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致谢

1 木筏和航行

2 罪犯成为澳大利亚精明强干的一代

3 澳大利亚的形成

4 土著居民对殖民的回应

5 法律的边缘

6 维多利亚女王的伟大时代

7 狂野的北方

8 大陆国家

9 迷彩服的召唤

10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11 孟席斯时代

12 越南与惠特兰

13 风雨二百年

14 21世纪

15 来源说明

文献目录

后记

版权信息

书名：澳大利亚简史

作者：(澳)罗伯特·莫瑞

出版方：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2月

ISBN：978-7-5680-2283-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澳大利亚大陆的变化《澳大利亚百科全书》

新南威尔士州达令河上的鱼夹。鱼作为此地的一种主要的食物来源，随着洪水后河流水位的下降而被捕，澳大利亚某些地方的土著居民利用自然规则来生存。（应用艺术与科学博物馆，悉尼）

前言

1980-1990年间，澳大利亚沉浸在由1988年庆祝欧洲移民定居澳大利亚200年引起的历史追忆中，因而受到批判。历史的新关注点是澳大利亚土著被殖民者驱逐，欧式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女权主义者质疑长久以来澳大利亚历史的正统论调：澳大利亚历史讲述的是工人的成就，澳大利亚是工人的天堂。这些新关注点加剧了人们在阅读澳大利亚历史时内心的不确定性。

1980-1990年间还有过欧洲人到澳大利亚是侵略还是移民的争论。该争论因为保罗·基廷的缘故延续到了1990至2000年。保罗希望人们能接受他对历史的重塑：澳大利亚历史独立于英国史，阅读澳大利亚史不必把注意力放在一战、加里波底战役，而应该多注意二战和澳大利亚智囊机构科科达。保罗希望以此鼓励工人运动中真理的信徒们。随后上台执政的是首相约翰·霍华德，人们反对他将澳大利亚历史诠释成黑臂章版本：环境破坏带来灰暗的基调，少数民族被镇压，澳大利亚失去了原有的让民众自豪的英国精神遗产。大众支持历史重新叙述真实的伙伴情谊，让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光荣国家，无论在加里波底战役和西部战线前哨作战中，还是在板球和其他运动盛事上，澳大利亚人都团结一心，表现出众。霍华德的历史战争将历史本身卷入雷区，让学生们无所适从，不知如何看待历史才算正确，同时也开始厌恶争论。澳大利亚史变得乏味、遍布争议、狭隘又无趣，成为大家尽力回避的话题。

偶尔，当海外游客或少许追求自我完善的读者问道，阅读哪些书籍以了解澳大利亚历史较为可行时，我很难给出一个明确且全面的回答。罗伯特·莫瑞所写的这本书涉及这场严肃争论的敏感论题，然而他并未深陷其中。本书的目的是讲述澳大利亚如何发展到今天，作者从最早乘木筏或独木舟穿越浅海到达澳大利亚南部的土著居民开始，一直讲到托尼·阿博特政府的建立。

曾几何时，只需短短一卷书就能道尽澳大利亚的历史。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澳大利亚历史的长度、广度、深度都得到了拓展。本书不仅叙述千年前土著的澳大利亚时光和现今频繁更迭的政府，并充分挖掘历史故事本身的复杂性。本书某些篇幅可能会让带有成见的读者感到失望，但更多的读者会体会到本书的卓越之处，尤其在对澳大利亚经济政治发展的阐述上，不仅让人感到刺激和兴奋，还能从中了解到详尽的信息，得到启发。

贝弗利.金斯敦

写于珍珠滩

2013年12月

致谢

历史写作需要团队合作，我由衷感激那些撰写了澳大利亚历史的众多作者，正是他们的工作激励我创作了这本书，尤其是早期激发了我的创作兴趣的弗兰克·柯隆，约恩·L.伊德里斯和玛丽·格兰特·布鲁斯，以及其他数十位作者。

图书馆员也是我想要感谢的团队中的成员。在此，我由衷感谢白理图图书馆、拉特罗布图书馆、米切尔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领地图书馆、塔斯马尼亚图书馆及其他主要图书馆的众多帮助者，以及一些小型图书馆——墨尔本的海湾图书馆以及新南威尔士州的彭里斯图书馆——的帮助者，吉姆·科恩和约翰·马尔瓦尼在土著史前时期的专长也为本书的创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

在此，也非常感谢为本书配图的漫画专家。

还要感谢一些以其他方式阅读了全部或部分手稿的老朋友们：安德鲁斯·邓达斯、彼特·埃勒里、凯文·希尔弗蒂、伊恩·杰尔夫、贝弗利·金斯敦、约翰·莱克、安得烈·莱蒙、马尔科姆·梅登、托尼·梅登、让·穆林斯、吉姆·默里、彼特·赖安、吉姆·厄舍、凯特·怀特、简·威尔逊和凯斯·文沙特尔。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利瑟市议会委托我（和凯特·怀特）写一本有关于1800一1860年间澳大利亚早期居民的历史书籍，这也是本书写作的契机。在研究期间，那些久远以前的刑满释放人员和土著居民于我而言，就像变成了有着真实面孔并存活于世的人，此次委托还包括了用塔鲁格语和顾林凯语写作的书《彭里斯和圣玛丽1860年的历史》，由Hargreen于1988年作为200周年纪念项目出版。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约翰和西尔维亚·穆雷——他们对祖先的记述构成了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罗伯特·莫瑞墨尔本

2013年12月

1 木筏和航行

当代的旅游者可以在伦敦、洛杉矶、新加坡、东京等城市的崭新的高科技机场乘坐大型喷气式客机来到澳大利亚。回顾历史，造访澳大利亚并非易事。第一个造访这片南部大陆的人类很可能来自印度尼西亚或帝汶岛，在澳大利亚的北海岸登陆。然而，这一重大事件并没有被记录留存下来。直到17世纪，才有关于澳大利亚的记录。基于人类学、考古学和气候研究的现代侦察工作表明，人类大概在6万年前或更早的时间，至少4万年前就已到达澳大利亚。对于现代人类的历史来说，这是很早的。人们相信现代人类首次进化是在约10万年前的非洲，在7万—8万年前现代人类进入现在的阿拉伯半岛，之后由此地向世界各地扩张。尽管也有一些理论认为人类迁徙还有源自亚洲的路径。现代人类可能很早就进入了印度地区，并由此进入印度尼西亚，然后到达澳大利亚。人类直到5万年前或稍晚的时间才进入欧洲，人类到达不列颠和美洲的时间则要更靠后。

这些首批移民很可能是澳大利亚土著的祖先。一些移民群体已经到达澳大利亚多年，然而对这段长距离迁徙的人类历史，人们能确定的信息很少，只能确定这些早期移民是通过木筏或者简单的船只到达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和印尼群岛间的海沟在冰川时代缩小到了100公里，这一变化在距今10万年到1万年间影响了地球。更高纬度的海水凝结成冰。这个巨大的变化降低了热带地区的海平面，使得澳大利亚的海岸线远超过现在的范围。纵观历史，气候变化是人类迁徙的重要原因。

那些在澳大利亚甚至世界上都引人注目的、非凡的人类古代遗迹在20世纪之前并未被世人了解。这些人类的生活在无声的岁月里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无数石刻和壁画遗迹，偶然留存的人类骨骼化石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那几乎难以想象的遥远过去。在土著们的口头传说中，遥远的过去是一段梦幻时光，拥有神异能力的祖先创造出了土著社会和习俗，他们用歌舞来表达对信仰的虔诚，土著文化糅合着土地、周遭的自然和看不见的精神力量。

冰后期的澳大利亚

注：科学家们现在以Sahul命名它。亿万年来澳大利亚的国土范围都在变化。地图显示了土著人的祖先来到澳大利亚的各种可能路线。（《土著与白人研究》，马尔科姆·普兰蒂斯）

在千万年的岁月中，土著们繁衍生息，散布到澳大利亚大陆各地。米尔杜拉（Mildura）附近的瑞福利纳（Riverina）西部地区，有近30000年历史的蒙哥湖遗骨和其他大量发现显示，土著在30000年甚至更久远以前曾居住在这里。他们甚至往南到达了塔斯马尼亚岛。距今10000年前，居住在地球上少数得天独厚地区的人们开始了农耕生活，澳大利亚的土著们也在此时发展出狩猎与采集的生活方式。为了得到食物，人们狩猎动物，包括鸟类、鱼类，采集、树根、种子、浆果等。人们的住所很简陋，如用树枝和树皮搭建的窝棚和山洞，人们通常过着游牧生活——为了寻找食物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土著社会的改变很缓慢，虽然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发展，比如捕猎的武器和狩猎的技术。他们的社会和现代社会不同，是个周而复始的封闭社会，少有改变。纵观整个大陆，他们有超过300种独立语言。

从留存下来的有限信息来看，澳大利亚土著的生活方式和世界各地的采集渔猎社会类似，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特点。过去

10000年来，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传播到澳大利亚，直到白人定居澳大利亚才开始出现变化。部分原因是因为澳大利亚是一块孤立的大陆，而不同地区的人相互接触是农耕方式得以从一个社会传至另一个社会的主要方式。此外，澳大利亚的土著社会也没有像其他地区那样因为人口激增的压力而促进社会发展。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欧亚大陆被逐渐驯化的动植物，如牛、羊、马、小麦、稻米和其他粮食作物都没有在澳大利亚出现。袋鼠和负鼠是土著们的食物，然而它们都不能被驯化。频繁的旱涝灾害也让人们没有定居某地开展农耕生活的想法。

土著的渔猎生活导致他们没有可以做成糊状物的谷物和动物奶制品，这限制了社会人口的增长。母亲只能以母乳喂养孩子，直到他们可以咀嚼粗糙的食物。哺乳期过长导致母亲在此期间不能怀孕，意味着渔猎社会比农耕社会的生育率更低。孩子们在户外出生意味着母亲要冒极大的风险，很多妇女年纪轻轻就死去。由于这些原因，土著家庭成员都很少。渔猎社会中的土著人口增长很慢，即便几千年后，当欧洲人第一次到达澳大利亚时，土著人口依然少于一百万。

注：成千上万的土著雕刻实例以及澳大利亚现存的古代岩石艺术，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以上石块来自新南威尔士州西部、南澳的东部地区。（默文.邓达斯）

注：图中所示是1963年弗洛姆在南澳德文唐斯附近的马累河进行考古发掘的登录地点。5000年前的原始储存，分层中有一层是种类丰富的动物，是土著们收集的食物。CD.J.Mulvaney)

第一批造访澳大利亚的海外来客，目前最可信的是荷兰人，虽然中国人、印尼人和葡萄牙人很可能是更早的来访者。从1520年起，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家就到达了澳大利亚北部的很多岛屿，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岛。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以雅加达为基地h当时叫作巴达维亚），1660年后，逐渐推进贸易和殖民，在印尼为荷兰获取利益。但当时荷兰人对从印尼获取的利益并不热衷。和欧洲在海外的势力一样，荷兰人主要将目光投向热带湿地地区，寻求糖、香料和其他本国国内无法获得的资源。澳大利亚的土地看起来干涩又贫瘠，当地土著过着原始生活，无法赢得当时欧洲海外势力的关注。

注：韦兰德拉湖泊水系，是拉克伦河的分支，大约30000年前的完整水系。(p.克拉克）

几个荷兰航海家在1606年到18世纪中期，曾短暂地到达澳大利亚，他们命名的几个地方现在仍沿用当年的名字。第一批荷兰访客是率领“小鸽子”号的威廉·杨兹。他的船队在卡奔塔利亚湾着陆，想要通过这个海湾探索印尼东部。最为人熟知的到访者是阿贝尔·塔斯曼，他是雅加达总督。塔斯马尼亚最初的名字源于它的欧洲发现者安东尼·范·迪门，他在1641一1642年及1644年被派遣到雅加达。塔斯马尼亚有一座山峰和一个酒类品牌的名字都源自塔斯曼的船——海姆斯凯克。塔斯马尼亚的城镇兹翰，得名于塔斯曼的军舰。塔斯曼甚至发现了新西兰，他的船员给予这片土地一个荷兰名字。然而塔斯曼航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到通往南美太平洋海岸的南部通道，那里的居民正在反抗西班牙的统治；荷兰人想要探究殖民该地的前景。塔斯曼的第二次航行，是为了寻找到太平洋的北部通道。塔斯曼提出了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是两块独立大陆的看法。他绘制了大部分北部海岸线，并把向南部的大陆块命名为新荷兰。英国人最初也沿用了这个名字。

到访澳大利亚的第一个英国人是有着持久影响力的冒险家威廉·丹皮尔。澳大利亚白人爱国者们认为，他是现代澳大利亚的真正发现者。尽管丹皮尔只受过极少的教育，但他被认为是个天才，他用心地准确记录了所到之处的见闻。他也是第一个环游世界的人。1687年，为了能去太平洋航行，36岁的丹皮尔在巴拿马参加了一支由海盗和叛国者组成的航海队伍，他们有艘叫“小天鹅”的船。一些同行者航行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战利品和赃物，而丹皮尔在自己的记录本中写道：好奇心的满足胜过获得财富。

1688年，“小天鹅”号从帝汶岛出发，向着澳大利亚荒芜的西北部海岸线航行，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可掠夺的东西。不久，丹皮尔（不机智，不够圆滑）写道：他发现当地的土著们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尽管他更多地提到土著生活的物质简朴，而不是不幸和寒酸。在他最终返回英格兰后，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环游世界的新航行d的书，这本书使他成为了解南太平洋地区的权威。人们对这片区域的兴趣迅速增长，尽管人们的关注点更多是在印尼、菲律宾和新几内亚上，而不是多沙、干旱的澳大利亚西部。丹皮尔的名气使得英国政府委任他为皇家海军罗巴克号的船长，组织一次观察和发现之旅。他再次到访澳大利亚西北部海岸，很可能到达了未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镇，并记录了很多他观察到的细节。在当时，这片大陆对人们没有明显的经济利益上的吸引力，但丹皮尔到访的这片区域，在多年之后，为亚洲提供了铁矿和天然气。在随后的著述中，关于他到访更远的热带湿地区域的航海经历激起了英国人持续的兴趣，虽然他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兴趣远比对澳大利亚的兴趣浓。丹皮尔激起的兴趣使得澳大利亚最后成为白人的殖民地。

同一时期的其他到访者也对澳大利亚有着深刻且重大的影响。印尼群岛的渔民开始到达澳大利亚的北部海岸——1720年被认为是他们到达的起始年份——捕获海参。这种美味据说是一种昂贵的性兴奋剂。这些常规的没有文字记录的航行，除了使一些印尼人和澳大利亚当地土著女性成为伴侣，其他一切都乏善可陈。他们可能助长了性病在土著中的蔓延。然而，18世纪80年代，爪哇早已有之却少被外界知晓的天花侵袭了印尼中部的苏拉威西岛。天花对人口的毁灭性打击是前所未有的，而在英格兰和爪哇，由于天花长期流行，人群已经免疫。这种致命的疾病在苏拉威西岛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苏拉威西岛的渔民也被认为带有这种疾病虽然没有文字记录，因为那时候的人对疾病传染的机理并不了解并将它带到了澳大利亚。对于澳大利亚封闭的土著人群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疾病。大概有半数土著死亡，他们经历了极大的痛苦，而疾病随后在澳大利亚大陆上肆意蔓延。

没有多少证据能直接证明发生过的事，除了1789年悉尼新移民留下的记录。但研究表明，土著的人口数量在18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20年代都有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天花。这也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基于算术统计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土著人口的估计数量从白人移民到来前接近100万，减少到1788年约25000到30000人，土著人口减少在19世纪是常态。印尼通常被认为是其中一个可能的传染病发源地，但20世纪70年代，对全球范围内消除天花的详细追踪及后续研究项目都表明，印尼的苏拉威西岛是最可能的源头。①

丹皮尔在西方引起的大众对澳大利亚的兴趣在他死后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詹姆斯＂库克船长开启了奋进号的考察之旅。英法两国的远航记录者和航海家使西方对这片土地始终兴趣不减，并建议母国在新不列颠进行殖民。新不列颠现在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部分。这里曾是法国的流放地。虽然只是模糊的推测，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相信存在着一块广阔的南方大陆。一百多年来的各种零星发现满足了大家的设想和兴趣，但还不到要付出巨大努力去寻找这块大陆的程度。

1767年，英国社会科学的领导机构皇家学会，决定认真对待此事。由政府出资，皇家学会决定在全球几个特定地点观测1769年6月金星经过太阳表面的过程，这是很罕见的天文学事件。计划中的一次航行是在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上观测金星，此外还要对太平洋做更全面的探索。皇家海军中尉詹姆斯＂库克，是约克郡的农民之子，时年40岁，被任命为此次航行的指挥官，航行所用船奋进号是由运煤船改装而成的。库克的事业始于海滨的运煤船，此后他因详细的海岸线绘图和对加拿大及纽芬兰的探索而声名鹊起。

塔希提观测任务结束后他的全体船员也和可爱动人的塔希提姑娘们度过了一段美妙时光库克向西进发，去往未知之地。他在1769年10月到达新西兰，自127年前塔斯曼之后，库克成为第一个到达这里的欧洲人。库克花了6个月时间绘制新西兰的地图，确定两座主要岛屿的存在。其后，他否定了三条最可能取道巴达维亚回英国的线路，决定找寻通往名声在外的未知南方大陆（或者叫新荷兰）东部海岸的线路。

第一位登上奋进号的中尉扎卡里·希克斯，在1770年4月20日观测到了现今维多利亚州马拉考塔附近的海岸，库克船长把这块区域命名为希克斯角。由船长来命名新地标是欧洲的一个悠久传统。库克指示军舰继续向北，并在一周之后到达了博特尼湾（也叫植物湾），现在是悉尼主要的集装箱口岸。他的船队在未来的石油精炼点克内尔附近抛锚。

库克一行人花了一周时间休整并收集当地的植物样品。约瑟夫·班克斯，船上的植物学家，时年27岁，是林肯郡富裕乡绅之子，聪明、充满热情。此后他获封爵士，是澳大利亚的国父之一。伦敦方面把他看作是新大陆方面的卓越专家，很长时间里他都以此宣传自己。班克斯热心收集悉尼地区的各种植物并进行了分类。这些植物当时还不为外界所知晓，库克因此命名该地为植物湾，这个名字沿用至今。

注：库克船长的航海日志，1770年在植物湾登陆的记录。（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奋进号靠岸时，只有少数土著好奇地靠近岸边，大多数土著被吓得四散而逃。两个土著向船只发起了攻击，阻止奋进号靠岸，引发了一场小冲突。土著向船体投掷长矛，船员们用毛瑟枪向天发射，枪声吓跑了土著们。从那时起，土著开始和陌生的来访者隔绝，彼此接触很少。

英国水手们沿着东部海岸持续航行，绘制他们所到之处的陆地轮廓，标明地标。直到船只撞上了大堡礁，船体被礁石击穿，漏水严重。库克调配人手启用抽水泵，费劲地继续航行，克服了困难。库克和他的船队可能在今天的奋进河边的库克镇附近靠岸。这块地区现在隶属于昆士兰州。库克一行人在岸上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修理船只，这是他们第二次真正踏上澳大利亚海岸。一次短暂的冲突过后，当地土著们也开始避免和库克一行接触。但库克记录了大概40个当地语言中的单词，并在日记中提到土著们的温和：他们比我们欧洲人要幸福；他们完全不了解现今欧洲追求的既奢侈多余，又快捷便利的生活。

库克的船队在8月时到达并考察、命名了约克角。他们发现长期以来大家怀疑，却未被证实的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间的海峡确实存在。欧洲人首次通过这个海峡是在1606年，由西班牙人路易斯·托雷斯实现的，这个海峡也以此命名。船队在一串连接在一起的小岛上靠岸，库克把它们命名为占领岛。1770年8月22日，库克在岛上升起英国国旗，并正式宣布整个东部海岸地区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命名为新威尔士，不久这个名字扩展为新南威尔士。

库克在1772-1775年间展开了他的第二次航行。船队向南方更远处进发，他们发现那里主要是海洋，并不存在陆地。这次航行消除了欧洲长期流传的古老设想：除了澳大利亚，还有另外一块未知的南方大陆，它平衡着欧亚大陆块。古代欧洲人用拉丁文称这片未知的南方大陆为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意为未知的南方大陆）。凭着非凡的勇气和技术，以及顽强的意志力，库克和他的远征队史上第一次渡过南极圈，并到达冰山。库克重访新西兰，同行的另一艘军舰在托拜厄斯·弗诺的指挥下向塔斯马尼亚的东部海岸进发。这是史上最漫长、最危险的航海历程之一。库克的第三次航海是去往北太平洋找寻人们一直期盼的能前往加拿大的北部通道。不幸的是，这次航行并不成功，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航行。回程中的一次中途停留，库克因为介入现今仍不完全清楚原因的当地纷争，被夏威夷土著用长矛刺死。库克在和土著的相处过程中通常很小心也很尊敬对方。

库克从此成为澳大利亚白人世代敬仰的英雄人物。他是伟大的航海家之一，他的航海历程是澳大利亚迈向现代的关键的第一步。他是一个能干、明智而公正的人。他是澳大利亚社会最初的引领者。但在后来，一种新观点出现了，这种观点认为库克是白人侵占澳大利亚的组织者。白人的入侵摧毁了也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将土著人逐出家园。这就是现代“无主之地”争论的源头。不列颠错误地使用无主之地的信条侵占了原有定居者的家园。然而这个术语（无主之地）在库克时代并不存在。

那时还是1770年，这种观点在两百年后才出现。不列颠当时正处在志得意满的扩张氛围中。库克的航海经历是英国介入亚太地区的前期活动，推进了英国早于其他欧洲竞争对手在该地区进行贸易和施加影响力的进程，而不是在当地开创一个新社会。英法七年战争在1763年结束，不列颠由此获得对印度、加拿大和未来的美国东部密西西比地区更有效的控制权。不列颠此时是继西班牙之后的殖民霸权，库克驶向未知的航海历程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氛围。

欧洲人从长久的经验获知，处理欠发达或非紧密结合的社会、政府问题会遇到的实际困难是面临语言和文化的壁垒。欧洲殖民霸权对发现地的占有和地标命名的传统做法延续到美洲，是将欧洲秩序带入新世界的第一步。被殖民的国家在长期没被进一步占领和发生范围更大的战争情况下也接受这样的做法。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王国林立，像亚洲一样，是君主政体。从古至今，帝国统治体系被广泛接受。欧洲人认为管理世界是件正常的事，属地民众的反对也是有限的。

库克没有记录为王室占领新南威尔士的原因。因此针对他的控诉认为他的行为超出了其自身的职责。伦敦的海军部门对库克的要求是探索南方大陆，在没有与当地人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可以占领该地。然而库克不可能做出其他选择，想要和土著达成任何有效力的文件都是不可能的，除非花费多年时间。土著们散居在大陆上，1770年，欧洲人依然不清楚他们散居的范围。土著们讲着300种不同的语言，也许是600种，如果方言也算进去的话。这300种语言对于欧洲人来说都陌生而难以理解。土著们组织松散，只有在萤火讨论大会上才会聚集数千个小社群的民众，他们坚持着古板、不为外界所了解的文化习俗。欧洲人想和土著达成土地所有权或管理协议是很困难的，或者说要让土著和欧洲人彼此理解对方的意思需要长时间的交流。

1770年左右，正是不列颠和法国竞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最激烈的时候。这种氛围在七年战争之后依然明显。如果库克在没有正式占领所到之地的情况下返回伦敦发表他的发现，很可能会让法国取得竞争的先机。他在加拿大绘制海岸地图的时间一直从七年战争的末期到结束，他敏锐地觉察到英法竞争的必然。库克对形势的关心反映在他发表的文章里，然而，他在文中使用的仍然是荷兰给新大陆地点的旧命名。在这个时代，像塔斯曼这样的海员代表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海上探索；荷兰依然是一个松散的自治省和城镇联合体，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依然有效，荷兰在东方扩张的土地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于1494年签订，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批准，初衷是为减少西班牙和葡萄牙间瓜分新大陆的竞争。虽然在东印度，荷兰取代了西班牙的位置，但荷兰曾是西班牙的属地。葡萄牙和荷兰对帝汶岛的归属划分反映了条约的影响依然存在。荷兰只能通过和葡萄牙占领地间的商贸、外交和征服手段来逐步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因此，荷兰对澳大利亚东部领地的任何占有声明都是模糊脆弱的，库克认为这是个潜在的问题。

起初，不列颠对于在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地兴趣不大。因为这比其现有的殖民地建设还要困难。大概在库克完成他前往太平洋的第二次史诗般的航海后，不列颠主要的北美殖民地爆发了革命，并在十年之后，获得了独立。独立战争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殖民地的囚犯争取自己的未来。约有十万囚犯在17世纪早期被发配到北美殖民地服劳役。但独立战争之后，美洲开始拒绝接受罪犯。即使是在不列颠殖民版图内的领地，也不愿接收罪犯了。就连对母国相对忠诚的纽约，也在独立战争后的1785年试图遣返运囚船。此前雇用囚犯工作的码头也不再热闹。不列颠和其他国家在这段时间并没有想过要如何将囚犯长期监禁在监狱里。当时的监狱，如纽盖特监狱和其他地方监狱都设在城堡的地牢里，是用来短时间关押犯人的地方，犯人们在此不是等待转运到别处，就是等待死刑。这些犯人都臭名昭著，令人讨厌，而且健康状况不佳。犯人的数量在增加，监狱也变得拥挤起来。

伦敦的官员和政客就建立新的殖民地来容纳犯人讨论了好些年。

1779年，基于9年前的航海经历，约瑟夫，班克斯向官方推荐植物湾作为囚犯移送点。出身美洲、曾跟随奋进号航海的詹姆

注：纽盖特监狱，伦敦，1799年，许多囚犯被送到澳大利亚。

斯·马特勒，也极力推荐植物湾作为安置忠于不列颠、离开了革命爆发地的美洲白人。1784年，国会通过议案授权政府选择“大洋彼岸的某地”作为大不列颠的囚犯接收地。1786年，在考虑并否决了南非和其他地方之后，政府最终选定植物湾作为新的囚犯流放地。选中植物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距离英国本土遥远——囚犯很难从那里逃脱——温暖的气候，土著极少，土地适宜作物生长。同时植物湾也有成为英国在太平洋的商业和战略基地的潜力。库克之后，不列颠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射在植物湾，此地很可能成为海军急需的补给地。历史学家们也在探索是否还有其他动机左右了这个最终决定。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好奇心驱使着其对外部世界的逐步探索，然而关于澳大利亚，人们依然所知甚少，或者说人们对欧洲之外的世界，并不熟悉。能得到的信息都来源于16年前班克斯和他的同伴曾在那里靠岸一周的见闻报告。

挑选运送到澳大利亚的囚犯以及组织航海的工作很快就展开了。伦敦参照美洲的先例，运送囚犯的规模与舰队容量相当，参照40年前不列颠在加拿大建立新斯科舍殖民地（非流放地）的规模。内政部国务大臣悉尼勋爵任命亚瑟·菲利普，这位48岁的前皇家海军船长为此次计划的远征队总司令。亚瑟·菲利普在美洲独立战争后退休，领取在职军饷的一半作为退休金，他已和妻子分居，在汉普郡从事农务。和库克船长一样，菲利普是个一丝不苟的优秀组织者，意志坚定，赏罚分明，虽然沉默寡言但富有创造力。他于1786年10月接受任务，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澳大利亚大量的地标建筑基本上以菲利普，还有埃文·内皮恩（当时内政部的副部长，本次计划的主要执行人），班克斯和其他相关人员，包括他们的上司，悉尼勋爵的名字来命名。

几个月后，菲利普的船队集结了十一艘军舰，组成海军和商船的混合船队。皇家海军的分遣队为船队引航。1787年初，官方挑选了差不多800名罪犯。这些罪犯有的被关押在废弃拥挤的船体上，这些退役的废弃船体停靠在泰晤士河边的朴次茅斯港和普利茅斯。有些罪犯来自纽盖特监狱，更多的是来自潮湿狭窄的地方监狱。罪犯们大多因偷窃或抢劫被判处服役7年到14年不等，其中大多数是男性，年纪最小的只有九岁。他们被组织起来，行进到寒冷的港口，身着单薄的衣服，登上二轮运货马车。罪犯们在3月和4月陆续登船。5月份，船队从伦敦西南部的朴次茅斯港离岸。船队装载了约760名罪犯，443名船员和商贸人员，211名海军队员和约20名行政管理人员，还有大量海军队员和管理人员的妻子、罪犯们的孩子等。第一支离开英国前往新南威尔士的船队于1787年5月13日起航。伦敦新闻社只进行了简短的报道。

注：①源头：关于毁灭性极大的天花，其肆虐源头从1789年起就一直有争议。这一时期的航海日志上并没有关于天花的记载，而且病菌也无法在漫长的航行中存活。确实有一页证据表明天花来自第一舰队：舰队随员沃特金·坦奇在回忆录的脚注中否认天花来自接种材料。在悉尼的移民中确实有天花源自军舰的谣言，被一个贼意外或恶意传播出来，然后这个消息被掩盖了。然而，接种材料中若有天花病毒，其在两年内仍然存活是不可能的。并且，天花是否在1789年左右就传至苏拉威西岛还未可知，虽然在不久之后这个地区天花肆虐。关于天花起源地，还有其他的理论，但在审查后都被排除掉了。

2 罪犯成为澳大利亚精明强干的一代

诺福克郡的伊丽莎白·普利和艾塞克斯郡的安东尼·罗普是跟随第一舰队到达澳大利亚的成功者。两人来到澳大利亚时只有二十多岁，分别因早年偷窃食品和衣物入狱。他们是来到城市却饥寒交迫的农民，无以谋生，除了偷窃别无他法。这也是为何此后澳大利亚希望激发罪犯的积极性的原因。航行途中，一个过分正经的管理员写到伊丽莎白是个惹麻烦的“臭婊子”。在诺福克城堡的监狱中关押了七年，伊丽莎白难免会染上一些放荡习性。1788年2月6日，装载女犯人的船只在悉尼湾靠岸，伊丽莎白和安东尼相遇了。他们在“酒神节之夜”里确立关系，并一直维持。伊丽莎白在那晚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牧师理查德.约翰逊在5月6号为他们主持了婚礼。他们的朋友们用当地特有的棕榈树为材料帮他们搭建了临时住房，用茅草覆盖住房子的外表。这对夫妇服刑期满后，菲利普总督在1792年授予他们悉尼西部帕拉玛塔附近的70英亩①土地。

注：T.J.Ryan，商人和作家，是第一舰队上的罪犯的后代。他的祖父母是安东尼·罗普和伊丽莎白·普利。(内皮恩家族历史社会）

罗普夫妇成为最早一批自力更生的澳大利亚农民。他们一共有8个孩子，两人都活到了80多岁。1861年，他们的孙子赖安，当时已经是富有的商人，同时还是悉尼西部彭里斯赛马会的主人。他当选了新南威尔士的立法议会议员。1899年，当赖安去世时，当地周报用“他是个正直的人，曾开启了赛马盛世”来评价他。

约翰·哈里斯和威廉·博格斯的经历要更加跌宕起伏。哈里斯是个犹太教徒，祖先来自东欧，他被遣送到澳大利亚是因为在伦敦偷窃了八只银勺。服役期满后，他在悉尼做起了打更人，并经营了一家小酒馆，和一个女犯人生下了3个孩子。类似他和那位女犯人的这种同居关系在当时的澳大利亚很普遍。在这块新殖民地上，没有妻儿随行的罪犯、士兵和水手们在当地通常都有这种不牢靠的男女关系。哈里斯经营致富，所得钱财足以让他在1803年携家带口返回英国。但他的儿子，小约翰却移民回到了澳大利亚，成为一名出版商和建筑师。乔治·哈里斯，约翰的长孙，是理查德·加德纳的祖父。理查德·加德纳就是凯西勋爵，墨尔本建设的象征性人物，也是1965年到1969年间的澳大利亚总督。

威廉·博格斯和1790年运送到澳大利亚的商店扒手伊丽莎白·史密斯结了婚。但他们的婚姻没能维持下去。博格斯原本是渔民，因为在伦敦行窃被遣送到澳大利亚。然而，他在殖民地依然时不时陷入麻烦，并在到殖民地几年后从官方记录上消失了。也许他是想借助自己的航海经验逃离殖民地回到母国。他的女儿，小伊丽莎白1792年出生在诺福克岛的孤儿院，在十四岁的时候和一个罪犯查尔斯·汤普逊结婚，并在30岁前生下了7个孩子，而后去世。汤普逊受过一定的教育他被遣送到澳大利亚是因为偷了一本书并且最初他是政府在悉尼专营商店的职员。他后来成了富有的商人和畜牧业者。小查尔斯·汤普逊是查尔斯和伊丽莎白的长子，最后成为新南威尔士的立法议会书记员。小查尔斯·汤普逊也许是第一个对澳大利亚有重大意义的人——他是位天才诗人，也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兄弟弗雷德里克继承了父亲在马兰比季河的庄园遗产，成为沃加沃加城市之父，同时也是畜牧业主、成功的商人和第一位该市市政委员会书记。

爱德华·迈尔斯，因盗窃在康沃尔被判处7年监禁，被遣送到澳大利亚。他是作家迈尔斯·富兰克林的曾祖父。迈尔斯·富兰克林是澳大利亚杰出的文学家，澳大利亚的文学奖以他的名字命名。

约翰·萨姆勒的故事更为典型。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被解雇的水兵，因为在德文郡暴力抢劫被遣送到澳大利亚。1788年，他和玛丽·派克，一个在伦敦行窃的女贼结了婚。不久后，他们开始耕种政府授予他们的在悉尼郊区莱德的土地，并在当地谨守本分，勤奋工作了几十年。1850年，他已是第一舰队遣送犯中最后的在世者，当他去世时，一共有73名子孙前来悼念他。

然而上述例子并不能说明澳大利亚的一切生活都是美好的。

过早去世、思乡、地狱般的航行历程、酗酒、贫困、严苛条件下的严酷劳动、古怪的规则、鞭打的刑罚、受虐和暗杀——这是法律的两面——都是囚犯们的生活。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起原来在母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民窟，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已经大为改善。虽然只有少数人变得富有，但大多数人在澳大利亚都变得比之前更健康、更积极、更诚实、更有作为。形容早期澳大利亚殖民地社会的一个词是“正常化”。这个词经常被用在不同的环境中，比如北美洲的清教徒殖民地。当族群的特性得到保留后，人们的生活很快就变得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不久以后，新南威尔士的犯罪率已和英国一样。通常，有前科的罪犯更爱酗酒，酒醉后常会闹事，但通常他们还算守法，极少延续此前的犯罪行为。

早期澳大利亚的囚犯们最常见的身份是穷困的农场工人，而不是戴着镣铐穿着囚服的筑路工。殖民地最迫在眉睫的事情，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自力更生。起初，囚犯们在政府经营的农场里工作，但不久大多数人被分配到私人农场为大地主工作，他们主要的服刑期都是这样度过的。大多数被判处7年监禁的囚犯要服刑3年左右，而犯下更严重罪行被判处14年监禁的囚犯，服刑期是前者的2到3倍。刑期的第一年，大多数人通常是在监狱里等待审讯或遣送，等待被遣送分配到悉尼或霍巴特。女犯人被遣送的概率不高，她们在帕拉玛塔、新南威尔士、霍巴特的女性工厂里生产衣物之类的产品。4年后，表现良好的囚犯可以得到离开监狱的传票，他们可以在殖民地自由活动，雇主雇用他们要提供工资，他们就像技术工人那样工作。因行为良好而被赦免是普遍的事。被赦免的囚犯要留在殖民地直到他们原先的刑期期满，获得完全自由的自由赦免并不常见。犯人们工作日通常工作九小时，周六则工作五小时，超出时长可以获得额外费用。囚犯雇员的评级从好到差，成为分配工人的依据。一些雇主自己原来就是囚犯。大多数情况下囚犯们因刑期已满与因赦免而被释放后没有再带来严重麻烦。他们融入了殖民地社区，社区的居民大多和他们有相似的背景。

在殖民地再次犯法，制造麻烦的囚犯们，日子并不好过。地方官定期执行鞭刑。他们要戴上镣铐从事修路工作。传说中的人间地狱是为这些再次犯罪的犯人准备的监牢。大多数澳大利亚监牢是在1820年之后，随着犯罪人数的增加而建立的。

从现有的有限资料中可以看到，犯人们的抱怨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政府的威吓。犯人们觉得当局不管制定何种规则，都对他们心怀偏见。二是食物短缺食物供给并不及时，总是很紧张衣物、鞋类和床铺也是如此。他们服刑期间加班所得报酬不得不用来购置额外的食物、衣物、靴子和烟草，还有烈性酒。冬天他们可能面临寒冷，但很快犯人们就享受起悉尼的阳光带来的温暖，他们的肌肤都晒成了古铜色。

在殖民地，五比一的男女比例成了大问题。婚姻通常会让人养成更良好的习惯，变得更有道德感。殖民地的同性恋现象此时十分普遍。官员们起初希望能从南海岛屿上找到妻子，然而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幸运的是，早期悉尼殖民地的男性数量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没有进一步增加。战争导致英国国内亟需劳动力，澳大利亚殖民地的男女比例也因此平衡了一些。女犯人的道德感随着社会对她们工作的需求得到提升，对新一代出生的澳大利亚人来说，她们是很好的母亲，至少比政府预期的要好。土著社会不允许土著妇女和白人保持长久的性关系，但是短期关系是很平常的事。

第一艘军舰于1788年1月20日到达植物湾，其余军舰到达的时间和它相隔了几个小时。它通过里约热内卢和南非的开普敦，在这两个地方增加了船上的补给，包括装载了一些家畜，家畜们通过划艇驳船被小心、缓慢地放置到船上。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有害杂草的种子也被带上了船。离开开普敦后，舰队向塔斯马尼亚前进，远航到了寒冷的南部地区。这是借助风力的上佳航线，在20世纪还在沿用。缓慢、小心的装载导致早期航海要花费8个多月的时间。之后随着舰队航海经验的累积，6个月或4个月的航海时间变得普遍起来。

菲利普总督和他的管理团队并不喜欢植物湾。班克斯勋爵以年轻的自然主义者的眼光看待植物湾，认为它是个令人着魔的地方。然而菲利普和其他船长是以海员或者招募农民的眼光去看待这块土地的。植物湾完全暴露在风口中，四周都是浅滩或沙地，淡水资源不够充足，水质也不够好。菲利普和他的帮手，约翰·亨特，向北进行了一次短途航行，考察库克船长标注但未进入过的杰克逊港。经过一段时间的航行，他们进入了一片广阔的、水面晶莹闪烁的海湾。它被群山环绕，看起来像是林木茂盛的圆形竞技场一般。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海港，菲利普写道。

菲利普一行人选择了一处水流较深、林木茂盛的海湾作为移民定居点。此处离海岸8公里远，并被命名为悉尼湾。海湾的名字源自内政部的悉尼勋爵，他是菲利普一行人的上司。悉尼湾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是深水港，其次它离海岸较近，同时还有流动的淡水资源（河流）。这条河流被命名为汤克河（TanKStream）。菲利普和一支先遣队在1月25日回到原驻地，隔天，菲利普一行到了岸边，升起了不列颠的旗帜（当时的旗帜是安妮女王治下的英联邦国旗，先于和爱尔兰的更紧密的联盟）。他们举杯畅饮并鸣枪以示庆祝。先是男性罪犯，然后是海员，接着是女犯人和孩子，在两星期内来到这个海岸，此时灌木林被清除干净，简陋的居所也建好了。

多数移民的第一所房子都是用巨朱蕉棕榈建的，但这种材料就快就被砍伐光了，而且它们材质较软，不能维持太久。新移民们很快发现澳大利亚森林木材的特性——坚硬、粗糙多瘤，在用作坚固的建筑材料前需要数月的干燥。然而不久，许多新移民都建起了用巨朱蕉棕榈或硬木架构的房子，墙面用到了刺槐枝条，移民们把刺槐枝条编成的篱笆墙叫作“wattle”。这个词在古不列颠表示用枝条编织成墙面的基本架构，然后用厚厚的石灰涂上青草和树枝的混合物，再用灯芯草或树皮做成的草垛覆盖成屋顶。这种简陋的住所和英伦三岛的穷人住的村舍没有太大区别，也是人类几千年来延续的生活方式。渐渐地，人们把桉树木材劈成垂直的厚木板做墙体，树皮房顶也变得普遍起来。适时地，木板屋顶（模仿瓦片)取代了之前的草垛房顶。这种木顶房和美国的木屋一样，是澳大利亚特有的，用纵切的板材取代了横截的木板，这种样式的房子给澳大利亚许多勉强维持生计的新移民提供了栖身之所。直到二战时，这种样式的房子仍有留存。早期移民的生活并不像喜剧演员索比什.比尔表现的那样。

菲利普总督面临的另一个紧迫问题是殖民地的食物短缺。肉类供给在航海过程中一直是充足的，但也不能维持太久。那时的悉尼可以容纳百万移民，但却不是个适合畜牧业发展的地方。它临近大海，虽然有广阔的地块，但地面不是太多岩石，就是沙化严重。降雨虽然充沛，但通常是不规律的倾盆大雨和干旱期彼此交替。此外，第一批蓄养的羊因为吃的是粗劣的海边野草，纷纷死亡，蓄养的牛则逃到灌木林中。船队没有带农具，所以菲利普只能让这些不情愿的新农民们锄草，并在政府的农场里从事种植，此地后来成为植物园（经过数十年的土壤改良，可以用来种植植物)。第一批种植的植物并没有顺利地生长繁殖。

悉尼的水道构成难以捉摸。菲利普起初沿着悉尼湾水流的方向向内陆进行探索，他希望能顺流向找到大河浇灌的沃土。然而他只找到小溪流和它灌溉的30公里长的土地。所幸这块土地在1788年菲利普设立政府农场和移民点的时候被开垦得不错。一年后，服刑的工人们收获了200蒲式耳的小麦以及一些大麦和玉米。又一年过去后，移民们首次栽种的葡萄成熟了。菲利普把移民点命名为玫瑰山，名字取自一位伦敦的财政部官员。但在1791年，菲利普开始热衷使用当地地名，他把玫瑰山改为土著地名帕拉玛塔，意思是河流的源头或是鳗鱼栖息之地。第一个混合命名是rosella，指的是当地的一种彩色鹦鹉。当地语言把它叫作RoseHiller。

当地土著对这些不请自来的邻居们是什么看法呢？尽管对早期土著们的态度有很多猜想和疑问，但我们很难确切知道他们的想法。土著们没有文字记录，而且他们的看法往往各种各样，并不统一。第一舰队的官员记录了一些土著的评论，但更多的是船员自己的想法。因此，土著的态度究竟如何依然没有定论。最接近真实的土著想法要等到几十年后才能窥见一斑。几十年后，悉尼土著马赫如被吸收进白人社会，他给新南威尔士立法委员会提供了证据。他出身植物湾，大概出生在1796年。“土著认为白人是地狱来客。当土著看到白人初次登岸，他们不知道白人是由什么东西制造出来的，他对立法委员们说，当土著们看到船员攀爬到桅杆上，他们还以为船员是负鼠。”

菲利普从伦敦得到的指令包括“调和、安抚当地的土著，要和土著们友好地共同生活在殖民的土地上”。然而最初，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在几次简短、小心但并不友好的相遇后，土著们不再和新移民接触。然而早在1788年，土著们曾在现今的瑞西卡特湾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谋杀了两个割灯芯草做茅草房顶的移民罪犯。60年来，马赫如一直支持立法委员会的看法，他的同胞之所以向白人投掷长矛是因为他们觉得害怕。但他也说道：“土著中确实有一些人非常野蛮，非常邪恶……他们根本不愿意一起劳作，一些野蛮的家伙之所以杀人，只是想获得被害人身上的夹克或毛毯而已。”

悉尼地区的土著居民数量在1788年增长到5000人。居住在港口南面的是塔鲁格人，在纵深的内陆，西部的塔鲁格人讲的是完全不同的方言。港口北部居住着讲顾林凯语的土著。罗沃人则从植物湾南部向南扩张到今天的伍伦贡市地区。有时候，他们会使用集体名词，比如Eora意思是人民。在大一些的土著族群中，社区人口大概能达到50人，当地土著是父系社会，所占据的面积相当于3到4个现代郊区的面积。尽管关于他们的记录很少，但可能在1788年时，土著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模式，没有太多变化地运行了一代又一代，他们对自身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族群的风俗、信仰和仪式造就了他们生活的天地。土著们随季节变化在陆地上迁徙，短暂居住在树枝搭建起来的避风处或者洞穴中。土著们也不能区分自然和超自然的界限，因此巫术和魔法管控了他们的生活。但在早期来访的白人眼里，他们生活简朴，看起来很快乐。事实上土著的生活水平，不管是物质还是情感方面，确实要比当时的不列颠和欧洲的赤贫阶层要好。他们对个人财产没有太多想法（而大多数移民罪犯却正好相反）。

注：悉尼地区的土著语言分布区o1788年，土著人口约为5000人。（J.F.Kohen)

瑞西卡特湾谋杀事件发生后，菲利普决定和土著接触，他俘获了一个土著，并说服他新移民是很好相处的邻居。他的队伍抓到的第一个土著很快死了。第二个被俘获的土著，是来自曼利部落的贝尼朗，他逃走了。于是菲利普驾船捉拿，船行驶过曼利湾——此地后来成为重要的海滨郊区，而在当时却被原始森林和沿海生长的矮树林所包围。菲利普将港口命名为“曼利”（manly，有男子气概的）。在曼利湾，当地土著向他投掷长矛表示抗议，伤到了菲利普的肩部。似乎是理解了土著习俗的含义，虽然被攻击了，但菲利普没有报复当地土著，也没有再追寻贝尼朗。此后，贝尼朗重新用自己的方式主动接触新移民。渐渐地，土著和新移民间达成了和解。贝尼朗心态开放，聪明好学，他学会了一些英语，并成为总督府的常客。彼此的信任和友谊得到加强后，1792年，贝尼朗和另一名土著与菲利普一起回到了英国，觐见了英王乔治三世。贝尼朗一度居住在现今叫作贝尼朗海岬的地方，就是未来的悉尼歌剧院的所在地。

然而在1790年，危机再次出现。植物湾的土著用长矛向菲利普的猎场看守发起了致命的袭击——猎场看守是少数犯人中允许持枪并在危急情况下可以向土著开枪的人。菲利普随即炫耀式地派遣了一支船队，命令他们从植物湾带回土著首领。然而，他们并没有找到任何土著的身影。历史学家一直在质疑菲利普从未公开此次行动的动机。这是一次可怕的报复性行为吗？还是政府首次想要戏剧性地展示“法律和秩序”？土著很容易避开这种华丽的制服游行——这也许是一种戏剧化的警告方式，提醒彼此注意，土著们不要认为菲利普是个“软柿子”。如果这是政府的意图，这次炫耀确实起到了作用。种族关系不再成为悉尼地区的问题，和内陆边境的情况截然不同。

不久，土著族群开始涉足白人定居点，和新移民们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包括性行为，且不仅限于白人男性和土著女性。土著们发现沉迷酒精是对他们最大的诅咒之一。古老的土著传统是将本族女性借给来访者以表示友好，或是作为回礼。而在白人眼中，这种堕落的行为和年轻的妓女们为了有钱买酒或者香烟出卖肉体相似。土著间的暴力行径，包括对妻子的频繁家暴和部落间的冲突，让白人的中层社会感到恐惧。而白人对罪犯实行绞刑和鞭刑也同样使得塔鲁格人心生恐惧。土著群体间通常因为嬉戏或战争发生冲突，但报复性刺杀只在有些地方盛行。有时候，大部落间的战争会导致大量土著的死亡。土著们相信，无法解释的死亡源自巫术的诅咒，因此仇杀是很普遍的事。

1789年4月，天花开始在悉尼肆虐，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对当地土著造成了无法想象的打击。第一舰队的随行书记员估计约有半数的土著人口死亡。“印第安人（早期移民依照美洲的惯例将土著称为印第安人）的尸体在港口和海湾入口随处可见”，他写道。就像之前所注明的那样，天花可能源自北部海岸，那里有印度尼西亚渔民到访的足迹，他们带来了这种疾病，并在整个大陆上蔓延，造成了大量居民的死亡。天花的起因很多人都提出过看法依然是几个世纪来争议的要点，第一舰队不能完全排除在疾病源头的怀疑对象外，但是最可能的来源还是来到澳大利亚的印度尼西亚渔民。

土著人口在这一时期减半，而白人人口却翻倍了。到了1790-1800年间，悉尼的土著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少数民族。1789年，“茱莉亚”号也曾在短期内被叫作“浮动的妓院”为澳大利亚带来了250名女性罪犯。第二和第三舰队在1790年、1791年为殖民地输送了1000名罪犯，其间船上充斥着人们对疾病的恐惧。憔悴瘦弱，有时已经处在临死状态的罪犯，作为殖民地的新移民被塞进人满为患、临时用帆布帐篷搭建的医院里，或是被安置到其他临时凑合的避难所。登上船舰的罪犯超过半数死在航行途中，或是在悉尼登陆后不久就死去了。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船舱过于拥挤，营养不良，船上的各项条件都很糟糕。对比第一舰队的低死亡率和健康报告，实在让人伤心。和第一舰队首次航海的严格管控不同，负责接收第二、第三舰队罪犯的私人东家只为登陆的罪犯付钱，而不理会运输途中发生的各种意外。妓女们也随船队来到了澳大利亚。这种运输方式后来得到了改进，船只运送的高死亡率不再普遍。

第二舰队带来了最初一批驻扎在新南威尔士的军团。这个军团是英国陆战队专门为澳大利亚招募的，以这个军团替代此前的海军。海军并不喜欢殖民地，认为他们在殖民地的作用仅限于防护。这个军团是澳大利亚第一批非罪犯的自由民。军团的素质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人们给这个军团贴上朗姆酒军团［的隐喻标签。军团的成员们，尤其是军团官员们是不是利用商人以高价向犯人们售卖朗姆酒和其他产品？他们是否无情掠夺了土著们的土地以图向可能成为总督的官员献媚？还是说他们是把水平先进的农业和商业引进澳大利亚的先驱？他们是否比其他军团承担了更多的义务？这些受猜疑的陈词滥调都有部分真实性。为军团辩护的人们认为，商人们通过船运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亟需的物资，包括从南非带来牲畜，让澳大利亚受益良多，没有比这获益更多的贸易了；而他们和政府官员间的往来有待斟酌，况且此地商人贸易与政府的关系和其他地方相似，并无特别越矩之处；从记录上看，军团对土地的开垦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英国和法国因美洲独立在1793年开战，使得来到澳大利亚的移民更为复杂。很多美洲战场上的官员和军团一起来到澳大利亚。军团里包括年纪较大、不那么称职的军官和陆军监狱中一些军衔较低的人员。军团里也有最后选择留在殖民地的前海军成员，包括他们的司令官乔治·约翰斯顿中尉，一位亲切友好的苏格兰人。约翰斯顿决定留在悉尼的原因和其他海军成员一样因为一个女人。他和她同居，其后有了一个大家庭，并最后结婚。他的新娘是犹太人，以前在伦敦是一名扒手，名字叫埃丝特·亚伯拉罕，这样的女子在约翰斯顿所处的崇尚教养的英国上流社会圈子里并不受欢迎。约翰斯顿于1788年1月26日来到澳大利亚，他被认为是这批移民中最先到达的人。军团成员和女犯人间的隐秘非法的性关系或者婚姻是很普遍的事，也因此产生了很多这种新潮的家庭。

新南威尔士军团中最著名的人物要数年轻、脾气狂暴、自信又耽于梦想的中尉约翰·麦克阿瑟。他跟随第二舰队于1790年到达澳大利亚。不久之后，麦克阿瑟自掏腰包，从南非用船运送了第一批美利兰奴种绵羊到澳大利亚。在从南非的肥尾角、印度运送牲畜来之前，澳大利亚只有少量的羊，产出的羊毛有限，而且质地粗糙。麦克阿瑟看好殖民地畜牧业的潜力，认为可在澳大利亚生产出质量更佳的羊毛，当地也适宜美利奴公羊的繁殖。到了下一代，也由于麦克阿瑟的自我宣传，他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羊毛工业之父。约翰的妻子伊丽莎白则被认为是位更为优秀、用系统方法饲养并繁育羊群的饲养员。然而她没有约翰那样聪慧，不懂得如何使自己变得闻名。

澳大利亚亟需更好的农业耕作方式。18世纪90年代早期是饥荒时代。早期澳大利亚的农业耕作比较失败，即使是有帕拉玛塔那样成功的农场，依然不能满足澳大利亚的粮食需求。补给船守护者号带来食物补给，充实了第一舰队的粮食存量。然而守护者在1789年失事，新运送来的犯人数量超出了当地的食物补给上限。干旱的年份也随之到来。供应补给只能勉强维持民众生存在严格的定量配给时代，不管是犯人还是自由民，菲利普都一视同仁。为了保证供给，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对待违反法令的人。政府管理者随意使用鞭刑惩治用欺骗或偷窃方式获得食物的罪犯，以及那些在农场懒惰懈怠的犯人，全然不顾他们的健康情况。早期经历鞭刑的人很多都中风了。鞭刑不是殖民地特有的刑罚，在英国和其他国家被普遍使用，有很长的历史，尤其在海军中盛行（因为没有其他可行的严厉惩罚方式），在美洲的种植园中也被采用。随着时间流逝，鞭刑的使用也有所节制，中风的人数也减少了。

菲利普在1793年回到英格兰，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他的健康在治理澳大利亚的5年高压中受到了严重损害。他的继任者，同时也是第一舰队的船长约翰·亨特，从1795年到1800年治理澳大利亚。其后是菲利普·吉德利·金，他的任期是从1800到1806年。亨特是个严肃认真的苏格兰人，是秉承科学的自然主义者，他绘制了悉尼港口的地图并探索悉尼地区复杂的水路情况，包括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流向向北的河流。在菲利普离开亨特来接替他职位的两年里，政府管理困难，新南威尔士军团在陆军少校弗朗西斯·格雷斯的指挥下作为临时过渡政府，接替了原政府的管理职能，以军团自有的方式进行管理。军团带有明显的私人企业性质，在其治理下，售卖进口的朗姆酒（朗姆酒是出名的烈性酒，大多数朗姆酒来自印度）等贸易活动异常繁荣。军团还私自将土地授予军团内部人员。朗姆酒并不总是让人喝醉，而是成了以货易货、物物交换的媒介，因为殖民地没有稳定的货币。朗姆酒的消耗量很大，尽管从1796年开始，政府耗时两个世纪试图规范、教化澳大利亚人的豪饮之风。

政府对私人拥有土地的承认在逐步增加。主要原因是政府希望能激发个人的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消除殖民地政府粮食储备的压力，最终达到殖民地粮食自给自足的目的。同时此举可以为犯人们提供工作，鼓励退役的士兵们留在殖民地组建紧急部队。政府没有就授予土地的问题询问或补偿当地土著，他们本该给予土著相应的利益，而不是让土著族群在1790年依然处于饥荒、孤立的状态。当时悉尼地区的土著人数在5000人左右，白人移民的数量已经开始超过土著。很久之后，当土地应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时，没有人认为采集狩猎者们对原先大片未开发的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此外，移民到其他地区不再像过去那样普遍受到官方的控制，他们就此涌入上述的这些神圣之地。

随着政府做出决定，将先前的犯人留在殖民地，在伦敦的菲利普决定允许殖民政府向移民授予土地。从美洲殖民地回国的犯人曾被视作麻烦，而在殖民地的勤奋生活让他们保持了一种革新精神，这是英国所需要的。事实上，确实很多犯人在刑期满后选择回国工作，而更多的人选择接受土地授予，留在澳大利亚。菲利普起初对促进前犯人们转变为农民一事并不热心，他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是管理一座监狱；他不希望手下官员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件事情上，同时也质疑这么多有前科的犯人是否有在土地上进行耕作的资质和能力。服刑期满的犯人数量增加得很快，很多人在1787年来到澳大利亚前就已刑期过半。殖民地也有对行为良好的犯人实行赦免的情况。形势的变化和对更多粮食的需求促使了首次的土地授予。尽管在实际操作上有过很多改变，但平均每个已服满刑期的犯人都被授予了20公顷土地。而前兵团士兵和自由民、政府官员、投资者们得到的土地更多，然而，200公顷已经是很少见的大面积土地授予了。

注：早期的帕拉玛塔，约瑟夫·莱西特（JosephLycett)。（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

起初，土地授予的范围在帕拉玛塔周围。菲利普经过系统的安排，选择了这块土地以及有资格接受授予的农民，同时他也以父亲般的眼光关注着他们。刑满释放的犯人们并不是理想的耕作者。很多人都有懒惰、酗酒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并不是合格的农民——但仍有少部分人坚持开垦土地——许多人失败了。有时候，他们会把土地转手给士兵们以换取烈酒。出乎意料的是，还是有很多人取得了成功，成为第一代奋斗的澳大利亚农民。早期殖民地把这些农民叫粗蓝布，因为他们总穿着蓝色粗布的服装。他们是澳大利亚小户农民的先驱，是有名的精明强干的一代人（据说，当时的农场主和农民们一起在土地上辛勤劳作，勉强糊口）。

第二和第三舰队损失惨重的航海历程也给澳大利亚带来了正面影响。1790年，政府在环绕里士满和温莎两地的霍克斯伯里河灌溉的沃土上开辟了新的农业区，此地在悉尼西北50到100公里处。在这里，重获自由的犯人们在短短几年内转变为成功的农民。这里是殖民地最好的耕地，尽管严重的洪灾偶尔也会祸害这里的粮食种植区。几代下来，这些万幸的农民后代，成为当地的核心人口。从1787年开始，海外船只为殖民地带来了很多种子、插枝、植物、动物和家禽。这些船只大多来自英国的开普敦，其余来自英国的其他地方，或者巴西等地。纵观悉尼盆地，这些小农场的所有者都是服刑期满的犯人们，他们占据了较肥沃的土地及更多房产。为了农耕和放牧，他们也将高原和轻质土壤地块纳入囊中。免付薪水的罪犯也被安排到这些兴旺起来的地方劳动。他们从事大量的繁重劳动，很多人最后被训练成个体经营的农民，其余也成为农场和灌木林的雇用工人。到了1800年，果园和满是蔬菜谷物的田园遍布广阔的悉尼内陆。经过了20年，政府让渡了新南威尔士80000公顷土地，成为人们的永久不动产，大多数土地位于悉尼盆地。即使经过人为改造，这些广阔的土地上依然保有茂密的灌木林。

政府在沿霍克斯伯里及毗邻的皮恩河地区也开辟了新农业区。然而这里首次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冲突。起初，白人和土著的关系很友好，但土著比悉尼沿海的白人们更依赖于当地的食物甘薯。他们采集甘薯的根（很有营养和种子。新移民们对土地的占有和利用彻底毁掉了甘薯生长的区域。土著们开始在丰收季节抢劫农场。干旱季节的到来更加剧了彼此关系的紧张种族冲突经常因为旱灾变得更遭。起初各种小冲突导致双方各有死亡，但到了1795年，一支新南威尔士军团开始激烈报复，导致了更多的土著死亡。这一时期正是菲利普离任，而他的继任者亨特尚未到澳大利亚上任的时候。陆军上校威廉·帕特森是过渡时期的管理者，而他对维护白人和土著间和谐的关系并不感兴趣。亨特则采用调停的办法，毕竟殖民地很依赖霍克斯伯里地区生产的玉米和小麦，他小心地推行调停政策，效果好坏参半。种族间的紧张得到了暂时的缓和，但在1805年又再次死灰复燃。当时，金总督为移民安置的事情和土著做最后商议，最终紧张态势得以缓解。植物湾土著潘坶嵬和他的儿子，多年来领导着西部地区攻击性极强的土著族群。他们对抗新移民的起义有复杂的原因。潘坶嵬很可能是杀死菲利普猎场看守人的元凶之一。他是否领导了反抗英国殖民的战争？他是否是当地丛林居民的领袖？还有个不易弄清的历史谜团，他的队伍里是否有发配到此处的白人罪犯？此类起义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时有发生。简单地用现代的二元观点来解释是不够的。尽管如此，潘坶嵬作为英勇反抗殖民者的领导人形象在两个世纪里有着很强的感染力。潘坶嵬最终被放逐并在1802年被想要领取赏金的移民杀害。那时，西方世界对澳大利亚土著极其好奇，国王下令将潘坶嵬的头保存起来，并寄往英国以作研究。潘坶嵬的儿子后来成为约翰·麦克阿瑟的朋友，并在当地的纠纷中对他施以援手。

此时的澳大利亚归金总督管制，他出身海军，是个严格执行纪律的人。他的脾气虽然暴躁，但是个善良的人。他审视着新开发的殖民地及新堡垒的建设。英法在北美殖民地进行的独立战争加速了这一进程。在金总督的建议下，虽然热情寥寥，但对战争心存忧虑的英国政府还是在1803年派出了两艘载有罪犯和自由民的船只前往澳大利亚，参与建设新的移民点——菲利普港。这个移民点距离将来的墨尔本市南部100公里。金总督还派出一只载有罪犯和士兵的船只到达里斯东港口，于现今霍巴特地区的对面，开辟新的定居点。开拓新定居点的首要目的是及时预知法国是否要在此地移民，因为如果走水路的话，此地通过巴斯海峡就能到达法国殖民地，相隔不远。金总督和英国的报社都对未来在澳大利亚南部扩展殖民地的可能性抱有热情，并已秘密探寻过巴斯海峡的情况。金总督预见了殖民地开拓更多农田的潜力，他将更多的罪犯组织起来，分配到悉尼附近。

在不列颠对澳大利亚南部推进之前，一些杰出的航海家已经到过南部。殖民地年轻的外科医生乔治·巴斯，海军上尉马修·佛林德斯用一只巨大的露天划艇（他们给它起名叫拇指汤姆探索过南部地区。此后他们在1796一1799年间的航海中仅运用了风力帆船。这有利于年轻的航海者厘清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水路网络，并通过环游该区域证明了范迪门斯地区（塔斯马尼亚实际上是一座岛屿。两位航海者在来澳大利亚的船上相识，他们的科学探险出自对南部海域的探索热情和浪漫想象。将塔斯马尼亚隔开的海峡被命名为巴斯海峡。由于他们是以悉尼为方位参照，巴斯将当地海湾命名为韦斯顿波特（意为西部的）湾，事实上这个海湾位于墨尔本的东南面。其后的探险家们探索了菲利普湾，这个海湾的命名源自创立殖民地的总督之名。1802-1803年间，佛林德斯在侦查者号上环游，调查了整片大陆，填补了早期探险家的信息空白，特别是关于南部海岸的信息。佛林德斯在当时很出名，他的发现让大家接受了澳大利亚作为这片大陆的名字，而新荷兰则逐渐不再被提起。

两个新的移民点被证明并不适于生存。在菲利普湾的移民点，接近现在的索伦托，是将来这个国家最昂贵的房地产地段之一，但在1803年，这个地方沙化严重，不适于耕种。淡水供应不足，海湾的水也很浅，不能承载大吨位的货船，船被迫停靠在离岸较远的地方。在码头工作的犯人们不得不远距离运送货物。内陆复杂的地形不利于航海，法国人不会选择此地作为突破口。1804年，索伦托的司令官大卫.柯林斯放弃了这两个移民点，选择条件更好的霍巴特作为新的城镇定居点。在建设里斯东定居点时，士兵们可能向土著们开火并杀害了几个土著，但通常关于这种事的证据都不足。皇家海军成员柯林斯是随第一舰队来的律师，霍巴特和墨尔本的主要商业街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官方通常忽略了一点，他一直是“霍巴特镇”（命名源自罗伯特·霍巴特，当时的国务大臣）的司令官，直到1810年他去世为止。

1804年，金总督在范迪门斯地区建立了一个额外的定居点，用以强化对抗法国的地理优势。第一个点是乔治镇（命名源自当时英国国王的名字），在泰马河的河口。但1806年，定居点搬到了更好的地点——上游的朗塞斯顿镇（命名源自国王在康沃尔的家乡）。1807年，诺福克岛上的小股农业移民（他们大多是随第一次赴澳船队到达此地的）抛弃了诺福克，约有500人搬到范迪门斯。这些诺福克新移民，就住在霍巴特的上游地区。早期的范迪门斯地区，氛围非常轻松，罪犯们和自由民单纯地彼此为邻，形成微小、边远的社会。

欧洲各国的在新地盘上建立长期统治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认为占领欠发达的、采集狩猎者所有的土地是理所当然的。永久居住在这些地方是促使该地区转变为农业社会的关键步骤，尽管这会导致与当地土著的战争。1800年，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合法占领、世袭所有或强行占有间的区别依然很模糊。这也可以解释巴斯海峡的小股移民热。19世纪初，范迪门斯地区的白人人口在1000人左右。1803年，当地土著的数量估计在500～20000人之间，通常2000～5000人的土著群体更为常见。他们祖先的足迹可以追溯到3万年前，但海平面的升高，在长达12000年间隔绝了土著群体间的交流。和大陆土著相比，范迪门斯地区的土著个头更矮，肤色更浅，头发更卷曲，生活方式也更为简单，此外他们并无太大差别。范迪门斯地区的土著数量一度很大，但长期隔绝影响了族群的繁育能力。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尽管发生在遥远的欧洲，依然让新南威尔士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政府担心罪犯们会趁机叛乱或法国人会攻击殖民地。更多的担心是害怕法国声东击西。法国国内的麻烦让它无暇顾及殖民地，尽管悉尼曾在拿破仑1810年的航海计划内（但并不是排在最重要的位置）。18世纪90年代，从遥远的欧洲不时传来恐怖统治、不停有人被送上断头台的消息，处在边远地区的殖民地政府时刻处于紧张状态，移民城镇的人口基本上是现役罪犯或此前曾是罪犯，因此政府一直保持着严厉的防御状态。

1801-1802年间，一只法国科学探险队在尼古拉斯·博丹的带领下对澳大利亚和范迪门斯地区的南部海岸进行探查。博丹向当时的悉尼政府保证他没有殖民野心，但他的队伍里一些年轻的民族主义官员并不认可他的做法。这使英国对范迪门斯地区的殖民地一直采取防范措施。其他的法国探险先锋也在这个时期来到范迪门斯地区。他们对太平洋的科学探查做出了贡献，该地区的很多地理标志都用他们的名字命名，比如帮助绘制了该地区海岸地图的马里恩·迪·佛伦（1722），孔特·惠·拉贝鲁兹（1788）以及布鲁尼·邓特尔卡斯托（1791）。研究表明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及之后都没有在澳大利亚殖民的野心。

革命的影响依然在殖民地留下了印迹。1800年左右，一艘载满了爱尔兰起义（1798）犯人的船到达澳大利亚。爱尔兰起义联盟的成员大多是市镇里的中产阶级。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他们起义的目的是追求一个更民主、更独立的爱尔兰政府。他们联合了天主教农民群体，农民群体的要求是和地主达成更有利自身的租赁条件，其中夹杂了两者的长期矛盾。起义的领导者做好了迎接拿破仑的准备，拿破仑打算派遣军队帮助爱尔兰从正在欧洲作战的不列颠中独立出来。在政府的杀戮镇压下，起义失败了。其后，1803年的再次起义也被镇压。两次起义的领导者都被判处死刑，近千名起义者被判处流放悉尼，这些人大多在帕拉玛塔附近的政府农场工作。

悉尼的政府官僚并不喜欢这些新来的政治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刺激，悉尼政府的神经相当紧绷。殖民地的爱尔兰犯人对殖民政府的怨恨源自他们无法知晓自己被判处的罪名和刑期。由于审判是在军事管制的氛围下匆忙结束的，以至于判罚没有很好地区分流放犯人中哪些可以得到特赦。

1801年，金总督残忍地镇压了一次可疑的暴动。殖民地的紧张情况开始缓和。然而1804年3月，一支由200个罪犯组成的军队纵火焚烧了政府在凯斯尔山的农场，该农场就在帕拉玛塔附近。这支军队的领导人参加过爱尔兰起义，但队伍中包括了英国其他地区的罪犯。他们的武器一开始是木棍和园艺叉，一路上招募其

注：凯斯尔山起义高潮，1804年，无名艺术家作品。（雷克斯·南·凯威尔收藏，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他农场罪犯，同时抢夺所到之处的武器，向霍克斯伯里进发。霍克斯伯里有和他们一样遭受不公待遇的前罪犯们，如果得到他们的响应，叛军的力量就会更强大，甚至可以控制整个殖民地。叛军领导人希望能在港口弄到一艘载大家回故乡的船，但有人向金总督告了密，总督派出一支军队，协助新南威尔士军团在今天的劳斯山附近俘获了近400名叛军。有15～70名叛军被当场击毙，9位叛军领导在夜里就被绞死。还有9人被判处鞭打200～500下不等。还有50人被发配到纽卡斯尔的矿场服役。这些犯人是以煤炭资源闻名的卡尔河地区的首批常住居民。

人们对于叛军起义的背景一直没有弄清，但有详尽的证据表明，起义军错误地相信拿破仑的军队会占领殖民地。金总督一度怀疑一个以莫里斯.玛格罗为核心的团体。这个团体协助英国的政治犯和法国取得联系。金总督最后决定将这个嫌犯团体流放到范迪门斯地区。这个团体中温文尔雅的玛格罗很可能是澳大利亚第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是人们说的“苏格兰殉难者之一。1793年，因涉嫌在爱丁堡煽动革命，玛格罗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此后，出现在殖民地的爱尔兰革命者都受到当局重视。出身北爱尔兰的亨利.福尔顿，英国国教的牧师，因为发过（和革命有关）密誓而被判刑。他曾是金总督的继任者布莱总督的牧师。不久之后，作为内皮恩岛前沿卡斯尔雷区的牧师，他主管一所学校，指导当地乡野孩子和罪犯们的子孙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理查德.德里的孙子是塔斯马尼亚的州长，詹姆斯.米汉是测绘局副局长，而约翰.德维尔是帕拉玛塔的郡警察局长。很多居住在悉尼西南面利物浦地区的爱尔兰人及他们的后代都融入了新南威尔士西南部的生活。爱尔兰罪犯和第一舰队装载的英国罪犯一起构成了今日澳大利亚人口的早期源流。美洲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聚集的地方，19世纪40年代，在成熟社区里大量的农民是新教徒。而在澳大利亚，早期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就曾同船抵达此地，他们没有宗教上的区别，共同塑造了今日澳大利亚独特的风格。

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革命者中出现了澳大利亚第一位天主教牧师。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只有一位英国国教牧师。起先由理查德.约翰森担任，后来由塞缪尔.马斯登继任。不知是否因为天主教牧师的缺乏，政府疏忽了在殖民地鼓励宗教多样性。悉尼的詹姆斯·哈罗德神父和詹姆斯·迪克逊神父最初的工资是由悉尼政府发放。但金总督开始警惕爱尔兰人集会，并开始起用盖尔人，撤销了神父享受的政府福利。神父们不得不低调地进行传教。他们回到爱尔兰后，殖民地在好几年时间里都不再有天主教神父。

在有预兆的特别情况下，殖民地发生了总督被反叛军团驱逐的事件。1806年，威廉·布莱接任了金总督的职位，他喜怒无常，欺凌弱小，满口脏话，但同时也是位勇敢而坚定的船长，1789年邦蒂号暴动发生时，他作为船长和支持他的海员一起被流放。威廉总督试图压制新南威尔士军团的势力，在威廉和金总督交接的过渡时期，军团在军队首领乔治·约翰斯顿上尉的领导下，通过土地授予成了殖民地上一大势力。伦敦授予军团的实际领导约翰·麦克阿瑟在悉尼西南面的康登附近一片巨大的地产，让他实现增加羊毛产量的雄心。

这激起了布莱总督的不满，他决定对抗军团的势力。他愤怒地说：“你们想拥有人们之前闻所未闻的羊群或牛群吗？”在很多方面，布莱是个优秀、强有力、善意而富有革新精神的总督，他得到了西部地区小农户的支持。然而就是一些小事，激起了军团的反叛。

就像当年他在邦蒂号上遭遇反叛一样。历史不能还原布莱如何因他的独裁、狂暴的脾气和侮辱人的风格给自身带来麻烦的，也不能体现他改革的热情。

注：推翻布莱总督，1808年。新南威尔士军团声称总督为躲避他们而藏在床底下。布莱总督说他是藏起来销毁文件，躲过逮捕后可以召集军队对抗叛军。

以两个世纪之后的眼光来看，这些表面的不和并不值得犯兵变的险以及因为叛变牺牲生命。然而，在1808年2月16日，这一天是英国人初登澳大利亚的第二十个纪念日，新南威尔士军团在约翰斯顿的领导和麦克阿瑟的组织下，向总督府进发并逮捕了逃往霍巴特的总督。约翰斯顿和其他军团领导想要向伦敦解释兵变，而在经过了漫长的庭审后，军事法庭对叛变做出了并不严厉的惩罚反叛者们被剥夺兵役，责令其回到悉尼附近授予他们的土地上，保证良好的行为。

注：速写——澳大利亚第一座英国国教教堂，建于1793年。1798年，圣菲利普教堂随之建立。（来源：米切尔图书馆）

注：①英亩，面积单位，1英亩约合0.004平方公里

3 澳大利亚的形成

澳大利亚大部分人群居住的地区在30年间持续变化着。1820年，欧洲人只占领了100公里的飞地，集中在悉尼附近。霍巴特、朗塞斯顿也有他们的前哨堡垒。当地土著住在千年前就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虽然没有文献记录。1850年，白人移民希望能将殖民地扩展到热带地区，除了山地和旱地，其他的土地都落入白人移民的统治之下。旧式由罪犯构成的社会结构已经在大陆上消失，这片安宁的大陆开始加入到世界中来。

引起这种惊人变化的媒介是无数靠人力踩出来的小径。1800年，澳大利亚只有几千只绵羊，大多数是早期随船只来到澳大利亚的绵羊后代。20年来他们繁殖了超过25万只绵羊，这些绵羊的毛质量上乘，能在伦敦的羊毛市场卖出很高的价钱。又过了25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羊毛供应地。

牧羊人驱赶牛羊群越过蓝山进入新南威尔士内陆，在1820年前后，牛羊群通过荒凉的砂岩地带悉尼盆地进入澳大利亚西南部，伊拉瓦拉和猎人谷地区。在范迪门斯地区，牛羊群的活动范围扩张到了有牧草的高地上，高地连接了两个犯罪移民的据点。18201830年间，白人移民在澳大利亚西部站稳了脚跟，并在不久之后扩张到了澳大利亚南部。1834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牧羊人和捕鲸者离开了有丰富食物贮存的范迪门斯地区，为了找到新的牧草，忍饥挨饿乘坐小船穿过风雨交加的巴斯海峡和海洋，发现了维多利亚州的波特兰港。接着范迪门斯地区的移民又发现了墨尔本。

英国移民们驱赶牲畜们闯过灌木丛，沿着车轮碾压出来的路径前行。其中一些路径以早期土著们踏出的小径为基础。林中树木还有斧头砍伐的痕迹，表明人们有意按照使用需求开辟了一些新路径。由于殖民地马匹不多，人们大多依靠步行，少数企业的领导者可以坐在马背上前行。公牛的繁殖引发了两轮牛车的兴盛。

这种车可以搭载少量货物。“heighhofornewcountree”就是一首讲述向丛林小径行进的骑兵队的歌。牛群哞哞叫着，尘土飞扬，

注：装载羊毛的马车从垫石山上下来（在蓝山脚下），S.T.吉尔0早期的牧羊人使用两轮牛车，因为乡村粗陋的道路不适合四轮马车的刹车和弹簧装置，也因此公牛在内陆的繁殖比马匹要多0（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

狗在吠，羊群大声叫着，宣泄它们内心的不安。放牧迁移的大多数人都是正在服役或者服役期已满的罪犯，随后其他背景的人也加入其中。渐渐地，因放牧而迁移的人群中，无论阶层，都会戴巨朱蕉材质制成的平顶帽，穿红色或蓝色的T恤，用黑烟斗抽烟，大部分时间都胡子拉碴。其中一些畜牧者曾经是罪犯，或者是罪犯们的后代，更多人不是来自早期军团或者行政人员家庭，就是军团或这类家庭雇用的佣人。新南威尔士军团的背景在畜牧者中很常见，包括军团中的低阶成员。也有从不列颠群岛来的新人，他们中有人在母国就从事畜牧业，或者曾在印度服兵役，被澳大利亚蓬勃发展的羊毛产业吸引来。悉尼地区相当多的富有家族也将地盘扩展到内陆来。很多公司在悉尼当地和英国国内都有驻地，这样便于羊毛销售。有人想要增加家族的地产；有人则想得更为长远，在内陆建立贸易站点，然后再将之出售。

最受畜牧者喜爱的开阔草地地带，在新南威尔士被称为“plain”（平原）。但这样的地带是很罕见的。巴瑟斯特、亚斯和古尔本平原，远离新南威尔士南部的“蒙埃罗地区”，很早就被畜牧者占领了。从墨尔本延伸至南澳大利亚的玄武岩平原对塔斯马尼亚的畜牧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这些生活在世外桃源的畜牧者们养育的羊群能产出最好的羊毛，比之前悉尼地区出产的羊毛还要好。

官方一直认为大陆上有不同类别的畜牧者。实际上由于缺乏调查和管理，畜牧者间的差别模糊不清。到了1830年，很多原属政府的土地被侵占，最后也得到了政府的授权，或是被买下。即使是未被分配的土地（按照法律需要得到批准使用的证明），也被用来放牧了。土地使用的标准变成使用者要有足够经验和资金使土地生产力最大化。“授权”通常指使用者先付给政府一笔钱（首付），然后在此后的年月里分期付清。然而，很多人，尤其是有犯罪背景的畜牧者，对还未分配的土地实行强占策略，他们是第一批“公地非法占有者”。

政府则参考在北美洲实行的政策，巩固扩张现有的土地，打击分散的非法占有公地。1826年，政府宣布了《移民点限制法令》，并指定19个郡县作为移民点，从悉尼向外推了150～200英里（250～350千米），以巴瑟斯特考兰地区，即今天塔里地区的曼宁河以及现今堪培拉南部的马兰比季河作为边界。土地的出售和授权都限定在这个范围内。然而，畜牧者和他们日益增加的支持者都反对这个限制法令，在1830年以前，他们就已经把畜牧地区扩展到法令禁止涉足的地区。起初，很多服役期满或逃跑的罪犯在这些地区窃取了很多牲畜、土地，而当地行为良好的前罪犯觉得为这些犯人们提供些牛羊是可接受的行为。虽然这些罪犯被贴上公地非法占有者的嘲讽标签，但他们得到了当地有声望的人的支持，这标签的含义开始等同于实际上的畜牧者，而不是社会给他们的贬称。这是《移民点限制法令少正反双方斗争的结果。

1833年，政府指派了少数人员在法令限制的地区管理王室土地，照看公家利益。然而三年后，政府不得不向公地非法占有的合法化妥协，出台了用费用换取畜牧许可的做法。这和早期畜牧者将畜牧范围扩大超过蓝山的情况相似。起初政府想要借用英国国内的做法，允许畜牧，但土地属于公共用地。然而数年后却变成了承认土地所有权私有。公地非法占有者们乐见其成。交费后，畜牧者可以取得土地的租赁权长达十四年，使用边界也更为明确。

错过草场平原的畜牧者在灌木丛中定居，很多灌木丛在此前数个世纪起就被当地土著有规律地焚烧，形成了开阔的地面和草坪。在19个郡县以外，当畜牧团体发现他们喜欢的畜牧地点时，他们会建立起大牧场（station或者run）。首先到来的人占领的是高质量的田园，随后到来的人占领了他们所能获得的一切地方，其中混杂了不同土质的内陆土地。政府的政策起初规定畜牧者要有4000只羊和200头牛才符合申请用地放牧的条件。此后要求变更为10000只羊和500头牛，并至少要有一个大牧场。政策规定的条件有相当的空间，不需要特别巨大的财富，一旦财政稳定下来，很多早期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克服。有钱人正日渐积累更大的地产和更多的财富。他们喜欢沿着水道建设自家宅院，并认为最完美的宅院就是建在河边。

新移民们在大牧场上选择合适的地点建造牲畜栏、宅地，甚至给工人们建造容身的小房子。这种小房子通常使用当地木材做成的木板搭建。工人们用泥和草的混合物填补板材的缝隙，再用树皮或者茅草覆盖屋顶。当租赁体系在19世纪40年代末确立时，超出法令限制区的牧场的面积大部分小于20000英亩，但有些牧场的面积超过20000英亩。在法令限制内的区域，牧场面积通常要小些，但牧场主的土地所有权是受保护的，因而也促进了牧场的发展。

澳大利亚终年常绿的优质牧草、充沛的阳光、企业成熟的技术、足够多的羊群饲养员、世界对羊毛原料的迫切需求都刺激了畜牧业的蓬勃发展。处在羊毛产业核心的是美利奴羊。西班牙统治者极少同意让美利奴羊的良种畜随商船出口到国外，直到18世纪末，西班牙革命期间，法国的介入终止了这种垄断行为。然而，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出口到国外的美利奴羊数量依然稀少。1797年，中途停靠在开普敦的商船将美利奴羊带到了澳大利亚。英国在拿破仑掀起欧洲战争的时期占领了荷兰的开普殖民地，以防其落入拿破仑之手。在时局混乱中，这批美利奴羊群被售卖。开往悉尼的两艘商船的船长出资购买了其中一些羊，尽管大多数羊在航行中死去，但幸存的羊群还是被军团和当地官员抢购一空。这些羊群后来成了澳大利亚羊毛产业的核心。随着西班牙霸权的衰落，饲养员们进口了很多美利奴公羊，大多数引进自德国东南部的萨克森一西里西亚地区。那里是西班牙外，第一个主要的优质羊毛产地。澳大利亚饲养员们将美丽奴羊和殖民地常见的南非人印度羊进行杂交。后两者的毛较为粗糙强韧，逐渐改良了新品种的特性，增加了新品种的繁育数量。到了1830一1840年间，市面上澳大利亚出产的高品质羊毛产量已经超过了萨克森一西里西亚地区。在1840一1850年间，西里西亚地区放弃了竞争。澳大利亚终年常绿的牧草地克服了牧羊需要迁徙的不利因素，而西里西亚地区的牧草地有限，在冬季还需要专门建房来保护羊群免受寒冷。澳大利亚进口了大量的萨克森公羊，随后不久，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德国人也开始移居澳大利亚了。

起初，羊毛产业主要集中在悉尼西部地区，此地可以远眺蓝山。服役期满的罪犯们转变成农民，在肥沃的低地种植粮食。而看管他们的前狱卒，带着正服役的罪犯工人在陡峭、土质较差的乡间畜养牲畜。由于澳大利亚牧草场终年常绿，阳光充足，满足了美利奴羊群对日光的要求，澳大利亚的牛羊数量在这个时期飞速增长。大部分的欧洲地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欧洲地区往往更为潮湿，不是最理想的畜牧场所。美利奴羊群在干燥地区的繁育数量比在潮湿的海岸地区多。

19世纪40年代末期，畜牧业的兴盛成为经济繁荣的典型特征。由于发展迅速，也出现了不顾后果的产业扩张和大量坏账。羊毛产业的生命线维系在英国对羊毛的高需求上，反映了时代对纺织材料的极度需求。时代对纺织面料的需求也带动了美洲地区棉花产业的兴盛。1839年，英国的纺织原料爆发了过剩危机，羊毛价格也随之下跌。但当时信贷宽松，所以羊毛产业依然继续扩张。好景不长，两三年的痛苦日子取代了先前令人兴奋的时光。澳大利亚依然有足够的新生羊群，有足够干燥的边远土地用于畜牧，但经济变得困难，日子不如往昔。

畜牧业对澳大利亚土地的影响并不大。在18401850年间，定居在新大陆乡间地区的白人约为5万人。从土地承载量方面考虑，这个数量没有对土地造成压力。为了清理出更多牧草场，人们环割树皮、砍伐树木，清除了很多灌木丛，然而直到20世纪，澳大利亚大部分土地依然覆盖着森林和矮树丛。畜牧业要求人们按一定的规律焚烧土地，促进牧草生长，如同千年来当地土著的做法一样。澳大利亚羊群的数量从1820年的9.9万只增长到1828年的80万只，并在1850年达到了1500万只。即便如此，这个数量还达不到一个世纪后羊群总量的百分之十。

很多新建的大牧场使用土著语言命名。悉尼在畜牧业向西迁移的时候引进了这种命名方式，用来表明这些土地是畜牧者和政府达成租赁协议后才占领的，并不鼓励畜牧者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土著们通常用当地的自然特征命名而不是起一个现代意义的地名。这种命名方式影响了牧场附近的庄园和城镇等的命名。而其他城镇和大多数的郊区在建立后通常会起一个英国或欧洲名字。

澳大利亚羊群数量的增加有赖于健康、合格和多产的小羊羔，只有少部分羊羔被用作食物。和羊群增长的原因相似，牛群在澳大利亚的数量也从1820年的5.4万头增长到1840年的37万头。澳大利亚的鲜肉市场有限，而牛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四只脚的流通货币，人们直接把它用于商贸交换。早期畜牧者用小公牛拉载四轮或两轮运货马车、犁，当时马匹在澳大利亚是稀缺资源，且价格昂贵，难以养护。马不能像牛那样从当地粗糙的灌木和草地里汲取足够的养分，还需要人为提供谷物做饲料。两轮运货牛车比起四轮马车更适合澳大利亚原始的交通情况。在道路交通原始的乡间地区，四轮马车不能刹车，安全操纵也是个问题。

牧羊人通常是正在服役或此前曾服役的罪犯。白天，他们带领约500只羊在各大牧场间辗转，找寻适合的牧草地。到了夜晚，他们把羊群驱赶进简陋粗糙的围栏里，以防羊群被在此地徘徊的澳大利亚野狗袭击。牧羊人们住在用灌木搭建的小屋中，有时也会有守夜人或小屋的管理人一起作伴。牧羊是很孤单的生活，很多牧羊人曾在伦敦或都柏林做过小偷，却在这种枯燥的环境下成为了优秀的灌木清除工，甚至在不久后转变成早期的牧场主。牧羊人的食物全部来自草原牛羊肉，或者是切碎的袋鼠或鸸鹋肉，配上果酱或茶。袋鼠的皮毛也常常被用作衣料和寝具。大牧场内的工作人员通常年轻粗俗，有时情绪不稳定，或者天生就是流氓和恶棍，他们被艰苦的生活磨炼得格外残酷。虽然他们友好地对待土著，但同时也抱有谨慎疑虑的态度。很快，由于畜牧无意地冒犯了由来已久的当地传统，彼此间的这种友好转变为暴力。在新地区开展畜牧的人们通常要配有毛瑟枪以自我保护。

在畜牧业的推动下，范迪门斯地区的白人人口在1810年达到了2.4万人，占澳大利亚非土著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十年前该地区非土著人口只有几千人。此地的新移民大多数是罪犯，使得出生在当地的白人数量快速增加，同时当地也有很多新来的自由民。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政府的大力推荐，同时自由民们自身也有资产，并获得了政府的土地授予。

19世纪20年代，移民们的目标是成为英国式的自耕农。这类自耕农有资产购置最好的生产工具，还有良好的耕作技术生产粮食，土地和使用罪犯雇工带来的出口收入足以使自耕农们抵御来自城镇的诱惑。澳大利亚此时要和南非的开普殖民地、美洲中西部和加拿大的安大略地区展开人力资源竞争。长距离、陌生感、严酷的刑罚氛围对于还需要自费前往的移民来说是极大的障碍，某种程度上又放大了澳大利亚的吸引力：除了自由，澳大利亚的土地比北美更靠近海港，罪犯工人的成本低廉，温润的气候使草场终年常绿。这些优点抵消了其存在的缺陷。土地授予的面积不是成千英亩，而是一次性授予上百英亩。但在某些适合的地区，也会授予少量面积的土地。移民的生活并不容易。航海的过程意味着和一群满怀愤懑的乘客几个月待在狭窄幽暗的船舱里，频繁地承受海上暴风雨的冲击。船上的饮食是又干又咸的腌肉和土豆，一直吃到它们腐烂为止。低级船上的饼干和粥的材料是晒干的豌豆，要是配给不足，连豌豆都很少见。

1831年后，土地以最低价格进行拍卖。1英亩（0.4公顷）5先令。此时大多数的土地已被绘制在地图上。土地出让是为了给贫穷的移民们提供能持续经营和改善生活的资本。起初土地价格相对便宜，约等于北美土地价格的四分之一，但1842年之后，升到1英镑1英亩，和其他殖民地相比，此处的土地价格不再具有竞争优势。此时，羊毛产业有了兴盛的势头。

史诗般的海陆探索发生在强占公地的现象大量出现之前。悉尼殖民地稳定下来后，移民们对更深入的内陆有过很多推测。一个人们广为接受的想法是内陆有一片海，也许出口通向探险家们曾经标注过的北部大河。很少人意识到，澳大利亚大部分都是极度干旱的地区。

早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19世纪初，船队频繁停靠在悉尼和霍巴特的港口，使两地成为贸易城镇，码头和船坞林立。越洋船只和当地的小型船只一样，通常停靠在霍巴特。船只通过废弃的港湾，沿着弯曲的河流而上，甚至因此起到灌溉霍克斯伯里河沿岸农田的作用。造船业成为吸纳当地劳动力的重要产业。到巴斯海峡猎捕海豹是另一项重要产业。几年后，猎捕鲸鱼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船队（尤其美国）来到悉尼和霍巴特。当时鲸鱼油在世界范围内需求旺盛，被用作灯油。当地企业也支持海豹贸易，前罪犯和途经此地的水手加入到猎捕海豹和鲸鱼的行列中来。海豹的皮和油，鲸鱼的骨头和油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大多数捕猎者集中在南部海岸及塔斯马尼亚附近的海域上。

离悉尼盆地西面80公里距离的天然壁垒蓝山，对于以海军进行管理的殖民地而言是个天然障碍。该地区有极易被腐蚀的岩层，经过千年演变，形成错综别致而又危险的悬崖，对早期想要测量此地的探险家来说是极大的挑战。茂密的森林覆盖着山脉，就像布拉格兰和格罗斯山谷之间被巨大的悬崖隔开一样。

1813年，历史留下了3位年轻的探险家的足迹。他们和4位助手一起，通过由大型山谷构成的堤道，越过了山脉。他们到达了山脉的西部斜坡，在现今维多利亚山的附近。 这3位探险家分别

注：今天的蓝山。山峰的主路由天然形成的堤道构成，穿梭在险峻的悬崖和巨大的山谷中。（单位：英尺①）

是：约翰·布莱克斯兰，是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自由民，从事畜牧业；威廉·劳森，也从事畜牧业，此前曾是新南威尔士军团的军官；最后是出身于诺福克岛的威廉·温特沃斯，时年23岁，后来成为殖民地的重要人物，此时他刚获得自家的田产。他们探险的动机有冒险和好奇心的成分，但他们更想通过探险找到新的草地，此时干旱再度来临，天灾对悉尼盆地的草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人们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有土著做向导，一些当地的土著确实知道堤道的存在。

注：杰克森港的入口和部分悉尼城镇风光，新南威尔士。（梅杰．泰勒绘制，1823年，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

几个月后，测量员乔治·埃文斯带领了另一只考察队沿着工程师威廉·考克斯带领的犯人队伍于1815年开辟的原始道路穿越了巴瑟斯特。两年后，沿着悉尼地区道路网的古尔本路被开辟出来。埃文斯和他的上司，主管测量队的约翰·奥克斯利将军一起，在1817年和1818年展开了更深入的考察。他们沿着麦觉理河和拉克兰河进入了殖民地的心脏地带，并在回程穿过北部山脉，到达麦觉理港。奥克斯利还主导了从海路前往杰维斯湾、麦觉理港和摩顿湾（位于此地的布里斯班不久开始兴盛）的考察。

注：工程师、田园诗人威廉·考克斯，是主导蓝山道路工程的第一人。

1824年，哈密尔顿·休姆，出身澳大利亚的畜牧业者，以及他的儿子，自由民威廉·霍维尔，一艘英国船的船长，带领了一队人马，完成了白人首次通过悉尼和菲利普港之间未知地区的壮举。他们的行进方向和今天的休姆高速路大致相同。然而，宽阔的高速路并不是最快捷的路径。他们通过一片错综复杂的丘陵地带，那里地势险峻、草木丛生。最后，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的东边。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可以通过更平坦的路线折返。1827-1828年，植物学家艾伦·坎宁安带领的团队到达昆士兰东南部。

这些探险队穿过了一片气候温和、水源充足的乡野地带。在那之后，内陆地区的真实面貌逐渐变得清晰。有一位名叫查尔斯·斯图尔特的英国军官，希望能找到期望中的内陆海。18281829年，他深入新南威尔士的西部进行探索，结果只找到一条水道，水道尽头是半沙漠地带。第二年，他的团队又进行了一次真正能被载入史册的探险之旅，他们沿着休姆和霍维尔曾经跨越的马兰比季河进入瑞福利纳，这条河流此前从未被开发过，之后他们乘船直入墨累河口岸，墨累河也是由他们命名。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这条大河最终只汇入了一个浅水湖泊，而非他们期望中的一望无际的大海。在船员们J极度虚弱，食物补给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斯图尔特的团队成功地向上游航行，完成了史上最英勇的探险旅程。

1836年，当时的测绘局长托马斯·米切尔少校带领团队进行了最后一次东南部探险之旅，他们进入了被他称之为J幸运的澳大利亚的瑞福利纳和维多利亚州西部地区，后来这里成了一片牧场。他在报告中写道，他曾号召牧场主来该地区定居。此前，米切尔的团队已经绘制了19个郡县的详细地图，并勘探过利物浦平原，这里是新南威尔士中北部另一片优良牧场。在18401841年间，相互竞争的波兰人保罗·斯切莱茨基和苏格兰人安格斯·麦克米伦分别带领团队闯入蒙埃罗另一面的高山地区，结果斯切莱茨基发现了科修斯科山，并以一位波兰英雄的名字对其命名，这便是澳大利亚第一高峰。之后，他们探寻到了吉普斯兰，并以总督乔治·吉普斯的名字对其命名。

以上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探险之旅，但还有一些由移民者进行的少数探险，他们通常得到苦役犯和土著的帮助。历史上还有一些测绘员，他们为广袤的乡野地区绘制地图，为许多山峰、河流和其他地质地貌正式命名。根据指示，他们要在兼顾实用的基础上，尽量使用土著名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这些测绘员是典型的英国政府年轻雇员，符合少校米切尔这样的领导人的要求。像那些探险员一样，他们长期睡在帐篷里，与苦役犯、土著向导和驮畜一起赶路。

那些在澳大利亚更偏远地区的探险并不那么顺利，也没有发现富饶的牧场。爱德华·约翰·艾尔是一名具有探险精神的移居牧民，他带着一行人进入新南威尔士、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的广袤地带，寻找新的牧场。1841年，他成了从东到西横跨整个澳大利亚大陆的第一人。由于炎热干燥的纳拉伯平原不宜居住，艾尔将大部分人遣返。他只带上了他的土著助手怀利一同前行，最终他们抵达了西澳大利亚的奥尔巴尼。一路上的艰苦跋涉，严重损害了艾尔的身体健康，之后的很多年他都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18441845年，德国人路德维格·莱卡特带领一支队伍横跨北海岸的新殖民地埃辛顿港（之后被废弃）。这支队伍野心勃勃，

但是缺乏组织性。虽然一路上遭遇了很多麻烦，包括在卡奔塔利亚港湾附近与土著居民的冲突中，有一人被杀、两人受伤，但是此次探险让人们对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1848年，莱卡特的探险队开始尝试从西到东跨越澳大利亚大陆，但从此杳无音信。同样是在1848年，土著们杀害了埃德蒙·肯尼迪，此人是发现约克角半岛的探险队首领；13人的团队最终有10人在艰苦跋涉中去世，不是被饿死，就是被杀害。

当时，探险家们都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都是英雄般的人物。远征探险还是小学课堂主题之一，老师们通过这些充满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故事，向孩子们灌输国家历史和地理知识。然而，20世纪末，新一代的教师和历史学家们却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些历史。他们认为这些探险家是土著家园的野蛮入侵者，在漫长岁月中，这片土地曾是土著们赖以生存的地方。

不论是非功过，大部分南部地区的探险旅程并未受到太多消极影响，一切仍旧顺利地进行着，探险队会在旅途中遭遇土著，有的队伍里甚至还出现了土著成员。然而，在维多利亚罗宾威尔地区的一次探险经历却遭遇了意外。据报道，当时米切尔和他的团队认为当地的土著居民对他们造成了威胁，因此他们开枪射杀了对方七个人。米切尔是一位与土著保持良好关系的探险家，他本人也引以为傲。这次事件让悉尼当局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这些探险家们的主要目标是寻找新牧场，然后将这些牧场变为农业用地。后来，这些农业居住点逐渐向海滨地区延伸，因为海滨地区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当时，一些有犯罪前科的伐木工人开始对悉尼北海岸一大片茂盛的红雪松进行砍伐。雪松的成长期非常长，但是这些木材在伦敦能卖到很高的价钱，因此在经历一两代之后，大部分红雪松都绝迹了。与其他许多苦役犯工人一样，雪松伐木工人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关系变得日趋紧张。

1820年之后，政府的角色开始逐渐发生改变。拉克伦·麦觉理是18091820年间新南威尔士的总督，他也是新南威尔士在任时间最长、最具远见、最伟大的总督之一。但是在他之后，总督的控制权开始逐渐被减弱。19世纪20年代中期，伦敦将范迪门斯地区划为一个半独立的殖民地，由副总督管辖，每个殖民地成立一个小立法委员会。总督任命一些政府官员和领袖公民为议员，必要时可通过当地法律提供咨询和协助（有时还进行批评）。人口增长、犯罪率下降（虽然犯罪数量并未减少）、领土及工业的极大扩张，这些逐渐将总督府掌权形式转变为多样化的掌权方式，19世纪30年代，人们对成立代议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呼声开始高涨。

拉克伦·麦觉理是阿尔瓦赫布里群岛苏格兰麦觉理世袭首领的宗亲。在殖民地政府任命他为新南威尔士总督之前，他在北美和印度的英国军队中服役，且官至陆军准将，在一群海军军官竞争者之中，他是第一位成为总督的军人。在经过了布莱叛乱的动荡时期和新南威尔士军团临时政府掌权之后，他应时代召唤成为最适合的总督人选。他自负、独裁，但是坚定、务实、深谋远虑。他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并对它充满责任感。在麦觉理眼中，新南威尔士不单是一座露天监狱。他鼓励被释放的囚犯们融入社会主流

注：总督拉克伦．麦觉理。霍克斯伯里．内皮恩的移民者委托画出这幅麦觉理的画像，以表示对他的尊重。这幅画像比当时大部分官员的画像更自然、更富有表现力，它至今仍悬挂在新南威尔士温莎郡的政府大楼内。

生活，并对他们发出总督府高级民事任命和邀请。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塔鲁格土著之间的团结，比如在帕拉玛塔西部的土著聚集区给他们分配小块土地，鼓励农业发展；设立当地教育机构；还举行一年一度的私人聚会。他经常深入殖民地各地，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盖尔语非常流利，这使他可以顺利地与爱尔兰人交流。最重要的是，麦觉理是一个建造者。他赞助蓝山探险队，修建了巴瑟斯特和许多其他道路，并第一个乘坐马车从路上驶过。继布莱总督激进的建设开端之后，麦觉理继续进行悉尼的规划和建设。在他任职期间，以亨特街为基础的正规道路规划开始实施。由于麦觉理，澳大利亚才有了第一批经久不衰的建筑。颇为贴切的例证是，至今悉尼街道旁仍矗立着一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佐治亚风格建筑。在毗邻的皇后广场，始建于1817年的囚犯营也是出于对他的纪念。在许多项目中，麦觉理的得力助手是有犯罪前科的铁匠弗朗西斯·葛林威，他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建筑师。麦觉理建造的第一座举世瞩目的建筑是莱姆医院，这座建筑的一部分现今已成为新南威尔士国会大厦最醒目的廊柱型中心区；最初，这里曾是外科医生的住所。麦觉理还将霍克斯伯里零散的临时居住点规划成真正的城镇中心。刚刚到达时，麦觉理非常震惊地发现殖民地唯一一家医院居然是用帐篷搭建起来的。在未有现成资金的情况下，他准予一队建筑商和朗姆酒垄断商人雇用一批无需支付工资的罪犯工人，建造了一家正规医院。

麦觉理建立了利物浦、里士满和温莎郡以及其他一些更小的乡镇。他的名字不仅被用来命名主干道，还有河流、海湾、港口城市、通往伊拉瓦拉地区的山口以及其他许多地标建筑。甚至在现代，也有一所大学和一家银行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最重要的是，在注意到马修·弗林德斯使用了澳大利亚这个名称之后，他鼓励人们用这个名字指代澳大利亚大陆，弃用新荷兰这个名称。1818年1月26日，他举行了一场舞会，是庆祝第一舰队抵达澳大利亚大陆30周年的纪念日。这形成了正式庆祝登陆周年纪念日的传统，

在此之前，只有一些退伍老兵会举行一场狂欢午餐会进行庆祝，为我们可爱的故土喝彩。这一天后来发展为澳大利亚国庆日。

注：悉尼国会大厦，一部分是在麦觉理时期建造的，开启了麦觉理时代以其名字命名街道景观的先潮。（新南威尔士国会）

1817年，在麦觉理的支持下，悉尼商人成立了新南威尔士银行。两年后，他们成立了一家储蓄银行。随着通孔银元的出现，旧货币体系被废弃。由于当时大部分的现金都随着贸易船只从殖民地流失，因此朗姆酒成为物物交换的主要流通货币。后来，他们想到一个简单的办法，即在西班牙银元硬币上钻孔，如此一来，这种货币在殖民地以外就一文不值了，之后通孔银元成了主要的国际货币单位。由此形成的银元环价值5先令，这也是它的面值，

废弃的中间部分价值1先令3便士。

麦觉理赢得了新南威尔士人民永恒的爱戴，但是与其他许多政府领导人一样，他也有他的问题。虽然与塔鲁格土著居民建立了友好关系，但是他在处理偏远地区布拉格兰问题时则犯了大错，

导致了悲剧性后果。他将一位脾气暴躁的牧师驱逐出境，这让许多得到合理安置的爱尔兰人感到非常失望。最重要的是，因为在殖民地发展方面的巨大开销以及对犯人的笼络，他惹怒了许多社会上层人士，以及伦敦政府。这成为那些排外精英人士分裂的导火线，这些人没有犯罪背景，他们对麦觉理的统治表示不满，且伦敦政府对他在殖民地的巨大花销也十分关注，因此政府指派了一位名为约翰·托马斯·毕格的律师对澳大利亚的情况进行调查。毕格是保守派，与那些排外者观点类似。据他报告，罪犯的生活总体上过得太舒适了。麦觉理因此被召回，且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之后政府不再免费授予前科犯土地，而且对于罪犯的惩戒更加严厉。毕格建议重用那些拥有资金和技术的自由移民，他认为这些人比那些埋头苦干的罪犯们更能有效地发展农业。英国官员开始担心那些罪犯不再害怕被流放，这会使得母国政府在英国的威慑力下降。

在麦觉理之后，总督们更加关注伦敦上级的要求，尽管在现代人眼中，历时四个月的决策过程确实非常漫长。托马斯·布里斯班也是一位苏格兰军官，他在1812-1815年间担任新南威尔士的总督。布里斯班脾气随和，常年专注于他的观星嗜好，特别是在伦敦或者当地奔特街官员做出决策之前，他更是完全沉浸于此。

此时，行政机构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一位总督能管辖的规模。社会发展对土地测量和罪犯监狱的需求不断加大，这些罪犯给新南威尔士带来了严重威胁，人们要求对他们实行更严厉，甚至更残酷的惩罚。这些发展集中在新南威尔士麦觉理港口、塔斯马尼亚岛的麦觉理港湾，以及后来以总督名字命名的布里斯班。昆士兰州设立于1824年，第一次选址是在雷德克里夫布里斯班市郊，但是在1826年，布里斯班成为首府所在地址。

注：托马斯·布里斯班将军，18211825年间任新南威尔士总督。昆士兰首府以其名字命名。(新南威尔州立图书馆）

在布里斯班之后，芮福.达令继任。他是一位较为贤明的保守派总督，同时也是一位军事家。他的任期一直到1831年，直至爱尔兰自由主义的英国国教徒理查德.博尔克被任命为总督。一位批评家称，达令拥有军士长的灵魂。他的保守派标签意味着他想要捍卫上流社会的统治地位、由教会（英国国教）提供教育的传统社会秩序，就像英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博尔克的教会法案也为天主教和其他教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些教会也能提供教育机会。不久之后，越来越多的教会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所有教会的神职人员前往位置偏远、人口稀少的地区任职。虽然之前的体制对其他教会也有一些资金补助，但是作为主要的教育提供者，英国国教徒从中得利更多。博尔克还建立了刑事犯罪的陪审制度，允许有前科的罪犯作为陪审员，而此前只有具有军事背景的人才能担当陪审员。

1843年，为建立一个规模更大、更强有力的立法委员会，澳大利亚开始实行普选。新委员会成员限制为富裕人群，但是大多数成年男性都可以参与投票，因此涌现了许多激烈的竞选活动。

对于那个流传已久的争论：哪些人应该授予多少土地，博尔克是第一个不用为此烦恼的总督。因为根据伦敦的指令，从1831年开始，澳大利亚土地基本上都要进行售卖。1827年，在达令统治时期，伦敦将新南威尔士的边界从菲利普时期的东经1410、南纬260延伸至东经1320。新的边界线将新南威尔士领土扩张至后来称之为西澳大利亚的地区，第一次将整个大陆正式置于英国政府控制之下。

1837-1846年，另一位将军乔治·吉普斯在职期间，爆发了最为严重的边境冲突，而且在牧民问题上，他比上一任总督面临的局势还要复杂得多，他希望从土著手中拿到更好的土地租赁条件以及自由裁量权。

在范迪门斯地区，18241836年间任职的副总督乔治·亚瑟虽然并未让所有人都对他爱戴有加，但他却是另一位值得人们纪念的领导人。亚瑟也是一名军官，同时也是一名严厉、专制的福音派信徒。就像麦觉理在新南威尔士的做法一样，他为此前毫无生机的殖民地小岛贡献颇多，但是他所拥有的名望大部分都来自其统治早期。1825年，范迪门斯还是一个独立的殖民地岛屿，亚瑟的权力比新南威尔士总督的要小一些，后者名义上是他的上司。在他任职期间，由于受到伦敦政策的影响，当地的罪犯和自由人口快速增长。虽然也受到了大肆批评，但亚瑟建立起了一个健全的行政机构，还修建了大量道路、桥梁和公共建筑，无论人们是否有人身自由，这样相对繁荣的发展给予了大多数人比在英国更好的生活。在他留给后人的这片殖民地中，罪犯们能够与那些人口相对较少的自由移民和土著居民融为一体，而且严重犯罪事件并未增加。然而，就像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亚瑟对土著居民的拯救并不十分成功。

1820-1840年间，在8万名罪犯当中，有四分之三都被流放至新南威尔士，直至1840年，流放才真正终止。这是不列颠群岛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失业率和就业不足开始不断攀升，经济繁荣与萧条开始频繁交替。造成乡村贫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将乡村重组为面积更大、更高效的单一“封闭式”农场。1825-1835年间，最大一批囚犯涌入澳大利亚。早前，当罪犯们能够更多地融入当地小社区的时候，他们活得更加轻松。1820年之后，罪犯们更多的是被缚以锁链，如集体修路，或者作为开荒团队砍伐森林（据称是要他们砍伐所发现的任何东西），或者带着家畜徒步进入内陆。他们成了第一代牧场工、修剪工、牧羊人以及赶牛人。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都是来自爱尔兰，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暴力犯罪分子，特别是在动荡不安、人头攒动的蒂珀雷里郡，他们是最躁动不安的一群人，甚至也有一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成为犯下轻微罪行的犯人。而之后，相比刑事罪犯而言，人们认为蒂珀雷里人更易相处，尤其是作为乡下工人，但是将他们看成是政治反叛者则有点言过其实了。流放的终结源于英国，而非澳大利亚。法国大革命之后，原本更为保守的英国社会，孕育出以新教派基督徒为领袖的改革精神。从1833年开始，他们敦促国会立法，在大英帝国所有管辖地区禁止奴隶制度。不久之后，就轮到了澳大利亚。改革派担心在罪犯体制中存在隐形的奴隶制，许多虐待行为、土著的命运以及殖民扩张都游离于法律管辖之外。他们声称流放并不能有效遏制犯罪。

改革派还重新建立了监禁制度，之后，他们开始设立监狱。

1837-1838年间，众议院流放特别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有一部分叫嚣者对该体制抱有偏见和敌对态度，并怀疑它的准确性。对于流放罪犯极大地提高了无数人生活水平的观点，委员会成员们完全无法容忍。1839年，政府终止向新南威尔士输送罪犯（塔斯马尼亚岛并未停止），最后一趟运送罪犯的轮船于1840年抵达。1843年，除了小部分人以外，所有的罪犯都被释放，东部大陆上的罪犯时代宣告终结。

新一代的土著诞生了，土著是人们对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的称呼，他们中大部分人拥有纯罪犯血统或者部分罪犯血统。

土著或澳大利亚人这两个词通常是土著与白人的统称。货币男女和玉米秆是对白人土著的昵称。大部分土著都摆脱了罪犯的生活方式，身材也比他们的上一辈更加高大，他们自尊心很强，但对于他们的身份很敏感，乐于争辩，是典型的澳大利亚森林地带居民。到1820年以前，受老一辈混杂口音的影响，尤其是伦敦腔和爱尔兰腔，他们的口音变平，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鼻化音。到了1840年，澳大利亚形成了殖民腔英语，并在各阶层迅速普及。那时，自由移民的新时代开始了。1820年前，大约只有1000名自由移民抵达新南威尔士，这些移民不是士兵和官员（大部分人最后留在了新南威尔士），更多的移民去了范迪门斯。早前，英法间的战争使试图通过自由移民稀释犯罪人口数量的计划受挫，而麦觉理总督对犯罪同化的看法减缓了自由移民的输入。毕格报告显示，在1820年，拥有资金和技艺的移民在土地授予和出卖等政策的刺激下开始建立更大的农场和商业组织。同时，更多的优惠方案也有助于家庭妇女和罪犯家属进行移民。1830年后，整个扶持体系倾向帮助更为贫困的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在18世纪20年代间，大约有12000名移民者通过扶持体系的路费支持来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殖民地需要这些劳动力。大约在1830年至1850年间，自由移民者来到新南威尔士（其中也包括维多利亚和昆士兰）的数量达到117000名。之后，又有17000名移民者来到范迪门斯，38000名来到南澳大利亚，5000人次到达西澳大利亚。因此，就单单新南威尔士而言，在这20年间自由移民者的数量比过去51年流放罪犯的数量的总和还要多。澳大利亚政府对土地进行售卖为移民者的路费提供了来源和保障。

流放罪犯的遣送地点转移到了范迪门斯，1853年，约35000名移民在新南威尔士移民体系快要废除的时候，穿过巴斯海峡来到澳大利亚大陆的范迪门斯地区。这13年间的移民数量与之前37年的移民总数相当。澳大利亚大陆难以消耗数量逐渐增加的新移民。18世纪40年代，流放的罪犯较之前相比，以无报酬仆人的身

份被分配给当地定居者的数量明显减少。罪犯更多地在从事公共工程工作。其中一些罪犯较早地被施以缓刑和提前释放。在罪犯流放年代，唯一留存的监狱最终被开发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旅游景点。该景点于18世纪30年代建在临近霍巴特市的阿瑟港。此外，临近普尔角的地方还有一处少年教管所。

起初，尽管不用担心途中的路费，但罪犯的恶名仍使自由移民者望而却步。早期前往澳大利亚有路费补贴的人包括早期流放罪犯的朋友和为平衡性别比例而招募的女性。在官方看来，起初招募来的女性并不纯洁。但是，她们无疑会发现在殖民地的日子并不亚于往日在伦敦街上行走的时光。批评者称在此有太多的无业游民，但截至18世纪30年代，就业率得到提升，尤其在1837年至1843年及18世纪40年代晚期，随着大量移民者的涌入，经济开始走向繁荣。其中大多数移民都来自人口过剩的农村，他们大多数生活贫苦，其中还有一些是文盲。在英国蓬勃发展的民主精神在这些移民者当中也极为常见。目的地为墨尔本的移民潮始于1839年。不久，又转向布里斯班。这里的中级监狱已经关闭，而北方的大量区域则向移民们开放。自1838年后，公地私占的畜牧业主们已抵达未来的昆士兰。

1831年以后，土地售卖的部分收入已经开始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尤其使用在公路建设上。其中的多半收入用于建立支持移民路途旅费的移民基金上。如果没有这一基金支持，移民澳大利亚与移民北美相比就没有优势。前往美洲只需跨越大西洋，其间的距离是前往澳大利亚的四分之一，此外花费的路费也相对较少。在1815年到1850年之间，有超过200万的人从不列颠群岛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出现大规模移民有如下原因：在人道主义精神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希望减少移民人口中罪犯的比例。而且在当时的澳大利亚，人们组建民选政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此外，澳大利亚男女比例严重不协调，为5：1甚至6：1，还需要更多的女性移民平衡性别比例。公地私占的畜牧业主对人力的需求也很旺盛，尤其是那些有技能的劳动力。同时，由于英国乡村失业率的不断增加，英国人口也不断增长。到1830年，英国舆论认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应该是移植英国社会的全部样式。在此之前，移民都有其特定目的，或者前往美洲传播清教，抑或是将罪犯流放至澳大利亚大陆。

起初，公地私占的畜牧业主挑选了很多新来的移民。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对乡村和牧羊经历的歧视。与之前相比，移民中包括更多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只有少量比例，早些年的移民都是爱尔兰的新教徒。德国移民也来了，他们主要分布在南澳大利亚。曾经，移民者一来就遭受着歧视。一些人抱怨道：这些移民者并没有强壮的身躯，他们大多来自爱尔兰。其他人则抨击这些移民来自一个监狱国家。一首俚语小调Jimmigrant成为流行的嘲讽语。随着时间推移，嘲讽的言语由omegranate石榴变成英国佬这种蔑称。

对于那些新来的贫困移民者而言，他们通常都要长途跋涉去谋份工作。这是令人非常震惊的事实。人道主义者卡洛琳成了移民的朋友，特别是女性移民的好朋友。然而，又像往常一样，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生活在一起，移民和前囚犯快速融合，成了澳大利亚人的核心。

西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的新殖民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扩张性和创业精神。英国对西澳大利亚的占领始于1826年，在宏伟的乔治王湾港口，英国建立了奥尔巴尼的囚犯驻军基地。它的目的主要是压制法国，防止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动荡之后法国对澳大利亚殖民，这个基地从远离悉尼的地方雇用犯人，也用作西部的航运基地，英国和欧洲的捕鲸者在该区域的活动也很频繁。

英国并未正式占有大部分西澳大利亚的土地。关于澳大利亚大陆西部的主权问题，官方立场一直不清晰。因为荷兰从未试图开拓这块他们旧日发现的土地，而到访者通常认为这片区域是毫无价值的沙漠地带。官方的立场暗合了三个世纪前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海军成员路易斯·圣·奥罗艾林早在1772年就宣称澳大利亚西海岸归属于法国。但他在返航途中去世，法国也没有人宣称对此感兴趣。1791年，乔治·温哥华队长在前往悉尼的途中，发现了奥尔巴尼的西南角，并将其命名为乔治王湾，该地是现今奥尔巴尼市的旧址。同时，他宣称该海岸的一部分归属于英国。一年后，乔治·温哥华因其对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探险活动名噪一时。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在1827年，杰姆斯·斯特灵率领的皇家海军到访了斯旺河，就是以后人们所称的珀斯。杰姆斯船长打算在此建立一个新殖民地。伦敦在1828年还派遣海军舰队从开普敦去往正式属地新荷兰的西面。基于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东部陆地边界为东经1290线。该经线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利益范围进行划分，梵蒂冈在400年前是两国缔结该条约的见证。随着荷兰进入印度尼西亚，该经线成为荷兰和葡萄牙在东帝汶殖民地利益范围的分割线。

斯特灵组织了一批有意愿的自费移民队伍，并许诺授予劳动者免费的土地。在斯特灵任命的州长陪伴下，他们于1829年抵达珀斯。然而，斯旺河殖民地的条件并不适宜生存。农民，甚至没什么事业心的水手都看得出来，当地土壤沙化，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河边木材也难以用于工程建设。之后，人们发现内陆具有更良好的农林业生产条件，移民们得以开始稳定的新生活。内陆的条件还吸引了上千名移民。在这些移民中包括捕鲸船上的逃兵。移民的观察结果之一是当地土著居民受到疾病的严重影响。这一观察结果直接指向19世纪20年代的“天花”灾难。

大约从1818年开始，南澳大利亚的移民未经政府授权就在袋鼠岛海域内猎捕海豹。甚至一些被绑架、被卖或自愿来此的塔斯马尼亚土著妇女，也加入猎捕海豹的队伍中去。在正式拥有西澳大利亚的土地之后，移民们的注意力又转向了澳大利亚的中心大陆，他们憧憬着在那里建立一块新殖民地。

一种非凡的价值观鼓舞着新殖民地向东挺进。1836年，移民在格莱内尔格的海边建立了殖民地。次年转移到多伦斯河畔的阿德莱德。该殖民地从新南威尔士分出，面积有限。直到1841年，

注：多伦斯河北部，阿德莱德，1841年。来自E.A.奥佩的现代版画。（源于新南威尔士州图书馆）

这块殖民地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伦敦悉尼阿德莱德三方多轮谈判，最终确定了该区域现今的边界。探险家查尔斯·斯图尔特和其他人早已满怀热情地想在南澳大利亚建立一块殖民地，该地区的气候条件良好，满足英国人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又是一个小农构成的无罪犯社会。殖民理论家爱德华·韦克·菲尔德（他曾因为和未成年嗣女私奔被关进监狱）于1829年出版过论述系统殖民计划的书，该计划的基础是政府向小农户出售土地，土地的收益会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一思想对澳大利亚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福音会教派的商人乔治·法伊夫·安格斯热衷于该计划，他在利他主义精神和信仰自由等的基础上，帮助组建了旨在建立殖民地的商业企业南澳大利亚公司。1838年，新南威尔士来了一群转地放牧的风尘仆仆的畜牧业主，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牛羊和已经成为他们雇工的前罪犯们，参与殖民地建设的当地居民对这种大规模转地放牧的行为十分厌恶。土地投机也成了殖民地社会的缺点。此外，从范迪门斯获释的囚犯移民也到此定居。

在资本化背景下，1841年，南澳大利亚公司出现财政困难。然而不久之后，铜矿的发现引发了澳大利亚的第一次采矿热潮。新移民们离开康沃尔郡衰退的铜矿区，纷纷来到殖民地，在这里他们找到了未来生活的保障。

1843年，澳大利亚遭遇了一场灾难性的经济衰退。这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在1839年重创了英国纺织业，使羊毛价格暴跌，同时促使英国金融家们被迫暂时转移国内资本到澳大利亚，结果导致澳大利亚产生信贷泡沫。随着经济危机波及英国和欧洲，流入英国的资金骤减，尤其是羊毛价格降低，带给牧场主们极大的苦恼。牧场主经常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此外社会上还存在广泛的失业现象。为了生存，私占公地的牧场主只好廉价出售羊和牛以获得资金支持新兴产业，该产业生产被广泛用于世界各地照明行业的动物油脂。许多人在这次经济大衰退中遭受重创，有些人甚至彻底破产，其中还有一些之前非常富有的家庭。大量放牧许可证基本作废，新的牧场主开始进驻当地。蓄养纯种美利奴羊的牧场主原先青睐澳大利亚银行，而这家银行在经济危机中倒闭了，使得牧场主们更为苦恼。此外，土地销售量也在下跌，1843年到1847年间，几乎没有资金可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殖民地不再吸收外来移民。此次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相当于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衰退。

如同所有经济衰退的历程一样，澳大利亚的经济最终迎来了复苏，尽管由于严重干旱，起初经济复苏的过程极其缓慢。此时，一个崭新、自由、民主的澳大利亚社会正在形成。澳大利亚社会经过未来几代人的建设将变得更有特色。

注：乌鲁慕鲁地区命名为爱德华·莱利的移民定居点。

①英尺，长度单位，1英尺约为0.3米。

4 土著居民对殖民的回应

在仅仅几年时间里，一种全新、生机盎然的生活方式闯入了地球上延续至今的古老文化体系中。这个文化体系已经和外界隔离了近两三千年。土著对殖民的回应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敏感的问题，然而反映这种巨变的历史信息却有限又零碎，且往往相互矛盾，并不可靠。这些信息为历史学家勾勒出的是复杂的关系，危机四伏的社会。即使人们试图对其进行总结，也总有例外出现，历史信息中保存着大量的误解。关键是人们没有找到可靠的方法了解土著的想法以及他们做出的各种回应。然而，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土著的生活方式消失了，土著总人数减少了一半，他们在己的土地上成了少数民族。

总的来说，土著并不总是抵制白人和畜牧业的，他们也在谨慎地接受白人社会的优点，尤其是可靠多样的食物供给。在部落生活中，严重的饥荒很常见。一天的狩猎失败、干旱或洪水的侵袭，都会导致食物紧缺。土著们喜欢，甚至渴望能有羊肉、牛肉、玉米和茶等美食。他们喜欢像移民那样，抽陶土烟管里的烟草，但可悲的是，土著们也耽于酗酒。他们看重铁制工具，特别是斧头和枪，甚至也喜欢欧式的服装和名字。无论何时何地，现代化进程都势不可挡。土著人似乎并不介意将欧洲文化像外衣一样披挂在本族文化之上。

注：库克河南岸边的植物湾。(JosephLycett)

他们将英国人的名字加入自己的命名体系中，土著的命名相当灵活，他们还学会了简单的英语。有些土著甚至接纳白人，使之成为反对敌人部落的盟友。然而，无论土著最初对殖民的反应是什么，殖民地的官员称他们为土壤上的原始居民，希望土著们能尽可能保有本族的特点。

土著对殖民的回应差别极大，并难以预料。有些平静地接受，有些在融入新社会的过程中充满了暴力冲突、抵抗和屠杀斗争。通常白人会发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了部落间残忍的争斗和阴谋。殖民早期，相对于新来的移民，土著还是更关心部落间的关系。白人在殖民初期对土著居民有多少敬畏已不得而知。土著部落们认为新来的移民拥有魔法般神奇的力量，以为白人拥有浅色的皮肤是其死而复生的缘故，还有土著认为骑着马的人是一种独立的生物。然而，土著很快了解了有关白人的一切。关于白人的各种传言很可能在带着牛马的牧场主到来前就已在部落中流传。不同部落的语言也不一样，因此打手势表示话语的意思在部落交谈中使用普遍。部落中也因此产生了许多语言学家。

殖民地上土著和移民间最典型的交流情况是：当一个未来的牧场主在选择牧场地块时，他希望能和当地土著成为朋友，让土著了解、欢迎他。而他却发现土著们只会对他投掷长矛，或是掠走他的牛羊甚至谋害他的雇工。另一典型的交流情况是：土著按照传统，会把他们的女人借给移民中的男性欢好，以示接受男性移民完整地融入土著社会，同时也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回报。结果，土著会发现，由于误解的存在，或是使用了欺诈手段，白人没有付给他们预期的回报，或没有按期归还土著妇女。甚至一些土著女性还选择留在白人身边。一些白人，尤其是遣送至此的罪犯，对那些信任他们的土著居民往往都是乖张残暴的。在牧场边境，土著常常袭击白人，很可能因为白人曾经在性或牧场劳役上虐待过土著。土著还指责白人强奸和强行绑架妇女。其实绑架妇女的行为在土著社会里很常见，但白人却要用生命的代价来偿还。类似的丑闻报道往往与牧场边界的白人移民有关。很难辨别这些土著女性是否有向白人男性卖淫的行为。

社会矛盾在缓和前一度变得越来越糟。19世纪20年代中期，土著和白人的矛盾结束后，畜牧者畅通无阻，将畜牧地扩张到如今的新南威尔士州。19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管理王室土地资产的委员兼职保护当地土著，委员们给悉尼和伦敦的年度报告中，描绘了这段时期殖民地太平安宁的情形。委员们和手下的骑警更在意殖民社会里的逃犯和前科犯，而不是土著们的情况。对于牧场的白人工人来说，潜逃到宽广无边的地方，用偷来的羊（或许还有土著的帮助）建立自己的小牧场并非难事。

在新南威尔士州东部的森林高地上，土著很少，这个地方是第一批到内陆开拓畜牧地带的放牧人的定居点。大多数土著住在海岸和内陆河流旁边。当私占公地的牧场主涌进这片遥远的平原和山谷时，白人和土著的冲突更加明显。

1837年爆发的旱灾加速了放牧范围的推进。牧场主丢弃快要枯死的牧场，把它们留给新来的牧场主，自己则去寻找新的放牧地。为了寻找新的放牧地，他们从新南威尔士行进到维多利亚。干旱急剧地恶化了土著间抢夺食物的竞争，也为移民和土著带来了心理压力。

到19世纪30年代，白人经常认为澳大利亚是只属于他们的国家。白人被谋杀是土著和白人发生摩擦的导火索。土著与白人早期关系较为亲密的时候，白人曾更愿意接受，他们和土著间偶尔的刀兵相见，或者流血丧命都只是刚成立的新国家要付出的一点代价，特别是当白人犯下虐待土著或土著妇女这样人尽皆知的暴行时。当殖民社会的生活社区变得更小、更有约束力时，社区里的两个族群会更好地了解对方，彼此的掌权阶层也会和睦相处。但是，谋杀白人的浪潮逐渐席卷了很多地区，在当时，只有少数官员目光长远，大多数官员对两边文化和风俗的差异知之甚少，更别说个人了。报复的情绪瞬间膨胀，白人开始认为，他们至少要杀掉一、两个或者更多土著来进行报复，这样才能阻止再次发生针对白人的袭击。如果白人没有杀掉土著或发起袭击的话，他们会被外界认为软弱无能。

总的来说，土著只是本能地反对白人入侵他们的土地。和往常一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可能是：由于当地习俗和法律的差异，导致地方争斗频繁。双方都认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大多数地区争端的频繁程度，并没能促使当地建立解决纠纷的组织。

因为大多数的争端都有其特殊的背景。至少对于缓慢的入侵的行为，例如那些迁移到本地的羊群、牛车和轻装步行的白人，土著们采取持续的抵御措施还算成功。白人可能无意中闯入了对土著而言有特殊情感与价值的神圣之地，但是关于这些纷争的记录并不多见。

无论最终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放牧租赁协议的本意不是剥夺土著居民的土地权，而是要和他们共享那块土地。有证据表明：当私占公地的牧场主将土著驱逐出他们的土地时，对土著来说，他们通常会选择继续待在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家园，然后融入牧场的生活。牧场主驱赶土著的报告在接下来指出：英属澳大利亚土地租赁法案及该法案在殖民地的后续指令于1848年生效，法案提到租赁的土地上，除去小型宅基地和种植地为私人保留，其余地块由白人和土著共享。然而法案颁布时，牧场主已经占据了南澳大利亚大部分肥沃的土地，土著居民的权利一直不明确，再次实施新法律的可能微乎其微。1848年的立法给了牧场主们长期租赁土地的特殊权利。

对土地的习惯性占有，在当时全世界都对这种行为习以为常。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形态日益复杂，几个世纪以来，土地所有权制度向着更具体、合法的方向发展，但与其相关的立法却与其发展极度不平衡。而在早期的澳大利亚，变化是非常快的。

19世纪30年代，特别是悉尼和霍巴特，这两座城市经受着来自伦敦的高压，要求它们改善与土著的相处方式。当时英国政府受基督教福音派的影响巨大，所以1833年成功地在大英帝国内废除了奴隶制。一些侵略性较强的殖民地移民抱怨：当土著阻碍放牧时，埃克塞特厅（福音）的阻碍作用更强。他们还抱怨说，澳大利亚的城市居民可以无视他们如何对待土著。让他们爱你之前畏惧你是当时的一个共同口号。言不由衷的牧师和被驳回的现实主义者总是持对立的观点。

从1788年起，澳大利亚和英国政府达成一致协议要教化澳大利亚土著民众，让他们成为合格的公民。这意味着，英国政府将鼓励澳大利亚土著民众更高效地使用土地，并让他们学习英国法律及基督教义，使之成为基督徒，而不是像以往一样，侮辱、迫害他们。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殖民的最终结果，虽然过程漫长、痛苦。官员通常用野蛮或粗鲁这些词汇来描述土著，这种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描述并不公正，而恰恰这种生活方式又是官员们所想要融合的。

有假说认为土著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落后低级的，导致白人歧视土著的现象在澳大利亚内地十分盛行。对于外人而言，土著人的外观容易使他们感到困惑。与其他人相比，这种困惑不仅表现在其皮肤的颜色和面部特征上，还表现在其乱蓬蓬的头发、油腻的皮肤、单薄的衣衫及夸张的个人装扮上。随着欧洲的服饰和刀具涌入澳大利亚大陆，土著才开始改变上述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地区的白人成了人们所说的“土著人”。值得注意的是，

这与后来的“niggers（黑鬼）”慢慢混为一谈了。这个词更容易在种族关系处理不好的时候使用。后来他们使用“darKies”这一称呼，或者，还可以更恭敬地称土著为“thedarKpeople（黑色肤色的人）”。其后更长时间内，他们又成了人们口中的“Abos”。这一称呼在实际语境下，可以表示友好，同时也可以表示傲慢的态度。对官员而言，他们还是愿意自称为“新荷兰人”的。歧视的形式多种多样，在白人眼中，土著就是那些笨手笨脚、无能、只能靠苦力生存的人。但两个种族彼此大量通婚之后，在边疆地区的双方也存在信任、友谊及相互尊重。

实际问题时常需要解决。例如土著如何和牲畜共享自然提供的有限地表水，或是如何和牲畜共享富饶的土地，地面的作物来自土著妇人收集的食物根部和种子。牲畜会污染水沟，同样水边土著营地的存在也会吓走牲畜。土著很快喜欢上了欧洲品种的狗，狗游荡在居住地周围，有可能患病，身上也会带有异味。约1840年，巴那隆人在被暂时禁止进入传统的会议地——墨尔本时变得很愤怒，这是因为白人反对这么多的狗跟着他们待在卫生条件糟糕的地方。缺乏约束的狗也可能会杀害羊、惊跑牛。时间调和了白人和土著的这些摩擦，双方都没有引起严重的冲突。

历史文献中没有此时土著人口的可靠数据，但根据估计，在天花流行过后，1789年全国范围内的土著人口有30万人，1861年的记录是18万人，在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间，大约有5万至7.5万的土著居民生活在澳大利亚南部的牧场。当时半个大陆上的人口数量还没有现代的朗塞斯顿或巴拉腊特的人口数量多。在19世纪20年代末，第二次天花灾难随着放牧热潮席卷而来，让人口锐减了一半。同时天花也摧毁了人们的情绪，给人们造成难以估量的内心创伤。

内陆的土著和住在悉尼附近的土著一样，30到50个人居住在一起，是父系社会，他们是土著多样化的语言、文化团体、部落的次级团体中的一分子，这些土著团体的数量成千上万。

畜牧早期，土著人数大幅下降的原因众所周知，然而每个原因的比重却是未知的。这些原因分别是：与白人斗争。这是导致土著人口数量下降最引人注目、最简单可视、最著名的原因。总而言之，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第一次畜牧扩张结束时，南方大陆发生过的十多次主要，或未经证实但数量较多的种族暴力小插曲被记录了下来。

澳大利亚南部的土著死亡人数达到2000～3000人。这个死亡数字是以维多利亚确切的死亡人数（400人）为参考做的推断，由于推测的数字也可能低于真实的数据，这个推测遭到批判。其他殖民地的人口减少情况，也有一些粗略估算。但这些数字都不具有权威性。

大多数土著的死亡发生在法律鞭长莫及的边远地区。人们相信有能力的白人移民极少杀害土著。掩盖非法杀戮可能是普遍的事，但依然难觅踪影。胡乱的夸张之词经常通过以土著或白人在篝火旁讲故事或是在酒吧里讲故事的方式传播，这给估算死于白人手里的土著数量带来了困难。我们对于土著对人口减少的解释也要谨慎对待，因为他们解释时存在文化陷阱。在1820年至1845年期间，土著居民在类似地区杀害的白人数量大约有200人。这个数字是基于维多利亚白人死亡60人的基础上估算出来的。两个种族里死亡的主要是男人，这就减少了族群间武装冲突导致人口下降的可能。在一个一夫多妻、高度集体化的社会里，女人很容易找到新伴侣。

发现同伴尸体的白人很可能被土著谋杀。通常他们的头部会被棍棒打碎，肾脏会被扯出，在一些地区，在土著的一些古老仪式上，吃掉敌人身体的一部分，意味着能获得敌人的力量。肢解白人死去的朋友或熟人的尸体——也可以是活动物——是白人愤怒地反对土著部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时也是白人采取复仇暴行的原因。

种族之间的冲突通常在干旱时期变得更为激烈。确切的联系还未可知，但是土著人和新移民在旱期都更渴望得到食物和水，同时干旱也会对每个人造成心理压力，包括为了生存而负债累累的压力。有猜测认为——但没有证据——土著居民可能指责是白人带来了干旱。

注：1864年《墨尔本插画邮报》上的“当地土著攻击牧羊人的小屋”。注：1864年《墨尔本插画邮报》上的“当地土著攻击牧羊人的小屋”。

在澳大利亚南部发生的最严重的冲突和由此造成的死亡始于1837-1838年的严重干旱，并持续了五年。1841年和1842年是最激烈的两年。双方可能对彼此的态度都有些歇斯底里。白人担心这是土著长期的民众起义。他们认为土著们变得焦躁不安，与其说是由于白人占领土地这一行为本身，还不如说是因为白人占领土地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大，同时也因为土著人和白人打交道更为熟悉了。那时白人的武器正在改善，马也越来越普遍。在战斗中马的速度和压倒性的高度至关重要，而树木、岩石和其他堡垒对骑兵来说很困难，但当地土著人对此了然于胸。白人的雷管枪支比步枪更快、更可靠、更精确，几年之后被投入使用，但数量仍旧很少而且价格昂贵，制作也很粗糙。

那个时候土著和白人都认为他们从政府那得到的保护可能比从一两百个缺乏经验的警察那得到的保护多，这些警察坐在马背上巡逻那些在地图上未标注、无人居住又辽阔的地区，即现今布里斯班到阿德莱德，由海岸向内陆延伸的一块地区。白人诉诸掌握在他们的手中的法律，同时也有证据表明“gubnor”的信仰能让他们勇敢地面对土著。19世纪40年代早期，袭击羊群和宅田以及过度使用火器对抗牧场的情形被一个作家在19世纪50年代推出的书《波特兰（维多利亚）到怀德湾》（怀德湾在昆士兰的马丽伯勒附近）里提及。土著掠夺者对掠取食物、其他财产和牲畜的兴趣比对直接攻击人的兴趣更大。

土著想要枪，并不时地通过购买、借取和偷盗来获得枪。政府希望保持枪支不管在任何人手上的数量都能降到最低，但政府不阻止土著使用它们。土著使用枪支主要是用于狩猎，但在少数情况下也会用枪对付攻打他们部落的敌人。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土著用枪对抗白人的记录。通常的假设是，当土著和白人战斗时，他们更喜欢用他们习惯使用的武器。

引种的疾病。引种的疾病不同于天花，它具有毁灭性的影响。相对于白人来说，流感、肺结核和麻疹对土著的危害更大。由于殖民地没有医药史，所以感染疾病的原因和人数只能通过有限的信息估算。土著的肾脏先天性明显弱小的原因一直很难找到。土著对抗常见传染病的免疫力似乎比白人弱，而且起初还不知道怎么诊治这些传染病。他们赞赏政府每年发的礼物——毯子，他们有段时间喜欢穿欧式服装，但起初他们还不能理解人造布料为何不像袋鼠和负鼠皮那样防水。户外生活也妨碍了土著人身体的康复。有时生病的土著人进入丛林，试图恢复健康或是死去，他们和家人隔离以防传染。但是在树皮搭建的狭窄空间和在篝火旁的亲密群居生活也会传播病菌。在更为寒冷或全是高地的澳大利亚南部地区，特别是塔斯马尼亚，传染性疾病似乎更致命，而越往北疾病的影响就越低。在19世纪30年代，传染病更为猖獗，白人的人口数量尤其是儿童的数量急剧上升。有了这些经历后，澳大利亚人变得相当擅长预防严重疾病的感染，并且身体保持得比大多数国家的国民更健康。

小型家庭。记录显示在白人占领的早期阶段，土著儿童的数量急剧下降。这可能是人口减少的最大原因。一些成年人没有孩子，似乎越来越多的孩子变得体弱多病。土著家庭从来都不是大型的——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白人——而且婴儿死亡也是常事。但性病，尤其是摧毁了女性的生育能力的淋病，也起着残酷的作用，因土著和白人有互换妻子的习俗，这些疾病在土著和白人间传播。有人猜测——虽然这些都过去了——1788年前的澳大利亚来客，如印尼渔民和欧洲的探险家以及他们的船员可能已经将这类疾病带进了这块大陆，但自1788年起，性病在犯人和来访澳大利亚的海员里太常见了。要做出可靠的估算不容易，但一些报告显示，某些土著社区可能有三分之一甚至90%的人患有性病。

部落的土著人也会杀婴，这是一种限制人口使用自然资源的古老方式。这种方式通常在危机时刻用得最多，而且同样适用于其他狩猎民族。关于它在何时何地发生的这类细枝末节的信息并未留下多少记录，然而最后杀婴却变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话题。闷死或是勒死新生儿是常用的方法。土著还专门使用杀婴的方法来杀死天然有缺陷的孩子，包括早期许多有欧洲血统的孩子。威廉姆·托马斯是一名传教士，他记录了1839年至1840年，墨尔本附近的莫宁顿半岛常见的杀婴事件，这显然是土著对白人移民的回应。没有暴力，但有一些限定的条件，土著人似乎接受了白人的到来。他们自己的长辈和传教士们提出反对杀害婴儿的建议，但并没有成功。更为常见的是当地还采用一些粗暴、危险的堕胎方法，例如在孕妇的腹部跳跃。

部落战争。部落间的战争虽然有仪式化和半娱乐的性质，但是却时有发生。很少人在这些战斗中丧生，但是在几年里因频繁的战争造成的死亡值得注意。更为致命的是鲜为人知的战争不时爆发。有猜测认为——但是几乎没有多少证据——白人的存在使得部落战争增多，例如增加了部落间因女性或食物而产生的战争。据托马斯教士记载，约1835年，当来自吉普斯兰的一群战士在后来迅速繁荣的墨尔本郊区袭击了还在沉睡中的巴那隆部落时，共有77人死亡。来自吉普斯兰的科奈人也认为这几乎消灭了待在西部港口的土著人。争执的起因和时间尚未可知。

报复杀害在部落间也很常见，仇杀经常出现，是部落间持久紧张的源头。除了老死或是在战争中死亡，土著们认为其余的死亡都是敌人的巫术造成的，因此会通过杀死可疑分子来复仇。有时白人被杀是因为当地土著人认为一个可能完全无辜、不知情的白人引起了巫术，导致部落人死亡或是其他灾难。这说明土著对待白人就像对待其他部落的人一样。然而，土著通常允许白人进入他们的领土，似乎对待白人比对待“澳大利亚土著”更为宽容。没有经过允许仪式进入部落领地的“外国”土著人会被立即杀死。绑架妇女是另一个土著报复谋杀的诱因。

种族融合。一群数量未知的、具有部分欧洲血统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进入这个殖民社会，不会被算作土著人。这对和白人成为伴侣或和白人结婚的混种女人来说是正确的。

当羊群和牛群踩踏土著人特地收集的根和种子并使得地面硬化时，土著正遭受着白人放牧入侵带来的食物资源匮乏。一些地区袋鼠和负鼠的数量在下降，但是它们在其他地方数量又上升，因为澳大利亚野狗被毒死了，所以证据反映的事实是复杂的。牲畜使得许多有用的水潭变得污浊。当土著人在水边安营扎寨时，牧场主发现他们的牲畜不再靠近水。19世纪30年代晚期，墨尔本附近白人数量的激增使得土著人的生活更加悲惨。

和新来的移民和平相处，土著可以从牧场获取肉类供应，不论这供应是作为工作的酬劳还是施舍，都允许土著们保持一个更安全、更多样性的饮食习惯，而不是旧的饮食习惯，旧习惯总的来说并不健康。当地土著通常“进来”，正如字面表达的意思那样，把他们的生活融合到他们的“家园”身份里。土著很快也开始在一些城镇里露营。有时土著和白人之间还会有一个正式的协议，例如居住在维多利亚中心和北部的库林人和墨尔本创始人约翰·百特曼之间的协议。官方否认这个协议，但是参与其中的土著人重视这个协议。这些驻地和当地人之间的协议虽然没有被记录，但可能有很多。

对野外生活至关重要的陈旧、严酷的实践——杀婴、部落冲突、死亡、其他因违反部落法律的行为会受到的残酷惩罚、土著对巫术和邪恶灵魂的恐惧渐渐消失了。支撑土著的古老文化和生活方式持续的情感力量依然存在。土著是否被悲伤压倒？或是他们明智地融入这个畜牧社会了吗?他们比以前吃得更好了还是他们大部分人还在挨饿，土著为了生存转而去乞讨或贩卖妇女了吗？证据确实存在，但反映的事实是复杂的。

白人和土著冲突激烈的时候，如1838年和1841—1842年间，白人对土著下毒的谣言被四处传播，但罕有证据充分的案件支持这一谣言。在这段历史时期，种族间流血冲突增加，下毒谣言激发了土著的恐惧和愤怒之情，他们粗言恶语地酝酿报复，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据称，下毒谣言的流传始于牧场主或官员为平息紧张局势，禁止罪犯携带枪支的时候。通常，大牧场会保证汞和砷的供应，用于治疗受伤的羊或用来毒杀澳大利亚野狗，牧场里有汞和砷引发了大多数下毒谣言。白人“嫌犯”多次坚称他们警告过土著，牧场给澳大利亚野狗的羊肉是有毒的，但土著不听。邻近新南威尔士格拉夫顿的一位牧场主被土著放逐，他被指控在1848年使用有毒的面包作为酬劳，支付给土著工人。这位牧场主拒绝缴纳保释金。被土著指控下毒后，这位牧场主的羊群迎来了土著的大规模攻击。土著发言人经常声称牧场主将毒下在水塘中，这种说法想必源自旧日部落间斗争的经验，却缺乏证据支持。鉴于当时地表水的短缺，甚至无法满足人类和牲畜的基本供水，这种说法必然受到质疑。

白人煽动种族冲突的最大原因是土著经常随意拿走或杀死牧场主的牛羊。对牧场主来说，这是盗窃行为，无论盗窃的人是白人或土著。而对土著来说，这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对所有动物行使的一个古老权利。

注：塞缪尔·托马斯·吉尔的“复仇者们”。该草图没有日期。夜间对露营的土著实施报复性反击经常会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的图示期刊上，这显得老生常谈。

边境冲突已慢慢消退至澳大利亚北部，尽管这种报复行为的小道消息甚多，但报复行为是违法的，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该行为的存在。塞缪尔·托马斯·吉尔到达阿德莱德时还是一个男孩，然而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他可能是当时最多产的殖民地艺术家，他主要创作了一些素描作品，他是那个时代的重要记录者。 (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图书馆)

对于牧场主，盗窃牛羊的情形令人绝望，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财产——通常还有沉重的债务——都与牲畜捆绑在一起，毕竟牧场的土地、建筑及设备花不了多少钱。土著的大规模盗窃，或盗窃价值大的动物，如做育种的公羊，将摧毁一家负债累累的农场。最极端的情况是土著同时盗走数百只羊。土著肢解偷盗来的动物则进一步激怒了白人。如，土著部落经常会打断活羊的腿，或挖出它们的眼睛，以使得这些动物无法逃跑。起初土著只是偶然偷盗农场的牲畜，也会用长矛投掷猎物。但约在1838年，这类针对牧场牲畜的袭击大量增加，造成了19世纪40年代初白人和土著间的危机。土著们是否模仿了白人罪犯偷羊的做法，或被白人罪犯教唆，他们受此影响到了何种程度则是另一个未知的问题，但肯定值得怀疑。

土著偷走牲畜的行为存在各种动机。一部分人是因为饥饿，或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因为牧场主在他的土地上放牧。但通常土著偷盗牲畜是为了惩罚，甚至是为了赶走那些牧场主，因为土著觉得这些牧场主在某些方面虐待他们。盗窃羊的土著团伙——同样也有白人团伙——都是“野外伐木”的年轻人。白人逃犯是很好的盗窃教唆者，因为在大规模畜牧的早期，政府似乎更在意白人盗窃牲畜，而不是土著。

牧场主对盗窃行为展开反击，主要是开枪吓唬土著，然而步枪里装的子弹一不小心就会走火，让人重伤，甚至死亡。杀人是非法的，可以掩盖，但要想一直没人知道是很难的。这种报复性的攻击(不仅仅是械斗)到底杀了多少土著未知，但有些袭击几乎到了“大屠杀”的地步。

有时，有马的邻近牧场主们会带上枪结成一队，为了“给土著一个教训”，但是要找到土著的营地并不容易。对土著营地进行的拂晓突袭在19世纪后期是最常见的边境种族冲突诱因，然而土著已有几千年防范敌对部落突袭的经验，并且在陷入麻烦时，他们很擅于隐藏营地。带来大量人员死亡的械斗往往不仅是只靠愤怒，出于特殊原因，有组织的白人会带一大群人与土著们谈判。按照土著的风俗，面对部落敌人时，他们会在身上涂上油彩，然后像橄榄球队那样一字排开，他们在某些场合也这样面对白人。这有可能造成和白人的械斗。大多数时候，在作战时土著会精明地利用灌木作为掩护。

注：与博根首领的第一次会议。这个场景出现在托马斯·米切尔1838年在澳大利亚内陆的三次探险中。 (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图书馆)

土著对澳大利亚的了解比白人更深入，因此绝不会是带枪白人容易攻击到的目标；他们占据优势，尤其此时白人士兵和牧场主只有很少的几匹马。直到19世纪50年代之前，牧场主的枪支大多是毛瑟枪，这种枪经过一两次射击后就需要重新装填火药和铅弹，潮湿天气下，枪支发射并不灵光，并且超过50米射击就不太精确。政府禁止服役罪犯持有任意形式的枪支，并且牧场主也不会轻易地武装囚犯工人，不过他们会给独自且可能遇到危险的放牧人提供武器。大多数罪犯也不习惯一直使用毛瑟枪，毕竟这需要经验，并且他们的武器很少是最好的。那时对严重屠杀事件的报告显示，手持利剑或单发手枪才算拥有致命武器。但能运用这种武器的近距离接触并不常见。

事实上，在发生白人和土著的冲突时，白人的装备并不比土著的精良。土著投掷的长矛能准确到与步枪差不多相同的程度。他们通常携带三支或四支以上的长矛，可以非常迅速地把它们投出去。土著善于把握时机，以躲避步枪射击，尽管飞溅的子弹也会造成令人剧痛的伤口。而长矛不像步枪的子弹，一个动作敏捷的白人有时也能躲开长矛。不过落到身上的子弹往往一枪致命。

许多土著妇女喜欢白人男性，也许还喜欢他们的结实住房。即使是不起眼的木板小屋也比树叶做的草屋强。有些妇女想结束被迫且不幸的婚姻。她们甚至可能发现了一些牧羊人的内心比自己的丈夫要温和许多，毕竟部族社会常见的就是对妇女的暴力，即便也会有亲情存在。土著社会中的男人将自己的女人视为私有财产，男人们会永久和她们住在一起，彼此间没有甜言蜜语，也不会送礼物。很难弄清楚土著妇女融入白人社会的途径到底是被绑架还是自愿行为。

随着时间推移，土著部落的人数在下降，此前土著妇女生下白人口中的“混血儿”，渐渐被抚养长大。尽管有土著妇女待在牧场主的家中作为其伴侣，但种族结合的主要形式是土著妇女与孤独的放牧人或犯过罪的畜牧工人结合。通常情况下，牧场工人们年轻、无知，甚至有时有点古怪或被艰苦的生活逼得残忍。其中某些人似乎已成为虐待狂。他们和当地土著成为好朋友，但是彼此对对方都极其谨慎，而且并不信任。当牧场工人无意间做出超出土著古老行为界限、威胁其生命的事，双方的友谊可能会很快变味，或演变成暴力。

5  法律的边缘

法律的边缘官方的深度参与曾帮助各种族变得亲近。然而在新占领的地区，无论是18世纪90年代的霍克斯伯里或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的具有广袤无垠的丛林和平原的内陆地区，不知所措的官吏都无法有效使用以往的法律手段。

在悉尼西部，肥沃的霍克斯伯里山谷地区，与土著一起生活的白人农场主们遇到的最明显的挑战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干旱期内开始出现。从短期来看，这也是争夺生存权的时候，因为两边的人都需要这片土地上的潜在粮食产出。悉尼附近的Eora人的主要食物是鱼，而几千名白人并没有扰乱悉尼海港丰富的鱼类供应。鱼的数量在冬季会有自然性的减少，同时Eora人好像很喜欢新邻居提供的额外食物。然而内陆的塔鲁格人，则将河流滩涂上的山药根作为食物，如在第2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非常讨厌这些不请自来，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前罪犯们耕种土地和消耗着他们的粮食。这样几年后的结果，通常是双方发生致命的冲突。

尽管一开始很糟糕，但是慢慢地，内陆的塔鲁格人成了最融入英国社会的土著群体之一。他们中有些人接受了总督麦觉理和布里斯班提供的农场或教育，并且与白人的通婚在他们之中相当普遍。亚拉芒迪的女儿，也是尼比恩(他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些早期事故的策划者)的长辈之一，1819年在100个白人及20个土著参与的教育考试中考了第一名。1826年，她以玛丽亚的名字嫁给了一个犯过罪的英国木匠罗伯特·洛克。他们占据了一个农场，并生了十个孩子，这是一个家族王朝的开端。这个家族最终扩张为数百人，其中既有土著，也有白人。她非常优秀，但也有许多其他人与罪犯结婚或做伴，建立起农民和伐木工的家族。这种官方希望看到的融合的主要障碍仅仅是因为当时大多数土著更偏爱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巴拉玛塔的麦觉理土著学院待上太长时间，巴拉玛塔也就是后来的黑镇(“土著小镇”)，或让他们永远留在官方提供的农场。

土著进行的第一次大屠杀发生在1816年一次大干旱之后，发生于悉尼西南部的阿平镇。从阿平延伸到亚斯，甚至远至蓝山山谷的区域中的罗沃语系土著偷袭了位于内皮恩山谷(毗邻霍克斯伯里)下游的河岸平地上的白人农场。罗沃人是塔鲁格人的世敌，他们在塔鲁格土地上进行的经常性袭击波及了新的白人定居者。最南端的布拉格兰族群(他们的家乡是在一个以布拉格兰为名的山谷中，这个山谷后来变成了悉尼的主要蓄水库)的袭击是最出名的。整个族群突然袭击了农场和农庄，收走农作物，刺死了动物，并且杀害了抵抗的白人。

麦觉理总督已经在其他事项上强调过，派遣两支部队的目的是“惩罚犯罪”，并且最好不要用暴力，而是尽量带回犯人(其中大部分应当会被严厉批评，然后被判入狱几个月)。当时的想法是，一个军团沿着下游行军，将罪犯赶入第二个军团的包围圈。不管传统的用军队维持治安的做法实际效果如何，这在悉尼西部盆地却是很不现实的。士兵们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徒步行军好几天，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后来他们发现了一处夜间的篝火，就开始朝篝火射击，杀死大约16个土著，抓住了3人。死者中有几个是妇女和儿童。士兵们似乎在黑暗中随意射击，这是他们当时的唯一选择。这是第一次为控制土著，在澳大利亚部署了主流的英国陆军部队。新南威尔士军团在1808年的叛乱后解散，因此1809年麦觉理带来的是新南威尔士第一军团。土著与新近抵达的男性牧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爆发于1824年的巴瑟斯特地区。在1813年的边界线划定之后，麦觉理一直保持着白人占领区的良好治安，但之后毕格报告称放牧和政府批地需要大量土地。牲畜数大量上升，导致土地及水的使用竞争加剧。

由于政府缺乏经验，监管不力，甚至吓坏了年轻白人，可能包括逃犯，他们做出的鲁莽、伤人、欺骗或不诚实的行为，似乎已经引发了一场大灾难。各种事件最终导致当地的瓦拉哲里族群和男性牧人之间的争斗。总督布里斯班派出了一小队军队，宣布戒严，历时四个月。士兵们长途跋涉，却见不到土著。这一时期估计有多达100个土著被杀害，尽管官方数字是大约14人，又或是被杀害的欧洲人数量的两倍。官方报告中较突出的杀戮是对马奇附近的里尔斯顿居民进行的一次杀戮。友好对待土著的定居者似乎没有遇到那么多麻烦。当时巴瑟斯特马奇惠灵顿地区的土著人口估计为500～600人，因此，即使不到20人的死亡数，对一个小型社会也是毁灭性的打击。据称最大的重创来自传言中由巴瑟斯特北部索法拉地区附近贝尔瀑布的居民和军队实施的大屠杀，然而相关的证据非常少，并且不太可信。这个地区的瓦拉哲里人的领导人为Windradyne(另有外号称星期六)，一位民间英雄，很久以后巴瑟斯特附近地区为其塑像纪念。在数月的紧张对峙之后，Windradyne和其他领导人与军队开始和谈，并在该年的晚些时候，与布里斯班总督在巴拉玛塔举行了会见仪式。然而不幸的是，此后不久，第二次天花疫情在瓦拉哲里人中爆发，并造成了惨重的死亡。

同时猎人谷内部也报告有暴力冲突发生，这里的河岸平地上出现了更多的居民设置的栅栏和障碍物。这一时期有许多富裕的移民，其中很多是新来殖民地的人。他们占用了猎人谷中的政府批地。他们的庄园，如毕格报告所描述的，大到足以雇用——消化——快速增长中的新犯人。当地土著一开始表现出欢迎新居民的态度，但后来转而反对其中一些人。边境地区常有抱怨称土著“很奸诈”，外表表现很友好，但随后就会发动袭击或谋杀。白人还指出了一些类似的“背信弃义”的情况。移民者们试图让当地的Wonnarua人离开他们自己的家园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总督布里斯班派出了一队骑兵支队，由好斗的罗威中尉带领着前往猎人谷。罗威曾试图射杀土著囚犯，后来以军官为主的陪审团宣判他无罪。边境发生冲突时，无论起诉白人还是土著都是很困难的。不仅因为殖民地陪审员的偏见以及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巨大障碍，还因为非基督徒的土著并不能给自己的作证宣誓。

收集足够的证据进行起诉也非常困难，如何逃避土著的自卫索赔请求更是如此。一个理论性的基本问题出现了：政府是否应该把土著视为享有充分权利的英国国民或自己土地的捍卫者？然而这也存在分歧，有些人认为快速而有力的血腥回击比长期的温和做法更能减少未来流血事件的发生。对于处理边境的种族关系，可选择的方式很多，然而，任何一种“原则性”的做法，其效果都有限。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农村执法多数由步兵、当地犯过罪的警员或土地治安官执行。殖民地的马匹十分稀少，并且没有几个士兵受过骑马训练。发生巴瑟斯特的事故之后，悉尼政府组建了新南威尔士骑警以更换规模小，且组织松散的马警。骑警或士兵，通常以四到六人为一个单位，这些都是当时从殖民地的英国军队特遣分队临时调派来的志愿者。土著经常会被招募来协助他们，以贡献其宝贵的跟踪能力。这些士兵在马背上工作，他们来自坎贝尔镇、古尔本、巴瑟斯特和梅特兰基地。塔斯马尼亚和其他殖民地也有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军团。与大多数平民不同的是，士兵装备的是射程较远，长筒的贝克陆军步枪，不过在马背上更为方便的是射程短些，更轻便的卡宾步枪。在丛林中，士兵穿着工作衬衫，蓝色或绿色夹克以及几乎无处不在的巨朱蕉帽子，没有常见的“红色外套”制服，所以他们与其他白人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他们中有些人首先需要学会如何骑乘和照顾一匹马，不久后，在猎人谷学习了不少课程后，士兵就会变得十分有能力，成为澳大利亚传统中风度翩翩的先锋骑手。

在政府眼中，士兵主要负责检查工作，不仅检查土著，还要检查逃犯或最近释放的“亡命”罪犯，“丛林好汉和强盗”和盗窃牲畜的惯犯主要是白人，而不是土著。土著被认为是一个次要问题。小型的种族冲突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陆续有发生，尽管那时牧场主已经在澳大利亚东南部的许多地方放牧了成群的牛羊。

那些在巴瑟斯特附近地区被杀害的人的命运和随后的和平会议无疑已给新南威尔士中西部的大瓦拉哲里族发出了警告，然而天花的影响是无法评估的。19世纪30年代期间，通过进口，殖民地的战马数量大幅度增加，这给了白人一个重要优势。但委员们对公有土地的年度报告显示，随着士兵的经验增多，这批中等规模、穿着朴素的队伍起了安定边疆人心的作用，同时赢得了白人和土著的信任。有传言称士兵很严厉，但至少不会是像大多数警察部队那样不近人情。

骑警起初仅限于在一些指定的区域内活动，但在1839年，政府组建了第二支边防警察部队，并且他们有权在辽阔的新牧场地区巡逻。紧接着就是放牧热潮期间的劳动力不足，这里所指的劳动力也包括土著、囚犯——如果囚犯好好服务，他们的刑期能减短。其中一些人，是在南非服役时已被定罪的前士兵。如果边防警察身上能涂上油彩，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就不会太引起争议。他们的问题更多在于要在有效时间内骑马赶到遥远的事故发生地。

当骑警开始正式履职，大部分英国军队就退出了澳大利亚的治安工作。军队并不像是在完成治安工作，在澳大利亚，至少步兵，似乎并不很擅长治安工作。更重要的是，伦敦也反对将部队当作警察使唤，并希望殖民地能自己承担责任和费用。士兵们在19世纪50年代被纳入由本地政府控制的殖民地内的统一武装力量，并取代了早期松散的治安组织。

当局为新占领的菲利普港地区额外组建了一支土著警察部队。尽管这样一支部队的组建早在1836年就有计划，然而却拖延到1842年才开始运作，种族冲突也很快被平息下去。这支部队由土著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组成，白人军官是由广受爱戴的亨利·达纳带领。这个办法不仅能增加警察人数，还能增加牧区人员的专业知识，同时“教化”了土著，为他们带来更多融入新社会的机会。这支部队在1842年约有140人。土著警察部队一直维持到1852年，直到达纳死掉。部队里既有白人警察，也有土著。土著警察维持着金矿开采时的治安，例如，尽管他们在丛林中更显价值，但在丛林中他们被相信能平息很多可能的种族冲突。在他们的古林人同胞眼中，他们是最有能力和值得敬佩的。他们在偏远的西南部地区，面对传统上敌视外来者的贡第杰玛若人时，发挥的作用比预期的还要好。他们被相信能帮助该地区结束敌对状态，尽管1843年的一次战斗造成了许多人员死亡。他们追踪被盗羊只到很远地区(如格兰皮恩斯)的能力，帮助结束了极为普遍的家畜被盗事件。出于某些原因，古林族人在传统上仇恨吉普斯兰库尔耐人，因此带领土著警察在东南部地区大量杀戮吉普斯兰库尔耐人，不过这种说法也没有充足的证据。持枪、骑马、穿着制服的男性土著激发了本民族人群心中的害怕、敬畏和骄傲的心理。

注：土著士兵押送一名囚犯到墨尔本，1851年。菲利普港的土著警察处理了未来维多利亚地区中多数的农村警务。(摘自威廉·斯图尔特的《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维多利亚的国会图书馆)

在维多利亚(或它的第一个名字，菲利浦港口区)中央南部的许多古林族人及许多位于北部地区的小部落联盟，开始欢迎新居民，并与他们合作。殖民开拓者约翰·巴特曼与他们约定，让他们在墨尔本北部土地上放牧，他又让逃犯“黑户白人”威廉·巴克利以他们的语言解释了一遍，还向他们说明与新居民和解的好处。古林族领导人是土著警察中的高级官员。

吉普斯兰(东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差不多是现在的瓦南布尔），是种族冲突最严重的两个地区。在其他白人殖民者出现之前，检验员早已来过，甚至在这个沿海地区生活了好几年，所以牧场主可能无意中是被土著延续了对检验员的仇恨。这两个地区的天然食物都很丰富，因此比起其他地区，这里的土著吃得很好。两个关于引起冲突有不良记录的牧场主以前也曾与土著发生过冲突， 其中一人为避免被起诉，逃离了殖民地。

白人和他们的当地人警察在未来的维多利亚地区可能杀害了大约500到1000个土著，而到1834年开始永久定居之时，这一地区的土著居民估计也只有5000～10000人。大多数人员的死亡是由1838年到1843年之间发生在东南和西南部地区的数个恶性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估计差异是由于无法确定在偏远的西南部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在吉普斯兰。

另一个发生冲突的主要区域是新南威尔士西北部的纳莫伊（Namoi）和圭迪尔（Gwydir）河谷的周边地区。这里是大卡米拉罗语系族群的家园，同时也是一片肥沃的草原。卡米拉罗人估计约有12000人，这表明相比那些同等规模，却更冷或更缺水，或更陡峭或更多丛林的族群，该族群的人口可能为它们的2到3倍。

有时候，冲突似乎是为了阻止白人的出现，土著对农场进行有组织的袭击，大量宰杀牲畜或使得牲畜乱窜，并谋杀农场工人。西北部的许多牧场主经常缺少来自悉尼和猎人谷的“大个子”，于是他们会聘请经理和监管来运营他们的新场地。后来他们受到批评，因为他们不够关心农场的实际情况。这与南部拉克兰山谷以“小个子”主宰的农场形成了对比。这些小个子对农场直接负责，并且用心地管理着农场。这似乎是更和谐的种族关系。

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西北部的放牧区迅速扩大，比起前几年或非偏远地区，马匹数大量增多，当然还有牛。牧场主经常用牛建立一座偏远农场和“确保”这座农场的安全，因为牛比绵羊更不容易被土著和澳大利亚野狗杀死或偷走，但需要有马匹管理。照顾牛的农场员工被称为“畜牧工”，他们有着很高的地位。不仅是放牧，他们还学会了骑马，哪怕他们刚从英国贫民窟出来不过一年。娴熟的马术对于未成熟的年轻人，无论牧场或农场员工，土著或白人，都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体验，都是他们骄傲的资本。骑马并持枪的男子并不可怕，可相对于那些步兵，也是霸气十足的。并且西北部广袤且少有丛林的大平原——未来成为一个满是小麦和棉花的地区——正好是一位骑手的大舞台。

1837年期间，土著在圭迪尔-纳莫伊区杀害了几名白人农场员工。有些文献估计，19世纪30年代在那里被杀害的白人约为15人。丑陋并且自相残杀的种族冲突不断升级，各土著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由于这些区域还没有政府的警察部队，因此牧场主有争议地组建了一支私人、秘密的治安维持部队，成员是一些骑马的畜牧工。此时一些关于白人暴行和土著大屠杀的未经证实的故事传播了开来。土著协会是非官方的牧场主群体的名字。白人也被戏谑地称为骑着马恐吓和杀害土著的“丛林伏击”者。这些人抱怨的是土著不仅杀害他们的人，还打死或带走了大批牲畜。

悉尼政府的一位临时总督——乔治·吉普斯为恢复秩序，在1838年1月向西北部特别指派了一支较大规模的超过20人的骑兵队伍。后来畜牧工和民兵也加入进来，变成了一小支军队。这次行动不仅没有恢复和平，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起初，他们抓捕了一些囚犯，但随着远征队越向北，它变得越有侵略性，之后远征队就杀害了几名土著。士兵们包围了躲避在滑铁卢溪和米莉溪的一个泻湖地区(位于后来的莫里镇的西南方)的毫无防备的卡米拉罗族人，然后开枪射击或用刀剑砍杀他们。

在后续的三天战斗中，根据参考的文献不同，描述的死亡人数从6～300人不等。士兵们的恐慌情绪、复仇心、军队领导不力和指令含糊不清或单纯嗜血都有可能是引发这一屠杀的原因。这次远征完全不像骑警平常低调的行事风格，具体资料也不充分，不过它可能是一次为结束暴乱，而故意向土著炫耀武力的行动。它甚至本来可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同时一些间接证据也明显说明了这一行为的险恶。后来新总督吉普斯下令彻查此事，然而并没有上报结果。

悉尼得到的非官方报告称白人威胁要灭绝土著，而到1838年末，莫里因弗雷尔区已有多达500名土著被杀害。不完全的证据主要来自后来的老灌木丛传说，以及牧师兰斯洛特·思雷尔克德的指控。他在麦觉理湖附近的纽卡斯尔拥有一个传教基地，并且收集了相关故事。他可能是对的，但通常的情况会符合下列情形：故事越传越离奇，偷盗牲畜的老犯人往往会添油加醋，然后更夸张地向上级反映。思雷尔克德被指控利用未经证实的谣言来支持他亲土著而后传教的事业。然而尽管他掩盖得足够好了，在这样一个小而八卦的社区却并不奏效。

滑铁卢溪事件是首次尝试在限定区域外进行的重大治安行动，使用了比平常更大规模、更霸道的军事力量。冲突似乎在1839年开始减少，恐惧可能已经粉碎了土著的意志。到干旱结束，边防警察开始在指定的区域内执行任务，尽管此时暴力已向着未来昆士兰州的边界蔓延。

注：“墨累河之役”。画家W.A.考索恩是根据1841年的鲁弗斯河战斗作出这幅画的。因为在成画前画家经过了三年的研究，所以它被认为是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不像那些事件发生后许久才出现的虚构作品。 (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图书馆)

牧场主在19世纪40年代疯狂涌入昆士兰。悉尼于1848年新建立了一支维多利亚风格的土著警察部队，这支部队后来创了大量人员死亡的纪录。

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完整的有记录和公示的土著大屠杀发生在没有农场主居住的迈奥河农场。这里是平原向着新英伦高原隆起的地带。这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残忍的暴行之一。在1838年6月，一队骑着马的畜牧工，他们多数有着囚犯的背景，突击了当地一个共有28个土著的族群——这些畜牧工甚至与其中一些人十分要好——畜牧工用枪对着、用剑指着土著，威逼土著进入一间小屋，并将他们捆绑起来。然后，畜牧工们用马拖着土著，将他们拖到一个偏远地区，杀害并肢解了他们，最后又点了一把大火烧毁了尸体。大屠杀的消息很快就传开，总督吉普斯是一名公正的军官，他强制性通过了对十一名作恶者的起诉，殖民地因此闹得沸沸扬扬，并且为此分成好几派，相互宣传。最终有七人被处以绞刑。

我们无法获知这是一次单独的暴行还是一系列暴行的一部分，且畜牧工民兵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然而，大多数从其他地区农场赶来的人，似乎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且在犯人受到谋杀罪指控时，给予了他们强烈的情感支持和资金援助。有证据表明在该区至少发现了一具正在焚烧的尸体，可能是为了掩盖证据，但这种情况也不普遍。迈奥河事件的疑似领头人是一个二十岁的澳大利亚出生的牧场主，他来自一个雄心勃勃且具有囚犯背景的霍克斯伯里农民家庭，该家族在西北部有着利益关系。他避开了被起诉的命运，最后寿终正寝。

在信息闭塞的时代，这似乎是世界人类史上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在动荡和法制薄弱的时代，只能依靠私人执法。冲突双方都选择诉诸恐吓和威胁。当恐惧达到危机点时，一个更无情、好战和狂热的年轻团体成立了。成立的动机也可能是因为害怕。被杀害的人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多数男人都在砍树皮以供农场使用——这是那时常见的土著被雇用的形式。他们属于Ngarabal(或称Kwiambal)语系族群，住在卡米拉罗领地的东部，表面上正常地与白人和睦相处，友好对待农场的人。鉴于土著一旦意识到危险，就很难在土著大族群中找到这些人，并且这很危险，治安官们也许是选择了毫无防备的目标。有报告称在该地区就发生了几次类似的屠杀，农场工人们在马上对土著乱射。

最大的一次白人屠杀是在1838年4月，发生在维多利亚东北部的贝纳拉附近。土著袭击了一群从新南威尔士带来牲畜的牧人，杀害了大约10到14人。这震惊了白人社会，使他们近乎歇斯底里。这一群人被全部屠杀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有报道说，是为了土著妇女。在乔治兄弟和威廉·斯福尔的带领下，新南威尔士私人军团的年轻一代，这一群人从猎人谷出来沿陆路出发，几个月内都相安无事。之后队伍分开，他们就开始攻击那些在独自旅行中的工人。斯福尔军团与土著之间的报复性战斗在继续，许多土著被杀，但旺加拉塔区的其他一些居民没遇到多少事故。土著也开始攻击在大陆上游走的这一群人，他们准备沿着墨累河和马兰比季河将牲畜带往南澳大利亚，不过许多土著在白人的还击中丧生。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发生在1841年的鲁弗斯河，一条靠近现今米尔迪拉的墨累河支流，那里有一大队警官和畜牧工从阿德莱德骑马出发，他们的目的是查看到底是什么在威胁着南澳大利亚与悉尼之间重要的新生交通路线，甚至这可能威胁到本就岌岌可危的新殖民地的存亡。他们大约杀死了30名 Barkindji(达令河)的土著人。

人们相信，迈奥河大屠杀以及其后续战役，比如鲁弗斯河战役，可能是和1841—1842年间的明显有组织的抵抗有关。一种解释是，随着耸人听闻的迈奥河绞刑的消息传遍了各个部落，土著居民们开始不断倾诉之前所受到的苦难，并相信政府会保护他们，但实际上政府并没能够保护他们。这时，政府和土著居民开始有一种相互的埋怨。虽然不是很肯定，但几乎可以说，对迈奥河屠杀的起诉加剧了当地的暴力，但政府的坚定举措使暴力行为迅速减少。1845年后，澳大利亚东南部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暴力事件。

自1838年起，管理王室领地的地区专员增加了两倍，以保护土著居民。他们的年度报告中主要描绘了增进边境和谐的举措，并且让土著人在边察站工作，保卫他们自己的领地。一开始，大多数土著人对有着固定薪水的边察站全职工作以及永居于其指定居留地并无兴趣。相反地，他们更愿意继续在从前一直拥有的土地上漫游和狩猎，同时也为新来者打工以交换食物、烟草和衣服。不过，定期提供的肉食以及他们心中的恐惧久而久之使他们失去了杀死边察站牲畜的想法。与白人通婚也很常见，虽然出于对官方的恐惧，很多人认为白人是“最恶劣的人种”。政府委员们指出，混血儿童数量的增加，使下一代比完全的土著更好控制，也更易安定，女性也能更加迷人，从而和白人结婚。据记录，土著人学习了一些英语，很多人取了英国人的名字，还有一些人选择去学校接受教育。

1838年的事件引起了公众关于是否应该对“土地的原始所有者”给予更多认同，或为他们多做些事情的激烈讨论。争论双方还就土著人究竟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还是“自己的兄弟”争执不下。和以往一样，这场争论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似乎并没有人清楚实际上应该做什么，如何对土著进行补偿。任何一种形式的补偿都需要付出很大代价，而公众舆论更赞成将土地买卖和租赁所获的大部分收入用于协助移民，为即将到来的后罪犯时代做准备。

早年间，土著们的大趋势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传统文化中加入英国元素，并且抗拒突然发生的变化。土著们对于帮助对抗暴力和饥荒，带来安全保障并且提供工作和领地的“援助之手”十分感激。但他们不希望政府官员或好心人来过度规划自己的生活，比对白人规划得还多。政府就像原来一样优先考虑经济增长和人民的意愿，土著的个人事务对于他们并不是非常重要。

根据先前的惯例，很多边察站采用了土著所起的名字，并且很多名字都成了后期行政区和城镇名，这一现象展现了大部分土著和当局之间的相互理解。

在塔斯马尼亚，1823—1831年的“黑色战争”导致至少120个，甚至是更多的土著死亡，以及约180个白人被杀害。这些所谓的“战争”主要是众多的小规模冲突，如土著杀害牧羊人，突袭其住所并抢劫牲口等。土著经常爬上屋顶并点燃屋顶上的树皮或茅草，在房主逃离住所时冲进去趁火打劫，然后迅速消失在包围着农场的茂密的灌木丛中。主要冲突集中在中部霍巴特和朗塞斯顿地区之间的放牧区，尤其是东面的大河区。在这个地形崎岖的岛屿上，它是一片适宜农业和放牧，也可用于打猎和采集的土地。

除了据说的1803年在新里斯东发生过的大屠杀外，范迪门斯地区的白人殖民者们一开始过得很平静。后来发生的几次暴行都被归咎于少数人的罪恶。然而随着殖民者和土著的矛盾在19世纪20年代激化，被袭击的牧羊人、农庄和牲口也随之增多。造成紧张局面的一方是来自巴斯海峡的海豹捕猎者，他们绑架土著妇女，并擅长射击。19世纪20年代，那些古怪的捕猎者们数量翻了一番，并靠着二十年前剩下的稳健产业过日子，他们有很多人都是逃犯或逃跑的水手。白人和他们的牲口数量迅速增加，也加剧了他们和土著之间的不信任。

战争由几个事件引发，一件事是处决木斯奎托。木斯奎托是一名土著，同时也是范迪门斯的土著首领，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有一些人还加入了他领导的帮派。有些抢劫犯涂黑自己的脸后去抢劫边察站小屋，希望土著能因此被责备。数百起的暴力事件引起了反击。虽然袭击者们当时更多的是抢劫物品而不是进行凶残行为，这些事件后来还是经常被认定为土著们带有强烈恐惧、憎恶和怀疑情绪的“游击战”。不过他们也会在路上因特别原因而杀死白人。在1827年到1830年间，白人农场大约受到了600次土著的攻击。

对于土著而言，常见的本土策略是把燃烧的火炬扔到殖民者的屋顶，点燃上面的树皮，然后冲进屋中抢劫面粉、糖和茶等物品。诸如“盗窃”或“抵抗”之类的现代评判标准并不能用以评价此类事件。塔斯马尼亚人被称为天生诚实的人，他们可能是看上了白人所拥有的好东西，希望他们能以这些东西支付土地租金却又不知道其他获取这些好东西的方式。

在1830年，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人口数估计已经下降到了300人以下。引起人口下降的原因与其他地方一样，除了暴力、疾病、直线下降的出生率、杀婴，还有以女人融入白人人口中的方式进行的人种合并。

在范迪门斯，就像在澳大利亚大陆上一样，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任何成比例的可能原因。虽然巨大的战争伤亡人数不能被完全排除在外，但战争中的大致死亡人数只能占到人口减少总数中的一小部分。关于范迪门斯人口减少原因的一个说法是，经验丰富，有着犯罪前科的布须曼人在土著尚缺乏警惕之时对他们发动了突袭，但是这一说法缺乏证据。另一种观点是，土著的恐惧、紧张，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病情的恶化，婴儿的死亡和多灾难时代给家庭发展带来的限制对人口减少造成了比战争更大的影响。土著经常性地逃跑或藏身，进食和睡眠缺乏规律，造成了许多婴儿死亡。这一族群因为对疾病的抵抗力越来越弱而很可能不得不杀死患病的婴儿。

塔斯马尼亚人肺部似乎异常脆弱。早期有游客记录了一场很多健康而快乐的孩子们的比赛，但出于种种原因，据明确记载，到19世纪20年代晚期，疾病和很小的家庭数目将摧毁这种美好景象。

19世纪20年代，当局发布通告，警告土著和白人，杀人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副州长乔治·亚瑟在1828年颁布戒严令，试图阻止战斗，但此戒严令对大部分官方袭击起不到限制效果。1830年，上演了一出闹剧——《黑线》。在疯狂的殖民者带来的压力下，亚瑟迫切希望能尽早结束这种局面，于是提出了将过着游牧生活的土著集中在霍巴特区附近的塔斯曼半岛，希望土著们能过上更加和平安定的农耕生活。在11月到12月间，2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警察和白人殖民者形成了一张移动网络，将约350名幸存的土著向俘获地驱逐。但他们的猎物太了解灌木丛了，以至于所有的白人殖民者一共只捕获了2个土著！

在接下来的三年，保护者乔治·奥古斯都·鲁滨孙说服了150～200个土著迁居到一个位于巴斯海峡弗林德斯岛的聚居地。这些人就是最后的塔斯马尼亚传统土著。他们当时的设想是将这个岛变成一个受外部世界保护的繁荣社会。塔斯马尼亚民族的主要人口一直在那里待到了1847年，那一年政府将大约45名幸存者迁回了塔斯马尼亚内地。在弗林德斯岛的保护区——怀巴莱纳，人们建起了木屋，有医疗设备、学校、一个教堂牧师、牲口和用于耕作的器材，已然装备一新，准备迎接新生活。虽然这些设施比很多白人的还要好，但是土著死亡率却仍然很惊人。与在灌木丛中生活时不同的是，他们的死亡原因被记录了下来，主要是由于肺部疾病，流感常转为肺炎，后来也会转变为肺结核。我们并不知道是否会有土著在弗林德斯岛生存甚至以更好的方式发展壮大其队伍。有迹象表明那时他们对疾病的免疫力正逐渐提高，并且他们越来越愿意有一种欧洲式的生活方式。与许多早期殖民地的好心人一样，鲁滨孙试图将土著转变为基督徒，不过根据后来欧洲农民改信基督教的速度来看，这种转变太慢而不能即刻实现。

但是，随着塔斯马尼亚人的定居，他们被政府抛到了九霄云外而逐渐淡忘，经常被不尽责的官员、时常变化并且难以想象的政策、被忽视的局面、官员与土著之间漫无目的的争吵所困扰。补给船船员往往带来新一轮致命的传染性病菌。高死亡率、低出生率和一种被囚禁在一个充斥着疾病的地方的感觉大大削弱了土著们对生活的信心。官方的忽视和吝啬随着19世纪40年代的经济和行政危机而加剧，当去往新南威尔士的犯人运输停止，三万多名犯人涌入了范迪门斯。

“土著鲁滨孙”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位从前的伦敦瓦工，同时是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意识、虔诚、自负而雄心勃勃的福音派牧师，号称是“伟大的调解人”，他在霍巴特发现了土著们漫无目的的乞讨，从而感到十分难过。他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学会了一些他们的语言，并愿意长时间和他们一起生活在灌木丛中。亚瑟总督让他作为土著正式的保护者，去和他们探讨和平共处的方法。1829—1834年，鲁滨孙深入了遥远的灌木丛，他的勇气和行动令人钦佩，但是他因为傲慢的性格以及因担任了塔斯马尼亚一族的救世主所获得的丰厚报酬而受到了怀疑。他的批评者认为，他在土著和总督面前夸大了他对弗林德斯岛所做的安排的价值，由此霍巴特当局又对伦敦夸大了土著的去留意愿。鲁滨孙是弗林德斯岛从1835年到1839年的主管，并且也算是一位较好的主管，但他给那些后来成了维多利亚首席保镖的霍巴特官僚们留下的仍然是一个处于迷失状态中的社区。鲁滨孙在殖民地和怀巴莱纳的日记和旅行报告，成为历史学家研究这一段时期的主要文献来源。有人批评他有时会夸大种族冲突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并且在怀巴莱纳扮演着一个也许友好但却无知的农耕导师角色，并没有在那里留下什么成功的规划。这是第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真心、勇气、自我意识、追求名利的行为和官方的短视相结合，导致了土著对政策的失望。

1847年，为了省钱，政府将幸存者迁回到霍巴特附近的牡蛎湾内陆。在那里，懒惰、无聊的情绪和官员对其的冷漠日渐增加，人们开始酗酒无度。从那时起，有着鲜明特色的塔斯马尼亚人逐步走向灭亡。据未经证实的猜测，在白人到来之前，土著人口就已经在下降了，因为塔斯马尼亚人的基因很少又很孤立，从而制约了其生育，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是有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随着人口进一步下降，这种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在1803年之前，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是过往船只也会带来疾病，岛上并没有天花流行病的传播。有限的证据表明，塔斯马尼亚土著将女性出售给白人永久同居，而不是像内陆那样让白人租赁她们，这解释了为什么出现了很多欧洲的混血。其他混合族群在巴斯海峡的海豹捕猎社区内，那里的白人海豹捕猎者有时会强行收留被拐卖的妇女，尽管其他土著妇女似乎已经消失或至少愿意主动留下。土著塔斯马尼亚女人的生活环境比男人更加严酷，她们有些人似乎更愿意和白人男性生活在一起。

尽管如此，纯血统的塔斯马尼亚人的灭绝仍然是一个悲剧。1803人的土著人口数对评估非常重要：如果人口为2000人或更少，灭绝则更显而易见；如果人口达到6000人或更多，那么白人对他们的灭绝则负有明显的责任。据估计，其人口总数大概是500到20000人，但3000至5000人则更有可能。人口总数可通过9个部族的大致规模估计，这9个部落都有其各自的语言。

注：塔斯马尼亚土著在1858年，拍摄于牡蛎湾。他们是怀巴莱纳的幸存者。在弗林德斯岛定居失败后，他们于1847年转移到牡蛎湾。特鲁加尼尼，最后的纯血统塔斯马尼亚人，位于前排的中间。

最后的纯血统的塔斯马尼亚人是欧洲化了的威廉·讷，他从怀巴莱纳幸存下来并在海边开始了新生活，于1869年35岁时死于霍乱。受强烈的兴趣驱使，同时也被他的种族特征吸引，霍巴特的科学追随者们在巨大的争议下违反法律，偷偷将他的头从尸体上切下来，打算寄到英国去研究。当地人强烈反对，结果威廉·讷的头颅被藏了起来，尽管后来盗墓者进一步肢解了他的身体，但也再未找到头骨。这一事件的风俗背景是本土塔斯马尼亚人有从尸体上切下头颅作为纪念的传统。活泼的女孩特鲁加尼尼在部落中长大，她死于1876年，虽然澳大利亚内陆可能有一两个塔斯马尼亚人活得比她更长，但她通常被认为是“最后的塔斯马尼亚人”。范妮·科伦·史密斯，1834年出生在怀巴莱纳，死于1905年，她是一位自信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而又受人尊敬的公民。她嫁给了一个英国的罪犯，有十个孩子和众多子孙，是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作为土著，她享有可观的塔斯马尼亚政府养老金，而且她似乎对两种文化都十分适应。长寿的她记录下了塔斯马尼亚语言和歌曲。但她只是个例，能做到这样的人不多。

在新成立的西澳大利亚州，1834年的平贾拉战役导致了大约15至50名土著以及3名白人的死亡，这场袭击导致了不少士兵的死亡，之后，总督杰姆斯爵士打算组织一个报复性的团体，包括士兵、警察和珀斯以南地区的移民都参与其中，他可能还打算带上犯人们，最后因难度太大作罢。这一事件的背景是英国人为了进行农耕而搬迁到了珀斯南部的墨累河区，这个地区就是后来成了度假胜地的曼德拉海滩的内陆。在冲突中，官员射杀了躲在水里准备朝他们掷长矛的土著。

珀斯历史学家内维尔·格林在研究有记载的事件时估计，1826年到1852年间，在西澳大利亚西南部，死于殖民者手中的土著大概共有121人。有一些其他的估算，加入了未记载事件中的死亡人数，统计出大概有200人。早期的南澳大利亚发生过几起严重的冲突，但是未记载有大屠杀事件。西澳大利亚的第一个白人定居点是奥尔巴尼、珀斯以及阿德莱德，那时总体局面是和平的。巧合的是，人们相信，19世纪20年代之前，天花曾短暂地爆发过。

6  维多利亚女王的伟大时代

维多利亚女王的伟大时代 19世纪下半叶，大约50万澳大利亚居民开始走向民主自治。随着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金矿被发现，澳大利亚同时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给澳大利亚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人口激增、财富和国际地位。使澳大利亚发展起来的不只是黄金。1850年，澳大利亚恢复了充沛的降雨，那时，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顶级服装羊毛供应商，羊毛的售价也十分可观。农业稳步增长加速了人口的增长，同时还带动了一些世界其他地区人口的增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上升。令人吃惊的是，有50万新移民在1850年到1860年间进入该国，并且在下一个10年间新移民数量也保持在这个水平。仅仅在1862年一年，澳大利亚婴儿潮就可以与“二战”后的婴儿潮比肩。很快，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人——“本土澳大利亚人”，将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

不同于早期因专制统治者、罪犯以及土地被霸占而带来的艰难岁月，这几十年给澳大利亚人带来了足以代代相传的美好回忆。那是一个人们穿着红色的法兰绒衬衫，戴着蒲葵叶帽，留着大胡子去淘金的时代；是尤里卡栅栏起义的时代；是一个专横的人私自占用土地，住在大而舒适的宅子里的时代；是有骄傲的剪羊毛工人、选择者和流浪汉的时代；是有潇洒的丛林土匪和骑术高超的骑兵们的时代。1878年，苏格兰移民彼得·多兹·麦考密克引进了一首流行的爱国歌曲《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尽管这首歌曲唱出了一些关于维多利亚的感伤抱怨，但还是慢慢从流行边缘脱颖而出成了国歌。

注：一条不可思议的大街——19世纪50年代的墨尔本，柯林斯街。维多利亚州那时刚刚被分离出来，并且因发现了大金矿而蓬勃发展。此图出自S.T.吉尔的平版印刷画作。(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

19世纪80年代，美丽的维多利亚街道建筑在充满活力的市中心建了起来，而50年前，亚拉河畔破旧的街道上还仅有几条石板路和几间泥巴小屋，巨大的变化使这座城市有了“神奇的墨尔本”之美称。大多数乡村小镇和郊区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发展，并且接管了在独立家庭作坊和灌木棚屋出售的质量没有保障且可能并不合法的掺水烈酒。Cobb & Co.马车运输公司的马车沿着已修建好的道路飞驰，但很快就被铁路所取代。这些年里，城镇和郊区的名称通常是固定的，混合了典型的土著与英国的地理特征。郊区房地产开发商通常为其地产选择富有魅力的英国名字——有不少地方被命名为新布赖顿斯和查尔特曼，但是并没有威根或莱姆豪斯这样的名字！

犯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这段记忆被有关家庭出身的人的幻想故事所改写或掩盖。人们对于罪犯生活条件的广泛、平静的同情仍然存在，这彰显着旧世界的贫穷和艰难生活的一部分图景，但这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反运输联盟通过艰苦斗争，结束了英国将犯人向范迪门斯的流放，并且把英国将完成部分刑期或者已获缓刑的年轻“流放者”送到澳大利亚做苦工的计划扼杀于摇篮之中。这一举措使几千名犯人来到了澳大利亚内陆，而殖民者们声明他们并不需要内陆。更多的殖民者来到了范迪门斯，而现在范迪门斯正努力从犯人们带来的阴影中走出来。1853年，最后一艘载着囚犯的船停泊在了霍巴特。为了庆祝不再有犯人的到来，1855年海岛殖民地改名为塔斯马尼亚(这是其欧洲发现者的名字)，并且转变成了自治州。

然而，西澳大利亚却在1850年到1868年间接纳了一万多名犯人。偏远而人口较为稠密的辛德瑞拉殖民地迫切需要劳动力来放牧、修路、建桥和修建其他基础设施。和三四十年前相比，这些最后送到澳大利亚的犯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也许最特别的是，抵达澳大利亚最晚的犯人是62个因为试图在爱尔兰发动起义而被判了刑的芬尼亚兄弟会成员。芬尼亚兄弟会领袖约翰·波义耳·欧莱利在1869年戏剧性的逃亡是最后那些日子里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而除了被列为战俘的犯人外，其他多数人不久后就被赦免。1876年，这些人里有六人登上捕鲸船，从澳大利亚逃到了纽约。早前，因1848年爱尔兰起义失败而被流放的犯人增添了范迪门斯的魅力(包括那些逃出澳大利亚的犯人)。这些犯人中的一个，凯文·伊泽德·欧多何第，后来成了布里斯班的政治家和公共卫生的领导人物。

政府（Government）。1843年，伦敦议会在新南威尔士的立法委员会成员增加到了36名，由居民代表组成的政府开始以有限的方式运行，三分之二的政府成员由居民选举产生，另外三分之一由总督提名，只有一半的被提名者可以成为官员。南澳大利亚有一个较小的立法委员会，1825年，塔斯马尼亚也有一个指定的立法委员会。在这一时期，总督仍然行使行政权。新南威尔士选民必须是住址固定的成年英国籍男性，其财产或收入应和绝大部分户主相当并足够其投出选票，如果要申请成为立法委员会成员，则需要拥有更多的财富。

这一政策在当时的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被长期执行，这是一个“家庭投票”制度，但统治机构的成员资格只限定于有能力、有财产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被认为是公共政策的最佳评判者。此政策给予了大部分人参与选举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它否决了大多数人的参政权，比如女性、绝大多数年轻的男性、经常搬迁的灌木工人、最穷困的穷人、土著(大多数殖民地的土著被排除在外)。投票是开放的，也就是说，当候选人在台上进行完群众演说后，投票公开举行。总督仍然全面行使行政权，但独立自主的局面并不遥远。

新南威尔士立法扩大会议在悉尼举行，从1829年起，议会就在麦觉理街的一些房屋中举行会议，而在21世纪仍然如此。但当时它面临两个问题。大部分人民需要一个即使不完全民主和独立，但也要更具代表性的政治团体。分配到菲利浦港的六个成员要离开家一周去参加会议或其他活动，于是经常发生的事就是住在悉尼的代表代替他们参加会议。这推动了新兴的分离运动，此运动推崇建立独立的殖民地，并将其总督和立法机构设立在墨尔本。伦敦并非不赞同这些愿望，它在美洲殖民地就建立了很多地方政府，早在1619年，在美洲殖民地刚刚挣扎着建立起来的十二年后，弗吉尼亚就有了它的地方政府。美洲的问题则更多是关于谁该支付其账单和增长的赋税的问题。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革命于伦敦官方而言仍然是需小心翼翼地面对的敏感话题。

澳大利亚的问题是它之前一直是用于流放犯人的殖民地，所以当它不再是犯人的流放地时，建立一个更好的自治政府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通常，当人口达到大约5万时，一个殖民地就能充分实现自治。菲利浦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达到了这个基准，所以虽然悉尼不太乐意接受这个局面，但对于伦敦来说，它的独立不是问题。摩顿湾(后来的昆士兰)达到了一个大致充足的人口后，成立独立的代议制政府也自然地被提上了日程，不过这又引起了悉尼的嫉妒和不满。这场独立运动是墨尔本的一个流行运动，也是第一代殖民地政治家的训练场。阿德莱德在1840年首先拥有了一个市议会，两年后，悉尼和墨尔本也拥有了自己的市议会。

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的做法于1850年在英国议会通过——如果需要建立两院代表制议会，独立殖民地可以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出去。南澳大利亚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体系。1850年11月，一个信使骑马来到墨尔本港口，带来了令人喜悦的消息——从1851年7月1日起，在维多利亚殖民地，新宪法将开始实施。然而另一个不那么令人激动的消息是，旧的立法委员会对细节进行管理并且在墨累河设置边界线，而墨尔本却志在管理马兰比季河地区。昆士兰也即将面临一样的境遇，因为其边境被设置在特威德河之口而不是更远的南边。旧议会继承的另一个无用的传统是它一直沿用的不平等的选民体系——城市选民比乡村地区选民多得多。有批评者认为，灌木丛中的居民只有投给牛羊的选票。

19世纪50年代间，各殖民地持续实践着新的体系。立法委员会开始为两院制议会起草宪法。不同殖民地之间的宪法差异并不大。它们之间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那就是议会(众议院)应该具有广泛的选举权和席位，并让大多数(虽仍然不是全部)成年男性拥有投票权。在实践中，投票所需的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条件非常难以管理，而且只对少数人有影响，人们对于“一人一票”的要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到1859年，大多数殖民地已放弃投票限制或者压根不再设限，从而使广泛的成年男性都拥有了投票权利。在新的议会中，议会成员的准入资格已早早被废除。在最初几十年，议会成员并没有工资，这往往导致大多数人不愿加入议会，也致使重复选票和选民居住区外的额外选票夹杂其中，民主人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大伤脑筋。尽管如此，在最后一批犯人登陆仅仅几年后，澳大利亚殖民地就变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国家之一。

立法委员会的情况有所不同。富人普遍希望财产能继续成为进入立法委员会的限制条件，因为他们觉得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成员既无知又鲁莽，尤其是在使用公款的问题方面。大量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也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民主人士已多次警告占用土地的放牧者，他们占用的土地将被收回用于农耕。在多数殖民地，拥有很多财产、高收入或更优越的教育条件，能够为立法委员会成员选举带来更大优势。新南威尔士选择了延续总督提名委员会成员的旧制度，并将其看作是一种保持独立的方式。至少在20世纪结束前，立法委员会的作用和性质一直存在争议。当局否决了重命名议会参议院的提案，这充分说明了立法委员会的重要性。

投票采用印刷选票，以无记名投票的形式进行，是世界首创。在那之前，投票都是公开的。民主人士认为这种被其支持者称作“公开投票”的方式太容易受到地主、雇主和其他特权阶级的暴力操纵或威胁。无记名投票是英国《人民宪章》的主要目标之一。民主人士施加的公众压力使无记名投票于19世纪50年代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实施，而没有在西澳大利亚实行。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并称之为“澳大利亚式无记名投票法”。

在每个殖民地，总督的官方作用始终保持不变，但在实践中，正如预期的那样，议会通过了法律并选出了总督。早期，总督在代议政府中总扮演着首席教练的角色，但随着政治体系的确立，他们成了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但保留任命或解散政府和签署立法的权力。他们还担任了英国在当地的代表。英国议会保留了驳回澳大利亚所立法律的权力，但无论是这一权力还是总督的保留权力都没有怎么被使用过，也因此没有引起过争议。而伦敦则更乐意对远方的争吵置身事外。

当然，地方性的争议也不少，尤其是在公共基金的筹集和支出以及以后的牧区租赁方面。举例说明这些问题：公共教育与教会教育之间的争议；工业保护与自由贸易的争议；铁路线路(建筑物、道路、医院和水厂)的选址和资金筹集问题；议会议员的报酬问题(起初议员没有报酬)；对于工厂和煤矿工人的保护；工作时间；发公共工资的工作；立法委员会宣称的“阻碍”等。从记录上看，这些早期殖民地政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是宪法，当代警察和公共服务、法院、公共建筑、老年大学、公共图书馆和其他许多事物的繁荣都是由19世纪50年代前后社会的发展打下的基础。

到了19世纪70年代，英国从澳大利亚撤军，殖民地自己培植羽翼未丰的陆军、海军或出钱留住英国在澳的残余部队。殖民地议会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外交事务和国防的责任。例如，在英国缓慢而勉强的支持下，在法国和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化，1883年昆士兰吞并巴布亚事件中，澳大利亚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著名的殖民政治家亨利·帕克斯，有着强壮高大的身躯，充沛的能量，宽广的视野，宏大的理想和野心，有自我，有家庭也有冲动，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伯明翰象牙体育协会会员，他作为辅助移民，于1838年来到澳大利亚。他成了19世纪中叶驱动民主的领袖，五次成为新南威尔士的总理，并因其在1889年发表的历史性的演说成为联邦政府之父。

注：年轻时的亨利·帕克斯，后来的新南威尔士总理，“联邦政府之父”。(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

来自蓝山山脉远征队的威廉·查尔斯·文特沃斯领导了1820—1830年间、1840—1850年间的改革运动。在1850—1860年间，他担任了立法会的建筑优秀人才代表。他后来成为非常富有的牧场主，持有大量马兰比季河和纳莫伊河沿岸的土地租赁证，但他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仍然是澳大利亚式的，像个简朴的伐木工人。

被批评者嘲笑为“蒂珀雷里布商”的杰克·奥沙南希1839年抵达墨尔本，在1843年时沦为棚户居民，后来重新进入布商行列，并在隔离运动中成了一名领导人物和富有的商人。作为一名天生的政治家，他是维多利亚早期最有名望的一位总理，他后来进入立法委员会，成为对其所拥有的财富争取所应有的权利的主要斗士。他的对手是有“伦敦杂货商”之称的格雷厄姆·贝里，后于19世纪70年代成为偏左派政府首相，推动了众议院议员的工资议题——因此穷人也能负担得起。贝里和奥沙南希及立法委员会之间的内斗几乎贯穿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

萨缪尔·格里菲斯是一名聪明且有天分的自由派人士，和保守派的苏格兰商人托马斯·麦基尔雷斯一样，两人都是早期昆士兰的代表人物。两人有时敌对，有时携手合作。理查德·德莱是19世纪60年代的总理，早期塔斯马尼亚的杰出公众人物，出生于塔斯马尼亚的于1798年被流放的一个爱尔兰叛乱家庭。

金子（Gold）。将刚独立不久的澳大利亚改头换面的金矿，于1851年4月在巴瑟斯特被发现——其过程之曲折不亚于新宪法的形成。该地早就有存在金矿的迹象，但人们普遍没有这个意识，官方也不鼓励去发掘。1849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改变了这一状况。很多左派的澳大利亚人开始去加利福尼亚淘金，引起了淘金意识。其中一位是爱德华·哈蒙德·哈格雷夫斯，他是早年移民澳大利亚的英国人。虽然鼓吹者人数远多于实际的矿工，但他看到巴瑟斯特与加利福尼亚极为相似的地形，预测此地有金矿——此外，他从当地的溪流中的淤泥里，用淘金技巧洗出了黄金，令其一时出尽风头。

注：深挖，巴拉腊特，S.T.Gill的作品《1855年的维多利亚矿工与矿区》。(新南威尔士国家图书馆)

第一波淘金热来临了，人们纷纷抛弃了农场，抛弃了自己的工作去淘金，不久，人们就在巴瑟斯特以北的土伦河有了重大发现。这里被称为 “Ophir”(俄斐)，《圣经》中的黄金之源。

注：政府黄金运达殖民地在悉尼的金库，马歇尔·克莱斯顿女士为 《伦敦新闻画报》(1852年1月24日)画的插图。 该画报在当时吸引了大量移民涌入澳大利亚。

在这一年年中，一名探矿者在墨尔本税吏的资助下，于亚拉河畔，墨尔本东部的沃兰代特发现金矿，此前曾有牧羊人在巴拉腊特地区附近发现金块。一年之内，维多利亚州的金矿区就使得北部的矿区黯然失色，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里可以与传说中的加利福尼亚矿区相匹敌。一个半世纪之后，这里仍然保持着最大的金矿的历史记录。巴拉腊特、林溪卡索曼、本迪戈、克伦斯、阿拉瑞特、Pleasant Creek(思朵市)和比曲尔斯这些地方都榜上有名，人们还持续发现了更多的金矿，几乎所有的金矿都发掘于19世纪50年代。到了1860年，移民潮开始向北移动。史料记载，19世纪60年代的蓝滨滩、福布斯镇、格伦费尔镇、布雷德伍德镇是矿工群集的矿区，紧随其后的便是希尔安迪镇、古尔冈镇、怀厄朗镇和皮克希尔镇。在昆士兰，金皮和库提港 (后来的格拉德斯通)也是如此；随后探矿者和矿工们前往热带区北部的查特斯堡、帕默河(库克镇)和其他地方。这些矿区规模不小，而维多利亚州矿区则规模巨大。许多人在这里工作到了20世纪。在1851年到1890年间，超过四分之三的澳洲黄金来自维多利亚州。

澳大利亚发现黄金的消息震惊了还在为加利福尼亚州金矿而兴奋的世界。1852年，淘金移民开始抵达澳大利亚矿区。在几年内就有30万移民独自来到维多利亚州，又过了许多年，在这片矿区采矿的人数达到10万。早期移民的名字读起来像是一张墨尔本家族名人名录：罗伯特·孟席斯，曾是苏格兰水手，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他的孙子是20世纪的澳大利亚总理。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戴维斯·卡尔韦尔，他的孙子是孟席斯的竞争对手。威廉·布鲁克斯，是来自英国中部的杂货店的学徒，詹姆斯·巴耶出生于威尔士，是比利时舞蹈教师的孙子，创建了著名的墨尔本家族。挪威的海员彼得·拉森，是亨利·劳伦斯的父亲，后者可以算作是澳大利亚最好的民谣作者。维多利亚的新移民们改变了殖民地的人口结构，这里曾是人口只有7.5万人的流放殖民地，约有一半的人是罪犯，其他人口组成包括以前曾是罪犯的人、他们的子女或孙子孙女、以前的行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墨尔本在发现黄金之前被称为“大牧场的集中地”。

1851年到1860年间，约60万人从海外移民澳大利亚，几乎一半的移民都是非辅助性的自发移民，这一情况在过去的数十年有明显的逆转，那时澳大利亚是尽可能地吸收辅助移民(资助或通过方案移民)。移民中大约一半的人来到了维多利亚州。相比于早期到达这里的人，他们往往有更好的教育背景，掌握更多的技能。大部分移民来自不列颠群岛，尤其是英格兰，有一部分来自德国、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来自北美、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其他地方。康沃尔和德文郡的英国移民选择移民澳大利亚，是因为这两个郡的铜矿资源已经耗尽；由于人口增加，移民区的面积扩展到了南澳大利亚。在英国的达勒姆和诺森伯兰郡出现了待业的矿工，这是移民人口的另一大来源。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来自康沃尔的矿工人数急剧增加，这时的采矿已经抵达了更深的地下。19世纪50年代后期，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再次涌入，移民大多是来自蒂珀雷里和克莱尔克莱尔这些矿产资源耗尽的老矿区。参与南澳大利亚铜矿开发的可能有来自康沃尔的矿工和爱尔兰马车夫(他们运送矿山废石、提供木料给矿山和加工厂)。德国人也在南澳大利亚矿山做过木匠工作。

由黄金带来的愉悦仍在持续，1860到1900年间，澳大利亚移民人口总数达76.6万人，约有一半的移民是受到政府援助的辅助移民。约四分之三的移民去到新南威爾士和昆士兰，因为在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维多利亚州只援助妇女。后来维多利亚州完全停止了辅助移民，因为难以吸纳激增的人口。当时的移民人口接近100万，还不包括1860年之后移民到北部金矿区的人。在新南威尔士及昆士兰，煤炭和黄金是最吸引人的地方。铁路和蒸汽船的使用，以及蒸汽船带来的更多的出口和总体贸易的增长，都极大地拓展了地方需求。一位观察员评论说，澳大利亚吸引着“工人阶级中的精英”：其辅助移民的援助政策有利于技术工人、受过教育的人和身体强壮的劳工。在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统治始于1840年)吸引了超过四分之一的英国移民。加拿大的经济不景气和美国的内战风暴也助长了澳大利亚的移民热潮。

黄金的发现使一些人荒唐地一夜暴富。尤其是在早期——这些人在酒馆里点着钞票，寻欢作乐。另一些人跨越了国家甚至横跨了大半个地球来到这儿，却变得更穷。但许多人还是从中赚到了一些钱，或者足以让其建一间农场，经营小型企业，或在找到工作前盖一座房子。通常黄金提供的资金被用来进行小麦耕作。黄金也为精美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的建造提供了物质基础。政府、商行、酒店、住宅——这些建筑仍然保留着，被人们尊敬和保护着，使其免遭清拆。黄金也被用来贿赂企业和政府。政府通过收取黄金消费税以及对多数货物征收关税收揽钱财，因此采金业越繁荣，政府越是可以把更多的钱用在建设上。

一开始，个人住房往往是木板房，甚至是帐篷搭的房子，随后人们搬到了多墙结构的锯木房中。如果收入允许，人们会建更多带维多利亚时代特征的房子，这些房子的凉台外都带有花边。起初原始的小屋屋顶用树皮覆盖，后来已普遍使用镀锌铁或石板。在更大一点的城市，带有成行铁质花边装饰露台的层叠式房屋或大量砖木结构的房屋代替了原来的简陋小屋。大约在1838年，第一只圆锯到达澳大利亚，这项简单的蒸汽驱动的技术逐渐改变了澳大利亚房屋的面貌。

尤里卡起义(Eureka)。1854年，骚乱蔓延到了维多利亚金矿区，在喧闹的户外晚间集会上，矿工们举着点火器，下面放着炬木或是煤油照明弹。人们在集会演讲中强烈谴责总督和其他不给矿工“公平对待”的人，甚至那些戴着礼帽的家伙也成了被谴责的对象。人们抱怨当局向采金工人收缴每月30先令的执照费。这对大多数横跨半个地球却未找到多少黄金的采金人来说，是一笔重税。有些警察还非法地收缴税费，例如到矿洞中追捕负隅顽抗的矿工。矿工也害怕被挡在选举的大门之外，因为参与选举的条件是要有固定的居住地，矿工们希望重新分配土地，以便他们务农。此时的政府部门极度渴求征税，以便管理急剧增长的人口。墨尔本商界并不想将“这块不错的殖民地(这块肥肉)”移交给数十万粗暴而又年轻的移民，尤其这些人往往还是些冒进的新来者。

就像紧张的局势下常出现的情形一样，在巴拉腊特的尤里卡金矿区，局面愈发动荡，甚至转变为骚乱和暴动，当地的纠纷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矿工们控诉执法人员的种种拙劣行径，恃强欺弱，贪污腐败，并怀疑收税官吏与行政部门走得过于亲近。一名醉酒的采矿工人的非自然死亡导致愤怒的矿工们烧毁了尤里卡旅馆，随着这一事件的发酵，由于担心当局报复，矿工们在矿区竖起了栅栏围墙，12月3日清晨，墨尔本的一支军队向起义者发起猛攻，约有30名矿工和数名士兵牺牲。陪审团拒绝给这些叛乱分子定罪，起义军领袖爱尔兰人彼得·莱勒27日受伤出逃。巴拉腊特后推选他担任新立法议会议员。

注：《尤里卡旅馆暴乱，巴拉腊特，1854》，Charles Doudiet。 (巴拉腊特艺术画廊)

社会上充斥着关于尤里卡事件的探讨，认为它为澳大利亚带来民主的说法很难站住脚，《宪法》已经完成，由于部分涉及政府管理，宪法最终只赋予成年的男性公民选举权。那时人们主要是从英国的示例中领悟民主精神，并迅速普及。英国1848年的人民宪章运动提出所有成年男性都应具有普选权，并要求议会改革，但最后失败了。尽管如此，这次失败的运动影响广泛，并波及了整个欧洲。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民主精神已经明显在移民中间萌芽，人们希望新的国家要比旧的国家更加民主。皇家委员会，这个在尤里卡起义之前便已经成立的机构，改革了金矿区的行政管理机构。这些改革包括用黄金特许权和低价的探矿许可证取代招人怨恨的采金执照。探矿许可证还允许持有人在其规定的短期时限内参加议会投票。但无论其具体影响是什么，尤里卡起义都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旷日持久的传奇，此外，也推动了民主精神、改革精神的前进。

注：图片《我们自己的统治者》。强烈支持巴里的《时代》在与首相巴里和奈德·凯利的三重唱中也是个不受待见的角色。

丛林居民(Bushrangers)。丛林居民——灌木丛中的武装土匪——是澳大利亚传奇中的另一特色。一开始他们通常是些逃跑的罪犯，四处游走、流浪，与传奇中的浪漫英雄相比，他们显得十分凶残。其中，著名人物罗宾汉、塔斯马尼亚的马丁、脱身术表演者“大胆的杰克”、新南威尔士的多诺霍的故事最为传奇。 多诺霍在悉尼西南部的布林格里附近枪杀了一名警察，此事成为1830年不朽民歌“殖民地的狂野男孩”的灵感来源。后来的丛林居民一般都骑马，他们通常是罪犯的子孙，他们横冲直撞、胆大妄为，蔑视警察和政府，偶尔也劫富济贫。人们钦佩这种行径，虽然这种钦佩通常都是半开玩笑式的。该地区常常出现盗窃牛马的案子，暴乱时有发生。

注：奈德·凯利与本·哈尔。

本·哈尔、弗兰克·加德纳和弗莱德·沃德是19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丛林土匪，前者主要活跃在新南威尔士中西部的福布斯地区，“霹雳上尉(Captain Thunderbolt)”弗莱德·沃德的活跃地区在东北部。活跃在维多利亚东北部地区的奈德·凯利和他的帮派是最后一批，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丛林土匪。1880年，奈德被绞死，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媒体都对他只字未提。当年，在与警察进行了长期周旋之后，这帮土匪躲进了山里，在尤罗阿附近的一场枪战中，他们摆脱了4名警察的追击，杀害了其中3人。遭到驱逐之后，他们用两年时间策划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银行抢劫案，并且骗过了追捕者，直到在新建的悉尼墨尔本铁路线附近的格林罗旺一家酒馆被一大群警察包围。在这举世皆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广泛流传的事件中，奈德最终身穿着犁铧做成的盔甲被逮捕，他的其他三个同伙被杀。如今到处充满关于丛林土匪的争论，说他们原本是富有魅力又真诚的，只是受到作恶警察的压迫，究竟是谁在劫富济贫，谁在欺行霸市？这些都是有争议的素材。人们也在探索他们身上的爱尔兰性格和他们受爱尔兰传统影响的程度——爱尔兰背景总是被过度滥用，此前尤里卡起义也是。此外，人们也关注贫穷因素的影响。

在众多盗窃牲畜的小偷——也被称作“骗子”中，最无耻的要数哈里·雷德福，他在1870年与同伙驱赶着1000头偷来的牲畜，从昆士兰沿着偏远的内陆到阿德莱德出售，以赚取利润。警方利用高超的调查手段逮捕了他，然而当时人们对这些骗子的认知含混不清，从罗马回国的陪审团无视铁证，宣判他无罪。雷福德又继续在北部地区操持着他的行骗行当。

注：图片《1860年伯克和威尔斯离开墨尔本》。1861年澳大利亚新闻简报。(新南威尔士国家图书馆)

1860到1861年，伯克和威尔斯探险队的经历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值得被铭记的几次惨痛失败经历之一，这支探险队从墨尔本启程，穿越大陆抵达了时有潮水涨落的卡奔塔利亚湾。不同于往往步履艰难地跟在马车后面跋涉的早期探险者，这支探险队志得意满，手中握有黄金丰饶的维多利亚的深厚资源，有政府做推手，还有骆驼、马匹、应有尽有的供应品和科技支持，但最终探险失败。当时领队的是罗·奥哈拉·伯克警官，是一位有上流社会背景的英裔爱尔兰人。事实证明他顽固、独断、喜欢争辩，也常常慷慨又迷人，只是容易忽略有经验者提出的建议，无论白人或土著。伯克将大部队留在了达令河畔的村庄，并指示大部队在南澳大利亚干旱的东北部，库伯斯溪附近建立给养站，而他自己坚持要先带领一小队人急速前进，返回途中的伯克小分队已快要饿死，由于大部队对之前的指示理解有误，给养站已被遗弃了。小分队在给养站的一棵树下找到了一处食物供给点，上面标着“挖掘”的字样，然而由于通讯的失败，伯克和他副手，英国人爱德华·威尔斯还是饿死在了库伯斯溪的浅滩上，该地距救援人员仅有48公里之遥。伯克和威尔斯悲伤、懊悔的铜像仍立在墨尔本市政厅对面。

注：图片《1844年查尔斯特离开阿德莱德》，作者G.F.Angas。探险家（Explorers）。

维多利亚州政府酿成悲剧的轻率之举，部分是因为想与南澳大利亚争夺首次穿越澳大利亚大陆的荣誉。来自南澳大利亚的苏格兰人约翰·麦·斯图尔特领导了一支低调的探险队， 虽然后来失败，却也得偿所愿，他们深入澳大利亚最中心处，在伯克和威尔斯抵达数月之后，也抵达了达尔文海岸。但这次探险却毁了他的健康。

这些穿越大陆的探险家并没有为人们找到更多新的牧场，却为横跨大陆的电线修建铺平了道路。1870年到1872年，电报线路穿过澳大利亚大陆，一直修到了达尔文镇(后称帕墨斯顿，在达尔文港)，这里加入了新加坡海底电报网。澳大利亚在长期的与外部世界隔绝后，神奇地实现了与伦敦之间消息的瞬间递送——尽管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亏本的。此后，电报和铁路线散布到全国各地。1878年，电话出现并很快在数年间进入了大部分城市。蒸汽机的发明和苏伊士运河的连通戏剧性地缩短了澳大利亚到欧洲的航程。第一只越洋蒸汽船于1852年抵达悉尼，从那时起，蒸汽船便顺利取代了帆船。19世纪60年代，通往苏伊士地峡的运河开通，取代了绕过好望角前往澳大利亚的古老航线。

羊毛（Wool）。近年来羊毛产业逐渐发展。直到1890年，羊毛价格都保持良好，并且质量也越来越好。尤其是源自德国东南部，现今在新南威尔士东部寒冷的高地，维多利亚西南部和塔斯马尼亚中部地区畜养的萨克森-美利奴羊已经完成专业化、精细化的产业转移。由于墨累-达令盆地拥有广袤温和的牧场，这些进口绵羊在澳大利亚饲养员的培育下往往体型更大，体格更为强健，只有少数绵羊羊毛质地略显粗糙。

合理的价格、良好的收成、更加安全可靠的土地租赁或购买制度，使得新移民(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这样称呼他们)有能力斥巨资改善配置，搭建围栏，清理土地，种植更好的牧草，使用下沉的水坝或贮水池(他们在新南威尔士的称呼)等方式扩大饮用水的供应。人们环割树皮并在树皮上切割出一条环形带以阻止树液向上运输，给地面的牧草保留更多养料。一旦树木无法从大地汲取水分和养分，恰如一位诗人所描述，白色、光秃秃、被环形割皮的森林会被大片繁茂的草场所覆盖，直到几十年后，枯木腐烂。19世纪70年代末，铁丝网的引进带来了一种经济有效的隔离方式，人们不再使用旧的木桩和栅栏，铁丝网也加速终结了开放放牧的进程。基于以上种种进步，1890年绵羊数量增长到了1亿只，相比于50年前的绵羊数量，增长了10倍，羊毛平均产量也翻了一番。相比于1820年，牛的数量由5.4万头增长到1890年的1000万头。

租赁政府土地的新移民(“公地占有者”)在维多利亚中期建造了许多美轮美奂的宅第，其中一些模仿英格兰或苏格兰庄园或欧式风格，但大多数仍是杂乱无章、宽敞、有宽阔走廊的单层住宅。穿骑士靴、骄傲、富裕，是当时这些新移民的显著特征，但是也有许多贫穷的牧民。遭遇经济失败打击的新移民则是另一种情况，被抵押或拍卖产业的新移民往往求助于某一公司，或者羊毛、肉牛巨头；有时未能成功赎回产业的新移民被迫成为接手其产业的新业主手下的管理者。

放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随着罪犯劳动力的老龄化和死亡，当地吸纳了大量移民。傲慢且无党派的本土剪切工、家畜商人和丛林居民是这里的代表形象，“他的帽檐不倾斜于任何人”，而且“他们的骑马术可以如当地居民一般”。曾服役的犯人，现在是丛林里工作的工人了，他们拿着自己挣来的辛苦钱到附近的酒吧里去消费，任人宰割。

羊毛业是独具魅力的产业，但澳大利亚的农业项目的发展也十分宽泛。政府在城镇附近的小街区出售耕作土地，但各殖民地之间差异颇多，大部分人按照政府制定的土地承租制度来耕作。群众的要求是“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大多数殖民地于19世纪60年代通过了《土地承租方案》，允许未来的农民采取“承租”的方式耕种，耕种面积通常为200公顷。他们连续几年向政府缴纳一定资金后便可获得土地。按照美国标准，一英亩土地一英镑的价格是很高的，但偿还条件较容易使这一高价格得到缓解。制度实施初期都会遭遇困难，但最终都会奏效。

新移民对于如此残酷无情的行为十分不满，因为当时新移民认为被瓜分的土地是他们自己的领土并且是一些最好的土地。他们试图以各种方式阻止承租者，如由自己承租最佳的街区，或利用傀儡(他们雇用的人)来按自己的想法运作。投机者也开始承租土地，然后再出售给新移民。许多承租者由此破产并把土地出售给更大的买家。其他人在尝试承租2次或3次后，才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北美的承租规模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实在有些小，一个农民与成年子女使用几个街区，是更可行的家庭供养模式。

随着经验的积累，法律漏洞逐渐被消除，19世纪70年代，该体系开始步入正轨。小麦作为主要的农作物，从一开始就在南澳大利亚种植成功。冬季和春季雨水丰富，如果降雨量不足，夏季就会干旱，由于距离较近，港口运水的方式也行之有效。南澳大利亚是淘金热时期最大的小麦供应商。在新南威尔士，夏季沿海地区相比于小麦的正常生长环境而言过于潮湿。东部的山区屏障阻碍了优质小麦的培养——最终还是很好的——西部斜坡上的小麦种植地，耕种路程较为遥远，直到铁路的出现才逐步解决这一问题。经验法则是距离铁路线超过20千米，小麦的盈利性就有所下降。私有土地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政府赠地和土地买卖，牧场主们拥有大部分新南威尔士的可用土地——这里是世界上一些拥有高品质绵羊的地区之一。在饲养员威廉法罗培育出抗锈病的小麦品种之前，此地和维多利亚山地大多是依靠夏季雨水才能确保收成。维多利亚的铁路1870年之后横跨北部平原，一些取得成功的小麦种植户随之而来，尽管他们早期的生活十分艰苦，简陋的房屋，艰苦的工作，入不敷出，男人们经常离家按临时合约方式做工来赚钱补贴家用，如剪切工、篱笆匠、伐木工等。对于成员众多的大家庭来说，短期合约工助益颇多——这种模式在维多利亚时代很流行。

19世纪70年代，在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北海岸，糖产业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新型产业，沿海河谷地区急速发展，到1890年沿北已发展至凯恩斯。而劳动力，尤其是热带地区的劳动人口，主要是来自新喀里多尼亚(现为瓦努阿图)的太平洋岛民以及所罗门人。澳大利亚的劳工制度已经普遍适用于太平洋地区。托运商带来夏威夷土人，在他们知情的情况下，签署3年到5年的契约，期满后大多数夏威夷土人都会返乡。他们薪水很高，此外还有生活费、医疗费和往返于昆士兰和家乡的路费。工资通常在几年后有所增长。这一体制的优势在于它适用于雇用双方——澳大利亚得到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新兴产业，并且员工习惯在热带地区工作，而夏威夷土人也会获得可观的收入和商品，并且积累了经验。但同时也有一些虐待雇工的情况出现，尤其在早期，缺乏经验的昆士兰政府管辖一个如此巨大的省份，面临着重重困难，无暇顾及雇工的生存状态。澳大利亚是几个太平洋国家中唯一一个雇用移民工人的国家。据称，人贩绑架南太平洋诸岛土著，贩卖到澳大利亚充当工人，人们怀疑南太平洋的各岛首领也被强行劫持上了船。外商尤其难以管制。雇主对一些岛民极其苛刻，然而仍有一些岛民在合同到期后不愿回家。到1880年，雇用种植体系被严格管制，运行良好。但到1900年，糖的生产越来越机械化，且经济发展已和现行的雇用种植体系相抵触。雇用岛民工人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白人无法适应热带地区的繁重劳动，尤其是需要在生长阶段用锄头翻整土地。19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内战，使得世界棉花价格居高不下，在此情形之下，昆士兰棉花产量得到增长。但在美国南方棉花投入正常生产后，棉花价格下跌，该产业日渐萧条。

随着第一舰队到达澳大利亚一百周年的日子临近，一个自信、高产，拥有300万人口——大多数出生在澳大利亚本土的新民族成为澳大利亚的主体。澳大利亚人热情、大多数不计报酬，他们享受着这片大陆上独特的财富：土著居民、动物、地理、地质、植物和气候。游客们把澳大利亚称作“工人的天堂”，澳大利亚提供的所有食物、住房以及娱乐设施的生活标准都高于大多数在英国及欧洲工作的工人。墨尔本和悉尼都是美丽繁华的城市，人口近50万。由于黄金产业的发展，墨尔本已经超过悉尼，成为南太平洋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其房地产价值也相应地得到提升。

7  狂野的北方

狂野的北方对于土著居民来说，维多利亚时代并不总是那么好。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次土著居民迁移始于19世纪60年代，白人人口大幅增加，土地发展更加集约化，田园生活气息渐入北方。南北分裂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北方势不可挡的变化，冲突、动荡规模庞大，而南方的土著居民也在探索适应新社会的方法。

同时，澳大利亚北部的牧业和矿石开采同美国西部地区出奇得相似。除了一个比较有名的北部山匪(阿尔平·麦克弗森)，很少有擅长左轮手枪的射手，但北方有许多步枪和神枪手，有偷牛、马和羊的贼，有养牛巨头、驯马师、数量庞大的牲畜群。这里天气恶劣，也有淘金热，有用作牛市场的小镇，还有头戴大毡帽的白人。少数白人就占领了大半澳大利亚大陆近30年。

自1859年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后，昆士兰的欧洲人口在19世纪60年代得到了快速增长。牧场主带着他们的货物迁入热带地区。到1890年，他们的聚居地已经覆盖澳大利亚北部大部分地区。19世纪60年代，他们已占据了半个昆士兰。浩瀚的新草场和地下承压水池满足了牧民的想象。绵羊产量的激增，尤其是牛数量的增长以及黄金带来的财富也带给牧民无限动力。黄金的出现从两方面为北方筹得资金，一是直接给予新牧场主黄金，二是通过投资和信贷。新的昆士兰人口包括来自南方和英国的拓荒者以及南方牧业公司或合伙企业的经理。虽然他们从南方带来大量物资，但是对于热带地区来说，更像是一次海上入侵。新移民用船只将牛、羊运送到北方的新港口——大约建于1860年，然后把它们运到大草原。然而绵羊在远离南回归线的地区并没有茁壮成长。所以大多数北方大牧场里饲养的都是牛。土著人会利用牛给放牧人制造麻烦，而且养牛的麻烦远远多于养羊，牛受到惊吓尤其是见到土著居民的狗后就会逃窜，而失去任何一头牛的代价都高于失去一只绵羊。

随之而来的边境暴力比南方更加严重。白人拥有更多的马匹，枪械技术迅速发展。1850年后，可以快速装弹的步枪已十分普遍，到1870年枪已经可以连续射击。土著居民人口相比于在南方时有所增长，1861年，昆士兰土著约为6万人。热带地区的土著居民以精力充沛著称，而且比在南方时更加积极。白人移民给南方带来的巨变可能使得土著更积极参与抵抗，或者至少要争得有利于共存的优惠条件。这里有辽阔的草原、多岩的山谷，土著居民居住在丘陵地带，以防新移民来犯，但之后就会下山随意掠取或宰杀牲畜。

19世纪70年代的淘金热吸引了上万新移民，使得约克角半岛的冲突尤为突出。在浓密的热带丛林或地形崎岖的地方，当地土著居民会袭击并抢劫进入他们领地的外来人。白人的报复行为也十分野蛮，而且他们的武装力量要比前几年强很多。在突袭中占优势的土著居民似乎对中国人的敌意更加明显，至少有100名中国人惨遭杀害，总数甚至达到几百人。北部地区的中国人数量远远高于白人，尤其是在库克敦的帕默河流域内陆地区，中国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他们大多数都来自香港，他们的费用由中国行会资助。他们大多携带贵重物品，这也使他们容易受到攻击。他们淘到很多黄金，并偷运回中国，白人对此怨恨至极。北方的糖产地虽有浓密的森林作为天然屏障，但也有种族冲突。遥远的北昆士兰很少有关于毒水潭的报道。

1857年和1861年，在罗克汉普顿内陆新成立的大黄蜂银行(Hornet Bank)和卡里纳林戈(Cullinla-ringo)大牧场发生了针对白人的大屠杀，从而引发了一场新冲突。一伙身涂油彩的土著夜间对大黄蜂银行进行了偷袭，强奸妇女，并用棍棒袭击白人，导致10人死亡，有一些土著还睡在白人家里。由于大多数死者都是弗雷泽家族成员，并且土著很少强奸白人妇女，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威廉·弗雷泽强奸、虐待土著妇女的一种报复行为。1861年，土著人又突袭了卡里纳林戈大牧场，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19名白人——这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白人大屠杀。被杀害的白人当中包括霍雷肖·斯宾塞·威尔斯——他是澳大利亚足球创始人和一个罪犯的孙子，当时正带领来自维多利亚的团队建立牧场。威尔斯经验丰富，他认为自己了解土著，便放松了警惕。当地警员中的一名逃兵被锁定为罪魁祸首。此次攻击可能是认错了人，袭击动机是为了报复当地警察的劫掠，又或者是为了两个被绑架的土著男孩。

牧场主也投入到对这两次屠杀的复仇行动中，他们骑上马背，全副武装。在大黄蜂银行事件后近一年的时间里，道森谷内都有武装巡逻，杀害见到的每一个土著居民。据称政府允许弗雷泽可以在一年内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但这并未得到证实。一位受害者，据说是一位土著妇女，看到他身穿自己母亲的裙子。一位观察者后来写道，白人扬言要为每个在屠杀中死去的白人杀掉十个土著以告慰其亡灵。这些流言可能只是为了恐吓土著，也或者在屠杀事件之后真的要报复他们，但当时执政经验尚浅的昆士兰政府只选派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这次事件，可见当时报复行为的影响并不大。

注：殖民讽刺作家们认为昆士兰是一个蛮荒之地，不为人所知，因而是很好的笑料。 西德·尼基(Sydney Punch)，1870。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政府在这一时期的执政能力不尽如人意。昆士兰在1859年才分离出来，处于放牧草场迁移前夕。新南威尔士之前很少关注这个遥远(并且地域辽阔)的边界地带，昆士兰新政府面对当时突如其来的困难局面既没有应对经验，也没有相关的组织机构，更不用指望政府能增进昆士兰的收入。新南威尔士政府反对昆士兰分离，但伦敦应羽翼未丰的摩顿湾社区的要求令其分离，1859年摩顿湾社区非本地人口只有2.4万人。

政府启用当地警察作为边境巡逻队掀起了“恐怖统治”的序幕，也造成了种族间的恐惧和怨恨。当地警方由骑兵和土著骑兵的武装分队构成，最初这支队伍不归当地管辖，高级官员由白人组成，从早期的边境警察发展而来。1848年，新南威尔士政府给予这支新力量部队建制，最先派遣其到维多利亚去巡视广阔的“北部区”，并减少种族冲突。就有限的证据来看，派遣这支军队取得的效果恰恰相反，暴力行为持续升温。比如在维多利亚，土著似乎对军队感到不满，和白人数量相当的外来土著的入侵使他们心生恐惧，特别是这些土著远离家乡，骑着马，身着制服，全副武装。随着时间的推移，昆士兰新政府增加了更多的当地土著和白人军官，并分阶段整合，使其成为昆士兰主要警力的一个重要分支。

要探索军队在这一时期做过的其他事并不容易，但可以确定，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段糟糕的时期。这段时期军队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土著居民杀害移民和他们的牲畜，驱散可能存在威胁的集会，维护和平，直到牧场的发展步入正轨。布里斯班距离较远，很难监测，而且活动记录少之又少，但大量证据表明在当时存在许多致命冲突。对土著居民的驱散在边境北移过程中有了更阴暗的名声。

白人警察的领导人大多是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移民。他们并不总是公正无私，当巡逻广袤、炎热、有敌对情绪的偏僻地段时，尤其如此。他们指挥了一些颇具争议的行动，但是却不能节制手下的士兵。有些土著警察是从囚犯中招募而来，他们通过参军获得缓刑。其他人则是来自遥远的南方。一些观察者认为，华丽的制服、马匹和强大的步枪在敌对的部落中吸引着许多年轻人。虽然军队里一些好战的土著对工作感到快乐，但更多人持厌恶态度。由于军队中白人和土著都有流氓习性，做逃兵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有些人认为，当地警方会为和政府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的新移民(公地占有者)做一些肮脏的工作，以保证牧场的安全，但许多新移民手中也有枪，存在报复行为。一些残忍的土著居民杀害家人或朋友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甚至仁慈的人也会有这种行为，袭击者通常会肢解受害者。土著居民在屠杀白人时的愤怒同样在白人对他们的报复性屠杀中展现出来。

早在1861年，就有官方估测，土著在昆士兰杀害了250名白人，后来又有占总人口20%～30%的白人在昆士兰北部的一些偏远地区被杀害。据不可靠估计，40年内由于边境冲突在昆士兰丧生的白人达800人，比一个多世纪以来澳大利亚的任何地方都要多。

基于1个白人死亡就有10个土著死亡这一不可靠估算，800名白人死亡的同时意味着有8000名土著居民死亡。另一个不可靠估计是有1000名土著死于当地警察之手，从某方面来说，当地警察就是主要杀手。由于可以查证的记录很少，这些受害者数量的数据差异表明要确切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存在诸多困难。1860年到1890年间，昆士兰土著人口约减少了一半，剩余3.2万人。在一些地区，整个部落的土著居民几乎全部灭亡。据估计，移民和当地警察的袭击是汤斯维尔北部的哈利法克斯湾人减少的主要原因，1865年其人口总数为500人，到1880年，仅剩22人。19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昆士兰西部的卡可单人为驱逐白人而展开了一场土地战争，战争中约牺牲900人。

通常疾病和低出生率为影响人口的较大因素，虽然胸部疾病不会像在寒冷的南方一样肆虐。但也有证据表明，19世纪70年代起源于印尼的天花病第三次灾难性的爆发就在澳大利亚，主要在昆士兰西部边境。如果把这个事件作为可能的猜想考虑进去，会使得估算被白人杀害的土著数量变得复杂化。

白人被控绑架女性和儿童是引起土著人不满的另一原因。一些被带走的土著本身是孤儿，或因疾病被遗弃，白人没有领会将土著文化加入公共教育的重要性。无论出于何种背景的孩童都被派到大牧场或从事放牧工作。很多孩子实际上成了奴隶，但那并非是一件完全不幸的事。一个有着欧洲血统，名叫贝特·贝特的孩子，因边境的战乱成了孤儿，她在1902年左右去了北领地的埃尔西牧场与格恩一同工作。格恩小姐(亚尼斯)在《友情天地》和《土著小公主》中写到了她。贝特·贝特长大后在达尔文社区中颇受人尊敬，她身兼数职，作为祖母、救护车司机和圣公会信徒，与格恩小姐成为一生的朋友。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因牧场主将牲畜赶到北领地及西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的靠北地区，土著人对白人及其财产的攻占一直在继续，导致死伤无数以及白人残酷的报复。这是在北方第三次天花传染病暴发后不久发生的事。该地区警察部队很少，但政府要求他们不要像在昆士兰时那样造成危害，警察部队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

比拥有昆士兰那种当地警察部队更糟糕的事情是根本没有部队维持秩序。直到1911年，南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成了北领地的领土。政府的管理人员远在阿德莱德，虽然政府对该地区的治理也有想法，但实际上根本没有管控。新来的牧场主们经常无视法律，以武力制定准则，乱占土地。该地区环绕着卡奔塔利亚湾，穿越边境线，向昆士兰内部延伸，因种族冲突而声名狼藉。

有一种观点认为，新来的白人因远离法律规范的约束，变得“逐渐本土化”，在没有古代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对人的生命和妇女担任狩猎采集者的土著原始社会采取了一种强硬的态度。

最后，澳大利亚的牧场圈占运动(公地私占)的走向越来越偏离，过度占地使许多土著产生了恐惧。在澳大利亚出身的领导者带领下，这群无畏又历经风险的移民们秉承着的征服者的态度不断演变，垦荒者、骑士、射手们一心扩大圈地范围，以帝国主义思维寻求牧场扩张。无论是作为牧场主、经营者，还是因南方的利益而来的远渡重洋的移民，他们对土著都残酷无比，这一点可与早前中世纪的征服者们相提并论。从土著人的角度出发，一些地位比牧场主低的牧民更糟：无知、傲慢、以械斗为乐，少数人还是虐待狂。偏远的内陆出了名的吸引着外地的陌生人，他们的热情、孤独和危险让这里的情况变得更糟。北领地如美国西部故事中所述，也成了许多逃犯的藏身之处。作恶的并不全是白人，与白人一起工作的海外劳工，以及混血人群都参与了种族暴力冲突。

北领地广阔无垠，每个人都有发展空间，但是妥协却很难达成。一些位于偏远北方的牧场规模很大，能占到一个欧洲小国面积的一半乃至全部。一些牛群的规模也是如此，多达两万头牲畜集聚在鲜为人知的一小块区域中，那里的土著人总是充满敌意，这让原本不怀敌意的移民在频繁的挑衅下变成了土著的敌人。大自然不总是那样温和，也不总是被人准确预测。风暴、干旱和洪水的破坏力极大，鳄鱼在沿海水道里潜伏。过度的转地放牧导致经济状况变得糟糕，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严重且旷日持久的干旱时期。

为了能在东北部的阿纳姆地安置下来，以发展农业和更集中的牧业，北领地在阿德莱德的授权下，以“开发北方”为名，开创性地进行了开公司的尝试。傲慢无礼且满脑空想的北方牧场企业家约瑟夫·布莱德肖经营着一家企业，雇用中国移民去种植糖和稻米。历经严重的亏损后，Yolgnu的土著人实际上击退了开发者们，打赢了这场土地战争，一步一个脚印地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新型北方社会中。一个世纪过后，土著们的后代仍在那里，以部落聚居，独立、传统地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生存着。

北领地仍有数百名白人居民，其中多半是男性。到1901年，中国人的数量也大抵如此，其中很多人原是19世纪90年代淘金热之际来到派恩克里克的。土著人的数量远超后来者，据估计，1901年土著人口为2.7万人，至少是一百年前的2倍。起初，新南威尔士对北领地负有不必要的责任，但南澳大利亚在1863年吞并了北领地。南澳大利亚在斥巨资后对北领地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于是在1911年将责任大权转交到英联邦手中。南澳大利亚的主要作为是修建了从达尔文地区通往派恩克里克，和从北穿过阿德莱德通往满是灰尘的乌那达塔的两条窄轨铁道，除了沿大陆电报线的一段轨道外，仍留有1600米的缺口。1911年，非土著人口达到3100人，其中包括混血儿和亚洲人。

当时的北领地有两位资深警官，一位是在1870年到1904年间管辖北方的警察局长保罗·弗莱彻，另一位是管理中部的治安官威廉·威尔特谢尔，他是当地警局的领导，也是土著人的保卫者。两人是南澳大利亚警局的成员，在土著人的问题上被视为专家。

注：检察官保罗·弗莱彻，1870年至1904年任北领地北部警察局长。

注：袋鼠角，布里斯班。(康拉德马顿斯，新南威尔士国家图书馆)

两人的性格都有几分暴躁，在土著人和畜牧者之间充当裁判的角色，同时也协调土著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他们被控诉更像是征服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警官，他们对现存的司法底线熟视无睹，有时下达的命令还会引起复仇暴乱。但他们的使命并不简单，要用极少的兵力管控密集的丛林和草地，他们面临着抓捕和扣押犯人的困难，在执法过程中主要使用的都是最传统的武器。

多年以后，内地警察抓捕犯人才变得实际。在有汽车或铁轨这样的交通工具之前，他们用脖链将满是胡须、衣衫褴褛的土著罪犯拴起来送交法庭。后来的很多澳大利亚人看到相关的图像都会感到悲痛，但使用脖链的目的很简单。链子能让长途跋涉的犯人在远离成群蚊虫的灌木丛旁自由活动，但手铐却不能。土著罪犯在遥远的白人监狱里的遭遇很不幸。遵守法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能解决的问题比它创造的问题要多。一般情况下的犯罪是捕杀牲畜、偷窃或暴力(这些罪行白人也不是全然不知)。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极度种族主义？很显然是文化、外表和权力上的差异。19世纪80年代，当时暴力盛行，也是全世界对种族差异进行激烈讨论的顶峰时期。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起源》问世，一种观点就此萌生，即土著可能在身体上、精神上、文化上和物质上都是欠进化的人类，他们注定与更高一级的种族无缘。一直以来，传统以及不准确的分析认为，几千年来，大多数的人类都是从社会中进化而来，他们经历了采集狩猎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直到迎来文化和城市生活。采集狩猎者因此在社会发展中地位最低。但之后达尔文引领的错误趋势开始将种族问题与身体、精神进化等同。狂热者们自以为是地撰写和传播着关于优等劣等种族的信条，在他们看来，土著与白人相比，尤其是和英国人比，处在精神发展的低位。这种观点对澳大利亚产生了影响，但它对内陆习俗产生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还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我们去给出答案。关于种族差异的担心似乎并不足以阻止混血儿的出生。征服者总是能找到土著女人做伴侣，建立一个明显的半欧式家庭。维多利亚时期激进的进化观在当时备受争议，土著认为他们和欧洲人一样，都发育得很健全。

在北方的安土重迁也不乏和谐的例子，但更多还是在极端游走。北方的一些开创性的家庭因为他们与土著的交流而感到自豪。正如南方，会在放牧开始的几年内就停战。当地的土著成为放牧的劳动力，抑或独立的工作，再或者成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牧场工，这些都是当地典型的现象。在很多地区，如果没有他们的奉献，很多产业都会停滞不前。尽管土著与当地警官的相处不总是很融洽，但他们也会作为追踪者加入警察的行列中去，在维护偏远地区的法律秩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政府的租用地在当时都被共享，不论最终结果如何。当然也有很多例外：昆士兰牧场主公然抨击土著骑警，称其为“懦夫”。许多牧场主瞒着警察为被遗弃的人提供住处(有时只是为了让他们为自己工作)，在浓密的灌木丛中，当地的土著人长期以来都占着优势。

昆士兰和其他政府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期建立了保留地，当时放牧的思潮不再那样兴盛，土著人所称的“荒野时代”也已结束。保留地被人们视为避免后来者在不适宜放牧的地区进行破坏的最好方式，例如在约克角和澳大利亚中部这类地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北方察觉到土著面临着各种威胁，其中包括鸦片、酒水、烟草、经济剥削、滥用钱财、不善资金管理，以及与白种人发生的毫无益处的性关系。教会的传教任务有条不紊地在保留地开展，教士们提供教育、培训、医疗服务，以及向那些崇尚信仰的人传播基督教。澳大利亚早期殖民区的传教活动并不受欢迎且急于求成，但是土著居民，尤其是女性，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慢慢理解并融入了其中。

一切尘埃落定后，另一大批土著居民开始在北部的畜牧场工作。他们通常是优秀工人的表率并且接受本土传统与新事物的融合。他们的报酬极其微薄，通常是除了钱以外的食物、烟草、衣物和其他用品。即使报酬是钱，土著居民工资也远远不及白人工资，但差距最大的当属昆士兰。有关剥削的研究表明，土著的扩大式家庭所需的成本、在文化仪式和丛林流浪上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并不比白人的工资少。政府有时也会为年轻人提供教育。在最理想的牧场生活中，这可能是一件幸福的事。在埃涅阿斯·古恩夫人的经典之作《有情天地》中描绘了世纪之交时北领地和谐的牧场生活之景。即使一些评论家怀疑其中有粉饰太平和浪漫主义情怀之嫌，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其所描绘的一切都是虚构之景。

自1850年，乡村牧场成了大多数南部土著居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其中一些人有固定工作，一些人则是被临时雇用。部分原因是在淘金热时期白人工人短缺，土著居民愈加适应新世界的生活，并且大多数人十分擅长牧场和其他乡村工作，英语说得越来越好，并慢慢接受了白人法律和基督教中有关婚姻和女性角色的思想。在这个时期令人激动的一件事就是1868年土著居民参加了英格兰板球巡回赛。运动员主要是维多利亚西部的牧场工人，此次巡回赛非常成功，运动在整个社会也十分受欢迎。

注：墨尔本板球场上的土著团队，1866年节礼日，同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比赛，共有8000名观众观赛。其中一些运动员是维多利亚西部的牧场工人，为下一年的英格兰巡回赛而选拔。令人惋惜的是接下来几年中许多人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国家体育博物馆)

在英格兰，他们比赛的水准达到了二级郡板球标准，仅低于最高水准两个级别。但是广受批判的官场做派仍影响着许多其他的土著居民，也就是俗称的对“白人最糟糕的描述”，他们酗酒成性，软弱无能，打架斗殴，满嘴脏话。

起初，南方土著人口不断大规模地减少，例如，据估计，1860年，新南威尔士人口为1.6万(土著居民后裔最低人口)，维多利亚为2304人，到1890年人口分别骤降为8280人和900人。高死亡率和小家庭则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白人人口数量增多，特别是儿童人口数，通常来说这意味着传染性疾病的增多。在当时，肺结核足以致使白人死亡，也是土著居民中的一种常见病。还有其他常见病，例如，肺炎、流感和麻疹也夺去了土著居民的生命，尤其是婴儿，死亡数远远高于白人。混合疾病更是常见，流感或麻疹会损害肺结核患者的免疫系统或致其死亡。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亲密的公共生活和户外生活以及对预防措施和治疗缺乏理解都加剧了这场灾难的严重性。放弃了游牧生活的人们的早期定居生活条件、卫生条件都很差。尽管混血族群生存得更好些，但土著居民的与世隔绝对其遗传上的易受疾病伤害的影响程度是未知的。婴儿死亡率极其高，性病则是导致不孕或孩子体弱多病的主要原因。

在纪念菲利普总督抵澳百年之际，澳大利亚的人口数量已稳定。人们对外来病害的免疫力提高，掌握了更多对抗疾病的知识，并且没有增加新的天花传染病案例。(19世纪末白人世界在医学知识方面显著提高，包括对细菌感染的了解。)土著与白人的边境冲突以及部落间的杀戮退却到偏远的热带地区。随着部落灾难的降临和西方的影响不断扩大，杀婴，即杀死那些虚弱、被人抛弃或种族混血婴儿的事情逐渐减少。那些为人所知的种族混血婴儿成了土著居民特色复兴的核心。

政府政策通常是为了保持种族的“纯净”，其理由是土著种族注定要灭亡。政府认为他们有责任维护纯血统，但是半欧洲血统的人应归入主体群落中。

普遍认为，传教士们为了专门与土著居民共事而建立了第一批服务项目，但是随着传教工作的展开，殖民区划定了政府保护范围，为土著居民提供必要的食物和避难所、农用地和原始林地保留区。遇到的困难则是人们的福利问题，政府认为需要福利的人数众多，由于土著居民酗酒这一缺点，使问题更加棘手。问题包括疾病、部分地区的饥饿问题、经济萧条时期白人雇主的剥削或欺骗、不善资金管理、受到白人以及族人的性剥削以及女孩不宜怀孕等。然而官方保护者以态度粗暴闻名，即使出于好意，但土著居民仍怀恨在心。原则上，土著居民与牧场主享有同等使用租赁土地的权利。但是随着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平等变得不切实际，人们也随之忽略了。

种族间混血儿的思想难免混乱且极易受到伤害。他们担心政府迫不及待地将他们同化，然而政府的做法并没有成功。虽然混血儿出生于土著家庭，但是却意识到了自己的差异性，更喜欢以自己的方式和速度去融合。随后，政府划定的保留地工作人员开始使用独裁方式遏制这种可怕的“杂交”的产生，在“土著营”里这属于道德败坏而又十分异常的事情。然而，土著女性和半土著血统的女性仍继续与白人男性发生性关系。

种族间混血人成长的最终结果是会讲英语，有着英国姓氏，穿着英国服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基督教和英国法律的影响，但是保留着浓厚的土著气息，虽肤色较浅，外表仍十分显眼。保留地是他们共同生活的地方，共同度过艰难时期，并且那里仍保留着诸多土著传统，特别是公共亲属关系和互帮互助的传统，即使这种共同分享的传统模式存在自身缺陷，例如，酗酒或生活拥挤等。

随着零散部落越来越多且部落间和部落内的杀戮不断，导致狂欢节、古老精神信仰和巫术等仪式逐渐消失。有限证据表明，女性是创造新社会的领导者。所以童年订婚和一夫多妻制理所当然在废除之列。男性，有时会作为女性和儿童的协助者，但大多时候他们的身份是灌木工人。虽然这是一个重大转变，但是与1850年之后出现的大部分人适应新式澳大利亚社会的过程差别不大。

此时的澳大利亚社会，对每个人而言都越来越“城镇”化了。澳大利亚乡下的大多数乡村小镇，不论大小，都建立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此同时，农场的选择和其他更加集聚的居住方式打破了过往的租赁牧场的模式。虽然无从考证这种集聚的居住方式最终有无导致传统土地所有者们离开故土，但哪怕是最暗淡的污泥和煤油灯光，只要是来自新形成的镇上，就能吸引白人或土著到访，与以往的城市无异。有学者认为，这么彻底的变化，在生灵涂炭的开发时期(frontier days)结束后才不到一两代人的时间就发生，必定造成了更大的情感波动、压抑和痛苦；也有人认为改变发生得顺理成章。

一般来说，从租赁的大牧场附近迁过来的土著居民会先在城镇边缘或河边搭起帐篷，然后再慢慢用木头、麻布和白铁等物建造永久、坚固的住所。当时已察觉的问题，例如过量饮酒和滥交，变得愈加严重，以至于演变到官方采取行动的恶性循环。做法总是因时、地的不同而不同；但禁止土著居民购买酒类的做法一般会导致他们去非法购买更烈的酒，并公开喝酒。以法律禁令来断绝滥交的一些尝试，导致这种行为转入地下。这种种情形，让居民与警方的关系更为恶劣。白人父母常常反对土著居民在当地学校上学，说他们肮脏不堪、浑身是病而且不爱上学。有的地方政府允许对土著进行单独教育或建立土著学校，但见效者寥寥。自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小学教育已经变成义务教育，但这些规定很少强制让土著居民执行。

许多土著居住在政府限定的保护区，尤其是当政策温和地接受不同种族的时期，而男性——有时候是整个社区——会四处搬迁，为了工作或扎营。政府保护区内会提供配给(定时定量提供食物)和临时住房，但有时候这些保护区过于残破或距离人们工作、交易的乡镇太远了。保护区管理者也有好有坏，在保护区，政府对人们个人生活的干预十分常见，这种好坏参半的干预，在保护区要比在其他地方多很多。

彼时，官方意欲使土著居民融入主流世界，虽然，比起官方的推动，融入可能很大程度上要按照土著居民想要的方式和速度进行，但融入大部分发生在这段时间。不过，其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典型例子是，其间产生了两个互相憎恨的社群——一个是白人社群，体量大型，十分势利，经济上较为进取；另一个则是一些乡镇边缘的土著斗士。

注：1888年的白人到来百年纪念日，引起了人们对于白人为土著带来的十分明显且巨大的进步的担忧。当然，还有对于北方耸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和南方的一些成功融合的担忧。许多土著在精神上对自己的族群在自己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少、不被理解、日渐式微的这一事实感到不知所措。图为《自己国家的好奇》，1888年刊登于《通讯报》，作者为菲尔·梅。

不幸的是，在历史上，对于澳大利亚土著这一段突然的转变——同样的转变欧洲人经历了数千年的文化变迁——只有一些表面、矛盾的零星记录。这与人类学家们和历史爱好者们对于原始部落时期的洋洋洒洒不下千万字的描述和记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联邦时期，大屠杀和非法杀害土著已经成为过去，但在边远地区仍时有发生。许多年后，乡村的白人，即使在田间，也会在怀疑土著偷东西的时候朝天空鸣枪，以吓跑土著居民。这种关于枪声的痛苦的烙印，以及对于究竟谁拥有澳大利亚这件事上的互相误解，在人们心中久久徘徊。

8  大陆国家

大陆国家1901年新年这天，澳大利亚各邦走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国家。也正是在这天，新选出来的总督霍普顿勋爵，代表维多利亚女王在悉尼的世纪公园正式宣誓成立澳大利亚联邦，并准备选出首任总理来组织选举和成立政府。但是，“澳大利亚”与其他六个殖民地不同，它仅用一个世纪时间就完成了社会阶段的进化——自从马修·弗林德斯船长提出“澳大利亚”这个名字以来——而且进化仍然在持续。

虽然常常有着强烈地将自己区别出来的愿望，但人们却是慢慢地开始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而非英国人或者英国殖民地居民。此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谈及“澳大利亚人”或“澳大利亚种族”的字眼时所指的仍然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于是就经常引起混淆。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澳大利亚出生的婴儿仍旧称为“土著”(因为在当地出生)，但从那时起，人们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是澳大利亚人。这样的称呼，只是因为在表述上容易一些，比如说，“新南威尔士出生”这一称呼就要复杂不少，而常用的俗语，例如“玉米秆子(‘高个子’之意)”(在新南威尔士出生的婴儿的称呼)，又显得粗俗。当“土著”变成了大多数人，它也就不再有什么特殊含义了。

1900年，各殖民地(他们更愿意被称之为“省”)仍运行着独立的边防和邮政服务，独立监管着自己的经济，各自在殖民地边境征收关税，各自颁布移民政策。那时，许多人早就赞成各殖民地组成一个国家的想法，但直到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混乱、顽固——却民主——的政治以后，这一想法才得以推行。没有超凡脱俗的英雄纵横驰骋，亦没有鲜血遍地或暴力革命推翻暴政。没有如英国那般半神秘的不成文宪法，亦没有美国那般歌颂联邦的爱国光环。很少有人说什么搅动人心的话。只有至少十二个神父和几千民众就完成了这一变化。最终，联邦胜利了，但最初的胜利属于蓄着胡须、穿着正装的中年男人们，有的还戴着礼帽。如果说这是一场革命的话，这也是一场通过会议完成的革命。

关于召开“联邦大会”，或国家联盟的提案，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在伦敦和澳大利亚进行了讨论，大多数殖民地从那时开始走向真正的独立政府。早期的热心人士包括来自新南威尔士的W.C.文特沃斯和亨利·帕克斯，以及查尔斯·加万·达菲，这位爱尔兰反叛移民后来成了维多利亚的总督。1857年，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国会的特别委员会均提出了建立“联邦”的提案，但支持者甚少，多数人认为该提议不够成熟。

澳大利亚社会太新了，变革又太快。舆论当时还不足以广泛支持成立联邦，但各独立殖民地急于在自己的地盘上实现它。诸如选举权、参议院的角色、众议院的开销、土地政策、铁路建设和基础服务条款等种种问题主导了局面，这些问题与联邦的做法背道而驰。不够发达的西澳大利亚地区和昆士兰害怕被主导并导致自己羽翼未丰的工业被排挤，而新南威尔士不满维多利亚的突然崛起，担心墨尔本成为国家首都，因为那时悉尼很可能重新领先，成为首都。

1860—1880年间的殖民地内部会议并未决定成立正式联盟，却主要讨论需要一致行动的事务。关于成立更长期联盟的提案，要么因选举总理的问题而搁置，要么因急于求成而流产。1883年的两大发展加速了进程，其中之一是悉尼-墨尔本铁路的建成，加深了两个最大殖民地的联合程度，将焦点转移至在阿尔伯里接轨的问题上来。维多利亚总督詹姆斯·瑟威斯在庆祝会上说，“我们需要联邦，现在就需要。”几乎同时，德国和法国意欲分别进入新几内亚和新喀里多尼亚的消息不胫而走。尤为敏感的是，有报道称法国准备将囚犯送到那里去。昆士兰先发制人，占领了新几内亚，然后请伦敦的英国议会下令殖民新几内亚，同时正式开始成立联邦。(英国和德国最后决定瓜分新几内亚东部地区，荷兰人长期占领着西部。昆士兰占领了东南部的英国殖民区。)

瑟威斯于1883年11月召开了殖民地会议。他在会上主张的“单纯而简单的联邦”并未得到支持，但与会者支持成立联邦澳大利亚委员会，包括新西兰和斐济在内。委员会将仅作为立法机构，没有执法权或收税权。新西兰不加入委员会，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新南威尔士议会一票否决了成立委员会的提案。反对者们称，委员会过于稚嫩、羸弱，会成为建立更为坚实的联邦的阻碍。帕克斯说它“摇摇欲坠”。委员会数次会晤，但没有了新南威尔士，会晤收效甚微。尤其是当新南威尔士确有参加的殖民地内部会议继续召开时，委员会更形同虚设。悉尼对其感知到的新南威尔士早期被“分解”到其他殖民地去的经历心有余悸，这成为成立联邦进程的阻碍，影响深远。

注：亨利·帕克斯有意成为“联邦之父”，但狡黠的悉尼政客知道如何见风使舵地夺取他的公众支持率。载于《通讯报》，菲尔·梅。

随着1890年的到来，帕克斯认为联邦运动的舆论已经成熟，并决心成为运动的带头人。1889年10月，在特菲尔德(靠近昆士兰边境)的一场著名演说中，帕克斯号召用一种更为强健的联邦形式取代所谓的联邦委员会，这种联邦形式应具备实权，并为全澳大利亚人民负责，而不仅仅是为殖民地议会负责。他还说，国防尤其必要。帕克斯随后组织了一次殖民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会者同意向各自的议会请求派出代表参加全国性的澳大利亚全民大会。会上，帕克斯说“血脉的红线将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1891年3月，第一次联邦大会在悉尼召开，会议决议通过了组建澳大利亚政府的原则。原则包括，除各方一致同意应移交给全国性的联邦议会(国民联邦议会)的权利以外，现存的殖民地议会仍保留自己的权利。国民联邦议会应包括参议院，各“省”具有平等代表权。还应成立众议院，各地区根据本地人口选举众议院议员。国民联邦议会应具有海关权、外交权和国防权，但联邦的各殖民区之间的贸易和交往必须“完全自由”。最大的争议在于参议院的权力是否应包括通过财政法案的权力。经过多个方案的讨论之后，大会决定采用“联邦”一词作为联盟的正式称谓。

《宪法》第一草案随之而来——复活节期间诞生于正在悉尼北部霍克斯伯里河上巡游的昆士兰政府的蒸汽船“露辛达”号上。昆士兰总督兼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萨缪尔·格里菲斯(后来担任首席大法官)是主要作者。

格里菲斯起草的大多数法令，在最终生效的《宪法》中得到了保留。不过，过程同样波澜起伏。争议主要在于一些细节和经济问题上，例如在使用现有关税和消费税收入向新政府提供资金的问题上，各殖民区意见不一。最后形成了大致的一致意见，即所有殖民区政府应采用同样的模式——组建由上下两院构成的议会，从属于英国国王，但只对选民负责，并从自己的议员中组成执行部门。余下的人想组建共和国，但支持者寥寥。还有人想选举出一位总督，具备类似美国总统一样的权力，或建立类似英帝国国会的提法，俱遭否决。

注：《悉尼每日邮报》反对联邦，于1899年刊登了这幅《新南威尔士和她对后裔的责任》。其反对者《悉尼先驱晨报》则持相反立场。

最主要的障碍仍然是新南威尔士，当时其议会仍然十分分裂。其反对意见主要基于两点。其一，新南威尔士支持自由进口贸易，与维多利亚想要的征收保护性关税以保护制造业和其他工业的立场相左。自由贸易，作为某种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在新南威尔士比在其他殖民区有着更广泛的支持。

这也是保持悉尼及其港口经济强大以及低廉价格的最佳方式。自由贸易者想进一步降低关税，并从土地和所得税上增加税收。联邦的存在使得这个愿望破碎，因为它将征收全国统一的关税，取代殖民区边境的税收。新南威尔士贸易保护主义者反对土地税，在全国他们的立场最为坚定，而且吸引了大量制造业的支持。天主教徒也倾向于支持贸易保护，作为对自由贸易者们向教区学校提供国家资助的“自由”记录的抗议。这些分歧打断了联邦的正常进程，增加了许多混乱因素。

注：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是当时的主要政治分歧，但到1901年以后，这一分歧逐渐消弭。自由贸易者们的论点中肯而有力，正如这幅反贸易保护主义的漫画。(《通讯报》1903年，诺曼·林赛)

另一个阻碍因素在于新南威尔士支持单一体系的右翼或左翼意见，这种体系在英国或(至少)加拿大均存在，即国民议会掌握所有权力，以及以悉尼为都。在新南威尔士以外的地方，或者哪怕在悉尼以外的地方，这种论调都鲜少被支持，因为其他殖民区和新南威尔士除悉尼外的其他地区均害怕被主导，因而它从未成为现实。公众担心，从阿德莱德和霍巴特出走的一些小地区会被新南威尔士通过参议院占他们的便宜。新南威尔士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联邦必须成立参议院的想法，但对于具体细则持谨慎态度。联邦还陷入了自私自利的帕克斯和乔治·里德——帕克斯的继任者，1894—1899年担任自由贸易党领导人和总督，也是将来的国家总理——之间的争斗纠葛之中。有人认为，在1895年，年届八旬的帕克斯赖着不走，为了个人的虚荣而用力过大地推进联邦进程。然而，舆论受这种看法的影响并不大。

其他殖民区认为，没有新南威尔士的联邦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进程一度停滞不前。舆论开始有所进步，从而推动了联邦的进程。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协会(ANA)是其中的积极团体。协会在1871年，本地出生的青年居民成为多数人口的时期成立，既是卫生和医疗保险互助协会，也是一个社会、教育和辩论协会，有着澳大利亚爱国特质。ANA主要活跃在维多利亚，但19世纪90年代，其成员已经遍布全国，并成了这一代未来政治家的训练场。它坚定地支持联邦，有力地促进了联邦联盟的成立。1893年，联盟在新南威尔士的科罗瓦召开了一次著名的会议。诸如科罗瓦、阿尔伯里、特菲尔德这种边境城镇，对殖民区海关检查站深恶痛绝，是联邦的坚定支持者。除通过成立联邦的决议以外，科罗瓦大会还通过了一项提案，支持各殖民区根据人口比例选举代表，召开新的国民大会来讨论联邦宪法事宜，并为此组织全民公投。

随着赞成联邦的态度在悉尼不断增强，帕克斯1896年死后，新继位的领导人埃德蒙·巴顿成为第一任联邦总理。在那关键的时刻，在历史上他第一次提出响亮的口号：“一个大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大陆。”巴顿的保守派竞争对手乔治·里德总督，对公众舆论有着众人皆知的敏锐嗅觉，在科罗瓦之后逐渐与自己的对手拉开了距离——虽然他因为踌躇不决而一度被冠以“是非里德”的称号。巴顿和里德像维多利亚的艾尔弗雷德·迪金一样，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强势的公众人物，都能左右公众舆论。里德要的是联邦。他警告称，小城镇可能主导了新南威尔士，占了后者的便宜。

科罗瓦大会促进了1895年霍伯特总督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同意向各殖民区议会申请通过支持议案，允许召开国民大会。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于1897年3月选出了代表。选民大多把票投给了已经成名的政治家。这些人于1897年早期在阿德莱德举行了会议，并就宪法起草问题分成了两个相互独立的委员会：一个负责最高法院的组建，一个负责起草必要的法律。巴顿、其悉尼好友理查德·奥康纳和阿德莱德友人唐纳尔组成了最关键的宪法委员会。宪法的起草主要参照美国宪法，虽然表面上相去甚远；此外还吸取了当时存在的其他联邦宪法的经验，尤其是德国和瑞士。可以说，它是优于其他宪法的，因为它避免了它们的不足，而且比其他宪法——例如美国宪法——更加严谨，因此并不需要过多的宪法解释。这部宪法根据1891年形成的基本原则形成法律，提供了一种“双全民公投”方式——即大多数州的大多数选民——来更改宪法，跟瑞士的情形一样。这部宪法袖珍而精致，因为它没有像美国宪法和其他国家宪法那样，充满关于国家气概和权利的华丽辞藻。

随后，提案进入到殖民区立法的讨论和修订阶段，总共进行了286次修订。但是，其症结仍然在于参议院是否应具备财政权，缓解上下两院之间僵局的条例，以及国家首都的选址问题。新南威尔士的反对者们试图要求大多数选民投票来批准新宪法(而不是自愿投票)，但未获成功；不过，他们成功地将此前要求的至少5万“赞成”票提高到至少8万。大会持续了一年，在好几个城市接连进行会议。最后采取了妥协的方案，包括给予参议院否决但并非修正财政法案的权利；以及，如果两个连续的重要法案未获通过，上下两院解散后应进行新的选举，并由两院联席进行；超过50%的“大多数”取代了原来的60%“大多数”。这些变化缓解了有关小地区认为新南威尔士会占主导地位的忧虑。

1898年6月，在随后的公投上，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均产生绝大多数“赞成”票。新南威尔士仍然处于两派分歧，71595票赞成，66228票反对。因此并未达到适用宪法规定的最低8万票的要求。《悉尼先驱晨报》和《悉尼每日邮报》分别坚定地站在反对彼此的阵营里。巴顿及其一腔热情并未能够将新南威尔士拉进来。

不过在另一次会议上，各方更多地彼此妥协，并举行了另一次公投。各殖民区总督于1899年上半年进行会晤，讨论新南威尔士、西澳大利亚和昆士兰提出的新想法。在这些地区，民意较为冷淡，而且只是偶尔参会。新西兰逐渐地完全退出，斐济从来都不太感兴趣。成功激励了新南威尔士的一个消息是，新首都将在联邦本土，虽然在新南威尔士省内，但至少距离悉尼100英里(160公里)远。

联邦将收取关税并对海外贸易征税，这仍然是澳大利亚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前十年，政府可保留税收的25%作为日常开支，将其余部分按照照顾经济落后殖民区的策略分发到各地。经济力量(而不是什么宏大原则)很快将联邦带入了贸易保护政策中，因为政府需要财政收入，而自由贸易带来的失业将拖垮本土现存的工业。

宪法修正案于1899年9月进入公投，结果大多数殖民区一边倒地投出了“赞成”票，包括新南威尔士的107420票赞成和82741票反对。只有昆士兰的结果比较相近——38488票赞成，30996票反对。布里斯班有着众多稚嫩的新生工业，因而强烈反对，但北部同样强烈地支持联邦。西澳大利亚只在1890年形成了代议政府，它的乡村和受地方保护的工业均立足未稳，因而珀斯政府未组织投票。但是，在卡尔古利周围的新生的、蓬勃发展的、充斥着东部来的“外乡人”的采金区，媒体和甚嚣尘上的民意要求加入联邦，还威胁要退出西澳大利亚。迫于金矿地区的压力，更迫于伦敦的压力，珀斯议会最终退让，在1900年7月31日这一天进行了公投，结果44800票赞成，19691票反对。

殖民区议会要求帝国(即英国)议会批准宪法——而后者也确实这么做了——虽然巴顿带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不得不在伦敦艰苦作战，防止出现限制澳大利亚权力的变数。他们唯一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变数，是英国枢密院具备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向其上诉的权利。在事情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表面上镇定自若的政客们，皮笑肉不笑地携手跳了一支捷克舞。1900年6月5日，威斯敏斯特议会通过了授权澳大利亚宪法的法案，维多利亚女王于9日签署。1900年9月17日，女王宣布：随着西澳大利亚的加入，自1901年1月1日起，“六个殖民区人民联合起来，结成联邦，名为澳大利亚联邦”。

虽然政界表现得欣喜若狂，但澳大利亚国内并没有太多的狂喜。公投的选民投票数(当时选举仍然是自愿的)比较一般。可能澳大利亚人已经对此感到厌倦，或认为联邦姗姗来迟了。许多人对联邦抱敌对态度，有的甚至期待更加单一化的制度。因而有人觉得无聊——无非是些政治、政客，或者更高的税负——也就不足为奇了。同年5月9日，第一届联邦议会开议的当天，很多人来到街上排队游行，或许是为了庆祝假期，或者是为了热闹，又或者只是因为能见到约克公爵夫妇——这位未来的乔治五世和玛丽皇后——约克公爵在墨尔本的皇家展览大厦正式为议会揭幕。

注：1901年5月9日，约克公爵(未来的乔治五世国王)在皇家展览大厦宣布第一届联邦议会开幕。

但这一切并非徒劳。过了一百多年以后，这套宪法仍然沿用。天生仿佛喜欢怨声载道和冷漠的公众对此常常抱怨，但却拒绝任何改变它们的尝试。政府提出了超过40个宪法修正案，公众在公投中对80%的修正案投出了反对票，那些侥幸通过的提案，也往往饱经曲折。2001年，澳大利亚的治理问题中，宪法条例和宪法的遣词用句仍然是最不起眼的问题。

20世纪初才艰难地从一个大陆变成的这个国家，当时拥有400万人口——是50年前的10倍——这主要是由于人数众多的移民和高出生率。随着囚犯时期的逐渐远去，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身份变得越来越自信。平等主义和“伙伴情谊”的传统逐渐变成陈腔滥调，而且多半在夸大其词；恃强凌弱、阶级意识和趋炎附势仍然充斥整个社会。但是，增长和变革的确打碎了19世纪时人们常有的排外心理和自命的优雅。大多数人恪守着一种自囚犯时期发展起来的文化：不出风头，帮助他人(尤其是不幸的人)，喜欢对权贵持有嘲弄性的、直截了当而又落在实处的质疑。

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广阔的郊区地带沿着铁轨和电车路线慢慢发展起来。电灯和电话面世了，摩托车和飞机很快也要到来。由殖民区变成的各州在自己崭新的角色中欣欣向荣。实事求是地说——撇开党政不谈——对社会的干预令澳大利亚得到了“没有教条的社会主义”的美誉，国有机构提供的服务、劳资关系的仲裁、福利和全国中等教育的开端等均积极发展起来。试举两例：在当时的政治家中，值得纪念的有一位维多利亚总督“汤米”本特，他是土生土长的土著，囚犯的后代；还有詹姆斯·辛克莱尔·麦克戈文，锅炉制造工人的后代，在1910—1913年间担任新南威尔士工党领袖。

比铁路更能把这许多个殖民区联系起来的是沿海航运。这可能是最经济的旅行方式，而且当时各殖民区之间鲜有铺设得当的道路。另一条纽带则是运动。19世纪见证了许多伟大运动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从1810年麦觉理总督时期开始的第一届赛马到1861年的墨尔本杯，到19世纪80年代的澳英板球对抗赛，以及争强好胜的足球赛事。英式橄榄球和澳式橄榄球之争引起的分歧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团结，但到了联邦时代，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世界体坛上不容小觑的运动强国。促成这一切的原因包括广阔的土地、一年到头的好天气，以及在周六下午不工作这一早期习惯，等等。

联邦议会的早期工作之一，是首都的选址。1909年，政府决定落户堪培拉，是在莫朗格山谷那优美的澳大利亚内陆风景里的一座开放的放牧区，周围被群山围绕。远处的山峰上终年覆盖着积雪。选定堪培拉作为首都的过程历经8年，反反复复地甄选了大约40个竞争提案进行投票表决。按照宪法，它必须在新南威尔士境内，但至少距离悉尼100英里。1912年，城市设计的全球竞赛结束，设计负责部门选中了富有远见的芝加哥建筑师，时年32岁的沃尔特·伯里·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的设计。“堪培拉”是当地土著对此地的称谓的英译，至少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了，它的大致意思是“聚会之地”。其官方名称“Canberra”的重音落在Can上。

另一项工作是确定国旗。联邦举行了竞赛，吸引了3万多幅作品参赛。评委们选出了5个类似的设计，随后将它们进行融合，使国旗的设计更加能体现出持续性，但当时还有红色和蓝色两种基调颜色可选。在国旗上加入米字旗(英国国旗)和南十字星是殖民时期的早期传统，虽然各自的目的不一，结合方法亦多种多样。新国旗还加入了一颗大七角星，代表联邦和6个殖民区。当时的主流态度仍然是大米字旗，于是政府让民众自由选择。最终蓝色基调的旗帜慢慢被大多数人接受，不过，直到1953年官方才正式宣布它成为国旗。红色基调的旗帜后来成了商船队旗帜。

当时的临时首都在墨尔本，它是当时最大的城市，比起悉尼，它更容易通往其他各州。这一临时首都的角色，令墨尔本从19世纪90年代的危机中复苏，甚至有点儿急不可耐地成为国家的行政中心、议论焦点、输出国家影响力的中心。

悉尼是《公报》周刊的老家。《公报》吹毛求疵、张扬炫耀，是一份不乏天分的全国性“布西曼(意为丛林居民)圣经”式的周刊。《公报》刊登了亨利·劳森、A.B.班卓·帕特森和其他人的抒情诗集和故事，激发了澳大利亚人的浪漫主义情怀。批评者说，这些作家非常恋旧地美化了那些过往的——正在让位于城镇和小型农场的——放牧生活，不过，他们的作品的确受人喜爱。好几代的学生都爱上了这些作品，甚至能背诵《闻名的克兰西》(Clancy of the Overflow)和《来自雪河的人》(The Man from Snowy River)。“波西米亚式(放荡不羁)的《公报》”一词十分贴切地描绘出这一悉尼文化的神韵，正如约翰·诺顿那轻浮而聪明的《真理》周刊。布里斯班受到19世纪80年代伦敦移民和英国工业城镇的萧条的影响，逐渐变成了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的中心；在那之前，昆士兰接纳了大多数来自乡村的移民。阿德莱德和霍巴特则成为小州获得联邦消息的情报中心。

班卓·帕特森写了一首《丛林流浪》(Waltzing Matilda)，完美地揭示了当时的国民情绪。其背景故事是，1895年，帕特森待在昆士兰中部文顿附近的达格沃斯车站期间，听到了一个关于一名偷羊的流浪汉淹死的故事，以及在那儿常有鬼魂出没的传闻。他听见车站管理员的妹妹克里斯蒂娜·麦克弗森在车站钢琴上弹奏古老的苏格兰歌谣Cragielea。帕特森于是下笔写下了这些澳大利亚人始终热衷的故事。其中的一处不同是，被淹死的人是个军人，可能是从4年前羊毛突袭事件中逃出来的德国剪毛工纵火犯。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先是经历了泡沫式的繁荣，后来又经历了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堪比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衰退。大约三分之一的劳工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失业，而在1890年失业率仅为5%。这是巨大的灾难。政府提供的粮食或福利几乎没有，慈善机构自顾不暇。在维多利亚，繁荣和萧条是最常听到的字眼，即使淘金热出现以后，也常常提及。这段时期，就是臭名昭著的“土地吞并潮”的兴盛时期。英国和欧洲在19世纪80年代的缓慢发展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大量的借款，当然利息也高。这种短暂的“快钱”，尤其在维多利亚，推高了房价和地价。开发商将如此大量的土地划分出售，以至于许多土地在50年后仍未开始建设。问题之一，是公司法未能充分定义“银行”，结果大量表面上富丽堂皇、实际上羸弱不堪的所谓“土地银行”出现，使用借来的资金用于土地开发。随着市场泡沫渐大到破裂，它们因无法偿还自己的债务而倒闭，从而拖垮了那些借债给他们的正统银行。无数的建筑协会——它们吸收公众存款，并抵押贷款给想买房的人——未能发展起来，却浪费了大量的公众存款。每个银行都出现了“跑路”的情况，顾客排长队取出自己的积蓄，担心银行倒闭。到了1893年，维多利亚政府推出了4天的“银行假”，希望结束恐慌，却没想到，它不仅加深了恐慌，还损失了政府的公信力，导致了更深的危机。

虽然永远关停的银行只是那些最弱小的传统银行，但许多银行支付遭到中断、临时关闭和“重建”，也就是说，储蓄者没办法取出自己的存款，即使有约定，也不能在约定的时间拿到钱，还往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借着事后诸葛的优势，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可能有更好的应对办法。新南威尔士政府宣布钞票为“法定货币”，并给予它政府担保。昆士兰则发行了政府券来缓解恐慌。(1912年以前，澳大利亚政府只铸造硬币。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各区政府不得不削减开支，他们虽然将借款基本上花在了铁路、用水、排污、学校和其他重要事务上，但在萧条时期，仍然债台高筑。

正当萧条艰难地离去，却遇到所谓的“联邦旱灾”——前所未有的干旱年份——袭来，结果复苏又放缓，变成了新的灾难。19世纪90年代，原本兴旺的葡萄酒行业遭遇了根瘤蚜病，受到重创。干旱在1902年达到顶峰，直至1905年以前，看不到半点复苏的迹象。移民潮停滞了一代人的时间，墨尔本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其高出生率也未能保持。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差不多。1892年，新南威尔士的人口重新超过了维多利亚，到1911年，大都市悉尼的人口超过了墨尔本。

这期间也不是全无亮点。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可能是唯一来源——是西澳大利亚的金矿。19世纪80年代，探险者们在米卡萨拉等地发现了不少金矿，但1892年，亚瑟·贝利和詹姆斯·福特发现了“储量惊人”的库尔加迪矿场，直接导致随后帕蒂·汉南的队伍发现了附近黄金储量更为惊人的卡尔古利。酷热、蛮荒、遥远，被珀斯称之为“东方”的那些金矿产区，是世界上产量最高的金矿产区。这块“黄金地带”带来了又一次淘金热，人们不仅从萧条的维多利亚涌来，也从其他殖民区，从英国和欧洲赶来。西澳大利亚这个所谓的“灰姑娘”，人口在1890年到1901年之间增长了3倍，达到18.4万人。

除了西部的金矿，19世纪80年代在布罗肯希尔、塔斯马尼亚西部、昆士兰北部等地发现的贱金属矿，也帮助澳大利亚度过经济萧条的难关。小麦是另一个亮点，尤其在萧条和干旱结束以后，小麦迎来了春天。1890年至1914年间，小麦种植面积增长了3倍，所谓的“面包篮子”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北移，到1910年，新南威尔士和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主要的小麦产区，昆士兰紧随其后。广阔、上好的产粮区在等待着收割的时机成熟。随着铁路网络的逐渐铺开，各分离的地带联系起来，给经济形势带来了很大的不同。同样改变的还有澳大利亚的机械发明，例如收割机，而后是收割球，可以实现脱粒和打谷同时进行；跃障犁，可以跃过地面上的树桩或树根；以及能够压碎桉树矮林和其他矮树丛的设备。威廉·法雷尔的防霉品种——后来几乎能够抗旱——“联邦小麦”和其他经过改良的谷物品种，超级过磷酸肥料和更好的农耕方法的出现，等等，都增加了收成。低廉的羊毛价格、旱灾和低出生率导致许多大型放牧区转型成为耕地，政府又进一步鼓励这种“近距离聚居”。19世纪70年代晚期，南澳大利亚持续的旱灾，表明该地的小麦产区延伸太长，深入干旱区域，导致大批有经验的农民搬迁到新的内陆小麦产区。在西澳大利亚，黄金热增加了人口和基础设施，还带来了一些小型启动资金，鼓励人们拿起斧头和犁去开垦那些树木丛生、广阔却贫瘠的矮树林。澳大利亚西部的雨水相对充沛一些，而东部地区往往很容易受到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直到一个世纪以后，人们才认识到)的危害。

19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冷冻船运让大型肉类和奶制品出口成为可能。系统化灌溉于19世纪80年代在维多利亚北部地区开始实行：起初，在本地种植者的信任，或者在私人企业——例如加拿大的查菲兄弟公司——的主导下，把米尔杜拉、维多利亚、伦马克、南澳大利亚等地沼泽遍布的小桉树乡野变成了葡萄和柑橘果园。加州是重要的灵感来源。米尔杜拉和早期的灌溉系统均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影响，但随着全州的支持和广泛建造的堤坝，它们得到了数倍反弹。1910年开始，新南威尔士的马兰比季河灌溉区大大促进了瑞福利纳的聚居。昆士兰的状况好转，对“白澳大利亚”的偏爱和金矿发展的减缓，促进政府制定了改革策略，将制糖工业从种植园模式改造成小农场模式，用欧洲人替换掉岛民工人。

澳大利亚第一届总理埃德蒙·巴顿，1849年出生于悉尼。187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取得律师资格，后在新南威尔士立法议会上获得了一个席位。相对于政治家，人们普遍更认为他是个极有天分的律师。他将其职业生涯聚焦在联邦运动上，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担任领导人物。私底下，他极有名气而又和蔼可亲，能够解决极为困难的问题，有着极强的专注力，但有时精神也会十分涣散，嗜好喝酒及享乐。根据资历，总督霍普顿勋爵的第一选择本来是新南威尔士总理威廉·莱恩，但是乡野出生的莱恩一直反对联邦，而巴顿的支持者们又让霍普顿勋爵相信莱恩不具备必要的议院支持率。巴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政府，1903年，他成为最高法官，他的朋友奥康纳和另一名同事，来自昆士兰的联邦主义者萨缪尔·格里菲斯已经成为最高法院法官。萨缪尔·格里菲斯法官后来担任首任司法部长。

注：埃德蒙·巴顿与阿尔弗雷德·迪金，首任和次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从那时起，绝大多数的政商领袖都是澳大利亚本地人。巴顿的继任者，“友善的”阿尔弗雷德·迪金，本是联邦早期的高级官员。他于1859年出生在墨尔本。他的父亲是英国移民，担任殖民区运输服务业领头的科博公司的中层经理。 迪金有着不亚于巴顿的聪颖天资和知名度，也是一名律师，但同时更是一名作家——他曾经在《时代》担任记者职务——和政治家，一名伟大的演说家和国会议员。他领导了维多利亚的联邦运动，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与巴顿紧密携手。迪金于1903—1904年担任联邦总理，并在1905—1908年和1909—1910年两次连任。任期中途被打断，主要是因为联邦早期的政党动乱，各殖民区同样受到了政党动乱的影响。

政党的标签比较混乱。在殖民区政界，两条广泛的主流是自由与保守，但澳大利亚这一英国分部未能很好地保持。两大主流的共存十分艰难，比如在自由贸易者和保护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在维多利亚，为了维系淘金热消退以后的人口数量，受保护的制造业和加工业鼓励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共存。而在新南威尔士，自由贸易是主流，因为它鼓励港口贸易，而港口贸易是工作岗位的主要来源，还能拉低价格；可是农民们却呼吁保护主义，因为海关收入意味着土地税收的减少。其他各殖民区在这些方面表现各有不同。自由派倾向于一人一票，支付会费，放开土地管制，弱化政府对工业和社会的干预，免费提供教育和支持世俗化教育，轻微提高税收和社会福利。自由派并不十分抵制所得税。而保守派倾向于支持保守的做法，因为它能对教会学校提供更多的国家资助。

到了1901年，殖民区政界的分歧被打破，民主已经充分实现。所有政府都需要海关收入——现在开始由联邦征收和分配——因此，为了收入和工业，一致的需求导致各方均同意了适度保护的策略。随着经济形势的紧张和国家体系的需要，对教会学校的国家资助进入了艰难境地。对于某些老派人士而言最为恐怖的是，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自由派和保守派，于1909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由党。

当时自由党的普遍反对者是工党(这一政党名称于1912年才被采用)。工党早期一直持中立立场，利用其席位优势，摆布一方而迫使另一方妥协，包括保护性关税和行业争端的仲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迪金一方是广泛支持的——以及养老金问题。维多利亚于1900年引入了养老金计划——自19世纪90年代收入锐减之后广受欢迎——其他的一些殖民区曾经独立施行，但在1908年，养老金成了联邦事务。

在工党的支持下，迪金的遗产是所谓的“迪金式和解”，即行业仲裁和保护被接纳成为常态，各州的工厂、工时、工作补偿法律均得到增强。迪金身后长期存在的自由党-工党分歧主要在于工党的社会主义志向——被解读为对国有行业的偏爱；其与行业协会的有机联系，及其严格的干部会议体系——在提交到国会进行讨论之前，议员们通过这个体系事先同意某个政策。而自由党对迅速萌芽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警惕得多，也更具有帝国思维——比如它在国防问题上的立场。

1904年，当其他政党争端不断之时，工党执政了4个月，这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工党执政的国家政府，虽然昆士兰已经在1899年短暂出现过类似情形。工党的联邦总理是约翰·克里斯蒂安(克里斯)·沃森，时年37岁，早年从悉尼印刷行业协会进入政坛。

行业协会运动在19世纪80年代发展迅速，从高技能贸易行业从业人员到低技能和临时工人，甚至白领工人，都覆盖其中。当时已经有少数几个“工党”成员被选入国会，但由于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动荡导致多起大罢工事件，事件中政府和雇主败退。组织更完善而且有着行业协会支持的工党在好几个殖民区迅速发展，从而在投票中往往能够得到高支持率。在经济萧条期间，工会主义变得更加自信，工会和工会之间的政党也在工作环境问题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01年工党在联邦中的支持率只有19%，但到了1910年，安德鲁·费希尔(出生于苏格兰，早年是一名昆士兰矿工)主政期间，工党支持率高达50%。工党既赢得了社会主义者、主流的工会主义者和自由党对手的青睐，对年轻人也充满了吸引力。

费希尔于1910-1913年间领导的政府在多个重大事务上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就：联邦提供了更多的社会福利，接管北领地，投建连接珀斯的跨大陆铁路，成立皇家澳大利亚海军和联邦银行，并使联邦银行具备某些中央银行权力。1912年，乔治五世国王授权联邦将袋鼠和鸸鹋作为国徽图案；相比各州，在象征意义上，联邦的“皇家”性质减弱。随着新的政府银行的成立，联邦背书的纸币于1913年印发，成为唯一的政府发行纸币。这些措施其实早已广泛为人所接受，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党争——早期的政府未能落实。

在名义上更为保守的一方，乔治·里德于1904年成为总理。那一年，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分裂，使得自由贸易党推翻了沃森政府，主政近一年。里德政府又被称作“里德-麦克莱恩”政府，是后来的代表城市和乡村利益联合执政的先驱。里德的副手是前维多利亚总理阿兰·麦克莱恩，一名“乡村保护主义者”，代表吉普斯兰昂贵的甜菜糖工业的选民对抗北方的蔗糖工业。

新联邦国会颁布的早期法案之一，是《1902年联邦平权法》。该法案规定，所有本土或自英国入籍的国民，凡在联邦居住超过6个月者均可参与投票。终于，成年人获得了普选权。法案给予全澳大利亚成年女性同样的投票权和成为议员的权利，这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尚属首次。南澳大利亚早在1894年就赋予女性选举权，西澳大利亚则是在1899年。其他各殖民区在法案颁布后相继赋予了女性投票权，但直到赋予女性投票权几年之后才给予女性当选议员的权利。

法案规定，精神不健全者和正处在一年以上监禁的服刑犯人的选举权被剥夺，但它也同样排除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和太平洋岛屿人民(新西兰除外)。这一排除植根于当时日渐加深的种族偏见，以及(尤其是北方地区)对廉价的亚洲和岛屿劳工的担忧。巴顿政府原打算给予土著居民同样的权利，但工党在国会上表示反对，政府只好让步。工党不仅害怕廉价劳工，也担心畜牧业主强制不熟练的、目不识丁的土著居民到农场工作，并投工党的反对票。不过，这一法案并没有禁止土著居民在除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的其他各殖民区内进行投票，这是宪法保证的权利。欧洲移民的地位则是一如既往地语焉不详。政府在众多事务中均倾向于把民众分为两种，如果按照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就是土著居民，其余的就是白人。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难免戳中土著居民痛点的问题是，宪法将他们从联邦人口普查中剔除了。这并非出于某种轻蔑，而是由于切实意识到在偏远的部落地带对他们进行普查的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分配问题。

《1903年移民法案》实行了所谓的“白色澳大利亚人政策”，严格禁止非白人移民。这并非出自某个政客的个人喜好，更多的是公众舆论的一种反映，尤其是行业协会和企业主的意愿。对非欧洲移民的意见自淘金热期间就开始产生，那时候许多地区都对中国移民的涌入产生了抱怨。矿工们针对中国人的到来爆发了好几次暴动，最激烈的一次要数1861年蓝滨滩(今新南威尔士杨格市)的骚乱。殖民区政府颁布了配额、税收和其他各种办法来限制中国(有时也包括他国)移民。同样的，对于美拉尼西亚契约，种植园工人也多有不满，从经济上、文化上、种族上，不一而足。价格低廉的印度和中国“苦力”涌入斐济、新加坡和南非，这对澳大利亚工人敲响了警钟。对于40年前的美国种族问题和南北战争，澳大利亚人倒也有充分的意识，但是，主要来自雇主们的对有色人种移民的支持微不足道。最为尖锐的反对意见是经济方面的，但其实质仍然是种族偏见、恐外情绪，或对于某种难以定性的特定行为的反感。另一种广泛的担忧是所谓的“杂交”：人们认为种族混合而来的后代会在身体上，尤其是精神上弱化。对于仅有400万人的一个新形成的民族而言，这种看法并非不可理喻：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来限制移民，从而维系自己民族的血统。但是，在之后的几十年中，白色澳大利亚人政策逐渐变得严酷、死板、狭隘，最后成为无用的教条。

联邦利用听写测验作为排外的工具。这种方法源自西澳大利亚殖民区。对于不受欢迎的移民，政府会选择一种欧洲语言来进行听写测验，比方说，很少有亚洲人懂威尔士语。英国意识到自己对于亚洲和非洲的巨大责任以及敏感性，于是直接颁布了一条禁令——这是伦敦对澳大利亚内政极少的几次干预之一。

然而，自1905年(新南威尔士)和1912年(塔斯马尼亚)重新开放并帮助移民以后，“自家亲朋，自家子孙”的浪潮卷土重来，甚至席卷了英国。19世纪90年代移民带来的人口净增长仅为2.5万人，从1900年到1905年之间，离开澳大利亚的人数比进入的人数还要多(主要是去了新西兰)。但是，1906-1910年间的净增长人数达到5.7万人，1911—1915年为13.7万人。大多数得到殖民区政府帮助的移民均要缴纳费用。移民几乎都来自英国诸岛，但1890年后到来的数千欧洲人(包括一批意大利人)中，大多数去了昆士兰北部的蔗糖种植区，以及乌克兰犹太人西姆哈(西尼)·梅耶·贝夫斯基这个后来成为澳大利亚富甲一方的商人那儿。

随着繁荣的到来，澳大利亚开始考虑增加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可是好景不长，1914年又遇大旱，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的再次疲软。随后，在那一年的8月，仿佛命中注定一般，德国执迷不悟地突袭中立国比利时，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之一由此触发。

9  迷彩服的召唤

迷彩服的召唤1914年8月3日，正值联邦竞选期间，澳大利亚宣布参战。德国突袭中立国比利时，致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希望通过击败法国来避免由中欧危机引起的两线作战计划付诸东流。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强烈要求下，英国向德国宣战并且当时大英帝国的大部分领地都卷入战争中。澳大利亚内阁立即同意与英国联合，其自由党总理约瑟夫·库克宣布了在海军方面的初步承诺，并且派遣2万名士兵出战。当时正值竞选期间，在四天前的国家选举会议上库克已经承诺，因欧洲危机愈演愈烈，若开战，澳大利亚会投入所有财力物力支持英帝国。在官方声明发表之前，其工党的竞争对手，安德鲁·费希尔在竞选集会上承诺，“一切已准备就绪，若发生最坏的结果，澳大利亚将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也是一种荣耀”。

即使是欧洲也不希望开战。那一周，澳大利亚刊物主要报道的都是有关选举、英格兰板球对决赛或者足球俱乐部的新闻。直到最后三天，“欧洲危机”仍处于次要位置，甚至在伦敦，相比之下英国内阁更加关注北爱尔兰危机。

费希尔虽赢得了选举，但却置自己于险境当中。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将近6万名澳大利亚青年殒命，15万人受伤，终生残疾者无数，伤亡人数占参战总人数(32万)的三分之二，这一数字高于任何英联邦国家。全世界因战争死去的青年士兵达550万，平民死亡人数达1000万。更糟糕的是，虽然1918年11月11日的休战协议终止了这场战争，但20年后又发生了第二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人数达一亿之多。

为什么澳大利亚要参战？一部分是情感原因。英国的情感纽带是非常强大的。例如，库克和费希尔年轻时都是矿工，前者来自英格兰，后者来自苏格兰。防御也是一大原因，正是英国同盟的帮助，特别是皇家海军的防御，巩固了澳大利亚国防。这种关系与几十年之后的美国同盟类似。在发生战争之前，亚太地区不存在任何紧迫的威胁，德国殖民占领了新几内亚东北部和其他岛屿，法国和荷兰拥有大片殖民区，日本自取得1904—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后，成为军事大国。这些都是常见的国防问题，并不是因为当时风靡一时的“黄祸论”。

1914年，澳大利亚主要依靠由临时民兵组成的自卫队支援常备军进行防御。费希尔领导的工党政府在早期志愿兵编排的基础上，要求18～25岁的男性必须遵守临时义务服兵役制度，组成了青少年军训队。这一举措是为了响应英国将军基钦纳勋爵的号召。此举措不仅易实施，成本低，取代了之前支离破碎的志愿兵训练体系，而且在建立和平时期军队的原则上与反对派达成一致，一些其他国家则认为这是“军国主义政策”。就国防而言，强制军训过于严格，在原则上工党也反对对外战争。

澳大利亚首次海外战争是1885年的苏丹战争，新南威尔士派遣了一支分遣队支援英国(援军到达时战争已基本结束)，而不是新西兰的毛利冲突。1.6万名澳大利亚志愿军参加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布尔战争)，其中600多名士兵牺牲。殖民区政府承诺派遣大部分军队，但是之后是由联邦履行的这一承诺。在布尔战争期间，针对海外兵役制度首次产生严重分歧并且分歧一直存在。左派强烈反对带有殖民色彩和资本主义色彩的布尔战争，认为这对澳大利亚没有一点好处。考虑到大英帝国的团结，大多数人都是支持的，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控制好望角则是作为取代苏伊士运河的主要利益所在。

工党在1914年选举(后期称为解散选举)中大获全胜，并决定派遣志愿军参战。早期，自澳大利亚帝国部队正式成立以来，数千人参加新兵集训营，渴望加入澳大利亚帝国部队，通常来说加入目的有两个，一是效忠国王、国家和英帝国，二是冒险和出国旅游。

注：澳新军团通信兵埃利斯·西拉，生于英国，和平时期的职业艺术家，描绘了1915年在加里波底目睹的战争惨状。本图描绘的是澳大利亚轻骑占领土耳其战壕的场景。(选自《目击加里波底》，主编约翰·拉芬)

注：本图为1915年澳新军团登陆和作战的地方，即加里波底半岛和澳新军团湾地图。

1914年的干旱和经济萧条，使固定工资更加诱人。新移民所希望的回家之旅得到了满足。相对于恐惧，更令人担心的是战争持续的时间不足以进行更多的战斗。早期的新兵们仍然记得军营里简陋的环境：帐篷、粗糙的稻草垫子做的床、大锅炖肉、大条白面包、树莓果酱。

第一次战斗发生在太平洋，澳大利亚海军和远征军从德国手里占领了新几内亚、瑙鲁和其他岛屿。在澳大利亚接受训练后，大部分澳大利亚帝国军远征到埃及，支援受到德国盟军土耳其威胁的苏伊士运河，这是大英帝国的经济命脉。连续几个月来，澳大利亚军队一直在沙漠训练，错过了早在北半球冬季就已结束的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数月之战。尽管伤亡巨大，但自德国发动入侵战争以来，双方战果旗鼓相当。经多方侧面袭击后，英国政府决定攻击达达尼尔海峡，该海峡是进入黑海的一个狭窄入口，这一举措可能会打破停滞不前的僵局。这一想法由俄国提出，其目的是想保持温水港的开放，因其北方港口易结冰。沙皇政府希望通过其盟友的攻击突破土耳其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锁。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认为这是一个绝佳时机：掌控达达尼尔海峡，可以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进行海上袭击，甚至是陆上袭击。尽管土耳其加入了德奥同盟，其支离破碎的帝国仍岌岌可危。

尽管澳大利亚提醒每年4月的加里波底就是一个灾难，但是其同盟急于求成，对此置之不理。英国最高指挥部派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前往埃及攻打西部，爱琴海，即加里波底半岛崎岖的一侧，也是组成该海峡的一侧，几乎可见最近的希腊岛。英国和印度军队负责攻打南部，法国军队负责攻打东部。1915年4月25日破晓时分，澳大利亚军团涉水上岸，爬上了窄滩上陡峭的悬崖和山丘后，与凶狠的土耳其军队相遇。那天，牺牲了数千名同盟军，随后数千名士兵参加到双方壕沟战中，经过几次尝试后也没能占领丘陵半岛，数千人也白白牺牲。

在英国下达撤军命令前，在加里波底共计牺牲8587名澳大利亚士兵，伤亡达19367人。唯一的胜利是在12月进行的为期两周的灵活敏捷而又悄无声息的夜间撤退，虽危机四伏但无任何伤亡。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战略思想是好的，但却出现了纰漏。最大的失败就是3月进行的一次失败的海军突袭，在此之后，土耳其加强了警戒与半岛防御。被欲望冲昏头脑的英国在实施海上攻击或者陆上攻击前，没有进行调查并且低估了崎岖的地形所带来的困难。因导航失误，澳大利亚军队在错误的地点登陆，即现称的澳新军团湾。该地的同盟军数量极少，英国援军不是太老就是太年轻，要不就是缺乏训练。准备实施此次战役的英国官员已经意识到危险，但却没有向上级报告取消此次作战。

离开开罗和伦敦后， 在法国，大多数澳新军团老兵要度过三年的战壕岁月，数以千计的志愿军跟随着他们。在一个师中，轻骑兵还在中东同英军协同作战。这些在法国战斗的士兵们通常被称为diggers(淘金者)，这一称呼来源尚不明。那些参与加里波底战役的士兵都来自澳新军团。他们在法国遭遇的第一场大屠杀，发生在索姆河战役。这场战役希望在一股巨大军力的助推下，能在1916年下半年突破德国的防线，摧毁驻守在法国西北部的德国的据点。另一希望则是通过在西部不断施压对德军进行牵制，以使德军没有力量再深入法国东部，在那里法国的控制也岌岌可危。在这期间双方士兵大量被杀，当1916年北方冬季到来时，战争陷入僵局。大约2.3万名澳大利亚士兵死在索姆河战役的主战场。

此后的战役虽然规模缩小，但残忍的屠杀依然延续到1917年，双方的破敌策略和那些不彻底的维和决策均告失败。两个突然并发的事件却带来了希望，使得一方军队占了上风，另一方则土崩瓦解。一方面，俄国革命使得俄国，一个重要的协约国，退出了战争，并最终导致苏联成立。而另一方面，在经历过德军袭击美国商船事件之后，美国作为协约国一方于1917年4月加入战争。

美军花了约一年的时间征募新兵、训练军队、采购武器， 以保持充分的实力。德国早在1918年就把其军事实力部署在西部前线上，希望在此碾压协约国的盟军。尽管攻击就要接近成功，但这种猛攻也耗尽了德军的实力，而其盟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更是对战争感到厌倦。新盟军的攻击与美国的支持，最终击退了德国。德国人寻求停战，以期结束战斗，而不是正式的投降。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在靠近德法边境的一节车厢里，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澳大利亚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没有重要到像某些人自称的“我们赢得了战争”。澳大利亚人在相当一部分功绩卓著的战斗中都有突出的表现。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在世界舞台的角色也更为独立。起初英国的想法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军队，英帝国将会是更具实力的战斗部队。澳新军团在加里波底战役中已成为英国军队的重要力量，由英军全权掌控。在索姆河战役，澳新军团作为独立部队，由当时被借调到这儿的英国指挥官伯德伍德将军指挥。 其他大部分官员是澳大利亚人，往往最初是从民兵——有些是从比这更低的职位上提拔的。 到1918年，这支军队有了自己的统帅， 约翰·莫纳什将军，德国犹太移民后裔， 曾在墨尔本接受训练，是一名土木工程师，参加预备役部队后职衔逐步上升。有人认为，相比于较为传统的英国职业军人，莫纳什的平民背景和工程师经验给了他一种优势，而部队似乎是想找到这些优势的新用途。

当电报带来了和平的消息，从灾难中解脱了的、欢呼雀跃的人群聚集在报馆和邮局，然而这种喜悦很快又被丧失家人和朋友的残酷回忆冲淡了。这是场漫长的、残酷的、野蛮的战争，对于每个人都是这样。 在只有5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近6万人死亡，对于那些从战争前线返回的失去双腿的儿子、兄弟和邻居，正等候前线消息的痛苦的父母和家人，和那些曾在战争的激烈冲突中战斗的人们，战争留给他们的残酷记忆是难以磨灭的。国内的分歧还没扩大到超过战争本身，虽然有大量的少数派团体有着反战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情绪，但其程度仍可控制。儿子、兄弟和丈夫在国外的悲惨命运，点燃了普通民众战时的爱国热情，也刺激了极度焦虑的、多疑的、近乎是歇斯底里的公众，即便对于具有德国背景的澳大利亚出生者来说，那也是一段艰难的岁月。

最为残酷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在年龄18～30岁的男人中间推行义务兵役制，并将他们遣送到海外战场。对于义务兵役制，出于强烈的感情上的原因，政府先后在1916年和1917年举行了两次公民投票，两次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这成了一场消耗战，要有源源不断的新的部队补充所需，以避免战败，其实在战争中期，服兵役期限缩短以后，入伍参军的前景是十分吸引人的。 那些有男人应征上前线的家庭往往强烈不满那些没有参战的年轻人，战争中的部队兵力不足直接影响前线部队的安全以及战争的结果。逻辑很简单：更多的士兵意味着战争时间缩短，也意味着战争能获得更大的胜利。出于若干原因，一部分人激烈反对征兵制度：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家庭或城镇已经贡献了足够多的男子；来自农村或小企业的家庭至少要留下一些儿子或雇员为家里工作；寡妇和其他单身或生病的父母要靠儿子们的收入养活。一连串阶级矛盾凸显出来，如劳工们总是觉得他们被要求接受不平等的负担。1917年，由战争引起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加强了人们的这种感觉。有许多澳大利亚人不满政府类似推动征兵制度的欺凌行为。前线士兵也不愿接受来自被迫作战者的帮助，这使得军队面临分裂危险。大部分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和德裔澳大利亚人反对征兵制度，虽然和其他组织一样，其内部也存在着分歧。

征兵制度的分歧最终分裂了工党政府。活跃在工会和工党的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团体有时直接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字眼反对战争，领导反对征兵制度的运动。其他工党成员则参与和支持民兵组织为战争服务。很多人带着强烈的亲英感情。他们大多数都代表着自己的选区，选区的选民中的绝大多数都表示如果没有征兵制度，会支持战争。安德鲁·费希尔在重重压力下于1915年辞去总理职务，成为澳大利亚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伦敦。“超强原子”威廉·莫里斯·休斯继承了他的位置，他身材矮小、意志坚强、听觉不畅，但他的演讲诙谐流畅，充满讥讽，面对冲突雄心勃勃又毫不留情。休斯正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控制狂”，但他又是明智的。他曾说，他“用钢笔”统治国家。他领导了1916年的全民公投，以便绕过长期分裂的工党以及受其联盟掌控的外翼。全民投票运动给他的政党带来极大挫伤以致最终解散，政党解体后，休斯和他的23名属下同自由党合并为“责任党”和“国家工党”。它们一起组成了“全国政府”以应对紧急情况。休斯的党派后与自由党于1917年2月合并，组成了国家主义党。随后在1917年5月，国家主义党在激烈的“卡其”大选中赢取了劳工的选票。但在同年11月，休斯在对征兵的全民投票中再次失败，没能再次统领国家。

休斯在世界舞台上成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于1916年，此后又再次于1917年访问了当时消极厌战的英国，休斯成了军队中呼吁“打赢这场战争”一方的代言人。他既可以被看作坚韧、果断的领导人，领导人民在绝望的日子里赢取战争的伟大胜利，也可以被看成是自私、霸道、无情的蹩脚英雄。在1919年到1920年间，作为“6万名阵亡士兵”的发言人，正如他所说，休斯是果断的，在战后的会议上，休斯最后站在战胜国一方，坚定支持战胜国的人们想要惩罚德国，要求德国付出巨额战争赔偿的诉求，这次会议也导致了《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条约中宣称要主张和平。他为澳大利亚成功争得了国际联盟的托管令，接管了德国在赤道南部的太平洋岛屿的控制权，他认为这一地区对澳大利亚而言具有重要的国防利益。而瑙鲁地区则拥有非常宝贵的磷肥资源。日本则通过授权接管了德国在赤道以北的大多数岛屿。令日本代表团沮丧的是，休斯华丽地、成功地挑战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声称种族平等可被用于移民的宣言，认为该宣言不适用于亚洲人移居澳大利亚的情况。

其后，在凡尔赛宫，澳大利亚另一有争议的人物，前总理约瑟夫·库克，作为自由党的领导人，发挥了他的所谓接近平等的作用。库克出任小组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划定了捷克斯洛伐克新的国家边界，新的边界是由分裂的奥匈帝国形成的。库克将自己的角色视为政客，并且作为可被利用的、有权力但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来担任委员会主席，因而不必假装成政策专家，或滥用职权。委员会将一部分德国边境的种族国家——苏台德区，划给了捷克人。

1933年，在德国，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上台。通过巧妙而残酷的手段， 在选举中其赢得了三分之一的投票率，实现了对德国的全面控制。被经济萧条笼罩着的德国，焦躁不安的国内形势，是希特勒成功的主要原因。德国人对《凡尔赛条约》的惩罚性规定愤怒不已，认为那是不合理的、有争议的。 停战协议上还把德国认定为投降而不是休战。捷克和其他边界的问题以及巨额的赔偿款项的筹集问题也让德国人深为不满。西方对日本的种族歧视，日本仍郁结于心，但这种歧视也是于事无补的，在经济危机期间，日本的极端主义军事派系夺得了政权。

捷克边界问题，成为二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上，迫于纳粹的压力，英国和法国做出了让步，希特勒在苏台德地区攫取政权。希特勒的许多要求是基于所谓的和平世界的不公正，他的部队在1939年9月入侵波兰，由此将世界带入了新的战争。

继击败法国及其他邻国后，德国要求进一步扩张。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称其威胁自身利益。全世界对欧洲战争的关注促使日本军国主义于1941年12月在东南亚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从而控制石油、橡胶和其他原材料。日本在入侵马来半岛和泰国的同时，也轰炸了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军基地，意图摧毁其太平洋海军，使其不再插手国际事务。该举动掀起了太平洋地区的新一轮恐怖战争。

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称其有责任悲壮地正式通知大家，由于英国(和法国)于1939年9月3日对纳粹德国宣战，所以澳大利亚不久后也会被卷入战争。孟席斯的此番陈述将澳大利亚与英国命运相连，部分原因是基于当时的真实情况，也是借机消除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志愿军们再一次投身到第二支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其中很多人的父辈或叔辈都曾参与过“一战”，也有一些人当时想参与战争，但尚为年幼，其中也不乏很多参与过“一战”的老兵。

注：1939年，总理孟席斯通过广播对澳大利亚民众称，澳大利亚已与德国交战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与过去一样，第一批澳大利亚部队被派遣到欧洲，但是其中多数人都与他们的父辈们一样，去了中东或新加坡。在独裁者墨索里尼的领导下，法西斯意大利已经占领了利比亚及北非其他地区的诸多殖民地。1940年，意大利决定伙同德国，并向同盟国宣战。墨索里尼对战争的狂热出了名的不得民心，在他的企图土崩瓦解之时，埃尔温·隆美尔领导下的德国军队挺近了北非战场。同盟国的目标当然是击败他们的敌人，但是更具体的是拒德意两大轴心国于苏伊士运河及远东地区的油田之外。这些对澳大利亚而言是最后的经济命脉及重要的战争目标，也是英国进行补给的迫切需要所在。

新几内亚是澳大利亚关注的另一重要问题。巴黎和会赋予澳大利亚代表国际联盟管理先前德国殖民的新几内亚东北部领土的权利，并实行自治。这是继澳大利亚管理东南部巴布亚岛后的又一指令。现在希特勒想要收回之前的德国领土。新几内亚应该被交还到史无前例的种族主义政权手中吗？这是一个巨大的道德问题，但希特勒借机煽动另一场袭击的风险也依然存在，而那恰恰可作为战略上的牵制。进一步讲，德国于1940年对荷兰的征服已将新几内亚的西部，以及整个荷兰的东印度群岛置于危险之中，后者之后被划归印度尼西亚。日本在北太平洋对大多数前德国殖民岛屿的占领(1914年通过武力夺取)也预示着澳大利亚邻国的命运。

日本于1941年12月参战时的情形已经如此。自从日本于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后，澳大利亚一直都怀疑日本军队的企图。但两国对彼此仍抱有积极的兴趣，因为日本是澳大利亚羊毛和矿产的主要消费者。经济大萧条期间，日本的军事政变加剧了澳大利亚的疑虑。一种令人生畏的设想是日本将与纳粹德国结盟，但澳大利亚能否像它应当做到的那样意识到了这一设想就另当别论了。

澳大利亚的国防处于劣势。大多数能招募到的士兵都是未经过训练的业余志愿军，因为强制性的军事训练在“一战”后逐步减少，并于1930年彻底废除。且澳大利亚的国家军火严重不足，空军和海军规模尚小，缺乏经验且军备废弛，生产军备武器的能力也同样有限。尽管很多国家的境况也大抵相同，但澳大利亚即使不发生经济萧条，情况也非常不尽如人意。其悲惨的境遇部分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紧缩，但在战争年月里，一种信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那就是极度强大的国防、军国主义及军火供应商是导致“一战”的原因。一想到世界危机是由造成伤亡的恐慌行动引起之时，人们就会积极强调在国际事务中避免战争并保持冷静。澳大利亚的鹰派人物休斯，在当时被赋予可怕的称号，即“想要送年轻人去战场的老家伙”。

受国家人口及工业生产能力的制约，以及考虑到国家的面积和海岸线长度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的国防异常艰难。对北部岛屿以及主要的盟国，无论是英或美，所应尽的防御义务使澳大利亚面临着挑战和许多不确定因素。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防御，但每种情况下的防御对澳大利亚而言都是很困难的。

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社会欠发达的本质加剧了困难。例如，除了较低程度的贸易，其在国外鲜有代表权，且直到1935年，独立政府才开始着手一些外事部的事务。这个新部门与总理所在的部门相互分离，非常缺乏经验，且规模很小，无法作为独立信息的主要来源，所以堪培拉主要依靠英国的信息或报纸获取信息。继政府将总部于1927年迁至偏僻的堪培拉后，国防总部仍设在墨尔本，很多国防信息四处分散。无论是工业发展还是公众对于外事的探讨都不足以应对巨大的挑战。非常起作用的人是驻堪培拉国际事务顾问、前总理斯坦利·布鲁斯，即驻伦敦总代表兼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

澳大利亚将位于新加坡的并不完备的英国海军基地视为国防万全之策的想法过于乐观，甚至应该受到谴责。国防背后鲜有政治意向，尤其是在对孤立分子、和平主义者对反对党工党的看法上，从三方得来的支离破碎的意见以及吃紧的预算的综合考量下。日本轻而易举地迅速占领马来半岛，并于1942年年初占领了新加坡，击沉了英国威尔士亲王号以及驱逐号战舰，造成了巨大震惊。

注：焦头烂额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想要把正从中东返程的澳大利亚部队转移到对抗日本的缅甸战场上去，此时日本正向印度挺近。在一次著名的对峙中，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坚称士兵们必须回来保卫祖国。(马奥尼，《每日电讯报》，1942)

日本视战败的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包括澳大利亚第八军团在内的其他一些战队为四年太平洋战争的战俘。因更多的兵力未能及时就位，被划归印度尼西亚的岛屿随后迅速沦陷。日本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13万战俘中，澳大利亚士兵大约占了1.6万名。大约1789名澳大利亚士兵丧生、失联或阵亡，1306名士兵受伤。

日本随后向南挺近。1942年伊始，日本战机轰炸了位于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该地部分受制于新几内亚。日本军队入侵这些外岛及新几内亚内陆的北部海岸后不久，又轰炸了莫尔兹比港。

他们随后就到了澳大利亚。1942年2月19日那个骇人听闻的早上，242架飞机，包括轰炸机、俯冲轰炸机、战斗机空袭了达尔文港，造成243人死亡。警报拉响不到几秒钟，炸弹就如雨点一般落下，空袭如此突然，以至于防守的飞机基本上来不及起飞。空袭摧毁了24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战机，摧毁了机场和港口设施，炸沉了8艘军舰，炸坏了24艘。数百人为此无家可归，人们向南逃走，达尔文港这个海军基地不得不废弃。空袭部队一部分来自航空母舰，一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岛屿安汶。

注：图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主要战区。“淘金者”在米尔恩湾的科科达小径战役中的胜利，使得重要港口莫尔兹比港免于落入日军之手。

注：1942年2月，《每日邮报》上的达尔文港空袭报道。

虽然澳大利亚国内普遍担心日军入侵，但日军并没有登陆，只是进入澳大利亚领空内空袭了大约100次，并造成了数百人死亡，仅在达尔文港空袭中就有260人死亡。而澳大利亚国内的航空和其他战时事故造成了更大的伤亡。日军的企图是孤立澳大利亚，相对于攻占澳大利亚，日军宁可让它继续作为美军的反攻基地。根据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数据，1942年2月至1943年11月间，达尔文港一共被轰炸64次。日军轰炸或扫射了布鲁姆4次，汤斯维尔3次，黑德兰港2次，对其他各个远方目标亦有难以计数的袭击。基本上，日军把防御工事、港口、机场或加油站等设施，以及系泊船只等炸了个遍，但在达尔文港空袭中，达尔文港商业中心亦遭毁灭。1943年3月，零式战斗机在并无防御措施的布鲁姆扫射并摧毁了用于安置印尼难民的水上飞机。战时审查制度将这些袭击的消息封锁。澳大利亚各主要城市被断了电，布置了防空洞，举行了防空演习，还在海滩边缘布置了带刺铁丝网，做好了遭受最严重空袭甚至日军登陆的准备。

潜艇在航线下方潜行着。1942年5月31日，日本三艘双人小型潜艇悄悄潜入了悉尼港。一艘陷入了防潜网中无法挣脱，于是船员炸沉潜艇自尽。另一艘击沉了已经退役的悉尼港渡轮库塔布尔号，船上21名英澳海军死亡，10人受伤。其中的许多阵亡军人是英军舰艇“威尔士亲王号”和“驱逐号”的幸存者。袭击原本是针对附近停靠的美国巡洋舰“芝加哥号”的。在第三艘潜艇发射鱼雷之前，海军使用深水炸弹将其炸沉。日本侦察机队为空袭进行了事先侦查，一周以后，两艘大型母潜舰对悉尼港附近郊区和纽卡斯尔进行了炮击，未造成伤亡。至少有一次敌军侦察机飞跃墨尔本，侦查河边的油站设施。装备不足的澳军在泥泞不堪、丛林遍布的乡野山区艰难作战，以巨大伤亡的代价，在南北向的科科达小径和岛屿东端的米尔恩湾击退了日军。政府当时并不知道日军是否意图入侵澳大利亚。战后的资料显示，一支极端好战的日本海军部队本有此意图，但遭到了否决。日军的给养线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但是，日军控制了莫尔兹比港，有可能在那儿建立强大的海军和步兵基地，这样就使得澳大利亚的境地危险而充满变数，与美国的联系也被切断。

澳大利亚人英勇奋战，并在新几内亚取得了胜利，可真正的救星是美国，后者在1941—1945年间将日军先后赶出了太平洋占领区，并最终打败了日军。自联邦成立以来，澳大利亚人就十分乐于与美国结盟，但华盛顿不感兴趣，直到日军将炸弹投向了珍珠港。美国建国以来就一直坚定地站在避免卷入美国本土以外的战争旋涡的立场。“一战”中的非典型参战以后，美国的不参战态度有增无减，变得更倾向孤立主义。夏威夷很久以前就是美国的领地；另一个例外是菲律宾，是美国1899年在古巴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而来。

1942年，日军将美军部队赶出了菲律宾以后，美国发现澳大利亚是个十分理想的反攻基地，但这不是出于喜爱，仅仅由于军事需要。矛盾的美军太平洋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墨尔本和布里斯班先后建立基地，随后，作为西南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他制定了长线的“越岛作战”反攻计划。美军(尤其是海军)使用昆士兰的港口加油和补给，几十万“扬基(美国佬)”军人取道澳大利亚。1942年5月，珊瑚岛战役打响，美澳海军夺回了莫尔兹比港的控制权。6月，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中部中途岛战役中的胜利，是一个重要转折，其意义不亚于欧洲同期进行的斯大林格勒（现称伏尔加格勒）保卫战。美军帮助澳军击溃了日军在新几内亚的要害部队，不屈不挠、不惧任何伤亡的攻击使日军向北败退，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直至最后的空袭和1945年8月先后投下的、新发明的原子弹，终于迫使顽固的敌人宣布投降。

注：1942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与总理约翰·柯廷。

1942年以后，澳军的主要任务是清理战场。相对于危险而困难的对日作战——主要是击溃日军大撤退以后遗留在新几内亚，以及后来的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残余部队——而言，这明显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止日军袭击本土的菜园子，否则将导致本地人挨饿。1945年8月15日起，和平重新来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和整个太平洋复苏期间，仍在不断地铲除残留的日军士兵。

战争带来了十分巨大的悲伤，虽然澳大利亚和许多国家“二战”的伤亡比起1918年的伤亡小一些，但不是每个国家都这么幸运。公众这一次也更加冷静、更加团结。战俘的家人和朋友们在等候亲人消息的过程中受尽煎熬。严重的饥饿、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对战士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战俘的影响更甚。战争中大约2.3万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其中死于各种极端条件的就有8000人。三分之二的战俘被俘于1942年“二战”初期的几个星期内。还有8600名士兵被德军和意大利军队俘虏，死亡率相对较低。澳大利亚俘虏了大约2.5万名德军、意军和日军士兵。

“二战”中澳大利亚人总共约有100万男女青年参与了战斗或后勤服务，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3.9万人死亡，绝大多数成为战俘。

空军和海军在“二战”期间得到了发展，从微小的军事力量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军力。1914年年中，国防部在维多利亚库克点军校成立了航校，建立了空防，正好与战争的爆发同期。从1915年起，航校发展成为澳大利亚飞行军团，双翼飞机的飞行员们与英国皇家空军携手战斗，还填补了后者的人员空缺。澳飞行军团参与了中东和法国两个战区的战斗。军团于1921年成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RAAF)，但由于飞机的陈旧或机型问题，两次大战期间空军力量仍然很弱，规模较小，经常受到要被收编成陆军的威胁。空军平时的任务主要是巡逻，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战争一触即发，RAAF选中了一种美国教练机，将其改装后，更名为“维勒威”(Wirraway)。这一名称来自墨尔本地区一种叫作“Woiwurrung”的土著语言，意为挑战。联邦航空器公司于1939年获得墨尔本渔民弯道(Fishermen’s Bend)的授权，开始量产此飞机，并为之开发了战斗机机型“回旋镖”(Boomerang)。虽然无法比肩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但维勒威和回旋镖飞机同样投入了战斗，它们主要用于携带轻型炮弹，作为多用途飞机和训练机，受到了一致尊重。

“二战”期间，RAAF使用的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飞机。初始阶段，RAAF严重依赖英国，根据“帝国航空公司培训计划”进行训练。飞机生产于1939年开始，但初期主要依靠组装进口机械（例如维勒威）和部件制造。很快，RAAF在英国的授权下开始生产英国波弗特“铁马”(workhorse)轰炸机——这是澳大利亚制造业的一个重大进步。随后的战争中，英国设计的“波弗特斗士”（Beaufighter）战斗机，就产自墨尔本渔民弯道的生产线。

1939—1945年间，RAAF在中东和太平洋战区都是重要的战斗力量。澳大利亚飞行员虽然只是协同作战，但同样与英国皇家空军并肩奋战，在极度危险的境地中，不惧伤亡地与纳粹德国战斗机作殊死搏斗。防空作战包括炮击和扫射敌军目标，与敌机、敌舰和敌军的空中格斗，对敌方的进攻，以及大范围的巡逻侦查。

原本就弱小的殖民地海军在19世纪90年代的军费削减以后状况更糟。联邦成立最初的几年中，海军一步一步地归为联邦指挥，其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争论，如澳大利亚应建立多大规模的海军，以及应该为英国皇家海军做多大的贡献，以及依赖后者到什么程度。最后的决定是相对独立。1911年，澳大利亚皇家海军(RAN)建立起来。之后的几年里，RAN增补了大约12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其中包括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2艘潜艇，以及一所海军大学。

RAN的早期成就之一是在1914年11月，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艇(HMAS)“悉尼号”在印度洋上击沉了德军巡洋舰“埃姆登号”。RAN战时的主要任务是护送军舰和商船，但也深入太平洋战区打了几次遭遇战。此外，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还对本国水域和军事设施进行巡逻。

一纸国际战后协定限制了海军军备的发展，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此后的军备发展，到“二战”爆发时，RAN已经拥有16艘军舰。在多年以来与英国皇家海军的共同发展以后，那时的RAN已经完全成为澳大利亚军力。

虽然参战的军力基本上为男性，但在军属救护队和“二战”中身穿制服的辅助部队中，例如AWAS(澳大利亚妇女勤务兵)，当然了，还有在许多本土前线上——包括在农场工作的妇女劳动大军(Land Army)——女性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0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两次大战之间，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可谓喜忧参半。好消息是生活更加便利了，摩托车、收音机、电影和电能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照片、杂志和报纸数量增加了。女性更为自由，在家里更加不受拘束，穿短裙已经十分平常。新发明的打字机，这一“伟大的解放者”，为女性创造了无数的办公室职位。各行各业不论工农业均迅猛发展。坏消息是失业状况。1921年的一次短暂而迅速的萧条导致许多退役军人失业。随后而来的是慢慢出现的繁荣，但繁荣持续时间不长，到20世纪20年代末，经济增速放缓，失业又开始增加。那以后出现的并不是预期中的复苏，而是1930年开始的大萧条，其间失业率高达30%——这一数字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两倍。1934年开始有所复苏，但到了1938年又一头扎入萧条的谷底。此后，1914—1918年的伤痛记忆尚未褪色的人们又迎来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慌。澳大利亚并不是唯一恐慌的国家，实际上这是当时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不稳定的原因哪怕不全在于战争，至少也有部分是由于战争的冲击。

1914年，机动车还是富人或者富裕机械师的玩具。但到了1930年，即便爆发了大萧条，几乎每4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拥有机动车。载货机动车正飞速地取代马车，机动牵引车替代了农场的马匹，公共汽车和铁路的广泛分布终结了马车的时代。1914年以前，电灯仅被大城市或政府机构使用，如今已经走向更多的地方，点亮了大多数乡镇和城市，只有一些农场还使用着煤油灯和蜡烛。电力带来的“便利设施”有商业和家用电冰箱、电熨斗(一般使用吊灯上垂下来的电线供电)、吸尘器。存在的问题是，对许多人而言，这些便利设备价格比较昂贵。

“一战”期间，航空业在经历了1914年以前的蹒跚学步以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身穿飞行员制服，戴着墨镜的战斗机飞行员在当时是名人，也是商业航空和远距离飞航的先驱和杰出人物。1919年的一次令人难以想象的壮举中，阿德莱德出生的罗斯·史密斯和基思·史密斯兄弟二人在135小时以内从伦敦飞到了达尔文港，联邦总理休斯为此发给他们1万英镑的奖金，并授予二人爵位(两年后，兄弟二人死于首次尝试环球飞行)。那以后，哈德森·费许和P.J.麦金尼斯注册成立了昆士兰和北领地航空服务公司(QANTAS，即当今的澳洲航空)，开始在国内从事航空邮件和客运业务。飞行员是当代新的探险家。1928年，来自班德堡的博尔特·辛克勒将飞到伦敦的时间缩短至16天，查尔斯·金斯福德·斯密斯和查尔斯·乌尔姆二人飞越了太平洋。虽然在大萧条时期金融业受到重创，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全封闭式的单翼飞机仍然广泛使用，运送邮件和乘客的商用飞机不仅联通了首都，还联通了伦敦与亚洲。那时候，一趟颠簸的飞往珀斯的飞行可能要一个白天的时间，其间还要频繁地着陆加油。飞到伦敦可能要两星期时间——是乘船耗时的一半——但中途除了降落加油，还可以在舒适的酒店过夜。QANTAS 在达尔文港与英国皇家空军建立了联系。

1914年以前，电影虽然早在世纪之交就已经引入，但一般只在公共放映厅里放映，而且放映的多是简短的“电影短片”，很容易闪烁和损坏。电影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发展，放映时间更长的“长片”常态化，放映过程更加流畅，屏幕的颗粒和杂讯更少。乡镇和城市郊区建立了越来越富丽堂皇的“电影院”(在大城市的中心，则是更加宏伟的“电影广场”)，1928年出现了“有声电影”，还带有字幕或者朗朗上口的钢琴配乐，于是默片的时代很快结束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的好莱坞，此时已经站在了电影工业的顶峰。规模很小的澳大利亚电影工业，以及诸如雷蒙德·朗福德之流的导演，逐步被挤到了籍籍无名的境地。这其中反映了澳大利亚电影业长期以来的通病：因为利益空间小，电影很难进入剧院放映，而电影能得到的赞助也很少，因为电影的受众有限，质量又不能让人放心；反过来，由于缺乏赞助和资金支持，电影的质量每况愈下。

20世纪20年代，虽然遭遇的大萧条阻碍了戏剧行业的发展，但戏剧仍然十分流行。音乐喜剧例如《群山的女佣》和《风流寡妇》等叫好叫座，在多样化程度、杂耍和舞蹈女演员的水平方面不亚于蒂沃利马戏团。班德堡出生的格拉迪斯·蒙克利夫(“我们的格拉德”)是一位音乐喜剧名角，罗伊·雷内(全名哈里·凡·德·斯鲁伊斯，艺名“莫”)则是当时的杂耍名角。莫那独特无比的眼神放出的秋波，让人称赞她“能够令最干净的话语变得下流”。严肃的戏剧和常常自觉走向国家主义的澳大利亚戏剧则往往得不到足够的经费登台，只能出现在小戏院里面。

战争期间，原本规模很小的收音机行业也得到了发展。战后的几年里，到处充满着一种对“无线电”的狂热，收音机原本是只能放在后院悄悄用耳机听的晶体管装置，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对着热情的公众广播了。最初的广播节目仅限于订购人和某些显要人士，但在1932年，联邦政府成立了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同时期无线电频道开始开放广告。随着大萧条的离去，商业广播迅速发展起来，新的无线电台在全国各地成立，有商业电台、流行音乐电台、体育电台和时事评论电台等。“父亲和戴维”(Dad and Dave，意为淳朴农民)主要讲述农夫的战斗故事，曾经是剧院戏台上风行多年的节目，现在搬上了电台，成为广受欢迎的系列节目(同样也搬上了有声电影荧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全国人民都爱听“正在听”节目。“无线电台”那巨大的“身躯”，往往被摆放在客厅里。

糟糕的大萧条时期，对于澳大利亚体育而言却是快乐的日子。菲尔·莱普(Phar Lap)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赛马之一，在墨尔本杯赛马比赛上，它在51场比赛中赢得37场，以平均3个身位的优势摘得冠军。这匹“澳大利亚神驹”的主人于1932年带着它到美国参赛，它在美国奖金最高的阿瓜卡连特障碍赛中轻松赢得首场比赛以后，意外中毒而死。这样一匹澳大利亚神马的神秘死亡，导致受到大萧条影响的澳大利亚人对美国歹徒——当然并不确切——议论纷纷。墨尔本将菲尔·莱普的尸体保存起来，将皮剥下来制成标本，陈列在博物馆里。它大得不同寻常的心脏经过处理，最后放进了堪培拉的国家博物馆里。1930年，来自新南威尔士波拉尔的唐·布莱德曼在与英国的一场板球对抗赛上创造了334分的成绩，一跃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击球手、全国的偶像，在1936—1948年间担任澳大利亚板球队队长。

注：板球队队长唐·布莱德曼是大萧条阴影下的30年代的国家英雄。《时代》杂志于1937年刊登了这幅纪念画。

“一战”后，由于大量物资需要用以填补因战争中断的进口，20世纪20年代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产量达到了1914年的三倍。虽然官方数字并未反映出财富究竟有多大的增长，但人民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得到了改善。新行业的诞生，例如汽车制造业、收音机制造业和航空业，为人民带来了很多使生活更为舒适、有趣的产品和薪酬更高的职业。

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澳大利亚制造业慢慢变得丰富多样起来。为了保护羸弱的国内工业，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30年代早期，政府都增加了关税，甚至超过了联邦时期的高额关税。这在“一战”后是为了遏制随着经济复苏而大幅增加的进口；而在大萧条时期这样做，则是为了保护就业和贸易平衡。因为澳大利亚的工资水平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要高，但生产规模——经济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却由于较少的人口而保持得很小，缺乏资金又导致设备经常过于陈旧，因此澳大利亚的制造业非常容易受到进口的打压。简单来说，澳大利亚工业仍然在蹒跚学步。20世纪20年代的一幅典型画面，是工厂主吃着三明治，而工人走在作坊大小的工厂外面的小路上。大萧条迫使许多效率不高的工厂倒闭或遭到兼并；但随之而来的世界范围的苦难，却使得经济回暖了。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钢铁工业。早期进入这个行业的人都失败了，但1908年霍斯金斯兄弟公司却在新南威尔士的利斯戈建立了一家颇为成功的钢铁厂，使用本地的煤炭和铁矿进行生产。联邦的资助和州政府的铁路订单是关键。1913—1915年，布罗肯希尔控股公司(BHP，又称必和必拓公司)将其重心从贱金属矿转移至钢铁行业，在新南威尔士的纽卡斯尔建立了大型工厂，使用从富铁矿区南澳大利亚威耶拉(Whyalla)运来的亨特尔公司的燃煤和矿石。接下来的几年中，随着战后进口产品的涌入，两家公司都遭遇了重重困难。澳大利亚钢铁公司(AIS，即利斯戈的那家公司)搬迁到了地理位置更优越的南澳大利亚肯布拉港。AIS集中了肯布拉港伍伦贡地区丰富的煤矿资源和南澳大利亚运来的铁矿石，但很快，大萧条迫使其不得不寻求BHP的并购。萧条的阴影如此巨大，以至于失业工人们在肯布拉港周围建立了多座帐篷镇。BHP于1935年完成了并购，重开钢铁工厂，并计划在威耶拉增开一座工厂。许多人斥其垄断，但重组后的钢铁工业提高了效率，并在随后爆发的战争中，逐渐成为经济上和战争物资供应上的一个稳定、高效、国际性的重要力量。起初，荷兰籍总经理德普拉特(G.D.Delprat)将BHP带入了钢铁领域，其继任者，强硬而公平的炼钢工人埃辛顿·路易斯(Essington Lewis)将其发扬光大。后来，路易斯在“二战”期间担任军需与飞行器制造部的部长。

汽车制造业是工业发展的另一个火车头。战前，通常的做法是进口底盘，在澳大利亚生产车身。两次战争期间，这种通行做法继续扩大，福特和通用汽车等世界汽车巨头开始崛起，澳大利亚本土也开始生产更多的汽车部件。两次大战期间，陆上奔驰的汽车大部分使用澳大利亚本土制造的车身。当时的汽车部件寿命较短，因而生产替换零件成了重要的行业。福特公司在维多利亚的季隆市建立了大型组装车间和车身工厂。1931年大萧条期间，通用公司不得不寻求与其伙伴企业——阿德莱德的霍顿汽车车身工厂合并。1936年，在墨尔本的渔民弯道成立了现代化的通用霍顿公司，并开始策划制造全澳大利亚产汽车(早期也有一些小规模的全澳产汽车的尝试，但失败了)。1939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于底特律成立，并在阿德莱德建立了一个工厂，组装克莱斯勒和道奇的汽车部件。虽然仍然笼罩着昔日帝国的光环，但澳大利亚人对美国这些更大更强的品牌表现出强烈的渴望。

这个欢迎先进技术和工业的民族，其大英帝国的特质出现了分裂。毋庸置疑，澳大利亚人对昔日的内地、乡村和采矿生活是有感情的。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往往比其英国同僚更加厚脸皮和随性，更没有阶级观念，更加独立，身体也更加强健，也更加嗜酒如命。他们的澳大利亚口音和满嘴的俚语在海外变得更加放肆，这种情绪逐渐蔓延到全社会，击败了教育者们尝试加强“文雅”语言的最后一搏。战争揭露了英国军队的诸多弱点，这些弱点同样存在于澳大利亚第一武装部队(First AIF)中，但士兵到了伦敦，对英国和澳大利亚社会有了现实的评价。在澳大利亚国内，人们为与英国队对抗的本国板球队和其他体育队伍更加大声地喝倒彩，国内对于英国移民也没有人云亦云地鄙视，他们对于其他国家的移民有着更深的偏见。这种狭隘几近于滑稽，但在全世界似乎又十分普遍。

另一方面，对于大英帝国的那种自豪甚至傲慢，几乎达到了崇拜的地步。报纸、政客、教师和牧师(特别是新教徒)不断地强调帝国的美德、强大和成就。“英国种族”的辉煌常常受到称赞。英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进口国，主要从澳进口羊毛、粮食、肉类、兽皮和金属。1932年的《渥太华协定》通过特惠关税政策增强了这一联系。事实上，英国以贸易转口港的历史性角色，将许多进口商品再次出口。对英国皇家海军及其保卫澳大利亚的能力的信任——尤其是新加坡基地的“坚不可摧”——已经变成了普遍的信条，只有那些消息最灵通的人才会怀疑。澳大利亚人对英国贸易和防卫的过分信赖，英国人并不总是买账，尤其当伦敦察觉到堪培拉在缴纳应付开支时不情不愿的时候。

英国和澳大利亚国内许多人对于两国团结成一个帝国的梦想早已破灭多年，因为双方的利益诉求太不一样。比如说加拿大，他们在国防和贸易上与澳大利亚完全不同。不过，与帝国的联系，以及向几个世纪以来强大的英国文化看齐所带来的力量与自信，对澳大利亚而言的确有巨大的好处。问题是物极必反，在实践中这种联系已经被逐渐打破。电影(尤其是有声电影)和收音机让美国更多占据了澳大利亚人的心，而且比起英国车，澳大利亚人更喜爱美国车。20世纪20年代，“加州平房”已经是最流行的房屋，直到21世纪早期仍然是中产阶级郊区住宅的首选。英格兰银行和“英国债券持有人”受到了既不公正也不准确的责备——他们被说成在大萧条中压榨澳大利亚。英国队应为1932—1933年英国板球巡回赛上的“追身投球”(bodyline bowling)负责——人们怀疑英国队投球时打伤了击球手——这些都激起了广泛的反英情绪。“别碰我们的高飞球，贾丁”是在悉尼板球场上球迷对不受欢迎的英国队队长道格拉斯·贾丁的一句起哄的话。

英国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重新分配帝国的白人”之类的言论，1919年，英国罕见地对出境移民给予资助以后的几年里，又出现了“将强健的年轻人留在英国”之类的呼号。不过，当时的澳大利亚已经出现了耕地不足的情况，虽然有着广阔的大草原，却又不适合于放牧。20世纪20年代落脚澳大利亚的新农民，不论是退役军人还是英国移民，通常都遭遇了小麦、乳制品或水果产量低微的处境，最后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城市。1919—1940年间的移民大约有40万，大多数是得到了资助的英国人。但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限制了东欧和南欧移民以后，澳大利亚的欧洲东部和南部移民人口有所增加。这些新来的移民没有政府资助，只得自费。两战期间，大约15%的移民来自欧洲大陆。原本这些移民就不是很受欢迎，大萧条来临以后，政府进一步加以限制。澳大利亚人最大的担忧是，他们可能会从经济上搞垮澳大利亚——英国移民也有同样的担忧。在“种族”问题上的敌意渐渐滋生，甚至还有人担心南部意大利人会破坏掉“白色澳大利亚政策”，尽管这些新来的移民迟早都会融入进去。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在1945年以后成为移民的主力。意大利人一般到昆士兰的甘蔗园或南部的灌溉区，特别是马兰比季河流域。虽然缺乏确切的数字，但两战期间的欧洲移民大约是5万人。

澳大利亚人对自己生活的地方也出现了分裂的情感。一方面是对往日的怀念，那些黝黑的布西曼人和满脸胡须的探矿者，这种对内地生活的不切实际的想念，伴随着城市郊区的日益繁盛。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墨尔本和悉尼，大型郊区不断发展起来，延伸到农场和未开垦的原始林区，其中主要是靠电力列车带动。虽然没有确切的记录，但最后一批流放的犯人大约也在这段时间内作古了。

这段时间对于土著居民而言也是好坏参半。好消息是，经过了一整个悲惨的世纪，其间经历了减半甚至可能灭绝的土著人口开始回升了。他们活了下来！“土著居民后代预计最低人口数”于1921年达到谷底的75604人，随后开始慢慢回升(虽然一开始的速度很慢)。(官方数据可能太低了，因为很多土著混血的居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计算在土著居民人口中。)土著居民在两战中也有不错的表现，不少人战斗在前线。

一部分土著居民仍然在保护区以部落的形式生活，在那儿，酗酒且滥交的白人不受欢迎。他们与社会的主要联系是传教士，在那期间传教士的人数和效率均得到了提高，传教士提供了基督教学校教育和其他的一些培训，有时候还提供医疗帮助。还有一部分土著居民在北方的养殖场里工作。根据资料显示，他们在某些白人雇主和牧场主的手底下受到了虐待和欺凌，但也有许多知足的土著养殖场工人慢慢融入了白人的生活方式。

人们往往认为大屠杀已经成为过去，但不幸的是，这种看法并不总是正确的。人类世界最惨无人道的屠杀之一，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大屠杀，就发生在1928年澳大利亚中部的科尼斯顿牧场。那时候，持续四年之久的大旱令人们的脾气变得暴戾，一群土著居民谋杀了一名白人野狗猎人(dingo-trapper)，他们声称此人欠债不还——当时很常见的摩擦——结果最后警方介入调查逐渐升级为一场血腥的种族战斗。根据各种统计数据，其中警察和白人牧场主杀害了17～70名土著居民。据称早在两年前，7名土著居民在西澳大利亚金伯利市温德姆附近的弗罗斯特河教区遭到杀害。据称这也是导致局势恶化的因素，但谋杀的证据遭到了质疑。

两战期间很少发生谋杀白人的事件，但1931—1932年间，土著居民在北部海岸地区一共杀害了20名日本采珠人和渔民，这演变成重大的国际性事件，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大萧条严重地影响了南部土著居民，导致了乡村工业劳工的大批失业。饥饿促使大批人员返回到保护区和教区，在那儿，政府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这带来的一个好处是，澳大利亚人——不分黑白——终于开始更加关注土著居民的生存状况，更加关注社会对于他们的公民权利——尤其是在保护区——的伤害。1932年，威廉·库柏等领导人将早前组织起来的较为松散的机构统一，成立了土著居民进步协会和其他类似机构。机构的宗旨一般是经济和法律上的，例如增加公民权利，但也显示出某种土著居民的骄傲和身份认同。他们在1938年1月26日这一天，用哀悼日抗议活动来将这种骄傲和身份认同发挥到极致，抗议这个国家自从第一支舰队抵达悉尼湾以后持续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官方庆祝活动。“混血儿”及其忧虑则是土著居民进步协会的基础。

居住在树皮小屋里，吃着木蠹蛾幼虫和蛇，对想要惩罚的人则用长矛刺穿或者“戳骨头”，这种不开化的形象是白人对土著居民的基本看法。但是很快，这些现象仅限于一小部分人了。近年来，人类学研究的进步让我们发现，在那些未开化的土著人生活中已经开始了深刻而微妙的文化改变。在北部的教区和牧场生活的土著居民已经开始了现代化，虽然进步缓慢。在南部，混血儿在20世纪20年代则成了多数人。在那讽刺成风的年代，衣衫褴褛的牧场“黑家伙”们——或者是叫作“土佬(Jacky)”，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往往是漫画家甚至广告商的最爱。这与过往仍然是一致的，但在当代漫画家们对他人展开类似讽刺的时候，已经不是特别的贬抑了。

当时的一位杰出土著人，叫作戴维·乌奈庞，被誉为“澳大利亚达·芬奇”或“土著天才”，他是一位机械发明家、哲学家、作家、传教士、活动家。他为提高自己族民的生活，以及打破陈规，加深白人对土著人的理解而奔走呼号。他于1872年出生在南澳大利亚墨累河下游的麦克雷点(Point McLeay)教区，一生奔波忙碌，直至92岁去世。乌奈庞是该教区第一个改变信仰的人，后来被训练成为公理教会的牧师。50澳元面值纸币的背面有他的画像，以示纪念。

注：戴维·乌奈庞，是来自南澳大利亚麦克雷点教区的一名土著居民。他是发明家、作家、音乐家、传道士和公众人物，荣登50澳元纸币的背面。(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将澳大利亚带进战后阳光普照的帝国土地的，是联邦总理比利·休斯。在成立国家主义党以前，他从工党退党，被人称作“前工党叛徒”。由于其在工党分裂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由于其独断和分裂的形象，这位“小矿工”广受欢迎，也颇受批评。他严词攻击“不忠不义”的行为，丝毫不照顾左翼人士、和平主义者、爱尔兰人以及德国人的情绪。他还与墨尔本的爱尔兰人丹尼尔·曼尼克斯——一名同样热衷于挑起事端的爱尔兰人，言辞锋利的天主教主教——争吵不休。

报应到底还是来了。1900年以来，农村议员和农村事务议题在各州和联邦都越来越有特色。1919年，来自农村的国家主义党党员宣布退出，成立新的乡村党。联邦领导人厄尔·佩吉医生——一名来自新南威尔士格拉夫顿的外科医生——是诡计多端的政客，也是现代联合政府原型的缔造者。部分由于乡村党的压力，投票制和强制投票制出现了，并于1919年和1924年分别引入联邦和各州。

1922年的大选中，乡村党在平衡党派力量上起到了决定作用，于是佩吉以此迫使休斯退出。联合执政的国家主义党想要的则是更加圆滑的墨尔本子爵斯坦利·布鲁斯。布鲁斯时年39岁，是一名雷厉风行的前军官。他在战时担任纺织品仓库负责人，是墨尔本子爵的正式继承人，在英国服役了一段时间。他以从不与人结怨闻名。布鲁斯和佩吉相互配合，使联邦政府较为成功地执政，一直到1929年。那一年，休斯借机挑起事端，在联合政府内部挖下一个“坑”，使得联合政府内部瓦解。休斯再次走上台前，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击败了联合政府。布鲁斯一直想废除联邦对各州体系的偏袒，称工资太高了。总督同意提前大选，结果工党胜出，布鲁斯失去了席位。

新上任的工党联邦总理是詹姆斯·亨利·斯卡林，他为人谦和而中庸，是典型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协会辩论学校毕业生，气质上更像一名法官而不是战士。虽然父母是虔诚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但斯卡林更多受维多利亚社会党的热心的影响，这种心态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工党。工党在其他各州的政客们并不总是一贯的热心，但斯卡林在悉尼领略了党争的苦痛。对这期间错综复杂的局面，历史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更糟糕的是，华尔街的崩盘导致大萧条的到来，此时斯卡林刚刚上台。这是上台执政的糟糕时期，但失业或听天由命显然更不明智。1931年前后，澳大利亚和全世界的大多数政府均以倒台告终。1933年，西澳大利亚人认为堪培拉对待他们不公平，于是投票退出了联邦，但政治上的困境很快让他们打消了退出的念头。

联合政府留给斯卡林大堆的债务，大部分来自各州的全国性建筑工程，例如铁路、公路和学校。在1927年间经济增速放缓时期，这些工程也是为了保证失业率不得已而为之。令斯卡林政府情况更糟的是，联合政府借着当时仍然采用的优惠投票权制度，控制着参议院。雪片般飞来的债务利息票据已经是很大的挑战，这时候大萧条来临了，失业率在1930年剧增到了1929年的三倍之多，政府的税收大幅下滑。民间的悲观情绪开始蔓延。斯卡林政府的左翼干部会议想要“放开信贷”，用他们的话来说，叫作创造财富，或者“增加印钞”。国家主义党控制的参议院、联邦银行董事会和大多数商业和农业则普遍担心出现严重的通胀，对此激进之举不予支持，但行业协会却急不可耐地想让它通过。工党右翼代表农村议席的一伙“稳健货币”的支持者，对此也表示支持。

斯卡林政府的另一大头疼问题，是斯卡林远离澳大利亚去参加1930年在伦敦举行的帝国总理会议上的重要会议。这些会议讨论了许多重要事务，包括未来联邦国家(当时英帝国正在转变为英联邦)的完全独立问题，以及新加坡军事基地的问题。斯卡林成功地令任命当时澳大利亚自选的总督，也是第一位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总督——伊萨克·伊萨克斯的提案通过。选择伊萨克斯这一决定，是澳大利亚走向完全独立的重要一步。

他回国以后，发现政党正在自我分裂——新南威尔士的党争问题和金融政策问题合为一体。雪上加霜的是，他的财政部长——前昆士兰州长“泰德”，即E.G.西奥多，是他幕僚中金融方面的核心人物——因卷入昆士兰的一桩矿业丑闻而下台。当时的代理财政部长是前塔斯马尼亚州长约瑟夫·里昂斯，他要求堪培拉支付已到期的地方债务的全额利息和其他费用，结果被核心干部会议否决，于是愤而辞职。此后，他联合四名“稳健货币”支持者退出工党，走到了反对派阵营。国家党更名为澳大利亚联合党(UAP)，并选举里昂斯为党魁。随后，在政府支出的问题上，工党中的一派更左的人士与善于蛊惑人心的新南威尔士州长杰克·朗达成一致，联合反对政府，于是斯卡林政府倒台。1931年11月，里昂斯赢得大选成为UAP联邦总理，并一直执政到1939年——那年的耶稣受难节当天，疲惫不堪的里昂斯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58岁。

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新南威尔士的工党总理杰克·朗，为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而施行种种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导致本州人民严重分裂。有些人认为他富有远见，有些人觉得他鲁莽而不切实际。1932年，朗拒绝向联邦政府支付税款，于是总督将之解职，结束了这出闹剧。(维吉尔，《史密斯周刊》，1931年）《史密斯周刊》是一本言辞尖锐的周刊，以常与政府唱反调而闻名。

对于温和如慈父一般的这个塔斯马尼亚人来说，政治生活如此艰难。他小心翼翼地——有人说未免太谨小慎微了点——将这个国家带出了大萧条的泥潭，随后却又走到了另一场战争的边缘。他和他那令人钦佩、富有影响力的妻子伊妮德，要在堪培拉落后而原始的洛奇德文港养活11个孩子，有的孩子尚且年幼(有人说“浪费了一块很好的牧场”)。而众多政府部门的所在地却在墨尔本。批评家通常说，金钱上的“外部利益”者——包括报业大亨基思·默多克在内——操纵了里昂斯。更多的时候，他的问题是得到的建议太少，不论在政策技巧上捉襟见肘的公共服务领域，或者在堪培拉还不熟悉的工商业界都是如此，更别提北塔斯马尼亚了。新的战争又要爆发的前景，吓坏了拖家带口和有征兵时期工党背景的里昂斯和他的妻子。但是，里昂斯的继任者们——罗伯特·戈登·孟席斯和约翰·柯廷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注：1939年，联邦总理罗伯特·孟席斯政府坚持让新南威尔士肯布拉港的码头工人为日本人装卸生铁，看起来已经很有威胁性了。为此，批评家们称孟席斯为“生铁鲍勃”，这一标签持续多年。政府很重视与日本的贸易，也希望与日本交好，原则上不会接受行业协会的外交政策。(马奥尼，《每日电讯报》，1939年)

孟席斯继承的是一个疲惫不堪、摇摇欲坠的政府，其前任领导人已经筋疲力尽，病入膏肓的程度比他的同僚们所预想的还要糟。深深的震惊和悲伤影响了判断。在潜藏的紧张局势之外，里昂斯去世的六个月前，一名同僚死于空难，更增加了那局促不安的紧张气氛。孟席斯是个很有争议的人，他仪表堂堂，身材高大又西装笔挺，头脑聪明且口齿伶俐，但缺乏耐心，虽有智谋，却常常失败。尽管如此，党内大多数人仍然早就当他为未来的领导人。他早在维多利亚州有了担任州长的经验：1929—1934年，他一直是州议员，且1932—1934年间担任副州长一职。随后他青云直上，径直进入了联邦内阁。可是，就在里昂斯死去不久，他就因为一次不当举动而丢掉了首席检察官的乌纱帽。内阁因为金融问题取消了一项全国保险计划——这是大选时做出的承诺——而孟席斯正是此事的主导。有批评人士认为此举是一种挑战里昂斯的姿态——当时党内普遍认为后者是比孟席斯好得多的拉票手段。更为极端，甚至可能极不公正的一种看法是，孟席斯对里昂斯执政的百般挑剔加速了这位联邦总理的死。

乡村党拒绝与孟席斯共事，于是退出了联合政府，佩吉则对孟席斯进行了极为尖酸刻薄的人身攻击。新南威尔士的UAP党员认为悉尼不会把票投给孟席斯，也不高兴。在备战的问题上同样有着分歧，休斯——时年78岁仍然渴望着领导权力——的煽风点火，让悉尼对孟席斯的不信任扩大了。休斯是个心直口快的鹰派人物，1938年10月慕尼黑危机期间，里昂斯政府实行姑息政策，休斯公开称：“我不相信希特勒，哪怕他在从这儿(新南威尔士的因弗雷尔)到堪培拉的距离那么高的一堆《圣经》面前发誓。”1940年8月，命运再次来袭，孟席斯的三个部长和一名高级司令死于另一场空难。一股闯劲伴随着致命的风险，是当时航空业的特质。

1940年9月的大选，重新团结起来的工党毫无悬念地胜出，孟席斯只得到了乡村党和两个无党籍选民(independents)的支持。乡村党重启了联合政府，佩吉的继任者——直率而亲切的昆士兰人阿瑟·法登为领导人。紧张局势继续，工党拒绝加入跨政党的战时内阁。1941年8月，孟席斯再次当选为UAP领导人，法登接替他担任了“40个昼夜”的联邦总理。战争危机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在政府的脆弱加上地方事务的困扰下，无党籍选民倒戈，工党上台执政，约翰·柯廷成为联邦总理。仅仅2个月以后，日本战机突袭了珍珠港和马来半岛。

UAP罕见地重新让休斯执掌帅印，期待着这位年近八旬的领导人再次成为可以信赖的战争领袖(休斯称，“孟席斯没法领导一群恋家的鸽子”；在为什么不加入乡村党却加入其他党派的问题上，他说“我总归是要跟某些人划清界限的”)。在1943年的大选中，工党获得了压倒性大多数的支持。柯廷神经质、敏感而口齿伶俐，专断且坚定，是一名改过自新的酗酒者。他也在担任联邦总理期间去世，很可能是当国家受到威胁时，紧张的公务拖垮了他的身体。柯廷不像温斯顿·丘吉尔或休斯，不是那种“亲力亲为”的战争领袖。当别的战争领袖忙于战事时，柯廷的功绩却在于，他通过将政党凝聚在一起——在做出决策或解释重大政策时，确保党内的反对声音比对手的声音小——而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稳定的领导层。他是温和而有牺牲精神的领导方式的榜样。然而高处不胜寒，他个人对于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澳大利亚人牺牲的决定痛心疾首。他的电台起初以“澳大利亚男女老少”为名，专门向公众解释战事发展，以此获取公众的支持。

柯廷的早期成就很简单，但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奋不顾身的精神——把政党重新凝聚起来。政党在新南威尔士和南澳大利亚严重分裂，党内常年的争斗并不是基于什么伟大信念或原则，仅仅是一种生活常态。这个成就，也是一种牺牲——自从1935年斯卡林退位到柯廷去世这段时间里，柯廷大多数时间在工作，远离自己的家庭，常常独自住在珀斯、堪培拉、酒店或通宵列车上。

虽然柯廷在战时的主要工作是制定并审查重大决策，但他的策略却是完全地支持麦克阿瑟将军和其他负责前线生产、管理和政治工作的人。虽然他拒绝了孟席斯的加入战时国家政府的邀请，但二人私交甚笃；保守派人士与工党在顾问委员会中展开合作，共同讨论重大战争事务。

柯廷的主要政治难题是工党的反征兵立场。保守派在战争一开始就重启了强制征兵制，要求18～45岁的男性入伍，在国内服役。与澳大利亚第一武装部队一样，第二武装部队(Second AIF)是一支志愿军队伍，赴澳大利亚海外服役。但在1943年，柯廷政府顶住党内剧烈反对的压力，要求强征入伍的民兵(即平民武装)准备好参加西南太平洋战事。因而这两只战斗部队——全志愿的第二武装部队和强征军队——都存在非同一般的情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弱点。这一点美国人是不在乎的，他们强征入伍的军队没有本土和海外服役的区别。柯廷政府的另一项政治成就，是公然挑战丘吉尔的钢铁意志，坚持把在北非打胜仗的AIF第九师调回国内保卫澳大利亚——丘吉尔本想让他们与英军一同赴缅甸参加对日作战。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大战将至之时，柯廷在媒体上公布了历史性的决定：“我要毫不迟疑地、明确地指出，今后澳大利亚指望美国，我们要摆脱与英国传统的亲缘关系所带来的一切痛楚。”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澳大利亚在对外政策和国防方面进一步独立的转折点，但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历史的必然。当时的情形下，可以考虑的退路并不多，澳大利亚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英国正在穷尽每个士兵、每个兵工厂的力量在三条战线上对抗强大的敌人，没有多余的军队或船只可以支援缅甸。另一方面，美国在珍珠港之前也不需要与澳大利亚结盟或选择澳大利亚作为反攻基地，这也不是澳大利亚可以选择的。不过，战争联盟对于澳大利亚的当时的国防和今后的邦交发展，都至关重要。

1945年7月5日，60岁的约翰·约瑟夫·安布罗斯·柯廷因心脏衰竭，在堪培拉与世长辞。他的一生可谓充满矛盾。“一战”时他是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而后却成了澳大利亚最伟大的战争领袖。在这个意义上，他称得上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联邦总理。他死后，澳大利亚进入了长期的繁荣和有充分就业机会的时期，这曾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但最后并没有通过他曾经期待过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实现，而是通过资本主义和较为保守的政府实现。

11  孟席斯时代

孟席斯时代罗伯特·孟席斯担任联邦总理的17年，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孟席斯时代”。这个称呼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和流传，因为它形容得十分贴切。战后时期是一个难得出现的繁荣时期，许多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大的成就可能是充分就业。自1942年开始，全面战争吹散了战前的失业乌云，此后这种充分就业状态一直持续到1974年。1949—1966年连续在任的联邦总理那高大的身躯、敏锐的思维、发音清晰而不时夹杂粗俗用语的演讲，为澳大利亚人带来了某种父亲般的安全感。澳大利亚人经常挑孟席斯的错——说他看上去浮夸、守旧、傲慢而刻薄——但总的来说认为他的领导是安全的。他的语言锋利，非常善于主导进程。而且，与1939—1941年不同的是，幸运一直伴随着他。在对外事务中，他很少犯错或犹豫，也很少遭遇难堪；批评者们常常嘲笑他，说孟席斯能泰然自若地“与女王品茶”。

当然，1945年以后的长期繁荣并不是某个政府的独有功绩，而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但是，澳大利亚政府掌握和拿捏得相对较好。在国内，战前大多数挣扎求存的工业获得了发展，为生产战争物资而启动的项目开始成熟。这是澳大利亚制造业的黄金时代。1948年，澳大利亚第一辆完全本土生产的汽车——霍顿牌汽车——于墨尔本正式发布，通用-霍顿汽车公司从战前的好几年就开始策划这一款车型。其他汽车制造商相继效仿，首先是通过增加进口车型中澳大利亚产部件的比例。钢铁业、农机制造业、纺织业、服装业、鞋业和化学品工业均获得了新的繁荣，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澳大利亚本土，涌现了更多的灌溉设施、更先进的灌溉方法和设备——如今，几乎每个农场都有一辆拖拉机——退役军人来到大型耕地周围形成的街区中，帮助澳大利亚提高了粮食产量。甚至连降雨都变得更加适宜了：这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和战争年代饱受频繁干旱的困扰，但在战后，1965年以前很少出现干旱，即便出现，也是短期而轻微的。这段时间里，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几次洪水。1952年，90岁的比利·休斯去世了——去世前不久他仍然活跃在政坛，直至最后陷入昏迷。

这段时间里，政府对这种繁荣的管理，为后来的经济纯粹论者和自由主义狂热者所不齿。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混合经济”是最理想的，几乎没有想过要将国有或国家控制的领域，如电力、水资源、公共交通或电信业私有化。联邦政府拥有海外航空公司(Qantas)和国内航空公司(TAA，澳大利亚航空)，拥有澳大利亚国家航运公司(ANL)，还有联邦银行。到1952年，政府还拥有联邦炼油厂的一半股份，但它随后被卖给了英伊石油公司，后者持有另一半股份，正准备扩张成为BP(British Petroleum，英国石油公司)。各州还拥有政府收入或半政府性银行和保险公司，有的还有其他产业。政府触角的广泛延伸已经累积多年，这为政府抛弃更为意识形态的投机行为——例如由工党州政府早年设立的州立屠宰场——准备了充分而实在的理由。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混合经济是“大体妥当”的，而除非有非常迫切的原因，否则政府也不想去改变这种看法。

为了缓和经济上偶然出现的上下波动，为了控制通胀——1950年前后通胀严重——也为了控制贸易的平衡，联邦政府对银行借贷、储蓄和海外金融进行了调整。政府在过去常常试图通过增加公共工程投入来渡过经济难关，大萧条时期，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的理论为这种做法提供了新的论据，增加了政府和支持者们的信心。虽然经济上的挑战较轻微，这种调整却也见效了。1952年、1956年和1961年的经济滑坡都只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失业率很少升到4%以上，一般在2%附近徘徊，这个数字被认为是非常轻微的。

在1931年大萧条期间达到顶峰的进口关税壁垒，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的本意是，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30%甚至更高的进口税，给予澳大利亚本土制造业和农业生产一些保护。但是，多年来这个办法收效甚微。战后的第一个5年中，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业出口之间的不平衡，伦敦主导的“英镑区”——澳大利亚也包括在内——遭遇了美元短缺。澳大利亚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加大了对从“美元区”购买产品的限制，对石油实行配额，进口英国的新车而不是进口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人钟爱的美国车。战后欧洲的恢复和20世纪50年代日本工业的发展，导致出现了一波进口潮。对此澳大利亚的回应则是扩大对所有进口的限制，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1960年。澳大利亚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获得贸易顺差——因为在1966年以前，澳元的价值一直取决于澳大利亚人在伦敦这个主要外币交易中心的储蓄。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进口的直接控制令关税保护问题已经不能算是个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堪培拉的态度仍然是保持1931年那样的高额壁垒，但可以看情况做出调整。这样的改变仍然是因为，一方面要继续保持贸易收支顺差，另一方面又要确保人口迅速增加以后的充分就业。在战前失业的打击之下，这段时间里的充分就业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信条。这样做的另一个额外的好处，是大波的海外公司到澳大利亚来进行生产——反正他们的产品也没法出口到澳大利亚来。

这个时代的另一大收获，是通过仲裁体系进行的严密的行业关系调整，澳大利亚人对此颇为自豪。对此，唯一的批评声来自左翼的行业协会官员，他们当时——以及长期以来——谴责仲裁制度是“温顺的家猫”，是“老板阶级保持低工资的窍门”。在频繁发生的罢工期间，保守派媒体和政客总是一成不变地盛赞仲裁制度。一个最低工资的奖励网络几乎覆盖了全行业，对于超时工作、加夜班或占用周末假期等行为，通常会加以重罚。仲裁制度于1948年引入了40小时工作制，将战前的标准工作周时减少了4小时。这一做法立即终结了周六上午工作的做法(零售业除外)。三周的年假成为常态，而在几年前，工人要是能在圣诞和新年之间休假，那都是走运。充分就业，意味着雇主们常常需要四处寻找工人，而不是与之相反。这是工会主义的黄金时代：工会的成员不断增加，接受范围更广，覆盖的行业范围更大了。白领工会主义——基于仲裁裁决——迅速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工会将办公室员工和专业雇员纳入其中——雇主们也广为接受。以往许多人工进行的工作变成了机械操作，加上经济的不断进步，使白领阶层在劳工队伍中不断扩大。不过，这些工会和行业协会一般与通过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组织的蓝领工会保持距离。

家长主义精神在工业和政府中间兴起：经理人和政府往往认为自己应该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对于办公室职员来说，他们的工作生活因此变得更好，他们每周工作5天，每天朝九晚五，不管是私企员工还是政府雇员都是如此。“轻松”是许多眼红的人对于很多职业的评价。15～17岁就拿到中级证书或毕业证书(各州的名字不同)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些为获得高级资格而参加夜间学习的——有很多机会获得自己想要的工作。大型机构(不论公私)的员工从15岁起，或介于16～65岁之间，一般都能获得满意而稳定的工作。退休金制度开始覆盖越来越多的劳工。

那些大公司的总经理们，除非事出有因，否则一般要求下午6点关闭办公室；他们笃信“人应在家里享受天伦”。养家糊口的男人们得到了重视，虽然这种情况慢慢地发生着变化，但当时人们仍然认为妇女天生的职业就应该是在家里照顾家人。但凡某个成熟女性的思想有所越界，人们就会十分惊讶。人们仍然同意从前的说法：“养育后代是最伟大的工作。”虽然战后已经很少有人使用这样甜蜜的语言。蓝领女工一般在工厂做工，工厂更能接纳带着孩子的已婚妇女；不过，在工厂工作的女性以移民为主。女性公共汽车和电车售票员的职业也开始出现了。在白领阶层中，速记员、销售、教师和护士是女性最常见的职业。

移民开始涌入——战后到1974年间，移民超过了250万。不像此前以英国移民为主，这段时间的移民中有一半来自欧洲大陆。1945年成立的联邦移民部集中负责移民事务，此前移民事务往往由各州主导。起初，堪培拉有——正如战争爆发所打断的大萧条的计划比例一样——10%～15%的欧洲移民，这比两战期间和淘金热期间的比例要小，但新的移民的组织性更强，获得的资助更多，管理也更为集中。可是，人们不会在一个地方不动。战前涌入的意大利人的比例，在战后迅速恢复。新入籍的意大利移民，起初由已经移民澳大利亚的亲戚支付过境费，然后他们中很多人去了灌溉区和昆士兰北部的甘蔗田。许多战俘留了下来，其他的则被遣返。澳大利亚人往外移民的愿望和对劳工的需求，导致澳政府于1951年与意大利签署了资助移民协议，此后的几年里，有大约25万意大利人移民澳大利亚。英国与欧洲大陆各占一半的移民比例逐渐形成，似乎颇有成效，而且变得常态化。

战后，东欧的难民挤满了中欧的难民营。部分战争难民(DP)此前是被纳粹德国俘虏的军人或从事战争工作的平民，部分是从把东欧从纳粹手中“解救”出来，只是为了便于自己征服的苏联军队的逃兵，还有很大一部分犹太人，他们往往过去对纳粹有用而不愿在纳粹工厂工作，成功逃脱了种族灭绝。这些人大多数想要逃离欧洲，且通常选择澳大利亚作为目的地，因为澳大利亚远离他们记忆中的伤心之地。还有的人来澳大利亚是为了寻求机会，讲英语和“联邦国家”可能是对他们最大的诱惑。

澳大利亚于1947年加入国际难民组织，每年接纳1.2万名难民，当难民计划结束，也就是1972年，一共有17万名战争难民来到了澳大利亚。他们不用缴纳过境费，但要根据政府的安排从事两年的工作；很多人选择在大雪山(Snowy Mountains)工程(澳大利亚的一项标志性工程，在科修斯科山附近的高山下方修筑隧道，将原来流向海洋的河流引向内陆)中工作。这项工程的目标有二，一是产生更多的灌溉用水，二是发电供东南部地区使用。这项工程，是澳大利亚人长期以来的梦想。大量移民亦成为工人，进入汽车厂、肯布拉港钢铁厂和各行各业中。不少人进入实业界、文化界、学术界和艺术界，创造了无法估量的价值。比如爱沙尼亚实业家阿尔维·帕尔博和商业大亨弗兰克·罗伊。

澳大利亚仍旧维系着“白澳大利亚政策”，但在许多方面均有所放松。堪培拉变得前所未有地关注亚洲人对此政策的憎恨。以移民部长哈罗德·霍尔特为首的联合政府于1950年正式放弃了这个政策，将之更名为“限制性移民政策”——这个名字，工党曾经在非正式场合使用。霍尔特给予嫁给战后职业军人的日本妇女永久居住权，同样的优待还给予了800名战争难民——在那以前，他们能否落脚尚不确定。1951年以后的二十年中，在科伦坡科学援助计划中，大约1.5万名亚洲青年来到澳大利亚学习或培训，几百名澳大利亚教师亦去往亚洲。1956年起，非欧洲人正式被允许成为澳大利亚公民。

这一切的改变，都源自充分就业。担心就业竞争曾经是澳大利亚人极富警惕性的移民政策和相对缓慢的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些“新来的澳大利亚人”——堪培拉如此称呼他们——首先遭遇了普遍的质疑、闲言碎语甚至辱骂，但是很快，他们就被接纳了。他们提供了澳大利亚当前严重需要的额外工时，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使人口多样化，但并没有抢走澳大利亚人的工作。政府和人民(一定程度上)逐渐意识到，战争年代澳大利亚的准备是多么不足，国家是多么脆弱。来澳大利亚的战争难民包括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在以前，他们很少出现在澳大利亚。很快，大量荷兰人(他们急于摆脱被战争摧残的国家)、德国人(就在不久以前，他们还是可怕的敌人)，以及澳大利亚人相对熟悉的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移民的数量都增加了。

正如官方宣传的那样，普照的阳光、充足的食物和对“新生活”的期待，以及仅需10英镑的费用，是对上百万来自不列颠群岛(战后多年中，此地食物和其他配给十分紧缺)的移民的巨大诱惑。这些“十英镑佬”们时常抱怨条件不好，气候恶劣，生疏且孤独，还遭到了不少冷淡的对待，但他们没过多久就融入进来了，虽然也有不少人重新回到了家乡——移民总是这样的。欧洲人也抱怨，但他们的抱怨没那么容易得到理解。堪培拉经常将新移民安置在条件不好而且似乎十分偏僻的招待所里，这可能是引起不满的最初原因。很多人觉得夸大的官方宣传是一种误导。

20世纪50年代末，战后移民的涌入和家庭规模的扩大——也就是婴儿潮——产生了近1000万人口。人口规模的扩大，不仅让澳大利亚的工业和文化得到振兴，也让澳大利亚人在自我认同上更加自信，不再那么充满攻击性，也不再那么担心所谓的外国人入侵、控制和包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白色澳大利亚人政策”，也一改过往的态度，不再偏颇地认为非白人移民会破坏工资和工作条件。普遍的想法是对亚洲移民加以配额。战争抹去了以往那种普遍的种族优越性或差异性；日本人在多年以后重新受到尊重，全世界都憎恨希特勒时期德国的种族主义。根据科伦坡计划从亚洲来到澳大利亚的学生，以及上万名欧洲混血移民的到来，是钉进白色澳大利亚人政策的一根楔子。科伦坡计划为澳大利亚的大学带来了良好影响，大学之间对于白色澳大利亚人计划的讨论，鼓励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学生踊跃加入终结该政策的运动中。

澳大利亚人几乎始终珍视自己作为英联邦国家与英国的血脉联系，不过，随着其眼界的不断开阔， 这种联系逐渐淡化。早在1942年，澳大利亚就在技术上完全独立了——当时新上台的柯廷政府采纳了威斯敏斯特条例(Statute of Westminster)——该条例规定了不受限制的独立，在20世纪20年代经过了谈判，30年代才成形。加拿大和南非一早就加入了该条例，但战前联合政府担心澳大利亚在国防上的弱势而没有参加，何况，这个条例除了象征意义上的作用之外，实际意义并不大。1948年，工党政府首次使用了澳大利亚公民的概念，虽然澳大利亚人依旧保留着英国国籍，直至1973年才终结，但从这时起，这个概念开始体现在护照上，得到了国际认可。

美国人仍旧保持着战时的盟友角色——首先是通过1951年的ANZUS(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与日本谈判后，作为和平条约的一部分)，而后是通过1954年旨在共同对抗共产主义的一部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ANZUS仅仅提供危机时刻的帮助，而SEATO则推进联合抗击共产主义的行动。英国仍然是盟友，负责马来半岛-新加坡地区的防卫。在实际意义上，美国是澳大利亚的东部盟友，英国为西部盟友。

英国仍然是澳大利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尤其是羊毛和其他农产品。南半球的奶制品和水果正好填补了欧洲国家冬天无法生产的空缺。联邦优惠关税也为英国制造的产品在澳大利亚市场带来了便利。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产品有着近乎贪婪的需求，但却没什么东西出口到美国，因为美国在农产品方面是澳大利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者。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挑战。

在澳大利亚的贸易和文化版图上，亚洲的份额逐渐扩大了。日本在战后不久又回来购买澳大利亚的羊毛，1952年开始对澳出口，1957年双方签署了优惠贸易协议。中国虽然是澳大利亚冷战时期的对手，但也在同一时间开始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和羊毛，并出现了小范围的文化交流。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对印度有出口。联邦国家的优惠待遇帮助澳大利亚制造的产品销售到新加坡、马来半岛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霍顿汽车就奔驰在这些国家的道路上。印尼和中东是澳大利亚主要的石油来源。但是，亚洲人主要进食大米、穿棉衣，在亚洲人生活水平提高以前，澳大利亚在亚洲的贸易量有限。

旅行变得越来越流行。虽然伦敦依旧是最主要的目的地，澳大利亚也开始促进与新加坡、中国、加拿大和南非的联系；联邦放弃白色澳大利亚人政策以后，移民政策大为放松。船运仍旧是最廉价和最为流行的旅行方式，但空运则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发展。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伦敦航班大概要花上令人筋疲力尽的4天时间，但因为中途可以在新加坡、印度次大陆或中东停留个一两天，所以非常受欢迎。20世纪60年代，喷气引擎的使用令从澳大利亚到伦敦的航班飞行时间缩短到12小时。旅行的方便，也促进了更多的国家参与体育比赛，比如来自印度、西印度群岛和其他国家的板球队，还有法国橄榄球联盟(French Rugby League)的球队，等等。

一些澳大利亚的旧习俗仍然保持着。其中之一，是酒店和酒吧6点钟关门的古怪现象，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限酒条例。它们多数是在“一战”期间颁布的，当时是为了减少士兵的酗酒现象——酗酒常常导致暴力事件。这些条例在新南威尔士一直沿用到1955年，维多利亚则是1966年，南澳大利亚则沿用到1967年。其他地区，酒吧一般是晚上10点关门。虽然这些条例招致了本地人和外来游客的大量抱怨，但舆论却有相当大的支持度。维多利亚举行了公投，结果支持“6点钟关门”的一方胜利，虽然澳大利亚奥运会期间游客大增。澳大利亚人是出了名的啤酒爱好者，在酒吧一边火花四溅地聊天，一边喝得酩酊大醉。澳大利亚人常常喝醉，找不到家，所以很多人支持这些法律条例来压制酗酒行为；家庭主妇、孩子和父母——尤其是有女儿的父母——甚至十分高兴，因为不必常常去酒馆寻找自己的家人了。场外赌博基本上是非法的，虽然对于非法赌马的禁止较松，几乎在哪里都可以下注，这种行为——尤其是在酒吧附近的马场下注——仍然臭名远扬。同样的，营业超过规定打烊时间的现象时常出现，这在俱乐部是合法的，而在“狡猾的格罗格”(烈酒酒吧)则是非法的。1956年，新南威尔士放松了对非营利性俱乐部和吃角子老虎机的管制(此前只允许出现在小型私人场合)，让他们自由选择营业时间，希望以此重拳来促进饮酒和赌博自由化。很快，富丽堂皇而满带啤酒味和吃角子老虎机的酒吧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州冒出，体育、退役等俱乐部也借机发展起来。

以往，周日往往是“歇业”和无聊的，商业体育、电影和大多数零售业在安息日都是禁止营业的，某些州的禁令更严。这种做法部分是宗教原因，部分则来自公众舆论的支持：澳大利亚人非常注重周末不上班的传统。周日一直是家庭拜访和家庭娱乐的日子。

那个年代，全世界都有着怪异的限酒令、限赌令和安息日法律，澳大利亚也不例外。这些禁令部分是由于过往的一贯做法，也是卫理公会教徒、浸信会教徒和某些其他新教教会，尤其是那些所谓“wowser(虔诚之清教徒)”的一贯呼声。对酗酒和赌博的限制本意是为了保护家庭，但许多教区居民后来开始认为这种过于热心的僭越是一种误导。

教会在澳大利亚本土的记录一直不错，始终致力于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提供了很多医院、学校、布道团、青年会和慈善服务。但是，他们对于公众事务的贡献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至少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缓慢而碎片化的澳大利亚本土化步伐。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仍恪守着过往的不列颠群岛和欧洲传统——所建的教堂也通常传达出这一点——而较少反映澳大利亚精神。宗教的公共代言人在这一点上则步入极端。海外出生的牧师们，尤其是那些年长的牧师，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不得不说这种尖锐而强迫性的清教徒主义(即恪守清教徒规则)与澳大利亚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

“二战”后，有好几个土著居民，开始崭露头角。阿尔伯特·纳玛其拉，一个190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善于画水彩画，1938年他举办了首次个展。他的沙漠风景画令其在战后成为著名画家，他的画作被印成照片，悬挂在很多的家庭和办公室里。他画的多是普通风景画，但创新地融入了传统的土著绘画元素。虽然有纯化论者谴责说这种风格不伦不类，但它仍然极为风行，并在后来的真实土著艺术的流行中占有重要地位。

纳玛其拉的人生反映了同时代人的一些问题。他在赫曼斯堡的路德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受了浸礼，并且与白人和土著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1957年，他被授予了完全的公民身份——不必承受北领地的保护政策——意味着他可以买酒，但1958年，他因为与一名阿兰达人分享他买的酒而遭到逮捕，1959年他就去世了。此事促进了北领地土著居民买酒的自由的到来，但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在北方，土著居民也对牧场产生了不满。战争促进牧场扩大规模，加大了流动性，产生了更多工作机会，也导致了土著居民对其低人一等的地位，尤其是低报酬的不满。1948年和1966年，好几个牧场的土著放牧工人爆发了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运动。1968年，仲裁法庭经过了漫长听证，批准给予土著畜牧工人全额工资。旧秩序被碾碎了。

1958年，“二战”期间逐渐壮大起来的土著居民政治和文化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土著居民进步联邦委员会，1964年，委员会进一步扩大，将托雷斯海峡居民(他们在种族上和文化上都更偏向巴布亚人)吸纳进来。委员会的土著化程度越来越高，逐渐降低了白人土著支持者(他们往往是基督教徒或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力。委员会的目标在于针对越来越显得繁重的保护体制和其他困难开展运动，也鼓励对土著文化、土著荣誉和土著身份的普遍认同感的保护，反对南北之间的冷漠和差别利益。

部落地区的教区布道团进一步发展起来，虽然发展的程度不一，但总的来说，他们教育了大部分部落居民，否则这些居民将成为文盲，被挡在现代社会之外。基督教带来的作用相对更加间接一些，正如他们在许多个世纪以来产生的作用一样，他们往往比阶级意识更能深入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少土著居民开始笃信基督教，土著开始被任命为牧师，土著精神与基督教相互融合的渠道得以进化。最有名的土著牧师要数基督教会的道格·尼科尔斯牧师，他曾经是一位著名足球运动员，南方人，来自墨累河的Cummeragunga教区。尼科尔斯牧师后来成了南澳大利亚的州长。昆士兰的哈罗德·布莱尔则是一名杰出的歌剧演唱家。维多利亚的雷格·桑德斯上校是首位土著高级军官，参加了“二战”和朝鲜战争。

1951-1963年在任的北领地联合政府部长保罗·哈斯拉克长期关注土著居民的福祉，立场坚定地支持同化政策，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特别矛盾的事。他加强了澳大利亚偏僻的内陆地区的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鼓励当地仍不时遭受饥饿和疾病的某些偏僻社区搬迁到统一的土著社区来。20世纪50年代，现代社会甚少关注的部落生活基本上从澳大利亚消失了。1949年的选举法案赋予土著联邦选举权(此前他们已经享有州选举权)。1962年，哈斯拉克将联邦选举权覆盖到所有土著居民，终于消除了选举权上的鸿沟。(1949年的法案没有将昆士兰和北领地的土著包括在内。当时的北领地只能选举一位众议院议员，而且在国会没有席位。西澳大利亚已在1947年赋予申请投票权的土著居民投票权，申请通过的土著居民在1949年法案中则相应享有了联邦投票权。)

后战争年代，澳大利亚文学有了一系列新的成就，但并不总是十分耀眼。大多数小说仍然保持着战前的“橡胶树(或桉树)”文学风格，这些小说更关注澳大利亚人本身，未能更广泛和深刻地关注整个人类的状态。在那个时代的许多人，包括众多作家，都认为这种趋势过于狭隘，但它就那样发生了。虽然文学不能让人大富大贵，但作家仍然在写，出版社仍然在出版，人们仍然在买。不过，孟席斯时代的帕特里克·怀特算是多产而较为全面的一位作家。风格通俗的历史学家们着重于讲述内陆地区的历史，例如扬·L.伊德里斯和弗兰克·科隆，他们仍旧较为成功，并成为那个时代讲述澳大利亚的历史的主要渠道。几年以后，学术写作的风潮到来，迅速席卷了澳大利亚。这段时期也是澳大利亚著名画家的井喷时期，比如西德尼·诺兰、莱昂纳多·福伦彻、威廉·多贝尔、阿尔伯特·塔克、亚瑟·博伊德，他们超越了通俗的“橡胶树和绵羊”的战前风格。包括朱迪斯·赖特、肯尼斯 ·斯莱瑟、詹姆斯·麦考利和A.D.霍普等人在内的一干诗人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不过，其知名度也没有大到能够改变那响彻整个世纪的丛林颂歌。随着战前电影工业的消失，这期间的澳大利亚电影不多。战后主要的电影《旷野行者》(The Overlanders)受到了一定关注，但也受到了“橡胶树”风潮的限制，主演为奇普斯·拉弗蒂，电影讲述了战争年代内陆地区的放牧生活。1955年的《吉达》(Jedda)是一部彩色电影，将土著人的生活和土著演员搬上了银幕。战后的电影中，超过半数是故事片。1958年以后好几年没有拍摄电影，直到联邦资助重新振兴电影工业。

虽然“孟席斯时代”的标签广为流传——它往往被解读为空白和无趣，抑或一个良好的社会——1942—1949年执政的工党在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战争时期的柯廷政府成立了一个战后重建部，筹划着让社会比起20世纪30年代更加平等和发达，让联邦政府的作用进一步扩大。战前的许多十分流行的想法都因为经济或政治上的阻拦而流产。战后重建部构想了这样一种情景：在经济作为支柱的条件下，政府影响扩大，实现充分就业和相对的经济繁荣。这段时期的一些成果包括通过《1945年银行法案》，对银行进行调整；对失业群体首次给予现金补助；更好的社会福利；战后移民计划；扩大、加强和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设立国家航空公司；为退役人士提供免费的大学培训；吸取了20世纪20年代所犯错误的经验并成功执行士兵土地分配计划。大学开始拓宽研究的领域，加强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在新成立的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不那么令人高兴，但却有用的一件事是，联邦永远接管了所得税的征收。数十年前，各州或各殖民区就已经开始各自征收所得税，联邦政府在1915年也开始征收自己的所得税，用于补贴战争所需。“二战”期间这种双重收税的终结所形成的单一税制不仅让事情变得简单，还让堪培拉有了调节经济的又一工具。

柯廷虽然是战争时期的领袖，但做了最多工作的是他的财政部长和副总理——约瑟夫·本尼迪克特(本)·奇夫利，后者后来继任了柯廷的联邦总理一职，直到1949年。奇夫利曾经是新南威尔士巴瑟斯特的一名火车司机，是一名极为认真的政治家，善于与人合作并让工作最终顺利完成。担任家乡众多委员会——工会、公民协会、医院协会、体育协会等——的委员期间，他学会了为政的艺术。他时常叼着烟斗，他洞察力强、热心而慈祥、话语不多但散发着平易近人的魅力，他看上去要比实际上更为谦逊而随和，所以人们一般都喜欢他，也愿意与他共事。他像柯廷一样，在工党成了一名传奇式的英雄。二人各自有自己的谦逊做派，并且都深深地投入到工党的活动中——当时的说法，叫作“真诚”。在当时不要过于远离工人阶级(他们代表的就是工人阶级)的传统做派中，二人都过着比较朴素的生活。温斯顿·丘吉尔说柯廷是“天生的澳大利亚人”，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奇夫利。二人都认为澳大利亚与英国的纽带是无价的，但有时候在涉及权利的问题上，二人对此纽带的情感就都不怎么热烈了；再一个，二人都不怎么对自己的爱尔兰家庭遗风过分讲究。

不幸的是，奇夫利的政策没有向公众舞台和战后年代及时转变。他变成了顽固而死板的联邦总理，显得与新的时代脱了节，仿佛发生了早衰——“老奇夫”就是一个例证——虽然他1945年上台时不过58岁。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隔离。当时的堪培拉，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个“丛林首都”。他整周整周地待在国会，而国会距离城里十分远；要么他就在距离国会山咫尺距离的斯巴达库拉将酒店里。周末他一般乘车穿过乡村的道路去巴瑟斯特，但他周日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间或参加一下弥撒(虽然他并非共产主义者)，就十分疲惫了。他的婚礼，是在天主教堂外举行的。

另外两位较有影响力、精力充沛但十分有争议，有时候甚至古怪的工党领袖——最后两人都成了总理——分别是赫伯特·维尔·埃瓦特和亚瑟·奥古斯都·卡尔维尔。作为职能范围扩大的外交部部长，埃瓦特博士为澳大利亚引入了众多明确、独立的外交政策，使得澳大利亚成为小国之中的佼佼者。1948—1949年间，他自己也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大会的主席。而担任移民部长的卡尔维尔全身心投入到战后移民工作中，让战后这个人心惶惶的国家和联邦进一步打开了移民的大门。

1947年8月，奇夫利促使内阁通过并宣布了一项震惊全国的决策：政府将对商业贸易银行国有化。社会上下一片担忧，认为这是全盘“社会主义”，政府正走向中央集权的道路。此外，这与复原以后的联合政府一直想要走的一步距离遥远。支持者们和此前疲软的企业资金则踊跃支持。重整旗鼓的联合政府还采用了其他刺激手段，比如税收分级、汽油配给(为了节约美金储备)，以及用于控制通胀的种种措施，而战争期间缺乏的贸易平衡则得到了维持。奇夫利的工党赢得了1946年的大选，得到了51.4%的选票；1949年12月10日，所向披靡的孟席斯所领导的联合政府以50%对46%的支持率将其击败。

作为真正的保守派，孟席斯尽可能保留了能起作用的政策，没有做出太多改变。他实际上变成了温和社会主义派柯廷-奇夫利社会的总理，虽然他乐意接受公众认为在这个方向上所走的距离已经足够远了的看法，但他也拒绝了更为热情的企业自由化的提议。有一段传奇故事：孟席斯召集了联邦主要部门的部长——有的是他的右翼，想要成为“社会主义的策划者”——并对他们说：“我的身边全是一群蠢货。你们只管管理好国家，我来负责国会和执政党。”

当时的“执政党”又成了自由党。虽然在1940—1941年的大选中惨败，之后的8年在野的反对党生涯(这期间，1943年他再次当选为自由党党魁)令孟席斯变得更加智慧、老练、隐忍和深思熟虑。同事们越来越少见到他的专横、轻蔑或讽刺了。1949年，他已经是一名经验极为丰富、能力极为突出的政治家。1928年他就加入了维多利亚州议会，那时他才34岁，并相继在不同的职位上得到历练，而后于1934年进入众议院，坐在了库扬那系着蓝色丝带的议席上。联邦总理里昂斯立刻任命他为首席检察官(或司法部部长)。他突出的快速消化能力、对状况的评估和左右能力、他的野心和高大的身形，以及那不同一般的性格都早已注定了他会成为保守政治的代表人物。

孟席斯来自乡村，凭借着出众的能力、投入和奖学金，他在30出头的年纪就成长为墨尔本律师界的领袖。1894年，他出生在维多利亚威米拉的一个名为杰帕利特的生产小麦的小镇上。他的父亲是从巴拉瑞特搬来的熟练马车工匠和机械刷漆工人，后来在杰帕利特开了杂货店，并被选举成为该地区在维多利亚州立法议会的代表。他的外公是在巴拉瑞特从事矿工工作的康沃尔人，一个坚定的工会主义者，正是跟着这位外公，小孟席斯逐渐掌握了辩论的技巧，在黄金城上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成了能言善辩的少年保守派。

孟席斯从里昂斯手里继承的澳大利亚联合党需要重组。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从自由党到国家主义党再演变成UAP，它的架构并不完美。1909年的自由党融合继承了19世纪的组织形式，通过国会的领导人将几个支持政党的卫星组织松散地联系在一起。30年代的UAP还沿用这种近乎垂死的分支结构，仅通过志愿者参与选举的方式将分支机构聚集起来。遮遮掩掩的、由商业支持者们组成的全国工会(各州的名字亦不同)负责筹款。其大多数地区力量则来自澳大利亚全国妇女联盟——一个联邦成立不久即成立的组织，致力于为他们选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提供支持。公共事务研究所(1943年于墨尔本成立)等类似机构则成为其智库和政策部门。独立的青年国家党则是青年人走向政治高峰的发射台。在1941年的惨败之后，加上几个中间偏右派对手在灾难性的——至少对他们而言——1943年大选上的挑战(虽然他们的喜好在不断变化)，这种笨拙而难以控制的组织进一步瓦解。重新当选为国会议员以后，孟席斯面临着将大约20个不同的组织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联合政党——其对手工党和乡村党长期以来的状态——的任务。在全国巡游、讨论、劝导和谈判以后，在许多支持者的帮助下，1944年末，孟席斯在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边界的阿尔伯里正式宣布了新的澳大利亚自由党的成立。

新政党成立后，开始着手撇开工会和大企业的媒介，重新拉拢澳大利亚中部地区的民众，孟席斯曾经称那儿的人为“被遗忘的人”。虽然自由党极为显著地表现出反社会主义，投身于自由企业，但其实行的政策在实际上与工党的政策并没什么两样。当然，许多问题也导致了非常激烈的论战，左翼则喜欢把孟席斯描绘成压迫工人的特权阶级的卒子，代表大企业的利益。共产主义者则骇人听闻地将他形容成法西斯，即便不是纳粹的法西斯，也是华尔街法西斯。实际上，工会在他的领导下运行得很好。

当时的主要国际形势，是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冷战。当然，这又是一个戏剧性元素。孟席斯是个出了名的反共产主义者，也是反共产主义联盟的坚定成员——而他还知道如何利用这一国际形势作为政治筹码来打击工党。除了极左派以外，澳大利亚人基本上同意澳大利亚应站在西方的一边，保持与英美的同盟关系。英国仍然是苏伊士运河与新加坡之间的强大军事存在，而后两者都极为看重澳大利亚，美国的军事力量则深入到菲律宾。这就形成了一道鸿沟：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绝对的防御承诺。澳大利亚希望，如果新独立的印尼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或鲁莽妄为，英美其中一方能够站出来加以干预。印尼的大量共产主义政党以及整个亚洲都令堪培拉十分担忧，尤其是担心走向共产主义的行为一传十、十传百地影响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的那种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最需要澳大利亚人担忧的，是共产党资助下，发生在马来半岛的游击战争——他们仍然在尝试摆脱英国走向独立。核武器的相继问世一度威胁到澳大利亚和全世界，但澳大利亚人对此并不以为意。

孟席斯在冷战进入白热化的时刻重新上台执政。西方刚通过空运物资，粉碎了苏联试图将其他三国赶出柏林的企图。“二战”后，和平条约签订之前，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由美国、英国和法国占领，但整个柏林都在苏占区内，城外是苏联占领的东德。就在莫斯科宣布成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后，1949年共产党的人民军队占领了北京，从而控制了整个中国大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投票决定保卫韩国，澳大利亚也加入了美国带领的部队。1939年的记忆犹在，新的战争又来临了，全世界又开始陷入了恐慌。1950年，孟席斯政府推行了3个月的18岁青年全职强制军事训练，但最具争议的是政府取缔共产党的行动。

自大萧条以后，澳大利亚共产党急速扩大，当时受经济凋敝影响，许多贸易工会走向了共产的道路，被共产党所控制。1945年，澳共已经能够控制或影响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ACTU)全国大会的半数投票，主导了好几个地方工会大会。虽然澳共在学校、高校、自由主义和和平主义协会等也有影响力，但它的主要活动区域仍然是工会。澳共的党员有着军队般的纪律性，政党十分热切而不顾一切地忠于莫斯科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争斗激化之时，它并不否定诉诸武力的可能。因而，政府非常担心它会利用自己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在与苏联的战争到来时，站起来破坏本国的国防。1949—1951年，正是以这样的逻辑，孟席斯提出将澳共解散，禁止其势力进入贸易工会管理层。

孟席斯心如明镜，这对于工党而言并不容易。工党控制着参议院，不少公众反对禁止澳共，认为这是对公民自由的一记重拳，是法律史上的一块潜在的污点。工党的主流和左翼均持此见。此外，许多非共产主义工会官员认为，这是政府对他们的事务的不公正的干涉。还有一种看法是，禁令将会难以执行，还会导致政府内反对派的反弹，因而不应这样做。奇夫利是当时的反对派领导人，他强烈反对此举。可是，事与愿违，核心会议在压力之下投票决定让参议院通过此案。主要原因是，核心会议成员担心孟席斯在禁令被否决以后执行双重解散，对工党的参议院席位赶尽杀绝。但是，后来因为中央银行立法提案被工党拒绝通过，孟席斯到底还是动用了双重解散，不过在1951年4月的大选中，工党的得票率却上升了。

1951年5月，奇夫利在酒店突发心脏病逝世了——事出突然，当时的国会议员们还在国会不远的一个舞会上跳舞，纪念国会15周年。核心会议选出了阴晴不定的埃瓦特为继任领导人，但埃瓦特始终未能博得大家的喜爱和信任。不过，作为大律师的埃瓦特力促工党在最高法院成功弹劾参议院通过的“red bill”(红色提案)议案，为他赢得了大多数工党党员的尊重。法官认为，宪法仅在国家进入战争状态的情况下才会允许这样的(禁令)措施，而孟席斯则提出进行修宪公投，好让宪法批准国会针对共产主义立法。在第二场胜利中，埃瓦特成功地令反对立场胜出。微弱多数选民拒绝了修宪公投的提案，最终该提案历史性地流产了。随着公众舆论风向的转变，恶性通胀的出现和短暂的经济滑坡的到来，孟席斯的支持率下降，看上去埃瓦特很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1954年大选中取得第三场胜利，把孟席斯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但事情没这么简单。

那本该是一段平静的时日。澳大利亚从战后紧缺和相关经济问题的泥潭中刚刚走了出来。日本和德国再次成了信得过的贸易伙伴。1954年上半年，年轻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盛大访问澳大利亚，这是头一回英国君主来访。1953年斯大林去世，从那以后冷战就开始了，非常缓慢而艰难才缓和下来；虽然那时候局势不明朗，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迹象，表明它是可控的。朝鲜战争于1953年结束，其实在开战一年以后，战斗强度就减弱了，虽然有359名澳大利亚士兵牺牲。被人看好的埃瓦特，在1954年5月的大选中以微弱劣势败北，这让他陷入了重重麻烦之中。埃瓦特失利的一部分原因是，他本身并不是一名很出色的政治家。他思考速度极快，心胸十分广阔，施政用心良苦，但在同理心和常识方面极端自我中心、不调和。问题是，在经济问题上他的办法不多，而且遗憾的是，他表现出了失衡的迹象。

1950年，共产党公投宣传画

工党中意识形态上的紧张主要在于，在强烈反共人士中，在海外纠葛和任何散发着帝国主义的事情上，大多数天主教徒和一部分左翼分子都倾向于党派之间的那种天生的孤立主义。工党广泛的支持者中，有的人认为应针对“红色中国”进行所谓的“预防性战争”，也有人认为应该对共产主义力量给予谨慎的同情。这两种都是较为极端的。大多数支持者中，要么是为了与孟席斯所说的使澳大利亚与“我们伟大而强大的朋友”之间的同盟关系更为活跃，要么就是持出于针对同盟的某种质疑，甚至抱怨的态度。这是矛盾的典型事件，包括外交上对中国予以承认，以及承诺向马来半岛派兵。在政党之中，这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分歧了，虽困难重重，但却是可控的。

构成工党在议会之外的基础的工会，则处在一种更为错综复杂的挣扎之中。20世纪40年代中期，认识到共产党是经历过苦难而又高效的对手，工党组织方成立了一个官方的工党行业组团(ALP Industrial Groups)，与接管工会的共产主义者针锋相对。而在正式成立的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办公室中则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名为“行动”，组织对“组团成员”提供服务和协助。组织的领导者是B.A.(鲍勃)·桑塔马里亚，他有着双重身份，另一个身份是公教进行会的教区董事会成员，那时起他已经开始利用“行动”组织进行更广泛的政治工作，甚至渗透到布道坛上有同情心的牧师中去。这本身就是极大的争议，不仅仅在天主教中如此。与他们强烈反对的共产主义者并无不同的是，他们同样在新闻杂志上公开宣扬一种救世主式的、好勇斗狠的战斗作风。另一个独立而且更加剧烈的争议来源，则是工会官员之中那种并不少见的惧怕——他们担心“组团-行动”组织联合起来干涉因为各种原因排除了共产主义的选举。工党的政客们还开始担心该组织在国会议员预选辩论中横插一脚。

精明的领导人可能会将所有的这些紧张局势分开来，各个击破。但埃瓦特则不然，1954年大选失利以后，在一次明显的试图挽救自己领导地位的尝试中，他公开炮轰“行动”组织和他的议员之中有牵连嫌疑的人，把这些紧张局势都集中在了一起。其中的复杂自是难解，但结果却导致政党再次分裂了一代之久，还产生了一个充满报复心的极端反共产主义的“民主工党”（DLP），民主工党第二次为自由党送上了大礼——将5%～10%的大选选票拱手相让。

这场大灾难无意的催化剂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一名中级苏联外交官，其妻子在任驻堪培拉大使期间变节了。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情报，澳大利亚官方则将其列入机密——虽然一个调查涉嫌间谍活动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已经公开了一些无关痛痒的细节，破坏了某些官员的声誉，但更多的是使这些外交官们打包回家。最敏感的方面则是，孟席斯就在1954年大选六周以前，宣布了彼得罗夫的替换。从那以后就一直盛传孟席斯主导了变节，令工党分崩离析，而埃瓦特则耸人听闻地称这简直是针对他的一场阴谋，包括“行动”组织、他的右翼、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ASIO)和多个方面在内。

注：连任17年的罗伯特·孟席斯爵士(他于1963年被封为爵士)1966年卸任联邦总理，澳大利亚人将其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悉尼每日镜报》的科莱特将之与中国古代的明朝相比较。“明”是孟席斯的一个广为流传的绰号。

工党动乱的最后结果，是让孟席斯得以一直掌权到1966年1月卸任。他也是唯一一位按照自己的愿望退位的联邦总理。埃瓦特1958年大选再次失利，但一直在竞争成为继任者，直至1960年。亚瑟·卡尔维尔后来成为领袖，1961年(经济衰退的年份)大选中与孟席斯得票相当，但是，他不可能克服民主工党的激烈阻挠，也无法把分裂以后的维多利亚州工会左翼们控制好，因而很难成为联邦总理的候选人。

除了向自由党送上大礼以外，民主工党还选举了足够多的参议员作为孟席斯在参议院可靠的大多数席位。孟席斯这种一帆风顺的政治生活，恰逢国家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以及随着战争和经济衰退的噩梦过去以后，全国上下都变得更加惬意。1956年，电视来到了澳大利亚。大约同时期，更为多样化的民族构成带来了更丰富的餐饮娱乐，包括意大利浓缩咖啡。在新南威尔士——那儿的工党分裂得还不是那么严重——外表朴素但内心狡猾、安静而有远见的工党总理乔·卡希尔还哄骗悉尼歌剧院对他充满怨恨的政党加以投射。音乐方面，摇滚和民谣开始吸引年轻人远离那使人昏昏欲睡的、简单轻快的、可用口哨吹的战后通俗音乐。

工党的麻烦和战后的经济紧张结束差不多发生在同一时期，联合政府因而享受了宝贵的政治和经济氛围。孟席斯启动了堪培拉长期需要的扩张工作，几年以后，堪培拉已经演变成为颇具规模的首都了。在联邦资金的刺激下，大学的办学和入学规模迅速扩大。喷气式飞机投入使用，悉尼到墨尔本的航班缩短到1小时，悉尼到加州用时1天，费用也下降了。社会对这些进步可能表现得有些沾沾自喜了。至少巴瑞·哈姆弗莱斯让它显得沾沾自喜：20世纪50年代，他推出了讽刺郊区家庭主妇的《埃弗拉吉》(Edna Everage)，此后一夜成名。

12  越南与惠特兰

越南与惠特兰1966年1月26日，孟席斯卸任之时，澳大利亚进入了剧变的时代。安逸的战后年代几乎转眼之间就消失了。此后澳大利亚发生的改变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相仿：电脑得到运用，科技进步快速；女权主义抬头，出生率急速升高；年轻人对个人自由、更多公平和减少形式主义行为有强烈要求；制造业在亚洲兴起，伴随着西方国家对工业化的限制；国家财富保持增长却更不稳定。除去这些趋势，给澳大利亚增添压力的是越南战争，越战对像澳大利亚这种国家而言是相当有争议性的，派出应召入伍的军队去参战的美国也一样。孟席斯本人对这种动乱没什么影响，但那样一个时代的远去，那样一个硕大的、父亲般的、熟悉的身影的离去，为变革的步伐增添了某种象征。

但是，孟席斯的确将澳大利亚带入了越战，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后来追溯起来那样富有争议，而且背景也更复杂。1962年，孟席斯政府派出了澳大利亚陆军作为非共产主义的南越部队的顾问部队。此举也是为了维持长期以来的澳大利亚作为其强大的盟友——无论是1941年以前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的可信赖的国防伙伴这一国策。背后的盘算则是，美国始终想要在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地区实现统领性的军事部署，而英国(在当时)则想要将自己的军事力量延长到新加坡。堪培拉最大的担忧是西太平洋明显的权力真空。当时印度尼西亚国内的那种充满火药味的动荡，极大地加剧了长期以来其策略上的忧虑。澳大利亚一如既往地是势力有限的盟友，不论对英国还是美国而言——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而不是几张书面的保证。要维系这种关系，堪培拉必须不遗余力。

“二战”中摆脱荷兰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以后，印尼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迷失了方向。其时任总统苏加诺是独立运动中富有魅力的领袖，但后来却成为一位资质平凡——虽然也很有名气——的和平年代领导人。强大的共产党让印尼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对苏加诺的支持逐渐退潮以后，这位领导人投靠共产党，想借此压制作为反对派的军队和穆斯林群体。眼看着自己的政权摇摇欲坠，苏加诺决定实行扩张。他要求荷兰将新几内亚西部——当时仍为殖民地——归还于他。澳大利亚对此十分担忧，尤其担心印尼那一半的岛屿会滋生出边界冲突，并最终造成澳占的那一半岛屿的动荡。在文化上和基因上，美拉尼西亚人和岛上其他人并无不同，新几内亚西部与马来人和印尼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很不一样。有一种看法认为，继续让繁荣的西方国家统治将让落后而人口略微拥挤的地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成为可能。但是，荷兰人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去开战，美国人也不愿这样做。1962年，在美国主导国际社会不情不愿的一纸协议的支持下，苏加诺的印尼军队打了头阵。

苏加诺随后将其扩张的步伐北进，到了更大但同样落后、资源丰富的婆罗洲岛，而当时的沙捞越、沙巴、文莱是由印尼和英国分占的。英国人的计划是，将这些领地和马来半岛本土、新加坡岛联合起来，组成独立的马来西亚。但是，共产党在半岛上的游击战，以及对于是否将新加坡包括进来的争议拖延了这一进程，到1965年事情终于理顺，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和文莱保持独立。苏加诺打起了歪主意。在新几内亚的成就和野心的驱使下，他要求将婆罗洲岛的领地交给印尼。对此，1964年打着“与马来西亚对抗”的旗号进行了(战斗)准备。对抗是一种低层次的冲突、边境的小规模入侵，同时伴随着政客的大声喧哗。

这一地区的动荡局势导致西方对共产主义的封锁加强，从而加剧了冷战。共产国际于1948年决定鼓励亚洲、欧洲、拉美和世界各地的革命，支持各地的共产党，而亚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有共产党了。这种额外的信心和力量，来自超级大国的支持。实际上，这种支持雷声大雨点小，虽然这一点在以后的追溯中才看出来。西方国家担心共产主义会通过“局部战争”——一种地方性游击战，其他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力量提供武器和协助——蔓延开来。当时的共产党占领一个国家后，就会用武器和斗志鼓励邻国也产生革命，这就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各方都相信，民族主义的浪潮和对欧洲殖民的敌对反应将与地区的贫穷相结合，从而成为产生共产主义的沃土。

但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暴力起义主要发生在马来半岛，虽然有中国的主导，在国内却不能得到虔诚的穆斯林、保守的多数马来人的支持，连年战争之后，英国领导的(澳军提供协助)部队击败了起义军。中国领导的共产主义者们，在除了中国本土以外的亚洲地区不太可能成功。此外，20世纪50年代结成的苏中联盟已经于60年代分裂。俄罗斯人对此地极不熟悉，也没有什么诉求，虽然60年代末他们也寻求在此建立海军基地。共产主义最主要的成功发生在越南，越南人同时进行了共产主义运动和独立运动，谋求从法国的独立，表达越南民族的存在感。被打败的法军于1954年承认越南独立，越南分为越共统治的北方地区和非越共统治的南方地区。北方发起了试图接管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全境的攻势，南方似乎不保。虽然莫斯科或北京对此地方性共产党运动的影响力有限，但影响力仍然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印尼国内也有着本土人构成的强大的共产党，看上去印尼同样摇摇欲坠。

正是这种局势促使当时的孟席斯政府于1962年向南越派出指导部队——苏加诺在新几内亚发出了战争的恐吓。苏加诺的对抗马来西亚政策，导致堪培拉于1964年11月决定号召澳大利亚20岁以上的男子入伍，因为看上去似乎军队数量远远不够。但是报名的人太多了，能征召的人只有小部分，因此决定进行投票表决哪些年轻人可以应召入伍。于是，在1965年上半年，正当南越开始告急的时刻，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宣布，美军将直接开赴越南参战，帮助击败北方的起义军。1965年5月，孟席斯也宣布，澳大利亚直接参战。

几个月以后，东南亚的命运产生了大转弯，印尼未来的独裁总统苏哈托领导了武装政变，控制了全岛。政变的短时间内，大约有至少50万共产主义者及其支持者遭到杀害，可能更多。印尼不太可能再落入共产主义之手了，冷战期间澳大利亚的“北方威胁”消失。印尼政变军队是否受到了美军加入越南战场的鼓动，人们不得而知。增强反共力量一直是华盛顿(和堪培拉)的政策，但谁也没想到会以这种无比血腥的方式来实现。

接下来的7月，孟席斯的继任者哈罗德·霍尔特访问了华盛顿，简报过后，他兴奋地宣布，澳大利亚将“始终站在LBJ(约翰逊)的身旁”，这是当时的美国竞选口号。10月份，作为回报，约翰逊成为首位访问澳大利亚的美国在位总统。这与平常的名人来访，比如皇家巡游，大不相同。12月，霍尔特宣布堪培拉将派往越战战场的兵力增加三倍，到4500人，其中包括一支1500名征召入伍军人编成的部队。派出征召入伍的澳军军队到海外作战，是极为重大的决策。

受到美国煽动性的反越宣传的影响，涌入悉尼、墨尔本和堪培拉瞻仰约翰逊来访的大多是年轻人，年长的人则充满了明显的敌意。“LBJ，LBJ，今天又杀了几多孩子？”人们大声唱起了控诉的歌。在墨尔本，一队人突出重围，在总统的专车上涂上了油漆。征召入伍政策已经在年长的人中引起了愤怒和分裂，尤其是那些被应征入伍的年轻人的父母。大麻和“强力”毒品迅速扩散，虽然吸毒的现象在一两年前几乎闻所未闻。大部分毒品来自于驻扎在澳大利亚的美军R&R(休闲娱乐)军人，他们自己就常常吸毒，而毒品在越南随地可见。派出应召入伍军队参战的决策，引起了澳大利亚人极大的不满，不仅如此，还再次激活了早前已经停顿的工党反对行动。反对澳大利亚征召军海外作战又开始成为工党的中心活动；1916年和1917年的记忆，对于1966年又开始回归传统的工党来说，从未远去。

11月就要举行大选了。抗议民众们涌进公众会议，宣泄他们的愤怒，对霍尔特的讲话抱以强烈的敌意。抗议者们常常戴着标志性的胡子，披着长头发，穿着某种程度上在一年以前已经消失的便服。年届七旬的反对派领袖——亚瑟·卡尔维尔——自1916年以来就是反征召入伍政策的活动家，此时他成了英雄。但是，他们未能胜利。战争仍然为主流观点所支持，而主流观点是竞选的关键。反对的声音更是卡尔维尔的个人意愿。尽管有望成为一名卓越而严守教规的天主教徒，但他无法化解政党的分裂，而民主工党强烈反对他——正如在此前的多次大选中那样。此外，民主工党过分地支持越战，将它视为阻止被他们看作来自北方的共产主义势力威胁的关键的一堵墙。而另一方面，左翼的工会仍然掌握着他们1955年赢得的工党组织翼(权)。卡尔维尔领导的维多利亚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左翼工会仍旧控制着议会议席的初选权，甚至包括卡尔维尔本人的席位。此外，卡尔维尔也不是一名富有吸引力的联邦总理候选人。他伺机很久，挫败了其优雅而前途光明的副手高夫·惠特兰的崛起。工党很喜欢卡尔维尔，但他对中产阶级没什么吸引力，虽然他在1961年那个经济滑坡的年份举行的大选中差点赢了孟席斯。5年以后，他的竞选承诺变得不切实际，他变得喋喋不休、令人生厌、难以服众。

注：霍尔特总理和他的三个媳妇。他热衷于冲浪和叉鱼。(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1963年，霍尔特在他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选中，以6%的微弱优势战胜工党，成为联邦总理。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他在国会中很有竞争力，但有点儿死气沉沉，对待管理问题又总是犹豫不决。这个国家逐渐意识到，他并不是孟席斯。虽然一开始他表现得像是充满生机的新生代，但很快就表现出老迈而不忘炫耀的花花公子形象，加上他可爱但不检点的妻子，都让他很快就过气了。在他对一些国内事务的处理上，选民开始出现不满情绪，选举结果也开始令人不快。而后就发生了澳大利亚政府历史上最严重也最戏剧性的悲剧：1967年12月17日星期日，正在维多利亚莫宁顿半岛上度周末的联邦总理在酷暑中冲浪时失踪，从此再无音信。当时他59岁。

霍尔特执政期间，曾经在政策组合上有不错的表现，比如劳工(当时和兵役为同一部门)和移民政策。他是孟席斯最忠诚的副手，孟席斯也希望他来接任。他天生十分友善和体贴，通常十分礼貌，能容忍小缺点，必要的时候也十分强硬。同事、公务员甚至对手都喜欢与他共事。追溯起来，他本来可以把越战的事情处理得更好，但他受到约翰逊总统的压力太大，只好承诺增兵。大约8000名澳军士兵被派出作战，其中死亡约500人。相比之下，美军派出了250万人，大约牺牲5万人。霍尔特和其政府盟友描述越战时一般使用“残酷的亚洲共产主义威胁”等字眼，和华盛顿没什么不同，但这些语言不许用在其他重大事务中。不过，即便在他们最喋喋不休、引人注目的反对者中，也没人对此进行什么微妙的分析。

越战和他离奇的死，令霍尔特短暂的执政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其施政记录总体是不错的。作为部长也好，联邦总理也好，他削弱了白色澳大利亚人政策。对这一曾经是标志性的政策的支持自“二战”以来就开始减退，伴随着这个国家在移民、经济上的自信，以及对亚洲人的信心不断增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有两个最古板的守旧派还坚持着。移民部也欢迎变革。有的人发现，当1966年新上任的联邦总理放开了对非欧洲人移民的残余限制以后，政府还允许那些与澳大利亚有着“密切关系”的人，或者那些拥有澳大利亚急缺的专业技能的人才移民。

霍尔特还预见了后来引入的十进制货币：1966年2月，澳大利亚镑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两澳元纸币。当然，这一改革自孟席斯时代起已经酝酿多年，从联邦成立以来就一直反复论证。随着执政晚期愈加感情用事，孟席斯一度希望新的货币取名为“皇元(royal)”，但未能实现。直接沿用美国人的名字就显得不够严谨，最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的“元(dollar)”一词得以采用。虽然澳大利亚镑自从1931年大萧条开始就不再与英国货币通兑了，不过十进制货币的采用仍然是对其英国性的再一次打破。

英国同样做出了决裂行为。威尔逊的工党政府上台以后即宣布，因为经济原因，将在1970年前后从“东苏伊士”撤回英国部队，可能用于维护香港的稳定。英国军队，尤其是海军，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国防的关键力量，突然就变得不再重要了。考虑到仍然未决的局势、苏联海军偶然的远征、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政府的毫无经验等原因，美国的同盟和军事存在对于该地区越加关键。

不过，这样的局势也鼓励了澳大利亚自1945年以来苦心孤诣研究的亚洲外交策略。虽然只是看法，但普遍认为冷战已经逐渐过去，殖民控制正式结束。这种局势曾是孟席斯定期访问伦敦的部分原因，也促使英国军队始终存在于该地区。非洲的去殖民地化(孟席斯也牵涉其中)也行将终止，联邦总理开始访问越来越多除伦敦以外的地方。霍尔特经常访问东南亚，比孟席斯更强调个人外交。他那不那么高大的身躯和更平易近人的个性，促进了他与亚洲领导人的关系。

霍尔特死后，政府交由约翰·格雷·戈顿执掌。戈顿身形瘦长、和蔼可亲、性格外向，但有时缺乏老练，在战争时期是一名RAAF飞行员，在新加坡附近的空战中被击落，划破了脸。他1950年以后曾担任维多利亚州的自由党参议员，是参议院新选举出来的州长，还担任过好几个部长职位，最近的任职则是教育部长——这一切表明他即将在政坛大展身手。自由党国会议员将他选为党魁，因为他具备政治家们所寻求的全新形象，在电视上看起来更有吸引力，这在当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乡村党需要他。他被认为是工党的新星惠特兰的更有力的竞争者，是率直、果断而温和的改革派。他复杂深厚的背景也具有潜力——他早年是维多利亚州北部的果园园主、退役军人，有一位美国妻子，父亲是一位英俊的英国人，在悉尼海岸学校和季隆语言学校和牛津接受精英教育，他的母亲是一名墨尔本港出生的爱尔兰和德国人后裔。

注：约翰·戈顿。(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在竞争自由党领导人的党内争斗，以及竞争成为联邦总理的过程中，戈顿击败了外务部部长保罗·哈斯勒克，后者有能力，也受人信任，但在公众场合不爱讲话。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必须绕过极有野心的副总理，财政部长威廉·麦克马洪。联合执政作为过渡政府被接受，但乡村党党魁和经贸部长约翰·麦克尤恩的职位完全保留了下来。约翰·麦克尤恩十分亲民，20世纪30年代末就活跃于国会中了。1958年，麦克尤恩接替了更有名气的亚瑟·法登的位置，任乡村党党魁，并开始在农业人口减少的情况下致力于确保政党的政治实力。1960年取消进口限制以后，他逐渐成为保护主义卫道士的角色，试图让关税保持在战前水平。虽然这会损害粮食农场主和畜牧业主的利益，但对园艺业、制糖业和某些农业部门有利，而且是调整框架的一部分，鼓励进行小麦和其他一些产品的价格联营和采用国内价格来补贴奶制品出口。这种“有序的市场化”仍然是乡村党核心和外部支持——尤其是政党捐赠(麦克尤恩从制造业赢得捐赠，进一步巩固了乡村党的基本盘)——的心头爱。麦克尤恩的眉毛浓而突出，个头很高，表情坚毅，礼貌而不乏威严。麦克尤恩是乡村党的英雄。他将经济上偏向自由派的麦克马洪挡在了联邦总理位置之外。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对决在消失了几十年以后，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戈顿的执政被证明是另一次失望。在信贷领域，他的成就包括关键性地支持了公制度量(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采用)，推进联邦对电影工业的扶持，给予低收入人群额外的医疗优惠。他尝试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和国防，减少州的权力，这一点挑战了自由党。虽然他是个实干派，但他仍旧是一名顽固的个人主义者，冲动而难以预料，喜欢仓促判断，在政策和个人问题上都令越来越多握有权势的人感到失望。作为一名热情的国家主义者和中央集权主义者，他认为联邦需要加大权力，为此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作为第一个插手教育事务的联邦总理——疏远了保守派州领导人和政党。他的某些国防态度也令民主工党感到失望。他的贸然行事、时而表现出的挖苦或蔑视的风格，疏远了公务员(公共服务部门)和乡村党。私下里，他对待饮酒、个人关系问题和工时的态度不拘一格，有时候竟然连公众也知道了；他相信，联邦总理应该忠实于自己。似乎天生有自信的他，可能有时候自信过了头，高估了自己未经充足准备就将重要政策推行开来的能力。他非同凡响的背景——作为参议员直接进入了众议院(通过赢得霍尔特此前的席位)并成为联邦总理——有时候也表现在国会事务的处理中。1969年的大选中，正在革新中的工党在高夫·惠特兰的带领下获得多数席位，战胜了政府，表明了这是一次真正的竞争。1970年的半参议院竞选中选举了更多的民主工党参议员，使得政党联盟进一步倒退。

1972年，经历了与同事的多次交锋和害怕失利的阴影之后，因为1971年3月异议人士提出了一项针对他的不信任案，戈顿以1席的极微弱优势获胜。他认为，这样的结果不足以令他在执政中发挥作用。于是他将联邦总理的工作交给了副总理和对手麦克马洪——后者对此渴望已久，但没有料到真的实现了。戈顿后来告诉一位传记作家，说自己不是一名好的政治家。

那首著名的《我歌我行》成了他任期的辛酸的墓志铭。不过，政党联盟仍在继续走下坡路。

注：威廉·麦克马洪爵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麦克马洪有担任联邦总理的自信，但问题是他野心太大。他有着不太高大的身形和其貌不扬的外表，音调很高，不太善于公众演讲和电视演说，对公众的吸引力不大。同事们虽然折服于他的行政能力，但从来不喜欢或信任他。再者，政党联盟的身影越来越模糊了。1970年发生的超过10万人的“延缓示威”活动，表明了对越战承诺的反对声不断高涨。通胀和经济增速放缓在破坏着经济形势。越战不再受到欢迎，中国也与强硬共产主义渐行渐远，印尼仍旧是稳定的保守社会。1971年，惠特兰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派出一个工党代表团访问北京。麦克马洪忙不迭地谴责这是背信弃义的行为，没想到没过多久，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准备访华了。“竹幕”正在悄然倒下。这些新形势的间接结果，则是越南的模糊立场。但是，1972年，澳大利亚则开始嗅到了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政府变革的风向。

惠特兰是一位能带给人以振奋力量的政治家，其与孟席斯很相像，同为演讲家、国会议员以及传媒焦点人物；两人的仪态同样魁梧、威风凛凛，也都有着逼人的才智。1967年，他击败差强人意的卡尔韦尔，成为反对党领袖，并做出了获得绝大多数人认可的成绩，所有这一切的实现并非仅仅是因为全党上下急求革新。1955年以来，左派的严格控制是通过党内组织及工会来实现的，然而此时，这种方法已经失去了效用。左派主张的“危机的消解需要一个激进、工会控制、中立、国有化之工党政府”现在看来很不切实际，惠特兰评论它不足为信。惠特兰的策略“对议会党团、分支机构及温和工会中渴求赢得选举的多数人进行激励”振奋人心、大刀阔斧、热火朝天地施展开来。这些多数人对惠特兰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少工会控制之工党的愿景情有独钟。这愿景也催生部分左翼人士选择站在领导人惠特兰这一边，致力于简化异常复杂的内部政治问题。惠特兰的关键支持者阿德莱德国会议员克莱德·卡梅隆自1955年以来就是支持左派的重要人物，其平衡着南澳大利亚党组织的权力，而南澳大利亚党组织权力的平衡与否又直接关系着全国权力的平衡与否。此时的卡梅隆希望工党执政，而惠特兰也承诺让其担任劳动部部长。

“是时候了”是惠特兰的竞选口号。兴致昂扬的人群塞满了市政厅，聆听这位工党的弥赛亚抛出一连串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政策。他的政府将承认共产党所在的大陆为中国(当时的澳大利亚同美国一样，只承认台湾地区代表中国)。征兵制度将被立刻取缔而在越南的军队也将被召回(越南战争态势已日趋平淡，在越澳军此时仅余179人)。政府将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提高单身母亲津贴标准以及免收大学学费。大量的联邦资金将用于完善远郊地区的公共交通系统、医疗设施、下水道系统，将用于改善人口分布态势以及扶持教育、文艺事业。工党左派长期反对资助非政府学校，对天主教徒的支持者极力疏远，惠特兰通过其在组织中的优势并借助工党右派的帮助推翻了上述禁令；在“需求”基础上，他的政府将对非政府学校进行资助。联合政府自1963年起即对非政府学校提供援助，从而使得国家关于补助方面的一大世纪难题逐渐淡出公共生活。

工党史上的一件大事发生在1972年的12月2日，这一天工党所获席次从1969年的59席增加为67席，从而顺利击败自由党政府，惠特兰及他的团队列位于国务大臣席之上。大选之中，尽管民主工党赢得了百分之五的选票，但并没能扭转大局。惠特兰及其塔斯马尼亚代表兰斯·伯纳德在等待议会及党团会议推选部长时组成了二人政府。一连串快速、干脆、雷厉风行的决策，包括取消征兵制、废除避孕药营业税等随即出台。

此后，很多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惠特兰执政的三年中，政府的作为顺应时代潮流、受到人民的褒扬且大快人心，然而结局仍只是留给后世一个教训，告诫后人不应去做什么。惠特兰政府的严重错误在于过快地处置过多事项、花费过大、改变过多、有太多宏伟的规划却对内阁团结、参议院及宪法重视不足。中央集权主义、众议院立法的至高无上的效力以及联邦公共服务管理对惠特兰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惠特兰在堪培拉的童年经历及其任职皇家律师的父亲也都对惠特兰的从政生涯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惠特兰也固执地、相当独树一帜地坚持兑现许多预选之时的承诺。

傲慢情绪不无遗漏地在部长们身上表现出来，然而其中的一些人因能力有限并无法胜任他们的职位。奇怪的是，党团会议已决定所有的27位部长都应该身处内阁之中，与联盟里12位的部长数量相比，27是一个略显臃肿的数字。新上任的部长、国会议员甚至包括惠特兰在内，几乎完全没有政府管理的经验。同时工党政府面对改变国家经济命运问题也是挫折连连、措手不及。

“3C”（指惠特兰的3名内阁成员，名字首字母均为C）亦平添愁绪，人人之事皆百转千回，却无一例外都与不可信的方案盘根错节。1974年选出的惠特兰代理人吉姆·凯恩斯是当时的财务部部长，工作业绩乏善可陈，然而与他的秘书茹涅·莫洛西却在开展一段带有异国情调而几乎世人皆知的暧昧关系。大块头而常常不加修饰的雷克斯·康纳脾气暴躁，人送外号“扼杀者”，其任矿产与能源部部长的时候针对资源发展曾实行过一系列耗损巨大而不合理的政策。掌控劳资关系的工会干部克莱德·卡梅隆为提高全国平均工资水平而推出过有风险的扩张规划。有时提到的“4C”还包括和蔼可亲然而时运不佳的弗兰克·克林，其任财务部部长时各大部长皆耗资巨大，面对部长们强盛的需求，弗兰克·克林束手无策。

低迷的经济与严重的通货膨胀经常如影随形，1970年之后的20年间，滞胀阴霾笼罩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部分原因是复杂世界经济的自然兴衰，另一部分缘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上的巨大消耗未能通过涨税或削减政府支出来保持收支平衡。中东国家已认识到极其失衡的石油分布状况所发挥的巨大威力，手中牢牢把握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些国家开始认识到自己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当时世界石油需求飞涨而美国产油量下降的情形之下。中东国家开始逐步抬高油价，受1973年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及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展开的战争影响，油价从3美元/桶涨至12美元/桶。这一情形进一步加剧了通胀态势，并且将世界经济带入了20世纪30年代后最不景气的时期。不同寻常的失业浪潮席卷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率20多年来首次达到了两位数。

自由国际贸易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这几乎是自联邦政府时代以来的第一次。最早关于降低关税保护和减少监管的建议是由自由主义者和学术或商业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这种呼声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政府的财政支持下进一步加大。在国内石油和资源逐步探明之后，澳大利亚自然资源的出口出现了繁荣，而且石油进口也在减少，这结束了国人在过去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担心，也使得就业问题成为继续使用保护关税政策的主要辩护理由。

第一次主要针对关税保护政策的攻击来自于惠特兰带领的政府，他在1973年突然宣布一夜之间全面削减25%关税的政策决定。这是一项有准备的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项反通货膨胀的措施，虽然比过去执政联盟走走停停的信贷危机处理方法更激进， 但在当时也正是为了给饱受“溺爱”的制造业敲响警钟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1973年削减关税政策实施的直接结果是使处在经济边际生产状态企业大幅紧缩产量或关闭，以及推动了第二年失业率的创新高纪录，但对于当时非常厉害的通货膨胀却没有造成多少影响。这一次关税减少的政策可以被看作是政治上的一次勇敢尝试，它指出了在未来，各行各业将变得更加高效，以及廉价进口会缓解通胀的趋势。同样它也可以被视为在没有进行事先协商或者未对后果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傲慢和闭塞的国会所作出的又一次快速决定。它也反映了中产阶级在日益扩大，因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在逐步提升，这部分选民也将可能成为中产阶级。非公开服务顾问们前所未有地涌入总理办公室也是体现这种趋势的例子之一，而去往高级公共服务部门工作的任命增多则是关于这一趋势的另一例子。卡尔韦尔一代大多是热心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但他们更关注的是劳工运动而不是选举。惠特兰在这方面则倾向于处于中间立场。从他个人来说，更吸引他的是推动此事的合理性和成绩，而对于制造业或者经济形势他却少有同情心。

在当时，自由党和民主工党仍然控制着参议院，他们制止了一些劳工措施的签发，而对于这些措施，惠特兰愤愤地认为他是有民意授权的。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还威胁说要暂停供给，以及暂停政府服务运营所需资金的投票。由于在参议院频繁受挫，惠特兰试图改变参议院议员的数量，1974年他骇人听闻地招募了最近被免职的民主工党领导人昆士兰州长前参议员文斯·盖尔，让他辞职后做了驻爱尔兰大使。这实际上相当于盖尔出现了变节。通过这种方式，惠特兰在之前参议院对其立法的反对和关于供给的威胁下，以微弱的优势保住和赢得了双重解散选举。

民主工党因为盖尔的变节，损失了四席议员席位并且迅速沦为不重要的势力。不过两名独立派议员控制了新参议院的权力平衡，但有一名议员重新加入了自由党。众议院有着参议院两倍的议员，其占据多数的优势主导了接下来的两院联合议政，并将其呈送至宪法讨论，这也将随之带来两院重新选举后的长期僵局。惠特兰利用联合议政在8月6日至7日通过了那些有争议的立法，包括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这是自联盟执政以来第一个和平时期的两院联合议政。这项制度为健康保险公司提供大量补贴，并取代了孟席斯时代的医疗系统。联合议政也通过了两名议员的任命，分别为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和北领地的代表，而这两个地方之前都没有议员代表。

更为复杂的是，非常规的政治活动也随之发生。政府任命了名声不太好的总检察长，参议员莱昂内尔·墨菲，昆士兰参议员就职高等法院，然后就有一名昆士兰工党议员死亡。执拗的昆士兰州长皮特森，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则打破常规挑选了对他们忠诚的新参议员，而不是按照州惯例任命一个与之前议员来自同一政党的参议员取而代之。

执政联盟因此保住了对惠特兰的控制和供给威胁(针对政府运行所需资金的议会投票)。他们全方位的诡计使得选民对之非常失望。继麦克马洪之后，反对党领袖比利·斯耐登没有成为一名令人信服而且可以替代麦克马洪的总理，很快就把执政联盟变成了贵族，而不是像坚韧不拔、年轻、急躁而且雄心勃勃的麦克马洪·弗雷泽一样。1955年，当麦克马洪·弗雷泽年仅25岁时，他就已经成为西维多利亚的一名国会议员。到1974年，他已经是一名深谙自由党内部阴谋的老手，并且有着敏锐识别工党弱点的能力。弗雷泽曾大力鼓吹他的主义论，这种主义论目前已经很久没有再听到，却在他的影响下逐步变成大家的共识。那就是澳大利亚需要更多的经济管制，压缩政府开支和雇员数量，减少法定工资的上调，削减工会的影响力，让他们更多地依赖个人并减少对政府的依赖。

而工党秉持的社会主义也曾经引起非议，执政联盟把它变成了大政府，包括大额支出。过去关于共产党在工会或者国外共产主义上影响力的问题已经逐渐消亡，因为当地共产党出现了分裂，中国和苏联的共产党活动也变得更像常规一样行事。所有政客都敏锐地意识到，执政联盟在参议院仍有能力阻止向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弗雷泽会不屈不挠而且急切地想这样做。然而弗雷泽却声称只有在非常特殊而且应当斥责政府的情况下，他才会走这罕见且猛烈的一步。

不过，政府依旧运转顺利。不久后，在1974年一次私人会议上，惠特兰和三个高级议员就一项借款40亿美金的计划达成一致——这笔资金的金额在经过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后要变得比之前大得多——资金主要来源于油价上涨之后在中东建立起来的“石油美元”资金池。部长雷克斯·康纳非常反常但又独具远见地支持这一举措，并且他想用这笔借来的钱建立一个国家天然气网络，用来给悉尼至墨尔本的铁路项目和其他重要项目供电。在当时的传统思维中，这些项目的建设是不合理的，即便在20世纪末也不会被优先考虑。

康纳开始秘密地和一名巴基斯坦金融中间人蒂拉斯·基姆拉尼打交道以得到钱。他似乎是绕过了从1927年就有权批准政府贷款的联邦机构——贷款委员会，甚至是财政部。随着对项目的深入了解，财政部对此暴怒，认为该项目是鲁莽的，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倾向，代价巨大，其利息可能将巨额负债转嫁给后代。很快，伴随着秘密联络中东中间人的戏剧性发展，“贷款事件”的消息泄漏给了反对党和新闻媒体。政府又羞又恼，放弃了提案。然而，康纳仍坚持征询，惠特兰便要求他辞职。与此同时，因对方过度干预，他也解除了国务资政克莱德·卡梅隆的职务。而副总理吉姆·凯恩斯因办公室丑闻也被解职。

此时，弗雷泽有自己的“情况”。当参议院阻挠1975-1976年度预算案的通过时，这并非否决，而是一种“未能通过”的策略。弗雷泽要求政府下台，重新进行选举。这项决定符合总督约翰·科尔(John Kerr)的心意。当惠特兰推举他为总督时，约翰·科尔已是新南威尔士首席法官。而早些时候，他是悉尼的一名律师，为工会的一些客户和一位和善的知识分子服务。尽管一些自由党议员惶恐不安，双方僵持仍长达数周之久。科尔不想摊牌，但在1975年11月11日正午左右，他出乎意料地解除了惠特兰的总理一职，原因是他不能获得公共支出，包括数十亿待收工资和养老金。他让弗雷泽担任总理，并批准进行新的选举，联盟顺利取胜。

惠特兰评价弗雷泽是“科尔的走狗”。在被解职后，他怒不可遏。“保持狂怒”，他称其为愤怒，表露了工党拥护者的情绪。科尔开始设警察护卫队。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中最充满戏剧性、最为分化的时刻。在那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工党普遍都认为，科尔早已秘密行动，早在自由党议员通过全面测试及工党可实施反击计划之前。与之相反的说法是过于持久的供应危机太具破坏性，容易引起不和，尤其是圣诞节来临之际。工党曾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但被否定的一种方式是，支持惠特兰建议女王解除科尔的职务。该事件本该是在《宪法》规定范围内的，但的确是空前极端的。解职事件开始使工党的观点发生转变，即用共和政体取代君主——总督体系。

惠特兰政府刚闪烁光芒就含羞而终了，但它却影响深远。其成就包括通过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后称健康保险)实现全民医保；规定夫妻分居12个月后可视为无过错离婚；发放用来帮助单身母亲的妈妈救济金；规定将平均工资的25%作为养老金基数；确保18～21岁的公民有选择投票权。在贸易行为方面，政府对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证明公司间协议的合法性。这颠覆了之前联盟的推动方向，那时公司只要公告此类贸易协议的存在即可。所以，堪培拉的责任是对这些协议进行质疑，因为它们触碰了公众利益。惠特兰推行澳大利亚勋章和其他荣誉称号，来取代皇室荣誉。这种做法很受欢迎，且影响持久。1973年立法指定最高统治者为“澳大利亚女王”。

国家援助非公立学校被牢牢定为澳大利亚政治的核心任务，结束了天主教长达百年的申诉。国外事务的提案，如从越南撤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举措，具有时代意义。但是很快，这些活动便绕开了其重要性。惠特兰批准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独立，因为联盟在那里早已步履维艰。他宣布没有种族歧视的多元文化新时代开始了，而事实上，澳大利亚白人政策已经瓦解。惠特兰政府真正地削减了所有外来移民的数量，将过去针对不列颠人的“十英镑”方案提高到150美元。慢慢地，随后的政府逐渐取消了对移民的费用援助。

惠特兰时代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创新、数以千计法案或颁布的法律，尤其是针对联邦政府扩建的相关法案法律，都半途而废了。很少有人想起它们，后来的政府无论是哪种性质，都不希望实施这些东西。免费的高等教育学习因开支过大而难以延续，后来工党政府用贷款的方式取代了免费教育。同时，免学费政策取代了政府、在职人员和其他高等教育奖学金相结合的广泛体系，工人上夜校也无需学费。

早期的矿产经济繁荣和通货膨胀意味着“惠特兰主义”在实施的三年间没有极大地影响预算，即使是三位司库出任职务。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当经济浪潮翻涌、各种账单席卷而来之时，巨大的赤字缺口产生了。各种救济金的实施要付出代价。然而，经过权衡和缩减，国家仍准备偿还这些亏损——只要数额不是太大。为了付清欠债，澳大利亚默许不断增加的税收，因为伴随着通货膨胀，收入也相应地增加，从而使人们的纳税更多。

弗雷泽政府的统治持续到1983年大选失败。尽管早期进行了艰苦谈判，弗雷泽政府的办事风格和节奏仍是谨慎保守的，更像是霍尔特和麦克马洪执政期间的风格。对很多自由党人士而言，弗雷泽的表现令人失望。相比较大众期待的多种措施，他在公共支出、关税削减以及规范方面绩效甚微，而对差不多经过一个世纪的仲裁规定和惯例建立的由工会和雇主官员构成的“劳资关系俱乐部”抨击较少。1975年事件后，对弗雷泽的谴责接连不断，这使得他行事更谨慎。

弗雷泽在任期间，澳大利亚的文化更是多元化。尽管惠特兰政府已广泛宣布文化多元性，并正式结束了白澳大利亚人政策，但事实上，他缩减了所有的移民名额。随着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大量的难民四处游走，许多人热衷于去澳大利亚。一些人通过正规的国际难民组织渠道来到这里，而其他人则是通过最简单、最直接或许是危险的方式——第一批偷渡者，到达澳大利亚。弗雷泽也接受了20世纪70年代黎巴嫩战争后迁徙来的大批难民。而此时，巨型喷气式班机的应用也使国际票价暴跌——机票价格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阻止了难民流入。

在政治方面，弗雷泽是新国会大厦的缔造者。整个国会大厦俯瞰堪培拉，像一个巨大的城堡。后来，他说他后悔做出这个决定。虽然这一次没有党派界限，这个项目在国会议员中造成不和。这栋大楼于20世纪20年代在伯利·格里芬湖沿岸而建。许多议员觉得它环境温馨、充满历史色彩，但就是过于拥挤，应该扩建一下。SBS(卫星商业系统)是政府所有的电视服务卫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移民和少数民族设计的。这也是弗雷泽的一大创新举措。

1979年到1980年，中东石油价格暴涨三倍。虽然这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了伊朗革命的影响，但是这一时局动向警示我们，再不能像以前一样完全依靠地球上自然资源的供应了。这使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全球通货膨胀雪上加霜，成了中东石油价格上涨最直接的原因。基于澳大利亚相对便宜的煤炭，澳大利亚政府和工会很快决定开辟由自然资源促进繁荣的道路，虽然不如人们期待的那样迅速，这样的繁荣最后也还算是实现了。政府和企业联盟自信满满，由于手伸得过长，以至于当地工资轮番上涨，最终引发新一轮的全球通货膨胀；企业纷纷破产，经济衰退加剧，从而又使他们再次自信心爆棚。

在1983年，罗伯特·詹姆斯·李(鲍勃)·霍克接替弗雷泽出任澳大利亚领导人，他在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当了12年的主席，他告别主席这个职务后不久，又很快进入议会当中。与在他任期前后的工会理事会官员不同，鲍勃·霍克有着丰富的公众生活，对电视和媒体的巧妙使用成为他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即使是在珀斯度过少年时代时，他也几乎不会隐藏自己向往最高职位的野心。获得过罗德奖学金，加上还有一个牧师父亲，他影响了澳大利亚恶棍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代表。哪怕经常饮酒过度，令人厌恶，他依然是众多女性同胞心中的男神，尤其是在他成为电视人物之后，更是受到广泛追捧，不过在公众场合频频抛头露面的霍克并不总能得到同事的理解。直到1983年弗雷泽宣布参加大选前不久，霍克在众人眼中才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领导。从精神上看，这对于人们来说近乎一场赌博。弗雷泽曾计划赶在霍克之前参选，好接替比尔·海登——一位自学成才的昆士兰警察，还曾从惠特兰手中接过工党领袖的担子。和倒霉的最后一位惠特兰财务部长一样，海登在赢得了公众的尊重以后才开始慢慢试图清理经济上的混乱。海登并没有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切断和公众的联系，这点倒是很像大多数受人尊敬的、性格温和的、决断明智的政治家，海登也因此赢得了绰号“牢骚比尔”。

相比1970年的情况，霍克领导下的澳大利亚几乎是焕然一新。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从经济上看，虽然不如预期乐观，还受到经济衰退的冲击，但是自然资源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创造出了新的财富。大部分的资源由于地处太过偏远的地区，开发程度还未得到证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工业在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迅速繁荣，带来了对这些资源需求的飙升。西北地区巨大的铁矿石储量吸引了人们最多的关注，但人们更希望开采昆士兰南回归线和新南威尔士猎人谷无穷无尽的煤矿资源，因为那是冶金级的煤矿。20世纪60年代末是澳大利亚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一个商业发展期，从起初数量适度集中在昆士兰中南部发展到后来在深海中也有巨大的储量。繁荣范围从起初巴斯海岸的维多利亚，逐渐扩展到西北部大陆架的大片气(油)田。受地质影响，澳大利亚大陆大部分地区从远古时代开始就分布了丰富的石油资源，不过深海里那些较年轻的岩石可不一定。

英国进入欧盟之后，澳大利亚失去了在欧盟的贸易优惠，那些有活力的亚洲经济体和其他地方对澳大利亚开放了食品、羊毛以及煤和铁市场。结束了与该地区的大部分军事联系，英国也削减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作为英联邦成员可得的好处，比如在准入方面以及澳大利亚人一直享有的无需工作许可证的权利。戈登、麦克马洪以及孟席斯是最后几位被授予爵位的澳大利亚前总理 (除他们之外，另外两位爵士总理是很早之前的乔治·里德和约瑟夫·库克)。工党从来没有支持骑士身份，随着时间的流逝，20世纪70年代以后，骑士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孟席斯之后的历任总理都不认为同时效忠于英国和澳大利亚曾是多数保守派的写照。

土著居民已经成为一个坚强自信的少数民族，他们鲜有新闻，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土著领导人。1967年的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中的赞成票占了大部分，给了联邦立法权，赋予澳大利亚土著相应的权利，把他们算入人口普查的对象也极具象征意义，能够带来一些实际效果。那时，包括禁止饮酒在内的大多数保护系统下的歧视已经被消除了。社会福利，包括养老和失业救济已经惠及所有土著居民。1965年，在美国“自由行”的基础上，为打破在酒吧、游泳池和剧院的歧视，土著研究生的先驱，查尔斯·珀金斯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一些臭名昭著的城镇领导学生“自由行”。60年代中期，仲裁委员会开始对从事畜牧业的土著实行同工同酬。在1972年的澳大利亚国庆日，活动人士为了让土著居民的需要得到耀眼的关注，尤其是对土地的所有权的重视，大胆地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外面的草坪上立起了一个土著居民的“帐篷大使馆”。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以外的州在1972年到1973年期间将各自的保护体系移交政府，惠特兰政府废除了大部分依然存在的限制。在惠特兰执政期间通过的1975年种族歧视法案是对不满情绪的进一步打击。

在经历了由土著居民及其支持者长期组织各类抗议活动，以及由惠特兰发起调查之后，弗雷泽政府在1976年和接下来的几年分别授予北领地和其他州土地权利。这在那个时候主要意味着保留土地产权，那些偏远的无人认领的土地则被转移到土著名下，通过土地委员会进行管理。矿产的归属和相应的使用管理费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协商，北方矿业的快速发展使得该问题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土地产权制度虽然体现出了领导人的雄心壮志，但它远远不及实行土著居民州自治那般富有远见。

土著人口的快速增长是这些活动的大背景，部分原因是土著人口出生率高，另一部分原因是更多的混血后代都希望自己能被贴上土著的标签。通常对土著的定义是一个人至少拥有土著的血统，且自己希望成为土著，又能被其他的土著接受。除此之外，国际化趋势在定义土著居民上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和南非当时所处的这个时代主要充斥着种族斗争，特别是在北美，“第一民族”运动高涨。时代趋势也极大地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年轻人和左翼分子。

越南战争的日子里，新左派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狂热分子充满了毒品、性和摇滚的生活使整个社会接近一种无政府状态，曾经风靡一时的“青年大骚动”民众运动带有征兵和战争意味，渐渐淡出这个放松了的社会，只在教育中有所体现，特别是在年轻教师和人文学者当中尤为突出。课程内容和教室纪律也理所当然受到了持续的攻击。经过了十年的创新，1980年的教育和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大麻和其他毒品鲜为人知，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普及，犯罪率急剧增加。强硬的性语言和描述在广播、舞台和屏幕上的传播已变得不足为奇，这在几年以前是被认为完全有害的，也是几乎不可想象的。70年代中期，彩色电视问世，格梅尼·吉尔用她的女权主义流行风格进行写作，1970年出版的作品《女宦官》诠释了她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吉尔的写作也因此被认为是墨尔本战后宁静郊区的产物。这部著作和其他一些书籍带给一般读者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已经发展多年。无论是好是坏，这显示着以前的那种家庭生活已一去不复返。

13  风雨二百年

风雨二百年 1988年1月26日，200万人拥在悉尼港观看由11条帆船组成的舰队驶入闪闪发光的夏季水域。200年前，亚瑟·菲利普总督领导了一个同样的舰队驶向安静矮小的悉尼海湾。办公室和公寓大楼屹立在湛蓝的天空下，那里曾经是几百个狩猎人的家，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空中飞行的喷气式飞机和各种规模的小型舰队表示着对这些高大船只热情的欢迎。人群中成千上万的国际游客和人们携带的袖珍收音机显示出这片土地上的人也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分子了。混凝土塔就像商店橱窗，为人们展示了一个拥有400万人口的大都市，从沿海到内陆，机动车辆的数量几乎和人口数量一样多。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欢呼雀跃。为了与两个世纪前船队的示威显得不同，成千上万的土著带着长矛从遥远的北领地到城里举行抗议游行，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着带有传统绘画的衣服。这算是一种比较具有亲和力的游行，与其说它是一次反越南战争的游行，不如说它是一场足球比赛的进场。据警察和土著领导人估计，这两次游行的人数分别为15000人和50000人。

澳大利亚的200周年纪念聚集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几股势力。在过去的100年中，人们对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或许正逐渐“成熟”，或许已经“成年”的说法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到1988年，这样的说法就不是很准确了：人口达到1650万，社会高度多样化，吸引了很多掌握了熟练技术本领的人，政府和法律机构世代保持稳定。人口的规模、组成和繁荣支撑了一个比50年前发展得太多太多的社会，经济发展顺利地经历了几个阶段，廉价的机票、快速的航班使航空业的发展欣欣向荣，使这个国家的民众能有机会去了解这个世界，这要是在以前，可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当今的社会，每个人都在谈论全球化，“全球化”也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描述和总结，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商业、工业、建筑、文化、服饰和观点的全球化。澳大利亚面临的挑战和其他地方一样，就是如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保留自己的特色。

罪犯的祖先从私室里出来，第一次是在1788年，自那以后，这通常被看作是骄傲的象征。具有第一舰队血统的人通常具有很高的威望，事实上，新南威尔士的副州长，海军上将大卫·马丁爵士是中尉乔治·约翰斯顿和埃丝特·亚伯拉罕的后代，乔治中尉是第一个在1788年登上悉尼海湾的人，埃丝特·亚伯拉罕当时是开往伦敦货船上的一名女售货员。第一舰队的子孙组织了许多家庭、家族的大型聚会来纪念这一天。悉尼西部的壳牌克莱炼油厂的八名员工有着第一舰队血统，这个炼油厂的工人是澳大利亚最可爱的也是最容易发怒的，这样的一种巧合也让壳牌克莱炼油厂得以在国内走红。据一些粗略的估计，新南威尔士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有至少一位犯过罪的祖先，这个数目是塔斯马尼亚人口的大多数，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人口的五分之一。菲利普总督的船队名声不怎么好，但在世界上创立了一个比之前更好的社会。

1988年，澳大利亚土著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政府的态度具有启发性。1984年，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党政府为纪念白人殖民150周年，举办了盛大的公众聚会。四年后的堪培拉霍克政府对土著居民极其敏感，绝对谨慎。正是第一舰队的后裔，学术和历史企业家乔纳森·金组织了雄伟壮大的船队，于1988年1月扬帆起航，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金是菲利普·金的后裔，菲利普是1788年的第二位小天狼星少尉，后来是新南威尔士的总督。2003年，维多利亚和塔斯马尼亚政府似乎也因为第一舰队仅在索伦托和里斯东短暂定居而对200周年纪念略显尴尬，因而拒绝通知居民来参加庆典。探险时代填补了这两个缺口，组织了富有生气的公共活动。第二年，塔斯马尼亚正式庆祝了霍巴特200周年纪念。

200周年庆典激发了白人和土著之间一种全新的关系。澳大利亚土著非凡的历史在“二战”后得到了人们更深入的了解。根据不同的统计，他们的历史渊源也逐渐变得更加悠久，有说他们一万年前就来到这里的，也有说他们是四万到五万年前来的，还有说他们在六万年前甚至更早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这些难以置信的时刻是以前人们梦寐以求的，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澳大利亚存在的证据，直到关于荷兰探险家和库克有文字可考。战后发展的碳测定技术和专业考古方法是基于古老的石头武器和极少数古代人类遗骸的发现——慢慢地，揭开遥远过去神秘的面纱。回首历史增加了土著的骄傲和自信，也让澳大利亚白人更加意识到他们拥有的宝藏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绵不断的文化之一 。

很久以来，人们都认为1788年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大约是30万，这个估计在200周年庆典历史发酵前并没有受到质疑。然而，具有争议的那些新的估算方法，包括数学和建模表明18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已经接近100万，这比以往前殖民时期的人口规模都大很多。澳大利亚人开始对记录的土著人口数量明显的急剧下降感到不安。一些作家和评论家猜想由白人引起的屠杀和疾病造成的死亡，已经达到了一个超乎人们想象的毁灭性的规模。新一代独断的本土评论家经常增加人们的不安，内疚的白人们经常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白人评论家经常猜想源自第一舰队的天花病是造成土著大量死亡的最大原因，而且这种疾病还有可能是故意传播的。不过，这种假想显得有些站不住脚。

一场针对澳大利亚白人社会自身的道德水准及合法性等问题展开的辩论激烈起来，虽辩论技巧略逊一筹，却更激动人心。这场辩论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甚至早些时候，是有关欧洲殖民主义罪恶与否的国际争论的组成部分，有着较大的规模。越南战争时代的快感以及200年来殖民主义政策所带来的祸患使这些问题更加激化。第一舰队及其跟随者们究竟是侵略者还是移民者？他们霸占并把一个繁衍生息、生生不息的社会毁坏殆尽了吗？大型船队进港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问起这些问题。可是不管怎样，要想得出答案，没那么容易。

200周年庆典之后，这些问题很快被诉至高等法院。埃迪·马勃是一位生活在北昆士兰州的托雷斯海峡岛民，基于白人因王权所声称的所有制之前无数年就已存在的传统所有制，他和他的朋友们成功地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归还岛民们他们所居住土地的所有权。长期以来，岛民们一直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安排有序的土地上耕作。在白人听说托雷斯海峡之前，全世界早就认可了这种土地所有权，因为它不会影响任何现有的安排，不过昆士兰州政府的骄傲就不一定了。

然而，当地的土著居民领导人及其支持者们的介入导致该案情扩大化，索要该大陆所有尚未转让为不动产所有权的土地产权。该诉求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其中之一是重新界定一条模糊的法律概念——“无主土地”， 控告称在库克时代，英国就澳大利亚所做的声明是建立在一种假设有效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没有组织化的政体和土地所有权。毫无疑问，这是英国的假设，因为(不是英国)也会有其他的殖民国家或扩张势力。可是，存在的纠纷是“无主土地”本身并没有在18世纪得到积极应用，且在英国正式的法律请求中不受保护。可是，高等法院却在其对1992马勃案所做的判决书中发现，远在1770年之前，一种本土的土地产权形式一直被沿用，且仍具法律效应，此后的各种土地产权均未将其取代。后来，土著居民的法律诉求中成功的一点是：按照规定，畜牧契约(这是不特指用于放牧)中约定土地由租赁人和可证实其长期且按照惯例拥有特定的相关土地的土著居民社区合租。这是基于19世纪40年代英国为了畜牧业的首次大繁荣而出台的整顿畜牧业的法律法规而制定的。

马勃案的直接结果是给予土著居民社区(依照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土地权利管理办法)早已拥有的北领地之前的预留地以及周围一些无主皇家土地更具保护性的权利，以及一种认可沿袭千秋万代的传统的权利。该案的其他诉求则难以得到解决。英联邦及州法律均须对其他诉求(的判决)予以澄清，或者证实该案的诸多细节，尤其是那些影响放牧、采矿及住宅租赁协议和一些城市财产等的细节。马勃案使得各法院、议会、政治观点持有者和谈判代表们忙得不可开交，直到20世纪末以后才得以消停。但是，与其说该案件极具争议性，不如说其中的很多细节错综复杂且存在技术问题，颇具野心的土著领导人和牧场主未能如愿。

“失窃的一代”是一个更具争议性的议题， 闹得沸沸扬扬。由于与自身的文化和家庭相分离，许多土著居民对接受机构式照顾以及不时地与白人家庭一同居住所受到的委屈持敏感态度。“人权与机会均等委员会”是一个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骚动时期的组织机构，它关注到这些诉求，并在1996年以多少让人难以信服的方式向议会做了相关报告，该报告呼吁官方致歉和补偿，在土著居民社区与英联邦政府之间达成协议。在20世纪早期和1970年之间，迁徙人口的数量或达到5万人。这项议题在案件申诉、反诉及数字估算方面迅速搁浅，它涉及多项英联邦及州法律、条例、政策，以及因不同原因在不同时期以多种不同途径遭受收容机构不良对待或被分离的孩子。然而，对于历届政府更为耸人听闻、心怀叵测的指控——强行创造深肤色的白色人种——未能经受住详细审查。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白人官员与接受社会救济的人们对通过大规模的搬迁来给年轻人“一线生机”的理念不以为然。不仅这一理念并未取得多大进展，而且使得土著居民对带走他们孩子的监护人和警察的恐惧根深蒂固。

最常见的情况是福利和保护机构声称单身母亲的浅肤色孩子容易被忽视。保护他们的过程本身很痛苦，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这既是必要的又是艰巨的任务。在那些日子里，福利机构也带走了大多数单身母亲的白人婴儿，或供其他人收养，或安置在别的机构。争议的核心是这几个“阿姨”的仁慈究竟能够惠及多远，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土著社区的育儿风格。虽然通常至少有一份名义上的家庭协议，被带走的五万小孩子中，也大约有一半被安置到了各种培训机构。一些有着纯正血统的孩子或者那些来自完整家庭的孩子很少被收养。

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各种研究、数据、报道和知情人透露的情况表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健康状况上——包括情绪健康和寿命，远远落后于其全国平均水平，在人口素质和教育、收入、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是一样。北方偏远地区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最为明显，同时与其他地区也存在着差距。酒精、烟草和毒品在土著居民中肆掠、泛滥着， 他们的犯罪率比白人(犯罪率)高15倍，家庭中常出现暴力事件，出现孩子没人抚养的情况；在联系紧密的社区中也常出现欺骗和欺凌弱小的行为。一些父亲(土著和白人)没有尽到抚养子女的责任，给社会、子女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和痛苦。扶助社会的社会福利支出使得很多人(土著和白人)丧失了主动奋斗和自力更生的动力，这种现象在北方的部落民族中最为明显，而且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屡次犯错，在北领地(自1978年以来开始自治)中形成了极坏的名声，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北领地的地理位置太过偏远，以及农业的机械化使得农业尤其是畜力农业的薪水减少。偏见、侮辱和误解的现象仍然存在，它们常常通过一些细节表现出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大多数土著居民都希望保留至少一部分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而非成为咖啡色的白人(通过通婚改变改变肤色)，但事实并不像所说的那么容易，在不同程度地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土著居民感受到了一种无奈和痛苦的情绪，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肤色的不同(浅色和深色)。甚至到了21世纪，对于现代社会的矛盾情绪仍然存在于土著居民的思想之中。

这里也发生了可喜的事情，随着通信条件得到根本的改善，更多的土著居民受到更好的教育，变得更加自信，从而创造出数量空前的土著居民艺术，其中的一些艺术蕴含着丰富的商业价值，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著名的、传统的甚至严肃庄重的音乐、诗歌、戏剧、新闻出版和电视新闻业这些项目都在社会主流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而且土著居民在许多大型体育运动尤其是澳大利亚足球运动中表现出了较高的竞技水平。大学使很多土著居民成了专业人才和学者，尽管他们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很小。但随着土著居民逐渐树立起自信，他们的民族特色开始显现，正如之前白人所做的那样，土著居民也开始去寻根溯源，恢复失去的语言和传统。土著居民从来都不缺乏公众的关注，而且在两个世纪过去之后，他们受到的公众的热心关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鲍勃·霍克上台后在澳大利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前工党领袖为之震惊。霍克和他的财政部长兼继任者保罗·基廷都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主张放任式经济，支持自由贸易，是经济理性主义者。他们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政府开支，并且破除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工业关税壁垒。上一届工党领袖一直以来想国有化的银行获得了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自主权。

鲍勃·霍克

工人运动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的骤然减少，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和进口竞争这两种因素的影响，蓝领工会成员急剧减少。为寻求高效率，这些蓝领工会成员融入其他工会(白领)，形成更大的、新的工会。这些蓝领工会成员不再从事之前的制造业，脱离了他们之前的工作环境。工会主义不再有那种“革命友谊”般的浪漫色彩，而揭露了赤裸裸的现实——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白领工会成为整个工会界中最大的工会，然而它与蓝领工会一度各自为战，组织着各自的工会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它们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妇女在工会中尤其是白领工会中的人数大大增加，而蓝领工会的妇女人数却在减少。霍克拥有法律和经济学从业资格证书，是一位研究员，他在20世纪70年代曾领导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开展改革创新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该理事会的发展不断走向成熟，也逐渐中产阶级化。到20世纪90年代，从事教育和护理行业的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提高。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和当地工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代表事业单位职工，向政府而非他们曾经誓与之对抗的“资本家”争取相关权益。澳大利亚工党反映出自身的发展趋势，即逐渐褪去部落色彩，走向中产阶级，尤其当曾经是工人阶级的年轻的专业人才辗转到城市中心地区后，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了。

霍克-基廷政府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实行澳元的自由浮动机制，而此前澳元的价值受到严格的控制。为了消除在银行业上的大多数限制，由悉尼商人基思·坎贝尔领导，弗雷泽发起，经济学家支持的金融体系质询提出了以上的提议。霍克就任国家领导人之后重新审视了澳元问题，并采纳了大多数提议。绝大多数反对派支持这些提议，尽管乡村党在澳元浮动机制提议上没有表态。财政部担心过快的改革步伐可能会对经济造成损害。然而，世界货币市场变得如此庞大、复杂和敏感，这使得储备银行很难或要花费高成本保证澳元不发生较大、快速的波动，而澳元的大量持有者则恰恰希望出现这种波动。另有一个论调是，澳元的浮动机制将会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冲击。例如，在经济活跃期，澳元的国际价值会上涨，使得进口更便宜，从而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低迷期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这一切都在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经济、国际贸易交流和澳大利亚的外汇交易能力，这所有的一切必须处于一种合适的状态，霍克和基廷看起来在这些方面做得不错。

在1983年10月到12月之间，澳大利亚政府撤销了对澳元的外汇管制，并且不再对澳元的浮动进行管理。1945年奇夫利政府颁布了银行法案，而现在关于银行业的限制条例已不再适用，因为现在的金融体系更为庞大和复杂。过去的限制条例太过繁琐，例如，储备银行会定期设定一个官方的基准利率来影响物价和经济活动，因此，储备银行用于管理信贷投放而要求上缴法定存款这一条例已经不再适用。市场竞争已经突破了利率的上限机制，绝大多数这类条例的废除都得到了认可，但是其中却存在陷阱。一个陷阱是消除银行只能提供短期贷款和从隔夜存款吸取资金的限制。该限制的消除解除了市场上商业银行的桎梏，在放宽管制之后，这些商业银行要么选择退出市场，要么选择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另一个陷阱是1985年堪培拉向海外的16家银行发出邀请，允许它们进驻澳大利亚。支持这一主张的人说澳大利亚的银行过得太安逸了，它们在贷款上太过谨慎，它们应该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然而，被允许进驻澳大利亚的银行的数量较之前经济学家提议的(数量)多，因为贸易伙伴国要求澳大利亚给予它们的银行更多的机会。现存的澳大利亚国有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决定它们自己的战略，即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不受外来银行侵占，即使暂时获取低利润也在所不惜。

银行大胆地开展贷款业务将促进经济繁荣，尤其促进商业收购的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公司间的收购已变得很常见了，且进行收购时双方会达成一致意见。从70年代起，公司收购变得常见，这使得市场上的敌意增加，一个公司着手收购其目标公司公开交易的股票并最终控制该公司，不论目标公司的董事是否愿意。在理论上讲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公司收购可能使得业绩不好、股价低的公司更有活力，并且收购程序受到良好的管理以防止程序滥用。然而，一种新的“洗牌者”企业家出现了。这些企业家向有竞争力的、愿意提供贷款的银行大额贷款来收购那些只能被迫廉价出售、清算的公司，这些新获得的资产能够暂时被收购公司用来增加利润和提高股价。同时，企业家能够从交易中获得丰厚利润、个人股票收益，同时用于购买股份的贷款产生的利息能够获得税收减免。艾伦·邦德、克里斯托弗·斯卡斯、约翰·斯巴尔文斯、罗伯特·福尔摩斯·阿·考特和劳里·康奈尔是这个时代大概12个优秀企业家(洗牌者)中的代表。这些人都是有名的政治家和政党基金的大捐赠者。这只能给霍克、基廷和其他几个国家领导人带来短期的名声，让他们受到企业家的关注，他们可能会在观察经济泡沫上做得更多。但是像银行家一样，政治家有很长的做得太少太晚的记录，以致经济走向衰退。

信贷繁荣给银行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使得成立150年之久的维多利亚州立银行(市场环境迫使其收购三洲商业银行)，南澳大利亚州立银行和西太平洋银行(该银行于20世纪80年代经新南威尔士银行和澳大利亚商业银行合并而来)遭受严重损失。三洲商业银行由于其沉重的债务而倒闭，从而为维多利亚州立银行所收购，西太平洋银行自从其商业部门遭到破坏之后，多年来一直扛着沉重的负担。

从劳工的角度来看，霍克和基廷显得有点轻浮，这是从他们处理与一些商业巨头的关系中看出来的。霍克因与TNT集团运输大亨彼得·亚伯有着长久而亲密的私人关系而感到自豪，他与基廷都涌向传媒巨头鲁珀特·默多克和克里·帕克。这样的举动可能有助于他宣传自己，至少减少了关于他的负面评论，但当时确实是多事之秋，即将发生多个商业变化，对于电视和报纸所有权法律的解释也迫在眉睫，其中还牵涉利益冲突。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广播电视集团的先驱报和每周时报，该集团在国内一度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显示出衰退的迹象，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1986年，政府允许默多克的新闻有限公司集团接收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先驱报和每周时报，从而成为市场上的龙头老大。

尽管霍克可能跟普通人一样自我又华而不实，但是他所领导的政府显然是合格的、有条不紊的而且有效运转的。他在资本和劳工、社会团体中有着长久的关注度。以前那个嗜酒成性的工会首领和极有女人缘的霍克不再喝酒，表现得更加稳重，他开始懂得为他人着想，这使得他的同事对他刮目相看。霍克让他的部长们放手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在背后给予他们坚定的支持，同时他尊重联邦政府和内阁的传统，尊重宪法、独立的公共服务和议会两院。不同于许多政府领导人，霍克也是一个善于同公众沟通的人，有着出色的商界和工会领导力，是一流的政府官员和能说会道的政治家。他广泛征询各方意见，召开商界、工会和社会群体参加的多方会议来讨论有争议的问题。他能够快速地理解复杂的问题，他在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20年的工作经验似乎让他形成了对政治的实用性思维，在这方面他比在议会多年的议员更有优势，尽管有时候他缺乏某些议会方面的经验。霍克手下精明强干的部长及精心挑选的官员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团队，这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他手下的这些人中有很多都受过高等教育(上一届政府则非如此)，大多数人都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尽管劳工日益走向中产阶级化，但却有不少的部长有在工人阶级中工作的经验，参与过工人运动，通过努力奋斗来获取资格证书，因而在他人看来他们不是“精英”和“资本家”。

惠特兰对时代造成了较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他所期望的那样。政府中的大多数人都强烈地警惕惠特兰执政时期的过度管控和随心所欲，他们不希望这种情况重复发生。许多前工党领导人往往会审视本党的发展情况，包括工人运动、劳工律师、社会团体情况；审视本党传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思考本党同主流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对主流社会的理解随着时代产生的变化。霍克作为工会官员，既同商业巨头交往，也同中产阶级交往，因而常常受到他人的批评。他对于澳大利亚社会的理解，基于他所受到的关于法律和经济的培训以及对议题的把握，他的这种理解引导着其执政方向。

他和许多其他商界和劳工领导人意识到，在通货膨胀带来的工资增长造成1980-1983年的经济衰退后，澳大利亚再也不能支付战后年代的全面性薪资上涨。在20世纪70年代，对薪资的调整——同通货膨胀率同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这种薪资与价格同步增长的情况影响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失业率上升。早前一个工会“叛徒”代表左翼势力在公众场合公然抨击企业家，要求他们提高工人工资，引起舆论一片哗然。霍克向工会作出指示和引导，并召集其领导成员商讨薪资事宜，讨论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比工资上涨更为重要，同时权衡了企业提供退休金和更好的医疗福利的问题。

工会中的霍克等人同时也认为，经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当前的仲裁制度已过于复杂且运转不灵，在该制度下有数百种关于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规定，且该制度太过死板。工会间的界限分歧——哪个工会的成员从事何种特别的工作，成为工会官员和企业最为头疼的问题，而且它也限制着产业效率的提高。工资上涨的前提是生产力和产出的提高，否则会造成失业率上升，引发低生产力带来的通货膨胀。工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个观点，只有极少数顽固人士仍然固执己见。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都明白了，劳工曾希望政府进行的开支计划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是不实用的、难以支付，其代价是经济的衰退。霍克-基廷领导的工党审慎地思考着社会服务应该服务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一度证明了共产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记忆，也湮没在历史之中。

霍克政府的主要社会政策之一是国家医疗保险制度的医疗与住院福利计划。与之前朝令夕改的一些措施相比，这一计划更加持久。最高法院曾经裁定奇夫利政府20世纪40年代的相对免费医疗计划违宪。与“二战”前相比，1951年政府增加了对保险和友谊协会的补助金，因为该协会自从19世纪起就一直在服务普通民众，给民众在诊断和就医费用上提供补助。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援助，包括给予领取养老金者的援助，同时也保留着自愿参加保险的原则。未参加保险的人也能在公立医院接受免费的治疗，而且个体医生有时也对某些特殊病例进行免费治疗。但是该计划并不适用于某些治疗费用昂贵或者是慢性病的医疗案例，而且这一政策的管理成本也非常高。1970 年，戈顿政府引进了另一个辅助方案来应对外科手术及治疗费用昂贵的病例，并帮助低收入群体。澳大利亚推行的最大的变革是惠特兰政府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在此制度下，医生可以选择以全额报销的方式结算医疗费用，他们可以根据每单医疗服务的金额将他们所有的收费账单寄给联邦机构，而对病人而言，医疗服务则是免费的。保险基金可以支付超过该计划预计费用的部分。参议院中的反对派否决了在收入所得税上加收2.5%税负来为此项计划提供经费的提案，因此其资金只能来自统一税收，这是一项昂贵的临时措施。次年，弗雷泽政府将这一项目独立出来，另立税目进行征税，但允许人们从此项保险中退出而选择私人投保。该计划在实施中显现出某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也做出了很多改变。1984年，政府引入医疗保险制度，部分经费来源于对收入所得税加征的1.5%税负，恢复了原先大部分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但却更加灵活，而且对国库、医生和私人保险更为有利。

工党政府的关税削减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以前，关税削减对于工党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霍克政府执政的最初几年，其重点是帮助最容易受国际影响的制造业(汽车、钢铁、鞋类、服装和纺织品)进行规划调整。在历史上，这些产业向来是用工大户，尤其是对于缺乏技术的移民和小城镇居民而言更是如此。这一阶段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1988年至1991年期间，霍克-基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关税削减措施，几乎摧毁了澳大利亚制造业的核心。

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尽管价格下跌时会承受巨大的风险，但自然资源出口的持续增长意味着过去的以保护本国工业为目的的国际收支平衡控制机制已不再适用于当时的形势。作为回报，贸易伙伴们则希望可以提高它们在澳大利亚销售商品的份额。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制造业扩张的趋势不可抗拒，这些国家能够生产许多成本很低的商品，只有制定非常高的关税才能够保护澳大利亚本土制造的同类商品。多年来，配额限制也一直是澳大利亚保护本土制造商品的有效措施。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工资水平不仅远低于澳大利亚的一半，而且中国的外汇汇率更是让它的商品成本有效地降低。亚洲的生产制造业面向国际市场，规模远超澳大利亚的制造业，这进一步降低了这些国家所生产商品的单位成本。与澳大利亚工厂进行竞争的亚洲工厂更加与时俱进，而且采用新一代自动化机械生产的比例大大提高。高额的海运成本对于本国贸易来说曾经是非常有效的保护手段，但船运业的进步却进一步降低了旧式保护的效果，集装箱和滚装式运输都大幅降低了海运成本。在澳大利亚进行组装的零部件配套元件的使用曾促进了政府的汽车计划，该计划鼓励了进口商在进口汽车中使用一定比例的澳大利亚生产的零部件。但是远洋货轮这一浮动的停车场，使得买了就能开的整车进口成为可能。

随着制造业的下滑，制造业工会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力下降，因此廉价进口商品对工人有好处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强化。考虑到这些因素，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如果不能打败他们，那就加入他们”。而“廉价进口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最佳手段”这一观点尤其引人注目。虽然教科书上的自由贸易理论出现的时间比澳大利亚的立国时间还要早，但此时却再一次在澳大利亚盛行起来。自由贸易理论主张跨越国界的自由贸易可以促进资源得到最经济有效的利用，并且游资和劳动力的新用途可以取代那些效率低下的行业。当时提倡的免于任何监管的自由主义风尚可能也在关税革命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这并不是更加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所预想的效果。

很多反对意见也不容忽视，其中之一就是对就业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许多产业的衰退和工厂的关闭确实增加了长期失业的人数，特别是在那些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郊区和城镇。在1990年至1991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中，这一影响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的关税削减政策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尽管削减关税并不是造成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新的就业机会紧随着经济衰退出现，但也有人质疑就业机会是否足够多，或者新的工作是否适合；越来越多的工作是临时的或兼职的，或者是工作时间更加延长。工人获得的报酬有时会更好，但有时也会更差。一旦某些产业消失了，产业工人的技能将很难恢复。支持关税削减的观点认为，适应世界市场、更有效率的澳大利亚制造业会重新崛起。但除了少数几个产业因为有世界领域的合作而呈现繁荣景象之外，其他的产业并没有达成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从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意义上来说，澳大利亚的制造业效率低下，需要对其加以保护。其特色产品是中端市场的实体商品，如霍顿汽车、安东尼·斯夸尔斯服装、邦兹或者马里伯勒针织T恤。 取代这些商品的许多商品尽管廉价且外观上更具吸引力，但是这种取代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澳大利亚政府倾向于设想澳大利亚能够在新时代对其自然资源的出口产品进行深加工，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采矿场”。但是新世纪的来临却表明这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不论结果是好是坏，澳大利亚变得更加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出口，如铁矿石、煤炭和液化天然气等。

霍克政府及基廷政府甚至试图摧毁澳大利亚工党执政成绩的标志，即对联邦银行和国有的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原名泛澳大利亚航空公司)进行私有化，并将两家航空公司合并出售。奇夫利政府对澳大利亚航空公司进行了国有化改革，并建立了泛澳大利亚航空公司。而联邦银行则是“一战”前费舍尔政府所创立的，是费舍尔政府的骄傲。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打破常规的举措，主要原因就是它们需要大量资金进行扩张，特别是航空公司，更加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满足竞争激烈的航空时代的需要。澳大利亚政府认为纳税人的钱不能花在风险日益增长的航空业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在从航空业中撤退。澳大利亚政府还在1990年终结了两大航空公司(安捷航空公司及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垄断政策，这一政策之前曾阻碍了其他航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国内航空市场的竞争。

霍克与基廷漫画像。(Geoff ‘Jeff’ Hook cartoons)

尽管党内非议众多，霍克政府和基廷政府还是采取了极为巧妙的手法，有时候甚至是两面派的手法，来争取党内的支持，并通过了这些政策以及其他打破传统的措施。批评者发现他们的观点很难反驳，而且批评者也很少有替代方案。反对者唯一的批评意见是政府改革不够深入，而且堪培拉的专家们的意见也是支持霍克政府和基廷政府的，这些都有助于霍克政府和基廷政府出台这些改革措施。霍克和基廷政府骄傲地宣称工党一直都是澳大利亚变革的代理人，处在时代进步的最前沿，这些说法也减轻了党内的疑虑。霍克政府还通过几个及时的环保举动来取悦偏左派人士，包括禁止在塔斯马尼亚州的富兰克林河大峡谷修建大坝，以及宣布在北领地建立卡卡杜和乌鲁鲁国家公园。

澳大利亚1986年的法案清除了这个国家最后的殖民地痕迹，其中包括伦敦的枢密院享有对其最高法院所审案件的上诉权。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使得这些殖民地痕迹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

在后霍克-基廷时代逐渐加快的步伐中，澳大利亚的大学体系完成了彻底的重组。1987年，西澳大利亚人约翰·道金斯就任教育和就业部长，大刀阔斧地终结了各州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废除了往日大学和高级教育学院(CAE)之间那陈旧的区分。澳大利亚的大学数量，从1946年的9所增加到19所，后来道金斯又通过对约50家CAE进行合并和多校区整合安排，将大学数量进一步增加到36所。委婉地说，学术界并不总是喜闻乐见这样的改革。令学术界更反感的则是HECs(高等教育贡献)——一项旨在为学生提供学费贷款的计划——的实施。堪培拉决定，预算将不再支持1974年惠特兰施行的免费高等教育政策。很快，联邦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直接资助和集中控制。多年以来，政治双方(各州和联邦)已稳步增加了对民办教育——多为教会相关的民办学校——的资助，允许民办教育体系发展起来。所谓的“道金斯式变革”，其初衷是令教育更加便宜而高效，而普遍的反对声音则认为，这种做法加剧了行政和管理的困难，最终的代价是沉重的。

计算机和周边技术的发展对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影响，比过去25年的总和还要大。无论在创造就业还是摧毁就业上，科技的力量都是无与伦比的。每个人所做工作的经济价值，已经能够被精确地评估出来。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夺走了大多数会计员和打字员的工作。大多数计算机出现在银行里——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一波合并潮之后，许多百年老银行消失了。很快，澳大利亚原有的九家大型银行剩下了四家。70年代出现的新事物还有“塑料”、信用卡和迅速增加的ATM机。到80年代早期，ATM已经遍布大街小巷，这种“墙上的洞”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银行卡取钱。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不仅走进了办公室和工厂，还走进了千家万户。便携式个人电脑(PC)出现了，一同出现的还有移动电话和应答设备。对企业而言，购买最新技术的成本十分可观，尤其是在一波又一波的“科技旋转木马”的潮流下，新的款式不断推出。企业和各类机构往往发现，从财务角度而言，无论是跟上科技的步伐，还是裹足不前地使用纸笔，都一样险象环生，但无论如何，落后是绝不行的。科技变革的代价是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的消失，虽然它也产生了新的就业，但以往人们的那种安全感，乃至对终生就业的希冀，都已消失不再。

计算机时代的间接影响难以衡量，但巨大无比。有一种怀疑论调认为，由于自高自大而被解雇的那些计算机和数学模型武装下的经济学家们，应由于经济在繁荣和萧条之间的波动，及其对经济理性主义过度成瘾受到批评。批评的声音还指责电子设备的力量削弱了人的注意力，令人不屑于传统和户外生活，恶化了人类社会，甚至使毒品危害更广泛。但是，计算机和计算机促进的竞争同时也扩大了人们对商业生活的掌控，使企业管理更为精细化——有时计算机技术已然成为管理本身的终结——并使得会计师的重要性胜过工程师。

鲍勃·霍克似乎天生幸运(他于1929年出生于南澳大利亚的一个乡村)。53岁那年——正当人生最佳时期——实现了成为总理的野心，没有经历漫长而令职业生涯受尽挫折的在野时期，也没有从少数派部长开始的崛起历程，就在这个国家即将从干旱和糟糕的经济衰退中复苏的时候，他上任成为总理。澳大利亚民主党是从自由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少数党派，立场偏左，在参议院中是政府的长期支持者。与以往常常出现的情况相似，多年来霍克的顶层对手们已经严重分化。温文尔雅、更为自由派的安德鲁·皮考克和更为冷漠而保守的约翰·霍华德二人激烈博弈，在工党大选中交替领先。1987年，时年76岁的约翰·比耶尔克·彼得森——性情愈加古怪的昆士兰总理——领导了一场右翼倒戈“约翰要当总理”运动，结果适得其反，让霍克获得了第三届任期。1990年，衰退若隐若现但还没正式到来，他勉强通过大选，开始了第四届任期。工党历史上还从没有任何一个联邦领导人有如此长久的任期。

但到了1991年，公众支持率显示霍克的颓势开始出现，他自我标榜的“与澳大利亚人民的恋情”开始风雨飘摇。过去曾高效地携手合作的两个自大狂也开始互相攻击。保罗·基廷认为自己的时机已到，也认为自己理应成为霍克的接班人，于是开始公开向领导层发难。见发难没有奏效，他转而辞职，开始背地里组建自己的支持组织。在又一波经济衰退的侵袭下，霍克和政府的支持率均一落千丈，于是，1991年12月，基廷在党内会议上成功取代了霍克，成为新一任联邦总理。47岁的基廷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联邦总理，但他尖酸刻薄的作风和锋利逼人的演说却丝毫不亚于比利·休斯。二人都是澳大利亚工党中强硬的新南威尔士右派。

基廷的任务是从1993年开始保住政党的执政地位。一如既往兴高采烈的基廷，将重点转移到过去他成就卓著的经济问题上来，也就是他所谓的“放眼全局”。他提出了所谓的“3R”政策：(与土著居民)和解(Reconciliation)、区域(Region)和共和(Republic)。他的宏图是，澳大利亚以一个与土著居民妥善和解的、文化更为多元、市场更为自由的共和政体的姿态，强势进入亚洲。以现在的眼光回顾的话，这一宏图和大多数其他的大计一样存在着问题。基廷与印尼总统苏哈托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和外交关系，并通过国防条约加强了两国关系，但苏哈托很快就因为腐败和专制而被推翻。基廷与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闹翻，说对方“冥顽不灵”。他与中国和日本建立了邦交关系，但邦交的性质主要由那些国家自己说了算。霍克和基廷在建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重要性有限。实际地说，自1945年以来，所有国家都越来越严重地陷入亚洲泥潭——与亚洲国家的复杂关系和对美国同盟的支持问题。不同之处在于重点在哪，辞藻是否华丽，看法如何，以及亚洲国家要的是什么。

20世纪90年代的土著居民事务，基本上是从错综复杂的马博判决(Mabo Native Title)的迷宫中寻找出路的过程。不过，虽然该判决对于当事人事关重大，但影响却十分有限。随着亚洲(偶尔也有来自非洲的)移民和学生人数的飙升，澳大利亚文化变得更加多元。弗雷泽和(尤其是)霍克鼓励亚洲人自费来澳大利亚高校留学，且颇有效果。他们的到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加深了澳大利亚人对其他地区的理解，因而广受欢迎。而吸引他们来到这的原因之一，则是因为毕业以后有机会永久居留。这个阶段澳大利亚采取了配额(而非招收)移民政策，熟练的英文和有用的技能帮助学生们取得成为移民的资格。另一大规模非白人移民群体则来自联合国世界难民组织安排的难民。移民者定居以后，通常会把家人带过来，因而移民的人群更加多样化了。到20世纪末，城市中心街道上大约有十分之一的面孔是亚洲人，而他们中的青少年往往带有明显的澳大利亚口音。

澳大利亚共和国的提法自19世纪已经出现，但支持者甚少。基廷将其当作个人事业重新提出，而民意调查表示了公众的支持。他还推动了一部国家(民族)主义版本的历史——部分灵感源自与气质独特的堪培拉历史学者曼宁·克拉克的谈话——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在“二战”新加坡基地，英国人在加里波底战场上辜负了澳大利亚人。他还试图推举将1942年科科达小径战役——而不是加里波底战役——作为战时的国家象征。

虽然上述种种政策为基廷政府带来了富有野心的新面孔，也令人们对基廷印象深刻，但对于选举人气的作用很难估计。要赢得公众支持，基廷的难题在于他在公众印象中的傲慢形象，以及公众对于经济波动的记忆。1988—1990年间，正当储备银行努力控制繁荣时期的通货膨胀之时，借贷利率却上涨到17%以上。随之而来的是高失业率(高达11%)和几次惊人的大银行倒闭事件，许多小银行倒闭或大难不死，利率又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下跌。时任财政部长的基廷称其为“我们必须经历的衰退”，衰退过后，多年以来的严重通胀结束，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证明他说的是对的。在那段时期，全球都少有人能把这种起伏波动如过山车般的经济驾驭得当。基廷很善于放出这样的豪言，但公众心里——尤其是那些受到先是高得令人生畏而后一落千丈的利率所影响的人的心里——却只记住了基廷是一个傲慢自大的政客，就是他造成的这一切。而在其背后，部分是因为波及全世界的1987年股票市场暴跌导致了如1929年的恐慌，以及为控制跌势而推出的一波加大货币供给大潮。但是，股票市场的暴跌并未延伸到实体经济，后来人们认为这不过是因为计算机加快了交易速度而导致的一种无心的后果。殊不知，真正的衰退还在后面。

像霍克一样，基廷也因为对手而走运——1993年大选，他的对手选择了经济理性主义的立场，认为这是正在复苏当中的经济体所需的一剂良药。其提出的计划名为“反攻”，包括削减国民健康保险(Medibank)福利，精简医疗体系，削减公共开支，以及15%的商品和服务消费税结合所得税和进一步的关税减免。为了说服澳大利亚人民，工党领导层选择了约翰·休森。约翰·休森英俊而有风度，具有深厚的经济学背景和商业银行经验。但无论他有多好，他和他的计划都只不过沦为基廷技艺高超、咄咄逼人的恶言攻击下的鱼肉。“朋友，我要慢慢地干掉你”，他这样警告休森，“我们之间难免一战，再过几个月，我要亲眼看着你从你那一堆垃圾中屁滚尿流地爬出来。你别想有个好下场。”

但在1993-1996年间，基廷似乎变得更加沉浸在自己的“全局”之中，开始失去民意。工党并没有快速确定新的领袖，但在1995年，工党再次选中了此前担任弗雷泽政府财政部长的约翰·霍华德。虽然他看上去十分呆板，还常常被人比作“杂货商人”或“郊区家庭律师”，但霍华德十分机敏而老到，是个能力很强的政客，在支持基廷的初选辩论大战中取得的大胜令人印象深刻。基廷则嘲笑霍华德是个反动的郊区居民，要将这个国家带回到孟席斯时代。作为社会保守派人士和孟席斯一生的追随者，霍华德本人对此倒无所谓。这个国家对此也无所谓。1996年3月，霍华德上台执政，其执政时间接近12年，是自孟席斯——霍华德少年时期心目中的英雄——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联邦总理。他成了新千年的风云人物。

注：图左边的联邦总理保罗·基廷是个空想家，为自己在经济、社会和外交上的“大局”观念和做法洋洋得意。1996年大选，基廷的对手是工党的约翰·霍华德，基廷的支持者们将他比作胆小而平庸的郊区居民。但是，霍华德胜利了。他将澳大利亚带入了21世纪，担任联邦总理长达11年。(艾伦·莫伊尔漫画，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vn3621593)

14  21世纪

21世纪“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查尔斯·狄更斯在其1859年(距作家写作时约70年前)的大作《双城记》的开篇中说道。“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对于21世纪的开端，他很可能会写下这样的句子。进入新世纪，澳大利亚前所未有地繁荣，但这种繁荣漂浮不定，令人不安，极不均衡，也增加了人民之间的不平等。生产技术和矿产出口领域的极大发展本应带来更多的闲暇，但这种闲暇常常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有着良好职业的人为了获得相称的报酬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还有许多人在经济的困境中挣扎，只好增加兼职和零散工作，或者提前退休。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那种职业不安全感——与战后初期相比——仍然持续存在。这个社会慷慨地回报了具有合适技能和大量财富的人群，尤其是那些在适当时间出现在适当地方的人，但对于技能欠佳、天赋不足的人，对于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方的人，甚至对于技能与时代不同步的人们而言，就十分残酷了。

由于过去几十年里对抗癌症、心脏病、传染病和其他致命疾病的进展，澳大利亚人的寿命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长，且老年生活更加健康。年长者享有广泛的养老金和其他福利，生活得更好。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大量发展救生技术和药物研发的投入导致医疗保健领域的公共开支剧增，也为政府的预算带来了严峻挑战。到2006年，战后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即将年满六十，对于本已高得令人担忧的国家医疗保健账单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这个联系愈加紧密的世界里，澳大利亚和全世界有着相同的步伐——更加全球化了。制造业在澳大利亚生产中的占比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下降，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同时进口工业产品——甚至农产品——连年增长。中国、日本和韩国是澳大利亚较大的贸易伙伴，印度很可能即将跻身其中。虽然澳大利亚在过去由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占据的英国红酒市场中分有一杯羹，但英国不过是澳大利亚的中等贸易伙伴。如今，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衣物和家用产品来自中国或其邻国。反过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通过进口澳大利亚的铁矿、煤矿和其他自然资源，也使澳大利亚的繁荣一再扩大。

随着工厂转移到别国或外缘地区，从前的工业化城市郊区逐渐中产阶级化，居民生活得以改善，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们变得越来越时髦，走向轻微左倾的立场，并且不再像以前的居民那样养一群孩子，他们甚至一个孩子都不要。一栋带露台的房子，或者一栋单面木质房子，要卖100万澳元，这是老年人想都不敢想的。

做美国的盟友——虽然在贸易上的盟友关系并不总是令人愉快——仍然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外交政策，与1941年开始时的情况一样。澳大利亚继续鼓励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帮助维持区域的稳定，遏制其他大国的势力。澳大利亚和中国、印尼、印度、日本的关系仍然很受重视，但这种关系多年来都较为平稳而很少出现波折，这在以前来说是难以实现的。澳大利亚仍然扮演着重要的外交角色——作为一个相对信得过的中间人，在国际事务中进行斡旋。

1990年以后，世界从冷战进入到富有建设性的和平中来，但这段世事太平的日子才刚到来，好战的恐怖势力又为这个世界酝酿出新的威胁。2001年9月11日，全世界无比震惊地在电视上看到，被自杀性的恐怖分子劫持的喷气式客机撞毁了纽约引以为傲的美国经济和工业的标志——世贸中心大厦，以及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在基地组织的计划中，纽约只是一种附带损害——五角大楼就是这么说的——原因是美国支持他们所憎恨的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国家，以及沙特阿拉伯的政权。

无论是出于保护自身免于类似恐怖袭击的需要，还是出于对美国同盟的支持，澳大利亚立即卷入进去了。东南亚的恐怖组织虽然人数只占小部分，但却十分活跃。纽约恐怖袭击过后，澳大利亚已开始警惕，但亚洲恐怖威胁还是到来了，而且十分严重：2005年10月12日，一个印尼恐怖组织炸毁了巴厘岛的一家夜总会，炸死了大约200人，其中有88名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还加入了美国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所称的“反恐战争”中，派遣军队加入了美军领导的对阿富汗的报复性袭击，还协助了对伊拉克的进攻。奉行极端恐怖主义的塔利班政权早在基地组织策划袭击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向它提供了庇护。伊拉克战争的背景更富有争议也更加复杂，但总的来说是由于相信——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可能受了恐慌的影响——伊拉克独裁者正在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两场战争均持续多年，其间许多澳军，以及更多的美军和他国盟军殒命，更别提死伤的数以万计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平民。在澳大利亚境内，当局也挫败了好几次针对发电站和军事目标的有预谋的或有嫌疑的恐怖威胁。

太平洋岛屿是另一大头疼的问题。那里虽然没有出现较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但出现了很多涉及地方管理的摩擦，导致需要军方或其他澳大利亚人介入和协助。贫穷的压力、人口的迅速增长、有限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顾此失彼的政府治理是大多数难题背后的原因。在这些岛屿上，弱势的政府常常受到各种势力的刁难，非法贸易和进入澳大利亚北部的非法移民也都是问题。种种令人担忧却不甚起眼的小问题并不总能得到堪培拉足够的关注。世纪之交，帝汶岛当地民众拒绝加入印尼，暴力叛乱和小规模战斗相继发生时，他们要求澳大利亚派军驻扎。20世纪70年代，当葡萄牙人突然放弃其落后的小殖民地(帝汶岛)，澳大利亚、美国等几个国家担心冷战中的共产党势力——很有可能是古巴——会为了夺取在涉事水域的影响力而对其加以攻占，因此同意印尼前往攻取(这是多个坏选择中较好的一个)。

1996年3月至2007年12月在位的联邦总统霍华德，对于一半人渴望重回霍华德的英雄和楷模孟席斯的时代，一半人想要成为社会和经济的独领风骚者的这个国家来说，即便不是最令人赞赏的，也是最适合的领导人。霍华德1939年生于悉尼一个中下阶层家庭，父亲是一名修车厂主，他则是坎特伯雷男子高中学校的冠军辩手。他与鲍勃·霍克一样，为自己能洞悉澳大利亚人民——“努力工作的澳大利亚人”——的观点并与之打成一片的能力而骄傲。这一点也让他获益良多：他11年的任期长于霍克的9年任期，仅次于孟席斯的17年。霍华德并不是孟席斯，他身材中等，秃头，还戴着眼镜，没什么令人难忘的智慧，辩才不及孟席斯，追求高雅文化，或者说至少追求的不仅仅是普通的法律生涯。但是，他同时也是一名老谋深算、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对问题把握精准。他很年轻时就进入政坛，在自由党和自己的个人职业生涯中积累的政治智慧很好地成就了他，也服务了他的国家。他给人一种顽强、稳健、有能力的感觉，同时还有一名自伊妮德·里昂以来最热衷政治的妻子。

霍华德政府也不乏艰难的时刻。从历史名望以及与知识阶层的关系(而不是赢得选票)的角度来说，其中最窘迫的境地是2001年竞选活动开始前，官方通讯称——后被证明不实，只是为了博取公众同情——一艘阿富汗难民逃难的渔船下沉时，难民将自己的子女抛入了渔船周围的水里，但霍华德拒绝让救援的船只(挪威货船“坦帕号”)将难民带入澳大利亚。“我们不需要这种人，”霍华德在无线电上说。2001年大选的竞选演说上谈到拒绝坦帕号入境时，他语出惊人：“我们才有权决定谁来到这个国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到来。”为此，他提出了一种“太平洋解决方案”，将坦帕号难民送到瑙鲁去进行冗长的难民和移民身份调查。这一系列事件表明，霍华德在涉及非白人移民和土著居民的关系问题上的处理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翼翼，有迎合右派民众的恐外情绪之嫌。但是，他本人从未被严重指控过有种族主义偏见，他对土著居民和移民事务的投入程度丝毫不弱于任何其他领袖。

霍华德通过其精明的政治权术推动通过了消费税法案(GST)，于2000年7月开始生效。这项法案对大多数消费行为收取10%的税费，取代了多个过去的批发销售税种和其他政府费用，还削减了所得税。出于效率的考虑，党内两派——以及传统经济意见——多年来一直赞成这种零售税，但却一直被狡猾的政治家否决。 连霍华德本人都曾是反对GST的。广泛的批评声音认为，他将在他主政期间把扩大的国家财富巧妙地分配到“中产阶级福利”中，尤其是自己的老年支持者身上，而不是分配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上。

在21世纪，“船民”——期待移民澳大利亚的非法到来者——对政党两派而言都是难题，与十几年前到来的越南人一样。大多数船民来自中东国家，这似乎在许多澳大利亚人心中敲响了一种直觉式的警钟，这种直觉随着恐怖主义的日渐兴盛而一再加重。某些移民(尤其是来自黎巴嫩的移民)遇到过不少困境，但总的来说，过去30年里伊斯兰人口的迅速增加这一事实，比起当初到来的顺利要更为引人注目。非法移民带来的问题是，如果不加以遏制，通过人口走私的非法移民数量将暴增，正如欧洲所发生的那样。大部分难民先是逃往印尼，然后乘坐松松垮垮的小船，从危险的航道上逃往西澳大利亚。政府通常会将他们关在基督岛的中转站或者大陆的检查站进行“处理”(也就是移民审查)，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似乎作为联合国条约保护下的特殊照顾难民而得到承认，并得到完整的居留权。不过，这些小船所遇到的各种灾难导致了许多人淹死，增加了船民的复杂性和悲剧色彩。

船民不仅仅是霍华德一人的问题。他的前任基廷政府也将船民关起来进行审查，霍华德的工党继任者们也继续这样做，试图在表现出强硬和同情之间走钢丝。反对者们——不论肤色——都欢迎这种做法。船民只是一小部分，在骤增的非白人移民中不值一提。20世纪90年代，大约一半的移民来自印度、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同化他们并不难。凡此种种，游客和亚洲留学生数量的增加进一步丰富了澳大利亚街道上的面孔，也丰富了澳大利亚人的食物。中国菜越来越流行，以前少有人知的印度菜、越南菜和泰国菜开始出现在购物区，这些餐馆还提供打包服务。家庭烹饪也变得更多样化了。

总的来说，在60年的战后计划中，大约700万人移民澳大利亚，这一数字相当于1945年澳大利亚的总人口。移民中一半来自非英语国家，大部分人都能很好地融入，公开的冲突几乎没有，虽然私下的摩擦不可避免。

多元文化是这个时代的潮流，这对某些澳大利亚人疑似的种族主义形成了冲击。多元和种族在定义上都较为模糊，因而成了政治家和媒体脚下的一个足球，被踢来踢去。种族主义的反对者们声音之尖锐刺耳，和一个世纪以前种族主义者们的声音一样。实际上，主流人群和许多少数派群体之间相当和谐，只有一些轻微的争辩。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和平融入，以及正统澳大利亚人和外族人之间频繁的通婚。不过，因为多种实际和构想的原因，对于打扮显眼的穆斯林——尤其是那些穿着包裹全身的穆斯林服装(如面纱)的穆斯林女性，以及非洲土著，澳大利亚人却有着很大的不安。当他们与社会经济上处于底层的、背景极为不同的人群近距离生活时，这种不安愈加明显。

白澳政策的缓慢终止是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但进入喷气机时代以后，世界范围的人员流动速度暴增是另一大原因。环球旅行变得如此廉价、安全和方便，澳大利亚可以轻松获得足够的移民人数，再不需要招纳和补助。今天，申请资源和自费入籍的人如此之多，澳大利亚可以根据融入现有社会的能力(如技能、英文能力)和是否有澳大利亚亲属等条件对移民加以限制。这意味着，能移民澳大利亚的亚洲人基本上是相当西化、能讲一些英文的人。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农村能以优惠费用招纳到移民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而澳大利亚当时在欧洲就是这样做的。甚至半个世纪过去后，澳大利亚移民仍然存在高度选择性，因为政策仍然不利于亚洲穷人。

霍华德及其继任者的另一大挑战是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周期。世纪之交，媒体和通信源的发展速度令人炫目。孟席斯在国会只能依靠演讲、报纸和无线电新闻，他很少举行媒体发布会，也甚少公开露面，即便接受了采访，电视上也很少见到他。惠特兰和霍克可谓深谙电视采访的艺术，他们在屏幕上出现的次数如此之多，以至于采访人本身都成了名人。霍华德也不例外，但他同时也使用无线电台，对此过去的领袖们很少使用。霍华德似乎永远在收音机里。他认为无线电台让他与选民有了直接的对话，不会被报社评论员的断章取义和电视台强调播映效果大于传播信息的倾向所左右。这对无线电广播在自澳大利亚有电视以来的阴暗中恢复的程度也是一种证明。广播电台吸引听众的另一种方式，是逐渐增多的言辞尖锐的时事评论节目，观点主要偏向右派。此外，新世纪的到来伴随着各式各样的新生媒体——因特网、电子邮件，以及似乎没完没了地增长的电视频道。社交媒体，例如Facebook和YouTube，开辟了另一层面的交流渠道。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手机，现在变得可以轻松装入口袋，手机上还有摄像头、国际无线电和因特网接收器、街道地图和交通时刻表。连小孩都有了手机。政客和幕僚们不得不拥抱这些新生事物，这样通信和公共关系行业的官员就成了另一增长领域。

即时通信的发展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是，许多澳大利亚人怀疑这种便利是不是过了头。“Spin”(意为回旋，即顾问式销售技巧)，这一种策略性的宣传信息计算方案也得到了显著应用。随着“信息超载”逐渐广为人知，这种做法也慢慢被人们理解，但是公众憎恨长期在政治和商业中过度纠缠。教师和学者们怀疑，年轻人的注意力范围、精神和心智是否因为过度暴露于电子媒介而变差。能使用计算机的新一代罪犯开始攻击计算机系统，不论贫富都一起欺骗。老一辈澳大利亚人担忧，过去的那些澳大利亚俚语和口头禅日渐式微，会慢慢让位于胡乱的谩骂或美式口头语。

继霍华德后成为联邦总理的陆克文在表现其亲民形象时就无意间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广播中说“fair shake of the sauce bottle (酱油瓶子的公平交易，美式口语)”，而老式的澳大利亚口语却是“fair suck of the sauce bottle”，因而批评者们添油加醋地指出，新生代(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正在丢弃自己的母语。

最大的不利因素是时间。澳大利亚人开始感到，他们再也无法逃脱信息超载。邮件和手机信息数量暴增，有的是有用信息，有的是垃圾信息。人们感到必须随时随地带着手机和手提电脑，否则就要错过重要的电话。无论是在黄金海岸边躺着，还是在原始森林中徜徉，你听到的只是频繁响起的电话铃声(也有可能是旁边某个人的电话)。火车上、公交车上或者聚会上，哪儿都能听到响亮，有时甚至是愚蠢的电话交谈，忙碌的人把工作带回家去，在笔记本电脑上或者手机上查看邮件。

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新媒体就将印刷业那古老的堡垒啃噬得体无完肤。1990年前后，全澳大利亚的晚报都停刊了——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而二十年以后，历史可追溯到的殖民早期的大城市早报也陷入了困境，发行量暴跌，传统的分类广告——过去被称为“黄金河流”——如今转移到了网上。在线报刊吸引了大量的点击量，但带来的收入却十分有限，因为内容是免费的，而广告商不太愿意使用因特网。图书贸易、出版和销售也遭遇了滑铁卢。全球范围的在线销售侵蚀了图书销售市场，电子书的挑战也来临了。但是，印刷材料的数量却丝毫没有下降，每天塞入全国各处信箱中的宣传册有十几份，还有许多不请自来的电话推销或者捐款请求信。在线销售开始将大型传统零售业冲击得七零八落，比起过去，现在要从欧洲买一件衣服既不贵也不难。

注：2007年，陆克文成为工党领导人，并成为联邦总理。但三年后，许多问题开始困扰他(许多问题还是他自己造成的)，他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威胁。(马克·奈特，《先驱太阳报》，2010)

人们忧心旧的文化——从贝多芬到《圣经》——处在严重的衰落中。20世纪50年代从摇滚乐开始成形的流行音乐已经拓展成为一个巨大、丰富而有利可图的国际性产业，但是当粉丝们可以从因特网上免费下载歌曲以后，这个行业就进入了风暴期，因为唱片销售崩塌了。结果之一是，乐队变得极为强调现场演出。对老一辈人而言，现代音乐显得过于吵闹了。澳大利亚人对体育的兴趣仍然强烈，大型赛事仍有无数观众，但低级赛事和小型比赛的观众下降了，尤其是地方性赛事。大型赛事在电子屏幕上仍然是大型赛事，获利空间非常可观。明星运动员的收入可以达到7位数，足球和板球运动的许多规则进行了改进和创新。

啤酒消费在下降。过去澳大利亚男人引以为傲的(也略微心虚的)开怀畅饮和你来我往式豪饮开始减少。历史悠久的大型啤酒厂也逐渐将业务重心转移海外，不时还有兼并现象发生，进一步弱化了消费者对老品牌的忠诚度。随着一众精品啤酒和海外品牌进入澳大利亚，主要啤酒厂商的销售收入也在降低。几十年前，酒吧里只有一两种牌子的干啤，而现在动辄十几个牌子。酒类消费的落差主要由葡萄酒弥补，部分是因为，充足的供应和低廉的税收使得红酒价格比啤酒更低。老式的酒馆逐渐从城市的中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型吧台——它们往往喧闹而昏暗，或者高级酒店里面昂贵的高级酒吧。“时髦”是新式酒吧的代名词，但它们也有不少问题，因而并不见得每个喜欢老式酒馆的人都会喜欢。

传统宗教似乎也在衰落，新生代们通常对过去被认为是文化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的宗教基础知识一无所知。婚礼上，甚至葬礼上，牧师出现得越来越少。但是，人们对宗教常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兴趣，对教会学校、教会慈善机构、教会医院等设施的尊敬和支持显而易见。过往的宗派敏感性已经弱化到基督教和天主教开始共享教堂的程度。宗教一度发生了小范围的复兴——尤其在外围的郊区——出现了许多非正式的、情感上的宗教仪式，比如歌唱、拥抱，以及达成一致的黑白原教旨主义。不过，要想吸引那些喜欢从电视上获得信息的公众们的注意的话，无神论者必须发出尖锐的声音才行。

虽然娱乐性读物总体而言在减少，但许多经典却通过电视版本的推广而大红大紫。简·奥斯汀、查尔斯·狄更斯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在ABC的高峰周日晚间节目中时常出现。这反映了一种对英国和巨大的英国文化遗产的延续式的喜爱，长久以来这种喜爱就是靠文学传承的。过去的英联邦政治、国防和贸易关系大多已经消失，虽然澳大利亚也常常发现，英联邦对于自己的中型国家外交政策而言是一架很好的马车。在这个有着大型喷气式客机和极为多样化的旅行的时代，伦敦仍然是澳大利亚人第一大目的地。反过来，澳大利亚也吸引了大量来自英国和欧洲的年轻背包客、移民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其他各类旅行者。由于担心皮肤癌，澳大利亚人对躺在海滩上晒日光浴的热情消减，但从寒冷的伦敦、都柏林或汉堡来到此地的人们喜欢裹着浴巾在悉尼的夏季沙滩上休憩一番——其中有很多人是白人——虽不到一两天就发现皮肤被严重晒伤了。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也都热衷于来此旅游。

英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想移居海外，过去澳大利亚常常催促他们去审批，现在他们不得不排长长的队伍参加审批。21世纪初，英国移民在澳大利亚移民中排第三或第四位，仅次于新西兰、中国或印度。总的来说，随着大多数官方关系的消失、旅行的便捷和社会的平等，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更喜欢对方了。

最为巨大也最长久的社会改变，可能在于女权主义，表现出女性真正激进的一面。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以后，社会似乎已经认同，女性的工作权和表达自我的权利与生儿育女同等重要。事业的更上一层楼和智力的提升可能已经成为女性的首选。学龄前儿童保健中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幼儿常常遭受的短暂疾病可以变成一场全国性的危机。居住在附近，自愿(带孩子)的祖父母是维持家庭平衡的重要因素。生活变得匆促，尤其当儿童参加的体育和各种活动增多以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为适应种种新的情况，社会发生了改变。随着家庭收入的翻倍，生活水平上升，但房价的暴涨又将其蚕食殆尽。不过，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在假日里跨洲和越洋旅行。家常烹饪让位于无处不在的外卖。家庭变得越来越小，2个孩子成为家庭常态，而20世纪50年代时的家庭常态是3个以上的孩子。

进入21世纪，大量女性成了律师，法官，医生，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卡车、公交车和出租车司机，或者工程师。招工时以任何理由对性别加以区分的做法都是非法的。男人们常常私下——甚少公开地——抱怨说女性对“平等”过于敏感，有时有欺负男人之嫌，但职业女性们仍然觉得受到了很大的歧视。

结婚率的下降震惊了老一辈人。婚姻和生育的时间推迟了大约10年，20世纪80年代离婚率就已经达到40%，而20世纪50年代只有10%左右。这其中原因虽然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女权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女性更好的就业和更自由的性生活——是一部分原因。许多人认为世界上人口已经过多，因而在生育儿女的事情上有了别的考虑。许多年轻人开始同居并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生下孩子。单亲家庭也非常普遍。“混合家庭(指父母是继父或继母的家庭)”十分常见。更有甚者，单亲妈妈可能抚养着来自不同父亲的好几个孩子，这常常导致孩子染上恶习或者遭受精神压力。

虽然异性恋婚姻仍然是主流，但社会上对同性婚姻的权利平等的要求日渐兴起。同性恋过去是秘不告人的事情，因为人们了解其中的复杂性。同性恋者有十分正当的理由抱怨社会的偏执和盲从，但要求平等对待同性关系的道路仍然漫长，虽然已经有了广泛的支持，但社会不免要带着这个问题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正是为了维系这充斥种种矛盾的社会，新世纪工党的四位领袖都强调其在社会和财政上的保守主义。霍华德自不必说，2007年大选打败他的工党领导人陆克文——来自昆士兰乡村的一名实践信仰的圣公会教徒，此前是一名中文语言学家和外交官——同样如此。2010年中期，在“政党会议室政变”发生后，他的继任者朱莉亚·吉拉德成了澳大利亚首位女联邦总理，靠20世纪80年代的学生工作实现仕途晋升，有一名男性情人，至今未婚。不过，她也同样宣传自己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保守主义，例如反对像同性恋婚姻这样的创新。她与陆克文以及前任诸位联邦总理一样，对澳美同盟表达了坚定的支持立场。工党再也不和中立主义打得火热了。吉拉德女士也是自比利·休斯以来第一位在海外出生的联邦总理。她来自威尔士，1966年，4岁的她随家迁徙至阿德莱德，在那儿养成了自本·奇夫利以来总理中最粗粝的澳大利亚口音。她还是自柯廷以来第一个领导依靠独立选票的少数党政府。上台之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有了女性首相或主要部长，澳大利亚也已有了女性州长，2008年，陆克文还挑选了第一位女性总督，昆廷·布莱斯。

注：2010年在党内会议中上演政变取代陆克文的朱莉亚·吉拉德喜欢使用如“前进”这样的陈词滥调。(马克·莱特，《先驱太阳报》，2010)

陆克文和吉拉德在联邦总理的位置上都似乎在不断地挣扎。二人此前都没有担任总理的经验。陆克文在政策点子上不乏宏图和冲动，但又不太热衷于推动政策落到实处。同事们发现他很难听取意见。吉拉德更有个人魅力，与绿党和独立议员的谈判中她是成功的谈判者——在2010年8月的大选中，在任何一个大党都不具备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情况下，她以微弱优势胜选，组成了“悬峙议会”。不过，她似乎被复杂事务纠缠得无处脱身，她那平淡、生硬的演讲——与她私下里的热情格格不入——导致公众支持率下降。民调显示，2013年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将惨败。绝望的党团在选举即将举行时重新转向了陆克文，后者的领导声望一直很高。但是，无论2013年9月的大选中吉拉德或陆克文是否能表现得更好，选民却给了两党联盟一个舒服的多数席位。

注：联邦总理朱莉亚·吉拉德和其前任一样，秉承了澳大利亚对令人头疼的阿富汗战争的承诺。(莫伊尔，悉尼早间先驱报，2011)

新上任的联邦总理托尼·阿博特承诺带给澳大利亚霍华德时期那种相对的稳定，以及坚持财政和社会上的保守主义。阿博特的母亲是澳大利亚人，但和吉拉德一样出生于英国，童年随家人来到澳大利亚。天生是个运动家的阿博特是悉尼大学的罗德斯学者，也是自里昂斯以来第一位天主教联盟的联邦总理。

注：托尼·阿博特于2010年成为自由党党魁，2013年成为联邦总理。在联邦总理为朱莉亚·吉拉德的政府中对待女性必须小心翼翼。(戈尔丁，《星期日时代报》，2010)

工党执政时期，吉拉德和陆克文及其幕僚所领导的议会主要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主导。工会仍然控制着组织层面，虽然控制的程度有所下降。20世纪中期和中期以前的那种工党和非工党之间的部落特征正在消失。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开始投票给自由党——尤其是数量越来越多的承包人——他们相信自由党会带给他们更好的政府，而学者型的政府往往偏左。直接吸引“Assie battler(努力工作的澳大利亚人)”的，部分是来自约翰·霍华德的选举口号。可是，2007年霍华德的落败却部分因为他自己的“工作选择”立法。该法案废除了对劳工市场的监管，以至于工会工人们无法接受。同时，随着参议院议员们名望的重振，人们认为两党联合控制的参议院鼓励霍华德在大家喜欢的政策上走得更远。

许多澳大利亚人哀叹：21世纪的政治缺乏理想主义和好点子。但是，从政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理想主义要么让位于现实，要么羽翼未丰，因而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经济的吃紧导致公共开支或新福利的谈判余地少之又少，纳税人已经不堪重负。环境的挑战十分巨大，但环境问题通常比较有技术性，而且选择非常艰难。白澳政策一去不复返，与亚洲的关系逐渐成熟，也遇到了不少波折。半个世纪前，这是改革派所愿意看到的局面，但现在似乎改革难以为继，只剩下许多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

与英国的联系不再，只留下通过君主制度维系的那一点正式关联。澳大利亚共和国的抱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999年进行的澳大利亚共和国全民公投——其基础是联邦议会三分之二多数决定总统的任免——也失败了。保守主义只是一部分原因，对君主制的反感才是问题的关键。当时选定的模式被嘲笑为“政客共和国”，也很难令人接受。公众似乎更倾向于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但这又引起了两难的境地：政府应是唯一的权威，还是应保留总督根据宪法规定的专制皇权？反正，现实中总督并不能真正行使皇权(而在危机发生时，联邦总理可以建议君主将行为不当的总督解职)。1999年共和国公投当中，虽然工党表示赞成，但两党联合却普遍反对；不过，公投的主要特点却是工薪阶层、移民和农村地区投出反对票，而富庶的城市地区却投了赞成票。

多年以来，土著居民问题吸引了众多白人理想主义者的关注，但在长达两个多世纪里，经过无数的、愈加昂贵的改善土著居民条件的尝试以后，土著居民的情况和1788年悉尼的情况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土著居民想要融入白人社会中去，但是以自己的步伐——大家的步伐太不一致，各自的条件分化严重。

20世纪末期，象征性的改革数量剧增，尤其在土地权利的问题上。同时，随着土著居民的人口迅速增长，口齿清楚的土著居民活动家、领导人和政治家的数量上升了。土著与白人之间的通婚已十分普遍。民众对土著居民事务越来越关注。土著事务活动家们广受尊敬，他们和很多敏感的少数群体代表人一样，常常能在一些无意和轻微的事件当中看到偏见乃至种族主义。不过，进入新世纪以后，虽然不乏土著融入良好的个例，但总的来说土著居民的健康状态和寿命仍然大为落后于白人，土著居民的经济和教育情况也大抵如此。酗酒和吸毒仍然在蔓延，更不幸的是，对儿童的暴力行为和性侵经常出现。土著居民入狱的比例，是白人居民入狱比例的许多倍。

虽然各方均有过错，但歧视仍然存在，有时候甚至颇为明显。土著居民对白人世界总是感到不安和憎恨，在白人的企业中感到拘束，他们只有在自己的群体中才感到开心。白人对土著居民的放心程度也没好到哪里去。南北分化仍然在继续。半欧洲人的南方生活水平更高，也更为团结，不过上面的许多问题也令他们困扰。偏远地区缺乏合适的工作和基础设施，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乡村工作因为机械化而终结，导致人口向城镇流动，加大了竞争。

而在北方，大牧场的工作逐渐消失殆尽，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斗志。社会福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覆盖所有土著居民，但其效益——被福利接受者们自称为“安抚费(sitdown money)”——带来的却不是生活上的独立，而是进一步的依赖。长期的现代化生活——例如无线电台和电视——弱化了传统文化中残存的信仰：对白人而言，土著们的信仰只不过是些巫术和魔法；而土著(尤其偏远地区)对白人的教育和文学也没什么兴趣。北方还有着语言的问题，比如英语取代古语的压力，以及不同部落之间的语言冲突。不过，北方不论白人还是土著都认为流传下来(处境也十分危险)的古老文化是一笔无价的遗产，应该得到珍惜与保护。

由于工党在执政中的种种问题或在追寻政权的过程中无法自拔，澳大利亚绿党通过吸引大量理想主义者或者有改革情绪者，迅速扩大了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取代了澳大利亚民主党，后者是自由党的一个左派分支，但多年来表现得更为自由主义，支持女权主义、平等主义和环境事业。绿党比令人厌倦的民主党技高一筹，他们有与民主党类似的政策，但推进得更为有力，2000年以后，通过比例代表制，作为少数党在参议院和某些州的参议院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主流政党的眼里，绿党的政策既不切实际，也不负责任。

虽然联邦和州政府都不得不与民主党、绿党或独立人士谈判才能使法案在参议院通过，但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只是政治外围的一个插曲。在21世纪初，政府真正难啃的事务，与过去任何时候的难度至少是一样的。他们必须控制住通过向亚洲出售自然资源所实现的越来越大的繁荣，否则要么繁荣不可持续，要么损害澳大利亚本国其他工业。在政府的帮助下，澳大利亚制造业不得不从愈加自由化的世界里苦苦找寻自己的位置。联邦财政的力量和各州的所需之间严重错配的问题难以解决，但在公众的痛苦背后，似乎勉强还能够奏效。

随着世界人口越来越多，想要移民澳大利亚的人在数量和背景上都大大增加了，非法到来的船民威胁着澳大利亚人想要保持移民秩序的历史目标。有人开始发问：如果人口超过了现有资源的承载能力该怎么办？同时也有人期待着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直至澳大利亚成为“大澳大利亚”，人口达到2000年早期的2000万人的两倍。到那个时候，距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的郊区将多得令人惊叹，就业岗位和公共交通体量会大得惊人。随着新来的居民慢慢远离城市，沿海的旅游胜地感到愈加不安。耕地和水资源压力日盛，2000年以后，旷日持久的“千年旱灾”导致许多州开始建造海水淡化装置来利用海水。以全球标准来看，这些困局中的趋势不过九牛一毛，但也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世界正走向土地和自然资源消耗的极限，食物短缺极有可能发生。

全球范围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全球变暖和气候平衡的威胁，是不是如过去成百上千年人们所了解和理解的那样？在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上，澳大利亚的排放并不大，但从人均排放量上看，澳大利亚确实是个排放大国，因为澳大利亚主要使用煤来发电。同时，澳大利亚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载煤供应国，煤出口是澳大利亚的主要行业。虽然澳大利亚——以及全世界——已经收到了大量有关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式建议，但全都存在技术上、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困难。至少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付诸行动的意愿很强烈，但政府的一步行错就可能造成经济上的灾难，拉低生活水平，导致严重的失业。

另一方面，看不见摸不着的温室气体的增加是否会严重影响气候还没有定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所进行的广泛的研究和建模结论认为(并向各国政府建议)，如果全世界不降低工业(如发电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话，到21世纪末，很有可能出现全球进一步变暖，极地冰盖融化，海平面大为升高的危险境地。然而，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具技术性、越来越激烈的反对意见中，许多独立科学家质疑所谓的“人为变暖”理论的基础，认为这种论调过于强调二氧化碳的影响，却忽视了自然界本身的气候变暖趋势。

随着21世纪的渐次深入，难民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可能是堪培拉和澳大利亚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但是，困难还会更多。自亚瑟·菲利普和拉克伦·麦觉理时代以来的所有政府和群体都会承认：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澳大利亚人已经完成了诸多大业，但要实现全部夙愿，所需的资金和资源永远不够。

正如另一位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许多年前所说：“生活本不容易。”这句话来自萧伯纳的一出戏剧，它的完整版本是这样的：“生活本不容易，但只要鼓起勇气，它就能令我们喜悦不已。”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的其他领袖们，想必都同意这句话。

15  来源说明

来源说明本书本质上是源于笔者对澳大利亚历史阅读和写作的毕生兴趣。标准的参考文献包括《澳大利亚历史记录》(及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历史记录)、《澳大利亚百科全书》、《澳大利亚名人词典》、《年鉴》等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但许多工作仍需由报纸、杂志和本人及他人的观察所得。

《澳大利亚简史》一书的目的是为了整合大量的材料，文献目录中列举了许多书籍，但仍远远不够完善。

在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上——白人和土著的关系——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文献版本——甚至是远远不够权威。最为详细的，也是相对容易接受的一本关于“天花”侵袭以及土著其他疾病的书是朱迪·坎贝尔编写的《隐形入侵者》。在白人和土著的边境冲突上，亨利·雷诺兹的著作具有可读性，但在感性上他偏向昆士兰州，对土著居民的死亡人数估计(2万)有待商榷，而且他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疾病的影响。基思·文沙特尔的《土著历史构成》卷宗有意识地谨慎遵循历史记录，并和其他作品进行校对，为了得到更贴切、更细节的方法，该卷宗参阅了简·克里彻特的《远场谋杀：西部边疆，1834—1848》、玛丽汉森·弗尔斯的《好人和真实：菲利普港区的土著警察，1837—1853》、《我的一次成功：墨尔本莫林顿半岛的土著居民保护区，1839—1840写于维多利亚》，以及托尼·罗伯茨的《北领地海湾郡的强大边境正义-1900》。杰姆斯 ·L.科亨也撰写了大量有关于悉尼地区土著居民的文章。

研究过程中最困难的是鲜有相关记录，也没有人真正了解土著如何看待白人的到来，以及如何看待有多少土著死在白人手上，而白人却逍遥法外的事实。我们所知道的是，白人先驱者和土著的反应和处理方式各不相同。

悉尼西部地区(包括彭里斯、布莱克敦、温莎)的家族社会有足够深厚的历史累积，该地区起源于早期罪犯的聚集，这些历史记忆已转变为令人骄傲的遗产。J.T.赖安的《澳大利亚回忆录》并不绝对准确，尤其是他的家族起源，但这仍是一本格局较大的书。赖安的祖父母是首次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一舰队安东尼·罗普和伊莉莎·普利。

大多数统计都来自费尔法克斯，赛姆和韦尔登撰写的《澳大利亚》系列(1987年出版)中《澳大利亚：历史统计》(主编：W.范普鲁)， 或《年鉴》，为精简起见，统计数据偶尔会四舍五入。

上述注解的标准来源是非常宝贵的，它们组成了本书的框架，应将其补充到《牛津澳大利亚历史指南》(主编：格雷姆·戴维森，约翰·赫斯特和斯图尔特·麦金太尔)一书中，而《澳大利亚政府及政治手册》(1890—1964)(科林·A.休斯及B.D.格拉哈姆)及后续工作是关于选举和政府最全面的指南。我阅读了多年的《澳大利亚皇家历史协会杂志》、《澳大利亚历史研究》、《澳大利亚土著百科全书》也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本文的另一文献来源是澳大利亚总理和其他杰出的澳大利亚伟人传记，以及过去和现在许多记者、学者和国会议员所撰写的书籍，文献目录中列出了大部分，很多是近几年的著作，但列表仍不够全面。

文献目录

后记

澳大利亚简史后记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以下师友的帮助，特此表示感谢，他们是肖倩、宋毅、顾凤娟、曹锦林、曹燕兰、李玉华、宋国胜、李家训、薛莹、胡滨、李巍、景迷霞、周静、刘啸虎、许天成、王顺君、褚以炜、杨志民、陈杰、马千、常在、李楠、张子平、张捷闻、翁伟力、吴田甜、王钻忠、孟驰、陈翔、张宏轩、李湖光、傅仰哲、蔡晨、姜海洋、廖文静、孙昊、汪枫、王豫刚、薛贺、张雪琴、张一钡、杜颖达、吴焉、李瑞梅、张俊、赵屏远、俞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