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纯真年代

望过春风

金缕鞋Ⅰ

金缕鞋Ⅱ

回旋曲

他们把诗交给了他

重逢刘蓝溪

意映卿卿

盛满凉凉的歌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

抱一支老月琴

你从未许诺给我一座玫瑰园

寻找张琼瑶

第二道彩虹

碧玉

未央歌

得不到的何止爱情

昨夜有盏明灯

杨庆煌，杨明煌

牯岭街少年合唱团

把郑智化收藏起来

青春其实贫瘠，幸亏有她

似水年华，晓梦蝴蝶

最后一次走在雨中

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

野草停止歌唱

《倩女幽魂》20年

两道彩虹

若得山花插满头

谁介意晚节不保，笑一笑已苍老

青春

往事只能回味

人生一场秀

无愧于我们的青春

青铜时代

时光倒流七十年

一朵玫瑰，一个世纪

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知青歌谣

一间名叫“荷东”的迪厅

燕舞，燕舞

来自中国北方的工厂女儿

青青的野葡萄

两个时代的悄然更替

鲜花到哪里去了

梦幻森林

两生花

认出风暴，而平静如海

乌兰巴托的夜

红幔轻落戏终时

我是一个真正享受过80年代的人

繁弦急管

马斯卡尼的《乡间骑士》

男孩看见野玫瑰

野玫瑰盛开的地方

深绿

心像凌晨四点的天蓝

来自春山镇的女子

就像风吹过草原

那朵野花要的不是爱

她要推倒那座沙堡

爱是疯狂，爱是盲目

当西蒙遇见加芬克尔

歌唱在70年代

芭芭拉·史翠珊的普通奇迹

坠落中的约翰·丹佛

克莱德曼二十年

工厂是他的森林

黑暗河流上的白睡莲

托起我翅膀的风

让我告诉你关于爱

我必须等待日光出现

玫瑰人生

私房歌

老灵魂

在流离中听见

靠记忆过冬的鸟

林荫道之歌

世界上所有的夏天

唱不尽，也说不尽

月亮之歌

纯真年代

望过春风

我经常在想，1940年，邓雨贤先生迁居到乡下后的那四年，是怎么生活的呢？在那所叫作“芎林公学”的小学里，在安静和清贫中，他是如何度过他最后的时光的？

暂时看不到他的传记，而所有关于他生平的资料里，都只是简略地提到那四年，那简单的几行，也充满着“凄苦”“疾病”“营养缺乏”的字样。只在他的年表里，可以看到，那四年里，他和妻子屡次搬着家；在小学里教着三年甲班、四年甲班，月薪由47元升到54元，而后又升到了57元；每年年底，还会因为“事务格外认真”，获得奖金90元；在他去世当日，还获得“事务格外认真奖赏210元”，大概已经相当于一笔抚恤金了。

而在此之前，他曾是书香世家的翩翩公子，祖父辈里出过三名秀才，父亲也是学府里的中文教师。他更是顺利地从师范学校毕业，又辞职去日本学习音乐，学成归来，因为无法发展音乐事业，为生计计，只有暂时在法院做通译员。

而1932年，由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拍摄、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桃花泣血记》在台湾放映，片商临时招募人马创作的同名宣传曲唱到街传巷闻，单曲黑胶唱片销量也不错。食髓知味后，本地电影《望春风》随即于隔年问世，以贫少女与富公子的恋爱悲剧为题材，由当红明星陈宝珠主演。片尾照例要有一首歌，唱片公司负责人认为那应当是一首闽南语歌，便找到李临秋作词、邓雨贤作曲，于是有了那首《望春风》。据说，李临秋词作的意念来自于《西厢记》中的“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少女偶见美丽少年，满心都是“拟将身嫁与”的念头。惴惴地，夜里听见风声，也当是人敲门，急迎出去，只见月亮将四下里照得一片雪亮。

随后，很快又有了周添旺作词、邓雨贤作曲的电影歌曲《雨夜花》。台湾民谣，从那之后，不再只是沉默中最单纯的喜悦或者呼喊与细语，也不再是自生自灭的了，他们让民歌承担了比“喜悦”“忧伤”“呼喊”“细语”更多的东西。那些流传后世的闽南语歌，都是在这个时候纷纷出现的，其中少不了邓雨贤作曲的那些歌：《小雨夜恋》《月夜愁》《四季红》《雨夜花》《春宵吟》《黄昏愁》。

好景不常在，乱世来敲门了。战争爆发后，报纸上的中文作品被禁了，乡村里教授中文的私塾被迫关了门，闽南语歌不能再唱下去了，邓雨贤先生的曲被填上了日文词到处招摇。

他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写不下去了吧。很快才情枯竭，陷于无边的苦闷。既然写不下去，生计自然也成了问题，次女也在那一年因急病死去，他终于决定远远地离开，和妻子一起搬到乡下，谋得教职。在青山绿水间，在孩子们的书声中，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的四年。

而他从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这样仓促离去，药物的匮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大概像陈丹青在《纽约琐记》中所说，这些强烈的天才，之所以不愿意绕过那些生命和创作上的危机，是因为“一种罕见的对于自己的诚实”，他已经“不再喜欢他自己了”。从他的歌被扭曲成别的样貌，从他不得不为才思以外的原因一次次中断创作开始，他已经不再喜欢他自己了吧。音乐是他的另一重生命，这一重生命既已中断，现实中的生命也就危若琴弦。李临秋和周添旺的封笔，大约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他在1944年离世，没能看到孩子的出生，更没能看到后来。后来，他的歌继续被传唱，传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杏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都曾经唱过《望春风》。而20世纪80年代，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香港振业影业公司合拍、谢雨辰导演、体操王子童非主演的电影《望春风》，也是用他的《望春风》贯穿始终。电影里家破人亡之际，幸存的老幼走在落日中时，远处便遥遥有把口琴，吹着《望春风》。

我最喜欢的，是Kenny G萨克斯版的《望春风》。深夜里听着它，萧红的《小城三月》、孙瑜和阮玲玉的《故都春梦》、费穆的《小城之春》一个个排着队从眼前走过，一个“春”字，怎么说也说不尽。

金缕鞋Ⅰ

周梦蝶写过一些女鬼诗，多半在他的《还魂草》集里。《关着的夜》即是其中之一，这诗原题是《连琐》，吟咏的是《聊斋》里的故事，关于一个十五岁就早夭的女孩子，由此可见是多么幽怨。里面反复写“再为我歌一曲吧，再笑一个凄绝美绝的笑吧”“等待你踏着软而湿的金缕鞋走回去”。用的大约是李煜“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的典。那本诗集中充满了“白杨”“荒烟蔓草”“寒鸦”一类的词语，是典型的鬼诗专用语。

女鬼诗大致如此。《山鬼》，李贺的《苏小小墓》，都是这调子。《阅微草堂笔记》里就有好几个鬼诗鉴别的故事：书生偶然在园子里捡到一张写着诗的纸，有高人看了，立刻警觉地说，你看这里面写的尽是暮色萧草，应该不是生人所为，要赶紧丢掉。电影《倩女幽魂》就深谙其中三味，那里面聂小倩题在画上的那首诗，用语和气氛也大致如此，可见是千古一辙，情同此理。

不只用语上相似，更多时候，女鬼都在等。女鬼没有社会关系，甚至不用做女红，因此有大把的时间。这些时间，就用来等，等在松林间碧绿的草地上，等在藤蔓纠葛野花毒辣的荒莽深山。等什么？不知道。那等，真是一个“严重的时刻”，似乎命运要来了，脚步嗡嗡响，就是始终不肯现身。

女鬼诗开始是自身孤愤的寄托，女鬼不过是幽深愿望的投射和化身，渐渐却成了形，独立出来，演变成了可供爱恋的对象。和女鬼恋爱，有许多现实的麻烦，身边人不转变观念是一个，更大的麻烦是，女鬼不过是一口空气，要变成生物性的、物理性的人，并且生儿育女，有很长的路要走。比较通行的办法是，书生等上十几年，凭借事先的约定，凭借“王家庄门口有桃树的人家”以及“手心的痣”这样的标记，去找转世的洛丽塔。也有等不及的，觉得老少配的故事太不好看，就草草了事，让女鬼因为得了生人气，顺利完成鬼变人的重大课题。

不过，在周梦蝶那里，女鬼又走回去，回到远一点的古代，虽然一律被称为“你”，却不是可供爱恋的对象。

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因为有余光中这样的主将，非常重视歌词，周梦蝶的《关着的夜》也给改成了歌。只是，作曲的朱介英只取了这首诗的前一段，而舍弃了后面过于幽凄繁复的段落，并谱写成了一首简单清寒的歌，就是《金缕鞋》。

杨祖珺和刘蓝溪都唱过《金缕鞋》，我比较喜欢刘蓝溪的版本，她的声音非常清澈犀利，编曲也简单，努力突出她的嗓子，那也是70年代民歌能有如此长久生命力的原因。刘蓝溪不只唱歌，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爱情文艺片里，也时不时露个面，多半扮演小家碧玉：在琼瑶的《梦的衣裳》里，她是曹宜娟；《聚散两依依》里，她是钟可慧；《却上心头》里，她是李韶青；《昨夜之灯》里，她是林雨鸢。但她和当时的另一个民歌女歌手王海玲，都非常奇怪地没有大红起来，尤其是后者，也学琼·贝兹，嗓音清澈高峻，却没有齐豫那样的坚持和运气。

1994年，孟庭苇翻唱了《金缕鞋》，收在她的民歌翻唱专辑《纯真年代》里，和刘蓝溪那多少有点俏皮的版本比起来，非人间的气息更重。那是孟庭苇歌唱生涯的顶峰也是尾声，也是民歌运动在多年后的最后一点余韵。

金缕鞋Ⅱ

金缕鞋，书上的解释说，那是一种用金缕编成的鞋子，也有的说，那鞋面上的图案是用金缕编就。不论哪一种，都不是平常的富贵人家所能拥有的。它让我经常地联想起“宫廷”或是“侯门”。第一次读到周梦蝶先生的《金缕鞋》，我立刻觉得它所描绘的背景应该在晚明——印象中，晚明是和魏晋两汉一样狂暴的年代，然而魏晋与汉的事迹，该留的都留了，轮廓清晰。唯独晚明却在这严厉与狂暴之外，多了些欲念的气息，因而永远还有些什么待发掘。《金缕鞋》仿佛就是个和政治阴谋、倾轧、家族冲突、毒酒、流血有关的爱情故事。我的联想没什么道理而我深陷其中，真是不可饶恕的偏执。

再为我歌一曲吧，再笑一个凄绝美绝的笑吧。

等待你去踏着，踏一个软而湿的金缕鞋。

月亮已沉下去了，

露珠们正端凝着小眼睛在等待。

等待你去踏着，踏一个软而湿的金缕鞋。

走呀走回去，在他们的眼上，

像一片楚楚的蝴蝶。

这首诗的好，就在于它完全没有由来，根本不寻求什么解释，金缕鞋好像就放在床前，等着出窍的魂灵，踏起它来就走出去。阴谋结束了，她成了牺牲品，躺在床上，还没有咽气，吐着黑血，嘤嘤地向他倾诉一生的热爱。他却是个像光绪一样软弱的男人，不敢声张，更不敢寻医问药，守着，看着她死。而屋外有月亮，炯炯地照着大荒。后来我读到李贺的《苏小小墓》，情调约略相似，一样的愁惨幽凄，只是全然没有这诗的自然天成。

因为对“金缕鞋”生发出的兴趣，我找了些相关的书来读。台湾的高阳有一本小说就叫《金缕鞋》，写的是南唐李煜的事，这题材和这题目倒是相配，很得我心。也正是李煜的那首《菩萨蛮》让“金缕鞋”第一次有了个魅艳的形象：“花明月黯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只是高阳的笔致，有他一向的厚道朴实，却不足以写出“金缕鞋”这三个字的诡丽与妖异。

作曲家朱介英给周梦蝶的《金缕鞋》谱了曲，我最早听到的是孟庭苇唱的版本。在弦乐的背景上，她清寒紧张的声音高悬着，像是弥留之际紧绷如弦的生命。听这歌、读这诗的时候，我还住在学校的文科楼里，那楼是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式的建筑，屋顶高而远，窗是狭长的，有半圆的圆顶，水泥的旋梯，配着雕花的木扶手，向上延伸着，直隐没在黑暗里，楼的四周松柏密布。关于那楼有许多传说，说是“文革”时候楼里死了人，开始说是一个、两个，后来说是许多个。开始说是死在资料室里，后来有说死在教室的、过道的，死法各异，这让孤身一人住在楼里的我觉得楼里处处是冤魂，处处是千年不变的、忧患重重的岁月的尘沙。夜里我穿过长长的甬道，楼上楼下查看一遍，把四处的门窗锁好，毕竟也没见过什么异象。那是我沉默和孤独的年代，已经成为“金缕鞋”这词的一部分，所以写下在这里。

回旋曲

沈从文不止一次地写过“沉潭”。

是私刑，多半是针对女性，理由通常是犯了族规，而且大多时候和男女之事有关。通奸，婚前怀孕，都在此列。有时候也被称作“沉江”，因为地点的变化。老百姓叫它“浸竹笼”或者“浸猪笼”，则多半是因为它所使用的器具。20世纪以后稍微文明一点，要预先备案，一旦官府过问，可以表示这是一次理由充足的群众行为。虽然理直气壮，施刑者还是有恐惧感，因为死的是女性，众所周知，女性的怨灵似乎格外坚忍，而且处死的方式这样野蛮阴惨，有加深这种怨恨郁积不散的恐慌，所以“死的已因罪孽而死了，然而‘死’的意义却转入生者担负上，还得赶快回到祠堂里去叩头，放鞭炮挂红，驱逐邪气”。

不只沈从文的湘西有，四川广西也有，民间故事里始终出现，通常不是用在蛇蝎女子身上，而是用来惩罚追求真爱的女人，好在她们总能获得解救。甚至远如冰岛，古代议会的法庭上，也有一潭深水，就叫“沉潭”。为自杀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用来惩罚奸夫淫妇。男的被砍头，女的被沉下去。

我一直觉得这种死刑是异常野蛮和残酷的，而且因为它的私密性质，又多了些阴惨，听到用余光中先生的那首《回旋曲》谱写的歌时，我就直觉地认为，那诗的背景，就应该是沉潭一类的私刑：

“琴声疏疏注不盈清冷的下午/雨中我是垂死的泳者曳着长发向你游泳/音乐断时悲郁不断如藕丝/立你在雨中立你在波上倒影翩翩成一朵白莲/在水中央在水中央我是负伤的泳者/只为采一朵莲一朵莲影泅一整个夏天/仍漾漾仍漾漾仍藻间流浪/仍梦见采莲最美的一朵最远的一朵/莫可奈何你是那莲仍立在雨里仍立在雾里/仍是恁近恁远奇幻的莲仍展着去年仲夏的白艳/我已溺毙我已溺毙我已忘记自己是水鬼/忘记你是一朵水神这只是秋莲已凋尽”

这大约是余光中在70年代初写作的，那正是台湾民歌运动开始的时候，余光中则是主将之一。杨弦为这诗谱了曲，使之成为一首阴郁的、深邃的歌，几次转调都非常流利，层层叠叠，抑抑扬扬，但那主题却始终藏在背后，是阴郁的、有怨气的，炯炯地期待着听歌的人能有所回应，就像尼克·凯夫的那些“杀人小调”，听着听着，就容易让人陷进去，仿佛哪里悄悄地开了一扇门。此歌首唱是杨弦，收在那张著名的《中国现代民歌集》中，后来万芳在《答案》专辑中做了翻唱，两个版本，都非常沉郁。

我的老家早年也曾经使用过这类私刑，荒野丛林里，忽然就有那样一处深潭，浑浊，碧绿，深不可测。像是和哪里的大江大海相通的，水边又生着浮萍、乱草、竹林，教人不敢轻易涉足其间。我常在水边看得出了神，心里回荡着那首《回旋曲》，我对那里有着难解的关怀，尽管我的身体上没有藻类的绿迹。

他们把诗交给了他

终于找到李泰祥的那张演唱专辑《错误》，歌词都是郑愁予的诗，《错误》《旅程》《情妇》《雨丝》，等等。一首首听下来，和多少年里多少次听李泰祥一样，不论他怎么改变节奏、气质，听到的都只有平和。

但他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如此，60岁的时候，面对来访者，李泰祥曾说：“年轻时负担太重，挣扎于古典与流行、现实与理想之间，精神十分痛苦，现在这些痛苦都没有了，我可以更自由地创作自己想要的东西。”

怎会不痛苦呢？他生长的时代，是最嘈杂浮躁的时代，一切都嘈嘈切切没头没脑，而上一世纪的优雅蕴藉，还似一个嘤嘤不去的幽灵，到处找落脚点，逡巡徘徊间，看见了他，选中了他。他是1939年生人，自台东马兰的青山碧野之中长大，父亲是阿美人，受过高等教育，日治时期任保险业务员，却善拉小提琴，并将提琴传给了他，一心要他“比汉人更像汉人”。他天性善感早慧，小学的读物就是《茵梦湖》《基度山恩仇记》和《双城记》，若让古典之梦借身还魂，似乎，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

即便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有过狂暴的少年时代，而李泰祥也是如此。阿美人的身份让他吃足苦头，少年人曾有的一切叛逆、执拗、不安，他也都有。只是，十六岁那年看到小提琴家陈清港先生的招生广告，并成为他的学生后，他开始渐渐沉静下来，陈先生更惊喜地视他为天才，他因父亲破产交不起学费，陈先生便免费授课。他的老师没有看错他，毕业以后，在许多交响乐团，他都是首席小提琴手。

不过，这个时代，古典音乐已经退居次席，难有施展的舞台，而别的机会却渐渐找上门来，他们邀他写流行歌、写舞剧、写电影配乐，他都接下来，心里却有挣扎、有矛盾、有痛苦、有对自己的疑问，于是他夹缝求生，努力在作品中保持古典的格调，却渐渐成了自己的风格。只要我们想起七八十年代，背景音乐里就有《橄榄树》《走在雨中》《春天的浮雕》《海棠纹身》《因为秋天就要过去》《京华烟云》。而在台湾文艺界选出的百张最佳专辑排行榜上，《橄榄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唐晓诗专辑》分别位列第3、第37和第94名，他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古典”。

时光流转，他终于习惯在各个领域从容来去，并学会和古典与流行、理想与现实和平共处。甚至，在1988年，当他被告知患有帕金森氏症后，他也渐渐学会与双手颤抖、大脑失控和平共处。他把他的生活变成了平和宁静的诗。所以，在他又一张以诗为歌的专辑文案上，他们这样写，“徐志摩、余光中、郑愁予、席慕蓉、杜十三、高信疆、罗门、三毛把诗交给了他”。

而这也是所谓“古典”的真谛，“古典”是多种颜色混合而成的深白色，是经历嘈杂后赢得的平和，是恒久忍耐，是最终的宁静，不论以怎样的手段去企及，也都殊途同归。

重逢刘蓝溪

搜集到一套《邵氏电影珍藏》，抽出其中一张《邪完再邪》，刚看了片头就赫然发现，女主人公竟然是刘蓝溪。

70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对歌手的声音格外重视。民歌之前，四五十年代的“时代曲”，因为录音技术的不完备和风气所趋，是对歌手本来声音的歪曲，而到了60年代才坐稳江山的台湾电影歌曲，脱不了夜总会的泥坯，又是对歌手声音气质的歪曲。台湾民歌虽然是从这样的“鸡窝”里成长起来，却坚持“在泥泞中仰望星空”，像《十八春》里的顾曼桢，虽是被顾曼璐养大，却多少有点不领这个情，一定要忘本，一定要走到另一面去。民歌时代的歌手，声音一要干净，二还是要干净。不论是声音的质地，还是声音的气质，都力求干净清澈；而编曲和录音，也都极力突出歌手声音的那股“真”气。乐器在后面，只是遥遥地有个影子，民歌时代，真是“人”在唱歌。

刘蓝溪的声音完全符合民歌时代的声音美学标准，所以才十六岁就被人迫不及待地发掘出来唱歌，加上形象甜美，深得人心，第一张唱片《夕阳恋曲》就引人注目，在台湾唱片工业当年低制作成本大量出片的策略之下，短时间内就出了许多专辑。唱而优则演，而她十分幸运，立刻被琼瑶邀了去演电影。只是，在林青霞、吕绣菱的星光遮掩下，她演了十几部电影，却始终在小家碧玉、女主人公的闺中密友之类的角色上兜圈子，成了“永远的第二女主角”，而此时已是80年代初，台湾爱情文艺片走了下坡路，女主人公眼看都将不存，闺中密友又将焉附？她于是转去香港发展，终于有机会演主角，《邪完再邪》是其中之一。

红到尽头便成灰，乱花迷过眼睛之后，就难免蓦然回首，分花拂柳，找寻归程。在美国学习了五年佛法后的1991年7月，她获得家人尤其是丈夫的成全，正式出家。剃度时，她的父母都立在一旁，她跪着，一遍遍默念：“不要哭！千万不要哭！”半年后，适应了新生活的她，对人说，学佛使她“内心清静恬适，连做梦都会笑”。

1998年，滚石唱片出版了一套《重逢·民歌精选》，其中有一张，就是《重逢·刘蓝溪》。

她曾唱“再为我歌一曲吧，再笑一个凄绝美绝的笑吧”，却还是渺无声息，只是“走呀，走回去，在他们的眼上，像一片楚楚的蝴蝶”。

意映卿卿

1911年4月24日的晚上，林觉民在香港，住在临江的小楼上，给妻子陈意映写着一封信。

这封信，我们都能背诵：“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他生在福州的三坊七巷，十三岁时遵父命应考童生，却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随后第一个交卷，扬长而去。1902年他考入福州全闽大学堂文科学习，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在去日本前夕，和陈意映结婚。1911年，他从日本归来，参加广州起义，临行前回家探望父母妻子，家人问起他回家的缘由，他说，学校正在放樱花假。

那确是樱花的季节，一年一次，樱花在这个季节分明隐喻着人生：盛开的时候灿烂，凋落的时候果断。只是我们再也无法想象，这24岁的青年也如此果断：4月27日下午5时30分，林觉民随黄兴攻入总督衙门，后在巷战中被捕，接受审讯时，他不会说广东话，就以英文在大堂上侃侃而谈，两广总督张鸣歧曾叹息：“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那几天里，他不肯吃，也不肯喝，泰然上刑场——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后来的某一天，在乡下避祸的林家人，发现有人把林觉民写下的两封信塞进了门缝，一封写给父亲，另一封，就是我们都能背诵的，这封写给陈意映的信。一年多后，陈意映郁郁而终。

又过去好多年，有人为他写了歌，而几首歌里，几乎都有段口白：“意映卿卿如晤……”

第一首，是民歌时代，由许乃胜作词、苏来作曲、李建复演唱的《意映卿卿》：“意映卿卿，再一次呼唤你的名，今夜我的笔沾满你的情。然而我的肩却负担四万万个情，钟情如我，又怎能抵住此情，万万千千。意映卿卿，再一次呼唤你的名，曾经我的眼充满你的泪。然而我的心已许下四万万个愿，率性如我，又怎能抛下此愿，青云贯天。梦里遥望，低低切切，千百年后的三月，我也无悔，我也无怨。”

即便在白衣飘飘的民歌时代，似乎也没有比李建复更适合唱这首歌的了，他面目温雅，长身玉立。专辑的封面上，有他穿着长衫的照片，而他的声音，有青年人所没有的苍茫。那种一出生就已苍老的感觉，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拥有。所以，他还唱了《归去来兮》，还有《京华烟云》。

而另一首写给林觉民和陈意映的歌，由另一位民歌时代的翩翩青年唱出来，这就是童安格和刘虞瑞作词、童安格作曲并且演唱的《诀别》：“夜冷清，独饮千言万语。难舍弃，思国心情。灯欲尽，独锁千愁万绪。言难启，诀别吾妻。烽火泪，滴尽相思意，情缘魂梦相系。方寸心，只愿天下情侣，不再有泪如你。”

第三首歌，是由许常德和齐豫作词、郭子作曲、齐豫演唱的《觉》。这首歌，以陈意映的口吻唱出：“觉，当我看见你的信，我竟然相信，刹那即永恒。再多的难舍和舍得，有时候不得不舍。觉，当我回首我的梦，我不得不相信，刹那即永恒，再难的追寻和遗弃，有时候不得不弃。”齐豫的声音凄婉、凄楚，甚至有点凄厉，像是回荡在一切时间和一切空间里，但主人公最后还是要相信“刹那能永恒，再苦的甜蜜和道理，有时候不得不理”，因为，再也没有不信的余地，再也没有回旋的可能。

不只有歌而已，台湾大星公司曾经在1980年拍过一部电影《碧血黄花》，讲述他们的故事，金汉、林青霞分别扮演林觉民和陈意映，这部电影获台湾电影金马奖6项提名，其中包括最佳剧情片插曲提名。这首最后没有获奖的插曲叫《碧血黄花》，由影片的导演丁善玺作词、杨秉忠作曲，只是今天难以再听到了，同样听不到的，还有一首《碧血黄花》，由80年代有“广州郑少秋”之称的陈浩光演唱。

林觉民的故事还有余韵。他就义之后，家人把祖宅卖掉去乡下避难，买主叫谢銮恩，他有个孙女叫谢冰心。林觉民有个堂哥林长民，他有个女儿，叫林徽因。

他们都活下去了，活在他没有看到的将来里，甚至活到新的世纪，而他却永远24岁，永远都那么年轻，永远停在四鼓时分，写着那封诀别的信。

盛满凉凉的歌

偶然看到一则博客，作者大概是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她这样提到她的歌词鉴赏课的老师：“那老师的气质超好，说话略低却不显得深沉，身材略瘦却不显得单薄……是到现在我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最有气质的男人。”这个看上去只有二十八九岁的老师介绍自己，说自己叫梁文福。

她甚至仔细观察了一下，他的戒指戴在什么位置，但她却在课后才知道，她的老师是什么人。他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的词曲作者，在她写博客的2005年，应当是41岁。

41岁的人生，绝对不止两首歌那样简单。他是那类早慧少年，中学时候就开始写作，并在各种写作比赛中得奖。他的写作略有局限，尽管涉足诗歌、散文、小说、寓言、小品文多种领域，但在报纸副刊文体熏陶下，显得短、淡，过分追求隽永和雅致——他不可能成为写作的大家，但他在16岁那年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表达领域，在学校辩论会中败北后，他写了一首歌，从此，就一直写下去了。

那正是新加坡的年轻人接过台湾民歌运动的接力棒，努力创作“新谣”（新加坡年轻人创作的歌谣）的年代，开始他们只是相和相应、各自歌唱，终于，“新谣”热潮中最受欢迎的“水草三重唱”组合中的黄元成与许环良，联合另外三人在1986年成立了海蝶制作公司，“海蝶”从此成为新加坡音乐人的黄埔军校——梁文福、李伟菘、黎沸挥、巫启贤、陈佳明都被招至麾下，整个80年代的“新谣”唱片，几乎都出自“海蝶”。

而梁文福式“新谣”是怎样的呢？不用听那些歌，只要看看歌名，大致就能体会到：《某某人住在那个的小镇》《一个东方男子的悲剧》《一个排队女子的心事》《打一通电话给那年的你》《今天我遇到我的寂寞》《谁在我心海边拾贝壳》，还有后来更为脍炙人口的那些歌，孟庭苇唱过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乘风乘月乘忧去》，陈明真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任天鸣唱的《一程山水一程歌》，张学友的《她来听我的演唱会》，郑中基的《戒情人》，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阿杜的《下次如果离开你》，刘德华的《回家真好》，还有冠和唱片在1991年发行的梁文福的双张精选集，题为《笑说城事》和《斟情手记》。这些歌，是文人式的，是诗入歌式的，是接过李泰祥传统的，是水墨画式的，是不急不躁的、清淡的、含蓄的、娓娓道来的——是凉凉的。

对，是凉凉的，就像梁文福喜欢用的“凉凉”。他有歌叫《弹一支凉凉的歌》，有诗集叫《盛满凉凉的歌》。而不论“新谣”、海蝶唱片，还是后来的那些新加坡歌手，孙燕姿、许美静，予人的感觉，都是凉凉的。而尤其难忘的，是梁文福的那种凉，那是南方的凉，水草的凉，榕树的凉，夏天深夜的那种凉，是风的凉，月亮的凉，眼泪的凉，秋天的凉——梁文福经常使用的意象的那种凉。

是提前苍老的男人的那种凉，白衬衣，薄薄的嘴唇，清癯的面孔，删繁就简三秋树，像一只不出声的蝉，即便人在身旁如沐春风，也是凉凉的春风。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

1992年，我休学在家里。有一天，这首歌来了。

卫星电视中文台播出，词曲李宗盛，演唱张艾嘉，MTV导演彭文淳。《爱的代价》。

张艾嘉的脸庞始终在画面中间，眼睛黑白分明，缓缓地唱着：“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那时候有着桂纶镁气质的女孩子似乎并不罕见，这首歌的MTV里，就有那样剪着短头发的清澈的女孩子，和黑瘦结实的年轻男孩子在海边游戏，在白色的被单下翻滚。屏幕的左上方，不断闪着滚石唱片的logo。一闪而过的画面里，张艾嘉和一个孩子骑在木马上，那是她的奥斯卡么？

1995年夏天，在大学附近的幽暗的录像厅里，枪战片之后，老板放出了一个电影，在外面的节目名单上，它有个诱人的名字，叫《哥哥的情人》。可我们却发现，它的名字应当是《三个夏天》。梁朝伟、叶玉卿、吴倩莲主演，张艾嘉编剧，刘国昌导演。梁朝伟演那个永远穿着白衬衣的哥哥，叶玉卿是海滩上那个艳异的女郎，还有一群孩子，每年夏天，都会来到这个小岛上。影片结束的时候，主题歌出来了，“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我由此知道了《爱的代价》的出处。

1996年，大学毕业前夕，我们几个最好的朋友，三男三女，约好了去青海湖旅游。我们慨然地决定了，这次旅游结束后就放下一切，步入新天地。从青海湖回来，火车即将在黄昏到达兰州，有人在录音机里放出了这首歌，我们要他一遍一遍地放下去，一遍一遍地跟着唱。火车到了兰州，暮色苍茫的站台上，没有人接我们，从此我们再也无人接应，必须要学着自己长大。

1998年，我在电台做节目，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放老歌。在做这档节目很久之后，我放了《爱的代价》，我把它放在节目的最后，介绍了它的词曲作者和来龙去脉后，把它播放出来，就让节目在那里结束。广告之后，将是一个医药节目——“郑大夫，我最近尿路不畅。”“呀，那可不是小事，你来我们医院吧，31路车终点站下车即到。”歌曲结束之后，世界异常凶险。

一首歌有没有可能大于一首歌？一首歌有没有可能历久弥新，永远没有褪色的危险？一首歌有没有可能像人生编年史的书签，出现在每个紧要关头，总让人听出新的意味？这样的歌我知道一首——《爱的代价》。

2006年，在李宗盛的演唱会上，身为嘉宾的张艾嘉在舞台上哽咽着问他：“你有没有爱过我？”那也正是台湾民歌运动30年。对于这个数字，我想，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吧。

2007年9月10日，去北京的76次特快列车启动了，送我离开的朋友们一边大笑着，一边装作悲伤地挥着手追着火车，还夸张地抹着眼睛。那是我们所熟悉的表达，我不能不笑起来。我离开的不是某个地图上的名字，而是我生活了20年的城市。火车终于越来越快，把他们抛在后面，秋天的7点钟，暮色苍茫，车窗外的原野上，有星星点点的灯火。我戴上耳机开始听歌。《爱的代价》。

15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对于这个数字，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

抱一支老月琴

百度百科里，这样解说月琴：“月琴，弹弦乐器，唐代已有月琴之名。陈旸《乐书》：‘月琴，形圆项长，上按四弦十三品柱，象琴之徽，转轸应律，晋阮咸造也。’其形制与阮相近。清代，琴颈缩短，演变为现代的样式。音箱呈满圆形，琴颈短小……四轴，四弦……也有二弦、三弦的月琴。音域两个八度。演奏时，左手持琴按弦，右手执拨弹奏，技巧有弹、拨、撮、滚、扫滚、按、颤、滑、吟等，用于京剧、楚剧等戏曲伴奏。”

台湾民谣歌手陈达，当年就是抱着这样一把琴，到处流浪唱歌的吧。他总是说：“你爱听什么歌，我唱给你听。”语气里有慷慨，有期待。

1905年，他出生在台湾恒春，穷人家，哪里有什么春天？他有。他没上过学，却从哥哥那里学会了弹月琴，在乡野里、街巷间学会了恒春调。从此背着月琴走街串巷，在有井水的地方停下来，向着面前那些黧黑的面孔询问：“你爱听什么歌，我唱给你听。”唱什么？《四季春》《思想起》《五孔小调》，还有那些看过听过的故事、眼前的情景，他随手编到他的歌里，唱给他们听。

贫困、疾病、妻离子散，该来的全来了，39岁那场大病，让他只剩下一把月琴。像水沟里的野草，有水有空气，就还可以活下去，他用了十几年时间慢慢恢复健康，重新拿起月琴。这个时候，70年代来了，民歌的时代来了，他被晚一辈的音乐家挖掘出来，他们带他去接受媒体采访，介绍他在餐厅唱歌，甚至出版了《民族乐手——陈达和他的歌》。70岁了，每天赶场，被人们好奇地打量，他突然间有点疯疯癫癫的了。

悲伤的调子一旦定下，似乎就要贯穿始终。1981年4月11日，他在恒春被一辆游览车撞倒，在去医院的途中去世。那一年，他76岁。台湾民谣学者简尚仁说：“他天生注定是个悲观人物，甚至过世也是被车撞死的。”林清玄却这样说那一撞：“在碰撞的那一刹那，台湾民谣界的瑰宝被撞碎，陈达优美的月琴弦歌声成为绝响，陈达永永远远地逝去了，像一阵风飘去，只留下满地的凉意。”

也就在那前后，民歌时代最重要的音乐工作室“天水乐集”的主创之一苏来，跟他欣赏的词人赖西安联系上了，他说喜欢他的词，他说喜欢他的曲，赖西安送来了一首叫《月琴》的歌词，苏来把它谱上了曲，这首歌中的那个形象，几乎就是陈达。尽管赖西安说：“创作这首歌并不是直接指涉陈达这个人，而是借陈达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工业化的社会中民间曲艺是否应该受到重视，尤其是陈达所代表的民间艺人身上具有的勇猛与创意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还能否流传下来？”

《月琴》写好后，原本准备交给当时最具知名度的民歌手李建复来演唱，恰巧郑怡去了苏来家里，苏来让她听了这首歌，郑怡说：“这歌，我唱比较合适！”她还建议，应该先唱副歌部分。

就是我们后来听到的那个样子，一个清澈、嘹亮如水晶的女声突然间就来了：“唱一段思想起，唱一段唐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如祖先的步履。抱一支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老歌手琴音犹在，独不见恒春的传奇。”

1984年，张清芳参加“大专创作歌谣大赛”，凭两首歌获得了最后的冠军，一首是《曾经拥有》，另一首就是《月琴》，而台下的评委之一，就是原唱郑怡。

2004年12月，赖西安去世。2007年，台湾乐评人马世芳在采访中提到这首《月琴》：“在我重新认识陈达的恒春民谣、爬梳过70年代的乡土文艺运动、理解了台湾近代的种种变迁之后，回头再听，乃深深震慑于这几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如何用这么短的篇幅凝缩了这么多的故事，那用心是多么清澈纯良。”

时代过去了，弹月琴的人越来越少了，渐渐连他们的故事都给人忘记了。但再过多少年，我们仍能在某些地方感觉到那种清澈纯良，人群里，也一定有人还在热切地询问：“你爱听什么歌，我唱给你听。”

你从未许诺给我一座玫瑰园

好多唱歌的人，到后来都不唱了，何方不唱歌的原因，稍稍有点特别。

她的履历，看起来非常简单——本名叫陈晞，起先是在广播节目里初试啼声，台湾政大社会系就读的时候，就开始在广播公司担任《快乐儿童》的执行制作及《快乐儿童七十二变》的节目主持人，甚至曾入围1979年度广播金钟奖最佳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偶然和同学一起参加“大专创作歌谣大赛”，拿到了最佳演唱奖，从此成为歌手，在《年轻的感觉》等合辑中露过脸之后，1990年，她推出第一张专辑《我不是那种人》，她那种轻柔、雅致、干净而高悬着的声音，是此时此刻最受欢迎的声音。1991年，《停看听》专辑推出，和周裕先合唱的那首《停看听》成了她的代表作，也成为90年代的代表作，如果我们需要为90年代选出一百首最难忘、最值得留下、最能代表90年代气质的歌，《停看听》可以排在前五十位里。

她从没在大陆真正走红，在台湾乐坛却地位稳固。90年代，她的黄金时代、台湾音乐的黄金时代、华语音乐的黄金时代，她始终保持着一年至少一张专辑的产量，1993年的《表达》《情不自禁》，1994年的《心疼》《放感情》……就在这个时候，麻烦来了。

她有位性格暴躁乖戾的父亲，他很可能像日后心理学家分析何方的病案时所指出的那样，一直被自己的“不安全感和无能感”所左右，而家庭暴力——冷暴力、热暴力，是他驱散自己沮丧感的唯一方法。在这样的父亲“呵护”下长大，感受如何？何方在她2001年出版的著作《从忧郁飞向阳光》中，用了40页来描绘自己惨痛的童年。

海明威在回答“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的提问时，奉献的答案是：“不愉快的童年。”而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何方感受到的，可能不只是不愉快。但不愉快的童年却赋予她细腻敏锐的文艺感受和创造力，当暴躁的父亲因为糖尿病失聪失明、家庭经济也每况愈下的时候，她选择去歌厅唱歌养家，那位父亲却坚持认为，她从此走上了沉沦之路。在这种旷日持久的恶劣评价下，她把自己缩小成尘土里的花，即便在成功地成为知名歌手后，她仍然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小歌女”，情绪始终低落。

而最后一根稻草，来自1994年，唱片公司复杂的人事斗争、她的歌唱事业转型问题，还有，和男友的分手，而分手后的男友竟在一个月后和别人结了婚。

抑郁症来了，开始是间歇发作，拍摄《放感情》的MTV时，因为抑郁症，她甚至无法完成外景拍摄，随后症状逐渐加重，她生活不能自理，不能出门，不能下地，在房间里爬行。最严重的一天，她站在五楼，准备跳下去。1997年的第八张专辑《随便你》，成了她的最后一张专辑。

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用写作来倾吐、寻求宗教的慰藉和帮助，她逐渐从抑郁症的泥沼中走出，《从忧郁飞向阳光》和《爱在何方——后忧郁时期的寻爱手札》记录了她修复心灵黑洞的过程，她重新开始工作，这次是重返广播界。同时，她的头衔里，在歌手、主持人之外，加上了“作家”和“抑郁症相关主题演说者”两项。

所谓命运，可能只是一个被疯狂的父亲或者母亲主宰的家庭，他们成为后代背负一生的命运。“命运”不过如此，他们从不知道，他们从来不能给别人一座玫瑰园，他们慷慨的馈赠，常常是一个原子弹弹坑，只有少数人付出艰辛努力，将它改建成了玫瑰园，大部分人沉沦其中，一生所有的一切都被毫不犹豫地乘上了一个负号。

而悲剧，悲剧从未减少，所谓命运，不过如此。

寻找张琼瑶

张琼瑶第一次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卫视中文台反复播着放着她那首《有一天我会》。她穿着白衣，用中性的嗓子唱：“有一天我会，插上翅膀飞，有一天我会，张开双眼看，有一天我会，见到我的梦中有谁，有一天我会，飞过世界的背。”作词是杨立德，作曲陈小霞。MTV里，她的脸叠印在山峦、草原、云海上，就像川端康成的《雪国》里，岛村在车窗上看到那个女子的脸时的情景：“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象，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的世界”，“他渐渐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好像飘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

少年心目中的女神，可能就是这种形象，没有具体的与肉身有关的想象，只有一张绝美的脸，从天空俯瞰下来，饮风咽尘，吞吐云霞。而且，资讯并不发达的90年代，为她添上女神的另一重特征，极端的神秘，极端的隔绝，极端的来历不明。

此后多少年，关于张琼瑶的一切，都隐藏在那张叠印在苍茫风景上的脸背后，隐藏在那首《有一天我会》背后，隐藏在网络上数量极少的下载地址背后。这首歌被叶瑷菱和李正帆翻唱，被蔡淳佳翻唱，还被王菲翻唱为《季候风》，她们接在她后面唱下去：“当太阳升起的那一天，你再看我一遍，你将会发现我，所有的改变。”但歌曲最早的主人，依旧面目不清，只留下一张天空之上缓缓变幻的脸，成为生命中最大的谜题。

其实不是谜，与她有关的一切，其实早在那里，只因为人为的隔绝，像宇宙间的光线一样，在许久之后才和盘托出地映射到我们这里。她不是女神，她家有六个姐妹，大姐张琼玲曾是模特，曾经出现在电影《侠女》中；另一个姐姐张琼姿是著名的女明星，演过许多电视剧，年近五十，仍然风头不减。几个姐妹都符合贵妇的标准，嫁得好，或者男朋友找得好。

张琼瑶在1988年，成为齐秦的“虹”工作室旗下艺人，与陶晶莹、比莉、林东松同门。第二年，齐秦为她制作了专辑《糖罐子》，让她异军突起。两年后，出了《有一天我会》；最后一张专辑，则是1992年的《你喜欢的会有几个》。专辑只三张，但其中的歌曲却陆续被翻唱，例如《风带走了风筝》《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此后的她，结婚生子，与姐妹们逍遥度日，只偶尔出现在综艺节目里。

中性的嗓音，一定要配以干净的气质，才不显得猥琐，反而另有奇特的韵味。她具备这样的特点，更何况，她还神秘得如同邦女郎，让少年念念不忘，多年来屡屡搜寻。

就好像徐小明的那部电影《海市蜃楼》，那张出现在海市蜃楼中的绝美容颜，让硬汉子甘愿抛家舍业地在黑沙漠里追寻，直到终于找见她，发现她是个冷血的女匪首，仍然心有不甘——那些神秘的、美丽的造物的恩宠，代表着这个世界的众多属性中的一重，能洞悉那些神秘造物的秘密，似乎就洞悉了世界的秘密，能与这些造物发生联系，似乎就直抵世界最隐秘的核心。

而我，在终于找到她的资料、梳理出她的生平的那个下午，也终于长出一口气，心平气和地下楼去买菜。一次一次，知道了她的下落、他的下落、他们的下落，知道了他们的生活如何平凡真实，也就终于印证了世界神秘的属性并不存在。终于能够，一次一次，一点一点，把自己落实在真实平凡的生活里。

第二道彩虹

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比如，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已经留下了张爱玲、钱锺书让我们挖掘出来，新的挖掘却还在进行之中，人们对那个时代永远有期待；再比如，音乐史上的七八十年代，当年台湾、香港的民歌手，在多年后陆续被挖掘出来，新的挖掘却还没有中止，还有惊喜，还有意想不到的繁华，在挖掘中呈现出来。这一次，被重新挖掘出来的，是陈秋霞。

她生于1957年11月12日，是生在香港的苏州人，七岁即开始学习钢琴，十五岁通过英国皇家学院钢琴演奏八级资格认证，而她学习钢琴的动力，有一部分或许来自她的信仰。她是基督徒，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基督教会学校就读，在教会的活动中，她是琴师，是坐在钢琴后面的那个清丽的少女。1975年，她十八岁，参加了香港音乐比赛，同时成了钢琴组和作曲组的冠军，于是在同年代表香港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流行歌曲创作比赛。而70年代创作歌手的风潮中，需要的就是她这样的歌手。

她成为风头无两的歌手、词曲作家，但台湾导演宋存寿（《庭院深深》《窗外》的导演）看中她不俗的相貌气质，也认识到她能唱能写的才情正是时下文艺片所最急需，于是立刻邀请她出演电影，并用她自己的故事写成剧本，并由她用本名出演，1976年，《秋霞》上映，随后使她获得第十四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成为金马奖历史上从影时间最短的影后。随后是《烟波江上》《一个女工的故事》《第二道彩虹》《悲之秋》。五年时间，十部文艺片，片中自然也少不了她的歌。那首据徐志摩的诗谱写成的《偶然》是电影《秋霞》里的歌，那首流传了三十年的《第二道彩虹》也出自同名影片。

她代表了70年代的另一面、另一群人。她出身清白、面孔端正、努力向上、左右逢源，她不颓废、不迷惘、不缥缈浪漫，只偶尔伤感，世界对她，是个温暖明净的大花园，所以，尽管她是凭借钢琴作曲，作品的曲风却十分接近吉他哺育出来的台湾民歌，但歌词却绝对两样。例如《真善美》，“真善美，真善美，它们的代价是脑髓，是心血，是眼泪，哪件不带酸辛味”；例如《珍惜好年华》，“莫以青春来做代价，为了前途醒觉吧，将快乐将温暖，筑起温馨一个家”；再比如《罂粟花》，“谁将罂粟花种于路旁，任令它飘香，纯良的他不知花险恶，犹在慢慢欣赏。沾上它大好壮志会颓丧，沾上它健康快慰也尽丧”。曲子优美，但歌词过分正能量，所以，它的台湾版变成了《往事》，由邱晨填词。

这种清白温暖保证了她比当时的民歌手更快、更容易进入主流，更保证了她会遇到好姻缘。80年代初，她去马来西亚登台，遇到商业巨子钟廷森，在他送了一百个花篮后，她答应和他共进晚餐，1981年，她嫁给了他。从此，她退出演艺圈，移居马来西亚，成为马来西亚金狮机构的董事主席夫人。“刚结婚第一年的除夕夜，老公跟我说‘今天晚上会有朋友来家坐坐’，这一来就来了五百人”，在《康熙来了》中，她这样说。

民歌手复出（或许他们从未曾退出，只是重新被重视）之风，或许也触动了她，她在2006年年底推出《放飞梦想》专辑，专辑的最后一首，是那首被无数人翻唱过（包括黄秋生）的《偶然》。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歌中这样唱。

而那样繁华的、沉厚的时代，那交会时互放过的光亮，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我们忘记，永远有待挖掘。

碧玉

一提起“小家碧玉”四个字，歌手里最先让我想起的，是王芷蕾。

“碧玉”首先要有一个清白明朗的出身，王芷蕾正是如此。她是公务员家庭的纯良少女，本名也足够小家碧玉：王玉娟。王玉娟最初的音乐熏陶来自她那喜欢音乐的父亲和兄长，最初的音乐训练则来自教会唱诗班，最初的演艺生涯，则是在歌厅开始——这略微不那么“碧玉”，但小门小户里的女子，往往有足够的智慧，让周围的一切温和起来。

“碧玉”还要运气好。不至于离奇富贵，至少也不能曲折坎坷，才能一直不温不火地“碧玉”下去。王芷蕾还是如此。1977年，她尚在读高三，两个好人帮到了她。一个是歌星美黛，她介绍她加入马来西亚的“大联机构”，推出一首《情诗写在彩云上》，在海外扬名；另一个是她的恩师翁清溪，他介绍她参加了台视“新人奖”的歌唱比赛，一连三次得到“周冠军”后，她得到台视合约，成为台视的歌手，随后在台湾出版第一张专辑《情深深》。

“碧玉”还要生个好时代，不能像“乱世佳人”那么猖狂得意，但也不能身世飘零雨打萍。王芷蕾还是如此。此时正逢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影的盛世已经要过去了，电视的时代来了，台湾的“台视”“中视”“华视”，努力制作自己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以争抢观众，当然，电影的一项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延续，那就是，任何一部电视剧，必然要有若干唱得响的主题歌和插曲。王芷蕾生逢其时，她嗓音轻柔亮丽，气质温和优柔，正合适全家围绕聆听，《何日再相逢》《侠影香踪》《情深深》《花开时节》《秋水长天》《天长地久》等电视剧中，都有她唱的主题歌。

尤其1980年的《秋水长天》，这部剧由黄以功执导、萧芳芳参演，是台视第一部单机外景作业的八点档连续剧，主题歌由她演唱，让她红极一时。典雅的歌词、清淡的旋律、她轻柔惆怅的声音，让这首歌到今天也不落伍：“依旧是秋潮向晚天，依旧是芦花长堤远，多少云山梦断，几番少年情泪，尽付与海上，无际风烟，早化作远方渔火万点……”此后，她几乎垄断了“台视”出品的所有电视剧的主题歌和插曲的演唱权，《海角天涯》《让他们都知道》《秋潮向晚天》《月未西沉》《一千个春天》《无名小子》《最难忘的人》，都指名要她唱主题歌，曾经有那么几年，台湾人一到晚上八点，都会听到王芷蕾唱的歌。

“碧玉”即便转身，也要转得波澜不惊。1984年，王芷蕾加入飞碟唱片，开始由“主题歌美妇”转型为“都市女子”，转型之作《台北的天空》获得成功，并让她获得金钟奖最佳唱片和最佳演唱人奖。1986年的《翩翩飞起》让她在被金钟奖提名五次后，最终获得最佳女歌星奖，顺便要提到的是，那首由童安格创作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就出自这张专辑，她是首唱人。

“碧玉”还要有个好下落。1988年，《悲欢岁月》专辑后，她嫁给电脑商郑叔霆，旋即退出歌坛，进军美国商界。她和先生的电脑公司曾被美国评选为第十二大高速成长公司。

“碧玉”更要有个好口碑。作为飞碟唱片“四大天后”，蔡琴、黄莺莺、苏芮、王芷蕾的个性各有不同，有则逸事足以彰显四人性格，几乎“呼之欲出”。据说当年四人同车赶通告，在电视台附近与来车擦撞停车，苏芮对宣传说：“你去看有啥问题，凭什么搞成这样？”蔡琴直接冲向对方：“你知不知道这样的行为会危害到社会？”黄莺莺：“等一下，我先补个妆。”王芷蕾说的是：“算了，就快到了，别跟他吵。”

“碧玉”重出江湖，也要仪态万方。2006年，她在沉寂将近20年后，签约丰华唱片，推出《我们的天空》专辑，依然叫好一片。

“碧玉”唯独不能凄凉。她大部分的歌，在当初也许是凭借电视剧的不断重复来让人铭记，在今天听来，都太过平淡，只有那首《冷冷的夏》是例外，这首她真正的代表作，也是20年后依然清新如昨的歌，很少见人提起，也许就是因为凄凉。谁都见不得“碧玉”有凄凉的时刻。

而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碧玉”。躁狂离奇的时代，太多倾国倾城的“乱世佳人”，就是没有成群结队的“碧玉”。

未央歌

书店里终于出现了那本书：《未央歌》。草绿色的封面，很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我终于知道了，那令我朝思暮想的60年前的四个年轻人是什么模样：“童孝贤永远是笑的”；“（伍宝笙）叫小羊偎在她胸前。叫小羊擦着她双颊。她从雪白的小羊背上望过去，远远望见叠叠青山，无论远近，山色浓淡，都清白如洗”；而蔺燕梅呢？她放寒假回了家，“爱说粗话的人又试着说粗话了，因为校园中没有蔺燕梅来听他。那些用功过分或过度疲劳有忧郁症的人便又愁眉丧脸了。因为没有蔺燕梅向他笑。”她竟这般美。

而黄舒骏看到这本书，要比我们早25年。那时候，他初中毕业，暑假的某天，他看到报纸上在这样评价一部电视剧：“宛如《未央歌》时代的重现。”什么是《未央歌》？他找到了它，用三天时间读完了这本600多页的书。“后来我上了台中一中，高一时我们班的导师在上课的第一天就为我们介绍《未央歌》这本书……后来班上大部分同学也都看了这本书，还常以这本书里面的情境去讲所有的事情，还自己分配角色，去扮演书本里面的角色……在毕业时的校刊上，老师写了一篇文章送给我们，其中一段就是在讲《未央歌》。”

后来，当黄舒骏在大学里开始写歌的时候，就效仿凯特·布什为《呼啸山庄》写下同名歌曲的做法，写出了《未央歌》。1988年，歌林唱片为22岁、正在念大三的黄舒骏推出首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收录了《未央歌》，当时它并非主打，但1995年，黄舒骏加入福茂唱片后，推出的精选集就叫《未央歌》，第一首就是新版的《未央歌》，在经过将近十年的时间考验后，这首歌终于因其平淡中的醇厚，成为主打歌。

而我们？我们最先知道的《未央歌》，是黄舒骏的《未央歌》，唱着“当大余吻上宝笙的嘴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只是不知道小童的那个秘密，是否就是蔺燕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名字来自何处。直到人为的隔绝终于减少，我们知道了有本小说叫《未央歌》，知道了它的作者是鹿桥（本名吴讷孙），知道了他自西南联大毕业，知道了《未央歌》是他在1945年他26岁的时候完成的作品，也知道了这本书直到1959年才在香港出版，直到1967年才有了台湾版。还知道了，“未央”一词来自汉画像砖上的“千秋万世，长乐未央”，意为“过去的来源不知道，未来的结尾也不清楚”。最后我们也知道了，创造了大余、小童、蔺燕梅和伍宝笙的鹿桥，在2002年3月19日清晨去世。

黄舒骏比我们幸运，不仅因为他比我们更早读到这本书，还因为，1997年，他收到了鹿桥先生的侄女朴月女士的一封信，信中说，鹿桥知道了有这样一首歌，希望黄舒骏“不要害怕跟他联络”。两周后，黄舒骏飞到美国，见到了鹿桥。2000年，他再一次见到鹿桥，这一次，他们谈论的是将《未央歌》改编成电影的事宜。

而我们的不幸运并不在此，而在于我们没能在最该读到它的年代看到它，我们竭尽全力，用回想我们的旧日时光时得出的那一点体验，去触摸他们“全盛时代的丽影”，竭尽全力地去想象，在60年前，在西南联大，那个小小的桃源里，少年像少年般茁壮，少女如少女一样清丽，他们采花、戴花、读书、争论，他们嬉戏追逐，他们情深意笃，全部的精气神，都用在锻造自己的人格上。校园里浓荫匝地，树叶又绿又香。此情此景，永远难再。

我们的耳畔，却回响着黄舒骏的歌声：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

得不到的何止爱情

1月29日，是邓丽君的出生纪念日。和每年一样，照例有纪念活动，网站又会做她的纪念专题。

但是，有个问题，萦绕心头，始终没有解决。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唱歌的人，都长得那么美丽了，为什么还要唱些幽怨的歌？为什么在他们的歌里，还满是得不到一个人的痛苦？长得那么好，还不是想要谁就要谁，唱这些歌做什么？若干年后，我明白了，且不说爱情这种奢侈品，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人，永远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得到，得不到，和美不美、成功不成功，没有关系；和冥冥中那只“翻云覆雨的手”，也没有关系。得不到，是人的命运。

在我们看来，邓丽君是传奇国里的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从表面上看来，也的确如此。14岁，就被称作“天才女歌星”；1972年，当选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1973年到日本发展，很短时间就获得成功；还有图片和影像里的她，一件又一件美丽的衣服，灿烂的笑容，北海道的美景，演唱会上森林一样的手臂，还有惊人的唱片销量，无数次比赛的冠军；还有，更令一个歌者骄傲的、人心所给的荣誉，被传唱，被热爱，被铭记，被纪念，而且时至今日也没有稍稍减退。

如果有个魔鬼拿着这些来跟任何一个人换，条件是只能活到四十岁，而且始终被寂寞伴随，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拼命点头，如果轮到我，我也会的，我也会拼命点头。

拼命点头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真正感受到这一切。当我们真正变成她，我们看到的就是奶酪中的窟窿，进入黑夜之前的漫长旅程：不愉快的童年，一个始终哀哭的结，被身后那只翻云覆雨的手左右的命运，并且始终无力辩白。有了美丽，有了财富，却更加遇不到一个全无目的喜欢自己的人，终于要洗尽铅华，却遭遇背弃，在政治的旋涡里担当一枚棋子，身不由己却去意徊惶，于是陷入沉寂，自我放逐，最终寂寞地客死异乡，身边是一个心知肚明的、但在孤独面前不得不容忍的人。

还有，一次次面对落幕，其实也是面对被缩短的生与死。繁华与凋敝，绽放和萎缩，这些，一再经历，人很快就老了，即便是有绝代风光，也只是提前支取。谁都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心花怒放，却开到荼。

你看我风光，你看我要什么有什么，只因为，你不是我。

白光反反复复地唱：“我得不到你的爱情，像黑夜里没有光明。”得不到的，其实何止爱情！

昨夜有盏明灯

有的歌要是在特别的环境里听到，也难免会有触动人的一刹那。棉棉在她的小说《糖》里，曾经提到过《心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主人公在精神病院里，有一天，她听到那里的老女人集体唱一首小歌，那首歌就是《心雨》，她们唱得抑扬顿挫，非常悲伤，而且，就那样一首接一首唱了下去。那些歌，在平时，在一个像《糖》的主人公一样的女孩子看来，也许是令人忍无可忍的吧。只是，在那时听来，却令人悲伤动容。她说，后来，当她走在街上，再听到这首歌，就会停住脚步，当时的绝望再一次漫上心来。

都以为，这首让人绝望的《心雨》是杨钰莹和毛宁首唱的，但实际上这是一首老歌，它真正的首唱者是李碧华，一个渐渐不为人知的女子。

是的，渐渐不为人知。当你在网上搜索“李碧华”的时候，你会得到若干记录，但此李碧华非彼李碧华，这个还能够出现在网络中的李碧华，是香港的女作家，是《霸王别姬》《青蛇》《胭脂扣》《川岛芳子》的作者，而那个唱歌的李碧华，已渐渐被人遗忘。

然而，在当时，在琼瑶小说和电影极为盛行、爱情文艺片还没有完全衰落的80年代，李碧华是个响亮的名字。1979年，当她还在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她就开始在学校的重唱组担任主唱，于是，很快就有唱片公司找到她，并且把她带到了为更广阔的舞台上。

当时的台湾，一统天下的琼瑶电影正在走向衰落，却毕竟余韵未了，而李碧华就是凭着为琼瑶电影《聚散两依依》演唱主题曲一举成名的。她的首张专辑，就是《聚散两依依》。她的声音比较直率，没有过多的装饰，音质也非常干净，适合这样柔婉清新的歌。琼瑶显然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她的电影里，所以，接下来的《梦的衣裳》中，李碧华的声音又出现了，她唱了被视为她真正的成名曲的《神话》。

但是从那以后，李碧华就很少出现在琼瑶电影里了，不过她后来的专辑如《浮水印》《心雨》《伤心往事》《我用思念包装我的心》《如果你不认识我》都保留了她一贯的风格，在80年代，这些介于民谣和成熟的流行歌曲之间的过渡性作品很受欢迎。90年代，在先后加入滚石唱片和飞碟唱片，相继推出若干专辑，并因为一首《分手》短暂地引人注目之后，她就渐渐消失了，而人们最后一次对她有印象，是在飞碟唱片的那首合唱歌曲《相亲相爱》中，如果我没有记错，她是整首歌的开唱者。

而《心雨》因为杨钰莹和毛宁的翻唱，还在KTV中传唱。在昏暗的灯光下，在情欲迷离的夜晚，还有人在借助这首歌相互暗示，还有人在鼓动别的男女去相互对唱，好让大家为此打趣一番。

而那以后，又是什么呢？大而残破的深夜，酒醉之后沉重的脚步，摸索钥匙的声音，以及天亮之后，身边陌生的气息和身体压出的痕迹。

在那一刹那，每个人都无辜，每个人都纯真，每个人都像是婴儿，被抛在这世界上，等待自己的故事在别人身上重演，等待自己的歌被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歌者，赋予不同的意义。

杨庆煌，杨明煌

不止一次，看到有人把他们两个搞错，《会有那么一天》被归到了杨明煌的名下，车祸则被归到了杨庆煌身上，甚至有人以为，他们根本是同一个人，也唱过那些歌，也出了车祸。

每次遇到这种混淆，都会让人迷糊那么一刹那，以为自己的记忆出了偏差。的确，除了名字以外，他们的经历也颇多相近的地方，都是60年代生人，都做音乐，都是在校园时代就与民歌运动有些瓜葛，都在八九十年代达到事业的顶峰，也都是在90年代的某一天，突然失去了踪影。

唱了《会有那么一天》的，是杨庆煌。他是当年的学生王子，凭借《我是真的爱着你》《别说爱情》《会有那么一天》《年轻的战士》《听听你的声音》《心爱的小镇》这样六张专辑，进入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对很多人来说，他的歌是一部时空转换器，只要几个音符，就足以在身侧布置起少年时代的秋天、街道上烧树叶的烟、毕业联欢晚会，以及深夜里遥望过的灯。然而也许正是这样的重任，令他不堪重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形象太过稳固和深入人心，所以截断了他在音乐上转型的可能，所以，他渐渐从歌手的行列里消失了。尽管从此以后，他也并没有离开娱乐圈，甚至露面更加频繁，演电影、长篇大论地演闽南语苦情戏、主持综艺节目，但是，他的声誉、他的事业、他所得到的爱戴，都是建立在音乐的基础上的，离开音乐，就等于宣告了他的消失。看苦情戏的，不会在意他；在意他的人，再也无法把他和那个总是穿着灰布长衫扮演深情丈夫的人合为一体，他从此似在非在，形似神不似，只留下“去似朝云无觅处”般的扑朔迷离。

而杨明煌的消失，却是干净利落，不容置疑。他是1960年生人，台湾中原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凭一手出神入化的吉他，在1984年成了歌林唱片的制作人，从此成就了无数歌手：黄舒骏的《马不停蹄的忧伤》《雁渡寒潭》《未来的街头》《山盟海誓》《何德何能》由他制作，王靖雯的《天空》、那英的《为你朝思暮想》《白天不懂夜的黑》由他制作，林慧萍的《说时依旧》、辛晓琪的《味道》、蔡琴的《新感情旧回忆》、黄莺莺的《春光》、范晓萱的《深呼吸》也都出自他手下。

然后，那场众人皆知的车祸来了。那夜，他在家门口停车，有醉酒少年，骑着摩托冲来——多年以后，有人在电视里说，如果真有时光机器，他最想做的事，便是重回1995年3月16日，去改变那个日子，去告诉杨明煌，不要在那天开车。而黄舒骏为他写下的那首歌，就叫《改变1995》，他絮絮地告诉他，“你走了之后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黛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我最想写的那一首歌至今还没出现”。这么多的人与事，越是累积，越是毁灭了改变的可能。

其实，也没什么可改的吧，有些人只是要活在青春里，只是要“在春天里活几遭”，青春过后，死或者生，对他们并无区别。青春消失了，他们也就消失了，杨庆煌、杨明煌，都是如此。即便真有时光机器改变那个刹那，他们照旧会下落不明，似在非在，只要，青春不再。

牯岭街少年合唱团

有时候，一首歌会让我们像侦探一样，多少年矢志不移地寻找关于它的一切线索，直到让它的面目渐渐清晰起来。

例如那首Why，了解它的过程，简直可以写成编年史。最早听到它，是在1992年卫星电视中文台插播的MTV（那时候还叫MTV）里，由两个男孩子对唱，十七八岁的那位唱男声，十一二岁的那位唱女声，唱女声的小男孩踩在木制的高脚椅上，尽力地够着话筒，闭着双眼，用尖细的嗓音模拟女声，黑白的画面，在那个男孩子含笑的英俊的脸和小男孩打拍子的脚上切换着。穿插其间的，是男孩子骑着脚踏车带着手捧野花的少女，在郊外的小道上行过的画面。男孩子穿着白衬衣，露着洁白的牙齿，笑着，时时回头和女孩子说话，而女孩子也笑着，整理着头发。在MTV的开始和中间，打出演唱者的名字：牯岭街少年合唱团。

资讯不够发达，而且我只十六岁，费尽所有气力，也只在街头贩卖的吉他书里，找到这首歌的曲谱，该书的名号十分响亮——《卫星电视中文台歌曲集锦》。但词曲作者名字一律欠奉，这时，已是1993年。

1996年，从电影杂志上知道杨德昌有部电影叫《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然无缘看到，立刻以为那“牯岭街少年合唱团”是杨德昌电影的拥趸。因为那首歌，我想象那电影应该有着颗粒度很粗的黑白画面，并且讲述一个野蛮的故事。1998年，在一个苦练英语准备考研的朋友那里，听到法兰基·阿瓦隆（Frankie Avalon）唱的Why，朋友是动物园的员工，宿舍就在动物园里，在大象、老虎和夜鸟的叫声里听完这首歌，心上有块大石落了地。

这时候，网络时代到来，我已成年，与电影和这首歌有关的一切，突然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涌来。2001年，看到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天连看两遍后，才知道，那首Why，在电影中是由小公园的乐队所唱，而那MTV中的场景，影影绰绰都是自电影中来。2002年，又自网上找到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电影原声。

2005年，找到原唱者法兰基·阿瓦隆较为详细的生平，他1939年生于费城，原本想要做拳击手，却凭出色小号技艺步入音乐界，又误打误撞成了歌手，在“猫王”服兵役尚未归来的1959年，先是在3月19日凭一首Venus在排行榜冠军位置上停留了五周，又在这一年的12月28日，以这首Why在榜首停留了一周，使这支歌成了50年代的最后一支榜首曲。歌曲上榜的同时，他正参演约翰·韦恩的《边城英烈传》，而自那以后，他再也未能进入排行榜前十，事业重心也渐渐移向电影，并努力生育，到了晚年，育有八个子女，过着幸福的生活。

2006年，又有惊人的发现，原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所有歌曲的演唱者，不论男声女声，都出自王柏森。1989年他二十四岁时，以《詹姆斯·迪恩狂想曲》成名，随后推出专辑，怎奈时运不济，凡他加盟的唱片公司都随即倒闭。在参演杨德昌电影并演唱其中歌曲后，成立“牯岭街少年合唱团”，并在电影上映当月推出电影原声唱片，后来又因出演杨德昌《独立时代》获得第三十一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此后，他多半活跃在舞台上，业绩辉煌。而“牯岭街少年合唱团”和Why，在这个时候，在我这里，总算真相大白。

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中，常有执着的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找真相。而像我这样，为了一首歌追根究底十几年，为一首反复唱着“因为你爱我，我们找到了完美的爱，是的，属于你我的爱，我爱你，你也爱我，永远不渝”的甜美简单的歌四处搜寻求证，了解与它有关的一切细节，到底是为着“人性的证明”，还是“青春的证明”？而那些被我们求证过的歌并不管这个，只是唱下去，旧的唱片听坏了，自有新人把它翻出来，再唱下去，并且在后来者的心中，布下新的谜局。

把郑智化收藏起来

中学时代，我们四个常在一起的朋友，热烈地喜欢过一个歌手——郑智化。

把郑智化和这些形象带到我们中间的，是小魏。学校里，他跟我是同桌；学校外，他跟我是邻居。他没有念高中，初中毕业，进了铁路技校，技校毕业，到小站当扳道工。在1990年，他每月薪水一千多块，是地方普通职工的三四倍，他又没有别的开销，也不需要负担家用，因此可以买得起引进版的磁带，一盒十三四块钱。磁带盒子上，有唱片公司的标志，滚石或者飞碟；盒子里，有折页的歌词纸，甚至歌手写真，堪称豪华。

铁路职工可以免费乘火车，他因此每周都回来，带着他新买的磁带给我们听，潘美辰、姜育恒、罗大佑、郭富城、孟庭苇、陈明真、庾澄庆、赵传，还有各种合集。假期结束，这些磁带都是要带走的，所以，我们翻录自己喜欢的歌，抄写歌词，连歌词纸上的歌手独白都不放过：最喜欢的颜色，最喜欢的歌手，最喜欢的电影……终于有一周，他带了一张有郑智化歌曲的合集回来，里面收有《堕落天使》，下一周，《堕落天使》和《年轻时代》的专辑，就被他带回来了。郑智化瞬间覆盖了、占有了、吞没了我们对别的歌手的热爱，让潘美辰、姜育恒、罗大佑都成了预备练习，似乎，听他们的歌，就是为了最后能够较为通畅地理解郑智化。

另一个是小谈。他黝黑壮硕，眉目俊朗，整个高中时代，都留着一种被称为“郭富城头”的发型。那时候，我就读的那所中学，几位体育老师都是学篮球出身，他们调教出了一支所向披靡的篮球队，拿了许多奖，篮球因此成了学校的官方项目。而小谈却集结了几十位喜欢足球的同学，各年级都有，组建了一支足球队。每天下午，他带着足球队员，在操场边做体能训练，迟到的人还要做俯卧撑；每个周末，他们还会像模像样地踢几场比赛，甚至和附近的部队踢友谊赛。

这支足球队很受校方排挤，举办比赛、日常训练常受阻挠，踢足球因此带上了叛逆的、非主流的、边缘化的，甚至悲壮的色彩。所以，他能喜欢郑智化，简直一点儿也不奇怪。但是，他对郑智化的喜欢，近乎狂热，远远超过我们，他哼的唱的全是郑智化，他一遍遍抄写郑智化的歌词，一个字抄不对，撕掉重来。多年后我意识到，他的这种狂热里，更多是对友谊的忠诚与狂热。如果对一个歌手最热烈的喜爱，可以达到100分，他对郑智化的喜欢，却有150分，那50分是交给友谊的，是因为朋友的喜爱而激发的额外的喜爱，是溢出的部分。

还有一个是小杜，他苍白瘦削，也是足球队成员。他性格平静，对什么事物的喜爱，都是淡淡的，即便郑智化，也不例外。小魏、小谈还有我，都是那种毛焦火辣的人，所以我很喜欢他那种淡淡的样子，一直试图学到他的温和，他的不惊不乍，但最终，我只学到了他背书包的样子。他总是把书包带子挂在脖子上，让书包挂在胸前，走在路上，老用手捧着书包，一颠一颠的。他紧跟着小魏，进了铁路技校，毕业后，同样是去小站，同样是扳道工。在他走了之后，我也像他那样背书包。

他在技校学会了弹吉他，据他描述，技校里，“哪个宿舍没有一两把吉他”。每逢回家，他都会带吉他回来，朋友聚会，弹上一两曲，比如《爱的罗曼斯》和《致爱丽丝》。这启发了我对吉他的热爱，在我对未来的期待中，有了一件明确的事物：一把木吉他，红棉牌，中号。几年后，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我们四个人，是最好的朋友。似乎，四个人的构架，是朋友圈的标准构架、最稳定构架，即便好莱坞青春片里，一起出场的年轻人，也往往是四个人。每逢周末，小魏和小杜回来，我们四个人，在小城的街道上并肩而行，高声唱着郑智化的歌；我们去小谈家熬夜，录音机里反复放着郑智化的歌；听到窗外有人用他的歌吹一句口哨，我们立刻奔到窗前去看。

印象最鲜明的，是一个寒假。学校里没有人，也没了干涉踢球的体育老师，他们天天到学校足球场去踢球。有一次，是在大雪之后，操场上积满了厚厚的雪，他们就在雪中踢球，雪后的那种清旷，被他们的喊声和笑声刺破。操场边，榆树苍黑，白杨青灰，栖息在树上的鸟雀，被他们的声响惊起，在操场上空盘旋片刻，又落下，又飞起。踢完了球，他们拎着衣服，唱着郑智化的歌和齐秦的《狼》，穿过整个学校和小城，各自回家。冬天的微温，和他们声音的回响，至今我也像在现场。

还有一次是在春天。我们去爬山，走进一个人迹罕至的山谷，在那里，看到一片平坦的草地，开满野花，我们就在草地上躺下，用帽子半遮着脸。山谷里一层层变幻着颜色的春天的树，最下面是墨绿，然后依次是翠绿、淡绿、鹅黄、鲜红、粉红、米白，我们躺在山谷里，听着郑智化的《让风吹》，想着遥远的台北的夜、“黑社会”、《将军族》《孽子》、火车站、流浪的少年。直到现在，听到那首歌，那一整个春天都会被放出来。

郑智化是密语，是暗号，是用来相认的半块玉佩。

但是，关于郑智化的资讯是那么少，简直不够我们咀嚼，直到听到他的第五张专辑，我们才真正确认他的腿脚不方便。即便这样，他的歌唱生涯，却和我们的人生发生了奇妙的重叠，那前前后后将近十年的生活，几乎都可以用郑智化的人生变动来作为旁注：我进入大学那年，郑智化推出专辑《星星点灯》；我工作那年，郑智化推出《游戏人间》；他改变歌路，唱出《夜未眠》那年，我正在恋爱。

四个人的命运各有不同。小魏在偏远小站上，当了20年的扳道工和调度，2010年才调到市里。这20年，他结了婚，养大了儿子，把自己变成一个中年人。他始终对他工作过的荒原小站念念不忘，时不时开车回去，拍两张照片放在QQ相册里。

小谈高中毕业，进了工厂技校，毕业后就留在那个永远要倒闭却永远倒闭不了的国营大厂里，在那里工作了16年。买了厂里盖的房子，和同厂女工结婚，生了两个孩子，直到2010年，他终于从厂里辞职，开始帮朋友做化妆品，后来用装修八间化妆品店积累下的经验，开始做装修。

小杜在小站工作了16年，和从驻地认识的女孩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女儿继承了他温和沉稳的性格，一家人的生活安定平和，直到2007年，他死于癌症。他的母亲，就是因癌症去世，他也没能躲过去。

我们齐聚在小杜的葬礼上。他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花园，灵棚就搭在那里，我们在那里守了三天，小魏和小谈一直在声讨小杜的单位，嫌他们不肯派领导来吊唁，在小杜家人一再要求下，才来了个工会主席。在他们接待来人、吵嚷和声讨的同时，我替小杜写了悼词，公式化的、板正的，方便领导宣读。他们都说，这悼词写得好。但我觉得，没把他喜欢的郑智化写进去，是个错误。

但是，一个16岁的少年，喜欢郑智化，后来他死了，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又该怎么说出来，才不显得孩子气呢？

同学们建了一个QQ群，也时常聚会。在QQ群里，他们反日保钓，转发段子；在聚会时，他们感叹时运不济。我什么都不能说，只是想，原来，少年时我们都一样，之后的命运，却可以有这么大的差异，20年时间，放大着这种差异。

20年里，郑智化退出、复出。有一次，大概是2006年，他到小地方演出，因为酬劳没有谈拢，拒绝上台，被演出方架上台去。这种新闻让我心如刀绞。我从此刻意回避和他有关的一切消息。直到有一次看到《南都娱乐周刊》对他的访谈，郑智化说，他很有钱，在美国有上市公司，四个会计替他打理资产。不管这是真的假的，我愿意相信。

我有很多机会可以采访他，和他一起吃饭，但我都没有去，我觉得我见到的他不是他，而且，想说的太多，也无从说起。我也从不听他的歌，因为，那些歌都在心里。

青春其实贫瘠，幸亏有她

斯蒂芬·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那个女人说，即便在多年后的深夜里，把她从最深沉的睡眠中喊醒，只要给她起个头，她也能把她爱慕的那位作家的作品背下去。有两位歌手的歌，我也能在这种情形下唱出大半：一个是郑智化，一个是孟庭苇。

还在上高二，从同学那里借了盒翻录的英语听力磁带，听力内容结束之后，出来一首歌：“高高的，高高的，蔚蓝的天，是不是，到了离别的秋天。”不是灵异事件，而是因为，那时的空白磁带是六十分钟或者九十分钟，原版磁带往往只有四十五分钟，翻录的听力内容，不够覆盖掉原来翻录的孟庭苇专辑。那高峻、清寒的声音，紧绷如弦的青翠劲儿，一下子收服了刚刚听过“小虎队”、姜育恒、王杰的我。

那时候，“女神”这个词还没有加上现在的含义，但我分明有了女神。春节之前，学校画室的师兄们，写了春联去街上摆摊卖，师弟师妹们跟去帮忙吆喝，一天下来，竟然也收获颇丰。师兄们慷慨地拿出钱来均分，给钱似乎太直接，师兄们于是要买成书和磁带给我们，轮到我，我提出要一盒孟庭苇的专辑，我那份刚好够买。

我有了平生第一盒属于自己的音乐磁带：《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几年之后，我又有了《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谁的眼泪在飞》，以及她最早的两张专辑《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和《成长》（大陆版为《日以继夜地想你》）。

她的生平，我不用查资料，也背得下来，而且绝少差错：生日，1969年12月22日，原名叫陈秀玫，“孟庭苇”是艺名，她以为，芦苇是一种“开小白花的草”。最早签的是上格唱片，第一首单曲是《校园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第二首歌是和高胜美、李翊君合唱的《六个梦》总片头曲。

那时候的孟庭苇，被打扮成洋娃娃美少女，《六个梦》的MV里，只露面两次的她，穿着荷叶边的女仆裙，结束的时候还打出剪刀手。所幸唱片公司改组，她的歌路有了变化，接过林慧萍式浪漫忧郁少女的形象之棒。后来的四年，是她的黄金时代，《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和《纯真年代》，都出自这个时期。

那四年，也是我的黄金时代。我逃离了小城，进了大学，成了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可以放自己喜欢的歌，我用孟庭苇和郑智化，还有后来的《音乐天堂》，对全校师生发动了恐怖袭击。1996年冬天，我毕了业，在深山里当养路工。有天上路扫雪，到处是被大雪覆盖的、叶子变作金黄的高大白杨，我们是这白色和金色下小小的一簇。休息的时候，有人在路边烧枯树叶取暖，突然间，附近由军营改建的度假村，放出广播来，居然是《去吧，我的爱》。至今我听到这首歌，还有窒息之感。

她生得晚，没赶上台湾民歌时代，但一直对那个年月念念不忘。她的嗓子，是更细致的民歌嗓子，她的形象，是民歌时代女孩的形象，她也一直努力夹带私货，隔三岔五翻唱民歌时代的作品。1995年，转签新力唱片之后的第二张专辑《心言手语》，给她发展出一种带点淡淡New age味道的曲风，声效用得更是惊艳，火车声、鸟叫声贯穿始终，《逃》那首歌中，竟用足球场欢呼声，来反衬独自行走的忧伤。

这张专辑，让她转型成功，于是，她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下一张专辑，邀了李泰铭（李泰祥的弟弟，齐豫的前夫）担任制作人，这张专辑精雕细琢，但销量大不如前。多年后，在黄舒骏的访谈里，他说，孟庭苇曾跟他倾诉专辑销量下跌时所感受到的心理震荡。

是因为这次震荡，还是因为接下来的低潮，还是像她所说的那样，歌手出专辑就要上娱乐节目做游戏的风潮，让她难以忍受？总之，她随即宣布退出、皈依、出佛教音乐专辑。这点彻底打动了我，我对那些经常爆发“活腻了”（褒义，我用它来形容骤然的反转和醒悟）感受的人，有特别的好感。

再后来，她复出，她自组公司，签下南方二重唱、方季惟和王杰。她开演唱会，她上脱口秀节目，活泼地嘲笑自己在MV中的动作，她和丈夫开了微博，她甚至回复过我的微博。我有点不相信这个她就是那个她，却也有点欣喜，她终于有了下落，而且是明亮的下落。

“把思念寄托远方，愿你无恙，谁会记得我们一起分享青春的天堂。”这是她自己写的歌词，似乎也正适合十几年后送还给她。青春其实贫瘠，幸亏有她，用歌给我们布置起了一个有白衣、落日、芒草、木棉道的临时天堂。

似水年华，晓梦蝴蝶

1988年7月，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三毛随笔集《闹学记》中，有一篇《我要回家》，其中有这样一段：“也是在那个时期里，滚石唱片公司与我签了合同，承诺要写一整张唱片的歌词。我快快地写好了好多首歌词去，滚石一首也没有接受——他们是专家，要求更贴切的字句……我自己也不肯懒散，总是想到脑子快炸掉了还在力求表现。常常，一个句子，想到五百种以上的方式，才能定稿，而我就在里面拼。于是我同时处理四本书、一张唱片，也没能推掉另外许多许多琐事。”

这张唱片就是出版于1985年的《三毛作品第十五号·回声》。

《回声》一共有11首歌曲作品，分别是《轨外》《谜》《七点钟》《飞》《晓梦蝴蝶》《沙漠》《今世》《孀》《说给自己听》《远方》《梦田》，全部由三毛作词，作曲者是李泰祥、李泰铭、翁孝良、陈志远、陈扬、李宗盛、王新莲——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光灿灿的名字，演唱者则是齐豫和潘越云，其中七首由齐豫独唱，另有两首属于潘越云，两人合唱的又有两首。整张专辑的文案，也是由三毛完成的；前言、每首歌前面的旁白，都由三毛写下，并且念出来。这些声音，也收在专辑里面，许多年后，我们依然可以听到三毛的声音，甜、糯、柔若无骨地说着：“没有黎明的长夜啊，白花一朵一朵悄悄在墙角开放。”

出版它的滚石唱片，在当时，创办不过5年，发行权都还在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BMG手里，好在那是80年代，容得下各种试验。滚石先是在1985年推出了卡带版的《回声》，随后又在1986年1月推出了CD版——它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CD，它的编号是RD-1001。收藏家的搜寻、网络上的高价出售，因为它的音乐品质，也多半因为这个“1001”。

它的特别之处还不在这里，不在于这些名字和“第一”，它的最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三毛的“音乐传记”。她自闭的童年，她的少年愁苦，她的初恋，她的离开，她的追念，她的荷西，她的撒哈拉，她的加那利群岛，她的悲恸，她的孤独，她的教师生涯，她1985年前的一切，我们在《雨季不再来》《撒哈拉的故事》《梦里花落知多少》里已经熟悉过的一切，日后被置疑过的一切，都在这里。由齐豫和潘越云唱出来，似水年华，晓梦蝴蝶，都在这里。在后记里，制作方提示说“《回声》是作家三毛的半生故事”，而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不是半生，而是大半生，甚或可以说是一生。1991年的新年，在获准离开医院的前一天夜里，她告诉了我们，她已厌倦“跟永恒拔河”。一直惦记着她的人，终于可以为她写传记了。

她的传记不好写，为她写传记，是鲁班门前弄大斧，更难在，她这一生，或实或虚，时间空间，都是太虚幻境里的时间空间，她是把她的一生当作一部作品在经营，所以，如果真需要一部传记，《回声》或许更合适——11首歌，11个乐章，沉郁，喜悦，狂乱，希望，一生不过是情绪的交替，一生所能留下的，不过是带着色彩的情绪，只需要知道，某一段，某一刻是什么情绪就行了，不必声张，更不必细细追究。她曾说：“写这首歌的时候只想到一条蛇，那条可以将我送到彼岸去的蛇。”我们也就当《回声》是一条蛇就可以了，一条通往太虚幻境的引渡蛇。

《回声》不是一张可以流传的专辑，里面的歌，适合传唱的，大约只有《梦田》《晓梦蝴蝶》，只听这两首歌，等于断章取义，但所谓流传，永远也只是各取所需，断章取义。

她这一生，也就在我们的断章取义里悄然流传，越来越像一个传奇，比她缔造的时候更像传奇。而她当时的心境，我们已经无从感同身受也毫不体恤，尽管，“她要的不是这些，她要的是黎明，一种没有任何声音的黎明”。我们取之于她的，也就是一个传奇，却把她留在那里，留在1月5号的黎明前。

最后一次走在雨中

黑暗中，我们都在等着她出现，等着那首歌出现。而她也没有爽约，在我们已经烂熟于心的情节之后，她抱着吉他出现在舞台上。她的头发，浓密乌黑，被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点风吹得蓬蓬松松。她的脸，让人想起“酡红的山茶花”那一类的词，是青春在身体里饱胀发酵才会有的颜色。她的背后打着一盏灯，给她的发梢镀上一层柔和的金光，那是那年头最流行的打灯的方法。所有一切都预备好了，终于，她惆怅地开始唱：“飘落着淡淡愁，一丝丝的回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这是1979年最重要的一部电影：《欢颜》。这是这部电影里最重要的一个场景：歌手齐盈在舞台上唱歌。无数人看这部电影，似乎就只为等着胡慧中扮演的齐盈歌唱和忧郁地微笑，而“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

在此之前，在齐盈开口歌唱之前，与这部电影有关的人，也都已经准备多时。导演屠忠训，出生于1936年，在1969年成为联邦影业有限公司的导演，以武侠片《龙城十日》《黑道行》《刺客》扬名立万，《刺客》还获得了1976年第十三届金马奖优等剧情片奖；编剧宋项如，生于1930年，在颠沛流离的生涯之后，他成为著名编剧；主演胡慧中，生于1958年，那时正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夜间部三年级读书；作曲李泰祥，生于1939年，在那时，已经是横跨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扛鼎人物；词作者之一的三毛，已经在1976年凭《撒哈拉的故事》成名，那年刚出版了《温柔的夜》；演唱者齐豫，也刚刚在1978年的第二届金韵奖大赛中获得冠军，并被新格唱片招至麾下。他们从五湖四海走来，在一部电影里走到了一起，并讶异于彼此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而《欢颜》中的那些歌，并不是专为电影而作，它们的出现，略早于电影——影片中所有那些歌，都出自李泰祥为齐豫制作的专辑《橄榄树》，曲目包括《橄榄树》《青梦湖》《答案》《我在梦中哭泣了》《走在雨中》《欢颜》，那是齐豫的首张专辑。而作词者，除了三毛之外，还有罗青、蓉子、沈吕百，那首在日后获得第十六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的《欢颜》，就是出自沈吕百笔下。

尽管是民歌黄金年代的作品，但因为有了李泰祥，这张专辑的制作，稍稍不同于同时代的民歌作品——编曲上，有大量的弦乐，慎重而又铺张，所以，它的宣传文字，敢于称它为“史诗巨作”。在台湾文艺界选出的百张最佳专辑排行榜上，它名列第三。

但这可能是台湾文艺片最后一次“走在雨中”了，甚至有可能是电影人物最后一次如梦如幻地在舞台上唱歌了。爱情文艺片造就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传统正被现实的台风猛烈清除，《欢颜》中的女主人公，尽管一样留长发穿白裙，却完全不符合霸占了台湾电影界二十年的女主角形象。她宽衣解带，甚至未婚生子，更重要的是，她自力更生也不是为着等待富少搭救。而稍晚一点的歌舞片《搭错车》，尽管一样由宋项如编剧，歌曲的配唱者却是苏芮，主人公的歌里，是更为惨烈的现实。而从《欢颜》到《搭错车》，所有的情节都在透露一种迹象，那就是，“未来”已然君临，“蛙鸣蝉声”都已成为过去，而过去，必须被忘记，过去的人必须被埋葬，甚至从记忆里剔除，才能令人安然于“未来”。

在此之后，在齐盈开口歌唱之后，那些从五湖四海来的人，依然要回到各自的江湖去迎接未来。屠忠训在1980年因车祸去世。宋项如在1988年回到阔别55年的故乡，并依据家乡的传说创作了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最后在1998年4月19日病逝。胡慧中由玉女转成了打女，李泰祥在和疾病抗争，齐豫还在唱，三毛已逝，而扮演富家鳏夫的张国柱，有了一个声名大噪的儿子，他叫张震。

我们的天光慢了半拍。1986年，《欢颜》在大陆公映，并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表演特别奖。2006年，我们终于也有了一部电影，讲述人们如何惨烈地与过去一刀两断，留恋过去的人如何被埋葬，这个片子，叫《三峡好人》。里面也有歌，由一个黑瘦、老气横秋的小男孩叫魂一般唱出，唱的是：“亲爱的，你慢慢飞……”

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

网上有人争论明星的私生活，有人举出张信哲来，说他始终没有绯闻，是不是有别样的倾向？他的FANS出来，淡淡地说：“阿哲现在不恋人，恋物。”看得人大笑。

都知道他喜欢搜集古董，而且是东方的古董。他这嗜好是从小时候搜集明信片、旧家具和老照片开始的吧，成名后，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开始收集古董家具、古典灯饰、玉器。到现在，足足收藏了几千件古董，成了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家里成了陈列室，身下的椅子都大有来历。他那名叫“广生食品行”的餐厅，也一样满是藏品，连餐厅的墙上挂的都是他收藏的古董美女海报，遇到懂行的客人驻足观看，而他也正好在场，他还会亲自上阵解说，爱意溢于言表。多事的人计算明星的身家，给他算出几个亿，也都因为这些古董。他出过一本名叫《玩物哲学》的书，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说收藏让他懂得“惜物，更不忘本，更爱自己生长的土地”，也“学会了取与舍”。

喜欢收藏古董的明星不只有他，还有罗文。不过，古董的门类众多，若都想要，简直没个下嘴处。罗文不求大而全，只偏重工艺品和徽章，字画、雕刻品都是他的最爱，而徽章更是他每到一个地方必定购买的爱物，英国空军、苏联军人徽章以及毛泽东像章他都有收藏。如今人已逝，这些倾注了他心血的藏品，不知又流向何方？

《一千零一夜》里说：“有比没有好，两个比一个好。”套用一下，有嗜好比没有好，有两个嗜好比一个好，恋比不恋好，恋物也比什么都不恋好。所以明人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见过许多人，身家清白，经历平顺，性情寡淡，既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良好的嗜好，是经典的“普通人先生”或者“白玫瑰小姐”，却总让人隐隐地觉得哪里不妥。像一扇门，推的时候以为有惊喜，推开后才发现后面还是一堵白墙，闷声退回，总觉得心有不甘。

没有嗜好的人，好像没有城门的城池，不知道该怎么去占据；或者像没有锯齿的铁条，不知道该怎么与之契合。跟这样的人交往，找不到“下嘴”的地方：跟他们说话，永远隔着一层窗户纸；跟他们谈情，像催着石头开花，留在生命里，不够分量。而且，“恋恋不舍”是一种习惯，既然不恋，就不会“不舍”；既然不恋，就不懂得“舍得”。这样的人，交来又有何益？

当然，嗜好也分三六九等。好的嗜好是养人的，使人沉厚的；坏的嗜好是毁坏人的，使人浮躁的。而在这越来越奔忙的世界里，收藏，无疑是一种让人“缓慢”起来的嗜好。

如此缓慢的张信哲一定有恋的人吧，像他这样，“在收藏的过程中，为了寻找一个心中的宝物，走遍全台湾的各个角落，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然后体验到努力与获得的感受，着实磨练了毅力和耐心”，经过了这么良好的“恋”的训练，不去耐心地、长久地恋一个人，多少有点可惜。对于那些渴望安稳的爱的人来说，“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的人，沉沉的，也多少有点可爱的吧。

野草停止歌唱

烟花三月，即便是辽远的北方，也已经春风浩荡了吧。黄元成便是在这个季节匆匆告别，将春天的天空豁了一个口子。

都只知道他是阿杜、林俊杰、陶晶莹的老板，却不知道，当年的他，与许环良和许南盛一起，在那白衣飘飘、民歌悠扬的80年代，组建了新加坡民歌热潮中最知名的“水草三重唱”。他们三人，以健康明朗的形象赢得热爱，并以首张专辑《明天二十一》宣告着他们曾经何等年轻，而黄元成，就是其中的那位“胖水草”。与他们齐名的另一组合是“地下铁”，成员中，有我们熟悉的陈佳明与巫启贤。整个80年代，便是他们，推动着“新谣”（新加坡年轻人创作的歌谣）大步向前，而1986年黄元成、许环良等人成立海蝶制作公司，更是致力于发行“新谣”唱片。

海蝶唱片自有追求，虽身处商业旋涡之中，音乐却始终清新，即便那些干将日后为他人做嫁衣，也力图延伸这股清新之风。任天鸣的《一程山水一程歌》、孟庭苇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陈明真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均出自梁文福之手，许美静得益于陈佳明的全力扶持，林秋离的歌词更是与时代稍有隔阂，他们像是从某处寂静的山谷中来，总是与时代错着半拍，而正是这慢下来的半拍，令热爱他们音乐的人由衷热爱。

他的去世，有人说是急病发作，却也有传言说，他是在谈判中途自20层高楼跃下，尽管已有当事人出面驳斥，却多少有点语焉不详。所谓谣言，从来都是现实的某根枝条上生出的畸形大树。

而且，三四十岁，是最尴尬的年纪，不像青年少年那般生气勃勃，亦不似老年人那般“温馨又从容”。人到中年，周遭的世界格外嘈杂，好似亿万只苍蝇于耳边嗡嗡作响，又好似长跑时候，体力和心理上的那个临界点，挺一挺也就过去，稍一懈怠，即便下楼时候绊了一跤，也足以成了那最后一根稻草。黄元成的心和心脏，也许就是在某一个刹那，在争斗之中突然间累了。

但是，你可知道，在“水草三重唱”的鼎盛之年，他们曾经参加过《明天会更好》的合唱？而明天终于来了，所有少年却终将发现，这世界，并非最初许诺给他们的那张蓝图，野草的歌唱，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倩女幽魂》20年

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是多久呢？就是可以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那样久——过去的时光都差不多，甚至也可以是未来的任何一个时代那样久，未来的时代，应该也都差不多。

他莽撞、厚道、纯良，兵荒马乱中，带着账本子去收账。他高高兴兴的，天不怕地不怕，饿了就啃馒头，下雨了就找个地方躲着，一点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什么等在前头。

她美丽、幽怨，黑头发，白衣服，身份不明不白，介于人和鬼之间，还不了魂，投不了胎，又给老妖怪挟持着，去勾引精壮汉子来给它吸血，就这么过下去么？她大概也想过，想也没办法，她夜夜在兰若寺里弹着琴，那个地方，“草如茵，松如盖”，在这大而残破、兵荒马乱的时代里，像是夜海上的一个孤岛。

他误打误撞地闯了来，和她遇见了，这大而残破的时代，打打杀杀的，冷到人心里去，凛冽到骨头里去，但毕竟还容得下一个晚上吧？还容得下身体的一点温度吧？他吻向她，不管此刻之后，外面是不是天翻地覆，那首歌，在那个时候出来了：

“黎明请你不要来，就让梦幻今夜永远存在，让此刻的一片真，随倾心的这份爱，命令灵魂迎接进内。”

80年代，黄霑听说徐克要翻拍李翰祥1960年版的《倩女幽魂》，立刻找了去，要为新片写音乐。只是他晚了一步，徐克已经找到别人了，黄霑也豁达——他一向豁达，不论对金钱，还是对女人，他说，若别人做的音乐不好，不让人满意，随时可以回头来找他。果然，徐克和程小东掉过头来找他了，他拿出了《黎明不要来》。

其实是他为别的电影写的，但那电影处处节省，省到必须要裁掉一首歌的开支，于是成全了《倩女幽魂》。黄霑把歌词略微改了改，又请了叶倩文来唱，就把这首送给黎明的请愿书，放在了《倩女幽魂》大约半个小时的那个位置。叶倩文的声音腔调，刚劲却又华丽丽的、曲曲折折的，像一棵宝石树，颤巍巍地挂着一身的奇珍异宝，每个细节里都有惊奇，就这样嵌进了《倩女幽魂》里，嵌进了大而荒凉凛冽的时代的晚上。

接下来的，都是传说了。传说里，还是在拍摄进程中，徐克与黄霑去法国看电影节，晚上回到旅馆（若在胡金铨的电影里，就是客栈了），徐克要黄霑把属于宁采臣的那首歌写出来，黄霑一挥而就：“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干。”回去的路上，徐克又想要给燕赤霞也配上一首歌，黄霑又是一挥而就——这次，是在飞机上；这次，是那首《道道道》。

是不是真的，已经不要紧了。与《倩女幽魂》有关的那些人，张国荣已从24楼跃下，黄霑已经名列仙班，小倩也已隐居他乡，叶倩文哀乐中年，几欲复出还是无望。20年过去了，无论怎样回避着抗拒着的未来，都已经一一落实了。要来的没一个落下，无论是黎明，还是红日，无论是已经残破却更加残破的时代，还是生死，全都来了，一个都没落下。

在《黎明不要来》出现在《倩女幽魂》里之后的第八年，1994年，我听到这首歌，那个版本，由娃娃演唱。那时候，我住在阴暗宽大的文科楼里，独自守着全校的广播，这首歌，被我设作自动开机时的音乐，在天光未明的刹那，这歌在寂静中突然响起来，多少有点戏谑的味道。而今又是二十年过去了，不但黎明来了，别的什么，也都没落下，电影一节一节的，时代一节一节的，人生一节一节的，多插播两遍老歌，也就完了。

两道彩虹

凤飞飞去世的消息公布后，她的师父刘家昌先生，在接受《2100全民开讲》访问时，将凤飞飞和邓丽君进行了比较：

“阿鸾（凤飞飞原名）的唱片卖50万张的时候，邓丽君才卖5万张，邓丽君在大陆比她红，我不服气。我有大近视，错在我，若知道大陆市场，会带她（凤）去美国学习。她（邓丽君）唱到《淡淡幽情》的《独上西楼》才大红，那也是我做的，是她出道15年后的事了，凤飞飞第一张唱片《五月的花》就卖30万张，两个月配合电影出一片，一年发五六张唱片。”

这番言论，引发邓丽君三哥邓长富的抗议：“刘先生批评邓小姐唱歌技巧不好，我们虚心接受，毕竟听歌好坏主观，但说唱片只卖5万张，我们不能接受。”新加坡滚石唱片总经理严光华认为：“两人的成就都伟大，影响都深远，都是乐坛不可多得的宝石，没有必要比较谁的贡献比较多，任何比较都是荒谬的。”

刘家昌先生迅速做了回应：“我没有要贬低谁，都是我的学生，都是一流，我都喜欢。”并且发了长微博：“邓丽君是华人最伟大的歌手，她的才艺和甜美的歌声深印在全世界华人心中，是肯定的，能成为她的老师，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但他强调，凤飞飞的本土味，使她在台湾得到了更多的热爱。

是啊，凤飞飞和邓丽君，实在太适合拿来进行比较了，她们年龄相仿、出身相仿、所处年代相仿，甚至经历都不无相似之处，对她们的歌坛地位、在台湾的影响力进行比较，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但当我们把她们放在一起端详的时候，却深深知道，我们的用意不在于比较，而在于通过对照，引出她们身后的时代，引出那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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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电影《10+10》中，集合了20位台湾导演的20部短片，其中有一段陈国富导演的《初登场》。主人公是一位留着“阿哥哥头”、穿着“阿哥哥装”的少女，第一次在电视台登台，表演失败，在别人劝导下，鼓足勇气再度上场，镜头移到电视屏幕上，结果一如我们所料——歌唱的人是年轻的邓丽君。

其实，那位少女，也可以换成凤飞飞。秀场、电视台直播间，是凤飞飞和邓丽君共同的起点。

邓丽君本名邓丽筠，1953年1月29日生于台湾云林县褒忠乡龙岩村，少女时代，参加歌唱比赛，随后开始录制唱片及登台；同年8月20日，凤飞飞出生在台湾桃园县大溪镇，本名林秋鸾，1968年，她在歌唱比赛中获得冠军，从此使用艺名“林茜”，在台北登台。1969年，邓丽君拍摄了电影《谢谢总经理》，1970年，拍摄了《歌迷小姐》；而凤飞飞则在1972年开始影视生涯，在闽南语剧《燕双飞》中扮演侠女柳上燕，并演唱该剧主题曲，从此改名凤飞飞。从乡村起步，踏上歌途，为适应当时对艺人“多栖”的要求，出演影视剧，这一切，都何其相似。

起步都算顺利，但此后她们都经历过长期的歌艺磨砺。

邓丽君起初的声音比较细弱，是所谓“猫嗓子”，长期练声后，才拥有后来我们听到的那个明亮的声音，她早期还有一个“尾音上扬”的习惯，总是在一句结束的时候，不自觉地加上上扬的鼻腔音，师从姚厚笙先生后，纠正了这些缺陷，舞台技艺迅速进步。

凤飞飞的缺陷，则是发声和发音上的浓重土味。不够标准的国语发音，一直影响着她的歌唱生涯，就连她最脍炙人口的名曲《我是一片云》《一道彩虹》和《追梦人》中，都还听得出发音上的偏差，而她小时候的耳疾，在24岁时集中爆发，她的右耳从此失聪，此后一直靠左耳听音乐唱歌。但她把缺陷发展成了特色，最终把那种带有浓厚闽南腔的行腔用韵方式，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凤腔”。

凤飞飞对舞台保持着宗教般的虔诚，一生都在呵护和积累舞台能量。1997年后，她淡出舞台，仍然每天跑步锻炼：“有时下雨跑到裤脚鞋子全湿，像疯子一样。有时太冷，我就把自己整个头包得像阿拉伯人，只露出眼睛，照跑。”吊嗓子更是每日必需，为了不吵到邻居，她在嘴上套玻璃杯唱歌；2007年到上海举办演唱会时，她每天清早都到人民广场吊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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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性，凤飞飞和邓丽君的性情，有明显差异。

她们都善良、坚忍，成龙这样说邓丽君：“如果世上真的有天堂，她必然是上天堂的那种好人，她甚至善良得连一只蚂蚁亦不忍踩死。”凤飞飞则对胞弟凤飞飏（林鸿棠）照顾有加。

不同的是，邓丽君很讲究生活方式和情调。成龙说起他们分手的原因，是“当时她喜欢浪漫，如烛光晚餐，但我却是个工作狂”；在日本人铃木章代所著的《纯情歌姬》中，邓丽君生活奢华；在潘秀琼的回忆里：“她很要排场，食午饭也要花几千元。”凤飞飞则鲜见这类事迹流传。

生活态度不同，性情有异，但行走江湖，各种坎坷却都没少经历。

70年代，邓丽君遭遇“假护照事件”，她在日本的事业，因此事中止。1988年，她又因为护照延长期之类的问题遭到打击，从此淡出舞台。凤飞飞则在1978年9月的某次表演中，因主持人开黄腔遭到牵连，被处以“歌监”三个月，她在中视的《一道彩虹》节目因此暂停。满腔幽恨的她，在1978年11月的《女性》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但愿凤飞飞不是我出处——凤飞飞欢笑舞台，林秋鸾珠泪暗弹》的文章，描绘她的伤感纠结。1984年，她试图重返综艺节目界，主持了中视综艺节目《飞上彩虹》，三个月后停播。1997年，她再度出山，和费玉清合作主持“台视”综艺节目《飞上彩虹》，因收视率不佳而停播，她从此淡出演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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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飞飞和邓丽君主要的差异，表现在演艺事业上。

凤飞飞在多个演艺领域都有成就。当年的台湾歌星，多半是秀场出身，要能唱会说，成为主持人，是顺理成章的事。凤飞飞曾与“中视”“台视”都有过合作，并在1976年成为“台视”《我爱周末》的主持人，节目播出九个月，收视率日渐高涨，“凤迷”群落开始成型，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她在台湾南部的歌迷，甚至会包游览车到台北观看节目录影。她此后主持的《你爱周末》《一道彩虹》都极受欢迎。这些节目通常在她的歌声里开场，而她最常唱的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歌《我是一片云》和《奔向彩虹》，所以，这几首歌，在当时已经和台湾人的“周末记忆”牢牢拴在一起，听到《我是一片云》，就知道周末来了。

1979年，凤飞飞进入电影界，出演《春寒》《秋莲》《凤凰泪》等三部苦情戏后，主演了侯孝贤最早的两部电影《就是溜溜的他》（1980年）和《风儿踢踏踩》（1981年）。1983年的《四傻害羞》，是她银幕生涯的顶峰，也是结尾，她和林青霞合作，戏份均分，同为女主角。

邓丽君则专注于唱歌，银幕演出经历，仅限于出道之初的《谢谢总经理》《歌迷小姐》。她的歌唱事业，也不仅限于台湾。20世纪70年代，日本宝丽多唱片决定把唱片事业向全亚洲拓展，急需有亚洲公约数气质的歌星，他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邓丽君身上。1973年，宝丽多唱片的制作部部长舟木稔带她去日本发展，1974年推出的第二张日语唱片《空港》总销量突破70万张，此后的8张唱片，在排行榜上都有良好表现。1983年，在邓丽君的演艺生涯出现波折的时刻，舟木稔先生建议她重返日本，在她的助理西田裕司先生的全力帮助下，她在日本演艺界重生，1984年的《偿还》专辑、1985年的《爱人》专辑，都创下销售奇迹。

邓丽君的演艺触手，也因此延伸到了香港。在华语歌星还没有开个人演唱会习惯的1976年，邓丽君在香港的“利舞台”做了一场个人演唱会，并第一次演唱了英文歌，包括卡朋特的Jambalaya和“猫王”的My Way，此后多年，她几乎每年都在“利舞台”开个人演唱会，成为开风气之先者。她把歌手的舞台，拓宽到了大舞台上，为一个巨星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在台湾唱片界，尽管邓丽君当时的唱片销量，不如凤飞飞，在专辑数量和演唱歌曲数量上，都比凤飞飞少，但经历了日本唱片工业精工细作作风洗礼的邓丽君，作品都较为细致，至今听来，也没有过时之感。凤飞飞则固守台湾，而当时的台湾，唱片销量低，奉行低成本运作，歌手一两个月就能出一张专辑，制作多半粗糙，翻唱多，原创少，难得求新求进，凤飞飞的歌，也没能逃脱此运。这也是她在台湾之外的地方缺乏影响力的原因之一。她的歌，往往因别的歌手翻唱而走红，例如《好好爱我》《掌声响起》，许多80年代的脍炙人口之作，追溯上去，才知出自她处。

因此，她有近百张专辑，一千多首歌，能进入台湾“百佳唱片”的，却只有《浮世情怀》（第70位）和《想要弹同调》（第83位），尤其是陈扬、罗大佑、黄霑三位巨匠制作的《浮世情怀》，才真正显示出她夺人的演唱功力。李皖先生高度评价这张专辑：“虽没有一听夺人的音色，但那一种成熟女人风度、炉火纯青韵致，后辈歌手无人能及；而她表面平静的演唱，有时有汹涌的内心起伏，比激情澎湃的煽情炫技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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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邓丽君对照，凤飞飞的意义才愈发明显：她是“台湾”的组成部分，是过去时代的遗留物，是那种无形无声的“台湾精神”的凝结体。

体现在音乐中的“台湾精神”来源复杂。日治时期，台湾人的音乐，多半是传统民歌风格，后来又加上日本演歌风味，通常使用闽南语演唱，周添旺、邓雨贤、杨三郎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望春风》《雨夜花》《月夜愁》是流传至今的经典。20世纪50年代，国语和闽南语的博弈开始，但不论流行音乐，还是电影和戏剧，都还是闽南语的天下。六十年之后，官方推广国语的力度加强，姚苏蓉、谢雷等国语歌手出现，庄奴、左宏元、刘家昌创作的国语歌风行，都令闽南语风光逐渐难再。特别是1969年，邓丽君在台湾的第一部国语电视连续剧《晶晶》中唱的主题曲风靡一时，国语歌曲终于主导了流行音乐的江山。

邓丽君顺利地成为国语歌的代表人物，她的声音、形象里，有更多公约数，凤飞飞的歌声、形象里，却更多属于“台湾”的块状物，这种成分，是她特色的由来，是那种声音的全部秘密，也是她不能四处通行的障碍。在国语歌的时代里，凤飞飞是纠结的，她的韵调，她的吐字，都是“本省女子”的形象。她也念念不忘这个“本省”身份，20世纪70年代，在她主持的节目里，她唱了《月夜愁》，成为台湾电视史上第一首出现在综艺节目的闽南语歌曲。80年代，她专辑中的闽南语歌逐渐增多，在她去世前，她也正在筹备闽南语歌演唱会。

两人相比之下，邓丽君更像巨星，像偶像，像传奇；凤飞飞则像妻子，像姐姐，像母亲。所以，《流水年华凤飞飞》一书作者陈建志认为，凤飞飞是台湾的瑰宝。在他看来，凤飞飞留下的多数是正面的力量，他甚至将凤飞飞比作“大地之母”，认为她是“台女至尊”。中正大学中文系许东海教授则撰文阐释凤飞飞：“彩虹固然成为凤飞飞数十年与台湾一路并肩走来的辉煌演艺标志，但其更重要的意义是蕴含着台湾社会经由朴实起家，刻苦向上，终将飞黄腾达的时代精神勋章，并且彼此分享属于台湾生命力天空里最为绚烂动人的‘一道彩虹’。”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在高雄县首届“眷村文化节”上，眷村文化展里的展品，赫然出现凤飞飞的黑胶木唱片。台湾社会观察家詹宏志则说：“台湾人心目中的台湾，可能是：城隍庙、担仔面、鱼丸汤和凤飞飞。”

这正是凤飞飞和邓丽君可比却又不可比的原因所在。如果单论风格，用一个不大恰当的比喻，她们更像是李白与杜甫，一个飘逸，一个沉厚，一个潇洒不羁，一个朴实本分。但她们更大的区别，却在这种精神象征上，尽管这种象征，有过度强调和过度阐述的嫌疑。

而她们对于我们，却始终简单，是记忆里柔美的声音，是年少时诸多往事的背景音乐。她们都是彩虹，一道彩虹，另一道彩虹。

若得山花插满头

想起80年代，就会想起刘文正。

他有时候穿白衣白裤，戴白色围巾，站在海天之间，向白云唱“云且留住，云且留住”；有时候穿黑色夹克，站在摩托车旁，又痞又热情又不讲理地唱“我要捉住那红红的太阳，让它只为你放光芒”。他有时候斯文，有时候明媚，有时候血气方刚，有时候以浊世佳公子的面貌出现，有时候又貌似放浪不羁。如果80年代——这禁锢打开、初尝富裕，正在学习浪漫、培育诗意的年代，需要一个形象代言人，刘文正最合适不过。

这位80年代的代言人，在退出娱乐圈20年之后，因为一条由微博重提的旧传闻，又成了新闻人物。在粗粗打量了他的生平故事后，我们不禁愕然，他竟在最当红的时候退隐，这是正在通胀焦虑中挣扎的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于是，一个易于理解的结论应运而生：他是为了维护他的感情，才退隐并且远避美国的。

细细追究下去，才发现，作为七八十年代最红的明星，作为唱过《兰花草》《三月里的小雨》《闪亮的日子》《阿美阿美》《云且留住》《却上心头》《秋蝉》《太阳一样》等名曲的歌手，作为当时无数大陆男歌手模仿的对象，他其实一直在为退隐做准备。

1969年进入演艺圈，七年后，他就萌生退意，多次公开表示要退出。1979年11月，他说，要在两年内唱完所有的合约，然后到美国读书，攻读电视与唱片制作课程；1980年11月，他宣布，三年后退隐；1983年3月，刘文正在马来西亚开演唱会，演出开始前一天，刘文正站在海边，对记者伟毅说：“我从来没有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我从来不认为观众不会遗弃我。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何早做安排。本来我打算，今年如果再得金钟奖，我一定退休。”1983年4月16日，连续三年获得“金钟奖”之后，他表示，从此放弃“金钟奖”角逐；1984年，再度明确表示要退出。还有，在《山鹰》的MV里，他说“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住下来”；在“华视”为他制作的“写真+自传”书《小雨·飞鹰》中，他用了整整一章来表白自己的隐退之心。以至于，整个80年代，与刘文正有关的新闻和评论，都会讨论他何时退隐。

《笑红尘》里唱：“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那正是他的人生。情感绝不是他退隐的动机，他前半生的争取，为的是给自己的退出提供保障，他一边在人生的沙滩上留下浓烈的踪迹，一边谋划用自己的绝迹江湖将它抹掉。

明朝严蕊的那首《卜算子》，如果抛弃性别色彩，倒适合刘文正：“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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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12日，刘文正生于台湾芦洲，家境优越。父亲曾是飞行员，后来开工厂，做成衣贸易。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在六七十年代席卷台湾的留学潮中去了美国，尤其是大哥刘文达，定居美国后，在美国做房地产，刘文正日后热衷于投资地产，就是受了他的影响。他早期的地产投资，都由刘文达管理。

刘文正的家人很热爱音乐，他的哥哥姐姐，都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但最终进入这个行当的，却是刘文正。他在1961年就参加过歌唱比赛，1963年还参演儿童电视剧。给他的歌唱事业起跑最后一推的，是他在天主教会开办的徐汇中学的读书生涯。这个学校校风很开明，开学典礼上，神父校长会对新生说：“各位一定要交女朋友！”而刘文正正是在一位奥地利来的顾修士的鼓励下，在高一（1968年）时组建了“正午合唱团”并担任主唱。

日后，刘文正在自传《怀念我那闪亮的日子》里，这样说起最早滋养过他的地方：“芦洲是个美丽中带着点孤寂的小城镇——徐汇中学就一盈在握地躺在它的怀抱里。说实话，我并不是从徐汇中学毕业的，但它是孕育我步向歌坛的摇篮，我有充分的理由把校园里的回忆，清清晰晰地镂在我的心版上，我喜欢这个环境，我尤其喜欢以一种不动容的冷静接受宗教的洗礼。直到今天，我仍是不入门，却是非常虔诚的教友，那时我能面对很多的惊涛骇浪。”

1969年，刘文正参加“台视”歌唱比赛，以《寻梦园》获得第五名，随后翻唱了约翰·丹佛的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渐渐开始走红。1972年开始服兵役，在他服役的陆光艺工队，认识了同样在服役的刘家昌和谷明伦。刘家昌认为，他的演唱极富潜力，嗓子“直而亮”，有自己的特点，所欠缺的，只是一点技巧和韵味。服役结束后，刘文正本想赴美国留学，刘家昌却介绍他加入了歌林唱片，并为他写了专辑的主打歌《诺言》。

这张在1975年推出的专辑《诺言》引起了轰动，此后三年，“歌林”为他推出《门里门外》《永远》《绿树花开情也来》《她像个孩子》《寄语》《小雨打在我身上》《可爱的女孩》《闪亮的日子》《沉思》等12张专辑。

但他音乐事业的真正高峰，却出现在1978年转入东尼机构之后。70年代的台湾流行音乐，还在草创时期，版权混乱，形象包装意识淡薄，一张唱片卖出上万张，就已经是奇迹。刘文正也和别的歌手一样，什么歌走红就立刻拿来翻唱，但“东尼”在1979年为刘文正推出的专辑《兰花草》和1981年的《三月里的小雨》，却有清晰的定位，那就是将台湾校园民谣加以适度的商业化包装，制造出一种清新的流行乐。《三月里的小雨》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是第一张采用发烧设备录制的流行音乐专辑，还采取了东南亚地区和台湾地区同步发行的推广模式。

接下来的三年，刘文章连续获得台湾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金钟奖最佳男歌星奖。到他退出，他一共发行过32张专辑，他的歌传遍华人世界，“男学刘文正，女学邓丽君”，则说明了他对内地流行音乐的影响。那些我们熟悉的歌，比如《梅兰梅兰我爱你》《门里门外》《秋蝉》《阿美阿美》《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三月里的小雨》《兰花草》《迟到》《小雨打在我身上》，或者由他首唱，或者由他唱红。

也是1975年，凭专辑《诺言》成为歌星之后，他明朗的形象也迅速引起影人注意。第一影业机构的制片人黄卓汉和导演白景瑞，在那年打算拍摄一部中学生考大学的电影，他们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刘文正。

这部电影就是刘文正、张艾嘉、恬妞主演的《门里门外》，随后白景瑞担任琼瑶片《秋歌》的导演，打算邀请刘文正扮演女主角的弱智弟弟。在拍过定妆照后，刘文正却拒绝了，他和家人都担心这个角色会影响他的形象定位。后来，他还是接了很多部电影，包括《闪亮的日子》《云且留住》《却上心头》，成为台湾爱情文艺片的耀眼明星。他的形象也渐渐被固定在白马王子上，偶然在《冬天里的一把火》中出演了一个好色的总经理，立刻有歌迷表示失望。

他始终怀着一颗若即若离之心，一边兴致勃勃地演了二十多部电影，希望得到金马奖；另一边，却公开批评华语片“就是那一套，演多了连自己也迷失掉”“拍电影没有成就感”“台湾的电影不够现实，也没什么深度”，并认为，“演员就像一个道具”。

他也是台湾七八十年代的“专辑式节目”（一种将脱口秀、现场表演、MV融合在一起的综艺节目）领域的当红明星。1977年，他在“台视”凭《巨星之夜》等“专辑节目”走红，随即试图将自己的节目薪酬提高到和邓丽君一样，但“台视”只肯参照凌峰的标准，给他12万元一集，于是，他就在著名制作人葛福鸿的召唤下，从“台视”转入了“华视”。这之后，《刘文正时间》成为高收视率的节目，广告客户在看过试片之后，竟然罕见地齐声鼓掌。

1986年，他创建“飞鹰”公司，将裘海正、方文琳、伊能静（这三位合称“飞鹰三姝”）、巫启贤捧红。五年后的1991年8月，他结束了飞鹰公司，移居美国，从此，江湖中人再也没能拍到他的照片、知道他的确切地址。

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94年。那年，他从前的门下弟子巫启贤发行了专辑《太傻：巫启贤情歌回顾展》，其中的《是否你曾偷偷地哭》《伤心的人更伤心》是在未经许可的情形下，使用了他拥有版权的母带，他向巫启贤索赔1500台币。因为官司，他成为焦点人物，顺势澄清了坊间流传的爆肥到100公斤的谣言，并出示了他和父母同游美国时拍的照片。从那以后，他就彻底消失了，围绕着他的，是爆肥、秃顶，甚至死亡的传闻。2009年8月，台湾媒体言之凿凿地说，他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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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正的人缘很好，他曾做过自我鉴定：“个性随和，不易怒，使我在人事相处上一直很顺利。”他心地纯良，在马来西亚演出那次，适逢吉隆坡的一家电厂发生爆炸，供电中断，演出无法进行，刘文正首先替主办者担心，“老李要有损失了”；他也懂得感恩，人情世故经营得清爽利落，退出娱乐圈后，依然每年给自己的经纪人夏玉顺送去新台币200万，感谢他的提携。合作过的人，提起他的人品，更是赞不绝口。

秀场歌王张帝大力夸他：“刘文正好美，他是个艺人，因为他是个标准的那个典型的艺人。他长得好帅，真的好帅，细皮白肉的。他又不娘娘腔，他虽然很潇洒，但是他很有韵味，他出来的时候戴个围巾，白的围巾，西装，唱歌那种韵味很好。”

即便曾经与他有过纠葛的罗大佑，在多年后也不得不承认：“文正是一位天生的巨星型偶像。在此之前还没有这样的偶像。他对自己的魅力非常清楚，有强烈的自恋感。当他觉得环境不好的时候，他宁愿完全消失，几年拒不见人，即便是好朋友也不见，他是个绝对的完美主义者。”

这样一个善于和人相处的人，感情生活，却一直扑朔迷离。

人们隐约知道的一切，都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中学时代，有过朦胧的初恋，并因为初恋女友，认识了张艾嘉，没有进一步表示的原因是“她美得不予人安全感”。但后来，因为和张艾嘉的几次合作演出（他的电影处女作《门里门外》以及《温暖的秋天》《闪亮的日子》都是和张艾嘉合作），人们传说他追求张艾嘉。他还曾告诉媒体，他有过一个空姐女友，因为忙于事业，无暇经营感情，导致分手。让他有结婚打算的，是一位周姓女子，她是华侨，在美国念大学，但他不想媒体打扰她的生活，媒体也始终没有刊出过她的照片。

他和张艾嘉的关系，曾引起猛追张艾嘉的罗大佑的不满。罗大佑为刘文正写了《闪亮的日子》，并因此成名。但日后罗大佑推出《闪亮的日子》专辑时，在CD封套上，却在刘文正唱过的几首歌下面这样写道：“那几首歌曾经被那种精湛的演技与扮似真诚而会说话的大眼睛内所隐藏的污秽心灵的欺骗给沾染过。我小心地，耐性地擦拭它们。”

与刘文正传过绯闻的，还有恬妞，但恬妞多年后笑说：“当年我真的有爱上过刘文正，因为他实在很帅，我曾经试图用眼神放电给他，表达想交往的意思，可是刘文正都假装收不到。”

反复亮相的，却是刘文正的择偶标准。1980年8月1日的《新明周报》上，有他的择偶宣言：“我希望我的她，必须具有优良传统保守的美德，但是，也要赶得上时代，是一个现代的女性。她必须乐观、有音乐细胞、能唱歌、能表演，最重要的是，能接受我的职业！”没多久，又有报纸用黑体字说明他的婚姻观：“我始终认为人类的婚姻没多大意思，二人结合，然后再生个小孩，就开始背上家累，何况我目前虽然不需要人照顾，却也不想去照顾别人。我想还没个女孩愿意这样为我牺牲。一切就顺其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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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向往的，或许只是在山水之间，凝望白云的生活。

歌唱、电影、爱情，都是浮云。甚至只是通往那条自由之路、回归之途的阶梯。

退隐之心，需要物质保障。出身商人家庭的他，财商相当高。在盛年时，就懂得投资地产、服装业，他早早在亚洲多地、美国和加拿大购买了多处物业，还曾和姐姐刘文莉开过连锁服装店，这是他退得那么彻底的真正原因。有人估算，他现在的身家，在一亿美元左右。

温情脉脉的人生哲学，并不能完全遮掩现实的粗暴暗影。1995年7月11日，《民生报》报道了美国洛杉矶郊区华人聚集的亚凯迪亚市发生的一桩家庭凶案，死者是刘文正的哥哥刘文达，凶手则是刘文达的大儿子艾雷克斯。据说，刘文达经常打老婆，事发当天，他再度动手，儿子实在看不下去，拿出棒球棍来保护母亲，向父亲还击，但是出手太重，将父亲打死。

或许，娱乐圈的繁华和跌宕，以及逍遥生活里的白云、山花，只是第一层和第二层梦境，那桩凶案，才是真正的人生。这真实的人生，是无法退隐的，那么，刘文正是否得到了他所要的半世逍遥？在80年代，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说，他计划在60岁时，再到幕前，当脱口秀主持人，因为那时的阅历更丰富，人生更达观，主持节目时有更成熟的见解，会让观众看到“一个不同境界的刘文正”。而今，他距离这个年龄，已经过去了三年，他是否已经因为凝望白云太久，忘了这个承诺，也没了重新入世的动力？

谁介意晚节不保，笑一笑已苍老

1985年，香港乐队潮蔓延，组建过DLLM（Don't Like Loud Music）、OEO（Oriental Electronic Orchesta）乐队的刘以达，打算组建一支新乐队。于是在《摇摆双周刊》刊登启事，征求主音歌手，若干年轻人前来应征，其中包括蔡一杰、蔡一智及黄耀明。试音时，黄耀明唱了两首歌，一首是Boy George的Time（Clock Of The Heart），另一首是Careless Whispers，刘以达觉得不错，坚持将黄耀明留下。

录制小样时，他们认识了资深广播人俞琤，她为乐队起名为“达明一派”，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希望他们可以自成一派”。她将“达明一派”推荐给宝丽金高层，并找到张叔平为乐队设计造型。张叔平在丽晶酒店咖啡厅和两人见面，见面时，黄耀明一头长发，在当时的香港乐坛来说，这非常罕见。他保留了黄耀明的长发，给刘以达剪了平头，“以图形成强烈对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俞琤所在的商业电台，尤其是2台的“叱咤903”，给了他们许多支持。

1986年，是乐队潮开花结果的年份。香港乐坛在这一年，出现了21张乐队唱片（单曲和EP占了10张），Beyond乐队也在这一年3月，自费出版盒带《再见理想》。与此同时，“达明一派”推出首张EP《达明一派》，主打歌是《继续追寻》。半年后，他们推出了第一张专辑《达明一派II》。1987年，《石头记》问世，连续三周成为本地中文唱片销量冠军。

属于“达明一派”的时代开始（尽管时断时续），属于黄耀明、刘以达的征程同时开启。

1962年6月16日，黄耀明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潮州，父亲经营熟食生意。他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

就像有人终身跳舞，只为穿上红舞鞋，黄耀明年幼时就做明星梦，也只因为喜欢扮靓，“在电视上面看到那些人，罗文、许冠杰、顾嘉辉都穿得珠光宝气”，这动机既微小，又强烈。他曾请求母亲带他买带流苏的牛仔裤，“唱歌跳舞时袖子都要有穗的”。但，在一个连照相机会都很少，寻找少时照片只能去幼儿园手册上搜寻的贫寒家庭里，家人不可能买这种衣服给他。

一切都得以实用为主，包括中学生涯，也是在兄长建议下，在九龙工业学校（类似于技校或中专）完成的。黄耀明的兴趣不在这里，各科成绩都不理想，“我怎么可能会锯木？”他的兴趣是电影，喜欢法斯宾德和维姆·文德斯。

中学毕业，黄耀明打算做导演，因此报考训练班。但编剧导演班都需要大专学历，只有艺人班门槛较低，允许中学毕业者报考，黄耀明考入艺人班，和刘德华、梁家辉成为同学。毕业，做了两个月的助理导演后，他辞职，到电台担任DJ。

1986年，他看到了刘以达的广告，毛遂自荐，成为“达明一派”一员。长发造型跟随他很久，林奕华说，“那长发俨如一朵玫瑰标记，走到哪里，哪里就沾上艳丽”。

在K歌（易上口具备传唱度的歌）占据主流的香港乐坛，“达明一派”是个异数。但好在当时正逢华人流行乐黄金盛世，唱片公司容得下略微小众一点的尝试。

乐队露面之初，由刘以达弹电子合成器，黄耀明打电鼓，这种配置在当时十分新鲜，加上他们的音乐元素多元，舞台尝试十分大胆，歌词包含同性恋、艾滋病、97移民潮、政治问题等社会化议题。所有这一切，都让他们超前于他们所在的时代，音乐人袁智聪多年后回忆他当时的感慨：“在香港终于有这样的电子组合了。”

“达明一派”两位成员的结合，完全是因为音乐，他们两人外貌差别很大，个性、性取向都完全不同。因此，音乐理念出现分歧，也毫不意外。1990年10月26至28日，达明一派在红馆举行“我爱你达明一派”演唱会，随即宣布暂时解散。到此时，“达明一派”一共只出过五张完整意义上的专辑，却成为华人流行乐最艳异的回忆。《石头记》《十个救火的少年》《马路天使》《今夜星光灿烂》等名曲，已经进入一代人的记忆，成为用音乐书写的另类历史。牛文怡曾说：“要看这20年香港文化人的心态，没有史书，只要听明哥的歌。”

此后，“达明一派”有过几次复合，一次是在1996年10月的“万岁万岁万万岁”演唱会，另一次是在2004年9月10日的“人山人海包围达明一派”拉阔音乐会。最近一次，则是2012年4月20日开始的“兜兜转转演演唱唱会”。

迈克这样评价他们：“达明之所以历久不衰，是因为他们给了一个很大的投射空间。不同的人投射在他们的歌上面、在他们的形象上面、所代表的东西上面，所以这么久还可以继续下去。”

和他们合作过多次的黄伟文和林夕则说，写在“达明一派”或黄耀明身上的词，在其他人那里根本不用指望有机会写。能给他们填词，就像考进“一家很难考的名校”。

乐评人颜峻在评价他们俩的角色和作用时说，黄耀明是精神，刘以达是肉体，是中性化的性感。电子音乐的冷、艳、美，文学和戏剧的高度融合，这个结合，“是时空来回转过来很多次以后才发生的，所以真的不是谁都可以这么酷”。

黄耀明和刘以达的艺术空间，在乐队解散后，仍然延续着，尤其是黄耀明，逐渐成为众人认可的“香港音乐教父”。

80年代中期，黄耀明加入香港著名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此后二十余年，他一直和进念有合作。“达明”解散后，他一度加入罗大佑的“音乐工厂”，随后回香港，在1999年6月16日，他37岁生日当天，宣布成立“人山人海”，后来加盟英皇。

“前卫”曾是黄耀明的最重要标签。在香港这样一个开放与保守并存的都市，在80年代，他形同一个穿越人物。罗文曾说：“我是狂野之妖，黄耀明是妖在骨子里。”城中卫道士不能接受这种妖冶迷离，始终指责他“男女不分”，“连我外甥、侄儿，有时候也指着电视上的我大叫：‘为什么舅舅（叔叔）像个女人似的？’”但多年后，他拒绝了“前卫”的冠冕：“他们只是不知道世界有多大而已。”

世界始终很大，但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地却要努力扩容。不论是艺术，还是个人生活——他一度在银幕上表演男欢女爱，在《恋爱季节》《金燕子》和《浮世恋曲》里，他都是和女演员表演恋爱。但他和女伴在公共场合亮相只有一次，那是在1990年，一个颁奖典礼上，事后，他说他们只是朋友。

终于，在“达明一派”为庆祝出道25年举办的“兜兜转转演演唱唱会”第三场，在唱完《忘记他是她》《禁色》之后，黄耀明突然宣布：“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是一个gay佬。”第二天，黄耀明发微博：“谁介意晚节会不保，笑一笑已苍老。”——那是林夕为“达明一派”写的《晚节不保》中的歌词。

其实，已经没人在意他是否晚节不保，正如乐评人郭小寒所说：“时代终于追赶上黄耀明了。”

而时代还将追赶下去，江山代代，都会有才人出，或者清爽，或者华美。

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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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一部名为《Beyond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的电影上映，导演是宋豪辉，主演是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万绮雯，以及刚刚在香港成名的王菲。

电影主人公，是四个年轻人：家驹（黄家驹扮演）、自强（黄家强扮演）、世荣（叶世荣扮演）以及贯中（黄贯中扮演），他们组建了自己的乐队，试图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

但他们身处的现实，却和这理想并不兼容。

家驹的父亲母亲，住在狭屋里，热情洋溢地面对生活，给家人设定的终极理想，是移民美国。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就得“努力揾钱”，他们把这四个字写成标语，贴在客厅里，父亲用管理员工的方法，对家人进行管理，定期开会，给家中每个人设定月度目标，把每个人的绩效做成量表，张贴在墙上。为了筹钱，他们在楼道里摆卖早点，连电梯都没有放过，乘坐电梯的人，得和两个埋头吃叉烧包的顾客同乘；为了筹钱，他们贩卖走私烟，装乞丐卖艺。

家驹同学，在这种气氛感染下，到处兼职，以至于因为体质过差，差点儿无法通过移民体检。其中一个细节，特别撼人——在学医的同学世荣那里，他看到一张床，立刻爬上去睡觉，没想到那是一张做电击实验的床，他被当作实验对象接受电击，电流不断加强，也没能唤醒他。

世荣面临的抉择，与感情有关，却也深受现实干扰。他与女友Mary（王菲扮演）相恋，但Mary的父亲，却不希望他去做音乐，建议他去学医。进入医学院之后，世荣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一只手弹钢琴，一只手割盲肠”，对他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他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动物实验中，需要对兔子动刀，他骤然崩溃。

贯中计划成为警察，体检没通过，抱住警官的腿苦苦哀求之后，成为交警，在街头抓违章车，遇到各种不按牌理出牌的怪人，学习六亲不认，最终得到晋升，成为商业犯罪调查科的警员。

自强穿起西装，进入一家金融公司任职。在老总的严苛管理、绩效量表的催促之下，到处寻找客户，扫楼、游说亲戚，以至于在家宴上，当他向亲戚递出名片时，亲戚全都借故溜走。他的七婆为了支持他，将五万块钱棺材本拿出来让他炒外汇，却被公司老总设陷套走。

他们最终还是站到了舞台上。登台之前，世荣得到未来岳父的警告，如果他参加演出，就绝没可能再进岳父家门。他只有戴着面具上场，但当他们四个人唱起《不再犹豫》的时候，他摘下了面具。

“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舞台上歌声激荡，舞台下正在体验青春的、经过青春的或者已经遗忘青春的人们，为他们起立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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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莫欺少年穷》和Beyond四子的真实生平进行对照，会发现，他们的经历，和电影中所呈现的，有同有异，但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岁月，他们和音乐遭遇的过程，都如出一辙。

黄家驹生于1962年，童年时居住在苏屋邨，这个居住区位于九龙深水埗，是香港最早的公屋之一，落成时间，恰在黄家驹出生前后。虽是公屋，毕竟建于香港还不那么挤迫的20世纪60年代，设计上用了一番心思，背山面海，采光不错，可看海。所以，黄家驹的童年记忆里，还有这些内容：“放纸鸢、捉草蜢、撩猴子”，“最爱采摘山上的果实”。

童年时代，他对音乐冷感。这蒙昧时期，直到12岁才结束。那一年，他的挚友问他有什么喜好，他答不上来，对音乐，也完全无感。他转而打量这位朋友的喜好，他对音乐近乎狂热，自己组建了乐队。黄家驹由此对音乐产生兴趣。

第一个偶像，是大卫·鲍威。他在电视上看到他，穿奇服，唱着迷药一样的歌，他瞬间被征服，“心想，他必定不是这地球的人”，自此，“强烈地追随他，搜购他的唱片和海报”。

真正与音乐发生深度接触，却是在17岁。邻居搬家，丢下一把木吉他，他捡回家，打算送给那位热爱音乐的挚友，为了把吉他洗干净，用了化学药物，结果将吉他的面板腐蚀，朋友不愿意要这把吉他，他唯有自己留下，并且开始练习。随后，组建乐队，结识乐友，“总想四处去找或认识一下人，跟他们说自己真想说的话，跟他们做真的朋友，我想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知己吧”。

但自他从博允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在各种艰苦工作中沉浮，曾任职“办公室助理、五金、冷气、水电工程、电视台布景员等”，《莫欺少年穷》中的细节，应该就是来自他的工作史。

Beyond乐队的另外几位成员，也在各个角落经历着大致相似的成长。比如黄贯中，在1998年出版的《拥抱beyond岁月》中，他讲述过自己的成长经历。他在香港九龙城区长大，那种环境之下，容易产生不安全感，他曾练习蔡李佛洪拳和跆拳道，好在，他有个为他提供音乐启蒙的父亲。自他童年起，就在家中播放Nat King Cole、Doris Day、Patti Page等的老歌，甚至跟他谈音乐，“例如告诉我Lousi Armstrong吹的喇叭有多动听之类”。也是中学时代，也是同伴启蒙，他接触到吉他——同学林光辉带了把吉他到学校，“当他拨动弦线之际，我恍如触电般呆住了！世上怎会有这样美好又神奇的声音呢？”他买了一把二手吉他，开始学习吉他。

叶世荣，也是在中学时代，开始接触音乐、组建乐队。落榜之后，开始当保险经纪人。黄家强，在哥哥黄家驹的感召之下，对音乐产生兴趣，后来开始学设计，打算以此谋生。

就在此时，黄家驹在琴行偶遇叶世荣，发现彼此都喜欢大卫·鲍威，两人成为朋友。随后与邓炜谦和李荣潮组成了一个乐队，名为“Beyond”。叶世荣后来解释了这个名字的由来：“在当时有很多的乐队都是以翻唱别人的作品为主，然而Beyond却爱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所以把乐队命名为‘Beyond’实有着超越一般乐队所涉足的音乐领域之意。”

此时，乐队只是雏形，形式比较松散，几位成员还时常与别的乐队合作。1983年，邓炜谦和李荣潮离队，黄家强与黄贯中加入，Beyond正式成型。以地下状态游走了两年多之后的1986年，他们推出盒带《再见理想》，从此有了自己的经纪人。

这大概就是青春的迷人之处，青年散居各处，像暗夜里慢慢蓄势的野火，分头成长，分头锤炼自己，直到最后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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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欺少年穷》中，四位乐手的经历，与Beyond四子的经历，并不完全重合。但这部电影，却用许多充满世俗热度的香港生活场景，解释了Beyond受欢迎的原因：这拥挤、繁荣、喧嚣的城中，已经少有人谈及理想，也难得将目光投向开阔之地，而Beyond却以他们的歌、他们的经历，重拾理想，他们是以一个梦想综合体的面貌出现的。

而吊诡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受到拥戴，他们咏唱的理想能够得到回应，却也正是因为香港的繁荣。

20世纪60年代末，香港经济起飞。1970年前后，正式成为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成员，经济走向多元，金融业得到极大发展。80年代，得益于内地改革开放，制造业内迁酿造新的热点，人心向上。与此同时，内地与台湾，也正经历变革——内地，改革开放：台湾，解严，“压抑了几十年的各样禁忌纷纷松绑，台湾摇摇晃晃地进入一段嘉年华式的‘集体醺醉’时期”（马世芳语）。人心向上，“香港梦”渐渐燃起，社会能量充盈丰沛。

流行音乐界的生态，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20世纪40年代，因为时局变化，华人文艺中心和文艺人口，分别向两个地方迁徙：一拨从上海迁到香港，此后三十年，南下文艺人口和香港本土文艺人口，国语电影和粤语电影，国语歌和粤语歌，一直在进行微妙博弈，直到许冠杰出现；另一拨迁移到了台湾，此后，相似的情景在台湾出现，国语电影与闽南语电影、国语歌和闽南语歌的此起彼伏，一直在进行。

50年代之后的香港流行音乐，更像是老上海流行乐的山寨版，歌曲的创作、演唱模式，承接的是上海时代曲的风貌，粤语歌被视为不入流，听众多半属于劳工阶层。70年代之后，“由华入洋”的同时，粤语文化也在觉醒，逐渐成为主流。许冠杰和罗文等明星，对粤语流行曲进行了整理提升，令粤语歌从形式到内容，都焕然一新。《家变》唱人生哲学，《小李飞刀》之类的影视歌曲，让粤语歌从古意里汲取诗意，酿成一种独特的曲风，粤语歌的听众，从工厂妹工厂仔，拓展到所有人。

也是在这段时间，香港出现“乐队潮”，大量摇滚乐队开始涌现。“达明一派”就是在这段时间出现的，而且，和我们在欧美流行音乐史中常见的那样，偶然相遇，就成奇迹：1985年，刘以达在《摇摆双周刊》刊登启事，征求主音歌手，应征者之中，就有蔡一杰、蔡一智及黄耀明。

1986年，乐队潮开花结果的年份，香港乐坛在这一年，出现了21张乐队唱片（单曲和EP占了10张），Beyond乐队也是在这一年3月，自费出版盒带《再见理想》。同时，“达明一派”推出首张EP《达明一派》，主打歌是《继续追寻》。

与此同时，流行音乐明星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属于歌者的舞台变大了，传媒业的发达，又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重塑和扩散。Beyond作为一支优秀的乐队，完全可以养活自己，并具备了向更大的舞台冲刺的可能。乐队成立之初的那些担忧，都已经烟消云散。

《秘密警察》《真的见证》《命运派对》……Beyond的粤语专辑，在80年代后半段陆续问世，销量和口碑都奇佳。1990年，在台湾推出首张国语专辑《大地》后，他们的听众再度扩展；在《光辉岁月》《信念》《海阔天空》专辑之后，他们的声誉达到顶峰，大陆、香港和台湾，在聆听Beyond的歌上，达到了同步。Beyond渐渐成为华人心目中的传奇，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神话。

王小峰在评价Beyond乐队时说：“一支普普通通的流行摇滚乐队，唱出了一点理想，唱出了一点人性温情，唱出了一点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就成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无法割舍的心结，一方面说明音乐在丧失灵魂，另一方面说明年轻人的心理诉求在不断降低。Beyond对任何一个主题做出的浅尝辄止式的表达，都成了慰藉年轻人的心灵鸡汤。”

不过，当我们结合Beyond所在的时代来看时，不免觉得，他们的传奇身份和神话地位，是有说服力的。他们的音乐，和那个时代的充沛能量之间，有应和关系。人有青春，时代也有青春，Beyond乐队，以他们的青春勃发，以他们的信心充沛，成为那个青春时代一样的年月的象征。

也正因为那个时代已然不再，这种音乐反而成了一个坐标、一个象征，乃至一种寄托。我们愿意相信，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可以给几个年轻人的自信歌唱提供信心，提供舞台，提供回应。而这样一个时代，只要存在过，就有可能再度存在。

4

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1992年初，Beyond加入华纳唱片，并与日本的演艺事务所Amuse签约。这家公司，在1991年设立了香港公司，当年便与Beyond签约。在Amuse的帮助下，Beyond开始拓展日本市场，并常驻日本。

尽管Amuse将自己的艺人视为艺术家，但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艺术家也得强化自己的娱乐属性，艺人得密集曝光，上各种娱乐节目。

1993年6月24日凌晨，Beyond参加日本东京富士电视台的游戏节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时，出现意外，黄家驹从2.7米高的舞台坠下，被摔成重伤，在医院救治六天后，于6月30日下午去世。当时，不过31岁。

Beyond乐队并没随之解散，此后十几年，他们的创作演出从未停歇，而且有了更多尝试，更丰富也更另类，也正是这样，他们也渐渐从大众视野中淡出。每次出现，都被八卦裹挟着，如乐队成员不和、情海风波。

2005年，他们在进行巡回演唱会之后，宣告解散。

人们对他们的关注仍在持续，但已经转换到八卦领域。在Beyond乐队成立30周年和黄家驹去世20周年的纪念日到来时，各种八卦越来越猛烈。他们在这种关注下，表现也越来越离奇。

青春的残局，要用此后几十年来收拾和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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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Beyond解散前后的2005年，坊间出现了一则离奇的传说：黄家驹没有死，而是借死遁去，在某处隐居。

在传说中，黄家驹因为不满当时的乐坛现状，不愿意把自己的艺术生涯置身在这个马戏场中，慨然发言，得罪了大人物，即将被置于死地，而这场阴谋，即将在黄家驹去日本演出时发生。最终，在日本的那个节目里，黄家驹踩到了舞台上用脆弱的道具伪装成的木板上，跌下舞台摔成重伤。

更惊人的情节出现了。在黑道人物中，有一个被《海阔天空》感动过的越南青年，名叫阮忠元，一再不顾危险向黄家驹发出预警，但还是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于是，在黄家驹受重伤住院后，为防他再遭毒手，阮忠元做出一个伟大的决定，他做了整容，让自己的相貌与黄家驹有几分接近，求朋友将自己用铁锤打死，替黄家驹去充当尸体，把他已死亡的消息散布出去，同时将黄家驹秘密送到日本的乡下，让他隐姓埋名生存下来。

后来，那个参与并且目睹了整个事件的人，还曾秘密与黄家驹见面，向他说明真相，并拿出了阮忠元的血书：“答应我，为了安全不要再出来！阮绝笔血书……”多年后，人们在日本北海道的歌厅里，见到一个跛脚的歌手，他自称马句，唱着日文的《海阔天空》。

故事水准虽然不高，而且漏洞百出（例如阮忠元竟能在六天时间里完成整容），但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并且感人至深。犹如80年代的香港电影，甚至有主题歌《海阔天空》萦绕背后，增添几分伤感。连最后一幕戏都设计好了：黄家驹去香港观看1996年3月的Beyond演唱会，当台上他的兄弟们道出对他的怀念时，他却不能上台相认，悄然离去。

当时有人怀疑，这是为了配合Beyond乐队的告别演唱会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怀疑愈演愈烈，以至于黄贯中出面澄清传言：“人死不能复生，我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家驹过去为我们带来的一切。其实他在与不在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不管他走到哪里，他的歌都在我们心里。”他们还希望大家保持清醒，不要相信无稽之谈。

但这却真不是无稽之谈。要知道，传言和流言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后面往往有更深一层的心理原因，如果能够广泛流传，更说明有着现实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样的传言，从古到今都不罕见。这个传言，不只寄托了美好的感情，还折射出一直以来娱乐圈生态的恶化，也折射出大时代更迭之后，最动荡的岁月里，人们心里的空荡、失落、倦意，以及想要留住往昔的愿望。

Beyond的乐迷，大多生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他们经历和忍受了最缓慢但却最剧烈的时代变迁，而黄家驹或者其他被70年代的人铭记过的人，是他们往昔岁月的标杆，青春的标杆。

这也是所有青春的下落，成为传说，成为神话，人们不停地添加新的素材，使之光彩四溢、波光潋滟。

而身处青春者，却多少有点懵懂惘然，夏日似乎还长，繁星缀满天空。

往事只能回味

1991年，林德禄导演拍了一部以六七十年代香港枭雄崛起为题材的电影，名叫《四大探长》，影片中有段场景是在夜总会里，在女歌手唱过一首《水长流》之后，夜总会的主持人这样介绍下一位歌手：“下一个出场的是来自宝岛的歌手刘家昌先生，他要为我们献唱《海鸥》。”刘家昌、《海鸥》……这些关键词，令那个年代的气氛呼之欲出。

提起六七十年代，不能不提到刘家昌，“刘家昌”已经深深嵌入这个时代，以歌手、词曲作家、电影人等等身份，以凤飞飞、刘文正、费玉清、邓丽君、张艾嘉、黄莺莺、陈淑桦、蔡幸娟的提携者身份，以《往事只能回味》《海鸥》《梅花》《云河》《只要为你活一天》《一帘幽梦》《庭院深深》《月满西楼》《烟雨斜阳》《梅兰梅兰我爱你》《我是中国人》等等歌曲作者的身份。

有井水处，都有刘家昌。

新的时代，也不能没有刘家昌。后来的他，是郑欣宜的师父，是酒店投资者。2011年9月16日，他宣布，自己或许会参加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他说，台湾，“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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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跨越太多时代的人的生平，犹如回望一条辛苦月色路。刘家昌就是如此。

他是山东人，1941年出生，从小侨居韩国。他的家人虽然不主张男孩子学音乐，但两个姐姐都在学习钢琴，耳濡目染下，他无师自通，中学时索性辍学，开始在酒店唱歌，曾灌录过韩语唱片。

1962年，刘家昌以侨生身份，进入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两年后再度辍学，开始在台湾的夜总会唱歌，同时开始歌曲创作。1968年，他为琼瑶电影主题歌《月满西楼》作曲，开始为人瞩目。

“这正是花开时候，露湿胭脂初透。爱花且殷勤相守，莫让花儿消瘦。”这也正是台湾流行歌曲的“花开时候”。此前的台湾流行乐，先是经历了闽南语歌和国语歌的博弈，随后是三四十年代上海“时代曲”的复活，60年代的台湾流行音乐，像一只破绽百出的木桶，而决定了它能够盛多少水的，是那块最短的木板——那块木板，名叫“创作”。刘家昌、庄奴、左宏元，就在此时出现，他们在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曲”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种相对清新的歌谣，这些歌还继承了“时代曲”的另外一个传统，那就是，它们通常都是某部电影的主题歌和插曲。

整个60年代，刘家昌发表了数百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到八九十年代，他创作了2000多首歌曲。尤雅、姚苏蓉、邓丽君、罗时丰、林淑蓉、江惠、千百惠、凤飞飞、费玉清、刘文正、高凌风、欧阳菲菲、甄妮、翁倩玉，唱着刘家昌的歌，进入一代人的记忆。

惊人的不只有他歌曲的质量、他创造的那些旋律、他缔造的“刘氏风格”，还有他的速度。1973年，香港导演楚原到台湾拍摄《烟雨斜阳》，电影即将杀青，片中歌曲还没着落，楚原于是向刘家昌求助，到了录音室，已有好多歌手等候，刘家昌午夜出现，众人起身，有要词的，有要曲的。刘家昌当场开始填写，随后进入录音室，由乐师进行下一道工序，楚原被眼前的一切惊呆：“没有骗你，大概一个小时，眼看着这位天才中的天才，从容不迫，额上连一点汗珠都没有，就把手上十几首歌曲弄好了。”

曾经担任刘家昌助手的陈升，第一次见到刘家昌，是在他住的华国饭店。门一开，满满的都是人，全是高谈阔论的演艺圈大佬。“听到最后我觉得自己快要生病了，于是找到厕所旁边一张无人注意的椅子坐下来，看着屋里走了一批人，又来一批人，大牌歌手川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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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电影业这么近，给许多电影写过歌曲之后，刘家昌索性跟电影发生了更深度的接触。

1969年，刘家昌筹到一笔钱，打算拍电影，并找到李敖，请他做制片人，因为他需要一个看起来很有钱的人，假装是他的制片人。“那个时候啊，台湾这些人里面只有我有汽车，别人没有汽车。我李敖那个时候有汽车，他就看中了我，就送了一点钱给我，希望我给他扮演制片人的这个角色。”他们拍了一部名叫《四男五女》的电影，送到新闻局审查，结果因为制片人是李敖，影片没能过审。

刘家昌的电影之路，并未因此停歇，他此后的路线，是超低成本、短制作周期，自己包剧院，自己发行，自己贴海报发传单。单是1973年，他就拍了两部电影，一部是由归亚蕾、翁倩玉、唐宝云主演的《一家人》，另一部是由翁倩玉主演的《爱的天地》。也是这一年，林青霞在西门町大街上被星探发现，拍摄了由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窗外》，刘家昌看出林青霞的前途不可限量，迅速找她拍摄了一部爱情文艺片《云飘飘》，林青霞在其中扮演苦命下海女的妹妹。后来，因为版权问题，《窗外》没能在台湾上映，《云飘飘》因此成为林青霞第一次在台湾露面的作品，电影上映，排队购票的场面十分壮观。

70年代，刘家昌的音乐事业和电影事业同步跃进，《往事只能回味》《海鸥》轰动一时，《梅花》《少女的祈祷》先后上映，尤其是《晚秋》，票房是成本的二十多倍。

和李敖的交往，还生出另一段旧事。后来，他们曾因政治事件翻脸，刘家昌还登出整版广告骂李敖，但两人最终和好，李敖评价：“这就是刘家昌，他是我的一个蛮好玩的朋友，其实他跟我的性格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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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那么多情歌的人，本人的感情生活如何？许多创作者在这里是人格分裂的，刘家昌却表里如一，他是著名情种，他和甄珍的苦恋，完全是琼瑶小说的翻版。

22岁，还在读政治大学的时候，他遇见了甄珍。那时的甄珍，已经有一张亮眼的履历，8岁演电影，11岁办个人舞会，13岁获得台湾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冠军，16岁考入国联影业公司，成为“国联五凤”之一。而刘家昌貌不惊人，还靠在酒吧唱歌度日。

苦追甄珍的结果是，甄珍介绍了“国联五凤”中的另一位女星江青（曾出演过《几度夕阳红》）给他，刘家昌赌气和江青在1966年闪婚，随后在1970年离婚。离婚后，他再度展开对甄珍的追求，为了够得上当时已经红透半边天的甄珍，他潜心创作，在70年代上半段，写了1500首歌，成为著名电影音乐人。但甄珍却在1974年3月，和谢贤注册结婚。

1976年12月谢贤与甄珍协议分手，刘家昌终于和他苦追14年的甄珍聚首。1978年，甄珍息影，和刘家昌一起去了美国。对刘家昌来说，甘愿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放下事业，是因为“我已经在甄珍不搭理我的那些年里，做了我一辈子的事。现在，我要被她奴役”。

而多年后，谢贤给了刘家昌这样的评定：“我被刘家昌抢走了甄珍后，一直抱着‘报仇不如看仇’的心态，我不相信一个男人会一辈子爱一个女人……但是刘家昌真是绝世情种，甄珍跟了他，是天大的幸福。”

与他们有关的另一则佳话，与甄珍的妹妹章家兴有关。她在1977年进入歌坛，在刘家昌协助下，成为知名歌手，刘家昌为她取名“银霞”，意为“赢过林青霞”。她的最著名歌曲是《兰花草》和《蜗牛与黄鹂鸟》。

1986年4月，甄珍生下儿子刘子千。2001年，发现自己的儿子不会写中文，成了“文盲”，刘家昌携全家迁居上海。

几年后，苏州昆山的北门路上，占地八十亩的“朋德酒店区”逐渐崛起，这个酒店区的投资人，正是刘家昌。

所有传奇元素一一齐备之后，刘家昌在一次演唱会上说：“如果有来生，我不会做演艺圈，绝对不会……我不要当名人，人本来就是要自在自由，自在自由最好……”

他已赢得他要的自由，而往事只供回味。

人生一场秀

台湾艺人高凌风，在和白血病共处一年多之后，于2014年2月17日7点50分去世。

他这一生，堪称传奇，跌宕起伏，胜过一部小说，而且，即便是小说，也是小说里最活色生香的一部。一字一句，都有画面配合，作为主人公的他，那一种不甘平庸、勇于折腾、时时心血来潮的性格，也呼之欲出。

这样一个人生，无论如何，也是拿得出手的。作为当事人的他，尽管有种种不甘，但面对自己最大的一部作品，他应该可以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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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稍晚出生的年轻人来说，高凌风这个名字十分陌生，对他能占用这么多的媒体资源，更是感到困惑。但熟悉琼瑶小说的，都知道他，琼瑶小说《女朋友》写的就是他的故事。

高凌风本名葛元诚，1950年生于台湾高雄县冈山镇的空军眷村，母亲是越南籍。17岁时，他考入当时的“中国文化学院”外文系，大二时组建乐队，琼瑶看过他们的彩排后，非常欣赏，他从此与琼瑶结缘，他们的乐队名字也是琼瑶起的，叫作“火鸟”。之后，琼瑶还曾经推荐他去刘家昌的“美琪饭店”驻唱。

也是在那段时间，他追求一个富家女，结果失败，琼瑶见证了整个过程。这个故事略显平常，和琼瑶写惯了的浪漫传奇完全两样，但正巧，有片商约琼瑶写一个穷小子追白富美而不得的故事——70年代，琼瑶小说，其实已经是电影小说了，电影和小说几乎同时问世，小说封面通常就是同名电影剧照。琼瑶于是把他的故事写成了长篇小说《女朋友》：美丽清淡的富家女夏小蝉，和浪荡不羁的歌手高凌风结识，最终却离开了他，嫁给了学业有成的何怀祖。

不过，他的身世和故事里，最能引起琼瑶共鸣的，大概是他对于常规意义上的成功之路的蔑视。他的父母希望他专注于学业，希望他出去留学，在当年台湾的留学潮中，这是大多数年轻人的人生走向。而葛元诚却一心想成为汤姆·琼斯和猫王，对学业并无太大兴趣，这和琼瑶不无相似之处，她也曾是一个非常规少女，不愿走寻常路，一心想成为作家。

《女朋友》随即被改编成电影，由白景瑞导演，林青霞、秦祥林和萧芳芳主演。但琼瑶为表感谢，把主题歌和插曲交给葛元诚演唱——要知道，70年代，衡量歌星地位的隐形标准之一，就是能否获得琼瑶电影歌曲的演唱权。他从此开始行走江湖，需要艺名，琼瑶建议他就叫“高凌风”。

《女朋友》中有好几首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被庾澄庆翻唱的《大眼睛》。1974年，电影上映，歌林唱片也同时为他推出首张国语专辑《女朋友》，高凌风一举成名。第二年，他主演了琼瑶电影《剪剪风》，这在当年，也是台湾巨星才有的机遇。

高凌风的表演重心，还是在舞台上，他模仿美国和日本摇滚歌手，“长发、短裤、墨镜、戴耳环、扭腰摆臀”，歌曲诙谐，台风华丽，在当时独树一帜。又因为经常缩脖子，双腿向外弯，看起来很像青蛙，人送外号“青蛙王子”。1982年，他模仿欧美流行乐的舞台建构，邀请了两位合音女郎——阿珠与阿花，和他一起登台，领起合音女郎风潮。他不只台风怪异前卫，歌曲也大胆奔放，两张专辑《姑娘的酒窝》《泡菜的故事》曾因“有损社会风气”被关注，一度遭到台湾三家电视公司封杀。

80年代，他继续为琼瑶影视剧献唱，《燃烧吧！火鸟》和《蒙蒙烟雨》都由他首唱，他翻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红遍大陆；他进入综艺节目界，成为最红的综艺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让胡瓜等后来的综艺天王崭露头角，他在华视拥有专门的化妆间，他四十五分钟秀场价是新台币24万元；他开办高档夜总会，他卷入黑道，他豪赌豪输，他出门携带八个保镖，与他有关的新闻同时出现在娱乐版和社会版，整个80年代，他是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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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人生拐点出现在80年代末，这拐点和他的婚姻有关。他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是《女朋友》中“孟雅萍”的原型林玉招，他们在1976年结婚；第二任妻子是文洁，她曾是美国亚裔小姐冠军，他们在1986年结婚。

1987年，文洁正在“华视”出演电视剧《庭院深深》，别的台邀请她去主持节目，“华视”不肯放人，高凌风以“封口”相要挟，拒录《钻石舞台》，那边岿然不动。高凌风于是告别了电视界。离开了这样一个平台的托依，他的职业生涯宣告断绝，他开始专注于商界，怎奈命运的诅咒也在那个领域显效，不论他做酒店、传销，还是夜总会，全部宣告失败。

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也照旧保持着派头，和文洁过着奢侈随性的生活，比如“特地从美国租一艘船到最南端去喝红酒去钓鱼，看美丽的日落”。1991年，往日的积蓄即将告罄，他对文洁说：“遇到有钱的男人，就跟着去吧。”并和文洁离婚。

1994年，他和比他小19岁的空军女军官金友庄结婚。1996年，他彻底放弃自己对生意场的念想，重返舞台。

但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了，他的风光已然不再。张菲和胡瓜是现下的综艺大哥大，阿珠阿花也不知花落谁家，他在舞台上备感寥落。他求告无门，屡遭羞辱，生病时住三等病房，但他认真反省，最终认定自己“不能被打倒”，决心从头再来，从做模仿秀开始，重获生机。年轻艺人看到他在综艺节目里模仿徐怀钰，深感不平，他却坦然对之，用几年时间，再次成为舞台上的热门人物，他主持的《主席有约》一度成为最红的模仿秀。他的演唱事业也再度启动，而这次，他身后有了一个名叫“Very 3”的伴舞团队，由三位女郎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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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此后的婚姻生活，却变成一出狗血剧。

2011年8月6日，他的第三任妻子金友庄，被拍到和张姓男子在车中亲密接触，随后，高凌风公开宣布对妻子的信任，并送豪车示爱。随后，有人爆料说，他们已在10月签下离婚协议书，但高凌风说，他对妻子仍然一片痴心，并没有真正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半年后，高凌风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已将2012年2月28日（高凌风62岁生日）定为“春决日”，要在这一天决定他们婚姻的去向。28日当天，高凌风却在生日宴上说：“‘太太’希望维持现状。”但狗血剧情随即出现，3月20日，有台湾周刊爆出“高凌风告金友庄通奸”，金友庄做出声明：“高凌风先生早已没有任何立场与资格对我做任何评论，所谓提告通奸，他随后即撤销告诉。”高凌风返回台湾召开记者会：“没说谎也没演戏，提告妨害家庭是我一生最愚蠢的决定，婚姻触礁该检讨的是自己，让石头都丢到我头上。”

紧接着，他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称：“离婚后有过两次一夜情”，而且“回味很久”。4月底，却又否认这个说法，表示自己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希望他们不要看不起年纪大的”。而他将在7月底上演的舞台剧《火鸟传说》里，用四分之一的篇幅，把他和金友庄的故事放进去：“我会用柔情和泪来表达我当时的情绪，她跟男孩子被拍到的部分，我会用《玫瑰香》这首歌来表达女人偷情的愉悦。当然我也要反省，我认识她到现在已经20年了，她把最好的青春都给我了，我跟她之间结束了，缘起缘灭。”

2013年，他因血液病入院治疗两月，情况不容乐观。更不容乐观的，是他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住院不久，传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消息：一种说他的前妻金友庄在病榻边谈分财产，另一种说法却是，金友庄经常跑医院探望高凌风，而他却不愿家人挨针受苦，不想让前妻跟小孩们抽血做骨髓配对。

但金友庄随即在脸书说：“两个月来，只有两次因女儿想去探病，载她们去，这样算勤跑？去问问所有前妻和孩子，有没有人愿意捐骨髓。”她并不介意表达自己的怨恨，并不想伪装一片祥和。

当年叱咤风云的艺人，竟然落到如此境地。不能只怨世态炎凉，也要详问因果。他前半生的事迹，可能都在为这种局面做出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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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世故事里，最吊诡之处，是他和“高凌风”的关系。高凌风的故事来源于他，但高凌风又是个小说和电影中的人物，这个虚构人物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但他又为虚构人物发展出了更广阔的故事。这两个人虽然有血缘关系，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差异。

小说中的高凌风，生机勃勃，像是“脚底有弹簧”“喉咙里还有上了弦的发条”，却非常专情，对夏小蝉念念不忘，最终低下头来，接受了一直对他怀有深情的孟雅苹的爱。现实中的高凌风，却有点像唐璜，像黑塞小说《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中的歌尔德蒙，他到处追女孩子，从邓丽君到林青霞，到路遇的美女。多年后，他重现舞台，还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性能力和泡妞秘诀。2005年，他出了一本名为《女人爱上床》的书，专心讨论“如何轻松地搞定女人”。

60岁的时候，他还在情事中沉浮，与金友庄的婚变最激烈时，他还在求教于琼瑶：“琼瑶是婚姻的专家，她的剧里什么角色都有，我高凌风的过去、现在，她都最了解，我要问她，40岁的女人想什么？她一句话，就可以点醒我。”“琼瑶要我必要时再拿出来看，有一天我认为关键时刻到了，这九个字竟然是‘该分手的时候就分手’。”

琼瑶笔下的“高凌风”，和由葛元诚变成的“高凌风”可以制作成图片，分别标上“文艺女青年眼中的浪子”“别人眼中的浪子”。

但正如歌尔德蒙经历过那么多次的诱惑和被诱惑，却决定去做雕刻家，雕塑了一尊圣母像。最后，雕像成功时，他认为，他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完美，“有赖于我的全部青春，我的流浪生涯，我的爱情，我对女性的追求”。高凌风的职责，或许就是保持欲望的激活状态，让我们看到一种起伏不绝，在情爱和生活中都保持生命力的强悍人生。

这，也正是无数明星和艺人的最终职责，一尊以全部人生塑就的雕像，里面有可以启齿和无法启齿的全部青春，全部爱情，全部追求。

无愧于我们的青春

向前看，才赫然发现，所有人都是时代的提线木偶。

罗大佑

1982年，我7岁，在新疆和田策勒的一所小学读书，“六一”文艺汇演，同学的弟弟在策勒县影剧院简陋的水泥舞台上，唱了一首《蜗牛与黄鹂鸟》，师生为之震惊，全县为之哗然。但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成方圆翻唱了经过删改的罗大佑作品《童年》，一夜之间红遍全国。对于“台湾”，从战战兢兢到获得官方认可，不过一年时间，80年代，真是日变夜变。

80年代，一年都掰成几瓣用，一年顶得上平常年份的好几年。禁忌被打破，积蓄的见解得见天日，快乐被允许甚至被倡导。但人们又对这种快乐能否持久表示怀疑，于是，快乐显得绝望，人们的张扬显得滑稽和夸张，最流行的发型是爆炸头，最受欢迎的服饰是白色的半透明的裤子配上火红的上衣，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富于刺激性，也从来没有这样敢于尝试、勇于承担。就像是一个刚刚被救活的人，终于明白生命的无常，于是打破了一贯的保守和一贯的节俭，开始纵欲饕餮、挥霍浪费，也开始政治尝试与文化探险。80年代，一切都没头没脑，急急切切，有今日不想明天，一切又都充满朝气，充满不可能的想象力。

罗大佑应时而生。养育他的家庭是一个医生之家，这决定了他后来要从事的职业，“学医，因为家里就是一个医院，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护士，姐姐是药剂师，哥哥亦是医生”。学生时代，他组乐队，写作歌曲。1976年，从前的朋友帮助他接下了一部电影的插曲和主题歌的写作，这部电影，是《闪亮的日子》，罗大佑写下了三首简单但却有着勃发的青春气息的作品，《闪亮的日子》《神话》，还有《歌》。

大学五年级的时候，他进入和平医院开始当见习医生，在放射科工作，并且开始习惯戴墨镜，这在后来成为他的标志之一。在发表了一些多次被人翻唱的歌曲如《痴痴的等》《是否》《一样的月光》《爱的箴言》《野百合也有春天》之后的1982年，他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之乎者也》，他最早被人记住的作品，几乎尽在其中：《鹿港小镇》《光阴的故事》《乡愁四韵》《之乎者也》《摇篮曲》，还有《恋曲1980》。

此后二十年，是他的黄金时代，《未来的主人翁》《家》《青春舞曲》《爱人同志》《皇后大道东》《原乡》《首都》……我们漫步在他用音乐造就的现实当中，我们有时看到一些人以手扶额眺望朝霞，看到一些人自焚在他头顶最亮的星辰之下，也看到苦痛的天才早夭在春雷滚过地平线之前，我们忽悲忽喜，却不是为了自己。

他对“时代”与“地理”感觉极为敏锐，在每个历史的节点做出积极的回应——担任时代天线的人都有这样的执行力。1984年12月31日，在“中华体育馆”举行了“最后一个与你相互取暖的夜晚”告别演唱会之后，罗大佑离开了台湾去纽约，在他去美国前写的《昨日遗书》中，充满厌烦的情绪。“遗书”这样的字眼，也意在说明，昨天对于他而言，已经形同死去，他需要隔着一段距离来审视“家”，审视“中国”。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他又迅速到香港创办“音乐工厂”，写出《东方之珠》和《皇后大道东》，他始终努力参与，努力站在时代现场。“莫谈国事”真正的含意，其实是：这是一个有谈资和谈论习惯的民族，所以需要特意提出禁止，他是这个民族习性的一部分，所以在大陆，他以盗版盒带的形式流传，当仁不让地成为大陆青年、诗人、摇滚歌手的精神源流。直到80年代过去。

罗大佑的作品最为迷人的地方在于他的写实，这种写实的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之中，他的叙事是写实，他的抒情是写实，他的议论是写实，他的浪漫还是写实，但他的诗意就蕴藏在他的写实里。80年代，“诗”与“歌”密不可分，“诗人”可以是“歌者”，“歌者”却也像诗人，而那之后，“诗”是“诗”，“歌”是“歌”，只言“歌”，不言“诗”。“诗歌”过气于80年代。那之后，对于罗大佑来说，可供寄寓的地理遭受重创，时代的源流也已断绝。他在等待他的40岁，而我们开始等待一个富裕的、波澜不惊的时代。

在2000年，当他用歌曲预言的那个年度来临的时候，他来到大陆，开始他的演唱会。看他的演唱会的，多半是些中年人，或者将近中年的人，他们是这个混乱时代的新贵，他们当中甚至有人包了飞机去看他的演出，他们在看台上合唱，狂呼，流泪。一个时代，在他的歌声里，成了舞台上被围观的现场。

李宗盛

1989年秋天，中央电视台的《旋转舞台》栏目，以猝不及防之势，播出了一辑由台湾老牌歌手赵晓君制作兼主持的节目：《潮——来自台湾的歌声》。

1989年之前，《来自台湾的歌声》播出之前，与台湾、香港有关的一切，不过是潜流，邓丽君、凤飞飞、龙飘飘、高胜美、千百惠也流行，但上不得台面，罗大佑和齐秦也在传唱，但只限于先锋青年们，普通人听到的台湾、香港歌，多半是经过张蔷、张蝶、朱晓琳、李玲玉、任静、段品章翻唱的，似乎，必须要有这样一个选择和传导的过程，必须要经过大陆歌手翻唱这种形式的过滤，才能消除其中危险的、不安的、未被承认的部分，一切都是懵懂的、暗暗的、低低的、不动声色的。而《来自台湾的歌声》在中央台的播出，是一种明晃晃的确认。那之后，再不用偷偷摸摸了，也不需要寻找聆听的理由，更省却了翻唱这个过程。与台湾、香港有关的一切，开闸似的涌进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卡夫卡在影响我，罗大佑的歌也在影响我。我们再也不像过去一样把两者对立起来。在这种双重文化的影响下，我们绝对和上一代不一样了。”多年后，作家李修文这么说。在写《捆绑上天堂》的时候，他特意下载了《潮——来自台湾的歌声》来听，以便在内心重回当年，“这种影响挥之不去，成为我文化血液中的一部分”。

李宗盛其实属于民歌一代。20世纪70年代后半段，杨弦、胡德夫、李双泽起了个头，李宗盛紧随其后，那时候，李宗盛还不是前辈，不是大师，只是口中咬牙默念着“莫欺少年贫”的诸多青年中的一个。正如姜育恒曾经回忆的那样：“那时我在民歌餐厅唱歌，他白天帮父亲送瓦斯煤气，晚上也去唱歌。”

他们在灯下激动交谈，四处奔走开民歌演唱会，“金韵奖”民歌大赛里永远有新人涌现，四季都像是春天，每个时辰都有一面战鼓在心里敲出“非如此不可”，“青春的洪流给每一天镀了金，即便剥离磨损，也显得金粉淋漓”。理想抹平所有的等级与沟壑，大家共同的出身都是青春。

但三岁就是一个代沟，不仅适用于粉丝，也适用于偶像们。李宗盛只比罗大佑小四岁，同样是台湾民歌运动的干将，他就已经不像罗大佑、杨祖珺那代人了。他做不了政治诗人，他是轻度的，轻度人文色彩，轻度的消费主义，轻度的爱情，轻度的都市，他适合比上一代人小了三岁的我们。

李宗盛在此时登场，他由台湾民歌运动出发，最终却成为成熟的流行乐的干将，他直白、干练、悦耳，有微微的戏谑，与罗大佑的激进、深邃全然不同，正适合别无所求、埋头于致富梦想的中国人。时代选择什么样的音乐，推出什么样的人，都有因由。但1994年，大陆校园民谣昙花一现时，有盗版商迅速挖出李宗盛“木吉他”时代的作品以赶炒热点，我们才知道他也有前生。

后来，他也来了北京，却与罗大佑的来北京全然不同，罗大佑是来参与新时代的，而他是来做音乐和解决中年危机的。他创造属于他的吉他品牌，开演唱会，而张艾嘉在他的演唱会上出现，哽咽着问他：“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周华健

1993年的中国大陆，所有的音像店都在放四首歌：《花心》《吻别》《小芳》《新鸳鸯蝴蝶梦》。那是1993年的四大名曲。

20世纪80年代最末两年那令人人心惶惶的通货膨胀已经过去，股市初兴，一切都似将走向明媚，别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玄想，唯有安心把日子过下去、把情绪调节到正常频率才是真的。周华健以一个温厚的、明亮的、努力的、没有心计的男人形象在此时出现，正适合播放及传唱。

他生于1960年，出生地是香港，他在家里排行老四。在1966年，他开始进入小学学习，生性活泼好动。1974年，在香港新法书院读书的他，得到了三哥豪健送的一把吉他，从此，他开始和音乐有了联系。

1982年，他正式开始他的演唱生涯，他的梦想开始的地方，叫作士林民歌西餐厅。这之后不久，他被唱片公司发现，并且在1984年推出他的首张专辑《最后圆舞曲》。这张专辑遭遇失败，无论是销量还是得到的评价，都不理想，从那个时候起，周华健就希望，有一天能够为自己制作专辑。

在事业上受到打击的人往往会在爱情中寻找肯定，在接下来的1985年，周华健认识了康粹兰，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结婚的决定。也是这一年，他得以认识李宗盛，加入滚石唱片，他的作品《眼眶之中》出现在潘越云的专辑《旧爱新欢》之中。尔后，他认识了音乐人陈扬，开始为广告歌曲演唱。

1987年是周华健时来运转的一年。他先是出现在滚石唱片的合辑《快乐天堂》之中，不过，在这张专辑里，他只开口唱了一句“我们拥有共同的阳光”，随后仍然是一张合辑《我有话要说》。不过，随着这一年夏天，他在滚石的首张个人专辑《心的方向》的出版，他跑龙套的生涯终于结束了。这张当年的畅销专辑初步奠定了周华健在今后将要贯穿下来的形象——温厚明亮的男人。

1988年，周华健终于得到唱片公司在创作、制作和宣传上的全力支持，专辑《寂寞的眼》就是这种支持下的产物，这张专辑依然是畅销的，从此，他在台湾流行音乐中有了自己的地位。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年都会有一张畅销专辑。1991年，由日本歌填词翻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为周华健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拥戴，于是，滚石和周华健似乎都找到了一条捷径，在1992年的英文专辑I Remember和电影原声带《妖兽都市》之后，下一张专辑的主打歌，依然是一首填词翻唱的歌曲，而且，依然是来自日本，这张专辑，就是《花心》，一张让他真正被台湾以外的歌迷认识的专辑。

也正是那几年，内地效法港台，亦步亦趋地建起唱片工业的框架，大地唱片在内地落户，艾敬被成功包装推出，电台出现流行乐排行榜节目，校园民谣短暂流行，在别处要用20年或许才能经历的，内地用1994年到2000年让它走马灯一样演练。来不及了，所有人都知道来不及了。

张震岳

1996年，我所在的城市才有了第一家演艺酒吧。1998年，我工作赚钱，常和三五个年轻同事去演艺酒吧。这些地方，在那几年，在年长同事眼中还是“很乱的地方”。而1998年，在那里，歌手必唱的一首歌，是《爱之初体验》，每晚必有歌手装作很痞的样子，把这首歌唱一遍。

张震岳生于1974年，是阿美人。他的音乐启蒙，始于教会唱诗班的缘故，中学时代，接触摇滚乐，参加“木船民歌比赛”，由此获得滚石唱片的合约。1993年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喜欢你》和1994年的第二张专辑《花开了没有》销量不佳，他便去服兵役，认识了吴蒙惠，他们一起组建了Free Night乐队。1997年的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终于让他一举成名，其中的《爱之初体验》几乎成为80后的宣言书。

他的佳作不只出现在他的专辑里，许多滚石歌手专辑中的异色之作，都出自他之手：苏慧伦、蓝心湄、李心洁、莫文蔚、江美琪，都唱过他的歌。他的领域也不限于音乐，1994年出演电影《笑林小子》；2001年出演《走到底》，在这部公路电影里，他和莫文蔚搭戏，演一个年轻的狠角色，和他的形象很搭；2008年，是徐克的《深海寻人》。

网络已经来冲击了，但唱片似乎还能赚钱，却也持续了没几年。演出终于成为混乱的过渡时期的一根救命稻草。不论内地抑或港台，在此时终于同步，在荣与衰的波浪线上同呼吸共命运。张震岳还在继续出唱片，2007年的《思念是一种病》获奖无数，但他更愿意把时间放在那些让生命更充盈的事物上：游泳、爬山、玩冲浪，创立潮牌WNP（Work And Play）。

2008年8月，张震岳和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组成纵贯线乐团，登上2009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并因为纵贯线的演出，获2010年金曲奖评审团奖。

从罗大佑到张震岳，这将近三十年，由此首尾俱全。

青铜时代

时光倒流七十年

稍微长了两岁年纪，我们就时常把“现在的孩子怎么了”挂在嘴上，天天，时时，以确认自己确实有资格喟叹世事。我的女同学在小学当老师，这话更是她的口头禅。有一日，她愤愤地告诉我，她的学生，七岁的小男孩，居然懂得对牢女生唱《给我一个吻》，随后，她总结：“现在的孩子，怎么得了！”她或许早就忘了，当年在学校，她是首席辣女，穿男式衬衣，披军装棉袄，深夜1点钟返宿舍，进不得大门便从二楼平台翻进最近的女生宿舍，惹出“夺命狂呼”。她当年没少听老师慨叹“现在的孩子怎么了”，而如今，多年媳妇熬成婆，终于有机会以当年亲历的方式对待“媳妇”。

《给我一个吻》原本不是中国歌，原本是乔治亚·吉布斯演唱的Seven Lonely Days。歌词很简单，女孩子让人抛弃了，非常痛苦，但还不丧心病狂，只是忙着倾诉，最后还用他对她的伤害来作为武器：“七条伤心的手帕沾满了我的眼泪，使你的爱人悲伤不会有什么好处。”已经有点哀求的味道了。很简单的一个场面，小男小女的争吵，赌气，避而不见，但还没有生活的因素掺杂进来，所以，有曲折，也是感情过程的曲折，甚至还有点俏皮，一点优雅的自嘲。

早期的歌，就是这点好，直接，平实，一点儿也不俗气。就是给陈蝶衣填词后的《给我一个吻》，也要高明些，就算它放肆，至少还言之有物，原来歌曲中的那种隐隐的俏皮，被扩大成了放肆的快乐：“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下爱标记！”这样的歌词！也只有男人写得出来，新女性在高喊妇女解放，于是男人在回应了，只是他们的回应多少有些利己的成分，于是女性的解放被戏谑和扭曲了，她们的解放，似乎只是为了终于能理直气壮地向男性求一个吻。

演唱者张露当年有“中国歌后”之称，15岁出唱片，后来还演了一出电影《柳浪细鸯》，是百代唱片的大红人。她妹妹晓露也是歌手，一样被收在百代旗下。她们后来都去哪里了呢？三四十年代的女明星，后来通常都去香港了，再后来，她们都老了。再后来，很少人知道她了，要提起，也要说明，她是杜德伟的母亲。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中秋晚会上，张露和吴莺音、静婷一起露面，台上唱着她们的歌的，是更新鲜的喉咙，更明艳的脸庞，张露说：“仿佛时光倒流了七十年。”

你看，即便我们如何挽留，时光一样流走；即便如何喟叹，一生不过是河中一沙。那么，即便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唱了《给我一个吻》，又有什么要紧？原谅他，也原谅自己吧。

一朵玫瑰，一个世纪

啊，《玫瑰，玫瑰，我爱你》，多么老的歌！一听到这样的歌，立刻想到黄包车，从黄包车上迈下的高跟鞋、旗袍，而街头的报童，则叫喊着当天的要闻，那是一桩谋杀亲夫的消息，主人公叫王玉珍，或是徐玉兰。而那穿着高跟鞋的女人，也许是王琦瑶，也许是白流苏，她们行色匆匆，或许是要去片厂试镜，或许是要买一张去香港的船票，这是颠扑不破的上海的一天，有一种小情小调的安稳，一种随遇而安的智慧。《玫瑰，玫瑰，我爱你》，就应该是这种气氛下的产物。

一直认为，这首歌是由英文或是日文歌翻唱过来的，的确，仅仅凭姚敏或者黎锦辉写下的那些歌，根本赶不上歌星的产生速度和人们在苟安之中对文艺的空前兴趣。但这歌却首先是中文歌，作者是陈歌辛（《梁祝》的作者之一陈钢的父亲）。因为实在上口，被填了英文的词，由弗兰克伊·莱恩翻唱，并由此成了第一首被翻唱成英文的中文流行歌曲。中文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咏唱的是玫瑰，英文版描绘的，则是一桩水手与东方女子的异国恋。弗兰克伊·莱恩唱着这不被看好的异国恋大红大紫，因此，他一直心怀感激，几十年来，圣诞节总不忘寄卡片到陈家。

中文版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是姚莉唱的，当年她的名气，并不在周璇、白光等人之下。而且，她的嗓子即便在今天听来，也比较接近常态，而周璇等人的歌，现在听起来，真是电子味十足。《2046》里未来列车上的女机器人如果唱歌，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吧。

六十年间，有无数人翻唱过它，中国大陆，在人们还对40年代歌曲心存疑虑的时候，就有曹燕珍和孙青唱过。至于台湾和香港，唱过它的更是数不胜数。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梅艳芳在成龙电影《奇迹》中唱的。电影里的成龙是帮会头子，后来要从良，打算开夜总会，正正经经做生意，于是招聘女歌手，梅艳芳来应聘，唱的就是这歌。最难忘记片子里叶蕴仪的母亲，一个卖花女，每卖给人一枝玫瑰花，都要说一声“祝你好运”。明知那是编导用来煽情的，还是一直忘不掉。

就好像三四十年代的那些歌，大多是粗糙的，有些歌秽亵得过火。但那里面有时光的记忆，一听到那些歌，一听到那些有萨克斯和小号伴奏的尖细的女人歌喉，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身边悄然走过，空气中，还留有不知名的香气，耳边，还有衣裙的窸窣声。

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穿着大摆的红裙子的蔡琴，在即将结束整场演唱会的时候，被裙子绊住，在台上跌倒了。

这是2006年12月16日，冬天的北京，蔡琴的世纪演唱会。

不知道陈蝶衣老先生有没有看到演唱会，有没有看到蔡琴跌倒，要知道，这场演唱会上，有那么多他的歌——《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我有一段情》，那都是他的歌。蔡琴穿着旗袍、大摆的红裙子，把这些歌唱了个遍之后，像是惊醒了，像是从歌曲砌成的时光机器的管道里被发射出来了，猝不及防地跌坐在了地上，而这些歌的主人，这时光机器的制造者，却自岿然不动。活着看到自己和自己的歌都成了古董，这感觉一定非常奇妙。

他生在1907年——活这么久，有的时候意味着持续不断的辛苦，他的生平，就是一段被辛苦月色笼罩着的辛苦的职业生涯。他是江苏武进县人，父亲是清朝的秀才，清朝没了，考不了状元了，一家人到了上海。十几岁时，他就去给在《新闻报》工作的父亲帮忙，然后成了练习生、校对、编辑，“鸳鸯蝴蝶派”正流行着，他用小说《蝶衣金粉》的题目给自己取了名字，算是开始了文人生涯。换了什么名字，过着什么生涯，辛苦都免不了，他又匀出时间办了一份《明星日报》，在创刊号上就发起了“电影皇后选举大会”。最后，明星公司的胡蝶得到21334票，成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第一届电影皇后”，第二、第三名，是陈玉梅和阮玲玉。

又在1941年6月，帮平襟亚的忙，做了《万象》的首任主编，傅雷、张恨水、张爱玲、郑逸梅、黄裳，都曾是他的作者。编了18期《万象》后，挥手离去，编起了海派小报《铁报》，然后是同样风格的《大报》。一份工作接着一份工作，有时风光有时激昂，却始终不曾富起来，乱世，又是文人，富不起来，也闲不下来——“最是文人不自由”。大时代在耳朵边嗖嗖地掠过，大时代里的人，却照旧双手营营，一刻也不敢停。1952年移居香港以后，也还是这样，编报纸杂志、写专栏、写电影剧本，凭借写给邵氏、由李丽华主演的《小凤仙》站稳了脚跟，又有了新的生路，于是一路写了下去，《秋瑾》《小凤仙续集》、乐蒂版的《红楼梦》，都是出自他手下——不知那时的剧本要不要一遍遍地改？会不会一个开场就改50次，像我写剧本的朋友那样？又没有电脑。但没有电脑的他，还写了歌剧剧本《梁祝》、弹词《香妃》、长篇小说《银幕外史》。生活像咻咻的狼，在身后追，怎能不写？而所谓张爱玲的香港传奇，谁能切身地想到，就是一个一个手写的字，写了改，改了写。

但不管做着什么，他都没忘记写歌词，到90岁那年，号称写下3000首歌词，也有人认真地出来澄清，是“近3000首”。那样辛苦地写，即便不过是2000首，说多了1000首，又能怎样？而且，写出来的，还那样不显辛苦：“春风吻上我的脸”“像凤凰飞在云霄一样的逍遥”。这样的歌，是30000首，该多好。

活了一百年了。那些说他是“靡靡之音”的人，都没活过他，都死了。他的敌人，也都死了。他的作者，傅雷、张恨水、张爱玲，也都死了。他为之写过歌词的那些歌手，邓丽君、罗文，也都死在了他前头。活了一百年，那些所谓的大时代，大时代里的巍峨庄严、振振有词，也都渐渐金粉剥落，显露了真身，而他还活着。活着，就看得见。

活着，即便是辛苦地活着。或者自己亲自活下去，或者让自己的作品替自己活下去，只要活着，总有足够的时间，让浮艳的一切，变得古色古香。

总有足够的时间，平淡地、远远地看着80年后唱自己歌的人，在时光里跌了一跤。

知青歌谣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还惦记着知青歌谣。吉他，口琴，哀伤的小调，四句，或者六句。

以我的年纪，不大可能接触到实打实的知青歌谣，本应和别人一样，在后来出版的那几张名为《知青歌谣》《理想纯度》的CD上，偶然听到一点。但命运和我开了个玩笑，让我在1986年的时候，和1982年的时光擦身而过——我是在山民口中听到的知青歌谣，还带着幽暗的温度。

那是1984年，妈妈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既然她待在新疆策勒县政府已经没什么前途，不可能得到重用，她就赌气要回甘肃老家去。我们跟着她，带着一车家具，走了有一万里路那么远，在如今是兰州大学所在地的小镇子上落下了脚，我在那里念了一年小学，又考上了设在郝家营的第二中学。

每天六点起床，带点干粮，走上大约十里路，才能到学校，其间要经过一座大坡、小镇的街道、一片漆黑的白杨树林、火车站家属区、火车站的十条铁轨、火车站的仓库、化肥厂、有六七里路之遥的麦田间的白土路、两条大河、一个村庄，最后到达山脚下的中学。

学校和村子一样，都在山下，苍老的房屋之间，有一些树木，多半是白杨和榆树，杏树和果树也有，但那要到春天才能辨别出来。学校里也有白杨，夏天黑绿，秋天金黄，坐在教室的窗前，可以看见白杨树叶子掉下来。学校后面就是望不到边的、北方的荒山，即便站在山头也看不到山的边界在哪里，山上偶有几片地，种着小麦或者糜子，还有一个空军的兵站，住着几个年轻的兵，天天下山来在村子里走一走，眼睛黑亮亮的，不喜欢说话。山顶上照例会有一棵树，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人种上去的，要派什么用场。

黄昏的时候，落日红得像血，把荒山和河床都染成红色，如果是坐在山头，会非常非常哀伤。兵站的导航灯在那个时候就亮了，荒山在那时候像只卧着的兽，灯给它点上了眼睛。

村民和当地的同学在唱一些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听到过：“马莲河水向东流，向呀向东流。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站在山冈上。他在默默地思索着，该怎样杀害他的妻子，所以他就默默地思索着，站在那山冈上。”还有很多，都是这样，朴素、哀愁、深沉。我问同学们，这是什么歌，他们告诉我，这些歌，是在村子里插队的知青留下的，他们都会唱，还把歌词抄写在本子上。都非常简单，音乐只有几句，回环往复，填进不同的歌词。还说，如果我早两年到这里来，还可以看见最后一个知青，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82年，“特别老，好像有三十几岁了，老在郝继军家的小卖部里买郝继军他爸卷的五分钱的烟”。

知青的故事，在那时候，像开了闸一样涌到我面前来，地摊杂志上的知青回忆录、知青复仇故事、知青报告文学，稍后一点的《血色黄昏》。我在荒凉的山脚下的小村子里，听着他们留下来的歌此起彼落，想着他们当年在那里，看着血红的太阳落在看不到边的荒山背后，默默地思索着关于人的命运的一些事情，我会跟着唱起来：“马莲河水向东流。”到现在也是。“命运”和“马莲河水向东流”之间，从此有了种奇妙的关联。

好多年以后，见到了那张《知青歌谣》CD，上面有《新疆的英孜》《哈尔滨姑娘》《寒风吹破窗户纸》《思乡的月光》《病患者之歌》《天涯孤客》《沈阳知青小调》，只是，唯独不见我那首“马莲河水向东流”。

一间名叫“荷东”的迪厅

20世纪80年代，全中国的所有城市里，都会有“新华书店”“人民浴池”“东方红电影院”，1986年以后，所有的城市里，还会有一间迪厅，名叫“荷东”。

什么是“荷东”？荷李活东方明星舞会（Hollywood East Star Trax）。当年，欧洲舞曲风行一时，鼎盛时候，流通在市面上的总有万余首，香港飞时（Face）唱片公司从中选出若干组成舞曲选辑系列，总题《荷李活东方明星舞会》，中国唱片广州分公司于1986年将它引进内地，依据内地通译，更名为《东方好莱坞明星舞会》，但简称也叫“荷东”，或为保留港译作风，或许是，“荷东”更费解，更有股子来历不明的舶来品味道。

因为极其畅销，《荷东》迅速有了第二辑、第三辑，以及各类变种，并立刻衍生出“猛士”和“家庭舞王”两个相近的品牌。全中国的先锋青年，几乎人手一盒以肌肉发达的剽悍男女为形象标志的《荷东》或《猛士》。名叫“荷东”的迪厅，更是满地开花，也并非那个年代想象力匮乏，那年代的心智和现在一样丰富和繁华，之所以叫“荷东”，是因为所有的迪厅音乐，不外《荷东》或者《猛士》，不在字号上体现一二，似乎说不过去。

《荷东》和现在的跳舞音乐气质迥异，现在的跳舞音乐，节奏更加强劲，却向着冷、绝望、残酷、工业的路数上走。《荷东》的年代，是全世界共同的美好年代，所以它骨子里是热的、媚的、柔软的、性感的，歌曲都有一个预先设定的舞厅场景作为前提，歌词非常简单，无非“尽情释放自己”“让你我在今夜相爱”，是跳舞音乐的必备滥调，曲调要悦耳，更要在编曲上大费周章，制造一种专属的特殊节奏或者旋律，以增加辨识度。

这一类的舞曲，还有一个类似cult电影一般的标准，那就是它的制作人和演唱者多半出自小公司小厂牌，不具备大范围的知名度，有种邦女郎一样的来历不明的神秘气息，或者成名后另有追求，绝口不提当年。例如Modern Talking组合，由作曲及制作人迪特·伯伦和演唱者汤玛斯·艾德斯于1983年组成，名曲Atlantis is Calling, You're My Heart, You're My Soul都曾在《荷东》中出现，但始终是作品大过作者；又例如英格玛（Enigma）的主创克雷楚的妻子桑德拉，英格玛系列中大部分空灵又狂悍的女声都出自她，却少人知道，少女时代的她，便是凭借这类舞曲走红，《荷东》中也有她的作品。

本就神秘，再被引进中国，更有了双重的神秘气息。但神秘过了头，也容易导致隔阂，于是，《荷东》在中国大热之后，立刻有了本土化诉求，这直接催生了黄莆生填词、刘鸿和邓洁仪演唱的《87狂热》，以及后来的《88狂热》《89狂热》，当时刚因唱歌比赛成名的朱哲琴，也在1987年录制了《百老汇狂欢夜》和《荷东旋风》。若有一首《改变1987》，无论如何，不能不提这段狂热，当然，还应加上一句“我的记忆却停在，却停在那1987年”。

不会再有舞厅叫“荷东”了，而黄耀明还在《下落不明》中殷殷询问：“电影展中，法斯宾达，我知你看到，一半走了；荷东广东，那些舞伴，现在是否在跳。”

燕舞，燕舞

2014年，瑞士和法国的边境上，科学家正在制造“时光机器”，即将在5月进行第一次实验，然而，我却在这两天提前被带回了过去，只因视频网站上一段旧日广告歌。

那个短头发的小伙子先是用夸张的动作弹着琴，随后戴起耳麦，坐在收录机中间，精神饱满地唱出“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一刹那，犹如时光机器启动，我被吸进一条隧道，在眼冒金星颠三倒四中回到我的“美好年代”。我的80年代，夜风清凉，杨树叶子发出细碎的声音，院子里有人说笑着走过，吃过了饭，一家人坐在一起，父亲摘掉电视机外面的布套子，打开电视，又调过天线，“燕舞之歌”在雪花点中渐渐清晰起来，而我们都知道，“燕舞之歌”之后，就会有电视剧播出，在80年代的夜晚，那是最美好的时刻。

那也是那个唱歌的小伙子最美好的时刻，他叫苗海忠，那年19岁，还是北京市体育职业高中的学生，偶然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北京天津中学生艺术五项大赛”，获得了男子组亚军，于是一路赛下去了。中央电视台招聘广告演员，他又去了，两千多个人中间，选出了15个人，其中就有他。他被选中拍摄“燕舞”收录机的广告。他想起他看到的外国人的啤酒广告，决定也像他们那样拿着吉他又唱又跳，于是他和铁路文工团的老师一同写下那首“燕舞之歌”，至于旋律，是受门铃启发，“不信你们再哼哼，像不像叮咚叮咚”，多年以后他这样说。

那也是燕舞集团最美好的年月。在成为燕舞集团之前，它是盐城无线电厂，创立于1967年，1981年之前只靠装配收音机过活，1982年，他们试制出了收录机，美好年代由此开始。它成为江苏省最早的收录机工厂，也是中国最早大胆使用广告战略的工厂：“燕舞888，质量顶呱呱”“到处莺歌燕舞，带来知音无数”，至今耳熟能详、最难忘的，还是那首中央电视台1987年播出的“燕舞之歌”。“燕舞之歌”的确是美好年代的开场曲，最繁华的时候，燕舞集团拥有18个企业，是全国500强企业之一，单燕舞电器公司就有员工4500人，提货卡车要排长队，即便是自己的员工买台收录机，也要厂长签字。

“燕舞之歌”却是苗海忠的命运之歌。拍过广告之后的1988年，他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成为江珊、陈小艺、胡军、徐帆的同学。毕业前夕，在无锡拍戏时，剧组演员间产生争执，他上前劝阻，推拉之间却令对方头部着地身亡，他因过失杀人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半。此后四年，他曾在宜兴监狱的石矿劳动，曾在监狱的改造教研组工作，曾被调至南通监狱“新生”艺术团当艺术指导，并因勤勉努力获得减刑。出狱前，监狱向中央戏剧学院发出申请函，详述他的狱中生活，希望学校发给他毕业证。一周后，苗海忠拿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发给他的毕业证，迟到的毕业证上，他的就读时间，照旧写着：1988年9月到1992年7月。而此时，是1996年。

工厂的命运和苗海忠的命运，在1998年同时有了转折。1998年，燕舞集团倒闭，1998年，苗海忠在《还珠格格》中饰演赛威，再度开始他的戏剧生涯。曾经的最繁华，在这一年结束，曾经的最迷惘，却在这一年获得生机。

而倒闭后的燕舞集团的厂房和土地，被原来的员工买下，一起买下的，还有“燕舞”的全部42个商标。商标，暂时闲置；土地，用来开发房产。和1998年后无数工厂的命运，如出一辙。

2005年4月27日下午3点20分，燕舞集团综合生产楼开始爆破拆除，随着一声巨响，在不到5秒的时间内，大楼由北向南斜塌，爆破成功。尘埃落定之后，大楼如愿成为废墟。

而“燕舞之歌”却留下来了。2006年，雪村把这段广告，用在了自己的电影《新街口》里，汪涵则以恶搞的形式，再度搬演了当年广告中的动作和情景。

“燕舞之歌”的当事人，在我们看来，却像是陌生人，似乎和“燕舞之歌”并无关联。苗海忠现在是一个微微发胖的中年人，而燕舞集团的所在地，现在叫燕达小区。

“燕舞之歌”结束，仿佛“时光机器”的实验到此为止，电视屏幕上的雪花点越来越重，电视机重新被套上布套子，电源被拔下，一切重新回到静止。

来自中国北方的工厂女儿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我最想念的人，是艾敬。20世纪90年代的前半段，是属于我们的美好年代。那半个十年，如果需要一个代言人，我选她，她是那个美好年代最坚实的组成部分。

和她反复叠加在一起，给她的一切活动提供背景的，是一组意外得到的图景。那时我读大学，每周乘着长途大巴回家，有次回家，常走的路发生塌方，大巴拐进一条山谷，借了另一条道，一路上林木葱绿，西北的沙枣花香味破窗而来，走了许久，山路尽头，骤然出现一片平原，望不到边的，是金黄色的油菜花地、明亮的水塘、白墙黑瓦的村舍。这景象固执地和艾敬，还有她唱的那首《我要回家》拴在了一起：北方、木头门、日光的大道、春黄菊，一个可以随时回去的家。

为这个景象提供注解的，是艾敬的生平，她是沈阳艳粉街长大的工厂女儿，在80年代末南下，到广州的第二天，遇到刘卓辉。1992年，刘卓辉创立大地唱片公司，虽然她并非大地的第一个歌手，也并非大地唱片唯一的成绩，但大地唱片，和后来的字母唱片一样，几乎就是为她设立的，《我的1997》专辑汇聚了当时的知名音乐人，《流浪的燕子》的MV由顾长卫导演，《我的1997》的MV由张元导演，都是一时之选。一直到1999年，专辑Made In China没能在国内发行，原因是有人指出，这会令“中国制造”的地位更加难堪，此后她的讯息骤然减少。再出现，她是女画家，“中国魅力50人”候选人，照旧神采飞扬，但那已经像是另一世的事了。

我曾说过，她身上最吸引我们的，不只是音乐，或者影像，而是那种“异乡人”特质。她淡化了她出身的背景，以强调另一些背景的方式。我们所知道的她，是她所强调出来的她，以非常淡定的方式：北方气质，工人之家朴实而且简单的生活，沈阳的冬天，“天黑的四五点钟”，透明的风和阳光，以及从容淡定的流浪。她和我们有隔阂——和那个世故而狡猾的中国的不和，如同亨利·詹姆斯评价屠格涅夫：“他还给予我们一种特殊的感受，使我们感受到他与他的故国之间存有隔阂——感受到他有那种可称之为诗人与他的故国之间的不和。”

这就是她的难得之处。我们的流行音乐曾经缺少自我意识，它并没有“竭尽全力地弥补那些失去了的发展自己的机会”，更来不及耐心地去发现和培育每一个歌手的特质：声音上的，气质上的。我们的流行音乐是烟尘滚滚的自生自灭。所以，每个人的声音听起来都没什么两样，偶然有一两个稍具个人气质的歌手，或者不被这种大背景接受，或者早早嫁了人，或者连唱片公司都改行做了火锅店。而艾敬，她是在国内流行音乐信心百倍地重新起步的时候的一个异类，塑造她的人和她自己，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清醒地知道她将是什么样的：怎么唱，唱什么，渲染哪些经历，以怎样的形象，甚至连她经历的流浪和成功，都和别人的不一样，干净，清爽，顺理成章，没有过多的龃龉和磨难，符合大多数人对“成功”的诗意期望。她和周围的环境也有隔阂，而这种隔阂是我们所期待的。

她一度跟台湾和香港关系密切，她唱过香港（《我的1997》曾经触动国人敏感的神经，并为她引来批评：“透着小家子气，难道去香港就是为了去八佰伴？”），她演过汤臣公司的《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演了《等候董建华发落》，她此后游走于“国际”，而香港是她的第一个登机口。

香港人一定难以理解，20世纪90年代，内地人的心境，为什么会拥有一种突然而至的宽敞明亮？因为，和从前那些悬而未决的时刻相比，1990年最大的收获，是人们知道所求一定落空，反而定下心来，给了艾敬这样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工厂女儿一点时代支撑点。

一切都过去了。十八年后，我特意再次走上当年偶然走过的那条路，那里已成为新的开发区，工厂耸立，能被挖开的全挖开，地表景象如同《红色沙漠》或《三峡好人》，直到入夜之后，才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两点乡村的灯火，像当年一样，从旷野投进大巴的窗户。

青青的野葡萄

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串起这些名字：韦君宜、张曼菱、张暖忻、顾城、刘索拉、瞿小松、李凤绪、冯远征？有。这首歌叫《青青的野葡萄》。

它出现在1985年公映的电影《青春祭》的结尾，女主人公剪着齐耳短发，穿着红格子衣服，挎着傣家的小布包，行走在烟水迷蒙的草地上，渐渐走出画面，一群白鸟从草地上飞起来，主题歌唱起来了：“青青的野葡萄，淡黄的小月亮，妈妈发愁了，怎么做果酱。哦，妈妈，我说妈妈妈妈，别忧伤，在那早晨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太阳，太阳。妈妈，妈妈。”

《青春祭》改编自张曼菱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她尚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暑假里，她用10天时间写成《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并投寄给《十月》，遭到退稿，她父亲的老友告诉她，不如寄给韦君宜，她于是将小说寄给了这位老太太。看过小说的韦君宜给她回了信：“你很有才华，你的才华闪闪发光。”她约张曼菱去她家见面，提出修改意见——这是“文学烟尘滚滚的80年代”（林白语）才会发生的事。这篇闪闪发光的、描写知青李纯在云南边寨生活的散文体小说刊登在1982年第三期的《当代》上。张曼菱因此成名。在人民文学社的颁奖宴会上，张曼菱穿着玫瑰红的绸裙出现，因为她是到场作家中年龄最小的，严文井和秦兆阳称她为“公主”。

导演张暖忻那年42岁，刚刚因电影《沙鸥》获得1982年金鸡奖导演特别奖，却被这位年轻“公主”的小说打动，随后将它改编成剧本，并拍成电影《青春祭》，由李凤绪、冯远征（这可是多年后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邪恶丈夫的第一部电影）主演。至于电影配乐，她选择了瞿小松；主题歌，她交给了刘索拉。选择刘索拉的原因，刘索拉在多年后写的《张暖忻的〈青春祭〉及其他》一文做出了说明，是因为张暖忻“想用一种新型的城市化的音乐，打破当时邓丽君对大陆歌坛的影响，也打破当时革命歌曲对城市音乐的影响”，她希望刘索拉为这首被选作歌词的顾城的小诗《安慰》配上不俗的曲子，“我们怕俗怕得要命”。

演唱者叫吴静，在30年后，这已然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她在1985年，加盟东方歌舞团，也在1985年，因这首《青青的野葡萄》而初露头角，还是在这之后不久，又唱过两首打上了“80年代”烙印的歌：电视剧《西游记》中的《何必西天万里遥》和《女儿情》，一首属于杏仙，一首属于女儿国国王，这两首歌，至今仍在传唱。

这部荟萃了80年代璀璨群星的《青春祭》，参加了无数电影节，今天能查到的获奖记录，是1985年香港国际电影节评出的“十大华语片”和“法国赛特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奖”。

而我，在1982年，7岁的时候，在母亲订阅的《当代》上读到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1986年，11岁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了《青春祭》，李凤绪有种粗粝但异常清新结实的美：她试穿筒裙，她摘浆果和小野花，当落日照到她脸上的时候，周围的一切朦胧起来，唯独她是清晰的。1988年，还是在《当代》上，读到了张曼菱的另一篇小说《唱着来唱着去》——那或许是写新疆的小说里最好的一篇。1990年，15岁的时候，我开始写很长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有一个遥远的地方》，文章的开头，我学习张曼菱的写法：“有一个遥远的地方……”2006年，我在书店遇到了张曼菱小说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直到付款的时候，也不大相信这是真的，这篇小说竟然是真的，竟然不是我在记忆里虚构出来的。

2005年5月27日，张暖忻导演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在她逝世十年的时候，办了一场她的作品回顾展；5月28日，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也用一期特别节目，来纪念她，李凤绪、冯远征、刘索拉都到场，谈张暖忻，谈《青春祭》。

电视上还播放了她的代表作《青春祭》，我只来得及看到后半段，李纯离开边寨，主题歌唱起来了：“青青的野葡萄，淡黄的小月亮……在那早晨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

白色的鸟拍着翅膀在草地上飞起来，是谁惊飞的？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两个时代的悄然更替

在网络流传的《我是歌手2》的选手名单上，韦唯赫然在列。如果这是真的，她在节目中的起伏，一定特别扣人心弦，因为，她是歌手，但她的乐坛地位，与别的歌手格外不同。

经历过80年代的人，对她的简历都非常熟悉：她本名张菊霞，在广西长大，十四岁时，被铁路文工团选中，到了北京。但在刚刚出炉的《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里，却有个特别有趣的细节：去北京之前，她研读了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为进入这个新世界做了功课。

的确，这是个名利场，但这个名利场略有不同。当时当地，一个演员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最重要的机遇，都来自官方。她崛起于1986年的第二届全国歌手电视大奖赛，她代表中国参加了1987年的索波特国际音乐节，她成为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声乐比赛表演嘉宾。她参与了北京亚运会的表演，是东亚运动会、全运会、世界妇女大会等重要活动主题歌演唱者。而且，从1993年起，她就开始担任中国的奥运大使，此后二十多年，中国那些与奥运会有关的文化活动中，她都是在场者。她成为当仁不让的“体育歌后”。

因为，她的声音，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声音美学追求。一时一地，选择怎样的面孔、声音、颜色、空间来代表一个国家的美学趣味，都并非意外，也绝非偶然。80年代，在这个国家开始它的意志膨胀之旅时，歌手的声音虽然可以百花齐放，但最主流、最受欢迎、最能得到官方认可的，正是韦唯、毛阿敏、刘欢、那英的声音，他们天赋极佳，受过良好的声乐训练，可以驾驭大场面，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声音特质里，也有“面向公共空间的”的成分。

在别的时间、别的地点，这种任务，有偶然性。除非是像皇后乐队这样，对励志歌曲和体育歌曲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写过唱过《我们是冠军》《万岁，巴塞罗那！》等“公共空间歌曲”），多数时候，它是偶然落在歌手头上，比如葛洛丽娅·艾丝特凡（她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演唱了Reach）、迈克尔·杰克逊。但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这项任务却固定了下来，成为韦唯和刘欢的专属，固然因为，能在声乐成就上驾驭这种场合的，视野所及，寥寥几人，也是因为，他们尤其符合这种声音美学追求。

他们表演以外的形象因此特别重要。1996年9月，韦唯到横店演出，出现纠纷，她被指责临时加价，置观众于不顾，不拿到钱不肯演出，她在演出现场数钱的镜头，震惊了国人。尽管她事后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比如，数钱是因为要现场交税，但人们还是难以接受。因为，那是一个微妙的时刻，是文化领域的商业化已经开始，却不能明言的时刻，演出已经是商业活动了，却没有商业活动的规范严整，对人们来说，“演出”不只是消遣，也不是单纯的商业活动，还包含着“陶冶情操”这种追加的义务，而这种义务主要由演员承担。尤其是韦唯这样级别的歌手，这种义务又陡然加大。也是那段时间，毛阿敏遇到税案，几年后，在韩城的一场演出，因为音箱的问题引起纠纷，几千人在她住的宾馆外聚集，要讨说法。

90年代，商业唱片公司开始收编（或者说，收割）80年代成名的歌手，李玲玉、田震、毛阿敏、那英等歌手，都和唱片公司签约，开始转型，接受新的包装、新的形象，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但韦唯和刘欢，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这个行列。也许，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唱片制作者，他们身上的空间属性都太强烈了，强烈到难以改造，强烈到无法碰触。刘欢被称为“殿堂级歌手”，她被称为“中国内地真正意义上的流行乐教母”，都说明了这种属性。

终于，一个新的娱乐时代来了，那些成就了韦唯的，不论是歌艺，还是机遇，都难以复制。至少在可以看见的一段时间里，不会再出现韦唯这种级别的歌手，因为那些成就她的因素，不会再出现。她也出现在了更为商业的综艺节目里，柔化了自己的形象，唱起那些抒情成分更浓的歌。两个时代的悄然更替，就在这里发生。

鲜花到哪里去了

很多人都念念不忘1995年出版的一张专辑：《豹妹·李小燕》。

《把轻松交给我》《相伴到永远》《我被自己欺骗》……专辑制作人是郭传林，制作名单里，有张宏光、宫进生、窦鹏、栾述伟。至于歌者，她的声音让许多听过的人在十年之后依然忘不掉，依然四处追问、四处搜寻。专辑的内页上，有对她的简单介绍：“李小燕，朴实、本分的安徽合肥姑娘。中学毕业后即随姐姐在许多地方以唱歌为生。她不善言语，她活得小心翼翼。从外表上看，她甚至缺少艺人的姿态。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她将成为一位出色的歌者。她也累！披上了我们因为商业等目的为她编织的外衣。”也就到此为止。

很多年后的2004年，卢世伟先生在一篇采访里为我们补充了一点细节，在“许多地方以唱歌为生”的日子里，在广州，李小燕认识了音乐人陈梓秋，被推荐给王晓京。一首单曲《追逐爱的季节》之后，她签约北京鸿钛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了黑豹的师妹。“因为她的声音与黑豹比较接近，加上年龄又小，于是她又多了一个称号‘豹妹’”。但作为豹妹的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多久，黑豹“失火”，殃及豹妹，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都知道，1995年是华语流行音乐盛世的尾声，李小燕搭乘的，是最后一班青鸟街车，她的第二张专辑从此没了着落，她此后在“鸿钛”几乎“无事可做”。两年约满后的1996年8月，她签到了“星碟”，三年后，她又签到了北京万年鸿文化公司。

“黄金时代”唯一的作用，似乎就是在“黄金时代”过去后，造就一批失落者，就像盛大的浪花退去后，把一些什么搁浅在沙滩上。“黄金时代”之后的李小燕，也在小心翼翼地试着调整自己，她为1997年播出的电视剧《英雄无悔》唱了一首主题歌《英雄》，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东山再起了。此后紧跟着来的还有和黄格选为电视剧《家庭》唱的插曲，为电视连续剧《惊世商情》唱的片头曲，此外，还有一首《交警兄弟》主题歌。而签约北京万年鸿文化公司后，他们为她推出了一首会让人“想起那首让人落泪的”《常回家看看》风格类似的《一场夫妻》，宣传稿的标题是“昔日摇滚新星，今日柔情歌女”。但这显然不是她要的，唱过这么多电视剧歌曲后，她“跟不熟的人讲话还习惯低着头”，转变成“柔情歌女”并没有鼓励起她的信心，忠实于自己的人，只有在自己钟爱的事业里，才能培养出较为充沛的自信心，而越迂回，即便是较为体面的迂回，也只能让他们更低回谦卑。

而在那之后，所有关于李小燕的线索就都中断了，她突然下落不明，一点信息都没留下。

直到2006年。2006年夏天，市面上出现了一张名叫《卖花姑娘》的发烧碟，这张碟的制作人，是著名的音乐人刘彤——如果你还记得鼎盛时期广州乐坛的那些专辑、那些动人的歌，应当会对刘彤、妮南这对夫妻档有印象，而刘彤现在的身份是“曾担任央视春节晚会、奥运会文化节闭幕式晚会音乐总监的刘彤”，专辑中的歌，除了两首原创歌曲《没有人能拿走快乐》《鲜花到哪里去了》外，就是《卖花姑娘》《海鸥》《深深的海洋》《宝贝》《五月的鲜花》《友谊地久天长》，标准的“天籁女声”选曲，甚至歌手的唱法，也是“天籁女声”的标准做派，制作班底非常出色，编曲也非常用心，但……它依然是一张发烧碟。宣传文稿里，甚至不忘提到她眼角的那一颗黑痣——“天籁女声”的主人公的标准像素。歌手的名字，叫李锦怡。

她就是消失了踪影的李小燕。她的消失，是因为她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张专辑，说明了她想做哪些改变，她不得不做哪些改变。卢世伟先生曾经提到，她想和三宝合作，那无疑非常难，非常非常难。世界上的幸运，不会因为我们的被搁延，就提前对我们有所眷顾。

她的下落是这样，而她们的下落也不外如此，像林夕在《再见萤火虫》里所写的那样，所有细微光亮的最后下落，都是成了“一场忽灭忽明的传说”。

而李锦怡的最新消息，是她因为《卖花姑娘》获得第七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HIFI艺人提名。

梦幻森林

有一盒磁带我始终留着。当初磁带遭到淘汰的时候，我把它留下来了，后来连CD也被淘汰了，我还是留着它。时代的进展从没如此迅疾，一切都在飞速的淘汰之中，但我还是留着这盒磁带。我已经没有了录音机，甚至还没来及买CD机，我估计这盒磁带的磁粉也快掉光了，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去听它了，但我还是留着它。这盒磁带叫《梦幻田园》，还有个CD版叫《半梦》，由香港雨果唱片公司出版于1996年，歌手叫金得哲。

已经很难找到它了，所以要由我细细描述。磁带的封面就是歌手金得哲，他穿白T恤，抱着一把吉他，黑，瘦，眉毛浓黑，抿着嘴，头发乌黑，带点儿卷，你甚至可以从他细微的表情里感觉到他的腼腆与倔强，背后是模糊的绿色。专辑里有11首歌，有9首由金得哲演唱，另外两首中，有一首是由张维良演奏的埙曲，还有一首是张全胜演奏的马头琴曲。作曲人有金得哲，有何力，甚至还有张惠兰——是的，就是那位戴着花环坐在海边礁石上的瑜伽女神，填词是范波，制作人是陈哲，担任了大部分编曲任务的是侯牧人，和声是黑鸭子组合。

金得哲的声音有点涩，又有点哑，恍恍惚惚，没有多余的表情，而后面的音乐简单、寥落、辽远，他的声音刚好填充了音乐预留的那一部分空白，让一切都显得理所应当，一点都不生涩和做作，更没有学生气和装神弄鬼气，反而有种令人意外的世外气息。

有人认为它属于New Age，有人说它是新民歌，有人只当它是校园民谣，但它对我而言，是画，是一个幽深繁茂的世界。在1996年和后来的无数个夜晚，金得哲和他的《梦幻田园》无数次为我展开了这个画卷，打开了通往这个世界的小径：森林深处，草如茵，松如盖，“兰花香，蝉儿唱”，蕨类植物伸展着墨绿的叶片，枝干粗壮的树木上，结满宝石一样的果实，皮毛斑斓的豹子和老虎在树下走来走去，但却无比温顺，黑豹藏在枝叶最深处，眼睛闪闪发光。有时候是黄昏，有时候是晚上，森林之外，有时候有红红的落日，为一切镀上湿漉漉的金光；有时候有大大的白月亮，又冷漠，又有温度。一对玻璃一样的小人儿，坐在枝干上，一串兰花，递来递去。

在艰苦地搜寻到了金得哲的资料之后，我知道了这种世外气息的由来。他是延边人，朝鲜族，“曾就读于图们市三中、图们市二中和延边二中，在延边二中期间曾获得过全国数学竞赛吉林省第一名”，“后来他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现代物理系就读，硕士毕业后，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院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但他青少年时代的简历，为他的生平覆盖上一层青翠的气息，让中国北方的森林时时在我们眼前跃动。我还找到了他早期的歌《九二年的梦》，宋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敏锐地找到了与他有关的字句，他说，学生时代的金得哲“比较软”，不喜欢踢足球。

那么，后来呢？所有听故事的人都会问，后来呢？

“2006年美国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Award）日前揭晓，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物理系执教的金得哲助理教授荣获该奖。

“斯隆研究奖由斯隆基金会颁发……斯隆研究奖在学术界声誉很高，历史上有26位诺贝尔奖得主曾获该奖。39岁的金得哲……2000年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年开始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金得哲教授在物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什么叫绝唱？这大概就是绝唱之一种。《梦幻田园》的磁带，我还将继续保留下去。

我还将在时代的晚上，一次再次地，借由它去造访那个梦幻森林。绝不惊动那里的一切。

两生花

如果把探寻“女歌手的最后下落”当作一个系列题目来做的话，这套题目里，不应当缺少周鹏。

在2000年，她刚出现的时候，我们曾经以为，她是那些被重新挖掘出来的80年代歌手中的一个，是盗版商在浩若烟海的80年代音像出版物里找来的一点回忆。《咚巴拉》像大棚歌舞团的曲目，歌者应该烫着爆炸头，穿着紧身裤，蝙蝠衫的下摆随意地扎着，唱到激情处，歌手还应当伸出手来指向观众，指甲染得鲜红；《小狐仙》像台湾酒廊情歌，《自己美》气息不那么陈旧，但也要霹雳舞来伴着才好；还有《摘星星》《笑破了》，在乡下的集市，由一台架在三轮车上的双卡录音机来播放，再适当不过。

然而我们都错了，那是故意的，那是一次最优秀的音乐家的复古行动，专辑中所有歌词的作者是陈涛，曲作者和制作人是张宏光。

歌手是周鹏，她是蒙古族人，后来考进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通俗唱法班，在2000年的第九届CCTV歌手大奖赛专业组通俗唱法比赛中，她是第二名（第一名是谭晶），当年7月就签约千思文化。一百天后，《自己美》专辑上市，号称“中国首张舞曲专辑”，而周鹏从此成了“中国第一电子女声”。

《自己美》的制作只用了二十七天时间，但这不妨碍它那种清醒的自觉：它自觉改造了周鹏本来的声音；它自觉探讨了周鹏身上可能有的特质，并且把它呼唤出来；它自觉地复习了80年代舞曲音乐的所有要领，并在戏仿中使之更加先进和精致；它自觉地用复古为之注入戏剧性的因素，更用所有细节自觉地复辟了80年代特有的气质——野辣、粗糙、热情奔放，但哪里又有一点悲哀。它让人想起80年代的那些美好夜晚，舞厅里灯光大作，球形灯转得歇斯底里，摩托车在舞厅门口尖叫着刹住，女孩子从后座上跃下，夸张地摘下头盔。而这一切都出现在《自己美》的音乐里，当音乐消失，才惊觉一切竟然都是幻影，都是戏仿。

但是，《自己美》既没真正出现在乡村集市的录音机里，也没得到更普遍的好评。问题出在哪里了呢？大概如张爱玲所说的那样，当真要迎合某种趣味，必须就是那种趣味中人，必须要从那种趣味里打出来。装作粗俗热情和装作高来高去，都是行不通的。它所想要针对的人群，很快就发觉了，扮粗俗更有俯就的嫌疑，尤其不真诚。大棚歌舞团的听众，恐怕会嫌《自己美》深奥，而口味高渺的那类人，又会对着《自己美》哑然失笑，尤其在所有人都狂奔前行的新世纪，它更加不容易讨好。

周鹏从此处于蛰伏状态，偶然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联唱演员中，或者“外省”的桃花节、陶瓷节上，也有人要追究她的下落，但很快被诡异的传闻挡回去了。终于有一天，关于她的所有消息，都呈静止状态，像《睡美人》童话里被魔法静止了的一切。

因为，作为两生花的前世，周鹏的使命，已经宣告完成了。

就在周鹏的拥趸还在讨论周鹏为什么消失，并将原因归结为“脾气太直得罪了大人物”的时候，2006年的春天，一位叫萨顶顶的歌手推出了一首叫《万物生》的歌。

一年后，萨顶顶的《万物生》专辑在中国大陆首发，环球天韵这样介绍他们旗下的这位神秘歌手：“蛰伏四年，游历各国采风，足迹遍布欧亚大陆，为她的音乐创作汲取充足的养分。其中，西藏、印度之行更让她与藏传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并师从藏传佛教白教二法王，进而萌生‘瑜伽密’系列的原始创作动机。”她“身兼歌手、词曲作者、编曲、音乐制作人、编舞、舞者多重身份”，是“中国第一个可以用梵文演唱歌曲的人”。至于她的风格特点则是“极富辨识度的嗓音+电音舞曲+讲话般朴素的演绎方式+中国古典佛教文化+中华民族特有乐器+东方神秘主义舞蹈”。她甚至还有自创的语言，她有时也用自己的语言歌唱。

一切都在热灼灼地、有条不紊地进行，韩寒的博客链接里，出现了萨顶顶；高晓松写了一篇题为《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汉人负责吹牛》的博客，大力赞美萨顶顶，并讲述为她的《万物生》写词的经过；惊悚小说家蔡骏的新作《天机》里，也有个名叫萨顶顶的歌手，蔡骏说，他就是按照现实中的萨顶顶来写这个人物的。

突然有人指出，她就是周鹏，萨顶顶就是重组和注入新概念后的周鹏。

萨顶顶和她的唱片公司，对此并不否认，也并不特意承认。有好事者曾经在晚会现场见到她，认为她“长得很像以前一个歌手周鹏，长得如此相像的人是不多的”，上前去问她是否认识周鹏，她的反应是“淡淡一笑”。在她的英国官方网站上，在她的从艺经历里，写到了与张宏光的合作，以及曾经是“中国第一舞曲女声”的过去。

唯有如此，才不负那些艰苦的舞蹈，那些在各个领域艰苦的学习，以及那些探寻与磨炼，那些辗转反侧。

大概只能这样了吧，但周鹏和萨顶顶之间，我还是更喜欢《自己美》时代的周鹏，那样的畅快，那样的尚在期待中。

认出风暴，而平静如海

张楚最后一个上车。穿蓝色T恤衫，牛仔裤。和杂志照片上一样，瘦，而且黑。在他上车前，有人提议，对迟到的人，要集体鼓掌欢迎。果然，掌声来了，非常猛烈，他笑了，拱手作揖，穿过整个通道，坐到倒数第二排，左边靠窗的位置。车窗外的白杨树，瞬间把他染绿。

这是在库车的第二天早晨。正是秋天，新疆杨的叶子，被一整个夏天的阳光晒成墨绿。杨树下面，常常会有一条溪流，水色泛青，隐隐有寒意。秋收之后的田野里，一片一片鲜艳的红，是晾晒的辣椒。车子偶尔也经过村庄和镇子，被葡萄藤和白杨树覆盖的小院前面，八瓣梅、万寿菊、蜀葵正在开花。

张楚始终坐在倒数第二排，被染绿，或者被过于强烈的阳光照射，他拉过窗帘，抵挡着阳光，那姿态非常熟悉，虽然他的任何一张专辑，封面或者内页上都不曾出现过那种姿态。但我似乎见过那种姿态，十八年以来，在想象中发生过无数遍，因此，也就等于当真发生过了。

他十八年前进入我们的生活。大一，寒假之前，我的同学H拿来收有他歌曲的专辑，那首叙事歌，是当年最著名的歌。

张楚的《姐姐》。

再说当时的感受都是多余，总之，可以用“被击中”“呆立”这些词来形容当时的我。而H在一边不断解说，在体育专业课考试的前一天，他在街上听到这首歌，为此花掉了回家的路费，买下了那盒《中国火》，他觉得这首歌写的就是他的生活，他的姐姐，他的父亲。他还说：“你肯定不能理解这首歌，你要有姐姐才能明白里面的感受！”——他有三个姐姐。

不必有三个姐姐我也能听懂这首歌。但是，你要知道少年，少年心里，什么都意义重大，缺一分少一毫都非同小可。

后来，在西站嘈杂的地下商场，我找到他成名前的专辑，售价10元，我买了三张，我们当时的生活费，是每月一百块。但一种狂热地要献身于友谊的热情，促使我不顾一切地要接受他的歌，喜欢他的歌，并努力分享。

我们唱着张楚的歌在学校里穿行，在学校附近的荒原上行走，狂风把我们的歌声吹得断断续续。有个夏天的晚上，H的中学同学来了，我们唱着他的歌，而且故意唱成进行曲的样子，穿过学校。整个夏天，然后夏天，再一个夏天，然后毕业。

我们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我们的开始都不够优雅，一下子就鼻青脸肿，我开始是深山里的养路工，一天要铲120米边沟，他是大院门卫，还负责送报纸。我们都不够心平气和。

再见面是五年后，因为张楚的演出。他已经身居要职，而办那场演出的，是他们下属的游乐场。但我们却看错了演出时间，等我们赶到演出地点，只遇上一群清理现场的工人。怏怏地走回去的路上，遇到游乐场的老总，脸色微醺，知道我们没看到演出，立刻打电话，要正在吃饭的张楚和张浅潜下楼来和我们合影，我们只有赶紧阻止，但他说出来的话，我一生也忘不了：“给他们钱，他们就得下来合影！”

我见到了张楚！他和我想象的一样拘谨内向，脸色很黑，始终不说一句话，手插在裤兜里，站着的时候，脚并得很紧张。我努力消解这种霸道行径带来的伤害，努力说话，甚至和张浅潜谈起我们共同的朋友。但是，在他们看来，我们不过是一群穿着西装的、隔膜的陌生人。我即便是谈起18岁听到《姐姐》，说起在校园里边走边唱《一生祈求》也于事无补。

但那有什么呢？他们的音乐是他们出窍的灵魂，和我们无比亲近！

张楚不知道这些。如果他可以分身为万，附着在他的每一张专辑上，或许可以窥见这一切，但他不知道这些。不知道往事呼啸而至，堵在每一个言语必经的拐角，令我说出一大堆勉力措辞但却言不及义的话。我不停地问他，他现在在哪里，怎么生活，在青岛的那段时间，心境如何。经过一条施工中的公路，公路两边，是临时工棚，他突然说：“我爸爸以前就在公路上工作，我们也在这种地方住过。”我尽量以一种笑嘻嘻置身事外的语气问他：“那你真有姐姐吗？”他没有回答。我终于停下了所有这些在往事压迫之下，扭曲的话语。

他没有义务知道他所引起的风暴，没有义务回答。而我也终将学会与往昔和平共处。里尔克说“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得置身在往事的风暴中，平静如海。

窗外是没有杏花的龟兹，几千年以来的魅影，与烈日的暴晒、蒸发抵抗，终究也没有剩下什么。

我坐回自己的座位，白杨树的绿荫扑上来，把我染绿。想起那一年，在H的婚礼上，他走到我跟前，深深地说：“来，我敬你的酒。”

这杯酒，除了一饮而尽，我们别无他法。

乌兰巴托的夜

2000年，左小祖咒来我们这里，在我们一位朋友的婚礼上当伴郎。在那几天，我们见过几次。

在那之前，我已经读到过他那本名叫《狂犬吠墓》的书，并且反复揣摩过那段著名的“三百条短裤”到底是何用意，在朋友把打印的“NO乐队”歌词传来传去的时候，凑过去看过几眼，除此之外，对他所知不多。而那场婚礼的作用之一，也就是把他真实地带到了我们面前而已，我们对他还是所知不多，只是知道，他经历异常复杂，已在这个圈子里沉浮多年。

婚礼持续了好几天，许多次吃饭，许多次聚会，左小祖咒基本都在。他戴着成为他标志物的那顶帽子，热情地为所有人夹菜盛汤，模仿各地方言，讲笑话讲段子，大声地说，大声地笑，和摇滚圈子里常见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样，他显然从这种入世者作风中获得许多乐趣。晚上他住在诗人杜撰的家里，说是大家还会去，我当真兴冲冲地跑了去，却发现并没有别人到来。于是我们一起看一部名叫《皮肤》的电影，那电影风格酷似大卫·林奇，连剧中穿插歌曲的方式都与《蓝丝绒》有几分相似，故事却没有大卫·林奇的电影那样复杂，不过是关于一群普通百姓如何与新纳粹做斗争。我们安静地看完，基本上没有说太多话，我准备走的时候，他问我，在哪里可以看到我的文章，并且说：“想看看你是怎么抒情的。”当时我想，我果然又给人留下了非常抒情的印象。

2001年秋天，在北京看到了他的演出，人山人海中，他站在话筒前，宣称这将是一些“很抒情”的歌，因为是第二次在他口中听到“抒情”这样的字眼，因此印象非常深刻。的确是抒情的，不吵，不重，有手风琴，他始终就是站在那里，用手扶着一点话筒，从头唱到尾，口型非常奇怪，像是在狠狠地咬着点什么东西，配合着凌厉的眼神，给人以冷漠之感。演出结束，他很快消失不见，朋友凑过来低声告诉我们：“有个老大请他过去。”那个时候，那个地点，再想要和他一桌吃饭，恐怕已经不大容易了吧。

从那以后，左小祖咒对我们而言，就只意味着“听到”，我们听到了他的《走失的主人》《庙会之旅》《左小祖咒在地安门》《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还有，为贾樟柯电影《世界》编曲制作的那首《乌兰巴托的夜》。但如果有机会再见，我们所有的话恐怕都只能哽在喉头，唯一能说出的，也只有“我听过你的……我喜欢……”，而《乌兰巴托的夜》甚至不能在被提起之列，因为那对他而言，可能太“抒情”。

那些我们期望与之比肩而立的人，那些说出了我们的心事、表达出了我们悲伤的人，是不在我们的交流对象名单里的，即便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一桌吃，一铺睡，也依然有种强大的东西阻碍了我们向他们和盘托出。他们看似近，其实远，任何一种想要诉说自己的倾慕、理解的愿望都是徒劳，我们唯一能够来得及说出的，也只有“我听过你的……我喜欢……”。

红幔轻落戏终时

我曾去过陇东的平凉，许多许多次。那是赵季平先生出生的地方。

粉红色的荞麦花一直开到天边，墨绿的玉米林子穿插其间，偶然有树干黝黑的老柳树站在田地间，在大地上投下暗影。村庄里多的是老房子，褪色的淡红的春联贴在木头门上，房前屋后都是果树，并不怎样精心修剪。隔不了多远，就会有一汪水塘，塘边种植着粗壮的芦苇，而小小的山冈上，有黑瘦的汉子牵着一匹马，身影被背后淡青色的天空衬着，远处有唢呐在呜里哇啦地响——这里的民风质朴，热爱艺术是传统。这个省的大学里，学艺术的学生，几乎有一半来自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地方与他有关，例如宁夏的沙湖，金黄的沙漠中间，一片浩荡明亮的碧水，在正午的阳光下波动着，芦苇在水中央轻轻摇动——那是紫霞仙子撑着船出现的地方，《大话西游》里最动人的那段音乐，就是在那时出现；还有镇北堡西部影城里，《红高粱》中的月亮门，还有陕北，《黄土地》的外景地。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地理环境也在决定着艺术风格，而赵季平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他全盛时期的影视音乐作品，大多和这些地方有关。

而现在，在歌手大奖赛的评委席上，当他在雪亮的灯光下发言的时候，恍惚间，是不是会想起这些滋养过他的风物呢？

曾经滋养过我们的那些景色、那些悠长缓慢的早年生活，对我们至关重要。对艺术家来说，那就如同植物根须上的根瘤菌、冬眠动物身上的脂肪一样，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提供养分以供消耗，而当赵季平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些目所能及的风景，从此也就宣告了他的消耗将大于积存。更何况，赵季平与别的音乐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戏剧性的、有画面感的，他的天赋需要音乐以外的人和事来开启——这也许是由他的画家父亲赋予他的，他需要颜色、画面、情节给他调动与刺激，需要命题，需要设定的情境，甚至，需要一点点的催促，一点点限制——在别人那里或许成为束缚的东西，在他这里却是灵魂的鼓点，是培育专注精神的发酵室。他的特质，决定了他就是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而生的，他是那个蓬勃、浓郁、热情，并对西部投以热望和理想的年代的配套设施。

而现在，80年代过去了，那些滋养过他灵魂的景色渐渐淡薄了，他的灵魂和生活伴侣（他所有作品的第一个听众）去世了，一切都在流失之中，连他也不能避免。他们给他职务，演出他的大型交响京剧《杨门女将》、民族交响乐《和平颂》，却不能把他真正需要的给他。

一城风絮中，满腹相思都沉默。红幔落下，戏已终止，繁华喧闹中，只有斯人独憔悴。他被眼下的幸福牵连了，再也回不去，只能望望荒凉的80年代，犹如“天使望故乡”。

我是一个真正享受过80年代的人

20世纪80年代最红的歌手张蔷，在2013年成功复出。年底推出的专辑《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凭借点击率和话题性，成为这一年最受瞩目的流行音乐专辑。在复出歌手里，这是奇迹。

她16岁出道，30张专辑的总销量2600万，曾在1985年登上《时代周刊》，是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的内地流行歌手。她曾救活濒临倒闭的唱片公司，她的专辑每天要用卡车拉运，她的歌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音乐。这是80年代才有的奇迹。

一个时代像沉船一样沉没，从此全无声息，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重创。80年代，也是这样一艘沉船。她的复出，却给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提供了巨大的心理慰藉。

1

张蔷算是“艺二代”——她母亲1965年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在中国电影乐团交响乐队当小提琴手。张蔷从小跟母亲学小提琴，后来改学唱歌。但张蔷比母亲幸运，她遇上了好时代，或者说，一个爆炸的时代。

1983年，张蔷还在北京市海淀区205中学读高一，海淀区举办青年歌手大赛，张蔷的母亲替女儿报了名，买了把吉他，还买了衣料做了参赛服装。张蔷唱着卡朋特的《什锦菜》参加比赛，引起了轰动，但没有得奖，原因是“她唱的歌不适合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人建议，以她的声线和台风，应该去广州的茶座唱歌。这种建议重复了许多次之后，让16岁的张蔷以为，只有广州能接受自己。

结果出人意料，她得到的舞台，远远大于广州的茶座。

接下来的时间，她频繁参加演出，从燕山影剧院唱到首都体育馆，报酬是一场30块。虽然是和成名歌手同台，但她引起的狂热，却超过他们。就在此时，一位叫林述泰的老师和她联系上，希望带她录制盒带。他是科班出身的二胡演奏家，80年代后转型，进入流行音乐界，成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人，替音像公司做配器（编曲）及乐队指挥。

曲目主要由张蔷定夺，多数是欧美、港台和日本的流行歌曲，“那都是从我妈单位的资料室找来的。当时我听到的大桥纯子、岩崎宏美、Bee Gees，都是市面上没有的”。歌曲选定，由出版社组织人马译词或者填词，再进行配器、演奏和录音。

造型也得自己做。当时，“四联”是北京最好的理发馆，但做头发很贵，尤其是烫发，还要烫发票。张蔷和母亲自己动手：“我看到芭芭拉·史翠珊在一个电影里的造型，很喜欢，我就去尝试。我把筷子弄折了，用洗相纸裹住头发，涂上威娜宝香波烫了个爆炸头。”这个发型从此固定下来，成为张蔷的形象标志。

第一张专辑盒带，是云南音像于1985年1月推出的《东京之夜》，林述泰配器指挥，中央歌剧院乐队担任伴奏。封面上，张蔷留着爆炸头，穿红色T恤，配红色抹额。

这张专辑让张蔷得到了1400块，音像公司的老总，还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她此后三个月不要给别人录音，让他出货，三个月后再录一张，给9000块。拿到酬劳的张蔷，权衡再三，花了50块，给自己买了一条黑色土布超短裙。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来得太容易，当然，这背景是流行音乐市场的大爆发。著名乐评人金兆钧先生在2006年央视《见证》栏目的《现象1980：风起张蔷》里说：“1979年，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一年赚了800万。”

所以，也会出现那种盛况：因为张蔷不够有名，云南音像决定只制作60万张《东京之夜》，没想到盒带瞬间卖到脱销，音像公司24小时不停地制作和发货，所有人三班倒，运送盒带的卡车就等在门外。这盘盒带的最终销量，是250万盒。

2

录音、演出，成了张蔷在十八九岁时的主要生活内容。

刘瑜说，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在1985、1986年，“张蔷”也是一支队伍，这支队伍由张蔷和她母亲组成，她们同时是歌手、经纪人、造型师，还要担当事实上的制作人和监制角色。在她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两张专辑中，她已经正式成为监制。

两年时间，18盘专辑盒带（实际上应该比这更多），几乎每个月要录好一盘，最多的一次，一个月录了四盘盒带。合作过的出版社有云南音像、齐鲁音像、山西音像、内蒙古音像、四川音像，等等。那时，音像公司，都在北京设有办事处，或者邀请特邀编辑，来操办录音事务。出版社在变，但她的班底变化不大，林述泰、薛瑞光、苏越，担当了大部分盒带的配器和指挥，译词和填词的，也是相对固定的一群人。

盒带里的歌曲，基本是翻唱。她翻唱过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潘越云、王梦麟、高凌风、苏芮、凤飞飞、王海玲、沈雁、爱慧娜、娃娃、伊能静、黄莺莺、齐秦、甄妮、千百惠、潘美辰、林忆莲，以及欧美流行歌手的歌，甚至欧美民歌。显然，华语流行乐里，她比较偏爱台湾流行歌，在她看来，“台湾歌旋律好，商业气息不浓，文学性比较多”。大陆音乐人的作品，很少出现，她言简意赅地表示，是因为“难听”，而著名音乐人苏越的评价是，那时的大陆流行歌，“写得不近人情”。

这种流水线速度，和借来的歌曲，以及合作者对流行音乐的认识缺陷，让她的盒带品质不一。她一直耿耿于怀，为此感到遗憾，她很羡慕周峰，因为他有香港的编曲助阵，还有成方圆，她拿到了“威猛乐队”（Wham！）的伴奏带使用权。

把不同风格、不同国家的歌铆在一起，给近乎粗制滥造的流水作业产品遮瑕，让所有歌曲，打上“张蔷”烙印的，是她的声音，那种被乐评人形容为“又骚又嗲又野又狂”的声音，被著名乐评人金兆钧称为“咧着唱、喊着唱”的唱法。她的声音，嵌入80年代，成为背景音乐，怎么都无法剔除。

这里面有许多逸事。《青春多美妙》盒带封面，使用了她的泳装照，是因为她的前几盘盒带总用大头照，从不照腿，让人“怀疑她有小儿麻痹症”，必须要亮腿以正视听。《星期六》专辑封面，她推着一辆时髦的自行车，那车是从海关借的，用完得还。在云南音像录歌的时候，见过王菲，走穴的时候，和刘晓庆同台，刘晓庆把钱装在枕头里，晚上枕着钱睡。在她决定出国前，有出版社找到她，希望抢到她出国前最后一盘盒带的出版权，条件是给她一个四合院。

最著名的逸事，是登上1985年的《时代周刊》。《时代周刊》的记者，在内地目睹了人们抢购她的盒带的盛况后，登门采访，随后撰写了一篇介绍世界流行音乐现状的文章，将她列为世界六大流行音乐巨星之一，排第三位，在邓丽君之前，并这样评价她：“这位冒冒失失的年轻人哼唱的大多是些糖浆样腻人的日本、台湾歌曲。”内地的杂志，在转述这篇文章时，这样表态：“以盒带（唱片）销售量来衡量歌星价值的做法还欠妥。”

多年后，她说：“我是一个真正享受过80年代的人。”此言不虚。

3

1987年，张蔷离开大陆。

她成名之后，一直有她遭遇封杀的传言。1986年，百名流行歌手在北京联唱《让世界充满爱》，她没有参加，让传言似乎有了依据。90年代，曾有一篇长篇报道披露说，在张蔷名声最盛时，英国一家广播公司电视新闻部的女记者，在采访张蔷母女后，制作了七分钟的电视报道在香港播出，并在解说中称“张蔷的磁带在大陆遭禁、被查封”。张蔷多年后否认了这些传言，反复强调，自己从来没被封杀过，否则也不会出这么多专辑，之所以不够主流，是因为“我自己没有选择和当时著名的曲作家合作而已，坚持走自己的音乐风格”。至于出国，原因也很简单。当年，人们认为“有本事的人都出国”，“那时候都想进东方歌舞团，就是因为他们的外事演出任务特别多”。机会来了，有个作曲家问她，愿不愿意去澳大利亚，拿出照片给她看，“天蓝得透透的，热带的植物吸引我，让我想站在澳洲的街头”。她找好了语言学校，义无反顾地离开，因为“成名并不困难，离开也放得下”。

录音和演出赚到的20万，让她可以为自己做担保。她决心很大，离开之前，“把所有的演出服都卖了，有很红的歌手来挑演出服”。

1987年1月，广西民族声像出版了一张名为《潇洒地走》的盒带，副标题是“张蔷离国前留下最后一集”。盒带开头，是一段疑似张蔷的道白：“当你们听到我的歌声时，我已经到了遥远的澳大利亚，开始了留学的新生活。古人说‘相见时难别亦难’，我依恋我的母亲，我眷恋我的祖国，愿生活到处飘洒着阳光，愿世界充满了爱。再见了，亲人们，谢谢了，朋友们。”

后来，张蔷说，这段话不是她说的，是出版方为了销量，找了声音和她很像的人录的。她不会说那些话，她对“最后”“绝版”这样的词语有忌讳，更不会那么热乎地说“亲人们”。

澳洲生活只持续了一年：“因为把钱花光了，我很能花钱的，我估计一年花了三五万美元。”这一年的生活，留下的是长久的怀念。2011年，她开通新浪微博，第一条就是澳洲时期的照片，配文是：“在澳洲的时光，是我最留恋的。”

1988年，她回国、结婚，丈夫是香港商人，紧跟着，她怀孕并生下儿子。她的生活节奏变了，此后几年，她出盒带的速度，变为一年一张。《唱不完的歌》《珍重我的爱》《弯弯的月亮》推出，已是90年代。

4

90年代，风向变了。

一方面，港台歌手在《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之后，凭借精良制作和包装，占领了大陆的流行音乐市场。另一方面，80年代的文化大爆炸过后，官方开始梳理文化领域，能进入下一个年代的流行歌手，往往在歌手大赛上获过奖，常出现在晚会中，或者唱过影视剧歌曲。张蔷性格倔强疏离，有意无意地和主流保持了距离，她又主动选择当全职主妇，八年家庭生活，也让她淡出人们视野。在朝在野，她都是个异数。也许，她像张爱玲，只有那么一个特殊的时间地点，才能容得下她。

1996年，张蔷离婚，凭借专辑《尽情摇摆》复出，之后是《习惯寂寞》和2000年的专辑《尽情飞扬》。此时正是老歌手复出潮，她不过三十出头，却出现在这个行列里。尽管专辑的制作水平大幅度提升，她也加入了自己的创作，但所收获的喝彩，却低于预期。

2006年，她的创作专辑推出，正逢女儿出世，她又一次让事业给家庭生活让步，没去参加宣传，为此给出版方赔了钱，印制好的专辑只在歌迷圈流传。2008年，她在北京举办了个人演唱会，随后出现在中国流行音乐榜星光之夜酒会上，宣告全面复出，但正如她所说的，她不是那种“常青树”范儿的，她需要一个崭新的面貌。当然，也需要一个契机和撬点，而这个契机显然还没有出现。

她只属于80年代的论断，眼看就是铁证如山了，她和“新裤子”乐队的合作，却推翻了这个隐约埋伏在前方的结论。2013年草莓音乐节，张蔷和“新裤子”搭档出现，《恼人的秋风》《冬天里的一把火》《路灯下的小姑娘》《再见迪斯科》（Bye Bye Disco），瞬间将人带回80年代——当然，那是一个经过刷新的80年代。年末推出的《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庞宽和彭磊包揽了词曲制作、编曲、MV导演、唱片封面设计，New Wave和Disco的形神交融，张蔷的声音特质，让这张专辑指向复古，却获得了比复古更多的成就。

她的声音和形象，让她顺利拿下90后歌迷，并成为最新的gay icon（“同志”偶像），而且是少数几位来自内地的gay icon。2013年12月30日的专辑首唱会，观众横跨各个年龄段、各层各界。演唱会结束，尚雯婕发微博表示祝贺，称她为“ROSE太后”。

对于经历过80年代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件幸事。她让人们看到，一个时代，没那么容易断腕般离去，也不会悄无声息地沉没。她所提供的心理慰藉，给她的新形象附加了更多复杂的意味，也让“80年代神话”再次得到加固。

繁弦急管

马斯卡尼的《乡间骑士》

无数次，谈起电影或者电影音乐，只要有人以询问的语气提起“《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段……”我都会立刻接上去：“那段音乐是马斯卡尼的《乡间骑士》间奏曲。”

不只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而已。《愤怒的公牛》里，罗伯特·德尼罗挺着他那张让人伤心和难过的脸，独自挥拳的时候，那段音乐是《乡间骑士》间奏曲；《教父Ⅲ》里，在巴勒莫的歌剧院里，安东尼演出的也是《乡间骑士》；而教父唐·迈克尔·科莱昂孤独地死在椅子上的时候，那段音乐，还是《乡间骑士》间奏曲。那音乐，似乎在歌咏平凡人中的英雄，怀着古代战士般的理想，却还是踏实地生活着，脸上永远带着诙谐的表情，仿佛自嘲，又仿佛看破。自始至终，它满怀沉静的喜悦，却又满含悲剧感，始终没有大刀阔斧的高潮，却隐含着一种自足的昂扬，有些沉闷，有些压抑，却分明昭示着，上升和前进是人生的主流。

还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夏雨孤独地行走在苍茫的屋顶上时，不由分说来临的，还是这段音乐。蓝绿色的苍穹和棕灰的屋宇之间，完全不知道将来会怎样的少年，沉迷在自己纷乱的心绪里。但将来的新世界，却已恢宏大气地显露初象。那一段情景，就有那么一种勃发的青春气息，又混沌不安，又满是凝重的欢乐。我心目中70年代的北京，从此就有了那么一种固定的形象，后来看到王小波的小说，那里面的背景，也是这样一种形象，金黄的白杨，空寂的机关大院，青砖的屋宇，红漆剥落的木地板，还有那初醒的、却无处放置的青春。

自然会去追索马斯卡尼的生平，只是，得到的结果，和肖复兴在《可怜的马斯卡尼》里写的一样：“推门本想走进披戴新婚白纱的教堂，却一下跌入浓烟滚滚的火葬场。”

本是面包师的儿子，18岁时凭借四部弥撒和一部清唱剧得到资助，进入米兰的音乐学院学习。26岁时，将意大利作家委尔加的短篇小说《乡间骑士》写成了独幕歌剧，并因此得到音乐出版家松佐诺举办的独幕歌剧作品比赛的第一名。虽然他再没能写下超越《乡间骑士》之作，但此后多少年里，作品数量不少，声誉不减。他在欧美指挥演出，担任著名的音乐学校的校长，并写下《伊莎博》。就这么一直过下去么？他可不想。年近60岁时，他所认为的辉煌的机遇来了，他加入了法西斯，趁着托斯卡尼尼愤然离开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赶紧去谋职。68岁时，又为墨索里尼写下了歌剧《尼禄》。都没用。他最后一次春风得意，还是由《乡间骑士》带来，那是1940年的纪念《乡间骑士》上演50周年活动。又5年，二战结束，他又穷又病，死在罗马的小旅馆里。

再追溯下去，赫然发现，当年在音乐学院，普契尼同他是一间宿舍。马斯卡尼不耐烦那些枯燥的课程和没完没了的基本功训练，只两年便辍学去走穴。普契尼却一直学下去，他比马斯卡尼大5岁，多点耐心，甚至对自己没红起来也始终有耐心。直到1893年，那部《曼侬·莱斯戈》令他名扬天下，普契尼还是有耐心，他慢慢写，细细改，所以，他的作品，不是天才之作，甚至常被人嘲笑为肤浅平庸，却部部扎实。至今还能在舞台上演出的，马斯卡尼只一部，普契尼却有许多。

一个浮躁地渴望着传奇，甚至不管那是什么样的传奇；一个踏实地经营着现世，只会在自己的作品里放置些离奇的情节。两个住过同一间屋的少年，都曾经设想过走在全世界的屋顶，头上是蓝绿色的苍穹，最终却有两样人生。而《乡间骑士》里所歌唱的春天——“草原上芬芳的橘子花开放，树林中的云雀欢唱，多美丽迷人的春光！”——还会反复上演，还会有无数少年，走在屋顶，在蓝天下渴望着他们的未来。

男孩看见野玫瑰

1770年，歌德21岁，刚刚从一场危险的疾病中恢复过来。他离开法兰克福，遵照父亲的意愿到斯特拉斯堡去学习法律，在那里，他遇到了正在治疗眼疾的哲学家赫尔德。受他的影响，对“原始民歌”风格的诗歌产生了兴趣，并尝试写作这种风格的抒情诗。他一生与无数女人纠缠不断，大部分诗篇都有馈赠的对象，这次也不例外。其中的一些，是他为在斯特拉斯堡认识的女子——牧师的女儿弗里德里柯·布里翁所写，例如《欢会与离别》《五月之歌》和《野玫瑰》。

《野玫瑰》是那类典型的民歌，又简单又隐晦，又明快又黑暗：“荒郊野生红玫瑰，和露开得花满枝，艳丽原非为人赏，娇态却被顽童窥，自古美物为人爱，遭多横夺苦推折，玫瑰其耐顽童何。顽童但求孤意遂，指尖刺破心无悔，从此容颜落万劫，露滴尽作落泪垂。自古美物为人爱，遭多横夺苦推折，玫瑰其耐顽童何。”最早将这首诗变成中文的萧而化先生这样译。

稍后一点的周学普先生的翻译，比较接近我们今天的阅读习惯：“男孩看见野玫瑰，荒地上的野玫瑰，清早盛开真鲜美，急忙跑去近前看，愈看愈觉欢喜，玫瑰，玫瑰，红玫瑰，荒地上的玫瑰。”淫猥的色彩已经基本消失了。

天地混沌时候的爱与欲，大概就是这样吧：野蛮、粗暴、黑暗，却又纯真艳丽，到处兵荒马乱的，古堡里藏着蓝胡子，黑森林里藏着强盗，人间的规矩还远没成型，兄弟姐妹乱成一团，人肉有时候也上桌，什么都能轻易夺了人的命，不是大刀阔斧的冷兵器，就是四处蔓延的瘟疫。一不小心，孩子就没了爹妈，所以后爹后妈的故事格外多、格外狠。

《野玫瑰》写的就是这样的时代吧。不过，诗里的男孩是男孩，玫瑰却不是玫瑰，男孩是荒野里的坏人，瘦、硬，有一头纠结的乱发和一张蛮横前凸的大嘴，脸上点满了雀斑，衬衣的扣子早掉了，只好敞着胸脯，绑腿也打得一个高，一个低，就这么整日里在荒野逡巡。“玫瑰”有着一张苔丝一样的脸，穿着一身笨重的衣服在荒野里劳作，被男孩子看到，调戏、挑逗，直到霸王硬上弓。事后也并不悲痛万状，系上裙子，到晚间才告诉妈妈，妈妈的担心也无非是，将来的婚礼上，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持着那束白花了。格林童话的世界，大概也是这样，野蛮、粗暴、黑暗，却又纯真艳丽，直到被后来的文明世界一点点消化和过滤。

舒伯特在大约35年后的1805年看到了这首诗，那时他18岁，贫穷、孤独，不知道有没有吃到苹果（他自小的愿望之一是吃上苹果）。在教琴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穷孩子在卖书，他倾其所有买下这本歌德诗集，看到这首《野玫瑰》，一个旋律立刻浮现了出来。与他的创作有关的别的逸事，似乎也都是这样的套路，偶然翻开了一本书，看到了席勒或者什么人的诗，立刻才思如泉涌，挥笔留下了千古传诵的歌曲。

舒伯特并不是唯一一个被《野玫瑰》所吸引的作曲家，另有一首由魏尔纳（H.Werner）谱曲的《野玫瑰》，流传也比较广。不过，传说中，《野玫瑰》有近百个版本，今天恐怕都听不到了。

我最早听到的，是赵传在90年代唱过的那首《男孩看见野玫瑰》。舒伯特的《野玫瑰》中最美的那几句，被黄韵玲用作了副歌，而其他的部分，也由副歌的旋律发展出来。李废作的词，已经完全看不出来原来的意味了，歌里有的只是怀念——那年夏天的狂野，那个清晨的妩媚。

《男孩看见野玫瑰》常常让我想起家乡的旷野。暮色来临时分，有莫名的恐慌，一转眼，晚霞被烧成了灰烬，玫瑰的红，曼陀罗的淡紫，一瞬间都变成了狰狞的紫与黑，牧人在远远的地方，唱起了复仇和思念的歌。

野玫瑰盛开的地方

很少有东西会令我“着魔”——尼克·凯夫（Nick Cave）1996年的《谋杀歌谣》（Murder Ballads）除外。

十首歌，是十个与死亡有关的故事。《欢乐之歌》毫无欢乐，是对陌生人的邀约引发的杀戮：“你把我当作朋友吗？对我来说太阳是黑的，寂静得像月亮，你有空房吗？先生。你在诱我进去吗？”《陌生人的仁慈》里，离家的小女孩接受了陌生人的好意，等到她被再次发现的时候，她躺在破旧的旅馆里，口中塞着破布；《亨利·李》改编自民歌，女子知道了自己所爱的男人早有伴侣，被阻断的情欲顿时变作杀机，她亮出凶器结束他的生命，并将他推入深井；《米尔海文的诅咒》里有个女巫布莱尔式的疯女人，唯一的嗜好是让村庄人口减少；还有长达15分钟的死气沉沉的《奥麦丽的酒吧》，还有《斯泰格·李》，还有翻唱自鲍勃·迪伦的《死亡并非结束》。

还有，就是那首《野玫瑰生长的地方》（Where The Wild Rose Grow）。

凯莉·米洛纤细的声音，好似幽魂困惑的凄诉，并且不断重复：“他们叫我野玫瑰，我的真名却是伊丽莎·戴，我从不知他们为何这样叫我，我的真名曾是伊丽莎·戴。”他认识这“野玫瑰”只三天。第一天，他见她“笑靥如霞，唇色犹如河边殷红的野玫瑰”，便走进她房间，又在第二天送她玫瑰花，问她：“你可知道野玫瑰开在谁家？鲜红欲滴，无拘无束，芳菲传天涯。”第三天，他带她去看他所说的野玫瑰，拥吻的时候，手中已紧握石块。最后，他把玫瑰花插入她亡了的唇、寒了的齿之间，而她还兀自嘤嘤地唱着：“他们叫我野玫瑰，我的真名曾是伊丽莎·戴。”三分痴傻，三分困惑不解。

尼克·凯夫在这些歌里一路走回去，走回野蛮黑暗的小村镇，走回被童话和传说搅扰了日常秩序的往日生活，走回那个有着惨白的月亮、黑漆漆的房屋、肮脏的池塘、鲜红的玫瑰和碧绿的田野，以及粗野的疯汉和瞳仁涣散的美女并存的世界。他的歌是他的咒语，用来开启另一个世界的门，组成这个咒语的，无非钢琴、吉他、鼓、风琴、小提琴和低沉质朴的嗓子，而蓝草、乡村和古老歌谣，抑或他的有着文质彬彬外表和谦和微笑的前辈莱昂纳德·科恩，在他这里好像都有点影子，却都不露形迹。他对那个世界太熟悉了，熟悉到他轻而易举就可以把那个世界打开一道缝，露出来给人看、让人惊。所以，当他因该专辑被MTV音乐奖评为当年最佳男艺术家时，他拒绝了该奖项——他只是一个领路人。

我被他和他的这个世界迷住了，甚至包括他1990年的小说《当驴看到天使》（And The Ass Saw The Angel）——只这一个题目，以及关于小说故事简单的描述“一个私刑狂人追杀一个笨贼的故事”，都让我久久沉迷。关于他的一切，都带点咒语的性质。

我心甘情愿地反复用《野玫瑰盛开的地方》这标题，写了三四部小说，每写一遍，好像就念了一次咒语。而那个世界，岿然不动，面沉如水，连一道缝也不会开给我。所有伟大艺术家的世界，最令人绝望之处就在此——咒语早就不是秘密，慨然四处流传，但只有当他们自己念出那句至关重要的话，那世界才会开启。

深绿

最近坐长途车比较多，路途中，一直在听森田童子的歌——她的歌最适合循环反复地听。可惜，她只出过六张专辑。如果经常出门，如果路远，即使这样反复，也几乎不够听。

她18岁时，从高中辍学。那是1970年，和她同时代的村上春树正在度过他的写作准备期，中岛美雪正在参加各类音乐比赛，森田童子也在完成她的准备期，只是，她的目标十分模糊。她似乎是在一个半透明的茧里左冲右突，辍学后的几年里，她只是四处旅游和交朋友，这些朋友身世来历不一，难以归类，共同特征只是年轻。然后，所有关于她的资料都会提到1972年夏天。这一年，她的朋友突然自杀，对她冲击尤大，对敏感的人，一次死亡似乎等于所有的死亡，一个夏天的经历也抵得上别人十年的经历，一瞬间，她就老了。

第二年她被引荐给唱片公司，凭借一首《再见，我们的朋友》迅速蹿红，第一张专辑Good Bye出版于两年后的1975年，当时她23岁。唱片封面上，她头发蓬乱，戴着墨镜，穿着深色的衣服，背后是阴沉的天空，此后，她始终以这种形象亮相，遮盖了她的本来面目。而“森田童子”这个名字也不是她的本名，据说，她以“童子”为艺名，只因她喜欢马奈的名画《吹短笛的男孩》。

她注定不会像中岛美雪那样成为一棵常青树。她这样的艺术家，注定要扮演流星的角色，一闪而过，闪耀的片刻，极为璀璨。整个70年代，她只出过三张专辑。1976年的第二张专辑Mother Sky让她成为全日本年轻人的偶像，年轻女孩子开始模仿她的装束，各种歌迷组织迅速成立起来；1977年的A Boy则成为她在70年代的最后一张专辑。令她的声誉达到顶峰的，是此后的一系列演出。她最后的一张专辑是1983年的《狼少年》，随后，她结婚、退隐。也正因为这样，她似乎从来不会老去，代代年年，都可以替年轻人代言。1993年，剧作家野岛伸司在电视剧《高校教师》中用她的《我们的失败》作为主题曲，喜欢那首歌的，照旧是年轻人。

她有我见过的最清丽的歌词。这是《雨的自由式》：“今日在夏日的河边，两人要分离了，我默默地吹着草笛，呜呜呜呜，你穿着花样的连身衣裙，含着泪，静静地站在水中，呜呜呜呜，在大雨中游着自由式的你，看起来非常美丽，非常美丽，夏天来了，又走了，我决定了，也许再也不游泳了！”还有《如果我死了》：“如果我死了，请悄悄地将我忘了，寂寞的时候，就在我喜欢的油菜花田中为我哭泣吧……如果被雨敲打的杏花散落一地的话，离乡背井的我，将竖起衣领，漫步在雨中。”

如果音乐有颜色的话，森田童子的歌，应当是深绿色的。像有一年在泰国，从曼谷去芭堤雅的路上，车窗外看见的那条河的那种绿。那是一条死去的河，既不和大河相接，也没有水源补充进来。河水里长满了藻类和水草，呈现出一种浓腻的绿色，偶尔点着几点白色的小花，或者几朵红色的睡莲。有时候，是一只白鹤站在水里，长长的脚杆露在外面。在几个小时的路途中，那条河始终在车窗外，偶尔被树林和木屋遮挡住，转个弯，又出现在视野里。那种绿，即便是在热带的阳光下，也让人感觉出凉意，但也许，是车上的冷气开得太足了。

还像以前在学校，夏天的傍晚，急雨之后打开窗户，雨的气息还没过去，树叶间亮晶晶的，把屋子里映得绿幽幽的。那情景，像有人对她的歌的描摹：“是暮春的少年气息，偏离的明亮和尖锐。”只要听她的歌，这种绿意就来了。

她是少数几个完全不能被翻唱的歌手。也许，翻唱不出来的，不只她那种弱弱的嗓音、那种哀伤的调子，还有那种深藏其间的绿意。

心像凌晨四点的天蓝

好几年前的春末夏初，在山里住了几天。山间的旅馆是废弃的军营改造的，房间宽敞明亮，有红漆剥落的木地板，窗台又大又深，窗玻璃上落着几点油漆窗框时候溅上去的漆，床铺硬而干净，水房里的水，冰得刺骨。就在那里，有一天早上，大约凌晨四点，早早醒来，一睁眼，就看到窗外的天，是那种有点泛绿泛白的蓝，安静、肃穆，已经很亮了，天底下是山的一角，白桦树夹杂着梨花，一路铺到山顶上去，有鸟叫，但不多，偶尔一声两声，像是鸟的梦话。

我似乎一直在下意识地寻找一种音乐，好配给这个画面，直到听到了中岛美雪的歌。北海道出生，50年代，女子大学，歌谣比赛，“燃烧生命式”唱腔。35年的音乐生涯，睥睨众生的成就和极少抛头露面，凡此种种，都非常适合这个画面：凌晨四点的天蓝，没人知道的刹那，漫山遍野的绿树白花，在清晨的微光里。

她的音乐予人的印象似乎就是这样，孤独，清澈，充满希望。但她35年的音乐生涯，却既不孤独也不平静——27张专辑、36张单曲、无数次获奖、难以计数的唱片销量、四首歌曲被收录日本的中学教科书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无数人在仰着脸等着她出专辑，好翻唱其中的歌曲。有人说，香港八九十年代的流行音乐史，其实就是一部翻唱史，而这部史的一半篇章，可能属于她，凤飞飞的《潇洒地走》、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徐小凤的《少年人》《人生满希望》、邝美云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梁雁翎的《情长路更长》、李翊君的《重生》《一千零一夜》《完美的女人》《随时可能流泪》《太阳》、陈慧娴的《恋恋风尘》、黄莺莺的《等着回答》、江淑娜的《两个人的月亮》、汤宝如的《绝对是个梦》、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天涯》、王菲的《人间》《若你真爱我》、辛晓琪的《谁啊》、苏慧伦的《为了你》、郑秀文的《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爱的挽歌》、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万芳的《睡，醒》《恋你》、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还有我最喜欢的，本多RuRu的《美丽心情》，其实都是她的歌，她如果拒绝被翻唱，可能有一半歌手的专辑主打歌都立刻没了着落。

但她却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她为自己的所有歌曲都烙上了一种特殊的烙印。她歌曲里的清新，她歌曲里微妙的孤独，她歌曲里柔韧的希望，她歌曲的过分上口，似乎只是为她和与她气质相近的女歌手所备。那些歌，由她们唱来，必然清新凛冽，气质稍稍差一点的歌手，都唱不了她的歌。勉强唱来，一字一句里，似乎都暗暗打着“口水”的水印，“上口”立刻成就了“恶俗”。她的歌，似一种白衣服，非常挑人，全看谁穿，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上了身，纯属雪上加霜。所以她异常大方，她的歌，谁唱都可以，但不论谁唱，最后还是属于她，就像认准了栏的羊，尽管到别人草地里吃草，晚间一样乖乖回来：她的大方是有原因的。

就好比，凌晨四点的天蓝，那种蓝，绝对，不容置疑。自古至今从未改变，再说什么，都没用。

来自春山镇的女子

越来越想听到一些简单的歌，看到一些简单的人，却越来越难如愿。所以，昨天晚上，在塞车的时候，在汽车喇叭声中听到收音机里传出来安妮·莫莉的歌，而且是《雪鸟》的时候，还是愣了一下。不知道直播间里的是谁，知道她，知道《雪鸟》，而且，心里有那么安静简单的一刻，肯拿她的歌，别人的歌，做一期乡村音乐的专题，给我们听。

乡村音乐的情况有点像我们的地方戏，移民的清教徒一旦安定了下来，就开始在平凡生活中寻求慰藉。于是，在牧场上，在小镇子的游艺会上，在黄昏后，在清凉的、从地平线上吹来的晚风中，开始有歌声，开始是无意识的、散乱的，渐渐，它开始壮大起来，成了每个人在生活中津津乐道的事情。那些原来只是在家里、在居住点的联谊会上玩票的歌者，逐渐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就这样，一直传了下来，变得灿烂、极盛，然后衰退，但就是在它最惨淡的时期，人们还是习惯性地注意着它。谁的歌里有乡村味道啦，谁的乡村歌曲不地道啦，还是被人们议论着，因为，那种节奏，那种色彩，早已成为人们血液的一部分。

大多数乡村歌手的成长经历都不够传奇，更不会被人为地制造成传奇，安妮·莫莉也是一样。这个小镇上长大的女子，最初的音乐教育来自唱诗班，然后，她只是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歌唱，当她成为一名教师后，还曾停止从事音乐。然而，有一天，她终于被人注意到，并让她从芸芸众生中走了出来。

她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作品，就是那首《雪鸟》。这是一首异常质朴的歌，和《雪绒花》有点相似，唱的都是故乡的风物，和心中对家园的祝福。

然后，是国籍性的声誉、排行榜、销售量，安妮·莫莉（Anne Murray）于是有了勇气在她的歌中尝试多种风格。但是这个平凡的小镇女子走得并不是很远，她的智识也就是一般人的智识，她的努力也不过是一个小镇女子的努力，只是为了让自己的音乐更丰富一点，让人听起来更愉快些。她的尝试算不上大胆，而且从不慌乱——她有自己的主见。就这样，她歌唱爱情、月亮下的影子、白日梦、热恋中的女人，这样一些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的景象，唱来了22项朱诺奖，唱来了她的祖国人民对她的尊敬，即便这种尊敬，也还是对一个小镇女子的尊敬，对养育了她的那块土地——它有一个诗意盎然的名字——春山镇的尊敬。

她的相貌，也还是一个淳朴的小镇女子的相貌，虽不至于美得让人心慌意乱，倒也大大方方，拿得出去。她从不胡作非为，别忘了，她还曾是一个老师呢！她有自己的本分，有自己的主见，一个小镇女子的、朴素的见识。

就这样，她一年一年地唱下来了。终于有一天，她的故乡是那么为她骄傲，以至于为她开设了一个“安妮·莫莉中心”。实际上，那是一个占地4000平方英尺的博物馆，收集和陈列的，是她音乐生涯中值得记忆的物与事，这实在像一个母亲为女儿做的——收集她的成长历程中的人证物证，只为了留下些记忆。

于是，她一天一天地使这记忆增加着值得骄傲的内容，用她一个小镇女子的歌声，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她这样觉得。想当初，上帝创造这世界，还不是一点一点来的吗？那么，让我们的生活中，要有歌声，就有歌声吧。在朝霞汹涌时，或是在黄昏后，当清凉的风从地平线吹起时。或者，在塞车的时刻，让周围的汽车喇叭声在她的歌声里陷落一下。

就像风吹过草原

曾经有人怀疑，达·芬奇其实是个现代人，甚至有可能是个未来世界的人，因为我们无法想象的原因，比如，在乘坐时光机器回到过去的过程中，不小心流落在了15世纪，再也无法返回，只好为那个时代献上了超过那个时代科技水平达几百年的发明，例如直升机、降落伞、机关枪、手榴弹、坦克车、潜水艇、双层船壳战舰、起重机，甚至设计出了城市防御体系、排水系统，并成为近代解剖学的始祖。也有人怀疑，荷兰作家高罗佩，前生可能是个中国人，他写狄仁杰故事，穿中国衣服，娶中国妻子，他对中国的热爱程度，已经超出了兴趣、好奇心和我们所能理解的范畴，简直像是一个中国灵魂又得到了肉身，回过头来加倍地释放对故土的眷恋。

而罗琳娜·麦肯尼特（Loreena McKennitt）很可能也是这样。她的上一世，也许是个爱尔兰人，而且是个女诗人，成天裹着披风在石楠丛中漫步，死了之后，灵魂被高地上的风一直吹一直吹，吹到了加拿大，在那里重新落地，重新成了人，心里却一直隐隐有欠缺，于是莫名惆怅，一直四处张望，直到遇见爱尔兰音乐。

她出生在加拿大中部草原曼尼托巴省的莫登市，那里聚居的多半是移民，苏格兰人、德国人、冰岛人，当然，爱尔兰人也有不少。她家境殷实，从小接受过严格的古典钢琴及声乐训练，但是，既然是生在草原上，她最初的梦想就既实际又浪漫——成为兽医，这梦想将她送进一向有着相关课程的女子学校，可惜，学校附近有个包藏祸心的俱乐部，让她在那里听到了凯尔特音乐。她立刻纠正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成为女兽医的企图，在1981年搬到安大略省的斯特拉福德，开始学习竖琴，并在1982年回到（尽管她此前从未去过那里）爱尔兰。

再回来，她已经“不是一个人，她不是”。这一趟招魂之旅让她找到了自己，她身上那个石楠丛中的爱尔兰女诗人苏醒了，她录了一张The Stolen Child，为叶芝的诗配上了竖琴，并且自己进行销售，小有所成。她在1985年开设了自己的唱片公司Quinlan Road（那是她小时候家门前那条路的名字），录制了Elemental，以邮寄的方式进行销售，从此，她厨房的餐桌，也就成了她唱片公司的办公桌，作品从这张餐桌上流出，再流向华纳、环球，以及所有怅望石楠高地的听者那里。

Elemental比较能够说明她作品的风格，那些歌，或者是爱尔兰民谣，例如She Moved Through The Fair，还有Carrighfer，或者改编自古诗，例如叶芝的The Stolen Child和威廉·布莱克的Lullaby，一律有着清淡简练的编曲，并配着鸟声风雨声，还有声音浑厚的男子的合唱和朗诵。当然，还有她清澈高远的吟唱，让人没法不觉得，那里面有几千年的岁月在祟动。

她就这样唱下去了，一直唱到The Book of Secrets和那张《巴黎和多伦多现场》，唱到了四十六七岁（当然没人在乎她的年龄），唱到那个没能成为她这一世的生身之地的高地终于在她心里安静下来，而不再像最开始时那样迫切和苦大愁深，两世的乡愁，终于互相和解。

总有人把她和恩雅相比，但恩雅没有她深沉，也没有她那样有烟火气。和她一比，恩雅总显得过分圆熟，尽管，恩雅比她更有资格诉说乡愁。但那错位的乡愁，也许更加傲然和不容置疑。

就好像《呼啸山庄》的结尾：“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流连，望着飞蛾在石楠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吹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灵魂有时也会流落他乡，每一阵吹过草原的风，都有可能让一缕心魂背井离乡，并让那个被寄寓的肉身，从此不断被一阵没有来由的口渴感觉反复袭击。

那朵野花要的不是爱

2006年的第七十八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又见到多丽·帕顿（Dolly Parton）。新一代的歌迷在问，这是谁，长得像个妖精，穿着如此奇怪？他们不知道，那是多丽·帕顿。如果说同样灰姑娘出身的玛丽亚·凯莉最终使自己变成了公主，多丽·帕顿却使自己成了女王。

她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在这个有12个孩子的家庭中，她排行第四，那首《野花》中的歌词也许正是她最初生活的写照：“在我生活的地方，野花满足于生灭在丛中。她们普普通通，熙熙攘攘，我在其中找不到自己的天地，我多么渴望能够逃逸。脱离自己生根的家乡，带着梦想上路，一朵荒野上的花总能生存，野花遍地可以开放。”

也许正因为生活贫瘠，所以她头脑中满是华美的想象。也许正因为一无所有，她的梦想也是狂妄而大胆，因为，即便是想回头，也退无可退。就在此时，她已梦想到了自由的生活和万众瞩目的舞台。12岁，她就奔向了她的梦想之都、乡村音乐的圣地——纳什维尔，看看她是怎么说服别人让她在电台唱歌的：“我告诉他我当天晚上必须唱，因为我已经告诉全家听我在电台上唱歌。”

接下来是15岁，她再一次来到纳什维尔，这一次的结果是一张没有结果的唱片，这使她深切地意识到，自己必须迁往纳什维尔。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谁都知道。

开始是挨饿，居无定所，她的才华和美貌并没有直接帮助到她。终于有一天，她和唱片公司签约，她的《约书亚》成为榜首。接下来她大红大紫，热门歌曲不断。

但是，就在此时，爱情来临了。她在波特·瓦戈纳的电台节目中以“多丽小姐”的形象出现。此后，她开始和瓦戈纳以二重唱形式出现，一起巡回演出，由瓦戈纳为她制作的作品都大获成功。然而，在多丽看来，她虽热爱乡村音乐，却也觉得从流行音乐排行榜上消失是个重大损失，而自从《约书亚》之后，她再没有一首歌曲出现在流行榜上。这一切，和瓦戈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他阻碍了她的发展，她这样认为。于是，在1974年，她先是离开了他的电台节目，但他们的合作仍在继续，瓦戈纳仍然在制作她的作品。但这个陷入爱情之中的男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那首由多丽创作、他自己在1974年亲手制作的《我将永远爱你》，是一首暗示着最终离别的歌。1976年，多丽·帕顿离开了瓦戈纳，人们都说她是“无情的”。然而，那首作为他们爱情见证的《我将永远爱你》，多丽却把它唱了又唱。1974年，1982年，由多丽演唱的这支歌，一次再次登上榜首位置。

离开了爱情，她也离开了纳什维尔，移居西海岸，她照样在乡村和流行的排行榜上呼风唤雨，还在1980年开始演电影。1982年，在她主演的电影《得克萨斯最好的妓院》中，她再一次演唱《我将永远爱你》，并使之成为榜首。此外，她还有数之不尽的热门歌曲，她那活泼的金发女郎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从没人想过她唱着这样的歌，唱着“永远”，是为告别爱情。

1992年，在电影《保镖》中，惠特尼·休斯顿又一次唱起了那首《我将永远爱你》。多丽·帕顿应该也看到这部电影了吧，只是，她更愿意想起的，也许是《野花》，所以她才会在1988年，邀请琳达·罗恩斯塔特和爱米洛·哈里斯（这样的阵容！）同她一起唱《野花》。野花自生自灭，无比顽强。穷孩子也一样，被命运安排在哪里，就要在哪里生长。野花不是路边的野花，不是山上为谁开又为谁落的野花，野花要的不是被采摘，不是谁的爱。穷孩子要的，也不只是爱，在他们的梦想里，爱情随时准备退居次席。这，并不是谁都知道。

她要推倒那座沙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颜色，想起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眼前就泛起一片灰蓝色。若给她画像，这种色调最合适不过，但也不要忘记画上她在演出时别在鬓边的白色栀子花，以增添一点亮色。黯败的灰蓝与耀眼柔润的白，两种颜色在对抗，求生与求毁，两种力量也始终在她生命中对抗。

她的母亲生她时，只有13岁，而那个做父亲的，也不过15岁。黑人街区的生活并不愉快，她的小妈妈，时常将她托付给邻居照顾，令她11岁就遭邻居强奸，接下来她成了雏妓，还曾和母亲一起，以卖淫罪被关进臭名昭著的Ryker岛监狱。父女关系就更别提，身为班卓琴手和吉他手的父亲，一早就丢下她们母女俩，随着乐队到处演出。母女俩付不出房租的时候，她便去父亲演出的舞厅，以威胁的方式讨要钱财——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父女沟通方式了。

但是，她那作为出色乐手的父亲，给她传下一样最宝贵的财富，那便是音乐天赋。这种天赋令她被唱片制造商Hammond发现，并将她带进了录音室。第一次录音的报酬并不多，不过35美元，但从此，生活向她展开了另一面：在一流的戏院演出，与一流的乐手合作，在电影里客串，演唱电影歌曲，人们渐渐开始接受她的演唱风格，唱片销量有了起色。

那种深藏在她本性里的，求毁求灭、向下沉向下坠的因子，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露头的吧。她天才，她深沉，但她的小妈妈小爸爸、黑人街区那肮脏曲折的街巷、少年时代惨淡的生活、酒吧舞厅里的烟雾灯光和无望的人，混杂在一起，混杂在她的基因里，成了一种负面的力量，侵蚀了她对生活的信仰，使她没法赢得幸福。若说那是一种自毁倾向，可能太过文艺，但当我们把这种毁灭因子分解在日常生活中逐一查看的时候，就不难给它们命名：这是自制力的缺乏，这是有损健康的生活习惯，这是被过度夸大的不安全感，这是对浮躁的欢乐的过分追求，而当这一切合在一起，就成了一股强大的、毁灭性的力量。

但她对幸福并非没有憧憬，并非对美的善的正的温情的事物毫无感悟，所以她也曾努力演出，经营乐队，对自己参演的电影怀有期望，并在演出时戴上洁白的栀子花。但当两种力量在她生命中抗衡的时候，坏死的因子总是大过那些正面的力量，因为那是她要的，是她的习惯、她的本能，她的心不习惯幸福。因为这种阴暗的、悲剧性的品质，使她的歌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也因为这种品质，使她的人生具有与众不同的、悲剧性的魅力。

她在她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40年代，开始沉溺于酒精与毒品，并逐步升级。这不但影响到她的健康、她的声誉，更影响到她的歌喉，以致人们在评价她后期的作品时，总无法忽略她嘶哑的、力不从心的嗓音。

她在竭尽全力把自己毁掉，在磨炼出了绝代技艺之后，竭尽一切可能把自己毁掉，越是毁灭得奢侈，越是感觉痛快。就好像我们在童年时候，用一个下午精心堆砌一座沙堡，却在黄昏来临时将它毫不怜惜地推倒，或者任由漫上沙滩的潮水将之冲毁，以获得一种自弃般的、向这个世界赌气般的快乐。

她于1959年7月17日因心脏病及肺病去世，去世的地点是警方监控的单间病房，第一个发现她的人，是扫毒组的警探。她的人生糟透了，这下她高兴了。

爱是疯狂，爱是盲目

2007年，一部名叫《妙手爱琳娜》（Irina Palm）的电影上映。电影主角，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她的小孙子生了病，需要一笔钱治病，老太太没有这么多钱，万般无奈，去风月场下海。所幸遇到好人，不但解决了孙子的医药费，晚年也有了依傍。这电影上映前后，都吸引了非常多的注意，不是因为电影本身，而是因为，演老太太的是玛丽安娜·菲斯福尔（Marianne Faithfull）——“滚石”乐队的“第一女友”。

她生于1946年，有贵族血统，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读着但丁、莎士比亚和蒙田长大，少女时代就开始在咖啡馆演出。然后是1964年，她和艺术家男友一起去看刚刚成名的“滚石”乐队的演出，和“滚石”的制作人搭上了线。稍后，已经怀孕的她，和男友结了婚，并生下了一个儿子，但她相继和“滚石”乐队的几位乐手上了床，最后成了“滚石”灵魂人物米克·贾格尔的女友。米克·贾格尔把他们最得意的作品拿给她唱，其中包括那首著名的As Tears Go By。1965年，她发布了一张同名专辑，由此一举成名。

成名之后，她索性离开丈夫和儿子，和贾格尔生活在一起。她出专辑，演戈达尔的电影，和阿兰·德龙配戏，不断地出现在与“滚石”有关的纪录片里，她也成了他的缪斯，给他介绍《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样的书。她是“第一女友”，这头衔，不仅暗指她和他们的关系，也意味着，能成为这位和4000个女人有关系的男人最知名的长期女友，这不简单。

与此同时，她也成了他的毒友。那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艺术家的必然道路。尽管这条必然之路，多年后也成了追悔之源。后来，在2011年的香港演唱会之前接受采访时她说：“60年代是永恒的传奇年代，那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人们开始想知道如何生活才是对的，同时犯下许多错误。而且如今一切再清晰明了不过，酗酒吸毒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1969年，她和贾格尔分手，也失去了儿子的监护权，从此一蹶不振，断断续续地出现在一些演出里，包括和大卫·鲍威同台。直到1979年，这一年，她推出了一张题为《蹩脚英语》（Broken English）的专辑，获得极大成功。最让人震惊的是，她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当年那个清澈、略带甜美的声音，被一个苍老、嘶哑的嗓子代替，那显然是烟酒和毒品的结果，却成了她重生的标志。

她曾经唱过一首Song For Nico，这首歌是写给和“地下丝绒”合作过的女歌手尼克的。尼克的经历和玛丽安娜·曼斯菲尔有许多相似之处，人们老拿她俩进行比较，只是，1988年，尼克因为车祸去世。“感谢上帝我挺了过来，但很遗憾她没有”，曼斯菲尔后来这样说。

像60年代退潮后（不只是时间上的退潮，而是那种热情和天赋的退潮）许多挺过来的人一样，她后来的生活安宁了许多。她成为一个大家庭的祖母，她静坐冥想，学习宽容，尝试消除怨恨，认为“怨恨和其他不良情绪一样是毒药”，并且告诫人们，“千万不要碰毒品”。她希望她的家人把她当作祖母，而不是那个众人口中的玛丽安娜·菲斯福尔，尽管，这位祖母在言语间轻松提及的“朋友”，是鲍勃·迪伦、莱昂纳德·科恩和艾伦·金斯伯格这些“美国众神”。

她不想提往事，对人们把她和“滚石”扯在一起感到厌烦——尽管她也知道，那是她一生中的最强音。2005年，她出了一张了不起的专辑Before the Poison，歌词多半由她创作，担任作曲和编曲的，是尼克·凯夫。她苍老的声音，和尼克·凯夫那沉郁的钢琴相得益彰。在一首歌里，她这样唱：“It's not a love song, It's the last song for you.”另一首歌里，她又唱：“Love is crazy, love is blind.（爱是疯狂，爱是盲目）”这是对她人生的总结，还是对那个灵气四溢的黄金时代的默念？没人知道。

当西蒙遇见加芬克尔

他们同年出生，保罗·西蒙和阿特·加芬克尔，都生于1941年。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友谊地久天长》中的歌词适用于他们，“我们也曾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15岁时，他们就组建了“汤姆和杰里”演唱组，到1970年各奔西东之前，他们相处了将近30年。

这也是“西蒙和加芬克尔”演唱组最令人神往之处，他们吸引我们的，不只是他们的音乐成就，还有他们两个人的友谊。怎么会这样巧呢？两个人，一起长大，都喜欢音乐，这就已经可遇而不可求了。更难得的是，他们都是极富音乐天赋的创造者，于是，就像自己找到了自己，就像自己对自己的熟悉，他们顺理成章地开始了合作，那种天衣无缝的、没有丝毫人工痕迹的合作。这种和另一个人心心相印的感觉，是没有一个人不孜孜以求的。他们完成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音乐理想，不仅仅是他们用音乐实现了我们想象中一个青翠、迷离，有点抑郁、又有点怪异的世界，更实现了我们破解孤独的愿望，为我们提供了忠诚友谊的现实样本和实现这种友谊的信心。

但《友谊地久天长》中另外的歌词也同样适用于他们：“但如今却劳燕分飞，到处漂泊流浪。”1970年，就在他们的专辑《忧郁河上的桥》以及同名单曲均成为排行榜冠军的时候，阿特·加芬克尔把兴趣转向了电影，并在《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电影中扮演了一些角色，危机也在此时出现，并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分手。而且，因为西蒙的音乐成就更大，而他们的作品大多属于西蒙创作，所以，人们都隐隐地把这种分开归罪于加芬克尔，甚至，就连介绍他们演唱组的资料中，也很少提到加芬克尔。

其实，他们的合作，不仅仅在于和谐的和声，不在于曼妙的旋律，而在于那种灵犀相通的心灵带给他们的勇气。这种勇气，比来自千万歌迷的热爱带来的勇气，比唱片销量的惊人带来的勇气更可靠，公众只是个虚幻的群体，怎能比得上身边的一个切切实实懂得你的人？这种懂得带来的勇气，是一切灵感之源。是谁写的歌，又有什么要紧？如果你是为了唱给一个人听而写，那么，歌中就有他所引起的你的热情、欢乐、悲伤，这和两个人共同的创作又有什么不同？

但他们还是分开了，人越成长，心灵越难于契合，更何况是在演艺界这样一个名利场中。谁又抢了镜头，谁又占了风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裂痕产生的原因，即便是几十年的交情，又怎能比得上眼前实实在在的名与利？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凡人。于是，他们分开了。

《忧郁河上的桥》是他们顶峰时期的作品，也是他们的友谊宣言：“当你感到疲倦，感到卑微，当你流泪时，我会为你擦干眼泪……就像忧郁河上的桥，我会躺下来让你走过……”而这一切，终于成了陈迹。

但他们还曾合作过，在此后的许多年中间，在《我的小城镇》，在《奇妙世界》，在中央公园的那场让人落泪的演唱会上，他们还曾并立歌唱。好像其中的许多岁月都并没有真正出现，好像裂痕从不曾产生，好像只需要一个眼神，所有的误解还会化解，好像只要其中的一个人拨动琴弦，随口唱歌，另一个人就会不需要任何理由，心甘情愿地放弃他的音乐追求，只为了能够共同歌唱。

就在那样一首歌之间，我们恍若痴狂少年，敢于许下诺言，敢于相信诺言一定会实现，敢于相信青春，相信爱和忠诚，相信人间的一切障碍都会被破解。

于是，就在那样一首歌之间，在音乐的开始、加强和变弱之间，我们怀着醉意老去。

歌唱在70年代

在任何一部流行音乐词典或者音乐家传记集中，ABBA总是排在第一个。但固然是这样，要让人们对他们有个印象，怕是也要借助别的歌手的声名，例如，你得说，当年费翔的那几首成名曲，都是翻唱自他们的作品，还有，罗克塞特和Ace of Base都受过他们的影响。

然而，在当年，他们曾经是乐坛最红的组合之一，他们的唱片销量要用亿为单位计算，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他们的影响力使他们仅仅排在披头士乐队之后。

这个由两对夫妻组成的组合，其成员在加入组合之前都已经略具声名，在走到一起后，他们用各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组成了演唱组的名字。尽管这个名字和当时瑞典一家知名的鱼罐头厂的名字一样，但它是如此醒目，如此容易被人记住，于是不久几个成员都默认了它。此后，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努力出名，使人们只记得他们而忘掉鱼罐头厂。

开始他们受到瑞典乐迷的欢迎，但随即他们发现了进入更广阔天地的法则，那就是必须要用英文演唱，努力打入欧美市场。事实也是这样，1971年，他们参加全欧流行音乐大赛，因为使用瑞典语，连预赛都没能通过，痛定思痛之后，1973年，他们再次参赛，用英语演唱，终于征服了听众。

用英文喊过“芝麻开门”之后，他们确立了由两位女士演唱，两位男士在幕后操刀创作歌曲这么一种形式。悦耳的旋律，上口的曲调，迪斯科音乐、民谣、摇滚以及欧洲流行乐这样一些看似不搭界的音乐品种，被他们糅合在了一起，所以，他们的音乐很难定位和准确地划分，留给人的，也只是一团华丽而模糊的印象。在他们的整个音乐生涯里，伴随着惊人的唱片销量的，是评论家从没停止过的诟骂。不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两位ABBA的歌曲作者从没有想过要转变作风的问题，唱片的销量足以让他们喜得昏了头，所以，他们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上一首歌的重复。他们的每一张专辑，也不过是上一张专辑的再现，仅此而已。但是，在富丽而空虚的70年代，不能要得更多了。

是的，五六十年代已经耗尽了人们的激情和想象力，70年代平淡地在某个早晨来临，宣告了人们从此将要在华美性感的服饰、唇舌之间美酒的滋味、招摇过市的新式汽车之间流连，就连警匪片中的警察和歹徒，都是穿着不便于行动的衣服在街上追逐。ABBA是浮泛的，应和着人们浮泛的心；ABBA又是华丽的，鼓励着刚从抗议的愤怒和无法改变世界的失落感中开始转移注意力的人们，他们被最大限度地接受了。

但当他们的时代过去了，他们也就必然要退出舞台。1981年，在歌迷的反应日趋冷淡后，他们推出了《旅游者》。其中主打歌的副标题就叫《精神崩溃》。另外一首单曲，名叫《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这张唱片，是他们的最后专辑。

从此，他们成为回忆，就像邓丽君成为一代人的回忆一样。在80年代，有乐队录制了一张纪念性的专辑，名字就叫《ABBA风格》。90年代，他们的作品被再次翻出来，并制作成了一张精选集。

但他们从此只是回忆。是的，没有人再记得那家鱼罐头厂了，但他们也正在被人遗忘。时光淘洗着一切，转回头，只看见夕阳。

芭芭拉·史翠珊的普通奇迹

声音的艺术真是让我着迷。我常常在想，是什么样的经历、成长、温度和湿度，刚好造就了每一个清澈、苍凉、温润的声音？而在那一个个声音的背后，又藏着有怎样经历的人？我常常习惯于给每一个声音加上一些形象，一些色彩，一些图景。而属于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的图景，应该是长长的林荫道，落日的海港，石砌的窗台上细碎的小紫花，而她用声音唤出的男男女女，就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上。他们含蓄、蕴藉、相遇、爱恋、分离，而这一切似乎都是为回忆而准备的，在发生的当时就已经蒙上了凄迷的色彩，只等时间过去，只等一个适当的、可供回忆的距离到来。而芭芭拉·史翠珊也许已经拥有了这样一个适当的距离，让她可以细细回想。

她生在一个不能给她的梦想提供帮助的家庭，但是这个家庭却培育了她的艺术才华。终于，在唱歌比赛中一鸣惊人之后，她成了百老汇音乐剧的明星，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看中了她在音乐剧中的表现，和她签下了合约。前三张专辑都在排行榜得到了好位置，然后，是第四张专辑《人民》。这张专辑从1964年10月31日开始，取代了披头士的《繁忙一天的夜晚》成为排行榜的冠军，并在这个位置停留了5周时间。她的第二张冠军专辑出现在1974年。那张专辑，就是《往日情怀》。接下来，是《明星的诞生》《罪恶》《百老汇》和《重返百老汇》。在她的演唱生涯中，她一共有七张榜首专辑。而她的唱片的总销量，是4.5亿张。

就这样，她进入了美国人的集体记忆当中。一听到她的声音，一听到那种专属于她的凄美的、干净的、有张有弛的声音，人们好像就忘记了时光流逝，忘记了自己或许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一想起她，人们就好像回到过去的那些好时光中去。老唱机似乎还在旋转，舞衣有点零乱，唇边的诺言还没有来得及吐露，孩子永远不会长大，走在路上的人都是向着家的方向，而离开的人总有人在为之等待。她就是这样用她的声音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布置起了一个小小的王国，捕捉着已经被现代的日常生活侵蚀得千疮百孔的诗意因子，建立起经得起时光考验的、靠得住的浪漫，但是谁又能说她是止步不前的呢？在时光的长河里，哪一种音乐形式上的进步和改变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论唱了什么，怎样唱，还不是一样要并入记忆的暗淡颜色里去。她就站在原地，等待潮流变得疲倦，等待人们重新走回来，聆听而且回忆。

她唱了《往日情怀》《记忆》《常青》《你没带鲜花给我》《普通奇迹》。每次当她的声音展开的时候，也是记忆破闸而出的时候，开始有点心酸眼热，款款的。然后，这声音开始描述奇迹是怎样发生的，怎样出现在平凡卑微的生活里，以及怎样用隐忍和争取终于让这奇迹变得牢靠。她的声音里有半生的沧桑，却没有半点沉重，它飞越关山，穿越城市，只在身后留下滚滚的烟尘。明明是她一个人在唱，却似乎有更多的声音加入，明明她力图超脱，但却在听者的心中留下持久的激情、不灭的印记和广阔的期待，而她却早已在最后一句的尾音上抹去了她曾经存在的痕迹，歌声坠入大气，像流星坠入苍穹，而聆听的人还在惶然四顾。她就是这样，一次再次，让歌唱变成狂风，而这对她来说，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奇迹”。

坠落中的约翰·丹佛

有时候，我会想象死亡，会想象在死亡来临的瞬间，那些接近死亡的人，都在想什么，都来得及想什么。例如，约翰·丹佛（John Denver）。

尽管他曾经在他的歌中一再地表达过自己，作为一个名人，他的生活也没有丝毫的秘密可言，但是一定没有人知道，在1997年10月12日，当他的飞机撞上峭壁的那一刹那，和此后的下坠、进入昏冥、沉入黑暗的过程中，他都想了些什么。

他也许会想起他的担任空军飞行员职务的父亲，是父亲从小唤起他对飞翔的向往。也许他会想起8岁时，他的祖母给他的那把吉布森吉他。也许，他会想起在德克萨斯技术学院学习建筑的那些日子。这些记忆，也许会像一些碎裂的、有待拼凑的画面，在黑暗的深渊、在下坠的中途试图组合。

也许，他想起的是去“米切尔”小组应试的场面，他和250个同样的应试者站在走廊里等待被叫到。应该说，那个瞬间，比此后他获得的大多数荣耀更值得记忆，因为那时他还籍籍无名，而成功与声名向来遵循的是锦上添花的原则。然而，这一次，荣耀之门因为他的才华应声而开，却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

也许，他会想起他的那首歌，那首在以后的三十年里，不断被人传唱的歌：《乡村路带我回家》。“西弗吉尼亚，简直就像天堂一样……在那里可以看到蓝岭和雪兰多河。那里的生活源远流长，比大树悠久，比高山年少，如微风渐进……在回忆中，我仿佛品尝到了以前常喝的家里自制的酒。”这首如同照着阳光的老棉布一样温厚的歌，成为几代人成长的背景音乐。想起它，就想起了青草的芳香，正午的窗台上嗡嗡直响的收音机，山冈上苜蓿地里开着的白花，还有手扶着门框、向着路上张望的母亲。这个世界上的人中间，也许每几个人里就有一个听过这首歌，它早已融汇了几亿人的记忆、泪水、怀念。尽管它是那么简单。

也许，在那个下坠的瞬间，在那个无人知晓的时刻，有一些人，有一些听过他歌的人，感觉到了那一瞬，忽然没来由地心慌意乱。也许，那时，世界上所有放过他的歌的机器，都忽然发生了紊乱，录音带的带芯如黑流一样蔓延，CD在机子里团团打转。

但是他不知道，他也许还想起他的那些歌，《高高的洛基山》《安妮之歌》《阳光照在我肩上》《有些日子像钻石》，想起这些歌为他赢得的荣耀。想起那些人们对他的人品、对他的音乐的评价：“眼花缭乱的！”“心花怒放的！”“实在了不起的！”这些，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在这个瞬间，当他的飞机正在掉入大海，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里，也许正有个男孩子在哪里唱这些歌，春黄菊也正在绽放。

也许他会想起那些反对者对他的指责，他们说他是“唱流行歌的诺尔曼·劳克威尔，太快活、太柔情、太守旧了”。而当他在1975年获得乡村音乐协会的最佳演员年度大奖时，那些认为他是“流行歌手”的歌迷们又不以为然。也许，他从没有想过要用哪种方式来歌唱，要为哪种艺术形式守身如玉的问题。对他来讲，歌唱是一件自由的、随心所欲的事，就像树上的果子快要成熟时，谁也不会想到要用什么样的篮子来盛它更合适一样。所以，他才会有《乡村路带我回家》，却也会有爵士味道的《梦乡快车》、大气的《浪子的心渴望家园》、长诗般的《非洲的黎明》。他要的只是一首歌，而不是某一首歌。

他也许会想到那次中国之行，想到他最终的拂袖而去。

也许，在将来，将来的某一天，这些会改变。只是，他的飞机已经渐渐沉入大海，他感到了海水的冰冷，那些水包围他，像一种等待已久的宿命，为终于赢得他而暗自欢喜。因此，他逐渐接受了这种宿命，接受了海水的温柔。

也许，在那一刹那，他还会想起他的父亲，他的空军飞行员父亲，想起他的那首歌《乘喷气飞机离去》，想起他两次酒后驾机被捕的经历。

原来，一切都是早就潜伏着的。海水，飞机，命运，是早就潜伏着的；荣耀，声名，也都是潜伏的。只等他完成他的那些歌，只等他在这一天刚好驾机起飞，只等世界上某个角落里正好有个男孩子唱起他的歌。于是，一切就已来临。

他的记忆就这样成为大海的记忆的一部分，被收藏，被容纳。

然而，与此同时，他的记忆也在某处再生了，在每一首他的歌中，在每一个听过他的歌的人心中，他成为无数人记忆的一部分。

成为我的记忆的一部分，而我，也终将成为尘土、野草的记忆的一部分，在另外的人回家的乡村路上飞扬，或者招展。

克莱德曼二十年

“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Richard Clayderman）年年来中国开音乐会，这么些年来，已经在中国大陆演过100场了。

总是那几首曲子，不外乎《致艾丽丝》《水边的阿狄丽娜》《秋日私语》，至多为着增添亲和力和与时俱进，加了《梁祝》《爱如潮水》以及《哈利·波特》《泰坦尼克号》主题曲。身上穿的，还是那一身蓝色的西装，二十年如一日，偶然增添一点花样，也至多如200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2006浪漫钢琴新年音乐会”，请出十三位美少女组成的女子国乐坊任个嘉宾，再请自己的妻子露面弹几曲。

1986年，理查德·克莱德曼穿着蓝西装，带着他的金发碧眼、迷人微笑和那些钢琴曲登陆中国，尽管正统的音乐界人士一再大声疾呼，说克莱德曼钢琴曲是不入流的、是低俗的，是对钢琴的音乐品质的歪曲，但这还是没能阻挡中国人对这些旋律悠扬的钢琴小曲的狂热。这之后的几年，走在街上，音像店里放着克莱德曼钢琴曲；打开电视，广告配乐是克莱德曼钢琴曲，电视剧中的主人公坐在酒吧对谈，背景音乐还是克莱德曼钢琴曲，尽管酒吧桌子上的瓶子里插的是塑料假花，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莎宾娜带着憎恶的表情所说：“假花放在瓶子里，还要放上水。”但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让这一切笼罩上了一层细细的、陌生的光辉，刚有了选择权的中国人，面对少得可怜的选择，面对这点细细的光辉，集体陷入发烧状态。

但当90年代克莱德曼来华演出时，情形已经大不一样。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对他的热度已经非常有限。可只要是从80年代过来的人，想起那个年代，背景音乐，必然是克莱德曼钢琴曲，脑海里还自动配上当年央视《外国音乐》节目里的国外风光：长长的林荫道上，有黄叶在落，阿尔卑斯山下的草地上，野花在盛开。我们那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均由他配乐。

80年代不只克莱德曼钢琴曲给人印象深刻，夜校的兴盛，电影作品的饱满有力，文学的烟尘滚滚，都给人以生气勃勃的印象，令人久久难忘。而我们现在的资讯丰富到要爆炸的程度，却难有什么，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

也许因为，有的时候，人的专注程度是和外界事物的丰富成反比的，人的心灵被滋养的程度也是和资讯丰富的程度成反比的，简单的事物有助于沉淀，更有助于把内心的想象力扩展到最大。世界越纷繁，越丰富，越不稀罕，越容易轻易流走，不留下一点痕迹。

所以，许多年过去，我们能想起1986年的理查德·克莱德曼，却想不起1996年我们听到过什么，犹如我们记得艰难羞涩的初恋，却记不住那些走马灯一样与我们有过更深刻交接的陌生人。因为理查德·克莱德曼，我们回想许多年前，就都有了由头和线索，犹如高楼听人语，越是高层，听楼下人说话，越是清晰，而即便是现在，在我们的回忆中，也面目混沌，尚无头绪。

工厂是他的森林

吉·凯·彻斯特顿的《为侦探小说一辩》里这样说：“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我们的后代会拿紫红色的烟囱帽和色彩瑰丽的山峰媲美，会把路灯柱子看得和树木一样古老、自然。”在他看来，在不同的时代，诗意附着在不同的事物上，而这些事物其实并无差别，完全可以互相替换。侦探小说和古典冒险小说以及神话童话一样高贵典雅，侦探犹如王子，公共汽车犹如神船，屋宇犹如古堡，那些烟囱犹如森林，黑夜里灯光闪闪犹如魔怪精灵的眼睛。

而对大卫·林奇来说，他比别人更加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对他来说，工厂，就是他的森林；霓虹，也犹如彩虹。

他从小在风景如画的农场和西海岸长大，但真正影响到他的，却是成年以后在费城的生活。“这个地段可真有特点——工厂、浓烟、铁路、廉价小餐馆，还有最怪异的人物跟最黑暗的夜晚”，“一个人被当街打死，他躺的地方用粉笔圈出来的轮廓在人行道上足足保留了5天”。城市的节奏、颜色和韵律，与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大卫·林奇暗合，他的牧歌是汽笛，他的诗意附着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里。

成为电影导演后，他同时也成了音乐家和音响设计家，为自己的作品制造各种声音——之所以说那是“声音”，是因为它们并不完全符合我们对“音乐”的定义和要求，这些声音，总像是来自机器，冰冷、重复，却又充满野性。例如，“象人”站在窗前时，那段用以说明他内心孤独和凄凉的声音，听起来像深夜里渐渐前来的警笛；《妖夜慌踪》或者《穆赫兰道》里，他最擅长的对处于惊恐状态下人物眼睛的特写，总伴着类似铁器轰塌、机器震动那样的声音。事实上，这些“声音”也都来自机器，或者是自空铁管中收集来的回声的叠加、扩大，或者是合成器制造的长音的不断加强和延伸。

而那些他与安琪洛·巴达拉曼提合作，有旋律有人声，听起来更像是“音乐”的作品，也冰冷、黯淡、空灵，像是工厂废墟中的花朵，例如，那些由朱莉·克鲁丝在《蓝丝绒》《双峰镇》和《工业交响曲1号：伤心之梦》中所唱的歌，还有他们为约瑟琳·蒙特高莫莉制作的专辑《生动的光》，都是这样。虽然也甜美，却是工业时代的甜美，更多的是凛然、高高在上和貌似毫无感情，像一只冰冷的钢铁触手，触一下听者又迅速跳开，自顾自地在黯淡的隧道、机器丛林中穿行，即便偶有火花，也是电火花。他已经放弃了回头的愿望，放弃了在貌似古典和诗意的元素中寻找题材的努力，而是老老实实地，在工厂和城市中逡巡不去，把钢铁看成水晶。

在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大卫·林奇被授予终身成就奖，而他的《内陆帝国》则导致记者向他询问“拍片时候的健康状况”，他愣了一下，随后，有隐隐的笑意在嘴角，最终温和地回答说：“我很好。”他当然很好。他比我们走得更远，并且已经清醒地看到：时代已经很冷酷，却还将冷酷下去；已经很躁烈，还会更加躁烈。在将来，我们将因此显得古意盎然，而我们今天视为冷漠和难以忍受的一切，在将来都会显得无足轻重。

黑暗河流上的白睡莲

朱莉·克鲁丝（Julee Cruise）的歌，有种催眠一般的力量。

这个女催眠师生于美国依阿华州的克里斯通镇。这是个乱糟糟的小镇，酗酒、斗殴和枪击事件一应俱全。朱莉·克鲁丝的父亲是小镇上的牙科医生，纷乱的小镇和诊所的洁净，如此不协和，又难分彼此。她在这种不协和中长大，拥有一个纷乱小镇上的医生女儿的全部特征，神经衰弱症，以及歌唱、舞蹈和乐器演奏方面的天赋。几乎可以想象，苍白柔弱的她在穿过街道时，周围男孩子的口哨声。

小镇女儿考上了大学，取得了法国号演奏学位。毕业之后，她先是在剧场工作，随后又来到纽约东村，开始在一个演唱乡村和西部音乐的合唱团里唱歌，而这个合唱团的音乐总监是作曲家安琪洛·巴达拉曼提，日后，他成了著名导演大卫·林奇的御用音乐人。

安琪洛·巴达拉曼提生于1937年，纽约人，长期受古典音乐教育。1985年，他为大卫·林奇的电影《蓝丝绒》担任作曲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合作。《蓝丝绒》中的女主角是夜总会歌手，有歌唱的场面，他为此写下了《爱之谜》（Mysteries of Love），并邀请朱莉·克鲁丝演唱。从此，朱莉·克鲁丝就成了“大卫·林奇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9年，大卫·林奇拍摄电视剧集《双峰镇》，朱莉·克鲁丝再度出现，为“双峰镇”献上两首插曲和主题歌Falling，并惊鸿一瞥地出现在剧中，扮演那个神秘诡异的“路屋酒吧”的女歌手。她戴着鸭舌帽，穿着艳丽的衣服，化着浓艳的妆，长长的睫毛垂下来，姿态懒洋洋的，像个电子时代的玛丽莲·梦露。《双峰镇》播出后引起轰动，成为美国电视史上的里程碑，而电视剧原声唱片也成为历史上最畅销的原声唱片之一。

两部作品中的歌曲也奠定了大卫·林奇电影歌曲风格，在光怪陆离的故事里，总会出现一首“催眠的、冰淇淋一样感伤的可爱歌曲”（乐评人颜峻语），而这些歌的构成也总是那样：在幽暗的音乐背景上，一个妖艳而又清澈的女声，高高悬挂着，仿佛充满诱惑，但似乎又和人间的种种欲望与悲愁毫不相干，像黑暗河流上的白睡莲，丰腴、充满欲念，却似乎又无比纯洁，凛然不可侵犯。

也是在1989年，朱莉·克鲁丝出版了首张专辑《漂移入夜》（Floating Into the Night），她为《蓝丝绒》和《双峰镇》演唱的歌尽收其中，整张专辑的作曲是安琪洛·巴达拉曼提，作词则是大卫·林奇——再也不可能有这么奢侈的组合了。1993年，他们三个人再次合作，为她推出《爱之音》（The Voice of Love），依然沿袭那种梦幻风格。而她的第三张专辑，则让人们等了足足九年，这就是2002年的The Art of Being a Girl。

她还为别的电影唱过歌，在维姆·文德斯电影《直到世界尽头》的电影原声里，她翻唱过猫王的那首《夏天的吻，冬天的泪》。那歌声，不知怎的，总让人想起维姆·文德斯电影《德州巴黎》某款海报上娜塔莎·金斯基的形象，浓妆的女人，裹在毛茸茸的衣服里，又艳丽，又伤感。朱莉·克鲁丝的歌，有时候就是那样，有种毛茸茸的伤感，有种凄绝的艳。

但大多数时候，她还是和大卫·林奇、和《双峰镇》捆绑在一起，再也分不清彼此。在某次采访中，她说，直到现在，她还会在凌晨接到“双峰镇居民”（《双峰镇》剧集爱好者的自称）的电话，向她询问，到底是谁杀了劳拉·帕尔默（《双峰镇》女主人公）？

托起我翅膀的风

在看《出水芙蓉》或者别的好莱坞电影的时候，我常常会忘记注意主角，而是更多地注意那些在群舞中担任角色的演员。根据那些明星的传记，我们会知道，那些在银幕上笑容灿烂、衣着华美的演员，在银幕以外的生活是异常艰难的，工作是不固定的，而且只能拿到微薄的周薪，每个人都怀有梦想，但成为明星的机会微乎其微，但这从没能妨碍她们在镜头前表现得幸福、美丽、青春洋溢。看起来，她们每个人都绝不比主角逊色，但镜头显然更眷顾那些主角。那么，那些没有成名的女子后来都怎样了？特别是当她们青春逝去以后，她们都怎样生活？"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贝蒂·米德勒就曾经是她们中的一个。是的，她并不是那些平步青云的明星中的一位。在她成为明星之前，她的经历可以说是纷繁复杂。她在美国本土出生，在夏威夷长大。成年以后，曾经演唱过民歌，也曾经为风气所驱，为生计所迫跳过时髦的舞蹈，并在百老汇的音乐剧中做过临时演员。后来，又到纽约的一家同性恋俱乐部演唱。在这段漂泊不定的生涯里，她并没有遇到那些在明星传记中出现的好机会，例如陪别人去考试，结果考官相中了陪考者啊，或者有一天临近演出，主角忽然生病啊，这些，她都没有遇到。她的成功，靠的是一天一月、水滴石穿的积累。

一开始，她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融摇滚、爵士、好莱坞歌曲和五彩缤纷的服装为一体的舞台风格，终于引起人们注意。于是，她得以和唱片公司签约。《圣洁的M小姐》为她赢得了“格莱美”，也赢得了“圣洁的M小姐”这样一个有些嘲讽意味的绰号。此后，她的唱片销售成绩时好时坏，有时还消失一段时间，但她一直在唱，没有停止过。35岁时，她演了一部电影，并演唱了电影主题歌，差点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尽管她最后没能如愿，但再也不会有人把她仅仅当作背景了，她终于让人们记住了她有点狭长的脸庞、栗色的头发，还有沉静的笑容。

1989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了一部名叫《情比姐妹深》的电影，她是主演，并且演唱了主题曲《托起我翅膀的风》。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两个女孩一生的友谊。两个女孩是在海滩度假时结识的，当时她们都只有十几岁，出身性格各不相同，一个是普通劳工家庭的女孩子，胖，面目敦厚，一头红发，性格热辣活泼，一心要当明星，小小年纪便被母亲带着，去寻找各种机会；另一个出身名门望族，性格沉静忧郁，清秀美丽，循规蹈矩地按照父母安排的轨迹一路前行，却又有点不甘心。

阳光海滩的美丽假期过后，两个人书信往来好几年，各自展开着自己的生活。那时正逢60年代，空气里都充满了蛊惑人心的味道。两个女孩子投身其中，贝蒂·米德勒演的CC.布鲁姆跑到纽约去实现明星梦，租住在破公寓里；巴巴拉·赫尔希演的希拉里·惠特尼不想按父母的安排念完法律当律师，投奔CC.布鲁姆而去，穿着昂贵的套装，给穷人当法律顾问。

此后两个人的友谊不断遇到考验，而剧情上设计的每一次考验与波折，其实都与时代环环相扣，映射着人生的不同阶段。第一次考验，是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年轻的前卫音乐剧导演，眼看就要为此闹到分崩离析，希拉里的父亲突然病危，她不得不结束她的美好时光，回去照顾家庭，也成全了CC.布鲁姆与音乐剧导演，这边是葬礼，那边是婚礼。

第二次考验，在CC.布鲁姆小有名气后到来。希拉里带着丈夫去看她的明星朋友在百老汇的演出，却发现她津津有味地演着伧俗不堪的音乐喜剧，其粗俗泼辣非言语所能形容，随后又被CC.布鲁姆暴发户般的新居新生活展示给激怒，两人终于大吵一番，各自拂袖而去。究其根本，大概是希拉里对音乐剧导演还留着些青春迷梦的余绪，简直不能容忍他娶了个变得这样俗气的女人为妻，即便这女人是她的朋友。

再后来，繁华落定，步入哀乐中年，两个人的丈夫或者另结新欢，或者因为志不同道不合而离去，两个女人终于再度重逢，总算明白友谊或许比爱情长久，而对方施展什么手段谋生更与友谊无关。希拉里的孩子出世，是CC.布鲁姆陪在身边，希拉里最后因为心脏病去世，CC.布鲁姆收养了她的孩子。最后一幕，CC.布鲁姆在万人瞩目的舞台上，唱起了她们当年在海滩相遇时候唱过的爱的颂歌。

《情比姐妹深》并不深刻，但整个片子温情弥漫，而且恰到好处。导演加里·马歇尔似乎是个羞怯克制的人，很惧怕煽情段落，每到有这种可能出现的场景，他都点到为止，让剧中人稍稍表露一点感情就赶紧收了手，绝没有大段对白、独白，更不会声泪俱下，非常妥当，比较适合我这样的观众。

最让人难忘的，是43岁的贝蒂·米德勒出演的CC.布鲁姆，她把这个角色从少女时代一直演到了中年，她的出色演技让人忽略了她的年龄、身段。似乎在电影的绝大部分，观众都只看得到她，别的演员都被她的风采给遮掩了。不过，整个剧情，也几乎是为贝蒂·米德勒量身定做的，在她的经历里都找得到影子，例如百老汇演出经历，例如多年的努力挣扎。而影片中由她演唱的主题歌《托起我翅膀的风》为她赢得了1990年的格莱美最佳歌曲和最佳唱片奖，在领奖台上，她在向人们致答谢词时说：“谢谢诸位，你们是托起我翅膀的风。”所以，难免让人猜想，那其实就是她的故事。

让我告诉你关于爱

贾德母女（The Judds，又译“朱兹小组”）的故事和她们的歌曲一样温暖。这对母女一开始居住在肯塔基州的小小山城里，许多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是这样小，而这家人的生活是这样平静，以至于母亲和女儿是先后出生在同一家医院中。他们一家也曾走出小城，到洛杉矶生活，但不久，母亲纳奥米和丈夫离婚，她带着孩子又一次回到小城。毕竟，那个名叫阿希兰德的肯塔基小城，是她们的故乡。

生活在继续，孩子在长大，她们简单的生活也不无乐趣，那就是音乐。尽管她们没有很多钱买新唱片，但一个母亲是无所不能的，纳沃米在旧唱片店买回了大量的旧唱片，使这个清贫的、小小的家被音乐充满。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女儿薇诺娜尽管顺从，却对上学毫无兴趣：“直到我学会弹吉他和唱歌，我看什么都不顺眼。”是的，歌唱，开始只是自娱，然而有一天，她们听到一对母女的歌唱，这对母女还教给她们一支名叫《肯塔基》的歌，这启发了她们，于是，一切都不一样了，唱歌对她们而言，又增添了一种含义，那就是表达自己，而这也许会改变她们的生活。

她们来到了纳什维尔，母亲在医院当护士，并寻找机会。终于有一天，谢天谢地，上天把唱片公司的制作人送到她所在的医院来当病人，纳奥米送给他一盒录着她们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歌，生活从此不一样了。

“1983年3月2日下午6点，我们走进一间屋子，里面坐着六个人，要听我们唱。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都是公司的决策人。如果当时知道这么重要，我们可能连嘴都张不开。”纳奥米后来这样回忆。

然后，和所有走向成名之路的歌手一样，她们的歌曲频频上榜，再后来像所有成了名的歌手一样，她们的生活被音乐改变了。《妈妈，他疯了》，1984年；《为什么不是我》，1984年；《女孩晚上出去玩》，1985年；《在雨中跳舞》，1986年；《我知道我去哪儿》，1987年；《心变了》，1988年；《年轻人的爱》，1989年。这些充满着朴素的、温暖的情感的歌曲一下子成了人们关注的光点。是啊，谁不知道工业社会破坏了人的关系，谁不知道战争和犯罪让人们心中充满怀疑，谁不知道生活的压力越来越严酷地摆在每个人面前。这些，谁都知道，在别的歌手那里，也已经听到太多了。所以，人们喜欢上贾德母女歌中的那种价值观，那种已然濒危的情感，那种越来越少见的生活图景。在她们的歌里，家庭成员相亲相爱，即便有摩擦，即便有年青的反抗，也不过是些甜蜜的麻烦。“妈妈，您总说明察而后行，也许这是对的，可我要听凭自己心灵的驱使……妈妈，他已疯狂，他的疯狂包围了我。”“我愿赤足涉过沙漠，与你患难与共。我愿救你于梦境破灭的绝望中。让我向你展示什么是爱，爱能在你我中间架座桥，你难道不觉得，现在是时候了吗？”

然而，1991年，母亲纳奥米得了肝病，不能再继续演出了，演唱组即将解散。但她们签下的演出合约还得继续，于是，纳奥米带病参加演出。谁知，在一系列劳累的演出结束后，纳奥米的病竟然痊愈了。在她们1989年的作品中，有一首《让我告诉你关于爱》，也许，她们这首歌要告诉我们的爱正是这样的爱，可以带来奇迹、光芒、力量。

此后，女儿薇诺娜开始了单飞生涯。第一年，当她独自开始巡回演出时，因为母亲的缺席，观众减少了，这甚至让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然而，随后，预料中的奇迹发生了，她的首张专辑销出了300万张，单曲《她是他唯一的需要》《我看见了灯光》《没有别人》成为榜首。她的制作人说：“她是一名伟大的歌手，不但得到乡村音乐歌迷的喜爱，流行音乐听众也喜欢她。”

如果我把这一切归功于“爱”，大概没有人会反对。

我必须等待日光出现

2009年4月11日，苏珊·波伊尔以47岁高龄登上英国选秀节目《英国达人》舞台，评委之一西蒙·克威尔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苏珊答：“做专业歌手，成为伊莲·佩姬（Elaine Paige）那样的歌星。”她随后开口唱了一首出自音乐剧《悲惨世界》中的《我曾有梦》（I Dreamed a Dream），由此一举成名。

因为这个开始，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苏珊·博伊尔和伊莲·佩姬始终被人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后来，在皮尔斯·摩根的节目《我有一个梦想：苏珊·博伊尔的故事》里，俩人还合唱了一首伊莲·佩姬的名曲《我如此了解他》（I Konw Him So Well）。在苏珊·博伊尔的专辑里，也颇有几首伊莲·佩姬的名曲。这样频繁地进行比较后，很多人轻易地得出结论，认为伊莲·佩姬的唱功和情感投入，远远不如苏珊·博伊尔。

事实上，只有看过伊莲·佩姬的舞台表演（而不只是听到录音室专辑）后，才会知道，她那种华美流丽的声音，那种炉火纯青的舞台风范，那种细腻又苍劲的情感表达，是苏珊·博伊尔所不能及的。伊莲·佩姬的声誉，也并不是由几段唱段、几张专辑成就的，而是由许多场音乐剧演出打磨和堆积出来的。

终于，在北京正式入冬这天，64岁的伊莲·佩姬在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了演唱会，这是她继2001年人民大会堂演出、2008年北京北展剧场演唱会后，又一次在北京举行演唱会。“宝刀未老、中气十足、风格各异、神采飞扬！”著名音乐人李广平这样评价这场演唱会。

当然，让宝刀打磨出熠熠光彩的，是60年时光。

“14岁时我看到了那部电影”

潘光旦先生说，艺人才艺是通过血缘筛选集中的，她们的上一辈人身上，就必然有某些才艺闪光点。造就巨星伊莲·佩姬的那些元素，的确是从她上一代人那里就开始出现了。伊莲·佩姬的父亲是房地产经纪人，业余鼓手，喜欢爵士乐，母亲是帽子裁缝，业余歌手。

1948年，伊莲·佩姬出生于伦敦北部巴尼特区，在她成长初期，家里总是充满音乐，她后来说：“童年时我的屋子里总是有很多音乐。”学生时代，伊莲·佩姬由教师安西尔选出，参与了滑稽歌剧《男孩莫扎特》（The Boy Mozart）的表演，音乐天赋得以展现，她的父母将她送进英国著名的舞台表演学校阿伊达·福斯特，正式开始学艺生涯。

另有一说是，让她在众多表演形式中选中音乐剧表演的，是1961年上映的歌舞电影《西区故事》，她在这部由罗伯特·怀斯导演的电影上映的第二年，看到了它。电影对这位少女的影响巨大：“14岁时我看到了那部电影，爱上它的那一刻我产生了想做音乐剧的念头，我明白，那就是我想要的。”在这之前，她打算当网球运动员，尽管她身材矮小。

不过，对身高只有151cm的她来说，音乐剧之路同样并不顺利。在这样一个需要演员亲身上阵，所有缺陷都无从掩饰的舞台上，这个身高实在是致命伤。所以，19岁从表演学校毕业后，她获得的第一份工作是儿童服装模特，参与音乐剧演出后，得到的机会是儿童剧中的替身以及各种龙套，直到30岁。

“《艾薇塔》救了我”

30岁，伊莲·佩姬正在人生低谷，她失业六个月，“没钱买新衣服，不能去餐馆吃饭，靴子有洞了却没钱买新的”。更重要的是，她不年轻了，她打算转行，去当护士，或者演出经纪人，“因为我对这个行业很了解”。

此时，一个机遇降临，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正在筹划音乐剧《艾薇塔》（Evita）。此时的韦伯，也刚刚30岁，他不是后来那个誉满全球的音乐剧大师韦伯，正在争取更广泛的承认。《艾薇塔》在1976年就以唱片的形式出现，以阿根廷第一夫人伊娃·贝隆生平为主题，由朱丽·坷文顿演唱，《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收录在这张专辑里。1978年，韦伯和这张专辑的词作者蒂姆·赖斯打算将它变成音乐剧，开始征求演员。

伊莲·佩姬听从朋友建议，报名参选。她以歌剧的方式唱着披头士的《昨天》，引起注意。六次筛选后，报名者从500人变成三人，伊莲·佩姬最终胜出，“是的，我哭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一生都在为这个角色做准备，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就一下子爱上了它，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只是在想，属于我的时刻来了”。《艾薇塔》首演第二天，媒体一片赞美，她家门口挤满记者，她一举成名，“《艾薇塔》救了我”。

从此，她再没离开音乐剧舞台，没去演电影，没去跨界，演唱会上的唱段，也都来自音乐剧。她也和韦伯互相成就，陆续出演了另外两部重要的韦伯作品——《猫》和《日落大道》，尽管韦伯在1984年和莎拉·布莱曼结婚，但他心目中当仁不让的女主角，还是伊莲·佩姬。

“没有人相伴到白头”

与伊莲·佩姬有关的逸事很多，而且非常符合人们对传奇的想象。

例如，1981年的韦伯音乐剧《猫》的主演，起初并不是她，而是获奖无数的朱迪·丹奇，尽管伊莲·佩姬听到那首Memory后，非常喜欢。但某天晚上，伊莲·佩姬赴晚宴归来，看到一只黑猫从眼前经过，想起母亲的迷信告诫——黑猫是她的幸运星，她收养了那只猫。第二天，她接到电话，朱迪·丹奇摔伤，剧组希望她来接替。《猫》在“新伦敦剧院”首演，至今仍是最受欢迎的音乐剧剧目。

“我必须等待日光出现，我必须面对一种新的生活。而且我不能屈服，当黎明到来，今夜也将成为回忆，新的一天也将开始。”这是《记忆》的华彩部分，是所有描写希望的歌里最感人肺腑的一首。伊莲·佩姬的版本，也是众多版本里最无可替代的一种。

1993年，根据1950年的比利·怀尔德电影《日落大道》改编的音乐剧正在纽约演出，原定的女主角贝蒂·巴克莱患阑尾炎中途退出，伊莲·佩姬接到韦伯邀请，再度顶上，出演女主角诺玛·德斯蒙德。这部戏在百老汇演出977场，获得八项托尼奖，伊莲·佩姬被美国媒体称为“我们时代的骄傲”。

当然，非同寻常的情史，是一个传奇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的时代里，许多女性的艺术家身后，必然有一个男性的皮格马利翁将她发现，给她智力上的支持。伊莲·佩姬之所以能够出演《艾薇塔》，和词作者蒂姆·赖斯的赏识举荐关系密切，《艾薇塔》走红的同时，蒂姆·赖斯和伊莲·佩姬也产生感情，怎奈使君有妇，伊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法国媒体唾骂的对象。

1986年，蒂姆·赖斯参与创作音乐剧《棋王》，讲述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恋情，伊莲·佩姬扮演其中一位女士，那首两位女角对唱的《我如此了解他》着实是伊莲的心声：“没有人一辈子和你长相守，没有人相伴到白头。”

她还演过以法国流行女歌手艾迪特·皮雅芙生平为主题的音乐剧《皮雅芙》，她和皮雅芙不无相似之处，首先都是矮个子；其次，皮雅芙曾在病重后巡回演出，而伊莲在出演《日落大道》时，知道自己患了乳腺癌，她边治疗边演出，而且绝口不提，直到2004年，彻底病愈后，才对外公布了此事。

她曾说：“我很幸运，我所扮演的角色无一不是具有精彩人生的传奇女性。扮演她们，体验她们的悲喜人生是对我自己生命的扩展，也是作为一个演员最大的幸福。”

而未来某天，或许有人会扮演她，或许人群中还有她这样的女人出现，她们没有血缘关系，却代代无穷已，在落日或者朝阳里熠熠生辉。

玫瑰人生

她坐在金色的沙滩上，稍远处是蓝色的海洋，她就在那里接受记者的采访。她始终含着微笑，偶然会眯上眼睛，躲避远处海上的回光。

“您对少女们有什么建议吗？”

“爱。”

“您对青年们有什么建议吗？”

“爱。”

“您对孩子们有什么建议吗？”

“爱。”

这是法国电影《玫瑰人生》中的片段，而《玫瑰人生》，是法国最著名的女歌手艾迪特·皮雅芙的传记片。关于她如何走上舞台，如何让万众欢腾，以及如何去爱，而片名，则来自她最著名的那首歌《玫瑰人生》。

在走上舞台、引得万众欢腾之前，她是杂耍艺人和卖唱歌女的女儿，本名叫Édith Gassion，1915年12月19日出生于巴黎郊区的美丽城，传说中，她被窘困的母亲生在了街道上，因此，美丽城的某条街道上，至今也有块牌子，上面写着：“艾迪特·皮雅芙就是在这座建筑物的台阶上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世界。”事实上，她出生在医院里。

但出生那刻是舒适还是凄凉，都不足以笼罩呵护一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父亲从军，母亲在街头卖艺，她被送到乡下的奶奶那里，而那几乎是她成名前唯一的快乐时光。稍大一点，她就跟着全家人组成的草台班子在国内流浪，她始终那么瘦，那么弱，身高只有一米四七，可能就是这段艰难岁月的馈赠。15岁，她离开家人，也抛弃了令她不十分留恋的姓氏“Gassion”，去巴黎闯荡，在那里，她以“艾迪特”称呼自己，并与流浪艺人同居，生下一个两岁时就因脑膜炎夭折的女儿。抛弃家族的姓氏，却没能抛弃家族的命运，她依旧在街头卖唱，直到有一天，路易斯·勒波内——巴黎著名的酒吧老板在大街上遇到了她，讶异于她的歌喉，把她带回了自己的酒吧，让她在那里演出，并用俚语中的“小鸟”作为她的艺名，还帮助她出了第一张唱片《乡下姑娘》。

此后的故事为人熟知。1937年，在她的仰慕者、知名冒险家、荣誉勋位获得者雷蒙德·阿索帮助下，她正式以艾迪特·皮雅芙之名出道，与巴黎最有名的俱乐部签约，出演电影《妙龄少女》，甚至获得著名的让·科克多的邀请，演出了喜剧《冷美人》。40年代，她已经是法国流行音乐界的天后，甚至有足够的力量提携新人，提携情人，发掘有才华的词曲作者。1947年，她去美国演出，又打开隔着山隔着海的美国市场，从此在两地之间飞来飞去。50年代，她开始了令她的声誉达到顶点的那次巡演，巡演的起点，是巴黎音乐人的圣殿——奥林匹亚剧场，终点，是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她由此成为第一位在专门演出古典音乐的卡内基厅登台的流行歌手。

只是，对一个人来说，最幸福的是可以像一个音乐家那样做音乐，最不幸的是像一个音乐家那样生活。艾迪特·皮雅芙却未能幸免，在美丽城、在窘困的家庭中出生，在流离中长大，似乎就为她的一生定下了调子，再怎么唱，也逾越不了这个起头的调子。她的人生，一边赢，一边输，一边得意，一边失意，一边是不断的拯救，一边是从未停止的毁灭。把她从卖唱的大街和小酒馆救出的路易斯·勒波内，在和她过了短暂幸福的日子后，被人谋杀在家里，甚至一度牵连到她，让她一度成为全巴黎嘲笑的对象；经她全力提携成为巨星的伊夫·蒙当，后来与她分开，只留下《玫瑰人生》成为这段爱情的见证，而那也是1945年前，少数几首由她自己填词的歌，“他是我的，我是他的，一生伴侣”，这样的歌词，最终只成了见证和纪念；去纽约表演，与著名拳击手马歇尔·谢丹相恋，并为他写下了另一首著名的歌曲《爱之颂歌》，却没曾想到，两年后，马歇尔·谢丹就因空难去世；1951年，她与美国歌手伊迪·康斯坦丁交往不过七个月，就接连遇到两次车祸，其中一次差点令她送命；1952年与歌手贾克·皮欧斯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姻却没持续多久；1958年，她和歌手、演员兼词曲创作人乔治·穆斯塔基相恋，刚为他写了一首Milord，神秘的意外又来了，他们两个同时遭遇车祸重创。

她仿佛，是独独献给缪斯的祭品，旁人休想染指，不论谁，稍稍分散了她对歌唱的热情，就遭遇横祸。

这种际遇，令她怀疑人生，相信宿命，并努力探求生命深处的神秘力量，但她从没放弃爱，更没放弃过歌唱。《玫瑰人生》中，她说：“不唱，我没法活下去。”

1952年，她第五次赴美演出时，医生已经告诉她，她的肝细胞运作不正常，接下来的两年，她暂时闭门修养，然而，当1955年，她接到在奥林匹亚剧场演出的邀请后，又一次热情焕发地站在了舞台上，并由此开始了美国巡演。这次巡演最后一场的演出地点，就是之前提到过的位于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

只有舞台能救她了。只有舞台能真正让她活得像个人样。许多次，在台下她佝偻着腰，喘息着，或因为体力不支送急诊，可走上舞台却照旧光彩照人。1960年那首《不，我绝不后悔》几乎就是她的心声：“不，绝不，永不。好的，我欣然接受，坏的，我坦然面对。”

她也一直爱到了最后，1961年，她结识希腊歌手Theophanis Lamboukas，并在第二年嫁给了他，六个月后，1963年10月11日凌晨，在戛纳附近的海边，她的生命走到尽头。这次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她得的是肝硬化，早就可以预知结果如何，而他并没有放弃与她相处的最后一年，最后几个月。她的葬礼于10月14日在巴黎举行，数万名歌迷步行跟随至拉雪兹公墓。

正如她一首歌的题目所说“到处都是你”，她去世40年后，依然是，到处都是她，到处都是她的歌，仅《玫瑰人生》，就有60多个版本，有人说：“唯一能取代巴黎的词就是Piaf。”

2003年10月11日，为了纪念她逝世40周年，巴黎市政府决定铸造一尊塑像，放在距离她出生医院不远处的艾迪特·皮雅芙广场上。

2007年2月8日，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开幕影片就是法国、英国和捷克合拍的《玫瑰人生》。在银幕上，她微笑着走上舞台，身后是庞大的乐队，光线暗下来，只留一束光打在她身上，台下一片寂静，听她唱着《不，我绝不后悔》：“不，绝不，永不。好的，我欣然接受，坏的，我坦然面对。”

私房歌

老灵魂

读过川上弘美的《老师的提包》才发觉，人人心中，其实都藏着个老男人——是父亲，是兄长，或者是隐秘的爱人。

比较典型的形象之一，是刚在上海开过演唱会并受到热烈欢迎的埃里克·克莱普顿。他1945年生人，年轻的时候就声名卓著。1965年，在伦敦各地铁和俱乐部的墙壁上，曾有一幅广告，写着“克莱普顿是上帝”。60年代以后的音乐风潮，他一样也没错过。但我们喜欢的，是经历了岁月沧桑以及爱人离去、好朋友和经纪人坠机身亡、唯一的儿子坠楼身亡之后的他，头发短短的，皮肤呈古铜色，眼睛精光四射，声音像老树皮。他在我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年轻过，我们一想起他的样子，先想起的是他老了的样貌，他年轻时候的长发和嬉皮装，全都被我们自动屏蔽，等于不存在。

还有像刚发了新专辑《这些人，那些人》的陈升那样的，洒脱不羁了半辈子，老了还是个世事洞明的老顽童。如果别人接受采访，胆敢说“我想我的跨年演唱会就像A片一样吧，明明做的都是一样的事，但看完的人还是会觉得很爽”，我们一定呕吐。但由陈升说来，就似乎再应当不过，他似乎也是为了变成一个老偶像而存在的，即便他自己没说“我等苍老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们心里也在暗暗替他说出来，在这点上，就连罗大佑也比他不上。

还有那个甫一出现就已经是老男人的莱昂纳德·科恩。听他的歌听了十年，后来看到一张他的照片，照片上，他坐在屋顶平台，抱着吉他，留个背影给我们，面前是大片苍茫的老房子的屋顶，一直绵延到无穷远。这照片实在是老男人气质的最好说明，苍茫、笃定、清明、沉淀、不为所动，换个人绝对不行，即便是金城武坐在那里，效果也绝对两样。

我们对他们的爱是月白风清的，和肉体不大沾边。他们身上最吸引我们的，就是朱天心在《预知死亡纪事》里特意提出的“老灵魂”气质：“那些历经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LETE忘川对之不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通常因此较他人累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当然，也包括了死亡和痛苦）”。朱天心和朱天文都是老灵魂爱好者，所以她们比她们的同代人高出一大截。

当然，也有更为单纯的、现实的、热烈的爱，例如耽美小说的开山鼻祖森茉莉，一辈子都在变着花样，用耽美小说改装她对父亲的恋慕。在她心中，她始终是个小女孩，父亲，则是那个让她过着奢侈如公主的生活，爱护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给她世界、给她安全感的那个人，是她的一切。她动荡的大半生，都用在不断重温这回忆上。

但我们对承载这老灵魂的身体，也不是全然没有要求的，“我已经老了”不是谁都有资格说的，他们的外型气质也非常重要，因为，锤炼灵魂的结果，往往凝结在肉体上。受我们热爱的老男人，要干净、温和，不能脑满肠肥，也不能像苦力。有的男人青年时候俊美，却未必适合老年造型。有的男人年轻时候倒也稀松平常，老了却有了轮廓，味道也出来了，例外的是高仓健，年轻时候老了以后都好看；还有侯孝贤，灵魂和肉体都是美的、结实的、祥和的。

最重要的一点，他们要有笃定的气质，仿佛世界尽在掌握之中。至少也是，关于这世界的一切知识尽在他们掌握之中，以安抚我们时常到来的、对人间的不安全感。

在流离中听见

经常听到有人谈论听音乐的器材，谈音乐的技术、格律。但我记忆里最难忘的声音，都来得不那么正式。

比如，小时候听到的牧羊人的那些歌。那时候在新疆，住在农场的平房里，我家在最后一排，屋子后面就是大片的草地，常常有放牧的人从那里经过，到了晚上就点一堆火安顿下来，大概是图个离村子近，没有野兽，安全些。到了晚上，就在篝火边开始唱歌了，有时候有琴伴着，有时候没有，有些低沉沙哑，有些异常高亢，但都非常哀伤。荒野里，星星点点的几堆火，有时候只是一堆火，黑楚楚的几个人影子，歌和烟一起升上去，上面是天，蓝、紫、黑，没有完全黑透的时候，有点血红的晚霞。后来学会了“苍穹”这个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样的天，但跟那样的天比起来，“苍穹”还少一些什么。

荒郊野外的，怎么睡呢？裹着皮大衣。夜里到草地上听一会儿那些歌，回来老要想着，那么冷，六月里的晚上，都那么冷，就算裹着皮大衣，还不冻透了。

后来查过资料，新疆的民歌，主要的题材是爱情、思念、复仇，多半不那么热烈。那些热烈的、上了台面的，是小小一部分，但太哀伤的，一旦演出，镇不住台，很快就流失掉了。

新疆最后留给我的声音，是在1984年冬天的乌鲁木齐火车站候车室里。冬天的黄昏，天早早就黑透了。灯还没有亮起来，所有在候车室的人，都在这个昼夜交替的时分感到了疲倦，不再喧闹，不再嘈杂。那个男人的声音就在那个时候浮起来了，在那种疲倦的嘈杂里，他的声音，就一个男人来讲，过于明亮，但却依旧男子气十足，这个声音，在唱一首我从来也没有听过的，却非常熟悉的歌。也没有人能听得清他到底在唱些什么，就是那样一个男子气十足、却异常凄凉的声音，在整个候车室回荡。他唱了多久呢？也许没有多久，他再怎么坚持，也只能坚持一首歌的长度。周围的人，睡的睡，吃东西的吃东西，有人在看一本当年流行的16开的《冰川天女传》。

我也许还在人群里寻找过这个唱歌的人，很快，我就确定了一个人，实际上，我只是希望，那首歌是他唱的，那个人，那个男人坐在椅子上，有个兜售打火机的人从他面前走过，向他示意，他摇摇头。卖打火机的人继续向前，他忽然喊住那个男人，买下了一只打火机。他并没有用打火机点烟，他不停地打着它，让他冒出火苗，又关掉。坐在他旁边的人奇怪地看着他，他立刻觉察了，这一次，他让火苗燃烧得很久，然后关掉它，并收起打火机。

22年后听到Vitas的歌，就想到1984年冬天的乌鲁木齐。进城的那天晚上，头顶上又大又亮的星星，积雪久久不化的街道，有着俄罗斯式样建筑的街道，小旅馆里没有火的壁炉，黑色的铁栅栏，红山旁边的那条公路，还有车站的候车室。

再后来是在甘肃，夏官营的深山里，有一天，走在荒山脚下的小镇子里，突然听到有火爆的女人声音，伴着迪斯科的音乐，热情而凄怆地唱着：“有谁知道……”然后就断了。有谁知道什么？四周看看，也见不到人，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声音。没过多久，知道那是80年代最红的“三张”之一的张蝶的歌，而且也找到了完整的版本，但怎么听，都和当初听到的是两回事。

90年代了，上高中，春天，深夜里，在一幢几乎没有人的办公楼上复习功课。11点，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吹口哨，声音非常微弱，吹的是郑智化的歌。到窗前去一看，路灯柱子上靠着一个少年，又瘦又小，仰着头在那里吹口哨。第二年夏天我才离开了那小城，再也没回去。

都是流离中的声音，流离中，似乎特别容易记得一些声音、气味，而唯独忘记走过的路线。

靠记忆过冬的鸟

这段时间，我在iPod上建了一个目录，叫“90年代”，每天忙着搜寻属于这个年代的歌曲装到里面。

有些是当年的我——十五六岁的我曾经非常喜欢的：《我是一只小小鸟》《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你冷不冷》《有一天我会》《再回首》《追梦人》《你是我一辈子的爱》《半袖》《不只是朋友》；有些是我即便在当年也不屑一顾的：《潇洒走一回》《真心真意过一生》；有些是属于那个年代，但因为我们对粤语歌的厌憎而从来没有听过的：《忘记他》《一生何求》《千千阕歌》《难得有情人》《半点心》。

我曾经嘲笑过这种恋旧行为。大约十年前，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在一间歌舞厅工作，在调音室播放LD。有天晚上是包场，数十个66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我们播放老歌。在听到《九九艳阳天》之后，他们特意来到调音室，要求我们就放这一首歌，因为他们下乡插队那天，广播里反复播放的就是它。那天晚上我们听了至少三十遍《九九艳阳天》，就在他们拥抱、合唱、热泪盈盈到最高潮的时候，碟突然卡住了，他们愤怒地挤在调音室门口，责问我们，是不是看不起他们，为什么不给继续放歌。歌声重新响起来，我坐在狭小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猜想，将来自己老了，会不会这么可厌？随即我就断然地排除了这种可能。

现世报只用了十年时间就来了，我惴惴不安地搜集着这些歌，明白了他们当年为什么会一口咬定我们“看不起他们”，因为恋旧是往后看不往前看，是对现下生活的否定，是童安格所说的“对未来越迷惘，越依恋过往”。然而我不能阻止自己听这些歌，不能阻止听歌时所想起的90年代，似乎永远是星期天那种明朗、慵懒、无所事事的早上，或者万家灯火的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聊天看电视，因为听这些歌的时候，多半是在周末，或者晚上。尽管我现在看资料才知道，90年代前后，并非每一天都是周末，也有非常艰难的时刻。1988年、1992年，也曾经有过物价飞涨的时候，家里甚至囤积了十袋面粉，就堆在过道里，但因为是在父母的羽翼下，并不十分觉得。

人为什么会恋旧，会在老歌里寻找温暖乃至依傍？大概因为，在时代的动荡中，那些歌是变化最少的，甚至是没有变化的。因其存在的不够实物性和虚拟性，它反而不可更改、不可流失，因而常常为我们提供一种时空静止的假象，为我们设置一道暂时的屏障，安抚我们的焦虑。后来我在小说《春雪》里写了这种稀薄的温暖，逃亡的女奴，被绑缚在木杆上示众，在被解开的时候，对木杆也产生了依恋；还有正在写作中的《西游记》，一个名叫孙小空的中年人，去小城市寻找一个叫白晶晶的女人，五百年前的西游路上，她曾是他的敌人，而今时过境迁，她成了他唯一的故人，即便是曾经的敌人，也叫人留恋。

也像从前看过的科普读物，鸟类是靠记忆过冬的，要靠记忆，在冬天把夏天储藏起来的食物一一找到。年轻的时候，要尽量多地储存音乐，因为有一天，即便是这样虚幻的储存，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依傍。

林荫道之歌

有一些歌，只要听到，心里就会自动地浮现出一条林荫道，宽敞，寂静，树干苍黑粗壮，树叶繁盛茂密。有时候是夏天，有时候是秋天，都一样有阳光从树叶间隙洒下来，有叶子慢慢地落下来，或者碧绿，或者金黄，有个异乡人，匆匆地走过去。

可能是8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外国音乐》《请您欣赏》节目留下的后遗症。那两个节目都没有多余的言语，施特劳斯、舒伯特、莫扎特、巴赫的音乐，甚至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配着欧洲风光，有时候是原野上的野花在风里微微颤动，有时候是船只在河流上行驶，有时候是年轻男女，穿着传统服装舞蹈，有时候，就是那样一条林荫道，久久地呈现在银幕上。“林荫道”和“音乐”在我心里，从此固执地纠缠在一起，分也分不开。

斯汀的《心之形》（Shape Of My Heart），对我而言，就是一首“林荫道歌曲”。在《这个杀手不太冷》的结尾，这首歌出来的时候，让·雷诺那样一个老男人的一生也同时跟着涌出来了，但他的一生，对我们而言，恐怕也就是林荫道上一个穿着黑风衣、抱着花盆的异乡人的一生而已。我们在别人那里，恐怕也是如此。布鲁斯·斯普林斯廷为《费城故事》写的那首《费城的街道》（Streets Of Philadelphia）也是这样，它出现在主人公满脸疲倦地在冷清的路上独行的时候，一样在行走，他却毫无生之喜悦。百味杂陈，说也说不明白。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里的《我的心儿不能平静》《早晨》《天气小唱》也出现在主人公独自行走的时候，他挤公共汽车，他夹着公文包匆匆急走，歌就在那时候出来了，感伤、自嘲、猥琐的小男人，心里也有一点点诗意。

弗兰索瓦·费勒德曼的《魔力大道》（Magic Boul'vard）唱的不是行走，也没有林荫道，而是电影院里一个女服务员的心事。电影是她的“魔力大道”，“整个电影就是她的演出”，却依旧有种“林荫道歌曲”的气质，有人把它译作《神秘的林荫道》，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我只奇怪，为什么有人和我想的一样？而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有没有在某个早晨同时感觉到一阵心绞痛，像《两生花》里那样？Vitas的《鹤之泣》里也没有林荫道，单看歌词，只是一首庸常的情歌，却总让人感觉，有个黑衣人，拖着深黑的过去，鬼魅一般地，在深夜的林荫道上走了过去。而这首歌某个版本的MV，拍的正是这样的情景，Vitas像个不老的吸血鬼，从1933年到2006年，一次次从某个庭院前走过，而里面的幸福与他毫无关系。总有人，和我想的一样。还有金培达为彭浩翔的电影《伊莎贝拉》配的那段主题曲《通向自由之路》，冷清、颓然，像一根橡皮筋，一下一下弹在心上。那段音乐给出的形象，也是一个在清冷的林荫道上行走的人。

林荫道是城市中间一段小小的宁静，是世俗生活里暂时的幸福、暂时被放纵的颓然和感伤，走得理直气壮，感伤得理直气壮，即便有孤独，也孤独得非常开阔，却终究要走过去。那些有着“林荫道气质”的歌，都有某种类似行走的节奏，都有某种近乎奢侈的感伤，只属于“林荫道”的感伤。

林荫道有它自己的歌，甚至每一个街道、每一个地铁、每一个拐角、每一个陌生人，都有属于它的歌。我走过的那些林荫道，也正等我再度来临，等我在心里，为它们配上属于它们的歌。

世界上所有的夏天

电影《走出非洲》里，有一句旁白：“我曾在非洲有一个农场……”

如果有一天，我终于可以回忆了，我的开场白也许是：“我曾经有一个广播站……”

广播站在文科楼的一楼，那幢楼，是苏联专家留下的俄式老房子，有宽大的旋梯、木头雕花的扶手、狭长的木框窗户，地是水泥的，抹得异常光滑，做成青砖的样子，房顶很高，有三米还是四米？也许是十八岁的我还太矮小了。

楼前楼后，都是花园，丁香生长了有五十年以上，或许已经成了精怪。开花的时候，整个院子都像是被雪盖了，晚上被月光一照，白茫茫的花朵下面，是黑黑密密的枝柯，总有点妖异，还有大簇的迎春、小黄菊、碧桃，一季接一季地开着橙黄猩红的花，松柏的枝条遮天蔽日，一直伸到楼顶上去，几千几万只鸟停在那里，忙着发出自己的声音。

广播站就在那里。但广播站不是我的，我只是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那里的播音员。1994年的春天，我甚至离开宿舍，住进了广播站。每天早上6点30分，我打开广播，放出第八套广播体操；中午12点，转播虹云主持的《午间半小时》；下午4点，开始准备播音；5点，播音开始；在《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曲《日出》之后，我们用半个小时播报学校的新闻、念同学的散文和诗歌，念《中国青年报》上的新闻，最后用半个小时来播放音乐。

话筒最开始是冰冷的。在话筒前说话，让它从架设在建筑物上的音响和高音喇叭里传送出去，是恐怖的。电线也是如此复杂，设备如此庞大，指尖触一下，或许就有触电的危险。但渐渐它们温暖起来，在夜半时候醒来，和闪着寒光的机器对峙，也不是那么恐惧了。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从《梅娘曲》、朱逢博，到《小芳》，到詹姆斯·拉斯特和喜多郎，还有美国60年代民歌，对于十八岁（后来是十九岁、二十岁）的孩子，那太多了，怎么听都不够。我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自由，为这自由感到兴奋，甚至有滥用这自由的嫌疑。我渐渐在广播操前，加上一两首我喜欢的歌。早上，是《黎明不要来》，如果是下雨天，《午间半小时》前，会被我加上一首和雨有关的歌。我不只念同学的散文和诗了，我还念《中国青年报》上的《冰点》特稿，念我喜欢的李方的时评，念海子，念米斯特拉尔，念《尤利西斯》末尾的“我是山花”、《死者》里“整个爱尔兰都在落雪”那样的段落，还有尤瑟纳尔的《王佛保命之道》和《一弹解千愁》，我用了半个月才念完。时至今日，我还为我的过分“强烈”感到不好意思，我像一个不合时宜的贞子，带着强烈的爱与恨，从电线、电波，还有现在的报纸、网络，一切可能的地方，随时准备爬出来。

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孟庭苇、郑智化、王杰、台湾民歌、金马奖电影歌曲、同学送来的《音乐天堂》，都在，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带着从高空的音箱里播放出来时的那种模糊和回响。以至于直到今天，听到一段好的音乐，我头脑里，都会为它加上那种效果。

而记忆里的季节也发生了偏差，好像一直是夏天，我们在文科楼的窗台上坐着，荡着双腿，在楼顶上聊天，直到星星一下子涌出来。我们在黄昏的野外漫步，芒草被落日镀上一层金光。星期天的下午，我们骑着自行车，去万里厂或者兰飞厂，大厂的星期天下午，道路宽敞，白杨树笔直，有种金灿灿的慵懒。

1996年，我离开学校。签合同的那天下午，走进校门，接替我的师弟，在广播里为我播放了一首歌：God Bless America。

离开那里，十一年了，上天有没有佑护到我。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有回忆，它应当这样开头：“我曾经有一个广播站……”

唱不尽，也说不尽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歌曲中听到口白了。在歌里说话，正在成为落伍的、即将绝迹的行为。而当年，唱歌的中间说一段口白，是多么浪漫而隽永的事啊。

口白可以是故事。它们为歌曲提供个叙事的轮廓，是全部吟唱的缘由，让抒情有据可依，让抒情有了厚度，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一瞬间布置起灯光和戏台，让歌曲更像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比如朱哲琴的《丹顶鹤的故事》、李建复的《爸爸的草鞋》、孟庭苇的《哑哑与亚亚》，或者郑智化那首有点情色意味的《陷阱》。那些口白相当于小说的引子，或诗歌前的新闻背景：“10月3日，在闹市区，有人受伤却无人救助，最终流血过多而死。”还有童安格的《诀别》和李建复的《意映卿卿》，那段来自林觉民的《与妻书》的口白“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当与汝永别矣”，让整首歌的格局都开阔起来。姜育恒的《有空来坐坐》的口白似乎也可以算在这种戏剧化口白里面——个人的寂寞，不比流血而死的新闻缺乏故事性和震撼度。

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只为听觉上的丰富，增加歌曲内容的浓度和形式上的变化，割裂反复聆听几句旋律带来的疲倦感。姜育恒在《梅花三弄》里，为什么要说上那么一段？大概因为，歌词只有八句，不说几句，着实显得单调，有了这几句，仿似给以它为主题歌的三部电视剧提供了总纲。还有张艾嘉的《街上遇见你》、潘美辰的《不要走，不要走》、巫启贤的《那一段日子》、万芳的Fly Away、陈倩倩的《婴儿》、戴爱玲的《对的人》，嵌一段话在里面，即便旋律再不动听，再想起来的时候，也有“就是前面说了一段话的那首歌”作为标记。莫文蔚的《童年末日》和最新的Diva索性嵌一段古诗词进去，与前前后后那些电光闪闪的段落对照着，格外妖冶。而王志文的《想说爱你不容易》中的那段独白，算是一种情绪上的“溢出”——仅仅是歌唱已经不够了，一定要说出来，搁下正在唱的歌说出来，似乎比平常的说更有分量。

实在缺乏说的材料，把歌词轻轻地念出来也是一个办法。邓丽君的《独上西楼》、童安格的《无泪有伤》都是如此，请另外的有来历的人说一段口白就更好了，那似乎是对意境的最大拓展。陈耀川的《一个午睡时做的梦》中的口白是黎明柔说的，张国荣的《常在心头》中的口白是袁咏仪说的，江美琪《那年的情书》中的口白来自刘若英，范玮琪和刘若英合唱的《不能跟情人说的事》里，照旧请了刘若英来进行口白，她实在是文艺气质女声的首选。孟庭苇翻唱的《她沿着沙滩的边缘走》和许茹芸的《寄信人》中则有大段的男声法语口白，增添许多异域情调。

让口白占到整首歌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则需要极大的勇气。黄舒骏做了两次，一次是在《改变1995》里，一次是在林慧萍的《驿》里。张楚的《爱情》和孟庭苇的《深白色》更彻底，几乎从头说到尾，已经可以算是配乐朗诵了。还有一些歌手，可以算是口白专业户，比如李宗盛，他写给自己的那些歌都是口白式的，而蔡琴的演唱会专辑，永远会有若干她的现场隽语。

也有些口白，只是在专辑中起个串接的作用，例如三毛在《回声》中的口白，黄磊的口白，还有周华健在《风雨无阻》专辑中的那段“现在时间凌晨5点35分”。

我印象最深的口白有两个。一个只有一句，是张艾嘉在《最爱》中的，在歌曲的末尾，在唱完“红颜难免多情”之后，她跟了一句“你竟和我一样”。那态度，是终于放弃了表演之后的诚恳。还有一个却和唱歌无关了，是当年的电视剧《赵尚志》里的那个女声旁白，她说的全都是和剧情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如果萧红的《呼兰河传》需要一个人念出来，就应当是那种声音，那种方式。

月亮之歌

本地一张报纸，有一次把道听途说来的消息做了头版，黑体标题写着“月亮是大家的”，说俄罗斯科学家认为，他们那里大部分地方长年苦寒，都是因为月球的存在，若把月球炸掉了，他们那里就会一年到头温暖如春。这报纸同时发起市民大讨论和抗议，声讨想炸掉月亮的俄罗斯科学家，成了报界的大笑话。

不过，月亮着实是大家的，可供所有人欣赏、描摹、歌唱，并且用来抒情、比喻、暗示、为自己难以言传的心事代言，而且是免费的。所以，关于月亮的歌，简直车载斗量。

歌颂月亮的歌，多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单单歌颂月亮本身的歌少之又少。月亮，是由头，是引子，是运用了赋比兴手法的歌词的头两行：“幽静的深夜里，明月照四方”（《桑塔露琪亚》），“惨白月亮被乌云遮掩，忽明忽暗徘徊中天”（《德涅泊河掀起了怒涛》），“当我漫步走在荒野上，月亮皎洁清朗”（《可爱的家》），“皎洁月光照耀大地，树梢在耳语”（《小夜曲》）。

月亮经常被用来歌颂故乡、亲人，例如《月之故乡》《弯弯的月亮》《月亮之歌》（《凯旋在子夜》插曲）《一样的月光》《月亮船》。或者莫名的情绪，或者一种淡淡的向往，或者宗教般的情绪，例如《月亮河》《牧羊人之月》。但大部分时候指向明确，一律歌颂爱情。大概因为，夜晚所具有的隐秘性、悠闲性，可供最大限度地释放感情。出现在这种时候的月光，像一束追光，搭起了一个临时性的舞台，帮助人酝酿戏剧化的、纯洁的、被过滤的情绪。当然，也不只情绪上的感应那么简单，科学研究也表明，月亮的引力，确实起着实实在在的作用，月圆的晚上，是疾病容易复发、伤口难以愈合、激情容易迸发的晚上。尼古拉斯·凯奇和雪儿主演的电影《月色撩人》和一大堆狼人电影，说的都是这回事情。所以，月亮底下的话，月亮底下的温柔，是着魔般的，是自己感动自己的，是统统信不得的。

但是，入戏容易出戏难，被月光照到的人，都不自觉地细腻、温柔起来，并且犯下感情的罪过，事后写下无数有关月亮的歌曲，控诉着万恶的月亮的罪行、男人女人的百相，以及感情的千种姿态。《月半弯》《半个月亮》《纸月亮》《没有月亮的时候》《在银色的月光下》《当时的月亮》《一起看月亮》《月亮公园》《月满西楼》《月朦胧，鸟朦胧》《月光小夜曲》，等等，而《月亮惹的祸》则稍有觉悟，把一切突然而至并且持续不断的感动、誓言，都归罪于月亮的存在。的确，“月亮下的你显得特别地好看”（《月半弯》），难免让人产生“我要抚摩你”（《月梦》）的念头。

而且，无论在现实里，还是在歌曲里，月亮是最好的参照物，也是最容易到手的参照物。大河会干枯，石头会风化，青山易改旧时颜，而月亮在人类寿命可以抵达的极限时间里，始终存在，始终不变。我们和20万年前的类人猿望的是同一个月亮，我们和地球另一头的人凝望的也是同一个月亮。月亮，具有某种永恒不变性、跨越地域性。它可以是见证，可以是坐标，可以是打破时间、空间的钥匙，是一根柱子，拴住浩若烟海的记忆库里的某几个刹那。所以，《大话西游》里回到过去的宝盒，被叫作“月光宝盒”。于是，月亮，常常被当作爱情专一和深切的象征，被用来凝注思念、等待，被用来期待重逢、相见、幸福。

当然要提到《月亮代表我的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大串“月亮代表”的歌，和月亮可不可以代表、能够代表谁的大讨论；《但愿人长久》《明月千里寄相思》发扬光大的是月亮寄寓思念的传统功用；《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里的“你像那天上月亮，你不会随波流淌”，则比较典型地概括了月亮成为咏叹专一忠贞爱情的重要特征；《两个人的月亮》则较为现实，不怨天尤人，触及了激情丧失后的分离，在两地仰望月亮时候的无奈；《月亮偷着哭》是一味的幽怨；《黄色月亮》则是失望之后强作镇定到嚣张跋扈的小女子心态；《月光爱人》幽深诡异；《舞月光》《床前明月光》多少有点不知所云；老狼的《月亮》唱的是清凉的青春。

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则触及了情歌的最大禁忌。在情歌里，“我”是一个神圣的、不能被打破的形象，经过了无数人不约而同的合力打造，其约定俗成的形象，是永远专一、忠贞，却容易被冷落、被弃置、被忽略、被背叛；是两个人里，较晚抽身离去的那一个。而在《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里，“我”率先感觉到了自身感情的变化，起了异心他念，拿出了疏离的态度，又不便、不忍心说明，只好借物言志：“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这令人震惊的形象，掩盖在清纯的歌手形象和高峻的嗓音里，多年来没有被人察觉。

但同样是科学研究表明，所谓爱情只能持续三年半，剩下的要靠婚姻、责任、宽容、儿女、婚姻的功利作用来维系。月亮代表不了谁，谁也不要妄图被月亮代表，如果知道自己无数次被选为三年半爱情的代言人，月亮大概要笑疯了，形如海子的诗：“月亮是惨笑的白猿。”

这么多月亮的歌，我真心喜欢的只一首——《城里的月光》。它沧桑淡泊，不说爱，只说温情，在万家灯火的夜里，听起来格外抚慰人心。对于月亮，对于爱，我们能要的，大概只有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