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8:文武北洋•枭雄篇 (铁葫芦历史馆)
Author: 李洁
Date: 2012-04-01
Publisher: 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重编版序

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

——增订版序

初版自序

第一章　漳洹犹觉浅

——站在袁世凯遗址上的畅想

第二章　东厂胡同有遗德

——对黎元洪故宅的寻访

第三章　凄雨中的末路英雄

——段祺瑞旧居及其他

第四章　茫茫烟蔓寻何处

——吴佩孚遗迹考

第五章　草莽元帅林

——张作霖的空穴与故宅

参考文献

李洁，青岛资深报人、著名人文学者，著有《百年独语》《1912-1928：文武北洋》等。

其著作《1912-1928：文武北洋》通过对袁世凯、黎元洪、杨度、章士钊等北洋人物生平及故址的追寻，以人物为经线，以时间为纬线，生动地还原出一整个北洋时代的面貌，颠覆了人们对北洋时代的既有认识，探究了共和发轫期的政坛风云，是近十年来有关北洋历史不可多得的力作。

铁葫芦│历史馆

铁葫芦

1912-1928

文武北洋　枭雄篇

李洁　著

重编版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12～1928：文武北洋·枭雄篇／李洁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4

ISBN 978-7-213-04840-1

Ⅰ．①1…　Ⅱ．①李…　Ⅲ．①政治人物-人物研究-中国-1912～1928　Ⅳ．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8877号

书　　名　1912—1928：文武北洋·枭雄篇

作　　者　李洁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王福群

责任校对　叶宇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16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840-1

定　　价　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重编版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即试图用自己的文字冲开覆盖在历史上的层层污秽或金粉—后人强涂在“好人”身上的金粉，其实和覆盖在“坏人”身上的污秽一样，都是对其本人和历史原貌的一种污损。总之，我是想尽量看清我感兴趣的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与体态，再通过他们，了解一下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相。

我对真相感兴趣，并自信许多朋友像我一样对历史真相感兴趣。于是，我开始有计划地写这本书。

我选了民国初期，亦即北洋政府时代，开始了我的“清污工程”（前面说了，洗去金粉也算是清污）。我从一本本史料里，找到九位我最感兴趣的人—那会儿，我忘了“好人”和“坏人”的正统定位，然后，一个个地细读他们。逐渐地，九位各有非凡魅力的故人从历史屏幕的最黑处一个一个地显示在我眼前，接受我的访谈。我至今都感到庆幸——我找对人了！

我用指尖在键盘上记下了与他们的长时间的交谈。我从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先生开始，1999年底，我写完李大钊。2000年，我写了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和杨度（其中几篇，曾应邀在人民出版社的《人物》杂志上发表）。2001年，我写了吴佩孚。2002年，我写了张作霖。至2003年“非典”肆行全国时，我安静地写了陈独秀与章士钊。

九篇文章，不伦不类，既非人物传记，亦非旅游笔记。但每一篇，我都是认真记的。我很想让读者朋友从这九篇文章中窥知一点那个时代的真的模样。

2004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公司推出拙著；两年后，又推出增订版。2005年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将拙著分上、下册在海外出版发行。如果说数年前拙著在小的读书圈里稍有影响的话，那应该感谢优秀出版家刘瑞琳女士和她的年轻的团队。

八年前，闹“非典”，我写完这本书，便又回了懈怠状态，除一本轻松的人文风景介绍《风流故居》外，再无写作欲望。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的朋友曾催促重出此书，均被我谢绝。不料，今夏，原先的报界朋友王小山转身成为“铁葫芦图书”当家人，逼我将此旧书通过他们团队再交给读者。时过八年，重温旧作，实不忍卒读！当初，对人物的研判、对史料的掌握、对读者心理的拿捏、对出版标准的考量，都过于随意。为不敷衍读者，我只能恭敬从命，用三个月的时间，重编了此书，故名“重编版”。

图片自然也比上两版丰富了不少。这些图片，凡历史照片，多是本人经年累积的；凡现实场景，则无一不是本人在各地亲手拍摄的。如有读者喜欢并留用这些图片，谨请注明之。

全部文字与图片编完后，自己掂掂，分量尚足，遂上缴作业，恭请读者朋友们批阅吧！

我既非历史学家，更非专业作家，我只是一个旅人，一个有兴趣跟着故人在故址上看故史的旅人。

谢谢朋友们！

李洁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

——增订版序

我也没想到，《文武北洋》会一直有人读。

我是一个喜欢寻找真实历史境况的旅人。只因怕那些荒冢一样颜色的“真相”被时代的残砖碎瓦所埋没，所以，我大着胆子走进一条条被废弃的巷子里，推开那里面的每一扇虚掩着的旧日宅门，定睛搜看阴影里的一切——

“真相”往往还斜悬在结满蛛网的褐色的壁上。

我怀着敬畏之心描摹我所发现的东西，尽管我努力画下的也许还不是真相，但至少比人云亦云的某些所谓的定论更接近本质。

我的行囊里没有来路不明的海外孤本，我的导游图全部是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我把国家利益当成评判历史巨子和历史事件的唯一标准。我的直觉每每在史料与遗址的场景切换中得以印证。

我行，我记；我思，我写。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每过一段时间，便有了讲述的欲望。2004年1月版的《文武北洋》，就是一次话题比较集中的讲述。

尽管我的“北洋观”得到了一些有独立思想的朋友的认可，但散落在各章节里的不少谬误每每让我暗自汗颜。书出两年，两次加印，仍不能抹去很多遗憾。

2005年夏天，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将我书中的“赳赳武夫”与“彬彬文士”拆分成《文武北洋·枭雄篇》与《文武北洋·风流篇》，分两本出版，使我有机会将原书稿审视和订正了一遍。我加进了若干新读到的史料，删掉了有些不尽合理的表述，改正了一些看得出来的失误。原以为修订即减肥，却不料，一通必要的营养滋补后，我的“北洋人物”非但没有瘦身，反倒比原来更“硕壮”一些了。

因总在行色匆匆地找寻，更因本人功底的浅薄和才气的不足，我的文字总是丢三落四。即使此番重新拾掇了一通，也还会有种种露怯处。但是，我敢说，我呈现给读者朋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真情的脉动。

我会一直这么找下去。是兴致，更是责任。

李洁

2006年4月11日于青岛凯旋山庄

初版自序

敲完本书最末一行文字的时候，2003年的最后一阵秋风已经远去。不知道我的这些文字是否也能搭上时令的班车，把一股稍带肃杀之气的“真”带往远方，让喜欢历史的读者朋友们能临风抖擞一下。

我不喜欢温吞而平庸的天气。在因袭的云絮下活得太久，会不知道云外的阳光是七彩的。所以，我幻想自己的这些文字能如冷空气一样，吹开凝固了很久的传统的云团，让人冷静片刻，再回望一下斑斓的历史。

五年前，我写那本《百年独语》时，也是这样想的。

在那本“独语”书中，我用自己的话，讲述了晚清、民国、共和国的几位历史人物和事件。可能与人们听惯的说法相迥，故有朋友笑言：你这是对百年历史的“毒”语。我只笑笑，并不解释，继续于本职工作之余，寻百年来一些巨子的遗迹，并以他们的遗迹为平台，“独语”我对近代史的一己之见。

这本书里，我集中记录了我对民国初期，亦即“北洋军阀时代”的寻找与发现。站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五位武人和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四位文人的故址上，我瞻前顾后了一番，忍不住又“独语”起来。

鼓励我用自己的话表述历史的，是本书主人公之一陈独秀先生。他老人家至死不说假话。他说：“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

于是，我就想对大家说：北洋时代可能并非一个完全“反动”的无序的时代，也可能并非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思想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第一次走上选票时代的艰难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中的笨拙尝试。“武”只是那个时期的表象，而“文”才是那个时代的追求。所谓好人、坏人，所谓正确、谬误，我没顾上区分，所以只好请读者自己评判吧。

应该告诉你的是：我对所有试图推进中国历史进程的先人都怀有敬意。

最后，我要感谢这些年来陪我慢慢走过历史遗址的各位旅伴，当然，更要感谢在漫长人生旅途中所有对我援手施助过的人。

李洁

2003年初冬于青岛浮山之麓山海楼

第一章　漳洹犹觉浅

——站在袁世凯遗址上的畅想

袁世凯（1859—1916）

安阳

老早就想去河南安阳一游，因为每从地图上看到那个地方，就觉得有两处古迹在幽幽地诱着我，一曰举世闻名的殷墟，一曰并不广为人知的袁林。

殷墟，就是殷之废墟。殷代也就是商代，从一个叫盘庚的君主把国都从原来的“奄”往西迁到了“殷”之后，“商”才结束了不断搬迁的历史，余下的二百七十三年里，就再也没挪过地方，所以，“商”又被叫作“殷”。在中国史册上，“盘庚迁殷”是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奄”，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而“殷”，即如今的河南安阳，一个揳入河北、山东两省之间的河南省最北端的地方，这座曾经比曲阜阔多了的一代名都，如今却只能靠城边的小屯村的殷墟而名噪世界。

悠悠三千多年过去了，“殷”当时是怎样的繁华，今天的人是无从想象了，倒是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之前，有位叫王懿荣的山东福山籍（今烟台市福山区）京官破译了一些刻在牛肩胛骨和龟背上的奇形怪状的符号，并命名为“甲骨文”之后，那些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大堆甲骨才不再是贱卖了的“中药材”，而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符号。殷墟也因之成了整个世界研究人类进化的一处驿站。

作为一个识字的炎黄子孙，我当然想去安阳看看殷墟。

但是，盘庚的时代离我们太远！而且，那些弯弯勾勾的早期文字，也实在不好读！这个担忧，到了安阳后立时就得到了印证——尽管新修的殷墟博物馆是一流的馆，内藏文物是超一流的文物，但毕竟太古、太雅、太玄！伏在一方方玻璃柜上看半天，也看不出什么门道。隔现实太远的东西让人看不懂。

倒是袁世凯，这位葬于此地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故事与故址，却因相隔时间不远而显得既好读又耐看。所以，我们从殷墟博物馆出来，问清了去袁世凯墓地的路，便驶过洹河大桥，沿河向东驶去。

当地人指点：往东二里地，就是洹上村，“袁林”就在那里。

正午的阳光把我们的车影飘飘忽忽地映在河水里，车影像是移动的磁头，而洹河则像历史纪录片一样，慢慢为我们播放了安阳数千年的沧桑变迁。

洹河，即安阳河，春秋战国时期，此水甚是了得——“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战国策》上即有这样的记载。那时“天下”小，洹河就是中央。洹河与附近的漳河、卫河一样，虽不及南边的黄河之大、之长、之深、之浓，但也像血管一样，滋养着一辈辈的豫北人。在海洋文明远未发达的时代，安阳一直是个不可小觑的中原重镇，除了作了二百多年的“商”之都城之外，前后还有大小六个朝代在此设国都或畿辅。春秋战国时这里是“邺”，不信邪的西门豹把那些装神弄鬼的人统统扔进河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那位西门先生可真叫智慧，愣是把那些自欺欺人的巫婆、神汉一个又一个地派到水里去请“河伯”出来！淹死几个可怜虫后，这一带再也没人敢传播邪教了。秦军攻克这里后，此地改称安阳；后晋时置彰德军，金代始改彰德府，明、清两代依旧制。所以，这块地处冀、鲁、晋、豫四省交界的豫北之地，成了“四省通衢，九州咽喉”。至清末，京汉铁路修经此地后，安阳变得益发重要，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与阅兵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五至初七（1906年10月22日至24日）举行的“彰德秋操”，让朝中那些不谙时事的王公大臣们第一次见识了新建陆军（简称“新军”）的军威。新军的创建者袁世凯因这场重要的“军演”而一跃成为令朝廷内外都刮目相看的实力派人物。

你看，说安阳，道安阳，安阳本是大地方嘛！

这是1999年的10月3日，我和几位同事以实际行动响应了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长假的号令，借了朋友单位一辆老式的日产面包车，从青岛一路西进，越济南，过聊城，风尘仆仆赶到了河南安阳。

想象中的安阳，是个不错的地方——远有太行耸立，近有洹河环绕，虽无游人云集的名山大川，但中原固有的苍凉之历史美、淳朴之田园美，还是很可一赏的。

有袁世凯的诗为证：

曾来此地作劳人，满目林泉气势新。

墙外太行横若障，门前洹水喜为邻。

风烟万里苍茫绕，波浪千层激荡频。

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蚤浣帝京尘。

老袁虽一介武人，终生戎装，但毕竟是落榜秀才，早年甚至曾在乡里组织过文学社团呢！所以，他能以诗言志。尽管他写诗的水平远不如其领军和为政那么令人瞠目，但总比后来同为军人出身的民国统治者们胜出一筹。从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一直数到晚辈的蒋介石、李宗仁，一路数下来，都不及老袁有文采呢！上面引用的那首律诗，就是袁世凯被朝廷赶回安阳后写下的。

从文者与从政者是两副脑筋，能逐鹿中原却不一定能留下佳句。中国之人君，文武双全者寥寥无几。汉高帝刘邦只喊了一嗓子“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后，就再也没词儿了；汉朝的冤家曹操倒是个写诗高手，但他不是名义上的国君；南唐后主李煜算得上是“诗人皇帝”，可惜又为亡国之君；清乾隆皇帝倒绝对是君主里的写诗冠军，可他老人家到处乱题的“诗海战术”却并没让后人把他划归诗人的行列，因为他留下的上万首诗实在太平庸！

扯远了，再说安阳。

眼前的安阳，却全不似老袁诗中那么引人入胜。

面前的洹河，流动着的是说不上什么颜色来的浊波，而沿河途中的民居，也多在风尘中蓬头垢面，怎么也想象不出“满目林泉气势新”的诗意来。所以，你也就想象不出这样一个至今还比较穷的小地方，怎么平地就冒出个不可一世的大总统来。

此时，已是过晌，一车人都饿了。见洹河岸边的柳枝像帘一样遮着前边的路，一时望不透，我们便在出城的路边上停下车。这儿，是城乡接合部，一大片街头饭店生意正火。下车逐家看过后，才觉得这一溜设在人行道上的小饭店实在太脏！

我见马路对面河畔上一家有几磴台阶的新馆舍，一体的新瓷瓦贴面，加上蓝玻璃的铝合金门窗，显得很有品位，便一个人先去那儿打探。拾级而上，推开弹簧门，正面是一张人造皮的长沙发，一位中年男子正坐在那里吃盒饭。见里面过于清静，且无别的顾客，我便问他：“这里有饭吗？”那人把脸一沉：“这是茅房！”我连称对不起，同时注意到了他左右两边的内屋的玻璃门上，的确贴着“收费厕所”的字儿和标准卫生间男女人形的剪影。该公厕管理得够水平，一点儿异味儿没有，难怪这人在其间就餐泰然若素。

回来后，我把奇遇告诉了同伴们，众人咸为“殷”之厕所大大高档于饭店的文明现象而啧啧称奇。喊我们坐下的饭店老板娘却不以为然，她边麻利地用一块看不出颜色的抹布转圈儿擦着油腻腻的圆桌，一边撇嘴说：“花那么多钱盖个没人去的茅房，瞎弄！都在旮旯里尿，谁去花那个钱！”

想不到，袁氏老家之旅，就是这样别开生面地开始了。

袁　林

再前行时，天开始飘起若有若无的雨。

真怪！我觅时代巨子遗踪的时候，老天爷总是要朝我头上洒点雨丝，似乎为了让我的思古之幽情更富有诗意。真的，无论是在福州看林则徐和严复的故居，还是在天津和平区找那连片的民国名流的旧居；也不管是在重庆高攀红岩村，还是徜徉在上海淮海中路历览风云人物的花园洋房；更不必说一次次在古都北京的寻找。记忆差不多总是和雨——而且多是小雨——连在一起。

前行没多远，就见到了路边的“袁林”标志牌。

官员人等在此下车。

中国帝王及其后之坟，谓之“陵”。可袁世凯的墓为何不叫“陵”而叫“林”？虽说他短暂的“洪宪皇帝”名分因不合游戏规则而被历史取消了资格，但他毕竟是在任上死的民国大总统，这可是两千多年以来第一位用选票统计出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啊！死于他之后的那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的墓不就叫“中山陵”吗？此地不叫“袁陵”而偏称“袁林”，莫非因为眼前这一片茂密的林子？

袁世凯是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六（1916年6月6日）那天一命归西的。尽管总统府的医官称，大总统因患尿毒症不治身亡，但人们更愿称其为“忧惧而死”，因为自从上一年他执意要做“中华帝国”的始皇帝开始，就得罪了天下人。四面楚歌的老袁，又惊，又恨，又怕，肾病猝发，而他偏偏又不信西医，不准洋大夫在自己身上动剪子动刀，结果从发病至咽气，只有短短的几天。都知道他生来身强力壮，饭量超常人一倍，更因终生习武，腰不弓背不塌，实不应一病致死啊！袁氏生于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卒时五十七岁，正是一个秉国者的最好时候。

是金子一样光灿灿而又沉甸甸的皇帝梦魇生生把他压死了。

他死了，倒是废物利用，自此，安阳有了一个比殷墟更招揽人的景点。虽说游客并不太多且要专程赶来，但总能为安阳带来一些旅游收入。

袁林能保存至今，完全缘于毛泽东的一句话。1952年11月1日那天，当家作主刚三年的毛泽东视察黄河沿岸。路经安阳时，河南地方大员安排主席先看殷墟，再看袁林。看过之后，地方官员赶紧说：袁林是要平掉的。不料，党和国家最高领袖不以为然地说：“不要平嘛，还要保护好，留作反面教材。”

正是这一言九鼎的“最高指示”，才使近代最大的反动封建军阀头子的陵寝得以保存下来。

隔着黄土，共和国首任主席看望民国首任总统，“俱往矣”的豪情一定又陡然而生。只是，博古通今的毛泽东也有像普通游人一样的疑惑，他问陪同的中共安阳地委负责人：袁世凯的老家是项城，他为什么不回项城下葬呢？

是啊，“袁项城”为什么不让后人把他送回老家安身呢？弥留之际，儿子们听他嗫嚅了一句：“扶柩回籍，葬吾洹上……”为什么偏偏是安阳的洹上村而不是项城故里？原籍究竟怎样让这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伤透了心？

项城是河南的一个县，不在豫北，而在安阳以南数百里的地方，与安徽省搭界。我在河南地图上找了半天，才把这个因为老袁的发迹才屡被史书提起的豫东小县“打捞”出来。真的，若不是袁世凯，外省人很难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

古时中国人爱把某人的原籍当成其别称，至清代，此风尤甚，如叫左宗棠为左湘阴，李鸿章为李合肥，张之洞为张南皮，康有为是康南海，如此，袁世凯也就被叫成袁项城了。

“项城”不回项城的原因，毛泽东不知道，河南的干部们也语焉不详。

只有袁世凯的后人知道得很清楚。袁的三女儿袁静雪（袁叔桢）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道出前因后果：

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九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五人、姐妹三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

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入祖坟正穴，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原来如此！袁世凯并非其父袁保中的正妻所生，所以，他的母亲，亦即生父之妾，死后便没有资格进入袁家祖茔正穴。别看你已官至正二品的总督大人，而且还是全国八大总督排名第一的直隶总督，但正妻所生（所谓“嫡出”）的大哥还很坚持原则，愣是不尿你呢！

袁世凯因生母未被尊重而愤然迁籍，从此一去不回。

如此看来，这个人还有点儿骨气。

但就是这样一个烈性子的人，回到官场后，竟会表现出婢女一般的驯顺！同僚们背后讥笑过：老袁不惜屈尊与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们交往，除了按惯例晋见前给御前太监们的袖里塞钱不说，他见了大总管李连英时居然单腿下跪！这破了规矩的大礼虽让同僚们笑冷了齿，但却挺管用。

有人记下了这样一段逸事——

某日，慈禧太后召袁世凯入宫奏对。袁提前问计于李连英，称自己有一事想禀报，但怕太后心情不好不敢提及。李公公说：看“老佛爷”脸色行事呗！但“老佛爷”的脸乃“天颜”，跪在地上的人哪敢仰面观“天”？于是，李公公又授意袁大人：你老哥伏在地上汇报工作时，不就在我脚下嘛，只看我的双脚可也——双脚分立则暗示主子心情不错，有话快说；双脚合起则示意太后已面呈不快之色，请免开尊口。老袁唯唯喏喏。

你看，匍匐在领导脚下、阉人跟前的袁世凯哪有什么骨气？专制体制下的官场，实在是销蚀脾气、摧残个性的泥淖。

喏，又扯远了，话题还回到安阳吧——老袁因兄弟之阋而拒回家乡，安阳因老袁在此而声威显扬。

一进景点的门，就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古陵里所特有的一些建筑，如照壁，如神道，如玉带桥。只是，袁墓的规模比隆然于华夏大地上的那些帝后陵寝小多了。毕竟不是君权时期了。

比比漫长的君权时代，北洋时代终究是进步一大截子了！历史的长河如同袁林门前的这条洹河，总在或疾或缓地向前流淌着。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洪水洗劫后的袁林。

高大的石牌楼只剩了石梁石柱的骨架，应有的门扇全不见了，虽说每根石柱上都覆着一层水泥，但斑驳破损处总是露出荒唐年代的破绽——每根柱上都有用黄色油漆喷涂着的“文化大革命”的口号。神道两边的石像也不规矩了，虽然也有石柱、石马、石狮、石虎，但到底不若从未被破坏过的明清皇陵那般井然有序，而且，多数石像是被重新修补过的。

“史无前例”的人类文明浩劫之痕，又哪是水泥所能掩盖的！

有意思的是民国式的翁仲，文官均是高冠博带的古士打扮，而武官则全是过膝军装、圆筒高帽、外加一绺鸡毛帚的北洋军官模样。逝去了的时代一下子通过这五对有些滑稽的石像再现于世。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守陵者个个都是五短身材，且都身长腿短耸肩无脖——是洋设计师独具匠心地要表现一种艺术上的古朴美呢，还是有意将矮胖的墓主人的尊容显形于阳间？

神道之北是锁起来了的碑楼，楼内循例有巨大的赑屃托起的巨大碑石，碑文为其老友徐世昌所题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既无谥号，便不似皇帝们的碑文那么复杂，像那个窝窝囊囊的光绪皇帝的谥号，就是长得让人读不下去的“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若不加上顿号断句念，非把人憋死不可。

袁林里的翁仲之一。文臣系祭天时的高冠阔袍打扮，而武将的穿着、身材与神态，颇似墓主人。摄于2010年6月。

碑楼的外墙涂着厚厚的朱砂色涂料，但依稀能读出斑驳的“毛主席语录”，这边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那边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最高指示”已有好多年不背了，现在竟在这里让我来重温。

碑楼后有殿堂一座，应是供奉墓主人的享殿，虽雕梁画栋蛮精致，但其间空空荡荡。袁林自建成后，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特别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洪涛的冲决，岂能不空荡？

出一旁的圆门，绕过殿堂，刚拐过来，便被那座与中国帝陵截然不同的墓台震了一下——

高大而宽绰的石台上，赫然入目的先是两扇铁栏门，门虽残败且已锈得不可开关，但铁骨犹坚，其造型也精美，实为中华大地所罕见；而绕墓台一圈儿的护栏，大都只剩一垛垛矮柱分散孤立，不过从仅余的粗铁链来看，那时的冶炼、翻砂技术还是十分高明的。宝顶（坟丘）很大，据书上称有一丈二尺高，五丈二尺圆。大则大矣，但比之小山一样的帝陵却又小得多。墓室周遭都是钢筋混凝土砌成的匝墙，若是特意来破坏，也够费劲的。

果然，安阳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朱女士告诉我说：“文化大革命”时，当地的“红卫兵”来掘过袁墓，但因没有炸药，全凭镐刨锤砸，所以，“造反”很不彻底，忙了一阵子只好撤走了。

在空荡荡的享堂里值守的一位中年管理员则告诉我：当时要是照死里弄，还能挖不开？只因为有个人忽然想起“最高指示”，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像说过，要留作反面教材。正累得精疲力竭的学生们这才顺坡下驴鸣金收兵。

呜呼！幸亏安阳是远离大城市的地方，“土著”红小将们的“革命干劲”又不甚大，而且在关键时刻想起了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所以，中国近代头号大坏蛋居然极为侥幸地保留了全尸，阴魂至今未散！

不中不西的袁世凯墓，位于河南安阳洹河北岸，历经时代变迁，保存基本完好。摄于2004年4月。

墓圹上方是一周探出头来的青石块，正面一方石块上镌着这样几个字：

中华民国五年八月兴修

越二年六月望告成

也就是说，袁林是袁世凯死后的两个月里开始施工的，耗时两年，至民国七年（1918年）6月份才完工。

查史料，袁林的设计师为死者本人生前聘请的一位德国人。能请洋人为自己的陵寝绘制蓝图，这起码表明了百年前的那个矮胖的河南老头儿思想并不如后人想象的那么保守。这可是中华大地上第一座由外国人设计的君主陵园。

按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规矩，袁世凯的儿子们并没等墓地全部完工后才将亡父下葬（那样的话，老袁岂不要遗臭两年？），而是早在当年的8月24日就先将那个阴沉木的大棺材送进了墓室中。

到底是老外设计的建筑，墓丘正面上竟探出了一尊十分逼真的石狮头像——这难免让人想起欧洲那些老房子门口上方的装饰性动物雕塑。设计师真的把这里当成了死者的家。

不过，说来也真是和狮子有点缘，袁世凯待过的地方，门口无不有石狮庇佑。至少我见过的就有这几处：天安门城下有两尊石狮，民国二年（1913年）10月10日，他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仪式就是在天安门身后的太和殿前举行的，然后，他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他的北洋大军；铁狮子胡同的前清海军部门前也有一对石狮子，他从天安门下来后就去了那里办公——最早的总统府就设在那个大院里；天安门西侧的中南海门前也有两尊石狮，逊清王室把西苑（即中南海）让给民国政府后，老袁就把总统府从铁狮子胡同搬了过去，并把南海南岸的宝月楼破墙改为“新华门”，把该门西侧的那条街改叫“府右街”（总统府右边的大街），这些“袁氏之名”一直叫到了现在。

雨后的袁墓。摄于2004年4月。

然而，张牙舞爪的东方神话里的狮子没能保佑他。所以，灵魂出窍的他被专列运抵安阳，又被八十人的“皇杠”抬到这里后，便又有了这尊西洋式的逼真的狮子相伴。

石狮上方，墓草萋萋。

对了，袁林还真是一片蔚然的林子。陵园里外，到处都是松、柏、槐等半粗的树。最初的袁林，因经费紧张，树稀难成林，是袁家自费移种来很多树，才使这黄土地上有了一方绿洲。这是袁静雪告诉我们的。老袁有十个妻妾，三十二个子女，四十九个孙子孙女。若每个儿孙种上十棵树，那就是八百多棵树啊！单从绿化工程上来讲，还真是多子多荫。

但袁墓称“林”，不是因为树多，而是另有故事。这是我在袁林里的小摊儿上买到的一本小册子上读到的。

此书说，“袁林”是后来也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命名的。老袁入土后，袁的长子袁克定理所当然地请“世伯”徐世昌题写“袁陵”二字。

徐世昌乃出生于附近的卫辉县书香世家的布衣寒士，早年在豫北、豫东各县以当私塾老师和县政府文书为业，偶然游历袁家花园时，与慕名已久的袁世凯相识，两人“纵谈古今成败、中西奇异”后，遂结金兰之好。他大袁四岁，当时就认定：“他日治天下者，必斯人！”后来，正是仗义疏财的袁世凯出资供他去北京赶考，他才一步登天，成为帝都里的翰林。在翰林院坐了十年冷板凳后，又是奉命办新军的袁世凯奏请徐翰林来当自己的“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即秘书长兼参谋长，徐才走运于官场，从袁氏的头号军师起步，官至东三省首任总督、邮传部尚书、协理大臣，授太保、太傅。因其精明过人，袁克定曾以“水晶狐狸”名之，并得到官场认同，其为人可窥一斑。

精明的徐世昌告诫老侄：“陵”乃帝王之墓，令尊生前称帝未成，且已自行取消“洪宪”年号，故非帝王，称“袁陵”不妥。袁克定争辩说，亡父大敛时即身着皇帝的冕服嘛！但老徐明白，一来因老袁死时正值初夏，其粗胖的尸身暴胀得没合适寿衣可穿了，不得已才罩上了称帝时做的冕服；二来老袁着帝制服饰入敛是藏在棺内的事，但若堂堂正正把其未做完的皇帝梦摆在阳间炫耀，却万万不敢。所以徐世昌又引经据典：“《说文解字》中，陵与林可相互借用，避陵之嫌，却有陵之实，就称袁公林，如何？”做不成新皇帝的跛足袁大公子还能“如何”？只得允之。

安阳城外洹水之上，遂有了这空前壮观的偌大墓葬——除了袁林本身这近一百四十亩地外，袁家还买断周围泱泱上千亩地为祭田。

当年民国政府为先大总统发殡时，只批了五十万银元建墓。对这样一座宏大的陵园来说，这笔钱根本不够。是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和负责工程的河南巡按使（省长）田文烈等一班袁之北洋旧部又共同集资了二十多万元，“萃袍泽三十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田向政府报告语），才得以将袁林建成。

我见过不少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君主之墓，袁墓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墓讲的是封闭——大门紧关，高墙屏障，外头人无论如何是看不到里面的；而洋式的则是开放型的，铁栏门和铁栏杆只为界定范围，却不是为遮挡人们视线的。

袁墓为洋式，一目了然。

虽说袁世凯生前即请风水先生在此选定了位置，不过，没等破土动工，他就一命呜呼了，他和所有的人都没料到，故土会提前召他回来长眠。因是洋工程师所绘的蓝图，但又要表现出中国君主的气派，所以，中西合璧的袁林的前后部分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前半部祭奠区是传统中国皇家式的，后半部墓葬区是典型西洋国王式的。

老袁不正是这么一个半土半洋的矛盾统一体吗？

皇帝梦

说袁世凯，怎么也抛不开“好人”、“坏人”这个古老的命题。袁氏这一生，真是越活越是坏人。细读他的一生，其实至少有半生是未失大格的。人们在评价历史舞台上的“角儿”时，往往依据他谢幕前的扮相而认定其一生的角色——只要末场扮了回大白脸，这骂名就算是留下了，且辈辈沿袭，谁也不改口。

当初，袁世凯是怎样动了称帝的念头的？一个以“缔造民国元勋”而被时人推崇的国家第一把手，普天之下莫非子民了，何苦再讨天下人的嫌，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后世？以我今人之想，一生精明的老袁此举实在不值。

今人已经看不出近百年前的“大总统”和“大皇帝”之间有什么不同了。

其实，二者之间决不仅仅是名分上的不同。

从君主专制到共和国体，从“真龙天子”到“民国公仆”，从向来一人专权变成议会政治与责任内阁制，这一切，对昨天还是大清国臣工的衮衮诸公来说，尤其对袁世凯这个前朝的内阁总理大臣来说，是多么的不适应啊！不能指望习惯于跪地咚咚磕头的人们会适应比肩而坐投票表决国是，须知，西式黑呢高帽罩着的是刚刚剪掉辫子的脑袋。现在的人们，若不静下心来，恐想象不出当年天大的不同。

对袁氏何以称帝，袁的亲属及亲信都说，主要是吃亏于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与所有的专制者一样，袁世凯到晚年最相信的也是自己的儿子。但就在其长子极力鼓动他当“中华帝国”始皇帝最热闹的时候，他才猛悟出自己陷入了绝境。

事情败露于偶然。

就在袁世凯屁颠儿屁颠儿地忙碌着登基的时候，全家女人们也都跟着乐呵呵地订制娘娘和公主服饰的时候，未来的三公主袁静雪瞅着丫鬟买回来的五香酥蚕豆傻了眼——老袁家法很严，自家的女人，无论大小妻妾还是哪房女儿，一概不准抛头露面，所以，袁静雪想吃蚕豆，只能令下人上街去买。袁静雪无意中发现包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与自家的《顺天时报》完全不一样！外边的报纸上多是反对父亲称帝的报道，而自家看到的“舆论导向”却全是拥戴老爸当皇帝的消息！三小姐懵了，当晚例见父亲时，就把包蚕豆的报纸递了上去。

袁氏称帝纪念币——“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银币。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一张销量很大的中文报纸，老袁公余之暇时常读之，借以了解社情民意。原来，老袁这段时间看到的，一直是袁克定为他单独印制的假报！联想到这一阵子老有“请愿团”（甚至妓女们也组成一团）到“公府”（总统府）门前“劝进”，各地拥戴他当皇帝的好消息一篇接一篇，老袁恍然大悟：都是他娘的大儿子捣的鬼！第二天，盛怒的袁世凯召来袁克定，越说越气，甚至亲自动手用皮鞭狠狠抽打了不肖之子，且边挞边痛骂其“欺父误国”。

迟至此时，袁世凯才明白：将国体改为帝制，并非“天下归心”。

也有人替他惋惜，说，他是上了“筹安会”的当。湘籍才子杨度和他的老友、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等拥护帝制的“六君子”组成的这个劝进组织，一心忙着把老袁往御座上推。他们欺上瞒下，大造气氛，终于使得整日待在深宫里的老袁头脑发热，“勉顺舆情”，放着牢固而舒适的西式高靠背椅不坐，偏要改坐满人让出来的又硬又冷的御座。他成了新朝的皇帝，那班人不就是开国元勋了吗？

斗胆称帝，天怒人怨，老袁自此人心丧尽！他追悔莫及，一病不起。

袁的第七子袁克齐详细回忆了袁的弥留之际：

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看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袁后悔了。“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杨度等筹安会的帝制干将。

还有人说，老袁还曾于昏迷中嗫嚅：“杨度害我……”

徐世昌应召从隐居的河南卫辉赶来，见到相交四十年的好友在病榻上命悬一线，不禁老泪纵横。当着在场的袁克定、段祺瑞的面，徐世昌轻声问老袁：“总统有什么交代的？”老袁喘息着，吐出了两个字：“约法。”

这就是袁氏的政治遗言。

就在袁氏尸骨未寒时，徐世昌、段祺瑞、袁克定等人打开了他生前写就继任者名字的“金匮石室”——这套由上一任元首指定传位于某某人的方式，还在沿用清室的老办法，但中华民国的约法上就是这么规定的，只不过候选名单不止一人，而是三个，即大总统可以指定三个人为其继任者。所以，老袁是在依法办事。

看来，至少在最后的时刻，这个辜负过中华民国的首任国家元首，总算尊重并维护了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

稍微出人意料的是，那张纸上并没有传言中的“袁克定”，倒是依次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位。

老袁总算还明白，天下不是自家的。

翌日，总统府发布了死者的遗嘱：

先大总统遗令

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

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

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

袁世凯

正所谓“头头是道”也！可怜的是，精明一世、糊涂一时的袁氏，再也没有机会展示其过人的政治才干矣！

袁世凯至死没弄明白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称帝”大蠢事，实在怨不得“那几个人”。要怨，只能怨你自己——在宦海沉浮几十载了，难道不知道别人支的梯子不能冒然爬？是你自己灵魂深处爆发皇帝梦了，想尽享个人崇拜了，想独裁天下事了，才扭扭捏捏半推半就地往回头路上跨了一步。这一步，就让自己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想想就知道了，对袁世凯这样一个满脑子封建意识且个性极强的人来说，他怎么会喜欢上七嘴八舌的政治局面？一次次不得不面对政客们的攻讦与议员们的掣肘，他实在腻了！

他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人表示过这种茫然：总统、总理、总长（部长），都是“总”，到底谁说了算？

当过大总统府军事谘议官的王镜芙老先生回忆过：

袁常对人说：“我愿意采取美国的总统制，不愿意采取法国的总理制。”

当年接替被逐出京城的他出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更曾精辟地大发牢骚：

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瞧着往后大乱的吧！

这话太中听了！

民国以降，政团林立，党祸连绵；政客奔突，党人肆虐。尤其孙文、黄兴的国民党，一党独大。民国二年（1913年）2月初，参、众两院开会时，国民党籍议员多达三百九十二席，民主、统一、共和各党及无党派人士加起来才获四百八十席；由六十位参、政两院议员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国民党占了三十三席！如是，该党便足以操纵国会，阳倡责任内阁，阴谋一党专政。更有甚者，袁派往国会说明起草宪法意见的四位代表，竟被国民党议员们轰出会场！难怪冯国璋等各地都督、民政长（省长）纷纷通电中央，要求取消国会，“搜捕乱党”。因国民党籍的江西、广东、安徽三省都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公开通电反对中央政府向五国银行贷款，他下令免了三人的职。孙文却利用时机发起“赣宁之役”（即革命党所称的“二次革命”），由被免的赣督李烈钧率先称兵发难，一时间，南方革命党控制的数省纷纷响应。好在此次“革命”不得人心，仅一个多月即被冯国璋所辖的政府军扑灭，孙、黄与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国民党要人成了政府通缉的要犯，纷纷避往日本。老袁因祸得福，随着北洋军进占南方各省，其威势空前，使中华民国真正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政令统一，并一举当选首任民国大总统（之前他与孙文都是临时大总统）。“共和就是不和，民主就是无主”——梁总长所言极是（梁敦彦时任交通总长）！

再是舆论，不仅随口指责政府，甚至对堂堂大总统肆意进行人身攻击——有报纸公然刊登了一组题为《老猿百态》的漫画，其中一幅，画着一只猴子举起写有“专制”两字的大刀横跨于北京城头，题曰“刀大杀人多”。猿即袁。如此放肆地攻击国家最高领导人，实是恶毒之极！若在前清，岂不要判你个满门抄斩？让你言论自由，也不让你这么自由啊！

满口河南乡音，一直习惯用衣袖擦鼻涕的庄户老汉一样纯朴的袁大总统，终于战胜不了自己的中国农民的天大愿望——自主天下事。内心一直涌动着这种蠢念，旁人再一扶一推，他的下水也就势在必然了。

看看他进入民国后的足迹，一步步都是往独裁的道上走。

孙文在南方起兵“叛国”之时，他未把孙氏及少数追随者与坚持走议会道路的国民党籍国会议员剥离开来，反倒下令取缔了国民党，收缴了该党籍议员的证书，导致国会瘫痪，不得不搭建了个不伦不类的“政治会议”以代替之。结果，使国家立法机构成了“本大总统”的谘议部门。后来，又觉内阁掣肘，干脆把国务院取消，降为总统府里的政事堂，内阁总理沦为国务卿，各部悉成“公府”里的办事处。最后，索性授意由新国会修改总统任期，从五年延长到十年，且可以连任——那时，他已是五十开外的花白胡子老头儿，再干几届，不就等于终身制了嘛！

当年报纸刊载的讽刺袁氏沐猴而冠的系列漫画《老猿百态》之三：“刀大杀人多”。五色国旗飘扬在北京城头，老猿（袁）脚踏京城，手舞专制大刀，其形可恶复可笑。北洋时期的言论自由程度可窥一斑。

本还有能力为中国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上首任民选大总统，就因一个皇帝梦，终于走到真正孤家寡人的绝境。

袁世凯因称帝而成为全民族的罪人。前云南都督蔡锷将军称病离京，潜回滇省首举义旗誓师“讨贼”，西南各省立时群起响应。“护国战争”成了比“二次革命”更得人心的正义之战。

京城的军政要员也无不怨恨老袁，因为帝制一恢复，这些人从青年学生时代即投身的推翻清朝的半生努力就全废了。

刚搬出中南海不久的副总统黎元洪竟然杜门谢客，即使面对他派去的说客，也一如既往地当起了“黎菩萨”——此公在鄂省当新军协统时即有此绰号，面慈心善，面对敏感话题每每一言不发。

被从青岛租界力请回京的国务卿徐世昌，居然也以不吱声来表示内心的不满，后来坚决辞职回到原籍河南做起了隐士。

他一手拉扯起来的北洋军首领、陆军总长段祺瑞，更是急脾气一个，当即拉长了脸兼气歪了鼻子——此人一激动鼻子就向一侧微倾，他很无礼地回禀大总统兼干岳父说：这阵子风湿病犯了，穿不上鞋了。老袁一怒，正色道：芝泉！我看你气色不好，去西山养病吧！段氏这一去，就再怎么“召”也不来“见”了！

派去南方弹压国民党反叛的江苏督军冯国璋，不光按兵不动，反倒联络各地督军来了一篇要求取消帝制、惩办杨度等祸首的通电！

他最信任的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张一麐（同“麟”）则私下里对人说：项城既受清廷诏旨建立共和，又被各省代表推举为大总统，就应恪遵朝旨，顺天应人。

还可恼的是东交民巷里的外交使团，竟也对中国恢复帝制不表示赞同，本身就是君主立宪国体的日本国的公使，甚至称现时不认为中国恢复帝制时机适宜！

他四面楚歌，他万般无奈，他穷途末路。他只好在宣布实行帝制仅八十三天之后——民国十五年（1916年）3月22日，通电全国：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

为时晚矣！各路人马不依不饶，非要袁世凯退出大总统位子来不可！皇帝没当成，总统竟也保不住了，这一下，袁世凯绝望了！此时，死对他和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在此之前还算是英雄的袁世凯，由是成了“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乱世奸雄”。这些头衔人们让他一直戴到现在，而且，还将继续戴下去，诚所谓“骨朽人间骂未销”。

历朝中国多少雄杰，为圆一个皇帝梦，成了令后世冷齿的跳梁小丑！

侧身西望长咨嗟：皇帝梦，做不得！

高　丽

朝代兴衰，过客毁誉，一部中国近代史真够人细细观赏、品味的。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无论是在他崭露头角的朝鲜生涯，还是在平定“拳匪”内乱的督抚任上，尤其在胁迫清帝退位的关键时刻，他都表现出了一个汉族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机敏与勇气。这种机敏与勇气导致的后果，也可以称作“功劳”吧？

先说老袁早年。

那时，老袁还是小袁，不爱念书爱骑马，所以也就考取不了功名。第二度乡试失败后，他既羞且愤地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付之一炬，慨然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随后，他便带着几十个家乡的弟兄们跑到了山东的登州府，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好友、“庆军”统领吴长庆当兵了。你看，袁世凯“参加工作”的动机称得上是高尚嘛！

吴将军显然未意识到袁世凯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还以为不过是已故的结拜兄弟的不争气的嗣子（乡间落榜秀才）跑来找碗饭吃呢！因而，弃笔从戎的袁世凯入伍后并未受到重用。

空有一腔抱负的袁世凯，某天对吴将军的总文案、南通人张謇大发牢骚，而正是这一番抱怨，改变了袁氏的一生。他如许喟叹：

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越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把守海防重镇，亟需人才，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

这话说得真够慷慨激昂的。这一番表白传到吴司令的耳朵里，他能不惊喜吗？于是，未久，袁世凯就开始受到重用，成了吴将军麾下的营务处帮办，即营务处的副职，之后，又随吴的庆军一道去驻军朝鲜了。

那时的朝鲜，与安南（越南）、缅甸、暹罗（泰国）等周边小国一样，是中国的藩属国。

在朝鲜，袁世凯凭自己的能力，很快就成为吴长庆所倚重的主要佐将。那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却表现出了卓尔不群的治军才干和灵活而又不失原则的处世手段。

抄两个袁世凯在朝鲜的故事可为佐证。

第一个故事：某清军军官因凌辱朝鲜人而违犯军规，袁世凯欲照章将其处以极刑。他刚入朝鲜时，曾下令一次斩首七个清军兵勇，因为这些人在“属邦”掳掠百姓有辱我中央帝国的声誉。吴长庆知小袁治军严厉且执法如山，便亲至袁处坐着不走。袁请吴公翻阅案上的书籍，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回来后，却向长官叩头请罪，禀报自己刚才出去已经把那个军官斩了。吴长庆倒也不愧为领军人物，非但不责怪部下不给自己面子，反而大笑赞曰：“执法当如此！”过后，吴大人常告诫在营中的亲戚们：可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胡来，即使我能饶恕你们，袁某也不会饶恕你们！

这样一位铁腕带出的军队，能不纪律严明？敢不奋勇阵前？日后回中国，袁世凯在天津之郊的小站练兵，只四年就带出了一支海内第一劲旅——北洋陆军，靠的正是这股子六亲不认、执法如山的狠劲儿。

第二个故事：彼时朝鲜政局动荡，倭寇屡于黄海兴风作浪。李鸿章为防辽东半岛遭日本人染指，命吴长庆率三营人马回国驻防，余下三营由提督吴兆有统领，袁世凯则升为会办，即三把手。在吴与袁之间，尚有总办张光前。彼时，高丽人内部已有“亲清派”与“亲日派”之分。日本人拼命培植反华势力，觊觎取清国而代之。为维护祖国利益，年轻的袁世凯不得不费尽心思地与日本驻朝使节周旋。从现存的一幅袁氏赠日使的书法上，即可看出其一片苦心。可想而知，面对这样一帧超凡脱俗的墨宝，崇尚中华文明的日本人是无法不叹服的。

然而，私谊无法弥补国家利益的巨大鸿沟，在日本人的教唆下，朝鲜的亲日派欲发动政变，推翻拥戴中央帝国的政权。值此危急关头，朝鲜邮电总局落成，三位中国驻军最高长官接到参加典礼的邀请。不言而喻，此为鸿门宴。去则性命难保，不去则有失宗主国之国格，真是进退两难（不知这一次是不是朝鲜人利用宴席搞政变的发轫之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有好几位韩国总统是在吃饭时被部下刺杀从而使江山易主的）。吴、张二位称去不得也。但袁世凯不惧，他怀揣一把手枪，带上两个亲兵，提前一小时突现筵席，令对方措手不及。等酒席开始不久，他又突然借故起身告辞，并手牵政变头目朴泳孝一路谈笑出了大门。阴谋者的阴谋终于落空。两天后，朴泳孝等贼心不死，又宴请中国驻朝商务与税务官员和各国公使（偏偏日本公使未受邀请，可见东道主用心之险恶）。席间，果然有人持刀而入，并有武装叛乱分子冲入王宫！袁世凯闻讯，未待请示中央政府，便令清兵前往弹压。岂料，日本军人已直接出面保护宫中的政变分子，双方对峙起来，情势万分危急！好一个袁世凯，亲率二百清兵全力攻入宫中，救出被围困的国王李熙，将其置于我方保护之下，一举挫败了政变的阴谋。

甲午年正月（“新正”）里应邀给日本使送春联（见右图），到当年7月，清日两国就在黄海开战了。袁将军“合重金兰”的心血化为硝烟随风飘散矣！这副字、辞俱佳的书法作品，如真是中州（河南）袁氏亲书，则袁氏的文采确实令人啧啧称奇！袁世凯在朝鲜的经历，若编成戏文传唱下来，岂不妙哉？只可惜主角晚节不保，“卖国贼”的腐恶名声早就熏臭了其整个人生，谁还会记得其早年的壮举？

为维护祖国利益，年轻的袁世凯不得不费尽心思地与日本驻朝使节周旋。图为袁世凯赠日本驻朝使节对联：称使勋宜留玉策；论交谊合重金兰。

袁世凯凭其超人的胆识和能力维护了朝鲜的国政，受到国王的信赖与多数大臣的拥戴，该国的内政外交，一时悉尊袁意。为了维持政局稳定，他还为王室编练了一支“镇抚军”。是年，袁氏仅二十五岁。

小袁在两次政变中表现出的大智大勇，令老领导吴长庆欣慰不已，他曾向分管朝鲜事务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袁氏请功：

（袁氏）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朝廷果然为袁世凯晋级，授其五品同知衔，并赏顶戴花翎——清制，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吏才有资格在红顶子上加戴雄孔雀尾毛。一直耻于没有学历的袁世凯，终于凭自己的实力，实现了为国效力的理想，并获得多少读书人奋斗多年而不可得的地位。

但一个袁世凯岂能挽住既倒之狂澜？后来，虚弱的清国政府不得不让日本分享了朝鲜宗主国的地位！

袁世凯奉命回国后，曾向李鸿章上书，建议“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颇值一提的是，当年，正是袁的叔父袁保恒最早上疏皇帝将台湾建省的，袁少时曾被叔父带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当然知道台湾建省与自家的某种关系。

但朝中唯一了解世界大势的李鸿章，正遭受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的忌恨和那班“清流党”言官的无妄指责，哪有心思把属下一个武官的大胆倡言转奏朝廷？而且，南陲的法国（时占据印度支那），北疆的俄国，正在纠缠我中华的领土，朝廷也实无精力三面应付。所以，朝鲜没像新疆、台湾一样建省，这便留给了野心勃勃的日本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

但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赏识是毋庸置疑的，他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

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德高望重的李鸿章乃清王朝里地位至崇的汉臣，因有最高一级的太子太傅和文华殿大学士头衔而被称为李傅相、李中堂。清朝不设相位，大学士即相当于前朝的宰相。李相国对袁世凯的评价无法不让朝廷动心。于是，在李的荐举下，袁世凯再回朝鲜半岛，当上中央帝国驻朝鲜的最高官员——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大臣。

但是，在狐假虎威的朝鲜亲日派的欺凌下，老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只有他一连娶的两房高丽姨太太尚能稍解忧烦——清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萎缩。后来，亲日的高丽人竟把大炮架到了袁的官署门口以示羞辱中央帝国！

可怜的老大帝国，连自己的疆土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属国？苦挨了一些日子，袁世凯终于接到了朝廷命令，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1894年7月17日），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权力的全权大臣，心情无比忧愤地降下了大清国的龙旗，黯然启程返国。

随之，日军占领了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声明：

自兹脱离中国，独立自主……

嗣后，甲午战争爆发，清国惨败，向日本国割地赔款，凡有血性之国人，莫不痛感耻辱。在藩属国受够了日本气的袁氏岂能例外？于是，就有了他痛定思痛后写下的关于新建陆军的报告。

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大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折冲樽俎，使这个并无科举功名的职业军人成为19世纪黄昏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皆谓“小站练兵”是袁氏崭露头角的舞台，殊不知，漫长的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视野的根本原因。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从朝鲜回来的事。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清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根据德国顾问汉纳根建议，奏请朝廷速练精兵十万。朝廷诏令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张之洞分别于北南两地着手实施。谁都知道，大清国的国防力量早已不可依恃！八旗军、绿营早在与太平军、捻军交锋时就溃不成军，曾国藩的湘军也渐显疲态，唯有李鸿章带起的淮军尚可指望，若再不练成一支精兵，则国将不保矣！

于是，李鸿章派淮军大员，时以广西按察使衔在天津“督粮台”（任后勤部长）的胡燏棻，招募了近千名壮丁，编为十营的“定武军”，在津南马厂（地名）建置，后因马厂地方局促，遂移师交通便利的新农镇，借淮军废弃的旧兵营操练起来——因该镇有天津至大沽口铁路上的火车站，是个小站，后新军官兵便以“小站”代称新农镇。久而久之，“小站”竟出了大名，成了袁世凯及手下若干人走向军事政治巅峰的大站！

稍后，张之洞则在南京编成两千八百人共十三营的“江南自强军”。

不过，为时太晚！等是年岁末，两支新建部队刚组建好，战争胜负已经见分晓。

战争结束后，为救亡图存，朝廷匆匆设立了督办军务处。此“处”级别极高，由位尊望重的恭亲王奕领衔，庆亲王奕劻为会办，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步军统领荣禄、户部右侍郎长麟组成，唯独长期“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第一汉臣李鸿章因战败而被排除在外。光绪帝授予了该“处”最大的军事干部调动权——“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

就是在此时，从奉天凤城的前敌营务处回到天津的袁世凯，给朝中排位第一的汉族军机大臣李鸿藻写了一封信：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

真够放肆！他指责的不是战争期间军事部署的失当，而是现行体制的落后！问责体制，说到底，不就在指责朝廷嘛！在一个处处讲究规矩的中国官场，这可是要有足够的勇气。

话锋一转，他写到了具体的建议：

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后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

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各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

有病乱求医的朝廷读到了这个披肝沥胆且卓有见识的“药方”后，马上将袁氏调入军务处，职与称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即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军务处工作。前一项是实职，后一项是没有编制的临时性质的岗位。有清一朝，非常时期，常以这种虚实结合的人事政策来解决一些干部的待遇问题，前面提到的那位胡燏棻也是如此。后来，袁氏还曾任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都是为解决省部级待遇问题，其本人一直在小站督练新军。此乃后话也。

进入军务处以后，袁氏便有了向更高层进言的机会。国家危机让这位有“非唯知兵，且谙外交”名声的三十六岁的政治明星走出直隶，也走出李鸿章的阴影，进入中央。

一边是编练新军的进展并不理想，一边是有“知兵”之誉的袁某被闲置在军务处。所以，在皇上颁诏要封疆大吏广荐人才之际，几位重量级的总督，不约而同地向朝廷推荐了袁世凯。

且读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朝廷密上的《荐贤书》中的一段话：

际此时局艰危，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伏愿皇上擢以不次，俾展所长，及其年力正强，得以功名自奋，庶立尺寸之效。

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荐举理由更是直截了当：

（袁世凯）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若使该员专意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时局！

在朝中重臣与外省疆吏的共同举荐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光绪皇帝破格召见了这个声誉鹊起的少壮派将领，并命军务处五大臣责成他起草一份新建陆军的详尽方案。

好一个袁世凯，深思熟虑后，将一整套全新的建军思想和可行性报告呈送五大臣。袁氏建军思想可概括为：聘请外国军事顾问，按外国军队编制、装备与规章制度，新建一支陆军。

五大臣随后上疏皇上：

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

救亡心切的光绪皇帝登时降旨批准。

于是，雄心勃勃的袁世凯奉旨离京，去了天津郊外七十华里的新农镇，接任了定武军统领。他的前任“胡司令”，则转任芦津铁路督办去了。

小站成了袁世凯大展身手的舞台。他接手胡某留下的四千七百余人，又新募得两千五百余人，聘来众多德国军事顾问，按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重建了这支新军。发愤图强的袁司令，就以这七千人的新式军队为基础，练成了北洋常备军，人称“北洋军”。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那些并无显赫出身的北洋军人们相继成了袁氏的骨干，后来，竟成为呼风唤雨的军政巨头。这些人对袁氏的崇拜和拥戴，多年未曾改变，即使在袁被迫下野后。以致当时都有过一句对袁十分不利的流言，曰：北洋军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袁曾被皇上授予太子少保的头衔，故官场人称“袁宫保”，他也一向喜欢部下这样称他。

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不仅狠抓军事训练，而且也做“思想政治工作”，两手都很硬。但他不是靠频繁开会、组织官兵学习皇上各类批示来收拢人心，而是亲自动手编写了一首通俗易懂的《劝兵歌》，让士兵们边唱边领悟“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歌曰：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你瞧，袁世凯早年写诗的爱好还真用上了！

唱着他的歌儿的那些北洋官兵们，走出了小站，走出了津门，走出了直隶，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武装力量，也因而成为袁氏走向权力巅峰的资本。三十多岁的袁世凯就是凭着这支军队，由武卫右军（新军的正式名称）总统而山东巡抚，而练兵处大臣，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终至内阁总理大臣。权倾一时，位极人臣。

小站成了袁世凯走向权力中心的一个大站。

人们总说袁氏靠出卖、靠投机、靠行贿而飞黄腾达，恐有失公允。“乱世之奸雄”和“治世之能臣”往往是同一个人。史学家笔下的曹操是这样的人，近代的袁世凯难道不也算是一个吗？

我曾分别去过朝鲜半岛上的那两个国家。

因历史原因，那两个同民族的国家一直同我中华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朝鲜和韩国的纪念馆里，我都从二战前后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大片汉字。最大的汉字，是在当时称汉城的韩国首都见到的，“景福宫”三个大大的汉字就高悬在重檐之下、宫门之上。

景福宫是李氏朝鲜的王宫，也是韩国之游的重要驿站。此宫是中国式宫殿的“缩号版”，无论占地规模还是建造工艺，都远不会让我等中华儿女景仰。中国人曾经沧海难为水，看罢长安北京不说宫，所以我对女导游呶呶而谈的景福宫兴趣不大，倒是老在四处打量，这儿是不是当年袁世凯攻打过的那座王宫？这些显得挺粗糙的朱门、红墙上，是否还有清军与日军激战时的弹洞？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老袁在这里耗了偌长的时光，这对他性格的形成究竟有多重要？倘若当年他在此街头战死或遭日本人的处决，我们会不会在读伤心百年史的文字里，发现一个叫袁世凯的民族英雄？即使他侥幸不死而身陷敌狱多少年，我们会不会以“近代苏武”或“清代文天祥”一类的桂冠来追念他？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一想到这些深不可测的话题，我便记起那首唐诗。

是啊，假若袁世凯在称帝之前身亡，今人对其究竟如何评价，还真的很难说哩！

法华寺

这些年，每去北京时，我总想抽空找找法华寺，也就是谭嗣同深夜来找袁世凯密谈的那座古庙。

袁世凯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剧中的大白脸，这座京城名刹应该算是他的第一个舞台。

从被指责出卖了光绪皇帝与维新变法志士，到弹压“义和拳”、“红灯照”等民间排外运动；从恃武力逼清帝退位，到施诡计使自己留在北京当国家元首；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到悍然宣布取消共和国体恢复帝制，近代中国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与袁世凯有关。这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戊戌年的背叛行径——人们说，不是他在“变法”关键时刻的卑鄙出卖，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全面政治改革就会一举成功，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就不会遭黜，反倒会在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辅佐下力挽狂澜，让中国走进新时代。若果如此，中华民族与现代世界的差距也就不会拉得太大。

这桩历史公案太刺激！

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奉令晋京，再次破格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且一连两次，并被加授兵部侍郎衔（等同于从一个精锐师师长一跃升为国防部副部长）。回到旅居的法华寺里后，忽有不速之客登门造访，且不待门人通知，就闯进内宅！看名片方知，此人乃军机处的章京（秘书）谭嗣同。

然后，两人闭门密谈。一个是不顾一切要拯救被困于深宫中的明君，并决心以暴力强行推进改良大业的热血党人，一个是手握精兵，且身为维新圈儿里的“强学会”会员的壮年将领，两人一文一武，均是受“圣上”信任的汉人精英，岁数相差也不大（时谭三十二岁，袁三十九岁），故应能谈得来。

不期，古庙夜谈之后仅两天，慈禧太后即从颐和园返回宫中宣布亲政，而主持新政仅百天的光绪皇帝却戚然被囚——“戊戌变法”惨败。

两位夤夜密谈者，一个和其他五位维新同志头滚菜市口刑场，成了千古凛然的烈士；一个则在民间的骂声中不断被拔擢，直至位极人臣的第一汉官。两位密谈者的结局真是相去天渊！

我尽管自忖对北京有些熟了，但对谭袁密晤过的法华寺究竟在何处却一无所知。读到的相关书中，说起发生在那座古寺中的密谈，已十分翔实，但说起其具体方位，均语焉不详。

某次去潘家园“淘”旧书，满载而归途中，车经天坛路，蓦然见到路牌上有“法华寺”的地名。但箭头指处，是一座大棚化的农贸市场。

停车暂借问，或恐有遗存？一位老人遥指楼群里，慨叹：有座古庙来着，早没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遂对法华寺不存念想，只道是该寺已在火柴盒式的居民楼群中与世长辞矣。

然而，就在全然无意间，我结识了北京市东城区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李志诚先生，他的一番话让我顿感柳暗花明。老李点拨道：你要看的法华寺不在南边，就在我们东城，老北京的法华寺不止一处。

他不光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还马上安排属下李继宝专程陪我前往其“势力范围”内的法华寺旧址探看。于是，原以为早已辞世了的古刹，瞬间复活了。

对了，不能不交代的是，这一次，老天爷还是没忘朝我头上洒点阴雨，而且，这回已经是酸雨了——滴在身上和车窗玻璃上的，都是泥黄色的点子。大自然虽宽大无边，但偶尔也会朝无休止地折腾他老人家的某个地区的人类来点小惩戒什么的。

文管所的司机轻车熟路，一会儿就把车开到了王府井大街的北口，向东稍拐，便转到了华侨大厦的停车场。

正疑惑，小李已领我从停车场后门出去，走进一条小巷。

“到了，就是这个大杂院儿。”他停在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小门儿口。

我留心了一下破门框上的小红门牌——

多福巷44号。

中国的寺庙都是坐北朝南，法华寺应不例外。只是，眼前的一排排毫无套路的老房子挤在一块儿，分不出个东西南北来了。往院里走走，我才明白，我们是从最北边进入了原先的法华寺——我走历史的后门了。

从后往前看，满目伤心景。

早没了大雄宝殿和东西配殿，只通往东边院落的廊门上方有些失了色的画梁。一户挤一户的陋室把个京都名刹塞得满满当当。从昔日神祇们住的殿堂飞檐往上看，北面的华侨大厦岌岌乎压在头顶。

小李三拐两拐就把我领到了大杂院儿的最南端——一条只容一人通行的细巷里。躲过身旁一辆辆自行车和头顶一件件晾着的衣衫的羁绊，他伫足一方巨石前，指点：这是整个庙里留下的唯一文物了。

侧看不知何物，近前方知是碑，且是“大清乾隆四十三年仲秋吉日”所立的龙首大碑。

碑身稍前倾，似有一臂之力即能推倒。石趺半埋土里，正是沦落风尘状。旁有废弃的大缸、破桶、煤池相伴。

此碑一旁，尚有半截古碑，显然是故意砸断的，埋在土里，碑身上什么字也看不出来了。

碑后褪了色的木门吱呀开启，一位妇人探出头来问：干吗的？小李申明：文物检查。妇人乃退回宅中。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法华寺已经破败至如此模样了！

东华门外二里许，豹房巷有古刹法华禅林，明正统间，内监刘通舍宅创建……

我艰难地摸识着那块完整的大碑的碑文，约略明白了法华寺的身世。

豹房巷即如今的报房胡同，即法华寺正门所在的那条东西向的小街，因明朝皇家曾在此豢养豹子而得名。该庙是明正统年间一位叫刘通的太监舍弃自家而兴建的寺庙。明正统年间至今，已有五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国朝二百余年间中迭有废兴……”，已经漫漶了的刻字隐约透露出其身世的磨难。旁边那块已经被毁成半截的古碑，也许正是刘通当年创建此寺时的遗物。

法华寺最富神秘色彩的，当然不是它当年是如何如碑文所称的“规模宏敞”和“焕然增丽”，而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1898年9月18日）深夜的那次引人遐想的密晤。

2011年8月3日清晨，距第一次探访北京法华寺遗址十一年之后，我再度来到此地。院里半数居民已经搬迁，两座古碑依然残存于小巷最深处，无任何保护。图中这位张老先生，是院儿里的老住户，也是位居士，每天清晨都要到碑前诵经。

君权时代，外省高官晋京汇报工作，若无自己的宅子可居，就只能栖身于寺庙里了，那些为数不多的客栈车马店，自不是这些大人们所投宿的地方。清代，王府井一带，距紫禁城的东大门东华门很近，所以此地的大寺庙也就成了不少大人物的落脚地。隔这儿不远的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贤良寺，就是当年李鸿章李大人最后的住处。

一向谨慎有余的袁某奉诏来京后，就在这王府井东边的法华寺里住下。

其实，若论此庙接待过的要人的级别，只具“武卫右军”头领衔的袁世凯还不上数，早在他来此下榻的几十年前，就很有几位亲王、大臣屈尊借此设巡防处——因为咸丰爷已经被蛮横的英法联军打得跑到热河“避暑”去了，留下的弟兄们不愿在别处接待前来谈判的可恶的洋大人，便选择了规模“为东城诸刹之冠”的“敕建法华禅林”与敌酋会谈。有人考证说，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都里与老外进行交涉，此前，他们都像乾隆爷一样的德行，以为夷人们来华只为想做我泱泱中华的藩属，他们的通商要求不过是纳贡的借口。这会儿，羞汗涔涔的清朝王公们终于在这座古庙里知道了“番夷”不是吃素的，模模糊糊明白了后世的邓小平先生总结出的“落后就要挨打”的硬道理。

如此说来，我面前的这幢石碑的额题“万代流芳”四个大字就该改改了，实为“万代铭耻”之地。

与东洋人打了无数次交道的袁世凯，理应也曾立于这座碑前怅然而叹过吧。

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猜测：正在忙于推行新政的年轻“圣上”为何会对我这般厚爱？初一在颐和园里接见了一次，紧接着第二天又要召见！为什么？皇上为什么给并无显功的自己突然授予兵部右侍郎之高位？金口玉牙说的那句“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是什么意思？皇上的话让人诚惶诚恐，不知正对他疑虑重重的顶头上司荣禄大人会怎样看他！官场无人不知，文渊阁大学士荣大人乃慈禧太后最信赖的满族大臣，以当朝第一要臣之位被下派到了直隶总督任上，不就是为了确保京城的安全嘛！直隶总督，名列全国诸总督之首，直接拱卫京畿，位置何等要紧！他袁世凯的新军不才是荣禄麾下的一小部分？据传荣大人和大批朝臣们对光绪爷在康、梁等人鼓动下的“变法”并不“感冒”，而一直在颐和园颐养天年的“老佛爷”也越来越为儿皇帝的一味胡闹感到头痛。时局相当微妙，他袁世凯不能不惊悚。

在确，当时宫廷内新旧两派的斗争已到关键时刻，两种风言搅得人心惶惶：一是说皇上已默许维新党人采取非常措施，即“围园劫后”（包围颐和园，劫持在那里安度晚年的慈禧太后），并诛杀老臣；一是说下个月太后将与皇上一道去天津阅兵，届时在荣禄营中宣布废黜光绪另立新帝。无论怎么说，皇上地位岌岌乎！

袁世凯有所不知的是，正是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光绪皇帝才公开召见了袁世凯，并赐以重恩。皇上和维新党领袖都希冀，在紧要关头，让手握精兵、思想进步的袁世凯挺身前来保卫改良大业。这几天，可怜的皇帝已经看到了危机的迫近，接连两次召见袁世凯委以高位，期待袁能做自己和新政的坚矛与厚盾。这一切，袁世凯哪里知道？

就在这样的时刻，公认的皇上身边的红人谭嗣同神色异常地出现在法华寺！

关于谭、袁二位的夤夜密谈，世上一直流传着两种版本，一是维新党首领康有为和大将梁启超的流传甚广的追记，一是袁自己于民国时期发表的《戊戌日记》。人们宁肯相信康梁说，也决不愿听信袁的时过境迁的辩白。

康、梁不仅是一代改良领袖，还是一代文化巨擘，他们的文字自然极富魅力。

试看康有为对这一天的记载（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注）：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字暾谷，时与谭嗣同同任四品“军机章京上行走”）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康写道：此时，几位党人赶来）筹划救上（皇上，下同）之策。袁（袁世凯）幕府徐菊人（徐世昌，号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字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敢死队）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梁启超的文字则更是绘声绘色，像亲历一样生动：

初三日夕，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将把皇帝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然，固有所闻（老袁不掩饰自己已经知情）。”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太后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董福祥，掌“甘军”）、聂（聂士成，掌“武毅军”）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答。

君乃曰：“荣禄固操（曹操）莽（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矣！”

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因相与言救上（皇上）之条理甚详。

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

乃丁宁（叮咛）而去。

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

单从这两段文字上看，手握精兵的袁世凯真是大义凛然的伟丈夫——你们党人拿我袁某当什么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圣明君主，不光是你们的事，我也会随你们之后拼死去做的！杀荣禄算什么？还不就像杀条狗一样简单？但是，要有前提，即必须是皇上到我的营中来当面命令我。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都相信，袁世凯是新派人士，他不光曾捐给维新组织强学会五千银元，而且还在风云突变之际派幕僚徐世昌专门到康的住处表明其政治态度，所以，他们势在必然地选择了袁。

那么，当事人袁世凯是怎么记述是夜密谈的呢？民国初年，公开刊出的袁氏《戊戌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为给皇上写奏折在思考），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看门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事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袁自称）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渠便服称贺，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

心甚讶之。延入内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见晚”周旋等语。

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讲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但都因荣禄阻碍，所以袁虽“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却升迁甚慢的大有挑拨意味的话。之后，他话锋一转，出示了一纸“如名片式”的救驾方案：

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太后），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到皇帝那儿）请旨办理！”

“魂飞天外”的袁世凯又受到了谭嗣同的生死胁迫，若换了个庸人，真也该活活被吓死！好在老袁在朝鲜时就有过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经历，所以，他虚与委蛇——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显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见袁推托，谭又出示了一件在袁看来是非常可疑的“圣上”的“朱谕”抄件，并“再三催促”，“几至声色俱厉”，甚至有意无意地显示出腰间藏有凶器！

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

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骗取了谭嗣同的信任，初五那天即乘火车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火速晋京面见慈禧太后。于是，戊戌政变发生，光绪皇帝惨遭囚禁，维新党人横尸街口，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猝死于血泊中。

不过，看老袁的记录，却是另一种说法，即他一开始就反对他们的过激谋划。他坚持认为，是这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分子离间了太后与皇帝的关系，激化了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而且，一旦事发，必然“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所以，他理应向上司反映实情以求“诛锄误君误国之徒”。

静下心来读读袁氏的表白，其实有他的道理。尽管他的过于详细的记录与过于流畅的行文让人怀疑其事后的作伪，但对一个正受宠于朝廷的正统军人，一个精明过人、深谙宫内权势消长的政治新秀，在狂风大作乱云骤起的紧要关头，他只能做出这样的抉择。用他的话说，他是不忍坐视疆域被瓜分；而身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乱弑太后诛上司？而且，即便他的“为国避祸”的动机是事后的贴金之说，那他也异常清楚贸然用兵的结果——那天晚上，他当面告诉过谭先生：

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皇上）已先危！

平心而论，他说的是实情。

且不说袁氏当时的实力——“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即便曾比他更拥有政治与军事资本的前辈汉臣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又何尝在位极人臣之际有过发动政变的“邪念”？传统文化教化出的人臣只能选择“正统”。

近年，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引人入胜。传统的说法也是康梁师徒的说法，即袁氏回津后，为求日后腾达，初五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赶回京城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汇报了康党的惊天秘密。于是，初六一大早，慈禧太后火速赶回紫禁城，发动了流血的戊戌政变。

然而，史料已经证实了：“康党”围攻颐和园谋害慈禧太后一说，并非清廷保守派捏造出的谣言，而确有其事。而且，史学家也考证出，袁氏根本无时间告密——在交通条件不发达的清朝，京津之间，是无法说到就到的；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君主专制时代，君臣之间，是无法想见就见的。慈禧太后显然另有渠道洞悉了儿皇帝的举止。所以，她匆匆赶回皇宫，指着儿皇帝的鼻子痛骂：“我抚养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听小人的话想害我？”见光绪嗫嚅着欲辩白，她气不打一处来，竟一口唾沫吐过去：“痴儿，今日没有我，明天还能有你吗？”若光绪不知有此等阴谋，他何以面对母后的责骂哑口无言？

尽管老袁费了些口舌，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人们从来不屑于听一个出卖正义的叛徒的申辩。想想遭囚禁多年的可怜的光绪皇帝，想想身首异处的谭嗣同他们，何人不起怨袁情？

所以，法华寺里仅存的古碑，与其说是数百年古刹的唯一见证，倒不如说是袁世凯的耻辱柱。

从法华寺里走出去的袁氏，自兹背负起了骂名。

洹上问

清光绪三十四年底（1909年初），袁世凯被朝廷赶回河南时，正好五十岁。

宦游三十载，且年已半百，因功高震主被黜，囫囵着身子回籍，换个人来说，这结局也算不错了。但对袁项城来说，却极难忍受。三年前，他曾和满臣铁良以观操大臣身份入住彰德府，主持中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彰德秋操。三万三千多官兵的金戈铁马，连天接日的动地炮声，令他这个新建陆军的创建者何其骄傲！万不料，半生公忠体国，处处小心谨慎，只因老太后过世，他竟被当政的清朝皇族少年们给废了！

伫立洹河边，他愤然赋诗发问：

漳洹犹觉浅，

何处问江村？

只有汩汩河水在为他叹息。没人给他回答。

其时的背景恕我再唠叨一遍。

没有生育能力的载湉（光绪帝）病死后，气息奄奄的慈禧太后便指定醇亲王载沣（载湉之弟）的三岁的长子溥仪继位，载沣摄政。不出一天，慈禧老太太也一命呜呼。皇帝与太后仅隔一天相继过世，自然使皇室内外弥漫起种种可怕的猜测。有人说是垂危的“老佛爷”或袁世凯通过大太监李连英毒死了先皇帝，因为他们怕光绪爷掌握实权后要报戊戌年间的深仇大恨；更有人传言，隆裕皇后在整理光绪爷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必杀袁世凯”的先帝遗墨！所以，载沣一上台就欲斫袁颅以祭亡兄。幸有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反问了一句：“杀袁世凯不难，不过，若北洋军造起反来怎么办？”这是载沣之子宣统皇帝成为共和国平民溥仪时告诉我们的故事。另一位军机大臣张之洞也不赞成于先皇帝升天的非常时期诛杀大臣，宅心仁厚的载沣才放下屠刀。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1909年1月），摄政王即以宣统皇帝名义颁谕旨：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袁世凯侥幸活了下来，被撤销一切职务，而且要马上离开京城回老家去，原因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

说他有“足疾”并非毫无由来，因为袁世凯的确曾崴过脚且一直没好利落。那是上一年他过五十大寿（古人过虚岁），因场面过大收礼太多而被御史江春霖奏了一本，慈禧太后召见他，“饱受懿训严斥”，以致他谢罪出宫时，“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他给正妻于夫人的家书如此写道。

袁世凯《和王介廷中丞原韵》手迹，其尾联为“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

现在，人家二十七岁的摄政王就拿他的这个无关紧要的毛病“说事儿”了。不是朝廷不用你，是你连路都走不成了，才让你回家“歇菜”吧——官场上的文字游戏玩儿得真让人哭笑不得！

他被淘汰了。“回籍养疴”？实不能回原籍了！因为生母遭冷遇的缘故，项城老家他发誓不回去了。好在，彰德秋操时，他在安阳住过五六天，知道安阳城北门外的一处天津大盐商何某的旧别墅要卖，回京后，他便让袁克定买了下来，以备晚年养老时居住。此次遽然遭贬，修建不及，他便带众多家人与下人到彰德府南边的卫辉府住下。三个月后，袁克定主持重修洹上村竣工，选了个吉日，他才搬了进来。

二百亩地，是多大的面积？十三万三千多平方米啊！这么大的洹上村里，自然有足够多的房子了——每个妻妾及子女都有一座单独的院落，每个院落里有二十多间房舍。正中，当然是主人的住处，堂号为“养寿堂”，对了，这座占地面积超大的庄园也有了新名，叫“养寿园”，堂号和村名都得自上一年他五十大寿（虚龄）时慈禧太后的赐字“养寿”。

他将“养寿园”的横匾高悬于村门外，并把自己与接来一同养老的兄长——因病挂职而归的前徐州道台袁世廉的垂钓的照片送往上海的报馆刊发。他以这种方式转告朝廷，自己已经安心“回籍养疴”，照片不过是“吾将老死泉林决不重出江湖”的软性广告。读到这些信息，朝廷就不会死盯着自己了。

他是从摄政的醇亲王的杀机下逃出来的。他惊魂未定地跑回河南，只是为了避杀身之祸。避祸的人只能随遇而安。后来人们每每说起袁氏退回洹上村是“窥测方向，以图东山再起”，这实在太抬举他了，似乎他未卜先知。

回到这洹水河边的老袁，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朝廷赐死或谋害——在封建时代，下野的显宦又被追杀的事例多得就像这洹河岸上的树，他哪还有什么韬晦之闲心？至于后来，国内形势骤变，各方不得不将目光盯上了蜗居此地的袁世凯，正所谓天下归心，舍袁其谁了，他才重抖精神，频繁会客，密设的电报房也越来越热地滴答着他的不满和计谋。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洹上村里的核心建筑——养寿堂。门前的楹联是集龚自珍诗：君恩彀向渔樵说，身世无如屠钓宽。

是啊，袁世凯到底不是蛤蟆精（当时满京城都传说其父在他出生时梦见过一只硕大的癞蛤蟆），只能看懂眼前却看不透未来。他哪知道有朝一日命运之神又起用了他，而且，一举升天。就像是一条被晾在旱地里过久的苍龙，正在奄奄等死时，却极为意外地遇上了一场瓢泼大雨。

这场豪雨就是南方的革命党人于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发动的武装反叛。

武昌首义，南方各省响应，一时间，风雨飘摇。驻防各地的满清的八旗、绿营兵勇们早已毫无战斗力，而精锐的北洋军却全掌握在袁的旧部手里。气数将尽的满清朝廷迫不得已，只得厚着老脸请出被轰回老家的袁世凯。

那些年轻的爱新觉罗亲王们先是让袁世凯出任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哪知，这个从来不开玩笑的河南老头儿竟然大大地幽默了一把——他给朝廷覆奏，说：我不是“步履维艰”吗？你们怎么忘了？而且，回豫省这两年，毛病越来越多了！

朝廷无奈老袁何，只得一再加码，委任袁为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节制全线所有水陆军，即前敌总司令。袁氏这才动身南下。火车奔驶，直至孝感站才停下来。老袁的专列成了前线指挥所。11月30日，大帅到岗，似在应验北洋军“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一说，冯国璋军长指挥的大军迅即击溃湖北叛军（革命军）的抵抗，第二天就杀进了汉口。

就在政府军攻克汉口那一天，袁氏被授予内阁总理大臣之职。谁也没想到，只在前线指挥所待了一天的袁总司令，突然就成了一人之下、四万万人之上的袁相国！

载沣也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先把整个国家的军政大权都让给了他，最后，干脆连自家的王朝也让给了他。

对一条复苏了的龙来说，漳洹实在太浅了啊！

今我来思，也在洹河岸上问：我是否把这条蓄纳了沿岸太多的脏水的大河看得太浅？

老袁在世时，没有人小觑他。

试想，在那个风云际会、龙争虎斗、群雄竞起的纷乱时代，一个屡屡失意于科考的落魄举子，一个默默奉献于军营的下级官员，能力争上游，赢得时代的认可，并成为收拾江山第一人，何其不易！

在本朝享有至尊荣誉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人垂死时，据官场传说，曾说过这样的话：“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须知，那个翘着白胡子的合肥老头儿可不是会轻易看得上别人的。

湖北武昌的兵变爆发后，清政府知道，唯有“回籍养疴”两年多的袁世凯方能剿灭革命党人。而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外国势力也把眼光盯到了安阳，东交民巷里传出的消息更干脆：“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均表示愿意看到袁氏出来掌权。”

奇怪的是，最先“闹革命”的湖北革命军政府，竟然也把袁当成推翻清廷的第一人选。军政府首领黎元洪甚至许诺：只要你袁大哥回到革命路线上来，未来的国家一把手就是你的啦！

有黎致袁信为证：

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

南方各独立省推举的代行大元帅黄兴，则通过在北京内阁当局长的同乡杨度转告老袁：

（只要袁）与民军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则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那会儿，南方还没想好未来的中华民国元首的具体名称，所以，黄兴就写了个“大统领”。

其他的革命党人也致电洹上村，称只要袁“回旗北上，犁扫虏廷”，则“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是望”。

更让今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孙中山在接到袁的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大喜过望，竟然对袁说出如此“刺耳”的颂语来：

文（孙自称，下同）以菲材，辱膺国民推戴，受任以来，拮据张惶，力不副愿。……幸得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文徒何功？过蒙奖誉，曷胜愧汗。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曷胜伫立，翘望之至！

把他捧得多高！

而南方的革命党和立宪派说话算数，在此后的民国首任大总统选举中，代表全国十七个省的十七位议员们，所有的票上都写着一个名字：袁世凯。要知道，这是连孙中山也未曾享过的一致首肯——先前选举临时大总统时，禀性各异的各省议员们就只让“国父”得了十六票，另一票有人投给了黄兴。

所以，民国元年（1912年）2月15日，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在大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当即致电远在北京的袁世凯：

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民国成立后，孙文与黄兴两位革命党首领应袁世凯之邀，先后抵达北京与之共商国是，这是近代中国三巨头的第一次相见。多次密谈后，孙文的感慨是：“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黄兴见过袁后，也对党内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这和前清李鸿章的遗言“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有什么两样？

后来，国民党人称孙氏不做民国大总统是出于革命家的博大胸襟与谦让精神，而实际上，孙氏既没有把握坐稳江山，各省代表们也不会把票都投给他。不然，他哪会牺牲自己和同志们浴血奋斗多年争来的胜果，而让一个前清的备受争议的人物去独享？

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这是孙文当时的说法，虽内蕴激励袁氏的含意，但又何尝不是孙氏政治观点的坦白？从来没在体制内待过的人，遽然上岗，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这是谁也不敢打保票的事啊！于是乎，孙氏就由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既然中华民国的开国领袖都这样讲了，你能说这漳洹水既浅薄又粗俗吗？

看来，满天下传闻是老袁曾出卖了谭嗣同，捎带着也出卖了“旷代之圣主”光绪皇帝，但他的声誉在当时并未受太大的损失；而且，尽管他悍然称帝得罪了天下人，但以他的侧面头像为标志的民国货币——银圆（俗称“袁大头”）却一直使用到他死后的好多年。中国人不光在货币流通上需要他。

北洋军阀集团只是在这个首领死了之后，才分化了，而且被人分化成以籍贯划线的“系”，即安徽籍的段祺瑞的皖系，直隶籍的冯国璋、曹锟的直系，乃至外围的奉天（今辽宁）籍的张作霖的奉系，此三“系”相继成为袁世凯身后的北京政权的统治势力。

极为巧合的是，各系独霸北京政府的时间竟和袁世凯秉政的时间完全一样，各领风骚整四年——

袁氏：1912年4月—1916年6月。

皖系：1916年6月—1920年7月。

直系：1920年7月—1924年10月。

奉系：1924年11月—1928年6月。

袁世凯之后，他的军阀小兄弟们明争暗斗为的是权力，轮流执政凭的是武力。他们脾气不同政见不同手段不同，但自始至终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即他们谁也不能不高举着袁世凯的思想旗帜。尽管他们也知道老袁晚年犯糊涂得罪了天下人，但其统御天下的思想和手段却是继任者们离不了的宝贵遗产。他们自愧弗如，他们一脉相承。

就在北洋政府眼皮子底下，著名的北大教授陈西滢先生在《现代评论》上直言不讳地写过对老袁、孙中山和其他军阀们的评价：

民国以来，有实力的，只有袁世凯雄才大略，是个了不得的人才。中山先生是新世纪（即未来时代——笔者注）的政治家，现在的中国实在也配不上有他。所以限于实力，什么也行不通。其余的军阀，都是时势造成的草包，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他们完全是政客的傀儡，弄得身败名裂还不知道什么一回事。

多变的冯玉祥自认为不是草包，所以就对先大总统颇不客气，在独揽了河南省军政大权之后，就下令将“袁氏逆产”全部没收，其洹上村成了安阳高级中学，部分袁氏珍宝和家具被他下令拉到了开封的省政府里陈列和使用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将该校改称河南省第二高级中学。抗战初期，有人趁兵荒马乱之际哄抢了洹上村。日本人占领安阳后，在附近建机场，又伐掉了袁林的不少大树，拆除了袁家的不少建筑材料。抗战结束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河南安阳一带乃“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的必争之地，战火无情，最终把这个中西合璧的豪华建筑群炸成一地残砖碎瓦。

洹上村没了，只有瑟缩于洹河上的袁林孤零零地留在中原大地上，任流年慢慢剥蚀，几近被世界遗忘。

袁氏一生，骂名累累，而最为国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我一直跟着人们骂，但从未自己解读过当时的文字。直到有一天，读到当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干脆说吧，即“卖国贼”并非无缘无故而“卖”；而且，我还新知道一点，就是人们辈辈指责的“二十一条”并没悉数签订，最丧权辱国的第五号各条，均未签。

援引曹氏的话，可知一二：

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关于当时的背景不可不交代：

民国三年（1914年），德与英、法在欧洲交火，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远东的租借地青岛，与英国人联手出兵山东，向青岛的德军宣战。德国无暇东顾，日本如愿战胜。但日本人却在我的家乡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赖着不走。袁命人与日本人交涉从山东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个极不平等的《觉书》（外交文件），有五号（项）共二十一条款，故时称“二十一条”。无耻的日本人瞅准了时机——英、法、德、意、奥、比和美国这些有实力的世界强国正忙于在遥远的欧洲大战，一时谁也顾不上东方，而虚弱的中国自身又定然打不过日本，所以，他们趁虚而入。

曹汝霖时任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副部长），因参加此项条约的谈判而一生都被“亲日派”和“卖国贼”的恶谥死死压着，“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的家。该“贼”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

他生前在美国发表的《我与廿一条》是这样记述的：

（1915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

本应向外交部递交的文书，却要当面交给驻在国总统，且敢令其“速令裁决施行”，可见日本人对我国之蔑视。

对如此无礼之倭国使节，袁世凯早就在朝鲜见过，所以，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

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曹自称）四人到府（总统府）。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

日本人提出的《觉书》到底都有哪些条件呢？曹氏云：

揣日本此次所提之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

难怪袁世凯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觉书》上批注：“荒唐荒唐”、“实堪痛恨”！

遵照大总统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长与日本公使等举行谈判，从冬谈到春，前后三十多次会议，谈判殊为艰难。曹氏的回忆文章中屡屡出现这类记载：“彼此辩论很久，直至散会，没有解决”，“会议多次，各执一辞，终未获解决”，“争到舌敝唇焦”，“遂于不欢中散会”等等。

为让国际社会与本国民众知道日本人的亡华野心，精明的老袁借其英籍顾问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之口透露了中日正在秘密交涉的消息。此招儿果然奏效，列强使节们立即奉命发表声明：严重关注中日谈判。国内民众的抗议风暴更是平地而起，强烈反对日本逼迫我国签订“二十一条”。

老袁再一次用他习惯且奏效的“拖延战术”，欲把日本政府的强盗胃口拖小——清季洹上村复出时，他就曾密电统兵南下平叛的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拖的结果就是国家避免了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内战，南北和解，清廷垮了。

然而，从来弱国无外交。这一次，袁氏的拖延战术不灵了——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后通牒，要中方必须于两日内接受除第五项条款之外的其余几条：

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此前，日本已经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战争迫在眉睫！

高压之下，袁世凯召集副总统以下的政府要人开会。老袁问段祺瑞：“中日交战，有无把握？”性情刚烈的段将军，此前曾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此番却只能实事求是地禀报：“三日即亡。”其余各位皆默不作声。外交总长陆徵祥迟到，因为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方才找他，要他务必传话给袁大总统，以他在中国四十年、与袁三十年的交情，特来劝中国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陆总长说，这位当年掩护过康有为成功逃离京城的英国老外交官甚至声泪俱下，要中国忍气吞声，待十年后再与日本一较高下。

事已至此，袁世凯流泪了，他只能衔恨宣布：

（日本）现在即已撤回（第五项）。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朱尔典）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这番痛切的表示，让我看到了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袁世凯。

根据大总统的指示，外交部发布中日交涉之经过，详述日本国对我之种种压迫乃至发来最后通牒之过程，公报最后表明：

此次交涉相持至三月有余之久，正式不正式会议至数十次之多，中国政府期期以争者，实只限于有碍中国主权之独立、领土之完全，以及与条约及各国机会均等主义相冲突之条款。

“二十一条”第五号日文原件。日本人提出“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等七条，在袁世凯的坚持之下，日本人最终放弃了这一号中各条。

……不幸日本政府仍不惜取最后手段以相胁迫，此则中国政府所深为可惜者也！

老袁能不大感耻辱？从青年时代驻守朝鲜，到人生暮年主政中国，他一直在日本人的欺凌之下生存。没有一个大丈夫愿如此苟活，况且是一个大国的最高领导人！

果然，批准签约后，袁氏向各级文武长官颁发了《大总统密谕》，他晃动着过早花白的头颅颇为动情地告诫各地属下：

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心神（刿，音同“贵”，伤、割。，音同“术”，长针。穷思苦索之意），力图振作。傥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

予（袁自称）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致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者，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转旋。

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针肓，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办程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死生以之。

……

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称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经》语，古意为帝王经常思危忧国）。惟知亡，庶可不亡！

凡百职司，其密志之。

此谕！

此外，他还授人写就《中日交涉失败史》，印行五万册，秘存于正处于日本人占据之下的山东境内的一所监狱里。藏之鲁境，无异埋下仇恨的种子。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曾回忆，当时，大总统咬牙切齿地说：终有一天我们翻身，会将此书公开发行！

掩卷沉思，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即最应该对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凯，哪有什么卖国之动机？若要亲日卖国，早在山高皇帝远的驻朝时期即可大卖特卖，何苦等成为一国之主后再倒手？他死前写下的最后一纸，竟是自题的一副耐人寻味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

他认为，自己死了，日本就会少了一个大敌。你看，他给自己的定位与后人对他的定位实在差得太远。

不过，有道是“翻案不得人心”，故老袁再发牢骚也没用，他和他的部下曹汝霖等参与过谈判的外交官们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卖国贼”。没人愿意听他们的唠叨，沾在他们花白胡子上的那几滴可怜的老泪早就让世人的唾沫给淹没了。

书读多了真是麻烦！就如走在草深林茂的山上，突遇多条小径一般，一时不知哪条才是正道，倒不如一直走在前人踩实的大路上，只管跟着走到底就是了。读书多了，就再不愿老是遵从别人踏过的路前行，有时难免想冒一点险另辟蹊径，哪怕是条死路，但独自发现尽头的不同别处的风景又有何不可？书读多了，思想之脚就往往不老实。

1913年，袁世凯着前清陆军上将常服与美国公使嘉乐恒等外国使节合影。

说到袁世凯吧，就不再跟着别人一味地骂他从小坏到老、从头坏到脚。依我之见，袁世凯该骂的，还不是他在戊戌变法时的告密（已被证实系“有罪推定”），更不是他对山东境内的义和拳运动的无情镇压，也不是他的妻妾成群、家资万贯、生活腐化、儿子不肖，甚至也不是以不太光彩的手段当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大总统。至于当年众口铄金的袁氏主谋刺杀宋教仁案，近年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质疑：袁与宋案并无关系。

他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历史罪人的是，他当上国家元首之后，因一己私欲而阻碍了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他用收买与武力的交叉手段扼制着襁褓中的民主制度，取消党派，解散国会，钳制言论，终至悍然恢复帝制，从而使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之旅一上路就崎岖艰履，阴谋政治却大行其道。始作俑者，罪责难逃！

离开袁林时，正遇几位壮汉在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的指挥下，往西廊房里挪一尊半人多高的石菩萨像。粗绳网住这尊新出土的不知哪朝哪代的文物，它却永远神情恬和，不管你把它挪到哪里。它似乎知道已身不由己。

抬头看檐下，才知这排廊房是“安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跟进去一看，除了甲骨文之外的历代文物还真不少呢！

靠墙一溜全是神像，刚刚请进来的菩萨将被塞进其中的一个空当里。

肌肉结实的农民们在不大的空间，随着一人喊着：“南边的走！”“北边的走！”的奇特的号子，左右扭着，生生把这尊沉重的昔日神像挪到了想安置的地方。

屋里展示最多的当然是袁氏的图片。

有一幅很眼熟的照片被放大了挂在墙上，是落魄的袁世凯与其兄袁世廉在船上戴笠披蓑垂钓的写真。这是最典型的一幅表明自己无意于政治的闲云野鹤照。

袁世凯（左立者）与胞兄前徐州道台袁世廉在洹上村所拍的《蓑笠垂钓图》。世人多将垂钓者误认为袁世凯。

照片下面有袁的题诗二首：

其　一

身世萧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

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

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

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

其　二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这诗写得真不错！若出自别人笔下，或可成为传诵至今的近代佳句，可惜竟是袁氏所赋！

然而，不是胸负兵甲、蔑视王侯的大丈夫，又焉能写下这般铿锵作响的律诗？

在“南边的走！”“北边的走！”的号子声中，咂摸着这首诗，我不知这尊早被定位了的北洋时代第一石像，是否会如同那位无奈的菩萨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再被后人挪动位置。

一时竟忘了身置何时。

2000年9月5日完稿

2005年7月3日修订

2011年5月30日重编

第二章　东厂胡同有遗德

——对黎元洪故宅的寻访

黎元洪（1864—1928）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有名的商业街之一，尽管它现在既没“王府”也没有“井”了，但历史留在这条街上的遗痕，哪里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所能掩尽的？王府井大街改造后，气象一新，很有点国际大都市的模样了。我不爱逛店，但每次从那几尊传神的街头人物雕塑跟前走过的时候，就像迎头遭遇到清末民初时代。留长辫的洋车夫和剃头匠，以及那个穿旗袍正唱着京韵大鼓的女子，似乎专门在等我这个对近代历史有点兴趣的旅人。每次看到他们，我总要还一个会心的微笑。

但要体味真切的历史，还不是在这条从早到晚总是人潮汹涌的现代化大街上，而是在它两侧的那一条条深不可测的小胡同里。密密地住着小户人家的巷子里，没准儿会藏着一幢旧日豪门，让你眼前为之一亮。纵横的胡同如同经纬，而那些豪门往往是改变历史走向的坐标。所以，我告诉过北京的朋友：在北京，我喜欢钻胡同就像女人喜欢钻商店一样的不可理喻。

东厂胡同就是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一条让我期待一游的胡同。

2000年元月18日那天下午，北京市东城区文物管理所的李继宝先生领我看过面目全非的法华寺后，我们回到了车流不断的王府井大街。我告诉他：我还想再到马路对过儿的那个大院子里去看看。

于是，我们站到了王府井27号大门前。

还是那道西洋式的长长的灰墙，还是那个深奥莫测的大门。只是，我最早看到的由郭沫若氏题写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木牌，不知何时被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小铜牌。

想入其间久矣！因为，此地曾是明代的令人恐怖的东厂，还曾是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的私邸“大德堂”。

据说，黎氏寓此时，曾在大门上贴上一副自己题写的对联，因颇有英雄气势，故很招世人观赏：

大泽龙方蛰；

中原鹿正肥。

不过，那时的大门，是在南边的东厂胡同北侧，因为“大德堂”的门牌是“东厂胡同壹号”与“东厂胡同叁号”。现在，那边已经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楼。

寻古，有时不得不从旁门左道进入。

遥想五百多年前，此胡同甚是了得，哪有普通百姓们安身的份儿！颇有心计的明成祖朱棣为提防皇亲国戚中的敌对势力，特意在这有诸多亲王居住的皇宫东侧地段设立了一处秘密警察机构——东厂。该“厂”只生产恐怖，而全体“工作人员”悉为嘴上无毛的太监，他们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受命绕开正常的司法检察官署如都察院、大理寺等，秘密侦缉、审判有可能对“当今圣上”的地位和声誉造成威胁的任何人。所以，无论皇亲国戚，还是老臣勋将，莫不望而生畏。深受帝王信任且又失了男根的大小阉人们，折磨起人来只会感到快慰，所以，在太监业达到顶峰的明代，东厂狐假虎威，广置耳目，滥用酷刑，大造冤狱，致使惨案不绝于世。恶贯满盈的大太监魏忠贤就曾当过东厂的领导。

如同设在西安门那边的“西厂”一样，“东厂”也是因位于东安门而得名。有了东厂，无名小巷也就有了流传至今的名字。

北京的黎元洪故居，近半个世纪里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的办公地，临王府井大街的东南角，近年建起了这座庞大的“社科博源宾馆”。属于北洋时代原址的，就只有十余米的院墙了。摄于2011年8月。

到了清代初始，满人帝王们不屑于沿用前朝皇帝们的恐怖统治法，就把东厂这座“阉人特务处”给废了。这座大院，成为大清王朝一位开国重臣的府邸。新主人毁牢建屋，填坑凿河，一番折腾后，葳蕤的草木覆盖了先朝的凝血，流淌的碧水漂洗着冤魂的瘀痂。明明一座人间地狱，居然蜕变成一处有华宇、亭阁、假山、曲溪的绝美之境。至咸丰朝，文渊阁大学士瑞麟入住此园。后来，此宅成了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裕禄的家园。大清覆灭前的最后一位主人，是深受慈禧太后信任的荣禄。荣大人乃当朝第一实权人物，因思想守旧而遭后世诟病。其实他并非一味保守，而是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明。从不远处的菊儿胡同搬来后，他即将电灯引进家来，让光明无比的洋玩艺儿取代了黯然而呛人的煤油灯与烛台，使此宅成为皇宫之外的第一个有电灯的宅院。其院如同主人，其焰真是灼人！

清时，大学士位同宰相。如此说来，这儿竟是两代相府！

到了民国初期，这里成了黎元洪的宅第。

因有文物官员作陪，我轻松地迈进了这座被灰墙圈得不泄一丝春光的深院。

一进大门，即是一座又一座毫无美感可言的灰砖办公楼。往右，是临街的灰色院墙，锅炉房与煤堆筑起的黑压压的风景很是扎眼。只有往左，才有飞檐挑起的旧貌在等着我去看。

我知道，明代阉党们施虐的痕迹早不可寻，清朝豪门的美轮美奂也不会保存得比紫禁城或恭王府里更多。我只想来看看，当年受尽军阀们的窝囊气的黎元洪经常徘徊仰叹的那座假山是否还在？山上那座接待过许多贵客的八角亭还能承受八面来风吗？那道企图超越乱糟糟现实的空中长廊还残存几许？

绕楼南去，拐过楼角，嚄！还真有座不大的假山！上面居然还保留着一座八角亭！而亭旁的清代长廊，也十分稀奇地尚存一截！

我有些难以置信地怔住了。

黎元洪，一个不大被现今的人们提起的名字。但写中国近代史又不得不提到他，因为他是推翻清朝的“武昌首义”的首领，那次军事叛变引爆了全国各地武装反抗清王朝的炸弹，直到大清国被迫宣布退出历史舞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才渐渐消停。因是年为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中的辛亥年，那一年的武装暴动便成了名垂青史的“辛亥革命”。

但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之后，二度下野的黎元洪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直至沦落成今天的一个可有可无之人。现在，说到北洋时代，人们想起的是袁世凯，是袁世凯旗下的段祺瑞、冯国璋乃至独成一系的张作霖等强悍的军人执政者，而同样也是起步于老牌北洋军校的黎元洪，反倒成了被遗忘的局外人。

北洋是武人的，也是文人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武人的。所以，徒有武人外形的文人黎元洪就吃不开。

北洋时代的顽劣性质，的确没有因这个人的存在而变得文质彬彬起来。

“文化大革命”正热闹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不足百页的《辛亥革命》即其中一本。小书印数高达八十万册，定价却只有0.17元。我至今保留着十五岁那年买的这本我的中国近代史的启蒙书。

该书是这样提到黎元洪的（括号内为笔者注）：

（1911年）十月十一日清晨，经过一夜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市阅马厂湖北谘议局开会，成立革命政权，推举都督。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散布的“先知先觉”论和英雄史观的影响下，很多人认为参加起义的士兵，谁也不够资格当都督。……混入这次会议的立宪派，看准了苗头，就乘机举荐黎元洪，要他出来当都督。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北洋海军中任职，后来投奔张之洞，任湖北清军马队营官，一直升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旅长），是张之洞（时已赴京任军机大臣）等湖北统治者最得力的帮凶。十月十日晚间，他坐镇军营，亲手杀死一名回应起义的士兵，后来革命党人派来的联络人员，又被他枪杀。直到听说瑞澂（湖广总督）已经逃走，武昌已被革命军占领，他才慌慌张张躲到一个参谋家里去。因为他平时装得厚道、宽大、伪善的面孔欺骗了不少人，加上同盟会在《革命方略》等文件中，散布了对汉族地主、官僚的大量幻想，使相当部分人认为黎元洪“声望高”，让他充当湖北军政府首脑，一定有很大的“号召力”。……后来，他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着上台，就一言不发，还坚持不肯剪去辫子，表示对清朝的忠心。革命党人只得另组“谋略处”，负责军事指挥。至于政务交涉等事，大家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立宪派的头目、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于是又被推举出来担任民政部长……新诞生的湖北军政府，军政要职一开始就被两个反动家伙窃据。

后来革命形势一天天发展，钻进革命政权的反动分子，也看出清朝政府是保不住了，于是加紧活动，窃夺权力，从内部瓦解革命。……就这样，湖北反动势力逐步扩大，革命力量日益削弱，以至后来黄兴到达武汉，还不得不屈居黎元洪之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袖，在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地位竟不如反革命刽子手黎元洪。……

“统治者的帮凶”、“反动家伙”、“反革命刽子手”——这就是以往的史学家教给我们的对黎元洪的认识。

天下大乱的年代，只在教科书上骂遍古人还不算过瘾，掘了“反动头子”的坟才是最彻底的革命。早在风雨苍黄的1966年，黎元洪的后辈乡党就“宜将剩勇追穷寇”（毛泽东诗句）地一举捣毁了其在武昌的由国民政府修建的“前大总统黎公墓”。

沉梦被惊破的黎元洪一定会对阳间的胡闹大感震惊与惶恐，但若闻知同时发生在距武昌千里之外的另一桩毁墓壮举，那他一定会顿感庆幸——不管怎么样，他还留了个囫囵尸首，浩劫过后还能被本地政府重新筑墓安放；而在河北省南皮县那边，他的恩师、清末最主要的汉臣之一张之洞的墓穴，就不光被当地的革命小将捣毁，而且，其尚未全腐的遗骸竟然被拖出阴沉木的棺椁，拖在地上“游街示众”！

呜呼！这绝非天方夜谭，而是当事人张遵埏老人亲口对我讲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在青岛针织三厂当库工时，张之洞的重孙张遵埏老人与我成了忘年交，那时他刚自原籍河北南皮被“落实”回青岛原单位。1957年他被划为“老右”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既有严重的历史问题（除了曾祖父为大坏蛋张之洞外，他本人还在解放前担任过天津广播电台的公职），还有现行的反党言行（他和妻子曾把一位哭哭啼啼的乡下女人领进家中管了顿饭，而那位女人是与他邻居的厂长的前妻，厂长将她拒之门外）。在车间里，这位民国时代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的名门之后对我讲过，“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遣返原籍后，曾眼见曾祖大人的带着枯黄发辫的头颅被当地“红卫兵”从墓中掘出来并满大街地踢来踢去。张家祖茔好大一片，其祖辈、父辈的墓里均有不少陪葬品，唯最大的张之洞墓，棺木里却什么珍宝也没有，这当然很令革命小将们失望。在场的张之洞后人，只有连当地的“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也瞧不起的他，和他的一个有些疯癫的老叔——张之洞的一个孙子。后来，他奉命用一张席子卷埋了这位老叔，再后来，又用同样的方法埋了自己的妻子——贤妻实在受不了贫下中农对自己和丈夫的无休止的折磨，趁他实在熬不住昏睡片刻之时，自悬于梁上。话到“文革”时的经历，老人每每摇晃着花白的脑袋哽咽起来。

是哟，比比满街碎骨枯肉的“张南皮”，浩劫过后重获礼葬的“黎黄陂”真的算是劫后余生了——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原黎墓后侧重建黎的新墓。不知是选址有误还是施工有瑕，墓丘不久即塌陷。四年后该市又拨款重修了黎墓，并在墓前立起了“大总统黎元洪之墓”碑。

共和国终于承认死者是上一朝代的大总统了——此前的“中华民国”似乎是不存在的，“解放前”、“旧中国”，“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即是共和国的人们对1912年至1949年的表述方式。所有在那个朝代任职的人身份前面都要加“伪”字，大如蒋介石的“伪总统”，小至村子里的“伪保长”。

黎元洪并非“伪总统”，他是根据中华民国约法和议员们的选票走上国家元首位子的。比比民国山头上相继出现过的那几个人影，待得最久的当然是蒋中正先生，而“闪回”频率最高的则是黎元洪了——他居然当过三届副总统、两届大总统！

其实，黎元洪不是命里注定的“真龙天子”，他的一生，饱经磨难。他的卓然超众，除了天资与人格外，最要感谢的，就是那个死后被其后世乡亲们拖拉成一地碎骨的张之洞——当初不是封疆大吏张大人慧目识才把那个落魄的北洋水师下级军官收留并逐步委以重任，他黎元洪怎会有日后的出人头地？

生于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日（1864年10月19日）的黎元洪，本名黎秉德，字宋卿。父亲黎朝相乃淮军仁字营中一名下级军官，四处征战，顾上不家。小秉德自幼和姐姐随母亲在湖北黄陂乡下生活，幸有做小买卖的祖父拉扯，才勉强温饱。四五岁时祖父过世，一家人陷入困境，他跟姐姐甚至做过乞丐，他还到亲戚家当过牧童。此人一生待人宽厚、生活俭朴，想必与童年的不幸遭际不无关系。幸好父亲退伍回籍，带回一笔钱，在汉阳置地购房，一家人才过上舒坦的日子，他也得以入私塾读书。几年后，父亲再度北上回营任职，驻防直隶北塘（今属天津市塘沽区），官衔累晋，便将家从汉阳迁往北方，时黎秉德年方十三岁。成为随军家属的黎秉德有幸入北塘名师李西霖家馆继续求学，用了五个春秋，读完四书五经等科考必读书目。然而，就要在科举之路上动身时，十九岁那年的某天，他去父亲的兵营，却被正在那里操练的行伍迷住了。顷刻之间，人生理想的罗盘发生了改变——与其走科考老路，何如弃文修武将来效命疆场？

位于武昌的华中师范大学校园一角的黎元洪墓。摄于2010年4月。

彼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治理下的天津已经是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城市，各种洋式事物不断出现，包括洋式学堂。黎朝相也已官至武职从三品的游击，是驻军当地的一名有威望的将领了。按李大人的部署，其部延聘洋人按西法操练军队。操场上，步伐矫健而队形整齐的军队，携带着簇新的洋枪洋炮在操练，让每一个百姓看得动心！回家后，黎秉德把心事向父亲一说，立即得到了父亲的赞同，于是，他前往天津报考了李大人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

李大人招收未来海军人才的条件很严格，两项硬性规定：一、“年在十六七以内”，二、“直隶本籍或外省寄居良家子弟”。超龄青年黎秉德只具备第二条资质，但为了实现“弃文修武”的人生之梦，他瞒了两岁报考，终如愿通过了天津道和学堂的面试，成为该学堂第一期管轮班学生。该班监督（班主任）为福建人萨镇冰，也就是后来成为清国海军统制（司令）的泰斗级人物。

有幸入学，却不幸丧父，入学后，黎朝相突患恶疾撒手人寰。黎秉德闻讯赶回北塘时，父亲已经魂归西天。亲人转述了死者的遗言，要黎秉德努力求学，谨慎处世，学成后为百姓和国家服务。黎秉德垂泪铭记，并在当地草草安葬了父亲。十几年后，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曾派人带京城的风水大师回北塘为父母重选新址立墓，了却了当年无力厚葬亲人的遗憾。

光绪十四年（1888年）春，经过长达五年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北洋水师学堂管轮班第一期学生们参加了毕业典礼。已经改名黎元洪的他，因学习成绩一贯优良且舰上实习表现突出而获赏六品顶戴，嘉奖是学堂报禀李鸿章大人亲自批准的！

正所谓“好事成双”，就在这一年，他把早年父亲在汉阳为他订好的亲事变成了张灯结彩的婚姻——这位二十四岁的海军下级军官娶下十八岁的吴敬君为妻。毕业后的半年内，他在北洋水师的主力舰上实习，从天津到广州，战船把南北各港口走了一遍，他也对清国海防有了直观的了解。实习结束后，他被海军衙门分配到广东水师“广甲”舰上任三管轮（即俗称的“二车”）。海军为大清国的新军种，待遇大大高于陆军。当上二车，月俸即高达六十两，养家糊口全无问题。又因“广甲”舰的锚地在清国第一大口岸城市上海，他又成了“十里洋场”的驻军军官。服役期间，因表现优异，他被晋为二管轮，赏换五品顶戴。

甲午年（1894年）夏，正好而立之年的黎元洪随舰参加了极为悲壮的清日甲午海战，而且是极少数死里逃生者中的一个。漫漫数千年中国历史中，不知哪一位君主比黎元洪遭受的磨难更巨大——“广甲”舰正在黄海参加清国第二次海上检阅时，战争爆发，本舰奉命参战，却在大连湾触礁搁浅，因遭倭海军鱼雷艇追击，管带下令沉船。铁甲轰然沉沦，将士全部坠水，绝大部分官兵悲壮殉国。后来，章太炎在《大总统黎公碑》上说，黎元洪当年“愤甚赴海”，可见当时场面之悲壮。有幸的是，这位水性不佳的海军军官，靠一个救生圈在茫茫黄海里漂流了几个钟头后，竟被浪潮冲到岸上！

按说，有这样一段为国浴血奋战史的国家领导人，一定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历史人物。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是，黎元洪只是反动的北洋军阀时期的全体坏人中的一个，至于他早年是否有过报效国家的光荣履历，负责注释历史的人从来不告诉我们。

威海的刘公岛也不告诉我们。

我曾两登刘公岛。第一次是1994年，恰是千古伤心的“甲午海战”爆发的第一百周年；第二次上岛是在翌年，亦即中国海军被矮壮的强邻堵在自己的司令部里被捣毁的第一百年。我是忍着一个中国人的屈辱来触摸北洋沉锚的。

说实在的，我很失望，恕我不再提及在原“北洋水师提督署”里看到的那些糟践自己先人的展览内容——从苦撑残局的国家重臣李鸿章，到仰药自尽的水师提督（司令）丁汝昌；从一艘艘军舰的管带（舰长），到那些模样陌生的外国军事顾问，除了一个壮烈殉国的邓世昌之外，展览文字把战时的主官几乎骂遍了——“无能”算是好的，“贪生怕死”是一般称谓，“卖国贼”是最高头衔。而恰在这一年秋，我去了趟日本，在李鸿章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那座城市（今下关市），参观过一座有中日战争遗物陈列的博物馆，发现日本人对他们自己的哪怕是失败了的军人前辈也充满敬意而决不轻慢！

日本人收藏的黎元洪早年任清国海军官佐的照片。

黎元洪在战争中只是广甲炮舰底舱里的技术官员，论级别还不够挨骂的格，所以，刘公岛就没顾上唾骂这位至少算是“贪生怕死”的日后的大总统。

黎元洪尽管是个公认的忠厚人，但并不贪生怕死，这在他以后的从政生涯中会一再体现出来。

从汪洋里拣回一条命的黎元洪不甘平庸，次年南下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延才馆”，其治军之才得以显露，遂从底层一步步被提拔起来，由护军马队营帮办做起，一直官至武职从二品的副将。他更受张总督之派，三度赴日考察军事，眼界大开，统军思想也为之一新。经十年奋斗，这位前海军下级军官一跃而为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旅长），即驻鄂国军的第二号首长，比他官衔大的，只有第八镇统制（师长）张彪。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老家搞的那次“彰德秋操”，不光让朝廷发现了袁氏的统军能力，也顺便发现了“南军”实际指挥官黎元洪的不可多得。演习结束后，袁世凯高兴地向朝廷打报告说：

至就四省（直、鲁、鄂、豫）军队分析密论，湖北一镇，经督臣张之洞苦心孤诣，经营多年，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

老袁赞扬的“湖北一镇”，即驻鄂陆军第八镇（师），统制张彪虽是张之洞的“丫姑爷”（张家婢女的丈夫），但具体指挥者却是协统黎元洪。

两年后的深秋，朝廷在太湖一带又举行了一次秋操，黎氏的二十一混成协再次成为南军的主力。是次“军演”结束后，黎将军再度获得朝廷嘉奖，成为朝野刮目相看的著名中年将领，其统辖的部队，也成为声誉仅次于北洋军的一支国防劲旅。

两次“军演”，也使当年的“会操大臣”袁世凯牢牢记住了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其人。三年后，荫昌奉旨南下指挥平定武昌兵变，途经彰德府时，下车看望并请教在当地“养疴”的老袁。不知深浅的国军统帅说：“武昌系乌合之众，无人主持，不难扑灭。”老友袁项城却正色提醒他：“湖北以黎元洪为将，何谓无人？”可见黎氏虽官职不高，但早已是朝野共瞩目的人物。

黎元洪在仕途上进步慢，似与其谦让有关。恩师张之洞上调中央后，新总督赵尔巽到任，发现第八镇的张师长似不如第二十一混成协的黎旅长能干，遂动了“换马”的念头。黎元洪窥知其事后，力辞不就；而张彪也赶紧写信向在京当军机大臣的老领导兼干岳父张之洞求援。赵尔巽很快就被朝廷调往四川了，新来的领导是陈夔龙。恰巧陈大人的女儿不幸夭折，湖北官场照例掀起了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进献礼金的高潮。追求自我完善的黎元洪看不起腐朽官场趋炎附势那一套，这可能与他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开始接受西方文明思想和三次在日本考察不无关系。张彪筹集了十万银两向总督大表忠心，其他同僚也纷纷用重金孝敬领导，唯黎元洪这个正需要提拔的旅长却仅凑上寥寥数元“意思意思”，转过身来，却为饥寒交迫的汉口灾民捐出了多达三千两银子的善款，一时大得人心——他月薪为五百两银子，三千两是他半年的工资啊！这可不是“作秀”，历来大小官员们“作秀”总是花公款。

对上级不卑不亢，对下级却关爱有加。一位士兵闻母亲在家砍柴时坠入山谷而亡后，恍惚欲以身殉母。黎元洪闻知，亲往该兵班上慰问并致送八十银元嘱其归家安葬亡母，后还保举其进入军校。刚才说了，协统大人的工资不薄，拿出六分之一的月工资帮助一个无名小卒倒也不算多么了不起，但这却体现了一个长官的高尚情操。

更加了不起的是，他对有“政治思想问题”的下属的宽容。他的一个护兵，暗中参加了革命党，某日收到革命党领袖黄兴的一封密信。黎元洪无意中看到这封隐语颇多的信后，已经猜出大概，但并未深究，反倒让该兵赶紧“养病”去也。还一次，他撞见一个擅自剪去发辫的学兵，他非但没发怒，反倒极出众人意料地说了句：“去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剪掉这让人笑话的猪尾巴，你这是领导了文化上的风头啊！”）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的惊恐涣然冰释。更有甚者，他索性对官兵们说过很不“讲政治”的话：“剪发自便。”按说，暗中勾结“乱党”与妄自剪掉作为清朝标志的辫子，这可不仅仅是有违军纪的大过，不是关几天禁闭、挨几十军棍就能了结的小毛病，而是罪在不赦、难逃杀身之祸啊！但谁也想不到，天大的“反动行为”，到了协统大人这儿，却是波澜不惊，烟消云散。

是啊，正是这个人在政治上的开明和对属下的宽厚，才使他在湖北军政界博得了极好的口碑，不然，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革命党与立宪派哪会一下子想到了黎协统？

关于黎元洪被迫参加起义一事，长期的说法很有传奇性，说他是被起义士兵从别人家的床底下拿枪逼出来的，故有“床下都督”之谓。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就有黎氏与亲历者都写过，当时他确实避居部下室内，但并未尴尬到趴在床下躲避起义士兵的搜寻，从军几十年的明智的将领，知道既被乱兵包围，便无处可匿，况且中式雕花大床，哪里能爬进人去？

黎元洪的确不是主动投入革命大潮中的。上面提到的那本“文革”读物中的记述，并非全部谬传。他毕竟不是革命党，毕竟是在君权体制下的军营中成长起来的清朝的武将。革命骤然发生后，他惶恐过，抵触过，也真的亲手杀死过一位革命党士兵。也正因为一时冲动杀了这名报信的士兵，才使他感到了恐慌。在漆黑一团且枪声四起的深夜里，在风声鹤唳且军心躁动的兵营中，他深感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掌握，而且随时会被复仇的革命士兵所伤害。于是，他便在执事官王观澜和参谋刘文吉及护兵们的簇拥下，躲到了刘文吉家中，直到第二天上午被起义军总指挥部派来的一队士兵强行请走。

于是，当天下午，他在十余骑护兵的护卫下，赶到湖北谘议局。在这里，他被选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这位当选的民国首位省级政权的一把手连连朝推举他的人们摆手说：“休要害我！休要害我！”完全一副当代宋江的模样。是他手下的那几个连、排长代他在布告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黎”字，并将都督府的布告贴出去的。

这就是黎元洪参加革命的短促而富有戏剧性的经过，与床无关。

有心人考证了出处，“床下都督”说源头乃民国初年湖北某报的一篇半文半白的“戏说”，与黎元洪请求袁世凯将本省的首义元勋张振武处死有关（张曾在起义之初力主杀黎以振军心）。黎元洪时在武昌城里当民国副总统，虽对此糟践自己声誉的假新闻甚感郁闷，却也并没下令封报馆抓作者与编辑，正显示出其为人之厚道。不过，此戏经国民党元老邹鲁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等正史的确认，就成了“史实”。

与长期不屈不挠地从事反清武装斗争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相比，黎元洪头上戴着的“民国元勋”高帽实在有些大；与在前清担任过北洋军首领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相比，他一个新军协统的地位也不够尊崇。在民初的袁、黎、孙、黄政坛“四巨头”中，不待言，他的资望最浅。

资望最浅，性情也最温和，那三位，个个都是咬钢嚼铁的硬汉子，他却温吞而谦和，完全不是政治强人的模样。然而，敦厚的人，一旦认定目标，就会死心塌地去做；而这样的人入了伙，凭原先在江湖上被传诵的为人，往往很快又后来居上，成了群英中的首领。北宋末年山东郓城县的宋江就是这样的人，清朝末年湖北黄陂的黎元洪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

黎元洪就属于一旦决心下定便义无反顾、永不后悔的那种人。

被革命党和立宪派关在湖北谘议局里的两天里，经过慎重考虑，他终于像被他放过的那名学兵一样决然剪掉了那根“猪尾巴”。男人的发辫一直是清朝强加给汉人的一根自缚的绳索。

辫子从这个人的后脑勺坠落以后，从整个武昌城里坠落以后，各地的武装反叛便和剪辫子运动同时迅疾开始。

在起义后的第三天下午的军事会议上，留着短发的黎元洪清楚地表明自己不再是效忠清朝的统兵之将，他正式宣誓就任革命军首领。那一天，他的宣誓算得上慷慨激昂：

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黎元洪遂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大名。

其实，风云突变的那几天，逼他革命的人只看到了他表面上的冷漠，却难窥他内心澎湃的激情。且看他的一封私信：

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耶？洪（黎自称）有鉴于此，识事机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维护世界和平！

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感人。他的这番表白，既不是对报馆发表的，也不是在公开场合宣称的——这个务实的军人政治家很不爱当众“作秀”。他只是在给自己的北洋水师学堂之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说出上述的话的，其时，海军统制萨老师正率庞大的水师溯江而上，前来弹压学生统率的叛军。得黎元洪的信后，萨司令便下令全舰队撤往九江，航程中，各舰悬白旗起义，他只得弃职赴沪。

“统治者的帮凶”？“反动家伙”？“反革命刽子手”？——发高烧的荒诞岁月里，史学家对黎氏的定论属全不可信的胡话。

辛亥革命以清帝的退位而告胜利，古老的华夏第一次把“中国”两个响当当的汉字用作了国名——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武昌首义的那一天成了民国的国庆节，孙中山与黎元洪分别当选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与副总统。2月15日，南北两军议和成功，清王朝寿终正寝，袁世凯全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而黎元洪的二把手地位丝毫未撼。

当初武昌的革命士兵们没有看错人，黎元洪确有声望。

说起来，黎元洪这种性格的人是不适宜做中国的一把手的。在依然被封建传统包围着的“民主”国度当家，要有诡计，更要有铁腕，必要时要不惜杀戮。而黎元洪恰恰是被人称作“黎菩萨”的老好人，这样的人哪能在最高位上坐得住呀！

这尊自省其身有道、普度众生有心的“菩萨”，若生于民主国家里，没准是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但上苍不悯老实人，偏偏把黎元洪降生在专制之国的风雷激荡时期，又偏偏把他捧上了亿民之主的最高座椅。于是，他的不幸也就一直忽忽悠悠相伴左右。一生爱马的黎元洪知道，在一群穿着军装的虎狼中间行进，再高洁再骁勇的马也会失蹄，并随时有可能被撕咬得血肉模糊。

黎元洪非常明白，袁大总统决不是传说中的癞蛤蟆转世，而是一只随时能扑食各路奔马的巨兽。所以，他执意不去北京就职，宁愿以副总统兼湖北军政府首脑的身份继续待在武汉。

但足智多谋的老袁识破了黎的心思，他不急不躁，不光同意自己的副手继续兼任鄂省的一把手，还让他当了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参谋总长。

老袁很有办法。起先，他送给黎元洪一纸“民国柱石”的题字和一百万元军饷，从精神到物质，都让你感动一把儿；后来，又挥笔题写了“中华民国副总统府”的大匾派专人送达武昌，那块挂了一年半的“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府”旧匾自然被取而代之。

黎元洪任职副总统兼湖北都督时所摄。

不过，让黎元洪难受的不是这块新匾，而是大总统推荐来副总统府当差的来路不明的人，受之难受，却之无由，黎元洪不得不苦笑着将这些有可能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照单收下。

身边有了大总统的人，副总统的日子就过得不自如。所以，当某日岑春煊和章士钊前来拜访时，他便吓出一头冷汗。

黎元洪知道岑春煊与袁世凯在前清时即有过节，袁曾与总理大臣奕劻连手打击岑，害得岑丢了两广总督的官位。而且，黎副总统也知道眼前这位名满南北的章士钊乃袁跟前的红人，章妻吴弱男女士向以“四伯父”称袁，两家有世交。现在，此二人连袂来鄂，定有大事交底！

果然，主客坐定后，客人即称：袁世凯正在北京帝制自为，成为窃民国之大盗，他们已在上海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达成共识，拥立副总统起兵讨袁！

估计那会儿的副总统又犯了“菩萨”的本性，他只乐呵呵地听，却决不插言。等客人逼他表态时，他却大摇其头，十分自信地断言：袁大总统断不会称帝，君等尽可放心。

然而，等客人们怏怏离开后，他又急遣手下为二位说客各送去五百银元敦其从速离汉，因为方才会谈时，屏风后面的仆人即老袁介绍来的！

这就是黎元洪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你说他圆滑也罢，精明也罢，他总有自己的原则——不冲动，不盲从，有后手。

很难说袁世凯不知道发生在武汉的那场密谈。所以，一旦平定了南方的军事反抗，江山坐稳，老袁就不容黎元洪独立在外了。三番两次请不来后，大总统索性将自己的第一爱将兼干女婿、陆军总长段祺瑞派到湖北屈尊担任代理湖北都督，迎请副总统到北京赴任，且连第二天北上的专列都准备好了！这回可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矣！

民国二年（1913年）岁杪，黎元洪只得愀然告别故里，赴京当他的副元首去了。他显然没有料到，他会一去不还乡！

黎元洪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军政府都督时致陆军部的信函。

入京以后，他曾给鄂中父老驰电：

（前略）元洪不德，滥握军符，义旗一举，蒙鄂中军、学、绅、商各界推举都督一席，力辞不获，勉竭绵薄。……今者燕京之行，原因磋商要政，将来驻都、回鄂，两难预揣。

你看，他以为还有可能回湖北呢！

直到整整二十年后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他回来了，却是躺在巨大的楠木棺里回来的，是被国民政府隆重地自天津运回武昌的。是年，黎元洪在津门过世已五载矣！

再说回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他受到了高规格的迎接。袁大公子袁克定和总统府侍卫长荫昌等代表老袁到车下迎候。隆重的欢迎仪式过后，他被接上了那辆中国最高规格的金漆朱轮双马车，而这辆大总统的专车，除袁本人偶尔乘坐外，只在上一年夏天拉过来京的孙中山。

黎元洪被袁大总统像迎国宝一样地迎进了“新华宫”，即通常人们所说的中南海。

民国时代的北、中、南三海，不再是清王室的“西苑”，北海被辟为国民的公园，但中海与南海却成了“公府”及总统官邸。袁大总统从铁狮子胡同把繁多的政务和同样繁多的家眷一道搬进了中南海后，改名“新华宫”，中南海遂又复为禁地。

老袁差人把“副总统办公处”的牌匾挂在了南海最优美的瀛台上的庆云殿大门上方。黎元洪的家，自然也安置在了瀛台。

凡进过中南海的人都知道，新华门与瀛台一南一北，隔一汪碧水（南海），遥遥相对。

1983年春，我曾有幸两入中南海参观。在被称作“拨乱反正”的那个时期，中南海东侧的毛的旧居一带曾不公开地向人们开放过。

上图：钤着“中华民国参议院印”的对黎氏的委任书。
下图：民国既立，烧制着民国总统与副总统头像的茶壶开始在民间流行。

瀛台的确很美，不大的人工岛上，有宏殿琼阁，有奇石异木，而且，它的色彩十分瑰丽。岛上的皇家建筑不再是单调的明黄色与朱红色的交响，在黄与朱之间，古建筑师巧妙地加进了一方方绿莹莹的琉璃砖瓦的音符，使壮丽的瀛台既不失帝王之气，又不乏人间的平实。

上世纪50年代，健康的毛泽东常从自家的“菊香书屋”小院儿里步出，经过曾是袁世凯住处的丰泽园，往西没多远，就踏上了登瀛台的宽桥。

这座用黄与绿的琉璃砖瓦砌成的桥，是登瀛台的唯一通道。

光绪皇帝被困岛上时，没有这座桥，慈禧老太太让她的过继儿子老老实实待在仙境里悔过，如需下岛，则由太监们划船“接驾”。若不是想到可怜的载湉人生的最后十年一直困在岛上并最终死于岛上的涵元殿里，我还真要在垂柳依依波光潋滟的瀛台上沉醉呢！

那会儿我并不知道，光绪之后的另一位大人物也曾是这美丽岛上的孤寂囚徒，只不过他没像前任主人一样死在这里罢了。他定居瀛台时，也没有这座桥，他与家人上岛下岛，或来宾进进出出，都需要乘六座的渡船，冬天则是人推的冰船。

瀛台乃凡人们想象中的仙境，但仙境中的孤寂与清冷又哪是凡人所能忍受的！清季的光绪帝深知瀛台之凄苦，民初的黎元洪也体味到了被闲挂于琼岛上的难耐滋味。贵为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副总统大人，竟然发出过“遥望汉江，不禁泪下”的喟叹。他对前来拜访的故交喟叹：我做了光绪的替身。

单从道理上说，袁世凯的安排无可非议：既是“公府”，就该正、副两职邻而居之；正职人多事杂，办公点就大些，副职事少幕僚少夫人也少（黎只有一妻一妾），居住地就小点嘛！大总统在陆地上班，副总统在孤岛起居，这简直就是前清统治者们提前为民国正副元首备好的宅邸嘛！

但实质却远不这么简单，是老袁不放心黎元洪待在外头，他要把资望颇高的“民国元勋”搁在眼皮子底下天天看着他。为羁縻这位寡言而睿智的副手，老袁甚至让第九个儿子袁克玖给黎家二女儿黎绍芳当了丈夫。

为大局计，黎元洪不能不答应这桩政治联姻，但却依然与袁保持着距离。

从瀛台到丰泽园，下了船只有一箭之地，但他却只见过大总统兼亲家五次，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都谈，却事事都与他无关。两次大席，五席便宴，这就是他与袁同住中南海里时的全部交往。

他毕竟不是真的泥菩萨。来京前，他也曾利用老袁对自己的讨好心情，请大总统下令处决过湖北军界政敌张振武与方维，此事虽得罪了武昌首义的一些人，但确也震慑了若干胡作非为的湖北“首义元勋”。比泥菩萨有思维的黎元洪对袁氏的用心一眼就看懂了，就像每天看瀛台上的庆云殿里那几幅清代的皇帝遗墨一样，他早熟知了其中的每一道笔画。整日在飘浮着前朝阴谋与死亡气息的殿堂里喘息，在大权独揽的枭雄跟前参政，哪有愉悦可言！

民国三年（1914年）8月，被袁大总统誉为“旷代逸才”的杨度突然登瀛台造访。原来，杨大才子是来解释筹安会为何成立的。不料，客人刚开口说筹安会的成立是大总统的意思，“泥菩萨”就开口了，而且一开口就把人家噎个半死：

我身为民国副总统，对此违背民国事，非愿所闻。

得，人家连听都不愿意听，你还说什么？于是，筹安会发起人和理事长杨度先生只好讪讪告辞。

稍后几天，轮到黎元洪向袁世凯告辞了。他说，夫人体弱，瀛台过于寒冷，不宜养病，请另觅住处。

在这人人向往的仙境里，他只待了一年多的光景。

不是他不想为民国干事，实因他清楚“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老袁太专权又太想“家天下”了！他身为民国缔造者之一和副元首，岂忍坐视共和国变回君主国？那样一来，他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武昌首义的历史功勋岂不全化为乌有？

在前清军界地位不算太高的协统，因缘际会成为民国首任副总统，且为强人袁世凯之副手，黎元洪调入中南海后，无所事事。

为表示抗议，他提出辞去参政院院长和参谋总长职务，并自9月6日起，不复往参政院与会——院长都不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了，参政员们还怎么开会？

比鬼都精的袁世凯立时一拒一允：坚决不准其辞职，同意迁往他处居住，且连新宅都替你打点好了——袁氏让袁克定出资十万元，从荣禄后人手中买下了东厂胡同的那处名宅，然后，无偿转送给了黎元洪。

这就是黎元洪入主东厂胡同的由来。

但有谁知道，黎元洪不是“不拿白不拿”的人！待老袁死后，黎元洪致送奠仪，恰好也是十万元。明眼人一看即知，他这是偿还老袁的房钱呐！

其实，当个光拿钱不干事的副总统有什么不可以？黎的长女黎绍芬著文称，黎元洪在任时，每月副总统的俸金加参政院的补贴等，一共五万银圆。天！这么多的收入啊！

我匡算过，民国初年的银圆与20世纪末的人民币比值大约为1∶100；而房地产，又大大超过了这个比例，差不多是1∶10000。如在黎元洪时代的教育部做小官儿的周树人（鲁迅），凭自己两个月的收入（月薪加讲课费、稿费），就能买下白塔附近的那处已被辟为“鲁迅博物馆”的宁静的小四合院（当时他花了八百银元），而时下在京城二环路以内想买那样完整的住宅，岂止八百万元人民币？一个北洋大兵，每月六块大洋，就能活得比较像样，除了自己天天能吃上肉以外，还能按月寄回家去几块钱（难怪那年头不乏兵源），这比黎家的厨子收入还高呢——黎的厨役每月工资为四块钱。正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在成为职业革命者之前为什么会当了几个月的北洋大兵，后来为什么会为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八银圆月薪而沾沾自喜。那时的大学教授们，学问与月薪均如泰斗一样令晚生高不可攀，哪个也得几百银圆。像年轻的周作人，刚到北大任教就有两百银圆的工资，陈独秀是系主任，月薪三百元。但是比比国家第二公务员黎元洪，教授们统统是小巫见大巫了。

然而，黎元洪宁愿不要这一切。他要的是自己的独立人格。

“淡泊名利”，说说可以，真要拒绝唾手可得之巨名与暴利，得有多大的意志力和多高的品位啊！

黎元洪退到了王府井大街一隅的东厂胡同里。离袁氏远了，离政坛远了，离自我却愈来愈近了。

入住东厂胡同后，黎元洪就开始拒领副总统月俸及公费，并自请裁撤“副总统办公处”。他自我“下课”，不当这没滋没味的二把手了！除了不再去备受袁氏欺凌的参政院主持会议，他更不回中南海去拜见“老大”——那边，帝制的鼓点越敲越密。他以消沉来表明一个天良未泯的政治家对窃国者的愤然。

他为自己的家取了个堂号，叫“大德堂”。此后，向左邻右舍前院后街扩展的房地产买卖，就均用“黎大德堂”名义进行了。在东厂胡同住着的几年里，他前后出资一万二百多银元购得附近的房产，他家成了黎家花园。在自家花园里做个有“大德”的人，不再趋炎附势迎合谁，这样活着，何其畅快！

就在他刚刚在这“大德堂”里安好家未过仨月，中南海里传出“登基”的喧嚣，他参与创建的“中华民国”竟变成了袁氏的“中华帝国”，首任大总统摇身变为了“洪宪皇帝”！

袁“天子”颁布的第一道诏书，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新帝国的“武义亲王”，似乎是在奖赏不争不抢的副总统乃“威武侠义”之人，不过，在别人听来，竟更像是提醒人们：此公乃“武昌首义”的首领！

次日，新朝的衮衮诸公奉袁大皇帝之命浩浩荡荡赶来东厂胡同致贺，王府井一带，居然为之路塞！

好一个黎元洪，只着中式便装出面，以示对新朝的不承认。他不卑不亢地告诉恢复了峨冠博带的文武百官：

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

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革命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支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

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

说完后，他转身入屋，甩下满院子贵客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这番名副其实的“推辞”，绝对是篇经典的骂贼书。你看，黎元洪开口闭口称袁为“大总统”，而决不称其为“皇上”或“吾皇”，当然也就更不会自称是“臣”；而且，他单刀直入地提到武昌首义，为的是让在场的文武百官牢牢记住，“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怎么来的，别忘了他袁世凯也曾为之努力过！袁氏斗胆称帝，就是“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

这时的黎元洪，不再是一声不吭的菩萨，简直成了怒目的金刚！

当天下午，有人衔君命来为黎元洪量制“亲王”制服。平素和蔼的黎元洪却黑着脸表示：“我非亲王，何需制服？”一句话，把来人打发出门。而那个袁皇帝题写的“武义亲王”御匾，则被他命下人丢到了后院的马厩里！

数日后，尴尬的袁世凯又派要员手捧“诰令”请其接受王爷之封。倒霉的“钦差”竟被一向温文尔雅的黎元洪骂出门去！

就在此时，海军总长刘冠雄的儿子结婚，黎元洪不便出门致贺，便派女儿黎绍芬代为赴宴。没想到，有人一见到黎大小姐，立马恭维道：“亲王格格来了！”年仅十四岁的黎姑娘真棒！她当即起身，告辞回家——父亲不做什么亲王，她也不是什么格格！黎元洪听说后，非但没怪女儿失礼，反倒直说那些恭贺的人“可恶”！

黎家反对袁氏称帝的每一个传闻，传到中南海里，都变成一记记耳光，狠狠抽在了新皇帝的那张老脸上。

没几天，潜出京城的蔡锷将军在云南首举护国大旗起兵讨袁。黎元洪闻讯，击节赞曰：“松坡（蔡锷，字松坡）不愧英雄本色！”这是英雄惺惺相惜的夸赞，又何尝不是黎元洪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写真？

半年后，恼羞成疾的袁世凯一命归西。黎元洪按法律程序，于袁氏辞世次日，在东厂胡同住宅中宣誓接任大总统。

忠厚者往往执拗。为了维护民国政体，黎元洪以誓不从逆的执拗捍卫了正义的尊严与个人的纯洁。如此“大德”，难道不该在这东厂胡同的名宅里有一尊不大不小的雕像吗？

我还真发现了小院里有一尊雕像！

我将信将疑，有点近“像”情更怯地走上前。

其实我知道，共和国的研究所里，断断不会有民国先总统的雕像，尽管是考古单位。但我又多么想在这个院落里一睹这位周旋于各军阀巨头之间的文弱元首的神采啊！

雕像立于北边那排清代旧房的门前空地上，黑色的大理石基座上，一位穿西服的中年男子在凝思。

像下，一方铜牌。趋前读过，方知果然不是黎氏尊容，而是已故夏鼐。

我这才模糊记起，夏先生乃我中华著名考古学家，曾长期任该所所长。也许，他身后这排房子就是他生前住处或办公室吧？尽管此像与黎元洪无关，但能在本单位院内为自己的学者型领导竖牌立像，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不过，为什么不是黎元洪的雕像呢？

先前的“大德堂”内院，空空如也，没人回答我的疑问。南边的那座圆月门时有学者模样的人出入，但他们与我相距甚远！

雕像后那排灰瓦红壁的老房子，已被封条封紧了门缝。门两边的红柱上各悬一方我们常见的那种挂着小锁的小木箱，上有“举报箱”仨字。东侧的方箱之上，钉着一竖条小木牌，“图书室”三个有些歪扭的字告诉了我这所厅堂现在的用途。

从这排房子在整个大院中的位置和其不凡的气度猜，它也许就是当年的内院客厅？

黎元洪自我放逐后，并未门前冷落车马稀。恰好相反，比他孤零零地待在瀛台时更为热闹了。高朋满座，鸿宾接踵，东厂胡同，冠盖盈门——不怕别人讥讪泡妞上瘾的蔡锷将军在秘密南下前来过，许多看不惯老袁称帝的政客们来过，湖北原籍的同乡故交也来过。人们来谒温良恭俭让的副总统，不为溜须拍马，只为互通声气，相泄牢骚。

有人回忆过，不吸烟也不喝酒的黎元洪先生待客也是既无烟亦无酒，只白水一杯。君子之交，十分清爽。

民国五年（1916年）端午节隔天下午，一向不上门的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在国务院秘书长、湖北蒲圻人张国淦的陪同下，忽然登门造访。

按说，段总理既是来向副总统报丧的，也是按礼仪向继任领导请示工作的。然而……

这时发生的事，《北洋军阀史话》里有段非常有趣的记叙：

段棋瑞和张国淦的车子驰抵东厂胡同黎寓的门口，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地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

（前略）黎走入客厅像个木偶似的坐在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这幕哑巴戏做了四十分钟，段站起身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跨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其实黎元洪已经听说了袁氏过世的消息，但这个谨慎的人不敢轻信，遂派黎绍芬前往中南海打探。在“海”里居住的时候，小绍芬经常出入袁的内宅，与袁的女儿们玩耍。待女儿亲眼见到怀仁堂里尚未入殓的袁世凯的尸体盖上了黄缎子的陀罗经被以后，他始信轮到自己施展身手了。

然而，一切尚没来得及筹划，段祺瑞就堵上门来演了出哑剧，并且，一句“有我”，把自己打发得远远的了。在其位，谋其政。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却被属下如此轻视，黎元洪即使再谦和，也不会无动于衷啊！

是的，自命为北洋第一继承人的段祺瑞根本没把继任总统放在眼里，北洋军头们都没把他放在眼里。在讲面子的国度里，一个前清的旅长，因缘附时当上了民国大总统，确实令许多军界大佬难受。

黎元洪知道军人们会集体难受。所以，当晚，他便与又赶来看望他的湖北老乡张国淦坐守了一夜，时时让手下人关注段府那边的动静。直到雄鸡唱白，才安下心来。当天上午，宣誓就任大总统，随后把“公府”秘书长留给了这位陪坐了一宿的乡党张国淦。

黎与段的矛盾由来已久，当年正是段带兵赴鄂逼黎来京就职的，但两人井水不犯河水，相逢也只是寒暄几句而已。但是，从老段来打哑语这一天起，两人的矛盾就表面化了。

后来，在对待袁世凯的丧事上，黎元洪的表现显然也不能让段祺瑞等军界要人们满意。

老袁过世以后，段总理以下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尽职服丧——连周树人这样不信邪的教育部部员都被派去守过灵呢！

出殡那天，八十人的“皇杠”抬着老袁从当了三个礼拜灵堂的怀仁堂出来，已经诵了三七二十一天经的和尚、道士们，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为这个要回老家的亡灵大声超度。新华门外搭的三座素彩牌坊下挤满了貌似悲伤的各级官员，出人意料的是，本应亲自执绋的继任总统黎元洪却并未露面，只是在灵柩运出新华门的那一刻，他才姗姗而至，且一言未发，只向那具沉重的棺材行了一个鞠躬礼（至少差了两个），便转身回他的办公室上班去了。

本该由继任总统主持的公祭仪式，也由段总理代表了。

黎元洪知道，自己的这番轻慢态度不可能不激怒欲化悲痛为力量的老段和那一班北洋军阀们。他一直是“他们”之外的一个。

他当然更知道，老段在清朝时就是军统（军长）和提督（军区司令），属封疆大吏一级的人物，在论资排辈的官场上，这足以让段祺瑞很看不起自己。虽然自己也是科班出身的北洋军人，但却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派，与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那个北洋陆军不是一个“派”。所以，他一个南方人，因部下的意外起事而当上副总统，进而当上总统，这一切，全是靠老段为首的北洋军人们的抬举，自己要坐牢元首之席，必须让着段总理点儿。

开始时，两人关系还算融洽。这位“好人政府”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天真地以为袁时代的个人专制将葬送在自己手中，一个西方式的中国将统一起来并摆脱困境。为此，他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他还拟按美国模式将中国地方分治，为此他延请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钊参与起草相关法案；他把袁时代的总统府预算从一百九十多万元一下子降至不到五十九万元。北京政坛上，居然有了点“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气象。

须知，蔡元培先生正是被黎元洪亲自任命为北大校长的，由是而使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刘半农、李大钊等一代知识分子精英成为一呼百应的时代巨子。

回溯北洋时代，没有哪一任最高统治者能比黎元洪在台上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不幸的是，温文尔雅的黎总统偏偏遇上了个性情刚愎的段总理。老段是个不要名分要实权的人，他认准的事，必须要做，而且还要别人做。这就很让名义上的领导伤脑筋。

先是为国务院秘书长一事，“府院之争”的政坛闹剧开始上演。段提名其最信任的弟子，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嫌其锋芒毕露得罪人太多而不同意，公府（府）与国务院（院）的人事拉锯战终以大总统退让而结束。那边老段遂愿，而这边的“菩萨”就必须咽下一口恶气。

果然十三岁即中秀才的政坛奇才徐树铮“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先大总统袁项城评语），上任后，依恃段总理的信赖，不光不把其他阁员放在眼里，竟也不拿国家元首当回事儿！一桩极端的例子令黎大总统恼怒得无以复加——

那天，徐树铮前来“公府”呈送一份福建省三位厅长的任命书。黎元洪要留下审阅，不料，盛气凌人的小徐将军居然颇不耐烦地说：“总理那边已经定了，总统就不必看了，只管盖上章就行了。”瞧瞧！这哪是一个政府官员对大总统应持的态度？

黎元洪决不当盖章机器！在当政第二年的春天，为中国是否对德国宣战一事，内阁通过了与德国绝交书，段总理咄咄逼人地亲率全体阁员来“府”请总统盖章。黎以“事关重大当再考虑”为由，未允盖章，老段竟愤然递了辞呈，一甩手去了天津！在身边一帮政客的鼓噪下，黎元洪终于忍无可忍——不干拉倒！遂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

黎、段之争终于白热化。

“府院之争”的种子，其实在东厂胡同打哑剧时就开始萌芽了，黎元洪当总统后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一次次争执，成了民五、民六年间（1916年—1917年）政坛上最引人入胜的格斗表演，是彬彬文人与赳赳武将的过招。无论当时谁败谁胜，其结果总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

温和的黎元洪很少有拍案而起的时候，但每次忍无可忍“拍”过之后，都惹来巨大的麻烦。与段祺瑞反目，算是他从政史上的第一次大麻烦。他二度出任大总统时，也曾糊涂一“拍”，把时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拍进了监狱，只因听信了众议院议长的“有罪推定”，他竟下手谕把当过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的财政部老大关起来审查！半年后，京师地方法院对罗案的无罪宣判书，其实也是对刚刚下野的黎氏冲动一“拍”的问责宣言。

权力从来因人而异，对性情刚烈的强人来说，只要有实力，名义可有可无；反之，则名实难副，要么当个舒舒服服的傀儡，要么活活被气死。不信，你看，光绪贵为一国之君，却连自己最爱的女人的性命都保不住，更管不了襄助他改良大业的维新党人的死活，最后，连自己的皇位也差一点丢了；而老袁当权时，却管他什么议会制还是责任内阁制，从来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黎元洪自忖不是袁世凯，但又绝不愿做光绪第二。于是，就难受，就幽恨，就每每在这假山上下踱来踱去，最后终于踱不下去了。

民国六年（1917年）初夏，让他不得不逃出此宅的，竟是他请来北京“调处国是”的长江巡阅使张勋上将！众所周知，彼时，一直留着长辫以示对清王朝依恋的“辫帅”张勋率所部五千人马抵达北京后，竟然上演了一出“宣统复辟”的历史闹剧！

大是大非面前，黎元洪再一次表现出了忠厚人的执拗——他正告前来劝他奉还政权的张勋的说客：

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节，当以全国国民之公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

复辟闹剧上演的第一天，他即命人从上海通电全国：

天不悔祸，复辟实行。闻本日（7月1日）清室上谕，有元洪奏请归政等语，不胜骇异！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

“始终民国，不知其他”，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在原则问题上，黎元洪一步也不让！

第二天，他在亲随的护送下，出新华门，绕道至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自保。此时，又连下两道大总统令：一、依照《约法》的相关条例，任命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务；二、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好在段祺瑞大事不糊涂，以国家为重，当即在天津马厂举兵誓师讨伐张勋，并在打败“辫帅”之后，亲往东交民巷迎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诚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

回到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已心灰意冷，当天即通电引咎辞职，即使冯国璋来电表示奉还大总统职权，他也复电不受。在冯氏回到北京宣誓就职以后，他便携家眷亲随黯然离开了北京“大德堂”，赶往天津，当寓公去也。

查史籍，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晨，张勋拥溥仪复辟；2日晚，黎元洪赴东交民巷避难；3日，段祺瑞马厂誓师，14日进入北京，并迎大总统回东厂胡同私宅；8月28日，黎迁居天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和黎氏的命运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天津的黎宅有两处，我去看的只是其中的一处。

但这已经是不复存在的一处了。1976年夏夜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不仅使唐山、天津一带瞬间死难了近三十万条鲜活的生命，而且，还使数不清的老房新宅轰然变成一地残砖碎瓦，这其中，就有黎元洪遗下的那幢十分漂亮的洋楼。

2000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天津的解放南路探看原黎公馆故地。原德租界的威廉路中段，只有一幢可望而不可即的雄伟巨楼矗立在先朝副总统故宅的废址上，门口有两位立得笔直的士兵在站岗。士兵身后的红漆大字标牌赫然注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黎元洪先后寓居天津两次，换言之，亦即他曾两度出任大总统又两度辞职回津——第一次是因理不好与段祺瑞的关系，结果把政局搅得乱七八糟自己不好意思再干了；第二次是被急于取自己而代之的曹锟压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回到这海河边上。

说来生气，不是那个打败了奉系的曹锟一个劲央求，自己哪会再度出山？曹锟的头号大将吴佩孚以少胜多，赢了直奉战争，曹氏便想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只因一时觉得分量不足，加之吴佩孚的反对，才不得已请出了前总统黎元洪。

于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上一回当总统也是6月），黎元洪在各方的拥戴下，专车入京，二度就任大总统。

五年的赋闲，使他已无意于政治。这位爱吃西餐、爱穿西服、爱骑洋马、爱打网球的欧美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崇尚者，此时已成为谁也不敢小觑的大实业家，他在房地产、金融、矿业等诸方面的大商海里弄潮戏浪，居然如鱼得水。他推辞了代总统冯国璋按月发给他的三千元生活津贴，继续表明他一贯清高的为人准则。

他是在军阀们答应“废督”、“裁兵”、“整理财政”三项复职条件后才回到东厂胡同的。

其实他明白自己为何能卷土重来。曹馄的资望不够，南方割据政权“军政府”又一直存在，只有他才合适做直系灵魂人物吴佩孚认可的国家元首。

老友章太炎也看出了这点，那个连袁世凯都敢骂的“章疯子”写道：

吴佩孚此次行事，颇效项城（袁世凯），但以资格未充，又于南方绝无信用，故不得不借公笼罩。

有趣的是，书生气十足的章大师怕老实巴交的朋友受直系军人之制，竟想出了“迁都武昌”的奇怪主意！他告诫老友说：

必欲复位，请南都武昌，无滞宛平中。

首都是不会迁的，但态度是要表的。黎元洪对记者们发表谈话：

余为中华民国一分子，既是各方面迫于救国之诚，为促余复出任职，余岂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前途。

临危上任，对明白人来说，当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好事。所以，中国古人就有了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名言，老外也经常有人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豪言。复出的黎元洪也许正是以这种心态坐回中南海居仁堂里的。

倒霉的是，这次刚好干了一年，就又饱尝了军阀的颟顸与欺压，他不得不赍志而归。真是应了一年前的预言：牺牲了个人前途。

这一次，直系军头们很蛮横地赶走了他。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后的直系，是何等的威风！他们先后将老段的皖系和张作霖的奉系打败，成了北京政坛的新霸主。吃饱了撑的，津门布贩子出身的曹大帅竟想过元首瘾！尽管吴佩孚颇不赞成，但拥曹派——多数直军将领和部分北京政客——已经等不及了，软硬兼施逼黎让位。

执拗的黎大总统又犯了“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的老毛病，坚决不向恶势力低头。头顶鸡毛帚的中国军人们在洋人跟前“一地鸡毛”，但收拾一个手无兵权的国家元首还是大有招数的。

且看可怜的黎大总统民国十二年（1923年）6月间通电全国时的悲惨自诉：

本日（6月7日），十四机关军警长官三百余人到府（总统府）索薪。……

八日，即有军警官佐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居仁堂（总统办公室），借口索饷，经当面再三开导，始自散去。……

九日清晨，城郊警士一律罢岗。

领袖公使（即驻华使馆组成的“外交团”之召集人、葡萄牙公使符礼德）来宅质问。

天安门前复有数百人，说开“国民大会”，散发传单，并构罪名。新华门外及东厂住宅，守卫尽撤。比午，住宅数处电话不通，直系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

本日（10日）军警各官百余人，无故闯入住宅，借名索饷，百喻不散。复有号称北京市民请愿团及国民大会约近千人，手持旗帜要求退位，围宅喧嚷，屡请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来宅不至。……

8月12日，被逼急了眼的黎大总统第二次致电给住在保定的曹锟和住在洛阳的吴佩孚，除说明当前的尴尬处境外，更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本日又有军警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但是）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

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这一切，都是在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导演的，他哪能理会黎的紧急呼吁？而在洛阳的吴佩孚也不愿得罪有知遇之恩的曹锟。所以，尽管知道是本军袍泽在胡闹，也没吱声。

于是，闹剧演至极致——“大德堂”的水与电悉被切断了！

黑暗中的大总统见生存难保，便命姨太太危文绣（后改名黎本危）卷起众“宝”——袁世凯传给他的“中华民国之玺”、“大总统印”和“陆海军大元帅印”三枚图章出走，躲藏进法国人设在东交民巷里的医院，他本人则于6月13日下午1时许携随从乘专车退往天津。

那时的人憨，以为只要图章在谁手里，国家就是谁的。这种迂病居然一直持续到半世纪后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始之时。少年的我，眼中满是唱着《造反有理》等“战歌”的“夺权”者，只要抢到了某单位的那柄小圆木头，该单位就轮到这一派“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了。

执拗的黎元洪想继续主沉浮，就誓不交权。想不到，那时，“走资派”憨，“造反派”也憨，听说黎元洪携印章而去，曹锟忙命令担当直隶省省长的部将王承斌率兵拦住总统专列，并摘走火车头——不缴出总统印章就休想挪动一步！

那时，街头私刻公章者居然一个也没有，不然，哪用得着威力无比的军人们这般耗神费时？

困在车厢中，可杀不可辱的国家元首愤不欲生，拔出自带的手枪欲自裁，幸被左右强行拦住。囚笼难耐，万般无奈，僵持良久，时已夜半，他只得通知远在北京法国医院里的姨太太把“国玺”交出去，换得自己平安返津。

行路难，归去来！什么世道！

刚到天津的黎元洪宣称不承认北京的夺权者，并去上海欲联络各方组织合法政府，继续挥舞他的元首令牌。无奈曹锟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工作，而国人和列强使节们又只认实力。于是，黎元洪真的心灰意冷了。他去日本待了一段时间（清末民初中日往来无需护照），本来还想去他一直向往的欧美转一圈儿，无奈没有护照，而办护照就得求北京的“伪外交部”，黎元洪绝不愿求那些人。所以，他只好回到天津专心做他的生意了。他厌极了龌龊的政治，自兹不复见任何当政者。之后几年，随着北京秉政者的更替，还曾有机会复任总统，至少是续完被强行中止的任期，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再上当了。

当年，黎元洪继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不少政坛人士咸以为强人时代已经结束，老实人开始新的时代，天下将从此太平，因而奔走相庆。

政坛耆宿严复却捋着白花花的胡子冷笑道：“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实话好说，就是难听。黎元洪二十几岁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严复就是学堂监督，校领导的话十分入骨地阐明了黎之优劣——德高，才疏。

的确，在中国，光有德还玩不了政治。

由于不擅权术，也由于不像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人那样一直拥有重兵，所以，黎元洪只能被军人部下们看不起。就连东交民巷也一样，功利主义的使节们从来没看重这个没有实力的国家元首，而宁愿与他底下的各派系保持往来。这倒也好，使他不像其他人一样被后世骂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政坛的格斗场上，他是一个伤痕累累的输家，但在生意场上，他却意外地成了大大的赢家。成为寓公的他，先后投资实业竟达七十多个，尤其是大做房地产生意，不光在武昌、北京、天津有三处连片的私宅，而且还凭眼光与财力开发了许多别人看不上的房地产并大获其利。在天津当寓公的要人很多，成了富翁的也不止他一个，但有的是靠当军阀时不断克扣下来的巨额军饷起的家，有的是凭从前的社会关系致了富，黎元洪却是完全靠遵从经商规律大胆运作而成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上帝让他的政治抱负惨淡夭折，却使他的经济才干大放光芒。说他是民国第一批最成功的房地产商也不算溢美之辞吧？

饶有意味的是，黎的经营活动多是以“大德堂”名义进行的。他要矢志不移地把“大德”弘扬到底吗？

有德的富豪会把赚得的钱回报给社会。黎元洪并不像其他下野同居天津的军阀巨头那样当守财奴，他还真有点像八百年前的“及时雨”宋江哥们儿，仗义而又疏财。在繁多的善举中，他特别热衷于投资教育，尤其是故籍湖北的小学、大学，只要有求，他都捐款，且动辄成千上万。

他告诉过天津的记者：

政界人物除素旧交外，概不接见。至教育界、实业界新旧人物，俱所乐与交游；而此两界之后进，更愿竭力提携。

天津南开学校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之一的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欣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最喜欢的女儿黎绍芬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英俊少年当然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但周却对黎说过的话耿耿于心——1949年11月某日，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宴请一些实业家们时，得知邻座的中兴轮船公司老板黎绍基即黎元洪的长子后，主动提及与其姐黎绍芬是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而且还风趣地回忆起黎元洪当年说过的“有饭大家吃”的名言。不知周恩来先生是否知道，就在他在广东成了国、共两党都十分倚重的一代俊杰之时，开明的黎元洪曾下令敞开黎公馆大门，让躲避兵燹的南开女生及部分教员家属入住家中。

黎元洪从政坛退隐后转而从商，大获成功。图为黎元洪在天津寓所门口骑马照片。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晚，黎元洪在英租界寓所里因脑溢血猝逝，享年六十五岁。

那一刻，正是末任北洋政府的元首“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离开北京的时候。次日晨，张作霖毙命于日本人预埋的炸弹。

两位北洋时代的元首，竟死于差不多同一时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死被普遍视为整个北洋时代的实际终结，而天津英租界里的前总统的噩耗就成了无关政局发展的局外事。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伐军的枪炮声中，黎元洪的遗体被安放在漆着黑漆的楠木棺材里，他的寿衣既不是传统的长袍马褂，更不是一身北洋将军的戎装，而是那身大总统礼服，胸前还缀着大总统的金质徽章——他自认是无愧于这一职务的。

他的死，何尝不也是北洋时代寿终正寝的象征？

他死后的第五天，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第十天，国民政府通知中国驻外使馆改挂青天白日的新国旗；第十七天，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市因失了京城地位而改叫北平。尽管奉军还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的统辖下，但是，北洋时代真的结束了。

推翻了“反动军阀政府”的国民党政权，对担任过这个政府首脑的黎元洪表示出了不小的敬意。因为，他们于这位下台元首之死有难逃之责——北伐军打到鲁南时，先要没收黎元洪的中兴煤矿（今枣庄煤矿），后又向该矿摊派军饷一百万元并限期缴清。在北伐的大本营广州当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的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黎氏等中国大资产阶级来说，革命就是绑票。遭绑的黎元洪受此重创，心绪大坏，在马场看赛马时忽然昏迷，几天后便溘然辞世。

6月8日，战火尚未熄灭之时，国民政府就颁布了优恤令：

前大总统黎元洪，辛亥之役，武昌起义，翊赞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利诱威胁，义不为屈，凛然大节，薄海同钦。兹闻遘疾弥留，犹廑（勤）国计，追怀遗烈，怆悼尤深。

所有丧葬典礼，着内政部详加拟议，务示优隆，以彰崇报元勋之典。

此令。

他的那位国士朋友章太炎则以一副挽联说尽故人一生：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

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佞寇”不言而喻，“谯周”则是三国蜀汉的一位大学问家，写《三国志》的陈寿即其弟子，但其力劝后主降魏的行为一直被后世史家诟病。章夫子此处用谯周的典故，意在暗讽那些在北洋及国民党时期都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所谓“政坛大佬”。

令人意外的是，同在天津洋人租界里当寓公的段祺瑞也赶来吊唁。两位北洋老人，互不原谅久矣，虽说同居一地，老死不相往来。但闻黎元洪过世，刚强的老段却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他面对长眠了的政敌，不禁老泪纵横！

用国民政府提供的万元丧葬费，家人们把这位喜欢西方文明的前总统安葬在了他在德租界特别一区中街的“黎氏容安别墅”院里，墓为西洋式的。

大殓之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及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共同在北平发起公祭仪式。北海公园成了吊唁场所，新扎的素彩牌坊上缀满白花。牌坊上的横批没什么新意，就是这种场合常见的“名垂千古”四个大字，倒是两边的挽联言简意赅，分别是“首义”和“护国”，只四个大字就把他毕生的功劳都浓缩在里面了。蒋总司令用一场过于庄重的祭奠来弥补自己对共和元勋的亏欠。

五年之后，黎元洪与正妻吴氏的灵柩迁往武昌暂厝，两年后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以国葬的最高礼遇安葬了这位前政府的元首。是日，全国下半旗，停止娱乐活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了“民国元勋”匾，国民党中央、军方、各省市代表、外国人士，以及多达五万多名武昌民众参加了这一迟到的葬礼。

九泉之下的黎元洪，终于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褒奖。

后来，我曾找过天津河北路二百八十三号，史料上记载，那是原英租界茂盛道上的黎元洪旧居的地址。但见车流湍急如汛期之海河——此址已拓宽成了天津市内的交通干线，哪里还有半点民国建筑的影子！

黎元洪在天津的另一处遗宅也不复存在，据知现址是烟台道上的儿童影院。

那座在原英租界里占据了好大一片地的黎公馆，是黎元洪的第一处天津住宅，有四幢小楼，共一百七十一间屋，可见其公馆之阔绰。几座小洋楼中，最有名的乃戏楼。每到传统节日与辛亥革命周年日，黎元洪便广请宾朋来家看名家唱戏，他念念不忘他是“民国一分子”。后来，那条街上的北洋旧人的寓所越来越多，抬头不见低头见，使他不得开心颜，他才又往德租界另购地皮建起新宅。新公馆建成后，他的元配夫人留在旧宅居住，他只在逢年节时才过去邀请故旧赏堂会。

历数津门豪宅，没有哪一个下野了的国家领导人能比黎元洪过得更潇洒也更从容。

我是个半点功名也没有的白丁，得不到他的邀请，所以就不去他的硕果仅存的戏院——今天的天津小光明影院去探看了，即使去了，相信也看不到任何黎氏遗迹了。现今的观众，谁还能在萧条的银幕上隐隐看出叠印着的一个老古董的身影呢？

天津的黎公馆面目全非，但北京的东厂胡同里却大致如旧。不过……

我有些心惊地发现，考古学家夏鼐的雕像后有捆着的包裹，而其西侧也有什么东西被用塑料袋扎得紧紧的，像要搬家的模样。看看窗上的蒙尘和门隙间的封条，再看看枯死的老藤和被劲风折断的满地碎枝，我忽然感到了瑟瑟风中分明透露出的一丝丝让人发冷的不祥信息。

莫非，这座著名的大院也要被“改造”？

王府井大街乃至整个北京市的“旧城改造”已经大有成效，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以举世独有的大片明清建筑为牺牲物的“旧城改造”工程虽让不少如在下之类的“恋古癖”们太息，但也多少宽裕了久居此地的百姓们的生存空间，提高了整座都市的繁华度与“世界化”程度，当然也顺便生产出一些官场上和生意场上的巨贪——“顺天府”的前任“父母官”不就栽在这条大街的南端吗？

现在的王府井，只有那座洋教堂（清时的“东堂”）得到安慰性的照料，从南头看到北头，谁能再说这是一处举世仅有的东方皇城里的王公宅第群？拆掉的不仅是陈年老屋，还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拆掉就永远不再重现。患了“统一模样症”的新建筑们好则好矣，但你能知道这一座摩天厦与那一片光幕墙是矗立在哪国哪地，又体现着一种什么文化吗？

我欲因之祷上苍：保留东厂胡同这座庞大的名宅吧！

怅然登上风骨嶙峋的假山。山上一棵楸树已经很有些气势，却不知是否黎氏当年手植。偶一打量，极意外地发现了两块石上居然还有先前的刻字！一曰“岭崎磊落”，一曰“崖半亭高”。是从前的清代某大人寓此时所镌呢，还是黎元洪购得此宅后刻石明志？旧时代的遗存居然还有这么多，我一时喜欢莫名，不觉忘了方才满腹的郁闷。

登上了假山，却走不进那座著名的八角亭。九十多年前黎大总统经常接见贵宾的风雅之地已被砌了灰砖，垒成“亭子间”，且各面的窗上尽糊着白纸，让人怎么也看不透里面储藏着什么。

八角亭该是储藏着许多奇闻轶事的。比如说，当年主人如何在此接见各方俊杰，商讨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中共早期领袖李大钊正是因为拥护这一主张而在党内饱受指责，不得不一再检讨）；再比如说，逃离京城前的蔡锷怎样坐在亭子里向主人发下豪语：“四十日后必有佳音”；还有，我的踌躇满志的胶东老乡吴佩孚如何走出亭外对主人畅抒安邦鸿志……

黎氏故居里的假山与八角亭，黎元洪经常在此接见贵宾。摄于2000年1月。

俱往矣！凉风打着呼哨掠过，席地掀起一道看得见却躲不过的沙尘潮。

我沿八角亭走上当年的空中长廊。

长廊已不长矣，只余半截，就颓败至山下。残存一段，柱栏朱漆斑驳不堪，窗台和地面积尘盈寸。廊房一间间被临时门框隔开，似前几年还各有所用，但现在又统统舍弃。

第二柱内的墙角，竟有一铁制保险柜弃置地上！它显然是北洋时代的旧物，床头柜一样大小的笨重个头，坚实的构造，厚厚敦敦地承受着近百年的风雨侵浸。虽那时尚无密码锁附着其上，但两片又大又粗的铁活页也足以使内藏物品安然无恙。保险柜正面的六瓣花造型之上，依稀看出“025”这一编码。

我费力地掀开保险柜的顶盖，空空如也，只一柜底的积尘随风而旋。

我知道，他的政治遗嘱是不会残留在这保险柜里的，那十点《最后的意见》其实很有考古价值。

比如他说：

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

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

参酌近今中外情势，似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

再比如他说：

毋率尔破坏社会组织及家庭制度，俾免各趋极端；

以法治范围全国；

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

毋忘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当视物质文明尤为注重……

所有的文物，都有收藏价值。但大部分旧朝的遗产，并未能被妥善收藏并精心研究之。物质的文物的流失一直是泱泱大国的心病，那么，精神的文物的废弃呢？

我有些怅然，便轻轻合上保险柜的铁盖，还好，总算没被里面厚厚的尘土呛着。

黎元洪第二次下野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他把这座已经扩展至四十八亩地足有五百多间房屋的偌大院落，缴了经办实业的学费——他任董事长的中兴煤矿因连年遭遇新旧军阀的混战，终致亏损，为还银行贷款，无奈只得把这“大德堂”卖了三十万元以偿债。

新买主是中日合办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有文章称，这是一所特务机构。若果真如此，那东厂胡同可能又恢复了大明王朝时的社会功能。抗战结束后，日本人走了，这所院落又成了文化人的聚落。其中一位清名远扬，他叫胡适。后来我才听说，胡先生的大批弥足珍贵的藏书和笔记，一直尘封在这个院子的某个角落里——也许，正是我所见到的那个凋敝的图书室中？

出大门后，回到王府井大街，我不由自主地沿当年“大德堂”的后院墙北行了几步。

此墙居然还保留着一段原貌，起始的一段是清末民初颇为时兴的西洋式院墙，雕花装饰与基础均十分别致，只是后面改了模样，平庸地顺着胡同向西伸延。

蓦回首，见一方红色路牌在无言昭示——翠花胡同。

原来，这条并不起眼的细巷，就是北洋时代大名鼎鼎的翠花胡同呀！

2000年1月18日下午，我在黎元洪故居外墙发现了这块界石，我把积雪搓上去后，“黎大德堂界”几个字便显现出来。十一年后，我再次来到翠花胡同看望这唯一的黎宅遗迹，却发现此珍贵文物已经被水泥抹平。摄于2011年8月3日。

虽不知翠花胡同深浅，但我知道，里面有一座当年热闹一时的宅子，即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办公地。袁世凯统治后期，这条窄窄的胡同是危境，因为孙文发动“二次革命”以后，袁氏取缔了国民党，当时，政府的密探、军警们一定像他们的老祖宗魏忠贤公公他们那样尽职地从事着特殊工作。幸自黎元洪执政始，党禁解除，国、共两党的北方大本营才重又活跃起来，成了北京国民运动的发源地。革命党的党部与大总统府邸比邻而居，和平共处，国内民主政治才渐渐复苏。只是，好景不常，到了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时，因喋血的“三一八”惨案，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成了罪在不赦的“赤党”，国、共两党的北方领袖徐谦、李大钊等人悉为政府通缉犯，市党部被查封，翠花胡同才复归无声无息。

因天冷，翠花胡同行人稀落，正好可由我细细觅找近百年前的历史遗痕。

果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在那段硕果仅存的保留着民国原貌的墙脚处，我极意外地发现了几个模糊的刻字。俯身辨识，十分难解，但待我把地下的积雪搓上那块小碑后，那几个字便逐一变得清晰起来。

黎大德堂界址

其中，“黎”与“址”两个字已经被后来修复此墙时的水泥抹得看不太清楚了，“德”勉强可识。

识“德”难，识一个污烂时代追求“大德”的故人，尤其难。

2000年10月13日完稿

2005年7月12日修订

2011年6月17日重编

第三章　凄雨中的末路英雄

——段祺瑞旧居及其他

段祺瑞（1865—1936）

上海篇

冬日的雨，总是不大不小地淅沥着，而且，没完没了。

江南的冬，其实比北方还难过。它没有诗意的雪，却有俗气的雨，一天到晚没个停，淋得人浑身上下湿漉漉、潮乎乎的，心也发冷。

没有火沪或暖气的南方，往往让人无法躲避寒冷。

没完没了的雨。而且，数这一次最惨。2000年1月7日这天，我从上海的新亚之星酒店一出门，就被霏霏冬雨追上了，没走多远，已头脸如洗，鞋袜湿透。走在淮海中路上，越走越冷，越走越狼狈，心中的本来挺旺的希望之火，竟也随着霪雨的浸润而幽幽欲熄。我忽然对自己的上海之行感到有些后悔了，因为我想看的这个人总是躲在历史的阴影之下，让人只能感受到其存在，却看不到其真实的面孔。

你，段祺瑞，北洋时代的强人，风雨中，我找你干吗？

共和国的所有教科书上都将段祺瑞认定是历史的罪人——反动的北洋军阀代表，皖系军阀首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残酷镇压了“三一八”爱国运动的刽子手。因为中学语文课本上有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我牢牢记住了大军阀段祺瑞的名字。学而优则“农”（下乡插队务农）的时候，整天翻阅县里发给知青点的十几册单行本的鲁迅作品集，在背诵了一堆鲁迅式的警句的同时，我更加深了对段祺瑞的憎恶。因为鲁迅在若干篇传世的杂文中，对下令屠杀学生的段氏痛责不已，甚至称1926年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在只能听到一种高分贝吼声的时代，人们失去了正常的辨听声音的能力。

返城就业之后，我曾在驻军家属院里住过几年。江山是军人打下来的，所以，驻军机关和家属院往往占据着每座城市最好的位置。我所在的大院就在青岛有名的风景疗养区东端。门前一条土路，从市区唯一的佛庙——湛山寺蜿蜒下来，直通大海。

这条路叫芝泉路。

芝泉路是青岛仅有的几条不以国内地名命名的路。它曾让许多对青岛历史有兴趣的人感到困惑，因为岛城的路几乎全是用省、市、县名命名的，而中国并无“芝泉”县。直到某一天，我忽然悟出这定然与段祺瑞有关时，疑惑才涣然冰释——段祺瑞，字芝泉。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似乎成了北洋要人们下野后不约而同走上的一条黄昏路。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凛凛屠夫，到终日吃斋念经的佛门弟子，失意了的将军们极为难得地静下心来，让袅袅香火填充因屠戮太多而产生的内心空虚。

青岛的湛山寺，就是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发起募款兴建的，现在崂山名景“潮音瀑”那三个大字，即叶氏来青时所题。上世纪30年代，主政青岛特别市的市长沈鸿烈，正是北洋时代的东北海防舰队司令。因而，晚年自号“正道老人”的段祺瑞便应湛山寺住持倓虚法师和叶恭绰、沈鸿烈等北洋故交之邀，从上海专程来青岛，为这座正在筹建的新刹捐款。为了纪念段氏的这次施善，青岛当局便把湛山寺前的新路命名为“芝泉路”。我自以为是。不过，仅因区区两百元捐款，便把一条修在青山碧海间的新路名回赠给施主，显得太过慷慨了吧？后来，我才想明白，当年的青岛主政者执意要把“芝泉”雕刻于路名中，还有更深的酬谢之意。

青岛芝泉路，是全国唯一以段氏命名的马路，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因段祺瑞的字在1949年后鲜为人知，故保留至今。摄于2003年8月。

于是，青岛市区就有了两条以人名命名的路，一条是全国哪儿都不缺的中山路，一条即绝无仅有的芝泉路。

嵌着“反动军阀”的字的路名竟然一直保留至今！显然，共和国时代的人们从来没意识到岛城的数千条路名里会隐藏着这么一个险恶的“千古罪人”！历任主政者的无知竟然也能让历史真相幸存。

上海的淮海中路也曾暗藏“历史罪人”。这条位于旧时法租界内的十里长街，曾以“霞飞路”扬名四方。“霞飞”不是一种美丽的自然景观，而是一位法国元帅的名字（Joffre）。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法军总司令率法军战胜了强大的德军，为法兰西和自己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欧洲人爱以名人名字为路名，于是，上海法租界里这条最长的大街，就被租界当局命名为霞飞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收回法租界，此路改名林森中路——林森乃抗战时死于车祸的国民政府主席，和段祺瑞一样，在新中国的语境里，也是反动政府的头面人物。到了1949年春天，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挟淮海战役大胜之“剩勇”（毛泽东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一举攻占了大上海，“华野”司令员陈毅成了共和国首任上海市市长。为向新市长致敬，此路遂改为淮海中路。

在叫“霞飞路”的半个世纪里，上海一直是远东最大也最繁华的国际化都市。这当然与长期存在的外国租界有关，洋人不光把美丽的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栽进了这条大路的两旁，还把各种先进的理念——包括“人权”等——也都栽进了上海的土壤里。那时候，无论外面政局有多乱，租界一直是中国各类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避风港，到了全面抗战开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此避难的人们干脆称租界是“孤岛”了。

然而，人称“段合肥”的段祺瑞与上海无缘无故，其一生的政治舞台都在北京，晚年为何抱病来上海定居？晚年的老段，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与胃病，常年吃斋无疑更加重了这位居士的病情。既吃素，何来沪？沪上远非清净处。

我对这个人知道得实在太少！

淮海中路上，车来车往，阴雨天让大上海的泥点子满城飞甩。躲着飞溅的污水，侍茹女士陪我从西向东慢慢找了过来。她所工作的报社就在这条路上，大院里那幢精致的别墅，据称是民国一级陆军上将何应钦的故居。

淮海中路上，这种前朝的洋房太多了，且都保护得不错。它们悄然而立，各据一方，正在栉风沐雨梳理着各自的大家气度。叫霞飞路和林森中路的时代，这条路一直是“上等人”才住得起的地方。从何应钦的日家出来，与宋庆龄、蒋经国等人的故居擦肩而过时，你会有一种走进民国时代的错觉。

当侍茹把她的花伞向上一擎，说声“到了”时，马路对面一座黑黢黢的大门便在我眼前定格。直到这时，我才想起，这趟到上海，最想看的，其实不是俄罗斯“莫伊谢耶夫国家模范民间舞蹈团”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而是民国时代的名人故居。其中，就有袁世凯之后最有影响的北洋巨头段祺瑞的宅邸——淮海中路1517号。

查到这处地址，得感谢在上海结识的年轻朋友华健雷。她在一本书中得知，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即民国时的“段公府”。知道了这个地址后，我很想亲眼看看，性情刚烈的老段的最后的时光，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打发的？他怎样把自己的火性在每个晨昏的诵经声中一点一点销蚀没了的？

这些年，我在各地看过不少时代巨子的旧居，所以，我太知道吃闭门羹的滋味了！住在老房子里的现主人可不管你来看什么历史遗痕，只要素不相识前来打扰，他就不高兴，就不由分说地往外轰人。居民如是，单位亦然；北京如是，南京亦然。当然，如果我住在哪所名人住过的宅子里，没准儿也是这德性。在丧失了友爱与信任的社会里，人际相处，冷漠拒绝比宽容接纳更符常态。

所以，当马路对面那两扇紧闭的大门肃然出现在眼前时，我已经预知了自己的下场。

上海淮海中路1517号花园洋房原貌。段祺瑞晚年寓居此宅，直至过世。

长长的灰墙高得像狱墙。墙上有一排橱窗，趋前近瞅，窗里面全是日本总领事馆的各种通告，关于如何办理赴日留学、探亲等的，关于新领事馆的方向和电话的。原来，日本国驻沪总领事馆已经迁往虹桥新址了。

我犹豫片刻，按下门铃。

小铁门开了，一个保安员探出半个身子来，还没听懂我的话，便连说不行。

紧接着又闪出一个“眼镜”，瘦瘦的，穿一件毛背心，典型的上海中年男人模样。他一脸威风，连我的话都不屑于听完就峻拒：不行，这里已经是日本总领事的家了！不可以的！说完就要关门。

我退而求其次，问能否站在门内拍几张这座洋房的外景照片。

“眼镜”毫无表情，“啪！”的一声关死了小铁门。

于是，我的面前一片漆黑。

我本来还要告诉他：其实，即使总领事本人“在家的干活”，也“大大地没关系”，因为他未必知道自家租住的这幢房子曾住过一位近现代中国的重要人物，而且，此人至今还顶着“亲日”的“桂冠”呢！知道门外有位对历史有心的中国人想入内看一眼，总领事先生也未必会不同意吧？

然而，尽职的现代门房不屑于听我唠叨了，倒是听他在里边与保安员讥笑起来：嘁！蛮可笑的嘛，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想来也有趣，他老段一直被称为“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贼”，借贷日本银行的巨款武装国家军队的行径正是他洗刷不清的罪名。下野后，他从北京跑到了天津，本来是为了躲避“亲日”的骂名，但却偏偏住进了日租界里，明摆着让自己往狗屎堆里钻，弄得身上“卖国贼”的恶臭越黏越牢。再后来，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他移居上海。但万万想不到，在死后的这么多年里，日本人竟又追上了他，与他的影子同居一室。一想到新一代鬼子的全家天天踩着这介硬汉的阴魂在踱步、跑跳，我就对冥冥中的命运安排颇感无奈。

其实，在被拒之门外的那一小会儿，我已看到，大院里绿树很大也很多，正面的洋房是红筒瓦黄砖墙，即高又阔的两层，古罗马式的。半圆石阶、高大圆柱、雕花阳台，和满院的藏蕤草木，都在很完美地告诉你，这是当年大上海的一流洋房。

事后回忆，多次沪上行，名宅看了不少，包括孙中山、黄兴、蒋介石等的旧宅，但像原段公府占地这么大，且一直保存得这么好的，却并不多见。

在原段公府东面，也有高墙圈起的一幢大洋房。侍茹说，那是现在的美国总领事馆，前些日子美国人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上海的大学生们天天在这里游行示威，有个学生甚至爬上了几米高的大墙，当然被众多值勤的警察硬拉下来了。

大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历来可歌可泣，而上街游行是他们最能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但若超过秩序的底线呢？我突然很不合适地想起北京，想起让段祺瑞背负千古骂名的那个著名事件——“三一八”惨案。

不不，并非“千古骂名”，只是写在共和国教科书里的半个多世纪的骂名。鲁迅在共和国的万丈光焰把段祺瑞的真实面容全部熔化，把其影子拉得太长太长！其实，段祺瑞晚年，附着于他身上的唾骂已经风干，他依然是德高望重的政坛元老，不然，国民政府就不会以国家元首的礼遇迎请他南下安度晚年并为其送终。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元月21日凌晨，段祺瑞在亲信吴光新、魏宗瀚与三女儿段式巽、侄儿段宏纲的簇拥下，出现在天津火车站，与诸位送行者揖别后，登上了专为他加挂的一节专车。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是浦口，即位于首都南京对岸的江北铁路。

汽笛大叹一声，蒸汽弥漫开来，云山雾罩地裹走了这个长期在北方叱咤风云的政坛元老。

段氏南下，与他早年在保定当校长时的一个学生有关。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在天津郊外督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奏请创办陆军速成学堂，段祺瑞任督办（校长）。知耻图强的朝廷马上准奏。首届招收的各省学生中，有一位来自浙江奉化的二十岁学生，姓蒋，名志清，或可会引起校长大人的注意。因为在蒋同学身上，四十二岁的段校长看到了自己当年的模样——同样形态精瘦而健壮，同是在二十岁时考入国内一流军校（段氏当年考取的天津武备学堂，即陆军速成学堂的前身），同样学的是炮兵科——那会儿学炮兵，如同现今学“二炮”（导弹），都是为了掌握最具威力的战争武器。

不过，且慢！在校期间，段校长认识蒋同学吗？小蒋只在保定待了一年，即通过了留学预科考试去了东京进入振武学校。查资料可知，陆军速成学堂每届招收旗籍及各省汉人学生一千余人。如此众多的学子，若非出类拔萃，能被校长大人记住吗？也就是说，小蒋认得老段，老段对小蒋却未必认得。

但蒋介石却对暮年的段氏仁至义尽！他亲自写信将其接到南方供养起来，为其治病，直至为其送终，即便孝子亦无过如斯也！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蒋介石，已经不做“国府”（国民政府的简称）主席一年多了——前年岁末短暂下野后，国家元首的桂冠被年龄与资历均比他老的林森戴上了。复出后，他专心当起了国府军委会委员长，以集中精力应付越来越纷乱的内忧外患。然而，虽不再担任国府主席，但中外咸知，蒋委员长才是中国的No.1。正是这位与段氏同样精瘦的前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危难之际，耿耿于国事兼私谊，才决定以最高礼遇将前政府的前元首请到本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盘上，以不让敌寇乘隙利用。他亲笔写下邀请函，委派没有官方身份的银行家朋友钱永铭为特使，1月19日赶到天津，密访段祺瑞。

两天后，“芝泉老”即起身南下。蒋氏长舒一口气。

车过济南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亲自上车迎送。韩乃冯玉祥旧部，冯氏对老段先恭迎、后加害的行为很让人不齿。此番韩主席登车致敬，不知是奉国府之命的职责行为，还是代冯氏表达歉意——冯玉祥时任国府委员、军委会副委员长，“党国”里的第二号军事巨头。

沿津浦线从起点到终点，段祺瑞一路上的心神不宁自不待言。且不说当年在保定他与蒋氏到底有多少交情，就凭传闻中蒋氏的处世手段强悍且阴鸷，就难免令他忐忑。作为被推翻的“反动政府”的头号“大军阀”，反对中国“赤化”的最高统治者，他曾空前绝后地以国家最高名义（执政令）通缉过国民党北方领袖们，除了一个跨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后来死在张作霖手中外，其他几位南下后都是“党国”大员，且多是部长级人物了，他们会不会秋后算账？更让段氏担忧的是，“九一八”事变以后，臭名昭著的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几番去他家拜访，而他也专程到北平醇亲王府与逊清皇帝溥仪见过一面——本来他与溥仪同住天津日租界的同一条街上，只因一个是前朝的国君，一个是前国家元首，双方谁也不愿屈尊到对方府邸作访客，遂经手下人磋商，改为北平会晤。到前朝摄政王、溥仪的父亲家里相见，算是段氏让了一步。虽说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劝他出面组织华北伪政权的游说被他直言拒绝（此公从来不会婉言待客），虽说与少不更事的溥仪的会面因对方的摆谱而匆匆结束（段的亲信说，溥仪还以为是皇上召见湖广总督呢！），但凭蒋的多疑与其手下军统人员的精干，这几桩极有可能是“通敌”证据的行为难保不给他惹上杀身之祸！后来，当过北洋政府首任总理的唐绍仪，就因在上海租界里与日本军方频繁接触而被蒋氏猜疑，竟下令军统特工将其“制裁”！如今，溥仪已经被土肥原贤二忽悠到东北去了，日本人撺弄北洋各派人士闹“华北自治”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蒋氏接自己到他身边，何尝没有就近约束甚至劫持之意？像太多的国人一样，老段听多了蒋氏杀人如麻的“正面”传闻，却不识此人也有宅心仁厚的一面。

令段氏万万想不到的是，浦口站台上，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寒风中，立着乌压压一片列队欢迎他的人，领章金闪闪的国军将领占了一半！原来，蒋委员长有令：所有在京少将以上军人，一律过江迎接“三造共和”的段祺瑞老先生！于是，浦口车站上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一幕——首都的将军们全体过江列队，只为迎接一个人，一个手中无一兵一卒的下野了的老人。

欢迎仪式结束后，这位尊贵的乘客与家人、部属被迎上了渡江的专艇。南京长江上有大桥，是几十年以后共和国时期的事了。有大桥以前，所有南下过江的旅客，无论身份贵贱，都只能在浦口站下车，然后，换乘轮渡过江，再继续前行。

专艇抵达下关码头后，当他被人搀扶着走出船舱时，见到第一个登船迎接的人，竟然是一身戎装的蒋志清同学！

二十多年未见过的学生，快步趋前恭行军礼向老校长致敬，并亲自搀扶着他介绍起诸位迎宾者。其著名的美丽的夫人宋美龄随之上前笑吟吟地对“芝泉老”表示欢迎。再是如过江之鲫一般的党国衮衮诸公上来或作揖或行军礼向老人致敬……

当晚，蒋委员长偕夫人为他的回归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文武百官共同把盏，热烈欢迎寄身天津日租界的民国元勋回到祖国的怀抱。次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共和勋臣段芝泉氏莅京》的大字标题报道了此事。

精明的蒋委员长显然在借老段南下一事来打击日本人的气焰，并借老段的号召力召回更多留在北方的北洋军政名流。

老段虽远离政坛，但毕竟是政治家，他知道他的国家需要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所以，在欢迎仪式上，他向记者散发了对时局的书面谈话：

（前略）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抵达“党国”中心的前“反动军阀头子”深知，成王败寇，现在他的学生最需要他做什么。于是，他主动提出去谒中山陵。

他知道，自己最让国民党人恼怒的，不光是他最后一次出山时通缉过他们在北方的领导人，更因他慢待了他们的终身总理孙中山。

孙中山抱病北上并逝于北京，都与他有关。民国十三年（1924年），为推翻直系政权，南方的割据政权孙中山和实力雄厚的奉天张作霖（时称“奉张”）同时找到他，推他为盟主。他则派心腹徐树铮前往桂林与孙氏会面。由是，段孙张三角同盟结成。是年秋，借江浙战争之际，奉军率先入关挑战直军，直系灵魂人物吴佩孚直接上阵指挥直军反攻奉军。战事正在山海关前线胶着之际，被三方花钱买通的直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冯玉祥猝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直军由此大败，大总统、直系首领曹锟成了中南海里的高级囚徒，吴佩孚从天津登船南逃，三角同盟夺取了军事与政治的全面胜利。因孙中山迟迟未能北上，本着“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治国惯例，段氏便在冯玉祥与张作霖的联袂劝说下重返京城，以“临时执政”的名义，担任了过渡时期的国家元首。到任后，他力邀孙中山尽早到京，与“奉张”、冯玉祥共商国是。

岁杪，孙中山绕道上海和日本后，姗姗抵京，但已病入膏肓，而且，为“善后会议”事与老段公开反目！善后会议如期召开，其间，孙氏辞世，两个执拗的人终没再度见面——民国元年（1912年）孙应袁世凯之邀北上时，段曾陪袁见过孙中山。

自南京政府取代了北京政府之后，国民党人对老段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去探望中山先生颇感愤然。其实，从礼节上讲，老段所为无可厚非。按官场规矩，客人先要拜主人，然后主人才能回拜客人；你不先来看我，我就不能给你洗尘，这叫“行客拜坐客”。更何况段氏正以“临时执政”名义行国家元首职责，对待比自己年轻的盟友，更不便破此规矩。

为了接待孙中山这位国内最有分量的在野政治家，老段安排得够周到了！孙氏乘船抵达天津港时，他派许世英、叶恭绰专程在码头上迎候。12月31日，孙之专列抵达北京时，他派长子段宏业为代表，与许世英等在京阁员共同在正阳门火车站热烈欢迎之，各界代表更挤满车站内外。第二天，即西方人的洋历年，他又让段宏业代表自己，和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一起到北京饭店，向下榻于斯店的基督教徒孙氏夫妇祝贺新年。原定由他为孙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因孙的病情加重而被迫取消。孙中山到协和医院做手术之前和之后，他都派担任陆军总长的前妻弟吴光新及侍卫武官代表自己登门探望。闻孙中山已处弥留状态，他又安排全体在京阁员赶到距执政府不远的顾维钧家，一一向住在那里的孙先生握手诀别。从礼节上讲，这位临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做得无可挑剔。

只是，功亏一篑！孙氏发丧那天，他本应出面扶柩执绋，以示尊重故者兼安慰生者。但出于某种考虑，他最终没出现在中央公园的公祭现场，且借口极其“小儿科”：脚肿得穿不上皮鞋了！这自然极大地惹恼了国民党人。

段、孙的真正过节，在于“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之争。结果，老段力主的善后会议遭到了孙氏的抵制，国民党则自行操办了国民代表会议。因对方的抵制，谁也没达到预期的目的，诚所谓两败俱伤。

如此一来，老段也就始终没登门看望病中的国民党总理，并拒绝为其送葬。

解铃还须系铃人。抵达“党国”之都后，老段主动要谒中山陵，以借机向故人及国民党致歉。蒋氏岂不喜出望外？他向以孙总理最忠实的信徒自居，闻此请求，赶紧叫上中山先生的独子、行政院院长孙科，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上将，当然还少不了他的优雅而得体的夫人，亲自陪老段去了中山陵。

祭礼如常，但各人的心事谁都清楚。

之后，蒋介石很周到地请老师在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中任选一地定居。低调惯了的老人不爱热闹，不爱待在首都与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们应酬，便选择了上海。

于是，就有了我前面看到的那所豪华的花园洋房。

段祺瑞入住上海后，很快有《申报》记者登门采访。谈及时局，老人如是作答：

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

这就是一直被骂为“亲日派”的北洋老人交给国家的一份政治答卷。合格乎？

国民政府送给段祺瑞居住的这座前法租界里的花园洋楼，最早是一位德国富商的豪宅，后被晚清大官僚和大实业家盛宣怀购得，但似乎手续不完备，故给后人留下了麻烦。盛宣怀过世后，此房便因涉嫌“非法交易”而被上海当局查封，是否与盛氏在前清时的政敌、当朝大总统袁世凯有关，尚不得而知。其子无奈，只得将其转让给了一位叫陈调元的将领。这位陈将军也是当年保定的学生，后逐级升至师长，段执政时提拔他为军长兼督办（省长），后率部投降国民党，历任国民革命军的军团总指挥、安徽省长、山东省长，时任国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将德高望重的芝泉老安排住在北洋旧部的房子里，想必既是国府的意思，也是陈上将的愿望。

在战争与政坛的枪林弹雨中冲杀了一辈子的段合肥，至晚年才有了风平浪静的锚地。

有回忆文章说，段祺瑞每天清晨绕房前的大草坪散步，直至身出微汗时才回屋洗濯。然后，上佛堂，面对释迦牟尼像虔诚诵经。再之后，家人把藤椅搬至草坪向阳处，他便静心读报，下午，与客人下围棋。

段祺瑞乃围棋高手，下围棋是早年办军校时跟日本教习学的。据说其长子段宏业的棋道更高一筹。亲历者薛观澜说：“芝老弈时，态度甚佳，向无厉色，见棋即笑逐颜开。”可见迷棋之深。正因如此，这里也就成了上海滩的一处高等级的棋馆，总有高手前来与段氏父子过招。据说，老段自诩为“七段”，可见水平着实不低。

在北京的日子里，即使治军治国再繁忙，他也忘不了找人下棋放松一下。当时国中的围棋高手，多到段府下过棋，并捎带着接受主人的资助。段府的棋客中，最小的一位是十岁刚出头的吴泉，人称“围棋神童”，曾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让一流棋手蒙羞，故被老段的一位棋友引进段府。小小少年，聪慧绝顶，每每杀得老段愁眉苦脸。老段惜其天分，怜其清寒，知其有名无字，便亲为起字，并按月赏其大洋百元。北洋时代的一百元，按实际购买力折算，至少等于现在的一万元人民币。可以想见，这笔源源不断的巨额收入对一个正在成长的天才少年有多么重要！段氏定居上海后，当年的“神童”已寓居日本学棋五年，虽不满二十岁，但国内早无敌手矣！闻段老定居沪上，年轻的大师专程到新的段公府与老人博弈，谢恩之意尽在有意输棋中矣！此人入籍日本后，几经历练，竟见谁灭谁，被日本人惊呼为“昭和棋圣”！这就是以段氏所赐的“字”而享誉世界的一代围棋巨匠吴清源。

段祺瑞晚年与家人合影。（段君宜女士提供）

打了一辈子仗的段祺瑞，总把战争当棋局。谈及旧事，也爱以棋局作比喻。比如定居下来以后，有感于蒋委员长的恭谨周全，也有感于国事，就曾对人说：他和我下的那盘棋（指国民党的北伐与执政府的反赤化），他赢了，赢得有风度；我希望他和日本人下，也要赢才好。

段祺瑞的最后时光，就是在这个足够舒适的空间里度过的。

虽然远离了他曾叱咤风云的北方，但毕竟是北洋军人集团里至高无上的元老，所以，前来这里探看的新贵与故旧便一直没断过。他们叩门时，必然受到老辈门房的谦卑接待，肯定比我受礼遇。

哦，不，不，我说错了。鲁贵永远是鲁贵。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老段安居此院后的某天，一辆轿车停在这道漆黑的大铁门前。一位精干的藏青“中山装”从副驾驶座上下车，趋前叩门。旁门开启，穿长衫的门房探出头来（呵呵，这个动作我已经比较熟悉），没等问清来客姓甚名谁即表示很不高兴：为何事先没预约？“中山装”赶紧代车里的客人递上名片（那会儿叫名刺）。门房看也没看就关上了铁门。车后排那位坐得笔直的光头男子微笑着示意“不必介意”。于是，这辆高级汽车就在段公馆外等了起来。此时，周围的店前树下堂口灶间，已于不经意间多了些陌生而敏捷的身影……

往下的故事，还是听当年的亲历者，寡居后一直跟着父母一起生活的段式巽女士自己讲吧：

我从二楼遥见似有客至，下楼向仆役询问，接过名刺，则赫然蒋氏！急忙迎入，并扶老父出见。

门房这才知来客之尊、之贵、之高、之威——

是蒋委员长登门拜访来也！

喏，连说一不二的蒋介石也曾在此门外遭受冷落，况我辈乎？我立时觉得自己被这所房子拒之门外是很正常的事了。

往下接着看段女士的回忆：

蒋氏向老人先致问候之意，坐定后又对老人的起居寒暖、身体现状及医疗情况等，询问甚详。情意殷勤，言词亲切。坐了一个多小时方辞去。

蒋介石知道老师已无心重返政坛，而且，素有清廉之名，便留给了段祺瑞一个可以光拿钱不干事的虚衔——国府委员。不料，老段曾经沧海难为水，只挂着虚名，却一直没去南京参政议政。

由于蒋的关照，生平不攒钱的老段的晚年过得像在津门一样，优雅而从容，政府按月拨给段府生活费一万银元——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可是个巨大的数字。

蒋氏对他所看得起的军政前辈真够意思。也是这一年，国民政府以国葬的最高礼遇重新安葬了逝去多年的北洋时代的前总统黎元洪。

南京之夏，热得待不住，蒋委员长爱到九江的庐山上去处理军政要务。当年酷暑来临后，蒋宋夫妇便在山上派人请芝泉老及家人一同上山避暑。老段想必不爱与“党国”的军政大员们相遇，便派儿子上庐山辞谢了蒋委员长。第二年夏天，他做完胃溃疡手术后，就被安排到庐山上静养了一段时间。在山上，每天只有两件事——诵经，下棋，优哉游哉。

段祺瑞在上海生活了三年半，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日，因胃溃疡复发而在宏恩医院谢世。报载，他是因“忧虑国事”而致病情加重的。经英国医生诊治，他稍能坐起读报，但阅知“国事紧张”后，病情急转直下。

是时，侵占东北的日军开始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扫荡，苏联与我外蒙地方政权擅自签订了《军事互助协议》，日本华北驻屯军开始以北平为攻击目标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曾任执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南下看望老段时，忧诉北方国情，令老段心情大坏！

除外寇欺凌之外，国内的局势也颇令他担忧。大批国军被调往西北实施围剿共产党军队的最后一役，而蒋介石正为此役飞往西安亲自部署。

“正道老人”虽久已退出政坛，但却无法不关注中国政局。空前沉重的内忧外患压在老人衰弱的心头，终致无药可医。

自知不起时，老人留下了遗嘱。

因段氏遗嘱算得上是“佶屈聱牙”，故笔者不揣冒昧，将其加注，加标点，并分行。试读之：

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怛”读如“达”，源自《庄子》，人死之意），揆（猜度）诸生寄死归（成语，生如暂寓，死如归去，意将生死置之度外）之理，一切无所萦怀。

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蹙，收缩；国，国土。国土沦丧之意，源自《诗经》中“蹙国百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生平不喜多言，往日徙薪曲突（源自《汉书》，把烟囱弄弯，把柴草移走，以免火灾，即“防患于未然”意）之谋，国人或不尽省记。今则本识途之验，为将死之鸣，愿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虽死犹生，九原（墓地）瞑目矣。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

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

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

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

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

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

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

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

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俭，殓以居士服，毋以荤腥馈祭。

此嘱。

祺瑞

八月二十日

段氏虽不喜文墨，但古学功底扎实。然而，其时，“蹙国万里”，更兼内乱不止，谁还顾得上咂摸一个过气了的垂暮老人的谆谆留言？所以，“愿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的殷切期望，也就成了一通无人理会的自说自话。逝者“九原”难瞑目矣！诚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坚信“攘外必先安内”才能救中国的蒋介石，其时已从西安返回洛阳，当天收到段宏业的报丧电报，即刻复电：

闻芝老夫子长逝，国伤耆贤（耆贤：年高贤德之人），世丧坊表！闻耗痛悼，宁唯私恸，敬电致唁，节哀为盼。

军务缠身的蒋委员长意犹未尽，又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转段宏业云：

上海吴市长译转段骏良先生礼鉴：

冬（二日）电敬悉，昨发唁电，谅达礼次。

老夫子令德考终，薄海永悼。中正行役在外，不克亲临视殓，除托铁城兄代表致唁外，并已呈请政府优议追恤，以示崇报。

我兄孝思笃至，遭此大故，务望节哀自重。勉承公志为盼！

蒋氏所说的“呈请政府优议追恤”，是他领衔多位国府委员提出的《关于段芝泉先生赞成共和再造民国遽尔逝世宜报哀崇，拟请予以国葬案》。随后，蒋又派专人到段公府致送“私房钱”两万元为抚恤金。离开洛阳后，蒋氏复飞西安，督促东北军与西北军从速出兵剿共，不料却被两军司令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兵变攫为楚囚！“西安事变”距段氏过世仅四十天，国事一时大乱！所幸党国的“芝泉老”已魂归西天，无法为国分忧矣！

段公府大门搭起素彩牌楼，院内高搭大棚，以为灵堂。国府主席林森为逝者题写了“元老徽猷”的额匾悬于正中上方，匾下是逝者的大幅遗像。蒋氏送来的花圈上，写着“芝老夫子处士千古”，两旁悬满政要、故旧们题写的挽联，有人甚至称逝者为“一代完人”。其中，国府委员、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氏的那副格外简约，但却耐读：

白发乡人空余涕泪；

黄花晚节尚想功勋。

因皖籍乡贤过世，冯副委员长涕泪横流，也算忏悔了一把吧！冯氏是安徽巢湖人，正宗的北洋派军人，但直到当上陆军巡阅使时，也没攀上老段。后来北京政变成功，想起了“乡人”，便亲自跑到天津，与驻军那里的张作霖携手到“芝泉老”家里一番恳求，请出了老段。但一年多后，冯军又发动兵变，直欲加害段氏，由此冯上将军留下“倒戈将军”的恶名。如今，死者长已矣，他的挽联让人颇有些感慨。不过，他没到上海来吊唁。

段祺瑞灵堂。近前是蒋中正敬献的花圈，上书：“芝老夫子处士千古”。（段君宜女士提供）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的代表褚民谊、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的代表吴铁城、军事参议长陈调元（正是段公府的主人）、外交部长张群（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具体负责政府与逝者联系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合肥籍同乡）等众多党国要人，与专程南下的一批北洋政界人物（多为总长级旧友），络绎抵沪。本在申城的上海闻人们，如三年前接他南下的银行家钱永铭，如虞洽卿、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等民间社会的大佬，更捷足先登，接踵而至，吊唁逝者。凡段氏亲属、管家、仆役及学生，一律着白布孝服，引人注目的是外交部长张群也以学生的身份穿着孝服站进了弟子行列，其他各界，均以黑衫、深蓝马褂到场。场面极尽肃穆。那份寄语生者“八勿”的遗嘱，被摆放在了遗像前，令每位读罢的凭吊者唏嘘不已。

三日之后，段氏按佛教礼仪大殓。

就在上海的段公府里举行繁琐的宗教仪式的时候，南京的国府第二十五次常会如期召开。会上，冯玉祥主持通过了国葬段氏的提案。前面说了，整十年前，正是冯发动了一场欲加害段氏的未遂军事政变，今天，他却成了国葬段氏的提案人之一；国府委员于右任也是提案人之一，十二年前，正是他作为孙总理的特使到天津说服了老段，才使段、张、孙三角联盟松散地组成；另一位提案的国府委员丁惟汾，则是“三一八”当天到执政府院里找领导对话未果的四位代表之一。盖棺论定，党国要人们对“段芝泉先生赞成共和，再造民国”（提案语）的钦敬显然已经超越了个人恩怨。

大敛当日（11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葬前临时执政段祺瑞令》：

前临时执政段祺瑞，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概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厂，迅遏逆氛，卒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兹闻在沪溘逝，老成凋谢，惋悼实深，应即特予国葬，并发给治丧费一万元。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笃念耆勋之至意。

此令！

这一天，全国下半旗志哀。老段身后，诚可谓“哀荣之极”。

巧合的是，段祺瑞是与当年痛骂自己不已的原教育部官员周树人（鲁迅）同年同季死于同一座城市的，只是比段氏年轻十六岁的周氏早走二十几天，年仅五十五周岁。众多的左翼文学青年们走上大街，给故去的思想导师的遗体覆上了“民族魂”的挽旗，悲愤地把丧礼当成了又一次反政府的游行示威。这是当代的国人已经十分熟悉的史实了。

然而，人们只知民间操办的鲁迅之死曾轰动上海滩，却根本不知道官方发丧的段祺瑞之死也曾是大上海乃至古都北平的盛极一时的场景。教科书对史实的记忆从来都是有选择的。

本来蒋先生对“芝老夫子”的归宿是有安排的，政府已经出资二十万元在安徽黄山购得一方“风水宝地”，想让段氏叶落归根。不料，死者长子段宏业不同意此方案，执意要将父亲送回北平安葬，理由很正当：故大人平生多在北方生活，一世事业，均在京师。国府遂不再坚持原议，仍以最高规格将段氏之灵以专车送往北方。

段祺瑞终老在日本侵略者还未到达上海之际，晚节未受污抹，生命的句号还算圆满。

段氏死后，这偌大的房子顿显空荡。段公不在矣，“段公府”自然无法按既定待遇维持下去了。于是，国府又为其遗属在另处安排了新居，每月致送五千元补助，以继续保持政府对逝者的敬重。

蒋氏对段氏的关照，堪称完美故事。对昔日的师长的真心敬重，与对思想死敌的宽容大度，再与对退出政坛的元老的应有礼遇，搅和在了一起，让人看到了蒋氏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段祺瑞走了，霞飞路上的这幢收藏着北洋巨头之謦欬与足音的老房子，又归了盛家。抗战胜利后，逐年衰落的盛家把这座花园洋房卖给了蒸蒸日上的著名的荣家。直到共和国时代，此房产才不再为私人所有，成了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辖地。等到我来时，这里已是日本总领事租赁的家了。

上海人做事心细，在不少名宅前嵌有小铜牌，注明某某名人曾寓居此处。但淮海中路上的这座豪华的洋房，门前却未见任何标志牌。什么时候把这房子也保护起来，注明在近代中国甚是了得的盛家、段家、荣家先后寓此，让行人经过这里时能稍驻片刻，则大上海可看的风景就会更多一些。

合肥篇

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相比，合肥是个小地方。清末安徽省会是安庆。合肥只是庐州府治所在的县。

不过，生长于小地方的人中并不一定就没有“人精”问世。在黎民匍匐的平川上，偶尔也会冒出个超凡脱俗的山头来，他们似乎把本土的前后多少代的运气都独占了。一旦风云际会，天空在他们头顶晴了一刻，他们立时就会绿意盎然，招风揽雨，成为影响半壁江山气候的巨峰。

北洋时代，这样的山头还真有几个——当过大总统的直系军人首领曹锟，早年是津门的布贩子；当过陆海军大元帅的奉系老大张作霖，原先是辽宁海城县的乡间兽医，后来给土匪钉马掌钉上了瘾，干脆也落草成了“胡子”；山东蓬莱的秀才吴佩孚，从军前曾是沦落北京街头的算命先生；当过国务总理的另一位山东籍军阀靳云鹏，小时候曾跟随母亲沿街叫卖煎饼……

数数这几座北洋时代的山头即可窥知，那个时代，看重的是个人能力而不是家庭出身。

与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北洋大佬相比，段祺瑞的出身要光荣一些，他是正宗的将门之后，其祖父乃前清正二品的总兵。

《合肥段氏族谱》上说，段家系明代自江西饶州迁至安徽的。但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却听父亲说，段家是清道光年间才从饶州到安徽的。段女士对其父的种种回忆，是我从合肥市政协的文史专家戴健兄那儿听来的。因工作关系，戴健曾于段女士生前到上海采访过她。

段氏落户皖省后，世代以农耕为生。到了段祺瑞祖父段佩这儿，命运发生了改变，段家由寻常而显赫。附近大潜山好汉刘铭传，贩卖私盐兼打家劫舍，日子过得快活。段佩看得眼热，便入刘氏团伙，在保家卫乡的同时，也干过杀人越货的勾当。太平军汹汹北上荡涤皖省时，刘铭传响应国家号召大办团练，借机洗白个人及属下的历史污点，段佩随之成为一名“基干民兵”。同治元年（1862年），刘铭传的准军事部队被回省招募子弟兵的合肥籍李鸿章编入淮军，段佩也由此成为国家正规军“铭字营”里的一名中级军官，常年在外征战。

同治四年二月初九（1865年3月6日），段家添丁，启字辈的启瑞出生。其时，祸及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王朝在安徽人（淮军）的不懈击打下刚刚崩塌，而捻军尚在被追剿中。平乱尚未成功，段佩仍在营中。

因段佩曾跟刘铭传杀死过本地刘枬、刘枢两个土豪，其子段从文（段祺瑞之父）为避仇家报复，遂迁徙至邻县寿州定居，时段启瑞方四岁。翌年，已是“铭军”直属马队三营统领的段佩衣锦还乡探亲访友，段家不再惧怕刘家，便又迁回肥西县，在大东郢置地建房，并购田产百余亩。段家从老实巴交的农户一举成为靠出租耕地为业的地主。

段启瑞没遗传父亲的软弱性格，倒是继承了祖父的刚烈尚武的基因，自幼便向往戎马报国兼富家的生涯。七岁那年，他便被爷爷接到苏北宿迁营房，并在附近村里始读私塾。未来的结发妻子吴氏，也是那会儿爷爷看好的，是宿迁一位举人的闺女。然而，十四岁那年，已是提督衔记名总兵的祖父猝然病故。他只得中断学业，扶柩回籍。六百里路辛酸泪，少年初识愁滋味。

回乡后，他把名字改成了“祺瑞”。祺者，吉祥也。段氏希望吉祥罩运之意不言而喻。

改名却并没带来吉祥，失去将军的将军府，家道倏然中落。而段从文也够窝囊的，坐拥百余亩良田，竟使日子越过越差，后来连段祺瑞在附近村里续读私塾的“束脩”也拿不出了！于是，断了科考念想的段祺瑞只好另觅出路。十六岁那年，他怀揣一块银圆，步行了两千华里赶到山东威海，投奔在那里当管带（营长）的族叔段从德，当了一名“补营哨书”。在传统社会，从军是一个没能踏上科考之路的将门之后的唯一选择。

数算一下，段祺瑞在合肥前后总共才住了四年，且是童蒙时代，但却一辈子被人称作了“合肥”。其实，合肥并没给他带来太多的欢乐。

就在段祺瑞到山东威海当兵的第二年，父亲千里迢迢去探营。万不料，段从文带着儿子节省下来的银两返乡途中，就在离家乡只剩几十里路程的时候，夜间，两个同伴起了歹意，将他害死，把他藏在腰带里的银两洗劫一空！段祺瑞闻噩耗痛不欲生，欲请假回乡报案并料理后事，却没被上司批准（晚清的军纪显然比我们想象的严，即令有当官的叔叔也不管用）。他只好驰函合肥知县，恳请缉凶正法。母亲范氏在凶犯落案被正法后不久，便扔下十几岁的女儿启英和两个不到十岁的儿子启辅、启勋忧悒而殁，在亡夫去世半年后与之相会于黄泉之下。这一次，上司终于准假让段祺瑞回籍发丧了。半年之内，父母双双死于非命，骨肉同胞寄养人家，试想，血气方刚的段祺瑞该怎样地悲愤与苦恼！

假满后，十七岁的段祺瑞返回威海营中。

到了这会儿，就该说说“李合肥”李鸿章了。

近百年，中国有两位“合肥”权重一时，而且，都在生前和身后被骂为“卖国贼”。“李合肥”比“段合肥”大四十二岁，是爷爷辈的乡贤。出自同一片土地，同为一代人雄，同样风光了大半辈子，却又同在国难当头之际含恨而终，真是殊途同归。

若论文化素养与治国才略，段合肥面对李合肥不知要自惭多少回！因为李鸿章乃久负清誉的乡间大才子、京城名翰林，更是大清国的中兴之名臣、国家之栋梁，充满政治智慧且深谙为官之道，生前把能得到的政治待遇全得到了，如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一等肃毅侯等等，乃有清一代至尊至崇的汉臣；而段祺瑞则是个不擅言辞且不喜文墨的赳赳武夫，性情刚直意志坚定但却缺少圆通韧性，这对一个身置乱世且对手往往不按套路出牌的政治家来说，或许是致命的人格缺陷。

段合肥对李合肥的感戴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后来的治国者，段祺瑞深知，若不是当年李中堂帮清廷设计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并身体力行苦撑危局，列强或可吞掉中国更多的领土和利益；身为淮军这一既得利益集团的末梢成员，段祺瑞心里当然清楚：若不是李大人回籍组建淮军并带领子弟兵东西征战，也就不会有他段家的出人头地。

李鸿章对段祺瑞的直接影响，是在小段从军四年之后——正是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任上创办了天津武备学堂（亦称北洋武备学堂），招收品学兼优的军人入学，这才一举改变了二十岁的段祺瑞的人生轨迹。发愤图强的段祺瑞，以第一名的超好成绩考取该学堂第一期预备生，在步、骑、炮、工、辎五个专业中，他选了最具技术含量与战争威力的炮科。

当然，“小合肥”也很给“老合肥”争气。这个李中堂的小老乡，“每届学校试验，辄冠其侪辈”。某次，李中堂检阅学生们军事操练，发现炮科成绩最优者段某，正是当年跟自己征战的部将段佩的孙子。当即，李大人领首赞曰：“可用之才。”

入校一年后，二十一岁的段祺瑞到江苏宿迁娶回当年祖父为他订好亲的吴氏——瞧见了吧？早在一百三十年以前，在校大学生就可以结婚了。

二十二岁时，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从武备学堂炮科毕业，被派往旅顺口督修炮台。仅一年，机会再次光临——李中堂欲派优秀青年军官赴德国研修。已经淡出李大人视线的段祺瑞，再次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于是，李中堂大笔一挥，段祺瑞和吴鼎元、商德全、孔庆塘、滕毓藻五位优秀考生就跟着督学荫昌去了德国。

在德国，段祺瑞有一年半的时间与四位同学在帝国柏林军事学院攻读现代军事课程。学业结束后，段祺瑞奉命一个人在克虏伯兵工厂实习了半年。

两年的时间，使段祺瑞读懂了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该国是从松散的三十九个小国统一而成的君主立宪制联邦国家。统一不是谈来的，而是原先的普鲁士王国通过若干场战争得来的，包括改变欧罗巴版图的普法战争，普鲁士王国一举战胜了强大的法兰西帝国，德皇威廉一世的加冕仪式，竟是在法国最著名的凡尔赛宫里举行的！

只有出现普鲁士的俾斯麦那样强硬的“铁血宰相”，才能统一国家；只有拥有克虏伯大炮这样的最先进的兵器，才能打赢与奥地利和法兰西的国家战争——这就是年轻的清国军官段祺瑞看到的德国复兴的现实。

正是在德国，本就沉默寡言的段氏奠定了一生务实较真的作风，更打下了日后倚恃武力统一国家的思想基础。

学成归来后，段祺瑞回到天津，任北洋军械局委员（章京之下的实职）。将留德学炮兵回来的段氏安置在军械局，显然与李中堂当时正在大购德国军火以备迎战日本有关。一年后，段被下派至山东威海武备学堂任炮兵教习，自兹开始其长达十六年的培育军事人才的生涯。

屈指算来，从早年步行来威海投军，到如今回威海任教，正好十年。尽管他既有祖父在军界尽瘁的不凡背景，又有被李中堂赏识的光荣履历，但说起来，他在军中晋级的速度不算快也不算慢，属正常进步。

三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战火逼近威海时，段教官忍看李中堂经营多年的清国海军在家门口被小日本打得稀里哗啦。那一年，他正值而立之年，有心杀敌却无力报国的遗憾心情自可想见。

泱泱天朝，竟败于蒙尔小国，令多少清国军人深感耻辱！苍天不负有志者，终于，机会降临到段祺瑞头上——他与北洋武备学堂的优秀同窗王士珍、冯国璋等奉诏到天津郊外的新农镇向袁世凯报到，成为新式陆军的第一批骨干。他从左翼炮队第三营统带（营长）做起，历任随营武备学堂炮队兵官学堂监督（炮兵学校校长）、炮队统带（炮兵司令）、三品衔北洋各学堂总办（即北洋炮兵学堂、北洋测绘学堂、北洋马队学堂等所有军校的总校长）、二品衔练兵处正使（司长）、北洋陆军第三镇统制官（师长）、汀州镇总兵（闽西军分区司令，仍留北洋原任）、头品顶戴的侍郎兼江北提督（国防部副部长兼长江以北军区司令）、北洋陆军第二军总统官（军长，亦称军统）、署湖广总督（湘鄂两省的代理第一把手），至清末，已经是威名赫赫的军界大佬。

段祺瑞等五人在德国学习军事。右二为段祺瑞。（段殳女士提供）

有清一代，段氏从军整三十年。从十六岁的站岗放哨的士兵，到四十六岁的军界巨头，可谓相当不易！即使走科举之路，以三十年的历程走到封疆大吏的督抚位子上，也算走到头了。按清朝干部制度，“行伍出身”乃武将之正途，正如科举出身才是文官的正路子。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文官，因带兵而成为军界统帅，地位虽崇，却属半路出家，来路不正；同样，没通过科考的武夫也永远得不到“大学士”的至尊称号（清朝最高一级“职称”，正一品，相当于宰相，故李鸿章便被时人称为李相国、李中堂）。像袁世凯，尽管位极人臣了，但因非科举出身而终生无法被授“学”（大学士）位。君主时代是很讲秩序的，从不因人而改变政策，不乱规矩。

总之，在大清国，“行伍出身”是武将引以为荣的金字招牌，况且段督办还是所有北洋军校的大校长，他因之赢得了清末民初大部分职业军人——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尊敬，那个时代的高级军官，多数都是他的学生。

再说回到两个“合肥”之比较的老话题吧。若比桑榆晚景，“李合肥”远不如“段合肥”云蒸霞蔚。因为李中堂最后以年近八十的老迈病躯被迫北上京城，与洋人谈判时猝死在寄身的古庙里，至死也不过是清朝江山的第一汉臣而已。而段祺瑞却在权力之途上登峰造极，并全身而退，晚年受到国家无微不至的照料，悠然颐养天年，直至寿终正寝。

我曾为两位“合肥”而到合肥探访，同伴是皖籍朋友范学军。

合肥闹市中心有一座重修的“李公府”，说是李鸿章的故居，游人很多，位于繁华的步行街上，进进出出的多是跟在旅行社小旗后的团队。陪同的安徽省文物局的朋友说，只因辟为景点之前为市百货公司和银行的宿舍，所以才保留下来这几进老房子。“不过，”朋友有些迟疑地说，“其实，有专家说，这儿是李鸿章一个弟弟的宅子，所以，叫李公府而不叫李鸿章故居。”

合肥总算给李鸿章的在天之灵一点安慰了，因为这些年不光重修了其家族的故宅，而且还重建了他的墓园。

但对另一位曾给合肥带来莫大荣耀的游子，家乡就很绝情。换言之，现在的合肥，已经毁掉了段氏的所有遗存。

朋友告诉我：段氏家族的宅子，早被夷为平地。省政府东边的那一带，就是原来段宅所在。

倒是在城南重建的李鸿章墓园里，有两幢从段氏祖墓（即段佩、段从文与范氏墓）那儿找来的残件。段氏祖墓早就夷为平地，只有两块几米高的“下马柱”劫后幸存，不过却被莫名其妙地迁进了新建的李鸿章的墓前，孤零零地分立于草坪上。石柱正面，有几个勾勒的正楷大字，细辨之，是：“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比常见的下马石多了“文武”和“军民”几个字，让人稍感新鲜。仅此而已。

不过，与李合肥身后的悲惨遭际相比，段合肥没回故乡安葬还是很侥幸的——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昏头时代，李鸿章陵墓竟被本地“人民公社”组织社员捣毁，厚实而珍贵的棺椁当成了炼钢用的燃料，棺内所有的东西——十二块金砖，死者亲笔写的一册自传，一把宝剑，当然包括死者的遗骸——都被毁墓队伍或哄抢或丢弃。那面裹着尸身的金丝陀罗经被，完好如初，是慈禧太后赏赐的，被一户最穷的公社社员拿回家洗洗干净又当被盖了；那柄精美的宝剑，被县剧团拿去当了道具，后下落不明。至于李氏与爱妾的两具遗骸，早就七零八落不知所终！

现在的“李鸿章陵墓”，是个完全新建的“文物”，而且，比较粗糙。墓中无棺倒是其次，地表建筑即光鲜得让人摇头——从光绪皇帝题匾的石牌坊的朝向，到墓前翁仲的雕刻，实在乏善可陈。真的原物，只有三座残损的御制巨碑，但被摆在了一起，由原先的赑屃们驮着。重黏起的碑身上，字全都漫漶难辨矣！

放置在新修建的合肥市李鸿章墓园里的两幢下马石，是段氏墓地仅存的旧物。摄于2004年8月。

我突然想起在北京看过的段合肥的墓，不由得替老段暗自庆幸——幸亏没归葬故里！

天津篇

段祺瑞南下上海前，一直住在天津日租界里。

他四任国务总理，一任最高执政，共五度下野。每一次下野，人在津门，情系京华，胸中依然千军万马乱蹬踏。可能与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不无关系，像德国人一样严谨的他，也像德国人一样喜欢鹰的形象，北京的段公府里，就有雄鹰展翅的雕塑立于院内的假山之上。不过，退到天津的他，已经是一只折断翅膀的鹰，虽盼有朝一日重上九霄去擒尽他眼中的兔鼠之辈，可是气力已经耗尽。上苍不让一个并不具备足够体魄的生灵在政治的天空中盘旋得太久。

段祺瑞等北洋军政要人们和逊清的帝王将相一样，喜欢天津，除了因这里有连片的外国租界可以保障其人身安全外，还有地利之便，即它距北京最近，可进可退——进可当日抵京，退可放洋南下。对段祺瑞他们来说，还有更深一层，就是感情上的原因，即他们这伙人都是从天津起家的。当年，跟着袁世凯在津郊的小站练兵，才有了飞黄腾达的后来。所以，北洋军人们对海河畔的这座充满洋味儿的城市有着割舍不尽的情愫。

段祺瑞一生最佩服的人，即袁世凯，当然除了袁氏帝制自为的最后那一年光景。与袁相识，实是段氏人生之大幸。北洋人士回忆过，大到为人处世，小到言谈举止，段氏都在有意无意地模仿老袁。

段祺瑞能到袁世凯手下当差，要感谢他在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荫昌。正因袁世凯奉诏小站练兵，请好友荫昌推荐得力之人，段祺瑞才有幸成为袁氏的部将。

荫昌，满族正白旗人，是清国出外学习军事的前辈，曾赴德国学习。这位两度出使德意志的钦差大臣和前贵胄学堂总办，还是赴德学习军事的五位学生的督学，他只比段祺瑞大六岁。得光杆司令袁项城的请求后，他便将自己的优秀毕业生段祺瑞与王士珍、冯国璋等一并推荐给了袁。袁司令喜得北洋学堂的“龙”、“虎”、“豹”（王士珍、段祺瑞与冯国璋的绰号，一说冯氏为“狗”），虽均无乡谊，却视若股肱，各委以重任。

在小站的旷野上，新军按全新的德式建置迅速崛起，数年后，成为清国最具战斗力的武装力量，进而成为清末民初最有影响力的军事政治集团，即所谓的“北洋集团”。段祺瑞为该集团主要的支柱之一，并在袁死后成为核心，最终登上了国家权力的巅峰。这个结果，是早年从安徽来山东当兵的那个艰苦跋涉的小伙子怎么也没料到的。

在强悍的袁氏手下，坚毅且寡言的段氏不仅改变了官运，而且也改变了“家运”——三十六岁那年，他随出任山东巡抚的老袁到济南任职时，原配吴氏在济南病故。袁大人于痛剿拳匪（义和团）的军务之余，成人之美，将一直住在自家的干女儿张佩蘅许配给段氏为继室。张姑娘的祖父是已故江西巡抚张芾，其父随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剿捻时阵亡，属大清国的烈士遗孤，被袁氏收养家中，一直未逢合适郎君，嫁给段祺瑞时，已经二十六岁，是超级剩女了。段、张结合，使段祺瑞成了袁世凯的干女婿。老袁最疼爱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说，袁家的兄弟姐妹都称段为“大姐夫”。亲不亲，一家人。在外人看来，袁与段公私难分矣！

其实不然，段祺瑞虽感戴袁世凯，但也有自己的做人底线。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有被知遇之恩和赐妻之恩所融化。只看袁氏称帝时他拒不合作的种种强硬表现即可窥知，在原则问题上，段氏决不退让。

段祺瑞注定是个末路英雄。他怎么也想不通，他豁出身家性命来“三造共和”，但“共和”总是难以实现。老袁死后，南方割据政权没了反对中央的口实，但就是不肯服膺政府的领导，反倒动员军队开始“北伐”。南方国民党的反抗倒也不意外，意外的是，为了统一国家，他和北洋兄弟冯国璋、曹锟总也说不到一块儿，到头来竟会稀里糊涂地被徐树铮等追随者推戴成所谓“皖系”的首领，最终竟与弟兄们兵戎相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段祺瑞任职督办参战事务处时致陈箓手札。

在北洋时代的三大势力中，先是皖系不可一世，再是直系问鼎中原，最后是奉系把持中央。

所谓皖系、直系与奉系，都是政客、文人们给当国军人巨头们生造出的名分，是对各从政、从军者的“政治成分划分法”——无论你籍贯是哪，只要跟着某籍的巨头干事儿，就成了某系的人。倾力维护安徽人段祺瑞的，便被划归皖系；冯国璋与曹锟都是直隶人，那他们的部将和政友就属直系，哪怕后期的直系首领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也不得另立“鲁系”；到了奉天张作霖那儿的，管你是不是奉天籍的人，统统都是奉系（沈鸿烈是湖北天门人，于学忠是山东蓬莱人）。这系那系的整天叫着，就成了真事儿。

民国初年军人巨头们轮番主政时，没像南方的革命党一样，以严密的组织、无情的纪律和崇高的奋斗目标来召集、规范和驱使团队。传统士大夫阶级固有的治国理念和既定的国家法律，即足以管理国家。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老袁的政治智慧和容人雅量，所以，一遇纷争，即想到了嫡系军队，一动用军队，政治格局就彻底失衡，就出现了《红灯记》里李奶奶所念白的“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时代。无论你认不认账，都得戴着舆论颁发给你的“系”的黑帽子，且终身不得脱帽，就像佛祖强加给孙猴子脑袋上的那道箍儿，想摘下来？呵呵，门儿都没有！所以，尽管段祺瑞从来没自认过“皖系”，但却不得不以“系主”的身份治军与治国。

袁世凯过世后，因段祺瑞的地位使然，其所谓皖系曾势力最大，但是，垮得也最早。民国九年（1920年）7月，直系曹锟以反对段之心腹、西北筹边使徐树铮为由，悍然起兵犯上，段总理不得不动员军队迎战，是为直皖战争。然而，政府军只四天就被吴佩孚指挥的叛军打得落花流水。老段绝没想到，自己乃北洋军人的祖师爷，居然打不过犯上作乱的学生兼部下——曹锟的灵魂吴佩孚是保定武备学堂学测绘的学生，现任的陆军第三师师长也是他老段提拔的。为让京畿免遭战火，他下令双方停火，并辞职回到天津，恨恨地嘟哝：“吴佩孚学问不错，兵练得也不错，学会打老师了！”

许多人都想，像段祺瑞这样个性刚烈的人，哪能忍气吞声地当什么寓公？他领军与为政时间均长，旧属、学生甚多，哪能闲得下来？来客频繁问计，一旦时机成熟，只消他一挥手，说声：“走！”一行人就为重新出山的段大帅忙碌起来。待那两扇厚重的大红门开启后，几辆小轿车便鸣着笛一溜烟消失在拐角处——对了，车两侧的踏板上，一定站着几个威风凛凛的佩短枪的卫士，那可是北洋时代大军阀出门时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于是，乱纷纷闹哄哄的北京政坛因这个人的复出而暂时清净了一会儿，不过，未久，便更加混乱起来——事实一再证明，老段出山总不逢时，总也赶不上命运的步点儿。

2000年6月7日一大早，我和朋友在北京站买了最近一班经天津的特快车票，赶往津门。

此次访津，一举两得——白天寻访民国时代的名人故居，晚上观赏齐秦专场演唱会。我把一件陈得发霉的事与一件新得耀眼的事搅在了一天。

我在拥挤杂乱的天津卫只认识几个人，但他们对我的要求却一个比一个热心。先是这一年春天在欧洲结识的年轻朋友徐夔，后是《今晚报》的杜仲华和谭诚东，他们接力一般把我们从一辆车子安排到另一辆车子上，让我颇为顺利地找到若干处民国豪宅。

我刚才已经说了，每次找段祺瑞遗址时，老天爷总是设法给我阴下脸来。真是奇了，这次小谭驾着他的“切诺基”吉普刚一上路，车窗上就密密地浮起了一层水点儿。他用略带天津味儿的普通话告诉我们：“今年的天儿热得早多了，昨天还三十四五摄氏度呢！今天你来了，好嘛，带来雨了，天儿凉快多了！”

我们的车从堵得七扭八歪的南京路上拐了过来，一入鞍山道，即可见两边的各式的已经狼狈不堪的旧朝洋房。

我已经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淘出了要找的地址——日租界宫岛街38号。

民国时代的宫岛街，就是现在的鞍山道。

车经过一处紧闭着的大红门时，我忽然有预感：这可能就是我要看的地方！忙喊停车，稍倒，再看门侧标志牌，果然是38号！

凹进去的墙上挂着一条“天津市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的长牌。噢，当年的“段公府”，如今是让小学老师们当学生的地方了！

老段在天津住过多年，最后的和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眼前这座建于1920年的洋楼。

木制大红门森然壁立，使人只能看到里面建筑的顶部。大门旁，仅开一道小门容人出入。

我们走了进去。

那一天下午，我和同伴们还在雨中转过徐世昌、孙传芳、孙殿英、小德张等几位的旧宅，但都不似看望老段家这般顺利。

院内，该校总务科的一位杨先生面对我们这群冒雨而来的不速之客并未怫然作色，反而当起了向导。毕竟学府，斯文在此也。

相对于其他沦落为民居的名人旧宅，“段公府”保存完好。老段最后一次下野后，寓居此宅六年多。但其故宅保存完好却不是缘于这位晚年自号“正道居士”的老人修得了正道，而是因为一直在文化人手中。

赫然在目的一幢很气派的米色欧式建筑，在近百年前的天津卫，应算是一座很雄伟的大楼，在整个日租界里，也算是不可小觑的一座豪宅。楼正门朝东，多级石阶上矗着高大的罗马列柱，其后是高大的雕花木门；二层是圆柱与矮栏构成的廊房，廊外沿的浮雕图案完整如初；三层为阁楼。古典的西方建筑风格使人记起曾在德国学习军事的主人的履历。

进入楼内大厅。当年的护墙板、天花板等竟一样未毁，只是两壁多了张衡、黄道婆、蔡伦和牛顿、居里夫人的五幅画像，厅内多了一张乒乓球桌。正面楼梯口处，一方紫绒标志牌上有“敬业求索，谨严奉献”八个金字，梯口另一面转角上，则是一方“保持安静，讲究卫生”的木牌。一楼确也安静，一边是会议室，一边是接待室，加一间厕所，均空空荡荡。

天津市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当年的“段公府”，如今是让小学老师们当学生的地方了。摄于2000年6月。

当年肯定不是这样安谧，早已冷透了的壁炉可以作证，依然生动着的雕花四壁可以作证，下野的段祺瑞使这座洋房一下子热闹起来，高朋满座，盛景空前。有亲历者回忆过：当时南来北往的各色人士，仍不断出入其门，讨计问策；段也常派代表外出，联络各方势力。政客、棋客、食客，每每人满为患，为的都是让老段再度出山，重新掌权，在帮助主人完成统一中国的宏愿之余，来客们也捎带着完成自己的各种私愿。

扶梯登高，我等一行人咚咚的足音很有一些历史感，让人恍若回到从前。

二楼，原先是主人的起居室，现在自然被充分利用了——右侧两个门分别是“校长办公室”和“党总支”，闻屋内有人语，我们未便打扰；左侧是两间大教室，空无一人。正面是临街的房间，门口嵌着“演播室”标志牌，无疑是为电气化教学所新建的大课堂。

今天无人上课。即使有，还要学模仿苏联人口气所写的中国近现代史吗？

老段虽然喜欢天津，但几次下野回到津门，都那么地不情愿。头一回是被继老袁当大总统的黎元洪给气恼了，为是否参加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黎的总统府与他的国务院的矛盾公开了，结果是他尴尬地离开京城。第二回，直军打上门来，他不得不让出政权回来避难。最后一次，他干脆被反复无常的冯玉祥的大兵轰出北京，和昔日的对头黎元洪一样，成了天津租界里的寓公。

本来，段祺瑞在国人心目中还是很有威望的。

民国二年（1913年）10月6日，中国历史上头一次用选票多寡来决定谁当国家元首。在第一轮投票中，七百五十九位国会议员们送给了袁世凯四百七十一张票，让老袁无可争议地当上了大总统；而黎元洪以一百五十一票当选副总统，也算实至名归；得票第三的是外交家伍廷芳，三十三票；下面，就是段祺瑞了，这家伙居然得了十三票，与被国民党人后来推崇为“国父”的孙中山得票一样多！

一向好动的北大学生们还曾在校园里搞过一次民意测验，他们看上眼的九位“国内大人物”里，段祺瑞是唯一入选的军人。对一向乐与政府作对的学子们来说，老段上榜显然不是因为他是北洋军人集团的头领。

至少，最后一次下野之前，他的口碑不是很差。

但是，随着南方“赤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北洋各派内耗加剧，尤其是他主政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其声望骤降至冰点。

尽管段祺瑞一生征战，摧毁过太多的性命，但只有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这天发生的流血事件，使他成了众口铄金的人民公敌。鲁迅恨恨说过的“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成了共和国时代的警句。血泊凝铸成了一件死沉死沉的枷锁，把他牢牢缚在千夫所指的泥潭里。

“三一八”惨案是怎么发生的？其前因，竟还是与他下野后寓居的天津有关！

容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一遍其来龙去脉吧。

只能先从冯玉祥说起。

长期以来，我总以为冯氏所领导的军队是代表着进步力量的军队，是中国工农红军出现以前国内的最具有革命理想的劲旅，它敢于发动北京政变，把反动政府推翻，把封建小朝廷也捎带着轰出紫禁城，而且敢于在守卫大沽口时与日本侵略者交火，委实令人尊敬！但当我读到新解密的苏联史料后，就对冯氏的“革命”纯洁性产生了大大的怀疑！

现在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政策立足点，已经十分清晰，即他们不仅要从中国分离出外蒙古，而且还要分离出新疆，然后，在缩水版的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中央政府。而这一切，均源自对宿敌日本人的悚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与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张作霖，所以，他们制订的那些中国政策，无论极力促成南方的国共合作，还是在北方出钱出人支持冯玉祥起事，都是为了抵制段与张的强大。按苏联人当年定好的口径，我们的教科书现在还说此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

于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就通过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教授，神不知鬼不觉地说服了驻扎北京一带的直军将领冯玉祥，利用冯氏膨胀的政治野心，鼓动他伺机夺取北京政权。恰好，段、孙、张三角同盟的金钱也送到门上了。于是，冯氏就没辜负国内外各方之热望，于当年10月23日，在“直奉战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趁本军统帅吴佩孚在山海关一带亲率大军与奉军激战之时，一举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倏然改变了中国政局，直系组阁的北京政府迅速垮台。不按套数出牌的冯氏，甚至还把逊帝溥仪驱赶出宫——当年，正是靠与清室达成的优待清室的协议，清王朝才答应拱手让出国家的统治权，从而使国家避免了大规模的内乱，但到了冯氏手里，中华民国却一点儿信誉也不讲了。

一番折腾下来，冯玉祥成了拥有国家事务话语权的一流巨头，成了与蒋介石齐名的赤色将领，“南赤北赤”成了令其陶醉的一时之誉。

然而，尽管如此折腾，但还是轮不到冯玉祥组阁。直系的对头、现时的盟友“奉张”，就不会容忍“赤化”了的冯氏独自把持朝政，南方的孙中山也不愿“北赤”独享国政。无奈，冯氏只好与“奉张”、国民党联合捧出更具资格的段祺瑞出山。于是，是年11月，老段离开天津，重登北京政坛。

然而，就连冯总司令也没有料到，在遥远的克里姆林宫，他不过是斯大林下的国际棋局上的一个车或马，而非王或后。就在1925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苏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地布置起中国新政权的组成结构：

我们认为目前不可能有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府。我们认为，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们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在我们看来，北京政府应当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或多或少温和派参加的联合政府。

瞧见了吧？人家的终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纯国民党政府”，他这个拿水龙为全军将士集体洗礼的“基督将军”只不过是个过渡人物而已。

然而，刚烈的段祺瑞主政后，与另一位也绝非软弱之辈的孙中山闹翻，孙号召本党党员抵制本届政府，此内阁才没顺着苏联人的意思成为斯大林式的联合政府。

而且，第二年，冯氏就与“奉张”反目成仇。为争夺华北，两支同盟军眨眼间成了敌军，退避湖北的吴佩孚、占据天津的李景林、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等又组成讨伐“北赤”的直鲁联军，与奉军共同对冯氏的国民军开战，直隶各地，包括天津，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尽管苏联政府加大了对冯军的支持，但寡不敌众的国民军仍节节败退。反叛“奉张”的奉军将领郭松龄呼啸而起，又被张作霖残忍杀戮。拖到翌年（1926年）早春，战争仍未结束。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冯玉祥以退为进，宣布下野，佯称出洋，实则躲在西北于幕后掌握着他的国民军。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中旬，奉军舰队由泊地青岛开往天津助战。为阻止奉军登陆，占据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第一军发布通令，禁止一切商船出入天津港口，并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

天津港外的战云压黑了北京的东交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便于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因按该条约，不得阻碍北京通往入海口的通道。不得已，国民军于次日拆除了水雷，留出了航道。

3月12日下午，两艘日本军舰按与国民军的预先约定进入水道，但却与守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守军报告是日舰未按既定时间进入，且由一艘变为两艘，故令其禁入，日舰却突然向守军开火，打伤十数人。但日本人却坚称是守军率先向本舰开火，并致伤四人，为自卫计，日舰不得不反击，并主动退出战场。

东交民巷的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并根据各国驻天津海军武官们提供的信息，3月16日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中国军队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哀的美敦书”（英语ultimatum音译，意为最后通牒）显然极大地挫伤了北方知识阶层的民族自尊心，也极大地激发了在北方的革命党领袖们的斗志，他们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

实际上，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抗议，相反的，段执政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

磋商的结果由执政府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措词可谓不卑不亢：

（前略）查辛丑和约所载“由京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一节，素为本国政府所尊重。不幸近因地方发生争执，大沽附近，有军事行动，以致外船通航，受有限制。本国政府迭准驻京各国公使来照，正在竭力设法，消弭此项障碍，恢复由京（通）海之自由交通，谅为驻京各国公使所深悉。

乃各国公使不待该问题之从容解决，竟令驻津海军司令官提出限期答复之通牒。阅该通牒内容，各国驻津海军司令官所采取之态度，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和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

简言之，因为入海通道并未断绝，只不过没那么方便罢了，所以，你的通牒超越了《辛丑条约》规定的范围。

如不带偏见，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会读出，“不能认为适当”，即：执政府已经明确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袖们却拒绝体谅本国政府的苦心，他们反倒加快了倒段的步伐。在他们的领导下，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一波烈似一波，终于诱发了“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让段祺瑞一下子陷入不仁不义的泥潭中，百口莫辩。后来，国民军又发起了针对他本人的未遂政变。他饱受责难，心力交瘁，只得最后一次黯然辞职，返回天津。

成也天津，败也天津！从前清时在天津参与创建新式陆军起家，到最终因天津口的一场战事而引发血案，二十五年之前，“北洋之虎”功成名就；四分之一世纪后，临时执政身败名裂。

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三天，晚间，段祺瑞在已经总辞职的内阁总长们与亲随的陪伴下，乘专车回到天津，回到了我看过的日租界里的洋楼。

这位六十二岁的北洋老人，永远作别了中国政治舞台。

我想，他抵达这座大红门的时刻，天一定刚好下起了雨，让这位末路英雄站在两扇厚重的门板前，任凭雨淋，喟叹自己的一言难尽的争斗生涯。

段祺瑞少年出外当兵，一步步成为军中骁将。在推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的关键时刻，他以北洋军主力部队军长之地位，毅然“犯上作乱”，领衔高级将领通电清廷，逼其退位，否则将“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这咬牙切齿的威逼终于促使了大清江山迅速崩解。虽说人们说此举乃得了袁世凯的授意，但这份孤胆不是每个北洋领军人士所能有的。此即段氏“一电定共和”或曰“一造共和”的美誉之由来。

在平息了国民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竟要称帝！段祺瑞不顾半生被提携兼赐婚之恩，以缄默和称病抗议之。国务总理不上班，政府便陷于半瘫痪状态。这种大义灭亲之举，也并非每个北洋政府高官所能做的。连最亲近的人也反对恢复帝制，众叛亲离的老袁只得厚着老脸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没多久，袁氏便一命呜呼。抵制袁氏称帝，成为段氏“二造共和”的光荣履历。

袁氏死后，黎元洪当家。段祺瑞因性格与工作方法使然，与新总统黎元洪交恶，终于干不下去了，遂辞职出京。谁料驻防徐州的张勋竟借调处之机，率五千名留着长辫子的大兵入京，搞起叩请清朝复辟的闹剧！寓身津门的段祺瑞，虽为光杆司令，却挺身而出，跑到津郊马厂第八师李长泰部驻地，凭一己声望，组织起“讨逆军”，通电命同乡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军司令，吴佩孚为先锋，杀进京城，迅速终结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一出大倒退的短命剧。由此，他博得了“三造共和”的美誉，也赢得了在北洋军人集团里无人可取代的地位。

即使几度下野，这位意志坚强的军人政治家也没放弃统一中国的宏愿，他虽赋闲津门，却关注着国内政局，并最终接待了孙中山与“奉张”的特使，三方结为同盟，共同推翻了直系政权。只是因为阴差阳错，他统一国家的最后一搏随海河之波悄然流逝。

他的足迹明明白白镌在青史上，只要你真的触摸到民国初期的那几片汗青，就会明显地拭到覆盖着陈泥的有关段氏的深深的刻痕。

是英雄但却不是明君。打仗与治国是两码事。因刚直不阿或曰刚愎自用（实为同一词的两种说法）的个性，也因对饱受争议的徐树铮的过度信任，终使段祺瑞与其他军阀巨头们一样，像基座过浅的山峦，被一次政治的地震所摧毁，终于轰然倒在近代中国民主政治之源头处，成了阻碍这源泉奔流的废墟。而正是这样一堆一堆的废墟堵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历史当口，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速度才异常迟缓并时有淤湾回流。

可惜，段祺瑞本人不知道他悲剧的所在。

我猜想，一定有那么一场雨在不疾不徐地下着，淋着他，也淋着后世所有记得起他的人的头顶。

说到我造访的天津“段公府”，我不能不想写一个时下报刊上常用的词：廉洁。容我据实志之。

自古以来，为官必贪。只说房产吧，就能看出中国官僚体制的霸道与腐败。历来当官儿的大都是“反动房产主”（恕我借用了“文化大革命”语言），往往官儿越大占房越多。不信你看皇帝老儿，从咸阳的阿房宫到北京的紫禁城，两千多年来，他们的殿堂如重峦叠嶂，却只为“朕”一人所住。“共和”以后亦然，甭看他们自诩为国民之公仆，只要看其住宅，即知是豪门在斯，休得造次。

民国初年的天津租界里，豪宅鳞次栉比。有心人统计过，从袁世凯始，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五位大总统，六位国务总理，一位众议院院长，十九位内阁总长，十六位督军，以及一时数不清的前清遗老、失意政客等，都在津门各有寓所，有的还不止一处。达官贵人们的洋房各呈其姿，各显其势，房子成了主人显赫身份的佐证。对了，需要说明的是，离职后的北洋政府的高官，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也无论是议长还是总长（部长），房产都是自费所购，也许钱的来历不那么光彩，但没有一人是用国家财政的钱来为自己安置家园。

不过，四次出任总理并最终被推举为国家元首的段祺瑞，却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我所造访的天津鞍山道38号豪宅，并非段氏私宅，而是一直随他同进退的前陆军总长吴光新的房产。吴光新乃老段已故发妻吴氏之弟，老段没因续娶新妇就不再提携前小舅子。而吴将军也知恩图报，将自己在日租界新买的那栋豪华洋房赠给了前姐夫一家住。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农历二月初九，是他六十大寿（实59周岁）的日子。之前，他怕各地来人祝寿，专门在报纸上连续刊登广告，谢绝一切来宾到津。结果八方来客不听老领导的话，把租界里的旅馆挤得爆满，并献上贺寿金十万元。老段一向不贪财，也没有积蓄，一转身，就让部下将此笔巨款汇给了冯玉祥，以催其从速倒戈叛直。此生经手的最大一笔私款，就这样一转手又撒了出去。

捎带着说说段氏家事吧。

段氏前后有两妻五妾，即原配吴氏、大姨太陈氏、继室张佩蘅、二姨太边氏、三姨太刘氏、四姨太刘氏、五姨太李氏。吴氏与陈氏相继过世，另有多名儿女夭折，余长子段宏业、长女段式萱、二女段式彬、三女段式巽、四女段式筠、五女段式英、六女段式荃、幼子段宏范，共二儿六女。有人说段祺瑞还有一子，名段宏模，行为不检，甚至在段祺瑞到大连休养期间，在天津与其某位年轻的庶母有染。老段闻举报后，气歪了鼻子，遂将此妾与此子逐出家门。1949年后曾有人见段宏模在北京一家街道小工厂当工人，十分落魄。

我曾当面求证于段祺瑞曾孙女段君宜女士，这位北京君宜中学的董事长大声否认：“没有！没有这个人！我曾祖父段祺瑞只有两个儿子，根本就没有这个段宏模！”老太太反应态度之强烈，令人稍感意外。不过，我确实在她提供的一纸打印好的段氏家谱上看到了用铅笔划掉的“段宏模”三个字。不知段校长是否在为长者讳，单从名字的讲究上看，“宏范”之前似应有个“宏模”。

有书中说，张佩蘅之后的那些妾，都是这位继夫人主动代夫所纳的，因她一连为段家生了式萱、式彬、式巽、式英四个女儿却未生一个儿子，心里有愧，故花几百块钱买了几个北平的小户人家之女供老公享用。对此，段君宜女士很干脆地告诉我：“那都是瞎说！”

七十四岁的段女士乃段氏长子段宏业二儿子段吕仁的长女，她的性情颇有其曾祖之遗风。在北京大兴的君宜中学董事长办公室里，这位民营老校长说起自家历史，毫不含糊。她的原话是：“那两个侧室，是我曾祖父在保定当校长的时候，别人送的。”

没有知情人说出真相，或者不给能说真相的人及时搭一个公共传播平台，则假想将永远流传于世。

早就有人告诉过我们真相，但“有罪推定”的教科书总是忽略了许多亲历者对历史的讲述。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明真相，不得不成为别有用心的人。

下野后的段祺瑞住在前小舅子的房子里，每天上午诵经，下午与清客下棋（据说他总执白子），甚至他还学会了打台球！晚上，则与故交打麻将，但也是“小来来”，每天只打八圈儿，终止于晚10点，很有规矩。他不再过问国事，逢农历初一、十五就去庙里进香，并时捐善款以修俗心。这个征战了一生的人，天天以《金刚经》和黑白子打发晚年的时光。

颜惠庆是“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刚刚上任的外交总长，但尚未到任，后来也当过北洋政府总理，故而在很长的时间里也不算好人。他的回忆，理所当然地长期被忽略。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专有一段写到在天津当寓公的段氏：

至于段执政，则素以廉介称，不积资财。他的天津住宅，闻系其旧部的产业。平日除念佛外，喜作方城之戏，每次以“八圈”为度。牌桌伴侣，恒于晚十时，照例兴辞退出。他本人既绝对素食，他留客人共餐时，亦只好“客随主好”。参加他的宴席，往往认为苦事一桩。

他常患坐骨神经痛，及严重性的风湿症，往往须将两腿浸入冰水中，使其失去感觉，藉以暂时免除痛苦。虽经尝试各种医疗方法，均不见效。最后乞灵针灸，据称有时或略苏苦楚。

有人问他中国内乱原因，他总根据佛家果报之说，认为恶魔降世，扰乱人间，非待诸魔彼此消灭净尽，难期太平！

我怀疑老段以佛教理论解释纷乱的政局是装痴卖傻，但他借别人家栖身则是事实。单从这一点看，老段还是挺对得起国家的。

段祺瑞虽在共和国的字典里早已臭名昭著，但他不贪财不求奢的生活作风却并不广为今人所知。他的清廉体现在他虽从军从政数十载，历任各级高官，却从不克扣军饷。许多民国军人就是靠军饷发了横财，以致下野后立时有钱投资实业并速成富翁，“辫帅”张勋即比较典型的一例。段氏做官几十载，手中却无钱，这种清廉在普遍腐败的官场上，自然异常扎眼。比之他的军中同袍、政界同僚、皖系同乡，他这个元首下野后，既无钱投资实业，更无力重建军备。所以，只能不好意思地接受别人——包括南京政府——的资助，以度晚年。

不过，尽管钱不多，但还是有关于他扶贫助学的佳话。美国人包华德（Howard Lyon Boorman）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上说，段祺瑞在天津时，“信佛念经又资助贫苦有为的学生”。安贫乐道，仗义疏财，老段活得很本色。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他越来越清静淡泊，直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在津门宁谧的寓公生活才被打破。

对南京那边而言，天津租界无疑是一个可疑的渊薮——那么多的前清遗老和北洋大佬扎堆而居，而且多住在日本租界里，岂能让当国者放心？

的确，内忧外患一直不曾让蒋介石先生安宁，尤其日本关东军在奉天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总有情报说，那个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正不断地做北洋遗老的工作，以期在华北成立附日的汉奸政权。随着那个糊里糊涂的溥仪突然从天津日租界的“行在”偷偷去了东北，与“逊帝”同街而居的段祺瑞则更成了令国府关注的人物！

是的，日本人巴不得由曾是中国头号统治者的老段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为此，与段同乡的北洋元老王揖唐天天待在段府，劝说“芝泉老”与东洋人“合作”。但是，让蒋先生和绝大多数中国人庆幸的是，尽管在位时一直背负着“亲日”的骂名，但老段却并未与异族入侵者“合作”，倒是他的几位老部下如王揖唐等，在他离开天津以后，耐不住寂寞，相继觍颜成了大汉奸。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19日，与蒋介石素有交情的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赶到天津，面交了蒋委员长给“芝老先生”的亲笔邀请信。

蒋介石与段祺瑞是一直有联系的。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北伐大功告成，北伐军四位司令齐聚北京。在西山碧云寺，那个停厝过孙中山灵柩的地方，蒋介石这位北伐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司令，与二、三、四军司令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一起举行了北伐胜利祭灵大典。过后，他请合肥籍的老同盟会会员、北伐军顾问吴忠信把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请到北京饭店，向昔日的老师表达了弟子的敬意，并委派吴忠信专程去天津拜访了段氏。临别时，吴氏替蒋给老段留下两万元生活费。之后几年，南京方面陆续派人送款给段数万元，以维系中央政府和蒋本人予以“芝老先生”的关怀。

谁都知道，在北洋巨头里，段是最清廉的一位，人称“六不总理”，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这样一位政坛老人，尤其是当过元首的长者，即便不是蒋介石的老师，由后继政府出钱养起来也是理所应当的。也正是因了这种一直没断下来的关照，才有了五年之后老段应邀南下之举。

“南下颐养”，“随时就商国事”，这些极诚恳的话，打动了老人。深思熟虑之后，他起身掸了掸襟前的香烬，慨然表态：

我已老了，不中用了。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可以随时就道。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段氏为此次南下找了借口，并请人拟了份应付报馆的答辞：

此行无所谓任务。二小女（段式彬——笔者注）在沪读书，余思之切，故前往一看。

余研究佛学多年，将往普陀一游。余素患腿病，时愈时患，藉此长途旅行，以活动筋骨。

当时从北方到南方，若乘津浦线火车，必经首都南京。人家肯定关心他与那个“革”了北洋政府“命”的学生蒋介石是否相见。对此，他如是作答：

适蒋派员希望过京（南京——笔者注）时一谈。蒋系余之学生，余当然可见他谈谈。

瞧见了吧？此次南下，既为看看在上海读书的二女儿，还要到浙江的普陀山上去拜佛；路过首都南京时，如学生要见先生，本人当然可以见面聊聊了。这样的作答，真是滴水不漏，毕竟是政坛大佬！

两天之后，段祺瑞在亲信吴光新、魏宗瀚和侄儿段宏纲的陪同下，带着张佩蘅与边氏和三女儿段式巽，随钱永铭离开了家门。

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的段式巽回忆说，天天来他家的前众议院院长王揖唐，见他们要南下，竟拦住父亲大声嚷嚷：“我们一向是北方的，去南方能干得成什么？不要去南方，守在北方好！”女儿急了，冲着他喊：“王大哥，你就别再出主意了，老爷子主意已定！”然后急令下人将这位王大哥塞上小卧车送走，再将父亲扶上了离家的车子……

挥手自兹去，段祺瑞永远离开了这座米色的洋楼，永远离开了天津，永远离开了北方。

一番徜徉后，我们也要离开这座米色的大楼了。我请同伴为我留了张影。面对这座没有任何文字标志的天津名宅，我选择了那两扇偌大的百年红门做背景。

拍完后，一时兴起，我想拉开大门让这座封闭着的老房子面对闹市透透气。但想不到这道门竟如此沉重！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拉开一半。

开启历史的大门，真的需要气力——喘着粗气，推着粗大的铁骨与厚重的门板，我一直在咂摸这样一个道理。

北京篇

各领风骚整四年。皖系虽说垮台最早（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但段祺瑞却是往返权力中枢最频繁的人。前面说了，他最后一次离开天津，即应冯玉祥与张作霖之邀回到北京当上了临时执政。

按说，皖系军队最早被直系打败，而他过于刚直的执政作风也未见得让人喜欢，但因他是北洋系里最有资望的人，所以，无论哪个人得势，凡到“得”不下去的时候，便会想到他。

当时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段祺瑞蛰伏多年，在这次政变后，忽又成收拾时局的唯一人物。政变诸人主动拥段，张作霖拥段，中立各省拥段，甚至失败而去的吴佩孚也有对段屈服的表示；长江各省本为吴系，亦乱言尊段。照这情形看来，在今日实有非段出山不可之势。

1924年，他已虚龄六十岁了。他知道，这是冥冥中的佛给予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不甘宏愿成泡影，决心在自己手中把七零八落的中国整治得有条理，进而统一全国。

浩繁的中国职官史上，并无“执政”这个官衔，是他请来的章士钊为他想出了这个名分。在天津段公府里，应邀前来筹备新政权的章氏告诉他：“执政”乃罗马首席行政长官的名称，因这次返京组织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既不能自称“大总统”，也不便叫“大元帅”，只能以“临时执政”名义代行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的权力。段氏沉吟良久，称是。

是年11月24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一共六条：

第一条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第二条　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　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

第四条　临时执政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第五条　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第六条　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

临时执政，即过渡政府时的国家元首兼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段祺瑞由此登上了权力之巅。

段执政欲将国家政令统一的决心，化作了他的“善后会议”。

段此次出山之前，即公开倡言：如执政，将召开由军政学商各界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以解决连年战争所带来的混乱的政治局面。他的政治设计是，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由国民代表会议制订新宪法，然后，在宪法的框架下组成合法政府——奉系与国民军拥立他出面组成的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称临时政府，亦即后来所谓的过渡政府。善后会议之议，得到了另两位盟友的支持。于是，段遂通过报章将其方案公布。

孰料孙氏自广东启程时，发布了《北上宣言》，倡言当务之急是召开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九方面参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国民会议将取消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组织国民政府，今后“民国之命运，由国民之自决”。彼时，国共合作正值蜜月期，善搞群众运动的革命党在各地组织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向北京政府施压。

段执政不为所动，于孙中山抵京后公布了善后会议代表名单。他算是给足了国民党面子——在一百六十六位与会代表中，孙中山排名第一，其次才是被曹锟轰下台的前任总统黎元洪、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和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他们之后，才是除直系以外的各地军方巨头、社会名流（包括北大教授胡适）、西藏的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等各地实力派人物；若以党派论，国民党籍的代表为数不少。面面俱到矣！

孙中山恼怒不已，非但本人抵制此会，而且通过汪精卫等随行的国民党大员向全党发布命令：凡擅自参加者，将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三角同盟因“两会”之争而解体。

时隔八十多年再看，无论是段氏的“善后会议”，还是孙氏的“国民会议”，表面上看，都是为了把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都想制订一部好的宪法、组成一个好的政府，都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的和平统一问题，只是名分不同而已。但究其实质，却不得不承认，段氏的善后会议更具可操作性；而孙氏的国民会议则属一个极其渺远的政治目标，在当时，更像是一场偏重意识形态宣传的政治秀——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你说废就能废了？对内由国民自主决定国家命运，这是哪年才能实现的人间美梦？

善后会议因孙中山的逝世而休会了几天，历时两个月结束。会上，段主持草拟了新宪法。从恢复国会到整顿政治，从遣散军队到改革税制，从增加教育经费到查禁鸦片，方方面面，还干了不少实事。这一切，还都是在国民党的恶声责难中进行的。

从晚清戊戌变法时即被时人尊为国士的梁启超，曾在段的上一届政府内担任过财政部总长，对段氏的最后一次复出，他有过一句很高的评价：

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美国的头号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评论这一段中国历史时是这样说的：

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国会活动十分认真。

然而，他还是失败了。就在他临时“执”了一年又五个月的“政”的时候，多变的冯玉祥又一次搅乱了方才好转的中国政治进程，再次发动了兵变，这一次是枪口直接对准了他。他只好从此作别历史舞台。

北洋时代因这个人的非正常退出而加速了终结。

关于他的最后失败，我有些疑惑：在群雄竞起的当时，段祺瑞的人望不是不够，他的抓纲治国思路也不可谓不对路，可他为什么还是凄然谢幕了呢？

不仅我如此，连费正清先生也纳罕呢！费氏在他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如是长叹：

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

我因段祺瑞而知道了执政府，又因执政府和一连串的名人故址而迷上了现在的北京平安大街。因此，这两年我去北京，老爱住在这条大街上的齐鲁宾馆。

平安大街是一条为了庆祝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而赶进度拓宽的古路，把原先的张自忠路、地安门东西大街统一了尺寸，拓成了一条与长安街并行的京城通衢。有人戏言：它与长安街是轿杠，抬着皇家的北京城。但这幽默让人笑不起来，因为它毁坏了一些真文物，兴建了一批伪文物——连片的灰乎乎的“明清民居”实在太杀风景！而且，它远没达到让车子快起来、让自行车与行人方便起来的目的。每次赶很远的路才能走到马路对面时，我都要为北京的城市规划者们的能力失望上好一阵子。

在我看来，开拓平安大街的唯一功劳，就是把那一道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能不提到的巨大灰砖影壁从皇城根儿杂乱密集的百姓蜗居中“发掘”出来。

这是我所见过的中国最大的影壁。

迟至“文革”之灾爆发时，这道悬山顶砖雕影壁还立于通衢上，是“文革”后期大批知青返城，无房可居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傍着它建起一簇簇偏厦陋屋，才使得这个名载史册的大影壁被违章建筑所湮没，并长时间与世隔绝。这是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王鸿年先生告诉我的，他的单位，就在距此不远的府学胡同里。

我一直想去找找东城区交道口一带的府学胡同，因为袁世凯被监国摄政王载沣逐出京城时，就把在这条巷子里的大宅子送给了铁杆小兄弟兼干女婿段祺瑞。老袁很精明，他被遣出京，性命能保住就不错了，哪有再回京城居住之念想？况且也没给外人，给的是干女儿。

袁与段的共同旧居，如果尚存于北京城区里多得令人窒息的水泥楼群里，该有多引人入胜啊！

当然，府学胡同不光有当年的袁公府或曰段公府，顺天府学和文丞相祠也是我一直想看的地方。于是，在京出差的某天，找了个没事儿的下午，我从齐鲁宾馆后的什刹海岸边，在一个小修车铺里买了一辆仅卖一百五十块钱的崭新的天津产自行车，跨上车后踩个十几分钟，就找到了府学胡同。

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忠教坊”三个大字就嵌在胡同西口的墙里，南宋被俘的文天祥丞相据称即在此胡同里殉国。骑着这辆来路可疑的新自行车，不过几分钟，我转完了府学胡同。

胡同东端的南北两侧，一望便知是“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标准砖楼。没见清代大宅院的影儿。胡同西部倒尚残存着三处古建筑，两处在路北，一处在路南，且都有“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理石铭牌。路北的两处紧挨着的，即“顺天府学”和“文丞相祠”。明清时的首都最高学府和考试重地，如今已大大降格，成了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而祭祀文天祥的文丞相祠，也只有前后两进小院，除了我之外，只一个韩国青年在虔诚地参观，我俩因相互请对方拍照留影而彼此友善了几分钟。

就在这祠堂的对面，有一处占地面积颇大的古建筑群，我疑其即昔日的段公府，但门外的北京市文物保护牌上却是“府学胡同36号，北京四合院”，跟段祺瑞无关。

不过，大门口那块更醒目的木牌告诉我找到这儿也没错——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我疑心人们不好意思将一个卖国军阀的名字标在外头，故只当此院为典型的四合院吧？

不过，进去后，找到旧识王鸿年处长时，才知它确与老段没关系。王鸿年兄除送我有关资料外，还知无不言地向我介绍了若干情况。他告诉我，没听说段祺瑞住过这个大院，这里是老北京的一个有名的四合院——从清末的兵部尚书，到被逐出宫的太妃们；从民国初期的海军总长，到文革前的天主教会神学院，它历经数代变迁而未颓，现为市文物局的办公地。也正因他们单位进驻这里，该大院里的宏屋、回廊、花榭、假山等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如果“段公府”肯定在府学胡同的话，那只可能在胡同东头，不过，东头的老房子早在多年前就拆净了，原址上建了一片居民楼。

王鸿年的话，让我记起了刚刚在胡同东端看过的那几座毫无特色的或红或灰的方砖楼。

府学胡同里两位近百年中历史巨子的故居，真的永远不存在了。

我沿宽街骑回到了平安大街，在以前的铁狮子胡同驻足。

自打知道了平安大街上的这座影壁的身世后，每次经过这里时，我都忍不住要看它几眼。

长长的大影壁记录着一段血淋淋的往事——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下午，执政府卫队悍然开枪镇压了请愿的学生。枪声响后，不少人当场仆倒在大影壁的跟前，更多的人则绕到了它的后面，以它为盾，躲过了子弹们的追杀。参与领导了北方国民运动的北大教授李大钊也是其中一位，枪响时，他也跑进了这座大影壁后的卫队旅的马厩里，“状极狼狈”（《京报》1926年3月20日语）。等人群一轰而散之后，军警和市民将仆地者送往附近医院，但已经死了四十七人，伤了数百人。

此即震惊一时的“三一八”惨案。

我想知道，执政府卫队果真蓄谋已久并严阵以待镇压了爱国群众运动吗？段祺瑞真的在吉兆胡同的家中悍然下令用子弹和大刀阻遏人潮的汹涌吗？

当然，我还想知道，第二天《执政府令》上说的“有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到底是不是真的？“赤化分子”真的“抛掷炸弹，泼灌火油”了吗？有记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准备好了带铁钉的棍子，这些报道也是真实的吗？示威者并非“手无寸铁”倒是真的，因为当天在场的朱自清写过，他看到确实有学生带着“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不过，朱氏没看到有带铁钉的木棍。

北京平安大街上的大影壁，记录了一段血淋淋的往事——“三一八”惨案。摄于2011年10月。

我确实想知道，同一起惨案，出现在各报纸上，事发经过竟是如此的不同——若干家报馆说，学生请愿秩序井然，但一到国务院门口即遭卫队“诱杀”（鲁迅语）；另有若干家报纸则说：游行者喊着口号冲击执政府，以致十几个卫兵都关不上大门了，鸣枪警告无效后，子弹才射向人群，云云。到底哪个声音告诉我们的是真相？

并且，我还想知道，为鲁迅所不屑提及的另外一些信奉“公理”的教授们在报刊上说的：死伤者有不少是“被群众挤倒后踏死或踏伤的”是否属实？死难者中，为什么还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在协和医院住院的梁启超说，他既对政府的危机处置措施之“荒谬”感到“简直是不可思议”，也“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不能完全宽恕”。梁导师的话，也许更能启发我们对惨案性质的认知。

绝大部分人所不知的，是下面这个极为要紧的历史细节：

3月19日清晨，苏联顾问组的埃凡斯和阿连去找李鸣钟，李鸣钟殷勤地接待了他们。

顾问们问：

“将军，您打算怎样对待总统（指段祺瑞）呢？”……李鸣钟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我知道，顾问们所怀有的崇高的感情，不能不谴责凶手，但我们现在没有力量和总统斗争，此外，游行示威者也不该到总统府去。”

“您有一个警备旅，您可以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他应当作为凶手和人民的敌人来审判。”

这是苏联人写的《冯玉祥与国民军》书中的一段话。李鸣钟乃冯玉祥副官出身的国民军将领，时任京畿警卫总司令兼督察总监。

真乃一叶知秋！仅此一段，即可窥见当年苏联人对整个事件的操纵。只不过国民军将领也没有料到事情已糜烂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没继续“顾”上让他们过“问”，更大的流血事件才没发生。

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个春天。不过，令苏联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因此走下了权力中枢。

可叹的是，这背后的阴谋，无论是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千夫所指的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等人，竟根本不知道！而且，那些西方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也一直蒙在鼓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光景里，俄罗斯人终于撕掉了这类秘密档案上的封条，当这些深藏了半个多世纪的俄文机密终于公开并被中国人翻译成汉语后，真不知我们怎样去通知在地下苦思了几十年而不得结果的那些敌对的亡灵们。

段的最后一处住所，在距府学胡同不远的朝阳门北小街旁边的仓南胡同里，那是他被推举为临时执政后，被冯玉祥安排进去的。

惨案发生后仅二十二天，亦即4月9日，背叛了吴佩孚并把段祺瑞迎进北京的冯玉祥部突然再次发动政变，这次是要“讨段迎吴”了。先前，冯将所部改称国民军，要迎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坚决打倒“反动军阀”吴佩孚；但仅过了一年多，国民军的将领们又联名通电“惟玉帅（吴佩孚，字子玉）马首是瞻”，要彻底推翻“反动军阀”段祺瑞了。政坛上的翻云覆雨，委实令人看得头晕眼花。

是日深夜，从大沽口前线总指挥调任京畿警卫总司令的鹿钟麟，突然派出大刀队监视市电话局，断绝通话，另派大刀队、保安队五千余人分守九城门和交通机关，并由东单牌楼起断绝行人。然后，一队士兵直扑仓南胡同欲擒获段执政！

倔强的老段，不屈于威胁。庞大的执政卫队也布防街头不肯相让。双方军队对峙良久，经人斡旋后，才各自撤兵。

第二天一大早，人们惊恐地看到了鹿总司令签署的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枪杀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事，涂炭生灵。……本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师入都，主持一切。

然而，令冯玉祥大失所望的是，段祺瑞不肯就范，第二天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各省发布了“十万火急”的通电：

在此扰乱期间，所有捏造事实、假借名义之文件，概属无效。

并且，与国民军老大冯玉祥交情甚笃的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也于12日致电外交使团：

此次鹿钟麟之轨外行动，不能得任何方面之同情，其他深明大义之各军事当局，及训练有素之军队，且将自动激起而制止之。预计在最短期间必能排除目前一切之障碍，而恢复从前之政治原状。

驻通州的国民军第九师唐之道部突然进入京城，令鹿钟麟猝不及防。此师乃吴光新一手带起来的部队，而吴既是前任陆军总长，更是老段的妻舅！

而被国民军将领所“迎”的吴佩孚也偏偏不买他们的账，反倒复电，令国民军“全体缴械”。

政变流产。国民军不得不撤离京城，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具体指挥下，据守南口以抵御奉直联军的追击。临走之前，鹿总司令强索北京银行公会两百万现款为军费。

老段复归执政府执政，但已经灰头土脸。

贾德耀等早在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3月20日）即提交了内阁总辞职的报告，一直未被他批准，此次未遂政变后，这位安徽老乡再一次向他递交辞呈。而他本人也心灰意冷，曾向张作霖、吴佩孚等北洋各系巨头问计，并表达了辞职的意向。“奉张”的回电很有意味，抬头称他“段芝老”而非“段执政”，显然人家已经不拿他当国家领导人了。至于那个处事不肯通融的直军统帅吴佩孚，根本就不理睬他，非但不屑于复电，反倒直接给占领京城的唐之道电令：

从速将安福党人拘捕，并监视段氏，以便依法控其卖国诸罪。

是年，老段已六十又一，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已是高龄；四面楚歌，独困垓下，经年操劳，心力交瘁，他自知其政治生命到了完结的时候，只好于4月20日通电全国：

祺瑞忝居执政，一载有余，时局愈纷，心力交瘁。自经本月九日之变（指鹿钟麟逮捕他的兵变），内疚尤深。兹决定引退，已于本日下令将政权交付内阁暂维现状。……

这一天下午一点半，他携眷属偕十几位内阁成员乘专车离京赴津。走之前，他发布了从政史上的最后一道政令：批准贾德耀辞呈，特任胡惟德署国务总理——“署”乃清代沿习下来的官制，即“代理”。

在一片骂声中，段祺瑞时代结束了。

看完大影壁，我再回过头来，盯着对面的那座金瓦灿烂的清代衙门看上一眼。

最早知道这座建筑是当年的铁狮子胡同里的中华民国执政府，还是在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北京的那一年，当时乘13路公交车经过此站。但一直到1999年腊月某天，我才第一次走进这座华丽而又破落了的大门里。

与那些典型的明清建筑不同的是，中国式的木结构的阔门后面，竟是一座完全西洋化的灰砖建筑！正中是三层的塔楼，最高处嵌着圆钟，两翼是联栱柱廊，房间都缩在廊后，正门雨搭上方有一矩形大红牌，写着“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硕大的新潮装饰把原先的历史意蕴糟践得不伦不类。

尽管目光避不开这道遮了不少风光的大牌子，但我和同事刘延军还是能从整座大楼上观赏到壮丽的砖雕艺术！从楼门，到翼楼；从天花板，到门窗。

高大的门厅直贯三层，有点像进了教堂里的感觉。磨花水泥地的中央，已经被时代蹭得有些凹陷了。从中央的楼梯拾级而上，宽大的走廊里寂静无人。

整座主楼真也到了年久失修的模样了，外廊似乎很久没人走过了。细看看，木梯皆朽，廊栏也腐，廊角的蜘蛛网上也挂满风尘。但整个大楼的砖结构一如既往地坚实似铁、瑰丽似锦。

这座大楼与东边的那幢小一点儿的砖楼，都是晚清时兴建的海军部。最早这儿是雍正时代的和亲王府，和亲王弘昼是雍正皇帝的第五个儿子。几经变迁，到了晚清，这儿成了皇家的贵胄学堂。等列强纷至沓来的时候，清廷赶紧破旧立新，用办海军的部分经费建造了这个庞大的西式建筑群。众所周知，当年兴办海军的款子主要挪给了整修颐和园用，那是为慈禧老太太祝寿的献礼工程，余下的才专款专用，包括这座办公楼。

到了中华民国，这儿成了最早的总统府和国务院驻地，袁世凯当选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就在此院上班，陆军总长段祺瑞当然也天天来此登楼办公。后来，袁大总统去了中南海，此地唯余国务院。段祺瑞最后一次复出时，重回此楼，让总统府与国务院合为一体了。北洋时代结束后，驻军北平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把他的二十九军军部和冀察政务委员会搬进这里；日占时期，这里成了日酋冈村宁次大将的华北日军总司令部，另有“兴亚院”也挤在院里；抗战胜利后，国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他的众多部属成为这里的新主人。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这个庞大的西式建筑群才结束了显赫数朝的历史，成了新中国的学者扎堆儿的研究机构——正楼归人民大学，东楼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十几所研究所。

历尽沧桑的北洋时期执政府主楼。摄于2011年8月。

铁打的灰墙流水的朝代，如此底蕴丰富的一座名宅，哪是段祺瑞一人所独享？所以，只说它是“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不够准确。或许，在此辟一座“北洋政府博物馆”更为合适。

北洋时代的那些让日本人欺凌的历史，其实也不是老段一个人能负责的。关于这一点，我不合潮流地想了数年，即作为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执政者来说，他的过，人们已经谈得很足了，可他为什么要穷兵黩武？他真的曾亲日卖国？史学家们没把我说得心悦诚服。

基于对中国人本性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历代统治者的认识，我不认为老段生来就愿意卖国。从军后一直亲历日本人压迫的中国军人，不会发自内心地要迎合“日中亲善”的阴谋。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和想法。

果然，我从一本《北洋人士话沧桑》的小书中觅到了依据，只是，当得知这位国家领导人“亲日”的真实动机后，我惊得半晌无语！原来，他用的是罕见的“赖账法”！

有文字为凭（注释与分段为笔者所为）：

一天，细雨初晴。冯国璋（时任代总统）打电话到国务院，约段祺瑞（总理）到公府去，有事面谈。恽宝惠（曾任冯的公府秘书长，时任段内阁的秘书长）告诉段时，段说：“好，咱们去，开开柜子，带着点钱，大概是冯老四又想赢我几个。”他认为是冯约他打牌。（瞧，那会儿政府当家人多么有趣儿！）

当恽陪着段到了公府见到冯后，才知不是那么回事！段刚一坐下，冯就说：“现在外面都说你竟向日本借债，打内战搞武力统一，你要慎重啊。”（冯国璋真够实在的，哥们儿之间，不讲任何客套，也可见其性情之直率。）

段问：“谁说的？是谁在发这种不利于国家的谬论？”（老段性急，一听就火，而且上纲上线，不会好好说话的毛病又犯了。）

冯说：“你别管是什么人说的啦，事情不是明摆着吗？”

段说：“政府经济拮据，处处需要钱，入不敷出，不借债怎么办？打内战搞统一，谁愿意打内战？可是你不打他，他打你，就拿湖南的情形来说吧，是我们要打仗，还是他们要打我们？主持一个国家的人，没有不想统一的，难道说你当大总统，愿意东不听命，西不奉令，跟中央对抗吗？”

（言之有理！冯大总统被他说得动心了，不过，一国之君自有他的忧虑，于是……）冯说：“可是债借多了，将来怎么还哪！打仗又没有必胜的把握，枉使生灵涂炭，实在叫人痛心！我看还是都慎重点好。”

段说：“慎重是对的，可是不能不干事呀。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

这一段文字实在太精彩！我不忍删减一字，整个把它搬进了我的文章中。这段史料，是北洋时代的亲历者恽宝惠本人在“文化大革命”前所讲，一位叫王毓超的老先生把它记了下来，并于1990年10月写进此书中。该书印数虽仅寥寥一千五百册，但其史料价值已使我如获至宝！

你看，北洋政府的治国方略竟是在麻将桌上搓出来的，这国家能昌盛吗？直系与皖系两位首领的关系除了称兄道弟外，还得靠输点赢点来弥补感情，这友谊能持久吗？当然，此一段追记中最主要的，还不是真实披露了最高层的内幕，而是赤条条表明了段祺瑞甘愿负骂名的动机——

要统一，就要开战；要开战，就得有钱；中国穷，只能外借；国强后，借了不还！

从国际信誉上讲，借款不还，是有点耍赖了，但对长期以来就没对我们仁义过的恶邻，这样的做法也委实不算过分！从明朝起，倭寇就没停止骚扰我中华，到清朝晚期，他们又通过一场甲午战争拿走了我们太多的东西，包括台湾岛，包括辽东半岛，包括各口岸重镇的租界，包括几亿两白银，包括千金难赎的民族尊严。以牙还牙，圣人就是这样教导的。据此来看，老段没错。

事实证明，老段的确没错，他的“赖账法”成功了！蒋介石先生统一中国后，尽管国家还没来得及强大，但南京政府外交部宣布：北洋时代的绝大部分外债，本政府不予承认。

知道了这个细节之后，老实说，我感觉自己距这位面目可憎的故人越来越近。

但刚刚要靠近段祺瑞，却又被其旧宅的守卫挡出很远。尽管有文物官员持证交涉，但门口腰佩手枪的军人还是正告：请勿入内——里边没通知。

这是在北京朝阳门北小街旁的仓南胡同里，我面对一座神秘莫测的大院。

打听到这个地方，真是费了些时日。是一位离休老干部为我揭开的谜底。那天我去看他，说起去府学胡同没找到段公馆时，老人笑了：刚解放的时候，我就在“老段府”里工作嘛！

因为知道老人做过军事情报工作，所以当下心里就咯噔了一下。果然，老人又说：日本人那会儿，成了军情部门占用的禁地，一般人休想入内。解放后，也一直是部队住着。

仓南胡同是个略似“L”形的小巷，自北向南再弯向东边，位于朝阳门北大街和朝阳门北小街之间。巷子不长，但门牌5号的大院却历史绵长。元代时该院曾是座太庙，到了清朝，太庙的原址上建起了康熙第二十二个儿子允祜的贝勒府。不过到了乾隆爷那会儿，袭居此府的允祜之孙永芸因罪被发配边疆，宅第也被没收，后来废为空府。民国十四年（1925年）深秋，被请北京担任执政的段祺瑞被安排进这里。从此，“仓南胡同5号”也就成了“段公府”。

在这条胡同西南方向，有三条更加弯曲的胡同，三巷共享一名，曰“吉兆胡同”。吉兆胡同因地形而得名，本名“鸡爪胡同”，后讹为“鸡罩胡同”。因该巷也能通往“老段府”，故许多老北京以为吉兆胡同就是段之旧居所在，人们还编造出一个有陷害老段之嫌的故事：话说段祺瑞寓此后，甚觉被罩不吉，遂令首都警察总监将巷名改为“吉兆胡同”。不过，事实却是，早在段祺瑞来此之前，“鸡爪”就已成了“吉兆”。

两人瞅着大门处的“军警民共建单位”的标志牌，瞅着三三两两出入的军人和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们，我这个住过驻军家属院的人知道，此地已经是军方的一座家属大院了。

满院里只有火柴盒样的方楼，清末民初的建筑一丁点儿也看不到。

前几年，一位叫谭伊孝的女士曾进去察看过，在《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区卷》里，她详细记录了该建筑的变迁：

该宅占地面积为22642平方米，四周环以围墙，围墙皆用大城砖砌成。宅坐北朝南，原大门已不可考，段祺瑞寓此时，对原府进行了大规模改建。门为铁门，门内有一巨大的地球仪，一只雄鹰傲居于地球仪上，表现了段的野心。原建在中轴线上的屋宇仅存一大殿，为两卷勾连式，上覆灰筒瓦，面阔九间，殿前有民国式走廊，廊前有一环绕院子中心的水池，池上前（南——原注）部有三座小石桥，后有二座石桥。池底下铺设电缆。殿后有一四合式大方院落。院内东、西、北三面有民国时代建的“洋房”，北为二层，东、西各一层，均带走廊。廊柱为瓜棱水泥柱。该院东、西两侧各带一四合院。大殿东有一座两层西式楼房，据说是段祺瑞的母亲住的。大殿西侧有一座两层窗户、实为一层的大厦，面阔十三间，进深九间，平顶。前有走廊，廊内有方型砖柱。大厦内为灰顶，水泥地玻璃门窗，据说段祺瑞执政时，曾在此召开过国务会议。平时为舞厅，靠墙有一圈椅子，可放下，亦可贴墙收起来。现在，该宅内除上述大殿、方形院、洋楼等建筑还基本保持原貌外，其余建筑都已改建。大厦顶上又接了一层，变为三层楼房，方形院东、西厢原为一层平房，现为和北面对称，也改成二层楼房。原环中心建筑之水池早已无水，北面的石桥也在一九八三年被拆除。大殿东的小楼虽存，但在其周围用灰砖砌了一圈围墙。住宅的四周盖了多幢六层宿舍楼。……大门内的地球仪及鹰早已拆除。

谭女士没写到的是，现在北京正阳门前的那两个石狮子，就是从这“老段府”大门前移去的。这是《北京地名典》告诉我的。

后来，我与段祺瑞家族委员会主席段君宜女士结识，听她讲过有关此处的情况。这位1937年出生的段公府的大小姐说，他们一家是在1950年搬出来的，记得家里有很大的庭院，有很美的假山，有很多的房子，最好看的是八角楼，她跟父母都住在里面，室内有一架德国的大钢琴。有一天，父母告诉她要搬家了，她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抱着心爱的猫咪与弟弟段少仁一起下楼、出大门；她还记得，住在一起的姨妈一直在哭。

“当兵的帮我们把家搬到了不远处的盛芳胡同，一个有十四间房子的大宅院，部队还按月供给一百二十斤（市斤）小米，大概是当房租吧，并承诺，要把我和弟弟养到大。”但一年以后，小米即不再提供了，而且，盛芳胡同的住宅是要给房管所缴房租的。失去生活来源的段家只好再次搬家，搬到了附近更小的一处小院，“这会儿只剩七间房了”，段女士说。从搬出仓南胡同5号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但听说八角楼还在，住着军方某某人。“六十多年了，”老太太神色有些凄迷地叹道。

在段女士出生十三年前，她的曾祖父段祺瑞入住了这所庞大的宅院，从距此不足两公里的铁狮子胡同（今平安大街）执政府下班回来，到后花园内的小楼上去诵他的《金刚经》。

然而，在其位就得受其乱，阿弥陀佛也不能保佑老段免遭侵害。他终于被国民军赶走，并于数日后彻底离开此宅去了天津。

对了，时下有一种说法，说惨案发生后，段氏闻死伤众多学生，到现场长跪不起，并从此开始天天念佛为无辜罹难的亡灵超度。

老实说，这几年，我倒是读了一些有关惨案的文字，实在没找出此说的出处。如同说“三一八”惨案是段氏下的杀人令一样，说他因此案而极度内疚以至于因此信佛一说，同样属于无稽推测。老段笃信佛教，与“三一八”无关；“长跪不起”更是谁也没见过的戏剧化场面。借历史故事来表达对现实的某种情绪，可以理解，但不可当真，更不可传播，否则我们只能又回到曾让我们吃尽苦头的“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老路上了。

离开仓南胡同时，我难免淡淡地遗憾了一把：也真是，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我竟一次也没能走进这位军阀时代的末路英雄的私宅与内心。

终于，在没人看守的地方，我一步跨到了段祺瑞跟前。

不过，是在京西的万安公墓。

话说当年，国府依段氏家属意愿，以专车送段祺瑞灵柩北归。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7日，灵车驶离上海，9日晚抵达天津，即受到中央驻华北最高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和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将军的代表以及津门故交的恭迎，并于翌日举行了隆重的公祭。11日一早灵车离津，两个半小时后抵达北平前门站，规模盛大的迎梓仪式登时开始，平、津、冀、察最高行政长官及市民三千多人到场，可以想见场面之盛。

移灵时，段氏子女手捧先父遗嘱齐刷刷跪在站台，二十一声礼炮依次震动着古都，宋委员长以山东话诵读的《祭文》让许多人在猎猎风中为之动容。宋氏祭文称颂逝者“有大功于国家者六”，除“三造共和”等五项外，其中一项竟与我家乡青岛有关：

欧战既起，公独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实行参战。公理战胜之后，我乃能出席巴黎之会，遂使青岛全区、胶济一路，收回主权，德奥俄三国取消租界，国际地位，由此增高，此公有大功于国家者五也。

之后，在中山公园举行的盛大的公祭仪式上，宋委员长再致祭文，历数段氏的国家功绩：

呜呼！先生命世之英，重光华夏，拯我烝民。开陈大计，应天顺人。整军经武，陶铸群伦。誓师马厂，凶逆荡平。参加欧战，国体愈尊。复我祖地，还我胶青。通商裕课，力尽齐盟。凡兹大节，施乾转坤。丰功伟烈，永垂汗青。……

伏维尚飨！

尚飨！芝泉老人！自诩对历史有兴趣的青岛人，竟从未深究家园复归祖国与段氏有多少关系。以往对段氏力主参加欧战，并因之与大总统黎元洪闹翻一事，每每陷于“府院之争”的细节里而一脑子浆糊，却从未从国家与民族的高度厘清党同伐异之浮云，看明白此公参战决定之伟大、光荣与正确，实在抱愧先贤！

我欲因之思路名，想起青岛芝泉路的命名，顿时豁然开朗——芝泉老人在世时，尽管已远离政坛，但其功德已有口皆碑。青岛市政当局以其字命名一条新路，既是对老人施善义举的适度褒奖，更是对斯人赢回青岛的一种恒久感戴！

段氏努力使中国参战，未发一枪一炮成了战胜国，因而顺利收回了青岛，难道不值得纪念吗？

欧陆参战，俾国际地位之提高，眷怀前徽人已渺；

马厂誓师，使共和肇基焉底定，言念后死责方殷。

这是担任过段内阁时的代秘书长和内政部次长的薛笃弼先生的挽联。他比宋哲元更简约，把段氏的历史功勋凝固在了“欧陆参战”和“马厂誓师”两件事上，足可见民国时期的段氏的公众形象确实与我们所知的那个委琐反动的军阀头子模样相去甚远！

八十人抬棺的规模，成了中华民族“皇杠”的谢幕之巡行。之前，此杠房倾巢出动，抬过光绪，抬过慈禧太后，抬过袁世凯，也抬过孙中山，段祺瑞是最后一位享受这种哀荣的中国人。

三日公祭之后，段氏被停厝于西山卧佛寺旁新建的屋子里（建房费是宋哲元将军筹集的），以待日后隆重下葬。《北平晨报》已经发出消息《段前执政决明春国葬》。

然而，明春，北平情势越来越令人窒息。未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极快地占领了北平，并征占了西山。段氏的棺木不能继续安放于古刹旁边了。段宏业无奈，只得将亡父匆匆葬于白石桥附近的一位亲属的坟旁，待抗战胜利后再正式礼葬。

这一埋，就是十几年！

抗战结束，百废待兴，但内战硝烟弥天而起，国府节节败退，哪有心思顾得上安置段祺瑞？一年，两年，三年，开春时，西山成了中共中央的驻地，段氏遗骸不可能再回西山矣！直到1964年，经最高领袖同意，段宏业才在距西山脚下的北京万安公墓里安葬了父亲。

不过，若非知道段氏的字，即便走到其坟前，也仍不知“合肥段公芝泉之墓”里埋的是谁。

我是无意中在万安公墓里碰上段祺瑞的。那是在1998年9月24日中午。知道这是一所民国时代的名人墓园，却不知道段氏也埋在这里。

那天一早从北京劲松的陕西汉中市驻京办出发，一路问了不下十个人，总算找到了万安公墓，不过，天已近晌。当时，万安公墓已经恢复对外销售墓地，见我不请而至，销售部里坐着聊天的两位女子有些喜出望外，忙站起来问我：是给老人选地儿吧？接着就把我往墙上的墓穴图表前引。我忙说明来意：想看看李大钊的墓，或者还有其他名人的墓。她俩的热情陡然消退，而且一退就退回座椅上，说，进去找吧，不少解放前的名人都埋在这儿呢！

于是，阒无声息的万安公墓里，就我一个游人，开始漫无边际地寻找。众冢连绵，除李大钊烈士墓有指示牌外，其余的上千座墓皆无指南。从墙上的图表上我已经知道，该墓园以“金、木、水、火、土”排序，在“金”区“舜”组的最西北角，有一座墓与众不同，墓碑是背对众墓——坐南朝北，向隅而筑，一副坚决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死者是谁的架式。因好奇，我走过去，却极意外地见到了不大的石碑上刻着“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谁能知道，这就是堂堂一代民国军政巨头的归宿！简陋的碑面背人而立，我差一点就从其跟前拔脚而过。

而且，段墓跟李大钊的墓，相距不远，最高统治者和被他下令通缉的国家要犯，竟同眠于这块土地上了！

最初的墓，就是如此的普通。满目荒芜，无人问津。

拍了几张照片，我默默折回。那一次造访，我还不知道此碑乃段之老友章士钊所题。

1963年，正是段宏业找到章士钊老人，章请示了毛泽东以后，有关部门才准其遗属在此购买了墓地。也幸亏“文革”时进万安公墓“破四旧”的革命小将们均无文化，不知“合肥段公芝泉”何许人也，故而段墓得以不动声色地避在墓园一隅，侥幸躲过一劫——国家与民族之空前大劫。

2003年9月，我二访万安公墓。找到段墓时，但见圹位已扩为标准的双人墓，墓碑也更新为更高的水磨石碑，碑文依旧像章士钊的手迹，却多了不少字：

段公芝泉

母张佩衡　之墓

男宏业

范及诸孙敬立

墓前，有白酒一壶，酒盅两个，有一小束枯萎了的花儿。显然，墓主人的孙辈或曾孙辈后人来过。威风凛凛的段祺瑞，死后如此凄惶，这既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此地此墓，当然与逝者生前的身份不符。一位国家元首级历史人物的身后事，历来应由后世的中央政权料理，而非孑然遗族来延续香火。当然，文明达不到一定高度的社会，是没有人敬畏历史的。

也许有一天，此墓主会再被迁葬，或迁往西山卧佛寺旁的某处宽敞的“风水宝地”，或移柩于黄山怀中。那时，一定是堂堂正正的礼葬；之后，一定是体体面面的景区。

在同一个“金”区里，我还见到了两位名噪一时的民国军人韩复榘和马占山的墓。那边更新也更大的一座，是数年前过世的作家萧军的墓。比比别人的永久住处，老段那向隅独居的家，益发显得寂与冷。

回城里的时候，我让朋友杨志鹏的“帕萨特”多跑了点儿路，从平安大街又走了一趟，为的是经过那座硕大的灰砖影壁和宏伟大门时，我再看上一眼。

2003年8月，我第二次到北京万安公墓时，意外地发现段祺瑞墓已经重修，而且，墓前还摆放着一壶白酒。

还是那垛重见天日的巨大影壁，还是那座气宇轩昂的旧朝衙门。

其实不看我也知道，眼下这里不会有变化，门口的文物保护牌也还没来得及更换呢！

现在人们还顾不上建一座“北洋政府博物馆”，更不屑于重新描摹一个耿介的军人执政者的画像。

2000年6月29日完稿

2005年7月19日修订

2011年7月22日重编

第四章　茫茫烟蔓寻何处

——吴佩孚遗迹考

吴佩孚（1874—1939）

我一直相信，世上已经没有北洋时代巨头吴佩孚的任何遗迹了。

我去过“仙境”蓬莱。古登州府里，除了游人川流不息的蓬莱阁外，只有一处像样的历史文物，即明代名将戚景通、戚继光父子的敕建牌坊。吴佩孚也是蓬莱人，而且是权力与声威比戚氏父子还大的国中数一数二的大将军，却被其故里冷落得一干二净。

我在北京串胡同的时候，也曾不断地与一些清末民初的破落豪宅遭遇，却从来不知道吴佩孚的故家“什锦花园”隐藏在哪条胡同里。手头也有几本介绍北京名胜古迹的书，这些小册子是我探寻昨天的行动指南，但却没有一本书告诉过我这“花园”究竟在何方。倒是一个叫“吴家花园”的地方每每让我走神儿——恕我不恭，我老是把颐和园附近的一个叫挂甲屯的小村里的“吴家花园”想成是吴佩孚住过的宅子。那里倒也是困居过一位大将军的“花园”，不过是遭谪贬的共产党彭大将军被赶出中南海后的住处，“吴家花园”的“吴”，说的是明末清初的大将军吴三桂，不是清末民初的吴佩孚。把一个备受敬佩的当代忠臣与一个广遭诟病的旧时军阀混为一谈，实在对不起彭德怀先生的在天之灵。

吴佩孚住过的“什锦花园”究竟在哪里？没有一本书告诉我答案。我甚至问过北京东城区的文物官员（清末民初的达官贵人多在东城扎堆儿），但他们只对列入本区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上的老房子的具体方位及现存状况比较明白，如对辖区内的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许多北洋大佬的故宅，他们一挥手就能为我指方向，唯对吴氏故家一无所知。于是，我只能认定：吴佩孚确实早已朽透，其所遗之迹，理所当然地被毁灭得片瓦无存。

吴佩孚的“过”，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开始被人数落，直到今天，国共分家半个多世纪，这边的人们犹不解恨，提到北洋时代，必啐他满面唾沫。尽管这位秀才出身的军人一生杀人无数，但遭诟病最多的还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7日他下令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事。在共和国的教科书中，“二七大罢工”是个重要的章节，无论中学还是大学，历史课本上的吴佩孚总被拴在那一起血案上——在那次中共暗中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中，为恢复被中断的中国南北交通干线，吴派军队弹压了罢工，打死打伤罢工者近百人，并处决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因林、施二位均为中共党员，故共和国的教科书和文艺作品里的吴佩孚，从来就是个凶残而狡诈的刽子手。

身为北洋统治集团里的重要一员，一位直系军事集团后期的首领，一个手上有共产党人血痕的统治者，人们对他的唾弃原在情理之中。我只是觉得有些纳闷：同样是“反动派”，皇帝老儿的家（紫禁城、中南海、北海、景山、颐和园）被保存得好好的，北洋政府的其他巨头的故宅总能被用文物保护的石牌标示出来（或被要人或单位占用，或沦为百姓杂院），唯性情最倔的吴氏的故宅永远消失了，这总有失“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音译，意为公平）吧！

然而，在20世纪快要过到尽头的一个异常晴朗的日子，我在北京美术馆后街旁的一个胡同口怔住了——头顶上方的墙角上，一块金属牌明明白白告诉了我这是什么地方：

什锦花园胡同

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大佛寺东街，全长607米，宽7米。明属仁寿坊，西段称红庙街，东段为适景园。清乾隆时称石景花园，宣统时称什锦花园，民国后沿称。1965年改称什锦花园胡同。民国时北洋军阀吴佩孚曾住过适景园旧址。胡同内19号四合院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办公室

一九九三年

广州侨光制药厂　赞助

我无法不念叨“踏破铁鞋无觅处”那句俗语，禁不住咧嘴朝同伴张彤释然而笑。

吴佩孚并非北京人，他在北京从来没有自己的家。什锦花园不是他的私邸，而是“世侄”张学良安排给他安度晚年的地方。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他落户这座大宅院的时候，张学良正任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委员长由蒋介石本人兼），是驻节北方的最高军政大员。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在那个时兴以原籍为名人代称的时代，他没被人叫成“吴蓬莱”，真是例外。

民国十二年（1923年）年，正是吴佩孚如日中天的时候，蓬莱吴姓重修了《登州吴氏族谱》。族谱上关于吴佩孚，记载如下：

吴佩孚，父吴若天，字子玉，行二，邑庠生，武修学堂毕业生，嵩武后军营务处，尽先都司，补用游击，直隶陆军第三镇第十一标第一营营长，直隶陆军第三师第一旅旅长，第三师师长，陆军上将，勋一位，孚威将军，一等文虎章，一等嘉禾章，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七狮头军刀，直鲁豫巡阅使副使，两湖巡阅使。生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甲戌三月初七卯时。

娶宋氏，例封一等勋爵夫人；再李氏，例封一等勋爵夫人；侧室张氏。

这一版的家谱，执笔人为吴亮孚，而且，因修谱费用不足，吴亮孚专程到洛阳找过堂弟吴佩孚赞助（“佩孚捐钱四仟吊整”）。有这一层关系，新版的吴氏族谱就把吴佩孚的身世记得很清楚。

也还因这一层关系，族弟的一些不够光彩的履历，吴亮孚也就忽略不记了。

据台湾章君榖的《吴佩孚传》称，吴佩孚出生在登州府蓬莱城靠北门的县学后街上的一家杂货铺里。他出生前，其父恰好梦见了本县前朝大英豪戚继光。戚继光，字佩玉，其故宅在距吴家不远的一条巷子里。所以，粗通文墨的父亲就为“孚”字辈的儿子取名“佩孚”，字“子玉”，他把戚大人的字嵌进了儿子的名与字中，指望儿子长大后能像戚继光那样为国雪耻并光耀祖宗。后来，吴佩孚当上直鲁豫巡阅副使以后，人们便以“玉帅”称呼之，也正缘于其字“子玉”。

吴氏杂货铺，名为“安香店”。但传记作者却未写明何以取此雅名。显然，作者不知道安香店乃蓬莱的一处地名，现在蓬莱市区东十余公里处，仍有安香店、安香于家等村名。想必吴氏祖籍为安香店，后才“农转非”的。

因吴家的第一个儿子已经夭折，所以，吴子玉的出生就格外令父母高兴。在有了吴佩孚三年之后，城里的“安香店”又添了一个小子，取名吴文孚，字子斌。

据称，幼时的吴佩孚很顽皮，常到城北门外的蓬莱阁和登州水师营一带去野玩儿。那正是明朝世袭指挥佥事戚继光练兵的地方。本籍民族英雄的盛名与水兵们操练的队形每每诱惑着营地附近的每一个儿郎，尤其是那些生来即具有英雄情结的男孩儿。

六岁以后，吴佩孚始读私塾，颇知用功。六年后，读完四书五经。然而，十四岁那年，父亲一病不起，竟然“走”了！掌柜的没了，店铺维持不下去了。少年失怙的吴氏二兄弟，只能靠母亲纺线卖钱艰难度日。为补贴家用，懂事儿的吴佩孚说服了母亲，出了城北门，走入登州水师营，当上每月挣二两四钱银子的学兵。

几年的学兵生涯之后，他复员回家，仍没放弃“正途”，遂在攒足一笔“束脩”（学费）后，拜了登州府宿儒李丕森为师，继续执经问义。那会儿，他像历代读得起书的中国儿郎一样，打定主意要走科举改变命运之路。

苦读寒窗期间，至少有两件事要说。

一是在他十五岁时，母亲为他订下一门亲事，在讲究门当户对的时代，女子是个小家碧玉。然而，很不幸，那位宋家的“碧玉”没等到过门儿，即染疴过世。吴氏老茔里上一年刚添了父亲吴可成的坟头，接着又多了一座属于吴佩孚妻子的新丘。未及成人，爹爹即过世；未等成家，媳妇却夭亡。吴佩孚真是命苦！但老吴又是个很重情义的丈夫，发迹后，一直以从没见过面的宋姑娘为元配，并为之申报了族谱上所说的“一等勋爵夫人”，为宋氏家人赢得了政府的固定补助。

再是他二十岁那年冬天，某日，突有一艘人们从未见过的大家伙出现在北边海面上，驶近时吴佩孚等人才看清，是一艘载有大炮的战舰。看热闹的人们正在议论着的时候，那家伙突然朝蓬莱阁开了一炮！轰得海边看热闹的人哗然而散，轰得全城人心惶惶。后来，人们才知道，大清国和小日本的海军在东面海上打起来了，这是一艘从威海那边驶过来的日本战舰！倭舰离开后，吴佩孚跟许多人跑到蓬莱阁查看损失，只见阁上那块最大的牌匾“海不扬波”恰好被鬼子的穿甲弹穿中，“不”字不见了，成了一个弹洞！在中国人的辞典里，“海不扬波”是“太平之世”的意思，偏要让海扬波的日本人毁了中国人的太平之世。吴佩孚就是这样开始认识了东邻之邦。

二十二岁那年，蓬莱城安香店杂货铺里的吴家老二一鸣惊人，考取了登州府院试的第三名，中了秀才，也就是族谱上所说的“庠生”。然而，未待这个新科秀才往前走下去，即被县上革去功名，成了“海捕”的通缉犯！关于这一点，本着“为尊者讳”的记录原则，吴亮孚没好意思往族谱上记。

起因很简单：坚信“男女授受不亲”的吴子玉，听说本县电报局长为祝寿从省城请来一个戏班子，正在家里“男女混杂”演戏，遂勃然大怒，叫上几名新科秀才去“替天行道”，闯进人家里砸了场子。知县大人和县上的头面人物均在现场，县太爷恼羞成怒，拍案下令逮人。吴佩孚赶紧趁乱跑回家中。当夜，他寻思再三，自知闯了大祸，估计功名是要被革了，没准天一亮就要被捉拿归案，不如早点出外闯荡呢！于是，他便泣别母亲与弟弟，连夜逃往北京，那里，有父亲生前的朋友孙庭瑶大爷或可接济他。果然，翌日上午，衙役们赶到县学后街的安香店，把门拍得山响，且嚷道：县太爷刚才已革去昨晚闹事的秀才们的功名，所以，要来拿人！那会儿，有功名的人，就像后世的“代表”或“委员”似的，不剥夺其政治身份是不能将其随便“拿下”的。

时值寒冬，为一时冲动付出惨重代价的吴秀才，顶着刺骨的西北风天天跋涉，千里迢迢，终于赶到了帝都。等他找到崇文门外的“隆庆栈”时，身上已分文没有了。在乡亲孙庭瑶大爷的店里，他免费住着，靠在街上写春联与算命聊以谋生。春节过后，生意清冷的他偶遇来京的堂兄，人家知他生活无着，便介绍他去天津卫投奔一位叫郭绪栋的山东胶州老乡，那人虽说只是个营队里的师爷，却能保荐人当兵。由是，吴佩孚结束了第一次闯荡北京的辛酸经历，去了天津，二度入伍，成了清军里的一名“戈什哈”（满语：护兵）。

等他再回北京时，已经是十五年后的中华民国了。民国元年（1912年）的吴佩孚，骑着大洋马，在一群副官和马弁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入驻北京南苑兵营。前清时的正四品的中级军官，已经是中华民国陆军第三师炮兵三团团长。

又过了整整二十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岁首，他从四川辗转甘肃、宁夏、内蒙回到北京定居——噢，那时，北京因已不再是国之首都而被国民政府改叫“北平”了。

起身离开兰州前，他给在北平主持北方军政大局的张学良打了个电报，没有什么客套话，就是告诉人家，他要“来京长住”。喏，他不承认北平，也即不承认南京政府。

至包头，有《大公报》记者来访，问大帅对时局的意见。他一言不出，稍顷，命人取过纸笔，刷刷写下一行，也四个字：

和内攘外

吴氏显然是在批评蒋委员长正力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允许前朝的吴大帅回到北方定居，即显示了张学良对与父亲有结拜之交的“世伯”的仁义，更表明了最高当局的豁这。本来，蒋介石很想把吴氏接到杭州定居，且连西子湖畔的洋房都准备好了。但“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子玉不愿到“党国”的那座“后花园”城市与国民党政要比邻而居，执意要回北方。遵从这位倔强的一代名帅的意愿，蒋委员长同意张学良将其迎到北平。

半年前的“九一八”事变，令“不抵抗将军”张学良饱受全社会的诟病，他不得不辞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但仍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身份驻节北方。

当年的“少帅”给了父辈的“玉帅”好大的面子，他除了派秘书长远赴内蒙的临河去迎接，更在吴氏抵达北平时，亲率文武官员数百人到火车站迎候。按官场通则，主人无须亲往现场迎接客人，尤其是地位高于客人的主人。但张学良却以晚辈的身份表达了对吴大帅的敬意。

然而，好一个吴子玉，居然当众冷落了张学良，甚至连起码的礼节都懒得回，就在他的庞大卫队的簇拥下登车而去。

从前门到东四，上百辆小汽车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护送吴大帅入住什锦花园，其景况极一时之盛。

什锦花园的主人是北洋时期当过京兆尹的薛笃弼。“京兆尹”是个古老的官名，即首都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北洋政府覆灭后，一堆官名也随之被埋进了历史垃圾堆里，京兆尹改名为北平特别市市长。薛某乃为冯玉祥当秘书长起家的民国要人，吴佩孚抵京前数年，他南下新国都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部长去了。这么大一片房产一直空着，只有吴大帅来住合适。

当晚，按“行客拜坐客”的惯例，在幕僚们的劝说下，吴佩孚勉强去了张学良私宅。寒暄刚过，他就发火了：“沈阳事件，你为什么不抵抗？”原来，当众冷淡张学良，是痛恨他去年“九一八”时的糟糕表现！幸亏张的秘书长赶紧岔开话题，才为张学良解了围。

第二天，坐客拜行客，张学良回访吴子玉。令以贪恋酒色而闻名的“少帅”尴尬不已的是，“吴世伯”不依不饶，赠诗羞辱（实为激将）之！诗曰：

棋枰未定输全局，宇宙犹存待罪身。

醇酒妇人终短气，千秋谁谅信陵君？

信陵君是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魏国国王的同父异母弟弟，国之大将军，曾数次击退强大的秦军的进攻，最终却死于酒色。

再没有学问，张学良也能读懂吴氏的这番用心啊！张学良自此不愿再来什锦花园。

不过张学良也称得上是大丈夫，他除了为吴氏安排好这所北平城里一流的住宅外，还每月提供四千银元供其开销——吴氏带来了众多的家眷和全套的幕僚机构“八大处”，还带来了数百人之众的私人卫队。“少帅”够意思！

更够意思的是蒋介石先生！这位国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先是委派时任国府实业部长的连襟孔祥熙为特使，持自己的亲笔信到北平专程看望吴佩孚，并奉送十万元现大洋的资助，令吴氏大为感动，事后专遣高级幕僚赴南京答谢。之后，蒋先生北上公干时，邀吴氏到北平外交大楼见面，设宴款待了前朝的敌方巨头。正因有了蒋氏出于谋国之策的周全考虑，吴佩孚才一直在这京城中心的什锦花园住了下来。

顺便匡算一下：自1932年2月张学良每月拨给吴氏四千元，则一年即四万八千元，至1937年“七七事变”，五年下来就是近三十万元；若按20世纪30年代前期银元与现今人民币的比值约为1∶100计，就等于在现有物价不变的前提下，张学良为吴佩孚支付了三千万的费用，孔祥熙则代表国府致送了一千万元的补助。对一个被彻底打倒了的前朝领导人，张学良这样的故人与蒋介石这样的政府，实在够仁义的！

虽不再是威风一时的孚威上将军，但吴佩孚依然保持着不屈的尊严，他的数百人之多的卫士，戴的既不是“国军”的统一帽徽，更不是日后汉奸部队“华北治安军”的丑陋标志，而是一体的嵌着“孚威”两字的特殊徽章。胡同两端，“花园”门前，吴氏卫队定时换岗的景象一定是蒋介石和后来的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城里的一道特别扎眼的风景——落魄的北洋巨头竟然能把独具的傲骨完整地保存在这条狭长的胡同里。

我因历史事件而对当事人有兴趣，又因人而对其故居有兴趣。故居往往是残存某些真相碎屑的旧日磁场。

“什锦花园”正是这样一个诱我前往搜寻点什么的磁场。

意外地走到了什锦花园胡同，却不敢肯定会真的走进昔日的“花园”，因为历史的变迁让京城乃至整个中国留下了太多的名不副实的地名。只是，根据路口那块金属牌的指示，我对本胡同19号心存侥幸：或许，那儿就是吴氏的故宅？

于是，我们自西而东，去找19号。

两边是矮而破的街门，一望便知是平民百姓杂处的大院；再往前，两侧有了楼房，是很典型也很难看的那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办公楼。我的心，渐凉下来。不觉走到一个并不起眼的大院门口，看墙上的门牌号码，是什锦花园胡同23号。

铁栏门大开，传达室的墙上，挂有这样一块牌子：国家经计委运输研究所。

不知哪根筋让我一激灵，我突发奇想：当年的什锦花园也许就藏在这大院里边？

敲窗。里边看门人出来，不出意料地发问：找谁？人面比天气还冷。

我一手举相机一手举一本北京文物书籍，问此地是否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故宅？

人家答非所问：这里是机关，不许进入。

我正失望，传达室后的一排平房中，挑帘走出一位三十来岁的男子：干吗呢？记者？找吴佩孚的家？对喽，正是这儿！进来看看吧。我就管这事呢！

我激动得鼻腔都发酸了（不像是冻的）！在多年的异乡寻访记忆中，没有哪次能像今天这样巧合与顺畅！

该管事姓刘，叫刘建国，是这家单位管行政后勤的人。也许难得有人来参观他经手维修过的“花园”，所以，他很热情地领我们从一座白楼前经过，在一座灰砖墙小院门前停步，推开两扇新油漆过的小红门，过了一条窄得只容一人进出的小甬道，说声：“到了”，我们就置身于一座修葺一新的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中了。

“这是我们单位内保留的最后一套完整的老房子了。原先，大院里有八座这样的小院，一个套一个，个个有长廊相通但又个个不同，非常漂亮！现在嘛，就这一个了，是去年我张罗着修缮的。”刘建国不无惋惜地介绍道。

说实话，一陷入这座小院中，我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造反有理”的“红小将”们居然也有打盹的时候！大军阀吴佩孚的故宅竟然在国家机关的楼群之中被深藏了一角，尽管已经是十分狭隘的一角！

小院极美，我第一眼看去就有点懵，为这仅存的吴的家园的幽静与优雅而懵得一时无语！

西厢房有位长者出来探问：找谁？刘建国随口打了个招呼，那长者便退回屋里。看看厢房门上的牌子，知是该单位的数据室。

小院复归静谧，静谧得如一方琥珀。

我定定地站着，想不起看过的哪座旧日豪宅能留下如此恬然而完美的一角。

完完全全的一座京城四合院，红门红窗红廊柱，灰砖灰瓦灰墙面，北面的正房、东西厢房和南房，都十全十美待在正晌的阳光里，东西厢房的四个墙头上，还分别砖刻着松、梅、竹、兰的图案，每一幅都古朴而深邃。院当中，是一株巨大的叫不上名字的古树，虬龙一样挣扎着长向天空。树下，有一对很旧的汉白玉雕花金鱼缸，缸体上镂空的雕花极是瑰丽。另一边，一方石桌，细辨桌侧四周，竟是十二生肖的浮雕！我失声叹曰：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石鱼缸与石桌！

“这三样东西是院子里的原物，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刘建国说，“你们来晚了，早来一个多月，这棵老树还是绿的呢，满满的叶子遮了大半个院子，人在树下很凉快。”

当年，吴佩孚经常在这棵不知名的奇树下徘徊，并百无聊赖地伏身金鱼缸前发怔——吴运乾与吴运坤前几年撰文回忆过，其先祖父“一有闲暇，便喜爱信步庭院赏鱼”。

吴秀才甚至写过“赏鱼诗”：

连天烽火怅离居，何处春风到草庐？

景物不殊人事改，临流顾影羡游鱼。

吴氏未有子女，中年后以吴文孚之子吴道时为嗣子。一个男子同时兼两家的继承人，这在中国宗法制度中，称为“兼祧”。在传统时代，儿子不仅是本家族的正统传人，而且还是最高级别的私人代表，无论前清，还是民国，概莫例外。不信你看，从袁世凯到孙中山，从张作霖到蒋介石，谁能免俗？吴佩孚也一样，有了名义上的儿子，才可代表自己待人接物。孔祥熙到北平前来看望之时，就是嗣子吴道时代表吴佩孚与高级幕僚一道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的。在传统社会里，没有儿子是万万不能的。

北京什锦花园里仅存的一处完整的小四合院，是吴佩孚晚年的住所，院里的一棵不知名的古树，虬龙一样挣扎欲飞。摄于2011年8月。

运乾、运坤二位即吴道时的儿子，也算吴佩孚的孙子，他们的幼年时光正是在什锦花园度过的。

侯门深似海。吴子玉本来就是一个颇讲礼仪的人，更因虎落平川，心情郁闷，所以，即使孙儿们想看他一面也不容易。

让我们往下读运乾、运坤兄弟的回忆文章：

先祖父平时不大步出庭院，也很少与家人亲眷一堂同聚。每天的正餐，总是与旧部及幕僚们共进，或接待来访的宾客。仅在一年一度的除夕，才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团圆夜饭，继而领导阖家进行祭祖、辞岁、拜年等例行的一套传统的节日仪式。全家人依次行过拜礼之后，再与家人一起观看一会儿庭院中燃放的烟花爆竹。子时之后，远近亲族、宾朋、幕僚、部下等即络绎而至前来拜年，此时先祖父便被奉劝安歇去了。于是，这短暂的家庭团聚即告结束。

困居在这所院子里的“孚威上将军”，已不再是北洋集团里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更不再是“五四”时期万众景仰的“爱国将领”，他麾下的几十万大军早已被本军叛将冯玉祥拆散并被国民党北伐军击溃或收买。身为败军之将，他既不愿南下向蒋介石俯首称臣，更不可能到天津的洋人租界当寓公，所以，就只能窝在北平的这条小巷里，看书，写字，推算天文，研读佛学。

对了，困居北平的日子，他惦记着先人的墓庐。出外多年，未曾回籍扫墓。于是，他便精心安排了一次微服返乡，第二天即悄然离去，谁也没有惊动。直到这位蓬莱本土史上级别最高的统帅离去多日，蓬莱县政府才惊闻此事，后悔不迭！吴子玉发迹后，出资维修过蓬莱阁、戚继光故居和晚清名将宋庆家乡的路桥。每逢灾年，吴家便设粥厂以济灾民。更让乡人世代受惠的是，他愣是让胶东最主要的国防公路烟（台）潍（县）路拐到了蓬莱，把原来北京政府交通部设计的烟台——莱阳——潍县（今潍坊市）这一条直线，改成了烟台——蓬莱——黄县（今龙口市）——掖县（今莱州市）——潍县这样一条弯路，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鲁省最为发达的“蓬、黄、掖”三县的经济。这样一位有恩于故里大人物，沓然来去，不能不给乡人留下莫大的遗憾！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作为掖县人的后代，我也颇感遗憾！为此，我问过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沙向阳兄：吴佩孚为何回来一夜便匆匆离去？沙兄的回答是：那时他已经落魄，可能是觉得没有脸见家乡父老吧！

我因景仰吴子玉而结识蓬莱市政协的文史专家蔡玉臻，又因蔡先生而与沙向阳兄相识（其祖上乃康熙年间任礼部尚书三十余年的沙澄）。在沙兄的引导下，2011年6月8日下午，我曾踏访蓬莱“吴家大楼”的旧址。

像全国各地一样，蓬莱的古城墙，连同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都早被拆得无影无踪。清代的北大街，现在叫钟楼北路。在一座颇有气派的新建宾馆大楼的身后，有个不大的院子，是驻军招待所，对外营业，名“登州宾馆”。院北边是一座二层小楼，建于20世纪50年代，为客房；南边是一排平房，是餐厅。

沙兄说，这儿就是当年的吴家大楼原址。

读《蓬莱历史文化研究》方知，所谓的“吴家大楼”，不过是吴氏故宅四进院的最后一进有座二层砖楼而已，盖因当时蓬莱古城里没有楼房使然。民国十四年（1925年），吴佩孚已经从权力的巅峰上退了下来，忽然动了修建家园的念头，原因不言自明。他派人回乡购置了县学后街故居附近的若干房舍，重新规划建设了一番。未久，占地十亩的豪宅便傲然出现在蓬莱城北部，它南邻敕建宋庆祠堂，西傍县学，北边隔一大片荒草地即北城墙，与北城门镇海门遥遥相对，十分显赫。然而，新家园建好后，他只来过一次，即悄然返乡扫墓的那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位恪守忠孝节义的游子不想给家乡带来些许的麻烦——困窘的时候，他走到哪，“党国”的大军便追击到哪；安定下来后，家乡也没有了庇护他的条件。

蓬莱吴家大楼照片。吴佩孚在原籍的故居，如今是驻军的招待所，对外称登州宾馆。民国时蓬莱城里最高的吴家大楼，已经被陆续拆除，图片中的那座平房的位置，即吴家大楼的原址。摄于2011年6月。

宾馆北楼的南墙根儿下，一位银发老太太正在摆弄着一小方菜地。请教过这位年已八十四岁的刘老太太后才知道，现存的房子都不是吴家原来的了，都是部队后来盖的。老人说，她是1947年随着在渤海独立营（解放军山东地方部队）的丈夫在院儿里安家的，“蓬莱一解放，吴家看房子的人就跑了，部队把这儿当了招待所，一直到现在。”

在吴氏私邸住了六十多年的老太太已经完全回忆不起当年那四进院落是何年何月被一次次拆除了的。老人只是指着现今餐厅的入口说：这儿，就是吴家楼的正门，原先有两个大石狮子，很威风，前几年才被人弄走的，不知弄哪儿去了。其他的，都没有了。这一排餐厅就是当时的一进院，往南，老大一片，都是他们家的老房子，全拆没了。

全拆没了！翘首南眺，餐厅后是一座座普通居民楼。

老太太还不辞辛劳地领我们登上了院东的一座小小的假山，指着一座破败的六角亭说：“就这还是原来的。”

不过近前细看，却发现并非当年原物，因为柱、栏都是水泥构件，像是二三十年前重修的。但残损的假山确是历经沧桑的古董模样了。沙向阳说，此山虽小，但在当年，却是城里的三山之一，曰“凤凰山”，被吴家购入，圈成了私家花园。

院西侧，是一排废了的车库，应该也是当年帅府的车库与附属建筑。偌大的空地上，堆满残砖碎瓦与该宾馆丢弃的成摞的餐具（每一件都印有招待所专用字和红星图案），有些碗杯盘碟完好无损，看得让人心疼。我油然戏言了一语：若吴大帅统兵，见到如此费糜公款的现象，绝对要军法从事！

但已不是吴大帅的时代了。

站在两株粗壮的法国梧桐树下，沙向阳说，最后一块吴家楼的房基，是前些天刚刚拆除的，上次来他还看到过。

什么都没有了。

蓬莱的执政者还不知道尊重前辈乡贤吴子玉。或许，他们一直在等待“上面”对斯人的“肯定”。

近百年前，“蓬莱吴子玉”是很令国人乃至世界尊重的，国内各派系均仰其鼻息自不待言，美国人的《时代》周刊，第一次在封面登中国人的头像，就把殊荣给了这个并非国家领导人的山东籍职业军人。上海出版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后改名The China Weekly Review）的主编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说，吴氏“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他确曾给家乡带来过莫大的荣誉。

在北洋系军人中，他先是以文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进而又以文化赢得了袍泽们的敬重。

北洋军人多不读书，所以，吴佩孚的秀才出身就成了很让哥们儿羡慕的光辉履历。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里，秀才只不过是头一磴台阶，实在没什么可吹的。可在一群半文盲里，秀才成了金光闪闪的最高学历，所以，即使吴佩孚当了威风八面的“孚威上将军”后，军政界当面以“玉帅”、“吴二哥”恭维之，背后却全起哄叫他“吴秀才”；而他也欣然默认了。

后世的美国史学家费正清显然也看重这个北洋军人的文化背景，在他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干脆称吴为“学者军阀”。

从秀才到大帅，吴佩孚靠的是少时清贫的砥砺与传统文化的铺垫——只不过，后者把他夯得太实了。

在北洋巨头中，吴的起步太晚，故辈分不高。

当年，吴佩孚离开北京赶赴天津从军时，段祺瑞已经是三品衔的武卫右军炮兵统领兼各学堂总办，即北洋军炮兵司令兼所有军校的大校长；冯国璋在清廷新设立的军政司当上了教练处总办，负责创办各军事学堂；曹锟也已经从李鸿章的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当上了袁氏的武卫右军右翼帮带（副营长）。是年，吴佩孚二十四岁，这么个老大不小的年龄给管带（营长）当“戈什哈”（实则勤务兵），显然委屈他了。所幸山东胶州籍的文案郭绪栋是大同乡兼军营知音，他才不感寂寞。那位郭师爷到处讲吴子玉乃落难的秀才，四十岁后必成大器，云云。

未成器的时候，他就仓促参加了第一场战斗，乃是本军对遍地拳匪（义和团）的回击，成片地喧嚣着死于阵前的拳民让他痛切感受到国人愚昧盲从的可怕复可悲；他经历的第一场失败，乃是本军在八国联军的洋炮轰击声中的大溃败，直隶提督聂士成大人在阵前被洋炮炸伤又在阵后被拳匪残忍杀死的血腥过程他看得很真切。身为大清国常备军的一名护兵，从江山到统帅，啥也护不住，他只有沿着铁路线向东北方向流落的份儿了。

在唐山外的小镇开平，他意外得知此地有个武备学堂，亦乃李鸿章大人所创办，正在招第二期学生。这个秀才出身的散兵遂驻足开平，复习后考取了这所由清国与德国军官共任教习的军校。一年后，袁世凯自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往直隶省会保定，扩办为北洋武备学堂。吴佩孚不愿重新就读一年级，遂被派为天津陆军警察队任正目，即中国第一代警长——因“庚子之乱”后洋鬼子不许清国军人进入天津地区，故老袁给中国设计出了这么一个新的行业。两年后，袁宫保又创办了陆军速成学堂，学期仅一年。吴警长为获得文凭求得日后发展，便前往保定报考并一举考中。由于此时段祺瑞正任学堂督办（校长），所以，被分到测绘科的吴佩孚就成了老段的学生——吴氏年已二十八岁，属没有出息的大龄学生；段氏时年三十七岁，属年富力强的军界中坚。两个影响未来中国政局走向的军人自兹结缘。

数年后，两位强人再度见面，段已经贵为“袁宫保”嫡系部队——陆军第三镇的统制官（师长），而吴只是一个从山东芝罘岛的日本军事情报小组回归原单位——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的尉官而已。一年后，老段签署命令提拔了一批中级军官，吴氏也晋升为直接带兵的管带（营长），但两人中间还隔着一堆协统（旅长）和标统（团长），吴营长够不上段师长。

至民国元年（1912年），段祺瑞已是全国头号军人——排名第一的上将军、国务院陆军部总长，而吴佩孚则刚刚被陆军第三师师长曹锟提拔为炮兵团团长，仍距老段很远。

让吴氏在老段耳中乃至全国军界声誉鹊起的，是他在讨伐张勋复辟的战争中的锐不可当。民国六年（1917年）7月，“辫帅”张勋在京拥兵复辟，段祺瑞在天津奋起组织“讨逆军”并自任总司令，驻军保定的曹锟通电响应，被段总司令委为西路讨逆军司令。曹师长命新晋旅长吴佩孚担当西路先锋。吴氏遂精心谋划，大胆部署，一马当先，从丰台一气杀进天坛，痛痛快快击溃了“辫子军”三千余人，而张勋带到北京来的“辫子军”总共才五千来人。此役，吴佩孚为曹师长、段总理乃至中华民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一战成名的吴佩孚继续为老段建功立业。段总理迭令：袁氏已死，以反对帝制为名义的西南各省独立务须取消。但中央政府的号召却遭到西南割据政权的反对。为政令统一，曹锟奉命挥师南下，其急前锋，又是吴佩孚！那会儿的吴氏是何等的威风！其部出直隶而河南而湖北而湖南，势如破竹，一气逼近广东。谁都明白，只要这位常胜将军一声令下，他的军纪严明、军威凛然的大军即可底定三湘并进而荡平粤、桂两省，而北京政府“武力统一”的梦想则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捷报频传之际，吴佩孚却突然按兵不动了，他开始匪夷所思地与占领区的军政首领和士绅终日饮酒赋诗，不再言战！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老段能奈何？吴的那首不同凡响的《满江红》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写的：

北望满洲，

渤海中，

风浪大作。

想当年，

吉江辽沈，

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设藩篱，

黑龙江畔列城郭，

到而今倭寇任纵横，

风云恶！

甲午役，

土地削；

甲辰役，

主权弱。

叹江山如故，

夷族错落。

何日奉命提锐旅，

一战恢复旧山河，

却归来永作蓬山游，

念弥陀。

他甚至请人谱上了曲，成为本军的军歌，每逢出征或年节日或自己的生日，便让部将们唱上一遍，好不悠哉！

这阕词的韵节与行间透出的那股子正气，显然来自岳飞那儿。傲骨岸然的吴佩孚一生只佩服两个人，一个当然是他的明代乡贤戚继光，爹娘已经将戚大将军的英名嵌在了他身上，他又把自己的阅兵台命名为了“继光台”，而另一个，就是南宋的岳武穆。

有意思的是，岳飞是因坚持抗击外族入侵而被昏庸的朝廷杀害的，那首“怒发冲冠”的《满江红》也因其忠烈而传诵千秋；同为国之大将军的吴子玉也被怀疑是异族入侵者杀害的，但他的同样也是“仰天长啸”的《满江红》，却早被人们遗忘了。其实，在“五四运动”期间，吴将军的这首《满江红》和他的那些反对政府对日本妥协的通电一样，曾广受赞誉并被传诵一时。

东三省沦陷后，“怒发冲冠”的吴佩孚忍不住“篡改”了岳飞的《满江红》。上阙照录，下阙易为：

甲午耻，犹未雪；

国民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扶桑魔窟。

壮志饥餐岛夷肉，笑谈渴饮倭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如果——我常爱替古人作这类无谓的假设——吴佩孚不是窝窝囊囊地死在沦陷区的宅第中，而是阵亡在与倭寇决战的国土上，那“吴版”的《满江红》难保不会像岳飞的那首千古绝唱一样刊印于中国学生的课本上，让每个受过起码教育的人都知道民国时代有个民族英雄叫吴佩孚，且每读到他的词后一样会“壮怀激烈”；而他身后的“什锦花园胡同”也极可能被改称“佩孚花园胡同”或“子玉胡同”——京城里的那条现在已经十分宽敞通达的“张自忠路”不就是一例？只是，多情应笑我，历史从不肯“如果”。

段总理急得亲往前线劳军，除批准吴为第三师中将师长外，还破格授予其“孚威将军”的殊荣和勋位，以励其一鼓作气扫平两广统一中国。

可是，吴佩孚愣是不买账！过了段时间，竟开始擅自撤军，把政府军打下的大片江山拱手送还南方！

说实话，没有吴佩孚的罢兵，就没有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在苏联人的倾力扶助下统一粤省的可能，也就更没有蒋介石统率“国民革命军”倾巢而出，浴血“北伐”，一统九州的成功。

哎！一部民国史到底怎么落笔，还真的挺难说哩！

吴佩孚息兵衡阳的日子里，博得了极好的声誉，因为他罢兵的理由是呼吁和平，所谓“罢兵主和”是也。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在一则通电里说：

吴佩孚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副使兼陆军第三师师长时，授予本军优秀射手的名誉奖章。

阋墙、煮豆，何敢言功？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即属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所以，俺不干了！

老段气得直蹦：“秀才造反啦！”

其实朝野都明白，吴秀才这次抗命，不愿“阋墙、煮豆”是说给国人听的大道理，而大道理往往是遮蔽内心真实想法的幌子，谁都知道，吴佩孚是在报复老段没任命他为新一任湖南督军。谁打下的江山归谁坐，这是混乱年代起码的游戏规则嘛！老段没把吴佩孚放在眼里，安排了毫无寸功的陆军部次长傅良佐将军来任湘省督军，这才惹得秀才造了反。当然喽，想做封疆大吏的目的各有不同，有的人是为了大发横财，有的人则是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统治者每每不惮手下人贪财掠色，而是在乎部下是否有政治野心。

老段没将湘省畀吴氏，也有道理。傅良佐乃资格更老的军界高官，曾任袁世凯的总统府军事处处长、高等军事裁判处处长，袁死后任段内阁的陆军部次长，属段氏的“自己人”，其原籍就是湖南。若论资排辈，讲“以湘治湘”，凭和段总理的关系，吴佩孚肯定不如傅某人。虽说论功行赏吴氏留湘不无道理，然而，如让这位桀骜不驯且极富智慧的新锐将领掌控湖南并遥制西南各省，则曹锟所控制的地盘就会占据半个中国！哪个当政者，愿意某派军人势力过大？于是，犹豫再三，段祺瑞选择了得罪吴佩孚。

谁都知道，吴佩孚背后有晋升为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的暗中支持。老曹把吴氏从营长、团长、旅长一直提拔成了师长，使他成为老曹的头号心腹，并一举跻身于军界巨头之列。正是有了吴氏的鼎力相助，曹锟为首的直系军人集团才迅速坐大，成为国内第一武装力量集团。

正当北京政府为吴的罢兵恼恨不已之际，湖南那边又传来吴氏的高调的“四不主义”：

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

果然，他吴子玉一生没破此“四戒”。在那个纷纷借重洋人的时代，敢公然向国人做出这样承诺者，绝无仅有。

就在吴佩孚与北京政府大打通电战时，民国八年（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强烈要求政府拒签出让我家乡青岛的《巴黎和约》，游行途中示威者捣毁并焚烧了被舆论认定为卖国官员者的私宅。政府认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性质已经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了。于是，军警们便逮捕了三十来个“暴徒”。不曾想，此举却于次日激起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

然而，呼吁拒签的是知识阶级和一般民众，而统治集团内部怕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忍辱接受这一条约。关键之时，远在南岳衡山之下的吴佩孚发言了，这个“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区区师长，在湖南驻地公开越过好多级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一纸电文搅扰了中国政坛上的死水。

5月9日，孚威将军的通电曰：

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数日后，他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北京政府签约，此即轰动一时的“删电”（“删”为15日的代称，括号内为笔者注）：

顷接京电，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某（吴及签名将领自称）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敌忾。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

决不许出卖祖国的主权！不能让强敌将我出过圣贤的山东家乡（桑梓）当肉吃！身为山东籍的军人，我愿对日本背水一战！看看吧，这就是“五四”时期吴佩孚的政治态度。

那一场爱国运动的胜利，是知识阶级的胜利，也是爱国军人们的胜利。现在，人们说起那场全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往往只顾赞扬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捎带着也夸夸蔡元培校长和他的那几位热血沸腾的同事们，若再多说几句，就是提提商界、工人等的罢市罢工，却唯独对军界的良好表现不置一辞。其实，运动一爆发，吴佩孚就站在潮头上，而他的同事们——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军、省长们，不管皖系还是直系，不管南军还是北军，也大都致电政府，措辞强硬地要求拒签“和约”。

在影响当政者决策国是方面，军界诸侯们的表态往往比北大学生们的游行和李大钊等教授们的演讲更有分量。不信？有案可稽，焦虑中的大总统徐世昌就曾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

民族大义当前，吴佩孚的开明与磊落赢得举国上下的喝彩，一时间他成为好多人眼中中国的希望。

享有一时盛誉的吴佩孚，在顶头上司曹锟的暗中支持下，不仅不听老段的话，反而主动找起总理的茬儿。当他得知北京政府不惜举外债以求“武力统一”的意图后，通电全国，嬉笑怒骂，令政府好不尴尬而读者莫不赏心悦目。

是嘛，本来就理直气壮，加上又有文化，所以政府的电文总说不过他。且看他抨击段祺瑞和拥戴老段的安福俱乐部（亦称安福党）的一个通电，真是令人叫绝：

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

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

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

真叫“稳、准、狠”！

在皖系政客们的怂恿下，段总理恼羞成怒，下令将曹锟与吴佩孚免职并查办。那会儿，大总统徐世昌成了摆设，什么也拦不住了。

岂料，摩拳擦掌的曹锟、吴佩孚早就想化通电战为枪炮战了。于是，民国九年（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一马当先，率直军主力大打闪电战，只四天即击溃比自己更为强大的皖军，俘获其前线司令官，早年保定陆军学堂的老师曲同丰将军，并差一点直捣京郊南苑的团城生擒昔日的段校长。

皖军从此一蹶不振。

段总理不得不下令双方停战，并立马辞职回到天津租界当他的寓公去了。连带被迫辞职的还有大总统徐世昌老先生。像换防一样，寓居津门的黎元洪被曹、吴拥回中南海，二度成为国家元首。

如日中天的吴佩孚，一跃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第一人。他虽仅是直系的一员主将，但人人皆知：那个继冯国璋之后任直系统帅的布贩子出身的曹锟并无治国之才，蓬莱秀才吴子玉才是出面收拾江山的真正人物。

被簇拥着进了京城的胜利者，已不再单是一个百战不殆的杰出军事家，倒更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见地。报纸上刊登了吴氏的“心得体会”：

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

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咳！这样一个明白人，怎么就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

我想说的是，吴佩孚为何不留在北京出任陆军总长的要职？新政府的所有内阁成员，都是与他商量后任命的，只要他愿意，陆军总长的位子没有别人敢坐！哪怕他执意不愿待在北京也可以，只需在洛阳的“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里遥领此衔即可。谁都知道，内阁里若有了吴佩孚，则直系内阁就有了真正的灵魂。

吴佩孚却让人们大失所望，他竟然倡言要召开国民大会，由国民来决定国家大事，而不是由本军首领曹锟和同盟军张作霖等军政要人们切割利益的蛋糕，这就必然遭到了军头们的一致反对。无奈，他只在北京落了落脚，拂了拂征尘，回到了洛阳。

一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望着“孚威将军”的背影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叫铃木贞一的大特务写过：

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

一个封建思想哺育的军人，能在众望所归之际战胜自己的权力欲，舍名利而不取，实在不易！北洋时代，这样的人绝无仅有；即使漫漫数千年中国史，又有几位胜利者能舍弃近在眼前的权力巅峰而不登？

倒不是吴佩孚只会打仗不晓政治，这位初登政坛的军人的政治主张博得了广泛喝彩：他的政治设计是——今后所有国事，悉由国民大会定夺！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四界组成，自下而上推选，由省至中央，这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吴氏的“国民大会说”赢得了在野政治势力的热烈赞同，从前任的大总统黎元洪，到南方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都公开表示拥护“国民大会”的召开。吴佩孚的“治国策”既像西方的民选制度，又颇具中国特色，按说该大得人心并大行其道呀！

书生气的吴秀才没有料到，被封建大水淹了几千年的中华湖底，从来就不是一块净土，而是一湾深不可测的泥淖，所有的理想化的东西陷进去都要变样，每每还使立志澄清其污者不能自拔，只好共同龌龊，否则便遭灭顶之灾。

他的政治纲领即遭到了包括直系军人在内的各路大小军阀的非议：国民说了算，他们都得“下课”；若让他们“下课”，岂不过于天真？所以，吴佩孚就落寞，就没法儿留在京城。

很快，他对之忠心不贰的老上司曹锟被胜利冲昏了头，非要坐到大总统的宝座上过过瘾。尽管吴佩孚极力反对，但老曹还是通过冯玉祥等在京的将领们用下三滥的办法（如停水断电、掐断电话、撤除守卫等）逼大总统黎元洪辞了职，并如愿当选为北洋政府第五任大总统。远在洛阳的吴大帅忍看刚有新气象的北京政坛再度衰败下去，却一筹莫展。

20世纪初的吴佩孚没有主宰中国政坛，多病的北洋政府亦因这个人的谦让而未能增寿。

他虽远避豫西，但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从对内对外的国策到内阁成员的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当然引起了处心积虑欲操纵中国的苏联人对他的青睐，中国共产党人就曾奉“远方”（中共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代称）之命与他联络——李大钊教授就充任过使者。正因此，“劳工神圣”的旗帜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游走在直系军队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若不是“二七惨案”的发生，吴秀才还一直被革命党引以为同盟呢！

吴佩孚何以从革命党人的同盟者变成了屠杀者？权威的教科书似乎一直没为我们讲清底细，只说他早先容忍工农运动是“伪装开明”，到后来向罢工者举起屠刀则是“暴露了其反动本质”。想想这句话就觉得不着边际：一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铁腕人物，哪需要对辖区内铁路上的工人们“伪装”？由宽容到不容，从首肯到弹压，一定有没被说透的原因吧？

1924年9月8日，吴佩孚成为首位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那时，他被北洋政府授予将军府孚威上将军称号，手握重兵，出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驻军于京汉路，是当时实力最强，控制地域最广，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军阀。

颇能为我解惑的，是近年出版的一套极有价值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正是这套据重新解密的苏联国家档案翻译过来的“红宝书”（该书不仅封面为暗红色，而且还真是一本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思路指南），让我对20世纪初的中国政局，对吴佩孚等人的政治抉择，有了全新的理解。令我大为惊奇的是，原来，苏联人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反动军阀”吴佩孚！若不是民族气节极重的吴大帅拒绝了苏联人的诱惑，现代中国究竟走向何处去还真未可知哩！

越飞（Abramovich Joffe），这个被苏联政府派来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孰料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一封信，其肉麻的程度，现在读来还会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且看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

吴佩孚将军亲启

将军先生：

（前略）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毛泽东说得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苏联人往死里捧了老吴这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同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A. I. Gekker）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

送斯大林。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你看，正是吴军的强大实力使苏联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

即使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苏联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已离开政权中心的吴佩孚的愿望。

其时，背叛了吴佩孚的冯玉祥又与盟友张作霖为争华北的地盘打起来了，用苏联的枪炮武装起来的冯氏的国民军已经失利，冯不得不宣布下野，其部下则通电全国表示要“迎吴讨奉”，即迎回吴佩孚领导他们讨伐张作霖。吴大帅正在武汉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欲与“奉张”决战。只是，老吴最恨叛徒，“奉”是照讨，但对“冯”之背叛，决不原谅！

冯玉祥难受，但苏联人不难受，因为他们也信此言：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有人出面反对奉军，苏联就会拥护。当时的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局势，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第86号“特字”记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

下面的话暴露了苏联人的险恶用心：

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吴佩孚没让苏联人如愿，尽管他拥有“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也尽管他麾下的军队让苏联人看到了“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但一个无限崇拜岳武穆、戚继光的爱国军人，哪会去牺牲国家疆土和民族利益以换取洋人的支持？清末在东北当过间谍的吴佩孚不会忘了“老毛子”曾怎样掠夺与诈取我中华的大片疆土（他曾因奉派参加日军谋报小组而被俄军逮捕并判了死刑，幸于押解途中跳火车而逃），而列宁宣称苏维埃政府将放弃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后，不也照样食言？

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大体上能计算出来，俄国人究竟想干什么——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

尽管如此，如果吴佩孚地下有知，于身后半个多世纪后闻知苏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到了要利用他、待战争结束新政府成立再推翻他的阴谋后，想必还会冷汗涔涔吧！

苏联人一定困惑极了，正如十几年后日本人在“吴佩孚工作”失败时一样，他们总不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极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传统军人，一个公开向国人承诺过“四不主义”的硬汉子。

与苏联人的愿望适得其反，自兹吴佩孚更加仇视苏联人，也更认定“赤化”只会毁灭儒家的中国。对吴绝望后，苏联人才开始专一对广州的孙中山做工作，这才有了国民党的起死回生，这才有了国共合作的局面，进而有了北伐的胜利与北京政府的垮台。须记，在北洋政府时代，无论是段祺瑞、吴佩孚，还是张作霖，不管哪个系的军阀当政，都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地位。

读过四书五经的吴佩孚，不独对外立场坚定，对内也爱憎分明。知道吗？让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故宫得以保全，谁知道竟与吴氏的一声断喝有关——若不是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紫禁城里最精华的太和殿、中和殿及保和殿，怕早被所谓的西式议会大厦取代了！

那时，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简直昏了头，居然要拆除封建王朝的三大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来“当家做主”！

某年我去宣武门的新华社找人，无意间走进北洋时代的国会厅。圈在国家通讯社大院儿里的一座灰砖建筑，被众多十几层的高楼困于垓下，一副四面楚歌的可怜相。若不是门口嵌一块标牌，谁也不知道此乃近代中国的议会政治的肇始之地。

现为新华社内部小会场的旧国会议事厅，面积的确小点了，但谁知道早期中国议员们竟有过“动迁”的惊人念头！

话说当年，洛阳吴大帅惊闻此讯，立马直接把一封电报拍给了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四位，而偏偏不给当事者——参众两院院长！

电文依然是掷地有声的吴氏风格：

（前略）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唯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

老吴是谁？一句顶一万句！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玉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的威严号令让始作俑者噤若寒蝉，故宫三大殿方幸免一劫——“大地百国之瑰宝”与“世界遗产”实为同一个说法。

当然，现在每天挤在故宫里游览的人们，是不会记起北洋时期一位爱国军人对这座“世界遗产”所做过的贡献的。不信，你若随便找个游客问问，人家一定会瞪你一眼：老吴是谁？

前些年的某个春节期间，我在安徽黟县的西递村里见到过一幅落款“吴佩孚”的书法，是那首千秋传诵的唐诗《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晦暗而破损了的长幅，敷着一层塑料膜悬在数百年前徽商的堂屋里，让我怦然心动。细看看，字也流畅，墨也沉香，读一读暗红方章，倒也是“吴佩孚印”。但附在上面的标价总有点让人生疑——堂堂吴大帅的遗墨就值区区三百八十元吗？

我终于没敢买下这幅字。造假之时风早已灌满这曾以“诚”为本的徽商之乡，这里几乎家家为店，店店有“古董”，但有几家的“古董”不是为天南海北的游人“定做”的？那一天，我只花二十块钱买了一柄显然是被做旧了的“卧佛如意”以充镇纸，写这本书时摘抄一些文字，用的就是这柄“文物”。

那幅“吴佩孚书法”未买回，但那首王昌龄的韵句却被我吟了一路，我不时地揣摩着我的那位山东老乡当年狂草这首诗的神情。

是的，有书为证，秀才将军落魄后，常应求字人所请题写这首唐诗。这首流露着淡淡的萧瑟离愁的古诗，这首标明作者表里澄澈的情操的绝唱，一定是下野大帅的最为贴切的感情载体。

任何一位权势人物失势后，总会有各种人幸灾乐祸，其中，就有一位好事者，把老吴最爱写的这首古诗颠倒了句序，翻新成一首颇耐人寻味的讽刺诗：

一片冰心在玉壶，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寒雨连江夜入吴。

像玩魔方似地这么一转，就把吴佩孚亡命巴蜀的狼狈相表现出来了。中国文字实在太合适做游戏了！

只是，他被腐恶的政治和血腥的战争所浸泡过的心并不是一颗“冰心”，而且，更要命的是，他所处的环境，也不是“玉壶”。刚才我说了，它像肮脏的泥淖。

倒是什锦花园里的这座仅存的小院有点像“玉壶”——口小肚大，遗世独立。所以，吴子玉就天天待在里面做着他最后的人生残梦。

我们从玉壶状的小院里步出。

刘建国领我们到院子外。其南侧，是原先“花园”的正门，但现在已经被一幢三层火柴盒状的小办公楼堵住了。这座楼是三年前刚刚兴建的。楼把当年的长廊阻截了，被截肢的回廊缩在大楼的阴影里，任寒流漫过。一堆自行车和废弃的办公柜等随便倚在墙根儿，几只蒙着厚尘的红色灭火器在朔风中轻轻摇头。

“就是盖这座办公楼的时候，挖地基的民工发掘出了一串罐罐，从大到小，好几个呢！”刘建国说起当年的意外发现。都以为是大军阀的家，一定埋着什么值钱的东西，结果呢？他笑了：“嘁！里面什么也没有，后来听说，那是些普通的地漏子——渗水用的家什。想不到这么大的人物，家里什么金贵的东西也没留下来。”

刘建国说着，表情既失望又不乏对已故主人的钦敬。我趁热打铁地给他讲了一点吴的晚年。

吴子玉虽秀才出身，却一身武人的刚烈之气。当时，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在将与几十万奉军交火之际，这位直军总司令的“战前动员”曾是何等的惊天动地：

此次系共和与帝制之最后战争，胜则我将解甲归田，裁兵恤民；败则我唯一死，以谢天下！我妻已死，我子豚犬，杀之可也。

真是咬钢嚼铁！如果战败，我就自杀，反正发妻已逝，儿子（嗣子）就当猪狗一样杀了也无所谓——有这样视死如归的指挥者，哪个将士不用命？于是，就有了直军的一次次大捷，有了“常胜将军”傲视九州的威风。民国九年至十三年（1920年—1924年），气吞山河的吴佩孚真是不可一世！

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季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万不料肘腋生变，部将冯玉祥突然叛乱，回兵京城，一举囚禁了曹锟大总统，推翻了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成为冯氏政治资本的“北京政变”，不光使强盛一时的直系猝然兵败，还使吴佩孚这位军事天才直坠万丈深渊，再也无力爬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央位置上来了。

表面看来，是部将冯玉祥害苦了他——冯的反戈一击令吴猝不及防应声落马，随之遭乱蹄践踏以致终其生亦未能复原；但深层原因是曹锟连累了他——曹锟个人权力欲的膨胀和治国能力的低下，致使中国政坛更加纷乱，在冯玉祥发起的兵变之后，曹本人成为中南海里的高级囚徒，直系功败垂成，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中国之梦也成为泡影。

苍天给吴氏圆梦的最后一次机会，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奉系的张作霖主动与他握手言和并同盟“讨赤”。那会儿，曹锟已经被迫下野，也到天津当寓公去了。饶有意味的是，吴佩孚极少再与这位三哥联系。

论年纪，吴佩孚比张作霖大一岁，但论从政辈分，他却比人家矮一头。张作霖贵为奉天督军兼省长时，他才不过是炮兵团长。数年过去后，当张作霖已经是国内政坛举足轻重的奉军“老帅”时，他不过是新接任的陆军第三师师长。

对了，这儿有个有趣儿的故事：前几年，吴佩孚随曹锟去天津与驻节那儿的张作霖会晤，他因屡屡插言而被张作霖羞辱了一把。人家指着他对曹锟明知故问：“三哥，这是谁啊？”曹锟在兄弟中排行老三，那时军阀们素以兄弟相称。厚道的三哥不知是计，还表示惊讶：“咳！你还不知道？他是我第三师的师长吴子玉嘛！”狡黠的张作霖遂开始挖苦：“我同三哥有要事相商，一个师长跟着搀和什么？要是师长能参加的话，俺奉军有好几个师长哩！”颇有自尊的吴佩孚羞恼离去，上车前恨恨地说：“早晚要让你张胡子认识认识俺这个师长的厉害！”胡子不是指张作霖的外表，恰恰相反，张作霖并非满脸胡须。“胡子”是对土匪的另一种叫法，吴佩孚是骂张作霖早年当过土匪。

1926年6月28日，为了“讨赤”，北洋军阀巨头吴佩孚（右）与张作霖捐弃前嫌，在北京会晤并合影留念。

没过几年，张胡子果然领教了当年吴师长的厉害——就在国民党军一路上招降纳叛，“北伐”声势越来越大的民国十五年（1926年）暮春，入主北京城的张作霖邀在武汉当“十四省联军总司令”的吴佩孚捐弃前嫌，结为战略合作伙伴。为了面商如何剿灭他们所共同痛恨的“过激主义”，两位巨头约定在中南海相会。

是年6月28日，吴佩孚从长辛店起身进京。一直担任吴军参谋长的张方严先生于1949年后回忆过这次重要的会晤（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注）：

是日，张作霖身着便服，态度潇洒，谦恭有礼地在门前迎吴，见面时高喊“大哥”，作揖为礼，即导吴入室。（穿便服是精心设计的，如此相见，一是为表兄弟情分而非军务公事，一是为行礼方便——如着军装则须行军礼，部下应先向上司举手致敬，问题是，两人谁是上司？）。

坐下后，张即开口说：“过去一切错误承兄弟海涵原谅，实感终生有幸。”（直奉双方的幕僚们已经把吴对张的谅解传达回来，故老张要表示感谢。）

吴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也有许多不是之处。”（瞧！吴大帅也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接着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随即转入正题（即部署北洋各军全力对付国民党北伐的战事）。

你看，这个吴秀才是够厉害吧？

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书生带兵大获成功的例子，前清的曾国藩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无疑，民国初年的吴佩孚也算其一。

然而，由于打着“三民主义”旗帜的敌手蒋介石一手抓进攻，一手抓收买，且两手都很硬；也由于没有政治信仰的北洋部将们不是期冀保存实力便是向往升官发财，结果纷纷转向，竟把枪口瞄向了自己。如此一来，仅一年，当年的“常胜将军”就一败涂地！最后，竟连经营多年的大本营洛阳也呆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率其众多亲随与卫队旅一路撤退。退至武汉，又被多年的老部下撵走！走投无路的他只好乘舟溯扬子江而上，一直退进四川，才在杨森的收留下安顿下来。

被北京政府授予“森威将军”的杨森，本非正统北洋军人，是吴佩孚主持大局后陆续提拔其为陆军十六师师长、川军第一路总司令、四川省省长的。知恩图报的杨将军把三峡口上的奉节白帝城倒出来，请吴大帅在此安居。不料，国民政府的通缉令马上追来，而拒不从命的杨森，后来竟被国府以“庇护吴逆佩孚”为由免去本兼各职！民国人物，多有传奇，见利忘义卖主求荣者多也，舍己感恩义薄云天者亦不乏其人。

我曾三上白帝城。

长江三峡最诱人的历史遗物是悬棺，而白帝城可算是万里长江上的最大一具悬棺——多少历史朽骨和秘笈被永远封存于这座小小的江山之巅了。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后，在此一命呜呼，恢复刘汉王朝的宏愿自兹飘落江底；后来，落魄的杜甫气喘吁吁地爬了上来，望着一江浊浪和无边落木，肝肠寸断地吟下了一堆千古绝唱，一代诗圣用诗句宣告了他对世间的绝望；而近代建于白帝庙西侧的那幢小小的西洋楼，又像活棺材一样闷住了吴子玉这位失意大将军的冲天豪气，使他反反复复闻到了刘备、孔明、杜甫这些落魄国士之阴魂的幽泣。

这座位于白帝城之巅的“永安宫”附近的三层西洋小楼，原是一位川籍小军阀建的，因周身涂白，故被当地人称为“白宫”。白宫的建筑风格与朱壁飞檐的白帝庙极不协调。在遭受一连串的背叛之后，吴佩孚只得率亲兵入川借地安身。杨森将军安排吴大帅在此居住，图的是客人“永安”。

巴山蜀水，派系林立，军阀众多，杨森只能让吴大帅屈就于远离城市的小山头上。如此一来，吴大帅就像白帝庙堂里的众多三国偶像一样，被东道主供奉起来了。

老吴不是阿斗，明白自己的处境，便天天听滔滔江水低哭，看森森夔门紧闭。这位风骨嶙峋的丈夫，对成为王、败为寇的道理理解得透着呢！于是，他一次次用诗来检讨自己，意气颇低沉。

且读以下三首：

我昔屠刀未放下，气吞七雄小五霸。

宁知世事不可为，刚愎自用遭人骂。

往事不堪重提起，魂魄收入诗囊里。

世外有世天外天，从前种种昨日死。

曾统貔貅百万兵，时衰蜀道苦长征。

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

楚帐悲歌骓不逝，巫山凄咽雁孤鸣。

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

他终于承认自己失败了，因为“刚愎自用”，因为“疏狂”。他想起英雄末路的项羽，感叹自己未能与敌寇搏杀的遗憾，最后，是一声长叹：从前的一切，都已经死了！

单从“言志”来讲，他比别的下野军阀强，他能把心里的苦闷抒发出来。

日本人闻讯，以为有隙可乘，遂由第一遣外舰队总司令荒城二郎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乘快艇逆水而上，专程登上白帝城拜访吴大帅，表示愿供私人借款一百万元和无偿赠予十万支步枪、五百门钢炮、两千挺机关枪连同弹药，支援他东山再起。

这座被当地人称为“白宫”的三层西洋小楼位于“永安宫”附近，为吴佩孚入川之后的借住地。摄于2002年10月。

不料，吴子玉语气坚定地回答：

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

风头最健时，他拒绝了苏联人的拉拢；穷途末路时，他摒弃了日本人的诱惑。民国以降，如玉帅般一片冰心对国者，有几人？

悲情吴佩孚！

他太固执于传统观念了！

无论“主公”如何无能，如何折腾，他决不制止，更不会取而代之——朝野无人不晓：曹大帅正是倚重了吴子玉才得了江山。但在曹锟匆忙走进中南海成为国家元首以后，他这个头号功臣却躲得远远的（退回洛阳），决不肯犯上作乱。

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他决不改弦更张——当初惊悉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叛变、本军形势危急之际，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焦急地劝他速与昔日的老师段祺瑞携手对付危局，老段恰好也派来代表与之接触。他却大谈起“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做违背四千年“成文宪章”的事。

无论叛将如何讨饶，他决不宽恕容纳——冯氏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国民军将领通电要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并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却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愣是把送上门来的大礼掷出门外，生生逼得国民军变成一块又砸回来的石头。

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决不稍加利用——苏联人、日本人都没住声儿地拉拢他，都想赔本武装他的部队，但被他一概拒绝。在这一点上，他既不如蒋介石，也不如冯玉祥，人家是借了“老毛子”的资金壮大了自己，然后，再翻脸不认人。

只要他不那么“坚持原则”，只要他稍微通融一下，他本人的命运乃至北洋集团的命运，都极可能因而改变。

惜乎哉！从这一点来看，他吴子玉至少晚生了两千来年！

不过，即使在春秋时期，这种坦荡荡的君子做派就已经成为社会上的笑柄了——那个“仗义”得非得等敌国的军队上岸列好阵后再出兵的宋襄公不就是个例子？那个一边整理着被砍歪的帽子一边嘟囔着“君子死，冠不免”的孔夫子的学生子路不也是个例子？无论古今中外，在政治舞台上，不讲权术的演员只配出演悲剧角色。

关于吴的个人悲剧，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中有一段中肯的评论：

即便是吴佩孚这样“知书达礼”的“儒将”，也是满脑子的封建思想。他最崇拜关羽，在“上下”、“尊卑”、“主从”之类封建道德束缚下，他明知曹锟当总统的时机尚未成熟，虽曾极力表示反对，但终究不能不服从他的那个昏庸的上级。吴在直系三派中兵力最强，曹锟实际上不是他的对手，但吴就是不敢取而代之，始终被曹氏家族牵着鼻子走，最后一同走进火坑，成了曹锟的殉葬品。

这本书是1987年出版发行的，那个时候就能在这样一部权威的“史”中“偏袒”一个前朝军阀，可见吴佩孚的下场着实有些让人惋惜。

不过，随着苏联关于中国问题档案的解密，我对吴佩孚有了更深的怜悯：难道，在那样一个纷乱而贫穷的时代，不管是谁走上政治舞台中心，不依靠某一强国，就真的不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就真是必然要走向灭亡？

这也许就是吴佩孚成为悲情人物的最根本的原因！

现今已成孤岛的白帝城里，了无吴氏遗迹。庙里有三国时期蜀国王侯将相们的塑像，庙外有罕见的周恩来题写的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全诗，亭柱上镌有杜工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联句，唯在此居住时间最长且有过峻拒倭寇拉拢的壮举的历史名人吴子玉销声匿迹，尽管他在此书写过大量的诗文。

现在的西洋楼，门外挂着“奉节县白帝城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木牌。一楼是卖白帝城古碑拓片和当地书法家作品的门市。我没兴趣。想登二楼一览，总以为吴氏会把英雄末路的心态镌刻在哪层楼的哪根柱子上。有人在窄而陡的木楼梯口拦住我，用麻辣味儿十足的川语说：要看哪一国（个）的字嘛？要买就在一楼买好喽！

在白帝城，我没找到一页与吴佩孚有关的纸——无论是遗碑拓片还是文字介绍。人们用政治的橡皮把他的遗痕擦得干干净净。

上世纪的民国初期，“吴佩孚”这三个字是无法擦掉的，报章上隔三差五地就会出现这个名字。这是个让很多人看了高兴又有很多人看了不舒服的名字。

北洋时代的吴大帅偃旗于四川白帝城数年后，报纸上忽然又有了他的动静。原来，老吴静极思动，便藉调解西北地区汉回民族纠纷之机，起身去了甘肃。

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西北五省的新军阀马步芳等人见天上掉下个吴老帅，连忙联名通电中央，要拥戴他出山领导抗日。通电云：

窃以吴上将军子玉，为国元老，韬晦蜀中，于兹数载，虽身寄乎山林，心常系于国家。值此外患危急之秋，翩然莅陇。谢安虽老，共仰东山。矧其前戍辽东，适逢日俄战役，满洲形势，日本军情，观察靡遗，了如指掌。应请中央及全国袍泽一致敦请出山，主持对外军事，为政府外交之后盾，做人民救国之先锋。

你看，连吴氏早年曾在日俄战争中做过谍报工作的经历也成了人们拥其出山的资本。只是，马家军将领们的别有用心令老蒋脊梁杆子直冒冷汗——“请中央及全国袍泽一致敦请出山”的目的，竟是要吴佩孚“主持对外军事”！

蒋介石颇感警觉，深恐吴佩孚真的东山再起，便一面电请“玉帅”入京（南京）共谋国是，一面急令杨虎城部进兵兰州，逼迫老吴赶紧走人。

吴佩孚最后的机会失去了。他再也无号令千军万马的可能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他不得不离开甘肃，辗转回到旧日京城。

执政了的蒋介石先生显然是一位很看重军人骨气的人，他不仅没有羞辱曾被国民政府通缉的败军统帅吴佩孚，反倒允许“孚威上将军”保留着昔日的尊严——前面说过，他请孔祥熙持自己的亲笔信和十万大洋北上看望过吴氏，并借北上视察之机设宴款待过“玉帅”。胜军总司令与败军之帅相见，当朝与在野的地位不同，当然礼节重于内容。杨森后来称，蒋、吴会面后，“自此遂成莫逆”，显为溢美之辞。两个都够倔强的汉子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见面，想必成不了莫逆之交的好朋友。但蒋氏对前辈军人领袖的敬重却实在令我意外——原来他和吴氏一样，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没骨头的军人，不信你数数看，投过来叛过去的，有几个将领能得到蒋介石的真正尊重？

吴佩孚晚年，一直待在什锦花园里，虽还不到六十岁，但已没了叱咤风云的能力，他只有捋着花白的胡须叹息的份儿了。

憋在“花园”里的吴佩孚，每天上午，让秘书读一遍国内外新闻，然后，读《周易》，推演天象。鲜有客人来访。张学良不愿来了，他的蓬莱同乡，在奉军当军长的于学忠也不肯上门了。北洋故人，谁也受不了吴大帅的当面责备。

吴佩孚着军便服照。

只有家人相伴了。

吴佩孚一辈子想做“完人”，而中国完人的标志之一，就是对发妻要从一而终。因上苍不悯，吴氏的结发夫人宋氏没等过门儿即命丧黄泉，三十岁上，他才趁在日军驻芝罘岛（烟台）情报小组工作期间回乡与李氏成婚。李氏算是他真正的元配。

青春期时的吴子玉，曾幻想把“戒淫”当成一生的头等大事来做，他写过：

率性而节欲，可庶几于圣贤；纵欲而灭性，则近于禽兽。

他说得够狠的！你想当圣贤，就要节制欲望，否则，就是禽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性”的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他比别人更想做个道德完善的真君子，所以，就恪守传统，就谢绝纵欲。

一个人年轻时“戒淫”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戒淫”而不纵欲。老吴算是难能可贵的一位。第三师驻军长春时，因李氏没为他生下个孩子，再加上婆媳不和，在母亲的坚持下，他纳妾张佩兰。李氏乃不肯与侧室共居一处的正室，遂坚决要求回家。如此一来，吴子玉也破了金身，成了有妻亦有妾的俗夫子。

不过，老吴极重传统，尊卑分明，虽与张氏同居至死，但对元配李氏一直以礼相待。李氏病故后，他曾对自己聘用多年的日本顾问（早年在芝罘岛军情小组的战友）冈野增次郎说过：将来武力统一中国以后，欲往峨眉山皈依佛门，为战死的众多将士和李氏的亡灵超度。冈野问：张氏如何处置？吴却道：张乃第二夫人，不值一提。这是冈野氏在其《吴佩孚》（1937年，日文版）书中所记，足可见传主之伦理道德是何其传统。

然而，张佩兰仍然未能有孕，多年后，便主动献上了自己的婢女为夫做二妾，希望该小女子为吴家留下子嗣。可是这位小夫人登堂入室后，依然腹部平平。

三位夫人，均未生育，现在可知问题出在老吴自身。婚后不育乃人生之大疾，自古以来就被认定是女子的责任，直到20世纪中，人们才知道，其实男人的原因甚于对方。

吴佩孚是个既有魅力而又极有责任感的伟丈夫。据当时的报纸传，有一位叫露娜的德国小姐，慕名前往洛阳的“直鲁豫巡阅副使署”求见吴大帅。见到倾慕已久的偶像后，该洋妞神魂颠倒，当场表白要嫁给玉帅！四十几岁的吴佩孚不为所动，硬把金发碧眼的求婚者打发走了，一抹脸，也把洋妞倾在面庞上的脉脉秋波拂得个一干二净！可怜的露娜怏怏写信给吴，诉说了一通爱慕抑或幽怨。吴氏阅罢，如同批阅军中电文一样，极简捷地批了四个字：“老妻尚在”，便让副官把信付邮，了却了这段海外情缘。

在那个年代，以吴佩孚的身份，妻妾成群属正常，嫖宿召妓也不为过，像他的顶头上司曹锟、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都是美女、帅男兼爱的纵欲主义健将。比之领导们、同僚们、部下们，吴玉帅也算是清教徒吧！

更让人钦敬的是他对自家人的“绝情”——陶菊隐在《吴佩孚将军传》里讲到，吴氏曾下令：“凡吴家近亲，上自父辈，下至自己之后三代，即天、孚、道、运、隆五世，永不叙用”，即永远不能在自己手下当官！这种大公无私，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廉洁得让人惊心动魄！国人历来信奉“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语）的近现代，南北东西各路强人——甭管他打着多么堂而皇之的政治旗号——多是以国为家，以血缘为纽带，以妻子或儿子为主要帮手甚或继承人，以私交为任用基础，来争抢国家权力，正所谓“任人唯亲”也。无论北洋军阀袁世凯、张作霖，还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蒋介石，概莫能外。吴佩孚的“永不叙用”论，实在高出诸公一大截！

族谱上说，吴文孚历任步军统领署顾问、总统府谘议，陆军少将衔。无疑他是沾了二哥的光，被政府安排了只拿钱不上班的差事。

客人很少造访了，他也更少出门了。因为费用拮据，他遂将卫队一再裁撤，到后来，只剩三百余人了。

1935年，寓居京城的“吴秀才”虽已不再是叱咤风云的赫赫统帅，仍然受到古都绅商的追捧。这是保存在北京五塔寺里的吴氏题写的“长春会馆”大型石匾。摄于2011年8月。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1日那一天，他出门了，而且穿戴得很正式。那一天，是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先生的灵柩运抵北平的日子。

国府驻北平的最高军政长官已经换成了山东老乡宋哲元。在前门火车站，站在宋哲元旁边的久违了的吴大帅引人注目。谁都记得，正是这位吴子玉，当年率先向逝者发难，才让段总理仓猝下了台，北洋军自兹分裂成各派系。一别十余载，师生兼宿敌分居津、平两市却从未谋面。而今，满洲已经建“国”，华北形如累卵，倭人步步紧逼，国府节节后退，借老师驾鹤西去之际，刚毅的吴子玉站了出来，为老段送上了一副传诵一时的挽联：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车站外扎起的高大素牌楼正中，也是吴氏的手迹：

还我山河

峨峨哉，吴子玉！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平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夏，日本人通过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没有离去，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他们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生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敌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不对付的中国人，一是政治辈分比蒋还老的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敦请这两位强人出任傀儡政权的头儿，则亡华春梦便可从速变为现实矣！以为梦想成真的日本内阁竟然发表宣言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对占领者来说，实在是不幸得很哪！尽管长得像面首一样可人的汪精卫先生终于答应“合作”，甚至从中国“陪都”重庆逃到法国人控制下的越南河内了，但一直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吴佩孚将军却沉默如山，任冷落多时的什锦花园突然冠盖云集说客盈门，却统统无济于事！

一波波污流浊水漫过来又退下去，极想把这位闲着也是闲着的退休大帅拉下水，这其中，既有他的前部下，曾任直系苏皖赣巡阅使、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的华北汉奸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长齐燮元，更有战后被国际法庭绞死的甲等战犯，日本驻华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贤二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天长日久，院里松柏本色不凋。他甚至极少迈出自己的家门了，即使汪精卫敦请其去日本占领军机关或别的什么地方会晤，其请求也无不统统落空。

本来，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望极高的。且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一段文字：

当时（1938年），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为所谓的“吴佩孚工作”，日本人已耗资三千多万日元。

其实子玉先生也答应过“出山”，条件也极简单，只一条，即：请日本人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而且，确也有旧部打着他的旗号于河南省城开封一带集结（甚至还在山东境内招过兵呢！），被喜出望外的日军提供武器装备并改编成了“皇协军”，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回归重庆军建制”（日本人语）以后，人们才知道了吴氏的深不可测。

对于那个谄媚地笑着的汪精卫，知书达礼的吴佩孚也回过信，不过话说得很有原则：

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柙，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

——你只要还留在日本人占领区，就别来烦我！

坂垣征四郎当面保证过，只要他答应出山，则除日军已经占领的冀、鲁、豫三省外，再加上即将攻占的湘、鄂、赣三省，整个南北六省全部划归吴氏建政，政权名义，“概由大帅自行定夺”！也就是说，如吴氏耐不住寂寞，则现代中国历史上又将出现一个古怪的汉奸政权矣！

然而，吴子玉沉默如山。坂垣立正行军礼退出后，他依然巍然而立。

日本人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安排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出面，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日本人代写并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意见”称：他已决定参与“和平运动”。

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吴大帅出现了，他拿起油印稿，看了一遍，又放下，一字一句地说：

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

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

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

吴佩孚留在世间的最后面容。其时，日本人每每登门骚扰，旧部将也屡屡入室添堵。大帅冷峻如山，令人仰止。他胸前垂着的，不再是炫目的勋章，而是慈善机构的徽章。

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

他知道，在残暴的日本人手中，自己拒绝的结局是什么。静夜里，他写下了忧愤的绝笔诗：

欲将诗酒遣良时，遥望南天泪已垂。

一语寄君应努力，满盘棋局仗谁支？

他所寄语的“君”，显然是正在南方领导中国军民顽强抗战的蒋介石先生。

恼怒的日本人终于体味到了十几年前的苏联人所体味到的绝望，即：这位腰板笔直的中国军人领袖断断不会屈服了。

就在这时，身体健壮的吴佩孚意外地被一块搀在饺子馅儿里的骨碴硌伤了牙床，几天后，腮部红肿，疼痛难耐。于是，经常来访的齐燮元和一直尊吴为老师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川本大作少将，带着日本军医处长石田和护士急匆匆赶来，对他进行了“治疗”……

是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2月4日。从突患牙病到蹊跷辞世，只有短短的十天。

人们遗憾过，当时吴大帅并非必死无疑，德国医生史蒂福斯曾前来他家为其诊治，只要他肯去受国际法保护的东交民巷内的德国医院，遭暗算的英雄之躯或可有救。可他，宁死不肯违背多年前向国人所做的承诺——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

于是，在日本人与汉奸们假惺惺的鳄鱼泪里，在抗战领袖蒋介石委员长悲切的吊唁声中，在家人与部下的号啕哭别声中，北洋集团里的唯一儒将、性情倔强的吴玉帅，魂归蓬莱仙山，唯余他手书的那副长联在这故宅正堂的墙上瑟瑟而泣：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怎么说，这也是个英雄啊！小彤忽地冒出一句喟叹。

大院西侧，还有半爿灰瓦红柱的老房子，与我们看过的东院遥遥相对，只是已经不似东院这般完整了。一东一西，两簇清代旧房被大院当中的五层鲜亮的主楼衬得十分猥琐，而主楼前正触目惊心地堆放着一垛红砖与一垛方方正正的花岗石——无疑，“破旧立新”的工程尚未结束，工作在昔日名宅里的人们仍要继续毁坏。

刘建国是破坏的见证人与参与者之一，他指着主楼前的篮球场，说着几年前愚公移山一般毁掉此院内的大片假山的痛心旧事——

都完蛋了，八个院儿好歹留下了你们看过的那么一个小院儿，还是我们单位自己出钱修的，至今也不是文物保护单位。

我忽然悟出，整个吴氏帅府应该很大，甚至现在这座巍峨的主楼也不会是当年主人的正屋位置，因为按北京四合院的布局，临街大门正北方的小院儿不应该是豪宅的正屋，正屋理应在大门内的西侧。如此说来，刚才我待过的那个小院儿可能只是吴佩孚的“八大处”之一处——成为寓公的吴子玉仍像当年一样，在自己身边保留了完整的政务、参谋、秘书、交际、军法、军需、军医和副官八个处。没有子女的吴佩孚正好可把他的八大处分配到八座相似的小院中。除八个小院之外，吴佩孚应该有自己的会客大厅、卧房，应该有自己的后花园；众多依附于他的门客和三百多官兵的卫队，也应该有足够大的生存空间啊！

也就是说，我看到的，只是当年“花园”的一小半儿而已。

握别刘建国，回到什锦花园胡同，我对着已经堵死了的原此院大门拍了张照片。灰墙灰瓦，貌不惊人，只一辆废弃了的“拉达”蓬头垢面地厮守着。谁也看不出，这里曾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特立独行的大帅的府第。

相邻的一个“广亮大门”，即路口标牌标明的那座19号四合院。“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铭牌在斯，但没注明是哪位大人物的故居。石阶未损，朱门紧闭，绿框整洁，描檐工丽。京城胡同里常见这种风景，即表面上虽如旧宅，但整修一新的门窗墙瓦和紧闭的大门让人敬而远之——里面住着的一定不是平民百姓。我们正要掠门而去。不想一辆送液化气瓶的小卡车在门前停住，下来两人叫开大门，称是“送气儿的”。里面马上闪出一个年轻人，验明来人身份后，遂大敞其门并卸去高门槛，帮来人从车上往下卸一罐罐液化气，再一罐罐地往院子里滚。

我瞅着空当，言明来意。青年门人乃准我等入内一览，并说这是张部长的家，不让人参观，但记者嘛，看一眼无妨。至于张部长是什么部长，小伙子也说不清楚，只说是部队的，当过中央委员，九十多岁了，住在第三进院儿里。

后来，从《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卷》里，我查到了有关什锦花园胡同19号的文字，称其为晚清建筑，保存完好，曾于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亦即令人恐惧的”军统”）接收，是戴笠在北京的住处。

吴氏旧宅的位置如此之重要，大大地令我开悟：往北，仅隔三条胡同，就是原先的铁狮子胡同！也就是说，不管是北洋时代的国务院，还是日本人占领时期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面南而堵的，正是咄咄逼人的吴大帅府。有老吴在斯，哪个当政的北洋总理不忐忑？那些异族的占领者更是终日惴惴不安！

所以，吴佩孚只要待在这个偌大的院子里，一股子森然的正气就像院内的那株古树一样，深深扎根于旧朝帝都中心，并且，超然于市井之外。旧时的建筑可以修复，但古树却无以再造，树对于时光之忠诚是万难作伪或克隆的。所以，我不再吱声，只是回望着院中央那株残存下来的弯木，默默地行了一个注目礼。

和什锦花园胡同一样，魏家胡同也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路边也是一排散漫而蔫巴巴的白杨。数年后的一个夏日，为找章士钊在北京的旧居，我和同伴走进这条小巷。

路南，一溜高墙和墙上方露出的高大飞檐让我感觉到了一个旧朝豪宅就在跟前，破墙而立的大门外果然有一方“旧宅院”的文物保护铭牌。我问一位路过的老太太，这里曾是哪位大人物的住宅？老人边走边努努嘴说：这里头是中南海的宿舍。

我们硬着头皮走进去。没有人阻拦。

院子极大，也极破败，虽说院落一个套着一个，一两幢高大殿宇的屋顶还在，但都被后来搭建的大量砖房挤兑得没了脾气。往南走去，一株森然的古树还在显示着此院的沧桑与傲然，但树下的方亭却被砖墙砌成了今人的住宅，亭前是一堆垃圾一般的破烂儿。那边，一截长廊已颓败成一触即坍的模样。唯见完整的是东侧的一个月亮门，里面是两个套叠的小四合院。只是家家无人，空有蝉噪。正欲退出，但见一位清秀的姑娘推自行车回来。问她：这是单位宿舍吗？她答：是中央机关工委宿舍。再问：大院以前住着什么人物吗？再答：住过毛主席的亲戚。至于此宅解放以前曾是哪位大人物的宅子，她便摇头不知了。

正怏怏退出此院时，又见到一位也是推车回家的中年女子。她倒是对此院知根知底，也待人热情。这位姓张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蛮热情地告诉我们：她的父母都是“中办”（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从一“进城”就分在这院儿里居住，毛主席的亲戚是指杨开慧的哥、嫂，两位老人曾长期在月亮门里的小院儿里住，老人过世后那里就成了单身宿舍。不过这里已经不再是清一色的中央机关的人家，有的因提拔而去了别的地儿，有的嫌住宅太挤便在空地上建了违章房，有的明明已经搬走却把房子租给了外人——住在古树下的那一户就是四川来京打工的农民。至于这里解放前是谁的家，该女子答：“听说是大军阀吴佩孚的家。”

不过，住在另一栋旧廊房里的一位中年男子却不以为然，告诉我们：这里是清末一个姓马的大营造家的宅子，吴佩孚不住这院儿，住在南边那个院儿里。

前世的帅府的后花园，成了现世的大杂院，对历史人物的糟践必然导致对相关文物的糟践。糟践令人触目惊心。摄于2011年8月。

我一下子醒悟过来，南面不正是什锦花园胡同嘛！堵在此院南边的那栋高楼，不正是国家经计委运输研究所的办公地嘛！也就是说，此院正是吴佩孚的什锦花园的后半部！

后来，北京市总工会的丁欣先生对我说过，他家就在魏家胡同西端住，他从小就常到旁边的这所大宅子里玩儿，里面有很大的假山，有好看的水池子，当然更有很多的清代的房舍和长廊。

什锦花园如此之大，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走遍京华，规模如是者十分罕见！修复已无可能，重建实在不值，好大一片地儿，就只能任其颓败矣！

还在初访什锦花园的那个岁末，我请当年一起下乡插队的好友李信伟驾车陪我去京西找吴佩孚的墓。借着顺利找到吴氏故宅的运气，我想再试一把儿。

京西多古墓，吴佩孚也埋在那一带，书上说，吴墓在海淀区的一个叫普兰店的村子外的果林里。仅此而已。

李信伟“玩车史”比较长了，下乡时即把村里的一辆趴了窝的手扶拖拉机鼓捣好，并因此当上没有驾照的司机。他相信我的“考古”直觉如同我相信他的娴熟车技，所以一路上不停不问，“捷达王”直奔玉泉山下。

在一条两边有粗大杨树的柏油路上疾跑了一会儿，我感觉快到目的地了，便在一处村外停住车，进路边一家小店打听普兰店村在哪个地方。

屋里面烟雾弥漫，店主正与一帮哥们儿在“砌长城”，他叼着烟卷儿头不抬眼不睁地回答我：这就是普兰店。

我怎么这么好运！

但再问他吴佩孚的墓在哪里？他却摇头说：这人是哪里的？村里没有这人的墓。

车进村庄，顺道绕弯，路边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和两个南方人模样的青年夫妇在晒着太阳聊天，南方人应是在此租房的打工一族。停车再问附近有无一座旧时代的大墓？南方人不晓，倒是那位缺了牙的老太太嘴巴一撅：那边就有个挺大的将军墓。

窃喜。拐弯便到。

村东土路边，是一片苹果园，三五青壮年农民正在拾掇农活。园中，一座有些规模的穹形圆墓背路而筑。

我不禁小跑过去，为吴佩孚墓的表面完整如初而颇感意外。但到了近前，才知并非吴墓，是“显考曲公同丰伟乡将军之墓”。

曲同丰？我怔了一下——不就是段祺瑞手下的那员皖系大将嘛！那个被学生吴佩孚打得落花流水的前保定军官学堂的老师嘛！那个在惨败后求见孚威将军却被拒见的皖军前敌总指挥，那个当过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航空署署长和空军总司令的北洋集团里的重量级人物，他怎么也埋在这里？这个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湖北军人，直皖战争中受尽凌辱（吴军的士兵们竟上前来一根一根地揪他的胡子玩儿），虽说后来东山再起当过张作霖麾下的“安国军”某军军长，但毕竟元气大伤。按说，他恨死了让他蒙受奇耻大辱的吴佩孚，却不料，他与当年战场上的死敌同眠一地了！

皖系，直系，都成“黄土系”

曲墓显系近年新建的，从墓碑上看，是其子女集资重修的。原墓想必毁于“文革”。同是京西名人之墓，“破四旧”时，连附近的万国公墓里的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烈士的墓碑都被推翻了，何况一个军阀的土丘？

打听农人，吴佩孚墓何在？一位农人遥指村外路北。

我们复驱车横穿公路，远远见荒野里有一半圆形建筑。

驶上一座入村的小桥，见两位穿迷彩服的年轻士兵在压腿弯腰自我操练，便问军阀吴佩孚的墓是否田野中的那座大“馒头”。军人相视摇头，说，听说过吴佩孚的墓就在这一带，但不知到底在哪儿，田里的那个圆堆不是墓，是座老碉堡。

瞻前顾后，再无明显土堆，唯那座“碉堡”似墓，复下路请教一位正在疏林里耕作的老农。老农抬手一指那孤零零的圆物：那就是嘛！

果真是它！

一旦踏着软软的松土真的抵达吴佩孚墓下，我反倒有些踟蹰了。这位民国英雄的归宿虽不出意料的惨淡，但所见还是让人略感酸楚——

半圆的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大墓没有任何标识，更没有名人之墓应有的一些附属物（如围墙，如松柏，如守墓的房屋），上部的表皮剥落得极为褴褛，下部干脆全然裸露了，只余那些嶙峋的大石子儿在不停地硌眼；更惊心的是墓身上有两处被凿开的不规则的洞，如同两只被戳瞎了的眼窝在幽幽地瞪着世人。

我知道，这肯定是“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在毁灭历史方面，史无前例的那场“大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文化大暴行。

我绕墓一周。北面有两扇水泥墓门，为粗壮的铁箍所固定，门隙间有砸过的齿痕；其上，是一长桌状水泥台，疑是当时的供台。我跃上台子，摸了摸早已凉透了的墓身，心里越发冷了。墓南侧有个更大的洞，大到足以让我和同伴把头伸进去看。只是墓室里太黑，得定一会儿睛后，才能看得清里面——

偌大的墓室里空空如也，高旷的内壁上有几行看不清的标语遗痕，再往下，一地乱石。没有了棺椁。

冬日的太阳，早早地倦怠了，才下午三点多钟，就恹恹地要回西山了。旷野风起，疏枝齐瑟。北面是著名的玉泉山，那座有名的宝塔正无奈地瞅着我们几个探墓者。从半个多世纪前吴佩孚被轰轰烈烈地送到这块地上起，此塔就目睹了吴墓的沧桑。

当年，噩耗传出冷清的什锦花园吴公馆，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立马隆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西尾寿造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致哀。

吴佩孚之死，一直有三种说法。

一是被日本人害死说，这也是在大陆和台湾都被认同的一种说法。

一是被国民政府的特工人员投毒致死说，这是当时汉奸报纸上的说法。

还一种，即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说，这是参与“吴佩孚工作”的日本高级间谍的说法。

乍看起来，后两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蒋介石怕有影响的“旧人”与日本人合作，确有过此类“前科”——汪精卫逃到河内后，他即命令复兴社特务处（即军统局前身）的人员前往制裁过，只因汪氏命大才侥幸苟活了下来；与吴佩孚一并被日本人考虑的前北京政府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也是刚刚与日本人在上海滩密晤后便被人枪杀的（可见戴笠先生也不是吃素的）。但明眼人都知道日本人的一贯把戏，十一年前的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时，不也曾被日本人宣称是“南方便衣队”所为？所以，尽管后两种猜测属合理想象，但没有谁会相信只害了几天牙病的吴大帅会寿终正寝。

日本人为什么要隆重追念吴佩孚？是善搞诡计的日本人在继续作秀？还是他们的确为吴的民族气节所感动？——有时东洋人也会对宁死不屈的中国志士表现出比较奇怪的敬意，数年后他们不也曾向自杀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的遗体列队鞠躬致敬并妥善收殓了吗？

吴大帅的两位孙子为我们讲述了当年的哀荣：

治丧处由敌伪当权者、生前部下、前朝遗老、朝野名流及亲朋好友等一百八十余人组成，为首的是齐燮元……

丧事是按照传统方式举办的。先祖父身披道氅，足登云履，以全道装为寿衣（有一幅身着此装的写真油画），用一口尺码宽大的金丝楠棺木。这口棺木是在万益祥木厂找到的，号称北方第一棺，要价一万一千元。老板听说是“吴大帅”用的，仅收了七千五百元。

入殓的殉葬品简单而有意义，均由吴道时经手——枣一般大的金银元宝各一，置于逝者左右手中；数枚道院、教会和慈善机构的纪念章，这都是逝者生前所看重的荣誉奖章；一方白玉扳指光润无瑕，象征着其人一生纯洁如玉；一尺多厚的《春秋正议证释》手稿安放在枕畔，这是逝者生前的未完巨著。仅此而已。

由于时处抗战非常时期，不便归葬蓬莱祖茔。治丧处研究议定，暂停灵于北平鼓楼西侧的拈花寺东跨院（原为寺内菜园），借地建造了三间大顶殿式的北房，名曰武圣祠。

1940年1月24日（农历腊月十六）是移灵的日子，六十四人扛着绣“佛”字的大棺罩，两旁各拴三百尺长的白练，由送殡人牵引，缓缓行进。

当时送殡的人数很多，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殡头至殡尾延绵数里，据说殡头已至天安门，殡尾尚未出灯市口。北平的老百姓自发地参加葬礼，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感和对日寇的愤懑。沿途的楼窗里、阳台上、街道旁的观殡民众，人潮如海，万人空巷。人们还在途中搭有很多席棚进行路祭。殡队边进边停，极为缓慢，从早晨出发至黄昏才抵达，几乎行进了一天。当时报称，此乃民国以来北平罕见的盛举。

对吴佩孚之死，颇感难过的还有远在巴山蜀水的中国中央政府。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中正先生亲致唁电给北平吴公馆：

溯自寇患凭陵，于兹八载，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今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还在重庆军政界举行的吴上将军子玉先生的追悼会上，送上了一副挽联，极尽痛悼之意：

北京鼓楼西侧的拈花寺，现在是人民大学印刷厂所在地。孚威上将军吴佩孚过世后，治丧处曾租东跨院建三间殿式的“武圣祠”停厝吴氏的灵柩。摄于2011年10月。

落日黯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

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

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陆军一级上将。在国民政府的军人荣誉史上，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顶戴”，只有蒋本人才是一级。陪都的报纸上，咸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耐人寻味的是，国共两党都对他们第一次合作时的仇敌表示了相同的敬意。就在前不久，驻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还曾在中共自己的周刊《群众》上撰文说：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以不出洋、不居租界自矢。……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而另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谢觉哉数年前即题写了“元敬再生”的大字金匾赠送什锦花园。“元敬”者，戚继光之号也。吴氏孙儿说，“此匾一直悬于我家的大门洞”。

一个被打倒的旧军阀，能得到政见不同的当年敌手们的一致称颂，实属不易！

日光愈发失温，而旷野上的风越来越硬，透过吴墓身上的两个窟窿发出奇怪的鸣响。

它在诉说什么？

枯寒的林枝缄默不语。

我们只好去问一位在吴墓附近牧羊的老人。

尽管老人身上的那件黄色军大衣内里已经脏得和他鞭下的群羊一样看不出白色，但对其童年的所见，老人的记忆还是很鲜明的：

吴佩孚下葬那天，来了好多大官儿、和尚、道士，好几里地长哪！不过，他的墓一直不风光，就这样儿，嗯，就这样儿。

花白胡子上垂着清鼻涕的老人还在讲儿时见到的景象：

吴墓平常很少有人来扫墓。倒是有一个人，在他的坟边上盖了间屋住，听说是他手下的人，一直住了好多年，后来去了那边的村里当了学校的工友，文化大革命来了，这个人就不见了。

不知是天太冷，还是讲述者的岁数太大，老人说不清“文革”时谁来捣毁的吴墓，也说不清原先的吴墓是什么场面，只是纠正了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叫法，说他们庄叫小黄门儿，不是普兰店。

查证史料，老人说得对，吴墓的确一直简陋如斯。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16日吴氏下葬时，空旷的四十亩陵园里，竟只建好了一座孤零零的坟包，甚至连墓碑也没有立起！设计蓝图上，尚有神道、碑亭，尚有石人、石兽，尚有一片蔚然的林木，尚有一道肃穆的大墙。然而，都没付诸地面上矣。究其原因，竟让人难以置信——资金不足！

唉！说说当年吧。彼时，八年抗战已经取得胜利，百废待兴，国民政府在南京枪毙了齐燮元等大汉奸的同时，也着手褒奖国难时期的一些有影响的故人。已辞世七年的吴佩孚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明令褒扬的人。时任贵州省主席的杨森与另一位川籍要人邓锡侯飞到北京，出面以“故旧袍泽”和“平市各界”的名义发起公葬。吴氏的故友、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亲任营葬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北平主持华北军政的最高长官（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将军亦就近担任主委。因吴氏乃有口皆碑的清廉之人，遗属自然无力厚葬之，所以，营葬委员会在报纸上刊发广告，并往各地发函，征集捐款。

至于国民政府为何不把好事做到底——拨专款为吴修墓，恐与内外交困不无关系。国、共两党的纷争已经演变成此熄彼燃的狼烟，内战的阴影遮黑了中国的天空，一时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营葬委员会募得的大笔善款，到头来竟只够勉强让故人入土为安的了！而且，朝中也有非议，已赴美国考察水利的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即为其代表。冯氏对吴佩孚的仇视是不言而喻的，国民党内其他政敌对蒋介石的抵制也是可想而知的。蒋介石不能不审慎处理此事。但老蒋终究要表示表示，所以，他题写了一块“正气长存”的匾额，还拟就一副颇为不错的挽联：

三呼渡河，宗泽壮心原未已；

一歌见志，文山正气自长存。

说吴氏是誓死抗金的大英雄宗泽，是宁死不屈的伟丈夫文天祥。总之，是民族英雄。

国民政府明令褒电：

故吴上将军佩孚，于沦陷期间，忠贞不屈，大节凛然，为国殒殁。为表彰忠烈，追赠陆军上将衔。

李宗仁将军和北平特别市市长何思源先生共同主持了公祭仪式。是日，全城下半旗致哀。长长的车队从鼓楼经王府井大街、长安街、西单出西直门，抵达此地，那一天，又是一路的人山人海。

说起来，在这玉泉山下购买墓地，是绝好的选择，因死者生前所崇敬的关羽，死后即曾在“玉泉”显灵；而葬子玉于玉泉山，又正可彰显故人洁如白玉的品格。只因囊中羞涩，吴墓工程就只能够量入为出了！

不到三年，“北平”又改称了“北京”。就在共产党建国后的第十五天——1949年10月15日，吴之二夫人张佩兰病逝于什锦花园，被嗣子吴道时送进墓室内与吴佩孚合葬。其时，吴道时已把十余年前死去的生父吴文孚的坟迁到吴墓旁。两年后，这位“兼祧”的儿子亦辞世，被运乾、运坤兄弟安葬于此墓前。1957年秋，吴道时的生身母亲（亦即吴佩孚之弟妻）陈佩秋病故，与文孚合葬，她成了入土此墓地的最后一位吴氏家属。又过了九年，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率先在北京开始，“反动大军阀”的墓首当其冲，墓庐被捣毁，墓穴被凿破，棺木被打开，尸骸被抛弃……红色风暴摧毁过后，就只剩下这座空空如也的水泥壳……

回青岛后，我从《北京旧闻丛书·京西名墓》中又查到了一点相关的文字：

墓地四周有松墙围护，墓前立着一通石碑，上刻“孚威上将军吴公之墓”，松墙外边立一块“吴佩孚墓地”指示牌。吴佩孚手下一位师长，在墓地建成两间丙舍（即陵墓旁的小屋），自愿充任守墓人，长年居住守护在这里。

空墓里发出的声响，莫非就是那个自愿为吴大帅守墓的神秘长者的絮絮交代？

吴的人格魅力，确也令不少人折服。有一例证：北伐军攻坚武昌时，一位吴军的军长死守城中直至被俘。胜利者责其不该为吴氏卖命，该军长却答：吴大帅的主张可能不对，但其人格令我信服，且对我有知遇之恩，故本人明知城不可守也要为他而战。胜利者感其对吴氏的忠义，非但未加害这位军长，反而将其释放。

古人重义，义薄云天。无论是那位守城之将，还是这位守墓之将，能对故主如此忠心，该是何等的坚忍啊！那位败军之将，后来穷死津门；而这位守墓之人，却不知所终，结局无法不令人悬想：试想一下，一位孤独无援的神秘老人，默守着故主的一丘圆坟，春秋倥偬几十载，不惜黑发人熬成白发人，这是怎样的传奇！

荒野上的吴佩孚墓，突兀而残损，墓身上“文革”时被凿开的洞赫然在目。摄于2000年12月。

一行人怅然回到路上。

回望吴墓，空寂于荒原之中，周围只有寒风狂摇枯枝。

然而，我突然看出，它不似硕大的馒头，更不是什么碉堡，而是活脱脱一具坚挺的阳物——

它上圆下粗，茁立于天地之间，任寒流摧之暖风熏之，却坚持着不肯倒下。好硬朗的一条生命之根！好刚强的一道旷野奇景！诚若当年蒋中正先生所赞：“屹立如山，不移不屈。”

当初困居白帝城时，像一千多年前在夔门长歌当哭的杜甫一样，吴佩孚也在悬崖上面对茫茫大江抒发过连篇的感慨，他的长诗《万县西山放歌》的最末一篇，是一首很悲凉的短章：

他年容吾一抔土，不须伐石姓名叙。

自古圣豪几坟茔，茫茫烟蔓寻何处？

冬季村野，斜阳荒冢，能不暗惊这位吴子玉先生的谶语？

看过吴佩孚的墓次日，正是星期天。早晨，我在北京潘家园的旧书摊上“淘”得了一本线装的小册子，发黄的封面上题着《日食参考说》，作者署名“吴佩孚”，名下附一红章，是阴文“吴佩孚印”。摊主索价三百元。

我有点暗惊与这位山东老乡的频频相遇，便从塑料套中取出此书。

翻开扉页，褪了色的钢笔字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

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于北京什锦花园一一号公馆客厅亲赠寿泉

这是作者死前半年题赠别人的。

寿泉其人，恐系山西政坛元老、阎锡山的老哥们儿温寿泉也。温氏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是名扬一时的“乱党”骨干，辛亥革命时他在太原与阎锡山共同领导了晋省的光复，阎为山西军政府都督，他任副都督，足见其功劳之伟。南京政府建立后，他被授予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部中将参议，淡出军政界，后在晋军主力傅作义部任高级顾问，估计挂名领薪而已。抗战爆发后，京津一带正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势力范围，所以，温将军在自家的地皮上造访什锦花园的主人是很自然的。温先生后来并未跟老友阎锡山步步南撤，倒是跟傅作义留在了北京。共和国成立后，傅将军被共产党人尊为水利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温则成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于1955年病逝，终年七十五岁。以其人终老于京华寓所、大陆又迭遭政治运动洗劫来看，此书流散于坊间亦属正常。

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此书的真伪了，只想把属于这个人的东西一并收藏起来，便以二百元的还价成交，欣然成为此书的主人。

说实话，这类说天象的文字很难读，我也向无兴趣，但第一页文字还是吓人一跳：

绪　言

余解经至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适当国历六月下旬。因思十九日日食。当夏历之五月朔日。即周时之七月朔也。故解经毕。加以附件。以备中西测算家之参考焉。

蓬莱

吴佩孚启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天运　丙子年五月初七日

吴佩孚著《本月日食参考说》，扉页为吴佩孚亲笔题赠温寿泉手迹。

虽说篇中的古典标点让人一头雾水，但我已经约略知道这是我的山东老乡吴子玉在准确地解读两千七百多年前的一次日全食史料，并记录下自己观测到的最新一次日食（1936年6月19日）的情形了。

解读这半人半神的“天语”，遥想他漠视身外嚣尘，专注地钻研九霄之上的奥秘的身影，能不对这超然且凛然的作者肃然起敬？

2001年1月29日完稿

2005年7月16日修订

2011年7月30日重编

第五章　草莽元帅林

——张作霖的空穴与故宅

张作霖（1875—1928）

1994年10月以前的辽宁省和抚顺市的地图上，都没有“元帅林”。

地图上的地名都是些大小圆圈，元帅林不是圆圈，甚至连个小黑点都不是。所以，若不是当地人领来，我很难走到这个草深松高的地方。如同河南安阳的“袁林”，抚顺城东这片草莽里的“元帅林”也是陵园，是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墓地。

莽莽中华大地上，称为“陵”的君主之丘遍布东西南北，但叫“林”的恐怕只有属于民国的这两座，而名为“元帅林”的，唯此一座。在墓主人殒命后的第六十八个年头，正是长风万里送秋雁的时节，我第一次走进了空旷而寂寥的元帅林。

此地景色甚好。对面是铁骑山，脚下有浑河水，四周峰峦起伏，森林茂然。只是，枉费了死者的长子张学良先生与五夫人寿懿女士的一片苦心，这么好的风水竟没招来逝者的游魂——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陵墓在张作霖周年忌日前开始建造；这座东北第一陵尚未完工之时，“九一八”的枪炮声就骤然爆响。硝烟起时山河变色，铁蹄踏处工匠四散；国破家亦亡，安能顾陵墓？好精致的一座华夏宏墓，遂成为被废弃的建筑工地。那些被奉军从北京的王公墓前和太监庙里移来的精美和不精美的石人石兽，更是凌乱不堪地倒伏于区内各处，一片狼藉。呜呼！张作霖虽死犹耻，倭寇让这位中国强人死后还蒙受着不能入土为安的屈辱。

于是，我的眼前，就只剩一间空荡且落寞的圆形墓室。没有棺椁，偌大的汉白玉棺床一直没等来墓主人。

墓室内，穹窿内壁上绘着炫目的海蓝色的天空，天上的一朵朵白云与下面的一片片波涛都绘得很俗气。最不可思议的是，墓门上方竟塑着两个背生双翅却是坐在石墩上的裸女！在我看来，这粗俗的雕塑实在与墓主人的身份不符，真不知张学良当年为何会选择这种不伦不类的图案。西洋化的雕饰与中国化的色彩十分难看地拧在了一块儿，让人费解。天文台一样的圆顶罩着一个令我感到悲怆的故事，尽管这故事的主人公一直属于戏文里的白脸人物。

我蹑足而出，怕自己蹭起那段历史的悠悠的回音。

也许这样对比不恭——但张作霖的这座墓室确与我数度谒过的南京中山陵的墓室十分相似。

其实中山先生陵寝的设计也非首创，凡在法国巴黎的荣军医院（Invalides）看过拿破仑墓的人都知道，南京钟山上的那座穹窿顶建筑几乎就是前法国皇帝墓室的翻版。张作霖死于孙中山之后三年，而生前又以“中山先生老友”自居；建此墓园时，正是中山陵刚刚竣工之际，张学良已经让东三省统一在了青天白日旗下。所以，无论出于长远的政治考虑，还是追附当时的审美观，张学良把先父的长眠处建得与中山陵相似是很自然的。

而张墓的外形又与河南安阳的袁墓相似，也是直接建在平地上，一个高大的方台，一圈石砌的圆顶，墓道径直通进墓室。没有明清皇陵的那种朱墙金瓦峨楼巨碑，只有洁白的石头与靛蓝色的琉璃瓦。民国初时崇尚全盘西化，仅从这些风云人物的归宿设计上亦可看出端倪。

不光墓室如同中山陵，整个“林”都与“国父”陵寝无二致——正门也在山下，也是必须登一级级石阶才能到达山上的墓丘。只是，站在修葺未久的元帅林牌坊往下看，一切都是反的——原先的一百零八级石阶，现在大部分已沉于深不可测的水中，成了陆地通向水里的码头；而石阶起点的元帅林正门，更早已沦为鱼鳖之宅了。两幢带五角星浮雕的造型独特的石柱，孤零零地分立水中，不复有帝陵前望柱的威严，倒像西子湖里的“三潭印月”一类的建筑小品。正门成了水乡泽国，旁门便成了通道，我就是“走后门”从陵墓背面绕过圆墙进入陵区的。前后错位，上下颠倒。

黑土地上的元帅林。摄于1994年10月。

我禁不住走下残破的石阶，俯身撩了把水。令人心寒地凉。

张氏陵前的这一泓大水，是抚顺大伙房水库东北角儿的一段河汊。狂热的1958年，高唱着“大跃进”歌谣的人们，在努尔哈赤一战功成的萨尔浒古战场上建成这座泱泱水库（总蓄水量二十一亿立方米）。从此，这一方黑土地饱受滋润，但也从此，一座完整的陵区成为孤立于半岛上的半拉子风景。自从有了下游那道四十八米高的水库大坝，铁骑山与元帅林就成了隔水相望的两个景点。

身后，一位出租望远镜的老汉指点着对岸的铁骑山说：“瞧见了吧？对面山顶上有块大石头，叫晃荡石，平常老晃荡，可就是掉不下来。不信，你花两块钱看看？”我眼力尚好，极目远眺对面山顶，果见中央凹处有块巨大的石头。我笑着拒绝了老汉的怂恿。

我知道，把寻常的景物说得神乎其神是旅游景点的人对外来游客的一种商业性诱惑，如同长白山人士坚称天池里有个巨大的水怪。估摸得有几十吨重的“晃荡石”显然不可能摇晃，无非因为它身陷两峦之间，旁有疏林遮挡，加上相距遥远，时有山岚漫漶，才让人偶会产生错觉而已。

那么，人们对墓主人——那个在北洋时代晚期的政治巅峰上不摇不坠的小个子东北汉子，是否也一直有视觉上的误差呢？

张作霖，奉系军阀首领，时以“奉张”称雄于北方。这位北京政府的最后一位执政者，是唯一不得好死的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众所周知，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4日一大早，从北京撤回东北的张作霖在家门口沈阳城外遭到了日本人的暗算，毙命于两声惊天骇地的巨响之后。因事发地是皇姑屯火车站外的一座铁路桥，故史称“皇姑屯事件”。

从民国元年（1912年）春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只十余个春秋的北京政府，就走马灯似的换过七位国家元首。七人中，数首任的袁世凯和其老友徐世昌的在位时间最长，都当政四年；数他张作霖最惨——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18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宣誓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到转年的6月4日上午殒命于沈阳家中，还未满一周年。

来元帅林之前，我曾在沈阳仔细浏览过“三洞桥”——那个因张作霖被炸而名载史册的铁路桥。

我不是头一回来看三洞桥。

第一次，1994年“十一”期间，我与三洞桥擦肩而过。那是我第一次到沈阳。乘出租车偶过此地时，无意间瞥见高高的路基上有块高不过膝的肮脏的水泥牌，上面极不认真地嵌着几个小字：“张作霖被炸处”。没待回过神儿来，车已驶远。两年后，我随单位领导谭泽先生路过沈阳，借转机飞延边的空当又打的来看旧地，知否？知否？却道光景依旧——还是那块蒙满尘埃的简陋水泥牌，还是那六个毫无怜悯心的铭文，如同标明此地埋着一条脏狗一样的不屑。那一次我还是连车也没下。这一次，2001年10月24日，借采访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举行的庆祝中国男子足球队入围世界杯的大型演唱会之机，我第三次到沈阳，也第三次来看三洞桥。

所谓“三洞”，说的是桥下由两座水泥桥墩隔成的三个通道，两“洞”依然跑火车，一“洞”为公路与人行道。史籍称此处为“老道口”，因其为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两条铁道的交叉口——桥上的铁路北接长春南通大连，桥下的轨道由沈阳铺到北京（时称“京奉铁路”）。当年，日军就是在这座桥上预埋了二百五十磅炸药，待凌晨5时30分大元帅专列如期而至时，五百米外瞭望塔上的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铁男狠命扭动了开关，三洞桥那极厚重的钢筋混凝土桥面就准确地砸在了第四节车厢上……

一个有可能改写近代中国乃至东亚历史的强人消失了。

我是一个对历史遗迹有盎然兴趣的找寻者，我对所有影响过历史的人物都怀有一种敬意。所以，我第三次来沈阳时，专程来到这里，找那块猥琐的水泥牌。

三洞桥　上方为日军控制的南满铁路，下方为中国控制的京奉铁路，待张作霖的座车从下方通过，日军即引爆上方桥梁上预设的炸药。（此系列照片均为当时日军所摄）

爆炸发生时的三洞桥　此时张作霖座车正从桥下通过。

十号车厢　张作霖六姨太岳氏的座车，仅被波及。

八号车厢　张作霖座车，车厢侧板及车顶都荡然无存。

爆炸后的三洞桥　当时奉军正封锁现场，进行勘察。

2001年10月，我第三次来看三洞桥。铁轨旁的小水泥牌“张作霖被炸处”不见了，新的标志牌很高大也很炫目。时京沈特快列车正从桥下隆隆通过……

从一个修理自行车的老人身后绕过，登上斜斜的路基，却只见一方新砌的卧式黑色大理石碑取代了原先的标志牌。

新碑正面是一行深镌着的大号魏碑金字：

皇姑屯事件发生地

哦，奉天遗民们对前朝的本土首领有了起码的敬意。

张作霖虽为万人唾骂的“反动军阀”，但他主政东三省时，东北地区的民族经济获得很大的发展却是事实，仅以脚下的铁路为例——在没有发达的航海与航空运输业的时代，张氏自建铁路达十一条之多，里程总数竟占了当时全国自建铁路的80％以上！就凭这个纪录，东北人也不该忘记这位先人啊！

碑阴是一篇记载事件发生过程的铭文。不过，还是直呼“张作霖”其名，既不是“先生”，也不是“将军”，更不承认他是“大元帅”。上前摸一摸，尽管每个字窝都黏着金粉，但还是挺脏。

我们城市里的铁路两侧总是一副准垃圾场的窝囊相，脚下自不例外，碑前就是一片极简陋的平房，碑下杂乱的枯草中掺着不堪入目的生活垃圾，让人难以喘息。铁桥附近正在兴建一座颇有规模的市内公路立交桥，重型卡车来来往往以致尘土飞扬。这时，道口的横杆伴着鸣笛声缓缓放下，横杆两侧很快挤满汽车与行人。俄顷，一列橙色的新型旅游列车自北京方向隆隆驶来，钻桥洞而过，直趋沈阳北站。然后，道口开禁，噪音与尘土相携而起，纷纷扬扬。

2001年10月24日这一天的上午，我站在三洞桥上忽生感慨：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人不可能不灰头土脸。

张作霖一直是中国近百年历史教科书上灰头土脸的人物。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那个黑色的暮春，张作霖的噩耗传出沈阳城后，除了东三省悬着吊丧的挽幛外，关内外乃至国内外，竟是异口同声的庆幸！

势头正盛的国民党骂他，因为他是“党军”（国民革命军）武力统一中国的最后一块顽垒，没有他，南京城外那个无梁殿四壁上的“北伐烈士英名录”就会少镌若干行；共产党骂他，因为他一直以“讨赤”为天职，并下令处决了中共启蒙者与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现代史，国、共两党的评价总是你是我非，但说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却颇为例外地保持了一致。

其实，更为高兴的是两个都在中国东北地区有各自利益的强横邻国。用病榻上的孙中山谆谆告诫年轻的张学良的话说，就是：你们东北身处“红白两个帝国”中间。孙中山不管两个强邻更换什么样的国体外衣，挂什么图案的国旗，他一眼就看穿苏联与日本的共同本质。逸仙先生确是神仙！

日本人的兴高采烈是可想而知的。虽说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自作主张操办了这次卑鄙的谋杀，以致日本内阁总理田中义一在遭天皇责难后不得不引咎辞职，甚至忧愤至死，但一直不肯就范的中国“东北王”张作霖被提前终止了生命，只会使“大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更加顺利地实施下去。

苏联人更是欢天喜地。他们一直把张作霖视为中国第一仇敌，他们认定张乃日本人的走狗，而曾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他们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心腹之患。欲防备日本人的抄后路，必先打倒“奉张”，进而在远东建立一个符合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中央政权——苏联人全力策动的中国南方的“国共合作”和北方的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其实质盖出于斯。苏联人尤其忘不了前些日子张作霖在北京主政时留给他们的耻辱——中国军警突然闯进苏联使馆及相关办公室，起获了七卡车干涉中国内政的材料（李大钊就是在那一天被捕的），并翻译、编纂了《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公之于世，从而使苏联人在世人面前大大地丢了一回脸。现在，与苏联接壤的漫长疆界上没了这个强人，“老毛子”岂不快哉？

而且，北京东交民巷里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美国人等对张的毙命似也有些释然。他们对一直周旋在日本人与苏联人中间的中国“东北王”并不了解，也不太感兴趣。去年张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即非常名义的国家元首，西方列国的公使们竟没到场祝贺！既然当初违反国际外交惯例不去祝贺，现在当然也就更不会为其丧生而哀伤。国际社会不讲道义，只认实力。

死了张雨亭，居然会让各方都开心！呜呼！

雨亭是张作霖的字，是他在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1875年3月19日）生下来后就有的称谓。待他升任“东北巡阅使兼满蒙经略使”后，人们便以“雨帅”称之；及至其长子张学良长大成人开始带兵，成了奉系的“少帅”时，他则升格为“老帅”——北洋时代，并无“帅”职，因“使”（如巡阅使、经略使、筹边使等）的地位在一省最高军政长官督军（或督办）之上，故凡被任命为“使”的军人，统被世人称为“帅”。

张雨帅的身世很惨，一个从辽宁省海城县叶家铺子北小洼村走出来的流浪儿，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苦孩子。

有关张氏家族的来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上说，张家“远祖居山东”。而晚年的张学良则说：他们张家本姓李，祖籍是“河北省大城县”，本家一位女子嫁给张家后，因无子嗣，便将李家一个男孩子过继给了张家，这位男孩儿，就是张作霖家族的先人。张学良还说，他曾问过父亲：现在李家已经没有后人了，他再过继回去如何？“我父亲听后，还连连说好！”

张作霖连连说好，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本该叫“李作霖”或“李”什么，因为还在他担任奉天督军时，就曾有一个来自河北省大名县（并非大城）的老农前来认亲。督军府的卫兵听这个自称姓李的老头儿来认本家张督军，以为他是说胡话，差点儿动手打了他。但见老农理直气壮硬要往里冲，才不敢贸然行事，将此不速之客的“怪诞”言行层层上报上去。令护兵们大感意外的是，老头儿竟被请进府里！据说，张大帅亲自接见了此人，但见老农从包里掏出一册极旧的家谱，指指点点，找出张作霖祖先的名讳，并准确地说出张的祖父的大名！督军大人礼遇了这位找上门来认亲的老叔，并让副官将其好生招待了一番。数年前，魏福祥等人编著的《张作霖沉浮录》中有此记载。

张作霖的传记在海峡两岸出了不少，相同的说法是：张作霖之父张有财是个不务正业、嗜赌成性的家伙。某次，他把庄上一个姓王的人赢得光光的，逼人家拿老婆抵债，被那人一怒之下打死了。而被打死的版本又有两个，一是说被那厮引入村外林中用铁镐敲碎后脑勺当场毙命的，一是说两人互殴时被那人踹中要害抬回家后不治身亡。总之，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文革血统论”来看，张作霖日后成为杀人越货的土匪，成为“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军阀”，是自有其“反动基因”的。

然而，对于张有财的死，长孙张学良却不这么说。暮色苍苍的“少帅”告诉他的传记作者唐德刚说：祖父被害的原因并非因要把别人的老婆赌回家。那天，他根本没参赌，而是在观赌时看出王姓赌徒是靠耍手腕赢光了别人的钱，便忍不住指责了王。回家途中，两人由唇枪舌剑演化为拳脚相加，结果，他被年轻力壮的王某打伤，回家后不治身亡。那一年，张作霖才十三四岁。

不知是外人们以讹传讹，还是张学良誓死为长者讳，反正我们读到的“历史”往往与真相并不是一回事。

幼年的张作霖，人称“张老疙瘩”。东北方言里，“老”即“小”——“老姨”说的是“小姨”，“老闺女”说的是“小闺女”，而“老疙瘩”当然就是“小儿子”了，“疙瘩”即“宝贝疙瘩”之简称兼昵称。传统的说法是，因父猝死，家又被洪水冲毁，娘不得不带着他们兄妹几人改嫁外乡的一个兽医。“张老疙瘩”虽天资聪颖，却因家贫，只读了几个月私塾便不得不辍学，后跟继父学相马、医马、骟马，并因之结识了各路“胡子”（土匪）。后因生活所迫，甲午战争期间，他成了大清国的一名骑兵，时年二十岁。

关于张作霖从军的原因，张学良另有说法。他说，父亲是因避祸而投奔了清军。当年，张作霖和二哥张作孚为给亡父报仇，蓄谋枪杀王某。就在他们夜袭仇人家时，却无意中惊动了其宅院内的一位老太婆。怕老妪大叫，张作霖上前掩其嘴，不料手中的枪响了，老妪登时毙命，宅子内遂一片大哗！兄弟二人不得不中止复仇行动，连夜潜逃。流浪多日后，张作霖在远离故里的“毅军”当了兵。而他的二哥则被官府缉捕到案，被判刑十年，因《大清刑律》有亲属代为服刑之规定，故张作孚的刑期由其二伯父代服了。

战争失败后，张作霖这位已升至哨长的清军下级军官不得不流落回籍。男大当婚，他娶了本地财主赵占元的二闺女赵春桂为妻，因家中太穷而不得不“倒插门”——入赘岳父家。本来，小日子过得挺安稳，不料却被村里一位多事的财主举报“通匪”而蒙冤入狱，受尽屈辱。出狱后他一气之下落草于绿林，成为保护一方的黑道首领，后渐成气候，所部拥有上百人，一直到被新民府知府增韫收为官军。

这就是张作霖青少年时代的全部履历。与他同时代的未来军阀们在读私塾或读武备学堂的那些年里，他却一个人在荒凉的东北黑土地上啃读生活的艰辛。

动荡的成长岁月，使这个生性机敏的小个子拥有了过人的胆识和坚强的意志，拥有了宁可亡命也不肯认输的倔强性格，拥有了胸怀白山黑水放眼中原大地的宏志与耐力。

这是一个自立于草莽的民间枭雄，这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军阀的另类元帅，在北洋时代的政治舞台上，这位最后出场的主角无疑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仅复述早年张作霖的两个故事，即可窥其为人。

一个故事说的是他的果敢。少年时代的一次赌博中，他遭人合伙算计，输得精光。他悟出被诈，遂一刀剜下了自己腿肚子上的一片肉，掷在赌桌上：“来！我坐庄，赌这块肉！”旧时赌场的规则是庄家赌什么，众人就要陪着赌什么——张作霖赌了身上的一块肉，若赢了，输家也必须奉上自身的一块肉！众赌徒连忙向张作霖认错赔不是，并把诈来的钱悉数退还。敢做敢当，甚至敢玩命，这就是张作霖！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他的大度。新婚后入住岳父家的张作霖，因常替各路过往的土匪医马，本人性情也刚烈，遂惹得赵家庙村的富户们暗自担忧，村里那个多事儿的财主李老恒竟向广宁县（今黑山县）县衙举报张氏兄弟涉嫌“通匪”！张作孚、作霖兄弟遂蒙冤被逮，关进县狱，一番磨难自不待言。由于查无实据，关了一段时间后，县衙便将张氏兄弟释放。出狱后的张作霖干脆破罐子破摔，真的投奔了一路“绿林”。山不转水转，十几年后，当年被诬“通匪”的张作霖一跃成了中华民国奉天督军（全省军政第一把手）。就在张督军衣锦还乡回到赵家庙村时，吓破了胆的李老恒与老妻前往督军行辕请罪。谁知督军大人哈哈一笑，说：我张作霖从不记仇，你虽告发我，但也是为了乡里安宁，况且县衙并未将我怎样，反使我奋发向上，才有今日。说罢，他掏出二百块大洋塞给李老恒，劝其回家安心过日子。喏，这样一个心胸敞亮不计前嫌的人物，能不出人头地？

没有任何外力帮助的张作霖在乱世中迅速崛起，成为20世纪初期东方大地上的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你能说没有缘由？

那天，站在那个终结了他生命的铁路桥上，我的目光顺着两道泛着阳光的锃亮的轨道滑得很远，直至渺茫的北洋时代……

铁路还是当年的铁路，路基也还是当年的路基，旧桥炸毁后又建了新桥，铁路炸断了再续新轨，唯独对斯人的评价，却一点也不肯翻新。

望着一旁尘土飞扬的立交桥建设工地，我很想知道这座城市的决策者与建设者们是否会从这庞大的工程投资里拨出一点点碎银来，在这令整个中华民族蒙羞的地方，为一个曾让历史生动的先人，再留点什么……

后来，我找到了当地有关这座立交桥开工的报道，人们显然没有考虑要为一个“坏人”殉难处追加点预算——

1999年9月28日，《沈阳日报》上是这样报道的：

本报讯　9月27日，位于当年张作霖被炸的皇姑区三洞桥附近，鸣响了兴建立交桥的哨响。

这一开工兴建的群体式立交桥，位于和平区与皇姑区交汇处，该地因历史上曾发生张作霖被日本人所炸而闻名。此处地处交通要道，道路狭窄，车辆拥挤，经常发生交通堵塞。由沈阳铁路局设计院和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共同设计的这一组大型立交桥，将从地上穿越沈吉、长大铁路……

显然，没他张作霖什么事儿。

走下三洞桥，我走进了大帅府。

“大帅府”是一个总面积为三万多平方米的中西合璧建筑群的总称，位于“少帅府巷”。所谓巷，可想而知，是条不宽的路。《沈阳晚报》的同行刘禾大姐把她的白色富康轿车从矗满广厦的喧闹大马路上拐进一条小巷后，一片异国情调的红砖楼房和一道灰乎乎的豪门高墙便缓缓映入我眼中。车拐进了张作霖时代，我的思路一时却拐不过来。这就是不可一世的奉系的老巢吗？

这就是大帅府。刘禾把车停在了狭窄的停车场。她说，她家原来就住在这里面。

刘禾能在这座“东北第一宅”里住，不是因为与张家有什么亲缘。沧海桑田，大帅府里最能看出冰川擦痕。

自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9日起，也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之后，此宅就不是张作霖遗族们的住处了。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把“张氏帅府”当成了他们占领的主要目标之一。翌年4月，英国伯爵李顿（Robert Lytton）率国联调查团来满洲了解“九一八”真相之前，日本人才把大帅府让给了原奉系将领于芷山所辖的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后来，日本人接着把张学良未完成的西院洋楼群建好，让于芷山把司令部搬了过去，这边则成了“满洲国中央图书馆奉天分馆”和“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夏，苏联红军击溃日本关东军并占领东三省，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五千人马随之开进沈阳，把司令部安在了大帅府里；没几天，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四位中共东北局委员们也搬了进来，这里成了是年秋冬时节共产党在东北的权力中枢。但共产党人只在这里待了几个月就被迫撤出，因为斯大林政府与中国政府有约在先：一旦日本投降，苏军就要将除旅顺之外的东北地区交还中国政府。面对气势汹汹前来接收的庞大国军，共产党军队不得不退避三舍。于是，翌年2月末，这里成了国民政府军政部下属某部门和国民党沈阳市党部的办公地。半年后，国民党军政机构撤出，这里又恢复了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功能。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林彪指挥共产党军队攻克沈阳城后，依然让这座豪宅保持了文化功能，只是把“东北图书馆”从北边的哈尔滨搬迁过来，使其内涵更为丰实。到共和国时期的1957年，图书馆又分出档案馆，东北图书馆与东北档案馆两馆一直并存院内。“文化大革命”初期，天下大乱，各地军人秉权，沈阳军区曾三次派人前来查阅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叛徒”材料——刘在青年时代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还真的被抓进张学良的监狱待了一个月。共和国第二任元首被残害致死的三大罪名“叛徒、内奸、工贼”，头一项便是从这大帅府里查到的“白纸黑字”。到1970年，东北档案馆搬走，辽宁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和辽宁省作家协会又被安排进来填补空白。刘禾的父亲是省文联的专业作家（诗人），所以，她也就无意间成了前大帅府里的居民。

那时候，里面可破烂了！总共有五十多户人家哪！直到90年代以后，里面的人家才都搬了出来。刘禾且行且叹。

虽然这边的三进院加后头的大、小青楼都已被辟为对公众开放的场馆，并成为“沈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西院仍是政府主管部门的办公地。有一幢幢异国风格的红砖楼房的大院，本来是长兄张学良要给众多弟弟们建的家，因“九一八”事变，张家一天也没住上。至今西院大门口依然挂着“辽宁省文化厅”、“辽宁省文物局”的大牌子，其个头比大帅府正门的两块牌匾还大呢！

大帅府正门的那两块金属牌匾上，嵌着此宅的过去与现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辽宁省近现代史博物馆。

其实，张学良只是这个庞大建筑群的第二代主人（据说，沈阳房产档案上户主一直登录的是“张学良”仨字）。管这儿叫“张学良旧居”和“少帅府巷”都不准确，也许叫“元帅府”或“元帅胡同”更为贴切，因为这儿首先是张作霖的住处。

民国元年（1912年）9月，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开始在沈阳城里兴建这座豪宅，从民国五年（1916年）他携家眷入住，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在此宅内过世，除去最后在天津和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外，十多年他一直在这深宅大院里主家、主军、主政。

如同阿Q忌讳光亮，张作霖最不愿被人提及早年落草为寇的经历。其实与他当“胡子”的短暂岁月相比，他当官军的时间更长——前清时，他从甲午战争时的哨长做起，历巡防营统领、关外练兵大臣兼二十四镇统制；进入民国，他更是以奉天督军衔执掌东三省的最高军政大权。咳！人不能干丑事，雪白的绸衫上有过污点，任后来使多大的劲儿也搓洗不净了。

但更大的丑事是他在武昌首义后的镇压奉天“乱党”之举。不是他的搅局，东北的光复要更早一些。

驻防近千华里之外的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在听说省城里的革命党欲起事后，竟率全部七个营的兵力挺入奉天城“勤王”，即保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地位。这一次，直觉让这个“省军区”的“旅长”大获其利！他平息了革命党人的起义梦想，一跃成为奉天全省最有权势的军事长官。尽管其不光彩的发迹史一直为革命党人所诟病，但东三省未经动乱而平稳过渡到民国，却不能说与他无关。民国成立之后，他从一镇之统制，摇身变成一师之师长，换的是头上的帽子，不换的是拥兵自重的思想。清朝的镇亦即民国的师，统制就是师长，真是“换汤不换药”也。

从张作霖头一回晋京接受国家领导人召见时的言与行，就可看出此人“思想觉悟”水平之低——他奉召晋见大总统，一见到袁世凯，便跪地咚咚咚三叩头。老袁连忙趋前扶起他，笑言：“此民国也，不兴封建那一套礼数矣。”他却振振有词地回禀：“前清时俺只知皇上，如今只知大总统……”

十几年后，奉军战胜冯玉祥的国民军，他驻节津门，虽已是威风八面的北洋第一人了，但见到比他年轻许多的逊帝溥仪时，他仍翻身便拜。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详细记下了那次会面（括号内除特别声明者外均为笔者注）：

我到天津的这年六月，荣源（溥仪的岳父）有一天很高兴地向我说，张作霖派了他的亲信阎泽溥，给我送来了十万元，并且说张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馆里和我见一见。这件事叫陈宝琛（溥仪的师傅）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到民国将领家去见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也觉得不能降这种身份和冒这个险，所以拒绝了。

不料第二天的夜里，荣源突然把阎泽溥领了来，说张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并且说中国地界内决无危险，张作霖自己不便于走进租界，所以还是请我去一趟。经过荣源再三宣传张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对我表示过的关怀，我又早在宫里就听说过，除了张勋（二张还是儿女亲家——原注）之外，张作霖是对于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没有再告诉别人，就坐上汽车出发了。

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枪剑戟和现代的步枪，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却没有事先指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这就是张作霖，一个依然敬重旧主的新朝大帅。之后，溥仪还写了张作霖对“逼宫”的冯玉祥和日本人所表示的愤懑，然后，他写道：

我每逢外出，驻张园的日本便衣警察必定跟随着，这次也没例外。我不知道张作霖看没看见站在汽车旁边的那个穿西服的日本人，他临送我上车时，大声地对我说：

“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瞧，“奉张”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立场坚定、爱憎异常分明的军事强人。

两种社会制度转换之际，新与旧的对撞虽不可避免，但也往往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尖锐与激烈，阵营也未必旗帜鲜明；所谓“革新派”未必全无旧观念，“保守派”也未必坚拒新东西。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们往往退一步为旧人，进一步又成新人，进进退退，新与旧谁能说得清？慈禧太后杀完了维新人士，又谕令全国推行“新政”，李鸿章、张之洞等朝中重臣也都资助过在野的维新团体“强学会”，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乃至各省首长如张作霖他们，哪个不是剪了辫子又成新朝栋梁的？即使是民国了，应邀北上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第一次见到袁世凯的时候，不也振臂高呼过“袁大总统万岁！”的封建口号吗？以张作霖的身世，他没受过新思潮的影响，满脑子忠孝节义，是只认实力的一介武夫，所以，他在新旧体制剧烈融合之际的表现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任关外风浪起，这厢忙建四合院。

民国元年（1912年）时的张作霖已经三十七岁了，该考虑安家置业的事了。所以，进入沈阳后，他先是租了前清道台大人的一套旧宅住下，后又买了下来。过了一年，又购得其西侧的原江浙会馆，然后，将两处老房子统统拆除——嘁！如此破费，却不过是为了买块地皮而已。穷苦农民的儿子要建全奉天省最棒的房子，土匪出身的长官只想张扬不羁的个性。他命工匠按所见过的奉天城里前清王府的样式来建他的师长私邸。此即现存的大帅府东院。

然而，随着地位越来越高，老婆也就越娶越多，小后院里住不下了，所以，威严的中将师长又在后花园东边建起一座二层的青砖小洋楼，人称“小青楼”，让五夫人带着各房的女儿们住了过去。

随着势力越来越大，政务也就越来越多，二进院里的那排正房（办公室）已容不下偌多的公务，他又在假山之后建成一座三层高的青砖大楼，即当时沈阳城里最高的“大青楼”。

民国五年（1916年）的那个春天，张作霖一脸春风，因为四十一岁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此时他已荣升奉天督军兼省长。他以省为家，在家治省，此宅既是他与众多家眷的私宅，也成了他在督军署与省府大院之外的官邸。风云变幻莫测的动荡时代，这一带自然也就成了戒备森严的特殊地带。

当时，奉天城里人稀车少，出入此巷的小汽车寥若晨星，不像现在，几辆旅游大巴就把帅府路塞死，惹得过往的骑车人啧有烦言。

东院初建成的时候，有一个英俊少年每天都要拎着书包从这大院身后的督署街经过，也许坐在洋车上，也许一个人走在马路上，总之，他常常边赶路边怯怯地打量路南的这个庞大的灰色建筑群。直到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个当年奉天洋学堂的学子以共和国首任总理之尊走进这所偌大的宅第后，才第一次见识了灰色高墙里面的一切——1962年6月某日，受人爱戴的周恩来先生边细细参观，边向身旁的夫人邓颖超讲述着当年经过此地时的情景，感慨道：那时，这儿真是神秘威严得不得了！

修复一新的大青楼。摄于2004年9月。

威严的不是空房子，而是目光炯炯的房主人。

有历史学家写过：

作霖身短小，目炯炯有光，精悍之色见于眉宇。虽出身武弁，恂雅如一儒生。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故人畏其威而怀其惠。……

有威不在身高。威是极少数领袖人物与生俱有的内在气质，威是当权者全不经意间的举手投足。

这里有一段轶事。

张宗昌也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早年落魄时投靠了“奉张”，张作霖看出此山东大汉之潜能，便曾天天供钱任他赌玩。后来，这位人高马大的汉子也真争气，凭战功终成奉系骁将，镇守中俄东部边境。某次张某从黑龙江省驻地来奉天谒见老帅，一入大青楼，就大大咧咧往大帅办公室里走去，边走边道：“老爷子，效坤（张宗昌，字效坤）到了……”不料话音未落，张作霖拍案而起：“出去！重进！你是军人吗？妈了个巴子的，当在家里呢！”高出大帅整一头的张宗昌登时目瞪口呆！好在这家伙反应快，马上原地顿足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高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军法森严，公私分明，有张有弛，无论亲疏，这才有了全盛时三十五万（号称百万）奉军当年的不可一世。

说到治军严明，突然就想起一个极有趣的轶闻，即被毛泽东反复推荐的“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竟是当年苏维埃土地上的子弟兵们从东北大地上学来的！已经有耄耋之岁的东北人回忆过了，比共产党的军队更早唱响这段旋律的，是张作霖的奉军。

亲历者不光知道此歌原名叫《大帅练兵歌》，而且，还能一句不落地唱下第一段歌词：

唱的是民国共和，夸的是本军统帅，说的是当兵意义。这首简单明快的“丘八歌”，真是奉军的一首思想政治工作的好教材。不知原创者姓甚名谁了，更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是否也是抓来一首好听的曲子新填的词儿。令奉军官兵万万想不到的是，这首本军练兵歌，日后竟一度成了中国大陆上唱得最响的歌曲之一，毛泽东在生前最后一次列车巡游的途中，在提醒登车晋见的省委书记和大军区司令要与林彪划清界线后，曾亲自指挥人们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如今，我等普通游人来也，既无须等一进院里的“承启处”的官员发问（现在性质一如从前，原承启处成了导游姑娘们的休息室），更不必列队唱那首熟悉的军歌，只要在售票口花上二十块钱，就可以比张宗昌还踏实地大步往里面走。

第一眼就让我暗吃一惊——这道典型的中国明清式的“广开大门”上的横匾，竟写着“治国护民”四个大字！封建军人通常标榜的是“保境安民”，但区区一个中将师长却不说“保境”而志在“治国”！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张作霖！不知这“逾制”的牌匾是何人所题？又是何时所悬？天高皇帝远，师长也忒大胆，他竟然不管官场与社会上的繁文缛节，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表露，就像早年他拜倒在盛京将军脚下时的回答一样干脆利落——人家增祺大人问这个自请招安的土匪头子：“为何求抚？”他朗朗回答：“为了升官发财！”难得他这么直率！

直率无羁的民国二十七师师长把一腔远大的政治抱负都筑在了自己的家中。往大帅府里走走，才知道，“治国护民”只是封面，二进院里的那几方墙上的浮雕和主人自题的字幅才是内文。

二进院是张作霖的办公处。不等迈进去，先被那座超大垂花门吓了一跳——比我先前在北京的旧日王府里见过的所有透雕垂花门楼都有气派，虽说雕工不如京师的精细，但那种傲视一切的霸气，却不得不让你对深深庭院里的主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敬畏感。东、西厢房是主人的秘书长室与机要秘书室，正房自然是主人的办公厅与会客厅。整个外墙面的基础部，全被密密的浮雕嵌满，浏览一圈儿，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但经人提示后，方看出主人的情趣与志向——大部分浮雕是题材平庸、雕技质朴的装饰图，除了民间传统的花草荟萃外，便是大小骏马图。真正属骇俗之作的是这样两块：一块是一大一小两只狮子在吃盘中的各种水果，题字为“大小英狮吃各果”；一块是一只雄狮双掌压住地球仪，题曰“雄狮举掌握寰球”。雄狮既是自古以来中国豪门建筑不可或缺的装饰物，更是这位志向齐天的师长的自喻；而“果”者，国也！本“师”志在吃各国，握寰球！这哪是一个远离京城的关外师长所敢想的事哟！更意味深长的是，别的浮雕都是寻常的狮饰图案，偏偏这两方竟是蟠龙为边饰！天底下，除了皇帝的宫苑外，我只见过曲阜的孔家有资格以龙柱为饰，万不料他张作霖早就悄没声儿地躲在自己家中，把帝王的专用图饰镶在了墙上，且当成了本狮（师长）之饰物！清末民初，军人当道，但敢有如此狂妄之想者，舍“张”其谁？

我急匆匆迈进正房，要看看企盼“吃各国”、“握寰球”的张作霖，运筹的“帷幄”是什么样。进正厅，见东西屋门口均有木栅阻拦。打眼往东屋一看，静悄悄的窗根下，一个头戴瓜皮帽的清癯长者正襟危坐于雕花写字台前，正专注地审阅着什么。巨大的砚台干涸久矣，但桌上那座西洋钟却似乎马上就要自鸣。活脱脱一个真人！我不禁一惊，旋即释然——这是那位在历史照片上见过无数次的“东北王”的蜡像呀！

蜡制的张作霖身穿绛紫色的马褂长袍，沐着热辣辣的秋阳，纹丝不动。

我失声夸起来：“真像！”遂端相机调焦。快门响时银光闪。忽听屋里不知哪儿传出小女子的呵斥声：“不准拍照！”这回是真的吓了一跳！原来是“谢绝入内”的大帅办公室里，还真有活人在值班！我一边讪讪地收起相机，一边从屋里那面老式镜子里看清，一位早早穿上长羽绒服的女工作人员正冻得缩在门扇之后盯着我呢！中国的展览几乎都不准拍照，连这只有几件明清家具的空屋子和蜡像也不例外，的确令人莫名其妙。

西屋是主人当年的会客室。紫檀木的太师椅和大小茶几虚席以待，但却一直没等到最有资格来坐的那个人——这些年，北京和沈阳没住声儿地邀请垂垂老矣的张学良回来一趟，但终未遂愿。那个精雕细镂的镶石屏风默默地立在原地，但已经不能再拦住任何秘密了。只是主人自题的那几帧楹联，让人反复看到一颗不甘人下的强者的心：

智深须能忍；

将勇贵有谋。

书有未曾经我读；

事无不可对人言。

一丸塞函谷；

三箭定天山。

最暴露了他野心的是横匾上那四个大字：

望重长城

只念过几个月私塾的张作霖不是书法家，字写得自然不咋样，而且，他的书法既不以自己的字或号或堂号或斋名落款，也不钤印，横竖就这三个字——“张作霖”。而且，他的不讲法度的字体渗出了一股来自民间的野气，一股过目难忘的霸气。是啊，我行我素的张作霖根本不需要挂别人——哪怕再有名的人——的字画来装点自己的家，要挂就挂自己的。你说谁家的手笔能写出他的远大心志？

看到他的字，油然记起一个关于张作霖的“黑故事”——

某次，张作霖应邀出席日本人的酒会。三巡酒过，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都知张作霖识字不多，此招显然要出中国“东北王”的丑。好一个张作霖，竟不推辞，接过纸笔，饱蘸浓墨，一笔写就一个斗大的“虎”字，然后，题款。在众人的鼓掌叫好声中，他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却瞅着落款“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也看出破绽，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哪知张作霖两眼一瞪笑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么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并会心而笑，懂汉语的东洋名流和关东军的高级军官们则目瞪口呆！

这故事来自野史，但却十分形象地再现了张作霖其人。

没学历，却不一定是老粗，正像识字人也不一定就明白事理一样。“卑贱者最聪明”，虽说是后来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奚落，但也符合张作霖这类草莽好汉的实情。

张作霖虽已主军主政，但少年时的理想并未在激烈的厮杀中泯灭，从满院的浮雕和大青楼里保留下来的壁画上，都能看出他的情趣所在。

浮雕上，除有牡丹、荷花、梅花等士大夫喜爱的“高贵”品种外，还有西瓜、橘子、石榴等农家欢喜的“不入流”的东西，更有甚者，他竟把土豆、大葱、萝卜等庄户菜端上了墙面！画面上的题字也很实在，没有一副文绉绉的酸秀才样。有幅题为“金钱草”的画配着这样两句诗：“外国进金钱，花香在中原。”十足一个土财主！

在大青楼里，大帅办公室内墙上完整保留下来的一幅水墨壁画，是前几年重修大帅府时施工人员无意中从凿掉的墙壁后发现的，想必是张学良当政时不屑于此画的庄户气，让人用白灰抹在里面的。画面上既不是云中飞龙、殿前仙鹤，更没有哪位在任总统的装模作样的肖像（恐怕老张哪个也看不起），而是一群肥硕的绵羊在悠闲地啃草！完全是主人梦里的田园诗嘛！这幅充满民间生活气息的壁画，是他请奉天的一位民间艺人住进大帅府里画的，那位作者，在所有的中国书画家辞典里都没名儿，但却在这不可一世的名宅里堂堂正正留下了自己的大名——“蔡晓坡”。

二进院、三进院里的众多浮雕上，也都十分清晰地留下了作者的名字：“翰西作”、“铁邑水西造”、“辽阳张纪五作”……没一个是名载青史的人物。这不能不让我重温了在遥远的法国凡尔赛宫里有过的震撼：就在那座流光溢彩的辉煌殿堂里，画师与工匠的油画肖像跟历代国王的一样挂在墙上，国王把艺术家当朋友，把美化自己的人当人看哪！雅点说，叫礼贤下士；俗点讲，拿人当人。20世纪的张作霖与18世纪的法国国君竟然在这一点上“气味相投”！

离开二进院时，再次回望端坐在那儿的张作霖蜡像，不禁暗自替古人庆幸：还好，没把你塑成凶恶的东北虎模样。

对这个一直被贬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的“反动封建军阀”，沈阳城里的这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没把其面目丑化，这多少有些令我意外！

正常人的五官俱同，只有大小、搭配略有差异而已。但掺上了情感的广角镜，人的面目便有了天地之差。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即是此理，所谓“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亦为此理。

我不会相面，所以看不出张作霖有多难看——岂止不难看，他年轻时甚至称得上是眉清目秀哪！如用古文形容，算得上是“翩翩一少年”，张学良哥儿几个的长相哪比得上他爹呀！眉清目秀为什么在后人眼中，却成了獐头鼠目？举止得体又不失幽默感，又为何成了开口只会骂“妈了个巴子”的横暴老粗？——我把大人物有无幽默感看得很重，毫无幽默感的人是不该从政的。

大帅府里的墙上，嵌满青石浮雕，工艺精湛而题材庄户，如这帧《一片冰心在玉壶》，径直刻上了茶壶、茶碗，显示出作者对古诗的最质朴理解。令人刮目的是，每幅浮雕上，都留下了“无名”工匠的大名。摄于2004年9月。

西方在华的主要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先生曾专程前往奉天采访过张作霖，在他的那本《我在中国二十五年》（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中的张作霖，就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

一九二三年春，我访问过张作霖元帅，至今印象深刻。

……

这位东北军事独裁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红胡子”。这个名词的起源，可以上溯几个世纪，是中国人对早年从西伯利亚入侵强盗的称呼。后来，凡是活跃在东北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中外土匪，就统统被称为“红胡子”。外国人另外送给张作霖一个绰号“东北虎”，形容他的大胆妄为和豪放不羁。我一直听见他的这两个绰号，断定他是一位凶狠的、满脸络腮胡子、屁股后插着两支快枪的土匪头子，所以去访问他的时候，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因此，当我坐在会客厅里，看见一位矮小、温和、没有胡子的人走进来，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张作霖将军时，我不由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

我向张将军提问中国国内政治问题。他保证说，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和平，他的兴趣只在于统一中国，当然，如果需要的话，也不惜使用武力。……

交谈中，我几次提及外界有关他与日本人有染的说法。他告诉我，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他的确帮助过日本人，那时他作为一位游击队头领，专门袭击俄国人的交通线，而且干得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这片白山黑水间。

对张作霖父母的情况，人们知之甚少。一般的说法，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红胡子。因此，我笑问他年轻时在哪里读书？他眨了眨眼睛，通过翻译回答说：“绿林学校。”张作霖将军不失为一位具有幽默感的人。

在中国待了二十五年之久的鲍威尔先生不光采访过张作霖，而且还与南方的革命党首领孙中山、西北军（即国民军）的冯玉祥、上海滩“闻人”杜月笙等人都有交往。他回到美国写在华回忆录的时候，张作霖早已过世多年，但说到这位出身卑贱的中国元帅，他依然充满敬意：

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不奉命行事，但盖棺论定，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他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在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

如果说，鲍威尔先生根据自己的好恶写下的亲历失之偏颇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人出版的权威的《剑桥中华民国史》里，对“奉张”的表述则应该更显公允：

一九三一年前，满洲的日本政治权力被限制在租借地和铁路区内。……他们有过高地估计自己对满洲的军阀统治者张作霖的影响的倾向。北京政府的权力在张作霖的辖地内是很小的，但张同样善于有效地限制日本人，视情况需要或是不理他们，或是与他们妥协，但是成功地利用竞争的日本利益集团的互相倾轧，可靠地维持一个中国半独立的政体。

你看，局外人笔下的张作霖不光不是日本人豢养的走狗，反倒是一位了不起的爱国者！不光不是个大肆出卖祖国利益的历史小丑，反倒是个始终保持了祖国领土完整的精明政治家！同一个人，映在不同国度不同政见的人的瞳孔里的形象竟相差如此之远！

说张作霖是爱国者，甚至誉之为爱国将军，并不过分。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还在洮南当前路巡防营统领时，就曾率所部力剿蒙古叛乱武装，在辽北的大地上与蒙匪胡克陶克血战了三年，终以胡克陶克退缩俄境、其悍将白音达赖被诛杀而告捷。那会儿，闹着要独立的蒙古人背后有沙俄的魔手。民国初年，他当上奉天省军政一把手后，再次遭到“满蒙独立”的叛国武装的挑战，蒙匪巴布扎布兴兵犯乱，张作霖也再出重拳强力打压。这会儿，闹着要分裂祖国的蒙古人的背后是日本军方和浪人的鬼影。以中国人的血性和良心，极力维护了中华的统一，称这样的军事强人为“爱国将领”，岂有疑乎？

还可大书的，是张作霖办教育。不知今天的东北大学的学子们是否真的了解，贵校正是张作霖一手创办的。因家贫而上不起学的“张老疙瘩”，太知道没有文化的痛苦了！当年，他是趴在人家私塾的窗上偷听，被先生看到，问明情况，才被特允免费求学的。后来的文韬武略，正得益于少年时的粗通文墨。为感戴当年的恩师，发迹之后，他一直请老先生为家塾老师，并供养至终。这个很懂得教育兴邦道理的“东北王”，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创办了东北大学，大片校园用地是省政府划拨的，建筑与教学设备所耗费的二百八十万元大洋，是他苦心经营东北多年攒下的。他规定，校长须由省长亲兼，教师待遇须在全国最好。

“它的教育水准及设备比较日本在满洲设立的高等教育远为高超。”凡成绩优异者，都送往国外留学深造，“对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这是台湾史学家吴相湘在《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微妙》一文中告诉人们的。

老帅死于非命后，少帅曾亲兼校长，继续让东北大学保持国内一流水平。依老父亲生前制订的选聘一流教师的政策，他以国内最高薪水把当过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当过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北大的名教授梁漱溟等一流学者请到了奉天，为东北子弟们解惑授业。梁思成、林徽因伉俪游学欧洲回来后，也先在该校上岗，并创办了国内高等学府里的第一个建筑专业。

民国时，凡在白山黑水受过教育的人，不该忘了他啊！

白山兮高高，黑水兮滔滔，

有此山川之伟大，故生民质朴而雄豪。

地所产者丰且美，俗所习者勤与劳，

愿以此为基础，应世界进化之洪潮。

沐三民主义之圣化，仰青天白日之昭昭。

痛国难之未已，恒怒火之中烧。

东夷兮狡诈，北虏兮矫骁，

灼灼兮其目，霍霍兮其刀。

苟捍卫之不力，宁宰割之能逃？

惟卧薪而尝胆，庶雪耻于一朝！

唯“知行合一”为责，无取乎空论之滔滔；

唯积学养气可致用，无取乎狂热之呼号。

其自迩以行远，其自卑以登高。

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

期终达于世界大同之目标。

使命如此其重大，能不奋勉乎吾曹？

这是《东北大学校歌》的原始歌词，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刘半农与赵元任二位应邀合作写就的，在停唱了六十年后，现经删改，又成了该校的校歌。无疑，这是吾国尚在传唱的最古老的校歌。在浮躁的当下，虽说歌词并不上口，也很难记住，但吟唱并体会着这样一曲没有空洞的政治口号却有着悠悠古韵的校歌，岂不真的陶冶情操并进而令人学会尊重历史？试问“东大”莘莘学子们，高歌此曲时，可否会想起八十多年前那位倾心创办教育、慷慨培养人才的军人政治家？

我欲因之思雕像。想必东北大学的宽阔的校园里已经有不只一座为人师表者的雕像。其实，依我说，最该立的，是那个人。

喏，又说跑题了。再回到大帅府吧。

名宅的一进院西厢房，原大帅府内账房，现展览馆旅游商店里，同伴刘延军买了本最新版的《张作霖全传》，封面上三分处还写着这样几行提示：

一个性格奇特，身具刘邦之用人之道、诸葛之忍容之术，充满权欲的大野心家。

吸食毒品、嗜赌如命的小土匪竟爬上民国元首的宝座。

两只狐狸眼，机警过人，天性狡黠，外表文弱，内心残忍。

封底，竟又把“两只狐狸眼……”一句骂人的话啰嗦了一遍。想必作者和编辑对这个俏皮的比喻自鸣得意。

喏，这就是21世纪之初人们对他的态度。

唉！张作霖，你究竟是黑土地的守护神，还是为虎作伥的妖魔？

三进院最早为“后宫”，是张作霖几房妻妾居住的地方，长大完婚的张学良也曾长期住在此院的西厢房。

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对“矢志讨赤”的“老帅”深恶痛绝，但对发动了“西安事变”的“少帅”却十分感念。2004年10月24日我造访大帅府那天，正是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岛上过世整一个月的日子，其故居的房间也就成了“千古功臣张学良展室”，在一张大幅的脸上布满累累老年斑的张学良的彩照下，摆着许多簇由亲属及当地有关部门送的鲜花。在这间张学良与发妻于凤至共同居住过的房子里，我不禁想起有情有义的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那声肺腑之叹：“每次提到张将军，都不禁落下泪来……”

西厢房南间，原为张学良的办公室。戎装“少帅”的蜡像也很逼真，但却不传神。蜡制的英雄毕竟没血没肉。只因他一直被当成正面人物来讲，故在此屋与之邂逅时未再觉惊奇，诚所谓“见惯不惊”也。

让我有些吃惊的是“奉张”与孙中山的良好关系。

尽管展览的说明文还在用愤怒的口吻说，张作霖“无耻地”称自己与孙中山先生是“老友”，但孙中山曾接受过“奉张”的十余万大洋和五千支步枪的襄助一事，确是有案可查的，孙中山派自己的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专程赴东北为张氏祝寿的事儿也是无法否认的。困境中的孙中山，积极参与段祺瑞和张作霖的三角同盟，以南北夹击独霸北京政坛的直系，这也早已不是秘密。

现在的广州中山堂里，还展示着一封孙氏“民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给“张总司令雨亭启”的亲笔函，广州军政府的大元帅称自己“赤手空拳与吴贼决斗，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由闽回师……”实为铁证。而孙文辞世前的抱病北上，即是为建立这种联盟的最后一搏。途中逗留天津，正是为了拜会寓居津门的张作霖。作为回访，张作霖派长子张学良到他下榻的张园（孙走后才成为溥仪的“逊帝行在”），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现在我们学的中国近代史，还是国、共两党并肩北伐时的版本，说白了，是模仿苏联人的口吻写成的。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执笔。北伐胜利了，人们便再不肯提张作霖与“本党”总理交往的事儿了。如果服从了三民主义的张学良不在西安发动“兵谏”，还当他的“副座”（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老子的功劳或可会被人提及，可惜他落了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张作霖曾干过的那点好事也一并陷进淤泥中了。

从三进院回廊的东北口出去，眼前豁然一亮——假山前后，一大一小青砖楼依然矗立。我们先去了小青楼。

小青楼是座中西合璧式的二层楼，当年，主持帅府家政的五夫人寿懿就住在楼下的东屋。

这位少妇绝对了不起，她深得张作霖之宠，不光因精明能干，而且还胸怀宽广，从不恃宠干预政事，把这个大家庭理得井井有条，各房之间和睦相处。小青楼本是张作霖为她一人所建，但她把别的妻妾生的子女也接到自己头顶上住了——张学良的妹妹们都住在小青楼的二楼。

出事那天，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传来后，列队迎接的大帅府门前的军乐队便被遣散了，一班恭迎“当家的”回府的女眷们慌作一团。副官请五夫人去接宪兵司令部的电话。电话报告大元帅专列在老道口出事了，详情尚不清楚。

五夫人疑为幻听。撂下电话，就见一辆小卧车急急驶来，沈阳宪兵司令齐恩铭和大帅的副官王宪武抱下了一身是血的“当家的”，径直入宅，放到了小青楼里的五夫人床上。因为被炸之后，大帅神志迷糊地嗫嚅了几句，副官听懂了一句，是：“我到家……看看小五儿……”五夫人哭成泪人儿，五夫人声声呼唤！

医官赶来，但已无力回天。血肉模糊的张作霖残喘着，说：“我两条腿都没了……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然后，命丧黄泉，距被炸时只有四个小时，年仅五十四岁。

年方三十岁的五夫人大放悲声！另一位只有二十三岁的大帅遗孀马岳清更是哭成泪人儿！正是豁达的五夫人容忍了她，她才得以从一个津门戏班女孩儿的卑微角色，走上帅府六夫人的显贵之位。

哭声惊动了在场的东北军政要人。张作霖在绿林里结识的老伙计们大事不糊涂——此爆炸定有复杂背景，极可能是日本人所为！因为早在十几年前，日本人鼓动着宗社党和蒙古分裂分子闹“满蒙独立”时，就曾一天之内两次以炸弹袭击老帅。幸当时老帅仅四十出头，身手敏捷，马技又高，方躲过此劫。第一次遇袭，炸弹一响，只炸翻几个护兵，他飞身上马飞奔回府。不料，途中，竟再遇日本人投掷炸弹！这次，气浪把他的军帽都炸飞了，但他依然无恙，终于平安回到府中。北洋巨头里，像这样直接遭日本人再三谋杀者，仅张某一人，可想而知，这样的人怎么会“亲日”并“卖国”呢？

奉军老伙计们的判断是很有根据的。这一次，老帅北归，经过严密护卫，从山海关到沈阳城，京奉铁路全线，都是奉军守兵十步一哨地戒备着，但唯奉天城外的老道口一带归日本关东军警戒！而且，大帅在离开北京前曾与日本公使闹翻了。更蹊跷的是，随老帅一道离开京城的几位日本顾问，竟都在天津提前下了车！日本关东军不希望老帅回来，所以害死老帅以乘乱制造事端，是极可能的。所以，奉系军政大员们商定，在张学良从北京归来之前，秘不发丧！

这一天，恰巧是留驻京城的张学良的二十六岁生日。奉军总参谋长杨宇霆等一班留京的奉军高官嘻嘻哈哈聚到“少帅”居住的中南海里。然而，庆贺的酒杯还未端起，噩耗已自关外传来……

6月6日，亦即张作霖一命归西的两天之后，奉天省公署发布公报称：主座身受微伤，但精神尚好。

大帅府安之若素。医官依然天天换处方，厨房照常顿顿来送饭。其实，小青楼内，只有大智大勇的寿懿天天以泪洗面，陪着被安放在她卧室对面会客厅里的张作霖的遗体。

日本人狐疑：这么强烈的爆炸竟然没炸死“东北王”？他们后悔没派埋伏在两侧的日军敢死队冲上专列扫射或刺杀一番——当时阴谋策划者已经安排好三个方案：一是爆炸，二是在爆炸现场前不远的铁轨上安装脱轨器，三是敢死队直接冲锋与张作霖的卫队同归于尽。按日本人的方案，张大帅必死无疑。然而，现在，张作霖居然没死！

日本人心虚，便不敢再轻举妄动。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林久治郎来了，但他只能在办公区域被留住，按中国人的风俗，眷属区是不容外边男人进入的；日本人不死心，又让夫人们蹀躞着赶来探看究竟。好样的妇道人家寿懿，平日一样的浓妆艳抹，高高兴兴在小青楼的卧室里接待了东洋女人，甚至还让副官取来香槟，宾主共同为大帅的侥幸脱险而举杯呢！送客时，五夫人让女宾们远远地看望了西屋床上纱帐里“刚刚睡下”的大帅。灯火通明的房间逸出浓浓的医药味儿，鸦片灯具、水果还摆在榻畔，头裹绷带只留眼、鼻、耳的张作霖似睡得很香。日本人亲见张作霖尚在世，日本人愣是被五夫人蒙了！噩耗一直拖到半个月后——6月19日张学良回到奉天——才公之于世。

内眷们居住的小青楼。1927年6月4日，张作霖正是在这座小楼一层西室的床上去世的。摄于2004年10月。

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少妇，一个满族将军的格格，能在痛失家中栋梁的非常之际，咽泪装欢，从容应付危局，实堪钦敬！张作霖之死，除了使北洋政府提前折寿外，还使一个叫寿懿的不凡妇人从此湮没于尘世。“九一八”事变之后，五夫人带六夫人移居天津，深居不出。天津被解放军攻占前夜，她选择去了台湾，且在岛上一直活到1966年。正是这一年，大陆开始了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她和一直住在一起的六夫人马岳清躲过了大劫。

但五夫人毕竟是女人，她的大度是有限度的，她容得了阳气甚旺的老丈夫搞了马岳清，却再也容不得他搞了自己身边的侍女。这桩秘闻直至21世纪初，才被侍女和张作霖的遗腹子披露出来。

2001年9月18日，一个关乎张作霖家族的特别的日子，一位自称是张作霖第九子的古稀老人状告《北京电视》周刊侵犯了其名誉权。

中国新闻社次日向全国新闻单位发出了通稿：

这位老人在起诉书中称自己名叫张学忠，生于1928年6月22日。其母名叫李兰玉，原系张作霖府中的侍女。临终前她说自己是张作霖的第七位夫人（未举行婚礼），因政治原因由张的五姨太秘密安排在奉天悦来旅馆分娩。张作霖于1928年6月4日遇害，张学忠于18天后出生。后日军侵华，其曾一度隐瞒身世改名张忠诚。后张学忠担任了张学良及东北军史通化研究会会长。

这位叫张学忠的老人在起诉书中说，该刊第52期刊登的《假冒名人行骗案》一文公然地侵犯了其名誉权，因为该文称：张作霖一生共有六个夫人，生有八子六女，根本没有什么第九子。张学忠向法院提交了经过公证的其母李兰玉的遗嘱、张作霖的管家及其奶娘等多人的证明文件，还有他和多位张家亲属的合影，以证明其确系张作霖的第九个儿子。在起诉书中，张学忠除要求对方承担诉讼费用外，没有提出任何经济赔偿的要求，只是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停止侵权，赔礼道歉。

张作霖葬礼。图中匾额为“中外同哀”，右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之铭旌”。

不知这场官司结果如何，但我却知道精明的五夫人和她的一定也有些姿色的侍女李兰玉住过的小青楼意外地躲过劫难。“文革”那些年，住在此楼的“臭老九”们心疼家中的精美砖雕木雕，便用白灰抹平覆盖了起来。而整个大帅府竟也幸免于难，因是档案重地，实行了军管，绿军衣的屏障挡住了“破四旧”的红色狂潮。

喜中也有悲，小青楼虽未被直接冲击，但却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正面和侧面被几座20世纪70年代才建起的五层居民楼团团包围，一面高墙死死地堵在其心口，使它难以喘息。墙那边的数不清的自搭简陋建筑更是满目疮痍。本是大家闺秀，却不幸沦落于市井无赖之手，曾有的风度也就荡然无存。

被封堵在居民楼群中的小青楼，如同那井底之蛙，还能在浮嚣的俗市里独鸣多久？

隔一座重新垒起的假山，就是那幢著名的大青楼。假山是新堆的，但山洞口那两块石匾却是原来的，一块写“慎行”，一块写“天理人心”，都是张作霖的手迹。

穿过山洞通往大青楼，铁门锁上了。这座发生过许多历史事件的著名建筑，已经被脚手架围住，正因大修而暂停开放。

我们还是勇敢地从一旁的通道走了进去，且无视“施工重地谢绝参观”的牌子。刘禾曾在楼里住，所以，我们也有资格来怀旧。

楼内的墙皮全被凿光，地板也拆净了，有些地方连粗壮的梁柱也替换下来，只有墙四周的法国瓷砖熠熠如初。

大青楼只剩一个空壳子。

慎行　新堆起来的假山，山洞口的石匾却是真的，图为张作霖手迹“慎行”。

奉军第一次入关，以在直奉战争中的失败而告终。退回关外的张作霖决心“整军经武”，他把政治中心从四合院移到了新落成的大青楼。一楼西侧，是他的办公室和卧室，东侧三大间屋都是他的会议室兼会客室，此后，奉系的所有大事，无不是在此议决的。史料载，奉系军政高层，每每开一会儿会，抽一会儿大烟。所以，屋里应该有古色古香的烟榻。

三个会议室中，尤以东北角的“老虎厅”有名。老虎厅因屋里曾摆放着两尊东北虎的标本而闻名。这是张的把兄弟、奉军将领汤玉麟送来的装饰品。两只栩栩如生的猛虎摆在有些昏暗的屋里，曾让好多求见张作霖的客人自始至终心神不宁。那个美国记者鲍威尔当时坐在沙发上，背后的虎须拂着其后脑，写那本回忆录时他还心有余悸地说：“令人胆战心惊！”

但最令大帅府上上下下胆战心惊的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深秋，张作霖差一点下令一把火烧了这座偌大的宅子！

当时，奉军正与把持京津的“北赤”冯玉祥所部“国民军”激战，深受张氏父子信任的奉军第三军副军长兼京榆司令部副司令郭松龄突然前线倒戈，将张学良任军长的所部七万大军编为“东北国民军”，杀回奉天！张作霖猝不及防，暴怒中下令将一味纵容郭松龄的第三军军长兼京榆司令部司令张学良“军法从事”！好在老将们力劝老帅息怒，之后他又改令儿子戴罪立功将部队拉回来，“少帅”这才保住一条小命（时年二十四岁）。之后几天里，张作霖终日在这属于他的那几间屋里憋屈着，忽而横在烟榻上吞咽苦果，忽而下地走来走去自言自语。眼见叛军逼近，他不忍毁了奉天城，便做好下野去大连的准备。他一边大气地嚷嚷：他郭鬼子不就是想当东三省的家吗？都是自家人，我下野，他来干好了，何必大动干戈？一边又命令工兵将几卡车的煤油与木柴运来，准备撤退时焚毁此院，以免家园成为叛军的战利品而使自己蒙羞。所幸日本关东军找上门来，以划定双方不准交战范围的方式限制了郭军的进展（此密约也给张作霖带来杀身之祸，后面再说），大批奉军自东三省各地调来又抵挡住了郭军的进攻，更兼张学良派飞机满阵地撒传单扰乱了叛军人心，一夜之间，叛军全线溃败，郭氏夫妇被俘并被就地处决。大帅府这才幸存下来。

“老虎厅”真正骇人的是在张作霖死后的第七个月里的一次谋杀——老帅的头号心腹，奉军总参谋长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常荫槐，竟被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命人枪毙在此厅！

“处决杨常”成为震惊一时的事件。通常的说法是杨、常二人结为死党，勾结日本人，反对张学良易帜——所谓“易帜”，即是将在东北一直不肯降下的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改换为象征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的第二天，即向国民政府通电，称死者“破坏国家统一”。

不过，事实也许并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杨、常二人以振兴奉系为己任，痛恨张作霖的长子整天抽鸦片泡靓妞且不按时坐班的窝囊样，数次批评甚至讥讽张学良，惹恼了年轻气盛的“少帅”，这才招来杀身之祸。以杨宇霆的从政、治军能力，也许能为统一后的国家做更多的事，但却终因锋芒毕露而夭折了性命，死时才四十多岁，想想也挺可惜。尽管张学良厚葬了这位奉系的重量级人物，又优抚了其家属。但人都没了，悼词写得再好又有何益？

现在的“老虎厅”自然没了老虎。张作霖死后的大青楼，成了张学良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和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办公楼。后来，南京国民政府颁给张学良的一些威名赫赫的官职，如“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委员”、“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等，他也都是在这大青楼的一楼里接受的。他接受了这些职务后，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奉军也随之消失了，成了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老虎永远不在了。

正在大修的大青楼，所有的门窗都在另做，玻璃尚未换上。透过遮在窗上的厚塑料布，我看到了院外有一座别有风姿的小红楼——刘禾说，那就是“赵四小姐楼”，张学良专门在大帅府东墙外给女友赵一荻盖的一座日本风格的红砖楼房。

我想体验一下七十多年前张大帅在大青楼上俯瞰全沈阳城的豪迈心情，想窥一眼那个一直不得入住大院的忠贞的赵四小姐的孤苦，还想逐屋看看当年大帅夫人们及孩子们居住的房间，便一个人迎着咚咚乱响的施工噪音，摸索着上了二楼、三楼。

民工们正在屋梁上轰轰烈烈地干活，一地钢架、木板让人很难落足。我小心翼翼地转了每一个房间，每一层阳台。直到楼下的工头显然是冲着我大喊大叫了，我才循着宽大的老式楼梯返回楼下。大青楼东侧，有个已成残垣的西洋水池，显然是与这幢罗马式建筑同时建造的家中一景。张作霖这个最远只到过北京城的东北爷们儿，竟有建西洋式家园的审美眼光和勇气，可见思想并不守旧。

不过，大青楼的高台下怎会有座小庙呢？高楼与小庙，一大一小，一洋一土，十分不协调。趋前去看，门口墙上有标志牌：关帝庙。

朱门紧闭，我只好趴在门缝上朝里面看去。这是一座极静谧的庙，只三间青砖瓦房，却是雕梁画栋，楹联完善，似刚刚修缮完尚未开门迎客。

相传张作霖揭竿于绿林时，曾连连失利，有几次甚至险些丧命。一位算命先生告诉他：要一生供奉关帝。张作霖立时跑到附近的关帝庙烧香磕头。打这以后，张作霖总能逢凶化吉，便对关帝愈加崇信，逢年过节一定要去关帝庙朝拜。他建成此宅后，就在大院的东北角修建了这座关帝庙，平时不开门，除他本人外，任何人不得在此上香，逢年过节时，才准自家人进入。他把关老爷当成了自己的祖宗，祖宗的灵位也摆进了东殿。这里成了大帅府中最为神圣的地方。

有本书上是这样写的：

据在帅府工作过的老人回忆，张作霖每遇重大事件或难处理之事，尤其两次直奉战争及进兵北京之前，一定要进庙毕恭毕敬地摆上供品，举香长跪，嘴里念念有词：“关老爷，托您的福，我一直未死，我还想为老百姓干点好事，积点阴德。您老看我还行就保佑我，帮助我铲除恶人。您老看我不行就召我去，专门服侍您。”张作霖这些话极为恳切、感人，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张作霖官运亨通，每每逢凶化吉，青云直上，直到坐镇北京，都是有关公的庇护。

张作霖被炸死之后，民间传说更为离奇和神秘。有人说大帅把家搬到北京，对帅府的关帝庙有所怠慢而酿成杀身结局；有人说北京顺郡王府里没有关帝庙，因而坐不稳北京金銮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张作霖传奇的一生，除了他的才能、性格造就了他的显赫地位，崇拜关帝、供奉关帝也给了他信心和力量。

眼下的关帝庙已经修葺一新，只是不大的朱门上挂着一把锁。伏在门缝朝里瞅，既无人迹，又无香火，只一伙儿麻雀在殿前各有其词地争辩着什么。好一道清净无为的风景！

故人早辞大青楼，此地唯余关帝庙。七十多年来，这里的主人一直被认定为死有余辜的历史罪人，仅此而已，岂有他哉！探讨他究竟为何而殁的声音，一直如同这深院里的雀儿吵，不到近前，你是听不到其声的。

大帅府东门，已经被一堵墙拦在了院子外面，出大门转过去探看，是个破烂不堪的居民杂院。

当年，张大帅的棺椁就曾停厝于东大门内的东厢房里，未待抚顺那边的陵园建好，“九一八”事变猝发，大帅府和张大帅的僵尸都成了敌寇的战利品。

日本人知道死者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便把张的灵柩迁至沈阳的珠林寺浮厝。一班当了大汉奸的原奉系要员念及老上司的知遇之恩，使其遗骸得以保存下来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6月3日，在大帅的九周年忌日，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把兄弟）与日本人一同在奉天城为张氏操办了规模盛大的“慰灵祭”。送葬行列长达一里地，之后专列将其灵柩送往张作霖生前在原籍驿马坊为其母购置的墓地，将他在原配赵氏墓前安葬，并将两墓合为一座大坟，植松百株。

这位草莽起家的时代巨子，终又回到其最初发迹的地方。

因此，抚顺城外的元帅林成了一座千古空穴。

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张作霖？他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吗？他不是日本军阀在华的代理人吗？站在沈阳大帅府最深处的家庙前，我又想到了这个难圆其说的话题。

第一次真切触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时，是数年前，我坐在北京城里的一家很小的饭店里，瞅着马路对面的全国政协的宏伟建筑，一个人在发愣。

这条马路叫太平桥大街。南北不算长的太平桥大街上，最热闹的地方，是北口的那片以涮羊肉而“香誉”食客的几个“居”，如有北京的朋友请我吃饭，我常脱口而出：去能仁居（或口福居）吧！吃饭重要，但毕竟比不了参政、议政重要，所以说这条马路最重要的地方，即我对面的这座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及会堂。刚才，从它的西侧胡同口的那个小小的政协书店，我买了一大摞文史资料。虽说“精神食粮”已经多得拎不动了，但毕竟不是真的食粮，无以果腹，所以，我就拐进了路边这家饺子店。趁店家煮饺子的空当，我信手翻开其中一本。

这本小册子叫《北洋人士话沧桑》。其中一页，没看完，我就傻子一样愣住了——

张作霖起家创业于日、俄两大帝国近邻的东北，自幼耳濡目染，深知多年来日俄两国对中国的侵略危害，认为外国人都是狡猾残暴、欺软怕硬的歹徒，时具戒心。一九一六年五月他就任奉天督军后，就不断亲自尝到帝国主义欺压的滋味，首先是由日本策动的郑家屯暴动事件，以及他到南满车站欢迎日本要人在归途中遇刺、幸免于难的事，使他大伤脑筋。但国家积弱，中央既无力抗拒，一方将帅又焉能抵挡谲诈百出的强邻？所以他对外交事务迄无一定方针，也无具体政策，只是以随机应变的办法应付。

尽管我已经养成了从各级政协机关编辑的文史数据里来淘历史真相的习惯，但还是被这本薄薄的小书的内容震撼住了，那一个个字竟像钢琴上的琴槌，一下下敲得我心弦大起共鸣！

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苍老而又新鲜的声音，一个大悖于“历史定论”却又合乎情理的声音啊！

只记得我怔怔地看着马路对面的那座黄色巨厦，直到热腾腾的大馅儿饺子端到眼前也浑然不觉。

那一个中午，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门前，武警士兵们正在换岗，一个个动作利落，神情穆然。士兵换岗从来是一道观赏性很强的风景。

北洋时代，这儿一天到晚也不断上演这场秀。

那时候，这儿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家。

清末民初，但凡有点头脸儿的军阀、政客，便在京城有个固定的住处，京官自不待言，各地疆吏也无不在皇城根儿置办房产。张作霖发迹晚，所以迟至民国九年（1920年）才在京城里拥有自己的家——和在奉天城里买下前朝显宦的家一样，他在北京城看好的是前清时代的顺承郡王府。

大清国体土崩瓦解后，京城诸王府迅速凋零，末代顺承郡王文葵无以维系其庞大的家产，只好将王府的房契抵押在东交民巷里的法商东方汇理银行，靠贷款过活。民国九年（1920年），张作霖应大总统曹锟之邀来京，住在西单旧刑部街的奉天会馆里，闻知顺承郡王府的实情，遂斥巨资购之。得此偌大一片家产后，张上将军大兴土木，建成了京城西部这方赫然豪宅。随着旧王府的新主人在国内的分量，此地也越来越威严，延至北洋末期，所有军政大事均是在此拟定并布告天下的，此地甚是了得！

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29日，张作霖在天津被十五省通电推举为安国军总司令时，曾气吞山河地宣称：

决战之期，最多为一个月，最后胜利自然归我奉方……统一中国亦易如反掌也。

张作霖入京后，将北洋各部编为七个军团，拟与得到苏联人全力支持的“南赤”（蒋介石之北伐军）与“北赤”（冯玉祥之国民军）决一死战。搜查苏联使馆，逮捕并处决李大钊等“过激党首领”，也都发生在这一非常时期。从就任总司令，到登基大元帅，他与他的心腹不断地陈述着用兵“安国”的理由，从他们的对外谈话中，人们很可以知道“奉张”“矢志讨赤”的本意：

非俟南军排除俄国赤党，决无议和之望！

——安国军总参议杨宇霆

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消灭过激主义；舍过激主义，皆有商量之余地。

——大元帅张作霖

不过，此时，“南赤”、“北赤”已经合成一伙儿并不再相信苏联人，再加上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晋军阎锡山所部，四个方面军正全力向北京方向推进。会师徐州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下达了北伐总进攻令，战事因之变得空前惨烈——北伐军推进到山东境内后，遭遇到安国军两位副总司令张宗昌与孙传芳的近三十万的直鲁军的抵抗。北伐军步步为营，直鲁军节节败退，退至济南时，日本人借口保护在鲁日侨安全，竟擅自在青岛登陆后径赴济南屠杀北伐军外交官与士兵。南北双方的战事，又演化成外寇的寻衅。

于是，张作霖权衡再三，选择了退避——放弃大决战，把实力依然完整的数十万奉军撤回关外，关起门来，既可专心经营富饶而广袤的大东北，又能有效地遏制日本人在东三省的越来越凶险的胡作非为。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保存实力，以待将来。

所有共和国的教科书上说到“反动军阀”张作霖退出北京一节，用的全是贬义词，不是“仓皇出逃”，便是“被迫撤离”。用梁实秋、鲁迅他们打笔仗的话说，这很不“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音译，意为公平竞争）。

张作霖离京前，安国军并未被打垮，败退的只是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军队。安国军主力部队奉军在直隶、察哈尔、绥远和豫北地区与各路“党军”对决，按奉军将领于学忠的话说，是“旗鼓相当，时有进退”。戍守京津的奉军尚未与北伐军接火，而留守关外的奉军更是保存完好。也就是说，如果张作霖一意孤行与“党军”决一死战，豁上玉石俱焚也不肯退出最高权位，则其手中掌握的三四十万大军与国民党军死磕，北洋时代或可延续下去，中国版图上是否于20世纪前期重现南北朝亦未可知也！

时任安国军第四方面军参谋长的傅兴沛，在共和国初期，当过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北洋人士话沧桑》的作者王毓超老先生记录过傅先生的话：

据傅兴沛说：正当安国军与北伐军在华北平原进行决战之时，日本以护侨为名派兵开入胶东青岛，继而进占济南。张作霖等考虑国家前途，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义，曾召开府院联席会议，决定由秘书长任毓麟、外交总长罗文干主持，分别向日本政府和驻华使馆及其驻屯军提出抗议。

多么要紧的一段史料线索！可是，竟从来没有所谓的“正史”提及过！

正是因见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犯，西边的阎锡山亦加紧向北京压迫而来，见大势已去，张作霖不愿糜烂京津地方，才决定将安国军全部撤往东三省。

从5月20日他主持军政会议定下撤离，到6月3日晚上他登上返奉的专车，十余天的时间里，他拜会并宴请京城绅耆名流，接见并回访各国公使，甚至筹划将故宫里的文物悉数带回奉天保存，以防蒋介石把这些珍宝卖给俄国人换武器来攻打自己。只不过，在掌管故宫钥匙的北洋元老王士珍的一番劝说后，他才打消此念。

应外交使团和绅商代表之邀，他还安排一旅军队留京维持治安以待“党军”入城。

就在这时，可恶的日本人又跳出来了。他们乘机要挟张作霖，让张在郭松龄倒戈时张作霖与关东军草签的一份条约上正式签字，并要出关的奉军解除武装。

原东三省交涉总署行政处处长罗靖寰对此有详细回忆：

1925年冬，郭松龄反奉时，……奉天省城留守军力薄弱，人心惶惶。张除电告吉、黑两省速派军队救援外，并拟在危急之时逃往旅顺或大连暂避。一天，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奉其司令白川义则之命，偕同三浦中佐到达沈阳（时关东军司令部在旅顺——笔者注），通过张的日籍顾问野町武马约张作霖会晤于南满铁道会社所设的沈阳旅馆内。

斋藤以郭松龄率军叛乱，主动向张作霖说：如需关东军帮忙，请勿客气，尽管提出，我们可以用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为理由，叫他不能前进，必要时还可派关东军出兵阻击。

张以吉、黑两省部队虽已出动来援，但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虞，遂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拟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于是斋藤乘机将事先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提出，让翻译田中念给张听。张听完了即不加考虑地完全答应，随即在上面签了字。

然而，过后，罗靖寰等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副领事田中喜市进行正式谈判时，发现日本人的要求令人无法接受，其主要内容包括：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将吉林至敦化的铁路延至图们江与朝鲜铁路接轨，洮昌道各县设日本领事馆。罗向张汇报之后——

他才恍然大悟地说：“我原来认为让日本人租房地做点买卖，同意他们在延吉、珲春派驻几个警察管理朝鲜人维持治安，那有什么关系呢？不料内容是这样啊！你们的报告和解说，跟我当时听到他们念的根本不一样！”随即大骂：“日本人没有好心肠，全是插圈设套转弯骗人。”

记住了！日本人乘人之危时念给张作霖听的，与事后提交的正式外交文件，“根本不一样”！所以，张大帅嘱咐罗等人：

咱们绝对不能承认日本在袁世凯时代所提“二十一条”要求以内的事，免得东三省父老兄弟骂我是卖国贼！

按张大帅的指示，罗靖寰等人一直以拖延战术敷衍日本人。此次张作霖要回到奉天了，日本又乘虚而入，逼他在那份既是欺诈又是霸王的条约上正式签字。

与张家有世交的大元帅府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

当时听到张作霖大声嚷着说：“你们这样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此前，他甚至当着这位日本使节的面，怒不可遏地摔了自己的旱烟袋，那个名贵的翡翠烟嘴竟被摔成了两瓣儿！

比忌“胡子”（土匪）更甚的是，张作霖最怕背负“卖国贼”骂名。还在段祺瑞执政时，张作霖就痛骂过前来解释欲与日本签订黑龙江、吉林省金矿森林借款协定的段的亲信：“我姓张的治理东北这些年，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你们为了借钱养兵，连地下带地上的和老百姓的祖坟都卖了！”说这话时，张的腰杆子一定是直的，他有资格骂别人啊——“我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们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

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不会有什么政治智慧，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越折腾越厉害，直至入主中南海成为大元帅后，方知他们遇到的是一位大智若愚的太极拳高手，一位不可能向他们低头的血性男人。

卑鄙的日本人只能靠谋杀来解脱困境。罗靖寰即分析过，此条约未签，“无疑是日本害张作霖的原因之一”。

在离开人世之前的几年，老迈的张学良曾颤巍巍地告诉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父亲“有宏才，度量大，但没有大略”，而蒋介石“有大略，无宏才”，如果他们两人合作，“不仅可以征服中国，还可以征服世界”。张学良还认为：父亲非常爱护老百姓，东北人拥戴张氏父子是因为他们“没有刮地皮”；实际上父亲是爱国的，他只是表面上应付日本人，并不真正答应他们的要求；日本人感觉上了张作霖的当，后来便下手害死了他。

是呀，这么现成的答案，为什么总不被权威教科书采纳呢？一说到张作霖之死，为什么总要绕舌说上一通似是而非的原因？

张作霖署名的最后一份声明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2日发表的《息争通电》，他宣称将退出北京，此后国事“悉听国民裁决”。此前，这位仿照老友孙中山模式担任了“大元帅”的大军阀，已经做出比较开明的政治决定：于赞成三民主义之外，加上“民德主义”以尊崇旧道德，改称“四民主义”；南北双方停战；合并南北政府等等。

张作霖任陆海军大元帅，离开北京前留影。

一切安排好后，他才登车而去。非“仓皇”也，实“从容”也。

因大元帅的一声令下，安国军——最后的北洋军——全线停止了军事行动，逐次退往东北方向，不断有不愿出关的将领被蒋介石和冯玉祥以重金收买，率部“反正”，编为国民革命军，追击从前的友军。因而，收尾时的“北伐”战争，实际成了“党军”各部欢声笑语的扩军之旅。

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同胞厮杀的内战惨剧，因张作霖的主动退避而猝然停演了。张氏所为，正如同十四年前隆裕皇太后拍板清廷逊位一样，都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历史性选择。因退让，兄弟不再相戕，人民不再牺牲，社稷得以保全，国脉得以延续。功耶？过耶？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凌晨一时，张作霖神情黯然地离开了现在全国政协办公大楼的这个地方，专车碾着太平桥大街上专为他而铺洒的黄土，穿过一个个奉军守兵的背影，驶向火车站。

月台上，由二十节车厢组成的专列已经在呼哧呼哧地叹息着了。他强作欢颜地与暂留京城的总参议杨宇霆、军团长张学良等要员们作别，自兹一去不复回。

谁也不曾料想，日本人已经为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张作霖出京，标志着北洋时代已经进入弥留阶段。

他将其陆海军大元帅和安国军政府总理的印信、令旗等，都带上了车。不知是为了留作纪念，还是为了卷土重来。

凭武力和阴谋统一了中国的中国国民党人，把乱纷纷的“北洋”的大幕落下了。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使命也告终结，人家看好的是孙总理生前定下的南京。“北京”因之改名“北平”。待“党国”的大幕在南京重新拉开后，民国的主席台上已经换了一班人就座。易帜后张学良被安排在了蒋中正的副座，成为威风赫赫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回到北平，成为整个北方的第一号军事领袖。“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他竟然指示所辖的东北军不准抵抗，致使东北迅速沦丧，因而成为千夫所指的“不抵抗将军”。从二十九岁那年他率兵入关参加拥蒋战争以后，就再也没回故乡，当然也一直未让其父入土为安。

元帅林的墓室内景，空旷的石棺上，永远不会有墓主人了。摄于2001年10月。

整整一百岁的“少帅”以基督教的仪式下葬于太平洋中的异国小岛上，他永远不会回家乡为父亲迁葬了。现在的大帅府里的照片告诉人们，张作霖在原籍辽宁省凌海市（旧称锦县）石山镇驿马坊的苹果林里，与他的结发妻子赵春桂相会于九泉下了。那里，还有他患难与共的二哥张作孚。

抚顺城外的“元帅林”永远不会有主人了。

没有主人的“元帅林”不是地图上的圆圈，它小得连黑点都不是。但在中国近代史籍上，它应该是个圆圈，一个虽说并不圆满但却决不能忽略的圆圈。

一个北洋时代的句号。

草莽里的元帅林告诉我，注意到这个句号的人，还不是很多。

2002年2月23日完稿

2005年7月25日修订

2011年6月25日重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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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始末》，文津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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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中华书局1960年4月版。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10月版。

《章士钊传》，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吴佩孚传》，新华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2月版。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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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交往录政界人物续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9月版。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版。

《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

《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

《民国奇才奇文·李大钊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6月版。

《中国共产党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97年6月版。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9月版。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民国人物列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陈独秀诗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7月版。

铁葫芦

历史馆书目　　｜阅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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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霸业的兴废》许倬云先生以其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深厚学养，从系统论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古今中外大国霸业的成败兴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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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道义　葫芦藏好书

北洋时代可能并不是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精神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步入选票时代的艰难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的笨拙尝试。

本书以人物为经线，以时间为纬线，实地探访历史遗迹，爬梳史料，带着温情与敬意亲近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北洋时期代表人物，追述他们在晚清民国大变革时代中的升降沉浮，以崭新的视角、生动的笔触，还原了北洋时代的风貌，颠覆了人们对北洋时代的既有认识，呈现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治生态、人物风采。

大气磅礴，重塑百年国士风采。

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