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S

出版前言

第一章　引论

第二章　海权之要素

一、地理位置

二、形态构成

三、领土范围

四、人口数量

五、国民特征

六、政府特征

第三章　个案分析：1778年的海战

第四章　欧洲的冲突

一、协约与同盟

二、德国的崛起

三、东方和西方

第五章　亚洲的问题

一、三强——俄、英、美

二、海权与陆权的冲突

三、以中国为中心

四、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

第六章　美国的利益

一、美国向外看

二、夏威夷的意义

三、地峡和海权

四、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战略

五、英美重新联合的可能

六、未来和美国海军

七、如何准备海战

八、回顾与展望

海权论

〔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著

一兵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权论／（美）马汉著；一兵译．—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477-0582-7

Ⅰ．①海…　Ⅱ．①马…②一…　Ⅲ．①制海权－研究－世界　Ⅳ．①E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0193号

海权论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65259206-8022

总编室：（010）65252135-8015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170毫米×240毫米　1/16

印　　张：16.5

字　　数：380千字

印　　数：6000

定　　价：29.80元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出版前言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所处的时代，是美国资本主义获得巨大发展并进入垄断阶段的时代。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首位，而此时世界已基本被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在列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竞争愈演愈烈的同时，欧洲正在形成两大军事集团，准备用武力来打破原有的平衡。在此背景下，美国逐渐出现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海权论”的提出，迎合了美国急欲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愿望和政治需要，使美国拥有了进行海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因而受到了美国统治者的欢迎。马汉还撰写了许多篇论文，用他的海权论解释新的国际秩序蓝图。马汉的海权理论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成为公众舆论的主旋律，对众多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尤其是先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后当选总统的罗斯福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海权论”也是美国对外战略发生转折的重要标志。罗斯福在他连任四届总统的任期内，始终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海军的建设，使得美国海军空前强大。

二战以后的60多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重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的格局并未改变。就拿我国的周边来说，各国都在拼命发展海军。日本已经拥有亚洲第一强大的海军力量，印度也已拥有可以在地区称霸的海上力量，其他各沿海国家也都把大笔金钱花在发展海军上，相比之下，我国的海军建设显得明显滞后了。过去，我们过分强调防御型战略，强调“实行近海防御、保卫本国的领海和海疆，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对于马汉的海权理论，只是在个别场合提及，并称其为“资产阶级海军战略理论家，提出了适应美国海外扩张需要的理论，强调利用公海向海外输送兵力、称霸海洋”，这显然忽视了其符合科学理论规律的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日益加强对海权的重视，海军建设也上了新的台阶。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被正式确定为“中国航海日”，每年这一天，我国都举行关注海洋权益、重视国家海权等内容为主题的各种活动。

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中国海军肩负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远航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为我国（包括港澳台）商船和联合国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船只护航。这既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同时也是中国海军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职责所在。执行这样的任务，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毋庸讳言，任务是极其艰巨的，考验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海军虽然已经发展了60多年，在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基本上还没有脱离以近海防御作战为主的模式。当前，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给我国的海上安全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海盗、海上恐怖主义、海上走私贩毒等，都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一种国际犯罪，是发生在海洋空间的典型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应对这种威胁，是海军非战争行动的主要任务。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我国海军正在逐渐强大起来，最终将在国防事业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于本书完成于19世纪末，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并带有明显的美国国家利益色彩，所以，读者在阅读时要有辨别性地阅读。

第一章　引论

海权的历史是对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的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很多名留青史的军事大家都认为，研究已经消逝的军事历史，对于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活多变的战略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早在多年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海上商业对于国家的财富及其实力的深远影响，虽然当初没有这些千真万确的原则，但人们已经洞察到了这一切。正是这种理念才导致了本国财富的增长与繁荣。为了能够获取超出本国国民应得的份额，他们完全有必要竭力排斥其他的竞争者。这种排斥往往有两种手段，一种是通过垄断或者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另一种则是直接的暴力方式。

一方面，对立的双方都试图瓜分到更大的商业好处，这种利益的冲突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必然会导致一场血战；另一方面，无论是什么原因挑起的战火，是否掌控了海上霸权都成为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所以说，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一个濒临海洋或者要借助于海洋来发展自己的民族，海上力量就是一个秘密武器。这也是本书讨论的主要话题，尽管不是唯一的话题。

军事天才拿破仑在沙场决战中研究了众多前人的战役，比如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大帝。当然，那时候火药还不为人所知。拿破仑发现，虽然很多战争的具体情况是根据武器的进步和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但有些教义①却是永恒的，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些教义可以被提升到一个原则性的高度。虽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海洋武器装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海上的动力源也由人力或者风力变成了蒸汽动力，但是研究昔日海上的决战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的。

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研究大帆船时代海上战争的历史与经验，当然，我们要批判性地研读，而不是全盘学习。一方面，这种研究能够提供现在进行运用和评价所需要的教训；另一方面，蒸汽时代海军的历史还太短，尚未形成明确的学说。在帆船时代，我们有了很多的海上战争实践经验，而对于未来的海上战争，我们几乎只能依靠主观的臆断。尽管我们试图详细研究蒸汽时代的舰队与通过划桨驱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舰队的相似之处，使这些理论具有比较坚实可靠的基础，但是在没有实践的验证之前，光有这些比较和鉴别是不能够完全使人们满足的。

的确，蒸汽舰队和单层甲板大帆船的相似性绝非表面上那么简单，它们都具备能够不依赖风向而驰骋大海的能力，可以向任何方向航行，可是两者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普通的大帆船只能在海风吹起之后航行有限的里程，一旦海风停止，它便一动也不动了。我们能够观察事物的相似之处，这是一种明智之举，但寻找事物之间不同的地方也不失为一种智慧。但是，当我们发现事物的相似点时，便容易对在新发现的类比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失去耐心，从而可能忽视或者拒绝承认这种观点。蒸汽舰船和单层大帆船虽然发展不平衡，并且它们都具备上面提到的那些性能，但是有两点它们是不尽相同的。我们想从大帆船的战斗经验中寻找可以提供给蒸汽舰船的教训和原则，就必须把这两者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牢记于心，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评判。在使用的过程中，单层大帆船的驱动力会迅速衰减，因为人的体能不可能维持很长的时间，结果就导致单层大帆船进行战术运动的时间是有限的；此外，在单层大帆船时代，没有远距离攻击的武器，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短兵相接。以上这两种条件都要求单层大帆船在交战时要进行短距离的快速袭击。

然而，人们还发明了更加高明的战术，比如迂回包抄敌人，紧随其后展开厮杀格斗。在这样的一种快速冲击和大混战中，当代海军中出现了一种影响广泛、甚至十分显赫的关于海军方面的意见，认为现代海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大混战，类似于唐尼布鲁克博览会②的局面，很难分清敌我。虽然单层大帆船和蒸汽舰船都在船头装有撞角，并且可以随时撞击敌人，但这不能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根据。到现在为止，这种高明的意见还仅仅是一种臆断，所以在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前，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判断都是没有依据的。只有等到这种战法受到肯定之后，才会出现对立的观点，即两支数量相等、实力不相上下的舰队之间进行混战，战术技巧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现在海军装备精良，武器威力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混战并非是最佳的选择。一个舰队的指挥官越是自信，其舰队战术技巧越是纯熟，舰长们的表现越是出色，他们就越不愿意与对手正面进行混战。因为在混战中，所有的优势都将发挥不出作用，运气反而成了决胜之本。在遮掩的条件下，再怎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海军也变成了一帮没有协同作战能力的乌合之众，至于何时才是混战的最佳时机，历史上已经有了很多的实例。

单层大帆船和蒸汽舰船只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在其他方面，两者都相去甚远，由于这些特征不是一目了然的，因此也就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与蒸汽舰船相比，大帆船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彻头彻尾的弱点就是必须依赖风，但是这种特征却很少被人注意到，这种缺点加大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抛去这个弱点的话，大帆船在战术运用方面还是非常有用的。它不会在没有风的条件下，丧失所有的战斗能力，在今天看来，人们更加青睐它的战术运用。当蒸汽舰船被开发利用出来时，大帆船依旧占据着海上霸权的地位，而且一直都是蒸汽舰船之前最好的舰船。帆船所具备的远距离攻击能力，能够在很远的距离上毁伤敌人，而且这种机动不管多长时间都不会使船员精疲力竭，这样一来，大部分的船员就可以投入到战斗当中去，而不用耗费精力去操纵船桨。这正是大帆船和蒸汽舰船的相同之处，从战术上考虑的话，这种能力跟单层甲板大帆船在静止中或者逆风行驶时前进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

我们在寻找相似性的同时，往往就会忽略掉不同之处，还容易把两者的相同之处夸大，这多少显得有些可笑。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大帆船装有穿透力极强的远程大炮，还有射程短却具有强大轰击力的大口径短炮；而现在的蒸汽舰船装备有射程较远的舰炮和鱼雷，鱼雷只能在有限距离内通过猛力撞击造成敌舰损坏，而大炮则能够穿透敌舰。然而，这只是从战术上考虑的，但它们却影响着海军指挥员和舰长们的战斗部署；这种相似性是比较现实的，不是牵强附会。帆船和蒸汽舰船都能够直接与敌军正面交锋，但前者是通过强行靠近而俘获敌舰，后者是通过猛力的撞击让其葬身于鱼腹。对于帆船和蒸汽舰船来说，这是它们最困难的任务，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必须把敌舰引诱到攻击行动区域内的某一个点，在那里，杀伤性武器才能够从广阔海域上的许多点上射击轰炸。

根据风向的不同，两支舰队或者两条大帆船的相对位置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术问题，也是将领和水手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跟蒸汽舰船没有丝毫的关系，也就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但是，如果你能够充分地考虑一下背风与气候状况的特征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看法是错误的。在海域中占据上风位置的舰队能够随心所欲地投入战斗或者撤出战斗，结果在进攻之前就具备了进攻型的优势。当然，这种优势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比如这种行列之中的非规律性，会让舰队暴露在射击的炮火之下，并使得攻击者的部分舰炮或者全部舰炮无法发挥作用，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在接近敌人时发生。一旦一支舰队处在背风的位置，就不可能主动发起进攻，只能进行防御，并根据敌人的挑战，见招拆招。当然，如果你能镇定自若，保持战斗队形不受冲击，以及在敌人无法还击的时候不断地对其实施攻击的话，这种劣势是能够弥补的。从历史上看来，在各个时期的进攻或者防御作战中，这些有利或者不利的特点都是非常相似的。进攻的一方为了打垮敌人，就必须冒着这种风险和劣势；而防御的一方为了保持好战斗队形，就必须小心翼翼、组成良好的阵位，便于在攻击的一方自我暴露的时候实施反击。

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存在于气候与背风相对位置间的根本差异。英国人非常喜欢前者，他们的一贯政策就是进攻并摧毁敌军；而法国人则比较热衷于背风的位置，通过这样做，在敌人接近的过程中，他们就能逐渐削弱敌军的战斗力，这样也避免了迎面而来的遭遇战，保护自己的战舰不受损伤。法国人对海军军费缩手缩脚，让海上战事服务于其他军事，所以他们通常都采取防御性态势，并将其局限在打退对方进攻的方式上。只要敌人不是为了作战，纵使在自己前面耀武扬威，法国也只会采取这种娴熟的下风战法，从来不主动出击。当英国海军将军罗德尼表现出要充分利用风向的优势，不仅仅是用以进攻，而是在某一部分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时，他的对手德·吉尚却突然改变了战术。在第一次的交手中，法国军队在下风，但是当德·吉尚意识到罗德尼的意图之后，他立刻调整战术，以获取风向的优势，他不是去进攻，而是缓缓撤退，等到条件有利的时候，他才会进攻。

现在采取进攻或者撤退不再依赖于风力了，而是取决于舰队的速度，这种速度不单单是指单舰的速度，还包括这支舰队行动的战术整体性。所以，具有高速度的舰队往往能够占领有利的位置。这就表明，我们从大帆船和单层甲板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益的经验教训，不是一种徒劳和苍白的空想。

帆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都和现代的舰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也有巨大的差异。由于这些不同之处，我们就不能引用他们的经验或者作战样式作为仿效的先例。然而，先例的作用并不等同于一条原则，先例可能从最初就是错误的，由于情况的慢慢变化，变得失去了作用；而原则是立足于事物的本质之上的，尽管随着情况的变化可以有不同的运用，但是它依然是实施行动以获取胜利必须遵循的标准。只要按照这个准则去战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战争中的种种原则是通过对过去许多次战争经验的研究而确立的，永远都不会变。战争的具体情况和武器装备会随时发生变化，但是为了取得胜利，就必须永远遵守在战场战术或者由战略名义下构成的历史教义，永远地重视它们。

在更为广阔的战争行动中，很多条件是长期不变的，海上的角逐涵盖了全球大部分战争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无休止的角逐中，历史的准则才有了永恒的价值。有时候战争场地大小可能不同，敌对两军的强弱可能不同，调动的难易可能不同，但这些都只是规模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别。随着现代文明渐渐取代了野蛮文明，通信手段、道路日渐通畅，河道上架起了桥梁，食物的来源在不断增加，战争行动变得越来越方便、迅速，但无论这些外部条件怎么变，作战所遵循的原则仍然没有改变。虽然汽车运送部队取代了徒步，火车取代了汽车，作战行动的距离大大延长，也就是时间缩短了，然而，决定部队集中的地点、需要运动的方向、需要进攻哪一方的阵地，以及保护自我的原则没有改变。因此，在茫茫大海上，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发展到了帆船，再由帆船发展到蒸汽舰船，海军作战的广度与速度进一步扩展，却并不会改变指导海军作战的原则。2300年前，叙拉古人赫莫克拉特斯讲话③中包含了一套正确的战略计划，这些原则到现在依然适用。

当交战双方遭遇（“遭遇”这个词表明了战术与战略之间的界限）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双方的指挥员做出决定，这其中包括涵盖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这些计划包括海军在战争中的确切职能和任务，海军的真实目标，集结地点，燃料和补给仓库的建立，确保仓库和基地之间的交通畅通，破坏商业贸易的军事价值和破坏贸易采取的最有效的方法，采用分散巡洋舰或者是强制性地攻占商业航运的必经之路，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战略问题，历史上对这方面的记载也非常丰富。最近在英国海军界的一次讨论中，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英国同法国作战时，对海军部署所采用的方针进行比较，也就是对两名英国海军巨头——豪勋爵与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比较其优劣的颇有价值的争论。这是纯粹战略性的问题，不单单只具备历史价值，对当前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海军部署所坚守的原则依然没有变化。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使英格兰免遭入侵，而豪勋爵和他的部队则把英国带入了特拉法尔加海战当中去。

在海上战略方面，历史上曾经一些非常重要的准则，到了现在其价值依然没有丝毫降低。很多战争的情形都是相对连续的，这些学说不仅可以阐述原则，而且在条件相对未变的情况下还可以用作先例。当对立的双方在某一特定的地点投入战斗时，关于战术问题反而不一定正确。人类在不断地进步，武器装备在不断革新，也正是因为如此，部队或者战舰在战场上的运用和部署也必然会迎来一场变革。于是很多跟海上事物有联系的部门内部就出现了一种倾向，他们认为先前的那些经验教条已经成为过去，再在上面花工夫纯粹是浪费时间。这种观点的出现虽然很自然，却是狭隘和片面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各国把战舰部署于海上，指挥划定行动区域，从而改变世界历史的这种战略意图。过去一些战争的失败，取决于他们有没有遵循战争的法则，因此，海军若是仔细研读了这些战争法则，就会把这一切运用到他们那个时代的舰艇和武器的战术当中去。他们还会发现，武器的变化必定会引起战术的变化，只是这两个变化之间的间隔是非常漫长的。这也印证了一个事实：武器的革新往往归功于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战术的变革却必须战胜这个阶层中的保守派势力。然而，这种习惯性的势力是非常冥顽不化的。只有很好地运用这种变化，将它上升到一种规范的高度，认真地研究新式武器的威力，同时钻研相应的战术，才能抵消这股顽固势力。历史表明，指挥军人不辞辛苦地做这种工作完全是徒劳的；但如果有人能够认识到这种变化并加以运用的话，对于作战是大有帮助的，无数的历史教训就是这些准则的价值的体现。

我们可以接受来自一名法国战术家莫罗古斯④（Morogues）的劝诫。他在125年前就说：“海军的战术是建立在各种条件之上的，改变这些条件的主要原因是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变化能够引起战舰构造的变化，战舰操纵方式的变化，从而引起整个舰队的变革。”莫罗古斯进一步说道：“海军战术不是一门以永远不变的原则为基础的科学。”海军战术与其他战术不同的是，它更容易受到人们的质疑与批评。确切地说，海军战术的法则会随着各种武器装备的更新而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战略原则的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要小得多，因此人们不容易认识到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原则对于我们在历史事件中获取感悟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1788年的尼罗河之战，它不仅仅是英国舰队打败法国舰队的一场胜利，更对摧毁拿破仑在法国与埃及之间的交通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次战争中，英国统帅纳尔逊把这种战术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精彩绝伦，被后人称为“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衔接得最为完美的艺术”。尼罗河之战彻底摧毁了法国的海上交通线，只是那种战术衔接需要的一个特定条件今日已经不复存在，即一支已经抛锚并处于背风方位的舰队是无力前去救援快要被摧毁的战舰的。然而，这种完美衔接中的基础原则则永远不会过时，就是集中优势力量攻击敌舰中最不容易获得救助的部分，让其成为孤立的棋子。在圣·文森特角一役中，杰维斯海军上将⑤就遵循了这一原则。他用15艘战舰攻击了敌方的27艘战舰，并取得完全胜利。尽管在这次战役中，敌军的战舰在一直行进并没有抛锚，但杰维斯上将灵活运用这一原则，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一举击溃敌舰。在尼罗河之战中运用的这种军事原则在当今仍然有用武之地，埃及企业的生存发展都是依靠法国的补给，而尼罗河大捷恰好摧毁了这支保卫交通线的海上力量，那么最终一败涂地也就不足为奇了。聪明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种军事打击是完全针对敌方的交通线的，时至今日，这种军事原则依然非常有效，跟单层甲板船和大帆船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

虽然如此，但是现代有些错误的看法还是认为这些东西太过陈旧过时了，由于人们与生俱来的惰性，让他们对海军历史上那些永恒的战争教训视而不见。比如，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纳尔逊的荣誉一度达到了顶峰，人们只认为这是一个寻常的孤立事件，不会把其跟其他战役联系起来。那么，有没有人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被誉为天才的纳尔逊是怎样在正确的时间里恰到好处地遇上敌舰的呢？”又有多少人会想到这只是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中收场的一幕呢？在这场较量中，拿破仑和纳尔逊这两位最伟大的指挥者，究竟是怎样过招的呢？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被打倒的是拿破仑，而不是法国的舰队司令维尔纳夫；获胜的是英格兰，而不是纳尔逊。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拿破仑的行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纳尔逊根据直觉和自己舰队的灵动性对敌舰穷追不舍，在关键的时候刚好赶到了。这种战争的主要特征与战争的基本法则非常吻合。虽然英国人冒险突进，但这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在战争准备的效率上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上，以及战前几个月英国指挥官的洞察力上，这些大教训都是战略性的，是非常出色且非常重要的。

上述两个案例都是完全合乎战争规律的，接下来要引用的第三个战役，却没有明确的底线和结果，所以容易对于当时应该怎么做展开一番讨论。美国独立战争中，西班牙和法国于1779年结成了同盟，共同抗击英国。当时的联合舰队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平行排列了66艘战舰，把英国的舰队驱赶到港口中不敢露面。当时的西班牙以收复直布罗陀海峡和牙买加为主要的军事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用尽力量攻打那些坚不可摧的堡垒，可惜这些攻击都毫无用处。

接下来就产生了一个纯粹的战略性问题：与其试图控制英吉利海峡和英国港口的英国舰队来破坏英国贸易和威胁英国本土，为什么不直接攻击英国的前哨基地呢？这样不是更有把握收复直布罗陀海峡吗？英国民众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外敌的入侵，而这次进攻会让他们惊恐万分，从而动摇到对其舰队的坚定信心，也会使其失去勇气和斗志。无论最后的决断是什么样的，在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来十分合理。当时也确实有一名法国的军官以另一种方式提到过这种战略思想，就是直接进攻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岛屿，以取代直布罗陀的战争。当然，那时的英国人是断然不会为了一块海外殖民地而放弃地中海这个咽喉要道的，而他们为了保护首都和家园有可能舍弃这个殖民地。拿破仑曾经宣称要重新夺回波兰境内的维斯特拉河岸边的领土，并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说他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的话，他肯定能够顺势攻占英国的沿海地区，这还用得着怀疑吗？

历史会警示我们进行有必要的战略研究，还通过一系列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来阐述战争的教义。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为了印证这条真理，我们还要研究两个战例，它们在时间上可能距离我们更加遥远。在这两场东方国家同地中海大国的碰撞中，有一个闻名于世的帝国已经岌岌可危，战争的双方都把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m）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班陀（Lepanto）。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由于某种原因诱发的海权更替？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的话，那倒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一番。因为如果在东方再度崛起一个像土耳其那样的海洋强国的话，就会引发同样的战略问题。就目前而言，海权的中心还在西方，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但是，如果由于某种机会，有一个国家控制了黑海盆地，并且控制了地中海的入口的话，那么影响海权的战略条件恐怕会完全改变。再者，如果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东方，英国和法国开往地中海的路径将不受阻挡，那么在半道上，东方将跟西方会迎面相撞。

在战争频发的那个年代，海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材料详细研究海权对于第二次布匿战争⑥结局的影响，但是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海权确实是影响布匿战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只根据人们口中流传下来的战争事实来研究的话，那么这种观点也不足够正确。跟往常一样，海权的重要意义被我们浪费并忽略掉了。我们只能从一些可怜的蛛丝马迹中，得出以下正确的判断。即使你控制了海洋，那也难以保证敌人的单舰或者小型舰队就无法溜出港口，不能穿行在海上，不会袭击海岸边没有设防的地区，不会闯进被封锁的港口。相反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弱小的一方往往可以逃离这种严密的封锁，跟你玩擦边球战术。所以，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跟罗马舰队实力相差悬殊的迦太基海军在统帅包米卡尔的率领下，奇迹般地在南部意大利登陆，将4000名士兵和一群大象运抵意大利南部。到了战争的第七年，包米卡尔又奇迹般地摆脱了叙拉古附近的罗马舰队，在汉尼拔⑦控制下的塔兰托露面。汉尼拔也向迦太基派出了特遣舰队，甚至最后汉尼拔跟他的残余部队安全地撤回了非洲。但事实上，迦太基政府并没有给汉尼拔提供必要的援助。表面上看来，迦太基政府援助汉尼拔是无可厚非和水到渠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以，罗马舰队在海上占据的优势完全影响了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如果不仔细调查清楚这些事实，就无法对海权对战争影响的程度做出客观的评价。

德国历史学家蒙森（Mommsen）曾经说：“在战争伊始，确实是罗马舰队控制了海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本不是海洋大国的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它的海军力量就远远超过了迦太基人，占据了海上的优势。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这种优势依然存在，虽然第二次布匿战争没有重大的海上战役，但从各种情形和事实之间的联系看来，罗马已经完全占据了海上优势。”

可惜汉尼拔没有留下回忆录，不然我们就能知道他跨越高尔与阿尔卑斯山，走出这一步近乎于毁灭性的远征是为了什么。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西班牙沿岸的舰队根本无法跟强大的罗马舰队抗衡。如果汉尼拔的舰队足够强大的话，他就会沿着他既定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因为对他来说那是至关重要的；假如他能够从海路进军的话，那么他带去的6万精锐士卒就不会损失3.3万了。就在汉尼拔在死亡线上前进时，罗马舰队在两名元老的率领下已经开赴西班牙。他们的战舰上还运送着一批由执政官指挥的陆军。虽然一路上也遇到了迦太基舰队的骚扰，但他们损失不大，随后罗马陆军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Ebro）以北地区登陆，同时另一支舰队则在另一位执政官的率领下被派到西西里。这两支舰队总共有220艘战舰，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分别击溃了一支迦太基舰队。这些在战斗记载中都被一笔带过，可见当时罗马舰队实力之强。

到了第二年，战况变得如下：汉尼拔进攻意大利北部，接连获胜，随即向南进军到罗马附近，然后在此驻扎，从当地征集给养，以至于跟当地人产生矛盾，导致民怨沸腾。特别是一旦跟罗马人在那里建立起来的政治武装发生冲突的话，那就会有毁灭性的危险。因此，从一开始汉尼拔就急需建立一条交通线来获得增援和给养。有三个比较友善的地区供他选择：迦太基本土、马其顿与西班牙。迦太基本土和马其顿只能通过海上航路建立起交通线；而从西班牙那里，汉尼拔能得到最坚定的支持，况且陆路和海路都可以通往那里，如果没有敌军骚扰的话，海路既方便又快捷。

在战争最初的几年里，罗马帝国凭借着它在海上的霸权优势，完全控制了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盆地，即第勒尼安海与撒丁里亚海。从埃布罗河至台伯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对他们都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到了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坎尼战役后，叙拉古抛弃了与罗马的联盟，反叛罗马的行为在整个西西里蔓延，接下来马其顿与汉尼拔也订立了攻守同盟。这些巨大的变化不断地扩大罗马舰队的作战活动范围，有效地削弱了罗马舰队的有生力量。为此罗马帝国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这些部署又怎么可能会影响到这场战争呢？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了罗马并没有放弃对第勒尼安海的控制，因为罗马舰队可以随时顺利地从意大利驶往西班牙，不受到任何阻挠。而在西班牙沿岸地区，罗马人也完全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在亚得里亚海，罗马部署了一支分舰队并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用来遏制马其顿。他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没有让一名迦太基士卒踏上意大利的土地。蒙森说：“菲利普缺少一支有足够实力的战斗舰队，以至于他们的行动举步维艰。”在这里，海权不再是一种推断和理论，而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

在西西里，斗争主要以叙拉古为中心。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在这里相遇，但是罗马舰队的实力要明显高于迦太基，尽管迦太基人曾经不断地向叙拉古城里运送补给品，但是他们还是避免跟罗马舰队硬碰硬。罗马舰队在这里控制了马萨勒、巴勒莫和墨西拿，他们还在这里建立了牢固的军事基地。在那时南部的通道还是畅通的，迦太基人才可以坚持反抗和斗争。

根据以上的种种事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非常有依据的，那就是：罗马的海上力量已经控制了从西班牙的塔拉弋纳（Tarragona）到西西里岛西端的马萨勒，再从马萨勒到亚得里亚海的布林迪西一线以北的海域。而且在战争期间，这种控制一直持续着。虽然这种控制不能完全阻止迦太基人的袭击，但它却遏制了汉尼拔急需使用的海上交通线。

另一方面，战争头10年，罗马舰队的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长期持续性作战，所以罗马舰队不可能到自己能力范围外去活动。当汉尼拔一起程，他便倾其所有来维护西班牙跟非洲之间的交通线，而当时的罗马人也没有袭击这些交通线的想法。所以，罗马舰队的做法完全使马其顿置身于战争之外，也没能够有效地制止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进行的多次有效的牵制攻击，但它确实遏制了迦太基人对远在意大利作战官兵的支援。那么，西班牙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

汉尼拔的父亲和汉尼拔都把西班牙当做他们入侵意大利的根据地。在战争开始前的18年里，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并非常有政治头脑地扩大和巩固了在这里的权力。他们训练出了一支庞大的、极其富有经验的军队。汉尼拔一起程，就把在这里的政权交给了对他忠心耿耿的弟弟哈斯德鲁巴（Hasdrubal）。这种忠诚是汉尼拔无法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的非洲本土得到的。

随着汉尼拔点燃战火，迦太基人就取得了南部港口加的斯到埃布罗河之间地区的使用权。虽然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地区之间居住着很多对罗马人十分友善的部落，但是当罗马人离开之后，他们也没有有效地抵抗汉尼拔。汉尼拔留下了由汉诺（Hanno）统帅下的1.1万士兵对这个国家进行军事占领，以防止罗马人进犯和骚扰他们基地之间的交通线。

但是，在同一年的这个时候，西庇阿⑧（Scipio）率领2万士兵打败了汉诺，占领了埃布罗河沿岸和内陆以北地区。这样一来，汉尼拔就跟哈斯德鲁巴⑨断了联系，并从这时开始，罗马人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部队大举进攻，而罗马人与意大利相连接的水上交通线却一直平安无事。罗马人还在塔拉弋纳（Tarragona）设立了一处海军基地，跟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东南港口喀它基那（Cartgena）的基地对抗，紧接着他们大举攻击这块基地。这次战争的指挥者是年轻的西庇阿兄弟，7年来双方各有胜负；但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哈斯德鲁巴给予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西庇阿兄弟被杀，迦太基人几乎就成功地将增援汉尼拔的预备力量突进到比利牛斯山脉。然而，当他们准备再次发起攻击时，卡普阿（Captla）失陷了，这样一来，围攻卡普阿的1.2万罗马士兵就在克劳迪阿斯·尼禄⑩（Nero）的率领下开往西班牙。尼禄才能超长，深通谋略。在第二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争中，正是卡普阿将军做出的具有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才确保了罗马人对哈斯德鲁巴行军路线的控制，这条方便快捷的交通线，就被罗马海军给切断了。

两年之后，年轻的西庇阿接过了在西班牙的统帅权，他采取海陆联合进攻的策略，迅速占领了喀它基那。紧接着不久，他便做出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举动，即解散了他的舰队，并把舰队上的所有官兵水手全部调拨进陆军。西庇阿野心勃勃，他并不满足只作为一支钳制部队去封锁比利牛斯山通道，他还长驱直入进入西班牙南部，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与哈斯德鲁巴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此后，哈斯德鲁巴匆匆忙忙北上，从比利牛斯山西端经过，挺进意大利。那时候哈斯德鲁巴的处境已日益窘迫，部队减员很厉害。

这时候战争已经进行了10年，哈斯德鲁巴几乎没有遭受多少损失就进入到了意大利北部。如果说他能够跟汉尼拔大军会合的话，那么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当时的罗马军队也已经山穷水尽，濒临崩溃，他们连接殖民地和盟国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然而，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两人的状况却更加叫人担忧，两兄弟一个在梅陶罗河（Metaurus）畔，另一个还在阿普利亚（Apulia），两者相距仍有200英里之遥，而且他们还要应对实力强大的敌国，而罗马的军队则刚好处于两者之间。造成这样险恶的战局，除了哈斯德鲁巴姗姗来迟以外，还因为罗马军队彻底控制了海洋，使得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两人相互支援时只能绕路走高卢。而正当哈斯德鲁巴在这条遥远的路上绕行时，已经有1.1万的罗马士兵途经海路去增援正在跟哈斯德鲁巴打得难分难解的罗马陆军。结果不言而喻，哈斯德鲁巴派往汉尼拔处的信使们纷纷落入克劳迪阿斯·尼禄之手。尼禄获悉了哈斯德鲁巴的进军路线之后，亲自率领8000名最优秀的官兵前去跟北方的部队会合。等到两军合二为一的时候，一切都已成定局，两名执政官以其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全歼了哈斯德鲁巴的军队，这位战功卓著的迦太基将领也在战场上丧命。当自己兄弟的头颅被扔进汉尼拔的营房的时候，汉尼拔才大梦初醒，绝望地疾呼，罗马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主人。接下来，两个国家之间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梅陶罗河之役打响了。

这场战役想当然地以罗马的全面获胜而告终，总结其军事形势，可以归纳以下几点：迦太基人要想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就必须进攻罗马人在意大利的权力中心，破坏以罗马为首的军事联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迦太基人就必须拥有坚固的根据地和一条坚固而稳定的交通线，根据地已经由军事天才巴卡在西班牙建立起来，而交通线却总是断断续续。如果要建立一条稳固的、安全的交通线，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通过海上，第二个是绕道高卢。第一条线路没办法冲破罗马海军在海上的封锁，第二条几度岌岌可危，并且在最后被罗马陆军占领西班牙北部后切断了。罗马的陆军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主要原因还是罗马人控制了海上霸权，而迦太基人从来没有控制过海上局势，所以根本不会对罗马军团构成威胁，因此对于汉尼拔和他的基地来说，罗马人占领了两个重要的位置，一个是罗马帝国本身，还有一个就是西班牙北部。它们之间有一条稳固的交通线来连接，这样，相互之间的支援会源源不断地进行。

如果地中海地区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漠，罗马人坚守在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的山脉，并在塔拉弋纳、马萨勒与墨西拿、意大利沿海靠近热那亚一带建立据点，同时还在马赛与其他地区建立了盟国；再如果罗马人还拥有一支所向无敌的武装力量，可以自由驰骋在沙漠中，而罗马人的敌人又十分落后，只能勉强集结部队迂回奔走；那么，这种军事局势就已经注定了，即使你用再怎么夸大的词汇形容这支劲旅都不会显得过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无论敌军的实力多么微弱，都有可能占据有利的地形实施袭击，哪怕是烧毁一座村庄，或者让一些临近边境的地区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甚至有可能会截击护送给养或者装备的队伍。但从战略意义上来说，这种小打小闹根本不会动摇交通线。这种类似于猎食性的行动只能被交战中较弱的一方使用，但是，接下来有人得出的一条推论却是大错特错了。他们认为这跟我们掌握的历史事实并不符合，那就是“罗马和迦太基都无法拥有对海洋无可替代的所有权”，因为“罗马舰队会时常开到非洲海岸耀武扬威，而迦太基舰队有时候也会在意大利沿海招摇过市”。在我们设想的那个圈子里，海军成为对我们所想的荒漠起决定作用的角色，然而，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个角色似乎可有可无，显得非常陌生，这就相当于一个远古时代的不同人种，没有自己的祖先，自己包括自己周围的人都对这些一窍不通，那么即使其对于这个时代乃至这个世界历史有深远的影响，也会被忽视掉的。如果这个论述正确的话，那么海上力量最终将会从主要因素中删除掉，这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所列举上面的例子，其时间间隔都与现在相去甚远，有的可能是本书讨论之前的，有的可能是之后的，但无论怎么说，这些例子都用来说明这个主题的重要性和从历史中所要借鉴的教训。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例子都属于战略范畴而不是战术范畴，与其说它左右着战斗的行为，还不如说它影响着战斗的部署，因此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有一位权威人士说了几句箴言，杰米尼⑪说：“1851年年底的时候，我刚好在法国巴黎，一个声名显赫的知名人士问我，近年来武器装备的紧张会不会对战争的方式带来任何比较大的变化。我当时就回答说，武器装备的更新或许会对战术的细节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大规模的战争中，我们还是要运用那些过去时代里伟大的军事统帅获胜的战争策略和原则，比如恺撒、弗雷德里克和拿破仑。”

对于海军来说，研究这一原则比以前更为重要，因为现代的蒸汽舰队具有强大而稳定的运作能量，所以制定出巧妙精确的作战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在单层甲板船和大帆船时代，我们可以制定出最为精妙的作战方案，可这一切都有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而化为泡影。但是对于现在的海军来说，这种困难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强大的舰队能适应任何恶劣的气候环境。指导大规模的海军行动原则都是我们根据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这些原则无论是在以前还是现在，都非常有用，不同的是我们现在在执行这些原则时，不用大费周章地去考虑天气原因了。

我们常常提到“战略”这个词，要是非给它下个定义的话，只能把它局限在一场或者几场军事行动之上，这些军事行动或是单独的，或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但都被当做战争中的现实或者就近的几场战斗场景。不过这可能单单指的是陆上的军事战略，对于海上行动来说可能并非如此。最近法国有一位著名的作者非常正确地指出：“这种定义对于海军的军事战略来说，实在是太过狭隘了。”他还说：“海军战略跟别的军事战略是有区别的，哪怕是在和平时期，它都需要制定自己的战略。在和平时期，通过购买或者签订某种条约，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占领一方很好的据点，这种手段有时候比通过战争手段取得的更加管用，也能在最后的关头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军事战略会指导我们在什么地方选定地点站稳脚跟，渐渐由暂时性的占领变为长久性、确定性的占据。”

这种意见有一些人会非常乐于接受，他们在10年之内已经亲眼目睹了英国成功占据塞浦路斯和埃及，虽然在表面上只是暂时性的占领，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这块被他们占领的土地的。这种暂时性的占领最终都将变为长久性的占据，这是暗地里持续不断的精神所致。实际上，现代的海军强国都坚持把自己的士兵和舰队渗透到不同的海域和战略要冲，虽然他们的做法没有英国占领塞浦路斯和埃及那样引人注目。因为海上战略说到底还是为了本国的目的，无论是战争时代，还是和平时代，都要建立、维护和发展本国的海权。所以说，海军战略的研究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全体公民而言意义非凡，对于那些担任着外交任务和军事任务的人来说尤为重要。我们接下来将仔细研究一个濒海国家能够崛起的必要条件和一般条件，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本书中，我们开始考察17世纪中叶几个欧洲濒海国家的情况，并验证这些战争教训和经验，得出正确的结论。历史的总结就从这里开始。

注释

①教义：原指宗教所信奉的义理，本文采用它的引申义即“信仰和准则”。

②唐尼布鲁克，美国地名，因为在当时举行的博览会以组织、混乱而著称，作者引用来比喻混战的局面。

③公元前415年6月，叙拉古人将军在远征西西里时说，“藐视敌人攻击的最好手段就是勇敢地行动，做好充足的准备，视真正的危险已经来临。”

④法国战术家，现在法国小镇莫罗古斯就是因纪念他而命名。

⑤1797年2月，杰维斯和纳尔逊共同指挥了圣·文森特角海战，杰维斯的作战原则是“紧咬敌人不放”。

⑥公元前264～前146年，古代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因罗马人称迦基人为“布匿”得名。

⑦汉尼拔（公元前247年—前182年），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军事家，终身与古罗马为敌。

⑧又译斯奇皮欧，古罗马名门贵族，在共和国时期以军功显赫著称。

⑨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远亲，在罗马和迦太基争夺西地中海控制权的斗争中誓死保卫家乡。

⑩古罗马著名将领，因第二次布匿战争而闻名于世。

⑪一个让拿破仑感到恐惧的天才，近代兵学师，瑞士人，一生却为两个敌对大国法国和俄罗斯效劳，其军事巨著《战争艺术概论》被欧美各国普遍列为军事教材。

第二章　海权之要素

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来看，海洋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四通八达的海上航线，如同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或者辽阔的公有地，你可以朝着任意的方向往前走。只是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你之前走过的路径可能会受到某种条件的制约和控制，让你不得已选择其中的某些道路作为贸易航线。为什么只能选择航线呢？航线又是怎么确定的呢？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海洋对我们来说还很陌生，潜藏着我们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危险，但无论是旅行还是运输贸易，海路总是比陆路更加方便和便宜，这也是无数人趋之若鹜的原因。荷兰的贸易繁荣就是因为它不但有发达的海上运输事业，还有四通八达的水道，可以轻易进入自身的腹地和德意志的内地。在200年前，陆上的道路状况非常糟糕，而且时不时还会发生战争，在这样的一个动荡时代里，水路的优越性就显得更加突出。虽然有时候也会遇到海盗拦劫的危险，但它与陆路相比还是更加安全快捷。当时曾经有一位荷兰的作家，他已经预感到荷兰会和英国作战，他在估计两国战争的胜算时，就特意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英国内部水路并不畅通，军队不能通过水路深入腹地，而当时的陆上道路非常糟糕，必须经过海路运送货物，这样一来的话，在中途就又有被拦截的危险。目前对于国内的贸易来说，这种危险往往不存在。对于现在大多数的文明国家而言，尽管水路运输依然非常便宜，但是沿岸贸易的破坏或者丧失已经无足轻重。

如果把时间推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话，熟悉法国历史和海军文献的人都会知道沿着法兰西海岸从一个地点偷渡到另一个地点的运输船队是多么频繁，尽管当时海上还有大量英国的巡航舰，而且法国的内陆交通也非常好。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临海国家的国内贸易只是全部商业贸易的一部分，从国外输入的奢侈品或者必需品必须通过本国或者外国的船只运进港口。这些船只返航的时候，还会装载上与该国交换的商品，所交换的商品要么是自己双手劳动得来的产品，要么就是大自然的产物。无论如何，每一个国家都迫切地希望这些运输业都由本国的船只承担，并希望这些来往的船只能够安全抵达港口，他们还会派出舰队为这些船只护航。

在战争年代，这些运输船舶必须由武装舰船进行护航。从一种狭隘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海军就应该伴随着一支和平的运输船队应运而生，并随着海运的消失而消失。当然，如果一个国家有了侵略的意图，它就会永远保持一支海军，把它作为军事机构的一个分支。美国目前没有侵略其他国家的意图，也用不着为商船护航，所以武装舰队渐渐缩小乃至消失就成了必然结果。当美国再次发现海上贸易有利可图的时候，对于海运的兴趣就会促使它扩张自己的舰队，海军也就会随之恢复。当穿越中美洲地域的一条河道出现时，侵略的欲望就会促使它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当然这只是臆断，值得怀疑和推敲，因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是缺少远见卓识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就必须要有远见，随时做好充分的准备。

作为一个自由国家，当它的武装舰船或者非武装船只离开本土之后，它就会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和平贸易和避难的场所。在当今，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个港口据点，这些和平港口虽然是外国的，但是只要不爆发战争，你都随时可以获得它的保护。然而，情况不会永远如此，和平也不会长久存在，虽然这些年美国通过持久性的和平而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早期的商船船员不断在未知的领域里探寻贸易，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风险获取财富，并且要花很长的时间搜集有用的货物。因此，商船的船员凭借着直觉在航道的另一边寻找一个或者更多可以停泊的站点，他们通过武力的手段或者给予恩惠的方式想方设法得到这些地方，让自己的船员和代理人可以放心地待在这个比较安全的避风港里，他们也会将自己的船舶停靠在那里，并不断搜集有利可图的产品，只等着本国的船队将它们运回。巨额的利润永远跟风险是并存的，但是这种冒险式的行动却在无休止地膨大，到最后就直接将占领的这些地方变为殖民地。

综上所述，所有殖民地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天然的，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这个国家政策的基础之上，并逐渐演变成为正规的、政治性的海洋历史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殖民地的发展都是那么简单而自然，有许多殖民地的形成是建立在纯政治意义上的，就统治者而言，民众在其中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随着冒险家的胃口和欲望渐渐扩大，这种贸易从本质上来说跟刻意组织和建立殖民地没有区别。二者都是为了在别国的土地上赢得一块立足之地，为本国的商品货物找到一条新的销路，给本国的船舰划分一个新的范围，为本国的人民谋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

海运的航程是漫长而又危险的，并不是道路的另一端足够安全就可以畅行无阻，大洋中随时充斥着敌人的踪影。早在开拓殖民地最为激烈的时候，各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在海上弥漫，但到了现在，这些罪恶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海洋上的和平就像冬日的阳光，极为罕见，这就要求人们建立像好望角、毛里求斯那样的海军站，海军站建立的初衷不是贸易的需求，而是为了战争。濒临海洋的国家迫切需要占领如直布罗陀、马耳他、路易斯堡（位于圣劳伦斯湾入口处）那样的港口，这些港口的作用可能不尽相同，但同样具备战略性质。这些港口有的是商业性的，有的是战略性的，有的则是两种功能并存，比如纽约，当然这是比较罕见的。

生产、航运、殖民地，看似互不相关的三件事情，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产的目的在于交换；交换要依靠航运才能进行；殖民地则方便并扩大了航运的行动，并通过大量的安全区域，对航运进行保护。从这三者中，我们能够看出一个临海国家的政策和历史。一个国家的政策是由这个时代的特色和统治者的高明程度决定的，但是这一点用在临海国家却并不一定站得住脚，临海国家的历史是由它的位置、范围、领土结构、民众的地位以及民族特点决定的，总而言之，可以归纳为是由这个国家的自然结构决定的。当然我们应该承认，个别领导人的明智或愚蠢的行为在特殊条件下会对海洋的霸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其中包括使用武力控制海洋，或者一部分海上军事实力的发展，还有航运跟和平贸易的发展。只有这样，一支健全的海上舰队才能够稳定地发展。

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力量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六点：

1．地理位置；

2．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

3．领土范围；

4．人口数量；

5．国民特征；

6．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

一、地理位置

首先，如果一个国家既不依靠陆上的交通去保护自己，也不通过陆路向外扩张，而是单纯地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具备了比四周以大陆为界点的国家更为优越的地理位置。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拥有比荷兰和法国更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荷兰和法国必须要长期维持一支规模庞大的陆军，以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独立，而这种投入是非常昂贵的。特别是法国，总是以十分荒谬和愚蠢的理由从海上向大陆扩张，进行这种扩张耗资巨大，如果法国能够有效地利用其地理位置的话，就会弥补其在别的方面的不足，为本国增加收入。

一个国家地理位置的优越与否，会直接提升或者分散这个国家的海上力量。从这方面来讲，英伦三岛就拥有比法国更为突出的优势。虽然法国的地理位置也很优越，它濒临大西洋，纵深伸向地中海。但尽管有这些优势，从总体上来看，它却成了海上力量薄弱的一个原因。位于法国东西部的舰队，只有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才能会合，而要这样做的话，往往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以至于遭受严重的损失。美国也濒临着两个大洋，如果说东西海岸都有贸易来往的话，美国将不得不耗巨资保护这些贸易，这也就成了美国在海权方面的巨大劣势。

作为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殖民地帝国，英国已经丧失了在它的周边集中海军的条件和优势，只是这种牺牲未必是件坏事，实践证明它利多弊少。随着英国殖民体系的无休止扩大，它的海军舰队也在不断膨胀，英国的海上贸易和财富也日益增多。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帝国战争时期，就有一位法国作家一语中的：“虽然英国的海军舰队发展迅速，财富也日益庞大，但这些掩饰不了它本身贫穷的尴尬。”的确，英国的海军舰队足够保卫本土，但是海军的扩大远远跟不上殖民地的扩张。同样广阔的西班牙殖民地却由于海上力量的薄弱而屡屡遭到侵害和骚扰。

一个国家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但有利于集中它的军事力量，而且还有助于在抵御敌人的进攻时提供作战的中心位置和良好的基地等战略优势，英国就很符合这些条件。一方面，它正对着荷兰和多个北方强国；另一方面，它还面对着法国和大西洋。一旦英国受到威胁，它位于多佛海峡与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布列斯特不远处的舰队随时可以占据纵深基地，并且能够迅速地会合联合军队，反击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敌人，让它无法和盟国会合。除了这些，上苍还赐予英国非常方便优越的港口和更为适合安全靠近的海岸。在以前，由于气候的原因，穿越英吉利海峡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举动，但是到了后来，随着蒸汽舰船的改进和港口条件的改善，曾经一度让法国人感到苦恼的不利条件渐渐减少了。在帆船时代，英国舰队将其基地设立于托贝与普利茅斯，来对抗法国在布列斯特的舰队。这个计划很简单：在刮起东风或者微风的时候，英国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就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而当刮起西风的时候，封锁舰队就撤回港内，因为他们知道，在同样的天气条件下，法国的舰队也无法出来活动，在大风转向之前，他们可以安心地度过这段时间。

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靠近敌人或者进攻目标，比法国人称之为“劫掠战”的战争活动更加重要。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让它成为一种破坏贸易的力量。这种战争活动只是针对没有力量保卫自己的商业船只，所以实施攻击的船舰并不需要有很强大的火力。这种船只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差，从而需要一个避难点或者支援场所，这些场所要么在本国海上力量控制下的范围之内，要么在友国的海域内。友国的支援港口能够更好地提供援助，因为这种支援点是长期不变的，而遭受攻击的船队比它的敌人更加熟悉这里的航道。法国在英吉利海峡、北海和大西洋上面都有港口，这就极大地便利了它的舰船出去抢掠。这些舰船从临近的海域出发，进退有序。虽然这些港口由于相互之间的距离限制，不能够进行正规的军事联合行动，然而对于这种非正规的、辅助性的作战行动却非常有益，因为如果是正规作战的话，需要集中力量，而这种破坏贸易的抢掠却只需要分散的力量。这些商业掠夺船舰只有分散开来，才能捕获更多的猎物和财富，这一点在法国海盗的历史资料中得到印证。这些商业掠夺船舰主要的活动场所是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或者是在较远的殖民地区，在这些地方，比如法属西印度群岛之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之类的岛屿，都能给它们提供较为安全方便的庇护所。与古代船舰不同，现代船舰需要随时补充煤炭燃料，所以它更加依赖港口。美国的公众舆论对攻击商船的战争贸易抱有很大信心，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在国外的贸易中心并没有很大的港口，因此，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不适合海上抢掠，除非它能够在友国那里找到很适合补充和避难的港口基地。

如果上天有意创造出这样一个国家：它所处的位置非常便于战略进攻，又能够轻易地进入公海，同时还控制了世界航运的一条咽喉要道，那么，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就具备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英国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上述这些条件。荷兰、瑞典、俄罗斯、丹麦的商业贸易船队，以及那些溯流而上进入德国腹地的贸易船队，都必须经过英吉利海峡，帆船更是必须紧贴着英国的海岸线航行。除了这些，这种北方的贸易还跟海权有着一种独特的关系，波罗的海国家是提供海上补给的主要来源。

西班牙的战略位置跟英国的十分相似，除了它失去的直布罗陀海峡那条咽喉要道。在之前，西班牙能够轻易地监视大西洋和地中海，因为它的一边是加的斯（Cadiz），另一边是喀它基那，通往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商业贸易，必须经过西班牙控制下的领域，即便是绕道从好望角经过，西班牙也能够轻易地监视这些贸易船队。但是，当西班牙失去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它便丧失了对海峡的控制权，也为它两支舰队的会合增添了一道障碍。

下面我们来谈谈意大利，如果抛开别的因素，只看意大利的地理位置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它处在一个可以对通往地中海东岸国家及岛屿贸易航道与苏伊士地峡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位置上，并且它漫长的海岸线和天然港口使得它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只要意大利能够有效地控制住那些本该属于它的岛屿的话，这些优势都将发挥它的作用，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但是，由于马耳他在英国人手里，科西嘉被法国人占领，意大利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便被抵消了不少。从马其他和科西嘉的地理位置和岛上居民的血缘关系来看，这两个岛原本属于意大利，就像是直布罗陀海峡原本应该属于西班牙一样。如果亚得里亚海是一条繁忙的海上贸易线的话，那么它对意大利的战略位置将有重要的影响。由于意大利在地理位置上的一些缺憾，加之有损于海上权力发展的其他一些原因，都制约了它全面平稳地发展它的海权，有朝一日能不能跨入海洋强国的行列，还是一个未知数。

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全面地讨论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其海权的重要性，而是打算通过一些史实来诠释地理位置对海权发展的重大影响。所以，有关这一课题引发的争论我们可以暂不理会；我们会举出更多的实例来论述地理位置对海权的重要性，而且这些实例会被反复地运用。接下来的两个例子就是对这种言论最恰当的诠释。

一是地中海，由于环境的独特性使它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商业的角度，还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历来有无数个国家试图控制它，为控制地中海引发的战争不断蔓延升级。因此，花同样的力气研究其他地方的战略条件和地理位置，远不如研究地中海周边的环境和军事价值收益大。而且就目前来看，地中海的很多方面都与加勒比海十分相似，要是巴拿马运河开通了的话，这种相似性会更加明显。对地中海的战略研究，将是研究加勒比海的一个前导和开端，相比较地中海而言，加勒比海几乎没有多少历史可言。

二是美国同美洲中部一条运河之间的地理关系。一旦该运河修建完成的话，那么，加勒比海将会变得意义非凡，将从一块局部贸易之地和航运的终点站变为一个世界性的巨大交通枢纽。沿着这条重要航道，可以进行大量的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也会令人趋之若鹜，可以把欧洲国家的利益带到美国的海岸，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真的开通了这条运河的话，美国就再也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独立于世界政局之外，独善其身了。美国跟这条运河的关系，就类似于地中海周边国家同苏伊士运河的关系，或者是英国同英吉利海峡的关系。当然，谈到对运河的控制，美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优势，无论其他国家在岛屿或者海岸上占据多少据点，都不会成为美国的竞争者。

但是，美国也有自己的弱点，就是对战争毫无准备，所以它也是脆弱的；况且，美国由于海岸线的特征，以至于缺乏不受敌人骚扰而维修一级战舰的港口，而缺乏一级战舰的国家是不可能控制这片海域的任何一部分的。一旦为了争夺加勒比海的控制权而发生冲突，国家的主要力量就必须集中在新奥尔良的邻近，以及密西西比河河谷，把这里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但是保护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却是极为困难的。尽管密西西比河两处的港口，基维斯特与彭萨科拉，水位很浅，而且相对于这个国家的资源来说，它们所处的位置是非常不利的。然而，为了取得该优势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一切好处，就必须克服这些缺陷。此外，虽然美国距中美洲地峡的距离比较近，但美国依然需要在加勒比海海域占领一些地区作为应急或者辅助性战略行动的基地，依靠着它们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防守性能，美国的战舰就能随时赶到战争地点。如果说美国充分掌握了这些要塞，并把它作为战争基地，保证两个基地之间能够畅通无阻的话，那么，美国就完成了一切恰当的军事准备，拥有了充分的战争手段，美国在这一地区所具备的优势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形态构成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影响海权的第二个因素：形态构成。墨西哥湾因其所独具的特点，可以典型地列在形态构成这一因素之下。在影响海权成长和发展条件的讨论中，形态构成这一因素仅次于地理位置，位居第二。

一个临海国家的海岸线就是它的一条边界，这道海岸线越是能够提供通向更远处的通道，这个国家的民众就越会愿意通过它与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友好的往来交流。假设有这样一个国家，它只有漫长的海岸线，却没有一个港口，那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海上贸易，也不可能有海上运输和海军。在现实生活中，还真出现过这样的例子，那就是当比利时还是一个西班牙与奥地利之间的省份时，其情况如上。1648年，荷兰打败了比利时，迫使比利时关闭了安特卫普港，并把比利时的海上贸易转手让给了荷兰。西属尼德兰从此退出了海洋强国之列。

一个优良的港口所要具备的先决条件是宽大和水深，这也是这个地区力量和财富的来源，如果这些港口还处于可通向河流的出海口的话，这些港口的价值还会增长，这也便于集中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然而，如果不能很好地防御这些港口，让其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它将成为战争中的薄弱环节。1667年，荷兰舰队就很轻易地驶进了泰晤士河，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烧毁了英国海军的大部分舰船。几年后，英国海军联合法国前来复仇，当联合舰队企图在荷兰登陆时，遭到了荷兰舰队的顽强抵抗，不得已败北。1778年，若不是法国海军统帅的犹豫不决，英国人就失掉了哈德逊河的纽约港。如果这两个地方落入法国人手中，新英格兰和纽约、新泽西和宾文法尼亚之间的交通线将得以恢复。如果英国人丢失掉这些地方的话，他们可能提前议和。对美国人而言，密西西比河是获取财富的巨大源头。但是，密西西比河沿岸防守力量薄弱，再加上它的河道遍布全国，这就使得它成为南部联邦的一个薄弱环节，并因此成为导致南部联邦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我们看到，1814年切萨匹克的被占及华盛顿遭受到的毁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沉痛的教训，这些惨败都是由于航道入口处防卫空虚造成的。这些教训离我们并不是遥不可及，我们可以轻易地回忆起来，但是，从目前我们对海岸线的防御来看，可能并不是这样，人们也早已经将其遗忘。虽然与历史相比，环境以及攻守策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细节方面我们已加以修正，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主要的条件依旧没有发生变化。

拿破仑一生经历重大战役无数，但法国在布列斯特以东却没有任何可以使用的港口。这跟英国恰恰相反，英国在这里不但有一些避难所和供给港口，还在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设立了两个巨大的军火库。后来，法国人在瑟堡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才弥补了这一缺陷。

除了海岸线之外，人们还往往会因为其他的种种原因走向海洋或者离开海洋。尽管法国在英吉利海峡的军港十分匮乏，但是除了地中海之外，法国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都有很多深水良港，这些港口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海上对外贸易，并且这些港口都位于重要河流的出海口，对促进国内的贸易也有很大帮助。但是，等到黎塞留用武力结束了内战的时候，法国人并没有像英国人和荷兰人那样致力于海洋的发展。一个主要原因是，法国已经成为一片理想而富饶的乐土，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国内盛产的产品足以自给自足，有时候甚至供大于求，他们完全没必要冒险去开拓另外的商品市场。英国则恰恰相反，他们从上苍那里得到的赐予可谓少之又少，在制造业兴起之前，他们可供出口的产品微乎其微，微薄的自身收益完全满足不了他们膨胀的需求，加上他们天生的好动性和有利的海洋条件，促使他们不断地向国外扩张，去寻找比他们所在的岛屿更加富有和迷人的乐土。自然条件和民族特点促使他们成为天生的开拓者和发掘者，随即演变为制造商和生产者。产品和殖民地之间，海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以至于他们的海上力量越来越雄厚。

如果说英国人是被海洋的诱惑给吸引到海上去的话，那么荷兰人则纯粹是被赶到海上去的；如果英国离开海洋的话，会从此一蹶不振，而一旦荷兰离开了海洋，则会直接导致灭亡。在荷兰最辉煌鼎盛的时期，曾有一位权威人士就预言，荷兰的土地最多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人口。在当时，荷兰的制造业种类繁多且十分重要，但是制造业的发展远远赶不上海运事业的发展。土地贫瘠，海岸又无险可守，迫使荷兰人只好从事渔业。渐渐地，他们把渔业从内销转为外贸，从此渔业成了他们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就这样，正当意大利诸共和国处在土耳其霸权的压力之下，好望角航线刚被发现的时候，荷兰人平地崛起，成为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以及意大利主要贸易的继承者。

除上述原因外，荷兰的崛起还有它独特的地理优势，它位于波罗的海诸国、法国、地中海沿岸各国以及德国各大河流口岸之间，占据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几乎很快就承担了欧洲所有的海上中转生意。波罗的海沿岸的海上贸易、西班牙跟其殖民地的贸易、法国葡萄酒及沿岸的贸易，并没有比200年前增加多少，但是，这些贸易几乎都用荷兰船队运输，甚至英国大部分的转口贸易都是用荷兰船队完成的。所以荷兰的繁荣并不仅仅是其本身自然资源匮乏这一个原因，当然这也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由于民众生活贫困，他们被迫把目光转向大海，再加上他们控制了海洋运输业，拥有庞大的船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通过贸易来盈利。当美洲大陆和好望角航线被发现后，随之而来的探索精神和商业欲望急剧膨胀，他们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来进行海上贸易，他们的食品、服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还有建筑用材、造船的材料都需要进口。荷兰的繁荣富强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当然贫困所滋生的海上欲望是最根本的原因。在1653年到1654年间荷兰同英国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战争，荷兰的海上贸易一度陷入瘫痪，“用来维持国民生计的收入，比如渔业和商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工厂停业，生产终止。所有的船只不敢出海，港口内桅杆林立。到处是乞丐，街道上荒草萋萋，光是阿姆斯特丹就有成百上千套出租房空着，无人问津”。最后不得已，荷兰只有同英国签订了一项极其不公平的条约，才挽救了国家危亡。

这个灾难性的结局为我们指出，完全依靠外国资源在世界上立足是非常危险的。虽然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我们仍然可以从当时荷兰的情况看出同今日英国情况的几分相似之处。虽然这些情况在美国并不受到重视，但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想要保持国内的繁荣富强，就必须保持和加强其在海外的力量。人们可能不满足现有的政治特权，然而等到他们缺少面包、牛奶的时候，他们就会惶恐不安。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从地理位置、领土范围还是富足程度而言，美国都几乎跟法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当年在法国发生的悲剧已经在美国重演。最初，美国人的祖先只是占领了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带，虽然这些地方并不发达，但它有肥沃的土地、众多的港口、多产的渔区。这些先天性的物质条件加上英国移民与生俱来对海洋的热衷度，让他们的血液沸腾，这也正是建立起一个海洋强国的前提。最初的原始殖民地都是在海上或者在濒临大海的一条支流旁边，所有的进出口都趋向于同一片海岸。对海洋的狂热欲望以及它在公共福利中的表现，让它在人们心中广泛地流传。还有一种更为现实的动机，那就是少量的投资就能换取丰富的海上财富，因而航海业也就成了私人获取利益的平台。

到了现在，权力的中心已经不再是沿海地区。各种报纸、报刊都在相继描写内陆地区蕴藏的巨大财富和丰富的资源。这样一来，资本在内地就找到了更加方便诱人的投资场所，海岸地区反而被忽略了，这种做法使得海岸线变得死气沉沉。美国人放弃了墨西哥湾太平洋沿岸，还有接近密西西比河谷中心的大西洋沿岸，当美国人再次感到海上有利可寻时，他们将会再次努力为海上力量奠定基础。到那时，那些了解历史但无视历史的美国人，将会重新审视法国当年因为缺少海上力量而受到局限的教训，他们也将深深为由于国内财富的充足却忽视了海上力量的做法而捶胸顿足。

在各种影响海权的自然条件中，像意大利那样的地理形状是最奇特的，意大利是一个狭长的半岛，中央的山脉将其分成两个窄长条，联结港口的道路沿着山脉一路伸展。意大利只有完全控制了海洋，才能够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绝对安全，因为意大利人根本无法知道，敌人会在本国国境线的哪个地方发动袭击。但是，如果意大利有庞大的海军盘踞在中央地带的话，在某个地段被敌人严重破坏之前，还是有望攻击那支逼近其基地与交通线的舰队。美国的佛罗里达半岛也同样狭长，它的最顶端是基韦斯特，虽然这个半岛地势平坦人烟稀少，然而第一眼看去，会觉得它与意大利非常相似。当然，这种相似性仅仅是表面上的，如果墨西哥湾成了一场海战的主战场，那么通过陆地到达岛顶端的交通线将会意义非凡，并且随时可能受到攻击。

当一个国家不仅由海洋组成其边界，或者海洋把这个国家包围起来，还把这个国家分割成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部分的话，那么，控制海洋就不仅仅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大计了。在这种情况下，只会产生两种结果，要么使这个国家的海上力量变得非常强大，要么就使得这个国家软弱无力，这正是目前意大利王国连同其撒丁岛与西西里岛的情况。在意大利王国还很年幼并且财政收出不足的前提下，其领导人就能极具前瞻性地发现这一点，并建立起一支力量雄厚的海军。他们认为，以意大利的岛屿作为海军基地，甚至比以大陆为基地要好得多，因为意大利半岛上没有安全畅通的交通线，如果敌人入侵，陆地上的军队将很有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同时还会受到海上力量的威胁，这种困境是非常可怕的。

爱尔兰海把大不列颠群岛分割开来，它不像是一个分割物，更像一个港湾，但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它对联合王国造成的威胁。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海军几乎跟英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实力相当，爱尔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当时这个岛几乎全部被法国人和当地人控制。这时的爱尔兰海不但成了法国人的一个优势，还成了英国人在交通线上一个最大的薄弱环节。只不过法国人也不敢孤注一掷，把他们的战列舰开进这片狭窄的海域，而是把准备登陆的远征队调到南部与西部的英国海港。在决定胜负的时刻，被派到英国南部海岸的法国海军彻底打败了英荷盟军；就在这同一时间，25艘法国护卫舰驶往圣乔治海峡，攻击英国的交通线。驻扎在爱尔兰的英军陷入包围，岌岌可危。但是博因河一战及詹姆斯二世的逃亡使得战局出现了转机，从而挽救了英国陆军。这种进攻交通线的行动，属于战略问题，跟1690年一样，都对英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处在同一时期的西班牙，由于无法由一支强大的海军将各个海上的领地连接起来，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让其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虽然西班牙已经衰落，但它还占领着尼德兰、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意大利土地，再加上其在新大陆拥有的广阔殖民地。然而它的海上军事实力却非常软弱，当时有一位荷兰的博学大家指出：“在西班牙广阔的海岸线上，航行的都是荷兰船只。从1648年西班牙跟荷兰签订合约以来，西班牙的船员和水手越来越少，以至于他们公开租用荷兰的船只开往西印度群岛。这在之前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时候他们会非常小心谨慎地将所有的外国人拒之门外。”他还说：“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西印度群岛处在西班牙的腹部，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让它与西班牙的头部相连接。那不勒斯与尼德兰就像西班牙的两只生病的胳膊，无法为西班牙效命，因此，如果离开海运的话，西班牙将无法从这两个地方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在和平时代，西班牙可以随时租用荷兰的舰船，但是一旦发生战争，我们之间就会产生分歧和隔阂。”

在半个世纪之前，一位亨利四世的主要大臣萨利，就十分形象而准确地把西班牙比喻为“一个双腿和胳膊都强壮有劲，但是心脏却极度衰竭的国家之一”。自那之后，西班牙的海军就屡屡遭受劫难，有时候甚至全军覆没。这不仅让国家蒙羞，其国力也每况愈下，带来的是商业航运被毁，制造业也随之消亡。能让西班牙政府苦苦支撑下去的，不只是遍布全国的工商业，也是来自美洲的运宝船，这上面装载着大量的白银，然而这些船只却时常会受到敌国舰船的袭击。由于损失掉6艘大帆船，运宝船的活动被迫中止了一年多。当尼德兰大战正在如火如荼时，由于荷兰人对海上的绝对控制，迫使西班牙人放弃了海上交通线，不得不选择漫长昂贵的陆上交通线路来运送军队，这样一来它又必须面对战略必需品的增加，以至于达成了一个非常滑稽的协议，就是由荷兰的舰船为西班牙军队运送战略必需品，也就是说，荷兰的舰船在供养着自己的敌人。作为回报，荷兰人得到了在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场上备受青睐的香料。在美洲，西班牙人同样孤独无依，迟迟得不到国内的援助，只好躲藏在战壕后面苦苦支撑。不过在地中海地区，这种窘状有所改善，因为荷兰人根本就对那个地方不感兴趣，而英国人同法国人还没有开始漫长的为争夺其控制权进行的斗争。到了后来，没有海上力量的西班牙逐渐失去了尼德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梅洛卡、哈瓦那、马尼拉和牙买加，这些土地后来数次易手。总之，海上力量的衰败是西班牙全面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到现在为止，它还没有从这个深渊中爬出来。

除了马达加斯加，美国本土以外占据的所有土地都能够从陆地上到达，美国的领土外形使其并没有呈现出特别薄弱的部分，所有比较重要的城市或者基地都能够迅速到达，要是通过水路的话，成本比较低廉，要是通过铁路的话，则会比较快速便捷。太平洋地区是防御最为薄弱的地方，但这些地方也远离敌人的威胁。美国国内的资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位法国人就这样说过：“我们在自己的地域里可以永远独立地生活下去，然而一旦这个小地域被外来的商业贸易线侵犯，美国人可能就会一瞬间唤醒那些曾经在海洋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

三、领土范围

影响海权的另一个要素，就是领土范围。这里所说的领土范围单单是这个国家的国土，并不包括土地之上的人民。这一条件比较简单明了，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够阐述明白。

影响一个国家海权发展的领土范围，不单单是指一个国家总体面积的平方公里数，还得加上这个国家海岸线的长度和港口的特点。地理条件有时候跟自然条件是一回事，并没有明显的划分。在地理条件跟自然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判定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就是人口的数量及海岸线的长度。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比做一座堡垒，负责警卫的部队必须跟其所保卫的场地相匹配。这一点在美国的南北战争①中，我们能够找到相似的案例。

如果南方人口众多，而且人人好战，他们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足以同其雄厚的资源相称的话，那么，它漫长的海岸线、无数个港湾就是使之强大的基本因素。而北方部队能够有效地封锁南方的整个海岸线，他们应该为之感到庆幸，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杰作，改变了历史的杰作。但倘若南方的人口再多一些，而且全民皆兵的话，要取得那样的成绩是非常困难的。但实际情况是，这里生活着一群不习水性且为数不多的人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封锁这一海岸线才是有可能的。那些曾经在这一地区封锁海岸线的军人和当初执行封锁任务的战舰，都深知这一计划只有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才能够行得通，也完全正确。但是，如果对手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那么，这一切努力都将付诸流水。北方的舰队相互之间无法提供支援，只能稀稀疏疏地沿着海岸线分布着，它们单个或者组成一个小组坚守岗位，面对的却是无限广阔的水域，这非常便于南方军队的秘密集结。在第一道水上交通线后面，是漫长的海港，还有数不尽的坚固的堡垒，凭借着这些优势，敌舰可以随时退入这些港湾避难。如果说有一支强大的南方舰队能够完全利用自己所处的这些优势，以及北方舰队零散单独的劣势，那么它们是完全有可能将北方舰队各个击破，迫使北方舰队集结，这样一来，南方军队就会打开对外贸易的通道了。

然而，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就像南方海岸那样，拥有着广阔的海域和众多的港口，这本来是可以成为南方舰队反击力量的一种来源，但是由于军事策略的失误和军队成分的差别，这些优势反而成了南方舰队受损的根源。自从打通了密西西比河，人们都意识到这场战争将会在南方长久地进行下去。北方军队的战舰从各个港口长驱直入，这些原本为南方运载财富和支撑国家贸易的河流，瞬间成为对手反击自己的利剑，正是这些河道，把敌人引入了自己的心脏中心。昔日人们乐观地认为在经历了一场战争后还能够继续保持活力的地区，此刻正充满了绝望、无助和惶恐。海权的作用从来没有比这次战争更加体现出决定性的影响。

这场战争改写了历史的进程，那就是在北美这片广袤的大陆上，必须而且只能存在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几个相互敌对的分散小国。战胜的一方都在为自己取得的荣誉而喜悦，并且他们都客观地认为这些伟大的胜利必须归功于他们的海军优势。但是，那些了解美国历史真相的人应该提醒他们，他们的胜利，仅仅是由于南方不是以航海起家的地区，没有强大的海军。若非如此的话，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四、人口数量

论述完影响一个国家海权的自然状况，接下来我们开始对影响海权的人口特征做一考察。人口特征也是影响海权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人口特征同海权的关系中，首先要思考的是这片地域人口数量的多寡，因为它同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是密切相关的。这里所说的领土范围，不仅仅是指其领土面积的大小，还要考虑到跟海权有关的海岸线长度及其特征。同样，这里所说的人口，不单单是指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还要加上这些船舰上的水手、雇佣工以及生产海军物资的人员。

举个例子，在法国大革命②爆发之前以及之后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中，虽然法国人口远远多于英国，然而就海上力量而言，无论是和平时期的海上贸易，还是战争时期的军事效率，法国都远远不如英国。法国的军事效率的缺陷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每每在战争爆发之前，法国都占有绝对的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往往不能够在战争中得到维持。

比如在1778年，当战争爆发时，凭借海上动员，法国一次性就能够装备50艘战舰，而英国则刚好相反，由于它的海上力量分散在全球，要在本土集结40艘战舰困难重重。但是到了1782年，这种情况刚好反了过来，当时英国可以服役的战舰已经达到了120艘，而法国则一直没有突破71艘。再后来到了1840年，两国剑拔弩张，准备在地中海东部决战之时，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国军官称赞法国舰队高效的动力和舰队领导人杰出的才能，并表示一旦法国舰队跟实力相当的敌人开战，将绝对有制胜的信心，他说：“当我们集结到21艘战舰并将其组成战舰队伍之后，我们将不再有预备队，没有一艘战舰能够在6个月内投入战争。”但他接下来说：“我国与英国相比，实力相差悬殊，我们为了集结这21艘战舰，用光了所有的船员和水手，虽然我们在各地建立了后备力量和招募机构，但是这并不能接替已经服役了三年的海员，他们没有休整的机会。”

这些实例表明，后备力量的差距深刻地影响着一场战争的成败，这甚至比活动在海上实力的差异还要严重。因为一支活动在海上的舰队需要的不光是技术精湛的海员，还要雇佣一大批从事各种制造和修理的劳作人员，这些人做着修缮各种海洋上的装备或者跟海洋有关的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都必须具备在海洋上生存的能力。英国有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爱德华·皮洛爵士对此很有远见卓识。1793年战争爆发时，同往常一样，海军遇到了人员不足的问题，但此时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爱德华·皮洛爵士除了使用从来没有出过海的陆地人员以外，还命令手下军官去招募柯尼希矿工，因为他们职业的特殊性能够快速地适应海上作战的需要。结果证明，他的这个做法是非常英明的，一来这种做法避免了时间耽搁；二来在一场战斗中，他指挥下的舰队成功俘获了敌方的一艘装有大炮的护卫舰。更加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这些矿工服役时间才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而他们的对手却在战舰上服役了一年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的损失情况竟然相差无几。

或许有人会认为，在现代的战争条件下，这种后备力量已经失去了昔日拥有的那种重要性。因为现代舰船和武器的制造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的，而现代战争需要的是综合实力，即在战争爆发之初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予对方毁灭性的打击，用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讲就是：要让一个国家毫无还手能力，就要在一开始彻底击败敌方的海军舰队，如果舰队被打垮了，这个国家其他的组织机构就没什么威胁了。就某个方面而言，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跟过去相比，后备力量的作用有所减弱，但假如两支舰队在某一地点相遇，激战过后其中的一支舰队被彻底打垮了，而另一支仍然能够继续作战，那么战败的一方想要重整旗鼓的希望就比以前要渺茫得多。一个国家的舰队几乎就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军力，若是惨败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来做个假设，如果英国的海军舰队代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军事实力的话，那么，它在特拉法尔加一役中的败绩就比法国要严重地多。特拉法尔加对英国的重要性就好比奥斯特里茨和奥地利，吉纳和普鲁士。一个帝国的军队一旦被摧毁，那它就只剩下任人宰割的份儿了。据说拿破仑最向往的就是摧毁和瓦解敌军。

如果光看这些战争史实的话，有人就会认为这种后备力量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然而这一点还有欠考虑。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军事打击都是有特殊才能的人指挥的，并且把战略眼光直接对准了对方的心脏。除了这些以外，战败的一方总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劣势而士气低落，因而团队精神与国家的荣誉感也是极其重要的。在乌尔姆一役后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3万奥地利军队一枪未发便放下武器投降。所以，之前的这段历史就是一部法国高唱凯歌而奥地利不断失败的历史。在不断受挫之后，发生了特拉法尔加海战。再往前追溯，则是联合舰队里西班牙人在圣文森特和法国人在尼罗河的战争，这些都距离我们非常近。这些打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毁灭性的，终结性的，除了吉纳的情况。在吉纳战争中，双方实力相差太过悬殊，所以这些原则用在它身上并不适合。

到了现在，英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时代，它依旧保持着这种优势。法国和英国是全世界拥有最强大海洋军事实力的两个国家，那么到底谁更加强大呢？这个还有待考察。实际上，英国和法国无论是在海上力量方面，还是国内物质方面，都算得上是不相伯仲。如果一旦发生冲突，仅仅是人员和战备准备方面的差别能导致一场战斗或者一次战役后力量发生较大的变化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预备力量将要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是有组织的后备力量，其次是海洋性人口的储备、机械技巧的储备、财富的储备，这些都将发挥作用。我们现在似乎已经忘记了英国在机械制造方面的绝对领先地位，这种优势使得它能够轻易地组织一批由机械工人组成的后备力量，在商业受到侵袭的时候，多下来的船员和机械工人将投身到武装舰船上去。

后备力量究竟能不能发挥作用，我们可以总结成：在现代的战争条件下，两个实力相当的对手，如果一方败北的话，会不会因为这一次战役的失利使得整个战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海洋战争中得到答案。至于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德意志对于法兰西的胜利，都是强国战胜一个弱国的胜利，且不管是什么因素导致它的软弱。在时间跨度极大的普莱文之战中，如果土耳其拥有可观的后备力量的话，那么这场战争的结局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不可否认，时间是在战争中制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即使这个国家没有花大把的精力在军事上，它的人民也不赞成花昂贵的军费来建立规模庞大的海军，但只要有一定的时间形成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那么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唤醒民众的卫国精神和才智，将它转化为战争的动力。如果现有的军事力量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还能够固守，这个国家就可以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人民的数量、国家财富，以及各种本国的优势来反击侵略者。如果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瞬间土崩瓦解，那么即使它的自然条件雄厚，也摆脱不了遭受屈辱的命运。如果它的敌人足够聪明，还会让它承担战争赔款，那这个国家翻身的机会就很渺茫了。在各种小规模的战争中，我们总是重复听见这样的话：“如果某某能够再坚持一下，这里便能够获救了，或者说那里就可以成功了。”还有我们常在病房里听说：“要是这个病人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那他的病将会出现转机的。”

在某种角度上看，英国和荷兰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说能够侥幸躲过这场灾难的话，它将什么都不会损失。荷兰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德维特写到：“在和平时期，荷兰人害怕跟别的国家闹翻，所以不会让自己的军事力量变得强大起来。荷兰人就是这样，他们的性格缺点是，除非战争到了眼前，不然他们绝不会心甘情愿地把钱花在国防上的。我每天都在跟这帮人打交道，他们往往在该省钱的地方大肆浪费，而在该花钱的地方却惜钱如命。”

我们国家同样也应该受到指责，这是全世界人都能轻易看明白的一个事实。美国现在还没有强大的防御能力，所以我们只能把自己隐藏起来发展自己的后备力量；而能够充分满足未来海战需要的船员在哪里呢？若要一个国家的海岸线同人口相当，只能在全国性的商业航运与其相关的行业中找得到，但在美国这些根本就不存在。只要能够一心效忠国家，至于这些舰船上的人是美国人还是别的国家的人，都不重要。美国在海上的力量足以让他们在战争爆发后回国并集中起来。如果也让那些外国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么让他们在战舰上坚守岗位就能够轻易地办到了。

虽然上面的论述有些天马行空，但是不可否认，从事和海洋有关职业的人口，是影响海权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在这方面严重缺乏，因此海权的壮大只能建立在自己国旗下的那些大批商业活动中。

五、国民特征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影响海权的另外一个要素——国民特征。

如果说海权是建立在一种和平与广泛的贸易基础之上，那么对商业追求的习惯性必然是一个民族称霸海洋的显著特点。历史已经毫无悬念地证明了这一事实，除了罗马人，再也没有相反的事例了。人们都在商业中寻求最高的利润，而且都或多或少喜欢金钱。但是，一个地区的人们追求利润手段的不同，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地区的历史及商业命运。

假设历史都是属实的，能够让我们有所依赖，那么，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手段就显得有些肮脏了，不仅让自己的国民蒙羞，还对健康稳定的商业发展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最终会给与商业有关的行业及国民的财富带来伤害。利益的驱使让他们身上升起了欲望的火焰，且越烧越烈，他们在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上大肆掠夺，虽然对欧洲国家的商业贸易和海洋力量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们没有去寻找新的工业基础，也没有进行合理的探索和积极向上的商业冒险，他们感兴趣的只是金银。

西班牙人拥有的很多品质是别人不曾拥有的，比如勇敢，富有事业心，性格节制，吃苦耐劳，充满热情，还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这些优越的品质再加上西班牙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港口条件，他们便成了一群寻求新世界的先锋队，先后占领了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和其他一些地方，而且长期以来罕逢敌手。在北美大陆被发现的100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主宰着这片土地。西班牙完全能够在众多海军强国中脱颖而出，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自从1571年勒班陀一战之后，西班牙虽然参加过多次战争，却再也没有辉煌的战绩了，商业贸易的衰落导致了西班牙人在战舰上的衰落。显然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仅仅归咎于这一个原因，西班牙政府的种种做法抑制并束缚了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但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会突破这个政府的囚禁，如果这个国家全民都热衷于商业贸易的话，这个国家的政府也会不得已卷入这场贸易当中。西班牙广大的殖民地也会跟这个专制主义的政府越来越远了，而阻碍西班牙发展的正是这一专制主义。事实上，无数的西班牙人离开了本土，从事种种海外扩张活动，而他们带来的收益却微乎其微，只有少量的货币、香料和为数不多的商品，仅仅需要一只不大的船就能够全部装完。西班牙本土所产的商品，也只有少量的羊毛、水果和铁器，除了这些几乎没有其他的产品，工厂严重亏损，最后大多倒闭，人口也逐渐下滑。而西班牙人赖以生存的日用品，则完全要靠荷兰人的提供，结果是他们本来就不足的工业产品换取不了这些生活用品。一位那个时代的人写到：“所以那些手捧钞票的西班牙人到处奔走去购买商品，他们必须也只有从这个欧洲国家找到财源，用来购买所需的商品。”昔日的西班牙人曾经那么热切地追求到的财富，就这样渐渐离去了。

从军事观点上看，随着海运的衰败，西班牙已经变得一蹶不振，它数量不多的财富分散地装载在几条船上，沿着几条航运线穿梭，一旦被敌人俘获，那么它的海上军事力量就陷入了瘫痪的状态。与之相反，英国和荷兰的财富则分散在世界各地无数艘的舰船上面，虽然屡次遭受打击并一度重创，但并没有抑制财富的增长，尽管这种增长非常困难，却是十分稳定的。在西班牙历史上最危急的时期，它的盟国葡萄牙的命运跟它一样，也渐渐走向了衰落。虽然在海洋军备竞赛的初期，葡萄牙还名列前茅，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像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场致使西班牙衰落一样，巴西的矿场也同样毁了葡萄牙，它们浅薄地不重视制造业的发展。不久后，英国人开始向葡萄牙提供布料、日用百货和食物。为了追求利益，葡萄牙人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国土；而奥波托的葡萄园最终被英国人用巴西的黄金买去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50年的时间里，葡萄牙从巴西矿场榨取了5亿美元，而到这一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一数字则变成了2500万美元了。这是展示真实存在的财富跟假象财富之间最为直观和浅白的例子。

比起西班牙跟葡萄牙来，英国人和荷兰人并不是不想追求财富。英国和荷兰都曾经被人嘲笑似的称为“小店主国家”，然而，这种嘲笑反而更加体现出了他们的聪明和果断。他们不是没有勇气，也不是没有激情，事实上，他们比其他国家的民众更加有忍耐力。正是由于这样，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劳动而不是武力，他们的致富道路显得有些漫长而不够快速，这两个民族特征几乎相同的民族还具有其他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的品质让他们跟周围的环境融合，并逐渐向海洋上发展。他们都是天生的生意人和制造商，因此，无论是在他们的国土上，还是文明国家或者野蛮国家的港口里，再或者他们创建的殖民地里，他们都竭尽全力榨取这些地方的财富，开发这些地方的资源，用来增加本国的财富。这两个被称为“小店主国家”的人民，天生就具备独特的经商能力，他们孜孜不倦地寻找新的商品用来交换，加上几代人艰辛的努力和这个民族的优越性，使他们迅速成长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了制造商而声名鹊起；在国外，他们所控制的土地财富渐渐增多，产品也日益丰富。在本土跟殖民地之间要沟通，就必然需要更多的船队，因此，他们的海运事业才会随着商品贸易的需求发展起来，而对于那些在海洋事业方面没有多少投资的国家，比如法国，虽然它本身很强大，但却需要他们的产品及运输船队，这样一来，他们便有了很多的理由和手段来获取海上霸权。这种自然形成的发展趋势会时常受到别国政府的干预，而遭受严重的挫折和遏制。这些国家非常敌视英国和荷兰，因为他们国家的人民只能依靠这两个国家的支援才能够繁荣昌盛。当政府开始干预这些贸易时，便是政府影响海权发展的范畴了，这点我们以后再讨论。

一个民族只有十分崇尚和喜好商品贸易，并且产生这种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活动，那么这个民族的国民特征就对海权的建立至关重要。如果一个民族拥有了这些特性，并拥有优越的海岸线，那么即使遭遇海上的种种危险和对海洋的反感，都不会抵消这个国家的民众离开本国去寻找财富的欲望。当然，通过其他的种种行为也能够使国家变得富强，但这样通常不会产生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子，法国不但有勤劳的人民，还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天然的海港。法国海军曾经一度闻名于世，即使是在它处于低谷的时期，也没有丧失这个民族深以为荣的军事荣誉。然而，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它的根基是建立在海洋的商品贸易之上的，与其他海上民族相比，法国从来没有获得一个让人瞻仰的地位。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国民特征的差别，以及国民对财富的追求方式不同。当葡萄牙人跟西班牙人在为了挖掘财富而流汗、流血时，法国人则通过节俭、减少支出来囤积财富。有人说，守财要比发财困难得多，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这种为了获取财富而进行的冒险同为了征服世界进行的冒险颇有些相似之处。如果单单是进行节俭和储蓄，并在小的范围内展开贸易的话，虽然能取得小规模的财富，而且不用承担风险，但这种小打小闹不会从根本上带动海权及海上贸易事业的发展。

我们接下来将举一实例，虽然这个实例的正确性还有待考察。一位法国军官曾经说过：“在巴拿马运河上，其中就有我的两份份额。我们法兰西不像你们美国，你们美国的很少数人可以持有很多的股份，但我们国家的多数人只能持有少之又少的股份。当我拿着这两份股份打算进入市场时，我妻子就跟我说：‘你拿的这两份股份，其中有一份是我的。’”为了确保一个人私有财产的稳定性，这种担忧是非常正常也非常明智的。但是当过分谨慎和对财政的缩手缩脚达到了一定程度，演变为国民特征的时候，它必然会阻碍这个国家的商品贸易和海洋事业的发展。把这种谨慎用到现实生活中时，必然会影响这个国家的出生率，所以法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

自中世纪以来，欧洲的贵族阶层就秉持着一种狂傲、轻视和平贸易的传统，不同的国家民族特色，对这个国家的贸易发展意义非凡。西班牙人就是这样，他们天生的傲慢很容易跟对商品贸易的轻视结合，从而跟那种不愿工作和等待财富降临的灾难性习性同流合污，这就使他们越来越讨厌商品贸易。法国人也承认，爱慕虚荣和自满是他们的民族特征，这种民族特征在法国所起到的作用同西班牙人的傲慢是一样的。

法国有大量的贵族阶层，他们享有无上的特权和荣誉，这就使得他们给自己不屑一顾的职业加上了一个低等的标志，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和制造者对贵族显赫的身份都垂涎三尺，一旦他们拥有了这种身份，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扔掉自己赚钱的职业。虽然这个国家民族的勤劳和地理位置的优越等特性能够抑制商业的衰落，但这种行为却完全是在一种被人鄙视的状态下进行的，那些爱面子和优秀的商人一旦有机会就会逃离这个行当。由于柯尔伯特③的影响，路易十四曾经颁布过一项法令：“所有的贵族都可以进行海上贸易，这并不有损他们高贵的地位和身份，但是只有一条，不许他们进行零售的小贸易。”这项法令颁布的理由是：“商品贸易能够带来令我们满足的生活必需品，那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海上贸易与贵族的身份格格不入的旧观念应该消除。”然而，这一法令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那种由来已久的偏见占据了上风，并逐渐演变为这个民族的民族特征。许多年后，孟德斯鸠④说：“在君主制的时代里，让贵族阶层从事贸易是与这个时代的精神相悖的。”

在荷兰，同样也存在贵族阶层。然而，这个国家的政体是共和制，虽然是名义上的。政府在很大的范围内允许私人兴办企业，这种权力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中。一个国家立足的根基是金钱，或者说是财富。在荷兰，财富成为区分国民地位的一种来源，拥有了一定份额的财富便拥有了同等份额的权力，有了这些权力，就会在生活中处处受人尊敬。这一点在英国同样如此。贵族阶层傲慢无礼，狂妄自大，然而，在代议制政府里，财富的权力不仅没有被淹没，反而在慢慢延伸。在人们心中，你一旦拥有了财富或者特权，就会受人尊敬。英格兰同荷兰一样，获取财富的职业同财富本身享有同样高尚的地位。因此，在各个海洋大国里，由民族特征而引发的社会舆论，对国家的商品贸易有深远影响。

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民族特征还会以另一种形式的出现而影响一个国家的海权，那就是这个民族依靠自身的才干建立起来的殖民地。这与自然间其他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殖民地的发展越是合乎自然规律，它的发展就会越健全。因此，由一个国家全民的强烈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它的基础是无比坚固的。如果这些殖民地上的人民极少受到宗主国的干预，人民又拥有一定的权力时，它的发展将是非常快速的。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人们就明显地认识到殖民地作为本国的产品输出市场，以及贸易和海运的发祥地，对于本国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同国家从事殖民活动的努力不同、起源不同、国家制度不同，其所带来的成功程度也就不同。一个政治家无论多有远见卓识、小心谨慎，他的努力都无法弥补上述自然劣势所带来的缺口。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中诞生了自我发展的因子，那么，即使宗主国对殖民地有多么精细的规定，也比不上它自身放任发展的良好结果。有些已经获得殖民地的国家所展现出来的聪明才智，还比不上那些尚未获得殖民地的国家，甚至越来越不够明智。如果说完善的制度、细致的监督方式、长久不变的精心管理能够促进殖民地的发展，那么，英国在这些方面显然不如法国。但是，成为世界主要殖民主义国家的是英国而不是法国。

成功地开拓了殖民地，随之而来的就是其对海上贸易和海权的影响，这些都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民族特征。当一个国家的贸易和海权能够良好发展时，其殖民地也会健康发展。殖民地的发展进程主要取决于开拓者的民族特征，而不是这个国家对殖民地的关注程度。真理越辩越明，一般来说，一个政府对其殖民地的态度是十分自私自利的。无论建立这个殖民地的手段如何，只要宗主国认识到了这个殖民地的重要性，那么这片殖民地便成了一头被榨取奶汁的牛。在通常情况下，这头奶牛能够得到优厚的待遇，因为这已经成为了宗主国财产的一部分，给它点适当的照顾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无论政策怎样优厚，立法中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是绝对的。在殖民地的管理机构中，掌握大权的都是来自宗主国的民众。与海上一样，殖民地往往被看做是那些在国内没有立身之所或是无业游民的栖息地。然而，作为一个殖民地来说，只要军事当局还驻扎在殖民地，就意味着宗主国对这块土地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英格兰的成功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殖民地开拓国，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隐藏的道理似乎存在于这个民族的两个特点上。首先，这些殖民地的开拓者们能够迅速地在新领地上定居，这与他们所寻求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无论这些殖民者背井离乡后有多么思念家乡，都不会轻易返回祖国；其次，英国人总是孜孜不倦地在新的领地上发现可利用资源。就第一点而言，法国人明显比不上英国人，他们总是满足于故乡上的那些小欢乐和小情趣。就第二个特点来说，英国人又不同于西班牙人，西班牙人的志向及目标相比英国人而言太过狭隘，限制了他们在一个新的领地开发贸易的能力。

荷兰人的民族特征与其生活需要促使他们去开拓海外殖民地。到1650年时，他们已经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光是对这些殖民地的命名就足够让人头疼了。在当时，无论是殖民地的数量还是商品贸易，荷兰都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尽管建立这些殖民地的初衷是为了商品贸易，这也非常合乎自然发展规律，然而这种殖民地并不能够长久稳定地发展。

荷兰人在开拓这些殖民地时，并没有企图在军事上占领这些地域，纯粹是为了商业利益。当荷兰人受到环境的压力时，他们才试图征服这些地方。在一般情况下，荷兰人非常满足这种在独立自主的国家保护下的商业贸易。这种做法仅仅是获取财富的需要，而无半分的政治因素。就如同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专制那样，倾向于让其殖民地仅仅从商业上服从宗主国，这就遏制了殖民地自然发展成长的原则。

在没有完全结束这种论述之前，我们先来提一个问题：如果各方面的条件都充足的话，美国的民族特征是否适合发展一支强大的海军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引用遥远的事例来证明，如果没有立法的障碍，生意上的活动区域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美国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海上强国。美国人具备很多优势，比如对贸易先天性的嗅觉、大胆的冒险精神、对各种有关利益线索的敏锐度。在不久的将来，如果有些地区需要殖民化，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本土上的管理制度以及发展经验带给它们。

六、政府特征

在论述一个国家的政府及制度对海权的影响时，不必拘泥于那些抽象晦涩的哲学问题，而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比较明显直观的方面，也不必抛开这些去探索那些遥不可及的影响，对那些原因的论断应该一笔带过。

但我们必须看到，不同的政府机构及不同时期统治者的特征，都对海权的成长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与其民众所具备的独特性格，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实体，这就相当于在自然条件下，一个人应运而生；而这个国家政府的运作方式就相当于人的思维方式，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是明智的、富有亲和力还有极佳的智力，并且有着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精神，那么就会取得成功，反之注定失败。

一个完全按照民众的意志做决定的政府会在各方面促进海权的成长，这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从海权方面来说，只有一个真正接纳民众意见并为之努力的政府，才会有成功机会。当这个国家民众的意志与其代表们的意志在国家组建中占了较大份额时，这个政府才会健康稳定发展。然而，这种完全民主自由的政府也有种种不足，倒是只有独断专权的政府才能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这比自由政府经过漫长的谈判讨论所建立起来的海军要直截了当得多。只是后者也有明显的缺陷，比如当组建这一军队的君主死亡之后，政府的政策就很难再继续维持。

英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强国，所以英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世人的眼球。尽管英国政府的所有举动未必都正确，但它们与对海洋权力的维护总是保持一致的。英国政府的傲慢无礼可以追溯到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尽管在那个时候英国除了本土之外没有其他领地，这里有一段黎塞留表述詹姆斯政府的话：

亨利四世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具骑士风度的王子之一，他的大臣萨利公爵登上了一艘主桅杆上悬挂着法兰西国旗的法兰西船离开了加来，刚进入英吉利海峡就碰到了在那里等待他的传递信息的英国快艇，这艘快艇上的指挥官要求法国船降下国旗。萨利公爵考虑到法国军舰的性能，毅然以自己的身份拒绝了这一要求。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足够让这些善良的法国人伤心，三发炮弹击中了法国的军舰，萨利公爵被迫屈服了。

后来萨利公爵多次要讨个说法，而这位英国船长的回答是：“恰恰是我的职责使我向您致敬，但同时您必须服从我们海洋霸主的地位，并以此为荣。”虽然接下来詹姆斯国王向萨利公爵道歉，稍稍缓解了他心中的不平，但内心的愤懑还是时时涌现，并且永远都无法消失。亨利大帝只好就此事从中调解，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必须通过海上武力来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海上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演变将自己推上海洋霸主的地位。

从近代的观点来看，英国这种粗鲁的行为和那个时期它的国家精神是完全相悖的。更加值得反思的是，这种行为是英国宣扬自己要称霸海洋的一个标志，而对这位法国最高统治使节的侮辱，竟然是由英国胆小怕事的国王当政下的一名小指挥官发出的。所谓英国人口中国旗的荣誉感，完全是个空泛的誓言，它也仅仅代表了这个政府对外的目的性。然而这种要求在克伦威尔时期，却是所有人都坚持的，这跟国王专制统治没什么区别。

1654年，荷兰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向国旗致敬”也是他们议和的条件之一。克伦威尔⑤不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暴君，他还时刻对英国的名望和实力非常敏感，为了向世人宣扬英国的名望和荣誉，他甚至在一些毫无意义的礼仪制度上下大工夫。当时的英国海军还没有完全取得海洋霸权，算不上十分强大，但是在克伦威尔严格的控制之下，这支海军很快就焕发了新的活力与希望。接下来这支海军遍布世界各地，波罗的海、地中海、北非、西印度群岛都有它们的身影，它们为自己的国家取得权力，并为它们国家遭受的损失取得补偿。正是在克伦威尔的这种高压政策下，英帝国用武力征服了牙买加，并进一步扩大其帝国范围，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时期内的一些和平性措施也十分有力地促进了英格兰的贸易及航运的增长。克伦威尔在著名的《航海法》中宣称：“所有运往英国或者其殖民地的商品，必须由英国本国的船只或者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家的船只来运输。”这一法令是专门为了对付当时海运业比较发达的荷兰的，它一出台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不满。但在那个民族冲突不断的岁月里，这一法令对英国显然是非常有利的，以至于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它还能够长久地存在。

又过了大约125年，纳尔逊崛起。在他没有开创自己的事业之前，就已经十分崇尚航运业了，他在西印度群岛的那几年，严格执行针对美洲商船的《航海法》。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继承了王位。尽管查理二世时常欺骗英格兰国民，但他对英帝国的荣誉和传统的海洋政策却是忠心不二的。他想要摆脱英国议会和民众的牵绊，于是与路易十四私下来往。在写给路易十四的一封信中他说：“要使两国联盟，摆在面前的主要障碍是，法兰西现在正全力创造一种商业条件，好让自己成为海上强国。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只能凭借我们的海上力量和商品贸易才能维持住海上强国的地位。这一方面的影响至关重要，以至于法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引起我们的猜忌。”

在两个君主谈到对荷兰的进攻时，关于由谁来统帅英法联合舰队，两人展开了一番争论。查理二世在这一点上毫不让步，他说：“控制海洋一直是英格兰的传统。”如果说他在这方面要做出让步的话，他将无法对他的臣民交代。在对北部联合省的分割中，他还为英国争得了控制斯海尔德与马斯河的有利位置。在查理二世统治下的英国海军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克伦威尔时期的精神与纪律，尽管后期英国海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这种情况成了他暴力统治的主要特色。在1666年的海上战役中，英国的蒙克⑥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仅仅把舰队的四分之一派到了海上，结果发现他们要对付的是拥有着极大优势的荷兰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蒙克毅然决然发起了攻击。在前期的战斗中，虽然舰队遭受了一些损失，但也取得了诸多辉煌战果。这次行动虽然算不上一场战争，但英国的国民和政府对海军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欣喜的。几个世纪以来，经历过无数磨难的英国海军终于掌握了制胜秘籍。作为查理二世的继承者，詹姆斯二世曾经在海上服过役，并且指挥过两场大规模的海战。在威廉三世继承王位时，他不但掌管着英国，还取得了荷兰的统治权，这两国一直结盟对付法兰西和路易十四，直到1713年缔结《乌得勒支和约》⑦，法国取得了海上的优势，而这一过程则持续了漫长的25年。英国政府越来越稳定，并且持续扩大其在海洋上的影响范围，促进海权的发展。在海上，它击败了公开的敌人法兰西；作为一个并不称职的朋友，它狡猾地不断削弱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这是显而易见的。

英国和荷兰签订的条约中规定，荷兰同英国的海上力量之比应为3∶5，也就是说，英国的海上实力几乎是荷兰的2倍。而另一条规定则恰好相反，荷兰可以拥有一支10.2万人的陆军，而英国只能有4万人。这就意味着，将来的海战要依靠英国，陆战则要依靠荷兰。无论这种约定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趋势都是明摆着的。在《乌得勒支和约》中，荷兰获得了土地上的赔偿，而英国不但取得了在法兰西、西班牙及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通商特权，还获得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Mahon）等地区的海上租借地，以及纽芬兰、新斯科舍半岛与北美洲的哈德逊湾。这样一来，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荷兰的海军实力也逐渐下降。与之相反的是，英国在美洲、西印度群岛、地中海都取得了统治地位，从此英国政府便一步步踏上了由英格兰王国向不列颠帝国转变的道路。

在《乌得勒支和约》签订25年后，和平成了英国和法国这两大海洋强国执政权臣们的主要目标。虽然这是一个非常不太平的时期，大陆上政局变幻，小规模战争不断，各种条约层出不穷，但英国还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海上霸权。在波罗的海，英格兰的舰队有效地阻止了彼得大帝对瑞典的进攻，保持住了那片海域上各种力量的平衡，而且还得到了海军仓库。

丹麦幻想着在别国的帮助下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但是英国和荷兰都不允许它这么做，还对它进行武力威胁，因为在这两国看来，丹麦的这种做法有损于他们的既得利益。按照《乌得勒支和约》的规定，尼德兰已经转让给了奥地利，在奥地利沙皇的恩准下，一个以比利时奥斯坦德为港口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虽然这个东印度公司有点不伦不类。对于低地国家来说，这一举措意味着通过海尔德河的天然出口恢复了以往的贸易，这又遭到了英国和荷兰的强烈反对，而且在这件事情上，法国也倒戈相向，这个公司最终付诸流水。在地中海，《乌得勒支和约》的实施遭到了奥地利国王的阻挠，奥地利在当时是英国的同盟国。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奥地利迅速占领了那不勒斯，并且宣扬要用西西里岛去交换撒丁岛。这种做法遭到了西班牙的反对。接下来刚有起色的西班牙海军在塞尔伯诺尼的领导之下，于1718年在帕萨诺海角遭遇了英格兰舰队，西班牙海军一败涂地，被英格兰舰队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的陆军在英皇的授权下穿越比利牛斯山脉，彻底摧毁了西班牙海军的码头、船厂和军事设施。这样一来，英国人不但掌握了直布罗陀与马翁港，还帮助其盟友奥地利占领了那不勒斯与西西里，而它昔日的敌人此时仅在苟延残喘，不足为虑了。

在拉丁美洲，仅仅英国人享有贸易上的特权，这样一来西班牙的处境就更加悲惨了。接着一个庞大而毫不掩饰的走私系统利用了英国的海上特权，西班牙终于被激怒了，并采取了军事行动进行镇压，英格兰的主和分子和主战分子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和英格兰的荣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互不让步。尽管英格兰的政策是坚持不懈地扩大和发展自己在海洋上的统治力量，但整个欧洲似乎对英格兰海上实力增长而带来的危险充耳不闻。多年以前，西班牙由于自负而遭受到的致命打击早被别人淡忘掉了；由路易十四个人的野心挑起的昂贵而代价惨重的战争也在人们心中荡然无存。在众多欧洲政治家的心目中，这里正在稳定地、不可逆转地成长起以侵略和压制对手为目的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尽管它并非那么残酷血腥，但相对于其他政治因素而言，这种力量取得的成果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海权。

海权的斗争远没有其他政治斗争激烈，它一直表现得很安静，所以一直不为人所关注，虽然在表面上它已偶露峥嵘。在本书主题选择的全部历史时期内，英国并没有建立起对海洋的支配地位，这无疑是决定最终各种军事问题的主要因素。然而，截至目前，特别是《乌得勒支和约》签订之后，这一影响力就被预见到了。在此后的12年里，由于法国政权的更替，法国同英国一起对付西班牙。当1762年夫勒里以路易十五教师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时，这一对外政策虽然有所改变，但法国的海上力量依旧没有受到重视，给予英国唯一的打击的，是1736年波旁王太子登上了两西西里的王位。众所周知，波旁王朝正是英格兰天生的死对头。

在1739年英国同西班牙交战时，英国的海上舰队数量已经超过了西班牙跟法国的联合舰队。在其后长达20余年的战争中，这种数量上的差距也在一点点扩大。在战争期间，英国人仅凭直觉就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地和强大的舰队，在此基础上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英国的财富跟它的海上霸权在这一时期内是最引人注目的。在马博罗战争之前的半个世纪，英国就开始了广泛的对外援助。特别是在拿破仑战争中，这一制度对英国的盟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敢想象，一旦离开了英国的援助，这些盟国是否能够依旧保持战斗力。作为这样的一个政府：一方面能够无私地用金钱帮助软弱不堪的同盟国，一方面又把它的敌人赶向更远处，远离自己的殖民地，所以说英国在欧洲政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土地资源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其崛起完全是依赖于大洋。英国政府在战争中所奉行的政策在皮特⑧的演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皮特是那一时期的重要代表，尽管在那一时期，他并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皮特对他的政敌缔结的1763年合约强烈谴责，他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法国将是我们唯一的夙敌。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呢？唯一致命的打击就是摧毁它的海上贸易，可是我们却给了它重新崛起的机会。”话虽如此，英国在战争中的收益依然非常丰厚，它在印度取得了统治地位，在北美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领域。这些都表明，英国政府在推行这一系列政策时，继承了它的传统势力，并坚持不懈地加以遵循。

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确实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正是由于这一错误，英国才被卷入了战争。抛开政治和宪法不说，把美国独立战争看成一场纯军事和纯海军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北美殖民地远离英格兰，并日渐发展成了规模空前的群体。只要这些殖民地依旧属于英国，就应忠于自己的祖国，它就会成为英国在世界另一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但结果恰恰相反，这些殖民地人口数量过于庞大，与英国本土又相距太远，如果有某个强大的国家愿意帮助这片殖民地的话，英国将无计可施。但这只是“如果”存在可能，因为法国和西班牙都遭受过英国的凌辱，它们无时无刻不想着寻机报复。众所周知，法国正在悄然而又迅速地扩建海军。如果美洲的殖民地只是13个岛屿的话，以英国的海上力量会游刃有余地解决掉这个问题。然而美洲各地相互之间的猜忌只是狭隘的、地域性的，一旦共同的敌人出现，它们将完全消除这种猜忌。英国人大费周折地想要加入这场冲突，以它的武力控制这片如此辽阔、拥有无数反对者的土地，并且这片土地距离自己的本土又如此遥远，这就注定要重蹈当年法国与西班牙在七年战争中的覆辙。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战争中美洲人民不是支持英格兰，而是反对它。7年的战争是英国一个沉重的包袱，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不能承受新的负担了，而且完全有必要安抚美洲居民来赢得支持。但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智，其结果是大部分的海上力量葬身鱼腹。当然，这种错误决策并不是有意的，而是积累多年的狂傲自大造成的，并不是自身条件的不足。

由于一个国家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性，始终坚定地执行一条总方针在英国并不难做到。从某种角度来看，目的的单一性只是强加的。死死地控制住海上霸权，坚决发挥海权的作用，自大地把海军力量永远保持在备战状态等，都是由其政治的制度特点决定的，而这种制度实际上是由贵族阶层掌握的。对于这样一个阶层来说，无论它有什么样的缺点，总是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迅速地接受挑战，并执行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传统。当然，它也会为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强而感到自豪，但相对而言，对于维持这个国家富强的民众疾苦却不是那么敏感。为了准备或者赢得战争，它不惜加重民众在经济上的负担。这种负担对这个富裕的团队而言显得微不足道，因为他们并没有亲自从事商业贸易，所以也不会感受到潜在的危险，因此他们没有那些资产阶级的资本胆怯性。

然而，在英国，贵族阶层对触及贸易好坏的事物并不是完全麻木不仁。英国的议会两院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注着自身的扩张和英国的海上贸易，一位海军历史学家就将英国议会这种高效率的管理归功于议会长期调查研究的结果。这样的一个阶层自然而然地保持着一种崇尚武力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军事管理中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阶层随时充斥着阶级情绪和民族偏见，这使他们在从事海军职业的时候，跟在别的地方一样让人避之不及，但这种思想却能够让出身低微的人一跃成为享有最高荣誉地位的人，所以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能找到一些从底层涌现出来的著名军事统帅。在这一方面，英国显然要比法国超前。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的海军编制中专门设有一名军官，他的职责就是审核企图进入海军学校学习的人是不是来自高贵的贵族家庭。

自从1815年以来，特别是现在，英国政府的权力已经慢慢地转移到了广大民众的手中，这一变故会不会使海上霸权有所损伤，还有待进一步考察。英国海上力量的根基依旧存在于庞大的贸易船队、机械队伍和广泛的殖民体系中。一个政府是否具备一定的远见卓识，是否具备国家地位和荣誉感的敏感度，是否在和平时期愿意投入足够的资金维持军事力量以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些都是军事准备必须考虑的，也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而国家的普通民众则一般不情愿花大把的金钱在军事开支上，从这方面而言，英国已经有落后的趋势了。

荷兰共和国从海上获取了它的繁荣和灿烂的生命，并在某种程度上一度超过了英国。但荷兰政府的一贯政策确实不利于海上霸权的维持。荷兰是由7个省份组成的国家，它的政治名称又叫联合省，这些权力的分配跟美国《各州权限》法案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每一个临海的省份都有自己的舰队和司令部，于是各省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猜忌。这种逐渐扩大的趋势被荷兰巨大的优势取代了，单单是荷兰省就提供了80％以上的舰队和近60％的税收。在其他国家政策方面，政府也相应提供了一定的力量。尽管荷兰人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做出牺牲，但民众的商业贸易精神却逐渐侵蚀到了政府机构内部，使得这个政府厌恶战争，不愿意为战备提供过多的经费。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等到兵临城下时，这个政府的行政长官才很不情愿地提供御敌经费。但是在共和国的那段时间里，政府对海军的开支还是非常大方且不计成本的。在1672年约翰·德·维特⑨去世及1674年与英国缔结和约之前，荷兰海军就装备和数量而言，是丝毫不逊于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的。这一时期荷兰强大的军事实力也确实使这个国家免遭两场灭顶之灾。随着德·维特的去世，共和国时期也相应结束，接下来是威廉·奥兰治领导下的君主制政府。这个政府只存在了18年，而且君王将毕生的心血都用在对抗路易十四和法国强权的扩张上了。这种对抗的手段不再是海上力量的竞赛而是着力发展陆上力量，接着英国便退出了战争，更加助长了这种发展趋势。

早在1676年，德鲁特海军上将就明显地意识到自己的部队根本无法单独跟法兰西抗衡。由于荷兰政府此时正在全心全意地关注陆上局势，荷兰的海上力量便很快衰落了。1688年，当威廉·奥兰治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去英国时，遭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的强烈反对，由于海上实力已经滑落到低谷，一些能干睿智的指挥官也被罢免了。而在那时候，英国国王威廉三世仍然保留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并继续推行着他的一系列欧洲政策。威廉三世在英国找到了他需要的海上力量，并把荷兰可以利用的资源用于陆上战争。当荷兰王室的成员同意联合舰队之间协商作战时，已经意味着荷兰海军的统帅们屈居于英国统帅们之下了，随着这种媾合，荷兰在海上的优势就完全被抹杀了。1702年，威廉三世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依然沿用着他的这种政策，将军事目的牢牢集中在陆地上，时间长达40年。直到《乌得勒支和约》签订之时，由于荷兰在海上力量的局限性，它没有取得海洋资源、殖民扩张和贸易利益等任何成果。

在这一系列战争中，关于最后一场战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荷兰人的经济状况和他们的贸易原则极大地损害了它的名望和贸易。他们在地中海的军舰总是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他们的护航舰队不但缺乏战斗力，而且装备也非常落后，以至于我们和他们的损失比例为1∶5。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只有我们是更为可靠的运输船队。通过这场战争，我们的海上贸易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这次战争之后，荷兰就不再是海上强国了，并且迅速丧失了凭借海上力量建立起来的领导地位。我们可以很公平地说，在这个狭小国家没有英明政策的前提下，面对着路易十四的虎视眈眈，无论它再怎么意志坚定都无法挽回败局。还好，法兰西相对来说是友善了，这也确保了荷兰边界地带的安全，这本来是可以让其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与英国海军一较高下的。如果法国真的和荷兰结盟的话，以这两大国的军事实力完全有可能遏制英国在海上霸权的扩张。英国同荷兰之间要保持和平的话，就必须有一方愿意屈服才行，因为两者的军事目标是一致的。在法国和荷兰之间，则完全相反。荷兰开始衰落的原因不是它的领土范围和人口，而是其政府执行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当然，至于哪个政府应该负主要责任，则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

法国的地理位置具备了拥有海上霸权的优越条件。至于法国的对外政策，它的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亨利四世与黎塞留⑩已经给我们以明确的指导。法国在陆上把领土向东扩张，主要进攻奥地利和西班牙；在海上，法国主要同英国对抗。为了实现法国在陆上和海上的军事战略，它急需拉拢荷兰成为它的盟友。在此基础之上，法国应该鼓励商业和渔业，以此作为建立海上霸权的根基，并建立一支用于商业活动的海军。在黎塞留的遗嘱中指出，依据法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法国完全有实现海上霸权的机会。因此法国的作家都将黎塞留看作海军创始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给法国装备了战舰，也因为他确立了健全的海军机制，并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很多观点。在黎塞留死后，马萨林继承了他的遗愿跟大体方针。但是马萨林没有黎塞留那种尚武精神和高尚品质，以至于在他的统治期间，这支刚刚组建的海军就土崩瓦解了。

1661年，年轻的路易十四开始执政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只有3艘上面装备了60门火炮。此后的工程进度让人瞠目结舌，这种工程也只有健全高效的专制政府能够完成。负责处理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殖民地的工作完全由一个人掌管，他就是财政大臣柯尔伯特，曾经在黎塞留手下任职，所以完全继承了黎塞留的思想和政策，他以一种法国人所独具的精神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每一件事都在严格的组织下进行，每一件事都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要把制造者和商人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并得到富有活力和健全明确的方针指导，以便通过命令和一致的努力，来为法国的工业赢得一场前所未有的辉煌。并将所有的工人培养成极其富有才干的杰出人才，采用最佳的工艺流程，创造出最好的产品……要把海员和远在天边的商业组织纳入制造业和商品贸易的庞大团体，作为对法国商业力量的一种支撑，并创造出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海军的力量和规模是现在无法预料的。”这就是柯尔伯特的目标，它涉及海权三个环节中的两个环节，即航运和产品；第三个环节指的就是航线另一端的殖民地，这同样也是按照政府的指令有组织地去做的，因为法国政府已经开始从拥有它们的国家手中赎回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舍半岛，以及法属西印度群岛。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独断专行的权力，在法国人的手中成为指导国家发展的利剑，这也促使法国成为一个庞大的海洋强国。

如果要详细探讨柯尔伯特的政策的话，这显然已经脱离了我们本书的主旨，我们只是希望人们注意到政府在国家海上力量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能够知道柯尔伯特这个伟人并没有只注意到影响海权的表面因素，而是极具有远见地考虑到了各个方面。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法国的农产品不断增加，工业产品也成倍增长；国内的贸易渠道和规章制度也日渐变得方便；航运业和关税也牢牢掌控在法国人手中，从而促进了法国海运业的不断发展，利用海洋运输业进行殖民地之间的产品交换，通过对殖民地的有效管理和开发，一个远在天边并受国内控制的贸易市场便发展起来；与外国签订条约有助于发展本国的贸易；对敌对国家的商船征收关税，有助于阻止竞争对手的海上贸易。上述种种措施包含着无数的细节，都被运用来为法国建立：一、产品；二、航运；三、殖民地和市场。概括起来，就是为了扩大海上霸权。比起在另一个相对复杂的政治机构里，这些工作的统筹规划都由一个人来完成，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展开，就显得比较容易和简单了。

在柯尔伯特领导的一些日子里，法国的海权理论都是系统化的，以中央集权的形势加以实施的。在英国同荷兰的历史中，对这种理论的阐述都分散在好几代人中间。但法国发展海权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领导者对海权的兴趣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要知道柯尔伯特不是国王，一旦失去了国王的撑腰，他的政策将手脚俱废。然而，柯尔伯特在政府活动期间，他所做的诸多努力及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上任初期，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只有3艘有60门以上的大炮；到1666年时，法兰西已有70艘战舰，其中50艘是战列舰，20艘是火攻船；1671年时，数量已上升到196艘；1683年时，法兰西拥有107艘战舰，其中24艘拥有120门大炮，12艘装载有76门大炮，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较小的舰船。法国的舰船修理厂在新的制度和法令下效率要比英国的高得多。

当柯尔伯特的成就在他儿子手里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时，一位曾经是英国舰长的囚犯在法兰西监狱中服刑时说：“在我最初进监狱时，为了医治我的伤，我曾经在布列斯特的医院里待了4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我对法国人装备战舰和船员的速度感到惊讶，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一速度除了英国人之外，没有人能做得到。跟法国比起来，英国拥有的舰船是法国的10倍，当然海员也是他们的10倍。在布列斯特，虽然我只看到了20艘大帆船，每只船上有60门火炮，但他们能够在短短20天的时间里就让其整装待发。他们把船开出来之后，水手们便散去，一旦接到上头的命令，战船便被倾斜修理，理正船体、安放缆索，然后再补充给养和配备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变戏法似的驶出了船坞。我还看到配备了100门大炮的战舰，他们能够4～5个小时的时间里把所有的大炮拆掉或者装上，这在英国恐怕是在24小时之内都无法办到的，但他们却做得游刃有余，比起英国来也丝毫没有危险性。这都是我在医院的窗户下亲眼目睹的。”

一位法国的海军历史学家举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例子。他说在4点钟时开始安装一艘大帆船的龙骨，而到9点钟的时候，这艘船已经全副武装地离港了。这个值得怀疑的传说加上那位英国军官的叙述，都可以说明法国在舰船制作方面造诣之高，工作设施之齐全。

然而，这一被政府强加的奇迹并没有持续太久，在失去政府的支持之后，就萎缩得不成样子了。由于时间不够，所以它不可能深深地渗入这个国家的国民生活中去。柯尔伯特的做法完全是效仿黎塞留的政策，是他政策的延续，而且好多人都一度认为这种政策会一直延续下去，使法国能够在海上耀武扬威，就像在陆地上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路易对荷兰一开始就怀有敌意，加上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也对荷兰心怀不满，这就促使两位国君下定决心要消灭荷兰。这场爆发于1672年的战争，虽然违背了英国人固有的情感，但在战略决策上，却并非失误，特别是相对于海军而言，这一决策更非错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法兰西正在协助消灭一个很可能必不可少的盟友；而英国则正在瓦解自己在海上最大的对手，因为在那时候，荷兰在海洋贸易上依然占有绝大的优势。

当路易十四登上法国的王位时，法国已经变得债务累累，财政状况一团糟糕。1672年，由柯尔伯特领导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时候法国人才认清了自己的前途。然而接下来持续6年的战火将柯尔伯特所做的全部努力毁于一旦。农民阶级、制造业、商业和殖民地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柯尔伯特体制也从此失去了往日的活力，财政制度被彻底废除了。路易十四独断专行的行为破坏了法国海权的根基，使其与最好的海上盟国反目。虽然法国的领土与军事实力都有所增长，但商业贸易和海上航运业却在这一时间内开始枯竭，虽然法国海军在最初的时间里保持了其荣耀与效益，但没过多久它便开始衰落，到了路易十四执政末期，法国的海军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了。

至于海洋方面，路易十四犯了同样的错误。在他执政的54年时间里，除了那些战舰，路易十四完全抛开了海洋利益。可惜他不知道，如果援助战舰的海运和制造业衰落了，就算战舰派上用场，它的命运也不可预料。路易十四想要通过军事手段扩张领土，并瞄准了欧洲的最高权力，这就促使英国同荷兰结为了同盟，紧接着这一联盟直接将法国从海洋之上赶了出去，通过间接的作用又使荷兰深陷其中。柯尔伯特的海军彻底被打垮了。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10年里，法国再也找不出像样的海军投入战争，可战争还是持续不断。这就表明了专制统治下君主的高明与否对海权的兴衰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路易十四执政晚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海权的根基慢慢动摇，直至消失，这种消失是商品贸易的减少所带来的。随后继任的法兰西政府还是独裁的，在英国的要求下，毅然放弃了建立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军队的努力。这其中的原因是，新任的国王尚未成年，而掌权的摄政王同西班牙国王之间有深仇大恨，为了打败对手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毅然决然同英国媾合，结成了盟友。于是，法国帮助自己昔日的敌人奥地利在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确立其强大的实力用来打击西班牙，并让奥地利和英国一道联手击溃了西班牙的海军及其舰船修理设施。我们在这里可以再次看到，一个无知的领导者无视自己国家海上力量，亲手毁掉了一位盟友，就像路易十四一样，间接或者直接地在无意中促进了一个海洋大国的崛起。1726年，那位曾经显赫一时的摄政王去世，这一政策才宣告结束。但是，从那时起到1760年，法国人再也没有关注过海权问题。据说，是由于法国对财政进行了某种行之有效的改革，特别是贸易方面的改革，法国与东、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量竟然奇迹般地大幅度增长，瓜德罗普与马提尼克岛也越来越富裕。

但是，法国海军却从此一蹶不振，当战争爆发时，法国的商品贸易和殖民地只能任英国人宰割。到了1756年，法国只有45艘战舰，而英国大约有130艘战舰。而仅有的45艘战舰，在其要配备武器装备时，竟然没有原材料、绳索、补给品，甚至连火炮都没有，几乎是一无所有。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写到：

“由于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某种缺陷，渐渐产生了冷漠和隔岸观火，为随之而来的混乱和目无法纪开了天窗，官员们普遍没有责任感。不公平的提拔日益频繁，广大民众怨声载道。钱财和阴谋遮盖了一切，拥有它们就拥有了无上的权力。那些贵族和暴发户们凭借自己在首都的影响力，横行霸道。无数的政府财政被浪费，无数的码头被废弃。荣誉与谦虚变成了被人嘲笑的噱头。好像这些罪恶还不算严重，更加可怕的是内阁正在竭尽所能抹掉曾经让法国免遭毁灭的光荣传统和英雄精神。在法院的命令下，当贵族之间为王位继承而发生的斗争结束后，海军必须遵从‘处处行事谨慎’的方针，为了保存几艘已经废弃的战舰，白白给了敌人有机可乘的机会。”

“从这些使人颓唐的原则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落后就要挨打，这些原则只对敌人有好处，对本国的民众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敌人面前表现得谨慎小心，是受到上级命令的约束，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样就牺牲掉了法国人民的民族特性。对这种制度的不平衡运用，还滋生了许多目无法纪和临阵投敌的行为，在上个世纪，恐怕连一个这样的例子都找不到。”

法国所奉行的大陆扩张政策不但耗费了大量的国家钱财，而且其毒害更深。它使商业和殖民地处于不受保护的境地，从而导致很多海上交通被敌国截断，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事实。那些大胆出海的小型舰队被拥有巨大优势的对手瞬间摧毁，贸易和航运业陷入瘫痪。加拿大、马提尼克、瓜德罗普与印度这些殖民地相继易主，最后落入英国之手。如果论述这些并不费篇幅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概论，用来说明法国海军的悲惨境地。对于一个已经放弃了海洋的国家，它所做的努力完全是增加英国的财富，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一位当代的英国作家就表述了他对这一时期法国政策的看法：“法国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德国的战争，于是它将大部分的资金和注意力从海洋上转移走，在此刻英国便趁机而动，这种打击是致命的，让其没有翻身的机会。对德国的战争同样让它没办法顾及自己的殖民地，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夺去某些至关重要的地方。同样，对德国的战争让其没精力关注自己的贸易，结果贸易就被彻底摧毁了。而在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里，英国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朝气蓬勃。就这样，由于卷入了这场对德战争，法国在同英国交锋时，已经奄奄一息，不足为虑了。”

在那场长达7年的战争中，法国前后总计损失了37艘战列舰与56艘护卫舰，这个数字几乎是帆船时代里美国任何一个时期海军力量的3倍。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谈论到这场战争时说：“自从中世纪以来，英国第一次在没有盟国援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就战胜了有很多追随者的法兰西，这纯粹是依靠其政府的优越性取得的胜利。”的确是这样，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能够有效地利用其在海上的优势，而这种海上力量恰恰是制胜的关键。

法国所遭受到最大的耻辱，是在1760年到1763年之间，在1763年，它缔结了合约。这些教训对正处于商业与海军都一蹶不振的美国而言，具有非常发人深省的意义，我们应该竭力避免重蹈法国那样的覆辙。从1760年到1763年，法国人民并没有停止抵抗，到了1793年，他们公然宣称要建立一支海军，“政府就是巧妙地利用这种公众的情感，提出了‘重建海军’的口号，号召民众募捐来制造舰船，曾经毫无生机的港口一度变得异常热闹，各种豪华活动接连不断，到处在制造和修理船只”。这一活动坚持下来后，军工厂终于重新开工了，后勤也有了物资保障，火炮得到了重新的调整，上万名经验丰富的炮手在训练结束后被保留了下来。法国民众的这种举动也鼓舞了海军军官们，他们当中存在的高尚情操被重新唤起。此时法国海军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和职业素养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一位现代著名的法国军官这样说：“在路易十五时代，由于对军官们关上了大胆进取和战场挥洒的职业大门，他们再无前程可言，不得已另谋出路。在多年的研究中他们得到了需要验证的知识，就像是孟德斯鸠的名言：‘困难是我们的母亲，繁荣是我们的继母。’到了1769年，法国的海军活动足迹已经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所研究的范围涵盖了人类所有知识的范畴。他们就像黑夜里的明星，璀璨耀眼。到了1752年，法国海军学院也得到了重建。”

法国海军学院的第一名院长是格特·戴·莫纳修斯，他曾经是一艘小舰船上的舰长，还曾经写过一篇构思精巧的海军战术论文。这也是自保罗·赫斯提以来在海军领域第一篇有关战术的论文。这篇论文见解独特，完全可以取代保罗·赫斯提的论文。莫纳修斯肯定是在法国没有舰队，且敌人不断逼近而自身尚无能力立足的情况下研究这个问题的。在同一时期，英国却还没有人写过这种书。1762年，一位英国海军上尉翻译了赫斯提著作的一部分，却把大部分删掉了。直到20年后，一位苏格兰绅士才公开出版了一本关于研究海军战术的巨著，他向英国海军统帅们指出，法国正是凭借着这种战术理论才击溃了他们的进攻。“法国海军学院开展了战术研究，这种研究可以大大增强军官们的活力，后来的事实表明，法国能够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就占了上风，跟它的这种研究是分不开的。”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美国的独立战争使英国人脱离了一贯坚持的政策，被迫进行了一场远离本土的地面战争。而英国强大的敌人正在自己的国门严阵以待，伺机从海上向英国发起攻击，就像同样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德国战争中的法兰西，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由于盲目自信，英国将自己的盟友瞬间变成了敌人，这对其海洋霸权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而法国政府终于躲过了接踵而来的陷阱，放弃了称霸欧洲的美梦，在大陆上同西班牙结盟，这便有了可以利用的一支海军，和一批才华出众其实经验不够的军官，来进行一场战争。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它同样赢得了一个友好国家的支持，还得到了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上可以供自己使用的港口。这些高明的政策对法国海上实力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然而在战争中发生的种种细节却不在本书的讨论之列。

对美国人来说，那场战争的利益只有从陆地上才能得到；但是对法国海军来说，只有在海上才能发现其利益，因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场海战。20年来，智慧聪锐的法国人不断努力，终于取得了应得的成果。尽管在海上法国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从全局的角度来说，法国同西班牙舰队的努力极大地削弱了英格兰的实力，它的殖民地也被抢占，法国海军在执行各种海战任务中，还算是维护了法国的名声。很多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同英国人相比，法国的海员们显得经验不足。对出身不同的人，法国的贵族军官可能对他们有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长期以来那种腐朽的传统，也就是要求船员们保存实力、节约弹药的政策，妨碍着一个法国海军统帅去获得荣耀和利用优势的机会。蒙克曾经说过，一个国家想要取得海洋霸权就要永远进攻，这也是英国海军的主要政策。如果法国政府对它的军队也输入了这种思想，那么1778年战争可能会结束得更早，其结果也会更好一点。公平点说，我们国家之所以没有被摧毁，应该得益于法国。

然而，本国的很多人都在批评这种错误的军事政策。一位曾经在战争期间服役的法国海军也曾这样批评过它，但是他的语气较为温和：“当你们这群年轻的海军军官未发一炮就返回时，那些在萨地胡克与戴伊斯滕在一起、在圣克里斯托弗与德·克雷斯在一起，甚至那些与戴·特纳一起抵达罗得岛的军官们，看到你们并没有受到审判，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后来有一名法国军官在谈到美国独立战争时，再次为这种思想打气：“我们一定要摆脱法国在摄政王时期和路易十五时期那种狭隘的偏见。这种偏见造成的灾难波及各处，距离我们非常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官员们的重视。由于那种毁灭性的小心谨慎，使本来可以震惊英国的法国舰队缩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内阁依旧错误地坚持着那种可悲的节约方针，为了怕海军舰队开支过多，下令海军统帅坚持‘最大限度的谨慎态度’，好像在战争过程中，这种临时性的政策不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同时政府又命令舰队指挥官要尽可能地维持海上行动，不要进行任何有损战舰的军事行动。因为一旦战舰发生损伤，就很难修理。这样一来，我们凭借统帅们杰出的领导才能和舰长们非凡的勇气能取得的一次次胜利便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微小的胜利。这种政策的荒唐之处在于，它把舰队指挥官不能动用手中的部队作为一项原则，使得他们只能去迎战而不能主动出击。这种依靠不断削弱士气来达到节约财力的制度，无疑会导致荒谬的结局……这个让人无法接受的规定也是路易十六时期、第一共和国时期、第一帝国时期军纪散漫的根源。”

1783年，法国迎来了大革命，虽然这场革命动摇了国会的根基，扰乱了社会秩序，并且使原君主制时代颇有声望的军官都离开了海军，但是法国海军的这种错误制度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放。推翻一个政府的形式要远比拔除这些深入人心的传统来得容易。维尔纳夫——这位海军上将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统领着法兰西舰队的后卫，在舰队的前卫遭受毁灭性打击时他却按兵不动。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三位位高权重又才华横溢的法兰西军官对他的评价：

“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维尔纳夫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就像之前的德·克雷斯和迪亚拉，只能不断地抱怨舰队中的有些战舰没有及时去支援他，我们对这一巧合的真正原因产生了质疑。在众多耳熟能详的将领中，把每次灾难都推到这些舰队司令或者舰长身上是很不正常的。虽然当我们想起某一个将领的名字时会不自主地联想到与之相关的灾难，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错误的责任不在他们。相反我们应该质疑这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法兰西政府规定的战略防御政策。关于这一点，皮特在英国议会中就曾经宣称是毁灭和失败的导火索。这种战争防御政策已经深深渗进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中，破坏了我们的机动性能，想丢都丢不掉了。我们的小型舰队通常背负着特别的使命来逃脱敌人的追逐，如果撞上敌舰的话将是我们的末日。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才投入战斗。他们屈服于敌人，而不是掐住敌人的咽喉……运气在通常情况下会在各个舰队之间奔走，而且还会钟情于我们。如果布吕埃斯能与迎面撞上的纳尔逊展开一场激战的话。”

由于英国某些军官的小心谨慎和老掉牙的军事传统，才使得维拉雷和马丁指挥的这场小打小闹、缩手缩脚的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而尼罗河之战则打破了这种传统，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持续了几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中，法国政府终于为海军重新制定了一项新政策，前面那位作者再次评论：

“皇帝用他敏锐的眼光扫视着自己制定的海军作战计划，就像陆军作战计划一样，现在让他感到烦恼的是出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挫折。他决定不再把眼光停留在战役中的某一领域，命运之神已经不眷顾他了。他决定在海洋以外的地方同英格兰来一场生死博弈，虽然他下令重建海军，但他并没有在这场空前激烈的战役中为其安排一个任务……尽管是这样，我们船舰修理厂的任务变得比以往要繁重，所有人都坚持不懈。每年都有战舰被造出来，并加入舰队中开始服役。在国王的控制之下，威尼斯与热那亚再度焕发了活力，从易北河的入海口直至亚得里亚海的突出部，所有的欧洲大陆港口都竞相支持国王这一伟大的创造性思维，无数的战船编队汇集在斯海尔德、布列斯特湾、塔兰……但是直到皇帝西去，这群充满豪情壮志和自信的法国海军都没有迎来一次跟敌手切磋的机会。接连不断的损失使得皇帝精神不佳，他建造这些战舰的原因只是为了让敌人从进攻转向封锁，因为这种战略封锁代价昂贵，当敌人耗尽一切的时候，它便会自动解除封锁。”

当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国旗缓缓降落时，法国已拥有103艘战列舰和55艘护卫舰。

接下来让我们把重心转移到政府对海洋事业的影响这一方面，不再讨论这些历史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政府对海洋的影响通过两种截然不同又有联系的方式起作用。

首先，在和平时期，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民族工业的成长，并支持民众在海上寻找投资契机和获利源头。或者当一种工业在海洋上没有一席之地时，政府会尝试着扶植这种工业走向海上。与之相反的是，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或者政策有所失当，就会阻碍和限制各项国民事业的发展，因此，在这些方式的任何一面，都有政府的影响力，那就是以和平贸易的手段，加强或者摧毁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商品贸易是一支海军坚实的基础。

其次，战争时期，政府的作用是通过最合法的方式维持一支海军，这支海军的规模则完全同其国家航运业的增长和与之相关的行业发展相适应。比海军的规模更加重要的是海军的组织机构，这其中包括民众的特征与追求，积极向上的思想和精神，在战争爆发后能够充分调配的预备人员和舰艇。毫无悬念，在备战的第二个问题里，必须维持适度的海军基地，战舰必须在商业船只的带领下驶向各地。要保护这些基地，就必须直接依靠海上力量，就像直布罗陀与马耳他那样；要不就是依靠周围友好民众的帮助，就像是美洲殖民地的人对待英国人那样，还可以假定为澳大利亚殖民者对英国人那样。

拥有了这种友好的人群和周边环境，再加上适量的军事行动，就是最好的防御政策。当这种防御同海上的绝对优势相结合，就会使一个原本松散的庞大殖民帝国高枕无忧。尽管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会发生战争，并造成一些局部性的灾难，但在海上的优势会挽回这些灾难并防止一系列的惨败，这一点在大量的历史事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英国的海军遍布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但英国的舰队总是能及时出现并为其提供保护，使得基地之间的交通保持畅通，而这些舰队也将基地作为他们的庇护所。

因此，隶属于宗主国的殖民地，便是在海外为这个国家提供支援的最佳选择。在和平时期，政府的作用是竭尽全力保持殖民地人民同宗主国之间的感情，并达成一致的利益，使双方共同繁荣，一旦有一方同敌人发生战争，另一方绝不能袖手旁观；而在战争时期，政府便通过各种途径让每个人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用以加固防御措施和应付战争。

美国并没有这样的殖民地，将来也可能不会有。至于纯军事意义上的海军基地，早在100年前，一位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在谈到直布罗陀与马翁港时，便精准地表达了美国人的情感和愿望。他说：“军政府同商业性的民族贸易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他们本身又与英国民众的特点不相融合。所以当我听到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人同意放弃摩洛哥的丹吉尔港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惊奇。”而美国在自己的本土之外没有海外基地，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别的军事设施，这就意味着美国人一旦卷入战争，就像是陆地上的鸟一样，只能在距离自己海岸线不远的地方盘旋。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为我们的舰队提供栖息之所，让它在那里可以补充给养和维修，这也是这个国家在海权方面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我们研究这一实际目标的用意，就是为了从历史教训中得到适用于本国的结论。美国的经济状况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政府为了重振海上力量应该做些什么，这些都应该被摆上台面了。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美国从南北战争到现在，无时无刻不在致力于海权的建设，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环节。国内经济的发展，生产能力的提高，和随之而来的自给自足，都成了政府所要努力达成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在某些程度上便是一种结果。从这一方面来讲，美国政府恰如其分地显示了它控制国家各个管理部门的能力，尽管我们不能够轻易地感受到这种政府控制的因素，因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要使这些管理部门完全代表人民的意愿是很难的。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目前没有殖民地，缺少海运的中间环节及由海运带来的经济利益。

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海上战争的具体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现在人们开始怀疑，海战到底会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又或者说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辉煌，就像昔日的英国同法兰西之间的战争那样，英国狂傲自大地控制了海上利益，又把它的束缚强加给了中立国，海上货物的集装箱上永远悬挂着米字旗，这似乎永远都不会变了。交战一方的货物可以交给中立国的船只运载，这是非常方便的，对中立国来说也是如此，不用承担任何的风险。除了对其港口进行封锁，让它不受骚扰之外，再没有其他花样的封锁。这一点在理论是成立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见得完全能站得住脚。如果抛开这些问题不谈，那么美国在海上有什么需求呢？截至今日，美国的商业贸易都得依靠别国的船只来运输。一旦美国拥有了足够的海上运输力量，那么就必须花费巨大的心力去保护它们，那么到底需不需要它们呢？这已经属于经济问题，不在本书的讨论范畴之内。

但是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和损失却跟海运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美国的商品货物都是装载在敌人不敢轻易靠近的船只上，除了船只驶向一个已经被封锁的港口外，何种条件才能构成有效的封锁？我们对封锁这个词下的定义是它能够对寻求进入或驶离这一港口的船只构成明确的威胁。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这个定义具有很大的延展空间。我们还记得在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对查尔斯顿外的美国舰队发起了一次夜袭，第二日南方同盟便派出几艘载有外国顾问的舰船到海上去，在海上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封锁的船只，随后他们便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表示南方已经突破了技术上的封锁，也就意味着这种封锁已经宣告破产了，在没有新的通知发布之前，这种封锁不会出现了。那么，为了能够对偷偷穿越封锁线的船只构成最直接的威胁，这些封锁的船只有没有必要出现在敌人的视线范围之内呢？如果有6艘快速汽船在距离新泽西与长岛海岸之间20英里的范围内巡逻，那么它们必将对试图穿过纽约港的船只构成真正的威胁。使用同样的部署也能有效地封锁波士顿、特拉华与切萨匹克。封锁舰队的主力不但要俘获试图穿过封锁线的商船，还要给以军事打击，所以它们完全没有必要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之内，也没有必要集结在岸上一个容易让对手发现的位置上。

在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前两天，纳尔逊舰队的主力在距离西班牙南部港口加的斯50英里的海面上活动，只留下一支小分队秘密靠近监视加的斯港。西班牙和法国的联合舰队是上午7点出发的，而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纳尔逊在9:30就获知了这个消息。在那个距离之内，对联合舰队最大的威胁便是英国舰队。今天我们处在海底电缆的时代里，通信技术高度发达，处在海岸线上或者海岸线之外的封锁部队，都几乎能够同国家取得电报通信联系，所以说迅速地提供相互之间的支援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十分走运的话，一旦某一支舰队的先遣队受到了攻击，它就有机会向其他部队报告，并向那里靠近。假如有一天参加封锁的船舰被对方摧毁的话，那么重新封锁港口的通告会传到世界各地。为了避免这种封锁，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能够时刻对封锁的船队构成威胁和压力，让其无法在阵地上立足。除了携带战时禁运品的船只外，中立国的舰船可以自由航行，以维持被封锁国家与海外的商业贸易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美国漫长的海岸线是无法完全有效地维持封锁的。对于那些能够回忆起美国怎样对南部联邦海岸封锁的军官而言，他们更加能够承认这一事实。然而，就美国目前的海军实力而言，要想封锁波士顿、纽约、特拉华、切萨匹克、密西西比等大型的港口的话也不是办不到。当年英格兰就同时封锁了布列斯特、比斯开海岸、塔兰与加的斯等港口，而那时这些地方都有法国部署的强大舰队。虽然中立国的船只还可以随时出入于那些除上面提到的美国港口，但是这会造成美国货运交通的混乱，日常产品供应的短缺，经过铁路和水路运输、码头和仓库的不足，这些不足必然会导致随之而来的金钱损失和人员伤亡。经历了这么多灾难，等到你将这些伤口都医治好的时候，也许敌人已经再次把港口封锁了。美国人不会产生饥荒，但是却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关于战争禁运品的供应，要是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的话，美国能不能单独应付，像以前那样我行我素，这种担忧并不多余。

摆在眼前的问题是，这个国家必须缔造一支强大的海军，即使它没有称霸世界的能力，至少也能够保卫自己国家重要的港口。在最近的20多年里，美国已经把眼光远离了海洋，这种相反的政策所带来的结局完全可以从英格兰和法国的历史教训中得到说明。我们并不是非要狭隘地把美国和法国以及英格兰进行对比，可以断言，要是能够有足够的力量保卫美国的商业贸易不受战争的影响的话，这对这个国家的财政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让我们的敌人远离我们的港口，并进一步远离我们的海岸线。

换言之，如果不振兴海上商业运输，能够建立起一支海军吗？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众多的历史事件已经表明，一位独断专行的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军事性的海上力量，就像当年路易十四那样。从表面上看，这支海军威风凛凛，但是实际上它就如同没有根的浮草一样，没多久便会枯萎。然而，在代议制政府里，任何军事开支的背后都有一种强烈的信念，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一旦没有政府的关照，海上商业和海上力量就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支海上商业船队如何组建，是通过政府补贴还是自由贸易，还是放任自流让其发展，这并不是军事问题，而属于经济问题。即便美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上贸易力量，能不能随之产生一支强大的海军，还是个未知数。美国距离其他军事强国很远，这既是一种自我保护，同时也是建立海军最大的阻力。美国要是有建立一支海军的想法，那么，现在中美洲地峡运河的开凿会是促使它诞生的推动力，但愿这种期盼不要来得太迟。

到现在为止，对于海上力量影响国家发展的讨论可以告一段落了。我们的目的是，首先考虑这些因素的自然倾向中有没有包含有利或者不利的因素，然后通过特殊的事例和历史的经验加以论证。这种论证无疑会涉及很大的领域，但主要限制在战略范围内，与战术有别。这其中所包含的我们要考虑的原则属于事物的不可变性，这种因果关系从始至终不会改变。

事实是，战略是属于大自然的安排，它的稳定性随处可见。而战术是人类的工具，运用人造的工具作为武器，并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些战术理论时不时地会发生彻底的改变或者被后人完全推翻。但是从古至今，战略的古老基础却依旧没有改变，它的根基就像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之上。我们下面将要对欧洲和美国的历史进行一番调查，特别要关注的是海上力量对那个时代的民众所产生的影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要特别细致地阐述那些已经经过历史所证明的，那就是：“海军战略的目标是，无论是和平时代还是战争时代，都要创建、支持和发展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

至于特殊的战役，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有些战术教义已经完全过时，另一方面我们要对那些永不磨灭的战略原则加以采纳；在其他情况相等的条件下，哪些举动是可取的，就像那些同许多杰出的军官名字相连在一起的战役，这些战例中所体现的战术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古代的武器装备和现代化武器在表面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不过分强调它们相似的前提下，从中汲取教训也是众望所归的。最后一点我们必须谨记，无论外部条件怎么变化，人的本性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在特殊的战争条件下，数量和质量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

注释

①南北战争又称美国内战，始于1861年4月12日，1865年4月9日以北方联邦军的胜利结束，成功地废除了奴隶制度。

②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在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目的是废除君主专制统治，以七月王朝（1830年7月）的建立结束。

③柯尔伯特（1619.8.28—1683.9.6）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曾创办法国科学院。

④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法学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

⑤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宗教领袖。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独立派的首领。

⑥蒙克（1608—1670）英国内战时期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作战的国会派将领，苏格兰总督。第一次英荷战争和第二次英荷战争的舰队司令。

⑦签订于1713年，英国受益最大，不仅正式统治了新斯科舍，还获得了纽芬兰岛及哈德逊湾周边的土地。

⑧父子两任英国首相，这里指的是老皮特，第一代查塔姆伯爵（1708—1778）曾在“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指导英国军事政策。

⑨约翰·德·维特（1625—1672），荷兰著名政治家。

⑩黎塞留（1585～1642）法国宰相，枢机主教，政治家，被后人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

第三章　个案分析：1778年的海战

在这场海战中，法国和西班牙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结束英格兰帝国的暴政，为之前受到的各种伤害进行报复，并维持和扩大自己的海权。

1778年的战争是一次纯粹意义上的海战，这跟美国的革命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英国竭力避免了在自己的陆地上产生纠葛，这也是其以前政策的结果。自从图尔维尔①时代以来，还从来没有两个棋逢对手的势力在海上角逐。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指向的目标，绝大部分都远离欧洲，没有一次战役是在这片大陆上，除了直布罗陀。直布罗陀处在一个地势非常崎岖且十分接近突出部的末端，整个法兰西和西班牙把它与中立国分离开来，争夺直布罗陀的战役仅仅牵涉了与之有利害关系的几个国家，并未将其他国家卷入其中。

从路易十四上台到拿破仑下台，其间的任何一次战争都不具备这样的情形。在路易十四的统治期间，曾经一度出现过法国海军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英国和荷兰的时期。但是路易十四的政治策略是致力于大陆的扩张。结果导致他那支根基并不牢固的海军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在18世纪开始的75年时间里，英国的海上霸权主义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挡和制约。尽管它在当时的影响力何其长远，但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敌手，使得英国海军在作战上没有什么经验教训可言。在随后的法国共和政府同英国的战争中，虽然表面上看双方旗鼓相当，但是由于法国军官和水兵们士气低落，这种力量上的平衡便成了一种假象，在此不加阐述。经历了许多年大胆却徒劳无功的努力后，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再次向世界证明了法国和西班牙海军在专业上的无能。这一点早就被眼光锐利的纳尔逊及同伴察觉，从而形成了对待他们的傲慢心态。至此之后，法国皇帝“便将眼光从这个已经失去信心的战场上移开，并决定在其他地方而不是海上同英国角逐。虽然他同意重新组建海军，但是海军在这场激烈的战争中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直到法兰西帝国垮台为止，虽然海军已经重焕生机和活力，但是皇帝已经不给这支海军提供同敌人作战的机会了”。英帝国也借以保持住了它无可替代的海上霸主地位。

研究海战的目的往往是试图从参加这次战役的各方的军事计划和方法中获得有用的东西，尤其是他们所关注的整个战争，或者从这场战争中各个阶段的总指导中得到一些经验。同样，在使他们作战从始至终具有连续性的战略目标中，以及在这场海军战役中起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战略部署中，他们指望能够找到想要的东西。在那个时期，甚至是现在，我们都必须承认特定的战役对战术的指导作用，这也是本书前部分想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值得肯定的是，就像历史上所有的战术体系一样，它们有各自的时代和鼎盛时期，它们对于研究者的作用，不是提供可以模仿的模式，而是进行心理训练和战术思想的养成。另一方面，一些大规模的战争战前的准备活动，或者是通过熟练积极的组合行动，而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取得战争胜利的结果，取决于一些比那个时代武器更加永恒的因素，这样的活动所展现的战略原则才能给我们提供更加持久的战略价值。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战争，即便这个目的是为了占领某一个特定的场地或是阵地，而直接进攻这个地方，从军事的观点来看，这并不一定是获取它的最好途径。所以，军事行动的目标不一定是这个参战国政府的目标，从这点来说，这种目标便可以称之为攻击目标。在对任何一场战争进行研究时，首先，有必要向学者交代清楚每个交战国所图谋达到的目标；其次，必须认真考虑他们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在获胜的前提下，攻击目标是否会达到交战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最后，必须研究为了达到攻击目标所采取的战争方式的优劣长短。进行这种考察的精确程度完全取决于考察者自我设定的范围。但是，如果能够在进行一次比较详尽的讨论之前，规划出一个不显示细节而仅仅显示主要轮廓的提纲的话，对弄清楚所调查问题的始末会有很大的帮助。当完全掌握了提纲之后，细节便很容易搜集并得到说明。

在这里我们努力提出这样的提纲，也只有这样的提纲才会符合本书的范围。

1778年海战的主要参战国分为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大不列颠，另一方是控制着法国与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此时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正在与其宗主国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所以他们非常欢迎这一件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常的大事。接着荷兰被英国带进了这场战争中，结果是荷兰人一无所获，还失去了很多。美国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他们的国家从英国人手中挣脱出来。除了一些能够骚扰敌人的巡洋舰以外，他们在海上力量方面非常匮乏，所以他们必然将力量放在陆战上。这就构成了对盟国十分有利的牵制性行为，极大地损耗了英国的有生力量。然而，英国完全有能力放弃这场博弈并立即停战。另一方面，荷兰不用考虑陆上进攻的威胁，由于得到了同盟国海军的援助，除尽可能地避免损失外，他们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愿望。因此可以说，这些小国参战的目的是为了终止战争，而主要的参战国则希望继续战争来改变某些状况。

英国参战的目标也非常简单，它跟这个最有前途的海外殖民地进行了一场非常可悲的争吵，这种争吵步步升温，直到它受到了来自于这片殖民地的威胁。当曾经心甘情愿追随它的追随者离自己而去时，就只能通过武力控制他们了。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阻止那些海外殖民地的分裂活动。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英国的辉煌同这些海外殖民地是密不可分的。法国和西班牙都以反殖民事业的积极支持者身份出现，但这并没有改变英格兰的目标，尽管它的军事计划发生过变化，随着敌人队伍的不断壮大，英国感到来自殖民地的危险。就其战争目标而言，英国的战术完全是防御性的，他们怕失去的太多，所以竭力保持现状。通过驱使荷兰参战，英国便有了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因为在对手力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好几处至关重要的商业和军事阵地由于防御薄弱而向英国的军队敞开了大门。

法国和西班牙的军事目的比较复杂，传统意义上的敌意和为近期军事行为的报复欲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像在法国，沙龙与哲学家对殖民地争取自由的行为非常同情，甚至还集会声援他们。尽管这种行为会影响国家的行为，但只有采取某些恰当的行为满足他们时，法国才能重新有希望获得北美洲的领地。然而，当时生存在那里的居民对昔日与法国的对抗还记忆犹新，他们断然不会接受加拿大的建议。在革命时期美国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法国人极其不信任，但是这一点在法国给予殖民地较大的同情和援助之时，被美国人的感激之情冲淡了。不过，法国人感知到的是，假如重新获得以往的权力，就有可能促成和英国的和解。因为一些有远见的英国人一直在提倡通过适当的让步让这种同族之间重归于好，所以法国人从来没有承认，或者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目的。相反的是，法国正式宣布放弃它过去在北美洲的权力，但坚持在占领和收复西印度群岛的任何岛屿时将行动自由，这便是使它让步的条件。当然，英国所有的其他殖民地可以随其进攻。因此法国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英属西印度群岛，以及对已经落入英国人手里的印度的控制权，还有在适当的时候促成美国的独立。随着排他性贸易政策成为那个时代的特点，丧失掉一些重要的领地被认为是削弱了英国的商业贸易，随着英国的衰落，法兰西开始强大起来。事实上，法国的目的便是想要扩大战争的规模，所有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要在海上和政治上都压倒英国。

同样衰弱且没有活力的西班牙王国也想同法兰西一样超越英格兰，然而，西班牙王室所遭受的屈辱和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在盟国的广泛意图中却不那么容易被发现。虽然当时的西班牙人没有人能回忆起它的国旗飘扬在梅诺卡岛、直布罗陀或牙买加上空时的情景，但是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冲散这个民族的骄傲和顽强的活力，他们并不甘心于失败。对于美国人来说，美国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西班牙试图恢复佛罗里达半岛和佛罗里达群岛的主权的反抗。

上述这些就是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所追寻的目标，它们的介入使美国独立战争的整个性质发生了变化。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目的性不会在公开的行动中或者借口中表露出来，他们绝不会承认自己投入战争是出于敌意。然而，当时在英国舆论界就敏感地注意到了法国宣言中的某些字句，简短的几句话就勾画出了两个波旁王朝联合行动的具体原因所在：“为各自所受到的屈辱报复，为结束英国强行建立起来的暴政帝国及其在海洋上保持的各种权力。”简而言之，这场战争中为了这些目标，同盟国采取攻势，英国则处于防御的地位。

英国被法国和西班牙指控为专横跋扈的帝国，并不单单是因为它的海上力量，还包括它的商业和武装航运业，遍布世界各地的贸易机构、殖民地、海军基地等。直到此时，它依靠炙热的感情和强烈的欲望，利用本国的贸易关系，并通过它优势的海军提供的保护，使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由于美洲大陆的殖民起义，英国海上霸权所依赖的庞大的网状交通线已经出现了裂痕，尽管它与西印度群岛之间还有各种贸易往来，但这也即将受到战争的摧残，也使这些岛屿对英国的态度大为改变。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出自政治上的占有和商业上的利用，还包含着一个更加重要的战略问题，那就是到现在为止，英国一直在利用它强大的海上霸权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活动，并且从未受挫。它在大西洋沿岸，把加拿大和哈里法克斯与西印度群岛联结起来，并得到了居民的大力支持，现在的问题仅仅是英国该不该占领和控制这些海军基地。

海军基地是英国海上防御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它难以控制这些海军基地时，西班牙和法国就会乘虚而入。这两个国家会组织一支足以和英国海军相抗衡的军队，在一个被自己宣称已有的地盘上同英国短兵相接。跟这个海上大国火并的时候已经到来，现在的问题就是选择进攻地点，进攻者应该将主要的力量安排在主要的军事目标上，至于那些次要目标，所要做的只是干扰它的防御，分散它的力量。

作为那个时期法国最聪明的政治家，托各特认为，美洲的殖民地要是不能获取独立的话将更加有益于法国。如果说起义是因为弹尽粮绝被镇压下去的话，它们的力量将对英国没有影响；如果控制点是被军事占领降服的，而且这些殖民地的实力还没有被完全削弱，那么它就可能接二连三地骚扰宗主国，这会继续削弱宗主国的力量。尽管这一主张并没有在法国政府的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法国政府也的确希望美国获得独立，但这种意见却反映了这场战争的政策产生影响的真实情况。如果对美国有效的援助是法国人的真实目的，那么美洲大陆便成了天然的军事战场，而大陆上主要的军事据点便成了进攻目标。但是法国并没有那么好心，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造福美国，而是为了打击英国。正确的军事判断指出，这场发生在大陆上的战争，不但不会结束，反而越来越激烈。到现在为止，这场战争已经完全为法兰西钳制，使英国不能自拔，法国人能够提供的援助只要能够维持起义者拼死反抗英国人就行。所以，美洲的这13个陆地不会是法国的主要军事目标，这点用在西班牙身上一样。

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价值让法国人垂涎已久，法国人凭借着自身灵活的社会条件和适应能力，已经在那里占有了大片殖民地。当时法国不但占有小安的列斯群岛的瓜德罗普与马提尼克，还占据了斯塔卢西亚和海地的西半部。法国很有可能通过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控制英属安的列斯群岛，那样的话，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热带大属国便形成了。为了保持同西班牙的合作关系，这个属国中不包含牙买加，但是为这个实力弱的同盟国夺回这个岛是很有可能的。

然而，无论这个小岛多么理想，对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军事占领完全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所以就其本身而言，它并不是十分合适的军事攻击目标。法国政府严禁海军官员占据这些能够占领的地方，他们一般在俘获了这里的留守部队后，摧毁各种防御措施便离去。在罗伊堡的极佳军港中、马提尼克、开普弗朗西斯、坚固设防的盟军港口哈瓦那，一支规模不小的舰队都能找到条件优越的基地便于补充。而斯塔卢西亚早期的严重损失是法国舰队的管理不当和英国海军统帅的能力不足造成的。在西印度群岛，各交战国家发现占领这些地方并不能增加他们的军事力量，反而占领后还要分兵去保卫它。为了进一步扩大领地，获取海上的霸权便成了首要任务。这并不仅仅是在某一个区域内，而是在整个战争领域里。否则，即使占领了这些地方，也是不稳定的。除非动用一支庞大的军队来占领，但这样付出的代价便远远超过了目标的价值。因此，西印度群岛的关键在于舰队，舰队成为这场军事活动的真正目标。由于西印度群岛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军事用途，它们在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充当了中介性基地，当陆军进入到冬季作战的时期，这些舰队就退回港口。除了英国人夺取斯塔卢西亚和1782年西班牙准备攻打牙买加的计划落空之外，在西印度群岛的陆地上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侵略性行动。在通过战斗或者是集中兵力取得海上霸权之前，并没有哪一个国家完全意义上进攻过一个港口，比如巴巴多斯，或者罗伊堡。在这里重申一遍，左右战争形势的关键是舰队。

华盛顿和亨利·克林顿爵士在之前已经提到过海上力量和武装舰队。如果把它单独作为一个战场而言，在沙弗伦战役的条目下，虽然东印度群岛的形势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但是我们这里还要重复论述一下，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对海上的优势控制。对没有基地的法国舰队而言，占领亭可马里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就像占据斯塔卢西亚一样，这是一个意外收获。本来应该是只有在击败对手或者在对方的舰队没有迎敌时，这种机会才能出现，而法军在此刻正好捡了个大便宜。在北美和印度，正确的军事政策指出，真正进攻目标的敌军战舰非常依赖其与本土的联络。还有欧洲战场，把它作为一个孤立的战场分析研究是极为不合理的，因为它与整个战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十分肯定的是，在欧洲只有两个重点：直布罗陀与梅诺卡岛，这也是这场战争唯一的目的。由于西班牙的强烈催促，直布罗陀完全成为同盟国的进攻目标。显而易见，对这两个地方的占据都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

在一次海战中，有两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位于海岸线的基地，军事行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另一个是要有一支海上舰队，它的规模和海军的素质都要同这次军事行动相协调。如果这场战争跟前面提到过的一样，在距离本土很远的地方展开，那么，每个遥远的地区都要有可靠的港口，作为局部战争中的临时性基地。在这些基地和本土之间，必须要有稳定的、安全的交通线，而它则完全取决于对这片海域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必须要由这个国家的海军来实施，要么是驱赶来自各方的敌舰，从而使本国的船只顺利安全航行；要么通过武力为船队护航，这些提供军事补给的船只在远距离作战中是非常必要的。前一种方法要求将这个国家的海军力量扩散到非常宽广的领域，后一种力量则是将力量集中在运输船队指定时间内航行的局部海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需要动用军事力量在航线上隔一段距离就要控制一个港口，比如好望角、毛里求斯，这样的话，无疑将进一步加强其交通线。像这样的据点在以前必不可少，现在更加显得重要了，因为比起以前的供应补给，现在的油料补充要更加频繁。这些国内外据点的配合和它们之间交通线的状况，可以称之为一般军事形势的战略性特征，我们根据这种特征，就能够确定军事行动的性质。在欧洲、美洲和印度这三个战场，都将对海洋的控制作为决定性因素；敌军的舰队被指定为真正的进攻目标。现在，让我们把前面的各种考虑运用到战争的各个领域中去，看看同样的结论对整个战场的适用程度究竟如何。如果适用性强，那么参加战争的每一方作战活动的本质又是什么。

在欧洲，英国本土基地在英吉利海峡沿岸，有两个重要的军需库——普利茅斯与朴次茅斯。同盟国的基地在大西洋沿岸，主要的军港是布列斯特、费鲁与加的斯。在这三个港口后面，还有位于地中海的塔兰与卡塔赫那造船厂。它们和英国在梅诺卡岛上的基地马翁港遥相呼应。但是马翁港可以不作考虑。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它被划作一个防御部分，而英国舰队没法抽调出任何一支力量来地中海。相反的是，由于直布罗陀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以用来有效地监视来自直布罗陀海峡的分遣队或者增援部队，所以它可以作为承担监视任务的基地，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实现。英国的欧洲舰队被死死拖在了英吉利海峡，主要用来防御本国国土，偶尔为直布罗陀送去得以维持部队生存的给养。而马翁港和直布罗陀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马翁港在当时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直到战争后期，根本没有被同盟国所重视，经历6个月的围困后便被盟国攻占了；而后者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战争一开始便吸引了同盟国的大部分火力，因此也有力地钳制住了同盟国的兵力，这点对英国非常有利。

在北美洲，战争刚刚爆发，纽约、纳拉甘西特湾以及波士顿就成了局部性的战争基地。当时前两者被英国人占据，从其位置、防御可靠性和资源来看，它们应该是北美最大、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唯独波士顿落入了美国人手里，这就成了同盟国的一张王牌。从战争的实际进程来看，1779年，英国的主要作战活动已经转移到了南部各州，所以波士顿已经处于战局之外，而且从波士顿的地理位置来看，它在军事上也变得不重要了。但是，如果采用控制哈德逊和尚普兰湖一线来孤立新英格兰，并将军事主力全部集中到东线的话，我们将看到纽约、纳拉甘西特湾及波士顿这三个港口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纽约的南面，特拉华和切萨匹克湾成了为海上提供支援最具有诱惑力的战场。但是海湾入口处的宽度、海区附近缺乏适合防守的据点，以及地面部队为占领更多的地方而导致的大范围分散，加上在那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里，一些士兵水土不服，使它们在最初几次战役中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没必要将它们归类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之中。在美洲大陆的南端，英国人被从人民中得到支援的幻想所迷惑，指望在那里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即使是在最南部，那里的人也绝大多数喜欢自由的生活，正是这种思想阻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政府，按照英国人的经验，他们遭受到了这个政府的压迫。然而，英国人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南部人民的造反上，这无疑是非常不幸的。查尔斯顿是这场战争中的另一个局域性基地，它在第一批英国远征军在乔治亚登陆18个月后，落入英军之手，时间是1780年5月。

在这场战争中，西印度群岛的局域性基地已在前面的论述中被我们提到，而属于英军的有斯塔卢西亚，还包括影响并不深远的安提瓜。在下风的1000英里之外就是牙买加岛，在金斯顿拥有一座能力十分巨大的船厂。同盟国按照战略次序，先后占领了马提尼克的罗伊堡以及哈瓦那，其次才是瓜德罗普与开普弗朗西斯。当时对战略形势的一个控制特征便是信风，以及随之产生的洋流，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也是非常重要的。克服种种障碍，占据有利的上风，对于单舰或者庞大的舰队来说都是困难重重的任务。能够理解的是，船队只有在自愿或者确认敌军也在驶向同一方向的时候才会驶向这些西部岛屿，就像罗德尼那样，在圣茨战役之后，当他得知法国舰队已经驶向开普弗郎西斯时，他便率领舰队驶往牙买加。风的状况使得向风群岛或者东边的岛屿成为欧洲和美洲之间自然交通线上的战略要点。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在两个战场之间，在大陆与小安的列斯群岛之间，有一片广泛的重要海域，在这个海域内，除非是某个交战国的海军实力非常强大，或者在某一侧翼具有决定性优势，否则就没有把握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1762年，当英国人依据强大的海上实力占据了所有的向风群岛时，它肆无忌惮地吞并了哈瓦那。但是从1779年到1782年，法国在美洲的海上力量和法国对向风群岛的占有情况几乎跟英国平分秋色。这就使得哈瓦那的西班牙人能够随意进攻位于上述重要海域内的彭萨卡纳和巴哈马。

因此，像马提尼克与斯塔卢西亚这样的军事基地对战争来说，就比牙买加、哈瓦那和其他背风的岛屿具有更大的战略优势。他们控制牙买加、哈瓦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通过它们向西航行比返航要快得多；而在大陆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些要点和这些岛屿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差不了多少。被称为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大部分岛屿都同样具有这种优势；而位于最上风的巴巴多斯小岛则更具有特殊的优势，不但有益于进攻，而且有益于防守，敌人的大型舰船即使从罗伊堡这样近的港口出发，也很难靠近它。人们永远要记住的是，曾经准备开赴巴巴多斯的远征舰队由于信风的暴虐被迫停在了圣基特。在当时条件下的巴巴多斯，特别适合作为英国进行战争的地区性补给站，也可以作为通向牙买加、佛罗里达，甚至于北美的交通线上的沿途避难港，更加适合于成为英国参战的局部性军需供给站；与此同时，可以用武力控制住逆风100英里开外的斯塔卢西亚，将它作为一个舰队的前哨基地，密切地监视罗伊堡的敌人。

印度半岛的状况明显地说明东海岸或者科罗曼德尔可能成为战场，这是由半岛的政治状况决定的。亭可马里位于毗连之岛锡兰之上，虽然状况不是很好，却是一个非常优越的防御港口，所以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而其他所有的锚地都在海岸线上。从这个地区的形势来看，这一地区的信风和季风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价值，从秋分到来年的春分，经常刮东北信风，而且时常风力很大，巨大的浪花拍打着海岸线，这时候登陆就变得十分困难；一旦到了夏季，盛行的风向就来自西南方，海面相对平静，天气也晴朗。9～10月份的季风更替常常伴着猛烈的飓风，从这时起到东北季风的平息，不要说是出港作战了，就是把舰船停在岸边都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亭可马里是唯一能够退居的港口，在天气较好的季节里，它处于主战场的上风，因此，它的战略价值是独一无二的。英国人在西海岸线上占据了印度的孟买，但是孟买港离得太远，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局域性基地，就像法国的毛里求斯与波旁岛一样，孟买应该是同宗主国相连的交通线上的第一个港口。

以上所说的就是交战双方在国内外的主要补给点和基地。需要强调的是，那些海外基地一般都资源匮乏，而这恰恰是构成其战略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海陆军的军需和装备，以及在海上所需的食品都需要本国来运输。波士顿可能是这种断言的例外，它的周边非常富庶，居民也很友好；哈瓦那也是个例外，当时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军弹药库，许多舰船都是在那里建造的。但以上两个基地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都离本土太远。

美国向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推进太多，以至于跟邻国索取资源过于迫切，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收获，而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远距离港口又完全依赖本国的供应，所以说，战略交通线的问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拦截一支大的供应舰船是仅次于消灭一群战舰的军事活动。在很多备受关注的军事目标中，动用足够的兵力护航或者让其逃避敌人的追捕，则需要政府和海军统帅手头有足够用的战舰以及他们的判断力。坎彭菲尔德②的杰出才能和北大西洋的德·吉尚③的手足无措，再加上一股大风让德·克雷斯在西印度群岛的处境异常艰难。在印度洋的沙弗伦由于在大西洋的小股运输船队被劫掠，也遭受了类似的打击，后者利用巡航舰成功地捕获了英国的供应船，将功折罪，并打乱了对手的部署。因此，只有海军才能确保或者袭击这些至关重要的交通线，而海军也关系到整个战争的延续，对于它的各个部分我们已经做了详尽的叙述。海军将整个战争联系在一起，从而被交战双方视为最需要的进攻目标。

从欧洲到美洲的距离虽然远，但是还没有到非得在中间设立供给港的地步，如果因为种种无法预测的原因而出现了困难的时候，只要不与敌人碰面，就可以返回欧洲或者在西印度寻找一个友好港口休整。这种情况与经过好望角去印度的航行大相径庭，比克顿于2月率领一支护航船队离开英国，至9月抵达孟买，被认为战绩卓著；而同样热情洋溢的沙弗伦于3月起航出发，花费了相同的时间抵达了毛里求斯，再从那里起航到达马德拉斯又花去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这样一次长时间的航行，除了停下来补充淡水和新鲜食品，还要经常对战舰进行维护，当舰船上的储备可以提供这些必要的材料时，还需要一个可供维修的港口，所以说一条好的交通线需要好几处分布合理、防御充实、补给丰足的港口。就像英国目前在它的一些主要贸易通道上所控制的港口一样，这些都是在历次的战争中收获的。

在1778年战争中，之前没有任何一方拥有这样类似的港口，直到荷兰同意把好望角让给法国人控制，并且得到沙弗伦及时的巩固和加强。由于毛里求斯和亭可马里都在这条航线上，同盟国与法国之间的交通线得到了非常合理的保护。英国虽然占有圣海伦，但是为了维修和补给其驶向印度的舰队和在大西洋上的运输船队，它必须依靠中立国葡萄牙提供的马德拉岛与维德角岛以及巴西港口。在防御方面，中立确实不够可靠，就像在约翰斯顿与沙弗伦之间于维德角的那次遭遇战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但是那里的确有几处可以提供休息的地方，而且敌人根本不知道使用了哪个地方，这种隐蔽性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如果说那位军官能够正确地派遣手中的军队，就像约翰斯顿在普拉亚港那样。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情报从一个点到另一点非常缓慢且不可靠，面对这样一场战争，让敌人疑神疑鬼、无所适从，总比小规模的防范要有效得多。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有用港口的组合以及它们之间交通线的状况，构成了整个战争局势的主要框架。作为把各个部分连接为一体的有组织的力量——海军，已经被指定为军事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为了达到某种军事目标采取的战争方式和所依据的原则依旧值得我们思考。

在讨论这些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地提及一个海上特有的并且影响下一个讨论的条件，那就是，获取情报是非常困难的。在陆军穿过的地方住着或多或少的固定居民，而且他们在行军途中会留下足迹，但是舰队经过的地方都是在茫茫海洋上，所经过的地方就连飞鸟也会四散逃离。他们也不是静止不动，船队经过时溅起的浪花或者若隐若现的信号旗就能暴露他们的行踪，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判断他们的航行路线。追逐的船队或许一点都不了解被追逐者，而被追逐者有可能在几天前或者几个小时之前就通过了这个地方。最近，通过对海上风向和洋流的仔细研究已经揭露了某些具有一定优势的航线，那些小心谨慎的海员会沿着这种航线航行，并对被追逐者的活动做出推测。但是，在1778年，还没有如此齐全和准确的情报，即使收集到了这些情报，为了防止敌人追捕或者埋伏，通常会将这条捷径放弃。在这种捉迷藏的游戏中，优势在被寻找的一方，因此，监视敌人的出海口，并在敌舰进入大海前就停止追捕，这种战争策略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完成这种监视，那么最好的策略就在赶在敌人之前到达敌人的目的地，在那里以逸待劳，而不是去监控敌人可能会经过的路线。当然，这也暗示了敌人的意图，所以有时候并不会有所收获。在同约翰斯顿角逐时，沙弗伦的行动从战略上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他进攻普拉亚港和急速奔向他们共同的目的地时的作战行动同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罗德尼在1780年和1782年两次都没有成功地拦截住通往马提尼克的护航队，这就说明，即使知道了敌人的来临和抵达的地点，要设伏的话也是困难重重。

每一次海上远航都有两个地点是始终固定的，就是起点和终点。敌人也许不会知道终点，但是在起航之前，港口里突然出现一支海军并且蠢蠢欲动是可以通过观察得知的。对于战争的任何一方来说，拦截这样的军事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防御方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防御方有很多容易遭受攻击的据点，他们根本不知道敌人会进攻哪里。而进攻方则刚好相反，如果能够有效地麻痹对手的话，它完全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一支船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港口里被分离开来，那么封锁它的重要性就会更加明显。当某一个船厂的设施不能够在既定的时间里休整数量众多的舰船，或者像现在提到的这场战争一样，当同盟国提供各自的分遣队时，便十分可能出现上述的那种情况。为了阻止它们的会合而进行的远征就变得意义非凡。从它的名称上来看，我们假定防御的一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那么把敌人分而歼之便是上上策。1782年，在斯塔卢西亚的罗德尼，密切监视着位于马提尼克的法兰西特遣舰队，防止它们和西班牙人在开普弗朗西斯会合，这就是一个正确选择战略位置的例子。如果说岛屿的独特地理位置能够让它处于法兰西人和他们的目标中间，而不是他们的后方，事情就比预想的还要好了。

作为弱者通常是采取守势的，想把所有敌人驻扎的港口都封锁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先天性的弱势根本达不到这种目标，这也是跟战争原则相冲突的；如果他们能够果断地放弃这种想法，并在某一个或者两个地点集中优势兵力，从而决定该封锁哪些港口，放弃哪些港口，在充分考虑了战争状况、士气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后，这个问题就会贯穿战争的整个过程。

1778年的英国也担当了防御方的角色。“英国的海军应该和波旁王朝的联合舰队不相上下”，这是英国海军在最强大的时候海军当权者霍克及同伴的格言。英国海军的整体素质很高，并且还可以吸收大量的人口来扩大海军实力。但是在最近这几年，这种预防性的举措却没有再出现过，而失败是由于内阁的办事效率低还是和平时期代议制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有误，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事实是，法国和西班牙参战已经成为可能，而英国在海军上的数量处于劣势。但从局部的战略特征、本土和国外的辅助性基地等方面来看，总体上的优势仍然在英国一方。英国的海上力量虽然不是那么强大，但是从战略效果上来看，它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非常具有战略性。不过，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对战争本身而言只能屈居第二，从军队和舰队力量上来看，它还是处于下风。因此有效地利用这支处于劣势的舰队，首先到海上去，在海上占领有利的位置，并摆开阵势，抢在敌人会合之前扰乱他们的交通线，用主力部队与敌人的分队抗衡，彻底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

显而易见，除了美洲大陆之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战争的维持都要依靠宗主国和与之相连的交通线。如果英国能够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的海上实力扼杀美国的商业和工业的话，打败美国也是有可能的，虽然不是通过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让对方弹尽粮绝；如果英国的海军能够摆脱同盟国的钳制，它就可以动用这支力量来对付美国；如果英国人能够取得不是物质上而是精神上和士气上的优势的话，它就能摆脱同盟国的纠缠。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下，早就负债累累的同盟国只能一无所获地退出这场本来英国处于劣势的战争。而要取得这样的优势只能通过战争的手段获得，尽管英国海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他们海军的能力、物资的来源都优于同盟国，只要政府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种力量，就能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如果将英国的战舰分散到全世界的各个领域，指望它们保护所有的基地时，难免会被各个击破，这种优势便成了镜花水月。

影响战争形势的关键是欧洲的造船厂。如果能够向之前证明的那样，英国如果不能在大陆上挑起一场战争来对抗法国，那么它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法国的海军并将其彻底消灭。要找到这支海军，本土的港口是最可能的地方。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就在执行这种政策，当时已经确立起了它的海军士气优势，因此它敢于以自己的劣势兵力去进攻对方严阵以待且装备精良的战舰。虽然这样要冒很大的风险，但它获得的好处也是两方面的，既可以监视敌人，又能够将敌舰封锁在港口里慢慢消耗它的性能；而英国的军官和海员则每天坚持训练，希望在每一次战争中都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维尔纳夫④海军上将说：“我们没有理由害怕看见英国的舰队，他们的74艘船在甲板上的人数不足500人！这一两年的航行已经让他们筋疲力尽了。”但在一个月后，他写到：“塔兰特遣舰队在港湾中看起来威风八面，船员服装整洁，队伍整齐，但当风暴来临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他们根本没有尝过风暴的滋味。”

纳尔逊说：“如果皇帝知道他的舰队在一晚上的损失要比一年遭受的损失还要严重的话，不知道他会怎么想。那些高贵的绅士们根本没办法适应海上风暴，而我们却在舰队毫无损失的情况下和海洋风暴战斗了整整两年。”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海上风暴对船舰和船员的损伤是十分严重的，许多在敌人港口外参加封锁任务的舰队军官都感受到了这种损耗，科林伍德说：“我们所遭受的每一次打击都极大地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实力，上次的巡航使得5艘大型船舰失去了作战能力，最近又有2艘舰船失去了战斗力。这其中有几艘已经被送进了造船厂。我甚至无法想象在这2个月中会不会有好的睡眠。”他接着说，“在我看来，这样持续不断的航行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极限，科尔德瘦得皮包骨头，身子也垮了。我还听说，格兰夫斯也好不到哪里去。”豪勋爵也非常反对这种政策。

除了船员和船只的损耗外，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到，那就是没有一种封锁能够完全阻挡敌人舰船的退路。比如维尔纳夫就从塔兰逃离，密西斯也从罗什福尔脱身。科林伍德写到：“我们现在在这里监视着罗什福尔港内的法国舰队，然而我们却感到要阻止它起航并不是那么实际。可是，要是让他们从我身边白白溜走的话，我会颜面扫地……唯一能够防止他们逃避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闯进我们的埋伏圈。”

不管怎么说，那种紧张不安的状况已经成为了过去。英国的船队占领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岸；所遭受的损失也得到了补充，受损的战舰也得到了修理；当一名军官在岗位上力竭而亡时，就会有别人来取代他的职位。对布列斯特的封锁和见识彻底打破了那位皇帝会师一处的美梦。虽然一路上困难重重，纳尔逊的警惕心却没有丝毫减退，从他们出发的那时候起，一直到横穿大西洋，最后回到欧洲的港口。这还是在他们进行军事打击很久之前，将战略扔在一边而单凭战术完成了特拉法尔加的胜利之前。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步一步，依靠这群身心疲惫却纪律严明的英国海军，加上伤痕累累却仍有作战能力的战船，拦截住了那些高傲无能的对手们的进攻，他们在敌人的每个补给基地前方都驻扎了军队，用小型战舰组成的链条将它们联结起来，他们虽然无法阻止敌人的进攻和偷袭，但是却能有效地阻止敌人分舰队的集中。

从本质上来讲，1805年的战舰和1780年的战舰并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后者有了极大的进步和提高，但这种进步只是深度方面的，并不是战舰种类方面的。不仅仅是这样，20年前的英国舰队就敢在冬季闯入比斯开湾，当时舰队的领导者是霍克。霍克的传记作家在后来说：“在霍克的通信中，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英国海军称霸海洋的能力，这支海军不但能够抵御住冬季的风暴，还能在他的率领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行动，而且这也是他的使命。”

比起霍克与纳尔逊的时代来，法国海军现在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海军官员的整体素质也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尽管如此，法国的海军部不会不知道自己海军军官的长期匮乏，以至于影响到海军的整体质量，海军的缺口太过庞大，只能用陆军的士兵来替补这一缺口。

西班牙的海军状况也不会比15年前更好。纳尔逊在提到西班牙向法国赠送战舰的时候就说：“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船舰不再由西班牙人率领，因为那是毁灭它们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但是我们应该尊重事实。对于实力比较弱的一方而言，摧毁敌人舰船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港口进行监视，等到敌舰刚要起航的时候就向它们开火。这种战术唯一所遭受到的反击就是在欧洲。法国和西班牙海岸线之外的气候非常多变，特别是在冬季的晚上，所要面临的严重灾难有时候连坚固的战舰都无法承受，随之而来就造成了各种物资的匮乏，所以就需要大量的储备舰船，用来替换那些执行任务的船只，还要替换船上的船员。

如果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能够在敌人必经之路的一侧找到一个合适的停靠地带，那么上述的问题就不算问题了。就像纳尔逊在1804年与1805年利用撒丁岛的马达莱纳湾监视塔兰舰队时，他是迫于众多战舰非常糟糕的状况才做出这样的选择。1800年，詹姆斯·索玛尔兹爵士甚至使用了位于法国海滨且离布列斯顿仅仅有5英里远的杜瓦纳内湾，以便在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能够安全地在岸边停靠他的舰队。从这个军事观点来看，普利茅斯与纽比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十分理想，它们并没有如同马达莱纳湾一样在敌人必经之路上的一侧，而是同斯塔卢西亚一样，在线路的大后方。虽然是这样，霍克依旧以为，战舰的四处航行和有效的管理能够弥补这种种不足，就像罗德尼后来在他风暴肆虐的基地所表现的那样。

如果将1778年的那场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英国将它的舰队分散布置在美洲、西印度群岛与东印度群岛，并跟敌人旗鼓相当。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凡是提到战舰的分配时，这种理论就是成立的。在欧洲，则刚好相反。同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相比，英国要处于劣势，英国人想要发动进攻，就只能小心谨慎，并且只能依靠运气和敌人的小型舰队相撞。因此，除非是取得了一个非常有决定性的胜利，否则也要承受交战舰船在战争过程中暂时失去战斗力而导致的极大危险，而即使取得了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昂贵的。由此可见，英国本土或海峡虽然有可供依赖的直布罗陀、地中海等交通线，一旦发生战争或者天气突变，就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并只能待在本土海岸线的地方待命，或者骚扰敌人的交通线。

印度的距离便有些远，在那里，这种政策同样适用。被派往那里的舰船停在了那里，一旦遇到紧急状况，它们可能既得不到补充援助，也无法脱身，那么这个战场就是孤立的。然而，欧洲、北美与西印度群岛却是一个巨大的战争活跃区，这些战场都是相互关联的，各个地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必须时刻防范它们。

海军在战争中扮演的是交通线守护者的角色，海军和那些交通线的连接都是依靠本土，在本国，军需库被集中起来。这样会出现下列两种状况：第一，处于战争防御地位的国家，比如大不列颠应该将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些兵工厂和军需库跟前；第二，为了进行军队的集中，不应该将国外的交通线继续扩大，以防止本来就不够用的海军还要增派兵力去保护它们。与第二种情况密不可分的任务是通过强化其他的方式来达到巩固交通线的目的，使这些交通线根本不需要派兵保护，只要每隔一段时间运送给养和增援部队就可以。

如果这种理论正确的话，英国在美洲的做法就完全错了。他们占领了加拿大及哈里法克斯、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而且哈德逊一线也在他们的控制之内，他们完全有能力孤立一大片地区，或许是决定性的地区。当时的法国舰队尚无能力攻克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从而使英国的守备部队只需要应付海上的进攻，并且将英国海军的任务降低到最小的范围。一旦敌人的部队摆脱了英国舰队在欧洲的监视，并且在美洲露面，那它就会在那些众多的港湾中找到安身之所。相反，纽约和纳拉甘西特湾被英国经营得非常羸弱，只要有一个类似于纳尔逊或弗洛格特这样的人物就能攻陷它。而纽约的陆军被两度切割，先切割出去的一部分被派往切萨匹克，后面被切割出去的一部分则到乔治亚，而这两支军队都没有能力来独自应付眼前的灾难。在这种状况下，英国的陆军没有经过考虑就在中间地带冲杀出一片区域，如果敌军一旦控制了海洋，必然会利用这种条件插入英国陆军被分割的两部分中间。而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联络完全依靠海军，因此随着这条交通线的不断延伸，海军肩负的担子也沉重了起来。保护港口和交通线是英国海军的双重任务，英国必须在这些地方分兵，自然削弱了英国海军的军事实力，那么，所造成的后果便不足为奇了，当法国的德斯坦于1779年出现在北美海岸时，英国人就匆忙放弃了纳拉甘西特湾，因为克林顿根本没有力量同时保卫纳拉甘西特湾和纽约这两处地方。

在西印度群岛，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问题是尽量保留对一些物资丰富的小岛的使用权。不仅如此，还要占据这些岛屿，并保持它们的自由贸易，尽量让其免受敌人的骚扰。这就要求海上兵力要优于敌军舰队或者单个巡逻舰，确立明确的实力优势。但无论怎样警戒，都无法将敌人完全限制在港内，所以，在西印度群岛的水域内必须有英国的护卫舰和船舰进行巡逻。但是如果可能的话，避开法国的舰队要比制止它们强得多。由于英国海军只局限在防御的范围内，所以总是很轻易损兵折将。实际上，在它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在受到袭击后，它占据的大部分岛屿也会悉数丧失，并且在敌人炮火的轰击之下，英国的舰队往往不会有所动作。而相反的是，它的敌人在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等着自己的增援部队到达，在这期间不会担心发生任何事情。

这种尴尬的困境并不是仅仅局限于西印度群岛。由于这些岛屿距离美洲大陆非常近，使得进攻的一方总是可以在防御的一方弄清其真实意图之前就集中两个海区的舰队，虽然这种集中有时候要受制于海上气候和季节的变化。但是，1780年和1781年的一些事件显示出英国颇具才华的海军将领所表现出来的茫然，虽然他在战术指挥上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是这在另一方面显示出了他内心的迷茫。英国的繁荣主要依赖的是贸易，在任何情况下，困境是军事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共有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位英国的舰队将领在西印度群岛的任务非常沉重。

在欧洲，由于缺少大规模的特遣舰队，英国本土和直布罗陀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梅诺卡岛丢失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当同盟国的66艘战舰和英国匆忙集结起来的35艘战舰迎头撞上，并且将它们驱赶进港口时，导致了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终于落入了法兰西手中。拿破仑一直认为，只有夺下英吉利海峡，法国才能够成为英格兰的主人。一连30天，30艘法国战舰组成的特遣舰队一直在比斯开湾巡航，等待行动缓慢的西班牙人。但是法国舰队没有受到英国舰队的任何骚扰。直布罗陀面临着严重的饥荒问题，因为英格兰的交通线中断了。对直布罗陀的救助获得成功，并不是因为英国政府派遣的强大海军舰队，而是英国军官高超的指挥能力和西班牙人的懦弱。在最重要的一次军事救援中，豪勋爵的舰队仅仅以34艘舰船对抗同盟国的49艘舰船。

在英国面对的种种难题中，哪一条出路才是最佳的呢？是让敌人自由离开港口，维持一支足够强大的海上力量，在每个暴露的阵地上同敌人决战；还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形下，监视敌人在它本土的造船厂，而不是徒劳地试图制止敌人的每次偷袭；或者是拦截敌人的运输船队，并挫败敌人大规模的军事联合行动，并紧随其后追赶逃脱的大型舰队呢？这种监视和封锁完全是两码事，这个术语虽然经常被运用于战争中，却不是非常准确。

纳尔逊写到：“请让我奉告阁下，塔兰港从来就没有被我封锁过，与之相反的是，我给敌人提供充分的出海机会。因为只有在海上，我们才有希望实现国家的意图。”“只要法国的舰队想要离开港口，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将它们留在塔兰或布列斯特。”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但是试图将它们封锁在港湾中的任何军事行为都是徒劳的，这一点绝对正确。

纳尔逊之所以靠近敌人的港口，并布置了适量的观察舰船，就是想要知道它们于什么时候起航，去什么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跟着它到达地球的另一面”。他说：“我相信，法国的费罗尔特遣舰队一定会驶向地中海，如果在那里和土伦舰队会合的话，我们的数量便落到下风。可是我不会放弃它们，我的舰队将一直紧追它们。”在那次持续时间很长的战争中，会出现种种情况，比如由于气候的恶劣，参加封锁的舰队会暂时离开战场；或者由于指挥官的错误判断，使得法国海军的分舰队在英国海军的眼皮子底下逃掉。好在英国海军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出警报，那些在海上巡航的舰船中总有一些能够发现敌人的踪迹，并尾随其后，弄清它们的目的地，并把情报传达出去，从一支舰队到另一支舰队，接着便很快有一支同它实力相当的特遣队尾随其后，会“一直追踪到地球的另一面”，如果战争需要的话。

按照历届法国政府对其海军的管理使用，它们屡次远征并不是为了和敌人在海面上拼杀，而是有着种种不可告人的“最终目的”，随后的追击和滋扰也不可能不受干扰地执行已制定的计划，哪怕是由一支分舰队单独完成。对大规模的舰队会合来说，取决于将各大港口不同的舰队统一起来，那样它们便具备了致命的威胁。1799年，法国的布吕克斯率领25艘战舰离开布列斯特，开始冒险性的巡航，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英国人仓皇与错误的举动，法国计划挫败和追击者的迫在眉睫，1805年密西斯从罗什福尔、1806年维尧姆分舰队从布列斯特等的脱逃，再加上特拉法尔加海战，这些都为本书提供了一种十分有趣的海军战略研究材料。1798年的战役中，英国虽然在尼罗河取得了骄人的战果，但是当远征船队起航时，由于在塔兰前面兵力空虚，而且派给纳尔逊的护卫舰也远远不够，所以这场战争依旧可以作为一个连续失败的实例来分析。1808年，冈托姆在地中海9个星期的巡逻也充分显示出，即使是在一片狭窄的海域内，若是没有一支强大的坚实舰队，要控制一支已经出海的舰队是非常不容易的。

从1778年的战争中我们却找不到类似的例子来，虽然英国这个古老的君主国没有刻意掩饰舰队的活动在暗中是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的。在两个时期，英国都处在一个防御的地位；但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它就放弃了在敌人港口之外的第一道防线，将它的整个舰队分散到世界各地，试图保住帝国在全世界的所有领地。我们在揭露这种政策的不足之处时，也要承认另一个政策的危险性和难度，就是通过封锁或者战斗缩短战争的进程，这样海军就成了战争局势的核心。这就要求英国政府有一支数量能够和敌人媲美，效率还要高于敌人的海军，将它们分配在有限的作战海区内，这个范围要能够使此海区的几个分舰队之间能够相互救援。在这样部署完兵力后，剩下的就要取决于打击和拦截敌人的分舰队的灵动性和技巧了。通过对敌方舰队的进攻来保护海外的领地和商品贸易，这样便能清楚地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军事目标，自己的敌人是谁。在靠近本国港口的前提下，那些需要修理的舰船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休整，而且还能够减少对海外基地供给物资的要求。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求海军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不同的分舰队之间会由于相距太远无法及时提供救援，所以，每一支分舰队都要具备和敌人力量相当的兵力。这就意味着每个分舰队都要在其所处的地方占据力量上的优势，因为敌人有可能得到额外的援助，但在己方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这种防御性战略看起来总有些不切实际。尽管英国在每一处都有着同敌人力量相当的兵力，但是英国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海外战场都不占优势，这就说明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这种防御性战略是行不通的，而且非常危险。1778年豪在纽约、1779年拜伦在格林纳达、1781年格拉弗斯在切萨匹克外海、1781年胡德在马提尼克、1782年又在圣基特，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与此同时，欧洲的同盟国舰队在数量上却占有很大的优势。所产生的结果是英国船员的危险不断增加，舰船受到的损害日益严重，那些不适合出航的舰船得以保留，而并没有将它们运送回国，缩小海军的力量，因为在没有穿越大西洋的时候，英国殖民地造船厂严重匮乏，使得这些舰船得不到及时的修缮。上述关于这两种战略的比较性开支，问题不是哪一种在同一时间支出最多，而是哪一种能够在最大限度内缩短战争的进程。

同盟国的军事政策相比较英国就更加值得诟病了，因为同盟国作为进攻方，它的条件要比防守方有利得多。当同盟国终于克服了难以将各种力量联合起来的阻碍时，我们发现，英国从来没有阻止或危及它们的相互联合，同盟国完全可以选择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和任何作战方式，依靠自己的优势兵力，发动对英国的进攻。同盟国是怎样利用自己这一巨大优势的呢？它们一边对英国的边缘地带不断蚕食，一边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直布罗陀这块坚硬的石头，法国做出的最认真的军事决策就是向美国派遣了一支分舰队和一支部队，想让目的地的兵力在数量上增加一倍，其结果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英国殖民者发现同殖民地的对抗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从而结束了对自己分散力量的控制，其实这种控制对它的敌人是最有帮助的。而在西印度群岛，大多数是趁英国舰队不在场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小岛被攻占，这种轻易地占领说明，只要能够绕过英国的舰队取得胜利，那么其他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尽管法国人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通过攻击英国的海上力量来解决这个难题，可它从未付诸过行动。在佛罗里达，西班牙虽然用一支绝对优势的兵力换取了一场胜利，但这种胜利却是毫无意义的。而在欧洲，英国政府采取的计划使本来在数量上就处于劣势的海军陷入了绝望的境地。然而，同盟国却从来没有消灭英国海军的作战计划。在最关键的时候，德比舰队的30艘战列舰被同盟国舰队的49艘战列舰围困在托比湾开阔的锚地上，战争委员会对此的决定却是围而不打，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同盟国海军作战行动的特点。为了进一步阻拦英国海军在欧洲的行动，西班牙固执地将自己的舰队束缚在直布罗陀附近。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就是无论是在直布罗陀海峡还是公海，只有对英国海军的粉碎性打击才是攻克直布罗陀最直接也是最可靠的途径，而在当初就不止一次地让直布罗陀的守军陷入了饥荒中。

在实施攻击性行为的过程中，同盟国跟大多数海上联盟一样，在军事行动的意见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吵得不可开交。从这点看来，西班牙尤为显得自私自利和不讲信用，而法国则比较忠实可靠。为了对付一个共同选择的军事目标，进行两国真正战略上的合作，应该是双方共同期盼的目标，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同盟国在管理和准备上存在着不足，尤其是西班牙在管理和战备方面的效率非常差，根本没办法和英国抗衡。不过，虽然管理和战备问题具有非常深远的重要性，但这些问题和同盟国选择攻击目标，从而达到战争目的所采用的战略计划和方案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对于管理和战备问题的调查，不但会毫无意义地拉长这种争论，而且其中纠缠的一些同本书主题无关的细节也会模糊我们最重要的战略问题。

关于战略问题，我们可以简略地认为“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这一军事政策的主要错误。这种猜想让同盟国的希望彻底落空，因为它们都一心向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目标，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为前提。把自己最狭隘的目标当成主要目的——或者是致力于能够达成他们的目标而具备的某种优势上，以至于对眼前能够把握住的唯一机会视而不见。因此就战争的结果来看，它们都一无所得。在我们做出结论之前，有必要再次重申前面的概述，同盟国的目标是为它们所受的伤害进行报复，并结束英国称霸海洋的时代。做出的这种报复对于它们自己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当时的人认为，同盟国不但解放了美国，更加打垮了英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它们没有将直市罗陀与牙买加收回，这就意味着英国海军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损失，而北方的各个强国都武装中立，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就返回了。随后不久，英国的海军再次崛起，更加飞扬跋扈和专制了。

同英国海军相比，同盟国的准备、管理和作战素质都远远比不上对方，他们所能依靠的唯一优势就是数量上的差距。在同盟国处于攻击地位而英国处于防御地位时，面对英国的海军，同盟国的舰队却采取了防御性的措施，并没有主动进攻。谨慎严肃地运用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逐个击溃对方的小股力量，将两方的数量差距拉得更大，接着摧毁对方的海军组织，并推翻这个海上帝国。而这些都没有在同盟国的战略活动中表现出来，除了沙弗伦唯一的光辉事迹以外，同盟国不是逃避就是仓皇应战，从来没有主动地发起过进攻。只要英国海军能在没有任何打击的前提下在海上耀武扬威，不但法国人的最终目标不会实现，如果因为某一次幸运的机会而让英国人获得一场胜利，那么两方就会恢复到原有力量上的平衡，不这样做是英国政府的错误。但是，如果英国由于某种指挥错误导致它的舰队仍旧不如同盟国的话，那么同盟国没能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便更加值得批评了。进攻的一方不能由于防御方拥有许多基地就分散自己的兵力，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我们上次已经批评过法国国民的民族偏见，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再次得到了展现，看起来这种民族偏见是法国政府和海军军官同时具备的，它是法国海军作战的毒瘤。依照作者的观点，它也是法国海军没有在此次战争中获得重大胜利的关键所在。这种传统的观点对于它的民众所产生的影响是致命的，法国一大批极具才干的海军军官满怀着崇高的事业感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如此不重要的任务，这就说明传统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有多么根深蒂固。如果这种意见正确的话，它也算是一种警示，就是目前盛行的观点和将要产生的影响总是需要检验的；如果它们是错误的话，就会招致毁灭性的灾难。

商业袭击战作为海上战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对于像英国这样依靠商业立国的国家具有特别的效果。当时的法国海军官兵就有这种观点，而这种观点现在在美国广为流传。一位著名的海军军官拉蒙特·皮奎特写到：“在我看来，打败英国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袭击它的贸易。”所有人都承认，对一个国家商业贸易的袭击，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这无疑是海战中最重要的一项辅助性作战行动，并且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之前，都不会过时。但如果把它看做一项根本性的、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战争措施，恐怕也是不对的。当这种幻想披着廉价而迷人的外衣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它就非常具有危险性。尤其错误的是，把袭击商业贸易对准像英国那样的海洋大国，要知道海上强国必备的两个条件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商业和足够强大的海军。

如果把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集中在几艘运宝船上，就像西班牙那样，它的财政来源就随时有可能被切断。但当财富被分散在成百上千的商船上，这种制度慢慢扩散开来，就像一棵大树，当它的根系深深扎进地里的时候，就不怕种种剧烈的打击了，即使丧失掉某一个比较大的枝干，也不会危及生命。只有通过海上力量控制海洋，进而长期控制商业中心，这种攻击才是致命的，只有通过一支强大的海军进行战斗并赢得胜利，才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200年来，英国一直是世界上主要的商业国家，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它都把财富寄希望于海洋商业上，而在众多的国家中，它是最不愿意承认商业具有豁免资格以及中立国权力的国家。英国不将这种贸易豁免资格当做一个权力上的事情，而是一种基本政策，历史也证明，这种拒绝是很有远见的。如果英国还能够维持自己庞大的海军的话，那么未来将是历史的重复。

英国和同盟国的预备性合约就是为了结束这场延时已久的战争，并于1783年1月20日在凡尔赛签署。这个协议是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在两个月之前就制定好了的，这是这次战争最辉煌的胜利。除此之外，英国从法国人手中收回了除多巴哥以外在西印度群岛丢失的全部领土，但是却放弃了斯塔卢西亚。法国在印度的军事据点也得到了恢复，由于亭可马里被敌人所占有，英国无法反对把它还给荷兰，但它却拒绝割让内格帕顿（Negapatan）。英国还把佛罗里达与梅诺卡还给了西班牙，如果西班牙的海军有足够的实力占据梅诺卡的话，这对英国来说是一次灾难性的损失。但是事实上，在下一场战争中，梅诺卡再次落入了英国人手中。此外，条约还对非洲西海岸的贸易据点进行了某种不太重要的重新分配。

虽说这些安排不重要，但是我们仍要对这些安排进行论述，那就是：在未来的任何一场战争中，这些安排的持久性都完全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那些没有归属权的海域上的海洋大国。

1783年9月3日，和平条约最终在凡尔赛签署。

注释

①图尔维尔（1642—1701）法国海军上将，路易十四的海军赢得世界主宰时期的杰出指挥官。

②美国海军将领。

③美国海军将领。

④维尔纳夫（1763—1806）法国贵族，15岁加入海军，在1796年晋升为海军少将。

第四章　欧洲的冲突

一、协约与同盟

对于当前的欧洲来说，英国和德国所有的力量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它们财富充足、商业体制健全，并且英国的海军和德国的陆军是最强大的军队。而其他国家的力量薄弱，只能对英国和德国的军事平衡发挥些作用。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一般的国民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关心本国国内的问题上，比如个人的权利、居住环境和与其周围省份及周边国家的联系，这些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毋庸置疑，这种情形是非常自然合理的。在美国，政府的权力和地方政府传统观念中的自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在一线工作，并且每天接触国民的日常生活的人是政府成员的最佳人选。这种观念在各州政府、市政府及乡镇的小型管理机构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很多人认为，这与其说反映了一个意义深远的道理，倒不如说表明了一个最平凡不过的日常习性。

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制，这种授权给地方自我管辖的能力才能得到实践。而在我国的历史上，在没有宣布成为殖民地和没有独立的时期，如果想让地方政府获得自治的话，可能还需要种种外部东西。而狭隘的地方自治理念会让地方政府与其他团体渐渐疏远，这非常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和公共利益，何况北美的13个殖民地之间往往还互相猜忌。这样一来，规范这些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本国的殖民地关系在性质上来讲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比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有一个词应该更加适合欧洲而不适合美国，那就是“区域化”，但是这其中包含的“思想狭隘”的理念，却非常适合用在我国南北战争期间出现的种种偏见和奇诡的行为上。区域性主要的思维和行动不在于它能够反映某一个地方的真实状态，要真是那样的话，它就成了有用的东西了。区域性思维能够破坏各个地方建立起来的平衡感。依照区域性思维，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完全以为自己牟私利为原则，并且感觉理所当然，在华尔街同样是如此，虽然它关系着周围的无数利益。

往大了看，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区域主义的影子。国际社会上的每个成员优先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也就是先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相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无论是个人、社区还是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利益得到了维护，那它就能够对自己的民众做出交代。但是这仅仅是对于己方而言，没有考虑到对方。如果要考虑到对方或者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处境和要求的话，那么区域性主义就是值得诟病的东西。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美西战争告终，美国的国务院一直毫无生机，没有一点作为，这也正反映了美国的民众对国际形势毫不关心。只有在一些特别的事件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或者原则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短时间里将目光投向它。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美西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和其发生的前因后果完全是随机性的，除了很少一部分没有什么威望的人会偶尔关注一下国际形势，政府的官员几乎从来没有想过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对这个国家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力。政府往往在忙着处理国内其他的事件。一位老成的国会议员就曾经对一位新当选的议员说：“如果你想得到选民对你的帮助，就最好不要在看似光鲜的外交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因为国民对国际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兴趣。”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没有独立之前，其国民对国际事务的冷漠性还没有现在这么突出；而现在我们每天都能从世界各地获取到种种信息，却对国际问题如此冷漠，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当然，早期和现在的美国人对国际问题兴趣不同的原因我们已经找到了：同现在相比，战争年代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交往频繁，有很深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他们同欧洲国家联系密切，就是欧洲国家相互之间发生冲突也能够影响到美国，就像现在一个欧洲国家内部发生变动会影响整个世界一样。那时候有关欧洲战争的种种流言让北美殖民地上的人民深感不安，因为一旦爆发战争，他们的厄运就来了。马考莱①就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占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地区时说过这样的话：“以前普鲁士这块地方连名字都不被人知晓，但等占领这片土地以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几乎传遍了全世界。由于一个人可以随时撕毁诺言进攻他曾经说过要保护的邻居，于是黑人在克罗曼德尔的海滨相互残杀，红种人在北美大湖地区争斗不休。”

尽管在当时信息很匮乏，但还是有来自欧洲的报道，这些报道都足够精细充分了。当时的美洲居民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分析外部形势的发展，日常的柴米油盐并没有分散他们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北美报纸上关于国外复杂形势的消息让无数人陷入了深思。我们的祖先在殖民时期对外部消息格外关注，而现在我们一般则认为国际形势跟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这就是美国民众早期和现在对国际事务感兴趣度不一的原因。

关于这种态度的形成和发展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这种态度非常不合实际。在美国独立战争后紧接着的是法国大革命，而刚刚诞生的美国政权则遭遇了很多历史上和法国纠缠不清的条约问题，法国和英国在海洋上的争斗更加给美国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所以华盛顿警告美国民众，千万不要和同盟国纠缠不清，后来的继任者也都秉持着这个原则，不希望美国人民参与到欧洲的争端中去。美国人民面临的实际情况也证实了这个决策的重要性。在1803年和1821年，美国用不同的手段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从而使领土一直延伸到了太平洋与墨西哥湾。这样一来美国的边界就十分清楚了，也就避免了人工划分边界带来的冲突，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革命把我们和欧洲的势力完全隔开，除了加拿大一边。

与上述的情况相对应，19世纪早期产生了门罗主义②。门罗主义的目标是将欧洲的势力从西半球赶出去，避免和它纠缠不清。几个世纪以来，种种经验证明，欧洲国家在美洲的争斗必然会殃及到美国，只要是欧洲国家在美洲还有立足之地，就不可能和美国完全断绝关系。门罗主义的精髓就是要阻止欧洲强国通过在美洲不断占领土地而扩大它的势力范围。虽然门罗主义的实施会遇到种种阻挠，但值得肯定的是它十分有助于一些目标的实现。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造成了美国和欧洲国家在政策联合上的分歧，强化了现在人们的区域性意识。而这种区域性心理已经慢慢地演变为民族偏见，妨碍了我们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然，国家政策中所包含的保守主义是非常有必要而且很受欢迎的，我国的宪法就是对保守主义力量的保护，但同时我们的思想应该开放一点，眼光放得远一点。因为任何区域性主义都不能阻止外部形势的变化，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融入这个时代的话，它以前拥有的一些东西也会逐渐丢失。

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在意识形态和行动上同欧洲刻意保持距离的原因，上文我们已经阐述过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和奴隶制有关的争论使得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冷漠变得更加严重。从门罗主义的颁布到南北战争结束，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和国家的建设上。用了几乎100年的时间来安抚周围蠢蠢欲动的势力，保证国家的安全统一，这也是国家能够长久存在的基本条件。无论在哪个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各种力量之间利益的分歧必然会导致各种派别的产生和对立。在美国经历的灾难中，没有任何一种情况比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更加具有危险性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不管从本质还是表面上来看都是完全对立的，而且对美国的商业和经济及各州之间的道德观念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当时，由于美国内部局势的不稳定、大部分地区经济不发达，使得它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处理国际问题，关心国际局势的发展。

但是，只要能够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找到与上述情况的相似处，我们就可以将美国前期和现在人们观念的不同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做出比较。国家的主体是人，那么它就理所当然的具备一些特征，只要对他们细心观察，就能发现并治理他们，或者将这些趋势转化为更加现实的东西。将美国分为不同派别的原因不仅仅是奴隶制，种族和宗教的不同也能导致这种分裂。在德国，信奉天主教的南方和信奉新教的北方就产生了严重的分裂，这种分裂的表现形式就是一块领土在政治上分为两块；相对于美国而言，这种分裂已经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了。在法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分裂线在东西部之间，新教的势力则在南部根深蒂固。在德国和法国，宗教不是造成国内局势不稳的唯一原因，但它确实能够使一块国土上的人产生分化，而且由于宗教派别在某一个地点很集中，所以宗教是最持久和最长期的力量。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好多国家在内部争斗不断的同时，它在国际上也处处受制。总之一句话，它处在防守地位。西班牙人与摩尔人无休无止的战争致使它的国民团结起来，不但击退了摩尔人，还与阿拉冈联姻，从而实现了领土的统一。统一后的西班牙发现自己完全有能力在世界格局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在当时来说，不管它的目标是不是正义的，西班牙确实有能力完成自己的目标，只要它对任何一个地方有特殊的利益要求，它都可以采取军事行动。这样一来，在超过10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成了主宰欧洲的主要力量。而在此时，德国和法国因为其内部的原因已经成为了一盘散沙，英国则由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对立还只是一个分裂的岛屿。总之，不管其他的形势如何发生变化，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法国、德国、英国只能对西班牙俯首称臣。

最早从灾难中逃离出来的是法国。从这个方面来说，西欧的国家要比我们运气好，因为奴隶制留给我们的烙印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磨灭。这个问题虽然是区域性的，但是由于种族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尽管欧洲国家也有内部地域间的差异，但是它们同时也具备统一性，这就是它们能够实现国家统一的原因所在。法国的权力是怎样集中的，这些并没必要在此陈述。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在亨利四世、黎塞留、马札林和路易十四的连续统治期间，法国的确实现了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及以后，法国和西班牙一样，都拥有了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逐渐取代了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这种政策使得法国在那个时代可以随意干涉别国内政。就像我们所了解的，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西班牙帝国的主宰地位遭到瓦解。

作为当今问题的旁观者，我们没必要关心法国的霸权行为是不是正义的，而是应关注它所带动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作为一个可以呼风唤雨并随时干涉别国内政的强国，法国的做法激起了欧洲国家的反抗，它们为了遏制法国的霸权而组成联盟。因为这种霸权如果不被阻止，肯定会使整个欧洲都屈服在法国的脚下。所以，欧洲的国家在争取一种平衡，而这是针对强大的压迫者所发出的自我保护行为。而且，虽然这种联盟存在着种种缺点，但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路易十四终于从权力的顶峰上掉了下来。100年后，在拿破仑的领导之下，法国又一次获取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同样，随之而来的联合反击再次粉碎了这个国家的帝国体系。

由于这些成就，才使得政治家们将那些曾经有效的手段看得非常重要，这种手段就是：加强国家之间的协调配合，来抵御法国和西班牙的威胁。国际政治观察者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这和克伦威尔凭借常备军进行武力统治英国人的印象十分相似。而在当时，克伦威尔将英国的军事力量集中起来，从而能够随心所欲地统治英国。这种情形在国际形势上也有反映，那就是某一个国家通过种种手段让自己变得非常强大，让国际上和它有过争端的国家对它言听计从。对抗霸权的手段就是武力抗衡，一旦几个国家之间达成结盟，便会促成两股力量的“均衡”。

“均衡”这个词很早就存在了，而且300年来对每个战略决策者都有深远的影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写到：“不管对均衡如何定义，也不管两个国家之间如何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以至于较弱的一方不会被压倒，均衡是把欧洲的历史串联起来的最主要因素。它是1500年到1800年这300年来影响最深远的概念。不管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什么剧情，均衡都是这些情节的灵魂。”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均衡的概念被不断深化，从而有些人认为均衡能够有效地发挥它作为现状、平衡与和平的保护者角色。最近关于国际仲裁的研究也和均衡相呼应，前者也把国际仲裁作为国家合作和实现和平目标的手段。

而人为的决策只要能够考虑到人性的优点、缺点、情感和利益，并和这种种因素相协调，就会取得一定的效果。这个例子同样能够使用在均衡和国际仲裁上，因为用它们中间的物质制造出的产品不会包含除它们自身的特点之外的物质。当拿破仑倒台后人们对欧洲的事物进行重新安排时，普遍认为，通过调节领土的分布，在5个强国之间建立一种有限的均衡，而小国领土的完整性也会在大国保证的前提下得到加强。如果谁想要破坏这个局面，其他国家就会群起而攻之，就跟1713年的《乌特勒支协定》和1815年之前达成的对抗侵略的情形一样。哪个国家想要蠢蠢欲动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任何国家都不允许身边崛起一个能够将欧洲大陆笼罩起来的巨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它们就像对付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样对付他。那么这样而言，均衡就意味着在大家都同意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国际之间的军事干涉。

上面所陈述的想法如果能得到实现的话，各国的处境和机遇就会平等。但是，无论一时的国际协调如何成功，就能保证各国都会服从它吗？如果不服从的话，想让这些国家不去挑起事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安排的前提是，要让各个国家的物质和军事方面达到同一种高度，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然而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每个个体之间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会有差别，所以范围再广的均衡也会导致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社会和经济的动荡及各种势力的对立。1815年关于欧洲局势的讨论并没有仅仅讨论经过人为的努力而达到各种势力的均衡这一个问题，各个国家政治的不同、社会状况的差异和对现状的不满都会导致各种争执。从1815年到现在，欧洲的历史就是对由利益和情感抑制人类本性从而导致种种斗争的一部史书。

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走下坡路之后，欧洲的霸主地位被英国取得。这在当时来说很难看出来，但是18世纪的历史慢慢地证明了这种说法；到了1815年，英国的这种霸主地位就显而易见了。不过，新的英国霸权和以前的霸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深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英国并没有具备霸权所需要的权力，也从没有拥有过像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那样强大的军事实力，让它能够在欧洲大陆随心所欲。英国的霸主地位在于它是政治中的第三方，是一个平衡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能够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力量上的平衡。英国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它独特的岛国地位，这极大地增强了它的防御能力，也使它能够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的商业，不受战争的侵害。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土非常容易被侵入的话，那么它就会屡屡受到打击。还有一点就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603年结成了一体，这就让英国摆脱了战争，到了1707年英国在政治上彻底统一。英国的统一是它自我强大和对外扩张的前提。

英国的扩张和以前的霸权国家不同，它瞄准的是更远的领域而非欧洲。这就是“世界政治”的开端。在对外扩张中，英国标新立异，它首先在扩张过程中未逢敌手，而且永远有无尽的侵略欲望，它并不重视自己得到的这片地方有多少财富，而是将自己国家的管理制度运用到这片领地。在这方面，罗马人和英国非常相似，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商业上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虽然英国人在殖民地上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强取豪夺，但是英国人一上岸就把自己当成了这块大陆上的主人，强迫当地的百姓要遵循自己国家的政策，哪怕是不成文的规定。这样一来反而产生了一个良好的氛围，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所有会讲英语的成员都将彼此帮助、真诚待人看做共同的目标。

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当然这种作用是以英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英国依靠它在地理上和商业上的优势能够有效地开拓海外市场，从而拥有了大量的商业资源，在财力上大力支援了反对法国的盟国。等到这场战争结束后，英国的商业和产业及殖民地优势依然在不断扩大，于是在随后的欧洲军备竞赛中，英国始终领先一步，这一优势贯穿了风起云涌的19世纪，直到最近才消失。虽然这些年巨大的变化让英国人在战争中的优势一降再降，但与之相对应的科技进步促使的产业大发展依然能够弥补这一不足。无论是英国累计的财富，还是英国多年来商业和产业决定的国民能力，都独领风骚，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未逢敌手。在1815年，欧洲各个国家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这一方面。连续20年的战争给欧洲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战争中牺牲的一般都是生活中的青年支柱。无数的英国公民也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不过总体来看，英国的陆军数量比较少，而且它的傲视群雄的海军也没有参加过几次大的海战。

对于法国来说，拿破仑战争是法国大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它摆脱这些战争时，国家已经变得满目疮痍，人口比以前只减不增，众所周知，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同它的人口有直接的联系。法国还要担心的另一个麻烦是：庞大的政府系统和官员机构极大地减弱了国家实力，不仅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负担，还使得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变成了天方夜谭。与今天的德国不同，决定法国的世界影响力的因素不仅仅在于政府的贡献，还在于个人的能力。

当时的德国就跟大革命前的法国一样，是一个许多联邦的集合体，这些小联邦之间相互独立。德意志的两个军事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同时存在，不但没有减缓德意志的分裂，反而加剧了这种状况，传统的思想或者其他种种原因阻止了德国的统一，除非一个国家能够对另一个国家屈服。然而在滑铁卢之战的前三个月，俾斯麦出生了。谁也想不到这个在当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事件却影响深远。随着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斗争的延续，它们的追随者将德意志分成了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凝聚力都是依靠两个国家的君主给予的。然而从历史渊源和威信上来看，奥地利显得更加古老，同时它又是德意志的首邦。这两个国家的制度都是君主制，这一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

在这方面，欧洲第五大国俄国就更加不必说了，沙皇的权力从来不会受到限制。不过俄国和德意志一样，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专制主义，因为这种政治形势要求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员。过去的10年里，这种弱点给俄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正是由于这种因素再加上不断出现问题的国家机构让俄国这个庞然大物变得奄奄一息。目前的形势是俄国已经被欧洲竞赛的格局排挤出来，同亚洲的国家走到了一起，因为亚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同俄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上面简单描述了1815年的局势，这个局势与我们现在的联系是：英国无论是在财力、物力还是军力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地位；而德国正处于分裂之中，它的政治和商业的发展都相对落后。用德国首相比洛亲王的话来说，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强国的称呼。法国从来没有放弃让德国四分五裂的想法，从黎塞留时代到拿破仑时代都没有改变过，拿破仑继承了分裂德意志的政策，只是在行动上稍微有点改变而已。这些情形中包含了决定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而各国所做的使各种势力相均衡的努力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更准确点来讲，是为了依靠自己的优势兵力压垮敌方，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表面上的平衡，其实底下暗流涌动。要改变这种平衡，我们就要学习一下自1908年夏天以来土耳其革命的发展。不光是为了考察这个事件本身，同时也考察西欧各国之间不同的意图、需要和种种猜忌行为，这些行为常常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能够让人一览无余。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德国在西欧的军备竞赛中被扔到了后面，这种止足不前的原因是由于多年以来的分裂。而在今天，我们发现德国有可能成为一个让其他国家都刮目相看的极权主义强国，它在国际上的影响，有可能会和西班牙、法国、英国相媲美。不过，德国和西班牙、法国又有着种种区别。法国和西班牙在权力上升到顶峰的时候，只把主要目标局限在欧洲的范围内，而欧洲的全部形势都是跟这些目标有关的；它们在海外的商品贸易也跟欧洲的形势息息相关。德国的状况跟英国也是大相径庭。英国只在海上称王称霸，却从来没有一支同德奥同盟那样强大的陆军力量。

当今德国所拥有巨大的权力优势，不仅是在军事上，也在其他各方面的体制中，而且，德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想法。不过这种想法还没有定型，具体实施它的方法还无从知晓，对于德国人也是这样，所以更加谈不上预测它未来的发展形势了。近期我看到了一篇令人深思的文章，是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德尔布吕克所写的《为什么德国建造军舰？》，文章中写到：“光凭借美好的幻想并不能够征服世界。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建立也不是因为对权力的渴求。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发展规律，以至于像贸易和边界上的通行权这些并不重要的东西都会引起冲突，胜利的一方会顺其自然地拓展它的边界，甚至连罗马人都幻想着征服世界。”不过提到法国和德国的战争，虽然这是德国人预料之中的，但是随后战争状况急转直下，德国人虽然有失谨慎，但还是精明地抓住了时机，在有准备的前提下采取了恰当的行动，逆转了战场形势。

在罗马帝国身上也能找到德国的影子。今天的德意志帝国虽然不是罗马人的传承者，但也同罗马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神圣罗马帝国慢慢地变成了挂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名下的一个观赏物，而且它在19世纪初就彻底消失了，然而那种帝国的精神并没有随之消失，依旧影响着德国的统一和强大。德国的民族性格中有个人依赖国家的因素，这一因素也促使德国完成了统一。而英国人和美国人骨子里有着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个人权利的追求，这和德国完全不同。前者代表了更加先进的观念，代表着社会更高级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推进社会进步；但我们也要看到个人服从于集体的优点，这种优点将个体置于全体之中，能够更加快速方便地促进共同利益。简单提一下，虽然日本没有和德国处在同一个地区，但是有着强烈的扩张和强大欲望的它能够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日本人也继承了个人服从集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古希腊城邦中的斯巴达身上也同样适用，使得它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宰着这些城郭。从社会发展的大原则上来看，这种观念和精神显得有些落后，但是如果仅仅把它看做一种能给自己国家的经济和对外关系注入新生力量的因素，它又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

个人需要和国家需要是两个对立的观念，这是学历史的人都熟知的一个问题。但是它们总是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所以两者之间便需要调节。如果一方比另一方更加受到重视的话，这种调节会对国家的性质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就是造成不同国家军队、工业、商业和农业等种种不同的原因。同样的道理也能够在一些小企业和大商业集团之间的斗争中适用。不管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集体优先还是个人优先，目前的状况是压倒一切的集体力量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下去，所以也会造成个人的痛苦，而且这种力量不光存在，还会起着主导作用，因为不管社会文明发展到多高的阶段，人们都不会自愿地让自己的利益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因此，用不着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痛苦之中，也应该认同在大众利益的引导下正义的力量会战胜一切，而这种观念会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开阔。古老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在现代仍然适用，只有一个国家的权力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时，才能在商业竞争和战争中生存下来，道德的力量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除非有物质力量的协助。政府就相当于一个公司，而这个公司是没有灵魂支撑的；政府也是一个受委托者，并非主体，主体是人民，所以无论怎么做，都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德国政府现在有什么企图我们无从知晓，这也并不重要，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越来越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德国肯定得到了奥匈帝国的支持，因为无论奥匈帝国是要应对国内的麻烦还是对外有什么战争企图，都是跟德国的利益相一致的，德国在地理上同奥匈帝国邻近，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无几，所以奥匈帝国完全有可能跟在德国的屁股后面，就像月亮围绕着地球转动一样。而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都跟奥匈帝国相对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反映出了俄国在国际地位上的软弱性，就是从来不关心国际形势的人也能一眼就看出来。意大利处于德国和奥地利两个同盟之间，不过众所周知的是，意大利有明显的亲英倾向，这是由两国的海洋国家身份以及历史上相互之间的好感造成的。另外，以前疏远的法国和意大利最近也越来越亲近。在巴尔干地区和亚得里亚海，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分歧已经不是一星半点，最近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合并的态度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点。一份杂志就非常敏感地预测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合并：“我们急切需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来统治北亚得里亚海……这里有意大利的威尼斯和奥地利的的里雅斯特……我们需要这支海上力量来援助我们的陆上行动、保护我国的商业基地不受骚扰，并防止我们的奥特朗托海峡被敌人占领。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这支海上力量的实力要和我们敌人的海上力量相平衡。如果我们再这样拖泥带水，意大利就会骑在我们头上，而且我们以后也很难超越它。同其他方面相比，不发展海军就相当于一种倒退，而这种倒退会让我们送命。”奥地利正在建造强大的舰船，上面的那段话能让我们了解一些三国同盟的关系。在关于摩洛哥事务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只有奥地利一个国家支持德国，而意大利并不支持德国。

通过分析当前欧洲各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欧洲被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是由法国、英国和俄国刚刚组成的三国协约集团；另一方则是由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这个同盟已经存在了30年。意大利的倾向就有些模糊了，虽然我们能够从意大利当前的局势和它面临的压力方面做出一些判断，但这种判断终归有些武断。形势的重点还在三个协约国身上。比较这两方的实力我们会发现，三国同盟除了海军之外在任何方面都占据着极大的优势，从地理方面来看，德国和奥匈帝国紧紧相连，这就便于相互之间的救援。而这种救援不可能光是防御性质的。纯粹的防御性态势不能持续太长的时间，在这方面德奥两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有攻守兼备才能让自己有尊严，1908年在巴尔干的军事行动已经证明两国有这种实力。而且从德奥两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的水平来看，它们的出击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找到本国的工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奥地利向巴尔干和爱琴海的扩张就是源于这个原因。还有，在过去的30年里，德国慢慢地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这样它就迫切地需要保证它的原料来源和控制原料产地，越来越需要确保市场和物资进出口方面的安全……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德国的粮食远远达不到消费需求，这些都意味着海上安全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面对上面的种种需求，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开始了它的旅程，然而它却发现，其周边国家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已经被别的国家瓜分殆尽，于是德国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舰队，目前这支舰队在运送货物和对外交往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虽然德国有商业贸易，有大型的船队，但在商业交换的第三个环节上却有很大的不足，那就是国际市场，德国不得不在完全处于自己控制的范围外进行各种交易。而其他国家都有着成熟的商业保护主义，这种竞争使得德国非常为难。德国唯一控制的有价值的地方恰恰在自己的领土之内。虽然德国加入这场争夺战后取得了一星半点的殖民地，但这无疑是杯水车薪。

从一开始德国就处在不利的地位，随之而来的种种斗争将这种不利完全暴露出来，也就是说，这种距离上的接近将德国牢牢地捆绑在这个地方。虽然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上各国都有着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往往会加强各国之间的误解和厌恶。德尔布吕克教授就说道：“英国的政治体制在其他国家会受到欢迎，而德国的政治体制则刚好相反。德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府，这种政府比英国经常走马换将的政党制度要好得多。德国的募兵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法规已经解决掉了很多难缠的问题，我们始终坚信，今天德国的富强和这种制度是分不开的。但是其他国家更加喜欢自由宽松的制度，就像英国那样的。所以英国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德国。”

一位长期在德国船只上工作的官员曾经谈到了德国人在谈话方式上同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德国依靠军事对人民行为的干涉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感觉在德国人的谈话方式中就能找到。虽然如此，德国依旧能够和其他国家一比高下。德国人的工作方法有许多优越的地方：他们做事非常认真，又十分善于观察细节并加以分析，工作热情高涨，背后还有着英明的政府在支撑，这些优点将在同英国的交战中将英国人具有的优势压倒。

虽然大多数人都相信德国拥有这些优势，但是对商业地区、贸易场地和原材料产地的拥有情况以及对一大片可利用的地带的控制情况完全阻碍了德国的发展。不过德国的个人在这些地方倒是十分受到欢迎，并且他们还有可能喜欢上更加自由的英美生活方式或者它们宽松的政治体制，虽然他们依旧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不过，不管这些变化如何能够促进德国向海外发展，在其本土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的愿望还很难实现。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各个部分之间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双赢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上有可能变成现实，而且双方都意识到了这种关系的重要性。而在现在，没有什么比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更能够让德国人欢喜鼓舞的；虽然它对殖民地求之若渴，但机会却不站在它这边。

德国的梦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不一致。此外，英国的位置对德国也有非比寻常的军事意义。德国濒临北海和波罗的海，它所有的内陆河道都已经被充分开发和利用，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内陆水运系统，这个系统的始端是海洋中的一个入海口，因此这个入海口就成了海上贸易进出的重要通道，德国的对外贸易也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沿着敌军军舰的巡航路线我们会发现，德国的北海海岸从埃姆斯到易北河口也就60英里的距离。而波罗的海的海岸线要长得多，但是从大西洋到达这个地方就必须经过斯卡格拉克海峡，它的宽度也不够100英里。一旦发生战争，德国的商船就能在中立的区域里沿着挪威和丹麦的海岸航行，这种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不过德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因为无论德国的船队是要去大西洋还是其他大洋，都必须经过不列颠群岛。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的宽度给我们的教训不会变淡，这两个海峡的一侧是英国的国土，其中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海军基地；在苏格兰以北的另外一面上，北海非常狭窄，最宽的地方只有400英里，有些地方甚至不到300英里。一旦英国和德国发生战争，按照当今的国际法，德国的任何船只经过上述的海域时都会被拦截，如果英国成功地封锁住德国的北海和波罗的海，那么德国它与中立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就会瘫痪。对英国来说，只要将离德国不到400英里远的英国港口作为基地，就能在北海上完全钳制住德国，并且对它的两个重要商业城市汉堡和不来梅进行封锁，而在波罗的海的封锁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我们由此就能够看出将波罗的海和北海在易北河口连接起来的基尔运河的军事意义，依靠这条运河，军用或者商用的船只就能从一个海域前往另一个海域而不被敌人发觉，德国的海军也有能力在此集结，来对付分散的敌军舰队。另外，虽然基尔运河没法改变德国船队在北海的处境，但它能够使无法前往汉堡和不来梅的中立国的船只进入波罗的海港口，从那里出发，完整的运河体系就会将货物送到需要的地方；德国的内陆运河连成一片，所以没必要在中途将货物再次装船。基尔运河的伟大意义是，在德国敌人的海军规模不超过德国海军两倍的情况下，它就不能同时封锁北海和波罗的海。如果德国的对手试图封锁这两个地方，那么它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法和高度集中的德国海军相抗衡，它只能撤退。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一旦后撤就意味着封锁失去了法律效力。在再次封锁这些地方之前，中立国的船只就能够安全航行，而且中立国还需要时间得知这种变动，并确认自己在某个航线上的航向是否合法。不过，虽然暂时放弃了封锁，使得中立国的船只可以任意出入北海或者波罗的海的德国港湾，但德国从中获得的好处也非常有限，因为英国和德国的船只在当今世界中占有很大比例，一旦英国和德国开战，中立国的船只根本没有能力满足开往德国港口的运输任务。

德国在北海的海军基地威廉港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它和德国海军力量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种种迹象表明德国正做着全面的准备，这让我们感到害怕。不过，威廉港的战略意义是有限的，20多英里长的海岸线将它与易北河口分离开来，这就使得基尔运河作为两个海域间的连接力量有所削减。还有，这些海岸都被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赫尔果兰岛围起来。在1890年，英国将这个岛让给了德国，条件是德国放弃对东非的桑给巴尔岛的要求，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成了一个异常坚固的鱼雷艇基地。虽然赫尔果兰岛的海岸线仅仅有30英里，但它所具备的意义远远大于鱼雷防御。

虽然基尔运河的防御意义重大，但这种安全远远不能满足德国的荣誉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就像古巴对美国具有非比寻常的战略意义一样，大不列颠群岛对德国的意义也极其深远。包括密西西比河流域贸易在内的墨西哥湾海岸贸易将古巴的100英里的海岸包含在里面，这种情况使得美国不能容忍其他国家占有古巴岛。不过随着古巴归属问题的变化和美国力量的壮大，这种担心已经变成了历史，古巴战略重要性依然存在，但至少不会再被某个国家作为海军的战略基地。显然，大不列颠群岛对德国的重要性是持续的。直至今天，英国的海上力量依旧独领风骚，而英国两大政党的长期目标就是保持住这种局面。

这个目标的提出是十分必要的，虽然英国和德国都是商业的国家，但英国比德国更加依赖国外的原料、物资和商品市场。英国的人口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二，所以英国的军事力量的人员处于下风。英国的人口比例是每平方英里400多人，德国是300人，所以英国仅依靠自己的土地根本没法养活那么多的人口。而英国对海洋的依赖性是绝对的，因为它没有德国那样的大陆边界。德国境内还有莱茵河，从德国的盟友荷兰入海，是德国内陆最重要的一条运输水路，英国人想要截断它是不可能的。在领土的另一边，德国和俄国接壤，而俄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基地。1909年，俄国的小麦产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是2.13亿多英担③，排在第二位的美国小麦产量为1.93亿多英担。

所以就其需要性而言，英国比德国更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如果放弃了海上的霸权地位，英国将会变得体无完肤，还有，英国还必须保卫自己的殖民地。不过英国没必要在每个殖民地海域内都保持着优势的海军力量，这种力量仅仅集中在欧洲就可以了。因为就全世界而言，欧洲依然是战争的策源地。而且，由于大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英国只要在欧洲保持优势的海上力量就能够牢牢地钳制住德国。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过去的几年里，英国的海军力量不但没有削减，反而比以前得到了加强集中。过去英国把很大一部分海军力量布置在地中海，而现在英国已经撤回了一些海军，这也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英国海军的集结一方面是为了抑制德国海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海上霸权。拿破仑曾经就梦想着把英国的舰队诱离港口，然后乘机入侵英国，这也是英国人最怕的情况。不过最后拿破仑还是失败了，而且败得有点凄惨。要是放在蒸汽时代没有来临之前，占领英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拿破仑之前路易十五时代的舒瓦瑟尔就做出过这样的举动。在现代，蒸汽轮船可以轻易地跨越英吉利海峡迅速地向英国输送军队，不受风向和天气的影响。当然，集结舰船和运送部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在英国登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经过详细的预算和适时的考虑，否则就不会成功。至今英国人还记得当年为了防止法国或奥地利的入侵而做的种种细致的动员和措施。不过一些人还是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支无比强大的海军突然出现在英国海岸，英国只能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仓皇迎敌。

所以英国才要将其海军分布在领土周围，但这却促使德国大力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如增加军舰的数量、修建各种造船厂等，使之具备制造和维修军舰的能力。这些计划都体现了德国人高度的保密能力。德国人虽然没有在正式场合表达过它想要发展海军的强烈愿望，但是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句话猜测到它的意图：“壮大德国的海上力量，让世界上最强的海上国家不敢轻视德国。”德尔布吕克也写到：“德国永远不会把征服英国当成一种政策，但它必须通过适度的行动来限制英国。”这就说明，德国不会任由英国凭借地理上的优势对它的商品贸易进行控制。而德国人的目标是建立一支比英国更加强大的海军，所以英国不得不和德国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来维护自己在海上的霸主地位。

显然，英国海军的强大将德国在陆上的优势有所抵消。一旦英国失去了对海洋的绝对控制，它是不可能建立一支能够跟德国陆军相媲美的陆军的。相反，德国现在已经拥有了一支强大无比的陆军，它还幻想着建立一支所向无敌的海军。虽然英国的财富比德国要多得多，但英国政府没有能力像德国那样从人民那里索取太多的东西。个人自由是英国人最主要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得英国没有办法按照德国人的治理方式来管理国家；这种特征根深蒂固，一代人的时间根本没办法改变它。英国能够在海上和殖民地取得成功和这种自由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这种局面持续到了现在，自由和公平竞争依然是英国发展的主题。在英国，是个人推动了国家的进步；而在德国，集体行动诠释了一切。

英国最近提出的养老金计划是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反映，虽然这个计划中有德国法律的影子，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暴露了英国在采取集体行动方面经验的不足和能力的有限。根据养老金计划，国内成员不被要求依其自身情况承担部分负担，国家一律承受所有的负担。但是这个计划没有能调节好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是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把养老福利的责任都推给社会。这个福利背后的税收政策一方面不会激励人们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不会让人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因为无论你多么勤奋工作，你所得的一部分财富都会被国家税收抽走；而无论你多么懒惰，国家都会给你价值不菲的补助。所以表面上模仿德国人是非常不明智的，这种做法并不能让英国取得应有的进步。

这种差异进一步增大了德国的优势，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和德国单独抗衡，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联手对付德国的话，组织协调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但是无论欧洲的国家如何重新组合，奥匈帝国一定会站在德国这边，所以英国的海军成了唯一能够和德国抗衡的军事力量。英国和德国的军事态势同它们之间的商业竞争是分不开的，这种竞争渐渐变得激烈，而且慢慢地影响着两国人民的收入和福利状况。最近频频出现在报端的外交访问刚好反映了这种状况。在德国人看来，这种频繁的外交访问正在渐渐地孤立和限制德国，而那些相互访问的国家都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就是一定要压制德国，不让它的野心继续膨胀。无论别人怎么看，在欧洲只有德国和英国有着其他国家望而却步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形成体现在两国物资富有、工商业体系健全、两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上。欧洲其他的国家或者依附于德国，或者依附于英国，虽然这些国家也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平衡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边缘化的。

二、德国的崛起

德国一直以来想要获得这样一个国际地位：就是在欧洲之外的国家里，德国的影响力、资本、工商业和聪明才智都能和其他的欧洲强国平起平坐，平等竞争。

我们虽然已经了解了英国和德国之间敌对产生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其他的种种状况。奥地利在去年的兼并行为、摩洛哥在1905年的争端等事件都时刻影响着各国政策的主导方向。很多细微争端的发生是偶然的，但是它会引起一系列重要的连锁反应。这种反应的重要性是其政府估算的，但在本质上对这些事件的处理都会影响到国际关系。目前来说，德国和英国的对立就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它的根源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德尔布吕克说：“我以为，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军事强国之间的争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能避免的。不过，这场争端却不一定用战争的形式体现；双方都在竭力地扩大军备建设来达到双方力量的平衡，谁也不会迈出战争的第一步。”但当欧洲的国家同某一方站在一起时，这个天平就会发生倾斜。

德尔布吕克的这种思维适用于任何国家，包括英国，这种思维同样也适用于英德之间的争端。战争爆发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跟参战国的地理位置有关，但是战争爆发的根源却并不在此处。众所周知的是，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十分需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找到原材料市场，并为它们的产品找到销路，而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这些地方，欧洲国家都陷入了激烈的竞争当中。在1909年5月底，英国的外交大臣在议会上发言说。“从此以后在欧洲没有任何问题能够掀起欧洲国家的争执”，“如果非洲刚果的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话，可能会引起欧洲国家的冲突；这些冲突和过去几个月里奥地利的兼并行动相比，后者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德尔布吕克又写到：“德国人的企图不是获得广阔的殖民地，而是要获得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就是在欧洲以外的国家里，德国的影响力、资本、工商业和聪明才智都能和其他的欧洲强国平起平坐，平等竞争。”

没有人会对这种目标提出异议，但是人们又不得不看到德国一点点强大起来的军事力量，德尔布吕克的话还在耳边回荡：“战争的发生往往并不依靠一个充足的理由而是源于偶然，当战端一旦开启，强者往往占上风。而冲突的双方能很快心平气和地达成某种共识吗？在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德国武力上的优势和压力后，德国还能坚持所谓的平等互利原则吗？”

一个国家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德国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同欧洲国家展开了竞争，门罗主义的实施让南美洲的形势更加复杂；二是德国的海军会在短短的时间里变得比英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海军还要强大。如果英国依旧保持着它海上霸主的地位，再加上大不列颠群岛独特的地理位置，英国就有力量钳制德国；反过来要是英国失去了这种能力，就别指望其他的国家了。英国自由的体制使得它的军事自治不是高度发达，另外，它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殖民地，所以它没有进行侵略的理由，何况英国军队的组织效率也不是那么高。就这些而言，德国是它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最典型的敌人。

如果上面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工商业和财力都靠前的国家就要寻求商业贸易和产品输出地，这种竞争将会异常激烈，国际局势也渐渐不稳，而英国显然是这个国际局势中最关键的一环。工业、生产力和财力不仅仅只是个名词，它们体现在实实在在的资源、国民对衣食住行的满足程度上。所以真正斗争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各国的民众，政府不过是个工具。如果哪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够高于其他国家，且拥有一定的商业和工业基础，它就能投入到这场角逐中去，而其他的国家只能把希望放在结成联盟来维护机会的平等。英国的地理位置和海军遥遥领先，且具有庞大的殖民地，所以它引领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过单纯地从军事上来看，英国无论是军队组织能力还是人力物力方面都不如德国。这样一来，对于除了德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来说，如果它们已经认识到了世界市场平衡和机会平等的重要性，就应该想好用什么态度、什么手段去影响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如果忽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只能和从前一样，通过弱者之间的联合来维护这种平衡。

顺便提一下，在无数的工业竞争中，海洋一般都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就当前的欧洲形势来说，俄国在力量衰竭之后将目光转向了亚洲，所以德国完全不用担心被侵占。德国的海军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自由行动，除了德国外，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这样做，那就是英国。一旦英国丧失了海上霸权的地位，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可以推算，德国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在国际上指手画脚的海军强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德国的军事行动不干涉英国的利益，而其他国家又不能保证在英国受到袭击时给予英国支援，那么英国会凭借手中的权力去制约德国吗？在美国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的时候，美国就宣布了门罗主义。虽然美国的声明和它的海上力量一样不会让人多看一眼，但英国在当时却对门罗主义表示大力支持和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英国的海上力量比现在还要强大，而且英美两国还用实际行动阻止了一些国家想要从欧洲运送军队去处理美洲争端的行为。正是这种利益的双赢使得英美两国都给对方一定的支持。

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时，一位在英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士告诉记者，对于其他国家提出要求它参加国际联合以抑制美国力量的这种建议，英国是绝不会答应的，反之英国还会不遗余力地反对这种联合。这种联合就像在1895年，法国、俄国和德国的联合军事行动使日本放弃了对中国旅顺的占有。我觉得英国人的做法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因为它完全了解自己需要什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情感方面，虽然情感在国家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但它却是变化无常的。目前我们最关注的话题是，英国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需求，那么在什么领域内它们能够互相帮助呢？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和美国之间还有共同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也有利于两国人的友好往来。依靠国家利益之外的动机来决定国家行动是非常不现实的，这个真理在今天和华盛顿时代同样正确，而它也被德国扣上了“现实主义”的帽子并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依据。政治家们依靠这个政策出发，他们所做出决定的合理性、全面性都取决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正是因为如此，他们需要对当前的现实有充分的了解，并将其分析透彻。对于一个想要在世界上指手画脚的国家而言，这种分析能力应该趋向大众化，而不单单是政府工作人员。这样一来，原本只顾眼前利益的人也能够认识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国家才有能力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今天，美国就需要看清欧洲形势对自己直接和必然的影响。德国已经下定决心要在世界政治中称霸，而且正在公开地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海军比英国海军还要强大，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海上力量都要优越。德国作为一个已经独立的国家，它正无可争辩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但它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因为世界各地都意识到了德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气场，无论是在某个地方的防御，还是德国同其他国家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形势的具体特征同美国在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门罗主义的提出和美国南北战争这段时间所面临的形势无二。

如果德国一旦强大起来，它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惊世骇俗的，它比往日的形势更加让人担忧，因为当今的国际竞争比1860年要激烈得多，而这种状况的出现要归功于1870年后德国从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同以前一样的是，这种对峙还是由海洋引发，而海洋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临海国家的边界线。这个世界已经习惯了由一支实力强劲的海军主导着它，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支海军的拥有者——英国。我们还意识到，海上霸权总是跟这个国家在商业上和工业上占有的优势地位相一致。今天，德国和英国为了争夺这种优势已经蠢蠢欲动。这种利益的需求使得各国都在海外寻找市场，并力图以足够的优势力量控制海外市场，使其完全听命于自己，这种控制发展到最高程度就是绝对的占有。这种形势目前正在盛行，它表明一个国家如何依靠自己的权力来开拓海外市场，如何为自己的工商业创造优势。英国人所秉持的贸易自由政策是完全建立在简单的优势上的，而现在这种优势已经摇摇欲坠，自由的贸易体系也将颠覆。在1878年，英国同意由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施军事占领，虽然那时候黑塞哥维那在名义上还是土耳其的省份。但当奥地利占领这些地区以后，就大幅度地调整关税，英国也就接着被挤出了当地的市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门户开放”这个词汇就是对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占领领土而在这片领土上推行贸易独占政策的嘲讽。

无可争议的是，这种纯商业的竞争完全是基于经济和工业效率。然而，不管一个国家的商业贸易政策如何高明，它也只会在无能为力的时候才会使本国的商业单纯依靠竞争。一旦它手中掌握了权力，就不会不使用它；而之所以没能使用这种权力，就是因为它还没能完全占领某片领地。于是，便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还有一些国家想要占有这块地区；二是这块领地上民众的自我保护手段。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之前，一位在德国声名卓著的人说：“如果德国不能抢在其他国家以前抢占大片殖民地并在殖民地上立足的话，那德国只有认命了。”我们应该完全相信这话是出自真心的。

不过，国家是被一些偶遇的机会支配的，而且它非常愿意被这种机会所利用。在1898年初，谁能够预料到美国会占有菲律宾呢？那时候，菲律宾群岛既不是美西战争的起因所在，也不是美国人的战争目标，而且我还亲身经历了美国政府内部对抢占菲律宾的强烈反对，所以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一个国家接下来会做什么，或者是必须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某件问题的争议上，谁拥有足够的实力谁就能占据上风，而大家都会充分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目前，德国需要的大部分商品市场已经在它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决定了德国人的目的和发展海军的野心。不过，德国的前途并不能依赖单纯的海军力量，还有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海军力量在权力的运用中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海军力量不够强大，那么在海外运用其他的力量就免谈，并且，海军还需要具备随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挥作用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必须拥有足够的海军基地，而要建立海军基地就必须在海外占领土地，如同德国在中国炫耀武力，并迫使中国将胶州湾割让给它。不过，按照德国首相的说法，夺取胶州湾不是偶然的、没经过考虑的孤立行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德国一直想要在远东拥有一块陆上基地。这番话充分表明了海军基地的重要性，而海军基地本身就是称霸世界这条锁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条锁链的结构为：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

这条锁链完整地反映了英国海上力量成长壮大的过程，正是英国海权的成长使得英美两国在门罗主义实施起到南北战争结束这一段时间里，展开了土地占有权的争议，并且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就像“疲惫的巨人”这个词说的那样，英国渐渐无力管辖这么大片的领土。那个时代的英国政治家也想到英国得到的已经够多了，但是骨子里的贪婪让英国欲罢不能，它的工业要求开拓更多的市场，它的海军依然傲视世界，在海上找不到对手。幸运的是，虽然英国意识到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两国之间又冲突不断，但在1812年英美战争中自己一无所获后，英国人虽然想侵占美国领土，但是一直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英美两国一直和平交往，美国人的许多要求也被英国人所接受。

上面提到的种种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行动中都能见到，从中我们看到，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各国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实际上是军事实力的竞争，无论这种竞争是否能用外交手段调节，或是被国际法约束，或是处于两个国家还是两个集团之间。对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判断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力量的认识上，还应对国家行动产生的种种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进行评价。力量均衡就是处在天平两端的力量既相互平衡又容易浮动，19世纪的欧洲就是这种状况。这种状况的发生也促使了国际协调思想的起源，就是大国必须和其他国家步伐一致，通过协调或者权力分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达成某种共识的时候，它就具备了合同的约束性。虽然所有的国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都具有以上性质，不过当今的协调从广义上讲是指各国之间通过双边交流和国际会议，进行广泛的交流协商，从而对具体问题达成具体的解决方案。正是由于大国之间的协商，才决定让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克里特岛联合驻军，以维持克里特岛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居民关系的稳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分别希望希腊以及土耳其实现统一，并从土耳其那里得到支援，但是当今的这种局势使得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并给欧洲带来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与众不同的是，德国拒绝参与这种国际协调，原因是它和刚下台的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关系不一般。还有就是，5年前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也是各大国之间的协商会议，通过这个会议达成了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进行某些举措，而这两个国家同摩洛哥之间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通过这种会议取得的结果就其表面而言是大国间的一致认同，而不是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取得的平衡。

军事手段体现了强制性，而国际协商则通过比较文明的方式代替强权。值得引人深思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也是军事力量较量的结果，所产生的效力也随着权力的变化摇摆不定。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奥地利撕毁1878年的柏林条约，擅自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跟条约内容是不符的，这样一来，柏林条约中体现的大国协商精神也成了一纸空文。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方，而俄国也在德国的压力之下同德奥两国站在一起，放弃了原来同英法之间的合约，那就是反对任何不经过欧洲国家商议，就剥夺了土耳其对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悖的行动。由于受到德国的压制，俄国人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沙皇在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外交旅行中，刻意绕过奥地利。波黑事件更是加重了有关国家的间隙，在这些大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任何看似普通的问题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将原本平静的欧洲搅成一锅粥。这场争端直到1910年2月才画上了句号。结果是，奥地利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事实，它并没有经过欧洲国家的协调。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奥地利给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刚好是被国内革命搅得焦头烂额的土耳其政府的需要，也正是这场革命才给了奥地利可乘之机。而这种结局带来的国际形势要比事发之前更加紧张，国家之间的对抗重新萌动，国际协调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国家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几近消失。

无论这种情况能不能得到抑制，它都不表明在世界各国之间就不能建立起一种长期有效的协商机制。有人认为，一个国家不会无条件地认同协调结果，所以只有通过强制性才能让它接受这些既定事实。与此相关人们也看到，均势局面④同国家间的工商业竞争非常相似，而欧洲大国之间进行协商的过程和一个托拉斯组织的运转又十分相像。虽然欧洲的协商同托拉斯不一样，不是把所有的成员凝聚为一个集体，但它确实把集体的意愿作为欧洲政治决断的来源，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应该同托拉斯里面的成员一样服从集体的决定。

对于奥地利侵吞土耳其两个省份的行为，我们没必要为它找更多开脱的借口。显然，这种赤裸裸背弃协议的做法势必会给整个世界的道德观造成非常坏的影响。所有让人能够接受的关系，无论是金融、社会还是国际关系，都要依靠信誉为基础，背弃了信誉便没有了安全保障，随着信誉的消失，骚乱便接踵而来。没必要进行多么详尽的描述，我们就能想象得到依仗自己的军事力量违反国际盟约会给国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普法战争中，便上演了一次这种情形。这种局势的出现一方面表明欧洲崛起了一个军事强国，另一方面为同欧洲关系密切的美国敲响了警钟，那就是无论是社会生活的哪个方面，有出色的组织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良好的发展。

作为陆上军事力量，德国的组织有一个鲜明的特色。这种特点是，在政府的管辖之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全国性的指导机构，而这种机构取得的效果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于是，德国才能成功地将力量凝聚在一起，无论是工商业领域还是军事范畴。托拉斯组织作为力量的集中表现形式，它所带来的效果毋庸置疑。在德国，政府能够非常容易地进行各种集中，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政治与环境影响的结果。在这种制度中，无论政府英明与否，都将自己的人民置于它的绝对统治之下。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德意志独特的政府形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的德意志四分五裂，每一个邦国都规模较小，所以它的政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们的生活。因此，种种的历史环境造成了现今德国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促使他们能够绝对服从政府的控制，而这种控制能力的加强，是当今所有文明国家的发展趋势。

虽然英美两国一直执行的是在不侵害公共权利的情况下完全自由民主的制度，但这种制度在当今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束缚，我们往往看到，少数人的集体行为确实能够破坏公共权利。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只要政府采取的措施不是对个人行为的拾遗补缺，而是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引导，那么这种措施虽然在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其实质却刚好相反。但是，无论在什么时代，一个社会的种种行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以免使其产生过分的影响。并且，政府干预也为社会注入了新的竞争活力，当某个个体或者团体的权力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它的利益就会受到集体利益的制约。而依照现在的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应该对任何社会事务都进行有效的管辖和指导，这样下去国家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垄断机构，一个托拉斯，它的修正能力是其他组织没法比的。

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组织化现象日益扩大，无论从方法上还是成果上来看，德国在这方面一直遥遥领先，这就使得德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优势，并能够弥补因起步缓慢给自己的发展所造成的种种损失。在那个时候，德国在政治上十分松散，在社会、经济和商业领域也非常落后，直到1835年，关税同盟在德意志得以建立，解救了以前每隔几英里就有一个税卡的德国工商业。普鲁士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为它日后取代奥地利成为德国的首邦奠定了一定基础。不过25年后的1862年至1866年普鲁士的政治发展却非同寻常。当时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根本没把议会下院放在眼里，而议会上院则在俾斯麦的操纵下不断颁布种种遏制议会下院的政策。

德国人一直无怨无悔地缴纳各种税款，这成了这一时期德国政治上最吸引人的一个特征，跟英国人反船只税和美国人反印花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的水手促成了其陆军的组建与发展，而强大的陆军将普鲁士推上了德意志的领导台，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一个强大的德国得以诞生。但是船只税同样决定着英国的优势地位和海军发展，何况发展海军是英国人一贯的做法。至于印花税，它的征收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应用于国防。与英美两国对比，普鲁士人民在税收方面的做法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性格，他们完全服从强大的政府的支配，与此同时还保持着一定的主动性。所以我们看得出德国的政府特性同德国人民的特性是相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促成了德国的强大，但是这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的。不管怎么样，在当今组织化的时代里，德国政府有着成熟的对社会进行组织的手段，而德国人也服从这种组织，所以在这一方面，德国在其他国家中显得鹤立鸡群。

德国在毫不慌乱地组织国民行为方面有着天生的能力，这种天赋通过自身力量的协调一致而变得异常强大，这种无条件地服从就体现在德国陆军身上。德国的陆军所依赖的人口比包括俄国以西在内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高出许多，而且其增长率也比欧洲任何国家要高。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德国的人口已经大幅度增加了，从4000万人增长到了6000万人，现在还在以每年80万人的速度增长。从陆军的规模和质量来看，德国的陆军完全能够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哪怕是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德国也能依靠自己独特的地理地位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在不考虑其他军事因素的前提下，假设诸欧洲强国如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将德国和奥匈帝国紧紧包围，德奥两国就会受到各方面的连续打击，就如同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联盟那样。但是德奥两国的中心地位带来的好处远远要比所经受多方面打击的损失要大得多，它能够同时应对多个方面的敌人连续的打击。这样一来，德奥两国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力量薄弱的敌人，将其各个击破；而地理上的中心位置有利于它方便地在内线调动军队，内线的含义就是最短最直接的线路。这种距离上的优势能够让它更迅速地展开行动，从而节省不必要的时间，就像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说的那样：“胜负就在5分钟之间”。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处于一个圆圈中心位置的国家，远远比那些分布在圆周边缘的国家更加方便采取军事行动，现在这种优势便集中在德奥同盟这一边，还通过铁路的连接使这种优势得到了有力的增强。这个铁路系统的大部分区域都处在德奥同盟的严密控制之下，可以根据商业或者战略的需要而有组织地运送各种货物。这些情况能够有效地加强德奥同盟之间的相互支援，这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已经被欧洲各国默认。无论是对它们之间的任何一方而言，还是从总的国际关系来看，两者的分裂都会给它们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还有，德国与奥匈帝国的领土紧紧相连，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贯穿欧洲直抵亚得里亚海，这也给两国的军事和商品贸易带来了便捷的条件。与此相关联的是，由于土耳其自身难保，从爱琴海畔的萨洛尼卡向地中海出击是德奥同盟一个呼之欲出的打算。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奥地利在去年的吞并行动以及它建造4艘无畏舰的计划或许是一种信号。如果奥地利得到了爱琴海边上的军事据点，或者借助海军的力量有效控制住了亚得里亚海，那它就可以借助自己强大的海军力量将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地区据为己有。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要求与意大利有冲突，也会激起欧洲国家的公愤。我们无法忘记，在半个世纪之前，想要向意大利半岛扩张的奥地利还占有着意大利的大部分土地，包括威尼斯和米兰，而在1718年到1733年之间，奥地利还有一段时间占据过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意大利的侵略遭受挫折后，奥地利将目光转向了亚得里亚海的另一侧——巴尔干半岛。随之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抵御重点也转向了这边，因为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亚得里亚海最宽的地方不超过150英里，出口处的宽度不到40英里，意大利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和它东部边界相邻的海域落到军事强国奥地利手中，如果奥地利占据了这片海域，就会将整个海域作为它的基地，那样一来意大利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因此，种种不满使得意大利从来没有对奥地利产生过亲近之情，虽然那里是他们王后的祖国，不过，他们对生活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托的意大利人仍被奥地利统治深表不满。上述种种原因表明，意大利同奥地利之间根本不会达成和平协议。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认识到巴尔干局势的变幻以及这片地方对世界格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巴尔干半岛的代表城市是以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位政治家及征服者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德里亚。

德国和奥匈帝国组成的强大同盟有着共同的军事目标，这些都在德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和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兼并中得到了体现。德国是奥地利的忠实盟友，它的支持决定了奥地利的成功。奥地利采取这种行动一方面是出于眼前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在国际上提高自己的威信。吞并波黑两省后，奥地利首相曾经说：“一定要快刀斩乱麻，不然事态的发展会对我们不利。”这话实际上是在说，刚刚在君士坦丁堡取得成功的土耳其青年党人在自己壮大以后，可能会反对将波黑并入奥地利，就像他们之前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却依旧拒绝让希腊获得克里特岛一样。奥地利还坦言自己要继续执行对外扩张政策，让奥匈帝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除此之外，奥地利还有向爱琴海和地中海扩张的打算。如果奥地利全国上下都能支持这一目标的话，就不会显得那么畏首畏尾了。然而，组成奥地利的多个民族之间的争端使得奥地利无法团结一致，而一项坚定宏伟的对外政策会将奥地利的全体国民都组织起来。虽然奥地利的财政不是很富裕，但扩张爱琴海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会让它更加坚定地沿着既定目标前行，最近事态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对奥地利的抵御软弱无力。当然，奥地利也要考虑在欧洲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但当前的国际状况是俄国奄奄一息，德奥两国却实力强大。德奥两国的联合行动向我们证明，它们两国的关系是一块铁板，以其非常稳定的因素在当今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每当危难时刻，德国总能向它的盟友伸出援手；反之，它也一定能得到奥匈帝国对它将来实行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有了争端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欧洲还具有世界影响力，无论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想跟德国争斗，必须要防范奥地利的干扰。这一点在摩洛哥问题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在处理克里特岛事务的时候，德奥两国也一直携手并肩，无视欧洲的协调。在今天，如果法国、英国和俄国中的任何一国同德国产生了矛盾，其他国家要想干预的话，首先要考虑到奥地利的反应。如果在这种形势下法国出动自己的海军支援英国，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危险使它不得不考虑自己边境的安危，这种威胁不仅是来自德国，还来自奥地利。同样，如果美国和德国在某些政策上发生冲突，当欧洲国家试图限制德国时，必定会考虑到奥地利的因素。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均势效应。目前欧洲状况的均衡特点是：在天平的一端是由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紧密的团结结成一体的力量；另一端是力量分散且各自打着小算盘的力量。所以，在制约力量出现之前，欧洲的均势天平毋庸置疑地会朝德奥联盟一端倾斜。以往的历史教训也无法保证有关国家会在第一时间想到遏制这种危险性，想到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状况，并做出战略考虑。相比较同盟国，协约国这种凌乱不堪的行为已经证明了在今天的欧洲谁才是老大。

在这种风云变化的局势下，只有一种力量能够制约德奥联盟，那便是英国海军。如果英国海军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就会像过去的200年那样占据着海洋霸主的地位。英国的海军之所以强大，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英国将大部分力量投入到海军建设领域；二是英国除了拥有岛国身份带来的安全性，还有很大的财力去推行“双强标准”。“双强标准”不过是在某个传统观念上增加的新名称。在整个18世纪，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的政要们就坚信，英国的海军规模必须要比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还要强大。对于英国来说，对海洋的控制关乎命脉，它不仅关系到英国的领土防御，还关系到英国的生死存亡，关系到英国对于粮食、商业机遇和原材料的获得。而目前在美国，对美国是不是一个反英联盟的成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些人之所以这样认为并不是因为美国跟英国在历史上有过种种摩擦，而是他们认为加入反英同盟会让美国获得更加安全的地位。需要强调的是，考虑到英美密切的商业联系以及两国在语言和政治上的一致性，也考虑到一旦发生战争不可能不受到波及的加拿大的利益，英美两国的间隙跟这些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据说当年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一直奉行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不允许英美两国的关系破裂。这说明在一个普通的国家看来，同一个强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俄国一度辉煌的时候，普鲁士有意巴结俄国，现在的德意志帝国则垂青奥地利。德国首相俾斯麦在这件事的转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在1879年，俾斯麦的这种做法跟德国皇帝的想法完全相反。如果美国人能够把眼光抽离英国本土，放到英国的殖民地上，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些国家都濒临太平洋而且和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诸州都有着同样的战略要求，另外，我们考虑到英国海军在世界上的作用，我们便可以相信，对于种种国际问题的思考会使美国人把英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来对待。

这种态度同英美之间相似的民族特性和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不管在不同的地区对这种观念的表达有多么大相径庭它们自其首倡者从北海的日耳曼海岸迁居他地之日起，在1500年的时间里，在英国本土以及其众多的殖民地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弘扬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英国的态度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冷静细致地判断各种可能，分析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目前看到的是，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各自的利益区域，美国在推行它的政策时，就算没有同欧洲国家携手发展，也应该进行协商。从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美国不可能不涉足国际争端，也不能将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局限在门罗主义范围和美洲地区之内。

我们和某些国家一直保持着很微妙的关系，不过现在和以前有所变化，以前我们和其他国家相距比较远，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仅仅局限在美洲问题上。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共同关注的是东方的动荡局势及发展需要，西方也需要通过填补这种需要获得获利的机遇。中美洲、南美洲和针对这些地区的门罗主义也同样有相同的性质。各大国在这些地区频繁的接触一方面会增加国家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另一方面会导致种种冲突，这两种情形都会促使各强国之间的力量进行组合。国家在有些阶段会认为同其他国家奉行一致的对外政策是十分必要的，而更多时候又会觉得它们之间更多的是分歧。在当下，各种力量犬牙交错，一味坚持我行我素无疑是自取灭亡。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需不需要抱着一种投机主义的想法去处理眼前的各种问题？是否能够在别的国家身上找到政治理念和战略方面的一致性，并按照这种观点去推行一直以来坚守不变的国家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重视与其他国家的一致性并不是寻找正式同盟的表现。对一个人充分了解后心无杂念地同他共事是一码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把自己受制于某一种制度之中又是另一码事。就算美国的政策主张不是刻意避免因为短时间的需要而缔结一个长期的联盟，但想让美国人承担同盟的义务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没有国内民众的支持，美国政府即使缔结了这种同盟也是一纸空文。不过，如果美国的民众能够站在国际形势的角度上支持这种结盟行为，那么美国在处理同盟关系的时候就能游刃有余，而这种结盟对美国的政策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门罗主义就反映了美国民众的想法，执政者不过是将这种想法通过文字的形式表达了出来。门罗主义作为一项国家要求，它的持续性就在于它能否继续和美国人民内心的想法一致。这种想法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被理解，但它的确左右着美国的对外政策，虽然它本身没有什么强制性的力量，不像一项法律那样有着人为的效力。

在文章的前面，我们提到过斯塔布斯的观点，那就是均势因素是开启16～19世纪欧洲新篇章的钥匙。这位历史学家非凡的钻研在当代影响深远，他同时还说：“在中世纪时的上个时代，每个国家之间都独立处事，不像今天那样有着频繁的交往；各国都不具备国家行为之间的统一性，而这正是一个国家能够展开行动的前提。”在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还没有完全形成，每一片土地上都有一个独立的领导集团，这些众多的集团使得国家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策划或者完成一项大型的行动。按照斯塔布斯的观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是一部彩排有序的戏剧，而是一场杂乱无章的场景。

当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终于联合成一个国家时，当法国不再是一个封建领土的集合体而变成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时，当德意志的每个邦国都能完全服从中央行政机构的领导时，国家这个词汇便渐渐清晰了起来。相比较美国现今的状况和独立之前13个相互敌视的殖民地时，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道理。

欧洲的多个成员成功地集结为几个有机整体，也就是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之后，均势因素就同欧洲的历史分不开了。结果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均势状况，这样一来，所有的欧洲国家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每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如何不一致，也无论各国国民性格如何因为遗传的原因或者国内环境的差异有何不同，确保自身生存的观念能够让它们很容易相信国家独立的重要意义，这些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也以此为出发点。门罗主义显示出了美国对于各强国之间平衡状态的认识，依靠门罗主义，美国同欧洲国家的关系便有了一个理论基础；而对东方移民的排斥性正好反映出美国对自己利益的保护原则。

在中世纪的时候，许多地方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某个英明君主的统治下实现了统一，从而走向国家富强的道路，这种国家的形成方式放到现代同样适用。我们推测，未来的两大军事阵营是东方和西方两大集团；和以前的欧洲国家一样，这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充满变化。另外，美国和众多欧洲国家的争斗会左右国际关系的准则和改变国际法。主导国际法的理念是独立和国家主权，至于对某种政府形式而言主权是谁并不重要。一位德国人曾经说过：“国家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表现在国家的主权之中。一个国家拥有了主权，才能够和它的人民融为一体。”而在今天，主导欧洲国家独立和发展的理念已深植人心。这种因素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因为它们往往受制于共同的历史传统。

三、东方和西方

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当今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阻止各大强国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拥有4亿消费人口，它必须保持完整。美国的任何对外开放政策都着力于中国的领土完整，这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对美国十分重要。

欧洲国家发展到现在已经历经了400年的演变，突然有一股新生力量突兀地出现在东西方之间并不会让人感觉有多么吃惊。前不久的日俄战争就让人们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最让人吃惊的结果是，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是一个东方国家。这样的结果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许多人都只注意到表面上的因素，甚至连表面因素也没有了解详细。无论人们从日俄战争中找到什么教训，日本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都让世界震惊。

其他的东方国家都对日本的胜利拍手叫好，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日本一样都处于欧洲国家的压迫之下，而不是它们在地理上同日本有多亲近。除了土耳其帝国，欧洲国家已经同东方接触了200多年，由于西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高度集中，所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了许多东方国家，这些国家组织松散、内部各个整体分化。从相互之间的松散程度来看，大多数的印度人要比欧洲封建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小邦更加当仁不让。而在中国，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根本没有国家这个概念，军人的名声也非常差，从军被认为只是教人恃强凌弱。日本在50年前还一直闭关锁国，没有能够分享欧洲进步带来的种种好处，其他的亚洲国家就更不必说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西方国家之间虽然一直在持续争斗，但它们对东方国家所采取的方式却是一致的，结果是西方国家成了统治东方的力量，就像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继在欧洲称霸，德国今天在欧洲大陆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在欧洲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时，土耳其帝国高度凝聚，伊斯兰教徒也承认这个国家的独立。可今天的穆斯林国家没有能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西方国家一较高低，也无法联合抵御西方国家，结果就是领土和主权被一步步蚕食，它也就渐渐失去了独立性。

上面的这种情况是几百年来演变的结果，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发生逆转，不过日本却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奇迹。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的是，日本狭长的领土使它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长期的封闭空间里，日本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和生活方式，这在几年前的战争中已经显现出来了。这种精神加上日本集中的人口、骨子里的尚武传统、幕府体制对地方的绝对控制，使日本能够发动全身的能量，还有就是英明的领导者和适当的时机，这些都让日本赶上了。在历史上，无数次机会被昏庸的领导者白白浪费的例子数不胜数，而如今的日本却没有出现这种状况。

虽然东方国家的变革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是某些认识正在慢慢促进拥有人类二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国家发生变化，这种认识的外在表现还不容易看出来，所以很多人会忽略它的能力。从当下来看，这种认识是在被西方的控制之下所产生的不安情绪引发的，而不是自觉形成的。正是这种认识，让一个国家能够充分地实现自我管理。当然，这种并非自愿的精神在日本人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内心的不满本身不具备什么效力，在中国或者印度也找不到个人或者组织能够肩负起领导任务的例子。虽然好多东方国家都受到日本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影响，但仍值得怀疑的是，这些国家会不会遵循着日本的发展道路前进，或者说，它们会不会觉得走西方的道路要更加优越。朝鲜就对日本的精神非常反感，东印度人对英国人也充满了敌视；那些站在反帝立场的同仁说，菲律宾人对美国的统治也不大愿意维护。

在印度和菲律宾，要实现思想向现实的转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印度和菲律宾，和西方统治者打交道的是在种族和信仰方面都不一致的多个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的矛盾稍稍缓解了他们对西方统治者的敌意，并且当地人深深明白这种外来的统治和物资供给一旦消失，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这样一来，许多人对这种统治都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容忍了那些他们不喜欢也没什么危害的东西。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表现出对西方统治的不满和对自由的向往，他们虽然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却没有对其历史根源详加剖析，所以也就无法体会取得这种成就所付出的几百年的努力。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印度和菲律宾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除非这种变化能够被宗主国允许。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和英国已经对当地人做出了一些让步。

中国的情况则又不相同。和别的东方国家一样，中国也被日本的崛起所震撼。中国也认识到了西方在物质方面的优势，不过，这是经受了严酷的亲身体验之后。在俄国和日本缔结了《朴次茅斯和约》之后很短的时期内，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把眼光投向了这个隔海相望的国家。在学习和运用西方的成果方面，中国人也具备日本人那样的聪明才智，可能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加善于学习和接受西方的本领。中日两国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来往的费用不高但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人曾经数次派遣留学生前往日本留学，但是这种趋势发展到现在已逐渐减弱。事实是，无论中日两国在共同抵御外敌方面有多少共同语言，地理上的接近和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两国根本没法长期合作，更别提结盟了。一般来说，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是两国争端的主要来源。满洲不但是中国、日本和俄国的交接点，更是三方军事和利益的碰撞之地。我们可以确信，就算这三个国家能够和平共存，它们相互之间的防备心理却不会消失。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将具有非凡的意义。

尽管中国在过去饱受战争的摧残，但中国人骨子里都有着以和为贵的思想，中国依然有着变为世界强国的潜力，这是因为它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土地。只要能够有效地发挥这些优势，中国有朝一日就会成为世界的中流砥柱。虽然这个臃肿不堪的局面使得这种目标很难实现，但这种缓慢的演变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保护。虽然中国的领土一点点受到侵占，但中国政府依然有能力确保自己的统治权威，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各种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都没有实现。中国的种族具有统一性，虽然有着各种地域间的界限，可能互相听不懂对方的方言——这是地域辽阔和交通不便导致的必然结果。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人身上有一种坚定不移的气质，这种气质能够促使它实现霸业。

这种气质在过去被我们看做呆板，具体表现为对自己国家的任何事物都最大限度地偏爱，这种偏爱造成了故步自封和夜郎自大。近年来，外部的光亮已经照进了中国大地，各种文化之间相比较的自我认识过程已经开花结果。与此相关，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中国人正在修筑从北京往西北延伸至张家口的铁路。120英里的铁路，没有一个工程师是外国人，领导者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中国接下来打算在同样不依赖外力的情况下建设一条150英里的铁路。虽然拒绝外来的援助会延长工程时间，但这种种决心都表明，中国正在试图从过去的自我欣赏中摆脱出来，着眼未来，逐步累积自身的实力，把所有的理想和愿望转化为现实。正是由于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才能有效地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不管它的构成如何不够精细，值得肯定的是它正在一步步焕发生机。国家意识的培养是实现国家团结最重要的一步，只要中国人能够全民一心，就能在世界格局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摆脱长期以来束缚自己的枷锁和防守性政策。

不管东方各国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要经历多久的时间，最终的发展又会如何，但它们肯定会经历一个同欧洲和北美相似的过程，要渐渐把这种分散变为国家凝聚力。不过，由于领土和人口的局限性，中国和印度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日本那样的发展，这两个国家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更加不会使它们像在1783年到1789年成功完成统一的北美13个殖民地那样轻易地实现政治变革。另一方面，从西方引进的各种交通联络手段会使它们的发展速度比同期的欧洲要快得多，西方统治者已经给印度带来了种种先进的通讯设备。

在东方国家进行自我演变的同时，它们同欧洲以及美国的关系还会继续发展，这种趋势就像在中世纪，欧洲国家一直在维持它们同远东地区的联系一样。阿拉伯人向法国南部的推进、十字军的东征、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扩张，都是这种联系最为直白的表现。而在那时，欧洲还只是个由多个松散的国家或者小邦构成的基督教世界，盛极一时的伊斯兰教国家随时可以将自己的力量直插欧洲心脏；等到欧洲国家完成权力集中和国家重建后，这种危险便不复存在了。不过土耳其帝国依然能够和一些基督教国家接触，并在波旁王朝与奥地利无休止的斗争中发挥了平衡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当法国和奥地利交战时，土耳其在另一侧对奥地利的后翼进攻，使它不得不分兵援助后翼。从那之后，土耳其帝国再次成为欧洲国家关注的焦点，各国以利凡得为中心的战略企图使它逐渐成为一个事端频发的危险地。在50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两个基督教国家就曾经联合起来同土耳其结成盟国，共同反对和土耳其有利益冲突的基督教国家。在两年前，利益上的冲突引来了同样的战争危险。

这些事情离美国太过遥远，以至于感觉不到它们对自己的影响。然而，一旦这些事影响到了欧洲关系的平衡，就必然会通过将其影响波及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而和美国发生关系。而在这些地方，美国和各个欧洲强国都有着频繁的交往。只要某一个争端削弱了美国盟友的利益，而且对美国的敌对势力有帮助，美国就不能撒手不管。近10年来，东方事态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欧洲的局势。有些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德国已经感觉到自从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欧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俄国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德国的压力，于是它已经不将法俄同盟放在眼里。还有一点是，德国有奥匈帝国这个强大的后备力量，德国就更加能够应付自如了。我们能够联想到，陆上压力的减轻会让德国将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投入海军建设上。这样一来会威胁到英国海军的霸主地位，或者迫使英国也增加海军开支，而一旦一个国家的军费大幅度上升，就意味着社会动乱。

英国和日本结盟来共同对付俄国有可能是战略上的失误。不可否认的是，俄国在远东事务中不能自拔对英国一定有好处，因为这样一来俄国的力量就会得到分解，它便再也没有精力对君士坦丁堡、苏伊士、波斯湾及印度用兵。然而，如果俄国能够同16世纪和17世纪的土耳其人对德意志地区的所作所为那样，给德意志帝国不断施加压力，这会让英国更加高兴。但是，由于满洲战争的惨败，俄国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一蹶不振。所以，英国政府的行为加速了日俄战争的爆发，而战争的结果却使欧洲力量出现了失衡，这是英国没有预想到的，所以英国必须全力弥补自己犯下的这个错误。

接下来我们将要说的与其说是对事件的解读，不如说是一种猜测。不过，在日俄战争后期日本财力枯竭的情况下，英国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这一事实的基础是英国海军在200多年来的军事霸主地位。如果日俄战争是另一种情形：双方的力量接近平衡，都缺乏足够的物力财力，而俄国的威望又一如过去，那么战争的影响就会大大不同。门户开放政策在另一重意义上体现了一种均势精神，它和均势一样都是为了保卫和平，只不过均势意味着独立权力的平等，而门户开放意味着机会的平等。还有，门户开放和均势一样都取决于各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平衡，这些国家是指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的国家，因为门户开放这个词汇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我们无法查明门户开放这个词汇的来源，但毋庸置疑，美国在倡导门户开放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前面我们引用过德国人德尔布吕克的一段文字，他在其中列举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看法，并要求使德国的影响力、资本、工商业和聪明才智在平等的条件下同其他国家展开竞争。所有的人都希望这一目标能够得以实现，而且这个希望完全有可能成为现实，只要人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事情发展到不可挽回，就只有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护这种权力了。如果人们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也不会出现蔑视他国的行为和无谓的争端了。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就是各国都只会关心自己的利益，所以它们的看法一定会有所不同。比如铁路方面，修建铁路是为了进行资本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还可以随着铁路的一路延伸扩展自己的势力；这样的话，就应该遵循门户开放的精神来合理安排各股势力在铁路方面的机会。但是在最近的铁路建设中，美国却被晾到了一边，并没有获得德国首相口里的“阳光下的地盘”的权力。针对这个事件美国已经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将会建造更多的铁路，而中国的领土完整对门户开放尤为重要。如果有哪一个国家通过租借对中国土地进行占领或者管辖，这块土地就有被兼并的危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在一年前就遭遇了这种命运，而今天的朝鲜也将重蹈覆辙。还有那种变相占有他国土地上的商业活动，也会被这个国家的海关所控制，这样一来，门户开放就成了废纸一张。

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成败。为了处理好它们，美国一直在争取同其他国家达成谅解。如果美国单纯地依靠自己来维护门户开放政策的话，它就需要建立起一个保护国，这样一来又和门户开放中的平等精神相违背了。关于门户开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表现在中国的满洲地区。这个地方的局势变幻难测，所以一直被人关注。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所作所为让我们不禁发出疑虑，这两个国家能不能顾及到中国自身的利益和其他在华国家的平等机会。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各个国家能够在门户开放原则上达成一致，在具体的行为当中也免不了竞争和冲突。而商品贸易的竞争会促使人们依靠各种机会来占据上风。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利用自己手里的控制权和保护主义，而不是技能和实力的竞争来获取一些地方的商业优势。无论在工业、金融业还是贸易领域，这种情形都随处可见，连美国的托拉斯组织里，这种情形也有抬头的趋势。

美国依靠保护主义同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交往，就必须考虑到这些国家会不会听从美国的意见，美国的政治主张以及政治秩序能不能得到建立和保持等等问题，这些都取决于那个国家的实力。欧洲国家力量的变化同美国息息相关，任何的变动都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继而影响到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的利益。当前的俄国一蹶不振，德国正在全力建造自己的海军，而英国海军也因经费的短缺已不如从前，这些美国都看在眼里。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都不为美国人熟知。在1823年，如果英国的海军没有大陆国家的海军强大，没有能力阻止大陆国家向南美洲运送联合部队镇压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的话，那对美国的影响就是灾难性的。1814年由于欧洲局势的变幻，英国不得不放弃了1812年在对美战争中对美国提出的领土要求。还有，美国能够独立也是因为英国的海军实力同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相比有些逊色，华盛顿⑤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我们的资源已经枯竭。”除此之外，假如1861年至1863年间英法两国能够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谈判，美国能否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很难说了。

均势是影响欧洲政治最关键的一点，它的变化从表面上看起来不会影响欧洲在亚洲的军事政策，除非欧洲国家之间的海军为争夺霸权的斗争已经停止，或者说有人统一了局势。要想同英国一样将自己的海军集结在海岸线上，就必须先把自己的分遣舰队调回本土，这在原则上和具体操作上是绝对正确的。但也意味着要在短时期内失去对原本占据的领土的控制。如果在以后的发展中，英国和德国还像现在这样敌对的话，英国在北海集结兵力是很有必要的。这时，英国如果还想在其他地方集结兵力，就力不从心了，因为它没有那么大规模的分遣舰队。

欧洲军事力量的组合会怎样影响国际形势，并在海军的支持下在世界各地行使其权力，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回答。不过，就其中的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英国和德国在北海剑拔弩张，那么控制地中海的重任就非法国莫属了，这样一来意大利就坐不住了。据悉，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签订的一些有关地中海问题的协议中就体现出了它们对门罗主义性质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可能会像门罗主义那样更加强化，而与此有关的国家可能会采取一些改变地中海海上力量状况的措施。在德英两大海军在北海对峙的前提下，必须要有一支舰队在地中海做领导者，这支舰队不但要行动快速，还得处于核心位置，以便于针对某一特定的区域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这种各国海军分管其职的情况在历史上也出现过，虽然它表现出了多个国家联合行动中固有的种种缺点，但也具有一定的效力。

上述的叙述都是笔者猜测的，但希望这种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能够引起政府的关注。还有，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如果欧洲还和从前一样有一支称霸世界的舰队，它就能更加直接地影响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军事强国的利益。当1902年日本和英国结盟时，英国还拥有绝对的海上优势，英国海军既能保护远东地区的利益，又能在其他地区维持自己的海上优势，两边都拥有着强者地位。这样，在1895年欧洲国家联合起来跟日本作对时，英国就可以阻止这样的行动。虽然日本缺少战舰，但它的实力仍不容小觑。后来英国还是出手干涉了日俄战争，并对战争的结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发问：如果这种海上力量竞赛继续下去的话，上述的这种干涉会不会再次发生？

以上的例子还说明，策划已久的军事行动一旦实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猝不及防间对敌人实施打击会产生类似的效果。1895年，法国、德国和俄国用军事压力迫使日本把包括旅顺港在内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但随之这块领土又被中国转租给了俄国。英国从一开始就反对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但它当时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未能及时出手；何况即使英国出手，也未必能扭转乾坤，因为日本没有战列舰力量。直到1904年，日本再次以英国盟友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时，日本已经拥有了一支战列舰舰队，英国的海军依旧能够称霸海洋，而不管是德国还是法国都没有亲俄倾向。德国一直以来秉持着这种政策，法国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在自己的北海区域作战，英国就能在欧洲做坚强的后盾。这种状况体现了盟国之间的战略分工，虽然英国海军没有参加具体的战斗，但它的军事行为却起到了震慑作用，左右了战局的发展。前面提到过，在1898年，英国不但不支持干涉美西战争的建议，还表示强烈的反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英国海军在那时就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些情况并非说明拥有武装力量就一定会导致战争，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在和平的前提下运用这种力量，将这种力量拿捏得越是恰如其分，就越能够达到和平的目的。虽然是这样，手中没有权力就谈不上保障和平，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现代社会，一般情况下，没有哪次战争比美国的南北战争更加缺乏军事准备，这场战争是继滑铁卢以来历时最长的战争，就是因为双方都准备不足，实力不相上下。不过，这个难堪的局面最后还是消失了，北方凭借着资源上的优势打持久战，而南方则将胜利的幻想寄托在北方军队缺乏耐心的基础之上。

同前面说的一样，作为欧洲大陆强国中的法兰西有能力在海上给英国支持，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真正爆发了战争，而且战火还会蔓延到陆地上；而现今的形势是没有哪个大陆国家能够和德国抗衡。这不是说法国陆军实力太弱，相反法国从1870年以来一直在边境修筑防御工事。真实情况是，法国在陆上的军事实力虽然比不上德国，但要保护自己的话还是绰绰有余的。这样一来，法国的敌人就必须考虑清楚，不敢贸然同法国翻脸；也可以通过延缓战争的爆发，让法国有时间提高自己的陆上军事力量，或者期待可以扭转乾坤的事件发生。

法国人认为自己所遭受的屈辱是1905年在德国的压力下解除了其外交部长的职务，这一事端产生的根源是法国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一年后，面对同样无理的要求，法国果断地采取了强硬的抵制态度，毫不退缩，德国只好先服软，因为法国此时的军事准备已经日趋完善。由于保密性质的原因，我们没办法详细地了解当下发生的国际事件，但上述形势就是欧洲局势给人们的第一印象，而且人们还相信德国只要能保持现有的军事优势，就会继续推行强势的外交政策。德国的政治需要和战略优势同奥地利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们结成的同盟是无比强大的，至少在陆上是这样。跟英日同盟一样，在德奥同盟中，奥地利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不过我们只要了解到它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就足够了。

这种态势对协约国一方非常不利，除非在战争过程中德国孤军深入。所以，协约国一方应该积极加强自身的实力。不过，它们现在一方面能够抵御德国在海上的战略挑衅，另一方面又能够在陆上同德国展开对峙。这种力量足以使敌人不敢轻易出手，至于在战争中哪方能够获胜，就值得商榷了。在和平年代，任何一个欧洲海军国家都无法给予英国在地中海军事力量上的支持，所以英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等到奥地利有经济实力组建一支重型舰队，英国人的噩梦就不远了。

这种看法一方面表明了英国海军占有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表明，目前只有两个海军国家距离德国比较远，而且有能力也愿意支持英国，就是美国和日本。以发展的眼光看，这两个国家必须考虑到海洋霸权从英国手里转嫁到德国手里对它们的影响，是否会损害它们的利益。这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发生的。依照现在的形势而言，除了开放性的海域，美日两国不可能和德国有实际上的接触；而英国漫长的海岸线使它容易在任何一个防备薄弱的地方遭受袭击，即使不在英国本土，比如澳大利亚东部的英国殖民地也容易遭受袭击。美国也可以通过对易受陆上攻击的加拿大施以影响来制约英国。

在未来还有一种可能是，如果英国海军衰落后将德国海军推上了海洋霸主的地位，与无可匹敌的陆军相配合，德国就能有恃无恐地在任何海域实施行动。英国在自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至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这段时间里，也具备上述的优势，但具体原因不是英国海军本身，而是岛国地位的优越性使得英国海军随时能够在本土和海外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在今天，优势刚好反了过来，英国财政入不敷出、俄国一蹶不振、法国被庞大的人口拖累，这些都使得德国在未来海上的行动能力有所加强。和德国相比，虽然英国在表面上更加富有，但是长期贵族般的生活让英国人不如德国人有经济上的忍耐力。而且，英国人和美国人自由的传统也使他们不愿被组织束缚，这样一来，德国无疑就是现代化强国中的佼佼者。

现今德国和英国的竞争已经不是单纯的欧洲国家间的军备较量，更是世界政治的导火线。这并非意味着世界格局中没有其他难缠的问题，任何局部问题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在英国和德国之间隐藏的真相是双方利益的冲突，它们所能依赖的是关系到两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工商业。英国和德国之间激烈的海上竞争在克伦威尔时代及其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就有，当时英国从荷兰手中夺得了荷兰无敌舰队的荣誉和商业称霸地位。虽然这些事件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德国扩张的幅度和逐步发展的历史背景。也没有人试图了解在遥远的历史中，是什么精神使得德国人不断地取得工商业上的伟大成就。

我们能够体会这种情感，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德国的强大对世界人民的威胁。依照这种趋势来分析，英国、法国和俄国结成同盟国集团是理所当然的事，虽然俄国在不久前还跟英国有冲突。一位德国首相曾经谴责英俄两国的做法是为了孤立和包围德国，不过协约国家这样做确实是为了维护欧洲和其他国家间的均势，抑制德国疯长的侵略欲望和在商业方面的企图。我们虽然无法确定德国这样做一定是有侵犯他国的欲望，但是保持适当的警惕和对其实施一定的制衡是非常有必要的。历史经验表明，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有侵略他国的想法在里面，只有运用强制性的力量约束这种想法的发展，才能得到平衡的保障。而维持均势一直是欧洲的政治家最为关注的话题。

从美国南北战争以来，它就避无可避地和欧洲局势联系起来，所以欧洲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美国的关注。在美国同西班牙作战时，在欧洲既有支持门罗主义的人，也有反对者，德国则站在反对者一方，美德两国在菲律宾问题上的摩擦更加重了这种裂痕。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时的德国拥有现在这样强大的海军实力，它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军事地位也会更加优越，而支持美国的人就要打好自己的算盘了。到现在为止，关于西班牙的讨论已渐渐成为历史；不过即使最不关心国际局势的人，也能感觉到将来会有无数棘手的问题和美国、和欧洲息息相关。

要充分了解德国的现状，就必须了解德国的历史，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我们根本无法弄清德国发展到现在这么强大依靠的是什么。为了了解这些，我们不但要弄清楚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利益是什么，还要体会到它的情感，并发掘其产生的历史根源，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做出合理的判断。而国民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个国家的行动；虽然物质利益是这些行动的诱因，但这种情感的大爆发却具有非常大的能量。不管统治者的决策如何，国家民众只会依靠自己的是非标准来行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陷入利益冲突时，它所做出的决定必须要符合大众的利益，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

德国的历史使德国人背负了一种责任感，这种情感和德国当前的利益相融合，汇集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使德国的民众一心一意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内部也有种种争议和分歧，这种分歧将德国民众分为若干个派别，并各自有着不同的主张，对国际争端有着不同的看法。不过这种分歧要远远小于德国国民理念中的政治团结因素。在法国报纸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批评德国的外交政策：“和其他地方一样，德国也有宗派主义，但是它却受到了民族团结情感的抑制，因为德国的这种情感比其他国家的都要强烈。国家集体主义将6000万的德国人聚集起来，而法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更应该学习这种精神。”这段话虽然是告诫法国人的，但是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适用。

德国人一直认为，他们能否在未来的争端中获取成果完全取决于他们在海洋上的地位。从1870年开始，德国的统一为德国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工业发展带来的是需要广阔的市场、运输业和商业，于是保护主义就诞生了。德国在1879年就采取了保护主义方针，这样既保护了本国的工业，也保护了农业，抑制了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大量的流动。德国在工业方面的劳动力之所以成倍上升就是为了有效地阻止人口的外流。在1881年，德国的外流人口是22万，到了现在只有2万。还有一个原因是，外来移民的增加，一个德国的作家甚至说德国已经成为一个移民国家了。

在军事上，变化最大的是德国的海军。在英国诞生的一个组织深深地影响了德国，随之在德国诞生了一个海军联盟，而这个联盟的成员要比前者多得多。还有一点必须考虑，英国对海军的关注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强大，更是为了单纯的生存。德国海军联盟快速发展是由于德国一直在不断地积累能量，同时又在周密地规划各种能够适应本国国情的能力，这种能力具体表现在军事、教育和工商业领域。当然，无论这个联盟的宣传做得怎么好，口号喊得如何响，如果它的主体思想同国民大众的思想产生分歧的话，它也会一无所获。正是由于德国的民众都普遍赞成发展海军，德国的海军联盟才能为这种思想提供组织形式、注入活力，并让它产生积极的效果，虽然海军开支的增加意味着债务和税额的增长。所以，国民的情绪是德国海军联盟能够长远发展的保障。这个联盟的主要领导人说：“海军联盟的成功靠的不是规章制度，而是依赖于国民的精神。这种精神反映了德国人一个美好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就是对海军的憧憬。”

德国在海军方面的开支在1875年不到1000万美元，发展到现在是1亿美元，而且这种上涨趋势在未来的10年内还会持续。我们应该知道，如果将这么大的一笔钱用在其他地方会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不是因为德国政府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不管德国的议会有多小，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体现了全国公民的意愿。还有，德国的海军和海上运输业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激发全国人民的团结性，因为它的船队是在自己的海域以外航行，代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全体国民的利益。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在德国海军联盟的100多万成员中，有四分之一是来自内陆的萨克森王国。和国家在工业方面的成果相比较，一支强大的舰队更加能够代表国家的形象。

上面这句话用在德国身上最适合不过了。因为在德国，海军是一个刚兴起的组织，而它的产生，也就是从理想变为现实，就发生在不久前。在国家的统一上，德国和1789年至1812年间的美国非常类似。在一个民族使命感高昂的年代里，统一是所有人共同期盼的目标，处于战火中的北美殖民地更加意识到了这点。现在，德国的统一已经被写进了德国宪法，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部宪法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检验，已经被广大的德国人认可，在将来也不会发生特殊的情形。不过，德国在各个地方或者集团利益不一致的前提下，还有多多少少的“独立主义”情绪，“独立主义”这个词在美国可以理解为各州之间的权力，它体现了在美国刚刚独立的时候，几个独立的殖民地之间相互争斗、相互猜忌的情形。美国宪法的起草和颁布只是为了各殖民地之间的物质利益，1812年的英美战争使美国人产生了一种理念，就是只有集中力量才能对付外来力量的威胁，由此，国家这个概念便在人们心中慢慢滋生了。能够回忆起南北战争的美国人不会不知道“联盟”这个词在当时所体现的情感是多么炽热，那个时候，无论是对奴隶制的不满还是利益的分配不均，都不能动摇国家团结这个理念的形成和发展。

德意志联邦的建立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它实际上是一个关税同盟，比德意志政治同盟的出现要早得多。尽管是这样，德国统一的完成还要得益于超越物质的另一种作用力。德国在之前一直处于分裂地位，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现在的统一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完全取代了这些，这种作用力集中地表现为德国人的自我鼓励精神。这种精神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国家所具有的敏感，但它在德国能够具备这样的影响力，理所当然地被其他国家承认。曾几何时，美国人也在自己身上体会到了这种特点，它源自于一种担心，但这种感觉往往被我们忽视掉了。

所以，德国和美国政策的相同点是都包含着自我进取和鼓励的成分。在很久以前，德国首相比洛曾说：“我们没办法容忍被剥夺与其他国家在权力上的平等一致，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受到抑制。我们现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强国，我们希望在上帝的保佑下我们能够永远繁荣强大。”

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象征，门罗主义在一开始并不受到其他国家的欢迎，现今德国的对外政策也是这样，这种政策完全倾向于海军方面。一个国家纯粹是为了防御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在有些国家看来也会显得气势汹汹。阻止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占领，对任何一个美国人而言都是本能的保护意识，可是到了其他国家眼里，就超出了战略防御范围，而成了一种军事挑衅。门罗主义在早期的实践过程中就遇到过这种问题，好在今天各国已经慢慢习惯了美国的主张。我们还要指出，美国潜在的实力也让其他国家不得不谨慎考虑。

然而，这种潜在实力只有通过恰当的调配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财富是一个国家物质的具体表现形式，不用多说，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像一个人那样滥用金钱，因为考虑不周而将许多资金白白浪费，使之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是美国的两大对外政策。在欧洲，美国更加强调门罗主义，采取消极的、不干涉的态度。可是，不插手并不代表不关心，美国时刻关注着欧洲国家的利益变幻对世界的影响。而在英国和德国人之间的竞争中，虽然两边的海军力量还有差距，但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

美国和众多的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很多的外交问题，在当下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相互制约的欧洲体系中，我们所关注的只是这种不稳定的关系的变化对我们基本对外政策的影响。眼下，门罗主义遭受的排斥性会比门户开放原则要小得多，未来的发展变化还无法确定，在美洲的每一块领土都是这个国家所拥有的，它们的归属权得到了国际法的认同，神圣不可侵犯。

中国虽然也是一个主权国家，但它本身无力组织力量维护自己的主权，缺乏一定的军事力量。这就导致了众多国家对中国的干扰，它的主权也在一点点丧失，虽然从领土和人口数量上来看，中国潜藏着巨大的力量。这种懦弱降低了中国主权的价值，实际上它已经沦为一纸空文。中国以后的地位会怎么样，一方面取决于它有没有实力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态度，这些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

中国的这种情形，就如同革命之前的土耳其帝国，虽然土耳其革命的影响还值得观察，不过它所产生的两个直接结果是保加利亚的独立及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吞并。这种结果的产生完全是土耳其政府的无能造成的。在土耳其，很容易出现各种意外事件，就像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状况。克里特岛也是土耳其政府头疼的一个地方，这里的居民受到好几个宗主国的压制。正是土耳其政府当年不考虑后果的行为，才造成了克里特岛现今的状况；而土耳其政府对保加利亚的独立和奥地利的吞并也无能为力，只好默认。换句话说，就是它面临的压力容不得它做选择。这种情形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很坏的影响，而且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门户开放政策和门罗主义在目前都只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并没有被纳入国际法。当然，它们有可能在某些国家的协定中出现，并在协定的有效期内对有关国家形成约束力，然而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还在于国家之间力量的对比。没有任何国家会服从门户开放这个强加的政策，相反还可能完全抛弃它，除非是迫于军事上的压力而不得不遵从。和门罗主义相似的是，门户开放政策也是特殊形势下的必然产物，这种形势发展到一个转折点，门户开放政策就会应运而生。这两项政策都说明，一些不受阻碍的发展过程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需要抑制它们的发展，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门罗主义一直对欧洲国家在美洲的行为加以告诫，直到后者不再提出异议为止。门户开放针对的是更远的地方，对这些地方的扩张加以告诫。这些扩张都是依靠政治或者军事手段，在对其领土实施侵占之后抢夺其市场，并将所有的金融和商业机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将某一块领地侵占后再夺取它的市场，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300年。现今的英属印度、荷兰和法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地、朝鲜、满洲和菲律宾都属于这种情形。曾经处于欧洲统治之下的美洲大陆也跟它们一样。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为了抑制欧洲强国对中国的侵占，因为中国的主权必须保持完整。美国及所有支持门户开放政策的国家都十分在乎中国的完整，这并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对他们极其重要，规范这个市场的政策只能是中国人自己制定的，因为只有中国人才会对各个外来强国一视同仁。就算中国无力保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统一，中国的完整性作为一个原则也会影响到美国在中国实施的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的执行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有关国家的行动以及支持中国的完整性，这些都有待考察。不过我们能够看到，有些国家依靠自己的有利位置和优势力量，压制其竞争对手，想要主宰中国市场，从而破坏了门户开放中的平衡原则。有了平衡，这些地方才能保持平静，门户开放政策才不会成为一个孤立的问题。只有门户开放的原则被众多欧洲国家接受，门户开放政策才会对东西方国家产生重要的影响。

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新名词，它的主要内容是维护世界各地的自由竞争和商业机会的平等，防止一些国家在有关地区依靠自己的优势为自己的工商业牟取暴利。在太平洋地区，门户开放政策渐渐变成了最吸引人的政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个政策具有商业的性质，因为这个世界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商业性的世界。不过，从影响历史发展的力量和作用来看，工商业是否能顺利、和平地发展，还取决于国家军事实力的对比。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影响着战争的胜负，而对战争充足的准备又影响着本国的经济。英国经济的稳定完全得益于海军的保护，从而奠定了英国超强的经济实力。这样的和平局面也体现在美国身上，美洲大陆远离动荡不安的欧洲，而且欧洲国家之间的行动还受均势状况的制约。这样一来，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语种国家就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所以，要使门户开放政策发挥有效的作用，就要让太平洋地区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力量达成平衡，这样门户开放政策才能有效地实施，不会受到干扰。

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势力，它和门户开放政策紧密联系，都是人们所关注的。对美国来说尤为重要，美国作为濒临太平洋的国家以及门户开放政策的倡导者，对太平洋地区的关注尤为重要。还有，在运用它可以找到的有组织的物质力量以推行美国的主张方面，美国有着独特的优势和机遇。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和欧洲国家实力相当，虽然欧洲国家占据着大片军事基地，但却与本土十分遥远，两者之间漫长的交通线特别容易受到敌人的骚扰。而且，欧洲国家的海军力量趋于平衡，这样，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没有能力向太平洋地区派遣一支大的分遣舰队。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欧洲关系对美国的影响。

对美国而言，在太平洋地区取得军事领袖地位不符合美国人的行事作风。不过，保证自己所取得的领土的安全和确保两者道路之间的控制则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也不会给任何国家带来伤害。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基地或者港口处于美国海军的威胁之下，而在欧洲，英国海军正是依靠这个牵制德国。可是，英国也有它自己的难言之隐，它必须通过海上力量来控制出入德国的通道，因为它必须依靠海军力量保证自身的安全。相反，美国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由于美国距离巴拿马运河及远东比较近，所以它的海军力量对这两个地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虽然巴拿马运河还在开通过程中。如果美国能在太平洋海岸线上做好必要的准备，在关键时刻它的舰队就能很快在这里集结，这样就能弥补美国舰队之前在别的地方受到的损失。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太平洋，美国的舰队必须集结到一个地方，这是对它们最恰当的安排。不管美国舰队的实力如何，只要安排得当，再加上距离东方比较近，不但方便美国的军事行动，还减少了往外派遣分舰队的麻烦。这样一来，美国就具备了多方面的优势。

德国海军的突起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8年前，也就是日俄战争前两年，那时候英国和日本第一次达成了同盟条约，我曾经写过一篇介绍海军将来发展趋势的文章，讨论了英日同盟和法俄同盟这两个对立的联盟之间所面临的困难和必要的对策。在这篇文章中，地中海的战略位置和充分暴露的弱点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当时，俄国在远东地区派遣了一支精锐的舰队，不过它产生的效力却让人大失所望。如果那时候发生了一场将更多国家卷入其中的战争，根据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来看，当时的德国海军根本没有力量对欧洲国家的平衡产生影响。那时候的英国还紧紧攥着海洋霸主的地位，它既能够控制众多的交通线，也能给它的盟国以支援，如果需要它做的不仅是在欧洲海域抵制法国海军的话。

上面讲的是8年前的情形。而先进的德国实力雄厚，海军力量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高出许多，仅次于英国。这样一来英国的海军就只能被局限在本土水域了。面对这种情况，英国只能将海军集结在本土周围，并在前方采取军事行动，保护后方的领土，实际上也就是英国所有的殖民地以及英伦三岛与外部世界意义非凡的交通线。这种军事举措是非常有必要的。只要这个举措能够持续下去，英国海军就不会因为天灾或者人祸有所减弱，那么这种战争措施就会对英国本土的防御和切断德国在海上的进攻都产生重要影响。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举措不但在战时需要维持，即使是在和平时代也不能放松，如果它在本土水域的其他地方布置海军兵力，其结果将会不言而喻。1866年奥地利的遭遇和1870年法国的遭遇都充分表明，充足的准备和优势的兵力才是制胜的关键。

这样看来，在欧洲形势依然如此严峻的情况下，英国和德国都不会在太平洋地区投入过多的兵力。根据英国海军部首脑的说法，在1910年3月，英国没有在中国驻扎的战列舰，一级巡洋舰只有4艘；在英属东印度则既无战列舰，也无一艘巡洋舰。在别的地域，英德海军实力的对比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对比都是需要考虑的作用因素。这样，别的国家就不会担心英德联手来对付自己了。不过，门户开放政策能得到传承和发扬，并不会遭受商业国家的抵制。如果有哪个国家企图获得不合法的特殊利益，尤其是借助军事力量对目前的占有权不公平运用，就会遭到别国的制止，因为它违反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个原因可能是以后挑起战争的缘由，而想要不产生战争，就必须保持贸易商的平等。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对抗会左右欧洲其他国家的海军军事行动；这些海军力量都是均势局面中的因素，而这决定了所有的国家能不能自主处理问题。

仅有的两个濒临太平洋的海军强国——日本和美国，也体现出了均势的局面。这样一来，国际和平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因为这个局面显示的不是迷雾，而是现实。美国和日本的海军比东方的任何国家都便于在太平洋地区集结，我们可以这样提问：高明的军事政策能不能让美国的战舰集结在大西洋而不是太平洋？当前欧洲的局势使得英国和德国的海军被死死束缚在那里，美国的大西洋沿岸也受到门罗主义的保护，那边的情形比太平洋这边还要有利，所以根本没必要在大西洋海岸集结舰队。迫于当前形势的压力，德国和英国都不敢也不会破坏美国的门罗主义政策。

而处在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态度颇有不同。它在地域上邻近中国和朝鲜，交通的便捷使它拥有了某些天然的商业优势，日本还有一个竞争优势是它廉价的劳动力。近在眼前的商品市场会让日本产生这些都为自己所有的错觉，在跟一个组织能力不强的国家交往时，这种心理就会慢慢变为一种企图谋求它的政治领导力的冲动，而这种冲动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的军事实力。于是，好多报道都说，日本依靠军事实力取得的商业优势又有一些进展。不管这些报道是不是真实的，这些都说明当时机允许时，一个国家不断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和保护主义在原则上是相同的，只是保护主义必须在国际或者国家政策认定的合理范围内实施。中国领导者的腐败和软弱导致许多国外政治势力开始蠢蠢欲动，这样一来就会危及门户开放，并引起这样的担忧，就是以军事为后盾的不正当竞争正在慢慢改变各国的在华利益，即使这种状况现在没有发生，也会在不久后的将来发生。而俄国和日本就有这方面的强烈倾向。

经过大约100年的发展，在美国所占有的夏威夷群岛上，主要的劳动人口是日本人，这些人让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日本移民非常羡慕。这些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便利，和美国东部有快速列车联系，就是需要承担战争的风险，还有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换句话说，在交通不便利的情形下，美国落基山脉以东地区的人力、物力要经过漫长的运输才能到达西海岸，这跟美国在海上通过巴拿马运河运输的优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地没有美国的舰队提供支援，所以美国的西海岸会非常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尽管美国舰队随后就会赶来援助，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但就当前的国际形势而言，在大西洋海岸、墨西哥湾海岸和太平洋海岸这三个美国海岸线当中，太平洋海岸是最危险、最暴露的。

这一结论宣告了美国建国以来国家实践的结束。德国和日本的海军都是在距今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新崛起的，对于它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我们已经做过论述。只是我们对日本海军崛起的意义用笔较少，对德国则详加论述，这其中的原因是欧洲世界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几百年来演化的结果。要了解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难事，不过它其中又包含了若干细节问题，想要对这些细节进行细致的分析并对未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精确的估计，没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丰富的知识是不可能做到的。

要完全掌握这些知识，并将其进行分析梳理，恐怕需要一生的时间，除了历史专家没有人能够做到。这样的历史专家在欧洲也为数不多，而美国人可能觉得这些人可有可无。不过，虽然国家形势的发展需要专家来研究，就像一支军队需要将军来统领，国家的政策也应该像一支军队的作战计划那样制定得简单明了才能让下级充分领会，并支持这种在情理之中的政策。而美国人也应该了解当今世界中的重大问题，因为他们现在和世界局势已经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只有做到这些，国家的政策才不会仅仅代表政府，也会代表全体民众，才会拥有全民一心的力量。一旦没有这种力量，任何国家的行为都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在对外军事行动上。

1910年7月4日，俄日条约的达成极大地改变了各国之间的关系状况。这条协定的历史意义到现在为止都没能彻底地显露出来，一方面，它调节了俄日双方在远东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对于侵犯两国利益的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而和这两个国家相对立的不仅仅只有欧洲国家和美国，还包含中国，因为中国的领土才是日俄两国协定的主要内容。

外交行动的一个特点就是迅速，日俄协定的出台是紧随着美国建议的提出；这个建议主张维护在中国领土上由日本和俄国控制的铁路，以及在满洲其他地方修建铁路的中立化。虽然日俄两国都表明它们的协定是在美国建议之前就达成的，但这个协定还是表明了它们对美国建议的抗议。事实上，除了外交行动，根本不会出现这种干涉，除非可能出现对门户开放状态的自由运转的阻碍。而这种阻碍也同样会对海洋国家产生影响，虽然和10年前一样，这些国家的海军还掌握着形势的控制权，可欧洲的形势太过不稳定，以至于它们没能力维护门户开放政策，而德国至少不会重走英国的老路，采取任何会让俄国在远东地区脱身的军事行动，因为这样只会加大俄国在欧洲对德国施加压力的能力。

俄日协定所造成的后果对一些国家来说显而易见。从根源来看，这个协定会阻碍德国海军的发展，因为和日本不计成本的战争以及战后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安已经让俄国无暇自顾。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完胜，这和英日同盟是分不开的，它迫使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充当了旁观者的角色，而在1895年，法国就曾支持过俄国。所以，英国用一种很直白的方式使德国摆脱了俄国的压力，这样一来德国就有更多的精力和物力全面地发展海军。不过，等到日俄签订协议之后，这种优势就会减弱。

在日俄战争以前，英国国内就有很多人反对英日缔结同盟。他们的观点是：“在日俄战争中，俄国人陷得越深，波斯和阿富汗的压力就越轻，而英国也更容易从这些地方获得利益。”一个国家想要扩张会受到种种限制，其中一条就是财力。当时的俄国一方面跟日本对抗，一方面紧紧关注着与其他国家在商业贸易中的冲突。能够肯定的是，如果俄国想要在中国取得领导地位或者以不正当的理由控制中国，它就必须和遵守门户开放政策的国家为敌。而俄国一旦在远东地区投入大量的精力，它在巴尔干、波斯或德国边境的军事行动就会受到制约。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德国执行了俾斯麦同奥匈帝国缔结盟约的政策，而不是和俄国沙皇缔结盟约的政策后，德国就会怂恿俄国在远东扩大军事占领区域。1895年，德国通过武力干涉使日本失去了旅顺港并使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更加便捷，直到它在战争中被日本挫败为止。而近来的种种迹象表明，日俄战争的惨败使俄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能力在欧洲发挥较大的影响力。与之相对应的是，包括英国在内对满洲有企图的国家会发现，他们面对的竞争对手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他们分别依托于领土控制彼此的利益。

俄国和日本在满洲国达成的协议奠定了它们在满洲国的地位。这跟英国和俄国在波斯的协调行动的协定无二，都是日俄战争的直接后果，这也使得欧洲国家之间重新分化组合。这种结果是由德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导致的，而最让欧洲国家惴惴不安的是德国海军实力的增强。上面两个不同条约的达成有相同的动机，那就是减少协约国之间的相对压力，让它们有精力去对付德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军事强国。

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无法避免的问题。这种协定最大的缺点是，两者在利益方面的冲突会慢慢加深。德奥同盟也不例外。如果一纸协定就能解决所有的利益冲突，并能够延续相当长的时间的话，那是最好。可是，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的侧重点是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这种协定的签订不是为了解决当下的一些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的，而是为了改变欧洲的局势。目前，日本和俄国的冲突并不比以前有所减少，在其他国家看来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就像是一对感情不和的夫妻，它们常常在某些时候联合起来对付别人，但它们内部也争吵不断，只有凭借军事实力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当然这种解决手段并不仅限于战争，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炫耀自己的力量或许可以避免战争。在当下，虽然俄国的财政入不敷出，但它还是批准了将西伯利亚铁路变为双轨线并将其全面改进的计划，西伯利亚铁路的许多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俄战争中俄国力量的运用，虽然它在战争时期还被特殊照顾。俄国这样做肯定不是仅仅出于商业考虑，就像日本吞并朝鲜也不仅仅是为了减轻俄国的敏感一样。我们可以肯定，眼下俄国和日本的合作是为了防范其他军事强国介入这个局面从而使局面更难控制，英国和俄国在波斯签署的协定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注释

①全名托马斯·巴宾顿·马孝莱，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②詹姆斯·门罗发表于1823年，代表美国当时的观点，既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的主权事务。对于欧洲国家之间的争端，美国保持中立，若战争发生在美洲，美国视其为敌意行为。

③英担是英制质量单位，现仍用于美国。传统的1英担等于112磅，即8英石。

④均势局面：指力量相当，力量平衡的一种情况。

⑤美国首任总统（1789～1797年），美国独立战争大陆军总司令，在独立战争和建国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被尊称为美国国父。

第五章　亚洲的问题

一、三强——俄、英、美

一个国家要生存，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和个人的生存法则是一样的。保存自己就是通过一切恰当的手段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以自己的力量抵御外部势力的侵扰。

为了让行动产生最大的效果，不管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活动，我们都要将长期性的想法和短期性的想法相结合，这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似乎相矛盾，但它们的实践意义与影响却是互补的，就如同宇宙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一样，只有当两者同时出现时，才能保证在判断和决策上的一致性。生活就是不断在似是而非之间找到着力点，前面提到的情形只是对它的一种描述罢了。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接受相反的事实，而不是费尽心机地去抑制它，才能够让我们在成功的航线上越行越远。有一个政治信条大众都认可：“拥有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能够增加代议制政府的成功效率。”这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有效诠释。所以，只有当我们掌握了详细的材料以后，才能建立起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只注重细节，而不把握事物间的主要矛盾，我们就很难清楚地认识到事物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和它们对整体的意义，并采取恰到好处的行动。能不能正确理解事物间的关系和重要性，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我们暂时不谈国家、集体或者其他事物之间的运动形式，光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就充满了种种必然性和不可预见性，我们的思想必须融入它们之中，而且要在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精明的判断和决策。我们一般把行动放到最大化来进行决断，而世界上更多的是微小的、出人意料的、复杂的和充满新意的东西。虽然每个国家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内部问题上，但它对自身命运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形势的发展。这些影响不但各不相同，而且还导致了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连续性变化。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和性质是不断起伏的。化敌为友，以弱胜强，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都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一个国家及其领导人在任何时期都可能会遇到失望、失败甚至动摇国家根基的情况，但他们应该想到，这只是事物发展的一个阶段，应该做的就是立足实际，从当前的情形来分析以后可能会出现的种种情形，虽然这些预想可能会超出他们这一代的范围。但他们必须想到自己是后人的保护者，肩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及其领导人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并在合适的时机下合理行事。然而，由于人为的估计和事物的变化总不会那么吻合，预测和估计又非常困难，所以他们必须走好眼下的每一步，又要放眼未来，只有他们清醒的头脑和国家的利益相一致时，国家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

关于美国扩张主义的起源和演化虽然不是我们这次讨论的主题，但对这方面的研究依然有重要的意义。美国的扩张在最近的时间段里向前走了一大步，想要充分研究它就必须考虑大量的细节，以便从其中找出影响扩张的几个重要因素。但是这样做未必是最好的，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的扩张只不过是几十年里欧洲文明发展的一个片段。我们能够在俄国侵占亚洲的过程中，在非洲的分裂中，在法国和德国的殖民雄心中，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中，在日本的进步中，以及在非洲南部的实践中初露峥嵘的英国联邦思想中看到明显的证据。每一个军事大国在这些运动中的表现都不应该被我们忽视。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种运动的起源和前景，但这种运动确实存在着，而我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已经改变了国际局势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不管这种运动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它肯定有自己的前途，要了解这些并非易事。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现实，我们还要做好此刻我们该做的事。

本文就是要对上述可能的前景做一个细致的陈述和研究。在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如何反映长期和短期的观点的。古巴、西印度群岛及巴拿马地峡对美国在政治、军事和商业上的重要意义在几百年前就被人知晓。要详细地说明这些可能需要很长的篇幅，我们暂且不管偶然性的细节，单从外交谈判和政府主张，还有如《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格兰特政府吞并圣多明戈的努力、关于购买丹麦人占有的岛屿的失败谈判，以及我们与哥伦比亚达成的确保地峡铁路运输的条约这些重大事项中，我们也能看出些端倪。人们对美洲的关注要早于美国的成立，当美国人把扩张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时，上面的关注便形成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在美国内战前就存在，但在内战之时受到了压制，在内战结束之后，它又重新焕发了活力，美国坚持让法国从墨西哥撤出就是这一信念的具体体现。在某些特殊时刻，长远的想法要服从当下的利益，一旦危机消失，长远性的想法又要占据上风。

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当形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旧的因素的影响和重要性就会显得更加清晰，因为它随着时间的变化慢慢被人肯定，其正确性慢慢地在具体行动中表现出来。美国的扩张思想变得更加公开和急迫，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表述得也更加自信。接着，美国将眼光移开了安的列斯群岛与巴拿马地峡，放到了太平洋、夏威夷、中国及日本身上。不过仅仅是注意到这一点的话，依旧有它的局限性，除非美国的统治者能够认识到海权对国家发展和世界的重要影响。当然，海权只是扩张的一个基石，充当保护者的角色，它自己并不具备扩张的能力。美国扩张者没有将眼光放到太平洋以外，一直没有超越夏威夷，由于夏威夷对美国重要的军事意义，美国人从来都是以防御的观点来看它，而不是把它当做，称霸世界的一个据点。根据我的观察，在美国与西班牙战争之前，美国的扩张就被历史上继承下来的防御思想所束缚。现在的美国人只是将安的列斯、古巴、巴拿马地峡及夏威夷作为军事防御基地，并渐渐感到美国所要面对的危险都可能从那里开始。所以美国人必须赶在敌人之前制定出一系列措施，哪怕不是军事行动，也要采取一项直观的政策。

正是这种心理才导致了和西班牙的战争，它的结果也正说明，一旦拥有了适合自己的精神土壤，思想的种子就能很快生根发芽。当下的美国人正在讨论建国者和前几代人都没有涉足过的领域，而各种声音和文字、报刊评论都显现了这一现象。历史习性让美国人从没断过在自己大陆外获得疆域和建立权力机构的想法。虽然在亚洲获得霸权的这种想法让美国人乍听之下大吃一惊，但这是美国人长远的计划，也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这跟美国在短期内的行动并不矛盾，就像对菲律宾的吞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是美国人在思想上很完美的跳跃。

今天，我们必须制定出符合眼下发展的政策，并安排一系列任务。不过这对于马上要去做的事来说是必需的，但对于以后来说就未必同样如此。在充分考虑到现实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对将来发展趋势的把握，这些都跟我们在未来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件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它们的研究会为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提供正确的方向。虽然这种展望不一定完全正确，而且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种种不一致性，但只要国家的引导是富有远见的、持续不断的，它就能产生重要的意义。进行这种研究要有灵活的头脑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因为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对国际形势的漠不关心，除了门罗主义。这不但是我们所处独特地理位置产生的结果，也是我们骨子里刻意要求的产物。这种懒惰是历史遗留的，因为在当时，故步自封有很多充分的理由；还有，这种意愿和华盛顿反对美国加入同盟的警告息息相关。当今世界局势在发生变化，我们没办法置身事外，所以一定要考虑到自身的行动对国家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妥善处理国际关系。对于国际局势的关心不仅能增加我们的知识，也能满足我们对陌生事物的渴求性，这些和我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影响着我们的后代。

有了长远的意识，在处理国际中的突发状况的时候就不会显得手足无措，因为这种意识已经帮你做出了选择。对于即将发生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做充分的了解，这样才能有备无患。充分的准备是指对现状和未来都有足够的了解，美国最近发生的状况很好地表明了这种准备的重要性。对古巴和西班牙的战争使美国攫取了世界强国的地位，由此带来了无数的责任和机会。没有比这个更能让人感觉猝不及防，并能更好地说明眼前的考虑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了。很显然，对现实的种种考虑在一定情况下并非无足轻重。肯定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将美国从欧洲国家的争斗中拉出来，并让它重焕生机。和西班牙的战争只是这些事件中的一个，这些事件都促使人们把眼光转移到了东亚，使人们认识到环境的变化要求人们改变以往的政策。处理眼前利益的重要性在下面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日本在四个月前还向美国政府表示对我们吞并夏威夷的不满，而现在又十分支持我们占有菲律宾。

东方局势的变化也是有很多预先的事件做铺垫的，这和美国的扩张一样，不过东方发生的事件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也没被我们所关注；另一方面，使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这样就会使人们感觉很突然，从而让人们丧失对它精准的判断，只有模糊的认识。当然，它们的确客观存在着，在影响国际局势的强国间同样存在，我们一定要避免和这些强国的接触。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占据了菲律宾，关于这件事我们没必要回避，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机会往往是和责任同时出现的，不管我们有没有能力利用这些机会，我们都必须做出决定，而这种决策的正确或错误只有依靠道义来评判了。

在占领菲律宾后，我们受到了种种指责，有人说我们背弃了门罗主义。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偏见。门罗主义虽然包含一定的贬义，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没有更多的含义；如果门罗主义所包含的含义是固定的，我们只有拒绝新形势才能奉行它了。门罗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抑制欧洲各国对美洲大陆的扩张。所以，我们在干涉欧洲对美洲进行侵占的时候，并没有固定的行为准则和成文规范。只要符合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就去做。

这种相互弥补的力量没有任何的条文或者法律约束，所以我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随时放弃其中的一个，也不会招来谴责。如果我们把门罗主义当成一个纯粹的政策来奉行，并接受广泛的建议，那我们在亚洲的权力也就不会被人禁止。门罗主义从一开始就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两个国家领土上的邻近地区是产生争端的一个根源。而我们国家得益于在地理位置上相对孤立，所以这种情况就能得到有效地避免，结果就是和欧洲国家的争端完全脱离关系。

总而言之，我们要充分运用我们在地理上的优势，尽量保持稳定发展。但是在本土之外，各国的利益会有交集、融合；而在这些地方，门罗主义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从来没有过占据欧洲领土而获得利益的想法，因为一旦介入欧洲争端，对我们并没有好处，某一个地方局势的稳定依赖于几个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的平安延续；我们在西半球的扩张并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顾虑，最终也没能有效地调整西半球的民族关系。在当下的亚洲，我们遇到了和我们的利益紧密联系的问题。我们需要一如既往地采取有利于我们的行动，就像我们在欧洲和任何国际争端中的表现那样。如果形势发生突变，而某些地方成了权力的真空，我们会以保护自己的体制和抵御外敌为出发点，对这些地方实行军事占领。不过，美国不会得寸进尺，因为这和它的政策是相违背的。但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情形极有可能发生，不管最终的结局是怎样，当一个生命死亡之后，尸体除了用于解剖和充当食物之外，别无它用，就像秃鹫喜欢在死尸上空盘旋是由生存法则决定的，一味地抱怨不会产生任何效果。永远不可否认，世界是一路向前发展的，我们只能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对我们有利的因素并运用于自身，既不能一味地排斥，也不能对已经发生的事悔恨或者伤心。

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门罗主义会一直适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门罗主义渐渐变成了一种传统，一个很保守的东西，它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参半。这种传统的观念只能运用在一成不变的事物上，而一个事物是否会发生变化完全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如果一种思想所对应的事物是一成不变的，那么这种思想就永远实用，变成了真理；但是对思想的运用却在不同的条件下有所不同，信念、规则、主义都不是原则本身，只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它们没能力摆脱外部条件的影响，在有些条件下暂时的实用也便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不应该将这些思想神话，而应该在任何情况下对它们进行修改。

不管对一种思想如何迷信，依然有可能对它进行修改。从美国对欧洲事件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哪怕是在今天我们也找不到干涉欧洲事务的理由。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欧洲力量发生变化，我们对欧洲的态度再也不能一成不变。哪怕只是出于保护自己安全的考虑。我们被世界的发展拖进了这样一个圈子：一旦有一个欧洲国家衰落，可能会直接损害我们的利益，从而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一是为了避免灾难，二是为了减少损失。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关注不同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对我们自身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同样它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受国民性格和政府政策的影响。所以，美国人的命运和其他国家的命运是相同的，只是现在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罢了。而且在亚洲，所有的国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处，这一处不是指某个特定的区域，它在未来的发展中还会发生变化。

来自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力量在亚洲交汇到一处，对亚洲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先从地理位置、人员、环境等因素来探讨一下地理上的特点。随后论述政治状况。为了了解这些，我们还得注意亚洲周围的环境，比如欧洲国家的地理状况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等特点，以及和亚洲联系的交通线的情况、各国在亚洲的军事据点等。亚洲问题不仅仅是局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亚洲问题出现的时候，世界正好面临着这样的状况：交通方便快捷，借助于电讯联络方便，各国的变动越来越受到其他国家的注意。但是敏感并不意味着理解，就像症状和诊断是两码事一样。所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从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两者中间有利益的连接，而各国领土边缘的情况正是其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的基础，在和平状态下也是如此。向利益交织的范围内投入力量的能力和交通同样具有首要的军事意义，因为无法自由方便地移动的力量不是有效的力量。正是各国之间运输能力和设施的不同使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效率有所不同。

如果单纯以形状来观察亚洲大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几乎完全处于赤道北部，其主要位置在北回归线和北极圈之间，大多数地方位于温带地区。不过以此就判断亚洲是温带气候的话，就有点草率了，因为自然状况在每一个地方是不同的。亚洲北部和南部分别在西伯利亚和印度，前者异常寒冷，后者异常炎热。主要原因是亚洲大陆太过辽阔，海洋无法发挥对气候的调节作用。区域辽阔对气候的影响体现在季风上，这种季风是随着季节而变化的周期性的风，就像陆地和海洋的微风随着昼夜的变化而改变一样。不过，季风的持续周期同信风一样是稳定的，季风主要出现在印度洋、孟加拉湾和中国海，是由大陆冷热交替形成的。太阳在赤道南北间的运动导致了大气风向的周期性，冬天刮东北风，夏天刮西南风。

从轮廓上来看，亚洲大陆沿着北纬30度从东到西的跨度大约是5000英里，而沿北纬40度则会增加几百英里，这是由于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和东部的朝鲜半岛向两边延伸的关系。总体来说，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存在着亚洲最典型的自然景观和政治分立，这种极为不稳定的形势使得亚洲问题非常棘手。在这两条线之间还有苏伊士地峡、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伊朗）的绝大部分及阿富汗，帕米尔、西藏高原地带，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在这个地带还有摩苏尔和巴格达、德黑兰和伊斯法罕、梅尔夫和赫拉特、喀布尔和坎大哈，以及远东的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和汉口等城市。在这些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所属的国家能够依赖自身的力量保持其稳定，强大的邻国也无时无刻不想着侵犯它。喜马拉雅山只有南段偏离出了北纬30度。虽然日本领土狭小，但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领地的大部分和政治中心都在这个地带内，而且跨越了这个地带。

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地带争端不断。它的南部和北部的政治状况虽然整体上比较稳定，但也并非一潭死水。南北两边的边界都有外敌入侵的危险，各种争端层出不穷，虽然这些争端从眼下来说还只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这些行为不管是从表面上来看，还是从实质来看，都是军事冲突的前期表现。亚洲的分裂地带是向东西延伸的，而亚洲军事争端却是南北方向的。我们所要了解的就是这些争端产生的原因及背景。而这其中的利益关系是非常庞大的，现在的形势在表面上显得相对平静，我们希望这种平静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某种调整的出现。这种调整要么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要么是由参与竞争的最高领导人决定的。抛开理论，就实际情况而言，平衡既能在力量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也能存在于完全的均衡之中，这个说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其实却非常有道理。

我们展开一张世界地图，就能找到这个地带有一条分割线，这条线所经过的区域的政治都极为混乱。这条线沿着南北摆动，它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我们熟知的。光是听到突厥斯坦、基辅、梅尔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这些名字我们就能感觉到这种情形，满洲和旅顺也在这条线上。在亚洲西部和远东地区都能很清晰地看到这种摆动，对历史有研究的人将会更加了解这点。事实上，把亚洲沿着南北分割开来是办不到的。把东西方分开来调查，把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和另一个地区完全分开，东西亚共同构成了一个大问题的真实内容并给它注入了大量复杂的因素。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探寻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它们与整体的联系。

我们暂时把亚洲东西向的分割线看做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这条线的特点和力量分布。这些力量沿着南北两个方向不断拓展并发生变化。随便看一眼地图，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庞大的俄国的领土从小亚细亚向东延伸一直到日本上端。在这样大的跨度内，任何政治力量都没能力阻碍俄国集中军队。在俄国，只有自身遥远的距离和自然环境的阻碍能够限制它调动这些力量，所以处于中心位置的俄国具备非常有利的因素。另外，俄国的领土像一把利剑一样插进了中亚，在它的一侧还有高加索山脉及里海的保护，另一侧，是起伏不断的山脉，从阿富汗向东北延伸到中国西部边境，所以到现在为止，俄国并没有遭遇到来自中东右侧力量的侵略。

俄国的领土推进是在100年内完成的。在中亚，它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我们能够联想到，途经波斯而直插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多么具有吸引力。这样的活动在大陆的另一端已经展开了，俄国跨过满洲直插旅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俄国的东西两侧，它都焕发出无尽的活力，不过这种表现显得收放自如。出于一种扩张的欲望和自然生存法则，俄国正在依靠自己在地理上的优势向南推进，而推进的中心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对上述地区内的俄国行为产生干涉。从自然环境和政治状况而言，俄国漫长的地带并非它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不会受到袭击，如果某个国家真想对俄国加以限制，只能在上述地带的侧面进军。所有反对俄国扩张的国家都与俄国素无冤仇，也不是嫉妒它的强大，它们只是觉得，无论任何一个国家，无休止的扩张和不公平的主宰都是值得诟病的。如果世界能连成一个联邦，政治的运行就需要有反对势力的存在，它无疑应是以国家或种族的分野为基础。

北方和南方从字面上来看是相对的，所以我们推断，与俄国北边的扩张相对应的是分割线南边的扩张。事实的确如此，不过南北之间还是有些差异，无论是从本质还是扩张的程度而言。历史千百年来的演变使我们产生了许多想法和企图，我们从中能够了解到，虽然南亚半岛深深地插入了中亚争执不断的区域，但统治南亚半岛的权力中心却与它相距甚远，同俄国领土的集中相对的是，它的人口和军事力量都显得非常分散。正是因为这样，印度才没成为英国的主要政治和军事活动场所，它只是英国众多殖民地中的一个，而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由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将它们连接到一起。在众多的殖民地中，只有印度最适合用来对中亚实施军事打击或者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有阿富汗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天然保护，而海上边境有称霸世界的英国海军。这样一来，印度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开往埃及或者向中国进军的前沿阵地，对邻近地区的控制就更加不用说了。

从本质上来看，印度不仅仅作为一个军事基地。它处在埃及和中国的中间位置，同样能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英国在其他殖民地的行动，都能够在印度得到补给和支持。在印度和亚洲问题的联系方面，它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占领缅甸会使印度的领土边境向东推进，这样就避开了喜马拉雅山脉，中国的大门就被打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中国的西部省份都将会暴露在眼前。在海洋上，英国在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及埃及的海军据点一样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强有力地援助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贸易。从更深层次来说，这种贸易针对的是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以亚洲领土为目的是这个争端中最明显的体现。

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军事占领构成了当前的亚洲形势，不但英国和俄国的行为是以它为前提的，其他国家或防御或进攻的行为也以此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人们就不会关注这片领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背景，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多多少少的危险，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所以，我们必须时刻思考、总结这些危险和机会，因为它们是国家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政治领域是和战争中的战略目标相对应的。

国家首先要将自己保护起来，这和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一样，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一种狭隘的生命循环。生命的特点是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但是对国家而言，扩大其规模不一定是必然的。对人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身材长到一定极限之后，人的精神还会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断发展变化。对于国家来说，保存自己就意味着通过适当的方式获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东西，并以此来抵御外部力量的入侵。我们习惯了根据某一项既定的权力来分析国家之间的争端，在这个时候，我们预设的前提是这种白纸黑字的权力必须得到遵守，到那时，当一场争端中一方的优势要远远强于另一方，而又没有法律或者制度的规范时，我们就只能权宜处理了。从自我保护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充分地考虑到对手的要求，并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满足，或者通过协调达到双方的平衡，这对两国及两国的人民都非常有益。在这样的一种协调当中，国家和政府并不是结果的拥有者，只是充当了一个工具的作用，它自身不会获得什么，而是为后代谋福祉。所以，放弃既得利益和求助仲裁都受到这种关系的制约，因而一个政府不能光从自我奉献的角度出发采取行动。国家与个人不同，个人处理的是自身的事务，所以这种精神当然值得提倡了。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眼光集中在英俄两国的领土安全上面，虽然英俄两国当前在亚洲最具竞争意向。我们要考虑到这两国既有发展的需要，也有发展的权利，而这种发展一方面受到它们两国水火不容的态势影响，另一方面则与亚洲存在争端的分割地带有关。所以上述问题的讨论不能仅围绕英俄两个国家，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讨论，尤其是亚洲地区。因为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发展一方面能解决许多问题，另一方面能促进亚洲地区的发展。

发展的两个相关因素是：组织内部活力和国际物资的交换自由，前者能消除差异而后者维护着贸易平衡。组织问题属于国家内部问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涉及外来因素。不过，交换自由必须依赖外部环境，它不仅与交换对象有关，也与交换过程中的利益相关体有关。因此，商业交换不仅能促进处于英俄两国统治范围内的亚洲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且能够带动有此目标的其他国家的发展，从而实现双赢。任何一个被统治国家都渴望在商业领域获得均等的机会，不会受到强权压制等各种不公平待遇。因为这种情况令人厌烦、让人无法忍受。据分析显示，至今军事力量的使用仍是问题的关键。虽然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的形势是，英俄两国不仅在获得新的地理要塞方面有优势，而且在巩固、发展新旧土地时也如鱼得水。

这种情形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处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所有地带。但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使得它备受关注。目前，涉及的问题与发展的结果关联不大，而这种发展结果也许不能将中国人民对贸易交往的美好期待变为现实。未来是怎样的谁也做不出准确的预测，涉及的问题对发展结果的影响就像一个变量对函数的影响。不过，对于发展而言，这和把不同的数值代入表达式求得结果又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的问题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甚至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因此必须把各种结果都考虑进去。

与此相连，假如把亚洲的中央地带看做一个源泉，世界各国凭此互通有无来使自己受益，这看起来非常合理。因为就连亚洲地区建设国内交通所使用的劳力和资本，都会对许多国家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未来会怎样，对我们现阶段的预测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陆军和海军力量、陆上的和海上的地缘状况、内外联络、商业活动和利润等）都考虑在内，上述影响将会呈级数增长，而级数的大小由国家未来的实力决定。

世界各国特别关注亚洲地区的原因是，它能为世界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就各国对亚洲地区的控制意图或者争取瓜分的企图来看，这与军事目标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接受了上面有关数值的可变观点，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在战争策略上极为重要的内外交通问题。国内交通只是一个国家商业发展的一部分，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构成国际航线的交通，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众所周知，交通主要有海上运输和陆地运输两种方式。这种划分方式使我们联想到欧洲如今正处于拉锯战的海上强国英国和陆地强国俄国，它们不同的本质预示着两国的较量即将拉开帷幕。认真观察英俄两国的竞争形势，它能更好地引导我们看清当今世界的复杂局面，并教会我们如何求得对手之间的平衡发展。为了达到这种平衡，英俄两国的组织结构无论在大小上，还是性质上都应该相似。另外，它们之间的摩擦要尽量避免。如果上述两种局面能够实现，英俄两国就能和平相处了。

海上航线随着船只的航行延伸，与始发点和航行方向无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自然法则，人们只能遵守并应用这种法则，而不能妄想改变它。海上交通的运载量比陆地运输多得多，而且陆地运输需要的开支比海上高得多，因为陆地运输不仅受到地形的限制，还受到加宽道路、增修铁路所需开支的限制。因此，虽然陆运有着速度上的优势，但还是不能弥补数量上的劣势，所以海运有着陆运所没有的竞争优势。海运的这些优势是与生俱来的、长久的。只有在没有海运的地方，或者水运不方便时，陆运才会有竞争力。不过，人们常常因为铁路运输的速度优势，而忽略了它的数量劣势。我们应该明白运输的好坏不仅取决于速度，更取决于长时间内能够安全运送的货物数量。

水运的上述优势可能对于它所属地区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不过，正如上文所言，海运的存在与它的使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后者取决于能力，该能力一方面体现在海军力量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海陆交界处海上力量与陆上力量的相互配合上。在海陆交界处，由于陆军力量在传统中是政治权力的基础，它与海军力量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协调因素，这就需要达成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影响范围是不可预知的。

陆权的使用与海洋之间的距离有关；由此可知，在任何海陆交界处，陆地环境同样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它受到陆权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上述情形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处、河流的中上游地段、岛屿及对海岸战略的影响程度不同，甚至像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及苏伊士运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上述情况中，陆权对海权的影响不言而喻。还有在国际水道被陆上力量截断之处——巴拿马地峡，这种截断在陆地的毗邻之处极易发生。而人工水道最易受到截断的威胁，苏伊士运河就是最好的例子。从地中海通往波斯湾的铁路，不仅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前景，也显示出了被截断的可能。

虽然陆地和海洋是具有不同特点的交通渠道，但是毫无疑问，对中国及拥有海岸线的国家而言，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有效媒介，使各国的物资交换顺利进行，促进国家的发展。长江对于海运有着重要作用，因为它有几千英里的河段可用于汽船航行，还将大海与其他流域的中心地带相连，中国拥有的海岸线可使别国的船只由海洋抵达，由于交通便利，运输量和财富都会相应的增加，所以要想有好的收益，就必须保持海运畅通无阻。由此可以看出，从商业交换中获益最多的国家最希望商业不断发展，而商业的发展又与环境有关，因此借助海运发展贸易的国家都把和平的环境作为影响利益的首选条件。商业国家的利益在于和平已不是新鲜的话题，但它们也要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在此条件上推行和平政策，但是战争的准备应该是防御性的而不是侵略性的，原因如下：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利益在海上并对海运有控制权，但它们对争端区域的陆地控制能力要比邻近的国家弱；又因为海军对内陆的控制能力有限，而且作为防御工具的海军，对其他的国家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

前文说到，俄罗斯的统治地域广阔且连为一体，加上它距离海域遥远，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依赖陆运与亚洲的多争端地区进行交通、联络。由于陆运条件恶劣，俄国很难通过政治扩张的方法得以改善。这就表明，俄国即使扩张到了海边，但由于这些抵达点远离俄国的中心地带，它们的联系还得通过陆运。因此对于俄国而言，海上贸易只会对离海岸线较近的地区有益，但这些地区较小，无法达到海上贸易的水平，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并且，它们濒临的是内海，这些地区还可能遭受敌国的封锁，这一情况在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波罗的海的出入口就时有发生。

通过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可知，由于海运比陆运有着上述的比较优势，那么俄国在积累财富方面便处于不利地位。换言之，俄国缺少获取财富的有力工具。对于这个事实，俄国肯定会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就会体现在侵略扩张上（厌恶任何国家扩张行为的人最喜欢用这个词）。它一定会不断侵略，以此来满足财富积累的目的。如彼得大帝众所周知的志愿表明，俄国经常有组织地进行侵略计划，而这些计划又值得我们深思，有多少是为了自身的需要，又有多少是为了永不满足的野心。这或许正是亚洲局势动荡不安的原因，可以这样说，海上贸易只让俄国小部分地区受益，而这些地区加起来和俄国的领土相比也是九牛一毛。因此，俄国的目标是更多、更开放的海域，甚至希望占领或者控制别国的海滨地区，来满足使自己繁荣昌盛的野心。在此还要说明，俄国对内的统治制度及一般政策是：在吞并了某一地区后，俄国通常要剥夺其他国家在它实行占领之前就已享有的东西。

假如你了解了利益纠纷的情况，又找到了敌对的依据，那你只是发现了问题的一面。那些在海运方面有着天然优势的国家，海上贸易促进了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即使不同情俄国，也要做到坦诚相待，因为俄国因其海岸的狭窄、内陆的广阔、条件的恶劣及气候的严酷承受着诸多的束缚。

尽管有海运优势的国家应持有以上态度，但俄国人民依然有自己的责任。同理可知，亚洲地区可能出现的任何变革都与人民和政府的道义责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能只依据自然因素或者现有的法律，也不能只靠社会中约定俗成的原则，因为我们有可能面临许多机制瓦解或者部分需要调整的局面。这两种情况也可能通过自然选择达成一种平衡，各自找到适合的位置，这一过程中所包含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理性地对待自然的力量，并通过妥协和人为的协商方式求得自然的协调，矛盾冲突或许可以避免，至少部分能够避免。

二、海权与陆权的冲突

东面的中华帝国、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前景都无法确定，它们就成为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攻击对象。

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未来的影响，使得俄国特别偏爱实行领土独占。而其他国家即使在俄国领土上享有权力，也只是偶然的，而且权力的使用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但也有例外情况，后文会涉及。凭借着自身的军事力量，俄国在海权范围外为所欲为。不过，虽然在一些地区不能对俄国直接抵抗，但可以通过其他地区的力量对它进行限制。这种力量可以是海上的也可以是陆上的，要以实际情况而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施加上述压力，因为各国力量均是多样且广泛分布的。在一个地区的行动总是受到在其他地区虚弱地位的牵绊，作为军事行为，这类约束方式被称作“转换”。

如果俄国妄想推行独占政策，就可能产生上述压力，分散它的军事力量，削弱它的实力。这不仅与俄国的地域辽阔、交通不发达及因利益得罪的国家众多有关，也因为这些国家拥有许多“转换”行动的有力地点。而这些地点或者其他容易被占领的地区，都位于俄国侧翼附近。假设不考虑其他情况，施加于侧翼的压力与攻击比中间地带的更有效，因为两翼之间的距离比中间到任意一翼的距离远得多，而集中力量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在中间与一翼之间比在两翼之间更容易进行。所以，和俄国对立的国家之间进行的结盟或者合作虽然虚弱无力，但由于有上述优势，跟俄国军事力量集中的情况相比，有了略微的弥补。不过，海权和陆权也可能达成某种平衡，而这是决定亚洲永久和平的两个要素之一。

另一个要素是“摩擦的消失”，由于极难实现显得更为重要。完全可以确定，焦虑不安是产生摩擦的原因，这在各国政府中均有体现。为了预防这种不安导致最坏的结果——战争，我们必须认清当前的形势，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如果做不到这点，国家的行动就会失去目标。如果国家没有认识到自身及他方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形成这种优势和劣势的原因，那么国家和政府就会误判当前形势，当断不断或者贸然行动。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多少会产生危害。相反，如果国家和政府能够把握当前的局势，根据局势的变化制定相应的对策，时刻做好应对各种变化的准备，国家之间多沟通相互考虑，这样做出的决策就会更准确，从而杜绝战争的发生，维持和平的局面。毫无疑问，对国家间相互力量的分析有助于国家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认为引起冲突是损人不利己的事，这也是和平能在欧洲国家存在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如果与亚洲未来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也能对各自的优缺点、利益所在以及与东方合作的可能性有着正确的认识，并对自身的能力进行正确的评估，那么亚洲问题也能被和平解决。根据各自的现实情况进行力量协调，做到相互理解、心照不宣，那么摩擦就不会产生。这样，今天在欧洲上演的战争就不会再次发生，相互竞争的意愿之间会有一种适当的制衡。接着，在了解了俄国固有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我们将考察那些本能地对俄国的主宰地位进行限制的国家。在进行考察时，要涉及自然状况以及人为的联合或者同盟。建立联盟对于国家的利益是否有帮助，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只会简单提及。

商业控制是将海洋由自然状态转变为具有海权形式的最直接的方式，与海权相对应的是陆权——对内陆地区的独占性统治，它们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海权存在于海洋的表面，它无法在陆地上立足。海洋本身并没有什么产出，但作为主要的商业通道和交通场所，却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海洋的价值体现在被运输的商品上，商品交换的利润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发展。因此，海上强国不可能放弃对海权的控制，放弃海上帝国的权力。由于海上强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有着共同的利益，面对着日益高涨要求放松海权控制的呼声，海上强国应慎重考虑做出多大让步。但由于它们推行必要政策会受到各种限制，因此保持海权优势就很有必要，所以对于各种呼声不应过早响应，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放弃长期被认可的海权绝非易事。毫无疑问，海上帝国是一个世界帝国，让它放弃海权的做法明智吗？掠夺所谓的私人财产是商品冒险时代就有的现象，不过“私人”的定义却有待商榷。例如像“战时违禁品”这样在本质上很难把握的概念就没有一个精准的定义。如果认为这个概念是说海上敌方的物资可由中立国承运，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过，“私人”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是属于个人，但运往其他国家用于交换的商品不是“私人”的。众所周知，钱是战争的血液。在对外贸易中，个体公民的钱财对国家财富的增加有着重要作用，由此可得出个人财富对于战时国家的血液循环必不可少。而这与国内贸易不一样，后者在本国进行，没有外国的参与，这就好比是生物体内的活动，把自身拥有的东西分给不同的部位而已。不过，一个有机体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要吸收、分配、消化来自外部的东西，这些外部东西就类似国家的对外商业活动，这些活动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海运是外部资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对支撑战争的进行特别重要。扰乱国内贸易不一定会对战争的目标产生影响，但肯定会因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引起抱怨。假如对外商业活动由于“私人”财产被掠夺而阻断，这种影响就很大了，绝对不会只是简单的怨愤而已。所以，为了本国战争的胜利去干涉敌国的对外贸易活动，使对方损失惨重被迫顺应自己，这种活动代价小、收获大，不失为一种好的手段。

上文说到，对于亚洲中心地区而言，俄国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国家，它的扩张一直以来都是从两翼进行的，事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因此，要想扼制俄国的侵略扩张行为，就只能针对两翼下手。这种做法的好处正如前文所言，攻击两翼针对的是俄国的海岸，即面向海洋的出口。而内陆地区要与这些海岸保持畅通无阻的联络以便获益，必然会被地理位置优越且力量强大的海上强国所左右。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俄国两翼的形势：一方面由于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目标和政策目标有密切的联系，大家都想得到它们；另一方面，各国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及所处位置，有的进行侵略有的阻止俄国的扩张。

如果俄国的地理状况及所要达成的目标如上文所言，它获得利益的方法是：尽可能地寻找宽阔、开放的通向海洋的入口。东部的目标是中国海岸，西部是经波斯抵达波斯湾，还可以经黑海或小亚细亚涉足地中海。据俄国政府的消息显示，没有自然阻碍或者人为因素能够阻止俄国按照上述计划进行侵略扩张。此外，有人推测俄国对印度也有企图。假如推测成立，那俄国就是从中间地带扩张而不是两翼了。我们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俄国在波斯的扩张除了会使它接近海湾，也可能让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如果不考虑阿富汗的艰辛环境和居民强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难。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以及它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益匪浅，并以阿富汗为翘板侵略印度。

俄国的这一系列活动将会对其他国家的利益产生严重影响，从而激起它们强烈的敌对情绪，它们将会采取一切行动去对抗俄国。海权虽然是这些活动的基础，如果不加强管理，也无法跟地理位置优越且陆上实力强大的俄国抗衡。此外，由于俄国的政局稳定及领土广阔，其他国家对俄国实施的攻击对它而言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有些国家认识到，为了维护争执地区的共同利益，它们有必要团结协作，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政策，维护国家的利益。因为共同利益促成了国家间的合作，所以对当前情况认识得越清楚、分析得越全面，国家间的合作就会越顺利、越长久。

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都想统治政治局势动荡及社会前景不确定的国家或者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的未来发展是由统治它们的国家实行的政策决定的。这些地区主要有东面的中华帝国，尤其是汉族地区；还有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后两者相邻，分界线是一条虽然高大但没什么阻隔作用的山链，从亚美尼亚山地向东南延伸将至波斯湾。因为没有铁路，该地区商业比较落后。它的面积（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区）大约是100万平方英里，南邻地中海与波斯湾，北依黑海与里海，南北宽度大约是500英里，相当于纽约到芝加哥距离的一半。该地区的发展潜力巨大，可修建两条铁路，一条从地中海到波斯湾顶点，另一条经过波斯直抵印度边境。如果这一计划可以实现，肯定会带动该地区经济的发展。

但在上述地区甚至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安于现状，从来没有想过发展进步。因此，这些问题很难处理，就只能等到发达国家有需要时再来解决。不过，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它成为各国急于瓜分的对象，每个国家都想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为自身将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不管各国的方法如何，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要获得某种优势，要握有实权，还要控制地盘。这就是某些亚洲人认为的强国想要获得特权的原因。假如南北两个国家的这种动机十分明显，其他国家必然会效仿。当然，强国不能完全剥夺当地人的权力，这不现实也没必要，他们只要让当地人接受新方法、新技术即可，这些方法、技术将会促进他们的进步，也会给强国带来利益。如何实现这一局面，是逐渐接管对当地的统治（如在印度），还是像在埃及那样对名义上的政府实行控制，这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而定，决不能不顾实际生搬硬套原来的方法。

在早期，上述变化一般是私人商业企业先进行的，由于当地政府的软弱无能还导致了许多违法行为的发生。这时就需要外国政府干预当地的政策以维护外国公民的权利，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当地政府承诺不再犯以前的错误，另一方面还要求得到某种担保，比如说被给予某种程度的地方统治权，有利于他们在当地的发展。这就像播种一粒种子，它的生长速度是由其自身的条件决定的而非土壤，而且一旦扎根，就很难拔除。另外，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控制一块土地的因素不是当地人民的抵抗，而是与它实力相当的国家的阻挠。

这种情况在印度的历史中得到印证（当克莱武与杜布雷各自代表的英国和法国之间对抗出现时，印度就处于紧张状态），在当今也时有体现。在埃及，各国的对抗刚刚结束，与人们开始的预料大相径庭，形成了一国主宰的局面，与印度的情况一样。在中国，上述过程已经开始且还在继续，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否会像印度和埃及那样由突发事件扭转整个局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至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可能会出现上面的情况。虽然我们不能预测出现的时间，但现在的局势表明，这个过程必然会开始而且产生相应的结果。

无论这类过程会产生什么结果，事实表明它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应该研究现今的局势看清未来的发展状况，做好必要的准备。这个研究要基于两个基本情况：第一，如今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的，而且会因俄国的扩张而延续下去。第二，局势明显表明上述斗争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的。即使认识到这两大竞争者也不要忽视一个事实，即海权与陆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陆上强国也要向海边扩张利用海洋为自己服务，反之，海上强国也有必要控制陆地上的居民。不过，法国是第二种情况的例外。因为法国是俄国的同盟国，素有海上强国之称的法国成了俄国在东方的支持者。此外，天然的利益也决定了国家的发展倾向，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所以，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有着一致的利益绝非偶然，某些局面也可能会长期存在。

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些局面。上述四国以及俄国共同决定了侧翼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在这四国中，英国、日本和美国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海军方面。德国与它们三国不太一样，但它近年来的商业发展情况使得它也想在不发达地区实行自由贸易。与其他国家相类似，德国肯定也会反对独占性控制，因为独占对它非常不利。德国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体现在了海军扩充计划上。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一旦形式允许，四个国家均可以以海军为后盾对中国采取行动。它们可以用手中的基地作为后援支持这种活动，强大的海军也可以防范陆军对这些基地的进攻。但德国的情况有点儿不同，它的胶州湾基地容易受到攻击。日本由于是岛国比较安全，占据菲律宾的美国也有安全基地。不过，中国的香港远离陆上敌国的重心位置，也不易受到攻击。

以上情况保证了海洋处于海军力量的控制下，在基地、舰船、攻防力量、基层官兵以及上层决策者等诸多方面，四国的海军都胜过了俄法海军。而且，四国海军随时可以得到陆军的支援。俄国的一翼是日本陆军，在5000英里外的另一翼则是德国军队。另外，俄国易受攻击的两翼之间还没有铁路联系，而菲律宾和香港与俄国的东翼只有一小段绝对安全的水上距离。除此之外，长江还为海上强国进入内陆提供了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距离海洋230英里的南京，颇具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400英里的汉口，而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入距离入海口1000英里的宜昌。

军事形势反映了政治形势，对它的正确认识有助于和平发展。尽管海上强国有着种种优势，但不能利用海上优势进行侵略扩张，无论它们在战争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因为海军的攻击力绝对比不过陆军，所以只能用它们来扼制凭借武力进行商业垄断的不正当竞争。不过，海上强国也有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北京的位置。海上强国由于自身力量不足，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统治中国，企图控制统治者但不能取代他们。海上强国希望中国政府迁往长江流域，最好使长江沿岸成为中国的枢纽地带。这种情况实现的条件是北京政府迫于压力迁都，否则可能在长江流域产生与北京对立的革命政府。中国中央政府的软弱会促进这种革命的发生，而这种革命是已经崭露头角的地方独立运动的另一种形式。另外，中国经历一段政治分裂时期也许有利于爱国主义的产生，因为法国革命之前的法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当今时代，爱国主义将人们汇聚为比现有民族更广泛的集团。中国的统一或者分裂不是人为可以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这两种情况。

由我们的阐述可知，上文提及的四个海上国家凭借它们在东亚的殖民地，能够抵制来自北方的扩张。但在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及地中海畔的利凡得盆地的西翼，情况尚不明确。这里距离俄国的力量中心很近，俄国的黑海舰队也容易得到法国海上力量的协助，这些均有利于俄国在此地主宰地位的形成，这个地位也是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奋斗目标。意大利由于它在当前国际联盟问题上的倾向性及基于明显利益的民族情绪，它会积极支持任何能保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及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行为。意大利人民凭借出众的政治眼光认识到，由于靠近马耳他及位于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依靠自身强大的海军力量，在本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意大利成为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交通链条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日本和美国，由于在地中海没有关键利益也就没有优越的地位，因此没必要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该地区。另外，美国不可能帮助土耳其苏丹维持其被滥用的权力，况且美国不愿破坏与俄国的传统友谊，只要后者不推行明显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尽管如此，美国人仍需接受他们已经介入了世界事务的这一事实，因为他们发表了门罗主义，接着占领了以菲律宾为主的一些岛屿，在中国又有了关键利益，所以美国人不可能摆脱如利凡得或波斯湾入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它产生的影响。这些地区与美国的利益紧密相关，至少现在如此，因为美国从大西洋海岸到达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要经过红海，而这条路线对于英德两国更是意义重大，这两国对中国的相同策略将对美国有益。所以，某个地区影响到英德两国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

从我们观察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问题关系到英国、德国、美国与它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地之间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过，因为它不是这些国家的唯一通道，显得也不是太重要。更因为这条通道战争时易遭围堵，经过的又是狭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狭长的红海及连接这两者的易受攻击的苏伊士运河，这使得它的价值更小。再说地中海的长度（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是2000英里，地中海南北岸是强大的法国海军，了解了这些情况，不仅不会对英国放弃上述危险航线的做法感到不解，而且会同意英国的主张，即苏伊士运河仅可在和平时期提供便利。不过，如果有关国家继续扩大它们的地盘，尤其是沿着现在的航线扩张，那么，这条航线受到的威胁减少，就可能达到一种平衡。这样，相对于安全但遥远的需绕过好望角的航线而言，它就可能成为一条临时的军用航线。

毫无疑问的是，海军力量是军事安全的先决性条件，要想实现上述意义上的军事安全，海军不仅需要获得上述航线的中心地带——东地中海区域作为基地，还需要获得一种政治局面，这种局面既能保障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的据点的安全，也能通过利益联盟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种局势在英属地已经存在，例如印度和菲律宾，它既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好处，又给了它们努力的动力。如果苏伊士运河不太安全，英国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在战时它也能畅通无阻，而保证埃及的稳定将有利于这种情况。另外，还要对河上的船只及引水业务进行严格军事管理，以防人为的沉船行动造成运河的堵塞。不过，即使运河受堵，也可以找到短的通道把部队或军火运过狭窄的陆上颈状地区，及时完成军事任务。

在战时，土耳其亚洲部分的长期政治倾向可以决定埃及的归属权及通往东方的最短路线的安全问题，而波斯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作用。假如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是高度发达的、拥有训练有素的陆海军的现代国家，就自然会有上述认识。因为，即使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国对许多问题的影响也没有这样的国家影响大。这样的国家如果存在，埃及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证（如同奥斯曼帝国处于盛世时的情形），因为埃及在各个时期的战略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这个国家濒临黑海、波斯湾、红海和利凡得，对这些地区甚至外部世界的事务都产生有力的影响。虽然这样的国家现在不存在，但这样的政治实体能否形成并健康发展是亚洲的重要问题，和有关中国的问题同样重要。但是，中国是一个产出国家，而前者在交通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世界利益而言，它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中国。

为了在上述地区建立可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必须从外部入手逐步取代现在不合理的统治政策，因为当前情况充分地表明，国家内部不存在进步动力。不管未来将会如何发展，现在的居民一定会继续存在，由于国家政府要承受来自外界的强大压力，所以有可能不再存在。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军事组织和经济管理参考的是外国（俄国或西方）的模式，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中国驻扎的舰队将会是外国的而非本国的。因为海军是最具技术性也最专业化的军种，所以中国海军短时间内不可能发展成熟并投入使用。不过，在监管期内，军事战略领域受到的影响并不会因中国陆海军的不正式而有所不同。假如学习对中国的陆海军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么两者的结合将使中国人掌握自己的命运。

显而易见，在中国、埃及和任何有着大量人口的国家，要想实现全面的发展就只能依靠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就这些地区的现状而言，不管是民众还是政府都不具备变革的能力。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变革要有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组织的指导下进行？这个答案取决于外部环境是和平的还是竞争的。变革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国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而政治立场是国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形式怎样、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究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不能预测变革时间并不表示不需要分析当前形势，因为决定结果的除了未知的因素还有人的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局势，通过认真分析问题的重要性，认清事情的本质，明确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点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国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就在于对问题的认识是否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得地区，没有一条水道像中国的长江那样能够连接内地与海洋，但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依靠陆上交通，以铁路为主。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时，文明就沿着铁路传播并向四周扩散。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主要由私人企业承担，优先建设的将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段，特别是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更是如此。铁路的走向是由当地具体情况决定的，但它在政治和战略上发挥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必然会促使各个国家由于军事或商业等原因对筑路权进行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认识到它们有着共同利益，就应该尽力防止它们之间的和平竞争演变成敌对矛盾。假如真的这样做了，就说明长远的观点对目前的行动产生了有益的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好处也会对邻近的国家产生影响，促使后者也加强铁路建设，从而使得大片土地资源得到开发。如果这些资源被一个海上强国所拥有，它的控制力就会更强。毫无疑问，在所谈论的地区，都有丰富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处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可能发生的变化。从中可知：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各地均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它的未来值得研究。但以利凡得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更有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由于英国和德国不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所以它们不会让利凡得与波斯湾成为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特别是敌人在太平洋地区与它们发生严重对抗时。依托上述航线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能对它进行控制的原因是这条航线相对狭窄，即使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无法抵消这些据点的作用。在地中海西部，法国在地理位置上握有主动权。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会随着地理变化及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发生变化。这一地区的国家目前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至于未来会不会有主要由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发展状况来决定。

有些人反对英、德在利凡得存有海军力量，并且不赞同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的做法。因为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这种情况下的交通运输存在很大的缺陷，而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了该航线的强度。因此，这种反对是有道理的，这虽然不能改变现有的事实，但它表明了在利凡得建立陆上基地的重要性，以便为海军提供给养。与此相关，埃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包括运河淤塞在内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埃及在运河开凿之前就成为有关航行的必经之路。在帝国主义时代，埃及由于适宜居住的地区有限，导致力量薄弱，必然要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国。究竟会成为哪一个国家的呢？是否由距离的远近来决定，近距离更容易操控的想法是否正确？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英国在利凡得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对于地中海这个面积不大的海域来说，一支处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以操控整个海域并轻而易举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不过，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于这支舰队不是十分必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可以开往直布罗陀或者苏伊士并从那儿获取补充，而且不必驻扎在当地保卫它们。所以，只要在利凡得、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就能主宰从东到西的整个地中海区域。

英国为了自己的强大需要掌握埃及。此外，对于整个东方世界而言，埃及也处于枢纽地位，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各个地区的物资均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任何海军也无法完全切断从四面八方进入埃及的物资，因此，在埃及集中力量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进行攻防行动是很好的做法。物资供应至少可来自两个方向，即红海和地中海，任何一支舰队都无法同时切断它们。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还可以使用经过好望角的航线，由于这条航线过长，就更没理由舍弃苏伊士航线，因为英国经由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很保险。假如由于某种原因或者灾害使英国海军长期处于劣势，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不管在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都会被瓦解。

总而言之，以军事眼光来看，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选择好望角是为了防御并非进攻。对于一个掌握了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抓住埃及加强对它的统治是有必要的，还要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供应必需物资的基地，这样，即使英国运输的物资被切断，也可以及时给予补充。在英国独立称霸的时候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具有一致利益的今天更应该如此。

不管依据国家能力应做出怎样的决定，利凡得的战略中心对上文讨论的潜在侵略的几个特点有着决定性的长远意义。上述几个特点也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方，这两地有着众多的复杂事实。而今天，“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体现了这种意义，主要是因为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决定了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前文过多谈论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的原因是，它们与苏伊士连通，这些地区的重要性体现在对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苏伊士航线的最关键点是连接了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那么，经过好望角的漫长航线是否可以被放弃？换言之，较短的航线对各国而言是否是唯一有用的航线？在各国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长期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荣誉是否与日俱增地体现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在局势来展望未来可以得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是东西向进行的，而非南北向，这是因为东亚和西亚是发展潮流的最大推动力。而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对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它们是人力克服自然障碍的体现。这两条运河也是南北地区的分界线，分界线以北地区的商业情况和政治活动比较活跃。另外，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大于巴拿马运河（尽管巴拿马运河也很重要），不仅因为以前没有近期也不会有像横跨北美大陆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替代它，也因为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而美洲地峡没有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则是土耳其衰弱的原因。此外，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对有些国家对于苏伊士运河的觊觎心理起到一些预防作用。

上面的分析会引出下面这个问题：上述情形是否会影响政治思维习惯？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其他因素要服从前者。英国对南非的认识以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就受到这种情况的左右。对美国而言，必须时刻注意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各方面价值上升可能对它的政治产生的影响。另外，也可以从美国大陆的南端对地峡施加影响，因为门罗主义失去了往日风采。虽然继续执行门罗主义可以维护美国的荣誉，但由于世界机会及注意力转移到了亚洲，不管对于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而言，很显然利益中心发生了偏移。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要立刻着手处理，需要考虑的是请求与我们无关的国家的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我们的实力。因为推行国家政策、进行军事活动取得成功的条件是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如果推测无误，东西半球南端形势的意义不如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进程的意义大。

以上我们的讨论以亚洲之外的国家和民族及人口众多的中部争执地带为主。显而易见的是，后者好像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只是使相关国家变得更强大的赌注而已。但这与事实不符，虽然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很像没有牧羊人的一群羊，但这群羊却不属于任何人。这些国家的国民特性体现在个人身上可能是坚强也可能是果敢，只是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也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如果这些推论大体上正确，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这些国家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内仍会停滞不前，这是无法想象的糟糕结果；即使有进步，那动力也是来自外部而非内部。后一种情况，外来推动力的来源以及特点甚至由此引起的变化，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者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一个种族的成员是生活在一个国家内，还是由于各种原因分成几个独立的国家甚至敌对的集团，这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中国的4亿居民都能够接受现有的政治体制，而且共同生活在一块并不宽敞的土地上，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文化将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国家的影响，这也会对世界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意义。总而言之，外来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不是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体现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上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改变。

因此，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十分重要，从这点出发，外来竞争者的特性及相对能力就值得我们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着如何开始一段长时期内的历史进程，而归宿往往蕴含在开端之中。所以要具备长远的眼光，即使现在无法预测结局。由于影响未来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因素很多，所以更要对现在的情况认真观察、仔细探索，再采取积极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令人措手不及的局面，上述做法为我们赢得了时间，而充裕的时间是做事稳妥的保证，它将引领我们看清整件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排斥其他种族产生的作用，而是将这种影响与自身的特性相融合。就像条顿①文明的一些因素通过渐进的过程注入了罗马文明之中，使本质上不同的种族特性相互影响。这个至今依然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结果要归功于恺撒的高瞻远瞩。不过，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他只是看到了当时罗马潜在的危险，认为应该扩张罗马的边界、巩固罗马的边防来阻止敌人的进犯，这一切只是从防御出发，为罗马建立一道可靠的屏障。

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时期的欧洲文明也需要进行对外交流。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它会以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汇而结束。尽管大家都希望欧洲文化应该保持它的独特性（也如拉丁人和条顿人已在做的），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元素，尤其是受欧洲深刻影响的中国文化的元素，它们的融合将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虽然这些并不要求各国的文化趋于同一，但它们确实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而这一过程的发展变化将会比物质进步更为缓慢。当拉丁文明与条顿精神相碰撞时，拉丁的特色就体现在了罗马法和帝制思想上，即教会集权是其自然衍变形成的，欧洲尽管有许多国家，它们却有着一致的神圣基督教传统。这既不是一成不变继承下来的，也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时刻发展的精神信念与传统思想的完美结合，它的生命力已体现在了世代沿袭之中。

虽然我们和东方国家有了接触，但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却仍是一窍不通，因而让它们了解我们的文明进而促成两种文化的融合是人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不过，对此我们不必心存疑问也不用恐惧，因为有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参考。例如，拉丁文明和条顿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时又未丧失各自的独特性及影响区域。这主要是因为一种精神渗入了这两种不尽相同的文化中并成为它们共有的东西。两种文明的融合打碎了它们之间的分隔之墙，消除了它们长期的对立关系，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特性。所以，我们应该明白，要解决长期的隔离、理解的缺乏、不易实现最终的统一等问题，仅仅从商业利益角度（围绕眼前利益的短期观点）考虑是不够的。当然，短期考虑有助于解决近期需要，但必须与正确的目标保持一致，而这个目标必须单独考虑。对于所有文中提及或者即将提及的因素，既要顾及眼前的得失，更要考虑长远的利益。未来的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将具有权利意识并用适当的欧洲方法管理，它们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分享普遍的利益。未来的东方国家还将认识到——不过我们对它们的责任要求我们现在就认识到，它们的发展对世界的进步有着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意义，而且它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吸收基督教几百年的发展成果。

现今的世界由许多独立的国家组成，而非处于一个权威力量的统治之下。恺撒曾为这种统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没有真正建立的原因是罗马公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使更英明的体质难以确立。由于恺撒及后继者的英明睿智，使得长久失去活力的罗马体制得以继续维持下去，而内部的变化（通常指动乱）使该结构在纷争中仍然能够存在并使其免于陷入衰亡之中。罗马时代的集权统治就像一座大厦，它的稳定性不是取决于坚实的地基，而是所有瓦片决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提醒那些人，他们以国际组织增加导致国家活动减少为由，希望把世界置于一个权威统治下，实现某种统一，这样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已经有了某种规范，各个政体已经牢牢地存在了，都有各自应有的位置，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虽然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瓦解，从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将查理曼帝国推入了混乱之中。可是，分裂的、战争频繁的欧洲却有能力击退阿拉伯人的入侵，并逐步确立新的社会秩序，而该秩序为国家间的长期竞争创造了有益环境。

想凭借中央权威解决难题以及调节利益的做法，对当代文明国家甚至文明本身来说都是致命伤害，这就好比是政府操纵个人的“家长式作风”。和公民社会一样，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取决于个体成员的素质，这主要由成员的理性的自我实现能力所决定。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竞争，使得各国在民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差异长期存在。而在冲突中形成并能够保持的民族特性，一方面有利于亚洲国家的团结，另一方面也会激起他们对外的强烈敌对意识，防止被外部同化的局面出现。如果这种局面仅有形式而没有完美的本质，它的过早出现就不是一件好事。

三、以中国为中心

中国是现在主要利益的集中地，不仅因为它幅员辽阔又处于动荡中，还因为中国四周的陆地和海上的富庶地区，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

由于中国动乱导致的其他国家间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已发展到了给塑像揭幕的时刻。塑像的存在并不神秘，但层层外罩遮住了它的本来面目，揭幕之前它不会被人们所注意。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到将来，事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只有在帐幕落下时，被长期掩盖的事实才会呈现在人们眼前，我们才能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它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变化产生的影响。我们没有感觉到移动脚步，但已走过了多年的光阴，导致原有的机会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粗心及懒散，使我们错过了太多的东西。不过，正如上文所言，争执地带并不是只有中国。只要稍作改变，对中国的评估也可用在阿富汗、波斯以及亚洲的土耳其身上。

需要说明的是，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关注亚洲国家民众的情况比关注其他国家的更重要，这绝不是为了获取自身利益采取的掩饰或借口。因为国家制定任何政策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这是无需遮掩的事实。而按照自身利益行事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原则，一般情况下也不需要证明（针对具体事例的情况除外）。不过，为了更恰当地处理主要问题，防范意外情况的出现，政府做的任何决定只有优先考虑和它直接相关的国家的自然权利和未来发展状况，才能称得上是正确的、目光长远的决策。“自然权利”这个词用来形容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与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不同，因为后者不是一个人自然享有的权利而是被赋予的。而一个地区的人民对这片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不仅与自然权利有关，也会涉及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体现为统治、管理和发展等诸多政治行为，它要求通过这些方式保证整个世界的自然权利，即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来造福人类，而不能被搁置、浪费。原则上，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外来力量强制执行就是正当行为。当然，也要考虑具体情况，即形势是否需要、时机是否成熟等。

不管是对形式还是相关的人而言，东方国家大众的利益不一定与政府的利益十分吻合。因为后者没有代表性，它们既不能体现国民的意愿，又不能尽力造福国民。它们的存在只是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在没有强大的反对力量与之抗衡的情况下，它们在世代沿袭中产生了种种缺陷。既然情况如此，那么上述政府的存在就是多余的，我们要想方设法结束它。

事实上，正是上述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现今的动荡局面。假如情况相反，由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相互制衡，而后者的商业利益要靠和平环境的维持，海上强国就能轻易地防止影响他国利益以及危害它们存在的行为的发生。如今，内部因素或者外部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现存政府的毁灭，只是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将会怎样。其他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可能会利用现有的统治者，也可能取代他们。不过，这两种做法都与美国的精神或传统相抵触。美国可能希望在东方出现的局面是保持原有国家的统治，这样更有利于他们获取长远的利益；另外，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出现独占势力或者危害到其公民利益的扩张行为。

我们知道了现在存在的问题，就应该想办法去解决。如果接受外部干涉，那么问题的解决就得依赖外部力量的相互制衡，这不仅能防止任何国家处于主宰地位及国家联合局面的出现，也能使国家健康发展，提高东方国家的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如果东方民众在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同时能使东西方文化成功融合，那是再好不过的。虽然欧洲文化也有不足，但它在促进其成员的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如果东方国家也能发生上述变化，那么新注入的因素发挥的作用就充分体现出来了。上述变化在日本这个小国已经得到体现，它的变化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即我们从外国的制度中吸取精华，同时保持本国原有的特色。虽然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经历政府瘫痪之苦，但外来的推动力促使它经历了一场制度革命，并在近些年成为了国际尊严与权利的全面享有者。当然，革命过程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的大小来决定。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外部动力的影响程度与本国问题的多少，以及针对范围的大小有很大的关联性。除去日本人民的适应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日本较小的地域、较少的人口也是它能快速进步的关键。由此可知，增加对外接触点有利于幅员辽阔的中国的发展，外来影响可以以这些接触点为中心向外扩散发挥作用。

多个国家的存在及各自利益的差异有利于这种分布的形成，并且形成的局面能够维持平衡，而且多个国家介入中国产生的不同影响对它也是有好处的。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影响的多样性虽然可能导致政治分裂，但是对于中国内部的管理和世界的总体局势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上文所言，让所有的中国人信奉一种精神，被一个人管理是不现实的。虽然中国没有多个政府，也希望出现有不同政策观点的派别，这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实现良性平衡。

因此，不用对各个国家由于各自利益在中国展开的斗争惴惴不安，因为这是不可改变而且应该被接受的事实。当前的行动要以当前的形势为依据，不应该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忧心，中国人反而应该利用它来激励自己去采取对国家的发展进步最有利的行动，这必须与最终的目标相一致。具体而言就是，认清当前的形势，争取实现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在影响上的平衡并尽力减少它们的冲突。尤其需要特别关注德国、英国和美国，因为它们之间需要进行合作，而合作的实现依赖于认识的一致和共同的利益。在俄国有着统一的政治观念，因而俄国不会因组织的问题伤脑筋。在这样的组织中，公民的不同意见需要求同存异达成一致，而这一点对于国家政策的执行及国际谅解的达成非常重要。

在其他国家中，由于法国和俄国是联盟关系，法国在一定程度上与俄国在东方的政策有着联系，这种联系取决于俄国政策与法国利益的一致程度。就目前而言，法、俄首先要面对的是有关拉丁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问题。无论是作为有着利益纷争的邻国而言，还是在地中海的冲突目标都显示，上述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法俄同盟的存在加强了其他国家在地中海的共同利益纽带，而法国在地中海坚持不懈地建立霸权的行为加速了该纽带的形成。面对这样的危机，再求助有拉丁利益的国家的帮助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法国得到俄国支持的情况下。对于法国而言，拉丁不完美的是体制而非民族特性。法国人的性格中缺乏对于政治联合来说至关重要的坚定性，这是任何性格长处也无法弥补的。上述的敌对关系可能产生两个后果：第一，法国对西地中海的控制权会被大大削弱；第二，斯拉夫与条顿文明对亚洲地区的政治影响不可替代。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日本，它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虽然日本是亚洲国家，但已经通过卓有成效的内外措施，取得并保有了国际社会全权成员的地位。前文已经说到，日本的组成力量要求它必须位于海上强国之列；另外，日本幅员的狭小、人口的稀少限制了它对大陆领土的企图。换言之，日本希望扩张领土的愿望是不现实的。尽管西亚和地中海是现在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们明显不处于日本的可及范围，就像地理原因使美国的主要利益集中在某个特定地区及美洲大陆那样。不过，日本和美国的情况还不一样，它的国土狭小、人口稀疏导致它没有可用于远方的力量，而美国就不会这样。况且，亚洲大国的竞争会削弱日本开拓远方的实力，尽管它离大陆很近。实际上，除俄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在扩张领土方面可能都会受到限制。所以，通过商业或者政治联系激发中国民众从而改变中国是一条可取之路。这可以借助海上力量，因为海上力量具有机动性，既可以在当地发挥作用，也可用于其他地区遏制敌对影响，起到诸如进行商业控制以加强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等等。

欧洲国家和日本在权力类型、运用方法及当前利益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它们发挥的影响却是不同的，因为这两者的源生文化和传统习惯不一样。日本在吸收、运用欧洲的文化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认真，但是欧洲文化对它来说毕竟是外来的东西，并非自己所固有的。对欧洲人来说，欧洲文化则体现着本民族的特性和思维习惯，是几个世纪发展、演变的成果。在演变过程中，外来文明在当地民族特色与环境的作用下经历了一个同化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有着永恒的特点，但它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我们看来，日本的劣势是可以挽救的，因为它只是迅速地接受了欧洲文化，还没有与自己原有的传统文化相融合，而两种文化的融合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在政治变革的短时间内，日本的文化改变不会太大，因为长期习惯和思考方式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

就目前而言，德国、英国、美国三个国家的合作（并非正式同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极有可能一直存在。这是因为该合作有着共同的利益，并由起源、传统及精神上都极为相似的思想所指导。如果日本加入这个合作，这就标志着一个长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阶段的来临，它形成的局面是：处于对抗之中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间，后者取得了主动。不过即使如此，尽管四国协力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种族特点的差异还是会被人们所察觉，从而导致观点的不一致。日本和中国都是亚洲国家，日本对吸收欧洲文化的热情是一件好事，它让人期待欧洲文化进入日本人的亚洲生活方式并将其改造。就像罗马文明影响条顿部落一样，它产生的是条顿文明，而不是罗马文化的单纯扩展。因此，我们希望的是一个改造过的亚洲，而非另一个欧洲。所以，愉快地接受一个新兴的亚洲可能是最正确的做法。

但是，必须了解种族特性的不同会暂时产生观念或者行为上的分歧，这又容易形成误解甚至冲突。我们都希望世界是和平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种族差异方面的相互包容。因为即使一家人也会因利益的分歧而争吵，虽然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误解不容易找到和解之路，但只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解还是可以实现的。在上文，我们已经详细地阐释了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对立的利益以及地缘状况，而亚洲各国在性情上的差异还未较多涉及。这些性情可被分为三大类：亚洲的、斯拉夫的和条顿的，其中任何一类或许都不能被它方完全的理解。我们必须认清、分析并接受不同的性情，把它们当做要消灭的困难而非抱怨的借口。因为废除它们既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要给它们平等发展的机会，但它们的发展要靠自身的内在因素，而不是依靠武力扩散自己的影响。这种有容忍精神的性情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协调发展，假如无视本质的差异，用追求同一替代相通之处，把精神的合一与行动的一致相互混淆，就不会有上述的协调。为了欧洲和亚洲的共同利益，三类种族追求的最终解决性方案不是废除亚洲的文化，而是将欧洲文化和平地融入其中。这个过程是在和平、友善的环境中实现的，这样的环境有利于欧洲文明的传播，前提条件是欧洲文化具备我们认为的优越性。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平等、友善环境的维护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和对自己立场的坚持。后者表现为争取平等的机会及采用让人关注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的要求。而任何设想都离不开充分的研究，还有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因为充分的准备是设想的基本保证。通过消除那些妨碍国家健康发展的消极因素，充分的准备和全面的设想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实现渐进性协调的稳定结果。

真正的筹划要求如实接受所有的因素且耐心分析各种因素可能产生的结果。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有各种各样的细枝末节，抓住主要的问题以其为突破口有利于事情的解决。首先，对于未来要进行推测，一步一步地分析在某个时刻可能发生的情况；其次，要时刻谨记国家赋予我们的使命，充分认识现实的危机及其他国家的需要。此外，国家和个人都要有一种公共精神，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本着这种想法，我们以长远的眼光来考虑现实的需要。当前亚洲落后的政治环境体现了亚洲国家的政治才能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有效组织的缺失导致了亚洲人民丧失了采取有效行动的依靠，剩下的就只是发展的停滞，还有人民对这一切的消极抵抗。这些对未来的发展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不过一时还不必对其采取措施。日本正在为未来的发展进行着有组织、有计划的准备活动，但小小的日本不足以成为亚洲强大推动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观察，就民族特性与意图而言，相互竞争的斯拉夫和条顿哪一个对日本的短期利益及亚洲的未来发展更有利，它将据此确定自己的未来方向。

斯拉夫和条顿这两个种族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具体体现在政治制度、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方面。我们相信这些不同有一部分来源于民族自身，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另一部分是多个世纪环境变化发展的结果。两个种族之间还存在着由于理解缺乏而产生的敌意和利益冲突，这些冲突来源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及随之而来的抱负。处理这种局面的关键是承认问题的存在，而不是心存芥蒂还用伪善的辞藻粉饰太平。如果做到了这些，就可能出现两条平行线，尽管它们不同向但永远也不会碰撞。虽然我们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合二为一，但可以相互接受，不夸大相互间的分歧，并在共同的关注对象上找到共同点而不是寻找差异引发争执。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要学会去认识对方的需要。

两个种族的种族特性差异表现在了行为上，因为行为是精神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陆权和海权的不同也加大了两个种族的分歧，它们目前的所有、甚至需求均体现了这种不同。陆权和海权的不同体现在两个种族的地理位置上，和它们在亚洲的利益相关，也涉及了交通问题。条顿国家占据海洋，而斯拉夫种族则几乎与海隔离。但在陆权方面，条顿处于劣势，在地理上它远离亚洲，而斯拉夫的大片地带与亚洲接壤。由于亚洲的对外交通几乎全靠海运，所以条顿人有着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它的海上事业和商业发展也是如火如荼。

上述状况在本质上不可能发生逆转，即使有一些变化，也在有限的范围内，不可能出现平起平坐的局面。基于自然因素形成的上述状况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它左右甚至决定着国家的扩张行为，影响着某一种族在其力量赖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垄断地位。另外，每个种族都需要在自己占据次要地位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点，尽管它们处于不利地位，但是这种做法可以表明在一些领域里，双方必须相互让步以求达到协调。

比如，俄国对目前它那条经由波罗的海和黑海驶向大洋的有缺陷且政治依赖性强的通道就永远不会满意。同样，欧洲的德国和英国绝不会允许俄国在利凡得并由此在苏伊士航线上处于主宰地位。不过，俄国想要实现这点的前提条件是，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从而将它被封闭在黑海内的海军基地转化为可以自由进出的坚不可摧基地。俄国舰队具有的稳固发展、扎实训练并有自由出入口的这些优势是举世无双的，假如它针对苏伊士运河，那么与海权紧密相关的商业形势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此我特别强调，尽管我真心希望英国赢得目前在南非的战争，但我更希望英国通过以下的行动来弥补自己的失败和损失：将力量集中在地中海和利凡得地区，和德国共同拥有苏伊士地峡及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权，从而确保对于两国来说均是必不可少且无法被经由好望角的航线所取代的苏伊士航线的安全。

俄国对于海洋的要求在什么地方可能得到满足呢？只有两个地区，而且得到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让俄国彻底满足，因此俄国在海洋上的孤立地位不可能改变。两个地区中，一个是波斯湾，俄国可以从黑海之滨穿过波斯抵达；另一个是中国海岸，俄国已经经过西伯利亚到达该处。俄国要想得到波斯湾就必须侵略波斯或者使其让步，而且即使俄国抵达波斯湾它也不会满足，而是会以此为翘板对从俄国在东土耳其的边界最南点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进行占领。假如这些都能实现，俄国就处在了印度的侧翼，从而可以干预可能建造的从地中海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并延伸至印度的铁路。此外，尽管从波斯湾并不能像从利凡得那样对经过苏伊士通往东方的航路进行绝对控制，但是波斯湾具有侧翼上的意义，战时从那里可以施加长期性的威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俄国在波斯湾驻有一支海军，而此海军值得英国舰队及其盟友特别防备，那它们就可能放弃在黑海和中国海域的军事活动。因为英国舰队及其盟友如果将海军力量分散在两个地区，相互间进行呼应不太可能。基于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不会采取对它们带来危险的行动，这将有利于俄国。另外，反对俄国进入中国海岸是没有道理的，只会激起俄国的仇视。如果对俄国果真不进行什么抵抗，在东端，我们也将看到各个强国的汇聚，就像在争执地带的西端一样。而它们围绕的中心利益会因为中国政府的垂死状态颇具争执性。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地盘，并利用它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的必由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所在。另外，海上强国和俄国的互惠协定不应该采用正式条文的形式，应该只是一种谅解；它也不应该由人进行仲裁，应该建立在具有互让精神的现实承诺上。它需要体现这种认识，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在长江沿岸利用军事占领迫使某段水域对海上强国强行关闭。而海上强国也应该保证在和平时期不会使用海军力量阻止其他国家拥有长江的商业使用权，这种保证一方面体现在海上强国之间订立的保证协议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它们的相互监督上。在这方面，海上强国之间的合作既离不开它们对某种活动的共同反对，也与它们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而这些共同点会防止某个国家发挥不适当的影响。

在现实中，陆权集中的一个国家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拥有海权的国家，因为海上强国不止一个，而且它们的力量基地距离中国比较远。另外，海上强国注重获取利益，通常首选是商业途径，其次才会使用武力。所以，更注重促进所打交道国家的商业发展，而不是用武力征服它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它们在乎的是逐渐提升自己的影响，利用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成果来促进当地人民的发展，而不是占有他们的国家。因为这样的过程用武力（外来势力的干涉力量和当地的抵制力量）去实现是不必要的，但这却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武力将欧洲世界的地位提升到了如今的水平，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仍然有利。

总之，就现在的具体形势而言，中国和利凡得海域及亚洲东西端的形势发展离不开武力。客观形势要求条顿国家进行合作，既因为它们有着一致的物质利益，也因为它们受利益驱使的行为由同一种精神所激励，这就是本质上自由、追求影响扩大的商业交换精神。商业影响需要在各地部署海军来实现，但不能借助海军广泛传播，因为海军的特点导致它不能在陆地广泛使用，还需要本国随时随地地支援。从这点来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和海军力量密不可分的各种利益是海上强国赖以生存的基础。海军力量仅能要求他人听取自己的意见，不能要求绝对服从，因为海军只能用来抵抗排他性的行动，或者帮助其他国家抗击征服行为。因此，海上强国应该团结一致，不是以相互约束的同盟方式，而是心心相印的自觉行为。

从目前的对峙情况来看，军事实力依然决定着亚洲地区未来的发展，一直到敌对被协调取代。前面我们已多次提到，战略形势基于的地缘状况左右着有效合作的性质和方向。再次重申，中国是现在主要利益的集中地，不仅因为它幅员辽阔又处于动荡中，还因为中国四周的陆地和海上的富庶地区，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未来的市场价值是政治与军事争论的核心。此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长远眼光，还要考虑到欧洲文明对亚洲的未来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在精神上与我们相比谁优谁劣呢？

由于各个强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各自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俄国和日本除外。于是我们将这些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以陆运为主要交通渠道，另一类是以海运为主的国家。海上航线不仅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交通便利，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贸易路线。海运航线中有两条航线非常重要：一条是从欧洲经过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条则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而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将给后者带来重要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连接起来。

广义上讲，交通是政治决策和军事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从古至今，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就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只要海军存在一天，这种状况就不会改变。由于海运在距离及运量方面有着陆运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海运也比较方便，所以海洋就成为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而“商业”这个词让人联想到海洋，因为一直以来海上商业创造的利润就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财富则是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象征。所以，就像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那样，海运通过保证自身利益或者扰乱对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活力。上述状况给了海上强国某种特权，它可以抵消陆上强国在亚洲地理上和物力上所具有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在别处施压可以减轻当地的危险，拿破仑就是用此法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本地治里。但是，如果海上强国都效仿美国，战时丝毫不动敌方的商业，并让出海上的交通控制权，那么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在一地施压以解救另一地的重要方法。这样的退让假如发生在亚洲交锋胜负攸关的今天，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德国、英国和美国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得的关键利益就位于它们和东方交通线上最易受到攻击的地方。为此德、英需要运用军事力量给予当地充分的防护，而以亚丁及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点保护对象。此外，在黑海、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不能损害当地人民的利益，还要防范他们可能会有的各种反抗行为。

上述影响的加强来源于有利于所有国家进步的商业发展，有关国家可以凭借财力支持商业发展，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将苏伊士运河作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牢记此点，尤其是英国，它在印度的巨大利益随时可能需要苏伊士运河这条捷径，不管为了商业还是军事。德国在远东的利益是真实存在的，尽管这利益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的有所不同。不可否认的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加决定性控制，就像几个世纪之前奥斯曼土耳其人做的那样。在帆船时代，丧失控制权不代表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但今天绝非如此。所以，法国和俄国可能联合起来夺取地中海控制权的行为，引起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高度关注。虽然美国的行为还没有涉及地中海的控制权问题，但是这并不表明美国对此毫不在意。因为地中海的控制权关系到一些国家与东方联络上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在利益、特性方面与我们是一致的，那它们在上述地区的政策和我们也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认清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就不难理解。打个有关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顺风，水手只要正舵向前航行就可以了；如果遇到了逆风和海流，水手在注意航向的同时还要时刻谨记最终的航行目标。虽然现实中的情况比航海复杂得多，但是政治家一定要学会处理它们，而且在处理问题时绝对要认清当前的具体形势，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结合起来考虑，绝不能顾此失彼。政治活动就如同航海，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航向；而忽视了航海资料，同样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结合亚洲未来的发展形势来考虑与苏伊士运河及利凡得有所关联的各种复杂局势。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很少关心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我们讨厌研究其他国家的政治，甚至不想承认它的存在，结果常常受到突如其来的危害。比如最近发生的菲律宾被侵占的事件就使美国民众吃惊不已，但我们相信，当人们渐渐习惯了西班牙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肯定会发生变化。就像大多数的美国人经历了旧观念破除、新观念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进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时比较容易，因为人们急于摆脱心理矛盾，随后就进入单调乏味的心理斗争阶段，这时许多人往往又退回到原始状态中去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要防止它，就必须认清现实，从中找到利益所在和奋斗目标，而它们是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动力。

本文基于的一个被大众认可的前提条件是，在19世纪末的大范围内的扩张运动中，太平洋地区尤以东亚为主，成为所有国家近远期利益的焦点。因为在欧美地区，领土上不会再有大的变化；但其他地区的局势尚未确定，自然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某一地区的现实意义并非指它的自身价值而是它与上述焦点地区在交通上的联系。例如，金矿资源只能使南非在短时期内具有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会随金矿资源的枯竭而不复存在；但南非作为通往印度和远东道路上的重要据点，它就具有长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与此相同，苏伊士地峡、利凡得和波斯的重要性是无法改变的。不过，前文已有所提及，当前最紧要的事情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种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将对苏伊士航线的未来进行控制。

这些地区的独特价值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在亚洲问题中体现的世界整体局势的战略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行事的同时还要兼顾其他国家的权利，这种权利既要用因时而变的眼光来衡量，也要参考不能用人类法则完美表达的永恒存在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架下，情感力量需要找到合适的位置，因为它要在理智思维的引导下发挥作用。不过，一个国家通过与他国合作来增强自身力量更能体现出它的聪明才智。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利益的一致性，如果这种一致性在国家特征和传统方面也有体现，就有助于形成共同的理想，而持久、和谐的合作就会有美好的前景，因为从息息相关的情感中产生的利益具有更少的私利性。德国、英国和美国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不必结盟，以被感情加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步调一致地行动。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虽然美国和德、英的利益不完全相同，但也十分相似。如果能够有正确的认识，这三个国家就应该明白，虽然是有着同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但绝不应该变成敌人。因此，美国应站在德、英这一边，为了共同的利益去帮助它们扩大影响。因为英、德与东方的交通对我们美国没有直接的影响，又处于我们日常活动还未涉及的地区，所以很难引起我们的关注，因而更多的理解就十分必要了。如果美国能有这种认识，那么，它和英、德之间自然也会互相照应。

反过来，美国也会要求并得到来自英德两国的同样的理解和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三国都有自己的方向和要求，它们也有足够的默契，在利益重合的时候一致行动。苏伊士航线和巴拿马航线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前者就政治而言只关系到德国和英国，而后者对于美国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双方都能顾及对方的需要，并给予适当的帮助，就像英国在美西战争时，始终不支持组成反美联合那样。当共同利益需要时，我们要正确判断形势采取适当的行动。不过，任何一个国家决不能干涉其他国家的分内之事，因为不适当的行为往往会使最好的合作伙伴反目成仇。

基于上述道理对巴拿马周边战略局势进行了很多讨论，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门罗主义。将长久存在的新形势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促使它走上了扩张之路，而且还加强了美国的如下观念：欧洲政治制度不能波及可以对巴拿马地峡轻易地施加军事影响的地区。因为巴拿马地峡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将美国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连接起来，而且是连接大西洋和远东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之一，所以我们不会同意将库拉索这个加勒比海中的堡垒再行转让，就像我们也不会考虑得到地中海上的马洪港作为我们战胜西班牙的成果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公正、理智地考虑当事双方的利益，顾及与我们打交道的国家的想法和需要。在思考时，不能含有任何成见也不能感情用事，因为感情往往会影响客观、公正的判断。亚洲问题的演化不是几天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个过程中传统的观念也许不会发生变化，但由于现实需要我们依然要考察它们。东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条交通线的重要性，因此经由苏伊士的较短航线才日益重要，这条航线经过地区的政治状况和军事局势也处于变动之中；地中海地区也成了重点关注对象，恢复了往日的风采。与此类似，加勒比海由于对巴拿马地峡有着重要意义，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使得门罗主义在该地区的运用更加重要。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有着与日俱增的多方面意义，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巨大市场，也是一个交通要道。美国在该地区新得到的地盘给它带来了机会，同时增加了它对该地区的责任。而已存在的苏伊士运河和将要出现的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体现了当前变化的特征，同时这两条运河的使用又加速这些变化。毫无疑问，巴拿马地峡将取代麦哲伦海峡的地位，而地中海则替代了好望角。

这样，新的形势使得非洲和美洲南端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因为它们远离了决定各国政策的当前变化趋势。因此，这些地区对于交通的意义已经很小，它们的重要性只能体现在它们的物产上。那么，我们运用门罗主义去支持那些对我们没有好感、地理上又处于巴拿马地峡影响之外的亚马孙流域以南的美洲国家，对我们自身的利益有帮助吗？这样做是由于政策需要还是出于感情或者习惯呢？我们是否应该保持对上述地区的责任，即使会影响我们在更重要地区的行动？总而言之，尽管门罗主义所凭借的观念没有过时，而且还由于最近的变化被加强，但它的运用是否需要变革、加强或者减少它在某个地区的运用？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和东亚危机的临近促进了英国和美国的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由于英美两国有着共同利益这一客观情况的存在，使得双方间由不愉快因素导致的瘤疾也变得无足轻重。英美接近不仅因为由来已久的情感因素，更重要的是物质因素，即利益的一致性。但感情上的互助也有一定的作用，从美西战争中体现了这一点。这场战争表明这两个国家都具有支持受压迫者的思想，只是相对的孤立淡化了对其他地区的这种同情。

在美国，人们已认清了上述情形。不过，存在于他们心中的迷惑影响着对正在南非进行战争的英国人的同情，因为南非战争的问题正是当初的美国革命为之战斗的，并且一旦南非人民没被给予代表权，英国人向他们征税就是粗暴的压迫。由于英美两国都意识到彼此间有相同的观念和理想，在美西战争和南非战争中均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同情。这也表明了人类正趋于统一，这种统一将在时机成熟时得以实现，但不能被暴力或者急躁所驱使。美国内战的结局、意大利的统一、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大不列颠帝国联邦思想的活力，都说明了人类正趋向于更大的集团，并进而形成正式且规范的政治同盟，而战争在推动和巩固这些进步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借助于战争，美国的团结得以维护，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得以实现，而德国人则拥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战争也增进了英国和它的殖民地间的关系，从而使联邦设想转化为具体行动。如果没有战争，这个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同理，为了将英美之间的相互同情转化为行动，使美国愿意接受并报答英国给它的支持，这也需要战争的压力，一国受到外来侵犯时，另一国能给予支持和帮助。

当然，战争是一种灾难，而且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痛苦的灾难。不过，我们必须明白，“仲裁”这个词颇受欢迎的原因是，这个词具有美好的内涵，并不是人们对当前的局势有了全面的认识，寻找出来的解决方法。在两年间已经发生了两场战争，任何一场战争所追求的正义目标都不是温和的方式能够实现的。当美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已有40万人死于饥饿，这主要是由于西班牙人镇压反抗而采取的集中政策造成的。美国对西班牙发动战争不仅因为人道主义，也因为西班牙不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对它的殖民地进行管理。而我们也不再相信西班牙的承诺，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它不具备实行健康统治的能力。

英国发动对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争，一方面出于解除压迫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不是以代表权为基础的征税就是暴政”这样的一个普遍原则。一般情况下，英国不会为住在海外且处于不良统治下的公民索取公民权。不过，德兰士瓦90％的收入是英国居民创造的，因此英国希望其政府给予英国居民平等的待遇，但遭到了拒绝。我们要知道，在南非，不仅英、美的权利遭到了践踏，而且德兰士瓦为鼓励外国人居住制定的5年内可获得公民权的法律在未到期时就被修改了，剥夺了他们应有的权利。

英国和美国分别参加了上述两场战争，而且参战的一方没有得到另一方的实质帮助，只是从对方那儿得到了真诚的同情。相对而言，这种同情在德兰士瓦战争中不那么引人注目，一部分原因是南非的问题不是太明确，无法让人一目了然；但主要还是因为许多生于异国的美国公民对自己的出生地有着亲近之情，这种感情不太受到对美国利益认识的影响。

尽管如此，英美之间仍有着坚实的联合基础。它们两国的理解不仅体现在利益和传统方面，也体现在平等和法制观念方面。只要这种认识与日俱增，两国就会越来越被共同的精神维系，还可能建立具有联盟意义的关系。为使这个集团在种族和精神上都更加完美，其他的条顿国家也应该加入，尤其是德意志帝国。对这个目标我们要耐心等待，人为促使这一过程早早结束绝非一件好事。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英美的日益接近作为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对第三方的加入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通过上文的描述可得出如下结论：当今的时代特征和共同利益的需要都表明了英美之间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性，而有着同一的语言和种族起源的德意志帝国也可能加入这个行列。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各种因素使欧洲拉丁国家的权力和影响与条顿国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意大利的统一使事情有了明显的变化。新的意大利在地中海占据了战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对于欧洲的重要性甚至远大于加勒比海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另外，政治局势还使意大利和法国位于政治天平的两端。

意大利的利益要求和拉丁、条顿国家的需要是吻合的。后者要保证在利凡得的主导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对于海上强国的它们来说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极有意义的是，形势使意大利这个拉丁性的国家和欧洲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这样就保证了我们与拉丁文明的合作。而且，对当今局势尤为重要的是，意大利这个伟大罗马的直系继承者已经明白了它的利益所在，将以意大利为中心再现拉丁文明的光彩，这对从拉丁文明中获益的国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四、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

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所产生的进步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因此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接受欧美文化，必要时可借助于武力。

一场将至的极具破坏力的灾难迫使欧洲国家认识到了它们在亚洲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截至目前，由于死守固有的保守观念，欧洲国家对它们在亚洲利益的认识和美国随时代进步形成的行为标准是格格不入的。

美国人民是欧洲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他们和欧洲大家庭有着紧密联系。日本也与此类似，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体现了它的优秀品质，因为实行这种转变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它要求很大的决心和毅力。日本没有忽视或贬低自己的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而是看到了外来事物的优越性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制度和文化体系当中。假如只是明显的物质进步构成了日本发展的全部内容，那么，这种情况将令人不安。不过，日本在促进物质发展进步的同时也看到了欧洲文化方面的优势，这是值得肯定的。日本的巨大变化，将会引导亚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去寻找能使自己新生的变革力量。

日本的变化是我们条顿祖先经历的再现，而对条顿产生影响的是罗马的政体和基督教。今天欧洲文明给日本和我们带来了种种好处，这使人认为这种文明没有进入政治和道德的衰败状态。而这种衰败曾经发生在罗马身上，就是在当时开始扩散的基督教对其也没有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所以，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勃勃生机不仅未衰减，还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这表明西方文化在亚洲也是可以发挥好的影响的。不过，与日本物质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相比，基督教的观念在日本的传播时间不长，还未达到完美的地步，因此不能独立发挥影响。日本需要借助可见的物质成功鼓励国民接受外来观念，而这些观念隐藏于物质表层之下，只有努力观察、认真分析才能认识它们；通过长期实践及新思想的变革力量才能使其真正为我所有、为我所用。为此，日本必须虚怀以待，发自内心地接受它们，这样做，也会得到欧洲国家的善意对待。因为它们并不想在亚洲建立自己的翻版，而是希望曾使它们进步的力量也能让亚洲获得重生。是什么使一个国家不同于另一个国家呢？欧洲国家的健康发展说明了两个因素：一个是国内进步和个人完善；另一个是对外来影响的积极反应，这一点的缺失则预示着衰败业的开始。

当前我们仅在日本看到了亚洲人民对欧洲文化的热烈欢迎。如果可以通过结的果实来判断一棵树，那么在这种欢迎态度中我们看到了日本人民对能够促进他们幸福的条件的巨大希望。这个条件就是个性自由，它与法律相结合就能满足增进普遍福利的需要。从日本与大陆的亚洲人民对待欧洲文化迥然不同的态度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岛国环境对日本的影响，这种环境促进了民族个性的演变。同时，它还可以产生令人振奋的力量，凭借这股力量，日本采纳的新的政治制度可以在其他亚洲国家中得到扩展，从欧洲国家学到很多而迅速崛起的日本也会成为亚洲的榜样。岛国带来的安全和孤立会使一个国家具备很强的个性，这比任何品质对国家的影响都大。但是，我们不能将个性强等价于裹足不前，更不能把坚定和偏执相互混淆。不过，亚洲国家的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是消极有害的。这就好比石头虽然坚硬无比，但风化却能使它变得脆弱；石头没有生死也不会开花结果，但侵蚀使它处于自我消亡之中。

虽然中国受到所有欧洲大国、美国和日本的关注，但当前的形势限制了它们为了共同的目标采取行动。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各国所执行的政策只是在表面上发生了变化，局势在本质上并没有大的改变。北京政府的残暴和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遭遇的不幸（指义和团运动），只是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暴露了隐藏在表层下鲜为人知的情况，在东方，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没有发生变化。今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件在1000年前的东方也可能发生过，因为东方一直是止步不前的。在我们身上也可能发生相同的事情，将隐藏的残暴显露于世。不过，与500年前相比较而言，这类事情发生在今天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不会得到宽恕。这类事情大部分是隐藏在漠视之中的恐惧的产物，这种漠视在文明基督教国家的最落后的地区也会发生。不过，与滞后的亚洲相比，这种情况在这些地区发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且也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

尽管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各国产生了影响，但决定各国政策的根本形势没有发生变化，即中国之外的全球范围内的状况没有改变。目前，各国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使得它们为了各自的荣誉，不得不对中国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在进行这些行动时，为了利用正义的惩罚实现当前局势下的共同目标，它们终止了利益竞争并使用共同的方针掩盖了政治分歧。不过，一旦对中国的反击成为过去，各国之间的利益纠纷又会成为现实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如此，各国不会忘记过去的经历，它告诉我们相互对抗和利益冲突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当前局势下，欧洲各国已经认识到了它们在亚洲的利益有一致也有冲突。一致性体现在它们都希望亚洲国家加入基督教国家的行列，而且是通过国家内部的进步实现的。就思想和实践两方面而言，这个设想切实保护了各国的利益。因为它针对的是未来，这个目标不是一个幻想，而是和不断因时变化的过程相一致的。

美国政府也同意上述观点，还用书面形式说明了两个相互补充、相互矛盾的认识：一是必须强调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是尊重中国政府及中国的独立。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很有意义，虽然它针对的是最近的事件，但它的主要用意是表明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态度。该态度强调了我国人民一直以来的普遍倾向，并就最近的情况做出了政策规定。在美国的立场中，我们看到了理想主义和务实才能的完美结合。后者使前者看清当前局面，并为此做出修正。就像水手看到前面出现了一个未做标记的浅滩时，要转舵绕道而行，待看到深水区时再恢复自己的航向。

上述做法体现了美国领导者的聪明才智，进而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不过，普通大众作为这些行动的最终评价者，它们对近年发生的各种事件也要特别留意。通过分析当今的政治局势，我们能够发现它为我们提供的机会和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一定要履行这些责任，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的领导人在行动时要考虑人民的意愿，为了使这些意愿与现实紧密联系，领导者一定要对现实了如指掌，并根据各种情况判断未来走向。这个过程一方面要观察现实，另一方面要做出合理的推论。国家政策的方向就是根据它与现实的结合制定的。假如做到了这些，国家的措施就有了保障，政府就能很好的运行，人民也会支持、拥护它，它就会变得无比强大。连我们在内的普通大众经常被人们抱怨反复无常，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变幻不定，而是现实常有不同的表象，从而导致人们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准确地认识现实。

现实又是怎样呢？19世纪末，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使商业成为了所有强国的竞争目标。即使有的国家不敢奢望自己成为商业霸主，但也希望增加至少保持自己已有的商业份额，这一方面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力，另一方面取决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竞争中，大多数的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状况不满意，而有些国家在这方面却有着明显优势，例如美国就有丰富的原材料及对它们的使用能力。仅从商业角度来说，这就使得各国的起跑有着明显的优劣之分，而由自然资源造成的差异是很难消除的，绝不会因人的急切心情有所改变，于是，许多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自己侵占的地区内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进行兼并或者培养强大的政治势力，但这两者均意味着使用暴力，从而会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因为谁也不愿意自己的权利被剥夺。这就使竞争转化成了冲突，而陆地或者海上的军事力量就成为斗争的工具。

在欧美地区，领土已经分割完毕并且固定下来，而且疆界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不会改变全世界的商业形式。澳洲大陆也被分割完毕，文明国家也安排了它周围海中岛屿的政治归属权。非洲大陆的状况也与上述情况相似，只有极少的地区例外，该地区的商业由在那儿有着稳定权力的强国所操控。不过，非洲居民的稀少和落后使得它在商业上的地位无关紧要。

现在就只剩下亚洲了。上文已从世界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亚洲的局势，在此有必要对各种结论做一个总结，以便能更好地进行我们的考察，尤其是美国提出的政策。如前所述，当前亚洲正处于动荡之中，容易受外来影响进而发生改变。在地理上，它位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包括亚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大部分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华帝国的绝大部分。在两条纬线的南北，英国和俄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利。由商业控制促成的军事力量使得这两个国家一个以陆地为根据，另一个以海洋为依托。同样已经说过的是，依靠政治渗透而不是商业竞争在远东谋求商业控制的行为左右着陆权和海权的抗争。就亚洲问题而言，在俄国和英国身上充分体现了军事力量的作用。它们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而它们发展商业的手段也形成了强烈对比，一个提倡自由贸易，另一个则主张通过一切方法进行独占。

前文还曾提及，亚洲之外的一些强国，它们和英国的目标及实现手段都非常类似，而且，与英国一样，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遥远和在世界其他地方有着关键利益，它们也不能在中国境内充分使用军事力量。这是早已存在的一个缺点，如今得到了更好的印证。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受到的影响要小：一是经由最短的航路，美国离东亚更近；二是美国可以凭借海洋航线，自如地采取对外行动；三是美国的财富巨大且日益增长；最后一点是，美国在亚洲有位于海上的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对美国的防卫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由于太平洋航线到东亚的距离比较遥远，美国难以对东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而它也尽量避免这样做。日本虽然距离亚洲大陆很近，但是它有限的幅员、稀少的人口、不足的财富会使它的力量长期受到限制，因此也无法对亚洲采取行动。

基于上述原因，海上国家要想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就不能通过武力解决，虽然多少需要一点暴力手段，而是发挥各自的优势。这种优势最明显也最令人信服的表示就是来自商业的种种好处。我们希望道义精神可以借助商业进行传播，人一旦拥有这些，他们就会意识到人的存在不仅仅为了物质享受，也要担负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样亚洲的复兴就有了希望。目前，除了英国和法国，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以海权为后盾争夺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的。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洋商业上，海上国家期望从中获益，并通过合作影响中国；另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军力量上，海上强国依靠它来维护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防范其他国家使用武力将它们部分或者全部排挤出中国的企图。针对这种企图，前文对当前的军事特征和政治形势做了探讨，在此无须赘言，但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这个例外针对的是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商业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多做介绍。长江深入中国内地，很大的轮船可以从海上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位于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要依靠长江与外界进行交往。地理上，长江位于中国南北之间，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均有重要影响。所以，在长江流域建立了势力就是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能通过长江与海洋进行沟通；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对其他方面地位的提升也会有所帮助。由此可知，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谁就具备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因此，海上国家应积极地对长江流域施加有效的影响，中国由此得到的好处也会扩散到全国。因为在长江流域播下一粒种子，就会结出100倍的果实，其他地区也会有30倍的收获。

不过，商业好处只是欧洲国家如今对中国施压的一部分原因。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相互影响的问题不能一直被忽视，也不能因所谓的独立国家拥有自主权而延误彼此间的交流。因为这种相互影响已经开始，既不能折回去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引导这个过程，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这两种文明自由发挥各自的影响。各国坚持要求中国给予它们自由买卖的权利，但并不要求中国人一定与他们进行贸易，中国人可根据自己的获利动机决定如何行动。这样，我们的思想也要求能在中国自由传播，而中国人有自由交流的权利，我们并不强迫他们倾听或者接受什么。后一种思想的要求与前一种贸易的要求没有多大差别，也不应该被否定。如果我们得到的好处只是中国商业上的开放，那么，一方面中国会因为我们向它提供的物质上的好处变得富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我们的精神和道义力量缺乏准确的了解，它对上述力量的运用又让人无法把握，这对于我们和中国都是相当危险的。当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未能履行我们的原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会失去合理性，而且应承认的是，即使未能很好地遵循它们，我们照样能获益；但是，在履行准则方面的缺失会使我们无法达到圆满。回顾历史，我们也许会受到鼓舞，因为忠于理想的人产生的影响一直在发挥作用，并将持续下去。

处理中国问题的目标是：一、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二、坚持广义上的门户开放。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在商业上开放，也要对来自欧洲的思想和各个领域的欧洲教师开放，但后者必须是自愿来华者，不能是国家政府的代理人。就实际意义而言，对中国进行思想影响远比给它物质帮助更重要；对欧洲国家来说，如果中国变得强大，但没有被它们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观念所熏陶，那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所以，对传教活动的强烈反对是荒诞的，也不符合追求和平发展的目标。在欧洲，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者科学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虽然基于量和质两方面的认识，人们对基督教在欧洲产生影响的性质和程度有不同的意见，但影响的确存在。单就政治观点而言，基督教思想和欧洲其他形式的活动有着同等进入中国的权利，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不满也不应该作为将基督教排除在中国之外的理由。另外，修筑铁路并非基督教的活动，却触怒了中国人，只是由于政府的关系敢怒不敢言罢了；而中国政府同意传教活动的做法，并不能使中国人对基督教士的话洗耳恭听。在中国贸易开放的每一步进展都是施压促成的，而施压的方法就是战争。商业可以借助直接或间接的暴力进行，而思想却只能靠言论的自由传播。

既然现在的世界发展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在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上，美国的公民有必要考虑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并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体现在目标和能力两个方面：目标上的准备是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分清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选取行动方向形成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必须明确。能力上的准备是物质行为，包含两个相关要素：做好必要的武力准备；按政治形势的需要减少义务。这会使我们节省力量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我们应着重考虑政策和能力这两个主要方面。针对中国最近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我国政府就它的目标和原则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我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执行在过去行动中有所体现的政策。对我国人民来说，他们要做的不是制定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良知，是否符合他们的是非感，是否体现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期望。我对我国现行政策的阐释如下：我们坚决要求获得平等的商业权力，同时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及独立选择政治制度和制定政策的权力，我们绝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只要不发生在国际范围内难以忍受的事情。

在阐明这个政策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该政策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并不一致。对于这些差异不必大惊小怪，但也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将其当作可能会对我们政策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考虑。这种影响不会使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发生改变，只是提醒我们针对这些分歧做好充足的准备，并判断哪些是不重要的问题，不值得去计较。因为在不必要的问题上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不仅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且可能削弱我国的实力。

简而言之，我们没有把握能得到随“门户开放”而来的商业利益，除非我们为争取中国的开放采取相应的手段；我们也没有把握能使中国的领土保持完整，除非我们不仅发挥道义影响，必要时也采取一切手段反击任何排挤我们的商业、削弱我们的影响的专断行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影响是正义的，它来自于一个尊重他国人民自主权并尽力发扬自己信仰的国家。不过，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中国的代表人物认识到我们愿意而且有能力帮助他们抵制各种不合理的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短期利益，而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虽然我们与这种利益是不可分割的。这些原则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会有具体的体现，但我们可以先在一般的意义上肯定它们，使它们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还要被他人普遍了解。最近我国政府向别国发出的声明就体现了这些原则。

我们要告诉那些国家，美国政府不会让中国的问题放任自流。中国应该接受外来的正确政治观点和高深的思想，并把它们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进而从内部实现应有的变革。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新生，仅凭外来压力也不可能使个人身上的素质被国家组织所拥有，变化只有始于内部并以其固有的或者植入的活力为条件，才可能取得成功。不过，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自我更新、从外界自觉吸收和消化精神营养的内在动力，但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具备了这点。当然，日本并没有主动去寻求压力，只是迫于外界压力才进行的变革。日本只是曾经排斥过外来思想，而中国在与外国有了长期的接触之后，还是反对吸收那些可以使自己重获生机的东西。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必须让中国对欧美文明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无论美国的态度如何，上述工作一定要进行。不过，我们能无视对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拒绝给予我们的支持么？况且，我们对国家和个人的尊重能够使我们提供真正无私的支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尽管形势紧迫、任务艰重，但菲律宾的获得为我们赢得的充分准备使人们相信我们是上帝的使者。神圣的使命使我们不能不顾现实情况莽撞行事。由于方案众多，计算各种方案得失时要考虑或协调的利益广泛，所以我们的决定关系重大。决定是为目标服务的，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为了在关键时刻展示我们的实力，我们要轻装前进，抛弃任何会分散我们力量的种种牵挂和偏见，就算会有牺牲也在所不惜。因为要想成功就要集中精力于一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任何杂念”。

如果我们一定要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力并使其发挥作用，我们决不能篡夺中国人民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目前，长江流域是我们的利益中心位置，但是假如再发生像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那时候我们采取的行动也可能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虽然商业和思想上的门户开放应该是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最容易实现的地区是中部，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因为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以驶至距离海洋600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大的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功效，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抵制外来侵略行为的后盾力量。

目前，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集中在长江流域，因为将一个地区控制在自己影响范围内的最好方法，是找到一个中心点而非四面出击。在此，我们发现几个强国的利益斗争有演变为对抗的危险。不过，这不表示我们需要建立会限制我们自由行动的联盟或者明确反对某个国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行动上的自由无限放大，但我们的言语常常会有这种倾向，体现了我们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过，这个能力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这个限度还想继续行事，合作就是必要的了。这种情况下，利益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是行动得以协调，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和我们在东方有关系的国家中，英国和我们在利益的性质、法律法规、道德规范方面有着最多的相同之处。因此，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合作并不意味着放弃无处不在的选择自由的道义责任。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保证行动上的独立，而无条件的条约可能危及我们的自由，因为它要求我们为一无所知的未来作保证。

为了确保门户开放目标的充分实现，不仅要在中国显示我们的力量，而且要在海洋交通线上显示，尤其是经巴拿马地峡的最短航线上。任务的广泛要求相关国家分工和合作。因为在目前陆权和海权的对抗中，没有一个海上强国有能力独自制定并抵御俄国的庞大计划，即使只在几个关键地区与俄国相抗衡也会令一个国家疲惫不堪。

欧洲和美洲都是通往远东的交通要道，前者取道苏伊士，后者经由太平洋。然而，目前我国的国内财富分布状况和海外交通状况要求我们开辟由我国的大西洋海岸经中美洲地峡通往远东的航道。这样，美国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将经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就像欧洲航线经苏伊士一样；对欧洲航线而言，地中海、埃及、小亚细亚、红海和亚丁都是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而加勒比海、将来出现的中美洲运河的周边地区、夏威夷和菲律宾对我们也有类似的意义，它们的重要性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但是，我们保护这些地区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还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的责任感使我们背负起这个任务。在这里我不是想说我们有义务为那些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强国服务，而是想表明在未来的太平洋商业上，在中国的发展上，我们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和他们应该相互扶持，并且应耻于得到比我们给予多的东西。随着我国实力的逐步发展，我们有能力要求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拥有主宰地位；而且在我们曾经遭遇抵制的地区，我们已获得了英国的默许。这是我们外交胜利得到的好处呢，还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另一份责任？答案当然是后者。这不是因为英国的利益与我们有所关联，而是共同的利益和对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的责任使得我们和英国需要相互支持。仅仅在东方达成协议是不够的，我们双方还需要维护从各自海岸延伸出来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我们在远东的实力才不会因为必要交通受到封锁而有所下降。因此，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大西洋也要如此。一方面为了防卫我国海岸，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国海军的主宰地位十分必要，这不仅可以确保运用地峡运河增进我国的贸易，还能促使我国海军迅速进入太平洋。

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不是加大我们的分量就能实现的，还要衡量天平两端的现实状况。不过，当前的情况可以说明，我们想提高我国世界地位的想法不是一支无关轻重的海军力量可以实现的，它也不能免除我们作为国际大家庭一员的义务。在这个大家庭中，各国经常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并通过实力得到维护。我们还要考虑这种情况，巴拿马运河投入使用后，我国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支舰队只能借助一条人工航道相互支援，而且这条航道又特别容易被切断。这样，中美洲运河并不能像一条天然海峡那样具有一条陆地间通道所应具有的军事价值。凭借这种价值，一支部署于中央的海军力量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有效行动，从而稳定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形势。就像一支部署在马耳他的强大舰队既可对直布罗陀，又可对苏伊士施加影响，因为它通往这两个地点的海上通道是畅通的。这种情况下，仅有的问题就是这支海军力量的大小了。从苏伊士向印度和地中海施加影响就既取决于军事力量，又取决于运河的开放情况。不过，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地势天然平缓，它遭到切断的可能性要低于依赖船闸的中美洲运河。

在加勒比海巩固美国的海军地位有利于地峡运河的使用，而地峡运河可以缩短美国的大西洋沿岸与东方的距离，使美国的商业在东方顺利发展。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就一定具有所有军事共有的特征，那就是足够的安全绝对不会等同于绝对的安全。因为军事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危险都会存在。不过，通过各种手段可以获得一种对自己绝对有力的局面。

要想获得这种局面，我们建立一支实力强大的海军是有必要的，它可以应付各种紧急情况，也可以确立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统治地位，使其他国家明白我们的权威力量是不容挑衅的。因为只有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立场得到所有国家的普遍认可，我们才有把握地峡运河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为我们的商业发展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就获得了一种对我们而言最安全、最有利的局面。

另外，直到今天为止，只有英国曾经试图挑战我们在加勒比海的主宰地位。而英国对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的兴趣起源于18世纪，当时英国的主要出口贸易商品就有南美的糖，所以英国人才一直想把西班牙的殖民地据为己有，在他们眼中它是有利可图的宝地，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因此，在四五十年前的加勒比海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英国与我们美国是对立关系，毫无疑问，我们的门罗主义政策也无法使英、美的利益进行有效的调和。但是，近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事件改变了这种情况，英国对这些变化有了充分的认识。这些变化在印度和南美这两个地区也有所体现：在19世纪初期，英国贸易额的四分之一来源于印度，而今天的印度对于英国来说却是可有可无的地区；虽然南美的情况不像印度那么糟糕，但它为英国带来的利益远远比不上正在日益发展的其他地区。

基于上述情况，英国默许了我们在加勒比海处于统治地位，这种倾向将会继续提高。这是两个长期存在的事实促成的，一是英国放弃加勒比地区更有利于它在其他地区利益的顺利发展；二是我们与英国有着部分的共同利益，这就要求英、美进行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所以，我们会为英国的利益竭尽所能提供我们的帮助，我们也衷心地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和援助，尤其是当我们在加勒比海与其他国家发生政治冲突时。

显而易见，英国在近期的美西战争中给了我们美国道义上的支持。曾经有位值得我信赖的权威人士说过，英国不仅不会参加任何一个限制我国使用武力的国际联合声明，而且它还会积极地反对这种活动。英国人已经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了它的诚意，这要比任何华丽的说辞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可以把英国的态度称为友谊或者谋略，不论哪种称呼都体现了我们有共同的利益，需要相互扶持、相互帮助。虽然我们不能指望华盛顿曾经说过的每句话都是金科玉律，因为有些话只能在特定环境中使用，但有句话却是在任何时代都适用的：“根本用不着想象政府会一直按照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标准行事。”因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国家谋取福利，它没有理由也没有义务去做其他的事。

道义支持作为一个政治因素，它的基础是利益的一致性和政治策略的相似性，这就会引起人们的怀疑，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它是否还会产生其他的作用。例如，它是否会转化为物质上的互利互惠，它是否会促成某些国家的结盟等等。英国和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对立关系已经消失，传统的敌对情绪被现实中的共同利益所取代，它们都在为如何使中国进行广泛的门户开放而努力。就目前中国的状况而言，英、美均不希望它被外来势力控制、兼并或者瓜分，这既与美国的门罗主义有关，也因为中国保持统一对它们在中国的利益更有帮助。这个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英、美的合作，而它们在中国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但是，美国为此所做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只有在军事上有了充足的准备，才能应对各种突发的状况，这样目标才可能真正的实现。

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人认识到了两国为了共同利益合作的意义，但是另一部分人对对方还存在着过去的敌对情绪，这会成为英、美前进道路上的阻碍。我们无法消除那些人的偏见，但我们可以不受他们想法的影响。虽然有时候情绪产生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它是短暂的、一时的；而基于现实基础为了共同利益采取的一致行动，却是长期的、持久的。谁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是显而易见的。

门户开放政策对于英、美都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它能使美国的对华出口贸易额占到最大比重，那美国将会成为中国门户开放的最大受益者。除此之外，英、美的行为准则也十分相似，他们都认为瓜分和兼并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虽然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的行为好像违背了上述准则，导致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对英国的偏见更深，但他们总有一天会明白英国这么做只是使德兰士瓦共和国有更好的发展，就像我们攻占菲律宾及100年前合并南部邦联一样。今天存在于美国人中对英国的偏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历史遗传，就像当初为了加勒比海问题英国对我们的敌意。不过，这些情绪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它与美国的利益是相悖的，这就使得它总有一天会消亡。但是，这种情绪对我们要建立一支力量得当的海军会产生消极影响，而海军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就如蓝天对于雄鹰的意义，在紧要时刻它会发挥关键的作用。

欧洲社会与赤道以北的大西洋相邻，我们认为它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这个地区内的领土边界情况已基本确定，而且它不会受到国家利益冲突的影响，由此形成的政治局面也是相对稳定的。而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则是大相径庭，因为各个国家对它的关注刚开始。400年前，随着美洲和好望角被人们探索发现，地中海在世界中的主宰地位由大西洋取代。在过去的50年中，亚洲成为各国注意的焦点，它们都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去挖掘里面可能存在的宝藏。人们随之而来的担忧是，各个方面均有差异的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时，一定要强调欧洲文化的优越性和实时性，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各个方面。它的生命活力和价值不仅在盎格鲁—萨克逊种族身上完美体现，在英国持续健康的发展中和英、美殖民地区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今天欧洲文明具有的特征，是传统文化与现实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在很久以前的传统中就有它的雏形，把它和具体的行动相融合，经过不断的传承发展，在今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英、美的责任是使它更好地发展，不仅造福它们，也为推动世界的发展贡献力量。美国是多民族聚合的国家，由于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法律传统，他们才能够团结一致、扶持发展。这种传统在孤立的环境中衍生、保持、发展，还从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古老家园中吸取养分。它具有强大的改造力，吞并了与它有着政治联系的所有种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由于美国的政治力量充满活力，它有责任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这份力量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当然，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肯定会遭遇其他国家的阻挠，因为这种做法可能损害到一些国家的利益。不过，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即使要有所牺牲，我们也是心甘情愿的。

我们贡献力量的区域很明显应该是太平洋和东方，因此，我们绝对有必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保证我们在加勒比海的主宰地位不受威胁。上文已经说到由于共同的利益我们和英国进行了合作，我们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因此我们不用担心会有国家对加勒比海下手。这种局面不仅有利于我国的安全，也能减少在海军上的支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思考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还对英国存有偏见应该吗？产生这些偏见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有些人是否也该放下呢？与时俱进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为了我国未来的顺利发展，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从大局出发，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英美两国基于利益的一致性和传统的相似性建立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结盟可以体现的。反之，同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不值得大力提倡。英美两国在亚洲会与许多国家相遇甚至产生斗争，这就要求它们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要有明确的认识，尤其要小心应对与它们的观点相悖的国家，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虽然我们和英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我们两国的政治体制却是完全不同的，这两方面决定着我国海军的运用。但它们却向以前提出的原则发出了挑战，因为那个原则可以决定海军的规模。我认为那个原则在今天也是对的，就如同以前那样。我并不是否定我国这几年的进步，也无意否认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只是想说那个原则是正确的，虽然它在新形势下产生的影响会有所不同。我们要想正确地分析今天的形势，就要把它与很久的以前相对比，找到制度形成的根源，挖掘出它里面蕴含的民族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谁与我们是真正不可分割的，更好地指导我们将来的行动，使我们找到利益的中心点。

在当前的形势下，由于我们和英国为了共同的利益有着合作关系，而一方力量的强弱会对另一方的利益产生影响，在我们尽力帮助英国的同时，我们衷心地希望英国强大的海军在英、美合作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海军对于英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在维护国家安全、保持领土完整方面有巨大的意义。而我国就不是这样，一方面由于我国在海外没有获利巨大的领土；另一方面我们不担心与外界的交通被切断，因为我们仅仅依靠自己就能保证国内的发展。所以，单单针对我们的国内发展而言，海军是可有可无的。不过，为了我们和英国的合作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愿意倾尽全力组建一支规模较小的海军，为英美两国的合作服务。

但是，由于英国需要用到海军的地方很多导致它不能在我们有需要时及时给予支援，所以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创建力量足够强大的海军。它可用在以下几个地方：一、可能出现敌对力量的东方和加勒比海；二、必须握有控制权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三、极易被暴力阻断的将要建设的中美洲运河。我国海军力量的强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大，它只会随着我们对亚洲认识的深入而改变。

影响海军力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人员，这点常常被我们忽略。由于操作各种机器的人员是过剩的，我们可以把他们编织在一起形成常备力量，在必要时他们就能发挥作用。在100年前的帆船时代，任何一个商船水手都会使用枪炮，所以，当时很容易招募到海军的预备人员用于突发的战争。

但现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的商船上的大多数人不会使用枪炮，他们对于战争没有多大作用。在战争时，一艘舰船上的人员中这种人最多占到三分之一。而常备军的计算要以战争时为标准，战争时所有人员的三分之二组成和平时期的常备军，另外的三分之一在战争来临时临时招募。

为了使我国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我们有必要考虑扩大我国的责任。具体体现在：为了在太平洋和亚洲获得更多的利益，去反对欧洲国家侵占南美洲顶端国家的做法是否明智、是否符合道义精神？虽然英国忙着扩张领土、占领亚马孙河流域以南的国家，但这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与那些国家没有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况且众所周知的是，他们讨厌我们。这可能与我们干预欧洲侵占它们的事情有关，我们的立场在战争时会受欢迎，平时则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但是，由于中美洲地峡对我们的意义非比寻常，我们绝对不会允许任何力量控制属于它范围内的地区。我们却不会关注美洲南端，因为它远离我们的本土，对于我们的价值不大，而我们需要把精力放在更有利益的地方，比如亚马孙河流域。它对我们的商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它表现出的商业价值是很明显的。由于国际谅解的功劳，这个地区被迫向所有的国家开放，而我国也要在此争得一席之地，把它作为门罗主义在各地区是否适用的分界线。

注释

①条顿是古代日耳曼的一个分支，公元前4世纪时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区，后来逐渐和日耳曼其他部落融合。后常以条顿人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后裔，或是以此称呼德国人。

第六章　美国的利益

一、美国向外看

英国可能是我们最难对付的一个国家，因为它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临近我国海岸的地方还掌握着坚固的据点。为了避免英国和我们的争端，与英国合作是首选方法。

从各种迹象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美国人的对外想法在逐渐发生变化。因为在过去的25年里，主流观念是发展国内市场，这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也为政府指明了发展方向。由此而来的是排外思想，排斥一切可能冲击国内市场的想法和做法。这样做导致的后果就是，在接下来的25年里我们的利益可能遭到其他国家的侵犯，我们也许会失去原有的优势。我国的贸易出口额能维持在较高水平是由于国内有着丰富的资源，而不是其他国家要求我们开放受到绝对保护的制造业。

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美国人极力保护他们的工业，从而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拒绝与外界交流。使得美国的工业就如同近代的铁甲舰，装甲虽厚但引擎和火炮威力不大，防御尚可但攻击就有待商榷。在美国内部市场得到充足的保护时，它外部的世界市场也在飞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有走出来，融入国际竞争，才能使自己永远充满活力。

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思想是开放的，只要商人意识到国外有获利的机会，他们一定会冲破难关、想方设法得到它，这种情况不会因保守人士的反对或者阻挠发生变化。值得欣慰的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曾经支持保护主义的领导者由于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得出了美国有必要与外界互通有无的结论，他积极支持调整关税，促使美国商业向其他地区扩张的政策。而各个派别的人也都赞同布赖恩先生在最近一次讲话中的观点：“对于像我们这么巨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只是生产仅供我们消费或者使用的东西并不是一种让人渴望的上帝的安排。”这位知名人士的话给美国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在近来的关税立法发生的变化中也有所体现。

我们态度的转变表明了我们对当今局势认识的深入，我们明白了要想很好地为国家谋取福利，只有国内市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入国际市场的竞争才行，将国际市场与我们的巨大生产能力相结合，这样产品和市场相互联系的环节运输就形成了。如同英国，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的完美组合不仅给英国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促使它成为海上霸主。由于航运和市场均不在我们的疆域内，在我们肯定它们的重要性的同时就要关注我国与世界的关系，这和我们原来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大相径庭。我们要想深刻地理解这些道理，就要知道我国和东西方遥遥相望，以及我国的海岸濒临大洋，而与大洋相邻的海岸对我国发展商业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我们的政策发生变化时，世界也处在动荡之中。欧洲的动乱与我国的关系不大，我们没必要为此浪费精力。但是，欧洲海上强国的目标不仅仅是陆地，他们要进行商业扩张，还要在远方树立威信。这就使得我们卷入了他们的争斗之中，尽管我们现在的对外政策还不完备。萨摩亚群岛的事件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欧洲国家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反应迅速，以确保我国未来的利益不受影响。目前，夏威夷群岛内部的矛盾越发激烈，我们必须在此树立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影响力。现在麻烦最多的是德国，它的商业活动和扩张政策与多个国家有所冲突：一、在加罗林群岛和西班牙有矛盾；二、在新几内亚划分上与英国有冲突；三、萨摩亚事务；四、围绕西太平洋群岛和美国发生纠纷。这一系列的事情促使我们对德国格外关注，从而我们了解到德国的扩张更多的来源于国民性格中的好战因素而非政府的有意政策，德国的政策只是顺应民意罢了。这种情况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不是好现象，因为它们有随时遭到侵犯的可能。

欧洲地区动荡不定，它之外的世界也是如此。地中海、中美洲和许多太平洋岛屿——尤其是夏威夷群岛，这些地方的动荡源于它们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商业意义。与以前相比，大部分的国家更加厌恶战争，大家都希望维持和平的局面，谁也不愿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和混乱。但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必须拥有和其他国家一样甚至超过它们的实力，只能是增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想方设法减弱他人的力量。

此外，争执的解决不能依靠国际法的规定或者基于公理的裁决，尤其是弱势一方代表着正义的时候。比如，有关白令海海域海豹猎捕的争端问题，我国的主张就极其符合国际法规定。但是，当我们想将它转为实际行动时，这不仅和我们对于国旗尊严的民族情感相抵触，也和实力强大的英国间接发生了冲突。英国不仅具有强大的海军，而且还有其殖民地人民对它的忠心，因为他们认为英国的力量是可以依靠的，尤其作为英国较大殖民地的加拿大，对于英国的意义更是巨大。所以，尽管与我们有冲突的是加拿大，后者却利用英国来牵制我们。单单就英国本身来说，它与我们合作对双方的利益都有帮助；但是加拿大的要求却改变了这种情况，因为加拿大是连接英国和其在太平洋的殖民地以及海上利益的纽带，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欧洲爆发战争，英国可能不能保证经由地中海通向东方的航线是畅通的，但它在由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连接起来的哈利法克斯和基蒂马特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基地，从而有了另一条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比前者受到海上攻击的可能性要小，而且两大基地对英国在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商业和军事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无论我们和加拿大的争端以何种方式结束，都会使英国在加拿大及其他的殖民地中的威信大增。这种同为一体、互帮互助的意识对彼此都有利，也使帝国联邦体制充满活力、生机勃勃。

上述争端使我们明白了，争端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它牵引出来的各种势力。它使我们确信中美洲地峡的运河建成之后，各个强国之间的争斗不可避免。众所周知，这条运河将会改变以往的贸易路线，提升加勒比海的地位，使它成为像红海那样的重要航道。以运河为中心的大片海域的商业和军事价值将会大大增加，运河本身也会成为至关重要的战略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条约的保障，各个国家就会凭借自己的实力抢夺运河的控制权。而美国需要控制加拿大铁路，即使有其他国家海军对我国的海岸施压，因为我们没有实力争夺中美洲运河的控制权。就美国当前的军事力量而言，运河开通引起的争斗对它的确是一场灾难，对太平洋更是如此。

尽管我国在资源上有着巨大优势，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发挥应有的影响。我们没有，也不愿意拥有力量足够强大的海军来维护我们在该地区的利益；我们没有，也不急于建立确保海军安全的海岸防御；我们没有，也不梦想在加勒比海及其四周拥有如同其他强国那样的地盘；甚至，我们在墨西哥湾都没有海军码头作为行动基地。不过，我不是遗憾我们没有实力建立如同欧洲国家那样强大的海军，我只是意识到了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事实，那就是尽管我们国家的收入盈余很大，但对于海岸长度和暴露地带来说它依然显得贫乏。我遗憾的是，我们毫不关心如何加强我们海洋边界的防护，也不在意怎么才能使海军凭借地理优势在不可避免的争执中（比如最近发生的关于萨摩亚和白令海的争端，以及将来可能在加勒比海或中美运河地区出现的争端）发挥重要影响。难道我们想让德国获取巴拿马运河和尼加拉瓜运河的大西洋出口前方的荷属古拉索岛据点？难道我们默许某个强国从海地购得一个濒临向风海峡（我们的轮船经由该海峡开往地峡）的海军基地？还是我们允许某个国家控制夏威夷群岛？如果出现上述情况，我们是否有力量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使对方知难而退，在萨摩亚可以吗？还是在白令海？

当我们进行军事准备时，一方面要考虑到主要的海军和军事强国距离我国海岸遥远以至于不易采取行动；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欧洲国家的矛盾，它们对于我们变强的顾虑，以及它们无力对付我们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事实上，准确判断英国或者法国会动用多大的力量对付我国的海岸是我们确定海军力量的依据。只要我们的海军力量能够抗击英、法的攻击，并且我们的海岸能受到很好的保护使我们的海军打击想打击的目标，我们的权利就有了保障。不仅有国际法规定的权利，还有法律之外的各种实际权利。如果我们的军事力量足够强大，我们对于海豹猎捕场所的正当要求就有了保证。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大洋上截获别国船只，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城市；由于我们的地理位置和人口优势，使得我们能够对加拿大的太平洋水域及其周边地区随意采取行动。

尽管地理优势会使欧洲国家对我们采取行动时面临种种不利，但这不足以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只有继续加码才能使天平向我们倾斜。上述因素仅仅具有防御性，还是一部分而已。虽然我国的海岸距离欧洲遥远，但不是不可到达的；它们未设防御，只能抵抗较短的时间。如果欧洲出现三个月的和平，任何一个海上强国都可能动用足够强大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侵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处境就相当危险。

如果我们的海防力量不能变得强大，在贸易或战争方面就只能消极防御，永远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我们周围充满了斗争，“生存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词语我们如此熟悉，却很少有时间去细细体会它们想表达的真正含义。我们一直在用合法的程序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即使有时候会对我们造成损害。难道我国的人民就不能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吗？还是任由其他国家一步步侵入自己影响一直占上风的地区而无动于衷？

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有着遥远的距离，这与我们的市场孤立和航海方面利益减少有着重大关系。面对着标明了主要贸易路线的大西洋地图，我注意到的却是相对冷清的地区，如墨西哥湾、加勒比海，以及邻近的国家、岛屿。一条宽阔的运输带从北大西洋海岸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另一条从不列颠群岛经由地中海和红海通向东方。而从西印度群岛发出的是一条细线，它标志着英国在一个地区的贸易量。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目前加勒比海带给欧洲的利益是极小的。

不过，一旦中美地峡被凿通，运河投入使用以后，该地区的商业价值就会迅速提高。因为只要是使用运河的船，就一定会经过加勒比地区，它将成为商业活动和政治利益的聚集点。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在美国防备最强的地区寻找支撑点。大多数的美国人对门罗主义只有浅显的认识，但这个广为人知的词语却对所有的人产生了影响，它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比实际利益还要大，这种情绪引起的争端不是国际法或者道义权威能够化解的，因为争端的起因是利益而不是权利。法国和英国为了未来的长远利益，对所掌握的港口加强了管理，而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中和大陆上，有许多要点掌握在实力弱小的国家手中。难道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落入强大对手手里？我们只有把它们先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具有守住它们的力量，才能使我们的利益不受损失。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认真观察外部世界的变化。我们国家逐步发展的生产力这么要求；日益开放的大众这么要求；美国处于两个大洋之间的地理位置也这么要求，并且会因即将出现的通道而强化。这种趋势还会因欧洲国家在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增加、日本的进步，以及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人们的进步精神而加强。

前文提到，在当前我们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一条横穿地峡的运河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太平洋沿岸会更危险。运河的修建不会使大西洋的海岸更加暴露，只会使大西洋及其所在的国家遭受到更多的外来危险且无力对付它们。而海上强国控制的通道会缩短太平洋海岸和欧洲之间的路线距离，从而使太平洋沿岸的危险大幅度上升。这种危险一方面体现为欧洲可以更方便地派遣舰队，另一方面，是某个强国可以在太平洋沿岸驻扎比原来实力更强的海军，以便有需要时被迅速召回国内。但是，如果我们在太平洋港口的实力能够大大加强，我国的海军优势就有了保障。由于太平洋港口入口的宽度和深度有限，鱼雷艇不能保证旧金山和普吉湾这两个中心位置的绝对安全，因为舰队可以通过炮台，所以，还需要派驻海岸防御舰队，与炮台有效配合反击敌人。这些舰船只能在指定的港口附近活动，它们是该港口的部分防御力量。这些舰队还可以在战争时给海军提供支持，它们不必具备远航的能力，但装甲和火力方面必须得到加强，使它们具备强大的攻防力量。

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没有非常接近我国的太平洋海岸，从而可以将它纳入自己的海岸防御舰队行动范围之内的港口，而英国是否会在温哥华岛部署舰队还是个未知数。因为只要加拿大太平洋海岸的交通被截断（我国一直有能力发起这样的打击），温哥华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这时，英国为了保护温哥华和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就一定会对我国的太平洋海岸施加压力，而我国目前的海防力量绝对阻止不了它。明知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切断加拿大太平洋海岸的交通线呢？整个加拿大的重要性也比不过我们易受攻击的大城市。况且，即使我们加强海岸防护，英国那样做成功的可能性也很高。我们给加拿大造成的损失能与我国海岸贸易被截断损失的利益相比吗？能与波士顿、纽约、特拉华和切萨匹克湾遭受封锁造成的损失相比吗？而英国的确有能力对我国的这些重要城市进行封锁，其他国家绝不会出面干预。

此外，太平洋沿岸各州也需要军事力量的保护，因为在不远的将来它们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而这些地区对于我们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所以我国急需制定相关计划。让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太平洋沿岸各州的重要性，仅仅由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组成的人口却控制着像旧金山、普吉湾和哥伦比亚河这样的交通枢纽时，会在太平洋产生怎样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形成和发展要依靠军事力量做后盾，这需要在三方面做准备：一、重要的港口要筑建堡垒配合海岸防御舰队进行保护；二、设法增强海军力量，做到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攻击力量一定要强；三、我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不能在旧金山3000英里之内建立加煤站（夏威夷和加拉帕戈斯群岛及中美洲海岸均在这个距离之内）。因为燃料是舰船的动力来源，是进行海战不可缺少的物资，所以，燃料会被作为海军战略的中心问题来考虑。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许多国家拥有加煤站，这种情况绝不能在太平洋海岸重演，我们一定要拥有强大的武力，在太平洋先发制人，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

前面已经说过，英国强大的海军及其在我们海岸的据点会使它成为我们敌对国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和我们能够达成谅解，那对我们两国都有利。英、美有着共同的法律和正义是非观念，即使会有一时的偏差，共同的利益也会将它导回正途。虽然英国和我们不可能正式结盟，但希望禀性和观念的相似会激发我们的亲近感，促使我们的合作成功。

二、夏威夷的意义

想象一下：独自拥有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重要据点，而且在足够大的范围内没有任何据点可以取代它，这个情景多么吸引人。

目前，夏威夷长期麻烦的冲突达到了顶峰，我们一直关注那儿的革命进展状况，结果如何谁也无法预料。就像正值壮年的人可能骤然离世，在和平的表象下可能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分裂之源和利益冲突，这导致的后果也许是战争，也许是国家利益的丧失。面临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我们美国也需要做一个决定，一旦有突发状况我们是守是攻。不管我们希望与否，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不得不做的决定。我们还要考虑到，当我们可以前进的时候，如果不进反退会产生什么后果。这对世界的发展形势可能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对我国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

其实，当前并不是一个麻烦不断的时代。我们和英国的利益联系源于传统习惯、思维方式和权力观念的相似，因此，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我们要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意识。虽然美国独立发展了一段时间，国内也涌入了形形色色的移民，但我们的政治传统和种族特征仍然是英国式的。尽管我们在尽力吸收各种各样的文化，但只要它们还未被我们完全同化，我们骨子里的政治组织和精神就依然是英国式的。我们关于自由、法律和权力的观念是英国一点点渗透给我们的，在基本法则方面我们比英国人更加保守。权力和法制观念是从自由精神中发展起来的，这两者一直被我们保持着。这种精神吸纳了我们原有的传统，而我们也发展了这种精神，使英国一直维持的原则（政府应是自由和善意的）得到了保持和传播。如今，在南方，我们想吞并与我们无关的种族；在北方，我们尊重与我们有着同样传统的州；与此同时，我们的目光也锁定了海洋。我国在幼年时，只濒临大西洋；青年时，我们的疆域抵达墨西哥湾；正值盛年的今天，我们又与太平洋比邻而居。我们的脚步不会停下来，我们要在海平面的另一端寻求新的利益，尽管可能存在着各种危险，但为了我国未来的发展，冒险是值得的。

现实情况的发展是我们那样做的依据，而夏威夷发生的事情虽然是这个现实的一小部分，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告诉我们，错误的决定不但本身站不住脚，还会引发一连串的后遗症，导致全面的失败。我们正义的扩张与英国的侵略政策发生了摩擦，英国一直走的是扩张路线而且还会继续下去，这几乎成了一个不容改变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引下，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亚丁和印度都被英国收入囊中，或者是使用武力，或者是借助政治交易，但一直被一股强大又恰到好处的力量所驾驭，向着英国预定的目标前进。不可否认的是，英国的每次行动总会有一个对手在旁边无限懊恼。例如，西班牙一直在为直布罗陀被占领而忧伤；拿破仑也说过，宁愿看到英国人出现在蒙马特尔①，也不想它们侵占马耳他；还有法国对于埃及的想法是显而易见的。

接下来我们简单说一下英国在海上的另一根链条，它由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圣卢西亚和牙买加组成，有利于英国对大西洋、加勒比和巴拿马地峡的控制。但是，英国在太平洋地区没有控制权，对此他们非常不满。太平洋东岸商业的发展要远远晚于它的西岸，而且至今还没有很完善。当太平洋西岸的大门向欧洲冒险家打开时，这里已存在着中日古老的经济活动，它们提供的珍贵的物品受到商人们的喜爱。但是，美洲的西海岸只能提供墨西哥和秘鲁的金银，而这些东西也被西班牙所垄断。由于美洲的太平洋沿岸距离英国遥远，并且没有多大的贸易价值，所以无法引起英国商人们的兴趣。他们只有在利益的驱动下才会冒险，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他们在经过的地区，在通往远方的航线上建立了许多据点。因为要到达北美的西部海岸就要绕过漫长、危险的合恩角，或者横穿更为危险的大陆，所以它是最晚被白人占据的中等富饶海岸之一。当温哥华正在勘察普吉湾时，美国已经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国家了。随之而来的是，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发展使英国再一次掌握了一条线的两端，它迫切希望在两端之间建立一些中继点。在这些中继点中，夏威夷群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是它的商业价值有多高，而是它在军事上具有很大的作用。

地理位置、军事力量、资源状况这三者共同决定了一个海军据点的重要性。其中，天然形成的地理位置最重要，因为它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而后两方面的欠缺可以得到后天的弥补，修筑堡垒可以增强据点的军事力量，囤积物资可以改变资源匮乏的状况，地理位置则是无论如何也变动不了的。

在观念上，临近陆地的海洋和没有障碍物的平原没有什么区别。曾经一位著名的法国战术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大海上不存在战场。”这句话是说海上不具备束缚将士们行动的条件。但是在平原，不管它是地势平坦还是环境单一，人们都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居住在城镇、乡村，并有道路可以相互联系。道路的交会处就是力量所在，道路的数量及各自的价值决定了力量的大小，海上也是如此。虽然一只航船可以沿着多条航线中的任意一条到达目的地，可是距离、便利程度、交通或者风向这些因素决定了它常走的线路。假如航线经过海洋中的据点，这个据点又有很好的使用价值，它对航线就会产生影响力。当多条航线都要穿过一个据点时，这个据点的影响力就会极大，甚至可以驾驭一切。

现在我们把这个假设用在夏威夷群岛上。夏威夷在海洋中的位置相对孤立，它是半径大约等于檀香山到旧金山距离圆的圆心。这个圆的周围是一系列群岛的边缘，圆内分布着一些小岛，其中的一些岛屿（如范宁岛和圣诞岛）已被英国占领。从旧金山到檀香山的距离是2100英里，轮船很容易航行这样的距离，这段距离与檀香山到吉尔伯特、马绍尔、萨摩亚和马克萨斯诸群岛的距离差不多。在上述的岛屿中，只有萨摩亚没被欧洲人控制。

在这节的开头我们就说过，独自拥有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重要据点，而且在足够大的范围内没有任何据点可以取代它，这个情景多么吸引人。此外，特殊位置的岛屿和穿越太平洋的重要商业航线的联系也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不仅是实际运用中的航线，也包括将来肯定会有重要意义的航线，因为夏威夷的事态使我国不得不关注这种情势。上述的圆圈出了一些必然会有交通联系的中心点，此外，即将出现的中美地峡运河也会是一个改变海洋航线的重要中心点。不管中美地峡运河位于巴拿马还是尼加拉瓜，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众多船只会在此聚集，它将是一个举世无双的跨洋商业中心。各国将会密切注视连接这个中心的路线，也会详细考察它与太平洋其他中心的联系。

从地峡通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南美洲的最短航线好像与夏威夷没有联系，但是通向中国、日本的航线还是要经过该群岛。从中美洲到北美港口的船只在我国海岸的影响范围内，这些情况及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力量分布得到了国际上的默认。英国、德国、荷兰也在西南太平洋达成了某种默契用来避免冲突的发生。尽管上述形势是人为的，但它有着客观的需要。

我国的人口、利益、力量在濒临北太平洋东岸的国家中是最强的，因此，夏威夷群岛和我国的联系也是最密切的。尽管中美地峡运河未修通前，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到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航线要经过夏威夷群岛，但这并不能改变在此处美国利益超过英国的事实。这是因为美国有着地理位置的优势，它邻近夏威夷群岛，这一直被认为是对美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合理依据。对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来说，它与南太平洋之间有美国这个距离夏威夷最近的国家的确是件坏事。但是，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夏威夷这个据点与我们在太平洋的利益密切相关，我们怎么会放弃自己的利益去迁就加拿大呢？

从上述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夏威夷群岛的重要性。它作为太平洋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对太平洋地区有着巨大影响，对美国的商业活动和军事状况更是如此。我国临近夏威夷的优势，有利于我国的商业安全和控制海洋。反过来说，得到夏威夷群岛可以防止某个国家占领它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假如夏威夷落入某个强国手中，我国太平洋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国家遭受的损失也不言而喻。还有一点是，我国从普吉湾到墨西哥2500英里的海岸线上不能让任何国家建立加煤站，否则，也会对我们造成不利影响。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只有一个地点可以建立这样的加煤站，而我们绝对有能力阻止任何国家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如果想攻击我们就必须从3500英里外添加燃料，来回的遥远距离绝对不利于海上行动。当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煤矿是个例外。可一旦有需要，我们可以从陆地的一侧对其施压。海岸的攻防要素居然集中在夏威夷这一点上，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过的，但这更说明了控制它的重要性。

我希望我们不要只看到掌握夏威夷的片面好处，认为它只与我国的一个地区或者我国的对外贸易有关。因为这不仅与现实的利益有关，还关系到许多未来的行动原则和政治策略，现在是确定这些原则及政策的时候了。只要我们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尊重它们的各项权利，我们相信这些原则及政策是会被接受的，而兼并夏威夷就是第一个成果，是美国将其生命力向外扩张的必要象征。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意愿强加给不想要它的国家，但我们希望他们自愿接受我们先进的思想和文明成果。宗教曾教导我们，抗拒传教事业的信条注定要衰亡，国家也是这样吗？我们看一下英国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发挥的作用从未消失，在英国刚开始向海洋进发的时候它就存在了。当时，英国的确没有明确的政策，只是顺应心中的想法一步步向前走。我们都知道，英国今天的地位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善于利用每次机会，逐步成为海上霸主的。如今，英国的地位体现在英国语言的普及和英国制度的广泛使用上。如果当初英国人瞻前顾后、小心谨慎，它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另外，英国和美国建立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难道不会更有利于世界的发展吗？

但是，如果我们的这种想法被误解为想借机牟取国家私利，那我们还不如把全部的精神用在为我国谋取福利上。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广泛的自身利益有时会和我们受到各种限制的狭隘的自身利益相矛盾。我国濒临三大海岸的优越地理位置要求我们通过地峡运河促进公用海洋的繁荣发展。因为陆地运输受到的限制较多，发展一直是缓慢的，就算绞尽脑汁、历尽艰辛也不能前进多少，因此，用陆运取代海运的想法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虽然集团的力量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抵制住缺乏组织的大众的抗争，但后者的力量会逐渐壮大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是历史车轮不断向前推进的必然结果。

因此，地峡运河对美国的未来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大小取决于美国针对运河的具体政策。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未来的具体行动，采用什么办法才能使国家获利最多，但我们可以参考历史，从那些被证明的成功案例中寻找答案。曾被历史证明的一个事实是，海洋的控制权（特别是重要航线的控制权）是决定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条件之一，因为海运有着陆运无法比拟的优势。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能力，就一定要牢牢地掌握住通向地峡的与我们利益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据点。

但是，这些行动的背后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否则，一切皆是空谈。因为不管是陆地上的还是海洋上的军事据点和堡垒位置如何优越、本身如何坚固，它们自身并没有控制力。只有结合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使它们的地位稳固、作用巨大。可是，由于我国的某些公民对海军力量的毫不关心，使得我们不得不担心某些推进活动会产生不良后果。

从强大的海军力量是获得周边附属地的必要条件得出美国需要一支和英国一样强大海军的结论，这样的推论好像不符合逻辑。因为欧洲列强想对我们这样一个远离强国海军基地的国家施加军事压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距离看成是防护甲，认为它可以使我们高枕无忧，那未免太可笑了。不可能不是一定不会发生，况且军事上没有绝对的事，一切情况都会出现，因此，建立海军对于我国是必不可少的。在海军力量的问题上，一方面要考虑我国的现有领土及将来的可能范围；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把我国的利益与欧洲强国的利益重心分隔开，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此外，如果我国还能认清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此范围内又很好地维护了别国的合理利益，那我们在那的主宰地位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我们尤其希望，我国和英国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我们共有的精神会使我们更为亲近，我们将朝着共同的利益目标迈进，为实现长久的合作一起努力。

三、地峡和海权

如果我们认定我们追求的权利建立在自己推行权利的力量之上，不是其他国家强加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就要清楚地知道，只有控制了加勒比海才能很好地进行跨洋交通。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心中一直有个重要的观念，哥伦布最早把它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在时代落后又欠缺准确知识的条件下，哥伦布勾勒出了一条需要借助海洋的交通线，它以两种差异颇大的古老文明作为端点：一个是地中海，这里是欧洲商业、文化的发源地；另一个是东方海岸，这里有着富饶的群岛。直到今天，这两地还被大片的土地分隔开，不时有旅行者从这一端跋涉到另一端。但是，很早以前这两地不可能通过陆地交流相互影响。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地中海人民的独特性格，促进了他们的发展。从古至今，海洋作为这些国家共同利益的纽带，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尽管哥伦布处于一个看不见外面情况的玻璃瓶中，他还是深深地信服并接受了某种东西。当他依据信念而不是所见前行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这次航行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荣誉，又会给后世造成多大的影响。

有关哥伦布的丰功伟绩大家都非常熟悉，在此无须赘言。虽然他短暂的胜利之后是后半生的痛苦和屈辱，但他没有意识到那些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是解决不了的。他和之前的许多预言家一样，不知道当时的思维习惯，也不知道在他看来可以预知的精神在统治者那儿是不被理解、认可的。因为他发现的西方土地阻碍了航船者朝着利益前进的脚步，这阻碍就像亚洲的山脊那样难以克服，幸运的是这一切他并不知道。哥伦布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念念不忘未出现的“秘密的海峡”，它一直是他活跃思维的源泉和终生奋斗的目标。如果他知道了真实的情况，这些可能就不存在了。

哥伦布的最后一次航行到达了美洲大陆，考察了它的海岸，而这个地带隐藏着海峡的秘密，经过人们的努力它可能从梦中走进现实。在1502年秋天，哥伦布克服种种艰难到达了洪都拉斯的北部海岸，这是他的信念支持他沿着一个方向航行的结果。可是，经过慎重思考，他确定要找的海峡位于南方而非北方。于是，他逆风东行，折回了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而后朝预计的方向顺风前进。在以后的两个月里，他考察了波托韦洛海岸，发现并探测到几个入口，至今它们仍有重要性。哥伦布还沿着波托韦洛向东走了一点点，到达了一个当时西班牙人已经知晓的地点，他得出结论，从上述地点到尤卡坦的海岸没有断点，而这条海岸阻碍了他的亚洲之行。

这样，哥伦布去世前，已经访察了那片土地上每一处可能存在的跨洋水道的地点。直到10年后，当巴尔博亚得到第一个看到南海的欧洲人的荣誉时，人们才知道那道难以跨越的障碍是多么狭窄，而穿过它的明显便利又是多具诱惑力。在早期，中美洲地区的西班牙首领之间不断斗争，而有所企图的西班牙政府还火上浇油；另一方面，探险家们从不间断的冒险探索，使上述争端的能量得到了更好的发挥。1522年1月，吉尔·冈萨雷斯从巴拿马出发，沿着太平洋海岸向北航行；3月，他发现了尼加拉瓜湖。1527年，另一位冒险家乘船去考察海岸剩余的部分，发现了尼加拉瓜湖的出口圣胡安河。

随着西班牙掌握的殖民地的增加，地峡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而美国对加利福尼亚及沿着太平洋海岸进行的扩展更增加了地峡的政治意义。那时，由于绕过合恩角的航道不但漫长而且充满艰辛，所以，人们希望找到更短、更少危险的路线。虽然陆上运输有着种种限制条件，但在没有进入蒸汽时代之前，它是一个较好的替代线路，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如此。于是，地峡及它附近的地区成为当时的主要商业中心。许多的航线在这里分开和聚合；东西方的物资在这里交换，有时非常顺利，但大多数时候是矛盾和冲突。这种情况，只是使哥伦布的部分想法实现了；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他的想法仍然没有完全实现。海峡之谜依旧是问题的关键和人们的怨恨。

尽管如此，上述的商业中心所在地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即使不直接介入商业活动仅受影响的国家或者民族也是如此。不过，有野心的国家不会只是单纯地接受各种影响，它们会设法控制住关键地区。因为掌握了它们，不仅可以控制贸易路线，还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甚至影响国家的军事力量。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中美洲地峡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心所在开始，对它的控制权的争夺就不曾间断。自然条件的优势使这个地区成为上述交流阻碍最少的地方，一直以来，该地区的固有因素或者随机因素的汇聚更突出了它的重要性。在几百年中，西印度群岛曾一直是欧洲国家的必要热带产品的唯一来源。在英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争斗期间，英国就是依靠西印度群岛和地峡两边的大陆地区的商业支撑，才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地峡和加勒比地区是关键因素，因此，控制海洋不仅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还要掌握海洋上的重要据点，而这些据点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地峡。

早期的掠夺者不仅是冷酷、贪婪的代表，他们也扮演了与后来无法无天的冒险者同样的角色。冒险者在今天被称为文明人的先驱，遍布各个地区，并使他们种族的声誉因其过度的行为有所损害，但是，尽管他们给种族带来了污点，他们还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的行为指出了国家的前进方向。西班牙的掠夺者就是如此，他们的掠夺活动不仅是聚敛财富，也向人们证明了据点的重要性。就像200年前的一位雇佣军首领说的那样：“格林纳达的腐化殆尽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人们知道有尼加拉瓜湖，以及依赖于它的北方和南方海域之间的航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着主权的争斗促成了英国的主宰地位。在他们身上，开拓精神和政治特征有着完美的融合；他们的发展速度和深远影响取决于当时没有约束的状态，它促使一个国家发挥应有的才华不会遇到任何束缚。而我们今天的发展就不会这样，因为现在有了制度、法律、道德等各方面的约束，尽管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而制定的，但它们毕竟是人为制定的，在社会的过渡时期并不适用。过渡状态是这样的时期：秩序脱胎于纷乱，一种结局的持久与否取决于自然力量发挥的程度，以及在没有外力干涉下达到的平衡。这样的时期不仅仅是在早期的没有法度的岁月，当国家陷入危机，传统的文化或者各种制度失效，政治制度要发生变化时，它都会出现。因此，如何在保持国家稳定的基础上加快促进国家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英国经历了扩张阶段，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凭借海洋成长为海上霸主，它的政治制度及国民的自由从不曾受到人为的限制。现在，英国又投入了新一轮的国家斗争中。英国的海军和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虽然英国人的才能能够使他们占领土地、获得财富，但他们从未发现占领未开化的或者没有活力的热带族群这件事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推行政治自由是不同的概念，而英国几个世纪的发展及其旺盛的活力则证明了广泛自由原则的强大生命力。无论如何，英国不会放弃推行它的法则，而且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阻止它这么做。总而一句话，英国的发展是非常顺利的。

英国是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进入美洲的争斗的。进入新时代，英国找到了新的利益所在地，这时它在海洋和殖民方面的野心充分地体现出来。但是，与英国对抗的是在当时实力雄厚的西班牙，它掌握着加勒比海的多处重要据点和西属美洲大陆，并扬言独占世界的这一部分。显而易见，这种宣言遭到了强烈反对。假如先前人们对英国也有这么多的不满，那英国在海洋上的发展就不会这么顺利了。另外，如果英国今天的海洋政策是为了加强若干岛屿的核心力量而制定的，那么，任何国家的类似需要都不能阻碍英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

17世纪上半叶，当西班牙的力量急速下降时，英国的内部斗争使它无暇顾及外面的发展，白白丧失了这个机会。不过，尽管英国暂时受挫，它的未来走向没变，随着克伦威尔平定了内乱，英国很快又恢复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克伦威尔的政治策略增加了英国对海洋的需求，这不仅是为了得到外界的尊重，也为了使英国在疆界之外发挥应有的作用。英国人响应了克伦威尔的号召，重新走上了争夺海权的道路。克伦威尔让英国控制世界航运的做法是对的，或许在经济上不是最英明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最合适的。

在克伦威尔统治时，英国海军才作为独立的力量树立了权威。1655年，克伦威尔吞并了牙买加这个加勒比海中控制地峡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要点，奠定了英国在该海域海权发展的基础。虽然，牙买加是克伦威尔攻占圣多明各失败后的尝试，但它更说明了一项军事政策如果是正确的，偶尔的厄运并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克伦威尔对西班牙的西印度属地采取行动，是为了打破它对这一富饶地带的垄断，而英国的这一行动只是控制这一群岛的邻近地区的开始。

对于英国能够迅速崛起并长久保持支配地位的真实原因，历史学家也说不清楚。有个比较独特的说法是，有人认为在克伦威尔身上体现出的是“为宗教热情所误导的保守的、不好思考的秉性”。他们认为，一位睿智的政治家应该把目光放在法国上升的力量上，还要察觉到路易十四统领下谋求霸权开始的时间。如果这样行事，就会犯下和这位伟大君王一样的错误，失去海洋的控制权，同时也失去了使法国繁荣昌盛的源泉。假如英国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对它这个岛国的危害将会更大。对此哈勒姆分析得比较透彻，他说道：“当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宣战并袭击它的西印度属地时，他的确没有多少正当的借口。不过，如我所想的，这其中也根本没有什么有时使他受到指摘的失策之处。他吉星高照，以至于远征的失败恰恰使英国获得了一个比它以前的国王的任何胜利更能带来好处的属地。”这句话说明了，英国应该在海上寻求利益而非陆地。

克伦威尔的宏伟目标因其不是时候的去世没能很好地实现，他的去世使英国在攻占地峡的行动中受到很大的阻碍，在他的铁腕下，这项行动也许能够成功。随后，英国经历了一段混乱的时间，直到奥兰治的威廉登上英国王位，英国的统治再次步入正轨。国家政策约束了掠夺者毫无章法的行动，虽然突发的事件有时会使这项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但它还是被写入了英国1702年的目标中，逐渐和凭借地峡控制两大洋的交通的想法进行融合。这方面的著名事例是1780年纳尔逊进行的一次努力。当时，他想通过陆军的配合占领圣胡安河河道，取得经由尼加拉瓜湖的大洋间的通道。这次的尝试失败了，一方面是天气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西班牙的防御无法攻破。

像纳尔逊碰到的这类困难阻碍了英国的推进步伐，使得英国想获得西印度群岛和地峡地区提高自己利益的设想破灭，因为西班牙在此地的势力由来已久，英国不可能把它连根拔起。后来，英国运用自己的海上力量拿下了西印度群岛和地峡地区的控制权，英国海军保护着它的航运，为英国资本的迅速积累提供保障。一般情况下，英国强大的海军可以完成各种任务，所以，尽管英国不能像使用自己的财产那样随意调度、支配其他国家的物资，但它可以利用各种商业活动为自己谋利。这种情况在今天依旧存在，各国、各民族抢占地盘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各地的控制权依然由实力强大的国家掌握。它们念念不忘的还有中美地峡的控制权，它主要是由海军控制而且是占支配地位的海军，在此陆地力量只起到辅助作用。

总而言之，上述情况就是1808年至1810年西班牙开始瓦解及西印度群岛的产业体系逐渐萎缩时的情形。这两个同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的紊乱，导致了地峡的迅速衰落，它周围岛屿的地位至今仍未能恢复。地峡地位的上升，主要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而不是对它有着影响的那些岛屿，随着美国开始向太平洋扩展，地峡又作为关键的政治因素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由于美国的地理状况是濒临两大洋，地峡对于它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虽然美国在这儿有着最主要的利益，但是并不表示其他国家在这儿就没有利益，尽管它们的利益不是占主要地位。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美国在这儿的利益是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利益，而其他国家大部分是纯粹的商业利益。

我国坚守地峡的利益时也会遇到英国称霸海洋时的问题，即各个国家的强烈反对。克伦威尔对加勒比地区进行侵略和扩充海军的做法，导致了英国在此地的海军据点和军事力量不匹配的局面。另外，英国作为海上强国，每条新的航路都会和它有所关联，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它绝对会格外关注会改变现今局面的各种因素。

而可能出现的跨洋运河与英国更是有着较大的利害关系，英国也意识到运河对美国各个方面造成的影响比自己的影响要大，所以，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把运河的控制权纳入自己的行动目标中。众所周知，运河的开通使用将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英国的利益，因为那时我国的大西洋海岸（和英国相竞争的那个制造业和商业国家的前沿）离太平洋的距离会更近，比英国距离太平洋上的许多据点都近。我们再来说一下现在的实际情况，利物浦到纽约的水路距离等于从瓦尔帕莱索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美洲西海岸的距离。这是因为从这两个港口出发经过位于巴西东海岸上从每个港口到此距离几乎相等的三角。如果有尼加拉瓜运河，纽约的船只经过这条河，而利物浦的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这两个城市距太平洋西岸的距离相等而不再是东岸，而且，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以东海洋上的各个据点（比如说夏威夷群岛）距离纽约比距离利物浦更近。

基于上述情况的竞争对英国会产生不利影响，它会使不列颠群岛现今贸易收入的八分之一受挫。虽然这种情况会引起英国的注意，但它对英国的影响只是政治上的、间接的。它并不会严重地威胁到英国的主要利益，因为英国的主要利益都在以苏伊士运河为纽带的必经地区，而东太平洋地区的属地对于英国没有重要意义，这些地区却正好会受到地峡运河的影响。

地峡运河缩短了我国两大海岸之间的距离，但也会使欧洲的海军更易抵达我国海岸，所以，尽管畅通无阻的水路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同样也会给我国带来严重的威胁。这就要求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在获利的同时确保我国的安全？

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仅停留在外交上的讨论，而且没有取得突破。不过，由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仅引起一系列误解，还引起众多的争执，造成我国人民对此条约的强烈不满，这提醒我们需要明确的观念引导我们的行动。这些观念不会因政府的变化或者公众的反复无常而有所改变，它们会一直引导人们的想法、行动。

从罗门主义的萌芽到19世纪中期，跨地峡航路的安全一直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50年4月19日订立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那时，英国掌握着一些大陆据点和外围岛屿，这些地盘在军事控制和政治干预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地盘中，一条200英里长的海滨地带构成的伯利兹是濒临洪都拉斯湾、紧邻尤卡坦的南界，由于伯利兹距离运河遥远，对运河不会造成威胁，所以美国的谈判者没把它当成一个问题，英国在那儿的权力也没有涉及。伯利兹首先被英国掠夺者侵占，他们进入该地区后就不再撤出，他们砍伐原木，在与西班牙的斗争中保住了自己的地盘。后来，他们的占领权和伐木权得到条约的承认，伯利兹一步步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一个重要的要求是获得莫斯基托海岸的保护权，因为该地带从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向南延伸至圣胡安河，这个要求没有超出以往的文明人和野蛮人达成的交易范围。1687年，英国用廉价的礼物换得了该地区的保护权。在西班牙延续控制该地区的期间里，英国和它的纠纷从没停止过。后来问题升级到了英美之间，美国不承认英国对莫斯基托海岸的保护。它认为该保护权和西班牙的优先权相抵触，而西班牙的权力应随着尼加拉瓜的独立转给尼加拉瓜。因为莫斯基托海岸距离可能出现的运河极近，它的归属权不会被等闲视之。这些顾虑也要放在海湾群岛，它位于洪都拉斯湾的南翼，靠近洪都拉斯共和国海岸，一旦被海军力量控制，就成为沟通伯利兹和莫斯基托海岸的桥梁。

面对英国的占领情况，美国的谈判者只想让英国放弃保护权却没想到议题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在那时，人们和今天一样憎恶领土兼并和侵略扩张，结果，英国从莫斯基托海岸和海湾群岛这些并无权力只会给它制造麻烦的地区撤出时，我们也和英国人一样，保证不侵犯中美洲领土，还要在可能出现的运河中保持中立态度。一个特殊的条款也被写入了条约中，即两国政府的愿望不是实现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建立一个普遍原则。

这使得将海湾群岛和莫斯基托海岸归还给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事被耽搁了很久，这期间英国和我们的误解不断升级。英国坚持条约只是让它放弃侵占中美洲的领土，而我们的理解是条约让英国放弃任何的侵略想法。假如你也看到了条约，就能明白为什么英、美会有不同的理解；条约的措词既支持英国的立场又使美国的谈判者可以找到依据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它体现了美国的迫切和英国的谨慎。直到1860年，上述土地才被归还，此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还是我们和英国在地峡问题上的国际协议。

英、美围绕这个条约的后续争执，在此没有必要详加阐释。对于削弱我们对于美洲大陆及海洋控制的任何规定，由于当时我们没有力量反抗，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今天，我们变得相当强大，但有些事还是令我们焦躁不安。如今的条约还是和以前一样，处处维护英国的利益。如果我们不反对外部干涉地峡地区，也不制定相应的政策支持自己的主张，那么英国将凭借自己的实力，长期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

一直以来，我们在中立方面都做得很好，我们将自己中立起来，不去干预别国的事，也不让它们干预我们，这却给了其他强国大显身手的机会。在我们的国家里，国家政策体现了公众的意愿，而公众意愿凝聚的力量是无穷的。门罗主义一直没被广泛理解、普遍认同，它是一种模糊的流行观念；在地峡的问题上，它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站在哥伦布的角度看地峡，它是一个时代的征兆；在这个时代中，哥伦布魂牵梦萦的海峡将拉近东西方的联系。不过，对于一个位于东西方交界处的国家，即使海峡不能决定它的生死存亡，但控制海峡绝对有利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有谁能否认这个国家对地峡的决定性影响？除了它的子民谁也没有权利这么做，但它的子民偏偏就这样做了；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为此，让我们记住一点，有时候无所作为和积极行动都会产生实际的影响。

有效的行动取决于坚定的信念，而坚定的信念来源于国家合理的、健全的、依据历史经验制定的政策。在这里，将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相结合产生新的政策，刚开始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对于这些不同我们不必有所顾虑，也不必觉得遗憾；只要讨论变得广泛、充满生机，就可能形成与现实相吻合的公众情绪，这是形成坚定信念的前提条件。值得担忧的是无所谓的态度，对于应该抓住的机会置之不理，对于前进道路上的阻碍毫不在乎。就像尚未解决的夏威夷问题，针对它进行的讨论显示了障碍的存在，我们不能仅把它看成孤立的问题，还要把它与国家政策相联系，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了。有两种意见不一定是坏事，长期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就绝不会是好事。

有一种意见（笔者对其并不赞同）认为，在不与某个国家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力量越薄弱，我们的观点越容易被对方接受，因为我们不会给它造成威胁。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极力反对我们将武装力量放在海岸水域之外的要求。不过，由于我国要求控制地峡的想法引起了普遍关注，所以我们绝不会否认这个要求。

笔者认为，事情的真实状况更像下面所说：我国独立于100年前，1850年前后有过短暂的暴动，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中美洲地峡的重要性是潜而未发的。不过，虽然这种重要性现在还不明显，但地峡的固有特点使它不能脱离其他地区独自存在，它的重要性也会随时间的推移显现出来。我国人口的增长使人们注意到了两点：一、太平洋沿岸各个州郡的发展提高了太平洋的重要性；二、我国的地理位置要求我们寻找通往其他地区的出口和道路，用以加快我国的各项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条人工水道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将使我国有能力与欧洲竞争东亚的市场，它将使纽约到旧金山的航路变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到瓦尔帕莱索的航路变为原来的一半。

上述的情况表明，开辟运河是早晚的事。但是，运河的修建对我们有主要的利益，其他国家也会获益。运河会为美国太平洋海岸的贸易提供一条又短又便利的通道，而欧洲和东方的贸易仍会依靠苏伊士运河的航线。有一种情况我们要加倍注意，英国的政治家和海员都怀疑英国是否有能力控制从直布罗陀到红海的漫长航线，他们都赞同在战争时使用经过好望角的路线。但是，经过好望角前往东方的航线要比经由尼加拉瓜的长，而且，加勒比海航线的防攻击能力要强于通过地中海的一些航线。

随着地峡地位的不断上升，我们又将面临新一轮的挑战。欧洲列强对加勒比海据点越来越感兴趣，它们还对手中握有的地盘加强了控制。虽然，现在的国家比以前更不愿意进行战争，道义的力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是，利益依然决定着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样的政策对自己最有利，需要何种优势才能使天平向我们倾斜，保证我国利益的最大化。

如果国家统治者同意那种观点，即我们越弱越有路可走，那我也无话可说。反之，如果认为我们的利益要靠自己的力量维护，那我们就要明白，只有控制了加勒比海才能保证跨洋交通的自由发展。想要控制一片海域必须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建立一支力量足够强大的海军；二是掌握一些分布得当、作用巨大的重要据点，作为海军的基地。目前，加勒比海的据点都被各个强国所占据，我们没想过用暴力抢过来。不过，如果公众认为我们需要那些据点，而他们也希望我们得到它们，那我们将义不容辞。尽管宪法给人们造成了困扰，但它也是消除这些阻碍的一条途径。

同样，我们发展海军让他们去承担各种任务的做法，也不违背道义精神。关于海军规模，大众认为我们只需要一支弱小的海军用于防御即可，而这会限制我们在当今形势下的发展。如果人们意识到我国有三条海岸线，而且还潜藏着各种不知名的危险，他们就会知道仅仅防御是不够的。

军事力量会挑起战争的说法在今天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谬论。欧洲各个强国都有实力雄厚的军事力量，但它们也能相互制衡、相对平和地发展。另外，我们一定要明白，至今我们未受攻击的原因不是我们弱小，而是我们和它们之间的利益竞争不值得它们攻击我们。随着运河的修建使用，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变化，我们会被卷入它们的斗争中去，承担相应的后果。值得欣慰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是一个海上强国，可以从以前类似的事件中寻找解决之道。

四、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战略

古巴和牙买加是控制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最重要的两个岛屿，从地理位置、军事实力和资源多寡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古巴略胜一筹。

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重要性随着它们带给人们利益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很久以前，地中海是早期文明的发源地，早期文明以地中海为中心逐渐发展、产生影响。直到今天，地中海在一定意义上仍有重要性，尽管它的政治地位被在大西洋和北冰洋海岸形成的新的国家所取代。中世纪结束之前，地中海一直是保持东西方商业联系的纽带，因为它是利凡得通往东方的唯一水路，但是，后来发现的好望角取代了地中海的地位；同时，新世界又带来了新奇的物资和需要开垦的土地。而地中海只有自身的资源可以利用，东面有土耳其的骚扰，西面有西班牙的专制，中间又被许多的小国分割，多种因素的同时作用使地中海丧失了对世界的影响力。

法国革命战争时期，英国的商业状况决定了它的生死存亡及战争的胜负，可这时英国的商船都被赶出了地中海，虽然只有2％的损失，还是对英国造成了影响。即使地中海处于不重要的时期，它和东西方的联系还是使得它在世界上具有某种政治意义，它一直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自从英国在200年前进入地中海之后，它一直想成为地中海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尽管地中海对于它只有军事上的价值。

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一起构成了陆间海和多岛海，它们也经历了命运的变迁。它们作为新世界的一部分被发现，当地丰富的资源、宜人的气候深深吸引了侵略者，当地温和的居民成为他们的奴隶。在墨西哥和秘鲁，侵略者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并经由一条艰险的热带航程送到了大洋的两岸。当时，尽管西班牙先下手为强，没让英国得到最富饶的土地，但英国从加勒比海获得的财富占其商业总额的25％，而地中海仅是2％。

但是，这些地区处于一种特殊的专制主义统治下，这种统治消磨了人民的特性、束缚了人民的思想，他们没有想过反抗，也没有想过争取自己的权力，他们就像是一个个的木偶。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和西班牙的腓力二世都是专制的君主。但在英国人民的身上不仅体现了反抗压迫的精神，也体现了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在西班牙人民的身上则没有这些。而这些在美国的革命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英国一直没有忘记这场革命给它带来的教导，这是英国人民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英国几个世纪一直在教授的。100多年过去了，英国的殖民者身上体现了英国人的政治才干，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却是看不到明天的黑暗、腐败。

这是两种不同的表面现象，却有着一样的本质，它们都与当地的政治能力有关。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地区也是这样，都被看成是巨大利益的所在之地。这两片水域的自身价值和文化价值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感兴趣的是它们的政治作用和军事价值。这不仅和它们自身及邻近的国家有关，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全。地中海和加勒比海都是由陆地围绕而成的海域，都是东西方交通的重要环节，和大洋相比范围显得很小，而且，由于有着许多的共同点，它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优缺点也十分相似。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地区（美国除外）不存在能够与欧洲的大陆强国相抗衡的陆军国家，而在地中海则不是这样。今天地中海的海上强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与陆上强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正处于对峙的局面，后者处于主动地位。这种情况永远不可能出现在加勒比海，因为加勒比海的控制权掌握在海上强国的手里。而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对它特别关注。

有一点我们要清楚，那就是虽然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像一对孪生子紧密相连，但它们的地理单元是不同的。墨西哥湾北起佛罗里达半岛，南至尤卡坦半岛，两个岛屿界定了它的范围；中间是古巴岛，它的一边是指向大西洋的佛罗里达海峡，另一边则是通向加勒比海的尤卡坦海峡。这就引出了一个军事上的考虑，从密西西比河口往尤卡坦半岛的顶点，没有符合大型战舰的港口，其他地区比比皆是的港口在这条长长的海岸线上是不存在的，而这点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意义。

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每一处，都有着重要的商业意义。在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河口是经过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船只进出口货物的汇合场所。无论来自何方、去往何处的货物都会在此汇聚，就像通途大道在大都市交汇一样。那些小而重要的墨西哥湾沿岸城市莫比尔、加尔维斯顿，或者是墨西哥的港市的存在，不但没有降低密西西比河口的重要性，相比之下更突出了它的作用。这些城市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可以通过佛罗里达海峡或尤卡坦海峡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

在加勒比海也是如此，众多的港口对于本地区的热带产品的运输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道路的交汇仍是决定性的因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有着陆地运输和货物转运的缺陷，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地峡依然是东西方交通线上的关键环节，重要程度因时而变。如果地峡被一条运河贯穿，它将会成为一个可媲美密西西比河口的海上商业中心。但两者又会有所不同，在密西西比河口汇聚的水道位于一国之内，运输的是这一个国家的财富，而地峡汇聚的道路位于所有国家共有的海洋之上。因此，控制地峡除控制它本身外，还可以控制通向它的道路或者拥有实力强大的海军。因为海军对于海洋事务的作用，就像陆军决定堡垒的得失那样重要。

这样，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就决定了两个军事探讨的中心。一个是通向这两片水域的道路有着商业上的价值，因此也就存在了政治和军事意义；另一个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内陆航线和交汇于地峡的太平洋一侧的海上航线，这两条航线与我们的关系不大，在此不做讨论。道路在军事学上被叫做“交通线”，交通线对战略、军事或海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军事行动离开了交通线，就像生长的植物离开了根一样，肯定会死亡的。所以，我们在地图上画出上述两个中心与外部联系的交通线，可以看出中心与外部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任何一方被截断，另一方的作用就无法发挥；而且，墨西哥湾或加勒比海的军事价值是由这些交通线的价值决定的。

在前文我们已经说过，一个港口的战略价值由三方面决定，即地理位置、军事力量和自然资源。之后，我们仔细分析了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各个港口，选出了最具优势的几个地点。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些优势。只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这几个地点的价值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而且容易掌握。另外，战略上的一个基本常识是，被动的地点不要占得太多，即使力量强大、军事行动不可或缺。与此相似，在研究海上行动的场所时，地点的数目要逐渐减少直至不可缺少、意义重大的几个地点。将一些不重要的据点舍弃，避免浪费精力，阻碍正确思维的形成。要形成思想，一是进行细致的考察；二是选择出最具影响力的据点。只有这样，才能把据点和军事行动很好地联系起来。

在美国，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均可作为建立海军基地的地点，经过考察分析，专家小组主张选用后者。虽然笔者也赞同这个主张，但那并不表示前者就毫无用处。另外，这两地相互配合，可以更好地满足海上战略和陆地战略的需要，所以以国家海岸为基础的行动不能只依赖一个地点。尽管这两个地点距离太近使得某个国家可以同时监视它们，但是考虑到重型舰船的吃水深度不易在此航行，它们仍然是那条海岸线上的最佳选择。此外，位于佛罗里达半岛顶端之外的基韦斯特，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佛罗里达海峡中最好的防守基地，它对于战时我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之间的交通必不可少，所以绝对有必要把它掌握在我们手中。在基韦斯特西面的60英里处有一座位于德赖托图格斯岛上的古老堡垒，在特殊情况下它可以发挥相应的作用。另外，基韦斯特到密西西比河口的距离是550英里，到地峡的距离是1200英里。

圣卢西亚岛和马提尼克是英国和法国在这片区域外围上的主要据点。如果英国想在这片区域建立辅助据点，安提瓜是最好的选择。它对于圣卢西亚的作用就像彭萨科拉对密西西比河口的作用一样，法属瓜德罗普岛对马提尼克岛也是如此。它们的优势主要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是所有岛屿中离英、法本土最近的，而且和母国之间不存在危险点。它们的缺点是，本身很小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也容易遭到全面的封锁。这样，它们在战时的作用体现在对海洋的控制上。而彭萨科拉或新奥尔良却有大陆做后盾。

正因为如此，西班牙统治的古巴岛和英属牙买加才显示出它们自身的优势。古巴岛呈狭窄状，圣安东尼奥角到迈西角的距离超过了600英里，与其他的岛屿相比它更像是大陆，它有着丰富的资源，完全可以满足自给自足的需要。虽然古巴岛的面积比爱尔兰小一半，但它的长度却是爱尔兰的两倍，因此，古巴岛有着很长的海岸线。古巴岛的天然港口集中在三大块，西部的代表是哈瓦那，东部是圣地亚哥和南部的西恩富戈斯，从西恩富戈斯到圣地亚哥335英里的距离是最短的；从西恩富戈斯至哈瓦那的水路距离是450英里，还要绕过古巴岛的西端，不过，两者之间的陆地距离较近，只有100英里的乡间路程。所以，作为一个海军基地和舰队供给来源，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诸多岛屿中，古巴岛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体现在资源上，它的自然资源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另一方面，是可以通过内陆道路运输物资，没有海上被截的危险。此外，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港口、多样走向的航路使得古巴岛不会遭受全面的封锁。这是一种很有优势的情形，即使力量不如对手，也可以凭借转移阵地获得胜利。

牙买加的面积只有古巴岛的十分之一，长度是其五分之一，不管是供应来源还是作为行动中心，它的优势都不如后者。不过，由于如今它是英国的殖民地，碍于英国的关系，其他的国家也不敢对它采取行动，那么有关供应、封锁和行动方面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从长远的角度看，任何地点上的优势都无法抵消机动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海军方面的劣势。如果西班牙和英国发生了战争，在古巴的西班牙人的有利之处是，它们与墨西哥湾港口间的交通线将会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这并不是说通过这些线路的古巴船只不会受到攻击，只是袭击这些交通线，进攻方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为它们是易守难攻。在这样的情形下，地理位置的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了。就像拿破仑曾经说过的，“战争就是关于要点的事情”。这充分说明了获取要点的重要性。战争的结果取决于机动力量对要点的使用情况，这就像一枚棋子的功效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价值，还取决于它所在的位置。所以，虽然力量比位置更有价值，但位置上的巨大优势可以抵消力量上的较小劣势，而古巴的地理位置有着极大的优势。

如果仅作为海上要点而言，牙买加对于战争的影响远不如古巴岛，即使牙买加的金斯敦有着优良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只有在海峡和加勒比海当地的问题上，牙买加才有优势，稍后我们会详细介绍。我们要先对选出的地区作介绍，这有利于解释为什么选它们做要点。

在这些要点中，地峡地区的三处靠得很近。依据前面的原则，这三处应该只留下一个最有利的地点。不过，由于它们都挨着地峡这个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所在地，又有不同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都保留了下来。这三个地点是：港口小镇科隆、港口城市卡塔赫纳和奇里基湖②。科隆不仅是巴拿马铁路在加勒比海的端点，而且是正在建设的运河的端点，它还贯穿了整个地峡；卡塔赫纳城是地峡附近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也是商业集中的港口；奇里基湖具备建立海军基地的所有自然条件。

荷兰的库拉索岛被选为要点是由于它的自然环境。库拉索岛有一个不错的港口，经过改造它会成为一个极难攻破的防御港口，此外，它靠近进入地峡及经过牙买加东侧的航线。这使得库拉索岛有着军事上的重要性。不过，荷兰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不可能再次参与全面的战争。现在的忧虑是，德国可能会因为荷兰仍占有大片的殖民地而想吞并它。就德国在欧洲的举动而言，这不是不可能的。

剩下的几个要点是：坎昆岛、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岛。坎昆岛位于尤卡坦半岛的端点，属于墨西哥；墨西哥与地峡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和美国的情况相似，它也濒临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大海洋，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不过，位于尤卡坦海峡的岛屿除了位置优势就没有其他优势了，它的停泊条件让人无法忍受，自然资源也少得可怜，防御力量靠大量的投入。另外，假如把该岛作为军事要点，只会让人们更清楚这个事实：古巴在尤卡坦海峡的控制上没有敌手，就像控制连接墨西哥湾和大西洋的佛罗里达海峡那样。

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被作为要点是因为它们更能体现对大西洋与加勒比海之间的两个主要海峡的控制意义。萨马纳湾所处的圣多明各岛和波多黎各岛之间的莫纳海峡尤其适合由北而来的帆船航行，主要是因为这儿没有危险。圣托马斯岛濒临阿内加达海峡，欧洲到地峡的航线大部分经过该海峡。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天然力量和自然资源，圣托马斯是一个有着许多弱点的小岛；萨马纳湾尽管面积较大，物产也比较丰富，但它没有稳定的环境用来保证力量和资源得到充分的使用。要想符合港口的需要，这两个地方都要相应的发展防御力量。不过，尽管它们有着诸多的缺陷，但它们濒临海峡的地理位置还是使它们备受关注。因为对于莫纳海峡和阿内加达海峡的控制它们有着潜在的力量。

地峡是加勒比地区的商业中心和军事中心，受到濒临两大洋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特别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加勒比海的入口和穿过加勒比海通向地峡的交通线，是地峡发挥作用的两个重要因素。所以，战时控制住它们的意义与控制地峡的意义是等同的，而前面提及的要点对于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也要充分的考虑。

接下来，我们跳过个体考察直接把这些要点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些要点均掌握在一流强国手中，例如英国掌握了圣卢西亚，法国掌握了马提尼克，美国则掌握了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此外，那些一流强国还掌握了两个远离它们军事基地的要点，一个是距离彭萨科拉460英里的基韦斯特，另一个是距离圣卢西亚930英里的牙买加。

从尤卡坦到圣托马斯的一系列地点分布在上述的主要基地和要点之间，将它们分割开。单单就位置而言，这些地点对于控制加勒比海的北部入口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一流强国没有控制这些地点中的任何一个。一直以来，加勒比海的北部各个入口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是它们的数量有限，二是距离地峡很近，三是它们是与地峡及加勒比海范围之内的地区进行交通往来的必经之路。

如果遵循特定的原则，加勒比海属于一个陆间海，一旦和旧世界的地中海或墨西哥湾相比较，这个修饰词就不太准确了。墨西哥湾和海洋的连接只有极少的海峡，从一个较近的地点就可以监视它，此外，地中海和墨西哥湾仅有几个有限的据点，前者是直布罗陀和其他几个地点，后者只有哈瓦那。而加勒比海的东边被一系列小岛所环绕，尽管这些小岛之间的通道不宽，但它们的数量很多，而且这些岛屿的许多地点可以实施军事活动，但过多的数目使这种影响力不能集中地发挥。加勒比海北侧的情形则大相径庭。从古巴岛的西端到波多黎各岛的东头是一条1200英里的陆地阻隔带，这条阻隔带只被两条海峡阻断，如今的政治局势使得上述两处阻隔之地对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例如，与大西洋交通的畅通与否对英国生死攸关，与地峡的交通则对美国至关重要。此外，还有一些也要注意，加勒比海1200英里的阻隔带中有600英里位于古巴的土地上，其余的50英里是向风海峡，还有300多英里长的海地，最后是莫纳海峡。这就使得以古巴的圣地亚哥或牙买加为基地的一支力量强大的海军，不但可以打击美国，也可以干扰加勒比海地区（尤其是地峡之间）的所有通道。

与此类似，也要考虑佛罗里达半岛及海峡的狭窄对我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之间的商业和军事交通的影响。如果可以想象佛罗里达半岛被全部移走造成的影响，就可以很好地认识它对于我们海上利益的作用。佛罗里达半岛将我们从大西洋到墨西哥湾的航线向南推远了200英里，这使得我们为了很好地控制佛罗里达海峡必须拥有一个基地。但是，我们没有合适港口的这一情况把事情弄得很糟。

实际上，地峡运河给美国带来的利益远不能和佛罗里达海峡相比较。因为前者将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后者连接的却是大西洋和墨西哥湾。在这里，佛罗里达半岛及其海峡所产生的影响被翻版到了古巴、海地、波多黎各及将它们分离的海峡上面。它们组合起来构成了一条长长的阻隔带，而这条阻隔带对于加勒比海有着独一无二的战略意义；假如敌人控制了海峡，这条阻隔带就会将墨西哥孤立出去。

牙买加是这条阻隔带的起跳石，借助于它，我们就不必考虑入口问题，直接跳跃到地峡的交通方面。接下来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从牙买加到科隆、尤卡坦海峡和莫纳海峡的距离是相同的，均是500英里；从牙买加到加伊纳斯角和阿迪奥斯角的距离更短，都是450英里。此外，牙买加紧贴向风海峡的后梢，很容易控制它。最重要的是，牙买加可以作为大型舰队的基地，它发挥的作用就像将几个置于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的陆军据点发挥的作用一样。例如，从牙买加向每个方向派出一支比较精干的快速侦察船队，它们就能随时注意上述三个海峡的通行状况。

牙买加具有的上述各种优势，使得它成为加勒比海中颇为重要的地点。这时我们是否会想起，牙买加是在克伦威尔时代偶然落入了英国手中，是英国攻占圣多明各失败后退而求其次的成果。此后的200多年中，牙买加的各个优点并没有完全发挥；在美国革命期间，牙买加再次被西班牙占领。而同样的偶然也发生在英国侵占直布罗陀和马耳他时，一系列的偶然会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英国成为海上霸主难道是一个个的偶然促成的？

不过，和古巴相比，牙买加在加勒比海的重要性要略逊一筹。一个地点军事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而优越的地理位置不可能完全弥补军事力量和自然资源两个方面的缺陷。直布罗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固有力量是不可否认的，但它的狭小、孤立和有限的资源使得它的攻击力量急速下降。牙买加被从古巴到地峡的航线所包围，作为军事基地，它不能和古巴相提并论，尽管牙买加的地理位置截断了古巴通往地峡的交通线，但它与美洲大陆的交通也被其他的国家所截。另外，牙买加的资源不足以自给自足，必须依靠外界的提供；而古巴的自然资源充足，它的幅员、人口数量、海港数目和产业规模使它具有成为商业社会的资本。这些使得古巴成为最具军事意义的岛屿。而且，只要与美国的关系不破裂，古巴就绝对不会发生被孤立的情况。

这类探讨的目的是从众多有利的因素中找出决定性的因素，这样，战略图上的特点才能显露出来。我们前文的描述就是挑选、分析的过程，我们大体涉及了三个方面：一是密西西比河口和地峡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个中心点；二是将这两个中心点和其他地区相连的四条主要航线，它们是连接地峡和密西西比河口、连接地峡和北美海岸、连接墨西哥湾和北美海岸及连接地峡和欧洲；三是所选要点的重要性。

通过各种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交通线在军事战略中的重要性，但那些对多条交通线有决定性影响的地点更重要。上述四条主要交通线中，有三条在古巴和牙买加附近并由它们所控制，这三条是从密西西比河口经过尤卡坦海峡到地峡、从密西西比河口经过佛罗里达海峡到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和从地峡经过向风海峡到北美大西洋海岸。从地峡到欧洲的第四条航线距离牙买加较近，但是与其他岛屿相比，古巴和牙买加对它的控制力仍是最强的。因此，古巴和牙买加对于控制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向风海峡是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战略中心，它将检验古巴和牙买加的实际力量。在上文我们已经说过，尽管要点和机动力量是决定战争结果的两个主要要素，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机动力量而非要点。一旦统治这两个岛屿的国家发生冲突，向风海峡的受控制状况将左右它们的机动力量，因为该海峡是牙买加通向美国海岸、哈利法克斯、百慕大最短且最佳路线的必经之处，对牙买加而言它必须是开放的。假如牙买加的力量不足以保持它的开放，那牙买加就只能规避来维持基本供应，这种情形持续下去的后果就是牙买加被完全的孤立出去。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地理位置、军事力量还是自然资源上，古巴都比牙买加有优势。如果牙买加想要和古巴平起平坐或者超越它，它就必须拥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机动力量，用以确保向风海峡的开放。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如果英国和西班牙发生战争，英国的机动力量绝对能应付；但如果是几个海上强国之间爆发战争，那就不好说了。在1778年的战争中，英国就曾以为会失去向风海峡的控制权，失去牙买加，是敌人的失误改变了这一切。曾经的可能在今天同样可能出现，英国会有再一次的幸运吗？

五、英美重新联合的可能

今天不会再出现一个国家独霸海洋的局面，但是英、美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共同掌握海洋的控制权。

“亲缘关系”和“同盟”是两个差别很大的词，就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而言，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不同的。前者指的是一种自然关系，后者则是人为促成的。因此，在“同盟”这个词中，可以感觉到一条人为制作的纽带；这条纽带既可以凝聚力量，也会给人带来烦恼。它就如同社会生活中的婚姻纽带，当它有强烈的感情作为基础时，无疑是力量最强大的纽带；但是当感情破裂、爱情不再存在时，婚姻带给人的就是永无止境的忧愁。

而我们美国和英国之间有着实实在在的“亲缘关系”，我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传统，这会促使我们建立友善的关系。在这儿我们将见识亲缘的作用，见证亲情的力量。这就像有着同一血缘的孩子，尽管他们有过争吵、有过矛盾，但当他们意识到这样做是错误的、有害的，他们就会和好如初，感情会更加亲密。这种感情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会思考感情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世界。这时，我们是否会想起，英国和美国之间除了感情外，还有着共同的政治传统和思维习惯，两国人民的民族风情有着同一道德力量的引导。欧美文化中体现了个人自由和遵守法律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在英国和美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两者保持平衡的方法已经找到了。虽然我们有时也会左右摇摆，一会儿倾向这边，一会儿倾向那边，但我们的摆动绝不会过多地偏离正常轨道。

英美两国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它们的地理状况在程度上虽有差异，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都与其他的对手在地理上相分离，从而不必组建庞大的陆军用以攻防，但是，它们必须以海洋为媒介，为国家谋取福利，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地理上的孤立给英国带来的好处，历史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英伦列岛有限的领土幅员向英国人提出了向外扩张的要求，而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对于一般的国家而言，侵占陆地及使用随之而来的特权是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对于英国和美国来说，却是海上利益与它们的发展紧密相连。要想很好地获得海上利益，就要有一支力量足够强大的海军驾驭海洋事务，在必要的时候参加攻防战争。英国曾经就是运用这种力量，使自己逐渐强大起来的，并推动历史沿着较好的方向前进。

当上述的因素发挥作用，将英美两国领入一条道路时，需要考虑的是制定怎样的政策来促进英、美更好地发展。虽然我和其他的人一样希望英国和美国在海洋方面达成同盟，但当前的形势又让我有所担忧。让每个国家受到一些教训，充分认识到自己国家海洋利益的广泛程度，更有利于看清楚利益的一致性。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一致性就不能牢牢地印在心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向海洋进攻，凭借它们大展宏图。

虽然我坚信英美两国在海洋上的真诚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会促进整个世界的进步，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耐心地等待这种局面的出现，而不是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揠苗助长。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有些过程是不能催化的，只有顺其自然地发展，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连英国都尚未做好和美国再次联合的准备，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急不可耐呢！

我非常赞同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特先生的主张，即目前的时机还没成熟。在美国人的认识和思想中，还不能接受英美联合这种情况，而且我不认为英国公民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两个主张都提到了英美之间的海军同盟，尽管主张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是，美国还未认识到它在海洋上有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我国的大部分人都坚持这个观念，即我们的抱负应该受限于我国东部、西部和南部海岸的三处海洋。我也曾经认为它是真理，但对于现在甚至是更远的未来，它绝对是不正确的。既然它被认定已不合时宜，在我们采取其他行动之前，就应该摒弃它。因为国家政策的统一、稳定，离不开公众一致的信念。信念一旦形成，在特定时刻发挥的力量将是无穷的，就像1861年北方和南方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如果我国人民对于海洋的认识不发生变化，他们就不会承认海洋是决定我国繁荣及历史走向的最重要因素。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关系着全世界人民的福祉。迄今为止，人类的命运是由欧美文明指引着，那欧洲和美国文明到底是怎样的呢？它就是沙漠中的绿洲，被许多的内部矛盾所分裂，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组织的力量。欧洲的这种力量一方面用来对付外部的侵犯，另一方面处理自身内部矛盾。对于后者，我们不时提出警告，他们不能视而不见。但是，我们却很少去注意外部力量对我们的威胁，也没有意识到武力对于保有我们的文明是多么重要。

随着迦太基的败落，罗马成为了地中海的主宰者。在罗马的统治下，逐渐实现了和平；但是，我们今天的战火和纷争又将它击得粉碎。那时候，地中海国家的冲突逐渐减弱，物质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而兵器却被人们抛到了脑后。在高卢和日耳曼战事中，恺撒修建了一条外围樊篱，它存在了几百年；当与它相伴的铁骨豪情退化成对舒适安逸的追求时，它的死亡期限也就不远了。

上述的教训还历历在目，今天我们又是否能够希望有着长久的和平稳定，商业贸易顺利发展，生活中没有艰难困苦，这是我们追求的梦想还是可以得到的现实？未来是否会实现无法预料，但现在无法成真却是可以肯定的。就如今的局势而言，国家间的争夺不可避免，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中，武夫精神、尚武之气绝对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凭借它们就可以对付外部或者内部的破坏力量。

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成为海军强国的事实都不能保证世界的普遍和平，即使未来可能发生的英国和美国诚挚的合作同样不能保证。因为整个世界的美好前景不是基于普遍的和睦，也不是对和平的憧憬，而是在利益的竞争中，在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在每个人努力满足自己要求的奋斗中。在这种特殊的斗争中，巨大的国家利益和觉醒的民族精神将引导美国发挥应有的作用，抛弃不再符合现今局势的孤立政策，并且逐渐意识到，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美国有必要在欧洲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国的太平洋地区和英国的太平洋殖民地都感受到了来自中亚和东亚的威胁，他们向太平洋的进发表明，他们可能会沿陆西进，甚至会跨海东行。不过，我没有研究过他们运动的细节，也许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出现，但当今的局势却潜藏着发生的可能性，我们仅有的屏障是尚武精神。不管何时何地，海权的作用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我国成为向海权提供动力的前沿地带之一。

为了我们未来的目标，现在就要采取行动，这样才能有备无患。借助海洋运输和海上力量控制海洋就可以影响世界的发展进程，因为陆地带来的财富永远比不上海洋，它也没有海洋那样便利的交通。海洋是世界上最大的交通媒介，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只能通过竞争的方式争取对海洋的控制，甚至可能会动用武力来争夺海权。对海权的争夺会使所有的国家处于高度的警戒状态，会激发出对于目标矢志不渝的精神和力争上游的品质，这正是国家力量的源泉。这个社会的一致性不是各种情况的简单雷同，而是有着共同标准的道义精神和思维模式。

虽然欧洲国家有着很多共同的东西，但它们的不同却将它们分成一个个的集团。当这些集团在地理上的位置相邻近时，它们就像同级的磁铁相互排斥，只能看到政治上的分歧，把共同之处抛诸脑后了。如果距离相对比较远，由于接触较少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就像美国和英国的情形，共同的传统和共同的思维可能产生相同的政治理想，这种理想将被政治联合所发扬光大，后者所依靠的是自然的亲情和共同的利益，而不是所谓的条约规定。假如存在合作精神，一个民族就会提供各种条件促使精神发挥作用，而英美两国也会找到合适的方法维护它们在海洋上的共同利益。如果英国和美国真的实现了联盟，这可能是大众期盼的结果，而非政治家手腕的体现。

另外，我认为我们不必有这种认识：英国和美国的合作会使海洋商业免受战争的侵扰。在此，我必须把我的观点清楚地表示出来，即使有些人认为它们是消极的，有些人认为它们与我原来的主张有所冲突。

乔治爵士主张的英国和美国间的同盟是建立海军联盟，而怀特先生则建议建立正式的条约关系。不可否认，他们的主张都是为了促进英、美的友善，避免不必要的分歧。另外，也为了两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时可以相互支持。这样的确可以很好地避免发生战争，因为英、美在海洋上的联合是无懈可击的，它们可以在总体上驾驭海洋。我认为，英国和美国联合的结果就是成为海洋上的支配力量。这时，有人也许就会产生疑问，我们为什么还要对某个敌国让步，使它的商业不受侵犯呢？乔治爵士曾说，“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能在其他国家的商业中找到攻击的动机”。因为海军存在的目的是保护商业而不是相互打斗，由此可知，它在战争中的目标是不让敌人得到资源。乔治爵士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说，“破坏商业只有在遵循了给敌人以最深重打击的原则、着眼于加快战争胜负的到来之时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他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限制性让步的后果，他和怀特先生也没有恰如其分地承认商业破坏的巨大意义。

我认为，他们两位没有分清一般的商业破坏和凭借海军实施的商业破坏之间的差别。所有的海上国家都或多或少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海洋商业上，对于这样的国家，海洋就是最重要的命脉，但它们的海洋贸易又随时可能处于强大敌手的控制中。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对手会放弃如此的优势？难道它们的海军就是摆着看的？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就像英法战争中，英国的海军不仅保护了自己的海洋商业，同时也打击了法国的海洋商业，从而促进了英国的胜利。

如今英国的海上地位大不如从前，所以它才会承认挂中立国旗帜的船只上的货物不容侵犯这个原则。对于英国这一让步的解释是：现在的英国无力对付中立国和它的对手的联合攻击，因此只能尽力维护中立国的合法权益。当然，这项让步对中立国的好处不言而喻，但却对交战国不利。不过，就目前的局势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可以推翻这个原则。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海上强国永远不会做出这样的让步，让对手的“私人财产”免受侵犯。而这却是任何一个弱势的海上交战国的梦想，它们都认为这是很合理的要求。在这合理的表层下并没有什么令人疑惑的思想，它们只是没有认清事情的本质而已。在陆地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基于这样的原则——损害不会是任意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威胁时，就不会出现侵犯私人财产的事。出于这个原因，没有投入商业冒险的个人财产在海战中会受到保护。另一方面，陆地上的规则是会发生变化的，当私人财产给敌国造成威胁时，它就不会受到保护了。如今，海洋上的私人财产增加了它所属的国家的财富。一旦这个国家发生战争，这些财富就增加了它的财力，也给对手造成了损害。因为海洋商业是海上国家的力量源泉，对商业的打击就犹如对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国家的营养，切断了国家的力量之根、战争之筋腱。所以在战争时，人们希望商业能免遭战火的荼毒，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确是最致命的打击。

假如只是小打小闹、止步不前，破坏商业的方针可能会受到指责，但是集中力量、有条不紊地掌握住海洋，是值得肯定的取胜之法。从比较中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如果两个交战国达成协议保证商业贸易不受侵犯，那陆军也可以在交通线上达成一致。

六、未来和美国海军

海军力量是决定国家政策能否顺利执行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我国现在还没有一支力量得当的海军，但我们有组建强大海军的潜力。

如果我国想要建立一支力量强大的海军，就要用新型的舰船去取代已不能胜任现在各种任务的原来的舰船。我们决不能让我国的海军舰队是个无用的花架子，更不能是毫无攻防力量的稻草人。不过，我国海军重建的事已经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程度比新闻贩子和记者的好奇心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关注中，有一部分是忧虑和敌意，另一部分则是友好和祝愿。这两种情形都说明了一件事，我国海军的组建是符合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的，而这种发展变化与海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国家的有些人却没有这种意识，他们认为我国的政治利益仅仅在我国的疆土上，不愿承认现今的局势要求我们在全世界发挥影响，他们带着厌恶的情绪和怀疑的态度看待一个事物的成长。另外一些人则与他们相反，他们随时注意时代的变化和特征，关注其他国家的政治状况和海外活动，觉得我们有必要介入那些争论中去，具体指本世纪初的那代人或许认为过于远离他们的关心，因而自然地完全处于他们的影响力之外的那类争论。

有关永恒真理的宗教信条可能会一直宣讲下去，但今天有些宗教主张却处于尴尬的局面。它们来源于人们的传统生活，反映了以前的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政治信条针对的是世界复杂多变的形势，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它会变得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这时人们就不可能还信守它。如今的美国和19世纪初的美国在形势上有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接受被奉为信条的先例，我们需要制定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政策。19世纪时，美国只是北美地区几个陆上强国之一，它和其他的国家有着利益的纠纷，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位置上邻近，后者是导致摩擦的主要因素。当时的美国政府为了消除摩擦的根源，想吞并所有存在争议的土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和其他国家讨价还价，运用各种计谋甚至进行威胁。例如，我们从一个无权出卖路易斯安那的政府那儿购买了它，并无视另一个大国的抗议；我们通过曲解谈判的方法获得了西佛罗里达。仅从政治角度来看，我国当时的政府是相当英明的，另外，当时上述地区的人口稀少也是它们被我国迅速兼并的原因之一。

尽管当时的政治家们意识到了在大陆扩张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有考虑到有关长远利益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忙着处理有关眼前利益的事情，没有过多的精力考虑将来的问题，但是这对于治理国家却是一个大忌。不过，美国当时的政府还是发现，一旦有了外部利益，就绝不能忽视它们，也不能不采取措施保护它们。所以，尽管我国当时对大陆以外的世界没有野心，但我们的商业活动导致我国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那时候，我国政府想和英国达成协议，和平解决我们的矛盾，而不是利用武力解决。但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1812年爆发了英美战争，我们应该从这场战争中吸取教训。

构成当今美国及整个世界所处政治局势的因素和19世纪初大不相同，就是我们如今的实力也不能决定一切，只能改变问题的程度而不能改变性质。我们今天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和世界上的主要强国之间的关系密切了，而以前我们在政治上是处于孤立状态。当时，我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国家对欧洲的格外关注导致了我们的孤立，而孤立政策也符合我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因为我们需要时间发展壮大自己。那时候，除了有关密西西比河航行权的问题，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就是商业贸易。今天有些人反对我国在境外进行政治活动的理由，就如当时反对我们进行商业贸易时一样。总之，就是让我们待在自己的国内，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在今天，没有多少人会赞同将美国割离它的主要商业航线的政策。但是，在1807年，美国人宁愿忍气吞声也不愿为此而战，或者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力量用以迎接或避免战争。在如今的局势下，我们决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不武装自己的结果就是被别人吃掉。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洋成为主要的交通渠道，各国间的距离也在逐渐缩小。正如前文所说，接近是产生政治摩擦的根源，但接近也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世界变得更小了。不过，虽然距离缩短了，但海上距离仍然存在，政治影响要依靠海军才能跨越它。所以，海军对于我们来说必不可少，当突发状况发生时，我们可以凭借它来解决。

要想知道杰斐逊对海军的认识，就要分析一下当时转瞬即逝的事实情况。1812年的战争，我国的海岸线遭到攻击，几乎导致对外交通线的全部瘫痪，这时我们意识到了海军力量的重要性。尽管当时的海军在战斗中有突出的表现，但光荣只属于他们自己；政治家们应该感到羞耻，是他们让国家遭受了海岸被攻击、商业遭炮轰的局面。因为当时美国的海军只是一支小小的力量，只能进行零散的行动，不存在单个行动与整体行动的相互配合、紧密联系。

在1812年的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国发生了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事，这就是门罗主义的提出，它不仅使我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对我国海军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很多人对门罗主义的认识不全面或者有所曲解，但门罗主义的作用不是让我们承担无法摆脱的义务，而是通过一些先例，找到一种全体人民都认可的普遍立场。我们可能需要接受一些由门罗主义推导出来的结论，但我们没有必要把它们全归到门罗主义里面去；也许这些结论更符合当今的局势，但它们和门罗主义是两码事，尽管它们有着共同之处，门罗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在美国疆界之外的地区中有着对美国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而门罗主义设想的实现要依靠海军，因为只有海军才能为它提供保障。

虽然门罗主义是由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引出来的，但它却是历史不断前进、发展变化的产物。在1778年，我们反对法国从英国手中夺回加拿大的思想中就有它的萌芽。但是，这种意识并没有在1783年的佛罗里达身上得到延续，它依旧被英国转让给了西班牙。从那时到1815年的这段时间里，有关土地转让的事，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不过，这种情况在今天绝对不会发生，因为这关系到原则问题。

国家的发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门罗主义，我国政治影响的范围如何确定，这些显然不是一位海军军官需要操心的事。他只要认识到门罗主义的提出对国家有着重要意义而不仅仅是美国人民对南非的同情就足够了。假如门罗主义只具有后者的意义，它很快就会被人们忘记，就像所有基于同情发表的声明一样。门罗主义之所以一直充满活力，是因为它体现了一项有关自身利益的不变原则。这项原则一开始针对的是欧洲可能干涉美洲的问题，后来又有了多次类似的运用，这些运用基于的事实背景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并在今天达到了顶峰。美国如今已成为太平洋上的强大国家，在不远的将来还可能凭借运河进行两大海岸间的商业活动。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门罗主义有所调整，调整后它表现出的本质特征是：承认不处于我国控制下的海外地区不仅与我国公民利益有关，也与整个国家的利益有关。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会将这些地区收入囊中。

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改正某些人认为我国海军只需具备防御力量的错误观点。因为我们在海外有着需要海军去维护的利益，因此，我国的海军除保护我国的海岸之外，还要做其他的事。另外，一个公认的原则是，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争中采取主动，不管这在道义上是否站得住脚。

对于国家的安全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目标和将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假如一个国家同时具备了这两点，它就可以应付各种情况。不过，这并不是说国内不存在争论，也不是说对外界的局势有着准确的认识。最危险的情况是，平时大家都沉默寡言，心血来潮时就贸然行动，而且没有合理的组织；自由国家最容易发生这种情况，而它们往往缺乏必要的准备。不过，即使自由国家的政府更迭比较频繁，它们的民众在行动上缺乏一致性，但民众有一种本能，能够下意识地领悟到真理在行动前做好准备。虽然美国的公民没有认识到美国在海外的政治利益，也没有认识到自己与海军的重建有着联系，但这并不会改变这样的事实，美国海外的利益依然存在，美国海军的发展仍会继续，后者将保证对前者的维护不会破坏目前的和平局面。

因此，我个人认为，美国海军最近的发展既不表明我国有了明确的目标，也不表明我们感到了某种威胁，这只是防患于未然的一种做法。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紧急的局面、突发的情况会猛然降临，国家也会因此卷入无法预料的形势中。虽然文明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和平的手段解决紧急的局面，但无法否认的是动用武力的情况仍会发生。另外，国家间力量的强弱也会影响国际争端的处理情况，就像“能够怎样”和“愿意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决定。

不管是否愿意承认，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与世隔绝，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均是如此。欧洲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程度的摩擦。蒸汽动力的使用，使海洋交通更为便捷，进而增加了各个国家之间的接触，海军的重要性也更加明显。这不仅在欧洲国家的报章中有所体现，更体现在了各国政府对海军的重视上。目前，欧洲国家的活动场所是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它们的斗争很快就会波及到我们。随着我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的不断扩张，这片海域将会成为政治、商业和军事竞争的焦点，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大国都会卷入其中。另外，虽然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如今的意义不大，但随着地峡的修建使用，它们会成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水道，价值自然会水涨船高，也会成为各个国家的必争之地。日本的崛起也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关注和警戒，因为它有着坚实的政治和军事基础，又是个野心勃勃的海上强国。

所有的这些情况都和我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不去面对那些令人头疼的问题。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导致随时会出现战争，而其他国家的战争，很可能会波及我国，如何保持中立免受危机是政治家们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

尽管欧洲各国政府都扬言要保持和平，而且和平确实是大多数国家的愿望，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想放弃在远方的政治影响和殖民权利，相反，还在努力扩张空间和增加影响。其中一个国家进行的是政府领导的政治性活动，它想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管理进而处于支配地位，以至于不太在乎经济上的得失；另外一个国家，则是个体公民被获利欲望驱使进行的活动，谋求的是商业利益，有政府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承认和保护他们的成果。

尽管不可能预料上述的过程将会有怎样的结局，但国家间的摩擦却频繁发生，有时情况非常危险以至于可能脱离政府的控制，受大众情绪的支配。越来越多的文明国家想要侵略扩张，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这股潮流锐不可当。当它涌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制度落后的国家或者地区时，当地的制度就会土崩瓦解，就像众所周知的埃及那样。在埃及，原来的制度不能存在不是因为埃及人自身，而是欧洲国家的利益纠纷造成的。目前，埃及的控制权掌握在英国手中，英国在埃及的拓展也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因为这不仅有利于埃及的迅速发展，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发展。

埃及的例子告诉我们，文明国家侵入落后地区后必然会接管当地居民的权利，但是我们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相处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例证。一种权利要想不被分割，它就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情况往往不会如此。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地区仍然处于落后的种族或者国家的统治下，它们政治制度的不健全和经济水平的不发达，使得这些地区的人民无法认识土地的价值。另外，处于文明社会的国家，尽管政府和人民愿意帮助他们，但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机会，因此就出现了强大国家向海外扩张的局面。

目前美国还没有参与这种扩张，因为它的政府和人民都没有被这股趋势所引诱。但是，形势的发展使得美国需要保护美洲的弱小国家免遭其他强国的侵犯，让它们依据自己的能力发展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与此同时，也可以确保美国在美洲的地位不受威胁。我国主动承担起这种责任，一方面是为了那些弱小的国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我国的切身利益免受外来干预。列强之所以答应我们的要求，不仅因为美洲与它们的主要利益关系不大，也因为我国有着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我国在洪都拉斯的海湾群岛问题及莫斯基托海岸问题上有着坚定的立场，导致英国不得不做出让步。不过，那时英国的确有能力给我们以重创，它未这么做的原因是，从长远的角度看那些问题并不重要。话说回来，虽然我国的立场得到了认可，但是否会一直这样还是个未知数。假如我国要保护的那些国家还是动荡不安，而且我国的海军力量也没有加强，结果就更难以确定了。

我国的发展历史和我国的人民性情都表明，我国会努力争取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任何一个争端。不过，这样的做法不仅会将我们带入新的政治关系中，也可能会引发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矛盾冲突。而军事力量则是决定我们国家能否始终坚定立场的重要因素。这节的开头我就说过，虽然我国现在还没有一支力量得当的海军，但我们有组建强大海军的潜力。华盛顿说过的避免卷入同盟关系的警告我们时刻谨记，但他说过的随时做好战争准备的教诲却常被我们忘记。世界时代的变迁是一部永不落幕的政治大戏，战争就是永不褪色的暴力场景；而以战争为舞台的海军力量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作用更多的是威慑而不是引发争端。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潮流，美国应该给予它的海军更多的关注，壮大它的力量以便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

七、如何准备海战

美国面临军事危险时的最佳战区是海上，而准备海战，不仅是防御，还包括主动出击。

当今时代，战争的准备工作既牵涉广泛又比较复杂，因为这里面包含很多相互矛盾甚至是无法调和的各种因素。即使是国家财政部人士的聪明睿智也无法顾及全部的因素，构成军事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并非总是合理的，因此无法满足全部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他们最常说的话是“这个是主要的，你的其他要求必须服从于它，除非你的能对它大有裨益”。从而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的决策左右摇摆，或者是为了所谓的公平，各个方面都顾及到却没有一个达到原来的要求，以至引起公愤。换言之，国库的钱被分散光了，而没有集中用于主要的设想上。

尽管战争有着暴力性，但它仍属于政治运动。无论一场战争爆发得多么突然，它的根源肯定隐藏于先前的局势中，国家的统治者一定要在战争前看清局势的大致趋势，通过外交活动或者达成协议等方式解决矛盾，尽最大的努力来避免战争，维护和平的局面。不过，尽管经过运筹帷幄来保持和平的局面会给政治家带来荣誉，但在只能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这项荣誉就属于战士了。对于民众来说，为了正义的信念而战比妥协退让更有价值。就像美国的南北战争，虽然爆发内战令人感到痛心，但是，如果有一方放弃它的基本权利不参加战争，那时候恐怕就不只是痛心了。在只与物质利益有关的问题上，可以退让；在有关原则的事情上，绝对不能退让。因为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坚持，只会有损自己的人格精神，即使面对强大的阻力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这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包含的真理吧！

一个具有立法和行政两大基本功能的政府，它的职责是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机动力量，用来保护国家的基业，还要随时准备应付各种突发状况。这支力量的存在和规模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的政治局势，也可以反映出国民对国家利益或国家责任的认知。鉴于战争会带来灾难，何时何地采取可能引起敌意的行动的确是一个难题，但是，它却与最后的决定会被推迟多久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战争的准备是这个决定的前提条件，它必须满足决定提出的各种要求，如果可以的话还要步步紧逼，尽量做到使国家正义得到伸张的同时避免战争。这样的做法只是防御，用以维护国家的权利不受侵犯。

因此，一个军事力量足够强大的国家首先要做的是正确地评估世界的政治局势，而不是用带着敌意的目光寻找比自己强大的国家。评估政治局势既包括考察各国的物质利益，也包括研究各个国家的秉性。这件事首先是政治性的，在做了政治决定后才能讨论军事问题，因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要维护政治利益。

我们做军事准备应该针对最难以克服的危险而不是最可能发生的危险，如果能应付比较严重的危险，那其他的也就不在话下了。一个国家要能够以平静的眼光看待眼前的局势，即使它不是危险或者复杂的局势。另外，在评估危险时，不应过分乐观但也无需太过忧虑。当英国的统治者认识到海洋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时，就强调自己的海军力量一定要超过对手中最强大的两国之和。为此，他们提出了各种意见进行讨论。另外，他们认为促使英国由抵抗“两强”改为“三强”的情况不可能出现，从而不必考虑会有什么影响。

同样，美国在做军事准备时，不仅要考察对手会动用多大的力量来对付自己，也要考虑长期性的环境可能给对手造成的影响。在军事方面能跟我们相匹敌的就只有欧洲大国，在西半球有着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对我国日益发挥作用的门罗主义本能地反对。尽管如此，但其他地区对它们的吸引力更大。英国、法国、德国在非洲都有殖民地，面积从100万至250万平方英里不等。这表明，一些国家不仅得到了大片的领土，它们之间的斗争也将随之开始，敌对的局面将会一直存在。而疆界的不确定、对当地人民的控制欲及对于遭受攻击的忧虑，是引发斗争的原因。今天的扩张与十七八世纪时有所不同，它受制于一些有条理的规定和国家间的均衡力量，这种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当今时代的和平。

上述这些情况在欧洲人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因为欧洲是海外活动的原始地，由此引发的争斗肯定会在欧洲内部解决，而造成的损失就会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承担。除此之外，土耳其动荡不安的局面也是欧洲国家的麻烦。至于美洲大陆的政治局势，尽管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但整体而言还是相当稳定的。

西班牙以外的所有欧洲军事强国均卷入了殖民扩张和东方混乱引起的问题中，只有西班牙不关心欧洲东部的事务，也没有进行殖民扩张的行动。我国应关注各国目前的主要活动，作为军事考虑的因素，但我们绝对不会支持它们的活动。因为我们国家一直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从来都不想用武力去征服弱小的国家或者地区，对于其他国家的这种行为也深深不满。虽然如此，过去我国与其他国家还是发生过争执，尽管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对方宣战，但对方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些争执围绕的是领土归属的问题，是西半球以前殖民阶段遗留下来的，大部分与英国有关。而我们和英国之间存在着深厚的亲情，这基于共同的传统和共同的观念，使得这些问题很好处理，如委内瑞拉问题的圆满解决。

与上述类似的争端在将来也可能出现，如果我们没有充足的准备，到时候我们坚持的观点会被其他国家认同吗？英国会给予我国支持，而且认同我们的立场，这种认同不仅基于我们两国之间的情意，也由于我们有着相似的国家特性和国家体制。另外，英国政府深刻地认识到远方地区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这使得它能够理解美国坚持不允许可能在将来引发麻烦的事情出现的原因。在印度和埃及有着强大力量的国家都意识到了我国对中美洲地峡和太平洋的关注，而一直关注地中海的国家肯定也了解加勒比海对于我国的意义，我们不希望另一个半球的国家打这一地区的主意，破坏它相对平衡的局面，虽然这很困难。

现在，我国已郑重声明，坚决反对欧洲国家在美洲大陆上进行侵略扩张，必要时可诉诸武力。有关美洲的边界争端问题，我国坚持由国际仲裁处理。假如英国认识到这种立场合理地体现了美国的政策，它就不会反对了，更不会有为了抵制美国政策不惜一战的言论，引发不必要的麻烦。英国会为了自己的合理利益而战，难道其他的国家就不应该吗？国家荣誉的维护不是依靠战争，而是它的要求是否合理。这种认识与“军国主义”毫无关系，因为军国主义提倡的是依靠武力解决争端，这类国家以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为傲。陆军的生命力源于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受到威胁时，国家的政治能力也会相应的减弱。不过，英国和美国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们的主要力量是海军，海军没有陆军那样强大的攻击力。

现在，美国已经宣布会使用武力支持自己的政策，当与有着军事传统的国家发生摩擦而它们又不愿协调解决时。假如会与这样的国家发生战争，我们要进行哪些准备工作呢？首先，我们应该具备这种观念：如果只把战争认为是防御性的，那将会带来严重的灾难。只要战争开始，就必须积极、主动地作战。不是将敌人挡在自家的门外，而是打败敌人，让他们心服口服。

准备工作主要包括“程度”和“种类”两个方面。程度的确定一方面要考虑最强的对手会动用多少力量来对付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它在其他地区的困难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股力量；而种类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两类，前者的存在是为了后者。只有有了防御性的准备，攻击力量在战争中才能发挥更大的威力。在海战中，海岸是防御性的，而海军是进攻力量。如果海防牢固可靠，那行动基地——港口和燃煤储藏地就是安全的。政府也可以因为主要的商业中心得到较好的防护免除忧虑，从而减轻负担。

海防的存在说明海岸有遭受攻击的可能，那么，海岸会受到怎样的攻击呢？最主要的是封锁和炮击，后者比较严重，而且通常包含前者。另外，有能力执行炮击任务的舰队，就肯定可以进行封锁。设置海岸炮火可以防范炮击，因为这种炮火的威力大，射程远，使得舰队无法到达可对海岸进行炮击的区域。不过，也有情况显示，一支快速行进的舰队可以穿过炮火区域，而且受到的损失不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封锁航道来阻止舰队的前进就非常有必要了。现在，一般是用水雷来封锁航道，它具有很强的威慑力。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可以很好地保护海岸，不过，这种保护只用在有重要商业意义或者军事意义的地区，因为舰队不可能浪费力气去攻击无关紧要的地区，尤其在远离本方基地的情况下。

尽管海防是被动力量，但是海防的力量构成中应该有进攻性的力量。它与海军的进攻力量有所不同，活动范围受到地域的限制，同时又是前者力量的一部分。海防中的进攻性力量体现在鱼雷艇上，这与远航舰队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两者可以相互配合、协调行动。但是，有一点需要切记，鱼雷艇舰队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只是偶尔执行进攻任务。

从而可以得出结论，海防力量主要是由炮火带、水雷带和鱼雷艇组成的。没有前两者，海岸城市就可能遭受攻击；后者不存在，这些城市就很容易被封锁。炮击和封锁这两种作战方式在国际上是认可的，但在行动前要发出通知，这种限制体现了公平。如今国家的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对一个地方的炮击和封锁肯定会对其他地方造成影响。

上文说过，在海战中远洋海军的基本功能是进攻。这样的海军包括战列舰、巡洋舰及起到辅助作用的远洋鱼雷舰艇，中坚力量是攻守能力平衡的舰船，既能承受严重的打击又能给敌人以重创。这种舰船要能够驾驭海洋，可以和最强劲的对手作战且取胜机会较大。

我们一直强调，我国厌恶战争，我们也不愿意凭借它扩张领土或者牟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衡量我国军事力量的标准不是扩张计划，而是反对我国政策的国家可能动用多少力量来对付我们。显而易见，它们会用海军对付我们，因为我国陆地上没有可以采取行动的暴露点，因此，我们要对付的是敌人的海军力量。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为海战做准备，我们不仅需要强大的海军对抗潜在的敌手，也需要火炮、水雷和鱼雷艇这些防御力量来保护我国的海岸，能够很好地驾驭海洋。而这些都是我们目前缺乏的，因此，我国在海洋方面没有主动权。假如敌人跨越了我国的海岸线，就能对我国的沿海城市进行封锁；假如我国没有能力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敌人就可能炮击我国的海岸。在这种形势下，一旦发生战争，我们肯定没有准备的时间。

物质准备通常不是国家备战工作的薄弱环节，因为这种准备主要涉及金钱和装备。只要资金充裕，装备很容易就能搞到。而装备能否很好地发挥作用取决于使用它的人员，这些人员必须经过特殊的培训。虽然通过培训学到的东西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忘记，但随着时间的延长，被遗忘的会慢慢增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不断地进行实践。此外，刚刚服役的人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学习如何使用武器，了解所属军事组织的特点和日常运作情况，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还要知道其他工作与自己所做工作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使舰队在战斗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个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熟练地使用海军装备，因为既要掌握技能又要保持技能。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了高技术的人员，把他们闲置不用就会造成技能的下降，但如果太多的人待在军队里来维持他们的技能，就会降低国家的生产力。尽管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是要努力寻找它们之间的平衡点。

欧洲国家负责提高军事效能工作的人士一直为了人员方面的问题伤脑筋，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是把生产部门的一部分人调往军事部门，并尽力在两个部门间寻求平衡。但是，这一点很难做到，有时倾向这边，有时又会偏向那边，从而造成经济学家抱怨生产者不断减少，而军事当局则认为国家武装力量不足。为了满足双方的要求，实行了预备役制度，就是让服完现役的人转入预备役，每年只需花费一段时间复习以前的技能，其余的时间用来过普通的生活。

因为在和平时期使一支力量强大的海军保持满额是不必要的，尤其它的力量远远超过可能的最大敌手时，假如非要这样做，就只是浪费了人力、物力而已。这时，预备役制度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它一方面为战争的爆发做准备，另一方面是平时不消耗国家的物资。而预备役力量和现役力量的比例问题，与长期服役和短期服役有密切的联系。在长期服役制度下，预备役人数比较少，他们的素质比较高；而在短期服役制度下，人们一开始接受培训，很快就转入预备役，从而造成他们的素质较低，但人数偏多。因此，有些人认为这两种制度均有明显的缺点，长期服役制的人员不足，而短期服役制人员的素质不达标。

长期服役在逻辑上是自愿兵役制的结果。假如是否服役完全由个人决定，可能出现终生从军的情况，尤其存在激励机制时；倘若服役是强制性的，人们又会从心里厌烦它，在服役期满后很少有人愿意延长服役期。通常情况下，长期服役制和预备役导致的结果是常备力量比较强大。

美国和英国实行的是自愿兵役制，因为它们更看重服役的延续性。假如一个水兵服役了很长的时间，他的技术是毋庸置疑的，此时，若他选择继续服役，他的技术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持；倘若他离开了军队，若干年内他也会是一个合格的预备役人员。但是，现役时间的长短可以决定预备役人员的素质，服役时间越长，退役转入预备役后的素质就会相应的越高，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就会越大。

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有着两条陆上边界。墨西哥的军事力量绝对比不过美国；至于加拿大，它的宗主国英国在此有一支陆军力量。但是，它的数量和规模使得它不能发起主动进攻，除非针对的是没有强大陆军驻守的偏远地区。如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可能在海洋和陆地同时具有支配地位，而英国的首选目标是海洋，它的海军力量一直比陆军力量要强大，所以，英国不可能用它有限的陆军力量来对付我们美国。

在过去的10年里，我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海军的装备建设，如今我们的任务是培养足够多的高技术、高素质的人员来使用这些装备，这将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方面是因为把一个一无所知的新兵训练成拥有高技能的战士要消耗很长的时间；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实行的是自愿兵役制，不可能把训练出来的所有人员都收为己用。因此，为了实现原有的目标，就需要保持一支规模较大的常备力量。根据装备的力量来确定人数，再依据某些原则，在现役人员和预备役人员中选出所需人数。笔者认为，预备役力量的比重应该相对较小，尤其海军更是如此。因为人员的高素质要依靠服役来保持，过分依赖数量多、素质低的预备役只会导致消极的结果，他们只能发挥减压的作用，不能成为主干力量。

美国最佳的作战区域是海上，我们只要随时做好海战的准备——既准备好迎击来自海上的进攻，又准备好发动海上攻势，就可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

八、回顾与展望

整个世界的未来是由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决定的？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如今基督教的任务是将亚洲文明与自己的理念相融合。

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时代的结束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具有自主意识的人。我们的信念是：我们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我们了解自己的进步从何而来，又要去往何处。那么，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今天，我们的时代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呢？

要想给这个问题一个充分的答案，就要对19世纪做一个总结。笔者认为，国家内部的情况不在考察范围内，虽然这些东西十分重要，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它们并不是全部，各国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笔者正是想从这个方面进行考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考察它的对外关系，从广泛的意义而言，关注的是现在各种运动的发展变化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未来。

美国的历史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因为18世纪以来的殖民扩张就是被美国革命中止的。美国革命使得英国失去了最富裕的殖民地，接着而来的法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迫使欧洲各国的政策由外部转向内部。此后的10年里，西班牙殖民地进行了起义，门罗总统和坎宁先生发表了声明。这些声明确保了西属殖民地的独立，也成了美国此后的对外立场。

紧接着就进入了19世纪，人们依然热衷于在海外寻找发展空间，但不是建立新的殖民地，而是开发利用已有的土地。不过，纵观整个19世纪，这种活动并不是主要的。这个世纪的主要活动是研究自然力量，使它能够很好地为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服务。当时，到处都有新开发的土地，很多地方的资源均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们都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各个国家都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这上面，因此，19世纪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虽然仍有战争发生，但是和平和发展是当时的主线，人们致力于用新发现的技术改变自己的国家。

不过，这样的阶段总是转瞬即逝。生产的发展对市场的需求增加，由此引发的各个方面的发展仍然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要求。19世纪50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国门被欧洲强国用武力打开，被迫和它们进行商品交换。这时，西方国家的主要活动是寻求获取利润的根据地，另外，美国人口和资源的增长、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发都有利于满足这种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的末期来临了。这时，欧洲国家之间有了矛盾冲突，甚至引发了战争。不过，上述的那些特征还存在着，并且成为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这样，由于经济上存在着功利主义，维持现状成为当时的主导思想。但问题是，维持现状就不会进步，甚至是不进则退。另外，鉴于19世纪留给我们的复杂局势，现如今依然维持现状可行吗？认为普遍裁军可以保持现在的文明以及种种好处的观点是否合理？而笔者的愿望是：“有朝一日，各国将化剑为犁，熔矛为锄。”我相信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期望。

时代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人们还不能准确地解释它，但已经认识到了一二。显而易见，我国之外的其他文明大国身上都有不断前冲的势头。因为我国被18世纪的传统所束缚，怀抱着孤立主义理想，拒绝和其他国家一起追求共同的利益。不过，外部世界的发展已经引起了我国大部分人的注意，他们也有了走出去的念头，但这种念头被传统的信条所束缚，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更没有付诸行动。

欧洲国家的前冲势头停歇了100年后又再次崭露锋芒，虽然人们一开始没有注意它，但在19世纪中叶就格外引人注目了。东方国家的变化也是这一阶段发生的事，刚开始时也无人关注，如今却是那么醒目。近来我们所熟悉的词是“缓冲国”，处于英法两国势力范围之间的暹罗就是这种角色。这个词也让人想起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一方面它们处于各自的世界里，相互分离；另一方面，它们正在逐渐靠近，在地理上和物质上均有体现。东西方文明有着不同的来源，并且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一直以来都是两条平行线。如果要使它们交叉，一方就必须向另一方靠拢、转化，从而促进两种文化的融合。

基督教的影响在接下来的20世纪仍会存在，因为人们的信仰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如果基督教的思想能够在东方国家传播，那他们也会逐渐认同西方国家的某些原则。另外，就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假如我们失去了信仰，追求利益就会成为我们唯一的人生目标，那时，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会去攫取，而不会在乎是否合情、合理、合法。西方国家很熟悉这种情形，现如今碍于公众舆论对它们政治利益的影响，很少再做这样的事。东方国家虽然不了解西方世界物质优势和政治传统背后的故事，但它们却向往西方国家的繁荣昌盛，也想拥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政治和经济。

18世纪殖民扩张停顿的同时，各国将精力投入到了创建庞大的现代常备陆军这一方面。这种陆军在19世纪初开始出现，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到19世纪末已是十分成熟和强大，在规模、预备力量、组织训练及装备各方面均有体现。这些庞大的陆军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经济方面而言，生产力下降了，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提升的速度减慢了，种种弊病和问题一直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照这样说来，难道庞大的陆军就没有给人们带来一点好处？想一想大学里的军事训练吧，它能让人学会积极的生活，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学会守纪、服从和尊敬他人，这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课。现在，很少发生战争，更多的是一时的过火行为，这种行为不会有多大的杀伤力，而且很容易过去。另外，尚武精神在大部分人身上有所体现，教导人们只能为正义而战。现在，军事力量是为国家服务的，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为统治者服务。

在预测未来时，我是以我们时代的特征为依据。法国革命的前10年，政治殖民化处于停滞时期；接下的25年，欧洲国家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之后进入了和平时期，工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19世纪末期，政治殖民化再次崭露头角。在上述变化发生的同时，庞大的常备陆军力量也发展形成了。另一方面，西方人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把它划入了自己的利益范围，但它自身的活力依然存在。这种力量尽管没有很好的组织，但它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在印度，虽然不可能再次发生兵变，但有迹象表明当地民众的政治意识正在逐渐觉醒，他们不满于现状，强烈希望印度能够独立。

对于中国我了解得较少，但是许多的观察者都认为中国人的潜力是无穷的，现在这股力量体现在对于传统方面的执著。中国人的保守主要是因为不了解外面世界的发展变化，也与这个民族的忍耐力、坚定的目标、牢固的组成单位有关。中国在几年前的中日战争中一败涂地，惨败程度虽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中国拥有最好的资源，虽然利用的很少；中国的人口众多，而且还在迅速增长。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目前的发展是缓慢的，但是中国一旦变革成功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仅仅凭借上述的特点来概括一个世纪的变化趋势，并作为展望未来的参考因素，似乎不太妥当。不过，有一点倒是相当清楚，由于与这些因素有关的未来还十分遥远，因此，人们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考虑它们。另外，其中一些作为当今时代标志的因素还引起自封为“经济学派”的政治思想派的抱怨、批判和指责。这一派别在19世纪中叶发展成熟起来，它的思想在世界各地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都没有在美国产生的影响大。这大概是因为美国临近的国家力量对它没有任何威胁，军事建设对于我国来说不是刻不容缓；也因为美国具有丰富的资源，我们没有想过向外部拓展。当欧洲国家把目光转向海外时，我们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国内的发展上，我国充足的自然资源加强了这种趋势。和欧洲国家相比，我国的幅员更为辽阔，而且资源多、人口少，因此，尽管我国有大量的移民，我们仍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不过，我们把自己孤立起来的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好好考虑。

我们应该明白，只关注国内的经济发展，以此为借口不发展军事力量，也不与外界沟通交流，这绝对不利于长远的发展。就我们今天的政策而言，我们还不如100年前的前辈看得全面。后者没有受到经济学派令人窒息的观点的影响，那时这一派别的观点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在今天却依然存在，因为在青年时代受它影响的人们还未退出历史舞台。每一代人的思想都被前一代人所驾驭，这样，国家的连续性就会非常紧密。可是，这种情况使人看不清现在的发展要求，因为统治者的观点是过去年代的，而且依据它来行事。

这种观点主宰了内战以后的美国。就战争结果而言，它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将我国人民的目光集中在了国内冲突上。一方被独立的愿望激励，另一方为了保持传统而战。但是，这场战争的领导人却属于过去的年代。如今这些人正在慢慢隐退，新的一代人逐渐填补了他们的空缺。那么，新人在接受他们的政治方针的同时是否应该注意一下外部世界的变化呢？是否应该修正自己的政策呢？

对此，笔者作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分子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我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入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会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整个世界的发展并支配其未来？目前，基督教的任务是吸收古老的东方文明并将它融入自己的文化中，这是它必须履行的义务，否则自己就会灭亡。在19世纪，我们用了100年的时间，把我们的文明强加在那些古老的东方文明上。今时今日，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每个地方都有躁动，它们慢慢从沉睡中苏醒。虽然这种苏醒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虽然还没有什么条理，但足以使人意识到，西方文明有可能加快他们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

虽然未来的发展变化无法准确预测，但我们依据当今的形势做一些必要的思考还是可行的。根据这些思考，也许我们可以知道眼下如何行事才是最好的，而西方文明也许会在未来的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完美的，我们也不能期待用理想中完美的方式处理并不完美的现实。只有借助“力量”这个仲裁者，我们才能赢得时间。而历史中发生的各种事件，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

这些话绝不意味着我们对东方古老文明的恶劣态度，虽然东方文明比较落后，而东西方文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今天的我们及任何时代的人们或许都会对恺撒感激不尽，他扩张了罗马的统治范围，巩固了罗马的文明。直到几百年后，人们才意识到恺撒不仅为罗马征服了新的地区，也为西方世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像只有后人才能深刻地体会恺撒对英格兰和日耳曼的远征（这些行动从军事观点看无足轻重，当时也未带来多少眼前的好处）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历史的不断发展不时会有像恺撒这样的大人物出现，他们被历史潮流淘洗出来，他们是民众的代表者、引路人，而不是所谓的驾驭者、主宰人。如今的形势大体上也是这样，欧洲国家平静了一段时间后，再次掀起了侵略扩张的浪潮。这次，它们不仅把地球上的荒芜地带作为目标，还想侵略将它们与那些古老国家隔离开的缓冲地带。不管这场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它造成的结果绝对不会由一个人来承担。因为只有大众觉察到了某种需要，他们才会采取行动。不过，他们会思考、会发问，我们要去往何处？我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截然不同的文明不经过任何缓冲直接碰撞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欧洲文明范围外的人们在人数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并且由颇有能量的基本单位组成。只是他们的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及组织能力的欠缺，导致他们未能凝聚在一起形成整体，这也是他们物质落后的主要原因。不过，虽然他们的物质水平比较落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想拥有物质上的繁荣。假如一个群体渴望得到某个东西，通过和平的方法无法得到它，那他们必然会诉诸武力。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例如外族冲破恺撒设立的屏障蜂拥而入。这时，假如这道屏障无人把守或者被忽视，上述情况就更容易发生。

不过，即使处于这种形势，假如能选择好地理上的要点，将边界向外扩张，还是能够争取时间的，并可能转败为胜。那么，确定地点及选择要点就非常重要了。现在欧洲国家进行的扩张活动，正在无意识地将欧洲文明向前推进，并巩固使它生存的防御阵线，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旧世界地区的发展变化趋势。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外部世界文明相比较，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欧洲文明就像是沙漠中的绿洲。就如同欧洲繁荣的商业和强大的军事一样，欧洲文明在促进政治发展和物质繁荣方面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要归功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机和活力。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的文明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有巨大的贡献，促使我们的物质繁荣程度成倍增长，拉大了外部世界与我们的差距。紧随而来的是解除武装的呼声，好像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实现了普遍和平，不再需要军事力量来进行攻防。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虽然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矛盾冲突，但它们的一致性在上述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个活动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就是最好的证明。当前，这种意义的基础是开明和公正，虽然在细节上还会出现缺陷和错误，但整体的结果还是好的。上述地区发生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它的前提是武装力量的存在。

欧洲国家对外的一致性在英国的帝国联邦设想中也有所体现，这种思想在英国人民和英属殖民地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了根。另外，英国人民想培养英美两国情谊的意向也体现了这点。巴尔福③先生曾用“种族亲情”这个词形象地描述这种意向，而且英国这个大家庭最适合这个词。在将来的某一刻，它可能会被推广到所有产生于同一源泉的种族身上，那它就会成为解决各种问题的依据了。但是，当前我国人民对英国的提议没有反应，我们被传统的观念束缚，只习惯向内看，从来不考虑外界的变化与我们有何关系。假如英美两国没有共同的观念，它们会走到一起吗？政治活动遍布全球的英国和只顾内部发展的美国会产生真挚的亲情吗？现在我国必须把目光由内转向外面，认识到在国外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只有这样我国和英国才能很好的合作，为人类美好的未来共同奋斗。

如果将美国看成是欧洲大家庭的一员，那么它们与未来世界的联系在太平洋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因为太平洋是连接欧洲大陆和东方世界的纽带。由于水路交通具有快捷、便利的特点，太平洋将罗马文化和条顿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沙漠和山峦阻碍了美洲太平洋海岸与东部的联系，但这儿却是欧洲文明的前哨阵地。因此，欧洲大家庭的重要任务就是将它与自己的主体紧密相连，并且将东西方通向它的道路控制在自己手中，给予它最严密的保护。

将来出现的贯穿中美地峡的运河和加勒比海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一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上述政治事实的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不管将来的运河会位于尼加拉瓜还是巴拿马，它都会将欧洲的疆界推进数千英里，并且将美洲体系编织得更紧凑。所以必须要控制这条海上要道，而加勒比海是重要基地，就像利用地中海控制苏伊士运河一样。欧洲文明在加勒比海的链条上有一个重要的枢纽。不过，由于有一部分岛屿处于未开化的国家或者民族手中，那些是我们无法掌握的，这的确不是件好事。

展望未来，我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利益得失，还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当前的人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这就是他们的责任。在时机来临时就要牢牢把握住，否则就可能给后人带去困难或者麻烦。如今，欧洲国家在远方大规模地进行侵略扩张，但在它们的身上也有了严重的创伤，它们在某些地区的统治制度也不再符合时代的潮流，它们却无视这些弊端。这是一个凶兆，这些地区在将来或许会成为蛮族反攻我们的前沿阵地。

我们还要认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处于不同物质繁荣程度、不同精神观念和不同政治体制的各种文明正在逐渐靠拢。认清这点对于我们自身的发展非常重要，尤其在我们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责任后。目前，在欧洲物质极大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与此相对立的、被人们称为“军国主义”的制衡物，它将欧洲变成了时刻处于备战状态的军事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裁军呼吁实在是不合时宜，这只会把我们推入极度危险的境地。

在陆地方面，欧洲国家的庞大陆军可以确保当代人的开拓热情世代延续，直到扫除所有阻碍欧洲文明发展的障碍物。在海洋方面，我国背负的责任是最多的。在有关加勒比海的事务上，我国反对欧洲某个国家渗透活动的呼声，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我们的呼吁毫无力量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要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来支持我们的立场，就像欧洲各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持庞大的军事力量那样。在地峡和加勒比海地区我国一定要处于支配地位，将其他的国家都排挤出去，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担负起了维护欧洲大家庭利益的责任。

地峡和将来出现的运河，以及通向运河的要道会把美洲大陆的东西两岸连接起来，这会使美国在此处的利益成倍增长。目前，美国要想在加勒比海居于统治地位，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做后盾。门罗主义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国会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有些人对此可能会不屑一顾，在他们的想法中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维护和平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确保和平的前提条件。

我们可以渴望和平，这是全人类都想实现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幻想用揠苗助长的方法得到和平。无视我们现在所处的具体形势，或者夸大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和恐惧，和平的局面依然不会到来。不管20世纪会有怎样的发展变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19世纪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仍会继续发挥作用，而且将会成为所有传统中最具历史价值的精神食粮。

注释

①位于法国巴黎的北部，其海拔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比较高。

②位于巴拿马北西加勒比海岸，东接巴连特半岛，西接搏卡斯德尔托罗群岛。有多条水道与加勒比海相通，其中以来蒂格雷水道最为重要。

③巴尔福（1846~1909），是曾在中国办报的英国报业家，新闻记者，先后主编过英文《晚报》、《晋源报》和《华洋通信》。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扉页

版权页

出版前言

第一章　引论

第二章　海权之要素

一、地理位置

二、形态构成

三、领土范围

四、人口数量

五、国民特征

六、政府特征

第三章　个案分析：1778年的海战

第四章　欧洲的冲突

一、协约与同盟

二、德国的崛起

三、东方和西方

第五章　亚洲的问题

一、三强——俄、英、美

二、海权与陆权的冲突

三、以中国为中心

四、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

第六章　美国的利益

一、美国向外看

二、夏威夷的意义

三、地峡和海权

四、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战略

五、英美重新联合的可能

六、未来和美国海军

七、如何准备海战

八、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