这些只是当时生活质量达到一定层次的比较西化的上海人极普通的生活习惯，算不上什么时尚。众多“张迷”爱屋及乌，总想将心目中的偶像打扮得艳光四溢，恰恰张爱玲只有冷光，没有艳光。最能体现贵族身份的正是这家道出现变故后仍自然散发出的、对已养成的生活方式的执着及追求。

张爱玲身在异国，仍执着地保留穿旗袍的生活习惯，并画下款式、列明尺寸，寄给香港好友邝文美，请她找“周裁缝”定做。可惜周裁缝的资料已无从查找，想来一定是当初与大批上海人一起南下的上海师傅。细观当年张爱玲仔细绘制的给周裁缝的旗袍尺寸，看到张爱玲当年的三围分别为3.1、2.5、3.6（单位均为英寸），可见她的身材是窈窕的。娟秀的字体仔细地标出她严格的要求：一定要用好的拉链，衣领要衬尼龙底，做得斜些，稍微矮一些，衩不要太高。言简意赅，那股认真，一点不比修改文章差。这才是张爱玲衣着品位的风格：不是时尚，而是讲究。

都说，贵族之血是蓝色的。所以说，张爱玲的色调是冷色的、低调的、我行我素的。

（海上花摘自《意林·原创版》2014年第6期，刘志刚图）

人物·人物

“往往醉后”——回忆父亲

傅抱石

大情大性之人

我从未见过父亲大白天躺在床上，或无所事事地闲坐着，他总是在画室里忙，似乎永不疲倦。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如果哪天画得不满意，他就会在吃饭的时候说：“唉！今天对不起这碗饭啊！”母亲说父亲是一个“上马能杀敌，下马能作赋”的人，无时无刻不在做事，从不给自己任何借口。和许多画家相比，父亲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给后人留下了几千张画、几百万字的文章、几千方印。尽管父亲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但要有所成就，孜孜不倦地辛苦耕耘却是不可或缺的。

父亲是真正的大情大性之人，这和许多大艺术家都有共同之处。他博大的胸怀、淋漓尽致的艺术气魄、为人的义气以及无酒不欢的脾气，与他豪爽、直率的性格完全一致。但他内心世界的深沉却令他喜怒不形于色。我从未见过父亲乐不可支或捶胸顿足地失态，即使喝了酒也是一样。如果有什么令他十分开心的事，也只是私下和我的母亲说。有时我听到父母的笑声，就赶去一探究竟，但父亲立即不说了，一副“不关你小孩的事，快去做功课”的态度。当然，父亲的苦恼也很多，社会关系、政治运动、文艺思想、创作、家庭经济、子女学业、健康……凡此种种，无一不影响着父亲的心境。父亲从不议论或埋怨什么，但有时看见他一个人站在窗前沉思，眉宇间的隐忧却是显而易见。

父亲内心的那种隐而不发的力量是巨大的，这在他的画里处处可以感受到。我见过父亲画风中飘逸的柳条，他紧抿着嘴，几乎是闭着气，用手在纸上轻轻地摩挲着，双眼极其有神地专注盯着。然后突然下笔，速度极快，有一种惊人的爆发力。而在这高速的线条运行中，粗、细、刚、柔、起、止、停、顿，无一不在掌握之中。画人物的脸部，虽然精细，速度也是极快的，在短短的一根细线里，倾注了无比多的心力。画泼墨的大山大水，更是集全身之力，振臂挥洒。下笔速度之快，大有迅雷不及掩耳、横扫千军之势。

父亲的“社交生活”

父亲非常勤奋，要求自己甚严，非常反感“浪费时间”，对毫无意义的拜访和闲聊更是冷淡至极，比如逢年过节时的应酬，他就避之则吉。尤其是“拜年”，父亲是最怕的了。母亲顾虑会得罪领导，劝他“还是去一趟”，但父亲坚决不为所动。母亲拿他没办法，只得和大哥小石商量。大哥倒劝母亲不必担心，说父亲之所以“敢”不去，自有他的道理，不会有事的。果然第二天一早，母亲担心的那些人就陆续而至。母亲这才释怀。

父亲对那些追随他的学生倒是肯花时间，长篇大论地说着画的事，古往今来无所不谈，兴之所至还要留吃饭。对那些拿着画登门求教的年轻人，父亲也会耐心地一张一张地看他们的画。我小时候曾见过不少求学者的来信，有想学画不得其门而入的，有情深意切地诉说对父亲如何仰慕的，有因生活窘迫想找工作的，还有措辞激烈、立下“军令状”、要抛弃一切为艺术献身、坚决跟随父亲的“血书”，令人震惊。母亲说他们都是一些“苦难青年”，境遇坎坷，可感可叹。父亲也尽可能地设法为他们安排工作，多数都是在当地的文化馆。

1960年，父亲任江苏画院院长后，经常要去画院开会，处理院务。曾经发生过一件趣事，当时江苏画院设在南京的旧总统府内，颇具气派。父亲常在那里出入，不知怎么就被在门口摆摊子的小贩注意到了。有一天傍晚，父亲路过画院门口，突然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对着父亲深深一鞠躬，说：“请求傅院长允许我在这里卖花生米！”莫名其妙的父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看那人一脸沧桑地在冷风里站着，应该是做小生意的穷苦人，不像开玩笑，大概是找错了人，只好安慰他说：“你卖吧，你卖吧！”还特地买了他的一包花生米。事后父亲百思不得其解，和人说起，才知道原来那人把“国画院”当成“国务院”了，还打听到父亲是“院长”，想卖花生米找到父亲应该是没错的了！此事让我们笑了很久，但从没有人告诉那人真相，他也就一直平安快乐地在“国务院”的庇护下卖着他的花生米，每次见到父亲都要感激地叫一声“傅院长”！

父亲名气大了以后，慕名而来的不速之客很多。时不时地在大门口就会出现一个陌生人，手里拎着礼物，说是经某某介绍特地来拜访的；又或者出现一个穿军装的，气度不凡，一脸严肃，还带着警卫员，自报家门是“某某将军”，要见傅抱石。母亲不知是何方神圣，当然不敢得罪，只好赔着小心上楼去请父亲。父亲当然是极不情愿放下画笔，我就无数次听见父母为此起争执。等到客人离去，母亲又督促着父亲送客人到大门口，但是等到对方一鞠躬刚直起身，准备说“再见”时，父亲已不见了踪影，弄得母亲哭笑不得，直说：“还是把人给得罪了！”

镜泊飞泉/傅抱石

但是有些人他是无法不应付的，那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有来看望关心的，有为自己和“某要人”来求画的。当年康生及某些“大领导”，就曾以各种名目要了不少画。这些画当然都是无偿的，而且常常要“点题”。父亲为此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颇感无奈。但深谙世事的母亲知道这是要认真应付的，不能由着父亲的性子来。所以母亲更不轻松，除了要劝说，服侍周到，还要在画上帮忙出点子，在父亲烦恼的时候陪着他。

省里的领导，更是不能忽视，近在咫尺，一抬脚就可以到你家“坐坐”，平日又对我们照顾有加，于情于理都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不但要陪着聊天，还要送画。

至于家里遇到问题要求人帮忙，那是一定要报答的。人家也无所求，要画而已。父亲为了大姐的病寻医问药，就不知送了多少画给有关的人。

我记得父亲画桌旁的书架上，长年贴着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人名，总有一二十个吧！母亲说这都是父亲欠的“画债”。相信直到父亲去世，这些“债”都没有还完。

父亲和酒

父亲有一方非常著名的白底朱文闲章，刻着“往往醉后”四个字，通常会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颇有些自嘲的意味！

但父亲确实是爱喝酒的，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艺术界人士所共知的。酒对于父亲有很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绘画艺术里，酒更是起着微妙的作用。比方说，父亲构思画作时总是有一杯酒在手，以畅思路；在画的过程中，也要有一杯酒来振奋情绪；画得顺手时，则要喝一杯一鼓士气；不顺手时，更要喝一杯来排忧；如大功告成，兴奋之下那就更要痛饮几杯了！平日里和朋友高谈阔论时，手持一杯酒那是常事，就是晚上灯下读书也常有一杯酒相伴。总之，在父亲的生活中，酒是无处不在的。

在傅厚岗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副清人的对联，镶着精致的红木框，父亲颇喜欢。上联是“左壁观图右壁观史”，下联是“有酒学仙无酒学佛”，豪放而潇洒。每当父亲手握酒杯轻吟之时，我总是要偷偷笑他只能“学仙”而不能“学佛”了。

采芝图/傅抱石

记得我10岁那年，在一个大雪之夜，家里有客来而酒却不够了，母亲正发愁，我就自告奋勇要去买。谁知雪深路滑，寸步难行，我不断跌倒又爬起来，但双手紧抱着的“金奖白兰地”却没摔碎。母亲见我浑身是雪，叹了一口气说：“快拿给爸爸吧！”

父亲也深知这种癖好是个隐患，称之为“病”，自嘲：“二十年来，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杯，右手才能落笔。”不过他又细数唐伯虎、陈老莲、高凤翰等大师皆有此癖。更令人无奈的是他似乎不以“早逝”为虑，因为唐寅、徐悲鸿皆早逝。总之，父亲对喝酒虽然有些无奈、自嘲，也不太理直气壮，但“喝酒有理”的心态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戒酒”这件事常常被母亲颇为严肃地提起，父亲也态度很好地听着，似乎“若有所悟”，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其实从未真正打算戒酒。

酒和父亲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并不只是“爱喝酒”那样简单，其中的心态也不是别人可以真正理解的。我站在父亲的画前，感受那蒙蒙烟柳里荡漾的春意，那如醉的枫林里透出的火一般的炽热，还有那满纸潇潇的泼墨山水中烟雨弥漫的苍凉，我深深地被感动。这样的心胸气魄，这样澎湃的激情，手中的笔，面前的纸，又怎能表达万一？当他生命的激流冲破了这一切时，怎一个“醉”字了得？有学者说父亲是一个有“诗心”的哲人画家，性格耿直狷介，醉后更见天真。父亲曾说：“我认为一幅画应该像一首诗、一阕歌或一篇散文……”我大概能明白父亲在“往往醉后”里蕴藏着的巨大热情。

父亲是死在酒上的。1965年9月，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落成，父亲为此画了一张大画，东道主派了一架飞机来接他去参加典礼。父亲爱喝酒的名声远播，各方人士热情有加，他从下飞机就没停过喝酒，都是高度数的白酒。几天下来喝的酒已经远远超过他能承受的量。听母亲说，父亲回来后心情很好，但很疲倦，脸色也差。午饭后就如常去睡午觉，并叮嘱母亲到点一定要叫醒他，因为下午要去省人大委员会开会，不可误事。谁知此时正好有朋友来访，母亲聊天忘了时间，等到她匆忙赶上楼时，父亲已经呼吸急促、脸色发紫、嘴唇发乌，差不多已陷入昏迷。母亲慌了手脚，冲下楼去打电话，突然听到父亲大叫了一声，震耳欲聋，然后就彻底地静了下来……父亲就这样走了，事先没有人料到，当然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临终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我深知是酒害了父亲，令父亲过早地去世。但我并不记恨父亲的酒，父亲喜欢喝酒，自有他的道理。也许他在微醺之中，能感受到心灵的翅膀无比自由，可以冲破那些压抑在心里的晦暗和苦闷，释放出一切。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家中兄妹无人饮酒。但每逢清明去拜祭父母时，我仍会绕着父亲的坟墓倒上一瓶酒，让那竹林掩映的墓地弥漫着浓浓的酒香，我深信父亲是一定能闻得到的。

（恬淡人生摘自《羊城晚报》2014年10月30日，李　晨图）

社会·杂谈随感

算命不如修德

傅佩荣

《庄子·外物》有一则寓言，讲的是宋元君与白龟的故事，最后还让孔子上场做了个评论：

宋元君半夜梦到有人披头散发，在侧门边窥视，并且说：“我来自名为宰路的深渊，被清江之神派往河伯那里去，但是渔夫余且捉住了我。”元君醒来，叫人占卜此梦，卜者说：“这是神龟啊。”元君说：“有叫余且的渔夫吗？”左右的人说：“有。”国君说：“命令余且来朝见。”第二天，余且入朝。元君问：“你捕到了什么？”余且说：“我网住了一只白龟，直径有五尺长。”元君说：“把你的龟献上来。”

白龟献上之后，元君又想杀它，又想养它，心中犹豫不决，叫人来占卜，卜者说：“杀龟用来占卜，吉利。”于是，元君命人挖去龟肉，用龟甲占卜，七十二次都没有失误。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就说：“神龟能够托梦给宋元君，却不能避开余且的渔网。它的智巧能够占卜七十二次没有失误，却不能避开挖肉的祸患。这样看来，智巧有穷尽之时，神妙有不及之处。即使有最高的智巧，也避不开万人的谋害……”

孔子的评论中，让人闻之心惊的是“虽有至知，万人谋之”一语。武侠小说中，没有人可以独自对付武林同盟的人海战术。不论你如何聪明，“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是万人共同对付你？若想躲过这样的灾难，显然需要大智巧。

所谓大智巧，至少要从提高自我修养着手。《庄子·徐无鬼》记载了一只灵巧猴子的故事，可以作为借鉴：

吴王一行人渡过长江，登上一座猴山。群猴看见人来，都惊慌地跑开，逃到丛林中。这时，有一只猴子，从容地攀着树枝跳跃，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的身手。吴王射它，它敏捷地接住来箭。吴王命令左右军士一起迅速连发数箭，它就中箭摔下树而死。吴王回头对他的朋友颜不疑说：“这只猴子自以为灵巧，仗着身手敏捷来傲视我，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要引以为戒啊！不要以骄傲的态度对待人啊！”颜不疑就去拜董梧为师，去除骄傲的态度，摒弃享乐，谢绝荣华，三年之后，国人都称赞他。

以上这段故事中的猴子，确实本领高强，但是奈何万箭齐发，无所遁逃，以致死于非命。猴子只有小智巧，那么人呢？吴王最后对颜不疑说的话，显然有警示意味，而颜不疑也立即决定消解自己骄傲的态度，拜师修炼去了。

古代国家设有卜人，是专门负责占卜的官。占卜的方法之一是使用《周易》占卜。《周易》以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爻来代表人间的各种复杂处境，并且为每一个卦与爻写下卦辞、爻辞，说明其吉凶悔吝。这一套占卦系统有其灵验之处，但是归结其原理则是强调修德的重要。理由是：“有欲望，才会有得失；有得失，才会有吉凶。如果降低欲望，就可以消解得失之心，然后也就不会受制于吉凶之说了。”

譬如，“止谤莫如自修”就是一句很好的话。修养到了一定程度时，自然可以逢凶化吉，正如“谦”卦代表谦虚，其六爻“非吉则利”。反之，若无任何修养，则难免招来别人的图谋与敌视，此时命运就不堪设想了。

（若　子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喻　梁图）

社会·杂谈随感

失意者暴政

连岳

埃里克·霍弗，1902年生于纽约，父母是德国移民。他的经历相当传奇，首先体现在视力上，5岁时他已能阅读德文与英文作品，7岁时却莫名其妙地失明，15岁时又莫名其妙地恢复视力，他因此陷入再次失明的恐惧，开始疯狂阅读。

10岁时，霍弗当木匠的父亲去世，由于家境贫寒，木匠工会支付了葬礼费用，还给了孤身一人的霍弗300美元。这个爱读书的孩子，搭车去了洛杉矶，除了打打零工，醉心阅读10年。

或许看透了世事，他接下来试图自杀，不成，因为没勇气。于是他决定勇敢生活，成了在加州各地流浪的农场工人，干完活就在图书馆读书。40岁时他想参军，又不成，因为患了疝气，只好到旧金山当码头搬运工，此时开始写作。

9年后，这位年近五十的搬运工，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The True Believer：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立刻跻身美国著名知识分子之列。这本书的中文译名为《狂热分子》，我认为不太贴切，因为他只是客观描述人们如何成为群众运动的“真信者”。群众运动在现在及以后，都能找到这样的“真信者”。

1982年，他获总统自由勋章，此时，距他宣布退休并离开公共生活已经10多年，“不再写专栏，不再上电视，不再教学。我要回到自己的洞穴去——那个我起步的地方”。在他那堆满书籍的“洞穴”里，他也许相当快乐吧。被荣誉最后打扰了一下的他，翌年在旧金山去世。

除了书，好像他的身边没有其他陪伴。这或许与他处处流露出对人性的不信任有关。他借用拿破仑的话：“虚荣造就了革命，自由只不过是借口。”

虚荣心，尤其是精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群众运动就不会发生了。在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成了政府公务员，失意的“意见领袖”极少。

出现大量的失意者，群众运动发生的可能就增大了。其中的领袖，往往是失意的文艺青年。以重要的纳粹人物为例，他们的文艺梦罗列如下：希特勒，绘画和建筑；戈培尔，戏剧、小说和诗歌；罗森伯格，建筑和哲学；冯·席拉赫，诗歌；丰克，音乐；施特莱歇尔，绘画。毫无例外，他们都没实现文艺梦，能量转移到了领导纳粹暴政。霍弗认为，他们的文艺梦在内心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政治野心只是其次，文艺梦碎，是永远无法抚慰的失意。

成功的商人无法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者，他们的务实的优点对群众没有吸引力。“在当前的条件下，按照事物的规律认真做事”，这话令群众觉得索然无味，他们喜欢失意者出身的领袖给他们的许诺：“我将带你们去应许之地，我将让你们实现梦想。”“逃离当下，逃离自身”才是失意群众的心理诉求。

群众运动最具吸引力之处在于，它暗示参与者可以迅速改变命运。这契合“偷懒”这一人性，工作、节俭、积蓄，听起来都很辛苦，为自己负责即意味着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日常生活显得何等的乏味。德国青年加入纳粹冲锋队，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从自由选择中解脱！——群众运动就这样将失意者从“焦虑、荒芜和无意义的个人生活”中拯救出来。

这些“自我轻视”的人，在仇恨的引领下，迅速聚集。因为“相爱的人多喜欢独处，只有我们生出恨意时，才愿意寻找同盟，更奇怪的是，当我们的恨意不那么正义和庄重时，寻找同盟的渴望便愈加强烈。这种非理性仇恨驱使我们和同类组成一个坚固的群体”。

失意的文艺青年，永远都有；失意或自认为失意的人群，永远都有。总有人成为领袖，也总有人在领袖的感召下走向自我牺牲。在这点上，霍弗是悲观的，他认同帕斯卡尔的判断：“本质上，所有人都互相憎恶，爱与慈善，只是表象与假象，在他们内心深处，只有恨。”

失意者的暴政，可能以各种名义回归，飓风一般扫荡美丽的世界，但通过霍弗的分析，你至少有了预知风暴的能力，至少，不会放纵自己的恨意，不会成为暴政中的一员。

（赵红星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勾　犇图）

社会·杂谈随感

如何嫁给一个美国总统

席越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搞笑访谈节目《两棵蕨类之间》访谈时，主持人故意说奥巴马是一个书呆子。这位美国总统的回答是：“如果我是一个书呆子，米歇尔怎么会嫁给我呢？不信你去问问米歇尔。”似乎米歇尔是他信誉的保证。

我一点都不好奇奥巴马是不是一个书呆子，我更关心米歇尔是如何嫁给他的。

与混血儿奥巴马相比，米歇尔才是血统纯正的非裔美国人。她的高祖杰姆·罗宾逊曾是弗兰德菲尔德种植园中辛勤劳作的奴隶，死后葬在了专门埋葬奴隶的坟地里。她的父亲是一名为芝加哥市政府工作的锅炉维修工，母亲是学校的一名秘书。换言之，米歇尔的家庭是美国最普通的工薪阶层，据美国媒体报道，她小时候生长在芝加哥南部的蓝领聚集区。从美国非裔奴隶的小白屋（奴隶们集体住的木屋通常刷着白漆，有些连窗子都没有）走进白宫，整整五代人，米歇尔是这段漫长而艰巨的行程的唯一实现者。

人人都有均等的成功机会，草根阶级也可向精英上层流动是“美国梦”的核心部分。相比奥巴马总统，米歇尔是“美国梦”更好的代言人。

米歇尔在一次讲演中提及父亲，说他在生了一场大病之后，还要坚持工作，每次出门之前即使手脚不灵便也要自己穿衣服。她说自己看到那个景象，深为感动，说他是她的榜样，因为他一直在辛勤工作和生活。据说，在米歇尔兄妹出生后，母亲为了照顾他们就再没有工作，一家四口人靠父亲的工资生活。同时，他们从小家教甚严，举一个例子，米歇尔兄妹每天只被准许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有点像我们中国父母的管教方式。

总之，一个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一个蓝领阶层的家庭，却培养出了两名普林斯顿的毕业生——米歇尔和她的哥哥。米歇尔从小学业优异，跳级，进入为天资聪慧的孩子们准备的天才班，最后考入哈佛法学院，获得了法律博士学位。

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后，米歇尔事业发展顺利。她先在一家全美排名第六的大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几年后成为芝加哥市长的助手，负责城市规划和发展，之后她成为一家非营利机构的执行董事……在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前，她是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的副院长，同时还是几个机构的执行董事。2006年，她做副院长的年薪是20多万美元，加上其他职务的收入，一年大约能挣40万美元。在大选时，她比丈夫挣得多就已是美国人津津乐道的事。

在米歇尔所有的才能中，我最崇拜的是她做妈妈的本领。在一次采访中，她说两个相差两岁的女儿都由自己一手带大，从来没有请过保姆。她的两个女儿每次出现，都是一副青春阳光、家教很好的模样。奥巴马经常赞扬妻子，说米歇尔可以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她是个高效率的持家能手”。她还会为奥巴马做他最喜欢的番茄蒜蓉小虾。

除此之外，我无法想象一个“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角色之间挣扎、疲于奔命”的米歇尔如何坚持每天健身45分钟，并保持着“结实饱满的手臂”。为了展示这两条令人骄傲的手臂，她最喜欢穿无袖的背心裙出现在公共场合。《纽约时报》以语言犀利著称的专栏女作家莫琳称赞米歇尔的“雕塑般的肱二头肌”是“现在唯一一个能令人振奋的‘美国力量’的象征符号”。

有一种说法是，当选民们不知道选谁做总统时，就选他们的第一夫人。谁的夫人更漂亮、更聪明、更让人喜欢，侧面也反映了这位先生的能力——能够追到如此完美的女性的男人一定有卓越之处。这种心态在老布什夫人芭芭拉·布什口中得到印证。老布什有两个儿子，哥俩都从政。有人问芭芭拉·布什，这两个儿子谁会成为美国总统？芭芭拉·布什说，她不知道这两个儿子谁更像美国总统，但是劳拉更像第一夫人。

让我们再从社会学家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美国的社会学家认为，今天美国人的婚姻处在“自我表达婚姻”的时代，人们把寻找婚姻的对象看成实现更好的自己、完成个人塑造的一个可选择的方式。“是你的存在，让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电影《尽善尽美》的这句台词，可被理解成志同道合的婚姻的标签。

或许这句台词可以变成“是你的存在，让我想成为一个总统”。这是真的，在奥巴马准备竞选总统时，米歇尔看过他的竞选计划之后才答应和他并肩战斗。作为一名高层职业女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和多家机构的董事，她不但为丈夫的竞选计划把关，更利用她在商界的人脉为奥巴马的竞选筹集到不少赞助。很难想象，没有米歇尔的奥巴马会参加总统竞选并且连任成功。

洪晃曾提及，有75%的中国女人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而米歇尔，无疑是美国独立知识女性的代表，她所阐释的是：“干得好才能嫁得好”。

如何嫁给一个美国总统？答案是：比总统更牛。

（藤　蔓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

社会·杂谈随感

国王的演讲

岑嵘

公元1415年，英王亨利五世带领孤军深入法国腹地，最后他的军队被法军逼到一个没有防卫的要塞。

莎士比亚为我们描绘出当时的场景。在战役打响之前，国王作了这样的演讲：“谁没有心思打这一仗，就让他离队好了。我们发给他通行证，还让他带上钱作盘缠。既然他不愿和我们一起以身报国，我们也不愿和他死在一起。”

著名经济学家迪克西特分析道：这个策略是，任何想要接受这一临阵豁免提议的士兵，都不得不在所有同伴眼皮底下这么做，当然，没有人愿意这么做，因为这实在太丢脸了。士兵通过拒绝这一提议，在心理上已经破釜沉舟、切断退路了。他们彼此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份合同，宣布面临生命危险时，谁也不苟且偷生。

接下来本应该是“打了胜仗，金票大大的有”。但是亨利五世有更高明之处，他继续演讲道：“上了年纪的人记性差，但是哪怕什么都忘了，他也会如数家珍地回忆自己干下的业绩……我们这一帮生死与共的兄弟，凡是今天和我一道血洒战场的人，都将是我的兄弟。不管他的地位如何卑微低下……此刻熟睡的绅士，有朝一日会埋怨自己时运不济，没能来到这里……”

多么煽情的激励，成为国王的兄弟，他一开口就让其他人感到英雄气概顿生。

当他的将领感慨：“要是我们再多一万人就好了。”亨利五世回答道：“哪怕再增加一个人我也不愿意，增加一个人就会分享我们那么一点光荣。”反正也不会有援军来，不如说得体面点。

这段对话据说被当时的传记作家记录下来，后来被放入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而广为流传。

阿金库尔战役最后以亨利五世的大胜而告终。那么当你凯旋，国王会跟你说“我的兄弟，到我的王宫来，和我住在一起吧，把我的妹子嫁给你”吗？当然不会，说到底这是一些空话，但这种激励确实很管用。

（天　问摘自《兰州晚报》2014年10月15日）

社会·杂谈随感

孔雀是美丽的

沈嘉禄

朋友请我去松江转转，顺便去一“土豪”家吃个饭。朋友说：“那个家伙最近从海外买回一批外销瓷，你去看看吧。”

车少路顺，很快到了佘山脚下的独栋别墅。客厅里已聚集了多位客人，西餐桌上青花粉彩琳琅满目，我拿起一个青花盘子看了看，再翻过来看了看，又问了价格，马上表态：“好东西，便宜！”

土豪要的就是这个结论，你跟他说得太多也白搭。瓷器归位，台布铺好，午宴就开始了。冷菜过后上了一道烧烤，满屋飘香，从形态上看像是烤火鸡。女主人热情洋溢地招呼大家：“趁热尝尝，这是烤孔雀！”

哇，筷子差点落地。座中有美女说：“孔雀是保护动物，吃了不好吧！”土豪说：“这是从我朋友的饲养场里拿来的，他那里养了许多孔雀、大雁和野鸭，我在那里吃过炖汤的，味道一般，这次就叫厨师做成烧烤。来吧！”女主人又补充说：“这只孔雀到了我们家一直死样怪气，今天早上厨师准备杀它时，它突然冲着厨师开屏了。要是被我看到，也许会刀下留情，但我们的厨师执行力是很强的，拍马屁不管用，照样手起刀落。”

这时门口传来一声尖叫。那是一个小帅哥，背着一把吉他，被汗水濡湿的一缕头发耷拉在白皙的额头上。这是土豪的儿子，一个文青，他不能容忍一帮土包子吞噬一只美丽的孔雀，而且是烤来吃。

文青义愤填膺直冲二楼，猛烈的摔门动作将整幢房子都震了一下。一桌人表情相当尴尬。“大家快吃，别去管这个小赤佬。”土豪说，“如果不是他自己要几根孔雀毛，我也不会去买这只孔雀的。其实孔雀跟鸡啊鸭啊一样的，都是给人吃的。”

原来土豪从这批瓷器中挑了几只瓶子给宝贝儿子，文青根据不知从哪本外国小说中看来的规矩，认为应该在瓶子里插几根孔雀毛，于是才有了烤孔雀这个副产品。

文青不肯吃饭，他母亲很着急：“沈老师，阿拉儿子是你的忠实粉丝，你去叫他下来吃饭，他是会听你话的。”在众人的推举下，我只得上楼试试。文青买我面子，开了门，让我侧身而入。“沈老师，想不到你也会吃孔雀。”

我解释说：“我没有吃。起先我以为是火鸡，后来得知是孔雀，就将筷子放下了。现在中国人富裕起来了，食谱空前丰富，但我也知道有些禁忌是必须遵守的，包括不吃孔雀。”文青马上说：“孔雀东南飞啊！印度还有孔雀王朝！孔雀是很有灵性的，看到穿着漂亮的女人就会开屏，那是在表示爱意！”

“是的，是的，你说得太对了。”跟下一代顺利沟通是一件愉快的事，于是我跟他说起自己不吃孔雀的理由：“我们这一代人是饿过肚子的，所以对食物有一种巨大的贪婪，什么都敢吃，10年前有一次出差，主人请我们吃——你知道是什么吗？鸳鸯宴！什么红焖鸳鸯、辣子鸳鸯、炸鸳鸯舌……摆了一台子。我坚持不动筷子，棒打鸳鸯已属心狠，怎能再从它们身上追寻口腹之乐？还有一次在外面，主人请吃全驴宴，驴耳朵、驴鼻冲、驴口条、驴灌肠、驴肝、驴肾、驴鞭之类一股脑儿端上桌来，或清汤白煮，或浓油赤酱，我光吃蔬菜不吃肉，趁别人劝酒时就溜到院里透气，看到马厩里整齐地立着十几头驴子，黑身白鼻，面目和善，我走到哪里，它们的目光就跟到哪里。”

“沈老师你别说了，我相信你是有爱心的。我们下楼吃饭去吧。”文青又拿出我两年前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叫我签名，最后我说：“瓶子里的那几根孔雀毛真是漂亮啊！”

“那当然，你看它们多么光亮！告诉你，必须从活的孔雀身上拔下来才对，孔雀一死，尾巴上的毛最早失去供血，效果就差多啦。”文青果然是文青，有点贵族腔调啊！

（开　平摘自《新民周刊》2014年第39期，夏大川图）

社会·杂谈随感

快递的故事

王小柔

快递是个神奇的行业。因为我只从网上买书，所以对“如果你网购了一台电脑，快递给你送到的只是一堆零件；如果你买了一双皮鞋，基本上收到的只有两根鞋带”等状况并没有什么切身体会，就算书的包装被摔烂了，书还是能看的。但架不住我总买书，这个神奇的行业依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有一天下雨，我正在离家不远处的商场里躲雨，电话响起，一个男的声音奇大地喊：“我送快递的！你到门口接一下！”我问能不能送上楼，因为家里有人。对方说：“你买的是什么？那么重。”我说是书。他很厌烦：“你买那么多书干吗？你就不能一本一本买？非得装一块儿？公司是按件给我们结算，你买一大包也才算一个件。”我还以为他得说撕成一片儿一片儿递呢。对于这种数落，平日低三下四惯了的我还是能忍受的，我说我下次一定改。但对方依旧不依不饶：“下雨天儿你不在家待着，在哪儿呢？”我报了商场的名字，并说虽然离家近，但因为躲雨过不去。快递员立刻说：“5分钟以后你到马路边，我把东西给你！”电话挂了。

我冒着雨站在马路边，别说，真有一辆破车在我眼前停下了，司机就像撕票的一样，把一大捆书往地上一扔说：“不用签字了！”车轮溅了我一鞋泥汤子。旁边的朋友见了如此大气磅礴的快递员说了句：“这男的满脸生理周期紊乱。这也叫送快递？”

也有给送到小区门口的快递员，他们也会主动给你打电话，一般都会告诉你：“我在小区门口，你赶紧下来拿东西。”有时候因为手边正忙着其他事，我会战战兢兢地问能不能给送上楼，对方会说：“我这一车东西呢，丢了你负责吗？”这是来送货的还是来找碴打架的，我也分不清，但有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就老老实实地自己去取件了。

最可笑的一次是，突然有个快递员给我打电话，特别诚实地说：“我把你的件给丢了，它从我车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去了，没找到。我们公司要是给你打电话，你受累就说收到了，剩下的事咱俩再想想辙解决。”快递公司确实很快就给我打电话了，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快递员已经跟我沟通过，快递没收到，但要说收到了。后来我那200多块钱的书就没了消息，因为快递公司说丢件的人辞职不干了，而我所说的货物价值无法核实，所以不能赔偿。此时，我的天空上飘过几个大字：这都不算事儿！

一个从北京到天津的快递，已经一周了还没到我手里呢。如果不是急着用那书，我还真很少因为快递的事着急。咱买的东西虽然不是速效救心丸，但也不能等过期了你再给我送来啊！网上有个特有意思的笑话：20岁的小明用挣的第一笔工资网购了一根老年人拐杖送给爷爷当作生日礼物。快递寄到后，小明拄着拐杖和老伴下楼散步一圈，感觉质量不错，便给了店家一个差评。

因为总是收不到我那从北京寄来的快递，我开始追踪单号，不停地给其上海总部打电话，当然了，电话理所应当从来没接通过。我不停地在网上把单号查询刷新啊刷新啊，发现我的包裹已经到上海浦东的分拣中心了。从北京到天津，就算骑自行车有一天也到了，这要是把祖国大好河山都逛一圈儿，得经历多少个春夏秋冬啊，难道发快递的时候写着“寄给未来”？因为一直等不来，我已经绝望了，估计有人在飞机上看见了这个没买机票的东西，直接打天上给扔出去了。

事实证明，快递是用来磨性子的。

（幺蛾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喜欢》一书，王　原图）

社会·杂谈随感

蹲着

孙骁骥

曾和一位女性朋友去香港购物，排队时间很长，站得久了难免脚累。尤其是女孩子穿着高跟鞋，我特意劝她到路边的公用椅子上坐下歇歇，由我一人来排队，不料遭拒。拒绝之后，她干脆两膝一软，直接蹲在了排队的人群中。在一排站得挺整齐的队伍中突然有人采取如厕的姿势下蹲，自然会引来周围人侧目。当时我十分窘迫，赶忙拿出一份报纸铺在旁边地上，请她以草地野餐之姿坐下，结果她顿时发火，骂我死要面子，说她就喜欢蹲着。我哑然无语。最终，我们以一站一蹲的姿势结束了这次魔鬼式的排队。

如此飒爽的英姿让我不觉联想到幼年时曾看过的耍猴艺人与猴。不同的是，以蹲姿往前平移的那位，既没长毛，还穿着细高跟鞋，而站着以小碎步在队伍中前移的我，脸上肯定看不到耍猴艺人那恭敬、世故的微笑，而只有一个表情：“囧”。

那次排队事件让我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不停追问声讨：为什么有的人这么喜欢蹲着，并且是在公共场合？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站着、坐着或躺着，而非要以八字大开的姿势在大庭广众之下迎送众人？后来，这种追问却由外及内，渐渐转变成了一种自问、自省和自责——为什么我装模作样没有蹲着，不以下蹲的方式来接地气？我究竟是如何演变成了一个不接地气、悬在半空的讨厌鬼？

在马路边、屋檐下、商厦的门口、民居的院落，我经常目睹大量与蹲有关的动作。更不用说公交车站、火车站、汽车客运站，哪怕只有容得下屁股的狭小公共空间，一定会发现彼处蹲满了目光凝滞、神色晦暗的人。他们蹲着吸烟，蹲着聊天，蹲着吃东西，蹲着笑，蹲着打量路人，蹲着思考人生……要是你不刻意从生物体态学的角度出发，断然得不出这个结论——我们其实是一个习惯蹲着的民族。如果说“他妈的”是中国的“国骂”，那么蹲着，就可谓中国的“国姿”了。

当我意识到“蹲”这个动作的重要性后，我很快又发现，并不唯独我有类似的看法。加拿大脱口秀演员罗素·彼得斯以善于模仿各种人的语言神态闻名。在一次表演中，他先大肆调侃了一阵印度人的吝啬和诡异的英语口音，然后将话锋转向了中国人。只见原本站着的他在舞台上缓缓下蹲，两腿叉开，两手直伸出去，绵软松弛地搭在膝盖上，左手还模拟夹着一根香烟的动作。蹲着的彼得斯随之开口用正宗港式英语说起了段子，言语间不时把手递到嘴边“抽”两口烟。全场哄然，笑声雷动。我心想，这老兄观察得可真是仔细，表演天赋也够骇人，没来过几次中国，居然一下就抓住了咱中国人最为逗趣、也是最典型的动作。后来，有机会出国，在中国城看到街边蹲着抽烟聊天的海外华人时，我若有所悟。

虽然全民皆蹲、中外皆蹲，但蹲这个动作，自古以来就不雅观，它太容易让人联想到上茅房的姿态。《辞源》解释“蹲”这个字，一个重要的义项是“踞”。这是个什么样的姿势呢？坐时屁股着地，两腿伸直向前岔开，此等动作就叫踞，也称箕踞。你也许会说，我每天在榻榻米或床上都这么踞着，舒服得很啊，有何不妥？确实，今天你在家里爱怎么踞怎么踞，无碍观瞻。但在上古时代，这么做恐怕就会污染他人的视觉。唐代以前，人们普遍不坐凳子，公开场合见面会谈都是屈膝跪坐在席上。跪久了，膝盖会疼，有些人图舒服，干脆两腿一伸，一屁股坐在地上，是为箕踞。但问题是，汉族传统服装宽大松垮，很容易走光，且古人不穿内裤，因此，箕踞这个动作有在众人面前自我暴露身体的嫌疑，相当不雅。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箕踞”的故事，讲的是汉高祖刘邦见长者郦食其。当年刘邦来到高阳，召见谋士郦食其，却不顾端庄，偏偏采用了不雅的蹲姿。《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当时“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以这种暴露淫秽的方式会见德高望重的郦食其，郦食其当然要发火，大骂刘邦“踞见长者”。而比起“箕踞”，更无礼的姿势是“踞坐”，即坐时两脚底和臀部着地，两膝上耸。你想想，一个大老爷们在你面前不穿内裤、双腿M形打开，你说你能觉得好受吗？

蹲这个动作的内涵，究竟是何时从“分腿而坐，屁股着地”变为“屈两腿如坐，臀不着地”，我实在不甚了然。但推想起来，进化后的蹲毕竟以脚掌着地，比起之前的脚背和臀部着地，不能不算是一种进步。大概这是由于唐末椅子、凳子等坐具的普遍使用，由坐的姿势逐渐改变而来。到北宋，人们已经习惯在凳子上垂腿而坐，几百年这么坐下来，好不容易把过去脚背着地的习惯改为脚掌着地。蹲的姿势也由此发生变化，变得与坐凳子的姿态更加接近——今天在马路牙子上蹲着的吸烟者，屁股底下不都像塞了一把隐形的小凳子吗？

至此，世界上最舒服的姿势被普及开来了。蹲这个姿势获得了进化，好处不言而喻，一来既方便又不累，随时可蹲、处处可蹲；二来也不会再因有暴露隐私的嫌疑而被视为无礼。不得罪人且舒服便捷，何乐不为。但副作用就是蹲久了，脊梁骨容易直不起来，人容易麻木，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性蹲着”。鲁迅写道：“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有论者说这文字写活了看客的麻木神态，讽刺了国民的劣根性。但我横竖看不出这意思。蹲着，是为了近距离观察地上的唾沫，绝对的实用主义哲学。眼界和思维接近于何处，目光和姿势就会趋近于何处。华夏文明脚踩大地、眼看泥土，当然蹲着最相宜。

北京有句老话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躺着”，我觉着是“舒服不过蹲着”更确切。站着，把钱挣了，此事大不易；跪着，把钱挣了，又太丢份，而且搞不好膝下跪的是算盘，比站着更痛苦。还是蹲着把钱挣了，顺便把人生笑看了，最舒服、最畅快。至此，大彻大悟，大破大立。赶在写完这些胡扯的文字以前，我带着歉意拨通了那位女性友人的电话，相约下次购物，不“蹲”不散。

（漠　漠摘自搜狐网作者的博客，James Steinberg图）

社会·杂谈随感

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

何帆

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以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而言，导致劳动者收入不同的因素中，有些是正常的，甚至是积极的。比如，勤奋的工人理应比懒惰的工人收入高，聪明人比笨人挣得多。影响资本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中，也有合理的部分。比如，我们预见到未来可能会有收入或支出的不确定性，因而增加储蓄，这是一种明智而审慎的行为。《伊索寓言》中写道，蚂蚁在夏天的时候忙着储存过冬的食物，知了却天天唱歌嬉戏，到了冬天只好饿肚子。

一个社会中收入最高的10%，往往聚集了这个社会的精英。当我们谈论收入不平等的时候，“10%”们很容易产生反感情绪，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靠个人奋斗得来的。

但就收入不平等而言，真正值得担忧的不是“10%”们。

阶层中又分阶层。在收入最高的10%中，又可以再区分出“1%”和“9%”。“9%”们可能感到自己已经能够和“1%”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只有“1%”们才知道，他们的世界和“9%”们的世界是大不相同的。从“9%”到“1%”，像鲤鱼跳龙门一样困难。

在“10%”中的“9%”，收入主要来自于工资。只有到了更高的“1%”，甚至是到了最高的“0.5%”，资本收入所占的比例才超过劳动收入。在“1%”中，收入越高，房产在财富中所占的比例越低，金融资产所占的比例越高。金融资产又主要以股票为主。来自股票的收入又主要来自于股票的分红，而非股票增值后的收入（即炒股票的收入）。

20世纪80年代之后，首先在美国，然后波及其他国家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出现了一批高居“1%”的拿天价年薪的“明星经理人”。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提高了15%，这其中3/4尽入“1%”们的囊中。

为什么这些“超级经理人”能够拿这么多的钱呢？

如果我们相信，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技术革命，只有少数明星企业家才能出众，顺应了趋势，因此，他们拿那么多钱是理所应得的，那么，“超级经理人”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但为什么我们只在英美等国家看到了这一变化呢？

观察收入最高的“1%”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超级经理人社会”主要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20世纪70年代，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在6%～8%。到了2010年，美国的这一比例已经高达20%，英国和加拿大的是14%～15%，澳大利亚的是9%～10%。在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同样有所提高，但趋势要缓和得多。难道只有美国出现了互联网？难道只有在美国出现了对特殊的企业家才能的需求？

如果我们同意，“超级经理人”的天价高薪是因为他们才能出众，那么，我们怎么解释“1%”和“9%”之间的巨大鸿沟？年薪在10万～20万欧元之间的“9%”，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仅仅稍快于平均水平，而年薪在50万欧元，甚至100万欧元之上的“l%”，收入水平则大幅度提高。假如收入是由能力决定的，从“9%”到“1%”，收入应该是逐渐提高的，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个跃进呢？“9%”和“1%”这两个阶层的成员，无论从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还是工作经验上看，都相差不大，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就算是你的老板比你聪明，难道他能够比你聪明5倍，甚至10倍？

其实，我们不必再掩耳盗铃。“超级经理人”得到天价年薪的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年薪大多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大部分企业都有薪酬委员会，而薪酬委员会的成员要么是高管的朋友，要么是和他们一样有钱的“1%”，有意或是无意，他们都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要求给高管更高的薪酬。这不能只是责怪他们贪婪，而是要认识到制度是有缺陷的。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当高管在决定自己薪酬的时候拥有太多的自主权，将会带来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并且带来整个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张颖平摘自财新网，刘　宏图）

社会·社会之窗

体面

梁鸿

“就从我来北京谈起吧。”正林点了一支烟，贪婪地吸了一口。有了孩子之后，我的堂侄女不允许他抽烟，他们的孩子有支气管炎，对烟味非常敏感。

正林是我的堂侄女女婿，一位商业装修设计师。结婚前，正林一直奉行“只恋爱，不结婚”，身边的女友换了一个又一个。他的家境在小县城也不错，所以，正林在北京的单身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爹妈担心他找不到老婆，又怕他名声不好，勒令他回到穰县相亲。正林抱着完成任务和应付的心态回穰县，在相了十来个姑娘之后，遇到了我的堂侄女。

结婚之后，正林潇洒的单身生活结束，堂侄女和他一起到北京打拼，做了百万“蚁族”中的一员。在这期间，他们在城内搬了好几次家，又从城内搬到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集区唐家岭，有了孩子以后，又从唐家岭搬到通州。

2011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这一天是正林儿子两岁的生日，我们到通州正林的家里去。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客厅一角是一个怪异的弧形斜面，让人觉得这间房是建在一条抛物线上，很不稳定。斑驳的小桌子，20世纪80年代产的破旧小冰箱，不能看的小电视，这小、矮、低和那过分高大的天花板形成非常大的反差。卧室里有一张超宽大的床，正林的苹果牌笔记本电脑放在床头两个摞起来的纸箱子上，旁边堆放着儿子的尿布、小衣服、玩具。正林的家，有一种奇异的空荡、寒酸和不搭配之感。

正林乐观、活泼、爱开玩笑，骨子里又是那种谨慎、保守的人，从不冒险，也会审时度势。但是，来北京8年，会盘算的他并没有“盘算”到特别好的发展。

“按年龄，我算是‘80后’。2003年毕业于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大专。2004年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培训，两年课程，我一年学完，拿到了结业证。那一年真是勤奋得很，上午学一年级课程，下午学二年级课程，晚上还学着画图，找个私活挣点钱。住地下室，一个月住宿费300块钱。

“2005年在亚运村那儿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家小型室内装饰公司，试用期工资800元。过了试用期，一个月1200元，这是我在北京生活的起步，心里很高兴。那时我每天上班要花1个小时40分钟，倒3趟车，一间房房租500元，两人合租。在那儿干了有10个月，2006年年底跳槽到东四环一家室内装饰公司，有七八个人，一个月工资2400元，在这儿干了一年多。2007年年底结婚，先在万寿寺住，离单位近，房租一个月1100元，感觉太贵了。换了好几个地方，后来，就搬到唐家岭。唐家岭现在已经拆了，说是盖廉租房，后来又说建公园，把人往更远的地方赶。从家到单位一个多小时，每天挤车像打仗一样。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唐家岭的车有多挤。网上有一个段子，说你要是拿一袋饼干上车，下车后饼干成面粉了，反过来，你要是拿一袋面粉上车，下去就被挤成饼干了。夸张吧？其实你要是经历过，那一点也不夸张。早晨6点多出门，有两三百人等一辆车，365次，挤不上车是正常，能上车才是运气。比咱们在家赶年集时挤多了。还有从窗户爬进车的。开始还装着排队，一到来车时，都轰一下往上挤。排啥队？

“2008年又跳到一家公司，是我们这一行里北京最大、最出名的装饰公司，工资3700元。干了快4年，工资涨到5300元，这还是税前的，感觉很没意思。坚持不下去了，过完年就跳槽。后来，要生孩子，才搬到通州这里。这可远多了。上班时间单趟需要两个小时，一天在路上走的时间得4个多小时。早上6点15起床，9点左右到单位，晚上8点半左右到家。亏得儿子睡觉晚，还能见上一面，要是睡觉早，我一星期都见不到儿子醒的时候。说‘披星戴月’一点也不为过。

“怎么说呢？用一句话来总结：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却过不上体面的生活。出去坐飞机飞来飞去，住的是高档酒店，接触的也是国际奢侈品牌，咱给人家设计装修，都是怎么奢华、怎么高雅怎么来，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材料都讲究得很。出去见客户，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中国的香港、台湾，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客户还有翻译跟着，气派得很。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德国人，出去吃饭一桌一万多，喝的是高档红酒，酒是专门从瑞士带过来的，吃的是西餐，偶尔还说两句英文。

“下班回来却是蜗居在城中村的小破房里。没有咖啡，没有红酒，没有地毯，落差太大，所以总是自信心不够，下班不想回家。我在唐家岭的那个小破房你也去过，要不是有个老婆，真不知道日子是咋过来的。场景和角色很难转换回来。

“感觉压力越来越大，还没有挣一千多块钱的时候生活得舒服，那时候每个星期还能够出去吃个饭，二三十块钱就够了，现在两个人得一百多。感觉太累，没有意思。

“今年春节开年会，老板在年会上哭穷，说公司利润低，没有钱，所以大家多担待一点。年度奖金没有了，你能想象得出吗？给每个员工现场发了20块钱的红包！大家不光是愤怒，还都很鄙视他。公司赚钱的时候你也没有给员工多发福利，赚钱少了你让大家分担，凭什么？！发20块钱，连打出租车的钱都不够。那天晚上我打车回家，花了60块钱。中国的私企确实还不正规，不拿员工当人使。

“户口问题当然对我有影响。因为是农村户口，住房公积金都交得少。城市户口的员工交工资的12%，农村户口的交6%，少一半，养老金也少将近一半，我的工资条上都有。医疗标准也低，是最低医保。我在的那个公司还是比较正规的，到那些小公司，你要是农村户口，什么都没有，啥都不给你交。

“我原来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北京人，有车有房，父母都操持好的，不用自己操心。人家挣一点都是自己花，轻松得很，逛逛街，上上网，看看电影，喝喝咖啡，谈谈朋友。咱哪敢去看电影啊，结婚前还去过几次，结婚后一眼都没看过。

“前几年没有压力，从去年开始，感觉压力太大了。说实话，在职业方面，我一直很努力，一直在进步。但是，没有感觉越过越好，而是压力越来越大，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觉社会不安定。坐公交车会莫名其妙地想，这一车人，要是出事咋办？我现在每天在国贸那里倒车，看着人来人往，头晕、胸闷，莫名其妙地就觉得恐惧，感觉空气都是让人恐惧的。每天在办公室坐着害怕下班，在家里害怕上班，感觉危险。刚上班那两年挺高兴的，现在，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就好像一条腿插进城市，另外一条腿一直抬着，不知道往哪儿放。

“来北京8年，还是有奔头，比待在家里强，但是没有家里安逸。2011年以前我一直生活在生存线上，今年我会转回来，摆脱生存线，往生活上发展，再过三五年，估计能往优质生活上发展。

“我自始至终还是想着挣一笔钱回家，没有想着在北京安家。因为它不接纳我，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户口、房子、交通，都不行。我想要的安逸生活根本没办法实现。在北京，生活就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回去。不过，现在看来，指望我的工资挣大钱的可能性还是不大，就看你侄女的服装生意怎么样。

“我现在是没有一点休息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忙工作，到星期六、星期天更忙，得去照顾生意。但是，我又舍不得放下我的职业，虽然挣钱少，毕竟，那是我的专业，说不上是精神支撑，就是舍不得。如果完全辞职去做小生意，像现在的生意，每天乱糟糟的，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为几块钱在那儿吵啊磨啊，我是真的做不来。有些人素质很低，老想把我们赶走，欺负你侄女。有一天，我拿着一把刀，有六七寸那么长，站在过道中间骂：‘妈了个×，谁再欺负我们，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堂侄女最近在通州一家商场的地下室租了一个摊位，卖服装，生意还不错。说到拿着刀子在商场叫骂的时候，正林坐直身子，挽起袖子，用手比画着刀的长度，表情特别强悍，我不禁有些好奇：“你真能做出来？”

“狗急了都跳墙，这是为生存而战。不这样你根本就干不下去。所以，我经常说，要是买彩票中大奖了，我就回俺们庄，弄个大房子，弄个池塘，养些鱼。我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很安静、很清静的生活。人，总有一个梦想，因为我有这个梦想，所以我得挣一大笔钱。如果挣不来，我肯定回不去。我不会在北京住，我最终还是要回家。家乡的生活比这儿的安逸，每次回家感觉呼吸都是舒服的，氧气很充分，精神很振奋。”

正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堂侄女走过来，把他手里的烟拿掉，掐灭，扔到烟灰缸里，又把烟盒和烟灰缸拿走。正林没有反抗，连看都没看一眼，任凭老婆处置。

从正林家出来，暗灰色的光笼罩着整个城市，阴郁、杂乱。要下雪了。回想坐在正林家的感受，有一种冷硬之感，像石头一样没有生机。恐怕正林自己也难以相信他能够实现那个梦想——回穰县，回村庄，坐在池塘旁边安静地做梦、发呆。因为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梦，但慢慢地，都把它遗失了。正林挤车的情形，他粗糙、仓促的家，他拿着刀在那个地下商场的叫骂，和他的奢华的、高雅的、能够展示城市内在活力和想象力的职业，刚好就是现代都市生活两个相反方向的端点。他每天就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端点里频繁转换，这使他的生活显得特别错位。我在很多年轻人那里都看到了这种错位，还有因这错位而带来的卑微感和深深的苦恼。

（槐　荫摘自花城出版社《出梁庄记》一书，王　青图）

人生·人世间

亲爱的，你在哪里

杨澍

我已经哭不出来

2014年9月25日18点，孙海洋去看了一场电影。

放映厅里很安静，压抑的抽泣声和抽取纸巾的摩挲声清晰可闻，观众不时为剧中人物的命运叹息、窃窃私语。他们看的是故事，孙海洋有些走神地想，透过那些角色，他看到曾和自己一起寻找孩子的父母的身影，以及自己的遭遇。

“我就是韩德忠——那个看着别人找到孩子、自己却只能绝望哭泣的父亲。”他被那些议论声、叹息声、抽泣声刺痛，却无法像其他人那样泪洒衣襟。

眼泪在3年前就流干了。

2011年春节，和他结伴在寻子路上奔波3年多的彭高峰，为失而复得的儿子乐乐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答谢宴，感谢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那是寻子联盟成立以来难得的欢聚，孩子的父母、媒体记者甚至当地政府官员都齐齐到场。孙海洋在人群中喝酒、敬酒、大笑、庆贺，该做的一项也没落下。然后，他像一抹阴影，悄悄藏身到角落里。

只有一个记者注意到了孙海洋，他吩咐摄影师架好摄像机，随后拦下失意的父亲：“彭高峰是你打拐路上的好兄弟，你们俩一起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现在乐乐回家了，孙卓还没有找到，你是什么感受？”

紧绷了1500多天的神经，在这句带着几分关怀又直接得有些残忍的询问下，终于断了。寻子4年，妻子眼泪成河，父母病倒在床，孙海洋咬碎了牙也不肯让自己流一滴泪。但此刻在别人的欢庆宴上，这个刚才还在敬酒大笑的男人慢慢俯下身，捂住脸，哭声越来越大，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号啕着，久久停不下来。

儿子丢了，家塌了

孙海洋一直把儿子的失踪归咎于自己：“如果当初没有带着妻儿来到深圳，儿子是不是就不会丢了？”

2007年10月，孙海洋夫妇带着3岁的儿子孙卓离开湖北荆州来到深圳。夫妻俩在白石洲沙河路上租了个铺面卖包子，这里人流量大，生意不愁，而且隔壁就是沙河中心幼儿园，他想给儿子更好的教育。

10月8日，孙海洋把儿子送去幼儿园报名。10月9日，超市监控录像里孙卓穿着沙河中心幼儿园校服的乖巧模样，成了孩子最后的身影。

孩子丢了，妻子第一个承受不住打击，失心疯般到处寻子未果后，她渐渐有些分不清现实与虚幻，看所有孩子都是孙卓。孙海洋不敢再让她出门，说：“我去找，你就在家忙吧。”

母亲也从老家赶来加入寻子行列。老人执拗，听说在深圳被拐的小孩大都被拐到了广东潮州和福建一带，年近七旬的她踮着小脚，陪儿子找遍了揭阳、潮州的大部分幼儿园，“我孙子这么乖，（买孩子的）人家一定会送他去读书的”。

一次次寻找，一次次失望，母亲很快也承受不住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疲惫。寻子的重任，孙海洋知道只能自己一个人扛。他的压力和焦虑其实远超其他人，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儿子被坏人欺负的痛苦样子。

焦虑让他没法在家里待着，那之后，孙海洋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搜集到有2000多个被拐儿童名字的名单，和众多丢失孩子的家长组成了“寻子联盟”。

每一个丢了孩子的父母在寻子路上付出的都是全部，可并不是每个人的付出都能得偿所愿。彭高峰一家团聚的欣喜若狂，其实刺痛了孙海洋的眼睛和心。

孙海洋不知道自己对着摄像机哭了多久，他其实很感谢记者能在这种场合下还能注意到自己。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抹干净脸，冲记者笑笑：“哭完了，人也舒服了，感觉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

心不在焉的出租车司机

那场答谢宴成了孙海洋寻子路的分水岭。他决定不再往外跑，就留在深圳：“乐乐找到了。我重燃希望，有一天儿子一定会出现在眼前，而不再是梦里。”

回到深圳他尝试了很多工作，因为一接到线索电话就往外跑，总是干不了几天就被辞退。然后有人给他支着：“去开出租车吧！”

孙海洋成了深圳最与众不同的出租车司机。他常常错过拉客的高峰时段，因为随时会为某个信息跑去某个地方。他会一边开车，一边在街头巷尾张贴寻子启事。载客的同时，他会给乘客发孙卓的资料和照片：“您见过这个小孩吗？现在应该10岁了……”

有时他也会开着空车绕一大圈路到沙河路，“想看看那个招牌还在不”。

为了凑够找孩子的路费，提供巨额悬赏金，一家人不仅变卖了他们在湖北监利老家用打工血汗钱盖起的房子，也把那个作为梦想起点的包子铺转卖了。

这曾经是他坚守深圳的基地，店招牌在儿子走失后就被改成“悬赏20万，寻儿子店”，媒体曾一度关注。可2010年，包子铺由于经营不善不得不转卖，签合同那天，他跪在地上求接手者：“能不能保留这块招牌？也许有人看到了，会提供我儿子的线索，送我儿子回来。”

铺面改做其他生意，但之后的老板都默默遵守了这份协议。他每次开车经过，看到招牌还在，“觉得很安慰”。

我不是一个好父亲

开出租车赚的钱只能维持生计，哥哥姐姐有时会偷偷塞钱给他，他们也希望弟弟能把侄子找回来。但父母已经等不了孙卓的回归。

一直找一直找，真要找一辈子吗？“没有个孩子，到你老了，谁养你啊。”母亲忧心儿子的未来，“你还是再生一个吧，我们现在还能帮你带……”

她看着儿子的脸，突然说不下去。儿子老得那么厉害，老家的人看到他后第一眼竟然认不出：“几年不见，你怎么老成了这个样子？”不到40岁的年纪，奔波与焦虑在孙海洋的脸上刻下了满满的皱纹。

孙海洋不想再生。他满脑子都是孙卓，想得整夜整夜失眠，夜深人静时独自外出，在小街小巷中漫无目的地乱走。这么多年过去他还抱着幻想，每天早晨开门后总要东张西望一番，“也许，人贩子良心发现，把我儿子送回来了”。

可渐渐地，除了他，所有人都认定孩子已经回不来了。一个人的坚持对抗那么多声音，他感到孤独。有时他听见理智对自己说：“再生一个孩子，有一个新的开始，可以给这个家带来新气象。”有时他也觉得亲友们的话是有理的，父母都是大半截入了土的人，他这样执着地找下去，其实是不孝。

但一想到一个新的孩子将代替孙卓在这个家的位置，他就心如刀割。他害怕自己会失去立场：我会不会因此忘了孙卓？

忘记是对儿子最大的背叛，他反复告诫自己。

但这个孩子，最终还是在2012年出生了。“我欠他们一个孩子。”孙海洋对自己说，除了是父亲，他还是丈夫和儿子，不能不顾及妻子与父母的感受。

第二个儿子取名孙辉，辉，谐音“回”。

除了他，所有人都为新生儿的降生露出欢颜。父母忙里忙外为新孙子制备棉被、新衣，妻子逗着儿子，满心欢喜地勾勒孙辉的未来。几个月后，母亲对他说：“我想把孩子带回老家去，那边条件虽然差一点，可安全。”

孙海洋点点头，五味杂陈。父母不再相信他能照顾好孩子，也看出他的心思依然在失踪的孙卓身上。这其实是最好的决定。

小儿子被带离自己，他竟然舒了一口气。省去抚养费，他可以将所有的钱全部用来寻找孙卓。看不到孙辉，也就不会背负那份沉重的背叛感。孙海洋只在逢年过节时回老家看望小儿子，他也很少给老家打电话，很少去想象小儿子的模样。

他注定不能再做一个好父亲，这个愿望在2007年就已经破灭了。

亲爱的，回家

“韩德忠是个好父亲。”走出影院时他听见观众议论这个角色。

“那是张译演得好。”他毫不犹豫地肯定。

今年中秋节，韩德忠的扮演者张译特意写了一幅字送给孙海洋，因为出演了他的故事，张译对这位父亲的心情很理解。

孙海洋的生活在阴霾中过了7年后，被一部电影照进了阳光。这么多年来，所有能想到的寻子途径他都尝试过了。他手里有一大把记者、警察、刑侦专家、各个寻子联盟负责人的名片。只是寻觅多年依旧杳无音信后，他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

但那天开车经过电影院时，他突然有了想法：“要是有大导演把我们丢失孩子的故事搬上银幕，让更多的人看到就好了。”也许那样，会有更多人知道孙卓的故事，提供更多线索。

他没想过这事会成真。2014年5月，孙海洋接到了电影制片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我们想把你和彭高峰一起寻子的故事改编成电影。”

“我以为又是骗子的电话。”寻子7年，他踏入过太多骗局，却没法不把心赤裸在外面任人宰割。有的让他先打钱，打了钱才提供线索；有的寄来孩子的指甲，说是孙卓的；更狠心的，直接在电话那头弄哭一个孩子，让他因为心疼而不得不掏钱……他怀疑每一个电话，但每次都会照做：“万一哪次是真的呢？”

这个制片人的电话没有提钱的事，他开始将信将疑。不久后，对方又打来第二个电话，邀请他到拍摄现场与大家相聚。孙海洋觉得自己在做梦，在那么近的距离，他看到了中国最红的演员们：赵薇、黄渤、郝蕾、张译……每个人都热情地和他拥抱、打招呼，听他讲述寻子路上的故事。“以前，我从未想过我的生活会和他们发生联系。但现在因为寻找孙卓，他们都成了我的朋友。”

在电影的最后，听说制片方要把孙卓的照片和片尾曲一起播出，孙海洋找到导演陈可辛小心翼翼地提出请求：“能把我的真实电话号码也放上去吗？也许有人看到了孙卓，会真的打给我呢？”

在没有线索的日子里，孙海洋常摸着儿子用过的东西发呆。孙卓曾经读过的幼儿读本躺在他失踪那天时的位置，风翻开书页，露出发黄的扉页。“按年龄，他也该是小学生了……”

孙海洋知道，电影上映不代表儿子就能找到，但一路艰难前行，希望却从没断过。他相信总会有好人，帮助儿子回家。

（祝　回摘自《家人》2014年第11期，Getty Images供图）

人生·人生之旅

最浪漫的事

路明

一

小时候爹妈吵架，老爹愤而离家出走。老娘说：“别管他，让他走。”

一顿饭的工夫，老爹回来了，买回一条鳊鱼、两个番茄、半棵花菜。

不久后又吵，老娘怒道：“只有你会出走，我就不会吗？”于是也离家出走。

晚饭前她回来了，闪进我的房间，把一袋什么东西塞进衣柜。“我看这裤子款式挺好的，又打七折，给你爹买了一条，”老娘气呼呼地说，“先藏你这里，别让他看见了，哼！”

那年情人节，下大雪，老爹在学校上晚自修。老娘在家里一个劲儿地念叨，路上滑，你爹性子急，可别摔一跤。10点多，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老娘赶紧使唤我去开门。老爹看见是我，居然有点脸红：“满街都在卖玫瑰花，我想那玩意儿不实惠，就给你妈买了串糖葫芦……”

二

70岁后，外婆越发不愿意出门。外公就隔三岔五领着她，从家门口坐上一辆公交车，随意坐到哪一站，下车，走一小段路或在原站等，看哪辆公交车比较空就上哪辆。一天下来能倒七八趟车，晃晃悠悠漫无目的地转一大圈，倒也从不会迷路。早高峰后出门，晚高峰前必定回来。两人肩并肩地坐在车上，看看窗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哪里以前来过，哪里变化了，哪里还是从前的模样。饿了，就吃随身带的饼干，喝装在饮料瓶里的茶水，偶尔撞见喜欢的老馆子，比如“北万新”“大壶春”“鲜得来”“小绍兴”之类，就下车去吃一顿。我笑他们：“像约会一样。”外婆白了我一眼：“怎么样，不可以吗？”

家附近有家生煎店，小有名气，外公外婆常去吃。外婆不爱吃馅，专爱吃生煎的底，又焦又脆，浸了肉汁，咬在嘴里嘎嘣响。外公便把所有的生煎都咬剩一个底，留给外婆吃。

2006年夏天，外公被查出肠癌晚期，住进医院。家人都知道了，唯独瞒着外婆，告诉她只是个小手术。那天，外婆快步走进病房，喜滋滋地拉着我的手说：“我去庙里求了一签，人家大和尚说了，你外公命大，这次手术一定顺利，一定能逢凶化吉。”我忍住眼泪，点点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那时，离外公去世不到两周。

外公走了。过了几个月，我带外婆去吃生煎，她盯着盘子发愣。我想，没人有资格给外婆咬生煎了。

三

初二下半学期，我喜欢隔壁班的花花。

我一下课就跑厕所，只为了路过她的教室，弄得老师们都以为我小小年纪前列腺就出了毛病。有时她低着头在看书，有时是在和同桌说闲话，有时找不到她。有一次，看到她用英语书砸前排的小男生，嘻嘻哈哈的，我攥紧拳头，眼里要冒火。还有几回她向窗边望过来，目光碰撞，什么被击落了。我低下头。

花花的作文写得好，每次都贴在学校的橱窗里当范文。我发誓要超过花花，于是刻苦钻研《初中生作文选》，没用；钻研《高中生作文选》，没用；钻研《少年文艺》《故事会》《萌芽》……还是没用。绝望之际，我找到了一本《文化苦旅》。从此，我的作文里有一半的篇幅是排比句，平均每千字要惆怅5次、叹气4次、掩卷沉思3次、潸然泪下两次、问苍茫大地一次。作文从此自然是横扫橱窗，高中部的学长都不是我的对手。

开始有人别有用心地叫我“大师”。既然是大师，就要有大师的腔调。于是我时常眉头紧锁，作忧国忧民状，动不动就跑到天台上假装迎风洒泪。走路时敞开拉链，让校服在风中飘，像一只踉跄的鸟，又仿佛身边有一条看不见的河，随时要投水自尽。

可是，为什么花花还是不理我？她为什么躲着我的目光？托人带给她的情书有没有收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毕业前，最后一次，我的作文被贴在橱窗里。那是一篇藏头文，每段第一个字连起来是“杨花花我喜欢你”。班上最笨的小孩都读懂了，可是花花不懂。

四

老爹老妈居然也过结婚纪念日了。两个人瞒着我，去面馆叫两碗面，多放几个浇头。

舅舅叫外婆搬过去住，外婆死活不肯。她说房间里有外公的气息，睡着安心。外公在墙上笑眯眯地看着她。照片是外婆千挑万选出来的，“老头子就这张笑得好看”。

花花结婚了。我只在每年她生日那天发一条短信，“生日快乐”，绝不多写一个字。她总是回：“谢谢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

消失在你的世界里，是我最后最深的惦记。

（生如夏花摘自《ONE·一个》，小黑孩图）

人生·人生之旅

此心安处

莫小米

凡事都有例外。

20世纪50年代的“右派”，书上看到的、采访过的、生活中认识的，无不历尽坎坷磨难。好不容易折回原先的轨道，已经半老，伤痕斑驳，物是人非。

没想遇到个例外。

当年他十八九岁，懵懵懂懂，也不知自己错在哪里，铺盖一卷，就下了乡。

生产队将小“右派”安排在一户无儿无女的孤老家，偏偏小“右派”也是父母双亡，唯一的姐姐早已出嫁。两人遂以父子相称。

老人的家简陋却清爽，老人一生从未享受过亲情，对小“右派”好得不得了，每天坐在门边盼他回来。小“右派”也像儿子一样，半夜老人发病，背起老人走十几里路，到镇上医院救回一命。见其心善，历次运动中贫下中农也没怎么难为他。

一晃十年，老人替“儿子”的婚事着急，可那年头的人政治觉悟高啊，别说黄花闺女，即使寡妇小嫂，也不愿嫁一个“犯错误”的人。

恰逢知青下乡，老人看中了一个敦厚的女知青，一问，竟然愿意。原来姑娘喜欢小“右派”有文化，她自己家庭成分也不好，不嫌。

一家三口日子过得有了模样，不久添丁，享受天伦之乐。等到“右派”平反的日子到来，在别人，是终于熬到头，告别一段苦难的日子；在他们，一切仍然延续，爱延续，亲情延续，生活延续。

小“右派”回城恢复工作，在农村20年并没把业务扔掉，很快得到重用。女知青也抽调回城。老人怕给他们添麻烦，不想进城，儿子儿媳哪里依他，专门给他拾掇了个房间。

小夫妻恭恭敬敬侍奉老人直到老人终老，带着子孙年年上坟祭拜。

再说老人所在的农村，山水灵秀成了景区，老人在景区也拥有一方宅基地，小右派夫妻如今都已退休，在当年“接受改造”的地方，享受清静怡情的晚年生活。

善良，本分，不怨，不怒，此心安处是吾乡。

（LOVE茹摘自《牡丹晚报》2014年9月4日）

人生·人生之旅

只有廖厂长例外

吴晓波

那天，有人问我，如此众多的企业家、有钱人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位呢？

我想了很久，然后说，是廖厂长。

真的抱歉，我连他的全名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姓廖，是湖南娄底的一位厂长。

那是1989年的春天，我还在上海的一所大学里读书。到了三年级下半学期的毕业实习时，我们新闻系的同学萌生了去中国南部看看的念头，于是组成了一支“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队”。前期联络地方，收集资料，最要紧的自然是考察经费的落实。但到了临行前的一个月，经费还差很大一块，我们一筹莫展。

一日，我们意外收到了一份来自湖南娄底的快件。一位当地企业的厂长来信说，他偶尔在上海的《青年报》上看到我们这帮大学生的考察计划及窘境，他愿意出资7000元赞助我们成行。

在1989年，7000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基本工资是70多元，学校食堂的一块猪肉大排还不到5毛，“万元户”在那时是让人羡慕的有钱人的代名词。这封来信，让我们狂喜之余却也觉得难以置信，不久，我们竟真的收到了一张汇款单，真的是从湖南娄底寄来的，真的是不可思议的7000元。

南行路上，我们特意去了娄底，拜访这位姓廖的好心厂长。

在一家四处堆满物料的工厂里，我们同这位年近四十的廖厂长初次见面，他是一个瘦高而寡言的人。我只记得，见面是在一间简陋、局促而灰暗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用灰格子布罩着的转角沙发散发出一点现代气息。一切都同我们原先预料中的大相径庭。这位廖厂长经营的是一家只有二十来个工人的私营小厂，生产一种工业照明灯的配件，这家工厂每年的利润也就是几万来元，但他居然肯拿出7000元赞助几个素昧平生的上海大学生。

我们原以为他会提出什么要求，但他确乎说不出什么，他只是说：“如果你们的南疆考察报告写出来，希望能寄一份给我。”他还透露说，他现在正在积极筹钱，想到年底时请人翻译和出版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马克斯·韦伯全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马克斯·韦伯这个名字，我当时不知道他是一位德国人，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尽管在日后，我将常常引用他的文字。在以后的生涯中，我遇到过数以千计的厂长、经理乃至“首富”，他们有的领导着上万人的大企业，有的日进斗金、花钱如流水，说到风光和有成就，这位廖厂长似乎都要差很大的一截。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常常怀念这位一面之缘的小厂厂长。那次考察历时半年，我们一口气走了长江以南的11个省份，目睹了书本上没有过的真实中国，后来，因了种种变故，我们只写出几篇不能令人满意的“新闻稿”，也没能寄给廖厂长一份像样点的“考察报告”。后来，我们很快就毕业了，如兴奋的飞鸟各奔天涯，开始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廖厂长成了生命中越来越淡的一道背影。我们再也没有联络过。但在我们的一生中，这次考察确实沉淀下了一点什么。首先，是让我们这些天真的大学生直面了中国改革之艰难。在此之前，我不过是一名自以为是的城市青年，整日就在图书馆里一排一排地读书，认为这样就可以了解中国，而在半年的南方行走之后，我才真正看到了书本以外的中国，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过、用自己的心去接近过，你无法知道这个国家的辽阔、伟大与苦难。再者，就是我们从这位廖厂长身上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余温。他只是市井人物中的一个，或许在日常生活中他还斤斤计较，在生意场上还锱铢必较。但就在1989年春天的某一个夜间，他偶尔读到一则新闻，上面说一群大学生因经费短缺而无法完成一次考察。于是他慷慨解囊，用数得出的金钱成全了几个年轻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于是，就在这一瞬间，理想主义的光芒使这个平常人通体透明。

他不企图做什么人的导师，甚至没有打算通过这些举动留下一丁点的声音，他只是在一个自以为适当的时刻，用双手呵护了时代的星点烛光，无论大小，无论结果。

大概是在1995年前后，我在家里写作，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号码是陌生的，区号属于深圳。接通之后，那边传来一个很急促、方言口音很重的声音：“你是吴晓波吗？”“是的。”“我是湖南的。”“你是哪位？”“我是……”我听不太清楚他的声音。对方大概感觉到了我的冷漠，便支支吾吾地把电话挂了。放下电话后，我猛然意识到，这是廖厂长的电话。他应该去了深圳，不知是生意扩大了，还是重新创业。那时的电话还没有来电显示，从这次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

这些年，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人类文明的承接，如同火炬的代代传递，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有机会握到那支火炬。于是，有人因此放弃了，有人退却了，有人甚至因妒忌而阻拦别人的行程，但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主动地闪开身去，他们踞下身子，甘做后来者前行的基石。

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经济社会里，我有时会对周围的一切，乃至对自己非常失望。但在我心灵小小的角落，我总愿意留出一点记忆的空间给廖厂长这样的“例外”。我甚至愿意相信，在那条无情流淌的岁月大河里，一切的财富、繁华和虚名，都将随风而去，不留痕迹。

只有廖厂长例外。

（燕南飞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戴晓明图）

人生·婚姻家庭

夫妻原本是他人

高森显彻

一个酷热的夏天，丈夫下班回家了。

“我回来了！好热的天啊！”

“你回来了！天热吧！在家里待着都流汗，何况你在外面拼命工作呢！太郎，快拿扇子给你爸爸扇扇！”

“不用不用！这么一点点热算不了什么！噢！我再出去干一会儿！”

如果夫妻两个人互敬互爱的话，说出来的话自然是相互体贴的。

反之，则会出现以下的结果。

“你回来了！夏天嘛！也不是你一个人热！别耷拉着脸！”

“你说的是什么话！是不是要找碴儿打架？”

男人有时有统率三军的气势，有时又像孩子一样想撒娇。

在表现男子汉气魄时，他会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总之，你跟着我过没错！”有时又会躺在妻子的腿上说：“孩子他妈，给我掏掏耳朵！”

“喂！给你1万日元！”

丈夫把钱递给妻子，妻子过来挖苦。

“1万日元。1万日元？别觉得了不起！把钱全交出来！”

“男人需要交际呀！”

“就会说交际、交际！别光在外面胡喝，就在家里喝行不行？”

“看着你猪屁股一样的脸，能喝得下去吗？”

“这些年我一直忍着，我没受过这样的侮辱！17年前，是谁说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就得死？！”

“你这个混蛋！竟然把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都翻腾出来了……”

吵得不可收拾。

为什么会发生夫妻吵架呢？

男人和女人，犹如一个有47齿，另一个有48齿的两个互相咬合的齿轮，突然有一天，两个齿轮的齿会碰撞在一起。

这时，如果其中一方说声“对不起”，道个歉的话，也就好了；但如果僵持着互不退让，那么齿与齿就会一直撞在一起，致使齿轮无法运转。

有人会认为夫妻是“一心同体”，不需要谨言慎行，因此言行无礼。这是吵架的原因。

千万不要忘记，夫妻原本是他人。

（阡　陌摘自东方出版社《献给心灵的100束鲜花》一书，吴冠中图）

人生·青年一代

发现中国的凡·高

靳锦

苗世明先生位于上海的办公室内挂满了色彩艳丽的画。画的作者都有一个简短的介绍，名字、出生年、星座，然后才是病症类型，比如自闭症、智障或者精神分裂。

他把星座置于病症之前，是因为“尊重他们，想让公众更立体地了解他们。他们其实也有这些爱好，和我们一样，没什么不同”。

苗世明2010年在上海创办了“无障碍艺途”——一家民办非营利性公益机构，为脑部残障人士提供免费的艺术潜能开发课程。每个周末，这间几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最多会迎来40个学员。上课很热闹，他们直白地表达情绪，甚至满地打滚。苗世明引导他们用画笔画出自己的想法，如果学员画了一个太阳，他会问，天空中有几个太阳呢，太阳有没有孩子？

学员作品

学员们最初画画的时候，不敢随心所欲。“北京人就画福娃，上海人就画海宝。他们怕别人说自己是傻子。”苗世明说。他拜访学员的家，了解他们的父母和成长背景，和学员称兄道弟，试图挖掘和疏导他们内心深处的情绪。他对这个特殊人群的基本态度是：“你是一个生命，你有独立表达的权利。”

渐渐地，惊喜来了。一个叫小龙的脑瘫学员，擅长抒情性的叙事绘画。他在一把木头椅子的4条腿上，画了发生在春夏秋冬4个季节的爱情故事。这是他想象之中的爱情。一个“90后”自闭症患者，在她所有的作品中画满了睁大的眼睛，她希望能够与外界交流。

最让苗世明难忘的是一个叫小燕子的智障学员。她喜欢看恐怖片，所以作品中充满了阴暗的主题和复杂的造型，极有震撼力。摄影师马良看过她的作品，评价道：“这是中国的草间弥生。”苗世明几次找到她的家长，希望小燕子能坚持学习绘画，但家长却认为，这只不过是小孩子偶然的瞎画罢了。小燕子有时会偷偷给苗世明发信息，说需要纸和笔，他便如地下党一样找机会送过去。他说：“病的不是小燕子，是她的家人的想法。”

苗世明

现在，苗世明已经能够通过一张画来判断学员的病症。智障者多画一些圆乎乎的小动物；自闭症患者喜欢画抽象图案、色块和重复的形状；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常出“思想家”，能画出精细的机器，并指出每一个结构的用途。

周一到周五的时间，苗世明的工作大多与钱有关。他需要筹款、做媒体宣传、申请政府项目和慈善基金，每年需争取150万人民币来维持“无障碍艺途”在全国6个工作室的运转。他给自己的员工开出公益圈内少见的高工资，曾以万元月薪招募MBA做管理工作。

苗世明不认为做公益就要受穷。他看到太多的公益组织做到最后，自己成了被救助的对象。这个行业有荣誉感，但缺乏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年轻人就很难留下来。他想改变这一点。

“时尚公益”是苗世明提出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公益应该跟时尚、跟公众的兴趣点互动起来。”2013年，大黄鸭在香港展出，这个憨头憨脑的庞然大物掀起一阵热潮。苗世明马上想，“无障碍艺途”能和大黄鸭有什么关系。正好有一个叫岩岩的自闭症学员喜欢大黄鸭，“我觉得这是个故事。我要把他挖掘出来，要去包装”。他亲自给大黄鸭的设计者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写信，邀请大黄鸭到上海来。

霍夫曼不仅带着大黄鸭来了，还见了岩岩，此事成为上海滩热议的焦点。苗世明和他的“无障碍艺途”被广泛报道。

著名艺术家蔡国强也注意到了这个公益组织，主动邀约这些特殊的艺术家们来参观自己的个展《九级浪》的作品安装现场。苗世明把过程都录了下来，拍了照片发朋友圈，“你不知道当时的点赞量，我觉得非常夸张，200多个”。

他还参与高圆圆和某公益项目的母亲节捐赠活动，帮助过一位精神分裂的学员将一幅他所画的奥巴马的素描赠给了奥巴马。苗世明的办公室内，摆着学员画的“绅士狗”图案的靠枕，“一套送给了马云”。

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需要类似长袖善舞的技巧。机构刚成立的时候，很多领导觉得苗世明有病，要教疯子、傻子画画，“你去陪他们，你疯了”。他就说：“你说得挺对的，我现在就是疯了。”项目的名字是“无障碍艺途”，苗世明去给各地领导展示的时候，领导们都不明白。“你去解释，我用艺术教他们，然后产生作品，回到价值，把这事说完，得用5分钟”。好多大领导只给他一句话的时间，他就想了一句口号“发现中国的凡·高”，所有人都懂了。

当记者问做公益遇到的普遍误解是什么，苗世明几乎脱口而出：“普遍的误解，就是觉得你在利用脑部残障人士做噱头，赚钱。”他希望在正常人和脑部残障人士之间建立起联系，“做项目不能越做离社会越远。唯一的衡量标准只有问自己，这个公益项目到底有没有改变这些人，到底对他们有没有帮助。”

并不是所有脑部残障的孩子都是艺术家，但苗世明看到，艺术给大多数孩子带来了改变。比如，自闭症患者的肢体动作逐渐变得稳定。苗世明曾接触过一个18岁的自闭症男孩，男孩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咬自己的衣服。他坚持让这个男孩每周作画，排解情绪，并把固定动作转移到画笔上。“至少我上一次见到他，他已经完全不咬自己的衣服了，我觉得挺有成就感，因为大孩子去除这种毛病不是那么容易。”后来他才知道，艺术治疗是西方发展了几十年的疗法，能够帮助语言受阻者抒发内心的情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从而减轻心理疾病的困扰。

从事公益之前，苗世明是个艺术家，毕业于中央美院绘画专业。2009年，他作为北京“798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设计了一个名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项目，首次接触到脑部残障人群。

苗世明与学员

“第一次见他们时，我的感觉其实和大部分人是一样的，觉得不能离他们太近，闻到他们身上有一股怪怪的味道，想着这种病是不是会传染。有些人吃了药，脸色都是灰白的。”接触之后，他们展露出的艺术才能让苗世明惊讶不已。艺术也让这个处于社会阴影中的特殊人群变得开心。

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影响他人与完成自我的结合点。苗世明保存着做“无障碍艺途”的许多细节，比如来上海做项目时的火车票、蔡国强的录音、别人的赠品等等。这些与帮助脑部残障人士一起，构成他用生命体验创作的一个巨大的行为艺术。“从装置的角度来说，因为你这个意志的存在，导致社会最后出现了这么多事件，影响了这么多人，”苗世明说，“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行为艺术。”

（米　兰摘自《人物》2014年第8期）

人生·两代之间

特殊的母爱

文扬

到圣迭戈的第二天，我去了久负盛名的圣迭戈动物园。

圣迭戈动物园占地100英亩，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动物园之一，整个动物园就像一个天然植物园，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繁茂绿林。

动物园里配备了游览汽车和空中缆车。我在动物园入口处坐上了双层游览车。我的前排坐着一个中年妇女，她的旁边站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约莫1米高，穿着一件长袖红格连衣裙。当小女孩的头转过来时，我惊得几乎呆住了。小女孩瘦小的脸上，皮肤像疤痕一样扭曲牵扯着，眼睛部分只剩一个小小的裂缝，鼻子、嘴巴、耳朵也都扭曲得不成形状，皱成一团。女孩露出长袖里的手，五指痉挛蜷缩在一起。车子开动后，女孩开始在原地慢慢转圈，转了一圈又一圈。中年妇女回过头，微笑着对我说：“安妮现在兴奋极了，她知道我们现在在游览车上。”

“安妮？”我一时没弄明白她指的是谁。

“我女儿叫安妮。”女人指着转圈的小女孩说，“你看她在转圈，这是她感到高兴的表示。”

女人打开双肩包，从里面拿出一个塑料水瓶，打开盖，拉了拉女孩的手。女孩停下来。女人搂住女孩，把瓶口放在女孩的嘴边，让女孩抿了几口水后，女人掏出纸巾细心擦去女孩嘴边流出的水。女孩喝完水后，继续在原地转起圈来。

我小心地问道：“安妮，她……会说话吗？”

女人摇头，说：“安妮不会说话，她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

“那……”我惊异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安妮有触觉，只要我触摸她，她就知道。”

“她生下来就是这样子？”

女人点头：“是的，她出生时就是这样。医生说，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基因突变病。”

我不再说话，默默地看着外面。大路两边都是亚热带植物，一个个富有特色的动物区就分散在其中。我看到前面一块牌子上写着“熊猫区”几个字，连忙伸长脖子往外看。女人笑了，说：“你从这儿是看不到熊猫的，游览车不经过熊猫区。熊猫喜欢安静，汽车的噪音会吓坏熊猫的。”

女人热心地向我介绍起沿途见到的各种动物。她似乎对这个动物园非常熟悉，我问她是不是常来动物园。她说：“我每个周末都来，安妮喜欢来动物园。如果哪个星期她没有来的话，她就会烦躁不安，晚上也不肯睡觉。”

“那……她来动物园看什么呢？”

“安妮喜欢坐动物园的游览车，每次来动物园，她还要到鸟园去玩。”

“可是，她既看不见，也听不见呀！”

“是呀，我也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气味，也许是环境，她只要一进鸟园，就兴奋得转圈圈。”

女人拉住小女孩的手，女孩安静下来，女人爱怜地把女孩搂在怀里，自言自语地说：“该休息一会儿了。”女人对我说：“我一直住在圣迭戈，从来没有想过搬到别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最好的动物园，其他地方的动物园没有这样的条件和设施。”

“安妮多大了？”

“她今年26岁。”

我又一次沉默了，想着26年过去的日日夜夜，还有即将到来的许多日子。

“你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说。她笑了，一双美丽的蓝眼睛里闪着泪光。

（麒麟刺摘自《海外文摘》2014年第10期，李晓林图）

人生·两代之间

一分明白，如月光泻地

龙应台

20岁的时候，我们的妈妈50岁。我们是怎样谈她们的？

我和家萱在一个足浴馆按摩，并排懒坐，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一面落地大窗，外面看不进来，我们却可以把过路的人看个清楚。

家萱说：“我记得啊，我妈管我管得烦死了，从我上小学开始，她就怕我出门被强暴，到了我20岁还不准我晚上超过12点回家，每次晚回来她都一定要等门，然后也不开口说话，就是要让你‘良心发现，自觉惭愧’。我妈简直就是个道德警察。”

我说：“我也记得啊，我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放肆’。那时在美国电影中看见演母亲的说话细声细气的，浑身是优雅的教养。我想，我妈怎么也是杭州绸缎庄的大小姐，怎么这么‘豪气’啊！当然，逃难，还生4个小孩，管小孩吃喝拉撒睡的日子，人怎么细得起来？她说话声音大，和邻居们讲到高兴时，会笑得惊天动地。她不怒则已，一怒而开骂时，正义凛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

现在，我们自己50多岁了，妈妈们成了80多岁的“老媪”。

“你妈会时空错乱吗？”她问。

“会啊，”我说，“譬如有一次带她到乡下看风景，她很兴奋，一路上说个不停：‘这条路走下去转个弯就是我家的地。’或者说：‘你看你看，我常去那个山头收租，就是那里。’我就对她说：‘妈，这里你没来过啦。’她就开骂了：‘乱讲，我就住这里，我家就在那山谷里，那里还有条河，叫新安江。’”

我这才明白，这一片台湾的美丽山林，仿佛浙江，使她忽然时空转换，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她的眼睛发光，孩子似的指着车窗外：“佃农在我家地上种了很多杨梅、桃子，我爸爸让我去收租，佃农都对我很好，给我一大堆果子带走，我还爬很高的树。”

“你今年几岁，妈？”我轻声问她。

她眼神茫然，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很小声地说：“我……我妈呢？我要找我妈。”

家萱的母亲住在北京一家养老院里。“开始的时候，她老说有人打她，剃她的头发，听得我糊涂——这家养老院服务很好，怎么会有人打她？”家萱的表情有些忧郁，“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她回到了‘文革’时期。年轻的时候，她是厂里的出纳，被拖出去打，还让她洗厕所。”

在你最衰弱的时候，却回到了最暴力、最恐怖的世界——我看着沉默的家萱：“那……你怎么办？”

她说：“想了好久，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我自己写了个证明书，就写‘某某工作努力，态度良好，爱国爱党，是本厂优秀职工，已经被平反，恢复一切待遇’。然后刻了一个好大的章，叫什么什么委员会，盖在证明书上。我告诉看护，妈妈一说有人打她，就把这证明书拿出来给她看。”

我不禁失笑，怎么我们这些50岁的女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啊。我妈每天都在数她钱包里的钞票，每天都边数边说“我没钱，钱都到哪里去了”。我跟她解释说她的钱存在银行里，她就用那种怀疑的眼光盯着我看，然后还是时时刻刻紧抓着钱包，焦虑万分，怎么办？我于是开了一个“银行证明”：“兹证明某某女士在本行存有五百万元整”，然后下面盖个方方正正的章，红色的，正的反的连盖好几个，看起来很威风。我交代佣人：“她一提到钱，你就把这证明拿出来让她看。”我把好几副老花眼镜备妥，跟“银行证明”一起放在她床头的抽屉里，钱包塞在她枕头底下。

按摩完了，家萱和我的“妈妈手记”技术也交换得差不多了。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心中渐渐有一分明白，如月光泻地。

（王传生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目送》一书，刘程民图）

生活·生活之友

“我的一个朋友”的故事

水湄物语

“我的一个朋友，去年买黄金，收益率27%。”

“我的一个朋友，前年把买房的钱全买了一只股票，翻了十几倍，1间房变成10间房了。”

“我的一个朋友，买了个××理财产品，去年有9%的回报呢。”

“我的一个朋友，把所有积蓄都做了P2P投资，每年的回报率有18%。”

我猜，你也常听人说起“我的一个朋友”的故事吧？这个朋友，投资经历惊天地泣鬼神，可是，你总是听说他赚钱，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亏钱。当然了，投资赔钱的故事再普通不过，谁也不稀罕听，只有赚钱的故事才会广为流传。

让我来出一个题目，请你在以下产品中选择一个你觉得最划算的投资，你的本金为1万元。

产品一：保证未来10年，平均年收益率15%。

产品二：保证未来10年，平均年收益率20%，但是投资的第三年有30%的亏损，仅仅只有1年的亏损，其余9年都赚钱。

产品三：保证未来10年，平均年收益率30%，但是投资的第二年和第五年，出现了30%的亏损，也仅仅只有两年的亏损，其余8年都赚钱。

这道题目我问过不少人，选第二种和第三种的占绝大多数。而事实是，简单地算一下，本金1万元，投资产品一，到第10年的时候，会增值到40456元，投资产品二是36118元，投资产品三是39971元。

是不是有点出乎你的意料？这就是我想说的，要用比关注“赚钱”更多的精力去关注“亏钱”，也就是关注投资风险所在。因为“亏钱”比“赚钱”对你的影响更大，你要花更多的气力、更长的时间来弥补亏损。

再讲一个“我的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个朋友的基金公司牛得不行，合伙人中有两位是获过诺贝尔奖的专家，还有一位退休的财政部副部长。公司20年前就有12亿美元的资产，连续4年的投资回报分别是28.5%、42.8%、40.8%、17%。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很想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朋友的公司，让他帮你投资？

告诉你，我这个朋友的基金公司叫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网上可以搜索到它的故事。这家公司成立于1994年，其厉害程度跟我前面说的一模一样，成立后前4年的收益率惊人。但1998年，也就是公司成立第5年，公司的基金亏损99%，直接清盘。我做投资时，没事总要去看看这个案例，以此提醒自己，永远把亏损和风险放在收益率之前。

曾经有个赌场老手告诉我，最容易沉迷于赌博而最后倾家荡产的人，往往不是一开始就输钱的人，而是一开始赢钱，甚至赢了不少钱的人。因为一开始输钱，你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赌博是不是真的能带来收益。而一开始就赢钱，你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对风险视而不见，还会不断增加投入，把开始的盈利都赔个精光还不罢休。

很多投资者不也是这样吗？盲目追求投资收益，对存在的风险假装看不见，喜欢跟风听消息，而不愿意花一点点时间收集资料、计算收益。他们用在买投资产品上思考的时间，比花在选择衣服、电子产品上的时间更少。前文的那道题，会小学数学的人，只需要5分钟，就能算出哪个产品更划算，但大部分投资者连这5分钟也不愿多花，仅凭直觉来判断，怎么可能不栽跟头呢？

在你下决心要走投资这条道路的时候，就应该对所有“我的一个朋友”的赚钱故事保持最基本的怀疑态度，把对风险的考虑放在收益之前，才可能真正有所斩获。

（涛　声摘自《环球人物》2014年第28期，辛　刚图）

生活·生活之友

你O2O了吗

雷顺莉　石畔兰

线上预订电影票：通过时光网、豆瓣电影、QQ电影票、支付宝钱包等手机应用，预订你想去影院观看的电影场次，付款完成以后，在线下出票，然后进行观影。

团购：团购是O2O最早期的落地模式。在线上找到你心仪的商家，买下有折扣优惠的消费券，最后到线下消费。

打车：使用嘀嘀打车、快的打车、易道用车、Uber等手机应用，定位你所在的位置，表明你要去的方向，到达目的地以后再付费。

挂号：支付宝钱包、挂号网等应用，可以满足你在线上提前预约挂号的需求，看完病以后，付费环节可以网络支付，未来拿药也可以快递到家。

社区服务：通过云家政或者其他同类社区服务APP，线上找保姆、钟点工、月嫂、老人陪护等上门服务人员。

购物：类似于LOHO眼镜这样的商业模式，通过官网展示产品，可以在线上预订你喜欢的类型，根据定位到离你最近的实体店验光，挑选样式，在最后的拿商品环节，你可以选择自取，或者快递。

大众点评：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不熟悉周围有哪些吃喝玩乐的地方，用大众点评手机客户端搜索后便一目了然。

（萌　萌摘自《南都周刊》2014年第39期，Getty Images供图）

生活·乐活

石头、剪刀、布

很多人认为：石头剪刀布是个纯粹靠运气的游戏。事实上，跟下棋或打超级玛丽游戏一样，石头剪刀布是一个靠策略、观察和智慧取胜的游戏。下面是制胜策略的8个简单步骤：

1.石头开局：

男性第一次出手总是喜欢出石头，所以，你如果跟一个男的玩这个游戏，第一次可以试着出布。

2.剪刀伺候：

承上，有经验的选手第一次会出布。你如果遇到这种选手，可以出剪刀。

3.人云亦云：

没有经验的人经常下意识地模仿你上一次出的手势。这样，你可以出对应的手势来赢他。

4.两个石头：

如果对方连续出了两次石头，你可以推断你的对手下一次会出剪刀或布。人们不喜欢被预测，因此，一般不会连续3次都出同样的手势。

5.观察手指：

你的对手准备出手势的时候，仔细观察他的手指。他的手指准备移动或捏紧，暗示着他的意图：

所有的手指都会握紧

所有的手指都会放松

只有两个手指会放松

6.直接出布：

如果无法预测，请直接出布。按照概率统计的结果，人们出石头的可能性最高。

出布的可能性：29.6%

出石头的可能性：35.4%

出剪刀的可能性：35%

7.赛前观察：

观察你的对手和别人是怎么玩的。他们出拳是否有偏好，他们的一系列出拳是否有固定模式？据此制定策略。

8.剪刀手：

如果你一直都在输，索性出剪刀手吧。它是超级耍赖，但仍可能赢！

生活·乐活

房东太太的人生哲学

日本百合

在日本的时候，我们住着房东长子的房子，与房东老人同住一个院子。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替我看过孩子，老太太下地干活，我也常常带孩子们去帮忙。每天和老人家打交道，在朝夕相处间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在愉快相处中，我很幸运地从老人身上学到了很重要的人生道理。

永远把碗装满再还

房东老先生前两年身体垮了，现在住在养老院，家里只剩下老太太一个人。想到老人一个人不方便，我做了好吃的东西，都要送一碗给老太太。老太太总是乐呵呵地收下，过两天后上门还碗道谢，那只碗从来都是满的。有时装的是自己收获的蓝莓，有时是给孩子们的巧克力，有时是两块点心，总之她从来不还空碗。老太太从未讲过她的人生哲学，但是用行动告诉我：接受了别人的好处，光用嘴道谢还不够，一定要用实物来还，哪怕是不贵重的小东西。

今天的事决不拖到明天

自从我认识房东老太太，就觉得她很忙。每天有多少人来找她，就有多少事情要做，所以每当家里有东西坏了需要修理的时候，我都很为难。但是只要我鼓起勇气开口一讲，老太太马上放下手里的事情，当即联系人给我修理。无论多麻烦，无论花多少钱，老太太从不拖延。也许她知道，心疼目前的这点小钱，或者把问题暂且放一放，只会使事情朝更坏的方向发展。让人不愉快的事情都要立刻解决，越拖延越难办。

活到老学到老

日本神道里要用一种山茶科的、绿油油的树叶做装饰。老两口当年种了很多这种树，这种树叶卖得比花还好。虽然现在早就不做这类生意了，但由于以前积累下了良好信誉，一些神社还是喜欢要他家的。老太太接了神社的电话就去山上砍树枝，然后用小卡车运回来在自家车库里修剪。老太太一连几个小时做这个活儿，觉得很浪费时间。于是，她买来了朗读日本古典文学的CD，一边剪枝修叶一边听。当轻柔的女声第一次回荡在车库里的时候，我们全家都震惊了。初中毕业的老太太干了一辈子农活，当了大半辈子大地主，有着万贯家产，近80岁了仍然在车库里一边干农活一边听古典文学朗诵。继续学东西不会使她更富裕，但是会使她精神更充实。

（继续前进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14年第9期）

生活·乐活

语言天才售货员

蔻蔻梁

在伦敦时，我常到梅费尔的皇家保证店百货柜台，这是个老牌的英国贵妇百货公司，位于摄政街。

记得我第二次到碎布区时，“您好。”身后响起一个男声，之后是一堆日语。我转身看到一个小个子亚洲男人。他看到我稍微愣了一下，立刻表示抱歉，然后又是一通韩语。

我笑了，赶紧用英文对他说：“我也不是韩国人。”

他又用英语向我表示道歉：“让我给您展示点儿东西。这边请，好吗？”他身上有一种“有距离的热情”，以及“有尊严的恭敬”。我跟着他走了过去。

他弯腰拿起一张碎花拼布小被子说：“瞧它多美。”他简直像注视情人一样注视着它、抚摸着它，然后不发一言。与其说我被那小被子打动了，不如说我被他打动了。

“您是中国人吗？”我问他。

“如果您认为我是中国人，那您认为我是上海的、西安的、河南的，还是广东的？”他有点促狭地看着我。就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他使用了他所提到的所有省份的方言，竟然每一种都很标准。

“好吧，其实你是法国人，对不对？”我开了个小玩笑来平复自己显得过于惊讶的表情。

“下一刻，你会不会怀疑我是西班牙人？”他马上用法语这样问我。

“你不会告诉我你还会说俄语吧？”我的声音忍不住提高了一个八度。

他嘴里马上吐出一堆听不懂的话，应该是俄语。

我对花布的兴趣彻底转移到他身上。他告诉我，这家商店是全球有名的贵妇百货，来的自然是世界各地的有钱人。“要服务他们，就要学会他们的语言啊。”他解释说。

“你能说多少种语言？”我问他，并且准备好了他会甩出高达两位数的答案。

“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吧。”他耸耸肩，很无所谓的样子。

“怎么可能？你怎么学的？”我看着他脸上的皱纹，即使他天生老相，也超过40岁了吧。

“客人在旁边说话，我就在旁边听，听多了就会了。”他说出答案。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点别的，我是说，跟你的语言天分相关的事呢？”

“我现在就在做啊。”他冲我眨眨眼。

我那有关高低贵贱的恶俗思想如同白蚁蛀过的木屑，在他清澈的目光下四下纷飞。

（余　娟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梦想照耀未来》一书）

文明·在海外

芝加哥的警与匪

严歌苓

1990年秋天，我刚刚到达芝加哥的第二周。我的学校在市中心，白天东南西北都是繁华景象，一到夜幕垂降，便只剩乞丐、酒鬼和警察了。偶尔见到一些行色匆匆的人，便是我们这类上晚间课的学生。这天我走出地铁站，发现白天的东南西北此刻都不算数了，完全陷入了迷失。这时我看见马路对面走来一位女士，下半截脸缩在竖起的大衣领子里，步子干脆迅捷。我马上朝这位女职员模样的年轻女子迎上几步，用英文胆怯地说：“Excuse me！”她倒退半步，大声道：“Leave me alone！”（“别打扰我”或“请走开”）我看着已成为背影的她，被她无来由的紧张弄得很委屈。我说：“对不起，我只想……”她头也不回地说：“我也需要钱！我也还没吃晚饭呢！”原来她把我当作向她讨钱的人了。我身着洁白的羽绒服、浅蓝色牛仔裤，黑发披肩，虽然算不上时髦，怎么也不会像个乞丐吧？我还想追着她为自己平反，但想到就要开始的课，就作罢了。早听人说过芝加哥人的坏话，说他们暴躁无礼，这次算有了验证。

原路又折回地铁站，见一个晦暗的人影斜在墙角，我以更像倒霉蛋的理亏声音把我的问题向他提出。他说：“你已经在你的学校门口了，拐过这个街角就是。”我看见他两个银白的眼珠在一片暗淡中忽闪，心想好心人怎么都去做了乞丐。

我顺着乞丐指的方向往前走了几步，突然感觉有人跟上来了。回头，正是那影子般的乞丐。他对我说：“我能给你买个汉堡包吗？”我非常惊异，说：“什么？”他重复了他的话，也重复了那番快活语调。我告诉他我并不饿，谢谢他。他却锲而不舍，追着我越来越快的脚步，语速也越来越快。我不知道前面那位的不好客和这位的好客是否都正常。快到拐角处，两个警察出现了，马上注意到我们这场荒谬的邀请和谢绝。警察们真是高大呀，行走起来如两座移动的炮楼。

警察甲问我：“他想干什么？”

我（一脸要哭出来的笑）说：“他一定要请我吃一个汉堡。”

警察们面无表情地拦下了他。我往前走了一截，听见后面一声金属碰击：“咔嗒”。回头，那个乞丐已被铐上了。他还想解释什么，警察请他闭嘴。警察的声音不大，也不凶，是那种被此类人和事烦透了的懒洋洋的语调。乞丐在两个庞然大物般的执法者手里显得毫无重量，像一堆碎布扎的。我想这不太公道，便忙折回来为他说情。我说：“他并没有怎样我，只是想给我买一个汉堡啊！”

警察乙说：“他打扰了你。”

我开始为他抱屈了，提高嗓音说：“假如我不是急着赶去上课，说不定我会吃他一个汉堡呢！”

警察甲说：“那你就赶你的课去吧。”

他们开始搜他全身，似乎并没搜出能买一个汉堡的钱。现在我看清乞丐的面貌了：一个很瘦的人，眼睛大得不近情理，里面竟有种近乎快活的目光。

我想我怎么也不能让他就这么给铐走了，便进一步证明他的好意。警察甲却说：“你闭嘴。我们可以决定他是否打扰了你。”我仍想强辩，但在他们那副杀人不眨眼的气概下立刻灰溜溜地走了。不久听到身后传来乞丐的声音：“芝加哥欢迎你！”“保重啦！”“回见！”“噢！别弄疼我呀！”

这位乞丐居然看出我是芝加哥的客人，因此，他那番未兑现的款待还是合逻辑的。比起那位叫我别打扰她的女职员，乞丐显得动人多了。我同时也理解了女职员歇斯底里的反应，在这个时分的芝加哥，任何打扰都带点恐怖色彩。

一天傍晚，我结束了下午的课乘地铁回住处。我租的公寓离地铁站仅有10分钟路程，并且在傍晚时分并不冷清。我离公寓10多米的时候，发现有人跟上了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温和地冲我一笑。他个子不高，偏瘦，气质中带一点文弱。我立刻打消了戒备，拿出钥匙打开公寓楼的大门。大门十分沉重，在我猛力拉它时，感觉自己的胳膊肘戳在了一个人身上。原来那个男孩也要进这座公寓。我想我大概碰痛了他，就说：“对不起。”他微笑着说：“没事。”非常礼貌的男孩。

就这样，我们一同进了公寓，并一同步上昏暗的楼梯。我刚搬到此地不满一个月，没有闲暇了解左邻右舍。我在上到二楼时问他：“你也住在这里？”

他含糊地“唔”了一声。

然而他并没在二楼停住，径直跟着我往三楼去。三楼的人我大致熟识，便问：“你是跟那个画家学画的？”未等我得到答复，我的脖子已被一条胳膊从侧后方扼住。我这才明白自己放进来的并不是个温雅男孩，而是个温雅盗匪。我十分冷静，拿出谈判态度说：“你是想要钱吧？”

他说：“是。”他将一件利器顶在我腰上。大概是刀。

我从书包里抽出一个信封，里面有5张20美元的钞票。我把信封递给他，说：“全在这儿了。回头你慢慢数。”

他接过信封，那件利器又抵得深一些，说悄悄话似的对我说：“不许嚷，等我下楼以后再嚷。”

我说：“好的。”

他轻盈敏捷，一步三格地下楼去了。我当然不会等他逃远，马上大喊：“救命！”此楼充盈着温暖灯光的家家户户全无反应。正是晚餐时分，每个家庭都围坐在餐桌边息声敛气地听着我凄厉的呼救声，同时用眼神相互制止援助行为。这情景是我事后想象的，它是我对芝加哥的一系列失望中较重大的一次失望。

年轻的抢劫者逃亡之后，一位邻居带着一丝羞惭对我说：“应该报警。”警察们在5分钟后到达，又是两个大汉，又是那副见多识广的慵懒模样，他们问了3遍前因后果，一个问，一个躬身在写字台上做记录。正常尺寸的写字台在他身材的对比下，顿时发生了比例差错。我一面述说经过，一面看那个伏在案上活受罪的巨人，他那厚实庞大的臀部如磐石一般，带有粉碎性的摧毁力，紧紧绷住它的裤子随时都有绽线的危险。

警察们认为错误主要出在我这里：不该根据相貌、气质、衣着的体面程度来判断人的好与歹，因此他们对我缺乏同情是为我好。我想他们是有道理的，我对芝加哥的险恶远远没有觉悟。

第二天我来到邻近的警察站，从一本相册里辨认那个少年抢劫者。每一页都贴满了人的正面、侧面照片，密密麻麻的五官弄得我头晕眼花。我合上相册，对他们摇摇头。他们又拿来另一大册。几册看下来我要虚脱了。这个五官的海洋把我对那少年抢劫者最后的一点记忆淹没了。

从那以后，我不时接到警方的电话，说新近逮捕了一批少年犯，问我可否配合他们，辨认出那个抢过我的少年。我正为各门功课忙得不可开交，支支吾吾地推托了。我渐渐感到那100美元给我带来的是一连串不得清静的日子。抢劫者不知去向，警察们就只能逮住我。我第三次来到警察站，站在一扇玻璃窗后面看审讯，据说玻璃的那一面是看不见我的。这种所谓的“配合”使我忙碌的生活又添了许多忙碌。每次“配合”结束，我尽量让自己想开：我至少拿警察们练了英语。

进入严冬，晚间课结束后已近深夜，脚步踩在厚雪上都有了异样的声响。一天夜里，四周静得诡异，我总觉得静谧中似乎有不止我一个人的脚步声。我却不敢回头去证实是否有个心存歹意的人在和我暗中为伴。我开始奔跑，越是跑越感到另一双脚的足音存在。这时一辆汽车从天而降一般停在我面前。两个巨人警察刹那间出现在我左右两侧。他们中的一个问：“你跑什么？！”

我这时发现那个跟踪者纯属我的臆想。警察们把一个无缘无故狂奔的人看成某种嫌疑者是很自然的。我大喘着说：“没、没跑什么。”

另一位说：“上车。”

我想：完了。他们冷漠地嚼着口香糖，为我拉开车门。我刚才一定跑得像个亡命徒在逃避捉拿。我知道跟警察犟嘴是自讨苦吃，只能招来更糟的待遇。我在车上乖乖坐着，眼泪死噙在眼里。眼泪在他们看来不是眼泪，是伎俩。开车的警察突然问我：“你住哪里？”口气很硬。

我战战兢兢地说出地址。不一会儿，车停了。我一看，竟是我的公寓门前！“押”我的那个警察先下了车，替我拉开警车门。他一尊金刚似的站在那里，直到我走进公寓大门。他那不动容的面孔使我连句感激的话都难以启齿。

我离开芝加哥后，常对人讲芝加哥给我的感受。我突然发现在自己描述芝加哥时含有类似怀恋的情绪。尤其当电影《亡命天涯》在美国轰动后，我这个仇恨动作片的人也被Tommy Lee Jones扮演的警长震住了。他有着类似芝加哥警察的魅力。这魅力来自勇敢、冷酷、执法如山，还有那种为执法而杀人不眨眼的气概。还有，就是知道自己很不讨人喜欢而表现出的无奈的自嘲。

原来，我对芝加哥的感情，包含着我对于芝加哥警察的感情。

（十三页摘自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波西米亚楼》一书，邝　飚图）

文明·文明

好人的职业

晓光

突然想当医生了

我的一个亲戚10多年前移民去了加拿大，那时孩子才上小学，现在都读大学了。

华人比较勤劳又聪明，到了加拿大经过几年辛苦打拼，不知不觉间都混出来了。亲戚在多伦多的高档社区买了大房子，该地的中学不错。孩子在这所中学是优秀者，学习成绩拔尖，尤其对化学特灵光，而且真正是全面发展，钢琴、合唱近乎专业，又打得一手好棒球、网球，身体倍儿棒，又高又壮。

依着孩子的想法，大学就要上艺术院校，专攻钢琴。亲戚作为一个华人觉得这不太靠谱，就循循善诱：“你看你对科学也挺有兴趣的，将来当个教授或科学家比较稳当，钢琴可以当个人爱好嘛。”华人的孩子听话，就读了自己喜欢的化学专业，上的大学也是加拿大最好的大学之一。上了大学后，孩子依然是挡不住的优秀，上了半年，竟然开始和教授合作研究一种飞机用的纳米新材料，并小有成就，还被哈佛一位教授邀请去继续从事这项研究。爸爸高兴得不得了，说：“孩子，爸爸当年没能上哈佛（爸爸是中国的博士），你现在上了哈佛，爸爸也甘心了。”

不料，孩子在哈佛读了几个月，突然又想当医生了。也许是看重医生收入高吧。要在美国或加拿大当医生是非常难的，先要通过初试，这是一个全面的考试，天文地理数理化，甚至文史哲法律经济都要考，应该是看你个人的全面素质吧。然后是面试，然后才能去读医学院，然后还要住院实习，然后……

亲戚对孩子的这个选择很高兴，觉得这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积极为他搜集各方面的考试资料。孩子很聪明，各门学科很快就掌握得不错了。

初试还算好办，毕竟都是知识，辛苦点准备，以孩子的聪明和勤奋应该能拿下。亲戚觉得无法准备的是面试，总是不知道面试要考什么，怎么准备。于是，她给一个亲戚打电话咨询。说起她的这个亲戚，那可真不简单。《北京遇上西雅图》大家都看过吧，我总是怀疑该片参考了此人的故事，因为经历太像了。他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完硕士，后来去国外留学，然后去美国，在医院等了不少年，才当上正式的医生，后来成为美国胸外科学会的会员。其中的艰辛，这里就不表了。我看有媒体报道他，说他的手比绣花女和艺术家还灵巧，给心脏做手术那是到了艺术的境界。怎么样，和电影主人公的求学工作经历很像吧，只是他有没有过那样的爱情故事，我就不知道了。

他在电话里跟我的亲戚说，面试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其实面试官就是看你适不适合当医生。亲戚更糊涂了，那怎么叫适不适合当医生？这也太虚无缥缈了。他又笑着说，是，这也没法明确说出个一二三来，但面试官都很有经验，一看就知道你适不适合从事医生职业。总之，亲戚最后还是一头雾水，理解不了这件事。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医生

她后来在电话里跟我讲了这件事，我对此也思考良久。是啊，医生这种职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不是医生，也没和很多医生交往过，下面的一些想法纯属推测。从大众对医生的期望推测，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医生呢？我想是这样，他医术精湛、为人很好，这样我相信他能治好我的病，同时又不是在恐怖的环境下被治疗，而是在友善的环境下，心情放松地接受治疗。

所以，总结一下，其实很简单，医生应该是个好人。这个好人，不是指除了脾气好外一无所长、见面只会点头的老好人，而是既有一身本事，又与人友善相处的好人。《走遍美国》的主人公应该是个典型的医生形象：相貌堂堂，温文尔雅，对待小朋友慈爱如父，但遇到急救时利利索索，麻利儿就救好了人。

您可能会问，那什么职业不都是需要这样的“好人”吗？还真不是。有一年，我去听一场报告，一位在香港多年的记者讲的。讲完，一人提问：“香港人如何看待特首？”记者答：“有些香港人认为他是个好人，但不是一个好官。”你看，政治家你不能既要求他能治事理政，又温良恭俭让，他需要的是魄力，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其他，像企业家、艺术家、球星等，我们都不能要求他必须是个好人，这些职业都是要彰显个性、挥斥方遒的。你怎么能要求一个艺术家，穿着打扮不长发飘飘、胡须飘飘、衣衫飘飘？

那哪些职业和医生一样，需要是一个好人呢？我想教师、工程师等国外的中产阶级职业可能如此。他们构筑了社会的中坚力量，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构成了社会的底色。

再回头想想我亲戚的孩子面试时能否被看上，被认为适合当医生呢？我有点担心，其实他挺好，是个好孩子，知识丰富，人也乖巧。我唯一担心的是，面试官看出他想当医生是奔着挣钱多。也是在一次会上，我听一位研究者说，在美国，大部分医生从事这个职业不主要因为挣钱多，而是确实想救死扶伤。而她在中国做的调查，很多医生直言，他们是因为收入高而选择这行。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美国医生可能虚伪地填了调查问卷，但起码他们知道，为了钱而做这行是不对的。也可能美国医生一般家境较好（美国有个说法，律师的儿子是律师，医生的儿子是医生，因为只有他们能付得起法学院、医学院高昂的学费），他们已不把收入高作为主要目标，收入只是一个附属产品。但不管怎么说，在这行，你不能表现出对钱的过分热衷。而亲戚的孩子，可能会被面试官看出些许迹象，他们见过多少人，谁有什么小心思，他们一眼即可看出。

当好人不被尊敬

我的好友郑承军教授，金融危机后去欧洲考察，回来写了一篇文章《欧债危机是经济危机，更是精神危机》，说：“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慢慢丧失最初的奋斗动力，转而追求生活的安逸和闲适。当然，适度追求生活质量无可厚非，但过度或片面地贪图享受和快乐，会给社会带来慵懒、不思进取的气氛。不可否认，当下欧洲就弥漫着一股懒散、享乐、缓慢、停滞之气，许多商店在中午或节假日闭门休息，问其原因，因为要午休或休闲，完全是以经商者个人为中心的。”

既不努力工作，又要过好日子，那怎么办？郑教授引用德国学者的话说，如今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赌场资本主义。我也看过相关的文章，说他们发明了很多的所谓金融创新工具，卖给发展中国家，也卖给自己人。其实就是赌博，他们自己算出自己获胜的概率高，你的概率低，于是你就把钱输给他了。

这个方式一开始看起来确实挺好，挺挣钱，于是大家纷纷涌入诸如金融工程等专业，毕业后进入投行，而医生、教师、工程师这些本分的工作者，却往往被认为是没本事的人。社会的价值观变了，好人不再被好评。当我看到西方人自己写的这篇文章时，和郑教授的观察体会一印证，我想西方的文明真的没落了，他们确实出现了精神危机。

而我们，千万要引以为戒，一个正常良好的社会，应该是好人的职业受到尊重的社会。

（惜　茹摘自《大学生》2014年第20期，黎　青图）

文明·知识

“中国胃”的进化史

秦筱

也许只有中国人把“吃”当成头等大事。当代有人将中国文化归为吃的文化，将西方文化归为情爱文化，殊不知早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孔子就得出了这样的论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彼时，中国的美食史才刚刚开启，无论食材、烹饪手法还是口味都十分单调。那么，接下来的2500多年里，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口腹之欲是怎样与各种偶然、必然的历史因素叠加在一起，才演化成今日“屹立于世界美食之林”的中国菜谱系的？

主食：征服稻米和小麦

中国的先民在距今9000年到8000年的这一段时间里，成功地种出了粟（小米）、黍（黄米）、稻（水稻）等谷物，至于另一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主食——小麦，则晚了三四千年才出现。

不管怎么说，谷物让人们告别了不稳定的狩猎生活，首次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但问题是，当时他们掌握的唯一烹饪方法“烧烤”，并不适合这些硬邦邦的小颗粒。于是，“吃货”第一次显示了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力量：他们发明了陶器。将谷粒放在陶釜中，加水煮熟，就成了最早的米饭。

这么吃了两三千年，又出现了可以隔水加热食物的炊具——甑，这意味着“蒸”作为一种烹饪手段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可以吃到干饭了。后代的人们还将不同的谷物放在一起蒸煮，名曰“香饭”。《礼记·内则》中甚至记载了将煎肉酱浇在稻米饭上，再淋上熟油制成的“淳熬”，真想拿它来与台湾卤肉饭一较高下啊。

不过，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稻米饭都属于“奢侈品”，因为它的产量太低了。到了南朝末年，水稻的种植面积才开始不断扩大；又过了几百年，隋唐统一时，稻米才终于取代粟和黍，成了南方人首选的主食。

而此时，北方人的餐桌已经被小麦占领。这种历史相对较短的作物，几乎穷尽了中国人对主食的一切想象力。最初，它与其他谷物一样被蒸煮成了“麦饭”，直到战国时期被一个“脑洞大开”的家伙放在石磨上磨成了粉。

自那以后，面粉在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手中变出了万般花样。到北宋时期，京都汴梁（今开封）已经出现了你所能想象到的所有面食。当时，“凡以面为食者，皆谓之饼”，火烤的为“烧饼”，主要品种有烙饼、油饼、肉饼；水煮的是“汤饼”，包括馄饨、饺子、面片；笼蒸的则称“蒸饼”，馒头、包子都算；此外还有油炸的环饼（今馓子）等——真的吃货，根本不惧食材单一。

至于面条，历史就更悠久了。学界曾一度认为它是东汉时期由中亚传入中国的外来物，但2002年，青海喇家遗址出土的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老祖”推翻了这个结论，将面条在中国的出现时间往前推了约2000年。

肉：逆袭的猪肉

尽管先秦文献中关于“羹”（肉汤）的记载名目繁多，羊羹、豕羹、犬羹、兔羹、鳖羹、鱼羹等等，让人大流口水，但它们绝大部多数只出现在皇室贵族的餐桌上，大部分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为此，孟子还写了一篇“家禽家畜养殖指南”，提出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社会理想：让每个人在70岁的时候都能吃上肉。当时，统治者也不是天天能吃到肉。只有在祭祀时，周王室才能杀牛宰羊，平时“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

这种“粮多肉少”的局面，直接奠定了中国人主副食相结合的饮食结构：供应相对充足的主食负责充饥，奢侈的副食——北方的禽畜肉、南方的水产品乃至品种有限的蔬菜——则作为辅助食品下下饭、解解馋。

汉族人对猪肉的热爱倒是比很多人想象中要晚得多。直到物产大大丰饶的唐代，人们的肉食还是以羊肉、鸡肉为主。

如此局面，都怪中医。梁代名医陶弘景和唐代名医孙思邈都认为猪肉“味苦，虚人”，久食容易生病。但这也间接导致了猪肉成为一种平民食品，因其“价贱如泥土”——这话出自苏轼的《猪肉颂》，接下来两句是“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蔬菜：自立门户在宋朝

话说回来，苏轼绝对算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古代第一吃货”。有人做过统计，仅在他诗歌中出现过的食材种类就多达98种，粮食、鸡鸭鱼肉、野味、水果蔬菜，不一而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人的口福。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料理”从中古到近世的转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宋朝航运发达，南北往来便利，南方的水稻、水产品和水果被大量运输到北方，北方的面食也逐渐进入南方，首次实现了食物上的“大一统”。但最重大的转变还是素菜的兴起。

有人认为，宋代佛教的盛行为素食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在吃货眼中，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好吃！

“炒”这种自春秋时期就出现的烹饪方法，在漫长的岁月里被无情忽视之后，终于在北宋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大火猛油，让食物中所含的芳香物质释放出来，立时香气四溢，且色、味、形俱佳，于是，“炒菜”很快淘汰了汤锅中煮得一团糨糊的菜泥。

从对烹饪技艺的研究上，足以看出宋人对“吃”的热情：在炒的基础上，他们还演化出了煎、焙、爆等制作方法，这些方法在日后成为中国菜肴最重要的制作方式；主食也花样翻新，将经过发酵的面粉蒸成蓬松柔软的包子，替代了硬邦邦的烤饼；也是在宋朝，人们开始注重菜肴的造型设计，做出了惟妙惟肖的“食雕”和别出心裁的花色拼盘……可以说，今日之“中国菜”的雏形，直至此时才定下基调。

调味：孔子云，吃肉一定要蘸酱

宋朝人也不是没有遗憾，比如他们就没有尝过玉米、甘薯、南瓜、花生、土豆、西红柿的滋味。这些食材其实是舶来品，明清时期才登陆中国。不过，若要挑出一个“最遗憾”的事，一定没有异议，那就是——他们没吃过麻辣火锅，因为当时整个中国都没有辣椒这玩意儿。

尽管巴蜀地区的菜肴自古以来就被评价为“尚滋味，好辛香”，但那“辛香”指的是花椒、茱萸、姜、芥等刺激性食物，与如今所说的“辣”有本质区别。直到明代中晚期，辣椒才从沿海地区传入中原，而四川以辣椒为调味品更是清代乾隆以后的事了。但这并不妨碍“辣”很快取代“辛”，将传统的五味“甘酸苦辛咸”变成了“酸甜苦辣咸”。

中国人最早注意到的滋味是咸和酸。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就专门设置了“煮盐官”。最初的酸味则来自天然食材——梅。《尚书·说命》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意即用盐的咸味和梅的酸味所调制的羹汤。

最初的甜蜜滋味也来自天然，中国人自古就懂得用甘蔗的甜味来料理食物。不过，用甘蔗汁制糖之法却到了唐代才由西域传入。

先贤们也不满足于简单的天然调和之味，以孔圣人为例，尽管周游列国的时候常常饥一顿饱一顿，对美食却丝毫不肯放低要求，坚持“吃肉一定要蘸酱”。

人们最初把肉糜加上盐制成“肉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用粮食发酵而成的酱油、醋和被统称为“豉”的现代意义上的酱，其制作工艺已经相当完善。这几乎是中国美食史上的第一次跨越：“酱”绝对是东方独享的调味料，而粮食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游离氨基酸所呈现的“鲜”味，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味觉符号，尽管“鲜”这个说法到明清以后才有。

在李渔、袁枚的著作中，“鲜”成了评价美食的主要标准，到了现代，众多美食家也将“鲜”作为中国烹饪的主要特征之一——西方人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翻译这种滋味，也无法用味觉来体会它的美妙。

口味：吃货不必为难吃货

尽管食材上已经实现了“大一统”，但在“五味”的偏好上，因为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差异，各地却始终保持着参差多态。四川人嗜辣，因其地处盆地、潮湿多雾，少见太阳，故经常吃辣可以驱寒祛湿、养脾健胃。山西人爱吃醋，原因之一则是当地水土较硬，易在体内形成结石，而醋可以起到软化作用。

同样的道理还可以解释“南甜北咸”。北方气候寒冷，尤其是冬天难见新鲜蔬菜，便提前用盐把菜腌制起来慢慢享用，久而久之养成了吃咸的习惯。至于南方，阳光与水都十分充沛，盛产甘蔗，被糖分“包围”，自然就养成了嗜甜的口味。慢着，明明昼夜温差大的北方气候更适合植物的糖分积累啊！

是的，的确如此。事实是这样的：在宋朝之前，南方人和北方人在口味偏好上还与现代截然相反，“大抵南人嗜咸，北人嗜甘”。原因倒是跟上面的解释相同：北方气候适合糖分积累，而南方天气炎热易出汗，需要补充盐分，加之东南沿海享有鱼盐之利，食物常常做成咸鱼、腊肉来保存。现代的口味调换，有人认为，是后来的大规模移民所致。

事实上，中国八大菜系的形成和众多民间美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人口和不同饮食文化的往来交流。

所以，别再为粽子、豆腐脑的甜咸争得不可开交了，首先，须知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口腹之欲尤其如此；其次，同样长着一个“中国胃”，吃货又何必为难吃货呢？

（小　奔摘自《壹读》2014年第17期，黎　青图）

文明·知识

无药可救

馒头老妖

最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接连发了好几封警告信，分别告诫几家在互联网上销售万应灵药的企业，目前FDA尚未批准任何涉及治疗、预防埃博拉的药物，倘若虚假宣传会吃到罚单。同时，FDA也再次向公众声明，请勿盲目相信任何未经批准的药物，防治埃博拉病毒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可用。

这个声明固然是一种预警，但是反过来也承认了一个无奈的现实：对于埃博拉这种可怕的疾病，人类目前依然没有药物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治疗。

无药可用

实际上，埃博拉（Ebola）病毒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1976年就在非洲的扎伊尔有过一次可怕的流行：最开始只有一人发病，几天后此人突然神秘地死去；随即，疾病小规模地蔓延开来，318人染病，280人死亡，死亡率近九成，病程又是如此迅猛，着实令人咋舌。

诡异的是，尽管这种疾病早已肆虐非洲大陆数十年，我们对它却依然束手无策。

利比里亚，搬尸体小队将进入诊所

当然，人类的科学总有彼岸性，不能期待医药研究人员充当上帝的角色。有很多疾病至今依然是我们人类无法战胜的，比如让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AIDS）、各种恶性肿瘤、渐冻症甚至很常见的糖尿病，目前都无法根治。

但是，埃博拉的情况远比这些疾病糟糕。

对于艾滋病、各种肿瘤，世界各国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进行研究，无论是政府层面的拨款还是私人企业的研发投资，投入的金额都是数以十亿计的。巨大的投资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尽管人类目前还没有征服这些疾病，但已经有了许多药物可供医生选择，可以延缓病程、延长患者生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对于埃博拉呢？很遗憾，答案就是“没有”。没有预防药物，没有疫苗，没有针对埃博拉的抗病毒药物，没有阻断症状的药物，什么都没有。

目前，一线的医护人员对于埃博拉患者的治疗只能算是隔靴搔痒，同时尽量隔离已知的患者和疑似感染者。至于能不能活下来，基本上就得看患者自己的免疫力和运气了。

还有多远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什么让特效药物始终难产呢？

一个有些偏颇的段子，或许道出了部分真相：“在埃博拉和特效药之间，还差5个白人的死亡。”

也就是说，埃博拉目前还只是在非洲一些落后地区流行，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欧美各国，基本上不构成威胁。哪怕是出现零星病例，欧美完善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也足以将其迅速扑灭在萌芽状态。

而开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药，成本可能是普通人想不到的高昂：至少十几亿人民币。从设计到合成“有苗头”的化合物，再进行体外筛选（用细胞、病毒、细菌等实验室手段初步判断其活性大小，相当于歌唱比赛的海选阶段），再将其中的佼佼者放到动物身上进行筛选（这些实验动物的饲养管理需要极其严格的条件，甚至要求完全无菌的环境，所以成本极高），其中表现最优秀者经过复杂的评估与审批，才能用在健康志愿者身上测试其安全性，确认没问题之后再试用于少量患者检测其药效——过五关斩六将之后才能上市，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都绝非一般小企业能够负担。

同时，整个开发过程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只要有一项指标不合格，这种新药就不可能问世，之前巨大的开发投入顿时全部付诸东流。实际上，在“有苗头”的化合物中，平均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幸运儿能够最终上市。

当然，如果成功上市，新药也能为开发商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当年“伟哥”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过这有个前提：这种药物的市场足够大，患者或医保机构也愿意为其掏钱。像埃博拉这种疾病，虽然市场很大，但那是在非洲的贫困地区，当地人显然没几个能够付得起昂贵的药费，其国家也未必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药。

因此，世界各大医药巨头，对于埃博拉治疗药物都保持了一致的沉默：既然花钱也未必能做得出来，做出来了还未必能收回成本，那我做它干吗？

生命在埃博拉病毒面前显得十分脆弱

谁也没有权力谴责他们，毕竟，在商言商，药厂职工也是要吃饭的。倘若美国出现了小规模的埃博拉疫情，有医保基金撑腰，没准特效药还真的就能搞出来呢。

在战乱不断、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普遍缺乏一个能够承担重任、调集资源对抗埃博拉的政府。仅靠国际援助和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实际上是无力对抗这场疫情的。

对于这场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的预测很不乐观。尽管各国都承诺了会施以援手，但情况很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直到死亡速度超过病毒扩散速度而自然停止下来。

这场埃博拉疫情留给我们的启示，恐怕不止对抗疾病这么简单。

（非洲茉莉摘自《新民周刊》2014年第40期，Getty Images、IC供图）

文明·历史一页

影响美国国籍政策的华裔大案

鲁青

“花20万可以生一个价值980万的美国宝宝。”这是如今赴美生子中介的一句宣传口号。一个美国宝宝可以享受美国的社会福利，更有优势进入美国的优质高校。当孩子长到21岁时，就可以为父母办理美国绿卡，从而全家都成为美国人，实现一些人的美国梦！

这是因为美国的落地国籍原则。也就是说，不管孩子的父母是哪国人，只要孩子出生时在美国的领土上，他就是美国公民，即使孩子的父母是非法移民也不例外。

其实美国这个落地国籍原则的产生，与一位美籍华人的遭遇有很大的关系。

我一出生就应该是美国人

提到美国的落地国籍原则，就无法忽略美籍华人黄金德。正是这个华裔以及针对他的一起移民案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国籍政策。

1871年，黄金德出生于旧金山，长大后成为一名厨师，其父母都在美国经商，但都不具有美国国籍。1894年，黄金德回中国探亲。1895年，他返回美国时，旧金山港口的移民局人员拒绝他入境，并且拘留了他。

移民局人员根据的是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该法案对来自中国的移民进行限制：已经进入美国的华人可以继续生活，但他们没有资格加入美国国籍，并且当他们离开美国之后再回来时，需重新申请并获得批准。

移民局官员认为，黄金德的父母都是中国人，因而黄金德也是中国人，根据《排华法案》，他没有申请入境并获得批准，是不允许进入美国的。而黄金德认为，他在美国出生，就应该是美国人。黄金德的依据是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十四条修正案关于公民权有如下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

黄金德在中华公所法律代表的帮助下，把美国联邦政府告上法庭，并向联邦地区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在地区法官的主持下，控辩双方进行了法庭辩论。根据公民权条款，对于黄金德在美国出生这一点，双方是没有异议的。辩论的焦点是对“受其管辖”的理解。

黄金德的辩护律师认为，“受其管辖”是受美国的法律管辖，黄金德出生后一直受美国法律的管辖，从来没有违反美国法律，所以黄金德应该是美国公民，这实际上肯定了落地国籍原则，也就是说，只要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公民。

联邦政府则认为，“受其管辖”是受美国的政治管辖，而孩子的政治身份主要来自其父母，这实际上肯定了血统国籍原则，也就是说，父母是美国人，孩子才可能是美国人。黄金德的父母虽然在美国居住生活并做生意，但他们是清政府的子民，不是美国人，因而黄金德也应该是清政府的子民，而不是美国人。

美国联邦政府认识到，此案件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涉及华裔后代的国籍问题，而且涉及亚洲以及其他洲族裔后代的国籍问题，弄不好可能导致《排华法案》失败。联邦政府在地方法院败诉后，为了避免政治影响，直接越过联邦上诉法院，而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189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2的优势，判决黄金德胜诉，肯定黄金德一出生就具有美国公民身份，不受《排华法案》的限制。

血统不是美国的菜

黄金德案确立了美国的落地国籍原则，不仅使在美国生活的少数族裔后代受益，而且也使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后代受益，却也为到美国旅游生子然后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打开了方便之门。可以说，落地国籍原则为美国带来了无穷的困扰，那它为什么还要坚持这项原则呢？

美国坚持落地国籍原则有它的历史原因。美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实行的是落地国籍原则，所以美国也实行落地国籍原则。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英国曾经的殖民地都实行落地国籍原则，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等地。

从法律上看，英国实行判例法，美国承袭了判例法的精神。根据判例法，认定英国国籍的基本原则就是属地主义原则：在英国出生的孩童，包括友好的外国人，都将被视为天生的英国公民，只有外交官或是敌对势力的后代不适用于这一原则。而美国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体现了英国法律的精神。

美国坚持落地国籍原则也有现实利益的因素。美国的落地国籍原则的宪法保障就是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美国人认为此条修正案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黑人的公民权利。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美国工业革命期间，需要大量的熟练劳动力，他们最想吸收的是欧洲的技术工人，但远水难解近渴，特别是欧洲移民毕竟有限，所以他们需要首先解放本国的黑人奴隶。

美国内战前，黑人根本不被当人看，仅仅作为一种会说话的财产。英国工业革命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形，所以英国采取落地国籍原则，大量吸收殖民地国家的熟练劳动力。与英国相比，美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地广人稀，即使没有工业革命，它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样，有类似的问题。所以，这些国家都采取落地国籍原则，反映了它们共同的现实利益需要。

美国采取落地国籍原则还有它的观念原因。美国人崇尚通过自身的努力，过上美好的生活，靠父辈活着是一种耻辱，他们讲究英雄不问出身，不注重血统因素，这和他们的先辈是移民有关。美国的早期移民主要来自西欧特别是英国，因为政治和宗教迫害，他们才来到美国，让他们最难以忍受的就是欧洲贵族的血统观念。

正是美国先民的这种强烈的反血统观念影响了美国人，使他们采取开放的态度，接受了落地国籍原则，为美国成为典型的移民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金德案是一起体现美国落地国籍原则的里程碑式的案例。黄金德能够胜诉，恰恰是因为美国人没有牢固的血统观念，五湖四海，天南地北，大家都靠自己的能力来吃饭。只要你生在美国就是美国人，而不管你的父母是谁，这也许是美国能够持续保持强盛的秘诀之一吧。

（司志政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说》2014年11月，冯　煌图）

文明·文化茶座

酒饭逗

老猫

吃饭喝酒，并不是简单的吃饭喝酒。要是能吃喝得妙语连珠，那这顿酒饭就升级了，会让人久久回味。当然，一顿酒饭有趣无趣，并不在菜品，而在人。有趣的人才能吃出有趣的酒饭来。

有个叫石动筩的，就属于这种，一吃饭就忍不住犯贫。此人是南北朝时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手下大臣。有一天吃饭，高欢就说了：“我出个谜语给大家猜猜啊。谜面是‘刺啦啪嗒’。”大家都傻了，猜半天也猜不出来。石动筩想了想说：“这是摊煎饼吧？面放在热铛上，一摊，就这声。”高欢点头，说猜对了。石动筩说：“那我也出个谜语，谜面也是‘刺啦啪嗒’。”皇帝这回想破脑袋也没想出来，石动筩说：“嗨，摊煎饼啊。”皇上一板脸：“你这是抄袭我的。”石动筩摇头：“怎么会呢？我这是趁着铛还热，又摊了一张。”满堂大笑。

后来大家聊着聊着，又说到文学了。高欢说：“郭璞的诗写得不错。比如‘清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有意境。”石动筩又开始贫了：“这算什么啊，我的诗比他强一倍。”皇帝说，你讲讲看。石动筩道：“清溪两千仞，中有两道士。岂不是强一倍吗？”又是一阵大笑。

南方也有这么一位，梁武帝手下的大臣萧琛。他和梁武帝打小一起长大的，关系一向很好，所以君臣之间老开玩笑。有这么一天，皇帝和他都喝高了。皇帝随手就拿了个红枣，投到萧琛脸上。萧琛没大没小，从盘中拿了个栗子，扔了回去，正中皇帝面门。这回皇上生气了，萧琛赶紧解释：“陛下扔来的枣里面是红的，投臣以赤心，臣必须报以战栗。”总算把这事圆了过去。

这是有文化的乐子，当然还有没文化的笑话。宋朝人赵从善在绍兴当官的时候，突然想吃烧茄子了，就给厨师写菜单，写到“茄”字，想不起来了，就问旁人：“‘茄’字怎么写啊？”随从回答：“草字头底下，一个‘加’。”赵从善想都没想，就在草字头底下写了个“家”，看上去，这个字像个“蒙”。从此就留下话把儿了，当地人都管烧茄子这道菜叫“烧蒙”。

食单上常有错别字，例如饭馆总把“宫保鸡丁”写成“宫爆鸡丁”，也有人总把“枇杷”写成“琵琶”。明朝的画家莫廷韩去朋友袁太冲家做客，一进门就看见桌上有一张字条，写着“琵琶四斤”，可能是送果子的人写错了。正好另一位文人屠赤水也来了，三个人看着错别字吟上诗了。屠赤水起头：“枇杷不是此琵琶。”袁接道：“只因当年识字差。”莫廷韩说：“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后来，这首诗还流传开了。

古人讲道理，有时候让人觉得挺装的。比如吃饭喝水，一定要付款，都到了拘泥的地步。汉朝时有个郝子廉，赶路的时候在渭水饮马，马喝饱了，他要扔三枚大钱在水里，算付账。还有一位叫范丹的，去看望姐姐，在姐姐家吃完饭，硬留下一百文钱。姐姐追出门来要把钱还给他，他还不要，旁边有个打柴的小孩儿对他说：“哎呀，你这么清高啊，不是传说中的范丹吧？”范丹更挂不住了，说：“你看你看，连小孩子都知道我，这钱必须得给。”姐弟俩推让半天，范丹把钱扔地上，走了。冯梦龙评价这事，写了俩字：“太过”。但尽管如此，也比现在喜欢公款吃喝的官员们强。

说到公款吃喝，最逗的是唐朝的御史娄师德。这位命不好，当官正赶上武则天下令天下禁止屠宰，所有的酒宴都是全素，一点肉腥都没有。有一次他去河南出差，当地官员接待他，突然就端上一盆羊肉来。娄师德大惊，问接待官员：“你们……哪儿来的羊肉啊？不是禁屠了吗？”官员笑嘻嘻地回答：“这羊不是杀的，是被山上的豺咬死的。”娄师德松了口气，连连点头：“哎，你们这里的豺好懂事啊。”过了一会儿，又端上一盆生鱼片，接待官员说：“这鱼也是被豺咬死的。”

娄师德生气了：“豺怎么会咬鱼？一听就是撒谎。你应该说，是被水獭咬死的。”

自古以来，不切实际的行政命令都会被“巧妙”破解，只为后人徒留笑柄。

（饕　餮摘自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历史就是请客吃饭》一书，喻　梁图）

悦读·幽默小品

坠海

◎李田博　编译

一个男人带着他的狗去海边度假。他们来到海边，男人很吝啬，他租了一条最便宜的船带着他的狗出海游玩。

海上风浪很大，突然一个巨浪打来，男人心爱的狗被卷到了海里。男人非常伤心，找船家理论：“这条狗不仅是我的宠物，还是我的孩子，一定要找到它的尸体。”男人还坚称，是因为他租的这条船存在安全隐患，才让他的狗坠海身亡的，并要求船家负责打捞爱犬的尸体。船家理论不过，只好答应帮男人寻找狗的尸体。

两个星期后，男人收到船家的短信：“尸体已于昨日找到，上边爬了特别多的螃蟹和虾，下一步该怎么办？”

男人回复说：“请卖掉螃蟹和虾，把钱打给我，然后再把诱饵扔回海里，谢谢。”

（岸芷汀兰摘自《环球时报》2014年10月20日，Getty Images供图）

悦读·言论

当某事足够重要，你就去做它，即使胜算不大。

——埃隆·马斯克

减肥十年功，吃胖三分钟。恋爱十年功，分手三分钟。读书十年功，忘掉三分钟。充电十年功，用完三分钟。美白十年功，变黑三分钟。挣钱十年功，花光三分钟。

——十年功与三分钟

当你见到相亲对象的那一刻，你就知道自己在介绍人眼中是个什么货色了。

——相亲的价值

红杏出墙的原因：1.墙太矮，2.树太高，3.风太急。

——万事皆有因

别人死缠烂打，你却一字不答，这叫高傲；别人缠你半天，你便回他两句，这叫应付；别人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这叫坦率；别人理你一下，你马上话匣子大开，这叫孤独。

——对孤独的解释

“无人驾驶”应该是什么样呢？有一天，你的特斯拉汽车快没电了，它把你扔到一个咖啡馆，然后自己跑到最近的充电桩，电线自动伸出来插到充电口上，充满电就缩回去，汽车再返回咖啡馆等你。

——某人设想的特斯拉电动车的“无人驾驶”

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其实不是。长大应该是变温柔，对全世界都温柔。成熟，是对很多事物都能放下，都能慈悲，愿以善眼望世界。

——麦洛洛

本想把日子过成诗，时而简单，时而精致。不料却过成了歌，时而不靠谱，时而不着调。

——网友语录

我在外面流浪，回来时/故乡瘦了一圈/墩子叔走了，门前的池水/干了一半/屋后驼背的柳树/头发散落了一地/老房子蹲在坟边/屋顶的白云/仍在风中奔跑。

——“2014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获奖结果揭晓，湖北美术学院彭彪创作的《过故人庄》从全球828所高校6528篇来稿中脱颖而出，获得唯一的特等奖

不要让自己被三件事控制：过去、别人和金钱。

——智者小语

时局动荡、时代变迁，你可以把自己关在小圈圈内，却不可能永远阻止外人进来。

——《魔戒》中被电子书读者标注次数最多的一句。统计发现，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标注的都是励志的句子，比如“哈利·波特系列”中的这句：“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生下来是怎样的，而是他会长成什么样。”

导致近视最大的因素是缺乏户外活动时间。暴露在日光下有助于视网膜释放一种降低眼球轴长增速的化学物质。

——《经济学人》说，中国近视的孩子多是因为他们中午午睡而不是在外面玩耍，而且孩子年龄越大待在室内的时间越长

奋斗就是每一天都很难，可一年比一年容易。不奋斗就是每一天都很容易，可一年比一年难。

——怕吃苦的人苦一辈子，不怕吃苦的人苦一阵子

有人认为“收藏就是：开始被人骗、中间骗自己、然后去骗人”，这显然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

——据新华社报道，日前，多名收藏界人士为“高烧不退”的文物古玩收藏及拍卖市场会诊。有专家如是说

你今天不教育自己的孩子，明天就会有人替你教育！

——西安17岁男孩乘电梯按下3楼至27楼所有楼层的按钮被掌掴。网友称该男孩欠教育

渴望被爱的人有时会陷入这种逻辑：如果我呈现自己最差、最烂的一面，你还爱我，那才能证明你爱我。但若是自爱的话，这种逻辑就不会存在。被爱，若是渴望被搭救，那就会上演很多悲剧。所以，请先自爱。

——心理学家武志红

（赵世英等摘）

悦读·漫画与幽默

有机会吗

一男生对女神表白说：“前世的500次回眸换来今生的一次相遇，上辈子没在一起，注定我们今生会在一起。”

女神弱弱地说了一句：“上辈子看了你500次都没相中你，你认为今生你有机会吗？”

编剧，你过来我们谈谈

一只乌鸦口渴了，看见一个瓶子里有水。可是水不多瓶口又小，喝不着。于是乌鸦灵机一动，上东海把精卫扔下去的石子叼回来填进瓶子喝到了水。精卫不高兴了，告诉了天神。天神就派了两个黄巾力士把太行山和华山两座大山给搬走填海了。愚公还纳闷儿呢，留一座王屋山是让我有柴烧？沉香拎个斧子更纳闷：“我妈呢？”河神从河里浮上来了，手里拎着两个女的，问沉香：“你妈和你女朋友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相亲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亲，女人先开口说道：“我平时脾气不太好，经常无缘无故就发脾气，你能忍受得了吗？”

男人想了很久，说了一句：“你能扛得住揍吗？”

扔得快

和室友一起去打水，回宿舍的路上，听到他的暖壶因为盖子没盖好，热气顶着壶盖发出嗞嗞的响声。他也听到了，问我：“什么声音？”

我顺口说：“是你暖壶的声音。”

他仔细一听，立刻就把暖壶扔了出去，然后就听到了暖壶的爆炸声。

室友转过头来对我说：“幸好我扔得快。”

就怕劫匪有学问

一群人旅游，遇一个劫匪。劫匪说：“我打劫有规矩，第一个只交100元，第二个150元，第三个200元，以此类推，早交早划算，怎样？”

于是游客争先恐后排队交钱，相互推搡。匪徒一边收钱一边维持秩序：“别推，谁插队谁排到最后面去。”一时秩序井然。

事后排第一的说：“真好，只损失100元。”

没有如果

甲：“我真的烦透我丈夫了，没一点儿情调。”

乙：“他怎么没情调呢？”

甲：“就说一件小事吧。我经常问他：‘如果时间能够重来，你还会选择我吗？’这个问题我问了不下一百遍，可他的回答总是那四个字。”

乙：“他说的是‘一定选你’？”

甲：“要是这四个字就好了。”

乙：“那是‘绝不选你’？”

甲：“要是这四个字我也就认了，可他说的是‘没有如果’。”

双龟

有座庙很灵验，很多人前去求签。这一天，一位局长来到庙里，求得一签：上画青铜玄武，背伏小龟一个，四目对望，相得益彰。他心中甚喜，龟乃长寿之意，又是父子一对，寓意自己不仅长寿，还能尽享天伦。不料数月之后，他被双规了……

狼来了

有个放羊娃给村里放羊，一天，他突然喊道：“狼来了！”

村民们听了，立刻上山去救他，结果发现并没有狼，于是都生气地走了。

隔天，放羊娃故技重演，村民们又赶来，还是什么都没有。

几天后，放羊娃又大喊：“狼来了！”

村民们觉得他一定又在说谎，所以没有上山，于是放羊娃高兴地起了锅，拿出了金针菇、丸子、宽粉……准备开吃羊肉火锅。

电风扇

老婆是个吃货，出去应酬，筷子从头到尾都没停过。一名同事偷偷问我：“你吃饭坐你老婆边上是不是很凉快呀？夹菜速度跟电风扇似的！”

（晓杰等摘）

悦读·漫画与幽默

双年展艺术家

Pablo Helguera

第一次展览：激进的、有前途的突破！

第二次展览：神圣的，双年展级别的

第三次展览：还是更喜欢旧作品

第四次展览：由助手们创作

第五次展览：只要能卖就行

我们只是觉得跟死了的艺术家合作会舒服多了。

下面让我们欢迎新同学拉夫！他的策展生涯遇到了瓶颈，现在又回到我们中间。

马修，你是否愿意让罗伯特做你的代理人，直到死亡把你们分开，或是直到另一个更合适的画廊到来？

没有酒了。你已经在那么多博览会上喝过了。

他说他在策划一个双年展，想知道这里有没有做录像的。

悦读·话与画

画里画外

吴冠中

飞尽堂前燕

飞尽堂前燕/吴冠中

小小的、墨黑的窗与窄窄的屋檐改变了素白宣纸的本质，一堵巨大的粉墙截住了视线，碰壁，碰壁，碰了谁家的壁。壁下萧萧之竹在粉墙前摇曳自如，她不知寂寞，不关心大宅主人的悲愁或欢乐。飞尽堂前燕，也许主人家早已门庭冷落。

然而很美，造型上那大块白与小块黑的对照之美，白色素底与竹枝竹叶互相穿插的对照之美，没有语言，凭比例、体形呈现了舒畅泰然之悠闲，等待诗人来赏竹，悠然见飞雀。

窗

窗/吴冠中

古旧的木板墙，色棕黑，中央一个小小的窗，窗里全是乌黑，像一个黑的洞。洞口有小块红色与绿色，是孩子的衣帽？是妈妈的服饰？是盆花？住在阴暗陋室的主人还有闲情浇灌盆花？谁是主人？他忙于长街觅食，夜宿暗室；他是遗老，穷愁潦倒，种花自嘲？

窗里的人向往阳光灿烂的窗外世界，却没想到他的窗居然也成为点缀艺术的聚焦。

流逝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光的流逝看不见，摸不着，只留下了枯藤残叶。

流动的线、断断续续的点、出没无常的形、彩色的跳跃与跌落……她们相互拥抱在同一空间，映入同一画面，似纷乱的雪掠过人间春色，予人苍茫、迷惘之感。

流逝/吴冠中

不见明显的具象实物，也可说是抽象的画面，只缘作者彷徨于时空的上下左右，记忆的前前后后，想表现那难于捕获的岁月之流逝。

花

北国早春，山野的杏花先开，那干瘦乌黑的枝条上绽放出明亮的粉色花朵，生意盎然。但远看那山坡上一簇簇的杏花，一团团白灰灰的，被衬托在灰暗的土石中，倒像是癞秃头上的疮疤。花，宜近看不宜远看；树，依凭体态之美，才宜于远看。鲜艳的碧桃，远看不过是一堆红色灌木，失其妖娆；牡丹、芍药，远看也不见其丰满华贵之态，只呈点点嫣红了。所以，中国传统绘画中画花大都表现折枝花卉，取花瓣转折之柔和，如亲其肌肤，闻其芬芳。

花/吴冠中

鲜花令人珍惜，由于花期苦短，落花流水春去也，花比青春，年华易逝，诚是人生千古憾事。为了赋予短暂的花期以恒久深远的含义，人们歌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兰花为空谷幽香，梅花的香则来自苦寒。其实也正是生命的轮回，促成了人间的缤纷多彩。新加坡地处赤道，终年酷暑，我同新加坡的友人开玩笑，说你们不分春、夏、秋、冬，便没有风、花、雪、月，便失去文学艺术。新加坡的国花兰花，鲜艳闪亮，终年盛开，但似乎难有荷花或梅花由于身世而形成的独特风姿。

（李米丽摘自团结出版社《吴冠中文丛》一书，吴冠中图）

点滴·意林

蘑菇和鹅

拉瓦斯瓦米·拉朱
◎孙宝成　译

有一次，一只鹅认为一朵蘑菇正看着自己，便咯咯地叫着，高傲地说：“你这卑微的东西，你为什么那样盯着我？你永远都没有希望与我平等相处，你信吗？”

“当然不信，夫人，很快咱们就平等了。”蘑菇说。

这句话让鹅气不打一处来，它愤愤地说：“要不是有人过来，我就会用我的嘴把你撕碎，那些人真傻，还会喜欢你。”说罢，便摇摇摆摆地走开了。

过了不久，鹅和蘑菇都在各自的盘子里，被端上了饭桌，彼此靠得非常近。

“啊，”蘑菇说，“你看，我们终于相遇了，还这样靠近。那些命运相同的人，最终都会成为朋友。”

（木又寸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点滴·意林

看破人生的无常

章岩

亲鸾上人是日本著名禅师。9岁那年，他就下了出家的决心，请慈镇禅师为他剃度。慈镇禅师问他：“你这么小，为什么要出家呢？”

亲鸾说：“我虽然只有9岁，父母却已双亡。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一定要死亡，为什么我一定要与父母分离。所以，我一定要出家，探索这些道理。”

慈镇禅师说：“好！我愿意收你为徒。不过，今天太晚了，待明日一早，我再为你剃度吧！”

亲鸾却说：“师父！虽然你说明天一早为我剃度，但我终究是年幼无知，我不能保证自己出家的决心可以持续到明天。而且，师父，你年纪这么大了，你也不能保证自己明早起床时还能活着吧？”

慈镇禅师听完，不禁拍手叫好，满心欢喜地说：“对！你说的话完全没错。现在我就为你剃度！”

人生无常，变化无常，思在未来，却要行在当下。9岁的亲鸾，说出的话令成年的我们震撼不已。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曾经动摇过很多个决心？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今日事，就应该今日毕，否则到了“明天”，即便你自己还有决心，周围的环境恐怕已经是“时不我待”了！

（刘　振摘自上海文化出版社《顿悟》一书）

点滴·意林

鸡汤不是地沟油

戴逸如

一只先天残疾的小狗，连母狗都不肯喂它奶，还想弄死它，最终却两脚站立行走，创造了一段传奇。是的，小狗菲斯的故事，极有意思的真实故事。网上查得到，我就不多讲了。

我想讲的是：女主人公茱迪怎样在落到人生低谷时偶遇小狗，为何为小狗取名菲斯——意思是信念；菲斯怎样获得美国陆军授予的“荣誉中士”称号，又怎样获得“狗坚强”的外号。这是非常典型的心灵鸡汤故事。

别急，我要讲的核心来了：

“心灵鸡汤”的说法传入中国的年头其实并不算长，刚传入时一下子红得发紫，什么都要“鸡汤”一下。可是，鸡汤的滋补效果还没有显现，有人就嫌腻了。鸡汤变得像地沟油，受尽冷嘲热讽甚至抨击。美国佬喝鸡汤却喝不厌，你搜搜小菲斯的故事，看看有多少人的心灵得到“菲斯”鸡汤的滋补，康复了，健壮了。

只求口腹，不问营养，这也是一种劣根性吧。

（昼无眠摘自《新民晚报》2014年10月18日，图选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阿拉贡斯哑剧幽默漫画》一书）

点滴·点滴

进退
（外一篇）

亦舒

少年时，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率意而为，毫无心机，哪里懂得察言观色，看人眉头眼额，管谁讨厌我们、嫌我们、瞧我们不顺眼，照样嘻嘻哈哈过日子。

成年之后，完全两回事，再这么着，就是悲剧。

进同退，对成年人来说，是江湖秘诀，所谓“敌退我进、敌进我退”，都要练熟练妥。否则，不知进退，不晓得知难而退，都会沦为丑角，万劫不复。

人家的脸色变了、笑容涩了、声音冷了，要立刻站起来告辞，青山白水，后会有期。

真正聪明的人，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在这种情形没有发生之前，已经抱拳拱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只有笨人，懵然不觉，犹自纠缠不清、恋恋风尘、振振有词、没完没了，直至收到更直接的侮辱，才滚下台来。

照说人若犯了众怒，应该是晓得的，感觉得到的。

俗语云：“一叶知秋”“闻弦歌而知雅意”。就是这个意思。但太多太多当事人偏偏自闭心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勇往直前，一意孤行。真是怪现象中的怪现象。

（惜　茹摘自《牡丹晚报》2014年9月19日）

争取

鲁迅答大学生：“先争取言论自由，然后我才告诉你，一个大学生，应该争取什么。”

作为女性，先要争取经济独立，然后才有资格谈到应该争取什么。

15岁至25岁，争取读书及旅游机会；25岁至35岁，努力工作，继续进修，组织家庭，开始储蓄；35岁以后，将工作变为事业，加倍努力学习，一定要拥有若干资产防身。同时，即使活至100岁，也要打扮得整洁大方，还有，有机会时，毋忘谈情说爱。

必须活泼乐观，不嫌其烦地生活：牙齿坏了即刻补上，定时打理头发，添置新衣物，记得度假、运动，自得其乐，培养爱好。

以上一切，均需经济能力支撑，少壮时当然要勤奋工作，赚取酬劳。

打算打伸手牌者不在此列，嫁妆丰厚，光坐着即可，否则，一早扎稳马步，做好心理准备，这条路不好走。这双手虽然小，但属于我，做出成绩来，享受成果，不知多开心。

（等　待摘自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只是比较喜欢写》一书，Getty Images供图）

点滴·点滴

换心人的心事

刘墉

小林住进这个病房已经半年多了，刚进去的时候还能下床走动，现在则插着氧气管都呼吸困难。他的手脚青紫、脸色发黑，眼看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

病房里的其他人，虽然不是心脏病，却跟小林同“命”相怜，半年多来，大家都在这儿等，等着救星出现。

两个等着换肾的人，多年来不断地洗肾，已经不堪其苦。连他们的亲戚都很少来了，似乎唯恐病人哀求自己捐出一只肾。

一位等着换肝的病人，腹水已经非常严重，用药之后，不断地小便。麻醉药力才过，就痛得在床上哀号。

问题是，在这个保守又富裕的小城，就是没人愿意捐器官。虽然医生接到车祸意外的消息时，曾经亲自出马。两个等着换肾的病人，也赶去哀求，却都被逝者的亲友骂了出来：

“他才被撞碎了头，你们居然又要开他的膛？”

既然肾和肝都没人捐，更不用说心脏了。这些日子来，几个人都把希望交给了老天。换肾的两个人许愿，要对待捐肾人的家属如同自己的亲人，一辈子去报答。等着换肝的病人许愿终身吃斋、一生行善。至于小林，则什么都没说，因为他已经对生命失去了希望。

小林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

他的墓造得非常漂亮，是那三个同病房的朋友捐钱建的，他的墓前常摆着鲜花，是那三个病友在获得重生之后，亲自捧上的。

“没人捐器官给我，就让我把器官捐给别人吧！”小林的墓碑上，刻着他最后的两句话。

（从　容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冷眼看人生》一书，Getty Images供图）

点滴·点滴

爱不会变

陈荣生

他回忆起失去了的爱，便沉浸在悲痛之中。突然，他听到一只夜莺歌唱起来。

他问夜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的爱人很喜欢你的歌，但她现在已不在我身边了，难道你没有看见吗？”

“我唱歌是因为我开心。”夜莺回答。

“你就没有失去过爱人吗？”他固执地问。

“失去过很多次，”夜莺说，“但我的爱依然不变。”

（飘　雪摘自《彭城晚报》2014年9月5日）

点滴·点滴

秋天的树林

张玉芸

秋天，树叶逐渐凋谢飘零，地面呈暗褐色。这是经年累月落叶腐烂沉积的颜色，也是表示土壤营养丰富的颜色。我走在秋天的树林里，轻踏这片松软如地毯的土地表面，感受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

树上的绿叶，热热闹闹繁荣一季后，终将衰败掉落，成为土壤。土壤喂养树木，树木衍生枝叶，落叶形成土壤。新旧轮替，无怨无悔。

大自然好忙碌，跟人一样。只是它们不会探问关于生死之意义。它们安安静静，听从四季的安排。

（晃　晃摘自《联合报》）

点滴·点滴

不是妄想

刘心武

我本想当个画家的。五六岁的时候，我家来了客人，妈妈常对我说：“乖，画张画儿送给伯伯（叔叔、姑姑……）吧！”我便铺开一张纸，用彩色铅笔认认真真地绘制起来，献上那画儿。那气概，那心情，跟毕加索赠画也相差无几。

但有一次我从窗里看见，一位客人走到街上以后，漫不经心地将我的馈赠团成了一团，轻轻地一丢，那作品便滚落到阴沟边了。这使我小小的心灵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教训：原来得到别人的承认，竟是非常之难的。

我放弃了当画家的想法，但我想画出真正的好画儿。这是妄想吗？

除了“文革”那10年，我始终没有放弃画画。有时兴致勃发，不能抑制，一日甚至画出数幅。我画画主要是自我消遣，但也并不羞于见人。

去年冬天我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找我的好朋友G玩。两人你一张我一张地画了起来，他只醉心于水墨的濡染，我则调出一堆中间色，随情绪涨落舞起笔来，还去找干肥皂，用小刀切成大小不等的几块，并用铁钉“篆刻”，最后为我与他各镌印章三枚，计阳文各一、阴文各一、葫芦形闲章各一，镌毕，找来印泥，将印一一盖到适宜之处。

事毕，两人虽颜挂汗帘，但相视而笑，美在心中。这确确实实不是妄想：从本性上，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都有从事艺术创作的权利，都能从中使自己和别人得到快乐。

（清　寒摘自新世界出版社《风筝点灯》一书，Getty Images供图）

点滴·点滴

无忌和不悔

萧秋水

有人做了一项调查：暮年之人一生最后悔什么？排列出的答案中，一是年少没有努力，二是选错职业无成就，三是教育子女不当，四是未常锻炼身体，五是没有珍惜伴侣，六是对双亲尽孝不够，七是婚姻里没有爱情，八是未能周游世界，九是一生缺乏刺激，后悔赚钱不足的排在最后。如果是你，你后悔什么？

我的答案是：“我因为现在已经明白了，所以死前不会后悔。”

以前，我曾经用过很多网名，其中有两个，是无忌和不悔，都来自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也都是我的梦想。

在书中，无忌，是一个男子的梦想；不悔，是一个女子的决心。

有些人为什么做事情不成功？是因为舍不得。舍不得自己，舍不得健康，舍不得付出。原则上，做到无忌很难，但是有时候，为了成就一些事，全然放开、不管不顾，反而能成。虽然这个成，也许在名义上和自己已经没有关系，无论是名是利，都落给了别人，但是，想法实现了，比什么都重要。

在人生的道路上，总有歧路，同一时间，几件事情、好几个人，你只能有一个选择，选择了，就不要后悔，走下去，承担结果，即使结果不好。不要总是想着如果当初选择了另外的道路……

三毛也解释过无悔和不悔的不同：无悔里有无奈，而不悔更干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路要走，别人列出的遗憾和悔恨，和我没有关系，我不会依照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努力争取，尽人事，然后安天命，我不为得不到的而伤怀，我关注已经得到的、手中握有的美好。

为了未来不后悔，所以会慎重做出自己的选择，不管是爱或其他的压力，都难以让我做出屈从的选择；而如果我最终屈从了，那是因为，有更加重要的、能够绑架我的人或事物，让我甘愿做出牺牲。

“如果是你，你后悔什么？”

没有人能够替你回答，人生中，很多答案，都是自己找到的。

（刘　振摘自新世界出版社《这一生，静待时光检验》一书）

点滴·点滴

岁暮到家

纳兰泽芸

乾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46年，那年的岁暮，清朝有个名叫蒋士铨的诗人，对他的老母亲撒了一个谎。

这个谎在时隔268年后的今天，打动了我的心。

1746年快要过年的时候，在外忙了一年的诗人蒋士铨起程回老家去过年，他想他的老母亲了，不知母亲是否一切都好。

蒋士铨风雨兼程，赶了好多天的路，在一个薄暮四合的冬日黄昏，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家。

他的老母亲蓦地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儿子，开心极了，高兴得一晚上都睡不着觉，翻来覆去间，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天亮后，母亲把刚刚做好的寒衣拿出来给蒋士铨看，说：“儿啊，这身冬衣娘正准备寄给你呢，还有这封家信，都还没来得及寄。”

蒋士铨触摸着寒衣上那密密麻麻的针脚，还有家信上尚新的墨痕，对母亲说：“娘，您眼神不好了，做这些，得费多少心思啊。”

母亲轻轻抚摸着儿子的脸颊，心疼地说：“娘没事，娘还看得见。儿啊，你怎么又瘦了呢？是不是在外过得很辛苦啊？”

母亲一句话，勾起他内心无限的委屈与辛酸——世道艰难，人心难测，一言难尽啊！

可是自己，这些年漂泊在外，根本没有尽到为人子的孝心与责任，觉得愧疚难当。这些年在外受的那些苦，怎敢对母亲讲啊，讲了她只会更加担心儿子。

他努力在脸上挤出灿烂的笑容，朗声道：“娘，没有啊，我哪里瘦了啊，我今年还长胖了好几斤呢！”

他还拍了拍自己的肚子，虚张声势地说：“娘，你看这肚子，去年的衣裳都紧了呢！我在外头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一切都好着呢！放心啊，娘！”

这个谎撒完，他把母亲瘦削的肩膀揽进怀里。

268年后的今夜，孩子们都睡了。身为人母的我，读到这没有丝毫矫饰的《岁暮到家》，读到这个对慈母说的“谎言”，百感交集：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
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
低徊愧人子，不敢怨风尘。

（林冬冬摘自《四季》2014年第2期，丰子恺图）

点滴·点滴

灵感的产生

于尔根·沃尔夫
◎朱曼　译

由英国电信公司和《今日管理》杂志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2/3的管理者表示他们最好的灵感都是在工作之余产生的。典型的答案是：

淋浴的时候。
泡澡的时候。
剃胡子的时候。
开车上班的路上。
乘坐列车或地铁的时候。
打高尔夫球的时候。
走路或慢跑的时候。
在床上，刚醒来的时候。
在床上，刚要睡着的时候。
电视节目插播广告时。
在健身房里。

（三山外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专注力：化繁为简的惊人力量》一书，Getty Images供图）

点滴·点滴

请息怒

杨闲

在香港，有一家车仔面店，店面很小，每天都大排长龙，因为，它的面做得非常好吃，给的配料也多。

昨天中午，我和朋友一起去吃面，天这样热，如果不是有个伴，互相扶持着，排如此长的队，真撑不下来。

快排到我们时，我们有些兴奋，带着笑容，羡慕地看着排在我们前面的人，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我们听到他对那年老的伙计说，他要一碗净面，再要一碗配料，说得清清楚楚。我当时想，这个西装笔挺的男人真是讲究，他不让别人给他调拌，大概是个美食家。

没想到，面端给他时，他竟然发怒了，说，为什么他的面和配料是分开的，别人的却是拌好的？有没有搞错！他的声音很大，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听着格外刺耳，让人心烦意乱。

我差不多要站起来了，我想去做证，是他要求这样的。

但是，那个老伙计比我行动快，他快速地把面和配料拌好，又小跑步地去加了些汤，一脸谦和地端到西装男面前，还说了三个字：对不起。这三个字，有震撼性的力量，小店里几乎所有的食客都停了筷子，好像继续吃会亵渎了那老伙计。西装男也缓和下来，呆坐了10秒钟，便轻声地要求打包。他一口也没吃，白排了那么长的队。脾气急躁，一点好处都没有。

西装男走后，食客对吃面的兴趣重新高涨起来，连陌生人之间也开始了说笑，众口一词地称赞老伙计。老伙计说，他相信，明智人不轻易发怒，忍耐胜过傲慢。

埋单的时候，每个人好像都多给了小费，忽然间，大家变得慷慨起来。

（山　高摘自《广州日报》2014年10月18日，杨志平图）

点滴·点滴

小时候

李锐

我在长春出生，小时候家里的房子是当年日本关东军的兵营。一天傍晚，搁蜂窝煤的棚子塌了，我爸不但没去修棚子，还坐在家门口那块石头上拉起了小提琴。我妈火冒三丈，跟他大吵起来：“别人家的男人要么修自行车，要么补澡盆，就你弄这些没用的！”

爹晚熟，儿子就早熟，一般都是这样。我拎着小桶出去打了一桶水，和了点儿稀泥，蹲在塌了的砖墙边，抹一层泥扣一块砖，抹一层泥扣一块砖，就把墙砌起来了。我妈是边看边哭。

我爸还喜欢旅游，上海广州哪儿都去过。我妈当然也不乐意，家里除了我还有俩姐姐，从小谁也没好好喝过一口牛奶，好容易攒点儿钱，不想着给孩子买奶粉，总出去玩儿，有这么当爹的吗？

她到现在还常跟我念叨：“你小时候没吃过什么好东西，营养不够，嘴馋。有一天你拖着好大一只死耗子回家，隔老远就喊：‘妈！我捡着肉啦！’”

（明　明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别拿村长不当干部》一书，董克诚图）

点滴·点滴

绝境

前朝树

大多数人一生都要经历次数不等的绝境。

我爷爷说，他刚出生的时候，他的爹死了，全家逃荒闯关东，投奔他姥爷。他的母亲担着一对筐，前后分坐一对儿女，一路要饭，还得照顾病怏怏的婆母娘。老婆母死在路上，在德州城外一座小庙的墙根埋了。到了东北，才发现我爷爷的姥爷已经死在阿城。这是绝境。

1942年大灾荒，饿死人无数。我爷爷去他舅舅家借粮食，去的路上看见三四个老太太坐在路边，奄奄一息。舅舅家哪来的粮食，管他吃了一顿红薯叶子，已是天大的情义。吃完出来，那几个老太太全都饿死了。这也是绝境。

1960年，我奶奶去世，起因是郎中打错了针。奶奶人不行的时候，郎中还在我家堂屋吃酒，里面说人要坏，这边郎中脸都白了。我爷爷叹口气说：“让他走吧！”遗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小的才3岁，老母在堂，幼子在抱。这更是绝境。

绝境怎样呢？这些绝境没有让我家的先人走投无路、投缳跳井，但也没让他们绝地反击、一鸣惊人。绝境很平淡，他们只是熬呀熬呀，熬过去的就生儿育女，给后代讲那些绝境的故事；熬不过去的就算了，人的肉体与精神连同他们的故事统统湮灭了。

绝境没什么特别，它与顺境、逆境，或者其他的什么境一样，突然地来，慢慢地走，除了身历者之外，留不下什么痕迹。

这不是绝境的故事，这是你我的故事。

（Getty Images供图）

点滴·点滴

皇帝靠不住

晏建怀

宋高宗喜欢养鸽子，经常亲手侍弄它们、收放它们。有个儒生听说这件事后，写了一首诗：“鹁鸽飞腾绕帝都，暮收朝放费工夫。何如养个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帝书。”意思是养鸽子不如养大雁，说不定还能带回被金人囚禁在北方的徽宗、钦宗的音讯呢。诗歌讽刺了高宗不理国事、偏安享乐的态度，大家都以为这个酸书生的人头岌岌可危了。谁知高宗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召见了他，还封了他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

当时，一位名叫沈才之的人，因为棋下得好，深得高宗的宠爱，被封为御前侍臣。一天，沈才之与另一侍臣在皇宫里下棋，杀得难解难分之际，高宗踱步过来看棋，见一着对沈才之不利的险棋，随口对他说：“你可仔细了。”沈才之引用一句古文回答：“念兹在兹。”高宗一听，立刻火冒三丈道：“技艺之徒竟敢在朕面前卖弄经语！”立马叫人拿来“批头棍”（一种用竹片扎成的刑具），铺天盖地打了沈才之二十几棍，打得沈才之“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最后还把皮开肉绽的他赶出了皇宫，贬为庶民。

仅仅因为一句话，而且还是谈不上冲撞、犯上的话，就把自己的宠臣乱棍打倒，扫地出门，这还是先前那个仁慈宽厚、善于纳谏的皇帝吗？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皇帝是靠不住的，如何处理下属，全看心情。

（珠　珠摘自《百家讲坛》2014年第9期）

互动·互动

“读者杯”中学生征文大赛获奖名单

《读者·校园版》携手台湾、香港媒体举办的“读者杯”征文大赛，历时一年，现已落下帷幕。编辑部邀请知名作家、媒体人作为评委，从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4万余篇参赛作品中，最终评选出95篇获奖作品。现将获奖名单及评委名单公布如下：

特等奖（空缺）：

经过评委的审慎评议，参赛作品中还没有能达到特等奖水准的作品，故此奖项空缺，特增补一名一等奖。

一等奖（6名，排名不分先后，奖金各10000元）：

《sister》潘宇

《戏宴》王卓雯

《“文学派”蚯蚓》李灵珊

《野烟花》唐璐璐

《巴士形状录》忻然

《那时我们素面朝天》妖颜

二等奖（10名，排名不分先后，奖金各5000元）：

《灵魂的三种写法》方原

《雨中的马》邓子芊

《守望者》华文婷

《火车上的音乐家》何器君

《三只小猪之新编》王诗婷

《化莲》何雨珂

《酒窝》林庭萱

《清狐》廖婕妤

《被时光湮灭的》杨世杰

《嫦娥还乡》高书

三等奖（20名，排名不分先后，奖金各3000元）：

《千年婉约》杨沛瑜

《遗我独大洲》叶泽慧

《土砖青瓦》胡楠

《对话花满楼》杨佩诗

《The Seven Year Itch》尤九龙

《抹茶红豆＆地下铁》姚禹同

《安魂曲》刘曦阳

《独角戏》梁炜锦

《我挥霍着夜晚，所以走得比想象远》张佳羽

《母与女的战争》黄子涵

《微凉》骆遥

《刀锋依旧》李天越

《CHANGE》杨怡静

《慕尼黑没有眼泪》赵婧雪

《狼牙项链》郭鹏哲

《麦田里的守望者》张于舒晴

《他她史诗》张颖茜

《消失的Alice》李宗隽

《stay alive》张文婷

《牡丹亭》关浩泓

优秀奖（30名，排名不分先后，奖励亚马逊Kindle阅读器各1部）：

《风中，那把残破的琴》李荟

《鞋面人生》杨柳

《白发暮落江歌》吴森

《来自灵魂深处的沉香》刘成杰

《五月之末》贺洋

《失火的木樨花》陈馥容

《心锁》李珮慈

《一份奇怪的研究报告》谭淑敏

《最后我们都哭了》林玮炫

《远方有座寂静的城》李泽璇

《当调味品成为必须》冯嘉岚

《老枪》赖俊

《尘埃的幸福》林洁仪

《素描》汪子琳

《时间都去哪了》李拾齐

《公车随想》高若妍

《天蓝色的彼岸》贾咏萱

《凤凰梧桐》陈湘墨

《漫长午后的漫长午安》任翘翘

《她的猫名叫费拉》娄霏尔

《自由与无效的信》叶逢春

《骨笛传说》刘晓玲

《谁的眼角触了谁的眉》周玺娜

《The Bucket List》高雅

《维也纳车站的一角》黄一心

《与这世界温暖相拥》盛怡贝

《骑士丢了马》孟纯青

《琴殇》尚昱霖

《疯狂的晾衣架》周熙

《多年以后》陈婕

鼓励奖（29名，排名不分先后，奖励纪念品各1件）：

李如茵　清 森　陶盛青　王 祚　杨 韶　伍晓枫　陈襄慈　雷金蒙　林芳蓓　邓悦文　王文其　陈培意　苏羽千　吉 好　王小钰　邹 瑜　谭雪瑾　刘齐鹏　晏 竹　梁菁清　廖辉煌　汪若漪　曹 原　关宇男　郭诗语　梁蕊熙　胡靖敏　周清玥　周辉鹏

评委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老愚：作家，出版人

马步升：作家，第七届老舍散文奖获得者

毛甲申：笔名南在南方，作家，《幸福》杂志主编

蒋建伟：作家，《散文选刊》（原创版）主编

顾文豪：专栏作家，知名书评人

韩浩月：作家，媒体人

马德：作家，中学教师

郁俊：作家，艺术评论人

富康年：读者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袁勤怀：读者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潘萍：《读者·校园版》执行主编

王廷鹏：《读者·校园版》编辑

温馨提示

为方便广大读者，特延长征订期，故部分省市的《读者》《读者·校园版》订户最迟可能在2015年1月中旬收到2015年第1、2期杂志。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