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FATHER'S PARADISE：A Son's Search for His Jewish Past in Kurdish Iraq or A Son's Search for His Family's Past

Copyright © 2008 by Ariel Sabar

Published by arrangment with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a division of Workman Publishing Company，Inc.，New Yor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New Star Press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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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亲的失乐园/（美）阿里埃勒·萨巴尔著；徐丽松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133-2799-2

Ⅰ．①父…　Ⅱ．①阿…②徐…　Ⅲ．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Ⅳ．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8724号

父亲的失乐园

（美）阿里埃勒·萨巴尔 著；徐丽松 译

责任编辑：汪　欣

特约编辑：王　萌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鲁明静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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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60mm×970mm　1/16

印　　张：28.75

字　　数：342千字

版　　次：2017年9月第一版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799-2

定　　价：6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我一直思考世界上第一个语言是什么。许多人认为，最古老的语言是亚拉姆语，人类不需要被教导，天生就会说它。而且，据说如果一个初生婴儿被放在沙漠中央，只有一个哑巴奶妈照顾他，他还是会自然地说出亚拉姆语。

——亚伯拉罕·依卜恩－埃兹拉

（Abraham Ibn-Ezra，十二世纪诠释者和语言学家）

主要人物

埃弗拉伊姆：曾祖父，伊拉克北部札胡地区唯一的染布师傅。

哈莎蕾：曾祖母，梅纳什的姐姐。

梅纳什：外曾祖父，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娶了“恶毒继母”阿拉碧。

莉芙嘉：外曾祖母，死于难产。

拉哈明：祖父，萨巴嘎家族长子，身材矮小，极具商业头脑。米里亚姆：祖母，善良坚韧的女性，擅长做葡萄叶饭卷。

莉芙嘉：姑姑，出生后不久被乳母带走，失去联系。

约拿：父亲，出生于札胡，后随全家移民至以色列，先后就读于希伯来大学、耶鲁大学，任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亚拉姆语研究，酷爱摩卡冰沙。

史蒂芬妮：母亲，美国籍犹太人，曼哈顿商人之女，直率且没有戒心。

阿里埃勒：本书作者，出生于洛杉矶，原本对自己的家族历史一无所知，直到他也成为父亲。

目录

主要人物

撰述方法说明

引言Introduction

第一部　札胡ZAKHO

01　名字的玄机What's in a Name

02　河中之岛An Island in a River

03　一本亮晶晶的书A Book with Shining Pages

04　烂玉米Rotten Corn

05　长辈的预谋A Surprise

06　染布师傅的儿子The Dyer's Son

07　拇指小姑娘Little Thumb Girl

08　女人的用处A Woman's Purpose

09　向先知祷告A Prayer to the Prophet

10　一步路也不白走No Wasted Steps

11　失落在亚述大地上Lost in the Land of Assyria

12　与天使说话Speaking with Angels

13　犹太人原本就是阿拉伯人Arabs Before Jews

15　高山是我们唯一的朋友The Mountains Are Our Only Friends

16　僵在巴格达Freezing in Baghdad

17　吊刑Hanging

18　让哈吉说话吧！Let the Hajji Speak

19　这次实在帮不上忙Can't Help This Time

20　去他妈的书To Hell with Books

21　让我的族人走吧Let My People Go

22　合宜的文明程度A Suitable Level of Civilization

23　上帝自有安排God Will Provide

24　伊拉克邮票Iraqi Stamps

第二部　以色列ISRAEL

25　亲吻大地Kissing the Ground

26　犹太会堂都在哪里？Where Are the Jewish Synagogues？

27　赫茨尔的大胡子Herzl's Beard

28　你是库尔德人？Ana Kurdi

29　我们可是全札胡最棒的Some of the Best in Zakho

30　约翰·萨维治John Savage

31　梦游走出窗外Sleepwalking out Windows

32　人类的兄弟情The Brotherhood of Man

33　黄金做的女人Gold

第三部　亚拉姆语ARAMAIC

34　我们的话Lishana Deni

36　全世界都属于上帝It's All God's World

37　你的het和ayin跑哪去了？Hets and Ayins

38　扬弃自身传统的泉源Abandoning the Fountainhead

39　流散与救赎Exiled and Redeemed

40　对活生生的方言进行系统性描述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a Living Dialect

41　奔向他乡Getting Lost

第四部　耶鲁YALE

42　挽歌的语言Aramaic for Dirges

43　直落深井To a Deep Well

44　传道任务Missions

45　一支纪念蜡烛A Memorial Candle

46　他们可是国王？Are They Kings？

47　犹如奇幻仙境Some Enchanted Place

第五部　父亲与我FATHER AND SON

48　失去声音Speechless

49　哈布尔河上的好莱坞Hollywood on the Habur

50　弥赛亚来了Coming of the Messiah

51　圣约Covenants

第六部　归乡THE RETURN

52　札胡水长流River Keeps Flowing

54　哈布尔河Habur

55　亲吻你儿子们的眼睛Kiss the Eyes of Your Sons

56　土耳其糖果或约旦杏仁Turkish Delights or Jordan Almonds

57　天堂赐予的礼物Heaven Sent

58　追寻亲人的鬼魂Chasing Phantoms

59　恐怕会出乱子A Disaster，God Forbid

60　问题很棘手Kind of a Problem

61　濒临崩溃Breakdown

62　“那个犹太女孩还活着”“The girl，the Jew，is alive.”

63　真假莫辨Convenient Truths

第七部　不是尾声CONCLUSION

64　失乐园Paradise Lost

65　摩卡冰沙Ice-Blended Mocha

66　萨巴的音乐Saba's Music

鸣谢Acknowledgments

与阿里埃勒·萨巴尔对谈A Conversation with Ariel Sabar

参考书目选粹Selected Bibliography

撰述方法说明

为了撰写本书，我做了许多研究，访问将近百位亲戚、家族友人、学者及其他相关人士，并在美国、以色列和英国的图书馆、典藏中心、政府档案数据中心进行研究。我前往伊拉克、以色列及美国多个城市，亲自深入观察重要的叙事场景，并收集家族信件、日记、照片和官方文件，详读我祖母的口述家族历史录音转译资料。我在数不清的日子里用各式各样的问题骚扰我的父亲。我想尽办法找到所有可能为我的家族历史提供有趣讯息的亲戚和旧识。

不过，本书内容虽然大体上不是虚构，但并非正式历史和传记，也不是一篇新闻采访。当叙事中的某些环节无法精确考证，例如因为关键人物早已去世，或记忆已经模糊，我会在已知事实的基础上发挥某种程度的想象力，设法重建出某个场景或对话的可能样貌与细节。

一部关于个人家族历史的书写在性质上必然属于主观范畴，但我试着让所有情节都能在较为广义的情感内涵层面上忠于家族故事的实况。

对于书中发生在以色列的家人间的争端，我改写了相关人物的名字，因为他们已不在人世，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为了让叙事更加流畅，我也以拼凑的方式塑造了几个非核心人物。另外，书中涉及当前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情节中，为了考虑当事人的安全，我改写了所有协助过我的人的名字。

Map illustration by Laura Williams

库尔德地区

Black Sea：黑海

Caspian Sea：里海

Mediterranean Sea：地中海

Persian Gulf：波斯湾

Lake Van：凡湖

Lake Urmia：乌尔米亚湖

Tigris River：底格里斯河

Euphrates River：幼发拉底河

Arbil：埃尔比勒

Baghdad：巴格达

Basra：巴士拉

Diyarbakir：迪亚巴克尔

Mosul：摩苏尔

Nineveh：尼尼微

Tusani：吐桑尼

Zakho：札胡

IRAN：伊朗

IRAQ：伊拉克

ISRAEL：以色列

KUWAIT：科威特

LEBANON：黎巴嫩

SYRIA：叙利亚

SAUDI ARABIA：沙特阿拉伯

TURKEY：土耳其

引言

Introduction

我是萨巴尔家族的家庭故事看守人，是家族荣誉的护卫，是家族传统的捍卫者。身为一名库尔德父亲的长子，大家说这些都是我的职责。但我打从出生前就开始抗拒这份责任。

我和父亲的第一场冲突是因为我的名字，他希望将我取名为“阿拉姆”（Aram），这是古代叙利亚一个地区的名称，三四千年前最初的亚拉姆语（Aramaic）族裔部落就居住在那里。如果儿子名叫阿拉姆，一条承载三千年历史的时空之线仿佛应运而生，将迂回地穿越以色列和库尔德斯坦，把我们拉回哈布尔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那片土地。在迷蒙的远古时代，我父亲的族语就是在那个地方开始从人类的唇齿之间滑坠而出。如果儿子名叫阿拉姆，父亲就能把这个关于族群的伟大天赋权利传给儿子，这个儿子继而再传递给下一代，香火绵延不息，就像童话中的国王和王子，世代相传。

我父亲当初也许抱着这样的思维，不过我母亲倒是打着另一个算盘。她似乎在我出生前就非常了解我，因为她很不认同阿拉姆这个名字。她身为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社工人员兼教师，知道学校里的小朋友对名字古怪的同学会有多残忍。她告诉我父亲，阿拉姆这名字绝对行不通。

所以早在我还没出生之前，我就已经赢得漂亮的第一击。

发生在我和父亲之间的是一种缩小版的文明冲突。他是古代的库尔德斯坦，我则是一九八〇年代的洛杉矶。

他在伊拉克北部一个沙尘漫天的小镇长大，和一群人挤在一栋没水没电的简陋土砖屋里。我则是在一幢位于西洛杉矶林荫幽森的优雅街道上、以白色灰泥粉刷得美轮美奂的大别墅中长大，附近随时有标示着“贝莱尔巡逻队”(1)的私人警务巡逻车穿梭，治安好得不得了。

我们家在1972年、在我一岁大时迁居到洛杉矶，当时父亲获聘为UCLA的大学教授。但他的现代意识却几乎完全没有因为我们搬到这个充满现代感的地区而有所提升。他会到J．C．Penney平价百货的折扣区购买设计师为打高尔夫球的场合所设计的粉色方格图案西装，接着自以为很体面地穿去参加大学学务会议。我都是在滨海度假城镇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冲浪用品店购买百慕大裤和T恤，这些装扮简直就是我的制服，我连冬天到康涅狄格州拜访母亲的家人时都是这身打扮。

父亲的一头蓬乱卷发是以每支才半美元的廉价刮胡、整发两用工具自己剪出来的；我则是从小就由妈妈带到贝弗利山庄的高级沙龙设计，再用大量发胶雕塑出的时髦发型。父亲老是用他老旧的杂牌录音机播放一首又一首的库尔德族哀歌，就算电池匣坏了，还拿橡皮筋固定住电池继续用；我则爱坐在我那套最先进的摇滚鼓组前，边听私下录制的呛辣红椒乐团（Red Hot Chili Peppers）歌曲边打拍子。

父亲习惯穿着一件磨旧的浴袍，整天坐在家中的办公室里用亚拉姆文在索引卡上写下一些隐晦难懂的注解；我则整天在偌大的后院里跟一群玩滑板的哥们儿一起打造起跳台。父亲说的是荒腔走板、错误百出的怪腔怪调英语，我说的则是油腔滑调的加州英语，经常就冒出rad（红）、lame（逊）、mellow（放轻松）这些流行用语。

我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场面真是不好看。我会大发雷霆，连珠炮般的三字经回荡在整栋房子里。他先是气得七窍生烟，百思莫解当人家儿子的人怎么会对父亲有这样的行为，而后他会用假设安慰自己：美国小孩就是这么无可救药。

不过，我多数时候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他活在他的星球上，我活在我的世界里。

我也不记得确切的时间点了，总之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个阶段，我甚至不再以亚拉姆语中的“父亲”叫他“阿爸”（Abba）或“爹地”。他就只是一个名字——约拿（Yona），一个外表和说话怪里怪气、穿着打扮也很诡异的人，他不过是碰巧和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他可以是我父亲，也可以不是——这要看是谁问我这个问题。

很快地，这一切就不再重要了。我离家到新英格兰念大学，毕业后在报社找了一份工作。我的生活里充斥着伟大的故事，每天喝着一杯又一杯的咖啡，心情澎湃激昂地撰写报道。某个警察在街头遭到残酷枪杀；某个议员贪污，结果被人赃俱获；某家工厂又将废弃物非法排入河川……

父亲成天关在家中办公室做研究，家中孩子一一上大学后，他更将自己深深埋进他那个外人搞不清楚的族群——库尔德斯坦犹太人的世界里，探讨他们的语言与民俗文化。有时候，我不禁怀疑当初医院产房是不是弄混了。说不定真有那么一个不负族人所望的阿拉姆人生活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反倒是他那以保时捷跑车代步、在好莱坞当经纪人的爸爸不知道该怎么跟安静的儿子沟通，绞尽脑汁也找不到办法把儿子抽离出那本已经快翻烂的《亚拉姆语魔碗文献中的语言特性》(2)。

经过漫长的岁月，我才逐渐领悟到我可能错怪了自己的父亲——我可能真的是他的儿子。这个转折点出现在2002年12月一个寒风刺骨的夜里，那天我太太生下了我们的长子。这孩子是个头发乌黑细致的男孩，双眼有如灯笼般散发温柔的光芒。他叫赛斯，他和我之间日后会不会出现裂痕，就像我和我父亲那样？他会不会也认为自己无法从父亲身上学到什么，而父亲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教他？

“你到底是谁？”当赛斯的妈妈在那个冬夜里把他放进我的臂弯中，他似乎正用那炯炯有神的目光询问我。

那年我已经三十一岁，但这个问题让我无言以对。

我花了很多力气才调整好我与父亲、儿子的关系。我一点儿都不宽宏大量，自我防卫心很强，说什么也不可能觉悟般地回家请父亲宽恕我，或到某个录影棚里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与父亲相拥而泣。

于是我做了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我拿出我的记者笔记本。心想，如果我问的问题够多，挖掘到相当深度，或许我就能在我和父亲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找到一座连接两端的桥梁。

父亲的人生奠基在一个概念上：过去比什么都重要。他的族群——库尔德斯坦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犹太裔流散群体。这些人脚踏实地，勤奋不懈，而且高度迷信；将近两千七百年来，他们生活在遥远偏僻的山区村落，四周虽然有愈来愈多的穆斯林库尔德人，但他们从未扬弃祖先传下来的语言：亚拉姆语。两千年来，亚拉姆语曾经是近东地区的通用语言，它是耶稣的主要语言，一部分的圣经便是以这个语言书写，三个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先后以它作为官方语言。但1938年我父亲出生时，亚拉姆语早已奄奄一息。伊斯兰军队在公元七世纪征服中东地区之后，当地的犹太人便逐渐改用周遭穆斯林使用的阿拉伯语。亚拉姆语只残存在一个地方——也就是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及一部分基督教徒的唇齿之间。

遥远的过去就这么停驻在父亲的族人身上，透过他们不断流传。语言有如这些人的生命线，将他们与一个不复存在的时空紧紧相连。

我父亲相信那个过去就是他的锚定点。如果断了与祖先之间的血脉，我们就会无所适从，特别是在这个洛杉矶郊区的都会荒原中。他凭着这份信念，努力当上新亚拉姆语（Neo-Aramaic）教授，并成为该领域的佼佼者。新亚拉姆语这个听起来很新鲜的名词其实代表的是我父亲族语的生命末期，是语言消失前的最后鸣喘。父亲不遗余力地挽救这个母语的作为受到高度肯定，学术成就攀升到UCLA的顶峰，与一些在各自领域中成绩斐然、名声享誉国际的大教授平起平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2002年出版的犹太新亚拉姆语与英语对照字典，那是人类史上第一本此类字典，仿佛一座金碧辉煌的坟墓，收容一种垂死的文字。

学术期刊《地中海语言研究评论》（Mediterranean Language Review）称这部字典为“三十多年锲而不舍的语言学研究活动获致的登峰造极之作……由于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起库尔德斯坦犹太人大量移居以色列，犹太新亚拉姆语的各方言目前均已濒临绝迹；有鉴于此，作者的努力更显珍贵，一个即将从地表消失的语言及文化实体因之获得记录保存，”评论家写道：“但愿世界上每一个濒危语言都能有如此优秀且敬业的母语使用者致力保存，使其免受完全遗忘。”多年来，包括哈佛、耶鲁、剑桥、索邦在内的许多世界顶尖大学陆续邀请他开班授课。

父亲的崇拜者不止来自学术圈。由于我们住在洛杉矶，好莱坞制片人也经常来访，因为他们想找一个会说耶稣语言的人。父亲经常难以理解这些人要他做的到底是什么，但总是本着一股天真的热血拔刀相助。有一次《圣境预言书》（The Celestine Prophecy）的电影版制作群请他帮忙想“核融合”该怎么翻译成亚拉姆语，结果他略带歉意地回说亚拉姆语的语言发展比核子科学更早。

“那你编个新字。”制片人怂恿道。

结果父亲果真想出一个近似词。“‘种子混合’怎么样？”父亲说。他的解释是，“种子”就像“核子”，“混合”就是“融合”。

“过关！”导演叫道。

1977年的电影《噢，上帝！》（Oh，God！）中约翰·丹佛（John Denver）用古亚拉姆语向饰演全能上帝的乔治·伯恩斯（George Burns）问了一道谜语，那几句话也是我父亲编写的。他近期则帮HBO频道喜剧影集《消消气》（Curb Your Enthusiasm）中的某个演员学会用亚拉姆语说出“我的脚！我的脚！”

“说慢点，”制作人指示道，“就像你踩到钉子，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他帮好莱坞做这种工作所得的报酬都不多，而且有点儿天真的他从没想过向制作单位多要点儿钱。在洛杉矶这个与库尔德斯坦老家距离几乎可用光年计的地方，居然真有人对他的语言感兴趣，这件事反倒让他非常开心。

我父亲是何方神圣？他为什么远走他乡？我撰写本书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希望能勾勒出他在从库尔德斯坦山丘到洛杉矶高速公路的这趟人生旅途中跨越的重重地理障碍及语言隔阂。但我还想思索其他更大的问题：我们的过去有什么价值？当我们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我们究竟从中获得了什么？

对我父亲那一代的许多犹太裔库尔德人而言，答案是“所获不多”。他们移民到以色列后被贬抑成来自落后地区的土包子，许多人因而放弃自己的文化，而且不认为将之传给后代有任何用处。但谁能责怪他们？当时的以色列上下正依据欧洲的理想形塑新的国族认同，故乡的一切仿佛无谓的重担，不如抛诸脑后。但基于某些复杂的理由，我父亲无法放下那一切。对他而言，过去就像一个藏身之地，能带来安全感。他发现如果能谨慎地处理过去，从恰当的视角研究它，那么过去是可以把人带向新世界的。

当我年纪还小时，我本以为躲开父亲以及他那诡异的外形和奇怪的口音是明智之举。但是，我是否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要是过去其实是一个人能得到改造与救赎的契机呢？

我在父亲与他的母语之间那种魂牵梦萦的关系中，隐约瞥见了一个事实：如果一个人懂得杠杆操作的奥妙，他将能让光阴凝结得够长久，借此挽救他最珍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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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贝莱尔（Bel-Air）是洛杉矶西北郊毗邻贝弗利山的高级住宅区。

(2) 魔碗（incantation bowl）是西亚及北非在前基督教时期流行的驱邪道具，碗身刻有魔咒。

第一部　札胡

ZAKHO

札胡之路，1957年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St．Antony's College，Oxford.

Freya Stark Collection．Album Iraq North No.119

01　名字的玄机

What's in a Name

“你是哪一个？是阿里埃勒·萨巴尔还是阿里埃勒·萨巴嘎（Ariel Sabagha）？”胖男人用他仅存的一只好眼睛打量着我问，“哪一个？”

2005年2月，我在一个寒气凛冽的夜里来到耶路撒冷一个布满沙砾的街区—卡塔蒙（Katamon）。这里是耶路撒冷库尔德人区的核心地带，坐落着一排排苏联风格的公寓大楼；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五〇年代曾将经济条件最差的移民安置在这里，大多数人都在此终老一生，直到殡葬公司的大胡子工作人员移走他们的遗体。这里的阳台上挂满晒衣绳，绳上悬吊着五颜六色的花卉图案家居服，中庭里的葡萄藤在冷得不寻常的空气中干瘪萎缩，了无生气。我之所以来到此地，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我的家族。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曾祖父埃弗拉伊姆·贝赫·萨巴嘎（Ephraim Beh Sabagha）的故事。(1)他生前住在伊拉克北部靠近土耳其边界的城镇札胡时，是当地唯一的染布师傅。但他在地方上出名不是因为他摆在市场摊位上那一桶桶的染料，而是他每天夜里在札胡犹太会堂行祈祷礼时穿透石墙传出的诡异叫声。人们窃窃私语地告诉我，“他是在跟天使说话。”

几天前，我找到他唯一尚存的照片，照片被生锈的订书针固定在一本以色列内政部签发的身份册上，册子还带着泡过水的痕迹。这张照片拍摄于1951年，他在那年从伊拉克移民到以色列。他的脸庞带有一种充满喜乐的灵动，眼角略微下垂的双眸盈满笑意，似乎因为看到了大千世界的神奇而狂喜；他的唇间隐约荡漾着一丝微笑，仿佛有什么小秘密正亟欲迸发而出；围在头上的波西亚（poshiya）牌头巾将他的耳朵挤出古怪的角度；乌黑的大胡子浓密蓬乱，下巴上又闪动着几缕银光，有如岁月之火正要燃烧出浓浓秋意。这张脸让我看得目不转睛，许久以后才注意到他的身体。这张照片只呈现他胸部以上的部分，那是一个小精灵般的身躯，双肩展现出神秘的斜度，胸口稍稍凹陷。这身体看似纤细柔弱，很难想象竟能承载上面那颗丰硕壮观的头颅。

我在以色列见面聊过的库尔德人都说，如果我想知道更多曾祖父的事，应该去找札奇·列维（Zachi Levi）。札奇·列维是个地道的札胡老乡，当年参与了犹太人迁离札胡的行动，到了以色列后更成为库尔德裔的大人物。身材矮胖的他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社交手腕精明干练，开口闭口都是一些他历年来见面吃过饭的以色列将领和政治人物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对犹太人在札胡度过的最后时日记忆犹新，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种种细节。

某个寒气逼人的二月夜晚，我走过卡塔蒙的街道，爬上灯光昏暗的楼梯，来到札奇·列维的住处。

“你是哪一个？是萨巴尔还是萨巴嘎？”他眼神狐疑地问我，在得到我的答案之前不让我进门。

他的问题其实就是：你是谁？是埃弗拉伊姆·贝赫·萨巴嘎这个札胡染布师傅的曾孙，还是一个家族姓氏已经被爸爸狠心修剪过的美国孩子？

“萨巴尔。”

列维把头别了开来，我霎时感觉一阵羞愧。

“好吧，进来吧。我告诉你我的故事。”

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公寓，并指点出他和摩西·达扬（Moshe Dayan）、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tzman）、扎勒曼·夏扎尔（Zalman Shazar）及其他一些以色列达官贵人合拍的照片。当他看到我注视着他那只雾气迷蒙的左眼时，他解释道，一九五〇代，有回他参加一场在以色列的移民篷屋区举行的政治集会，正准备发表演说时，有一群愤怒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掷石块。“先上台的是本－古里安，”列维沉重地说，“我刚好站在他和石头之间。”

敲门声响起，一些有头有脸的库尔德裔宾客陆续来到——包括一名诗人、一名商人、一位律师，以及以色列全国库尔德犹太人组织的主席。列维请我们围着餐桌坐下，桌上摆满了他的夫人准备的库尔德美食：煎成金色的库贝（kubeh，米饺子）、充满香料的乌节（urjeh，烤肉）、一大堆披塔（pita，面包）、茄子大蒜蘸酱、甜菜根片，以及淋上咖喱酱汁的细切柠檬皮。“这一桌好料，就像当年巴格达苏丹的大餐！”列维煞有介事地宣布，他的手敲得桌上的盘子都震动起来。“一千零一夜哪！”

我想开始问我准备的一长串问题，但这个酒桶胸、小鼻子，胡子修得有如铅笔般细长的男人显然更关注别的事。我看他坐进桌前一把高背座椅，拿起遥控器转到库尔德卫星频道。这个频道的讯号发自伊拉克库尔德人居住区的苏莱马尼亚（Sulaymānīyah），屏幕上闪过一幕幕库尔德音乐影片的影像，我看到一名女子穿着长及脚跟的裙装，随着音乐摇摆身子，背景是一个人工模拟的苍郁山谷画面。屏幕上反复显示着Kurd Live的英文字样。

照片、美食、库尔德社群名人、音乐……这些是不是一堂速成课程，要教导我马上认识自己的传统，认识那个原本应该姓萨巴嘎的我？我来这里原本只是为了得到一些关于家族的故事。

两个小时后，大家已经吃饱喝足，听列维说了几十个笑话，这下列维那只健全的眼睛才往我这边瞧来。

“你的曾祖父埃弗拉伊姆是个天才。”他忽然冒出这句话。

我匆忙拿出笔记本。

“他每天晚上都会到札胡的犹太大会堂。那座会堂很大，大概有六个德南(2)。会堂里有一个院子，当中有一座净身池。圣约柜占据了其中一整个房间，上面摆了妥拉经(3)，还有一个地方是放圣水用的。”

列维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在纸上描绘出那座犹太会堂的平面图，用一个方形代表一块华美的波斯地毯，接着再以一个“X”字形标示出我曾祖父当时坐的地方。埃弗拉伊姆会整晚待在那里读经、打盹，与唯独他能看见的神灵大声对话。“他会在凌晨两点来到这里，待到早上，”列维告诉我，“清晨五点钟民众开始进来祈祷时，会听到他忽然间开始大声叫着：‘Elohim，baruch，baruch，shmo！——噢，上帝！你的圣名受到无上的称颂！’”

“大家认为他是极度虔诚还是个疯子？”

“当然是虔诚！”列维说，“他的举止有如圣人在世，但同时也是个很单纯、很勤劳的普通百姓。”

似乎所有人都知道哪一本祈祷书是他的。由于他的手指整天都泡在染缸里，那本祈祷书边缘也沾满了染料的污迹。

我听得津津有味。“列维先生，拜托你告诉我，你还记得哪些事？”我倾身恳求。

但列维反而忽然显得疏离，动作轻慢地拍着身前的空气，仿佛要在这场对话中踩刹车。他的意思很明白：全天下只有札奇·列维能决定何时开始说起札胡的典故、又在什么时候停止。

“Leaht，leaht.——慢慢来，慢慢来。”他劝我。

稍晚，他弯身越过自己那团大肚子，伸手朝向一只大托盘，盘上有一瓶瓶颜色鲜艳的液体。

“你喜欢什么？”他转身问我，“葡萄酒？调酒？亚力酒（arak）？”我从没尝过亚力酒这种茴香烈酒，不过我记得曾在书上读过，这是库尔德人最爱的餐后酒，有些人则会当成餐前酒或佐餐酒来喝。

“亚力酒。”我回道。

列维第一次对我露出微笑。他将澄清透明的亚力酒倒入一排沙漏状的闻香杯，接着再将冰块投进杯中，浇入一些清水，这时杯中物忽然呈现出云雾色泽，有如一杯梨汁。

烈酒灼烧我的喉咙，我的眼睛禁不住眨了起来。

列维这下可乐了，“哈！你现在是萨巴嘎了。”

事情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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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贝赫”在亚拉姆文中是介系词“源自”或“位于”之意，因此“埃弗拉伊姆·贝赫·萨巴嘎”大致代表“出身萨巴嘎家的埃弗拉伊姆”。

(2) 德南（dunam）为中东地区的传统土地丈量单位，在伊拉克，一个德南约等于2500平方米。

(3) 妥拉（Torah），即犹太律法，是指犹太圣经前五卷：《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因此又有《摩西五经》之称。

02　河中之岛

An Island in a River

今日所见的札胡在外观上与色诺芬(1)时代的描述有惊人的吻合。

——威廉·弗朗西斯·安斯沃思（William Francis Ainsworth），《循迹万名希腊人之旅》（Travels in the Track of the Ten Thousand Greeks），1844年

目光越过我父亲的家乡城镇，可以看到一片有如童话般的迷人景致。古老的小岛坐落在河中央，河水流过辽阔的平野，四周远方围绕着白雪皑皑的山峰。世世代代的犹太人居住在这宽近四百米、长近八百米的半月形岛屿上。这地方如此遗世独立，早年极少数来到此地的西方访客甚至经常幻想自己发现了一个失落的古代以色列部落。

“这般犹太人！”犹太裔美国教授沃尔特·菲谢尔（Walter Fischel）在一九四〇年代造访库尔德斯坦后写道：“男人阳刚粗犷，女人戴着刺绣头巾、耳环、手镯，有些甚至还戴鼻环，脸上有象征图案刺青。他们都是我们的手足哪！”

他们的语言也引人遐想无比，因为世人过去曾以为这个语言早已消失。极盛时期的亚拉姆语就像今日的英语，是当时人类文明核心地区的共通语言。最早的亚拉姆语文字大都出现在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附近发现的一些石碑上，这些石碑大多是呈献给帝王或神祇的，距今已有三千年左右的历史。那时，亚拉姆人这个来历鲜有人知的闪族游牧族群开始从叙利亚移居到中东的肥沃月弯地区各处。他们的生存王牌不在财富或权力，这些东西他们向来罕有，他们的厉害之处在于游移迁徙的天性。

亚拉姆人身为游牧民族，广泛散居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全境，他们的语言因而成为该地区的实质共同语，可谓人类史上第一个世界语。众人都使用这个语言实地交流，而且似乎无人质疑这个事实。到了公元前八世纪，亚述帝国将亚拉姆语定为行政上的官方语言。亚述帝国崩解后，巴比伦人随之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起大帝国，也将亚拉姆语定为帝国的官方语言。巴比伦帝国败亡后，波斯帝国又继承了这项传统。

三个大帝国逐一兴起、衰颓，却都没有强制推行统治者的语言；这个事实颠覆了“语言随权力而扩张”的理论。亚拉姆语之所以存续，其实正是因为使用这个语言的族群缺乏政治野心。亚拉姆人是无足轻重的漂移者，某位史学家曾经称他们为“粗鄙的贝都因人”。他们四处为家，但因为完全缺乏组织，掌有的财势少之又少，因此历代新帝王都不认为采纳他们的语言会对帝国造成什么威胁。亚拉姆语还有一个让人无法抵御的魅力：它具有高科技的特质。在它成为通用语以前，在近东地区勉强可称为共通语的是阿卡得语（Akkadian）。阿卡得语采用楔形文字记录，大多刻写在硬化的黏土板上；亚拉姆语则已高度进化，可以写在莎草纸上。对管辖范围遍及帝国庞大领域的亚述或巴比伦行政官僚而言，以莎草纸作为文书载体显然比石块来得方便。

亚拉姆语的魔力在亚述王萨尔贡二世（Sargon II）时也未消失。他大力推广这个语言，以石刻铭文宣扬自己让亚拉姆语快速普及的事迹，这块石刻在摩苏尔（Mosul）附近被人发现，铭文写道：“世界四方不同文不同种的民族，各处高山与低地的居民……我成功让他们书同文、语同声。”

亚拉姆语言及文字的普及范围持续扩大，很快地，从高加索山到埃及南部，从土耳其西部到印度南部，甚至中国西部等亚洲及北非地区，广大民众都开始以亚拉姆语交谈及书写。过去从未有过任何语言曾如亚拉姆语这样无远弗届地跨越国界和信仰的隔阂。不仅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以它作为日常沟通工具，拜火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曼德恩人、摩尼教徒及各地的异教徒都曾在不同时间点陆续采用过这种语言。

亚拉姆语有一段时间似乎承载着永垂不朽的命运。身为在基督教及离散犹太教形成年代普遍流通的语言，它成了重要宗教典籍的撰写文字。希伯来圣经的一个亚拉姆语翻译版本经过增修之后，成为犹太教划时代的训诂巨著《塔古姆译本》（Targum）——“塔古姆”即“翻译”之意。《但以理书》（Book of Daniel）及《以斯拉记》（Book of Ezra）一部分以亚拉姆语撰写。巴比伦犹太人用亚拉姆语写下犹太法典《塔木德经》（Talmud）。中古时代一名西班牙诗人用亚拉姆语撰写犹太神秘教派喀巴拉（Kabbalah）的主要典籍《佐哈尔》（Zohar，一称《灵光之书》）。预言巴比伦败亡的“墙上文字”原版是以亚拉姆语书写。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后，临死前用这个音韵抑扬顿挫的语言呼喊：“Eloi，Eloi，lama sabachthani？——主啊，主啊，为何你舍弃了我？”

在突如其来的状况下，一度身为世界主要语言之一的亚拉姆语面临了死亡。公元七世纪，来自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教大军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阿拉伯语随之席卷而至，取而代之成为中东最主要的语言。一千多年后，当其他地方——包括伊拉克境内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在二十世纪初次听到库尔德犹太弟兄们说着耶稣的语言，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它既非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也跟希伯来语截然不同，但这种语言却令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巴格达医师赫斯克尔·哈达德（Heskel M.Haddad）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下自己初见库尔德犹太人时的感觉，“某些只字片语可以说很容易理解，而且我马上就知道其来源。这支衣衫褴褛、成分混杂的民族口中说的，居然是亚拉姆语的一种变体，非常接近我在《佐哈尔》中读到的语言！当然它经过长年的融混与扭曲，已经失去原有的纯净，但这毋庸置疑就是古时那个语言！”

在二十世纪听到原本认为早已消失的亚拉姆语，再怎么心如止水的人也不免头晕目眩。“就我所见，亚拉姆语历史代表的是以语言为表征的人类心灵最纯粹的胜利。”杰出的耶鲁大学语言学家弗朗兹·罗森塔尔（Franz Rosenthal）写道。这位一板一眼的德裔犹太人的论述口吻通常温和中立，但此刻却掩不住激情：“大帝国陆续被亚拉姆语征服；而当帝国沉沦，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这个语言却屹立不摇，继续活出自己的精彩生命。亚拉姆语的整个发展史一再告诉我们，受压迫的弱者其实有机会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单纯的语言力量确实有可能宰制帝国，并在帝国瓦解后持续壮大。人类心灵的真正成就确实可传诸后世。”

亚拉姆语之所以在札胡绵延不绝，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个地方的遗世独立特质。四周高耸山脉环绕的平原上，一座河中之岛：这样的地理条件为札胡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天然屏障。在阿拉伯文流通一千两百多年后，亚拉姆语依然代代相传，其中有一大部分必须归功于库尔德斯坦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和他们的祖先。这群被历史遗忘的农夫与商贩自视是以色列失落部族的直属后裔，千百年来一直将语言传承视为己任。

☆☆☆

时间来到1930年，也就是大约在本书叙述的故事即将展开之际，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犹太人的活动中枢已经从过去的埃尔比勒（Arbīl）及阿玛迪亚（Amadiya）转移到札胡，但这只呈现出实际状况的一角。在这个人口两万七千人的城市中，绝大多数居民都是穆斯林的库尔德人，犹太教徒其实仅有一千四百七十一人。

犹太教徒居住在札胡的河中之岛上，这里是全札胡最古老的城区，也是商业核心。狭窄的巷道弯弯曲曲地通向哈布尔河，土砖房屋林立在巷道两侧。河岸上有成群的小孩在嬉戏，伐木工人将木筏系妥，几个男人坐在茶喀那(2)里用小碗啜饮热茶，双脚泡在泛着浮泡的清澈水流中纳凉。出了犹太街区后有一座拥挤的露天市集和一座古老的城堡，城堡内有一座小监狱及隶属省政府的办公室。石桥和吊桥将河中之岛连向穆斯林城区、一个小小的基督徒街区，以及城里的男子小学。

杂乱的低矮平顶建筑物呼应着周遭一望无际的平野。金黄色的小麦田及大麦田在城外的山谷平原上延伸着，一英里接着一英里，直至平原化为险恶的沟壑与深谷。远处的贝赫尔（Bekher）山脉和沙姆提尔（Chamtir）山脉有如巨大的堡垒，捍卫着这片山谷地带，高耸的山巅自平原拔地而起，高达数千米，凌空守护着古老的城镇。

“外人走近札胡时，会震慑于它那荒莽孤寂又桀骜不驯的样貌，”英国旅行家威廉·弗朗西斯·安斯沃思如此描述他在十九世纪中旅行到札胡时的感受，“它与摩苏尔不同，摩苏尔位在半文明的地区，札胡却是战乱频仍的库尔德斯坦境内一个遥远的前哨。”

在一段悠长的岁月里，札胡不过是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带的一块孤岩，是个位于摩苏尔西北方一百公里、偶尔才会被人想起的地方。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重新划分中东地图，札胡霎时距离两道国界仅有咫尺之遥，往北八公里就是土耳其，往西不到二十公里就是叙利亚。它以边境城镇的姿态新生，坚韧孤傲的性格却也益发强烈。拜大量非法走私的国际贸易之赐，札胡逐渐繁荣起来，这个原本就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因而更不需要与中央政府有任何牵扯。不过遗世独立的处境有其负面后果：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札胡的居民终其一生都被生活束缚，工作辛苦且健康欠佳，各式各样的迷信更如脱缰野马般在社会中横行。

有些人说“札胡”是亚拉姆语中“胜利之家”的意思，有些人则认为它相当于库尔德语的“血之河”。这两种说法似乎都足以暗示这里古时可能发生过重要战役：希腊军事家兼史学家色诺芬在公元前401年间曾率领一万名佣兵组成的军队通过札胡，结果遭到当时色诺芬称之为卡杜卡亚人（Carduchian）的库尔德人的野蛮攻击。

还有一些人在这个地名中看到一种更单纯、更隽永，而且听起来更富童话感的意义。他们说，札胡其实就是库尔德语中“河弯”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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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文史学家暨军事家。

(2) 茶喀那（chaykhana），源起于丝路的中亚风格茶屋。

03　一本亮晶晶的书

A Book with Shining Pages

小男孩喜欢爬上屋顶，他的名字叫约拿。从他住的这个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小镇的房屋屋顶上，这位八岁大的黑发男孩能俯瞰全世界。下方不远处是他父亲的店铺，他在铺子里贩卖成匹的棉布。再隔几扇门是他祖父的市场染布摊位，他在那里把客人的“榭瓦尔”（sherwal，裤子）和“夏禄沙皮克萨”（shalla u-shappiksas，夹克）泡在染料鼓桶里，为其赋予艳丽的新鲜色泽。附近主要街道上一栋屋子的庭院中，一名男子正蹒跚而行，他是约拿在镇上最喜欢的讲古人。留着八字胡的讲古人诉说着无数关于盗墓者、乞丐及英雄的神话，让小男孩童稚的心灵驰骋在无尽想象中。

下方另一头，在石砌犹太会堂及大桑树间，就是小男孩炊烟袅袅的家。庭院中升起一道蒸气，小男孩从这个角度看不到妈妈，但能想象她正在那里用大锅熬煮碎麦，热气与汗水湿了她的衣衫。

距离房子短短几步之遥，已经是小男孩的宇宙边界：哈布尔河。通常河流不会流成一个圆圈，但在札胡却是如此。哈布尔河在小镇一端一分为二，流到小镇另一端后又合而为一，札胡就这么被河流圈成一座小岛。当小男孩凝视着奔腾的水流，他仿佛看到河流像是敞开的双臂，将小镇拥入怀中。主宰这条河流的是依蜜玛雅（Yimid Maya）——水流之母。她是个捉摸不定的水妖，会在夜深人静时浮出河面梳理一头乌黑长发。拉比们总是警告札胡的小朋友，违反犹太教律法会让依蜜玛雅不高兴。依蜜玛雅发怒时，会用冰冷的手指缠卷泳客的双腿，将他们拉进黑水深处的死亡深渊。小男孩有个跟着铁匠当学徒的朋友，有一天他看到他在河边伸手想拉起一块漂流木，结果失足落水。三天后，那个朋友肿胀的尸体在下游一处村庄被冲上河岸。

屋顶是约拿的庇护所，他的王国。在这里，依蜜玛雅够不着他，而在某些日子里，他高高地站在小镇上方，感觉自己像个小小阿嘎（agha）——部族头目。由于房屋紧密相依，他可以在上头自由穿梭，不着地也能横越整个犹太城区。他会起跑、冲刺，在抵达屋顶边缘前一跃而起。

当他这样飞越街巷，会模糊地看到底下札胡市街的形形色色。鸡只在院落中鸣啼，小贩推着车叫卖椰枣，女人忙着搓洗衣物。在他双脚扬起的一小阵尘埃中，他砰然降落在对面屋顶上。

身为“屋顶飞越者”，他必须非常小心。他认识一名同好曾经失足落地，严重扭伤脖子。另一位男孩则摔进破旧的茅草屋顶，弄得双腿骨折。不过约拿只摔过一次。那天，他的朋友扎卡赖亚向他炫耀一本印得亮晶晶的书。两个男孩坐在河岸边，双脚泡在水里消暑，一起翻看书页上的精美照片。照片上是一些穿着奇怪衣服的金发男女。看哪，那些女人的艳唇！看哪，那些男人有多高大！简直就像巨人！男孩们看不懂书里的文字，只知道那是英文，因为学校已经开始教起英文字母。这是他们生平头一次看到人类的照片，而且居然都是一些俊男美女，色彩亮丽缤纷，书页在阳光反射下炫目耀眼。

“给我，”约拿伸手拉扯着书页，“让我拿着看。”

“不行，书是我的，”扎卡赖亚说，“是我拿到的。”

“在哪里拿的？”

“是一个阿拉伯人给我的。”

“拜托嘛，”约拿开始恳求，“等一下我让你玩我的弹力球。”约拿的父亲先前到巴格达做生意时买了一颗网球给他，全札胡就这么一颗，所有男生都眼红得不得了。

“我跟你交换，”扎卡赖亚回道，“你给我球，我就给你书。”

“好啦好啦，”约拿伸手想拿书，“先给我翻一下。”

这时扎卡赖亚改变了主意。他觉得拥有一个约拿渴望的东西感觉真好，因为通常都是他想要约拿的东西。约拿的父亲不时会到摩苏尔或巴格达做生意，回家时都会带一些新玩具、外套、橡胶鞋之类的玩意儿给他。“谁稀罕无聊的弹力球，”扎卡赖亚大叫，而后跳起来沿着河岸奔跑，让手中的书页在风中飞扬，“亮晶晶的书是我的！”

约拿咬牙切齿，很气扎卡赖亚占了上风。不过，约拿当晚奇迹般地听到了消息：札卡赖亚爬到自家屋顶上，把书藏在一只马卡贝（makabbeh）底下，这个马卡贝是可以翻过来盖住新鲜食物的柳条筐，以防猫咪偷吃食物。一个小时后，扎卡赖亚回到那里查看，结果书已经不见了。后来大家传说是小混混萨利姆·朱多偷走的。

约拿听到这件事简直笑得合不拢嘴。他从庭院阶梯爬上屋顶，双手圈在嘴边做成传声筒，向众人高声昭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扎卡赖亚把亮晶晶的书搞丢了！大家听到了吗？”

但约拿还想亲眼看到书本不翼而飞的场景。如果他能亲手翻起扎卡赖亚家的马卡贝，看那底下空空荡荡的情景，那才真是乐事一桩。于是他跃过好几座房屋，轻松地跳上扎卡赖亚家的屋顶。那只柳条筐就搁在角落，不过在他走到那里之前，下方庭院中某个东西吸引住了他的目光。简陋的檐沟底下，扎卡赖亚身材丰腴的母亲莎布莉雅正裸身坐在一桶冒着蒸气的热水边。他蹑手蹑脚地往那个方向靠近，想更仔细地看她舀水冲洗身子。他从不曾看过女人这个模样——也就是说，一丝不挂。这景象真奇特啊！挤压出皱褶的柔软肌肤让他联想到镇上的乐师让他看过的手风琴。他无法挪开目光。她正用海绵搓洗手臂和胸脯。她边冲洗边甩脚，好像讲古老人说过的故事里那些快乐的海怪。难不成她就是依蜜玛雅的本尊？

接下来出现了一阵可怕的声响，那是金属扭曲的咯吱声。约拿感觉脚底下的东西就要崩垮了；年久失修的檐沟承受不了他的重量。某个硬邦邦的东西刺进他的下巴，他霎时浑身发热，莎布莉雅的形体瞬间变得好大。在听到她尖叫之前，约拿已经昏了过去。

☆☆☆

他张开眼睛时，隐隐约约看到自己躺在蜡烛照亮的房间里，一个身穿长袍的男人正拿着针线缝他的下巴。“算他好运，”他听到这个男人告诉他瘫坐在房间一角的父亲，“要是他掉在一个瘦皮猴身上，恐怕已经没命了。”

“上帝救了我的儿子。”约拿的父亲说。

“不过牺牲了一头大母牛。”长袍男子回道，两个大男人随后扑哧笑了起来。

他们是什么意思？约拿在痛楚中闭上眼睛。他是指莎布莉雅？难道他刚好掉在她身上？是不是全札胡都知道这件事了？

穿白袍的男子缝上最后一针，面色凝重地叹了一口气，“他的下巴要好一段时间才能复原，所以记得给他吃些不太需要咀嚼的食物，像是奶酪、面包屑、凯马赫（kaimach，酸味水牛奶酪）之类的东西。”

“还有，”他转身离去前补充道，“叫他至少一个月都不可以开口。”

04　烂玉米

Rotten Corn

约拿有点儿像是被溺爱的小孩，也有那么点儿优越感，不过这倒不是他的错。他成就了一件几乎他母亲疼爱过的所有人都没达成的事：活命。正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米里亚姆（Miryam）和她的丈夫拉哈明（Rahamim）对他宠爱有加，使得约拿渐渐相信自己是万夫颓圮，我独遨游。

札胡的犹太墓园总是布满刚被翻过的泥土，尽是一座座埋葬无名婴儿的坟冢。札胡的新生婴儿死亡率如此之高，使得当地的库尔德犹太人早已发展出繁复的仪式，借以驱凶邪、助好孕。有些女人会戴上刻有魔咒的银质或铜质护身符。在一些光怪陆离的祭祀中，人们会将子弹烧熔，或把蛇皮绑在腰际。某些情况下，母亲会将新生婴儿卖给女性亲人，只收取些象征的费用，而后亲戚会聘请孩子的母亲为他哺乳、养育他。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诡计，目的在扰乱恶魔视听，让小孩得以免受侵害。

库尔德斯坦女性生育子女普遍遭逢苦难，而米里亚姆的命运似乎格外悲惨。或许早在那个久远的年代，她就已经处于忧郁症的初期阶段，只是得等到几十年后以色列的医师才会正式诊断出她的病症。或许自从她目睹母亲死亡那天开始，生和死就总是在她的生命中相伴而来。

1928年的那个夏天酷热难当，札胡居民干脆把床搬到屋顶上睡觉。米里亚姆·贝赫·纳泽（Miryam Beh Nazé）才三岁就已经是个小美女，眼眸深邃迷人，秀发有如煤炭般乌黑亮丽。当她听到妈妈在隔壁房中发出的哭喊声，她踏着稚嫩的步伐走去，看见一群女人围成一圈，跪在地上，口中喃喃祈祷，并用沾湿的破布擦拭中间的某人。米里亚姆认出这些女人是她的阿姨们，而躺在她们中间硬泥地板上那张被单上，痛苦地扭动着身子的人，正是她的妈妈莉芙嘉（Rifqa）。那天是禁食节的斋戒日，这个节日是为了哀悼古代被毁的耶路撒冷圣殿，男人这天都上会堂去了。

“愿上帝保佑这个孩子。”接生婆将新生婴儿尤赛夫（Yusef）从她母亲双腿间抱起，接着给他脚踝绑上一个牛胚胎做成的护身符。阿姨们点头说着阿门。“保佑他免于邪难。”

但鲜血不断从她母亲的大腿间淌出。莉芙嘉的胸口不断痉挛，红色血污有如倾倒的葡萄酒，染遍白色被单。接生婆望向天花板，恳求上帝垂怜。

“妈咪？”米里亚姆啜泣地呼唤着。

阿姨们同时转过头，看到阴影中的小女孩。“过来吧，妹妹，握着妈妈的手。”

“不可以，不干净，”接生婆说，“小妹妹，快离开，到外面去！帮妈妈祈祷！”

但米里亚姆无法移开身子。她的哥哥什穆埃尔（Shmuel）冲了进来——他本来正在玩掷距骨游戏，有人把他叫回家来。他紧紧抓住米里亚姆的手。“妈咪？妈咪？”他说，“我们来了，妈咪，我和米里亚姆都来了。你看得到我们吗？”

下午的阳光拉长了人影，洒进房间，莉芙嘉的双眼没了魂魄。姐妹们的尖叫哭喊声一路传到犹太会堂中庭，信徒们正在那里唱着《哀歌集》中的哀悼诗歌。

一出生母亲就过世的男婴尤赛夫像他父亲一样，有着白皙的皮肤和细致的五官。米里亚姆很快就把自己当成他的妈妈，拿汤匙喂他吃小麦粥，并唤他是“我的小贝比”。

小贝比尤赛夫三岁时，额头上发起疹子。他的呼吸渐渐转弱，而且开始咳嗽。米里亚姆的父亲梅纳什（Menashe）经常出远门，到河流上游将木头装载到木筏上，每次一去就是几个星期，所以他花钱请邻居太太照顾尤赛夫。什穆埃尔会在下午带妹妹到邻居屋里看小弟弟。米里亚姆喜欢摸摸尤塞夫的头发，从齿缝间挤出空气，发出滑稽的声音逗弟弟笑。

有时她会幻想爸爸会带一个亲切又美丽的新太太回家，让他们重新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什穆埃尔告诉妹妹，“过几天就回来了。”

但父亲迟迟未归，尤赛夫的病情则日益加重。额头的疹子逐渐蔓延到腿部，几个星期后他已经瘦成皮包骨。某天早上，邻居太太离开婴儿床边去煮茶，这孩子忽然就死了。

☆☆☆

对还是个小女孩的米里亚姆而言，世界并不像某些小孩所经历的那样，有无限惊奇奔涌其间。她会在某些早晨满身是汗地惊醒，紧张地环视屋内的东西，看看是否一切依然安好。某种超乎她理解能力的力量已经让她的妈妈和弟弟消失无踪，她开始担心下一个会轮到她爸爸，爸爸长期不在家总是让她处于恐惧状态。她抬头望向平原边上的贝赫尔山脉，目光搜寻着最高的山峰，想象一只邪恶的眼睛就住在山顶上一座闪着森冷光芒的冰雪古堡中。这只眼睛能从那么高的地方清楚看到札胡城里所有人的日常活动。它可以从那么高的地方随心所欲地挑选下一个牺牲者，大家除了等待厄运降临在自己身上，完全无计可施。

米里亚姆的母亲去世后数年，她父亲娶了一个颧骨高耸、下颚岔裂、说话尖酸刻薄的女人。这女人名叫阿拉碧（Arabe），走路时肩膀会往后撑、胸部向前挺，简直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女兵。镇上有些人觉得那是一种骄傲的神态，多数人则认为那是一种敌意，但阿拉碧毫不在乎。她一连生了四个健康的男宝宝后，变得更加目中无人。

“你女儿好吗？”有一次某个邻居竟然胆大包天地这么问她。

“我又没女儿。”

“那个你叫去河边洗衣服，每天帮你做饭的女孩不就是吗？”

“她是跟我老公一起跑来的。”

阿拉碧教米里亚姆做菜只有一个原因：这样她就不必自己下厨。她巴不得能把家事全推给顺从的继女；米里亚姆只能告诉自己，她现在只是阿拉碧家的客人，必须学着逆来顺受。

米里亚姆经常在下午在家门口等着同父异母的弟弟们从札胡犹太教堂的附设学校下课回家。

“Yaprach！ Yaprach！”他们一个接一个进门后，边把书包丢在泥地板上，边喊着要吃“雅普拉赫”——葡萄叶饭卷。阿拉碧有时人不在家，米里亚姆此时就会摆出空盘子，跟这群男生谈条件：如果他们告诉她当天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她就包饭卷给他们吃。

虽然她年纪还小，但早已知道厨房能带来骄傲与权力。他们家的厨房是一个独立于大厅外的小房间，那里有各种难以言喻的香气围绕着她。她成为勤快又娴熟的厨师，全家人都爱吃她做的雅普拉赫，那混合着西红柿、柠檬和香料的奇妙风味总让人垂涎欲滴。什穆埃尔和她的同父异母弟弟喜欢揶揄她做的雅普拉赫跟她的身材一样娇小，不过她不在乎他们的嘲笑；其实她是故意把葡萄叶饭卷做得只有一般的一半大，这样大家就能一眼看出那是她做的饭卷，而不是继母或阿姨做的。

一整周里最丰盛的一顿饭是在星期五。当这天来到，各式各样源自拜占庭传统的食材就会在厨房里交互激荡，让厨房仿佛成为炼制仙丹的魔术间。在库尔德斯坦犹太社群中，只要星期五存在，就绝对少不了哈穆斯塔（hamusta）这道菜。这是在安息日来临之前吃的一道辛辣炖汤，以芜菁、韭葱、甜菜根熬出高汤后，再投进大肉饺炖煮而成。米里亚姆非常自豪自己能精准无比地将韭葱切半去根，再在冷水中将容易脆裂的叶片泡软。她把牛肉切成小丁，混入切细的芹菜和大蒜后拌成馅，再以热油煎熟。接着她用Q弹有嚼劲的碎麦面团包起调味好的肉馅，制成碟形的库贝大饺。滚热的高汤将柠檬的清香传遍整栋屋子，米里亚姆这时将库贝投入锅中，带着满足的微笑看这些大肉饺煮成金黄。

“你们得先告诉我老师今天说了些什么。”米里亚姆会这样告诉家里的男孩们。

“我们先吃再告诉你。”一个弟弟说。

“你是想流鼻血吗？”什穆埃尔的身子朝小弟弟趋倾过去，硬是压下他的蛮横，“不想的话就快点告诉她！”

这下男孩们才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出在学校里学到的故事，那些关于善与恶、国王与奴隶、战争与饥馑，以及上帝的故事。

☆☆☆

米里亚姆满十二岁之后不久，在一个春日时分的周四早上，她走到河边刷洗家人的衣物。当她扛着一堆湿答答的衣服经过市集回到家，她的背忽然痛了起来。她不禁心想，为什么继母要这样对待她？要不是父亲经常离家去装运木头，他就能在身边保护她。她知道阿拉碧天底下唯一怕的，就是父亲的脾气。

上天保佑，继母不在家，可能上市集去了。米里亚姆深深吸了一口温暖空气，任沉重的衣物袋从背上滑落到庭院地面。一个想法攫住她的心神。她站上板凳，伸手抓下阿拉碧摆在架上的一罐散沫花染发剂。她把染发剂藏在连身裙的皱褶间，悄悄溜到镇上女人常去洗浴的那个河弯隐蔽处。她解开白色头巾，食指梳过紧密编成的发辫，往下拉松，直到一头棕色秀发如瀑布般垂坠到腰际。

她看到自己在河面上的倒影，不禁吓了一跳。当然她的个子还很小，可是胸臀已经略显圆润。她的嘴唇丰润有致，下巴也变得扎实有型。或许我会变得像妈妈，她心想。她记得母亲帮她洗澡时双手宛如皮革般的质地，但无论她怎么费心思索，母亲的脸庞依然遥远、模糊。或许当她成为真正的女人，就能在某种意义上找回妈妈。

米里亚姆把散沫花染剂倒出来，用掌心捧起些许河水调成染发液。她的手指伸进染发液中，呛鼻的味道让她忍不住撇开头。她把染发液搓进头发中，用油滑的手指揉捏一撮撮发丝，让秀发逐渐转成古铜色泽的橙褐色。

河岸上一阵窸窣声让她猛然一惊，回头一看，一个男孩正转身跑走。他方才一定在偷看她。她火速捞起瓶子，把头发胡乱回绑成辫子，重新包上头巾。可是当她走进家中庭院时，竟发现自己原以为塞进衣服里的瓶子不见了。这时阿拉碧人在大厅，满脸愠色地看着米里亚姆留在地上的一堆湿衣服。

“你这个蠢孩子，”阿拉碧转身对她叫道，“上哪儿去了？你爸爸明天上工得穿这些衣服，你弟弟也没有干净的尿布了。你竟然把衣服全丢在这里，当拖把啊？你竟敢没我的准许就跑走！”

“我只是去河边休息一下，对不起，我这就去把衣服晾起来。”

“只是休息一下？”

米里亚姆抬头望向继母，看到她的五官装模作样地纠结成小孩恳求的表情，仿佛正不屑地嘲笑她。米里亚姆忽然浑身紧绷。房子外边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那里有书本，有男生，有花草，有山峦，而眼前这女人对她唯一的打算，竟然是叫她做家事。

“不要这样看我，”阿拉碧说，“你怎么敢用这种眼神看我？”接着，她猛力朝米里亚姆的脸颊扇了一巴掌。米里亚姆不过是个弱小的女孩，体重跟年纪只有她一半大的弟弟差不了多少，继母掌掴的力道让她整个身子翻转过去，人也随之扑倒在地。这时她沾满散沫花染料的发辫从头巾底下滑了出来。

“你这个蠢女孩，头发怎么会搞成这样？染发剂从哪儿来的？”阿拉碧边说边往置物架走，发现染剂瓶不见了。

“小偷！”阿拉碧大吼，声音有如母狼咆哮，“染了头发也不会让你变漂亮，你这个笨蛋！以前你妈妈用了也没漂亮过。起来！给我站起来！”

可是米里亚姆无助地瘫着，完全没法移动。“一脸眼泪鼻涕，真没用，”阿拉碧说，“干脆衣服也别晾了，把你晾起来就行啦。”

阿拉碧说着就弯身用她那壮硕如杉木树干般的前臂揪起米里亚姆的头发，拉着她到院子里，把她的发辫末梢绑在晾衣绳上。“我说得没错吧，晾衣服就是这么简单。”

就在此时，米里亚姆的爸爸出现在大门口，看到啜泣的女儿被困在这种难堪的姿势中。“阿拉碧，你这个疯婆子！”梅纳什怒喊。他紧抓住太太的肩膀，指甲嵌进她的肌肤，猛力将她朝墙上撞去，“看你敢不敢再这样让我蒙羞！”

吵架的骚动声引来一群邻居聚集在院子里。受尽羞辱的米里亚姆整个人瘫在地上，用手臂捂住了脸。

“你以后要是敢再碰我的小孩一根寒毛，”父亲对继母斥道，“我就把你扔到街上。”

“你以为自己种的是麦子，”阿拉碧不甘示弱地回他，“结果收割的却是一堆烂玉米。”

梅纳什一脸错愕，仿佛看到下人胆敢对主人造反而无法置信。他抬起手背用力朝妻子高耸的颧骨侧边甩下去。

“烂玉米就是烂玉米！”她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液叫道。米里亚姆看到她凶恶地瞪着她，那尖厉的目光就像一把锥子，狠狠凿进她柔弱的身子。

05　长辈的预谋

A Surprise

几个星期后，米里亚姆的继母要她去补屋顶上的破洞。当她提着两桶焦油回到家，父亲唤住她。

“把东西摆在墙边，”他说，“我们一起出门散个步。”

走了几步路，他又说：“明天我带你去埃弗拉伊姆姑夫和哈莎蕾姑姑家。”

“好的，爸爸，”她按捺住心头一阵紧张，轻声地说，“可是，我做了什么吗？”

“没事，乖女儿。”

“那为什么……”

“我要给你一个小惊喜。”他轻轻捏了一下她的肩膀。

“你听过埃弗拉伊姆·贝赫·萨巴嘎对吧？”这问题问得好。她父亲和他姐姐哈莎蕾本来就不亲，她嫁给埃弗拉伊姆以后他就更少提起了。埃弗拉伊姆是个染布师傅，早年和摩苏尔来的第一任太太住在阿特鲁许（Atrush）村，后来太太去世，他就搬到札胡。

“他是个好人，是我们札胡最虔诚的人，”他的声音有些粗嘎，仿佛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他的儿子各个也都很勤奋，老大算是个成功的生意人。他爸爸派他到土耳其进一些漂亮的面料到染布铺子。你上市场的时候应该见过他这个大儿子吧？他叫拉哈明。”

米里亚姆心里闪过一个模糊的身影，是个个子非常矮小的男人，圆圆的脸像月亮，留着一小撮胡子。她记得可能在他卸货时见过他一两次，不过印象不深。

“不知道唉。”她说。

“你会喜欢那儿的，你的日子也会过得好些。”

“可是……”

“别说了，”他打断女儿，鲁莽的脾气又回来了，“你今天还得干活呢。你继母昨天不是告诉你屋顶的破洞得用焦油补补吗？”

米里亚姆几乎不认识这个叫埃弗拉伊姆的人。当然，大家都听过这个留着毛茸茸大胡子、自称可以跟天使说话的老疯子，可是她从没去过他家。他那几个儿子又有什么特别的，她有好几十个嫡堂兄弟，埃弗拉伊姆的儿子恐怕是最没来往的。

接着，她倒抽了一口气，差点像驴子般猛然弓背跃起。一定是继母的诡计，一定是她说服爸爸把亲生女儿丢出家门。我服侍她服侍得不够好，所以她要把我送给人家当女佣。

泪水从她的胸口涌上。她父亲走在她前面几步，但绝对听得到她说话。

“爸！”她喘着气说。她恳求般地凝视父亲的背影，盼着他回头看到她在啜泣。他的头稍稍抽动了一下，仿佛听到苍蝇飞过的嗡嗡声，随即消失在歪扭的木门框后。

隔天早上，一只斑点母马气喘吁吁地等在门口，准备把人送到萨巴嘎家。米里亚姆穿上她最漂亮的苏德拉（sudra），这件饰有红色刺绣的连衣裙是她母亲生前穿的。她把几件比较普通的衣服塞进鞍囊，自顾自地蹬上马背跨坐着，看也没看父亲一眼。

这或许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那天早上起床时她这么告诉自己。她要让姑姑和姑夫喜欢她。她心想这匹马应该是个好兆头。萨巴嘎家跟他们家在同一条街上，几步路就到了，走路过去轻而易举，可是这些亲戚居然还是调了一匹马——虽然不是全库尔德斯坦最漂亮的，不过至少也是货真价实的马。

经过宏伟的札胡犹太会堂，再走过几扇门就到了目的地。她父亲协助她下马，她打量了一下眼前这栋比自己家大得多的房子，不自觉地整了整身上的衣服。父亲领她走过门槛时，她吓了一大跳。前方的庭院中摆了一张矮桌，上面有她今生见过最丰盛的餐食：一盘盘烤鸡和腌羊肉，一钵钵香气四溢的哈穆斯塔浓汤和色泽艳丽的切片西瓜，堆到膝盖高的新鲜出炉烤饼。一大群姑姑、叔伯和堂兄弟姐妹正笑容可掬地围站在桌子旁，她这辈子还没见过那么多亲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在场女性看到十三岁的青春女孩走进来，不约而同地欢声叫起来，“咯哩哩哩哩哩哩！咯哩哩哩哩哩哩！”那声响震耳欲聋，恐怕在大半条街外都听得到。忽然间，众人分站两边，一名身形短小的男子带着不太自在的微笑走上前。他穿的那套条纹图案“夏路萨皮克沙”颜色鲜艳得刺眼，米里亚姆不得不费力忍住两股冲动——一是爆笑，二是逃跑。那身传统灯笼裤和羊毛短外套有如彩虹般五颜六色，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贝赫·萨巴嘎师傅店里有哪个染匠中邪了。

男子往前走过来时目光和她接触了一下，随后又低头看着泥土地板。米里亚姆认出他的确就是她在市场上见过的那个长着月亮脸和小胡子的男人。一名身材精瘦、眼神亲切，蓄着方形胡须的年长男子随后从桌首的座椅上站了起来。

“米里亚姆，我是埃弗拉伊姆·贝赫·萨巴嘎，这里的一家之主。你父亲和我达成了协议，我们谈得非常妥当呢！非常高兴你即将来到我们家，成为我们家的一分子。听说你很会做菜，人也很勤快。你前面这个人，”他挥手指了一下穿彩虹装的男子，继续说道，“就是你这辈子将快乐地侍奉的男人。请容我向你介绍我的大儿子，拉哈明。”

米里亚姆看到这个虽然他比她大了十岁，但个头却没比她高多少的男人，正腼腆地弯身鞠躬。

在场女士们又咯哩哩地欢叫了起来，整个房子响起一首她在堂兄的订婚仪式上听过的歌。

为何女孩独自

躲在岩石下？

为何她如此害羞？

为什么你向山里跑去？

别躲了，没用的。

为什么你含泪面墙而站？

跟着新郎官的爹娘去吧，

那是你最好的出路。

面对发生在眼前的事实，米里亚姆一阵反胃。原来她被召到这里不是为了当女佣，而是为了当新娘。

“哈利路亚，赞美主！”女士们唱完颂歌后埃弗拉伊姆说道，“米里亚姆，六个月后你就搬进来跟我们住，当拉哈明的太太。”

06　染布师傅的儿子

The Dyer's Son

拉哈明呱呱坠地时，他的爹娘手脚太慢，没能及时在他的被单上缝上护身符，结果邪恶之眼爬进婴儿床里施了魔法。在骑驴往返土耳其的漫长旅途中，长大后的拉哈明在万般寂寥时会想，若不是因为这样，何以他身为埃弗拉伊姆和哈莎蕾三个儿子中的老大，身材竟然会如此矮小，站在弟弟身边简直像个侏儒。邪恶之眼毫无道理地对他特别残忍，对两个弟弟却宽厚有加。埃利亚胡（Eliyahu）有着男中音低沉洪亮的嗓音，一公里外的人听了都会忍不住回头探看。伊斯拉埃尔（Israel）则长得非常俊美，而且带着一股迷蒙的忧郁气质，跟他擦肩而过的人都会忍不住回头探望。这些都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说到工作勤奋与做人机灵，拉哈明自信没人比得过他。他为萨巴嘎家族谱下宏伟的蓝图，他相信他有能力将家业拉拔到超过札胡一般中等阶级的高度，让全家人跻身镇上最富裕、最受敬重的犹太上流。就像身拥大片土地与成排店面的摩西·嘉贝（Moshe Gabbay），小贩们无不争着想在他的店门口设摊叫卖。又譬如贝赫·阿沃斯或贝赫·霍亚斯，由于镇民深深爱戴两人，他们住的巷子便自然而然地被叫作“贝赫·阿沃斯街”和“贝赫·霍亚斯街”。

贝赫·萨巴嘎家当然不是默默无闻。这家人的名声源自他们的心灵信仰——如果这也能视为名声的话。不过别搞错了，他们不是对犹太教虔诚，而是信奉某种心灵层面的东西，一种逐渐从埃弗拉伊姆长年在犹太会堂里彻夜祈祷的过程中修炼出来的私人神秘主义。有些镇民声称他们听到他与天使对话。也有一些人——拉哈明想到这一点就忍不住想笑——在看到祈祷书书页上的蓝色污迹会摇头叹气，不明白为何埃弗拉伊姆在染布店工作一整天后，怎么不先用力把手搓洗干净再进会堂。这位奇特的父亲骑驴来往偏僻山村贩卖商品时，总不忘在鞍囊里塞进几本书；全库尔德斯坦恐怕只有他会这么做。跟他一起上路的生意伙伴对此颇有怨言，认为此举是浪费宝贵的载货空间。

埃弗拉伊姆听了会用食指敲敲对方的太阳穴，接着这么回嘴：“老家伙呀，要说这趟路有什么载货空间被浪费了，可就是这颗空空如也、却又不肯装点墨水的脑袋瓜呢。”

拉哈明喜欢他父亲特立独行的性格以及提升自我的信念，不过他也认为，心灵信仰虽是美德，但必须与脚踏实地的精神调和才行。一股脑儿地承接父亲的事业——以及他的认同——终究是站不住脚的。何以拉哈明·贝赫·萨巴嘎打从出生就非得是“染布师傅家的拉哈明”不可——仿佛他不可能打造出不同的命运？拉哈明在学校里数学学得呱呱叫，十来岁就能开始帮父亲管账。他也有过人的阅读和书写能力，全犹太区里不识字的人都会请他代笔写信。难道这样他还是只能当个“染布师傅家的某某”？

不过，任何人在札胡只要一不小心，就可能会终生受到某个称号的拖累。一旦镇民打定主意给你贴上标签，你就会像公鸡踩进泥沼，哪儿也逃不了。看看这些可怜家伙的遭遇：莫提“布卡埃那”——单眼莫提；纳库姆“啾啾”——尿裤子纳库姆；法荷“穆阿托”——放屁精法荷……

最惨的莫过什洛莫。他原本是受人尊敬的毛料商，人称“织布者”。某天，他正在自家屋顶晾晒一块羊毛布，忽然一阵强风吹来，把布吹进山里头去了。后来，如果你对镇上的人说你要找织布者什洛莫，大家会表情一阵呆滞——因为这名字早就被忘掉了。“喔，有了，”最后终于有人想起，“你要找的应该是什洛莫‘波哈’吧？”——一阵风什洛莫。

什洛莫的生意从此一落千丈。

某个刮起大风的午后，拉哈明从土耳其做完买卖骑驴子回来。骑着骑着，他想起这个故事，不禁哑然失笑。“真是个大傻瓜。”他自顾自地吼道。

突然间，一个男人的叫声把拉哈明从白日梦中惊醒。

“喂，库尔德小子！你是想上哪儿去？”

一名肩上斜背着一排弹药的土耳其军人从黄沙漫天的小山谷另一头骑着马朝他飞奔而来。

是海关。

拉哈明咬紧牙根。他怎么这么不小心，走得那么靠近边界。他拉住驴子身上的缰绳，整个人软趴趴地塌倒在鞍囊之间，下巴无精打采地垂着，使出浑身解数，装出库尔德族村夫的呆样。

“这些袋子里装了什么？”军人问。他皮肤白皙，浅色中分的头发朝后梳理得服服帖帖，是个军官呢。

“都是些粗东西，长官，”拉哈明说，“有核桃和鹰嘴豆。”

“那你要去哪里？”

“札胡。”拉哈明了无生气地用手指着南方回道。

“把袋子打开。”

军官下马，将手伸进塞得鼓鼓的鞍囊；里面的核桃和豆子装得扎实得很，军官碰了一下几乎立刻抽手。

“你们库尔德人果然是铁公鸡，一点儿空间都不浪费！”军官嘲笑道。

“不浪费，长官。”

的确一点儿也不浪费，长官！军官挥手让他通过边界区时，拉哈明心想。要是这位军官手再伸得更深点儿，他会发现底下是能装满整个大衣橱的高级土耳其真丝围巾、一捆编织精美的寿衣，还有一批绣上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俊美肖像的厚羊毛盖毯。要是他要求拉哈明脱衣检查，他还会发现一层又一层名贵的貂皮和狐狸皮毛缠绕在胸口，把他裹得活像一颗超大的库贝饺子。

走私可是要坐牢的，不过当然得被抓到才算数。这就是为什么埃弗拉伊姆决定让最狡猾的大儿子——而不是另外那两个弟弟，不管他们长得多高多帅——负责这种惊险万分的国际贸易。果然，日复一日，拉哈明靠着辛勤工作与过人的灵巧，逐渐让家族的财力提升到他认为应有的高度。札胡市街低矮房舍的形影逐渐出现在地平线，闪闪发光的河水仿佛为风景镶上银边。拉哈明的思绪转向新婚不久的妻子，他接着又想到如今理财务必谨慎的另一个理由：他们的小宝贝就要来报到了。

07　拇指小姑娘

Little Thumb Girl

对米里亚姆而言，父亲及继母家有时就像一座由疯婆子治理的奴隶工寮；相较之下，她的新家则是喧闹混乱，活像个无法无天的大市集。夫家这边的人不是经商、在黑市叫卖，就是开染布坊。米里亚姆很快就发现，市集和家庭之间并没有界线区别。家中有成堆的羊毛亟待梳理，母鸡小鸡在屋内四处奔跑，顾客在房子里外进进出出，为了干果、羊毛、兽皮讨价还价。

川流不息的访客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重要企业中的一分子。新婚丈夫唯一的妹妹拉谢尔（Rachel）成了她的盟友。这两个女孩年龄相仿，都认为自己担负了超过她们应做的家务。当拉哈明出远门做生意，或是到摩苏尔接受军事训练时，她们俩会把睡毯并拢起来，互相倾诉各自在男性当道的家中遭遇的各种磨难。

“也许我会找到一个家里有很多姐妹的丈夫。”有天夜里拉谢尔这么说。

米里亚姆咯咯笑了起来，烛光在她眼波中闪烁。“是啊，把她们变成你的奴隶，这样你就可以睡到中午。”

“有丈夫一定很棒。”拉谢尔过了一会儿又说。拉谢尔没有嫂嫂那种精致迷人的脸蛋，而且又被无止境的家务拖累，一直要到十来年后才终于成婚，而且对象还是个比她大上十五岁的鳏夫。

“是吧，”米里亚姆的语气仿佛是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有时候还不错。”米里亚姆对丈夫慢慢有了些感情。拉哈明其貌不扬，个头也不高，但为人诚恳热切，而且怀有上进的企图心。除了她哥哥什穆埃尔之外，这世上就数她丈夫对她最好。

他们俩结婚还不到一小时，札胡的女人家们看到这对穿着礼服的夫妻，便忙着亲昵地表达祝福之意。“祝你们生七个男孩！”她们说，因为男孩越多，家族事业的人手也就越充足。米里亚姆等着有朝一日能给丈夫他最想要的东西。结婚两年后，十五岁的她肚子终于隆起，她忍不住流下眼泪。

家人特地为新郎新娘打造的新房里灯光昏暗，拉哈明的双臂环绕在妻子身后，将她的额头压向他的唇，双手滑过她臀部上方的紫色系带，轻轻罩住她的肚子。“请上帝保佑我们生男孩，”他目光望向天上，“长得又大又健壮，成为货真价实的萨巴嘎男子汉。”

在丈夫充满安全感的怀抱中，米里亚姆一瞬间仿佛听到了婴孩的哭声。那声音像是一阵落山风，从远方的雪山嘶嘶扫落而下，拂过河水而来。这是否是肚子里的孩子正努力与她建立联系？拉哈明将她松开时，泪水已经濡湿了她的脸颊。

在一个春末的早上，米里亚姆醒来时被两种同样不舒服的感受内外夹击：体内的疼痛有如一只拳头，正硬生生地揉着她的腹腔，屋外则是她的胖邻居正愚蠢地嚷嚷着。

“老天爷呀，今天可是做古尔古尔(1)的大日子哪！”莎布莉亚用她举世无双的尖嗓叫道。莎布莉亚将制作古尔古尔视为重要的小区活动。但米里亚姆心想，莎布莉亚为何总是非得把所有的心思大声昭告天下不可？

“看啊，”莎布莉亚继续叫道，声音凌厉地穿透闷热的空气，“哈哈！看来我们可以煮出足够喂饱整个犹太人小区的碎麦呢。”

“前提是你吃过以后还有剩。”米里亚姆奋力将抖动着的大肚子从被单底下挪出来时自言自语地嘟囔着，随后脸红了起来，汗颜于自己放肆的想法。

为了躲避屋内的闷热，这家人将床铺安设在屋顶上。米里亚姆从这里探头往下看，终于知道为什么莎布莉亚会这么尖声刺耳地大叫了。

下方街道上，两名健壮的妇人扛着一只足足有半头小牛大的空铁锅——“卡其贝”（gagibe），正朝她们走来。妇人肩上架着木杆，仿佛牛上了轭，沉甸甸的卡其贝就以环圈悬吊在竿子上。

“是从阿卜杜勒·阿尔—卡里姆（Abd al-Karim）阿嘎那儿拿来的。”其中一名妇人额头上冒着汗珠，气喘吁吁地说。

米里亚姆听过这个名字。阿卜杜勒·阿尔—卡里姆是穆斯林阿嘎家族中的重要人物，这个家族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库尔德斯坦境内以札胡为核心的崎岖地带。一次大战结束后，伊拉克建国，札胡郊区随之设起一座小规模的政府前哨部门；一批倒霉的巴格达官员被派到这里上班，不过这个外来单位并未设法动摇地方上辛迪、古利、斯里瓦尼等部族的最高统治权力。

“阿尔—卡里姆阿嘎说，‘这是送给我的犹太子民的礼物’，”另一位扛着锅子的妇人宣布道，“愿上帝让我们这个穆斯林朋友在天堂得永生。不过他说，这个卡其贝我们只能用到明日太阳下山时分。”

“老天！”

“我们手脚快点吧！”

“女士们，努力工作才能为生活加把盐哪！”

犹太区的妇女纷纷骚动起来，街坊巷弄间顿时出现一阵急切的碎声低语和昂首阔步的忙乱情景。对逐渐扩散到米里亚姆腿部的抽痛而言，这一切仿佛是一种讽刺。

她将手伸到背后撑住自己，费劲地躺回床上，却忽然感觉有人在她的颈子边拍了一下。

“动起来吧，小姑娘！”是她婆婆哈莎乐，“这一个月份的麦子我们只有一天多的时间可以煮。没时间睡觉啦！动起来，今天我们可得大煮特煮一番！”

米里亚姆下楼，走进被太阳烤得热烘烘的街上，加入小区妇女的行列，一同拿着铜壶往河边走去。米里亚姆从后面看着她们，心想她们怎么都是一个样：粗厚的脚踝，鸭子般的步伐，布袋般的长袍罩住浑圆的身躯。在她驰骋的心神中，她看到自己的身影混在人群里，和其他女人没有两样。强烈的痛楚一阵阵划过她的腹背，仿佛鞭子猛力抽打着。为了驱走这种痛苦，她想象自己是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一方面拖着后方的环节，一方面又受前方环节往前拉动。每个环节都在动着，但既无感情也无意志。米里亚姆在接下来一个小时中一直沉浸在这种思绪里，任凭汗水浸湿身上衣物。她曲着手指将一只铜壶拎在身侧，另一只则挂在肩上。当她第六次从河边取水回来时，其他妇女告诉她工作已经完成，铁锅装满水了。

拉谢尔和其他妇女一块儿量取小麦，倒进水中。某个人引火烧起木块。巨大的铁锅吱吱作响，锅内的水很快便烧得滚烫。妇女在锅边围成一圈，在一片欢声中交换着满足的眼神。

“拉谢尔！拉谢尔！”米里亚姆终于开口说话了，但整个人颤抖着啜泣，“我的肚子好痛，真的好痛。”

邻居莉玛姑婆从锅边走来，手肘一伸，将拉谢尔顶到一旁，以在场最年长女性的身份展现权威。“快去把接生婆请来，”莉玛叫道，而后立刻把注意力转回热气奔腾的大锅子，“米里亚姆，坐下吧，别担心。我们会负责煮古尔古尔。”

就在正午时刻，一个女婴诞生了。她美丽非凡，双腿修长，肌肤如牛乳般白皙柔嫩，米里亚姆无法移开目光。她将银质铃铛串成的护身符系在女婴的脚踝上，让孩子的小腿一踢就叮当作响。这孩子如此漂亮，却又楚楚可怜。可是当拉哈明在日落后做完生意骑驴回到家，他才瞧了一眼就把头撇开。

“请你好好看看她呀，她可是我们的孩子哪！”米里亚姆说。

“她跟你一样是个美人胚子。”拉哈明回道，但还是不肯用心看，只在妻子脸颊上亲了一下。

当天晚上，他们三人睡在屋顶上，白天煮好的古尔古尔压成一片片，就摆在他们身旁风干。夜空像是一座深色丝绒打造的顶棚，上面撒落着晶莹闪烁的珠宝。米里亚姆凝视着女儿深色的眼珠子，温柔地将她拥入怀中，让那稚嫩的唇压印在她的酥胸上。这时她忽然忆起小时候母亲唱的一首催眠曲。

“小嫩贝比，小嫩贝比，漂亮的小宝贝，”米里亚姆唱着，“我们带她到摩苏尔市集，给她买首饰和新衣。小小鼻子好像椹果，小小嘴唇宛若薄纱。为了让她远离伤害，我愿意为造物主牺牲。”

她紧抓住丈夫的手臂，眼神无比哀怨地望着他，使得他以为她就要落下泪来。

“我的爱。”她喃喃道。

“怎么了？”

“我们能用我妈妈的名字给她取名吗？”

“阿拉碧？我以为你恨透她了。”

“拜托，不是她。是我的亲生母亲。”

“我从没听你提过她。”

“莉芙嘉，”她眼眶湿润地说，“她叫莉芙嘉。”

☆☆☆

拉哈明一整个星期都把头压得低低的，尽量避免前往市集，而且刻意走僻静的小巷子穿越市区。生女儿被视为一种耻辱。他有个客人不久前生了女儿，他就目睹一群小男孩讪笑他。“Tuha，tuha，khiryeh bilihyet abuha！”男孩们哼唱着起哄，“生女儿，生女儿，老爹的胡子生出粪土儿！”

不过，米里亚姆在那个星期完全没有心思理会札胡人的偏见。每天从早到晚，她只看到女儿对她无止境的需索。小莉芙嘉以无比的力气吸吮米里亚姆的奶水。她不禁好奇，这么小的东西哪来那么惊人的饥渴。但过了八天，小女孩的身子看起来缩小了些。米里亚姆在乳头痛了好几天之后仔细检查，这才发现皮肤上出现黑斑和裂缝。她压了压，但没挤出奶水。她不知道孩子已经吸了多久却都喝不到奶。

“乳头破裂，”婆婆看着小莉芙嘉奋力吸吮米里亚姆的胸脯，无奈地说道，“你不是第一个。”

邻居们纷纷帮忙出点子，有人说可以吃母鸡脂肪或芝麻酱补身子，有人则忙着诅咒邪恶之眼作怪，但米里亚姆的奶水怎么也不出来。埃弗拉伊姆着急地在犹太区里找奶妈，但前些年曾经帮别人哺乳的奶妈最近都没生小孩，所以也不会有奶水。

一家人于是只好使出心目中的下下策：到犹太区外头找穆斯林奶妈。札胡周围村落的一些非犹太裔妇女曾经为城里送来的犹太婴儿哺乳，等孩子大到可以吃固体食物时才送回去。可是有时候犹太家庭不知道谁能信任，而且出城多少是一件冒险的事，因此，到外头找奶妈的想法让不少犹太人惶恐不安。

但米里亚姆没有更好的选择，她若不把孩子送给别人养几个月，就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饿死。埃弗拉伊姆请一位和邻近穆斯林村庄有接触的犹太小贩帮忙放话出去。隔天，一名脸上布满皱纹、眼神空洞的女子手上抱着牙牙学语的小孩出现在他们家门口。

“我叫嘉姆拉。”女子说。粗布罩衫和长袍一层层地裹住她的身体，看起来像是把整柜的衣服全穿在身上。她走动时衣服下摆拖过地板，那层层堆栈的衣物散发出酸臭奶水的气味，使得米里亚姆和她的婆婆忍不住互换了一个嫌恶的眼神。

女人们在院子里坐下。“你是从吐桑尼（Tusani）来的吗？”哈莎乐倒了一杯茶给来客后，用蹩脚的阿拉伯语问道。

“我们是游牧的，”嘉姆拉回道，“不过这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带着水牛群待在吐桑尼一带放牧。”

“米里亚姆，把莉芙嘉给她吧，”为了不让未来的奶妈听懂，哈莎乐改用亚拉姆语说，“我们看看她是不是会喝这女人的奶。”

米里亚姆忍住泪水，把蠕动着身躯的小女儿交给嘉姆拉。她以哀求的眼神看着这名年纪较长的女子，但嘉姆拉的表情依旧木然。

嘉姆拉从发散出酸奶味的衣服底下掏出乳房，塞进莉芙嘉嘴里。小贝比大快朵颐地吸吮着。但短短一分钟之后，嘉姆拉自己的小儿子就开始睥睨着胆敢侵入母亲胸脯的外来小孩莉芙嘉。小男孩身穿一套镶缀白色贝壳的山羊毛衣服，戴着有下巴系带的奇怪帽子。他的小拳头挥舞起来拍打着，要把莉芙嘉从他妈妈身上推开。嘉姆拉用手肘把儿子推向一旁。

哈莎乐进屋添茶时，米里亚姆跟了上来。

“我好害怕。”她说。

“我知道，”哈莎乐笑了，“他们居然送了个臭女人来。她的味道简直就像从创世纪开始就没洗过澡似的。”

“她说她刚当妈妈不久，但她的脸……她看起来好像一具塔普拉帕（taplapa，活尸），”米里亚姆说，“我们连让她在这里过夜都不应该。”

隔天早上，埃弗拉伊姆给了嘉姆拉两个月的薪饷，一小桶椰枣，以及一袋手织衣物和礼物——这些都是镇上人家恭贺拉哈明和米里亚姆第一个小孩出世所送的东西。

家族一行人陪着嘉姆拉走向哈布尔河，十来个叔伯姑嫂也加入欢送的阵容。埃弗拉伊姆要她两个月后将小孩送回来，否则他们会亲自出马把她揪出来。

一艘以充气羊皮袋绑在木材上制成的阿布拉（abra）这时正停靠在河岸边。嘉姆拉踏上羊皮木筏，莉芙嘉在她肩挂的背袋里熟睡。

看着小女儿随着陌生女人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长长的河上，米里亚姆听到自己笑了起来。那么多个漫长的黑夜里，她辗转难眠，感觉胸脯疼痛难耐，女儿则因为饥饿而无助地哀号。她心想：我可以休息了，现在有人帮我了，我的乳房可以复原，我很快就能把孩子接回来了。

就像《出埃及记》里的同名人物，米里亚姆将孩子往河流下游送去，希望异教徒女人能帮助这个小生命顺利成长。她一边想象莉芙嘉是个女性版的小摩西，一边窃喜地笑了起来，仿佛女儿凯旋的日子就在眼前。

☆☆☆

一个月过了，嘉姆拉音讯全无。第二个月又过去了，札胡的流动商贩从夏季的远行商旅返回家园，白杨树的叶子逐渐转为深红。

镇民欢庆收割节的最后一天，埃弗拉伊姆从铺在院子里的地毯上跳起来跺脚，他气得浑身发抖。

“这样大肆庆祝、这样暴饮暴食实在太不应该了，”他对儿子们咆哮，“我们跟那个贝都因臭女人有约定，她已经超过时间了。”

埃弗拉伊姆声音里透露的紧张讯息让拉哈明这个长子焦虑起来。他本来已经计划好在那个星期末尾和一名土耳其黑市布商会面，这个人能帮他打进利润很高的地毯交易圈子。为了这次碰面，布商特地来到札胡附近的边境山区；拉哈明如果放他鸽子，不但会毁了这次商机，日后他在土耳其贸易圈内也会声名扫地。他当然非常乐意腾出几天去接女儿回家，但那也得等到会面结束才行。他不能忽略生意，但父亲和弟弟们似乎无法体会他努力工作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们和家族的美名。只是，他意识到现在也许不是提出这种论点的最佳时机。

“可是巴爸(2)，米里亚姆现在才刚开始复原，如果我们少安毋躁，等米里亚姆好点儿时再把女儿带回来是不是比较妥当？”拉哈明说。

“那个游牧女人没有遵守协议，”埃弗拉伊姆说，“你说你要当大生意人，开大商店，住三个房间的大房子。也许你有朝一日会成功，但如果你不设法让别人遵守承诺，你这辈子恐怕都只是个瘪三。”

“巴爸，我……”

“够了！明天你就动身。”

隔天早上，土耳其边境上的山峰让初雪白了头。拉哈明套上一件新的羊毛夏禄沙皮克萨，折了一沓第纳尔(3)塞进外套口袋，走路前往堂兄穆达赫家。穆达赫梳理得服帖的金发、修得整整齐齐的胡须和炯炯有神的蓝色眼睛一直让札胡许多女人家们意乱情迷，她们认为他有英国军人的帅气。但拉哈明来找他是为了别的原因。穆达赫长得像橡树一般魁伟，而且不但拥有枪杆子弹，还有一头镇上最壮硕的驴子。拉哈明心想，在札胡到吐桑尼这沿途二十五公里的路上，这一切都大有用处，因为吐桑尼非常靠近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那一带是三不管的危险部落地区。

两个人骑着驴子，沿着冰封的河床和山壑走了四个小时，蹒跚地来到河边一座座倾圮的泥屋构成的小聚落。

穆达赫在一户人家门口问道：“你们知道能在哪里找到游牧女子嘉姆拉吗？她是哈森的太太。”

一名老者伸手指向聚落后方山峦起伏的草原。“去那上面就能找到那些贝都因人，可是现在冬天到了，没什么人留在那边的山区。感谢主，他们终于把臭死人的水牛群赶到南方去了。”

拉哈明和穆达赫爬上陡坡，来到青草牧地。在薄雪覆盖的草原上，他们只看到一顶黑色帐篷。穆达赫伸手往后抓住步枪。没错，就是这里了。

他们扳开厚重的帐篷门片，眼睛适应里面阴暗的光线后，看到角落里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妇人。他们的脚步声让妇人惊慌失措，她抬起头，颜色混浊如奶茶的双眼仿佛正试图分辨来者何人。“是谁？”她的头左右摇晃地问道，伸手在地上摸索，直到抓到一只生锈的羊毛剪。“是谁？”

“我们是从札胡来的，”拉哈明说，他的声音比原本打算的细弱得多。他转过头，恳求的目光望着穆达赫，希望他能接着说下去，但穆达赫只是点头表示要拉哈明继续说。“我们想找哈森的妻子嘉姆拉。”

妇人发出“噗噗噗”的声音，仿佛在吐西瓜子，“嘉姆拉走了。啊，她待在这里的时间短得很。”

“她去哪儿了？”拉哈明问。

“她的事我不清楚。她带了一个生病的犹太女婴，帐篷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上次月圆以前，她就离开这片牧地了。”

“那个婴儿是我女儿，求求你，如果你还知道什么……”

很长一阵沉默。“小婴儿被嘉姆拉带回来以后，没多久就干瘪了，”老妇人说，“可能一个月以后吧，我记不得了。总之婴儿干瘪死了，大家是这么说的。然后嘉姆拉就跑了，他们说她是因为羞愧而跑掉的。”

拉哈明想起妻子，胃部不禁一阵抽搐。“我们得回去了，”他告诉穆达赫，身子忽然颤抖起来，“好冷，天色也晚了。”

“对对对，走吧，回札胡去，”老妇人说，“我的儿子们都快回来了，他们可不像我那么好客。”

穆达赫忽然整个人炸了开来。他扑向老妇人，揪住她的头发。“你这个老太婆，别对我们撒谎，”他边说边扭着她油腻的头发，一股酸臭的气味散入空气中，“嘉姆拉人在哪里？你不告诉我她在哪儿，我就像剃羊毛一样处理你。”

妇人握着拳，绷紧身子，“我不知道呀，她说她往南方走，到她丈夫放牧的地方去。我只知道这些。”

“我们非找到她不可！”穆达赫说。他抓着堂弟的手臂朝帐篷出口走去，但妇人的声音让他们停下脚步。

“我可得警告你们别再找那个小女孩了，就我听到的一些话，犹太人现在在这一带可不安全。他们说，现在你们的朋友可没以前那么多了。”

她是在气穆达赫，还是这个三不管地带的单纯牧羊妇当真听说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动乱，以及那里反对欧洲犹太人涌入的抗议声浪？拉哈明虽然自认是个通晓世事的人，但要不是他不久前到摩苏尔时听到了消息——这些事是那里的犹太人茶馆中无人不谈的话题——他也不会知道这个状况。

“穆达赫，这个世界出毛病了，”拉哈明说，“要是我们这两个有家室的大男人为了找个拇指小姑娘而被杀，你想札胡的人会怎么说？哪件事比较羞耻？你没听到那妇人说的话吗？我女儿已经死了。我们走吧。”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翻遍所有石头找，我们怎么敢面对你爸？要是她是我女儿……”

“但她不是。”拉哈明打断他。

他们站在牧原中，风声呼啸，山坡上吹过阵阵白雪。拉哈明的手伸进驴背上的鞍囊，抓出一袋米里亚姆为他们准备的葡萄叶饭卷。这些饭卷几乎都快结成冰了。

拉哈明将一只饭卷递给穆达赫，但穆达赫毫不领情地转过身子。

☆☆☆

在札胡的家里，一群女眷们在柴火边守候到深夜。她们忙着吃苹果，喝葡萄汁，因为小婴儿即将归来而兴奋得飘飘然。她们心想，这孩子是不是长大许多了？她看起来会像谁？

哈莎乐开玩笑地说要用沙洛塔（xarota）这浸泡过动物油脂的丝瓜布刮莉芙嘉的身体，好除掉嘉姆拉的臭味。拉谢尔在一套羊毛衣服上挑除零落的纱线，那是她亲手织给莉芙嘉，要让她冬天保暖用的。

米里亚姆听着姻亲们打趣，自己只是一直傻笑着。她坐立不安，每隔几分钟就会往外望向黑暗中积雪的街道，迫不及待想看到丈夫和女儿骑在美男子穆达赫的驴背上回来。

不知是上帝、芝麻酱或是时间的缘故，她的乳房不再浮肿了。三个月良好的睡眠让她的身体强壮起来。在阿拉碧管教下度过的童年让她以为，当人家的女儿就得牺牲自己，让妈妈过得安适。但米里亚姆因为把莉芙嘉送出去而得到的安适却让她心有不安。她领悟到，阿拉碧的做法是完全不对的，应该是做母亲的为小孩牺牲才对。这是十六岁的米里亚姆发誓要做的事。从她丈夫把莉芙嘉放进她怀中那天开始，到莉芙嘉嫁给某个好男人为止，米里亚姆都愿意为她做牛做马。

米里亚姆甚至笑着心想：说不定女儿长大后会嫁给自己挑中的男人呢。她温柔地抚摩着一个月前勉强用碎布织出的卡萝塔（kallota，小玩偶），这是她打算送给莉芙嘉的礼物，因为有了这个卡萝塔，当她忙着别的事时，女儿可以抱着它，这样就不会孤单了。

大约午夜时分，米里亚姆听到一阵微弱的踏蹄声，还有重物落地声。她放下娃娃冲进院子的雪地上。这时札胡上空的云层已经裂开几个缝隙，朦胧的月光在铺了一层白雪的房舍屋顶上寂静无声地跳着赋格曲。然后，他出现了。她的丈夫颓萎地走进来，整个人就像被踢过的狗似的缩成一团。她看到他手里除了原先她为他包了午餐的空袋子以外，什么都没有。

“在哪儿？”米里亚姆问，她的胸部剧烈起伏，“孩子在哪里？告诉我人在哪儿呀？”

“进屋子里去！”拉哈明吼道，他的气息迅速化为蒸气，“你是想冻死不成？”

其他女眷挤到门廊下。“米里亚姆，他说得对，”哈莎乐怯声说道，“还是进来吧。”

“不要！”米里亚姆怒视着丈夫尖叫起来，“如果拉哈明不告诉我发生什么事，那我就在这里站着，一直站下去。”

拉哈明胆怯地伸手摸着妻子的脸颊。但她猛力地扳开，随后整个人瘫垮在深及膝盖的积雪中，全身抖着，静静地啜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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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尔古尔（gurgur），一种类似库斯库斯（couscous）的碎麦。而库斯库斯则是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一种主食，以面粉制成，呈小颗粒状。

(2) 在亚拉姆语中，巴爸（babba）一词可泛指年高德劭的长者，最常用来称呼家中长者，因此父亲或祖父均可称为巴爸。

(3) 第纳尔（dinar），西亚、东欧某些地区的货币单位。

08　女人的用处

A Woman's Purpose

而后几天，米里亚姆和丈夫几乎完全不说话。夜里，她躺在垫子上辗转难眠，胸前紧抱着她做的卡萝塔。她静默地请求它的原谅，并恳求上帝给她一点儿信息，告诉她莉芙嘉还活在世上，嘉姆拉其实正要把孩子送回札胡，这一切只是个误会。拉哈明此刻正在房间另一头的睡垫上打鼾，这时，奶妈的脸孔忽然在她眼前的黑暗中游动。米里亚姆试图从那张脸上读出一些什么。这个女人会伤害她的小宝贝吗？她已经有了儿子，应该没理由会狠心对待无辜的“拇指小姑娘”啊。会不会是发生了什么难以启口的意外？可是，那会是什么样的事？可能那女人在睡梦中翻身压到女婴，不但让孩子无法呼吸，而且挣扎哭叫的声音也被她身上层层叠叠的臭衣服蒙住，她根本听不到。这样的情景在米里亚姆的想象中越来越鲜明。小女婴被游牧女子厚重的衣物淹没，她柔弱地踢着小脚，但在嘉姆拉的身体重压下却无济于事；隔天早上，嘉姆拉惊愕地看着嘴唇发紫的女婴，没有生命的躯体被夹在两个枕垫中间。

在那些阴沉晦暗的日子里，米里亚姆想起儿时哥哥什穆埃尔保护她的情景，于是有一天她决定回娘家探望他。什穆埃尔听妹妹说了莉芙嘉的事之后，将她拥在怀里。

“这个地方受诅咒了，”他说，“我们不属于这里。”

“为什么？”她抓住他的手臂，表情错愕地回道，“你是什么意思？”

什穆埃尔说，一名巴勒斯坦派来的夏里亚赫（shaliach，特使）已经前来传话，说伊拉克已不再安全。穆斯林已经开始在巴格达杀害犹太人。赎罪日那天，有人把炸弹丢进挤满信徒的犹太会堂，所幸上帝保佑，炸弹没有炸开。特使愿意协助所有不想继续待下去的人离开，什穆埃尔也报了名，准备一走了之。当局甚至计划有朝一日把整个地区的犹太人全迁走。什穆埃尔说他打算渡过底格里斯河，到一百二十公里外、位于叙利亚境内的城市艾尔卡米什利（Al Qamishli），先去那里投靠某个姑妈，随后他会朝东南方穿过叙利亚的沙漠地带，奔赴以色列圣地。

米里亚姆不愿置信地笑了起来。“你疯啦？穆斯林杀害犹太人？我不信。”她提醒哥哥，札胡的穆斯林和犹太人相处得很好，穆斯林人会到犹太人开的店里买东西，请犹太裁缝做衣服。逾越节结束时，他们还会送犹太人装了面包、牛奶、鸡蛋的礼物篮。安息日时，在茶馆里抽烟的穆斯林如果看到做完礼拜的犹太人从会堂成群走回家，甚至会带着尊重的态度熄掉香烟。没错，当穆斯林阿嘎需要兴建新的灌溉沟渠或是扩建自家宅院时，犹太人有时必须“志愿”效劳。可是相对于宣定阿嘎（Shemdin Agha）为犹太人提供的强大保护，这点儿付出实在不算什么。有他撑腰，附近的部族都心知肚明，要是胆敢抢劫或杀害任何一个札胡犹太人，必定会遭到血洗报复。

米里亚姆还提醒哥哥，宣定阿嘎甚至还雇了他们的表哥萨利赫这个犹太人作为亲信的私人秘书。“阿谬，你就别再说蠢话了吧，”她说，“还有什么以色列圣地，我看你是妥拉读过头了！”

能有机会这样开怀大笑，她心中充满感恩。

但什穆埃尔脸上毫无笑意。雪花开始飘落，他带她离开庭院中央，来到用灌木打造而成、以一排木桩撑起来的比尔邦克（birbanke，露台）上。

“还有就是阿拉碧。”他说。

“什么？她又怎么了？”

“比以前更惨。”什穆埃尔说。他说几天前他犯了个小错，结果阿拉碧罚他站在漫天雨雪中受冻，直到他浑身湿透，整个人抖个不停。

“哥，我还以为她怕你呢！”

“她从前是怕我，”他说，“可是巴爸变得很奇怪。他好像忘了我们是另一个妈生的。‘现在阿拉碧就是你妈，’他这么告诉我，‘你得把她当成亲生母亲，完全顺从她。’”

往事一一浮现在米里亚姆眼前。为什么他不在一开始就跟她说实话，而是搬出什么使者、炸弹、犹太人被杀之类的故事？什穆埃尔现在看起来已经是个堂堂正正的青年了，他声音低沉，一脸胡子，英姿焕发。这世上是否只有她还能从他身上看到在这般样貌底下的小男孩身影？

“别走。”她忽然说。

“你现在有新的家庭了，”什穆埃尔说，“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让他们照顾你吧。我现在对你没有任何用处了。对谁都没用处。”

米里亚姆掩住眼睛，试着不让泪水夺眶而出。她完全能理解哥哥的心情。她把头靠在他的胸膛上，两人互相抱着好长一段时间。

兄妹俩再次相见时，已经是十五年后的事了。

☆☆☆

贝赫·萨巴嘎一家人的工作模式就像是一条经过精密设计与调控的生产线。高大健壮的艾里雅胡用手推车送进一车车鲜宰的牛羊。帅气十足的伊斯拉埃尔卸下这些屠体，堆放在雪地上，接着舀起瓮中的河水冲掉血迹。拉哈明将清洗过的牲畜尸体拉到庭院另一头，在雪地上留下一道深粉红色的痕迹。他将钩刀滑移进牲畜皮层下方，切除一层层的肥厚脂肪。

接下来就是女人的事了。米里亚姆把大肉块投进加了盐的滚烫热油锅里。拉谢尔将这样熟化处理过的肉块切成丁。哈莎乐把肉丁塞进贮存罐，用蜡封好罐子，存放在厨房旁的贮藏室。经过所有人的通力合作，全家就有了足量的咸肉，可以在雪融之前安心过冬。

米里亚姆忙着在丈夫和热油锅之间往返时忍不住心想，萨巴嘎这一家人确实有其不可思议之处。拉哈明和两个弟弟合作无间，仿佛融为一体。他们可以精确掌握对方的动作，好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也能把事情做得完美无瑕。米里亚姆渴望能在萨巴嘎家同心协力的作业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可是该怎么做呢？她在新娘的首要任务中已宣告失败，如果她生不出健康的宝宝，那么她除了提供一双劳动的手外，又还能有什么用处？

几天后的某个夜里，米里亚姆在恐惧中惊醒，蓦地在睡毯上坐了起来。

“我没法呼吸，”她的惊叫声吵醒了丈夫，“空气好沉重。”

“嘘，嘘，”拉哈明说。他揉着她的背，关心地凝视着她的棕眼，“镇定点儿，亲爱的，你一定是做了噩梦。”

“是她，是那个塔普拉帕。”

“她怎么了？”

她的脸抵着丈夫的颈项，拉哈明感觉到她的脸颊已被泪水沾湿。

“我们对她一无所知，拉哈明。一无所知！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把孩子交给她？怎么可以？怎么可以？”

“我不知道，那是个错误。我们学到教训了，札胡所有人都学到了。”她希望丈夫像她一样心碎，但她感受到的更像是一种懊悔——仿佛商人因为交易变质而感觉不是滋味。

她不断哭泣，直到精疲力竭。最后，她终于再度躺下，将头靠在丈夫的臂弯里，让他温柔地抱着她。

“你还是一头年轻的小母羊，”拉哈明说，“我们再生就好了嘛。”

“对，”她抬眼透过微光看着他，“这次也许可以生个男孩。”

09　向先知祷告

A Prayer to the Prophet

从札胡通向南方的公路先是绕过山脉边缘，随后切进峡谷，穿越积雪融后水流宛如万马奔腾的河床。米里亚姆坐在颠簸的巴士中，透过车窗深深吸着外头温暖的空气。路边繁花似锦，水仙、银莲、仙客来争奇斗艳，渲染出一片黄、红、白交织的壮美景致，看得她眼花缭乱，怦然心动。这是她头一次出城。经过一年的努力，她还是迟迟没有身孕，米里亚姆觉得自己需要协助。她此行的目的地是其他札胡女性在绝望无助时会去的地方：先知约拿的神殿。拉哈明提议下一次到摩苏尔做生意时带她一同前往，而古城尼尼微（Nineveh）就在摩苏尔城外不远。

乘车到摩苏尔要花上大半天，米里亚姆的胃一路上不断翻搅。尼尼微的古老城墙终于浮现在地平线上，巍峨的灰岩城垛、用亚述神祇命名的森严城门逐渐映入眼帘。她和拉哈明下了巴士，沿着泥土路登上繁华褪尽、早已成为废墟的古城。在古时这里曾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历代帝王曾住在拥有八十个房间的壮丽宫殿里，过着歌舞升平的奢华生活。

他们走过圆拱大门前成排的摊位，听到各种语言在耳边流转，仿佛置身巴别塔。而后，他们步向高耸在城市上的雉堞状宣礼塔，通过底下的大门进入塔内。

“这里是清真寺吗？”米里亚姆低声问。想起一年前什穆埃尔曾警告她大城市里的穆斯林很危险，她不禁颤抖。

“当然是啊。”拉哈明回道。

“可是约拿是犹太人。”

“他也是穆斯林的先知，他们管他叫尤尼斯。”

上帝曾经下令要他宣教谴责尼尼微居民荒淫的生活方式，但约拿反抗了上帝的意旨，于是上帝在海上掀起大浪，让乘船的约拿坠入海中。不过上帝给了约拿第二次机会。一只跟在船后的鲸鱼将约拿吞下肚，等到这位先知决定忏悔，鲸鱼就把他吐回岸上，让他继续追随上帝。这个故事是拉哈明在他们乘车过来的路上告诉她的。

现在她跪在阴影中，额头抵在古墓上。这座古墓覆有丝质盖毯，铜制烛台置放在四个角落，上头正燃点着锥形蜡烛。“敬爱的先知，”米里亚姆低声祷告，“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怀个健康的孩子，他不必特别好，只要跟札胡其他孩子差不多就好。”

她起身准备离去，瞧见丈夫正靠坐在清真寺另一头的墙边。他念着随身携带的小本希伯来文祈祷书，嘴唇安静地动着。她转身，在古墓前屈膝跪下。

“敬爱的约拿，如果你赐我一个儿子，我就以你的名字为他取名。”

☆☆☆

十个月后，在一个最寒冷的隆冬夜里，一个新生男婴的哭声响彻札胡的犹太区。

“听听他的声音哪，”埃弗拉伊姆兴高采烈地叫道，他非常确定婴儿遗传了他洪亮的大嗓门，“这声音可以一路飞到伊斯坦布尔的城门呢！”

小贝比的身体柔滑细嫩，卷曲的黑发乖乖地贴在额上，米里亚姆将他抱在怀里，温柔地凝视着。顷刻间，她几乎担心自己澎湃的爱意会把他压碎。她在胸口上感觉孩子的心跳比她自己的要快上一倍，但两个人的心跳却达到完美的同步律动，仿佛库尔德人用一大一小的两根木棒在多拉鼓上敲击出无懈可击的节奏。她闭上双眼，身体松弛下来，呼吸也变得沉稳安详。一切的厄运都已经离她远去。

再度睁开眼睛时，她看到丈夫疼爱地抚摸着婴儿的脸颊。她注意到他眼中泛着泪光，那是结婚三年来她头一次看到丈夫流泪。

夕阳西下后，拉谢尔和哈莎乐开始烹调大餐准备庆祝。拉哈明则移往自己的睡毯，从口袋里掏出小祈祷书。他想起当天早上上会堂时拉比诵读过的犹太律法段落。这星期的阅读进度是《瓦耶则》（Vayetze）——“然后他出来了”。《创世记》的经文描述雅各布在以契约佣工的身份在岳父家劳动二十年后，以戏剧化的方式出走。可是拉哈明这时读起这个故事，却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他出来了”这句话大致上就是当天发生的大事。约拿·贝赫·萨巴嘎的出生日期并没有在官方数据上登记，只知道是介于1938年12月和1939年2月之间的某个日子。拉哈明那天用铅笔在祈祷书某一页边缘写下的字句，大概算是关于约拿出生一事最正式的记载。

“在诵读‘他出来了’这段的这个安息日，”拉哈明这么写道，“小约拿诞生了。”

10　一步路也不白走

No Wasted Steps

约拿的诞生把贝赫·萨巴嘎家族带进一个新的繁盛年代。拉哈明精简了贩卖作业流程，因而能用更少的时间和工作量赚到更多钱。有好几年时间，每当他前往札胡周围一些农场批购鸡蛋和小麦，都会顺道挑选一些漂亮的织品面料披在驴背上，设法诱惑农夫们购买。虽然这个做法有时的确奏效，不过多数时候他都是垂头丧气地返回镇上，因为驴背上又多了件某个农夫太太说颜色不搭、质地不对或尺码不合的商品。

“你为什么就是没办法带点儿我要的东西来？”有一天，某个农妇吹毛求疵地抱怨。这句话让她被老公骂了一顿，因为她丈夫跟许多库尔德男人一样，认为老婆应该当个“不长嘴的鸡蛋”，圆润细致，不发声响。

这位太太直截了当的怨言尽管让拉哈明相当恼火，倒也促使他改变了经营风格。他不再凭空臆测顾客的需求，而是实验起札胡地区流动商贩没做过的事：接受预购。现在他前往农场采购鸡蛋和小麦时，驴背上背的全都是一个星期前顾客预订的织品，分毫不差。他把农产品运回给镇上的商家时，也是完全依据商家事先报出的需求。改变经营策略让他在札胡商界享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他父亲走起路来也更加神气了。就这么一个漂亮的出击，拉哈明让工作效率倍增，大幅降低了交易风险，而且收入也更加稳定。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犹太村庄的一群小朋友，1934年。

© The Field Museum，Chicago．Photo A83508

一九四〇年代，他和两个弟弟赚进的银两已经够让他们进行更大胆的扩展策略。他们在札胡最热闹的河滨市集开了两间店铺。几年下来，无论是在札胡四周的山区村庄，或是巴格达宽阔的大街，拉哈明早已累积丰厚的商场人脉，让他能比札胡其他生意人以更便宜的价格供应种类更繁多的商品。“我们要让客人自己上门！”他向弟弟们宣布。顾客还真的就此川流不息。

拉哈明在拥挤不堪的铺子里将一捆捆的柔软棉料、一绞又一绞的当地纱线、各式华丽的土耳其寿衣和款款精美的女用丝巾塞满货架。他总能跟上当地人的需求与品味，当越来越多逐渐富裕的顾客舍弃传统山羊毛服装“夏禄沙皮克萨”，改穿西式羊毛长裤和猎装时，他也以精准的步调调整了店内贩卖的商品。

他英俊的弟弟伊斯拉埃尔负责经营隔壁的杂货店。沿着墙壁堆放的大布袋里装满堆积如山的椰枣、鹰嘴豆、坚果和衬衫纽扣、缝衣针线、罐装胶水。

埃利亚胡则是每天早上固定在札胡知名的倒V字形石砌拱桥顶端卡位，拦下邻村那些推着轮车、赶忙将狐狸毛皮和貂皮送进城里的村民形成的人流。他会以亲切无比的口气说：大哥们老远跑到大城里来，还得费劲儿把那么多货品运进市区，实在太辛苦了。干脆全部直接卖给我吧，这样你们就可以早早回家休息！

家族日益辉煌的地位让小约拿隐约有了一种坐享权力的感觉。今天我很难从父亲身上看到那份昔日光彩的踪影，因为现在的他经常忧心忡忡，即便已经拥有高超的学术成就，却仍是充满焦虑和自我怀疑。童年时代的他——那个尚未在人世间功成名就、甚至在札胡都还没冒出头的他——曾经在哈布尔河畔凝视自己的水中倒影，相信自己拥有上天赐予的非凡礼物。

一位在当地担任卡巴拉教士的叔伯辈远亲特别挑选他参与宗教业务，这让小男孩更是自信满满。这位教士的工作是召唤神灵，帮人找回遗失的贵重物品。他会把油灌进水中，请约拿当“童真稚子”，从油所形成的图案推断天神的意旨。有一次，伊拉克乐透代表来到城里，九岁大的小约拿坚信自己知道中奖号码。

多数札胡男孩在四年级结束后就会辍学，许多人甚至完全没有机会上学。当他们大到能抬起水桶，或是把货品搬上架子，就会被家人从学校里揪出来帮家里做生意。但是拉哈明和弟弟们赚的钱够多，约拿因此可以一直读书，先是读犹太会堂附设的学校，而后又进了市区另一头的公立学校。约拿很早就知道他爸爸希望他当医生，不过这个憧憬太过远大，与萨巴嘎家庭的背景完全不对等，因此拉哈明也只敢跟自己的儿子私底下说说。

米里亚姆在札胡陆续葬了五个小孩，三男两女，其中几个是胎死腹中，另外的则是很小就染病死去。五个夭折的孩子中，只有一个小女婴活得够久，让大人有时间为她取名字。每次葬礼后，米里亚姆都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诅咒某个妖精又来阻挠她多养几个孩子的渴望，而后，她更会为自己的大儿子牺牲奉献。这个儿子能够顺利存活长大，仿佛真是天神庇佑的奇迹。

她无比地宠他，煮他最爱的菜给他吃，帮他穿上拉哈明从大城市带回来的新外套和新靴子。她喊他“库巴诺赫”（kurbanokh，小亲亲），恳求上帝在任何灾厄降临在儿子身上之前先牺牲她，以保儿子平安。

米里亚姆的继母阿拉碧有一天看到她为儿子的新鞋绑上鞋带，忍不住叨念，“Pishlé Isho mshiha！——你快把他变成小耶稣了！”

11　失落在亚述大地上

Lost in the Land of Assyria

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一支大号角将吹出声响，所有迷失的人将从亚述人的土地前来，所有在埃及土地上被摒弃的人也会前来，他们都将齐聚耶路撒冷的圣山上赞美天主。

——《以赛亚书27：13》

我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当时不可能知道自己将成为末代伊拉克犹太人。但你绝对不能怪他们无知；当一个民族在一个地方生存了两千七百年，四周的高山屏障让他们与外界长久隔绝，没有人有理由认为任何事物会改变。

早在公元前八世纪，将这群人的先祖送到库尔德斯坦的那位亚述王原本对犹太人并没有特别的仇恨。在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Ⅲ）建立东达里海、西至尼罗河谷地的中东大帝国的构想中，由十个部族组成的小小以色列王国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麻烦。天赋异禀、足智多谋，而且不择手段的亚述王为战争学增添了一项独特的伟大发明：人口替换。他让成千上万被征服的人民徒步迁移到帝国彼端，借此达成两个目标：其一，他将各个族群从他们熟悉的环境中剥离，让他们失去汲取认同感和权力的根源；其二，他让新人口定居在原本渺无人烟的边境地区，让帝国边界更加坚实难破。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通过大规模的人口遣送政策，将数以万计被他征服的亚述人、波斯人及南美索不达米亚人移往他乡。公元前734年，以色列国王比加（Pekah）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闹不合，为了报复，亚述军队攻击以色列的加利利地区，并强迫当地居民徒步迁徙数百公里到亚述帝国核心地区，也就是今日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一带。大约十年后，另一位以色列王何西阿（Hoshea）造反，不但停止每年向亚述帝国进贡，还图谋与埃及结盟，于是亚述军队又大举攻进古巴勒斯坦。后来，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的继任者撒缦以色（Shalmanaser）和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对以色列北部王国首都撒玛利亚（Samaria）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围城行动，最后在公元前721年攻下该城。

尚存于以色列境内的部族于是被赶出这片神圣土地，往东北方跨越辽阔无边的沙漠。如果你熟悉希伯来圣经，那么就知道这些人最后到了哪里。《列王纪·下17：6》记载道，“何西阿九年，亚述王夺取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遣往亚述。他将他们安置在哈拉（Halah）、哈伯尔（Habor）河畔的戈赞（Gozan）和米底斯（Medes）地区的城镇。”简言之，他们被遣送到库尔德斯坦。

学界一般认为，圣经中的哈伯尔河无疑就是在札胡一带蜿蜒后流向叙利亚的哈布尔河。戈赞是现今地处叙利亚的泰勒－哈拉夫（Tell-Halaf），这个位于札胡西方两百多公里处的城市自史前时代起就是制陶重镇。至于哈拉，有些学者相信就是尼尼微，也就是米里亚姆曾在先知约拿墓前祈祷天主赐子给她的那座古城。

虽然这群遭到放逐的犹太人放弃了希伯来语，改说亚述帝国通用的亚拉姆语，但他们还是在新环境中看到圣经里描绘的景象。他们抬头望向高耸在土耳其边界一带的亚拉腊山（Mount Ararat）时，看到的是传说中诺亚方舟搁浅着陆的嶙峋山峦。他们可以将亚伯拉罕视为当地子民，因为不远处的东土耳其城市乌尔法（Urfa）——亦即古代罗马人建立的埃泽萨（Edessa）——很可能就是他的诞生之地“迦勒底的乌尔”（Ur of the Chaldees）。他们前往一系列圣地朝拜，那些地方似乎让他们新立足的大地充满挥之不去的神圣气息：尼尼微的先知约拿神殿；阿尔阔什（Alqosh）的先知那鸿（Nahum）神殿；基尔库克（Kirkuk）的先知但以里（Daniel）神殿；哈玛丹（Hamadan）的以斯帖（Esther）女王神殿及莫迪凯（Mordechai）神殿等。他们在早晨虔敬地食用树汁在朝露中凝成的甘露蜜——犹太人相信那就是《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行经漫天黄沙的荒野，又饥又渴时喜获天赐的珍馐“吗哪”（manna）。

在我父亲的年代，这个流落到美索不达米亚北端内陆山区的以色列族群有一个精神上的首都，那就是札胡。在十九世纪中叶及后期，为数不少的犹太人为了逃离附近阿玛迪亚和阿尔毕勒一带的穆斯林族群动乱，纷纷聚集到札胡，让这里成为整个地区犹太人的活动中枢。住在遥远村落的犹太人开始前来札胡申请洁食(1)屠夫专业认证或参加犹太拉比讲授的课程。1888年到1906年之间，札胡的犹太人口从一千五百人增加到两千四百人。1930年时，犹太人虽然只占札胡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但他们相信自己居住在“库尔德斯坦的耶路撒冷”。

学界习惯把伊拉克犹太人描述为单一民族。但历史的发展却让来自古巴勒斯坦北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与来自古巴勒斯坦南部的犹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在以色列人被强迫放逐到现今伊拉克北部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犹太人被遣送到现今的伊拉克中部地区，包括位于巴格达南方八十公里处的繁华大城巴比伦，以及位于巴格达东南方一百六十公里的尼普尔（Nippur）。圣经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犹太人被放逐的情形：“在巴比伦诸河畔，我们缓缓坐下；泪水悄悄滴落，我们忆起锡安（Zion），”《诗篇137》如此写道，“我们将琴高挂杨柳树梢……在陌生的国度，我们如何以歌声赞美天主？”

不过这些人不久后就找到传承道统的办法。身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明十字路口，这群被抛弃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将建立起庞大的信仰体系，流传后世。他们撰写犹太法典《塔木德经》，打造拉比宣教活动的世界枢纽，并且兴建许多重要的犹太会堂及高校（yeshiva）。后来他们逐渐放弃了亚拉姆语，改说周围穆斯林的阿拉伯话，并成功打进伊拉克政商界最高层。

古以色列人的后代则不曾离开过北部的蛮荒之地。他们居住在散落于偏远山区的村庄，罕有机会互动，与外界各个文明之间的交会和纠结也几乎完全无涉。圣经对这群犹太子民的流放命运没有诗歌般的赞美，只在《以赛亚书27：13》中简单提到以色列人“失落”在亚述的大地上。在某些译本中，“失落”一词甚至被写成“衰亡”之类的晦暗字眼。在数百公里外的南方写成的巴比伦《塔木德经》鲜少对库尔德地区的犹太人有所着墨，仿佛他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在少数犹太人陆续回归的巴勒斯坦，几乎完全听不到有关这群人的消息。而在当时犹太文明的核心——巴比伦，他们被称为“失落的部族”，关于他们的传说遂成为无法考证的稗官野史。有些拉比将他们的消失归因于征服与同化，有些人则归咎神话中波涛汹涌的桑巴提雍（Sambatyon）河将他们与其他犹太人永远隔绝。但无论采取哪种说法，“失落的部族”都象征了一个无法挽回的过去。

在后来的岁月里，在遥远的中国、印度、委内瑞拉及衣索匹亚等地形成的犹太群落纷纷将自己的根源追溯到那些“失落的部族”，但最能直接宣称这点的，非库尔德斯坦犹太人莫属。无论如何，他们世世代代都待在古代先祖被亚述人放逐之处。他们没有“衰亡”，甚至不曾失落。他们不过是存在于文明纽带的遥远边陲，因而被其他人忽略。

☆☆☆

为库尔德斯坦犹太人撰写完整的历史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他们从来不曾记录自己的历史，而且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在穆斯林史书中顶多也只是被顺道提及。库尔德犹太人如果出现在历史记录中，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与某个比较重要的历史潮流有了短暂的交集。少数流传下来的断简残篇虽然引人无比遐思，但相互矛盾的叙述不免也让人摸不着头绪。到底这些记载具有真正的代表性，还是谣传杜撰的成分居多？我们很难判别。不过，我们基本上能从中看出这群人所拥抱的，是一种坚韧顽强的弥赛亚派犹太主义；他们谨守自己的典仪，从不屈就他人的规制。

在圣经宣告古以色列人“失落”以后，关于这些人的历史讯号在数百年后才首度开始闪烁。巴比伦《塔木德经》以谜样的语汇概略提及一道拉比命令：“我们可以接受科第恩尼（Cordyenian）族人改信犹太教。”犹太拉比确实曾经积极劝诱“科第恩尼人”——也就是库尔德人，信奉犹太教；而在公元一世纪时，他们的宣教工作在札胡东南方的库尔德王国阿迪亚波纳（Adiabene）顺利得有如神助。这个王国的核心是现今距离札胡约一百六十公里的阿尔毕勒，其王后海伦（Helen）和王储以萨特斯（Izates）原本是异教徒，但在几个犹太商人的游说下，立刻拥抱犹太教，成为忠贞信徒。根据第一世纪罗马犹太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叙述，当以萨特斯告诉幕僚，他已经偷偷行了割礼，宫廷里立刻人心惶惶，认为“他的子民可能无法接受统治者如此热切地追随外族的奇怪宗教”。但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而且就像在他们之前与之后皈依他族宗教的许多人一样，王后和她的爱子努力让自己变得比犹太人更犹太。他们在耶路撒冷兴建王宫和陵墓。圣城发生饥荒时，他们忙着运送谷物和无花果干到灾区，并提供各种人道协助。公元前66年，当巴勒斯坦犹太人向罗马统治者发起史上知名的叛变行动时，阿迪亚波纳王室是唯一支持他们的外国势力，并曾积极派军支持，运送补给品。这个联盟关系在当时显得既诡异又不切实际。无论是巴比伦犹太人或其他离散在外的犹太社群都没有向巴勒斯坦犹太人伸出援手，而罗马人很快就会以恐怖的血洗行动大举镇压他们。

在此之后，关于库尔德犹太人的记载沉寂了一千多年。但他们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等到他们在十二世纪再度短暂浮现于历史扉页中时，他们的故事依然那么荡气回肠。1160年前后，一名出生于摩苏尔北方库尔德城镇阿米迪亚（Amidiya）的大卫·阿尔罗伊（David Alroy）负笈巴格达就读犹太高校，而后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衣锦还乡。他学会了七十种语言，不但精研犹太律法和《塔木德经》，对“穆罕默德人的智慧”和“方术之士撰写的文献”也了如指掌。

凭借着惊人的学术造诣和非凡的领袖魅力，他回到故土后声称自己是弥赛亚。根据来自西班牙、当时造访该地的犹太裔旅行家——图德拉的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描述，阿尔罗伊向库尔德犹太人宣布，他将领导他们“协力对抗所有国家”，而且“阿尔罗伊透过假造的神迹，向犹太民众揭示天主的信息，并告诉他们‘唯一的圣者——愿他被称颂——是他派我夺下耶路撒冷，将你们从异教徒的奴役中解救出来’。”

阿尔罗伊在整个地区赢得无数人的狂热追随。但他谋划的世界大战和末日救赎却让波斯王极为不悦，波斯王于是威胁将杀害帝国境内所有的犹太人，除非巴格达犹太高校校长说服他那野心勃勃的弟子停止他的愚蠢行动。可惜校长的训诲派不上用场，于是波斯王想出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法：他给了阿尔罗伊的岳父一万枚金币，请他趁阿尔罗伊熟睡时杀了他。事情就这样大功告成了。

这个故事带给英国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犹太裔首相班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极大的灵感，促使他写下小说《阿尔罗伊，受奴役者之王》（Alroy or The Prince of the Captivity）。“1831年，当我造访耶路撒冷参观历代以色列王陵墓时，”身为塞法迪（Sephardic）犹太信徒的迪斯雷利在小说前言中写道，“我的心思不禁回到一位传奇人物身上。早在童年时期，我就对此人深感着迷，在他的丰功伟业中蕴藏了无数可供撰写小说与诗篇的素材。”

在阿尔罗伊之后的五百年间，关于库尔德犹太人的史料又是一片空白。

十七世纪时，库尔德斯坦最杰出的拉比塞缪尔·巴尔札尼（Samuel Barzani）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改革者，并致力兴建犹太高校。但他没有儿子，因此无法透过一般方式延续家族命脉。于是他让美丽的女儿阿塞纳丝（Asenath）学习希伯来文、《妥拉》和犹太密宗卡巴拉。他把女儿许配给自己的侄子兼得意门生雅各布（Jacob）拉比，并要他发誓永远不会叫她做家事。在父亲和丈夫先后逝去后，阿塞纳丝成为家族中唯一具备足够学养的人物，能够接管叔侄两人生前在摩苏尔经营的犹太高校。已知的世上第一位女性拉比于焉产生，她不负众望，成为极其杰出的领导者、知识分子和资金筹募者，同时也以卡巴拉神迹行使者及贤明诗人的身份声名远播，赢得地方犹太人士的拥戴。她的蹿升让其他男性拉比觉得不可思议，不得不打造新的希伯来文字汇称呼她：“tanna' it——塔木德女学者”。

接着，历史记载再度空白了许久。

库尔德犹太人的成就无法以任何约定俗成的尺度衡量。他们基本上不识字，留下的文字记载少之又少，而且完全没有印刷机器。库尔德说书人将引人入胜的口传文学一代传给一代，但事实、民间传说和幻想之间的界线几乎毫无分辨的可能。他们太过穷困，没有能力让小孩受教育。他们从事辛苦的劳力工作，没有在社会及政治上爬升的实质机会。他们受好战的地方部族首领牵制，但由于人数从来就不够多，无法挑战统治者的专权。他们以极弱势族群的形态生活在大约两百个散布于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交界处库尔德地区里的穆斯林城镇及村庄。历史中从不见他们团结起来向统治者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或积极主张民族权利的纪录。

库尔德犹太人最辉煌的成就不是建造巴比伦空中花园，或是起义对抗罗马帝国统治，而是某种看似远比这个更简单、却又无比诗意的东西：也就是他们跨越时代兴衰，成功生存下来的事实。在他们“失落在亚述的大地上”两千七百年以后，我们如今依然能看到库尔德犹太人的身影。在伊拉克地区的其他犹太人改用阿拉伯语十二个世纪之后，这群库尔德犹太人依然说着古代犹太离散社群的母语——亚拉姆语。

但这一切可能不若乍听之下那么让人难以置信。正如阿迪亚波纳王国、阿尔罗伊和阿塞纳丝的传奇故事所揭示的，在库尔德犹太人跨越的历史长河中，小小的奇迹总有办法在那些遥远的山头，如雨滴般点点飘落，浇灌族群的生存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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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洁食（kosher），符合犹太教教规的食材，具“洁净、完整”之意。除了规定可食动物的限制种类之外，其屠宰、烹调方式也受影响。

12　与天使说话

Speaking with Angels

在卢旺迪兹（Ruwandiz）以北以及摩苏尔旗（liwa）(1)境内大部分地区，裤子采用宽松的直筒型垂坠式设计，有时底部略呈喇叭状。霍格（choghe）和拉尼克（rhanik）几乎毫无例外是以当地出产的布祖午（buzuw）面料制作，过去质量最高的布祖午都是由札胡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编织而成，无论设计、色泽或纹路都变化多端，引人入胜。

——C．J．埃德蒙兹（C．J．Edmonds），《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伊拉克东北部的政治、旅行与研究，1919—1925》（Kurds，Turks and Arabs：Politics，Travel and Research in North-Eastern Iraq，1919-1925）

某些早上，当约拿的祖父埃弗拉伊姆看着散置在店铺中的染缸、水桶、磅秤和染料瓶时，他不禁心想，这是不是上帝在试炼他？他是全札胡唯一的“萨巴嘎”——染布师傅，而上帝似乎不愿意让他休息。店门一开，妇女们就抱着一卷卷纱线来报到。穿着夏禄沙皮克萨的男人接二连三走进店里，抱怨阳光、雨水、汗水什么的，没两下就把他保证永不褪色的衣服弄得颜色黯淡。裁缝师则是拉着一大车的棉料和毛料来找他染色，而且毫不留情地讨价还价。

这些已经够让他头痛了，但接下来的工作更是麻烦。他必须为原色布料秤重，在装了肥皂水的大缸里洗掉油脂，接着用从河里挑来的清水洗净肥皂泡沫，再将布料静置于鞣酸溶液中进行热水浴。鞣酸是从漆树叶或五倍子萃取而得，布料经过一夜浸泡后，纤维就会与染料形成非常紧密的连接。

大部分的来客是小生意人或农民，他们需要的是色泽鲜明的靛青色或黑色外套，前者是为了在假日或婚礼时盛装穿着，后者则是日常生活所穿。这些日子以来，一些比较有钱的客人开始要求他染出颜色亮丽、富于变化且不会褪色的衣物。过去染布师傅需要的材料只是桑葚、洋葱皮、山胡桃壳、石榴皮、桃叶、姜黄根那么几样；只要以精确比例用心调配，就能创造出从土耳其红到提尔紫等种类繁多的纯植物性染彩，让布料展现变化多端的细致色泽。札胡的商人到巴格达做生意时看到当地人穿着更加鲜艳亮丽的衣服，只可惜那些颜色不是在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中能找到的。于是埃弗拉伊姆向他在摩苏尔的生意伙伴讨教，他们告诉他德国的大染料工厂有办法制造各种彩度最饱满、最不容易褪色的染料。他们让他看了一些样品，瓶身上标示的苯胺、联苯胺、茜素等一大堆名词让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耸耸肩，当下决定砸重金先订一大箱再说。“客人就要这种东西，我还能说什么！”回到札胡的铺子后他双手一扬，跟在隔壁开理发店的穆斯林朋友这么说道。

不管用的是什么材料，他总能点石成金。客人把一堆油腻腻的毛料或脏兮兮的棉料丢进他店里，埃弗拉伊姆就是有办法让它们漂漂亮亮地回到客人手中。

约拿即使只有八岁大，也已经很清楚别人怎么谈论他的祖父。女性顾客说埃弗拉伊姆为人正直，因为他坚持请她们把工钱放在他座椅旁的小边桌上；他的理由是，如果直接从女人手中拿钱，不免会产生肢体接触，这样是不恰当的。学校老师们发现他是萨巴嘎的孙子，都会对他更加尊重。

还有一次，埃弗拉伊姆巴爸在一个下雪的夜里迷了路，回家时已经冻得浑身发抖，差点儿没昏过去。札胡最富有的犹太人摩西·嘉贝透过关系从附近军营召来一位医官。这位医官的祖父是巴格达有名的拉比，写过好几本犹太学术著作。医官给埃弗拉伊姆注射了几剂药，但不收任何费用。

埃利亚胡叔叔觉得受到侮辱，他没办法接受竟有人把萨巴嘎家当成需要救济的对象。医官的说法是，“摩西·嘉贝告诉我，埃弗拉伊姆是整个城里唯一一个会读我祖父书的人。这就抵过所有医药费了！”

约拿在一旁听得一头雾水。一群大人争论不休，就只是因为他爷爷读过几本书？亚拉姆语表达“深入研读”的概念时用的词语是“lyapa blibba”，大约是等于“牢记在心”的意思。知识是典藏在记忆中、并透过口述流传，而不是书写下来或印成白纸黑字后，据以研究思辨。大多数犹太人生活中只需要用亚拉姆语与同族人交谈，加上一些简单的库尔曼吉（Kurmanji，一种库尔德语言）字词，让他们可以和札胡的穆斯林多数族群做生意就行了。如果一个人从不离开库尔德斯坦，是不需要懂阿拉伯语的，而多数人确实终其一生都不曾离开库尔德斯坦。希伯来语也几乎不必懂，只要能在上教堂时说出几个常用的字词就绰绰有余。

就算是当地的拉比，他们读的书也只够主持最基本的祈祷仪式。札胡许多伟大的说书人或贤明之士其实并不识字，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从父辈和祖父辈听来的民族史诗，有些人甚至好几百首都能朗朗上口，但他们可能一个字都看不懂。约拿小时候对世界的认知大约也是这样，他认为读书是件麻烦事，只有在老师拿教鞭威胁时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读一点儿。库尔德人甚至有一句谚语：“小时爱读书，长大当乞丐。”可是，约拿的祖父每天晚上读书却是他有意识的选择，他是为读书而读书。更让约拿百思莫解的是，埃弗拉伊姆为了读书居然可以放弃半个晚上的睡眠时间。在约拿眼见的世界中，睡眠不是老人调解身心的最佳药方吗？读书？他祖父到底是怎么了？

然而，随着时光流转，埃弗拉伊姆仿佛开始能对孙子施展法术。“Si hzi pasid shakhina——去看上帝的面容。”母亲清晨时会边说这句话，边将约拿摇醒，催促他在上学前到会堂里跟祖父一起祈祷。她所谓“上帝的面容”是指她相信会从《妥拉》书卷中如神迹显现般散发出来的神灵光辉。可是对约拿而言，这句话只会让他想到祖父那双笑盈盈的眼睛。

约拿来到会堂参加早晨六点的祈祷时，祖父总是盘腿坐在约柜旁的老地方，身上披着厚重的长袍。他的身边堆满了书：祈祷册、《圣经》、各种卡巴拉和犹太律法相关论述，以及一本阐释真善美犹太生活的道德指南。他含糊地念着书页上的字句，有些却是书页上没有的；他有时还会抬头望向天花板，激越地喊出狂喜之情。陆续来到会堂的信众们看到埃弗拉伊姆脚边摆的灯笼和炭火篮，就知道他们那生性单纯的染布师傅又在圣堂里待了一整晚了。

每天早上，约拿就这样悄悄走近祖父，跪在他的祈祷毯一角，手上拿着祈祷册，盼望爷爷会转头对他说点儿什么，甚至给他一个微笑。但埃弗拉伊姆这时正处于某种极度狂喜的状态，要他从书页中抬起头来点个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约拿连续一年几乎天天准时到会堂报到之后，在家里向来亲切友善、但在会堂却仿佛变了个样的埃弗拉伊姆终于在祈祷场合开口对他说话。

“Akha sabri kese——”他看了一眼会堂墙壁，接着这么对他说，“这里是我的灵魂唯一能得到安宁之处。”

“那些书里都写些什么，埃弗拉伊姆巴爸？”

“都是一些贤者的话，一些远比我更贤明的人，”埃弗拉伊姆回答，“可是你现在不必烦恼这些。最重要的是要信赖上帝，每天虔诚祈祷。只要你能做到，你就能比你的朋友们更长寿。”

约拿心里浮现祖父读着那些书时脸上荡漾着微笑的情景。

“知道了，埃弗拉伊姆巴爸，可是你要告诉我书上说些什么。”

“不行。你必须学着自己读。你必须自己判断你要相信的是什么，还有哪些事比较重要。”

他想了一下他上的犹太学校，想到老师要求他们不断重复《圣经》里的字句，直到那些字句完全失去意义，只剩下一些声音。

“我觉得我不会读书。”约拿说。

“来。”埃弗拉伊姆从书堆中拿出一本，封面上写着“诗篇”。“约拿，你想知道贤者说了些什么是吧？他们说，如果你每天把这本书从头读到尾，上帝就会为你在伊甸园里保留一个位置。”

在这种时候，约拿总忍不住心想祖父的脑筋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埃弗拉伊姆说过一些镇上没人敢说的话。他曾经宣称自己参加过天使主持的午夜祈祷式，而且那些天使口中不断吐出一些札胡实际居民的形体。他还宣称一个长得跟夏玛许（shamash，犹太会堂管理者）一模一样的鬼魂曾在黎明前进到圣堂里拍他的后脑袋，他转身回了一拳，把鬼魂打得飞天撞地。他为自己塑造出某种密宗信徒的形象，把许多札胡居民唬得一愣一愣的，但约拿知道有些小朋友另有不同的观感。他亲眼看过几个同班同学在黎明时分从会堂窗口朝里面窥探，每次看到老埃弗拉伊姆又开始和天使拉斐尔（Raphael）、先知以利亚（Elijah）或某个其他神灵说话，他们就会一阵窃笑。

尽管如此，埃弗拉伊姆那种怪异的行径某方面还是让约拿这个小孙子非常着迷。在一个受传统禁锢的封闭社会中，这个天性单纯、自己学会读书的人辟出了一条蹊径。他是个学者型劳动者，一个密宗染布师傅，一个无名小卒兼大人物。埃弗拉伊姆·贝赫·萨巴嘎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地位，他受尊敬的原因不在于拥有多大的土地、收入多高，而在知识有多深刻，信仰有多坚实。

那天晚上，约拿偷偷打开祖父做了许多折角记号的《诗篇书》，一手拿着书，另一手提着小灯笼走到睡毯上。线条工整的希伯来文字看起来奇异而晦涩，但他慢慢念了起来，发出一些字的声音，猜测它们的意义。好不容易读到第四个诗篇——“哦，人类的子民啊，你们还要坚持将我的荣耀化为羞耻，还要坚持爱慕虚荣吗？”一阵浓浓的睡意袭来。那晚，约拿在他的梦里站在守护着札胡的高耸山峦中，看到缩小版的自己正在开满金黄色向日葵的原野中奔驰。那就是伊甸园。

忽然间，场景开始变了样。花朵枯萎了，他和祖父独自站在会堂里。灿烂的阳光透过高窗照了进来，埃弗拉伊姆维持着双腿交叉的姿势，朝光芒飘了过去。

“等等我！”约拿叫道，但是他的祖父已经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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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wa一字在阿拉伯语中为“旗帜”之意，也是奥斯曼帝国体系中的行政区划名称。

13　犹太人原本就是阿拉伯人

Arabs Before Jews

对库尔德人而言，山毫无疑问象征着神性。山是他的母亲，他的庇护所，他的保护者，他的家园，他的农场，他的市集，他的伴侣，以及他唯一的朋友。

——梅尔达德·R.伊札迪（Mehrdad R．Izady），《库尔德人的故事》

（The Kurds：A Concise Handbook），1992年

札胡的犹太人在群山环抱的家园中过着桃花源般的生活，几乎完全不知道在五百公里外的南方，巴格达正经历巨大的转变风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联军分食奥斯曼帝国的大饼，将伊拉克领土划归英国管辖。英国托管维持了十二年，直到1932年伊拉克独立。那年，伊拉克向它所加入的国际联盟提出“关于少数族群的宣言”。这份文件誓言“完整、全面保护伊拉克所有居民的生命和自由，不分出身、国籍、语言、种族或宗教”。

来年，伊拉克军队屠杀了三千名亚述人。伊拉克的亚述人是说亚拉姆语的基督徒，从遥远的古代就世居在伊拉克北部。亚述人要求得到更多政治权力，并组成八百人的民兵。伊拉克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数十个亚述村落遭到夷平，死难者中包括许多平民和儿童。这种惨无人道的响应方式令各界严重质疑伊拉克在前一年关于确保少数族群权利的宣示。

这次攻击的消息像一阵凄风苦雨般地扫过巴格达的犹太人小区。伊拉克中部的犹太人世居当地将近三千年了，与穆斯林共存共荣。犹太人形成昌盛的商人阶级，贸易商、银行家、金融家辈出，他们有效运用巴比伦长久以来身为多条重要国际贸易路线汇聚处的枢纽地位，成功地发达致富。他们在苏拉（Sura）和尼哈迪亚（Nehardea）建立两座大型犹太高校，培育优秀的拉比，让犹太教能在这个流散各处的族群中代代相传。公元499年，伊拉克的犹太学者已经完成划时代的《巴比伦塔木德经》，这部典籍是以亚拉姆文撰写而成，无论是当时或现在，都被视为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犹太律法指南。

虽然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在公元前538年击溃巴比伦军队，并允许远离圣土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兴建圣殿，但大多数犹太人还是决定留在巴比伦。即使一千一百年后伊斯兰军队征服整个中东地区，多数人依然留了下来。只要犹太人乖乖缴纳税赋，并且好好地恭维伊斯兰统治者，他们就持续享有高度的经商和信仰自由。尽管帝国兴衰、时代更迭，族群包容的气氛一直存在，1908年时，奥斯曼统治者甚至在新宪法中以白纸黑字赋予非穆斯林民众同等的权利。

当英国军队在1917年开进巴格达时，犹太人已经是这座城市的最大族群，二十万居民中有八万人是犹太裔。根据史学家尼希姆·雷吉旺（Nissim Rejwan）的研究显示，富裕的犹太父母此时开始根据伦敦的最新时尚打扮自己的小孩，并为他们取爱德华、乔治、黛西、克莱儿等饶富不列颠风情的名字。

长期以来，犹太人也在政府部门中担任低阶和中阶职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人在英国托管下的伊拉克开始爬升到更高的政治阶层。沙逊·赫斯克尔（Sassoon Heskel）在独立的新伊拉克当上首任财政部长，其他犹太人也获选为国会议员，或是在最高法院中任职。但独立也为伊拉克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中东各地出现越来越多要求建立泛阿拉伯联盟、并在伊斯兰世界中终结西方殖民势力的声浪。伊拉克成为阿拉伯狂热分子和意识形态煽动者的天堂，在一九三〇年代发生过不下五次政变。

其中快速窜起的一个人物是耶路撒冷大穆夫提(1)哈吉·阿敏·阿尔—胡赛尼（Haj Amin al-Husseini），英国当局以他在巴勒斯坦煽动阿拉伯人叛乱为由，对他发出通缉令。另一个人物是纳粹驻巴格达特使弗利茨·格罗巴（Fritz Grobba）博士，这个人文质彬彬，喜欢将自己视为德国版的阿拉伯劳伦斯。格罗巴买下《阿拉伯暨世界报》（al-Alam al-Arabi），以连载形式在该报中刊登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阿拉伯文译本。他经常举办华丽的宴会，吸引伊拉克政治、媒体、军事等各界精英参加。有些伊拉克人张大眼睛看着纳粹在欧洲各地节节胜利，被认为纳粹的第三帝国是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可以仿效的模式。

伊拉克首席拉比——智者沙逊·卡杜里（Sassoon Kadoorie）以及其他犹太社群领袖设法让自己与欧洲和巴勒斯坦锡安运动保持距离。即便某些伊拉克犹太人在知识层面上认同建立犹太祖国的救世主降临论理念，他们并不特别想抛弃在伊拉克安稳舒适的日子，而去追寻某种不确定的未来。他们也完全不希望激起穆斯林朋友、邻居和生意伙伴的憎恨。

早在1922年，巴格达犹太领袖梅纳赫姆·沙立·但以理（Menahem Salih Daniel）就告诉过伦敦锡安组织书记，最好要放慢行动脚步。在尼希姆·雷吉旺撰写的伊拉克犹太裔历史中，他引述但以理在一封信中写下的话：“我无法不思考，倘若锡安组织在巴格达正式建立办事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犹太人与其他族群之间向来良好的关系将会遭受多大的负面冲击。”

犹太学者埃兹拉·哈达德（Ezra Haddad）在一篇刊登于巴格达第一大日报《新闻报》（Al-Akhbar）的文章中写下伊拉克犹太裔民众普遍的心声：“当一名阿拉伯犹太人谈到阿拉伯大地，他指的是这些亘古迄今环绕着他、慷慨赐予他无比丰饶的家园；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他都会将这片土地视为绿洲，在充满压迫与不公的沙漠中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滋养……”再早些时候，哈达德还写过一篇文章，以简洁有力的标题阐释他抱持的观点：“在变成犹太人之前，我们原本就是阿拉伯人。”

犹太裔领袖、巴格达大学法学院知名教授约瑟夫·艾尔卡毕尔（Yosef El Kabir）直截了当地抨击英国在1917年表态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民族祖国的重要宣言——《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他于1938年在《伊拉克时报》（Iraqi Times）中撰文表示，“《贝尔福宣言》企图解决的问题无论现在或未来都只是一个欧洲的问题。”

伊拉克犹太人的乐观想法无法持续太久。

1941年4月，四名自称“金色方块”的反英派陆军上校又发动政变。亲英派摄政者——阿卜杜勒·伊拉（Abdul Ilah）王储在美国外交人员的协助下逃往约旦河西岸。“金色方块”四人组指名前总理拉希德·阿里·阿尔-吉拉尼（Rashid Ali al-Gilani）担任新的伊拉克最高领袖。这名政治人物是个摇旗呐喊的民族主义者，而且非常欣赏纳粹。什叶派神职人员和逊尼派的耶路撒冷穆夫提都倡议对英国发动圣战。拉希德·阿里组成他所谓的“民族防卫政府”，并切断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纳粹意识形态此时在学校中生根发芽，犹太人开始被贴上英国同谋者的标签。提倡种族纯粹理论的德意志纳粹对阿拉伯人其实并无好感，对阿拉伯人的独立野心也只是虚情假意地附和。但屡次成功进军欧洲各国的德国此时气焰高涨，并在阿拉伯人对英国统治的反叛中看到进一步羞辱盟军的天赐良机。当拉希德·阿里和英国人在英国继续使用伊拉克军事基地的议题上爆发冲突，希特勒接受伊拉克的请求，运送枪炮给巴格达，并派出一个空军中队及一组军事顾问前往支持。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得知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立即宣布战争已经扩散到更广大的层面。他下令军队夺回伊拉克，并发电报给驻伊军区司令，要他“以空前魄力击溃拉希德·阿里的势力”。

1941年4月17日，英国皇家空军在未受抵抗的情况下降落在巴士拉（Basra），随后发动一系列猛烈的轰炸攻击。伊拉克部队的军力完全无法与英军相比，短短一个多月后的5月底，伊拉克就投降了。拉希德·阿里与德意两国使节及一批支持者跨越国界，潜逃到伊朗，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则逃到德国，受到希特勒亲自接见。

6月1日，阿卜杜勒·伊拉王储返回伊拉克，重新坐上王位。此时正值犹太逾越节的第二天，犹太裔民众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在街头穿梭，一群人甚至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摄政王归国。但犹太人在拉希德·阿里溃败后那么快就明显地欢欣庆祝，无疑就像在油料库中点燃火柴。当天下午，当犹太欢迎队伍从机场回到市区，一群退役士兵向他们发动攻击。杀害一名犹太人，击伤十六人，军警则在一旁坐视不管。巴格达迅速陷入混乱。暴民在贫民区聚集，高中生纷纷以棍棒、刀子及斧头武装自己，因为被英军击败而愤恨不平的军人不断涌进市区。日落时分，巴格达已经全面进入法胡德（Farhud，阿拉伯语“种族迫害、屠杀”之意）状态。犹太人的住宅和公司行号遭到无情的攻击，暴民屠杀幼儿，强暴妇女，他们的家人只能无助地看着这一切在眼前发生。在阿巴斯艾芬迪（Abbas Effendi）一带，六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惨不忍睹的尸体被钉在墙壁上。巴格达市警袖手旁观，有些甚至还主动指引新来到的暴徒前往犹太人的住宅和商号。犹太店铺被洗劫一空，接着还被放火焚毁，犹太会堂遭受亵渎，《妥拉》典籍被丢到街上。

第二天下午，王储终于命令军队向暴民开火，但巴格达此时早已成为一片血海。据估计有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名犹太人以及许多前来护卫他们的穆斯林惨遭杀害，八百九十六间住宅和五百八十三间商店被洗劫，将近两千四百个家庭无家可归。

那些曾经试图对未来抱持乐观态度的巴格达犹太人再也无法自我蒙骗。这场“法胡德”像是一把利剑，刺进了他们的心脏。

然而，如果那时你去札胡问当地的犹太人他们对这场屠杀有何看法，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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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穆夫提（mufti）意指负责阐释伊斯兰律法的逊尼派穆斯林学者。

14　加号和减号

Plus and Minus

对萨巴嘎家族而言，一九四〇年代末期是家业兴旺的时期。他们的各个店铺都有良好且稳定的利润，埃弗拉伊姆钱赚得起劲，三个儿子再怎么劝说老爸退休也没用。1944年8月某一天，米里亚姆生下一个斗鸡眼的女儿，取名莎拉（Sara）。米里亚姆再度诅咒邪恶之眼的残忍，害她生出一个怪胎；不过不久之后，她就不可置信地看着莎拉长成活泼快乐的小女孩。三年后，阿夫拉姆（Avram）诞生，他的身形瘦长得离奇，活像一根烤肉杆。

约拿这时已经九岁了，他在下午会去帮一位不识字的穆斯林杂货店老板记账，老板则会赏他铜板和各种很有嚼劲的土耳其糖果。早上是约拿的上学时间，他在第一男子学校接受培育，准备成为堂堂正正的伊拉克公民。他身穿笔挺的军校式制服，搭配红色童军围巾和三角帽。他修读阿拉伯文，每周参加一次升旗典礼，并向还是个小少年的法赛尔二世（Faisal Ⅱ）国王致敬。约拿跟其他男同学一起唱着伊拉克国歌：“我们是费图瓦（fetuwa，青年团）的英雄，我们是阿拉伯民族的刀锋，面对敌人绝不软弱屈服。”

从学校排队走路回家时，他会因为搞混左右脚的步伐而被训练官敲膝盖，但他从不抗议。可是有一天，当一位老师在黑板上画出一个他曾经在河对岸的基督徒教堂外看到的象征标志时，他却觉得有话要说。那堂课当然不是非穆斯林学童不必上的古兰经课，而是他最喜欢的数学课。

刚从摩苏尔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数学老师活力充沛，他在黑板上写了两个数字，然后在中间画了一个＋号。约拿紧张地瞄了一下其他犹太同学，发现他们都抓起书包，准备起身离开。犹太小区里在那段时间里正好流传着一个谣言，说基督徒会设法施诡计骗犹太小孩改信基督教。约拿和他的犹太同学不必多说就知道老师在做什么：他企图将基督教的十字架走私带进数学课堂中。

“怎么回事？”老师叫道，“你们要去哪里？”

“我们是犹太人，”约拿说，“我们不可以看十字架。”

原本一脸错愕的老师此时忽然扑哧笑了出来。

“我也是犹太人呢，”老师说，“我的名字是雅科夫（Ya'acov），很犹太呢！相信我，这不是什么十字架，它只是一个加号，跟耶稣基督完全扯不上关系。如果把竖的这一杠拿掉，就变成减号。这些都是公认的数学记号，我们别无选择喔。”

犹太裔学生纷纷放下书包，但还是不相信老师的解释。“这样吧，你们把竖的这条线画一半就好了，不要让它越过横线，这样两条线就不会交叉成十字形，但我会知道你们的意思是加号。怎么样啊？”

约拿有点不甘愿地坐回座位，其他同学也跟着就座了。

15　高山是我们唯一的朋友

The Mountains Are Our Only Friends

在长达数千年的库尔德历史中，库尔德人一直能够维持自己的族群特征。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许多其他族群早已完全相互同化，形成单一主流文化。相反地，几乎所有来到这个山岳地带与他们比邻而居的外族—斯基台人（Scythian）、阿兰人（Alan）、阿拉米人（Aramean）、亚美尼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土库曼人、土耳其人等——都被库尔德化到难以辨识的程度。

——梅尔达德.R.伊札迪，《库尔德人的故事》，1992年

耶和许瓦·凯尔曼（Yehoshua Kellman）对札胡怀有高度期望。年轻的他充满理想主义的热情，在犹太人办事处的安排下来到这块崇山峻岭的遥远土地。犹太人办事处是在犹太圣地接受英国托管时成立的半官方锡安组织，负责统筹犹太事务。凯尔曼在欧洲服务几年后，办事处派他和其他几个人到伊拉克，希望将犹太人对“法胡德”反犹太暴动的怨气转化为大举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动机。凯尔曼将法胡德视为一个转折点，他认为阿拉伯世界中人数最多、经济条件也最好的伊拉克犹太社群可能终将醒悟到“归乡”（aliyah）——离散犹太人回归犹太故土——的急迫必要性。

他了解札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库尔德斯坦的犹太裔生活中心，札胡位居土耳其边界的战略位置还使该地有潜力在未来兴建通往圣地的地下铁路时当作关键的中转停留点。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有些札胡犹太人已经接受召唤，投奔巴勒斯坦，不过其中少数人因为在新的国度中找不到工作，最后还是回到老家。

当凯尔曼在1943年抵达札胡时，他信心十足。这里的犹太男子粗犷精壮，而且工作勤奋，完全不像他在巴格达看到的那些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巴勒斯坦需要的正是强健的男子汉。几个人前来迎接他，护送他到札胡犹太社群的非正式领袖、大地主摩西·嘉贝的住处。嘉贝在伊拉克各地都有生意伙伴，他的世界观也比大多数札胡犹太人要宽广得多。他对法胡德暴动略有所知，也在书报中读过关于犹太人重建祖国运动的事。他以巴勒斯坦英国托管总督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的姓氏为灵感，为儿子取了音形近似的犹太名字什穆埃尔（Shmuel）。后来他又把孙子取名为魏兹曼（Weizmann），因为世界锡安组织主席名叫哈依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

可是当凯尔曼问嘉贝，他未来是否愿意协助他将札胡的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时，嘉贝马上摇头。他解释道，他用锡安领导人士的名字为小孩取名是对成立新犹太国家的运动表达象征性的支持，但这并不代表他或任何其他札胡居民真的有意移民到那里。

三天后，凯尔曼垂头丧气、双手空空地离开札胡。

“我不懂。”他回到巴勒斯坦后上司问他。

“他们就……该怎么说呢？”凯尔曼回答道，“他们对锡安主义的看法跟我们不同。”

☆☆☆

库尔德斯坦是一个地区，不是国家。对生活在此的宗教弱势族群而言，这个事实很可能提供了一种保障。这个位于中东阿拉伯世界北方尽头、被崇山峻岭环抱的弧形地理区域面积超过五十万平方公里，略大于西班牙，略小于法国。它大致沿着托罗斯（Taurus）山脉和札格罗斯（Zagros）山脉的走向，从土耳其东南部及叙利亚东北部往北延伸到接近苏联领土的地方，接着再往南伸展到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部。

这个地区曾发现可追溯至十万年前的人类穴居遗迹。但库尔德人的集体认同关键主要不在共同的过去、语言、种族史或宗教；数千年来，库尔德斯坦经历过太多动荡，教科书上提到的国族凝聚因素在这里并不适用。库尔德认同的根源其实在于山区艰困生活塑造出来的某种独立性格与意识，那是一种边境心态，其中的荣誉感与兄弟之情的重要性远大于一个人碰巧相信哪位上帝，或刚好说的是何种语言。库尔德人的集体意识维系了好几千年，在不断发生的战争与侵略中一直屹立不摇。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领土遭到欧洲列强瓜分，虽然库尔德人的土地被划入五个不同国家的势力范围，却没有因此而瓦解。

对生活在这些偏远山区的人们而言，数百公里外大城市中的宗教狂热和民族主义运动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欧洲犹太人长期面临恶毒的反犹太主义势力威胁，即使在巴格达，犹太人也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敌视。但库尔德地区的犹太人几乎不曾遭遇这种处境。他们工作、生活、向犹太上帝祈祷、说着自己的语言，这个情况在两千七百多年来未曾受到大幅扰乱。

遗世独立的环境孕育出手足兄弟的情谊。在这个地区经常会发生的洪水、饥荒与库尔德部族血腥斗争中，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经历的是同样的痛苦。如果哪一年小麦、五倍子或烟草的收成格外丰饶，所有族群都能受益于大地的恩赐。在相当程度的意义上，他们在身为穆斯林、基督徒或犹太人之前，首先是库尔德人。穆斯林在逾越节结束后会送面包和牛奶给犹太人当礼物。他们喜欢吃犹太人在逾越节时食用的未发酵面包“马特佐”（matzoh），并将它称为“节日面包”。犹太人在安息日时不可生火，这时他们的穆斯林邻居就会为他们端上热茶。有些穆斯林甚至会在犹太教赎罪日（Yom Kippur）那段时间请犹太会堂看守人每天一大早就叫醒他们，因为他们认为在犹太人忏悔的日子里早起会带来好运。犹太人对穆斯林也会以相同的包容与尊重回报，例如在伊斯兰教斋戒月（Ramadan）期间，由于穆斯林不可抽烟，犹太人也会跟着在公共场所禁烟。

在库尔德斯坦，无论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或苏非（Sufi）密契主义、巴哈伊信仰（Bahaism）以及古老的库尔德信仰“耶兹德教”（Yezidism），宗教信仰可谓百花齐放，共存共荣，极端主义几乎不曾出现。信奉伊斯兰的库尔德女性出门不需要戴上面纱，她们可以在市集上买卖商品，也拥有相当的自由，可与丈夫之外的男人说话。犹太男性穿的宽松长裤与刺绣罩袍和穆斯林兄弟们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是犹太男子特有的穗子（tzitzit）会从他们身穿的衬衫底下探出来。

这也就难怪库尔德斯坦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会是被称为“绅士战士”的萨拉丁（Saladin）。萨拉丁是一名库尔德总督的儿子，1138年出生于提克里特（Tikrit）。他恪遵伊斯兰教义，提倡穆斯林圣战（jihad），并透过外交及武力双管齐下，统一了从叙利亚到也门的伊斯兰世界。在那个欧洲接二连三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年代，萨拉丁的军队在1187年将法兰克人逐出耶路撒冷，随后又成功遏阻了狮心王理查德（King Richard the Lionheart）及其率领的十字军进犯，让原本信心十足的欧洲基督教国家遭受空前震撼。不过，时至今日，世人记得萨拉丁的原因主要不是他在军事上的足智多谋，而是他时时展现的绅士风范。理查德王的坐骑阵亡时，萨拉丁立刻派人送了两匹马给他作为替代。理查德王在雅法（Jaffa）战胜后病倒，萨拉丁得知后又差人送上水果和以高山纯净冰霜制成的雪酪给他吃，设法缓解他的发烧状况。基督教十字军屠杀了数以千计的穆斯林战犯，但萨拉丁在赢得胜利之后，却保护基督徒免于骚扰，平安地撤离耶路撒冷。

基督教军队对耶路撒冷进行血腥攻击遭到萨拉丁挫败，西方基督徒虽然因此觉得难堪，却禁不住对萨拉丁产生敬意，纵然他的种种作为反讽地体现了基督教所提倡的价值。但丁（Dante）在《神曲》的《幽冥界：地狱第一关》（Limbo，the First Circle of Hell）中，将萨拉丁描绘成一名充满德行的异教徒：“我看到伟大的萨拉丁，然他疏离而孤独。”苏格兰历史小说家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在《十字军英雄记》（The Talisman）中，将萨拉丁刻画成令人喜欢的人物。萨拉丁去世后葬在大马士革的欧玛雅德（Omayyad）清真寺；十九世纪末，当他朴素的木造陵墓变得破旧不堪时，德国威廉二世大帝（Kaiser Wilhelm Ⅱ）甚至主动派人以华丽的大理石为他打造新的陵墓。“九一一”之后，在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高峰期，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在电影《天朝王国》（Kingdom of Heaven）中铺陈萨拉丁的故事，挑战美国假借文明冲突观点，以过度简单武断的方式将人类分成“善良基督徒”和“邪恶穆斯林”的绝对二元论做法。

2007年，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伊拉克南部依然甚嚣尘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在公立学校课程中加入“宗教比较研究”的学门，内容涵盖犹太教和基督教等非伊斯兰宗教。“我们试着为所有宗教相互包容的理想铺路，”库尔德人居住区苏莱马尼亚的库尔德斯坦学院讲师法德勒·马哈茂德（Fadel Mahmoud）在2007年底告诉一名美国麦克莱契报业集团（MaClatchy Newspapers）记者，“我们现在没兴趣谈论争议性问题。”

萨拉丁精神仿佛就这样悄悄地流在库尔德人的血液中。

☆☆☆

札胡的居民如今仍然将我父亲成长的那个既狭小又凹凸不平的街巷城区称为“mahala Juheeya——犹太街区”。巴格达的阿拉伯政治高层曾在某个时期将这片市区命名为“解放街区”，但札胡人对这样的名字并没有认同感。千百年来，犹太人一直在那些街道上生儿育女、抚养家庭，库尔德人不会急着抹除这些历史记忆。

库尔德斯坦的穆斯林人如果要让犹太人消失，或至少让他们失去亚拉姆语和自己文化的根，其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居住在库尔德斯坦的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只占全库尔德地区约六百万人口中不到两百分之一。但是，早在二十世纪末开始出现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之前，库尔德斯坦就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证明，不同文化可以在保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前提下依然兼容并蓄。当然，地理位置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高耸的山岳宛如坚实壁垒，将行政官僚、宗教狂热分子和其他各种文化均质化势力阻绝在外。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库尔德斯坦没有国家地位的事实。当地所谓的“政府”，其实是由一些独立的部族首领所组成，他们的治理模式首先着眼于自有领地的在地需求，由于各部族的需求经常互相抵触，因此争斗不时出现。对于那些在大学讲堂、国会乃至联合国等遥不可及的国际组织酝酿生成的抽象知识和理论，他们没有耐心了解，况且他们也不容易取得这类信息。

库尔德人在外形上没有共同特征。千百年来，不同种族的人透过入侵和迁徙，在此交融混合。印欧语系的亚利安人、斯基台人和波斯人，阿尔泰语系的蒙古人和突厥人等，他们都在种种历史情境下来到库尔德地区，让这里变成一个民族万花筒。外貌接近北欧人的金发碧眼库尔德人与褐色眼睛、深色肌肤的库尔德人在同一条街上走动来往。此外，除了在中古时代两三百年间出现过王朝统治和知识分子对族群认同的思辨，库尔德人基本上根本不会为自己贴上任何国族认同的标志；总之，中央机构不存在，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这个情况可能让库尔德人后来希望立国时遭遇更多复杂因素的阻碍，但在长久的历史中，它无疑酝酿出一股惊人的包容能量。

16　僵在巴格达

Freezing in Baghdad

库尔德斯坦中部的犹太人……外表上鲜有巴格达犹太同胞那种富裕之感。

——英国空军部，《伊拉克军事报告（第九军区）／库尔德斯坦中部》，1929年

同样是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某天约拿跟着父亲来到摩苏尔火车站，搭乘夜车前往巴格达。

火车开动后，约拿蜷着身子倚靠在父亲身上，试着保持清醒。他用心瞧着头顶上的一弯眉月，很想问父亲为什么月亮会从札胡一路跟着他们，而且在这里看起来变得比较小。但很快地，摩苏尔的城市灯光逐渐远去，四周笼罩在底格里斯河谷平原一片漆黑的暗夜里，他的眼皮逐渐重得张不开了。他在梦里看到自己变得好小好小，顶多像颗沙粒，被一阵风吹过空寂的原野。

他逐渐清醒时，起初听到一些很模糊的声音，感觉胸旁有人用手肘碰他。他睁开眼，看到三个身穿卡其制服的男人正以阿拉伯语对他父亲叫喊。他们指着他的包囊，示意要他打开给他们检查。约拿注意到他们挂在身侧的手枪，本能地将膝盖拉向胸膛前，心跳猛地加速。

这些制服男子粗鲁地把手探进父亲在走私土耳其织品时习惯用来当作掩饰的胡桃。这次他的伎俩失效了，身材最魁梧、说起话来犹如野狗咆哮的那个海关警员从袋子里拉出一条条丝巾，让胡桃在走道上散落一地，这一阵骚动也吵醒了邻近几位乘客。

“这是什么啊，小矮子，你当我们是笨蛋？”他叫道，他的徽章在车厢上方那一排小走道灯的照射下发出朦胧闪光。“你是想进牢里去是吧？这些东西的海关税单在哪儿？”

约拿从没见过父亲这么害怕，他也不禁开始全身颤抖。他们会把爸爸带走吗？

“巴爸？”

拉哈明伸手拍了拍儿子的膝盖。他试着用阿拉伯语和警察沟通，但他的嘴唇因为恐惧而绷紧，想说的话在嘴边兜了几圈，但就是转不出来。警察互相看了一眼后笑了起来。转瞬间，他们已经把父亲的货品全倒在走道上，明目张胆地瓜分那些美丽的丝绸和毛料——这些东西的价值可能不止他们一个月的薪水。

“库尔德蠢蛋，”小队长抱着一堆织品走开时说，“我们已经把你的名字登记在册了。下次就送你去坐牢，听到没？坐牢！”

车厢一下子静了下来。约拿抓着父亲的手臂，但手臂主人的样子让他几乎认不出来了。父亲目光空洞，整个肩膀往前垂坠。一部分的怒气已经离他而去。那是一种遭遇失败、自尊受伤后的表情。随着时光流转，他在接下来的年月里将再度看到——更清晰地看到——那样的表情。不过在这个当下，他只是觉得恐惧、孤独。那些人为什么那样对父亲吼叫，仿佛他是只动物？约拿跟着做买卖的父亲走这趟旅途，本来是为了亲眼见识巴格达这座伟大城市，但他现在一心只想像流动商贩用缰绳拉住驴子那般，设法将火车反转，让他能够快快回到札胡，走上他熟悉的街巷，吃他母亲做的库贝，读他的诗篇书，准备以后可以进到伊甸园。

他伸手摸父亲的肩膀时眼泪差点儿掉了下来。

“巴爸……”

但拉哈明整个人已经缩进自己的躯壳深处。火车继续摇啊摇，嚓咔、哒嚓、咔嗒地掠过黑暗的大地。

☆☆☆

巴格达火车站里人潮杂沓，太多肉身过度贴近的结果，让整个车站飘散着一股浓浓的酸臭味。约拿紧拉着父亲的手，拉哈明则左推右挤地穿越汹涌的人流，往出口走去。

车站外公交车和汽车熙来攘往，不是像札胡那样只有偶尔一两辆，而是成百上千的车子，喧噪的喇叭声四起，废气扑鼻而来，让种了成排棕榈树的林荫大道显得杂乱不堪。拉哈明伸手招来一辆马车。

马匹披着华丽无比的紫色饰条，让约拿看得目不转睛。“我们要去哪儿，巴爸？这些马是要载我去结婚吗？”

拉哈明笑了。“这里不是札胡，约拿。有些地方很远，走路是到不了的。”

约拿倾听马蹄敲叩在砌石街道上发出的声响，嗅闻着夏日微风吹来的橙花香气，整个人不禁雀跃起来。他们穿越一道横跨底格里斯河的长桥，驶进阿尔拉希德（Al-Rashid）街喇叭声鼓噪的车阵中，通过喧嚷杂闹的阿尔薛雅（Al-Shorja）市集。不久后，马车来到市区东北角的巴格达犹太区，蜿蜒在这一带的街道两旁鳞次栉比地耸立着整洁优美的两层楼房、气势宏伟的犹太会堂，还有一座外墙贴了漂亮马赛克砖的犹太高校。

“你看看我们在巴格达的同胞们盖的这些东西！”拉哈明说，“他们生活得就跟以色列王一样。”

他们提着空空如也的囊袋步下马车时，约拿心头一沉。“巴爸，那些货的事，你打算怎么告诉埃兹拉（Ezra）？”他忍不住问道，“他会不会对你发脾气？”

埃兹拉是个仪表干净清爽、喜欢穿体面的英式西装，举手投足颇有上流社会人物架势的生意人。他在台面上经营的是酒类专卖店，但他经常把店面丢给儿子们照顾，自己则埋首在他真正喜欢的事情上面：把拉哈明和其他犹太裔库尔德商人从土耳其走私进来的丝巾、地毯、寿衣等货品拿去销赃。拉哈明可以抽成，而且待在巴格达时可以免费获得膳宿。但埃兹拉总是向他施压，要求他多冒些风险，再多带点儿货进来。

“这些货在市场上的销路是没有上限的，”拉哈明上一回到巴格达时，埃兹拉在深夜里和他一起喝着亚力茴香烈酒时这样告诉他。埃兹拉边说边笑了起来，“特别是寿衣。拉哈明，你没法相信巴格达人对这东西多么疯狂，他们非得在自己死前买到好货不可。现在他们可不是只有在活着的时候要光鲜亮丽，连走的时候也要穿得漂漂亮亮。”他又倒了一杯亚力茴香烈酒，丢了几颗冰块进去，原本色泽澄透的酒体立刻呈现奶雾状。“我跟你说真心话，老兄，”他对拉哈明打包票，“我们可以狠狠地赚上一笔。”

拉哈明感觉埃兹拉似乎不太能体会他为了他俩的生意得押下多大的赌注。如果土耳其或伊拉克海关发现未登记的进口货品，要承担被捕风险的人是他。他还得冒着生命危险，到无法无天的边境地区和供货商见面取货。很多札胡的商贩因此被盗匪枪杀或砍死，当地犹太人甚至有句俗谚：札胡男人从不死在自己床上。

可是拉哈明最后只是告诉埃兹拉，“下次我会跟我儿子一起来。他长得很强壮，可以帮我多背一袋。”

“现在你说起话来可真像个巴格达生意人了，”埃兹拉回道，“绝对不要低估小孩子的价值。”

☆☆☆

一名女仆领着约拿和他的父亲走向一座挑高露台，从那里能俯瞰中庭。中庭里绿树成荫，庭中有一座沁凉的喷泉。约拿心想，这些墙可真漂亮啊！没有斑驳掉落的泥巴，没有黏土发霉的气味，完美无瑕的墙面洁白干净又光滑。不多时，女仆又走了进来，手上端的托盘里摆着镶金边的茶杯。一名男子在她身后走了进来，他的头发往后梳理得油亮有型，身上穿着一套白色条纹西装，浑身散发自信与威严。

“拉哈明，我的朋友，你好吗？”埃兹拉拍着拉哈明的背说。

“真不能算好啊，埃兹拉。”拉哈明回道，目光随后低垂地说起半夜在火车上发生的事。

“好了，就别说了吧，”埃兹拉听了一阵子后打断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拿去吧，就当成下次你来以前的贷款。以后多小心点，好吗？我们都得小心。法胡德发生后，巴格达全都变了样了。懂吗？”

约拿觉得非常羞耻，仿佛因为某种原因，这一切都是他的错。后来埃兹拉请他们到餐厅用午餐，约拿这时忽然像麻痹一样，整个身子僵住不动了。

看来札胡的孩子出了札胡以后，会失去在屋顶上冲刺飞越的勇气。离开了札胡，他甚至可能动弹不得。

“来吧，约拿，吃饭了吃饭了。”埃兹拉叫道，同时伸手指着一张桃花心木餐桌。餐桌上已经摆好华贵的银质餐具，他打扮高雅的妻子和小孩都已经就座。

“不吃不礼貌喔，”拉哈明对约拿说。他带着难为情的表情拉出一张椅子，“过来吃饭，约拿。”

可是约拿的双腿就是无法移动。

“我闻得到鱼料理香喷喷的味道传进鼻子里，还有欧芹的香气和美味无比的面包，”父亲最近告诉我，在超过半个世纪之后，他的记忆依然清晰鲜明，“我饿极了，真的很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定在那里不能动，仿佛什么东西把我控制住了，或许我觉得自卑，还是不属于那里。只听到他们一直说，‘约拿，来吃饭吧，我们都在等你呢！’”

17　吊刑

Hanging

千百年来，伊拉克的穆斯林与犹太人基本上一直相安无事，因此1941年的巴格达法胡德暴乱起初令人百思莫解。事件结束后，亲英派的君主政权取代了狂热的民族主义领导阶级。苏联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盟军开进伊拉克领土，为包括许多犹太人在内的巴格达商业大亨们带来天外横财。1945年德国投降，阿拉伯意识形态者有如遭到致命一击，因为他们的民族主义理想必须在纳粹胜利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挥。

巴格达的犹太人小区重新燃起希望之火。犹太人建造新学校，扩建自己的房子，并在逐渐发展起来的郊区盖起新住宅。商场大佬们像从前一样神气十足地前往豪华的办公室上班，屠夫、水果贩、铁匠们也纷纷回到犹太区核心的希努尼（Hinnouni）露天市场，在老地方重新开张。夜里，虔诚的信徒一如既往地靠在窗户旁睡觉，免得没听到夏玛许请大家起来晨祷的呼唤声。大家都热切地盼望犹太人在这片挚爱的土地上的生活已经完全回归正常。

可是，1947年11月29日，情况彻底改变了。联合国大会以三十三比十三的票数通过《一八一号决议案》，将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一个阿拉伯国。英国承诺在次年以前结束托管，让两个新国家顺利接管治国任务。犹太人热情地拥抱这个计划，将之视为圣经预言和锡安主义理想的实现，同时也认为在欧陆发生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之后，犹太人建国具有实际的必要。但是阿拉伯人斩钉截铁地反对这项规划。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在表决结束后愤怒地冲出联合国会场。《一八一号决议案》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被抹黑为外国势力窜取权力的企图，阿拉伯人也普遍认为，中东在受帝国统治数百年之后，这样的做法严重打击了他们建立自主强权的梦想。英国人撤离后，暴力迅速在巴勒斯坦全境蔓延，造成数以百计的民众死亡。锡安派犹太人游击队攻击戴尔亚辛（Dayr Yasin）村，屠杀两百五十名阿拉伯村民。几天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采取报复行动，埋伏攻击一个正前往耶路撒冷哈达萨（Hadassah）医院的医疗车队，杀害七十七名手无寸铁的犹太医生、护士和医学院学生。

伊拉克政府毫不隐藏自己对阿拉伯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它关闭了基尔库克通往海法的输油管，减少犹太学校里的犹太籍教师人数，并禁止大多数犹太人离开伊拉克。富有的犹太人因为一些假造的指控遭到逮捕，只有在付出高昂的贿赂金后案子才会被撤销。在巴格达，“打死犹太人”的叫骂声响遍街头，一群愤怒的示威者亵渎了一座犹太会堂。在政府的鼓励下，伊拉克志愿者加入泛阿拉伯辅助民兵组织——阿拉伯救世军，前往巴勒斯坦对犹太人作战。

逐渐高涨的紧张局面暴露出存在于犹太社群内不同年龄层间的代沟。法胡德暴乱发生后才成年的年轻巴格达犹太人纷纷与巴勒斯坦的锡安组织接触，开始酝酿地下活动。他们在出入口有人警戒的地下室举行秘密集会，着手策划武装训练、锡安主义教育和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的途径。在成长过程中发生的那次惨烈暴动让他们的世界观与上一辈截然不同。亲友被杀害的记忆历历在目，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展开报复。下次阿拉伯暴民胆敢再侵犯犹太人的生命、财产和尊严，他们组成的“救世青年”“阵线”等团体绝对会还以颜色，就算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

可是老一辈的伊拉克犹太人社群领袖将这些年轻运动人士视为威胁伊拉克犹太人未来命运的危险边缘群体。伊拉克犹太裔的实质领导人沙逊·卡督理拉比继续宣示犹太人向伊拉克政府效忠，并表态支持阿拉伯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有些犹太人甚至捐款给阿拉伯战士。但这类行动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在一般伊拉克民众眼中，犹太人和锡安主义者已经完全画上等号。

1948年5月14日，英国驻巴勒斯坦最后一任高级专员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来到特拉维夫博物馆，站在一幅锡安主义创建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肖像下方，向群情激昂的民众宣布以色列正式建国。

“以色列圣土是犹太子民的肇始之地，”满头白发的本－古里安高喊。他是一名出生于波兰的锡安主义者；1906年时，年仅二十岁的他就决定前往巴勒斯坦发展。“犹太人民被逐出祖国，颠沛流离，但在流散的历史中一直以故土为信念根源，从未停止祈祷，期待有朝一日能重回圣土，在那里重新恢复政治自由。”

针对此一发展，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札姆·帕夏（Azzam Pasha）通过电台呼吁组织泛阿拉伯圣战。“这将是一场歼灭战，一场惊天动地的屠杀行动，后世必会将它与蒙古人大屠杀及十字军东征相提并论。”

数小时之内，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和伊拉克部队就已经集结在刚成立的以色列国界外围。对伊拉克军队而言，1948年这场以阿战争原本应该代表胜利的一刻，那是他们建国后首度派兵出征国外。但大军很快就被击溃，仅有六万人的以色列部队将缺乏协调的阿拉伯五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伊拉克士兵很快就像战犯般被一车车运回国内。

对内部已经纷扰不断的伊拉克而言，这场失败是一次充满羞辱的打击。伊拉克以戒严法为借口，对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异议分子进行镇压。司法被交付给军事法庭，南部出现一个个大型看守所，羁押政治犯。民族主义派系报纸刊登社论，批评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方式，伊拉克穆斯林则开始以怀疑心态打量犹太裔的邻居和朋友。7月，伊拉克国会立法将锡安主义视为罪行，通过刑法第五十一条修正案，将锡安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同时定义为叛国罪，违反者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警方伺机拘捕富有的犹太人，主要目的是为了逼迫他们缴纳高额贿款以换取释放。根据一项统计，截至1948年10月，伊拉克官员向犹太人勒索的金额已相当于两千万英镑。秘密警察对邮件进行过滤，清查伊拉克犹太人与其在巴勒斯坦亲友间的书信往来。凡是寄发或收到这种邮件，甚至只是名字在信中被提及，都可以“战时通敌”的罪名遭到逮捕，数以百计的人因此锒铛入狱。8月，财政部长撤销犹太银行的外汇交易许可。公开反犹太人的新任国防部长萨迪克·艾尔—巴萨姆（Sadiq El-Bassam）以国家安全为由，命令政府遣散所有犹太员工。政府不再颁发医师执照给犹太裔医学院毕业生，并设定高中和大学录取犹太学生的名额上限。

伊拉克政府实施这一连串反犹太措施，其实是为了替自己在巴勒斯坦节节失利的窘境寻找代罪羔羊。但这些举措也是为了安抚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这些人认为犹太人不应当接收英国殖民统治者留下的资产，而且将全体犹太人视同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战争中的“第五纵队”。

当时伊拉克政府掌握的权力非常脆弱，因此它没有本钱激怒批评者，也不敢冒着法胡德重新上演的风险。它知道锡安地下组织正在壮大，但警方无法掌握锡安分子变化快速的行动方式，更无力防止他们从以色列情报局——“摩萨德”（Mossad）方面获取资金和指导。因此伊拉克政府决定对犹太人采取一种以色列学者摩西·加特（Moshe Gat）所称的“控制性压迫”政策。

在伊拉克的大城市中，焦虑的犹太人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最新消息，并且竭力成为隐形人。他们因为害怕被捕，纷纷销毁祈祷书、圣经和带有大卫之星符号的衣物。但是再怎么奢望和解之日终将到来的人，在1948年9月23日这一天也无法不彻底幻灭。伊拉克境内最富有的犹太人沙菲克·阿德斯（Shafiq Adés）向来与伊拉克国王和商界关系密切，但当局却捏造理由，指控这名非宗教界人士援助以色列。这一天，他在位于南部大城巴士拉的自宅门口，在围观群众的欢呼声中被以吊刑处死。

☆☆☆

“你知道他是谁吗，约拿？”沙比（Sabi）问，“他曾经是伊拉克最伟大的犹太人。”

那天下午，约拿刚帮杂货店老板记完账，正准备离开，隔壁织品铺子的犹太裔老板沙比拿了一份阿拉伯文报纸给他看。报纸在札胡是稀有物品，这份报纸是一名受过教育的商人从摩苏尔带回来的，上面刊登了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

“他们把他给吊死了，”沙比指着那张可以看到沙菲克·阿德斯瘫软的尸体悬吊在绞刑架上的黑白照片，观察小男孩的脸上有什么反应，“他们不是吊他一次，而是两次。两次哪！一次居然不够。他们把他杀了，约拿，接着又羞辱他。真可恶啊！但愿他精神长存。有些人甚至还打算把他绑在吉普车上拖在街上示众。那些杀人魔竟然这么狠毒！”

“他做错什么事了？”约拿顿了一会儿问道。

“他是个犹太人，就只是这样，”沙比说，“一个犹太大人物，有钱的犹太人。在现在的伊拉克——我帮你直接翻译报纸上写的：‘凡是犹太人都是国家的敌人。’”

约拿弯下身，仔细看了报上的照片。

“可是，我们不也是犹太人吗？”他忍不住问。

18　让哈吉说话吧！

Let the Hajji Speak

高大的陌生人身穿华丽长袍、头戴精美头饰，故作姿态、大摇大摆地走过札胡的市集。他和几个态度戒慎的商贩握手，弯腰深深鞠躬，而后在两条泥土巷道交叉口中央的显眼处停下脚步。

“所有善良的穆斯林请集合，”他喊道，“请过来听我从巴勒斯坦带来的消息。”

店铺主人和顾客们交换了狐疑的眼神，不过，一群人还是慢慢地聚集过来。

“朋友们，我特别从巴勒斯坦赶来告诉你们犹太人的残酷行为，”这名阿拉伯访客开始他的演说，“锡安主义的杀人犯把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家庭赶出家园。他们一天之内就在戴尔亚辛村屠杀我们的两百五十四名同胞，包括男女老少。每天都有穆斯林死在那些犹太狗手里。”

群众中出现一个声音打断他，“我们跟我们的犹太人之间没有问题。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来是因为我听到关于你们这里的犹太人的事。巴格达一名可靠人士告诉我，现在有一半的犹太人都因为被控援助锡安派敌人而坐进牢里。这难道不是问题？贵国英勇的穆斯林士兵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队携手合作，设法把犹太狗通通赶出巴勒斯坦。可是现在这些弟兄们却失去性命，毫无尊严与荣耀地被抬了回来。这难道不是问题？”

“那是巴格达的事。”一位店铺主人叫道。

“让哈吉说话吧！”另一人说。他用了阿拉伯文的“哈吉”（hajji，朝圣者）一字，“人家大老远跑来。”

“他在说谎！”第三个人喊。

群众中忽然一阵推来挤去。

“安静，兄弟们，安静，”这个哈吉敦促大家，“消息传到山区的速度比较慢，可是现在是你们该知道的时候了。犹太人表面上看起来像你们的朋友，可是到最后，他们跟那些占领巴勒斯坦的混账都没两样。你们所谓的朋友很快就会起来杀害你们，就像他们在巴勒斯坦杀害我们的老弱妇孺一样。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我们穆斯林必须团结起来，向那些犹太狗发动圣战。锡安主义者不知道何谓人道。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搞不好他们会把我们都杀掉。”

群众后方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大伙转身一看，一下子全肃静下来，原来是阿卜杜勒·阿尔－卡里姆阿嘎来了。虽然札胡的某些穆斯林部族头目批评他太过目中无人，犹太人倒是将他视为最重要的保护者。他身材高大魁梧，会在犹太人和穆斯林发生争端时进行仲裁，并协助“我的犹太朋友们”在穆斯林小区中讨债。他无法容忍宗教挑衅的行为，而他出了名的“执法方式”，就是拿拐杖打人。

市集里显然有人向他通报了这名巴勒斯坦煽动者的到来，现在他正挥着拐杖把人群分开，走上前来。“我也不知道何为怜悯。”阿尔－卡里姆阿嘎把拐杖尖举到距离来人鼻头前端不到一英寸的距离，皱眉怒视着他说。

巴勒斯坦人吓得往后退下他充做讲台的柳橙箱，只差没摔倒在地。看到群众忽然鸦雀无声，甚至有几个人已经悄悄挪步溜回店铺里，他马上知道对方是个地位非同凡响的大头目。

“是谁请你来的？”阿尔－卡里姆阿嘎质问他。

“头目，我大老远来到这里，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一些关于……”

“巴勒斯坦是往那个方向，搞清楚了没？”阿尔－卡里姆阿嘎打断他，这来人的大胆狂妄让他怒气冲天，“我们这儿叫札胡。如果你现在不马上滚，杀你的就不会是我们的犹太朋友们，我会直接动手。”

阿尔－卡里姆阿嘎猛然又转身，瞪着聚集的民众，拿拐杖斥责地对他们指点。大家看到阿嘎那张扭曲涨红的脸，都禁不住往后缩。

“你们真是丢人现眼。”他骂道。

那个星期稍后，阿尔-卡里姆阿嘎在一场侄子的婚宴上向几个儿子说起那天早上被他赶走那个巴勒斯坦人的事情时，表情却显得相当苦闷。这天晚上几乎没有月光，他们坐在河弯处一张桌子旁。河水流经弯处，皱出一道道的波纹，流过一排油灯前面时闪动着暗橙色的光影。他那群儿子各个身材矮胖又爱喧闹，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想必轻易就能被拉拔到地方上某个显赫的职位。他们听着老爸说的故事，心想结尾一定又是一个样：某个蠢蛋胆敢质疑他的权威，结果被他骂到臭头。

这天晚上，大头目平常满满的自信却似乎虚弱了些。

“要是从前，那种人根本不可能敢踏进库尔德斯坦一步，”他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眼前碰都没碰一下的炒西红柿和煎肉饺，“就算他敢来，他也没机会开口说话，因为我们的人马上会将他痛扁一顿。可是那天早上，市场上那些人居然就乖乖站在那里听他放狗屁。只有阿拉知道他们听了多久，总之，他们就站在那里听。”

“巴爸，”一名年纪较长的儿子插口道，“你对犹太人未免也太有感情了。没错，他们是会砍柴、做衣服、染布。可是我们穆斯林也会啊，至少学了就一定会。”

“他不是跟他们有感情，他是需要他们，”一位堂亲凑进来说。他是个蓄着小胡须、长相帅气的小头目，喝了几杯亚力酒后刚好晃到这头来，“如果没了犹太人，谁还会对他哈腰屈膝？谁会为了感谢他提供的所谓‘服务’付钱给他？谁会免费帮忙在我们的果园里挖新的排水沟？”

“其他那些头目对我们家族一点用处都没有，”那堂亲继续说，“如果我们没办法从真正的男子汉那里得到尊重，就只能一直靠那些奴颜婢膝的犹太狗了。”

阿尔－卡里姆阿嘎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从座椅上猛地起身，拿拐杖挥过桌面，把他没吃的饺子通通扫进河里。

19　这次实在帮不上忙

Can't Help This Time

沙菲克·阿德斯被吊死几个月以后，白昼逐渐变短，初雪让山顶白了头。一群由十五名札胡犹太区塔拉赫（tarrahe，筏夫）组成的队伍骑上驴子，出发前往位于札胡东北方六七十公里的多夫米斯克（Doavmiske）。这群人里面包括米里亚姆的父亲梅纳什，以及阿拉碧帮他生的两个儿子扎基（Zaki）和尤瑟夫（Yosef）。他们俩长大后都跟着父亲做这项工作。一名犹太木材商雇用这些筏夫将白杨木材装船，运往下游的札胡和摩苏尔，不过这次初冬之行将是他们最后一趟任务了。

札胡的塔拉赫是全库尔德斯坦最出名的。札胡老城区是个河中岛屿，因此自古以来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是撑筏这门行业的最佳训练场。公元前430年，古希腊旅行家暨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波斯战争史》一书中就已写道：“从河流上游来到巴比伦的舟楫是圆形的皮筏。”每一块木材从库尔德斯坦中部运往摩苏尔途中，都曾在札胡蜿蜒的河床中随着水波晃动过。筏夫成为札胡人认同意识中的核心要素，连在札胡的创建神话中都有他们的身影。故事说，很久很久以前，犹太人和穆斯林人一直在河中岛上并肩生活。大约五个世纪以前，一场大洪水冲毁了札胡，把所有居民全冲进河里。八十年后，邻近斯里瓦尼人地区一位部族领袖带领他的穆斯林家族来到这座岛上重新建城。但每当他建起一座墙，墙就会倒塌。头目请一位萨满帮忙，萨满说，除非犹太人回到岛上，否则鬼魂不会让札胡顺利重建。头目于是在土耳其边境找到一家犹太人，将他们安置在岛上。贝赫·达利卡（Beh Dahlika）一家人从事木材筏运的工作，这个姓氏正是“林业工作者”的意思；他们在札胡安定下来后，达利卡高大健壮的一家之主立刻动了起来，他筑墙造屋，建出来的东西全都屹立不摇。穆斯林头目的家族迁居到此，犹太人也陆续迁来。两个族群共同生活的景况恢复到洪水前的样貌，札胡也很快地重新繁荣起来。如果这个传说属实，那么札胡的命运一直受到两个因素所牵系：穆斯林和犹太人和谐共存，以及木材筏运业。只要其中一个因素出了差错，整个札胡就会崩毁。

最后那次的筏运远行是1948年底、1949年初的事。那时，札胡创建神话中两族携手同行的意象似乎显现了预言般的力量。筏运队伍在距离目的地几公里不到的地方被大风雪困住，大伙儿决定一起唱歌跳舞取暖。他们随着札胡传统婚礼音乐的节奏，交叉双腿欢乐地跳上跃下，引来一群附近村庄的穆斯林库尔德人围观。

“嘀！嘀！耶色列！”筏夫们唱道，“嘀！嘀！嘀！耶色列！”穆斯林村民加入歌舞，他们模仿筏夫们唱出的字词声音，歌声越来越高昂。装载工哈毕布（Habib）把包头巾绑在一根棍子上，像挥舞国旗般地摇动，犹太人和穆斯林人载歌载舞的场面越来越浩大。

后来筏夫们在喂驴子时，六七个伊拉克骑警骑着马过来。一名表情冷峻的警官握着腰侧的枪杆，命令惊恐的筏夫们交出所有东西。

“怎么回事？”一名筏夫问。

“闭嘴！”警官回道，并用枪托猛敲地面。

“他们没做什么啊，”一名颇具威严的女性村民出声帮犹太人说话，“他们是我们的客人。”

“女人没有说话的份儿，你打算跟他们一起进监牢吗？”

警员用链子把筏夫们绑在一起，将他们拉到镇上，并把人锁在地方督官房子外头的马厩里过夜。隔天，警察又骑着马把这批上了铐的筏夫带上路，让他们在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中步行十个小时返回札胡。

几天后，这群札胡犹太人的事出现在摩苏尔的报纸上——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的头一遭：

十五名来自札胡的锡安主义分子假扮成筏夫进行叛乱，他们于上周六在巴图非（Batufe）宣传犹太思想，企图毒化穆斯林村民，因而遭到逮捕。警方至少找到三名目击证人以及一些确凿的证据，包括一面制作粗糙的以色列国旗以及数支爆破物。摩苏尔当局表示，这些锡安主义阴谋者正在策划炸毁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桥梁。目前他们被关在札胡监狱，等候送往摩苏尔接受军事审判。

那天晚上在札胡的小监狱里，那些多年来经常与犹太人喝茶或在街上打招呼的警察忽然变了一副嘴脸。

“你们搞不清楚自己闯了什么祸，”官阶最高的警员在牢房前面趾高气扬地说，“摩苏尔的宪警明天早上就来了，从摩苏尔来的哪！”

米里亚姆的同父异母弟弟尤瑟夫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从牢房里的板凳上站了起来。“你们很清楚我们什么也没做。”他的脸贴在金属栅栏上说。

“你们到一个穆斯林人的村子里高唱以色列战胜阿拉伯人，”警官说，“有一百个证人都看到了。伊拉克军人的尸体每天从巴勒斯坦被抬回来，而你们居然歌颂以色列？”

“那只是一首婚礼上唱的老歌，我们从亚当夏娃的时代就一直唱到现在啊！朋友，你知道这歌里没有一点锡安主义的意思。”

尤瑟夫继续说明，警方认为是“以色列国旗”的东西不过是哈毕布的包头巾，而炸桥的阴谋根本是鬼扯。“札胡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用炸药捕鱼。把一根炸药丢进河里，哗啦，就有鱼吃啦。”

“笨啊，你们这些笨犹太人，”警官摇着头说，“如果你们以为摩苏尔那些人会相信这种话，你们真是无药可救。”

隔天清晨，一名理发师被召来剃光这群男人的头发，随后三名摩苏尔来的警官抓着他们的脚，把他们一个个拖进一间黏土砌墙、没有窗户的侦讯室。“是谁叫你们做这些事的？你们跟锡安派哪些人接触？”筏夫们不停宣称自己无辜，警官拿木棍打他们的膝盖。

隔天，筏夫们被卡车送进摩苏尔的监狱，一名秃头男子在那里继续执行拷打讯问的任务。筏夫们被相互隔离，遭受言词恐吓。他们的肋骨被打断，鼻子被揍扁，额头裂开。他们的囚衣变得破烂不堪，上面沾满血迹和秽物。

这次逮捕行动在札胡仿佛一场剧烈的地震。每个犹太人都至少认识其中一位木材筏夫；他们若不是邻居或商场伙伴，就是自己的丈夫或儿子。

焦急的家人向凯玛喀姆（qaimaqam，省总督）求情，希望知道亲人的下落。札胡的犹太社群领袖恳求向来都会保护他们的穆斯林头目们帮忙。数十年来，宣定阿嘎家族一直负责确保犹太人的人身安全和行动自由不受外界侵害；万一头目们帮不上忙，送个大红包到凯玛喀姆的办公室也总能奏效。

但这次红包完全派不上用场，穆斯林头目们只能连声道歉。

“我们真心希望能帮忙，”筏夫们被捕后不久，一群犹太领导人拜访穆斯林头目时，头目们这样说，“但这个案子目前在摩苏尔和巴格达秘密警察手上，我们的影响力没办法超出库尔德斯坦的范围。”

札胡地区几个最有势力的穆斯林头目当时都在场，包括：哈齐姆·贝格阿嘎（Hazim Beg Agha），他是个活力充沛的五十三岁氏族首领，曾经当过国会议员，喜欢穿成套白色西装，开着札胡第一辆汽车——一辆拉风的福特敞篷车——巡视他名下的大片土地；哈吉阿嘎（Hajji Agha），他是一九二〇年代的札胡市长；还有哈齐姆·贝格的侄子、长期以来一直积极担任犹太人守护者的阿卜杜勒·阿尔－卡里姆阿嘎。

这群穆斯林头目和犹太社群领导人步出会场时，阿卜杜勒.阿尔－卡里姆阿嘎的表情是未曾有过的垂头丧气。他把手搁在札胡最富有的犹太商人之一、也是阿尔－卡里姆家族的生意合伙人穆德喀（Murdkah）肩上说：“请跟大家说，我真对不起。”

筏夫们在摩苏尔监狱潮湿的地下室中历经三个月的残暴讯问后，其中四人被认定身体太虚弱或年纪太轻，应该不可能犯下叛乱罪，于是被释放了，其中包括米里亚姆的父亲和他的小弟扎基。尤瑟夫就没那么幸运了。军事法庭判决他和其他札胡筏夫与锡安主义分子阴谋勾结，有罪定案，处以三年有期徒刑，关进巴格达一座肮脏污秽的监牢里。尤瑟夫更惨，据他的胞弟纳伊姆（Naim）所言，由于他坚决不肯认罪，最后还被多判了一年。

2005年2月，我拜访了纳伊姆本人，他身材中等，双颊苍白，脸上毫无表情。他住在卡塔蒙这个耶路撒冷库尔德人区的核心地带，房子是一间位于地下室的公寓，对面有一家烤肉店。

他告诉我他们两兄弟的姐姐肖莎娜（Shoshana）特地搬到巴格达的监狱附近，以便就近关照，他也记得跟她到牢里探视哥哥尤瑟夫的情景。

“那年我八岁，我记得我隔着一扇巨大的金属门看到他。牢房脏得恐怖，真不是人住的，完全没有人打扫。”

“他们在牢里打他的头，把滚烫的热水浇在他身上，接着再泼他冷水，”纳伊姆说，“在他出狱前夕，他们又对他施了酷刑。他们脱光他的衣服，把他丢在一间像个洞一样、只有一平方米大的小牢房，然后用热水泼他。”

那次的酷刑让尤瑟夫失去说话能力。纳伊姆告诉我，札胡其他犹太人迁居到以色列一年之后，他才终于能移民过去。“他们把他带到佳德拉（Gadera）的一所康复医院，过了好久他才再度开口。”

☆☆☆

法胡德事件和沙菲克·阿德斯被吊死的事只能算是让札胡打了个小嗝，而发生在欧陆的犹太人大屠杀虽然惊天动地，但对札胡而言还是太遥远、太抽象，札胡犹太人对这场屠杀的惨无人道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他们一直无法具体意会到人类社会相互关联的程度。直到发生直接触及当地人要害的事——一群筏运工人遭到无故逮捕、虐待，他们终于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早已近在门口。

20　去他妈的书

To Hell with Books

1950年3月2日，伊拉克内政部长萨利·贾布尔（Salih Jabr）向国会提出一项草案。掩藏在“一九三三年六十二号法令增修条文”这条冰冷的技术性标题之后的，是伊拉克犹太人即将面临的命运大转折。草案前言如下：

我们注意到伊拉克犹太人正透过所有非法手段，企图永远离开伊拉克，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非法离境。这些国民如果被迫留在我国，并保留伊拉克国籍，最后将无可避免地导致危害伊拉克国家安全的后果，并引发社会及经济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若当事人希望离开伊拉克，我们不该予以阻止，但他们将丧失伊拉克国籍。颁布本法案目的即在此。

短短一个星期后，法案表决通过，在摄政王签署后成为正式法令。它向伊拉克犹太人传达的讯息非常明确：你有离开的自由，不过你必须放弃你的公民权，永远不得回来。犹太人大举流向以色列的单行道就此开通。

这道所谓“去除国籍法”是一项令人诧异的政策逆转。一年前，伊拉克才自诩为以色列最凶悍的对手。1949年1月以阿签订停战协议后，伊拉克成为阿拉伯世界唯一拒绝与以色列休兵的国家，随后又领头提出再次发动攻击的想法。伊拉克的领导人非常清楚，让犹太人移民合法化将会让伊拉克成为支持以色列——这个被阿拉伯世界视为天谴的国家——的帮凶，将中东地区人数最多且最富裕的犹太社群拱手交给以色列。这还不包括这项措施将为伊拉克国内经济带来的混乱局面。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在一则1949年发回华盛顿的秘密电文中指出，“有责任感的伊拉克领导人都承认，由于犹太人在伊拉克财经及商业体系中的角色极为重要，犹太人大幅移出将严重损及伊拉克经济，使伊拉克脆弱的稳定状态陷入高度危机。”

但是后来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近几个月以来，伊拉克虚张声势的姿态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困惑与退缩。尽管伊拉克安全部队不断突袭犹太人小区、对激进分子严刑拷打，他们依然难以动摇组织良好且日益壮大的锡安地下组织。1949年12月戒严法解除后，大批犹太人涌向南部大城巴士拉，从当地非法越境到伊朗，想办法搭飞机到以色列。过去被认为做事不牢靠的阿拉伯及库尔德走私犯看到伊拉克警方日益无能、贪污盛行的情形，纷纷主动前来担任犹太人的向导，带领他们跋涉穿越不熟悉的土地。胆子越来越大的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扩大业务规模，建立起高效率运行的人口偷渡和逃亡网络。1950年1月到3月，约有四千名犹太人从伊拉克顺利地非法逃往巴勒斯坦。如果照这个速度继续发展，伊拉克在六个月内失去的犹太人数量将与在此之前三十年的总数相当。

非法移民潮已经演变成伊拉克国内政治危机，以及国际社会的棘手问题。《纽约时报》派遣记者到伊朗的边境城市霍朗夏赫尔（Khoramshahr）进行报道，并在1950年2月以头条证实“大批犹太人陆续逃离伊拉克，其中多数属于锡安派”。走私犯轻而易举地通过贿赂方式进出边界检查哨，伊拉克政府要求伊朗拒绝让犹太人入境，但伊朗领导阶层毫不犹豫地驳回了这项要求。

进退维谷的伊拉克为了挽回颜面，最后不得不屈服。这个情况就像是尾巴摇狗，而不是狗摇尾巴。伊拉克领导阶层因为无力阻止犹太人不断迁出，干脆将其合法化，借此宣称情势依然在政府控制之下。他们自我安慰地以为，或许只有几千名较穷困、地位较低的犹太人会选择离开。但伊拉克政府在接二连三打错算盘后，这次又错估了局势。军警对犹太小区的突袭、伊拉克军队在以阿战争中的惨重死伤、锡安特工决意促使犹太人迁出伊拉克，这些因素都让情况出现了无法逆转的改变。在极短的时间内，大约有十二万名犹太人——几乎是伊拉克境内犹太人的全部——已经准备好要从伊拉克撤离。

1950年3月一个温暖的日子，哈布尔河在融雪灌注下水势汹涌。年方十一的约拿·贝赫·萨巴嘎正和同学排成一列进城，他又因为走路时搞错左右脚而挨了打，关节还在隐隐作痛。他刚过了桥，就看到父亲的穆斯林生意伙伴举手向他打招呼。

“你听到消息了吗，ma'alme butchuk——小拉比？”易卜拉欣哈吉（Hajji Ibrahim）问他。易卜拉欣是个四肢修长、态度斯文的纺织品商人，大家给他冠上“哈吉”这个朝圣者尊称，因为据说他曾经离开札胡，到远方某个伊斯兰圣地去朝圣。约拿很崇拜他，因为他的店铺是城里少数装了电话的地方；那玩意儿由一堆令人着迷的电线、铃声装饰和诡异的插头组成，只要拨打一个“8”就能接通——至少易卜拉欣是这么说的。约拿和他父亲曾经在他店里连续待了好几个小时，不过电话连一次都没响过。

“学校里有没有人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哈吉？你是说要小心河水暴涨吗？”约拿问。

易卜拉欣笑了，“这样说也有点道理喔！”——犹太人确实正如潮涌般纷纷迁离伊拉克。“不是啦，我听到的消息有点像你跟我说过的什么摩西把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可以走过去的故事。”

约拿和同学们听完易卜拉欣的消息后，立刻冲回犹太区向大家报告，接着兴奋地把书包一摔，将里面的书本抛向温暖的午后空气中。他们觉得仿佛有人刚告诉他们，学校停课了，永远停课了。

☆☆☆

几年前，我问我父亲关于去除国籍法的事，当时我还在《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担任特约撰稿人，负责与安纳波利斯（Annapolis）美国海军学校有关的采访报道。父亲告诉我，如果我想知道札胡的犹太学生在法令公布当天的模样，可以把它想象成海军学校学生在毕业典礼当天把帽子丢向空中的情景。

“我们就像那样庆祝，”父亲说，“我们把书包丢向空中，似乎在说，‘去他妈的书！’”

不过在札胡的成年人之间，去除国籍法公布的消息却让长久以来被掩盖住的社会断层明显浮上台面。伊拉克的政策在某些人眼里看来，无异是在叫犹太人滚蛋。身无分文的犹太人觉得如果走人的话，他们并没有损失，以色列是个未知之境，就算他们在那里一无所有，情况也不会比在札胡糟。而且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们将不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中少数民族里的弱势宗教群体中地位最低的一群人，也就是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犹太人中的穷人。

人数虽少但势力不小的富裕犹太商人阶层则抱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在札胡拥有房产、商店、土地，离开札胡等于抛弃一切，要在未知的新环境中与命运赌博。他们听过不少关于以色列的事，知道一船又一船教育程度高的欧洲犹太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落脚当地。他们怀疑自己能有任何机会享有跟那些人一样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没错，犹太人在札胡拥有的权力不算多，他们必须仰赖辛迪、古利、斯里瓦尼等族群的头目们提供保护。犹太人结婚时，得花一笔“喜钱”请头目为他们祝福。头目们经常会决定进行一些公共建设，这时犹太人就得志愿提供劳力。但用这些来交换信仰和交易自由，代价难道真的太高吗？当他们逐渐听到欧洲犹太人所经历的大屠杀，都觉得自己的运气相较之下实在好太多了。

即便在1950年去除国籍法让犹太人外移成为台面上的事实以后，锡安主义依然顶多是被库尔德犹太人用来包装一些比较实际、迫在眼前的东西：对更美好生活的希冀；对传统穆斯林及犹太间关系解体的不安；新生代与上一代之间的疏离；对未知冒险的渴望……还有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益发意识到札胡恐怕再也无法仰仗它遗世独立的地理位置，继续将外面的大世界隔绝在外。

我的祖父拉哈明那年三十三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当他的父亲告别尘世，他就要成为家族中最年长的男子，扛起家族领导人的担子。札胡一直没让他失望，他也没有理由离开。

1950年一个炙热难当的夏日，约拿在家人开的杂货铺里，坐在角落的凳子上听他父亲和另一位犹太商店老板讨论未来该何去何从。约拿这天把拉哈明几个月前买给他的小羔羊裘裘牵在身边，边听大人说话，边摸着它身上油滑的长毛。

“让那些穷人到以色列去吧，”拉哈明无所谓地把手一挥，“他们在那里也许能找到比较好的生活。祝福他们。”

“我相信以色列会比较希望有我们这种人。”另外那位店老板说。

“以色列是会有我们这种人，不过是在伊拉克。”

店老板一脸困惑地看拉哈明。

“我的意思是，我们如果留在伊拉克当以色列的代表人，这对以色列可能比较有好处。我们可以从以色列进口产品，卖给伊拉克人。简单说，就是当以色列的业务代表。”

他的朋友兼生意伙伴易卜拉欣哈吉在几分钟前已经悄悄走近，在一旁偷听。听到这里，他忍不住嗤之以鼻。

“是啊，拉哈明，”易卜拉欣装出庄重的表情说，“我现在就开始漆广告牌：‘美味的以色列柳橙，产自阿拉伯人鲜血浇灌的肥沃大地’。伊拉克人一定会排队抢购，帮助可怜的以色列农夫改善家计。”

“去你的，哈吉，”拉哈明怒视着他的穆斯林朋友说道，“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认为你在以色列会很辛苦，”易卜拉欣说，神情顿时严肃起来，“这里没几个犹太人，所以事情很好办，你们聚在一起想诡计，然后大赚我们这些老实异教徒的钱。可是在以色列，所有人都是犹太人，到时你们有谁可骗？”

“如果你是来侮辱我的话，麻烦你滚出我的店，”拉哈明气呼呼地回呛，不过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满口胡言乱语。”

“也许是，也许不是。”易卜拉欣说，他转头向在角落里坐着的约拿眨眼睛。

“小拉比，你觉得呢？我们看看他怎么说。我的话有没有道理？”

约拿涨红了脸。“小裘裘累了，巴爸，”他说了便起身，“我想带它回家。”约拿不想卷入大人的议论，不过那天易卜拉欣对他父亲说的话将萦绕在他心中很久、很久。

那天晚上，埃弗拉伊姆又是满脸喜形于色。每当有人听他说话，甚至当他们并没有在听，他都要狂喜地颂赞上帝终于应许了他们这些流散族群的祈祷。约拿告诉他拉哈明店里的争论时，埃弗拉伊姆满足喜乐的表情依然不变。

“你爸爸太实际，太俗气了，”埃弗拉伊姆说，“可是你啊，约拿，你已经读了《祈祷书》，有一天你应该会懂的。”老爷爷躺在屋顶上那张嘎吱作响的床上，聚精会神地凝视着星辰。他那身老骨头和生锈的金属弹簧之间唯一的睡垫只是一片厚纸板。小孙子盘腿坐在他身边。

“埃弗拉伊姆巴爸，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爸爸有朝一日会看到萨巴嘎一家人都会到伊甸园去，”埃弗拉伊姆说着，一滴眼泪沿着他的太阳穴滑落，“半夜在会堂里祈祷的不再只有我一个人了。以色列圣土上每个角落都有犹太会堂。我们会去参拜以色列列王的陵墓。不管我们在街上、田里，在山顶、山谷，我们都能喝到《妥拉》里说的琼浆玉液。先圣先贤的真言会变成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脚趾间的沙砾会是亚伯拉罕、艾萨克和雅各布踏过的泥土。我们用的水——”

“还有柳橙！”下方庭院传来一阵妇女的说话声。约拿匍匐爬到屋顶边缘，看到祖母正跨过睡着的小羔羊，忙着收拾当天晚餐用的锅碗瓢盆。

“什么啊，老太婆？”埃弗拉伊姆叫道，他那安宁喜乐的心情终于起了波澜。

“柳橙啊！”哈莎乐喜滋滋地嘟囔，“妥拉是不错，圣贤也很好，可是我听说以色列的柳橙可是天赐的上品！大得跟西瓜一样，颜色金黄灿烂，甜得像是蜂蜜。一天只要能吃上一颗，可就乐不思蜀喽。这是那些婆婆妈妈说的。”

“别多嘴，格吉巴奈（gejibaneh，长舌妇）！”埃弗拉伊姆用手肘撑起身子，皱着眉骂道，“现在是男人家说话的时间。”他转头面向约拿，在他耳边假装耳语地说，“俗话说，男人害羞值一分钱，女人害羞值百万两！”

约拿像只小蜥蜴，夹在两个掠食者间，紧张地蠕动着身子，缩着肚子背对祖父。

“我听说以色列没有蝎子，”约拿说，他记得自己读过祖父一本叫《巴勒斯坦传奇》的书，里面提过这件事，“可是那里有没有像依蜜玛雅那样的恶魔？”他问道，心里想着专门把小孩子淹死在哈布尔河里的水妖会不会跟着他们到国外去。

“耶路撒冷的城墙很坚固，能把所有札胡的恶魔挡在外面。”埃弗拉伊姆说。

“可是可是，埃弗拉伊姆巴爸，”约拿说，“易卜拉欣哈吉说我们在耶路撒冷会赚不到钱，因为那里住的都是犹太人，我们没有人可以骗。”

“哈吉是个混账东西，”埃弗拉伊姆说，“就算他的电话也救不了他。没了我们在土耳其的供货商，他只能拿附近村子的烂棉布来卖，一下子就会倒店。他那样说是因为他要吓唬你爸爸留下来。可是相信埃弗拉伊姆巴爸，那个哈吉只是在担心他自己。”

“可是你在以色列圣土要做什么工作？他们需要染布师傅吗？”

埃弗拉伊姆仰望星空，咧嘴笑了。“在天堂里，”他闭上眼睛说，“上帝自有安排。”

21　让我的族人走吧

Let My People Go

以色列的子民啊！你们将一个个聚集起来。

——《以赛亚书27：12》

1950年10月底，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七十名犹太人离开了札胡。从摩苏尔来的办事员在犹太会堂里摆了几张桌子填写文件。申请离开的都是城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小贩、挑夫、乞丐，他们几乎全都不识字。大部分人只背了一些破烂衣服，顶多再带上一只泥碗或一支已经融了一半的蜡烛。他们拉着孩子，挤进专车，随后就往南驶向摩苏尔和更远的未知世界。

“让他们走吧。”拉哈明鄙夷地说。人口一千八百五十人的犹太社群走掉七十个人算什么？

可是那七十个人走了，就像是一条原本好好的毯子开始脱了线。犹太市集里的一些老面孔——补鞋匠、打铁匠、面包师傅——忽然间全不见了。一些平常闹哄哄的房子变得空空荡荡，在夜里一片漆黑。会堂里的歌声变小了些。在河边的小茶屋里，每天收音机都传出有越来越多犹太人迁出伊拉克的消息，5月份走了一千一百人，6月份走了两千七百人，10月份走了将近四千五百人。

那年深秋，一批样貌憔悴的公务员又从摩苏尔来到札胡，在大犹太会堂里摆桌办事。排队的人变多了，他们排到绕过犹太人埋藏老旧《妥拉》书卷的地窖，站满粗削石块砌造的门廊，一直排到外面的泥土路上。排队的人都是札胡的中层阶级主干：商店老板、农民、地主、洁食屠夫、织布师傅、铁匠、老师。他们是拉哈明的主顾。他跟这些人一起上会堂祈祷，傍晚市集收工后一同喝茶。如果他们走了，他还剩下什么？

队伍慢慢往前挪动。午后下了一阵小雨，狭小的街巷顿时一片泥泞。拉哈明关了店门，加入排队的行列。当他终于进到会堂内，他看到一排矮桌，上面堆满了文件和厚厚的档案夹。角落里出现一阵小骚动，一名以爱喝自制亚力酒出名的老寡妇咕哝说她听不懂口操阿拉伯语的办事员在说什么。

“我会慢慢说，”年轻职员耐着性子说，“我再问一次，奶奶，你要离开伊拉克吗？如果你离开的话，你答应永远不回来吗？”

“先生，”她发音含糊地说，“你的间谍一定很能干，没错，我最爱喝亚力酒了。”

一阵努力强压住的低笑声隐隐回荡在圣堂中，让老太太当下有些错愕。但她还是决定给年轻办事员一个完整的说明。“可是我跟你、跟你们所有人保证，”她的声音因为情感真挚而颤抖，“下星期六以前，大家听好了，我就会永远远离亚力酒。我告诉你，年轻人，我这次下定决心了，永远不再回头。”

尽管他们身处札胡最神圣的建筑物中，拉哈明和其他人这下可忍不住了。他们放肆地狂笑出声，同时也把内心深处暗藏许久的情绪如泄洪般地释放出来，那些东西跟这个糊涂的老寡妇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

拉哈明终于排到队伍最前面，他拿起表格，写下萨巴嘎一家所有人的姓名和年龄：他的父母、妻子、三位子女、三位弟弟和弟媳，以及他们的小孩。面无表情的办事员核对伊拉克公民名册，划掉了他们的名字，随后将名字誊到一本标题写着“去除国籍”的新册子中。拉哈明又签了一组表格，握笔的手忍不住颤抖。办事员在头一页盖上三个章，再把文件递还给他。

“拿到护照窗口去，”办事员指着房间对面说，“十五天后，你和你的家人就不再是伊拉克公民了。”拉哈明看到伊拉克政府聘来拍摄众人护照照片的摄影师正是札胡的贝赫·达利卡家族的人。传说中让札胡犹太社群在河中岛上重生的犹太筏夫家族后代，现在正以镜头记录这个社群的全面解体。

拉哈明和米里亚姆·贝赫·萨巴嘎的伊拉克护照照片，1950或1951年。

22　合宜的文明程度

A Suitable Level of Civilization

萨巴嘎家族在札胡度过的最后一年，刚好碰上公立学校开始教英语。“我们从一首歌开始学。”老师说。

约拿坐直了身子，暗自发誓绝对不会翘掉这堂课。英国人说英语。他非常确定，如果懂得说那些英国军人的语言中的几个字，一定能让他在以色列鹤立鸡群，就像他的运动外套和网球让他成为札胡的小酷弟一样。

“哦，我的达令，我的达令！”双腿胖嘟嘟的矮老师用男中音颤声一边唱，一边轻轻摆动身体。“哦，我的达令，克莉梦婷！”从我父亲唇间滑出的头几个英文字，是一首古老的美国西部乡村民谣的歌词，歌曲内容婉婉诉说1849年加州淘金热时，一名山中男子的女儿不幸丧生在水势汹涌的溪流中，男子满心懊悔，透过歌声道尽对爱女的无尽思念。

老师问班上同学，除了英国以外，哪些国家的人也说英语。

班上顿时鸦雀无声，许久后，约拿怯怯地举起手。

“美国。”他说。

“小教授，那你跟大家说说美国的事好吗？”老师继续问，他显然非常热衷挑战小朋友的知识极限。“你知道美国在哪里吗？”他促狭说道，同学们也跟着窃笑。“你真的知道美国的什么吗？”

忽然间，约拿心头掠过一件父亲告诉过他的事。“我知道，哈毕布·艾芬迪（Habib Effendi）老师，”他挺直腰杆，大无畏地直视矮子老师说道，“札胡天黑的时候，美国的天还是亮的。”

约拿就像班上其他犹太同学一样，在六年前从犹太会堂附设的基本学校毕业后，就不再学习希伯来文了。可是现在札胡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都把希伯来文视为一种联系工具，不只联系遥远的宗教历史，更联系着未来。它是以色列的语言，若是懂得这个语言，以后他们不只读起《妥拉》会更得心应手，光是出门找洗手间也会比较方便。因此拉哈明和其他六七位家长很快就决定聘请一位视障的小提琴师兼卡巴拉密宗老师教小朋友学习现代希伯来文。在那段住在札胡的最后时日里，希伯来文和英文是约拿真正乐于研读的科目。他那时早已明白，语言是通往伊拉克之后那个未知世界的桥梁。

时间日复一日、更迭复始地流逝。札胡原有的三百一十五户、一千八百五十名犹太人已有超过一半登记好准备离开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说要送他们走的专车下次何时会来。根据伊拉克法律，犹太人登记完成后十五天内就必须离开，因此许多札胡犹太人目前等于已经是无国籍人士。一股隐约的恐惧感笼罩着穆斯林人口中的犹太区，各种阴谋论也开始流传起来。

关于什么时候能走，情况越来越不确定。犹太人大量贱价抛售住宅，房市严重供应过剩。萨巴嘎家的房子在承平时代能卖到三百第纳尔左右，但是1951年初他们终于把房子脱手给一对年轻的库尔德夫妻时，只拿到二十七第纳尔。而且比起其他人，他们的运气已经算是不错了。

犹太人最后决定派出一团人去找摩西·嘉贝说清楚。嘉贝拥有一座加油站、数十家商店、两座小型购物中心，在附近村庄还有大片土地。犹太人指责他为了个人利益，不惜压榨札胡一般百姓。他们指控嘉贝搞鬼，企图延后犹太人离开的时间，以便有足够时间处理掉自己手下的庞大财产。嘉贝向来就对穷困的犹太人有戒心，听到这种指控更是怒火中烧。

无论这些指控是否属实，无论他是否策划拖延或只是跟其他人一样被动地等待，他终究没有得到好处。1951年3月初，去除国籍法实施一年后，伊拉克国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政府冻结去除国籍犹太人的全部资产。去除国籍的犹太人现在失去的不只是公民身份，还有财富——据估计总值相当于目前的二十亿至三十亿美元。摩西·嘉贝就跟许多札胡的犹太地主一样，几乎失去一切，一无所有。

根据历史学者摩西·加特搜集的数据显示，伊拉克总理努里·阿斯－赛义德（Nuri as-Said）在1951年初曾经质疑，“那些人享受了我国的财富，但却为祖国致力对抗的敌人提供财力支援，难道他们不应该受到相对的处罚与报复吗？”

仿佛《罗宾汉》中的情节，当初抢搭首班专车离开札胡的贫穷家庭至少在卖掉房子时还赚了一些钱，而身家丰厚的富裕阶层撑到最后才决定远走，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被充公。

要是札胡犹太人知道他们在10月份穷人走了以后那段漫长的日子里想走却走不了的真正原因，恐怕会央求伊拉克政府让他们再多留一段时日。实际情况是，以色列没有足够的住宅和建材可供同时吸纳从四面八方涌入的移民，而以欧裔犹太人为主体的执政阶级当然一切全以欧洲同胞为优先考虑。

早在1949年，以色列办事处移民主任伊札克·拉斐尔（Yitzhak Rafael）就表示，如果以色列希望拥有“较优质的人力资材”，就必须从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地区引入犹太人。同年，记者阿里耶·格尔布隆（Aryeh Gelblum）以更不留情的口吻，在以色列主要日报《国土报》（Haaretz）中撰文指出：

这股移民进来的人口属于我国全然陌生的种族。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彻底原始的人，他们的知识程度不但几近绝对无知，更严重的是他们的大脑几乎完全无法理解任何知识性的东西。此外，这些犹太人缺乏犹太教的底子，因为他们完全受野蛮原始的本能主宰。如同非洲人，我们会看到他们赌博、酗酒、卖淫、懒惰成性，而且厌恶工作；该社会元素的一切都充满危险性。就算屯垦区(1)也不会希望吸收这些人。

截至1950年11月，在大约八万三千名登记移民的伊拉克犹太人中，以色列只载运了一万八千人到以色列。许多人离开故乡以后，被塞进巴格达各个犹太会堂中，使得这些神圣场所俨然成为临时候机楼，但飞机却迟迟不来。在巴士拉，犹太人与阿拉伯暴民之间发生的冲突成为媒体经常报道的家常便饭。人们害怕伤寒大规模流行。无国籍犹太人口大幅膨胀，引发政治上的不安。总理努里·阿斯－赛义德威胁停止空中载运行动，直接将犹太人驱逐到叙利亚、约旦或科威特，或把他们关进集中营。

然而以色列不但没有提高伊拉克移民的限额，反而想办法容纳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移民。这项决定不是没有原因的：波兰设定了犹太人离开的最后期限，而罗马尼亚可能也准备这么做。几年前，这两国的犹太人都才遭受纳粹大屠杀的悲惨命运。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微妙的原因：以色列正在盘算各地犹太移民的相对优点。锡安主义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源自欧洲、以解决一个欧洲内部问题为宗旨的方案。锡安主义的滋长茁壮是因循一道非常清晰的欧洲历史地理脉络：1881年，俄国各地爆发暴民攻击犹太区的事件，随后出现了一连串统称为“五月法”的反犹太立法；1895年，法国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遭受莫须有的指控，说他向德国人泄露军机，结果被定罪判刑；1903年到1905年间，俄国又发生一波犹太人遭受集体迫害的事件，造成数以百计犹太人丧命；一九二〇年代中期，波兰犹太人成为经济管制的对象；最后则是德国纳粹主义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空前大屠杀。

犹太人融入欧洲主流的梦想一再遭到掣肘，使得欧洲犹太裔知识分子内心愤愤不平，因此他们会高举犹太建国旗帜完全不让人讶异。现代锡安主义之父、布达佩斯出生的西奥多·赫茨尔是在为一家维也纳报纸担任驻法特派员期间，在采访德雷福斯一案之后写成他的《犹太建国》（Der Judenstaat）宣言。在赫茨尔去世后接掌锡安派的哈伊姆·魏茨曼早年逃离了俄罗斯的穷困，在英国成为知名的生化教授，由于他对英国军火工业贡献卓著，因此得以打进英国政治层峰，促成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颁布，英国皇室透过该宣言正式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国。而魏茨曼后来也成为以色列的首任总统。戴维·本－古里安是波兰乡下一名锡安领导人之子，他在二十岁时怀抱着民族主义憧憬奔赴巴勒斯坦，并加入英军旗下的犹太兵团。他创立锡安劳工运动，1935年获派为世界锡安运动执行单位——犹太人办事处主任。后来则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理。

在英国托管以色列的二十八年内，共有四十八万名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其中九成是欧裔犹太人。在赫茨尔的愿景中，未来的以色列应该像是一座约旦河上的维也纳城，里面有马戏团、剧场、音乐厅，以及咖啡馆鳞次栉比的林荫大道。这些早期领导人的观念虽然在东欧得到高度回响，但札胡的犹太人要是知道这些想法，必定会觉得荒诞不经。

巴勒斯坦比较愿意对欧裔犹太人敞开大门不只是源于同胞爱，此举背后潜藏着一个想法，他们认为米兹拉希（Mizrahi）犹太人——来自伊斯兰地区的犹太人——有损他们打造维也纳式犹太天堂的美梦。学界和政治界高层开始对如何处理这些人展开热烈讨论。

2005年，中东问题分析专家维尔姆塞（Meyrav Wurmser）在一篇刊登于《中东季刊》（Middle East Quarterly）的文章中，列举了一些当年普遍的观点：

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将米兹拉希犹太人描述成连“最基本的知识”或“任何犹太教育乃至人类教育的蛛丝马迹”都付之阙如。此外，他还表示，“我们不要以色列人变成阿拉伯人。我们有义务对抗黎凡特(2)的魑魅，避免个人及社会受到败坏。”同样地，以色列最雄辩滔滔的外交官之一——阿巴·埃班（Abba Eban）也指出，“我们的一大忧虑是源自东方伊斯兰地区的移民大举涌入，将以色列的文化水平下拉到周边世界的水平。”……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有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能力将这些移民提升到合宜的文明程度？”

来自阿拉伯世界各地区的犹太人在以色列普遍受到歧视，有时甚至有人进一步对不同国籍背景的犹太人进行价值排序。立陶宛出生的出版商、一九五〇年代担任世界锡安组织及犹太办事处主席的纳胡姆·戈德曼（Nahum Goldman）曾经说：“来自东欧的犹太人身价是库尔德斯坦犹太人的两倍。”

眼看以色列政治圈蔑视伊斯兰地区的犹太人，派任在伊拉克的摩萨德特工开始恐慌。1950年底，他们忙乱地向上级发送电文，促请他们立即采取行动，协助伊拉克犹太人撤离，并警告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将造成可怕的后果。“各位长官为何让我们欺骗这里的犹太人？”一名以色列驻伊拉克移民特工莫迪凯·本－波拉特（Mordechai Ben-Porat）向国内的上司写道。几个月后，他的愤慨达到沸点。“这种作业方式造成此地犹太人深信以色列不要他们……我们不能不让人吃面包，却妄想喂他们吃下锡安主义。”

以色列国内没有人特别关注这些特工的看法，直到1951年1月14日傍晚。当天，某人将一颗军用手榴弹投进拥挤的巴格达玛斯乌达薛姆托夫（Mas'uda Shemtov）犹太会堂，造成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以色列的伊拉克犹太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美国国务院终于决定介入，敦促以色列采取行动，因为数万名在伊拉克的除籍犹太人正陷入“敏感而危险的处境”。两个星期后，总理本－古里安终于克服犹太人办事处和劳工部长果尔达·梅厄的反对，放宽了伊拉克犹太人的移民限额。“我们别无选择。”他表示。

班机开始从伊拉克起飞，形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载人空运任务之一，一年内有十二万伊拉克犹太人飞到以色列。这场代码定为“埃兹拉暨尼赫迈亚行动”（Operation Ezra and Nehemiah）——埃兹拉和尼赫迈亚是圣经中的人物，他们在公元前五世纪将数以百计流散在外的巴比伦犹太人送回耶路撒冷——的运输行动是后勤和外交作业史上的奇迹，同时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骗局。以色列大肆招摇地将载运任务委托给一家过去无人听说过的美国航空公司“近东运输公司”，这家公司台面上的老板是阿拉斯加航空总裁詹姆斯·伍藤（James Wooten），但以色列航空和摩萨德才是真正的幕后运营者。伍藤先前曾经协助也门犹太人撤离，但这次他只答应出个名字和形象，并没有实际投入运输作业。这个诡计的目的是要蒙骗伊拉克民众，因为他们如果知道是以色列官方负责载运犹太人到那个他们深恶痛绝的新国家，必然会举国愤慨。

伊拉克领导阶层当然知道事实真相，但他们当作没看到。他们一心只想赶快摆脱犹太人，唯一的要求就是飞机必须先在某个第三地点降落，然后才继续飞往以色列。而美国外交界成功说服了英国，允许飞机在其殖民地塞浦路斯短暂落地。一小撮伊拉克高层人士甚至设法从这次行动中大捞一笔。近东航空的秘密合作伙伴是“伊拉克旅游公司”，该公司董事会主席不是别人，正是伊拉克前总理塔伍菲克·阿尔—苏瓦伊迪（Tawfiq al-Suwa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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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屯垦区（kibbutz）是以色列建国后形成的一种特有集体小区，早期以开发国土、进行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形态，故曰“屯垦”，后来也转型发展工业、高科技等。

(2) 黎凡特（Levant）有时也称“东地中海地区”，狭义指土耳其到埃及间的地中海沿岸地带，广义则泛指西亚、南欧及北非间的伊斯兰地区。

23　上帝自有安排

God Will Provide

1951年3月初的某天傍晚，拉哈明最后一次凝视着他店铺里空荡荡的货架，郁闷地深吸一口气。其他犹太店铺的老板大多在许久前就清空店面了，他们把货大批贱价卖给穆斯林库尔德人。但拉哈明一直撑到最后，心里不太相信巴士真的会来。

他的弟弟伊斯拉埃尔推着手推车，从空寂得令人发毛的巷子走来，把最后没卖完的货品装上车。他最近刚娶了美娇娘娜依玛（Naima），她是札胡出了名的美人，有着一双宝蓝色的水汪汪大眼，一头波浪般的金发亮泽丝滑，就像麦田在风中起伏。拉哈明在夕阳余晖中仿佛看到高大英俊的弟弟化为一个他在故事中听过的哈卢基姆（halutzim）——锡安神话中被塑造成开拓者原型的那群魁伟健壮、蓄着短髭的垦殖者。

“我们回家吃饭吧，”伊斯拉埃尔拍掉袖子上的泥土，“今天做的已经够了。”

“我们在以色列还会一起工作吗？”拉哈明问，“一家人一块儿？”

“这就是你现在烦恼的事？”

“我们如果没能在一块儿，肯定一事无成。”

伊斯拉埃尔正饿得慌，完全不想被卷入哥哥近日来的阴霾情绪。“上帝自有安排。”他学着父亲说话的方式，把每个字的声音拉长。

“万一没有呢？”

24　伊拉克邮票

Iraqi Stamps

约拿·毕尔·拉哈明·毕尔·埃弗拉伊姆·贝赫·萨巴嘎是全札胡最后一个参加受戒礼(1)的男孩，不过仪式办得非常匆忙。和其他犹太人一样，萨巴嘎家族在专车来接他们之前的那周有数不清的事情要打理，这还不打紧，米里亚姆几天前才刚生下沙洛姆（Shalom），这个家现在每天被新生男婴的哭闹声吵得屋顶都快掀了起来。那时是1950年3月，距离约拿的十三岁生日还有九个月。为什么不等到他们踏上以色列圣土再处理这件事？如果要办象征犹太男孩成年的受戒礼，还有什么地方会比耶路撒冷更理想？

可是拉哈明不想等。基于某种别人只能猜测的理由，他急着在星期四帮儿子办受戒礼，邀请札胡的穷困民众到家里分享餐食。大多数犹太人此时正焦头烂额地忙着离开的事，抽不出空参加。在已经不成样子的犹太会堂里，约拿把经文匣的皮带缠在手臂上，朗诵《妥拉》中的《出埃及记》段落。经文中犹太人在埃及遭到迫害，于是众人由摩西带领，跨越大海和沙漠，寻找新的立足之地—情节宛若札胡犹太人的亲身经历。仪式结束后，一家人回到住处，十多个镇上最穷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听说有免费食物，已经在那儿排队，等着享用葡萄饮料和黎萨布皮斯拉（rizza bpisra，椒盐羊肉饭）。

约拿一坐下，发现有个东西不见了——他的宠物小羔羊裘裘没有在平常待的地方。他打算在吃完饭大家跳舞作乐时，把可爱的小羔羊展示给宾客看。他起身跑到外面庭院找，可是只看到原本绑着裘裘的系绳松垮地盘成一圈搁在地上。

“裘裘在哪里？”约拿问正忙着盛食物给客人吃的母亲。

“喔，库巴诺赫（小亲亲），”她两手垂落在身边，表情无奈地说，“爸爸没告诉你？”

约拿快疯了。他跑遍房子，终于在庭院门口看到父亲正和几个市集上的朋友喝着亚力酒。

“裘裘在哪里？”约拿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埃弗拉伊姆巴爸不是说它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以色列吗？如果你把裘裘拿去卖了，我们得把它牵回来，我还有剩下一些工作得来的钱。拜托，巴爸，我会付钱的。”

他全身发抖。

“我没把它卖掉，小傻瓜，”拉哈明说，“今天早上我把它带去给屠夫了。我们不可能带它到以色列，所以我们做了一件善事，把它和我们的穆斯林朋友们一起分享了。我们很久都不会再看到他们呢。长大成人就表示得做出牺牲喔。”

约拿心中浮起那锅黎萨布皮斯拉里的肉块，不禁作呕。“可是巴爸，为什么？”他啜泣起来，悲伤让他瘫软得几乎站不住。“裘裘是我的朋友啊！你怎么都没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

拉哈明暗自诅咒自己为什么不等到了以色列再帮约拿办受戒礼。照理说，这个仪式应该代表小男孩神气十足地变成男子汉，可是如今他看着自己的儿子，发现他还只是个小男孩。

☆☆☆

结束的日子忽然就来了。4月的一个清晨，一大排巴士开进城里，大家马上传话说时候到了。星星还在天空中闪烁着，既焦虑又疲惫的犹太家庭纷纷拖着行李、拉着小孩步出大门，从狭窄的巷子走向大街。数百年来犹太人在这里打造家园、兴建商店、养育小孩、向上帝祈祷，但转眼间，这个街区就成了一座鬼城。

当这些札胡犹太人走过跨越哈布尔河的桥前往车站时，他们看到另外一群人已经早一步到了。数以百计的穆斯林站在街道两旁，年纪较长的女人用抖音高声叫着“哩哩哩哩哩哩”，仿佛因为亲爱的人死去而悲伤。一群儿童乐师正打鼓吹笛。身手矫健的少年走上前来帮忙提行李。一个乞丐——镇上的人都很喜欢他，虽然他有点精神失常——用头敲着一根最近才立起的电线杆。“我的兄弟们都要上哪儿去？”他尖叫起来，一堆人赶忙安慰他，“为什么他们要丢下我们？”

约拿从没看过这般景象。他发狂般地穿梭在人群中，仔细端详他们满是泪水的脸颊，倾听他们粗嘎的哭声。前来送行的人们蜂拥在他的四周，推挤之间他踩到一名妇女的长袍拖裾，一不小心跌坐地上。他爬起来后转身一看，发现他跟父母亲走散了。他的目光扫视潮水般来来往往的脸孔，仿佛水手想在海面上搜寻陆地的踪迹。

“哈，哈！小约拿！我的好孩子！”一名男子的声音从后面传来。约拿转身，看到开杂货店的老伯伯带着伤感的微笑看着他。约拿生平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他店里帮忙记账。“我就想着会见到你。”

老伯伯的胡子比他上次看到他时又灰白了些，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小盒土耳其糖果。“带着路上吃，你要去的地方可能不会有这些东西，所以你要慢慢吃，这样你才会记得札胡。”老伯伯自己没有孩子，因此对约拿疼爱有加。他眼眶红了起来，忍不住跪下来抱住约拿。

约拿本来很想告诉他最近这几天他一直在想的事：他打算不久后要以以色列战斗机飞行员的身份衣锦荣归。他要开一架亮晶晶的喷射机降落在札胡市区中心，镇上所有库尔德人都会从房子里跑出来迎接他回到故乡。不过这时的约拿满脸泪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能垂着双手静静站着，在老伯伯怀里感受他的温情。

专车把犹太人送往摩苏尔，而后火车从摩苏尔把他们载到巴格达。愤怒的暴民在机场外挤着栅栏大声咒骂。

“去死吧，Kilab yahud（犹太狗）！”

“烂在地狱里！”

“滚蛋！”

那是1951年4月16日的事。一群群即将离去的犹太人从四面八方涌来，米里亚姆听着外头低贱的叫骂声，将孩子们紧紧揪在裙边。几个小时后，萨巴嘎一家人终于抵达检查哨。警卫搜查旅客的身体和行李，看是否有人企图走私物品。

“小朋友，你身上有没有带贵重的东西？”一名警员问约拿。

“没……没有，警察先生，”约拿结结巴巴地说。警察粗暴的声音让他想起上次和父亲到巴格达做生意时在火车上羞辱他父亲的那群警察。

“没有钱，没有珠宝，没有贵重金属？”犹太人只被允许带五十第纳尔离开伊拉克。

“没有，警察先生，”约拿发抖着，试图用正确的阿拉伯语说，“都没有。”

“转身，小犹太狗，”身形丑怪的警员说，“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你。”

当那警员的手摸过他的腰间、脚踝、腋下和双腿间，约拿的身子僵直起来。警员的手伸进他的裤袋。

“我儿子做了什么？”米里亚姆声音温顺地问。

“闭嘴，婆娘！”警员像只怒犬般吼道。他从约拿口袋里抓出三张彩色邮票，邮票上印着伊拉克英俊的小国王法赛尔二世的肖像。每张邮票的价值是一费尔（fil），相当于千分之一第纳尔。

“这是什么？”警员涨红了脸皱眉问道。

“警察先生，这是意外，我……我根本忘了我有这些东西。”

“撒谎的犹太人。你怎么敢把伊拉克王国的财产偷走？”

警员的手掌举起来时，米里亚姆用双手抱着脸颊尖叫。“不可以，”她大声吼，“他只是个小男孩！”但她的话就像是对着一道硬墙说出。

警员用力掴了约拿的脸三次。“一张邮票一巴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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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戒礼（bar mitzvah）即犹太人的成人式，男孩在十三岁时参加受戒礼，表示开始遵守戒律并参加礼拜，此时男孩被认为已经成年，应开始承担道德与宗教责任。犹太女孩于十二岁时举行受戒礼，称为bat mitzvah。

第二部　以色列

ISRAEL

一个库尔德家庭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机场，1951年。

Courtesy of Central Zionist Archives，Jelusalem

25　亲吻大地

Kissing the Ground

当他一踏上特拉维夫附近的卢德（Lod）机场的地面，我的曾祖父埃弗拉伊姆就开始哭泣。他跪在地上，弯腰朝前亲吻飞机跑道。

在一家人眼前，旧世界正与新世界激荡。库尔德犹太人步下近东运输公司飞机时，头上戴着手织吉密达尼头巾，脸上写满惊奇和困惑，仿佛一台时光机刚把他们抛进遥远的未来。为人父母的双手抱着孩子，眼神紧张地步下阶梯，投身在灯火通明的跑道上。一个个疲惫的身躯叮当作响，旅客的腰带上挂着茶壶，脖子和手上则系着驱魔护身符。绝大多数人从前都没见过飞机，搭飞机就更不用说了。

风尘仆仆的旅客首先接触到的以色列人在约拿眼里看来就像是圣经里的参孙，他们皮肤白皙，身形巨大，头上戴着神气的贝雷帽。这些移民官审视着远道而来的库尔德犹太人，仿佛他们是科学家首次发现的哺乳类亚种生物；他们以不可置信的目光看着这些穿着古怪的人们，接着迅速将他们送进消毒室。

历史上不曾有这么多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从如此众多的国家往同一个地方汇聚。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开始到1951年底，来自世界各地的六十八万四千两百零一名犹太人搭机、乘船，甚至骑马或走路来到以色列，使得犹太人口暴增两倍多。以色列领导阶层为这个史无前例的移民行动取了一个相当诗意的名字：“流散者内聚”。从也门载送犹太人到以色列的空运任务代码定为“魔毯行动”，味道有点儿像载运伊拉克犹太人的“埃兹拉暨尼赫迈亚行动”。这些字句都像是以柔焦方式呈现某种圣经救赎的景象，仿佛弥赛亚一声令下，犹太人便从上帝创造的大地各个遥远角落奔返神圣的故土。然而真相更为复杂。大体而言，这场犹太人回归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策略所创造出的结果，目的是让新成立的犹太国在其合法性遭受不断质疑、即刻的军事威胁紧紧相逼之际，成为无法改变的具体事实。

联合国在1947年提出分割巴勒斯坦的计划，本－古里安立刻指出其中一个根本的问题：上帝的应许之地缺乏犹太人。联合国承认、宪法制定、政府成立，这些都很好。但如果没有相当的人口，新的犹太人国度不过是只纸老虎，无论面对各方意识形态攻击或外来的军事威胁都将显得脆弱不堪。“只要这个人口不足的情形没有得到最基本的补救，”历史学者得佛拉·哈科恩（Dvora Hacohen）搜集的数据显示，本－古里安在当年一场政治演说中如此表示，“就无法确保国家成立后真能继续存在。”后来他甚至更犀利地指出：“数千年来，犹太人一直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现在我们面临的大危险是，我们将变成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锡安干员奔走欧洲、亚洲、北非，试图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就密谋——将各地的犹太人社群整个移植到以色列。新以色列取消英国托管时期的限制移民政策，于1950年实施划时代的《回归法》（Law of Return），正式宣告移民以色列是所有犹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以色列领导阶层欣喜若狂地看着一艘艘轮船将成千上万的未来公民载到海法（Haifa）港，但忘了好好估算这个年轻国家是否有能力承受那么多人忽然如海啸般涌入。仿佛巴别塔倾倒在以色列，新移民说着各式各样的语言，他们既无法互相了解，也听不懂既有的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因为他们过去只在犹太会堂做礼拜时听过几句仪式性的希伯来语。许多移民年老体衰、病魔缠身或行动不便，需要立即的医疗照护。许多人在原来的国家是商人、老师、专业人士，来到以色列却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试着适应铺马路、盖房子，还有农场上的工作。

以色列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吸收新人口。从1948年5月到12月，超过十万名犹太人在以色列上岸，其中许多人衣衫褴褛，在二战时侥幸逃过纳粹大屠杀，随后一直生活在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境内拥挤肮脏的难民营中。在接下来的三个年头里，有两万两千名犹太人从保加利亚抵达以色列圣土，三万人来自利比亚，三万人来自土耳其，四万五千人来自也门，七万五千人来自波兰，十万一千人来自罗马尼亚，十二万一千人来自伊拉克，还有数以万计的人来自其他国家。在两万五千名库尔德犹太人中，一万八千人来自伊拉克，其余来自伊朗和叙利亚。

26　犹太会堂都在哪里？

Where Are the Jewish Synagogues？

仿佛西奈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转瞬消失，埃弗拉伊姆憧憬中的现代伊甸园顷刻间竟已干枯荒芜。这位札胡的染布大师傅起初以为这一定是他自己还没搞清楚状况。抵达以色列后第一个星期六的破晓时分，他用指尖理顺胡子，步行前往耶路撒冷的核心地带。头几步路他走得飘飘欲仙，他从听到犹太人要离开伊拉克那天开始就一直梦想着这一刻。他心中浮现金碧辉煌的犹太会堂，《妥拉》和口传律法集《密西拿》（Mishnah）中的人物在其中悠然穿梭。他想象街道中充满神圣的魔法师，他们的胡子长得可以扫过地面。

然而，当他走到大门，步出污秽的移民帐篷城，汽车废气、浓重的烟味和炼狱般的噪声立刻向他袭来。喇叭声四起，尖锐的刹车声响彻云霄。一辆汽车爆胎，驾驶人一边摸索着千斤顶该怎么用，一边抽着烟，每吐一口烟圈还不忘对万能的主咒骂一声。这一切着实太匪夷所思。我一定是搞错日子了，他心想。以色列人对每周七天的安排大概跟我们不大一样。但总之摆在他眼前的事实是，以色列人在安息日(1)时忙着开车，恐怕也忙着工作。在札胡，就连穆斯林在安息日这天也知道该把香烟熄掉，但在这里，犹太人自己却在抽烟。而那些庄严肃穆的祈祷堂又在哪里？他每看到一座小区教堂就会探头进去看看，但却认不得里头吟唱诵经的声音，连那些教徒说的话他似乎都听不懂。他曾听说以色列有基督徒，所以这些可能是基督教堂，不是犹太会堂。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看不到十字架？又为什么星期六里面却满满都是人？无论那些信徒是什么人，他们倒都忍不住盯着这个滑稽的乡下人看，打量他那一身小丑裤、阿里巴巴头巾，仿佛来自天方夜谭的打扮。有些人招手请他在空位上坐下一起做礼拜，但他不太自在，对自己的希伯来口语表达又毫无信心，于是他只是点点头，希望他们会把这个动作视为礼貌的表示，接着他便退回街上。那天早上的其他时间，他大多就这样从一家礼拜堂跑到另一家礼拜堂，急切地想找到一些熟悉的景物或声音。当午餐时间来到，他饥肠辘辘地返回帐篷城，心也碎了。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回到全家人的临时住所后恳求地问儿子拉哈明，“从外观上到底有没有办法认出以色列哪些祈祷堂是犹太会堂？”

这里有太多东西与他的预想不符。他才刚来到这个新国家，以色列官员就把他们姓氏中的库尔德成分修剪掉了。贝赫·萨巴嘎在亚拉姆语中代表“染布师傅家族”，但这个名字在以色列听起来怪腔怪调，于是当他们办理移民登记时，拉哈明决定去掉尾音，只写了“萨巴戈”（Sabagh）。这个字在阿拉伯语中代表“染布师傅”，也是中东犹太人中普遍的姓氏。可是，埃弗拉伊姆从未和阿拉伯人共同生活，也从没学会阿拉伯语。

以色列移民单位把“萨巴戈”一家人安置在耶路撒冷郊外的塔尔皮奥（Talpiot），这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玛阿巴拉（ma'abara，移民棚屋区）。以色列建造玛阿巴拉是为了快速解决移民住房危机的方法，但玛阿巴拉很快就成为难堪的象征，点破以色列政府在大肆宣扬“流散者内聚”、引入大批移民之后，完全缺乏相关配套措施的窘况。从北部的加利利地区到南部的内盖夫沙漠，一百多个棚屋区在没有硬件建设的泥地上迅速建起，移民拥挤地生活在一排排帐篷以及后续出现的铁皮屋内。这些贫民窟距离市中心通常非常遥远，然而他们只有在市区才有可能找到工作、搬进像样的住宅区，甚至也只有在城里才有真正的公共交通可供代步。移民孤悬在简陋不堪的化外之境，完全享受不到他们最初受吸引而来的社会制度。玛阿巴拉成为疾病、寄生虫、赃货交易的温床，语言及风俗习惯不同的移民族群之间则不断发生摩擦。

我们家族当年在札胡的邻居札奇·列维记得1951年秋天发生过一次斗殴事件，起因是户外水龙头的使用问题。居民拿着水桶，在水龙头前面排队等候取水，这时一位年轻摩洛哥犹太人从列维八岁大侄女的水桶中偷了一些水，小女孩看到立刻尖叫。转眼间，敌对的摩洛哥裔和库尔德裔年轻人——包括列维和埃弗拉伊姆的儿子伊斯拉埃尔——就集结起来，互相投掷石块和木榫。这场骚乱造成好几个人受伤，甚至包括一名孕妇，一间棚屋遭到打劫后被彻底破坏。

稍后来了一位警察，他看到状况只是耸耸肩。“他看了一眼，接着就回车里开车走掉了，”列维回忆道，“警察说，‘这不是警察的问题，而是政治人物该处理的事。’”

☆☆☆

全家人都看得出埃弗拉伊姆很难过。不敬神的行为、艰苦的生活和经常发生的暴力事件就像湿透的羊毛捆，沉甸甸地压着他的心灵。在一家人用粮票兑换食物的配给所，很难找到制作库贝米饺和葡萄叶饭卷的正确材料。每当雨天，雨水就会从铁皮屋顶的缝隙落下，让泥地变得像一锅烂汤。老鼠在灯光昏暗的公厕内乱窜。不知羞耻的美国女观光客穿着迷你裙，在玛阿巴拉里四处溜达。有一天，一群基督教传教士居然有脸跑来参观棚屋小区，还把埃弗拉伊姆的小孙女莎拉带到富裕的耶路撒冷住宅区，拿一堆巧克力给她吃，跟她说上帝的儿子耶和书亚(2)的事。

埃弗拉伊姆·贝赫·萨巴嘎抵达以色列后政府发给的身份证，一九五〇年代早期。

埃弗拉伊姆想必很快就感觉到，眼前这个以色列国并不是他在札胡朝思暮想的以色列圣土。他一定也很快就领悟到，虽然以色列圣土也许可以容纳他的同类，但这个国家并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恐怕正是这个原因，才让他在抵达两个月后，竟然忍不住隐瞒自己的年龄。办理正式身份证时，他告诉登记资料的职员说自己的年纪是五十四岁。他担心自己真正的七十七岁之龄会让他在这个年轻拓荒者的国度里显得一无是处；在孙子约拿眼里，这些人又高大又健壮，因此他总喜欢称他们为“参孙”。可惜他的谎话骗不了人，职员听了不置可否，还是在下一格的“职业”栏中写下“札肯”（zaken，老人）。

有天夜里，埃弗拉伊姆在家人入睡后，就着星光溜到伯利恒，设法找到一间他听说整晚都会开放的犹太会堂。他得走上好几里路，才能到达那个遍布着草地、橄榄树丛和牧场的古老城区。隔天早上天气温和，但家人却发现他躺在床上发抖。

“找到了吗？”哈莎乐摇着他消瘦的身子问。

“我到了伯利恒，”他猛咳嗽地说，“不过没去到会堂。”

拉哈明知道伯利恒在当时属于约旦的管辖范围，因此犹太人是不可能随便前去参观的。但他不忍心质疑父亲说的话。

“是会堂没开吗？”

“我哪知道？”他说，“我还没到就掉头回来了。”

哈莎乐继续问他细节，于是埃弗拉伊姆描述了自己徒劳无功的找寻。他说某个时候他正走过土耳其毡帽形状的拉谢尔（Rachel）墓，这时拉谢尔这位雅各布的宠妻出现在他面前，对他提出警告。

“她飘在我面前，我忍不住发起抖来，”他说，“她直视着我说，‘别在这里找什么会堂了，’”孙子们蹲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这里已经是阿拉伯人的地方了。’她就是这样说的。‘这里不安全，回玛阿巴拉去吧。’”

“你至少也该看一下会堂吧，”哈莎乐插口道。“都走了那么远，怎么不看看它是不是在那儿呢？”

“老婆，你是疯了吗？”他责备似的说，“我有什么资格违抗拉谢尔娘娘的意思？”

有一阵子，埃弗拉伊姆设法在铁皮棚屋里继续像在札胡那样做守夜礼拜。他会等到大家睡着后轻声细语地祈祷，避免打扰到家人。他向他在库尔德斯坦时的夜间友伴——拉斐尔、以利亚及其他一些神灵——说悄悄话，只不过他们再也不回应他了。“你们到底在哪里？”某天清晨他低声呼喊道。他在札胡时曾经告诉孙子的话居然成真：札胡的妖魔并没有跟着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现在，他更错愕地发现，连札胡的天使也没跟来。后来，约拿都会在黎明前起床写功课，埃弗拉伊姆怕自己会吵到孙子，只好完全放弃那些长年抚慰他的心灵伴侣。

埃弗拉伊姆与妻子、拉哈明、米里亚姆和他们的五个小孩（第五个孩子尤里在1953年诞生）一起生活在三十平方米不到的小房子里，睡垫几乎占据了每一寸地面空间。小孩子们早上会收好睡毯，让大家可以起身走动。虽然埃弗拉伊姆知道媳妇早已习惯各种辛苦，但他也看得出要在这么小的空间里转圜着实艰难。某天早上她在小瓦斯炉上煎蛋时，身体一不小心失去平衡，炒锅也跟着翻覆。坐在她脚边的小尤里被溅出来的热油烫伤脸颊，家人赶紧把他送进医院。

最后，萨巴嘎一家人的生活总算出现转机。一名玛阿巴拉官员注意到他们的棚屋太过拥挤，于是有一天亲自前来邀请埃弗拉伊姆和哈莎乐搬到新房子住。他说营区另一头刚空出一间屋子，空间比较宽敞舒适，由于两个人年纪都大了，可以优先搬进去。在其他一些玛阿巴拉内，居民为了抢占新房舍，不时都会发生愤怒的示威抗议，但这下却是一名玛阿巴拉官员主动分配房屋给他们，简直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拉哈明心想，或许上帝真的特别眷顾他父亲。

“去吧，巴爸，”拉哈明说。“你和依妈真的需要房子。”

埃弗拉伊姆骨瘦如柴的手搭在儿子肩上，流着泪吻了他的双颊。他擦了擦眼睛，转身对那官员说：“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可是我太太和我要在这里跟儿子和孙子们一起住。”

那官员摇了摇头，不解地离去。拉哈明倒是懂的：埃弗拉伊姆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家人了。

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以色列政府分配永久住宅的方式，是依据每户家庭在玛哈巴拉中居住的棚屋数。如果当初埃弗拉伊姆接受搬进自己的棚屋，他和哈莎乐在耶路撒冷的库尔德人街区卡塔蒙就会拥有自己的公寓。但因为他决定不要搬家，后来两老是由三个儿子轮流照顾。只是卡塔蒙的公寓都很小，儿子们各自又都有家庭，孩子也日益长大，因此经常是埃弗拉伊姆住一个儿子家，哈莎乐住另一个儿子家。这样的安排使得埃弗拉伊姆这个家族耆老更加觉得自己成为家人的负担。

曾经，埃弗拉伊姆为人慷慨、热情洋溢，是个透过弥赛亚宽容慈悲的眼睛看待人生的神秘主义者。来到以色列后，他失望、沮丧，生命的光彩黯淡下来。在我叔叔和叔母们的记忆中，他最后几年的人生是挫败的写照。在儿子埃利亚胡的公寓里，他会穿着库尔德长袍，坐在没有灯光的走道里，包着头巾的头垂在胸前。一个他永远不可能了解的世代正在生根茁壮，他不想妨碍他们。

“他坐在公寓里最黑暗的角落，”我最小的叔叔、在以色列出生的尤里有一天这么告诉我。“那是他表现客气的方式。他不希望妨碍其他人，也不太跟我们说话。我也没办法用亚拉姆语跟他说话。他就是个坐在黑暗里的老人。”

一个星期六夜里，在一整天滴食未进后，他要埃利亚胡送他到医院。医生检查不出任何病症，但因为埃弗拉伊姆年事已高，院方决定让他留院观察。事情很快就在卡塔蒙传开，几小时不到，一群库尔德拉比已经围绕在他床边。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小，几年来用了些手段陆续在小区里办起一些只有一个房间大的小会堂。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札胡时代就认识埃弗拉伊姆了，其他的则对这位染布师傅与上帝之间有“直通热线”的传说早有所闻。

2005年，我到埃利亚胡在卡塔蒙的家里探望他时，他告诉我，“札卡利亚哈卡姆、施谬尔·巴鲁赫哈卡姆、尤赛夫哈卡姆……所有那些哈卡姆(3)，那些旧时代的拉比，他们全都来到医院。”

三天后，埃弗拉伊姆与世长辞。过了两个月又五天，哈莎乐也长眠在他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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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犹太人的安息日为星期六。

(2) “耶和书亚”（Yehoshua）是“耶和华”的亚拉姆语发音，但在犹太教的《妥拉》中，耶和书亚则是继摩西之后领导以色列人民的一个人物。

(3) hakham，“智者”之意，是犹太人对妥拉学者的敬称。

27　赫茨尔的大胡子

Herzl's Beard

盖房子。不断地盖房子。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的圣城耶路撒冷仿佛只有一个产业——建筑业。无论萨巴戈兄弟们走到哪里，举目所及只见推土机扬起一阵阵沙尘，将岩石遍布的山坡推平，造起购物中心、学校、道路、公寓大楼。政府的逻辑跟照映在色泽金黄的旧城城墙上的艳阳一样清晰透亮：大规模移民使得这个新国家的犹太人口在短短三年内暴增两倍，六十多万新移民需要地方居住、购物、工作、休闲；由于玛哈巴拉已经变成国家的耻辱，以色列政府全力鼓励人民投入营建业。比起别人，萨巴戈兄弟可以早早站稳在起跑线：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成立公司。

在飞离伊拉克之前，拉哈明在巴格达的生意伙伴埃兹拉介绍他跟一些幽灵人物会面，这些人个个神通广大，有办法躲过机场警察的检查，将钱财偷渡出国。其中一名走私者说他挖空肥皂或鞋跟，把钞票塞进里面。另一人说他知道怎么把黄金熔化，巧妙地植入行李箱的外壳构造中。拉哈明最后挑中的是一位看起来老老实实的年轻人，他穿着做工细致的西装，拉哈明看一眼就知道那是昂贵的英国货。“我是个拉比，”年轻人说，“上帝是我的证人，我会到以色列的营区里找到你。”拉哈明听了这句话便决定买单。

他们住进塔尔皮欧移民营区几个星期后，年轻拉比提着布袋，出现在他们的棚屋门口。布袋里装了他们交给他的一万第纳尔。拉哈明在巴格达看的那套昂贵西装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短裤和遮阳帽。他盘腿坐在泥地上，像专家般娴熟地数着钞票，接着抓了一把塞进自己衬衫口袋。

“可是拉比——”拉哈明错愕道。

“我的服务费是两千，”年轻人说着起身准备离开，“怎么，难不成你以为我是免费工作？”

在札胡时，埃利亚胡已经提过家族底下各个商店变卖后，钱要怎么分的敏感话题。“拉哈明，我们在札胡是一起赚、一起花的，”他在他们离开伊拉克前那个星期告诉哥哥，“可是在以色列，我们连能不能住在附近都不知道。”跟许多其他人一样，埃利亚胡心里想象，到了以色列后，他就能摆脱札胡的社会秩序羁绊。如果自己口袋里有点钱，就可以不必再帮哥哥工作，他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或许开个公司当老板什么的。他提议，“我们在这里就把钱分成三份吧”，边说边拍打着摩擦双手，一副希望事情处理得干净利落的模样。

但拉哈明清楚地表态他无法接受这种做法。他认为三兄弟向来是一体的，没办法弄清楚谁赚了多少钱，因此要计算每个人的份有多少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当然，他相信由于自己是家族事业的掌舵者，如果要分财产，他自然有理由拿大份。他还有一个反对埃利亚胡提议的原因，但这个原因他不可能对别人承认：他料想，如果他失去对家族财富的控制，家人对他的尊敬也会减少。

☆☆☆

当以色列国民银行行员把八千第纳尔兑换成两万四千里拉（lirah）——相当于目前的十九万美元，存进一个特殊的小型企业账户时，拉哈明忍不住满面春风。离开银行时，他昂首阔步，仿佛自己忽然间长高了两英寸。他知道巴格达的商人都在银行开了账户，现在，他终于也能摆出大都市生意人的架势，煞有介事地谈论“控股”“资产”之类的事。对库尔德裔以色列人而言，那是一笔足以令人眼红的大钱，能在耶路撒冷的高级地段买下一幢好公寓。但砸这笔钱买公寓对谁都没好处，因此拉哈明的弟弟们请年纪较长、阅历也最丰富的他想办法打进以色列欣欣向荣的建筑业。才刚一打探，好运就来敲门了，至少起初看起来是这样的。

一九三〇年代时，有一小群经济状况不佳的库尔德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定居在玛哈内耶胡达（Mahane Yehuda）市集附近一带，其中一个是萨巴嘎家族的远亲，名叫萨利赫（Saleh）。当他听到久无联系的堂亲萨巴嘎一家人也来到以色列，他便前来拜访。他告诉拉哈明，他现在是一家大营建公司的经理，知道某人想低价脱手一台空气压缩机和一些轻型凿岩机。萨利赫从一个时髦的瓶子里倒出亚力酒，斟满拉哈明的杯子。他顺口说，如果拉哈明愿意出资，他们可以建立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关系：“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拉哈明在购买合约上签字时，埃利亚胡和伊斯拉埃尔就算对此有任何疑虑，也没说出口。“我没有反对是因为我们在库尔德斯坦时一直很听从你祖父的意思，”几年前，我拜访埃利亚胡时他告诉我，“可是或许我们当初应该更有主见一点才对。”

凿岩机隔周就故障了，修理费非常昂贵，萨巴戈兄弟们砸了数百里拉下去，但全成了冤枉钱。萨利赫中介卖给他们的机器，是名副其实的烂货一堆。结果工期拖延，营造商不高兴，陆续取消合约。但拉哈明越是亏钱，就越是废寝忘食地想要扭转乾坤。如同在札胡时，他依然深信只要有一件事做好，成功就会接踵而至。他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为主顾们工作，希望借此赢回他们的心。他没有细看营造合约就签字，等到发现条文清楚写着工期只要落后一天就得付违约金时，已经来不及了。

两年下来，萨巴戈兄弟们亏损严重，公司只好关门大吉。他们以购入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卖掉蹩脚的压缩机和凿岩机，自此之后，过去形影不离，有如哈布尔河支流般总能汇为一气的三兄弟分道扬镳，再也不曾一起工作。

埃利亚胡对兄弟关系的瓦解感受特别深刻。“但愿鸟粪掉在赫茨尔的大胡子上，谁叫他让我们来这个鬼地方。”他老爱这么说，仿佛那位原籍匈牙利的锡安主义创始人必须亲自为这个家族遭逢的不幸负责。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米里亚姆对小叔这般亵渎的言语感到羞耻，有一天忍不住抗议道。她在照片上看过这位锡安领袖，假定他的大胡子代表了他的拉比身份。“赫茨尔可是个非常虔诚的人。”

“让他带着他的虔诚下地狱去吧。”埃利亚胡说。

三兄弟分开后，埃利亚胡和伊斯拉埃尔走上与其他许多库尔德移民相同的生命轨迹：成为建筑工人。这是一份辛苦异常、几乎用不上大脑的工作，他们双手长茧，逐渐变得跟他们从前看不起的那些劳工阶级一样满脸风霜。小有名望的父亲死了，大哥则是漂泊不定，两个弟弟自知没本钱继续让优越感作祟，陶醉在不切实际的危险幻梦里。他们放下身段，努力让自己不在苍茫人海中沉沦，在三十年间领取稳定的薪水，而后拿着相当优渥的退休金安享天年。

但拉哈明不为所动，只认为两个弟弟是在作践自己。他坚信萨巴戈这家人能有更好的成就。

“阿爸，上学的事怎么办？”有一天，拉哈明要约拿出去找工作赚钱补贴家用时，约拿这么问道。他们来到以色列以后，从前叫的“巴爸”逐渐变成“阿爸”。

“晚上再去上课，工会有帮白天要工作的小孩子办夜间部学校。”

“可是阿爸，白天要工作的小孩子还有办法变成医生吗？”

28　你是库尔德人？

Ana Kurdi

工人把成堆的报纸从印刷厂装卸口扔出来时，一群男孩像山狮攻击毫无戒心的绵羊般猛扑过去。

“滚开！”

“那是我的！”

散乱的《晚报》和《新闻报》（Yediyot）顷刻满天飞扬，让空气中飘荡着新鲜油墨的味道。

“走开啦！”

“小偷！还给我！”

前半个小时是关键时刻，一群小伙子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在最短时间内抓到最多报纸，接着设法领先群雄，在耶路撒冷市区找到一个繁忙的交叉路口卡位。接下来真正的考验才要开始：高声喊出新闻标题，向路人挥舞报纸，甚至还要走向那些理都不想理你的人，拉拉他们的衣袖，投以小狗般可怜的眼神，希望他们会生出一丝怜悯之心，伸手掏出荷包。星期四是报纸刊登彩券中奖号码的日子，这天大伙必定乱成一团。

约拿费力地设法跟上疯狂的节奏。他跳进一拥而上争夺报纸的少年人群，但是时机晚了些，态度也不够凶狠。他在街角努力喊着头条标题，但他的声音很快就变得嘶哑空洞，仿佛竖笛断了簧片。他知道自己应该在重要的十字路口抢占地盘，但当年纪比他小的男孩开始在他旁边叫卖，他就会让他。他知道这样会让自己的生意变差，但他无所谓，觉得有人陪在身边也不错。他在札胡会神勇地飞越屋顶，或向同学炫耀父亲从巴格达买来的新鞋，但到了以色列后，这种神气光彩忽然间没了。抢报男孩们各个尔虞我诈，不但动作神速，而且心狠手辣。约拿在这群人之间，无畏无惧的豪情逐渐蒸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静而梦幻的疏离。

札胡的工作似乎比较合乎情理。男孩子们不是在父亲开的店里帮忙管理存货，就是剪羊毛，再不然就当个打铁匠或修鞋师傅的学徒。但在这里，他们的工作却是打斗。约拿在札胡读过的传奇故事书把以色列描述成天堂，犹太人在那里情同手足地共同生活。这里确实没有要库尔德人免费提供劳务的穆斯林头目，也没有土匪割喉抢劫，没有警察会因为你是个忘了把三张邮票从口袋里清出来的犹太人而赏你耳光。

那为什么以色列的生活感觉上艰困得多？或者说，为什么对约拿而言，这份新生活比对其他男生要来得辛苦？

后来卡塔蒙区一家在地下室经营的小纸厂释出职缺，约拿听到消息便决定离开新闻业，转换跑道。他每天早上七点准时打卡，开始做工厂里最肮脏的工作：清理用过的水泥袋。他把袋子内侧的水泥尘粒刮除干净，用手动切割机将袋子切成两半，在切缘上刷过一层胶水，黏住之后袋子就以购物袋的面貌展开新生命。当一天九个小时的值班结束后，他已经膝盖虚软，咳嗽都会咳出一阵阵灰尘。他赶回家换衣服，免得接下来四个小时在夜校课堂里浑身发痒。

由于工厂实在是小本经营，老板札卡利亚·须玛雅（Zacharia Shmaya）不得不把部分基本业务外包。有一天他请约拿送一堆纸到印刷店去。“我要他们开始准备这个工作，”札卡利亚告诉约拿，“不要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就说我今天稍晚会过去给他们进一步的指示。”

约拿去到印刷店时，缺了两颗门牙的老板看起来一脸疑惑。

“这是什么？”

“是从札卡利亚的纸厂送来的，他要我把它交给你。”

“那我要用它来做什么？”缺牙老板问。

“其他的我不知道，我只是做他交代我的事。”

“只是做他交代的事？”老板模仿约拿的语气说，“Ana Kurdi？”如果约拿没听错的话，那老板刚说了一句亚拉姆语：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是库尔德人”。可是老板的语气让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句指责：“什么，你居然是库尔德人？”

约拿回到店里时，札卡利亚已经出门了。于是他走向老板的两个儿子齐安（Tzion）和鲁文（Reuven），他们年纪都比他大上几岁。

约拿把他去印刷店和老板那句奇怪的话转述给他们听，然后问道：“印刷店老板怎么知道我是库尔德人？”两兄弟爆笑了出来。

“这有什么好笑吗？”约拿问，此刻他感觉既有趣，又有一种不安。

“我想他在这里待得不够久，所以还不知道。”齐安恢复镇定后对他弟弟说。

“知道什么？”约拿问。

“小老弟，难道你真的没听过？他们都说，罗马尼亚人是贼，波兰人不爱干净，也门人——我们家就是也门来的——是乡巴佬，摩洛哥人是大老粗。库尔德人最惨，他们是一群白痴。”

“土包子喽。”鲁文接口道。

“笨鸭子，”齐安继续说明，约拿不禁红了脸。“无法自己思考，别人说怎样就是怎样。Ana Kurdi！”

“懂了吗，小库迪？”鲁文说，“印刷店老板不知道你是库尔德人，他那样说只是因为他觉得你做事的样子跟库尔德人一样笨。”

“以色列这地方挺不赖吧？”齐安说，“人家还以为犹太人应该还不至于彼此之间互相辱骂，天晓得噢！”

“哦，”约拿皱起眉头，一副天真好奇的表情，“挺有意思的。”

☆☆☆

我通过电话联络上住在多伦多的齐安时，七十五岁的他还记得对我父亲的最初印象。他说，他们两兄弟向约拿解释以色列人对库尔德人的刻板印象时，约拿一下子就听懂了，可是没有跳起来。齐安觉得，在他们这样刺激约拿之后，约拿如果冲回印刷店去揍那个既缺牙又缺德的老板，齐安也不会觉得约拿胡来。可是约拿的反应就像是科学家在思考某个与既有知识相矛盾的定理，而不像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听到自己的族群被抹黑时那样怒火中烧。

在那个年代，齐安是一个父母来自也门，但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他高中被退学，留着一头长发，玩世不恭，有点披头族的味道，又有点像个自封为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罗波特金（Peter Kropotkin）门生的文青。

约拿称不上叛逆，他的个性太过沉默，但齐安逐渐把他视为人生路上的旅伴，拥有足够的自由心灵，能跃升在市井尘嚣之上，从接近云端的高度静谧地俯瞰人生。他们在店里进行的有趣对话为粗重的日常工作添上轻盈的精神羽翼。约拿会问齐安一些在新闻里看到的事情：在梅察达（Masada）的挖掘工作让一座大希律王的宫殿遗迹重见天日；学者在死海西北岸的十一座洞窟中发现神秘的古代书卷；本－古里安总理辞职；政府废除杀人犯判死刑的决定有什么好处……齐安还带他踏进音乐世界，让他接触到莫扎特和贝多芬。

周末时，他会请约拿到街上的小咖啡馆坐坐。齐安那群恣纵不羁的朋友习惯聚在那里喝拿铁、吃波瑞卡斯（borekas，酥皮馅饼），喝啤酒畅谈。几杯下肚后，齐安会从书包里拿出一本《读者文摘》，大声朗读起来，并用手指滑过读出的字句，确定约拿能跟上内容。齐安从没读完高中，但他服兵役时每天都会用心背诵一名军官帮他准备的英文单词表，就这样在约旦一座肮脏不堪的战俘营里熬过十个月。

“英语是未来的语言，”齐安跟约拿说，“你看看这些字母，听这些字发出来的声音，这可是个很有趣的语言呢，小兄弟。”

为了让齐安对他另眼相看，约拿试着用他那想必举世无双的诠释方式唱《哦，我的达令，克莉梦婷！》给他听。但也许齐安大哥没听过这首歌，或者比较可能的是，他听不懂约拿含糊不清的发音。“约拿，我不确定你说的话跟英国女王是一样的喔。”他说。

就这样，他们每个周末一页页翻阅当期《读者文摘》，读到眼睛睁不开为止。

“我懒得读书，没念完高中，”某个秋天的日子里，齐安在咖啡馆里坦白说道，“我还在摸索人生要怎么走，可是你已经找到你的路了。”

他用一只手指敲着头侧，接着伸手压在左胸前。“他们一定认为你要不是辍学，就是去念职校，”齐安说，“库尔德人就只能这样，对吧？你们这些原始人。可是你一定可以更优秀。相信黄道十二宫吧，它会指引你该走的路。”

两年之间，约拿的英语成绩从还不错变成特优。他参加巴古鲁特（bagrut，全国标准测验），结果英语科拿了接近满分十分的九分。他告诉齐安这个好消息，齐安买了一杯啤酒请他。

约拿喝了一小口，开口问能不能把酒退回去换成茶。齐安笑了起来。他才二十五岁，但他对待约拿的心情倒有点像是父亲对小孩。

约拿在十一年级时离开了小纸厂，因为齐安的父亲破产了，无法再支付员工薪水。但在卡塔蒙公寓那个尘埃飞扬的地下室度过的那三年里，约拿获得的不只是薪水：他遇到一个对他有信心的以色列人。

29　我们可是全札胡最棒的

Some of the Best in Zakho

拉哈明跟儿子见面的时间非常少。约拿早上四点就起床，弯身趴在桌上做功课，六点钟准时出门，离开他们在玛哈巴拉的小屋到工厂上班。傍晚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匆匆吃了母亲做的晚餐，五点半又再出门，前往夜间授课的“劳动青年中学”。拉哈明有时会刻意晚睡，煞有介事地查核账目或阅读晚报，但在蜡烛越烧越短的深夜里，他其实是想和儿子共度一些亲子时光，盼望透过儿子年轻的双眼，以色列种种令他不解的谜题能变得清楚些。他还希望那双眼睛能透露出一点别的讯息：他对爸爸依然尊敬。但约拿晚上十一点才从学校回家，一进门就累得倒在睡垫上，像一袋从卡车上摔落地面的笨重哈密瓜。

“Lila tov，motek——晚安，宝贝。”拉哈明一边说着，一边把儿子的头发都摸乱了。

“Lila tov.”约拿说。他的声音仿佛被消了音——因为他已经用被单盖住头，遮掉还在晃动的烛光。

☆☆☆

当我回顾祖父最后几年的人生，我不禁讶异于他面对失意时表现出的执着。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经验会逐渐磨蚀梦想。时间让我们看清自己的能力与极限，我们学会调低期待。降低标准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防卫机制，让我们能够为了一些小小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它在我们终于明白有些希望永远遥不可及之前，先获得必要的心理保护。这也是所有移民必须接受的生命折冲：牺牲自己拥有的曾经，成就下一代可能享有的未来。

但如果一个人固执地坚持到底，我们该如何理解？应该为他钢铁般的决心拍手叫好，还是以悲悯之心看待他的痴愚？倘若拉哈明拉低自己的抱负，没有人会责怪他。但他从未这么做。当他最后终于把身段压低到接受为别人效力时，他对自己承诺，那只是暂时的事。他相信老板们一定会注意到他的生意头脑，让他担任管理职务。如果他做得巧，甚至可能很快地成为公司总经理。

但这样的事情从来不曾发生。他与弟弟一起经营的整地公司关门后，他在一家书籍装订厂找到一份劳力工作。装订厂的业务是为以色列政府机构印制官方文件及书册，单调重复的工作使得他长期背痛，手指满是被纸张割伤的痕迹。下班时，他会在废纸篓里搜寻零碎的纸张，拿回家充当卫生纸。

他知道自己的情况并不是最糟的。他在装订厂附近的街角看到一些打零工的库尔德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儿等上半天，只为了偶尔有人需要他们把钢琴、床或其他的笨重物品抬上狭窄的公寓楼梯，借此赚几个子儿。拉哈明至少是处理印刷物，不是搬运沉重的行李。当他把一沓沓纸张从一台机器移到另一台机器时，他想到一些增加效率、提升工人生产力的办法。他心想，有朝一日，他也可以负责管理这样的地方，只要他能得到老板的注意就行了。

拉哈明对老板罗特贝格（Rothberg）先生颇为敬畏，他是一个穿着考究的德国犹太人，能言善道，砂色的头发梳理得光洁体面。拉哈明心想，如果他能甩掉一些自己的库尔德特质，用罗特贝格那种模子重新塑造自己，那么他在以色列一定很有机会出人头地。有一天，他鼓起勇气找老板谈。

“你是个老实的好人，”罗特贝格说。他拍着拉哈明的背，指引他到办公室坐下。“如果我们公司能有更多人像你一样就太好了，哈比比(1)。”

拉哈明觉得受到了鼓励，他开始向老板描述他们在老家库尔德斯坦开的各个商店，“我们的店可都是全札胡经营得最好、也最赚钱的呢，”他向罗特贝格夸口。接着他说，他还在以色列观望，看是否有好的投资机会。“如果你需要新的合作伙伴的话——”

罗特贝格打断他，只差没有捧腹大笑。一个只是负责把装满纸张的推车从一台机器推到另一台机器的低薪劳工，会搬出这样的提案也真够狂妄了。“你是个好人，拉哈明，不过还是把你的钱留在银行吧，你有那么多小孩，最好别轻易冒险。”

可是一年以后，公司经营不顺，债主纷纷开始打电话来讨债。罗特柏特这时找了拉哈明过来，说他愿意向他贷款，同时让他当公司里的领班，如果表现良好还能继续升迁。“我们公司正在扩大业务，”罗特贝格睁眼说瞎话，“这可能是你的大好机会。”

拉哈明把所有剩下的存款几乎全借给罗特贝格，金额是六千里拉，相当于今天的五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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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比比（habibi），是希伯来文借用自阿拉伯文的词汇，意指“我所爱的”，用来称呼恋人、家人、好友均可。

30　约翰·萨维治

John Savage

1954年普珥节(1)那天晚上，约拿·萨巴戈和他的一群中学朋友聚在他们星期六习惯碰面的老地方：一条窄巷中的某个三楼公寓阳台，那里距离耶路撒冷最热闹的心脏地带——本－耶胡达（Ben Yehuda）街和雅佛（Yaffo）街交叉口——只有短短几步路。约拿的朋友什洛莫（Shlomo）——一位正等着发迹的吟游诗人——跟他的父母、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和一个阿姨同住在一间三室两厅的公寓。他们来自伊拉克南部，经济条件比住在几公里外卡塔蒙区的库尔德同胞们来得优渥些。星期六一到，他们就会竖起睡垫靠在墙上，让公寓成为一座小舞厅。前来玩乐的客人大都是一些怪胎，跟着家人从各个中东国家移民过来，由于不够时髦或缺乏自信，他们不敢出现在私立日校学生们出没的豪华派对。不过他们从什洛莫家阳台往外看到的景致还是会让所有青少年嫉妒：本－耶胡达购物大街上的咖啡馆和酒吧，对街旅馆窗户上偶尔透现的房客胴体，维也纳咖啡馆里衣香鬓影的客人，以及季昂（Zion）电影院那灿烂的广告灯光。

在普珥节派对这天晚上，吸引约拿和他的朋友们注意的倒不是街头景象或旅馆窗户，而是从公寓门口陆续涌进来的以斯帖皇后们。这些少女各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头上戴着廉价商店买来的头冠，身上缤纷耀眼的礼服是妈妈们用旧丝巾拼凑赶制出来的。

“不知道她们有没有人会需要皇家伺卫。”约拿心想。他把阿恰须维洛许王（King Achashveyrosh）面具戴在脸上，用橡皮筋绑好。他的黑色波浪卷头发油油亮亮，朝上精心梳理成当时最时髦的蓬巴杜（pompadour）发型，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特地上了美发院。

“喂，你觉得怎么样？”约拿的手肘顶了一下什洛莫的胸侧问道。

什洛莫扮成波斯贵族哈曼(2)，虽然他只是用那天的报纸折出这位邪恶大臣的三角帽，看起来还是有模有样。

“分裂而后征服，各个击破吧，皇上！”

这群男生之所以会凑在一块儿，是因为他们都上耶路撒冷工会办的夜校——劳动青年中学。大约二十位白天必须工作的少年每天晚上到学校上四个小时的课，课程包括希伯来文学、希伯来文法、作文、圣经、英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以色列地理、公民。另外还有一门比较特殊的课叫“劳工运动史”——由于学校是工会所兴办，这倒也无可厚非。大多数学生一年支付的学费是九十里拉，他们得从自己微薄的薪资中支应。几乎所有人都是家境清寒，他们的家庭几乎全来自伊拉克、伊朗、摩洛哥等穆斯林地区。原籍伊拉克的同学们很快就成为死党。

其中一位就是什洛莫·巴尔－尼希姆（Shlomo Bar-Nissim）。他们家来自伊拉克最南端的大城巴士拉，父亲是海关人员，三个哥哥都曾是锡安地下组织的活动分子。1948年伊拉克犹太人富豪沙菲克·阿德斯在一场作秀式的审判之后被吊死，尸体沿着他们家前面的街道被运送到犹太墓园时，他隔着百叶窗看到送葬队伍。一年多以后，他的父母决定移民，因为他们认为小孩子留在伊拉克太危险了。

多年后，巴尔－尼希姆也移民到了美国。我到他位于新泽西州北部的住处拜访他，他在喝咖啡时告诉我一些当时的往事。“学校九月开学，但每天有越来越多学生没来上课，”他回忆道，“有一天我回到家，看到我妈妈在哭。‘你明天不必去学校了，’她说。现场还有一个地下组织的人。我爸爸拿了几件外套和西装给我，告诉我，‘你今天晚上就走。’”

他的父母在离开之前还有一些生意上的事得收尾，所以他们让那时才十一岁的什洛莫跟一群其他的巴士拉犹太人一起冒险走过河流和沙漠，非法越境到伊朗，接着在当地领取伪造的身份证件，搭机前往以色列。

约拿另一位中学同学叫亚伯拉罕·齐哈（Abraham Zilkha），他来自巴格达，是家中七个小孩里的老幺，父亲经营一间旧货商店。他某部分像个书呆子，但同时又带有莽撞的性格。在他们全家离开伊拉克以前，他亲手写了一封信给伊拉克政府，要求政府正式允许他带几样东西到以色列：一些地理书籍，一本阿拉伯文－英文字典，一张阿拉伯文书法比赛冠军的奖状，还有他收集的钱币。也许某个官员被这个小孩充满稚气的笔迹感动，一封盖有官印的信真的寄来了——他的要求得到了伊拉克政府同意。

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比到法国在巴格达开设的世界以色列联盟学校（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上课来得重要。“我会跟我妈说我要到同学家做功课，接着走过横跨底格里斯河的大桥，去看任何一部埃斯特·威廉斯（Esther Williams）演出的电影，”齐哈最近回忆起这件事，“我为她疯狂，我会跑去买一堆埃及出版的杂志，只为了在里面找她的照片。”

约西·埃拉提（Yosi Elati）是这群人里最安静的。他是巴格达纺织商人的儿子，家中排行老五。他最早的人生记忆是在法胡德暴动期间，惊恐地躲在阁楼里，同时在只相隔数栋房子的距离外，暴民正在屠杀一整家犹太人。来到以色列后，他的父母身无分文，于是他去当技工助手，下工后浑身沾着机油和车轴润滑油就到夜校上课。

“白天工作八个小时后，我们实在都累了，所以在课堂上很难集中精神。”我和埃拉提在耶路撒冷一家咖啡馆见面时他告诉我。这句话可以说是帮整群同学说的，因为他们白天做的都是粗活，不是洗衣、种树，就是修车、搬运东西，一整天下来的确身心俱疲。“有时候，我的头埋在课本里就睡着了。下课后，又还得搭一段公交车，再从公车站走上二十五分钟的泥路回我们住的玛阿巴拉。回到家，我也没法洗澡，因为那么晚是不可能烧热水的，所以只好一身脏兮兮地上床睡觉。”

老家在伊拉克基尔库克（Kirkuk）的尤瑟夫·萨吉（Yosef Sagi）是这群死党里最爱挑衅的同学，他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喜欢煽风点火、挑起争端。他没有和其他人一样上同一所学校，而是在玛阿巴拉里认识了这群死党中的几个朋友。

其中最疯癫的是巴鲁赫·吉瓦提（Baruch Givati），只有他跟约拿一样来自库尔德斯坦，而且恰好都是札胡人。他父亲是裁缝师，1952年就过世了，当时他们全家移民到以色列才两年。排行老二的吉瓦提当时不过十四岁，但忽然成了一家之主，必须负责家里的经济来源，于是他兼了两份差事，除了卖报，还到一家公司跑腿打杂。

约拿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对知识的好奇心，以及一种犹如变色龙般、能从随和的好朋友化身为孤僻学究的能力。某个星期他可能跟死党上电影院或一起吃烤肉包，隔一个星期如果碰上他得准备考试，他就会人间蒸发。有一次我到齐哈位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附近的住处拜访他（他现在是该大学的希伯来文教授），他挑出一堆扫描到计算机里的五〇年代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有点模糊的照片是他们在课堂上的情景，照片中戴眼镜的老师站在排排坐的学生前方，右手正比画着什么。他正讲述的内容显然很好笑或很吸引人，因为半数以上学生不是面带微笑，就是抬头专心看着。我父亲却没有。他坐在第一排，老师就在他前面。但他的头低垂在课桌上方，鼻头几乎碰到笔记本，一只手拿着钢笔或铅笔正写着什么，另一只手合拢的手指则压平纸页，那模样就像外科医生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棘手的手术。“那就是你爸，”我们研究照片时齐哈对我说，“每个字他都要记下来。”

这些男孩原先在伊拉克的语言、社会阶级和教育隔阂，在他们来到以色列后全都模糊了，因为他们全都被以色列笼统地归类为需要接受文明开化的落后地区犹太人。“我在巴格达从没看过什么库尔德犹太人，也不认识任何库尔德穆斯林，”齐哈告诉我。“我看到的库尔德人都是些清道夫、排水沟清理员、挑夫。我看到头巾就知道他们是库尔德人，那时一般人的偏见认为库尔德人就是没受教育的原始人。小时候我也认同这个偏见。巴格达人自认是精英，所以他们瞧不起其他人。伊拉克有两个不同的世界，彼此不相往来，但在以色列，不同的世界全混在一起了。”

☆☆☆

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父母缩入保护壳中，缅怀那些名声与财富都来得比较容易的美好往昔，孩子们则是热情地拥抱光辉灿烂的未来。约拿在《最新新闻报》（Yediot Ahronot）上看到“青年留声机”的广告，于是透过邮购以分期付款方式买了一台。虽然机器上接了一大堆难看的电线，他却无比满足。由于他手头剩下的闲钱不多，没办法买唱片，于是他跟朋友们会去美国领事馆的免费图书馆，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套十六册的爵士音乐史，聆听贝多芬和德沃夏克的协奏曲，以及黄金双人组罗杰斯与哈默斯坦（Rogers and Hammerstein）创作的音乐剧，和图书馆员工练习英语。回到卡塔蒙的公寓后，他们会躺在地板上，听着借来的唱片播放出的悠扬旋律，轮流阅读封套上的简介和音乐花絮。周末一到，他们会冲进电影院看百老汇音乐剧电影：《七对佳偶》（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霸王妖姬》（Samson ＆ Delilah）、《睡衣仙舞》（The Pajama Game）……他们凑钱加入一个“每月一专辑”的唱片俱乐部，并报名参加音乐知识竞赛。

周末时，约拿也会到旧书店寻宝，买些英文或法文的漫画书，以及早已翻得破破烂烂的《三剑客》《白牙》《鲁宾孙漂流记》等冒险小说名著。他甚至享有一个安静读书的理想地点：厕所。一九五〇年代中叶，以色列政府把穷困的库尔德人从玛阿巴拉迁到卡塔蒙区的国民住宅。萨巴戈家分配到拉什巴葛（Rashbag）街的一间一房一厅小公寓，对这个有五个小孩——很快又会有第六个——的家庭而言，房子实在拥挤不堪。但至少公寓里有独立厕所，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得用外面的公厕，而且约拿发现厕所是能锁上的，于是那里就成了他的私人图书室。

约拿和他的朋友们正经历全面的蜕变。他们褪去原有的外表，孕育出新的面貌。他们的父母成为他们与过去唯一的联结，但那个过去在以色列又还有多少价值？

我父亲的朋友们告诉我，他们的双亲并不像刻板形象中那种挥鞭管教、尽管生活穷困，但执意检查小孩所有功课，要求每科都拿A的典型移民家庭父母。以色列新移民社群中大多数父母不是陷入忧郁，就是为了五斗米而失去自我，对于下一代的生活，他们顶多只能默默旁观。

“我们全靠自己，”巴尔-尼希姆说，“没有人告诉我们该上学念书，没有人说长大要上大学。”

巴鲁赫·吉瓦提补充说：“我们这群人很幸运。一个人是落在界线这边还是那边，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差别。我们碰巧是落在这边；但我们认识很多人，他们都没有机会上学。”这个“小小的差别”成了后来的关键：我父亲这群朋友长大后各个接受高等教育，享有成功的人生。吉瓦提、埃拉提、萨吉成为律师，巴尔－尼希姆成为合唱指挥，齐哈和我父亲则当上教授。那个微小的差异包含几个元素，一个是个人对企图心的拿捏，一个是自信心，还有一个是长辈的启发——像埃弗拉伊姆那样，相信心灵生命的重要性。

“札胡极少人像我父亲那样，小小年纪就学写阿拉伯文，”吉瓦提表示（阿拉伯文是中东地区知识阶级的共同语言），“所以他可以听收音机，了解各种事物，而后在茶馆里向别人解释这些东西。他影响了我对教育的看法，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没读书，没上大学。许多人很嫉妒我们，而且因为我们读过书，他们就认为我们很骄傲。”

不过多数时候，别人也懒得为他们费思量。

“其实我们都是些瘪三。”齐哈表示。

我父亲非常同意：“我们完全是一群怪人。”

这群人皮肤黝黑，身高毫不起眼，卷曲的头发仿佛是一团溶化的奶油软糖搅拌而成。老照片里的他们是一群体形精瘦的年轻人，穿着匀整的休闲裤和礼服衬衫，袖子平整地卷了几折，收在手肘上。这些人不是巴格达披头士就是库尔德版凯鲁亚克(3)，基本上有点像外星来的怪人。巴尔－尼希姆告诉我，说穿了，他们都只是些“yaldut ashuka——有缺憾的小孩”。不仅物质上有缺憾，连在定位上都有缺憾。约拿·萨巴戈是他那一代移民以色列的库尔德人里少数读高中的人，因为他接受了教育，有些从前的朋友就开始认为他自负而冷淡。他遗弃自己的族人，用自己的成就羞辱了他们。生活在以色列的库尔德人应该要聚在一起，而不是想着超越别人。可是，如果约拿不属于库尔德人圈子，那他又是什么人？

星期六晚上，约拿和朋友会到耶路撒冷人潮汹涌的步行区逛街，欣赏一个他们永远不可能打进的世界：那些穿着高尚的阿什肯纳兹(4)犹太精英阶级子女，他们白天上私立学校，晚上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伊拉克犹太男生称他们为“chevra solonit——沙龙一族”。“沙龙一族”口袋饱满，上时髦的咖啡馆吃喝，互相嬉笑怒骂、眉目传情。约拿还注意到，那些人当中上大学的男生穿的衣服经常是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布料制作，质感华美的布料上有细致的沟纹。他听到人家说那叫“灯芯绒”。在他父亲从前开的店里，他从没看过这种东西。约拿心想，好美啊，简直像阿瑟王的长袍。

“我们就坐在那边，感觉那一切完全遥不可及，”父亲告诉我，“有时候我们真的很羡慕，他们拥有那么多，可以过得那么自由自在。”

后来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才明白，他们拥有的东西更加珍贵：兄弟般的情谊。2005年我到以色列时，有一天晚上吉瓦提、埃拉提和萨吉请我到耶路撒冷一家餐厅吃饭，席间众人回顾了他们的年少岁月。他们告诉我，他们一群人几十年来每星期四晚上都会聚在那里喝咖啡、吃甜点。移民到美国的三个人——巴尔－尼希姆、齐哈和我父亲——每次回到以色列也一定加入。中学时代凝聚的友谊经过五十年的岁月风霜，依然坚实稳固，即使各自的父母早已告别人间，家人也遍布世界各地，这群“有缺憾的小孩”依然相知相惜，没有什么能分开他们。

☆☆☆

1954年那个春天夜里的普珥节派对很快进入欢乐的高潮。什洛莫一如往常站在阳台边唱起一首首男高音咏叹调，从抒情动人的拿坡里民谣《哦，我的太阳》（O Sole Mio）一直唱到澎湃奔放的犹太传统歌谣《让我们欢乐吧》（Hava Nagila）。一支临时组成的乐队负责伴奏，节拍打得还算不错。乐队成员包括：一名俄罗斯邻居负责曼陀林，一名刚移民过来的美国人负责吉他，还有学校里一名视障学生哈伊姆·祖尔（Chaim Tzur）负责手风琴，他后来谱写出知名的以色列民谣《人世三真理》（Al Slosha Devarim）。

约拿完全没碰朋友递给他的琴酒通宁，但他的头已经开始晕眩旋转。他希望自己能把这个时刻的声音和感觉全冻结起来，永远生活在其中。“嘿，萨巴戈！”有人对他喊道，是阿维格多·薛梅什（Avigdor Shemesh），他跟平常一样咧着嘴笑。某些人习惯像这样随时带着笑脸，仿佛迫不及待要分享什么惊人的趣事。“我在想，也许我可以到好莱坞去当大明星。”

“真的？”

“是啊，你看我穿这套哈曼装，够帅吧？”

“可是你那个名字，”约拿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必须大声吼，“我从来没在电影的片尾名单里看过像阿维格多·薛梅什这种名字。”

“那些电影明星的名字都是假的，玛丽莲·梦露、约翰·韦恩、波利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这些全都是艺名。他们的原名其实可能都叫阿维格多·薛梅什，或类似的名字。一个人变成明星以后，就得发明新的名字，银幕上放大看比较醒目那种。”

“对，没错，”约拿说，“我印象中彼得·罗尔（Peter Lorre）的本名好像叫拉兹罗·罗文斯坦（László Löwenstein）。”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他们其实都是犹太人。”

“那你到好莱坞以后想叫什么名字？”约拿问道。

“简单，阿维格多·薛梅什变成……哒～哒～嗒哒！维多·詹姆士（Victor James）！”

“优秀。”

“你看吧？连听起来都像阿维格多·薛梅什。记得自己的根源是好事。你会在杂志上看到我坐着豪华礼车，身边围绕着十五个女友。但我在以色列的朋友会知道阿维格多并没有抛弃他们。”

“那我的名字该怎么取，如果我也到好莱坞的话？”

“绝对不能是约拿·萨巴戈。”

要不是约拿还戴着阿恰须维洛许王面具，阿维格多恐怕会看到他脸红了。

“我们想一下，”阿维格多继续说，“约拿不成问题，马上就能变成约翰。不过萨巴戈嘛……哎呀！”

“有了！”阿维格多疯狂地点着头叫道，还扯下面具，让约拿能看到他眼里灵光乍现的神采，“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隆重推荐……哒～哒～嗒哒！约翰·萨维治！”

“太完美了，”阿维格多疯狂地点着头说，“你实在太棒了，萨维治。”

约拿以约翰·萨维治的身份重新登场，在一群群舞客之间穿梭，寻找一位稍早吸引到他目光的以斯帖皇后。

她的名字叫奥芙拉。约拿曾对造纸厂老板的儿子齐安说过一个梦，那梦里的女孩仿佛就是奥芙拉。她泛红的金发如瀑布般流泻在脸颊两旁，天使般的脸蛋有犹和平鸽的羽毛般白皙。他将面具罩回脸上，设法把勇气冶炼成钢。“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隆重推荐约翰·萨维治。”他不断对自己演练这句。

她和一名女性朋友站在门口旁，约拿觉得他如果再不行动恐怕就太迟了。“对不起，公主殿下，”他终于像演员穿越舞台般飞快朝奥芙拉走去，“我能否邀你跳最后一支舞？”在札胡，他一直瞧不起那些跳舞作乐的人，但现在他可是约翰·萨维治，不是约拿·萨巴戈。女孩咯咯地笑，与她的朋友——一位瓦实提王后（Queen Vashti）——交换眼神一番，回过头看他。

“你真可爱，”她搔首弄姿地侧着头说，“可是很抱歉，我已经有人了。”

“他是谁？”他唐突地问。

女孩眨眨眼，和朋友朝门口走去。

“我在等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来邀舞呢，”她机灵地回答，旋即消失在外头的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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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珥节（Sushan Purim），是犹太历一年行事中最欢乐的节日，日期为亚达月（Adar）第十四天，大约相当于初春时分。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犹太人在波斯统治时期遭逢灭族灾难，但在以斯帖协助下逃过一劫的旧约圣经故事。

(2) 哈曼（Haman）是希伯来圣经《以斯帖记》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普珥节的主角。

(3) 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是美国作家及诗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先驱，这个名词也是由他所创造。

(4) 阿什肯纳兹（Askhenazi）犹太人是大约一千年多年前从神圣罗马帝国发迹的犹太人后裔，足迹逐渐扩展到中欧及东欧各地，主要说意第绪语（Yiddish），所到之处经常掌控经济大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迫害的就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31　梦游走出窗外

Sleepwalking out Windows

约拿成了一个不断处于移动状态的男孩。他不必再到阴暗脏乱的纸厂上班，每天吸入水泥灰，不必再为那个经常不给薪水的老板拼死拼活。他的新工作让他可以跑遍整个耶路撒冷：从玛哈内耶胡达繁忙的市集到罗梅玛（Romema）荒凉的工业地带，从玛寇尔巴鲁克（Makor Baruch）区的劳工阶层住宅巷弄到基瓦绍尔（Givat Shaul）区缓缓起伏的山丘，城市的街道就是他的办公室。制革厂、珠宝工坊、印刷店、钻石琢磨工坊、冶金工厂。最接近从前肮脏工作的部分反倒是前台办公室，他会跟那里的一位漂亮秘书传几张纸条，而后搭巴士或步行前去执行下一个任务。

得到这份工作纯粹是运气。十一年级时，纸厂老板破产，不再付员工薪水。约拿搭公交车到以色列第一大工会——联盟总工会的青年就职办公室。这个工会是一个极有势力的庞大组织，无远弗届的触角深入以色列民间生活的各个角落。对需要找工作的大批以色列年轻人来说，联盟总工会最大的用处就是能提供全国各地公司行号的职缺讯息，其中包括工会所属的各个大型建筑公司和钢铁厂。

“如果你对数字在行，那么我应该可以在我们总部办公室给你一份工作。”年轻职员说。他是个脸颊红润如苹果的比利时年轻人，一头金色乱发看起来颇为潇洒。

约拿心跳加速：在一间真正的办公室里工作，放眼望去，员工们坐在桌前忙着接电话，或在打字机上敲出漂亮的文书。不仅如此，他那时就已经知道联盟总工会是权力的代名词。在以色列蓬勃发展的劳工运动中，它既是循环系统，也是精神中枢。总工会提供健康照护，捍卫劳工权利，在各地兴办学校，并且通过一九五〇年代后期主宰以色列政坛的社会党派，在以色列呼风唤雨。加入联盟总工会的人甚至免费享有一个星期的假期，在奈哈利亚（Neharia）、内坦亚（Netanya）等度假胜地享受碧海蓝天。所以，就算那位年轻职员给他的工作是扫厕所，他也会爽快答应。

“我们需要一个人帮忙收会费，这不是什么特别高级的工作。你得到耶路撒冷各地的工厂跟老板拿名册，看哪些员工缴过工会会费，哪些还没。也有一部分工作是坐在办公室里做的，就是帮忙建立付款计划，好收取滞纳的会费。”

这一连串话让约拿听得心情激动，他转头看看身后，确定职员不是在跟别人说话。

“你几岁了？”

“十六岁，先生。”

“这年纪有点偏小。不过我们……今天早上老板是怎么说的？我们急着找人。”职员露出紧张的微笑，仿佛觉得自己用错了措辞，“正确地说就是，这个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不但必须对数字很在行，而且要够狠。那些资本主义老板就甭说了，就连工会里的忠实会员也会搬出一万个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欠缴会费。小孩得了肺结核，在医院里靠呼吸器维持生命，奶奶需要钱买机票到俄国的明斯克，她亲爱的姐姐顾塔可能快死了，医生说她顶多再活几个月，所以她得去陪她，诸如此类的，你懂我的意思吧？你得知道怎么紧迫盯人，死缠烂打。你觉得你做得来吗？”

这种事和约拿的本性简直是天差地别。

“可以，先生，您希望我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早上八点就来。你先去工会税务处找一个叫帕基的人，他人很好，他会给你第一个任务。可能会是去某家资本主义吸血鬼开的工厂，表面说是超优质单位，其实工厂排放的废气正毒化员工的健康。好好享受吧！”

约拿向职员连声道谢，随后转身离开。他感觉飘飘然，全身像是一只正被吹胀的气球。他才十六岁，就要变成联盟总工会员工了，至少也相去不远。当然，这个工作不是真的在当电影明星，但他相信就连阿维格多·薛梅什——不对，应该说维多·詹姆士——也会对他另眼相看。说不定美丽的奥芙拉知道这个消息，也会决定结束跟格利高·里派克的星光情缘，投奔正在崛起的一颗闪亮新星。

“还有一件事，”职员叫道。正跨门出去的约拿猛然转身，看到对方正从发型到皮鞋上下地打量他全身。“去找件好一点的衬衫穿。我建议穿白色，”他清了一下喉咙，“别忘了要熨烫整齐。”

☆☆☆

约拿和他那个身材矮小、崇拜性感女星埃斯特·威廉斯的朋友齐哈在劳动青年夜间部中学连续当了四年的同窗。他们的毕业成绩旗鼓相当，校长摩西·希尔曼（Moshe Hillman）决定让他们俩并列第一，并请两人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词。

希尔曼是个严格要求纪律的校长，曾经和某个刁蛮的学生打斗，将对方压制在地上。他这次出奇地仁慈宽厚，给了两位特优毕业生难得的大赏：一人十二里拉的奖金。“拿去买点好东西吧。”他跟两位男孩说，不过脸色倒还是凶巴巴的。

“谢谢校长！”约拿红了脸说。他跑到书店，用所有钱买了一套印刷精美的法国印象派画册。

正式毕业派对在一处工会交谊厅举行，场面相当简朴，提供的餐食只有一大瓶橙汁和几盘坚果及饼干。毕业生们没待太久，他们大多隔天一早还得上班。

所有当年认识我父亲的人都说他是个神童，一个前程似锦的天才。但是当我到父母亲在洛杉矶的家里，从档案柜里找出父亲十二年级的成绩单时，看到的却相对平凡许多。约拿的成绩表现是相当不错，但称不上天才。他没有拿到什么“特优”，只有两科“优等”：以色列地理和英文。其他八科的成绩不是“佳”就是“尚佳”。破旧的成绩单下方盖了一个以色列所有文件在那个年代都会盖上的紫色印花税戳章，章上是爱因斯坦的肖像。这位白发苍苍、额头满是皱纹的天才代表人物用右手撑着头，一副略显无聊的表情，仿佛表示他觉得约拿的成绩实在不怎么样。

这就是约拿没进医学院的原因，他甚至根本没有申请。那次跟我父亲一起到洛杉矶时，他告诉我他知道自己上的只是夜校，再怎么申请也不可能进入以色列唯一的一所医学院。

中学毕业后一个月，父亲开始服义务兵役。由于他有扁平足、耳膜破裂等一大堆毛病，因而分发到信号兵团做低阶的办公室勤务。

☆☆☆

有些时候，他感觉梦想正离他远去，这时他就会回家。每当他回到卡塔蒙的拉什巴葛街，他都会受到英雄返乡般的欢迎。

十九岁的大兵萨巴戈穿起军服神气十足，他人一到，穿着破裙子的小女生和穿二手旧短裤的小男孩就会在街上跑来跑去。“约拿来了！约拿来了！”他们会蜂拥在他身后高兴地叫着。

在散落着西瓜皮和开心果壳的小庭院里，穿着长袍和拖鞋，身材圆胖的库尔德太太们边晾衣服边转头跟他打招呼。

“资优生喔！高中毕业的！”有人会喊道。

“不是学生，现在是军人呢！你为什么还说学生？”

一些胡须没刮的男人坐着用小杯啜饮热茶，看到他时会把下巴一扬，召他过去帮忙些小事。可以帮我填一张公家的单子吗？可以帮我给我女儿的校长写封信吗？顺便再写一封信给信托局吧？花几分钟教我儿子做长除法好吗？

“等会儿我一定过来，玛莫（mamo，叔叔），”约拿会摸着小男孩的头，对他的爸爸说。“现在我得先回去吃我妈做的库贝，要是我晚一分钟到，我爸不会让我活着出门。”

约拿走到街底公寓楼房二楼的家，三个弟弟妹妹已经站在楼梯口等他。

“约拿！”

“依妈，约拿回来了！”

“约拿，我要给你看样东西。”

“你知道莎拉每科成绩都拿A吗？”

约拿和他的弟弟妹妹们。

上图左至右：莎拉、约拿、阿夫拉姆。札胡，伊拉克，1951年。

下图左至右：沙洛姆、艾雅拉、约拿、尤里。耶路撒冷，1960年。

“来看小贝比！”

约拿惊讶地发现弟弟妹妹们变了好多。莎拉围着玷污的围裙，现在十四岁的她已经是个逐渐绽放的花样少女，一头乌黑秀发闪亮动人。她做过斗鸡眼矫正手术的眼睛非常善解人意，凝视你时仿佛比你自己更能懂得你的心。阿夫拉姆有着方正的下巴，长手长脚的他相当俊俏，虽然才十一岁，已经可以看出多年后将变成魁梧的陆军伞兵模样。五岁的尤里精力充沛得像部发电机，淘气得惹人爱。他拿着玩具弹弓，像只小黄蜂般地绕着大哥团团转。

约拿蹲下来把他们全部拥进怀里。“我给你们每个人都买了书。”他说。

“yofi！——耶！”

“约拿，你跟我提过的那本书我从图书馆借来了。”

“阿爸说我们没地方再摆书了。”

“他又没这样说。”

“他有！‘再这样下去大家就不必去办什么图书证了吧，家里书那么多，很快就变成图书馆了。’”

“他是在开玩笑啦，傻瓜。”

“约拿，你有没有听依妈说？你知道阿夫拉姆有一本罗阿德·达尔(1)的书吧？上礼拜他把书掉进烂泥巴里，依妈看到赶紧拿海绵一页一页擦干净。真可惜你没看到。依妈后来把书挂在晒衣绳上晾干喔！”

“对，就挂在莎拉的内衣旁边。”

“你不赶快闭嘴，我就把你的嘴巴剪掉。”

约拿像个慈爱的爷爷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弟弟妹妹们斗嘴。他差点儿忘记自己有多么想家。他走进公寓，把步枪靠在墙上，深吸了一口气。调味过的绞肉和加了柠檬片的汤汁从厨房里飘出阵阵香气，温馨地包围着他，仿佛暖乎乎的洗澡水抚慰着倦游的归人。

桌上放了一具婴儿篮，刚出生的艾雅拉裹着襁褓睡在篮里。“她看起来好像你哦，依妈。”约拿向还在厨房忙得没时间出来招呼的母亲叫道。约拿才刚开始轻抚女婴的额头，就听到走道上传来一阵嘎啦声。他抬头一望，眼前出现的是他这几年来见过最悲惨的景象：他那头发像拖把的弟弟沙洛姆整条腿都上了石膏，撑着木头拐杖费劲地往前挪动，眼神害羞地垂落在地面。

“Baruch hashem——老天保佑，”约拿说，“怎么回事？”

“他掉下去了，”尤里说，“是真的掉、掉、掉下去。”

“从窗户摔下去，”阿夫拉姆说，“他以为自己能飞。”

“依妈说她不希望你担心。”莎拉说。

“别七嘴八舌的，我要听沙洛姆自己说。”约拿命令道。

他把七岁大的沙洛姆扶到餐桌旁坐下。沙洛姆说，其实也没什么，他的睡毯摆在窗户边，半夜起来一不小心，人就从窗口摔下去了。

“要去上厕所，结果转错弯了。”阿夫拉姆说。

“我可能是在梦游。”沙洛姆说，他的表情一副睡了好久刚醒过来的模样。

“我实在不太记得了。”

“幸好有西瓜哩。”某人接口道。他们家楼下邻居萨曼是个卖西瓜的小贩，有一阵子窃盗猖獗，他的西瓜一直被偷，他索性晚上睡觉时把货全搁在前院。沙洛姆落在一堆厚厚的西瓜皮上，掉落的冲击力道因此获得缓冲。

“Mizken——小可怜，”约拿同情地笑着说。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札胡的屋顶上当空中飞人，结果掉在死党札卡利亚的胖妈妈身上的往事。“这房子这么小，也难怪沙洛姆一走就走到窗子外头。”

“我们连读书的地方都没有，”莎拉说，“我想安静读书的时候，都会躲在厕所，就像你以前一样。”

“是啊，”阿夫拉姆说，“可是随时都有人要尿尿，所以我们也躲不久。”

全家两个大人和五个小孩共享一间厕所，挤在两个简陋的房间，厨房小得要侧身才能在里头走动。一整排双层公寓楼房后方有一道遍布垃圾的岩石路堤，被当作小区的后院。夜半三更，饥饿的流浪猫在暗巷里搜寻没吃完的罐头，一有所获就会引发一场争夺大战。整条街看起来像是一夜之间胡乱盖起来的，虽然好过破陋的玛阿巴拉，不过也好不了多少。

约拿把疲累的弟弟扶回卧房，帮他在远离窗户的睡毯上躺下。他离开房间时，莎拉正在走道上等他。“对不起，约拿，”她扭着手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打算当老师。”

“我知道，莎拉，你上次跟我说过了。我买了一本书给你。”他伸手从侧背包里拿出一本英文书《种族、偏见与教育》（Race，Prejudice and Education）的希伯来文译本。

莎拉翻了一阵，抱了约拿一下。

“莎拉，你还在那里做什么？”他们的妈妈终于从厨房里冒出来，额头上沁着一颗颗汗珠。

“这里需要你帮忙，我自己一个人搅不动那一大锅哈穆斯塔。动起来吧！”

“约拿给了我一本书。”莎拉说着，口气里带着一丝挑衅，但表情却平静得出奇。

“Shtuyot！——废话少说！”米里亚姆骂道，“你要那个东西做什么？约拿读书就好，你别去烦他。”

莎拉愤愤地转身，跺脚走进厨房。

米里亚姆用围裙擦干手，摸了一下儿子的脸。“库巴诺赫，”她温柔地看着他，仿佛凝视着刚出生的小宝宝，“到房间睡一下，等一下起来吃安息日大餐。”

一小时以后，他被弟弟妹妹们的欢呼声吵醒。拉哈明冲进门，像每个星期五傍晚一样，全身上下手提肩背了一大堆好东西回家。这次是一袋季末的哈密瓜，五磅袋装的米和糖，两打橘子，一堆盒装罐装的椰枣、坚果和烤南瓜子，一盒盒小黄瓜、西红柿和苹果，还有两大条哈拉（challah，面包卷）。

约拿走出房门时刚好看到母亲高举双手，捧住脸颊两侧。

“这么多食物我们怎么办？”米里亚姆一副绝望的表情说，“我们家没地方放啊。”

“如果你不高兴，就把它全搁上意大利大岩山(2)，”拉哈明又气又好笑地说，“不理你了。”

他瞧见大儿子，便把袋子放下，让孩子们收拾袋里的东西。“安息日好啊，布罗尼（broni，亲爱的）。”他说。

“安息日好，阿爸。”

拉哈明走近约拿，摸了摸约拿的军装翻领，仔细端详领角上的缝线。

“好料子，不便宜喔。”

“是啊，爸。他们都对我很好。”

“太好了。脱掉吧，换上白衬衫，安息日到了。”

“好。”

安息日晚餐是全家人的最神圣的仪式，这家人多年来虽然历经风风雨雨，外面的世界有如驴子被剥皮般疯狂暴冲，但这个传统一直没有改变。拉哈明之所以需要每周五晚上这些熟悉的仪式，就好像一个落海的人需要一条救生索，或迷航的船员希望看到能让他安心的陆地。在他从市集采购食材回家之前，孩子们都知道要把鞋子整整齐齐地摆在走道上。在采买了一下午之后，拉哈明尽管疲惫，但也一定会坐在地板上，将一双双的鞋子擦得亮晶晶。擦鞋是安息日大餐前的最后一道程序，其实在前一天，准备工作就已经展开，米里亚姆会用瑞典单口炉烧出来的热水帮孩子洗澡；理发师每个月也会来一次，帮小朋友剪发。

日落时分，一家人围坐在小小的餐桌前。桌底下摆满了哈密瓜，阿夫拉姆和尤里干脆把它们当成搁脚凳，让细瘦的腿在凉凉的瓜皮上伸展。

拉哈明颂祝齐度许酒(3)和哈拉面包卷时，所有人鸦雀无声。米里亚姆和莎拉随后会端出前几道热腾腾的食物，这时餐桌上一下子众声喧哗。

部队是什么样子？弟弟妹妹们忙着转头问约拿·萨巴戈大兵，在他们眼里，大哥总是有新鲜的趣事可以和他们分享。有没有开枪打人？可不可以偷偷透露一些信号兵团的密码？如果说太多会不会惹上麻烦？会不会被抓去关？当约拿终于回答完那些问题可以喘口气时，就轮到他问问题了。弟弟妹妹们看了些什么书？谁记得《暴风雨》（The Tempest）是谁的作品？基数是什么？《第九号交响曲》是谁作曲的？耶路撒冷晚上七点时，纽约是几点？

有时候约拿说话的口气不太像哥哥，反倒像个老师。不过他的弟弟妹妹们通常不在意。餐桌上的益智问答是他们让大哥刮目相看的机会，而在那段日子里，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比大哥的赞赏来得甜蜜。

晚餐后，一家人——扣掉受伤的沙洛姆——出门进行安息日前夜的例行性散步。他们才刚走到街口，阿夫拉姆和尤里一看到车辆开过就噼噼啪啪地拍手叫喊。

“喂，不要那么坏，”约拿说，“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可以遵守安息日的仪式，人家可能是警察或医生，今晚必须上班。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点？”

“医生，在这个地方？”阿夫拉姆嘲讽地笑道。

“他们拍手不是为了这个，约拿，”莎拉把抱着小艾雅拉的妈妈甩在后头几步路，追上来跟哥哥说。“只是因为卡塔蒙这一带不常看到车子。我想他们只是觉得很特别，而且不只他们，这里很多小孩都这样。”

“真的？”约拿沉思了一下说，“这里有些人的行为真会让人忍不住以为他们从没离开过札胡。”

札胡家庭出门散步时，他们不是一堆人一块儿走，而是排成一列，好像一座水平移动的阶级图腾。最年长的男性走在队伍前面，接着是大儿子，再来是妈妈，最后则是年纪较小的孩子。现在一下子是约拿跑到队伍后面训斥两个弟弟，一下子莎拉又超到妈妈前头跟大哥说话，整个队伍都失序了。不过这一切并非纯为巧合。这天晚上，约拿不知怎么地有点不太想跟着爸爸走在队伍前方。但弟弟们对汽车拍手喝彩的愚蠢举动让他更深感有理由跟父亲说一件他老早就想说的事。他已经厌倦听到“庵拿库迪”之类的笑话，厌倦看到来自札胡的人被人抹黑，当成乡巴佬看待。可是，这其中多少也有些合乎事实之处吧？只要走进卡塔蒙的街头就能了解这点。那些小孩可以因为一辆破车经过而拍手叫好，仿佛那是一具可以开上太阳的火箭。谁看到这情景不会觉得这些人真是无知的老土？

他在脑海里演练了很多次，将话中的棱角拿掉，希望这些话的杀伤力进到父亲耳里时能减到最低。我深爱、也尊敬我的家人，尤其是爸爸你和埃弗拉伊姆爷爷。可是我不久就要服完兵役准备上大学了，我得为自己的未来打算。我有很多朋友都希望变成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办法是改用以色列人的姓氏。

一家人沿着弯曲的上坡路往上走时，约拿快步跟上父亲。拉哈明朝他笑了一下，伸手拍他的肩膀。“嘿嘿嘿，埃弗拉伊姆爷爷如果看到你现在快要服完兵役，准备上大学，想必会骄傲得很。他一定会说，‘要不是我的话，约拿恐怕连字都看不懂呢。’”

约拿笑了起来。“他自己如果也有机会去上大学，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真希望我能多帮你一点儿。”拉哈明说。

“你在说什么，阿爸？”约拿问。

“我是指钱。把你送到比较好的学校，让你当医生。”

“胡说八道！”约拿回道。

约拿猜想他父亲偷偷喝过几杯亚力酒——星期五晚上是他一整周里唯一允许自己喝酒的时候。

“阿爸。”他们走到山坡顶端时，约拿语气轻柔地说。

“什么事，孩子？”

“有件事你现在可以做，或者让我来做也行，应该会有点用的。”

“你需要钱吗？我可以给你一些。”

“不是，不是钱的问题。是我们的姓氏，萨巴戈。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姓听起来怪怪的。”

约拿一说完，就觉得表达方式似乎不太恰当。方才他父亲恳切的态度让他以为自己能更坦然地提起这个话题，但他现在忽然恐惧起来，心跳加速。荣誉，对家族的尊敬。对他父亲来说，没有什么处世原则比这些更重要。一家人来到以色列后，父亲做了那么多牺牲，约拿现在怎么可以说这种话？难道他打算剥夺他仅存的权力，让他无法把家族的姓氏传给后代子孙？一个长子打算抛弃代代相传的家姓，还有什么能比此举更加侮辱为人父的尊严？

约拿怕得不敢抬起目光，他怕自己也许会在父亲眼中看到怒意。他忽然察觉到父亲抓住他的双臂。

“那就改了吧！”拉哈明说。

接下来的休假时，约拿坐在户政事务所，细心填写表格上的各个字段。许多以色列新移民都会把自己在母国的名字调整成希伯来名字，例如大卫·本－古里安、果尔达·梅厄本来分别叫戴维·葛林（David Green）和果尔达·梅耶森（Golda Myerson）(4)。改造姓氏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同时也表示认可以色列作为大熔炉的普遍形象，林林总总的旧有族群认同在这个新国家里被熔铸成单一的新认同。不过，一般人倾向以较细致的方式处理这件事，约拿则仿佛拿起钉枪，大剌剌地在告示板上昭示他那充满震撼力的新姓氏：萨巴尔（Sabar）。“萨巴尔”这个希伯来文字眼源于阿拉伯文的“sabra”，意指“仙人掌果”，在俚语中引申为“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仙人掌果外表多刺，里头却鲜嫩甜美，无疑是以色列民族性格的最佳写照。犹太人过去从来不曾将它作为正式姓名，时至今日，依然罕有人姓萨巴尔。打个比方，在当年移民美洲新大陆的第一站——纽约港区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上，即便是那些最热切希望归化为美国人的移民也不至于有人会想到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约翰·亚美利加人”。但在耶路撒冷的户政事务所窗口，约拿却把效果等同于此的名字填入官方表格。

原有姓氏：ג-ב-ג，tzadik-beyt-gimmel——萨巴戈。

新姓氏：ר-ב-צ，tzadik-beyt-reish——萨巴尔。

就这么简单。换掉一个希伯来文字母，一个人就重获新生，自由了。

几个月后，拉哈明也来到户政事务所改名，但他的两个弟弟伊斯拉埃尔和埃利亚胡终其一生都继续叫萨巴戈。早在一九五〇年代晚期，拉哈明已经不认为这样固执地守着原姓能有什么好处。自此，拉哈明、米里亚姆、莎拉、阿夫拉姆、沙洛姆、尤里和艾雅拉都成为萨巴尔。“谁需要萨巴戈？”拉哈明对家人说，“工厂里有人还告诉我，这个字在俄文里是‘狗’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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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ald Dahl，英国儿童文学作家，著名的《查理与巧克力工厂》（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即为其作品。

(2) 即大萨索山（Gran Sasso d'Italia），意大利半岛亚平宁山脉第一高峰。

(3) kiddush是亚拉姆语“神圣”之意。

(4) 本－古里安及梅厄均为以色列建国者。本－古里安原籍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波兰，出生时的姓氏为德语系统的Grün，后来曾移居美国，于该时期改采英语化的Green。梅厄夫人原籍俄国基辅，最初的姓名为斯拉夫系统的Golda Mabovitz，后来她也移民美国，改称Myerson。

32　人类的兄弟情

The Brotherhood of Man

在以色列烧得扑哧作响的大熔炉中，罕有民族如库尔德人这样遭受残忍的污蔑。他们被贬损为脾气火爆的原始文盲，这种根深蒂固的形象使得库尔德裔以色列人长年否定自己的根源，并设法将自我认同建立在其他族群背景上……这种与自己的过去拉开距离的做法造成令人惋惜的效应，也就是库尔德人开始忘记自己的习俗与传统。库尔德犹太人面临严重的危机，他们的存在可能将在历史文献中消失于无形。

——格里尔·费伊·卡什曼（Greer Fay Cashman），《身为库尔德人的骄傲》（The Pride of Being Kurdish），刊登于《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1983年8月26日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以色列再度遭遇一连串的不安情势。1949年的停火协议未能让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和平共处，而这些国家也正面临着国内危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伊本·侯赛因（Abdullah ibn Hussein）因为支持与以色列进行协商，于1951年在耶路撒冷遭到暗杀。埃及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及阿卡巴湾。叙利亚军队和约旦敢死队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越过边界到以色列境内进行破坏与谋杀。以色列的反应方式有时也同样残忍；1956年，以色列军人屠杀了正要返回卡夫尔卡赛姆（Kafr Kassem）村的四十九名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在1956年底的苏伊士战争达到顶点，在短短一百小时内，以色列空军及陆军就将埃及部队从西奈沙漠驱离，挺进苏伊士运河。1957年以色列同意撤军，并获得阿拉伯国家相对的让步，敢死队攻击事件减少，海运也重新开放。接下来的十年是一段相对和平的年代，以阿国家之间要到1967年才再度出现重大冲突——六日战争。

在这个时期中，年轻的以色列得以休养生息，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内事务，而约拿·萨巴尔也在此时迈入成年。

在我祖父母位于卡塔蒙的公寓地下储藏室中，我找到一个发霉的盒子，里面有一批一九五〇年代末的老照片。我从这些照片上看到父亲的转变。他身穿卡其色制服，衬衫纽扣没扣上，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游击队员的姿态；他和齐哈及萨吉戴着黑色墨镜，慵懒地斜倚在树荫下一组成套的条纹休闲椅上，浑身酷样；他在海滩上穿着泳裤，抚摸一匹白马的脖子，没有上鞍的马背上坐了两个女人，其中一位戴着一顶娇艳的白色太阳帽。

我忍不住仔细研究照片中的各个细节：父亲的鞋带，太阳眼镜镜片，他在有年轻女子的照片中那种略带邪恶的嬉笑神情。我完全懂得那个表情的精确含义，因为当我自己占了某种便宜时，也会有那样的表情。

那时二十一岁的他是一个崭新的人，拥有新的名字和全新的独立自我。他的过往曾经如同枷锁将他束缚在牢笼中，但他如今已经挣脱出来。医学院或许依然远在天边，但他鼓起勇气向地位崇高的希伯来大学提出入学申请，结果不知道是作业错误还是奇迹发生，他的申请居然通过了。

☆☆☆

在一段非常短的时间里，以色列也没有亏待拉哈明。他升职为书册装订厂的领班，这是他贷款给罗特贝格所得的奖赏。他的薪水一时多了不少，可以购置风雅的白皮鞋、高级的精工表和时髦的新帽子。他还获派在附近一所只有一个房间大的迷你库尔德裔犹太会堂担任嘉贝（gabbay），也就是管理人。

拉哈明也开始大举自我提升。由于家里的孩子办了许多图书馆证，房子里总是堆满借来的书，于是他开始挑一些比较简单的来读。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以色列的语言是希伯来语，不是亚拉姆语；亚拉姆语只在库尔德人小区里流通。以色列人对亚拉姆这个奇怪的语言觉得很困惑，甚至罕有人知道它的正式名称为何。有些人管它叫“库迪特”（Kurdit）——库尔德语；另有一些人则以两千年前的著名亚拉姆文旧约圣经译本《塔古木》（Targum）为灵感，称它为“Lishon ha Targum——塔古木语”。

拉哈明就跟多数库尔德人一样，未曾读过以希伯来文撰写的世俗书文。因此，他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读这个以色列的日常生活语言，以增进自己的阅读能力。不久后，他已经能大致理解阿格农（S．Y．Agnon）(1)、哈札兹（Chaim Hazaz）、布拉（Yehuda Burla）的当代小说。他的孩子们记得，每当父亲快读到小说结尾，读到主角最后的命运以及从中透现出的某种深刻真理，他的眼里都会泛起泪光。

“我带回家的每一本书他都会拿起来看里头写些什么，”我叔叔尤里回忆道，“他读了以后会跟我分享他的体悟，以及他对书中人物的看法。这是我们之间唯一比较严肃的话题。”

拉哈明有时觉得自己像个学生，他的孩子则是他的老师。有趣的是，他开始将他在装订厂的工作视为一种爱书的方式，仿佛无形中能和孩子们分享他们对书本的热情。每当孩子们翻阅得最勤快的书本脊柱破损，拉哈明就会偷偷把书带进装订厂修补好。几年下来，一群孩子收集了一堆《国土报》和《晚报》的周末儿童版《小小国土》和《儿童晚报》。有一天，拉哈明把这些报纸装订得整整齐齐，还装上漂亮的橙色封面及封底。“我可以坐着看它发呆，连续好几个小时。”拉哈明的小女儿、我的姑姑艾雅拉回忆道。

当时没有人知道拉哈明的快乐有多脆弱。他自从来到以色列后，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及羞辱，自尊心也逐渐被掏空，到最后，只消一根羽毛就足以将它粉碎。

这根羽毛在1960年初飘落下来。罗特贝格宣布工厂倒闭，关门大吉，而他无法偿还债务，包括拉哈明借贷给他的钱。

“可是你说过贷款很安全啊。”拉哈明向他求情时，脸上霎时毫无血色。

“对不起，哈比比，我猜你大概没仔细读合约，再去看一下吧。”

那笔贷款相当于拉哈明最后一笔积蓄。他的同事看到这个情景，掩不住幸灾乐祸的心情。这个人叫奈凯米亚（Nechemya），是个皮肤黝黑，笑起来就会露出满口金牙的大块头，自从他们在厂里被分配在两个相邻的板凳上操作，他就不断找机会刺激拉哈明。奈凯米亚怨恨罗特贝格那种仿佛认为拉哈明比较优秀的态度。同样都是札胡人，凭什么拉哈明就可以得到提拔做领班？

拉哈明则认为奈凯米亚只会打混，玩忽职守，每天看时钟等下班，而且还要抱怨薪水低。他更无法忍受的是奈凯米亚老爱炫耀自己的风流艳情；在他眼里，一个结了婚又有小孩的男人公然谈论他和其他女人的关系，实在不成体统。

“他会故意做一些激怒我父亲的事，比如对我眨眼睛。”莎拉回忆少女时期到工厂探望爸爸时的情景，“他又高又胖，跟我爸的体型完全相反。我爸生平最讨厌的就是那些自命风流的人，而这个人每次看到我就要眨眼睛。他眨眼的时候，满口金牙就在那里闪呀闪的。”

罗特贝格宣布公司关门那天，奈凯米亚终于按捺不住了。到了关门时间，郁闷的员工纷纷穿上外套准备离开，奈凯米亚此时对拉哈明眨了个眼，咧嘴笑着说，“嘿，前任领班，”他放高音量，故意让大家听到，“你应该听到了外头大家是怎么讲你的吧？”

“你去死吧！”拉哈明说。

“他们都说啊，你那漂亮老婆有个男朋友哩！”

拉哈明握紧拳头冲过去，他觉得自己终于准备好要狠扁这个混蛋一顿，把他满口丑陋的金牙打掉。“打啊，小个儿！”一名工人说道，引来其他人一阵笑声。拉哈明一下子漏了气，满脸涨红地潜进夜色中。

如果每一场人生都有一个转折点，这次就是我祖父的转折点。虽然他终究没有动手揍那可恶的奈凯米亚和所有贬低他的人，但这股亟欲以暴力反击的愤慨之情转化为可怕的毒药，冷冷地流淌过他的内心。那里面有一个部分——一个非常库尔德的部分——曾经深深相信人类之间的兄弟情，但那个信念已经永远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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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hmuel Yosef Agnon，以色列最杰出的现代希伯来语小说家，196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33　黄金做的女人

Gold

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约拿和沙洛姆带母亲去看她生平的第一场电影——《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当身穿褐色长袍、向以色列民众张开双臂的摩西身影填满整个银幕，米里亚姆从位子上站了起来。她亲吻自己的手指，接着将手指转向银幕，不断重复这个动作，直到那个画面消失，泪水盈满她的双眼。

对裹着头巾的米里亚姆而言，那个蓄着大胡子、以配音的希伯来语说“纳芙蒂蒂(1)啊，爱情无法淹没真理！”的人并不是身穿戏服的美国演员查尔登·海斯顿（Charlton Heston），而是戒律颁布者摩西的本尊，他就在那漆黑的电影院里对着她说话。

我的祖母习惯以色列生活的程度，恐怕跟史前人类被送到现代纽约市的情况差不多——适应不良。她的亲戚买了洗衣机和煤气炉送她，但那些复杂的控制机关总会把她搞得糊里糊涂，忍不住要诅咒一番，因此她经常还是在桶子里搓洗衣物，或在传统炉灶上烹调菜肴。她在夜里会走远路去上希伯来语课，但两年后她挫折地放弃，因为她老是学不会分辨不同字母。她过去从没学过读写自己的母语，现在又怎么有人能要求她学会新的语言？

在生活上与社会隔绝的结果，使得她有许多事都得仰赖丈夫。拉哈明会帮她填写选举资料、买药，或预先将钞票算好摆一边，让她知道买菜该付多少钱。但她还是经常搞不清楚商店里的价格，也从不知道收银员找给她的钱是否正确。

比起在札胡时住的房子，现在的厨房虽然变得干净，流理台空间也大了不少，但厨房里的工作依然非常吃力。莎拉记得母亲曾经在烹煮逾越节家宴时因为精疲力竭而昏倒。做完饭后，她总是等所有人都用完餐，自己才吃。她只拿一点剩菜，坐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独自默默地吃着，她把餐盘搁在膝盖上，背脊僵直，仿佛连占了那么点空间都觉得羞愧。

把自我缩到最小仿佛是她的一种生活信条。她拒绝在别人家吃喝东西，万一主人坚持要她喝茶，她的皮包里总是准备了一只茶杯备用。她不准自己的小孩接受外人送的礼物。有些下午她得离开孩子，走半小时路到高级地段雷哈维亚（Rechavia）帮一些希伯来大学的教授打扫房子，顺便卖她用粮票换来的免费鸡蛋。她刷洗这些人家的地板，用热水烫洗他们小孩的尿布。后来还有一对两个人都在上班的夫妻雇她帮儿子做饭，让小朋友每天放学后马上有东西吃。“她非常难过自己为了家计，每天去照顾那家人的独生子，自己的孩子却在家里没人照顾。”艾雅拉告诉我。

她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忽略自己，将心思投注在别人身上。她会做新鲜菜肴送给服丧中的人吃。“你参加太多葬礼了。”拉哈明曾向她抱怨。她会端杯热茶给推着车在卡塔蒙叫卖水果的阿拉伯小贩喝。如果她散步时看到街道上有残余的面包，她会捡起面包，亲吻一下，而后放在比较高的平台上，让鸟儿容易发现。

人们在她的沉默、奉献与勤劳中看到一种出家式的舍己忘我表现。“她是个黄金做的女人。”一名从小在札胡就认识她的妇女告诉我。但她那种苦行僧般的生活态度也导源自生命经历：母亲早死、继母残虐、女儿莉芙嘉消失得无影无踪、五个婴儿接连死亡、被迫移民到一个难以理解的新国家，这一切都让她觉得自己无比卑微。

她父亲的几个孩子陆续在以色列发疯，使得她有时不禁怀疑是不是札胡山顶的邪恶之眼一直跟着她的家人来到了以色列。她同父异母的弟弟萨利姆（Salim）在四十多岁时的新婚之夜当晚精神崩溃，被送医治疗后就一直待在医院度过余生。她最亲的哥哥、儿时当她保护者的什穆埃尔于一九三〇年代离开札胡，跑到以色列，后来被诊断出忧郁症，治疗了三十多年。她的两个兄长都在精神疗养院中过世。有时候，米里亚姆的孩子会开车载她到特拉维夫南郊霍隆（Holon）的疗养院探望两个哥哥，每次探望后回家她都不禁悲从中来。我的祖父在他工作的装订厂关门那天返家时，祖母就是处于这种心境状态，她的先生则是失去了工作，讨不回积蓄，而且恐惧着他仅存的最后一丝尊严——妻子的忠贞——也已经被残酷地剥夺了。

☆☆☆

在拉什巴葛街的二楼公寓里，孩子们用书遮住脸，仿佛举起盾牌要挡掉毫不留情地飞来的箭雨。

“工厂里的人都叫你婊子，你知道吗？”拉哈明冲进厨房，与正在准备晚餐的米里亚姆对峙，“肮脏污秽的婊子！”

米里亚姆被满口脏话的丈夫吓得膝盖发软，害怕自己就要崩溃在地上。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是不是喝醉酒了？

“不准你再踏出这个家门一步，懂吗？”他说。

“求求你，老公，一定是有人对你施了魔法。”

“你跑去的那些鬼葬礼，你说你去看的什么病人，你以为我是傻瓜？”

“你是什么意思？我又没有——”

他把她推倒在流理台上。她伸手往后撑住身子，手臂撞到一锅热汤，滚烫的汤汁洒了一地。“那个人是谁，臭婊子？现在就告诉我。那个人到底是谁？”

☆☆☆

我的祖父母如今都已经不在人世，许多他们的生前好友，甚至那个惹是生非的奈凯米亚，也都早已化为尘土。但我在以色列追踪到的一些亲戚和旧识——其中一些人曾经调查过那件事的真相——都表示，当年米里亚姆发生婚外情的故事只是他人恶意制造的丑陋谣言。奈凯米亚记恨我祖父在装订厂享有的地位，而且非常清楚该如何击中他的要害。但自尊心在长年的挫折与失意中早已被粉碎的祖父从来不愿相信妻子的无辜，米里亚姆则默默地背负丈夫的指责，直至生命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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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芙蒂蒂（Nefertiti）是古埃及法老阿肯纳顿（Akhenaten）的王后，她与丈夫在公元前十四世纪统治埃及时进行宗教大整顿，推翻所有传统神祇，规定只能崇拜宇宙创造者——太阳神阿顿。

第三部　亚拉姆语

ARAMAIC

约拿·嘉贝“玛莫”，札胡的说书大师。耶路撒冷，1967年。

Photo by Stephanie Sabar。

34　我们的话

Lishana Deni

哈伊姆·梅纳赫姆·拉宾（Chaim Menachem Rabin）是个身材矮小、眼神亲切、声音温柔的人，乍看之下，你绝对无法想象他在现代希伯来教育界的崇高地位。在他的希伯来语历史课堂上，他对大一新生说话的方式好似这些新鲜人跟他都是同一艘船上阶级相等的水手，而他们正航向一趟令人眩晕的探索旅程。

出生在德国的拉宾右手托住下巴，以他温润的嗓音授课，浑身散发出一股欧洲式的温文儒雅，谦逊而低调，与希伯来大学其他那些有棱有角、自我膨胀的教授形成鲜明对比。以他的学术背景而言，他其实大可在校园中趾高气扬：拉宾毕业自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并在这两所大学任教，也撰写过为数众多的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教科书。尽管如此，他却不摆架子，从不吝惜引用学生的研究报告资料来说明某个要点。“如同拉菲·柯恩在去年这门课的期末报告中所述……”会这么做的教授，恐怕只有他一个人。

拉宾这种谦和的风范出现在一个家族曾经遭逢颠沛流离的人身上，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祖父母在乌克兰迫害犹太人时遭到杀害；他的父亲也是语言学教授，1935年逃离纳粹德国，到以色列海法担任小学老师。

约拿听了几堂拉宾的希伯来文历史课后，开始感觉到内心有一股奇异的暗流涌动，而且逐渐将他从原本以为自己想追求的事物中抽离。在此之前，他几乎不曾用这种方式思考语言。在他既有的概念中，语言就像空气，无所不在，不可或缺，却也平凡无奇。但拉宾以平易近人的方式让学生知道如何将语言视为一种动态的生命形式。语言是一个活体，不断吸收文化与历史，褪去旧枝，萌发新芽。语言在其生命历程中，会经历快速成长的周期，进入稳定流通的成熟阶段，迈向退化凋零，但有时又会奇迹般地重生——例如希伯来语。

如果只是随意浏览一本字典，我们不会了解一个语言的生命故事。“在现代希伯来文字典的书页中，”拉宾曾经写道，“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词汇与一千年前创造的词条摩肩接踵，其间又穿插着众多数年前才进入这个语言的字眼。”圣经和《密西拿》中的语汇与中古时代所造的字词兼容并蓄。《塔木德经》及卡巴拉派密宗的《佐哈尔》（Zohar）带来数以千计上古前人的用字遣词，二十世纪的犹太语言学者则在希伯来文成为纯粹书写语文十六个世纪之后，又成功复兴了这个语言，并以将近一万五千个全新铸造的字汇丰富它的内涵，使它得以与时俱进，成为现代以色列的口说语言。“希伯来语就这样在不同语层的交迭下成长茁壮，每个语层都代表语言生命中的不同时代，”拉宾写道，“在今日的希伯来文里，这些不同元素全部融合在一个新的有机统合体中。”

拉宾让语言研究变得有点类似考古挖掘或鉴识调查，有时甚至像是验尸。他还拥有雷达般的导向追踪能力，可以探测出不同学生的长处。他非常懂得激励那些背景殊异的学生，促使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故事转化为语言调查工具。约拿·萨巴尔是一个特别能吸引教授注意的活标本；拉宾得知他的母语是亚拉姆语，那就好比一位南美人类学教师在他的课堂上看到一名穿着部落服饰的亚诺玛米人（Yanomami）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聆听欧洲学界对其所属族群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种场面或许略带某种别扭，但却毋庸置疑地引人遐思。

“约拿同学，”有一天下课后拉宾把他叫到一边，“关于你的期中报告，我希望你能探讨一下你的母语。”

约拿的脸颊不禁一阵绯红。“教授的意思是？”

“追溯你的记忆。重新想想你和父母在库尔德斯坦说的话，如果你想到有哪些亚拉姆语的字词听起来和希伯来语类似，就全部写下来。”

拉宾看着他的神情非常严肃，仿佛飞行中队指挥官正在指派他视如己出的优秀飞官执行赴汤蹈火的危险任务。

“如果教授希望我这么做，我应该可以。”这门课的内容照理说应该是关于新以色列使用的语言，而这也是他决定选修这个学分的原因之一。但眼前这个人居然要他用他小时候在札胡所说的语言列出单词表？他原本是希望老师指定的报告主题会比较……现代些。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期中报告只需要做这个吗？”约拿迟疑地说，“说不定五分钟就做完了。”

“也许你可以花五分钟就把表全列出来，”拉宾脸上又带着那种凝重的表情，“可是，我要你把那些亚拉姆语的字跟它们在现代希伯来文中的同音词进行对照比较，看看你会发现什么。它们的词义相同的吗？如果不是，告诉我你认为为什么同一个字库尔德斯坦犹太人说出来是一个意思，以色列犹太人又是另一个意思？”

“好。”约拿依然犹疑。

“这只是猜测，因为我自己也没做过这样的比较。但我直觉你发现的东西将会让你惊喜。”拉宾说，“你甚至有可能为我带来惊喜。”

☆☆☆

约拿的室友早已进入梦乡。除了一颗小灯泡在他桌上投射出微弱灯光外，房间内一片漆黑。他回忆札胡犹太人对自己所说的语言的意识，发现他们并没有将语言视为独立于用户的客体。在极少数时候，每当有人问他的父母口中所说的语言是什么，约拿记得他们会想一会儿，而后回道：“Lishana Deni——我们的话。”

对约拿而言，他在孩提时代所说的亚拉姆语像是个塑料射出成型的玩具藏宝箱，虽然箱面模造出钥匙孔，但那纯粹是为了装饰，箱子其实是一只打不开的塑料块。现在，忽然有一个人仿佛告诉他，那个箱子并不是没有实际功能的摆设，而是一个真正的藏宝箱，箱里藏有许多金银珠宝。这个人要他撬开锁，将箱内的东西整齐地摆在陈列架上。他必须把“我们的话”转变成一个闪米语系西北语支的语言，这个语言是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近亲，拥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书写系统，以及非常特殊的语词形态和文法规则。

他闭起眼睛回想札胡的犹太会堂。他想象祖父坐在跪毯上朝天呼喊。一些字汇开始在记忆中闪现：bracha／祈祷；mitzvah／祝福；kettubah／婚约；matzot／逾越节面包。只是一些点滴，但已经足够他开始列表。但拉宾教授的用意是什么？那些字在札胡的意思跟在以色列并没有两样，甚至根本说不上是真正的亚拉姆语字，而是札胡犹太人从祈祷书和圣经中摘取下来的希伯来文宗教词汇。

绞尽脑汁想吧，萨巴尔。拉宾教授相信你可以做这件事。如果你没法子办到，他会怎么想？

“五分钟列表”就只有这些。其实，约拿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找到这几个不足为奇的字。他出去上厕所，用冷水泼脸，而后回到房间，但他马上就趴在桌上睡着了。炽烈的梦境一波波涌来。札胡的春末，山坡上黄花点点，辛勤的农夫已经在田里撒满谷物种子。母亲在涨水的哈布尔河畔刷洗衣物，一不小心一件衬衫随着激流而去。“Kha olam did maya——河水可真多啊。”她回家时说。

约拿倏地睁开眼，从桌上那堆字典中挪开已被汗水濡湿的脸颊。“Olam！”这个字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世界”，但在亚拉姆语中则是“很多”或“真多”。这其中一定有某种关联。他写了下来。

我得做水平思考，不是像数学家解方程式，而是像诗人在寻找——他在诗学课上学到的是哪些术语来着？——隐喻、转喻和提喻。

又有一个字出现了。希伯来语的“atzamot”是指“骨头”，亚拉姆语中有一个近音字“asamoth”，则是“顽固的人”。顽固的人无法折曲——这不就跟骨头一样吗？他又写了下来。

这时他站了起来，在两张床之间的狭窄过道上踱步，像拿解剖刀那样把原子笔捏在指间。室友们依然发出微微的鼾声，但窗外已经破晓，天空逐渐转成紫蓝。

现在约拿想起来，札胡的犹太人会把满心怨愤、说话时出口成脏的人称作“wa zikhro”。茶馆里自吹自擂的老不休，尖酸刻薄、见人就开骂的泼妇……这些人都是札胡的“瓦吉克洛（wa zikhro）”。这个字眼跟希伯来语中的词语“Yimmach shmo veh zichro”会不会有关联？几天前他才听到一位同学在某人提起希特勒时用上这个句子，意思是“愿他的名从我们的记忆中消除”。以色列人在言谈之际如果出现某个令人厌恶的名字，这个成语就会被拿出来用。“瓦吉克洛”和“维吉赫洛（veh zichro）”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系？约拿不是很确定，但还是写了下来。

才刚写完这点，“shamati”这个词又在他心中如花朵般绽放。在希伯来语中，这是动词“听”的变化形，意为“我听过”。在亚拉姆语中，同样的字是一个名词：“顺从的女人”。听过？听话？约拿摇了摇头，忍住一股笑意。一定又有关联！他记了下来，同时想象着拉宾教授脸上的表情。

35　分裂句型

Cleft Sentences

约拿上了大学以后，又重新做起服兵役时离开的那份工作：帮工会收会费。重返这个工作岗位后，他在前几个星期四处观察，发现一些高中时期不知为何似乎没注意到的东西。比如那个统筹收费事务的红发年轻人，他会不留情面地恫吓那些欠缴会费的员工，让他们各个像只挨过鞭子的狗，乖乖拿着钱来缴。他又把他们狠削一顿后，就把脚翘在办公桌上，接着一整天都在看报。还有一些人的职务内容不清不楚，只看到他们每半个小时就泡一杯咖啡喝，其他时间全在聊天扯淡，吹嘘一些泡妞儿的事。当暑假来临时，工会旗下老板们的年轻儿子名字突然间纷纷被列入薪资名单，偶尔人倒也确实会出现一下。他们做的都是一些只挂名不做事的工作，约拿再怎么观察，也只看到他们把一些纸张从一个文件堆拿到另一个文件堆，而后再摆回来。

在外面跑工厂时，约拿看到一些拥有高中学历的伊拉克移民被安排做低阶的粗活。他看到辛勤工作的库尔德裔拼死拼活也仅能领到微薄的薪水，有权有势的欧洲裔犹太人却能把自己的小孩安插到舒服的工会办公室，做闲差事领高薪。他在工厂里、工地上一张张眼神悲伤的脸孔中看到自己父亲的身影：他们的表情中写满挫败，屈服于过去无法想象竟会出现在圣城耶路撒冷里的卑贱生活。

有些时候，约拿觉得自己是个变节者。他究竟有什么资格享有自己现在的工作与人生？他获得什么特别的权利，晚上可以坐在精英大学的讲堂里思索各种抽象概念？倘若他本是另一种性格，他这种自责及对社会不公义的感受可能会投射于外在，让他决定竞选议员，或成为抗争运动的领导人物。但他出身自一群向来为求生存必须低声下气的人们，这种背景让他更趋向朝内在追求解答。他要为他的族群争取发声，不过是透过另一种方式，一种虽然比较安静，但他希望依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方式。

如今约拿在早上离开工会办公室到各个工厂跑勤务以前，会先在桌旁的纸篓里翻拣，挑一把废纸片塞进口袋。旧账册、薪资单存根、没写好的信封——什么都行，只要其中有一面是空白就好。在堵在半路的公交车上、在工厂的等候室里，他会抽出纸片，从上衣口袋掏出笔，写下小时候说过的一些字。一种狂热的情绪灌注在这个工作中，各式各样的字词陆续从意识中奔涌而出。某些日子他会特别想到与动物有关的东西，有时则是居家物品，再则就是颜色、感情等。他从来不曾书写亚拉姆语；札胡没有人曾写下这个语言，因为这是口说的语言，因此他是以希伯来文字标注，尽他记忆所及，写下字词的发音和意义。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宿舍房间桌上的纸片也越堆越高了。

拉宾教授在上课开始前将批阅过的期中报告发还给学生。约拿双手发抖地一页页翻着自己的报告，看教授在页缘写下的数十个问题。教授看起来急切狂乱的笔迹将他的报告淹没在一片红色墨海中，他忐忑不安地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上面标注的成绩后，终于大大松了一口气：“甲上”。“约拿同学，你现在正踏在一片处女地上，”拉宾的评语写道，“报告中有些关联性是我过去未曾想到的。你还没有足够的工具可以较为宏观地掌握其中意义，你需要更加努力探讨这些关联能以什么方式帮助我们理解亚拉姆语的流变，以及它从希伯来文借用的元素。你是否想过在语言学领域继续深造？你身为亚拉姆语的母语使用者，可以为一个极少有人深入研究过的领域做出显著贡献。在此同时，我也希望你拿这份报告去找波洛斯基教授。我已经告诉他你会过去。”

如果说哈伊姆·拉宾是每一位学生的良师益友，那么汉斯·雅各布·波洛斯基（Hans Jacob Polotsky）就是神祇，从高耸直入苍天的王座上俯瞰底下的芸芸众生。在他1991年去世当时，语言学界的同僚们毫无保留地献上他们的崇高敬意。拥有一百六十年历史的剑桥大学《皇家亚洲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登出一长篇讣闻，内容写道：“埃及学、闪米语族研究及普通语言学失去了这些领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学者，他的学识之渊博、探究之深邃、思想之精辟，让他宛如巨人般雄踞于整个世代之上。”这则讣闻的标题言简意赅：“波洛斯基：语言学天才”。

波洛斯基是一个气焰嚣张的人，他蓄着海象般的八字胡，经常被拿来跟斯大林相比，不过这恐怕不单纯是因为两人的胡髭样子很像。他会残酷地训斥缺乏思考力的学生，对闲谈八卦之类的话题明显不耐烦，并且极其吝啬于称赞他人。朋友圈子习惯以他的姓名缩写HJP称呼他，这个冷冰冰的代号仿佛象征他是一台先进的语言学机器，而不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类。当他非常优秀的弟子伍伦朵夫（E．Ullendorff）准备离开希伯来大学前往牛津深造时，波洛斯基写的推荐信只有短短两句话：“伍伦朵夫先生是我从某某年到某某年的学生。我对他没有怨言。”

伍伦朵夫后来成为伦敦大学教授以及埃塞俄比亚专家，他将他敬佩的“师父”欠缺社交风度归诸他不爱出风头且内向害羞的天性。不过大多数学生还是认为波洛斯基高高在上，难以亲近。就连他写给朋友的信也经常掩不住狂妄。伍伦朵夫在为波洛斯基写的讣闻中引述了他某封信的内容：“我之所以偏爱埃及学而对亚述学无感，绝对与我的美学品味有关。象形文字会触动我的美学感受，楔形文字则令我厌恶。”

新亚拉姆语是一种会让波洛斯基兴奋的学术处女地，它相当于学界术语中所谓“亚拉姆语发展史的最后阶段”。这个语言最早的形式是“上古亚拉姆语”，时间是公元前一千到公元前七百年，也就是最早以该语言书写的文字记录出土的年代；而后是“官方亚拉姆语”，在公元前七百年到前两百年间，也就是它主宰近东地区语言版图的时代；接下来是公元前两百年到公元后两百年的“中期亚拉姆语”，其中涵盖耶稣基督生存的年代；之后是“后期亚拉姆语”，始于公元两百年左右，亚拉姆语文学此时迈入百花齐放的年代；最后在公元七百年，亚拉姆语终于因为中东地区被阿拉伯语系穆斯林征服而骤然式微。所谓“新亚拉姆语”则是伊斯兰征服中东后这个语言落入的苟延残喘的濒危阶段，一些居住在偏远山区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虽然继续使用它，但因为他们太过贫穷，而且教育程度极低，因此新亚拉姆语长期处于一种有音无文的状态。

新亚拉姆语与耶稣时代的亚拉姆语之间的关系，大约相当于现代英语和公元五世纪到十二世纪间的古英语之间的关系：拼音、字汇、发音随着时间推移有了相当的演变，但基本上还是相同的语言。但两者间的模拟仅止于此。如果要让现代英语真正能与新亚拉姆语相提并论，我们必须想象美国被外来强权主宰，新统治者的语言成为美国的主要语言，英语遭受严重侵蚀，后来只剩下少数居住在阿帕拉契山脉偏远村庄的山地同胞会说这个语言，而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受到语言同化，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与世隔绝，即便物换星移，数百年过去，异族的语言依然无法深入那化外之境。

随着库尔德斯坦的两万五千名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波洛斯基忽然发现亚拉姆语人口中最重要的社群之一霎时出现在他的身边。这时新亚拉姆语在闪米语族语言学中还是一块几乎未经探索的边陲之地，对波洛斯基饥渴的知识欲而言，这无疑成了完美的研究目标，同时也可望为他带来更大的学术荣耀。但他采集到的大多数新亚拉姆语素材——母语使用者的录音、一箱箱的词汇数据、堆积如山的文法笔记——都还没正式发表。在他的部分门生看来，亚拉姆语最晚近的发展阶段依然是个缺乏坐标的研究领域，就连伟大的波洛斯基也难免裹足不前；何况他是个人尽皆知的完美主义者，更不敢在胸有成竹之前轻易发声。

☆☆☆

尽管有拉宾教授的鼓励，约拿还是没胆量直接与 HJP接触。他的个性太害羞，而且又听过各种传言，知道波洛斯基经常对过度躁进的学生大泼冷水。约拿心想，这位大教授只可远观而不可亲近，最好还是先隔着一定距离膜拜，期望随着光阴流转，他会逐渐变得较具人间样貌。于是他选修了波洛斯基的阿拉伯语句法学。这门课无疑是博学的典范，波洛斯基从十多种他似乎全都精通的语言撷取材料，说明句法学如何能用来解密乍看之下毫不相干的语言间潜藏了什么样的关联。就像一名译码专家能在看似随机组合的字母串中发现重要密码，句法理论仿佛波洛斯基的滤网，各式各样的语言经过巧妙筛滤后，便清晰浮现出互相呼应的组构形式与隐含在语句中的文法规则。

“请容我冒昧举例说明新亚拉姆语中的分裂句型，”有一天上课时，波洛斯基教授说，“‘妻子生病的是这名男子’，这样说对吗，萨巴尔同学？”

约拿听到这话霎时愣住，哑口无言。波洛斯基几乎从来不曾请大学部学生发表意见。

“萨巴尔同学？”波洛斯基又问了一次，他的声音开始显得不耐烦，“这是你的语言，没错吧？你是库尔德人？你不能跟我说明一下‘妻子生病的是这名男子’这个句子是不是分裂句吗？”

几位同学发出咳嗽声，听起来应该是勉强压制不成、依然爆出的笑声，好几个人转头看着约拿。他忽然觉得血液仿佛正在从他脸颊上散去。

“我不知道，教授，”他低头看到自己的手在发抖，“我不清楚这名男子……”

一阵笑声回荡在讲堂里。

“我是说，如果教授说这个句子是对的，那……想必它应该就是对的。”

讲堂忽然笼罩在一股尴尬的寂静中。所有人动也不动，连翻书都不敢，就怕自己被教授注意到，成为下一个质问的目标。波洛斯基舔了一下手指，慢条斯理地翻阅讲桌上的文件，仿佛忽然忘记自己应该要接着讲课。时间继续过去。

而后他清清喉咙，“萨巴尔同学，一点钟到办公室找我。”波洛斯基脸也不抬一下，凶巴巴地说。

约拿冲回宿舍房间，系上领带。他来到斯普林札克（Sprinzak）楼，分秒不差地在一点整时敲了标有“H．J．波洛斯基”的那扇门。

“哪位？”里面传来粗嘎的声音。

约拿将门打开一个缝，看到一张大办公桌的桌角。“教授刚才说要我来见您。”约拿说。

“你是谁？如果我看不到你，你怎么看得到我？”

约拿打开门。办公桌上文件堆积如山，几乎完全遮住坐在后面的教授。但约拿能分辨出那头往侧边梳得整整齐齐的银发，以及垂在蓬乱的花白眉毛底下那双眼睛。

“教授，今天课堂上的事，真对不起。”约拿支支吾吾地说，“我……我问过我父亲了，‘妻子生病的是这名男子’这个句子，教授说对了。札胡人确实会用这种分裂句型，所以我想这个句子是对的，至少我父亲这么认为。”

“可以了。”波洛斯基边说边以指关节敲着桌子，“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需要你帮助我理解吧？”

“对不起，教授。”

“我找你来是因为我有工作要你做，”波洛斯基说，“我有太多研究经费了，这些钱我不知道该怎么花。你帮我这个部分吧。”

“我不太确定，教授，因为我白天其实得到工会上班。”

“这样好了，”波洛斯基开口打断，仿佛根本没听到约拿说的话，“你去找一些住在耶路撒冷的库尔德裔讯息提供者，会说亚拉姆语的，比如住你父母家附近的人。把人请到语言实验室来，请他们说一些话，民间故事啦，小时候妈妈唱的催眠曲啦，以前的生活多可怜多凄惨啦，什么都可以。还有他们最喜欢的希……希姆须塔做法……是叫希姆须塔吧，那种饺子汤？”

“哈穆斯塔。”

“管它叫什么。总之就是请他们说话，不停地说话，直到他们哀求你让他们回家。用开盘式录音设备做。录好后把内容誊写下来。一个月后来找我。”

“谢谢教授。可是因为我另外那个工作是全职，我是说，一个月的时间，又还有别的功课，这样会……”

“再见，萨巴尔同学。”波洛斯基从一堆文件上头拿起一沓手稿，让稿子重重摔放在桌面上，“我现在得忙别的事了。”

36　全世界都属于上帝

It's All God's World

历来鲜少有人发现以新亚拉姆文撰写的文字作品，这种缺乏书写传统的情况无疑与该语言的口说传统高度发展有关，而库尔德犹太人拥有的口说文学无论就丰富性或质量而言，均令人叹为观止。

——唐娜·夏依（Donna Shai），《库尔德犹太人民谣中呈现的家庭冲突与合作》（Family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Folksongs of Kurdish Jews），1974年

那天下午，约拿带着紧急的问题回到父母家。“阿爸，哪些人是札胡最棒的说书人？”

“别管这种事了，”拉哈明边说边嚼着烤南瓜子，把壳吐进烟灰缸里，“札胡每个人都有很长很精彩的故事可说。”

约拿点头笑了起来。

“你问这个要做什么？”拉哈明问道，“那些人现在都老了，又穷困又有病痛缠身。还是别去烦他们吧。”他又吐了瓜子壳。

“大学里有位教授希望我找到说书人。”约拿在父亲身边坐下。

拉哈明这时笑了起来，对儿子投以狐疑的眼光。“Shtuyot——无聊，没事找事做。是要干吗？”

“做研究啊，”约拿耸耸肩，“关于语言的东西。”

“真是胡搞。什么语言？”他像平常一样不耐烦地问道，“他们为什么要你做这件事？”

“教授一定是听别人说我是札胡人。”

“别管这种事了。你现在是以色列人了，你叫萨巴尔。不必跟你的教授说太多东西。Shtuyot，搞什么语言！”

“他们会付我钱喔，五里拉。”

厨房传来一阵当啷声——约拿没注意到家里还有人。他转头，看到母亲把头探进走道。

“约拿·嘉贝（Yona Gabbay），”她说，“大家习惯叫他约拿玛莫（Yona Mamo）。”也就是“约拿阿伯”。

“回厨房洗菜，老妈子！”拉哈明吼道。

“爸，拜托。”约拿说。

接下来是一阵长长的沉默，偶尔听到下头街道上传来小孩子互相叫骂的声音。

“五里拉？”拉哈明说。

“一小时五里拉，如果我能找到人的话。”

“约拿玛莫最厉害了，”拉哈明清了一下喉咙说。他把堆满瓜子壳碎屑的烟灰缸推到一旁，“他一说起故事，到天亮都停不下来。”

“约拿阿伯住哪里？”

“就在附近，伊斯拉埃尔叔叔那栋楼对面。”

约拿玛莫不但是全札胡最厉害的说书人，还是那一带最老奸巨猾的骗子。他很早就知道高超的说故事技巧不但能赢得掌声，更能为他赚取实质利益。他拥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魔力，而且懂得毫不知羞耻地运用这种力量，编造各式各样赚人眼泪的故事，让大发慈悲的头目们不断送上食物、金钱和财产给他。至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如此——我唯一的判断依据是我父亲后来做的录音资料。

约拿玛莫之所以培养出过人的说故事技巧，似乎是因为被生活所逼。他的父亲是流动小贩，在他还小的时候就死了，他的哥哥则生了大病。这些灾难出现的时机极不凑巧，他们家那时深陷债务，母亲完全无力偿还。不多时，小嘉贝就编出第一个诈骗故事。

一名土耳其军官来到札胡，哄骗他买了一头驴子送他。后来他到各个村庄卖羊毛时，会在磅秤上动手脚，设法多捞点银两。他成功地把一头毫无用处的老母驴高价卖给一位债主，因为他让债主相信那头驴子是从前“摩苏尔领主们”最钟爱的“名贵大马士革母驴”。

有一次，一名头目拒付一批衣服的钱，约拿玛莫于是拿起一支步枪，哀求对方把他打死。

“我说，‘拿枪打我吧！杀了我吧！’”约拿玛莫回忆道，“你拿的东西不是我的，是别人的财产。与其让我空手回去面对那些人，倒不如你就直接让我死在这里！”头目被约拿玛莫歇斯底里的举止搞得不知所措，不但马上付了钱，还额外多塞了一些。

几天后，约拿玛莫趁头目出去时又来到他家，对毫无心理防备的头目妻子陈述相同的可怜故事。他回家时，所有囊袋装满了小麦，足够全家人吃上一个月。“那时我感觉真满足，”约拿玛莫咯咯地笑着说，“我受伤的灵魂全都被修复了。”

来到以色列以后，约拿玛莫遭到和无数其他札胡犹太人相同的命运，处处受挫。他跟许多库尔德同胞一样，试图打进城里最有赚头的行业：建筑业。但所有雇主都拒绝收他，他们说他已经八十岁，不可能再做粗工了。

“天地之主啊，”他向上苍祈祷，“我该何去何从？”

他的恳求似乎以某种方式获得应许。有一天，来了一车希伯来大学的年轻学者，他们听说他是亚拉姆语的母语使用者，于是前来找他做研究。那似乎是波洛斯基教授较早期的研究计划之一。学者们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到大学的语言实验室用他的母语说故事，他就能领到每小时两里拉的费用，外加来回搭公交车的钱。但那次工作的结果简直是惨兮兮。众所皆知，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亚拉姆语已经变成一个纯粹口说的语言，而那些年轻学者当中无人会说亚拉姆语。这些外行人为了对这个语言进行分析，必须将说者口中流泻出来的所有语音转译出来，接着他们必须猜测可能的拼写方式，借以发掘出其中的意义及结构，最后将这样拼凑出来的词汇与相关闪米族语言或一个世纪之前传教士编纂的一两本字典进行比对。研究人员的另外一种做法是请研究对象将他们说的新亚拉姆语翻译成希伯来语，但这个工作不仅耗时费力，而且从科学角度而言也欠缺严谨；一方面说话者可能会失去耐心，另一方面转译文稿的内容恐怕也会错误百出。

没有人比约拿玛莫这个一生都在江湖上打滚的人更清楚什么是诈骗。很快地，他开始觉得这次换他被骗了。“那里有六个人，他们手里拿着笔记本，坐在一个房间里面，样子看起来很像头目，”我在父亲那些年代久远的录音中听到约拿玛莫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坐下来，开始跟他们说故事。可是我才刚说了几个字，其中一个人居然就说，‘再说一次！’”

约拿玛莫隔天又来到实验室，第三天也来。但每当他开口说一个字，那些语言学者就会求他放慢速度重复一次。对一名长年口若悬河地讲古，看听众陶醉其中的说书人而言，语言实验室里的经验简直像人间地狱。“我告诉自己，‘这实在太让我头痛，我不想做了！’我从他们那里拿了二十里拉，心想，‘再这样拿钱有什么意思吗？’”

这恐怕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那群语言学者后来再请他到实验室时，他说他不干了。

我父亲第一次见到约拿玛莫时，他心想，眼前这个人简直就像从他在耶路撒冷的剧场里看过的圣经历史故事演出中跑出来的临时演员。约拿玛莫的媳妇在狭小的公寓一角打理出一个空间供他起居之用，我父亲踏进屋内时，他侧躺在一张摇摇晃晃、咯吱作响的小床上，脸朝着空荡荡的墙壁，正把松散的烟叶塞进鼻子内。

“所有被单都被他这样给弄黄了，”他的媳妇摇头苦笑说，“但他就是说不听。”

“他现在多大岁数了？”我父亲低声问。他看着床上那身松松垮垮的老骨头，不禁心想，这个人只要一动，恐怕全身就要散了。

“他认为自己二十五岁。”她露出无奈的笑容说。

约拿玛莫听到这阵骚动，居然一股脑就在床上直起身子。他伸手拿着一根弯木杖稳住身子，双腿往一边挪，接着硬挺地在床上坐正。

“是说谁二十五岁呀？”他把拐杖头在地上敲着，粗嘎的嗓门儿快活地嚷嚷。听到年轻来客说亚拉姆语的声音，他精神都来了。

老头儿当下对我父亲造成的震撼，仿佛一艘战船的侧舷炮火瞬间齐发。约拿玛莫牙齿掉光了的嘴卷出一个稚气的笑容，他的双眼炯炯有神，长年说笑的人生刻画出来的深深笑纹从眼角蔓延到唇畔那片花白大胡子里。粗硬的胡子宛如一团蓬乱的泡沫朝胸口垂落，而后又像火舌般骤然往外岔开。饰有流苏的白色吉密达尼头巾从黑色呢帽下方沿着脸庞两侧一路垂坠到腰际，活像大象长了特别长的耳朵。

“您就是约拿玛莫吧？”我父亲说。

“Mayla，kassid mamo？——什么事啊，阿伯的小乖？”老头儿用温润悦耳的声音回道。从他口中流泻而出的亚拉姆语纯美如清泉，甜蜜似甘露，就像约拿记忆中祖父的软语呢喃。

“我是约拿·贝赫·萨巴嘎，从札胡来的，”我父亲尽可能用地道的亚拉姆语回答，“我是拉哈明的儿子，我祖父叫埃弗拉伊姆。”

“埃弗拉伊姆·贝赫·萨巴嘎的孙子？”约拿玛莫神情愉快地说，“坐吧，kassid mamo。尽管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约拿玛莫身穿如波浪般随风起伏的榭瓦尔裤、头上戴着长长的吉密达尼，走在校舍新颖摩登的希伯来大学校园，穿梭在穿蓝色牛仔裤、戴时髦墨镜的年轻学生间，活像古人现身今世。来到玻璃和白色石材砌造而成、现代感十足的人文学院大楼，约拿玛莫看到大门口的武装守卫，脚步放缓下来。就他在札胡的经历看来，会像这样威风凛凛地站在大房子门口的，最有可能是房子的主人，说不定还是某个位高权重的头目。于是约拿玛莫站定，煞有介事地双手一挥，将罩袍往身侧收理整齐，毕恭毕敬地对守卫深深一鞠躬。

“这家伙是谁？”从匈牙利移民过来不久的年轻守卫噼啪一声粗鲁地问道，还抛给我父亲一个恼怒的神情，“他这样是要我做什么？”

进到大楼以后，我父亲向约拿玛莫说明，这样的礼节在以色列其实并不需要。接着他把这位珍贵的语言数据提供者带到一间隔音室，并在桌上摆起笨重的麦克风。在隔壁的房间里，他测试声音输入状况，开启一台有如装柳橙的板条箱一般大的盘式录音机。

“好，玛莫，请你跟我说一个故事。”我父亲说。

“哪个故事？”

“哪个故事都行。”

约拿玛莫从来没学习读写过任何语言，但在那条长长的吉密达尼头巾底下，蕴藏着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库尔德犹太人民间传说，其中包括惊悚故事、爱情物语、欢乐喜剧等，每个故事都能在燠热的夏日午后带来一两个小时任想象驰骋的清凉时光，甚至还有一些长篇史诗或神话足够连续说上七个晚上，在严寒的冬夜里温暖聆听民众的心灵。

在札胡，约拿玛莫会盘腿坐在炉火旁说起故事，无论听众是街坊中一小群家人，或是偏远部落里的一大群村民，他都一样泰然自若。熊熊火光中，他的眼睛像琥珀般闪动；他编织起一个接一个故事，诉说英雄与邪魔的对决、爱情与宿命的交战、骗徒与神棍的把戏。在那个没有多厅影城和环场音效的遥远时空，他一个人就足以构成一整个地区的移动式娱乐中心。他懂得模仿不同人物和各种动物的声音，可以化身为喃喃低语的森林、波涛汹涌的洪流，或一群驴子在泥地里奔窜时狂蹄乱溅的声响。

我父亲坐在隔邻的小房间，窄窄的褐色磁带缠上录音机咔嗒咔嗒转动的轮轴，从一个卷盘绕进另一个卷盘。转瞬之间，世世代代间只能透过口说吟诵的民族絮语有了具象形体，在有声胶卷上伸展新的生命姿态。

有一天，在做了好几个小时的录音之后，约拿玛莫说他想上洗手间。我父亲指点他沿着走廊去找厕所。半个小时过去，人一直没回来，我父亲开始紧张了。约拿玛莫毕竟是个老人家，说不定摔倒或迷路了。父亲前去查看，结果在走廊尽头看到让他无比错愕的景象。约拿玛莫用手撑着身子，站在一扇开启的大窗窗框上。他虽然背对着我父亲，但从他的姿势看来，他应该已经拉开罩袍前端；一道水柱从他双腿间往下喷泻，如果我父亲记得没错的话，窗外两层楼下方是一座庭园。

“你在做什么？”我父亲问道，“你没找到厕所吗？”

“有啊有啊，”约拿玛莫头也没回地说，“可我推了又推，门就是打不开呢。”

后来我父亲看到厕所门上的标示写着“拉”。没错，约拿玛莫不识字。可是他不是老爱吹嘘他是多么壮勇地逃脱各种可怕的灾难吗？他怎么居然没法摸清楚该怎样进入一间没上锁的洗手间？“你怎么不回来问我？”我父亲问他，“我总可以帮忙嘛。”

“玛莫的小乖，”他一边扣起裤裆一边转身，带着孩子气的笑容告诉我父亲，“全世界都属于上帝，他才懒得管你在哪里尿尿呢。”

☆☆☆

波洛斯基教授关注的重点是语言学：讯息提供者的话语能够揭示出关于新亚拉姆语文法、句法，以及它与其他语言之间关联的信息。叙事内容几乎可说不在关注范围内，说话者的如厕习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语言学家对说书人的兴致不在他们所说的故事，而在他们絮絮叨叨、说上几个小时都不停嘴的能力。然而，这位老者乘载着我父亲自身文化的根，当我父亲倾听他说话时，他如何能够不受到更深层的吸引？

2007年，在以色列国家档案数据中心，我翻阅着1964年到1965年的希伯来大学文献目录，发现一张我父亲和约拿玛莫在录音室里的黑白照片，说明文字写着“族群方言研究”。约拿玛莫的模样看起来仿佛他才刚结束四十年的沙漠流浪生活就直接走进录音室。他正对着麦克风说话，右手手指捏拢出一个手势。我父亲剪着平头发型，身穿潇洒的白色正式衬衫和休闲裤，背对约拿玛莫坐着操作盘式录音机。光看这张照片，谁也想不到这两个人曾经呼吸相同的空气，饮用同样的河水。

约拿为嘉贝玛莫所说的故事进行录音。

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约1963年。

但维持这种专业的工作态势没有我父亲原先料想的那么容易。1960年初某一天，他在按下录音机按钮时，忍不住对老先生提出一个不寻常的请求。“玛莫，今天不说平常那种故事，”父亲说道，“你就告诉我你自己的人生故事吧。”

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老玛莫深吸了一口气。

“亲爱的听众，”约拿玛莫开始说话，“很久以前，我们还很穷困的时候……”

约拿玛莫不断说着自己的故事，直到情节发展到我父亲走进他的生命这天。“有一天，我睁眼一瞧，看见这个约拿什么的来找我。他问我：‘您是约拿伯伯吧？’我说：‘什么事啊，阿伯的小乖？’他说：‘起来，我们走，快！’我问，‘要去哪里？’他说：‘快起来！我们到语言实验室去。跟我说个故事，我们会付你钱，一小时五里拉。’”

约拿玛莫的狡猾显然丝毫不减当年。“有一次我说了故事，于是约拿就给了我酬劳，”他明知我父亲正在隔壁房间用耳机听他说话，却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又有一次，我连续说了四五天故事，他给了我酬劳。最近我又说了好几天故事，不过他还没付给我酬劳。我们等着瞧吧，不管他的打算是怎样，我们还是姑且相信君子之言，驷马难追。”

我父亲忍不住笑了出来。约拿玛莫又玩起他的老把戏了——老奸巨猾的骗子再次使出招数。

1970年，约拿玛莫以一百零三岁高龄在以色列去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窝身在儿子公寓里的一个小角落。他的录音数据让他至少在闪米语族语言学和民俗学界小有名气。我父亲在1982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库尔德斯坦犹太人民间文学的书，封面采用的是一张我母亲拍摄的约拿玛莫肖像照。几年前，父亲将约拿玛莫的故事翻译成英文，刊登在2005年的一期《地中海语言学评论》中。于是，在当期探讨“晚期撒玛利亚希伯来语、犹德兹莫语及意第绪语(1)中依据词法规则衍生而成的有生名词”等高度专业性的语言学文章之间，穿插了这么一篇《约拿·嘉贝：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一名犹太流动商贩的人生故事；由故事本人以其母语——札胡地区犹太裔新亚拉姆语方言陈述》。

约拿玛莫让我父亲为他进行录音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札胡人，而且都能流利说出库尔德犹太人的古老语言。他跟我父亲相处时，可以一如往昔般地说故事——没有间断的、长篇大论的马拉松式叙事。不过，约拿玛莫在那间没有窗户的录音室中从来不曾真正自在。听故事的村民都在哪里？他会这么问我父亲。那些眼睛睁得圆圆的小朋友在哪里？没有听众，又怎么会有故事呢？他这么抱怨。

“在很久以前，”他说，“整个村子的人都会跑来听。”

如今，约拿玛莫的听众只剩下一个人。“要不是我知道你就在那里，”他透过麦克风向我父亲耳语，“我想我恐怕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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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撒玛利亚希伯来语（Samirtan Hebrew）是撒玛利亚人使用的古典希伯来语变体，目前已不具日常使用功能，仅用于礼拜仪式中。犹德兹莫语（Judezmo）源自中世纪西班牙语的罗曼语系语言，大量融合希伯来语和亚拉姆语元素，并受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乃至希腊语影响，反映出塞法迪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旅居过这些地区的历史。意第绪语（Yiddish）是源自高地德语的德意志语系语言，含有大量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系词汇，是中欧及东欧裔犹太人的通用语。

37　你的het和ayin跑哪去了？

Hets and Ayins

1962年4月12日，一封信送到七号学生宿舍，收件人是约拿·萨巴尔和亚伯拉罕·齐哈。信封上印着《以色列民俗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Israeli Folklore Society）的标志。

约拿和那位酷过头的朋友这时已经成为室友，他们在几个月前写信给学报编辑，询问是否有机会撰写一篇探讨库尔德犹太人某个面向的文章。两个大学在校生提出这种请求着实大胆，但他们认为反正没有什么损失，至少两个人可以一起做个研究。况且，由于约拿习惯在一些不可思议的时间——例如凌晨三点，转译约拿玛莫的录音资料，两个人争执了好几个星期，现在如果能一起工作，倒也算是重修旧好的机会。

“当年我的确相当困扰，”2005年我到德州拜访齐哈时，他这么告诉我，“我想要好好睡觉，但他老是前后反复播放录音带。这个约拿玛莫老先生甚至害我女朋友都不想来了。我曾经带过她到宿舍一两次，之后就不了了之。”后来我向父亲描述齐哈这股忍了四十年的怨气，父亲突然出乎我意料地尖酸起来，“他有什么好气的？我还记得我经常向他抱怨他脱掉袜子时那脚有多臭呢。”父亲停顿片刻又说，“还有，他超会打呼！”

约拿的手指伸进封口下方，划开信封，齐哈把头凑到父亲肩膀上，两人一起读起信来。

“两位好，”约拿大声念着，两人相视而笑，“竭诚盼望你们能惠赐一篇文章，探讨库尔德斯坦或伊拉克的民俗，长短不拘。什洛莫秘书谨上。”

如同他按拉宾教授吩咐他撰写报告时的情况，约拿花了一两个晚上努力挖掘自己的记忆深处。别人会对他在童年时代听过、但已记忆模糊的鬼故事和各种民间传说感兴趣吗？那些在他梦里咆哮的恶魔？还有依蜜玛雅，那个会让倒霉小孩溺死在哈布尔河的水中女妖？就算是现在，每次到了河畔或海滨，只要想到依蜜玛雅，他都还会双脚发软。如果他要让读者认真看待这些事物，他必须去除记忆中的情感成分，透过一面放大镜严肃地检视它们。他必须将自己的记忆与父母和其他成人的记忆进行比对，因为他们可能对札胡的各种鬼故事有不同的诠释方式。

齐哈随后因为其他事情而转移了注意力，但约拿非常专注于这个研究。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之后，他终于将文章投进邮筒。1962年秋天，以色列民俗学报登出他的第一篇文章。文章长两页，标题是《库尔德斯坦犹太人关于魔鬼和恶灵的信仰》。

☆☆☆

约拿的弟弟妹妹们几乎在各方面都达到他这位大哥的期待。莎拉读完高中后急着脱离家庭的枷锁，很快就进入师范学院就读，随后在服役时被派到距离耶路撒冷一个半小时路程的凯尔耶特盖特（Kiryat Gat）教导移民家庭的小朋友读书。阿夫拉姆逐渐长成魁梧少年，不难看出来日加入以色列陆军精英伞兵队——一个成员几乎全为欧洲裔犹太人的精锐部队——的模样。沙洛姆荣获全耶路撒冷学术比赛冠军，得到的奖品是刘易斯·洛马克斯（Louis E．Lomax）著作《黑人反叛》（The Negro Revolt）的希伯来文译本。他疯狂喜爱披头士，卧房内贴满了乐团成员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的照片。尤里十二岁时参加一项文学知识比赛得到冠军，代表耶路撒冷参加全国决赛。不久后他将获准进入耶路撒冷最好的中学就读，在这所希伯来大学附设的学校中，和以色列顶尖知识分子及商界领袖的子女们同进同出。年纪最小的艾雅拉是个早熟的女孩，一头美丽的黑色卷发，个性非常聒噪，脸上漾着小酒窝，可爱的模样让他们家的理发师和其他一些熟识者忍不住写出逗趣的儿歌，就献给她一个人。

这五个孩子都在清晨离开小区，到好学校读书。他们沉浸在西方的音乐与文学中，与家境优渥的同学朝夕相处，而且透过这些同学看到了全新的世界。他们将自己对过去的否定转化到近乎艺术表现的境界，而他们认为自己的大哥也是这么做。

“我们有好多年都没办法说自己是库尔德人，”我的姑姑莎拉最近告诉我，“我们必须说谎。似乎有某种讯息告诉我们，以色列那个国家存有阶级之别。阿什肯纳兹等于是神，其次是摩洛哥人或伊拉克人，排在最底下的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被视为人间渣滓。就连中东各地的犹太人之间也有阶级之分，而库尔德人也是最低下的。”

他们在卡塔蒙住处的邻居是个中年女人，姓氏听起来颇有阿什肯纳兹的味道。每当萨巴尔家的小孩犯了什么小错，碰触到她极度敏感的心灵，她就会忍不住抛出带着种族歧视意味的咒骂。“Kurdia masrecha，primitives——臭库尔德人，原始人种。”莎拉姑姑回忆道，“她这样叫我们。后来我们发现，她自己居然是半个库尔德人。”

在这样的情境下，有一天当约拿对艾雅拉发起牢骚，大家都非常诧异。艾雅拉正以亚拉姆语跟母亲说话，但约拿发现她的发音充满阿什肯纳兹式的语尾转折。她说“密哈”（mirra，她说）的时候，发音变得像“密嘎”（mee-gha），这种发音让约拿听得很不舒服，好像那些造访哭墙的美国人以黏腻的半吊子希伯来语问最近的厕所在哪里。

“你为什么这样说话？”约拿不悦地问。

“我怎样说话啊？”她咯咯笑道，一边绕着约拿转圈跳起舞来。

“我说不上来，像雷哈维亚区那些有钱人家小孩吧。你的het和ayin跑哪去了？”他的意思是指希伯来语中那些喉音很重的字母，中东背景的人在说希伯来语时这样的发音特别多。

“唉噢！我认识的人根本没有人那样说话。”

约拿看着自己的妹妹，接着又看着其他手足，他发现，他们朝西方迈进的每一步其实也同时远离了自己的东方原乡。这真的是他希望弟弟妹妹们变成的样子吗？这又是他自己想要的模样吗？

38　扬弃自身传统的泉源

Abandoning the Fountainhead

大卫·本－古里安将外来移民视为需要塑造的客体。对那些急于将移民吸收同化的人而言，新到者丰富的文化传统没有任何意义。

——得佛拉·哈科恩（Dvora Hacoher），《动荡中的移民》（Immigrants in Turmoil），2003年

伊扎克·本－兹维（Itzhak Ben-Zvi）和大卫·本－古里安有时被称为“双胞胎”：他们一起在君士坦丁堡修读法律，走类似的文学路线，一起成立哈修莫（Hashomer，守卫者）民兵，后来又并肩在政府最高层服务——本－古里安当上总理，本－兹维则是总统。但在以色列的中东移民问题上，两人的看法却一直保持对立。

对本－古里安而言，以色列是一个大熔炉；他鼓励新来者让自己故乡的文化溶解在炉内翻腾的大杂烩中，让一个新的以色列认同从逐渐凝结出来的灰色物质里形塑而出。他认为犹太人离散在远方的这两千多年来培养出的各种奇异传统就像是外来的病毒，威胁着这个新国家的整体性。此外，某些移民需要“再造”的程度远超过其他移民。“摩洛哥来的移民完全没有教养，”他被人引述曾经在一九六〇年代说过这句话，“他们的风俗习惯跟阿拉伯人没两样。他们爱老婆，但却会打她们……或许等到第三代的时候，这些东方(1)犹太人身上会出现不一样的东西，但目前我还看不到。”另有一次，他又被引述说过这段话：“我们不要以色列人变成阿拉伯人。我们有责任对抗黎凡特的鬼魂，因为它正在让个人和社会变质。”

本－兹维的性格较为低调谦逊，与本－古里安敲桌挥拳的好战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他在当时的以色列似乎是唯一有胆量挑战大熔炉理论的人。在他当上以色列第二任总统，与本－古里安在以色列劳动党（Mapai）阵营中并肩治国之前，年轻时的本－兹维对一些鲜有人知的犹太社群和宗派的历史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出身乌克兰的他是个自学有成的史学家，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历史训练，却写出许多引人入胜的书籍和手册，描述撒玛利亚人、卡莱特人（Karaite）、萨巴泰人（Shabbatean），以及也门、埃及、衣索匹亚、波斯、印度、阿富汗及库尔德斯坦的犹太人。本－兹维以充满幻想诗情的笔调，将库尔德犹太人描写为“被遗弃的犹太部落”，说他们是一支“坚韧刚强的山地族群”，“在他们身上可约略看到第一圣殿时代(2)末期的犹太民族身影”。他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流散与救赎》（The Exiled and the Redeemed），这本书收录了他历年来所撰写的关于东方犹太人的论文，已被翻译为六国语言。

对本－兹维而言，如果要发掘犹太人的共同过去，最好的方法绝非借由消弭差异性，而是透过不同的次文化反射出的光芒，从中窥探出历史的真相。他不认为欧洲文化能解救中东地区的犹太文化，反而认为前者的影响会威胁到后者的活力。就他所处的年代而言，政治家要抱持这样的立场，必须有非常大的勇气。“当这些国家没有受到欧洲影响，而且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能继续根植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他们的创造力就不会受到损害，也能得以继续对犹太文化做出可观的贡献，”他在1960年写道，“然而，由于犹太人在经济和政治上处境艰难，随着欧洲文化渗入，他们受到特别强大的吸引，于是在十九世纪期间，这股创造力便停滞了。中东犹太人扬弃了自身传统的泉源，同时却未能更加深入理解欧洲文化；他们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停留在表面层次，因此整体文化水平就降低了。没有健全且扎实的文化基础，他们很容易就受到周遭黎凡特地区的环境影响，采纳一些距离犹太教和高尚异国文明同等遥远的生活方式。”如果能对伊斯兰地区的犹太人进行精细的研究，“应该有助于更有效地了解整个犹太民族在流散前共有的历史过往。”本－兹维表示，这个工作具有绝对的迫切性，因为随着不同背景的犹太人每天更进一步地融进以色列的新文化内，他们原有的认同也会逐渐变得模糊难辨。

本－兹维试着让自己过着如他笔下所描述那些人一样简单的生活，这使得他在经常趾高气扬的阿什肯纳兹同侪间成为谦逊的榜样。他和妻子拉谢尔·雅奈·本－兹维（Rachel Yanait Ben-Zvi）“有许多年都住在耶路撒冷雷哈维亚区一栋以焦油纸铺盖的简陋木屋，”《纽约时报》在他的讣闻中如此写道，“他当上以色列总统后，官邸是一幢只有三个房间的预铸式住宅，跟政府在各地村庄盖给移民家庭住的房子没有两样。”

1947年，本－兹维在希伯来大学支持下创立了中东犹太社群研究中心。六年后，这个机构更名为本－兹维学院。这所坐落在校园内的学术单位设定了三个目标：第一，针对“东方犹太社群”的历史，建立全世界最大的数据库；第二，积极刊登运用这些资料撰写出的学术论文；第三，“鼓励青年学子进入该研究领域，提供相关协助指导以及研究成果的刊登管道”。这些提案在当时可说是相当激进。1956年，学院内一名资深官员指出，“虽然东方犹太社群对犹太教乃至全世界贡献卓著，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却依然没有与这些社群有关的课程。”

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学院人员已经走遍纽约、英国、荷兰、俄国等地的各大图书馆，对所有相关数据进行复制，包括圣经注释、弥赛亚诗文，以及各式各样的户籍登录数据、演说稿、商业信函等。他们很快就累积了将近五百万页的微胶卷数据，以及数千册的珍本和原版手稿。

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有一组古代手稿让学院的学术主任梅厄·贝纳亚胡（Meir Benayahu）百思莫解。贝纳亚胡个性急躁，行事像个独裁者。他把学院当作个人采邑，把中东犹太史所有领域都视为自己的辖区。然而，这其中却有这么一大沓纸张，显然是十七世纪期间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一处小村庄写成的，但他没有任何线索能理解这些文件的内容。那到底是什么？是数百页以希伯来字母写成的东西，但却不是希伯来文。在伊拉克那个偏远的地区，主要由农夫和小商贩组成的犹太人向来被认为是不识字的一群，但一批看起来像是犹太书文的丰富史料却在某个时候从中迸现而出。那或许是某种形式的亚拉姆语？但大家都说亚拉姆语——至少就其书写形式而言——早在公元1600年之前的数百年就已从地表消失。

这一切着实令他摸不着头绪。

“库尔德小伙子在哪儿？”

那是1963年的事，约拿上大学的最后一年。某天下午，梅厄·贝纳亚胡悄悄来到波洛斯基的课堂，坐在后门边的位子上等着。当波洛斯基宣布下课，身穿笔挺西装、腋下夹着费多拉（fedora，大帽檐硬顶犹太礼帽）的贝纳亚胡从汹涌离去的学生人潮中挤到讲堂前面，向波洛斯基简单点个头打招呼。

“是哪一个？”

波洛斯基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抬起他红通通的脸，稍微让眼光停留在第二排那个消瘦的学生身上。这个学生每次下课后总要拖个好几分钟才离开，似乎是在整理刚刚写下的笔记。

贝纳亚胡犹似鬼魂般地悄悄飘到约拿旁边的座位，从皮质公文包中拿出几页乍看像是符咒的古代文书。他几乎是偷偷摸摸地把这些文件放到约拿打开的笔记本上，约拿吓了一跳转过头去。

“我有功课给你，”贝纳亚胡边说边露出隐约的笑容，他那细如铅笔的小胡须也随之在嘴唇两端往上翘，“你看得懂这个吗？”

“我可以试试看。”约拿回答。他其实不太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谁。

几天后，约拿坐在本－兹维学院图书馆的长桌边，凝视着同样那几页文件。他觉得自己仿佛是透过失焦的相机镜头观看那个东西；他希望能看到清晰的轮廓和鲜明的原色，但他实际看到的却只是朦胧的形体和模糊的粉彩色调。他在札胡的同胞所说的新亚拉姆语是一种口说语言，鲜少被拼写出来。在札胡，一个人如果会读书写字——这种情况基本上很少出现，他用的会是阿拉伯文或希伯来文。但会不会有人真的曾经把亚拉姆语写下来？他必须承认，如果是的话，那看起来很可能会像眼前文件上的这些东西。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约拿觉得视力似乎逐渐敏锐起来。他现在看到，那些古代文字应该和他儿时说的话有关系，可能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形式。某些字拼读出来其实是一样的。还有一些似乎带有多余的字母，如果读出这些字母，就会是不同的字；如果不读这些字母，这些字的主体就又和他所说的语言里的某些字相同，或至少非常类似。约拿想到他读过的莎士比亚作品里所用的英文也有类似情况：一些多出的字母，一些曲折跳跃的语法结构，有时有些字在英文-希伯来文字典中找不到，经常有些关于人物和地名的陌生指涉。但如果将这些元素从中抽离，那个骨干毫无疑问就是英文。

随着书桌上的纸张越堆越多，他逐渐明白自己正在研读的古代文件都是一些传说故事、宣道寓言，或关于《出埃及记》的注解，字里行间充满强烈的卡巴拉密宗色彩：天轮、伟大预言、圣灵、马车旗帜、显名……这些指涉经常出现。

长久以来，学者一直臆测十六世纪后半叶的库尔德斯坦拉比应该曾受到西班牙卡巴拉密宗的影响，如今文字证明出现了。这些文书最可能是希伯来文、古亚拉姆文、甚至犹太-阿拉伯文文献的新亚拉姆文译本。令人惊奇的是，它们并非照本宣科地以新亚拉姆文复刻拉什（Rashi）、拉达克（Radak）或其他一些地位崇高的圣经诠释者历来的撰述。约拿后来又发现，这些文字无法归于某个单一的特定来源。手稿写作者们似乎是从不同来源的文字数据中撷取灵感，然后从他们的角度塑造全新的故事，有几篇布道文看起来完全像是原创，其他一些则好比十七世纪的好莱坞改编剧本。

有一名作者翻译出塔木德经的盎克罗（Onkelos）传说(3)，他在译文中巨细靡遗地描述罗马军队的统御结构——“阿格里帕为阿比费欧拉提灯，阿比费欧拉为杜卡斯提灯，杜卡斯为赫杰蒙提灯，赫杰蒙为柯玛提灯……”，并编造出如下这段经里未曾出现的对话：“喔！你们这些西泽的笨蛋，你们到底知不知道门柱圣卷的好处？”“不知道！”“噢，真是一群大笨蛋”。

这些改编版文字令约拿匪夷所思。圣经注解的译者何以如此恣意走笔？难道这样做不会贬损原作、不会有亵渎的意味吗？然后某一天，约拿在某页文字上方看到一行作者标注，像是一条简短的宗旨陈述：“请以日常语言诵读，使一般人能够理解。”

为大众撰写的密德拉许（midrash，诠释文）。约拿想到这点时觉得很有道理。在这些文字出现以前的八个世纪，亚拉姆语几乎彻底从世界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边的希腊语和东边的阿拉伯语。但这位作者一心要把伟大圣经诠释者的智慧带给库尔德斯坦的犹太人，不管这个族群的人数多么少，居住的地方又是多么偏远。伊拉克北方山区里的农夫和小贩没有足够的知识水平能理解希伯来文或古亚拉姆文原著，他们对罗马军队的认识恐怕就像对伽利略运动定律那样付之阙如。因此作者决定以日常使用的地方语言撰写，并将乏味的段落加油添醋，掺入夸张俗滥的剧情。

这种做法难免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但话说回来，上帝不是爱他所创造的一切吗？

约拿读到第一份手稿最后一页时，感觉自己的手指仿佛触了电：作者在这里留下一篇个人说明，不只标明自己的名字和完成日期，也约略提到家族历史，令人不禁充满好奇。他在文件末尾写的是：“谦卑的阿卜杜拉，希巴尔之子——愿他安息。本文完成于安息日之后三天，伊扎克诞生之月第十一日，这也是我们祖先从埃及的奴役生涯中被救赎出来的月份。”

在这些字句后面，约拿看到了一个人的灵魂，一颗跳动的心；那个人牺牲睡眠和家庭生活，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孜孜不倦地埋首写作，就为了完成这份神圣的工作。伊扎克想必是这位阿卜杜拉的儿子；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诞生被联结到人们传统上在那个月份会读的妥拉经文段落。约拿的父亲拉哈明在札胡时也是用这种方式在他随身携带的破旧祈祷书上标注出约拿的出生日期。

约拿强烈感受到某个人在那个遥远的过去埋首书文的情景，于是他忍不住拿起另一本手稿，直接翻到最后一页。果然，又是一个作者的说明——他的教授常以“版本记录”这个学术字眼称呼这种个人标注。这次的年份是1669年：“这篇针对《放行篇》(4)所写的诠释文完成于安息日之后两天，以禄月（Ilul）第十三天。我在内尔瓦完成本篇——我是依茨霍克（Yitzhok），阿布杜勒之子，愿他多子多孙，长命百岁。阿门。”

这两份手稿的年份对应和人名间的相似性引人联想到一些奇妙的问题。这个阿布杜勒之子，会不会是早些年问世的那篇手稿作者阿卜杜拉提到的儿子——伊扎克？在阿卜杜拉振笔疾书之后二十二年，他的儿子是否承继了父亲的志向？名字拼法是有些不同，而本－兹维学院是在截然不同的地方找到这两份手稿，一份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另一份是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家图书馆。但这一切看来显然不只是巧合而已。

那“内尔瓦”又是怎么回事？约拿从没听过这个地方。他查阅学校的地图典藏，手指掠过土耳其东南部、叙利亚东北部、伊朗西北部一个又一个以小点标示的村庄地名，但就是找不到内尔瓦。起初他跳过伊拉克北部地图，因为他心想如果那里有个地方叫内尔瓦，他应该早就听过才对。后来他终于回去查那张地图，结果发现自己错了。内尔瓦村确实位于伊拉克北部，距离札胡只有一百公里。约拿发现，他跟古文书的作者几乎是跨时代的邻居！

以新亚拉姆文撰写的《出埃及记》诠释文。

内尔瓦（Nerwa），伊拉克北部，1669年。

依茨霍克在个人提铭结尾题献了一行文字：“致夏姆苏尔·班·萨普托。愿上帝赐福给他和一千个如他的人，让他们可以读到本篇。”约拿看到这个名字时忍不住笑了出来，他在札胡时就认识好多个夏姆苏尔和萨普托，这都是一些如同美国的杰克、汤米之类的通俗名字。他觉得很滑稽，这件事原本看似那么神秘、莫测高深，现在却忽然变得如此熟悉亲切。

接着是第三份手稿，日期是1670年，也就是第二份手稿写成的来年。要不是依茨霍克也在这份手稿上签了名，约拿绝不会料到两份文件竟出自同一人之手。依茨霍克写下第二份文稿时的字迹非常工整，几乎没有任何字拼错，而且是从著名书文中将故事详实翔写出来。但第三份手稿却是乱七八糟，不但笔迹潦草，拼字也一塌糊涂，原著内容被胡乱修改。那年发生了什么事？依茨霍克喝了太多亚力酒吗？作者的版本记录内容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他在前一篇中祝福自己的父亲长命百岁、多子多孙，但完成这篇文字时，他显然已经在服丧：“依茨霍克，阿布杜勒之子，愿他长眠伊甸园。”他父亲很可能突然过世，例如意外灾难或突发的疾病。

约拿现在看到，如果将这些手稿摆在一起，版本记录可以串连成一个故事。十七世纪初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某个小村落里的一名父亲将圣经诠释书文翻译成亚拉姆语方言，用当地居民能够领会的人物角色编写出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他的儿子继承父亲衣钵，而且显然非常尊敬这位父亲。而后，父亲无预警地过世了。儿子试图继续翻译经文的志业，但他办不到。约拿想到有一个因素能解释儿子的撰写成果为什么变得如此邋遢、悲伤。悲伤让他难以工作，于是手稿无论在文字或内容诠释上都错误连篇。还有一个可能更为合理的解释：第二篇文稿是在父亲鼎力相助下写成的，父亲帮儿子校订，甚至可能帮他代笔。父亲走了以后，儿子也就失去了靠山。

“我开始读那些文稿时，感觉自己像是在与某个遥远的过去通灵，那是一种非常心灵的体验，”父亲不久前告诉我，“我想到某个人在某个偏僻的角落写下那些铭记和题献文字。他是否曾想过，三百年后有人会去读它？”后来我请父亲告诉我，当他终于揭开那些手稿的神秘面纱时有何感受。“我觉得就好像跟自己的曾曾曾祖父见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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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欧洲中心的观点中，“东方”（Oriental）一词传统上是指欧洲以东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世界，经常也包括北非阿拉伯地区。

(2) 第一圣殿（First Temple）又称所罗门神殿，根据希伯来圣经记载，是所罗门王于公元前十世纪在古耶路撒冷城的锡安山上修建的伟大神庙，公元前587年耶路撒冷遭巴比伦围城时被毁。又有一说指该神庙建成与被毁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832年及公元前422年。第一圣殿时代系指圣殿建成与被毁之间约四百年的时期。

(3) 盎克罗是他拿念（Tannaic）时期（公元35年至公元120年）皈依犹太教的重要人物，一般认为他是《盎克罗塔古木经》的作者。

(4) 《放行篇》（Beshallah），即《出埃及记》中关于红海裂开、露出通路的段落。

39　流散与救赎

Exiled and Redeemed

1963年4月23日，伊扎克·本－兹维以七十八岁之龄，在任职期间与世长辞。在数篇讣闻中，写作者借由他人生末尾的一个小故事评价他这个人：当时以色列国会提案将总统月薪提高到相当于现在的六千美元，但本－兹维拒绝了。后来国会还是设法让这个提案通过，结果本－兹维宣布要将一半的薪水捐献给研究单位。他希望把钱用来设立奖学金，每年资助一名优秀年轻学人。

“你写过演讲词吗？”本－兹维学院学术主任贝纳亚胡有一天问约拿。约拿从古老的手稿中抬起头，取下黑框眼镜，缓缓摇了摇头。“那你开始写一篇吧。”

1964年5月7日下午，在学院的一间会议室，约拿走上讲台，看着房间里的一小群听众。绕成半圆形站在他面前的，都是来自大学语言学和犹太研究相关科系的重量级学者，其中有些人是学术委员会成员。经过他们的表决，二十五岁的约拿·萨巴尔成为伊扎克·本－兹维研究奖学金的第一届获奖人。在他左手边仅有咫尺之遥的是本－兹维的遗孀，这位浑身散发着坚毅与霸气的第一夫人会让人联想到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她戴着尖框眼镜，一头黑发垂落肩上，为自己塑造出既像大教授又像老祖母的形象。站在门边一角的是约拿的母亲米里亚姆，她身上穿着最华丽的丝绸礼服，父亲拉哈明则穿着他通常只在安息日时才会穿上的羊毛黑西装。米里亚姆踮起脚尖，试着让视线从一群教授们的肩膀上方望穿到会议室前方。她拉着丈夫的手——在约拿的记忆中，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父母牵手。

约拿将前一晚准备好的讲稿折成八分之一大小，塞在正式的白衬衫口袋里。现在他将皱皱的讲稿从口袋中取出摊开，清了一下喉咙，开始致辞：“敬爱的本－兹维夫人，敬爱的校长、学术委员会主席，敬爱的老师、长辈和来宾们，请容我在此简单介绍我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并感谢委员会将精神永存的故总统本－兹维所创设的奖学金颁发给我。”

他在致辞中表示，他开始着手翻译的圣经诠释书文当初并不是写给学者或风流雅士阅读的，而是写给普通百姓，写给那些在星期六下午聚集在山区犹太会堂一起祈祷的伐木工人和染布师傅，让他们能透过拉比的诵读声，升华到超脱日常景况的境界中。约拿对研究材料做了简短的技术性说明，话锋随后转到如何通过关键的文化价值，挽救库尔德犹太人这个被遗忘族群的历史。他没有说这个族群就是他自己的同胞——就像那对站在会议室最远的角落、紧张地抓着手的腼腆库尔德夫妻。他并不需要特别说。

“我们的先祖曾经失落在亚述的大地上，”他说这句话时感觉自己的声音有点儿哽咽，“我们有必要重现他们蕴含的光芒。”

“我们有必要重新发掘那个犹太社群被埋没的宝藏，如此一来，我们的研究范畴才能从中心拓展到边陲。”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他打开本－兹维夫人在颁奖典礼上送给他的礼物。那是一本她丈夫的巨作《流散与救赎》。她在封面内页为他题了一段话：“致约拿·萨巴尔，首位获得伊扎克·本－兹维基金会研究奖学金的杰出年轻学者。恭喜并祝一切顺利。”

他的口袋内还有另一个礼物：一张三千里拉的支票，这几乎是今天的七千美元。这比他父亲一年赚的钱还多。

☆☆☆

颁奖仪式之后一个星期，约拿在宿舍房间打盹儿，这时亚伯拉罕·齐哈冲了进来，把一份报纸抛向约拿的床铺。报纸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然后落在约拿赤裸的胸膛上。约拿惊慌地从床上跳了起来，仿佛忽然发现自己被蝎子蜇了一口。

“你这小子，”齐哈取下墨镜斜睨着说，“这东西有没有让你泡到妞儿啊？”

“什么东西？”约拿问，“你差点儿没把我给吓死。”

“第六版，”齐哈回道，“哈比比，今晚那些妹子恐怕都要跑到房门外排队，就等着看小天才那‘令人眼红’的勃拉姆斯音乐收藏呢！”

约拿打开报纸。一位《大学生周报》（Pi Ha'aton）的记者在《晚报》上看到他得到奖学金的简短报道后，几天前特地到学校来采访他。现在文章刊出来了，就在第六版右上角的醒目位置，文章用装饰镶边框了起来，上头还附了一张大大的照片。

照片上的约拿虽然姿态略显僵硬，但看起来模样不错，甚至称得上英俊。标题斗大的字眼接着攫住了他的视线——ANA KURDI！是以大写字母拼出来的，外加惊叹号。“我是库尔德人！”那个可恶店老板顺口给人冠上的蔑称，那个以色列人用来贴在他们眼中视为呆瓜、蠢蛋的人身上的标签。如果这位记者是在开玩笑，将这句惯用的侮辱词当成比喻，那么手法未免也太笨拙了，有点儿像是在嘲笑刘姥姥进大观园，乡巴佬荣登第一学府。

“这东西我没办法读。”约拿说，他放下报纸，怒气在胸中翻腾。

“别在意那个标题嘛，约翰·萨维治！”齐哈边说边跳到约拿床上，用手臂圈住他亲爱的室友，“你要读写得好的段落。喏，我读给你听。”他抓起报纸，在天花板风扇运转的嗡嗡响声中念了起来：

各家报纸都刊登文章谈论这位约拿·萨巴尔……尽管他的名字看起来很像“萨布拉”，但他并非以色列本地人。二十五年前，他出生在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他完全不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从库尔德地区的穷乡僻壤到希伯来及闪米语言研究所，不久后就要毕业的他无疑走过了千山万水……

文章描述了他的教育背景，他中学时代做过的各种工作，他与古典音乐结缘的经过。

约拿，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你是问我是不是也喜欢勃拉姆斯？也算吧。”他顽皮地笑着回答。其实约拿不只对古典音乐狂热，他的古典音乐收藏根本会令所有人眼红。西方文明在约拿的生命里脱颖而出。事实是否如此？

“在目前的生活方式里，”——约拿安静地、非常安静地说，他谨慎地选择他的用字遣词——“确实有一种对西方文化的偏好，比如说……阿什肯纳兹。‘Le-hitashikenez’（使之成为阿什肯纳兹）这个动词带有某种情感成分，因此用起来不恰当。但朝着融入西方文化的目标前进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顺带一提，这个过程不只出现在以色列。就我们而言，这个过程的性质正在演化，但是……”——众所皆知，接在“但是”一词后面的东西通常才是重点所在——“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协助我们适应，但他们做得终究还是不够。首先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本身就不公平。当然，当一个欧洲家庭来到以色列，他们得到的房子跟一个‘赛法迪’家庭是一样的。但欧洲家庭只有两个小孩，东方犹太人的家庭却有七八个小孩……要在这种情况下讲求干净整洁……”

显然这点对约拿而言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真是个敏感的小孩啊！”齐哈念到这里用促狭的口吻咕哝着。

“把你的手挪开！”约拿挣开身子说，“我可以自己看下去，非常感谢你。”

“即使在这里，在这个学生来来往往的大学校园，所有我认识了五年以后还会继续当朋友的人都来自中东。你知道不同族群的通婚比例吗？零。当你说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是说每个人在所有情况下都如此？这不是事实。而且，我认识的其他所有‘赛法迪’犹太人都没有真正的阿什肯纳兹朋友。为什么？难道他们都不善交际？！

“我曾经有过一个女性朋友，”——他强调了“曾经”这个词。“当她的父母知道我是个‘赛法迪’，他们根本没见过我，但立刻就反对我们做朋友。”

不过约拿告诉记者，如果要克服这种盲目的偏见，年轻库尔德人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勤奋向上的意志力。“一个人不需要有钱的爸爸也能上大学。你需要的是学习和进步的决心，就算你为了撑起全家，在某个时候不得不去抢报纸卖。”

那一大片黑压压的文字让约拿背脊上窜起一股焦虑感。平常报纸上写的都是政治家、知名艺术家、军队将领的事。如果哪天有库尔德人上了报，都是因为他们抢了钱或杀了人。文章标题说的是一回事，文章本身倒把他描绘成一个族群代言人。我听起来好像在唱高调啊！约拿心想。仿佛我在一张嘴巴说两种话：多听勃拉姆斯，可是不要忘记做库贝的食谱。印成白纸黑字后，他觉得那些东西看起来实在糟透了。

他觉得可能该沉寂一阵子了，或许永远都该保持低调。他已经爬得够高了，不是吗？他就快要取得教师执照，基本上就等于拿到了能在以色列某个高中里教书的铁饭碗。他已经攒了十年积蓄，打算在卡塔蒙区买一栋山丘顶上的景观公寓。不久后的某天，他将会娶个好姑娘——可能是他正在交往的巴西交换学生哈达莎——接着在那里生儿育女。

有几个老师敦促约拿继续攻读博士，但他徘徊不前。他看到很多头发开始花白的博士后学生焦急地等着波洛斯基或拉宾之流上西天，以便自己能在一阵猛烈厮杀后抢到以色列某某大学十年才空出一次的位子。约拿没办法让自己变成那群悲哀人物中的一员，他不想像他们那样永远苦苦地悬在进退维谷的不确定状态中。“我只是想得比较实际吧。”多年后父亲这么告诉我。

他要让自己当个有用的人，更确切地说，他没有本钱等待。

硕士毕业后不久，他找到一个每周两天的教书工作，是在训练屯垦区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学院“和平教育中心”（Givat Haviva）教授阿拉伯文。那时这个学院正努力设法促进犹太屯垦区的居民与附近阿拉伯村庄居民之间互相联系交流。约拿和齐哈双双获录用，但薪水实在不高，升迁机会也微乎其微。他觉得自己最好的前景依然在他从高中起就一直在做的工作：帮以色列最大的工会收取滞纳会费。

☆☆☆

父亲告诉我这件事时，我绞尽脑汁也难以理解他为什么把身段放得这么低。他是他那一代的库尔德人中最早从大学毕业的人之一；他得过以色列总统创设的研究奖学金；他让大学里许多顶尖学者印象深刻；他成功解密了连知名教授都百思莫解的古老亚拉姆文稿。结果就只是这样？一下子就把那些全丢掉？继续做高中时代就做的杂工，靠着它规划下半辈子的人生？

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对他而言，从库尔德地区污秽肮脏的环境到一流大学办公室里的真皮办公座椅，这中间会是一条必然的直线。我一直以为，不管是不是他主动追求，他每次努力获得成功后，都会走向下一个更辉煌、更不可思议的成功，从不留恋过去。他小时候就听到亚拉姆语在悄悄召唤他，从此他不曾迷失在命运的路途上。故事不是应该继续照这样发展下去吗？

我没有料想到的是，一个人的自我评价有可能让梦想被磨灭。一个人本身的文化有可能打下一只伸得太高的手。一个国家的优先考虑有可能抹杀部分人民的雄心壮志。我父亲大概永远不会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件事。他只会责怪自己，只会点出自己的弱点和局限。但我是那样去理解的。

“我以为那就是我能达到的高峰了。”不久前他这么告诉我，“有时候，你是在跌跌撞撞中明白了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在哪里。你必须不断重新调整梦想。有时候你必须飞高，有时又必须收敛。我自问，我还能拿这个做什么？总之我当时不认为自己能在学术界出人头地。”

那亚拉姆语呢？我问。不是说要挽救母语吗？“我觉得如果我要保存我父母的语言，我应该在私底下进行，以业余身份去做。”

40　对活生生的方言进行系统性描述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a Living Dialect

炙烈蒸腾的日子越拉越长，夏天悄悄来报到。约拿在上午奔走在冒着热气的人行道上，忙着帮工会收钱，而后赶搭下午的巴士到屯垦区教书。他回父母家拜访时总是来去匆匆，不喜欢被卷入父母之间喋喋不休的争吵中。他通常只关照一下弟弟妹妹，但他们已经不再真的需要他了，至少乍看是如此。他们现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单飞了。

不久秋天就接踵而至。约拿跨进大门，走进希伯来大学位于耶路撒冷中心地带的校区，感受秋风扫过落叶的景象。他欣喜地看着大一新鲜人背着新书包、拿着新笔记本穿梭在课堂间。他回想起五年前自己也是人群中的一个，他还记得自己整个人太过飘飘然，得强迫自己在喷泉边坐下来才不会晕了头。他心想，那种时候没有人知道自己能走到什么地步，所以最简单的假设就是：前途无量。但大家使出浑身解数终究也达不到自己想要的高度，最后离开这个地方时，口里谈的就不再是“前景”“潜能”之类的字眼，而是“要实际”，“找个真正的工作”，“讨个老婆”，“安定下来”。

强风灌向树梢，约拿在一棵尤加利树下找个地方坐下。他若有所思地拔起一撮草叶，随后又松开手，看绿色的叶片飘散在风中。

“咦，你还没毕业吗？”

约拿抬起头，看到拉斐尔·库彻（Raphael Kutcher）摊着手走向他。库彻是个永远不修边幅的才子，父亲是希伯来大学的闪米语言教授。他比约拿大个几岁，也修过波洛斯基的课。他当学生时非常风光，约拿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说他到美国某大学读研究所去了。

“拉斐！”约拿叫道。他拍掉腿上的草屑，红着脸站起来。“好久不见。你怎么会在这里？”

“带几本书到我爸办公室去，”拉斐边说边以空着的手挪正头上的圆顶小帽。“你呢，一个人坐在树下做什么？”

“大概有点儿在怀旧吧。”约拿说。他忽然觉得有点别扭，于是稍微别开了头，目光落在行政大楼边上的一群女孩子身上，“而且每年此时这里的景色都不错哩。”

“哎哟，好一个花心大萝卜。”拉斐说。

“美国怎么样？”

“如果你是指美女的话，她们都不会跟你约会的，”拉斐说着，随后两个人都笑了起来。“不过话说回来，纽黑文（New Haven）真是个漂亮的地方。读书很辛苦，不过耶鲁在近东语言研究领域上的师资实在是顶尖。”

“真的？我以为最好的闪米研究学者都在我们这儿呢。”

“也是没错啦，”拉斐说，他的语气忽然变得自我防卫起来，“那里是没有波洛斯基，不过你一定听过弗朗兹·罗森塔尔。”

“他在耶鲁？”约拿忽然一阵兴奋。罗森塔尔是个他只在高级课程里读过的许多闪米研究学者之一，不过他写过一些著作，论述新亚拉姆语这个新兴研究领域，包括1939年的一份指标性报告。其中有一段话令约拿印象深刻：“我们对这个语言没有足够的一手知识。如果要对一个活生生的方言进行系统性描述，必须要对它的语音和语言实践有相当的理解才行。”

“对，”拉斐说，“我修过一门他的课。”

“没想到他还活着，”约拿说，“他那本最有名的书不是一九三〇年代写的吗？”

“你知道他写那本书的时候年纪多大吗？二十五岁。真是个天才！”

“听起来好像比波洛斯基还吓人。”

“刚好相反，”拉斐说，“他很亲切，很谦虚，是个不折不扣的绅士。”

“哇，”约拿神情担忧地说，“弗朗兹·罗森塔尔唉！”

“你还是没告诉我你现在在做什么。听说你拿到了本－兹维奖。”

“谢谢，那没什么大不了吧，”约拿说，“我现在主要是在找高中的教书工作。很多人申请，职缺很少。也许我会把硕士班念完，这样比较占优势。我也不确定。总之我今天是到学校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课。”

“我有个点子。你要不要写封信给罗森塔尔？”

“什么？”

“写信给罗森塔尔。”

“写什么？”

“就说你懂新亚拉姆语，从还在穿库尔德小尿布的时候就会说了。”

“你是说到耶鲁读书？”

“那也不错啊！我告诉你，罗森塔尔看到你的背景，一定会马上猛扑过来。”

“我有一千个理由不行，”约拿说，“我才刚买了房子，父母都在这里，还有我的朋友，我的弟弟妹妹，我的女朋友。如果我去美国，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况且，谁有钱能到美国读书？”

“我每年都会回来好几个星期噢。你应该听过飞机这种东西吧？等你拿到Ph.D.，就可以回来教书，当个像波洛斯基那样的大人物。钱的话，就申请奖学金啊。耶鲁是个常青藤大学，你知道那代表什么吗？”

约拿抓着额头，仿佛想抓掉突如其来的一阵头痛。

“你就写信给罗森塔尔，”拉斐边说边又挪正他的盖头小帽，“对他自我介绍一下，告诉他你现在都在做些什么。”

那天晚上，约拿在宿舍房内打了十五篇草稿，全身就像电流窜过般地震颤。他描述了自己的背景，接着以怯生生的口吻问：“您认为我可以是您曾经提过说要找的母语使用者吗？”

约拿终于写好信，装进信封，也贴上邮票，但摆在桌上好几天都没投递出去。室友齐哈那阵子也忙着申请研究所，他看到约拿那封信躺在桌上连续两三个星期，都开始不耐烦了。“我不希望他错过申请期限，”多年后齐哈回忆往事时说，“所以我就骑着摩托车，把那封信和我的申请信一起投进邮筒里。”

两星期以后，罗森塔尔的回信送到了。再过不久，约拿又收到一封以打字机打出的正式信函，是耶鲁大学注册组寄来的，里面除了入学许可外，还附了一份助学办公室发出的通知：约拿拿到全额奖学金了。

41　奔向他乡

Getting Lost

1965年一个多云的9月天，萨巴尔一家人和几个朋友从两辆借来的货车后车斗里走下来，在机场跑道附近一块草地上铺起毯子。米里亚姆打开一袋葡萄叶饭卷，拉哈明忙着将两颗大哈密瓜剖片。柏油路的另一边是低矮的航空站，飞机在它的后方冲向天空。再过不到两个小时，约拿·萨巴尔——从前的萨巴戈，再更久以前的贝赫·萨巴嘎——就要搭上其中一架，飞往纽约。

在昨晚的道别晚会中，一位教授训了他一顿，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家人，大老远跑去美国，况且波洛斯基这位全世界最棒的闪米语言学者就在耶路撒冷。他的朋友们也揶揄他才到以色列圣地没几年就要走人。以色列人会用一个词描述约拿的行径：“耶利打”（yerida）——沉沦。在某些人眼里，约拿的举动等于叛国。“两千年来，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无不祈求上帝让他们重返故土，”约拿的朋友摩西说，“他们要有自己的国家，要能独立自主。现在上帝听到我们的恳求了，你却只待了十几年就要远走高飞。你是有什么毛病？”

“轻松点，摩西，”约拿有点受伤地说，“我又不是抛弃祖国，我会回来的。”

但即使是在离别前夕，他也感觉自己正和周遭疏离。他看母亲戴着头巾、穿着家居连身裙在草地上忙上忙下，他看着父亲戴着黑色圆帽，有点儿过度严肃地皱着眉头，把切好的哈密瓜分给大家。他看着哈达莎，这个仙子般的女孩来自一个破碎家庭，过去几个星期一直紧紧黏着他。

这些人现在看起来都像是电影中的人物，而他则坐在戏院后方瞧着他们不真实的存在。他听着他们的声音，看着他们的动作，但银幕似乎逐渐失去亮度，没了生气，影像也早已失焦。

约拿原本已经开始帮哈达莎填移民申请书，她说她在耶路撒冷再读一年师范学院后就会到美国和他一起生活。但约拿的父亲阻止了他，那是他多年来首次斩钉截铁地介入大儿子的生活。“她会变成你的拖油瓶。”拉哈明告诉他，口吻中带着一股让约拿讶异的激动，“到新地方时，最好别将老地方的东西带过去。”

又一架飞机从头顶轰然冲向云霄，留下一道长长的白烟。“吃吧，库巴诺赫。”米里亚姆又递给他一个她最拿手的葡萄叶饭卷。她的手颤抖起来。她再从一个袋子里多拿出几个饭卷，放在他的行李包旁边。

“把这些拿到路上吃，我的小布罗尼。”她说。

“在飞机上会坏掉，还是留给小朋友吃吧。”

“你在美国会饿肚子的，”她的声音开始失控，“有谁会照顾你？”

“别担心，依妈，大学里有学生餐厅。”

米里亚姆的眼泪淌了下来。她显得不知所措，几乎就要瘫痪，仿佛一个母亲刚被人抢走怀里抱着的小孩。

“为什么你非去不可？拜托你告诉我，布罗尼。”

“去读书啊，依妈，学习更多知识，这样以后我就有机会在以色列当教授。”

“读什么书嘛！”她的目光在说这话时避了开，像是害羞得不敢看约拿——她几乎都认不得自己这个儿子了。“如果札胡真的那么特别，为什么我们都走了呢？但愿上帝把札胡从这世上抹掉！”

“依妈，拜托你。”约拿紧紧握住她的手，他觉得妈妈的手忽然变得如同玩偶般瘫软无力。

“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了。”她说。

约拿握着她的手好长一段时间。除了她静静的啜泣和远处的引擎声外，周围几乎鸦雀无声。

“我把饭卷带去吃，这样可以吧，依妈？”约拿说。

她点点头，扬起连身长裙的袖口抹去脸上的泪水。

第四部　耶鲁

YALE

约拿在纽黑文埋头读书，1967年冬。

42　挽歌的语言

Aramaic for Dirges

耶鲁大学的研究生院大楼像是一幢峥嵘的哥特式要塞。巍峨矗立的塔楼和壁垒俯视着下方的约克街，仿佛是在宣示它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并警告世人并非所有来者都会受到它的欢迎。耶鲁大学在一九三〇年代建起这栋建筑，整个设计都带有象征含义。一连串交错的厅堂与过道让访客完全无法从外面窥见位于建筑物中央的绿地；一名研究所所长给这种设计取了一个称呼，叫作“壕沟”，因为它“把街头的一切凡庸阻绝在外”。

向晚的斜阳将花岗岩和石灰岩砌造的建筑立面染成炫目的色泽，约拿从几个拄着拐杖的年迈学者身旁走过，穿越一群群衣着一丝不苟的新鲜人，朝大楼走去。边门上精雕细琢的金属把手让他想到他在弟弟妹妹的故事书上见过的那些中古城堡。他拉了一下把手，沉重的橡木门应声而开，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条灯光昏暗的长廊，隐约飘散着旧书的气味。

他找到那扇标着“注册组”的门时，心跳蓦地加速。他伸手抚平裤子，那是一条法兰绒长裤，是他在离开耶路撒冷前买的。少年时代的他在死党什洛莫家的阳台上看到班耶胡达街上那些“沙龙族”年轻人，就是喜欢穿这种面料的衣服。约拿的手伸进夹克口袋，手指滑过入学许可书的边角。那封信函不仅正式通知他获准进入耶鲁大学的近东语文学系就读，也确认了他的奖学金资格。信函所用的高级纸张带有美好的触感，让他充满全新的信心。自从确认信函在几个月前寄到他在耶路撒冷的家中，他几乎已经把信中所有字句牢记于心；纸上的墨迹甚至因为经过反复翻阅都褪色了。“我们非常期待在今年9月见到您。”信中最后一句这么写道。“非常期待见到您”这几个字在他脑海萦绕不去。约拿从未听过这个词句，但他喜欢其中的含义。他心想，耶鲁虽然远在天边，但至少当他跨进注册组的大门时，会有一群委员会的人在那里欢迎他，那将是无上的荣誉。基于礼貌，他只要行程安排一有变动，不管事情大小，他都会马上通知注册组。现在看情况他应该会在5号抵达，而不是5号。喔，对了，飞机会在瑞士中转，而不是阿姆斯特丹。他认为自己的做法非常合宜。有一大群人非常期待见到他，要是让他们干等，就未免太失礼了。

可是当他推开厚重的木门，他看到门后的办公室几乎空空如也，只有一个梳了蓬蓬头的秘书坐在桌前咔嗒咔嗒地打着字。他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对不起，”约拿说。他觉得自己的喉咙仿佛打了结，努力开口也只能发出青蛙呱呱般的声音。“打扰一下。”

秘书抬起头。“什么事？”

“我是约拿·萨巴尔，我到了。”

“太好了，”秘书边说，口中边吐了个口香糖大泡泡，“你是何许人也？”

“我是来注册就学的，请看这封信。”他将入学许可书递给秘书。

一阵沉默。

“是你们这里寄发的，没错吧？是不是有人会在这里等我？”

“没有噢，小帅哥，不过有一堆表格要填。你拿着这些，去隔壁房间填好，两边都要填，在这里和这里签名，然后回来找我。”

约拿带着那沓表格，推开隔壁的橡木镶板门，坐进一张橘色塑料椅。房间里已经有一位整洁清爽的金发男子，他穿着人字纹西装外套，看样子应该也是个学生。但约拿在他旁边坐下时，他一副没看到人、也没听到声音的模样。约拿瞄着一长串关于个人病史、饮食偏好、运动兴趣等方面的包罗万象的问题，在一个接一个的框格里打钩。他试着理解childhood vaccines（儿时的疫苗注射）、vegetarian（素食）、table tennis（桌球）等词汇。

约拿在耶鲁的第一年看到了他在耶路撒冷的电影院里没见过的美国。在这里，大家会不断要你填问卷，对个人喜恶进行评估分类，把生活区隔成千百个区块，而后学校里某个行政人员会把这些信息做成统计数据。

而且在学生餐厅里，大家都会把个人生活中的私密细节巨细靡遗地搬出来说，完全不顾忌旁人会听到。某天晚餐时，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说出“我姐姐怀孕了，不过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他那轻描淡写的口吻仿佛像在聊天气，“只希望那混蛋东西没传染什么性病给她。”有人说医师又开了什么药方，治疗他们一直很“大便”的心情；有人说兽医又在他们的狗粪里发现了哪些病虫；有人说某个住在兄弟会会所(1)的学生因为酒驾被警方逮捕。

“他们会跟你说一堆我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跟刚认识，甚至不认识的人说的话，”不久前我父亲这么告诉我，“我会以为，哇，这个人一定觉得跟我很合得来，说不定我们能成为永远的朋友。等我隔天在他旁边坐下，他可能根本不记得我是谁。”这种聊天内容让我父亲浑身不自在，于是他沉默了。后来有个日本学生以为自己终于猜到我父亲为什么那么莫测高深：那种自我约束一定是贵族身份的表征。于是，日本学生某天开口问道：“阁下，您是不是某个阿拉伯王子？”

美国似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餐厅里的学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排队，把自己的餐盘重新添满蔬菜意大利面、烤鳕鱼、蓝带鸡排。但有一次他到纽约市区时，却看到一大堆看起来没吃东西的可怜人睡在走道上，仿佛一只脚已经踩进坟墓里。“我看到美国版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情景，”他在1965年9月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书里表示，“在美国的社会竞赛里，一个人如果没有成功，就会被人踩在脚底。”

一个令他比较高兴的发现是：美国到处都有犹太人，而且包括名人在内，大家都会谈论犹太人的事。在1966年的一封家书中，约拿提到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电视转播时写道，“听到鲍伯·霍普（Bob Hope）在主持晚会时用上一些犹太人的词汇，感觉实在有趣。例如‘受戒礼’：‘丹尼·凯耶（Danny Kaye）现在人还没到，因为他还在参加受戒礼……’这时所有人哄堂大笑，想必他们也知道丹尼·凯耶应该早就超过受戒礼的年龄了。”约拿还指出，复活节时他在一座教堂外面听到两位老先生在争论耶稣说的语言是什么，“其中一位说一定是希腊语，另一位说，‘不对不对，是意第绪语，别忘了耶稣是犹太人’。这里许多人都以为意第绪语是犹太民族永远的语言。”

后来约拿在一间社团交谊厅观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台的当红影集《无敌情报员》（Secret Agent），忽然听到片中演员说起流利的希伯来语。那时的剧情是在描绘一名无赖模样的以色列情报员正指挥一架英国间谍机飞越埃及的沙漠，试图除掉一位在纳粹大屠杀时对犹太人进行人体实验的德国科学家。跟约拿坐在交谊厅里一起看电视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黎巴嫩来的物理系和经济系学生，一个法律系的沙特阿拉伯学生，两个巴基斯坦人，一个希腊人，一个台湾学生，还有一位波兰犹太裔学生。这名女学生的父母在纳粹大屠杀时不幸丧生，她被一个天主教家庭领养，后来改信天主教。约拿听到演员说希伯来语，虽然心中雀跃，但也有点儿不自在。他在家书里写道，“有一段用希伯来语说的话我听了觉得特别刺耳：‘我们要快点儿歼灭他，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敌人领土上，要是那些死阿拉伯佬来了，会毁掉整个计划。’我心里祈祷坐我旁边的阿拉伯同学不了解这个句子的意思，我也很庆幸听得懂希伯来语的那个约旦籍阿拉伯人当天没来看电视。”关于那天晚上他感受到的那种文化冲击，他的结论是：“这种情况只可能在美国发生。”

尽管犹太教在美国看起来具有相当的能见度，约拿却在其中感觉到某种心灵层面上的肤浅。他在耶鲁的犹太朋友很少上会堂；他在希伯来主日学校教的小朋友们总是一副“去什么地方都好，但我怎么会被困在这里”的无奈模样。在以色列时，每逢庆祝收割的住棚节（Sukkot）期间，他母亲都会忙着做出一桌可泰尔皮斯拉（kotel pisra）煎饺、香柠米饭和库维（kuvi，乡野）哈穆斯塔浓汤。在纽黑文，他却只能可怜兮兮地和一位朋友到附近一家小馆子吃几块已经放到走味的犹太薄煎饼。他第一次在美国过赎罪节时，心情跌落谷底。在这个犹太人禁食赎罪的重要节日，气氛理当庄严肃穆。他走到校园附近的一座犹太会堂，坐在一对年约四十、穿戴体面的夫妻旁边。拉比开始朗读《罪过》（Al Chet）告解文时，那对夫妻开始讨论周末计划，约拿记得他们提到要到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波科诺山区（Pocono）的小木屋度假。

“仪式好无聊啊！”男士对妻子说。

“是啊，”女士以旁人都听得见的低语回道，“幸好小孩留在家里让保姆带。”

“喏。”男士边说边从口袋掏出口香糖给他的妻子。他似乎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太礼貌，于是转头看着一脸寂寞的约拿，递给他一片口香糖。

“吃个口香糖吧？”男士露出友善的微笑说。

约拿在以色列读书时，因为懂得不少深奥的英文词汇，又能背诵英文文学经典作品的许多段落，老师都会给他很高的分数。但在美国，大家却听不懂他说的英语。

有一天，他在纽黑文一家很小的熟食店买三明治吃。

“哪一种？”头发花白的店老板问。

在以色列，老板当天做哪种三明治，客人就吃哪种。在美国，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得做选择、下决定。这大概就是所谓自由吧，约拿下了这样的结论。

“鸡蛋的？”约拿说出他的选择，不过语气听起来却像是在问问题。

“鸡蛋色拉，好。要生菜西红柿吗？”

“呃，好啊。”

“哪种面包？”

“呃，你有黑面包吗？”约拿将希伯来语中的“裸麦面包”一词照字面意义翻成英文。

“黑面包？没听过，”掌柜的说，“不过我们有很好的裸麦（rye）面包。”

约拿没听懂rye这个字。“干（dry）面包？”他迟疑地问。

“小伙子，你一定会喜欢的。我做这行很久了，可以跟你打包票鸡蛋色拉跟裸麦面包是绝配。”

“好吧，”约拿无可奈何地说，“就给我干面包吧。”

在美国，亚拉姆语不再是他和家人在晚餐时谈天说地所用的那个生动又亲切的家乡话；现在他唯一能听到这个语言的机会是在犹太会堂。犹太经文中两篇内容格外悲情的祈祷词是以亚拉姆语念的：一个是悼念死者用的《珈底什》（Kaddish），另一个是解除赎罪节誓言用的《柯尔尼得莱》（Kol Nidre）。约拿在纽黑文度过第一个赎罪节时，听到他的母语被以许多优美的长元音和庄严的节律念出来，让他不禁觉得自己终于懂得古老的塔木德经里那段文句了。“世界被赐予了四个伟大的语言。”贝特·顾卜林的乔纳森（Jonathan of Bet Gubrin）拉比在公元四世纪完成的耶路撒冷塔木德经里写道。在他眼里，希腊语是诗歌的语言，拉丁语是战争的语言，希伯来语是交谈的语言，而亚拉姆语则是挽歌的语言。

☆☆☆

我父亲在耶鲁大学就读的第一年寄回以色列的家书，道尽了思念家乡和梦想破灭的心情。2005年，我来到耶路撒冷卡塔蒙区祖父母生前居住的公寓，在地下储藏室的一个鞋盒里看到这些信。

父亲的妹妹莎拉当年对美国也怀有许多浪漫的憧憬，但父亲在写给她的信中难掩大梦初醒的情绪。

1965年11月14日，他写道：

一个社会在技术和物质层面越是进步，它的人民就越是复杂，相互之间也越疏离。这里的每个人，特别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莎拉，我们知道的那种不会去捕风捉影的单纯的人，那种不只是关心自己，更会为别人操心的好人，那种人在这里都不见了。

你很难明白我有多怀念那种简单诚恳、自然不做作、没有肤浅八卦的谈话。就像妈妈和哈比卜阿姨或埃利亚胡叔叔和他的朋友聊天那样。约拿玛莫随口说的一个故事，都要胜过美国娱乐媒体里所有的无聊内容。莎拉，你不知道身边有父母、有兄弟姊妹、有温暖的家庭，那是多么美好的事。美国大多数人都是悲哀的，因为他们的家庭生活都已毁损，无法复原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但约拿举目无亲的孤独感依然强烈。他在一封信中告诉妹妹“美国是一个有两亿寂寞心灵的国家”。在另一封信中，他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充满虚幻期望的国度。

1966年秋天，在耶鲁第二年的他陷入某种存在主义式的恐惧感。

莎拉，我年纪越大，待在这里而认识的人越多（我没夸大其词，我见过不下数千人），我就越感觉生命是不完整而且受损的。我在以色列认识的人，特别是那些库尔德人，他们是完整心灵的理想化身，完全不像这边的人那么复杂纠结、问题重重。这里每个人乍看之下都很快乐，无忧无虑，但谈过一两次话以后，你会发现他们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人们似乎都经历过无数的生活危机和心理创伤……

在以色列，我被夹在札胡和耶路撒冷两个世界之间。现在我有了第三个世界，纽黑文。莎拉，你无法想象我做过多少奇怪的梦，札胡、耶路撒冷和纽黑文在那些梦里用诡异至极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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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兄弟会”或“姐妹会”是美国大学中以兄弟、姐妹情谊为基础招收会员的学生社团组织，其会所经常用作宿舍。

43　直落深井

To a Deep Well

那股味道在早上变得更可怕了。约拿用枕头盖住头，可是没有用。在纽约东村这栋鸽笼般的小公寓里，不知道什么东西正散发出臭味，这味道闻起来介于腐烂的烤牛肉和酸败的橙汁之间。在四层楼下方的圣马克广场上，消防车和警车鸣着警笛辘辘地驶过。他把枕头夹得更紧，用它围住耳朵。那是1966年的劳动节周末，公寓是老友什洛莫·巴尔－尼希姆借他住的。当年什洛莫在耶路撒冷时经常举办盛大的普珥节派对，现在的他则试着在纽约发展歌唱事业。什洛莫跟几个从以色列来玩的朋友正准备出门到长岛参加劳动节游行时，约拿说他不去了。

“我昨晚没睡好。”其实，他想一个人与自己的愁绪共舞。

他来到美国已经一年了，现在他心里唯一盼望的是从老家寄来的信件。当他看到弟弟妹妹轮流在信里禀报家乡的消息，或请教他对某事的意见，他就觉得有一股暖意流进心头。他们什么事都要问他：耶鲁的学生对苏联登月行动有什么看法？美国的犹太人怎么庆祝光明节（Hannukah）？他们会点光明节蜡烛吗？哥哥知不知道以色列禁演的007电影《金手指》（Goldfinger），是因为饰演反派主角的德国演员杰特·弗罗比（Gert Frobe）曾经是一名纳粹？美国人对苏联异议派作家尤利·丹尼尔（Yuli Daniel）和安德烈·辛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受审的反应是什么？美国人会不会像库尔德人一样，一群人围着桌子嗑瓜子？

想到弟弟妹妹们的纯真，约拿不禁流下眼泪。他以为他们已经大到不需要他了，但看来他们还是需要他的庇护。

随着白天气温升高，公寓里的臭味也越来越令人作呕。现在已经毫无疑问，这股味道来自他睡觉的位置。他抓起枕头狂甩，一颗满是污迹的枕芯跑了出来，随后是一具肚破肠流的老鼠死尸。这个惊悚景象让他吓得差点喘不过气。

外头阳光灿烂，约拿漫无目的地走在纽约街上。札胡的拉比们会用一句亚拉姆语成语形容那些像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Icarus）那样，飞得太高，结果坠落下来的人：“me-igara rama le-bera 'amiqta——从高高的屋顶直落深井。”现在这句话在约拿脑海里挥之不去。

前方是一处公园。我到那儿找张长椅坐下，一直坐到我把事情想清楚为止。

约拿步履急速，低垂的目光落在人行道上，结果险些撞到走在前面的一位女子。那女子从第八街转向第五大道时，他放慢了脚步。他看到她的一头深褐色中分长发从冰清玉洁的额头优雅地向背脊中央流泻。她穿着长长的绿色雨衣，手上提着一台大型相机。约拿以不会招惹注意的距离尾随她，跟着她穿过一道大拱门，走进一个熙熙攘攘的吉卜赛营区——那是华盛顿广场公园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的模样。

那些日子里，约拿的思绪总会像滚雪球般缠卷成一团绝望，因此他很感恩这名神秘女郎的出现让他得以暂时转移焦点。

她一定是个观光客。不然还有谁会在大太阳底下穿雨衣？

他看着她陆续跟一些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胡言乱语的疯子和落魄潦倒的音乐家说几句话，而后将他们一个个拍进相机。她把眼睛凑在镜头上，围着那些人兜圈子，仿佛一只蜜蜂正在花朵上寻觅最佳的停着点。她进一步靠近他们，近到约拿觉得她一定闻得到那些人身上的醋酸汗味和酒臭气息，近到足以捕捉他们眉宇之间悲伤的皱纹和手指上如皮革般的厚茧。

他大约观察了她十分钟，觉得自己好像瘫在那里无法动弹，就像多年前他父亲在巴格达的生意伙伴催促他坐下来吃午餐的情形一样。约拿接着感觉自己的双腿不由自主地朝她的方向移去。

“对不起。”他开口说。约拿可能距离她太近了，把她吓了一大跳。

“什么事？”她边问边往后退，约拿在她脸上看到某种狐疑的表情。现在他可以清楚看到她了。她的身材纤细，有点儿鹰钩鼻，慧黠的棕色眼眸能镇住人心。

“呃，”约拿迟疑地说，“我只是想知道，呃，你是不是观光客？”

她笑了起来，眉毛揪成一团。“你为什么这么问？”

“这个嘛，就像福尔摩斯，他是怎么说的，什么程序——”

“演绎程序。”

“对，演绎程序。”

“继续说吧。”

“我看到你拿相机，所以猜想你应该是观光客。我看到你穿雨衣，所以想你可能来自一个多雨的地方，例如，嗯，英国伦敦。”

“我有英国口音吗？”她放慢脚步，稍微转头向他，释放出他获得允许可以跟着她走的讯息。

“呃，英国口音？我想应该是没有。”

“这应该是一个线索，你可能需要更多线索。”

“可是你为什么穿着雨衣？天空上才只有，我看看——”他抬头往上望，手指头在空气中点数着，“——才四朵，五朵云呢。”

“这叫未雨绸缪。”她说，然后骤然停下脚步，眼神犀利地直视他。她的表情像是在说，她很高兴有机会再度让这个奇怪但没有恶意的男人觉得疑惑，“万一真的下雨呢？那大家被淋湿的时候，我就能够保持干燥，相机也可以保持干燥。”

“啊，这样……”约拿一下子回不出话来。

他们安静地绕着凹陷设计的小广场走了一分钟，经过一些纪念碑。

“你在读什么啊，福尔摩斯先生？”她终于问道，目光再度直视着约拿。

他举起手来，让她看到书的封面：《语言学研究导论》，作者是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

“夏日轻阅读？”

约拿笑了。

“你是学生吗？”

“对，我在纽黑文的耶鲁大学读书。”

“真的？”她笑了起来，“我是在纽黑文长大的。”

那天下午，他们在公园里漫步，到咖啡馆喝咖啡，两个人的话匣子打开就停不下来。她说她是个康涅狄格州女孩，跟他一样是犹太人。他父亲是拜尔德（Bayard）衬衫公司负责人，公司生产的是礼服和度假服装。她的父母住在附近东九街一栋大楼的二十五楼，从那里几乎能直接俯瞰他们目前所在的公园。她告诉他，他不是唯一对语言有兴趣的人；她自己在布朗大学时主修的是俄罗斯研究。大学毕业后，她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一所高中教了两年俄语，可是不喜欢那个工作，现在上纽约州尤蒂卡（Utica）的寄养中心担任个案工作者，趁着周末假期回纽约探望父母。她的名字是史蒂芬妮·克鲁格（Stephanie Kruger）。她的祖父是在1907年从波兰的罗兹（Lodz）移民到纽约市的。

他几岁了？二十七？她是二十八岁。

约拿与她分享他的人生故事——至少是精简版的描述——而且注意到她一边听一边极其仔细地端详着他的脸孔。她那种直接的态度非常吸引他，他也很欣赏她没有戒心，也不需要做礼貌性的开场白就能说出心里话的表达方式。她说话的内容没有一般美国人最喜欢的无聊八卦。

他们走路时，如果有什么东西掳获了她的目光，她就会停下脚步拍照。拿着锡杯伸手要钱的老人、街头表演者、驼背的小贩，他没有问她为何要选择这类摄影主题，但她的选择令他印象深刻。

他心想：这个女孩子能在人类身上看到上帝的影子，即使他们的处境不尽理想。

☆☆☆

我母亲没有告诉他她回纽约的真正原因。其实她搬到上纽约州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她的男朋友。她是在上摄影课时认识那个男孩子的，当时他正在当地某所学院攻读学位。这位男朋友最近开始变得情绪不稳而且偏执，史蒂芬妮感觉被困在两人关系中，孤立无援。一名心理医师要她抽离一阵子，“到纽约一个星期，去看你父母，独处几天。”

曼哈顿商人的女儿史蒂芬妮之所以遇到库尔德斯坦商店老板的儿子约拿，原来是因为他们同感孤独。

隔天早上约拿打电话给她。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愉快，让他松了一口气。她说她已经计划很久，想到宾夕法尼亚州乡下的埃夫拉塔（Ephrata）探望一个已经结婚的朋友，打算当天成行。他想不想当跟班？

“呃，好啊。”耶鲁还要再过一周才开学。

“不过我们出发之前，我要介绍你给我父母认识。”

她在大楼门厅等他。“是在顶楼吗？”约拿在电梯里问。

“几乎是了。”

小小的电梯外，缆索咕噜咕噜地卷动着。他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声。

“别担心，”她捏了一下他的手说，“他们还在纽约大学俱乐部吃午饭。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打个招呼就走。”

史蒂芬妮打开公寓大门，把他引进一座和什洛莫住处的鸽子笼截然不同的大宅——这两个地方唯一的相同之处大概只有邮政编码。厚实的深红色地毯从宽敞无比的客厅地板延伸到长长的走廊和走廊两侧的四个房间。一座水晶吊灯悬挂在桃花心木餐桌上方。原创画作——约拿可以清楚地看到画家的油彩笔触——装饰着各处墙壁。美轮美奂的展示柜里摆满了精致的迷你瓷器。

“来看看这里的景色，”史蒂芬妮说着就把他拉到可以鸟瞰整个格林威治村的阳台，“那是华盛顿广场公园，也就是你……嗯，跟我搭讪的地方，记得吗？”

街道在好远好远的底下，约拿几乎听不见车声。从这个高度望去，纽约几乎是个令人愉快的城市。他们回到屋内时，公寓门正好打开，克鲁格夫妇走了进来。

“喔，嗨！”女主人珍妮特（Jeannette）说。她一头金色卷发，戴着亮晶晶的耳坠，整个人光芒四射，身上穿的罩衫上印有某种类似丛林花卉的图案。“我是克鲁格太太，幸会。”

“很高兴认识你们，”约拿露出紧张的微笑微微弯身说，“我是约拿·萨巴尔。你们这里真不错。”这句台词是他从一部电影里学到的，他心中暗自窃喜能在这样的场合说出这句风度翩翩的地道美国话。

“喔，谢谢你，”女主人回道，“你真客气。”

“我是史蒂芬妮的爸爸，我叫科德曼（Codman）。”身穿全套灰色西装和条纹吊裤带的高个子男人说，“听说你是从耶路撒冷来的。”

“是的，克鲁格先生。”

“Shalom！”（希伯来语“你好”）他说出这个词时目光直视约拿的双眼，表情明显表示这是他唯一懂得的希伯来语词汇，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用的字。“我们都非常支持犹太人建国。”

“呃，谢谢克鲁格先生。”约拿说，“你们去过那里吗？”

“还没有。”克鲁格先生说。“不过下个月我们会参加游轮旅行，从法国马赛出发，之后会在特拉维夫停靠。我们都很期待呢。”

“我可以给你们我父母的地址，他们或许会准备午餐请你们吃，还有告诉你们耶路撒冷哪里好玩。”

“瞧他说的，”克鲁格太太说，“听起来挺不错的呢，不是吗，亲爱的？”

他的出身条件——犹太人，以色列，耶鲁——让克鲁格夫妇留下了好印象。他合宜的言行举止、温和亲切的态度，以及对父母的孝心和对弟弟妹妹的关爱，都让史蒂芬妮觉得非常贴心。他们的关系发展得虽然飞快，不过感觉很正确。他们在阿米什人居住区(1)核心地带的埃夫拉塔一起度过三天，在美丽如诗的田园景致中深深坠入情网。约拿心想，如果一个女孩会把他带到这样一个与札胡有若干神似的地方，她一定跟他在价值观上有共同点。

“我在那个地方看到好多出自圣经的名字，让我印象深刻，”我父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觉得那些人的样子很像哈希德（Hassidic）犹太人(2)，特别是他们的穿着。有些人让我想起札胡的人。还有那种简单的生活，没有电力，没有汽车，生活全仰赖驴子和马匹。”

另外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是，史蒂芬妮是少数几个听他说那些转译成英文后就冷掉不少的以色列笑话时，还会莞尔一笑的美国女人之一。那年秋天，约拿每隔几天就会透过研究生院大楼门厅的付费电话跟她联络。他到上纽约州拜访她时，她会做千层面给他吃，他则是做以色列式的黄瓜切片色拉。她到纽黑文看他时，必须偷偷摸摸地溜进他的宿舍房间，因为宿舍禁止访客过夜。她嘲笑他的衣橱里有太多笨重、难看、剪裁不当的外套，该重新添购一点儿新衣了。

他们到对方的地方搭巴士要花上一天时间，非常折腾人。

“你干脆搬到纽黑文来住吧。”10月底，约克街上秋叶飞舞，约拿在电话里这么恳求，“我们可以租一栋公寓，时时刻刻在一起。”

“听我说，”史蒂芬妮回答，“我曾经为了男孩子搬过家，结果并不顺利。我不想重蹈覆辙。”

“你好讲求实际，难道你认为我们会不顺利？”

“我们认识还不够久。”

“可是我不想失去你。”

“我不会只因为有一丝希望就贸然行事，”她停顿了一下，“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真心的，那……”

“那什么？”

“我想你可以演绎出我的意思，福尔摩斯先生。”

☆☆☆

10月初，克鲁格夫妻搭乘的游轮停靠在特拉维夫。他们招了一辆司机会说英语的出租车，把一张纸拿给他看，上头写着他们女儿的追求者写下的耶路撒冷地址。

科德曼和珍妮特·克鲁格爬上满布灰尘的楼梯，走向萨巴尔家的小公寓——这个地方跟格林威治村的豪华住宅大楼是天差地别。他们不知道约拿通知他父母他们会来访的信件根本还没送到。

是十五岁的沙洛姆开的门。害羞的沙洛姆一下子呆住了——他这辈子还不曾见过穿得那么体面的人。高大的男子穿了一件气派的夹克，两边袖子上各有一排金扣子。优雅的女士则身着一件白色罩衫，布面上有蓝色的宽条纹，很像他在电影里看到水手穿的衣服。他的手举到额头上，仿佛本能地想替眼睛遮挡耀眼的光芒。随后他猛然转身，跑到厨房里找妈妈。

“嘿，小朋友！”出租车司机用希伯来语说，“回来，他们是约拿·萨巴尔的朋友喔。”

米里亚姆从厨房里冒出来，拿餐具擦拭布把手擦干，而后对来客弯腰鞠躬，紧张地邀请他们进门。

沙洛姆和艾雅拉很快地把摆在餐厅里的床折起来靠着墙，让米里亚姆有空间摆出几盘坚果和黄葡萄，倒出几杯橘子汽水。米里亚姆随后要孩子们到浴室里梳洗一下，换上干净的衣服。她没有忘记库尔德人的礼节：任何来到家门口的人都应该受到欢迎，必须请他们吃东西，让他们休息，就算他们是完全的陌生人。

在半个小时的停留中，克鲁格夫妇和萨巴尔家人大部分时间只是隔着餐桌互相凝视和微笑。艾雅拉穿了漂亮的白色无袖连身裙，露出最灿烂的笑容。被刚开始冒出来的青春痘弄得心烦意乱的沙洛姆显得有点儿垂头丧气。充当翻译的出租车司机设法说明，约拿已经写过信说他们会来拜访，他们的女儿是约拿“非常要好的朋友”。但在克鲁格太太的记忆中，米里亚姆一直处在一种高度困惑的状态，似乎完全无法听进家中来客说了什么。

“是游客吗？”某个时候她透过出租车司机问。

“我们试着透过司机告诉她，史蒂芬妮可能会嫁给约拿。”我现年九十六岁的外祖母珍妮特最近回忆道，“但我想她没听懂。”

最后，一屋子的人全忙着说双方都听得懂的希伯来语词汇：Shalom——你好。

克鲁格夫妻不断说“夏洛姆”，并与每个人都握手至少两次。“夏洛姆。对，非常好。夏洛姆。”

“夏洛姆！”米里亚姆也一直说。她紧张地点着头，礼貌性地跟客人进行非常短暂的眼神接触。

克鲁格夫妻请艾雅拉和沙洛姆站在公寓门外阳光洒了一地的走廊，两人一起让他拍照片。但当他请米里亚姆也来跟小孩一起拍照时，她目光低垂，对他摇着手表示算了。

“他们就是这样，”出租车司机抽了一口烟说，“是他们宗教的关系。”

克鲁格夫妇又再说了一轮夏洛姆，而后钻进出租车。之后，仿佛地球人刚目睹UFO降落，吃惊的库尔德邻居纷纷从公寓里跑出来，挤在拉什巴葛街一号的门廊。

“所有邻居都来问我们，他们想知道来的人到底是谁，”艾雅拉回忆道，“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

约拿的信好几天后才终于姗姗来迟。约拿在信里紧急通知他们，他准备迎娶的女孩的父母会到耶路撒冷家中拜访，所以请他们准备一顿大餐招待他们。

10月间，我父亲约拿收到他十五岁的弟弟写给他的信，信里描述了那天见面的情形。我实在很好奇父亲看到这封信时是什么反应。“他们问说你通知他们会来的信是不是已经寄到，结果是还没有，”沙洛姆报告道，“家里就只有妈妈、艾雅拉和我。他们送我们一瓶干邑，也给艾雅拉和我一个人一支笔，上面有他工厂的小广告。他们还留了一张名片。不过因为我们没什么东西给人家，他们十多分钟就走人了。”

☆☆☆

约拿写的第一封关于史蒂芬妮的信内容很像是强迫推销，这一点连他年纪最小的弟弟妹妹都看得出来。他以惊喜万分的口吻表示史蒂芬妮会跟随他到以色列：“‘我会跟着你到天涯海角，’史蒂芬妮说，就像圣经里的路得（Ruth）和内奥米（Naomi）那样。”他还写道，他已经在教她希伯来语了，而且她学得很快。还有啊，她居然念得出亚拉姆语的“chapchapiske”（蝴蝶）这么绕口的字呢！约拿说，为了让她能马上融入以色列社会，他已经帮她选了一个希伯来名字，叫作“凯蕾拉”（Kehleelah），也就是“皇冠”，而这正是“史蒂芬妮”这个词汇在希腊文里的意思。

小艾雅拉读到这一段，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凯蕾拉？大哥这招也扯过头了。“凯蕾拉”是个文学用语，只有自命不凡的作家写诗时才会用上，拿它来当名字简直不伦不类，就好比把一位外籍新娘取名“峨冠”。

“他说她的名字会改成凯蕾拉的时候，我觉得他实在太会说笑了，”艾雅拉姑姑最近回忆起这件往事时说，“总之他就是想取悦大家。”

沙洛姆也抱持怀疑态度，“我从没听过有人用这种名字，只有语言学家才会想出这个点子。”

后来家人一起回信时，爸爸拉哈明表达了恭喜之意，但弟弟们的口吻就比较审慎，“约拿，最近有很多人发表文章批评约迪姆（yordim），甚至连学者拉斐尔·巴山（Rafael Bashan）都被拖下水。”“约迪姆”的意思是“沉沦者”，这个词被用来蔑称那些从以色列移民到国外的人。“巴山娶了一个美国姑娘，因为受到她的影响，结果留在美国，没有回到以色列。我们希望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希望你完成学业后就会回国。”

9月份才认识的约拿和史蒂芬妮不到当年11月的感恩节就订了婚，随即开始筹备将在来年1月举行的婚礼。时间很紧凑，而他们没钱招待萨巴尔一家人从以色列飞到美国参加婚礼。况且那段时间实在不适合旅行：当时正值隆冬时节，遍地都是深深的积雪，而且约拿还要忙着准备新学期的课业。他担心没有时间招呼家人，担心他们在美国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算他和史蒂芬妮努力筹出一些钱，恐怕也只够几个人来美国，到时他该怎么决定谁来谁不来？

“莎拉，我有点儿惊讶爸因为我没有邀请他或其他家人来参加婚礼而感到被冒犯。”约拿在1966年11月底写给妹妹的信里表示。

你想象不到我因为这件事感受到多少煎熬。史蒂芬妮的父母很有钱，他们可以悄悄出钱让你们全都能来。可是……我们没办法厚着脸皮直接请他们帮忙。

约拿终究没找到可行的办法让萨巴尔一家人来到康涅狄格州参加婚礼。拉哈明怒火中烧了一阵子，不过后来还是原谅了儿子。“请你不要再想我们怎么到美国的事，”他在12月写的信里表示，“我们很怕下雪，而且总有一天我们会再度团聚，大家快快乐乐在一起。我买了一只漂亮的手镯要送给史蒂芬妮……你说要一本食谱，可是我们印刷厂里找不到。如果找到的话，我再寄去给你。你妈妈做菜都不用食谱的，所以你太太一定也可以不用食谱做菜。这样比较好。”

这场婚礼办得并不顺利。耶鲁的犹太教牧师在行事历上记错日期了，结果晚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场。以色列对约旦发动攻击使得中东紧张局势攀升，约拿在耶鲁的四个阿拉伯朋友传话表示他们会在事后私底下恭喜他，在当时的时局下，他们如果参加犹太人的婚礼会觉得良心不安。这还不打紧，婚礼前夕一场天惩般的大风雪使得新英格兰积了几十厘米的雪，不少宾客因此临时决定待在家里。

不过当大伙边吃熏鲑鱼和饼干边等拉比到来时，约拿·萨巴尔和史蒂芬妮·克鲁格完全沉浸在自己打造的美丽世界中。“我小时候心里总爱幻想，我以后会嫁给他的那个男人现在人在何方？”身穿素雅白色婚纱的史蒂芬妮握着未婚夫的手说，“我怎么也料不到，那个人正在札胡的河边玩呢。”

约拿和史蒂芬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埃夫拉塔，196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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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米什人（Amish）是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的一个分支，源于十七世纪末的欧洲德语区，后来该派人士大量移民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这些人现今仍坚持过着拒绝现代化的简朴生活，多数居民仍说着祖先所说的德语方言。

(2) 哈希德派犹太教创立于十八世纪的东欧，是犹太教极端正统派的一支，教义深受犹太神秘主义影响，反对当时盛行的守法派犹太教。

44　传道任务

Missions

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获胜后，举国狂欢，所有电台都在播放《金色的耶路撒冷》，人们在街头高唱这首描述犹太人两千年来渴望归乡的流行金曲，仿佛那是以色列的新国歌。1967年夏天，约拿和史蒂芬妮夫妇来到耶路撒冷度蜜月，原本约拿将此行视为将来在以色列生活的“试营运期”，但他的希望之情很快就被郁闷取代。他注意到新婚妻子对当地狭窄的生活空间、难以忍受的燥热和你推我挤的人群有了负面反应，这个反应很隐微，却很真实。当库尔德法师在一个驱除恶灵的卡帕拉（kappara，牺牲）仪式中拿着活鸡在她头顶上挥舞，她本能地缩起身子，这是不是在害怕？“我很喜欢这里。”史蒂芬妮向丈夫保证。但有一天深夜，他们参加完一场婚礼后搭上一辆没有顶盖的卡车回家，司机忽然紧急刹车，史蒂芬妮急忙撑住身体，座椅的金属支架在她左小腿肚上划出一道开口。她在耶路撒冷一家医院待了将近一个月，做了好几次整形手术之后才能够慢慢走路。

回到纽黑文后，他们全心投入课业。我母亲每星期搭好几次火车到纽约市的耶什华大学修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课程。约拿把自己关在耶鲁大学的闪米语系数据中心，日夜钻研亚拉姆语和库尔德斯坦犹太人的相关研究。耶鲁在古代书籍和手稿方面的庞大收藏开启了令他屏息的壮阔视野，让他看到他过去以为是无人之境的研究领域竟然已经有了那么多前人的足迹。

现在他明白了，早在他之前就已经有许多前辈投入这个工作了。但他不确定他们的方法够不够正确，动机够不够真诚。在过去许多个世纪中，少数几个勇敢或疯狂的犹太旅行者就算远征到库尔德斯坦的山区，也经常对当地犹太人的知识水平嗤之以鼻。最尖酸刻薄的批判者无疑是十三世纪西班牙犹太诗人犹大·阿尔哈里吉（Judah Alharizi），在他以押韵散文体写成的著名旅行见闻录《塔克摩尼书》（The Book of Tahkemoni）中，他描述自己在某个星期五晚上来到摩苏尔的一间犹太会堂，结果看到一群丑角般的信徒，还有一个愚蠢的合唱团领唱员被自己的祈祷披肩绊倒。

在该书的一个英文翻译版中，我们可以读到，“领唱员的激狂之情水涨船高，他也随之犯下无以细数的错误。他该唱的是‘尊扬赞颂你的圣名，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结果他居然唱成‘鳟鱼葬送你的圣名，是我们责无旁贷的遗物’；他该说‘恭祝天主，我们的神’，结果他说‘攻击天主，我们的神’；他该说‘敬颂主，哦我的灵魂’，但他说成‘急送猪，哦我的灵坟’……他的离谱错误不胜枚举，最后我只能后悔自己去了那个地方；哎呀，羞愤哪！我不禁伸手紧紧掩住灼热的脸颊。”

然而，那些信众——“各个有如傲骨建成的高塔，人人挺着大肚皮，背脊如巨人般耸立，潮涨般的大胡子凌乱摆荡”——他们却相信自己正聆听着天堂的声音。

“有些人乖乖坐着，有些人则躺在地上，睡得如同死猪……又有一些人逃掉了，他们离开祈祷堂，没再回来……只剩下四只蠢驴，他们跟着领唱员尖声乱叫，还以为自己是优秀歌手。”

六个世纪以后，二十七岁的罗马尼亚犹太青年约瑟夫·以色列·班杰明（Joseph Israel Benjamin）放弃伐木工作，前来寻找传说中那个“失落的部族”。他走访库尔德斯坦，结果却以类似的态度鄙夷当地的一切。他在巴尔赞（Barzan）时写道：“我们在这里的犹太同胞是难以言喻地无知，他们甚至无法好好背诵一段祈祷文。我必须以无比痛苦的心情坦言，我从不曾在任何地方看到犹太人下贱到这般程度，在道德上如此堕落。”

另一位十九世纪的造访者是立陶宛犹太拉比戴维·德贝思·希勒尔（David D'Beth Hillel）。热衷云游四海的他不辞辛劳地旅行到札胡，结果却闷得直打哈欠。“我对这个城镇实在没什么特别想说的，”他写道，“它非常古老，房子是以粗陋的石板砌成的，看起来破烂不堪，街道和市集都非常狭小……大约六百户犹太家庭住在这里……他们无论对希伯来的语言或风俗都显得极其愚昧。”

库尔德斯坦犹太人被描绘成对犹太习俗和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的原始山地人，这样的主题充斥在历代撰述中，就连如埃里克·布劳尔（Erich Brauer）之流的二十世纪初期学者也不出其外。“一位学界同僚与库尔德犹太裔信息提供者相处的经验跟我的感觉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人对犹太先祖的历史有任何了解。”布劳尔在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民族学研究专书《库尔德斯坦犹太人》（The Jews of Kurdistan）中写道。这本著作深受推崇，不过布劳尔本人并没有到过库尔德斯坦。早期的造访者都不会说当地语言，而且约拿现在知道了，他们与当地犹太人相处的时间也不够久，对这些人的风俗习惯认识浅薄，因此只能写出一些嘲笑讽刺的肤浅文字。

曾经试图掌握新亚拉姆语的西方人又是另一个奇特的族群。约拿归纳后发现，这些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别：狂热的基督教传教士和留着长胡子的德国语言学家。

先来到库尔德斯坦的是传教士。他们急于翻译圣经，并透过当地语言宣教，因此有一批基督教福音传道者——美国人、英国人、道明会圣职人员、法国遣使会会员——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设营进驻，开始研究各种当地方言。第一位认真钻研亚拉姆语的西方学人是戴维·塔潘·斯托达德（David Tappan Stoddard），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北汉普敦（Northhampton），早先就读于耶鲁，后来获授任为牧师。1843年，他加入美国设在波斯国欧鲁米耶（Orümīyeh）的布道组织，在聂斯脱里教派(1)信众间传播福音，并经营一所男子学校。他认为如果要成功打入当地社会，绝对要能说流利的“叙利亚克语”——这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古代犹太社群所说的亚拉姆语方言。“斯托达德先生自己表示，他总觉得自己‘舌头打结’，无法把当地语言说得溜。”一名传记作者在1890年出版的《传道路途上的美国英雄》（American Heroes on Mission Fields）中如此写道。

他带着福音来到，但却没有能用以传布福音的媒介……历经一年的辛勤研读，他终于开始能勉强以叙利亚克语布道。布道地点位于一名传教士的住所，大约有四五十名妇女和小孩前来聆听。说起当时的过程，他表示，“当然那只是一个小小的付出，不过我确实非常努力，而且我打算再接再厉。有了上帝的祝福，明年夏天我就可以更顺利地布道。我还无法用这个语言祈祷，但我是该认真学了。”

1885年，也就是他在因为斑疹伤寒病逝的前两年，斯托达德研究亚拉姆语的正式著作《现代叙利亚克语文法，以其今日于欧罗米亚、波斯和寇德斯坦的口说形式为准》（A Grammar of the Modern Syriac Language，as spoken in Oroomiah，Persia，and in Koordistan）获刊于《美国东方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这本小小的文法书是史上首度有人试图让世人接触这个过去鲜有人知的语言，了解它的结构和文法特性。”一名十九世纪评论者如此指出。然而这个努力毕竟还是不够的，“在那些早期时日里，进行传教活动的迫切需求让人难以投注时间进行纯粹的语言研究。在这位耶鲁大学优秀校友的开疆辟土下，这个领域原本前景无限，可惜他英年早逝，这个世界无疑也因此失去了进行更成熟研究的良机。”

不过，仍有一些人后续走上这条研究之路。那个年代最伟大的东方研究者——德国学者提奥多·诺德克（Theodor Nöldeke）在1869年出版了一本《新叙利亚克语语法》。另一些同样留着引人侧目的大胡子的德国语言学家，包括莱比锡大学的阿尔贝特·佐钦（Albert Socin）、柏林大学的卡尔·爱德华·扎豪（Karl Eduard Sachau）等人，也对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语言展开研究。不过第二个真正在这个领域迈开大步的还是一位传教士，这次是个英国人。阿瑟·约翰·麦可林恩（Arthur John Maclean）牧师原是剑桥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不久，他就获选担任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旗下大名鼎鼎的“叙利亚东部传道任务”的总负责人。“在他之前，调查研究场域辽阔而苍茫，”本杰明·拉巴里（Benjamin Labaree）牧师在1899年出版的《美国闪米语言和文学学报》中写道，“在欧鲁米亚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土地上，存在着巴别塔般种类繁多的语言，造成许多研究上的困境。但主任牧师麦可林恩透过无比的学术热诚、细致的观察方法和明确的研究目标，为这个领域带来新气象，并有效整理了不同部族之间的语言差异。”在库尔德斯坦待了五年以后，麦可林恩牧师对亚拉姆语已经有了充分掌握，并在1901年编纂出世人所知的第一本新亚拉姆语辞典。约拿在耶鲁大学当研究生时，有一天在图书馆里仔细看着这本字典的封面，忽然发现它的微妙之处。字典副标题显示它的内容不只包括基督徒所说的方言，也“从札胡犹太人的方言中举证”。

针对这个某些学者起初完全否认存在的艰涩语言，传教士和语言学者无疑做出了值得嘉许的贡献。那些不相信亚拉姆语确实存在的学者认为，在第七世纪穆斯林征服阿拉伯世界，使得阿拉伯语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的共通语言之后，一个原有的地方语言是不可能长久生存的。但他们的研究只能算是触及表面。传教士有其他的工作职责，因此他们在语言上的探究经常较为简略。他们不太重视亚拉姆语不同方言间的差异性，而是设法找到某种“亚拉姆语版的世界语”，让神职人员在整个库尔德地区都能用它来宣教。德国学者则是将研究奠基在仅仅一两个用户提供的语言样本上，让人不得不质疑其调查结果的有效性。他们的研究几乎都只针对该地区基督徒使用的方言，造成犹太人使用的语言继续处于无人探索的混沌状态。有些人将他们的调查研究视为纯粹的知识演练，甚至连在字面上都不隐瞒自己对其研究对象和文化的轻蔑态度。以诺德克为例，虽然他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最受尊崇的闪米语言学家和伊斯兰学者，但他在一段恶名昭彰的文字中，曾经表示他研究东方种族的结果，只让他更确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身为研究东方的学者，”他在1887年写道，“我的研究工作反而成为反向强化的工具，提高了我的亲希腊主义倾向。我认为所有人如果在怀抱开阔心胸看待东方民族本质的同时，又能对其进行严肃深入的研究，必然会得到跟我相同的体会。”

库尔德犹太人的历史被忽略的情况也很类似，甚至更糟的是，它经常遭到诬蔑。当约拿在书里看到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早在十三世纪就对自己在库尔德斯坦的同胞表示轻蔑，他不禁一阵心寒。这时他明白，原来欧洲犹太人的偏见并非近代的事。那天下午，他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里查阅那些历史典籍，当他从书页中抬起头仰望窗外天空，他感觉自己的职志忽然更加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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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元五世纪时从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分支，又称东方亚述教派，传入中国后称为“景教”，一度在中国也有相当多人信奉。

45　一支纪念蜡烛

A Memorial Candle

结婚一年后，约拿终于为卡塔蒙山丘上那栋景观公寓付了首付款。不过他不是计划和妻子迁居耶路撒冷，而是让父母搬进去，让他们能脱离拉什巴葛街那栋政府补助公寓狭小脏乱的环境。换了新房子的拉哈明和米里亚姆则是把老家转让给刚结婚的阿夫拉姆。

约拿此时正隔着半个地球，设法提升家人的生活质量，但弟弟妹妹的来信中语气却是越见焦急。所有人都感觉大哥正深深陷在美国的黑暗中。二十岁的阿夫拉姆之前很少写信，这时忽然口吻严厉了起来：

致大名鼎鼎的约拿·萨巴尔，何等荣幸你在我们家里那么有长进……可是你必须牢记生你养你、给你知识和智能的母亲。你抛弃了她。在所有层面上，你都已经被视为叛徒，不仅是在爱国心或民族情感这些方面而已。我只有一个字要告诉你：道义……告诉我那里和这里的区别。我认为有一个区别：这里是犹太人的国家。那里是外国人的国家，特别是对你，对约拿而言。

在此同时，米里亚姆晚上会梦到人在美国的儿子和媳妇搬进卡塔蒙的新公寓，过着幸福的生活。“她做梦时，会用亚拉姆语跟史蒂芬妮说话，”尤里在一封信里跟大哥说，“她对你和嫂嫂说，‘我现在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了，我什么都可以煮给你们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唯一能拿给你们吃的只有生菜色拉。”当时十六岁的尤里向来非常聪明狡猾，他太自负也太有心机，没事绝不会把心里话说出口。可是1969年6月，他又写了一封信说，因为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忙乱，他的压力太大，所以决定从就读的高中名校辍学。他说他每天到学校上课六个小时，放学后必须到父亲刚在卡塔蒙区买下来的小杂货店帮忙。他坐在那里看店，看到一些无赖一再要父亲让他们赊账，不然就是一些穷人恳求他打个好折扣，而父亲经常没有多思索就答应。他觉得父亲这么做是被别人踩在脚底了。星期五工作结束以后，他还有一个额外的任务：帮家人熨烫衣物和擦鞋子。有这么多杂事要做，他没有办法专心课业，况且家里也太拥挤，太嘈杂了，让他心情又紧绷又气愤。他干脆出门闲晃，等所有人都睡着了才回家。他的成绩因此受到影响，开始不交作业，最后只好辍学。他感到绝望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

约拿后来终于明白这些信并非无病呻吟。在花木扶疏的新英格兰待了那么久，他差点就将故乡的辛苦生活抛到九霄云外。他的家人其实还在每天烦恼账单该怎么付。他的父亲再度经商失败，性格变得更加愤世嫉俗，母亲则继续默默忍受丈夫的无端指责。

他是否应该回到家人身边？那里不是他真正的家之所在吗？他在系上表现出对自己的根源的浓浓牵系，甚至将博士论文定调为一种对故乡的崇高致意。“谨此献上一支纪念蜡烛，”他在前言上方以希伯来文写道，“缅怀我的祖父埃弗拉伊姆和库尔德斯坦的拉比们，他们让妥拉的火种得以继续燃烧，让火苗不会在那些‘迷失于亚述大地上的人’之间熄灭。”

但是，为什么他体内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抗拒返回以色列的念头？一个人有没有可能会对自己祖源的某部分感到强烈的牵系——某个涵盖语言与文化的抽象部分——但对另外的部分却不尽然如此？他的责任义务到底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人，竟会忽略自己的家人？他们不正活生生地代表着他的根源吗？他本来以为自己能将“过去”带在身边，用盒子装起来，而后栽种在新的土壤中。现在约拿怀疑这个想法根本就是在蒙骗自己。

约拿在耶鲁大学几乎每门课都得到特优成绩，他拿到的推荐信同样熠熠生辉。“萨巴尔不仅是为数已不多的新亚拉姆语使用者之一，他对这个语言的学术知识也已达到至高的水平。”罗森塔尔教授写道。系主任马文·波普（Marvin H．Pope）教授则是这么写，“在最顶尖的学术圈中，他将是个锦上添花的宝贵资产，我非常羡慕所有那些有资源也有远见，懂得吸收他这个知识精英的近东研究学院。”

过去与未来在约拿内心交战。他可以选择回老家，回到母亲身边，回到自己的根源，回到同胞那里；或者，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可以飞到任何他方。

46　他们可是国王？

Are They Kings？

1970年春末，拉哈明、米里亚姆、艾雅拉和尤里搭机抵达美国时，美国正经历社会变革的阵痛期。耶鲁大学的哥特式校舍虽然有如铜墙铁壁，却也无法抵挡席卷全美的骚动青年的反战情绪和民权抗争运动。誓言落实民主社会的学生团体占据校园各处办公室，一名驻校牧师遭到联邦法院以鼓动学生反抗征兵的罪名起诉。教员表决通过取消陆海军校园储备军官训练团课程的学分。耶鲁创设黑人研究课程，导入不打分数的“及格／不及格”评分制度，废除必修体育学分的规定，并在大学部首度招收女性学生。校友杂志中登出一篇学生思考大麻的文章，标题是“一个大麻吸食者的校园笔记”。在毕业纪念册中，过去穿西装打领带、外表整洁清爽的好男孩换成了不修边幅、放浪形骸的嬉皮士，还穿插了电吉他鬼才、摇滚红星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照片。

学生骚动在1970年5月1日达到顶点。耶鲁大学自由派校长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开放校园草坪，供一万五千名青年学生在此集会，抗议即将在纽黑文展开的非裔黑人民权组织黑豹党（Black Panther）主席博比·西尔（Bobby Seale）被指控谋杀和绑架一案的审判。大约三千名挥舞刺刀的国民警卫队队员被派到现场维持秩序，警察对投掷石块和瓶子的抗议人士发射催泪弹。在这次抗议行动之前几天，布鲁斯特已经明白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并且因此严重激怒尼克松政权。他说他“非常怀疑黑人民权革命分子能否在美国任何地方获得公平审判”。

只有极少数系所能潜身在风雨飘摇、沸反盈天的街头活动之外，一如往常地运作，其中之一就是不久后即将颁发博士学位给约拿的近东语文学系。这个科系创设于1841年，是美国成立的第一个近东研究领域学术单位。在研究生学院大楼三楼面东的一排办公室中，教授和研究生忙着探讨的不是当下的社会颠覆运动，而是上古的人类文明悸动。长年以来，这群人聚精会神地检视数千年前的古人以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泥土做成的泥板，试图破解上面的神秘刻字。他们巧妙地重建出阿卡得语（Akkadian）、梵语、乌加里特语（Ugaritic）等已死语言的文法。他们巨细靡遗地剖析《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这是一首用楔形文字镌刻在十二块泥板上的史诗，也是人类已知最早的书写文学作品。

约拿打算带家人到学校参观，并把他们介绍给教授认识，或许还能让他们看看系里最有名的典藏——出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四万五千件泥板。他也想带他们好好看看美国，看这个国家理直气壮的种种新颖风貌。

☆☆☆

对拉哈明而言，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比耶路撒冷好。食物也不行，海滩也不好，饮用水也不对。他说自己唯一真正咽得下去的东西是史蒂芬妮在附近一家冰淇淋店里介绍给他喝的那个简单、甜美的调饮。“奶协！（mitshek，即奶昔milk shake）”拉哈明高兴地叫道，“我在这里只爱喝奶协！很简单、很美味，又符合教规。奶协！”

当父亲忙着喝香草奶昔时，那时长发披肩的尤里闯进格林威治村，觉得自己到了人间天堂。嬉皮士在咖啡馆里拨弹吉他，街角的先知忙着鼓吹自由爱欲。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把一片迷幻药偷偷丢进尤里的汽水，总之，当一场骤雨把格林威治村浇得湿淋淋，他居然在街头狂奔，朝天空张开双臂，把哗啦而下的雨水接进嘴里喝下，泡水的凉鞋脱落了也没注意。后来他光着脚，浑身湿透地回到东九街克鲁格夫妇住的大楼，守卫挡在门口不让他进去。

身穿蓝色滚边制服的粗壮守卫以既狐疑又凶狠的眼神看着他，“你说你要找谁？”

“呃……我要到……克鲁荷家，”尤里说，“我找詹妮塔和寇德门。”

“开玩笑，小鬼。滚蛋！”

艾雅拉的“历险记”倒是比较私密。到美国几天以后，这个十二岁的漂亮小姑娘第一次月事来潮。之前她曾经听到我祖母跟莎拉说什么“不干净”的事。米里亚姆说弄脏的棉垫要用报纸包好，再用塑料袋封起来，塞在垃圾桶最底下，绝不能让男人看到。

所以当史蒂芬妮把她拉到一边说，“我们一起去买卫生棉。”艾雅拉不禁羞得脸红。她不知道史蒂芬妮是怎么发现的。

“你知道月经吧？”她们走出屋外，步入外头温暖的阳光中时，史蒂芬妮对她说。艾雅拉摇头，于是我母亲向她解释了这个生理现象。

原来这里是这样，艾雅拉心想。她们买了一大盒卫生棉，从药妆店走出来，史蒂芬妮答应说她会偷偷把它带进家里，不让别人看到。在老家那里必须隐藏起来的羞耻秘密，在美国就跟香草奶昔一样，又单纯又甜蜜又自然。

米里亚姆受到的震撼相当强烈，这倒也无可厚非，毕竟这时的情况是一位不识字的库尔德家庭主妇忽然被带进一个世界级大都会。米里亚姆在纽约时经过人行道上一处通风口，当一阵暖风灌进她长及脚踝的连身裙，将裙子鼓得像颗热气球，她吓得跳了起来。那天稍后，一家人行经百老汇一带时，大伙回头一看，发现她娇弱的身影被卡在车流中央，正在喇叭声四起的噪声中茫然地看着在她两侧反向呼啸而过的汽车。

尽管历经磨难，米里亚姆还是跟大家说她很喜欢美国。他们到华府待了几天，她说那里的街道干净到“用舌头舔都没问题”。不管到哪里，大家都很亲切有礼，脸上挂着微笑，随时说谢谢。从她提到史蒂芬妮父亲的方式看来，他应该是已经让她意乱情迷。有生以来，他是第一位帮她开门的男士。

约拿很怕嬉皮族会让母亲反感。但当米里亚姆看到半裸的“花孩子”(1)在公园中卿卿我我，她的表情居然一脸陶然。她不顾约拿的警告，让尤里带她去看《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Woodstock）(2)的播映会。看完以后，所有人都很惊讶她居然没有抱怨影片中充斥的赤裸酥胸。有人问她有什么感想，她的回答很简单：“看到他们那么自由自在，感觉真不错。”

她的美好心情一直到儿子毕业典礼当天都没变。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她穿上全新的白色连身裙，搭配同色头巾，拿了一把折叠椅坐在耶鲁大学草坪上。

“约拿·萨巴尔。”典礼台上一位院长叫出这个名字。

她的儿子从前排座位上起身，身上的黑袍在阳光下闪着迷人光泽。四周的同学一阵鼓掌，夹杂几声揶揄的嘘声。约拿伸出双臂接下毕业证书，接着与一长排穿着长及脚踝的蓝色学院袍、头戴天鹅绒帽的院长和系主任握手。他在每一位耶鲁大佬身前轻轻弯身行礼，其中有些人似乎也屈身回敬。米里亚姆站起来伸长了颈项，她这辈子不曾见过那么多穿戴如此隆重华美的男士。

“他们可是国王？”她问旁边的尤里。

“不是啦，依妈，他们不是国王，”尤里翻着白眼说，“只是一些大教授。”

米里亚姆意会到自己的问题可能很蠢，但在那天，可能是她此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的祖母感觉自己像个女王。她的小王子去到遥远的地方，英勇地杀了那里的恶龙，娶得美丽的公主。她一心盼望儿子会回家。但即使在那时，她的内心深处也已明白，儿子是永远不可能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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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越战时代，年轻嬉皮士佩戴或手持花朵，宣扬以花朵代替枪杆，以“花力量”（flower power）取代武力，争取和平与爱，因而被称为“花孩子”。

(2) 1970年的一部纪录长片，为1969年以爱与和平为名举办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纪实，获得奥斯卡纪录片大奖。

47　犹如奇幻仙境

Some Enchanted Place

在约拿递出申请的所有以色列大学中，只有一所位于内盖夫沙漠的二流大学给了他回复。一个库尔德人抛弃以色列，跑到耶鲁那种崇高的学术殿堂深造，然后回到家乡，在默默无闻的学校里讨兼任教职的饭碗——约拿心想，他都已经能听到“早就跟你说过”这种评语此起彼落了。他思索了一阵子，同时一句伊拉克俗话不断萦绕在心：“堤堤到水井取水，回来水桶空空如也”。

美国大学的回复几乎一样令约拿沮丧，所以他暂时按兵不动。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他跟我母亲住在新泽西州提内克（Teaneck）的一栋小房子里，勉强接了几个没有保障的合约工作，在耶鲁大学担任客座讲师，以及到耶什华大学当助理教授。

1972年1月，也就是我出生大约一年以后，约拿的电话响起，来电者是UCLA近东语言学系的执行系主任亚敏·巴纳尼（Amin Banani）。他说他很抱歉没有早点儿打电话，不过系里目前空出了一个教授希伯来文的职缺。巴纳尼说他刚好人在纽约，如果约拿还有兴趣到他们学校的话，两人可以见面聊聊。

约拿知道，UCLA没有哈佛或耶鲁这种常青藤大学的贵族血统，但它位于美国第二大城洛杉矶的市中心，不但野心勃勃，而且资金充足，校务发展蒸蒸日上。这所大学成立于1919年，随着校地不断扩大、学生人数迅速攀升，它的发展企图也日益壮大。到了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它已经将目标设定在能与美国历史悠久的精英大学平起平坐，共同竞争吸收全球最优秀的研究生。

巴纳尼打电话给约拿时，近东语言学系虽然才成立十七年，但已经集结大批的顶尖教授，其中大多数是从东岸名校挖角而来的。系所提供的课程已经跟任何常青藤学校的教学内容一样丰富多元，除了希伯来文、阿拉伯文等传统核心领域外，还包括亚述语、亚拉姆语、巴比伦语、土耳其语、亚美尼亚语、衣索匹亚语、阿卡得语、波斯语等充满异国风情的学科。

在纽约会晤之后，巴纳尼邀请约拿到他在南加州的寓所，向系里的教授进行试教。约拿当时正着手撰写一篇关于亚拉姆语童谣的文章，所有材料都取撷自同一来源：他的母亲米里亚姆。婴孩时期住在札胡的泥砖屋里时，母亲会唱一些很温馨的催眠曲给他听，歌里诉说着一些关于鸡蛋和小鸡、米饭和哈尔瓦糕（halva）、太阳和月亮的故事。最近他回耶路撒冷时带了小阿里埃勒一块儿去，米里亚姆对她的小孙子重新唱起那些熟悉的儿歌，约拿于是随时在笔记本里记下童谣的内容。

此刻的他则是置身在巴纳尼位于圣塔莫尼卡的粉红色灰泥外墙别墅，对着一群老学究诵读那些童谣。当然，他会对这些童谣进行阐释、剖析与节律分析，把可爱的童言童语透过他在耶鲁学到的学术架构重新筛滤。他担心这个题材显得不够扎实，但当他从授课笔记中抬起头时，却看到在座不少原本表情严肃的学者已经笑容满面。

现年七十八岁的巴纳尼圆圆的头顶几乎完全秃亮，他告诉我当年他在父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巴纳尼出生于伊朗，1943年，伊朗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被占领，局势混乱，他搭上一艘美军运输舰前往印度，随后又转往美国。他抵达美国时还只是个小学生。多年后，他当上哈佛教授，后来又被UCLA挖角，成为该校近东语言学系第一位非欧裔教授。

“约拿来自札胡，他活生生地代表着一块四面楚歌的孤立地区，这真的很不可思议。”我在2005年到圣塔莫尼卡那栋粉红色别墅拜访巴纳尼时，他这么告诉我，“我大部分的同事都把这个领域当成是在研究已经消逝的文明、已经死去的素材。但现在这个人就站在我们面前，他之所以对西北闪米语言研究有兴趣，是因为他的母语就是这个。我们觉得，这仿佛像是一个古生物忽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当时我很积极地想改变‘研究逝去的文明’这种非常欧洲中心的观点。还有就是约拿对民俗文化、童谣，以及像是约拿玛莫之类的人所提供的民间传说素材的关注，这个部分让他显得更有温暖鲜活的人味儿。”

“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我问巴纳尼。

“如果有任何需要改进之处，”巴纳尼笑了起来，“其实那也是我喜欢约拿的地方，那就是他没有都市人的复杂。打从一开始，约拿就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心机、让人很舒服的人。他没有一丁点儿那些世故都市人的装模作样。其实当初有些人私底下还问，‘他有办法融入吗？’”

☆☆☆

约拿觉得巴纳尼身上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他的穿着：他不打领带，脚上穿的是运动鞋。比起东岸大学教授那种非穿全套正式斜纹呢西装不可的严肃模样，巴纳尼传达出的是何等自由的讯息！况且，洛杉矶西区阳光灿烂，天气美好，四处坐落着红瓦白墙的南欧式建筑，一下子就让约拿感觉像是人间天堂。反观他住的提内克，深深的积雪让人难以行动，浓浓的大雾更使得他在前往机场的路上能见度几乎只有几英寸。

UCLA一带的区域仿佛城市中的绿洲，街道上椰影婆娑，暖暖的微风吹拂在摇曳的枝丫间。美国银行的金色圆顶让它看起来像一座清真寺。红砖砌造、瓦面屋顶的住宅带有开放式庭院，院里种了绿意盎然的葡萄树，看起来简直就是将地中海的度假村直接移植过来。

这也算是小小的安慰吧，这个二月天的下午，约拿走出出租车时心想。他站在克莱蒙旅馆门前，看着广告牌上“一晚八美元”的住房信息。或许我人不在中东，可是我在这里说不定会觉得像身处中东。这里看起来真的像是奇幻仙境。

☆☆☆

返回提内克时，约拿做了决定。在他身后逐渐远去的是他的故乡、他的家人、他的历史，是一万公里外的札胡。在他前方益发清晰的，是美国。人在这里没有盘根错节的牵绊，可以展翅高飞。

在耶鲁的最后几年，随着他更深入自己所属族群的历史和语言，他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本质矛盾也更令他苦恼。一个人如何能在抛弃个人过往的同时，却又紧紧抓住它？

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终究令人失望了。它粉碎了父亲和祖父的梦想，它让母亲受到屈辱，孤独而无助。一整个世代的库尔德犹太人满怀希望地前往以色列，但他们怎么也料想不到竟会遭到当地社会唾弃。在某种非常个人的脉络下，美国变得更像约拿的家。美国的开放、自由与天真性格，使它与札胡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结。而以色列与札胡却永远无法真正交会。在耶路撒冷的电影院里度过的无数时光中，约拿早已知道洛杉矶是打造梦想的天堂。如今他站在永远亮丽的阳光下，走在随风摇曳的棕榈树与优雅的红瓦别墅间，他闭上眼睛，感觉自己到家了。

第五部　父亲与我

FATHER AND SON

自助照相亭内的阿里埃勒和约拿。

UCLA，一九七〇年代晚期。

48　失去声音

Speechless

十三岁的我涕泪纵横地尖叫，“我—要—去！去—餐厅！为—什么—我—们—不—能—去！”

我大发脾气地瞪着身穿背心的父亲，他冒着汗珠的脸在激动中显得古怪难看。“太浪费钱了，阿里埃勒，拜托你。冰箱里有好吃的鸡肉和米饭，是妈咪昨晚才做的。”

“我—讨厌—吃—剩菜！”我大声咆哮，“我—要—吃—中国菜！我—要—去—西莲餐厅！”

母亲人就在附近，她正在我们家位于洛杉矶西区的农庄式住宅车库里，焦急地掏出汽车钥匙，并设法安抚我。“约拿，我带他去吧。”她对丈夫说。

“你以为钱是长在树上吗，阿里埃勒？”约拿又搬出一句陈词滥调说，“一星期上一次餐厅难道还不够？”

“不够，不够！”我说，“你应该看看安德鲁他们家多常到餐厅吃饭。”

“老公，你现在不是住在札胡，”我母亲的声音从车库传来，“你当教授的薪水很高，我们偶尔出去吃个饭没什么不得了的。”

“神经有毛病！”我叫道，“为什么不能出去吃！吃个饭有什么大不了！操！”我的声音越吼越嘶哑。

阿里埃勒和弟弟伊蓝在加州的威尼斯海滩，1979年。

“扣二十五分钱。”母亲说。她又搬出那套无聊的罚款方式扣我的零用钱，处罚我骂“三字经”。

“操！我不在乎！”我猛敲着门大叫。

“再扣二十五分，”母亲说，“约拿，我带他和小拉尼去吃，好吗？”她打开车门，我弟弟和我冲进车里。

“随你们便，”父亲摇着头说，他的汗水已经流了满脸，“随你们便。”

☆☆☆

我们住在洛杉矶，但我无法忍受我父亲不愿意融入这里的生活方式。我在希伯来日校阿奇巴学院（Akiba Academy）有一个同学叫伊凡，他爸爸是个生意人。第一批德劳瑞恩（DeLorean）跑车才刚出厂，他就抢着去买了一台，所以在《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男主角在电影里让机翼般的车门啪地往上开启以前，伊凡的爸爸就已经开着这种车了。另一个同学戴伦的爸爸则是流行演唱会制作人，他有办法让我们拿到比利·乔尔（Billy Joel）现场演唱会的摇滚区特别票。艾瑞克的爸爸有超大的泳池别墅，家里有女佣，后院的喷泉里养了一大堆金鱼。马修的爸爸车库里不只有奔驰，还有劳斯莱斯，他们家住在贝弗利山庄的一幢三层楼别墅，房子里甚至还装了电梯。

然后呢，是我。我爸爸开的是被撞得到处都是凹痕的雪佛兰Chevette车款，车窗还是手摇式的。有一天，车里的音响出故障了，他跑去无线电音响城买了一台装电池的手提收音机，用附赠的提带将它挂在方向灯控制杆上。接下来的十年里，这部收音机一直维持在同一个频道。

我的父亲不是个摇滚酷爸。有一天晚上，他带我弟弟伊蓝和我到城里，结果是为了看UCLA学生会免费播放的前卫外语电影，地点位于一间通风不良的讲堂。他在家里自己做好爆米花，用市场给的塑料袋装起来偷偷带进校园。人家是在家里不限次数搭乘私人透明电梯，我的话，要是离开房间还让灯亮着超过一分钟，就会被骂浪费电。“灯亮着一秒钟就要耗费两便士电费，你知道吗，阿里埃勒？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你知道你可以到中国餐馆吃几盘香菇鸡片吗？”在美发沙龙剪发可以索价三百美元的洛城，我父亲会自己拿剪刀剪头发。他的衣橱里都是一些趁大减价时购入的零码西装，图案不是方格就是条纹，看起来就像是一九六〇年代高尔夫球广告里的装束。问题是，他从来没挥过球杆，甚至任何运动都不玩、不看。

安娜意大利餐馆有超棒的帕玛森奶酪小牛排，而且大块到能超出餐盘外，可是我爸爸却要弟弟和我点儿童餐，因为这样比较省钱。我告诉他，我不要吃鸡肉棒或比牙签大不了多少的比萨条。“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什么？比萨条好吃极了！你看，菜单上说还附了通心面色拉和红萝卜条，看起来很丰富呢。”

“好恶心。”我说。

“好吧，我有个办法，”这时父亲会灵机一动地说，“你点披萨条儿童套餐，我负责吃，你就从成人菜单里点自己想吃的东西。”服务生送餐来以后，我们就交换餐盘。每次服务生回到桌边询问用餐是否愉快、需不需要什么服务时，都会瞄一下我们的盘子，似乎在说，怎么搞的，十二岁小孩吃巨无霸牛排，老爸却在啃迷你比萨条？

上餐厅吃饭时如果要他点佐餐酒，简直比登天还难，以他的口头禅说，就是“想都别想”。为什么？有一次我放胆问他，他回道：“小小一杯就要三美元唉！”如果将这个画面转成静音，只看他的表情，你可能会以为有人刚要他捐出膝盖骨作为医学研究。

接着是最精彩的“旅行用洗发精瓶”桥段。我父亲在最恰当的时间点，通常是刚点完餐、服务生已经走远的时候，就会开始动手。他弯腰朝漆黑的桌底下伸手，在公文包里翻找那只棱纹塑料瓶；同时，空着的那只手会拿起冰开水一口喝掉，随即迅速地将杯子移往两腿中间夹住。接着是最出神入化的部分：他弹开洗发精瓶子的小瓶嘴，朝玻璃杯倒放瓶口，接着挤压瓶身。一道色泽优美的马尼舍维茨乳白康科德酒（Manischewitz Cream White Concord）(1)就此注入杯中，酒液敲打杯壁时还会发出小便斗那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叮当声。

空瓶子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他塞回公文包内，他那杯“冰开水”——现在带着令人起疑的金黄色泽——悄悄回到桌面上。这时，用餐气氛从原来的单调乏味忽然变成一场胆小鬼游戏。每当服务生似乎正拿着水瓶准备前来服务时，母亲就会拍一下父亲的手低声说，“老公。”她那扬眉暗示的表情好像在说：小心别被逮了！于是我父亲就会紧紧握住玻璃杯，把它挪到胸前。那个姿势仿佛是一个虔诚无比的信徒正死命捍卫某个圣物，以免被异教徒夺去。

我简直看不下去。

我的朋友和我会取美国啤酒品牌安海斯布希（Anheuser Busch）的谐音，在背后叫他“约乃斯布什”（Yon-hauser Busch）——虽然我父亲约拿一辈子都不碰这个牌子的产品。他还被我们取了一个绰号叫“印地约拿·琼斯”，不过电影里那个由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饰演、喜欢穿皮夹克的考古学教授印地安纳·琼斯对时尚很有概念，挥起皮鞭也不输西部牛仔，这些都是我父亲永远比不上的。

我在内心嘲笑他，对他也越来越疏离。我试着让自己变成一个酷炫的洛城小伙子，某种电影明星、冲浪者和摇滚歌手的混合体。

可是我无法摆脱他。连我的名字“阿里埃勒”都是他帮我取的，虽然不是“亚拉姆”，可是阿里埃勒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我总是成为被人取笑的对象。

“REO快速马车(2)来啦！”我在周末到附近的运动场溜滑板时其他小孩子会这样揶揄我。

“奥利奥（Oreo）饼干！”

“阿里尔（Ariel）不是女生的名字吗？”

我怪他害我长着满头粗硬的头发，怎么样都没法变得服帖。在“中东”这个概念的负面含义达到空前绝后的年代，我怨他是个中东人。我们到UCLA的泳池游泳时，我看到他光溜溜的后背就会忍不住倒退两步。他的背上交叉着一堆凹凸不平的疤痕，有一次他解释说，那是他小时候生病札胡的巫医帮他做放血治疗后留下的“遗迹”。札胡那种鬼地方，谁想跟它扯上关系？

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成为伊朗最高领袖，许多伊朗人纷纷逃往国外。在我成长的年代，这些人大批涌入我们居住的城区，使得洛杉矶成为全世界伊朗离散人口最多的地方之一。这些移民都是富裕阶层，他们开的是车蜡打磨得亮晶晶的奔驰车，穿戴昂贵的奢华衣物和灿烂夺目的珠宝。那年稍后发生了伊朗人质危机，于是小区的巷弄和学校墙壁上开始出现“伊朗人滚回去！”的涂鸦。在某种自我投射的情境下，我居然觉得那些丑陋的字眼是针对我而来的。

当我开始跟父亲保持距离时，他在大学里的学生却纷纷交出对他赞不绝口的教师评量单；学生们认为他是个充满耐心、温暖亲切，又谦冲为怀的好教授。

每个人——恐怕我是唯一例外——都在他身上看到值得钦佩之处。约拿，我的父亲，在1976年成为美国公民，并在同年获得UCLA的终身教职。哈拉索维茨（Harrassowitz）这家举世闻名的德国学术出版机构将他的博士论文付梓。耶鲁大学出版社预先支付了版税，请他撰写一本关于库尔德斯坦犹太人民俗文学的书。那本书以约拿玛莫的照片为封面，《洛杉矶时报》还写了一篇充满赞赏的书评。他走了一趟危险行程，到伊朗的库尔德地区对当地信奉基督教的新亚拉姆语用户进行语言记录工作。在以色列求学时期，不到二十岁的他从打工的工会捡来一堆纸，将自己依稀记得的新亚拉姆语字词记在上面。这些纸片后来成为一项字典编纂计划的基础，数据也逐渐扩充成数以千计的索引卡，塞满一个又一个的鞋盒。到二十世纪后半期，这个连续流传至少三千年、耶稣所用的语言，在走入最后的“新亚拉姆语”阶段后，可能只剩下一两代的使用者了。我父亲喜欢称这些使用者是“最后的莫希干人”(3)。他与时间赛跑，试图为也许永远无法再亲耳听到这个语言的后代学者留下亚拉姆语的翔实记录。

我在儿时并不知道他在做这些事。他几乎是单打独斗地将新亚拉姆语研究从一种充满异国情调与边缘性质的奇特玩物，逐渐转变成在大型学术研讨会中受到重视与瞩目的领域。他也逐渐成为研究新亚拉姆语最顶尖的知名专家，经常获邀到世界各地的研讨会上发表论文。

每隔几年，UCLA就会为他升等加薪，好几次甚至催促他申请担任系主任，但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说他喜欢教学，但不喜欢行政工作。可是光看他的外表，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一切。与那些稍微有点钱财或名声就大摇大摆的洛杉矶人不同，他一直没换房子，一直和妻子厮守，原来开的雪佛兰后来虽换成丰田，但一样省油，而且他依然自己动手剪发。

☆☆☆

如今我回顾这一切，明白了那是一场冷战。我从来不曾对父亲动粗，不曾离家出走，也未曾告诉他说我恨他。我不曾说我怪他让我带着一身橄榄色的皮肤、卷曲的黑发和奇怪的名字。我从来不曾直接告诉他，你那剪得乱七八糟的发型和怪腔怪调的英语让我尴尬。我从来无法用那么直接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感受。所以，我的发泄方式是在他面前说脏话，在他背后讥笑他，想办法避开他，设法凡事都不要像他。

我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那么紧张，真正的原因在于我强烈希望融入加州的主流生活，而我认为他是我唯一的阻碍。但当时的我还不够成熟，无法走向父亲，直接跟他讨论这些问题。我想，即使早在那时，某部分的我也已经料到，若真要仔细检验我俩父子关系之间的隔阂，我会发现责任在于我其实更胜于在他。但在那个年纪，我不可能认为犯错的人是我。

从外在上来看，我的行为就像是一般的青少年叛逆。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反叛的对象不是足球练习、戏剧教学，也不是母亲坚持开四十五分钟的车程载我去上的可怕小提琴课，更不是学校里的英文、数学或社会课。激起我叛逆的场合，都是一些我认为延伸自父亲所属世界的东西：我读了九年的希伯来日校，犹太夏令营，犹太会堂。我叛逆的对象是那一大群希伯来文老师、圣经讲师和犹太拉比，他们恐怕永远不会知道自己遭受到我的心理攻击。

我在一个父亲说希伯来语的家庭中长大，每两年都会到以色列过暑假。但我并没有在希伯来文课或在阿奇巴学院日校轻而易举地拿到好成绩，而是在上课时把以色列老师们画成丑怪的图像，再不就是说一些下流笑话，让同学们捧腹大笑、老师无可奈何。

“出去！”最后老师忍不住吼道，“立刻出去！到山德林拉比的办公室去！”

八年级毕业后，我在离家几条街外的一所公立学校注册入学，这时我对父亲的敌意更深了。我在阿奇巴日校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伪装出来的搞怪模样，对艾莫森中学的同学而言根本就是小孩子的把戏。我试图用一大堆发胶把我蓬乱的犹太卷发整理得服服帖帖，结果却被他们嘲笑；有人说我看起来像《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中由马丁·肖特（Martin Short）扮演的那个头发用树脂粘出一条前顶柱的蠢蛋。有一天，我在课堂上转头往后看，发现有个同学在画一幅素描，上面是一张鼻梁高耸和下巴尖细的长脸。他发现我在看时，用手肘顶了一下旁边的同学，两个人随后一副不怀好意的笑脸看着我。我知道那幅画是在捉弄我，而且画得正中要害，因为图上的两个脸部特征就是我最不自在的部分。那天吃午餐时，我捧着餐盘在户外用餐区溜达，想找一个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角落安静吃饭。

我现在知道，我的这些感受当初父亲完全可以理解。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美国，他一直都必须设法适应周遭让他感觉自卑、不同，而且孤独的大世界。但我从来没想过要告诉他我的感受。我不但什么都没说，甚至从某个时候开始就不再称他“阿爸”。自此，他就只是约拿，一个我不愿意跟他一起出门、不愿意让外人看到我跟他有父子关系的人。

☆☆☆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在我升高中时，父亲因为某种严重的焦虑问题，声音仅剩一股沙哑的嗫音。喉科医生诊断不出原因，于是他去找心理医生，医生告诉他病因可能是心理因素。父亲心想，或许心理医师的诊断有道理。当时他即将升等，但他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因而陷入莫大的压力，让他觉得忧郁不堪，人生毫无意义。“在下意识中，”他最近告诉我，“我大脑的某部分跟我说，‘你办不到，因为你不配。’”他的声带紧缩，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喘不过气。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沙粒在沙漏中滴流，他非常担心自己永远无法再执教鞭。

心理医生给他开了抗抑郁剂；喉科医生的处方则是早晨的发声练习，他要父亲以不同音调反复朗读经文。他最喜欢念的经文之一是《诗篇137》，“在巴比伦诸河畔，我们缓缓坐下；泪水悄悄滴落，我们忆起锡安……在陌生的国度，我们如何以歌声赞美天主？”

失去声音。这是流放生涯的诅咒之一。我父亲从很小就知道，温柔慈悲的岁月会毫无预警地彻底结束。札胡曾是他的伊甸园。在那里，小男孩可以飞越屋顶，整个下午在河里戏水，从会跟天使说话的祖父那里学习赞美诗。在那里，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会互相扶持。约拿·萨巴嘎离开札胡时年纪还小，不会用任何其他眼光看待斯土斯人。

拉哈明帮儿子举行受戒礼是在他满十三岁之前将近一年，距离他们前往以色列只隔一个星期。他为什么这么决定似乎令人想不通，除非他当时就感觉到如今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约拿的童年在他离开札胡那天就结束了。

孩提生活的奇妙情景历历在目，天使、恶魔、鬼魂跟哈布尔河的滚滚流水一样，构成了札胡千古流传的文化脉络。但那些过往的碎片都在他从以色列飞往美国的途中逸失了。在洛杉矶西区巨大的犹太会堂前，绅宝轿车与奥迪跑车开进停车场抢着卡位，手提名牌包、浑身香水味的贵妇坐到会堂前排吸引众人目光。在这里，札胡早已无影无踪。

父亲每星期六都会谨守本分地上会堂做礼拜。但相较于他的祖父在神秘的教义中找到寄托，有一个东西似乎让他得到更大的慰藉：书店中的心灵类书籍。他的咖啡几上会同时摆出《亚拉姆语中的阿卡得语影响》和美国乡村音乐歌手娜奥米·贾德（Naomi Judd）的《娜奥米的个人突破手册：二十个改变你人生的选择》这种通俗作品。全美国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会有这样的休闲阅读组合。

最近我到洛杉矶拜访父母，又发现一堆超市图书区等级的心灵提升书籍，甚至还看到浴室镜子一角塞了一张纸，上面是父亲亲手写的一句话：“就在今天，活出精彩！”我总是很惊讶也很尴尬地看到那些自我疗愈大师的陈词滥调会让他那么感动。父亲最近让我看一大沓他历年来从艾比夫人专栏（Dear Abby）、犹太会堂通讯、飞机杂志上剪下的心理咨询文章。对我来说，“聪明投降的艺术”“和你的恐惧和解”“在人生的餐台上尽情慢食”这类标题不但无聊，甚至有点儿荒谬。对我父亲而言，那些却是……滋润库尔德人心灵的上等鸡汤。我非常清楚这点，因为他多年来在那些剪报资料上写了许多给自己看的笔记，记录下他的种种恐惧和忧虑——这些主要都源自他一直深信自己有所不足。

他会写，“我们绝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不可能永远都完美、有效率。”他也会把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诗文改写成心灵笔记：“幸福就像一只蝴蝶，你越是追逐它，它就越是离你而去。但如果你将注意力转移他处，它就会飞来停在你的肩上。”

他内心的焦灼从来不曾延烧到外表。他在UCLA的同事告诉过我，每当系里出现危机，我父亲都能为大家带来一股安定力量。“约拿非常真诚的特质能把众人凝聚在一起，”当年聘请他到UCLA、如今已是荣誉教授的亚敏·巴纳尼这么说，“某些时候系里有人处不来、搞斗争，教授们这时常会请约拿裁夺，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个公允、没有偏见的人，不会偏袒任何派系。”

他比较亲近的同侪认为他之所以不愿意加入派系斗争，是因为他那种习惯回避公开冲突的库尔德人背景。他们说，为了维持关系的和谐，他情愿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与其和系主任谈两分钟的校园政治，他宁可跟系所的资讯工程师或管理员闲聊十分钟。

“他比较平易近人，不是那种精英主义者。”几年前我到资深希伯来文讲师南希·艾泽（Nancy Ezer）的办公室拜访她时，她这么告诉我，“他跟系办或信息部的人讲话的方式，跟他对学术高层讲话的方式一模一样。大学是一个阶层分明的地方，他这种行为可说是鹤立鸡群。而且那不是因为他天真，而是来自于他的价值观。”

“什么价值观？”我问。

“他的文化里有一个重要之处，就是不要过度彰显自己，那是他的一种谦卑表现。要跟恶魔打斗的话，私底下打就好，否则就变成一种暴露狂。西方文化是成功导向的，成功者就能得到财富、权力和地位。在中东文化中，最重要的是受人喜爱。”

我父亲遭受挫折时——比如当他的书被拒绝出版或演讲被取消，他绝不会去大吵大闹，一些想鼓动他奋力争取权益的同事因此大失所望。“在他的思考架构里，一个非常基础的元素是假设人性本善，”艾泽告诉我，“比如说，他提出的经费申请没有通过，这时他会说，‘我是在妄想什么？我有什么理由需要这笔经费？这是上帝的决定。’他会以一种很民间的智慧来化解问题。”

父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鲜少和我谈起他的工作。不过，有时候他会一言不发地把学生填写的评量单拿给我看。学生在那些不具名的表格上画一堆泡泡，写一堆东西，评鉴老师的教学能力。他的学术研究性质或许不是特别具有魅力（有一天窃贼打破他那辆丰田Tercel的车窗，把车里的东西全部搬光，唯一留下的是他那本库尔德犹太人民俗研究专书），所以我现在有点好奇，当时他让我看那些评量单，会不会是一种希望我认同他的方式，想让我知道有一些跟我年龄相近的人也会喜欢他？

最近我挖掘他的档案数据时，看到一些我印象中非常典型的评语。“在我有幸跟随过的所有教授中，萨巴尔教授是最亲切、最温暖，在知识上又最能激发学生的人之一，”一名大四学生写下这句话，“他的人格特质令人如沐春风。”

“我爱萨巴尔教授这位老师和这个人，”另一位学生写道，“如果世界上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人，生命一定可以成为永恒，因为我们可以跟完美的人生活在完美的人间天堂。”

最近有一次我在洛杉矶跟着他来到他的课堂，亲自体会到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生特别喜欢他：他能跟学生打成一片。那些学生正努力掌握一个新的语言和文化，就跟我父亲自己的人生经历一样。我看到他以那种感同身受的心态引导学生理解困难的段落，我看到他不断为学生鼓掌，即使他们只是回答了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我看到他经常就会请教学生关于英文的问题，让他们觉得仿佛他们也有很多东西能教老师。比方某个时候他问学生，“英文里是不是也有‘老爷钟’的说法？”

无论在课堂上或是其他地方，他都能与背景和他的童年有天壤之别的人找到共同的立足点。在此之前不久，他刚被升到UCLA正教授九个职等中的最高一级，这个等级只颁授给对研究领域有卓越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教授。他经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最顶尖的大学发表论文，可是当你走进他的课堂，会发现他看起来就像个年纪稍微大些、知识稍微渊博些的学生，只是因为教授有事离开而暂时站上讲台。

“我教完书以后心情就会不一样。”下课后我们走回他的车子时他说。

“你为什么觉得会有这样的改变？”

“我在心理上知道那是一个我知道该说什么、别人也会听我说话的场合，”他边系上安全带边说，“在其他的社交场合，行事规则不见得那么单纯。”车子开出停车场，我们驶入耀眼的向晚阳光中，“在课堂上，我是把一些关于过去的东西传授给未来，”他继续说，“那个过去是我的一部分。但那个未来并不真的属于我。”

“你的意思是？”

“我在美国有时还是会感觉不自在。不是什么东西我都能了解。大学课堂是我觉得这种冲击最小的地方之一。”

我恍然大悟，原来对我父亲而言，课堂像是一处避风港，就像札胡的犹太会堂为他的祖父提供了精神支柱一样。

我们开着车，沉默无语地开离校园，沿着绿树成荫的街道回到我成长的老家。

“我想教学是一座桥梁，联结了我的过去和现在，它让我在美国的存在多了一个维度。就物质而言，人在这里什么都能得到，可是在精神层面上——”

他的手伸向遮阳板的位置，按了一下车库大门的遥控器，还没说完的句子也就此打住。

☆☆☆

九年级快结束时，我开始在午餐时间跟两个姓迈克的坐在一起。他们两个都是金发、爱笑闹的麻烦制造者，家里非常有钱，喜欢做一些违法的小勾当。他们之所以接纳我，是因为我们在我还在阿奇巴日校上课时，会一起出现在小区运动场溜滑板。由于我有车可开，他们便让我进入他们的世界。

如今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是我年少岁月中最沉沦的时期。这两个迈克跟我有一个默契：只要我提供代步工具，他们就带我去见世面。于是我开车载他们前往洛杉矶南郊的康普顿（Compton），到一个名叫胡安的毒枭家中，然后我像上诊所看病那样坐在沙发上等着，两个迈克则是拿出一沓钞票，交换一包大得像哈密瓜般的大麻。我推断他们是要拿到学校卖，不过我从来没问。我载着他们在我们自家城区的街上四处打转，让他们找机会侵入停在路边的车，窃取车内的录音带和可拆取式音响。

他们回报的方式是把我引进一个我不可能接触到的洛杉矶。他们那些人总有办法找到某个死党因为父母刚好周末出远门，房子空了下来，于是可以办起美女如繁花、啤酒如水流的狂野派对。我通常会缩在某个角落或坐在泳池边的椅子上，看那些酷帅的冲浪男孩泡妞儿，心里暗想，如果找到机会跟漂亮的女孩接触，我该说什么。

虽然我在这个新圈子里没有混得轰轰烈烈，参加那些派对的结果倒也提升了我的“社会地位”。我变成学校先修班里生活多彩多姿的酷哥。我交了新朋友，上三角函数课时还有女同学会传纸条跟我打情骂俏。

有一天，我告诉两位迈克我决定不再提供司机服务，他们听了耸耸肩。

“随你便，小老弟。”其中一位迈克说完就掉头走人。

那是一场浮士德式的魔鬼交易，许久之后我才明白自己当初多么懦弱可耻。在那个时候，我唯一想到的是：呦呼，我打进去这个圈子了。我的呆老爸，他的烂发型，他的怪口音，他浑身上下那诡异的犹太调调，仿佛那些在我的生活中都不曾存在。

高中毕业舞会结束后，我的女朋友夏梅和我前往位于日落大道精华区的蒙德里安旅馆。身材高挑、外貌出众的夏梅有一半的瑞典血统，跟我一起上过几堂先修班的课。她的朋友中有一大群夜店族，那是一个我本来以为永远不会有交集的族群。凌晨四点半，我们终于抵达蒙德里安旅馆。她的几个朋友正倾着身子在咖啡桌上，以卷成小管的旅馆便条纸吸食白粉。

一个我在学校里见过、但还不认识的男学生坐正了身子，正抹去鼻孔下方的残余粉末。“阿—里—埃—勒！”

“嘿！”

头发精心上了胶、一脸笑面虎模样的小毒仔上下打量我，而后下巴对着夏梅一扬。“这妞有一套喔，兄弟。”他笑着对我说。

“闭嘴，死鬼！”夏梅骂道。她转身对我说，“别听他胡扯。”

“是啊，别听我胡扯，”小毒仔眨了眨眼睛，“反正我只是供货商。你们到底要还是不要？”

就这样，在一间旅馆的豪华套房，一九八〇年代地道的洛杉矶公民资格终于在对我招手。我只要坐下去，加入吸白粉的阵营，就算正式归化了。但我做不到。我看到一个失去意识的女孩趴在浴室地板上，还有一个同学身上的燕尾服已经被扯破，正疯疯癫癫地笑着倚靠在九楼阳台栏杆上。我明白，这里也不是我的归属。

我父亲要我申请加州大学，因为本地人可以享有学费优惠，也就是他口中所谓的“打折”，但我拒绝了。我申请进入一所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学，正好在加州对角线的另一端。

☆☆☆

大学二年级时我认识了梅格（Meg）。她的家境不富裕，母亲是康涅狄格州某个小镇的图书馆员，从荷兰移民来的父亲则是一位农民。为了支付大学学费，梅格在学生餐厅打工，她头戴白色厨师帽，站在一大排菜肴后面，帮学生舀上鸡肉白酱意大利面和烤鳕鱼片。她很务实，很古怪，很性感。我爱上了她。

当我透过电话向我父母说她的事，他们耐心地聆听。

“跟这位梅格小姐交往一下没关系，听起来她是个聪明又很好的女孩子，”有一次我放假回洛杉矶时，母亲在吃早餐时这样说，“可是阿爸和我聊过这件事，我们希望你不要太认真，因为她不是犹太人。”

父亲一直低头吃着他手中那碗葡萄干燕麦粥。

我看着他，感觉某些过去的怨气又冲上来了。我现在已经是个大学生，学校和加州隔着一整个美国的距离，可是我竟然还因为他的出身背景，而被要求得去做某些事和放弃某些事。

“太迟了，”我说，“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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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尼舍维茨是美国犹太人社群创办的葡萄酒品牌，所有酒款都是在拉比监督下按照符合犹太正教教规制作而成。

(2) REO快速马车（R．E．O．Speedwagon）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知名的摇滚乐团。

(3) 莫希干人（Mohican）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分支，传统居住地是纽约州哈德逊河流域一带，这个族群在欧洲人殖民北美后逐渐凋零，其语言则已在一九四〇年代死亡。《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则是1826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以莫希干人为故事提供背景脉络。

49　哈布尔河上的好莱坞

Hollywood on the Habur

十年过去了。我从大学毕业，回到加州，在一个专业乐团里打了两年鼓，找到在杂志社实习的机会，而后又返回美东，开始我的第一份记者工作，雇主是罗得岛州第一大报《普罗维登斯纪事报》（Providence Journal）。梅格和我在她父母的农场上结婚，在康涅狄格州租了一栋房子住。

我很少和父亲联络。他在1992年首次返回他的童年故乡札胡时，其实我内心暗自感到振奋——他终于动起来进行一场冒险，前去危险荒凉的鬼地方，果然不负他“印地约拿琼斯”的绰号。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恰当的时机问他关于那趟旅行的事，也没机会看他在当地拍下的录像。时间年复一年地过去。

2000年初，母亲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个消息。当时收视率正处于巅峰的热门影集《X档案》（The X-Files）制作单位刚刚打电话给我父亲，说他们正在制作一段场景，耶稣在剧情中要以亚拉姆语说“拉撒路（Lazarus），出来！”，制作人想知道我父亲是否能帮忙。

那是我在《普罗维登斯纪事报》担任记者第五年的事。我采访的新闻包括谋杀案、飞机失事、政治丑闻、贪污事件等；我热爱我的工作，只要有几天没有重大新闻出现，让我的肾上腺素直线飙升，我就会陷入一种极度郁闷的状态。

但最近我搬离了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公寓，和梅格搬进格罗顿（Groton）的一栋房子，那是康涅狄格州东南部的一座以制造潜水艇为主要产业的无聊小镇。我们搬到那里有一个原因：那里是我上班的普罗维登斯和她上班的纽黑文之间的中间点。我们每天往相反方向开车一个小时去上班。我们在格罗顿没有亲戚朋友。晚上回到家，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简单吃个晚餐后看点儿书报，眼皮就重得张不开了。我们才结婚没多久，但却几乎没有时间能好好相处。每天在I-95州际公路上开一百公里的沉闷路途日益加深了我心中的孤寂感。

我仿佛迷失在人生的荒野。有些晚上我回到家，忍不住抱着梅格就哭了起来。

如果当时我人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把母亲来电分享的消息当成父亲生活中出现的另一个诡异的小转折，顶多可能是在和朋友喝啤酒时随口提一下就算了。但在那个谁也不认识谁的通勤郊区，一切关于“家”的概念是如此遥不可及，一种失根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在一个周六，我忍不住拿起电话拨给父亲。札胡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从小小的家中办公室望着屋外空寂的街道，开始问他一些问题。有谁还在说亚拉姆语？你小时候知道关于好莱坞或洛杉矶的事吗？我从他的回答里开始看到报道的素材，于是我从书桌上抓起便条本。札胡当地有电吗？如果那里没有电影院，你们的娱乐活动是什么？你在这次之前看过《X档案》吗？

我开始跟他聊的时候，说话的语气跟我为了写新闻报道而进行采访时一样慎重，但后来很快就把持不住了。我也找不到适当的时机停下这场对话。父亲的每个答案都会激发我提问其他问题。半小时之内，我已经写满一整本便条纸，只好开始在旧的信用卡收据上凑合着做笔记。

洛城酷文化的象征——好莱坞，和“反洛城文化”的代表人物——约拿·萨巴尔，我的记者本能被这种脱线的联结吸引。但还有别的事正在发生。父亲偶然漂泊到某个时髦的好莱坞专业片厂，这个故事仿佛是我俩父子关系的吊诡譬喻，跟他用洗发精瓶子装马尼舍维茨白酒的情形其实有点儿像，也像他穿着在J．C．Penney平价连锁百货买的打折西装到UCLA教员俱乐部，或在众人都用Boston Acoustics、Blaupunkt等一流品牌车用音响时，还跑去买手提收音机挂在车内。但此时此刻，我听着父亲说的话，过往心里那种尴尬、不自在的感觉逐渐转变成困惑。

对，他告诉我，他小时候确实知道好莱坞。青少年时代，在以色列那个新的国度里，为了逃离生活中的艰难困顿，他躲进耶路撒冷的电影院。他还记得那些光芒耀眼的女明星在《俄克拉荷马之恋》（Oklahoma！）和《七对佳偶》（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中唱歌的情景。“跟新移民的困苦生活相比，那些音乐剧呈现的世界是无比的美好，”他回忆道，“小时候我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到好莱坞，就算只是看看也好。好莱坞看起来就像人间仙境。”高中同学们甚至还互取好莱坞风格的化名，于是约拿·萨巴尔就变成了约翰·萨维治。

我笑了出来。“那你觉得《X档案》怎么样？我没想到你看过这个影集。”

“老实跟你说，阿里埃勒，其实我之前好像根本没听过这个节目。”所以他接到节目制作人打来的电话之后，在他的学生间做了小小调查，“他们说，那就像《阴阳魔界》（Twilight Zone）之类的电视影集，一半神秘，一半写实。”

他说，接过制作人的电话后，他变成系上众人热烈讨论数周的话题。“我本来以为这件事没有人会在乎，可是那些秘书听到我要上《X档》都很兴奋，”他又习惯性地略掉了一些美国名词的尾字。“助教在走廊上看到我，会冲过来说‘听说你上了《X档案》’，是真的吗？”

我关上门，坐在地板上，身边一大堆便条纸。“告诉我你那天去片厂的事。”

他说，他到达福克斯片厂时，警卫查了一下记事板，接着招手把他引到一个特定的停车区。

“先生，对，我们在等你。”警卫说。

“等我？”父亲问。

“是的，先生，请把车开进左手边那排车位。”

他把他的丰田Tercel停在一辆菲亚特和一辆宝马之间。

在宽敞的录音室中，一名制作人请他以亚拉姆语念出那句耶稣让死去的拉撒路从坟冢里复活时说的话。这部分还算简单。接着制作人请他以亚拉姆语说“我是海象”，这可就难倒他了。剧作家似乎是打算开个玩笑，揶揄一下披头士的歌迷。(1)我父亲在音乐素养上对以色列民俗歌谣的熟悉程度，想必超过《奇幻之旅》，因此他恐怕没法理解这句话里的玄机。

“呃，请教一下，”我父亲怯怯地说，“‘我是海象’这句话跟拉撒路之间有什么关联？”

制作人简短地回说“不重要”。

我父亲表示有个小麻烦，由于说亚拉姆语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山区，那里没有海象，所以也没有这个字。

“那有近义词吗？”

父亲想了一会儿。然后，录音带开始转动，他跟着说出一句他认为在亚拉姆语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句子：“Ana kalbid maya——我是海中之犬”。

后来情况变得让他更难掌握。制作人请他译出“goo goo g'joob”——其实这是这首披头士的魔幻摇滚歌曲里的一个拟声句，模仿海象睡觉时发出的声音。我父亲心想，这里果然是肤浅的好莱坞，这一定是他们胡乱编造的咒语，准备念了让尸体浮起来。为了避免让制作人难堪，他很有礼貌地建议把它译成一句听起来具有神圣意味的祈祷词。

“我认为忠于剧本比较好。”制作人回道。

父亲表示，“我猜想那集节目一定是想搞神秘，他们甚至不愿意透露任何细节。制作人只要我做我那部分的东西，不让我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只好照着他的意思办。我问了一两个问题，不过他都没有真的回答。”

录音工作结束时，制作人表示他对我父亲的表现印象深刻，问他是在哪里学会用那么戏剧性的腔调说话。制作人的赞美虽然让我父亲心里很高兴，但他还是谦虚以对。他说其实任何人只要熟悉电影《十诫》里上帝对摩西说话的方式，一定也能办到。

“一般这样会付多少费用？”制作人问。

我父亲对好莱坞的商业运作没有概念，于是请制作人自己衡量。几天后，他收到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

父亲忍不住笑起来。他告诉我，这可算是加薪了，因为前一次他为好莱坞提供服务时，得到的酬劳要比这个低得多。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那是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他接到《噢，上帝！》（Oh，God！）制作单位的电话。在这部搞笑电影中，老牌喜剧演员乔治·伯恩斯（George Burns）饰演的“无上之神”向约翰·丹佛（John Denver）饰演的热心超市经理显灵。在其中一幕剧情中，一个半信半疑的教士团请约翰·丹佛证明全能的主真的会假扮成大声咀嚼雪茄的八十多岁老人现身在地球上。他们交给丹佛一份“用古老的亚拉姆语写成的”问卷，那个语言只有上帝能懂。

“你们是要我叫上帝填问卷？”丹佛问。

他们确实要请上帝填问卷，于是我父亲写了那份问卷：宇宙真正的起源是什么？人类是否因为堕落而失去恩宠，被赶出伊甸园？人类会遭受最后的审判吗？父亲用斗大字体写出这些亚拉姆文句子，他得到的酬劳则是一百美金外加一组豪华型签字笔。

晚上九点的《X档案》就快要播出了，我父母在洛杉矶的家里开始一阵手忙脚乱。

透过电话，我得知父亲事先翻过电视节目指南，发现该集节目获得九分的评价，直逼满分的十分。他准备好要用两台录像机录下内容，“我至少要做两份拷贝，搞不好到时候得同时借给两个人看。以防万一。”

我母亲开他玩笑。“你平常一直在烦恼退休后要做什么，现在可有着落了。”

不过一直到节目开演前夕，父亲一直担心内容要不是很尴尬，就是可能亵渎神圣，惹恼教徒。他内心有个小小的安慰，是制作单位向他保证，在与耶稣有关的内容中，不会出现任何脏话。星期六下午来到，我也开始兴奋起来。我在康涅狄格州家里的电视机信号不良，于是我打电话到附近的公路旅馆，问了两个问题：“你们的房间有附有线电视吗？”“可以按小时计费吗？”

当我拿着二十美元到旅馆开房间，旅馆前台的年长女士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想当然，几分钟后，当一名年轻女子开了另一辆车进来，她一定更加起疑了。年轻女子是梅格，她在心理诊所值完当天的班后赶了过来。

一个小时后，当我把钥匙交还给前台的太太时，她的表情还是一副警觉模样。我很想向她说明我父亲的事——札胡的小孩光着脚走路，亚拉姆语学者的工作代表长年都在台下默默耕耘，系上秘书为他短暂出现在聚光灯下的事兴奋不已，他一定会很高兴我付了二十美元，听他用一句话让拉撒路起死回生。但我终究一言不发地走回漆黑的停车场。

由于时区不同的关系，距离影集在洛杉矶播出的时间还有两小时，所以我回到家时打电话给我父亲。“你是个大明星了！”我开口就说。

“真的？”他的声音扬了起来。

☆☆☆

隔天我坐在计算机前开始动手撰写报道。文字轻快地流泻在页面上，仿佛我等了一辈子，终于决定说出这个故事。报道于2000年5月刊登在《普罗维登斯纪事报》的社论对页评述版，标题是《学者老爸进好莱坞：用亚拉姆语说“我是海象”》。我当记者这几年下来，一篇报道顶多收到两三封读者响应，大部分甚至完全得不到响应，让我有时不禁怀疑是否真的有人读过我的文章。这次，电子邮件、信函、电话纷至沓来，犹如排山倒海。

“我已经注意你写的文章好一阵子了，有时你会写东普罗维登斯校董会行事历之类的有趣材料，”一名普罗维登斯的医生写道，“然后忽然仿佛晴天霹雳，你写了一篇非常温暖动人的文章，跟读者分享你父亲研究亚拉姆语的工作，他对好莱坞的喜爱和对永生概念的着迷等等。你对他的感情和尊崇闪现在字里行间。”

有人说他们读了捧腹大笑，有人则是非常感动。我父亲也收到各种电子邮件……甚至工作提案。佳士得（Christie's）拍卖古董部一名员工看到文章以后，希望聘请我父亲为他们翻译一只公元七世纪陶钵上的亚拉姆文镌刻。

我非常惊讶地发现这篇文章的读者来自各行各业。2002年底，我开始在《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上班后，有一次我到五角大楼进行一场压力超高的采访，访问某位资深国防部官员和他的一群副官。采访结束后我离开会议室，走进一条看似永无止境的走道，这时那名官员的助理——一名面带爽朗笑容、说话有南方人的拉长口音，工作效率极高的女子——冲出来找我。“嘿，我只是要告诉你，我很喜欢你那篇关于你父亲的文章。”

我讶异地站在那里，那篇文章见报已经是两年半以前的事了。“我知道你们都会做一些背景调查，”我开玩笑地说，心里同时也有点儿好奇，我身为一个伊拉克人的儿子，是不是在国防部引起了警觉，“可是我还是——”

“是没错，我们的确会做点儿调查。不过我只是想找个话题跟你聊天。你爸爸真的很不可思议。”

最令我惊讶的是我在《纪事报》的一些同事的反应。文章登出几个月后，某天下午我经过新闻室，一名摄影师把我拦下来。“你没有继续写你父亲的事吗？”她近乎恳求地说，那语气仿佛是一个惊悚小说的读者因为作者迟迟不出版续集而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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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是海象》（I'm the Walrus）是披头士乐团在1967年演唱的知名歌曲，收录在《奇幻之旅》（Magical Mystery Tour）专辑中。

50　弥赛亚来了

Coming of the Messiah

我是米里亚姆莎芙塔（savta，奶奶）的长孙，也是她孙子辈里最早结婚的一个。可是当我在2001年，也就是那篇文章刊出后大约一年前往耶路撒冷时，距离我上次见到她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

美国的亲友都劝我和梅格延后这趟行程。在我们出发前的几个星期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达到顶点，美国媒体上满是惊悚的报道和血腥照片。后来我觉得我的担心有点儿蠢，毕竟我不是以色列人刻板印象中那种神经兮兮的美国人吧？此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向导：那年夏天，我父亲也在耶路撒冷，准备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

我们抵达以色列后的第三天，一名自杀炸弹客在耶路撒冷市中心一家比萨连锁店内引爆一颗装满铁钉的炸弹，造成十五人死亡，其中七人是儿童。

“我们别再出门了。”梅格说。

于是，我们不上馆子也不去观光景点，每天晚上都跟米里亚姆莎芙塔一起度过。

我父亲在耶路撒冷高级住宅区雷哈维亚租下一栋公寓，这一区就是他母亲多年前到希伯来大学教授家打扫的地方。我们每晚都会以和米里亚姆从前工作路线相反的方向，从雷哈维亚徒步走到她在卡塔蒙的住处。在这个她住了半个世纪的库尔德人城区里，她目前的住所是一间一室一厅的小公寓，在一幢多数房客都是银发族的楼房里。

第一个晚上，我们爬上灯光昏暗的楼梯，看到米里亚姆坐在沙发上沉思。我欠身在她头上亲了一下，将她娇小脆弱的身体抱在怀里。她抬头看我，眼里闪烁着温暖的光芒，那个奇妙的乐音随即从她口里流泻而出：她说起亚拉姆语。她说的每个字词似乎都以深沉的喉音展开，再以哀怨的长元音结束，仿佛意大利语与阿拉伯语交织而成的小调。“她在为我们祝福吗？”我问父亲。我从来没能了解她在喃喃说些什么，对我而言，那些如歌般的神秘语句一直就像古代象形文字的口述版。

“不是，”父亲回道，“她是说她很难相信你真的来了。她看到你走进来的时候说了一句‘弥赛亚来了’。”

我忍住哽咽，试着微笑。一个弥赛亚回来救赎她的族人。我差点儿就完全忘了我的族人！十四年来，我和奶奶只说过几句话。我回洛杉矶老家时，父亲会把电话听筒交给我，接着我就会透过噼啪作响的电话线路，隔着十个小时的时差，听她以亚拉姆语说出一串祝福话。“你就穿插几句‘阿门’吧，”父亲说，“这样她会很高兴。”那时，我乖乖说了“阿门”，然后继续过我的生活。

事实上，我并非唯一容易忽略奶奶的人。她沉默寡言，也不愿意加入公寓大楼里其他老太太的闲言闲语。有三个老太婆闲话特别多，她们老爱坐在大门口附近的长椅上，斜眼看着那些访客来来往往的邻居；我父亲怀疑她们的眼神不怀好意。

我们到奶奶住处时，有些邻居会来跟我父亲打招呼，顺道认识我太太，但他们在进出之间几乎连对驼着背躲在角落的奶奶点个头都没有。她早已精通在人群中消失的艺术。有一天晚上我们带了晚餐过去，那是姑姑准备的安息日前夜大餐，但奶奶拒绝跟我们一道吃。她坐在阳台边一张小椅子上，那里大概是公寓里距离餐桌最远的地方。

“拜托，请她来一起吃。”梅格恳求我。

“不必多此一举，”一位姑姑说，“她不会过来的。”

奶奶身体已经很孱弱，无法再下厨烹煮她那些库尔德葡萄叶饭卷、热吉士扁馅饼、库贝酸汤等招牌菜，但她还是坚持遵守等大家都吃完她才吃的传统。只有等到所有人都离开餐桌以后，她才会从剩菜中盛一小盘东西吃。

☆☆☆

1987年，我的爷爷拉哈明昏迷不醒了好几个月，而后感染肺病，在赎罪日前几天过世了。他生前一直无法在以色列成功创业，人生最后几年的工作是在以色列的重要军事设备生产商塔斯公司（Ta'as）的员工餐厅当收银员。

退休为他带来某种程度的安逸生活。他加入退休老人俱乐部，到那里听演讲，有空就到游泳池里游几圈。艾雅拉姑姑最近跟我喝咖啡时告诉我，“他过世时，米里亚姆奶奶说，‘在他的坟里倒点水吧，你们知道他很喜欢玩水的。’但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到语气里有一丝嫉妒，好像她觉得丈夫这辈子过得太快活了。”丈夫多年前对她的那些无谓指责，仿佛丝丝缕缕的毒素，让夫妻的关系变调，后来他们的感情就一直恢复不了了。

不过，独自生活也不容易。由于奶奶不太理解物品的价格，钱也数不清楚，无论是上超市买菜或到银行办事，对她而言都是个考验。除了早上在楼下的交谊厅跟一群房客一起活动以外，她很少跟其他人见面。她跟那些房客同处时，大都也只是在一旁喝茶，听他们闲聊小孩的八卦。

从任何程度来看，米里亚姆都很有成就。我父亲和他的弟弟沙洛姆都是有名的大学教授；莎拉在洛杉矶的希伯来语成人班授课，艾雅拉则在新泽西州教犹太学童希伯来语；尤里住在以色列北部一座莫夏夫（moshav，合作式屯垦区），在附近一所学校担任副校长；阿夫拉姆则是银行贷款部的经理。可是米里亚姆在交谊厅跟邻居聚会时从不提到他们。离开札胡、来到遥远的以色列那么多年，她依然相信夸耀自己会招致邪恶之眼的报复。

她非常想念约拿买给她和拉哈明住的景观公寓。当拉哈明带她改住到这栋几条街外退休老人住宅区的简陋公寓时，她觉得自己失了根，心里异常寂寞。她怀念小孩环伺在旁的声音，讨厌让外人照顾她的感觉。

“可是妈，你年纪真的大了。”艾雅拉告诉她。

“又没有其他人那么老。”米里亚姆指的是她的新邻居们。

拉哈明去世后，她继续做了一段时间的菜。安息日来临前的星期五下午，她会带着一盘丰盛的菜肴前往一位失明邻居的住处，经常不发一语地直接把菜肴摆在他的餐桌上。但现在，准备周五晚餐也已变得太辛苦，她的腿部血液循环不良，小腿总爱犯疼。她出现了一些溃疡问题，得擦抹抗生素药剂。她拒绝服用医生开的处方药。由于没办法在床上找到舒服的睡姿，她干脆半夜里起来，搬一张塑料椅到阳台上坐着凝视星星。

每当亲戚带食物到她的住处，她内心就会一阵酸楚，因为厨房曾经是她的权威不受任何人挑战的地方。虽然她嘴巴上不说，但大家都知道她觉得他们带来的外卖食物是一种侮辱。我猜想，那些东西也残酷地提醒她，过去已经永永远远地逝去了。在她的人生将尽之际，她的身体如同新生之初那般脆弱无助，再也无法哺喂她所爱的小孩。

米里亚姆的小腿日益肿大，体力也迅速流失，于是她请我父亲帮忙祷告，让她早点儿离开人世。父亲办不到。这位不识字的女士一直是他的灵感缪斯、他的资深顾问。虽然约拿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爬到了学术界顶层，但在那些编纂新亚拉姆语－英语辞典的漫长岁月里，凡是任何字意让他疑惑，或某个微妙的语言细节难以掌握，他都是打电话找妈妈寻求解答。

米里亚姆非常喜欢和家人回忆过往，从如今只存于记忆中的遥远时空里挖掘色彩斑斓的人生故事。但近年来，随着朋友陆续逝去、小孩各奔东西，她身边接触到的人对这些东西也没什么兴趣了。

☆☆☆

“奶奶，你记得哪些小时候的事？”

那年夏天，我太太在我们与米里亚姆莎芙塔度过的第二个晚上问了她这个问题，由我父亲负责翻译。“听说你生了十二个小孩，”梅格继续问，“你记得他们出生的情形吗？”

当时是梅格在儿童心理诊所驻院实习的最后一年。“亲爱的，你现在是在度假喔。”我正想这么告诉她，但我还没能开口，就看到奶奶坐直了身体，眼睛发亮，仿佛一个长久被人遗忘的木偶忽然感觉到师傅又开始扯动起她的拉绳了。接下来的连续四个夜里，她带领我们踏进一篇充满大灾难与小胜利的人生史诗——毫无预料地嫁给她几乎不认识的堂兄；她的第一个孩子被人掳走，接着又有五个孩子陆续在幼年死去，而另外六个活下来的孩子又是如何长大成人。

说着故事的奶奶闪闪发光，有如注满燃油的灯台。

在第四个夜里，约拿告诉她梅格很喜欢游泳。我们那天稍早去了一家旅馆，在泳池里游了几圈。

“啊，”奶奶以亚拉姆语说，“梅格是个卡毕德玛雅。”

父亲听了一怔。卡毕德玛雅，kalbid maya——海中之犬，这不就是他被《X档案》制作单位找去翻译“海象”这个词时临时编造的近义词？当时他假定那是他发明的新词语，现在他知道自己恐怕错了。

“妈，我问你，卡毕德玛雅确切的意思是什么？”我父亲边说边从衬衫口袋掏出纸笔。

“意思就是像梅格这样爱玩水的人啊。”奶奶回答。

“喜欢游泳的人？”

“对啊对啊。”奶奶说。她的手伸到面前挥动着，似乎在说，这么简单的东西你怎么不知道。

父亲振笔疾书。

隔天晚上我们不能到奶奶家，因为尤里叔叔计划带我们参观他住的莫夏夫屯垦区附近的村庄。“我觉得你们不应该去，”奶奶听了边抗议边用力晃着她的手，仿佛在驱赶妖魔。“这样不好。”尤里住的屯垦区位于以色列北部一片绿意盎然的山坡，当时附近的阿拉伯村庄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我们是跟尤里一起，没事的，依妈，”父亲说道，“我们后天就会回来看你。”

可是奶奶坚持她的想法。“你们为什么要去？这样真的不好。”

我们不太明白她的态度为何那么强硬。小时候我到尤里叔叔家玩过很多次，根本没什么问题。我心想，老祖母就是爱杞人忧天吧。

道别时，奶奶坐在夜里经常睡在上面的沙发椅上，看了几个小时电视后，她通常累得没力气走回隔壁的卧房。可是，这天晚上，她似乎是中了邪。她用助行器把自己撑起来，跟着我们走向外面的走廊，而后一路走下楼梯。这趟路照理来说她是没力气走的。

助行器的铝质支架擦过地板，奶奶口中不停冒出祝福的话语。“上帝保佑你们旅途平安，”她又对梅格和我说，“愿你们九个月后添个宝宝。”

我们已经走到街上，但还清楚地听到奶奶对我们和对上帝的呼唤。她的身体已经逐渐从苍茫的世间隐退，但她坚定的声音却在那个夏夜里回荡不去。

☆☆☆

隔天一早，电话响了起来，我听到父亲在隔壁房间轻声说话。接着有人敲我房间门。我打开门，看到父亲穿着睡衣站在门外，面色凝重，全身松垮，双臂像是挂了哑铃般沉甸甸地垂在身侧。

“奶奶昨晚走了，邻居今早在她的沙发上发现她。”

“我很难过，阿爸。”我起身抱住父亲，泪水涌出眼眶。

我们搭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奶奶的住处。她的身体被人用床单盖住，邻居发现之后一直还没有人移动过她。父亲拉开床单，凝视着她的脸庞，接着盖了回去。看到奶奶的身体似乎只是床单底下的一小块枕头，我第一次明白她有多么娇小，禁不住一阵哽咽。

陆续赶到的亲友们进进出出，忙着安排葬礼。那天太阳晒得凶，公寓里异常闷热。不久后，有人开始递食物给大家吃。一个十多岁的表弟到奶奶房间里小睡。下午，奶奶的遗体依然在客厅沙发上，大家似乎没有特别去注意她，仿佛那只是一堆旧报纸。最后两个库尔德葬仪社的人终于出现，将遗体抬进灵车的后车厢。葬礼在隔天举行，地点是耶路撒冷丘陵地带的吉瓦特沙乌尔（Givat Sha'ul）公墓。多年前，她的孩子们在他们父亲的墓旁买下了一块地。

遗体没有进行防腐处理，也没有纳棺，埋葬地点也没有盖墓穴。她弯弯的身子包裹在一袭简单的连身裙里，放进——感觉上像是用丢的——满布岩石的褐色泥地中。米里亚姆莎芙塔就此成为这座被人称为“札胡城”的库尔德犹太人公墓的永久居民。

库尔德斯坦人没有记载出生日期的传统，不过，按照我父亲的计算，她去世时应该是七十九岁。

亲戚们转眼间就开始阐释她往生代表的含义。他们认为米里亚姆之所以决定离开，是为了阻止我们到危险的北部地区；死亡是她为了保护后代所做的最后一次牺牲。她死前并没有病入膏肓，根据医疗记录，她也没有处在任何疾病末期状态。所以除了那个原因，她还有什么理由选在此时离开人间？

这个说法充满诗意，但我不确定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另一种可能是，她害怕孤独地死去。终其一生，米里亚姆一直被别人遗弃。在她还小的时候，母亲就永远离开人间，把她留给残忍的继母。她太快把第一个小孩送给奶母哺喂，结果小女儿就此人间蒸发。约拿跟她说耶鲁毕业后就会回到她身边，但后来却决定不回以色列。莎拉跟着大哥的脚步移民美国，艾雅拉随后也走上这条路。拉哈明十多年前告别人世，不过早在那之前三十年，他在感情上就已抛弃她了。米里亚姆的一生中有太多次原本应该只是短暂的告别，最后却变成永远的分离。

她把我唤成弥赛亚——救世主。如今我不禁心想，她的语意是否带有某种反讽？我经过十四年才回到以色列看她，我们连续四个夜里听她诉说她的人生点滴，欢声笑语中不断恳求她继续分享更多故事。我姑姑告诉我，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已经懒得问她那些事了。我们问的问题让她感觉到被爱，甚至是被崇拜，可是现在我们却要离开她。的确，我们告诉米里亚姆我们不过是离开一天，但大家说话不都是这样？她知道，一天很快就会变成更久。很快地我们就会回到美国，老祖母们和她们那一代的故事在那里一下子就会散逸在空气中。

终其一生，奶奶在不断遭到遗弃的过程中感觉无助、孤独。她去世前，或许终于得到了一点儿宽慰。在短短四天里，米里亚姆莎芙塔成为全家人的中心，她就是要在这种被亲情拥抱的幸福状态下，含笑离开人间。

51　圣约

Covenants

米里亚姆奶奶去世刚满一年，我太太就如奶奶生前最后一晚祈求上帝的那样，顺利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取名赛斯（Seth）。不过我们做了一个奶奶可能不会祈求上帝同意的决定：我们不打算为他行割礼。我的妻子是在每周上公理会教堂的环境下长大的，不过在赛斯出生那时，她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唯一确定的是她绝不让任何人在儿子出生后第一个星期，就拿着刀接近这个小生命。她完全不反对我们按照犹太人的礼俗抚养孩子，但条件是不可“动刀”。“如果有人让穆汉（mohel，割礼师）进来，”她事先就提出警告，“我一定会把赛斯抱进浴室，锁上门大哭。”

赛斯快要出世时，我父母试图发挥影响力，强力要求我们为他行割礼。“免得他觉得自己为什么跟爸爸不一样。”这是我母亲的说辞。在希伯来大学担任犹太艺术史教授的沙洛姆叔叔态度更激烈，他从以色列发来一连串长长的电子邮件，用各种论证方式说明割礼何以是上帝与犹太民族之间千古不变的盟约。

我觉得有必要揭竿而起，捍卫我自己的小家庭。但当我仔细反省这个问题时，我却无法下定决心。基本上，我不是严守教规的人，连自己上次什么时候上过会堂都记不得；加上我的妻子是个异教徒，因此严格来说，赛斯从一开始就不能算是个犹太人。况且，一个就某种意义来看非常野蛮的仪式，能为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吗？盲目遵守道统难道不是一种自我欺瞒？

我告诉长辈们我支持梅格的立场，设法让他们明白，他们无须为我们的决定多做臆测。我们还是会按照犹太人的方式抚养赛斯，只是我不认为割包皮是犹太人身份认同中的关键要素。

我很不喜欢那种集体压力。我发现自己跟父亲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产生了龃龉。他自己不就是在四十年前离开以色列那一刻，就为如今这个情况埋下种子了吗？当一个人放弃了犹太祖国，在洛杉矶都会区抚养小孩长大，又怎么可能指望生活会像他从前认为的那样？在遥远而闭塞的札胡，犹太人或许曾经坚守不变的传统，但洛杉矶不是那种地方。

按逻辑来看，移民行为的终极归趋不就是同化？当犹太人只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异族通婚岂不是无可厚非，小孩不行割礼难道不是无法避免的事？父亲老是强调要把传统从晦暗朦胧中拯救出来，但我现在发现他大话会说，实际做又是一回事。就在我认为我开始对他有更清楚的认识时，他忽然又变得若即若离。他到底要我怎么样？他又有什么合理的立场要求我？

赛斯出生几个星期后，我父母从洛杉矶到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来看我。我开始为《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以后，就跟梅格搬到这里住。父亲要我们把赛斯带到犹太会堂让拉比为他祈福，梅格和我对此倒是不反对。

我们通过电话簿找到一所保守派会堂，于是在那周的安息日上午开车前去。在诵读妥拉经文之间的空当儿，一些男女信徒爬上读经坛祈祷，拉比的助理走到我们的座位前，询问我们要不要也做个祷告——这是一种他们按照惯例对我们这种访客表示的礼貌。

梅格抱着赛斯，和我及约拿步上读经坛，站在展开的妥拉经书卷旁边。忽然间，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在我们身上。我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这里是一处保守派会堂，有一些教规必须遵守。

拉比是一位活力充沛的中年女性，她开始为赛斯祷告。但当她念到与上帝的盟约——也就是割礼——那个部分时，她忽然停了下来。“他做过割礼了吗？”

圣堂里鸦雀无声，隐约透露出一股不安。我感觉全身血液冲上脸颊。

“还没有。”我支支吾吾地说。

就在同一时刻，我父亲忽然以介于点头与叩头之间的动作深深一鞠躬，而后咕哝着发出一个声音，听起来似乎有点像是“有喔”。

我不确定拉比听到的是什么，但她很快就重新开口为婴儿祈祷。

我非常震惊。父亲刚才是否在展开的妥拉经前对拉比撒谎？方才充斥全场的不自在感已经消失，我松了一口气，但父亲表现出的不诚实让我难以接受。我打算在礼拜结束后要和他理论。

我们回到座位。完成最后一段祷告后，仍站在读经坛上的拉比请我们自我介绍。

听到我们姓萨巴尔，拉比整张脸亮了起来。“哇，听起来很有塞法迪犹太人的味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当父亲说他的故乡是在库尔德斯坦，拉比的表情显得更加兴致勃勃，仿佛一道天堂的光就此时从会堂的天窗洒了下来。“非常非常有趣。”她语调高昂地说，还特别重复了两次“非常”，“我在拉比学院听过有关库尔德斯坦犹太人的事，但我们这个会堂好像还不曾有库尔德犹太人来过。”拉比和父亲就这样在所有会众的面前开始对话。拉比站在讲台上问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札胡老家的问题，我父亲则站在后排，像在大学课堂上那样不厌其烦地提供解说。

拉比欣喜若狂。“孩子们，听到了吧，”她环视了一下会堂里的男女儿童，“你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是活生生的历史。”小孩子们和一些大人纷纷转头看着约拿，仿佛他们忽然觉得这个发型左右不对称、裤子拉得太高的奇怪访客特别有意思。

约拿告诉在场会众，他是札胡的犹太人在大举移民以色列之前最后一个做受戒礼的人。他提到自己仍然记得他念的那段出自《出埃及记》的妥拉经文。坐在我们前面一排的一位漂亮妈妈转过头来，说她的儿子今年行受戒礼时也是要念那一段。

“我们应该邀请你来呢。”她露出灿烂的笑容说。

稍后，在进行祈福餐会时，拉比和六七位中年女性围着我父亲说话。她们那种崇拜的表情，仿佛就像看到摩西本人忽然出现在会堂里。

后来我一直没有质问我父亲，为什么拉比问赛斯是否做过割礼时他要那样回答。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刻意要表现得模棱两可。他发出有点儿像在清喉咙的声音，希望拉比会认为那代表“做过了”。他弯腰鞠躬也可能是为了表示答案是肯定的。对于我祖父那样的移民而言，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绝对的，当他们失去旧有的东西，会有必须接受梦想全盘破灭的准备。但我父亲似乎认为，如果要在新环境中求生存，就必须日复一日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取舍。有些时候，以务实主义替代正统教规，用模糊暧昧化解僵化的真理，反而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如果来自加州洛杉矶西区的约拿·萨巴尔需要这么做，以便说服自己他的孙子能够合乎道统，我又能责怪他吗？赛斯是否行割礼并非重点所在，我真心希望无论是对拉比、对我，乃至对我父亲而言都是如此。

真正真实且动人、真正重要的，是我父亲童年时代在库尔德斯坦的人生故事。那天紧紧扣住拉比和在场会众的，是父亲与三千年前被逐出亚述的犹太族群之间的关联。他代表着犹太教的初始，他是有血有肉的历史。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圣约。

接下来几年中，我到底该如何处理自己与过去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我。我知道时间所剩越来越少了。赛斯一天天长大成一个地道的美国孩子，他的父母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磨难，不曾只带着几包行李跨越国界寻觅新生，不曾为了生存学习陌生的语言。

与此同时，我父亲也正逐渐老去。他经常背痛，也开始不得不用弹性护膝保护自己日益退化的关节。他的双亲都已经不在人间。每隔几天，他那一代库尔德犹太人之中又会有人离开，长眠在别称“札胡城”那个规模越来越大的耶路撒冷库尔德公墓下。

时间一直流逝，我益发感受到必须有所行动的压力。我的强大动机有一部分源自我的记者本能；我知道什么时候必须积极追踪一个故事，以免报道它的时机永远消逝。但另外一个更深层的因素源自我内心的恐惧。我有一个大好机会为自己找到救赎，但如果我不行动，我害怕这机会将会离我而去。

2004年秋天，我辞去在《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工作，正式投入这场追寻。

第六部　归乡

THE RETURN

指向札胡的路标，1992年。

Photo by Mary Ann Bruni

52　札胡水长流

River Keeps Flowing

我跟梅格做了个交易。梅格结束儿童心理诊所的住院实习之后，赛斯在几个月后出生，她在接下来的两年内都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如果你在我进行这个疯狂计划的期间帮忙一下家计，重返职场，我们就能搬到缅因州住。”

那是2004年春末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正推着赛斯，在安纳波利斯住处附近的公园散步。

“你这话当真？”她听了问。

梅格一直想住在十九世纪作家兼哲人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笔下描绘的那个乡村田园中；她相信缅因州就像传说中那样，是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荒原，风景如诗如画，居民粗犷纯朴。她梦想着漫步森林小径，喝当地农场的现挤牛奶，在夜里凝视灿烂的星空。我一直抗拒这个想法，我渴望的是在大都会里当记者，而缅因州不但没有什么大城市，连小镇恐怕都屈指可数。但现在我可以在家工作了，只要有电话和网络让我与外界联系，住哪里其实都差不多。

“你觉得如何？我的提议就是你一直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你的提议主要还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我。不过，缅因州唉！”她想了一天，然后答应了，“我愿意为库尔德人这么做。”

那年冬天，我父母第一次来到我们在缅因州的新家小住。但这里道路积雪、寒风刺骨，又没有真正香醇的卡布奇诺，我父亲觉得备受折磨。他是个生活在温暖阳光下的都市生物，对他而言，严冬中的缅因州乡下跟人间炼狱相去不远。结果，我们多了许多聊天的时间。我们在书房、厨房餐桌、客厅随处坐下，他每天带领我回顾他人生中的种种转折。他对札胡的记忆鲜明得令我难以置信，他能巨细靡遗地描述当地形形色色的人物、场所和许多当时的谈话内容。

有时候他会抱怨，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我得知道那么多烦琐的细节，比如某座山叫什么名字、童年时代玩伴看的杂志名称是什么等。我请他提供在他人生中一些关键时期——在札胡，以色列，纽黑文，洛杉矶——认识他的人的姓名。他显得有点儿犹豫，因为他知道我会打电话给他们，怕我打扰到人家。不过多数时候，他还是顺了我的意。我总是不断问他问题，直到我从他开始显得憔悴的神情知道他累了。“非常谢谢你，阿爸，”一开始，重新唤他“阿爸”感觉不太自然，但我努力试着适应，“我们现在先休息吧，下次继续聊。”

后来他告诉我，他对我的新兴趣有些五味杂陈。“一方面我真的很高兴，”他从来没有指望过自己在美国养大的孩子会在乎老家在札胡的根源，“我一直认为等我走了，这些事也会跟着我消逝，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在美国长大，属于一个新的世代，我无法期待你会永远知道过去，也不认为你应该变得非常库尔德，不管走到哪里都穿着库尔德人的蓬蓬裤。”

“那你期望的是什么？”

“以前教你说‘bumbeh’的时候，”——这个字是亚拉姆语里代表“肚子”的儿语——“我心里会想，最多大概就只能做到这样了。那些字很实用、也很好玩，有些字你听了就会笑得很开心，比如‘bisho bishop——洗澡澡’。可是我认为你会有别的东西要学，也不会对这些东西有兴趣，所以也就没跟你多说什么。”

不过，他可能还有其他更强烈的考虑和担忧。在约拿人生的成功路上，他一直设法压低身段；一个人不能鹤立鸡群，不能出风头，不可以要求太多，不可以炫耀。但私底下，他在别人注意不到的时候，必须比所有人还努力，不动声色地往前迈进。“你曾祖父说过，‘不要把自己放进别人的嘴巴里，’”父亲这么告诉我，“意思就是说，越少有人谈到你就越好。”这样的生活策略让犹太人在库尔德斯坦成功生存了两千七百年，对我父亲来说，那跟成为一本书的主角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认为我的同事大多对我这个人本身并没有兴趣，”他说。不过父亲这次认命了，他似乎能体会我的追寻具有某种本质的意义。“这毕竟是你想写的故事。”

有一天，我又问他：“你对我小时候的行为有什么看法？”

“我对你最主要的印象就是你非常固执，什么都得依你的。你妈妈和我那时心想，你还只是个小孩，应该很容易用别的东西先哄一下。可是要哄你没那么容易，你总是坚持一定要得到你想要的，没有妥协的余地。有时候我们会想出一套协商的办法，比如提供两三种选择，让你从中挑一种。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无力，因为我们真的希望你能选择某个东西，但你就硬是要别的。”

“你认为，就抚养我而言，你是个成功的父亲吗？”

父亲沉默了好一阵子。“我不知道，”最后他终于开口，“这种事我很难说。”

他离开缅因州几个星期后，有一天出乎意料地打电话来说他找到一卷1978年录下的录音带，我在里面唱了一些“实在很好听的歌”。他坚持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让我透过电话听一段。那是我大约七岁时唱的希伯来文祈祷歌。“我找到这卷录音带的时候，一边笑又一边哭了起来，”父亲把录音带按停了之后这么说，“我很确定，如果我把它寄给任何一所犹太高校，他们一定立刻指定你当校长。”

我隐约感觉他可能是想补救那天我俩谈话时的尴尬，他希望让时光倒流到他比较能确定自己是个好爸爸的年代。

“我对那时候的你记忆仍然很鲜明，”他继续说道，“不过，现在要你和那些东西重新联系起来可能比较难了。”

“为什么？”

“我们都已经离那些日子很远了。”他回道。我不禁心想，他这句话说的究竟是我，还是他自己？

☆☆☆

我父亲对谈论内心情感向来不太自在，特别是那些比较负面的部分，因此，我觉得他说的话可能只触及我俩之间父子关系的表层。我知道他的妹妹莎拉一定能提供一个非常不同的观点。莎拉向来习惯有话直说，结果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有一天，我们到某家中国餐馆共进午餐，饭后我开车送她回家时，我们聊起这个话题。“你简直把他视为粪土，”她边摇头边说，“你不尊敬他，嘲笑他，不听他的话，非常叛逆。你用很明显的方式表现你只喜欢妈妈，毫不掩饰。”

我没料到她会这么直接。车子来到她在洛杉矶机场附近的房子外头，我停妥车子，把冷气风量调大。我决定坐在狭窄的车内，直到她把话说完。

“你自己没有对你爸爸叛逆过吗？”我问她。之前莎拉已经告诉过我，当她父亲要求她辍学去工作赚钱时，她非常生气地反抗。我说，她的理由或许比我的正当，但行为并没有不同。

“不一样，”她强调，“虽然我起身反抗我父亲，可是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不尊敬他。我说过最糟糕的话，只有一句‘我们讨厌你’。”莎拉说那是有一次她又看到父亲攻讦她母亲的贞洁时，忍不住说出口的气话。“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后悔。”

她这番话让我受伤，不过，我想她说的基本上都是对的。在我开车返回父母家中的路上，我更加盼望能和父亲修补过去的时光。如果这一点已无法办到，我希望至少能了解他，能在“父亲”这个框架后面，看到我总是拒之于千里之外的那个复杂心灵。

札胡，这个父亲童年时代居住的边境小镇会是很好的出发点。我知道他在1992年回去过一次，因此在我和莎拉姑姑见面之后，我就从那趟旅行的话题切入。

“为什么你过了四十年才决定回去？”我问我父亲，“你早先曾想过要回去吗？”

父亲告诉我，1951年，他在十二岁离开札胡时，曾经梦想过返乡。他想象自己几年后就会驾着专属的以色列战斗机，降落在札胡的老市集旁，当他从驾驶舱跳下来时，库尔德商贩们都会从铺子里跑出来拥抱他。童真的幻想逐渐化为成年人的渴望，但梦想一再遭受阻碍。就读研究所时，我父亲明白伊拉克对犹太人而言并非安全之地；特别是伊拉克的情况在曾以以色列间谍罪名将九名犹太商人吊死的复兴党在1968年崛起后，气氛更加诡谲。父亲基本上已经放弃希望了。

1975年，他到伊朗的库尔德地区进行语言学研究。某天，思乡之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于是他请当地村民指伊拉克的方向给他看。“我只看到一片荒山。”父亲告诉我。他带着满心愁绪回到美国。

多年后发生了波斯湾战争。1991年伊拉克投降后，库尔德地区发生反叛，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旋即大举镇压，造成八十五万库尔德人逃难到土耳其边境酷寒的山区，数以万计的人被安置在位于边境南方仅仅数公里的札胡。联军战机开始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实施禁航管制，包括七千名美军在内的两万一千名联军在一项代号为“提供安适行动”（Operation Provide Comfort）的人道安置计划中进入这个地区。库尔德人正经历的劫难——数以千计的人因为寒冷、疾病及饥饿而死亡——使得美国决定进一步采取救援行动。但讽刺的是，这一切也为我父亲首度返乡开始铺路。

1992年夏天，他的高中同学、如今是德州大学教授的亚伯拉罕·齐哈告诉他，他在德州大学所在的奥斯汀认识了一位摄影师，这个人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区联络到不少人，正计划造访当地。我父亲于是给这位摄影师打了电话。对方是个草根性很强、充满传奇色彩的德州人，名叫玛丽·安·布鲁尼（Mary Ann Bruni），她答应带我父亲一同前往。

对一个犹太人而言，札胡大概是当时伊拉克境内最安全的地方，到处都是美军和人道援助人员，受到联军战斗机的保护，而且万一有需要，也容易越过边界逃往邻近的土耳其。尽管如此，在布鲁尼的回忆中，父亲依然紧张兮兮。“身为原本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他对自己签过文件之后又再回去非常害怕。”她说。她所谓的文件，是指犹太人在一九五〇年代放弃伊拉克公民资格，并宣誓永远不再回去时所签署的那些行政表格。

我知道父亲在当地雇了一个人负责操作摄影机，因此，我在2005年某次回到洛杉矶时，提议把那些影片播出来看。我们一起透过有点儿模糊的画面，看到父亲走过故乡那些尘土飞扬的街道。他将公文包夹在臂弯下，另一只手拿着埃弗拉伊姆护照照片的放大拷贝。当他走访民居、教堂、老犹太会堂时，一群小孩和路人像彗星尾巴似的跟在他身后。市集里一位老人猛点头，显然认出了照片上的人物。老人的手在下巴下方抚摸着假想的大胡子，模拟出埃弗拉伊姆的招牌特征。

十天之旅接近尾声时，一位札胡居民邀请我父亲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庆祝活动连续举行一个星期，缤纷多彩的音乐、舞蹈和香气四溢的地方美食成为父亲录像片中最重要的片段。他告诉我，在整趟行程中，那场婚礼让他感觉最像回到童年时代的札胡。

“新郎的爸爸拉住我，开始跳起非常激烈的舞步。在场亲戚都很紧张，他们怕他心脏会受不了，可是他就一直抓着我甩，仿佛我是个跳摇滚的十多岁少年。他说，‘请大家努力拍照片、录像，传给侯赛因看，我不在乎，就让他看我跟犹太朋友跳舞吧，我完全不在乎。’后来，他们有许多亲戚都要我到家里吃早餐或吃晚餐，真的很愉快。”

除了一位年纪很大的数学老师之外，父亲记得的人都已不在人世。哈布尔河也不再像记忆中那般洪流滚滚，只是一条水势微弱的小溪。童年时代人声鼎沸的犹太城区如今变成街上有污水窜流的贫民窟。最大的一栋犹太人住宅——原本是犹太社群领袖摩西·嘉贝的房子——早已荒烟蔓草。犹太会堂被游民占据，古老的房间里飘出秽物的臭味。

他住在库尔德民主党的宾馆，每天都有陌生人前去拜访。有个人问我父亲是否能设法帮他儿子在美国找个好的工程学校。还有一个人说他发明了一种省油引擎，想知道美国人会不会有兴趣。这种种请求让我父亲很感动。侯赛因的独裁统治粉碎了许多人的理想和抱负，但现在，在美国的保护下，伊拉克库尔德区开始享有半自治地位，年轻人终于能再度怀抱梦想。

在一些比较安静的时刻，他会想起姐姐莉芙嘉的事。走在街上，他看到年龄与他相仿的女性时，就会仔细端详她们的脸孔。他希望找到像家人般的熟悉面容，但所有人都显得那么陌生。他心想，时间真的已经过了太久了。

关掉录像机时，我问父亲那趟旅行是否符合他的预期。

他低下头，深深吸了一口气。“人不免都会怀抱一些希望，”他开口道，这个话题显然让他不自在。“那趟行程是一种怀旧之旅，怀旧的心情会让人想重新看到一个地方。当你看到过去的东西并没有留下来，那可说是一种人生的写照。你发现生命不会静止不动，没有什么东西会保持原样等你回去看。河水依然在流，看起来河流是小了点儿，但它依然在流。随着水流，你的人生也在流动。这就是生命的本质。”

我们泡了茶，我问他记不记得他搭出租车离开札胡，返回土耳其机场搭飞机时的心情。“我感觉我心中的札胡不见了。”他说，“现在那里是一个新的札胡，它取代了老札胡，而新的札胡不像老札胡那样吸引我。或许原本的札胡已经被夷平了。”

“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

这趟旅程结束后，十二年过去了。父亲和我坐在凯利咖啡工厂这个他在洛杉矶世纪城露天购物中心里最喜欢的角落。每天下午，他会在这里点一杯摩卡冰沙，在户外区挑一张金属桌坐下，边喝咖啡边读古代语言相关书籍。

“阿爸？”

“什么事？”父亲从书页中抬起头问。

“如果我去札胡，你要不要一起来？”

53　时光之旅

Time Travel

在我小时候，“札胡”是个没有意义的字眼，它听起来有那么点儿异国情调，但就跟我听到“Snuffleupagus”或“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 cious”这种怪字一样(1)，只是觉得滑稽而已。当我父亲说他是在札胡出生的，我完全没概念那在地图上什么地方，只觉得它就像《绿野仙踪》里的“欧兹王国”（Oz）或《格列佛游记》里的“大人国”那般不真实。我心里约莫认为，他来自某个非常遥远的神奇村庄，可能就像童话里所描写的那样。而且，Z是英文最后一个字母，所以Zakho——札胡，一定是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再过去一点儿就是太空了。

不过，我想我提议送给父亲的会是一件礼物：一个让札胡变得真实的机会。我们可以坐在哈布尔河畔的咖啡屋，在那儿一边喝着豆蔻茶，一边增进我俩之间的感情。我们可以走在老犹太区的街道上，试着召回祖先的灵魂。虽然我没有马上告诉他，但我还打算做一件事：去寻找他被掳走的姐姐莉芙嘉。

我认为自己已变得比较可取，希望父亲终能看到身为人子的我已有所转变。我将会看到一个我过去不认识的父亲：一个大胆刚强的人子，他的父母看遍人世沧桑，但他却勇敢跨过各种边界，成就了那一代库尔德犹太人不敢奢望的志业。我在美国郊区长大时看到的那个审慎多虑的学者，将会在札胡让我感受到他明快潇洒的另一面。我将会看到一个终究跟我相似的人；我将会发现一个我过去未曾有过的父亲。

或许他也怀有类似的愿望，但他完全没有表现出来。“我们不要去伊拉克！”他斩钉截铁地说。首先，他那个年代的札胡已经不在了。犹太人都已经离开，幸存下来的老建筑物也所剩无几。就家族历史而言，札胡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一探的了。其次，如果我想清楚地认识札胡，只要仔细看他1992年在当地拍的纪录片，以及到以色列访问一些库尔德犹太人就够了。最后，伊拉克对美国占领发起造反活动，紧张情势达到高峰，两个美国人在那种敏感时刻选择到伊拉克进行怀旧旅行，显然不妥，更何况其中一人还跟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沙龙（Ariel Sharon）有相同的名字——阿里埃勒。2005年夏天，情势眼看就要演变成反抗行动最血腥的阶段，暴力事件在短短两周内就已经造成四百人遇害。大约与此同时，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叛军和政府部队之间的冲突也水涨船高，就在我们从位于土耳其境内的机场驱车前往札胡的公路上，有八个人才刚在军事攻击和地雷爆炸中丧生。我不顾父亲提出的理由，继续恳求。他还是坚决反对。但最后，他还是让步了。他说，如果我愿意在7月陪他到英国参加一场语言学研讨会，也许我们的行程可以从英国延续到伊拉克。

“那就太好了，阿爸，”我在心中勾勒着那段延伸出来的旅程，觉得它将充满诗情画意。我们即将从亚拉姆语的现在——一个在一尘不染的大学讲堂中受到研读剖析的学科——飞向它的过去，回到那段铺陈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荒山与旷野中的悠悠岁月。

☆☆☆

为期两天的“东北新亚拉姆语工作坊”于7月间在英国剑桥大学一幢玻璃帷幕的现代建筑中的讲堂举行。在这个年轻的学术领域中，那次研讨会代表的是一个里程碑。我父亲开始做研究时，新亚拉姆语在国际上主要的近东语言研讨会里只是一个偶尔会被提及的边缘议题。数十年来，它的地位逐渐奠定扎实，而我父亲无疑对此贡献卓著。剑桥大学的工作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完全聚焦于新亚拉姆语的学术研讨会；新亚拉姆语成了独立的研究主题，而不是为已经消失的古亚拉姆语所做的奇特注脚。而且，举行的地点不是某个不为人知的研究单位，而是在全世界地位最崇高的学术殿堂之一；牛顿、达尔文、桂冠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都是从这里孕育出来的。

九位学者和四名研究生在两天的会期内围坐在原木会议桌边，发表关于新亚拉姆语各种方言的研究成果。第一天结束时，我的脑里塞满“齿间摩擦音”“元音调和”“所有格代词后缀”等复杂的学术用语，耳里嗡嗡地响着“作格现在式”“疑问代名词分裂”“bgdkpt子音”等艰涩的语言学概念。

研讨会中最令我肃然起敬的一句话，出自主办人、剑桥大学教授杰弗里汗（Geoffrey Khan）发表的论文。“摩擦音被部分同化为旁流音时会形成闭锁音。”他在某天下午的报告中如此指出，在场学者神情庄重地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随着研讨会的推进，我逐渐明白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把一件重要的事情弄错了。由于我父亲的研究重点在于民间逸闻、圣经传奇和说书人的故事，我对新亚拉姆语的研究领域有所曲解。我假定研究这个语言和探索语言用户的生命故事两者缺一不可，但如今我发现，这个观点只适用在我父亲所走的学术路线。对会场中的其他学者而言，新亚拉姆语是一个不带情感的研究客体。他们的论文涉及的是一种语言，而不是它的说话者；那些论文有如枯燥的医学报告，描述的是特征与症候，而不是病人本身、他的家族史、他的村庄，或是他的价值观。就本质而言，会议室里的男女学者是科学家，正在对一个濒临死亡的语言进行整理与编录，那种讲求精准与超然的态度，就好比法医在开棺验尸。

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杰弗里汗请约拿·萨巴尔教授来到桌首。我父亲穿着几何图案的短袖衬衫和条纹夹克，看起来不太像个学者，反倒像是到剑桥朝圣的观光客。不过，当他开始发表时，所有与会者无不倾身仔细聆听。他试着分析为什么亚拉姆语的不同使用者会以不同的方式翻译犹太圣录五书卷。(2)有些人会在译文中穿插一些年代倒错的指涉，例如恐怖分子或现代以色列国。有一位翻译者天外飞来一笔地提到妓女。还有一个人先是直译《传道书》的内容：“众女之中，智者无一人”，接着却补入他自己编造的论点：“女人啊——发辫长长，智慧短短。”

“翻译者擅自离题的动机是什么？”父亲在报告中问了这个问题。

他在强调某个论点时会手拍桌子，说到精彩处则会拉高声音。他会做一些有点白痴的模拟：“这匹马名叫Shapargaz，是‘翅膀之意’，所以它一定跑得飞快，就像现在的喷射机”，或是穿插呛辣的旁白：“路得被描述成‘非常美丽迷人’的女子——如果用当今的英语来说，就是非常性感的意思。”

在座学者被他逗得哄堂大笑，他们看起来很开心，原本枯燥的研讨会变得轻松愉快。我也坐挺了身子，不单是因为我父亲这时是全场的焦点，也是因为只有在那场报告中，我能听到——甚至看到——文字背后那有血有肉的语言使用者。

当天下午，剑桥南方一百公里外的伦敦，有炸弹在三辆拥挤的地铁车厢和一辆双层巴士中爆炸，造成五十多人死亡。这个消息透过一位学者的手机传到了讲堂，为研讨会蒙上了阴影。在下午的咖啡时间，轮廓分明、理了个大光头的年轻希伯来大学教授埃兰·柯恩（Eran Cohen）走过来跟我聊天，“你真的打算带你父亲到札胡？”

“是啊。”我设法让自己的口气表现得比心情笃定些。

“其实直接回美国似乎比较简单，掉个头就好了。”

“我知道。”

“这个语言之所以能继续发光发热，都是你父亲的功劳。记得把他带回来，我们需要他。”

我直视着他的双眼，“其实今天发生的事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库尔德斯坦说不定反而比伦敦安全。”

他可能在我的语气里听出某种程度的心虚，“你没有必要对我合理化你的决定。”

“或许我是在对着自己。”我避开他的眼神回说。

那天稍后，柯恩发表了这场研讨会的最后一篇报告，标题是“札胡犹太方言的讯息结构”，这篇报告的内容也最具技术性。前一天晚上，柯恩告诉我他打算利用“运算法则”分析札胡的亚拉姆语方言，也就是我父亲的母语。柯恩认为语言就像数学谜题，他正在设法找到解题的公式。

逐渐西斜的阳光从会议室的大片玻璃窗外照进来，柯恩发给在场学者一份讲义，标题是“札胡犹太方言中的语法焦点标示”。除了一系列分析图表外，讲义上也列出一串如同购物清单般的语句，呈现说话者为了强调句中某个特定元素而安排词序的方式。

我在浏览这个清单时，发现其中几个句子熟悉得令我坐立不安：

“就在他出生之前，另一个儿子也死了。”

“有阿拉伯人喂养她。”

“在埃利亚胡的婚礼上生下的小孩就是这一个。”

这些句子都是我祖母在描述她十二次怀胎生子的过程时说过的话。我父亲在大约二十年前录下这段口述历史，并在最近将内容转译出来，发展成论文形式后刊登在一份语言学期刊中。我在试着重建家族历史时，曾经多次读过这份转译资料。但在柯恩的讲义里，这些句子独立在情境脉络之外，被工整地置于表格中。在极为短暂的恼怒情绪之后，我几乎立刻生起骄傲感，随后却又陷入某种悲伤的情绪。我那不识字、不喜欢出风头的祖母从来不认为她能对这个世界有何贡献，她甚至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家人。但在剑桥这个学术殿堂里，一群顶尖语言学者却在剖析她简单的话语，借此拓展知识的境界。是的，我觉得骄傲，因为我是她的孙子而骄傲。我也觉得悲伤，因为奶奶永远不会知道她给了世界多么美好的礼物。

研讨会结束，我们离开会场时，父亲看到柯恩正在门外抽烟。

“如果我母亲还在世，而我告诉她某位学者引述了她的话，”父亲告诉柯恩，“你一辈子都会被她邀到家里喝哈穆斯塔浓汤。”

隔天，父亲和我搭上飞机，朝东南方飞往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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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者是《芝麻街》（Sesame Street）里的长毛象人物名字。后者则是电影《欢乐满人间》（Mary Poppins）歌曲中没话找话说时用的逗趣绕口令。

(2) 五书卷即《雅歌》《路得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和《以斯帖记》。

54　哈布尔河

Habur

“你们是以色列人？”

在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机场外头的人行道上，一群出租车司机在我父亲身边围成半圆形，其中一个身形矮粗的大胡子男人走到他前面，几乎贴近他的身体。

“你们是以色列人？”他又再问。

我父亲穿着宽松的角豆色长裤，米白色带粉笔白的凸纹短袖衬衫，以及一双褐色鞋子。如果不是因为他那个塞满纸片和笔的口袋护套，他在这个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贫穷库尔德城市可能完全不会受到注意。

父亲认识一个以色列人，几年来他偶尔会带库尔德裔的以色列观光客游览札胡。我们出发以前，他推荐我们跟一位名叫哈山（Hassan）的出租车司机联络，这位司机已经连续好几年载送来访的库尔德犹太人到伊拉克边境，没出过差错。

我们在前一天晚上从伊斯坦布尔的旅馆打电话给哈山，不过我父亲忘了问他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该在哪里碰面，或是哈山有什么外表特征等。当我们从小小的机场走出来，踏进午前时分的灼热阳光中，父亲开始问每个他看到的出租车司机是不是哈山。所有在机场抢客人的司机似乎都知道哈山专载以色列人，而我父亲说着生锈的库尔德语找他时，显然也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你们是以色列人？”那人又问。

我开始紧张起来；我父亲好像差不多等了半分钟才回答。几个月以来，他一直担心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某个人看出他的犹太人身份，甚至更糟的是，他揭发了他的以色列身份，因而引发潜在的不良后果。父亲避开那个司机的目光，看着地面摇了一下头，并用中东人在牙齿间吸入空气的方式表示“不是”。四十度高温的空气中短暂出现一阵紧张的沉默。接着，一个焦糖肤色、胸部有如水桶的巨人像大熊穿越森林般地挤过其他司机，面露微笑地伸出一只厚实的大手：他就是哈山。

车子才刚开过迪亚巴克尔周边的贫民窟，驶进棉花田和西瓜田交织而成的乡村，穆斯林库尔德人哈山就开始边说话边拍我父亲的大腿，仿佛他们是多年的老相好。

“从前犹太人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是很好的人，”哈山用库尔德语说，“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所有人都相处得非常和谐。后来犹太人都走了，都到人间天堂去了，愿上帝赐福给他们。”

哈山开车的方式让我不禁怀疑我们是否也会跟他口中的犹太人一样“上天堂”。虽然他说他有六个小孩，但他似乎毫不珍惜生命，在狭窄的公路上死命狂飙，不断跨越中线超车，甚至敢跟迎面而来的油罐车争夺路权。从公路上弹溅起来的碎裂物早已把他的挡风玻璃划得千疮百孔。在这种惊险万分的行车状况下，我们往南行进了不下四个小时。

哈布尔河谷的边境关卡飘荡着一股蛮荒西部那种毫无法纪的气息。数以十计喜欢乱按喇叭的出租车司机跳下车，越过宽阔的街道，走向海关办公室。办公室通风不良，里头坐着脾气火爆的土耳其警员。哈山把我们交给另一位出租车司机，他叫塔里克（Tariq），是个细瘦结实的小伙子，他拥有特殊执照可以载送乘客进入伊拉克。塔里克拿了我们的护照，在一本登记簿上写下一些号码，接着带领我们进到一间几近密闭的小办公室。那里，一大群出租车司机挤在厚玻璃窗口前，等着海关人员在护照上盖章。这时是下午最闷热的时候，我必须走到外面才能勉强呼吸。炙热的风将空塑料水瓶吹散在路面，一群一群的人无精打采地蹲靠在墙上，手中转动念珠。少年小贩用塑料桶提着已经被艳阳烧热的汽水沿街叫卖。我想坐在人行道边缘休息，但火热的地面却让我马上跳了起来。

两个小时过去，通关手续毫无进展。塔里克先试着花小钱贿赂，事情不成又开始装可怜博取同情。他向警员说他的客人是有名的美国教授，因为水土不服而身体不适。“求求你们快点盖章，我得赶快载他找地方休息。”

窗口后方一名身穿制服的官员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一边生气地比手画脚一边吼叫。

我的心脏怦怦直跳。“那个人跟塔里克说什么？”我问我父亲。

“呃，”父亲清了清喉咙说，“他说，‘我不管那个老人是谁，也不管他从哪里来，他要不就乖乖坐着等他妈的号码，要不就下地狱去！’接着他就叫塔里克滚蛋。”

父亲额头冒汗，公文包紧抱在胸口，仿佛那是一只盾牌。我看着他，心想这趟旅行会不会是个错误？他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向来过着单纯舒适的加州生活。我硬要抓着他跑过大半个地球，来到战争地区的边缘地带，到底是为了什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空气中的热度依然有增无减，我开始对许多事感到无望，连是否能通过国界都不敢确定。

然后，塔里克忽然间满面春风地从混乱的人群中冒出来，手里抓着盖好章的护照。一分钟后，我就透过出租车车窗看到横跨公路的水泥拱门。高高的拱门上写着我过去想都没想过自己会看到的一排字：“欢迎光临伊拉克库尔德斯坦”。

55　亲吻你儿子们的眼睛

Kiss the Eyes of Your Sons

出发前那几个月，我在规划行程细节时想到一件事：如果在札胡有人接应，可能会比较放心。某个我们能信任的人，他可以到边界接我们，把我们保护在他的羽翼之下。虽然大家都说库尔德斯坦很安全，但我们要去的地方毕竟是伊拉克，我们毕竟是美国人，而且还是犹太人。可是该找谁？我父亲告诉过我，他在1992年到札胡时遇到的人大多不是已经过世，就是离开札胡了，其他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联络。我在洛杉矶的父母家中翻过父亲那趟旅行留下的资料夹。在一堆文件和剪报数据中，我找到两封英文信。寄件人名叫苏莱曼（Suleiman），他在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札胡办事处的公关部工作。

“我喜欢写信给你，因为我们库尔德人很喜欢你和你的民族，”1993年12月那封信的开头这么写着，“我们尊敬、也喜爱你们的感觉，我们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痛恨侯赛因，喜欢库尔德人。”苏莱曼有点儿状况外地祝贺我父亲圣诞快乐，然后写道，“我亲吻你的眼睛和你母亲的手。我也亲吻你儿子们的眼睛。”他请我父亲寄家人的相片给他看，并欢迎我父亲随时回到札胡，在他们家住一个星期。这封信底下夹了另一封信，是三个月后写的。“约拿教授，我亲爱的兄弟，”苏莱曼开头这样写道，他再度表达欢迎之意，这次是邀请我父亲带全家人到他们家度假，住多久都不成问题。“跟你的家人说苏莱曼永远都是他们的叔叔。”他在这封信的末尾用语法怪怪的句子请我父亲“一直写信给我”。

我不太知道该对“亲吻眼睛”这件事做何感想，不过如果苏莱曼还住在札胡，说不定他能帮上忙。我把信拿下楼，在厨房里找到父亲。他正坐在餐桌旁，边看着电视边吃午餐。“这个人是谁？”我问他。

父亲说那是1992年他去札胡时其中一位向导。他是个党务人员，负责接待外宾参观札胡。

“他没两下就发现我是个犹太人。”父亲说。

“你是说，你没跟任何人提这件事？”

他说他完全不确定库尔德人会对他的来访有什么反应，因此第一天还特地声东击西，找人带他到一座基督教教堂，以免别人起疑。他一直想着他祖父埃弗拉伊姆的话：保持低调，把身段放低。但苏莱曼对札胡的历史了如指掌，脑筋又很灵活，所以很快就摸清我父亲的底细。

“对了，约拿，我们知道你是犹太人。”有一天吃晚餐时苏莱曼在人来人往的餐厅里宣布。

“我吓坏了。”父亲回忆道。

“他说完这句话有什么表示吗？”

“他拥抱了我。”父亲说。

☆☆☆

苏莱曼豪迈的文笔让我在心中把他想成一个气宇轩昂、个性爽朗的彪形大汉，身穿随风飘荡的长袍，头上盘着大头巾，蓄着《瑞普·凡·温克》里樵夫瑞普（Rip Van Winkle）般的大胡子——简言之，就是有点儿像我的曾祖父埃弗拉伊姆。2005年夏天，父亲和我搭出租车来到札胡郊外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公关部。站在门口迎接我们的人看起来像个美国小镇教员：他的身材不高，大概一百六十厘米多一些，蓄着发色花白的平头，穿着看似来自平价连锁百货的短袖正式衬衫，不过整个人的模样倒是神气十足。苏莱曼的外形跟我想象的落差实在太大了，如果我推开出租车门时他没有主动向我父亲招手，我再怎么样也想不到那个人会是他。

札胡街道上的碎石在我脚底下沙沙作响，我飘飘欲仙，有点儿担心想必略显愚蠢的笑容会永远挂在脸上。我走向苏莱曼，紧紧抱住他，仿佛他打从盘古开天就一直是我亲爱的叔叔。

“感谢感谢再感谢。”我呼吸着札胡的热气和尘埃，直到感觉头晕目眩。苏莱曼亲了我脸颊一边，随后又亲了另一边。他没有亲吻我的眼睛，不过如果他亲的话，我完全不介意。

“欢迎光临。”他接着伸手指着笼罩在薄霭中、一路延伸到山麓的城市，“这个地方属于你了，你现在是在你父亲的地盘上。”苏莱曼的确是个老师，他在一所当地小学教英语。他说的英语端庄有礼，有点儿像在念课文，仿佛他在课堂之外很少说英语，也很少听到这个语言。

他把我们的行李丢进轻型卡车后车斗，接着启动车子，沿着尘土飞扬的易卜拉欣哈利勒路（Ibrahim Khalil Road）往南开了好几公里，进入札胡市区。我们看到建筑团队正在一块块空地上建造一排又一排的办公楼和公寓住宅。在一个附设迷你超市的崭新伊拉克石油公司加油站，宝马、奔驰和其他一些较小的车款正排着队等加油。在通往札胡市中心的桥上，交通开始变得拥挤。我可能太过天真，原以为会看到满街脏乱的路边摊、卖香烟的小贩和简陋的旋转烤肉铺。但我眼前所见，却是一座正在大规模建设的现代化的城市。

“阿爸，你不是说1992年的时候，这里到处都是很小的食堂和客栈吗？”我问坐在前座的父亲。

父亲摇了摇头。

“这是新的札胡，”苏莱曼说，“一切都在发展，太快了。”

如今我明白父亲说的没错。这里不是他和家人在五十四年前离开的荒凉边疆前哨，完全不是。这里也不是父亲在十三年前造访的那个混乱、郁闷的难民收容区。波斯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享有越来越高的自治权，札胡因此欣欣向荣，发展快速，人口变成原来的三倍以上，达到十五万人。札胡位于距离土耳其不远的相对安全地带，如今已成为土耳其通往北伊拉克的贸易大门，每天有数以千计的卡车载运石油和消费物资在公路上呼啸而过，近来还加上伊拉克战后重建所需的建材。由于车辆大幅增加，札胡在一年前装设了第一批交通灯。苏莱曼告诉我们，此时正在进行的工程包括一座军校、一个大学园区、一所医院，以及一些工厂。

为了逃离首都四处弥漫的暴戾之气，巴格达市民纷纷前来札胡度假。林立的新旅馆让从土耳其长途开车到伊拉克的卡车司机有了更多过夜休息的选择。在过去分隔札胡和土耳其边界的原野上，建起了如雨后春笋般的住宅区，有些取名为“烈士小区”或“新烈士小区”，以纪念在侯赛因政权迫害下丧生的库尔德人。本地的天然泉水如今已装瓶出售，在全库尔德地区的商店都能买到。市中心一家旅行社的玻璃橱窗上贴满旅游广告，吸引居民前往挪威、德国、英国、澳洲、美国等地度假。隔了几个店面，有一个上网热点叫作“札胡咖啡网络中心”。

那个星期稍后，我们拜访了已故部族首领宣定阿嘎的儿子奥马尔·宣定（Omar Shemdin）。在我父亲成长的年代，宣定阿嘎是整个地区势力最大的首领。“札胡从前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奥马尔·宣定告诉我们，“边境被封锁，除了走私者以外，没有人会在国界两边往来。易卜拉欣哈利勒路当时还是一条泥路，我们甚至会坐在路中间野餐。波斯湾战争结束以后情况全变了，侯赛因政权受到孤立，这里的库尔德人开始积极兴办事业。”

第一天开车进札胡时，我就知道再也不可能找到父亲过往岁月的痕迹了。

“那里以前是犹太人公墓。”苏莱曼在车子快要转进通往旅馆的街道时说。

“哪里？”我问。

他点着头，转身将目光抛向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他说，1976年以色列部队开进札胡，镇压一场库尔德人发起的叛变，侯赛因接着顺势派人把压路机也开来，把已有千百年历史的犹太公墓埋在厚厚一层柏油底下。

56　土耳其糖果或约旦杏仁

Turkish Delights or Jordan Almonds

在一顿迟来的晚餐之后，父亲和我才从旅馆的餐厅走到外头灯光昏暗的街道上散步。几个男人坐在人行道边，手中的烟头衬在暗黑的夜色里，烧出星星点点的橙红色微光。商店此时已经打烊，店员正忙着拖地。刚从土窑出炉的烤扁饼飘散着诱人香气，混杂在地上的食物残渣发出的腐臭气味里。夜幕深处隐约传来迷蒙的丁零声，远处的汽车喇叭发出嘀嘀的鼓噪，大卡车驶过柏油路面轰隆作响。距离旅馆不远，我们来到一座桥，我听到一阵拍打声，像是玩具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声音。我抬头一看，数十只蝙蝠正在我头顶上空盘旋；它们的形体模糊不清，接着整群一下子疯了似的飞进哈布尔河边一棵树的枝丫间。

在黑夜的温柔拥抱中，父亲沿着桥踽踽而行，开始沉浸在记忆中。“我梦过很多次自己又走过这座桥，结果都被警察挡下来。”他说。

“为什么挡下你？”我问。

“他要我背诵《古兰经》，如果背不出来，就不让我过桥。”

我们转身循原路返回，经过一间小铺子，小时候的约拿·贝赫·萨巴嘎会到那里买一把糖果抓在手里吃。就像方才一样，他要说的故事不是他对这个地点的童年回忆，而是它又如何出现在梦境里。“我也会梦到从前在这边的糖果店，”他指着那间店面说，那里如今已经变成通信行，橱窗里摆满五彩缤纷的手机外壳，“在梦里，我必须在土耳其糖果或约旦杏仁之间选一样，因为我的零用钱只够买其中一种。不过有时候店老板会大发慈悲，把两种都给我一些。”

我现在想起来了，在我父亲颠沛流离的人生中，梦一直都是他的避风港。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美国的第一年，曾经梦到自己人在纽约，独自在中央车站徘徊。忽然间火车门全部打开，札胡所有的库尔德人都冲上月台。梦是岁月的碎片得以完整拼凑起来的地方。我们到札胡的第一天所看到的景象，跟他出生时的札胡已有天壤之别。二十一世纪初的札胡是个繁忙的城市，成长快速，到处一片欣欣向荣，努力冲向美好未来。但那天夜里，当父亲让自己的头陷进柔软的枕头中，我相信他在梦乡里看到的会是那个自由不羁、无畏无惧、在犹太区的屋顶之间当空中飞人的小男孩。

犹太区就在我们下榻的旅馆后方。那里已经没有犹太人了；所有犹太人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都已经离开，其中大多数都是前往以色列。在伊拉克原有的十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中，只有极少数留下来，主要是在巴格达。但札胡居民依然把这个城区称为“玛哈拉犹希雅”——犹太区。隔天上午，苏莱曼带我们到那里参观，在迷宫般的拥挤住宅区里走过一条条车辙斑驳的巷弄。犹太区现在是全札胡最贫穷的地方，在逾四十度的高温中，到处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管道从粗陋的水泥屋伸出，将废水直接排入巷道，腐烂的食物和各式各样的废弃物就这么流进哈布尔河中。

看着小孩子们光着脚丫在污泥里奔跑，我难过得心里一阵紧揪。不过我父亲仿佛还处在自己的梦境里，他面带微笑地停下脚步，从塑料公文包里抓出绿箭口香糖，分给逐渐围聚过来的小朋友。

“Chawani Amerikai？——美国人，你好吗？”一个笑起来很甜的小男孩问。两只褐色的小鸡跟在他身后，跑到泥土路上来。

“Chawani Zakholi？——札胡人，你好吗？”父亲接着他以库尔德语回道。

新旧杂陈的犹太区是古老与现代碰撞激荡的最佳辩证。平坦的屋顶上，崭新的圆盘式卫星天线就搭在生锈的老床旁边。一名用拇指拨弄念珠的驼背男子身上穿的是传统库尔德长袍，头上却戴着垫有海绵片的卡车司机帽，帽上印有“耶稣爱我”的字样。一位正前往市集的农夫领着一头羊穿越四线道马路，在熙来攘往的车阵中，试图用一根圣经里描述用来赶牲口的棒子，催促那只毛茸茸的动物勇往直前。在一间欧洲品牌鞋店前面，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头子正在叫卖盛装在柳条篓中的杏桃。放眼望去，这里到处都是科技与传统的杂糅，地球村与在地群落的交会，二十一世纪与十九世纪的冲撞。倒是二十世纪——诸如自来水与排水管道系统——似乎完全被略过了。

库尔德地区自从波斯湾战争结束后实施自治这十三年来，札胡已经甩去侯赛因政权时代残留的痕迹。上一次我父亲回到札胡时，还看得到建筑物上弹痕累累的巨幅侯赛因肖像海报，但如今那些东西早已消失。战争结束后惊慌失措地聚集在札胡的难民不是已经融入这座城市，就是回到了原来的村庄。

我们跋涉在一条狭窄的巷道，父亲这时忽然在一栋有小院子的水泥房子前停下脚步。“这里好像就是我们家。”

我们向现在的屋主德尔辛·雷札吉（Dersim Rezazi）自我介绍。雷札吉是个二十四岁的工人，态度恭敬，他请我们喝杏桃汁。他让我们参观主要的房间，并把正在睡觉的小孩子嘘赶出去。他和他当油漆工的弟弟以及另外八个亲戚一起住在这栋房子里。这里几乎没有隐私，四间没有门的小房间直接面着庭院。大部分日子里，家人睡觉的地方是沿着两间卧房边缘摆放的一排薄睡垫。当酷热的夏季来到，他们就改睡在屋顶上一张咯吱作响的四柱床，就跟我父亲一家人多年前的习惯一模一样。

我父亲四处观察之后说了一句，“什么都不一样了。”

“对，”雷札吉用库尔德语告诉我们，“几年前我到这里的时候，这一带都是土屋，现在都变成水泥房子了。”

我带父亲爬上一段阶梯，走到平坦的屋顶上，环视四周的街区，看到一堆尚未完工的煤渣砖墙、波浪钢板屋顶、圆盘式天线，晾衣绳纠结地盘杂在一起。我呼吸着带着微微清香的暖和空气，想象父亲小时候从这个角度瞭望市区的情景。

“这里一定就是你们老家的房子，没错吧，阿爸？”我急着想问他各种问题，把所有细节记录在笔记本里。

“老实说，阿里埃勒，我不太确定，”父亲温柔地说，“一定是在这里的某个地方。不过是不是这栋，我不知道。”

我渐渐明白，记忆的坐标不见得能与现实世界的方位吻合。

我们向雷札吉道谢，走回车辙痕迹满布的巷子。两座犹太会堂依然耸立着，粗糙斑驳的石墙道尽岁月沧桑，不过这些会堂现在都成了民居。一位戴着蓝色头巾、笑容可掬的妇人带我们进到“大犹太会堂”，她和当建筑工人的丈夫以及四个小孩住在那里。会堂里的浸礼池过去是我祖母和其他犹太女性在月事期间净身的地方，但现在早已铺上水泥，变成一间小卧房，角落里摆了一架电视机。庭院对面原来是“圣所”，过去曾经存放着妥拉经书卷，还有为犹太婴孩行割礼时用的“以利亚之椅”（Elijah's chair）。现在，圣所成了一间普通的储藏室，一具小朋友骑的木马挂上墙面，角落里的红色草坪椅上搁着一个沾满泥污的足球。

我们抬头仰望会堂的拱顶。“光线会从上面那些小窗户射进来，”父亲告诉我，“照耀在妥拉经书卷上。”我想到曾祖父整晚坐在那里，与他的祈祷书和天使们相伴。我看到那些窗框还在，但窗户开口已经被砖块封住，室内因而变得非常阴暗。

再转个弯，我们来到“小犹太会堂”。听到我们的敲门声，一名身穿桃红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面有愠色地打开金属门。我认出我在父亲1992年时拍摄的照片中看过的那座中庭；中庭里绿荫环绕，中间种着一棵挺拔的无花果树。在父亲的照片里，有一块刻有希伯来文的石碑，是原来矗立在那里的古代神庙的遗物。石碑倚靠在中庭墙面上，被一根巨大的Y字形树枝簇拥着。父亲带我走近看那块石碑上的希伯来文铭刻，结果当我们辛苦地穿越庭院里的野花野草，却只看到那根Y字形树枝，而且已经倒落在地，覆盖在一片荆棘中。

父亲问那女子是否知道石碑的下落，女子转身而去，喃喃地说她不知道。父亲叹了一口气，眯着眼睛凝视透过无花果树枝丫洒落下来的阳光。

几天后，我们在城市另一头的一个穆斯林家里找到五块石碑。那家人在小犹太会堂里住了三十年，几年前才搬走。前任屋主的长子鲁夫提·穆罕默德（Lufti Mohammed）告诉我，他们家在重建工程期间把那些九十厘米高、六十厘米宽的石碑移走，暂时保存下来。

“我们知道这些石头以前属于犹太人，所以有朝一日可能会有人感兴趣。”我们在他们家庭院旁的一个房间吃西瓜时他这么说。但这些石碑摆在家里其实让他们很害怕；他稍微放低音量说，侯赛因对所有犹太人的东西都非常敏感。即使在1992年战争结束后，当他们卖掉犹太会堂的住所，搬到比较富裕的街区，他们依然保持谨慎。穆罕默德说，他和兄弟们把希伯来文石碑藏在运糖的大袋子底下，趁着夜黑风高用推土机偷偷运到新家。他们家人从那时起就非常确定这些东西可以用好价钱卖给国外的博物馆。我请他们让我看看石碑，于是另一位儿子——他说自己曾经在美国德州的酒吧跟人打架，拿刀刺了人家，结果锒铛入狱——带我爬上屋顶。就我看来，即使那些石碑曾经可能会吸引某个博物馆的兴趣，但时机也早已过去了。沉重的石块犹如尸体般地堆放在屋顶一块木头板上，任凭风吹雨淋、艳阳暴晒，碑上的希伯来文铭刻早已完全无法辨识。

来自札胡犹太会堂的希伯来文石碑碎片。

札胡，2005年。

57　天堂赐予的礼物

Heaven Sent

乍看之下，苏莱曼跟我父亲几乎没有共同点。他是在犹太人大举离开札胡那年出生的，因此他比我父亲小十二岁。在1974年的库尔德人起义行动中，他加入对抗伊拉克政府军的行列，并且两度带着家人，跟其他人一起逃难到毗邻土耳其国界的崇山峻岭中。后来我逐渐发现，苏莱曼其实可以算是我父亲的翻版。如果父亲当年没有被迫离开札胡，他可能也会变成今天苏莱曼的样子——一个受过良好教育、通晓多种语言的人，出身卑微，但忠贞虔诚、态度庄重，因而获得地方领导人器重，负责接待来访的外国贵宾。

他们两个人的父母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也都是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两个人都拥有高学历；苏莱曼在摩苏尔大学取得英文硕士学位，在札胡一所学校任教。他们都会在衬衫口袋里放一支笔和折起来的写字纸。他们说话同样温文有礼，谦逊的态度获得他人尊崇。两个人或许也都有些太过浪漫地相信人类的兄弟之情，认为人性的共同本质能让人类跨越信仰与族群的隔阂，成就天下一家的理想。或许是因为他们缓慢而柔和的说话节奏具有某种神奇力量，他们能将充满启示含义的哲学气息注入一些家常便饭的道理——例如“时间会让一切改变”或“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家人”。

除了油钱以外，苏莱曼拒绝收取任何费用，并且每天都向我们强调札胡人对犹太人的尊敬之意。虽然犹太人已经离开很久，札胡的民俗文化里依然充满他们的影子。苏莱曼告诉我们，当他父亲想要教导子女某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观念时，他会开宗明义地说：“这是犹太人说的。”

在我们参观札胡的过程中，苏莱曼和我父亲展开了一场奇异的竞赛，两人争相比较谁能向对方说最友好甚至最滥情的话。

“你拥有领袖魅力，不像我，”我父亲说，“我现在就想任命你当札胡市长。”

“啊，原来教授大人是这么想的，”苏莱曼回道，“那么你也具有非凡的领袖气度，你既英俊又有过人的学问，所以呢？你是全人类的宝藏！”

“有你这样的朋友真好！”父亲说。

“不对，”苏莱曼故意摆出受伤的表情插嘴，仿佛他的自尊心无法接受别人颁授给他一个他自认为还没有资格享有的头衔，“不对。你才是我的良师益友。”

我们离开被房屋阴影笼罩的拥挤犹太城区，走到几乎被太阳烤焦的河堤。河堤下方，一名全身裹着长袍和面纱的妇女正在发青的河水中搓洗一捆捆羊毛，六七个小男孩在激流里尖叫着玩身体冲浪。

父亲停下脚步凝视他们。我走下河堤，用相机拍下那些玩水的男孩，他们看到我拿着相机，纷纷滑游到岸边，笑嘻嘻地摆姿让我拍照。我爬回河堤时，父亲依然沉浸在他的思绪中。六十年前，那个正在搓洗羊毛的妇女可能就是他的母亲，而那些男孩，可能就是约拿·贝赫·萨巴嘎和他的死党们。

“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父亲的目光终于从河流移开，转头告诉苏莱曼，“树可以重新种在其他地方，但永远都不一样了。”

隔天，父亲的神色有了天大的转变。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孩子气。我听到他的声音变得强而有力，仿佛札胡的空气让他的呼吸更加顺畅，在他体内灌注了一股平常难以掌握的自信。

我们在旅馆餐厅用早餐时，他告诉我西尔提克（sirtik）——类似希腊羊奶奶酪——是他吃过最美味的奶酪。他说服务生倒在沙漏形玻璃杯里送上来的茶，是无论哪里的茶都比不上的。札胡人到底在里面放了什么，让茶变得那么好喝？当我大胆假设可能是因为茶里加了三小匙糖，父亲马上驳斥，“绝对不是，阿里埃勒，别傻了！”我们吃着起泡的酸优格朵乌（dow）时，他特别强调在美国任何一间中东餐厅都吃不到这么好的质量。“超级美味。”他煞有介事地说。有一道用西红柿和甜椒炖煮的凉拌牛肉也让他赞不绝口：“这道喀里塞克（qaliserke）跟妈妈做的一模一样，大热天我回家时，她常会做这道菜让我吃得高兴。”

他的英语忽然出现退化现象。他会忘掉一些字，句子也变得比较短、比较简单。他的腔调变重了，发音也出现一股“涩涩的”的味道，比如together被他说成togezer。我记得他早年在洛杉矶时也有类似的口音，经过好些日子才勉强甩掉那种好像刚下船的外国移民说的蹩脚英文。我注意到他开始在说话时掺入一些我没听过的拟声效果，比方某个时候他说“gish gish gish gish”，好像小孩子拿玩具枪假装扫射时发出的声音。在札胡这个不需要说英语的地方，他的英语居然退步得那么快，我不禁想到他在客居美国时，究竟得花多大力气，日复一日地设法让美国人了解他说的话。

他几乎会跟所有人招手说“恰瓦尼”，不管是帮我们清理房间的年轻孩子或旅馆餐厅里邻桌的客人。他不再是那个羞涩的外国佬，每次在UCLA的餐厅里为了要不要跟某个同事共桌吃饭都会犹豫得直冒汗。在札胡，父亲泰然自若。这里的社交规则比较简单，他也变得容易打开话匣子。

父亲向来习惯淡化不同文化、宗教、民族，甚至时代之间的差异，而他这种倾向在札胡变得更加明显。在一次次的谈话过程中，他反复提到人类虽然生活在不同年代、不同大陆，但人性的立足点是相同的。他对一位札胡居民说，今日叛逆的美国少女会在鼻子上穿洞戴上金属环，这其实跟许久以前的伊拉克妇女按照某种传统习俗戴上饰品的情况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没有什么是绝对原始或绝对现代的。”他告诉奥马尔·宣定。奥马尔是从前札胡部族领袖宣定阿嘎的儿子，他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毕业后定居美国，但每年都会回老家的房子住上一段时间。

每当有小孩看着我父亲，我都能感觉到他的内心立刻变得很温柔。他会在公文包里翻找，拿出事先装在美国的外卖食物袋里的各种椒盐卷饼、蜂蜜腰果、杏仁脆饼给孩子们吃。他把搭乘英航班机到伊斯坦布尔时得到的牙刷组转送给一位小男孩。小孩拿了礼物以后非常开心地跑开，像是要赶快让其他同伴看看那个“亚美利加人”送了什么奇特的东西。

看到父亲这么快乐，我非常感动。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们走过札胡最著名的内摩德拉勒桥（Nemo Delale Bridge），四处品尝烤羊肉串和包着现烤扁饼吃的烤鸡片，还遇到一位干瘪的老水手说他记得我曾祖父的染布铺子。在我祖父和曾祖父当年开店的狭窄巷道里，我们和现在的店家聊天。他们说，那个地方从前叫做“黑暗市集”，因为商摊设置得非常密集，阳光很难照射进去。

有一天，父亲在苏莱曼的轻型卡车上告诉他，“我在美国走路很辛苦，不是背痛就是脚痛。可是来到这里啊，一身的病痛好像都消失了！”

隔天下午，苏莱曼开车带我们到札胡附近的丘陵地带。那些缓缓起伏的山峦有如围绕着札胡的巨大沙丘，布满干燥的草原，还长着许多野生谷物。我们在一处观景台停车，看到一群人正聚在那里庆祝一场婚礼。苏莱曼走过去不知说了些什么，结果我们就被邀请参加他们的活动。DJ台传出节奏强烈的传统库尔德音乐，我们在椭圆形水泥地边缘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水泥地早已化为舞池，一长排穿着闪亮服装的女子围成一圈，用手打着节拍，随着音乐热情地跳舞，同时不断有人加入。每位舞者的姿态都像是握着缰绳骑小马，跳舞的阵容则越围越大。

返回车子的路上，我们信步踏入山坡上深及膝盖的草原。在迷蒙的向晚天光下，札胡在我们脚下延展开来：哈布尔河闪动着粼粼波光，犹如青绿色的缎带缠绕着棋盘式的由街道与平屋顶房舍构成的市区，市区逐渐融入暗褐的平原，平原一路蔓延到远方的重重高山。

我看到父亲眼角泛着泪光，自己也禁不住百感交集。

“就算在我最狂野的梦想中，”他似乎是在对着札胡说话，而不是对我，“我也想象不到我会跟我的儿子在这里参加一场华丽的婚礼，一起欣赏札胡的景致。这是上帝从天堂赐给我的礼物。”

58　追寻亲人的鬼魂

Chasing Phantoms

父亲那位消失的姐姐第一次向我们显现她的鬼魂，是在我们从伊斯坦布尔飞往迪亚巴克尔的班机上；不久后，我们就会从这座土耳其东南部的机场搭出租车奔赴札胡。那班坐满了库尔德人的飞机还没从空桥滑向跑道，我们就听到身后某处传来婴儿的啜泣声。

父亲眼睛闭着，躺在座椅靠背上。

“是姐姐在哭。”他喃喃自语。

“哪一个？”我轻声问他，不确定他是不是在说梦话。

“就只有那个啊。”他的双眼依然闭着。

当时我们不知道，莉芙嘉的鬼魂在接下来几个月将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

父亲那位被掳走的姐姐莉芙嘉是我祖母米里亚姆的第一个孩子。那是一九三〇年代的事，由于那时年仅十五岁的米里亚姆无法哺乳，他们把双腿细长的小女婴送给阿拉伯乳母照顾，但乳母和女婴后来都不见了。米里亚姆为了这件事一直无法原谅自己。

“她哭得好惨啊。”我祖母的嫂嫂奈玛回忆当年往事时说。奈玛是我祖母长期的闺中密友，我曾在2005年到耶路撒冷的卡塔蒙区拜访她。“她差点儿自杀，有好长一段时间，几乎是痛不欲生。”

在出发前往伊拉克的几天前，我告诉父亲我想试着寻找莉芙嘉，至少要查出她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在父亲二十年前录下来的口述家族历史中，米里亚姆留下了一些引人联想的线索。她说，那个乳母的名字叫做嘉姆拉，她的丈夫叫哈森。她还提到嘉姆拉住在一个叫做吐桑尼的地方。我父亲从来没听过那个地方，我在所有的库尔德斯坦地图上也找不到什么吐桑尼。但后来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一张非常详细的1921年英国军事地图，图上可看到札胡西南方三四十公里处有一个地方称为吐桑，位于叙利亚边境，非常靠近底格里斯河。这个地点看起来与祖母的描述很吻合；我祖母曾说嘉姆拉是搭着木筏把莉芙嘉带往吐桑尼的。

出发前，我告诉父亲，莉芙嘉是我们的家人，是不是应该找人问问看？只要还有一丝她仍活在人世的希望，我们难道不该为了告慰祖母在天之灵，设法找到答案？在我当记者的那些年里，我曾经抢到许多独家新闻，因此我非常清楚有时候只要找到正确的人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解开一些天大的谜团。

我父亲习惯性地倒抽一口气，身体也随之微微颤抖，但他找不到话跟我争辩。

苏莱曼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他说他听过吐桑尼，虽然没有到过当地，但知道那是一个小小的农村，距离札胡不远。英军地图上标示的地名虽然少了一个字，不过他说，没错，就是那个地方。苏莱曼告诉我们，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侯赛因的军队轰炸了那一带，有些吐桑尼的农民吓得逃走了。其中有一个佃农叫做哈吉·那许万（Hajji Nashwan），现年七十六岁，是他的邻居，他早先曾经在吐桑尼种了好几十年的小麦和大麦。苏莱曼带我们去见他。

那许万体形硕大，有一对深陷的绿眼睛，他穿着宽松的部落长袍，头上盘着方格包头巾。他比了手势要我们在坐垫上坐下来。苏莱曼叙述莉芙嘉的故事时，我观察到他似乎没听懂，可是，他却在忽然间若无其事地说：“是有人传说有个犹太小女孩被人家养在部落里。”他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根据他听到的说法，收养小女孩的是萨阿匝（Za'azza）人，那是薛拉比（Sherabi）部落的一支。薛拉比部落属于阿拉伯游牧民族，从许久以前就一直在吐桑尼一带务农。“小女孩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她是个犹太人。”苍蝇在房间里飞窜，天花板风扇嘎嘎地转动。那许万粗厚的腿盘在身体下方，仿佛一只上了年纪的老虎，已经没了四处猎食的气焰。

“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年纪多大？”我问他。

“六七岁吧。”

“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1929年。”

我计算了一下，他大约在1935年或1936年听到这件事。我的心开始剧烈跳动。之前我没提到这件事，但莉芙嘉就是在1936年出生的。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我父亲，但他的脸上似乎没有显露出惊讶之情。更令我讶异的是，他已经改变话题，和那许万聊起过去曾经跟那许万有过生意往来的犹太人，那许万催促我父亲把他所有那些老朋友都带回札胡玩。他开始列出一些他记得的犹太人名字：“易卜拉欣、摩西、埃利亚胡、穆达赫……”

我坐立不安地听着他们说话，然后猛然转身对我父亲说，我想再问一些关于犹太小女孩的问题。父亲瞪了我一眼，仿佛在说我们已经麻烦老先生太多了。但我坚持要问。我说，拜托你问他他还记得那个女孩什么事。父亲发了慈悲帮我问了问题，但那许万只是耸耸肩，手心朝上一摊。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大家应该会继续讲她的事，可是这件事我小时候听过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听说过了。”

他一定注意到我失望的表情。“也许她还活着，”他抓着脚说，“可是我不知道。”

他要我们去找一个年纪很大的萨阿匝部落妇女，名叫达琪雅（Dhakiyah），现在住在札胡。

我们在市区外缘的一栋破烂房子里找到和一群女儿及孙子同住的达琪雅。鸡在水泥庭院里四处乱窜，一头母牛正隔着金属栅门瞧着我们。达琪雅身材肥壮，戴着一条黑色长头巾，在下巴处打了结，垂坠在紫色连衣裙上。她的额头和下巴上都有褪了色的蓝色部落刺青。苏莱曼事先告诉过我们，她的丈夫和儿子曾经为库尔德人争取权益，却都被侯赛因政权关进监牢，遭受严刑拷打而后被杀害。这栋房子似乎长年充满悲哀的情绪，达琪雅的眼睛下方也因此刻画出深深的皱纹。

我父亲对她说明来由，达琪雅和女儿们听着莉芙嘉的故事，每听到哀伤之处就会用舌头弹出声音。

“那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达琪雅说。不过她表示，确实有阿拉伯部落的人拐走库尔德婴孩的事情，她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个例子。她说她祖母生前住在国界另一边土耳其境内的西尔纳克（Sirnak），后来生了重病，没办法照顾女儿，也就是达琪雅的妈妈，于是她请在附近务农的薛拉比游牧人帮忙养她。祖母不久后死了，游牧人不让小女孩知道任何关于她身世的事。“部落的人跟她说，‘你没有根，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达琪雅说，她的声音变得低沉而粗嘎。几年后，一些亲戚跑去追查达琪雅母亲的下落，但部落头目撒了谎，告诉他们她已经死了。达琪雅的妈妈后来跟部落里的人结婚，生了小孩，其中包括达琪雅。有一天，达琪雅的舅公们动身前往游牧部落区，进行最后一次的搜寻。由于这时达琪雅的母亲已经不可能想逃跑，部落大佬于是承认部落里有个女人就是他们失散许久的外甥女。达琪雅的母亲那时早已长大成人，生下许多小孩，最后才终于知道自己的身份：原来她并不像多年前人家告诉她那样“没有根”，而是一个人称“红阿迦”的土耳其库尔德贵族的后代。

“你确定没听过关于一个犹太小女孩的类似故事吗？”我通过苏莱曼问。

达琪雅弹了舌头，脸部扭曲成伤心的表情。“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应该有人会谈起来才对。”这话和那许万所说的如出一辙。

也罢，我的脑里嗡嗡作响。薛拉比部落的人养大一个库尔德女婴，后来骗她的亲戚说她死了。所以这种事是有先例的，这至少能说明莉芙嘉有可能活着。

隔天又出现新的线索。一位名叫瓦哈布·穆斯塔法（Wahab Mustafa）的奶酪商人——很多人都叫他瓦哈布·潘涅利（Wahab Paneeri），也就是“奶酪贩子瓦哈布”——经常跟摩苏尔一带的薛拉比人有生意往来。苏莱曼告诉我们，薛拉比部族的妇女每个星期都会跟瓦哈布见面，卖给他一种叫拉列克（lareek）的多汁白奶酪。

某天下午，我们到瓦哈布在札胡主要商业街的店里找到他，他正在将大如西瓜的白奶酪切块卖给客人，并和他们讨价还价。他年近六十，有着天蓝色的眼睛、茶褐色的皮肤，说起话来像是粗哑的喊叫，有如高中足球教练透过手持扩音器发出的吼声。

“那些薛拉比人是我的朋友。”瓦哈布边服务客人边说。

他有听过嘉姆拉和哈森吗？我们问。

有，他说。他们在摩苏尔附近乡下的巴督夏（Badusha）地区养水牛，过去嘉姆拉会拿凯马赫——一种水牛乳做的厚片酸奶酪——来卖给他，不过已经很久没看到她的人影了。“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应该差不多九十岁了。”他说。这个年龄是吻合的，我心想。

他还知道什么？她是不是还活着？他们有没有一个女儿叫莉芙嘉，可能是个犹太人？“我会查查看，”他说着又转身招呼一群涌进来的客人，“不过你们要有耐心。”

59　恐怕会出乱子

A Disaster，God Forbid

隔天我们出发前往吐桑尼。我们跳进苏莱曼的车，迅速驶入火炉般的热空气中。札胡消失在车后飞扬的沙尘里，很快地，缩成两线的狭窄公路上就只剩下我们一辆车。遍布点点绿树的高山耸立在公路左方，我透过另外一边的车窗，可以看到哈布尔河蜿蜒在山脚下。我想象将近七十年前，嘉姆拉乘着木筏顺流而下，小女婴莉芙嘉安静地睡在她的怀中。我心想，只要我们能顺着河流的方向走，我们也可以到达吐桑尼。但苏莱曼显然迷路了。我们来到一处军事检查哨，他向士兵问路。胸膛上斜挂着机关枪的士兵耸耸肩，随手比画了一下，从那模样看来，他大概只知道粗略的方向。我们经过一些小棚屋，看到妇女拍打羊毛，光着脚的小男孩在雅兹迪人（Yezidi）和基督徒的村庄里奔跑，羊群在满是岩石的土地上吃草，还有许多弃置的军用品堆在路边生锈。

苏莱曼看到一群路人，再度停车询问。

我父亲越来越烦躁，“你看，连苏莱曼这个本地人都不确定该怎么到那里。你想想，当年我爸爸走这趟路有多可怕？对他来说，这就像是要到世界的尽头。”

无论我们如今人在何方，我确定这里绝对不是札胡。这里没有地标，也没有路标，只有偶尔看到的几间破陋泥屋散落在道路两旁。我祖父是在严寒的冬天里骑着驴子来到这个化外之地，我终于能想象那种感觉会有多恐怖。

“好，”苏莱曼坐回驾驶座，“他们说就在附近，而且那一带很安全。这样很好，因为我把手枪留在家里了。”

苏莱曼往右转进一条没有标示的泥路，哈密瓜般大的石块遍布在路面上。小卡车朝底格里斯河的方向东歪西斜地行进，我们也跟着在座位上剧烈弹跳。车子经过起伏犹如波浪的田野，田中长满一片片野生谷物和向日葵。在旷野的酷热中，车子被烈日暴晒得犹如烤箱，冷气毫无用处。我顿时一阵晕眩，这时苏莱曼忽然在一个岔路口刹住车子，车子四周尘土飞扬，遮住了视线。

我们慢慢看到河岸上方的泥土平地上有一堆轮廓不太明显的物体。我以为那大概是海市蜃楼，从一定距离望去，那些东西有点像是干草堆。等我们再驶近一些，影像终于变得清晰，原来那是一个小聚落，低矮的房子都是用泥砖和煤渣砖砌出来的。

吐桑尼，我们很可能正接近我祖母向我父亲描述过的那些牧草地，也就是许多年前嘉姆拉说他们可以找到她的地方：“问一下吐桑尼在哪儿……一进村庄就到了，我就住在最前头那几家。就这么简单。”

一位身材高大、蓄着小胡子、相貌像电影明星的农夫在村庄入口附近的一栋房子后面工作，看到我们的车子驶来，他吓了一跳。看来吐桑尼不是一个习惯见到外来访客的地方。苏莱曼挥了挥手，问那人村长在哪里。名叫鲁拜得·吐桑尼（Lubayd Tusani）的农夫坐进我旁边的后座座椅，引导我们开往一个周边盖了几栋小屋的泥土院子。这个地方看起来很荒凉，生锈的铁丝网围住空空如也的栏舍，小屋的门窗看起来阴暗无比。

鲁拜得带我们走进院落中央的小屋。逐渐习惯了室内的黑暗以后，我们看到屋内坐着一名瘦弱的男子，他弯腰驼背，双手粗糙干瘪，脸上满是深深的皱纹。1927年出生的阿里姆·雅库布·吐桑尼（Alim Ya'qub Tusani）就是这座村庄的耆老。苏莱曼用库尔德语跟他说了几句话，阿里姆笑了起来，咧开前齿早已掉光的嘴巴，指示妻子切一盘新鲜的西瓜出来招待客人。

“犹太人！”阿里姆欣喜若狂地叫道。他的眼睛发亮，仿佛小孩子看到一罐果冻软糖。他告诉我们，他们村庄过去经常跟犹太人做生意，他念出一串比较有名的犹太商贩的名字。那些人会搭木筏或骑驴来卖衣服、糖果、茶、纽扣等货品，离开时会带走一堆吐桑尼所产的羊毛。犹太人有时会待上两个星期，白天谈生意，夜里就跟着村民一起唱起库尔德民谣，欢乐到半夜。

阿里姆回想起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犹太人忽然一下子全走光的情形，他的声音随之变得柔和、低沉。伊拉克政府禁止犹太人带钱或黄金离开，不过对衣服和羊毛的管制没那么严格，所以有几个犹太人来到吐桑尼，把所有剩下的钱全买了羊毛。阿里姆说，村民当时非常同情一定得离开的犹太人，因此当所有羊毛都卖光之后，村民们甚至剪开枕头，取出里面的羊毛卖给他们。

他说吐桑尼从那时起就一路走下坡。一九五〇年代，河边有四十栋房子，后来只剩六栋。1963年，侯赛因派战机轰炸村庄，胡乱攻击库尔德的普通百姓，希望如此能遏阻库尔德民主党争取自治的行动。阿里姆的哥哥和家人因此不幸丧生，其他人家纷纷逃到城市。现在，许多年轻人都认为养羊没有前途，因此都跑到别的地方发展。

“我们和犹太人相亲相爱，”阿里姆最后透过苏莱曼的简单翻译说，“就像亲兄弟一样。”

我问他犹太人离开伊拉克之后，有没有人回来村子。“你们是第一个。”他说。

赤脚盘腿坐着的阿里姆边说边拿着折叠刀开开合合，还不断把手指滑过刀锋。他忽然把刀子举到脖子上，做出割喉的动作。我感觉全身一阵紧绷，后来父亲向我解释，那是他要邀请我们吃午餐的意思。“他打算现杀一只羊，烤羊肉给我们吃。”

父亲连声道谢地拒绝村长的邀请，此时我们才告诉他来访的目的。我们说到莉芙嘉时，阿里姆严肃地点头。这时已经是中午，砖屋被烈阳烤得像烧陶的土窑。一名我之前没见过的男子走了进来，拿了一块厚纸板为我扇风。我从门框望出去，看到一只鸡正在灼热的地面上啄食。

我转头，看到阿里姆的脸上露出不解的表情。“我不认识什么嘉姆拉或她老公，”他终于开口说，“很抱歉。”

我们在村庄入口处碰到的那位农夫鲁拜得忽然看着我父亲，“我认识那家人。”我望了我父亲一眼，看他有什么反应。

鲁拜得说，在吐桑尼工作的阿拉伯游牧民里有好几个人叫嘉姆拉或哈森，因为这是很普遍的名字。不过只有一对夫妻是太太叫嘉姆拉、先生叫哈森，他们属于萨阿匝部落，1976年侯赛因的部队轰炸北部的村庄之后，他们就离开吐桑尼了。游牧民往南迁到当时属于安全区域、居民多为逊尼派阿拉伯人的摩苏尔，其中大多数在内比约尼斯（Nebi Yunis）附近的区域安顿下来。内比约尼斯就是约拿神殿，莉芙嘉失踪以后，我祖母曾经到当地忏悔，祈求神明赐她一个健康的男宝宝，她会把孩子取名约拿。鲁拜得说他在一九七〇年代也移居到摩苏尔，在嘉姆拉和哈森家隔壁住了十年。据他所知，他们还住在那里。这几年来，他们会到我们在札胡住的旅馆附近一家奶酪店卖凯马赫酸奶酪。鲁拜得没听过犹太小女孩的事，他自己是1963年，也就是在莉芙嘉之后将近三十年才出生的。不过他知道他们夫妇养了七八个孩子，其中有些大约就是我父亲的年纪。

鲁拜得抽出一根密阿米斯（Miamis）牌的香烟叼在嘴角，用火柴点燃。“等摩苏尔那边比较安全的时候，说不定我可以到嘉姆拉家帮你们问问看。”他说。不过现在还不行，因为摩苏尔的居民大都是逊尼派阿拉伯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过去非常效忠侯赛因政权。他还说，就在前一天，他的一位库尔德族朋友才被叛乱分子割喉丧命。“摩苏尔把库尔德人和犹太人当成同样一群人，”鲁拜得吐出一大口烟圈，“他们说杀一个库尔德人跟杀一个犹太人没有区别。”

我在报纸上读过这类消息。摩苏尔是伊拉克第二大城，也是逊尼派发动叛乱的北部行动中心。稍早几个月，叛军占领一部分市区，攻击各处桥梁，当地五千名警员中有绝大多数都吓得弃守工作岗位。据信约旦出身的盖达组织伊拉克分部指挥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就是在那里策划恐怖攻击活动；他不久前才承认制造了一起杀害伊拉克军人和库尔德民兵的事件，当时城里各处陆续发现数十具头部有行刑式枪决弹孔的年轻男子尸体。我非常清楚此事的危险性，但如果我们真能找到莉芙嘉呢？如果她真的就在那里？

“我们到摩苏尔去一趟吧，阿爸，”我转头对他说，“我们得去。”

父亲以完全无法置信的眼神看着我，仿佛他对自己的孩子居然提出如此荒谬的点子大为震惊。“我不想去，也不必去，”他凶巴巴地说，“如果你再提起这件事，我会以为你真的疯了。”

“我知道有危险，可是身为一家人，我们对这件事有义务。这么做是为了奶奶，也是为了姑姑。要是她真的还活着呢？”

高温炎热让父亲元气受损，但他还是猛力摇着头。

“现在挖出那些东西有什么用？都那么久了，有时候不知道反而比较好。”

车子缓缓驶离吐桑尼山丘起伏的牧野，回到通往札胡的柏油路。我开始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事和祖父及他堂兄在将近七十年前找寻莉芙嘉那时有多么类似：都是两名男性亲属冒着危险长途跋涉，就算没能找到她，至少也希望知道她是怎么消失的。我们都找到了强而有力的线索，但就像在一九三〇年代那时一样，一位村民警告犹太来者，继续找下去并不安全。就像祖父和他的堂兄，我们也是半途折返。我记得祖母在录音机里的声音，二十年前，她向我父亲说起莉芙嘉的故事：

那年应该是巴勒斯坦问题开始闹得大家都知道的时候。穆达赫跟你爸爸说，“我们再往上面走一些，到放牧区去找。”你爸爸心里想，“这么做恐怕会——上帝保佑不要——出乱子……某个地方可能会有人把我们给杀了。”人家会说，因为那个小拇指姑娘的关系——她还没长大以前，本来都会叫这个小名——因为她的关系，他们杀了一个大男人，甚至是两个大男人。所以你爸就想，“我还是坚决一点，在不幸发生以前，赶快带着这个好心的堂哥一起回去。”

穆达赫说：“亲爱的堂弟，我不希望在埃弗拉伊姆叔叔面前丢脸。我要尽我们的义务，把小女孩带回去，不管她现在人在哪里，不管我们是不是得翻遍每一块石头找她。”你爸告诉他：“穆达赫，我们回家吧。我的小女儿很不幸已经不见了，这是我们命中注定跟她无缘。”

回到我们下榻的观光旅馆后，我下定决心，这次这个家族不能再度背弃莉芙嘉。我父亲则清楚地表示，我不能指望他也加入寻人行动。如果我真要追查那些线索，直到得到具体结果，如果我真要为也许尸骨早已埋在方才那片牧地下的小拇指姑娘甘冒生命危险，那么我得自求多福。那天夜里，我们在旅馆餐厅一言不发地吃着库贝。我们的计划是隔天就要返回美国，但我希望既然高高兴兴地来，就要高高兴兴地回去，我希望这是一趟美好的父子之旅。

但莉芙嘉已经让我和父亲的关系出现了难以消弭的裂痕。

60　问题很棘手

Kind of a Problem

缅因州的树叶转成一片艳黄胭红，接着很快地飘落在地，让秋风扫成千堆愁绪。莉芙嘉的事萦绕我心久久不去。我想象她在摩苏尔郊外的牧原中照料水牛，满头飞霜衬着她孤寂的身影，沧桑的眼神殷殷望向北方的札胡。我怀疑她知道多少关于自己如何与亲人离散的原委。我怀疑嘉姆拉是否曾告诉她事实真相。如果她的确曾对她说过，莉芙嘉有何反应？父亲和我从伊拉克回到美国后，日子逐周、逐月地过去，但我想发掘真相的决心却不减反增。

回顾那段时日，我恍然明白自己当时正处于日益偏执的状态。那时的我开始觉得找到她是我确立自我认同的关键。就我身为人子的自我认同而言，那将代表我终于真正关心父亲的过去；就我身为记者的自我认同而言，那将代表我可以有效地处理任何故事。莉芙嘉成为我的终极“猎物”，如果能够“擒拿”到她，那将是一场结合新闻与商业的胜利，一个让我一步登天的独家报道。然而，这场“狩猎行动”的性质却是如此私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如果我能寻回失散的姑姑，那将证明萨巴尔家族的过往在伊拉克内依然真实存在，而我过去的失败也可以一扫而空，无论是身为人子，或是身为犹太人。

在某些日子里，当父亲试图说服我不要返回伊拉克，我会忍不住心想为什么我非得跟他同进同出不可。他对自己姐姐的命运缺乏兴趣，让我觉得他既冷血又虚伪。我可以原谅祖父拉哈明说服自己过去的事已无法挽回、应该往前看，因为他毕竟是自己那个无奈时代的产物。但我父亲的整个学术事业都建立在相信过去价值的基础上，他在亚拉姆语领域的学术成就根植于一个重要原理，就是一个濒临死亡的社会有责任设法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记录下来，即便世界上其他人毫不在乎。如果这些说法适用于丢失的语言，那丢失的姐姐不也一样吗？

1992年，我父亲造访札胡时，他寻找莉芙嘉的方法是在街头对往来的女性投以短暂的目光。他没有找人打听，没有去过吐桑尼，甚至不知道那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村庄。“每次我看到年龄与我相仿的女性，”1992年的旅行结束后，他在UCLA的犹太新闻杂志中撰文写道，“我会凝视她的脸庞，看她是否会是我失散的姐姐。可惜的是，我没能找到她。她已经成为库尔德斯坦那块土地无法分割的一部分，是犹太人曾在那里存在过的永远象征。”

就我当时看来，他根本没有尝试就已经放弃。他距离莉芙嘉最后被人看到的地点只有半小时路程，但他就那样轻易地把她归入“象征”的范畴。对米里亚姆奶奶而言，莉芙嘉是再真实不过的存在；终其一生，她让莉芙嘉提醒自己身为人母的失败与不足。相较之下，对后来陆续出世的其他子女而言，莉芙嘉就比较虚无缥缈，只是家族奇异历史中的传说人物。

我已经花了两年搜寻各种细节，设法将父亲的人生凝聚成一个故事；他是故事的主角，就像他在这辈子一直是个明星。现在，我需要把一些时间投注在他的姐姐身上。结果他的反应呢？不必多此一举。难道他在嫉妒？我不禁开始怀疑，他是否认为我的追寻之举威胁到了他身为家族耆老的地位？

当时我就明白，如果我坚持找寻莉芙嘉，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承受莫大的压力。但我心想，一旦我找到了，父亲就会原谅我。如果我找到她，他就会了解我之所以做这件事为的是他，而不是我自己。

当我告诉朋友我计划单独返回伊拉克之后，有些人认为这种冒险太过轻率。一名曾在伊拉克工作的杂志记者告诉我的朋友，一个独自行动的美国人绝对不可前往摩苏尔。“除非你的朋友是在某个媒体或组织的保护之下前往，而且该单位在当地具有稳固地位，并能妥善执行维安任务，否则他就不应该成行，”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如此写道，“库尔德斯坦相对安全，但伊拉克其他地方，包括摩苏尔在内，你若不是隶属于某个熟悉当地状况、知道如何在当地进退的组织，或受其保护，那就不应该前往。”

我觉得很受挫，于是写了电子邮件给一位我在伊拉克见过面的库尔德裔美籍美军翻译，希望他也许能陪同我在他的驻地摩苏尔寻找莉芙嘉。这封信他搁了好几个星期，但最后终于回复了。“我知道你非常希望找到你姑姑的下落，但相信我，现在不是时机。”他在2006年2月的邮件里写道。他告诉我，就连他自己如果没有两名美军护驾，也无法擅自离开基地。

我打电话给苏莱曼二十七岁的儿子赫瓦尔（Heval），他在库尔德民主党札胡办事处担任翻译。我问他是否能陪我到摩苏尔，他不假思索地马上拒绝这个想法，说此举无异自寻死路。我试着让自己的语气不要显得太过恼火，“那如果我付钱给某个人，请他到摩苏尔帮我打听呢？”

“这样说吧，”赫瓦尔表示，“一个札胡人，甚至阿拉伯人，如果到那个地区打听某个家庭的事，而那个家庭跟本地犹太人有关系——就目前来讲没有人敢做这种事。问题很棘手的！”

时间是凌晨两点，我为了打这通电话特地熬夜，因为我知道在伊拉克的上午时间联络他最方便。我的语气听起来想必六神无主，“身为一个美国人、犹太人兼库尔德人，看来我是个最完美的攻击目标，一石三鸟，对吧？”

“是啊，负面因素很多，”他有点火上加油地说，“阿里埃勒，现在的重点是你们家已经失去一个人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别再多失去一个。”

不过，两个月后，我又搭上了哈山的出租车，飞驰前往伊拉克边界。

61　濒临崩溃

Breakdown

那是2006年5月的事，情况并不顺利。第一天晚上，当我让中年翻译法歇姆（Faheem）进到我在札胡的旅馆房间，告诉他我到伊拉克的原因，我看到他脸部肌肉一阵紧绷。稍早片刻，在从边境进城的出租车上，法歇姆还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样：他夸称自己在摩苏尔大学拿到英文学士学位，吹嘘他跟地位重要的氏族头目关系甚密，还问我喜欢哪些库尔德食物。但在我告诉他这次造访札胡的缘由时，他的和善友好便忽然不翼而飞。

他似乎认为自己接下的工作并不是陪同一位美籍犹太人去打探一起七十年前发生的阿拉伯绑匪掳人事件。“我完全不认识那些人，”他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说，“如果上次是苏莱曼陪你去找人打听，这次也应该由他去。”

苏莱曼之前早已在电话上告诉我他这次太忙，没办法帮忙。他白天要上课，下午还得监督一项建设工程。他的儿子赫瓦尔英文说得很好，不过因为新工作的关系，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城里其他翻译人员各自都有军事任务缠身。三番五次没有着落之后，我在华盛顿认识的一位库尔德外交官终于介绍我跟法歇姆接洽。法歇姆是我唯一的希望，但才不过短短几分钟，他居然已经准备打退堂鼓。

“我很快就回来。”他说完后起身离去。

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过去了。透过房间狭长的窗户，我看着札胡市区的屋顶逐渐笼罩在夜幕中。窗外下方，一名少年正在旅馆旁的空地上把玩带有狙击手瞄准镜的长步枪。他举枪对着天空瞄准，接着把枪放低，研究扳机，然后再度举起，瞄准各个不同的想象目标。我忽然觉得房间里的氧气越来越稀薄。

晚上九点多，法歇姆终于回到房内。他挽着一位双颊下陷、鼻子有如一颗植物球根的憔悴老先生。“这位是肯多·卡西姆（Kendo Qasim），”法歇姆说，“算是个历史学家。他记得犹太社群的事，还认识你父亲。他们年纪一样。”

肯多的确认识我父亲。小学时，他们是邻座的同学。1992年我父亲第一次返回札胡时，最高潮的活动是一场为期一周的婚礼庆典，肯多是当时那位新郎官的叔叔。

太好了，我心想。是个朋友呢。可是寒暄几句之后，他提到那次婚礼结束后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而我父亲并不知情。某个人偷偷录下我父亲——一个犹太佬——跟肯多的家人跳舞的情形。影片被送到侯赛因派驻在摩苏尔的安全部队那里；波斯湾战争之后，联军实施禁航管制，摩苏尔成为侯赛因政权仍能控制的领土中距离札胡最近的大城市。侯赛因在阿拉伯世界里素以痛恨以色列闻名，他曾经说过要用化学毒气让以色列“变成一片焦土”，并支付美金两万五千元给每个巴勒斯坦自杀炸弹客的家属。侯赛因当上总统之后，重新出版了一本他叔叔兼代理父亲写过的宣传手册，标题为“上帝不该创造的三种生物：波斯人、犹太人、苍蝇”。1991年，伊拉克被美国——以色列最坚实的盟友——打败后，侯赛因对以色列更是深恶痛绝，任何人只要在伊拉克招待犹太人被发现，都会受到严逞。

肯多说，他弟弟的一位朋友是侯赛因的安全部工作人员，他在那场婚礼后两三个星期出现在主办人家中，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到了摩苏尔，会遭到不幸的后果。“任何跟犹太人有接触的库尔德人都不准到南部，”肯多在狭小的旅馆房间里告诉我，“如果去的话，会被当局逮捕并以吊刑处死。”

肯多和法歇姆离开后，我钻进被单，关掉灯光，试着忘记我身在何处。我无法入眠。所有东西都设法让我清醒着：墙上的时钟奋力地嘀嗒作响，清真寺的宣礼吏在清晨四点准时以那超现实的呼声召唤居民起来晨祷。我觉得自己濒临崩溃，整个人随时都会瓦解。我的脑子受到无法止息的压迫，额内嗡嗡作响。我全身痛苦不堪，像是处于戒断状态中的毒虫。我希望能让我的心思全面断电，以便好好睡上几个小时，但我就是找不到控制开关。

接下来一整天我都缩在旅馆内。我紧张到不想出门，但在房里又睡不着。我没有任何具体的斩获，开始气自己。身为记者的我为了写出好报道，经历过许多困难，甚至危险的情况。但就我记忆所及，这次是首度感觉到一股令我瘫痪的恐惧。

晚间九点左右，电话响了起来。

“阿里埃勒？”一个温和亲切的声音说。

“哪位？”我呼吸急促地问。

“苏莱曼。”

听到这个人的声音，我前所未有地高兴。

“我的好朋友，欢迎回到你父亲的故乡。”

半小时后，有人敲响房门。我打开房门，看到苏莱曼如神迹显现般地站在那里。他脸上挂着电力强大的微笑，身上穿着熨烫整齐的灰色西装，配着红蓝相间的条纹领带，看起来有点儿像是有奖征答节目主持人。

“到我家吃晚饭吧。”他张开双臂，微微倾身点着头。

我们走出旅馆坐进他的轻型卡车时，他告诉我他请了假，隔天可以陪我一起追踪关于莉芙嘉的线索。

“谢谢你，苏莱曼，”我忍不住泪水盈眶，“超过你想象地谢谢你。”

62　“那个犹太女孩还活着”

“The girl，the Jew，is alive.”

我们的第一站是瓦哈布·潘涅利的店铺。瓦哈布就是那个喋喋不休的奶酪师傅，他经常和薛拉比部落的妇女做生意，她们会拿水牛乳制成的奶酪卖给他。一年前我父亲和我拜访他的时候，他说他猜测嘉姆拉已经死了，不过他会继续调查，要我们耐心等候。

这次我们到他店里时，这位奶酪商对我露了个大大的微笑，接着把一名老人从他小小的店面里请出去，腾出空间让苏莱曼和我坐下。

“你记得我吗？”瓦哈布问，他的一双蓝眼闪耀着光芒。他似乎以为我们是碰巧走进来的，因此需要帮我恢复一下记忆。当然记得！我抓着他的肩膀说。他到水槽边洗掉手上凝结的乳脂，接着蹲坐在我座椅前的地板上，一只手摆上我的膝盖。

“有个人告诉我，犹太人离开札胡时，吐桑尼村民把你姑姑藏了起来。后来养你姑姑的那家人搬到摩苏尔，她在那里长大，结了婚。”

我想我大概没听懂他的话。“可以请他再说一次吗？”我问帮忙将瓦哈布说的库尔德语转译成英语的苏莱曼。

但来不及了，一群顾客挤进狭窄的店门口，瓦哈布旋即站起来跟他们聊了一串八卦。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我感觉如坐针毡，直到人群终于散去。

“那个薛拉比人跟我说，‘吐桑尼那个女孩还活着，’”瓦哈布继续刚才没说完的话，“可是小女孩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哈森家就跟札胡的犹太人说她没活下来。后来这个莉芙嘉发现她不是哈森和嘉姆拉生的，因为有人告诉她，‘你是个犹太人’。”

瓦哈布说嘉姆拉和哈森带着犹太小女孩从吐桑尼迁居摩苏尔附近乡下的巴督夏地区，小女孩在那里长大成人，而后结婚生了孩子。

“他们真的有说她叫莉芙嘉吗？”

“没有，只说是从札胡抱去的一个犹太小女孩。”

“这个消息太棒了，这些事是谁告诉你的？”

瓦哈布说是一个从摩苏尔来卖奶酪给他的薛拉比妇女，不过他不愿意透露她的名字。

“她还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详细情形。”他的语气忽然变得很冷淡，“我继续追问她，可是她不想回答。她一副惊讶的样子问我，‘这关你什么事？’”

事情实在有点儿奇怪。过去一年间，苏莱曼曾经到瓦哈布店里问过莉芙嘉的消息，但瓦哈布并没有提过这些。现在，他忽然说了这么多细节。我恳求瓦哈布再跟那位薛拉比妇女聊聊，并请他通过她传话给摩苏尔那个有可能是我姑姑的女人。他答应我他会这么做。

“Galak Mamnun.——非常感谢！”我用库尔德语说。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曾祖父是札胡的khamdari，”他用库尔德语说了“萨巴嘎”这个字，也就是“染布师傅”。“我向来喜欢帮犹太人的忙。以前侯赛因的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因为我会跟犹太人来往。我这么做是为了全人类。”

☆☆☆

我们的下一站是吐桑尼。十个月前，我父亲和我在那里碰到的农夫鲁拜得说，他在七〇年代住在摩苏尔时，嘉姆拉——可能就是莉芙嘉的乳母——和她的一群孩子就住在他家隔壁。“等摩苏尔那边比较安全的时候，”他那时告诉我们，“说不定我可以到嘉姆拉家问问看。”

他对嘉姆拉的记忆比其他人都来得清晰，而且还知道她住在哪里，因此我对他寄予厚望。不过当苏莱曼载着我再度来到吐桑尼时，村民告诉我鲁拜得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们说，他现在在札胡的某个建筑工地工作。

我们回到车上，循原路开回札胡。原来鲁拜得并非长住吐桑尼，他找了个建筑工作，现在几乎都住在札胡。我们在一处新开发的住宅区看到鲁拜得在一栋房子屋顶拿着铁锤敲敲打打。

上一次我在吐桑尼看到他时，他穿着传统库尔德裤，光着脚走动。这次在城里看到的他则是穿上蓝色牛仔裤，脚上的休闲鞋沾满灰尘，看起来似乎是仿蛇皮做的。

他从屋顶爬下来跟我们打招呼时，看起来比较疏离，而且也苍老了些。他倚靠在墙上，修长的手指掏出一根香烟。

“我打听过了，”鲁拜得缓缓抽了一口烟，有点兴味索然地说，“可是没得到什么消息。”

他是找谁问的？

“一个住在薛察纳（Shechan）镇的薛拉比人，叫做穆塔布（Mutab）。”

苏莱曼为我说明——或许他是在对我暗示些什么：“穆塔布”这个字在阿拉伯语里是“疲倦”的意思。所有人似乎都累了，我心想。对我的故事厌倦了。恐怕也厌倦了我这个人。

但是我不能放弃。如果鲁拜得没办法到摩苏尔传话给嘉姆拉，至少可以帮我更清楚地描述她，让我能在我写的家族历史里将她鲜活地描绘出来。他记得嘉姆拉和哈森哪些事？他们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生活习惯？他们是好父母吗？

“我不认识他们。”鲁拜得声音平平地说。

我请苏莱曼提醒他一年前我们交谈时的内容，当时他说他们在摩苏尔当了十年的邻居。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他边说边又抽了一口烟，嘴角接着吐出烟圈，“我没法确定谁是谁。薛拉比人太多了，大家全都混在一起。”

我真怀疑眼前这人是否真的是我前一年见过的那位。

苏莱曼转身向我说话。“我们可以请他到吉兹罗尼亚（Gizronia）和薛察纳，”这两个小镇位于底格里斯河另一边，有些薛拉比老人还住在那里，“可是你得付钱给他。”

鲁拜得这时挺直了身体，他对莉芙嘉的兴趣忽然又变得高昂起来。

“两天后来找我，到时我会告诉你们我发现了什么。”

隔天我又得到另一个人的协助。我已经有几天没见到第一个翻译法歇姆了。不过这天在下午两点时，他出现在旅馆房门口，身旁站着一个有点儿眼熟的大个儿熊男。

“这位是哈尼·阿布督尔·卡里姆·宣定阿嘎（Hani Abdul Karim Shemdin Agha）。”法歇姆露出局促不安的笑容说道，仿佛一个不务正业的浑小子忽然奇迹般地改邪归正。

他是谁？我正想问。

“他是阿卜杜勒·阿尔－卡里姆阿嘎的儿子。”法歇姆先我一步说出了答案，也省得我尴尬。

我恍然大悟。我立刻看到他跟我在书中照片见过的他父亲外貌相当神似。阿卜杜勒·阿尔－卡里姆阿嘎就是那位脾气火爆、喜欢拿着长拐杖的部族首领，在我父亲那个年代，他非常保护犹太人。犹太人和穆斯林人发生买卖纠纷时，他会居间调解。有一次巴勒斯坦煽动者来到札胡试图挑起当地人对犹太人的不满，他挥着拐杖把那人赶走。犹太人离开札胡前往以色列时，他甚至驾着吉普车护送运输车队到摩苏尔，确保他们平安抵达。

我热情地跟哈尼握了手，招呼他在房里唯一一张椅子上坐下。他身材高大，胸部凸出，卷曲花白的短发衬着一张圆脸和一撮白胡须。他的棒球帽上写着斗大的“澳大利亚”，还缝上袋鼠跳跃的图案。哈尼是个六十七岁的单身汉，他说他是他母亲的第三个儿子，因此幸好没有承受太多家庭压力，因为他父亲一共跟四个妻子生了十六个小孩。

房间里有冷气，但哈尼一直喘气冒汗，仿佛身体正努力加班，设法让他这么一个大块头能在夜里继续运转。每隔几分钟，他都会掏出手帕擦拭额上的汗珠。

“我父亲喜欢犹太人太多太多了。”他以不太灵光的英语这么告诉我。

当我告诉他我来札胡的目的，他看起来浑身来劲，要我立刻跟他到他家，他准备打电话找一些人帮忙打听。他认识很多人，可以透过他们家在札胡一带的人脉得到一些消息。他说，我只要稍微等一下就知道了。

“哈啰，先生！”我们走过几条街往他家的方向行进时，他带着自信十足的笑容跟我说。“哈啰，亲爱的朋友！”

哈尼的父亲很久以前就已经离世了，不过他还是保有父亲的特质。我心想，一个犹太人忽然出现在札胡，可能在他心里唤起一股他遗传到的保护本能。一回到他的住处，他马上要家人拿起手机打电话。他的侄子把手机贴在耳边，在庭院里前后踱步，语气急促地追问相关线索。打完最后一通电话后，侄子面露微笑。“你可以试着找穆罕穆德·菲克里（Muhammad Fikri）。”

吐桑尼，伊拉克，2005年。

Tusani，Iraq，2005.

当晚我们就在市中心西侧一条昏暗的街道找到了菲克里。弯腰驼背、牙齿掉光的菲克里是个形容枯槁的七十一岁老人，他在月光照射下的前院草坪拉出几张椅子让我们坐下。他说他是个退休的小麦农，出生在哈森部落，因此他跟乳母嘉姆拉的丈夫可能同属一个家族。他的儿子娶了一位薛拉比头目的女儿。

哈尼告诉他莉芙嘉的故事。菲克里摇摇头，说他不记得自己听过这件事。而且那位乳母的名字非常普通，“那地方叫嘉姆拉的人太多了，”他的眼睛仿佛是凹陷的脸上唯一有生命的东西；当他说话时，一道微弱的光芒会在眼里闪烁。“薛拉比人很穷，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会抢走别人的小孩。”

可是养小孩毕竟是经济上的负担啊，为什么已经生了许多小孩的穷苦家庭还要再多抱一个？

“他们有时候会把小孩卖掉，或是拿去换取食物。”生不出小孩的夫妇也好，需要多些人手帮忙种田的家庭也好，都可能会设法去抱个小孩。

他说他可以问问吉兹罗尼亚或薛察纳一带的人——这两个地方正是鲁拜得提过、位于底格里斯河附近的城镇。

“我有很多朋友，也许我帮得上忙。不过，如果我帮忙，”哈尼在旁翻译得有些不好意思，“你可以给我包个红包吗？”

我拿出一张二十美元钞票递给菲克里。他以非常戏剧化的动作拒绝我的好意，一阵子后又满怀感激地收下，“我一定会好好帮你问问。”

走回街上后，哈尼满脸胜利的模样，仿佛多年的谜题终于就要解开了。

“哈啰，先生！”他抓着我的手说，“哈啰，亲爱的朋友！”

但后来我们根本没再听到菲克里的消息。

隔天，苏莱曼和我开车到札胡郊外几公里的地方，在一处煤渣砖盖成的路边餐铺跟鲁拜得碰面，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斩获。

鲁拜得给我们买了橘子汽水，点起一根香烟，蹲坐在光线不足的小店一角。

“我去了薛察纳。”

“然后呢？”苏莱曼问。

“那里的人知道一个叫哈森的人，不过他的太太不叫嘉姆拉。我倒是听说吉兹罗尼亚那边可能有一对夫妻叫哈森和嘉姆拉。”

“那你为什么没到那里去？”苏莱曼问他。

“我没时间。等我有时间的时候就去。”

鲁拜得这种不积极的态度让我挫折不已。我提醒他，去年七月，他说过他在摩苏尔时就住在哈森和嘉姆拉家隔壁。难道是我听错了？

“摩苏尔是有一位哈森，不过我不确定他太太叫嘉姆拉。”他边说边拿着钥匙圈绕着手指转。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再相信任何人的话。是不是他上次说了实话，但后来有所顾忌？或者他这次说的才是真话？

想必鲁拜得感觉到我的不悦，他以恳求的眼神看了苏莱曼一眼，说他将近一年来一直都在打听莉芙嘉的消息，不过没什么具体结果。

我向鲁拜得道谢，并把几天前我答应付给他的一百美元交给他。在伊拉克北部，美金是大家抢着要的东西。

我们走回停车处。“我会一直问一直问，”鲁拜得在我们挥手道别时这么说，“如果有新的消息，我就打给你们。五年以后，总会听到什么的。”

开车返回札胡市区时，苏莱曼叹了口气，“真是金玉其外啊！”

“你是指鲁拜得还是瓦哈布？”我问。

苏莱曼一股脑地摇头。“有些人就是光说不练。”

那天晚上，我独自走在街上，发现札胡这十个月来变了好多。

新的电子公司和计算机专卖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一间皮尔·卡丹精品店摆售着潇洒利落的西装。河边现在又多了一家生意兴隆的咖啡馆，坐在露台白色座椅上的客人可以眺望溪流景致。新款宝马汽车在市街里奔驰，我看到其中一辆崭新的休旅车，车内的座椅靠背后方都装了屏幕。河边正在兴建新的市政大楼，那是一幢带有水蓝色玻璃帷幕的现代建筑，如果建在任何一座美国城市里都会有模有样。一家挪威石油公司已经开始在札胡外围进行开采，那是该公司与库尔德省政府签署的协议，库尔德政府似乎执意借此让一批当地地主大发横财。

在一间小杂货店外头，我看到一幅宣传海报，海报上是一位知名的札胡传统歌手。我问一群在场青少年他们有没有听这位歌手的音乐，他们摇摇头，露出恶心的表情。“我们喜欢50 Cent和Eminem的饶舌歌，”一名十七岁的青年说，“Tupac和Sean Paul也超棒。”

“还有珍妮弗·洛佩兹（Jennifer Lopez）。”另一名男孩边说边和同伴们色迷迷地交换眼神。

就连犹太区给我的感觉也变了。起初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但我低头一看，原来前一年那些坑坑洞洞、把我们的鞋子弄得满是污泥的巷弄如今都已经铺平了。旅馆职员后来告诉我，那个工程是两三个月前完成的。库尔德犹太人千百年来赤脚踩过的那些凹凸不平的土泥路，现在都成了干净平坦的水泥街道。

札胡全城都正疯狂地向未来迈进。库尔德人获得自治地位之后的短短十五年间，这座位于土耳其边境的城市凭着优越的战略地位，已经在飞速的发展中历经多次蜕变。如果光是十个月就能有如此剧变，那么一个七十年前在札胡城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的初生婴孩又还能留下什么痕迹？

或许父亲真的说对了，我心想，或许我在白费心力。没有父亲在身边，札胡甚至不再像札胡。这整座城市像是没了灵魂，而我只是个天真的美国犹太人，只身来到全世界危险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进行一项被人指指点点的个人任务。我觉得自己非常无知，开始担心自己早已被视为容易对付的目标。一个星期前，当我抵达札胡时感觉无亲无故、孤立无援，如今的处境却完全相反。每天夜里，经常是在夜深之际，某些自称可以帮忙的人就会来到旅馆，关心我一整天过得如何，暗示我只要提供小小的“礼物”，他就会非常乐意提供协助。起初我有点疑神疑鬼，心想这会不会是伊拉克政府派眼线来监视我这个声称自己正在探索个人身世的美国记者。后来我发现这些人的动机可能没那么可怕，应该只是有人在宣传，说有个美国来的神经病正在发放百元美钞给所有愿意帮他满足一些诡异幻想的人。

在札胡的最后一天晚上，我见识到有些人可以多么不顾一切。

63　真假莫辨

Convenient Truths

返回美国的前一夜，我忙着把访问数据输入我的掌上电脑，一直到深夜都还没睡。这时电话响起，是旅馆柜台打来的。

我下楼时看到哈尼戴着棒球帽，斜倚着柜台。

“我有好消息给你。”他咧嘴笑道。他抓住我的手，拉着我走到后面的通道。一名十多岁的侍者把我们带进一间地面楼层的双床房，房内桌上摆着两瓶水，他接着把门带上。哈尼请我在床上坐下，自己则坐上另一张床，我们的膝盖几乎贴在一起。

“我把完整的故事带来了。”他一边费力地呼吸，一边擦去额头的汗，“你带了笔记本吗？”他从衬衫口袋抽出一张折好的横线笔记纸，摊开后开始读起上面的文字，“他们把她改名叫莎拉。”他说。

“什么？改谁的名字？”

“一个犹太小女孩——可能就是你姑姑。”

“你怎么知道？”

“今天哈森部落的头目到底格里斯河另一边、靠近叙利亚边境那一带找薛拉比部族的人打探了。”

“到吉兹罗尼亚？”之前鲁拜得提过，他听说有一对叫嘉姆拉和哈森的夫妻曾经住在那里。

“对，”哈尼又低头看了一下他的笔记，指尖滑过一行行写得异常工整的阿拉伯文字。“吉兹罗尼亚的一位薛拉比老人告诉部落头目，1939年时，嘉姆拉和她的姐姐把小孩带到吐桑尼村。这位嘉姆拉是哈森家族的人。”

“继续说。”我半信半疑地说。

“吉兹罗尼亚的人说小女孩名叫莎拉。莎拉后来嫁给一个阿拉伯裔的薛拉比男人，不过他们不知道那人的名字。莎拉生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小孩现在跟其他薛拉比人一样住在摩苏尔的薛拉比城区。”

“那莉芙嘉呢？那个莎拉？”

“吉兹罗尼亚的人跟那位头目说，‘我们很遗憾，她三年前死了。’但她还在世时曾告诉家人，她在土耳其的吉兹雷（Cizre）有个朋友或亲戚什么的。她到那里去，说是要拜访那个人，不过后来家人发现她在吉兹雷其实没有认识什么人。”

“那她为什么要去那里？”我问。

“他们说，她到吉兹雷是为了打电话给在以色列的亲人。”哈尼说。他附带解释，如果从伊拉克打电话，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

“可是，我们家人未曾有过她的消息啊！”

“总之人家是这么告诉哈森部落头目的。”哈尼说。

我非常震惊地坐在那里。

“跟头目结束会面以前，”哈尼继续说，“那个薛拉比人告诉头目，‘如果有人到摩苏尔的玛哈拉特薛拉比，他们可以去找莎拉的儿子阿里和萨雷。’”

我应该觉得非常振奋才对：眼前这个人刚刚告诉我的，似乎是我姑姑整个人生故事的浓缩。但我只觉得满心怀疑。哈尼之前带我追踪的线索一条条全是死胡同，怎么他现在忽然击出了全垒打？这次他提供的讯息实在太详尽，情节太过天衣无缝，笔记也做得太有条不紊了，很难让人相信这一切足以相信。他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深夜才来跟我报告这些，想必是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有时间进行确认。

话说回来，哈尼提供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包括日期和儿子的名字。如果他只是要告诉我他认为我会希望听到的话，为什么他会挑与我先前向他说过的话有所抵触的1939年？为什么他会说女孩被改名莎拉？为什么不说莉芙嘉了事？为什么要提两个儿子的名字，或她打电话到以色列的事，而这些信息却那么容易查证？况且，这个故事里的主要部分——莉芙嘉的婚姻和小孩、她在摩苏尔的生活、她后来才发现自己是犹太人——不都跟奶酪达人瓦哈布和鲁拜得提供的版本吻合？如果在莉芙嘉消失的年代有其他的犹太小女孩也被掳走，照理说我应该也会有所耳闻吧？一部分的我极度渴望“捕获猎物”，这个我正在跟天生喜欢刨根问底的自己激烈交战。哈尼会不会是在设法捞到更多钱？别人告诉我他这辈子都是个单身汉。有没有可能他对我动了凡心？他是不是只是想象力过于丰富？或者，他只是个很单纯的人，赶着在我离开之前把他听到的话一五一十地转告给我？

我的时间就快用尽了。我告诉哈尼，我需要证据。我开始问他如何得到这些故事细节，他的信息来源又是什么人。不过他显然希望我对他表示感谢，而不是质问。

“我可以把阿里和萨雷请到家里来，拍照片给你看。”

“谢谢，可是我也想亲自跟他们见面。”

“他们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刚好也在这里？”

“你选个特定日期请他们到札胡，我会专程赶过来，甚至我爸也可能会来。”

哈尼说他很怀疑我们真能找到适当的时间点，他还补上一句，由于我们是犹太人，双方实际见面会有潜在危险。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沉默好一阵子之后，哈尼的语气有点失望，“好吧。”

我从口袋里捞出最后仅剩的美金递给他。

“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钱。”他坚决强调，然后把钱收进口袋。

第七部　不是尾声

CONCLUSION

阿里埃勒和赛斯在缅因州的森林中漫步。

64　失乐园

Paradise Lost

回到缅因州后，我不太敢打电话给父亲。我担心他会说，早就跟你说过了。我需要时间消化我经历的这一切。或许我可以告诉他哈尼的故事版本，借此假装事情有所进展。或许我该告诉他事实：除了皮肤晒黑、口袋变浅、内心既失望又羞耻之外，我的寻亲之旅几乎毫无所获。

当我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过去时，我听到他在电话那头松了一口气。他说他一直为我祈祷、保佑我在札胡一切平安，但他无法理解我的决定。“我经常在想，你怎么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冒险，”他告诉我，“我完全没有那种胆子，从来没有。”

“可是阿爸，我不过是在札胡一家旅馆待了两个星期，然后就搭飞机回来了，我连到摩苏尔都没胆呢。”我告诉父亲，他才是那个十二岁就跨越国界求生存的人。他勇于放弃国籍，发奋学习新的语言，成功摆脱贫穷，成为美国的知名大学教授。他一生都在暴风雪中冒险攀越喜马拉雅山，而我不过是个被宠坏的郊区中产阶级小孩到迪斯尼搭云霄飞车。

“我很惊讶你是从这个角度看事情。”他强调，他甚至不曾主动寻求改变，更遑论冒险。他只是被迫成为离散者，而他向来只有在确定能平稳落地的前提下，才会愿意拔腿跃起。离开札胡的儿时，他梦想很快就能回去，而不是永远离开。萨巴嘎家到了以色列之后地位降低，更加深了他对儿时失乐园的憧憬。

“我有时听说有些犹太人身无分文就到美国来闯天下，这种事我做不到。如果不是因为我被大学录取、得到奖学金，当初也不可能来美国。除非事情是百分之九十九或百分之百确定，否则我绝对不敢贸然行事。有时候，冒险的代价太大了。”

我母亲拿起电话听了之后说：“我认为那都是因为他的生活里经历过太多动荡。”

但父亲只强调其中一件事：小时候被迫离开札胡。“到了以色列后，我所有的安全感都没了。”

☆☆☆

我开始着手为撰写这本书进行研究时，原本倾向将父亲研究亚拉姆语的工作视为他发动的一场圣战：他竭力复兴一个濒亡的语言，就像一个世纪前，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奋力让口说希伯来语在犹太圣地上复苏。

但发动圣战的前提是对冲突有某种渴望，而那是我父亲向来没有的特质。父亲还缺少另一个发动圣战的必要条件：追随者。我在以色列见面聊过的库尔德犹太人虽然不少，但罕有人和我父亲有相同的执着。在他们眼中，亚拉姆语已是无用的语言，库尔德斯坦代表的则是贫困与匮乏。父亲那一辈移民到以色列的人几乎都已经脱离贫穷，他们的下一代也已融入以色列社会，大部分都有不错的发展。我回以色列时，老一辈的人会把我当成皇族小孩般地邀到家里坐坐，但他们之所以尊敬我父亲并不是因为他记录下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多数人对他的研究内容毫无概念——而是因为他是个“美国大教授”，他活生生地证明了库尔德人可以扬名立万，证明了库尔德人可以走出另一片天。

然而，事实却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我父亲确实成功了，但他并没有真的“走出另一片天”。在许多方面，他是把思乡之情升华为一份事业。我后来明白，父亲的工作并非一场圣战，而是一种强烈的个人挣扎的外在表征；他的目的是在调解过去与现在。除了一面学校颁发的百米短跑优胜奖牌以及一根旧汤匙，亚拉姆语是他的童年生活留给他唯一的东西。我渐渐发现，在美国教授亚拉姆语是他在异乡礼赞天主的方式。

亚拉姆语跨越许多国界，渗透许多不同信仰，见证过许多帝国兴衰。难道它就无法再腾空跃起，走向历史的永恒？如今我不禁好奇，对我父亲而言，这是否正是亚拉姆语的魅力所在？在他的心目中，亚拉姆语是否不仅是一个语言，更是一种譬喻？它是否足以证明，一个普通语言——不只是它所传达的文字，还包括它所涵括的价值——也能用来缝合一个分裂的世界？它是否足以证明，尽管你我之间存有差异，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同一座村庄、同一条河畔、同一座山巅？

如果亚拉姆语代表了这一切，它逐步迈向消亡又象征了什么？这个语言的口说形式在迈入第四个千年之际，骤然变得苟延残喘。目前有十五万名库尔德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一九五〇年代移民人口的下一代仍会说基本的亚拉姆语，但这些人的子女已经完全不会说了。信奉基督教的亚拉姆语使用者——迦勒底人、亚述人、雅各布派信徒（Jacobite）、聂斯脱里派信徒——人数也在急遽减少。两次世界大战、伊朗革命、宗教迫害、两次波斯湾战争……种种因素使得近东地区的基督教徒大举流向欧洲及北美的芝加哥、圣地亚哥、底特律等城市。硕果仅存的基督教亚拉姆语社群勉强生存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图尔阿卜丁（Tur Abdin）、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玛阿卢拉（Ma'alula）等被周边为数众多的他族人口紧紧包围的小范围内。但在高速旅行与因特网的时代，他们是否能将语言传递给下一代，将是极大的挑战。目前亚拉姆语在全球大约还有五万名母语使用者，但当这些“最后的莫希干人”离开人世，他们的语言也将永远消失。

虽然亚拉姆语在历史上的长寿令人惊奇，它如今面临的命运却极为普遍。在目前全球大约七千种语言中，据估计有半数将在本世纪间消失。根据现存语言调查统计权威《民族语言数据库》（Ethnologue）的最新版本显示，已经有五百一十六种语言“濒临灭绝”。这个现象发生在全世界各大洲，例如：澳洲的古尼仰地语（Gooniyandi）只剩最后一百名使用者；喀麦隆的达玛语（Dama），五十名；台湾的噶玛兰语，二十四名；巴西的西帕雅语（Xipaya），两名；美国的平原米沃克语（Plains Miwok），一名。

飞机、电视和网络消弭了文化疆界。年轻人离开乡村前往城市，在城市里被广大的世界吞噬。新世代成员纷纷放弃母语，改用全球经济体系中市场应用价值高的语言，其中最主要的是英语。全世界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使用仅仅百分之五的现存语言。

每当一种语言死亡，一个文明的火炬就随之熄灭，一个文化的声音也跟着消失。当亚拉姆语、达玛语、平原米沃克语最后的喘息声被周遭的喧嚣淹没，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应该停下脚步默祷，但也应该将故事用另一种语言流传下去，让故事至少能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65　摩卡冰沙

Ice-Blended Mocha

1972年，我父母在洛杉矶西木区买了一栋农庄风格的别墅——当时《洛杉矶时报》的广告写着：“角间大地坪别墅，环境优美”。这个城区的发展轨迹跟札胡可谓天壤之别。我们家位于威尔金斯大街（Wilkins Avenue），这条街道是以一位名叫“A．H．威尔金斯”的人物命名，他是詹斯（Janss）投资公司的资深业务主管。1929年，加州大学在洛杉矶成立占地辽阔的校区；大约与此同时，詹斯兄弟将一座广袤的墨西哥牧场划分成数百块建地，盖起一栋栋中产阶级别墅住宅，他们也因此成为房地产大亨。我在洛杉矶公共图书馆找到一份当年詹斯公司的宣传折页，上头写着，“我们保证，在洛杉矶大都会区甚至全美国西部，从来不曾有任何小区开发计划能为投资人或购屋族提供如此完善的安全保障和未来发展机会”。这一带的人行道上如今还嵌着那家开发商的名称和圆形标志。

札胡是一座古老城市，街头巷弄和生活节奏是由几千年的历史缓慢琢磨积累而成；西木区则是一个速成城市区，转瞬之间就在南加州史上最精明的一群商人谋划下拔地而起。札胡代表的是持久与共生，西木区则是随机与疏离的写照。

我们家虽然位于街角，不过这并没有让这栋住宅有任何特殊之处，依然淹没在一大片低矮的独栋别墅与快速建成的住宅大楼中。房子距离圣塔莫尼卡大道和威尔夏大道（Wilshire Boulvard）分别都是八百米左右，这两条八线道的大马路是洛杉矶西区最重要的东西向干道，许多西木区居民每天开车沿着这两条路开上十线道高速公路，前往遥远的地方上班。上午的居民外移大行动结束之后，这个小区就会忽然变得像是被弃置的剧场舞台。

我们家在那里住了二十年，对附近的邻居依然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会看到他们开车出门，在车库上方加盖储藏室，在草坪上推割草机。但这座城市的某种特性使得居民永远都像是陌生人，邻居之间交往的热络程度跟开车发生擦撞后双方驾驶员交换保险单号码时差不多。在这个犯罪率低得不能再低的住宅区，几乎每一户人家的庭院里都立了告示牌，显示他们申请了当地的民间警卫巡逻服务。“贝莱尔保全，”牌子上写着，“武装回应”——小偷最好三思而行。

不住洛杉矶的朋友听我报出我们家的地址时都会笑出声来。威尔金斯大街1××××号——“好长的一条路啊。”他们会说。其实这条路并不长，就几块街区的范围而已。我觉得那个五位数门牌号码应该是历史上某个城市规划者恶搞的结果，目的是为了提醒所有居民，在洛杉矶这座有如沙漠般辽阔的城市里，任何一栋住宅都像是一颗沙粒那般微不足道。

我怀疑正是这种空洞无味的城市特质吸引了我父亲。与以色列甚至纽黑文不同，洛杉矶西区像是一块空白的画布，他可以在上面尽情挥洒自己的梦想。在这个距离校园不远、天堂鸟与九重葛四处绽放瑰丽色彩的住宅区，他描绘出一个新的札胡。他用心建构了一系列似乎可以替代札胡的生活细节，尽管其中的相似性有其局限。札胡市集的流动商贩以新的形式重现在洛杉矶——也就是在安全岛上叫卖的墨西哥小贩，父亲开车经过时经常喜欢向他们购买柳橙。过去札胡的长辈会在泥砖盖成的犹太会堂里催促小孩子们读诗篇，类似的光景如今则是复刻在UCLA明亮现代的讲堂中。开车穿越车水马龙的威尔夏大道前往校园的五分钟路途，就好比他当年从拱桥上跨过湍急的哈布尔河，到对岸公立学校上学的五分钟路程。札胡的河岸茶屋在洛杉矶则化身为世纪城购物中心的露天咖啡座。

对父亲而言，美国的文化大杂烩就好比库尔德斯坦的宗教多元性。不久前，我跟他到他的大学课堂上，他在开始上课时举起一个五颜六色的模压塑料儿童餐盘，那是我母亲买给我儿子赛斯的礼物。

“这是我孙子的盘子。”他告诉班上学生。

“哇，好可爱！”一位女同学说。

“你们看，”萨巴尔教授继续说，“这上面写了许多希伯来文字，有蛋、西芹、苦草等等。”

学生纷纷点头。

“现在我们把盘子翻过来，看看上头写了什么？”他停顿了一下，制造教学效果，“MADE IN CHINA。”

学生们笑了起来。

中国工人制造上面写了希伯来文字的犹太人逾越节家宴盘，而后出口到美国西岸的洛杉矶，让某位祖母买来送给东岸缅因州的小孙子。对我父亲来说，这就是美国。

课堂上的学生组成也是美国的写照。班上有黑人、白人、基督徒、穆斯林、韩国人、墨西哥人，他们跟犹太人一起上希伯来文课。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吸收他人的信仰与文化，这也是美国。

2005年，父亲到耶稣会兴办的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参加侄子的毕业典礼，还在学校举行的天主教弥撒仪式中领了圣餐。

我故意开他玩笑。“你也喝了基督的血吗？还是只吃了他的肉？”

“两个都有，大家都用同一个杯子喝酒，就跟在札胡一样。唯一的差别是，这里的人在前一个人喝过以后，会用布擦过杯缘再喝。”

当天毕业的人是凯丹姆（Kedem），他的母亲莎拉是我父亲的妹妹。莎拉对我父亲的举动非常震惊，但父亲丝毫不认为有何不妥。如果札胡的穆斯林人可以跟犹太人一起吃逾越节面包，也就是他们俗称的“假日面包”，为什么库尔德犹太人不能跟洛杉矶的天主教徒一起吃圣餐？

这些对照有时让我觉得有点儿荒唐，甚至可笑，但我逐渐了解，这种类比对父亲而言有多么真实，对他那样经历过颠沛流离的人又有多么必要。有一天，我们到世纪城购物中心的美食广场时，他把他点的摩卡冰沙摆在户外区的咖啡桌上，接着像坐进镶钻皇位般，一脸满足地在一把工厂大量生产的金属椅上坐下。他仿佛以某种方式隔绝掉在圣塔莫尼卡大道上来来往往的八线道车流发出的噪声，好像也成功地遮蔽掉对面汉堡店仿一九五〇年代风格的刺眼霓虹灯招牌，以及旁边十四厅影城的大片混凝土墙面。对他而言，世纪城的美食广场就是一个阳光灿烂、椰影婆娑的人间仙境。

“这里就像一个远离尘嚣的沙漠绿洲。”虽然我们正身处大都市的喧腾沸扬，他说这句话时却毫无反讽意味，“没有电话，没有人插嘴，什么干扰都没有。我喜欢这个景观，还有这种露天的感觉。”

“我觉得这里很像一个小札胡。”

66　萨巴的音乐

Saba's Music

一般人比较熟悉的移民故事都是主人公们如何获得崭新的人生机会，但这样的故事版本有一个较少被人提及的反面，也就是他们如何失去旧有的文化根源。在“为下一代打造更美好的人生”之前，移民者的典型经验先是自己与祖先、土地、认同和历史之间的联结出现了断裂。对许多移民者而言，过去代表的是痛苦，最好将之遗忘，那正是他们移民的原因。但对我父亲而言，过去却是他生活最美好的部分停驻之处。在那个遥远的象限中，生命的颜色依然可以透过孩童的纯真目光窥探出来。

一旦我父亲离开札胡，他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随着人生轨迹从以色列再转往美国，他也启动了一个连锁反应，逐渐导向无法避免的结果：一个与过去的联结模糊不清的儿子。父亲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他的选择确实为自己和孩子带来更好的生活。他跟许多其他移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相信逆流行进、力挽狂澜的价值。在过去与现在的碰撞中，他发现他能更清晰地看清楚自己。

我回溯过去的动机完全不同。我没有失去过任何东西，也没有离开过任何地方。我之所以穿越时光隧道走向过去，目的只是为了比较清楚地感受到我对历史的亏欠。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认为自己能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但我儿子的诞生仿佛是个因果轮回，他存在的事实冷酷地提醒我，生命是一种连续；我们不只是我们让自己变成的那个人，也是自己的根源所系的那个人。很久以前，犹太人带着火炬远赴库尔德斯坦山区；两千七百年后，他们又把依旧燃烧着的火炬带了出来。我父亲从火炬取了火，点燃一支蜡烛，带着微微火光漂洋过海。我不希望这支蜡烛随着我而熄灭。如果我的孩子有朝一日觉得漂泊无根，无法确定自己是谁，我希望这支蜡烛依然能以光芒指引他们。

在我追寻过去的历程中，我曾经转错弯，坚持要找到姑姑。我希望看到一个戏剧性的“奥普拉时刻”，看到从出生就分离的亲戚终于得以团聚，在泪光中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世界就重新恢复了秩序。现在我明白，如果我想修复我和过去、先祖、父亲之间的联系，我需要的不只是“掳获猎物”。我需要的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努力。

我从开始构思这本书那天起一直努力到现在，但我知道我还要努力。我终于开始与父亲对话，倾听他的声音。我们依然是从前的我们——我依然莽撞、喜欢刺激；他依然犹疑、害怕改变——但我们变得比较亲近了。我会用电子邮件发给他有关语言的文章，而后在电话中讨论。我会帮他整理他在犹太库尔德文化课堂上要用的幻灯片，他会问我美国文化中一些令他百思不解的谜题。2006年7月，《纽约客》一幅漫画描绘圣彼得在天堂入口告诉一名死者，“顺便告诉你一下，天堂的官方语言是亚拉姆语喔。”父亲的几个亲戚和学术界同侪不约而同地寄了那期杂志给他，但他没法精确掌握漫画的笑点。“阿里埃勒，”他特地问我，“你认为他们所谓‘天堂的官方语言’是什么意思？”

我跟父亲说我在缅因州很寂寞，家人朋友都好遥远，他试着安慰我，跟我分享他在耶鲁求学时的孤独。他会发给我一些好笑的电子邮件，内容是一些陌生人写去问他关于库尔德斯坦或古代语言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他会请我提供意见，看是不是要回复，或是该怎么回复。例如最近某个人写道：“我是考古研究人员，目前正在探讨全新世（Holocene）早期猪类驯养的问题，希望能判定中东地区的现代野猪群是否是真正的野猪，或者有可能是铁器时代早期从欧洲引进的家猪后代在被弃养后还原为野猪。我写信来的目的是想请您建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联络上黎凡特地区的基督教农民。”

父亲特别希望让我走出我和他的生活极端不同的迷思。“我跟你保证，”他最近告诉我，“我和很多我这一代的人对我们的移民父母也有非常类似的感觉。”

奇怪的是，我坚持要找寻莉芙嘉姑姑，这跟我父亲致力编纂一本完美的亚拉姆语字典形成非常有趣的反衬。我们都深深被达成目的的假象所吸引，都相信自己只要能成就那唯一的一件事，就一定能重新抓住——甚至修复——我们的过去。

2004年秋天父亲到我家，他有三个夜里都坐在厨房的餐桌边，专注地翻阅一本已经破损的学术书籍，那是1974年出版的《阿卡得语对亚拉姆语的影响》（The Akkadian Influences in Aramaic）。他正在将自己前两年出版的字典跟这本书进行比对。我看到他在页缘空白处写了一堆脚注。

“你在做什么？现在才编辑你的字典有点太迟了吧？”

他说字典里有一些词条源自于阿卡得语，但他当初没能把这些资料写进去。他还告诉我，他遗漏的东西不止这些。他的字典把大约八千个新亚拉姆语词汇翻译成英文，那是他三十多年呕心沥血的研究结晶。不过他说字典出版之后，每隔几星期他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小时候依稀知道的某个亚拉姆语字词。

“我搞不懂自己怎么会漏掉那些字。”他摇着头无奈地说。

“你可以在出平装版的时候解决这件事。”我设法逗他。

他果然抬头笑了起来。我俩都知道，他写的学术书籍是不可能出平装版的。

“我现在做的事对我的字典来说是太迟了，我做这件事是为了我自己。”

他合上书本，往卧房走去。“工作等一等没关系，”他下了结论，“地球还是会继续运转。”

☆☆☆

从札胡返回美国之后，我写了电子邮件给苏莱曼，询问他后续的消息。他说他又跟“奶酪达人瓦哈布”问了几次，不过对方说没有莉芙嘉或嘉姆拉的消息。哈尼又给苏莱曼写了一封长信，信里描述另一个犹太小女孩被掳走的故事，细节虽然非常耐人寻味，但还是不可能查证。

另外有一些伊拉克库尔德人，其中有些住在美国，当他们听说我在追查姑姑的下落，他们告诉我他们认识一些上了年纪的穆斯林妇女，相信自己出生时本是库尔德斯坦的犹太人。这些人现在的名字叫雅姆娜（Amuna）、翰姆莎（Hamsha）、莎拉（Sara）等。她们有没有可能是莉芙嘉？这些库尔德人很好奇。

我说，什么事都有可能。我向他们道谢，也鼓励他们进一步追踪。但我最初希望找到的简单答案到后来却都节外生枝，越来越无法掌握。

“如果有任何新的发展，我一定会立刻通知你。”苏莱曼在2006年的邮件里写道。后来我没再接到任何消息。

某些夜里，我无法入睡。我会自责没有更努力地尝试，没有在札胡待得更久些，没有不顾一切地冒险到摩苏尔追查。我到现在还是会梦到半夜里有人打电话，甚至轻轻敲叩我家大门。我梦到远方的电话那端传来我盼望已久的声音，梦到一个头发银白的弱小女子站在我家门廊的月光下，思念着故乡。

我惊醒，发现周遭仍是一片缅因州清晨的寒意。我看着外头深深的积雪掩埋了道路，覆盖住田野，淹没了底下的一切。我看到那个过去已经消失了，历史已经来召唤了。我又饿又渴，试着追到它，但我找不到有血有肉的生命，我只看到几个模糊的足迹、几个朦胧的影子在墙上舞动。有些时候，当疯狂的思绪让我陷入低潮，我会试着忆起父亲的话。他一直告诉自己，无论他再怎么努力揪住它，“地球还是会继续运转”。

☆☆☆

近来我父亲最快乐的时候，是他听到三岁大的小孙子唱起安息日祈祷歌，或背诵希伯来文字母。去年一年里，我把这些全教给赛斯。在几乎完全看不到希伯来文的缅因州，赛斯幼小的心灵吸饱了那些古老文字的形体，以至于他会在一些意料不到之处看到它。“那是一个Zayin！”有一天他坐在车里叫道。他指着路边的一块黄色标牌，上面有一个表示右转的分裂箭头。如果眯起眼睛斜看，那个标志确实有那么一点相似希伯来字母的Z——“ז”。

2006年1月，我们打电话到洛杉矶，我父母不在家，赛斯于是在电话录音机上留了言。“Shabbat shalom！——安息日好！”他用希伯来语说。接着他声音叽叽喳喳、断断续续地把希伯来文字母从头到尾唱读了一次。赛斯说：“现在我会念Aleph-Bet-Gimel了！”(1)最后他模仿了一段我以前开玩笑哼唱过的话，“下次写个邮件给我吧？”

一年过去了，我父亲还舍不得把留言消掉。每天下班后，他都会一个人站在卧室里，按下播放钮，听听小孙子的声音。我母亲还告诉我，有时他甚至会跟录音机对话，称赞赛斯“你的声音好清楚，好有力量啊”！也会祝他“安息日好”或“晚安”，仿佛孙子就在房间里跟他一块儿。

我现在会看着赛斯，试着从一些信息中想象哪些属于我们过去的部分能维持到未来。有些晚上他睡觉前，我会把他叫到书房，播放一片库尔德歌曲的CD，让他听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唱给我听的歌。

“那是萨巴的音乐！”他开心地笑着爬到我膝盖上，“我也可以看图片吗？”

我打开计算机，浏览我在札胡拍下的照片。这个幻灯片他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可是每次都会急着问一些新的问题。

一个秋凉如水的夜里，他的小手指着一张照片问我，“爹地，那是什么？”照片是在市集拍的，照片里是一位头发花白的铁匠。那个市集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从前开染布铺子的地方。

“那是札胡的一个老爷爷在他的店里。”

赛斯看起来像是沉思了一会儿。“我要去札胡的老爷爷店，我想去。”

看着他认真的表情，我过了许久才能开口。

“找一天，”我把孩子拉进怀里，“找一天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

(1) Aleph、Bet、Gimel是希伯来文的头三个字母，相当于拉丁字母的ABC。

鸣谢

Acknowledgments

一本书的诞生追根究底是一项合作成果的展现，因此我想在此感谢许许多多人，他们慷慨贡献出他们的回忆、时间与见解。

我的妻子梅格，还有我的同事及友人Scott Calvert、Sam Loewenberg和Jonathan Rockoff都仔细读过我的早期文稿，并提出诸多宝贵建议。我的经纪人Andrew Blauner大胆为我这个首度出书的作者下了赌注，因为他对我的计划有信心。我在Algonquin出版社的编辑Amy Gash不辞辛劳地审视所有细节，提出犀利的批评，并在我写作遭遇困难的阶段为我加油打气。

多位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热心地回答我在亚拉姆语和其他古代语言方面的各种菜鸟问题。他们包括：牛津大学的Sebastian Brock、希伯来大学的Eran Cohe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Jacco Dieleman、剑桥大学的Jeoffrey Khan、特拉维夫大学的Hezy Mutzafi、伦敦大学的Edward Ullendorff以及巴依兰（Bar Ilan）大学的Michael Sokoloff。

钻研库尔德斯坦犹太人的专家学者们以无比耐心花时间为我提供指导。我特别要感谢希伯来联合学院（Hebrew Union College）的Haya Gavish教授，她在关于札胡犹太人的议题上与我分享了她的丰硕知识，并让我有机会接触她所撰写的《我们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库尔德斯坦的札胡社群》（We Were Zionists：The Community of Zakho，Kurdistan）一书时使用的一些第一手数据。我也非常感谢Moti Zaken为我解答许多问题，他写过一篇关于犹太裔库尔德人和穆斯林领袖之间关系的优秀论文，已出版成书。目前任教于维拉诺瓦（Villanova）大学的Donna Shai与我分享了她对以色列境内库尔德族人问题的重要社会学研究成果。札胡出身、现于耶路撒冷进行私人研究的Mordechai Yona提供给我许多回忆、书籍和照片。

感谢Maureen Draicchio及William Hallo、Benjamin Foster两位教授，他们与我畅谈与我父亲有关的往事，使我每次造访耶鲁大学都充满喜悦。

数十位亲戚——其中有些是我初次见面——回答了我的无数问题，即使某些问题关系着家族历史中的伤痛。这些亲爱的亲人为数众多，在此无法一一详列，但我对他们都充满感恩的心情，特别是对我父亲的五位兄弟姐妹。

我特别要向叔叔沙洛姆和婶婶黎纳表示感激，他们在我多次赴以色列进行研究期间，热心地在自己位于耶路撒冷的小公寓里为我提供膳宿。他们和他们的年长儿女Noa和Nadav积极帮我安排访谈，义务充当翻译及文化向导，并且时时刻刻陪伴我，这些付出远远超过任何家族义务的概念。

竭诚感谢劳动青年中学、希伯来大学、班兹维学院、耶鲁大学、UCLA的朋友、同学、老师及父亲过去的同事。没有他们的鲜活记忆，我不可能成功重建出我父亲的生命故事。

巴克斯特（Baxter）纪念图书馆是位于缅因州乡村小镇果哈姆（Gorham）的一座公立图书馆，那里有一群足智多谋的馆员为我悉心追踪了全美各地有关语言与历史的珍稀文件。

非常感谢父亲故乡伊拉克札胡镇的居民们。2005年及2006年夏天，当我这个糊里糊涂的美国人来到他们的怀抱中，他们展现了无比的亲切和慷慨。有几位镇民把好几天的时间完全空出来，热心担任向导和翻译，努力让我父亲和我有返家的感觉。我尊重他们要求保密身份，因为伊拉克的安全状况确实依然令人忧虑。但在我的内心，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对于我这么晚才对家族历史产生兴趣，我父亲的感觉无疑是复杂的，但他充满耐心与爱心地响应我数以百计的电话及电子邮件。我希望他看到现在的成果时能感到欣慰。至于我母亲史蒂芬妮和弟弟伊兰，他们应该都知道，我爱他们同我爱父亲一样深。

我的妻子梅格是最严苛的批评者，也是最伟大的支持者。她同意回到职场，让我能安心辞去工作，完成这项冒险的计划。我离家远行进行研究时，她必须同时面对辛劳的工作与照顾小儿子的职责。我感谢她无怨无悔的牺牲和从不止息的鼓励。

为了撰写这本书，我们家儿子赛斯和新生女儿菲碧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受到相当大的剥夺，身为父亲的我着实不舍。如果他们日后读到这本书，希望他们能领会这本书是为他们而写的。

与阿里埃勒·萨巴尔对谈

A Conversation with Ariel Sabar

Q：你曾经在一家知名报社拥有一份好工作，事业正起飞，但你忽然决定辞职，在缅因州的农场闭关好几年，重建家族历史。根据我的了解，你辞职的时候根本没有签下任何出书合约。这是相当冒险的举动。当时你为什么如此强烈感觉必须将这个故事流传于世？

A：那时我父亲已经六十多岁，将近七十，他那一代的库尔德犹太人——也就是最后一批对在伊拉克的生活仍保有鲜明记忆的犹太人——也都逐渐白发苍苍。我担心如果我不开始行动，他们的珍贵记忆将随着他们入土为安。我见过许多在库尔德地区出生的犹太人，他们的儿孙辈大多对自己的根源不但所知甚少，而且缺乏兴趣。随着我对父亲的过去越来越好奇，我开始体会到一种责任，希望在一切都太迟之前，记录下他们精彩万分的生命故事。那同时是一种身为人子和记者的使命感。我唯一的遗憾是开始得不够早。我有好多问题想问我的祖父母，但他们在我开始这趟探索旅程之前就已告别人世。

Q：童年时代的你是个淘气包，几乎每次参加犹太夏令营都被踢出来，你在西洛杉矶读希伯来日校时也常被留校监管。你把这些不良行为归因于你对父亲的尴尬感受，你觉得他这个讲话带着中东口音、穿着品位非常“独特”的移民让你丢脸。不过，所有的小孩应该都曾经觉得自己的父母很奇怪吧？这不就只是单纯的青少年叛逆而已吗？

A：在某个层面上确实如此。我的意思是，我也曾经觉得我母亲让我很尴尬，她还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呢！不过，我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洛杉矶努力让自己变成酷帅的洛城小子，洛杉矶不管在任何年代都非常注重人的外表形象，以至于我对父亲有一股特别的憎恨感。他在一个明星云集的时尚城市里穿得怪里怪气，他的粉彩格呢西装看起来就像一九六〇年代高尔夫球场上的打扮，不过他根本不打高尔夫球，甚至不参加任何体育活动。在奥迪和宝马满街跑的洛城，他开的是一辆破旧的丰田Tercel。车里的音响坏掉，还买手提式收音机挂在方向灯杆上。他的故乡所在的中东地区让很多人听到就怕，特别是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伊朗人质危机之后那几年。如果要说我是青少年叛逆，那么我叛逆的对象非常特定，就是我父亲，还有那些我认为是他的替代者的东西，也就是犹太学校或夏令营之类的组织机构。

Q：你长大后终于有勇气要跟世人分享你所传承的一切。你得到的反应是什么？

A：数不清有多少次，我遇到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人睁大眼睛望着我说：“你的意思是，世界上有犹太裔库尔德人？我完全没有概念，我甚至不知道以前伊拉克有犹太人。”伊拉克犹太人的故事竟然如此鲜为人知，这让我到现在还是非常惊讶，特别是当我们知道这些人在犹太教历史中扮演过多么核心的角色。他们就包括在最早从古以色列流散到异乡的犹太人之中，他们一直自视是“失落部族”的直系后代。中东犹太人在一九五〇年代初回归以色列时，伊拉克犹太人正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群。现在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巴格达的人口有三分之一是犹太人。

Q：巴格达或伊拉克中部地区的犹太人，也就是所谓“巴比伦犹太人”，跟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犹太人是否有许多共同点？

A：这两群人非常不同。巴比伦犹太人写了《塔木德经》，建造犹太高校，经营大公司，在政府里当高官，说阿拉伯语。相比之下，库尔德地区犹太人则是在偏远的山区城镇村庄以极弱势群体的形式存在，他们基本上跟犹太生活的核心完全脱节，更有甚者，库尔德犹太人本身之间也罕有机会互相往来。正因为他们这种孤悬在偏乡的处境，让他们一直得以保有耶稣说的古老语言——亚拉姆语。他们的故事对我而言之所以如此扣人心弦，是因为他们在经历将近三千年的历史狂澜之后，居然能成功地保有自己的信仰、语言和文化血脉。

Q：书里有一段故事令人非常心酸。你父亲的姐姐莉芙嘉在还是个婴儿时被人抱走，从此无影无踪。2005年你到伊拉克时曾经试着找她，你心想，也许她还活在人世上。在反恐战争之后的伊拉克向当地人打探七十年前一个犹太女婴被阿拉伯人掳走的事，这听起来是个相当危险的命题。你在搜寻过程中有时略显失去理智，甚至脱离现实。为什么要找到她的念头这么强烈？

A：回想起来，当时我确实如此。我变得有点儿疯狂，心理不太健康；当时我父亲跟我共处，他绝对很乐意证明这点。我想，在搜寻过程中，小时候那个捣蛋鬼依然在我体内作怪。我心想，只要我能靠这股蛮力不顾一切地在满目疮痍的伊拉克找回失散多年的姑姑，那就足以救赎所有我身为人子和犹太人的缺失。她就像萦绕在家族历史中的一缕幽魂，我越是抓不到她，就越想抓到她。

Q：你的父亲似乎相当谦逊，不是那种竭尽所能想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你告诉他想写一本关于他的书时，他有什么感觉？

A：我想他起初大概以为我只是随口说说。过去我鲜少对自己的根源表示兴趣，所以我认为他心里一定觉得那只是我的异想天开。可是当我辞掉工作，开始要拉他回到他在伊拉克的故乡，他终于明白我是认真的。我父亲的确很不喜欢出风头，他在大学教了三十多年书，但每学期开学第一堂课他还是会怯场。就许多方面而言，这跟他的文化背景有关。犹太人之所以能在库尔德斯坦生存两三千年，是因为他们一直压低身段，懂得保持缄默。他们自立自强，但不会自我膨胀。在某些层面上，我认为他对自己成为一本书的主角不太自在。但我认为他同时也觉得骄傲。他这辈子都在努力维系他那被遗忘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后来他看到自己在美国长大的儿子决定继承衣钵，就算时间有点儿晚，我觉得他还是骄傲的。

Q：“天堂、乐园”是本书的一个主题，但乍看之下，读者可能会以为那只代表你父亲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故乡——札胡。其实这个主题是不是更复杂些？

A：的确。事实上，书中所有的主要场景都代表了某种天堂乐园。札胡、犹太人和基督徒在那里和占多数的穆斯林和谐共处；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千百年来魂牵梦萦的应许之地；洛杉矶，一个位于新世界边陲的梦工厂，人们从各地前往那里打造自己的伊甸园。我们对天堂乐园都有一些想法，但有些想法并不如表面所见。对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而言，天堂确实是一种假象，他们迁居至梦寐以求的以色列故土，但在那里，库尔德人和其他塞法迪犹太人必须忍受贫穷和偏见，他们因而大失所望。相对来说，有些天堂乐园是我们自己打造出来的。我认为对我父亲而言，洛杉矶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我父亲和我到洛杉矶西区一家时髦的露天购物中心，在美食广场里喝咖啡。他喝着他的咖啡冰沙，手里抓着一本关于古代语言的书，感觉暖风拂过他的脸。他跟我说：“阿里埃勒，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小札胡。”我当时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我想我现在懂了。

Q：现在的人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伊拉克的新闻时，写的都是教派仇恨、暴力、混乱之类的内容。你的作品能让我们对今日的伊拉克有什么新体悟？

A：我主要是希望大家能看到，在一个并非那么久远的年代，伊拉克曾经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典范，不同宗教和文化在当地兼容并蓄。千百年来，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那里实践各自的信仰，并肩生活工作，他们是邻居、生意伙伴或朋友。如果伊拉克的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当地目前的状况绝非无法避免。

Q：关于现在的伊拉克，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正透露希望的曙光吗？

A：就是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当然，如今当地的库尔德人都是穆斯林，但他们在学校里用很开放的方式教导孩子认识基督教和犹太教。我父亲和我造访当地时，当地库尔德人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许多人充满怀念地说起当年和犹太人之间的友谊和生意买卖。让我惊奇的是，札胡的穆斯林库尔德人依然把我父亲成长的那个城区称为“犹太区”。侯赛因曾经企图把它改名为“解放区”，虽然犹太人离开已经不止五十年了，但札胡居民还是沿用旧名字。所以我认为希望是存在的。

Q：如果找寻你的姑姑并没有为你带来原本盼望的救赎，后来你是怎么找到救赎的？

A：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找到了救赎，但我觉得自己确实站得比较稳了。对我而言，救赎可能与我的儿子赛斯有关。我自己远远称不上是个完美的犹太人，我娶了异教妻子，没有每星期六上会堂祈祷，经常不吃符合教规的洁食。但我试着用一些小小的方式，教导赛斯他来自哪里，设法让他跟他的根源产生联结。我让他看我去札胡的照片，用电脑听库尔德音乐。我带他读安息日祈祷文，于是每星期五晚上他就会在烛光下、面对着面包朗诵那些古老文句。我带他上会堂，教他看希伯来文字母，他也慢慢学会一些基本词汇。我认为把文化传承给下一代有时并不容易，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国让人可以当自己想当的人，这是美国的惊人之处。不过，自由和接受一切的结果就是你很容易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我们每天都得设法取得平衡，那是一种日常的奋斗与自我协商的过程，而我需要努力的还很多。我们无法倒转时间，无法假装传统绝不会消失，无法保证每一代的人都会好好地将前人的东西传承下去。我父亲一生的志业都在保存他那逐渐消逝的语言和文化，如果说我从他身上学到什么，那就是我们绝对拥有足够力量，可以真正把握在过往里最珍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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