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精神病态者的科学/（美）基尔著；唐璐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9

书名原文：The Psychopath Whisperer

ISBN 978-7-5357-8826-9

Ⅰ.①精…　Ⅱ.①基……②唐…　Ⅲ.①病态心理学-通俗读物 Ⅳ.①B84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4388号

The Psychopath Whisperer

Copyright©2014 by Kent A. Kiehl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Brockman Inc获得本书中文简体版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8-2014-049

JINGSHEN BINGTAIZHE DE KEXUE

精神病态者的科学

著 者：[美]肯特·基尔

译 者：唐 璐

策划编辑：吴 炜 王 燕

文字编辑：章 洁

出版发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长沙市湘雅路276号

http：//www. hnst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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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购联系：本社直销科 0731-84375808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长沙市新开铺路438号

邮 编：410007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第1次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215000

书 号：ISBN 978-7-5357-8826-9

定 价：4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录

版权信息

第1章 最高戒备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2章 受困的灵魂

精神病态者简史

精神病态研究史

反社会与精神病态

精神病态诊断研究

20世纪的进展

黑尔精神病态量表

精神病态与《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第3章 “刺客”

1.口若悬河，能说会道

2.夸大自我价值

3.寻求刺激，容易对事物感到厌倦

4.病理性说谎

5.欺诈/操纵

6.无懊悔心或内疚感

7.肤浅的情感

8.冷酷/缺乏同情心

9.寄生性的生活方式

10.行为控制能力差

11.性乱行为

12.早期行为异常

13.没有长远、现实的目标

14.冲动

15.无责任感

16.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

17.多次短暂的婚姻关系

18.青少年期犯罪

19.假释被撤销

20.犯罪多样化

总结

第4章 精神病态者的脑电图

脑电波之谜

第5章 精神病态者的磁共振成像

认识精神病态者的一扇窗户

MRI和精神病态者的脑

fMRI实验设计

初步结果

前进的道路

事故

第6章 糟糕的人生开端

布莱恩

埃里克

精神病态的征兆？

儿童品行障碍的诊断

青少年的冷酷无情特质

神经心理测试与冷酷无情特质

具有冷酷无情特质的儿童大脑成像

第7章 常青藤名校的课

欧林神经精神病学研究中心的诞生

具象的精神病态者

小绿图

来自佛蒙特的著名患者

常青藤名校的生活

女精神病态？

换个环境

监狱的办事效率

第8章 青少年“精神病态”

布莱恩

埃里克

“精神病态”少年？

新罕布什尔悲剧

杀人狂魔的泛滥

第9章 移动式MRI

移动式fMRI的诞生

法律与神经科学的交叉

大干一场

精神病态者的脑结构

旁边缘系统的发育

第10章 减压仓

布莱恩

埃里克

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

MJTC的减压方案有效吗？

治疗物有所值吗？

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的未来

第11章 连环杀手揭秘

格林伯格

访谈杜根

布莱恩

有问题的大脑

布莱恩的大脑

结果

结果Ⅱ

坐实

审判

陪审团陈述

判决

结局

终章

尾声

致谢

注释

第1章 最高戒备

第2章 受困的灵魂

第3章 刺客

第4章 精神病态者的脑电图

第5章 精神病态者的磁共振成像

第6章 糟糕的开端

第7章 常青藤名校的课

第8章 青少年精神病态者

第9章 移动式MRI

第10章 减压仓

第11章 连环杀手揭秘

附录A 人名译名表

附录B 专用名词译名表

第1章　最高戒备

在最高戒备监狱中，每4个犯人就有1个是精神病态者。

第1天

开锁的声音撕破了黎明的寂静，铁丝网缠绕的厚重铁门沿轨道徐徐开启。刺耳之声在建筑物之间回荡，沉闷的气氛愈加阴森。穿过铁门是400米的长廊，长廊两边是6米高的围墙，尽头是另一扇门。2米多高的铁丝网斜张在墙头，毫无翻越的可能。举目望去一个人影也看不到。走到门前时，门自动打开，似乎是欢迎我对最高戒备监狱的第一次造访。

那天早晨，我冒雨驱车100千米，从温哥华的住所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艾伯茨福德，那里的低陆平原坐落着几所最高戒备监狱。下高速不远就是马特斯奎综合大楼，大楼周围散布着几家加油站和便利店，显然是为每天往来于此的人员和车辆服务。大楼入口没有标识，只有告示提醒所有过客和车辆都必须接受违禁品检查。周围视野极其开阔，延绵的草地在起伏的山丘上，几座城堡般的建筑散布其间，四周的高墙上装着铁丝网，围墙拐角处矗立着15米高的塔哨，道路尽头挂着地区健康中心的牌子，以掩人耳目。这里是关押性侵犯和暴力罪犯的最高戒备治疗机构，能容纳250名犯人，住在这里的是加拿大最危险的一些罪犯。我的新工作场所就在这里。

当时我23岁，正在读研究生一年级。我一边开车一边担心，对第一天与犯人的谈话毫无头绪。过去几年，我研读精神病态方面的文献，接受大脑成像技术的训练，还研究虎鲸[1]听觉过程的脑电活动。我对精神病态的研究越来越着迷，希望能跟随这个领域的大师学习，后来我成了现代精神病态学之父罗伯特・黑尔教授的研究生。但是当时，我穿过入口处的金属检测器，身处铁丝网的包围中，怀疑自己是哪根脑筋短了路。我即将独自与这个监狱里最暴戾的罪犯深入交谈，其中许多人已被诊断为精神病态者。我准备在谈话中对其进行脑电图（EEG）测试，测量大脑在面对情感词汇时的脑电活动，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精神病态者的大脑活动与其行为之间的关联。

我通过安全检查，交出了身份卡，警卫引我前往精神病科，警卫脸色苍白而憔悴，仿佛已经在围墙里面工作了半个世纪。开锁声渐渐变得熟悉，厚重的铅皮门缓缓开启，我轻轻推门进去。进去的时候，心里暗自庆幸，过安检时没有我最担心的肛门搜查。曾有高年级研究生告诉我，在加拿大的监狱，新人都要接受肛门搜查。

从入口处前往精神病科的途中，在洗衣房、理发店和小教堂中，都看得到身穿白色T恤、牛仔裤和深绿色夹克的囚犯。大厅里弥漫着某种消毒剂的味道，我想这是不是某种清洗血迹的化学物质。

我进入走道尽头一栋空旷压抑的建筑物内，在大厅里东张西望，就好像迷路的小孩，直到找到了门上布林克博士的名牌。精神病学司法鉴定官约翰・布林克博士坐在办公室里面，背对着打开的门，让我感觉自己有点偷偷摸摸。3个月前我在葡萄牙阿沃尔由北约资助的精神病学高级研究所遇到了布林克博士。一起吃了无数次饭、喝了无数瓶酒后，我终于说服了布林克博士与我合作研究精神病态者的脑电图。他帮我获得了监狱以及大学道德委员会的许可。拿到所有这些相关文件后，我轻轻敲响了博士办公室的门。布林克转过身来，有些吃惊，随即满面春风地欢迎我。

“肯特，见到你真好！欢迎来到最高戒备！”他带有明显的南非口音。

约翰引我沿大厅继续往里走，把我带到了另一间办公室，这里除了电话、桌子和桌子两边各一把椅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墙中间齐肩高的地方装了一个硬币大小的亮红色按钮。

“我建议你坐离门近的那张椅子，万一惹恼了他们，可以赶快跑。坐在桌子对面容易被他们抓住。如果你跑不掉，按那个红色按钮，警卫会过来。”他说得极其随意，让我搞不清他是不是开玩笑。

“这是你的钥匙——千万别弄丢了！”我接过一把15厘米长的铜钥匙，钥匙的齿很大，形状怪异。这种钥匙全世界只有两家公司制造，为监狱专用，可以打开大部分的门锁。

他指着大厅最里面的大门说：“囚犯的囚室就从那里进去。我现在有事不能陪你了，手续等下班的时候再办吧。”约翰说完就微笑着转身离开了。我将钥匙插入门上齐肩高的锁孔时，隐约听到约翰将办公室门紧紧关上时对我说，“尽情享受吧！”——显然他不想再有人从背后打扰他。

我推开通往囚室的大门，转身把门关上，从里面插入钥匙，将笨重的锁孔旋转180度后，拉了拉门，确保门锁好了，才深吸一口气，沿30米长的通道走向关押囚犯的囚室。

入口处是“球室”——一间圆形的警卫室，只有单向可视的窗子，没有门。四条通道呈辐射状从这里延伸开去，我沿着通道往里面望去，最高戒备的囚犯四处走动，眼神冷漠。我没有感到害怕，只是担心没有人愿意同我交谈。昨天在我练习的时候，黑尔教授给了我一本已经翻烂了的介绍监狱生活的书，书名是《囚犯们的游戏》。他说，“先读读这个，祝你明天好运！”书里介绍了火烤、溺水等刑罚。我想，昨晚我本应该好好读读这本书的……

大厅侧面有一间装着玻璃窗和半栏门的小房间，一位监狱护士在给排队的囚犯发剃须刀。

她好奇地看着我，招手让我过去。

“你有什么事情？”她警惕地问道。

“我是UBC来的研究人员。我来这里与囚犯谈话和做脑电图研究。”UBC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简称，我是研究心理学和大脑科学的一年级博士新生。脑电图是用佩戴在头上的传感器记录脑电活动信号，并将信号放大转换为数字信号存储到计算机里以便分析。

“那你进来坐吧，我们商量一下。”

我俯身侧过半栏门，想找门栓在哪儿。

“在你左手边，”她说。我打开门栓，坐在离门最近的椅子上。她发完剃须刀后转身面向我。

“囚犯可以得到剃须刀？”我心怀疑惑地问道。

“是的，”她笑道，“它们经常消失，我也懒得问去了哪里。”

我意识到布林克博士建议我在访谈时坐得离门近点是有道理的。

这位护士名叫多萝西・史密斯，她在最高戒备监狱工作了20年。虽然在监狱里待得很久，穿着却很精致。她有运动员般的苗条身材，个性很有感染力，即便最冷酷的囚犯也喜欢她。

多萝西・史密斯将成为我在加拿大监狱这7年里最亲密的朋友。而且她与我有同样的兴趣，希望知道精神病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先帮你安排一个有意思的家伙（囚犯），”多萝西看着墙上贴的房间安排表说。我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注意到我身后橱窗里贴着囚犯的相片，下面标有姓名及其所犯罪行。谋杀未遂、强奸/谋杀、纵火/谋杀、谋杀3人、谋杀/强奸。我想问多萝西“强奸/谋杀”和“谋杀/强奸”是不是一回事，转念一想还是算了。现在还不必知道答案，今天了解的事情已经够我受的了。

多萝西选的犯人叫戈登[2]，他坐到我的办公室里面的椅子上，显得彬彬有礼。戈登今年42岁，灰白的头发很稀疏，说话口气温和；他的头像下面写的罪名是“谋杀未遂。”

戈登看上去是个很有魅力的家伙，实际上他却是一个银行连环劫犯。

他告诉我，他曾经的犯罪所得让他可以过奢侈的生活：出国乘飞机坐头等舱，看冰球比赛坐前排，在许多城市都有女友和召妓。最后一次被捕后，戈登无法向警察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工作却有7.5万多美元的现金。

通过戈登的律师，他同加拿大警方达成了豁免协议，条件是戈登协助警方破获一系列无法破案的银行劫案。

戈登本人犯下的劫案有近50起，但他没有因此被控罪。

戈登同我分享了他屡次抢劫银行得手的经历。他告诉我，他如何选定城镇，然后选定银行，又如何进入并在1分钟内离开，如何偷车用于逃跑，又如何洗钱。我问他银行怎样才能防范被他这样的人抢劫。他长篇大论地为我分析。我用笔记录下戈登陈述的关键内容，并思考该怎样设计银行才更安全——心想以后如果学术生涯不顺，也许可以去给银行当咨询顾问。

与戈登的访谈涉及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回顾了他的抚养、教育、家庭、朋友、体育运动、工作经验、职业目标、财务状况、健康、亲密和浪漫关系、药物滥用和冲动行为、情感、反社会行为以及他的犯罪记录。这类访谈通常为1至3小时，但与戈登的访谈花了6小时。我们讨论了他生活中的所有细节。

真是让人着迷，如果说以前的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以此作为职业方向的话，现在的我心意已决。

我们对他工作经验的讨论很简短。戈登从事过多种职业，但他从没有坚持做一个工作超过1个月。他不断地被解雇，因为工作不认真，喜欢开玩笑，沉迷于吃喝和赌博。他大部分工作与建筑和汽车机械有关（他坦承之所以选择这类职业是为了训练自己的偷车技术）。当问到将来的计划时，戈登说他想将抢银行得来的积蓄投资一部分做摩托车经销商。他没有意识到这门生意所面临的法律和税务难题。

在讨论他的财务状况时，戈登坦承他很少把钱存进银行。

“担心被偷？”我问道。

“不是，”他咧嘴笑道，“我只是不想去解释钱是哪里来的。”

“如果你不把钱存银行，藏在哪儿呢？”

“我埋起来，”他笑道，“到处埋，总不能带着一大袋钱到处跑吧。有时候我用假名在亚洲、欧洲和南美的五星级酒店订房间，然后通过联邦快递把钱寄过去。有一次我用联邦快递把钱寄给另一个城市的女友，告诉她这是送给她的礼物，但是我没到之前不能打开，诸如此类。住旅店时得时时小心被警察盯上。我经常伪装，并且到周围踩点。我一般选择隔日送达快递，然后提前飞过去，监视递送过程，确保没有警察跟踪。我很少弄丢包裹。”他停了一下，然后笑着告诉我，几年前他曾把5万美元寄给一个应召女郎。结果她没去机场接他，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知道最好不要相信那种女孩。”

“以前可以把钱捆在腰间通过机场，但现在很难了，风险变大了，”他自言自语道。接着又说，“虽然有时候会有损失，但我还是喜欢徒步出去找地方把钱埋起来。这样靠得住一些。我有许多理想的掩埋地点，但我从不和任何人说。”

我们随后将话题转向他对亲戚、家人和朋友的看法。戈登孤身一人，他从未感到需要同任何人亲近。他有数以百计的性伴侣，从11岁就有了。当问到他有没有爱过什么人时，他大笑着回答说他曾经同时和3个应召女郎交往一个星期。

“啊，她们我都爱，”他深呼吸了一下，似乎在回忆。

戈登将爱等同于满意的性关系。他结过6次婚，每次都是在不同的国家，并且都用假名。当问及他为什么结婚时，他说：“让女孩开心，让性关系维持久一些，她们也更愿意帮我干活和接受赃款。”戈登坦承，他寄去5万美元后来再未见过的应召女就是他的第3任妻子。

戈登与父母、兄弟姐妹多年没有联系，他最后一次遇见妹妹时听妹妹说家人都很好，住着有“白色围栏的梦想房子”。犯人们常认为拥有简单的工作、妻子和房子的生活乏味而沉闷，称之为“白色围栏”综合征。事实上，大部分犯人都坦承如果他们可以出狱，住在有白色围栏的房子里会很快乐；但精神病态者不会这么看——他们会嘲笑有这样乏味理想的人。

其他人认为戈登不可信，但他态度友善、迷人、脑筋灵活，而且有很多故事。我不能相信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精神病态者的撒谎是很常见的——因此我必须依赖我的理性，在事后重新审视他的报告。因为你不能指望精神病态者会告诉你真相，必须仔细审视他们的报告以确定能验证他们所说的一切。如果发现他们在说谎，就必须立即揭穿他们，然后看他们如何应对。和他们访谈时要坐在离门最近的椅子上，以防把他们惹恼了招其报复。

我们又花了1个小时讨论他的成长经历，然后问戈登小时候喜欢干什么。他在阿伯茨福德长大，离现在所住的监狱不远。坐落于群山怀抱中的阿伯茨福德东南面是贝克山，景色壮丽，当地的山谷中到处都有理想的垂钓、远足和骑自行车的地方。戈登告诉我他喜欢的垂钓地点，位于远郊的湖泊，景色迷人。他吹嘘他钓到过大鱼——我估计是撒谎。他在小的时候就喜欢独自远足。在说了一堆他小时候喜欢去的地点后，他突然打住了，看着我。摄像机记录了我们的谈话。

他说，“不错啊，你不傻。你引我说小时候喜欢去远足和钓鱼的地方，是想去找我埋的钱吧。好多人想骗我说出来都没成功。你挺行的。”他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跟他说了解他童年期所有的细节是访谈的必须环节。我是唬他的。在他跟我说他把钱埋起来之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引导谈话，想让他说出埋钱的地点。我知道戈登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蹲监狱，所以我猜他选择的埋钱地点应该是他小时候熟悉的地方。我还不断给他戴高帽，好让他说出他钓到“大鱼”的故事。

我主要的动机是训练自己的谈话技巧——我能不能让谈话对象愿意说？但也忍不住想能不能训练我的德国黑牧羊犬嗅可卡因。很多20美元和100美元的钞票上由于被用于毒品交易都残留有可卡因。如果在远足的途中你的狗能刨出满满一袋钱当然很爽了！在请戈登讲述他最后一次犯罪经历后，我结束了与他的谈话。显然他对抢银行很在行，但不善于控制自己的脾气。戈登的“行为控制能力很差，”这是精神病态者的另一个典型特征。他不断陷入口角之争，并升级为暴力行为——而并没有怎么受到挑衅。目前他的控罪是差点杀死他的一个女友的情人。他怀疑她与别人约会，就跟踪她，当场抓住了他们，戈登大怒，用刀捅了那个家伙。第2天早上他被抓获。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监狱里，戈登的表现相当好。他知道在监狱斗气日子不会好过，刑期也会延长，因此他小心控制自己的脾气。他想尽快出去把埋藏的钱挖出来。

戈登离开后我打开了《黑尔精神病态量表手册》（修订版）（PCLR）[1]。黑尔教授创建的精神病态量表是用于诊断精神病态者的工具。其中包含20个项目，总结了精神病态者的本质特征——包括缺乏同情心、罪恶感和自责，能言善辩、轻率、寄生倾向、情感贫乏、不负责任和易冲动。这些特征是基于个人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判断。比如说，要判断有病态人格量表上的“缺乏同情心，”你必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家庭、工作中、学校里，在与家人、朋友和爱人的关系中——都找到证据。20项指标的每一项都分为3等：0，不符合；1分，某些方面符合；2分，大部分情况符合。总分0到40分，精神病态者临床诊断的标准是不低于30分。囚犯的平均得分是22分。北美洲没坐过牢的男性平均得分是4分。

戈登31分。他是我诊断的第一个精神病态者。

我一边填写戈登的精神病态量表分数，一边狼吞虎咽地啃昨晚准备的两个花生酱果冻三明治。我需要为下一个访谈补充能量。集中精力同犯人进行几个小时的谈话很消耗体力，因为要尽可能获取所需的信息，逼迫他们坦诚，同时又要不断留意门口，一旦发现情况不对拔腿就跑。

回到办公室，我开始了第2个访谈。被访者是戈登的室友格兰特，戈登跟他说和我谈话很有意思，因此格兰特也想来“会会我”。格兰特的穿着举止得体，如果不是手臂上显眼的纹身，他很适合做汽车销售经理。他一出生就和司法系统打交道，他出生的时候母亲在坐牢。他的刑期为15年，因为30岁时犯下了两桩谋杀案。格兰特被指控杀人罪，杀死了他的两个抢劫同伙，分赃时发生了口角，两名同伙拔出了刀，但根本敌不过格兰特的9毫米口径手枪。

“砰，砰……砰，砰……两个家伙应声倒下，”他一边说一边用食指和拇指比划着一个经典的持枪姿势。“我的最好战绩之一。”一场杀戮以平静的口吻说出来，让人感觉有点不真实。档案证实了两枪正中两个同伙。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犯下了一级或二级谋杀，他又将枪处理了，格兰特只被判了15年监禁。有意思的是，当他说起把枪处理掉这一事情时，他很是惋惜，因为他很喜欢那把有加大弹匣的格洛克17手枪。他最终决定认罪，因为律师告诉他，他雇来的做不在场证明的妓女有可能会翻供。

我问他有没有做过其他什么事情没有被抓，格兰特表现出了小孩恶作剧后的表情，笑着说，“多啦，放火、撬锁、偷车、支票和信用卡诈骗，当然还干掉了几个人。”他说，他射杀了几个陌生人，因为他们盯着他看，至少还有一次将女朋友溺死在池塘里……这时，我才意识到对面坐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连环杀手，尽管看上去非常友善。

最终，我让格兰特承认他杀了10个人。奇怪的是，他从没数过，事实上，他杀人后根本就不再去想他们。我尝试将格兰特与那些著名的连环杀手的犯罪行为进行比较，发现都不像。大部分连环杀手是有目的的杀人，通常与性支配和虐待有关。像泰德・邦迪那样的连环杀手符合精神病态的标准，但他们同时也有性变态（性反常行为），例如性虐待。而杀人是受后者驱使；缺乏情感、同情心和负罪感则是因为精神病态。如果一个性变态者同时又是精神病态，则非常可怕。幸运的是，这样的人较为罕见。

格兰特没有性虐之类的性变态行为，根据他的描述他的性生活相对正常。虽然他承认有时候和女人在一起时有点粗暴，但他不会因为施暴而兴奋。事实上，格兰特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是男性。他诉诸暴力似乎很容易、很快、不假思索。他很走运，10桩谋杀只被抓住2起。

在与格兰特后面的谈话中，我发现他少年时期就陷入了麻烦，多次被捕，不断打架斗殴，无法或是不愿坚持某个职业或工作超过几个月。他用多个名字获得社会救济，结了几次婚，就他记得的有4个孩子，这一点很有意思。格兰特不记得他孩子的生日；事实上，他只知道其中两个孩子的名字。他过着流浪的生活，不断换地方，经常是一时兴起，住在货车上或帐篷里，偶尔与女人同居，有时会让她们怀孕，然后继续下一段冒险。

精神病态者很少知道他们孩子的情况。就像格兰特这样，他们甚至经常不知道自己有几个孩子。后来，在研究中我才认识到，精神病态者缺乏与孩子的纽带是他们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天色渐晚，我结束了与格兰特的谈话，告诉他可能还会找他谈话。他站起身来，伸出手主动和我握手。“以后再谈，”他说，“很有意思。”他走出去时就好像刚刚结束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我脑子里有点乱，坐下来打开量表手册给格兰特的精神病态打分。我在椅子上靠了一会儿，感觉像是在做梦。这一天似乎有点不真实，研读了精神病态学这么多年之后，我终于进行了2个访谈。

格兰特的精神病态分数是34。我访谈2个，就中了2个。

我写完病案，将谈话录像放进文件柜里锁好。所有的谈话都会录下来，以便其他学者也能据此评估精神病态。通过“双重打分”，避免访谈者对访谈对象有偏见。

我锁好门，将那把大大的钥匙放进最近的锁箱里（铜钥匙不准带出去），往布林克博士的办公室走去。

布林克博士的门是关着的，他正忙于在计算机上写病案，仍然背对着门。我轻轻敲了玻璃。他转过身来，微笑着起身让我进来。

“今天怎么样？”

“很好，超出我的预期，”我说，“一切都很顺利。我找了多萝西，做了两个访谈，明天会和更多的犯人访谈。今天回家要喝点啤酒庆祝一下。”

“太好了。那行，我不耽误你喝啤酒了。这个星期你就继续吧，有事情可以来找我。”布林克说道。

我从大厅通道往外走。已是下午6点，小教堂、洗衣房和理发室都没人了，犯人已经入监。鸦雀无声，很安静，大门开锁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走出大门，自由的感觉迎面而来，感觉轻松自在。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监狱的第一天。在今后的几年里，每当我走出监狱，都会有轻松的感觉。

我发动了我的丰田车，向温哥华驶去。就在我在监狱开始我的事业的第一天，我的车的里程计是4万英里（约6.44万千米）。几年后这辆车退役时，里程计上的数字超过了28万英里（约45.1万千米）——我称之为月球计量，意指我开车往来监狱的累计里程足够我在地球和月球之间跑个来回（238857英里，约38.4万千米）。

回家的路上，我不断思考怎样改进访谈。我回顾了谈话的技巧，思考用什么方法可以从犯人身上得到更多信息，能否让精神病态量表打分更为简化。我意识到，我需要编辑针对精神病态量表的半结构化谈话清单，另外我也需要问更多问题——尝试获得犯人生活中各方面的所有细节的同时，避免激怒犯人。在路上的一个半小时，我想了一堆访谈中可以问的新问题。

开门的时候，我养的那只110磅（约50千克）重的德国黑牧羊犬从后院冲了过来欢迎我。看到它，我又想起了训练它搜索可卡因的主意，这样也许能发现我那位抢银行的新朋友的赃款。

我的室友安德烈，是一位瘦削的艺术家，自然保护主义者，他刚从星巴克下班回来。

“今天有没有咖啡豆？”我问安德烈。

“咯，”他指着扔在客厅角落里装得满满的背包。

安德烈几个月前刚被提升为星巴克的值班经理，他的职责之一是监管店里使用和销售的咖啡豆的日期。如果咖啡豆过期了，就得扔掉。而咖啡豆其实还相当好，他舍不得扔掉。因此他带回来做成咖啡豆坐垫之类的装饰物装饰客厅。很快在客厅里存放了上百磅的咖啡豆。最终我说服了他，把咖啡豆送出去，他将这些咖啡豆寄送给了家人和加拿大各地的朋友。

“第一天怎么样？”安德烈有点不放心地问我。

“很好，第一次访问了连环杀手。”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要是我都被他们吓死了。”他说。

常会有人提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做了什么？”更常见的问题是“精神病态是什么样的？”但提问的人其实真正想知道的是，我怎么会对精神病态者产生兴趣？

我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长大，离连环杀手泰德・邦迪长大的地方只隔几个街区。我父亲是当地的《塔科马新闻论坛报》的记者和主编。20世纪70年代，泰德・邦迪的事情被曝光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当时我父亲回家后就会讲他采访住在附近的这个小孩的故事。我们全家围在一起吃晚饭时喜欢讨论这件事情，奇怪的是，在我们这样平静的中产层社区里怎么会成长出这样的人。这是为什么？这种疑虑从此就埋在我的脑海里，等待生根发芽。

我高中时的学业一般，平均成绩B+，主要精力都投入体育活动，特别爱好橄榄球、举重、赛跑。父亲是我在体育方面成功的一大原因。父亲从没有错过有我参加的任何一场比赛——12年棒球、10年足球，还有4年橄榄球。作为一名体育记者，他熟知每一个职业棒球手的所有统计数据。他天生患有线状体肌病，因缺乏快抽动肌肉纤维而无法参与运动，但这阻止不了他对运动的热爱。父亲也是我在棒球和足球方面的教练和球友。高中橄榄球赛季期间，他会观察我们和竞争对手的比赛，并帮助我分析该如何准备下一场与对手的比赛。父亲同我高中的橄榄球教练一样敬业。

我父母含辛茹苦地工作，抚养了4个孩子——我和3个姐妹。父母将我们都送入了全州最好的私立高中——贝拉明预备高中，拥有非常敬业的老师和一流的社区环境。我们班98%的毕业生进入了4年制大学，受此影响我也申请了大学。而我被大学录取的原因却是体育特长。

我向许多大学提交了申请，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等几所学校同意招收我去橄榄球队。华盛顿大学橄榄球教练唐・詹姆斯表示愿意招我入队，但这样我就没有机会打甲组比赛，詹姆斯认为通过不断进步，我可以成为一名好的第3攻外接手或自由卫。进高中时我很瘦，175厘米高的个头才68千克，到了高三时长到了190厘米，体重也增至93千克了。詹姆斯教练告诉我，如果想上4年制大学，可以考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当时是乙组最好的球队。

因此我把我的比赛录像寄给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橄榄球教练，他们愿意招我。他们帮我申请成功了，因此我决定去加州。

我的橄榄球生涯不长。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第一年期末，我因膝关节扭伤休养了一年，从而成为职业球员的梦想彻底破灭。之后，我想另外找点事情做。我去找心理学教授黛布拉・龙博士，她是我的本科导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术环境鼓励本科生跟教授做事。我在戴维斯分校的头两年经常跟龙博士做事，她很了解我。在大二期末时我去找她，她对我说，“肯特，你有科学头脑。这个周末你回去好好想想，列出5件你这一生最想研究的东西，下周一来校告诉我。我认为你应当考虑做学术。”

她说我的精力太旺盛，不适合去做朝九晚五的工作，我需要的是一个事业，而不是工作。我回去思考了一个周末，用清单列出了我想研究的事情后交给了她：①大脑，②精神病态现象（受童年时对泰德・邦迪的好奇所启发），③虎鲸（小时候有一次跟父亲去普吉特湾钓鱼，一头虎鲸和我对视，从此在我心里埋下了另一颗种子），④当老师，⑤女人。她看到最后一项时忍不住大笑。

龙博士请来了另外几位教授：迈克尔・葛詹尼加博士，认识神经科学之父，研究大脑如何处理信息；乔治・曼根博士，研究注意力。两位学者都刚刚将自己的实验室从达特茅斯学院搬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龙博士告诉他们，她有一个很积极的本科生想要深入学习他们研究方向的具体内容。后来，她又请来了人类发展学系的卡罗琳・埃德温博士。卡罗琳的丈夫是迈克尔・列文森博士，研究精神病态等问题的教授。她还安排我去听了迈克尔・辛曼斯基的讲座，他是研究虎鲸脑电活动的研究生。天啦！直到现在当我遇到龙博士时还是会一起喝咖啡。她当时给我介绍的这些大师，后来都成了我的老师和长久的朋友，最终我成了他们的同行。

我的人生改变了。我意识到我找到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想成为一名教授，如饥似渴地学习关于精神病态学的一切。我想掌握脑成像技术，并揭示这些人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在精神病态者的大脑中发生了什么。

我不再参加聚会，开始认真学习。以前我有上百个玩伴，现在只有三四个好友。我的平均成绩从B直升为A。有人建议我如果想研究精神病态学，就应该跟这个领域最杰出的学者做研究生，他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黑尔教授。

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并来到最高戒备监狱的原因。

第2天

我将车停进地区健康中心停车场的时候，远处太阳正从贝克山的后面升起。我抓起副驾驶座上的背包，往大门走去。

还是昨天那个老警卫，他一看见我就挥手让我通过金属检测门。我停下来敲了敲警卫室的门。

“你不记得路？”警卫室喇叭传来声音。

“不是，我给你带了些咖啡。”我举起手里星巴克的早餐袋（感谢我的室友安德烈）。门锁很快打开，他推门走了出来。

“太好了，”他说，脸上洋溢着笑容。“非常感谢！”

我推开沉重的大门，朝办公室走去。还没走几步，就看见格兰特拿着洗好的衣服从洗衣房闪了出来。

“嗨，肯特，”他说，“你有空吗？”

我说，“咋了？”

格兰特的表情显得有些担忧；他环视一下周围，没有其他犯人，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有传言说有个强奸犯不喜欢你，他叫盖瑞。你要注意提防他一下，好吧？”他抽身又回到了洗衣房。

“好的。”我低声说。

我脑子里开始回想昨天的事情，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得罪过哪个犯人，再借我几个胆我也不敢啊。

地区健康中心的综合大楼有几个牢区。大楼西翼有大约30个床位，关押的都是患有精神分裂症这类严重精神疾病的犯人。这些犯人由于病情太严重，通常不会与其他犯人接触。另一片牢区为上下两层，每层4条走道，从中心辐射开去。底层的4条走道关押的都是有心理障碍的囚犯，主要是智商或其他方面有问题的囚犯。楼上有2条走道用于暴力罪犯的治疗，另外2条则用于性侵罪犯的治疗。每条走道关押20到40人不等，取决于是一人一间还是两人一间。楼上各组的治疗方案采取轮替的方式，比如每25个新犯人一组，每3个月轮换一次，直到9个月的疗程结束。这样就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稳定的犯人（访谈者）来源。

通常性侵罪犯与其他犯人要分开关押。这是因为，在监狱里侵犯过妇女的犯人被其他犯人瞧不起。性侵儿童的犯人则又更加低人一等，他们在监狱里经常受到欺凌。因此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也为了保护狱警的安全（他们可能不得不去阻止欺凌），性侵罪犯和其他犯人被分开关押。

但是在地区健康中心，性侵罪犯与暴力罪犯接受的是同样的治疗方案，并且可以相互接触。这样，有时候会导致冲突，但由于犯人们都愿意接受治疗，因此他们通常会比在外面配合些。对于大部分犯人，地区健康中心的治疗结果的好坏是他们假释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他们对监狱规矩的变动较能忍受。

因此，在地区健康中心工作期间，我发现一般犯人与性侵罪犯的交往很常见。

我心神不宁地走向办公室，想不起自己是哪里得罪了犯人。我决定在搞清状况之前尽量避开这个盖瑞。

我修改了针对精神病态量表的谈话提纲，加入了一堆新问题，打印了两份。然后拿起同意书、一袋咖啡，从锁箱中取出铜钥匙，将钥匙捏在手里，模仿了一下妇女用车钥匙防身的动作。

我朝监区走去，径直走进护士站，没有等邀请，打开门栓，看了看身后确定没有犯人跟着，然后进门。我将咖啡豆拿给多萝西。她接过咖啡豆，显得很高兴，马上就开始煮起来。

“真是意外的惊喜。”她说，然后她转过身来望着我。“有什么不顺心？”经过20年与犯人打交道的磨练，多萝西练就了极其敏锐的观察能力。我想她如果玩扑克肯定是高手。

“嗯，你知道有个叫盖瑞的性侵犯人吧？”

“当然知道，”她说，“他就在那边，他经常惹事，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她格兰特的话。我向他保证过，我不知道他告诉我的情况如果说出去会有什么后果。我决定不透露与格兰特的谈话，但希望通过多萝西打听盖瑞的情况，以防患于未然。

多萝西主动说起盖瑞喜欢惹事：盖瑞与负责小组疗程的主管冲突不断；最近有一次，他冲向治疗师吼叫后把墙砸了一个洞（显然治疗小组对此感到高兴，因为这说明盖瑞进步了，他砸的是墙而不是治疗师）；他曾被发现私自酿酒（用酒曲、水果和水混合发酵成酒精饮料，通常藏在囚室的马桶里）；他还被怀疑打了另外两个犯人，但没有被指控。

我抬头看了看多萝西房间里贴的盖瑞的照片，他被指控犯下两桩强奸，刑期15年，已经服了14年刑，很快会被释放。他之所以来到地区健康中心，是因为加拿大惩教部考虑他刑期即将结束，希望在释放之前让他接受一下治疗并评估风险。后来我了解到，盖瑞被评估为再犯风险极大，因此官方希望能降低这个风险。

盖瑞块头很大，身高超过180厘米，胸肌发达，肩膀粗壮，体重接近125千克。

我捏了捏手里的钥匙……意识到想用这片小小的铜钥匙对抗体重达125千克的愤怒的性侵罪犯完全是徒劳，我心里愈加紧张。

盖瑞去接受小组治疗经过门口时，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在盯着我。等他走过身后，我才稍微放松了一点。

戈登缓缓走过，看到我，朝护士站走了过来。

“有些家伙想找你报名，”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了十几个名字。

“多谢帮忙。”我说。

“嗨，小事一桩。”他看了看四周，确信没有人偷听，“你看我能不能帮你干点什么？”

我笑了笑……

“能帮当然好啊，不过我能做的也就是让你第一个参加下阶段的研究。按规定不能让研究对象参与招募其他研究对象。当然，很感谢你的热心。”

戈登回应道：“哦，好吧，可以试一试……那下阶段什么时候开始？”

“还要几个星期，现在还在调试设备。”我说。

“好的。”戈登转身离开。

我浏览了一遍名单，戈登似乎是在昨天晚上挨个房间问过去，让整条通道的人都签了名。也有可能他根本就没去问他们，直接把他这一区的每个人的名字都写上。会不会才过一天我就失去信任了？

我从护士站出来，看了看盖瑞出去的门，确信不会有人进得来，然后朝戈登所住的通道的最里边的房间走去。犯人在四处走动。我喊了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麦克・韦斯特，麦克在吗？”“我就是。”房间里面传出声音。

“你愿意参加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吗？”我问道。

“可以。”一个声音回应道。一个瘦高个朝我走来，“我们走吧。戈登昨晚跟我说了这件事。”

我想我可能误会了戈登。

麦克有吸毒的问题。在访谈开始后他很快就主动说他不像其他人那么暴力。他只是抢劫，结果情形失控，有人受了伤。

“我只是想搞点钱。”他回忆道。

麦克在多伦多郊区长大。他读完高中，开始在工地干活，一步步成为了重型机械的操作员。他干过许多工作，干得最长的工作超过4年。我认识他时他快40岁了，被指控严重伤害和殴打他人、袭警、危害他人安全等罪行，刑期6年，已经服刑5年。麦克已经结婚10年。他的妻子搬了家以便经常来看他；她现在的住所离监狱只有几英里远，并在当地一家餐厅当侍应。

他从高中开始吸食大麻，他称之为入门毒品。毒贩刚开始是免费给他提供毒品，然后卖给他，进而诱惑他尝试其他毒品。他染上了海洛因，很快上瘾。麦克最初只是偶尔尝尝，但最终不得不长期吸食。他对家人、朋友和后来的妻子都隐瞒，直到无法解释钱的去向才暴露。缺钱了，他开始偷窃，把电视机和电子产品都当掉。他开始欠债，借高利贷，最终走向持械抢劫。他解释说，就是一点小事，他抢了一家夫妻店，抢了四五百块钱，足够一星期的毒资。他说，他也想戒掉，但是做不到。然后就是抢7-11便利店，他开车逃跑。一辆警车刚好路过，接到了报警。紧接着就开始了一场狂飙追逐，最后以撞车收场。被他撞到的一家人伤势严重，被送进医院，麦克说完的时候，眼角泛起了泪花。

“我的确很糟糕，”他说，“但是现在我已经戒掉毒瘾5年了。”

宣判前，麦克在看守所关了1年，然后被送往联邦监狱。在加拿大，如果刑期不超过两年就在本省监狱服刑，类似于美国的县级或市级看守所。刑期超过两年的则去联邦监狱，由加拿大惩教局管辖，在各省都设有监狱。

麦克在省看守所戒毒并接受心理和药物治疗——药物滥用认知行为疗法以及药物治疗以应对戒断效应，剂量逐步减小直到完全戒除。他向妻子和家人保证，自己不会再犯。等服完刑后他想回去到建筑业谋个职位，重新开始生活，过有白色围栏的生活。他没有这样说，但显然这就是他的梦想。

麦克对家人、妻子甚至其他犯人都有感情。他教其他犯人学初等数学和英语，服刑期间行为表现评价也很好，没有一次违纪、吸毒和斗殴的记录。麦克不与问题囚犯来往。他最初在中级戒备监狱服刑，不到一年就被转为低级戒备。他被认为逃跑的可能性很小，是模范囚犯。

“你怎么会到最高戒备来？”我问道。

“为了这些年轻小伙，”他说。“他们（监狱心理医生）告诉我参与这里的治疗对我有好处，这样我就不会再有任何暴力行为，并且我戒毒的经历可以警示其他人。所以我就来了；我告诉他们我的经历，以及我是怎样回到正轨的。”

麦克的精神病态量表得分为11。对于最高戒备的犯人来说是很低的，远远低于犯人的平均分22。我认为，麦克不会再回到监狱，他应该是真正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

麦克建议我访问他的室友。“我认为他有问题，也许你想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是吧？”

我跟麦克一起回到监室，找到了他的室友鲍勃。鲍勃精力旺盛，对什么事情都很来劲。鲍勃很有个性。在我们访谈期间我几乎插不上嘴。我问他一个问题，他会说上一刻钟。这是我第一次在访谈中哈哈大笑。我不知道在进行这种临床访谈时准不准这样大声笑，但我实在是克制不住，纵容他，还告诉他，他很搞笑。说老实话，他的经历的确很好笑。

由于我同囚犯之间没有冲突，他们在访谈中都很放得开。他们告诉我的所有事情都会保密，不会记录到他们的档案里，也不会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并且，就像前面说过的，他们的名字都是化名，细节也有删改，以免读者猜出他们的身份。）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想了解他们。还记得我第一次走进监狱时的感觉，就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我想要知道这些人行为背后的原因，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当时的想法是想用我在访谈中得到的资料来帮助改进风险评估。

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加拿大，每年会假释上千名犯人。假释委员会由各种背景的人组成，有权决定谁可出去谁不能出去。当犯人申请假释时，委员会希望知道这名犯人出去后再犯的可能性有多大。无论是对于犯人还是公众，这都是个性命攸关的决定。对社会来说，这个决定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和情感上的影响，对未来的受害者来说更是如此。假释委员会可以面试犯人，然后做出是否释放的决定（绝对不是好办法）。他们也可以咨询心理学等方面的精神健康专家、社会学工作者，或是精神病学专家来做专业判断（也不是好办法），或者要求对犯人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参考评估结果来做出判断（这个办法还行）。

假释委员会在预测犯人出去后的表现方面并不是很在行。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同无精神病态的犯人相比，有精神病态的犯人说服假释委员会放他们出去的机会更高[2]。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精神病态犯人更有可能出去再犯。对于谁出去后会再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给出的专业判断也被证明非常不可靠[3]。

让一群人或某个人去猜都不可靠，因此科学家们转而开始寻找风险评估工具或程序，基于一系列数据来对犯人进行全面评估。犯罪学家和司法精神病学家对各种引发和抑制犯罪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一些变量可精确定量，例如犯人的年龄、受害者的性别、犯罪前科类型、初犯的年龄，等等。这些量能用来粗略估计再犯的可能性，但对于谁会暴力犯罪、谁会性侵，预测并不很准。有些则是心理变量，比如智商和个性，也包括精神状况等。还有一些是会变动的量，比如婚姻状况、教育、工作、家庭关系，等等。这些量被输入数据库，然后由科学家对其进行分析，以确定哪些量能预测犯人再犯的可能性。基于这些信息，研究人员设计出各种测试，提供给假释委员会参考使用，帮助他们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这也就是我的事业开始的初衷。风险评估刚刚进入法律界的视野，我的首要目标是改善预测风险时的诊断敏感性和针对性。我想帮助法律决策者识别出高风险罪犯，尤其是精神病态者，这样就能避免将他们放出去，或者至少将他们释放到可以保证让他们不会再犯的地方。

20世纪90年代中期，精神病态学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一例针对精神病态者的脑扫描研究。在1991年之前，甚至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他们进行临床诊断（那年《精神病态量表手册》第一版刚刚出版）。当时只知道精神病态者再犯的风险很大。精神病态量表得分高的犯人5年内再犯的可能性比得分低的犯人要高4至8倍，而且更有可能的是暴力犯罪[4]。显然，对犯人的风险评估方法至关重要。

鲍勃告诉我，他是如何徒步翻越边境到美国（在美国和加拿大5000千米边境线上有一些围栏），然后搭便车到印第安人保留地买大量香烟，把背包塞得满满的。再又搭便车返回边境附近，徒步把香烟带回加拿大。在加拿大出售这些香烟，大赚一笔。在加拿大香烟的税很高，他赚了不少钱。

“你都卖给谁？”我问道。

“噢，那是最精彩的部分，”他回答说，“得卖给不会出卖我的人；我都是卖给孕妇。因为她们不好意思去商店买，因此她们愿意出比零售店更高的价钱从你这里买。很爽，赚钱很容易。”

鲍勃干过各种犯罪活动，有我听过的，有我没听过的。他干过信用卡诈骗、身份盗用（离开办公室时我特意查看了一下我的钱包还在不在）、入室行窃、偷车，偶尔还抢劫，不定期少量吸毒、买卖毒品和处方药（有一次他恐吓一位医生给他开假处方，然后跑遍镇上的药店攒药），最近一次他被指控杀人。

鲍勃还有恋物癖。他喜欢偷窥，收集女人内衣。有一次被逮捕时，警察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3千件女人内衣。

鲍勃描述了他在公寓里被警察铐在椅子上盘问的情形。

“我警告那个警察，”他说，“不要打开衣橱。”

警官刚把锁打开，衣橱就炸开了，无数件女人内衣涌了出来，把警察一下子埋在里面（其中许多都是脏衣服。鲍勃似乎喜欢入室或在洗衣店的洗衣袋里偷衣服）。

我眼泪都笑出来了。

鲍勃也笑了，接着说，“一起来的警察也忍不住笑作一团。我只能说，我喜欢女人的内衣，各式各样的。”

“你懂这个，”他说，“你说我是不是多动症？小时候就有人说我有多动症，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在树上连续坐3个小时，透过二楼的百叶窗的缝隙观察，等有人进入卧室脱衣服，这有多难你知道吗？”

“不容易，”我说。

“是啊，不容易，”他一边往椅背上靠一边说。

我们又谈了一个小时后，我对鲍勃的认识已经相当清晰了。

“好了，鲍勃，让我们谈一下你最后一次犯罪吧。是怎么回事？”

“噢，那事，好吧，其实很简单。和我一起住的那个女孩，我的3个忌讳她都犯了，再三反复激怒我，把我气爆了。她在洗澡，我冲进洗手间，把她狠狠撞到墙上。她的头撞到了墙，滑倒在浴缸里，浴缸里全是水。我掐住她的喉咙把她往水里按。我当时气疯了。当我清醒过来后……天哪，我闯祸了。我干了什么，我得清理一下，好好想想该如何摆脱这个垃圾。我是说，当时我恨死她了。”鲍勃绘声绘色，对这件事情中“有意思的”环节还觉得好笑。他手势不断，形象地描绘着事件的整个经过。

我坐在桌子对面，他讲这件事情时我笑不出来，他的罪行让我感到作呕。

“我把她塞进一个大箱子里，把她拖出去放到车上（当时天已经黑了）。你知道，事情做得很蠢，我把她放在副驾驶座上。然后开到一座桥上，把她扔到河里。我把箱子扔进了垃圾箱，然后去找不在场的证明。”

“你去了哪里？”我问道。

“我去了当地的酒吧喝酒，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如既往。然后我找了个妓女，想用信用卡付钱，好留下收据，但她不肯，所以我只好扇了她几耳光，这样她就能记得我，记得没给我信用卡收据。打得不重，让她能记住我就够了，好给我做不在场的证明。”

“然后我回到家，上床睡觉。过了两天事情才开始暴露。她妈妈不断地打电话找她。”他说这些时，一幅疑惑的表情，仿佛不明白为什么女孩的母亲没有女儿的消息会担心，“我告诉她妈我们吵架了，她搬出去了。”

“警察来询问我，我就告诉他们同样的故事，告诉他们她出走的那天晚上我在哪里，你知道的，我去找了妓女，可以查得到。”

“警察反复来询问我，我坚决不改口。大约一个月后，她妈一直催警察破案，他们不断来找我，要把我铐起来，他们诈我说已经找到了尸体，使出各种手段想让我说出实情。而我则把警察好好地戏耍了一番。他们想录下对我的盘问，我不断地要求要见律师。但他们是不可能让我见律师的。”

“我估计他们总有一天会找到尸体，到那时我会很难脱身。因此我想如果在他们拒绝我见律师后我对着摄像机认罪，这样也许我就能从技术层面上翻案，即使他们找到尸体之后也无法再指控我。所以，在录像时我反复要求见律师，然后我说是我干的，我把她杀了。但我要他们给我找律师。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把尸体扔在哪儿了。”

“最后他们给我找来了律师。我告诉了他录像带以及不肯让我见律师的事情。这应该侵犯了我的权利，对吧？”

“结果律师告诉我警察没有给他录像带，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录像带的记录。他说，既然你已经认罪了，告诉我尸体在哪里，我替你和警察达成协议。我气坏了，你知道的，电视剧里不是经常这样吗。最后律师给我达成了协议，判误杀罪，我只能坐牢，然后争取假释，不过还好，没什么好担心的。”

精神病态犯人与其他犯人的另一个区别是，精神病态者对于坐牢不感到难过。大多数犯人被关起来时会沮丧，他们觉得坐牢有压力。而精神病态者的一个显著的异常是他们不会为什么事情烦心。他们不会多想，也不会沮丧。

鲍勃的量表得分是35分，毫无疑问，他是精神病态者。我想告诉麦克他的室友是什么毛病，但那样做是违规的。麦克只能继续疑惑下去。

5年后，我还在地区健康中心，鲍勃又出现在我面前，说，“嗨，还在做那个研究？我想再做一次。”

我望着他。“你怎么又回来了？”

“噢，”他笑着说道，“又有个贱货犯了我所有的忌讳。我有什么办法？”他笑着走开了。鲍勃的忌讳？他女友说他“胖、秃、穷”——在后来的访谈中他告诉我，“我全部3个忌讳她都犯了，不过这次尸体藏得很好。”

结束与鲍勃的第一次访谈后，我回到办公室。路上遇到了格兰特。

“嗨，肯特，今天还顺利么？”格兰特问道。

“还好，”我回应道。

“那就好，我们这边的人都喜欢你（他指的普通犯人），小心那些强奸犯。”

“我会的，”我回应道。我打开门走出去，用铜钥匙把门锁好，朝办公室走去。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已经很小心尽量不得罪犯人，怎么会惹到根本还没访问到的人呢？

我离开大楼，走出最后一道大门后，深深吸了一口气，尽情享受着我的自由。

第3天

问过早安，送了咖啡，打印好修改过的精神病态量表访谈提纲，我沿着已经熟悉的走廊向精神科大门走去。关门时，我注意到走廊尽头有个身形魁梧的人，面相凶恶，错不了，正是盖瑞。他站着监舍的大门里面，我知道那一小段通道摄像头是拍不到的，估计盖瑞也知道。我转过身，慢慢用铜钥匙锁上门，尽量不让他发现我注意到了他。同时，脑海中回想着我所知道的防身动作，心脏也因紧张而剧烈地跳动起来。

我身后有扇门打开了，两名犯人随着走出来，我侧身让他们先走。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其中一名是格兰特。他回过身，对我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往监舍走去。

盖瑞盯着我。他挺直身体，眼光越过另一个犯人，冷冷地盯着我。格兰特慢下脚步，又回头看了看我，然后看了盖瑞。格兰特向盖瑞走去。盖瑞看着他，两人说了点什么。盖瑞死盯着格兰特。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我尽量把步子放慢，保持正常。感觉就像在做慢动作。盖瑞突然转过身来，冷冷地朝我这边瞪了一眼，然后往监舍里面走去。格兰特跟着他，没有跟我说一句话。

几个小时后我一个人坐在护士站，格兰特出现在门口。

“嗨，”他说，“我把盖瑞的事解决了。他今天早上好像想对你不利，我告诉他不准碰你，碰你就等于碰我。还没有人敢和我作对。随见。”说完他就走了。我还没来得及问话。

我的额头冒出了冷汗。今天早上我差点被一个魁梧的性侵罪犯给揍了。

我提早离开了监狱开车回家，一路心绪不宁。回到家后我拥抱了我的狗——杰克，然后沿海滩跑步减压。饭后，我读完《囚犯们的游戏》，突然，我似乎明白了许多，心情也开朗多了。

第4天

第2天早上，我选了另外一条路，避开了犯人们自由活动的公共区域。我给其他几个警卫亭送去了咖啡豆，大家都很喜欢，我也很开心，但心里却又有点担心，下一步该怎么做？

走进办公室，我马上拨了护士站的电话，多萝西接的。

“格兰特在吗？”我问道。

“我看看，”她说。“在，他在监房里。要他来找你？”

“是的。要他到精神科来。”

“还有咖啡豆没有？”她问道。

“当然，一会儿谈完话我就送过来。”

“他很快就下来，”她说。

我走到大门口等格兰特，手里晃动着钥匙。

过了一会儿，格兰特下来了，随身还带了一个文件夹，步伐很快。

“要我帮助你做下一步研究了？”他说。

“是的，”我说。应该算是吧，我心想。

“好的。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这里是我们小组今天的作业，我得复印几份好发给其他人。”

“你应该去申请复印，用你的个人账户付钱。”我回应说。

“我知道，不过我们是朋友吧，我帮过你的，是吧。我帮你搞定了那个强奸犯。”他的声音变得有些粗。“你欠我的。”

“坐下，”我大声对他说。“你和盖瑞串通好了整我。”

他瞪着眼睛对我说：“胡说，兄弟，我从不和强奸犯来往。你就是这样报答我救你的命？”

他说的有一点是真的——暴力罪犯从不和性侵罪犯合伙。

我也瞪眼大声对他说：“别装了，你想诈我。”

他泄气了。“这次谈话还是保密的吗？”他问道。

“是的，”我回应道。

他转而大笑起来。“你怎么知道的？”

“我虽然刚来，但我不傻，”我回应道，我不会告诉他这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反复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几天我感觉自己都老了一岁。

“别生气，你知道的，我们必须试试你。所有新来的都这样。”他脸上笑开了花。

“我跟你说前面几个新来的家伙都上当了。我和盖瑞配合得天衣无缝，我们本以为你也会上套，”他说。“尤其是你说我们做的一切你都不会说出去。我们想只要不是真把你怎么样了，我们就不会有事；你不要跟别人说我们耍你的事。”

我给所有监狱工作的同行一个忠告——确保犯人不会利用保密协议，犯人会把这个当成护身符来诈你。

“如果你们得逞了呢？”我问道，“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香烟之类的东西，”他耸耸肩，“如果你被抓不会有什么麻烦。我们只是想享受一下，好打发时间。”

直觉告诉我，格兰特和盖瑞的目的不仅仅是这些。

“行了，我要去工作了，”我说。“这件事就算了，我不会说出去的。”我补充道。我确实不准备说出去，我不想让人知道我被耍了。

“好吧，我会告诉盖瑞游戏结束了。真的，没生气吧？我还想继续参加研究。”

“我会找你的，”我说。“你是一个不错的研究对象。”在他起身离开时我揶揄道。

“等等，把这个带给多萝西，”我把一袋咖啡豆递给他。“如果没送到，我找你负责。”他笑了笑，往监房走去。

我坐下来，深呼吸了一下。在本子上写道：监狱绝不枯燥乏味。在描述这个今后20年里我将待得最多的地方时，我最喜欢说的话也是：监狱绝不枯燥乏味。

浏览了其他一些犯人的档案后，我从中选择了一些访谈对象。然后我进入监舍安排访谈，顺便和多萝西喝杯咖啡。

多萝西和我谈了地区健康中心人员的进出情况，帮助我了解新犯人是何时入监，治疗师对其治疗的安排，以及怎样同警卫搞好关系。这些情况对于我这样刚进来的新人很重要。

盖瑞出现在走道尽头，他那副冷酷的表情消失了，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他向我点了点头，又回到了他的监房。

“回去干活了。”我对多萝西说。

“回去干活。”她回道。

我第一次走进了性侵罪犯的廊道，一直走到门口写着盖瑞名字的监房。

“盖瑞，”我朝昏暗的监房里喊道。他的墙上贴着曲棍球球星和橄榄球球星的照片。

“我猜你肯定会来找我，”监房里传出声音回应道。

盖瑞从监房里面冒出来，走到门口。

他块头很大，肌肉把T恤撑得紧紧的。幸亏我们没有发生冲突。

“这个研究你参不参加？”我问道。

他笑道：“当然，你就问我这个？”

“等你签了同意书和保密协议，我们再细谈吧。”我说。

“你是说我还没有签保密协议？”他的语调有点紧张。

“当然，你又没签字。”我意识到可以利用这个要求他配合。噢，好吧，我心想，道德委员会会谅解的。

“好吧，干吗不参加？大家都说和你说话很有意思，”他回应道。

“把这份协议签了。根据这份协议，我可以看你的档案，午饭后再来找你谈。”

“没问题，”他说。“不过你要看我的档案的话可能得花些时间。”他笑着坐回他的床上。

“那好，下午2点我来找你。”

我从监舍里出来直接走进档案室，借阅盖瑞的档案。

通常每个犯人的档案有1～2本，大约6～8厘米厚，内容包括警方报告、机构行为报告、社会工作者的记录、与其他精神健康医护人员的谈话、家庭和工作记录、学校档案，等等。但这次，工作人员拿出了约18厘米厚的文件，用橡皮筋捆在一起。我接过文件，心想，还不赖。工作人员说，“等一下，这只是第一垛。这个箱子里装的都是，你要搬走吗？”

“啊，箱子？好吧，”我说。盖瑞的档案装满了整整一纸箱。估计午休时间看完他的档案是不可能的。

这是我读过的最让人吃惊的档案。根据分析结果，盖瑞成了精神病态量表测试结果的满分（40分）获得者。在今后的20年里，我遇到像盖瑞这样的人屈指可数。

几年后，盖瑞成了第一个接受脑扫描的精神病态者。

戳穿了盖瑞和格兰特的把戏后，犯人们接纳了我。他们大部分都签字同意参与了我的研究。在地区健康中心的7年里，超过95%的犯人自愿参与我的研究。我的事业也渐渐步入了正轨，访谈了数百名犯人，了解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判断出他们的症状和个性特点，并最终研究了他们的大脑。

第2章　受困的灵魂

全世界精神病态者超过两千九百万[1]。

2008年，约翰・希布鲁克为《纽约客》撰写了一篇介绍我的实验室的专访，题目是“受困的灵魂”[2]。作为文章正式撰写前的考察，约翰数次访问了我和我的实验室，并探访了我的研究实验基地——新墨西哥监狱。开始，希布鲁克并不了解精神病态者的研究，他对精神病态者的了解主要来自电影和媒体。我们用了几个星期探讨精神病态的研究历史。获得充足的信息和数据后，希布鲁克的文章准确地抓住了这个领域在当时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争议。

我告诉希布鲁克，当今社会人群中符合精神病态标准的比例略低于1%，大约150人中有1个。而监狱中精神病态者的比例远高于社会，因为精神病态者容易犯罪。研究表明全世界的犯人中有15%到35%符合精神病态的标准，在高警戒等级监狱中的比例更高。我告诉约翰，当大部分精神病态特征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时，似乎发生了某种很不同寻常的事情。经常有人引用我的话说精神病态“只是有些不一样。”

不过，应当认识到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精神病态的症状特征，幸运的是精神病态特征的症状分布是不均匀的，大多数人很少具有的特征，有些人多一些，只有极少数人具有大部分精神病态症状特征。科学家将这一部分人界定为精神病态者。

但精神病态一词一直被滥用。例如，媒体经常称某个华尔街交易员、政客或烂仔为病态人格。在这种背景下“精神病态”通常被用作贬义词，而不是指这种病的科学含义。当有人问我关于这些政客的问题时，我通常会回答说这些人的精神病态症状可能比我们多一点，但我认为只有很少一部分、具有足够多症状的人才应被界定为精神病态者。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些与我们“有些不一样”的人的历史。

精神病态者简史

这一章的标题同希布鲁克的文章相同。“受困的灵魂”一词源自于德国精神病学家科赫（1841～1908）的学术著作，学术界公认是他第一个提出了精神病态（psychop astiche）一词[3]。“精神病态”的字面意思就是“受困的灵魂”。

在科赫之前很久，精神病态就被关注到了。事实上，历史上许多人的症状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精神病态。

关于精神病态症状，最早的描写也许是公元前700年《旧约》中的《申命纪》[4]。400年后，亚里士多德的一位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1～前287）首次在其学术研究中详细记录了精神病态，他将其描述的精神病态者的原型称为“无道德的人”[5]。

文学作品中有许多精神病态者的故事。希腊和罗马神话中充斥着对这类人物的描写。《圣经》中描写得最早的谋杀犯该隐就疑似精神病态。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精神病态者的故事：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以及《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中的亚伦，还有17世纪中国小说《金瓶梅》中的恶棍西门庆。更近的包括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三文钱的歌剧》中的麦基斯和托马斯・哈里斯的小说《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莱克特，等等。

在一些前工业社会中同样存在疑似精神病态者，这表明精神病态特征的出现并不是高级文明的产物，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尼日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叫尤鲁巴斯的部落中，族人将他们中的精神病态者称作“阿拉那坎”，意思是“行事无视他人，不合作，充满恶意，冥顽不化的人”[6]。因纽特人有一个词为“昆兰格塔”，指的是那些“心里知道该那么做，但又不会那么做”的人，以及不断撒谎、偷窃、欺骗和强奸者[7]。

历史书中，精神病态者常被描写为怪物、恶人，缺乏大多数人具有的情感纽带，并极力排斥这种纽带。简单地说，精神病态者没有道德感和同情心。同普通人一样，精神科医生也对精神病态者很好奇。自从19世纪初精神病学诞生之时起，医生就开始记录精神病态者及其行为特征。

精神病态研究史

第一个记录这种病例的精神科医生是现代精神病学创立者菲利普・皮奈尔（1745～1826），他是比塞特医院的院长，这家医院位于巴黎郊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精神病院。皮奈尔记述了一群mania sans délire（疯狂但不谵妄）的人[8]。这些人的智商没有问题，但是其行为有很严重的缺陷，包括极为残忍、反社会行为、酗酒和吸毒、不负责任、缺乏道德感。

让皮奈尔震惊的是这类人的智商通常都很高，而有些地方却不对劲。根据皮奈尔以往的认识，只有那些有幻觉或意识扭曲的人才被认为有精神病。但是他发现了越来越多有严重道德缺陷的患者，因此他改变了自己的认识。皮奈尔第一个描述了这种没有心理或智力方面毛病的精神病态者，并将这类患者与有精神病行为的患者区分开来。

精神病与精神病态完全不同。精神病是心智错乱，它会导致幻觉、妄想和思维反常。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美丽心灵》，表现了这种情形。在影片中，罗素・克劳扮演诺贝尔奖获得者数学家约翰・纳什。纳什有幻觉和妄想，但他还是发展了博弈论，为经济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和严重抑郁等。而这些精神病的症状在精神病态者身上一般看不到[9]。事实上，医生正是根据是否有精神病症状来大致区分精神病态者和其他精神病患者。

与皮奈尔相呼应，美国精神科医生本杰明・拉什（1745～1813）提出，同智力功能一样，道德功能的缺失可能也受大脑损伤影响，应当被视为一种疾病[10]。

美国的法律体系中，自由意志和责任的观念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精神科医生则发现了越来越多脑损伤引起的精神疾病有可能导致犯罪行为。一直以来，精神病学与法律的关系都很紧张。詹姆斯・普里查德（1786～1848）提出的“悖德狂”概念的发展过程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紧张关系[11]。普里查德对悖德狂的界定很宽泛，包括除了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发育迟滞之外几乎所有的精神疾病。在19世纪，悖德狂的概念在美国精神医学界引发了许多争议。

争议中，普里查德的一位支持者，英国杰出的精神病学家亨利・莫兹利（1835～1918）于1875年写道：

就好像有些人不能分辨某些颜色，这种情况称为色盲；有些人没有乐感，不能分辨音调。同样也有少数人天生不具备道德感（p.58）[12]。

艾萨克・雷（1807～1881）等著名的“悖德狂”概念的支持者认为，情感因素和智力因素对于精神错乱的界定都同等重要。雷认为行为是由大脑决定，情感能力的缺失与大脑异常有关[13]。

“悖德狂”概念及后来的衍生观念，从此开始了与法律体系纠缠不清的关联。一方面，精神病学家认为，精神病态同精神分裂症一样是一种疾病；另一方面，许多人非常关注对犯罪行为的医学认识到底能带来什么。

关于悖德狂的争议，在法律界和学术界持续不断，这方面的出版物也不断涌现。鉴于悖德狂一词的争议性，以及这个词被滥用的情形，德国精神病学家科赫于1888年提出了“精神病态”这一专用术语。

同时，科赫还第一个提出，要诊断一个精神病态者，必须考虑其完整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对其症状的表现有全面的了解。这个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今天我们在法律上对精神病态者的诊断。科赫的诊断标准影响很大，并被收录在埃米尔・克雷丕林经典的《临床精神病学》教科书（第8版）中[14]。

虽然科赫对精神病态的定义不像悖德狂那样宽泛，但还是被用来广泛指代所有的人格障碍。精神病态德国学派就将伤害他人同时也伤害自己的人也纳入这个范畴，这种观点忽视了道德障碍是这种病的核心。

到了20世纪20年代，精神科医生将抑郁、意志薄弱、过度害羞和不安的人都称为“精神病态”——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不正常的人都包括了进来。例如，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换子疑云》就描绘了发生在1928年的一个真实的悲剧故事，影片中克莉斯汀・柯林斯（安吉莉娜・朱丽扮演）由于不断质疑警方对她儿子失踪案的处理，而被关进了“精神病态病室”。

反社会与精神病态

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精神病态的认识已深受科赫的观点影响。这个观点很快与兴起的行为医学心理学观点产生了冲突。行为医学认为，人类大脑在出生时是一块白板，其所有特征，包括精神病态都是社会影响造成的[15]。“反社会”一词于20世纪30年代被提出，明确将精神病态归结于社会因素。对反社会的诊断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概念太广泛了，许多人都被包括进来。可以说所有罪犯都符合这一标准。从此反社会一词就一直与精神病态相混淆。

反社会和精神病态是完全不同的。反社会的概念很广泛，包含各种类型的有反社会行为的人，起因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精神病态的概念则是基于遗传学，病源并不清楚。换句话说，遗传和大脑结构以及环境导致了精神病态的产生。虽然现代学者不再用反社会指代精神病态，但还是有很多人混淆这两个概念。

精神病态诊断研究

1923年，精神病学法医本・卡普曼（1886～1962）在华盛顿伊丽莎白医院组织举行第一次正式的精神病态方面的研讨会议。卡普曼感到心理学家普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要解决精神病态的成因问题（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首先要明确这种病的症状。德、英、意、美等国的学者因此聚集一堂讨论界定精神病态的第一份完整的症状清单[16]，他们的中心议题是精神科医生都对精神病态者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让精神科医生困惑的是，精神病态者很聪明，却无法利用其智力控制自己的行为。

我经常将精神病态者称为会行走的矛盾体：他们说一套做一套。以前，精神科医生对精神病态者不断的自相矛盾的言行感到困惑，甚至沮丧，一旦这些精神病态者离开了精神病院或是监狱就会再次犯罪。精神科医生觉得精神病态者应当能够从他们糟糕的处境中——离婚，破产，被捕，同父母、亲人和朋友的冲突——汲取教训。然而让心理医生沮丧的是，治疗结束后，精神病态者又会故伎重演。

20世纪的进展

弗洛伊德（1856～1939）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在20世纪初期占主导地位。弗洛伊德的主要观点是人格结构理论，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男孩无意识的恋母弑父心理——发展的产物。正常的超我会抑制住不符合伦常的性冲动。而如果人格受损或发展不健全，就会缺乏抑制本我（本能欲望）的能力，从而导致反社会行为。

人格结构学者发现，精神分析疗法对精神病态从没有成功过。相反，精神病态者的本我还会因为治疗师对他的兴趣感到很得意。结果许多人格结构治疗师发现，精神病态者在治疗后变得更糟糕，更以自我为中心。

弗洛伊德的观点在今天的大众文化中仍然有市场。例如，在HBO的热播剧《黑道家族》中，治疗师在对虚构的黑手党大佬托尼・沙普蓝诺（詹姆士・甘多费尼扮演）进行多年人格治疗后最终宣布，托尼是无可救药的精神病态者，她决定放弃对托尼的治疗。人格结构疗法对精神病态者无效，因为他们通常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不对；他们对于参与治疗或是改变自己没什么兴趣。人格结构疗法对精神病态者的不成功导致了今天仍然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精神病态是无法治疗的[17]。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和精神分析疗法很快就饱受诟病，人们认为这根本不是理论。因为人格结构理论不能给出任何预测，因此也没有任何可检验的假说。

1941年，美国精神病学家赫维・克勒利（1903～1984）出版了名著《精神健全的面具》，从而改变了精神病态研究的面貌[18]。克勒利尝试将精神病态与其他精神疾病区分开来，并用大量的病例阐释其症状。通过病例研究，克勒利总结了16条标准，并成为了这种疾病的现代诊断基础。克勒利用优雅的文笔向读者介绍了精神病态的症状和组成。克勒利的标准（参见表1）是根据其他学者之前发现的特征，但是经过了更详细的分析和提炼得出的。在其专著《精神健全的面具》后来的4次再版中，克勒利总结了近50年来的临床经验，不断完善、改进对精神病态的认识。

表1　美国精神病学家赫维・克勒利在《精神健全的面具》的5个版本中（1941/1950/1955/1964/1976）列出的精神病态的16个特征

克勒利为精神病态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多次再版的名著《精神健全的面具》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和界定。

黑尔精神病态量表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临床精神科医生和相关工作者感觉到需要一份实用的精神病态临床定义。罗伯特・黑尔博士（1934～）和他的学生基于克勒利的标准建立了一套诊断精神病态的临床评分表。

《精神病态量表（PCL）》（第1版）于1980年发表[19]。1991年PCL进行了修订，统一了一些条目，并对评分标准进行了优化[20]。自从1991年的《精神病态量表》（修订版）发表以来，其条目数量和评分标准就再没有变化过。2003年该手册再次进行了修订，参考了之前10年最新的研究成果[21]。

在此前150年的精神病态研究史中，专家们都没有公认的诊断工具。自从黑尔的《精神病态量表》（修订版）发表后的20多年里，大家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工具。学术界发表的大量文献证实了它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许多研究证实了黑尔精神病态量表可以可靠地诊断精神病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庭的对抗程序中，精神病态量表同其他心理学工具一样有可能被滥用。为了避免这类问题，法律系统应当依靠法庭自身而不是当事人双方雇请的专家来解决问题。这些文献也成了这本书的科学基础（见图1）。

对于大多数临床医生和研究者来说，黑尔的《精神病态量表》（修订版）（后面简称为精神病态量表）已经成为了诊断精神病态的“黄金标准。”无论是精神病态的普通诊断还是司法鉴定诊断，它都是应用最广泛的工具。目前已经被译成16种语言，在全世界广泛使用。

图1　在谷歌学术搜索关键字为“精神病态”的科学文献，1970年至2010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从1993年开始出现了爆发性增长，这应该是由于黑尔《精神病态量表》（修订版）在1991年发表之后，对精神病态的诊断有了标准所导致的。（基于谷歌引擎搜索2011年12月7日的结果；2011年和2012年的数据基于2013年6月11日的结果补充。）

从表2中可以看到，精神病态量表包括了克勒利及其他学者总结的几乎所有精神病态行为特征，以及评估社会越轨行为的附加特征。

表2　黑尔精神病态量表（Hare，1991；2003）的20个项目在1991年以后成为了诊断精神病态的临床评分工具和诊断标准

要完成精神病态量表的打分，必须由训练有素的医生进行约2小时的半结构化访谈，并对附属文件进行评估。附属文件通常包括警方报告、社会工作者的评价、家庭变动、工作经历、教育、人际关系、儿童期、青少年期以及犯罪史和犯罪细节[22]。根据访谈和文件给出的信息，再由医生依据精神病态量表手册的评分标准对20项条目进行打分。

我曾指导数百人使用精神病态量表，包括本科生、研究生、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23]。通过大约1星期的高强度训练和评分实践，几乎所有人都能可靠地利用精神病态量表评分。

黑尔博士被公认为现代精神病态研究之父。2010年，他荣获了加拿大勋章，这是加拿大颁发的最高公民荣誉，以表彰他发展精神病态量表做出的科学和社会贡献。

精神病态与《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虽然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了克勒利和黑尔相继提出的情感特征的重要性，但还是有些精神科专家怀疑，普通医生能否准确、可靠地判断缺乏同情心、负罪感或懊悔感之类的情感标准。

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对一些情感类项目，比如对缺乏同情心者进行评分时，根据评分对象做过的某一件坏事，例如导致他们接受评分的罪行，给出过高的分数。例如，某个人对儿童进行了性侵，接受评分训练的人在被问及根据这种行为是否应当对缺乏同情心一项给予高分时，许多人都会举手同意。但这是错误的[24]。性侵行为只是表明同情心有缺陷的证据之一。要对缺乏同情心一项打高分，必须有证据表明这个人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和大部分时间里都有这个特征——这是科赫对人格（障碍）症状评估的基础性贡献。因此虽然儿童性侵罪犯很有可能在缺乏同情心一项得高分，但得高分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和很长时间里都表现出缺乏同情心，不能因为一次性侵行为就打高分。

在精神病态量表打分培训中，我们教授的一个技巧是，忽略当事人被指控的这次罪行。忽略导致评分对象入狱的罪行后，其得到的精神病态项目分数应当是一样的。这样可以避免评分人因评分对象的一次恶行而对其所有项目打分都偏高的常见问题。

不经过适当的训练，许多医生都很难准确地对精神病态进行打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求需要在工作中进行精神病态评估的医生，必须参加专业的课程训练。这也是为什么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要获得职业资格需要不断培训的原因之一。

但是，针对情感性心理特征能否准确、可靠地进行诊断，这个分歧导致了美国精神病学会主编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中，对精神病态的分类在几次改版中不断变更。

DSM是诊断精神疾病的“圣经”。它是临床精神科医生将患者诊断和分类为各种精神疾病的标准。对病人确诊是选择正确治疗方案的前提。然而，界定精神疾病是很复杂的过程，我经常提醒学生不能只依赖DSM。DSM是一个好的起点，但如果你想进入精神疾病研究的前沿，或是想发展新的疗法，你就必须了解各种精神病诊断方法的优缺点。此外，DSM是不断变化的，它受社会发展、科技、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因此，研究者必须了解其所研究的精神疾病的历史，并充分掌握DSM以前的版本对这类病的评估是怎样的。

对于DSM对反社会人格障碍/精神病态的处理，有许多不同意见[25、26]。这促使美国精神病学会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以改进精神病态传统症状的覆盖面。结果，DSMⅣ（和DSMⅤ）中重新将在DSMⅢ中删除了的一些情感性心理标准编入进来，作为妥协，并没有具体给出如何评估这些症状的指导。

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法医有可能依据DSM将某个人诊断为反社会人格障碍，然后错误地借鉴基于精神病态量表的文献，将文献中关于再犯可能性和治疗效果方面的研究结论错误地应用于只有轻微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身上。

我经常有意识地询问律师和法官后，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他们咨询的法医告诉他们精神病态量表和DSM中所涉及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是一回事，而实际上它们完全是两码事。

在给专业培训班授课时，我这样总结DSMⅣ反社会人格障碍与精神病态量表对精神病态的评估之间的关系：

DSM反社会人格障碍标准，只是用黑尔《精神病态量表》对精神病态进行诊断的前导。因此如果你是这方面的医生，当你完成了访谈，发现患者符合DSM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标准，你就可以判断此人有人格障碍。但接下来还应当继续用黑尔《精神病态量表》（修订版）对其进行精神病态评估。这样医生才能诊断患者是否为精神病态，然后再借鉴精神病态方面的大量文献来确定治疗方案和管制措施。如果是法医，你可以跳过DSM标准，直接使用黑尔《精神病态量表》（修订版）。

精神病态研究的历程充满了曲折，但学术界最终还是为这种疾病找到了公认的标准。在下一章，我将通过两个著名的案例，更深入地探讨精神病态的症状。

第3章　“刺客”

在北美，每年被精神病态者杀害的人比9・11恐怖袭击中死亡的人还多[1]。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发生了两起暗杀总统事件。第一次是1865年，约翰・威尔克斯・布斯枪杀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6年后的1881年，查尔斯・吉特奥枪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此两起凶杀事件的凶手使用的是同样的武器，0.44口径左轮手枪，但这也是这两名杀手仅有的共同之处。

布斯是一名优秀的舞台剧演员，生活条件优越。布斯同情南方，为了挽回南方的败局，在南方盟军将军罗伯特・李投降几天后暗杀了林肯。而吉特奥与布斯不同，他完全没有动机，这让美国人深感疑惑。在对吉特奥的审判中，关于他是否为悖德狂及其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在医学界和法律界引发了分歧。

多数人认为可怕的罪行已表明罪犯的人格不正常，甚至错乱。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所有杀人犯都是精神病态者，许多人认为是。但是前面已经说过，精神病态非常复杂，不是单凭一次罪行就能认定，无论罪行本身有多么严重。在这一章，我将通过美国历史上这两个最著名的凶犯的精神病态特征，来展现如何基于对这些特征的评估得出临床诊断。第2章介绍了黑尔的“精神病态量表”是由20项条目组成，体现了这种病症的情感、冲动和反社会症状。每个项目分3等。“0”表示没有这个特征；“1”表示在某些方面有这个特征；“2”表示在生活中各方面都有这个特征。通常在给对象打分之前我会进行访谈，不过布斯和吉特奥都已经不在了，因此我们只能依据历史记录进行评估。幸运的是由于他们的犯罪备受关注，因此能收集到大量关于他们的信息。我们可以找到关于他们的记述，来自他们的家人、朋友、调查记者、自传、历史人物传记，甚至私人日记。这些信息足以让我们用“精神病态量表”给他们打分。在给布斯和吉特奥的精神病态特征打分时，我们必须谨慎，不能让他们的刺杀行动影响我们的评分。虽然两人都对国家犯下了可怕的罪行，我们还是不能让一次事件影响我们的判断，评判时必须考虑两人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本章将为读者提供一扇窗口，使大众了解科学家是如何评估对象的精神病态特征。“精神病态量表”通常被用于对罪犯的风险评估中，同时量表也用于法律体系的其他方面，包括监护权纠纷、离婚官司等争议性案件。对这些特征的评估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是出人意料的。下面我们根据已有的信息，来逐条对布斯和吉特奥进行评估。

1.口若悬河，能说会道

精神病态者的一个行为特征是他们语速很快，口若悬河，经常插话，滔滔不绝，以致旁人很难跟上。信息量实在太大，听众会被绕晕，经常无法消化谈话的全部内容。结果当听众回忆起谈话时，脑子里塞满了听到的信息，观感往往很正面。听众会觉得他们很聪明，甚至觉得可爱，但直觉又感到这个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须通过训练才能对精神病态者的话语进行筛选。

我很喜欢让学心理学的本科生去监狱访谈精神病态犯人，事先不让他们读相关档案，也不告诉他们对方是精神病态者。我会在旁边观察，并让这些新手问对方问题。访谈结束时我会问他们对访谈者的看法。回答经常是“很不错啊，真不知道他怎么会进监狱，”或是“如果是在外面碰到他，我会请他喝啤酒。”然后我把犯人的档案给他们看。这些新手的回答经常是，“这不可能是他。”我告诉学生，“读完他们的档案后再去访谈一次。”等再去访谈时，学生问，“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档案里的这些事情，你犯了那么多罪，强奸，还有抢劫？”对方的回答往往是，“哦，那是以前的我，我想和你谈谈现在的我。”

这些对于想研究精神病态的人，是很有价值的一课。仅仅基于访谈来对精神病态特征进行评估是不可能的，必须收集额外的信息。

你觉得那些精神病态的受害者会认为自己身处险境吗？当然不会。他们也许发现了警讯，他们也可能有过心理斗争，觉得有些不对劲，但大部分精神病态的受害者并不了解与他们打交道的这些人，否则他们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作为心理医生，你需要相信你的直觉和调查。不要放松警惕。面对精神病态者时，小心谨慎绝不是一件坏事。

就吉特奥来说，根据他的商业伙伴、前妻、父母和亲人、朋友、熟人、私人律师的描述以及报纸、媒体对他的生平事迹和审判的报道，他生活中的确是口若悬河。他对谈话的投入和兴奋给每个同他打交道的人都印象深刻。这一项吉特奥可以得2分。

与吉特奥比起来，布斯被视为那个时代的布拉德・皮特。他很有魅力，喜欢运动，出身于著名的演艺世家。他在30多个城市表演过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他将高亮彩色射灯引入舞台，获得好评如潮。他喜欢同女人厮混，迷恋他的女人排队等着进他的房间。布斯被认为是极具魅力、个性活跃的男子。没有精神病理学证据表明他有精神病态特征，但他的名流生活，以及优越的姿态，给人这种感受。我给他打1分（中等）。

在这个特征上，布斯得1分，吉特奥得2分。

2.夸大自我价值

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父亲朱尼厄斯・布鲁图斯・布斯是他的榜样。朱尼厄斯是国际巨星，1821年移居美国之前，已经是英国最著名的悲剧演员之一。他在美国巡回演出，红极一时。著名作家惠特曼称他为“当代最伟大的戏剧演员”。

约翰・威尔克斯的哥哥埃德温也是著名的莎剧演员。埃德温被认为是美国最擅长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之一。

约翰・威尔克斯演艺生涯的起步并不顺利。他最初受怯场困扰，经常忘词而且动作笨拙。刚开始他用中间名作为自己的姓，避开家族姓氏，以避免被认为是依靠父兄的荫庇。

布斯刻苦勤奋，最终成名。据说在19世纪60年代，他一年能挣2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50万美元，在当时属于顶级水平。当时如果演员在台上失误，观众会向演员扔水果、酒瓶，甚至石头。有些地方的观众甚至会愤怒地朝台上开枪。在埃德温的自传中就记述了在淘金热时期去加州巡演时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如果观众发现他们掏血汗钱进来看的表演让人失望，现场很快就会炸锅。约翰・威尔克斯学会了适应这种环境，并在逆境中成长。

约翰・威尔克斯是个花花公子。他对自己的描述傲慢自大，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他暗杀林肯的部分动机是不是像一些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想获取名望。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布斯暗杀林肯是他的保守政治观念所驱使。他视自己为南方联盟的战士，愿为自己的使命献身，并认为林肯是暴君，必须除掉，他认为总统的死可以扭转南方的败局。他之所以犯下这桩他视为战争行为的政治罪行，唯一的目的是获得国民的赞许。另外，约翰・威尔克斯并没有表现出对自我价值的膨胀感。他有能力在舞台上通过努力工作和训练来收获大量的掌声，他有亲密的朋友圈子和家人。他在这一项的得分，最多为1分（中等）。

吉特奥则不同，他认为他不应该干粗活。他的前妻说他瞧不起干粗活的人。他认为自己是当作家的料，但他又没有花时间去努力练习写作，而是剽窃他人的作品。他口才雄辩，很享受听众的膜拜，但他的宗教演讲是抄袭的。他梦想同富家女结婚，环游世界，过高品质的生活，但又没有合理的计划去获取财富。他的前妻是这样看他的：

他总是迫切地想摆脱平庸的生活。要“一切都是最好的”，他希望在最好的地方，只与上流社会、杰出人士、名人交往，有最好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他的最大目标是——跻身上流社会，住最奢华的地方，享用最好的美食。他对平常的生活处处都不满意。（pp.85-86）[2]

在他袭击总统加菲尔德被抓住后，从他口袋里发现的一封信为这一点提供了佐证。

致白宫：

总统的死是一个悲剧，但这是必须的，这是为了共和党的团结，为了拯救国家。人生如白驹过隙，一个人的逝去算不了什么。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很小。在战争中成千上万的热血男儿前仆后继。我估计总统是基督教徒，他在天堂会比在这里更幸福。对于可敬的加菲尔德夫人，以这种方式同她的丈夫分别，不会比自然死亡更糟。随时准备献身是他的职责。我对总统本人没有意见，他的死是为了政治的需要。我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神学家和政治家。我是死忠的共和党人。我在大选期间同格兰特将军等人一起在纽约。我给新闻界留下了一些文章，放在记者拜伦・安德鲁斯那里，记者们可以去纽约大街1420号索取。我将去坐牢。查尔斯・吉特奥。

吉特奥被逮捕后，在他家中搜查时发现了数封信件，其中有一封是写给副总统切斯特・亚瑟（他在加菲尔德死后继任总统）的，信中吉特奥对他的新内阁成员人选提出了建议。

一个病态的支持者愿为吉特奥被处决后的尸体出1000美元。吉特奥回应道，“我认为我不止值这些……也许会有人愿意出2000美元，那样我就能把债还清，这样如果上法庭，倒霉的库克黑尔就无法让那么多人来指控我欠了他们的钱。”库克黑尔是检察官，他传唤了很多人出庭作证说吉特奥欠他们的钱。

在羁押期间，吉特奥忙着写自传。见过手稿的人说吉特奥的自负“简直令人作呕”。

当然吉特奥也想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根据我多年来对犯人的临床经验，许多精神病态者都很自大，他们觉得自己为自己辩护，甚至可以比有经验的律师做得更好，虽然他们大部分高中都没毕业。

这种自恋和自负在吉特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得很明显。他在这一项可以得满分。

分数：布斯1；吉特奥2。

3.寻求刺激，容易对事物感到厌倦

这一特征反映人对刺激和变化的需要。精神病态者觉得循规蹈矩很烦人，他们频繁地改变计划，不断寻求刺激，导致他们在学业、工作和维持关系上的表现不佳。这并不是他们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转移。

据说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学业中等偏下。不过据他的同学和小学老师说，他很勤奋，一旦他开始做题，就算题目对他来说不那么容易，他也不会轻易放弃。布斯同大多数同学一样，完成了在寄宿学校的学业。

表演对于布斯来说也不是件易事，但他在演艺生涯中保持了读书时的勤奋美德。根据他的这种专注，不应在这一项得高分。毕竟，在剧院里布斯一次又一次地扮演相同的角色，如果有这个特征，就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布斯同他父亲一样好酒。他偶尔会因为饮酒过量导致错过演出。而且他也喜欢同女人厮混。他有许多机会安定下来，但他还是选择与不同的女人甚至妓女厮混。因此他又的确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这种特征，虽然在家人、老板和老师眼里不是这样。

吉特奥没有读完大学，也从没有正式从事某个职业。他觉得大部分工作都配不上他。他希望过刺激的生活，能经常旅游，有地位，有名望，但他又不愿通过工作来获取这些。他给将军、参议员写信，甚至写信要求总统委任他担任大使或国外的高级职位。他对刺激有持久的追求。

有这种特征（心态）的人容易尝试吸毒和酗酒。吉特奥的妻子说他从不吸毒或饮酒。但这和他因在公众场合醉酒被捕和经常出入酒吧的说法相矛盾。我们在面对来自不同来源又相互矛盾的信息时要非常谨慎。有吉特奥被逮捕时的记录文档，又有大量证人说他饮酒，这就比他妻子的说法要可信些。

除了不吸毒，吉特奥是典型的这种特征。

分数：布斯1；吉特奥2。

4.病理性说谎

我喜欢用说谎癖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特征。几乎所有人都说谎。这里我们不关心善意的谎言或是流言。

说谎癖指的是病理性说谎，经常完全没有理由，甚至在事实很容易核实时也如此。这个词最初是用来描述人的交际风格。在访谈中，这个特征得高分的人会经常性、毫无缘由的说谎，当被戳穿时也不会感到难堪，而是转向下一个话题。同其他特征一样，这种特征必须是存在于其生活中的大多数方面，而不仅仅只是某一方面，例如商业交易上。

对于布斯我们没有发现病理性说谎的证据。虽然他经常与女人来往，但他对她们都很直接。告诉她们他对结婚没有兴趣，他和她们在一起只是为了肉体欢愉，也不会维持很久。布斯最初的计划，是和其他南方联盟的支持者一起绑架林肯，以此胁迫北方同意交换战俘，以营救数百名被俘的南方军人。根据布斯的日记，他听说南方士兵在北方战俘营中被拷打，逼迫他们说出在北方的南方支持者都藏在哪里。在计划对林肯的绑架时，布斯及其同谋对家人、朋友撒了谎，但这种说谎是针对特定情形，是有目的的，而不是这种特征所表现的漫无目的的说谎。布斯不是病理性说谎。

而吉特奥则有明显的说谎癖特征，他的兄弟、父亲、前妻都证明这一点，当然还有贯穿他一生的在生意上的不诚信。在他被捕后，他的前妻在受访时说不能相信吉特奥说的任何事情，除非可以通过其他渠道确证。

吉特奥对自己的教育背景撒谎，说他毕业于密歇根大学，但其实他只是听过几次课。他对自己的职业也说谎，经常跟人说他是作家（整本书都是剽窃的）；他标榜自己是经验丰富的律师（被剥夺律师资格）；还说自己是称职的丈夫（他妻子在离婚案庭审时指证他有情妇）。下面是我给吉特奥和布斯在这项特征上的打分：

分数：布斯0；吉特奥2。

5.欺诈/操纵

这项行为特征评估的是，一个人通过各种手段操纵他人（例如欺骗或支使他人为自己做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意图。

吉特奥操纵他认识的所有人。被他欺骗和算计过的人数以百计。他在伊利诺斯州因商业欺诈被剥夺律师资格，他还敲诈家人、朋友和商业伙伴。他处心积虑结识朋友的目的就是向他们借钱或是勒索。为了实施自己的恶行，他还利用妻子替他做事。他假冒一家银行的总裁来担保贷款，好买下一家报纸，这样他就能在上面发表他的思想和作品（抄袭的）。他伪造出版社（洛克伍德）商标印刷自己的书《基督人生》，然后又用这本假书去欺骗出版商怀特波特印刷他的书，但从不付钱给他们。他还骗人说自己是马萨诸塞州公理会的代理律师，其实他在那里根本没有执业资格（并且在伊利诺斯州被剥夺了律师资格）。

对于布斯，我们则没有发现欺诈或操纵的证据。在刺杀行动之前布斯被认为是一个很大方的商人，对家人和朋友都很坦诚。他和他的兄弟们热心慈善。事实上，仍然矗立在纽约中央公园廊道南面的莎士比亚雕像，就是布斯兄弟用慈善演出的收入捐建的。

分数：布斯0；吉特奥2。

6.无懊悔心或内疚感

在加菲尔德总统刺杀案的审讯中，检察官盘问吉特奥：“你就没有感觉到一点懊悔？”

吉特奥回答说：“我头脑里对这个是一片空白。”

检察官说：“你对于让加菲尔德总统的妻子成为寡妇，让她的孩子失去父亲没有一点愧疚？”

吉特奥回答：“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是谋杀。”

然后吉特奥还是稍稍给了一点回应，他说对于不得不犯罪会感到“遗憾”，但他对美国人民肩负的责任超越了他的个人感情。

在吉特奥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他缺乏懊悔心或内疚感的佐证。他毫不顾忌自己的生活方式对父亲、兄弟、商业伙伴和前妻的影响。1874年，吉特奥起诉《纽约先驱报》，称报纸的报道污蔑他诈骗旅馆和小旅舍（1881年7月3日），要求赔偿10万美元。吉特奥声称报社损害了他的名誉，控诉他们不正当地披露他的事情（案子没有结果）。对于吉特奥的情感缺陷最确凿同时又最让人伤感的证据之一也许是他父亲的私人日记。在刺杀事件之前，他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我开始相信他几乎可以做出所有愚蠢、荒唐和丑恶的行径。我能给出的唯一可能的理由是他疯了。事实上，如果我被喊去作证，我能做的只能是证实他绝对是个疯子，很难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我感觉除非有什么能阻止他愚蠢和疯狂的行径，否则他将疯狂得不可救药，只能送到疯人院去。在我彻底放弃他之前，我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想说服他，想尽各种努力来控制他的行为和想法，但是没有用。我发现他欺骗、一点也不可靠、固执、任性自负、极为丑恶，显然是被魔鬼附体了。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丑恶的事情他做不出来，随心所欲……他的疯狂根深蒂固，很有可能成为狡诈的凶徒……很久以前我就下定决心不再给他一分钱，除非我能确信他已幡然悔悟，变得谦恭。有时候我担心，如果不把他的自恋和自负去掉，他可能会去偷、去抢或是做出别的什么坏事来。估计他是无可救药了……（路德・吉特奥写他的儿子查尔斯，1873年3月30日）[3]

吉特奥从未为刺杀加菲尔德总统道歉或是有任何感到内疚的迹象。直到被绞死，他似乎都没有认识到他的罪行有多严重。他让全国民众都感到困惑不解。

而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则在日记中请求家人原谅他犯下的罪行，他坦陈自己憎恨杀戮，但他又觉得不得不这样做。而且很明显，在刺杀后的数周里，在临死前，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布斯的阴谋是有史以来最卑劣、可耻的罪行之一，但他似乎能感觉到懊悔和内疚。

分数：布斯0；吉特奥2。

7.肤浅的情感

这个特征关注的是一个人的情感生活的深度、质量和稳定度。克勒利描述精神病态者表现出对困苦的漠不关心，无论是经济、社会、情感、生理还是其他方面的，或是他准备施加给他人的，甚至是他公开声称爱的人[4]。在访谈中，精神病态者很少会说自己对爱没有概念。他们经常将爱等同于性。他们通常会承认（绝大多数精神病态者是男性）除了来自性的生理愉悦，他们从没有真正感觉到过对其他人有任何感情。细致的观察者会发现，精神病态者能够表达感动和情感，但这种感动和情感的力度、深度相当有限。精神病态者“认识字但不知道含义”[5]。

克勒利观察到精神病态者体验不到悲伤、深深的喜悦和真正的绝望。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克勒利的观察加以补充，精神病态者从来不反思任何事情。反思过程经常会引发抑郁，极端条件下会导致强迫症。反思过程通常与一定程度的焦虑或担忧的主观感觉有关联，这会促使人们剧烈改变行为以缓解焦虑。精神病态者体验不到这些。如果问精神病态者有没有担心过出门忘了关火（强迫症患者的常见症状），他看着你就好像看见了外星人，觉得不可思议。强迫症完全超出了精神病态者的想象。精神病态位于这个谱系的另一端。

吉特奥对自己被关起来显然一点也不觉得难受。他甚至在刺杀前还去打听过他将要去的监狱的食宿条件。守卫和监狱厨师证实了他在监禁期间，直到被处决都没有表现出悲伤、沮丧或是担忧。很明显他对自己被处决一点也不感到恐惧。他对自己受到的惩罚没有表现出一点焦虑或是恐惧。这是精神病态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惩罚——无论是真的还是威胁——无法改变精神病态者的行为。对于大多数人，严厉的斥责或是体罚就足以让我们（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并且经常会改变我们的行为，以免再次被罚。对于精神病态者，惩罚无效。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惩罚或威胁就足以让我们改邪归正。但精神病态者似乎不可能从惩罚中吸取教训。无论惩罚有多重，都改变不了他们的行为。以死刑为例，支持死刑的人认为能起到威慑作用。但一想到要一辈子与极为可怕的人一起住在2米宽3米长的囚室里，就足以震慑住99%的人。然而，对于1%的精神病态者来说，在犯下谋杀时根本不会担心死刑这回事——这对他们毫无震慑作用。吉特奥就是典型的例子。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吉特奥无法表现出与人的强烈情感纽带。他有一些熟人，但他“没有一个朋友”[6]。

布斯则与吉特奥截然不同，他对自己的人生表现出了明显的焦虑，尤其是在舞台生涯初期。在内战之前，他同他的兄妹关系密切。即使在战争期间，虽然布斯与家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产生分歧，他还是同妹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布斯在马里兰州长大，战争期间这里是南北边界。他的哥哥支持北方，而约翰・威尔克斯则支持南方。他的大哥埃德温因此与他疏远，他一开始就否认自己参与了刺杀林肯。但是，后来埃德温还是力争将约翰・威尔克斯葬在家族墓园，好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安息。

布斯参加家人和亲密朋友的葬礼，而且他显然对这类事情能表现出正常的情感。他关心自己的兄妹以及他们的子女，将自己的财产留给了他们，他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不归路。

布斯被认为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他的行为也表现出了这一点。他被公认是感情强烈的演员，能全身心投入角色。他参演的许多戏剧都有杀死或推翻邪恶统治者的情节，类似威廉・华莱士的故事（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电影《勇敢的心》让其广为人知）。布斯最喜欢的角色是布鲁特斯——处死暴君的人。历史学家推测，他的演艺经历可能对他的政治观念有影响，并最终导致他将林肯视为应当被除掉的暴君。而且很显然不是只有布斯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不管怎样，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布斯能体验到正常的情感深度。

分数：布斯0；吉特奥2。

8.冷酷/缺乏同情心

芝加哥人都知道吉特奥是一个“讼棍”——一个品行不端、蛮横无理、不讲道德的律师。他被禁止在法院执业，这促使他离开芝加哥，移居东海岸。他的父亲、兄弟、妹夫、妹妹、前妻、朋友和商业伙伴都说他禀性恶毒。在诈骗时，他毫不顾忌受害人的感受。他的前妻说和他在一起的5年里，从没有听他说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很明显他对自己的不诚实没有一点悔恨和愧疚[7]。他被认为天性可憎。他乐衷于操纵他人，经常对妻子进行心理和身体上的虐待，对身边的人冷酷无情，更缺乏同情心。

布斯的信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他的同情和体谅。这样一封信会出自一个冷酷无情之人的手吗？

致所有人：

我的对错将由上帝评判，而不是任何凡人，无论我的动机是好是坏。有一件事情我很肯定，就是对北方永远的谴责。我热爱和平超过我的生命。我对南方的爱无以言表。4年来我一直在等待，祈祷乌云被冲破，祈祷从前的阳光再次普照。继续等待将是犯罪。对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灭。我的希望和祈祷成了一场空。天意如此……我知道，我这样做会被认为是多么地愚蠢。一方面，我有如此多的朋友，一切都是这样美好，我的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我在事业上前程远大。另一方面，南方从未勉慰我只言片语；在那里我已经没有一个朋友，曾经的朋友都已长眠地下；在那里，我要么只能当兵要么只能乞讨。但为了后者我不得不放弃前面的一切，包括我亲爱的妈妈和姐妹们（虽然她们同我的想法分歧很大），这似乎很愚蠢，但上帝才能评判我。在我看来，公正高于否定它的国家，更高于名声和财富，也更高于幸福的家庭（如果我错了，请上帝原谅我）……我的爱只属于南方。我不认为为了她而成为囚犯是不光彩的事情，这个人（代表北方的林肯）给她带来了太多的苦难。如果成功眷顾于我，我愿一文不名来到她身边。他们说她已经退到了“最后的战壕”，北方对她百般羞辱，一再逼迫，他们忘了大家都是兄弟，忘了把敌人逼入绝境是不明智之举。如果我能安全地去到她身边，我将倍感光荣地请求她的许可，同她站在同一条“战壕”直至胜利或是战死。（一个南方战士在履行他的职责。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写于1864年。）

布斯接受了当时的种族主义信条。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倾向于给赞同奴隶制度的种族主义者在冷酷/缺乏同情心这一项打高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布斯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们发现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他对他人的冷酷或是没有同情心。我们只在一个方面发现了证据，因此我们只能给他偏低或中等的分数。

分数：布斯1；吉特奥2。

9.寄生性的生活方式

吉特奥经常找朋友或亲戚借钱，长期依靠他们生活，而且从不还钱。他从大学退学后很久还在找人借学费。经常不去找工作。

我在给本科生讲课时注意到，大多数人至少偶尔有找父母多要一点钱。如果你不断地去找父母要钱，到了让他们付不起账单的程度，你就算是满足这个特征的条件了。

吉特奥长期依赖他人，他的父亲说他是“懒得无法形容”。他假装传教士，这样他就能免费坐火车出行。吉特奥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及生意中都表现出寄生倾向。

布斯，据我所知，从没有找人借过钱。他热衷于慈善。有大量他出门在外时住旅馆的记录，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欠过账。他在遗嘱中给妹妹一家留下了大量的债券、现金和土地。

分数：布斯0；吉特奥2。

10.行为控制能力差

吉特奥曾用斧头威胁自己的姐姐（虽然他后来辩称自己在附近骑马）。据说有一次他在纽约罗切斯特毫无理由地用手枪指着别人。他父亲描述他的脾气恶劣、暴躁。关于吉特奥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的事件相对较少，但与他人发生口角和怒骂的现象很常见。别人描述他脾气火爆，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一丁点事没有他也会动怒，他经常失控。关于吉特奥异常、暴烈的行为的控制能力，被记录下来的最显著的例子也许是他在审判中的表现。他不分场合地插话，无论是给陪审团指示、作证还是例行的律师互动都是如此。他经常用拳头砸桌子，抬高声调，甚至站起来咆哮，让检察官懊恼不已。法官对此倒是十分宽宏。咆哮、喊叫和砸拳头并不是因为幻觉或是精神病的其他表现，只是体现其行为控制能力差。大众对他的滑稽行为感到震惊，但吉特奥的妻子却见怪不怪，她说他历来就是如此。

据说布斯性格很冲动，经常做事不经计划或不思考。有人认为布斯酗酒也属于其行为不受控制。但显然布斯没有头脑发热到吉特奥那种程度。

分数：布斯1；吉特奥2。

11.性乱行为

吉特奥的妻子安妮・布恩曾经通过指证吉特奥的情妇克拉拉・珍妮丝，从而赢得了离婚官司。在法庭上，珍妮丝承认与吉特奥保持了多年的同居关系。

用当时的话说，吉特奥被公认是很下流的男人，是养“下贱”女人的男人。据说他经常逛妓院，结果染上了性病。很难知道吉特奥的性癖好，但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他在此项特征上得高分。

布斯在这一项的得分也很高。他的风流韵事很多——他在表演结束后很少独自回家。虽说他对性的态度同他的兄弟和父亲以及当时大多数男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对性关系的态度非常轻率直白。他热衷于风流韵事，故在这一项上足以可得高分。

分数：布斯2；吉特奥2。

12.早期行为异常

吉特奥父母的朋友说，查尔斯・吉特奥小时候让父母感到害怕。他脾气暴躁，性格倔犟。他父亲管不了他，并且他们（准确地）预见到吉特奥将会让家人蒙羞。他父亲、家人显然尝试了一切办法想让他走正路，但是徒劳。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家人很值得尊重，查尔斯的其他5个兄妹也都成长得很好。查尔斯是家族的噩梦。

在大多数人眼里，他父亲是模范父亲。也有人认为吉特奥的父亲独裁而且对宗教很狂热，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不清楚吉特奥的父亲是如何管教儿子的。但他们都知道吉特奥是一个“可怜的混蛋。”一位邻居认为吉特奥是低能儿，当时流行道德低能的说法（精神病态的另一种说法）。

最明显的证据也许是查尔斯18岁为了加入奥奈达社团写的自白书。他坦承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就根本不听父亲的话；13岁到17岁在商行当职员时经常偷雇主的钱，累计的数目可观；经常逛妓院，染上了性病；沉溺于手淫，严重到损害健康的程度。据说查尔斯在大约18岁曾与父亲有很激烈的打斗，他父亲差点受伤[8]。

对于这个特征，我们一般关注的是很小时期的表现，而关于吉特奥早年的证据很少。手头仅有的证据表明吉特奥在早年就有行为问题。但我们无法对吉特奥进行访谈，也没有其他可靠的信息来源，比如学校档案、社工报告和兄弟姐妹的记述，因此我们只好忽略这一项。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其他项的得分按比例调整精神病态量表的总分。

平时，在这一项得高分的一般是12岁前被送到社会服务机构的小孩，有时候其父母抚养的其他子女没有严重的问题。所以，小孩的异常行为相对独立于环境因素的影响。

对于布斯，则有很多来自他的兄弟姐妹关于他早年的记述。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在童年有什么异常。埃德温说，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在家里是父母最喜欢的孩子（他们总共10兄妹，只有6个活到成年——1833年在霍乱流行的一个月里就夺去了3个孩子，4年后又有1个死于天花）。布斯的姐姐回忆，有一次放烟花出了事故，结果一位路人受了轻伤。巡警来了后，布斯承认是自己放的，但他拒绝指认他的朋友和兄弟，独自承担下了责任。他从小就对音乐、音乐剧和戏剧感兴趣，并坚持练习。没有证据表明他早年有异常行为。

分数：布斯0；吉特奥的分数忽略，按比例调整总分。

13.没有长远、现实的目标

这一项关注的是受试者能否为未来制定现实的计划、坚持目标并付诸实施。查尔斯・吉特奥处处失败。他对未来的计划总是很宏大而不切实际（见第2项）。吉特奥曾申请过担任奥地利公使、利物浦领事、巴黎总领事，然而他对获得这些职位没有真的抱希望。

吉特奥计划再娶富婆，他告诉前妻说有大量这样的女人想和他结婚，等结了婚他就能付得起欠她的赡养费。他在刺杀事件之前几年给当时还是将军的加菲尔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亲爱的将军：

我，查尔斯・吉特奥，在此申请奥地利公使一职。我即将与本市一位富有而且有教养的继承人结婚。我们认为我们能高贵而且体面地代表国家。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我相信您会认真考虑这个申请。

查尔斯・吉特奥

加菲尔德显然看到了这封信，后来曾几次拿出来取笑其无与伦比的厚颜无耻。

吉特奥在制定不现实的长期计划上，胆大妄为、毫不脸红，而且乐此不疲。

内战期间，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停止了表演，开始投资土地和石油。显然这些投资不怎么成功，他计划还是回演艺圈靠演戏来养活自己。

布斯和他的同谋最初计划绑架林肯总统，以迫使北方交换南方战俘。随着南方联盟的形势急转直下，计划很快升级成政变。在那个致命的夜晚，他们的计划是刺杀总统林肯、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威廉・苏厄德。他们想让美国政府陷入混乱，这样南方就有机会重修和约。布斯成功地刺杀了林肯，他的同伙则失手了。有一个同伙击中了苏厄德头部数次，但苏厄德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负责行刺约翰逊的刺客则临阵退缩了。虽然计划失败了，很难说一旦他们成功了会有什么后果。仔细想想确实让人后怕。不管怎样，布斯在人生的各方面制定计划都没有什么问题，他也有能力将其付诸实施。

分数：布斯0；吉特奥2。

14.冲动

冲动具有多面性。在评估这个特性时，我们主要关注无预谋、无计划或随性的行为。

吉特奥的智商正常甚至高于平均水平，但他从来都无法坚持一份稳定的工作，无论他是否有“能力”做到。他不断地换工作、搬家，从无计划。他也无法维持与朋友的亲密关系或是浪漫关系。他经常换地方，他住过加利福尼亚、缅因州、伊利诺斯和纽约的许多地方。

吉特奥显然擅长谋划和实施欺诈。他还计划跟踪总统，并且在刺杀前用他的新手枪练习射击。但显然他的计划总是很短命，也没什么效果（他没有挣到多少钱，在枪击加菲尔德之后很快就被抓住）。因此，吉特奥在这一项得高分。

布斯描述自己思想冲动，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行事没有计划性或应被认为冲动。不过，有很多关于他喜欢饮酒和偶尔在酒吧打架的故事，加上其他一些事例，因此布斯在这一项的得分为中等。

分数：布斯1；吉特奥2。

15.无责任感

这一项通常关注个人在各方面的责任感。吉特奥毫无忠诚可言，无论是对家庭、朋友及兄弟姐妹的感情、教育还是生意。根据报纸的报道，吉特奥欠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几乎所有旅馆的钱，包括住宿费和餐费等。他被判支付赡养费，但他的前妻说他一分钱也没付过。他因在居住合同上欺诈大约275美元被禁止在芝加哥执业。他向所有听信他“誓言”的人借钱，但从没听说他还过钱。他是不负责任的典型。

布斯有很强的对南方联盟的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促使他犯下了可怕的罪行。无论布斯的行为正义与否，他的动机很显然是受这种对南方的扭曲的忠诚和责任感驱使。在其他方面，我们没有发现他缺乏责任感的证据。

分数：布斯0；吉特奥2。

16.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

吉特奥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是医生杀死了加菲尔德，我只是朝他开了一枪”。他拒绝承担杀害总统的责任。吉特奥将自己窘迫的经济状况怪罪于妻子，说他应该同富家女结婚。他怪《纽约先驱报》质疑他的商业交易的报道损害了他的名声。他用奥奈达社团的投资办了一家名为《每日神权者》的报纸，失败后他怪奥奈德社团没有给他足够的钱。他起诉他们，没有成功，又寄恐吓信，威胁社团要将其内幕透露给报纸。吉特奥的前妻说他对做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负过责任。

布斯在前面引述的信中认了罪。他愿意以死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承担责任，他愿意为自己的信仰献身，也确实这样做了，虽然这种信仰被认为是误入歧途。这体现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分数：布斯0；吉特奥2。

17.多次短暂的婚姻关系

这一项针对的是精神病态者倾向于（经常不假思索地）开始一段婚姻然后又（再次不假思索地）离婚。我访谈过的一些精神病态者结过六七次婚。

据我们所知吉特奥只和安妮・布恩结过一次婚。也许是忙于欺诈活动使他没空去发展其他浪漫关系。

布斯没结过婚，他被处死时只有27岁，相对较年轻。据说布斯曾订过一次婚，但这不足以让他在这一项上得分。

分数：布斯0；吉特奥0。

18.青少年期犯罪

精神病态症状在幼年就可出现，在青少年期加速发展。这一项关注的是在十几岁时的青少年期的不良行为的严重程度。许多青少年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惹是生非，但大多数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摒弃这些行为，不会做出更严重的事情。这里我们关心的是青少年严重的习惯性的反社会行为，这类行为有可能导致他们被逮捕和被指控重罪。

对于吉特奥，我们从他的自白中得到的信息是，他在少年期抢劫、嫖妓和偶尔斗殴。家人、邻居和朋友的记述都说吉特奥不服管束，是镇上的恶霸。许多故事都是在刺杀事件之前的记录，这也避免了将他年轻时反社会行为夸大的可能。有理由在这一项上给他打高分。

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布斯在少年时期有严重官司麻烦的说法。其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没有说过他在青少年时期有明显的反社会行为。

分数：布斯0；吉特奥2。

19.假释被撤销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在被给予改过机会后的再次失败。大多数司法系统都有尝试矫正反社会行为的制度。缓刑就是这种制度的体现之一。缓刑的目的是警告——不要再惹麻烦，否则等待你的将是严厉的惩罚。首次犯事的人有希望从经验和严厉的惩罚中汲取教训。如前所述，精神病态者无法汲取教训，惩罚的威胁对他们今后的行为没有影响。这一项体现的就是这个特征。它还评估个人破坏除了家人和朋友之外的其他来源的信任的意愿。当政府提前释放一些人，例如假释，有些人就一定会破坏这种信任。

吉特奥曾违反保释条例，并且拒绝出庭接受指控。许多事情让他足以在此项得高分。对于布斯，我们没有发现他曾被逮捕过，因此我们忽略这一项，按比例分配最后的分数。

分数：布斯的分数忽略，按比例调整总分；吉特奥2。

20.犯罪多样化

吉特奥的违法记录很多：谋杀、欺诈、偷窃、斗殴、抢劫、持枪威胁、非法持械、伪造、弃保潜逃、袭警（在押期间同警卫打架）、非法拘禁（离婚时他妻子控诉他至少有一次把她关进壁橱，直到差点窒息才被放出来）、流浪、公共场合酗酒等。吉特奥的反社会行为可以用无所不用其极来形容。

列举这些事件，不仅是为了体现反社会行为之多，更是要体现出犯罪者犯下各种各样的反社会行为的意愿。精神病态者倾向于犯下各种类型的罪行，而不是像普通罪犯那样可能为了吸毒而仅仅是偷窃。这里关键在于多样性。

布斯没有什么劣迹，虽然他谋杀了林肯，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有其他罪行。

分数：布斯0；吉特奥2。

总结

通过对19世纪的美国两起总统刺杀事件的分析和判定，展示了科学家是如何评估精神病态特征。两名凶手都犯下了让他们臭名永驻史册的可怕罪行。然而，通过分析发现，两人的精神病态得分却差异很大。

从上述20项特征分析判定，几乎可以肯定吉特奥是精神病态者（40分得了37.5分）（注意半分来自按比例打分的项）。在数以千计的精神病态量表研究对象中，吉特奥在几乎所有特征上都是典型的——接近满分。除了符合精神病态的几乎所有现代标准，吉特奥也符合克勒利量表的所有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吉特奥从没有错觉或是幻觉，或是感到焦虑，即使上绞刑架时也没有。甚至他刺杀总统加菲尔德的动机都不明显。为这件刺杀案审判作证的斯皮茨卡医生用了一个稍稍超出悖德狂的词，说吉特奥是“道德畸形。”吉特奥在审判中的行为可以说很夸张。用他写的诗来作证，他不断公开要求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还严厉斥责他的辩护团队。在被判死刑后，他要求在行刑时有管弦乐队伴奏（法官驳回了这项要求）。在前往绞刑架的路上，吉特奥继续表现出精神病态的症状，他在上楼梯时起舞，向观众挥手，同刽子手握手，并且作为最后的请求，还朗诵了他写的一首诗。

吉特奥的动机成了全国都想寻求的答案。判罪后，吉特奥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被公开绞死，这里是他长大并生活多年的地方——一个悲剧故事的凄凉结局。

而布斯得分为8.4，相当低的分数。虽然布斯的精神病态分数是北美男性平均分的2倍（男性的精神病态量表平均分为4分），他还是远低于罪犯的平均分。犯罪前的他，是我愿意同他喝一杯的那种人，说不定我还能说服他放弃误入歧途的政治信念。然而，布斯已经因为犯下了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罪行，夺去了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总统而永驻史册。因此，他将臭名永驻。但从医学的角度上，我们不能说他是精神病态者。我们还是还他以本来的面目——刺客。

第4章　精神病态者的脑电图

在美国，77%的精神病态者关在监狱[1]。

1998年。星期天早晨，我冒雨驱车60分钟，从家里前往关押着加拿大最恶名昭著的暴力罪犯的最高戒备治疗机构。今天很特别，因为又有一批犯人转进来开始接受治疗。这样我又可以访谈25名新犯人，让他们签字同意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这让我很兴奋。

现在我已经在加拿大监狱工作了整整5年。在这些年里，我访谈了数百名犯人，其中有许多都是精神病态者，有一些人的精神病态量表甚至打了满分。

每天我总是早早来到监狱。犯人每天7点需要站在囚室门口，我须赶在7点之前到达。中午我不休息，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等到犯人被锁入囚室，警卫“赶我”才出去。这里对我来说就像天堂，就像做梦一样，几乎每天都能访谈精神病态者，简直太棒了。同时我又有些担心，再过两年我就得毕业离开这里了。也许以后再没有机会在这么棒的机构工作，也很难遇到这些热心帮忙的职员，还有……坦率说……这么配合的犯人。

因此我铆足劲干，周末也不休息，因为周末犯人比平时更有空。我放弃了寒假，圣诞节也是在监狱过的。一些朋友说我是工作狂，劝我要学会休息。但我怎么停得下来呢？尤其是有一批新犯人进来的时候。我的导师黑尔博士说他曾认为我可能就是狂热一阵子。通过我几年的工作表现，他明白了我决不是“3分钟热度”。我进行这项研究已经好几年了。

我拿着一叠新的精神病态量表访谈表，经过了数百次的访谈，问题清单和提问流程已经很完美了。把摄像机装到三脚架上，拆开一盒新录像带，装到摄像机里。然后朝监舍走去，手里转着铜钥匙，嘴里哼着歌曲。想着可以见到新犯人了，心里特别的兴奋。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星期天将超出我所有的预料。事实上，这将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

我赶在犯人从囚室出来之前进入监舍。走到护士站，烧了一壶咖啡。

犯人的囚室打开了，他们跑了出来，有的去淋浴，有的去看电视。现在是橄榄球赛季，东海岸的比赛刚刚开始。犯人涌入电视室。我倚在门框上，想瞅一眼最新战况。我想起了自己踢橄榄球的日子。这时我意识到自己挡住了一位犯人的路，他想抢到电视机前最近的位子。他轻轻碰了我一下要我让开，进去坐下。

突然，空气好像凝固了。直觉告诉我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四处走动的犯人顿时安静了下来，他们踩在冰冷地板上的脚步声停止了，只听见电视里的声音，我能感觉到手中咖啡的热气直冲鼻子。

一个犯人全裸着身子从囚室走了出来，穿过走廊。我通过眼角的余光注意到他。他经过电视室、淋浴间和护士站，下楼朝通往露天操场的门走去。一些犯人在他经过后轻轻转身看他。其他人则尽量保持不动，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在窥探。犯人们不安中夹杂着疑惑。在干什么？

光着身子的犯人走进雨中，沿着跑道走了两圈。电视室在二楼，从窗口可以俯瞰跑道。一些犯人探着身子看他。所有人都心不在焉，没有人说话。我们都被震住了。

他回来了，仍然光着身子，走上楼回到囚室。电视室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他很快又拿了一条毛巾走出来，往淋浴间走去。他从走廊中间走过，走廊上的犯人都往两边闪开，有的退回到各自的囚室里。还有一些犯人则装作在说话，但都显然在尽量避免同他有目光接触。我注意到有一个大个子刻意慢下了脚步，以免同他交错。

光着身子的犯人很快洗完澡，回到了囚室中。他的步伐有一股无所顾忌的意味。他个子并不是特别高大，但是块头结实。

我得访谈他。我赶紧把手里的咖啡喝完，往他的囚室走去。

门楣上的姓氏牌上写着“理查德。”

“早上好，我是从UBC来做研究的。我对这里治疗的犯人进行访谈和脑电波测试。你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问道。

“行，”暗黑的囚室里传出声音。

“那好，你穿好衣服，快点吃早饭，我30分钟后来找你。我们在楼下的办公室访谈。”

我回到护士站，又喝了2杯咖啡。我得确保自己在同理查德访谈时精力充沛。

理查德一身典型的囚犯装束，蓝牛仔裤、白T恤、黑绿色的夹克。他踱步下楼出门，穿过顶棚下的廊道，前往食堂吃早餐，15分钟后他回到了囚室。我等不及了，决定提前去找他。

他跟着我来到办公室，一屁股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

我还没来得及从抽屉里拿出同意书，他盯着我说：“你有没有按过那个红按钮？”他说的是墙中间那个硬币大小的按钮，按下就会示警，大厅里警卫室的警铃就会响。

我们离按钮的距离一样远。我意识到在我碰到按钮之前他就能抓住我。我脑子里飞速转了起来，盘算着该怎样布置办公室才能让自己离按钮更近。

“没有，”我回应道，“我在这里工作的5年里从没按过。”我刻意强调5年，好让他知道我经验丰富。我不想被犯人认作菜鸟，以免他们再跟我玩什么阴谋。

他一句话也没说，跳起来一巴掌拍在按钮上，我根本就来不及反应，他又很快回到座位上。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他倚靠在椅背上，镇定地说。

一分钟后，我们听见远处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然后是嘈杂的奔跑声。

我想起身去给警卫开门，但这样我就得经过理查德身边，因此我只能坐着按兵不动。理查德镇定地四处环顾我的办公室，室内有我5年来累积的计算机、档案和书，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小边柜，大约150厘米高，150厘米宽，里面放着脑电波记录仪。我这样布置办公室是为了让犯人可以舒服地坐在柜子里的椅子上接受脑电图研究，我则在外面操作观察计算机。这样布置不利的一面是访谈时犯人离门更近。我开始有些大意了？是不是应该重新布置一下办公室，遵守布林克博士在我来的那一天告诉我的原则——永远让我的椅子离门更近，以便惹恼犯人时逃跑？但愿我没有犯下致命的错误。

在警卫跑到门厅尽头到我的办公室这段时间里，这些念头闪过我的脑海。今天是星期天，我是唯一上班的职员。警卫的反应时间让人感觉很漫长。

钥匙插进门锁，门被人猛烈地推开。两名警卫冲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盯着我们。

理查德镇定地转过身去，问警卫：“什么事情？”

“有人按了警铃。”警卫结结巴巴地说。“是怎么回事？”他对我问道。

“噢，可能是我脱外套时不小心碰到了，”理查德回应说。“没事，我们在这里做访谈。”

“那好吧，”警卫说。“下次注意。”我只是点了点头，我无言以对。

警卫出去时关上门，理查德回过身来望着我。

“他们叫我惊悚里奇，”他说。“你也会感到惊悚的。”

我尽力支撑起自己，回应说：“我很期待。我就是来被惊吓的。把你最好的本事亮出来吧。”

惊悚里奇笑了。

监狱从不是一个乏味的地方，我心想。

我们签好了同意书，然后开始精神病态量表访谈。我先提了一个以前我从没有问过的问题。“为什么你不穿衣服在雨里走？”

“哦，我昨晚才来。当你来到一个新地方时，得马上让其他犯人认识你。我看见你站在电视室门口。你也注意到了我走过时所有犯人都有点紧张。当你这样干时，即使最大块头的家伙也会紧张。你得尽快让人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不这么干，就会有犯人认为他们可以测试你。”他相当直白，眼睛里的空洞让人畏惧。

“当我这样干时，犯人们会不知所措。我不可捉摸。有时候甚至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做就做（just do it）。”

我的脑子再次飞快运转起来。我不得不同意他的逻辑，尽管很疯狂。他的行为让他在这所监狱已经立了威。他至少在一些精神病态量表项目上可以打高分。耐克公司可能绝对想不到一个精神病态犯人会以这种方式实践他们的口号“Just Do It”。

“你在这里工作了5年？”“是的，从开始读研究生起就来了。”我回应说。“那你肯定访谈了很多人吧？”

“是的，有几百个了。”

“哦，那你肯定还没碰到过我这样的人。”他说。

“是吗？你哪里不一样呢？”

“我干过的事情你想都想不到，并且你会像其他人一样被吓到的，”他平静地说道。“那现在开始吧。”

里奇很喜欢做坏事。在我访谈他时，他还不到30岁，但他的履历是我从未见过的。在青少年期他就犯下了入室行窃、持枪抢劫银行和便利店、受雇纵火，以及与毒品有关的所有种类的罪行，包括销售毒品、逼迫他人运毒。他强迫妇女将包裹着可卡因的塑料袋藏在体内，以便通过边境或州界或坐飞机。一个女孩的袋子卡在了阴道里，里奇用刀“把她打开了一点，”把袋子取出来。他说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用过她。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他再没有用她来性交；她太松了，也没胆量运毒了。

里奇笑着对我讲述了他杀害一个惹恼了他的妓女的故事。他得意地描述他用勒死她的那张毯子把她卷起来，这样他就能把所有的法律证据一起处理掉。他将她放在车后备厢，开到密林深处人烟稀少的一条路上。他笑着告诉我，他想找条土马路开进树林里掩埋尸体，四处查看，车开得不稳，结果被公路巡警拦下了。

“巡警让我停下，走到车窗前问我是不是喝了酒，我谎称说没有，我只是要撒尿了，想找个地方解决一下。但这个警察坚持要对我进行现场酒精测试。我估计自己通不过，我得干掉这个警察。否则他可能会搜查尾箱发现尸体。我下车时他没有搜我身，我身上带了刀和手枪。然而，没想到我居然通过了测试，其实那晚我确实喝了点酒。我本来计划把他打晕，然后把女孩的尸体放在他车后座上。然后用他自己的枪射他的头，让事情看起来像自杀，他在警车后座上嫖妓时不小心把她杀死了。所有人都会认为只不过又是一个恶心的风流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面的事情没有朝惊悚里奇预想的那样发展。

警察给他指了一条土路，告诉他可以开进去撒尿。虽然尾箱里藏着尸体，理查德却镇定自如，这个警察没有察觉有什么异常。显然他在这名警察面前没有表现出恐慌和不安。并且大多数像里奇这样的精神病态者都缺乏面对惩罚时的不安和恐惧感。

里奇按警察指的路开车拐进去开了一截。他靠边停下，将尸体搬了下来。

“我制定了把尸体运进树林深埋起来的完美计划，这样就永远也不会被人发现。糟糕的是尸体实在太难搬了。你有没有试过搬运尸体？”他问道。

“没有，我从没搬过死尸，”我告诉他。

“我跟你说，那真是太难搬了，我耗尽了全力也只搬到了离马路百把米的地方，刚够进入树林，然后我回到车上拿锹，准备挖个大坑。”

他用空洞的眼神看着我问道：“你知道挖个埋尸体的坑有多难吗？”

“不知道，”我回答说，“我没有挖过埋尸体的坑。”

“那难度你绝对想象不到。”他接着说，“我只好停下来休息一下，发现女孩从毯子里滚了出来，她的屁股有点翘。我忍不住就过去干了她。”

他的话让我震惊。他也觉察到这一点。

“怎么样？很震惊吧，跟你说了嘛。”他很得意。

我忍住想吐的感觉，故作镇定地回应说：“是的，你很让我吃惊。”

“她还有体温，你知道，我又正好欲火中烧。不能怪我，她屁股实在太惹火了。”

“等我完事后，心想最好还是把尸体烧了，以免留下证据，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把她埋了。”

“哈哈，”他笑了起来。“我的计划很棒吧。把她运到树林里，挖个超大的坑埋起来，永远也没人找得到。”

几个星期后，一对郊游者发现了尸体。惊悚里奇从报纸上读到了消息，但他没有因此被起诉。

我回想起来监狱的第一天，在护士站墙上看到的犯人的罪名。原来强奸/谋杀和谋杀/强奸确实是有区别的。真希望我不知道这些。

里奇承认他不需要朋友，他也从没有同谁有过密切的关系。他情愿一切自己做，也不信任任何人。我相信里奇在监狱里没有朋友，也没有人来探视他，所有犯人都说他不可信任，他也知道不能信任他们。

他的生活来源就是犯罪，从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训练，也从没有尝试过另一种生活。他大部分收入来自其他毒贩。他会在不同的城镇约定交易，然后抢劫，有时候还杀死他们。里奇杀人时毫不犹豫。他有十几个假名和身份证。

他干了很长时间拉皮条的活。他“圈养”离家出走的女孩，然后让她们为他做事。他用毒品引诱她们，然后让她们到街上拉客。他杀死过一些妓女。他把人看作物体，看作被操控的对象：她们只是他用来找乐子的。

里奇上次从监狱释放时，是他的哥哥来接的他。他哥哥没有犯过罪，是个正直古板的人。里奇不断把妓女带到家里来，还在家里进行毒品交易。几个月后，他哥哥劝告里奇必须停止这种行为，否则就要把他赶出去。但里奇恶习不改。终于有一天他哥哥受够了，打电话报警，举报弟弟里奇藏毒。“我当时是嗑了药，”里奇说，“不过还算正常。于是我跳起来用电话揍他。他晕了躺在地上，我跑到厨房里拿了把刀，然后回去捅了他几刀。”他抬头看着我，想知道有没有惊到我。

“继续，”我说。

“我想让事情看起来好像因为毒品交易发生了争执，有人杀了他。然后我又想应该让事情看起来是我哥强奸了我的女孩，然后她们中有人把他捅了。”他说的女孩指的是他“圈养”的妓女。

杀死哥哥后，他跑出去玩了一两天。然后带了一个妓女回来，他准备把她杀了，然后把凶器放在他哥哥手里。他准备把他们放在地下室，让现场看起来好像是他哥哥很快先死去，而女孩则因刀伤慢慢死去。

他在卧室同那个妓女性交时，女孩说她闻到了一股怪味。

“你有没有闻过腐烂了几天的尸体怪味？”他问道。

“没有，”我回应说，“我没有闻过腐烂的尸体怪味。”

“哦，很臭。我建议还是快点处理。”

性交结束后，他想把女孩骗到地下室去，但女孩借口要用浴室，然后跳窗逃跑了。当晚警察就上门搜查。显然那个妓女意识到了怪味来自腐烂的尸体。她的生存本能不错。

里奇告诉警察，他出去玩了几天刚回来，并不知道他哥被杀了。里奇承认了自己拉皮条和贩毒，他跟警官说他欠了很多人的钱，然后列出了一堆可能因他欠债而找他哥报复的怀疑对象。

警察最后还是逮捕了里奇。他的律师帮他达成了认罪协议。他承认误杀，被判7年监禁。他已服刑6年，等完成了这里的治疗就会被释放。

那天，里奇还有一些事迹也让我震惊。他的确打败了我。晚上回到家里，我开了一瓶酒，不知不觉喝完了。

这一周结束时，我已经完成了大部分新犯人的访谈，并安排了他们的脑电图检查。惊悚里奇是名单上的第一个。我想知道他的脑电波是什么样子。

脑电波之谜

先介绍一下脑电波的背景知识。大脑中的神经元在活动时就好像许多微小的电池。这些电池产生的电场可以通过头皮上的电极记录下来。脑电波活动就是所谓的脑电图（EEG）。脑电图在临床上经常用来检查大脑疾病，包括检查癫痫发作时的电活动，以及通过发现异常的脑电图节律诊断睡眠障碍。

也可以用计算机来分析脑电图以了解大脑处理信息的过程。有一种技术就是用脑电来检测大脑如何处理特定的刺激，比如一个词或一幅画。研究者在计算机屏幕上向受试对象展示这些词或图片，同时记录他们的脑电图。借助计算机程序，研究者可以评估呈现各种类型的图片或词后大脑活动的反应时间等信息。这称为事件相关电位（ERP），它描绘了与特定刺激处理过程相关的脑电波。做ERP研究的科学家被戏称是ERP人。在研究生院，同学们给我们这些做这种研究的起了个绰号叫“ERP人党”。

ERP的延续时间一般为1秒左右。科学家通常将ERP划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成分。早期成分大致为前200毫秒，通常反映的是感知过程和注意力需求。早期成分高，意味着词语或图片引起了研究对象的注意，或是研究对象正在努力评估词语或图片。中期成分大致为刺激发生后200到500毫秒之间，反映的是在对刺激产生反应时关联的工作记忆、背景更新和运动过程。通常参与的记忆越多，中期成分也就越高。后期成分则大致为500到1000毫秒之间，反映的是大脑的评估过程。如果你进行了反复思考之类的活动，后期成分通常就较高。

ERP的各个峰谷根据它们的顺序和正负标识划分如下。第1个负峰称作N1（负1），第3个正峰称作P3（正3）。正负波动意义一样。如果小电池（一群神经元）朝上会得到正波，小电池朝下时就会在头皮上得到负波。

我开始使用ERP时的经历相当有趣。我给用ERP评估虎鲸听觉范围的研究项目帮忙。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时听过研究生迈克尔・辛曼斯基的讲座，他开发了一套移动ERP系统，用来研究位于加州委利贺的美国非洲海洋世界的虎鲸的脑电活动。我对迈克尔的研究很着迷，就志愿去参加他的移动式鲸鱼ERP系统的研发。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兽医学院麻醉系有4年监测手术中动物脑电波的经验。迈克尔很高兴能得到技术上的帮助，后来我们成了长期的朋友。

我们设计了能装进8厘米吸盘的传感器，可以吸在虎鲸头部记录ERP。海洋世界的动物训练师教鲸鱼在水池边保持不动，这样我们就能把吸盘装到它们头上。鲸鱼没有引导声音的耳郭，在水下声音是通过它们的鄂传播。因此我们用一种特殊的扬声器，通过水下扬声器来给鲸鱼播放声音。

这项研究在技术上很有挑战性，通过两年的反复设计和测试，我们最终学会了如何记录虎鲸在听声音时的大脑反应。我们的研究是基于大脑会对它能探测到的频率自动产生反应。这种听觉脑干反应（ABR）非常快，只有7毫秒长（1毫秒=0.001秒），表现了探测到声音后大脑的听觉通路前面7个核的激发序列。因此如果我们发现了ABR，就知道鲸鱼能够听到这个频率的声音。反过来，如果没有ABR，则表明鲸鱼听不到这个频率的声音。ABR技术广泛用于检查儿童的听觉发育问题、头部受伤后的听力受损，或者评估听了太多摇滚音乐会后的听力受损，等等。

我们发现，虎鲸能够听到的频率比人类高10倍，并且虎鲸能听到比人类能听到的频率更低的声音。这项研究改变了美国海军开展海洋实验的方式。海军因此改变了研究方式，以确保实验产生的噪声不会干扰虎鲸最理想的听觉频率。海洋世界的两头虎鲸雅佳和维佳的脑电波研究被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上[2]。20年后，它们仍然是被记录过脑电波的最大的动物。我和迈克尔为我们的成果及其导致的对鲸鱼听力和交流的保护措施感到非常自豪。

我最初在虎鲸ERP上的训练，也让我了解了很多提取动物和人类的稳定脑电波的方法。我最喜欢的ERP工作也是最简单的，称为新异刺激任务，是向受试者展示一系列不同的声调。大部分声调的音高都一样，但偶尔有一个声调的音高要高些（新异或目标声调）；受试者一听到高音的声调就马上按按钮，其他的声调则不按。有时候我们也会播放一些有趣的、随机的声调，让事情更复杂一点，用来检查大脑对新异事物的反应。

新异刺激任务的研究有将近50年的历史。研究发现目标声调会引发一个很大而且很漂亮的脑电响应。这个目标ERP最明显的成分是P3（发出声调后第3个正波）。P3的波形很复杂。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学术年会，会议唯一的主题就是研究这个成分的含义。自从1965年发现以来[3]，已经有几千篇关于ERP的P3成分的论文被发表。

为什么大家对它（P3）感兴趣呢？对研究者来说，P3成分有很多临床应用。许多类型的精神疾病与P3的异常有关联。精神分裂症患者的P3幅值会减小，潜伏期会延长，这个效应在大脑左侧颞叶处最明显。而重度抑郁症患者大脑额叶的P3幅值会减小。因此P3的幅值（高度）、潜伏期（持续时间）和形态（形状）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判别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大脑活动过程。

有了这么多科学会议和文献资料，我们知不知道P3的含义呢？我喜欢的一个比喻是，P3是一根研究大脑功能的探针，一旦P3异常，就表明大脑有地方出了问题。

在处理这些新异或凸显的目标刺激时，大脑的反应是自动甚至是自发的，它有一个自动导向所发生事情的过程，就好像大脑在说，“啊，有一个重要的刺激，我们得处理一下。”我举一个自己喜欢的例子解释一下。

某一年的夏天，我同研究鲸鱼的迈克尔一起去加州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旅行。我们正走到了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南面。这时我们已经出来一星期了，想从大约十几千米外的国王峡谷国家公园出去。我的两只黑色母牧羊犬安迪（安第斯山的缩写）和阿拉雅（喜马拉雅山的缩写）跟我们一起。安迪和我走在前面，阿拉雅在中间，迈克尔在后面。走着走着，安迪和我都突然听到了前方有奇怪的声音，就好像小鸟在岩石下面拍打翅膀，安迪的耳朵竖了起来。回想起来，我想当时我们都产生了P3新异反应。

安迪跑到岩石跟前查看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它跑到大约还有一尺远的地方停住了，然后猛地往回跳。在它背上有一条小响尾蛇。我赶紧用登山杖把蛇拨了下来，看着小蛇溜下山坡，我们面面相觑。我们都对那条小蛇产生了大的P3反应，幸好大家都没事。原来小蛇的尾巴还没有长好，发出的咯咯声不像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声音。

往前走了约400米后我们又听到了那种声音。不过这次我们的大脑已经对这种目标声音有所戒备，人和狗都立刻跳开了，又是P3。

我们可以把这个经验移植到实验室中，让受试者在听到重要或凸显刺激时按按钮。凸显刺激就可以激发出稳健的P3。

大脑的反应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对环境中重要刺激的迅速反应是人类生存适应性的表现。如果大脑不能让我们快速学习，安迪和我可能已经丧命于那条小响尾蛇，我们的尸体说不定已经在国王峡谷国家公园的步道边腐烂了。

科学家认为，大脑具有这种在任何时候关注可能重要的刺激的反射能力。通过这种大脑反射，我们的思维就能去处理和适应重要的刺激。这就是P3的关键所在。

通过实验室的研究表明，新异刺激任务能够激发大脑中至少35个区域的活动。这35个区域的同步活动会导致我们在头皮上记录到的P3波形。与P3有关的这35个区域有任何异常都会导致P3成分的幅值、潜伏期或形态的改变。一旦我们发现了某种精神疾病与P3的某种变化有关联，我们就得找出是哪些脑区有可能导致这种异常。因此，P3可以被当作探针来分析这35个脑区哪里出了问题[4]。

我让惊悚里奇做了新异刺激任务实验，把数据带回家处理。那天晚上分析脑电波数据时，我发现里奇的P3有些奇怪。与其他（非精神病态）犯人比起来，他的大脑前部的幅值相对低一些，而且在P3后面变成负值的幅度更大。那天晚上我久久盯着这个波形。

除了里奇，我又收集了40多个精神病态患者的新异刺激任务数据，还收集了40个精神病态量表得分低的犯人的脑电波数据。用后面这些受试者作为非精神病态者的对照组（参见图2）。

图2　大脑前部的听觉新异刺激事件相关反应（ERP），40名精神病态者（灰线）与40名非精神病态者（黑线）对比。注意：从400毫秒开始到800毫秒之间，精神病态者与非精神病态者的显著差异，这是精神病态者的异常脑电波反应。纵轴的单位是毫伏，负值朝上；横轴的单位是毫秒，从新异刺激发生开始。

我整理打印出81名犯人的新异刺激脑电波反应图。给每张图随机编号，去掉图中所有标明是否精神病态者的细节。然后请一位研究助理根据P3是否异常将这些脑电波图进行分类。这位助理正确地分辨出了41名精神病态者中的40个。非精神病态则一个也没有分错。也就是说，异常的P3可以正确地诊断精神病态。97%的精神病态者会表现出这种异常的脑电波反应现象，非精神病态者则没有这种情况。这个结果太棒了。

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实验室又收集了数百个没有坐牢的对照受试者的数据，研究他们的新异刺激反应，想看看能不能在非精神病态者中间找到这种古怪的P3波。

一天早上，一个研究助理很兴奋地跑到实验室向我展示他刚刚获得的一幅脑电波反应图。我猜想可能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病态者，因为他最近正在接受到监狱收集ERP的训练。我看了看图，得出的结论是它符合我们发现的精神病态者的特征。我祝贺他发现了他的第一个精神病态者脑电波。

他的脸唰地白了。“怎么啦？”我问道。

“你——你不知道，”他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图不是犯人的，是我室友的。”

我脑海里立马蹦出的念头是我的这位助理最好尽快换室友。之后，我提醒他我们不能向其室友透露关于这幅图的任何事情。这将会严重违背职业道德。

我的助理身体在发抖。他开始回想他在跳蚤市场网站上找来的这位室友的各种行为。这个家伙看上去很不错，很健谈，虽然他喜欢吸大麻，但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最后这位助理还是决定搬出去。这是避免成为精神病态者的受害者的最好办法——相信你的直觉。

几个星期后，助理告诉了我一些有趣的消息。一是他已经搬回到父母家了，感觉好多了；然后他又说在他搬出去之前，其室友向他透露说他父亲曾被判谋杀罪。

有意思！难不成我们对精神病态古怪的P3反应的研究，会导致我们发现大脑异常的遗传成分？

第5章　精神病态者的磁共振成像

与普通犯人相较，精神病态者在被释放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要高6倍。

为了找出精神病态者的P3为什么古怪，我研究了数千篇关于P3脑电波的文献。同时，在学术会议上了我研究的精神病态P3异常的发现，并设计了一幅海报，将结果和脑电波用大彩图画在上面，让所有人都能看到，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个古怪的P3意味着什么。

我将海报缩小印刷，到处参加会议，请研究ERP的专家看我的图，但也没有什么收获。

我又将所得到的数据发给其他学者，请他们看我的图。所有研究ERP的实验室都有了我认识的研究生朋友，但他们都没看到过我发现的这种古怪的P3。大多数研究生最初都认为我的研究所得结果是人为编出来的。当我告诉他们结果的一致性时，他们通常会要求再看一遍图，然后看着我。接下来他们会四处查阅资料后道歉，没有人见过这种古怪的脑电波。

这样，我拿着图找了一年，也没有找到答案，感到很沮丧。我开始有些担心，如果解不开这个迷，我可能会拿不到博士学位。

这时我收到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会议上作报告的邀请函。也许欧洲有人能帮我解开精神病态者奇怪的脑电波之谜。我接受了邀请。飞过去报告精神病态者古怪的P3反应。

听众对我的发现很感兴趣，但没人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神经病学家罗伯特・耐特博士（鲍勃）也参加了会议，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时就认识他。鲍勃曾发现大脑额叶受损的患者P3异常。但这种异常同精神病态患者身上发现的不一样。不过我还是拿着我的图向鲍勃请教。

我们找了一间可以俯瞰全城的酒吧，点了两杯啤酒。鲍勃建议我申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他刚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转到了那里。我很感兴趣，但我告诉他如果我无法解决精神病态者奇怪的P3问题，可能会无法按时毕业。

“再拿给我看看，”他说。

他盯着图看了一会。我使用的软件同鲍勃用的一样，因此他很熟悉这种图。过了一会，他看着我说，“我以前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但我一时想不起是在哪里了。”他把图放回桌子上。“我会把我的文章清单发给你。你可以翻阅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图。”

鲍勃给我发了他的文章清单，有两百多篇。

我跑到图书馆，花了一大笔钱复印了他的所有文章。逐篇浏览，没有发现。我又检查了两遍，还是一无所获。我简直成了鲍勃・耐特研究成果的专家。

我给鲍勃发了封电子邮件，感谢他发来的文章清单，并告诉他没有发现同我的图类似的图。他回信让我再看看他写的书章节。有时候他的团队会在书上发表脑电波成果。

研究者通常只关注通过了同行评审的文章，同行评审要由至少两名学者匿名审读稿件，然后将意见反馈给期刊编辑，期刊编辑据此来决定接受稿件还是退稿。很多好的期刊一般只发表稿件中的10%到20%，因此要让稿件通过同行评审然后发表相当困难。而书章节通常是由书的主编约稿，一般不用同行评审。在学术界，书章节不像经过了同行评审的文章那样受到重视。

鲍勃写过50多篇书章节。我跑到图书馆，又花了一大笔复印费。

书章节清单以第一作者的姓氏首字母排列。我以同样的顺序将这些章节的复印件编码，在餐桌上，我边吃边翻，主要翻阅其中的脑电波图。埋首于书堆中的我，不知不觉把一瓶红酒全部喝完了。

我翻到最后一篇，是由山口和耐特在1993年发表的[1]，研究的是大脑外侧和内侧颞叶受损的患者的P3。当翻到里面的图时，我屏住了呼吸。

我找到了！大脑外侧和内侧颞叶受损的患者与精神病态者有同样的P3反应。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赶紧做了笔记。

图3　听觉新异刺激，精神病态者的脑电波图（Kiehl，2005；左图）以及山口和耐特文章中的图（1993；右图）。两图调整为同样的时间和幅值比例。负值朝上。注意精神病态者和颞叶受损患者脑电波的相似之处。与对照组比较，两组都在200毫秒处表现出负响应增大，在350毫秒处正响应减小，在400～800毫秒之间负响应增大。

我和鲍勃经常在学术会议上见面。最近一次的会议上，在他作报告时，一位听众问他关于他以前一篇文章中的问题，鲍勃看着我，对那位观众说：“我记不清了，不过肯特・基尔知道。”

听众笑了起来，然后我接过鲍勃递过来的话筒，向他们介绍山口和耐特1993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的结果。

认识精神病态者的一扇窗户

有了精神病态者古怪的P3脑电波之谜的答案，我对下一阶段的研究充满了信心，想进一步搞清楚在他们的大脑里是哪里出了异常。

我设计的大多数实验都是想发现精神病态者的内侧和外侧颞叶区域是否有异常。这些区域包括杏仁核、海马体和颞极（全称是右脑颞前上回）。

杏仁核是大脑深处一个杏仁状的区域，负责放大凸显的信息。对凸显信息的放大会中断正在进行的思考，从而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你正走在拥挤的街道，突然听到砰的一声，赶忙转过身去定位声音和查找原因。这个声音就是由杏仁核放大，引发惊跳反应，警示你去注意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惊跳反应有赖于杏仁核。

杏仁核还帮助我们学习什么刺激是重要的，需要放大并提交给意识。比如，学会热火炉不能去摸，电插座不能用舌头去舔。杏仁核使我们本能地学习和掌握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们怎样避免生活中的危害性和情感事件。

海马体则是大脑的记忆场所，负责巩固和存储记忆。海马体在我们的一生中会不断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厚[2]。海马体尤其擅长存储情感记忆。

颞极则有点不同。杏仁核和海马体是边缘系统的典型成员，通常被认为是负责控制大脑中的情感过程。而神经生理学家保罗・布罗卡（1824～1880）和詹姆士・帕佩茨（1883～1958）

最初描述边缘系统时则没有将颞极包括在内。颞极属于所谓的异模联络皮质。这种皮质对很多感知信息进行收集和整合。听觉信息和视觉信息在颞极被整合到一起，以备随后更高级的处理，就好像电影制片将声音和视频整合到一起做成电影。

图4　人脑的外侧和内侧示意图

如果你将大脑两个半球从中间分开，从内往外看到的就是内侧。图中数字是布罗德曼博士1909年给出的脑区编号。研究者借助布罗德曼编号系统来比较各自的研究结果。精神病态者的古怪P3脑电波与杏仁核（布罗德曼34区）、海马体（布罗德曼27区）和颞极（布罗德曼38区）有关。

研究表明，右颞极受损会导致说话韵律障碍[3]。韵律是说话的情感语调。颞极受损的人无法描述带感情色彩的语言传递的是哪种感情。另外，颞极受损还可能导致无法理解隐喻之类的话语抽象表达[4]。

在研读关于杏仁核、海马体和颞极的文献后，我又有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其中一些继续基于脑电波测量。而真正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将利用一项新技术，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3]。

MRI和精神病态者的脑

磁共振成像（MRI）设备利用强磁场和射频信号获得极佳的人体内部影像。MRI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完善，现在已经成为医院的标准检查仪器。MRI不使用辐射或X射线，因此被认为对人体无损，用于研究非常安全。

除了可以对大脑内部结构成像，最新的MRI技术还可以帮助科学家研究大脑活动。神经科学家用一种增强型的MRI系统来检测大脑血氧水平的变化。同肌肉一样，大脑中的神经元在工作时也需要充足的氧。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分子在肺部与氧结合，然后通过动脉将含氧的血红蛋白输送到大脑（和肌肉）。含氧高的血液与含氧低的血液的MRI信号是不一样的。含氧高的血液呈亮红色（动脉血），含氧低的血液则呈蓝色（静脉血）。MRI通过调节可以快速成像，精确地定位大脑中氧的输送和消耗（例如，从红色变成蓝色）。通过让受试者在MRI扫描仪中完成特定的任务，持续成像几分钟，科学家就能确定哪些脑区在耗氧，这就是所谓的血氧浓度相依对比（BOLD）成像，我们通常称之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

功能性MRI于1992年发明[5]，当时我还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我跟着迈克尔・葛詹尼加教授和乔治・曼根教授做研究，他们很快就开始使用fMRI。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极佳的研究环境让我有机会从最开始就深入了解MRI的技术细节。

我在1994年离开研究生院时，已经有了两年以上使用fM-RI的经验。回到温哥华之后，我开始在城里到处寻找最好的MRI系统，想用fMRI来研究精神病态。血氧浓度相依对比fMRI技术对MRI系统的要求很高，因为在采集功能性脑成像数据时需要将设备用到极限。常规的MRI检查大约需要采集10～20幅图像，而fMRI则需采集1万～2万幅图像。除了对MRI的硬件有特殊要求外，室内还需要安装与MRI兼容的高分辨率投影系统、显示器、光纤光学响应设备以及专用通讯电缆。“MRI兼容”依我看就是钱的委婉说法。例如，普通的游戏控制杆只要20美元，而光纤光学MRI兼容控制杆则需大约2000美元。因此，要将普通的MRI系统升级为fMRI，需要进行大量的改造，价格高昂。

据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医院刚买了一套崭新的通用电气（GE）1.5T磁共振系统。我四处打听是谁负责，得知我要找的人是放射科医生布鲁斯・福斯特博士。

我对大学医院进行地毯式搜索，发现MRI就在医院旁边，有一条砖石路通到那里，估计这条砖石路就是用来运送MRI设备的。临床MRI扫描仪重达3吨，需要专业安装。

我穿过地下餐厅进入大学医院，寻找MRI室的标志。沿着标志穿过一条长廊就到了MRI室。我找到接待员，简单介绍了自己，然后问能不能见福斯特博士。接待员说福斯特博士的办公室在楼上，但这时快下班了，我最好快点上去，看他还在不在。

我从走廊出来，跑步上楼。上了两层，推开门，顺着放射科的走道快速往里走。这时已是下午6点左右，走道尽头有一间办公室开着门，灯还亮着。

我正往门口走，有人出来了，我径直走到他跟前，努力平息呼吸，向他打了声招呼。他看我陌生，问我是不是找人。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走道门口牌子上写着未经许可请勿入内。

“是的，我找福斯特博士。”

“我就是，有事吗？”他答道。

“我是UBC的研究生，研究精神病态罪犯。想看能不能把他们从最高戒备监狱带出来，借用你的新MRI进行检查，”我平静地说。

他回退了一步，开始掂量是什么回事。

福斯特博士衣着考究，就连袜子也和衣服很配。他留着完美的山羊胡子，头发往后梳。看上去就好像当代的弗洛伊德。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他深沉、柔和而又不失威严地说，“我们坐下来谈谈吧，你仔细说说你的想法。”

办公室里干净整洁，他示意我坐下，自己坐到门旁的桌子后面。

“跟我具体谈谈你想干什么，”他问道。

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我和导师黑尔博士的研究，还讲了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跟着葛詹尼加教授和曼根博士学习fMRI的情况。我和黑尔博士的另一位研究生打算向加拿大惩教部请求从监狱运一些犯人到医院来接受脑扫描。因此我想知道他的MRI扫描仪能否做fMRI。

他把身体往后靠，说他从未想到会有人请他用MRI扫描仪检查精神病态犯人。

“再仔细说说，”他对我说。

半小时后，福斯特博士带我下楼去MRI室。

我们进入MRI室，他把我介绍给首席物理学家亚历克斯・麦凯博士。麦凯博士领导一个团队研究大脑白质[4]病变的相关课题。MRI白天要用于病人检查，但麦克可以在每周三下午6点以后用机器做研究。

我向麦凯博士简要介绍了我的研究和fMRI背景。

“噢，”他说，“我们用最好的硬件建造的这台MRI，就是为了以备有人要做fMRI。”

福斯特博士插话说他希望这里成为加拿大第一个用fMRI进行术前映射的团队。

术前映射是脑外科医生在切除脑肿瘤和附近的脑组织之前进行的检查项目。脑外科医生在切除病变组织时不希望切除关键的语言区。语言皮质是大脑控制说话或移动舌头能力的区域。以前做术前映射需要打开头盖骨，然后用电刺激大脑，以找出哪部分大脑负责这个。脑外科医生需要费尽周折地用类似EEG的电记录仪检测哪块脑区负责语言功能，然后才能切除肿瘤和附近可能已经感染的组织。

而fMRI不用动刀就能完成术前映射。科学家可以用MRI判断哪块区域参与语言和运动功能，这样脑外科医生不用开颅和电刺激就能知道病人的语言皮质在哪里。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尤恩・瓦达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只麻醉左脑或是右脑，外科医生可以根据这个来能判断语言区的方位。大部分人的语言区位于左脑。但也有少部分人——大约占人群总数的10%——是用右脑处理语言。切除肿瘤时如果是非语言半脑就相对比较安全。但瓦达的方法会造成大脑损伤，而且有时候会导致患者在接受脑肿瘤切除手术之前就死亡。用无损的fMRI替代瓦达的方法很有价值。

因此我决定帮福斯特博士做术前映射。麦凯博士也很慷慨地允许我同他的团队一起用MRI研究白质病变。我们约定一起想办法用大学医院的新MRI来检查精神病态犯人。

我告诉福斯特博士，计划将最高戒备犯人从一百多千米外的监狱运到大学后，解开其手铐，然后送进MRI检查。得知这个情况后，福斯特博士反应镇定，并没有被吓到的迹象。可能是我忘了告诉他进MRI室检查时身上不能有金属，必须拿掉手铐。我认为到时候会有办法克服这个障碍。我给他带来的麻烦及新问题已经够多了。

此后的几年里，我几乎每周三都和麦凯博士一起从下午6点工作到午夜。亚历克斯和他的研究生在设计新的MRI冲激序列时，经常是我扮演小白鼠的角色躺在MRI扫描仪里作为测试对象。这些年里我的大脑被扫描了无数次。我逐渐发现MRI里是个不错的睡觉的地方。现在我只要一躺到MRI里就会很快地睡着。

我们想办法给福斯特博士做了2个患者的术前映射。他很兴奋，把数据拿到一些专业交流会议上作报告，讨论这种新技术的可行性应用前景。

其中一个患者是一名18岁的女孩，她的脑动脉和静脉血管有点异常。在来检查之前大约一星期，她开始出现一些症状，包括脸部、手和舌头发麻。然后有一天起床时她发现自己不能说话了，不过意识还清醒。她走到父母的卧室，想告诉他们自己的状况，但已无法做到。父母吓坏了，赶忙把她送到UBC的急症室，福斯特博士检查后发现了她脑部有异常。他建议她接受术前映射fMRI。

我设计了方案找出她的手、脸和舌头对应的脑区，又设计了方案确定语言脑区。那天她来检查时，我教她如何做这些任务。她对这项检查很好奇，她的眼睛流露出对检查结果的担心。

我们发现她的动脉和静脉缠到了一起，并且确定了哪部分脑区在手术中关闭血管时会受到影响。手术过程中需要关闭有问题的动脉血管。但由这些血管供血的脑组织有可能死亡，导致她失去运动脸部、手或舌头的能力，也有可能导致她失去说话的能力。

我反复分析她的大脑成像，必须确保不能出错。我不想因为我的失误导致外科医生切除了她的重要脑区。我同神经外科医生讨论检查结果，告诉他所有可能的风险和我们了解的fMRI的局限性。

外科医生则依据我们的结果来帮助确定哪些问题动脉可以关闭。让所有人欣慰的是，手术后她完全康复了。

fMRI实验设计

周末，我如果没去监狱就会来做脑成像实验。大部分研究生都愿意参与MRI实验，并得到他们的大脑图像作为回报。不到一年的时间，UBC几乎所有研究生都获得了他们的脑MRI图。我们的团队为扫描精神病态犯人设计开发了完整的实验方案。我很多时候都是在MRI室收集和分析数据，余下的时间就在监狱访谈犯人和做脑电波研究。

如果没有许多人的帮助，对精神病态犯人的第一次fMRI研究是不可能实现。UBC研究神经科学的研究生安德娜・史密斯刚开始读研时，研究的是老鼠的攻击性，但后来她出现了对老鼠的严重过敏，所以转而研究精神病态犯人。安德娜和我一起在监狱里工作了很长时间，我们获得项目资助的申请书大部分都是她写的。没有她的辛勤工作，对精神病态的首次脑成像研究是不可能成功的。

物理学和精神病学家彼得・里德尔博士教我们复杂的脑成像分析方法。在来UBC之前，里德尔博士曾参与创立伦敦汉姆史密斯医院的一个研究组，统计参数图（SPM）软件包就是这个小组开发的。彼得请了一位年轻的精神病学家卡尔・弗里斯顿来帮他为精神病患者做临床诊断。卡尔对数学很感兴趣，就是他开发了这款世界上最著名的脑成像数据分析软件。全世界发表的经同行评审的文献至少80%都是用SPM来分析成像数据。我有幸得以在这个领域发展的初期就同彼得、卡尔这些重量级的人一起工作，并学习最好的脑成像数据分析方法。

UBC的通用电气MRI机器也不是说就十全十美。我们需要将机器用到极限，通用的工程师没有预计到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系统被限定只能连续采集512幅图像。而fMRI一次就需要几千张。我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些也在尝试解决此类问题的科学家。

有一年，在温哥华的一次MRI会议上，我认识了来自威斯康星的物理学研究生布莱恩・莫克。我请他吃了一个汉堡包、喝了两杯啤酒后，他告诉了我从通用的扫描仪上采集数据的方法。布莱恩给我们提供了代码，可以从扫描仪上获取MRI数据然后在另一台电脑上用原始数据进行重建。布莱恩的“离线重建”帮助我们绕开了通用电气的512幅图像限制。然后布莱恩又告诉我如果想让扫描仪工作得更快，可以关闭一对过热保护器。通用电气公司的工程师可能设想到有人做fMRI时需要像这样把MRI用到极限。通用电气公司在MRI上装了一个小调速器，类似于汽车上的限速系统。布莱恩教会我们如何关闭这个调速器。

同布莱恩吃完午餐后，我喊来了MRI室的技术员，请他们关闭了通用电气公司MRI上的调速器。然后让他们用样品（水做的假人，我们用来测试MRI激励序列的）运行fMRI序列。技术员把样品放了进去运行新的序列。我们的MRI加快了40%，太棒了！

布莱恩研究生毕业就去了通用电气公司，现在他负责MRI产品研发组，我们只要碰面我就会请他喝啤酒、吃汉堡。

我还通过电邮认识了马里兰大学的研究生文斯・卡尔霍恩，他也在尝试解决他使用的通用扫描仪速度不够用的问题。文斯研究的是分析大脑网络的新方法。我把从布莱恩・莫克那里学来的方法都告诉了文斯。现在文斯・卡尔霍恩和我一样都成了资深教员。我们只要碰面，文斯就会请我喝啤酒、吃汉堡。

和我一起的研究生安德娜・史密斯负责把我弄来的星巴克咖啡送给加拿大惩教部的地区押送队。押送队负责在监狱之间或是为了特殊医疗需求运送犯人。为他们提供了大约半年的咖啡后，安德娜问他们能不能把犯人从监狱运送到大学医院接受MRI扫描，他们很乐意帮忙。

监狱的安全人员有点担心犯人会知道他们被送到医院接受MRI研究的具体时间。地区押送队必须确保犯人不会计划逃跑，尤其是要确保犯人不会召来外面的同伙在运输途中劫车。我们的研究必须是最高机密。

犯人逃跑是最让人担心的问题。1990年6月18日，曾有歹徒劫持了一架直升机，降落在加拿大最高戒备监狱的围墙里。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策划了这次越狱，在直升机降落到监狱里时，另一个犯人也加入了这次事件。同伙开枪重伤了一名警卫。逃跑计划是从好莱坞电影里学的。犯人和同伙逃出了监狱，几个星期后在藏身的树林中被抓获。

一天，我同押送队的队长讨论安全措施，我问他是不是要禁止犯人在被送来做研究的那几天打电话？他告诉我，监狱计划中已规定在押送日不准打电话，以免犯人向外面的人透漏押送信息。

这应当管用，我心想。不过接着我又问队长，没有打电话是不是也会是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如果犯人每天都给同一个人打电话，突然有一天没接到电话，这就有可能泄漏犯人被押送的时间。

队长没有想到这一点。因此在第一次扫描之前的几个星期里，监狱不定期禁止了整个监狱打电话。加拿大惩教部很棒，他们愿意为了研究做所有这些事情。

仲夏的一个早晨，脑扫描项目开始了。5名精神病态犯人由武装警卫从一百多千米外的阿伯茨福德押送到温哥华，总共4辆车。前车侦查，比车队早10分钟，确保沿途没有异常。然后是安全车，后面紧跟着押送车。押送车有装甲，类似于运钞车。尾车比押送车晚5分钟，有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卫。

大学医院专门规划了一条路线，并在医院周围安排了警戒人员。大学甚至还专门建了一道木围栏，等运送犯人的车进入MRI交接区后立即关闭上锁。

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押送。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开始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清空了MRI室里任何犯人可以用作武器的物品，让医院保安检查周边是否有形迹可疑的人。

我在去医院的路上顺便给警卫和犯人带了些面包圈和咖啡。里德尔博士、福斯特博士、我的研究生同伴安德娜・史密斯以及我们信任的MRI技术员特鲁迪・肖都在场。

7点整侦察车到达，这时候大部分医院职员都还没有来上班。警卫进来四处查看，反复检查我们的安保措施。然后通过对讲机通知押送车进入停车场。押送车进来后警卫马上锁上了木门，然后解开拴住装甲车后门的大铁杆。犯人坐在钢条凳上，被锁链锁在地板上。犯人依次被解开锁链然后押送进医院。犯人们在适应囚车外的光线的同时也在四处打量。他们的手和脚都拴在腰间的锁链上。犯人依次进入等待室，坐在绒布椅上。警卫解开了犯人腰间的锁链，让他们可以抬起手，这样他们就可以吃面包喝咖啡。不过手脚上的锁链还留着。

第一个接受扫描的犯人是我的老相识惊悚里奇。他被押送进MRI室作准备。我向里奇解释了流程，向他示范进MRI扫描仪后要做的动作和事情。

惊悚里奇说，“你可以查出我的脑子有什么问题？”

“如果里面什么也没有不要太震惊，”一个警卫揶揄道。

警卫早上5点钟就去接里奇，看到他裸体出现在囚室门口时估计已经领教了他的本事。警卫们只好等着里奇穿好衣服。

在警卫屈膝去解开他脚上的锁链时，惊悚里奇望着我笑了笑。等手镣也解开后，里奇一边活动手关节一边随我进入MRI室。我注意到福斯特博士在控制室透过窗户专注地看着。他终于接受了犯人进入MRI室要除去所有锁链的事实。不过我不应该介绍他看尼古拉斯・凯奇和约翰・马尔科维奇主演的电影《空中监狱》，影片中一飞机的犯人挣脱锁链劫持了飞机，吓得他做了几个星期的噩梦。

惊悚里奇跳到MRI台上，我们让他躺下，找个自己感觉舒服的姿势。特鲁迪把空气挤压球递给了里奇，告诉他按压这个球控制室的警报就会响，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她警告他只有在需要从MRI里出来才能按球。我马上想到了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惊悚里奇按下了应急球。刺耳的警报声在控制室响起，吓得福斯特博士把咖啡泼到了衣服上。然后是一阵嘈杂声，控制室里的人在手忙脚乱地关警报。

里奇笑着看着这场混乱。他跟我说过，要让所有人知道他叫“惊悚里奇”。特鲁迪又花了几分钟才让里奇准备好。我告诉了里奇在做测试时要看的显示器。然后特鲁迪和我退出了MRI室，我把身后沉重的磁屏蔽门拉上锁好。落锁的声音有点像监狱关门时的落锁声，但这次是我第一次把精神病态犯人锁在MRI室。惊悚里奇的搞怪把特鲁迪逗笑了。那天早上所有人都紧绷着神经，里奇的玩笑让气氛放松了一点。

我们坐在MRI控制台前，开始我们的脑成像实验。我们通过对讲机同里奇说话，他准备好了。

随着磁场的碰撞和射频波不断拍打质子，MRI开始发出熟悉的哔哔声。几分钟后，精神病态犯人大脑的第一幅影像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

我盯着影像，想看看惊悚里奇的大脑里是不是真的有大空洞。福斯特博士也过来站在我身后同我一起研究这幅图。他伸手越过我转动旋钮，图像依次展现出从上往下从左往右的大脑剖面。我则提防着惊悚里奇不会从MRI里爬出来逃跑。让人宽慰的是我们从控制室里可以随时看到惊悚里奇，并且房间也只有一个出口。

福斯特博士说惊悚里奇的大脑看上去很正常，警卫有些不相信。

我知道福斯特博士的判断表明惊悚里奇的精神病态行为不是肿瘤或是某种明显的大脑异常导致的。还需要用计算机算法对他的大脑进行非常详细的分析。

如他承诺的，惊悚里奇做到了对他的所有要求。他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头也没怎么动，图像质量很好。他从MRI上下来，转了出来坐到控制室的一张椅子上。警卫把手铐和脚镣重新铐上。

我让惊悚里奇看了看屏幕上的脑图。“它还在，没想到吧？”我对他说。

“是的，不过并不吃惊，”里奇笑着回答。“很高兴看到里面不是空的。如果我的大脑是这拨人里最棒的，你要告诉我啊。”

他用那对空洞的眼睛对着我傻笑。

我一定要找出惊悚里奇的大脑里有什么不同，找出这对冰冷、空洞、毫无感情的眼睛背后的原因。

后面的检查都很顺利。每个犯人都接受了扫描，也再没有人按应急球。我给每位犯人都送了一张他们的脑图。犯人就像小孩一样相互比较。惊悚里奇跟他们说他的大脑是最棒的。他向他们展示他厚厚的胼胝体。我在发图片时给他们简单介绍了一点生理知识。里奇发现他的图片上大脑两个半球之间名为胼胝体的神经纤维连接比其他人要厚。

剩下来的时间里地区押送队队员和犯人不断对里奇的粗厚脑结构开玩笑。中午我们请大家吃了比萨，下午3点左右车队离开，结束了这次非常成功的扫描实验。

我目送着装甲车驶离砖石路，感到分泌了一天的肾上腺素开始降了下来。有些精疲力竭，但还是急着尽快用计算机把大脑数据处理完。

回到实验室，我启动了自己编的分析数据的脚本程序，让计算机开始彻夜工作，然后开车回家。

此后的两年里，我们安排了10多次MRI实验，扫描了超过50名最高戒备犯人。所有人都很顺利，没出什么问题。我非常感激地区押送队和加拿大惩教部的所有职员，以及大学医院的职员，尤其是MRI技术人员和一起做实验的各位同事。

初步结果

在扫描惊悚里奇之前的两年里，我们设计了用于检查精神病态者大脑功能障碍的实验。尤其重要的是针对大脑边缘系统的实验，这是与情感过程关联最紧密的系统。由于情感行为方面的严重缺陷是精神病态者最典型的特征，因此我们最初的成像实验主要就是想检查边缘系统。

边缘系统中我们最感兴趣的部分包括杏仁核。我称之为大脑的小放大器。杏仁核受损被认为对于精神病态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扫描的其他重要区域包括前/后扣带皮质，这些区域被认为与语言等刺激的情感部分有关联。

情感记忆范式是我们在前期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我很喜欢的任务。在这个任务中，受试者被要求记忆一组单词（12个），每次在屏幕上展示一个。编码阶段后是20秒的练习阶段，让参与者回味刚才看到的单词。然后是测试阶段，又展示12个词，同样是一次一个。测试阶段的词有一半是取自编码阶段的词，另一半则是前面没有看到过的新词。受试者通过按键指出看到的单词是否在前一组出现过。整个实验在大约15分钟内展示12组左右不同的词。

我们没有告诉受试者词表由情感词和中性词组成。例如，“恨、杀、死”就是情感词，而“桌、椅、腿”就是中性词。我们发现正常人对情感词的记忆优于中性词，而杏仁核、前/后扣带皮质在处理情感词时比处理中性词时更为活跃。fMRI的神奇就在于可以展现出大脑是如何运作的。

我盯着巨大的显示器上细长的红色进度条一点一点接近终点。第一次对比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的情感记忆任务的研究即将完成。为了这次研究，总计运送了4批犯人。我花了很长时间来确认数据完整，并执行了所有后期处理步骤以优化后面的分析。我舍弃了一些犯人的数据，因为他们的头移动过多，使得图像模糊无法处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检查所有数据，以确保将呈现在屏幕上的结果是正确的。

我坐在计算机前边喝咖啡边等待结果。进度条似乎永远也走不到终点。

终于，屏幕上出现了“完成”的字样。我赶忙敲击键盘，查看对比结果。

精神病态者的大脑会表现出情感处理的缺陷吗？

绘制结果时，处理器和内存负荷飙升，导致Sun工作站发出嗡嗡的声音。有史以来第一次精神病态犯人的大脑成像研究的结果在屏幕上逐渐呈现，我思绪万千，回想起走过的这段路程，回想起在监狱度过的所有日子，一次又一次往来监狱的路途，同犯人一次又一次的访谈，同大学医院和加拿大惩教部官员的所有会谈，所有的策划，所有的岁月……

屏幕上绘出了由4幅脑视图组成的一幅大图，用蓝色标出了精神病态者表现出情感处理缺陷的区域。我屏住了呼吸。

杏仁核和前/后扣带皮质标示为蓝色——表明精神病态者的这些区域不如非精神病态者活跃。

这是研究者一辈子梦寐以求的时刻，研究计划的所有板块最后完美地拼合到一起。精神病态者表现出缺陷的区域正是我们所预料的，他们的大脑有异常。我盯着这个表现精神病态者大脑与正常人大脑区别的第一份直接科学证据，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

我把图打印出来，迫不及待地跑出去看其他办公室有没有人，想把图拿给他们看。

里德尔博士在办公室打电话。我在他门口来回踱步，等他把电话打完。他一挂电话，我立马走进去把结果递给他。

看着结果，他会心地笑了，毫不迟疑地说：“我们得把这个投给《科学》杂志。”

“《科学》会发表关于精神病态的研究成果？”我问道。

“当然，这太令人兴奋了。编辑拿着它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回答说。“这是你的头等大事，赶紧投了吧。给小组所有的人都看看，结果太棒了。”

《科学》是全世界公认最好的科学期刊。只有极少的文章能被录用。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我回到实验室，开始撰写第一次精神病态犯人fMRI研究的结果。我绞尽脑汁，想为《科学》的读者寻找适当的措辞。

两个星期后我们投出了稿件，然后就焦急地等待宣判我们命运的电子邮件。一个星期过去了，毫无音讯。我回到监狱，让自己不要太过于关注文章的事。

10天后，《科学》的编辑回复了，他们决定把稿件送出去给同行评审。有90%的文章都通不过《科学》的编辑审查这第一道关口。我们的文章已过了第一关。

同行评审又让我们等了漫长的两个星期。我每过几分钟就去查收一次邮件。《科学》的邮件到来时，我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审读论文的学者很喜欢这篇文章——我的心跳加快了。审稿人只提了一点修改意见，《科学》编辑让我们改好后寄给他们。整个团队都沸腾了。我照审稿人的意见改好文章，又寄了回去。

又过了两个星期，一封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邮件寄来了。我们的文章最终被退稿了。编辑说他们很喜欢我们的结果，不过他们担心样本还太少，而且我们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有强烈的社会影响。他们说，我们的研究会对法律体系带来巨大的影响，如果要在《科学》上发表，编辑要确保这个结论对于更大样本的精神病态仍然能成立。

我很震惊。我们花了这么多年进行这项研究，团队的多数成员为了完成这项研究都冒着生命危险。

但我能理解编辑的担心。我们的样本确实太少了，只有8个精神病态者和8个非精神病态者的数据。押送他们太困难了。我们的样本大小在早期的精神病人群MRI研究中很典型，但也确实带来了一些需要用大样本才能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

我们团队聚在一起，讨论怎么办。最后决定把稿件投给顶级精神病期刊《生物精神病学》发表。同行评审很快反馈回来，稿件被接受发表。有史以来第一篇关于精神病态犯人的fMRI文章完成了。团队进行了庆祝，但我没有多少劲头，同时有些沮丧，我不想就此止步。我想扫描更多精神病态者的大脑，我不想再被批评收集的数据不充足。我要想个办法出来。

前进的道路

结束了第一次fMRI研究后，我又回去继续研究脑电波和访谈更多犯人。空余时间我撰写了5篇论文，投给了同行评审的期刊。

我的博士论文即将完成，准备进行获得博士学位之前的最后一跃，论文答辩。UBC是口头论文答辩形式，系里会请全校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参与答辩。

有研究生同学建议我在论文答辩之前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这样你就可以对答辩委员会说你的研究已经接受了其他学者的检验。如果你在答辩之前发表了成果，大家——至少研究生——就会认为你应当会通过答辩，并被授予心理学博士学位。

因此我写了5篇专业论文，并在最后的大学答辩之前就将它们发表了。我在监狱收集的数据很多，后来我又在上面发表了大约15篇论文。我本应当根据这些数据写更多文章；这些数据仍然被捆扎在我办公室的书柜里——时刻提醒我要么发表要么朽坏。

在等待答辩委员会决定我最终的答辩日期之际，我又回到了监狱做事，尽量让自己没时间去担心。

布林克博士邀请我对犯人进行风险评估。在加拿大，犯人释放之前都要进行风险评估。评估包括与犯人谈话和查看他们的档案，然后将从这些来源收集的信息代入一个公式。公式将综合增大和减小风险的因素得出一个分数。分数低表明犯人再次犯罪的风险低，分数高表明犯人在3年内有可能再犯。假释委员会根据这个分数对犯人的假释加以限制。

比如，假设某个犯人的得分很高，假释委员会可能会建议日间假释而不是完全假释。如果是日间假释，犯人就只能在白天出去，晚上还要待在监牢里。用这种方式让犯人慢慢重新融入社会，并逐步赋予其更多权利。这种管理方案的目的在于将风险减小，增加缓冲，让社会更安全。我认为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对犯人尤其如此。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会问犯人还想不想回到监狱。“不想，”这是他们一贯的回答。我告诉他们这个谈话的目的是想办法让他们出狱后尽量不再惹麻烦。大多数犯人都想知道哪些因素会增大再犯风险，哪些因素又会减小风险。

精神病态量表最初设计出来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然而它正好能很好地预测哪些犯人会再犯。事实上，精神病态量表得分高的犯人再犯的可能性比得分低的犯人高4～8倍。精神病态量表得分低的犯人愿意接受这个测试，而得分高的犯人则不怎么愿意接受此项测试。

有一天，我正在同一个犯人谈话，另一个犯人跑过来用力拍门。我们通过门上的玻璃可以看到谁在拍门。谈话的犯人见状就说待会再来继续谈话。他不想在这里碍那个犯人的事。我同意了。

拍门的犯人叫“马丁，”精神病态量表分数很高。马丁在监狱里经常惹事，声名狼藉。我打开门让那位犯人出去，让马丁进来。

马丁大步走进办公室，显得很恼火，坐下后把一张纸扔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拿起那张纸坐下。

“马丁，有什么我能帮你的？”我问道。

“你告诉我这他妈的精神病态量表是怎么回事？我刚做了风险评估，医生说我是精神病态。他说这表明我有很高的再犯风险。我不是汉尼拔[5]。”他说。

我看了一下他的精神病态量表复印件，马丁得了37分。我在研究访谈时给马丁的打分还稍微高一点，39分，不过当你属于那最高的1%时，是37分还是39分已经不重要了。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做研究用了这个测试。”

“那好，这他妈是什么东西，这个缺乏同情心、无懊悔感是些什么狗屎。”他很生气，说话时口水直溅。

“你还记得你告诉我你犯的那些罪吧？”“记得，”他回应说。

“你是不是跟我说你还会再干？”马丁曾粗暴地强暴过几名妇女。

“是啊，那些婊子活该；你什么意思？”

我没说话，想看看马丁能否从自己这句话中意识到“缺乏同情心”之类的问题，他没反应。

“你看，你的态度以及你不能理解你对那些女人造成的伤害，就证明了你缺乏同情心和懊悔感。”

“哦，好吧，是这么回事。”他回应道。

“还记得你告诉我说你敲诈你的老板，还从你父母那里勒索钱？”

马丁开始有点明白了。“操，原来分数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是的，”我诚实地回答。

“那其他这些项又是什么意思？”他问道。我给他解释了其中一些。

他点了点头。这张精神病态量表与马丁很相符。在各方面，他都表现出典型的精神病态症状。

“天哪，这分数原来是这个意思，”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又回答了一遍。

“那好，精神病态的事情太操蛋了，我不想被人叫做精神病态者。”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马丁俯身在桌上抓起一支笔，拿过他的精神病态打分表的复印件开始画。他将顶上的“精神病态”字样画掉，然后写上一个大大的“超人”。他拿给我看，接着说：“我不是精神病态者，这个词用于我是错误的。我把它改成了‘超人量表’，现在我是超人。”

我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也许我应该给马丁的精神病态量表第1项重新打分——口若悬河、能说会道。

马丁风风火火地走了，接连几天他都在向人炫耀他的“超人量表”的分数。马丁告诉室友必须叫他超人，否则就要揍他一顿。

监狱从不乏味。

答辩的日子到了。我穿上自己唯一的一套正装，又浏览了一遍PPT，确保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听众席上坐着大约两百名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显然很多人都对关于精神病态的论文答辩感兴趣。

我花了30分钟对论文进行陈述，在提问之前听众席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又花了些时间简要地回答了提问。整个答辩只用了大约1小时就结束了。然后委员会请我回避，他们将商议决定是否通过。

几分钟后门开了，我的研究生导师罗伯特・黑尔博士向我伸出手说：“基尔博士，请进来吧。”我通过了！

我获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博士学位。我走进房间时人们以掌声向我祝贺，我向他们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经委员会提名，校长同意，我的博士论文被评为“优秀”，这是大学的最高荣誉，只授予最好的博士论文。

回到里德尔博士的实验室时，我已经是博士后研究员了。

在我获得学位后不久，黑尔博士退休了，不过他在科研领域依然很活跃。我成了他唯一的发表关于精神病态的脑电波和脑成像研究成果的学生。

刚跟里德尔博士做了3个月博士后，他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告诉我因为家庭原因，他和妻子将搬回英国。我惊呆了，我刚刚和他签了3年工作协议。

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找一份新工作。而且我在加拿大最高戒备监狱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

事故

我回到了让我感觉最舒服的地方——监狱——继续用我们刚刚装好的最新EEG系统做脑电波研究。新的EEG系统有64个通道，是以前的8倍。有了这么多通道，我做测试时就可以覆盖整个头部，而之前只能稀疏地采样8个通道。

我写了份简历，寄给世界各地可能同我的背景相符的学术机构。为了让自己不去担心未来的命运，我埋头在监狱进行研究。我又恢复了当初的日常规律，天刚亮就赶到监狱，中午吃点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就继续工作。

某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天空阴沉，下着雨，因为晚上要和麦凯博士用大学的MRI做实验，我5点钟就离开了监狱。麦凯的研究生想用我的大脑进行扫描。

我的丰田皮卡车的雨刮器已经磨损得很厉害，瓢泼大雨让我很难看清路面，我放慢了车速。路灯的间距很远，路灯之间的路很难看清。我只好再放慢一些。

左边突然“轰”的一声，我吓得几乎撞到了车顶。巨大的水花朝我的皮卡车扑来，我赶忙闪避。汽车开始侧滑，我本能地反打方向盘，希望不要滑出公路。雨刮器猛烈摆动，我勉励把车子方向调整好。这时我才看清左边是一辆大型拖车经过。经过时，车轮刚好压到路上一潭很深的积水。

拖车司机可能注意到了我的大灯在乱晃，意识到我有麻烦。他把双闪灯打开，速度慢了下来，然后示意要靠边停车。

我几乎感觉不到紧握着方向盘的双手。我减速跟着卡车进入服务区入口。肾上腺素在我身体里翻涌。

我挨着他的车停下。他跳下驾驶室向我走过来。我摇下车窗，雨淋了进来。

“你没事吧？”他问道。

“还好。”我惊魂未定地回答。

“你的车刚才差点甩尾了，幸好你打回来了。”

“谢谢。”我没有告诉他我纯粹是走运才没有开出公路翻下山去。

“真的很抱歉，我没看到路上有水，我也差点失控了。”

“没关系，”我说。“一切都好。没有人受伤。”我这时才看了看他的车，看看有没有损坏。车厢侧面印着几个蓝色大字，“磁共振成像。”我以为看错了，又看了一遍。

“你车上拖的什么？”我问道。“是一台MRI，”他回应道。

我推开车门，猛地撞了他一把。

“嘿，你在干什么？”他边说边往后退。“这是意外，”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存心的。”

“不是不是，”我向他摆摆手。“我不是生气，我只是想知道你的车里装的什么。”

司机神经放松下来，不过还是不明白我想干什么，“你干吗想知道我拖的什么？”

我告诉司机，“我是研究精神病态罪犯的。你车上的MRI可以用于研究吗？我能不能把它拖到监狱去？”

司机退了几步，脸上露出害怕的神情。“你想做什么？”他问道。

我再次摆出安抚的手势。“对不起，”我说，“让我解释一下吧。”

“我是基尔博士，是研究精神病态的法医心理学家。我在研究精神病态者哪里有问题。”

我退了一步，打量卡车的尺寸。

这是一辆全尺寸半挂车，后面有2个轮轴，比普通的轴距要长一些。有一个大腹舱，离地很近。我估计拍到我车上的水也有腹舱的功劳。拖车中部有一个门，离地面大约1米2高。

“我能进去看看吗？”我问他。

“对不起，”他回答说，“我在到达下一站之前是不允许打开门的。”

“得了吧，”我说，“你差点把我挤下公路，最起码你得让我进去看一眼。”

“好吧，不过只能看一会儿。我还要赶到萨里去。”萨里在温哥华的郊外。

司机按下腹舱门上的按钮，门开了。他扳了一个开关，我听见锁打开了。

他压了一下门下面的一个小舱门，舱门弹开了，然后他伸手进去拉出一个可伸缩的梯子来。

他爬上梯子，从口袋里拿出钥匙打开门。我跟着他走了进去。

他按了4个灯开关，房间沐浴在明亮的灯光中，我眯着眼睛适应了一小会儿灯光。拖车由3个房间组成。我的右手边是一个门，门里装着MRI的所有伺服硬件；中间我们站立的房间是一个放了桌椅的狭长控制室；左边有一扇门，透过门旁的窗子可以看到MRI就在车的尾部——正好位于那两个距离远得古怪的轮轴中间，我估计是为了平衡负荷。

我拉着MRI室的门，就好像要被里面的磁场吸进去。

“别进去，”司机说。“MRI是开着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告诉我要一直开着。”

我开始向他解释房间里超导磁体的物理学原理，不过又打住了，只告诉他不能关掉，因为要重新启动成本太高了。

“哦，”他回应道。他的语调表明我对这台机器的知识已经让他信服了我说的话。

司机解释说这台移动MRI是为不列颠哥伦比亚低地地区的患者服务的。如果有人需要扫描，当地医院又没有MRI设备，就会把这台机器运过去。这位司机的全职工作就是拖着这台机器到处跑。

这台移动式MRI达不到我们研究所需的性能，但是从此在我的脑海里埋下了一粒种子。我知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程师一定会想出办法将更先进的MRI扫描仪装到拖车上。到那时说不定我就可以拖一台到监狱去，扫描更多精神病态者。

我谢过了司机，坐在我的丰田车上看着他开车离去，心想总有一天我的愿望会实现。

第6章　糟糕的人生开端

每47秒就有一个精神病态者诞生[1]。

经常会有有严重行为异常小孩的父母向我写信求助。这些父母常常直接以恐惧的口吻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写信给我，是因为他们绝望地意识到他们的小孩可能有精神病态的征兆。没有父母愿意面对，更不要说接受这个事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档案夹保存的都是这类信件。每当我在研究中遇到困难时，我就会去读这些父母的信，这样我就又会充满动力去克服困难，希望有一天能解决他们信中提出的问题。

这些信件让人不忍卒读，我无法想象他们面临的困境。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然而信件内容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父母们开始通常都是说他们受困于小孩的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从孩子出生开始，他们就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很难同他们建立感情，尤其是母亲。问题小孩很冲动而且容易生气，比兄弟姐妹和其他小孩性格要暴躁得多。经常打架，往往是以对方受伤收场，并且他们的小孩不愿承担责任，或是认识不到自己错了。管束或是惩罚无法改变这些孩子容易冲动或生气的特点。父母经常会在信中列举小孩虐待动物的事迹。如金鱼被扔到鱼缸外面，或是困在某个游不动的地方，比如水被排干的水箱底部，剩下的水只够鱼扑腾。仓鼠、沙鼠等动物神秘地失踪或是死在笼子里。虐待逐步升级到伤害或是弄死猫和狗。

这些小孩通常在日托、学前班和幼儿园就有明显的行为异常；随着进入学龄期，行为问题会越来越多，他们经常用物品击打其他小孩，扔石头，参与操场斗殴，等等，结果就是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

这些问题小孩对交朋友或与朋友玩没什么兴趣。他们似乎更愿意独自行事。这样的小孩通常是男孩。他们在生活中的各方面都没什么感情。同人的情感纽带很弱，而且这些小孩明显缺乏对人际关系以及分享或合作等社会行为的理解能力。有些父母认为，他们的孩子是一种未知的情感学习障碍，他们想知道我是否同意这种判断。

这些信件内容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小孩出生时是正常的。父母们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他们的小孩有些不同，古怪或是反常。从没有哪封信说是一个正常小孩，在头部受伤或是压力事件（例如父母离婚或父母兄妹的死亡）后发生了剧变。他们从没有说小孩是从正常状态慢慢变成这样。这种模式在很多精神疾病中都可以看到，通常被称为前驱期——正常功能逐渐缓慢变化直到发生真正的改变。这些小孩从很小的时候就与兄弟姐妹和其他小孩不同，从出生他们的行为就一贯地让人失望。

这些父母并没有一开始就找到我进行心理卫生健康咨询。他们通常最初是去找儿科医生。常有父母说他们的小孩最初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服用安非他明后（利他林、阿德拉等治疗ADHD药物的主要成分），小孩的行为最初会安静下来，但一旦适应了药物刺激后，行为问题又会变本加厉地爆发出来。再去找儿科医生又会有其他诊断，然后又换药，或是药物的联合治疗。儿童狂躁抑郁症和自闭症是常见的给这类有严重捣乱行为问题儿童的（错误）标签。束手无策的父母会转而求助学校心理医生，然后是职业临床心理医生，然后又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咨询儿科医生。然后有一些父母就会转而向研究机构求助。这些父母寻找我这样的学者，因为他们感觉到精神健康服务机构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这些父母会去了解他们的小孩被诊断的各种疾病，然后否定医生的结论。他们会对小孩的症状进行判别，然后意识到一些症状符合精神病态的特征。有时候他们会以为发现了一种还没有研究过的新疾病。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想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他们的小孩。每一封信中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沉重的压力。

我的许多同行同我一样，也经常收到问题小孩父母的求助信。在每年的学术会议上我都会与同行会面。聚餐时经常会谈论起某个父母或亲人写来的特别让人困惑的求助信。我们互相打听过去一年有没有出现什么新的疗法、药物或是自助团体可以帮助这些父母，减轻他们的痛苦。

在聚餐时，我们也会经常谈论过去一年中所遇到的可以作为参照的成年精神病态临床病例。人们经常会注意到这些父母的信中描述的小孩与在监狱遇到的精神病态者的早期行为之间的相似之处。

通过研究一些精神病态病例可以有很多收获。下面我详细介绍2个例子：“布莱恩”和“埃里克”，我将在这一章介绍这两个男孩的童年期，之后还将介绍他们的青少年期和成年期的表现，以揭示精神病态在各成长阶段的症状。

布莱恩

布莱恩出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田园小镇纳舒厄，位于州的东南角，距离最近的大城市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大约1小时车程。纳舒厄被《财经》杂志评为“美国最佳居住地”，而且是唯一一个曾两次获此殊荣的城市。布莱恩是父母日南斐法和詹姆士的第2个孩子，他比姐姐希拉里小2岁。这个家庭总共养育了5个小孩，布莱恩之后，他父母又生了斯蒂芬、杰弗里和吉米。

他母亲分娩布莱恩的时间是早上，医生还没上班，据说急诊科护士将布莱恩露出来的头又塞回了产道，并且用力交叉他母亲的双腿，以阻止其生产，1小时后布莱恩才出生。

布莱恩在整个童年期都有偏头痛症状。医生不能确定偏头痛是否与出生时的状况有关，很有可能出生时的创伤起了某种作用。在有压力或受到刺激时头痛会加剧，严重时引发呕吐。婴儿期的布莱恩就用头撞婴儿床和墙，撞得他的头青一块紫一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3岁半，而头痛病则将一直笼罩布莱恩的青少年时期。

布莱恩的父亲詹姆士是一名旅行推销员。布莱恩出生后不久，詹姆士就又出门了。在布莱恩和兄弟姐妹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不在家，5个孩子主要是由母亲带大。他们家是这一带的典型家庭，住在镇外几千米处。母亲日南斐法用独裁、专横的方式管教5个小孩。规矩苛刻，而且惩罚严厉。经常用皮带打孩子，有时候还用皮带头砸孩子。布莱恩的兄妹们说他们的妈妈下手很重，把她自己都累得不行。打骂经常是当着其他孩子的面，让所有人都汲取教训。说打就打，下手很重。

父母两人都好酒，而且据说“酒量很大”。不过，在布莱恩读小学前，詹姆士的酗酒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他丢掉了工作。由于付不起账单，一家人失去了房子，不得不租房住，小孩只能共享卧室。

布莱恩有习惯性尿床的毛病，这个问题让他母亲很恼火。她让布莱恩睡脏床单。孩子们的朋友说在他们家能闻到尿骚味。

11岁时，布莱恩和5岁的弟弟斯蒂芬点燃了独立的车库。虽然被严厉处罚，两兄弟还是继续玩火。他们相互扔点燃的火柴，看谁在火柴飞来时最后躲避。有一次玩扔火柴被母亲抓住了，母亲抓着他们的手直到火柴烧完烫到手。除了尿床和玩火，布莱恩在幼年还有其他行为问题。也是在11岁时，布莱恩曾拿着一把大厨刀围着房子追他的姐姐。她姐姐躲开了并把他锁在地下室，布莱恩愤怒地刺穿了地下室的门。

布莱恩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什么朋友。他的行为危险而冲动，经常惹事打架。有一次同弟弟斯蒂芬打架，把弟弟的门牙打掉了。

很小的时候，布莱恩就对动物很残忍。有一次他把一条蛇烧着了，燃烧的火焰点燃了草地，消防员被喊来灭火，以免引燃邻居的房子。他把汽油泼到猫身上后点燃，把猫烧死了。据说布莱恩还虐待家里的狗。

布莱恩在学校的表现很差，成绩中等偏下，不过没听说有学习上的障碍。布莱恩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他不参与学校里或放学后的活动。他没有长时间参加过任何团队体育活动。他在11岁时就开始抽烟。

布莱恩四年级时，全家搬到了伊利诺伊州莱尔。母亲在当地一所学校管理操场，父亲则在一家新公司找到了旅行推销员的工作，又开始频繁外出。到13岁时，布莱恩开始吸毒和入室行窃。他同一个11岁的女孩有了第一次性关系。他经常同警察打交道，有多项儿童控罪，包括行为不检、破坏公物和入室行窃。

布莱恩未满14岁就有了多个性伴，包括一名20岁的已婚妇女。沾过的东西包括烟草、大麻、天使粉、LSD、脱氧麻黄碱、可卡因、忽得、哈希什、可待因、地西泮和酒精。布莱恩曾被社会服务机构从家里送到男童院，他很快就跑掉了。他未满14岁就因一系列的入室盗窃案被拘留。

埃里克

埃里克来自密尔沃基市贫穷的南边。他在很不稳定的家庭里长大，这种贫困家庭在他家附近很常见。无法得知埃里克小时候具体是由谁照看。不过当他7岁开始读书时，是同母亲住在一起，父亲定期来看他，他父亲贩卖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母亲则对可卡因上瘾。不清楚他的父母是否曾长时间一起生活过，但是他们各自都有多名不时住在一起的性伴。埃里克曾几次目睹父母打架。父亲在一次打斗后被逮捕，并被控家庭暴力。

埃里克大约开始上幼儿园时，其母亲因交易可卡因被捕。当时他父亲也在坐牢，因此埃里克被送到外州同伯父母一起生活。他说自己对那段时间没什么感情。据说埃里克在小学时经常打架，从没有朋友。他描述自己是局外人。他说他情愿这样，他喜欢与别的小孩不一样。

埃里克从他父亲和父亲的女友那里学会了吸毒、饮酒。在他一年级时，父亲就给他酒喝，不过一开始埃里克并不喜欢喝酒的感觉。11岁时，他回到刚从监狱释放的父亲身边。他父亲给他吸大麻和可卡因，并鼓动埃里克运毒。从监狱出来没到两年，他父亲就又回到监狱，这次是因为多起持械抢劫罪。这时候埃里克的母亲还在女子监狱服刑。埃里克的伯父母不愿意再接他去住，因为他太喜欢捣乱了，所以他被送到另一个州同祖母一起住。

埃里克实际上很少待在他祖母的住处。他在街上流浪，四处游荡，“依靠他的机智”生存。当时他12岁。他有几个假身份，靠贩毒、赌骰子、卖偷来的东西和操纵赌博敲诈其他小孩的钱财来挣生活开销。他被指控偷窃大麻。他在路上同一个年轻女孩有了第一次性关系。这段时间他有大约20个性伴，都是偶然认识的。许多他睡过的女孩会给他钱或是给他地方住。他会不断偷窃、敲诈或操纵女孩和女孩的家人，直到被赶走或是自己离开。

13岁时，母亲获释，埃里克回去同她住。此后9个月里，埃里克至少有12次被指控暴力伤害他人，被送到寄养家庭、社区机构，最终被送至少管所。

精神病态的征兆？

我研究过的所有成年精神病态者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与正常儿童不同。他们的监狱档案经常装满了来自兄弟姐妹、父母、老师和其他监护人的故事，讲述他们小时候同兄弟姐妹没有感情、经常惹麻烦、有许多严重的反社会行为、很早就开始沾染酒精、毒品和发生性关系等劣行。大多数成年精神病态者都说他们小时候没有很密切的朋友，对棒球和足球这类团体体育活动没什么兴趣，就算参加，他们也会作弊和打架，一般不喜欢同其他小孩玩。精神病态者同父母的相处普遍都不好，并且同兄弟姐妹关系很疏远。他们通常被视为家里的害群之马。

许多成年精神病态者都成长在同布莱恩和埃里克类似的家庭环境。也许并不奇怪两人会被送往少管所。从两人的早年家庭环境来看，似乎两人注定都要走上犯罪的道路。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有很多成长自糟糕环境的人最终进了监狱，但是却有更多的人成功抵御了这种成长环境的不利影响，长大后没有进监狱。事实上，只有一部分来自这种糟糕环境的孩子最终成为罪犯。而且，精神病态者有很多是来自稳定的中产阶级甚至上层社会。这种疾病没有歧视——精神病态在所有社会经济阶层都有出现。

例如，布伦丹就是一名来自家境较好家庭的精神病态者。布伦丹的父母都是医生。他在富裕社区长大，从小读的是私立学校。他有两个正常的兄妹，他的哥哥和妹妹没有任何情感障碍或行为问题。事实上，在布伦丹犯下各种罪行时，他的哥哥在哈佛大学上学。在访谈中，布伦丹反复强调他同其他犯人不一样。他瞧不起其他犯人，觉得自己是精英。

同所有成年精神病态者一样，布伦丹很小的时候就与同龄人和兄妹不一样。布伦丹告诉我，小时候他发明了一个很恶毒的游戏，他的狗要吃到食物必须通过一连串陷阱。布伦丹的父母发现了他早期的行为问题，送他去看职业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布伦丹在私立学校曾因打架、作弊、在健身房纵火、偷午餐钱等行为而受到处罚。家庭的富有让他在少年时期没有犯下严重的罪行。事实上，他曾从同学父母的车库里偷了一辆跑车，布伦丹把车开翻了，奇迹般没有受伤。布伦丹的父母赔了一辆新跑车，偷车贼才没有上少年法庭。但是布伦丹的父母无法阻止他因冷血谋杀而入狱。

刚成年的布伦丹决定杀死他前女友的新男友。他尽量让事情看起来像是打架失控造成的，但警察发现了布伦丹是有预谋的。他的父母请了最好的辩护律师，布伦丹获得了一份很好的认罪协议。他只需因误杀服刑5年，并且获准在最低戒备监狱服刑。幼年时的行为问题逐渐演变成少年时更严重的反社会行为，并最终在刚成年时演变成严重的犯罪，这是精神病态者的常见轨迹。布伦丹同我研究的数百个精神病态者没有什么不同。

无论孩子的早期生活环境如何，精神病态者的童年与兄弟姐妹和同龄人相比都有严重的不良行为。

与其他孩子比起来，甚至是与来自相似环境的孩子相比，布莱恩和埃里克还有什么不同特征能帮助我们发现他们吗？我们能不能预测出布莱恩和埃里克是否会发展成精神病态者？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找出可以在儿童期准确评估的（前）精神病态症状？更重要的是，对儿童期这些症状的评估能够预测哪些小孩成年后会成为精神病态者？

通过布莱恩和埃里克的故事，我们看到有大量行为预示他们成年后会成为精神病态者。布莱恩放火和虐待动物。他还在儿童期长期尿床。这3个症状并称为麦克唐纳症状，数十年前他们被认为是未来杀人行为的先兆，甚至有可能是连环杀手[2]。然而，后来的研究没有发现在麦克唐纳症状和未来的杀人行为之间存在有统计显著性的预测关系。的确有很多成年杀人犯童年期有这些症状，但是绝大多数有这些症状的儿童成年后没有去杀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尿床的原因有许多研究，结果发现有很多原因会导致遗尿。

首先，大部分有这个问题的儿童——约占85%——会在5岁前出现遗尿。但只有一小部在10岁以后还会尿床。研究者发现膀胱的不自主控制至少受4条不同的神经通路影响[3]。其中任何一条或几条通路的发育异常或迟缓都会导致习惯性尿床。4条通路中有1条通过杏仁核。在第5章曾说过，杏仁核就像大脑的放大器，帮助将所有凸显的刺激送入意识。杏仁核会自动放大一些我们遇到的信息，比如生气的面孔或蛇。它还放大我们学会的重要的事情，比如情感词汇或显眼的人。

我猜想，是幼年时杏仁核膀胱通路异常的那些人成年后会杀人[4]。如果我是对的，我们就需要对麦克唐纳症状进行修订，指出只有习惯性尿床是通过杏仁核的通路导致的那些人才有在未来犯罪的风险。通过修订麦克唐纳症状，也许能改善这3个症状（杏仁核通路导致的尿床、放火和虐待动物）对孩子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期会出现严重反社会行为的预测能力。

在布莱恩身上，我们发现他在许多方面的暴力和攻击性的证据：残忍的动物虐待甚至折磨、对姐姐和弟弟的暴力行为。布莱恩的反社会行为在很小的时候就出现了。另外，他还独自犯下入室行窃等罪行。他不需要同伙来诱发他的反社会行为，这在青少年中很常见。我们没有看到在惩罚或短期监禁后，他的反社会行为有收敛的迹象。我们看到很早就出现早熟性行为。布莱恩性乱，而且所有关系都很短暂。布莱恩在许多方面似乎都毫无禁忌。他的情感疏离——没有密切的朋友、不参加足球和棒球这类团体活动、与兄弟姐妹和父母的关系不好、人际冲突，等等，都表明布莱恩在向精神病态的轨道发展。

埃里克表现出许多与布莱恩同样的问题。他在学校经常打架，不参加团体体育活动。埃里克是流浪汉，他的大部分反社会行为都是单独行事。他使用伎俩操纵赌博挣钱。他同样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有性行为，并且性乱，很难维持长时间的关系。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犯下许多严重罪行。不过关于埃里克的背景细节很少，关于他小时候生活的信息来源也很有限。他更乐于坦承他的犯罪行为，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虐待动物和身体攻击他人等危险行为。

布莱恩和埃里克身上有许多理由让我们认为他们将向贯其一生的反社会行为发展，他们似乎也出现了一系列精神病态症状。他们儿童期的行为史与我曾访谈过的数百名成年精神病态者很类似。但他们符合青少年的精神病态诊断标准吗？

儿童品行障碍的诊断

人格障碍定义为持久的思维、感觉和行为模式，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人格问题的症状必须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出现（通常超过6个月），而且不仅仅是对社会环境的反应。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的《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DSM IV TR）用术语“品行障碍”和“对立违抗障碍”来描述有明显行为不端问题的青少年。

品行障碍和对立违抗障碍的症状如下：

品行障碍和对立违抗障碍根据以下标准诊断：

品行障碍

A.侵犯他人基本权利或违反与年龄相称的主要社会准则的，持久反复发生的不良行为，具有下列标准3项以上（在过去12个月内），其中至少1项发生在6个月之内。

对人或动物的攻击行为：

（1）常威胁、恐吓他人；

（2）常斗殴；

（3）曾使用能使他人产生严重躯体损伤的武器（例如短棍、砖块、破瓶、刀子、枪）；

（4）曾使他人躯体受虐待；

（5）曾使动物躯体受虐待；

（6）曾经抢劫路人（例如背后袭击、抢钱袋、勒索、武装抢劫）；

（7）曾胁迫对方进行性行为；

损坏财物：

（8）故意纵火企图造成严重损失；

（9）故意破坏他人财物（除纵火外）；

欺诈或偷窃：

（10）破门进入他人的房屋或汽车；

（11）常说谎以取得好处或者是为了逃避责任（骗子）；

（12）曾偷窃值钱财物（例如，并不是破门而入的偷窃；伪造赝品）；

严重违反准则：

（13）常在外过夜，即使父母禁止也是如此，起自13岁以前；

（14）曾至少有2次晚上逃离家在外过夜（或1次长期不归）；

（15）常逃学，起自13岁以前。

B.行为问题已明显影响社交、学业或工作。

C.如年龄已超过18岁，尚不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诊断标准。

依据初发年龄注明其类型：

312.81　品行障碍，儿童期初发型：至少一种品行障碍的特征性准则在10岁之前即初发

312.82　品行障碍，青春期初发型：10岁之前没有任何一种品行障碍的特征性准则

312.89　品行障碍，不确定初发型：初发的年龄不确定

注明严重度：

轻度：除构成诊断所需外少有其他品行问题，而且其品行问题仅对他人造成轻微伤害（如：说谎、逃学、无许可而于夜间在外游荡）

中度：品行问题之数目及对他人损害程度介于“轻度”及“重度”之间（如：未面对受害者的状况下偷窃、蓄意破坏）

重度：除构成诊断所需外尚有许多品行问题，或其品行问题对他人造成相当大的伤害（如：在偷窃、破坏闯入面对受害者的状况下，强迫其发生性关系、对其进行肉体折磨甚至使用武器。）

对立违抗障碍

B.延续至少6个月的极度消极的、敌视的及反抗行为模式，其间出现下列行为4项（或4项以上）：

（1）常发脾气

（2）常与成年人起争执

（3）常主动反抗或拒绝听从成年人的要求或规定

（4）常故意激惹他人

（5）常因自己的过失或不当举止而责怪他人

（6）常暴躁，易怒或易受激惹

（7）经常充满愤怒与憎恨

（8）经常怀恨或记仇

注意：任一条准则要视为符合，必须是其行为比起相同年龄及发展水平的人要典型，可见更为频繁。

B.此行为障碍在临床上造成社会、学业或职业功能的重大损害。

C.此行为并非完全发生在一种精神疾病或情感障碍的病程中。

D.不符合品行障碍的诊断准则，且若此人已满18岁或更大，也不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准则。

DSM第一次收录品行障碍的操作定义是在DSMⅢ中。品行障碍的标准曾有较大变化。品行障碍最初定义为重复性地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包括对他人的身体或财产侵犯。DSMⅢ受行为主义理论的影响很大，正因为如此，使得环境影响在对两种亚型——未社会化型和社会化型——的描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未社会化型”包括的是无法同他人建立正常程度的情感交流、同情他人或建立社会和浪漫关系的儿童。而“社会化型”则指的是能同他人发展正常关系，但仍然有许多问题。这是基于问题儿童的所有症状，并通过所谓的因素分析，将这些症状收集、整理后分成两类。

DSMⅣ不再区分未社会化和社会化亚型。现在未社会化组被称为幼年初发组。“不尽责的父母监护”这一因素现在在评估品行障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表明，如果幼年就有较严重的人际问题，又有其他心理社会风险因素（例如不尽责的父母），就很有可能在成年后出现反社会特征。

DSMⅣ列出了4种一般品行障碍类型：对人或动物的攻击行为，损坏财物，欺诈或偷窃和严重违犯准则。对于接受诊断的儿童或青少年，前面列举的15种症状至少要出现3种，而且要持续至少12个月。

从布莱恩和埃里克的成长经历可看出，布莱恩和埃里克两人都符合严重品行障碍，儿童期初发型。而由于他们符合这种更严重的障碍，心理医生也就不会给出对立违抗障碍这种较轻的诊断（即便他们符合其大部分标准）。

品行障碍诊断又意味着什么呢？是成年后诊断为精神病态的前兆吗？事实上其关联并不是很明显。品行障碍的诊断完全是基于可观察的行为，它没有评估任何与精神病态相关联的情感和人际特征。事实上，在DSMⅣ的品行障碍诊断中并没有提到缺乏同情感负罪感、或懊悔感等特征。许多学者认为，在对品行障碍的诊断中没有包括冷酷无情等特征，这严重局限了它的实用性。对品行障碍的诊断还有其他批评意见。有大约80%被诊断为品行障碍的儿童最终恢复了正常，没有发展为成年人格障碍或是精神病态。这意味着品行障碍根本就不是什么疾患。换句话说，这项诊断并不能预测出哪些小孩会朝着终身性的人格问题、将来的反社会行为或是精神病态的轨道发展。

对品行障碍诊断最辛辣的批评，也许来自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和耶鲁大学儿童行为门诊主任艾伦・凯斯丁博士。凯斯丁博士著有700多篇经同行评审的文章和40多本书。他注意到，青少年会出现的32-647种症状组合都符合品行障碍的诊断[5]。在此范围内品行障碍的症状都相互独立，这意味着有品行障碍的孩子的类型超过三万两千种。这是临床心理医生的噩梦。这项诊断不具敏感性和针对性。它使得大量各种类型的儿童被诊断有这种障碍。而它并不能预测出什么，实质上是没什么用的症状大杂烩。

在我研究过的保护未成年人管教系统中，医生通常不去评估品行障碍，因为几乎所有青少年都符合标准。在刑法系统中品行障碍根本不能帮助区分儿童和青少年。因此品行障碍诊断饱受与成年人反社会人格障碍诊断同样的批评（参见第2章）。

但这种情况正在开始改变。近20年来，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发展对青少年冷酷无情特征的量化测量。心理学家们认为，在检查青少年的反社会和冲动特质的同时，检查冷酷无情特质，将有助于发现那些有极高风险发展成年精神病态的儿童。

青少年的冷酷无情特质

很难评估和预测哪些小孩成年后会成为精神病态者。一些人认为科学家不应当进行这样的尝试，因为将一个小孩诊断为精神病态会有副作用，可能造成小孩污名化，而且有可能导致自我应验的预言。还有人认为如果父母被告知他们的孩子是精神病态，有可能会让父母和孩子之间离得更远。况且孩子被诊断为精神病态，其父母也可能被污名化。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我的那些研究高风险儿童的同行对这个问题都很敏感。事实上，这个领域的学者在讨论青少年时都会煞费苦心地避免使用精神病态这个词。最常用的术语是冷酷无情（CU）特质。心理学家将具有明显的冷酷无情特质和破坏性行为，或具品行障碍的青少年称为CU/CD，或称冷酷型品行障碍青少年。

根据我自己以及大部分研究精神病态的法医的临床经验，几乎所有精神病态者在儿童期都有情感异常。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这种疾病是如何发展的，想帮助那些父母管教这些小孩，科学家就必须搞清楚这些情感异常在幼年都有哪些表现。无视这个问题只会带来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所以完善的科学必须回答如何应对精神疾病，尤其是精神病态。

就像前面探讨过的，使用DSM的学者和医生被训练用手册中的症状来评估他们的患者。通常对患者进行完整的评估是通过访谈和回顾患者的经历，然后受过训练的专家会基于这些信息，再根据DSM的指导进行精神病诊断。另外心理医生还会使用许多其他方法来量化和评估精神病症状。

心理学研究的是行为，因此同时也研究大脑，因为所有行为都是源自大脑。心理学家发明了许多测量和量化行为的方法。

心理医生用来评估人格特征的一个方法是问卷。这种所谓的自陈问卷可以很长。例如，很流行的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MMPI）第一版就有567个问题。心理医生用MMPI评估人格的多个维度——例如可靠性和内向性（在社会环境中感到自在的能力）。MMPI这类工具能对患者面临的人格问题给出评估，从而帮助心理医生给出适当的处理办法。自陈测试在心理学中很普遍，最近也研发了评估青少年CU特质的问卷。

最先也是最常将自陈工具用于评估青少年CU特质的是普渡大学唐・莱曼博士研发的儿童精神病态量表（CPS）。CPS问的问题包括儿童与他人的关系，儿童认为重要的事物有哪些，儿童生气的程度，等等。

自陈问卷对于行为评估非常有效，在心理学界也很流行。但是，自陈问卷也有其局限性。而且自陈问卷的一些局限性在尝试评估青少年儿童的CU特质时会加剧。

自陈方法一个很明显的局限是要求答卷者有阅读能力。虽然，全世界文盲数量减少很快，但这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学校中有行为问题的儿童识字率要低很多。因此，很有可能许多需要参加儿童CU特质评估的高风险青少年不能阅读和回答CPS或MMPI这类自陈量表上的问题[6]。

心理学中的自陈量表还有一个局限是他们需要合作。撒谎、乱填答案，或是干脆拒绝答题，都很容易让自陈测试失败。这严重局限了自陈测试在敌意背景下的实用性。

最后，自陈量表最重要的局限也许在于，在评估CU特质时，有这种特质的儿童可能缺乏准确陈述他们情感世界的能力和洞察力。而缺乏洞察力很有可能挫败研究者评估这些特质的尝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转向询问其他人来评估儿童的这些特质，作为儿童回答问卷的补充，研究者还会请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完成关于他们小孩的问卷。当然儿童自陈的局限对这个方法同样存在，不过在评估CU特质时收集的信息总是越多越好。

在收集父母和监护人的自陈问卷时，研究者会尽量让双亲独立回答关于小孩的行为和情感生活的问题。如果有可能，还会另外收集教师或其他曾长时间观察过小孩的监护人的自陈问卷。

新奥尔良大学的保罗・弗里克博士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黑尔博士合作研发了一系列用于父母和教师的青少年CU特质评估量表，其中包括反社会筛查量表（APSD）。APSD的形式和打分与精神病态量表很类似[7]。APSD是针对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的问卷，有20项。另外还有让青少年完成的自陈问卷。APSD已被用于许多研究。以此方法测试过的青少年从8岁到18岁都有。同时，弗里克博士还研发了冷酷无情特质问卷（ICU），包括父母、教师和儿童本人使用的版本。ICU有针对学龄前儿童和小学儿童的版本，目的是解决APSD量表的一些潜在的技术上的局限性。

在向父母询问小孩的情感生活时，出现的一个困难是父母可能很难勾选出他们的小孩缺乏同情心、暴力、喜欢虐待动物的那些项。尤其是当他们的小孩可能惹来法律上的麻烦时。有时候父母会隐瞒其小孩行为不当的严重性。而且，由于人们通常认为小孩的行为不当也有父母的过错，因此会进一步促使父母谨慎陈述小孩的问题。事实上，我收到的这类小孩的父母的来信也证实了这些，这是很棘手的问题，父母也经常不知道该怎么办。

研究者评估儿童（和成人）CU特质的最后一种测试，是使用明确评估这些特质的专家打分工具，例如黑尔精神病态量表青少年版，这是成年精神病态量表针对特定年龄的修订版[8]。研究者会访谈儿童、父母和小孩生活中其他重要人物，然后给小孩的CU特质打分。这种“专家打分工具”的局限性在于很费时，通常比自陈或父母、教师的报告成本高得多，并且评估者本人要接受充分训练。但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有一个优势就是小孩或其父母的合作对于完成测试不是必需的。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可以通过对教师、教练、邻居和其他监护人的详细访谈完成。这样，必要时就有可能在不能与小孩或父母谈话的情况下完成评估。例如，假释官需要为青少年罪犯制定管理或释放方案时，就可直接参照“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

在我们实验室中，我的做法是对CU特质偏高的儿童进行所有这3种测试。然后比较结果是否一致，看是否对同一名儿童打的都是高分或低分。好消息是在过去20年中这些评估方法有了长足的进步；坏消息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实验室的数据表明，不同的青少年CU特质评估方法得出的结果相互之间并不是很一致。自陈测试得分高的青少年不一定专家打分或父母评分就高。我们还发现专家测试分数越高的儿童，父母送回报告的可能性越低。小孩CU特质高的父母经常不愿意送回测试结果。有时候，父亲咋样孩子也是咋样[9]。

最理想的情况是不同的评估方法给出的答案相差无几。这将有助于得出更具连贯性的研究发现，从而更快地推进这个领域发展。不过这个领域中研究的多样性和爆发性还是导致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

例如，研究发现CU特质从儿童期到青少年期再到成年早期都相当稳定[10]。事实上，CU特质比品行障碍特质（例如冲动性、宣泄行为）显得要稳定得多。更重要的是CU特质能很好地预测哪些儿童在成年后会犯罪[11]。

研究甚至发现11～12岁之间男孩的CU特质评估能预测他们19岁时的精神病态分数[12]。另外霖南与其同事发现，13岁时的CU特质测量能预测24岁时的精神病态得分[13]。

这些研究促使心理学家提议在DSM-5中新增一个儿童品行障碍亚型，纳入对CU特质的详细评估。2013年5月发布的DSM-5增加了一个新的品行障碍亚型——亲社会情感不足。

从品行障碍新分类出亲社会情感不足是DSM在对高风险青少年的评估中第一次尝试抓住相对重要的CU特质。这个新的亚型有希望比DSM之前的版本更好地抓住这个特质，但直到这本书问世之时，关于DSMⅤ这个新亚型的研究情况进展还很少。

总的来说，近20年来的研究对理解CU特质在儿童身上的表现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正朝着辨别出有高风险发展出终生人格障碍的方向快速前进。如果能够正确诊断，我们就能够避免错误地将这些儿童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或是儿童期躁狂抑郁症等疾病。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也许能很快地找到管理甚至治疗这些孩子的方法。

神经心理测试与冷酷无情特质

除了使用量表或问卷来测量CU特质，心理学家还开发了“任务型游戏”来尝试测试与这些症状关联的大脑系统。研究者采用的一个任务游戏是情感词汇判断任务。词汇判断有点像拼写测试。在屏幕上快速闪现字符串，让受试者判断字符串是真正的词还是没有意义或错误的拼写。当呈现的是情感词汇时（“恨”、“杀”、“死”），人们的反应会比中性词要快（“桌”、“椅”、“臂”）。参与处理情感词汇的大脑系统能很快识别这些词。而使得这个大脑系统“加速”的被认为是杏仁核——大脑中帮助我们注意重要的凸显事件的放大器[14]。

情感词汇判断任务最初被用于研究监狱里的成年男性精神病态者。1991年，研究生雪莉・威廉姆森和提姆・哈珀同他们的导师罗伯特・黑尔博士一道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发现，与正常人不同，精神病态犯人对情感词没有表现出比中性词更快的反应。这被视为精神病态者“认识词但不懂其内涵”的证据。也就是说，精神病态者知道“爱”、“恨”、“杀”这些词的意思，但他们对这些词所表示的情感没有感觉。

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时，我的导师之一黛布拉・龙博士是研究大脑处理语言过程的教授。当我告诉龙博士关于成年精神病态情感词汇判断的发现时，她对用这个方法研究大学生中是否有人有这种缺陷很感兴趣。因此我们用列文森自陈式精神病态量表（LSRP[15]）检验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本科生的自陈评估精神病态分数与情感词汇判断任务的响应时间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发现确实是一致的。本科生的精神病态得分越高，处理情感词汇的能力就越差，同时还发现根据LSRP得分能预测学生是否会考试作弊和在校期间出现其他障碍。

随后的研究发现，具有CU特质的青少年在情感词汇判断等相关任务中有缺陷[16]。也就是说，青少年（和成人）的CU特质与大脑处理情感刺激的异常有关联。

过去的10年里，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实验，证明CU特质青少年和成年精神病态者在处理情感刺激时有缺陷。后来的这些结果，与询问自己的小孩是否有情感学习障碍的那些父母在来信中的描述是一致的。

虽然这些测试能告诉我们这些儿童有什么问题，它们还是无法告诉我们在这些孩子的大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要进一步了解CU特质在大脑中的表现，还需要对大脑本身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具有冷酷无情特质的儿童大脑成像

在第4章中曾讨论过，MRI技术的最新进展让科学家可以研究大脑活动。功能MRI对人体大脑是完全无损的，可以被用于研究儿童和青少年。例如，我们可以将青少年放进MRI扫描仪，然后向他们展示描绘情感情境的图片（例如撞车后的情形）或是中性场景的图片（例如车停在建筑物前面）。通过对大脑反应进行成像，我们就能知道大脑处理情感图片与处理中性图片时的不同之处。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大脑的情感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事实上，科学家现在可以用这种技术对大脑中的各种过程进行成像，例如阅读能力、数学、决策甚至道德决策，这些只是可以用fMRI研究的大脑过程的一小部分例子。这项技术已经引发了神经科学领域尤其是精神病态研究的革命。

不过，在尝试用MRI研究儿童的大脑功能时会有一些独特的困难。首先他们得静静地躺大约1个小时，这对许多小孩来说很难做到。而冲动和焦虑不安的小孩甚至有可能会在MRI扫描仪里翻来覆去。而在MRI扫描仪里移动，会导致获得的大脑图像模糊，从而无法采集有用的数据。

儿童期是神经发育很快速的时期，这使得对两组儿童的差别的理解和解读更加复杂，有时候甚至无法知道异常只是发育迟缓还是真正的终生缺陷。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还只有很少的关于CU特质偏高儿童的大脑成像研究。不过有趣的是，这些研究得到的结果很相似。在其中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有CU特质的儿童在看到害怕的表情时无法激活杏仁核[17]。作为大脑情感系统重要组成的杏仁核不参与处理害怕的表情，可能是有CU特质的儿童如此具有攻击性的原因。如果两个儿童在打斗，其中一个小孩表现出害怕的表情，打斗就有可能停止。但如果具有CU特质的小孩看到害怕的表情时从他的杏仁核接收不到信号，打斗就有可能继续，甚至逐步升级，直至导致更严重的伤害。杏仁核有缺陷的儿童有可能比其他儿童更容易卷入打斗。

具有冷酷品行障碍的儿童的大脑中，另一个表现出异常的区域位于眼睛上方，眶额叶皮质，这个脑区对我们的人格很重要。有研究表明，冷酷品行障碍儿童在进行学习时眶额叶皮质的参与异常[18]。从中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具有CU特质的儿童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从惩罚中学习（吸取教训）。也就是说，惩罚，或害怕惩罚，并不能像约束其他孩子一样约束这些孩子的行为。具有CU特质的儿童完全无法从惩罚中学习。

这项研究对于具有CU特质的儿童的管理可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对父母如何养育这样的孩子可能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第7章　常青藤名校的课

数据：在美国大约有50万成年男性为精神病态者[1]。

2000年，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活就快结束了。我的博士生导师、现代精神病态研究之父罗伯特・黑尔博士已经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而我的博士后导师彼得・里德尔博士已经决定全家搬到英国诺丁汉去。我得另找工作。我向各学术机构寄出了十几份简历。为即将到来的面试准备和练习了我的求职演讲。当时我拿不定主意是再做一个博士后还是直接申请教师职位。我决定先试试水温。

此后的几个月里我面试了威斯康星大学、佛罗里达大学、耶鲁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的健康科学中心，他们都表示愿意录用我。耶鲁大学想让我去从事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脑成像研究。他们希望通过研究来更好地了解这种疾病的大脑过程。

有趣的是，与PTSD有关联的大脑系统与精神病态涉及的区域几乎一样，只是改变方向相反。PTSD患者的杏仁核和前扣带在响应凸显刺激时会出现过度的大脑活动。精神病态者则是相反——活跃度过低。我觉得耶鲁大学挺适合我。我可以做几年PTSD研究，然后找机会继续我的精神病态研究。耶鲁大学的司法精神病学是顶尖级的，这里的教授对我在精神病态脑成像上的发现也很感兴趣。

在康涅狄格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则是文斯・克拉克博士提供的博士后职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介绍怪异的精神病态脑波时认识了他。文斯有多年的脑波研究经验，他觉得我的发现很有意思。文斯刚获得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的一项新资助，研究药物滥用者的P3脑波和fMRI活动。他与康大的同事一起发现P3脑波的幅值能够预测哪些药物滥用者会重蹈覆辙。这个发现很有意思——P3越小，再次陷入药物滥用的可能性就越高。我怀疑P3说不定能预测哪些重罪犯会再次犯罪。

文斯和我谈得很投机。在结束时谈话他告诉我说，虽然他很希望我到他那里做博士后，但我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应当争取终身教职。

然后他邀请我在康涅狄格再作一次报告。这里有一个团队正在组建新的研究中心，我既然来了，可以去同他们聊聊。讲座地点在一个我以前从没有听说过的地方，生活研究所（IOL）。

我在酒店房间里上网查了一下生活研究所，发现它是美国第三古老的精神病院。在州首府哈特福德市中心有一片很大的园区。

第二天，文斯开车到酒店接我，载我去IOL做午间报告。IOL的园区很干净，绿树成荫，同医院的红砖建筑一道构成一幅完美的风景。文斯告诉我这里是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设计的。据说奥姆斯特德是在IOL治病时设计的这个园区。

IOL在临床精神病治疗上有较悠久的历史。著名的精神病患者HM（H.M.是姓名首字母）就是在这里接受的治疗。HM患有很棘手的癫痫，他接受了根治性双侧颞叶切除手术。手术切除了HM左右半脑负责记忆的部分，结果HM的癫痫发作缓解了，但他出现了很奇特的记忆问题。他再也记不住新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去见他，同他说话，然后离开15分钟后再回来，他会不记得见过你。HM再也没有恢复记忆新事情的能力。他住在西哈特福德的一个退休社区，就在IOL旁边。

上完洗手间后，我进入报告厅，发现有4个人在吃午餐——文斯和3个看上去较为资深的教授。

文斯给我介绍了他这3位朋友，约翰・歌德、莱斯・西尔弗斯坦和哈罗德・施瓦茨博士。他们的年龄都为50多岁，他们对午餐的兴趣似乎比对我的报告兴趣更大。

这绝对是我做过的报告中听众数量最少的一次。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向他们介绍我认为在下一个十年神经科学将给精神病学带来的变革。

文斯之前鼓励我把话题扯得大一点，因此我大言不惭地谈论了神经成像会如何改变精神科医生诊断和治疗精神疾病患者的方式。然后，我向他们展示了我获得的精神病态脑成像数据。

报告结束后，施瓦茨博士开始鼓掌，然后所有人的掌声都响了起来。他们交头接耳，然后施瓦茨博士同文斯说了些什么，文斯示意我收拾东西。我们下楼去了餐厅，我在那里吃了点东西。文斯告诉我，午餐后施瓦茨博士会单独同我见面。

我问文斯是什么事情，文斯说他答应了对方要保守秘密。

“他们有MRI？”我问道。“没有，”他回答。

“他们这里有神经科学专家？”

“没有，这里其他人都不是神经科学背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我来这里。

文斯和我在园区转了一会儿。我必须承认这里的景色的确迷人。

到了与施瓦茨博士见面的时间，文斯带我前往行政大楼。

施瓦茨博士的行政助理露丝・布莱克带我到施瓦茨博士办公室外的等候室。

过了一会，露丝的电话响了。她接完电话，对我说，“施瓦茨博士请您现在进去。”她带我穿过一扇双开门，进入一间很大的圆形办公室，感觉就像白宫的椭圆办公室。施瓦茨博士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从他身后的窗子可以看到外面修剪整齐的草坪。办公室的休息区放着垂直的两条沙发，还有2张很舒适的座椅。施瓦茨博士站起身来同我握手，然后示意我坐到沙发上。

我想起了那个精神科医生的沙发的笑话，不过心想施瓦茨博士可能不会觉得这很好笑，最好还是不要说出来。

“你可能奇怪为什么请你来这里，”汉克说。他要我叫他汉克。

我礼貌地回答，“是的，我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IOL准备在研究上投入一大笔经费，为了确定今后的精神病研究方向，我们会见了许多人。考虑的方向包括遗传学、神经成像等领域。你今天的报告让我确信神经成像有潜力，并能为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带来巨大的进步。”汉克停顿了一下，我趁机掂量了一下“一大笔经费”的内涵。

他接着说，“我也有司法精神病学的背景，我很欣赏你对精神病态的研究。在这里我们也许能帮助你从事这项研究，因为我们同康涅狄格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合作负责全州的司法精神健康服务。”

“不错啊，”我心想。

“我决定同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合作，为我们建立的新研究中心雇请一位主任。IOL和耶鲁签署了合作协议，计划由耶鲁提供教职，由IOL出钱，建一个世界级的精神病学研究中心。”

“我们面试了一些人，但是一直没有遇到让我们心动的主任人选。我们只面试经过精心选择的少数人，并没有宣传我们的计划。”

原来这就是那个秘密。他们在秘密面试研究中心的主任人选。

“资金来自哪里？”我问道。

“有许多家族为这项事情捐款。有一笔遗赠很可观。捐赠者希望建一个研究中心，以改善精神疾病的诊治，尤其是在IOL。IOL有悠久的治疗精神疾病的历史。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专注于临床，现在准备重新重视研究这一块。”汉克说的是研究所300年的历史。

“你知道亨利・斯登博士吗？”汉克问道。“知道，”我回答。“他是1881年审判查尔斯・吉特奥时证实他是悖德狂的精神科医生。”

“是吗？”汉斯说。“我还不知道斯登曾作过这个证，不过他是著名的司法精神病学家，他曾在这里负责，当时这里还叫做哈特福德疯人疗养院。”我们还谈论了斯登对IOL的影响。

接着汉克转向我说，“基尔博士，我希望你能来IOL工作。我想让你来帮助我建立神经科学中心，招募合适的主任和初级职员。我已经同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商量过了，他们将为你提供教职。本来他们想让你接受另一个职位，认为那项研究你也很合适。”

“因此请你告诉我你的条件，”汉克接着说。“你想要什么样的薪水和条件？”说着他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

“我给你几分钟的时间考虑一下，”他说，然后把我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我的头都要炸了。一方面，这似乎是个很好的机会，另一方面，我必须从头开始一个崭新的项目。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我需要花时间写文章和发表文章。我的思绪在反复斟酌。

我考虑了一下薪水，我不知道多少合适。我知道我的朋友们在其他名校的薪水水平，也清楚科研启动条件相差很大。启动条件包括研究人员的薪水、购置电脑、设备和耗材等相关的经费。

我决定向汉克狮子大开口，这样在他和委员会商量时可以为我自己赢得一些时间。

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在过去的面试中，是人力资源部直接告诉我大致薪酬和启动经费。实际上没多少可谈的。

过了几分钟，施瓦茨博士回来了。他把一个马尼拉文件夹轻轻放在我面前，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是的，我确实有许多问题想请教施瓦茨博士，但我本能地相信面前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感觉与我访谈精神病态时的感觉完全相反。

“你打算买MRI扫描仪？”我问道。“是的，我打算让你负责去买一台。”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从没听说有人会让一个初级职员负责购买这种昂贵的设备。

“我需要懂得这项技术的人负责选购。”

“因为精通此项技术的人才知道什么样的系统在今后10年或20年都不会落伍，”汉克说。

“装在哪里？”我问道。

汉克起身拿了一大叠建筑图纸过来，并将一栋庞大的两层建筑的设计图摊开在我面前。

“我想让你为新研究中心重新设计这栋楼。你负责选择MRI的安装位置。这栋楼已经空置75年了，年久失修。它是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都铎风格建筑，我们打算彻底改造翻新。我想让你来设计这个研究中心。”

我默默地看着图纸。我根本就不知道英国都铎风格是什么。汉克耐心地等我消化这些信息。

他接着说：“你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设计了新的MRI中心，还帮助他们获得了基金资助他们的研究型扫描仪。”

他是怎么知道的？我暗自奇怪。很快我意识到是我的导师里德尔博士为我写的推荐信，我帮他写过基金申请，并帮他规划了建筑布局。汉克肯定从克拉克博士那里拿到了推荐信。

汉克接着说：“你是这份工作的合适人选。我也很欣赏你的热情和职业道德。”汉克向我坦承，在我吃午餐时，他同我在UBC的导师们通了电话。显然他们告诉了他我在监狱度过的日日夜夜。他们还提到我是个喜欢玩MRI的技术迷。

“说说你要什么条件才愿意签这个？”他指了指放在我面前的马尼拉文件夹。

“我希望你在离开时会认识到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同时也希望研究中心的成立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好吧，既然你愿意买MRI和翻新那栋楼，我想我不需要其他启动条件了。我所需的就是购置MRI、聘请职员和启动我的研究项目的资金。”我补充道，“MRI兼容设备不便宜。购置MRI所需的硬件和外围设备需要几十万美元。另外我还需要聘请两个职员以启动我的项目。”

汉克点点头，然后问，“你想要多少入门薪水？”

我说了一个数字，是我的朋友们在名校的入门薪水的两倍。

“好，”汉克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在你要求的薪水上再加点。另外把你的科研启动费提高到原来的3倍。”

我简直透不过气来。我赶忙找笔，以免他在我签字之前改变主意。

“我很希望你能来帮我推进和管理这个项目。你什么时候能开始？”

“明天，”我实话实说。

汉克笑了起来。“你还是先回去把温哥华的事情了结了，然后我会请你过来几次，讨论大楼的事情。你可以先开始找供应商谈购买MRI的事，这段时间的工作我会付你顾问费。等到了7月你再开始正式上班。”这个时间更符合学校的安排。

“好吧，”我咕哝着说。然后签了合同。

露丝适时地出现了，拿走了合同。“现在让我们来喝一杯庆祝一下，你可以给我仔细讲讲你对精神病态的研究。我很感兴趣。”

我们又花了1个小时讨论我的研究和汉克对研究中心的愿景。

从施瓦茨博士的办公室出来时，文斯・克拉克笑着迎接我。“还顺利吧？”下楼时他问我。“他是不是给了你一个说不条件？”

“说不条件是什么？”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种说法。“是你无法拒绝的，绝不会再考虑其他选择的条件。汉克跟我说他要给你这个。”

阴谋。好吧，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阴谋。我没法对文斯生气。

“是的，他给我开出了我无法拒绝的条件。我将搬到康涅狄格来。”我回答说，这真出乎我的意料。

我即将离开温哥华，在过去的7年里我以此为家。我回想起来这里的第一天，在我的小丰田车上载着我的全部家当，穿过边境，满怀着开始研究生生活的喜悦及兴奋感。时间过得真快啊。

当时那种精力旺盛和兴奋的感觉又回来了。对于前途的不确定感和能否找到工作的担忧则一扫而光。新的征程开始了。

回到温哥华后，我告诉房东这个夏天我不会再续租了。我决定趁搬家前自己好好放松一下，在春末去太平洋屋脊步道远足。

同时我开始收集市场上MRI的资料，并向戴维逊咨询，我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同他面谈过，他获得资助在麦迪逊校区建一个新的脑成像中心，想请我去那里工作。他对我去康涅狄格的决定表示理解，认为IOL/耶鲁大学的职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应当放弃。戴维逊告诉了我一些购买MRI的诀窍。他建议我邀请所有生产MRI的公司派销售代表同时来见我，让他们在我的办公室外等，目的是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将互相竞争。

按照戴维逊的意见我约定了通用电气（GE）、飞利浦和西门子的销售代表在相同的时间来见我。

首先，我请飞利浦的代表进来。他给我看了他们尝试打入研究型MRI市场的最新计划。我问他们的系统与其他供应商相比有何优势，他答不上来，只是说他可以比其他公司的价格都低，因为他们非常想打入康涅狄格的市场。价格是次要考量，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得最好的设备，飞利浦出局了。

下一步是对西门子和通用电气的现场考察。西门子的最佳案例是位于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GE则提供机票请汉克和我去他们位于威斯康星的总部参观生产设施。

西门子有头部专用的MRI，阿莱格拉，德国制造，是目前水平最高的，也是目前脑成像领域的明星。我希望能测试一下。我还得知IOL刚刚同哈特福德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而医院放射科用的就是GE的MRI系统。西门子希望能打入哈特福德的市场，因此他们愿意降低阿莱格拉的价格以增强竞争力。最后，降价幅度超过了30%，比公开报价低了一百多万美元。西门子很有诚意。

西门子安排我们去参观他们在波士顿的研究总部。我给我的老朋友物理学家拉里・沃尔德发了封邮件，告诉了他我们的行程。拉里在人群里很显眼。他个头很高，1米8以上，一头很亮的红发。拉里和我一样喜欢吃牛排，但他的太太是一位素食者，因此他总是很乐意有机会逃脱监管。拉里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物理学家，技术一流而且很好相处。

拉里对阿莱格拉的所有技术细节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们这种机器的优点在哪里，同时也跟我们讲了存在的许多问题。拉里告诉我们这种机器运行速度太快，以至于很难冷却，我能感觉到西门子销售代表听到后立刻谦恭了许多。我当着西门子销售代表的面把这些情况记录下来。准备到时候要求他们改进——也许还能把价格压得更低。不过，西门子是首选。

结束这次很棒的访问后，我请拉里在莫顿牛排餐厅吃了一顿美味的牛排。

现在可以进行下一个访问了。

汉克和我去访问GE。GE把我们请到威斯康星，向我们展示他们下一代研究型MRI的计划，还有好酒美食招待我们。

我的朋友布莱恩・莫克接待了我们，他负责安排讲解。公司另外几个销售职员负责安排参观，向我们介绍GE最新的设备。

我问他们软件一次只允许连续采集512幅图像的局限。他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然后销售人员向我们展示了一堆新特性和数据处理流水线。我问了一些相关问题，然后向他们指出了他们的系统和流水线中存在的局限性和潜在的问题。这名销售人员显然不懂技术。我注意到坐在角落里的布莱恩在偷笑。他们的设计针对的是临床，并不适用于研究。

我提的问题对于销售人员来说可能有点刁难，但我必须向汉克证明我是这份工作的合适人选，并且我做足了功课。

在离开GE总部时，MRI发展部的副总送我们出来。我告诉他布莱恩・莫克知道如何解决我访问时提出的这些问题。我建议他让布莱恩负责研发，布莱恩能让GE在功能性脑成像领域再次具有竞争力。

但对我来说，GE已经出局了。他们当时的技术在功能性神经成像上不具有竞争力。

接下来的周一，汉克和我在他的办公室再次见面。我告诉了他购买西门子阿莱格拉的理由。我给汉克看了公开报价和最终的协议价。同时我还让西门子保证在我们的新研究大楼建成时交付系统。同时我也和商家协商了所有的细节——稳定性测试、正常运行时间保证（没有达到将有惩罚）以及售后服务条款和价格。最重要的是，我获取了全国几乎所有MRI主管的专业意见，确认我们以很好的条件买到了一套很优质的系统。

汉克很高兴，我们订购了阿莱格拉。汉克表扬了我在公开报价的基础上省了一百万美元。一周后我的薪水里出现了一份很丰厚的奖金。我会愉快地在康涅狄格生活。

欧林神经精神病学研究中心的诞生

生活研究所一个主要的捐赠来源是欧林家族，这个家族有一些小孩在IOL接受治疗。汉克・施瓦茨博士决定用他们的名字命名新的研究大楼。我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改造这栋19世纪70年代建造的英国都铎风格建筑。

之前的计划是根据医生的办公室进行规划，每间办公室外面有候诊室。我改变了这个设计，只在一楼前门入口处设置一个稍大的集中候诊室。这样多出来的空间又可以增加5间办公室，加起来二楼就有14间办公室。然后我又注意到二楼没有洗手间，因此我们设计了一个洗手间。同时还增设了用于访谈和测试的房间。

我请了一位声学工程师来帮助我们设计MRI设备的隔音。实践证明这个设计很有必要，很安静，以至于来控制室参观的人经常问机器有没有在工作。MRI技术员很高兴不用忍受MRI采集数据时发出的哔哔声。

在购买MRI和重新设计研究大楼的同时，我还帮施瓦茨博士物色了一位中心主任。施瓦茨博士想聘请一位资深精神病学家，须经验丰富，同时又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很擅长。面谈了一些候选者后，我们选择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戈弗雷・皮尔森博士。戈弗雷以对精神分裂症的脑结构研究闻名，他希望开展功能性MRI和其他脑连接测量的研究。

戈弗雷建议我们请文斯・卡尔霍恩加入中心担任助教。文斯就是我多年前通过电子邮件认识的电气工程师，当时我们都在尝试解决GE扫描仪的数据采集问题。他在研发用功能性MRI数据分析脑网络的新方法。聘请文斯不会错。

我建议汉克把他们都招聘来，汉克同意了。欧林研究中心的核心初步成形了。

戈弗雷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学者，他很快为欧林中心聘请了新职员和博士后。我们开始利用IOL丰富的临床资源申请基金。IOL住院部每年入院的精神病人超过三千人。这是一个临床金矿。

我组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开始申请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基金资助。对于我的精神病态研究，我打算招募在社区缓刑或假释的精神病态者。对于精神分裂症我有一个主要目标，我想研究脑成像能否用于这种疾病的早期诊断，或许在发病之前就能发现。这也许能改善对这种疾病的诊断，更重要的是，早期治疗或许能缓解这种疾病带来的痛苦。

我的研究生导师之一彼得・里德尔博士认为，功能型脑活动也许能帮助预测哪些青少年会发展成这种病。

我借用里德尔博士的思想，致力于在研究中心寻找早期诊断精神分裂症的新方案。除了新方案，我还拥有了卡尔霍恩博士分析脑成像数据的新算法。我们一起创建了一支强大的研究团队，而且我们很快就开始获得NIH的基金资助。

具象的精神病态者

在申请基金的同时，我继续分析研究生期间在监狱获得的数据。

在加拿大进行的一些研究源自我从治疗犯人的临床经验中获得的洞察。在完成硕士论文之后，地区健康中心监狱心理诊疗科主任卡森・斯麦利博士邀请我参加暴力罪犯和性侵犯的集体疗法小组。加拿大惩教部允许硕士学历的心理医生担任临床医生。斯麦利博士想让我学习他们采用的集体疗法，这样也许我就能帮助对其加以改进。他也想看看我研究的神经科学是不是能帮助他们加深对精神病态缺陷的认识，其目的是利用我在神经科学上的发现帮助开发更好的精神病态疗法。

当时，我对暴力罪犯和性侵犯的治疗不怎么了解，不过我感觉这是个不错的机会，因此我答应了下来。精神病科护士负责治疗，我则坐在房间里观摩。

治疗采用的认知行为疗法（CBT）。CBT属于谈话疗法，采用一种目的导向的系统性方法，引导患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对于暴力罪犯和性侵犯，CBT用于挑战患者非适应性的思维模式和信念，目的是将这些非适应性的错误思维替换为更具建设性的思维模式，以减少今后的反社会行为。

我发现在集体疗法治疗过程中，精神病态者理解不了抽象概念。例如，护士经常用隐喻来加强她的观点。但我不止一次的发现，在护士说这些时，谈话的精神病态者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我之前在精神病态者的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这是一个暗示——就好像打扑克时的身体语言。当我问精神病态者是否会为什么事情焦虑时，这种脸部暗示就很明显。我所指的那种焦虑是强迫症（OCD）患者所经受的那种。强迫症患者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比如每次出门都会担心没有关火。患有强迫症的人最终会恶化到根本出不了门，因为他总是会担心没有关火，不得不反复回来检查确认。

如果你问精神病态者是否曾在出门后担心过没有关火，你就会得到我说的这种面无表情的回应。精神病态者对这种焦虑没有概念。精神病态和强迫症位于相反的两个极端，我从没遇到过有强迫症的精神病态者——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人。

我对精神病态者不能理解隐喻感到很好奇。精神病态者似乎只有见到了具体的事物才能理解相应的概念。我很快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检验精神病态者是否不能处理推广为更简单刺激的抽象概念。我的第一个实验是检验精神病态者对抽象词和具象词的处理。

心理学家用各种方法对词语分类。例如，可以根据它们的使用频率分类。土豚（aardvark）是低频词，鹿（deer）则是高频词。实验发现大脑处理常用词与生僻词的方式不同。

大脑对抽象词和具象词的处理也不一样。抽象词是没有任何实在意义的词。有限（finite）是抽象词，桌子（table）是具象词。我建了一个具象词和抽象词的数据库，包含各种使用频率、词长和元音数量。我想知道在各种条件下精神病态者是否能区分具象词和抽象词。我要确保所有的具象词和抽象词都是情感中性的。我不想让我的抽象词实验与精神病态的情感处理缺陷相混淆。

但我也怀疑精神病态者的情感障碍是否就是抽象信息处理能力的缺陷导致的。毕竟情感词经常就是抽象的。例如，爱（love）就是高度抽象的词。爱对人们来说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事情，它并不必有具体含义。人们用诗、音乐和戏剧来描绘爱的抽象方面——但爱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呢？

我在访谈精神病态者时总是会问他们“爱对你意味着什么？”最常见的回答是性。然后这些精神病态者经常会描述他们喜欢的性行为。精神病态者停留在物质的、具体的层面，他们无法描述出爱带来的那种抽象关系。

在最初的实验中，我通过脑波来检测精神病态者对抽象词的神经反应。我发现精神病态者没有表现出非精神病态者和健康的人在处理具象词和抽象词时表现出的那种脑波差异[2]。

大脑在区分不同类型的词方面真的很神奇。在词呈现后的175毫秒，大脑就开始对抽象词采取与具象词不同的处理途径[3]。但精神病态者的脑波则显示出所有的词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处理，走的是相同的途径。他们的大脑对抽象词和具象词没有表现出不同的反应。

这些脑波实验清楚地表明，精神病态者处理抽象词的能力受损，他们大脑的神经通路出了问题，导致这两种词汇没有被区别对待。

然后我又用fMRI技术来分析精神病态者在处理抽象词时是哪部分大脑出了问题。对于非精神病态者，右前颞极对于区分语言的抽象表达包括抽象词和具象词的区分很重要（参见图5），与我的研究所预计的相符，精神病态者的这部分脑区在处理抽象词时表现出明显的缺陷[4]。

颞极是负责整合感觉信息的区域，就好像将图像和声音整合到一起制成电影。精神病态者的这种缺陷可以理解为他们无法将抽象内容整合进故事情节。

这个研究表明，精神病态者的治疗效果之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治疗中用到的那些抽象概念。如果想让精神病态者从这种治疗中受益，神经科学实验给出的答案是这种治疗必须借助简单、具体的事项来进行。

图5　人脑的外侧（上图）和内侧视图（下图）

如果将大脑两个半球从中间分开，从内往外看到的就是内侧。图中数字是依据布罗德曼博士1909年给出的脑区系统编号。研究者借助布罗德曼编号系统来比较研究结果。抽象词处理实验的结果表明精神病态者的前颞极（布罗德曼38区）受损。

我在加拿大读研究生期间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发现，精神病态者有一系列脑区都受损了，包括杏仁核、海马体、前/后扣带皮质和颞极。其他科学家则发现眶额叶皮质也受损了。

图6标出了截至21世纪开始时，所发现的精神病态者大脑受损的区域。

图6　截止到2000年，发现的精神病态者受损的脑区，包括杏仁核、海马复合体、前/后扣带、前颞极和眶额叶皮质。图中标注脑区的数字遵循布罗德曼博士的标定（参照图5）。

小绿图

在耶鲁大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这里几乎所有领域都有世界上最顶级的专家。我沉浸在耶鲁的学术氛围中，继续充实自己的科学素养，心理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神经科学和经济学的讲座一场不落。

同时我也开始了新的追求，将精神病态者大脑之谜的所有板块都拼合到一起。我开始回顾各种关于大脑发育的理论。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精神病态者有这么多脑区受损？背后有没有什么原因？能不能围绕我和其他人发表的成果给出一个统一的理论？

对这个谜题的解答，启发来自耶鲁精神病学系的希拉里・布隆伯格博士作的一次关于抑郁的大脑关联的报告。希拉里在报告开始时向大家展示了一幅布罗德曼脑区图。布罗德曼给出了不同脑区的解剖分类系统，根据这些区域的不同神经元的类型和密度对脑组织进行分类。

我很熟悉布罗德曼的脑区解剖标记系统，但希拉里给出的图我以前从未见过。图中用不同的颜色显示各个脑系统的布罗德曼图。

蓝色是基本感觉系统——视觉、听觉和运动。这些区域的神经元类型和密度类似，执行的功能也大致相同——处理基本感觉输入。黄色标注的是高阶感觉皮质。粉红色标注的是前额叶和顶叶皮质。前额叶皮质最大，它是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区别的标志。绿色的脑区则是布罗德曼分类的旁边缘区。旁边缘区包括典型的边缘结构：杏仁核、海马体和前/后扣带，同时还包括眶额叶皮质、岛叶和颞极（参见图7）。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头脑中灵光一闪——我明白了！我发现的精神病态者异常的脑区就是布罗德曼定义的旁边缘区，两者重叠得让人难以置信。我向希拉里索取了一份她的讲义拷贝，然后直奔图书馆查找有关布罗德曼所描述的旁边缘系统的一切。

图7　根据神经元组织方式分类的布罗德曼脑区图。可以看到布罗德曼旁边缘区（灰色区域）与图6中神经科学发现的精神病态者异常的脑区很类似。受这两张图惊人的相似性的启发，我提出了精神病态的旁边缘功能障碍模型。

随后的一年里，我阅读了数千篇文章。又是一次忘我工作的经历，周末和晚上的时间我几乎都花在上面，致力于为精神病态者的大脑勾画一幅完整的图画。最后得到的是一个模型，我称之为精神病态旁边缘功能障碍模型，结果发表在同行评审的神经科学期刊上[5]。我撰写的关于精神病态旁边缘功能障碍模型的初稿比我的博士论文还长。

最后完成的图画就好像一顿上好的美酒佳肴。模型中包括精神病态脑成像的验证结果、对精神病态脑波异常的重新分析和解读，以及对大脑旁边缘某些区域受损的患者症状的详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大脑旁边缘系统的部分受过击打或损伤，就有可能导致精神病态的症状。

来自佛蒙特的著名患者

众所周知，如果人的头部被撞得不省人事，就有可能会出现记忆问题。失忆症是脑震荡之后的常见症状。脑部受伤还会导致很多问题，有时候甚至会导致出现类似精神病态的人格。

这方面最著名的病例是佛蒙特的铁路工人菲涅斯・盖奇[6]。1848年9月13日，在一次爆炸事故中，盖奇的头部被一根3厘米粗的铁棒击中，铁棒从其左眼穿透头顶。

盖奇的经历之所以著名是有其原因的。首先，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据说他在事故过程中一直都没有失去意识。其次，有一位医生将他的病例详细记录了下来，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其细节。最后，这次事故使得盖奇从一位有责任心的铁路经理和丈夫变成了一个性格冲动、不负责任、乱交和冷漠的人。盖奇的许多症状都与精神病态相符。穿透盖奇大脑的铁棒摧毁了部分旁边缘系统。

后来对与盖奇有类似脑损伤的患者的研究表明，精神病态的大部分行为都与旁边缘系统有关。神经病学家最初将盖奇的症状称为伪精神病态[7]，不过后来又改称获得性反社会人格[8]。换句话说，如果你的旁边缘系统部分受损，你就有可能获得某种精神病态的人格。

旁边缘脑受损的患者会出现多方面的问题，包括行为具有攻击性、动机不良、缺乏同情心、计划和组织性弱、冲动性、不负责任、洞察力差和行为不受控制等[9]。有时候，旁边缘脑受损的患者会出现浮夸谵妄的症状[10]。这些症状我们在精神病态者身上都能看得到。

旁边缘系统的部分区域受损并不是那么罕见。例如，当头前部被猛击时，就有可能碰擦眼睛上部的骨棱。这有可能损伤眶额叶皮质。橄榄球运动员由于经常受脑震荡伤，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是因为某一次事故还是多次头部受伤累积的影响，只要眶额叶皮质受损就有可能出现类似盖奇的问题。这个问题才刚刚被全美橄榄球联盟（NFL）的退役球员们认识到，这是他们所从事的运动的潜在职业风险。

在我逐渐拼合出这幅图景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的橄榄球生涯被大学时的膝伤终止可能是件幸事。我在高中时就已经受过4次脑震荡伤。幸运的是，我的大脑似乎没有受损。其实每次从MRI扫描仪上跳下来时，我都会有点担心在我的眶额叶皮质发现损伤。

盖奇并没有出现精神病态的所有症状。通过搜索文献发现，如果只是旁边缘系统的一两个部分受损，并不会导致精神病态的症状全部都出现。但只要旁边缘系统的某个部分受损，就很有可能引发精神病态的某些症状。

但即便是旁边缘系统有多个部分受伤，精神病态的一些症状也不会出现。例如，冷酷是精神病态的特征之一，但很少在旁边缘系统受损的成年患者身上发现。为什么？旁边缘系统异常的患者可能需要多年才会出现明显的冷酷症状；而旁边缘脑受伤的患者大部分都活不到这种症状的出现。

这个推理是有佐证的，有两个患者在婴儿期就因脑受伤损坏了旁边缘系统。研究者发现，这两个患者成年后出现冷酷行为的频度要高于成年后遭遇类似损伤的患者[11]。

也就是说，如果精神病态者是一出生就有旁边缘脑异常，就有可能导致成年后出现冷酷的症状。

有意思的是，旁边缘脑受损的患者有时候会出现失禁（例如遗尿）。前面我曾说过，慢性遗尿的青少年未来暴力犯罪的风险高。目前还不清楚出现失禁的旁边缘脑受损的患者是不是比其他旁边缘脑受损的患者更暴力。这个问题显然值得深入研究。

精神病态者和旁边缘脑受损的患者除了行为上相似，两者在神经心理学实验中的表现也很相似。

神经心理学通过任务或游戏来研究脑损伤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我在研读文献时发现，旁边缘脑损伤患者不擅长的游戏类型与精神病态犯人不擅长的游戏类型惊人地类似。

旁边缘脑损伤患者同精神病态犯人一样，认识不到语调或面部表情的细微差别。他们也有行为控制方面的问题，决策技能很差，很难抑制自己的行为，冷漠，很难避开不利的情境，乱交，反叛，蔑视社会传统，不尊重权威。

额叶皮质的其他区域（例如额上或侧前额叶）、顶叶皮质、或枕叶皮质受损都不会导致这类行为症状或认知障碍。也就是说，布罗德曼界定的旁边缘区域之外的区域受损都不会导致精神病态症状。

因此，精神病态者应该是旁边缘系统不正常。

所有的板块都拼合起来了。我找到了精神病态大脑之谜的答案。有了这个精神病态脑异常的新理论，我开始设计新的实验来检查精神病态者的旁边缘系统的特定部分。

常青藤名校的生活

在耶鲁大学和生活研究所（IOL），我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专业上都收获颇丰。我结识了一群很亲密的朋友，一起滑雪、骑山地自行车和度假，让我在经历了研究生阶段的工作狂生活之后，增添了许多轻松和惬意。

我获得了美国精神健康研究所和药物滥用研究所的基金资助，研究精神病态和药物滥用。我还被邀请加入NIH研究部——负责评审其他科学家的基金申请。我的学术地位在逐步上升。

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一个挫折是我发现在社区寻找和招募参与研究的精神病态者比在监狱要困难得多。可想而知，精神病态者一旦从监狱释放就会马上消失。就算你找到他们，他们也几乎不可能守约按时地出现。

我的实验室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向受试者寄送明信片提醒，在约定时间的一周前、两天前、前晚，甚至当天早上都打电话提醒。但就算这样也仍然有许多人不会出现。我的职员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安排会面上，而不是收集数据。

偶尔有几次受试者赴约而来，又会有各种状况。有时候他们对访谈非常犹疑不决，我们只好把他们送回去。有时候又喝醉了或是嗑了药。有好几次我们不得不请保安来把醉醺醺或兴奋过度的精神病态者送出去或打出租车送回家。结果我和医院的保安都很熟了。

在监狱研究精神病态者很显然比在社区安全得多。

不过，我们对社区精神病态者的扫描研究虽然进展很慢，但研究工作还是在稳步推进。

女精神病态？

我为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的同事就精神病态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了一场很圆满的报告。报告结束后，一位在当地最高戒备监狱工作的医生来找我，他问我能不能来评估一名女犯人，以制定治疗方案。我答应了。

犯人“朱迪”，25岁。她有一头齐肩金发，身材苗条，体重47千克，身高160厘米。我在准备访谈时翻阅了她的档案。档案有几厘米厚，还有一些录像带。

来到监狱为我准备的办公室后，我放了一卷录像带。录像带中的场景是一个访谈室，类似于我现在这间。视频中朱迪和一位心理学家隔着一张大桌子面对面坐着。我看了10分钟，然后看到了这一幕——朱迪跃过桌子扑向治疗师。治疗师在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之前已经左右各挨了一拳。治疗师倒在地板上，朱迪骑在她身上，又打了六七拳，才有警卫进来把朱迪拉开。暗红色的血从不省人事的治疗师嘴里流到了地板上——治疗师似乎被打掉了几颗牙齿。

我倒带又看了一遍。事前，朱迪没有表现出预兆，这是一次毫无理由的凶狠攻击。警卫肯定就在附近，因为治疗师完全没有机会按紧急按钮，最初两拳就把她彻底打趴了。

我关掉了录像带，开始阅读朱迪的档案。朱迪从12岁开始就是监狱常客，在16岁时，她射杀了一个同龄人。朱迪辩称她不知道把枪瞄向对方的头时枪已经上膛了。她被判误杀。

朱迪有很长的惹事的历史，在监狱里她是管理方的噩梦。她与其他犯人有数十次打斗，还两次暴力攻击工作人员。监狱的医生请我来做个评估，判断她符不符合精神病态标准。然后治疗组想看看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控制她的行为。

我研究了朱迪档案中的附属材料，发现她在几乎各方面都有严重的情感和行为问题。我当时已经访谈了数百名犯人，但还从没有访谈过女犯人。我当然希望这不会是第一次以身体冲突告终的访谈。

朱迪在上午9点来见我时还没睡醒。她有气无力地同我握了握手就一屁股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我向朱迪解释说这次访谈是为了帮助确定她的治疗方案。

朱迪的经历同我访谈过的数百名男性精神病态者很类似。很小的时候她无法从经验或惩罚中汲取教训。朱迪的父母对她的攻击性行为和胡闹进行惩罚，曾有一次把她关在家里几个月。被关在家里的时候朱迪会破坏电器，用螺丝刀弄坏电视、音响和烟雾报警器。事实上，半夜启动烟雾报警器是朱迪找乐子的方式之一。她喜欢看着父母手忙脚乱地四处寻找哪里着了火。

到14岁时，朱迪开始随身携枪。她拥有一把9毫米口径的贝瑞塔半自动手枪。我引导朱迪描述她用枪犯下的事情。她开始滔滔不绝地炫耀自己的枪法和拥有武器后在同龄人中的优越感。她还告诉我她曾数次在车上朝敌对帮派成员的房子射光子弹。她去扫射时会找一个男孩坐在车里，这样一旦被警察抓住，他们可以假扮在约会。他们用这种手法多次骗过警方的盘问。

我将谈话转移到朱迪与她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朱迪已经有几年没有见到过她的父母了，她说估计两个弟弟妹妹表现都还不错。她的弟弟妹妹没有跟着朱迪走上反社会行为的路。

随着访谈深入，我开始询问朱迪最突出的一次暴力犯罪——被控误杀另一名青少年。

我请朱迪解释是怎么回事。

朱迪开始讲述她编好的故事，说她当时和另外两个青少年在玩枪，突然她停下来看着我。我发现她的眼神里夹杂着愤怒和疑虑，她认为我在给她设套。我提防着她随时攻击，然而她却在椅子上窝得更深了。

前面朱迪承认了自己在“出事”之前是贝瑞塔手枪的老手。她意识到，如果再声称自己是因为缺乏经验而走火，将与她说的在出事之前的几年她就是用这种枪的老手的说法相矛盾。

坐在椅子上，她无奈地说：“好吧，已经露出马脚了，是吗？”“是的。”我回答说。

“那我干脆告诉你真相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也不会因这个案子再次被控罪。”朱迪的意思是她已经承认了误杀，因此不会因为同一罪行而被再次控罪。

“迈克尔笑我不敢开枪，所以我拿枪瞄着他的头，叩响了空扳机。“砰”，当时我只是吓唬一下他。但是迈克尔再次笑我说他知道我的枪里没有子弹。因此我往弹夹里装了一粒子弹朝他的头开了一枪。他再也没法笑我了。”她用空洞的眼神望着我。这种眼神同我之前见过的数百名男性精神病态者一样，而我这是第一次在女性身上看见。

朱迪站起身来说访谈结束了。她离开房间回到囚室。

我在给监狱的报告中指出，朱迪很难治疗。

关于女性精神病态的研究不多。大约估计一下，男性与女性精神病态者的比例是10比1。与男性精神病态者类似，女性精神病态者也容易触犯法律，最终经常被关进监狱。女性暴力罪犯中精神病态者的比例为15%～20%，与男性相同。但监狱中女性犯人只占10%。因此，女性精神病态者要比男性精神病态者罕见。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女性精神病态者的脑成像的研究报道。在我访谈朱迪之后，我的研究团队收集了女性暴力罪犯的脑成像数据，不久后我们将发表第一份关于女性精神病态者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

换个环境

一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的老朋友文斯・克拉克打来的。克拉克博士几年前已经离开了康涅狄格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去了新墨西哥大学。每次在学术会议上遇到他，他就会给我讲在新墨西哥州生活的好处——一年320天阳光、不潮湿、房价不高、极棒的陶斯滑雪谷，还有出门不远就是阿尔布开克山，是世界级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的胜地。克拉克博士对这次搬家似乎很满意。

他打电话是邀请卡尔霍恩博士和我去新墨西哥州，在新墨西哥大学校园里的心智研究所作报告（现在已更名为心智研究网络）。心智研究所是非营利性机构，是研究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的世界级神经成像中心，由连任5届的新墨西哥州参议员皮特・多麦尼斯创建。

到达新墨西哥大学校园之后，克拉克博士用美酒佳肴款待了我们。访问快要结束的一天晚上，在向我们展示新墨西哥大学和心智研究所的资源和前景之后，他亮出了底牌。克拉克博士想劝文斯和我来新墨西哥工作。

文斯和我都感到受宠若惊，不过我们告诉克拉克博士我们都已习惯并很喜欢康涅狄格。

但克拉克博士没有放弃。他告诉我们这是由新墨西哥大学和非营利的心智研究所联合聘请。大学提供职位，心智研究所则提供实验室场所和启动经费。

克拉克博士很善于游说。他已经从我嘴里得知了我在研究康涅狄格的社区精神病态时遇到的挫折，而康涅狄格惩教部不同意从监狱送犯人来IOL参与研究。克拉克博士知道我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告诉他我一直梦想能有一台移动式MRI，可以开到监狱里去。文斯也给出了他的“说不”条件——必须拥有可用于大规模研究的高能MRI。我们对克拉克博士说，如果他可以满足我们的条件，我们就答应来新墨西哥。文斯和我都不认为克拉克博士能有办法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我们错了。

一星期后，克拉克博士打来电话说，我可以有一台移动式MRI，文斯也能得到他想要的高能MRI。心智研究所还会建一个大型数据库存储所有的脑成像数据。他们称之为神经信息系统。这是文斯的宝贝。

卡尔霍恩和我坐在会议室里面面相觑，然后难以置信地盯着电话机。

“克拉克博士，你能再说一遍吗？”我问道。

电话线的另一头响起了笑声，然后克拉克博士说，“我们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相信你们的研究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你们考虑一下然后给我们答复。”

挂掉电话后，卡尔霍恩转向我说他想去。我告诉他我得首先确认我能不能获得新墨西哥州监狱的许可。因此我订了一张去新墨西哥的机票。

新墨西哥州的面积很大，但人口只有200万。由于人很少，新墨西哥州的政要都很容易见到。克拉克博士打电话后才过了几周，我就获得机会约见新墨西哥州长比尔・理查德森的内阁事务主管。事前，心智研究所的创立者、参议员皮特・多麦尼斯帮忙打了电话，因此会面很快就安排好了。

州长的法律团队已经了解和确认了我研究的合法性。我的研究由NIH资助，并得到了哈特福德医院道德委员会、耶鲁大学和联邦保护研究受试者办公室（O-HRP）的许可。

内阁事务主管说新墨西哥州鼓励研究，尤其是以减少反社会行为和药物滥用为目的的研究。第二天，我被送去和新墨西哥州惩教部长会面。

惩教部长乔伊・威廉姆斯的个头很大，身高180厘米，胸膛宽厚，很有气派。他同我握手说，“州长电话说我们要做研究，是吗？”

“是的，先生，”我回答说。“而且我的实验室可以随时为您解决关于犯人再犯、风险评估，或是我们能够帮忙解决的任何问题。”只要让我回到监狱，扫厕所我都愿意。

威廉姆斯部长已经为我们选好了进行研究的第一所监狱，位于格兰特的新墨西哥西部惩教监狱，位于阿尔布开克以西约120千米。典狱长已经收到了通知，准备好了与我见面。

在一个小州的小政府，只需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有皮特・多麦尼斯这样的参议员的引荐会很有帮助。

第二天清早，我穿着自己最好的行头去新墨西哥西部惩教监狱见典狱长，我告诉典狱长，我需要用于研究的办公室和放置移动式MRI设备的场地。典狱长带我去找副典狱长迪恩娜・霍伊，一个小巧玲珑金发碧眼的女人，她笑容可掬、反应机敏。

迪恩娜找来了设施主管多米尼克，他带我们去了医疗部。多米尼克指给我们看了将腾出来给我们做研究的4间办公室。他说还会添置一些新的办公设施。

典狱长坚持派一名惩教官到研究区来，以防万一。惩教官一般在大厅外巡察，如果有人呼救就能马上得到帮助。我想我的团队成员会很感谢这个待遇，他们都没有在监狱呆过。

走到医疗部的后门，多米尼克拿出一把大铜钥匙开门。这片钥匙同我在加拿大用的差不多。我们走出医疗部来到门外，门外是围墙围住的一片空地。多米尼克指着一处暗门对我们说可以从那里把移动式MRI运进来，绕过医疗部后门停在这里，他们会在这里铺水泥坪。

移动式MRI需要有水泥坪和电源。电源线通过脐带式管缆从移动式MRI拖车的腹舱引出来。我给多米尼克比画了脐带式管缆的布局和水泥坪的尺寸。

在结束参观时，多米尼克问我移动式MRI运来了之后能不能给他做个脑成像。“当然可以，”我告诉他，“我很乐意给你扫描一下。”在午餐时，多米尼克向我透露，他在高中时也打橄榄球，他想确认一下好让自己放心。

我的聘用程序的最后一环是同新墨西哥大学心理系的教师面谈。我准备了一个新的报告，介绍我提出的精神病态旁边缘功能障碍模型。我精心准备了报告的语速和语调。先是指出精神病态者给社会带来的问题，然后解释最新的研究进展，最后阐述这项研究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我称之为沙漏报告——开始的入题很大，然后收窄，在结束时给出对社会的影响的宏大图景。

心理学系投票同意给我提供教职。同时，卡尔霍恩在电气工程系进行了面谈，我记得他也获得了一致通过。

然后卡尔霍恩和我见面商量。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差不多10年，是很密切的朋友。心智研究所和新墨西哥大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我们的“说不”条件都被满足了。卡尔霍恩把手伸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准备来了，”他对我说。“我也准备一起来，”我回答说。

我们都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告诉我们在康涅狄格的好朋友和同事我们将要离开。

我难以向汉克启齿。我的亲生父亲在我读大学时去世了，汉克在我眼里就像父亲一样。汉克和我经常一起登山。有一年我们登上惠特尼峰，第2年又一起爬上了沙斯塔峰，我们的关系变得极为密切。我清楚我的离职将会深深地伤害他。我的心情比他更难受。

我向汉克表明我的去向时，我落泪了。汉克却表现了完美的职业精神，他告诉我说他很理解我的决定，事实上他认为我应当接受这个工作。他劝慰我不要悲伤，鼓励我去迎接生命的新篇章。他又说，谁能预料呢，说不定哪天我还会回到康涅狄格。

我去意已决。真希望我还能再遇到汉克在IOL创建的这种激动人心的研究环境。

监狱的办事效率

回到康涅狄格才3天，新墨西哥西部惩教监狱的主管多米尼克就打来电话说移动式MRI的场地和供电已经准备好了。

“我让犯人建好了水泥坪，沿医疗部后门的路挖了条沟埋好电缆。我们可以开始了。”

多米尼克肯定是没有听到我跟典狱长说移动式MRI还没有设计和建造好。当我向多米尼克解释时，他没有不高兴，只说等MRI装好了希望能第一个被扫描。

接下来我联系了西门子、通用电气和飞利浦。我让这些公司的销售代表在同一个时间来谈移动式MRI的事情。

西门子承诺将他们生产的最快的MRI扫描仪装到拖车上。此前西门子公司从没将他们最快的扫描仪装上过拖车。我们谈得很细，包括最严格的符合性测试。西门子保证系统将满足我的所有特殊要求——如果达不到就免费，让我印象深刻。他们对自己的设备及工程能力很有信心。结果显而易见，西门子公司胜出。

西门子公司向我介绍了北美的3家制造移动式MRI拖车的公司。我先后飞到芝加哥和洛杉矶见了两家愿意建造世界上首辆移动式功能MRI系统的公司总经理。我的最后一站是位于纽约北部奥尼昂塔镇的美国医疗运输设备公司。

我和我的两位博士后从纽黑兰开车去医疗运输设备公司。我们拜见了首席运营官雷恩・马什和工程副总裁迪克・马蒂斯，在布鲁克斯烤肉屋吃午餐。午餐时马什和马蒂斯向我们介绍了他们遵循西门子标准的制造过程。他们专门根据德国标准为西门子建造MRI拖车。医疗运输设备公司是最佳选择。

我向医疗运输设备公司提供了我的方案，我们同意一起为改进拖车设计申请专利。我们围绕高速功能脑成像的特殊硬件彻底重新设计了拖车。我根据之前两次设计MRI室的经验进行改造，加入了研究人员所需的所有细枝末节。

在选择紧急断电按钮的位置时，我发现那个红色大按钮很像温哥华监狱里的紧急求助按钮。

迪克・马蒂斯想把按钮装在MRI室的中间，这样所有人都能按得到。

安装紧急断电按钮的目的，是防止接受扫描的人因为金属物体掉进磁体等原因而受到伤害。MRI的磁场是常开的，这个按钮将把磁场关闭。这是最后的安全屏障。按下断电按钮将关闭超导磁体。但按下按钮有可能损坏价值200万美元的磁铁。就算没有损坏MRI的磁场，仅仅更换租用的液氦也需10万美元。这个按钮对于惊悚里奇将会很有吸引力。

我告诉马蒂斯我们需要扫描像惊悚里奇这样的犯人，把按钮安装在这里等于是请他们按。我们商量后，决定把按钮装在专门的壁柜里，这样只有受过训练的人才知道操作。

我们完成设计后，医疗运输设备公司的工程师将方案送去制造。我可以通过邮件图片了解第一台移动式MRI系统的诞生过程。

第8章　青少年“精神病态”

数据：在最高戒备青少年监狱，每个少年每年的监禁成本为514000美元[1、2]。

所有父母都认为青少年时期特别棘手。科学家已经证明了破坏性和反社会行为在青春期达到顶峰[3]。事实上，在这段发育期惹麻烦是正常的。大部分男孩和很大一部分女孩在十几岁的时候都会有某些类型的反社会行为。幸运的是大多数违法行为都相对轻微，比如破坏公物、饮酒和吸食少量毒品、偶尔打架、危险的驾车行为等劣行。不过，只有很少一部分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会愈演愈烈，变得越来越严重和暴力。

前面提到的布莱恩和埃里克，两人都只有13岁，刚刚因多起暴力犯罪被判关押在少管所。布莱恩被控入室盗窃，埃里克则被控私藏和意图贩卖毒品，以及多起入室盗窃。布莱恩在伊利诺伊服刑，埃里克则被关押在威斯康星的州界附近。

布莱恩

13岁在少管所短暂拘留一段时间后，布莱恩被送到男孩之家住了几个月，然后才回到父母身边。刚回到家，他就试图同自己的弟弟肛交。布莱恩的父母很震惊，认为他是在男孩之家染上的毛病。不过他们没有找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对布莱恩进行治疗。此后一年，布莱恩畸形的性行为逐步升级，有一天他在火车站引诱一个10岁的小女孩溜到一边发生性行为。事后布莱恩和女孩回到火车站，女孩将此事告诉了父母。女孩的父母把布莱恩送回家，并同他父母商量这件事情，结果双方父母决定不声张这事。

布莱恩继续这种行径，有多个性伴。有一次，一个少女带着一个婴儿来到他家，说是布莱恩的孩子。双方的父母都同意将婴儿送出去给他人收养。这段时间布莱恩还与一个比他大得多的已婚妇女有性关系。他在打算偷块手表送给她时被捕。

布莱恩进入高中后，最初的成绩高于平均水平。但过了2个学期后，他的作业开始退步。他开始每天喝酒和抽大麻。他说大麻可以缓解一直困扰他的头痛。

布莱恩的家庭生活很混乱。布莱恩的父亲一直酗酒，结果又丢掉了工作。由于付不起房租，一家人又被赶了出来。布莱恩父母的冲突升级，并导致詹姆士被指控家暴。邻居们说孩子们基本上没有大人照看。布莱恩的母亲日南斐法变得不再与邻居和朋友接触。她也有酗酒的问题。

布莱恩的恶作剧包括用仿真玩具枪指着小孩，然后看着他们惊慌地跑掉。那些小孩们告诉父母附近可能有一个枪手。布莱恩被警察逮捕，并被指控行为不检。

布莱恩有多次入室行窃的行径，有时候会再次闯入以前行窃时被抓住的房子进行偷窃。他没有什么计划性，因此，偷窃多次被抓。法官的判决从缓刑到监禁在少管所或男孩之家几个月不等，在男孩之家布莱恩会逃跑。

布莱恩在男孩之家曾遭其他男孩性侵，并因此患上肛疣和痔疮。

获释后，布莱恩会被送回家，然后很快又再次行窃。一年冬天他在抢劫一家肯德基时被抓住，被判在少管所服刑几个月。

布莱恩告诉男孩之家的监督员，有一次他搭便车，一个开轻型货车拖建材的司机载了他。这个男人把车开到偏僻处，强迫布莱恩与他口交，然后把布莱恩扔在一家加油站就跑了。布莱恩进去买了一罐苏打水漱洗嘴里的精液。几周后布莱恩向男孩之家的督导指认了报纸上那个男人的照片，那人因类似的罪行被逮捕。

布莱恩家庭的混乱和犯罪行为导致不断的短期监禁和被安置在男孩之家。他的吸毒和其他行为问题不断恶化。

布莱恩在多年里辗转于3所高中就读，经常在监禁时白天上学，晚上则回到监禁场所。他不参加任何学校活动或团队体育活动。最后他彻底退学了。

拘押在男孩之家或少管所期间，心理医生报告说布莱恩很安静，不参与任何团体活动。有些人说他鬼鬼祟祟、有攻击性，蔑视和对抗成年人及权威。布莱恩不容易交朋友，他喜欢独来独往。顾问谈话则报告说布莱恩的情感和判断有缺陷、不负责任、没有目标。不过他的IQ测试有122分以上，处于上等水平。

17岁时布莱恩再次被释放，由父母监管。才过了几个星期，他就同母亲发生了严重冲突，母亲把他赶出了家门。在街上，布莱恩靠偷钱生存。他搬到一个比他大的女孩家住了几个月。与这个女孩的关系恶化后他又流浪于各州的街头。他在爱荷华州因偷窃被捕，在少管所关了几个月。好在温饱有了保障，比睡在车里强。

回到伊利诺伊州，布莱恩就因偷窃商店嫌疑被捕。在18岁生日之前，布莱恩再次被捕，并被控拒捕、严重斗殴、破坏财物、非法饮酒。布莱恩在被送往拘留所的路上同警察打斗，结果鼻子被打断，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过了18岁生日被释放后，他去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玩了几个月，然后回到了伊利诺伊州，回来后又因偷窃和私藏大麻被捕。在13岁到18岁期间，布莱恩被关押的时间比在外面的时间要多。

埃里克

到13岁时，埃里克已经受到了13次暴力犯罪指控，包括私藏和贩卖大麻、两起斗殴、两起纵火、非法持有武器，以及几起汽车盗窃。有一次在偷来的车里被抓获时正处于缓刑期。一周后，他在学校与另一个男孩打架时掏出了枪。在这些指控被处理的过程中，他被安置在寄养家庭，然而他很快就跑掉了。被抓住后，他被送到了管束更严的男孩之家。头一个月他就从那里逃走过5次，警察都知道他。在男孩之家的第4个月，在争执中他攻击了另一个男孩。当他得知自己将被指控殴打后，又在男孩之家纵火。到了15岁生日的时候，他被判在州立最高戒备少管所服刑3年——这么长的刑期只针对那些有最严重的破坏行径的青少年。检察官认为埃里克的火爆脾气、频繁使用武器尤其是手枪，以及无法从经验中汲取教训会使他走向暴力犯罪，并声称为了保护公众的安全必须将他监禁。

埃里克在少管所并没有变得收敛。他咒骂工作人员，向女性工作人员说下流话，与其他少年吵架，破坏公物。在刑期的第一年他的状况持续恶化，在两个月内他累计有49次违规，包括2次制造武器和2次殴打（违规的惩罚通常是关几天禁闭）。工作人员描述他的“脾气非常火爆”。工作人员尝试了几次想控制他的攻击行为，结果是只能让情况更糟。最后他被罚每天在一个隔间里关23小时。就算这样，他还是连续数小时威胁、咒骂工作人员，并猛砸铁门。在隔间外面的1小时，他还是一再威胁工作人员，毁坏公物，并拒绝再次进入隔间。在隔间关了3个月后，他被转到另一所较小的“超高安全级别”监狱，这种级别的监狱关押的是极度危险的犯人。

在到了超高安全级别监狱后，在最初的评估中他很安静地合作。在入狱谈话时，他对于自己成为关注焦点显得很得意。他解释说他做过的所有事情都不是那么坏，也没有重罪（事实上他有6次重罪指控记录），他把最后一次偷车的责任归罪于同他一起的两个男孩。他说他知道自己不应当以这种方式生活，他应当听妈妈的话，去上学，但他觉得那样太乏味了。他说第一次被关进拘留所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不过又说他从来都是过不了几个小时就会忘了沮丧的感觉。虽然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不好，但不担心自己的将来。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失败。“我还很年轻，谈不上失败，”他说。并声称自己几乎总是很快乐，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他对自己的自信打10分。一位心理医生注意到他的自大和自恋是病态的。

在超高安全级别监狱的入狱测试中，埃里克的测试结果为无情绪困扰。不过他的答题倾向表明他不信任任何人，并且认为别人通常对他都怀有敌意。他在答题时解释非暴力是生活中必需的一部分，认为人必须不断诉诸暴力以避免被人欺负。

被问及学校时，他承认自己有数次被休学或开除，原因包括在课堂上捣乱、贩卖毒品或香烟，但主要是因为斗殴。埃里克估计自己在学校每周至少要打架一次。他说打架都是其他小孩挑起的，“他们欺到我头上。”但后来他又承认通常是他先动手。埃里克的学业落后几年，但他的智力处于平均水平，也没有学习障碍。他说在之前他被一家拘留所关了很长时间禁闭，因为他不断“激怒和咒骂工作人员”，他将这些问题归咎为“工作人员敌视我”。

在超高安全级别监狱的第一个晚上，他抱怨伙食，然后毁坏了囚室里的所有东西。在被允许给他母亲打电话时，当她告诉他不要再对她发誓后，他将电线从墙上扯了下来。他的脾气被认为是这家监狱里有史以来最火爆的。埃里克的攻击性让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也感到吃惊。

埃里克尤其不喜欢被教育该怎么做。他不断因当众滋事或破坏公物而违纪。他青春期余下的时间里都将在超高安全级别监狱中度过。他在过了18岁生日之后才被释放。

超高安全级别监狱的心理评估小组对埃里克进行了一组测试。其中一个测试，“黑尔精神病态量表”青少年版，被用来评估埃里克再犯的风险和治疗的可行性。两位心理医生独立对埃里克进行了打分，结果40分总分他得了34分，处于高等级。

“精神病态”少年？

精神病态量表是服刑成年男性人群再犯可能性的预测指标。精神病态量表得分高的犯人比得分低的犯人释放后再犯的可能性高4至8倍。在我访谈过的成年精神病态者中，几乎所有人在少年时期都有犯罪记录。而那些在少年时期没有受到犯罪指控的人都承认有严重的人际冲突，计划行动的能力有缺陷，通常都有严重的反社会性格。

正是这些发现使得许多学者开始研究精神病态的少年期诊断程序。这项研究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发现高风险的青少年以便进行干预。

在发展针对青年和少年期的有效可靠的精神病态特征临床诊断方面，最有成效的尝试就是“黑尔精神病态量表”青少年版[4]。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是基于成年版的精神病态量表。类似于成年版，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有20项，每项3等（0，不符合；1，某些方面符合；2，大部分地方符合），得分0至40分，对于成人，30分是高等级的门槛。

学术界尽量避免给少年贴“精神病态”的标签。“精神病态”一词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研究者不想因这个标签给少年带来偏见。青年和少年的精神病态情感症状被称为冷酷无情（CU）特质。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得分高的青少年通常被称为“冷酷型品行障碍青少年”。这个术语的贬义色彩没有“精神病态”那么强。下表列出了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评估冷酷型品行障碍使用的特征和行为。

大量研究表明，精神病态者的情感和人际特征从青少年期到成年期是相对稳定的。这方面的最佳证据来自对高风险青少年的跟踪研究[5]。这些研究发现，如果不进行干预，CU特质从少年期到成年早期相对保持不变。

研究还表明，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的分数能准确预测其今后的暴力和反社会行为[6]。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已经反复被验证能比其他风险因素更好的预测暴力行为。CU特质高的青少年比低风险同龄人更暴力，更早开始暴力犯罪，与警察打交道的次数也多得多[7]。近10年来，法律系统将精神病态证据用于青少年的处理，增长最快的就是暴力风险评估[8]。

法医、检察官以及法官，都在越来越多地要求对青少年将来的暴力行为进行预测。考虑到研究已经证明CU特质能预测将来的暴力行为，对高风险青少年的这种特质进行准确评估是有必要的。

但是，青少年法律领域的决策者们必须了解对CU特质最准确的测量方法，并且了解这些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性，以及它们适用的场合。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并不能准确预测各种背景下各种类型的青少年暴力罪犯将来的行为。例如，对于少女，目前就还没有出现有分量的经同行评审的证据，来表明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的分数能可靠预测将来的暴力行为。

这些特征不是基于某个人生活的某个方面或某次行为。特征必须在个人生活的大多数方面都有呈现——在家里、工作中、学校以及与家人、朋友和邻居的关系。只有这个特征在某个人生活的大多数方面都有体现，我们才能给这一项打高分。事实上，在对犯了罪的少年进行评估时，心理医生在用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打分时会被要求忽略本次犯罪。在不考虑本次犯罪的情况下，评估者应当得出几乎相同的分数。忽略本次犯罪是为了确保不会因为一次严重的罪行而形成印象从而影响打分。心理医生评估的是特征，而不仅仅是某一次糟糕的行为。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克里斯・格里布尔。

新罕布什尔悲剧

克里斯・格里布尔19岁时第一次犯罪，他是新罕布什尔有史以来最血腥事件的罪犯之一。克里斯伙同另外3个男孩（斯蒂芬・斯派德、威廉・马科斯和奎因・格罗佛）在午夜闯入一处住宅。领头者斯派德说服其他3个男孩袭击一处郊区住宅，闯进去抢劫，并杀死作案时遇到的所有人。他使他们犯下令人恐惧的杀戮罪行。

2009年10月4日，在这个致命的凌晨，这4个男孩来到新罕布什尔弗农山的凯特斯家，从地下室的窗户闯了进去。两个男孩在房子里偷东西，斯派德和格里布尔则找到了主卧，42岁的金贝莉・凯特斯和她11岁的女儿简米在睡觉。男主人大卫・凯特斯刚好出差不在家。

斯派德用一把砍刀猛砍金贝莉，格里布尔则用一把小刀反复捅简米。金贝莉因伤重去世，简米则装死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虽然身上数十处受伤，简米还是设法打电话报了警，并挣扎到门口，然后经验丰富的警队队长凯文・弗隆第一个赶到了现场救援，并叫来了救护车。

这次可怕而冷酷的凶杀案件震惊了整个社区。

第二天，掌握了线索的警方很快抓住了这4名男孩。

经验丰富的公派律师唐娜・布朗被派来为格里布尔辩护。唐娜了解我的研究，因此打电话向我咨询。她感到克里斯有些不对劲，但又拿不准他患有什么病。唐娜也想让我们用MRI扫描他的大脑，看看是不是有肿瘤之类的疾病。

格里布尔的经历很不寻常。他家住在郊区，从小由母亲管教。在儿童期和少年期，他的社会经验很少，因为他很少出门。格里布尔一家是虔诚的摩门教徒，克里斯有限的社会经验就是来自这个团体。少年期的他和一位在教堂认识的女孩谈了两年恋爱。两人从未亲吻过，顶多只是礼拜天在教堂里牵着手一起走。女孩描述克里斯在社交上非常懦弱。

克里斯不吸毒。他曾尝试开过一两次快车，但把自己吓到了，只好减速。他从没撒过谎或是操纵过他人。

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他的情感都处于正常范围，只是有点呆板——他不成熟，但不肤浅，更谈不上冷酷。没有证据表明他对微小的违规无内疚感。事实上，他与哥哥以及一些少年朋友的关系很正常。

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有寄生倾向。克里斯在地铁工作过较长时间。他无偷窃等不良行为，也没有从家人或是朋友那里过度借钱的现象。他对生活没有过分的要求。

克里斯直到19岁才有了第一次性经验。没有证据表明他在儿童期和少年期有任何严重的行为问题，在这次犯罪之前，也没有同警察打交道的记录。他不冲动，也不缺乏责任感。

在克里斯的生活中，有一个特别让他苦恼的方面就是他与母亲的关系。克里斯总觉得母亲虐待他，为此，在少年时还曾被带去看过心理医生。

在我们谈话时，我请克里斯描述一下他所遭受的虐待。他讲了小时候没做作业被打的经历。他说如果他没做完家务或是作业，他妈妈就会“限制”他。

我告诉克里斯他说的关于他母亲的事情大多数都不构成儿童虐待。

在少有的清醒时刻，克里斯主动说他知道许多人都不认为他母亲的行为是虐待。但这的确让他很苦恼。母亲的行为让他觉得就是虐待。

克里斯并不否认他犯下的罪行，但他并不认为他犯了错，反而认为这次犯罪是种荣耀。

然后，克里斯对我说他是精神病态者。

他说的时候很兴奋，过了一会才平静下来。我还从没有听到哪个人会如此热情地告诉我自己是精神病态者。我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

我问克里斯知不知道什么是精神病态？他说一个因他和母亲的关系问题曾治疗过他的心理医生说他的自陈式MMPI精神病态得分很高，告诉他说他是精神病态。

“心理医生在治疗时根据MMPI结果说你是精神病态？”我问他。

“是的。”他说。

我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继续访谈。这位心理医生告诉一位少年说他是精神病态，这不仅犯了极大的道德错误，而且是基于在评估这种疾病时很可疑的自陈式报告。

这个心理医生对克里斯的诊断所造成的影响是明显的。

有了这个新的标签，克里斯决定像精神病态那样行事。它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人们开始相信某种东西（即使没有证据），他们就可能会出现某种他们之前竭力避免的行为。比如，女人可能会错误地相信自己的婚姻是失败的，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导致婚姻出现更多问题，并最终导致离婚。这个过程被称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遇到克里斯之前，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被告知是精神病态，然后受到暗示开始出现精神病态行为的例子，克里斯是我见到的首例。在这次犯罪之前，他没有什么精神病态的症状。但在这次犯罪后，克里斯想让人们相信他是精神病态。

然而，克里斯的表现并不像精神病态，他只是在社会交往和与他人的情感交流方面有些发展障碍。另外，我还注意到克里斯有些奇怪之处。

我的临床“蜘蛛侠模式”开始启动。

克里斯的眼动有些反常，但不是精神病态者的眼睛那种反常。他的眼睛与思想、情感完全没有关联。我怀疑他的异常眼动是某种大脑障碍的反映，正是这种障碍导致了他异常的社交和情感发展。

在克里斯的思想和表达背后是情感和心智的极度不成熟。他的世界观很幼稚，没有什么社交技能，智商远低于正常水平。

“我们闯进房子后放慢了脚步，以免触动运动感知器报警，”克里斯解释说。然后他站起身来演示他是怎样慢慢走。他在监狱谈话室的油毡地板上一点一点地挪动。

公派律师唐娜・布朗不住地摇头，一副尴尬的表情。

“我密切观察，一旦发现运动感知器由绿变红就移动得更慢一点。我很慢，它没有探测到我。”

克里斯在凯特斯家里慢慢挪步，直到找到电路开关板。他关闭了房子的所有电源，想让防盗报警器失灵。

我瞥了唐纳一眼，她埋着头，用手捂着脸，不想让克里斯看见她的表情。

我告诉克里斯，一般房屋报警器尤其是运动感知器都有备用电源，以防犯罪分子通过切断电源使得系统失效。房屋在暴风雨中经常会断电，警报系统有备用电源保护。

我还告诉他一旦运动感知器由绿变红，就已经检测到了运动。

我说，报警器之所以没有响，是因为凯特斯家那天晚上没有开启它。

“哦，”他喃喃道。“我想你肯定每天都会学一些新东西。”无数迹象表明克里斯是一个头脑非常简单的人。

例如，克里斯极容易受到暗示。他看了电视节目就会相信他能做到他在电视里看到的事情。他认为只要看了电视剧《法律与秩序》，他就能成为一名律师。

我逐渐认识到克里斯相信自己是精神病态类似于一种妄想。

我解释一下，我曾对一个犯人（我称他为“迈克尔”）进行过风险评估，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好莱坞明星。迈克尔产生了这种血缘关系的信念，并且从加拿大的家里长途驱车去洛杉矶找这位名人父亲。他闯入了一所他认为属于那位明星的房子，在里面住了下来。被捕后，虽然有很多证据能证明那位明星不是他父亲，他仍然坚信这一点。迈克尔真正的父亲来监狱探视过他，迈克尔则认为他是朋友而不是父亲。迈克尔的妄想在他成年后一直持续。

我遇到迈克尔时已是他第3次闯入那位好莱坞明星的家之后大约20年。第3次罪行导致迈克尔被列入加拿大“危险的暴力罪犯”名单中，他被判了很长的刑期。

医疗小组多年来一直想破除迈克尔的妄想。在之前的一年，迈克尔终于开始对医疗小组说他不再认为那位明星是他父亲了。

我被请去评估迈克尔是否可以假释。两小时的谈话后我们的关系已经很融洽了，因此我小心翼翼地向迈克尔提出了我最想问的问题，他的母亲和父亲是干什么的？

迈克尔上钩了，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一位明星，然后开始向我讲述他那位名人父亲的故事。在他说话时，他的眼睛注视着记录风险评估访谈的摄像机。他信誓旦旦——因为这就是他相信的事实。

我把录像给医疗小组看，他们很困惑。“你是什么时候做的访谈？”他的责任治疗师问。

“今天，”我回答，他们面面相觑。

原来迈克尔已经厌烦了人们不断告诉他那位演员不是他父亲，因此他就照他们的意思说。但他还是认为那才是真相。

我的建议是不能释放他。我知道他会直接驱车前往洛杉矶并再次闯入那位演员的家里。我觉得我应当让那位演员不受此困扰。

迈克尔并不暴力，他在监狱表现很好。他只是有妄想，而医疗小组不知道应该对他如何进行治疗，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要阻止他违法就不得不把他关起来。

我认为克里斯・格里布尔也有同样类型的妄想。克里斯的妄想是他认为自己是精神病态。这使得克里斯极为危险。

克里斯的精神病态症状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反抗而不是潜在人格的反映。在克里斯的生活的其他方面没有证据表明他有严重的精神病态症状。他的精神病态量表青少年版的得分不高，事实上，他的得分低于狱中青少年分数的平均水平。

克里斯责怪他的母亲造成了他的处境，并声称早就想杀了她。但实际上他从没有真正去尝试伤害过她。CU特质偏高的儿童或少年经常会毫无顾忌地伤害他人或打骂自己的父母。事实上许多CU特质偏高的青少年同父母打斗就同在操场与其他小孩打斗一样平常。我访谈过的一些精神病态者甚至杀害了自己的父母。

克里斯并没有像他自己想的那样伤害自己的母亲，这本身就证实了他有一定的自控能力。

但他的自控力被来自斯蒂芬・斯派德的人际压力彻底压制住了。斯派德有很久的犯罪活动记录和同警察打交道的经历，滥用酒精和毒品，有许多女友并且惯常背叛，他偷窃家人和朋友，还操纵他人为自己贩毒。虽然我没有亲自测试过斯派德，但他显然比克里斯更符合精神病态的特征。

克里斯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他加入了错误的团体。如果他获得了适当的帮助，这件可怕的罪行也许就不会发生。

杀人狂魔的泛滥

很不幸的是，类似格里布尔犯下的这种悲剧性案件很普遍。似乎每过几个星期就会有某个精神错乱的年轻人犯下屠杀罪行。哥伦拜恩高中的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赵承熙、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政治集会上枪杀数人的杰瑞德・拉夫纳、血洗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一家电影院的詹姆斯・霍尔姆斯，犯下康涅狄格州纽敦镇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的亚当・兰扎。这些只是震惊美国的屠杀事件中一小部分例子。

经常有人问我这些行凶者是不是精神病态？当然这种屠杀行径可以被描述为精神病态，但从临床的角度来看，这些行凶者的人格符合吗？对于大多数屠杀事件来说，答案都是否定的——行凶者不是精神病态。大多数屠杀事件的行凶者都是精神病，而不是精神病态。精神病是大脑思维过程错乱，导致幻觉和妄想之类的症状。

幻觉可能表现为多种形态——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听到不存在的声音（幻听），看到不真实的现象（幻视），感觉到不真实的事物（触摸或体感幻觉），闻到不存在的味道（幻嗅），尝到不真实的食物（味幻觉）。所有感知形态都有可能受精神疾病影响。幻觉有多种形态，但最危险的形态是命令性幻听。命令性幻听是患者听到指令让他们执行某种行为。有时候命令性幻听会让患者去杀人。命令性幻听可以有力地驱使一个人以不理性的方式行事。

妄想也是精神病的典型症状。妄想有多种表现形式，大多数妄想都是相对无害的。但是一旦妄想导致一个人失去了对自身行为对他人影响的认识，就会非常危险。妄想能够压制正常的理性思维过程，有些妄想会导致其杀人。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大多数精神病患者都不会伤害他人。但有精神病症状的确增加了一个人犯下杀戮的风险。

精神分裂症是主要的精神疾病之一。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人群中所占比估计不到1%，但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所有杀人犯中占5%～20%[9]。一项世界范围的研究发现，每629名精神病患者中就有1人会在首次发病时杀人[10]。而在美国每2.5万人中才有1人会杀人。因此精神病患者杀人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40倍。精神病发病的平均年龄男性是18岁，女性是25岁，研究发现精神病患者杀人绝大多数发生在发病的第一年。

然而，如果精神病患者得到治疗，杀人的风险就会从1/629降到1/9090[11]。阻止精神病患者杀人最有效的途径是尽早给予有效的治疗。不幸的是，在亚利桑那、弗吉尼亚和科罗拉多等案件中，虽然在行凶者犯罪之前就有明显证据表明他们有精神疾病，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

总的来说，大多数屠杀行凶者都有某种类型的精神疾病，包括命令性幻觉和妄想等。但就如前面说过的，人格特征，尤其是精神病态人格特征，是基于人的整个人生经历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例暴力犯罪的孤证，即便导致了多人死亡，也不能就此诊断为精神病态。另外，幻觉和妄想也不是精神病态的症状，因此大多数犯下屠杀罪的人都不符合精神病态的标准。

第9章　移动式MRI

数据：美国每年由犯罪造成的损失高达32000亿美元，高于全部医疗支出[1]。

新墨西哥州非营利性的心智研究所[2]董事会成员之一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纳什博士，他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纳什博士的生平被拍成了电影《美丽心灵》，著名演员罗素・克劳在剧中扮演他。纳什博士在同自己的精神疾患作斗争的过程中开创了经济学的博弈论。

纳什博士认为我的研究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法律，他也是说服我接受新墨西哥大学和心智研究所职位的人之一。

将实验室从康涅狄格州搬迁到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开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的实验室有15位全职研究人员，2名耶鲁大学心理学研究生，以及十几位参与项目的本科生。此外，在继续推进我在康涅狄格的基金项目的同时，还必须在新墨西哥建起新实验室，这样我的职员才能平稳过渡。

经过长时间的开会讨论，我们最终制订了继续完成康涅狄格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项目的计划。然后我让全部15位研究人员飞到新墨西哥州参观位于心智研究所的实验室新址。我的职员们参观的时候恰逢全球最著名的热气球节在阿尔布开克举行。整个城市充满了活力，每天早上都能看到数以百计的气球飘浮在城市上空，景色迷人。

参观回来后，职员们组织了一次会议并电话邀我参加。他们一致同意搬迁。这些青年学者与我有着共同的兴趣，都希望能更好地认识精神病态。他们都愿意搬迁，我感到很荣幸。

新墨西哥州惩教部（NMCD）为我的职员组织了为期一周的训练课程，教他们在工作时如何出入新墨西哥州的监狱。资深职员参加了培训，然后编了一本手册训练其他职员。

搬迁计划制定好后，我开始致力于完成我的非法律项目。我仍在积极进行关于精神病的神经根源的脑成像研究，并借助神经科学区分精神分裂症和急性精神病狂躁抑郁症患者。

最后，我去了纽约奥尼昂塔镇的医疗运输设备公司，我们的移动式MRI原型机在那里建造。实验室在研究中采集数据的能力取决于这个新系统能否成功。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冒险，我已孤注一掷，如果这台移动式MRI不能正常工作，我将一败涂地。

移动式fMRI的诞生

为了安装fMRI所需的兼容设备，医疗运输设备公司按我的要求在拖车上增加了一大堆特殊设置，包括在控制室的墙上安装5台计算机以支持数据采集，一台计算机用于驱动投影系统，向MRI中的犯人放映图片或视频。我们将计算机的视频输出连到位于拖车尾部屏蔽柜中的高分辨率投影系统。投影仪会将视频图像投影到安装在MRI内腔中的特制屏幕上，这样犯人就能看到我们给他们呈现的刺激图像和视频。这是最先进的高分辨率视频系统。

另一台计算机则实时监测并记录刺激和犯人响应的时间。在研究精神病态时，必须确保犯人在MRI中完成所要求的任务。我安排了一台计算机追踪犯人在MRI中时的眼动，我们可以准确知道向犯人呈现刺激时犯人的眼睛看着哪里。这进一步确保了他们集中注意力并且不会睡着。

还有一台计算机跟踪和监视所有研究数据，并与心智研究所的神经信息系统通讯。我们采集的脑成像数据将是TB（百万兆）级的，需要对所有数据进行组织、跟踪和备份。

最后一台计算机连接到投影系统，负责向受试者呈现一个卡通鱼缸。我发现在扫描前播放鱼缸很有帮助，这样犯人就知道图像在MRI内腔中的位置并将注意力保持在这里。鱼缸还能让在MRI内腔的窄小空间中有点幽闭恐怖症的人平静下来。

为了能够支持这些添加的计算机，移动式MRI的电气、加热和制冷系统都进行了升级。在控制室和拖车尾部的投影室之间安装了波导管。波导管中将布设我同温哥华一家公司设计的光触光纤反应设备。这些设备能采集犯人在MRI中执行认知和情感任务时的反应。

同时，我在2006年余下的时间里，每月去一次新墨西哥州，并计划在2007年初让实验室职员搬迁过去。移动式MRI将在5月送到，在此之前的4个月里我们会对犯人进行访谈和测试。

在访问过程中，我开始同新墨西哥州惩教部（NMCD）以及少年儿童和家庭部（CYFD）的工作人员建立联系。我们制定计划在新墨西哥州西部男子监狱和女子监狱设立研究实验室，这两处都位于小镇格兰特，距阿尔布开克约130千米。我们还在全州唯一的少年犯最高戒备治疗机构青少年诊断检测中心（YD-DC）启动了一个青少年项目。另外我们还在阿尔布开克新墨西哥大学校园内的心智研究所总部为移动式MRI团队规划了一处基地。

我还启动了3个基金项目，其中两个由美国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资助，一个由美国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资助。

第一个NIMH项目的目的是检验我的成人精神病态旁边缘功能障碍假说。我和我的团队计划研究精神病态和非精神病态犯人的大脑结构和功能。我们设计了一些情感和认知任务来探索旁边缘系统的功能。

NIDA项目是3个项目中最大的。我们计划招募150名有药物滥用问题的犯人参加为期12周的治疗。治疗中，犯人将接受3种不同的认知行为疗法的一种来帮助他们戒毒。在治疗之前、中期和结束后，用移动式MRI对他们进行扫描。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治疗如何改变大脑。我们还将研究是否能通过大脑的某些部位或功能预测哪些人能成功戒毒，哪些人又会复吸。

这个项目必须招募和训练十几位具有临床资质的心理医生来执行认知行为疗法。同时我们还得在犯人被释放后对他们进行回访，以确定他们是否复吸。

第二个NIMH项目是在最高戒备少年监狱进行，我们打算研究CU（冷酷无情）特质的青少年与成年精神病态的相似还是相异。计划仔细评估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收集关于父母类型、压力和创伤等可能与CU特质的形成有关的因素的数据。同时，还计划研究药物滥用对青少年的影响。

2007年5月15日，MRI设备被安装到特制拖车里并送往新墨西哥州。

设备到达的那天，我第一个上去体验。随着MRI的启动，发出“嗡嗡”、“哔哔”声，我简直不能相信拥有一台移动式MRI到监狱里研究精神病态的梦想居然变成了现实。

我们在“验收”并向西门子支付最终的合同款之前，花了一周的时间进行测试。试用中，我们用MRI脉冲将设备推到了极限，然而出现了第一个故障。因为用得太狠，烧掉了放大器中的一块电路板，同西门子的工程师探讨后，我们决定进行升级。为了适应拖车的狭小空间，移动式MRI中的一些硬件等级被降低了。

我们必须将移动式MRI的一些硬件替换为常规强度的硬件。问题很快修复，我们又测试了两天。在第一次故障后，移动式MRI变得很稳定，性能出色。测试过程中生成的数据质量出奇的好。这台移动式MRI比安装在医院的许多MRI系统更稳定。医疗运输设备公司出色地完成了制造拖车的任务，西门子则将扫描仪调校得很完美。一周测试后，我们将所有计算机和fMRI设备都安装好了。然后由我们的司机将移动式MRI系统开往西部监狱。

我打电话联系新墨西哥州格兰特西部监狱的设施主管多米尼克，告诉他MRI就要运到了，谢谢他的耐心，并告诉他很快就可以扫描他的大脑了。

法律与神经科学的交叉

在移动式fMRI开始投入使用的同时，我的好朋友达特茅斯学院教授沃尔特・辛诺特阿姆斯特朗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一个由迈克尔・葛詹尼加主持的关于神经科学和法律的研究网络。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了一个由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哲学家、法学家以及州与联邦法官组成的智库来研究神经科学与法律的现代社会问题。研究网络的任务是决定并资助能促进这个新兴领域发展的研究。

沃尔特说最初的讨论集中于精神病态的神经科学是否会给刑事责任、惩罚及改变的能力等法律架构的哲学思考造成巨大的影响。

作为网络的成员，需要贡献较多时间及精力。成员将每年参加3次全网络会议，两个子网络还需每月开会。另外，研究热点问题的工作小组还会不定期开会。在过去3年里，我每月至少去参加一次麦克阿瑟神经科学与法律研讨会。

在这些月会上，我被投入了一个由美国一些最好的科学和法律头脑组成的熔炉。我和我的神经科学同行介绍本领域的技术，探讨它们的长处和局限，以及它们将给精神健康诊断和治疗带来的改变。法学教授则介绍法律所秉持的最基本的哲学基石，有些人认为这些基石将被神经科学的新发现彻底改观。法官则介绍他们每天在法庭上遇到的决策困境，想知道神经科学是否能提供信息帮助决策。

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难以回答的，显而易见，现代神经科学与法律将在多个层面和许多领域发生碰撞。

麦克阿瑟基金会法律与神经科学研究网络创造的学术氛围是我在职业生涯中经历的最好的学术体验之一。

大干一场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实验室花了5年时间才从监狱组织和运送了50名犯人来大学接受MRI扫描。现在我的实验室用这台移动式MRI在监狱的第一周就扫描了50名犯人。

到第一年末，移动式MRI已经扫描超过了500名犯人的脑部。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们就采集了世界上最大的涉法人群脑扫描数据库。

我至少解决了《科学》期刊编辑提出的一个问题——样本太少。我再也不用担心研究的样本太少——尤其是考虑到这项研究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如果麦克阿瑟基金会法律与神经科学研究网络的学者们有一件事情能够达成共识的话，那就是精神病态神经科学将给法律系统带来重大影响和变革。

新墨西哥州惩教部的监狱工作人员以及犯人，都对我们的研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我们的关系真正体现了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项目合作的力量。事实上，甚至同时还带来了安全上的益处。研究进行了一年后，一位副典狱长告诉我，自从我们开始对犯人的研究后，违纪现象减少了。犯人告诉这位副典狱长说他们喜欢参与，因此不会去惹麻烦，以免被隔离导致无法参加研究。州惩教部允许我们将研究项目扩展到州里的其他监狱。只用了几年时间，我们就去了新墨西哥州超过一半的监狱。

我不得不买几辆丰田普锐斯小车给职员驾驶。通常职员开自己的车去工作都是按每英里多少钱进行补贴，我计算了一下，发现按这个方案我的基金每年在这上面要花费超过5万美元。而如果改用普锐斯，5年里一台可以节省大约一万五千美元。

我问NIDA项目官员史蒂夫・格兰特博士为了省钱我能不能买一台普锐斯，他的答复是“买两台。”到我们在新墨西哥的第2年末，我们已经拥有了4台丰田车。我的职员们开着这些车往来于州内的监狱，每台车每年的里程超过8万千米。这些丰田车载着职员们去新墨西哥州最偏远的角落进行研究，很快就会超过一个月球里程。

精神病态者的脑结构

我的实验室工作很忙。我们为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哈佛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南加州大学、达特茅斯学院、杜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大量数据。

同时，我们也不断地申请基金以维持我们的研究。第2章提到的约翰・西布鲁克为《纽约客》撰写的文章使得许多媒体关注我们的研究，一些研究捐赠也随之而来。

听说了我们的精神病态研究成果后，全世界有许多博士后和心理学家寄来了加入实验室的申请。我很高兴能与人们分享我对精神病态研究的热情。

我安排了一位很有才华的博士后艾尔莎・埃尔梅拉分析我们第一年收集的成年男性罪犯结构MRI数据。我想知道精神病态犯人与非精神病态犯人相比，其旁边缘系统的灰质密度是否存在异常。

灰质是由大脑中执行计算的细胞组成。大脑的思考区域就存在于灰质中。白质则是将大脑灰质区域连接起来的管线。

科学家通过分析MRI数据对灰质已经有了许多了解。例如，我们知道了一个不幸的事实，随着年龄增大，大脑中许多区域的灰质会趋于减少。但也有一些区域，例如存储记忆的区域，随着年龄增大密度会增加。随着我们存储的记忆越来越多，部分大脑会变得越来越厚。

我们还知道了高智商的人比低智商的人灰质密度更大。患有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患者的大脑额叶和颞叶灰质异常。

我提出假说认为精神病态与旁边缘系统的灰质异常有关，这部分大脑负责调节情绪和冲动性。

我们首先扫描了超过300名成年男性罪犯，然后请艾尔莎同我们的程序员一起分析数据。我们开会讨论分析方案，确保检查所有可能影响结果解读的因素。例如，我们要确定所有犯人都没有严重的大脑损伤或是其他可能混淆结果的问题。

我估计，分析超过300名犯人的MRI数据，不说花几个月时间，至少也得几个星期。

有个星期一的早上，我不到8点钟就去了办公室，艾尔莎和程序员已经到了，他们趴在一台电脑前。

“早上好！”我经过时打了声招呼。“等一下，过来！”艾尔莎喊道。

“看这些结果。”她用手指着程序员普拉桑特・尼亚拉坎蒂面前的屏幕说。

我还从没见过只用一个周末就把结果分析出来的。

“怎么这么快就做出来了？”要算出一名犯人所有脑区的灰质密度数据通常需要24小时。

普拉桑特说他编了一个程序，将心智研究所的所有计算机——超过100台——在周末都利用起来，在星期天晚上就把分析做完了。

在心智研究所的100台计算机中，每台有4到8个处理器内核。普拉桑特给每个内核分配一份脑扫描数据。通常需要几个月时间进行运算的数据分析工作，通过分派给超过500个计算内核，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可以完成。这个漂亮的代码充分利用了周末时其他研究人员闲置的这些计算内核。

这让我印象深刻。

艾尔莎指着屏幕，一幅蓝色的图显示出了大脑灰质与精神病态量表分数呈负相关的区域。这幅图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旁边缘系统呈亮蓝色。

艾尔莎说，“是不是很惊人？”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我拿来一把椅子坐下，让普拉桑特往旁边挪一挪。这太醒目了。精神病态者的眶额叶皮质、杏仁核、海马体、岛叶、颞叶和前/后扣带表现出灰质减少。绝对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我惊呆了。

这是学术生涯中那种罕见的时刻，我和整个实验室的同仁共同努力了多年，对这个假说不断地进行打磨和凝练，终于被证实了是正确的。我告诉艾尔莎会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一天。精神病态者的大脑的确不正常，我们有了扎实的证据。

我将图打印了几份，跑下楼拿给我的合作者文斯・卡尔霍恩看。他仔细看了看图，问了几个问题，反复检查了我的假设，然后又要了一份普拉桑特编写的并行处理脑成像数据的程序。他也被普拉桑特的天才代码和我们的结果惊呆了。

然后，由艾尔莎牵头将结果撰写成学术论文，并很快被本领域的顶级心理学期刊《变态心理学》接收并发表[3]。

图8　用移动式MRI系统收集的精神病态犯人的首次结构MRI分析的结果图。阴影区域描绘的是成年男性精神病态犯人脑萎缩区域，这些区域位于大脑旁边缘系统的大部分区域（参见注3）。

我在麦克阿瑟基金会法律与神经科学研究网络的月度会议上报告了大脑密度的结果。法学教授和法官们盯着这幅图很长时间，思忖着它的可能意味。我提醒他们这个结果是“相关性的”而不是“因果性的”。

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些结果，我打个比方进行解释：

如果我用一根绳子捆住你的手臂，然后绑在你身上固定，你的二头肌就会逐渐萎缩。等你去看医生，医生很可能会问你的手臂是一直就萎缩的还是由于最近没有使用造成的。医生无法通过查看你的手臂就知道其中的区别。

大脑也和肌肉一样。大脑灰质密度会随时间而改变。因此，无法通过一份数据就知道精神病态者的大脑是一出生就萎缩了还是因为精神病态者的生活经历导致了其大脑逐渐萎缩。如果你有些大脑部分长期不用，它们就会逐渐萎缩，停止运转，甚至死亡。

这次我们的结果仍然不是“因果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精神病态者的行为是不是脑萎缩的直接结果。但我下一步计划做的研究可能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

旁边缘系统的发育

成年精神病态灰质论文被接收发表后，我同艾尔莎和普拉桑特开了一次会。我要请他们分析最高戒备少年监狱的200名少年的脑扫描数据。这其中大多数少年都有多项重罪指控。事实上，这个监狱里有一个监舍关押的都是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少年。这些少年代表了这个国家风险最高的少年人群。

如果这些被监禁少年的脑扫描与成人有同样的结果，就将表明我们发现的脑萎缩现象不太可能是因不用导致的。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旁边缘系统的萎缩从一出生就出现了。这是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的结论——所做的假设是最少的。

普拉桑特只花了24小时就并行处理完了少年MRI数据。艾尔莎在用电子邮件发给我结果的PPT文件时，在邮件标题上加了个笑脸。

我再一次被结果震惊了。在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评估中被认为冷酷无情特质偏高的少年犯与成年精神病态者有相同的大脑异常。少年和成人的脑图相似得十分怪异。

一种复杂的心情涌上心头。作为一名科学研究者、科学家，我因自己关于精神病态的假说被证实了感到兴奋和自豪。但作为一位普通公民，我又为这些少年的大脑异常感到悲伤。这就好比我的实验室发现了一种新的疾病，但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治疗。

图9　用移动式MRI系统收集的少年犯的首次结构MRI分析的结果（左图）。阴影区域描绘的是冷酷无情特质偏高的少年脑萎缩的区域。与成年男性的结果（右图）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两组人群的结果惊人地相似。两组人群的旁边缘系统的大部分区域都表现出灰质密度减少或萎缩。

随着这种复杂的心情逐渐平复，我意识到，这些结果将会引发大量讨论和争议。在学术界，在律师和法官之间，在政府官员和媒体之间，都将发生激烈的争议。

但结果是可靠的。我们的样本足够大[4]。事实上，在类似的青少年研究项目中，受试者最多的也只达到了我们的十分之一。

我希望有一天其他科学家能重现我们的发现。但到目前为止我对我的实验室的科研工作成效感到十分满意。

第10章　减压仓

事实：一些类型的群体疗法可能会导致精神病态者在出狱后犯下新罪行的可能性比根本不治疗更高[1]。

布莱恩

18岁的时候，布莱恩开始使用假身份证和假名来逃脱犯罪指控或减少刑期。他频繁盗窃，有时候一天偷上十家。他住在他姐一家的租住房里。

布莱恩和姐姐相处得不好，两人经常大声争吵，有一次他们的争吵导致邻居叫来了警察。

在偷窃一所学校时，布莱恩纵火，在附近被警察抓到后，他编了个假名骗警察，警方查实了他的真实身份并指控他纵火。他在监狱待了不到一年就被假释了。

布莱恩在被释放几小时后就又开始重抄旧业，满21岁时，他因偷窃一所教堂被捕，被判在州立监狱服刑2～6年。

监狱记录表明布莱恩的智商远高于平均水平。他在狱中完成了高中同等学业，并开始学习大学课程。

在监狱中布莱恩的朋友很少，敌对者很多。联邦调查局的一项监狱强奸事件调查发现，布莱恩被其他犯人性侵。布莱恩指证了其他犯人，为此他获得了保护性监禁，得以与其他犯人隔开。

由于与官方合作和在保护性监禁期间表现良好，布莱恩被提前释放。但一回到街上布莱恩很快又走上犯罪的道路。25岁时，他因涉嫌性侵一位22岁的妇女被捕。他找人作证，最后是他弟弟斯蒂夫给他提供了犯罪当晚的不在场证明，让他得以脱罪。

随后布莱恩出走了，在德克萨斯、阿肯色和亚利桑那州短暂逗留。他频繁地换地方，换工作，换女友。这样居无定所地流浪一年后，布莱恩回到了伊利诺伊。他无法维持稳定的雇佣或男女关系。

回到伊利诺伊不到半年，布莱恩就因涉嫌几起偷窃悬案被捕。在审讯中，他推搡一位办案人员，被控袭警。这些指控最后没有成立，布莱恩被释放。

布莱恩成了警方熟悉的嫌犯，警察经常因怀疑他犯有偷窃和其他罪行逮捕他。在一次与警察的争斗中，他鼻子被打断，不得不住院治疗。

布莱恩迷乱的性行为继续升级。他数次因涉嫌性侵被捕，但受害人未指认出布莱恩。

他长期酗酒，并且使用各种毒品。他基本靠典当偷来的赃物养活自己。

刚过26岁，布莱恩又因性侵一位年轻妇女被捕。警方还怀疑他有其他严重罪行。他的公派律师建议他接受一份10～15年刑期的认罪协议，以避免审判并因此获得更长的刑期。

布莱恩将在监狱度过他的大部分成年生活。

埃里克

埃里克被判在超高安全级别监狱服刑。他被安排在单独的一间囚室。他喜欢独来独往。埃里克被关了一年，在其18岁生日之时获释。

埃里克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找了份工作，并进入一所社区大学学习。两年后，他转到了一所4年制大学就读并获得了学士学位。

到25岁时，埃里克已经工作满了3年。自从超高安全级别监狱出狱后，埃里克就再没有犯过罪。

埃里克在整个少年时期都表现出了如此严重的反社会行为，他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呢？

这是因为埃里克参加了威斯康星州提供的一项实验性治疗方案。为了阻止埃里克继续滑向犯罪和被监禁的人生道路，超高安全级别监狱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为他设计了最新的强化疗法。[6]

这个方案的成功，让其设计者都感到惊讶。

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

20世纪90年代初，青少年暴力事件横行美国。从1980年到1993年，青少年犯罪率几乎翻番，青少年罪犯的增长让人看不到减缓的迹象[2]。

威斯康星同其他许多州一样，也受青少年犯罪大潮的困扰。不过与其他州不同的是，威斯康星州决定进行一项实验来确定最新的治疗方法是否能遏制青少年犯罪的大潮。

1995年，作为青少年法律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威斯康星州议会建立了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MJTC）。MJTC位于全州最大的司法精神病精神健康医院——门多塔精神健康中心——的园区内，由惩教部管辖，而职员则来自健康服务部。

这种组织结构的建立不是偶然的。将MJTC安排在州精神病医院的园区，是为了让医学和惩教手段相结合，让人身安全和精神健康原则协同运作以推进这个项目。

威斯康星州议会希望看到成效。立法机构聘请了研究型心理学家来主导MJTC的评估，并对治疗后重返社会的青少年进行回访，以确定这个项目与青少年法律体系的常规矫正方法相比，是否能降低再犯的概率。此外，无论项目成功与否，研究型心理学家都要在同行审稿的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MJTC最初有45个床位。临床心理卫生职员包括3名心理医生和3名社工，每15个床位配2名专业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和犯人的人数比率是很大的。在我工作过的一个监狱里，由一名心理医生负责超过550名犯人的精神健康服务。

这个项目还聘请了一名全职儿科医生。日常运转由一名精神科护士管理。这位护士监督所有一线职员，包括负责膳食、保健和教育的日常照料人员。因此，这里是由训练有素的精神卫生健康专家与安全机构人员共同进行管理和运作的。

由于MJTC位于精神病中心的园区，因此可以利用医院的常规医疗服务，包括言语和语言治疗、工作疗法、营养师、牧师、牙医和医疗服务。

送到MJTC来的男孩，即使按照青少年法律的标准，也很特殊。只有两家更大的州青少年惩教机构都无法管束的青少年才被送到MJTC，几乎所有被送到MJTC的男孩都被认为是其他机构无法管控的。他们是威斯康星州最严重的暴力少年犯。事实上，送到MJTC来的少年犯被指控的罪行有10项以上。送来的青少年超过50%被控暴力重罪。总分40分的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平均得分为28分，表明MJTC的大多数青少年在测试中都得分很高。第4章中曾介绍过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分值为0～40，被监禁的青少年平均得分约为20分。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是评估冷酷无情特质和冲动行为的最佳标准，这种特质表明青少年有很高风险成年后被确诊为精神病态者。

在传统的惩教方式中，政府对个人的权力很大。在惩教机构中行为不当的犯人通常会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惩罚，包括整天、整星期甚至整年的隔离。

这些惩罚措施经常受到犯人的反抗。结果是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直到更暴力或极端的一方获胜。

犯人的暴力会引发更多暴力事件。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3]表明，甚至监狱警卫都会受到影响，对犯人采取在其他环境下绝不会采取的粗暴态度和行为。几年前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4]就是警卫受到环境的不良影响最终自己也变得暴力的反面例子。

威斯康星州议会创建MJTC的决定，对门多塔医院的人起到小小的警示作用。在设计方案时，创建者们参考了所有经同行评审的精神病态文献、严重行为不当青少年认知行为疗法的最新模型，以及关于过去针对青少年和成人的惩教措施那些作用不大的文献。

MJTC的缔造者都是经验丰富的专家，擅长治疗暴力精神病、精神病性疾病（与精神病态相反）及被关在监狱反而更加狂躁的人。这些专家的经验在制定MJTC治疗这些棘手人群的方案时非常重要。

创建青少年治疗中心投资风险很高。威斯康星州把注下在这家旗舰级精神病医院身上，希望这里的心理学家能应对这个挑战。这是一项真正的挑战。

门多塔的领导者的应对策略是彻底颠覆传统的惩教方案，利用和发展全新的思维模式及方案。监狱想控制犯人行为和犯人想要反抗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加剧，新的设计方案将会避免这种有违初衷的结果发生。

这个方案是基于一个认识，即监狱的拘禁和犯人的反抗之间会形成恶性循环。随着这个循环的反复，犯人会越来越不遵守规定，他们的生活则被越来越多的惩罚和制裁“挤压”。随着人被不断挤压，留下的行为方式只有暴力。

MJTC开发的减压方案以潜水员从海底缓慢上升释放压力的程序命名。方案致力于缓慢释放青少年心灵中对立的反抗行为和态度。这个模型创立的疗法旨在帮助青少年发展基本的亲社会纽带，逐渐“减压”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将他们现有的社会技能引导为具有亲社会性。

惩罚对这一类青少年监狱人群没有效果。有时候很难让普通公众理解有些人就是无法从惩罚中学习或改正。对惩罚的恐惧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持有的本能，是一种天赋。我们时刻学习避免受到惩罚，这使我们得以形成道德决策。然而，同所有心理现象一样，人群从对惩罚高度敏感到对惩罚高度抵制之间形成钟形曲线分布。大多数人位于两个极端的中间位置。不幸的是，如果对惩罚高度抵制的人被置于错误的环境中，就会导致反社会和暴力行为。在极端情形下，有些青少年最终会犯下导致他们被关进最高戒备青少年监狱的罪行。

我在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就认识到惩罚不是塑造行为的唯一途径。前面我曾提到，在读大学时我曾志愿加入记录虎鲸脑波的项目。当虎鲸没有做指定的动作时，训练师并不惩罚它们。相反，训练师采用的办法是正面强化练习，比如喂它们鲑鱼，来正面塑造它们在实验中的行为。事实上，因为虎鲸没有按训练师的想法表演而打它是很愚蠢的，同样，因为小孩没有听从而对其粗暴管教也很愚蠢。这不是改善行为的有效方式。

减压方案的首要目标，是有效改善青少年的暴力违规行为。当青少年表现出进步后，再进行更多的精神干预和教育活动，最终提供更多的娱乐活动。

青少年整天都被MJTC职员密切监控。所有人都要注意青少年表现出的正确行为，即便这种行为很罕见。通过密切监控，工作人员能够发现正确行为并对其进行加强。正确行为越加强，就越可能被重复。

这个方案的关键在于，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厨师、清洁工、治疗主管，都受过训练并参与减压方案。

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加强直接而且有效。通过所谓的“今天/明天”程序，青少年知道如果今天表现好，明天就能得到正面反馈。奖励是分级的，如果青少年今天的表现相当棒，那么明天的奖励也会相当棒。奖励的内容小到棒棒糖，大到准许在囚室里玩电子游戏。心理学家称这种正面奖励方式为酌情管理。

有趣的是，脑扫描研究表明，棒棒糖和电子游戏都是内生奖励——大脑奖赏学习中心既受食物也受电子游戏之类的娱乐吸引。MJTC的科学家们尽其所能利用一切科学方法来改进减压方案。

在MJTC的青少年没有失败的选项。送到MJTC的青少年都是其他机构管不了的，MJTC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并且MJTC的工作人员也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来到这里的青少年。

减压方案有效的青少年一般会被转回其他青少年机构，并最终回归社会。而越具有破坏性的青少年就越有可能在MJTC待得久。

MJTC的减压方案有效吗？

威斯康星州聘请心理学家评估减压方案是否能减少威斯康星的犯罪活动。在一系列的研究中，研究团队通过5年时间追踪了超过300名参加过MJTC方案的青少年。然后将在MJTC接受治疗的青少年与在惩教系统其他机构接受治疗的类似青少年进行对比。

问题是，在MJTC接受治疗的青少年回归社会后是否比未在MJTC接受治疗的青少年更少犯罪？

结果毫无争议。

几乎所有（98%）未在MJTC接受治疗的青少年从少管所释放后4年内都犯下了新的罪行。而在MJTC接受治疗的青少年在相同长的时段里只有64%再次被捕。也就是说，MJTC的方案能将再犯率降低34%。

而真正让人兴奋的是暴力犯罪减少，MJTC青少年两年内被指控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比非MJTC青少年低50%。被释放后4年内，MJTC青少年犯下新的暴力重罪的可能性比非MJTC青少年仍然低45%。

MJTC不仅将暴力犯罪减少了50%，它还降低了暴力犯罪的严重程度。未在MJTC接受治疗的青少年在获释后4年内再犯并杀了16人，而在MJTC接受治疗的少年犯获释后没有一例谋杀！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

这项研究的结果经过了仔细核查，并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同行审稿的顶级期刊上[5]。

我对MJTC方案的结果感到很兴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群心理学家联合在一起专门为精神病态特质偏高的青少年设计的增强型一对一认知行为疗法。

治疗物有所值吗？

威斯康星州议会，从惩教部的预算中专门分拨出一部分用于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MJTC）。这样的政治操作经常会让那些被缩减的人感到不快。而获得资源的一方则有责任证明这种改变预算的操作是正当的。

进行研究的心理学家被要求对MJTC的方案进行经济分析，以确定其是否划算。他计算了在MJTC和威斯康星州其他青少年惩教机构接受治疗平均每天的成本。然后又计算了犯罪法律程序的成本，包括逮捕、起诉和辩护，最后分析了各监狱中再次被判刑的那些人平均每天的成本，据此计算了在获释后再次被逮捕的监禁成本。

不出所料，最先进的MJTC疗法的日均床位成本是威斯康星州普通少管所的两倍以上。但是这位承担研究的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MJTC方案带来的效益在青少年被送来后第一个月内就变得明显。

一旦青少年开始接受减压方案，其违反所规的比率就开始急剧下降。由于违反所规会导致附加的犯罪指控并延长刑期，MJTC的青少年会比在普通少管所违规并受到新指控的青少年先出狱，这就节省了费用。

而MJTC青少年在获释后由于犯罪要少一些，又会带来更明显的效益。前面说了几乎所有（98%）非MJTC青少年在4年内又回到了监狱，而只有64%的MJTC青少年会再犯。

最后，非MJTC青少年会犯下更严重的暴力罪行，包括16起谋杀事件。根据经济学家的估算，谋杀事件的调查、起诉和辩护成本是最高的，而且嫌犯有可能在最高戒备监狱服刑，这类监狱成本也很高。

通过详尽的经济分析，MJTC的研究团队发现，威斯康星州每向MJTC的治疗投资1万美元，就会在4年里节省7万美元成本[6]。而如果在股市投资同样的1万美元，产生的回报只有2万美元。

关键：MJTC的方案之所以极具效益，主要是因为减少了未来的监禁成本。

当然，MJTC的经济分析只估算了威斯康星州的成本，并未包括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的应当在分析效益时包括的额外成本。例如，犯罪对受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害，包括误工损失和被盗财物、受害者服务，以及受害人受伤后所需的医疗费用。这些都可以算作MJTC方案的效益。

MJTC的经济分析也未包括没有接受治疗的青少年犯下的16桩谋杀事件所导致的社会成本。经济学家估计平均一个人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大致为100万美元——如果某个人被杀害了，社会就会损失100万美元。如果将威斯康星州的总效益和受害者服务以及16个人受害导致的损失加到一起，MJTC方案给威斯康星州省下的钱将有数千万美元。

另外，犯罪给整个社会，尤其是受害人带来的情感伤害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那16个无辜的被害者的亲人、家庭的损失又如何能估计呢？

可以说，MJTC方案给威斯康星州的民众带来了显著的好处，也大量节省了威斯康星州的公共预算。说实话，我真希望威斯康星州能允许我用自己的资金投资MJTC。如果威斯康星州能给我这样的回报，我愿意把车都卖了，走路去上班。

至于埃里克，他没有再犯过罪，在MJTC接受治疗并获释后，他已经工作超过5年了。他写信给MJTC的创建者说他开始了更好的生活，没有再回到以前那种犯罪生活方式，也没有再吸毒。他在寻求继续接受教育，以改进自己的工作。埃里克把他新的生活前景归功于在MJTC的经历。

在进入MJTC时，埃里克的青少年精神病态量表的得分非常高。他的态度和行为让他足以得高分。不过，由于他停止了反社会行为，并且在相当长时间里都过着正常生活，他的成年精神病态量表得分变了。事实上，根据埃里克提供的所有新的细节，我现在给他的分数处于低分段。我不能肯定说MJTC的方案治好了埃里克的人格，但它肯定证明了埃里克具有改变的可能。我们观察到的埃里克的变化证明了MJTC的方案甚至能改变高风险青少年的人生。

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的未来

2013年，威斯康星州决定继续支持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MJTC），虽然这里最近从45张床位减少至30张。MJTC的创建者们在继续改进减压方案，以适应高风险青少年罪犯的需求。新的研究继续证明这个方案的有效性。

2012年，我的实验室与MJTC的创建者建立了合作。我们将移动式MRI部署到门多塔医院的园区，研究参与减压疗法的青少年的大脑如何变化。我们想知道减压疗法是否改变了旁边缘系统的功能和结构。这个项目才刚刚开始，我们正在申请新的基金和捐助来帮助我们了解减压疗法是否能为最终治愈精神病态提供一条途径。

第11章　连环杀手揭秘

数据：FBI估计约有50个连环杀手在美国活动。

我平均每天会收到大约3封电子邮件，它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想深入了解精神病态的人们。我尽量每封都回复，向他们指出寻找答案的正确方向。2009年夏天，我收到了一封让人尤为迷惑的邮件。结果这封邮件改变了我的人生。

芝加哥艾萨克・雷中心的主任吉姆・卡瓦诺想和我讨论他遇到的一个案子。我建议打电话，但他情愿飞到阿尔布开克来与我会面。我建议过两周见面，他很快回复说想第2天就来同我会面。我同意了，心里疑惑着是什么事情这么急。

我们在我喜欢的一家咖啡店吃早餐。寒暄了几句后，吉姆直入主题。“我是精神科法医。主要从事为被告进行受审能力评估和精神病诊断等工作，”他说道。

“但是我想和你讨论的这个案子，我已经同意为被告辩护。”“此人名叫杜根，是一个连环杀手。你有没有听说过他？”我开始搜索我的记忆，回忆我知道的所有连环杀手，然后摇摇头。“没听说过。”

“我给你讲讲吧。”吉姆靠到椅背上，四周看了一下，确定没有人偷听。

“20世纪80年代初，杜根性侵并杀害了至少3名女性——1个成人和2个女孩。1984年他因涉嫌其中一宗谋杀案被捕，随后承认了所有3桩罪行。”

“不过，”——吉姆犹豫地说——“检察官让他认下了其中两起谋杀，他被判两个终身监禁。但最后一起……最后一起让这件事情变得较为复杂。”

他喝了口咖啡，专注地看着我。“1983年，一个10岁的小女孩在深夜从家里被掳走、性侵并杀害。这个案件发生在伊利诺伊州杜佩奇县的内珀维尔，那里是芝加哥城外的一个富人区。这是一桩可怕的罪行，事后对罪犯进行了大搜捕。过了几个月警察都无法找到嫌犯。公众和媒体要求警察和检察官抓捕凶手的压力很大。”

“几个月后，警察逮捕了3个涉嫌谋杀者。其中两人被认定有罪并判处死刑，对另一人的审判则悬而未决。”

“被判有罪的两人随后被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翻案，因为检察官没有考虑可能的脱罪情节。”吉姆停了下来，又啜了一口咖啡。

“两人被重审，重新定罪，并再次被判死刑。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死刑一个无期。这个细节并不重要，”他摆摆手说道。

显然他想快点切入正题。

“然后，在伊利诺伊州破天荒第一次，州最高法院对死刑判决再次翻案。”他摇摇头表示难以置信。

“但是对两人的定罪已经投入了这么多，检察官还是决定第3次指控他们蓄意谋杀。这是芝加哥的大事。”

我有点跟不上节奏。这不是好莱坞的电影片段——这是真实的犯罪事件。

“第3次审判的法官说检方无法给出有力的证据，他甚至没有传唤被告就驳回了指控。许多人的事业栽在了这个案子上。一晃20多年过去了。”

“有人估计，如果考虑法律成本，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单个案件。”

我打断了他。“我搞不懂，既然杜根已经认了罪，为什么他们还反复重审其他人呢？”

我对此毫无头绪。像这样的犯罪基本上都是单独作案。我访谈过许多犯下这类罪行的人。而且，杜根还承认犯下了类似罪行，并且他是主动认罪。他肯定也供出了只有凶嫌才会知道的犯罪细节。这件事不符合常理。

“这些我马上就会说到的。正是这一点让人对这个案件感兴趣，”他补充说。

就好像我还不够感兴趣似的，其实他一说到连环杀手就已经吊起了我的胃口。“第3次审判后，一位独立检察官被委派调查参与案件的警官和检察官。他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最终大陪审团起诉7名警察和检察官达40多起伪证、操纵证人和证据造假罪行，这就是有名的杜佩奇7人案。”

“这不公平！”我忍不住脱口而出，然后赶忙为自己的无礼道歉。我有4个堂兄弟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当警察，知道这类案件给警方带来的压力非常大。

“杜佩奇县理事会投票同意为这些警察和检察官提供辩护费用。但这些被起诉的人不准达成认罪协议。显然，用县公款为其雇员提供犯罪辩护违反了州法律。县里为这7人的审判花费了上百万美元，最终他们都被判无罪。判决后陪审团成员和被告一起到当地酒吧喝啤酒庆祝。”

“这个故事真是难以置信。”我怀疑阿什顿・库彻[7]会不会从吧台后面跳出来说我被整蛊了。

吉姆微笑着说，“就是啊。”

“最初被判有罪的两人作为儿童性侵杀人犯在死牢里被关了10年，”吉姆说道。

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两人在监狱里会被其他犯人视为最下贱的。犯人们通常都瞧不起性侵罪犯，尤其瞧不起性侵儿童的犯人。蒙冤的这两人在监狱里肯定日子不好过。

我问，“这两人有没有起诉杜佩奇县？”

“是的，”他说，“杜佩奇县向他们赔偿了340万美元。”

我估摸着这个数字，这并不多。3次判决、2次死刑、在死牢里关押10年——所有这些都是警察和检察官的错误造成的。我思绪万分。

“再回头说杜根。他不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却在承认另外两起谋杀罪时承认了1984年的这起谋杀10岁女孩的案件。而此时杜佩奇的检察官已经控罪另外两人。所以他们说不相信杜根的话。”

是的，检察官在对他们的控罪上已经投入了太多。

“不过，在第2次审判时，检方改变了他们的案情描述，声称这两人是与杜根一起犯的案。但杜根没有被起诉。而且杜根拒绝作证，因为检方不肯因此免除其死刑。其中的情节很曲折。”

“最后，1995年进行DNA分析，证明了杜根才是杀害那个10岁女孩的凶手。”

“当然，对谋杀案的起诉没有时效限制，杜佩奇的一位检察官最近对杜根谋杀这名10岁女孩提出了起诉。”

“大家都认为杜根是精神病态。检方认为这样他就对社会很危险，应当判他死刑。”

“杜根已经认罪，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刑期。是判处杜根第3个终身监禁，还是注射死刑将由杜佩奇县的陪审团决定。检方已经说明了加重刑罚的因素，比如他对社会有潜在威胁，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强调杜根是精神病态的原因。辩方必须给出减轻刑罚的理由。”

随后吉姆加重了语调。“我想看看你能不能去芝加哥对杜根进行访谈，确定他是不是符合精神病态的标准，并为辩护团队介绍精神病态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果对杜根的轻判辩护有帮助的话，我们也想对他进行MRI扫描。”

我将杯里剩下的特浓咖啡一饮而尽。

吉姆接着说，“1982年，我参与了约翰・欣克利案件的起诉工作，此人试图刺杀里根总统。辩方用CAT扫描了欣克利的脑，证明他有精神病和精神错乱。陪审团认可了辩方意见，以精神错乱为由判他无罪。欣克利被送往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我对欣克利的案件较为熟悉，但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参与过此案件的人。我在给法官和律师上课时介绍过欣克利案件，因为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法庭上使用脑扫描结果来支持精神病诊断。

欣克利妄想通过杀死里根总统来获得演员朱迪・福斯特的注意（他的确获得了），并最终赢得她的青睐（这一点他没做到）。

欣克利脑中的液体填充部位，即被称为脑沟和脑室的部位，比正常人要大。当时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与脑沟和脑室增大有关。

辩方认为欣克利增大的脑沟和脑室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实际上增大的脑沟和脑室并不是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不是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脑沟和脑室增大，也不是所有脑沟和脑室增大的人都有精神分裂症。当时的医学科学只是发现增大的脑沟和脑室是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因素。

吉姆回忆他参与欣克利审判的经历，“控辩双方的精神科专家为欣克利是不是精神病进行激烈地争论。我认为脑扫描对辩方意见起了决定性的支持作用。”

在试图刺杀里根后的25年里，欣克利被证实的确犯有精神分裂症。精神错乱的裁定让他得以进入精神病院接受了较好的治疗。但在当时，采用脑扫描证据来支持精神病诊断极具争议。

今天，用脑扫描来帮助诊断精神分裂症相对来说简单多了。我的实验室团队与同事文斯・卡尔霍恩博士合作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证明了我们可以通过脑扫描区分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人，并且具有极高的敏感度和辨识度。2012年，我们获得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用脑扫描来区分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人，其准确率达到98%[1]。我们甚至能用脑成像来区分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比如区分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2]。

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帮助精神疾病的早期诊断，以帮助改善对这些患者的治疗。法律系统最近开始对这项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想通过MRI扫描向陪审团解释精神病态者的脑是怎么回事，以支持轻判的意见，”吉姆说道。

麦克阿瑟基金会赞助的法律与神经科学研究网络的许多学者认为，神经科学将彻底改变法律体系，有些人则不那么肯定。但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目前还没有一位处理死刑案件的律师参与这个网络，更不要说参与过精神病态连环杀手案件的律师。我想也许我能通过这个案件了解这方面律师的诉求，并反馈给网络成员。这可能会引发一些探讨。

“好吧，”我对吉姆说，“我愿意与辩护团队会面，为他们讲解精神病态。”

我还告诉吉姆，“既然控方也同意杜根符合精神病态的标准，我们就不一定要对他进行MRI扫描来支持精神病态的诊断。但MRI也许可以用于其他目的，比如了解头部受伤的情况和经历。我需要阅读案卷才能给出建议。”

在过去的数年里，我阅读过数百份将脑扫描用于犯罪法务的案卷。辩方律师在对当事人进行MRI扫描时有各种原因，有些是作为精神病的证据，有些则是证明肿瘤或损伤之类的病理特征。

“太好了，”吉姆回应道。“我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你。”

“这个案件只涉及轻判，不涉及刑事责任。这起案件是杜根犯的，他已经认罪了。唯一的问题是刑期。陪审团要权衡轻判和重判的证据，然后他们会投票决定是终身监禁还是死刑。如果判死刑，就必须全体达成一致意见。”

“首先，你认为精神病态是一种情感障碍吗？”他问道。

“是的。精神病态与情感缺陷有关联，这种情感缺陷会损害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这个领域的专家都同意这一点。”我犹豫了一下。“他们都同意的是精神病态者会有情感问题，但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对确切的原因有一致看法。”

“有没有经同行评审的文献支持这种观点？”

“有，很多。”我回应道。

“你认为精神病态者的大脑有异常吗？”

“是的，”我如实回答。“科学研究结果已经明确证实了精神病态者的大脑有异常，”我边说心里边想，不知道法律体系对异常的定义与我对学生讲课时采用的定义是不是一样的。

“你认为精神病态者的脑从出生时就有异常吗？”

“大多数证据似乎都支持这一点，”我说。我感觉到自己开始对答案有所保留。吉姆的问题就好像一次盘问。我不想把话说过了头或是引起误解。

“在伊利诺伊州，如果被告在犯罪时犯有严重的精神疾患或其他情感障碍，陪审团在决定刑期时就会将其作为轻判证据，”吉姆解释说。

“你认为精神病态是一种情感障碍？”他又问了一遍。

“是的，终生的情感障碍，”我再次如实回答。

然后我向吉姆介绍了我们对精神病态者的情商的研究。

我解释说，“情商是辨别、评估和控制自己、他人以及群体的情感的能力。有许多方法可以评估情商，包括自测报告、能力测试和访谈。”

“我在耶鲁大学的时候，曾与皮特・沙洛维博士一起做研究，他开发了用于情商的能力测试方法MSCEIT。在沙洛维的帮助下，我们将MSCEIT用于研究大量的囚犯，其中许多都是精神病态者[3]。与非精神病态犯人相比，精神病态者表现出严重的情商缺陷。但是精神病态者的智商（IQ）成绩是正常的。”

吉姆靠到椅背上，揣度着我们的发现。我可以感觉到他正快速掂量对比智商（IQ）和情商（EQ）。

“吉姆，我们大多数人都见过或认识智障人士，大多数人也认为如果智障人士犯了罪，法律体系应当考虑到他们对罪行的责任应低于正常人。”

“你可能知道，2002年，在著名的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智障人士不适用死刑。最高法院聘请的这起案件的律师是新墨西哥大学法学教授吉姆・埃利斯。”

“我搬到新墨西哥后，同埃利斯教授见了面，向他介绍了我们对精神病态者情商的研究。埃利斯教授认为，智障人士不适用死刑的决定中的推理逻辑应当也能应用到低情商人士。”

我讲完后，吉姆微笑着说道，“噢，真高兴我过来见了你。情商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评估对杜根案件的轻判理由时我们应当加以考虑。如果说有哪个案子应当一直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并成为先例，那就是这个。”

“吉姆，艾萨克・雷认为，精神病态者的情感和智力方面对于“精神失常”的法律界定是同等重要的。雷的思想在对查尔斯・吉特奥的审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补充道。

吉姆有些脸红。“查尔斯・吉特奥是什么人？”他问道。吉姆领导的法律中心就是以杰出的精神病学家艾萨克・雷命名的，他对还有他不知道的雷影响过的案件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吉特奥在1881年刺杀加菲尔德总统。雷的关于悖德狂的理论——“精神病态”当时称为“悖德狂”——在这次审判中起了重要作用。”我解释道。

吉姆掂量着吉特奥和杜根案件之间的历史相似之处。19世纪法律系统与悖德狂的界定之间的冲突在21世纪由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对精神病态的新研究产生了共鸣。

这正是麦克阿瑟基金会法律与神经科学研究网络的许多学者所预见的。

格林伯格

吉姆・卡瓦诺博士给我发来了成捆的关于杜根的档案。在档案中有关于杜根经历，有很详细的记载，我感觉甚至都不用面谈就能完成精神病态量表。辩护团队访问了与他有过接触的几乎所有人，包括他的家人、童年伙伴、邻居、老师和雇主。

但我不会错过访谈杜根的机会。我之所以进入变态心理学领域，就是想知道怎样才能在泰德・邦迪这样的连环杀手开始犯案之前阻止他们，而现在我终于有了机会可以深入了解一个与邦迪很像的连环杀手。我想了解关于他的一切，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人。我订了前往芝加哥的机票。

为杜根辩护的首席律师是史蒂夫・格林伯格。格林伯格约我见面。他说会给我最新的轻判辩护材料，可以在与杜根面谈前先看看。我们约在与杜根面谈之前的晚上在芝加哥市中心一起晚餐。

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经济学家、律师埃兹拉・弗里德曼最近刚刚搬到芝加哥，他在西北大学担任法学教授。我给埃兹拉发了封邮件，邀请他一起来享用牛排。

在一个繁忙的星期六晚上，埃兹拉和我在吉布森牛排馆同格林伯格会面。这个餐馆的生意很好。在到达餐馆寻找格林伯格的时候，我才想起自己忘了订座。

格林伯格很容易被认出来，他是餐馆里唯一双手拿满东西的人。他左手拿着一大沓最新的轻判辩护资料，右手端着垒球大小的马提尼酒。

自我介绍后，格林伯格将资料递给了我，并提议我们找张桌子坐下，以便讨论案子。

“用谁的名字订的座？”他问道。“我忘了订座了，”我抱歉地说道。格林伯格宽慰了我，朝吧台走去。

他走过去后女招待朝他笑了，并给他一个拥抱。她把我们领到拉什街边的门廊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坐下。这是餐庁里最好的餐位。

过了一会儿女招待给格林伯格端来一杯马提尼，“免费，”她说。然后她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他回应道，“没问题，如果他还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

我望着格林伯格。他没等我问就主动解释说他关照过“她堂兄的一件小案子。”

在格林伯格介绍轻判辩护策略时，不断有沿途经过的人来同格林伯格打招呼，感谢他解决了某个问题，或是感谢他提供的建议。每个来打招呼的人他都会热情握手。

最后格林伯格不得不把椅子换了个位置，背对着街道，希望尽量不被街上川流不息的路人认出。

在开胃菜送来时，几名NBA球员在旁边的桌子前坐下。不出所料，其中一个人探身同格林伯格打招呼，我听到他说，“谢谢为我解决了那个小问题。”

一瓶酒被送来。侍者将酒倒进3个酒杯中。格林伯格向其中一个NBA球员表示了谢意。

虽然格林伯格在当地很有名气，却也是个很接地气的家伙。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

等牛排上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相互直呼其名了。史蒂夫给我们讲了关于杜根案件的法律大战的许多故事。这是一个史诗般的审判，它将法律系统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都展露无遗。

埃兹拉知道他的几个西北大学法学院的同事参与了被错判死刑的那两个人的官司。

结束了晚上令人激动的谈话和牛排大餐后，我们相互告别。我回到旅馆阅读最新的轻判证据。我同杜根的第一次面谈安排在星期天上午。

了解了杜根的犯罪细节后，我意识到这将是一次艰难的面谈。他至少有3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劫持妇女到谋划好的场所进行强暴，然后用钝器将其杀害。其中两名受害人是少女，还有一人是22岁的护士。罪行恶劣，令人发指。

访谈杜根

我一大早就起来了，在附近的咖啡屋匆忙喝了杯四特浓咖啡，就往杜根被关押的杜佩奇县监狱赶去。在通过安全门时，我在心里重温了在访谈时将要问杜根的问题。我被带到一间很舒适的谈话室，然后惩教官前去把杜根带来。

过了一会儿，惩教官领来了一个中年犯人，头发灰白，穿着亮橙色囚服和白色网球鞋。他脸色有些苍白，但其他方面都显得不错。警官没有问我是不是要将犯人手脚解开，就径自将手铐和脚铐除去。

警官一离开房间，犯人就站起身来隔着桌子把手伸过来。

我站起来和他握了手，对他说，“杜根先生，我是基尔博士，你的辩护团队请我来与你面谈。”

他坐了下来，说，“就叫我布莱恩吧。”

布莱恩

我同布莱恩・杜根的第一次面谈用了4个小时。我们谈了在他因两起谋杀被判终身监禁之前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如你在前面的章节看到的（是的，他就是你在第6章中认识的布莱恩），他的家庭生活、工作经历、两性关系都很混乱，这些从他的家人、老师、雇主和前女友的报告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了解完基本问题后，我已经很有把握布莱恩的精神病态量表得分会很高。特征反映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布莱恩是教科书级的精神病态例子。

但我还想让布莱恩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他要犯下那些谋杀？

我研究了关于人们为什么犯下与性有关的谋杀的各种理论。我希望通过研究布莱恩的动机和方法，来帮助执法部门抓住其他连环杀手。我已经从布莱恩的背景资料里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希望布莱恩能揭示一些关于他的方法和思维的详尽细节。

心理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认为成年后性犯罪的人曾经是儿童性虐待的受害者。也就是说，这种侵害可能导致性犯罪的循环。虽然几乎不可能确定早期创伤对布莱恩或其他成千上万性侵受害儿童的影响，但不难想象儿童性侵害对人格的某些方面会造成影响。

在了解了布莱恩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我们的关系已经很融洽了。因此我开始问他一些关于童年期遭受的性侵害的难堪问题。结果布莱恩的回答没有我想的那么为难。

“布莱恩，报告上说你年少时曾被人诱拐并性侵。”

“是的，小时候有一个开工程车的家伙说要载我一程。他把我带到一处计划好的地方，让我给他口交，”布莱恩说道。“然后他把我带回镇上，给了我20美元，把我扔到一个加油站就跑了。”

布莱恩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几乎笑了出来。他的古怪行为让我有点走神。我问了一个问题清单以外的问题，“这个经历让你觉得困扰吗？”

“没有，完全没有，我的意思是，这不算什么大事。时间并不久，而且我得到了20美元，”布莱恩耸着肩说道。

这件事情似乎对他的情感没有什么影响，至少不是以他可以清楚表达的方式。事实上他说的时候还有些高兴，差点笑了。这很不寻常。

“你后来在报纸上认出了这个人？”我问道。

“是的，事后我告诉了男孩之家的督导，并且在他因其他罪行被捕后我在报纸的图片上指认了这个家伙。不过没有什么结果。警察从没找过我，也没有追加起诉。”

“但你知道了是谁，是吗？”我问道。

“是的，是约翰・韦恩・盖西，我是事发后从报纸上知道的。他杀了很多男孩。我想我很幸运，”布莱恩微笑着说。

20世纪70年代初，盖西在伊利诺伊州制造多起性侵、谋杀事件，至少有33名男孩被害，布莱恩是报道的第14起案件。他讲起被盖西侵犯的事就好像在讲述自己早上穿鞋的情形——完全不带感情。他缺乏情感的程度不亚于我访谈过的任何一名犯人。

布莱恩还提到了自己在梅纳德少管所时曾被性侵过。

“这些经历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

布莱恩显得有些困惑。“为什么这些经历要对我有影响？”

我继续问：“你认不认为这些经历对你犯下的谋杀有影响？”

“没有，”他回应道。

他看着我，就好像我的问题很愚蠢。他不认为这些早期的创伤经历会影响他成年后的行为。

可以从几个途径来解释布莱恩的若无其事。一方面，布莱恩有可能从童年期的经历恢复了。毕竟大多数有类似经历的青少年最后并没有成为罪犯，更不要说成为连环杀手。大部分人都能从早年的压力事件中恢复，不会在成年后发展为严重的精神问题。我们就是这样活下来的。我们掩埋过去，然后继续上路。

另一方面，布莱恩也可能只是对这些事件如何影响他的成长缺乏认识。很显然他对他生活的许多方面都缺乏认识。至于这种缺乏认识是为了掩盖创伤的心理机制，还是与生俱来的神经生理缺陷，还有待确认。

最新的科学发现表明也许是两者兼具。根据遗传学研究，布莱恩的特性至少50%是与生俱来的。遗传因素导致大脑旁边缘系统发育不良，从而引发缺乏情感等精神病性症状，并走向成年后成为精神病态者的轨道。此外，他经历的性侵创伤很可能进一步损害了已经萎缩的旁边缘回路，使得布莱恩更加无法具有正常的情感体验。

辩护团队整理了布莱恩从幼年开始表现出的情感和行为问题的完整历史。布莱恩从儿童到青少年时期的生活都明显表现出缺乏情感。而且在我面前这个52岁的男人很显然完全没有情感。布莱恩既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意义，也不能理解他人的行为对自己的意义。

布莱恩的情感状况夸张到让我都有些惊讶。很少有犯人对情感缺乏理解能达到他这种程度。

我潦草地在本子上记下谈话笔记，然后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关于谋杀的计划。如果小时侯受到的性侵与他犯下的谋杀无关，那也许有其他事情导致了他产生杀人的动机。

“你对你的犯罪有计划吗？”我问道。

“没有，完全没有，”他答道，“我从没有计划过这些事。”

“那你怎么带了胶带、撬胎棒和小刀？”我问道。

许多连环杀手都随身携带杀人工具，以便绑架和谋杀受害者。新闻报道了警察逮捕布莱恩时在他的车上发现了这些东西。

“哦，是的，我带这些东西是用来偷东西的，但我从没有计划杀谁，那只是巧合，”他回答说。“胶带是用来维修我那台破车的。”

布莱恩的说辞与文件一致。他似乎没有能力对他的生活进行任何计划，包括犯罪。

“那你袭击或诱拐妇女时都是随机挑选的？”

“是的，我经常开车四处转，看哪里好偷。我会边抽烟边开车几个小时。有时候找不到我喜欢的目标我就回家了。有时候我会偷窃5～6家。如果刚好碰到我喜欢的人，有时候我会抓住她们性交。”

这次访谈我准备了几个星期，但我的头脑里还是不断跳出新的问题。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怕——有人出于完全随机的动机偷偷靠近和袭击你。

布莱恩接着说：“一旦我抓住她们，我会开车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同她们性交，然后把她们送回家。有一个女人还打电话和我再次约会。”

我哑口无言。难道真会有女人被他绑架强奸后还想和他保持关系？而且，我也无法相信他会把自己的名字、电话告诉一个刚刚被他强奸的人。

“布莱恩，你把你的电话告诉被你强奸的女人？”我带着质疑的口吻问道。

“是的，我经常会告诉她们我的名字及电话，要她们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补充道，“现在看起来很蠢，但当时我认为我们很开心。”

布莱恩完全不能理解。我怀疑他可能会创造新的情商缺陷的记录。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谋杀。“布莱恩，为什么你要杀死那些女孩？”

他看着我，摇摇头，说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犯下这些事情，但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回答让人完全无法满意。

但事实就是这样。我做了细致的准备，想探查他的灵魂深处，试图发现是什么事情导致了他强奸和杀人，找出背后的动机。我还从没有碰到过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的。

我访谈过许多杀人犯，其中有很多是连环杀手。他们杀人都有原因。他们典型的回答是，我生气，我想报复，我想掩盖犯罪，我必须除掉目击者，我杀人因为有人付我钱，我就是想试试杀人是什么感觉。一些连环杀手杀人是因为他们发作。事实上，许多连环杀手不但是精神病态者，还是虐待狂。虐待狂是一种性欲障碍，或性欲错乱。有虐待狂的人通过对他人施加痛苦引起性欲，有时候甚至导致他人死亡。

布莱恩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对为什么杀人没有答案的杀手。他没有尝试给出理由，也没有试图归罪于其他人和事。他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

“布莱恩，你杀死那些女孩是不是因为你想阻止她们在法庭上指证你？”我问道。

“不是，”他摇头说道，“我没想过要除掉证人。”

他不像是在说谎。毕竟他强奸的人比他杀的人多得多。如果他杀人是为了除掉证人，那受害者会远不止这么多。事实上，就像我所困惑的，布莱恩认为被他强奸的女人喜欢这样。

“你杀人是不是为了寻找刺激？”我问道。

“不是，我杀人时会尽快，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发生了，”他耸耸肩答道。

他杀人没有动机。这让人更难理解，也更加无情。我借口上洗手间，暂停了谈话，去洗了把冷水脸。

在盯着镜子中自己的脸看时，我想起了精神病态学的名著，赫维・克勒利的《精神健全的面具》。我回想起了克勒利给出的精神病态特征。最让人费解的症状之一是克勒利说的动机不足的反社会行为。

这个症状有点自相矛盾。我所学到的相关知识及所受的训练告诉我，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动机的。在盯着镜子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克勒利在描述精神病态时将这个症状包含进来是什么意思。

精神病态者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犯下反社会行为。虽然其他人可能有动机，他们是真的没有。

对于布莱恩无法说出他为什么犯下那些可怕的罪行，我不再感到挫折或生气。现在我理解了，他就是缺乏这种理解能力。他永远也无法对为什么的问题给出常规的答案[4]，他永远也不会给出合乎逻辑的答案来为这些可怕的罪行辩护。

在问到他为什么要杀死那些女孩时，布莱恩无法说出原因，他的大脑一片空白。这就好像当我们大部分人被问到如何解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一样——毫无意义。

心理学家想知道，布莱恩以及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精神病态者犯下反社会暴力罪行的动机是什么。但有时候精神病态者做事是没有理由和动机的。其他人会寻找虽然有违道德但合乎逻辑的理由。我开始理解这个事实，许多像布莱恩一样的人犯罪并没有合乎逻辑的答案——虽然这会让人失望。

盯着镜子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下一步该怎么做。布莱恩也许不能用语言告诉我为什么他犯下这些罪行，但他的大脑也许会告诉我原因。

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想用移动式MRI来窥探布莱恩的大脑，以解决我心里迫切想知道的疑问。我知道布莱恩无法为他的行为给出理由，但解开他大脑的秘密也许能告诉我他说不出的答案。在他的头脑里的某个地方藏有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线索。我必须把它找出来。

有问题的大脑

通过窥探布莱恩的大脑来解开他犯罪之谜，这可能有点好笑。但许多受精神疾患折磨的人都无法说出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经常举一个人的例子，姑且称其为“布拉德”。布拉德40岁，很普通，没有精神病史，在学校、家里和工作中都没有行为问题的历史。他拥有硕士学位，在学校当老师，最近刚和一个有个女儿的女人结婚。

大约两年前，布拉德开始对色情书刊产生浓厚兴趣。他花很多时间收集色情杂志和上网。然后他开始光顾按摩院，寻找有偿性服务。后来，布拉德说他的性冲动十分强烈，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但他又觉得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因此他对妻子隐瞒了。然而，有一天晚上他向尚未进入青春期的继女提出了性要求。

布拉德的继女将此事告诉了母亲，她母亲报了警并把他赶出了家门。布拉德被诊断为恋童癖，医生开了药（甲羟孕酮）对他进行“化学阉割”。由于布拉德是初犯，法官判他接受性瘾住院治疗。

在治疗期间布拉德异常的性行为继续恶化。他猥亵其他患者甚至工作人员，最后被赶出了医院。由于布拉德没能完成治疗，法官判他入狱。在被送到监狱去的头一天晚上，他说头很痛。医生对他进行了MRI检查，在眼部正上方的额叶部分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肿瘤。这个区域是眶额叶皮质，负责调节冲动控制和情感反应。

布拉德的肿瘤被成功切除。康复后，他不再对色情杂志、卖淫和他的继女有性冲动了。他从医院释放出来，妻子把他接回了家。此后的一年内都很正常。然后布拉德再次出现了反常的性冲动。他又进行了MRI检查，结果发现肿瘤复发了。手术再次成功[5]。

显然，类似肿瘤这样的大脑疾病能剧烈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然而患者本人并不能说清楚自己为何有这样糟糕的行为。在发现肿瘤之前，布拉德只知道自己有强烈的性冲动。布拉德并不知道，他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性冲动，是因为他的大脑被肿瘤挤压。只是在肿瘤被发现之后，布拉德才知道自己为何性行为异常。

一些法学家认为，因为布拉德猥亵继女，他仍然有罪，无论是不是肿瘤导致他这样做。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即便有个小绿人在布拉德头脑里驱使他这样做，他也一样有罪。这些学者认为，如果发现了导致一个人行为不当的机制就能让其逃脱罪责，那这个世界上就无罪责可言了，因为所有行为都是由某种原因导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斯蒂芬・摩尔斯称这个归因难题为“基本的心理法学错误”。

这个有关罪责的哲学原理还存在争议，但大多数人，包括美国最高法院都认为，即便大脑存在差异或疾病不能让一个人完全免除法律制裁，这种疾病的存在至少也会减轻他们的个人过失。这正是美国最高法院免除青少年（如，汤普森诉俄克拉荷马州案和罗珀诉西蒙斯案）和智障人士（如，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案）死刑的理由[6]。

本质上，最高法院的立场是，在死刑方面，行为模式不一样，也即大脑不一样的群体，要比健康正常的群体承担较少的罪责。大脑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青少年，以及大脑灰质密度明显异常的智障人士，要比正常成年人的罪责轻，因为他们的大脑不一样。大量行为学研究表明，青少年和智障人士的行为特点与健康成年人的行为特点有根本性的差别，从而支持这个立场，并且相关的神经科学进展也进一步支持这个立场。

最高法院还认为，根据报复原则——想要看到犯人得到“报应”或以眼还眼——适当的惩罚程度也必须取决于犯人的罪责[7]。这符合直觉。我们对青少年和智障人士犯罪的惩罚要轻于正常成年人，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的责任较少。

另外，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和美国心理学协会都认为大脑科学的发展也支持这一点，即青少年和智障人士犯罪应当承受较轻的惩罚，因为他们的行为和大脑相对健康的成年人有差异。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也支持对青少年犯人免除重刑，例如虚拟死刑——终身监禁并且不准假释。支持者认为，根据汤普森、罗珀和阿特金斯案的相同逻辑，重刑也应当被废除。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效，在后来案件的一系列决定中，美国最高法院废除了在特定情形下针对青少年犯罪的一些最重的刑罚。并且在许多案件中，青少年法律改革者引用了神经科学的新进展来支持减轻青少年的罪责。

我认为这些观点的逻辑很受社会大众尤其是法律界的关注，同时也极具挑战性。神经科学的进展不断揭示精神疾病如何与大脑异常有关。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强迫症（OCD）、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边缘型人格障碍等大部分主要的精神疾病都与大脑结构、功能和连接性受损有关。其中一个尤其引起法律界的兴趣的就是精神病态的神经科学研究。

布莱恩的大脑

死刑辩护律师必须对被告的所有背景进行评估，以确定有可能影响陪审团判决的潜在减刑因素。如果律师遗漏了任何潜在的减刑因素，当事人就可以向法庭申诉，辩护律师没有提供有力的辩护。辩护律师和检方都不希望发生这种状况，因为前者会被禁止执业，而后者则不得不重新起诉。

我向布莱恩・杜根的辩护团队介绍了神经科学在法庭上目前和今后的潜在作用。他们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对布莱恩进行MRI检查。

布莱恩的许多生活经历都表明其大脑可能有异常。出生时的并发症，幼年时为了止住顽固性头痛用头撞墙导致外伤；头痛的严重程度和长期性让人震惊；青少年期多次的震荡事故；成年期至少也有一次类似事故，以及酒精和药物滥用造成的脑损伤等等，都是与神经损伤可能有关联的例子。

在讨论了我介绍的精神病态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后，辩护团队想请我诊断确定布莱恩的大脑结构和功能是不是符合我的实验室扫描过的数以百计精神病态者的特征。辩护团队想论证精神病态也是一种情感发育障碍，而神经科学的新进展也许能支持他们的观点。辩护团队认为，陪审团需要考虑这一点，如果不展示这个新的科学发现将是他们的失职。

辩护团队很快获得了法官的许可，给布莱恩进行MRI检查。不仅法官，就连检方都同意有充分的理由检查一下他的大脑。我认为法官和检方都和我有同样的兴趣，想知道布莱恩的大脑到底哪里不一样。

获得MRI扫描许可后，我的下一个问题是要找个地方给布莱恩做检查。我告诉辩护团队，我们要做的功能性MRI研究的扫描仪需要有昂贵的专用硬件，大多数普通MRI无法胜任。幸运的是，我的搜寻很顺利，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西北大学医学院有一台用于研究的西门子MRI系统，与我们用的那台很类似。因此我电话给那里的首席物理学家托德・帕里什博士。

电话里我向托德解释说有一个律师团想为一个连环杀手进行脑扫描。

“好啊，”他说。“我还从没看过连环杀手的大脑。”我问托德对这个研究有没有什么顾虑。

“没有，”他回应道。“还可以活跃这里的气氛。”

“我们需要在MRI扫描仪上安装一些客户软件并设置我们的射频激励程序，”我说。

“没问题，”托德毫不迟疑地回答。

我们的客户软件相当复杂，需要深入西门子的软件，在最初的阶段就获取原始图像数据。最后我在电话里详细介绍了我们需要在西门子MRI扫描仪里安装的图像处理和提取软件。

托德是少数能让MRI按他的想法发射激励射频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几分钟就装好了我们所有的软件。

他让我印象深刻。

然后托德又装好了采集图像时需要布莱恩完成的情感和认知任务程序。他甚至连我们的硬件也装好了，好让我们能实时看到布莱恩的表现。

他让我印象更深刻了。

MRI扫描的第一个目的是确定布莱恩没有囊肿或是肿瘤这类明显的大脑病变。其次则是布莱恩经历过的脑震荡有没有导致可见的大脑异常。

辩护团队还要求我比对布莱恩大脑的灰质密度，以确定是否与我们发现的其他精神病态者的异常有相同模式。最后，我还会检查布莱恩在进行情感和注意力任务时的功能性脑活动模式是否与我们之前发现的精神病态特征相符。

问题是：布莱恩大脑的旁边缘区域的结构和功能是否有缺陷。

在同杜佩奇县警长办公室、辩护团队和西北大学保安队开了几次电话会议后，我们设计了押送方案，将布莱恩・杜根从50千米外内帕维尔的杜佩奇县监狱送到芝加哥市中心的西北大学先进的西门子MRI扫描仪前接受脑扫描。

托德要求我们将扫描安排在星期六上午，这个时间段研究区没什么人。他不想让研究生进入MRI室时碰到连环杀手。

我在杜根接受扫描前的晚上飞到芝加哥，与托德共进晚餐。我们再次检查了流程，托德向我保证一切运转正常。

托德很喜欢我们的程序，可以和西门子的软件交互，从扫描仪获取32位高精度格式的MRI数据，他问我能不能保留其中一部分。西门子的工程师设计的MRI系统能采集具有极高精度的图像。但是在美国，MRI扫描仪采用的是名为DICOM的12位低精度放射图像标准。人眼只能分辨200级灰度，放射科医生认为他们不需要更高的精度，因为他们只是用肉眼检视图像来做诊断。然而我们用来分析功能性脑成像数据的算法能分辨的灰度级别比人眼要密得多，如果用高精度数据结果会好很多。我打算用我的神经科学工具库里最新最复杂的算法来找出布莱恩的大脑有什么问题。

2009年9月5日，星期六，布莱恩・杜根被送到西北大学先进MRI中心（CAMRI）接受脑扫描。他穿着橙色囚衣和白色网球鞋，由两位杜佩奇县警官负责押送。

我很惊讶只派两名警官押送。后来我问其中一位警官，只派两个人押送一个连环杀手是不是标准程序。他们告诉我，布莱恩没有风险。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25年，从没有违反过狱规。他们认为他是模范犯人。

布莱恩对脑扫描的结果很感兴趣。他好奇扫描会在他的大脑里发现什么。他问了许多关于分析和检查过程的问题。很显然他已经读了很多他的辩护团队给他的关于MRI和功能性MRI的书籍和文章，他很懂行。

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布莱恩的IQ是122，很高的分数，因为每次我看着他时想到的都是他的低EQ。不出我所料，MSCEIT测试表明布莱恩的情商分数很低。

我向布莱恩介绍了扫描过程的细节，让他熟悉了要做的任务。布莱恩完成试测后，我们把他带进MRI室，让他躺到MRI台上。托德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把布莱恩安置好了。托德调好头部线圈和柔软的头部固定系统，让布赖恩在MRI扫描过程中可以保持头部不动。扫描前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没做了。

托德将应急球交给布莱恩，告诉他只有在觉得恐慌，需要控制室的人注意时才使用。布莱恩平静地用左手拿着应急球。

这让我一下回想起了十年前的惊悚里奇，以及他在我第一次扫描精神病态者时的那些搞怪。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布莱恩平静地躺着，竖起拇指示意他准备好了。我通过装在头部线圈顶部的镜子观察他的眼睛。很平静，没有焦虑的迹象。

我怀疑布赖恩的平静是否与他的年龄有关。也许随着年龄增长精神病态者的冲动会消退？也许我可以去佛罗里达度个学术年假，去看看那里有没有老年精神病态者可供研究。

我们退出了MRI室，确认安全后，警官也跟着退了出来。

“接下来会很有趣，”他说。

房间里的每个人，包括警官和布莱恩，似乎都很想知道他的大脑是怎么回事。

托德坐在MRI控制台前，设定好激励序列，检查了与布莱恩的通话系统，然后机器开始发出特有的哔哔嘣蹦之声。

房间里期待的气氛触手可及。

第一张布莱恩大脑的图片在西门子的控制台上显现出来，托德审视了一下说，“嗯，看上去很正常！”

站在他身旁的警官笑着说：“这家伙的大脑怎么可能正常。”

余下的MRI流程很快结束了。布莱恩完成了全部任务。然而，我注意到他在进行一项情感任务时犯了一些奇怪的错误。

我要求布莱恩根据屏幕上的图片场景所体现的违背道德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某些图片展示的是非常不道德的内容，包括人们暴动的场景，或是一个男人向畏惧的孩童咆哮威胁；不道德程度较轻的场景包括遇到交通事故时袖手旁观，或是外科手术图片。这些道德图片的任务是由我的一位博士后卡拉・哈伦斯基设计的。

我们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非精神病态者对不道德场景进行判断时会用到杏仁核。但精神病态者无法激活属于旁边缘区域的这部分大脑。对于非精神病态者，正常活动的杏仁核会帮助识别道德场景，而这一点对精神病态者无效。这也与精神病态者在日常生活中道德决策受损的大量观察一致[8]。

布莱恩对一些严重违背道德的场景的评估要远低于其他人。有一个场景是一个人拿刀抵着一个女人的喉咙，布莱恩认为不道德程度很低。事后向他问及此事，他承认说他知道大多数人会将这个场景评估为极为不道德，但他还是不确定这有多不道德。虽然他很努力，但显然布莱恩缺乏我们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情感联系。

我们结束了扫描流程。一切都很完美，托德安装的程序运转正常。

在我将数据上传到我在新墨西哥的服务器的时候，托德将布莱恩从MRI扫描仪上撤下来。布莱恩上了洗手间然后很快吃了午餐。上传结束后，我启动脚本开始处理数据。估计需要整夜的时间运行以计算、处理数据。我使用的程序可以在多台计算机上并行处理数据，这样当我第二天回到新墨西哥时就能拿到结果了。确定数据处理在正常进行后，我将数据备份到优盘，并将笔记装好。

我安排了在CAMRI一间私密的办公室里对布莱恩再次进行访谈。布莱恩坐到椅子上，盯着我给他的大脑图片仔细地看。

我尽力想解读布莱恩看图片时的表情。

他抬起头发现我在看着他。他问道，“我的大脑是精神病态吗？”

不用看他的大脑图片就知道坐在我面前的是精神病态者。不过我回答说，“从一张大脑图片无法确定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态。我们需要用计算机详细分析MRI数据，然后与其他精神病态者的脑扫描结果进行比对。我的实验室发现精神病态者大脑的情感区域密度较低。”

我接着说，“大脑就像肌肉，有些人的肌肉要羸弱一些。肌肉羸弱可能是遗传的，也可能是因为缺乏锻炼。大脑与之类似。”

布莱恩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继续往下讲：“最新科学进展表明，精神病态者的大脑负责情感控制的区域天生羸弱。有些12岁左右的小孩有缺乏同情心、情感贫乏和冲动控制差的表现，他们同成年精神病态者类似，也有羸弱的情感大脑区。”

法律团队请我解释，布莱恩的MRI扫描对他的审判有何意义。

“布莱恩，精神病态者的情感脑区并没有表现出羸弱或受损到让精神病态者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它有可能对他们糟糕的决策有影响。我们只是不知道，羸弱的脑组织到底是如何导致情感缺陷和冲动等问题。”

“因此，这项研究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态者为犯罪负的责任就应当少些。但就你的这个案子而言，辩护团队想知道对你的大脑的分析是否支持你有情感障碍的观点。他们认为从很小的时候甚至从出生时起你就有情感障碍。最新的科学进展支持这个观点。这就是律师团想给陪审团阐述的。”

“这真有意思，”布莱恩说。“我早就知道我与众不同。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我要做那些事情。坐牢能让你有很多时间思考。”

他接着说，“从上次你与我谈话后我读了很多关于精神病态的东西。我看了症状表，我发现我几乎全都符合。”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精神病态者无须帮助就在自己身上识别出这些症状。

“但我还是感觉不到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意思是，我真希望我能对自己所做的有不同的感觉，但我就是做不到，”布莱恩说。

他说完了，用一双空洞的眼睛望着我，我知道他很努力，但他确实无能为力。布莱恩认识不到他犯的罪的严重性。虽然接触精神病态者有十多年了，但我还是很难接受这一点。

我又花了大约一小时的时间同布莱恩谈话，关于他的人生，他对其他人的看法，以及他如何看待他犯下的罪行。他的情绪很稳定也很合作，让我了解了很多关于精神病态者的行为和思想。这次我记录了几十页的笔记。

从谈话室出来后我回到MRI控制室。托德和两位警官正围着电脑看布莱恩的大脑影像。

我听到托德说，“这里看上去有点怪……噢，等等，这不是异常，这里没事，抱歉。”

然后3人又一起后倾，从远处观察屏幕。

“发现了什么没有？”我大声问道，将3人吓了一跳。

“天啦！”托德抱怨道，“你怎么能这么鬼鬼祟祟悄无声息的，不知道这楼里有连环杀手吗？吓死我们了。”

警官和我都笑了起来。

警官去押解布莱恩的时候，我问托德有没有发现布莱恩的大脑有异常。

“没有，脑图像看上去很正常。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VBM的分析结果了。”

VBM是基于像素的形态分析法的缩写，就是我用新墨西哥的计算机进行的密度分析。

“我也想知道，”我回应说。

结果

第二天早上趁着在机场候机的空当，我登录了服务器查看布莱恩・杜根MRI数据的分析进展。大脑密度分析已经快完成了，功能MRI数据的4项分析则只完成了约20%。我一边品尝着特浓咖啡，一边看着布莱恩旁边缘系统密度分析的进度条缓缓地往前移。

可惜我的航班开始登机了。我不得不等回到新墨西哥后再看结果。在关电脑前，我给研究生劳拉・科佩发了封邮件，请她帮我分析一个“案例研究”。我告诉她案例的MRI数据放在服务器的什么地方以及具体需要她做哪些分析。我希望能有独立的分析验证我的结果。

在飞机上，我尝试整理我速记的同布莱恩的谈话内容，打算趁着脑子还能回想起将它们输入电脑。我将电脑放在腿上，将笔记夹在前座的后背上。

刚开始我的誊写很顺利，后来坐中间位置的年轻女士起身时，碰掉了我没有夹稳的笔记，笔记散落到地上。她连忙道歉，然后朝飞机后部的洗手间走去。

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把笔记整理好，然后继续工作，正准备开始敲键盘时，乘务员通知飞机很快就要降落了，我只好把电脑关上装进包里。

飞机一落地，我就打开手机登录服务器。密度分析已经完成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去查看结果。我赶忙下了飞机跑向安检出口，想快速去停车场取车。

通过安检时我感到一只手有力地抓住了我的左臂。我回头一看，是一名警察。他的脸上充满了恐惧。困惑中，我转过身来，并四处查看是什么引发了他的警惕。

“请跟我来，先生。”他说。“有什么问题，警官？”我茫然地不知所措。“请跟我来好吗，先生？”他重复道。

“嗯，好的，”我努力让自己镇定。虽然我迫切地想马上回去查看布莱恩的脑扫描结果，但我意识到最好不要惹恼这位机场警察。

我们来到一间很小的保安办公室，警官让我坐到一张椅子上。我注意到他坐在离门最近的椅子上。又有一位看上去年长很多的警官进来了。

“我们可以搜查你的包吗，先生？”年长的警官问道。“当然，”我回答说。

年长的警官打开了我的电脑包，将东西都拿了出来。我经常背包出行。包里有多次学术出差还没来得及报账的各种收据，以及我正在阅读的期刊论文，还有一叠杜根的谈话笔记。警官将这些纸拿出来时，掉了一些在地上。我本能地想去捡起来，两位警官连忙后退。

年长的那个比划着手势好像要进行防卫，年轻的则跑到门口，场面十分尴尬。

我回到椅子上问道：“怎么啦，兄弟？”“先生，请不要动，等我们搜查完，”年长的警官说。

我靠在椅子上，尽量让自己放松。

年长的警官将包里拿出的那叠纸递给年轻的警察检查，然后又从我的包里拿出了一瓶处方药。那是肌肉松弛剂，用来治疗我的背伤的。他好奇地看了看，然后放回包里继续搜查。

年轻的警官拿着我那叠纸起身离开房间。我没有反对，我估计他是去检测有没有爆炸物之类的残留。

年长的警官结束了搜查，然后将包放在地上还给我。他也离开了，我被单独留在警卫室里。

过了几分钟。

另一个警官进来坐下，手里拿着我的那叠纸。后面跟着之前那2名警察，靠离我最远的墙站着。他们的手臂交叉，显得很威武。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先生？”新进来的警官问道。“肯特・基尔博士，”我回答说。

“我要问一些关于你的笔记的问题，”他说。“与你同机的一位乘客向警方报告说看到你似乎在写关于一系列谋杀的自白，我们希望你能向我们解释清楚。”

我在誊写与杜根的谈话时用的是第一人称，是按布莱恩告诉我的如实记录的。布莱恩告诉了我关于他谋杀以及其他罪行的细节。

坐中间位置的女士肯定是看到了我在计算机上键入的内容。我这时才想起她直到飞机降落都没有回到座位上。

这些警官的表情就好像刚刚完成了一项世纪抓捕。我详细的笔记读起来确实很像是自白，里面的证据比检察官错误起诉那两人的还要多。

我慢慢地移向警官，拿回了我的包。我不想再次吓到他们。我慢慢打开钱包，拿出史蒂夫・格林伯格的名片。我将名片滑过桌面，说：“先生，我恐怕不能与你讨论这份笔记的内容。我需要给我的律师打电话。”我指了指名片。

新来的警官显然很不高兴。他转身要另外两名警察离开房间，然后站起身来。

“我给你5分钟时间打电话，但你不讲清楚笔记的事情休想离开，”他离开房间时很严肃地说。

我要问格林伯格布莱恩谋杀案的细节是否需要保密以及我能否告诉这些警官真相。

史蒂夫很快接了电话。听到他的声音让我放松了许多。“怎么啦，博士？”他爽朗地问道。

“说了你肯定不信，”我说。我告诉他，飞机上坐我旁边的女乘客认为我在写自己犯下的谋杀的自白，下机后报告了机场警察。“我现在在审问室里。我能不能告诉他们我笔记的内容是关于杜根的？我需要保密吗？”

史蒂夫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但当时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好笑。

“通常我会告诉像你这样被警察扣留的客户什么也不要说。”格林伯格边说边笑，“但对你来说，尽管告诉那些警察笔记的来历好了。杜根已经承认了3宗谋杀并认了罪。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而且我们许可你发表杜根的案子。尽管告诉那些警察吧。”最后他说，“如果他们不信你，你就再打我电话，我会飞过去把你捞出来。”说完他又大笑起来，然后挂了电话。

我起身，过去敲了敲门，问话的警官走了进来。

“我已经获准告诉你关于这份笔记的内容，”我平静地说。“我的工作是研究精神病态，这次我是刚刚在芝加哥对一个叫布莱恩・杜根的连环杀手进行访谈回来。这些笔记是我昨天与他谈话的记录。”我从包里拿出杜根的文件，给警官看法院出具的押送和访谈杜根的许可令。

他怀疑地看着法院的文件。

我接着说，“我电脑上有一些关于杜根的犯罪的媒体报道，可以给你看看。”我从包里拿出电脑。警官在桌子对面坐下。

我打开了《芝加哥论坛报》报道杜根案子的最新文章，将电脑转过去给警官看。他快速浏览了报头，然后离开了房间。

我将电脑和文档装入包里，然后将电脑包放在手提包上。我只想尽快离开机场。

警官回来了，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最让我抚慰的一句话是：“基尔博士，你可以走了。”

然后他接着说，“请以后不要再在飞机上整理这种案子的笔记了。”

我向他保证以后不会了。

我全程顶着最高限速开车回了家。

结果Ⅱ

星期一早上，我一到办公室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看布莱恩的脑密度分析结果。我登录安保网络，进去后提取结果，打算早上完成3项检查。第一步是质量控制评估，以确保所有程序都没有出错。接下来是内生理对照[9]分析，对我估计没有受损的脑区，将布莱恩的数据与对照组对象的数据进行比较。也就是说，对旁边缘系统以外的脑区，布莱恩应当表现正常。最后才是检查布莱恩的旁边缘系统是否同我们研究的其他精神病态者一样萎缩了[10]。

第一步只花了几分钟时间就做完了。影像分析的所有步骤都正确无误。

第二步编程，让计算机随机选择了一部分旁边缘系统以外的脑区。我检查了布莱恩这些脑区的密度，与数据库里超过1000名对照对象进行比较[11]。这些对照区域布莱恩的密度值在正常范围内。

最后我提取了布莱恩大脑旁边缘系统的密度值，并与正常数据库和我们曾扫描的其他精神病态者的数据库进行比较。

布莱恩旁边缘系统的密度测量结果与我们对其他精神病态者的发现惊人的一致。布莱恩的旁边缘系统的所有脑区都有萎缩，程度与我们在其他重度精神病态者脑中发现的一样。布莱恩的精神病态量表得分属于最高的1%，而他的大脑灰质密度数据也是如此。布莱恩的旁边缘灰质值甚至比大部分精神病态者的萎缩程度更高。

我喝完了剩下的特浓咖啡，坐下继续处理结果。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研究了数百个精神病态者的大脑，但他们大脑异常的一致性一直让我惊讶。

坐实

经过心智研究所我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办公室时，我注意到劳拉・科佩的办公室亮着灯。我停下来用脚轻轻踢了踢门，提醒有人来了。劳拉惊恐地跳了起来，睡眼惺忪地看着我。

“又被你吓到了。”

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吓唬实验室的职员们，这是同我3个姐妹一起长大留下的不良行为习惯。小时候，我父母从不允许我们兄弟姐妹间打斗，因此我们的童年代之以各种心理上的恶作剧。姐妹们发明了许多方法作弄我。我的报复手段就是以各种方法在她们最不经意的时候吓唬她们。我的这种陋习一直延续到了成年。

当我吓唬职员们时，如果他们被吓倒，我会感到有点欣慰。毕竟，精神病态者很少有惊恐反应。这也是我对实验室的人进行的一个小心理测验。

劳拉从惊吓中恢复过来后，看着我说，“你发给我的脑扫描结果的旁边缘系统是我见过的萎缩得最厉害的。”

劳拉在过去的几年里分析过数百个精神病态者的大脑，应该说对于精神病态者脑密度的分析她是世界顶级的专家。

“我给你绘制一些图表，我会很快发给你。功能成像的结果今天就会准备好，”她说。

布莱恩功能MRI的结果不出我的预料，同其他精神病态者类似，在处理情感刺激时布莱恩的旁边缘结构没有表现出正常的参与。另外，在注意力新异刺激任务中，包括了旁边缘系统大部分的导向反应系统也没有表现出参与，结果与精神病态同行审稿文献一致。

布莱恩的脑分析解释了他与我们的不同之处。事实上，各种大脑分析的结果都与精神病态的最新研究发现惊人的一致。

我写好了分析报告发给律师团，简述了布莱恩的脑成像数据是如何与已知的精神病态者的异常一致。然后，我又为陪审团准备了一份陈述资料，讲述精神病态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以及布莱恩的精神病态量表和大脑数据是如何与文献相符。

审判

在审判期间，法官准许我旁听律师团的其他成员陈述布莱恩的经历。布莱恩完整的精神卫生健康记录也呈给法官审阅。一位心理医生证实了布莱恩年少时的行为异常和情感问题。吉姆・卡瓦诺博士则针对布莱恩的情感问题给出了临床意见。向陪审团作证持续了数日，最后是我的陈述。

陪审团陈述

在向陪审团陈述的那天早上我早早起了床，到咖啡店要了杯特浓咖啡。穿好衣服并再次审看了一遍PPT后，我来到大厅等格林伯格的车前往法庭。

到了法庭，我马上将电脑连上给陪审团放映的投影仪。屏幕很大，比大多数学术会议上的都要大。我又过了一遍PPT，确保顺序正确。

法官请陪审团上庭。

我被叫到证人席，开始给陪审团陈述。在我讲述精神病态的最新科学研究时，陪审团成员都听得很认真。前排的一个年轻人还记了很多笔记。

我解释了布莱恩的脑成像数据与已知的精神病态者的缺陷一致。许多陪审团成员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法庭上的所有人似乎都明白了精神病态者和布莱恩有哪些地方存在问题。

最后，辩护律师问我为什么选择以研究精神病态为职业。

我诚实地回答，“这样我们就能发展出治疗精神病态的更好的方法，并阻止他们再次犯罪。”

陪审团退席后，我走下证人席，检察官走了过来同我热情地握手，称赞我是一位优秀的专家，并说我选择这个作为自己的事业，将会大有可为。

我告诉他，如果我选择这条路，我将不会再为这样的案子作证。在我的理想中，布莱恩应当在年少时就接受治疗，如果是这样，我们也许能在他犯罪前就避免这一切。检察官点头表示赞同我的想法。

判决

法庭上，作证结束后，辩护团队和检方均做了最后的陈述。法官让陪审团单独讨论他们的裁决，并派法警用车送陪审团到秘密的旅馆进行。

辩护团队进行了最后的聚餐，相互祝贺他们过去几年里的艰苦工作。我估计检方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一位律师说，杜佩奇县法院从未有陪审团在裁决死刑案件中出去讨论超过2小时的，并且该县法院陪审团从未对性侵凶杀案只判终身监禁。

第2天早上我回到了新墨西哥，陪审团还在继续讨论。第3天我从格林伯格那里得到了消息，一个字：“死”。

这个判决没有出乎意料。

结局

晚上11点，陪审团判决布莱恩・杜根死刑后大约6小时，我接到格林伯格打来的电话。

我接通电话，“嗨，史蒂夫。”

“你绝对不会想到的！”史蒂夫大声说，“我明天将给审杜根案的法官发传票。”

“什么？”我问道。

“你看了新闻没有？”他问道。“没有，抱歉，发生了什么？”我又问。

“杜根案的一位陪审团成员告诉记者，他们请法警给法官转交了一份签了名的终身监禁判决。但法官没有告诉律师之前有这份签了名的判决。”

“噢，天哪，”我说。

“是的，明天我得去传唤法官保全这份判决。据我所知这在法律史上还从未发生过，”格林伯格说。我感觉到他在电话那头摇着头。

“这简直难以置信，”他接着说，“整个案子都会翻过来，我们得从头再来，这会耗费数百万公款。”

随后对陪审团的访问表明，最初投票的12人中有4人主张对杜根终身监禁。讨论许久后陪审团签署的判决书是2票弃权，2票终身监禁，8票死刑。陪审团将签名的判决书给了法警，由法警递交给法官。

在对这场长达25年的官司的最后宣判中，杜佩奇县法院进入了最高戒备。律师由武装警卫护卫，通过安全门进入大楼。为了保护陪审团和律师团，法庭上安装了防弹玻璃，以防有人偷带武器通过金属探测器。特警负责控制人群。法庭外聚集了数百名抗议者。

然而，在第一份判词宣读之前，有陪审团成员请求重新商议。法官告知辩方和检方说陪审团要重新商议，然后将他们送到旅馆过夜。法官没有给出法庭告示说已经收到了一份签了名的判决书。不清楚这位法官是否看了这份判决书。法警也说他没有看那份判决书，因为他没戴眼镜。第2天早上，陪审团商议了2个小时，然后送回了另一份判决：死刑。

直到看了当天晚上的电视采访，格林伯格才知道还有另一份已签名的判决书。第2天早上格林伯格出现在法官面前，要求保全原来已签署的那份终身监禁的判决书。

上诉书立即被提交到伊利诺伊的最高法院。

辩护团队感到这个官司将被翻案，并且会重新进行审判。

这也许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难解的官司。

终章

就在杜根的官司逐级上诉的同时，另一个法律里程碑事件在伊利诺伊发生。考虑到大量死刑错案和死刑案件的巨额诉讼费用，州长帕特・奎因（Pat Quinn）签署法令，自2011年3月9日起在伊利诺伊州废除死刑。由于这项法令不具有追溯性，州长奎因将包括布莱恩・杜根在内的15名死刑犯转为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

杜根可以让法庭因他的官司的错误数年不得脱身，但他自愿放弃了一切诉讼，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厚道行为之一。他离开了死刑监狱，被送回家乡的监狱，他将在那里度过余生。

尾声

布莱恩・杜根的案子揭示了可怕的犯罪会如何改变许多人的生活。10岁小女孩雅尼娜・妮卡里科被绑架、强奸并遭杀害，此案件永远地改变了伊利诺伊州杜佩奇县的内帕维尔镇。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及处理折射了这个社会最好的和最差的一面，无论是警察、检察官、媒体记者、政客、辩护律师、法官、法学教授还是公众。

同时，这个案子也揭示了神经科学的新进展，对有严重情感和行为障碍的人群的研究，将挑战我们对自由意志、惩罚和正义的信念。

布莱恩的案子之后，经常有人问我支持还是反对死刑？我的回答是“支持预防”。受最好的实证研究启发的治疗方案为遏制困扰社会的犯罪和暴力浪潮提供了一条途径。如果社会能够实施类似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MJTC）那样富有成效的治疗方案，也许我们就能预防导致雅尼娜被害这样的犯罪事件的发生。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看MJTC的成功都令人瞩目。我对其创立者迈克尔・嘉威尔和格雷戈・范・吕布洛克博士抱有崇高的敬意。他们无惧数个世纪以来认为精神病态无法治疗或管控的信条。他们研发的治疗方案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计其数的生命。他们是真正的精神病态研究的先驱。

最后我想感谢和我一起探索精神病态者的思维和大脑的读者。希望这本书能激发关于如何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和更安全的社会的讨论。至于我自己，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是时候回到监狱去了。

致谢

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朋友和家人、目前和曾经的员工及学生、合作者和同事、老师和导师，以及出版商和编辑，等等。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书。

注释

第1章　最高戒备

1.1980　年罗伯特・黑尔博士首次发表精神病态量表（Hare, R.D.[1980].诊断犯罪人群精神病态的研究评分表。Personality&Indiv idual Di f f erences 1（2），111 119）后来根据新的研究又在1991年发表了黑尔精神病态量表手册，于2003年发表了该手册的修订版（Hare, R.D.[1991].M anual f or the H are Psychop athy Checklist-Rev ised.Toronto：M ulti-Health Systems；Hare, R.D.[2003].M anual f or the H are Psychop athy Checklist-Rev ised[2nd ed.].Toronto：M ulti-Health Systems）.

2.Porter, S.，Brinke, L.，&Wilson, K.（2009）.Crime profiles and conditional release performance of psychopathic and non-psychopathic sexual of-fenders.L egal and Criminolo gical Psychology 14（1），109 118.

3.M onahan, J.D.（1981）.T he Clinical Prediction of V iolent Behav ior.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47 49.

4.Hart, S.D.，Kropp, P.R.，&Hare, R.D.（1988）.Performance of male psychopaths follow ing conditional release from prison.Journal of Con-sulting&Clinical Psychology 56（2），227 232；Hare, R.D.，&M cPher-son, L.M.（1984）.Viol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by criminal psychopaths.Special Issue：Empirical approaches to law and psychiat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 aw&Psychiatry 7（1），35 50.

第2章　受困的灵魂

1.到2013年1月1日，世界人口约为71亿（男性35.5亿）。男性中精神病态者的比例为0.5%～1%，即17.75亿～35.5亿（均值2663万）。女性精神病态者的比例为0.05%～0.1%，即1775万～3550万（均值2662.5万）。取以上估计的男女精神病态者的均值，可以得出目前全世界精神病态者的数量约为2928.75万。http：//w w w.usarightnow.com.

2.Seabrook, J.（2007）.Suffering souls.T he N ew Yorker, November 10，2008.

3.Koch, J.L.A.（1888）.K urz ge f asster Leit f aden der Psychiatrie mit besonderer Rucksichtnahme au f die Bedur f nisse der Studierenden, der p raktis-chen A rz te und der Gerichtsarz te.Ravensburg：Ravensburg.

4.http：//en.w ikipedia.org/w iki/Book＿of＿Deuteronomy；公元前7世纪写于耶路撒冷，背景是约西亚王推进的宗教改革（公元前641年～609年在位）。

5.Widiger, T.A.，Corbitt, E.M.，&M illion, T.（1991）.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s.In A.Tasman&M.Riba（Eds.），Rev iew of Psychiatry（vol.11）.Washington, DC：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6.M urphy, J.M.（1976）.Psychiatric labeling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cience 191（4231），1019 1028.

7.Widiger, et al.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s.

8.Pinel, P.（1801）.A bhandlung uber Geisteverirrunger oder M anie.Wien, Austria：Carl Schaumburg.

9.极少有精神分裂症类型的精神病患者同时也符合精神病态的标准。我访谈了超过100名有暴力犯罪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根据精神病态量表测试，只有1例符合精神病态的标准。这位患者非常奇特，幻觉侵蚀了他的思维，导致他极度自负，并促使他犯罪。在我们访谈期间，他的表现不像典型的精神病态者，但仍然坚持做完了严格的精神病态诊断流程，这位患者的得分的确超过了诊断标准。根据我以往的经验以及其他学者的经验，精神病态者很少会有精神病症状。精神病态者有时候会尝试致幻药物。但我们不认为药物导致的短期精神病症状在性质和严重程度上能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相同。

10.Rush, B.（1827）.M edical Inquiries and Observ ations U pon the Dis-eases of the M ind.Philadelphia：Jonkoping.

11.Prichard, J.C.（1837）.A T reatise on Insanity and Other D isorders A f f ecting the M ind.London：Hasw ell, Barrington, and Hasw ell.

12.M audsley, H.，&Harry Houdini Collection（Library of Congress）.（1875）.Responsibility in M ental Disease.New York：D.Appleton and Co.

13.Ray的A T reatise on the M edical Jurisp rudence of Insanity（1838）是第一份系统性论述与犯罪、惩罚有关的精神疾病问题的英文文献（参见Overholser，1962）。Ray, I.（1838）.A T reatise on the M edical Jurisp rudence of Insanity.Boston：Freeman and Bolles.

14.值得一提的是，首先使用“精神病态”一词的可能是奥地利医师、作家Ernst von Feuchtersleben（1806～1849），他撰写了奥地利第一本精神病教科书，T he Princip les of M edical Psychology（1846年英译本）。然而是科赫的工作使得这个词广为人知。

15.Birnbaum, C.（1909）.U ber Psychopathische Personlichkeiten.Eine psychopathologische Studie.G renz f ragen des N ervenund Seelenlebrens.Wiesbaden.

16.卡普曼的第一次会议给出的精神病态症状的完整清单如下：

（1）智力功能正常，但行为极为反常。

（2）说谎，不说实话，毫无理由地说谎。也指病理性说谎或不可信。

（3）对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影响缺乏认识。

（4）行为拒绝改变。

（5）惩罚无法改变其行为。

（6）没有精神病症状的证据（没有幻觉、错觉或异常思维）；这将精神病态与精神分裂症或躁狂抑郁症区分开来。

（7）情感方面很失败；表现为情感无能、情感冷漠、情感表达和范围减少、与他人没有情感联系；无法同他人建立长期情感纽带。

（8）不能感觉到他人的同情或关爱。

（9）无负罪感——负罪感似乎消失了或不存在。

（10）发展性。以上情况从儿童期开始出现，青少年期和成年期继续发展。

（11）很小就常有不良行为。

（12）性乱。

（13）药物滥用，酒精过量，但与酒瘾和毒瘾不同。

17.Alport, G.（1955）.Becoming.New Haven, CT：Yale U niversity Press.

18.Cleckley, H.（1941）.T he M ask of Sanity（1st ed.）.St.Louis, M O：M osby.

19.Hare, R.D.（1980）.A research scale for the assessment of psychopa-thy in criminal populations.Personality&Indiv idual Di f f erences 1（2），111 119.

20.Hare, R.D.（1991）.M anual f or the H are Psychop athy Checklist-Rev ised.Toronto：M ulti-Health Systems.

21.Hare, R.D.（2003）.M anual f or the H are Psychop athy Checklist-Rev ised（2nd ed.）.Toronto：M ulti-Health Systems.

22.如果材料充分，也有可能不经过访谈就评估精神病态。Wong, S.（1988）.Is Hare's Psychopathy Checklist reliable w ithout the interview？Psy-chological Reports 62，931 934.

参见：Serin, R.C.（1993）.Diagnosis of psychopathology w ith and w ith-out an interview.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49（3），367 372.注意，如果不经访谈，使用精神病态量表一般需要文件里有很详实的细节。

Grann, M.，Langstrom, N.，Tengstrom, A.，&Stalenheim, E. G.（1998）.Reliability of file-based retrospective ratings of psychopathy w ith the PCL-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 ssessment 70（3），416 426.

23.精神病态量表的正式评分标准受版权保护，不能在本书中详细披露。

24.性侵犯很难进行精神病态评分。在性侵犯被认为终身都很危险的民法程序中尤其如此。评估精神病态的医生必须训练有素，才能正确诊断并给出准确意见。请注意性侵犯的精神病态得分不高，并不意味着再犯的风险就不高。还要考虑其他风险因素。显然，以性侵儿童犯罪为例，符合恋童癖标准的罪犯再犯的风险就不同于符合性欲错乱标准的罪犯。

25.Robert D.Hare.（1998）.T he Alvor Advanced Study Institute.In Da-vid J.Cooke et al.（Eds.），Psychop athy：T heory, Research and Im p lications f or Society.Dordrecht, T he Netherlands：Kluw er Academic Publishers。参见W.John Livesley&M arsha L.Schroeder.（1991）.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disorder：T he D SM-I I I-R Cluster B diagnoses.Journal of N ervous and M ental D isease 179（6），320；T homas A.Widiger&Elizabeth M.Corbitt.（1995）.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In W.John Livesley（Ed.），T he D SM-IV Per-sonality D isorders.New York：Guilford Press.

26.Widiger, T.A.，Cadoret, R.，Hare, R.D.，Robins, L.，Ruth-erford, M.，Zanarini, M.，et al.（1996）.DSM-IV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field trial.Journal of A bnormal Psychology 105（1），3 16.

第3章　刺客

1.2000至2010年间，美国每年发生的谋杀案超过16 000起。在监狱中精神病态者约占犯罪人员总数的20%，简单估计可知精神病态者每年犯下的谋杀事件超过3000起。据相关研究估计在北美超过44%的执法人员被杀是精神病态者犯下的，黑尔博士则估计有50%的暴力犯罪是精神病态者犯下的（http：//en.w ikipedia.org/w iki/Hare＿Psychopathy＿Checklist）。

2.Hayes, H.G.，Hayes, C.J.，Dunmire, A.J.D.G.，&Bailey, E.A.（1882）.A Comp lete H istory of the L i f e and T rial of Charles Julius Guiteau, A ssassin of President G ar f ield.Philadelphia：Hubbard Bros.

3.John Stuart Ogilvie（1881）.H istory of the A ttem p ted A ssassination of James A.Gar f ield.New York：J.S.Ogilvie&Company.

4.Cleckley, H.（1950）.M ask of Sanity（2nd ed.）.St.Louis：M osby, pp.370 371.

5.Johns, J.H.，&Quay, H.C.（1962）.T he effect of social rew ard on verbal conditioning in psychopathic and neurotic military officers.Journal of Consulting&Clinical Psychology 26，217 220.

6.1882年7月2日《纽约时报》，访问Harold Emmons先生，他是借办公场所给吉特奥的律师。

7.Hayes et al.，p.83.

8.Hayes et al.，pp.116 117.

第4章　精神病态者的脑电图

1.根据2011年美国人口普查，美国大约有68 873 400名成年男性。如果每150名男性有1人符合精神病态标准，在美国就有459 156名男性精神病态者。美国司法部报告称在美国监狱系统关押了2 266 832名犯人；减去女性、青少年和50岁以上的男性，大约有1 772 073名18岁～50岁的男性。假设这些犯人有20%符合精神病态的标准，则大约有354 414名精神病态者被关押，即美国77%的精神病态者关在监狱里。请注意超过50岁的男性也可以是精神病态，但统计资料表明，大部分反社会行为发生在50岁以前。

2.Szymanski, M.D.，Bain, D.E.，Kiehl, K.A.，Pennington, S.，Wong, S.，&Henry, K.R.（1999）.Killer w hale（Orcinus orca）hearing：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and behavioral audiograms.Journal of the A coustical Society of A merica 106（2），1134 1141.

3.Sutton, S.，Braren, M.，Zubin, J.，&John, E.R.（1965）.Evoked-potential correlates of stimulus uncertainty.Science 150（700），1187 1188.

4.Halgren, E.，&M arinkovic, K.（1996）.General principles for the physiology of cognition as suggested by intracranial ERPs.In C.Ogura, Y.Koga&M.Shimokochi（Eds.），Recent A dv ances in Event-Related B rain Po-tential Research（pp.1072 1084）.Amsterdam；New York：Else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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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精神病态者的磁共振成像

1.Yamaguchi, S.，&Knight, R.T.（1993）.Association cortex contri-butions to the human P3.In W.Haschke, A.I.Roitbak，&E.-J.Speckmann（Eds.），S low Potential Changes in the B rain（pp.71 84）.Boston：Birkhauser.

2.Good, C.D.，Johnsrude, I.S.，A shburner, J.，et al.（2001）.A voxel-based morphometric study of ageing in 465 normal adult human brains.N euroimage 14（1，Pt 1），21 36.

3.Ross, E.D.（1981）.T he aprosodias.Functional-anatomicorganization of the affective components of language in the right hemisphere.A rchives of N eurology 38，561 569.

4.Winner, E.，&Gardner, H.（1977）.T he comprehension of meta-phor in brain-damaged patients.B rain 100，717 729.

Gardner, H.，&Denes, G.（1973）. Connotative judgments by aphasic patients on a pictorial adaptation of the semantic differential.Cortex 9（2），183 196.

Cicone, M.，Wapner, W.，&Gardner, H.（1980）. Sensitivity to emotional expressions and situations in organic patients.Cortex 16，145 158.

5.Kw ong, K.K.，Belliveau, J.W.，Chesler, D.A.，et al.（1992）.Dynam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human brain activity during primary sen-sory stimulation.Proceedings of the N ational A 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 89（12），5675 5679.

第6章　糟糕的开端

1.根据https：//w w 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 orld-factbook/geos/xx.html，全世界每分钟有252人出生（每秒4.2人）。保守估计，普通人群中精神病态者的比例为0.05%，这意味着每47.6秒就有一个精神病态者出生。当然如果我们低估了普通人群中精神病态者的比例（有人认为有1%），那其出生率还会高很多。2011年11月11日网站数据。

2.M acDonald, J.M.（1961）.T he M urderer and H is V ictim.Spring-field：C.C.T homas.See also M acDonald, J.M.（1963）.T he threat to kill.A 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0（120），125 130.

3.Bradley, W.E.（1986）.Physiology of the urinary bladder.In P.C.Walsh, B.F.Gittes, A.D.Perlmutter, et al.（Eds.），Cam pbell's U rology（pp.129 185）.Philadelphia：WB Sau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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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实验室的成员称之为基尔麦克唐纳症状假说。

5.Perepletchikova, F.，&Kazdin, A.E.（2005）.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and conduct disorder.In K.Cheng&K.M.M yers（Eds.），Child and A dolescent Psychiatry：T he Essentials（pp.73 88）.Philadelphia：Lippincott, Williams&Wilkins.See also Kazdin, A.E.（2008）.Evidence—based treat-ment and practice：New opportunities to bridge clinical practice research and practice, enhance the know ledge base, and improve patient care.A merican Psychologist 63（3），146 159.

6.也可以使用儿童精神病态量表的口头版，只需将问题读给青少年听，并让他们口头回答。这也许能减少不识字者自陈报告的影响。

7.Frick, P.J.，&Hare, R.D.（2001）.T he A ntisocial Process Screen-ing Dev ice.Toronto, Ontario：M ulti-Health Systems.

8.黑尔精神病态量表青少年版（PCL YV）只适用于12～18岁的青少年。研究者们正在检验PCL YV对更低年龄儿童是否适用。

9.Fink, B.C.，Tant, A.，T remba, K.，&Kiehl, K.A.（in press）.Assessment of psychopathic traits in a youth forensic sample：A method-ological comparison.Journal of A 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0.Frick, P.J.，Kimonis, E.R.，Dandreaux, D.M.，&Farell, J.M.（2003）.T he 4 year stability of psychopathic traits in non-referred youth.Be-hav ior Science&the L aw 21（6），713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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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 cM ahon, R.J.，Witkiew itz, K.，&Kotler, J.S.（2010）.Pre-dictive validity of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measured in early adolescence w ith respect to multiple antisocial outcomes.Journal of A bnormal Psychology 119（4），752 763.

12.Burke, J.D.，Loeber, R.，&Lahey, B.B.（2007）.Adolescent conduct disorder and interpersonal callousness as predictors of psychopathy in young adults[Research Support, N.I.H.，Extramural].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 dolescent Psychology 36（3），334 346.

13.Lynam, D.R.，Caspi, A.，M offitt, T.E.，et al.（2007）.Longi-tudinal evidence that psychopathy scores in early adolescence predict adult psy-chopathy.Journal of A bnormal Psychology 116（1），155 165.

14.O'Keefe, T.O.，Liddle, P.F.，&Kiehl, K.A.（2003，M arch）.N eural sources underlying emotional lexical decision.Post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ociety, New York, NY.

15.Levenson, M.R.，Kiehl, K.A.，&Fitzpatrick, C.M.（1995）.Assessing psychopathic attributes in a noninstitutionalized popul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151 158.

16.Loney, B.R.，Frick, P.J.，Clements, C.B.，et al.（2003）.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impulsivity, and emotional processing in adolescents w ith antisocial behavior problems.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 dolescent Psychology 32（1），66 80.

17.Jones, A.P.，Laurens, K.R.，Herba, C.M.，et al.（2009）.Amygdala hypoactivity tofearful faces in boys w ith conduct problems and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A 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6（1），9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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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常青藤名校的课

1.根据2011年美国人口普查，美国大约有68 873 400名成年男性（18～50岁）。如果150人中有1人符合精神病态标准，则美国就有459 156名男性精神病态者。

2.Kiehl, K.A.，Hare, R.D.，M cDonald, J.J.，&Brink, J.（1999）.Semantic and affective processing in psychopaths：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Psychophysiology 36，765 774.

3.Kiehl, K.A.，Liddle, P.F.，Smith, A.S.，et al.（1999）.Neural pathw ay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ing of concrete and abstract w ords.H uman B rain M ap p ing，（7），225 233.

4.Kiehl, K.A.，Smith, A.M.，M endrek, A.，et al.（2004）.Tem-poral lobe abnormalities in semantic processing by criminal psychopaths as re-vealed by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Psychiatry Research：N euro-imag ing 130，27 42.

5.Kiehl, K.A.（2006）.A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on psycho-pathy：Evidence for paralimbic system dysfunction.Psychiatry Research 142（2 3），107 128.

6.Harlow, J.（1848）.Passage of an iron rod through the head.Boston M edical Surgical Journal 34，389 393.

7.Blumer, D.，&Benson, D.F.（1975）.Personality changes w ith frontal lobe lesions.In D.F.Benson&D.Blumer（Eds.），Psychiatric A spects of N eurological D isease（pp.151 170）.New York：Grune&Stratton.

8.Damasio, A.R.（1994）.Decartes'Error：Error, Reason, and the H uman B rain.New York：Grosset/Putnam.

9.M alloy, P.，Bihrle, A.，Duffy, J.，&Cimino, C.（1993）.T he orbitomedial frontal syndrome.A rchives of Clinical N europsychology 8，185 201.

Stuss, D. T.，Benson, D.F.，&Kaplan, E.F.（1983）.T he involve-ment of orbitofrontal cerebrum in cognitive tasks.N europsychologia 21，235 248.

10.Schnider, A.（2001）.Spontaneous confabulation, reality monitoring, and the limbic system—a review.B rain Research Rev iew s 36（2 3），150 160.

11.A nderson, S.W.，Bechara, A.，Damasio, H.，T ranel, D.，&Damasio, A.R.（1999）.Impairment of social and moral behavior related to ear-ly damage in human prefrontal cortex.N ature N euroscience 2（11），1032 1037.

第8章　青少年精神病态者

1.来源http：//ctjja.org/resources/pdf/factsheet-juvenilecosts.pdf。最高戒备的康涅狄格青少年训练学校（CJTC）每名青少年每年的关押成本，除了每年的运作成本，康涅狄格州建设这家机构还花了5 700万美元，折旧费用没有包括在内。康涅狄格州长约翰・罗兰因欺诈和逃税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10个月，他将CJTC的建筑合同给了一家建筑公司，回报是免费翻修他的度假村。2012年1月10日网站数据。

2.综合所有州的公开数据，关押一名青少年犯罪者一年的平均费用约为10万美元（2011年）。这项估计包括关押在儿童之家、治疗机构和监禁机构的青少年。随着青少年转往最高戒备青少年监狱这样级别越来越高的机构，其费用也逐级递增。资料来源：http：//w w w.justicepolicy.org/ima-ges/upload/09＿05＿REP＿CostsofConfinement＿JJ＿PS.pdf。2007年的估计为每名青少年每年8万8千美元。根据http：//w w w.usinflationcalcula-tor.com/中显示，这大致相当于2011年的＄96，000。2012年1月10日网站数据。

3.M offitt, T.E.（1993）.Adolescence-limited and life-course-persisten-tantisocial behavior：A developmental taxonomy.Psychological Rev iew 100（4），674 701.

4.Forth, A.E.，Kosson, D.S.，&Hare, R.D.（2003）.T he Psy-chop athy Checklist：Youth V ersion.Toronto, Ontario：M ulti-Health Systems.

5.Lynam, D.R.，Caspi, A.，M offitt, T.E.，et al.（2007）.

Longitudinal evidence that psychopathy scores in early adolescence predict a-dult psychopathy. Journal of A bnormal Psychology 116，155 165.Barry, T.D.，Barry, C.T.，Deming, A.M.，&Lochman, J.E.（2008）.Stabili-ty of psychopathic characteristics in childhood—T 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lation-ships.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 ior 35（2），244 262.

Frick, P. J.，Kimonis, E.R.，Dandreaux, D.M.，&Farell, J.M.（2003）.T he 4 year stability of psychopathic traits in non-referredyouth.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 aw 21（6），713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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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orrado, R.R.，Vincent, G.M.，Hart, S.D.，&Cohen, I.M.（2004）.Predictive validity of the Psychopathy Checklist：Youth Version for general and violent recidivism.Behav ioral Sciences&the L aw 22（1），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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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kin, R. T.，Leistico, A.M.，Neumann, C.S.，DiCicco, T.M.，&Duros, R.L.（2004）.Psychopathy and comorbidity in a young offender sam-ple：Taking a closer look at psychopathy's potential importance over 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s.Journal of A bnormal Psychology 113（3），416 427.

7.Frick, P.J.，&White, S.F.（2008）.Research review：T he impor-tance of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for developmental models of aggressive and antisocial behavior.[Review].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9（4），359 375.

8.Viljoen, J.L.，M acDougall, E.M.，Gagnon, N.C.，&Douglas, K.S.（2010）.Psychopathy evidence in legal proceedings involving adolescent of-fenders.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 aw 16，254 283.

Salekin, R. T.（2008）.Psychopathy and recidivism from mid-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Cumulating legal problems and limiting life opportunities.Journal of A bnormal Psychology 117（2），386 395.

9.Fazel, S.&Grann, M.（2004）.Psychiatric morbidity among homicide offenders：a Sw edish population study.A 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1，2129 2131.

Coid, J.（1983）. T he epidemiology of abnormal homicide and murder fol-low ed by suicide.Psychological M edicine 13，855 860.

Wallace, C.，M ullen, P.，Burgess, P.，et al, D.，&Brow ne, C.（1998）. Serious criminal offending and mental disorder：Case linkage study.B 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72，477 484.

10.Neilson, O.，&Large, M.（2010）.Rates of homicide during the first-episode of psychosis and after treatment：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Schizop hrenia Bulletin 36，702 712.

Large, M.&Nielssen, O.（2008）. Evidence for a 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duration of untreated psychosis and the proportion of psychotic homicides pri-or to treatment.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 idemiology 43，37 44.

Large, M.，Smith, G.，Sw inson, N.，Shaw, J.，&Nielssen, O.（2008）. Homicide due to mental disorder in England and Wales over 50 years.B 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3，130 133.

第9章　移动式MRI

1.参见Anderson, D.A.（2011）.T he cost of crime.Foundations and T rends in M icroeconomics，7（3）209 265.同见Kiehl, K.A.，&Hoff-man, M.B.（2011）.T he criminal psychopath：History, neuroscience and eco-nomics.Jurimetrics：T he Journal of L aw, Science, and Technology，355 397.

2.新墨西哥的非营利性心智研究所于2009年更名为心智研究网络。我一般称之为“心智网”。

3.Ermer, E.，Cope, L.M.，Nyalakanti, P.K.，Calhoun, V.D.，&Kiehl, K.A.（2012）.Aberrant paralimbic gray matter in criminal psychopa-thy.Journal of A bnormal Psychology 121（3），649 658.

4.Ermer, E.，Cope, L.M.，Nyalakanti, P.K.，Calhoun, V.D.，&Kiehl, K.A.（2013）.Aberrant paralimbic gray matter in incarcerated male adolescents with“Callous”Conduct Disorder.Journal of the A merican A cade-my of Child and A dolescent Psychiatry 52，94 103.

第10章　减压仓

1.Rice, M.E.，Harris, G.T.，&Cormier, C.A.（1992）.An evalua-tion of a maximum security therapeutic community for psychopaths and other mentally disordered offenders.L aw&H uman Behav ior 16（4），399 412.

2.在美国，1980至2009年间，每年有10万名青少年罪犯被捕。http：//w w w.ojjdp.gov/ojstatbb/crime/JAR＿Display.asp？ID=qa05201

3.http：//en.w ikipedia.org/w iki/Stanford＿prison＿experiment

4.http：//en.w ikipedia.org/w iki/A bu＿Ghraib＿torture＿and＿prison-er＿abuse

5.Caldw ell, M.F.，&Van Rybroek, G.J.（2001）.Efficacy of a de-compression treatment model in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of violent juvenile of-fend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 ender T herap y and Com p arative Crimi-nology 45（4），469 477.

Caldw ell, M. F.，&Van Rybroek, G.J.（2005）.Reducing violence in serious juvenile offenders using intensive treat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 aw and Psychiatry 28（6），622 636.

Caldw ell, M. F.，M cCormick, D.J.，U mstead, D.，&Van Rybroek, G.J.（2007）.Evidence of treatment progress and therapeutic outcomes among adolescents w ith psychopathic features.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 ior 34（5），573 587.

6.Caldw ell, M.F.，Vitacco, M.，&Van Rybroek, G.J.（2006）.A re Violent Delinquents Worth T reating？：A Cost-Benefit Analysis.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43（2），148 168.

Caldw ell, M. F.（2013）.T reatment of adolescents w ith psychopathic fea-tures.In K.A.Kiehl&W.Sinnott-A rmstrong（Eds.），H andbook of Psy-chop athy and L aw.New York：Oxford Press.

第11章　连环杀手揭秘

1.Du, W.，Li, H.，Calhoun, V.D.，et al.（2012）.High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for schizophrenia w ith rest and task fMRI data.Frontiers in H u-man N euroscience 6，145，1 12.

2.Calhoun, V.D.，M aciejew ski, P.K.，Pearlson, G.D.，&Kiehl, K.A.（2008）.Temporal lobe and“default”hemodynamic brain modes discrimi-nate betw een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H uman Brain M ap p ing 29，1265 1275.

3.Ermer, E.，Kahn, R.E.，Salovey, P.，&Kiehl, K.A.（2012）.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incarcerated men w ith psychopathic traits.Journal of Personality&Social Psychology 103（1），194 204.

4.任何回答都不能为布莱恩・杜根犯下的谋杀罪辩护。我的问题是为了研究他杀人的原因或逻辑。通过了解他的动机，我们就有可能用类似门多塔青少年治疗方案那样的认知行为疗法矫正这些犯罪动机。

5.Burns, J.M.，&Sw erdlow, R.H.（2003）.Right orbitofrontal tumor w ith pedophilia symptom and constructional apraxia sign.A rchives of N eurology 60（3），437 440.

6.美国最高法院使用的说法是智力迟钝，但这个术语在学术界已不再流行。我采用的说法是智障。

7.T hom pson v.Oklahoma，487 U.S.815（1988）.

8.Harenski, C.L.，Harenski, K.A.，Shane, M.S.，&Kiehl, K.A.（2010）.Aberrant neural processing of moral violations in criminal psycho-paths.Journal of A bnormal Psychology 119，863 874.

9.Callicott, J.H.，Ramsey, N.F.，Tallent, K.，et al.（1998）.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brain mapping in psychiatry：methodo-logical issues illustrated in a study of w orking memory in schizophrenia.N euro-psychopharmacology 18（3），186 196.

10.Ermer, E.，Cope, L.M.，Nyalakanti, P.K.，et al.（2012）.Aberrant paralimbic gray matter in criminal psychopathy.Journal of A bnormal Psychology 121（3），649 658.

Ermer, E.，Cope, L. M.，Nyalakanti, P.K.，et al.（in press）.Aber-rant paralimbic gray matter in incarcerated male adolescents w ith“Callous”Con-duct Disorder.Journal of the A merican A cademy of Child and A dolescent Psy-chiatry.

11.对照组，包括从普通人群招募的健康正常对照组和从监狱人群招募的被监禁非精神病态者对照组。

附录A　人名译名表

阿什顿・库彻　A ston Kutcher

埃德温・布斯　Edw in Booth

埃里克・哈里斯　Eric Harris

埃米尔・克雷珀林　Emil Kraepelin

艾尔莎・埃尔梅拉　Elsa Ermer

艾伦・凯斯丁　Alan Kazdin

艾萨克・雷　Isaac Ray

安德鲁・约翰逊　A ndrew Johnson

安德娜・史密斯　A ndra Smith

保罗・布罗卡　Paul Broca

保罗・弗里克　Paul Frick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本・卡普曼　Ben Karpman

本杰明・拉什　Benjamin Rush

比尔・理查德森　Bill Richardson

布莱恩・杜根　Brian Dugan

布莱恩・莫克　Bryan M ock

布鲁斯・福斯特　Bruce Forster

查尔斯・吉特奥　Charles Julius Guiteau

大卫・凯特斯　David Cates

黛布拉・龙　Debra Long

迪恩娜・霍伊辛顿　Deanna Hoisington

迪克・马蒂斯　Dick M attice

迪伦・克莱伯德　Dylan Klebold

多萝西・史密斯　Dorothy Smith

菲利普・皮奈尔　Philippe Pinel

菲涅斯・盖奇　Phineas Gage

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　Fredrick Law Olmstead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该隐　Cain

戈弗雷・皮尔森　Godfrey Pearlson

格雷戈・范・吕布洛克　Greg Van Rybroek

哈罗德・施瓦茨　Harold Schw artz

汉尼拔・莱克特　Hannibal Lecter

赫维・克勒利　Hervey Cleckley

亨利・莫兹利　Henry M audsley

亨利・斯登　Henry P.Stearns

惠特曼　Walt Whitman

吉姆・埃利斯　Jim Ellis

吉姆・卡瓦诺　Jim Cavanaugh

简米・凯特斯　Jamie Cates

杰瑞德・拉夫纳　Jared Loughner

金贝莉・凯特斯　Kimberly Cates

卡尔・弗里斯顿　Karl Friston

卡拉・哈伦斯基　Carla Harenski

卡罗琳・埃德温　Carolyn Aldw in

卡森・斯麦利　Carson Smiley

凯文・弗隆　Kevin Furlong

科赫　J.A.A.Koch

克里斯・格里布尔　Chris Gribble

奎因・格罗佛　Q uinn Glover

拉里・沃尔德　Larry Wald

莱斯・西尔弗斯坦　Les Silverstein

劳拉・科佩　Lora Cope

雷恩・马什　Len M arsh

里奇・戴维逊　Richie Davidson

露丝・布莱克　Ruth Black

罗伯特・黑尔　Robert D.Hare

罗伯特・耐特　Robert Knight

罗素・克劳　Russell Crow e

迈克尔・葛詹尼加　M ichael Gazzaniga

迈克尔・嘉威尔　M ichael Caldw ell

迈克尔・列文森　M ichael Levenson

迈克尔・辛曼斯基　M ichael Szymanski

麦基斯　M acheath

皮特・多麦尼斯　Pete Domenici

皮特・沙洛维　Peter Salovey

普拉桑特・尼亚拉坎蒂　Prashanth Nyalakanti

乔治・曼根　George M angun

切斯特・亚瑟　Chester A.A rthur

山口　Yamaguchi

史蒂夫・格兰特　Steve Grant

史蒂夫・格林伯格　Steve Greenberg

斯蒂芬・摩尔斯　Stephen M orse

斯蒂芬・斯派德　Steven Spader

泰奥弗拉斯托斯　T heophrastus

泰德・邦迪　Ted Bundy

唐・莱曼　Don Lyman

唐・詹姆斯　Don James

唐娜・布朗　Donna Brow n

特鲁迪・肖　T rudy Shaw

提姆・哈珀　Tim Harpu

托德・帕里什　Todd Parrish

托马斯・哈里斯　T homas Harris

威廉・马科斯　William M arks

威廉・苏厄德　William Sew ard

文斯・卡尔霍恩　Vince Calhoun

文斯・克拉克　Vince Clark

沃尔特・辛诺特阿姆斯特朗　Walter Sinnott-A rmstrong

希拉里・布隆伯格　Hilary Blumberg

雪莉・威廉姆森　Sherrie Williamson

雅尼娜・妮卡里科　Jeanine Nicarico

亚当・兰扎　Adam Lanza

亚历克斯・麦凯　Alex M ackay

亚伦　Aaron the M oor

埃兹拉・弗里德曼　Ezra Friedman

尤恩・瓦达　Juhn Wada

约翰・歌德　John Goethe

约翰・纳什　John Nash

约翰・威尔克斯・布斯　John Wilkes Booth

约翰・韦恩・盖西　John Wayne Gacy

约翰・希布鲁克　John Seabrook

约翰・欣克利　John Hinckley Jr.

约翰・布林克　Johann Brink

詹姆士・帕佩茨　James Papez

詹姆斯・霍尔姆斯　James Holmes

詹姆斯・加菲尔德　James A.Garfield

詹姆斯・普里查德　James Prichard

赵承熙　Seung Hui Cho

朱迪・福斯特　Jodie Foster

朱尼厄斯・布鲁图斯・布斯　Junius Brutus Booth

附录B　专用名词译名表

《沉默的羔羊》　T he Silence of the L ambs

《黑道家族》T he Sop ranos

《黑尔精神病态量表手册》修订版　M anual f or the H are Psychop athy　Checklist-Rev ised

《换子疑云》　Changeling

《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T 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 anual（D SM）f or M ental Illnesses

《精神健全的面具》　T he M ask of Sanity

《每日神权者》　T he D aily T heocrat

《纽约先驱报》　N ew York H erald

《三文钱的歌剧》　T hreepenny Opera

《生物精神病学》　Biological Psychiatry

《塔科马新闻论坛报》　T acoma N ew s T ribune

《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　T itus A ndronicus

阿伯茨福德　A bbotsford

阿布格莱布监狱　A bu Ghraib Prison

阿尔布开克　Albuquerque

阿莱格拉磁共振仪　Allegra MRI

艾萨克・雷中心　Isaac Ray Center

安非他明　amphetamine

奥奈达社团　Oneida Community

保护研究受试者办公室　Office of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s

贝拉明预备高中　Bellarmine Preparatory High School

悖德狂　moral insanity

比塞特医院　Bicêtre Hospital

边缘系统　limbic system

边缘型人格障碍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宾夕法尼亚大学　U 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布鲁克斯烤肉屋　Brooks House of Bar-B-Qs

布鲁特斯　Brutus

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岛叶　insula

杜佩奇县　DuPage County

对立违抗障碍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儿童精神病态量表　Child Psychopathy Scale

反社会筛查量表　A ntisocial Process Screening Device

范德比尔特大学　Vanderbilt U niversity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Virginia Tech U niversity

弗农山　M ont Vernon

高阶感觉皮质　higher order sensory cortices

哥伦拜恩高中　Columbine High School

格兰特　Grants

功能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国家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哈特福德医院　Hartford Hospital

海马复合体　hippocampal complex

海马体　hippocampus

汉姆史密斯医院　Hammersmith Hospital

后扣带　posterior cingulate

惠特尼峰　M ount Whitney

获得性反社会人格　acquired sociopathic personality

基于像素的形态分析法　voxel-based morphometry

吉布森牛排馆　Gibson's Bar and Steakhouse

集体疗法　group therapy

加拿大惩教部　Canadian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健康服务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Services

精神病态旁边缘功能障碍模型　paralimbic dysfunction model of　psychopathy

康涅狄格青少年训练学校　Connecticut Juvenile T raining School

扣带皮质　cingulate cortex

眶额叶皮质　orbital frontal cortex

冷酷无情　callous and unemotional

冷酷无情特质问卷　Inventory of Callous-U nemotional T raits

冷酷型品行障碍青少年　callous conduct disordered youth

列文森自陈式精神病态量表　Levinson Self-Report Psychopathy Scale

麻省总医院　M 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麦克阿瑟基金会　John T.and Catherine D.M acA rthur　Foundation

麦克唐纳症状　M acDonald T riad

梅纳德少管所　M enard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for boys

美国非洲海洋世界　M arine World Africa USA

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 buse

美国精神病学会　A 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美国精神健康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s of M ental Health

美国药物滥用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 buse

美国医疗运输设备公司　M edical Coaches Inc.

门多塔精神健康中心　M endota M ental Health Center

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　M endota Juvenile T reatment Center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　M innesota M 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命令性幻听　auditory command hallucinations

莫顿牛排餐厅　M orton's Steakhouse

内珀维尔　Naperville

内生奖励　intrinsically rew arding

内生理对照　internal physiological control

颞极　temporal pole

欧林神经精神病学研究中心　Olin Neuropsychiatry Research Center

旁边缘区　paralimbic regions

品行障碍　Conduct Disorder

前额叶　prefrontal cortex

前扣带　anterior cingulate

强力疗法　intensive treatment

强迫症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亲社会情感不足　limited prosocial emotions

青少年诊断检测中心　Youth Diagnostic Detection Center

情感词汇判断任务　emotional lexical decision task

情感记忆范式　emotional memory paradigm

全美橄榄球联盟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认知行为疗法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桑迪・胡克小学　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

沙斯塔峰　M ount Shasta

新墨西哥州少年儿童和家庭部　New M exico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Department

生活研究所　Institute of Living

事件相关电位　event related potential

适应不良　maladaptive

说谎癖　mendacity

斯坦福监狱实验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塔科马　Tacoma

谈话疗法　talk therapy

陶斯滑雪谷　Taos Ski Valley

听觉脑干反应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统计参数图　Statistical Parametric M apping

凸显刺激　salient stimuli

伪精神病态　pseudopsychopathy

瓦利霍（美国加利福尼亚港市）Vallejo

线状体肌病　nemoline myopathy

心智研究所　M ind Institute

新墨西哥大学　U niversity of New M exico

新墨西哥西部惩教监狱　Western New M exico Correctional Facility

新异刺激任务　Oddball Task

杏仁核　amygdala

血氧浓度相依对比　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

异模联络皮质　heteromodal association cortex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 niversity

躁狂抑郁症　bipolar disorder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酌情管理　contingency management

自闭症　autism

自陈问卷　self-report inventory

自我实现的预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1]虎鲸：哺乳动物。虎鲸是鲸类中的“语言大师”，能发出62种不同声音，且其意义也均不同。虎鲸有着极其发达的声波听觉系统。

[2]我修改了访谈对象的姓名及特征，以免泄露他们的身份。

[3]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是一种新兴的神经影像学方式，其原理是利用磁振造影来测量神经元活动所引发之血液动力的改变。——译注

[4]脑白质：是大脑内部神经纤维聚集的地方，由于其区域比细胞体聚集的大脑表层颜色浅，故名脑白质。——译注

[5]汉尼拔是2001年出品的犯罪悬疑影片《汉尼拔》的主角。片中，汉尼拔是一位神秘的高智商的食人魔变态心理医生。

[6]强化疗法又称操作条件疗法，是指系统性应用强化手段去增加某些适应性行为，以减弱或消除某些不适应行为的心理治疗方法。

[7]译注：阿什顿・库彻，美国喜剧演员，著名电视节目《明星大整蛊》的制作人兼演员，这个节目用隐藏式摄影机的手法拍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